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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巴斯曼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巴斯曼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44]
（1918年8月30日）
简要报道
从2月到10月，资产阶级在社会妥协派的支持下统治了革命的俄国，一时成了革命俄国的主人。
米留可夫—古契柯夫政府刚迈出几步，人民群众就已清楚资产阶级要把他们引向何处。俄国资本家和地主实质上在继续奉行已被人民推翻的沙皇的政策，但他们的卑鄙勾当却受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掩护，这些人表面上是社会主义者，实际上则背叛社会主义，为英法交易所效劳。
妥协派被十月起义抛弃、被革命清除出去以后，又在乌克兰、高加索、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重操旧业。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推翻了这些地方的苏维埃，并把布尔什维克活动家交给捷克斯洛伐克走卒和俄国白卫分子去折磨。
在这些地方的苏维埃的废墟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资本家和地主大奏凯歌，工人和农民在呻吟咒骂。土地交给了贵族，工厂还给了原主。八小时工作制被废除，工农组织被取缔，沙皇的地方自治机关和旧的警察统治重新肆虐。
让每一个在政权问题上还摇摆不定的工人和农民看看伏尔加河流域，看看西伯利亚，看看乌克兰吧，那时他自己就会得出明确答案。（热烈欢呼，经久不息）
载于1918年8月31日《真理报》第18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81—82页
注释：
[44]这是列宁在莫斯科巴斯曼区于加夫利科夫广场粮食交易所（今斯巴达克广场巴乌曼区少年宫）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当天各区群众大会的主题是“两种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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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关于贫苦农民委员会没收富农种子粮的问题（不晚于1918年8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贫苦农民委员会没收富农种子粮的问题
（不晚于1918年8月30日）
是否应当补充一点？
让贫苦农民委员会从富农那里没收种子粮，无论如何要这样做，如果现在不行，以后也得向富农征收——先暂时从地主农场拿出一部分粮食交给贫苦农民作种子。［注：建议是针对哪个文件提出的，未能确定。——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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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关于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报告（1918年8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报告
（1918年8月29日）
1
人民委员会决定[43]
委托各人民委员部于一周内写出1917年10月25日以来工作情况的简要报告（2—5印张）。
报告应当写得非常通俗，应当特别注意工人组织和无产阶级代表在管理方面如何发挥作用的情况，以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和旨在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重大措施。
全俄肃反委员会也应写出类似报告。
请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对自己的工作也作出同样的决定（特别是宪法和苏维埃历届代表大会的总结）。
2
给各人民委员的信
1918年8月29日
8月29日人民委员会作了要求在一周内写出工作报告的决定，关于决定的执行问题，我谨提出几点希望：
报告应当写得非常通俗，其中特别要指出：
（a）群众生活改善的情况（工人、国民教师等工资提高的情况）；
（b）工人（优秀工人个人和工人组织等）参加管理的情况；
（c）贫苦农民参加管理以及在反对富农的斗争中协助苏维埃政权的情况；
（d）剥夺地主、资本家、商人、金融家等的情况。
主要的任务是用事实具体说明，苏维埃政权究竟是怎样采取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最初的步骤）的。
列宁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79—80页
注释：
[43]人民委员会关于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报告的决定，于1918年8月29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决定看来是列宁在这次会议上起草的。——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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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42]
（1918年8月28日）
（列宁同志进入会场，全体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同志们！我们正处在一个最紧要、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历史关头，——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成熟的关头。现在连那些缺乏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远见的人也明白，这场战争不会怎么开始就怎么结束，就是说，不会由原来那些帝国主义政府象通常那样缔结一项和约来结束。俄国革命表明：战争必然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它必然变成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战争。俄国革命的意义就在这里。
不管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困难多大，不管各国怎样不惜花费千百万金钱来散布诬蔑俄国革命的谣言，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感觉到，俄国革命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在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对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进行战争的同时，世界各地又开始了另一种战争，那就是受到俄国革命这个榜样鼓舞的各国工人阶级向本国资产阶级宣布的战争。一切迹象表明，奥地利和意大利正处在革命的前夜，这两个国家的旧制度正在迅速瓦解。在德、英、法这些比较稳定比较巩固的国家里，同样的过程也在进行，只是稍有不同，不那么显著罢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战争不可避免要完蛋。德帝国主义者没能把社会主义革命扼杀。德国在红色拉脱维亚、芬兰和乌克兰镇压革命，结果是它自己的军队陷于瓦解。德国在西线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原来那样的军队已不存在。德国外交官们半开玩笑说过，德国士兵在“俄国化”。现在这已经不是玩笑话，而是使他们感到痛苦的事实。在德国军队中，反抗情绪在增长，“叛变”成了常有的事情。另一方面，英法正在作最后的努力以保持自己的地位。他们向俄罗斯共和国猛扑过来，把资本主义的弦都要绷断了。连资产阶级报刊也承认，工人群众的情绪已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在法国，“保卫祖国”的思想遭到破产；在英国，工人阶级宣布“国内和平”破裂。这就是说，英法帝国主义者已经打出了自己的最后一张牌。我们有绝对把握说，这张牌一定会被吃掉。（热烈鼓掌）不管某些集团怎样叫嚣说布尔什维克依靠的是少数，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在俄国国内找不到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的力量，只好求助于外国的干涉。这样一来，英法工人阶级就被迫参加了这场具有明显的侵略性质、旨在扼杀俄国革命的战争。这就是说，英法帝国主义，也可以说世界帝国主义，就要咽气了。（热烈鼓掌）
不管在一个人民自己打倒了战争和遣散了旧军队的国家里重新造成战争状态多么艰难，不管在激烈的国内战争中重新组织军队多么不容易，我们还是克服了一切困难。军队建成了，战胜捷克斯洛伐克军、白卫分子、地主、资本家和富农也就有了保证。（热烈鼓掌）劳动群众懂得，他们不是为一小撮资本家的利益作战，而是为自己的事业作战。俄国的工人和农民第一次有了可能自己来管理工厂和水地，这个经验一定会对他们发生影响。我们的军队是由优秀分子组成的，是由觉悟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每一个上前线的人都懂得，他不仅是为俄国革命的命运而斗争，而且是为整个国际革命的命运而斗争，因为我们可以相信，俄国革命只是一个榜样，只是一系列革命的第一步，战争必然会以这一系列革命而告终。
国民教育事业是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能够用十分明显的真理来驳斥骗人的谎言。战争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拿来作幌子的“多数人意志”是怎么回事，战争清楚地表明一小撮财阀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各国人民拖入大厮杀。人们原来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是为多数人服务的，这个信念现在已经彻底破产了。我们的宪法，我们的苏维埃（它在欧洲看来是个新事物，但我们早从1905年革命的经验中就知道了），是揭露资产阶级民主制虚伪骗人的本质的最好的宣传鼓动材料。我们公开宣告由被剥削的劳动者实行统治，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这就是我们不可战胜的原因。
在国民教育方面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国家愈文明，它就愈会骗人，说学校可以脱离政治而为整个社会服务。
事实上，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工具，它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观念，它的目的是为资本家培养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战争表明，现代技术的奇迹怎样成了靠战争发财的资本家屠杀千百万工人和搜刮巨额财富的手段。战争遭到内在的破坏，因为我们摆出了真理，揭穿了他们的谎言。我们说，我们办学的事业同样也是一种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我们公开声明，所谓学校可以脱离生活，可以脱离政治，这是撒谎骗人。那些最有学识的资产阶级旧文化人士实行怠工是怎么一回事呢？怠工比任何鼓动员、比我们所有的讲话和成千种小册子都更清楚地说明，这些人把知识当作专利品，把知识变成他们对所谓“下等人”实行统治的工具。他们利用自己受到的教育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公开反对劳动群众。
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在革命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他们看到，只有我们的制度才使他们能够进行真正的统治；他们深信，国家政权完完全全是在帮助工人和贫苦农民，使他们能够彻底粉碎富农、地主和资本家的反抗。
劳动者渴求知识，因为知识是他们获得胜利所必需的。十分之九的劳动群众都懂得：知识是他们争取解放的武器；他们遭到挫折就是因为没有受教育；现在要真正做到人人都能受到教育，全靠他们自己。我们事业的保证在于群众自己动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俄国。他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从自己的失败和错误中学习。他们知道，要使他们所进行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是多么地需要教育。尽管许多机关似乎在瓦解，尽管怠工的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我们看到，斗争经验已使群众学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所有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同情人民的人，优秀的教师们，都会帮助我们，——这就是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胜利的可靠保证。（欢呼）
载于1919年《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74—78页
注释：
[42]这是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三天会议上的讲话。本卷《附录》收有这篇讲话的提纲。
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8月26日—9月4日在莫斯利高等女子学校（今莫斯科国立列宁师范学院）举行。参加大会的有各地国民教育局的代表、教师代表和各文化教育组织工作人员的代表700多人。列宁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在会上作了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报告。大会还听取了其他一些关于教育问题的报告。——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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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阿列克谢耶夫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阿列克谢耶夫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8月23日）
简要报道
（列宁同志出现时，响起了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同志们，今天我们党召开群众大会来谈这样一个题目：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而奋斗。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作一个最简短的回答：为了停止帝国主义战争，为了社会主义。
还在战争初期，在反动统治和沙皇制度存在的时期，我们就已经声明，这是一场罪恶的战争，摆脱它的唯一出路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当时很多人不明白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什么联系，甚至很多社会党人也认为这场战争同其他战争一样，一定会以缔结和约的方式结束。
但是四年战争给了人们很多教益。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没有别的出路。继俄国革命之后，各交战国的革命也日益成熟。怎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说明共产党人对战争的态度和我们对战争的评价。我们认为，为了实现帝王和资本家的侵略野心而进行的一切战争，都是罪恶的战争，因为这种战争给劳动阶级带来死亡，却给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带来丰硕的果实。
但是有些战争，工人阶级应该称之为唯一正义的战争，——这就是为了摆脱资本家的奴役、压迫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战争是必要的，因为只有通过斗争我们才能得到解放。
1914年德国和英法两国之间爆发战争，是为了瓜分世界和争夺扼杀全世界的权利，可是两个营垒的资本家都竭力用“保卫祖国”的口号来掩盖他们的侵略野心，用这种无稽之谈来安抚人民群众。
在这场大厮杀中，千百万人死去了，千百万人成了残废。战争变成了全世界的战争。人们越来越产生这样的问题：这些无谓的牺牲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英国和德国遍体血污，但又没有摆脱战争的出路，因为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即使停止战争，另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仍会继续打下去。
资本家太过分了，他们掠夺得太多了。同时，军队在瓦解，到处都有逃兵；意大利山区都是逃兵，法国的士兵拒绝作战，甚至德国的军纪也大不如从前了。
法国和德国的士兵开始懂得，他们应该掉转头来，把枪口对准本国政府，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结束流血的战争是不可能的；从这里人们意识到必须展开各国工人反对各国资本家的斗争。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困难的。国内战争要拖很多个月，甚至很多年，俄国人想必是懂得这一点的，因为他们知道，推翻统治阶级是多么困难，俄国的地主和资本家是怎样拼命地顽抗。
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不同情布尔什维克，不相信总有一天也会象俄国工人那样推翻本国政府。
我们俄国共产党人暂时是孤立的，因为我们这支队伍比其他队伍超前了，我们和其他同志被分割开了。但我们应该首先行动，因为我们的国家最落后。我们的革命是全世界的革命，我们将在各国工农的援助下解决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任务是艰难的，很多无用之人和有害分子跑来加入我们的行列，但工作已经开始，如果说我们也犯错误，那么不应该忘记，每个错误都会给人以启迪和教益。
资本主义是一种国际力量，因此，只有在一切国家而不只是在一个国家战胜它，才能把它彻底消灭。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战争就是反对全世界资本家的战争。
工人们正挺身奋起进行这一斗争；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纷纷参军，因而军队中渗进了为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的思想。
无产阶级群众一定能保证苏维埃共和国战胜捷克斯洛伐克军，使它能够支持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列宁同志的讲话在全场热烈鼓掌和欢呼中结束）
载于1918年8月2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8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7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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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综合技术博物馆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综合技术博物馆群众大会上的讲话[39]
（1918年8月23日）
（热烈欢呼）我们的纲领是什么呢？是争取社会主义。在世界大战的现阶段，要摆脱这场战争，除了社会主义胜利，没有别的出路。但是许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现在，人类大多数都反对血腥的大厮杀，但是他们理解不到这种大厮杀同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联系。甚至资产阶级也能一眼看出目前这场战争所造成的惨祸，但它不可能承认，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结束战争……这个主要思想始终是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各国革命的社会党人同那些想使和平降临人间而又要牢牢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的区别所在。
为什么要进行战争呢？我们知道，大多数战争都是为了王朝的利益进行的，所以叫作王朝战争。但有时进行战争也是为了被压迫者的利益。斯巴达克掀起的战争就是为了保卫被奴役的阶级。在至今还存在的殖民压迫的时代，在奴隶制时代和其他时代，都进行过这种战争。这种战争是正义的，是不能谴责的。
但是，我们一谈到目前这场欧洲战争就要加以谴责，那完全是因为它是由压迫阶级进行的。
目前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相信各国外交家的话，那么，法国和英国进行战争是为了保护弱小民族，反对野蛮人，反对德国生番；德国进行战争是为了反对威胁文明的日尔曼民族的野蛮的哥萨克，为了保卫祖国免遭敌人进犯。
但是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是经过准备和酝酿的，是不可避免的。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就象美日战争的不可避免一样，为什么不可避免呢？
因为资本主义使土地这项财富集中在某些国家手里，连最后一块土地都瓜分完了；再要瓜分，再要增加这种财富，就只能损害别人，为了一个国家的利益去损害另一个国家。这个问题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因此，世界掠夺者之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领导这场战争的，迄今一直是两大公司——英国和德国。英国是最大的殖民强国。尽管英国本土的人口不超过4000万，它的殖民地的人口却在4亿以上。它早就依靠强权侵占了别国的殖民地，侵占了大量土地，并加以开发。但在经济方面，近50年来它已落后于德国，德国的工业超过了英国的工业。德国大规模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制度结合了起来，于是德国打破了记录。
这两个巨头的称霸斗争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
如果说从前，英国靠强权侵占了荷兰、葡萄牙等国的土地，那么现在，德国登台了，说该轮到我从别人那里捞一把了。
可见，问题在于两个最强的国家为瓜分世界而争斗。又因为双方都有亿万资本，它们之间的斗争就成了世界范围的斗争。
我们知道，为了发动这场战争，它们干了多少秘密的罪恶勾当。我们所公布的秘密条约证明，对战争原因的一切解释全是空话，所有国家，包括俄国在内，都是受着靠牺牲弱小民族来发财的肮脏条约约束的。结果是强者更富足，弱者遭蹂躏。
不能把战争的爆发归罪于某些个人；责怪帝王们造成这场大厮杀是错误的，这场大厮杀是资本造成的。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这个尽头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是它造成了争夺全世界的战争。
说进行战争是为了解放弱小民族，这是弥天大谎。两只野兽依然虎视眈眈地对峙着，而它们身旁就有不少惨遭蹂躏的弱小民族。
所以我们说：除了国内战争，别无摆脱帝国主义大厮杀的出路。
当我们在1914年谈到这一点时，有人说这是空中楼阁，但是我们的分析被后来全部事态的发展证实了。现在我们看到，沙文主义的将军们已经没有兵了。不久以前，在受战争之害最深、对保卫祖国的口号最容易接受（因为敌人已经兵临巴黎城下）的法国，护国派遭到了惨败；诚然，沙文主义是因为有了龙格这样一些动摇分子而遭到惨败的，但这一点毕竟不那么重要。
我们知道，在俄国革命初期，政权落到了那些老讲空话而口袋里依然装着沙皇条约的老爷手里。如果说俄国各政党向左转得快一些，那是得助于革命前万恶的制度和我们的1905年革命。
而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是聪明而谨慎的资本主义，它拥有强大而严整的组织，因此，摆脱民族主义狂热的过程比较缓慢。但是终究不能不看到，帝国主义战争正在缓慢而痛苦地终结。
根据完全可靠的消息，德国军队整个在瓦解，而且干起了投机生意。情况也只能是这样。一当觉醒的士兵开始明白流血牺牲纯粹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瓦解现象就不能不蔓延开来。
维持得最久、最稳固的法国军队同样表明，它也免不了要瓦解。马尔威审判案多少披露了一点法国的情况，使我们看到有成千的士兵拒绝开赴前线[40]。
这一切就是在俄国已经展开的那种事变将要发生的先兆。不过，文明国家展示的内战情景将比俄国更加残酷。芬兰就证实了这一点，这个欧洲所有国家中最民主的国家，妇女最早得到选举权的国家，竟野蛮地残暴地镇压红军战士，但红军战士并没有轻易屈服。这种情景表明，多么残酷的命运正等待着这些文明国家。
你们可以看出，说俄国军队的瓦解是布尔什维克一手造成的这种责难是多么荒谬。
我们这支队伍只不过比其他国家的工人队伍先走了几步，这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的队伍强，而是因为我国资产阶级的愚蠢政策使俄国工人阶级较快地挣脱了资产阶级套在它身上的枷锁。现在，我们为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也就是为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现在，在世界各国大大小小的工人集会上，都在谈论布尔什维克，他们都了解我们，知道我们目前是在从事全世界的事业，是在为他们进行工作。
我们在废除土地私有制，把企业和银行（目前银行正在组织工业）收归国有的时候，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谴责，说我们犯了大量错误。的确如此，但是工人们在自己创造社会主义，不管我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我们是在实践中学习，是在为掌握正确进行革命的艺术打基础。
正因为如此，我们受到如此疯狂的仇视！正因为如此，法帝国主义不惜以几千万、几万万的金钱来支持反革命，因为反革命会把我国工农拒绝偿还的几十亿债款归还法国。
现在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都以登载各种谎言为乐事，它们说人民委员会已迁往图拉，而十天以前又有人在喀琅施塔得看到这个委员会等等；说莫斯科就要陷落，苏维埃当局已经逃跑。
整个资产阶级，整个过去的罗曼诺夫皇族，所有的资本家和地主，都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军，因为他们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有可能摧毁苏维埃政权。协约国知道这一点，所以发动了一场最激烈的战斗。它们在俄国缺乏骨干力量，就找上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因此，对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不能掉以轻心。这次叛乱引起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暴动，而富农和白卫分子的一系列叛乱标志着我国革命历史的最后几页。
苏维埃政权的处境是艰难的，对此不能熟视无睹。但是只要看看四周，你们就不能不对胜利充满信心。
德国屡遭失败，而这些失败是德国士兵“叛变”的结果，这已不是什么秘密；法国士兵由于安德里厄同志被捕而在最危急的时刻拒绝开往前线，政府为了调动军队只好释放他；等等，等等。
我们作出了很多牺牲。布列斯特和约就是一个重伤，我们曾经期望德国发生革命，但是当时革命还没有成熟。现在革命正在成熟，革命无疑在酝酿中，它必然会到来。不过只有傻瓜才会问西欧革命什么时候到来。革命是无法推算的，革命是无法预报的，它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它在逐渐成熟，而且一定会爆发。难道在二月革命前一个星期，有人知道它就要爆发吗？难道在发疯的神父把人民引到冬宫去的时候[41]，有人想到过1905年那场革命就要爆发吗？但是现在革命在逐渐成熟，而且必然会发生。
因此我们必须把苏维埃政权保持到西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错误应当成为西欧无产阶级的教训，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教训。俄国革命以至国际革命的生路，都在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战线上。我们已经得到消息，那支不断被将军们出卖的军队，那支疲惫不堪的军队，由于我们的党员同志和工人同志的加入，已开始取得胜利，开始在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表现出革命的热情。
我们相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一旦我们取得胜利，就能保住社会主义。（热烈欢呼）
载于1926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20卷第2册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65—70页
注释：
[39]这是列宁在莫斯科戈罗德区综合技术博物馆群众大会上发表的讲话。这一天各区群众大会的主题是：“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而奋斗”。——66。
[40]1917年春天和夏天，法国军队中广泛展开了反对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据官方统计，运动遍及75个步兵团，23个步兵营，12个炮兵团。
俄国二月革命的胜利对法国人民群众的反战运动有很大影响。二月革命后，1916年被沙皇政府派到法国的俄军成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监督指挥部的活动。大多数士兵拒绝作战，要求临时政府调他们回国。他们的范例对法国士兵起了感染作用。法国士兵们纷纷举行集会，要求改善他们的处境和停止帝国主义战争，实现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平，并要求把那些宣传必须战到最后的众议员、参议员和新闻记者送到前线去。有些地方还发生了士兵暴动。法国政府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首领的帮助下，镇压了军队中的革命运动。事件平息后，法国内政部长让·路易·马尔威以对“失败主义者”斗争不力的罪名受到法庭审判。——69。
[41]指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怀着挑衅的目的，建议工人于1905年1月9日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在请愿那天，沙皇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1000多人被打死，2000多人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月9日成了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的起点。——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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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委员会关于马铃薯价格的决定草案（1918年8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马铃薯价格的决定草案[37]
（1918年8月22日）
（1）马铃薯的固定价格推迟到10月1日实行。
（2）向中央统计局下达任务：
立即动员统计部门的全部力量
（α）统计马铃薯的收获量；
（β）对马铃薯的大、中种植者进行统计和登记
首先在莫斯科周围盛产马铃薯的省份进行；
然后在其他一些出产马铃薯的省份进行。
要求中央统计局局长于明天即星期五汇报采取的措施，以后每周汇报两次。
（3）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参加下）火速讨论如何建立一种制度，（对出售马铃薯的货主）要求必须持有有署名的收据，作为用畜力车、火车和船舶自由运输马铃薯的条件。
（4）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立即动员一切力量，在8月25日以前做好组织工作，按自由价格火速地、广泛地收购马铃薯，至少要收购到4000万普特，并集运到两个首都的和各军事基地的国家仓库。
（5）为此要通过各工业省份的工会和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动用广大工人的力量。
（6）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于明天即星期五提出报告，汇报这项工作的进程和在准备工作中所采取的措施（以及有关这项工作的数字统计），以后每周报告两次。
（7）为粮食人民委员部完成马铃薯收购任务拨款5亿卢布。
（8）明天就公布本决定的第1条。[38]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02—403页
注释：
[37]这个决定草案略加修改后，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8月22日会议上通过。——64。
[38]人民委员会这个决定的第1条公布于1918年8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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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给美国工人的信[30]
（1918年8月20日）
同志们：有一个参加过1905年革命、后来在你们国家住过多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向我建议，我的这封信由他带给你们。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因为美国革命无产者正是在目前担负着一个特别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毫不调和地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这个最新最强的、最后参加资本家为瓜分利润而进行的全世界各民族间的大厮杀的帝国主义。正是在目前，美国的亿万富翁们，这些现代的奴隶主们，揭开了血腥的帝国主义的血腥历史上特别悲惨的一页，因为他们赞同英日野兽们为扼杀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发动的武装进攻，不管这种赞同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公开的还是伪善地掩盖起来的，都是一样。
现代的文明的美国的历史，是从一次伟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争开始的；这种战争，同那些因帝王、地主、资本家瓜分已夺得的土地或已攫取的利润而引起的掠夺战争（象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比较起来，是不多见的。这是美国人民反对英国强盗的战争，这些英国强盗当时压迫美国，使它处于殖民地奴隶地位，就象这些“文明的”吸血鬼现在压迫印度、埃及和世界各地的亿万人民，使他们处于殖民地奴隶地位一样。
从那时起，差不多过去了150年。资产阶级的文明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美国就人的联合劳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就应用机器和一切最新技术奇迹来说，都在自由文明的国家中间占第一位。同时美国也成了贫富最悬殊的国家之一，在那里，一小撮亿万富翁肆意挥霍，穷奢极欲，而千百万劳苦大众却永远濒于赤贫境地。曾经给世界树立过以革命战争反对封建奴隶制榜样的美国人民，竟沦为一小撮亿万富翁的现代的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充当雇佣刽子手的角色，为了满足富有的恶棍们的愿望，1898年在“解放”菲律宾的借口下扼杀了菲律宾[31]，1918年又在“保卫”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受德国侵略的借口下来扼杀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
但是，四年各民族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并没有白白过去。英德这两个强盗集团的恶棍们对人民的欺骗，已被不可争辩的明显事实彻底揭穿了。四年战争的结果表明，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运用在强盗分赃战争上就是：谁最富最强，他聚敛的财富就最多，掠夺的就最多；谁最弱，他遭到的掠夺、蹂躏、压榨和扼杀就最厉害。
英帝国主义强盗就他们拥有的“殖民地奴隶”的数量来说是最强的。英国资本家不但没有丧失“自己的”（也就是他们在数百年间掠夺来的）一寸土地，反而夺取了德国在非洲的所有殖民地，夺取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扼杀了希腊，并已开始掠夺俄罗斯了。
德帝国主义强盗就“他们的”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来说是最强的，但就拥有殖民地来说是较弱的。他们失掉了所有的殖民地，却抢劫了半个欧洲，扼杀了大批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从交战双方来看，这是多么伟大的“解放”战争！两个集团的强盗们，英法资本家和德国资本家们，同他们的走狗社会沙文主义者即投靠“本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一起，多么出色地“保卫了祖国”！
美国的亿万富翁们几乎是最富的，并且处在最安全的地理位置上。他们聚敛的财富最多。他们把所有的国家，甚至最富有的国家，都变成了自己的进贡者。他们掠夺了数千亿美元。每一块美元都有英国和它的“盟国”、德国和它的附庸国缔结的各种肮脏的秘密条约的污迹，为了分赃、为了在压迫工人和迫害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方面互相“帮助”而缔结的各种条约的污迹。每一块美元都有使每个国家的富人发财、穷人破产的“有利可图的”军事订货的污迹。每一块美元都有1000万死者和2000万残废者的血迹，他们在这场为了确定英国和德国强盗谁争得更多赃物、英国和德国刽子手谁在摧残世界弱小民族方面占首位而展开的伟大的、高尚的、解放的、神圣的斗争中血流成河。
如果说德国强盗在军事屠杀的残暴性方面打破了纪录，那么英国强盗不仅在夺得的殖民地的数量方面，而且在玩弄令人厌恶的虚伪手法的高超方面，也打破了纪录。正是现在，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用几百万份报纸来散布诽谤俄国的言论，同时却虚伪地把自己对俄国的掠夺性进攻说成是要“保卫”俄国不受德国人的侵略！
要驳倒这种卑鄙龌龊的谎话，用不着多费唇舌，只要指出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实就够了。1917年10月，俄国工人刚把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推翻，苏维埃政权，革命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就公开向所有交战国建议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公正的和约，充分保证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的和约。
正是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接受我们的建议，正是他们甚至拒绝同我们商谈普遍和约！正是他们背叛了各国人民的利益，正是他们延长了帝国主义大厮杀！
正是他们一心指望把俄国重新拖入帝国主义战争而拒绝了和平谈判，从而使得同样是掠夺成性的德国资本家能够为所欲为，把兼并性、强制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强加给俄国！
很难设想还有什么比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把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归“罪”于我们的这种虚伪手法更可恶的了。恰好是当时能够把布列斯特谈判变为各国都参加的缔结普遍和约的谈判的那些国家的资本家们，现在竟来“责难”我们！靠掠夺殖民地、靠各民族间的大厮杀发了财的残暴的英法帝国主义者，在布列斯特谈判之后又把战争延长了将近一年之久，却“责难”我们这些曾向所有国家建议缔结公正的和约的布尔什维克，“责难”我们这些撕毁了以前沙皇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罪恶秘密条约并把它们公布出来使它们当众出丑的布尔什维克。
全世界的工人，不论他们生活在哪一个国家，都欢迎我们，同情我们，向我们鼓掌欢呼，因为我们斩断了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帝国主义肮脏条约、帝国主义压迫的锁链，因为我们不惜付出最大的牺牲而争得了自由，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虽然遭受过帝国主义者的摧残和掠夺，但仍然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在全世界面前举起了和平的旗帜，社会主义的旗帜。
毫不奇怪，国际帝国主义匪帮因此憎恨我们，“责难”我们，帝国主义者的一切仆从，包括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内，也“责难”我们。这些帝国主义走狗对布尔什维克的憎恨，正如同世界各国觉悟的工人的同情一样，使我们更加相信我们事业的正义性。
为了战胜资产阶级，为了把政权转到工人手中，为了开始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可以而且应当不惜任何牺牲，包括牺牲一部分国土，包括在帝国主义面前遭受严重失败，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谁不用行动证明他有决心为了真正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而使“他的”祖国承担最大的牺牲，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英国和德国的帝国主义者为了“自己的”事业，就是说，为了夺取世界霸权，不惜彻底毁灭和扼杀从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到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等一大批国家。那么，社会主义者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使全世界劳动人民摆脱资本压迫，为了争取普遍的持久的和平，难道因为找不到一条没有牺牲的道路就应当观望等待吗？难道因为不能“担保”轻易获得胜利就应当害怕开始战斗吗？难道应当把“自己的”、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祖国”的安全和完整置于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之上吗？应当百倍地鄙视抱有这种想法的国际社会主义的败类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奴才。
英、法、美三国的帝国主义豺狼们“责难”我们同德帝国主义达成了“协议”。十足的伪君子！一群恶棍！他们看见“他们”本国工人对我们表示同情而吓得发抖，竟诽谤起工人政府来了！但是他们的伪善面孔一定会被揭穿。他们假装不懂两种协议的差别：一种是“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本国和外国的）达成协议来反对工人，反对劳动者；另一种是为了保卫战胜了本国资产阶级的工人，为了无产阶级能利用资产阶级不同集团间的对立，而同具有一种色彩的资产阶级达成协议来反对具有另一种民族色彩的资产阶级。
实际上，每一个欧洲人都很清楚这种差别，而美国人民，正象我就要指出的，在他们本国的历史中特别具体地“感受到了”这种差别。协议和协议不同，正如法国人所常说的：fagotsetfagots。［注：都是柴捆，各有不同。——编者注］
当德帝国主义强盗在1918年2月派兵进攻没有武装的、把军队复员了的、在国际革命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就信赖无产阶级国际声援的俄国时，我毫不犹豫地和法国君主派达成了一种“协议”。一位口头上同情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忠心为法帝国主义效劳的法国上尉沙杜尔，领了一个叫让·吕贝尔萨克的法国军官来见我。让·吕贝尔萨克向我声明：“我是一个君主派分子，我的唯一目的就是使德国失败。”我答道，这是很自然的（celavasansdire）。这丝毫也不妨碍我和让·吕贝尔萨克达成“协议”，利用愿意帮助我们的、精通爆破技术的法国军官去破坏铁路线，以阻止德国人的进犯。这是每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赞同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协议”的范例。我和法国君主派分子握手时，明明知道我们当中每一方都很想把自己的“伙伴”绞死。但是，我们的利益暂时是一致的。为了对付向我们进攻的德国掠夺者，为了维护俄国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我们利用了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同样是掠夺性质的相反利益。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俄国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加强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而削弱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我们采用了在一切战争中都必须采用的最合理的手段——随机应变，迂回，退却，以便等待一些先进国家中迅速发展着的无产阶级革命完全成熟起来。
不管英、法、美三国的帝国主义豺狼怎样凶恶地号叫，不管他们怎样诽谤我们，不管他们怎样花费千百万金钱收买右派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的和其他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报纸，如果英法军队对俄国的进攻需要我和德帝国主义强盗缔结这样的“协议”，我将毫不迟疑地这样做。我很清楚，我的策略将得到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一句话，整个文明世界的觉悟的无产阶级的赞同。这样的策略将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加速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削弱国际资产阶级，加强正在战胜国际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的阵地。
而美国人民早就运用过这一策略，并给革命带来了好处。当美国人民进行反对英国压迫者的伟大解放战争的时候，压迫美国人民的还有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现在的北美合众国的一部分领土当时就属于他们。美国人民在争取解放的艰苦战争中，为了削弱压迫者，为了加强从事反压迫的革命斗争的人们的力量，为了被压迫群众的利益，也曾和一些压迫者缔结“协议”去反对另一些压迫者。美国人民利用了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纠纷，有时甚至同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这些压迫者的军队并肩作战，反对英国压迫者。美国人民先战胜了英国人，然后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手中解放了自己的国土（一部分是赎回的）。
伟大的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32]。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一帆风顺，各国无产者必须一下子就采取联合行动，事先必须保证不会遭到失败，革命的道路必须宽阔、畅通、笔直，在走向胜利的途中根本不必承受极其重大的牺牲，不必“困守在被包围的要塞里”，或者穿行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谁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迂腐气，谁就常常会在实际上滚入反革命资产阶级的阵营，象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比较少见）那样。
这些老爷喜欢跟着资产阶级责难我们，说我们制造革命“混乱”，“破坏”工业，造成失业和饥荒。这些人明明欢迎和支持过帝国主义战争，或同继续进行这一战争的克伦斯基达成过“协议”，却发出这种责难，多么假仁假义！这一切灾难正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罪孽。战争所引起的革命，不能不经受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痛苦，那都是各民族间进行了多年的毁灭性的反动的大厮杀遗留下来的。责难我们“破坏”工业或制造“恐怖”，这是假仁假义，要不就是极其迂腐，不能理解被称为革命的那种尖锐到极点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基本条件。
实质上，这一类“责难者”即使“承认”阶级斗争，也只是口头上承认，实际上往往陷入要各个阶级“协议”与“合作”的小市民空想。因为在革命时代，阶级斗争在一切国家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而没有极严重的破坏，没有恐怖，没有为了战争利益而对形式上的民主的限制，国内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只有甜言蜜语的牧师，不管是基督教牧师，还是沙龙的议会的社会党人这样的“世俗”牧师，才会看不见、不理解和感觉不到这种必然性。只有僵死的“套中人”[33]才会因此避开革命，而不在历史要求用斗争和战争来解决人类最大的问题时以最大的热情和决心投入战斗。
美国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美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继承了这种传统，不止一次地表示完全同情我们布尔什维克。这种传统就是18世纪的反英解放战争以及后来19世纪的国内战争。1870年，美国在某些方面，如果只拿某些工业部门和国民经济所遭受的“破坏”来说，是落后于1860年的。但如果有人根据这点而否定美国1863—1865年国内战争的极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那该是多么迂腐、多么愚蠢呵！
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懂得，为了推翻黑奴制度，为了推翻奴隶主的政权，就是使全国经历多年国内战争，遭受任何战争都避免不了的极严重的破坏和恐怖，也是值得的。可是现在要来解决推翻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这个无比伟大的任务时，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辩护人以及被资产阶级吓倒的、躲避革命的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却不能理解也不愿意理解国内战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了。
美国工人是不会跟着资产阶级走的。他们将同我们一起，拥护反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世界工人运动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使我坚信这一点。我还记得美国无产阶级最爱戴的领袖之一尤金·德布兹的话，他在给《向理智呼吁报》（AppealtoReason）[34]——似乎是在1915年底——写的一篇文章《我将为什么而战》（《WhatshallIfightfor》）里（1916年初，在瑞士伯尔尼一次公开的工人大会上，我曾引用过这篇文章［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在伯尔尼国际群众大会上的讲话》——编者注］）说道：
他，德布兹，宁愿被枪毙，也不会投票赞成给现在这场罪恶的反动的战争拨款；他德布兹只知道一种神圣的、从无产者观点看来是合理的战争，那就是反对资本家的战争，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的战争。
威尔逊这个美国亿万富翁的头子、大资本家的奴仆把德布兹逮捕入狱，并不使我感到惊奇。让资产阶级去残酷地迫害真正的国际主义者、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吧！他们愈是残暴，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日子就来得愈快。
有人责难我们，说我们的革命造成了破坏……这些责难者究竟是什么人呢？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而正是资产阶级在四年帝国主义战争中几乎毁灭了欧洲的全部文化，使欧洲陷入野蛮、粗野和饥饿的境地。正是这个资产阶级现在又要求我们不要在这些破坏的基础上、在文化的废墟中间、在战争造成的废墟中间进行革命，不要同那些被战争弄得粗野的人一起进行革命。这个资产阶级多么人道、多么公正啊！
资产阶级的奴仆们责难我们实行恐怖……英国资产者忘记了自己的1649年，法国人忘记了自己的1793年[35]。当资产阶级为了本身利益对封建主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工人和贫苦农民胆敢对资产阶级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竟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当一个剥削者少数为了代替另一个剥削者少数而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就是正当的、合理的。当我们为了推翻一切剥削者少数，为了真正的大多数，为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利益而开始实行恐怖的时候，恐怖竟成为骇人听闻的和罪恶的！
国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战争中，即在确定由英国强盗还是由德国强盗来称霸世界的战争中杀死了1000万人，使2000万人成了残废。
如果我们的战争，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战争，要在世界各国一共牺牲50万人或100万人，资产阶级就会说：前一种牺牲是合理的，后一种牺牲是罪恶的。
无产阶级的说法却完全不同。
现在无产阶级通过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祸充分地具体地懂得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它是一切革命给我们的教诲，是工人最好的导师、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给工人留下的遗言。这个真理就是：不镇压剥削者的反抗，革命就不能成功。在我们工人和劳动农民掌握了政权以后，我们的职责就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我们自豪的是，我们一直在这样做。我们惋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强硬，不够坚决。
我们知道，在一切国家中，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疯狂反抗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革命愈发展，反抗就愈厉害。无产阶级一定能摧毁这种反抗，在打垮资产阶级反抗的过程中完全成熟起来，最后取得胜利，取得政权。
让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报刊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我国革命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吧。我们不怕有错误。人们并不因为发生了革命而变成圣人。劳动阶级多少世纪来一直受压迫，受折磨，被迫处于贫穷、愚昧、粗野的境地，他们干革命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而资产阶级社会的尸体，正如我有一次说过的，又不能装进棺材，埋到地下［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80页。——编者注］。被打死的资本主义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污染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用陈旧的、腐败的、死亡的东西的密网死死缠住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
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其中包括我国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向全世界大肆宣扬我们所犯的错误，可是我们每犯一百个错误就有一万个伟大的英勇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平凡的，不起眼的，是淹没在工厂区或偏僻乡村的日常生活中间的，是由不习惯（也没有可能）向全世界大肆宣扬自己每一个成就的人们做出来的，因此，也就更加伟大，更加英勇。
假定事情完全相反（虽然我知道这种假定不符合事实），假定我们每有一百个正确行动就有一万个错误，我们的革命仍然是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因为这是第一次不是由少数人，不是仅仅由富人、仅仅由有教养的人，而是由真正的群众、由大多数劳动者自己来建设新生活，用自己的经验来解决社会主义组织工作中的最困难的问题。
在这项工作中，在这项千百万普通工人和农民真心实意地进行的改造他们整个生活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抵得上剥削者少数的一千个、一百万个“没有错误的”成就，在欺骗和愚弄劳动者方面所得到的成就。因为工人和农民只有通过这样一些错误才能学会建设新生活，学会不要资本家也能进行建设，才能给自己开拓出一条穿越千万重障碍而到达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
我们的农民在进行革命工作时会犯错误，但他们在1917年10月25日（俄历）的一夜之间就一举废除了一切土地私有制，并且现在逐月地克服着莫大的困难，自己纠正自己的失误，切实地解决着极困难的任务：创造新的经济生活条件，同富农作斗争，保证土地掌握在劳动者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富人手里），向共产主义的大农业过渡。
我们的工人在进行革命工作时会犯错误，但他们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差不多已经把所有的大工厂收归国有，现正通过日常的艰苦的劳动学习管理整个工业部门的新业务，克服因循守旧、小资产阶级性和利己主义这些巨大的阻力，使国有化企业走上正轨，用一块块基石为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工会对其会员的新的权力奠定基础。
我们的苏维埃，远在1905年的群众运动高潮中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在进行革命工作时会犯错误。工农苏维埃，这是新的国家类型，新的最高的民主类型，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是在不要资产阶级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来管理国家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民主第一次为群众为劳动者服务，不再是富人的民主，而在一切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国里，民主始终是富人的民主。人民群众现在第一次为亿万人解决实现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专政的任务，而不解决这一任务，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
让学究们或满脑子资产阶级民主偏见或议会制偏见的人们在谈到我们的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不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时候去摇头耸肩表示不解吧。这些人在1914—1918年的大转变时期既没有忘掉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与劳动者的新的民主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最广泛地吸引群众参加政治相结合，——这样的结合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也是保守的议会民主制的陈旧形式容纳不了的。新的世界，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以苏维埃共和国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毫不奇怪，这个世界不会一生下来就完美无缺，不会象密纳发那样一下子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36]。
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大书特书形式上的平等和集会权利，我们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苏维埃的宪法则抛弃形式上平等的虚伪词句。当资产阶级共和派推翻帝制时，他们并不关心君主派同共和派的形式上的平等。现在要来推翻资产阶级了，只有叛徒或白痴才会极力为资产阶级争取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如果所有好的建筑物都让资产阶级占去了，“集会自由”对工人和农民来说就一文不值。我们的苏维埃把城市和乡村中好的建筑物从富人手里全部夺了过来，并把所有这些建筑物交给了工人和农民，供他们集会结社之用。这就是我们的集会自由——劳动者享受的集会自由！这就是我们的苏维埃宪法、我们的社会主义宪法的意义和内容！
正因为这样，我们大家深信，不管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会遭到什么灾祸，它是不可战胜的。
它之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疯狂的帝国主义的每一次打击，国际资产阶级使我们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会激励更多的工人和农民起来斗争，使他们从惨重的牺牲中受到教育，使他们受到锻炼，激发起新的群众性的英雄主义。
我们知道，美国工人同志们，你们的帮助也许还不会很快到来，因为革命的发展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速度（也不能不是这样）。我们知道，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不管它近来成熟得多么快，在最近几个星期内还不可能爆发。我们指望国际革命必然发生，但这决不是说，我们象傻瓜一样指望它在某个短时期内必然发生。我们国家有过两次大革命（1905年和1917年），所以知道革命是不能按定单或协议制造的。我们知道，形势把我们俄国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队伍推到前面，并不是由于我们的功劳，而是由于俄国特别落后；我们知道，在国际革命爆发之前，一些国家的革命遭到失败还是可能的。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坚定地认为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人类不会毁于帝国主义大厮杀，而一定会战胜它。第一个打碎帝国主义战争的沉重锁链的就是我们国家。我们在打碎这条锁链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牺牲，但是我们把它打碎了。我们摆脱了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我们在全世界面前举起了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而斗争的旗帜。
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队伍来援助我们之前，我们就好象守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里。但这些队伍是存在的，他们比我们人数众多，他们正随着帝国主义继续肆虐而日益成熟起来，日益成长壮大起来。工人们正在同龚帕斯、韩德逊、列诺得尔、谢德曼、伦纳之流的社会主义叛徒决裂。工人们在缓慢地但是坚定不移地转向共产主义的即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挽救正在毁灭的文化和正在毁灭的人类。
总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战胜的。
尼·列宁
1918年8月20日
载于1918年8月22日《真理报》第17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8—64页
注释：
[30]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由当时刚从美国回来的布尔什维克米·马·鲍罗廷负责设法送出。在外国武装干涉和资本主义各国对苏维埃俄国实行封锁的情况下，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克服许多困难。把信送到美国的任务是由п．и．特拉温（斯列托夫）完成的。随信带去的还有《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和苏维埃政府致威尔逊总统的要求停止干涉的照会。美国一些报纸刊登了宪法和照会。
《给美国工人的信》的英译文（略有删节）于1918年12月发表在美国社会党左翼的两个机关刊物——在纽约出版的《阶级斗争》杂志和在约翰·里德、片山潜参与下在波士顿出版的《革命时代》周刊上。由于很受读者欢迎，这封信曾作为《阶级斗争》杂志的单印材料大量出版，后来又多次在美国和西欧各国的社会党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1934年在纽约出版了这封信的全文单行本。——47。
[31]1898年4月，第一次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美西战争爆发。起初，美帝国主义诡称支持菲律宾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答应在菲律宾群岛解放后保证菲律宾的独立。可是，在1898年夏秋之间，当菲律宾起义军几乎解放了整个群岛并宣布成立菲律宾共和国时，美帝国主义者却派兵在菲律宾登陆，占领了马尼拉，并于12月10日与西班牙签订和约，以2000万美元的代价把菲律宾夺到自己手中。1899年2月4日，美军指挥部对菲律宾共和国开始采取军事行动，挑起了美菲战争。美帝国主义用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的两手，扼杀了菲律宾的民族解放斗争，把菲律宾变成了它的殖民地。——48。
[32]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对美国经济学家亨·查·凯里《就政治经济学问题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信》的评论中说：“历史道路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全然是在旷野上穿行，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泥泞不堪，时而经过沼泽，时而穿过密林。谁怕沾上尘土和弄脏靴子，他就不要从事社会活动。”（见《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50年俄文版第7卷第923页）——55。
[33]“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56。
[34]《向理智呼吁报》（《AppealtoReason》）是美国社会党人的报纸，1895年在美国堪萨斯州吉拉德市创刊。该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很受工人欢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国际主义立场。
列宁提到的尤·德布兹的文章是1915年9月11日在该报发表的，文章的标题应是《何时我会去作战？》。——57。
[35]指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也曾对封建主实行恐怖。1649年1月30日，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白厅前广场上被当众处决。1793年1月21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58。
[36]密纳发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的最高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据古罗马神话故事，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一生出来，就身着盔甲，手执长矛，全副武装。后来，人们常用“象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比喻某人或某事从一开始就完美无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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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莫斯科党委会议上关于组织同情者小组的两次讲话（1918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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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党委会议上关于组织同情者小组的两次讲话[29]
（1918年8月16日）
记录
1
现在感到力量奇缺，而群众中存在着可以利用的力量。要充分相信工人群众，并善于从他们中间吸取力量。办法就是把青年中和工会中的同情者吸收到党内来。即使不能按期交纳党费，也没有什么危险。如果我们抽调6000人去前线，同时发展12000人，并不会有多大危险。应当利用道义上的影响来扩大我们的党。
在我们的群众大会上很少有新人出来讲话，而我们是很希望他们讲话的，因为他们的讲话有很生动的内容。应当设法做一些尝试。必须从工人中提拔年青人，以便实现工人群众的监督。现实生活要求我们趁日本人和美国人还没有在西伯利亚站稳脚跟的时候，把很多党员派到前线去。要有新生力量——年青人来接替老的。
2
党员应当在工人当中大力开展鼓动工作。只要是能够做一点事情的同志，就不要让他们陷在文牍工作里面。
必须扩大我们对工人群众的影响。党的支部表现得很不主动，它们在当地的活动本来是很能影响非党群众的。必须重视俱乐部工作，从群众中吸收党的工作人员。
不可任用那些追求地位的人，应当把这种人驱逐出党。
载于1928年1月22日《真理报》第1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6—47页
注释：
[29]鉴于俄共（布）需要从先进的最有觉悟的那一部分劳动人民中吸收新的力量，1918年8月16日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会议上，根据列宁的倡议，提出了组织同情者小组的问题。列宁在讨论中曾两次发言。根据他的建议，会议决定着手建立同情者小组并制定该组织的章程。8月22日，《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刊登了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同情者组织章程。章程规定了参加同情者小组的手续以及小组组员的权利和义务。8月31日，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批准了这一章程。同情者小组的建立加强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吸引了更广泛的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后来，由同情者小组形成了预备党员制度。——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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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关于工农联盟问题给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电报的草稿（1918年8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工农联盟问题给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电报的草稿[27]
（1918年8月16日）
贫苦农民委员会是同奴役劳动农民的富农、财主、剥削者作斗争所必需的。但是在人数很少的富农和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之间有一个中农阶层。苏维埃政权从来没有在任何问题上宣布过要同中农作斗争，也没有进行过这种斗争。一切与此背道而驰的办法或措施都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斥责，都应该加以制止。社会主义政府必须实行同中农妥协的政策。苏维埃政权不止一次地用事实证明了遵循这项政策的坚定决心。其中最重要的事实是：大多数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通过了并十分忠实地执行着土地社会化法令；把粮价提高了两倍（1918年8月……的法令）。关于农业机器问题的法令等等[28]，其用意也在此。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务必严格遵守上述政策。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5页
注释：
[27]列宁起草这份电稿，是因为从各地获悉，有些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歪曲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的路线，如一些地方把组织贫委会的口号错误地解释为贫苦农民应当同所有其他的农民——不仅同明显的富农，而且同人数众多的中农——对立起来；不吸收中农参加贫委会的选举，甚至有些贫委会不是选出的，而是乡苏维埃任命的。这份电稿是经列宁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签署后于1918年8月17日发给各省苏维埃和粮食委员会的电报的基础。电报刊登于8月1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44。
[28]指人民委员会1918年8月6日关于提高粮食固定收购价格的决定（见注25）和《关于给农业供应生产工具和金属的法令》。后一文件的草案提交人民委员会批准时由列宁作了补充（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22页），它的最后文本于1918年4月24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公布于4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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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罗戈日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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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戈日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18年8月9日）
如果考察一下战争的结果，那么战争所造成的伤亡人数会使我们大吃一惊：1000万人死亡，2000万人残废。是谁发动了这场战争呢？？是掠夺者，是英国和德国的掠夺者。工人们从这场战争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剥削者和资产阶级照旧掐着工人们的脖子。再不要相信那些空话了。要相信事实！强盗们变得更富了。英国是靠掠夺殖民地。德国是靠掠夺占领区。英国扼杀了希腊。它强占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现正唆使日本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注：即海参崴。——编者注］登陆。另一个强盗——德国瓜分了塞尔维亚、罗马尼亚、芬兰、乌克兰，几乎侵占了整个欧洲的1/4。这帮强盗在空话的掩盖下，贪婪地喝着本国工人的鲜血。抢劫我国的那些强盗，那些掠夺者，想把我们卷进战争。但是，同志们，你们都还记得我国革命是怎样发展壮大起来的。你们都还记得1905年第一次革命后大屠杀的情形。你们都还记得，1914年，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国家杜马的代表们，由于敢于直言，说当时爆发的战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阶级对贫苦劳动人民的掠夺和抢劫，因而遭到流放，被送去服苦役。你们都还记得，革命浪潮怎样一浪高过一浪，逐步达到最高潮位：爆发了1917年十月革命。同志们，通过回忆你们知道，革命是艰难而缓慢地发展起来的。
只有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我们才取得了工人的彻底胜利。我们使工人能够自己支配他们双手所创造的劳动成果，而不再替剥削者和掠夺者干活。
然而，革命也在其他一些国家里发展壮大起来。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李卜克内西曾经试图投票反对战争。1915年，他作为一名士兵，曾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和在前线阵地上发表演说，反对战争。李卜克内西被捕入狱了，但是在德国代之而起的，却有成千上万个李卜克内西。因此在德国，为了实现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原则而消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日子也为期不远了。
在英国，工人们宣称：“国内和平见鬼去吧。我们再也不愿意跟我国的吸血鬼们和睦相处了。”
德国、奥地利、法国和英国的监狱都关满了起来斗争的无产阶级。
然而，革命并没有沉寂下来。1918年1月德国爆发的罢工，最近英国发生的一系列罢工，奥地利此起彼伏的骚乱，——这一切都是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奏。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起来了。
我们仍然处于四面被围的状态。
投机倒把分子、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全都跑到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分子那边去了。
外国资产阶级唆使群众反对我们，并且侵占俄国的北部。
这些人在向我们进行报复，因为我们到处燃起了熊熊烈火，因为我们推翻了资本家和富农对工人和农民的统治。
但是总有一天，世界各国工人会团结起来。
我们处境困难，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支队伍。但是，援军就要到了。我们须得再坚持一下。我们要打垮捷克斯洛伐克军，消灭反革命运动。
同志们，我们保卫苏维埃政权，不仅是为维护俄国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而且也是为维护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全世界无产阶级满怀希望和喜悦注视着[我们]，[我们]［注：本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俄文版编者加的。——编者注］决不会辜负他们的希望。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9卷第194—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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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索科利尼基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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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科利尼基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26]
（1918年8月9日）
简要报道
（经久不息的掌声）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进入第五年，现在每个人都清楚是谁需要战争。富有的人更富有了，而贫苦的人现在简直被资本主义压得喘不过气来。贫苦的人民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代价是流血牺牲，而得到的奖赏只是饥饿、失业和勒得更紧的绞索。
战争是英国和德国的强盗发动的，他们觉得地盘太小，无法共存，都想扼杀对方，不惜让全世界工人血流成河。这两个强盗都要人相信自己的动机是为了人民幸福，实际上他们干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发财。
英国正在掠夺从德国手里抢来的殖民地，掠夺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一部分，而德国则掠夺波兰、库尔兰、立陶宛和乌克兰。这两个国家的百万富翁的财富增加了十倍，但是，他们还是打错了算盘。
这两个强盗拚命地厮打，不知不觉靠近了深渊。他们已经无法阻止这场必然推动各国人民起来革命的战争了。
俄国革命把火种撒遍了世界各国，从而使走得过远的帝国主义更加接近深渊的边沿。
同志们，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但是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紧紧握住我们举起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
各国工人满怀希望地看着我们。你们可以听到他们的呼声，听到他们在说：再稍许坚持一下吧；你们被敌人包围了，但是，我们一定会来支援你们，靠我们的共同努力，最终一定能把帝国主义强盗抛进深渊。
我们听到了这个呼声，我们宣誓：是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将在自己的岗位上竭尽全力进行战斗，决不会在向我们进攻的世界反革命势力面前放下武器！
载于1918年8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7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3—44页
注释：
[26]1918年8月9日（星期五）这一天，莫斯科的13个区都举行了群众大会。大会主题是“世界大厮杀的第五年”。这是列宁在索科利尼基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同日他还在罗戈日区群众大会上讲了话。——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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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的斗争！（1918年8月6日以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的斗争！
（1918年8月6日以后）
苏维埃共和国被敌人包围了。但是，它一定会战胜国内外的敌人。我们看到，工人群众的热情已经高涨起来，这是胜利的保证。我们看到，西欧革命的大火迸射火花和烈焰已经日益频繁，这使我们坚信国际工人革命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
目前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外部敌人是英法和日美的帝国主义。这些敌人现时正在进攻俄国，掠夺我国的土地，强占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并已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注：即海参崴。——编者注］推进到（如果法国报纸所载属实的话）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克。这些敌人收买了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将领和军官。这些敌人向和平的俄国进攻时的残暴行为和掠夺行为同德国人在2月进攻时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英国人和日本人不仅要侵占和掠夺俄国的土地，而且要推翻苏维埃政权，以便“恢复战线”，就是说，重新把俄国拖入英德两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通俗一点说，就是强盗战争）。
英日资本家想在俄国恢复地主资本家政权，好来共同瓜分在战争中夺得的赃物，好让英法资本奴役俄国工农，好从俄国工农身上搜刮几十亿借款的利息，好来扑灭已经在我国燃烧起来、大有向全世界蔓延之势的社会主义革命烈火。
英日帝国主义野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占领和征服俄国。甚至我们的邻国——德国也没有这样的力量，它在乌克兰的“试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英日帝国主义者本来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但是他们没有得逞。首先奋起斗争的是彼得格勒的工人，接着是莫斯科的工人，然后是整个中部工业地区的工人，他们愈战愈齐心，愈顽强，愈奋勇，参战的人也愈来愈多。这就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英日资本主义强盗进攻和平的俄国时，还指望同苏维埃政权的内部敌人结成联盟。我们很清楚这个内部敌人是谁。那就是仇视工人和劳动农民（即那些并不喝同村人血的农民）政权的资本家、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子弟。
富农暴动的浪潮扩展到全国。富农疯狂仇视苏维埃政权，恨不得把千千万万的工人斩尽杀绝。我们很清楚，如果富农获得胜利，他们就会无情地屠杀千千万万的工人，同地主资本家联合起来，恢复折磨工人的苦役，取消八小时工作制，使工厂重新受资本家支配。
以前欧洲历次革命的情况都是这样，每一次都是富农利用工人的软弱得以推翻共和制而恢复君主制，推翻劳动人民的政权而恢复剥削者、富人、寄生虫的无上权力。我们在拉脱维亚、芬兰、乌克兰、格鲁吉亚也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到处是贪婪残暴的富农和地主资本家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反对所有的贫民。到处是富农以闻所未闻的血腥手段残害工人阶级。到处是富农联合外国资本家来反对本国工人。立宪民主党人[23]、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一直是这样干的；只要回顾一下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24]的业绩就够了。现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由于极端愚蠢和毫无气节也在这样干，他们在莫斯科发动叛乱来支援雅罗斯拉夫尔的白卫分子，支援喀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匪；无怪乎这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受到了克伦斯基及其朋友法帝国主义者的赞扬。
任何怀疑的余地都不可能有了。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不是富农把无数的工人杀掉，就是工人把占人口少数的富农掠夺者反对劳动人民政权的暴动无情地镇压下去。这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和睦相处绝不可能，因为富农可以而且不难同地主、沙皇、神父和好，即使他们发生过争吵，但是要同工人阶级和好是永远办不到的。
因此，我们把反对富农的斗争称为最后的斗争。这并不是说，富农再不会多次举行暴动，也不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再不会多次向苏维埃政权进攻。所谓“最后的”斗争，是说我国最后一个、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剥削阶级起来反对我们了。
富农是最残忍、最粗暴、最野蛮的剥削者，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他们屡次恢复过地主、皇帝、神父、资本家的政权。富农的人数比地主和资本家多。但是富农毕竟是人民中的少数。
假定在我们俄国，按以前的情况即按强盗们夺去乌克兰等地以前的情况来说，约有1500万农户。在这1500万农户中，大概有1000万户是贫苦农民，他们或者靠出卖劳动力过活，或者受财主盘剥，或者没有余粮，被战争的重担弄得穷苦不堪。中农应当说大约有300万户。富农，财主，粮食投机者，恐怕不超过200万户。这些吸血鬼在战争期间靠人民受穷发了财，他们通过抬高粮食和其他各种食物的价格积累了几万、几十万的货币。这些吸血蜘蛛靠战争中破了产的农民，靠挨饿的工人养肥了。这些水蛭吸吮劳动人民的血，城市和工厂的工人愈挨饿，他们就愈发财。这些吸血蝙蝠过去和现在总是把地主的土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一再盘剥贫苦农民。
要无情地向这些富农开战！消灭他们！仇恨和鄙视那些保护富农的党派——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现在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工人们必须用铁拳粉碎那些同外国资本家勾结起来反对本国劳动者的富农的暴动。
富农利用贫苦农民的愚昧和分散，唆使他们反对工人，有时收买他们，让他们做粮食投机生意“赚上”百把卢布（同时又从贫苦农民手里抢去成千上万卢布）。富农极力要把中农拉到自己那边去，有时也的确把他们拉过去了。
但是工人阶级决不应该同中农分道扬镳。工人阶级不可能同富农和好，然而可以谋求并且正在谋求同中农妥协。工人政府即布尔什维克政府不是用言论而是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用来证明这一点的，是我们通过了并严格执行着“土地社会化”法令；在这个法令里，我们对中农的利益和观点作了许多让步。
我们用来证明这一点的，是把粮价提高了两倍（这是几天以前的事情）[25]，因为我们完全承认，中农的收入往往和目前的工业品价格不相适应，应予提高。
任何一个有觉悟的工人都会向中农解释这点，并耐心地、不懈地、反复地向他们证明，社会主义同沙皇、地主、资本家政权相比，对中农好处无穷。
工人政权从来没有欺负中农，也决不会欺负他们。可是沙皇、地主、资本家、富农的政权从来都是不仅欺负中农，而且简直是扼杀他们，抢劫他们，使他们破产，世界各国无一例外，俄国也是这样。
同贫苦农民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同他们完全打成一片；对中农让步、妥协；无情地镇压富农，镇压这些吸血鬼，吸血蝙蝠，抢劫人民的强盗，利用粮荒发财的投机分子；——这就是有觉悟的工人的纲领，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政策。
载于1925年1月17日《工人莫斯科报》第1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8—42页
注释：
[23]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35。
[24]指捷克斯洛伐克军盘踞的城市和地区。在这些地方，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白卫政府野蛮地迫害劳动人民。——36。
[25]指人民委员会1918年8月6日《关于1918年收获的粮食的固定价格的决定》。根据这项决定，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两倍。提高收购价格的问题是列宁在他8月2日写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见本卷第27—29页）中提出来的。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公布于1918年8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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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给叶列茨工人的信（1918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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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叶列茨工人的信[21]
（1918年8月6日）
我收到叶列茨一份报纸的剪报，上面谈到了7月27日左派社会革命党叶列茨组织召开紧急会议的情形。我在这篇报道中看到，莫切诺夫传达了社会革命党萨拉托夫代表会议，说这次代表会议有8个组织赞成他们的（柯列加耶夫先生为之辩护的）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有13个组织则主张改组党和改变策略。
我还看到，鲁达科夫同志在叶列茨会议上坚持要“改组我们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党”，改变党的名称，实行清党，决不让它瓦解和灭亡。后来一位姓克留柯夫的讲了一通，说什么他在莫斯科同中央政权的代表谈过话，阿瓦涅索夫、斯维尔德洛夫和邦契－布鲁耶维奇等同志告诉他，苏维埃政权希望左派社会革命党存在下去，说什么我同他谈话时也讲过同样的意思，说共产党人已经远远背离了自己从前的理论和著作，以致现在根本没有什么纲领，政纲上有很多地方都是从“民粹派的”理论中间接抄袭来的，如此等等。
我认为有责任声明，这些都是谎话，我从来没有同哪一个克留柯夫谈过话。我恳请叶列茨县的工农同志们对待那些常爱撒谎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要格外小心。
顺便说几句我对他们的看法，象柯列加耶夫之流的人物，显然是受白卫分子、君主派分子和萨文柯夫之流操纵的小卒，这些操纵者在雅罗斯拉夫尔就证明了是谁在“利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柯列加耶夫先生们毫无头脑，毫无气节，以至堕落到这种地步，这也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历史将称他们为“萨文柯夫之流的奴仆”。但是事实说明，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间，确有人（而在萨拉托夫，这种人还占大多数）在为这种毫无头脑、毫无气节、甘当维护君主制和地主利益的奴仆的行为感到羞耻。如果这些人连自己政党的名称也想改掉（我听说，要叫作“村社共产党”或者“民粹派共产党”等等），那我们只能表示欢迎。
第一，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第二，完全同意“平均使用土地”的理论（也同意平均使用土地的法令），——这就是这种民粹派的思想基础。对于这种民粹派，布尔什维克党员是从来不拒绝同他们结成联盟的。
我们主张这种联盟，主张同中农妥协，因为我们工人党员不应该同中农分道扬镳，我们准备对他们作一系列的让步。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不是用言论证明，而是用行动证明，因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十分忠实地执行土地社会化法令[22]，虽然我们并不完全同意它。一般地说，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同富农进行无情的斗争，但是我们主张同中农妥协，同贫苦农民打成一片。不要以为同中农妥协就意味着必须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妥协，绝对不是。
我们在还没有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行任何妥协的时候就实行了土地社会化法令；而这个法令恰好意味着我们是同中农、同农民群众妥协，而不是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知识分子妥协。
工农同志们！不要谋求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妥协，因为我们看到并且体验到他们是靠不住的；要在贫苦农民中间传播共产主义，他们大多数都会站到我们这边来。要尽量对中农让步，尽量小心、尽量公正地对待中农，对于他们，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实行让步。要无情地打击一小撮剥削者，包括靠人民受穷、靠工人群众挨饿来发财的富农——粮食投机者，要无情地打击这一小撮喝劳动人民血的富农。
弗·乌里扬诺夫（尼·列宁）
1918年8月6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8年8月11日《苏维埃报》（叶列茨）第7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5—37页
注释：
[21]列宁的这封信是针对1918年7月31日叶列茨《苏维埃报》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叶列茨组织开会情况的报道而写的。俄共（布）叶列茨组织的代表Ｋ．格罗德涅尔专程来到莫斯科，把载有这篇报道的报纸交给列宁，请他对报道中谈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克留柯夫的发言予以澄清和驳斥。8月11日，《苏维埃报》在发表列宁的这封信的同时，还发表了格罗德涅尔的声明，其中说，根据他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瓦·亚·阿瓦涅索夫和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的谈话，这三位同志根本没有说过克留柯夫强加给他们的那些话。
信中提到的叶列茨报是指奥廖尔省叶列茨县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苏维埃报》；该报于1918年5月16日—1919年3月2日出版。——31。
[22]指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法令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并宣布土地国有。作为这个法令组成部分的农民委托书则规定，土地应当平均使用，“按劳动土地份额或消费土地份额”在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1918年初，苏维埃政权在土地法令的基础上制定了土地社会化基本法，1月27日（2月9日）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2月6日（19日）在报上公布。这一法令重申废除一切土地私有制，规定平均使用土地。列宁对土地国有化及平均使用土地的分析见本卷第308—317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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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委员会关于俄罗斯联邦高等学校招生问题的决定草案（1918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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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委员会关于俄罗斯联邦高等学校招生问题的决定草案[20]
（1918年8月2日）
人民委员会委托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立即拟订若干决定和步骤，以便在志愿上高等学校的人数超过往常的招生名额时，采取紧急措施，保证每个人都有升学的机会，决不容许有产阶级享受任何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特权。当然，首先必须招收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出身的人，并普遍发给他们助学金。
载于1918年8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6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4页
注释：
[20]关于俄罗斯联邦高等学校招生规则的法令取消了高等学校招生的种种限制，使所有年满16周岁志愿升入高等学校的人都有可能入学，这就可能造成入学学生超过定额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列宁起草了这个决定，并由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8月2日批准。决定和法令都发表于8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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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1918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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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19]
（1918年8月2日）
送粮食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工商业人民委员部
建议有关人民委员部今天（8月2日）就抓紧讨论下列措施，并作出文字上的修改，以便在8月2日和3日交由人民委员会通过。
（这些措施一部分应作为法令颁布，一部分作为决定不予公布。）
1．在降低纺织品等等的价格和提高粮食价格这两种办法中，无疑应该选择第二种，因为这两种办法虽然意义完全相同，但实际上只有第二种办法才能帮助我们在一些产粮省份（辛比尔斯克、萨拉托夫、沃罗涅日等）迅速增加粮食收购量，才能帮助我们促使尽可能多的农民在内战中保持中立。
2．我建议把粮价提高到每普特30卢布，并相应地（甚至更多地）提高纺织品等等的价格。
3．建议讨论一下，是否可以把这次提价定为暂时的（以便考虑在探索商品交换的正确原则时实践的启示），例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并且讲定期限一过就把价格降下来（这样来鼓励迅速交粮）。
4．定出一系列征购全部城市工业品用于商品交换的紧急措施（并在征购以后提高工业品价格，其比例要大于粮价提高的比例）。
5．在提高粮价的法令颁布以前，应该首先对有关商品交换的措施以及规定粮食、纺织品等等的合理比价的措施作一个通俗的说明。
6．立刻用法令责成合作社：（1）在每个门市部设立收粮站；（2）对消费者一律按领物证供应商品；（3）对粮农要求用粮食来交换，否则不供应任何商品。
定出对这些措施的执行进行监督的形式和方法，并规定违反这些措施要受到严厉的制裁（没收全部财产）。
7．重申（或更确切地表述）关于不向国家（或合作社）登记多余的粮食和其他各种食物的人应受没收财产处分的法规和法令。
8．规定富裕农民用实物即用粮食纳税，凡粮食（包括新打下来的粮食）超过自己的消费量（包括全家口粮、牲口饲料、种子）一倍或一倍以上的，都算富裕农民。
把这种税称为所得税和财产税，并把它变成累进税。
9．暂时规定（例如为期一个月）：可以给缺粮地区的工人托运数量为一普特半的粮食作为优待，但须持有特别证明书并受到特别的监督。
证明书应写明确实地址，由（1）工厂委员会、（2）住宅委员会、（3）工会具结担保。所谓监督，就是要查明是否确系个人消费，如果无法证明不会转手倒卖，就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10．规定每次征购（特别是在农村和铁路上）绝对必须开出二联（或三联）收据。印出这种收据的格式。凡征购时不开收据者，予以枪决。
11．规定各种征购队、征粮队以及其他队的人员，如有下列行为，应受同样惩治：对劳动居民明显不公正或违法乱纪而引起民愤；没收某个人的东西或给以某种处罚时，不作记录，不把记录副页交给本人。
12．规定缺粮地区的工人和贫苦农民有权要求给他们的铁路站派遣直达列车，但必须遵守下列条件：（1）要有当地一些组织（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还必须加上工会等）的证明；（2）组成负有责任的小队；（3）其中包括其他地区的小队；（4）并有粮食人民委员部、陆军人民委员部、铁道人民委员部等的督察员和委员参加；（5）在列车到达和分配粮食时要有他们的监督，而且必须把一部分（1/3—1/2，或更多一些）粮食交给粮食人民委员部。
13．由于某些铁路工人缺粮情况特别严重，而铁路对于粮食运输又特别重要，作为例外情况，暂时规定：
征购队或巡查队在没收粮食时，要给被没收者开收据，然后把粮食装车，运往铁路粮管处，同时必须遵守下列形式的监督：（1）每运一车皮都要电告粮食人民委员部和铁道人民委员部；（2）请粮食人民委员部和铁道人民委员部派代表接车，并在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监督下分配粮食。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1—33页
注释：
[19]《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是列宁在国家粮食情况最严重、抗击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最紧张的时刻写的。
根据列宁的提纲制定了下列关于粮食问题的文件：《关于吸收工人组织参加粮食收购工作的法令》、《关于收割队和收割征购队的法令》、《关于铁路和水路稽查征购队条例》、《关于产粮区实行义务商品交换的法令》、《关于1918年收获的粮食的固定价格的决定》和人民委员会告全体劳动者书——《为粮食而斗争》。这6个文件于1918年8月3、4、5、6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讨论通过，公布于8月6日和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关于《提纲》第8条谈到的实行实物税的问题，稍晚一些也制定了法令，由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10月26日通过（见注4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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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霍登卡红军战士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霍登卡红军战士大会上的讲话[18]
（1918年8月2日）
简要报道
（热烈欢呼）俄国革命给全世界指出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使资产阶级看到他们得势的时代就要结束。我们的革命是在世界大厮杀的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
革命是不能按定单制造的，但是确有迹象表明，全世界正酝酿着大事变。
敌人包围着我们，他们为了推翻苏维埃政权而结成神圣同盟，但他们是得不到政权的。
不要让白卫匪帮获得胜利，他们的成功是暂时的，他们中间已经愈来愈不太平了。
由革命无产阶级来补充的红军，定将帮助我们高高举起世界社会革命的旗帜。
不胜利，毋宁死！
我们一定会战胜全世界的盘剥者，一定会保卫住社会主义事业！
载于1918年8月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64号和1918年8月4日《真理报》第16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0页
注释：
[18]这是列宁在霍登卡对即将开赴前线的红军战士发表的讲话。讲话持续了25—30分钟。霍登卡就是现在莫斯科的十月广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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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布特尔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布特尔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6]
（1918年8月2日）
报道
同志们！今天莫斯科各处都在讨论社会主义俄国的命运。
苏维埃俄国的敌人紧紧地死死地包围着我们，想从工人和农民手里夺去十月革命的一切果实。高高飘扬着的俄国社会革命的旗帜使帝国主义者这些国际强盗皇皇不安，于是他们对我们、对苏维埃政权、对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发动了战争。
同志们，你们还记得，在革命初期，法国人和英国人曾反复声明他们是自由俄国的“盟友”。现在，这些“盟友”都现出了真面目。他们撒谎骗人，说他们不打算同俄国打仗，同时却占领了摩尔曼，夺取了凯姆，开始杀害我们的同志——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是的，他们不同俄国资产阶级打仗，不同俄国资本家打仗，可是他们向苏维埃宣战了，向工人和农民宣战了。
法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有了捷克斯洛伐克军这样得力的帮凶。这些卖身投靠的人进攻我们当然不是没有私心的，我们知道，是谁的千百万金钱驱使捷克斯洛伐克军进攻苏维埃政权的；驱使他们进攻我们的是英法的黄金。但是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军，还有一些并不反对消灭苏维埃政权的人物，这就是同捷克斯洛伐克军一样靠英法的黄金资助并期待着降下俄国的金雨[17]的“祖国的拯救者”杜托夫、阿列克谢耶夫等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很多。但是，同志们，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
你们还记得，在1月里，当社会革命的火焰刚燃起的时候，德国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现在过了8个月，我们已经看到在不同的国家里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奥地利工人举行了群众性罢工，我们的意大利同志也举行了罢工。迫害劳动人民的压迫者的末日快要到了。全世界帝国主义者正在自掘坟墓。
互相掠夺的战争还没有止息。在这场掠夺战争中互相搏斗的是两条毒蛇：英法帝国主义和德帝国主义。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他们中间的一方获胜，已经有1000万工人和农民死亡，2000万人残废；千百万人在制造杀人武器。在所有的国家里，最强壮最健康的人都被征入伍，人类精华遭到毁灭……为了什么呢？为了让一只兀鹰战胜另一只兀鹰……
苏维埃政权说过：我们既不想同德国人作战，也不想同英国人法国人作战；我们不愿意杀害同我们一样的工人和农民。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另外一些人，是资产阶级，不管它是德国资产阶级，法国资产阶级，还是现在同英国人法国人联合起来的俄国资产阶级。
现在世界各国正象举起我们的革命旗帜一样，也在高喊我们的口号。在美国，在这个从前被称为最自由的国家里，监狱里关满了社会党人；在德国，工人和士兵中间广泛流传着德国社会党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一句话：“不要把刺刀对准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要把它对准本国的资产阶级……”资本家掀起的大厮杀还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德国取得的胜利愈大，参加另一方的、同德国一样的野兽就愈多，现在美国也已同英法一道作战了。只有工人才能结束战争。世界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德国已经开始了我国曾经发生过的“失败主义”运动，意大利和奥地利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美国在大批逮捕社会党人。资本家和地主感到末日将临，拼命扼杀革命运动；俄国资本家也伸手援助英法的资本家和地主。
现在有两条阵线：一边是工人和农民，另一边是资本家。最后的斗争到来了。现在不可能同资产阶级妥协。不是他们胜利，就是我们胜利。
1871年，资产阶级推翻了巴黎工人的政权，因为当时觉悟的工人很少，革命的战士很少。现在，跟着工人走的有贫苦农民；现在，资产阶级已经不可能象1871年那样取得胜利了。
工人牢牢地掌握着工厂，农民决不会把土地交给地主。为了保卫这些胜利果实，我们也要向一切趁火打劫者和投机者宣战。他们除了使用枪炮，还用饥饿威胁我们。
我们向富人们宣战，我们说：“给茅屋和平。”我们要没收投机者囤积的全部粮食，使贫苦的劳动者不再受命运的摆布。（列宁同志的讲话被热烈的欢呼声所淹没）O
载于1918年8月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6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27—29页
注释：
[16]1918年8月2日，莫斯科各区都以“苏维埃共和国在危急中”为主题举行了群众大会。这是列宁在布特尔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当时规定每星期五在各区举行工人和红军战士大会。根据列宁的建议，中央委员和党的负责工作人员经常在这种群众大会上讲话。列宁以身作则，有时一天讲三四次。列宁非常注意工人大会的情绪，留心听众向报告人提出的问题和建议。——23。
[17]金雨出自古希腊神话中宙斯化作金雨同被幽禁的阿耳戈斯国公主达那厄相会的故事，后来常被用来形容大量的意外之财。列宁文中所说的“期待着降下俄国的金雨”，意为期待着俄国地主和资产阶级突然有一天给予大量的金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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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华沙革命团军人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华沙革命团军人大会上的讲话[15]
（1918年8月1日）
报道
（列宁同志出现时，会场热烈鼓掌，高唱《国际歌》）列宁同志说，我想，我们波兰的和俄国的革命者，现在都热切地希望竭尽全力来保卫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继这一革命之后，其他许多国家必然会发生革命。我们的困难恰好在于我们进行这一革命的时间，比更文明更开化的国家的工人要早得多。
世界大战是由国际资本即两个强盗联盟的势力挑起的。为了解决这两个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谁来统治全球的问题，世界被淹没在血泊里已经4年了。我们感觉到，这场罪恶的战争不可能以某一方的胜利而告结束。现在愈来愈清楚，能够结束这场战争的不是帝国主义者，而是胜利的工人革命。今天各国工人的处境愈困难，无产阶级的言论自由愈受到残暴的压制，资产阶级也就愈加绝望，因为它已无法对付日益壮大的运动了。我们只是暂时脱离了社会主义大军的主力，他们正满怀希望地看着我们，并对本国的资产阶级说：不管你们怎样猖狂，我们还是要学俄国的榜样，象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干。
列宁同志继续说，我们需要和平。正因为苏维埃俄国向全世界建议媾和，德国军队就在2月间向我们进攻了。现在我们亲眼看到，帝国主义都是一丘之貉。哪个帝国主义都是一贯撒谎，说他们进行的是解放战争。过去，掠夺成性的德国通过极其可耻的布列斯特和约暴露了自己的面目，同样，现在英法资本也暴露了自己的面目。英国人和法国人正在作最后的努力，想把我们拖入战争。他们现在用1500万卢布通过将领和军官们收买了新的奴隶即捷克斯洛伐克军，让他们去干冒险勾当，把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变成白卫分子和地主的运动。奇怪的是，这一切做法竟然是为了“保卫”俄国。“爱好自由的”和“主持正义的”英国人扼杀一切，占据摩尔曼，英国巡洋舰开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并向炮台轰击，——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卫”俄国。十分明显，他们想用帝国主义强盗的包围圈来包围俄国，扼杀俄国，就是因为它揭露和撕毁了他们的秘密条约。
我国的革命已使英国和法国的工人起来指责本国政府。在英国，一直是国内和平的局面，工人中间对社会主义的抵制也最强烈，因为他们也参加了对殖民地的掠夺，现在，英国工人发生了转变，打破了资产阶级的国内和平。
法国工人正在谴责干涉俄国内政的政策。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国家的资本家才孤注一掷。
苏维埃俄国存在的事实和这个国家的现实使得他们恼恨不已。
我们知道，战争就要结束；我们也知道，他们结束不了战争；我们知道，我们有可靠的同盟者，因此必须竭尽全力，作最后的努力。或者是富农、资本家和沙皇掌握政权，象西欧许多次革命失败后的情形那样，或者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你们在开往前线的时候，首先应该牢牢记住，这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反对压迫者和掠夺者的唯一合理的、正义的、神圣的战争。
现在，优秀人物梦寐以求的各民族革命者的联盟正在实现，这是真正的工人联盟，而不是知识分子幻想家的联盟。
克服民族间的仇视和不信任，——这是胜利的保证。
你们非常光荣，能够拿起武器来捍卫神圣的思想，并与昨天战场上的敌人——德国人、奥地利人、马扎尔人并肩战斗，真正实现各民族间兄弟般的团结。
同志们，我相信，假如你们把所有的军事力量结成一支强大的跨民族的红军，并开动这支钢铁队伍高呼着“不胜利，毋宁死！”的战斗口号向全世界的剥削者、压迫者和黑帮分子大举进攻，那么，任何帝国主义势力都抵挡不住我们！（敬爱的领袖的讲话在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载于1918年8月3日《莫斯科苏维埃消息晚报》第1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24—26页
注释：
[15]这是列宁于1918年8月1日在华沙革命团军人大会上发表的讲话。这次大会是在该团从莫斯科开赴前线的前夕举行的。华沙革命团由波兰志愿人员组成，共有16000人，曾多次参加抗击白卫军的战斗。——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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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省苏维埃主席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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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苏维埃主席会议上的讲话[13]
（1918年7月30日）
报道
同志们，你们要做行政工作，这项工作在我们人民委员会中占着主要的地位。在你们面前有很多困难，这是很自然的。从省执行委员会大多数的情况看来，人民群众终究自己担负起了管理工作。当然，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过去的一个主要缺点就是我们还很少从工人中间吸收实际工作人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让旧机构适应新的管理工作，我们并不因为在铲除旧机构之后重建一切要克服这样大的困难而感到遗憾。工农群众中有建设才能的人比所能预料的要多。我们认为革命的功绩正在于它扫除了旧的管理机构，但是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群众的主要缺点是畏怯，不愿把工作抓到自己手里。
在某些省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里过去一直存在着紊乱现象；而现在工作正逐渐走上正轨，许多地方传来消息说，工作中已没有任何争吵和冲突了。俄国革命虽然才过去8个月，但它已经证明，新阶级把管理工作抓到自己手里以后是能胜任这项任务的。尽管工作人员不够，行政机构的运转还是越来越协调。我们的建设处在看不见明显效果的阶段，敌人也时常指出这一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做了许多工作。虽然困难很大，土地和工业已经转到劳动者手中，产品交换和粮食供应已在正常进行。必须使劳动群众独立担负起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和建设工作。只有通过实践群众才会相信，旧的剥削阶级已经彻底完蛋。
我们主要的迫切的任务，就是管理、组织和监督。这是默默无闻的不起眼的工作，然而正是在这一工作中，工人和农民的经营管理能力将日益有效地发挥出来。
列宁同志接着谈到了新宪法[14]，他指出，新宪法集中体现了生活中已经实现的东西，并将通过实际执行得到修正和补充。宪法的主要之点是苏维埃政权同资产阶级彻底划清了界限，不许资产阶级参加国家建设。
工农群众长时期以来与国家管理不沾边，现在政府号召他们管理国家，他们不会不愿意靠自身经验来建设国家。“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使得地方上的人希望通过自身所犯的错误来取得建设国家的经验。这样的过渡时期是必需的，是有益的。人们这样渴望自己来干，包含着许多健康的良好的成分，即渴望建设的成分。苏维埃宪法确定了乡与县、县与省、省与中央等各级政权之间的关系。
其次，列宁同志指出，只有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的、力求合理地利用经济资源的建设，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决不想贬低地方政权的意义，决不想扼杀它们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农民自己也根据经验体会到了实行集中制的必要。
列宁同志继续说，从宪法批准和实施的那天起，我们的国家建设就将进入一个比较顺利的时期。但是很可惜，目前我们还顾不上研究经济政策和农业政策。我们不得不抛开这些工作，而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起码的任务即粮食问题上。在缺粮省份，工人阶级的处境极其艰难。必须采用各种办法，尽一切力量克服新粮下来之前的粮食困难和由此产生的其他困难。
此外还有军事性质的任务。你们知道，被英法帝国主义收买和煽动起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军的行动，已使俄国处于半包围的状态。你们也知道，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富农参与了这一行动。我们从各地得到的消息说，苏维埃俄国最近的失败使工人和革命农民实际体会到，除了监督，除了进行国家建设，还必须有军事方面的监督。
列宁同志最后说，我相信今后情况一定会好转。我相信各省执行委员会在农民的帮助下对指挥人员实行监督以后，一定会建立起一支坚强的社会主义军队。革命的教训终于使工人阶级和被剥削的农民阶级懂得了必须拿起武器。农民和工人除夺取土地、实行监督等等以外，还懂得了必须管理军队。他们在军事方面做的工作，一定会使他们建立的军队完全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能够有效地同反革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直到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援助到来。（列宁同志的讲话被全体代表的热烈掌声所淹没）
载于1918年7月3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61号和1918年8月1日《真理报》第16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20—23页
注释：
[13]这是列宁在省苏维埃主席会议上的讲话。
省苏维埃主席会议于1918年7月30日—8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122名代表，其中共产党员120名。会议听取并讨论了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格·伊·彼得罗夫斯基所作的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和当前任务的报告以及关于组织地方苏维埃的工作，关于苏维埃民兵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形式，关于住房及其他问题等报告。会议在自己的决定中要求改善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强调指出苏维埃机关各部门必须协调一致，必须与中央密切联系并严格按照宪法办事。大会号召共和国的工人和农民拿起武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17。
[14]指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法）。
制定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的决定是1918年1月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1918年4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任主席的宪法委员会，负责进行起草工作。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负责宪法草案的最后定稿工作。7月3日，这个委员会在列宁主持下审查了宪法委员会起草的草案和司法人民委员部起草的另一个草案，决定以前者为基础，而以后者的某些论点加以补充。另外，根据列宁的建议，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作为引言列入宪法，补充了在苏维埃共和国内各民族和种族一律平等的条款，拟定了关于在苏俄领土上以劳动为生的外国人的政治权利和关于给予因政治和宗教信仰受迫害的外国人以避难权的条款。草案经代表大会成立的委员会修改和补充，最后于7月10日为代表大会通过。7月19日，宪法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公布，自公布之日起生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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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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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
（1918年7月29日）
（鼓掌，转为欢呼）同志们，我们在党的报刊上，在苏维埃机关中，在群众鼓动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新粮下来之前，对于俄国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是最困难、最艰苦、最危急的一段时间。我认为，现在我们应当说，这种危急局势已经到了顶点。因为谁是帝国主义世界、帝国主义国家的拥护者，谁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拥护者，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了，完全清楚了。首先应当指出，从军事方面说，只是现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才完全清楚了。起初，许多人把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暴动[2]看成一系列反革命骚动的一个插曲。我们没有足够重视报上登载的关于英法资本、英法帝国主义者参与这一暴动的消息。现在应当回想一下：在摩尔曼，在西伯利亚军队中，在库班，种种事件是怎样发展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是怎样勾结捷克斯洛伐克军，在英国资产阶级的直接参与下，力图推翻苏维埃的。所有这些事实现在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军的行动是英法帝国主义者蓄谋扼杀苏维埃俄国、把俄国重新拖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一贯政策的一个环节。现在这个危机必须由苏维埃俄国的广大群众来解决，因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危机是一场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斗争，不仅要粉碎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阴谋，粉碎任何反革命阴谋，而且要打退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进攻。
首先我想提到一件事实，就是英法帝国主义直接参与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一事早就得到了证明；我请大家注意一下6月28日刊登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自由先驱报》上并由我国报纸转载的一篇文章[3]：
“3月7日，民族委员会分部收到了法国领事送来的第一笔款子，计300万卢布。
这笔款子交给了民族委员会分部的工作人员，一位姓希普的先生。
这位希普3月9日又收到200万，3月25日又收到100万，3月26日民族委员会副主席博胡米尔·切尔马克先生收到100万，4月3日希普先生又收到100万。
从3月7日到4月4日，法国领事一共付给民族委员会分部800万卢布。
没有标明日期的有：给希普先生100万，给博胡米尔·切尔马克先生100万，又给希普先生100万。
此外，还曾付给某人188000卢布。共计3188000卢布。加上前面的800万，法国政府总共付给民族委员会分部11188000卢布。
分部收到英国领事8万英镑。总之，从3月7日到暴动那天，捷克民族委员会的领袖们收到法英两国政府约1500万卢布。就是以这些钱为代价，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被出卖给了法英帝国主义者。”
当然，你们大部分人曾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个消息；当然，我们从不怀疑，英法帝国主义者和财阀们要用一切办法来推翻苏维埃政权，给它制造种种困难。但是当时事态的各个环节还没有展开，还看不出这是英法帝国主义的所有代表人物一直都在进行的、显然蓄谋已久作了几个月准备的在军事上和财政上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反革命进攻。现在，我们把各种事件综合起来看看，把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行动和摩尔曼的陆战队对照一下。我们知道，英国人派了1万多名士兵在摩尔曼登陆，他们借口保卫摩尔曼，实际上已经向前推进，占领了凯姆和索罗基，又从索罗基东进，开始枪杀我们的苏维埃活动家；我们从报上看到，远北方有好几千铁路工人和一般工人正在逃难，躲避这些救星和解放者，老实说，是躲避这些由另一端来侵犯俄国的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我们把所有这些事实一对照，就明白事件的总的联系了。而且，最近又得到了说明英法对俄国进攻的性质的新证据。
单就地理原因来看就可以知道，帝国主义这次向俄国进攻的方式不会同德国一样。没有象德国那样和俄国毗连的边界，没有那么多的军队。英国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开拓殖民地的海军，因此很早以来，数十年来，英国人一直是采用别的方式进行侵略，主要是设法切断被侵略国的供应来源，还喜欢使用以援助为借口卡住你脖子的办法，而下愿使用公开的、直接的、厉害的、激烈的武力。最近我们得到的消息证明，俄国士兵和工人早就熟知的阿列克谢耶夫最近占领季霍列茨卡亚镇，无疑受到了英法帝国主义的支持。那是一场具有相当规模的暴动，显然又是英法帝国主义插手的结果。
最后，昨天得到的消息说，英法帝国主义在巴库走了一步很妙的棋。他们在巴库苏维埃中取得了多数，大约比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和可惜人数很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没有象莫斯科左派社进会革命党人那样[4]进行卑鄙的冒险和叛卖活动，仍然同苏维埃政权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多30票。英法帝国主义这次所以比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一直在巴库苏维埃中占多数的核心多得了30票，是因为很大一部分达什纳克楚纯[5]即亚美尼亚的半社会党人站到了他们方面来反对我们。（读电报）
“7月26日，阿德日卡布尔湖部队奉人民委员科尔甘诺夫的命令，从阿德日卡布尔湖撤至阿利亚特阵地。舍马哈部队从舍马哈和马拉查撤退后，敌人就沿皮尔萨加特河谷进攻。在库巴雷村附近，同前卫部队发生了第一次冲突。
同时，有无数骑兵从库拉河往北向皮尔萨加特车站推进。在这种情况下，要守住阿德日卡布尔湖车站，就要把全部兵力分散到三个方面：阿德日卡布尔湖以西，纳瓦吉—皮尔萨加特河谷以北和以南。战线这样拉长，会把我们的预备队用尽，并且会由于缺少骑兵而不可能给敌人以打击，一旦战线从北面或南面被突破，甚至还会使阿德日卡布尔湖部队陷于困境。由于这种情况，并为了保存兵力，于是命令阿德日卡布尔湖部队撤至阿利亚特阵地。撤退井然有序。铁道线上和阿德日卡布尔湖车站的重要建筑、煤油罐车和石油罐车都已炸毁。在达吉斯坦，敌人由于发动了总攻而表现得极为活跃。7月24日，敌人大队人马分四路进攻。经过一昼夜的战斗，我们占领了敌人的战壕，敌人消失在森林中，因为天黑我们没有继续追击。7月24日，从舒拉传来我军作战胜利的消息，战场就在城郊，敌人顽强而有组织，指挥敌军的是从前的达吉斯坦军官。达吉斯坦的农民积极参加了舒拉城下的战斗。
巴库右派政党已经抬头，并大力进行向英国人求援的鼓动工作。这种鼓动得到了军队指挥人员的大力支持，并正转向前线部队。亲英的鼓动促使军队瓦解。近来亲英的方针在绝望和疲惫的群众中大受欢迎。
由于受了右派政党的挑拨、欺骗，里海区舰队通过了几个互相矛盾的关于英国人问题的决议。这个受英国的走狗和代理人欺骗的舰队，直到最近还盲目地相信英国的援助是真诚的。
最新消息说，波斯的英国人已向前推进，占领了拉什特（吉兰）。在拉什特，英国人同库丘克汗以及与他联合在一起的、以从巴库逃出来的木沙瓦特[6]党人为首的德土匪帮战斗了四天。拉什特战斗结束后，英国人曾向我们求援，但遭到我国驻波斯全权代表的拒绝。英国人在拉什特取得了胜利。但他们在波斯几乎一点兵力也没有。据了解，在恩泽利，他们总共只有50人。他们需要汽油，并向我们提议用汽车换汽油。没有汽油他们是无法前进的。
7月25日，召开了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会议，讨论政治和军事形势问题。右派政党提出了英国人问题。高加索特派员邵武勉同志根据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斯大林以中央人民委员会名义发出的电报，声明不许邀请英国人来，并要求不要讨论向英国人求援的问题。邵武勉同志的要求被微弱的多数否决，对此，邵武勉同志以中央政权的代表身分提出强烈抗议。会议听取了访问前线的代表的报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右派达什纳克党人和孟什维克以259票对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达什纳克党人的236票的多数，通过了关于邀府英国人和由一切承认人民委员会权力的苏维埃政党组成政府的决议。决议遭到左派严厉谴责。邵武勉声明，他认为通过的决议是对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可耻背叛和忘恩负义，作为中央政权的代表，他对通过的决议不负任何责任。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左派达什纳克党的党团声明：他们不参加联合政府，人民委员会将宣告辞职。邵武勉同志代表三个左派党团声明，因邀请英帝国主义者而实际上同俄国苏维埃政权决裂的政权，将得不到苏维埃俄国的任何支持。一个地方上的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谁埃实行邀请英国人的叛国政策，也就失去了俄国，失去了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各个政党。
由于人民委员会决定辞职，右派政党十分惊慌。各地区和前线得知当前形势后，情绪骤变。水兵们已经看清叛徒的目的是要同俄国决裂和消灭苏维埃政权，知道自己实际上是受了骗。群众改变了对英国人的态度。昨天，由于人民委员会辞职，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所有人民委员留在自己岗位上，照常工作，直到7月31日苏维埃会议解决政权问题。执行委员会已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同酝酿中的反革命叛乱展开斗争。敌人正在亲英亲法政党的掩护下进行活动。巴库人民委员会报刊局。”
正象你们常常看到的，我国的一些党团自称社会党人，但从来没有同资产阶级断绝联系，这次甚至主张邀请英国军队来保卫巴库[7]。我们已经十分清楚，邀请帝国主义军队来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资产阶级、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邀请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格鲁吉亚梯弗利斯的孟什维克领袖们的邀请是怎么回事。
现在我们可以说，唯一没有邀请帝国主义者、没有同他们结成掠夺性联盟、只是在强盗们进攻时才退却的政党，就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鼓掌）我们知道，在高加索，我们的共产党员同志们的处境特别困难，因为公然同德帝国主义者勾结（当然是在保卫格鲁吉亚独立的借口下）的孟什维克完全出卖了他们。
你们都很清楚，格鲁吉亚的这种独立纯粹是一种骗局，实际上这是德帝国主义者对格鲁吉亚的占领和十足的侵占，是德国军队同孟什维克政府结成联盟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工农。因此，我们的巴库同志们做得万分正确，他们丝毫没有漠视当前形势的危险性，但是他们说：我们从来不反对让出部分国土来同帝国主义强国媾和，只要这样做不会使我们受到打击，不会使我们的军队受到同侵略者的军队结成的联盟的约束，不会使我们失去继续进行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可能。
现在的问题是，邀请英国人来对巴库进行所谓的保卫，就是邀请一个已经吞并整个波斯并早就在集结兵力准备夺取南高加索的大国，也就是向英法帝国主义投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我们巴库同志们的做法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他们的处境不管多么困难，他们拒绝缔结这种和约是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社会党人唯一应该采取的步骤。坚决拒绝同英法帝国主义者缔结任何协定，这是巴库同志们能够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步骤，因为邀请他们而又不致使独立的社会主义政权（哪怕是在被分割的领土上）沦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奴仆，是办不到的。
因此，我们毫不怀疑巴库事件在一连串事件中的意义。昨天得到的消息说，在英国人的公开参与下，反革命暴动已席卷了中亚细亚的一部分城市。在印度站稳了脚跟的英国人，完全征服了阿富汗以后，早就给自己建立了一个据点，既可以用来扩大殖民地，扼杀其他民族，又可以用来进攻苏维埃俄国。现在，我们弄清了这些环节，我们共和国目前的军事形势和总的战略形势也就一目了然了。我们看到，北方有摩尔曼，东部有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战线，东南方有土尔其斯坦、巴库和阿斯特拉罕，英法帝国主义铸造的包围圈几乎已经合围了。
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这里，极度仇恨苏维埃政权的地主、资本家和富农（这种仇恨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同乌克兰以及与俄罗斯隔绝的其他地方的地主、资本家和富农，在行动方式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作为英法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千方百计地用一切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靠俄国本身的力量不能做到这一点，决定不象马尔托夫先生们那样空喊和呼吁，而是采取更有份量的斗争手段，采取军事行动。对于这种情况，你们必须予以最大的注意；我们必须把我们整个宣传鼓动工作转到这方面来，并相应地把我们全部苏维埃工作的重心转过来。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现在出场的已不是德国联盟的帝国主义势力，而是另一个联盟即侵占了一部分领土并以此为依托的英法联盟的帝国主义势力。在此以前，地理位置妨碍了他们直接进攻俄国，现在，这个为了称霸世界而把整个世界淹没在血泊中达四年之久的英法帝国主义，已用迂回方式来到了俄国跟前，想要扼杀苏维埃共和国，把俄国卷入帝国主义战争。同志们，你们很清楚，从十月革命一开始，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停止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从来不抱幻想，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不管多么英勇，多么有组织有纪律，我们也不认为只靠他们自己就能够推翻国际帝国主义。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
但是我们做到了在一个国家内同全世界的资本家断绝一切联系。我们的政府同任何帝国主义者没有一丝半缕的联系，无论我们的革命将来怎样进行，这种联系是永远也不会有的。经过我们的努力，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在我们取得政权的8个月内前进了一大步，在帝国主义的一个主要中心——德国，1918年1月，事情已经发展到了武装冲突和血腥镇压这一运动[8]的地步。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在世界范围内做了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革命政府所没有做过的革命工作，但是我们并没有欺骗自己，以为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的努力必然会导致世界革命；帝国主义政府发动的战争不可能靠帝国主义政府的力量来结束。这场战争只有靠全体无产阶级的努力才能结束，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其他国家还保留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统治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我们的迫切任务，再说一遍，就是保持住这个政权，保持住这个社会主义的火炬，继续使它尽可能迸发出更多的火花，促使社会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烧得更旺。
这个任务无论在哪里都是极其困难的，我们解决了这个任务，是由于无产阶级恰恰是在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果。这个任务造成了特别严重而危急的情况，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没有开始，虽然它在意大利和奥地利这样一些国家已经迫在眉睫了。但是它毕竟没有开始，所以英法帝国主义，也可说世界帝国主义，才获得了新的胜利。如果说德帝国主义在西部作为一支帝国主义军事侵略力量还继续存在，那么英法帝国主义则有了可能在东北和南方站稳脚跟，并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支力量要把俄国重新卷入帝国主义战争，要摧毁俄国这个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工作和社会主义宣传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英法帝国主义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它包围了我们，竭尽全力来摧毁苏维埃俄国。我们很清楚，英法帝国主义的这一胜利同阶级斗争是有密切关系的。
我们经常说，而且历次革命也证实：当问题触及剥削者的经济权力的基础的时候，触及使他们可以支配千百万工农的劳动、使地主和资本家可以发财致富的私有制的时候，再说一遍，当问题触及资本家和地主的私有制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说过的爱祖国爱独立之类的话统统忘记了。我们很清楚，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勾结帝国主义列强方面，在缔结掠夺性的条约方面，在把祖国出卖给英法帝国主义方面，打破了纪录。乌克兰和梯弗利斯就是例子。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同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勾结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了雅罗斯拉夫尔白卫分子的利益[9]竟想把俄罗斯共和国卷入战争，他们的行
为十分清楚地证明，当问题触及阶级利益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出卖祖国，就同随便什么样的外国人做损害本国人民的交易。一百多年来的革命史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政策的规律就是这样，而俄国革命史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真理。因此，目前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形势的尖锐化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密切相关，是毫不奇怪的。
我们多次说过，由于粮食危机加剧，新粮下来之前是一个最艰苦的时期。粮荒已经临到俄国头上，它变得空前严重了，因为帝国主义强盗的计划正是要割断俄国和产粮区的联系。在这方面他们的算盘打得很对，他们正是要在产粮的边区找到社会支柱，阶级支柱，找到富农——靠战争发财，靠他人劳动，靠贫苦农民劳动过活的富裕农民——占优势的地区。你们知道，这种富裕农民积攒了几万、几十万卢布，囤积了大批粮食。你们知道，这些人是靠人民遭难而发财的，首都人民愈是遭难，他们就愈有可能多捞多赚，这些富农分子就是俄国反革命运动的主要的和最强大的支柱。在这里，阶级斗争已经深入到了源头。没有一个村庄没有发生贫苦农民和一部分没有余粮、早已吃完余粮、没有参加投机活动的中农同一小撮富农之间，也就是大多数劳动者同富农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已经深入到每个村庄。
当我们确定自己的政策原则和颁布自己的法令的时候，——当然，在座的很大一部分人都知道这些原则和法令，——再说一遍，当我们起草和通过关于组织贫苦农民的法令[10]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到，这已经接触到整个革命最紧要最根本的问题，接触到政权问题，就是说：政权能否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是否能把同自己毫无意见分歧的全体贫苦农民联合到自己方面来，它是否能把同自己没有分歧的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是否能把所有这些零星的、分散在农村中的（在这方面，他们不如城市工人）群众团结起来去反对另一个阵营，反对地主、帝国主义者和富农的阵营。
我们亲眼看到，贫苦农民非常迅速地团结起来了。常言道，革命教育人。的确，阶级斗争实际地告诫人们：任何一个政党只要一采取骗人的立场，立刻就会自食其果。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他们由于毫无主见和毫无头脑，在粮食问题特别尖锐的时候发生了动摇，结果，左派社会革命党已不再成其为一个政党，它变成雅罗斯拉夫尔白卫分子的走卒。（鼓掌）
同志们，由粮荒造成的这种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恰恰发生在丰收在望但还不能到手的时候，发生在富农分子和资产阶级对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饿得难受的居民进行煽动，狂叫“现在不干就永无希望”的时候，——因此，暴动浪潮遍及全国是可以理解的。雅罗斯拉夫尔一发生暴动，我们就看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影响，知道了反革命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打算。哪里出现粮食问题，哪里就有人破坏粮食垄断，而没有粮食垄断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正是在这方面，资产阶级一定会团结起来；在这方面，资产阶级比庄稼汉有更强大的后盾。社会主义力量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迟早一定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展开决战。只有带引号的社会党人，例如我国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才会发生动摇。如果社会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表现出动摇，那就说明他们是一文不值的带引号的社会党人。革命使得这些社会党人实际上成了供法国将军们驱使的走卒，前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前中央委员会就曾扮演过这样的角色。
同志们，由于英法帝国主义和俄国反革命资产阶级这样联合行动，我国目前的内战就从不是大家都预料到和清楚地意识到的那个方面爆发了，而且同对外战争汇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富农的暴动，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摩尔曼的行动，——这都是临到俄国头上的同一场战争。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缔结了空前苛刻的和约，从一个方面摆脱了战争；我们知道，我们缔结的是强制性的和约[11]，但是我们说，我们能够继续进行自己的宣传和自己的建设，并以此来瓦解帝国主义世界。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德国正在同我们谈判，根据布列斯特和约应从俄国拿走多少亿卢布，但是它承认了我们根据6月28日的法令所实行的国有化[12]。它没有提出共和国的土地私有制问题，这一点必须加以强调，以驳斥斯皮里多诺娃等等左派社会革命党活动家所散布并由黑帮中间最愚昧最冥顽不化的分子一再重复的有利于地主的骇人听闻的谣言；这种谣言必须加以驳斥和揭露。
事实上，尽管和约极其苛刻，我们却争得了在国内自由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并且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这些进展现在西欧都知道，是空前有力的宣传材料。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在一个方面摆脱了同一个联盟的战争，立刻又在另一方面遭到帝国主义的进攻。帝国主义是全世界的现象，是瓜分世界、瓜分整个地球的斗争，是两个强盗集团争霸的斗争。现在是另一个强盗集团即英法集团向我们扑来，说要把我们重新拖入战争。他们的战争和国内战争融成了一体，这就是目前产生各种困难的主要根源。在目前，战争问题、军事事件问题又作为革命的主要问题、根本问题出现于舞台。全部困难就在这里，因为人民从没有象现在这样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困苦不堪。俄国人民这种被战争摧残折磨到了极点的状况，就象一个人被打得半死，再也别想让他表现出活力，表现出工作能力了。因此，这场打了将近四年的战争，这场压在一个本来就备受沙皇政府、专制政府、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洗劫、蹂躏、糟蹋的国家身上的战争，由于许多原因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俄国人民的反感，它是目前我们遭到巨大困难的主要根源。
另一方面，形势的这种变化又把一切都归结于一定的战争。我们又陷入了战争，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这场战争不仅是一场同现在已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富农、地主和资本家进行的内战，现在与我们对峙的还有英法帝国主义；英法帝国主义受地理条件的限制，还不能把大批军队开到俄国，但它在用一切办法，用千百万金钱，用一切外交联系和外交力量来帮助我们的敌人。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我们能够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但是我们必须战胜一个最难战胜的敌人，消除战争造成的疲惫、对战争的厌恶和反感；我们必须消除这种状况，不然我们就无法解决这个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战争问题。我们的国家又陷入了战争，现在革命的结局完全取决于谁在这场战争中取胜；这场战争的主角是捷克斯洛伐克军，而事实上操纵和推动战争的是英法帝国主义者。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存亡问题，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完全归结为战争问题。在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人民的这种状况下，这就成为我们遭到巨大困难的根源。我们非常清楚自己的任务。任何欺骗都极其有害；对工农掩盖这个令人难过的真实情况，我们认为是犯罪。相反地，要让每个人尽量清楚地知道这个真实情况。
我们的确有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军队表现了不可饶恕的软弱，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占领辛比尔斯克的时候就是这样，当时我们的军队退却了；我们知道，军队打得疲倦了，对战争产生反感，但只要帝国主义还没有在世界范围内遭到失败，它就要试图把俄国拖入帝国主义战争，竭力把俄国变成屠场，这也是自然的和必然的事。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问题就是这样摆着：我们正处在战争状态，革命的命运就取决于这场战争的结局。这应当成为我们的鼓动工作以及一切政治的、革命的和改造的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在短时期内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应当把一切工作进行到底。我们的全部活动应该完全服从于这个决定着革命的命运和结局、决定着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命运的问题。当然，没有一系列革命，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不会退出现在的战争；社会主义不得到彻底胜利，这场战争不会结束。但是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维护、捍卫和保持住这个社会主义力量，这个社会主义火炬，这个对全世界有着强烈影响的社会主义策源地；在当前情况下，这个任务就是军事任务。
我们不止一次地经历过这种情况，所以许多人说，尽管我们争得和平非常艰苦，付出了重大牺牲，尽管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力图侵占我们更多的领土，俄国现在毕竟享有了和平，能够巩固自己的社会主义成果。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取得的进展，甚至超过了我们中间许多人的想象。例如我们的工人监督制远远超出了它最初的形式，目前我们正在把国家管理变成社会主义的管理制度。我们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国的工业已经完全由工人管理，但是环境不容许我们继续在和平条件下进行这项工作，要求我们重新进入战争状态，我们必须竭尽自己的力量，并且号召大家拿起武器来。如果共产党员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动摇，那是一种耻辱。
农民中间发生动摇，我们不奇怪。农民群众没有受过无产阶级受过的那种实际生活锻炼。无产阶级数十年来已经习惯于把资本家看作自己的阶级敌人，能够团结自己的力量来同他们进行斗争。我们知道，农民没有上过这样的大学。有一个时期，他们同无产阶级一道前进，现在他们处在动摇时期，农民群众在分裂。我们知道有许多起这样的事情：富农卖给农民的粮食比固定价格更便宜，使农民以为富农在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一切并不使我们感到奇怪；但是工人党员是不会动摇的，工人群众是坚定不移的，假如农民有富农那种情绪，那是很容易解释的。凡是没有布尔什维克而由捷克斯洛伐克军统治的地方，我们都看到一种现象：最初人们几乎把捷克斯洛伐克军当作救星来欢迎，但这个资产阶级统治了几个星期，就出现了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军、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大转变，因为农民开始懂得，一切关于贸易自由和立宪会议的空话只是意味着一个东西——地主资本家政权。
我们的任务是更紧密地团结无产阶级队伍，做好组织工作，以便在最近几个星期内集中一切力量来解决战争问题。现在我们正同英法帝国主义作战，同俄国一切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势力作战，同一切极力破坏整个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并把我们拖入战争的势力作战。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保持工人农民的全部胜利成果，就看这一着了。应当相信，我们一定会得到无产阶级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危险一定会完全消除，无产阶级一定会有更多的队伍起来保卫自己的阶级，拯救社会主义革命。目前的问题是这样：斗争是围绕两个基本点进行的，党派之间的主要差别都在革命烈火中消失了。竭力标榜自己很左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用革命词句掩饰自己，实际上却在反对苏维埃政权）同样是雅罗斯拉夫尔白卫分子的走狗，这就是他们在历史和革命斗争面前的真面目！现在在斗争舞台上，只有两个阶级在对垒，阶级斗争是在捍卫劳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和维护地主资本家利益的人们之间进行的。所有用来欺骗没有觉悟的群众的空谈，如立宪会议、国家独立等等，都已被捷克斯洛伐克军和高加索孟什维克的实际行动所揭穿。支持这一切空谈的还是那个地主资本家势力，而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暴动，如同德国的占领一样，也是要建立地主资本家政权。这就是进行战争的原因！
同志们！无产阶级的队伍应该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并在这场斗争中作出有组织、守纪律的榜样。俄国仍旧是唯一同帝国主义者断绝了一切联系的国家。诚然，我们因负重伤而大量流血。我们在帝国主义野兽面前退却，赢得时间，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给它以局部性的打击，但是我们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始终是独立的。我们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作，也就反对了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这场斗争日益为全世界的工人所理解，他们的义愤与日俱增，使未来的革命日益临近。这也正是进行斗争的目的，因为我们的共和国是世界上唯一不同帝国主义携手合作、不让千百万人为了确定法国人和德国人谁来称霸世界而遭到残杀的国家。我们的共和国是唯一用强制的和革命的手段退出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举起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国家，但是有人又要把它拖入帝国主义战争，又想把它推上战场。让捷克斯洛伐克人去和德国人作战吧，让俄国资产阶级去选择，让米留可夫去决定——也许还要取得斯皮里多诺娃和卡姆柯夫的同意——究竟跟哪些帝国主义者一道走的问题吧。但是我们声明，为了不使他们得逞，我们准备献出我们的生命，因为这是挽救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鼓掌）我知道，最厌倦战争和最不能作战的萨拉托夫省、萨马拉省和辛比尔斯克省的农民，已经发生了转变。他们在遭到了哥萨克和捷克斯洛伐克军的侵袭，实际体验了立宪会议的含义或者打倒布列斯特和约这种叫嚣的含义之后，已经懂得了这一切只会使地主卷土重来，使资本家重登宝座。因此，他们正在成为苏维埃政权最热诚的捍卫者。我毫不怀疑，走在革命前面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无产阶级群众一定会理解当前的局势，理解目前我们处在多么严重的关头，他们会变得更加坚决。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无产阶级一定会打垮英法的和捷克斯洛伐克军的进攻。（鼓掌）
载于1918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莫斯科市工厂委员会代表及工会代表和全俄苏维埃主席会议代表联席会议（1918年7月29日）》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19页
注释：[1]这是列宁在1918年7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是在严重的军事和经济形势下召开的，当时苏维埃共和国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白卫叛乱已同自己的主要粮食、原料和燃料产区断绝了联系。出席会议的约有2000人，他们就列宁的讲话一致通过了由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决议。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祖国处在危急之中，一切劳动者组织的工作都要服从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决议要求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说明当前的局势。决议强调要提高对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警惕，并提出要抽调一批负责干部去做军事工作和粮食工作，要坚决为粮食而斗争。
本卷《附录》收入了列宁的这个讲话的提纲。——[1]。
[2]指捷克斯洛伐克军武装叛乱。
捷克斯洛伐克军武装叛乱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策划的。在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有两个师和一个预备旅，约5万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奥匈帝国军队的战俘和侨居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组成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决定利用该军反对苏维埃共和国，主动给它提供军费。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主席托·马萨里克征得法国同意后宣布该军是法军的部队，协约国代表随后要求苏俄政府遣送该军回法国。1918年3月26日，苏俄政府已经决定同意捷克斯洛伐克军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撤走，条件是要把主要武器交给当地苏维埃政府。但该军指挥人员却同协约国代表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于5月14日在车里雅宾斯克举行会议，决定举行叛乱。这些人煽惑士兵，妄说苏维埃政府要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关进战俘营等等，同时鼓动他们用武力开路，冲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5月25日和26日，叛乱在马林斯克和车里雅宾斯克开始。接着，叛军同社会革命党白卫部队一起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的大部地区。在占领区，捷克斯洛伐克叛军大批逮捕和杀害当地党政工作人员和革命工农，消灭苏维埃政权的机关，协助建立反革命政府（萨马拉的立宪会议委员会，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政府，托木斯克的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苏俄红军于1918年9月转入进攻，解放了伏尔加河流域。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和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军开始瓦解，拒绝站在白卫军一边作战。1919年下半年，该军随着高尔察克军队的败退而东撤。1920年2月7日，红军同该军签订了停战协定。1920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军集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陆续撤出俄国。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国外的资产阶级人士在巴黎成立的，在俄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设有分部。委员会的领导人为马萨里克、爱·贝奈斯和米·斯捷法尼克。委员会曾同协约国代表谈判战后承认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的问题，并曾在俄国、法国和意大利组织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站在协约国方面作战。——[1]。
[3]指1918年6月28日《自由先驱报》发表的《法国的千百万金钱》一文。当天，《真理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则加以摘登。
《自由先驱报》（《ｐｒｕｋｏｐｎíｋＳｖｏｂｏｄｙ》）是在苏俄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小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周报）。它是根据1918年5月25—28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旅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代表大会的决定，以在苏维埃俄国出版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机关报《先驱报》和捷克斯洛伐克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自由报》为基础创办的，1918年6月7—1919年5月1日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42号。该报在居留俄国的原捷克斯洛伐克战俘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揭露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俄国分部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司令部的反动政策，号召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和农民参加红军，抗击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保卫苏维埃共和国。——[2]。
[4]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的叛乱。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的叛乱是根据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1918年6月24日的决议组织的，发生在1918年7月6—7日，即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首先采取挑拨行动，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雅·格·布柳姆金在7月6日刺杀了德国大使威·米尔巴赫，接着就发动了武装叛乱。叛乱的中心是在莫斯科三圣巷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一支部队的司令部，这支部队的指挥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д．и．波波夫。6日夜，叛乱分子约1800人在波波夫、弗·亚·亚历山德罗维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等人领导下开始军事行动。他们炮击克里姆林宫，占领了电话局和电报局，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了几个挑拨性的宣言、公报和电报，诡称左派社会革命党已经掌握了政权、他们的行动得到全体居民的欢迎等等。
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命令政府立即镇压叛乱。列宁领导了平定叛乱的斗争。由于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坚决措施以及莫斯科工人和卫戍部队的一致行动，叛乱在7月7日下午2时被粉碎。东方面军司令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米·阿·穆拉维约夫响应叛乱发动兵变，亦被迅速平定。——[3]。
[5]达什纳克楚纯（意为联盟）是亚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1890年在梯弗利斯成立。党员中，除资产阶级外，民族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占重要地位；此外，还有受骗的农民和工人。在1905—1907年革命时期，达什纳克楚纯同社会革命党接近。1907年，该党正式通过了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纲领，并加入了第二国际。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达什纳克党人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他们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木沙瓦特党人结成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联盟，组织了外高加索议会。1918—1920年间，达什纳克党人曾领导亚美尼亚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1920年11月，亚美尼亚劳动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和红军的支持下，推翻了达什纳克党人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1年2月，达什纳克党人发动叛乱，被粉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达什纳克楚纯在外高加索的组织陆续被清除。——[3]。
[6]木沙瓦特（意为平等）是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1911年在巴库成立。该党成分复杂，加入党的除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外，还有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以及受蒙蔽的落后农民。1917年6月同“突厥联邦党”合并，改称“突厥联邦木沙瓦特民主党”。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木沙瓦特是阿塞拜疆主要的反革命力量之一。在土耳其和英国相继占领巴库期间，木沙瓦特曾掌握阿塞拜疆的政权。随着英国干涉者被迫从阿塞拜疆撤走，1920年4月28日阿塞拜疆布尔什维克领导巴库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木沙瓦特党人政府。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木沙瓦特在阿塞拜疆不复存在。——[4]。
[7]1918年7月25日，巴库苏维埃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在土耳其军队进攻的情况下巴库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问题。孟什维克、达什纳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借口保卫巴库，要求向英国军队求援。巴库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布尔什维克斯·格·邵武勉等坚决反对这种卖国的建议，主张采取紧急措施，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巴库。但会议仍以微弱的多数票通过了邀请英国军队前来巴库的决议。
巴库人民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委员处于少数地位，于是宣布辞去人民委员职务。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在当时的情况下辞职是错误的，相反，应当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利用一切机会来孤立和挫败妥协分子和叛徒。7月27日举行的巴库全市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决定：不经过斗争决不交出政权，立即在人民委员会领导下开展保卫巴库的工作，宣布总动员，号召工人保卫城市和苏维埃政权。为了执行这一决定，巴库人民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布全市戒严，责成肃反委员会取缔反革命宣传，号召巴库工人拿起武器，竭尽全力保卫城市。
但是，阿塞拜疆共产党人和巴库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英勇努力终因达什纳克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叛卖而未能奏效。7月31日，在外国干涉者及其代理人的夹击下，巴库苏维埃政权暂时遭到了失败。协约国的代理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达什纳克党人组成了一个所谓“里海区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的反革命政府。阿塞拜疆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被捕。9月19日深夜，邵武勉等26名巴库人民委员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直接参与下被英国干涉者杀害。——[5]。
[8]指1918年1月底—2月初发生的德国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发生的。列宁的和平法令以及苏维埃政府为实现民主的和平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受到了德国劳动群众的欢迎和赞扬。德国政府在布列斯特和平谈判中提出的苛刻要求则激起了德国工人的义愤，成为这次政治罢工的主要原因。罢工从柏林开始。1月28日，50万柏林工人响应斯巴达克派的号召，停止工作，选出了工人苏维埃。大柏林工人苏维埃要求迅速签订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吸收各国工人代表参加和谈，改善粮食供应，取消戒严，实行民主自由，释放被捕和被判刑的政治犯。罢工还扩展到不来梅、慕尼黑、汉堡、科隆、德累斯顿、纽伦堡等数十个城市。在罢工过程中，许多地方产生了工人苏维埃，并由它们的成员组成行动委员会。在这一时期内，总计有100万名以上的德国工人，尤其是军火工人参加了罢工。
德国政府于1月31日宣布柏林进入紧急状态。为镇压罢工从外地调来了5000名警察，另外还有4个军接到了准备镇压罢工工人的命令。德国政府在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帮助下，动用军队和警察把罢工运动镇压了下去。许多工人受到惩罚，几天内被征召入伍的柏林工人达5万名。这次罢工的意义很大，列宁称它是“德国无产阶级的情绪的转折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99页）——[8]。
[9]指1918年7月雅罗斯拉夫尔白卫分子的叛乱。这次叛乱同当时苏维埃俄国发生的其他反革命叛乱一样，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积极参与下策划的，并且是帝国主义者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俄国中部各城市发动叛乱的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叛乱的目的是同北方的外国干涉者和伏尔加河中游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建立统一战线，然后进攻莫斯科，推翻苏维埃政权。组织这次叛乱的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波·维·萨文柯夫所领导的“保卫祖国与自由同盟”，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给这个反革命组织提供了大量经费。叛乱从7月6日开始。萨文柯夫从莫斯科派来一批军官具体领导叛乱。叛乱分子夺取了雅罗斯拉夫尔市的中心区，占领了军火库、邮局、电报局、银行等机关，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进行血腥的屠杀。叛乱分子还企图占领该城的工人居住区，但马上遭到了坚决抵抗。各企业的党组织在同叛乱分子作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作用。武装工人和红军支队同叛乱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搏斗。苏维埃政府从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地调来许多军队和工人武装队伍支援雅罗斯拉夫尔的工人。1918年7月21日，叛乱最终被平定。——[9]。
[10]指1918年6月11日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的法令》。贫苦农民委员会就是根据这个法令建立的。法令规定，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的余粮。到1918年11月，在欧俄33省和白俄罗斯，共建立了122000个贫苦农民委员会。在许多地方，贫苦农民委员会改选了受富农影响的苏维埃，或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活动超出了6月11日法令规定的范围，它们为红军动员和征集志愿兵员，从事文教工作，参加农民土地（包括份地）的分配，夺取富农的超过当地平均份额的土地（从富农的8000万俄亩土地中割去5000万俄亩），重新分配地主土地和农具，积极参加组织农村集体经济。贫苦农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到1918年底，贫苦农民委员会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根据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由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乡、村苏维埃，改选后贫苦农民委员会停止活动。——[10]。
[11]指布列斯特和约。
布列斯特和约是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3月15日经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共14条，另有一些附件。根据和约，苏维埃共和国同四国同盟之间停止战争状态，波兰、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部分地区脱离俄国。苏维埃俄国应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军，由德军进驻。德国保有里加湾和蒙海峡群岛。苏维埃军队撤离乌克兰、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各地区让与土耳其。苏维埃俄国总共丧失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含乌克兰）。此外，苏维埃俄国必须复员全部军队，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及其盟国缔结的和约，并须同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和确定俄国同乌克兰的边界。布列斯特和约恢复了对苏维埃俄国极其不利而对德国有利的1904年的关税税率。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俄德财政协定，规定俄国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德国交付60亿马克的赔款。布列斯特条约是当时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实行的一种革命的妥协。这个和约的签订，虽然使苏维埃俄国受到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但是，没有触动十月革命的根本成果，并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正规红军，为后来击溃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政权。1918年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11]。
[12]指1918年6月28日批准的《人民委员会关于大工业国有化的法令》。该法令公布于1918年6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34号。根据这项法令，所有大工业企业一律收归国有。由于执行这项法令，到1918年8月31日，国有化企业已达3000多个。这项法令还宣布所有私营铁路及公用事业都收归国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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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前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前言本卷收载列宁在1918年7月底至1919年3月上旬即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开始阶段的著作。苏维埃俄国1918年春获得的和平喘息时机未能持续多久，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又把战争强加于工农国家，迫使苏维埃人民中断了刚刚着手进行的和平社会主义建设。帝国主义集团的垄断资本家不甘心丢掉他们借给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几十亿卢布的债款，不甘心放弃他们在俄国拥有的工厂、矿井和所取得的巨额利润。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英、法、美、日等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就准备向苏维埃俄国发动进攻，而俄国退出战争又使它们在对德作战中失去了俄国军队的支援、失去了牵制德军的力量，这更引起它们的不安。3月，英、美、法军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4月，日、美、英军队相继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5月，由英、法策动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在伏尔加河中游和西伯利亚发动了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与此同时，德帝国主义者不顾布列斯特和约的约束，继续对苏维埃国家进行掠夺。到8月，苏维埃俄国的很大一片国土被侵占：欧俄部分的北部被英、法所占领，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一大部分被捷克斯洛伐克军所占领；南高加索和中亚细亚遭到英国的武装干涉，而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则被德军入侵。1918年秋，协约国英、美、法在击败德国后更把军队调来进攻苏维埃俄国。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干涉鼓动了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一场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所策动的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开始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使革命向纵深发展，不仅在城市、也开始逐步在广大农村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为了动员一切人力和物力来保卫国家，苏维埃政权宣布全国为统一的军营，采取了后来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一系列非常措施：由国家按严格的集中制管理一切工业生产，不仅把大工业、而且把中等工业以及一部分小工业收归国有；实行余粮收集制，要求农民把全部剩余产品缴纳给国家；禁止私人买卖粮食和工业品；取消货币流通而代之以实物交换；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使劳动军事化，等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仅表现于经济生活中，也表现于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过渡是从1918年夏到1919年春逐步完成的，它的执行一直持续到1921年初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时。本卷的头一篇文献是列宁1918年7月29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分析了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形势。列宁指出，英法帝国主义者向苏维埃俄国发动军事进攻，要用尽一切办法来推翻工农政权，而俄国的地主、资本家和富农必然同任何外国人相勾结，背叛人民，出卖祖国。列宁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到了最危急的时期，“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存亡问题，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完全归结为战争问题”(见本卷第13页)。列宁说，既然形势迫使我们重新进入战争状态，我们就必须号召大家拿起武器来；我们的迫切任务就是保持住苏维埃政权，保持住这个社会主义的火炬，继续使它尽可能迸发出更多的火花，促使社会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烧得更旺。1918年10月22日列宁在同一会议上作的报告以及会议所通过的决议，还有列宁在此期间在党的、苏维埃的以及各种群众组织的会议上所作的大量讲话和报告，其中心内容都是如何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全面支援红军和巩固后方。列宁密切注视着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给美国工人的信》充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促进了外国无产阶级反对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抗议运动的发展。列宁在信中向美国无产阶级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真相，讲述了苏维埃国家所实行的伟大革命改造和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以及当时正受到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军事进攻。列宁指出，美国是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国家，但它也成了贫富最悬殊的国家之一，在那里，一小撮亿万富翁肆意挥霍、穷奢极欲，而千百万劳苦大众却濒于赤贫境地。列宁认为美国革命无产者担负着一个特别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毫不调和地反对美帝国主义。而对另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当时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列宁更是寄予莫大希望。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的过程在本卷的文献中有较多的反映。获悉德国发生政治危机的最初消息，列宁即建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同工厂委员会代表和工会代表举行联席会议，他10月2日在给联席会议的信中号召俄国无产阶级尽力援助德国工人。这一时期中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所取得的胜利也都使列宁欢欣鼓舞，11月3日他在庆祝奥匈革命的游行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而德国反动派杀害德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的罪行则激起了列宁的无比义愤，《在抗议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1月19日)以及此后的许多文献都表明了这一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进行使粮食问题成了苏维埃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本卷中的许多文献都涉及这个问题。苏维埃政权在1918年春就实行粮食垄断，同粮食投机活动和私贩活动展开斗争。到1918年夏，出现了粮食极端困难的局面。列宁8月初写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拟制了基本的粮食政策，人民委员会据此制定了若干法令。为了保障红军和城市工人的起码的口粮供应，苏维埃政权进一步又实行了余粮收集制。余粮收集制成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核心。列宁1919年1月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在全面阐述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时对余粮收集制作了必要的说明。粮食问题同运输问题有密切关系。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切断了苏维埃共和国同粮食、原料、燃料主要产区之间的交通线，这更加剧粮食工作的危急状况，也使工厂因无原料和燃料而停止生产。列宁1919年1月28日在《真理报》上发表《大家都来做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一文，号召竭尽一切努力搞好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收进本卷的《给叶列茨工人的信》、《关于工农联盟问题给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电报的草稿》、《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1918年11月27日)、《在莫斯科全省苏维埃、贫苦农民委员会和俄共(布)区委员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2月8日)、《对一个农民的询问的答复》等文献论述的是如何对待中农、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问题关系到反对白卫分子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的斗争的成败。中农问题是工农联盟的一个重要问题。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的是中立中农的政策，因为那时中农对苏维埃政权还不信任，甚至抱敌对态度。切身感受促使中农转变立场，他们从大量事实中看出，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外国武装干涉的抵御者、祖国的保卫者。大批优秀工人下乡、带去社会主义思想，贫苦农民委员会在农村广泛建立起来并开展活动、进行反对地主和富农的斗争，这些对争取中农起了决定作用。鉴于形势的变化，必须改变对中农的态度，必须从中立中农的政策改变为同中农妥协的政策。列宁指出：中农不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苏维埃政权从来没有在任何问题上宣布过要同中农作斗争，也没有进行过这种斗争；它主张同中农妥协，对中农作一系列让步，同中农结成联盟。列宁提出了一个新的政治口号：“善于同中农妥协，——同时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完全地紧紧地依靠贫苦农民——这就是当前的任务。”(见本卷第191页)这个口号为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所批准。中农和手工业者，以及其他许多具有同他们相同生活条件和观点的职员、军官和一般知识分子等，属小资产阶级。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才是决定性的力量，而介于这两个阶级之间、可归入小资产阶级经济范畴的一切社会成分，必然在这两种决定性力量之间摇摆不定。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特征。1918年秋，小资产阶级政党民主派随着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裂，它们的一部分对布尔什维主义先是从敌视转为中立，然后又转为支持。列宁认为应该设法促成这种转变，善于利用这种转变，以加速社会主义的胜利。列宁重视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俄国农村只是完成了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1918年11月6日在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城市里的十月革命对农村来说，只是到1918年夏天和秋天才真正成为十月革命。”(见本卷第140页)列宁在这一讲话以及《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11月8日)和《在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2月11日)中都阐明，农民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根本改变受剥削和奴役、贫困、愚昧的状况。列宁说：“只有实行共耕制才是出路”；“公社、劳动组合耕种制、农民协作社，——这就是摆脱小经济的弊病的出路，这就是振兴农业，改进农业，节省人力以及同富农、寄生虫和剥削者作斗争的手段”。(见本卷第174页)但是，列宁深知：由个体小农经济过渡到共耕制，是一场触及千百万人生活方式最深处的大变革，只有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完成，只有到人们非改变自己生活不可的时候才能实现；在小农经济的国家中，不经过一系列渐进的预备阶段，要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列宁要党的工作人员注意恩格斯在这方面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不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无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对于小农，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永远也不能许诺小农给他们保持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只能许诺他们说，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而用强力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载于本卷的《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11月26日)、《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2月9日)等文献阐述了合作社问题。合作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工人、小生产者(包括农民)、职员在经济上进行互助、同资本家阶级进行斗争而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在俄国，它联合着工人、手工业者以及零星分散的农民阶层，在实际上建立了大的经济组织；合作社也是社会主义的成果之一，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无论在供应方面或分配方面就是一个统一的合作社，没有合作社组织网，就不可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列宁说：“合作社是一笔极大的文化遗产，必须加以珍视和利用。”(见本卷第198页)旧俄留下的合作社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它的领导者多为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成员。苏维埃政权竭力使合作社从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变成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布尔什维克党不拒绝同旧的合作社工作者一道工作，并且利用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以及他们的机构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列宁指出：在经济遭到帝国主义战争的破坏、必须调整供应机构的情况下，首先就要使合作社在组织全体居民的物品供应和分配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合作社应该吸收下层群众参加供应工作、改变领导机关的成分；要克服合作社保持“独立”的倾向，使合作社建立的勋业同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勋业融合起来。列宁注意国家的行政管理工作。列宁1918年7月30日《在省苏维埃主席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苏维埃政权从来没有想让旧机构适应新的管理工作，而是在铲除旧机构之后克服困难去重建一切；事实证明，新阶级把管理工作抓到手里以后是能胜任这项任务的。在一些文献中，列宁号召更加积极地和广泛地提拔劳动群众的代表独立担任管理国家的工作，与此同时，列宁提出要大胆使用各方面的专家。列宁认为，如果连知识分子这样的资本主义文化遗产都不利用，那就无法建设政权。列宁反对行政管理工作中的拖拉作风和松懈现象，他所拟的《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稿》要求一切苏维埃领导机关立即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为了国防事业的需要而尽量节省人力、提高工作效用，要精简机构，调整、统一和合并管理同类业务的各部门。这一草稿以及列宁1918年12月25日《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还专门论证了集体管理和个人负责的关系。该草稿一开始就提出：“苏维埃机关的管理工作问题一概通过集体讨论来决定，同时应当极其明确地规定每个担任公职的人对执行一定的具体任务和实际工作所担负的责任。”(见本卷第359页)而在该讲话中，列宁进一步指出了经过集体讨论的任务无专人负责、有时不能完成的现象。列宁说，集体管理不应成为实际工作的障碍，无论如何不要把实行集体管理制变成说空话、写决议、作计划、闹地方主义。列宁指明：“从集体执行过渡到个人负责，这就是当前的任务。”(见本卷第392页)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就列宁的讲话通过的决议中反映了列宁关于企业和机关工作从集体管理制过渡到领导者个人负责制的建议。以苏维埃俄国文化建设问题为内容的文献占有本卷的一定篇幅。列宁指出，要大力发展国民教育事业、提高人民受教育程度以改变俄国文化落后、文盲众多的状况。列宁在他所拟的《人民委员会关于俄罗斯联邦高等学校招生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建议采取紧急措施保证志愿上高等学校的人都有升学的机会，要求学校首先必须招收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出身的人，并普遍发给他们助学金。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28日)指出，劳动者渴求知识，知识是他们争取解放、获取胜利所必需的武器，他们遭到挫折就是因为没有受教育，现在要使人人都能受到教育。这一讲话以及《在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1月18日)都批判了所谓“学校可以脱离政治”的错误观点，指出这是资产阶级虚伪立场的表现之一。列宁在后一讲话中说：实际上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贯彻资产阶级政治作为办学的重点、竭力通过办学替资产阶级培养人才，而社会主义学校应该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建立密切联系、拥护苏维埃政权；当然，改造学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能简单生硬地把政治灌输给尚未准备好接受政治的正在成长的年青一代。列宁《在各省国民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1月24日)还指示加强社会教育，使其收到实效。列宁赋予图书馆工作以重要意义，他专门拟了《人民委员会关于图书馆工作的决定草案》，他在《致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信件中详细询问了教育人民委员部讨论图书馆问题的情况，并对如何整顿图书馆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为了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莫斯科在市内修建了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十月革命烈士纪念碑，1918年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这一天，列宁先后在这两个纪念碑揭幕典礼上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列宁认为苏维埃报刊、政治读物应该大力宣传新事物、研究和总结人民群众建设新生活的经验和成就。列宁写的《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要求“少谈些政治”，批评老一套的政治鼓动在报纸上占的篇幅太多；要求“多谈些经济”，希望报纸搜集、审核和研究新生活建设中的各种事实。列宁认为，革命报刊必须抨击坏人坏事、号召学习好人好事，不能对这些默不作声或者做官样文章、走过场。列宁呼吁：“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多检查检查，看这些新事物中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见本卷第93页)列宁写《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是为了推荐一本优秀的政治读物——亚·托多尔斯基的《持枪扶犁的一年》。列宁认为这本书好就好在它用实际例子生动地介绍了一年来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工作经验。列宁的名著《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在本卷中占中心地位。列宁的这一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批判了第二国际首领之一卡·考茨基的机会主义观点。列宁认为，当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在许多国家中已实际提上日程的时候，把考茨基的那种叛徒的诡辩和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分析一下是必要的。考茨基歪曲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诋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宣称起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运动原始状态时代的产物，似乎无产阶级只要成为民族的多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达到“足够的成熟和文明程度”就能解放自己，因而竭力吸引工人的注意力离开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给工人制造资本主义可以自行演变为社会主义的幻想。考茨基诬蔑布尔什维克不懂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因而不顾俄国经济的落后力图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一一揭穿了这些诡辩。考茨基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定义，否认这一概念的主要标志——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暴力。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见本卷第255页)列宁指出，革命暴力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条件。考茨基不对资产阶级国家进行阶级分析，提出了“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问题，证明民主“优越”于专政，从而证明无产阶级专政对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用处。列宁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对立并且指出，只要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考茨基对苏维埃政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的实质进行歪曲。列宁指出：在俄国，由于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第一次出现了民主的最高类型——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中，资本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不让群众参加管理，而苏维埃政权却在世界上第一次吸收劳动者直接地积极地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在帝国主义战争、准备和实行十月革命期间的策略是正确的。列宁写道：“这个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见本卷第294页)列宁强调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向各国人民指出了摆脱战争惨祸和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因此各国劳动群众愈来愈坚信“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典范”(见本卷第295页)。收载于本卷的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出版以前用同一题目写出的一篇文章，还有《论“民主”和专政》、《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月20日)、《给欧美工人的信》，以及提交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等，也都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本卷末尾部分收载了列宁有关共产国际成立的一些著作：《对〈第三国际基本原则〉提纲的意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争取到的和记载下来的东西》、《关于共产国际的成立》等。随着西欧革命运动的高涨，从1918年开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成立了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组织，1918年底至1919年初德国共产党也举行了成立大会。为了把国际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革命力量团结到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旗帜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终于宣告成立，于1919年3月初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认为，共产国际的成立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它把群众在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已经赢得的东西记载下来了。共产国际的成立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列宁说：“被革命工人极其丰富的新鲜经验光辉地加以证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帮助我们懂得了当前事变的发展完全合乎规律。今后它还将帮助为推翻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而斗争的全世界无产者更加明确自己的斗争目的，更加坚定地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更加扎实地夺取胜利和巩固胜利。”(见本卷第506页)。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37篇，其中有《在罗戈日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9日)，《关于切实遵守法律的决定提纲草稿》、《关于国防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安排》、《对土地共耕条例草案的意见》、《人民委员会关于北方大铁路修建工程租让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协调全俄肃反委员会、铁路肃反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消费公社的提纲》等以及《附录》中的全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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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凡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列宁全集LIENINGQUANJI第三十五卷1918年7月—1919年3月《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凡例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2．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种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4．目录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5．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6．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7．《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带方括号[]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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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关于委派政治委员的通告（1917年10月23日〔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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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关于委派政治委员的通告
（1917年10月23日〔11月5日〕）
10月20日〔11月2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向首都各军事单位和重要据点委派了政治委员。这是起义准备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步骤，它保证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命令的贯彻。
通告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全体公民：
为了保卫革命和它的成果不被反革命侵犯，我们向各军事单位、首都和它近郊的特别重要的据点委派了政治委员。涉及这些地点的命令和指示，只当我们全权委派的政治委员批准后，方可执行。政治委员作为苏维埃的代表是不可侵犯的。对抗政治委员就是对抗工兵代表苏维埃。苏维埃采取一切措施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反革命侵犯和洗劫。呼吁全体公民全面支持我们的政治委员。如果发生混乱，他们应当向附近军事单位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求援。
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
军事委员会
（译自《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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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讨论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导（1917年10月13日〔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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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讨论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导
（1917年10月13日〔26日〕）
军事革命委员会于10月12日〔25日〕成立。名义上它是为了监督彼得格勒军区的活动和加强首都的城防工作，实际上是准备武装起义的公开指挥部。
昨天，在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讨论了苏维埃军事处关于组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报告，除两名孟什维克委员外，整个执行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组建这样的机构。
军事革命委员会由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组建，并且是它的一个机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有：苏维埃全会主席团和士兵部成员，舰队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芬兰区委员会代表，铁路联盟、邮电联盟、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代表，党的军事组织、人民军队社会主义者联盟、〔注：二月革命后在彼得格勒成立，其领导人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处和工人民警的代表。
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为了保卫彼得格勒和防止不必要的撤退，规定必须拥有的战斗力量及辅助力量，统计和登记彼得格勒及其郊区的卫戍部队的成员、弹药和粮食，制定保卫彼得格勒的计划，保卫城市免遭涂炭及防止开小差的措施，以及在工人群众和士兵中维持革命纪律的措施。
另外，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军事处下设一个有苏维埃军事处和各兵种部长代表参加的卫戍部队委员会。卫戍部队委员会是一个协助军事革命委员会执行它的措施，沟通各地情况，在委员会和部队之间保持紧密联系的机构。
执行委员会在那两名孟什维克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章程。军事革命委员会承担从外部和内部保卫俄国革命中心——彼得格勒——的责任重大的工作。由于革命军事委员会还得同苏维埃及民主阵营内部的护国主义分子的抵抗交锋，这就更增加了它工作中的困难，幸好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的护国主义力量十分微弱，他们的抵触行动不足以葬送革命。
（译自《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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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彼得格勒维堡区赤卫队代表会议通过的赤卫队章程（1917年10月7日〔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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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彼得格勒维堡区赤卫队代表会议通过的赤卫队章程
（1917年10月7日〔20日〕）
这份章程虽然只是在一个区的代表会议上通过的，但它具有典型意义。它反映了整个彼得格勒市赤卫队的情况，说明它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良好的组织纪律。
一、赤卫队的目的和任务，成员的义务
1．工人赤卫队是保卫工人、农民和所有被资本压迫的社会公民免遭资产阶级的压迫、暴力和专横的工具。资产阶级力图借助常备军加强自己的统治和从人民手中夺取全部革命果实。
2．赤卫队目前的任务是同反革命作斗争，直到实行全民武装之前都是这样。
3．赤卫队员不分其政治和革命的信念，性别及民族，均是工人赤卫队员，自愿加入，并且任何时候均可退出。
4．每个赤卫队员拥有武器的权利如同男女公民的各项其他权利一样，是其不可分割的权利。因为只有在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国家中才限制公民武装的权利，并借助常备军的帮助用武器的力量迫使被压迫的工人和农民阶级为压迫和掠夺效力。
5．赤卫队员应该记住：由于任何公民不分政治和革命信念、性别、民族都可能成为赤卫队员。所以，赤卫队是第一次尝试用事实证明，消灭常备军和实行全民武装的可能性。
6．所有年满18岁、未发现有不良行为的人均可加入赤卫队。如果申请加入者有不良行为，则应取得工长委员会和政治组织的信任后方可加入。
7．每个赤卫队员担负的义务是：
（1）按时参加会议和操练；
（2）操练时要无条件执行指挥员命令；
注：没有可信服的理由三次不出操者，开除赤卫队。可信服的理由是，那些已经了解军务的赤卫队员被分队指挥员和委员会免除了操练。
8．每个赤卫队员服从自己的选举机构不是由子盲从，而是因为这些机构是由他自己自由和独立选举出来的。
9．赤卫队是自愿和自由组成的民主机关，因此，无论哪一个赤卫队员都不应为自己要求报酬、
10．每个赤卫队员都要小心保护他得到的武器。
故意损坏或丢失枪支者将被开除出赤卫队，并要他们照价赔偿。
每一个赤卫队员有义务保持自己武器的洁净。如在指挥人员指出后仍有破坏此项义务者将被开除出赤卫队。每个赤卫队员应记住，他的使命是保卫自由，因此，他为了施加暴力和限制公民的各项自由而使用武器是最大的犯罪，将受到从赤卫队中除名的惩罚。
11．每个赤卫队员在战斗状态下应当记住，他保卫的主要不是自己，而是革命的成果，因此，每个赤卫队员都应根除一切怯儒的表现。
12．凡是抵触自由制度行为和破坏赤卫队任务的赤卫队员均应受到同志审判会的审判。
13．队长的行动应当依照总章程。
在战斗时队长应把战斗队的领导权集中在自己手中，对所下达的命令严格负责，在关键时刻（作为）他们的先进战士应以自已的榜样，鼓舞自己的队伍。
队长离队应预先选出他的接替人。
14．赤卫队员加入赤卫队时领取证明他属于赤卫队的证件。
二、组织系统
1．工厂战斗队的管理权属于工厂赤卫队委员会。
委员会负责战斗队的军事准备工作和它的经济组织工作。工厂赤卫队委员会不少于5人：
（1）1名工厂委员会代表，
（2）3名赤卫队员代表，
（3）工厂赤卫队队长。
如果5名成员不足以应付大量重要工作，委员会可以补充必要数目的赤卫队员代表。
赤卫队委员会归赤卫队区指挥部管辖。
2．各工厂的战斗队分为排、连等，组成支队。
区支队归区指挥部管理。后者从属于区工兵代表苏维埃，但享有内部自治。
区指挥部的职责是，在没有赤卫队或赤卫队组织得不好的工厂指导组织赤卫队，为此，指挥部要进行讲课，召集会议等。
区指挥部应关心区支队的战斗力，为此，它要组建通讯班、机枪班、炸弹投掷班和救护队。
区指挥部领导区支队的战斗准备工作，派遣指导员、规定检查、设置警报等。
区指挥部管理枪支弹药，负责它的统计和分配工作。区指挥部有权解除队长的职务。
区指挥部在战斗时刻有权征集工厂的一切设备用具（汽车、摩托车、马匹等）。
区指挥部有权召集区赤卫队代表会议。
区指挥部的资金来源于社会组织的捐赠、授课和会议的收入等。
此外，赤卫队委员会从工厂工人提取一定比例的扣除额，其中一半归区指挥部支配。
区指挥部由下列人员组成：
（1）区工兵代装苏维埃的代表3-5名；
（2）代表会议选出的赤卫队代表4-6名；
（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的代表2名；
（4）指挥人员的代表2人进入区指挥部的指挥机构。
3．市赤卫队的最高机关是彼得格勒赤卫队司令部，他从属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但享有内部的完全自治。
所有赤卫队区支队归它管辖。
它由下列人员组成：
（1）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
（2）各区的代表；
（3）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
（4）工会的代表；
（5）指挥人员的代表；
（6）军事组织的代表。
三、赤卫队的战斗分队
（1）40-60名战斗人员组成一个排。
排长和排的全体成员选出指导员，他是一名懂得军事的工人或士兵。
排根据其大小，分为2-3或4个小队。小队长也选举产生。
（2）两个排组成一个连。每连80-150人。连长由全连成员选举产生。
（3）四个连组成一个营，每营400-600人。营长由全营成员选举产生。
（4）两个营组成一个团，每团800-1200人。团长由全团成员选举产生。
（5）区的各团组成区支队。区支队归区指挥部管辖。
（6）所有的队长都是选举产生的，并可以根据会议的多数进行改选，会议则是根据三分之一成员的要求举行的。
本章程经区代表会议通过，维堡区必须遵照执行。代表会议希望市赤卫队也按照这个章程进行组织。
（译自《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集196-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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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反对武装起义声明（1917年10月18日〔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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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反对武装起义声明
（1917年10月18日〔31日〕）
加米涅夫不顾党中央的决议，竟然以他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在半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标题为《尤·加米涅夫谈“发起行动”》的反对起义的声明。列宁对此极为愤慨，指责它为“工贼行为。”
弗·巴扎罗夫昨天的文章提到了以两个知名的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发出的一份反对发起行动的传单。
尤·加米涅夫就此宣布：鉴于发起行动的问题在加紧讨论，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给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芬兰的我们党的各大组织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党在最近期间主动发起任何武装行动的决议。
党的这样的决议是没有的。大家懂得，在目前的革命形势下，并不是搞什么类似“武装游行示威”的事情的问题。问题只能是武装夺取政权，而对无产阶级负有责任的人不会不懂得，只有清楚明确地给自己提出了武装起义的任务，才能举行某种群众性“行动”。不仅仅是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并且还有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都认为，在目前，在现在的社会力量对比下，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主动发起武装起义，是一种不能允许的、对无产阶级和革命极端危险的步骤。
任何一个党，尤其是我们这个越来越集中着群众希望和信任的党，决不会不力图掌握政权，通过国家政权的手段实现自已的纲领。任何一个革命的党，尤其是我们的党，无产阶级、城乡贫民的党，决不会也无权利放弃起义，起誓永不起义。举行起义来反对祸国的政权，是劳动群众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在某种时刻也是那些得到群众信任的政党的神圣义务。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起义是艺术。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现在，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有责任反对一切主动发起武装起义的企图，因为这种起义是注定要失败的，会给党、给无产阶级、给革命的命运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的。把一切都押在近日发起行动的这张牌上，这就是采取绝望的举动。而我们党是强有力的，是有远大前途的，决不会采取这种绝望的举动。
（录自《列宁全集》第32卷第136条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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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给各主要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信件（1917年10月11日〔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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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给各主要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信件
（1917年10月11日〔24日〕）
10月11日〔24日〕即党中央通过关于武装起义决议后的第二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信给布尔什维克党的彼得格勒市委员会、莫斯科市委员会和莫斯科区域委员会、工兵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和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在这封名为《论时局》的信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申诉了他们反对立即武装起义的理内。他们的意见遭到了各地的拒绝和驳斥。
鉴于总的政治形势，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使我党面临一个问题：下一步应该怎样做？
工人队伍中有一种思潮在形成和发展，它认为，唯一的出路是立即宣布武装起义。关于日期问题，大家都认为，既然谈及这次起义，就应直截了当地确定日期，并且应确定在最近的时间。这个问题已经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各种定期刊物和工人会议上讨论着。它引起了不少党的工作者的注意，我们也认为自己责任，有权利坦率地说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们深信，目前宣布武装起义，这不只是拿我们党的命运作孤注一掷，而且也是拿俄国革命的命运和世界革命的命运作孤注一掷。
毫无疑问，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情况，被压迫阶级断定，与其不战而降，莫如战而后败。俄国工人阶级现在就处在这种境地吗？不，一千个不！！！
由于我们党在城市里，特别是在军队里的影响有了巨大增长，目前的形势是，资产阶级要取消立宪会议已愈来愈不可能。我们通过军队，通过工人拿起手枪对准资产阶级的脑袋：资产阶级已处于这样的境地，如果它现在企图取消立宪会议，它将把小资产阶级政党再度推向我们一方，同时，手枪的扳机将会扳动。
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我们党的机会是很好的。说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开始下降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我们认为是毫无根据的。从我们政治对手说出的这些论断完全是一种政治伎俩。它的企图就是，在对我们敌人有利的条件下挑起布尔什维克的起义。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在增长。整个劳动人民阶层还只是开始处在它的影响之下。只要政策正确，我们能在立宪会议中取得三分之一或许更多的席位。小资产阶级政党在立宪会议中的态度不能完全像它现在的那样。首先，它们的口号“等待立宪会议解决土地问题、自由问题”已失效。而贫困、饥饿和农民运动的激化将使它们受到日益增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寻求同无产阶级政党的同盟，以及反对立宪民主党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
当然，立宪会议本身不能改变社会力量的现实对比情况。但是，它能消除现时对这种对比的伪装。苏维埃已经根深蒂固，不会被消灭。目前，在一些地方，苏维埃实际已在履行政权的职责。
立宪会议在自己的革命工作中，只能依靠苏维埃。立宪会议加苏维埃--这就是我们所要走向的一种联合型的国家机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的政策有很大机会获得真正的胜利。
我们任何时候也没有说过，俄国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可以胜利完成目前的革命。我们没有忘记，现在也不应忘记，在我们和资产阶级之间有一个庞大的第三阵营：小资产阶级。这个阵营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期加入到我们这一边，使我们获得了胜利。它还会不止一次地参加到我们这一边来。不能对目前情况高枕无忧。毫无疑问，目前这个阵营同资产阶级，而不是同我们靠得更近。但是，目前的状态不是永久的，也不是稳固的。只当无产阶级政党采取不慎重的步骤，进行某种未经深思熟虑的发动，把革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立即举行武装起义上，才会把小资产阶级长期推到米留可夫怀抱中去。
有人说：（1）俄国的大多数人民已经拥护我们；（2）国际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拥护我们。
唉！无论是第一点还是第二点都不对，并且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俄国大多数工人和大部分士兵都拥护我们。可是，所有其余的人都成问题。比如，我们大家都深信，如果现在的情况发展到选举立宪会议，那么，农民的大多数将投社会革命党人的票。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偶然的吗？士兵群众支持我们，不是为了战争的口号，而是为了和平的口号。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看到这点，我们就可能把我们的筹划建立在沙漠之上。假如我们在独自夺得政权之后，（由于世界局势）必须进行革命战争，那么，士兵群众就要离开我们。诚然，一部分优秀的青年士兵会留下来同我们在一起，但是，士兵群众是要离开的。这正是帝国主义政府的罪行。它为俄国和盟国资产阶级服务，从根本上损害了国家的经济力量，破坏了国家，从而日益剥夺了革命人民用革命手段保卫自己防御世界帝国主义野心的可能性。帝国主义战争进行了四十个月之后，在一个被散兵游勇的抢劫弄得满目疮痍的国家里，在沙皇制度及随后的资产阶级统治所造成的经济崩溃的情况下，饱受苦难的士兵愈来愈难以把反对国际资本主义总联盟的革命战争进行到胜利。
那些现在进行反战宣传的前线代表，直截了当地要求我们演讲人不要讲革命战争，因为这样作会把士兵推开。这是非常重要的信号。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政府会立刻把战争的经济负担都加在资产阶级身上，—留给资产阶级的“只是一小片面包”，并且要“脱下他们的靴子”。这当然会提高群众的热情。但是，它还不能保证反对德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的胜利。现时的俄国违背工人阶级的意愿，让帝国主义战争消耗国力。它仍然是一个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铁路系统紊乱，缺少商品，缺少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及其它物品。工人政党夺取政权毫无疑问就是对威廉〔注：指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译者〕的打击。在革命俄国提出立即缔结民主和约的情况下，威廉将更难以进行反对它的战争。但是，在里加等地失陷的情况下，这个打击是否强大到足以把德国帝国主义的魔爪推离俄国？如果德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开始单独谈判--而这几乎是肯定的那么，它
们不会把谈判更推进一步吗？在我们取得胜利以后，威廉那时就不能开进彼得格勒吗？有什么材料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的情况下——必须单独对这种状态和对它的必然后果承担责任，而且仅仅自己承担责任呢？
这里我们再谈谈第二个论断国际无产阶级似乎现在大多数已经拥护我们。可惜，事实不是这样。德国舰队的起义具有巨大的征兆性意义。意大利有发生重大运动的预兆。但是，这离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多少是积极的支持，即离向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宣战还很远。过高地估计力量是非常有害的。毫无疑问，给与我们的多，向我们要求的也多。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孤注一掷，遭到失败我们将会给非常缓慢兴起的、但是毫无疑问正在兴起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以沉重打击。其实，只有欧洲革命的增长才使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立即把政权夺取到自己手里。它正是俄国无产阶级起义胜利的唯一保证。它将到来，但是，现在并不存在。
我们想象中的最近将来的前景是怎样的呢？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的途径并不仅仅决定于我们一方，敌人可能强迫我们在立宪会议选举之前投入决定性战斗。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的企图自然也不会给我们留下什么选举之事。对那时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我们当然会是意见一致的。但是，那时小资产阶级阵营中的大部分也必定会重新支持我们。政府逃跑到莫斯科会促使小资产阶级群众转向我们。而那时我们胜利的条件将具备，那时我们将不会被击败，而被击败的将是我们的敌人。
可是，既然由我们来选择，我们现在可以也应该只采取防御立场。临时政府经常无力实现它的反革命企图。它已摇摇欲坠。士兵和工人的力量足以使克伦斯基及其同伙的这些步骤无法实现。农民运动还仅仅是开始。在军队的当前情况下，立宪民主党不可能大规模地镇压农民运动。临时政府无力伪造立宪会议选举。对我们党的同情将扩大。立宪民主党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同盟将瓦解。在立宪会议里，我们将是一个如此强大的反对党，以致我们的散人在一个实现普遍选举权的国家里，必须不断地向我们让步。或者，我们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无党派的农民代表及其他人组成一个基本上实行我们纲领的执政同盟。这就是我们的意见。
在历史的面前，在国际无产阶级的面前，在俄国革命和俄罗斯工人阶级面前，我们现在无权把全部前程押在武装起义上。认为现实的这种起义如果遭到挫折只会导致7月3日-5日事件的后果，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现在涉及到的是更重大的事物。涉及到的是决定性战斗，在这场战斗中遭到失败就是革命的失败。
总的局势就是这样。但是，凡是不愿意空口侈谈起义的人，也必须冷静地权衡一下起义的得失。这里，我们认为有责任指出，在当前时机中，最有害的是低估敌人的力量和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要比他们所显露出来的大。彼得格勒起着决定作用。而无产阶级政党的敌人在彼得格勒积聚了庞大的力量：五千名士官生，他们装备精良，组织严密，他们（由于自己的阶级地位）甘心而且善于作战，又有司令部，又有突击队，又有哥萨克，又有很大一部分卫戍部队，又有以扇形配置在彼城周围的很大一部分炮兵。敌人几乎一定要借助中央执行委员会设法把军队从前线调回来。另外，在当前时机中，无产阶级政党将不得不在同科尔尼洛夫叛乱日子里的力量对比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进行搏斗。那时，我们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同克伦斯基分子一起进行搏斗。而现在，无产阶级政党不得不反对黑帮分子，还有立宪民主党人，还有克伦斯基和临时政府，还有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
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当然是很大的。但是，关键在于：首都的工人和士兵是否真正有那样的情绪，即认为只有巷战才是唯一的出路，因而要冲向街头。不是的，没有这样的情绪。主张起义的人自己声称，劳动人民和士兵群众连7月3日前夕的那种情绪都没有。首都广大贫苦群众如果有冲向街头的战斗情绪，他们所发动的起义就一定能把那些最大的、最重要的、然而我党在其中的影响很薄弱的组织（铁路工会和邮电工会等等）带动起来。可是，即使在工厂和兵营里也没有这样的情绪，因此要在这上面打什么算盘，那就是自欺。
有人说，但是要知道铁路和邮电职工在挨饿，在受贫困的煎熬，对临时政府感到气愤。当然，是这样的。可是，这还不能保证他们会违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意愿，去支持反政府的起义。铁路职工受贫困的煎熬，在1906年也有过，在德国和法国也有过。但是，它并没能保证他们支持起义。如果所有受贫困煎熬的人们随时都准备支持社会主义者的武装起义，那我们早就夺得社会主义了。
这里着重说一下我们的当前任务。苏维埃代表大会预定在10月20日举行。这次大会无论如何应召开。它应从组织上巩固日益增长着的无产阶级政党影响。它应当成为一个中心，把所有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织和铁路工人工会，邮电工人工会。银行职员工会等团结在苏维埃周围。这些组织同苏维埃之间还没有固定的组织联系。这只能看作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工作软弱的表现。而这种联系不管怎样说都是真正落实和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的前提条件。目前这一口号，当然意味着要坚决回击政权对苏维埃和它所建立组织的权力的任何微小侵犯。
在这种条件下，关于政权过渡到无产阶级政党手里的问题，用“现在或永远不！”的提法，是严重的历史错误。
不，无产阶级政党将要增长，它的纲领将为愈来愈广泛的群众所接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必然走上使政权真正过渡到大多数人民手里的道路，党将能够采取更为广泛的形式来继续对他们的政策进行无情揭露。只有一种方法会使党断送自己的成就，那就是在目前情况下主动起义。这样做将使无产阶级遭受联合起来的，得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支持的全部反革命的打击。我们要对这种危险的政策提出警告。
（译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1917年8月-1918年2月》第87-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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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1917年10月10日〔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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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
（1917年10月10日〔23日〕）
这一决议是列宁起草的。它把立即准备武装起义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第32卷，第385页。
原文链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10月10日（23日）会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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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第三届联合临时政府名单（1917年9月25日〔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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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第三届联合临时政府名单
（1917年9月25日〔10月8日〕）
第三届联合临时政府比督政府后退一步，它允许立宪民主党人进入内阁。
总理：亚·费·克伦斯基
陆军部长：亚·伊·维尔霍夫斯基
海军部长：德·尼·维尔杰列夫斯基
内务部长和邮电部长：阿·米·尼基京
外交部长：米·伊·捷列先科
粮食部长：谢·尼·普罗柯波维奇
财政部长：米·弗·别尔纳茨基
教育部长：斯·斯·萨拉兹金
交通部长：阿·弗·李伟罗夫斯基
工商部长：亚·伊·柯诺瓦洛夫〔注：兼任副总理。〕
国家救济部长：尼·米·基什金
司法部长：波·尼·马梁托维奇
劳动部长：库·安·格沃兹杰夫
农业部长：谢·列·马斯洛夫
正教院总监：安·弗·卡尔塔舍夫
国家监察长：斯·阿·斯米尔诺夫
经济委员会主席：斯·尼·特累齐亚可夫
（译自《言谱报》，1917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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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于民主会议领袖同临时政府举行协商会设的情况报导（1917年9月26日〔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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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于民主会议领袖同临时政府举行协商会设的情况报导
（1917年9月26日〔10月9日〕）
预备议会成立后，民主会议领袖又同临时政府商定，把120名资产阶级地主的代表补充进预备议会。这样，预备议会完全成为苏维埃的对立面。
这次持续特别长的政府危机可以认为已经过去了。
9月24日，在冬宫的马拉希托夫大厅再次召开革命民主派代表和非社会主义派别代表的会议。会上，双方就所有争议问题完全达成了协议……
双方的协议确认，临时政府负责召开的预备议会的成员中有资格的人士出120名。这些人约占预备议会全部成员的四分之一。预备议会的成员总共约450名，几乎与最后一届国家杜马的人数相等。
召开预备议会的条例及其规则由临时政府附属的法律会议起草。该会议决定，在9月26日开始工作，并在最短的时间中草拟好这些条文。
（译自《1917年9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255-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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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全俄民主理事会的基本条例和组成（1917年9月21日〔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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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全俄民主理事会的基本条例和组成
（1917年9月21日〔10月4日〕）
全俄民主理事会是根据民主会议主席团9月20日〔10月8日〕的决议组成的，后改称为俄罗斯共和国临时会议，即预备议会。成预备议会的目的是制造已经建立议会制度的假象。而实际上，它只是临时政府的咨询机关。
1．全俄民主会议从自身分出全俄民主理事会，民主会议的全部权力转归后者。
2．全俄民主理事会自己为本身的活动制定训令。
3．全俄民主理事会按出席民主会议各团体代表的比例，从民主会议成员中选举产生。
4．每个团体按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当选证书的15%，派遣自己代表出席全俄民主理事会。
5．允许出席民主会议的团体划分党团，但这种划分应同党团数目相一致，
6．每个组织有权更换自己派往全俄民主理事会的代表。一当委任其他代表代替召回的代表，后者的当选证书即行失效。
全俄民主理事会的组成：
城市45人；自治机构45人（其中，来自省执行委员会5人）；工兵代表苏维埃38人；农民代表苏维埃38人；合作社24人（工人合作社5人，一般合作社19人）；工会21人；工商界职员5人；铁路职工5人；邮电职工2人；作战部队26人（其中1人是伤员代表）；舰队2人；哥萨克6人（其中3人来自哥萨克军人苏维埃，3人来自前线哥萨克）；民族组织25人（民族按他们相互间的协议分配名额）；土地委员会7人；经济组织3人；农民联盟2人；教师工会2人；律师1人；妇女组织1人；其它组织10人。总共308人。
（译自《1917年9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254-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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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民主会议人员组成情况的报导（1917年9月14日〔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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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民主会议人员组成情况的报导
（1917年9月14日〔27日〕）
9月14日-22日〔9月27日-10月5日〕，民主会议在彼得格勒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报导了会议的人员组成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导是如何处心积虑地压低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代表的比例和影响的。
三天中，向资格审查委员会递交了1050份证书。其中699份是来自欧俄、高加索、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的90个省城、县城的代表提交的。这个数字中，派代表的省城和州的城市有61个；城市自治机构156个；地方自治机构67个；工兵代表苏维埃95个；省农民代表组织68个；土地委员会21个；省执行委员会13个；合作社16个；省粮食委员会4个。
所属组织情况：来自军事单位和组织的107人；来自民族组织的26人；来自铁路职工的27人；来自工商职员的11人；来自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的3人；来自工厂会议的1人和来自其他小的民主组织的84人。
所属党派情况：社会革命党293人，其中，191人没有表明自己的派别，28人是护国派分子，58人是国际主义派分子，16人是乌克兰人；社会民主党人是274人，其中，没表明派别的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99人，护国派分子25人，国际主义派分子36人，布尔什维克89人，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人10人，《统一派》小组8人，崩得派6人，社会民主党联邦派分子1人，白俄罗斯小组的社会民主党人1人；劳动派分子和人民社会党人27人；人民自由党2人；穆斯林社会主义分子4人；统一犹太社会党4人；党外社会主义分子7人；乌克兰联邦派分子2人；吉尔吉斯人民党1人；犹太人民党1人；工团主义分子2人；民族民主主义分子1人；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团体1人；白俄罗斯自治派分子1人；达什纳克党1人，以及无党派人士66人。
举办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向临时政府的全体成员和盟国的外交使团发出了莅会的邀请。
（译自《1917年9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248-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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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和全俄农民苏维埃执委会全体会议关于召开民主会议的决定（1917年9月3日〔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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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和全俄农民苏维埃执委会全体会议关于召开民主会议的决定
（1917年9月3日〔16日〕）
〔注：公布的日期。〕
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不断削弱。他们操纵苏维埃执委会决定召开有合作社、自治机构等代表参加的民主会议，企图用民主会议代替苏维埃决定政权问题。
前线的事件和反革命掀起的内战造成了悲惨的局面，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权，一个能够实施革命民主纲领。能够同反革命和外敌进行积极斗争的政权。这一政权应民主产生，依靠民主机关，不同反革命分子作任何妥协。因此，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
1．立即召集一切民主组织和地方自治民主机关的代表大会，以解决政权组织问题，这一政权应能把国家引到立宪会议。
2．在这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建议政府保持现有的组成，欢迎它迈出的第一步——宣告民主共和国成立——认为它将同革命民主机关密切团结，向反革命阴谋展开坚决斗争。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号召民主力量积极支持政府的保卫国家和同反革命斗争的工作，采取的办法之一是，军队的民主化和高级指挥成员的决定性改组。
3．为了防止政府代表采取某些有害于事业的，并且只会徒劳无益地引起人民群众气愤的措施，全俄中央委员会认为，政府采取维护社会秩序的措施时必须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同反革命斗争人民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
4．在任何条件下，中央执行委员会都最坚决地要求居民中的民主阶层不要受挑拨，要充分忍耐自制，等待将召开的民主代表大会的决定，不要作任何擅自行动，坚决反对私刑。
（译自《1917年9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246-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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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督政府的组成（1917年9月1日〔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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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督政府的组成
（1917年9月1日〔14日〕）
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后，临时政府进行改组。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反对立宪民主党人进入政府，克伦斯基只得组成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五人执政内阁。
9月1日，临时政府会议决定：在内阁最终组成之前，由于目前的非常局势，应把国家政府的职能直接委托给总理亚·费·克伦斯基，外交部长米·伊·捷列先科，陆军部长维尔霍夫斯基少将，海军部长维尔杰列夫斯基海军上将和邮电部长阿·米·。尼基京。
（译自《俄国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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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等革命机构发布的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人民、全体工人和全体士兵书（1917年8月27日〔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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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等革命机构发布的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人民、全体工人和全体士兵书
（1917年8月27日〔9月9日〕）
科尔尼洛夫叛乱发生后，布尔什维克党号召首都工人和士兵起来保卫革命，并领导人民粉碎了这场叛乱。
致彼得格勒全体劳动人民、全体工人和全体士兵
反革命在向彼得格勒推进。革命的叛徒、人民的敌人科尔尼洛夫正率领受其蒙骗的军队向彼得格勒挺进。立宪民主党不断诬蔑工人和士兵。以它为首的全部资产阶级正在欢迎形形色色的叛变者，并准备衷心欢迎科尔尼洛夫用工人和革命士兵的鲜血染红彼得格勒的街道，衷心欢迎他利用愚昧的、受其蒙骗的人们的双手绞杀无产阶级、农民和士兵的革命。为了给科尔尼洛夫枪杀无产阶级的罪行开脱，资产阶级胡说，在彼得格勒仿佛工人的暴动占了上风。现在你们看到，掀起暴动的不是工人而是资产阶级和以科尔尼洛夫为首的将军们。科尔尼洛夫的胜利就是自由的坟墓、土地的丧失，就是地主对农民、资本家对工人、将军对士兵的胜利和无限统治。
临时政府在科尔尼洛夫的初次反革命活动时就四分五裂了。一部分民主力量曾多次向这个政府表示自己的信任并委之以全权。但这个政府原来无力完成自己首要和直接的任务；彻底扑灭将军——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寻求同资产阶级的妥协消弱了民主力量，煽起了资产阶级的欲望，使资产阶级敢于决定用公开的暴动反对革命、反对人民。
拯救人民、挽救革命靠的是无产阶级和士兵群众自身的革命热情。我们能相信的只有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纪律性，自己的组织性。我们把开展坚决斗争，拯救整个革命、革命的成果和它的未来的领导重任委托给无条件的、忘我的、一心一意要负责实现无产阶级和士兵、农民群众要求的那个政权。只有这个政权能拯救革命，使之免遭反革命的进攻，尽管一部分摇摆不定的民主力量有过动摇、不坚定、意志薄弱，它也能拯救革命。
彼得格勒居民们我们号召你们同反革命做最坚决的斗争！
整个革命的俄国做彼得格勒的后盾。
士兵们！为了革命去反对科尔尼洛夫将军！
士兵们！用齐心协力的队伍保卫革命的城市免遭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攻击！
士兵和工人们！用二月事件中鲜血凝成的兄弟联盟去向科尔尼洛夫分子证明：不是科尔尼洛夫分子窒息革命，而是革命将粉碎和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企图。
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获得解放了的俄国和全世界的工农政权，让我们亲如一家，团结一致，手挽手，步调一致地去迎击人民的敌人、革命的叛徒和自由的绞杀者！
你们能够推翻沙皇制度，你们应当证明，你们不甘于地主和资产阶级走狗——科尔尼洛夫的统治。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布尔什维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
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
工兵代表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注：指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
（译自《1917年8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474-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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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告居民书（1917年8月27日〔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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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告居民书
（1917年8月27日〔9月9日〕）
科尔尼洛夫看到克伦斯基的通电后，发出这份告居民书。他不仅歪曲事实真相，而且肆意造谣中伤布尔什维克党，企图以此来为自己的叛乱辩解。
总理第4163号通电〔注：即克伦斯基于8月27日发出的关于科尔尼洛夫叛变的通电。——译者〕的整个第一部分完全是谎言。不是我派遣国家杜马成员弗拉基米尔·李沃夫到临时政府那里去，而是他作为总理的代表来见我。第一届国家杜马成员阿拉金是这件事情的证明人。
因此，这里有一个拿祖国命运押宝的巨大挑衅。
俄罗斯居民们，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灭亡。
她灭亡的时刻已不远。
我，科尔尼洛夫将军，不得不公开宣告，临时政府在苏维埃中的布尔什维克多数的压力下，正完全按照德国总参谋部的计划行动。在敌军将在里加沿岸登陆的时候，它从内部摧毁军队，动摇国家的基础。
我沉痛地感到我国这种无法避免的毁灭。它迫使我向全体俄罗斯居民呼吁，在这可怕的时刻来拯救垂死的祖国吧。凡是胸中有一颗俄罗斯心脏在跳动的人，凡是相信上帝和教会的人都来祈求上帝显示伟大奇迹，拯救祖国大地的奇迹。
我，科尔尼洛夫将军，一个哥萨克农民的儿子，向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宣告，除了维护伟大的俄罗斯，我个人没有任何要求，并且我宣誓，通过战胜敌人把人民引到立宪会议。人们将在那里决定自己的命运和选择新的国家生活方式。
我不能把俄罗斯出卖给她的世敌---日耳曼民族，使俄国人民沦为德国人的奴隶。我宁愿在光荣的战场上死去，不愿看到俄罗斯蒙受耻辱。
俄罗斯居民们，祖国的命运在你们的手中！
科尔尼洛夫将军
1917年8月27日于大本营
（译自《1917年8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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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克伦斯基总理关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通电（1917年8月27日〔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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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克伦斯基总理关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通电
（1917年8月27日〔9月9日〕）
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要克伦斯基下台。这迫使临时政府总理宣布断绝同科尔尼洛夫的联系，并通电全国反对叛乱。
总理宣布，8月26日，科尔尼洛夫将军派遣国家杜马成员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李沃夫到我这里，要求临时政府把全部民事和军事权力交给科尔尼洛夫将军。以便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组成一个新政府来管理国家。国家杜马成员李沃夫提出这一建议的权力，后来在我同科尔尼洛夫将军的直线电话交谈中得到将军的认可。
临时政府从我提出的要求中可以看出，俄国社会中的某些阶层渴望利用国家的困难局势建立一个反对革命成果的国家制度。为了拯救我们的祖国，拯救自由的共和国制度，临时政府认为必须授权给我采取及时果断的措施，以便从根本上制止任何企图推翻国家最高权力和侵犯革命赢得的各项公民权利的行为。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自由和保护全国的秩序。居民将及时得知这些措施。
同时我命令：（1）科尔尼洛夫将军必须把他的最高总司令的权力交给克列姆博夫斯基将军——保卫通向彼得格勒要冲的北方战线总司令；克列姆博夫斯基将军留在普斯科夫，暂时担任最高总司令。（2）宣布彼得格勒市和县处于戒严状态，戒严地区的各项法规都适用于彼得格勒……我号召所有公民保持完全的镇静和维持拯救国家所必不可少的秩序。我号召陆海军全体官兵本着自我牺牲精神去冷静地履行自己保卫祖国免遭外部敌人侵略的义务。
本电文立即交与全体长官、全体委员，一切军队和社会组织，以便立即告之军人和居民。
总理亚·克伦斯基
1917年8月27日
（译自《1917年8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445-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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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前正教院总监弗·李沃夫写给克伦斯基的字条（1917年8月26日〔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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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前正教院总监弗·李沃夫写给克伦斯基的字条
（1917年8月26日〔9月8日〕）
8月25日〔9月7日〕，俄军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掀起反革命叛乱，并派遣李沃夫去彼得格勒向克伦斯基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把全部政权交给科尔尼洛夫。这张字条是李沃夫应克伦斯基要求写的，它包含了通牒的基本内容。
科尔尼洛夫将军要求：
（1）宣布彼得格勒城处于戒严状态。
（2）把全部军事和民事的政权交给最高总司令。
（3）全体部长，包括总理应辞职，各部交副部长临时管理，直至最高总司令组成内阁时为止。
弗·李沃夫
1917年8月26日于彼得格勒
（译自《1917年8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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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莫斯科国务会议人员组成情况的报导（1917年8月15日〔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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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莫斯科国务会议人员组成情况的报导
（1917年8月15日〔28日〕）
这篇报导刊登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上。它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国务会议的反人民本质。
莫斯科管理局给前来参加会议的各类代表编制了大致的汇总表、
第四届国家杜马的代表488人，农民代表100人，苏维埃和社会组织执行委员会代表129人，城市代表147人，地方和城市自治机关联合会代表18人，地方自治局代表118人，工商界和银行界代表150人，科学组织代表58人，劳动知识分子代表83人，陆军和海军代表117人，宗教界和宗教组织代表24人，民族组织代表58人，粮食委员会代表90人，农业协会代表51人，合作社代表313人，工会代表176人，政府委员的代表33人，军事主管部门代表16人，等级代表机构代表4人，政府成员及部长代表15人。
8月13日又增加了100多人，其中有叶夫洛吉主教，科尔尼洛夫将军，斯柯别列夫和尤列涅夫部长。
总共有2500多名代表。
8月13日晚，分配了各派别的发言人，发言人共有91人，这些人是在各派代表同意的基础上分配的。
由于发言者人数众多，决定把会议延期至8月15日。
在两天时间里，宣读了各派的声明，每天举行两次会议。
（译自《1917年8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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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莫斯科国务会议开幕的情况报导（1917年8月13日〔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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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莫斯科国务会议开幕的情况报导
（1917年8月13日〔26日〕）
8月12日〔25日〕，临时政府在莫斯科召开国务会议。资产阶级企图利用这次会议为建立反革命军事专政制造舆论，因而遭到广大人民反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报导了国务会议的开幕情况。
莫斯科国务会议是在有轨电车停驶、咖啡馆和饭店不营业这样非常特殊的条件下召开的。昨天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已做出决定，号召莫斯科无产阶级不要宣布罢工。但是，莫斯科无产阶级对莫斯科会议的抵触情绪如此强烈，以致在深夜召开了工会中央会议，各区分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代表40万莫斯科无产阶级群众的会议几乎一致同意宣布罢工。只有工商界职员同盟和印刷工人同盟没有附议。报纸将于明天在莫斯科出版。
许多人一大早就聚集在召开国务会议的大剧院门前了，可能有一万多人。与大剧院相毗连的全部地区被士兵和士官生的三层警戒线围住。徒步的和骑马的警察维持着人群的秩序，没有破坏秩序的现象。没有任何游行示威。因为所有的组织，包括布尔什维克都极力号召工人不要举行游行示威。
人们见到前来开会的代表时表现得十分克制。只有一少部分表示赞许，绝大多数人愤愤然，甚至吹起了口哨。这种景况同在彼得格勒召开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日子非常相似。
下午三点，会议大厅里挤满了人。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们的席位还空着，他们来迟了一会儿，他们进入大厅时，克伦斯基总理已开始发言了。
到会的代表中有历届国家杜马的代表：罗将柯、古契柯夫、戈洛温、霍米亚科夫，只有去世的穆罗姆采夫没来。革命老战士代表有克鲁泡特金、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洛帕京等。这里有以阿列克谢耶夫和布鲁西洛夫为首的高级将领们，这里还有工业和银行巨头。总之，给人一种印象：所谓“资产阶级”世界的代表压倒了民主力量。各种长礼服、浆过的衬衫多于领扣在侧面的高领衬衫。但要准确说出会议的组成是完全不可能的。代表地方及城市自治管理机构的所谓“知识界”分子，令人感到神秘。
（译自《1917年8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363-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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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时政府关于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新组成人员的名单（1917年7月25日〔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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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时政府关于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新组成人员的名单
（1917年7月25日〔8月7日〕）
宣布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
总理兼陆海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
内政部长：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
外交部长：米·伊·捷列先科
司法部长：亚·谢·札鲁德内
人民教育部长：谢·费·奥尔登堡
工商部长：谢·尼·普罗柯波维奇
农业部长：维·米·切尔诺夫
邮电部长：阿·米·尼基京
劳动部长：马·伊·斯柯别列夫
粮食部长：阿·瓦·彼舍霍诺夫
国家救济部长：伊·尼·叶弗列莫夫
交通部长：波·波·尤列涅夫
正教院总监：安·弗·卡尔塔舍夫
国家监察长：费·费·科科什金
总理：亚·费·克伦斯基
临时政府办公厅主任：绍利茨
（译自《1917年7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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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政治形势的决议（19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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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彼得格勒起义的胜利与苏维埃国家的建立（1917年7月-1918年初）
（一）武装起义方针的确立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被粉碎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政治形势的决议
（1917年8月）
七月事件后，俄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革命和平发展已经不可能了。布尔什维克党于7月26日-8月8日〔8月8日-16日〕召开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制定了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方针。
关于政治形势
1．在帝国主义战争环境下，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各个政党的相互关系，由于前线的危机和俄国对盟国资本依赖的加深，导致了以上层指挥人员的军事集团为支柱、并由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领袖们用革命的帷幔加以掩饰的反革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专政。
2．沙皇制度被推翻以后，政权所以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是因为它在经济上有力量，在政治上有组织。但是，资产阶级由于力图继续帝国主义战争、保卫资本的掠夺性高额利润和地主土地占有制，在革命给了群众以完全的政治自由和武装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保持住政权的。组织了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必然力求停止各国人民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进行的帝国主义大屠杀，制止资本家的投机抢劫行为（主要是在军事供应方面），以及把地主的土地转归农民。
如果不是苏维埃的领袖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联合内阁的幌子下把资本家政府同苏维埃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拯救了资本家的政府，那末4月20日至21日爆发的第一次危机必然会使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跨台，使政权和平转归苏维埃。
3．由于俄国绝大多数居民群众的小资产阶级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在一般农民和小业主以及一部分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中间获得统治地位是很自然的。由于这些群众不自觉地轻信资本家，自然地在一定时期内醉心于以工人同资本家、农民同地主的和平妥协来代替尖锐的阶级斗争这样的幻想。
4．在这些政党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苏维埃必然每况愈下，不再成其为起义的机关，也不是国家政权的机关，而它们的决议必然变为软弱无力的决议和天真烂漫的愿望。但资产阶级这时却玩弄着“社会主义的”部长们，拖延立宪会议的选举，阻挠把土地转归农民，对于一切防止经济破坏的斗争实行怠工，准备（得到苏维埃多数的赞同）在前线进行进攻，即恢复帝国主义战争，用这一切把反革命力量组织起来。
5．群众对物价昂贵、经济破坏和战争延续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这表现在资产阶级同推进革命、始终不渝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加剧。在这种阶级斗争加剧的情况面前，陷于同资产阶级妥协和支持进攻政策境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必然转入支持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来反对无产阶级。
还在6月9日危机的情况下，策列铁里就提出要解除彼得格勒工人和革命团队的武装。6月18日的示威游行特别明显地说明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已经彻底背离了群众的意愿。而当月3日至4日的自发运动爆发时，当无产阶级的政党履行自己的革命义务站到义愤填膺的群众方面时，最后面临必须同资产阶级决裂但又害怕这种决裂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答之以坚决同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军队进行公开斗争，把没有觉悟的军队调到彼得格勒，赞同捣毁和封闭国际主义报纸、解除革命的军队和工人的武装、恢复前线的死刑、逮捕布尔什维克，如此等等。
6．由于事件的这种进程，现在国家政权实际上已落到由军事集团支持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手中。正是这种帝国主义的专政，在苏维埃中央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极其软弱无力和不起作用的状况下，实行了并正在实行着上述的破坏政治自由、对群众使用暴力和残酷地迫害国际主义无产阶级的一切措施。
苏维埃正在作垂死的痛苦挣扎，由于没有及时地把全部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中而正在土崩瓦解。
7．第一次革命高潮提出的、我们党过去宣传的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曾是革命和平发展、使政权无痛苦地从资产阶级转归工人和农民，使小资产阶级逐渐消除其幻想的口号。
现在，和平发展和使政权无痛苦地转归苏维埃已经不可能，因为政权事实上已经转到反革命资产阶级手中。
现在只有彻底消灭反革命资产阶级专政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得到贫苦农民支持的革命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新高潮的任务。
8．这个高潮的成败取决于大多数人民是否很快很坚决地认识到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希望（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所表示的和支持的希望）的全部危害性。事件的进程极其无情地驳倒这种希望。
党应当成为反对反革命的先进战士；坚决保卫一切自由的果实和自行确立的权利；保卫一切群众组织（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士兵和农民委员会）首先是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免受反革命的侵害；全力支持和巩固国际主义派在这些机关中夺得的阵地；坚决在这些机关中扩大影响，把一切转到同反革命作彻底斗争这一观点上来的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
9．无产阶级不要受资产阶级的挑拨，资产阶级很想在这种时刻挑逗无产阶级作为时过早的战斗。无产阶级应当用全力去组织和准备力量，以迎接这样的时刻，即全国性的危机和深刻的群众性的高潮将为城乡贫民转到工人方面反对资产阶级造成有利条件的时刻。
10．那时这些革命阶级的任务将是竭尽全力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然后联合各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引导政权走向和平，走向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
（录自《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482-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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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给地方党组织的信（1917年7月15日〔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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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给地方党组织的信
（1917年7月15日〔28日〕）
这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向地方党组织通报七月事件真相的一封信。
尊敬的同志们！
借此机会告诉你们关于彼得格勒发生的最重要事件的全部情况，尤其是我们党的情况。
7月3日-4日举行了示威游行。7月3日晚上，不顾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党中央的号召开始了游行。那天夜里，当情况表明，工人和士兵群众已经走上大街并在第二天还要上街时中央委员会号召举行和平示威。游行队伍非常庞大，有四、五十万人参加。4日到5日的夜里，中央委员会做出停止游行的决定。假如夜里不发生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进攻的话，5日白天一天都会平静的。《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了。从早上起，一些桥梁被旋开，我们的印刷所也被捣毁了。接下来就是逮捕和屠杀。整个挑衅事件的目的是，促使士兵和工人上街，好让从前线来的不明真相也不知派他们来打谁的士兵用武力镇压群众。尽管如此，中央委员会仍号召保持平静、镇定和坚忍不拔。
有组织的反革命公开行动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注：指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译者注〕没有开展反对反革命的斗争，它把整个矛头指向了我们的组织。
现在的形势就是如此。我们暂时没有了报纸。我们仍旧希望在几天内将报纸整顿好。彼得格勒的情绪是高昂的，没有惊慌失措。组织没有被打垮。在过去的局部选举中我们仍占上风。在几个地方我们得胜了，如：在普梯洛夫工厂有两名代表，在法俄工厂，全部七名代表（只有两人是布尔什维克）全是我们的人，等等。
我们不推迟召开代表大会，大会将于25日召开。请派代表到彼得格勒来，地址；桑普森尼耶夫大街，62号，区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译自《1917年7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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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临时政府关于在前线执行死刑和建立军事革命法庭的命令（1917年7月12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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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临时政府关于在前线执行死刑和建立军事革命法庭的命令
（1917年7月12日〔25日〕）
临时政府镇压彼得格勒示威游行后，向革命人民展开全面进攻。在前线恢复死刑和建立军事法庭就是其中的重要措施。
一、在军事行动现场对军事人员处以最严重的处罚——死刑的有下列罪行：叛军、叛国（……）、投敌、从战场上逃跑、在战斗时刻擅自离开自己已的阵地和拒绝抵抗敌人。（……）暗中劝诱、教唆或怂恿投降、逃跑或拒绝抵抗敌人（……），不经抵抗投降（……），在能看到敌人的距离内擅自离开哨所（……），军官及士兵以武力反对上级长官的行动（……），拒不执行长官的战斗命令和安排，公开暴动和挑唆这样做（……），袭击哨所或战斗哺所，对这两个战斗单位进行武装抵抗以及蓄意杀害哨兵（……），限于部队防区内的蓄意谋杀、强奸、抢劫（……）。
敌方间谍亦应同等论处（……）。
二、规定关于在军事行动现场建立革命军事法庭的下列规则：
1．根据师长或是最高指挥官的命令，在师里可以建立革命军事法庭以审理在本决定第一部分中确定的各种最严重的犯罪案件，如果这些罪行十分明显，可以不要求进行预审。
2．法庭由三名军官和三名士兵组成。他们从上述人员中选出主席。
3．审理单个或一组案件的革命军事法庭成员，用抽签的办法从建有法庭的那个部队的军事陪审员中选定。
注：在不能从陪审员中选出审判员时，可同样用抽签的办法，由团、师委员会从其成员中选出所需的审判员。
4．建有法庭的那个师的官兵归革命军事法庭管辖。没有建立法庭的部队中的官兵由邻近师的法庭管辖。
三、本决定照电报实施。
（译自《1917年7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300-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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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全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和全俄农民苏维埃执委会联席会议关于宣布临时政府为“拯救革命的政府”的决议（1917年7月9日〔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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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全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和全俄农民苏维埃执委会联席会议关于宣布临时政府为“拯救革命的政府”的决议
（1917年7月9日〔22日〕）
七月事件中，临时政府动用武力镇压群众，而苏维埃却宣布它为《拯救革命的政府》。苏维埃的这种屈从态度表明，它不再是独立政权，两个政权并存局面已告结束。
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前线的和国内的形势面临着军事失败，革命覆灭和反革命力量胜利的威胁，特决定：
（1）国家和革命处于危险之中；
（2）宣布临时政府为拯救革命的政府；
（3）承认它拥有无限的权力来恢复军队的组织和纪律，同反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的任何表现形式开展坚决斗争，以及执行宣言中所规定的各项纲领性的积极措施；
（4）社会主义者部长每周不少于两次向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汇报自己的全部活动。
（译自《1917年7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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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等革命机构号召工人和士兵保持平静和镇定的呼吁书（1917年7月6日〔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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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等革命机构号召工人和士兵保持平静和镇定的呼吁书
（1917年7月6日〔19日〕）
这是七月流血事件发生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等组织发出的第二份呼吁书。它要求工人和士兵镇定地后撤，显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艺术和力量。
平静与镇定
工人们！士兵们！
7月3日和4日的游行示威结束了。
你们向统治者讲出了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黑暗和罪恶的势力镇压了你们的行动，引起了流血事件。我们同你们以及整个革命的俄国一起悼念在这几天中牺牲的人民的儿子。暗藏的革命敌人要对这次牺牲负责，但他们没能也不可能歪曲你们示威的意图。
现在要等待观看你们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在全国会起什么反响。示威结束了，但进行不屈不挠的宣传，教育落后的群众，把外省吸引到我们这边来的日子又开始了。工人和士兵同志们！我们号召你们保持平静镇定！不要给罪恶的反派
任何借口来指责你们使用暴力。不要受挑动，不要上街进行任何活动，不要有任何冲突。
工人同志们！和平地回到车床边去！
士兵同志们！和平地留在你们的部队里！
整个情况对我们有利。胜利将属于我们，但不要有任何轻率的行动。
坚强、镇定和平静，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组织
统一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分子区联派委员会
（译自《1917年7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4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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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等革命机构关于停止示威游行和罢工的呼呼书（1917年7月5日〔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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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等革命机构关于停止示威游行和罢工的呼呼书
（1917年7月5日〔18日〕）
1917年7月4日〔17日〕，彼得格勒50万群众上街游行，遭到临时政府的武力镇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等组织发出呼吁书，号召群众停止示威游行，保持镇静。
同志们，星期一你们走上了街头。星期二你们决定继续游行示威。昨天我们号召你们举行和平示威，我们组织游行的目的是向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显示我们口号的实力，这些口号的份量、意义以及把人们从战争、饥饿和毁灭中解救出来的必要性。
示威的目的达到了。工人阶级和军队的先锋队的口号被生动而庄严地公布了。反革命分子对游行群众的某些射击没能改变示威游行的性质。
同志们在目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因此我们决定结束示威游行，让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都和平地、有组织地结束罢工及示威游行吧。
让我们等待危机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继续聚集我们的力量。现实情况对我们有利，各种事件的进程表明了我们的口号的正确性。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联派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
工兵代表苏维埃工人部委员会
（译自《1917年7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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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夹委员会等革命机构关于进行有组织的和平示威的呼呼书（1917年7月4日〔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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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夹委员会等革命机构关于进行有组织的和平示威的呼呼书
（1917年7月4日〔17日〕）
七月事件中，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研究当时形势，认为起义的时机不成熟。它联合其他革命机构共同向工人和士兵发出呼吁，要求进行和平示威。
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同志们；
在反革命资产阶级开始公开反对革命后，让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已手中吧！
这就是彼得格勒革命居民的意志。他们有权通过和平的有组织的示威游行把自己的这种意志告诉现正在开会的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革命工人和革命士兵的意志万岁！
苏维埃政权万岁！
联合政府已经破产，已经分崩离析，不再有能力来完成组建临时政府时规定的那些任务。革命面临着众多而又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个新政权，誓同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和革命农民一起，坚决着手巩固和扩大人民的成果。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就是这样的新政权。
昨天，彼得格勒革命卫戍部队和工人为宣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而行动起来了。我们号召把发生在兵营和工厂中的这场运动变为和平的、有组织的活动，以表达彼得格勒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联派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
工兵代表苏维埃工人部委员会
（译自《1917年7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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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彼得格勒54个工厂的代表和彼得戈夫工兵苏维埃的代表关于苏维埃必须掌握政权的声明（1917年7月4日〔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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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彼得格勒54个工厂的代表和彼得戈夫工兵苏维埃的代表关于苏维埃必须掌握政权的声明
（1917年7月4日〔17日〕）
七月危机中，彼得格勒工人和革命士兵看清临时政府的反动面目。他们的代表来到工兵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和全俄农民苏维埃执委会联席会议上，公开发表声明要求苏维埃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
第一位代表说：他是54个工厂的代表，所发生的事不必谈了。当不得不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呼吁书时，叫人感到奇怪，竟说工人和士兵是反革命。我们要求，这也是工人们的普遍要求：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个要求也向你们提出，这是既成事实，而且应当顾及这一事实。
第二位代表的声明：我也是54个工厂的代表，你们看到标语牌上写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所有的工厂讨论过了。工人们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呢？你们知道这些决定。在工厂里，饥饿在威胁我们，我们要求十位资本家代表下台，我们信任苏维埃，但不是苏维埃信任的那些人。我们的社会主义部长同志和资本家妥协，可这些资本家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要求立即夺取全部土地，立即建立对工业的监督。我们要求同威胁我们的饥饿作斗争。
第三位代表说：问题不在于言词，而在于行动。事情在我们这里发生了。可惜，苏维埃却没注意发生了什么事情。派我来要求苏维埃立即夺权。不必等待任何立宪会议而立即把土地交出来。空话讲得够多了。请问呼吁书的作者们，到底是谁企图加害于苏维埃政权？谁把革命强加给了俄国？我们应马上把政权转入苏维埃手中。
第四位工人代表说：脱离现实的思想家企图从理论上解决的问题，群众只靠自己的辨别力就解决了。群众看到，国家的当前形势很困难。你们应当作的不是暴动，而是有组织的行动。我们要求全部土地转入人民手中。我们要求废除所有反对革命军队的命令，我们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同工业家及资本家的怠工及同盟歇业作斗争。必须建立对生产的监督。只要继续执行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国家就不会有安宁。这个两栖动物在怀里烤得够暖了！现在当立宪民主党人拒绝同你们一道工作时，试问，你们还将同谁勾结？我们要求全部政权转入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手中。这才是唯一的出路。
彼得戈夫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声明：彼得戈夫有两万居民，我代表他们在这里发言。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基础动摇了。革命在扩大，群众不愿意要资产阶级部长政权。群众正在超出组织的界限。例如，今天未经苏维埃同意，第三民族团全副武装开向彼得格勒。你们自已知道，这可能发生什么事，如果你们现在不去迎合民主的要求，革命或许就会天折。民主的意志十分明确：政权转入苏维埃手中。我们苏维埃就这个问题已一致做出十分确定的决议。
（译自《1917年7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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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常务局和全俄农民苏维埃执委会常务局的告士兵工人书（1917年7月3日〔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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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常务局和全俄农民苏维埃执委会常务局的告士兵工人书
（1917年7月3日〔16日〕）
七月事件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控制的苏维埃不去支持士兵和工人的革命行动，反而发布告士兵工人书，下令禁止武装行动。
20点50分
发至一切军事单位和告全体士兵和工人队伍士兵和工人同志们：一些身份不明的人违背无例外的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明确愿望，号召你们武装走上街头。用这种办法来唆使你们去反对解散那些不可容忍的违背他们对革命应尽的义务而在前线名声狼藉的团队〔注：指前线拒绝参加进攻的革命团队。〕。我们，全俄革命民主派的全权代表，向你们发表声明：解散前线的团队是应军队及前线的各种组织的请求，并依据我们选出的陆海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同志的命令执行的。保卫被解散团队的行动就是反对正在前线流血的兄弟们的行动。我们提醒士兵同志们注意，军队总司令与我们完全行动一致，没有他的命令，任何军队不得武装出动。在俄国处于动荡不安的日子里，任何破坏这一决定的人，都将被我们宣布为革命的叛徒和敌人。为了贯彻这一决定，将采用我们掌握的一切手段。
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
农民代表苏维埃全俄执行委员会常务局
扎瓦季耶，斯卡洛夫和比纳西克
（译自《1917年7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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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关于彼得格勒示威游行情况的秘密报告（1917年7月3日〔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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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关于彼得格勒示威游行情况的秘密报告
（1917年7月3日〔16日〕）
1917年6月，临时政府发动军事进攻，遭受失败。消息传到彼得格勒后，士兵和工人上街游行，使临时政府陷于危机。这份秘密报告是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波洛夫采夫少将写给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的。报告的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报告
今天（晚上）大约七点钟，第一机枪团携武器走出了自己的营房，先向莫斯科团驻地，然后向格列纳杰尔团驻地进发，号召采取武装行动以推翻临时政府。莫斯科团在长时间的动摇后参加了机枪团士兵们的行列，格列纳杰尔团士兵也参加了。所有这些部队集中在特罗伊茨桥边，但未越过涅瓦河到左岸。这时，第一机枪团的一部分人乘着配备着机枪的轻、重型汽车在城内行驶，并在大街上抢劫汽车。（晚上）大约九点钟，他们开始越过特罗伊茨桥，向巴甫洛夫团营地靠近。在那里他们也鼓吹采取行动。大约过了一小时，巴甫洛夫团的官兵也行动起来了。游行示威的人们越过大桥之后分成两股，一股沿河岸向塔夫利达宫进发，另一股沿米利翁大街，通过冬宫广场向玛丽亚宫进发。示威群众打着“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打倒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标语行进。示威群众在玛丽亚宫前没有久留就继续沿涅瓦大街前进。这时，其他团的队伍也参加进来了。他们是：第一百八十团，第一预备团和第六工兵营。
第三和第一近卫师的各团拒绝参加示威，没有走出营地。大街的某些地方出现了枪击，但多半是朝天放的枪。据传，有几个人受了伤。半夜时分，许多队伍开始返回驻地，在士兵中出现了醉鬼，载着第一机枪团士兵的汽车被装甲师扣留，九挺重机枪被没收，在另一个地方，载着第一机枪团士兵的汽车被人群围阻，机枪也被夺走。深夜，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有消息说这些团又要行动了。
士兵们行动时，工人们也走出了工厂，但人数有限。在涅瓦大街，主要是在中心商场和米留京市场中的几个商店被捣毁〔注：商店是在军队开枪射击，人群惊恐混乱时被毁的。〕。
波洛夫采夫
（译自《1917年7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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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舒尔加关于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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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舒尔加关于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注：舒尔加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
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6月8-24日〔6月16日-7月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代表在会上占了多数。他们反对苏维埃掌握政权，遭到布尔什维克的坚决反对。
晚上，〔注：指6月4日〔17日〕晚上。——译者。〕策列铁里〔注：策列铁里（1881-1959），孟什维克领袖。曾任临时政府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译者。〕发言，他身着上等黑色西装，讲起话来振振有词，口若悬河，姿势做作，显然，他对自己的部长头衔自鸣得意。
他在回答为什么战争还在继续，为什么国内混乱和饥荒仍在加剧的问题时十分有趣。是这样的。当然，能从这位社会主义者部长那里期待什么呢？只会有一个回答，那就是苏维埃应当支持和信任临时政府，更加有力地帮助它增强军队的纪律和战斗力，以便在前线获得胜利。应当停止各地的“独断独行”，应当同妨碍临时政府实施预定纲领的布尔什维克做有力的斗争……
“目前”他不容反驳地说，“在俄国没有哪个政党会说，把政权给我们吧，你们离开，我们来代替你们！”。
大厅里鸦雀无声。策列铁里大声肯定地说；
“这样的政党在俄国没有！”
但突然有人说：
“有这样的政党！”
虽然列宁讲出这句具有历史意义的话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但它的反响却是如此的巨大，以致时间的尺度似乎由于大会众多代表雷鸣般的掌声和所有布尔什维主义凶恶敌人的不知所措和慌乱而立即失去了意义。列宁早已回到座位上，可大厅里仍人声鼎沸，列宁有力的话语人间的真理之声在大厅里回荡。……
（译自《1917年5-6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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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彼得格勒工人苏维埃告彼得格勒和俄国居民书（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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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彼得格勒工人苏维埃告彼得格勒和俄国居民书
（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
这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后通过的第一个告居民书。
旧政权把国家引向全面崩溃，使人民遭受饥饿之苦。现在，再不能这样下去了。彼得格勒居民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不满。迎接他们的却是射击。沙皇政府给予人民的是铅弹，而不是面包。
但是，士兵不愿意反对人民，于是举行起义反对政府。他们同人民一道夺取了武器、军火库和一系列重要政府机关。
斗争还在继续；应把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推翻旧政权，它应让位给人民政府。俄国的生路就在于此。
为了顺利完成争取民主的斗争，人民应建立自己本身的政权组织。
2月27日晚，工厂、起义部队以及民主和社会主义政党与小组选出的代表，在首都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
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国家杜马大厦〔注：郎塔夫利达宫。——译者〕开会，认为自己的基本任务是组织人民力量开展斗争，使政治自由和人民掌权在俄国得到彻底巩固。
苏维埃任命了区委员，以在彼得格勒各区建立人民政权。
请首都全体居民立即团结在苏维埃周围，在各区组建地方委员会，负责管理所有地方事务。
总起来说，共同的事业是开展斗争以彻底排除旧政府和召开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立宪会议。
工人代表苏维埃
（译自《专制制度被推翻后的俄国革命运动》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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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的报导（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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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的报导
（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
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彼得格勒工人在武装起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创建了苏维埃。它是新生政权的萌芽，具有重大意义。《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报导了这一重大事件。
晚上，〔注：2月27日〔3月12日〕晚上。〕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革命军队代表组成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塔夫利达宫召开了会议。
齐赫泽代表被选为苏维埃主席，克伦斯基和斯柯别列夫被选为副主席。虽然与会者热情高涨，会议始终是严肃认真的。
首先提出了粮食问题，会议分出一个特别粮食委员会，它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一道立即着手制定必要措施，以保证彼得格勒军队和居民的粮食及其他食品。决定统一管理国家的、军需的、公共的和其他仓库中现存的面粉，并将其供给面包房。
除了粮食委员会以外，会议组建了军事委员会，负责进一步组织军队的革命行动；组建了文献委员会，负责出版报纸、传单和呼呼书；还选出十名临时特派员负责组织苏维埃区分部的工作。
会议着重讨论了苏维埃代表加入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问题。决定派齐赫泽和克伦斯基到那里做代表。
会议几次中断，向一批批到来的、奋起保卫自由和革命的各部队代表欢呼致意。
苏维埃宣布它的会议将连续不断地进行。短暂的休息后，在凌晨三点钟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译自《专制制度被推翻后的俄国革命运动》第187-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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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关于政权问题的通告（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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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关于政权问题的通告
（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
杜马临时委员会的这一通告暴露了它妄图接管政权的野心。
旧政府的措施使国家陷于破灭。在这一严重情况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认为自己不得不承担起恢复国家和社会秩序的责任。委员会意识到通过这一决议的全部责任。它相信居民和军队将帮助它完成重任，建立一个合乎居民要求并能受到居民信任的新政府。
国家杜马主席米·罗将柯
（译自《专制制度被推翻后的俄国革命运动》第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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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关于其组成人员的通告（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2．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关于其组成人员的通告
（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
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起义取得决定性胜利。剥削阶级慌忙出来抢夺胜利果实。第四届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在白天还遵从沙皇意旨，停止杜马工作，夜间便宣告组成了杜马临时委员会。
2月27日午夜，最终组成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其成员如下：
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罗将柯〔注：罗将柯（1859-1924），十月党领袖国家杜马主席。1920年逃亡国外。——译者〕，亚·费·克伦斯基〔注：克伦斯基（1881-1970），杜马代表，劳动团分子。1917年3月入社会革命党。历任临时政府部长、总理。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译者〕，尼·谢·齐赫泽〔注：齐赫泽（1864-1926），孟什维克领袖。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全俄苏维埃主席。1921年流亡国外。——译者〕，瓦·维·舒利金，帕·尼·米留可夫〔注：米留可夫（1859-1943），立宪民主党领袖，临时政府外交部长。1920年逃亡国外。——译者〕，米·亚·卡拉乌洛夫，亚·伊·柯诺瓦洛夫，伊·伊·德米特留科夫，弗·阿·勒热夫斯基，谢·伊·施德洛夫斯基，尼·维·涅克拉索夫，弗·尼·李沃夫，恩格尔哈特上校。
根据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建议，国家杜马代表、总参谋部的巴·阿·恩格尔哈特上校任起义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司令之职，从午夜1时起履行职责。
（译自《专制制度被推翻后的俄国革命运动》第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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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育（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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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两个政权的并存与革命的和平发展（1917年3月-7月）
（一）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出现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
（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
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府统治。布尔什维克党积极领导了这场斗争。党的这份宣言不仅宣告了专制制度的垮台，而且号召起义的工人和士兵进一步推进革命事业。
告全体俄国公民书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公民们！俄国沙皇专制堡垒陷落了，沙皇强盗建立在人民尸骨上的好日子破灭了。首都已在起义人民的手中，革命军队站到了起义者一边。沙皇政府把国家引向彻底灭亡和崩溃，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军队应起来拯救国家。
俄国人民以巨大的代价、流血和牺牲摆脱了世代的奴役。
工人阶级和革命军队的任务是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后者应领导新诞生的共和制度。
临时革命政府应负责制定临时法律以保护人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没收寺院的、地主的、阁部的和皇室的土地并把它们交给人民，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和召集立宪会议，其基础是不分性别、民族和信仰的，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权和秘密投票。
临时革命政府应立即负责保证居民和军队的粮食供应，为此应没收上届政府和城市自治机构采购的全部储粮。
反动的多头毒蛇还会抬起它的头来，人民和它的革命政府的任务是镇压一切反人民的反革命策划。
临时革命政府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是同参战国无产阶级联系，开展各国人民反对本国压迫者和奴役者，反对君主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集团的革命斗争，以便立即结束强加在被奴役人民头上的，人类相互间的血腥大屠杀。
工厂的工人以及起义的士兵应立即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这个政府应在起义的革命人民和军队的保护下建立起来。
公民们，士兵们，妻子和母亲们！大家都来参加斗争：向沙皇政权和它的走狗们进行公开的斗争！
在俄国各地举起起义的红旗！在俄国各地都把争取自由的事业掌握到自己手中，推翻沙皇专制的奴仆，呼吁士兵参加斗争！
在俄国各地，在城市和农村创建革命人民的政府！公民们依靠起义者兄弟般的友好努力，我们在专制的废墟上把新诞生的自由体制巩固起来了。
前进！没有退路！开展无情的斗争！
在革命的红旗下！
民主共和国万岁！
革命的工人阶级万岁！
革命人民和起义军队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译自《专制制度被推翻后的俄国革命运动》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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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产业政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第三部分产业政治
对中国工人而言，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年是个重要时期。然而，那个时期的事件，并非完全不可预料。先前的罢工经历使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对现代各政党之挑战的反应颇不相同。
我们如何解释上海工人政治倾向的多样化呢?一方面，这种差异是因为祖籍地缘不同，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工人是带着不同的经历和期望来到这座城市的；另一方面，这种多样化是因为互相竞争的政党之计划不同，共产党和国民党深入工人之途径不同，相应地，工人们的反应也各异。但是，地缘政治和党派政治并非是对上海工人运动发生作用的仅有因素。生产过程本身也有助于工人阶级分裂成为不同的政治成分。在本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我们探讨了前两种因素，接下来讨论第三种。我们的目标仍然不是要孤立地描绘被讨论对象的变数，而是要讨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对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认真的梳理，我们才能对中国工人运动有个全面的了解。
第三部分主要对上海三大产业——烟草业（第七章）、纺织业（第八章）和运输业（第九章）——中的工人骚乱进行个案研究。这三大产业之被选择，是因为它们对该市经济的重要影响，是因为其中的关键变数很能说明问题（如外资企业对华商企业、工人中的性别构成和技术差异），以及因为相关资料比较丰富。我认为每种产业内部工人状况的不同导致了斗争方式的不同。在作出这一论断时，我参考了学术界将劳动过程与工人政治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的成果。[1]正如这些研究所揭示的，市场地位和工作经历既能导致工人的团结，也能导致他们之间的竞争。[2]因此，要确定不同生产岗位上的工人为什么、如何实施不同的政治策略，对特定的产业和工厂进行深人考察是很有必要的。*
*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所说：“技术、工人组织，罢工能量和罢工成功之可能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公司、产业和劳动市场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见蒂利：“SolidaryLogics：Conclusion”，TheoryandSociety，no.17（1988）：455.
正如我们在讨论地缘政治和党派政治时所说，技术熟练程度是解释工人阶级内部分层的一个关键变数。在此我们将对该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追究技术性工人、非技术性工人和半技术性工人在其政治取向和行动中之具体分界线。特定的工厂和行业在技术上往往有着特定的分层。就英美烟公司而言，我们可以看到非技术性的烟叶抽梗工和包装工、半技术性的卷烟工和熟练技工之区别。在丝织业，非技术性的摇线工和熟练的织工之间、甚至在不同企业的织工之间都有着清楚的界线。在运输业中，有技术的电车技工所占有的政治空间与半技术性的司售人员所占有的政治空间，其差异之大，就和半技术性的司售人员与无技术的人力车夫和码头苦力之间的情况是一样的。
技术程度并不是工作差异的惟一原因。性别对工作差异更有影响。男女工人在不同车间分别干活的情形往往使统一的集体行动难以收效。在许多行业，女工们最初比她们的男性同胞更容易发动罢工。在民国时期，随着罢工越来越趋向政治化，技术性和半技术性的男工开始更多地回应政党组织者发起的工会运动。*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来干部，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男性，他们很少能理解女工的重要性，也不知道在动员女工时采取适当的策略。**
*海迪·哈特曼（HeidiHartmann）认为，男性工会会员往往不关心女工问题。见哈特曼：Capitalism，Patriarchy，andJobSegregationbySex，inWomenandtheWorkplace，ed.MarthaBlaxallandBarbaraReagan（Chicago，1976），pp.137-169.哈特曼坚持认为，男性工人倾向于支持雇主永远实施男女有别的措施，因为女人拿低工资，便只好被迫在工作中和家庭中处于附属地位。所以，据哈特曼说，男性占多数的工会往往对女工抱有敌意。然而，正如卢斯·密尔克曼（RuthMilkman）的研究观点所认为的，男性工人对女工的同情和排斥主要取决于工作环境。在美国汽车行业——雇有少量女工——男工和雇主共谋，反对妇女捍卫其战时工作权利。可是，在电器制造业，男工支持消除女工工资上的歧视，以减少女工取代男工的可能性。见密尔克曼：GenderatWork（Urbana，Ill.，1987）.
**将工人与男性等同起来，不仅留行于中国政治圈中，在西方也是一样。这种将工人与男性等同的典型看法，正如琼·司各特（JoanScott）所指出的，不仅歪曲了工人政治，也歪曲了工人历史。参见Scott，GenderandthePoliticsofHistory（NewYork，1988），chaps.3and4.
当非技术性女工真的参加党派计划时，她们的媒介常常是一批或者共产党或者国民党的妇女工作者。即便如此，她们的政治热情通常是短暂的。
女工往往倾向于停留在政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之外，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在丝织业。在该行业.由于美亚绸厂的改革，女工被欢迎进入技术性行列。许多来自浙江的女织工——都曾读过书——受雇工资都很高。其中不少人成了共产党员。换句话说，如果不是被迫处于生产等级中的较底层的话，妇女在对等的地位上会和男人一样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
地缘政治（被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分割开来）和党派政治（限于国共两党的对立）可能是中国特有的情况——至少初看起来是这样。相反，产业政治（区分为技术工人和比较缺乏技术的工人）对全世界研究工人问题的学者来说，一眼就可看出。在接下来的个案研究中，我试图揭示，众所周知的技术工人中的差异，既与民间文化（或地缘）、又和政治忠诚（或党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有些特殊的内容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确切来说是上海独一无二的——但我相信，其中的一般关系带有普遍性。
[1]MichaelBurawoy，ManufacturingConsent（Chicago，1979）；RichardEdwards，ContestedTerrain（London，1979）；CharlesF.Sabel，WorkandPolitics：LaborProcess：SudiesinProletarianClassFormation（NewYork，1986）；P.K.Edwards，ConflictatWork（Oxford，1986）.
[2]对这一问题的考察，见MichaelHanagan，“SolidaryLogics，Inltroduction，”TheoryandSociety，no.17（1988）：30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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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激进派的复活，1937—194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第六章激进派的复活，1937—1949年
抗日战争与工人民族主义
内战与共产党工匠
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
积极反共
国民党势力的瓦解
结语
工贼操纵的工会活动在政府的卵翼下蓬勃发展，政府西撤后便迅速衰落。抗战时期的上海，帮会势力的衰落和激进的工人运动取代工贼操纵的工会活动，与国民党政权走下坡路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1937年夏，日本人的侵入和国民党的西撤，使帮会失去了保护伞，为共产党革命者提供了一个重建工人阶级根据地的机会。[1]
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激进派充分利用了这个时机，再次步人工运领域，试图赢得上海工人的忠诚。在失去官僚统治政权的支持后，帮会大亨们很快倾向于和共产党人开展“爱国”合作，因此，这些行动是有利于扩大革命的社会基础的。共产党赢得支持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中共本身采取了新政策。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改变策略，与工人阶级中那必将再次被证明是共产党最可靠盟友的分子重新建立了联系。
抗日战争与工人民族主义
1937年日本对上海发起攻击，开始了以后对中国的数年侵略。从1931年9月进攻东北开始，日本图谋占领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暴露出来。许多上海工人，坚持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的爱国传统，很快投身到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行动中去。[2]早在1931年10月1日，一个由一名邮务上会会员率领的代表团就曾赶赴南京，要求政府更坚决地反对日本人。次月，在邮务工会和公用事业工会的领导下，上海70多个工会又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南京，重申他们的要求。当日军在1932年初将枪口直接指向上海时，30多个日商纺织厂的工人举行罢工。此次罢工得到了新老两个上海总工会分别发表的宣言的支持——老的总工会当时由一些幸存的中共地下党员领导，新的总工会即以青帮工人领袖朱学范为首的上海总工会。＊
1936年8月，当日本侵略的威胁进一步逼近的时候，为了响应广大工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呼声，救国会成立。三个月后，这一新组织显示了它的威力，当时它在该市另一场重要的日商纱厂罢工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只是在青帮闻人杜月笙及朱学范插手干预后，罢工才被平息下去，其结果是工人工资略有提高。[3]尽管当时物价飞涨，工人所得无几，但此次罢工在通行的中共史书中却被说成是工人运动的转折点。当时，毛泽东把它说成是“中国革命新阶段发生的重大事件”。近来，中国的史学家更把它说成是“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工人发动的规模最大并取得成功的一次大罢工”。[4]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1986年，第104～109页、第288～296页。当时正在上海的刘少奇协助筹集罢工资金，建立流动粥厂，以支持日商纱厂认1932年1月开始的罢工。但是刘的这些举措被康生说成是“只知在米袋子里兜圈子”，甚至污蔑为“右倾机会主义”，将他从中央职工部长的位子撤职下放。直到1936年春．刘少奇被指派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他才重新获得指导白区工人运动的权力。在此后的两年里，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写了一系列论文，提出要关注工人的经济要求，实际上与其以前的主张是相吻合的。参见沈以行：《工运史鸣辨录》，上海，1987年，第174～175页。
在1936年11月日商纱厂罢工中，尽管共产党的影响甚微，但在共产党人的回顾中，它仍被视为中共反对“左”倾工人政策的成果。[5]中共制定的新路线，在1936年4月刘少奇撰写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中有很好的表述：
目前还不是革命与反革命决定斗争胜负的时候，……我们同志和革命的工人均应加入黄色工会，并参加黄色工会中的各种工作和活动。……在没有黄色工会组织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应该利用各种公开的与灰色的形式，……如同乡会、互助会、劝戒烟酒会（在理会）以及其他旧式的新式的团体。……我们应该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过去的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我们要……鼓励与推动黄色工会去参加抗日救国的团体和运动，号召全国各党各派联合一致抗日救国。[6]
刘少奇的《提纲》受到了在敌后冒着困难和危险开展工人运动的中共地下党的欢迎，因为它使得他们在处理工作中的复杂问题时有了很大回旋余地。随着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上海开始，此项自由政策被广泛采用——而且往往很成功。
在上海工人运动中具体负责实施这一转变性策略的是一位外来干部，名叫刘长胜。从1937年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初期，刘一直在这个国家最大的工业城市中负责执行共产党的工运政策。刘是一位北方人，原籍山东，是个手艺娴熟的皮革匠兼制鞋匠。他的这种混合身份在上海工界是不多见的，使他在工作中既能吸引江南工匠，又能吸引较缺技术的北方人。
虽说刘长胜广开门路，但他成功的关键在于他特别注重在经验丰富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中开展工作。刘本人是“职工委员会”的负责人——“职委”完全由一批收入高、地位优越的工人党员组成。在刘的领导下，共产党吸收党员的主要渠道是熟练工匠、技工、工程师及其他白领阶层的职员。[7]此种策略效果明显。在珍珠港事变前夕，与刘关系密切的一位工友说，上海党员骨干“主要由久经考验的熟练工人组成”。[8]
抗战时期上海党组织工作的首选目标是救国会，因为它的劳工网络主要由上海工人中的上层控制，救国会对共产党表示欢迎。[9]救国会网络中特别活跃的是“蚁社”，其成员主要是一些白领工人，从1928年2月建立伊始，便从事爱国活动，直到十年后被下令解散。[10]蚁社还是“益友社”的一个主要集团成员，后者是在共产党支持下成立的一个互助组织，其成员包括印刷工人、药店店员、银行职员、百货店店员和其他类似较有地位的工人。在它存在的12年中，益友社共吸收了500多名新党员。[11]
后来，中共干部还通过其他渠道吸收党员。在日本侵略上海时，大约有5000多家华商企业遭到破坏，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变成了战争难民，幸好由于几位青帮首领提供经费和场地，先后办了四五十所难民收容所。[12]中共地下党干部——其中许多人也失去了工作——积极充当志愿者。不久，中共党员开了不少避难所性质的小茶馆，其中多数都成为难民唱歌、说书、读报和谈论时事的场所。中共从这些地方吸收了大量党员；那些原籍北方的人往往返回家乡，与新四军接上关系，江南人则留下来继续开展工人运动。1938年初，当公开的反日组织遭到查禁后，中共工运组织者便帮助将小茶馆和救国会各团体改头换面为各种俱乐部和类似以前江南工人的行会公所性质的互助社。[13]
民族主义当然是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吸引追随者的主要旗帜，但不是惟一的旗帜。物价上涨也是上海工人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如表3所示，他们的生活费用直线飙升。上涨的物价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米价。虽说周边都是中国盛产大米的地区，可是从1937年以后，上海却要依赖从国外进口大米。日军占领江南地区后，不仅要把当地的大米供自己使用，还要运回日本，上海大米不足，便强迫上海从西贡购买，而当时货币正在大幅贬值。因而引发了普遍的抢米暴动，光是在1939年12月，上海就发生了75起。上海工部局负责社会与产业事务的埃利诺·辛德尔（EleanoHinder）对这一危机曾作过描述：
高物价带来的令人沮丧的后果之一便是“扫米”，米价不断上涨，“扫米”成为街头常见的一景（确实，“扫米”之外，还抢夺其他商品如原棉）。当运米车驶入交通拥挤的十字路口时，便有一群衣衫槛楼者，有大人，有小孩，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行动如闪电一般。一眨眼间，几个米包便被用刀子戳穿。珍贵的大米就顺路洒下，有的用手捧，有的用扫帚扫，大米夹着灰尘，装入备好的袋子。警察赶来之前，“扫米者”早已溜之大吉。
生活状况的恶化还可从最令人恐怖的统计数字——上海街头弃尸收集的数字中看出。抗战前不久，上海每年平均收集5500具，1937年上升为20746具，1938年为101047具，1939年为110173具。[14]
表31936-1945年间的上海工人生活指数
年份指数年份指数
19361001941827
193711919421994
193815119437226
1939198194447750
19404281945
6058103
资料来源：《解放前的上海物价》，上海，1961年，第330页。
这场战争对于生活在生存边缘上的人来说是灾难性的。相反，那些有一定保障的人则开始反击。看到这种现实，共产党决定摆脱这些年来的束缚，不失时机地介入。
上海工人中的特权阶层对于共产主义的发展壮大来说，继续有着重大的吸引力，商务印书馆就是一个例子，刘长胜把它作为一个发展党员的好地方，因为这里的工人受过较好的教育，有着革命的优良传统。1938年4月，根据刘长胜的指示，在该馆下属的印刷厂重建了中共支部。党员们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符合受过教育的工人口味的文化活动来发展队伍：在职员中开展读书活动，阅览室有大约3000册书；发行一份登载标题新闻和爱国评论的内部报纸；组织时事讨论，激发更大的民族主义感情；组织体育队、歌舞队等。在这些活动中，共产党最大的兴趣是在发行所开展工作，这里的白领工人都受过良好教育，长期抵制帮会主导的黄色工会的侵人。1939年，通货膨胀形势激发了工人们对工资待遇的不满，发行所的工人们决定发起一场静坐罢工，以引起人们对其生活状况的关注。尽管该馆黄色工会对此次罢工予以抵制，罢工仍按期举行，当时正好是学校开学前夕，急需大量教科书。虽说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门仍开着，但职员们却拒绝销售。罢工者经过14天的罢工，蠃得了胜利，削弱了黄色工会的权威，并为共产党进一步开展工作扫清了道路。至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商务印书馆已有中共党员30多人。[15]
虽说在日本侵人上海后不久，许多负责工人事务的国民党官员逃之夭天，共产党人要轻松介入上海工人之中也并非易事。新来的日本军阀不仅拥有强大的谍报网络和军事机构，足以发现并镇压其对手，他们还野心勃勃，力图驾驭上海工人，使之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服务。他们从工人运动中寻找潜在的盟友，特别是那些对南京政府十年统治表示不满的人。很快，一批形形色色的合作者，从帮会喽罗到国民党改组派分子，到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从前的共产党人，都开始集中在“中华民国工人联盟”的旗号之下。在日本海军陆战队特别情报部的卵翼下，工人联盟开始煽动工人在非日资企业闹事。*
*这些工人罢工中，最著名的是发生在英资中国印刷设备公司为期6个月的罢工。罢工结果是工人增加工资20%。特别情报部内的保守分子坚持认为工人联盟受到了共产党的腐蚀，最终以中国工人福利会取而代之，头头是位与日本人关系密切的台湾人。福利会吸收的都是不那么“左”倾的成员，但仍在非日资企业（尤其是在英资、美资和瑞士企业）发动代价昂贵的罢工。福利会在活动了大约一年之后解散，代之而起的是新成立的上海总工会，由汪精卫傀儡政权控制。在成立典礼后的几个星期里，该总工会就控制了下属54个工会，包括211482名工人。1940年秋，这个受人保护的总工会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发动了一场跛足的运输业和市政工人的罢工。参见RobertW.Barnell,EconomicShanghai：HostagetoPolitics,1937—1941（NewYork,1941）,pp.65～69；《上海特别市总工会概况》，上海，1941年，第121～125页；马纯占：《上海工运的现状报告》，延安，1941年，第14～21页；王建初和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沈阳，1987年，第234-235页；《“孤岛”时期汉奸工会形形色色》，载《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3期，第21-25页。英国警务处认为，1939—1941年间，日本人煽动工人罢工所取得的成功令人惊奇；大多数罢工显然都是以满足工人的利益为结局的。参见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6499及D-9601（c）。
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人占领了其他国家的在华租界，工人联盟的活动宣告结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上海工人运动陷于沉寂，其中既受到新的政治形势的压制，又受到该市许多工厂面临经济灾难的影响。[16]在这种险恶的条件下，共产党被迫采取坚决收缩和坚决退却的方针。尽可能减少有组织的活动，增加与职工的个别往来。其方式主要是通过交朋友、认同乡、结把兄弟、认姐妹，组织钱会和戒烟酒会等，以便在群众的掩护下保存组织，度过黑暗。在斗争方式上，则尽量采取表面上自发的，无人领导的、无组织形式的、无群众声势的所谓“三无”斗争。[17]
这一时期，共产党的这种低调活动方式有助于他们在上海工人阶级中赢得朋友，某种程度上还可得到帮会的帮助。虽说许多帮会头目都铁着心肠跟着傀儡政权，但还是有不少人响应共产党的爱国号召。有几个青帮头目曾向共产党提供了极其有用的有关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的的情报。另一个帮会头目则利用他在码头上的关系，为共产党传递宣传品。[18]帮会关系使共产党得以扩大自身影响，但在整个抗战时期，对共产党最关键的支持来自工人阶级中比较有保障的阶层。新党员中有些最积极的分子甚至来自高级管理层。上海保险职工会会长胡咏骐即是一例。胡是浙江农村一个织绸匠的儿子，曾在宁波一所教会学校念书。后来他在教会奖学金的资助下，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寿保险和商业管理学。在纽约一家保险公司完成实习后，他回到上海。1931年，他发起创办上海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担任总经理。就像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中国人一样，他对日本人的入侵义愤填膺。由于积极参加上海各界救国会的活动，他的事迹被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其他许多报道中国革命的书报所介绍。1938年，这位年轻的实业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很高，他的申请最后要经过在延安的党中央的批准。次年，他的申请被批准。[19]
*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便是帮会头目常玉清组织的黄道会。常玉清体重315磅，以前是澡堂老板，他带领的700名黄道会徒众不但对付共产党，也对付国民党。其老窝在虹口区，专搞敲诈勒索、绑票和暗杀的卑劣勾当。在日本人的指使下，黄道会还在英资企业中煸动罢工。参见《“孤岛”时期汉奸工会形形色色》，载《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3期，第21页；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8458.
中共在扩张其在上海保险业职工中的影响的过程中，胡咏骐通过在上海保险业中建立业余联谊会（简称“保联”）发挥了关键作用。该组织在共产党支持下，在保险业职工中积极开展文化、教育和福利活动。联谊会成立大会是1938年7月1日在宁波同乡会召开的，有400多名保险业职工参加。保险业联谊会开展的活动与共产党人在商务印书馆开展的活动密切呼应。在读书热潮中，职工捐款设立了读书室；出版了一份由胡咏骐题写刊头的刊物，名为《保联会刊》；由思想进步的职工举行系列时事演讲；组成了评弹组、国乐组、口琴组、舞蹈组；还举行体育竞赛。联谊会里最有生气的是话剧组。剧组成立于1938年秋，开始时约20多人，不久便增加到80多人，后来，其中的许多人都加入了共产党。1938年12月，剧组在宁波同乡会的首场演出反映平平，但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剧团吸引了大量观众。大多数演出都由胡咏骐安排，积累的演出收入则直接转送给新四军。[20]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联谊会不仅捐钱，而且出人；上海保险业职工中约有60人被吸收参加共产党。[21]就白领工人对战时共产党信息的普遍接受而言，保险业职工的行动具有代表性，而百货业职工的表现则更进一步。例如，永安百货公司的职工们曾将毛泽东的几篇讲话抄在小本上秘密流传。这些小本总名之曰“小草”，内容还包括职工们自己创作的短故事、诗歌、漫画和歌曲。许多职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将写作的内容与共产党的宣传思想相吻合。1944年4月的“小草”上，就曾出现过这样一篇短文，其中写道：“大自然给人带来了冷和暖，可是人类自己创造了阶级社会——幸运儿独占了温暖，留给不幸者的只是寒冷……为什么人类不能消灭阶级差别呢？”[22]这些小本子当然引起了共产党干部的注意。依靠救国会中的各种关系，共产党从百货业职工中吸收了很多党员。[23]
虽然在白领工人中发展新党员投身革命事业是一条主要途径，但共产党并没有忽视他们更为熟悉的工厂工匠。共产党组织在船厂和机器厂重建时，吸收了大量机械工人和木匠参加。日本人在珍珠港事件后占领了这些工厂，他们指派本国侨民为监工，监视这些难驾驭的工厂工匠。随着战争延长，许多日本工头被派到其他地方，熟练的中国工人便被指派填补空缺。不少新工头都是中共党员。这些干部身处要位，使共产党在1942—1944年间得以在重要的工业企业中发动一系列成功的罢工。[24]
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党组织发展迅速。1937年11月时，仅有党员130人，到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时已猛增至2000多人。[25]
内战与共产党工匠
随着日本的投降，上海和其他日占区一样立即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最初，共产党希望在工人的支持下控制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在战争结束前一年，预计到将来国共两党不可避免的互相残杀，中共中央指示创建上海工人地下军。接受这项艰巨的建军任务后，上海党的干部遵循老路子，首先将眼光放到帮会分子身上。一批帮会强人——其中一些人在20年前曾积极参加五卅运动——成了地下军的最初成员。然而，为了拢住这批惟利是图者的人心，就要拿出不少钱来。党组织不可能有那么些钱，只能转而吸收更可靠的成员：技术工人，尤其是江南籍的机器工人。[26]
1945年8月23日，7000多名地下军战士——其中许多人是中共党员——齐集信义机器厂，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占领附近的警察局，缴获武器，然后进军市中心，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然而，就在同一天下午，党中央命令取消暴动。原来，三天前，中共中央接到苏联方面的电报，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和平共处，以应合苏联和国民政府新签订的一份条约。几天后，地下军解散，暴露身份者被转移到北方，去山东参加了新四军。[27]
地下军命运不济，说明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被迫在危机时刻寻找他们在上海工人阶级中最忠诚的盟友的努力。虽说帮会分子在武装行动中可以利用，但最终只有技术工人被证明是愿意为更高的政治目标献身的。对共产党来说，幸运的是，这个群体的工人在战后有了实质性增长。日本投降后，数千名铜匠、铁匠和机械工人从内地回到上海。[28]此外，还有3万多中国工人被从日本遣回，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江南的受过教育的熟练工人。[29]
共产党对这类工人的关注表现在中国技术协会的建立（上海，1946年）。协会成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和技师，其行业从机械制造到纺织业均有，成立之初，成员有400人，1949年时，发展至约3000人。协会中有100多人加入了共产党，国共政权交替之际，他们积极组织护厂队。[30]
持续的经济危机维系了人们对共产党的支持。上海工人的生活指数从1946年的406476点上涨到次年的3015699点。[31]这一次对生活水平恶化的抗议，再次证明了境遇较好的工人的首倡精神1946—1947年，上海百货业职工在共产党影响下发动了一系列怠工。首先在四大百货公司发起“懒工运动”，职工个人以疲劳为借口，说自己无法上柜台接待顾客每个柜台上都放着一块牌子，说由于上头不发年度津贴，身体吃不消；顾客要买东西，请到别处购买。不久，杂货业店员不甘落后，发起“勤工运动”——店员们揩柜台擦地板，“忙”得不可开交，无法接待顾客。紧接着，另一家上海的百货商店遭到职工开展的“愁工运动”的困扰——顾客买东西时，售货员要么紧锁眉头，一脸愁容，要么抱怨物价飞涨，上头又不发津贴，如此光景，哪里还能做得成生意呢！[32]
刘长胜在抗战时期将工作重点放在技术工人和白领工人身上的策略，在战后继续运用，并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内战时期，中共上海工委劳工部的干部们就对工人阶级中这一特权阶层发生了特别的兴趣。印刷工毛齐华被指派在印刷行业中组织工友，同时负责为工人运动印刷宣传材料。他还负责一些医院、影剧院及其他娱乐场所的工作。工委书记张祺是位熟练的丝织工，被指派负责铁路、航运、纺织部门的工作（尤其是其中的技工）。陈公琦（音）是上海电力公司的工人，负责水电企业和机器厂的工作。王中一是法商电车公司的职员，除本公司外，他还要负责丝织业和一些公共汽车公司的工作。[33]
刘长胜的战后工作计划要求进一步转变党的工作重点，就是从无产阶级力量高度集中的纺织业转移到公用事业中来。[34]1945年11月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六大公用事业工会联谊会”，包括了六大公用事业系统：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法商电车公司、英商电车公司、煤气公司和自来水厂。[35]可想而知，公用事业乃城市的动脉，一旦瘫痪，不但对普通居民的生活，同时也会对工厂生产立即产生严重的影响。而且，由于公用事业部门雇用了数量相当大的受过教育的技工和工程师，这些部门的工人更倾向于投身革命工作。正如当时的一份警方报告所称，共产党动员公用事业部门工人的方法是建立在他们所熟知的工匠组织的基础之上的。有100多名工人加入了关帝会，他们定期聚餐，讨论劳工问题。此外，共产党支持下的佛教斋会每月初一和十五聚集吃斋，同时商议其行动计划。[36]
上海电力公司更成为共产党动员工作的一块坚实基地。该公司的工人多为年纪大、收入高、懂技术的技工，很多都参加过五卅运动，具有非凡的战斗精神。即便是南京政府十年时期，帮会工会盛行，电力公司的职工仍不愿随波逐流。1934年的一份英国警方报告称，大多数上电公司的工人都拒绝向黄色工会缴费，因为在上一年的罢工中，黄色工会并未给他们谋到实际的好处，“许多工人受了共产党分子的影响，组织起来，打算推翻国民党支持的黄色工会。”[37]直到内战时期，工人们的愿望才最终实现。1946年1月，上电公司的工人为增加年度津贴而举行罢工。在新成立的公用事业工会联谊会的支持下，他们取得了胜利。后来，上电公司工会（当时其中已有一个12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包括4名党员和4名中共同情者）在组织工人举行反对国民党的公开示威活动中起了领导作用。该工会还出版了自己的刊物《电工月报》，刊登由工人自己撰写的进步文章。[38]
对共产党越来越多的支持主要在于战后国民党统治的内伤发作。由于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和严重的派系斗争，国民党的统治陷于瘫痪，无法重新取得在其全盛期时曾经拥有的对工人运动的控制。随着国民党人衰败步伐而进的是共产党人进步的步伐。上海的共产党人数在日本投降时为2000人，到1949年4月，这个数字增加了4倍。[39]
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
国民党当然没有低估上海工人的重要性。许多老面孔——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曾积极推动黄色工会体系建立的人——在战后又重新被派到重要的职位上。最著名的回归者是陆京士，这位从前的邮政工人由于投靠在杜月笙的门下，在国民政府中获得了好些个耀眼的位子。日本人占领上海后，陆京士随国民政府西撤至陪都重庆。他在重庆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建立了密切关系。1945年，当他被派回上海去从共产党手里夺回工人运动的控制权时，他与特务机构的关系发挥了巨大作用。戴笠提供的大批武器使陆京士得以武装起一批工人中的信徒。
陆京士的人马被委任为“上海市工人忠义救国军”后，便开始对可疑的共产党据点发起袭击，并单方面插手劳工纠纷，其所作所为与20年前帮会控制的“工统会”毫无二致。值得讽刺的是，这位曾经一度有过改良思想的邮务工会领导人现在耍起了赤裸裸的工贼手段。由于成功地利用了工会与青帮的双重关系，从而获取政府高位并取得暴力操纵者如戴笠等人的信任，陆京士现在将工人运动纯粹视为一种工具。为了对付共产党敌人，报效国民党政府，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潜力。虽然国民党政权在上海重新确立后，忠义救国军遭到解散，但陆京士随即成立了“工人福利会”，下设“护工队”，后者继续采用特务手段活动，并设立训练营，在工人中培养武装干部，为打击共产党做好准备。*
*毛齐华：《略谈解放战争时期工人运动的一些情况》，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第2～3页；邵新石（音）等编：《上海劳工年鉴》，上海，1948年，第117～118页。作为国民党政权重建后的最高劳工问题专家，陆京士将许多心腹置于驾控工人运动的要害部门。曾是上海邮务工会职员的水祥云，跟随陆京士起家，此时被任命为上海总工会理事长。其他亲信则安插在有影响的烟业工会和电话工会。在社会局里，陆的期友也占据着专管劳工事务的关键位子。
虽说陆京士在战后劳工事务中出尽风头，但是他的权力并非没有受到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不仅来自中共上海地下党。虽然陆京士公然宣称他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但他所面临的麻烦更多地来自国民党内的对手。抗战时期，戴笠蓝衣社控制的军统和陈立夫、陈果夫控制的中统之间，明争暗斗不断。[40]这两个平行的情报机构，明里是针对日本人和共产党的威胁，但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将他们的敌人放到一边，更多的是窝里斗。由于铁杆一根地跟着戴笠，陆京士现在发现自己陷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之中。例如，中统在沪东各纺织厂及码头工会中建立的“劳工协进社”，就公开与陆的“工人福利会”发生冲突。陆京土以前共事过的国民党内有名的劳工领袖如杨虎、马超俊和朱学范等，现在都在培植自己的劳工组织和信徒，削弱了陆京士的控制力。[41]
因此，抗战后的几年里，虽然正式登记的工会如雨后春笋——从1945年底的295个工会（包括227949名工人）增加到1947年初的453个工会（拥有527499名工人）*——但这些团体决不构成一个支持政府的稳固基础。[42]形形色色的工会对明争暗斗的官员来说是有利可图的，对他们来说，与劳工的联系只是挖对手墙脚的种工具。〔此处按上下文推断，此处应为“一种工具”。——录入者注〕在工会运动中，共产党的影响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国民党官员之间的互相竞争——尤其是考虑到1947-1948年间的“国大”选举——显然是这一时期劳工组织蓬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王建初和孙茂生在其所著《中国工人运动史》第291页估计，到1946年底，在上海，共产党领导下的“合法”工会已达324个，会员28万多人。据他们说，还有未经批准承认的工会100多个。尽管这些数字可能夸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但共产党重新成为上海工人运动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却是不争事实。报道不断的工会腐败和暴力冲突，证明许多工会只是争名夺利的工具。其典型事例便是1947年6月开始发生的中国纺织公司长期纠纷——起因于该公司工会头头竭力想重新雇用一位女工头，此人恰恰就是他的情妇。见ShanghaiMunicipalArchiues,#20-1-122.这一时期有几起纠纷导致数名工人死在政府代理人的手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2-1993。
曾与青帮大亨杜月笙及其徒弟陆京士密切合作过的CC系，现在也翻脸不认人，公开向杜、陆在上海政治中的地位挑战。两者最富戏剧性的对抗发生在曾是杜月笙徒弟的吴绍澍澍身上，吴在抗战时期与陈立夫挂上了钩，战后他担任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兼该市副市长、社会局局长。吴公开与杜断绝关系，向杜要回门生帖子，不再承认他这个老师。他还在自己主办的报纸上大肆攻击杜，发表影射性文章。这是上海报纸30年来第一次这样骂神通广大的杜月笙。虽然陆京士在自己办的一份报纸上为杜粉饰，但杜的名声已经无法挽回了。这位鸦片大亨不受舆论攻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43]“更有甚者，这场冲突不仅仅限于笔战。当陆京士想活动当国民党六大代表时，吴绍澍澍予以封杀。稍后，这场羞辱被戴笠手下报以一场未遂暗杀；虽说吴的防弹轿车抗住了7颗子弹，救了他一命，但双方的裂痕已无法弥合。[44]
吴绍澍的权力基地在国民党和三青团方面，抗战刚结束，他就开始担任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和三青团上海市团部主任，但为了控制上海政治，他还想在工人中插上一脚。虽说吴是上海市社会局，也曾把几个亲信放在工运岗位上，但很显然，陆京士的武装护工队占了上风。陆京士最拿手的一招便是煽动心怀不满的工人直接向社会局和市党部示威，用以羞辱局、党头子吴绍澍。此种策略终于凑效：1946年初，吴被解除社会局局长职务；当年晚些时候他又失去了党内职务。[45]在连连丢官的羞辱下，吴绍澍决心在他仅剩的三青团位子上搏一把。1946年夏，三青团接受指示向上海工人运动渗透。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吴的三青团与社会局（现在的局长是杜月笙的徒弟、与陆京士关系密切的吴开先）之间的矛盾势同水火。吴开先、陆京士对三青团插手工运之事十分恼火，向国民党中央诉苦，要三青团专搞学运，不搞工运。国民党中央当时正为上海学潮头疼，认为三青团应专注学运。但矛盾并未解决。上海市长吴国桢鉴于双方斗争不已，规模越来越大，发展下去，势必影响全市治安，乃遵照中央指示，于同年7月邀请双方调解，达成所谓“七月君子协定”，此后三青团即停止插手工运，转而专心于学运。**
*CC系成员葛克信与吴绍澍澍关系密切，被任命为社会局主管工运的副局长——陆京士曾觊觎此位。陈立夫的堂弟被吴任命为市党部书记长。吴还任命了几位朋友到上海市总工会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工人运动指导委员会担任职务。参见姜梦麟、毛子佩：《抗战胜利后上海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载《文史资料选辑》（上海）1979年第5期，第180-181页。
**范锡品：《上海舞潮案亲历记》，载《文史资料选辑》（上海）1979年第5辑，第193-194页。此时，由军、政、党干部参加的“治安联合会”成立，陆京士负责此会的工作，吴绍澍则任副主任。驻上海的中统一直在和社会局争夺工会的领导权，此时同意限制自己的活动，专注于情报工作，并在每周向社会局官员通报。见《上海工潮与工运》，1947年，存调查局档案室，台北，#556.89/7432。这份资料性文献由驻上海中统人员写成，比较可信。
积极反共
国民党内部的休战虽然短暂，却能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陆京士知道共产党把精力集中在公用事业各部门，遂指示工人福利会加强对这些部门的监视。[46]几乎在同时，中统上海分部查获一起秘密印刷共产党传单事件，源头在富通印刷厂。几天后，一群特务袭击了该印刷厂，搜获一批敏感的文件，逮捕了6名上海电力公司的共产党员，当时他们正在现场看管其工会刊物《电工月报》的印刷。不久当局又抓获另外21名工会积极分子。[47]当局现在才真正知道左派工人运动的心脏所在，立即查封了上电公司工会、法电公司工会和百货业工会——它们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48]
就当时情形看，国民党可能给了共产党致命的一击。但好景不常，几天后，英商电车公司、法商电车公司和不少丝织厂、机器厂的工人开始罢工，抗议“富通事件”。〔注：此处“好景不常”应改为“好景不长”——录入者注〕
抗议富通事件的罢工由共产党发起，参加者都是共产党根基牢固的企业中的熟练工人。然而，数月后，上海工人中的其他部分也开始对国民党统治发泄不满。1948年1月31日，5000多名舞女到社会局抗议政府关闭该市299家舞厅的决定。当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拒绝接见示威者时，他们冲进了办公大楼。一时间，门窗家具和文件都被砸烂撕毁。当警察赶来加以制止时，一场战斗接着发生，结果留下了70多名伤员。
对这场妨碍政府公务的大破坏，吴开先暴跳如雷，下令对这场他怀疑为共产党挑动的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几个月里，调查人员徒劳无功，没有找到共产党插足的证据。当时主要精力集中在一个所谓的“红衣女郎”身上，据记者们描述，她曾在舞女冲击社会局之前奔前奔后地指挥。可是，在对被抓的700来名舞女排查后，并没找到这样一个人。许多被捕者虽经严刑拷问，却都否认与激进派有任何联系。惟一有关系的外来党派是三青团，因为它的工作对象之一便是舞厅业工会。[49]
舞潮案后不过两天，另一场由妇女唱主角的冲突引起了该市当局的关注。1948年1月30日，一场大罢工在申新九厂爆发，尽管共产党与此次罢工有些关系，但罢工主要还是自发的。正如一位工人积极分子回忆的：“即使没有共产党来领导这场斗争，我们自己也能起来战斗。”[50]有限的共产党领导确实存在，但主要集中在机器厂的男性技工身上（参见本书第八章）。可是当局确信，这些以妇女为主的罢工者是按共产党的指示行事的。2月2日早上，国民党派出军警特务1000多人进厂，用武力驱散工人。在接下来的激烈冲突中，有3名女工牺牲，100多人受伤。当局再次将此次事件与舞潮案联系起来，下大力气追查据说是指导工人反抗的“红衣女郎”，其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由于在非技术性工人发动的罢工中查找共产党之事陷于窘境，当局转而从技术工人中寻找突破。此招果然有效。3月，在运输业中做组织工作的共产党干部王中一被捕。特务在王的屋里搜获一份名单，导致数百名中共党员被捕，其中绝大多数人是技工。**
*此次事件中，属于共产党方面的“红衣女郎”可能实有其人。有位回忆者称，共产党员齐槐琼（音）在与军警搏斗时就穿着一件红色羊毛外套，后来其他工人帮她换了衣服，躲过了追查。参见张祺：《回忆申九二二斗争》，《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1期，第26页。可是其他资料则称穿红衣服的嫌疑人实际是个男人。见商一仁：《申新九厂二二斗争纪要》，《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3辑，第22页。
**上海总工会：《上海工人战斗在第二条战线》，未刊稿，1984年，第32-33页。陆京士本人很清楚共产党都集中在什么地方。1947年9月，他在工人桶利会中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专门从事反共活动。该小组集中注意力于公用事业部门，尤其是上海电力公司和法商电车公司，其次是机器业。
国民党势力的瓦解
当国民党当局忙于在工人运动中消除共产党的影响时，其内部麻烦却进一步升级了。*许多在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效过犬马之劳的人物发现自己已经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离心离德。陆京士的老师杜月笙在抗战后返回上海时，曾希望当上上海市市长，可是蒋介石怕别人联想到自己的流氓出身，最终发表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数月后，当上海市参议会成立时，杜月笙又想搞个议长当当。不料CC系又把前社会局局长潘公展推了出来。但最令杜月笙伤心的事发生在1948年秋，他的儿子被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以违法进行股票交易的罪名逮捕。看到自己儿子戴着手铐的照片登在《中央日报》的头版，杜月笙差点气死过去，一连好多天都起不了床，以后便以养病为名，一个多月不出门，也不见客。可能正是由于这件事促使杜月笙在共产党占领上海之前去了香港，而不是去台湾。[51]
*即便是陆京士麾下的工人福利会和护工队一一前者人数膨胀至2000名干部，后者则包括了1万名武装工人——也是矛盾重重。以陆京士及其多年密友吴开先为首的“上海帮”和以社会部训练班出身的“南京帮”之间勾心斗角。此外还有一帮忠于朱学范，还有一帮“骑墙派”，后者对陆京土则完全三心二意。见《上海工潮与工运》。
**蒋介石疏远杜月笙的原因还不完全清楚。可能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削弱了杜月笙作为劳工调停人的作用。日本人一投降，国民政府接管了该市许多工厂，政府代理人直接插手管理事务。关于不断增加的对产业部门的控制，可參见威廉·柯比（WilliamKirby）即将出版的关于全国资源委员会的著作。
有些帮会闻人干脆不揶窝，转而与新政权合作。吴绍澍在失去了国民党党政职务后即开始与共产党搭上关系，解放后有了一个较好的出路和归宿。吴的骨灰后来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52]人力车大王、青帮头子顾竹轩，同意与其侄子、一位共产党人合作，为其打通上海帮会方面的关系。中共上海地下党帮会工作委员会的会议最初都是在天蟾舞台二楼顾竹轩的经理室召开的。顾竹轩得到的回报是，1949年8月，上海市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53]
上海劳工领袖兼帮会闻人中投靠共产党的最著名一员，便是从前的邮务工会领导人朱学范。他是1936年7月参加国际劳工组织的中国代表，中共代表曾在日内瓦与他会晤过。在他们的邀请和安排下，朱于日内瓦大会后即秘密访问莫斯科，受到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和工人党情报局代表李立三、康生的接见。此次会见使这位上海劳工领袖确信，在反对日本侵略方面，应与中共保持一致。回国后，朱充分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机会，经常与八路军代表会晤。他建议要利用新成立的中国劳动协会——由国民党发起成立的全国性劳工组织——登记和武装全国工人，使之投入到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去。1938年4月，朱被选为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劳动大会执行委员会名誉委员。*朱学范在担任国民党旗下的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后，宣布陕甘宁边区的总工会为中国劳动协会的集团成员。中国劳动协会还在上海、天津和香港等地吸收了数千名工人，在敌后开展抗日工作。[54]
*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指出，在国统区有两种类型的劳工组织。一种是以朱学范为首的中国劳动协会，是爱国的、进步的；另一种是由国民党官员如陆京士之流控制的工会，实际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周恩来的评论，尽管在时间上并不精确，但却有预见性。实际上，陆当时是中国劳动协会的负责人。1939年年底，陆被迫离任，由朱学范接任。朱指称，因为政府已批准该组织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合法代表，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陆是政府官员，不宜担任此职务。见陆象贤∶《中国劳动协会简史》，上海，1987年，第5～18页。
儒雅的朱学范还利用他国际劳工组织代表的身份多次出国，为国内抗战筹措资金。他工作最有成效的地方是在美国，美国劳工联盟（AmericanLaborFederation）答应从1943年开始，每年提供66.6万美元的支持。中国劳动协会的钱袋子突然鼓了起来，引起其他国民党官员的艳羨。1945年，朱被迫向马超俊和陈立夫发起反击，后者企图另立一个劳工组织，也指望从国外捞些美元。一波方平，一波又起。1946年9月，前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陆京士出面，要求中国劳动协会驱逐共产党解放区的工会。当朱拒绝这一要求时，他的敌手便向国民党中央报告，说朱一直在秘密购置武器，准备发动叛变。[55]
朱对重庆高等法院发出的传票不予理睬，面是于11月12日逃往香港。*〔按上下文推断，此处有“面是”应为“而是”之误。——录入者注〕他的逃离招致美国方面对中国工人运动的慷慨支持宣告结東。也许是对这笔美国财富的失去感到愤怒，所以国民党有关方面在朱学范抵达香港后不过两周便企图加以暗杀。无论如何，共产党充分利用了此次事件团结这位受伤的劳工领袖。周恩来派刘宁一——五卅运动的参加者，多年来一直是共产党领导工人工作的干部——前往朱在香港所住的医院看望，向他转达中共祝他早日康复的问候。1947年7月1日，完全康复的朱学范与刘宁一一道前往布拉格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大会。在后来的纽约和日内瓦的旅行之后，朱与刘再次在巴黎相遇。在刘的敦促下，朱同意回国访问解放区。1948年初，两人一道从莫斯科飞抵哈尔滨，在机场受到李立三的欢迎。李邀请朱参加当时仍在筹备中的劳动代表大会。在到达哈尔滨的次日，朱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们领导的革命表示衷心拥护。之后他着手协助筹备即将召开的劳动大会。1948年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此次大会由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和朱学范的中国劳动协会联合发起。大会决定恢复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前商务印书馆职工陈云当选为新的全总主席，朱学范、刘宁一和李立三当选为副主席。[56]尽管中国劳动协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即正式解散，但他的领袖并没有被忘记。朱学范，这位前帮会中人及邮务工会领导人，成为新中国政府的首任邮电部部长。
*据陆京士自己说，他极力劝说朱忠于党国。在朱逃离的前一晚，他还前往恳求：“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主义。其他人可以背叛国民党，你和我却使不得。”见《五十年来中华民国邮工运动》，台北，1980年，第58页。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表明，陆京士一直在给朱留在上海的家属支付生活费，直至解放。朱学范抵达香港后不久即写信给陆京士称，他还是不明白国民党为什么对他那样不客气。见“李建华（音）访谈录”，1962年9月8日，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结语
共产党在控制上海工人的过程中，变节帮会分子的合作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作为不可靠的盟友，帮会首领在国共两党权力更替之际选择了接近共产党。在这些黄色工会领导人的帮助下，共产党得以扩大在上海工人中特别是在那些较缺乏技术的工人中的影响。当然，地位较高的工人、尤其是白领职员和工厂工匠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中仍是主干力量。
这些受过教育、待遇较好的工人幸运儿，按照佩里・林克（PerryLink）富有创见的说法，可归于“小市民”阶层。然而，据林克称，20世纪初的上海小市民，思想都很保守。相反，叶文心（YehWen-hsin）则指出，许多共产党革命者都出身于这个小市民阶层。这两种显然矛盾的观点——对于上海小市民，一者强调其保守性，另一者强调其革命性——也许可以通过这样的观点加以解决，即激进的行动主义在动机上往往是保守的。正如汤普森（E.P.Thompson）在研究英国的情况时所发现的，坚持传统价值观的工匠往往是富有战斗性工人的前卫力量。[57]
这部分工人在最热情地投身于上海共产党工人运动的人中占了很不相称的比例，就像本书第三部分将要详细论述的那样。内战时期国民党策略的改变及其随之而来的垮台，使共产党组织者更容易在上海工人的同情者中找到共同点。然而，强调共产党与熟练工匠的联盟，并不能解释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革命胜利的原因更多地存在于农村，而不是上海工人运动。[58]但是，革命者与工匠之间的合作关系并非无关痛痒。正如国民党深受他们与帮会领导的半技术性工人之间的关系的影响样，建立在工匠而非无产者支持的基础之上的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与人们以前的解释不同），对后来的中国共产主义特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9]
注释
[1]对这一时期国民党权力衰落情况的分析，特别参见LloydEastman,SeedsofDestruction（Stanford,Calif.,1984）.关于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重建的情况，参见齐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北京，1986年。
[2]工人的反应是更为广阔的民族主义联合战线——其中学生、商人和其他社会集团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一部分。关于学生情况，可参见JeffreyWasserstrom,StudentProtestinTwentiethCenturyChina：TheViewfromShanghai（Stanford,Cali.,1991）；关于商人，可参见ParksCoble,TheShanghaiCapitalistsandtheNationalistGovernment,1927-1937（Cambridge,Mass.,1980）.
[3]《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1987年，第108～115页、第268～311页、第424～429页。
[4]《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载《上海工运史料》1988年第1期，第3页。
[5]张维桢、韩念龙和周林：《1936年上海反日大罢工回忆》，载《抗日风云录》，上海，1985年，第57页。对共产党在此次罢工中影响有限的分析，可参见MatthewH.Sommer,“StrikesinShanghaiCottonMillsDuringtheNanjingDecade：ACaseStudyoftheNovember1936Anti-JapaneseStrikeWave,”unpublishedUniversityofWashingtonseminarpaper（1988）.
[6]刘少奇：《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的提纲》，1936年。引自《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期，第1～8页。（该文收入《刘少奇选集》时名为《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译者注）
[7]张承宗：《刘长胜同志和上海局》，载《上海工运史料》1987年第1期，第8～9页。
[8]马纯古：《上海工运的现状报告》，延安，1941年，第62页。
[9]江柯林等：《上海工人运动简介》，载《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2期，第17～23页。
[10]许德良：《蚁社历史的回顾》，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4期，第1～39页。
[11]《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载《上海工运史料》1988年第1期，第32～33页；《记益友社》，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第10期，第25页。
[12]吴成芳：《在革命工作中运用帮会关系的片段资料》，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25页。
[13]《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第6～14页；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209页；马纯古：《上海工运的现状报告》，延安，1942年，第6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编：《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1983年，第309页。
[14]EleanoHinder,SocialandIndustrialProblemsofShanghai（NewYork，1942）,pp.49～51.
[15]张心宜：《商务印书馆重建党组织以后》，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第1～26页。
[16]1941年12月，公共租界有214家工厂关门，使2.2万名工人失业。这一衰变趋势延续至1942年、1943年，参见齐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第184～186页。
[17]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236～237页。共产党领导下“表面上自发的”著名罢工是1942年和1944年发生在上海电力公司的“无头斗争”。参见《上电工人的“无头斗争”》，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期，第42-46页。
[18]这些与中共合作的帮会头目主要来自湖北、湖南和安徽。有几位并自夸曾跟随孙中山干过革命。见吴成芳：《在革命工作中运用帮会关系片段资料》，载《旧上海的帮会》，第24～26页。
[19]林震峰、杜伯儒；《怀念胡咏骐同志》，载《上海市保险业职工运动史料》，上海，1987年，第146～150页。
[20]上海市保险业党史资料征集组：《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简史》，同上，第5～22页；施哲明、王亦洲：《“保联”歌咏组和口琴组活动片段》，同上，第125页。
[21]上海市保险业党史资料征集组：《中共上海保险业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同上，第31～53页。
[22]杨青：《“小草”成长史》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增刊，第l～5页。
[23]《有关上海百货业职工运动史料的几个问题》，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3期，第1～17页。
[24]《上海船舶工业工运资料汇编》，上海，1986年，第73～185页。
[25]翁三新：《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党组织概况》，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第10期，第30～34页。
[26]在地下军已知的96人中，只有两人来自苏北，6人来自山东，其余均为江南人。见《上海工运史料》1988年第2～3期合刊，第52～54页。
[27]《综述上海工人地下军》，同上，第1～7页；张承宗：《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同上，第8～12页；张棋：《回忆上海工人地下军》，同上，第13～18页。《解放日报》1945年8月23日，以及《新华日报》1945年8月28日，其标题为“50000上海工人暴动”。
[28]这些回归者的名单见于ShanghaiMunicipalArchives,#12-1-52.
[29]还包括八路军俘虏，在被送回国内之前，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在北海道做了几年苦力。见同上，#11-1，11-9。
[30]《中国技术协会八年》，上海，1987年。
[31]《解放前的上海物价》，上海，1961年，第330页。
[32]《上海百货业职工运动史料》，上海，1986年，第86～87页。在一些更传统的手工行业中，如酿造业，共产党更是直接与商店的管理人员打交道。见《上海酱酝业职工斗争情况》，载《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1954年第4期，第31～59页
[33]毛齐华：《略谈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些情况》，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第1页。
[34]齐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第188页。
[35]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关于上海六大公用事业工会的一些情况》，《中国工运史料》1980年第2期第164～171页。
[36]ShanghaiMunicipalArchives,#1-7-48．
[37]ShanghaiMunicipalArchives,#D-5310-1．
[38]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上海电力公司工运历史记事》，《中国工运史料》（北京）1984年第2期，第174～208页。
[39]张先培：《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市委组织概况》，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第12期，第30～34页。
[40]军统在抗战时期的活动情况，可参见YehWen-hsin,“DaiLiandtheLiuGeqingAffair：HeroismintheChineseSecretServiceDuringtheWarofResistance,JournalofAsianStudies48（1989）：545～562．
[41]毛齐华：《略谈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些情况》，《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第3～5页。
[42]水祥云：《上海市两年来的工运》，载《市政评论》第11卷第1～2期合刊（1949年），第8页；邵新石（音）等编：《上海劳工年鉴》，上海，1948年，第38页。
[43]范绍增：《关于杜月笙》，载《旧上海的帮会》第241页。
[44]郭兰馨：《杜月笙与恒社》，载《旧上海的帮会》，第316页。
[45]姜梦麟、毛子佩：《抗战胜利后上海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载《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5期，第182～184页。
[46]《关于上海六大公用事业工会联谊会的一些情况》，《中国工运史料》1980年第2期，第167～168页。
[47]《值得记取的一些教训》，《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2期，第29～32页；梁诚：《上电工人在“富通事件”中》，《上海工运史料》1987年第5期，第9～14页。
[48]张祺：《回忆申九二二斗争》，《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1期，第20页。
[49]金涤：《上海舞潮案》，《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1辑，第152～160页；范锡品：《上海舞潮案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5辑，第190～199页；《上海舞潮案内幕》，上海，无出版日期，第4～22页。
[50]转引自张祺：《回忆申九二二斗争》，《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1期，第28页。
[51]范绍增：《关于杜月笙》，《旧上海的帮会》，第239～242页。据杜本人说，他曾与未来的上海市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有着联系。见黄国栋：《杜门话旧》，载《旧上海的帮会》，第265～267页。
[52]姜梦麟、毛子佩：《抗战胜利后上海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载《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5期，第184页。
[53]顾叔平：《我利用顾竹轩的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旧上海的帮会》，第363～366页；另一个著名帮会分子转变立场的例子是向海潜，他是上海地区洪帮的主要首领，曾参加过辛亥革命。见《革命史资料》1981年第5期。
[54]陆象贤：《中国劳动协会简史》，上海，1987年，第20～22页、第39页。
[55]同上，第35～36页，第102页。
[56]陆象贤：《中国劳动协会简史》，第103～121页；朱学范：《两岸工会合作，共同振兴中华》，载《人民日报》1988年8月25日。
[57]E.PerryLink,Jr.，MandrinDucksandButterflies：PopularFictioninEarlyTwentieth-CenturyChineseCities（Berkley,Calif.,1981）,p.5；YehWen-hsin,”Shanghai’sPettyUrbanitesCulturalMobilizationinRepublicanChina,paperpresentedattheInternationalSymposiumonModernShanghai,1988,p.2；E.P.Thompson,TheMakingoftheEnglishWorkingClass（London,1966）.
[58]关于农村的共产主义运动，特别参见Ch’enYung-fa,MakingRevolution:TheCommunistRevolutioninEasternandCentralChina.1937—1945（Brekley,Calif.,1986）
[59]对这一问题的初步探讨，可参见裴宜理：LaborDivided:SourcesofStateFormationinModernChina，即将发表于乔尔•米格代尔（JoelMigdal）等人主编的一本书中。本书第二卷将继续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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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保守主义时期，1927—193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第五章保守主义时期，1927—1937年
帮会与蒋介石的崛起
国民政府时期——工人组织由胜而衰
帮会的插手
共产党“左派”
结语
掀起20世纪20年代中期戏剧性罢工浪潮的联盟被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击得粉碎。这一重要转折点——使共产党工人运动遭到沉重打击，迫使激进派逃离该市，转入乡村达十二年之久——就是上海帮会成就其事的。[1]它导致党派政治结构在工人运动中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了感谢帮会头子在关键时刻帮的忙，新执政的国民政府用政府位子和津贴予以回报。由此形成了一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鸦片大王们从中充当了中层阶级与高层政客之间的中间人，成为国民党统治下劳工关系的标记。
帮会与蒋介石的崛起
帮会作为社会力量与政府资源的承载者的作用，可以追溯到国民党政府结构的最顶层。也许，就像广泛流传的那样，蒋介石本人就曾加入过青帮，他拜的师傅是同盟会会员陈其美。[2]无论如何，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蒋介石就曾效力于上海滩的帮会大亨黄金荣。*当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于1927年3月26日返回这座城市时，最先赶来迎接他的就是老朋友“麻皮金荣”。[3]
*蒋介石是由商界头面人物虞洽卿向黄金荣引见的。后来蒋又曾求救于黄、虞二人——当他和陈果夫（陈其美的侄子）在上海交易所做投机生意失败、经济上陷于窘境时，黄、虞给的一笔钱使蒋介石得以于1921年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并投身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见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157页。
尽管长期的私人关系在蒋介石处理帮会问题时成为一个关键因素，但他对黄金荣这类人物的依赖决不仅仅是朋友这层关系促成的。即便是共产党组织者也曾被迫承认，这些色彩斑斓的地方头面人物是20世纪前期上海社会的实际统治者。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就无法击败激进的或保守的党派。
虽说国民政府的青睐会给帮会中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但帮会涉足权力机构并非是件新鲜事。黄金荣这位上海青帮的“老头子”，1900年就来到上海。在做了几年帮会喽罗之后，他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当上一名便衣侦探。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工作需要与黑社会有一定关系，黄金荣与各色流氓均有一腿。几年后，他真正发迹的日子来了。当时一位法国主教在华北旅行时遭到绑架，黄金荣成功地将他解救出来。该主教不但同法国驻上海领事有深交，而且与法捕房总巡关系密切。黄得到的回报是当上了法捕房督察长。提升到这个强有力的位子使黄金荣这位帮会老大在上海黑社会中牢牢站稳了脚跟；在全市人口中，有多达2万人（包括蒋介石）投到他的门下。[4]
在那些拜黄金荣为老头子的人中，有一位就是杜月笙。杜出生在浦东的一个贫困家庭，早年成为孤儿，他先在自己叔父开的水果摊（位于上海老城的码头边）帮忙做了几年。这个孩子喜欢做的坏事之一便是将烂水果扔到坐在人力车上或穿着体面的人身上。他叔父对他讨厌至极，最终由于他偷钱去赌博，他叔父将他赶出家门。丢掉饭碗后，杜月笙结识了闻人黄金荣。黄的情妇——一位做过老鸨的女人——很快喜欢上了这位“水果月笙”（这是当时人们对他的称呼），让他在黄金荣的罪恶王国中找到了饭碗。就像此前秘密社会的头目一样，杜很快从上海有利可图的鸦片生意中名利双收。开头他在一个广东人在虹口开的鸦片窝子当帮手，不久便被派到法租界去经营黄金荣手下的一个大鸦片馆。杜月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很快就设法将黄金荣在法租界的关系发展到极致。在他师傅的准许下，杜月笙开办了“三鑫公司”，按月向法租界各鸦片行收费，作为回报，鸦片商人可以公开销售鸦片，不受捕房干涉。法租界当局由于可以按月捞足油水，也就睁一眼闭一眼。[5]
很快，杜月笙的野心开始膨胀，他已不满足于将生意限在法租界之内。为了做大鸦片买卖，他与另一位帮会头子兼鸦片大王张啸林搭上了关系。张与上海警备司令（即淞沪护军使何丰林——译者注）关系密切，使他得以控制长江和黄浦江交汇处一带关键地区的鸦片贸易。1920年，张啸林正式同意与杜月笙和黄金荣合作。此后，张便依靠警备司令部将鸦片顺江运往上海老城码头。在那里，由杜的手下将货物运往法租界，由于黄与法捕房的关系，这种可赚大钱的货便可堂而皇之地销售了。黄、杜、张三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以结拜盟誓为基础——在1924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当时，黄将自己在法租界拥有的部分地皮赠送给两位得力弟兄，让他们毗邻修了两处洋房。[6]
蒋介石北伐军的矛头直指长江下游，有可能破坏那里的鸦片贸易。因此，并不是革命精神或是私人关系促使上海鸦片二巨头于1927年春向那位总司令靠拢的。维持其赚钱买卖的现状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蒋介石当然也愿意制订出一个双赢计划以得到这些有势力的帮会大亨的支持。
1927年3月下旬，蒋介石的亲信陈群、杨虎和王柏龄——三人都与黑社会有关系——被派到上海，与各帮会首领取得联系。在上海，他们秘密会见了鸦片三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制订出不久即将付诸实施的反共计划。[7]他们共同发起成立“共进会”，旨在反对该市的激进派力量。*4月3日，英国警务处一则可信赖的报告称：“张啸林和其他人正在重新组织共进会，会员主要是青帮中人。目的是为了反对上海总工会和工人中的激进势力。此举是为了全力以赴地支持蒋介石。”4月5日，即蒋发动政变前的一个星期，警务处又预言即将发生的事情：“共进会正在准备突袭上海总工会，解除其人员武装。此次突袭任务主要由青帮分子担当，并由便衣军警协助进行”。[8]
*“共进会”的名目渊源有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老同盟会员、青帮后台陈其美当上沪军都督，成立名为“共进会”的革命团体（参见本书第二章），蒋介石是陈其美的狂热追随者，1906年他俩在日本初次相遇，1911一1912年间，陈其美当沪军都督时，蒋在他手下当团长。即便是在1916年陈其美遭袁世凯派人暗杀后，蒋仍然与陈家关系密切：后来陈其美两个侄子陈果夫和陈立夫的高升。便是蒋、陈两家关系的产物。蒋介石为发动四月政变而复兴共进会不久，陈氏兄弟即集合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组成强有力的“CC系”。见樊崧甫：《上海帮会的内幕》，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期，第155页；胡绳武：《民初会党问题》，载《会党史研究》，上海，1987年，第227—230页；Hung-MaoTien,GovernmentandPoliticsinKuomingtangChina,1927-1937年，（Stanford,Calif,1972），PP.47一57，辛亥革命时期，共进会组织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很活跃。湖北的情形可参见JosephW.Esherick,ReforrnandRevolution:The1911RevolutioninHunanandHubei（Berkeley,Calif,1976)，pp.153-158,229-231,1920年，上海一个以帮会为基础的共进党吸纳了许多纱厂工人（参见本书第三章）。
英国警务处的先知先觉并不说明他们的情报工作如何得力。实际上，租界当局本身就直接卷入了反共行动之中。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官员曾秘密与杜月笙约见，杜表示可负打击赤色分子之责，但有两个条件：第一，法租界至少提供5000支步枪和足够的弹药；第二，公共租界必须允许杜的武装车队通过。两个条件都得到了租界当局的回应，后者急切想清除激进派在本国所属工厂中的影响。[9]
4月11日晚，即致命性的攻击开始前数小时，上海鸦片三大亨与蒋介石的亲信杨虎、陈群及王柏龄在“刘关张桃园结义”图前祭天告地，喝酒结义。[10]4月12日凌晨2时，攻击开始。隐藏在租界里的数百名暴徒手握枪械，臂缠“工”字符号袖章，冒充工人，杀奔华界，分头强占上海总工会下属各工人纠察队据点。战斗很快结束，共进会在北伐军的支持下，很快占领各据点和总工会办事处。虽然次日即有20万名工人举行罢工，抗议镇压，但他们已经无法抵挡帮会与军队的联合进攻。在此次血腥事件中，有数百名工人和工运组织者献出了他们的生命。[11]
国民政府时期——工人组织由盛而衰
在粉碎共产党控制的上海总工会后，蒋介石的手下人立即将他们自己的组织框架放置于上海工人运动之中。[12]按照传统的合作主义的说法，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在政府指导下的、驯服的工会网络。[13]4月13日，杨虎、陈群主持成立“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该组织实为共进会改头换面而成，帮会分子充斥其中，很快，其残忍的名声便传播开来，上海工人痛斥杨虎、陈群为“狼虎成群’,视为吃人的野兽——杨虎、陈群把持的“工统会”为了把握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下面设有“护工队”，直接镇压罢工，迫害进步的工人。共产党员以及被怀疑为同情左派的人都会被关押、枪毙。[14]
“工统会”的残酷镇压引起了一些工人组织的公开反抗。其中最有声势的是金银业工会领导的斗争，该工会是一个由技术工匠组成的左倾组织。[15]然而，事实很快证明，在这种镇压工人的高压政策下，工人的反抗根本无法奏效。
对于工统会的残酷手段，连国民党中的一些人都感到厌恶。由于对工统会与工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感到不满，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农工部部长周志远指令他的一个得力干事暗中重新开展组织工会的活动。但是，这位干事的行踪很快被工统会察觉并被拷打致死。11月中旬，在周志远及国民党劳动部部长马超俊的促成下，上海各工会代表120多人成立了“上海工人总会”，以反击工统会的势力。作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支持下的“上海工人总会”，为了与军队控制下的工统会抗衡，力争该市各工会的忠诚。[16]
这个时期工统会与上海工人总会之间的摩擦乃是后来国民党内部无数纷争的开端，并最终削弱了国民政府的统治能力。两个各有依恃的组织在经过半年的互相残杀后，国民党中央于1928年春加以干涉，命令两者妥协，组成新的“上海工会整理委员会”（简称“工整会”）。[17]
工整会开始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有关条例着手调查、整顿并登记全市各工会，但很快遇到困难。最大的问题是，在工整会9名领导成员中，互相歧见甚深。其中只有一人——来自商务印书馆——算是工人出身，但他在就职后不久被暗杀，据说是中共地下党所为。[18]其他8名成员来自不同的部门派系，包括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公安局、农工商局和淞沪卫戍司令部。各委员更多地将自己视为各自部门的代表，而非工人利益的代言人，互相之间勾心斗角。由国民党中央在1928年夏进行的一次秘密调查表明，工整会对于被指派的工会工作任务，无寸功可言，由于它的失职放纵，共产党工人运动得以复活。[19]当年10月，成立仅6个月的工整会被南京政府解散。此后，上海工人运动纳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和新成立的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的工作范围之内。[20]
在此后数年，国比党劳工部门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工人问题的法律法规，内容包括从工厂监督到解决罢工问题，十分全面。这些法规，虽然目的仍是宣扬劳资合作那一套，但表达了国民政府更积极地解决工人问题的立场。[21]这些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取代了原本作为主要统治手段的高压政策。但是无论新任命的许多主管劳工问题的官员怀有如何良好的愿望，该市复杂的行政结构注定了绝大多数改革措施都将归于失败。上海的工厂主要集中在公共租界，所以，任何把中国法律延伸进去的试图都将激怒外国当局。止如《工部局公报》（公共租界工部局之喉舌）在1928年冬天所抱怨的：
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继续插手会共租界和法租界里的劳工纠纷，其无礼举动在本月更是明显……此项插手租界当局所管辖事物的政策显然与杜会局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联合颁布的一项命令有关，该命令要求所有劳工纠纷都由社会局调解处理。
数月后，《公报》又抱怨道：社会局意欲对公共租界里的所有工会加以登记，“又在图谋侵犯临时法院（ProvisionalCourt，1925年成立，即此前的会审公廨——译者注）的司法权，并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加以解决。”[22]外国当局的抵制对中国新政府而言无疑是一种警告。1930年，社会局局长潘公展称，仅有157个工会在社会局登记。尽管这个数字确实表明了政府对工人组织问题的兴趣，但它与抗战前活跃在上海的500多个工会的总数字距离甚远。潘抱怨道，他的社会局在行使有关劳工问题的职权时面临两个棘手的问题，首先是外国飞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依然存在，外国居民（背后有外国势力）都由他们自己的工部局、法院、巡捕房和各类公共事务部门管辖，要进行工会登记以及行使调节劳资纠纷的职能，就需要外国当局的合作，但很少得到回应。社会局第二个难以有效开展工作的难题是“那些为自身目的煽动劳工闹事的人”。[23]无疑，潘在此处部分地指的是残余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者试图复活其激进的工人运动。但他也有可能暗指国民党内某些人的所作所为。
国民党内意见分歧的一方是左派，尽管他们的势力在1927年4月政变时遭到严重削弱，但他们在其后数年仍然在民众动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4]在汪精卫改组派的领导下，国民党左派成立了一个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鼓励工人罢工，争取提高工资，并反对蒋介石南京政权的腐败。由于有数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委员会发动工人进行了一系列流产的反蒋政治活动。[25]令南京政权苦恼不已的改组派的捣乱，在1931年末汪精卫当选为行政院院长后很快宣告结束。
国民党内另一个持续很久的分歧来源就是协助蒋在四一二政变中登上权利顶峰的青帮。将手段残酷的工统会解散，给新的国民党统治下的以帮会势力为主的工人运动划上了句号。然而，帮会不久即以另一种形式——更巧妙并取得成功——插手工运。
帮会的插手
眼看着工统会陷于失败，其继任者、野心勃勃的青帮大亨杜月笙决定亲自出马做组织上海工人的工作。他把在非技术性工人中开展工作作为起点，因为绝大多数非技术性工人都在帮会把头的掌握之中。例如在码头，许许多多的包工头都曾向鸦片三大亨的这位或那位投过帖子。[26]杜月笙充分利用了此种关系，成功地将其势力打入上海数个轮船公司。[27]但是要把劳动者变为听话的雇员，仅限于与其监工把头有着师徒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好好关心工人本身的利益。而要打进有着长期权利主义盘踞传统的非技术性行业亦非易事，码头上的把头们坚决反对任何要他们减轻对工人的盘剥的建议，甚至不惜用武力反对政府的改革措施。[28]如果杜月笙要争取上海工人，他就必须寻找到更进步的盟友。
中共方面的工人领导者一直在保持沉默，当时在为上海工人奔走呼号的是一批“七大工会”的领导人。这七大工会包括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工会、邮务工会、英美烟厂工会、南洋烟厂工会、报业工会和华商电气公司工会。所有这七大工会都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发挥过骨干作用。在其中的几个工会中，隐蔽的共产党员一直在积极活动。[29]1928年，在改组派左派的鼓动下，七大工会“代表富有革命性之全国劳工”，发表“请中央勿停民运宣言”，反对南京政府逐渐停止对工人运动的支持。至次年，当无法指望国民党中央对工运的政策能有所改进时，泄气的改革派工会领导人只能退而求其次，即主张实行工联主义。[30]
在主张工联主义的人当中，上海邮局的陆京士和朱学范最先投靠杜月笙。杜月笙对邮局职工投入他的门下，认为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因为邮局是中国政府办的，局长是外国人，邮局职工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杜月笙也正好借此机会涉足这些有影响的工会之中。[31]在上海邮局职工中，有40％的人都受过较高的教育，很久以来就是各政党关注的一个行业。1925年五卅运动前夕，在上海邮局成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包括7名党员，其中6人曾是当过教师的职工，只有一人是普通工人出身——尽管邮政工人中有60％的人是普通工人出身，既包括半技术性的分捡工和信差（他们的工作也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也包括不需要技术的厨工。[32]（相反，社会民主党上海支部——无论该党名称多么动听——与军阀当局有着密切关系，其人数是中共支部的一倍，但其成分主要是普通信差。[33]）
在统一战线的名号下，中共支部的成员也在国民党内作了登记。但两党表面上的合作被越来越深的对立所破坏。裂缝在1925年8月间的一次罢工中愈见扩大，当时国民党活动分子主张与资方谈判，而不同意中共方面提出的立即罢工的建议。虽然陆京士的怠工建议在当时流行的过激气氛中遭到拒绝，但他的谨慎在四一二政变后急剧改变的政治环境下却是一种优点。共产党与温和派之间的竞争持续了几年，到1928年年底时，陆京士及其伙伴开始占上风。[34]
杜月笙正是从驯服的邮务工会开始插手工会事务的，此举很快就证明不仅对他本人、同时也对他新结交的工会朋友都是有利可图的。在杜月笙这位鸦片大亨的扶持下，陆京士很快就当上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他在邮务工会里的朋友朱学范不久当上了新成立的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委员，该总工会负责全面指导该市工人运动。[35]有位外国人后来得知朱学范作为中国工人代表参加了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时曾回忆道：“朱曾经穷困潦倒，穷得和一个中国工人没什么两样。他梦想组织工会为改善工人状况而斗争。他具有作为一个工人领袖的所有品质，但命运之神总未能降临。正好，杜月笙听说了他，收为学生，他很快就出人头地了。”[36]
但是真正作为一颗耀眼新星升起的是杜月笙。1933年，中国一份英文的《名流》（Who’sWho）杂志曾这样描绘这位鸦片大亨：“中国杰出的金融家、银行家和实业领袖．”“很久以来在公共及市政领域作出过重要成就，在许多情况下，他为他的国家做出了许多不可估量的贡献。”在杜月笙的许多官方头衔中，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上海特别市政府立法会成员、上海商会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国商业轮船航海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后者由政府控股。[37]正如当时一位外国人指出的，杜“是一个阿尔·卡蓬和洛克菲勒的结合物”。[38]
杜月笙与其来自邮务工会的追随者之间的互利关系是建立在对工人的控制之上的。政府同意建立、由政府官员和帮会中人操纵的“黄色工会”是杜月笙及其朋友在工界发挥影响的主要工具。[39]
虽说黄色工会常常被视为假冒伪劣的东西，不可能给工人阶级带来任何实质利益，但当时情形是很复杂的。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合作主义组织一样，按照政府旨意行事的组织就会得到政府资助和表彰。[40]邮务工会便是个很好的例子。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这个从前的激进主义堡垒在国民党的插手下进行了改组。中央邮政大楼第十四层被划拨给新工会作办公地点，又划拨1000元作为开办经费。这笔钱曾在五年前被同意划拨为解决罢工的部分经费，但只是在政权更替以后才最终划拨出来。工会新领导人与新政府之间的融洽关系并不能完全阻碍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行动主义。当上海邮政局局长拒绝了工会提出的信差也要享有年终津贴的要求时，一次行动尝试开始了。虽然这一要求遭到厂工会上层领导的反对（他们大部分来自南方的广东和福建两省），但工会代表很快前往南京与交通部交涉——后者同意了工会的要求，工会行动主义这些戏剧性的示威当然也包含了为工人着想的成分。当时一位工会成员回忆道：
当时挂号间有个信差叫陈鸣道，一家四口人全靠他工资收入维持生活。有一次他送完信回家，脚踏车跌入路坑，摔伤了脚，不能上班，病假已经超过六个星期，虽未被开除，但已没有工资了。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去作了调查，确悉陈卧床不起，一家四口生活无着，贫病交迫，且面临失业的威胁，真是苦不堪言。回局后，……我们工会先后向信差管理处以及副邮务长数度进行交涉，……最后局方被迫将陈鸣道送仁济医院治疗，医药费全部由局方负担，工资照发全薪，以前扣发和停发的工资补发，并答允伤愈后，如果脚残不能送信，可以调动工作，改作内勤。[41]
虽说黄色工会通过为工人争取这些具体的权益确立起在上海工人阶级中的威信。其结果是工会中的帮会人数迅速增加，至南京政府撤离之前，邮政工人中每五人就有一人投帖拜师。[42]
杜月笙开始认识到照顾工人要求的重要性。通过邮务工会领导人陆京士和朱学范的介绍，帮会的触角伸展到该市爆发的几乎每一次罢工之中。杜月笙作为罢工调停者的作用亦日渐凸显——常常代表工人的利益，涉及的行业也是多种多样，包括纱厂、印刷厂、丝织厂、珠宝业、新闻业和人力车运输业等。杜月笙不止一次拿出自己的钱来资助罢工委员会，然后在资方愿意妥协的基础上扩大自身的利益。*如此举动为杜月笙这位帮会闻人赢得了来自工人、雇主和公众的感激，有时还可得到许多公司的股份。正如英国警务处所说的那样：“看来，这位从前法租界的鸦片贩子正通过在各工业企业中的坑蒙拐骗来增加他在走私中的收入。”杜月笙充当调停者所得到的回报相当丰厚，但英国巡捕房对这位鸦片大亨积极充当劳资纠纷的调停者这一角色做出的一个同样重要的解释是：“他希望通过解决劳资争端来赢得公众，尤其是政府当局的信任。”[43]
*这已成为杜月年的一种行事模式，如1928年和1930年的法商电车公司罢工，1932的南市电车公司罢工，1933年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罢工，1933年上海电力公司罢工，1937年上海电气公司罢工等。见ShanghuiMunicipalPoliceFilcs.D一5310.
朱学范近年曾对杜月笙通过干预罢工使自己摆脱帮会大亨的恶名、成为上海一位著名人士的情况作过回忆。杜月笙每次进行调停时，上海四家主要中文报纸（《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和《时报》）就要发布热情洋溢的消息——其中有许多记者编辑是杜月笙恒社的成员。朱学范创立的大公通讯社对各种罢工消息收罗备至，尤其不放过与其师父杜月笙有关的消息。[44]台湾为杜月笙写传的作者认为，这些举动与这位鸦片大亨的声誉鹊起直接有关：
无论是杜月笙还是陆京士出去平息工潮，他们的方式方法都很圆滑。数年后，杜月笙和上海市党部开始联合领导工人运动。在上海，无论是华界还是租界的资本家和工人领袖，不管是何种行业、何种职业，纷纷投入到杜门。众水汇流使杜月笙力量大增。后来他的事业做得那样红火，都是这个时期打下的基础。[45]
虽说杜月笙的崛起要归功于政府和大资本家的支持，但工人力量也是这位帮会大亨及其走卒之权利基础的一个主要支柱。结果，帮会热衷于支持工人事业——甚至支持工人罢工——只要此种策略有利于获取更大的利益。朱学范曾向一位外国来访者夸耀他的大公通讯社道：“我们是惟一的保护上海工人免遭剥削的代言人。”[46]朱和另外几位搞工运的青帮朋友甚至还开办了一个合作印刷所，专门承印有些印刷所迫于政府压力而不敢印的罢工传单等东西。[47]
帮会操纵的罢工运动的目的各种各样。早在1927年秋，英美烟公司工会的青帮领导人曾发动一场争取提高工资的罢工，此次罢工很快就与国民党试图提高外国企业税额的行动结合起来（见本书第七章）。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秘密提供罢工经费，使工人将罢工延长，直至英美烟公司接受有关条件。[48]但无论是政府还是罢工合作者，都会落入杜月笙的圈套。1932年，青帮在法商电车公司煽动罢工，抗议新任法国领事和巡捕房总巡的不友好政策——他们威胁要取消法租界的鸦片买卖和赌博业。[49]同年，杜月笙在上海邮局的门徒发动政治罢工，很快波及北平、天津和南京。尽管罢工者抱怨的是最近邮票价格的上涨没有导致工资的上涨，但罢工的真正矛头指向的是交通部。当时，该部由汪精卫改组派控制，该派与CC系势同水火，而杜月笙与后者更为接近。[50]
这些事例表明，促使杜月笙发动工潮的动机各不相同。在有些情况下，像1927年的英美烟厂罢工，杜的动机正好与国民政府的愿望相吻合。在另一些情况下，比如1932年的邮局罢工，抗议矛头直指政府部门。由于将青帮作为主要的工人组织者，这个分裂的政府实际上给自己的统治制造了一个有力的对手。其结果与眼下许多第二世界国家的情形相同——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同地方强人进行合作。乔尔·米格代尔〔JoelMigdal）写道：“自相矛盾的……是，当强人开始依赖国家力量来维持其社会控制时，国家领导人也不得不依赖强人——他们手里握有一批在一定程度上敌视政府统治和国家法律的人，”[51]
政府、帮会、资本家、工人和洋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令人目眩，而且他们的内部都是派系林立，如此复杂的线条构成了国民政府治下的上海政治的复杂图景。当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训令同意上海总工会暂准备案时，社会局——与其说是一个党的机构，不如说更像一个政府部门——则因内部矛盾拒不承认。直到三年后，由于南京方面的插手，社会局才开始接受这个有来头的工会。当时，该总工会的领导核心除主席委员外，有五个常务委员，都是帮会中人。最终，社会局也被迫向帮会敞开大门。到1936年，该局四个部门中有三个负责人是杜月笙的徒弟。不消说，该局之劳资争议处及其下属的调解科都在杜月笙的控制之中。[52]
杜月笙并不仅仅满足于从其控制涨落的工潮中收获经济利益。他还决心赢得社会名声。1931年6月，整个上海忽然停了钟摆，都在忙于庆祝杜月笙祠堂的落成。为了纪念这一特殊时刻，陆京士和朱学范还特意刻了一个庆祝杜氏祠堂落成典礼的纪念邮戳。[53]此次盛大庆典（典礼中最热闹隆重的压轴戏是抬送杜氏祖宗牌位的彩车游行、南北京剧名角的三天连台大戏、上海市长主持的公祭典礼、每次约5000名宾客出席的宴席），反映了杜月笙想将其雄厚的经济和政治资本转化成同样能量的文化和社会资本的愿望。[54]有位目击者记叙道：
6月9日杜氏祠堂落成，上海成了一个有趣的地方。参加游行的人包括数千名帮会成员、商人和政府官员，从杜公馆出华格臬路，穿过整个城市，沿路由中外警察维持秩序。队伍前列者手捧蒋介石、张学良、上海市长张冲、C·T·王博士以及外交部长、柯麒麟（M.Koechlin）、法国总领事……以及其他国民党党政要员和全国各阶层名人的贺辞。
杜氏动用了十几条火轮往返穿梭于上海和浦东码头之间，忙于运送成千上万出礼祝贺的人。宾客中有南京政府各部以及上海特别市党部和警备司令部的秘书和代表。许多高官亲临祝贺，市长张冲是蒋介石的指定代表。杜氏和中国报纸称，光是赏给属下和仆人的钱物即达7万元。[55]
杜氏祠堂落成的荣耀也是杜月笙粉饰自己寒酸家世的一个契机。为了养成一种绅士形象，杜月笙开始穿长衫，反复练习书写自己的名字以便给人签名，借此掩盖自己缺乏正规教育的事实。杜月笙寻求社会体面的一个主要动作是在1932年发起成立恒社，该社吸纳了约1500名社会各阶层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是杜的门徒。[56]
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时，杜月笙已成为上海滩上流社会中的闻人。平常在其法租界的豪华邸宅，每天招待宾客不下一二百人，其中许多都是高官富商。[57]甚至连当时的立法院院长在遇到恋爱纠纷时，也不得不恳请“杜月笙先生”出面，予以圆满解决。[58]
在争逐名利的过程中，杜月笙于1934年赢得了富有讽刺意义的一票——蒋介石任命他为上海市禁烟局局长。事实上，这个位子更便利于杜月笙对鸦片贸易的垄断，因为中国海关受命要将所有查获的毒品贩子移交上海禁烟局，这个部门现在可是由杜某把持了。然而，表面上，杜月笙做得滴水不漏。1936年10月，当蒋夫人说当年给她丈夫的祝寿礼物最好是飞机，以便用于对日作战时，杜月笙立即行动起来。他送的一份慷慨礼物就是一架飞机，命名为“上海禁烟号”。当时的报纸不失时机地大肆报道。*
*这一讽刺对杜月笙本人并没造成什么损失。有位主张禁烟的外国人曾详细记录了她当时与这位帮会大亨会见的情况：“杜很有礼貌地看着我，‘是啊，我是中国鸦片商人的领袖，’他怏怏地承认道。我欣赏他的坦白，并告诉他，当得知蒋介石任命一位鸦片大王为上海市禁烟局局长时，整个日内瓦都在发出嘘声！杜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很有些人情味。他本人肯定会把此项任命当作大笑话。”见IlonaRalfSues,Shark'sFinsandMillet(Boston,1944)，p.92.
杜月笙名望的急速上升说明了民国时期上海帮会势力的能量是如何之大。杜月笙沉迷于社会名望，说明这位暴发户从一位卖水果的孤儿成长为声名赫赫的经纪人不是一件易事。20世纪30年代中期，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投身杜门同样说明了他们对提升和名望的渴望。由于并非出身豪富家，上海社会中这些先天不足而又野心勃勃的分子便被吸引到杜月笙的帮会网络之中，以寻求获取名利的阶梯。就像一位杜门徒弟回忆的那样，进入杜门最多的一类人是那些“在社会上有些活动能力，也有活动门路，但也有阻碍，未能为所欲为，难以贯彻个人的志愿和企图，认定杜月笙的社会地位和实力正是本人名成利就的因素”。[59]依附杜月笙便能从容面对当时那个冷酷的社会环境。
杜月笙招徒弟，虽然几乎遍及各行各业，但主要还是在半技术性工人中招收。上海邮局的信差、法商电车公司的司售人员（参见本书第九章）以及英美烟厂的卷烟工（见第七章）是黄色工会的主要成员。半技术性工人比起工匠来，工资较低，工作不稳定，而比起新来乍到的非技术性工人，他们又具有一定的城市生活经验，所以，他们很容易被工贼劝说入彀。在帮会和政府的联合作用下，上海工人阶级的中间部分具备了新的政治作用。
这股政治潮流由于半技术性工人数量的增加导致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而进一步加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次大战前后波及欧美产业界——正在广泛影响上海。缺少技术和职业训练的男工数量在华资和外资工厂里不断增加。[60]考虑到增加效益和节约开支的问题，工厂主们开始以成本不高的工人取代原来的雇员。英美烟厂某分厂于1934年关门歇业，有位被解雇者辛酸地诉说道：“英美烟厂上年歇业……因为老厂的工人工资比其他地方的人都要高出一二元，厂方便关门解雇老工人，以较低的工资雇用新工人……他们根本不注意我们以前为他们创造的财富；他们把我们的生命当儿戏。”[61]这些工人被迫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是因为大量新的缺少技术的人手加入劳动大军的结果。
虽说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给半技术性工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运动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但这一时期工匠与非技术性工人的力量也不能忽视。黄色工会也致力于向这两个层面渗透。*然而，总体而言，工匠仍比较激进，非技术性工人则比较难驾驭，因而两者很难完全按照依附于政府和资本家的工贼的旨意行事。这个时期广泛引入科学的管理和技术加深了工匠对资本家的憎恨。[62]由于工作不稳定，妨碍了非技术性工人加入工会的热情。在南京政府十年期间，由于工会工贼的腐败行径日渐暴露，这些工人阶级中的另类越来越自行其是。
*在非技术性工人中，码头工人与帮会之间长期保持的关系，使他们经常有可能按国民党的旨意行事。在熟练工匠中，建筑业工会曾一度被工贼控制。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0-733；#722:4-233:#722:4-501：#722:4-502；#722:4-503；#722:4-226。
共产党“左派”
对国民党政权幻想的破灭乃是上海革命工人运动最终复活的主要因素，但逐渐转化为对共产党的直接支持主要在于国民政府的镇压本性。与“赤色分子”有牵连会带来的危险之大震慑住了绝大多数人，但不包括那些无所畏惧者。然而，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镇压并不是工人有限度地支持共产党的惟一原因。共产党本身的行动也有许多不足。
尽管正统的共产党史学由于政治原因而夸大了这一时期的错误，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策在恐怖环境中强调冒险的工人行动主义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后来被称作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时期，即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秘密会议，声言对国民党扶持的黄色工会展开公开斗争并继续强调进行城市武装暴动。[63]当月底，中共在上海发动了流产的第四次工人武装起义，国民党的残酷镇压给许多共产党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明白了坚持“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将会带来什么恶果，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左”倾路线遭到了严厉批评。
*参见LawrenceH.Sullivan,“ReconstructionandRectificationoftheCommunistPartyintheShangUnderground,1931-1934,”ChinaQuarterly,1985,no.105,pp.78一97，该文探讨了中共为营救那些20世纪30年代从俄国回国的学生干部所作的努力，后者控制了江苏省委并采取左倾盲动主义政策。正如苏利文（Sullivan）在仔细翻阅了《列宁生活》这本杂志后所指出的，当时江苏省委所宣扬的政策比后来党史中所说的要温和得多。然而，嘴上说的一套与行动上做的一套往往不一致。参见沈以行：《工运史鸣辨录》，上海，l987年，第136一144、第156一165页，该书在这两处详细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中左倾盲动主义泛滥的情况。
可是，次年，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又发布文件，要求抛弃与任何黄色工会的合作，建立独立的在中共直接控制之下的赤色工会。冒险的飞行集会也被鼓励举行。一份英国警务报告对此种劳而无功的策略作了描述：“一群中国人，大约有100来人，飞快地集中在北四川路和吴淞路交叉的拐角，一声爆竹声响，他们开始高呼共产党的口号，向空中抛撒传单……11名大陆人和一名台湾人被捕，大量‘赤色’出版物被缴获。”[64]至1930年春，上海中共党员的人数比上年下降了大约60%，即大约还有500人左右，其中只有35％是工厂工人，只有区区3％的人是妇女。[65]
然而，此种冒险的行动方式还在继续。英国警务报告记载道：
1930年7月16日早晨，南京路上发生示威，当时约有300名学生和工人集中在南京路和西藏路相交的拐角处。在高呼口号、抛撒传单后，游行队伍沿着南京路向东行进，旋被警察阻拦。几分钟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南京路和福建路相交之处，此队人马约有200人，在向东行进时，他们向一辆正在行驶的有轨电车和一辆私家汽车扔石头，砸破了电车的两块窗玻璃和小汽车的一扇车窗，在驱散这两次示威集会的过程中，警察一共逮捕了33人。[66]
两个月后，即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共六大二次会议，李立三的错误即“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遭到批评，中央决定停止疏远广大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和工人暴动的策略。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有不少人公开主张用进攻策略消灭黄色工会，此种策略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大四次会议上出台的王明路线有关，王明路线后来被中共定为“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67]1933年5月1日的一份英国警务报告称：“最近查获的文件表明，中共地下党组织曾打算在新年即春节到来时采取行动，以纪念中日冲突（即一·二八事变——译者注）一周年为借口，举行公开游行、制造骚乱、发动罢工。可是除了1月24日和28日分别举行的两次徒劳无功的飞行集会外（警察当时没费什么力气就驱散了游行者），所有计划均未实施（原文如此——作者注）。[68]
在好几年的时间里，中共行动的钟摆一直未能走回比较温和的位了。最近出版的一本中国工运史著作对这一时期概括道：“从大革命失败到1936年，白区工运转向正确轨道之前，在长达八九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处于‘左’倾错误支配之下，这是白区工运惨遭失败的主要原因。”[69]
在整个30年代前期，上海残余的共产党人不断采取斗争行动，旨在削弱国民党统治。这种行动主义的结果是导致其党员源源不断地被捕。结果，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损失惨重：1930年，属于中共领导下的上海赤色工会的工人有2000人，到1932年时下降到500人，到1934年时，已所剩无几。[70]许多被关押者都是从普通工人迅速提升上来的高级干部。[71]更为不幸的是，在此革命遭遇挫折的关头，这些人中有不少人背叛包括党的总书记、江苏省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时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等，投入国民党的怀抱。[72]
结语
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工贼取代激进派，成为上海地区工人运动中党派政治的主要角色。青帮大亨杜月笙的迅速崛起，乃是秘密帮会之重要性在新的国民政府统治下得以戏剧性体现的明证。正如战略情报局（officeofstrategicService）的一份关于国民党的机密报告所说：“国民党起于一个秘密会党，在另一个秘密帮会的帮助下步入权力顶峰（前者指洪门，后者指青帮——译者注），认为有必要在反对内外敌人的双重目标下组织其他形式的秘密帮会，以支撑蒋介石领导下的统治局面。”[73]
从概念上来说，国民党人开始选择的道路是合作主义的。*其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免遭阶级冲突的不利影响。结果，政府不得不以这种方式而非固守狭隘的宗派主义立场来保持国家发展和维持社会秩序。[74]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Schmitter）将合作主义定义为：“一种利益代理体系，身在其中的各集团被组合成为一些单一的、义务性的、没有竞争而等级分明的和功能各异的门类，被政府承认或许可并被授予一种在其本门类中享有的谨慎的代理特权，用以换取他们服从选举出来的领袖的旨意以及在必要时所应给予的支持。”[75]施密特指出，他的定义是“理想式的描述”，与现实模式相距甚远。**
*参见JosephFewsmith.Party,StateandLocalElitesinRepublicanChina:MerchantOrganizationalandPoliticsinChina,1890—1930(Hanoltlulu,1985),pp.164-166．作者分析了国民党人的国家合作主义问题。菲沃史密斯（Fewsmith）认为，这种策略削弱了党的权威（有利于政府权力），有益于上海的大商人（牺牲了中间商人阶层），结果，他说，便是“工人运动的被破坏”〔第139页）。国民党人显然在追求合作主义的目标，但我认为，这种努力并不导致工人运动的终结。
**例如墨西哥尽管被看作是拉丁美洲最完美的实施合作主义的国家之一，但在城市工人居住区，其具体情况据说与施密特的标准也相差甚远。见AlfredStepan，TheSiateandSociety:PeruinComparativePerspective，N.J,1978）,p.68.如同戴维（David）和卢斯·科利尔（RuthCollier）所说，不要把合作主义视为“可有可无”，而是一种“系列特征，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具有，也可以阙如”。（WhoDoesWhat,toWhom,andHow:TowardaComparativeAnalysisofLatinAmericanCorporatism,”inAuthoritarianismandCorporatisminLatinAmerica,ed.JamesM.Malloy(Pittsburgh,Pa,1977,pp.489—512）显然，众所周知，由于严重依赖帮会，国民党努力建立一个服从严格的中央控制的有序体系的图谋从未实现过。
国民党以帮会为基础的政权并非是中国上层阶级中仅见的雇佣集团，[76]它也不完全是一个“从不向其政权以外的集团和组织说明情况的“自治性实体”。[77]在中国问题研究中，有关国民党政权特征的争论反映了许多理论家中存在的更多的关于这个政府之性质的争论。当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将这个现代政府视为“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时，坚持韦伯观点者则把这个政府看作是一个根据其自行制定的规则行事的“理性”实体，针对这两大派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争论，有人提出了挑战——正如查尔斯·布莱特（Charles，Bright）和苏珊·哈定（SusanHarding）概括的；“政府的概念是不偏不倚，独立于社会力量之外。”[78]但什么是我们应该考虑的相关的社会力量呢？也许可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来做个参照——国内资产阶级．乃是创建政府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社会力量。但这种说法是否能套到中华民国身上呢？须知其工业仍在摇篮时期。
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中国仍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没有哪一个阶级能独占上风。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入手，与中国社会合拍的不是《资本论》——它分析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而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文中将路易·波拿巴的上台掌权说成是为了反对将处于分裂的痛苦之中的法国从农业经济转入工业经济。马克思对拿破仑的概括同样适用于蒋介石：“这一个人所面临的自相矛盾的任务也说明了其政府的自相矛盾，他那些混乱的措施现在看起来倒是奏效了，现在先羞辱了一个阶级，然后又要羞辱另一个。”[79]
国民党人不但要对付新的老的地主资产阶级，还要对付新出现的政治化的工人阶级。那些会很好利用这一有价值的资源的人，比如杜月笙，都从这个令人满意的政府那里得到了丰厚回报。反之，在政府的支持下，帮会分子也得以为统治网络吸纳更多的人手。来自华北的半技术性移民（如同我们将在本书第三部分所见到的）尤其与此种动员相呼应。与此剧情相近的是19世纪纽约威廉·特维德老板（BossWilliamTweed）和20世纪初芝加哥民主机器（Democraticmachine）的崛起：“以家庭和种族为主体的新人口急速涌入，当时工作机会成倍增长，工资名单不断增多，为政党机器的成长提供了理想的土壤。”[80]庇护政治，无论是在纽约、芝加哥，还是在上海，都能给工人、帮会分子以及政府官员带来显而易见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正是这一体制的运作，也有助于工人的政治化并使他们最终摆脱这一庇护纽带。
[1]HaraldR.Issacs,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rev.ed.(Stanford,Calif.,1951)，该书目前仍是此次事件最完善的英语著述。
[2]樊崧甫：《上海帮会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辑，第156页。
[3]《四一二事变的前前后后》，载《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第4辑(1953年)，第1页。
[4]薛畊莘：《近代上海的流氓》，《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期，第162~163页；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144~148页。
[5]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9319；上海社会科学院编：《大流馄杜月笙》，上海，1965年，第1~7页；黄国栋：《杜门话旧》，载《旧日上海的帮会》，第248页。
[6]朱剑良、许维之：《张啸林的一生》，载《旧上海的帮会》，第343~344页。
[7]乡波：《黄金荣事略》，载《旧上海的帮会》，第134页；《四一二事变的前前后后》，第1~5页。
[8]PoliceDailyReport,Apr：3,1927，转引自《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上海，1987年，第294页。
[9]苏智良：《上海流氓势力与四一二政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217-220页。有人说，共进会得到了上海资产阶级或蒋介石本人的资助。这种看法可能是不正确的。更有可能的是：如杜月笙等历来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各自是为了“国家而自己拿出钱来的”。见同上，第221页；以及章君谷：《杜月笙传》，台北，1968年，第2册，第32页。
[10]乡波：《黄金荣事略》，《旧上海的帮会》，第134页。
[11]《四一二事变的前前后后》，第12~35页；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沈阳，1987年，第138页。
[12]对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工人运动所做的有益研究可参见EdwardHammond,OrganizedLaborinShanghai,1927-1937(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1978).
[13]关于合作主义，可参见SuzanneBerger,ed.，OrganizingInterestsinWesternEurope：Pluralism，CorporatismandtheTransformationofPolitics(Cambridge,1981)；PhilippeC.Schmitter,CorporatismandPublicPolicyinAuthoritarianPotugal(London,1975)；Schmitter,TrendsTowardCorporatistIntermediation(London,1979)；andAlfredStepan,TheStateandSociety：PeruinComparativePerspective(Princeton,N.J.,1978).
[14]马超俊等：《中国劳工运动史》，台北，1959年，第2卷，第658-660页；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46页。
[15]《上海总工会罢工报告》，载《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北京，1927年第188页。
[16]马超俊等，《中国劳工运动史》，台北，1959年，第2册，734-736页。
[17]同上，第3册，第807-810页。
[18]同上，第3册，第810~811页。
[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4-506。
[20]ShanghaiMunicipalGazette,Nov.23,1928.
[21]这些法规包括《劳资争议处理法》（1928年6月）、《工会法》（1928年10月）、《工厂法》、《工厂法施行条例》（1929年12月）、《工厂检查法》（1931年2月）、《工会法施行法》（1932年）等，参见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47页。
[22]ShanghaiMunicipalGazette,Dee.12,1928,Mar.22,1929.
[23]潘公展：《上海特别市社会局之组织及工作》，载《青年进步》1930年第133期，第34~41页。
[24]参见BradleyKentGeisert,“FromConflicttoQuiescence：TheKuomintang,PartyFactionalismandLocalElitesinJiangsu,19271931,’ChinaQuarterly,1986，no.108,Pp.681~692.其中论述了关于国民党左派这一时期在江苏农村活动的情况，关于国民党左派的总的情况，可参见（日）山田哲夫（YamadaTetswo）：《中国国民党左派的研究》，东京，1980年。
[25]姜豪：《国民党改组派在上海的活动》，载《上海地方史资料》1982年第1期，第197~205页；姜豪：《青帮的源流及其演变》，载《旧上海的帮会》，第65页。
[26]陈港：《上海港码头的变迁》，上海，1966年，第46页。
[27]黄永言：《杜月笙打进大达轮船公司经过》，载《旧上海的帮会》，第284~292页。
[2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0-733。
[29]例如，陈云就一直活动于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工会中，同样，在英美烟厂工会、邮政工会、报业工会都有零星的共产党在活动。见沈以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工人运动》，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②期，第10页。
[30]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57~158页；《上海工人运动》，南京，1935年，第313页；《中国劳工运动的现状》，北京，1930年，第101~105页。
[31]章君谷：《杜月笙传》，第2册，第151~155页；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载《旧上海的帮会》，第5页。
[32]王振亚：《第一个中共上海邮局支部》，载《上海邮政职工运动史料》，上海，1986年，第13~14页。
[33]王若枯：《忆“五卅”斗争》，载《上海邮政职工运动史料》，第33页。
[34]《上海邮务工会的建立》，《上海工运史料》1984年第1期，第215页；《抗日战争以前上海邮政职工的斗争情况》，载《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1954年第4期，第4~19页。
[35]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旧上海的帮会》，第6~9页。
[36]IlonaRalfSues,Shark'sFinsandMillet(Boton,1944),p.78.
[37]GeorgeF.Nellist,ed.，MenofShanghaiandNorthChina(hapa,1933),p.110.
[38]Sues,Shark'sFinsandMillet,p.68.
[39]WalterE.Gourlay,"’YellowUnionisminShanghai：AStudyofKuomintangTechniqueinLaborControl,1927-1937,”PapersonChin7(1953)：104.
[40]对合作主义政治内部之复杂性的研究，可参见HowardJ.Wiarda.CorporatismandDevelopment：ThePortugueseExperience(Amherst,Mass,1977).
[41]沈天生：《回忆一九二七到三二年的上海邮务工会》，载《上海邮政职工运动史料》，第77~82页。
[42]饶景英：《关于“上海邮务工会”——中国黄色工会的一个剖析》，载《史林》1988年第2期，第117页。
[43]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9319.
[44]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载《旧上海的帮会》，第6~7页。
[45]章君谷：《杜月笙传》，第2册，第155页。
[46]Sues,Shark'sFinsandMillet,p.75.
[47]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载《旧上海的帮会》，第7页。
[4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1：2-746。
[49]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1984年，第359页；薛畊莘：《我与旧上海法租界》，载《文史资料选辑》1976年第6期，第157-158页；BrianG.Martin,“TuYueh-shenandLabourControlinShanghai：TheCaseoftheFrenchTramwaysUnion,1928-1932,”PapersonFarEasternHistory32(1985)：133~135
[50]《抗日战争以前上海邮政职工的斗争情况》，第1~30页；沈天生：《回忆1927--1932年上海邮务工会情况》，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期，第29页。
[51]JoelS.Migdal,StrongSocietiesandWeakStates(Princeton,N.J.，1988),p.141.
[52]《大流氓杜月笙》，第50~51页；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载《旧上海的帮会》第8页。
[53]《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载《旧上海的帮会》，第5页。
[54]范绍增：《关于杜月笙》，载《旧上海的帮会》，第221~229页。
[55]HaroldR.Issacs,FiveYearsofKuomintangReaction(Shanghai,1932),p.97.
[56]郭兰馨：《杜月笙与恒社》，载《旧上海的帮会》，第300~320页；范绍增：《关于杜月笙》，载《旧上海的帮会》第206页；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载《旧上海的帮会》，第6页；《恒社社员录》，载《旧上海的帮会》，第369~382页；《恒社秋季联欢大会特刊》，上海，1934年。
[57]黄国栋：《杜门话旧》，载《旧上海的帮会》，第253页。
[58]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9319.
[59]郭兰馨：《杜月笙与恒社》，载《旧上海的帮会》，第306~307页。
[60]对这一进程给上海各产业部门带来不同影响的个案研究，特别参见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
[61]骆耕漠：《目下劳工生活汇谈》，载《中国经济论文集》，上海，1934年，第2辑第309页。
[62]1931年，当商务印书馆试图引进科学管理方法时遭到了印刷工人们的强烈反对。参见《商务印书馆纠纷案解决》，载《工商半月刊》第3卷第4期(1931年)，第27~28页；张心宜等：《商务印书馆重建党组织以后》，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期，第5~6页。
[63]中共地下党干部希望在纺织业中发动的大规模罢工将引起城市武装起义，并得到农民的广泛支持。参见《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北京，1983年,第31~51页。
[64]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4820.
[65]JamesPinckneyHarrison,ThelongMarchtoPower：AHistory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1921-1972(NewYork,1972),pp1161~1162；《沪潮》1930年5月8日，第14期。
[66]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4820.
[67]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61~176页；S.BernardThomas,LaborandtheChineRevolution(AnnArbor，Mich.，1983),chap.2.这一时期，老资格的工运领袖刘少奇继续主张更温和地与黄色工会开展合作。刘少奇在1933年底至1934年初写的几篇论文中，严厉批评了当时的冒险政策。见《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北京，1988年，第50、61、68~69、88、93页。
[68]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4820.
[69]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76页。
[70]沈以行：《工运史鸣辨录》，上海，1987年，第143页、162页。
[71]张维桢：《一九二八年以前上海工运的一些情况》，载《革命史资料》1980年第1期，第60~61页。
[72]他们的供词都载于“转变”(1933年)之中，现存“调查局档案，台湾，#245-3/841。
[73]战略情报局（OfficeofStrategicService）：“中国秘密帮会的政治影响”，存DepartmentofStateDecimalFileonChina,#097.3,Z1092,2254/45.
[74]与世界其他地方有关情况的比较研究，可参见JamesM.MalloyAuthoritarianism,CorporatismandMobilizationinPeru,"inTheNewCorporatism：Social-PoliticalStructuresintheIberianWorld,ed.FrederickB.PikeandThonasstritch(NotreDame,Ind,1974),pp.52~84.
[75]PhilippeSchmitter,“StilltheCenturyofCorporatism?"同上,93~94.
[76]对作为地主资产阶级代表的国民党所作的诠释，可参见RobertW.Barnet,EconomicShanghai:HostagetoPolitics(NewYork,1940),P12；Isaacs,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P.182.BarringtonMoore,Jr.,TheSocialOriginofDictatorshipandDemocracy(Boston,1966),p196；以及《毛泽东选集》，北京，1966年，第1卷，第55页。不赞同国民党此种地位的意见，特别参见ParksCoble,TheShanghaiCapitalistsandtheNationalistGovernment(Cambridge，Mass.,1980)，
[77]关于自治的观点可参见LloydEastman,“NewInsightsintotheNatureoftheNationalistRegime”，RepublicanChina9,no.2(1984)：11.还可参见其TheAbortiveRevolution(Cambridge,Mass.,1974).
[78]CharlesBrightandSusanHarding，eds.，StatemakingandSocialMovements(AnnArbor,Mich.，1984)，p.4.
[79]KarlMarx,TheEighteenthBrumareofLouisBonaparte,inSelectedWorks(NewYork,1977),p.178.
[80]JamesC.Scott,ComparativePoliticalCorruption(EnglewoodCllifs,N.J.,1972),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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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10月10日（23日）会议文献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10月10日（23日）会议文献[130]1报告记录列宁同志指出，9月初以来，出现了一种对起义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既然我们认真地提出苏维埃夺取政权的口号，这种态度就是不能容许的。因此，早就应当注意这个问题的技术方面。现在看来，大量的时间是放过了。尽管如此，问题还是十分尖锐，决定性的关头就要到了。目前的国际形势使我们必须采取主动。放弃纳尔瓦以西的国土、放弃彼得格勒的阴谋，更使我们非采取果断行动不可。政治形势同样令人信服地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如果我们在7月3—5日采取果断行动，那一定要遭到失败，因为当时还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从那时以来，我们的威信已经大大提高了。群众所以采取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其原因是他们对于空话和决议已经感到厌倦了。现在，大多数人都拥护我们。权力转移在政治上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土地运动也正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很明显，除非有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否则是扑灭不了这一运动的。全部土地转归农民的口号，已成为农民共同的口号。因此，政治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谈到技术方面的问题。关键就在这里。可是我们却步护国派的后尘，喜欢把有步骤地准备起义看成是一种政治上的罪过。等待显然不会同我们站在一起的立宪会议，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只能使我们的任务更加复杂化。应该趁召开区域代表大会和明斯克提出建议[131]的机会开始采取果断行动。2决议中央委员会认为，俄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德国海军中的起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欧洲发展的最高表现；其次，帝国主义者为扼杀俄国革命而媾和的危险），军事形势（俄国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之流无疑已经决定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再加上农民起义和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莫斯科的选举）以及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显然已在准备（军队撤出彼得格勒、哥萨克调往彼得格勒、哥萨克包围明斯克，等等），——这一切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军队撤出彼得格勒、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发起行动，等等）。载于1922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0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391—393页注释：[130]1917年10月10日（23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是七月事变以后列宁参加的第一次党中央会议。会议在卡尔波夫卡32号住宅31号内秘密举行。住宅的主人Г．K．苏汉诺娃（弗拉克谢尔曼）是布尔什维克，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她的丈夫是孟什维克尼·苏汉诺夫，当时不在家。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列·达·托洛茨基、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莫·索·乌里茨基、费·埃·捷尔任斯基、亚·米·柯伦泰、安·谢·布勃诺夫、格·雅·索柯里尼柯夫、阿·洛莫夫（奥波科夫）。候补中央委员瓦·尼·雅柯夫列娃作记录。会议由斯维尔德洛夫主持。会议的议程是：罗马尼亚战线；立陶宛人；明斯克和北方战线；目前形势；区域代表大会；撤出军队。列宁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会议以10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列宁的决议案（见本卷第385页），把立即准备武装起义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投反对票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了对起义实行政治领导，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布勃诺夫等7人组成的政治局。——[383]。[131]指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10月10日（23日）会议上就第3项议程“明斯克和北方战线”所作的报告。斯维尔德洛夫在报告中说：明斯克在技术上有举行武装起义的可能性；明斯克方面提出由它派遣一个军的革命部队援助彼得格勒。——[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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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激进主义的全盛期，1919—192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第四章激进主义的全盛期，1919—1927年
·五四运动
·共产党的诞生
·保守派的挑战
·统一战线
·五卅运动——脆弱的联盟
·三次武装起义
对上海工人来说，从五四运动（1919年）到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26—1927年）是动荡不宁的岁月。中国城市居民对世界大势的了解日益加深，有助于将工人运动与国内及国外政治经济形势联系起来。当时国人最关注的问题——国耻、军阀主义、通货膨胀——为原本分散的工人队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条件。促使工人斗争政治化的因素乃是新生政党的活动，其成员多为在“新式学校受过教育的爱国学生。然而，正如这些活动家们将要发现的那样，工人们由于文化传统和斗争经历各不相同，其行为方式千差万别，只有部分人对外来干部的动员作出积极反应。
五四运动
共产党、国民党和西方学者一样，都认为五四运动乃中国近代史的分水岭[1]1919年命中注定的那一天，成干上万的中国学生走上北京街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们的凡尔赛和约发出愤怒的抗议。和约中关于将中国北部省份山东实际上变为日本殖民地的条款激怒了学生。示威者抗议政府屈服于日本侵略的行径，一股炽热的民族主义浪潮奔涌而出，迅速流遍于中国大地。
知识分子不是惟一的被爱国情绪感染的群体。6月5日，北京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到上海，有6万名工人举行了罢工．各商店随之关门，全城陷于瘫痪。首先受影响的是日属棉纺织厂，但工人罢工不久便波及到造船、市政、印刷、烟草、运输等行业。这个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为期5天的瘫痪迫使北京政权对为时一个月、僵持不下的学生抗议行动作出让步，政府作了公开道歉，释放了被捕学生，解除了3位与巴黎和谈有关官员的职务，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2]
尽管政治家与知识分子被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新景观搞得一筹莫展，上海的“五四”罢工并不意味着工人绵延不息的行动和组织传统有了新突破。罢工期间，人们熟知的城市团休在迅速动员工人阶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工匠中，同乡会、行会和原始工会起着领导作用。宁波同乡会在推动甬籍工商业者抗议方面尤为积极，其激发爱国热情的举动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与法国人斗争一事。＊各行各业的熟练技师包括铁路机匠、自来水厂工人均在其公所行会的支持下举行罢工，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也在同义会的激励下大量卷人[3]。原籍上海、宁波、绍兴和苏州的印刷工人迅速加入。不久，建筑工人也接踵而至。[4]坐落在老城咸瓜街的参业公所在罢工开始时正准备庆祝其行业神的诞辰，聚餐的分子钱都捐献给了这场爱国事业。[5]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北京1979年，第454页、458页、468页、473页。可以肯定，爱国热情后面还隐藏着经济利益。例如“五四”总罢工之前的几个月，该市制伞工人为了抵制进口日本洋伞而举行罢工。参见古屋氏（T,Furuysa）:《五四时期上海的社会条件和人口》，载《五四运动史再检讨》，东京，1986年，第226—227页。
对缺少技术的工人而言，工厂工头起着关键的中间作用。有十多名在外国棉纺织厂工作的工头号召工人结成团体（约有200名工人），抵制洋货。＊青红帮的表现尤为突出。6月5日，两帮头子开会，决定让他们控制下的所有小偷扒手参加总罢工。乞丐们也被命令在罢工期问暂停乞讨；乞丐们的日常饭食由丐帮头子提供。甚至有报道说，有些妓女唱起爱国歌曲，“停牌歇业”。[6]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67页。在决定工厂工人是否参加罢工上，性别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据一份英国警务处报告称，在公共租界参加罢工的两万名纺织工人中，有2/3系男性（尽管女性占了纺织工人的绝大多数），见JosephChen,TheMayFourthMovementinShanghai（Leiden,1971）,p.150.
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差别也反映在他们的公开示威行动上。6月10日发生的两件事可以做个比较。在沪东，约有500名普通工人聚集在一个邻近的小庙准备出发。大多数参加者都手执木棍和方布，一如农村抗议者的习惯。当庙里的人为他们在布上写好字后，他们就像农民起义者那样将布扎在木棍上。但当工人们看到警察排列在通往公共租界的路上阻挡他们前进时，其首领便叫大家解散回家。这群抗议者立即丢弃了他们刚刚准备好的旗帜，四散回家。[7]相反，同日在老城由工匠举行的一场罢工中，每位工匠手执一面自制的旗帜，昂首阔步，行进在所有的主要大街上。正如一家报纸带着明显的惊讶口吻所说的：“尽管他们是匠人，他们的演讲极得人心，他们懂礼貌，有纪律。”[8]
这种抗议方式上的差异并不妨碍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在此民族危机时刻采取一致行动。而且，许多工人甚至对开展持久合作表示出兴趣。6月12日，当罢工浪潮渐息之时，有2000多名技工、工头和普通工人聚集在四明公所，即宁波旅沪同乡会。在那里，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工人组织，将罢工进行到底。[9]
当时的观察家们也许未曾充分认识到这一工人行动主义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但他们无一不被觉醒了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潜力所震撼。早期共产土义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李立三在罢工爆发后不久写道：“在五四运动以前几乎没有认识群众力量，到了五四运动以后，一般进步青年，便受了这个浪潮的冲击，认识国民革命前途，必须唤起广大的群众来参加，尤其是工人群众。”[10]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像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兄弟一样，上海工人阶级很容易被唤起。正如詹姆斯·克罗宁（JamesCronin）评论的那样：“自相矛盾的是，这场战争是以国际主义的消亡为开端的，又以国际范围的罢工浪潮结束。”[11]就像在欧洲一样，遍及中国的罢工浪潮部分地是极度通货膨胀的产物。[12]但是，无论是欧洲工人还是中国工人所要求的远非增加工资；他们还提出了组织上的和政治上的要求。
欧洲与中国的罢工战略具有类似之处并非偶然。一战期间，约有l万多名中国工人被欧洲工厂招募，以取代那些上战场的人们。战争结束，从战场归来的欧洲人重新取代了中国人，后者回到中国时已经掌握了很好的斗争技巧。＊
＊单是在法国,中国工人在1916年11月至1918年7月就举行了25次罢工。他们还至少两次作为工贼破坏了法国码头工人和煤气工人的罢工。参见陈三井：《华工与欧战》（台北，1986年）。第142—144页。当回国工人抵达上海时，他们常常在码头上受到法租界捕头、青帮大亨黄金荣的迎接。在法租界当局的授权下，由黄金荣向回闹上人发放安家费．黄便借此机会为其正在扩张的帮会网络吸纳新成员。参见《民国日报》1921年1月24日，2月12日,5月4日。
旧的罢工方式与新的世界性意识相调和在这一时期的罢工中表现明显。该市油漆工人于1919年10月举行罢工时．他们首先在公所里举行由来已久的仪式，在神抵面前焚香祷告，然后发表声明称：“全世界的工人都在要求增加工资。而只，许多国家的工人每日仅工作8个小时，不像上海漆工，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13]
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运动了解得越来越多，促使上海工匠采取了越来越勇敢的行为。工会组织的不断增加便是这一进程的结果之一。1920年初，在药王庙举行了一次总集会后，该市5000名中医药剂师成功地举行了一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而后，为了保卫劳动成果，他们仿效外国人的样子，成立了一个“友谊联合会”[14]
共产党的诞生
上海的战后罢工浪潮使左翼知识分子感觉到有必要深入到工人阶级中去。[15]与此精神相符合陈独秀——未来的共产党缔造者——在1920年初来到上海。至当年5月，在第三国际使者维经斯基的指导下，陈独秀发表了对该市工人状况的综合调查报告，并聚集一批年轻的激进分子，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准备发起场进步的工人运动。[16]
来自浙江省的学生——浙江旅沪学会在五四罢工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成为这一中国共产党先驱团体的全要成员[17]到年底，这些富有朝气的组织者已经在共产主义旗号下建立了两个工会。也许并非巧合的是，这一突破发生在机器业和印刷业，两者均以来自浙江的工匠占绝对多数。[18]新工会反映了江南工匠长期以来的愿望。上海机器工会，最初的参加者约有70人左右，都来自造船、纺织等行业。他们在其成立宣言中宣称，坚持学徒制和互助的传统。[19]
上海,既是中国的工业都会，又是工人罢工传统的温床，回顾起来，似乎还是新型中国共产党的当然发源地。但对当事人而言，情况远非如此。正如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于该市召开的近一年前所写的关于上海社会情况的系列论文中所指出的：
上海社会，分析起来，一大部分是困苦卖力毫无知识的劳动者；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在外国资本势（力）底下讨生活的奸商；一部分是卖伪造的西洋药品、卖发财票的诈欺取财者；一部分是淫业妇人；一部分是无恶不作的流氓、包打听、拆白党；一部分是做红男绿女小说、做种种宝鉴秘诀、做胃牌新杂志编钱的黑幕文人和书贾；一部分是流氓政客；青年有志的学生只居一小部分，——处在这种环境里，仅仅有自保的力量，还没有征服环境的力量……我因此联想到国民大会如果开得成，总以不在上海开会为宜（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上海社会是哪一种人势力最大？从表面上看来，政治的、经济的大权不用说都在西洋人手里，但社会的里面却不尽然。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大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去年学生运动时（指五四运动——引者）的大罢工已经显现出他们的威信……他们老头子的命令之效力强过工部局……消灭他们之根本办法，惟有使各业工会在法律上都公然成立……在这一点看起来，上海工会发达不发达，不仅是劳动界利害问题，简直是上海全社会治安问题。[20]
无论陈独秀的意见如何，上海仍然成为1921年7月中共成立大会的召开地。这个新型政党颁布的第一个纲领开头便写道：“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21]次月，为了实践纲领内容，中共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部里最积极的成员、一个名叫李启汉的学生，业已显示出组织工人的极大才能，他在此前一年即已协助创立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但是这些工会是建立在早有框架的行会的基础上的。为了打破只在有文化的工人中打转转的局面，在比较缺少技术的广大无产阶级中开展工作显得尤为迫切。正如一位早期活动家所指出的：
工作的开始，是遇到了不少困难的……（最难对付的是青红帮）。最后我们决定把几个同志设法加入青帮或洪帮；但是在当时我们同志都是学生出身，如果要上台去讲一套，下台来写一套，倒还有人；如果要到青帮里去拜老头子，到洪帮里去做小兄弟，先要低首下心去学他们的清规戒律，然后再转弯抹角，开展工作，那真是谁也没有那个耐心，而且也不容易找到那个门路。[22]
幸运的是，在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李启汉（也许值得注意的是，他来自湖南省）有着极大的耐心，在帮会中开展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创办的工人补习学校的教师，李与一名纺织女工建立了密切联系，后者是一名帮会成员。她将这位年轻的马克思卞义者介绍给了她的青帮师傅，后者欢迎李启汉加人青帮。在其深人纺织和烟草工人中开展工作时，这种关系证明具有极大的帮助。到1921年底．李在这两个产业部门已站稳脚跟，建立起左倾工会。[23]
保守派的挑战
并不只是共产党人在寻求组织上海的工人阶级。国民党政治家和工厂工头为了其自身利益同样热衷于打通工人行动主义的渠道。五四运动后的次年，这类人物在上海成立了十多个工会。[24]尽管他们的努力是有限的，却表现了“五四”总罢工以后激发起来的对组织工人的普遍兴趣。在改良主义的影响下，还出现了自立“工会”，如“实业振兴会”，由一位纺织厂工头和一位学校校长发起，接受大生铁厂老板的指导。该团体在一家新式纺织厂发行股份，但最终只有一架织机投入生产。[25]这类团体的另一个是上海职工联合会，该会在1919年10月的一场罢工中遭到干涉，此次罢工发生在三新纱厂，罢工者要求增加工资，工人应拥有每周休息的权利。[26]第三个是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该会每周发表演讲，发行了一份报纸，办了一个工人业余学校。在该会成立仪式上，国民党显要如胡汉民、戴季陶和廖仲恺均发言表不支持，该会负责人是一位与粤籍政客有着密切关系的资本家。该会还有更雄心勃勃的设想，如建立工人诊所和信贷部等，但终于未能实现。[27]
在一定程度上，上海刚刚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与这些保守派合作。例如，陈独秀就曾参加过几个“招牌工会”——正如后来中共正统史学的称呼一样（又叫“冒牌工会”——译者注）——的成立仪式。[28]对保守的劳工团体提出的于1920年5月l日在上海联合庆祝第一次国际劳动节的倡议，共产党也表示支持。尽管警察局关闭了预定的庆祝场所，但仍有约5000名工人聚集在附近的一个公园里，高呼“劳工万岁”以及关于三班制、八小时工作制等要求。[29]
共产主义革命家可从改良团体提出的改善工人权利的主张中获益，但两者并非不存在紧张关系。在几位招牌工会领袖的操纵下，1921年11月召开了一次大会，讨论将全市工会在一个单一组织的保护之下加以合并的可能——包括那些中共支持下的工会。虽然李启汉和另一位共产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当他们提出的几项要求遭到拒绝时，他们便离开了会场，以示抗议。[30]
“五四”以后上海上人运动的特征是：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合作与冲突方式不断转换。即便是在这早期阶段，党派之间的对立在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工人中间也有着鲜明的表现。1922年，一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外来组织者掀起的罢工浪潮席卷该市。工人斗争非同寻常的水平——因为紧接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之后——往往被说成是正在壮大的共产党影响的结果。[31]确实，有许多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例如，当年持续最久的罢工（坚持达27天之久）是由金银器业工人发动的，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工匠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工人们要求资方予以承认。[32]此次罢工的一位参加者后来回忆道，罢工的中坚力量是工匠（90％来自宁波），他们对自己的待遇不像那些销售其产品的白领职员感到不满。*虽然1922年这场由技术工匠发动的罢工历时最久，但在规模上不是最大的。规模最大的罢工是由1万名非技术性缫丝女工发动的，领导者不是共产党、而是与国民党政客关系密切的帮会中人。
*“杨孟言访谈录”，1959年5月30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共产党的影响井不意味着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一争方式，金银业工人的罢工最终是在宁波同乡会的调解下解决的。后者坚持工人必须为其罢工之鲁莽行为道歉一一罢工期问，一个商店在骚乱中被毁，工人们在其处焚香，燃放爆竹。见《民国日报》1922年11月2日。
对共产党人来说，不仅保守派的挑战令人烦恼，军阀的镇压更是他们控制工人运动的障碍。1923年2月7日，军阀对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进行的血腥镇压严重危害了全国的共产主义事业。正如书记部领导成员之一的邓中夏后来回忆的那样：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在上海做职工运动，但是，总做不起来，做起来一点，便又覆灭。1922年冬，日华纱厂、英美烟厂与金银业的所谓三角同盟罢工失效以来，什么也没有，仅仅还保有很小一部分的印刷工人和机器工人，再加上一部分店员。“二七”失败的消沉期中．简直没法活动。[33]
二七罢工中，有35位罢工者在军阀吴佩孚及其盟友的三次主要袭击中丧生，那以后，劳动组合书记部停止上了活动。工运主导权再次落到保守的工会领袖手里，其中的许多人喜欢与帮会和国民党右派保持密切联系。[34]
统一战线
1924年初，国民党与共产党宣布结成统一战线，政治气氛焕然一新。统一战线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的统一领导下恢复工运活动。两个政治竞争者的正式合作使上海工人阶级很快动员起来。1924—1925年间，上海有国民党党员4448名，其中职业为“工人”者几近1/3（1482人）。在那些标明身份者中，来自宁波和其他江南地方的机器工人、木匠，技工、印刷工人和男性纺织工人的数量很大。学生在上海国民党党员中占了绝大多数，其中有很多著名的共产党工运领导人。[35]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上人运动新高潮来临的动力大部分来自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成立于1922年10月，校长是于右任，一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会员；副校长是邵力子，身兼国民党党员和共产党党员。该校从一开始就是国共两党的一项冒险事业。该校很快就赢得了行动主义的名声，吸引了全国各地有抱负的青年。来自浙江的学生最多，他们也是校园中出现的许多同乡会中政治观点最激烈的。[36]
1923年夏，上海共有43名共产党员，分为4个小组，其中之一就在上海大学。上海大学的党小组有11名党员，包括邓中夏、瞿秋白等有影响的党的中央委员，他们担当起了领导工人运动的重任。1924年1月的国共合作宣言为这类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和保护。该小组据此指示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并同意国民党在该大学成立一个地方支部。[37]
在统一战线的保护下，上海大学的师生开始关注劳工界。新成立的社会学系引人注目，瞿秋自和邓中夏要求学生们将课堂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这些学生中的一位便是杨之华，她很年轻，来自浙江，当过小学老师。进上海大学不久，她与瞿秋白结婚，后来成长为上海工人运动中的一名著名人物。动员工人的最初渠道是工人夜校。到1924年夏，中共上海大学小组为工人们踊跃入校的热情所鼓舞，开办了沪西工友俱乐部，作为进步的工人一学生的聚会场所。[38]
上海大学工人夜校办得成功的最初例子是刘华，他是中华书局的一位印刷工人。在中华书局当了3年学徒后，刘华进人上海大学工人夜校，3个月里，邓中夏和瞿秋白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个月后，他当上了沪西工友俱乐部的主任。俱乐部设于纺织厂集中的小沙渡地区的中心地段，他将工作重点放在该地区各日属棉纺厂的工人身上。
中共组织纱厂工人的一个关键人物是内外棉厂的工人陶静轩，陶既是俱乐部成员，又是共产党员。与绝大多数共产党组织者不同的是，陶静轩出身于苦力劳动者——他原籍湖北，还当过码头工人。陶首先着手在厂内联络五大帮门首领（安徽帮、湖北帮、苏北帮、山东帮和绍兴帮），最终让他们尽弃前嫌，在厂后的一座小庙里举行结拜仪式。在互换帖子、喝过鸡血酒后，五人共拜陶静轩为“大哥”。[39]他们的工作成效很快得到证明。1925年2月，内外棉八厂发生罢工，抗议厂方用女工取代50名男工，其中有几位是俱乐部成员。[40]工人们四处联络，使俱乐部得以将罢工扩大至22家日商工厂，并领导成立了一个总罢工委员会，组织纠察队，向罢工工人发放补贴。[41]
与在他前面的李启汉一样，陶靛轩发现，要有效地动员无产阶级，就必须借助人们熟知的团结方法，甚至包括一些“封建性”习俗，诸如结拜盟誓之类。李、陶二人都不是江南人，但都能利用非技术性工人——大多不是江南人——的同乡忠诚。[42]近年，中国学者开始承认，初期共产党组织者在吸引妇女加人入自己的事业时遇到了很大困难，他们认为：“由于封建传统的束缚，女工都带有依附性，缺乏战斗精神。”[43]然而，从19世纪以来纺织女上的斗争传统（参见本书第三章）来看，此种解释缺少说服力。尽管其行动的步调很少被共产党干部提及，实际上有许多女工卷入了20世纪20年代的罢工浪潮。由于只是注意到妇女特殊的条件和关系，如在烟草业中开展女工工作的杨之华（参见第七章），故非技术性工人看起来对中共没有多大热情。
所以，尽管统一战线使共产党人在工人运动中获益很多，但仍存在许多缺点。国共两党的合作并未消除双方所有的分歧，即便当共产党已成为国民党的一部分时也是如此。国民党“右派”反对两党合作，极力阻挠激进工人运动的发展。这种阻挠往往直接采取卷入劳工事务的方式——通常是通过支持保守工会表现出来。帮会控制的劳工组织如南洋烟草公司的工会或是缥丝女工中的工会往住是最有可能插手的。1923年8月，上海工团联合会成立，将32个这类工会团体紧密聚合在国民党右派的周围。[44]这种组织给激进的劳工运动带来阻碍，在2月的纺织工人罢工中即已暴露出来——当时联合会的一位领袖将罢工消息告诉了日本方面。*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显微胶卷（#S—350）有关档案显示，南洋烟草职工会的负责人兼上海工团联合会的王光辉，1925年2月利用前往北京的机会向日本方面报告厂上海日商纱厂将要举行罢工的消息。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二卷本，上海，1981年、1986年），第1卷，第394—395页。王以前曾在湖南领导工运，他在1923年长沙一家纺织厂的罢工失败后，为了躲避迫害，逃到上海，被吸收进入保守派工会。另一位丝茧女工领袖穆志英，也曾在2月罢工时警告工人们不要被外来党派所利用。见《申报》1925年2月24口。
来自国民党右派的威胁是当时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中指出：
民族革命运动时期中职工运动里，尤其在现时工会有公开的可能的时候，不但是对于国民党的关系应当非常注意，便是普通的工会里也很容易发现各种反动派……国民党右派现在有集中这些反共产派于自己之手的阴谋……此种阶级斗争的进行，必然能打倒工会各种反动派，尤其是国民党右派的势力……我们应揭力设法到国民党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借此改造国民党之工会为阶级斗争的工会，而筑成统一的工人运动。[45]
这种努力到1925年5月1日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取得了成效。与三年前召升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相比，此次会议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抵制。保守派的缺席（以及国民党在其领袖孙中山去世后陷入混乱的情形）使得共产党得以放手准备此次会议。结果，大会批准了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总工会表面上是国民党的一个机构，但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46]
统一战线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中得到巩固，进而更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组织者按照自己的政治意图领导工人运动的力量。这一结果很快就在上海纺织业中得到了验证。1925年2月的罢工刚刚结束，李立三就在沪西工友俱乐部召开上海纱厂工会联合办事处和各纱厂工会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组建上海纱厂工会联合办事处委员会，项英为主任，刘华为副主任兼宣传主任。该组织领导了1925年5月爆发的、富有历史意义的罢工。5月15日，即新一轮罢工开始的次日，内外棉七厂的一名男工顾正红（2月罢工中俱乐部的一位积极分子）在工人与厂方的对峙中被日本大班枪杀。此次事件被共产党干部很好地利用起来，极大地激发起人们对工人烈士的同情。5月24日，刘华发起有数千工人参加的顾正红烈士迫悼大会。[47]有位记者估计参加者达1万多人。他说：“我敢说，此次上海无产阶级大集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参加者十分之九是工人。”5月30日，广大同情者——绝大部分是工人和大学生——联合举行大游行。一位亲身经历此次事件的邮政工人（也是一位党员）回忆道；
我们这支队伍一共有三十来个人，绝大多数是职工，有邮局的职工，有雕花工人，有铁厂工人、摇袜工人、红木工人和其他手工业工人，还有估衣店员和洋行职员，此外，就是中小学教员。其中多数是“大学”（共产党员）、“中学”（共青团员）和靠拢我们党的积极分子。也有一些是国民党员，但右派分子一个也没有来，还制造紧张空气，说什么“去不得”,“去了一定会出毛病，不要上共产党的当”。我们有好几个同志，一面咬着大饼，一面谈笑，大家在讥笑那些右派嘴上讲得漂亮，实际上进行破坏的无耻行为。每个人都作好了牺牲的准备，准备被捕关起来，可是绝未想到会有别的意外发生。[48]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事发生了，英国巡捕向示威者开枪射击，10人死亡，50人受伤——五卅运动就此爆发。[49]*
＊此次事件中，当时及后来因伤而亡者共有13人．有9人为工人，其中一位是广东籍厨工，其余8人均为江南籍。参见《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720—721
五卅运动——脆弱的联盟
“五卅”惨案为共产党人打开工运新局面、反击右派势力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机会。5月31口，即南京路惨案发生的次日，上海总工会——作为全国总工会的分支——迅速宣告成立，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主任。在他们的领导下，上海总工会成立了10个办事处（后来增加到30个），担负起指导全市各行其是之各业上人的重任。
首先站到总工会旗号之下的是上海印刷总工会，它是在浙江旅沪工会（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上海的绝大多数印刷工人都来自浙江）的衍生机构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的，该工会是两年前由来自杭州的共产党人帮助建立的。[50]其他各业工会接踵而至，不久，上海总工会即号称拥有生17个工会、20多万工人。[51]当刘少奇在幕后默默无闻地处理各种繁琐事务时，李立三在台前扮演了一个风风火火的形象。李立三又高又胖，坐着汽车，在几名身强力壮的保镖的护卫下，穿行于全市各处。李立三的表现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有一位澡堂老板兼青帮头子要李立三做自己的徒弟。经过党的批准，李立三——像他前面的李启汉一样，他也来自湖南——正式加入了青帮。[52]在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中，帮会关系再次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一份英国警务处的报告称：“青红帮与工运鼓动者相联合……效忠于李立三。”[53]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帮会方面的关系，上海总工会得以将五卅运动发展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罢工。[54]单是在上海一地，就有200多家企业、20多万名工人参加了这场大罢工。[55]工厂里的拿摩温——绝大多数都是帮会分子——在支持总罢工上起着关键作用。到7月时，日本厂主用上利诱一法：只要男女工头每日在厂里转悠两小时，停止向工人发放补贴（绝大部分的罢工基金来自上海总商会的捐献），就给他们发全额工资。拿摩温们以当时罢工情形为借口，说如果日方不能压迫总工会就范，自己的生命就要受到威胁。[56]
帮会的支持在上海大规模罢工中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这种支持并非唾手可得。沪西有位极有势力的穆斯林帮会分子在吃了总工会花钱请的两顿宣席后仍在不断制造麻烦。只是在不下10位共产党工运领袖同意与之拜把以后，他才安分下来。即便是“五卅”烈士顾正红（原籍苏北），也有一位在帮的亲戚惹是生非，背着总工会与日本厂主就赔偿的事情讨价还价。直到40来位总工会纠察队员在一个晚上冲人这位帮会分子的家中，将他从床上拽出，拖到总工会的一个办事处，狠狠揍他一顿，此事才算了结。[57]
对共产党人的行动更为关注的是帮会控制的上海工人联合会。尽管这个保守组织的能量由于五卅运动的爆发而遭到削弱，但并没有消除。整个夏天，该联合会一直都在发布消息，内容尖酸刻薄，把总工会及其领袖说成是非法的，都是些暴发户，根本无法担当领导上海工运的重任。李立三尽管有着帮会身份，仍是这次攻击的主要目标：“罢工开始的时候，李某乘一次黄包车已经是奢侈的享受了，可是现在他有汽车，两个老婆，好几个横行霸道的保镖。”总工会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回击：“工会是人民的组织，不是衙门……它能随便抓人吗？"[58]至8月22日，此种紧张关系演至极致。近100名歹徒手执刀棍，袭击了总工会的办公场所。危急时刻，李立三从后门逃出，但有8位工会干部被歹徒打伤。事情很快被证明，工人联合会是此次事件的主谋。[59]
帮会与右翼工会不是李立二及其总工会面临的惟一难题。“五卅”罢工期间，心怀不满的工人也在不断制造麻烦。作为坚持罢工的重要杠杆，罢工生活补贴的发放由总工会各下设办事处负责，对饥饿者而言，办事处不啻是一块磁石。办事处人员很快发现，不少工人重复排队，重复领取罢工补贴。为了加以控制，总工会要求工人从其包工头或拿摩温那里开出证明，凭证发放一周补贴。此种方法对于那些有比较固定的职业、在有同情心的工头手下工作的人来说，当然不成问题，但对于那些打零工的人（如“野鸡”码头工人）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当罢工进行之时，心怀一不满的码头工人开始对总工会及其经费支持者采取暴力行动。8月12日，大约2000名码头装卸上人冲进上海总商会，抗议商会拖欠罢工经费。当时商会正在办宴席，抗议者将酒饭嚼食一空，又将杯盘桌椅摔坏砸烂。随后又有乞丐和上海下层社会的其他各色分子卷入进来，这群人又一窝蜂地袭击了上海总工会。[60]
即便是普通的纱厂工人——尽管他们被称为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也并不总是与共产主义鼓动者保持一致。有位工人就曾这样间忆五卅运动：
有些学生来到我们厂里，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我们知道的只是他们是来帮助我们工人的。他们要我们起来罢工，并允诺在罢工期间会付给我们足够的生活费。对此我们很高兴，就开始罢工。每隔两个星期，我们就可以领到我们的生活费……我曾被警察逮捕关押过一段时间。当时人们都很迷信，认为我出狱后会交坏运道。所以，我去洗澡、剃头，然后焚香驱邪。[61]
在来自帮会和心怀不满的、或是不受约束的工人的压力下，总工会决定平息事态。经与日本总领事谈判，日方同意给予烈士顾正红家以抚恤，保证改善日商工厂的工作条件。尽管日方的让步没有什么价值，但总工会还是决定结束罢工。至8月下旬，即距罢工开始约二个月以后，这场历史性罢工终于宣告结束。
五卅运动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充分显示了这一时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虽然激进分子的行动井非一帆风顺。当然也有人不这样看，有人就曾这样说：
五卅运动使得好战的共产党人和当地雇主及国民党右翼培养的团体之间在上海无产者中开展了数年的争取主动、扩大影响的激烈斗争宣告结束……在这些群众斗争中，整个工人阶级站在总工会一边，后者一直控制着上海无产者的经济政治斗争，直到1927年4月。[62]
五卅运动并不是共产党一单方面取得的完全胜利，将它归为一个结构松散而脆弱的联盟的产物可能更为贴切。在一定程度上，共产党人可以和帮会及其他有势力的代理人一起在工人阶级中开展共同的事业，他们可以发起一场强有力的，具有深远政治影响的抗议运动。＊这种联合使他们在五卅运动中得益匪浅，并且在后来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也再次发挥作用，但其内部的紧张关系也确实存在，就像1927年四一二政变所暴露出来的那样。
*该联盟留存下来的一个小型组织是“打拘队”，由商务印书馆一名加入共产党的印刷工人、两位其他行业的工人及一位红帮大哥领导。这支武装队伍专门严惩工贼和其他反对激进工人运动的人。据它的一位领导人回忆．该组织一直很活跃，延续至1936年。见徐梅坤：《忆起义前后》，载《上海工运史料》1987年第2期，第l页。1933年，英国警务处的报告说．上海共产党的“打狗队”用斧头铁棍来对付他的对手，在工厂里挑起事端，旨在全城发动总罢工。见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档案，存美国国家档案馆（华盛顿特区），案卷号：D—2554／36。
同时，上海总工会还受到来自军阀方面的高压。10月，总工会所在地被查封，1l月，工人领袖刘华被逮捕。1925年12月17日，这位出身印刷工人的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被秘密杀害。[63]另一位来自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被选为总工会负责人，后于1926年4月被捕。[64]
三次武装起义
尽管遭受了如许挫折，上海激进的工人运动不久便被来自远方的政治势力所挽救。当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之时，孙传芳军阀政权的地位开始倾斜。在国民党胜利形势的激励下，共产党工人领袖开始振奋精神，动员上海工人阶级。尽管还处在秘密状态，上海总工会——与江浙中共党组织步调一致——开始领导民众反对孙传芳政权。在1926年一次流产的起义之后，周恩来被派到上海，直接领导上海上人斗争。1927年2月，紧接在一次卷入35万名工人的人罢工之后，第二次武装起义爆发。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未能将工人罢工与起义结合起来，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孙传芳的镇压，这次起义仍归于失败。陈独秀反对继续组织起义，他在向党中央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用“组织时代代替罢工时代”。周恩来则赞成作第三次尝试。3月21日，上海总工会发动总同盟罢工（估计全市有8万工人参加罢工），随即罢工转为起义，工人起义军最终驱逐了军阀队伍，迎接北伐军进人上海。[65]
在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进行之时，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在战斗中起了主导作用。此种行动主义反映了这些在上海最大出版行业工作的、受过教育的江南工匠的激进倾向。早在五卅运动时期，商务印书馆的雇员中就有大约170名共产党员，主要集中在编译所。[66]其中著名人物如陈云（后来成为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主管）和左翼作家茅盾，此时在商务印书馆成立工会和发动罢工中表现积极。[67]到1926年10月，商务印书馆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增至约400人，约占该馆雇员的10％。站在第三次武装起义最前线的大约100多名纠察队员都来自商务印书馆。全市工人纠察队的队部即设在商务印书馆的俱乐部内。[68]该馆工人的战斗性无疑与他们的文化背景和世界观有关。正如有位老工人回忆的那样：“我们商务印书馆是个教育程度高的地方，我们当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其中很多人能说英语……我们的有些同志与外国人联系，而另外一些人则组织纠察队。”[69]
在规模和能量上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纠察队的是上海邮政局纠察队，这是另一个集中了受过较好教育、待遇较高的工人的部门。此处的激进主义传统也是根深蒂固。一位前邮政纠察队负责人回忆道：“我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懂得一些军事知识。看到其他工人没什么作战经验，我就教他们列队。”[70]
机械工人也为这次成功的起义做出了很大贡献。杨培生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杨是一位很有技术的铜匠，他出生于上海市郊川沙的一个乡绅家庭，他在1914年进人祥生铁厂之前曾在仁海铁工厂做过多年学徒。五年后，五四运动爆发，他协助建立机匠工会。杨培生尽管政治上很激进，但由于技术过硬，在1921年被提拔为装配车间的监工。工人们都称他“杨师傅”。他于1923年加入宁波同乡会，两年后加入共产党。1927年2月，穿着中式上装、戴着缎帽，一副名流打扮的杨培生主持了上海金属总工会的成立大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主要依靠金属工人的支持，负责领导浦东地区的工人纠察队。随着第二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杨培生被选为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次月他又当选为委员长。[71]
和印刷工人一样，邮政工人和机器工人也对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为总罢工需要各行业广大工人的参加。事实再次表明，共产党在团结整个工人阶级的过程中，帮会的合作是一个重要因素。第一次武装起义前夕，汪寿华（当时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从上海商界首领虞洽卿那里得知，“法界华捕‘麻皮金荣’（即青帮大亨黄金荣）与其他主要帮会头目之间的谈判已经完成，他们都很愿意合作。”就在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前两大，中共上海区党委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汪寿华向周恩来报告说：“（帮会大亨和鸦片大王）杜月笙请求我们予以帮助……他要求我们不要提出鸦片问题。同时，他希望将所有青红帮重新组织起来，交由我们指挥。”[72]黄金荣和杜月笙提供了有效的帮助；中共方面可靠的资料证实，帮会向中共支持的工会提供资金，为释放被关押的工人奔走活动，传递军阀当局行动的消息，为在租界外面活动的中共干部提供保护。[73]
共产党人能够领导这次暴动，在两天之内控制了这座全国最大的城市，部分地要感谢来自帮会方面的这种帮助，至3月22日，5000名工人纠察队员——其中数百人是有武装的——占领了警察局、铁路局、江南制造局，以及法院和监狱。在很多情况下，军阀部队只是弃械逃跑，但在闸北区发生了激烈战斗，约有200名工人牺牲。一个星期后，新的市政府成立，其成员包括共产党、国民党、青帮及商界人物。[74]正如五卅运动时期的排外主义将激进派和保守派溶入一个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尽管还存在冲突、派别）一样，北伐时期的反军阀主义又将这些原本互相对立盯的派别重新组合起来。政治危机——无论是由国家存亡的因素引起，还是由要求国家统一而引起——有助于使陌生的同盟者走到一起。*
*当然，三次武装起义时期，排外倾向并未消失。一个纱厂工人在回忆中曾提到了一件排外逸闻：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和工友们抓获了一名留胡子的年轻人，把他当成是日本人。在遭到一顿痛打之后，这位被抓者最终被证明是个中国人，工人们斥问道：“既然你真的是中国人，你就不该学日本人的样子留胡子。”这位倒霉蛋回答说：“实际上，我是模仿孙中山的样子。”参见“吴顺林访谈录”,1958年5月5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所以，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从五卅运动到伐的“激进主义的”全盛期，他们并没有取得绝对胜利。虽说工人阶级中的世界主义已经萌生，但他们仍然采取传统的团结方式。只有通过艰苦的工作——往往要取得他们不喜欢的中间人的同意——共产党人才能将工人的战斗性纳人到自己的轨道中来。尽管可以用革命的阶级斗争之类的言辞来标榜，但要将工人组织起来，就必须依靠“封建”组织的协助。虽然行会之类组织在共产党的工作中提供了最初和最可靠的帮助，但是大规模地发动工人还必须依靠国民党和帮会的合作。这个时期，中共取得的成功令人激动，但他的每一步胜利都离不开一些臭名昭著且朝三暮四的盟友的参与。这种联合是多么的不可靠，以至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不过数星期，悲剧便出现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帮会大亨黄金荣和杜月笙找到了一个更可靠的为其违法的鸦片买卖撑腰的支持者。
*1927年4月，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杜月笙派人暗杀一事表明，帮会会随时背叛其盟友。
[1]关于这一事件的经典研究，仍然要推周策纵（ChowTse-tung）：TheMayFourthMovement（Cambridge，Mass，1960）。
[2]JosephChen，TheMayFourthMovementinShanghai（Leiden，1971）。
[3]《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北京，1979年，第461页第463~464页、第466页、第475~476页第487页第514页；《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北京，1980年，第328页第356~357页；《新闻报》1919年6月7日。
[4]《申报》1919年6月9日；《新闻报》1919年7月11日。
[5]《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94页。
[6]同上，第496页第514~515页、第531页。
[7]《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72页。
[8]《时事新报》1919年6月11日。
[9]同上，1919年6月13日。
[10]李立三：《中国职工运动概论》，1919年，转引自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沈阳，1987年，第53页。
[11]JamesE.Cronin，“LaborInsurgencyandClassFormation，SocialScienceHistory4（1980）：126。
[12]见《民国日报》1919年10月12日，其中的讨论将欧洲和中国的工人斗争的潜在原因归于战时通货膨胀。
[13]《时报》1919年10月20日、21日。
[14]《新闻报》1920年1月3-4日、6日、10日、19日。
[15]参见ArifDirlik，TheOriginsofChineseCommunism（NewYok，1989），其中讨论了关于五四运动对于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重要联合的决定性作用。
[16]调查报告发表在《新青年》第7期（1920年5月），第1143~1245页。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见《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1988年，第6~12页。
[17]《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1988年，第101页；Dirlik，TheOriginsofChineseCommunism，p.101。关于浙江旅沪学会参加五四运动的情况，可参见《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59~460页。
[18]邵维正：《建党前后的上海工人运动》，载《党史资料》1983年第3期，第76~80页。俞秀松，一位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也来自浙江——在1920年4月的一封信里说，他刚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在一家机器厂干活。见俞秀松信函，1920年4月4日，存上海中共大纪念馆档案室。
[19]《劳动界》第9期和第19期；《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转引自《中国工人运动史参考资料》，北京，1980年，第1卷，第43~47页；该宣言还宣称摆脱资本家、政客或同乡会的控制，因而不同于传统的公所组织。
[20]陈独秀：《上海社会》，载《新青年》第8卷第1~4期（1920年），转引自《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第67~71页。
[21]《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北京，1985年，第1页。
[22]《包惠僧回忆录》，北京，1983年，第67页。
[23]同上；包惠僧：《二七回忆录》，载《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北京，1983年，第605~623页；ChangKuo-tao，TheRise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Lawrence，Kan.，1971）；蔡少卿，SecretSocietisandLaborOrganizationsintheEarlyHistory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inWorkingPapersinAsian/PacificStudies（Durham，N.C.，1986），p.11。
[24]姜沛南等：《上海招牌工会的兴旺》，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第46~47页。其中对这类工会中比较重要的几个进行了叙述。
[25]《民国日报》1919年6月16日、30日，7月7日、14日，8月4日11日、18日，9月8日、29日。
[26]同上，1919年9月15日；（申报》1919年10月16日。
[27]《民国日报》1919年8月5日、8日、21日，9月16日；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台北，1959年，第1卷，第139页。
[28]《新闻报》1920年3月6日、4月3日；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第1卷，第139页。
[29]《新闻报》1920年4月5日。
[30]史兵：《中国工人运动史话》，北京，1985年，第1册，第68页。
[31]陈卫民：《1921年上海罢工运动的兴起》，《史林》1986年第1-2期合刊，第126-135页；JeanChesneaux，TheChineseLaborMovement，1919-1927（Stanford，Calif.，1968）.chap.8.
[32]《民国日报》1922年10--11月。
[33]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北京，1949年，第136页。
[34]苏启明（音）：《北伐期间工运之研究》，政治大学硕土论文，台北，1984年，第94-100页：JeanChesneaus，TheChineseLaborMovement，1919--1927，p225.
[35]“上海市党员调查表”。党史文献馆，台北，案卷号：435/218，435/232。
[36]王家贵、蔡锡瑶编：《上海大学》，上海，1986年，第16页。
[37]同上，第1~20页。
[38]同上，第20-22页。
[39]《刘华》，载《上海英烈传》，上海，1987年，第45-70页；《陶静轩烈士》，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5期，第39-41页。
[40]《民国日报》1925年2月6日、12日：任建树.张铨：《五卅运动简史》，上海，1985年，第37-40页。
[41]刘贯之：《关于1924--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回忆》，《中国工运史料》1960年第1期，第34-82页。
[42]EmilyHonig，SuterandSrangers：WomenintheShanghaiCotonMills，1911-1949（Stanford，Calif.，1986），P.98.
[43]陈卫民：《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林》第4卷第11期（1988年），第78页。
[44]苏启明：《北伐期间工运之研究》，第94页；JeamChesneaux，TheChineselaborMovement，19191927，PP22-227，252。
[45]《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北京，1985年，第48-49页、54页。
[46]《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北京，1957年，第8~35页。
[47]王家贵蔡锡瑶：《上海大学》，第31-36页、第54页。
[48]《民国日报》1925年5月26日。
[49]沈孟先：《关于五卅反帝宣传示威的回忆》，载《五卅运动史料》，上海，1981年，第1卷，第663页。
[50]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1984年，第543页；《上海工人运动历史大事记》，上海，1979年，第1册，第78~79页。
[51]《民国日报》1925年8月6日、7日。
[52]姜维新：《从二月罢工到五卅运动》，《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辑，第48~49页；张维桢：《张维桢同志谈上海五卅运动》，《党史研究资料》（四川），1982年第1期，第304~312页。李立三与帮会打交道的情况可以追溯到1922年安源煤矿工人罢工的时候，当时他与洪帮建立了密切联系。参见CaiShaoqing，“SecretSocieties”，p.11~13。
[53]PoliticsDailyReport，Aug.3，1925，ShanghaiMunicipalArchives，no.1-1-1147。
[54]五卅运动时李立三依靠青帮力量的情况，可参见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1页。
[55]《五卅运动史料》，上海，1986年，第②卷，第70页。
[56]PoliticsDailyReport，July-August1925。
[57]张维桢：《1928年以前上海工运的些情况》，载《革命史资料》1980年第1期，第47页：张维桢：《张维桢同志》第304~312页；PoliticsDailyReport，July9，1925。
[58]PoliticsDailyReport，July16，28，1925；《民国日报》1925年9月1日。
[59]PoliticsDailyReport，Aug23，25，1925；刘贯之：《关于1924-10925年……》，第71页。
[60]PoliticsDailyReport，July29，Aug.12，13，1925；《上海罢工的真相及其影响》，载（现代评论）第2卷第35期（1925年），第7页。
[61]“朱连科访读录”，1958年5月6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62]JeanChesneaux，ChineseLaborMovement，p.282。
[63]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24页。
[64]JeanChesneaux，ChineseLaborMovement，p.284。
[65]《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上海，1987年，第61~72页；《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结构概况》，《文史资料》1985年第3期，第73~76页；黄逸峰：《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1期，第1~5页；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36~137页。
[66]“徐洪生（音）访谈录”，1957年4月27日；“蒋仲林（音）访谈录”，1957年5月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67]马超俊等：《中国劳工运动史》第2卷，第622页。
[68]任其祥等：《追记商务纠察队的斗争》，《上海工运史料》1987年第2期，第10页；马超俊等：《中国劳工运动史》第2卷，第643~645页。
[69]“谢青斋（音）访谈录”，1925年2月25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70]《上海邮政职工运动史料》，上海，1986年，第1卷，第56页。
[71]《杨培生烈士小传》，《上海工运史料》1984年第2期，第34~37页；黄河之：《杨培生》，载《上海英烈传》，上海，1987年，第21-34页。
[72]《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上海，1987年，第156~157页、209页。
[73]上海市档案局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1983年，第220页、262页、273页。当然并非所有的帮会分子都像黄和杜那样采取合作态度。有报道说，在三次武装起义期间，有些帮会成员为外国资本家所雇用，另一些人则装扮成总工会的纠察队，暗中劫掠，破坏总工会的名声。参见《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1983年。
[74]JeanChesneaux，ChineseLaborMovement，cha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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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党派政治，1919—194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第二部分党派政治，1919—1949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上海成为日后工人运动向两个方向发展——反映了其主要成分的不同来源与劳动状况——的温床。当五四运动积极分子在份20年代涌入上海劳动市场时，他们发现有必要修订其行动目的以适应原已存在的传统。然而，这些没有经验的劳工组织者并非仅有的改变立场者。他们的开创行为乃是上海工人运动发生戏剧性转变的强力催化剂。
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年间，中国工人运动逐渐成熟。无论是以中国的还是国际的标准来衡量，上海都是这一时期工人运动当之无愧的舞台。其发展线索，由于以往学者的辛勤探索而轮廓毕具。[1]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时，中国工人在共产党人的激励下已经高度政治化，只是在1927年，他们沦为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白色恐怖”的牺牲品。十年后，日本人入侵为激进的工人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人发动的罢工又成为都市生活一道闪亮的风景线。
如图表1所示，我们有可靠的统计资料证明：这三十年间，罢工事件波动明显。罢工之波深受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就像经济学家指出的，罢工一般依据经济繁荣而增长，这一模式适用于整个产业领域。[2]爱德华·肖特〔EdwardShorter）和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将政治环境视为罢工浪潮爆发的促动因素。政治危机，如同经济增长一样，容易导致工人罢工水平的全面增长。[3]在上海，这些经济政治契机，既有国外的因素，也有国内的因素。该市多种政权并存，既有国外投资者，也有国内投资者，很容易卷入全球政治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漩涡。
图表l上海罢工的频率，1918—1948年。a包括与五四运动有关的33次罢工事件；b包括与五卅运动有关的100次罢工；c只包括当年8—12月；d只包括当年1一7月。
上海罢工的第一次大浪潮发生在1919年反日的五四运动期间。当年，在56次罢工中，有33次与五四运动有关。六年后，在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斗争的影响下，一场次数更多、规模更大的罢工浪潮出现了。当年，在175次罢工中，有100次与历史性的“五卅”总罢工有关。次年，为了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工人们发动起义。作为配合，上海至少发生了两次总罢工。
尽管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但在国民党十年统治时期，仍不断爆发罢工，1937年达到高潮，总数达213次。那年罢工次数的显著增加，部分地可以归因于日本侵略前夕上海经济的相对繁荣。1937年8月，日本大举入侵（并伴随着大批难民涌入公共租界），给上海经济带来浩劫。但是到了1940年，生产又恢复到战前水平。[4]这一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罢工浪潮：1940年上海发生罢工275次，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
1940年的罢工不单单是经济相对繁荣的反映，它们也是对无法抑制的通货膨胀的抗议。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的消费指数缓慢增长，年通货膨胀率约为2.5％。[5]然而，1937年8月以后，生活费指数迅速飙升——这股势头直到战后仍汹涌不止。1940年罢工次数的猛增以及此种情形在内战时期的再现，显然与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有关，并给上海经济带来危害。这一主题——比任何其他因素更重要——使都市人口团结起来，一致反对国民党。
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对这些罢工浪潮很熟悉，它们都被认为是新兴知识分子激发出来的新生事物。研究工人史的学者往往将中国工人之命运与政党之命运联系起来，并认为前者乃后者之先驱，他们一般都满足于诠释共产党的政策。但是共产党人并非五四精神的惟一倡导者。国民党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也曾花费相当精力深入工人之中。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两党的动员行动互相补益。然而，因为发生了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两党的分裂加剧了他们对工运工作的竞争。
无论是忠于三民主义还是忠于马列主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导人都认为必须高度重视工人阶级。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相信工业化是未来的希望，所以都花费极大精力，试图将工人运动纳入自己的政治旗帜之下。在此过程中，党和政府都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如同工人自身的变化一样。
可以肯定，这些对立党派的意识形态有着实质性的不同。有鉴于共产党的工运组织者强调以团结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为主导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国民党着力于强调阶级调和（劳资合作）的必要性，即为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工人与资本家应当携手合作。[6]然而，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和国民党的工业化梦想都很难符合上海工人之实际。饱受苦难的工人削弱了劳资合作的可能性，但频繁的斗争也不表明他们具有一致的阶级觉悟。工人阶级中存在着深深的裂痕，国共两党都能利用其中的一些群体。
哪些工人接受共产主义革命者的领导？哪些工人倾向国民党政权？又是哪些工人抵制外来者介入、抵制其政治图谋呢？受过教育的人可能会猜测，共产党人在大工厂收入低微的非技术性工人中能站稳脚跟。毕竟，这些工人与无产者的定义最接近，理所当然地成为受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论影响的干部们的动员目标。国民党人则被认为有可能在赞成劳资合作、反对激进的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白领工人中发展势力。至于独立的工人运动的社会基础，我们自然会把目光投向工匠——他们有能力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激进行动，全世界都不例外。
对上海工人历史的初步调查为这些猜测提供了某些佐证。五卅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罢工运动的一个顶点——即开始于纺织厂，是典型的无产者行业（参见本书第四章）。国民党所控制的工人的一个基地是白领的上海邮政局。有几位高级国民党兼青帮领导人即从组织该局工人起家。（参见本书第五章）。最后，独立的工人运动确实存在于墨业工人中，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罢工中显然游离于政觉领导之外。[7]
然而，当我们由表及里加以探讨的话——正如本书剩余部分所要做的那样——上述猜测模式难以成立。党的干部们的思想和策略不一定能导致完美结局。本书第二部分名为“党派政治”，将要探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在争夺中国工人控制权过程中的表现。第四章名为“激进主义的全盛期”，对共产党人在该市的早期活动进行编年叙述。第五章名为“保守主义时期”，对国民党的巅峰时期即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论述。第六章为“激进派的复活”，讲述了从打败日本侵略到内战时期共产党恢复活动的情形。
[1]关于1919—1927年间的情况，有谢诺（JeanChesneaux）的开拓性著作:TheChineseLaborMovement,1919-1927（Stanford,Calif.，1968）。1928-1948年间的情况，可参见:S.BernardThomas,LaborandtheChineseRevolution（AnnArbor,Mich.,1983）。关于整个这一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情况，有马超俊等人所著的多卷本《中国劳工运动史》,台北,1959年。
[2]OrleyAshenfelterandJeorgeE.Johnson,"BargainingTheory，TradeUnionsandIndustrialStrikeActivity,"AmericanEconomicReview59(1969):35~49;JohnI.Grffn,Strikes:AStudyinQuantitativeEconomics(NewYork,1939);AlvinHansen，"CyelesofStrikes,”AmericanEconomicReview11(1921):616~621;K.G.J.C.Knowles,Strikes(Oxford,1952);JackW.Skeels,"MeasuresofU.S.StrikeActivity,”IndustrialandLaborRelationsReview24(1971):515~525;JohnVanderkamp,"EconomicActivityandStrikesinCanada,"IndustrialRelations9(1970):215~230;AndrewWeintraub,"ProsperityVersusStrikes:AnEmpiricalReview,”IndustrialandLaborRelationsReview19(1966):231~238;DaleYoder,“EconomicChangeandIndustrialUnrestintheUnitedState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48(1940):222~237.
[3]EdwardShorterandCharlesTilly,StrikesinFrance,1830-1968(Cambridge,Mass.，1974),P.104.
[4]RobertW.Barnett,EconomicShanghai:HostagetoPolitics,1937-1941(NewYork,1941),p.104.
[5]《解放前的上海物价》，上海,1961年。
[6]关于国民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问题，特别参见潘公展：《中国国民党劳动政策的研究》,上海，1930年;以及陆京士：《中国劳工政策之理论与实际》，台北，1954年。
[7]有关墨业工人的情况，可以参见刘石吉:《一九二四年上海徽帮墨匠罢工风潮》，提交近代中国区域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台北，中央研究院,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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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来自北方的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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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来自北方的无产者
乡土源流与帮会
工厂以外的劳动者
产业无产者
大众文化
罢工模式
结语
上海工匠的特权与工作保障对于普通无产者而言是无法企及的，后者经常生活在被解雇与被人取代的恐惧之中。就像技术含量可能具有的威力一样，工匠的学徒身份与行会组织之制度化，使得他们提出的要求往往能得到满足，而大多数其他劳动者则无力做到。工资收入即反映了此种悬殊状况。在五四运动前后，上海工人的工资收入情况，见表1所示。*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北京，1980年，第15页。当时一名单身非技术性工人的日支出平均为四角，而一名单身技术性工人的日支出为六角四分。如果成家（按月以一家五口计算），一名非技术性工人平均日支出为七角一分，而一名技术性工人日支出为一元二角。（同前，第16页。）尽管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期间上海工人工资增加无几，但该市的消费指数却上升极快，如布价升了46%，米价上升了38％。见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北京，1985年，第1卷，第483页。资料来源：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北京，1985年，第1卷，第390页。
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之间存在着鸿沟。正如临时工不可能受到行会公所的保护一样，非技术工人在工资上很少拥有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在非技术工人中，性别与年龄也是工资比例的重要决定因素：男性的工资要比女性多许多，童工的收入最少。
表11919年前后的上海工人工资
职业日工资（银元）
技术工人
机匠1.00—2.00
泥水匠0.60—0.80
木匠0.50—0.80
漆匠0.50—0.70
砖匠0.50
非技术工人
纱厂工人（男）
苦力0.25—0.35
纱厂工人（女）0.20—0.25
纱厂童工0.10—0.20
资料来源：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北京，1985年，第1卷，第390页。
乡土源流与帮会
大多数非技术工人是从广大贫苦农民尤其是华北农村地区的贫苦农民转化而来。由于受天灾人祸的打击，广大农民被迫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这些难民来到上海时，身无长物，举目无亲。既没有受过适应城市工作的训练，控制进入技术职业之门、由南方人掌握的行会公所也不欢迎他们，这些农民—工人只能去做那些收入最低、保障最差的工作。
所以，不要感到奇怪，许多非技术性工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返回农村。他们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情况常常被上海劳动力市场的观察者加以评论。从外国雇主的眼光报道有关内容的科特内夫（A.M.Kotenev）曾在1927年注意到：“一个……独立的、如同欧洲情况一样的无产者阶级的形成过程尚末完成。上海的绝大多数劳动者直接来自农村……他们是农民、渔民或季节工人，要让他们适应基本的劳动纪律必须花费相当的时间。”这种情形在尼姆·韦尔斯（NymWale,)——一个工人抗议的拥护者——的嘴里说得更为肯定：工人们刚刚来自农村，“尚未沦为工资的奴隶，无力企求更好的生活条件。”[1]
无论观察角度如何不同，观察家们均认为，与农村的密切联系使得上海的非技术性工人难以驾控。就这一评价而言，他们无疑是正确的。从上海工人运动发生伊始，非技术工人的罢工绵延不绝。1895—1913年间，在有记载的50多次工厂罢工中，至少有75％是由非技术工人发起的——其中由丝厂和纱厂女工发起者最多（前者占了所有罢工的接近50%，后者占了20％）。[2]
在诠释工匠抗议时，我曾强调同乡关系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如何解释非技术工人——他们的流动性和被排除在行会公所之外的地位似乎削弱了其集团凝聚力——的罢工趋向呢？这只是一种社会反常状态（粗鲁的、不习惯都市标准的农民自发行使暴力，反抗城市制约和工厂生活）吗？
对上海非技术工人构成情况的审视揭示了不同的团结类型——尽管与富有个性的工匠存在很大不同，他们仍有着罢工的巨大潜在素质。即便是非技术劳动者中生命力最短暂的分子——如乞丐、掏粪工和码头工人之类——都可归在都市网络之中。应当承认，他们缺乏技术，存在着籍贯、性别和年龄的差别，这些因素制约了非技术工人跨行联合起来的发展过程，但是阶级意识的缺乏并不能阻止工人战斗性的形成。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工人的相对集中，为行动主义打下了坚实基础。
非技术性工人常常通过帮会形式开展集体行功。特别是辛亥革命——当时青红帮分子是革命军的主要盟友——后，这些地下组织在上海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更活跃的角色。*在控制鸦片生意使得腰包鼓胀起来以后，帮会分子又开始插手劳动力市场。几乎所有非技术性行业渐渐地都由与帮会有联系的同籍大亨如丐头，妓院老鸨、粪霸，码头包工头和工厂把头等所把持。从乡村来上海寻找活路的移民很快就发现，这个城市的工作机会都与犯罪活动有着联系。
*辛亥革命时，青帮与红帮的合作导致这两个主要帮会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青红帮的地位在新的民国秩序中也有了提高。在陈其美的积极庇护下，帮会在上海市场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例如1914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因拒绝陈的金钱要求而被帮会分子暗杀一事即是明证。有关这一时期帮会的作用，参见姜豪：《洪门历史初探》，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68一86贞；薛畊莘：《近代上海的流氓》，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辑．第170一172页；樊崧南：《上海帮会内幕》，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辑，第155一l56页。
工作关系与帮会身份的重叠使得非技术工人的生活具有很浓的权力主义意味。帮会本身均按照严格的师徒等级关系组织起来。徒弟之间互相以兄弟相待，一切行动惟师父之命是从。这些要求在入会仪式中有着很好的体现。一位名叫崔锡麟的苏北籍军人是这样描述其加入张镜湖青帮的情形的（张原籍山东，当过军官，辛亥革命后成为上海滩上的著名青帮大亨）：
我（和杜凤举军长一道）来张府前，已先有张门老门徒罗鑫泉（上海牙医）在客厅内等我们了。我们到后，罗到楼上通报张老，张老才入客厅，杜军长与我就地向张老行了一跪三叩首见面礼（这是杜军长事前同我言明的见面礼节）。张老便问我大致经历，军中情况，家庭情况。罗鑫泉已在佛堂（内中供有青帮三祖的牌位）前燃烛焚香，入客堂，请我们入佛堂上香。罗司仪口称崔老弟向祖师爷行大礼，面向如来佛三跪九叩首。又称：崔老弟向张师父行拜师大礼（张师父立香案左首并未坐下），我仍向佛前三跪九叩首。又称：向师兄杜大哥行大礼，我面向佛前一跪三叩首。接着杜凤举军长说向罗师兄（指罗鑫泉）行大礼，我即向佛前一跪三叩首。入门礼仪完毕。[3]
尽管这种进帮礼仪很简单，但对不同辈份者有着不同的行礼方式，如对同辈为一跪三叩首，对师父尊长为三跪九叩首，此种差异揭示了青帮内部森严的等级特征。帮中人的辈份在入会仪式上确定后即一成不变。某人的在帮师父即某人做工的工头，所以，这种等级关系浸润于各种工作场合。
有意思的是，青帮的入帮仪式与学徒的拜师仪式——标志着其在技术性职业行会中拥有了一席之地（参见本书第二章）——没什么两样。然而，在行会与帮会的权力结构中存在着重大差别。在三年学徒期满后，行会学徒与其从前的师父保持着一种或多或少的平等关系。因而，与权力主义的帮会比起来，行会公所多少带有民主的色彩。*相反，对非技术工人而言，拜师进帮等于判了无期徒刑，惟一的脱身之法便是返乡。只要身为都市无产者队伍中的一员，他就必须将服从师父的意愿作为其生存战略的不二法门。
*20世纪初，行会内部发生争端时，往往付诸表决。参见《时报》1918年5月13日，1920年6月17日。
工厂以外的劳动者
可以相信，上海居民中没有比乞丐、娼妓或是掏粪工更悲惨的了。然而即使是在这些“游民无产者”中，等级现象仍清晰可见。将这类劳动者与其职业联系起来的网络仍具有权力主义的性质，就其普通成员而育，自由活动的空间极小。但是，正是这种组织纽带产生了一呼百应的力量。
至20世纪，上海的乞丐按照籍贯（有凤阳帮、淮阳帮、山东帮，苏北帮和上海帮），各分地段（大致将该市分为北区、南区、东区和西区）。每帮各有一个“老大”，老大之下有8个“丐头”，分别控制该市东南西北四区。老大们提供劳动力（约有2万名男人、女人和孩童，从事大约25种行乞方式），丐头则负责向店主收费，而辖区所有乞丐也必须逐日缴费。这些日常收入使得丐头们能为其手下乞丐建立一整套福利机制。对上海700名乞丐的调查显示，几乎所有被询问者都声称来自苏北农村，由于家乡遭灾，被迫来沪行乞。绝人多数被询问者称，亏得丐头们提供衣食，他们认为行乞要比在工厂做工好过多了。然而，这种保护另有代价。乞丐们无不俯首听命于丐头，后者与经常性卷入犯罪活动的青帮有着密切联系。[4]店主或者其他与帮会发生过冲突的人物首先要想到处理好与本市乞丐大军的关系。
娼妓是上海地下社会另一个组织严密的阶层。[5]据1920年上海市一份调查称，该市约有6万多名妓女，按身价和服务性质分成数等。[6]妓女的生活与活动受到龟头（又叫“龟奴”——译者注）和老鸨的严密控制，后者与帮会网络联系紧密，向青帮头子进贡输钱是从事这一行当者必不可少的一项开销。[7]由于处于严密控制之下，妓女们几乎无力采取集体反抗其主人的行动，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在其主人的指使下，他们才会采取集体抗议行动。例如，1948年，成千上万的舞女拥向上海社会局，抗议该局不许舞厅营业的禁令。[8]
掏粪工也在帮会的严密控制之中。数千名担当该市清厕所、倒马桶之事的工人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农民—无产者群体。其中许多人在该市西郊兼种蔬菜水果，每日掏粪倒马桶之前或事毕，他们会将其种植的蔬菜水果挑到市场上去卖。然后他们会将新出的粪肥运回浇地（或是卖给其他农民）。掏粪工一般由“粪头”操纵，后者向消费者收费并向掏粪工发薪。然而，在民国成立之后，这一肥缺渐归“粪霸”控制，他们按月向政府交费一次。为了抗议这种于己不利的变化，粪头们煽动其手下的掏粪工在1912年春季发起了一场很有影响的罢工。在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掏粪工们既不掏粪，也不卖菜。然而，政府当局并不愿意放弃此项计划，该行当还是落入了与青帮有联系的粪霸手中。许多年里，法租界的粪霸不是别人，就是青帮大亨杜月笙的情妇。她死后，这一肥缺又落到了她儿子手里。[9]
对上海下层社会中人而言，帮会的严厉控制限制了他们独立行动的机会，但是由其工头、把头激发出战斗性并非不可能。应当承认，单单一个丐头或是妓院老鸨很难会想到去发动一场抗议运动。可是，粪头们却经常挑动掏粪工举行罢工（尽管经常是无功而返），反对政府加大对公共场合卫生状况的干预。[10]
码头工人——至20世纪20年代时为数约在5万—6万人之间——是另一个由农民—工人构成的群体，在把头的鼓动下，他们往往爆发激进行为。虽然码头货栈的主人与工人之间的联系比较疏远，但专管招工、有权有势的包工头却为之架起了桥梁。绝大多数受雇者都是临时工（俗称“野鸡”)，有时在码头打工挣钱，有时回乡务农。上海码头工人的乡村源流在民国时期更为凸显。对上海港口361位退休码头工人的调查表明了此种趋向（见表2）。这些劳动者主要来自苏北、湖北、湖南和山东乡村。不少码头也有小部分固定工人，一般称为“堆装工人”，他们收入较多，多数来自宁波港。[11]
表2上海码头工人的祖籍情况
开始工作农村上海其他城市小计
1918年及以前49（58%）33（39%）3（3‰）85
1919—1937年233（86%）10（4%）28（10%）271
1938年及以后4（80%）0（0%）1（20%）5
总计286（80%）43（12%）36132（8%）
资料来源：上海港调查，1963年。
在码头工人之集团暴力中，最常发生的是抢地盘之争。*在包工头的率领下，这种暴力常常以帮口之间的武装冲突为形式，目的是争夺对码头货栈的控制权。[12]
在这些冲突中，同乡身份的作用再次体现——同乡会经常卷入帮死者家属讨说法或提供补助的活动之中。**但是，相互之间发生械斗并非码头工人在其把头指使下所进行的惟一集体行动。作为就业条件之一，码头工人要按一定比例将工资的一部分交给包工头，所以，增加工资利于双方。虽然把头不可能为了讨好码头老板而公开煽动罢工，但在背后，他们常常煽动其属下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纽约濒海地区有着类似的情况。丹尼尔·贝尔（DanielBeil）写道：“控制货物‘装卸’及其他油水乃纽约码头血腥争战延续30年之久的主要原因。”（见Bell.TheEndofIdeology（NewYork,1988),p.183．贝尔还注意到，争码头在美国其他大港口不是大问题，当与地理空间不同有关。纽约码头不能直通铁路，工人密集，街道狭窄，货物装卸很困难。上海情形略同。
**例如，1926年7月，为了争夺浦东某货栈的卸货权，湖北帮与苏北帮码头工人发生械斗，两名湖北人死亡，江同网乡会同意向死者家属支付l000元赔偿金。一份由湖北同乡会拟就的控诉书交到了货栈经理手里，并由他转交给江淮同乡会，其中提出了解决此事的经济赔偿问题。见《民国日报》1926年8月13日。
1914—1915年间，上海17个码头的堆装工人发动了一场大罢工。此次罢工系由包工头激劝而成，他们先是以宁波同乡会的名义组成一个“裕后社”，庆祝会后，工人们向上海县衙进发请愿，但该社试图将罢工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最终，44天以后，17个码头中，除了两个外，均同意了包工头们提出的温和的要求、另两个不肯妥协的码头声称，包工头行事不当，严重损害了资方利益，他们拒绝接受有关协议，并解雇了所有挑起事端的包工头。[13]
包工头、把头和监工在控制和利用其属下进行罢工中的关键作用最清楚地将非技术性工人与技术性工人的战斗性区别开来。正如戴维·蒙哥马利（DavidMontgomery）在其对美国工人的研究中所发现的那样，农村移民在监工在场时，工作卖力，监工不在场时，表现懒散；而工匠们则相反，当老板在场监视时，他们往往拒绝干活。[14]不同的劳动管理文化会产生不同的罢工方式。工匠罢工常常将矛头对准工场或工厂的权力机构，而非技术性工人的罢工则常常在把头、监工的操纵之下。
当然，听命于把头、监工并不意味着非技术性工人对更高级别的权力部门不构成威胁。这类罢工常常向雇主或政府官员提出要求。但是，居间调停者又往往是这些挑起事端的把头和监工，在确定罢工目标时，他们要保证自己的利益至少要与其属下的利益一样重要。
产业无产者
由于是中国新生的真正的无产者，非技术性工厂工人受到了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极大关注。大量研究向人们昭示，20世纪20年代的无产者积极而激进，易于接受共产党人的动员。[15]然而，产业工人不是一个清一色的群体。对共产党人的支持主要来自那些与底层无产者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大不相同的工人。非技术性产业工人（最多的是女工）的生存环境与“游民性质的”乞丐、掏粪工、妓女或码头工人的生存环境大致不二，与同一工作场合的木匠或技工的状况则相去甚远。一份1922年对沪西地区纱厂工人的调查表明，他们原来大多为苏北难民，因遭受水灾而被迫离开土地。由于对新工人大约只需一星期的训练时间，没有技术、作为纱厂工人的妇女和女孩的报酬很低。[16]进厂工作一般都由包工头掌握，就像一位纱厂女工回忆的那样：
我来自苏北，小时候住在一个村子里……家里很穷。十三岁时，一个来自上海的包工头到我们村里招收童工。他说：“上海好的不得了。你们可以吃鱼吃肉，米饭尽管吃。到那里，可以住洋房，挣大钱。”所以许多父母都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当包身工。[17]
爱米莉·荷尼格（EmilyHonig）曾指出，包身工们来到上海后才发现，纺织工人的工作条件与包工头原先所吹嘘的奚止天壤。[18]然而，农村难以生存的现实迫使她们别无选择。
到上海的工厂做工的工人们都要受到包工头及其帮会朋友的控制。另一位纺织工人回忆道：
年轻人要想进厂做工，就要过三道门。一是从乡下到城里，要有朋友带着。二是到上海后，要过招工一关。三是在进厂后，对其他工人来说，你是陌生人。而且，厂长经理故意让各种各样的“帮派”存在于工人之中，以便分化利用；新工人常常挨打，不许工作。无奈中只好去找带你来上海的朋友。朋友所能做的便是带你去见某位帮会头子。帮会头子会说：“不要怕，大家都是自己人。请大家吃顿饭，就没事了。”新工人便要向这位帮会头子纳钱十余元，再化上五六元请大家吃顿饭。此外还要向招工者交钱五元。这样一来，就要化去二十余元。进帮后，你就得终生在帮。[19]
20世纪初，有成千上万的上海纺织工人加入青帮——原籍苏北的入帮者尤多。共进党系青帮分支，在纺织业中势力强劲，吸收入党者不仅包括大量普通工人，还有不少苏北籍门卫和把头。男工（在纺织厂里位居少数）比女工显然更热心于入帮，但两者对于厂方维持局面而言是同等重要的。[20]
非技术性工人与其流氓无产者同类一样，受到把头、监工的严厉控制。在许多工厂里，这些车间老大——人称“拿摩温”——从前都是女工，因个人关系而得到提升。拿摩温是什么角色呢？一位住在上海、喜爱收集逸闻趣事的外国人曾详细描写道：
雇用女工和女童工之事一般都归中国工头管，她要保证她们全额完成工作量。这些女工头都很机敏、有条理，对自己的位子很是心满意足。近日有位拿摩温上了辆电车，进了头等间。她穿着一件蓝大褂，系着一条围裙，头上包着一块做工者戴的头巾，华人售票员见状，走过来粗声粗气地说：“老太婆，你只能坐三等间。走开。”“为啥我要走开？”她挺直腰板回答道；'‘我有钱付得起头等间的座位。”售票员此时知道人不可貌相，语气态度立即有了改变，“对不起，太太。”他一边温和地说道，一边收下了叮当作响的钱币。[21]
每个车间或工作场所都有一名拿摩温管事，监视工人们的工作情况，凡偷懒违规者，她有权责打和罚款。[22]控制工人言行的这些基层管理者使他们在镇压或挑起工人罢工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据从前的纱厂老工人回忆，日属工厂特别容易罢工，因为他们付给拿摩温的工资只比普通工人略多一些。这些心怀不满的拿摩温常挑动工人闹事。*
*“江元青与宋三妹访谈录”,1957年9月12日，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民国日报》1919年6月6日曾报道，一位在日本内外棉工厂工作的湖北籍拿摩温因领导了一场罢工而被判刑三年，湖北同乡会雇请一位律师为她进行辩护。另外，《民国日报》1919年2月16日曾报道，在日属日华纱厂的一次罢工中，工头们拒绝上面要求他们劝说罢工者复工的指令。
大众文化
就非技术性工人和游民无产者而言，受把头和监工支配的情形不完全相同。两者的生活状况则有相似之处，许多家庭甚至相差无几——男人当苦力，女人在纱厂或丝厂做工。**所有家庭成员都要为家庭收入出力是区别非技术工人和技术工人之家庭经济的重要特征。1930年的调查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差别。在对杨树浦（位于上海东北地区，那里有许多纺织厂）的100名工厂工人家庭的调查中发现，在家庭收入中，丈夫的收入只占26%，妻子占6%，儿子占43%，女儿占9%，女婿占6%，其他收入占10％。相反，在对商务印书馆100名印刷工人的调查中发现，在这些技术工人的家庭里，丈夫的薪水占了家庭收入的97％。同样，对邮政工人——另一个收入颇丰的技术性职业——的调查发现，丈夫的薪水占了家庭收入的将近90％。[23]
非技术工人家庭的多数成员奔走挣钱，并不能使自己的生活过得舒坦。对上海贫困劳动家庭的住房状况进行的一份调查表明，如果能住上两到四家合租的两层楼套间便是他们的最高愿望了。他们住的地方，一排平房只有一个水龙头，家庭卫生设备就不要谈了。每个家庭大约只有100平方英尺左右的住房面积。相形之下，住在工厂住房或棚户区的工人，住得更拥挤，卫生状况更差。[24]
**正如一份对上海苏北人的研究指出的那样，苏北男人一般都以人力车夫、修路和苦力为业，女人则在棉纺织厂做工，见金远（音）：《江北人在上海》，载《女神》第2卷第14期（1934年）第10页。
上海劳工家庭平均每户约4—5人。*在最贫困的家庭里，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男人数量大大超过女人。中青年男性尤多，反映了市场对非技术性壮年劳动力的需求。老年男性由于丧失了在上海劳动市场的竞争价值，只要有机会，就会返回家乡。**
*对沪西纱厂集中的曹家渡的230个家庭的调查表明，平均每户近5人。对东部纱厂集中的杨树浦的100个家庭的调查表明，平均每户4.11人，见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北平，1931年，第18页；方福安：《上海劳工》，见《中国经济杂志》第7卷第2、3期合刊，1930年，第872页。家庭收入与人口数量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方福安氏发现，一年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家庭，每户约2.7人，而收入在900元以上的家庭平均每户有7.5人，1000元以上者．平均每户9人，同前、第873页。
**方福安：《上海劳工》，第876页，他在对杨树浦100个家庭的调查中发现，100户中共有男人235人，女人176人，男女之比为135.5比100。相反，在邮政工人中，其家庭中的男女比例基本扯平，在印刷工人家庭中，女性甚至超过了男性——男女之比为94.2比100，见《上海劳工》，第993页、1004页。
在工人阶级家庭中，很少有声称上海为其本籍者。无论其籍贯源流如何，绝大多数工人均与同籍者婚配。”
*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北平，1931年，第23页。他发现，在他掌握数据的家庭（174家）中，有95％的人与同省人婚配。
可想而知，劳工阶层保持着强烈的乡土情结，婚姻状况反映了传统的农民习俗。买卖婚姻依然盛行，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决定了新郎新娘的前途——只要给新娘的彩礼合适，双方父母即同意婚事。给未来新娘的彩礼可能取决于其年龄、收入和长相。新娘年龄一般在十四五岁，在缎丝厂工作的女工更多的是在这个年龄做新娘——他们一般在八九岁进厂。一旦定下彩礼价值，就要请个算命先生来为新娘和新郎“测八字”，说明两人适合婚配。婚事定下后，男方就要以现金或布匹、珠宝、家具和被子等实物给付彩礼。随后便可举行婚礼。婚礼一般很简朴，新娘或坐轿，或坐黄包车，被送到新郎住处。洞房门前挂着一块红布，香烛必备，新郎新娘须拜天地、拜祖宗，然后是请亲戚朋友及媒人吃喜酒。[25]
婚礼和葬札的举行方式、对世俗佛教的信仰、祖宗崇拜及信鬼神构成了绝大多数上海工人家庭的信仰形态。但民间习惯往往将工人区分开来——一般依照籍贯界限。例如，来自江南与来自苏北的纺织厂女工，穿着式样迥异。江南妇女爱好蓝色、黑色和灰色，式样则模仿上海学生——长褂、皮鞋，冬天是绒线大衣，外衣上少不了别支自来水笔作装饰。苏北妇女则喜欢穿色彩鲜艳的红绸绿缎、绣花鞋和粉红袜子。[26]穿着上的区别乃是来自这两个地方的纺织女工深层裂痕的外在表现形式。就像爱米莉·荷尼格（EmilyHonig）所看到的：“地方主义——表现在穿着打扮、饮食习惯、婚姻习俗和方言等方面——乃是工人中分裂与对抗的最重要的基础。”[27]
将来自不同地方的工人区别开来的文化鸿沟——最显著地表现在南北方的差异——由于工厂工种按籍贯性别划分而进一步加大。在纺织厂，江南女工在纺纱间和织布间干活，苏北女工——据说因为身材较高，体力较强——在粗纱间干活，男工则在门房和机器间做工。[28]这些工作场合的区别，乃是招工方式——以包工头—把头为媒介——的产物。例如，在福新面粉厂的两个分厂里，在轧面车间的都是宁波籍工人，包装车间的工人都来自无锡和常州，而在户外装卸小麦的都是苏北人。每个车间都由一位与其工人同籍的包工头一把头负责。[29]
以地缘与性别关系相区分，工厂车间本身往往就形成了一个独立世界。其界线决定了工人社会关系的范围。姊妹结拜——女工互助的小圈子——以车间（也就是以籍贯）为单位结成。[30]工人眼界的狭隘由于非技术性工人一般都缺少文化而进一步加深。对杨树浦地区女工的调查显示，受过教育者不足1%。[31]同样，在曹家渡地区的内外棉七厂，3000多名女工中，只有五六十人是“有文化的”。而她们中实际上只有一部分人能达到读报的水平。[32]
罢工模式
工作场所的分隔和普遍缺乏文化带来的消极后果可能会阻碍阶级觉悟的产生，但是，这并不妨碍非技术性工人采取集体行动。1895年至1910年间，有记载的上海工人罢工为33次，其中76％系非技术性女工发起的。*在随后的岁月里，尽管共和革命后由他们主动发动的罢工比例有所下降，但他们的罢工频率仍有增加。在紧接于辛亥革命之后的动乱时期（1911—1917年）,非技术性女工只参加了该市大约40％的罢工。[33]在1918年，即五四运动前夕，该比例甚至跌到了33％。[34]这种战斗精神的相对减退（无论上海工厂女工数量在这一时期有了多大增长）,**表明这些工人对当时政治形势影响不大。而在这一时期，工匠们开始加入新的政党，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以阶级阶层划分的行会，强烈要求增加工资，要求自由结社的权利。总体而言，非技术性工人则继续采用更有节制的罢工方式。
本书附录B显示，非技术性工人的罢工主要是对收入减少的反应。在占74％的案例中，罢工系由工作条件恶化、尤其是工资上的原因而引起的。可以肯定，要求增加工资的呼声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通货膨胀而越来越高。然而，这种呼声仍是有限度的，尤其是与技术工匠的情况相比而言。工匠家庭一般都依赖单个的挣钱人，这种情况有助于解释技术工人为什么在罢工要求中更多地以增加工资为重点。他们声称要养家糊口，会随时行动起来要求增加工资，而不论当时是否存在降低其生活标准的通货膨胀压力。对于非技术性工人而言，他们个人的工资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大，个人收入与家庭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可能不那么直接明了。无论如何，虽然雇主们通常会对技术工匠提出的加薪养家的要求予以满足，但对非技术性劳动者就没那么好说话了。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299~1301页。在19、20世纪之交，上海大约有3万名纱厂和丝厂工人，其中女工约有2万名，童工约有7000名，同上，第2卷，第1181页。
**女工增长数量情况可从这一时期上海纺织厂的迅速发展中看出。1895—1910年间，上海仅有11家新厂开工，在1911—1917年间的7年时间里，出现了43家新厂。而在1915—1919年间，一下子出现了29家。见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南京，1932年．第63页。
技术性工人与非技术性工人提出的要求和结果不同，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地位各异有关。工厂工匠知道自己在工厂中的地位旁人无法取代，所以敢于向其雇主发起挑战。相反，非技术性工人之与增加工资有关的罢工一般都是低调的。这一时期的工匠斗争也役有提出明确的结社权利。
对最早的纺织女工罢工的报道显示，这些斗争都带有防御性。[35]最常见的罢工理由是扣发工资——特别是在华商工厂。然而，防御性罢工不一定就是和平性质的。对抗往往伴随着暴力，尤其是在女工与印度门卫之间。工人中的暴力，也因籍贯与性别的因素而带有某种规律性。[36]如果发工资由计日改为计件，也往往会突然引发罢工。[37]这种新工资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大量收购上海的纺织厂后特别盛行。日本人还引进了许多其他管理措施——步其本国奏效之后尘——但中国工人却不那么领情。其中最遭人非议的是不许带婴儿进厂——上班的母亲不得将婴儿带进厂喂奶。[38]
反对这些不受欢迎的改革措施的罢工往往由拿摩温领导，特别是在工资成为罢工主题时尤其如此——这可是关系到工头与普通工人双方的事情。[39]要求驱逐特别凶狠的工头的罢工也时常发生。[40]尤其是在外国人所属的工厂里。正如一位正视上海产业状况的观察者所说；
对外人工厂表示不满的理由，不一定存在于华人工厂，反过来也是如此。中国厂主有时会拖欠工资，这一点在外国工厂则不一定发生。另一方面，外国厂主……（必须面对）撤换监督、工头和监工的要求，他们常被指控欺压凌辱工人。
英国厂主习于集群产业和工厂制度已达一个世纪之久一一日本的时间要短一些。在中国的英国厂主有时——日本厂主则常常——雇用外国工头和监督。两者都雇用锡克监工和公共租界的警察。如同在英国或日本或任何其他工业国家一样，工人只是一个零部件，一只喂机器的手。但是在中国，除此以外，对外国厂主来说，工人还是异族人，总被视为低人一等。还有，他们的姓名和他们的面孔对外国厂主和工头来说，总是难以分清，面对这一切，丧失人性之举便开始了。[41]
在许多外国人所属的工厂里，种族主义到处弥漫，为工人反抗提供了现成的借口。[42]在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的“爱国”斗争中，纺织厂女工广泛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她们是为了发泄长期遭受日本和英国监工欺压的积怨。然而，我们不要把这些反抗仅仅视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还要探寻其更为世俗的结构性因素。当洋人充当工头、监工时，工人们不再拥有原来那种同籍包工头—把头对待他们的主顾关系。结果，他们更有自由要求撤换工头。当然，这一招对洋人经理起了作用，五卅运动后，他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包身工制度，帮会把头在其中起着招收和监视其同乡工人的作用。[43]可以肯定，这些监工和把头能够并且确实经常教唆其属下发动罢工。还有，由工厂把头煽动的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与马克思主义干部号召的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罢工相比，其威胁要小得多。
结语
无论是技术工人还是非技术工人，同乡关系有助于其团结和反抗模式的形成，但是这种地缘政治以两种很不相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工匠中——他们主要来自比较富裕的南方地区——行会乃同乡认同、工作机会和罢工方式的媒介。公所会馆的公共仪式有利于滋生表现民族主义和革命色彩的工会、工党和政治。对非技术工人而言——他们绝大多数（虽然不是绝对）都来自多灾多难的北方地区——权力主义的帮会为他们提供了进入令人生畏的上海劳动市场的入场券。这一群体的劳工力量的反抗，常常在工头兼帮会中人的煽动下进行，明显地带有防御姿态。
可以肯定，这些概括——如同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多数这类概括一样——必须从大量史料中加以筛选提炼。对于以广州和江南籍为主的南方工匠来说，在他们进入更广泛的政治事业之前，互相之间常常存在竞争。在非技术工人行列中，也包含了大量江南人。上海本籍纺织工人和宁波籍码头堆装工人便是两个例子。然而，从总体来说，这些江南籍工人比起来自北方乡村的工人，无论是工作保障还是收入情况，都要好一些。
性别差异使得非技术工人中的地缘政治进一步复杂化。从同一地区来的工人中，男性显然要比女性更热衷于加入帮会。也许男性非技术工人要比其女性同类更热衷于都市生活，他们更有可能接受工厂训练，得到提升，步入半技术性职业行列。随着时间推移，半技术性男工与帮会政治分子之间的联合变得越来越重要。非技术性女工——她们与农村的联系更紧密一些——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却作用甚微。
在对烟草、纺织和运输业中的工人运动详加探讨的第三部分中，我将对这些差异作出仔细分析。但是为了理解那条将要划分支持共产主义革命的工人阶级与投入国民党怀抱的帮会操纵的工人之间的鸿沟，我们首先要掉转眼光。在本书第二部分中，研讨重点放在党派政治上——政党人物在争取上海工人之忠诚的激烈战斗中的所作所为。尽管如此，政党斗争仍远远不能避免先已存在的社会模式的影响。
【附图（略）】
四明公所旧址。1874年和1898年，旅沪宁波人与法国殖民者两度在此地发生激烈冲突。引自《上海人民革命史画册》，上海，1988年
19至20世纪之交的上海棚户区。引自《上海画报》
1853年外资经营的上海船坞公司。引自《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沈阳，1991年
英商电车公司（1908年创立）车务部最早的雇员。引自《上海画报》
工作中的电车公司机务部技工。引自《上海画报》
日商日化纱厂的童工每天要在车间连续站立操作12小时。时为1920年。引自《上海画报》
烟厂包装部正在工作的年长女工，时为1921年。引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1960年
烟厂烟叶部正在工作的年轻女工，时为1921年。引自《南阳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1957年的一幅绘画，描述的是历史性的五卅运动：纱厂工人顾正红（中立者）与日商内外棉厂门卫（左立者）之间的冲突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引自《上海画报》
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工人纠察队游行穿过街道。引自UPI/BettmannArchive
1927年的罢工使上海内河航运陷于混乱。引自UPI/BettmannArchive
1927年3月27日，为了庆祝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上海总工会在湖州会馆大厅前举行升旗典礼，中化上海区委赠“全国无产阶级革命之模范”锦旗一面。引自《上海画报》
1934年，英美烟公司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公司关闭老厂。图为工人们与警察在公司码头前对峙。引自《上海画报》
1946年，上海妇女游行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国际“三八”妇女节。引自《上海画报》
1948年，一名共产党工运组织者在上海电力公司开展工作而被捕。引自《上海画报》
注释
[1]A.MKotenev,Shanghai:ItsMunicipalityandtheChinese(Shanghai,1927)，pp.13～14;NymWales,TheChineseLaborMovement(NewYork,1945),p.9.
[2]《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北京，1957～1961年，第2卷，第1299～1301页。
[3]崔锡麟：《我所知道的青红帮》，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80年。
[4]吴元树（音）和江思泰（音）：《上海七百个乞丐的社会调查》，浦江大学毕业论文，1933年。作为其善举之一，青帮大亨杜月笙成立上海乞丐收容所，见梅臻邵著：《海上闻人杜月笙》，河南，1987年，第38页。
[5]盖尔·赫尔沙特（GailHershatter）即将出版的著作对我们理解这一重要主题非常有用。译者按，该书已出版，见GailHershatter,DangerousPleasures:ProstitutionandModernityinTwentieth-CenturyShanghai,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Berkeley,1997.
[6]沧海生：《闲话娼门》，上海，1935年，第7页；鲍祖宝：《娼妓问题》，上海，1935年。
[7]杨洁曾、贺宛男：《上海娼妓改造史话》，上海，1988年，第17-19页。
[8]《上海舞潮案内幕》，上海，无日期。
[9]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载《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76-77页；薛畊莘：《近代上海的流氓》，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3辑，第171-172页；上海市卫生局编：《上海市清除粪便工作概况及改进计划》，上海，无日期；《申报》1912年6月22日1、23日、24日、25日1、27日、28日，29日、30日；朱梦华：《旧上海的四个废品大王》，载《上海地方史资料》第3期，1984年，第162～163页。
[10]掏粪工反对政府卫生法规之举主要发生在1913年、1914年和1919年，见《时报》1913年12月14日，1914年8月18日，10月26日、29日，11月5日、23日；《民国日报》1919年6月15日、16日，1920年1月4日。掏粪工并非惟一反对新卫生法规的群体。1910年，水果商贩们为了反对使用玻璃售货架的规定而发起抗议，屠夫们则反对私屠的禁令，店主们为了逃避针对控制该市疫情蔓延的卫生检查而关门打烊。见《时报》1910年4月2日，7月8日，10月12日。
[11]上海港工运情况访问记，1987年5月26日，1988年9月26日。
[12]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档案，案卷号：722，4～503，其中谈到了上海帮与山东帮码头工人之间的严重械斗问题。
[13]《上海港史话》，上海，1979年，第298～300页；《时报》1914年12月14日、15日、16日，1915年1月1日、17日、18日、20日、21日、22日、24日。
[14]DavidMontgomery,Workers'ConrolinAmerica;StudiesintheHistoryofWork,Technology，andlaborStruggles(Cambridge,England,1979),p.42.
[15]例见傅道慧：《五卅运动》，上海，1985年；任建树、张铨：《五卅运动简史》，上海，1985年。
[16]《民国日报》1922年5月1日。
[17]“方兰英访谈录”，198年4月16日，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18]EmilyHonig,SistersandStrangers:WomenintheShanghaiCottonMills,1911-1949(Stanford,Calif,1986).
[19]“刘阿九访谈录”，1958年4月16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20]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第10～11页；《民国日报》1922年5月1日。
[21]MaryNindeGamewell,TheGatewaytoChina(NewYork,1916)，p.226.
[22]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1984年，第47页。
[23]方福安：《上海劳工》，见《中国经济杂志》第7卷第2、3期合刊，1930年，第882页、998页、1008～1009页。
[24]朱懋澄：《调查上海工人住屋及社会情形记略》，上海，1926年，第4～12页。
[25]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93～95页；方福安：《上海劳工》，第877页；杨美珍：《杨树浦女工状况》，上海，1930年。
[26]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87页。
[27]EmilyHonig,SistersandStrangers,p.5.
[28]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第9～11页。
[29]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北京，1985年，第265页。
[30]EmilyHonig,SistersandStrangers,p.212.
[31]杨美珍：《杨树浦女工状况》，上海，1930年。
[32]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07页。
[33]刘明逵：《1911-1921年中国工人罢工斗争和组织情况资料汇编》，载《中国工运史资料》1960年第3、4期合刊，第91～159页、29～85页。
[34]《上海罢工资料统计，1918～1940年》（见本书第7页脚注）。
[35]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工厂女工罢工的情形，可参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236页、第1257～1260页、第1268页、第1286～1292页。
[36]参见《时报》1913年6月16日，其中记载了龙章纸厂一次全部由女性参加的罢工——因男性工人肆意辱骂而引起。
[37]1898年，在杨树浦数家英商纱厂发生的罢工，目的就是反对计件工资。英国企业改行新工资制主要是使工人能“从机器中产生最大效益”，从而加强与印度棉布的竞争力，见《北华捷报》1898年9月26日。
[38]日商日华纱厂工人反对此项禁令及计件工资的罢工情况，参见《民国日报》1918年8月13日、14日、15日、16日，1919年2月10日；《申报》1918年8月5日；《时报》1919年2月2日11日、13日、16日。
[39]1898年，有家纱厂的女工头因削减工资而领导了一次罢工，参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291页。
[40]《申报》1918年8月16日；《民国日报》1918年9月21日。
[41]C.L’estrangeMalone,NewChinaReportofanInvestiaion(London,1926)，pt.2,pp.11～13.
[42]种族歧视不仅仅存在于洋人之中。有关江南籍资本家歧视苏北工人的情况，可参见EmilyHonig,SistersandStrangers,p.76.
[43]在对上海纺织厂之包身工制度的演变进行分析时，荷尼格在其著作中指出：“在工人运动中，包身工制度意义重大，从1925年5月30日开始，厂主们倾向于与青帮结盟，以便控制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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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来自南方的工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第二章来自南方的工匠
行会与工匠群体
早期的工匠抗议
政治化
“传统”的激进主义
行业意识与阶级觉悟
人们一般都认为，由丁近代工业的出现，突然产生了一个新式的无产者阶级，他们缺乏技艺或是无法驾驭其命运。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中国第一批机器工厂中的绝大多数工人都是工匠。手工活有这样几个特征：掌握技艺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学徒生涯，有行会性组织，从生产到销售的用人都有一定规矩。鸦片战争后建立的船坞、兵工厂和机器厂都雇用有经验的木匠和机匠，＊他们从其所在的外国人的或中国官员控制的企业领取很高的薪水。负责招工的工头几乎总是从南方招收训练有素的工匠，因为在南方有很多技艺娴熟的手工业者。
＊原文中的metalworkers。我译为机匠，在下文肩时也译作“机器工人”。——译者注
行会与工匠群体
在对19世纪的汉口的研究中，罗威廉（WilliamRowe）恰如其分地强调指出，行会乃“社会与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1)。很多研究者都认为中国行会主要是作为商人团体出现的，在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2)然而，中国行会也是工匠团体，负责招徒授艺，传承特定行业的技艺。因此，就像在欧洲一样，这些团体在工人运动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3）然而，与其欧洲的同类相比，中国行会更典型地将其从业人员资格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地理区域。（4）
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在建立同乡行会（公所）和招收技术工人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例如，上海造船厂的第一个木匠包工头李荣是个广州人，他本人也曾是广州某外商船厂的一名木匠，1850年左右来到上海。作为包工头的李荣常常往返于上海和他的家乡台山县之间。短短几年甲，他就招来数百名台山木匠（有些是有经验的大师傅，其他的则是年轻学徒），到不断发展的上海造船厂工作。后来，另一位广州包工头卢文从台山以外的县份招工。卢文的“仁德堂”专包外国船厂的木船舱面上的生意，称为“上架行”；李荣的“荣记号”专包外国船厂的木船船体生意，称为“下架行”。1858年，卢文要下属工人每人每工捐铜元三枚，积有成数后，筹建木业行会，名为“鲁班殿”，以鲁班为行业神。鲁班殿位处虹口区，这里是广东人聚居的中心地带。很快，鲁班殿就成为所有广东木匠共有的行会，无论他们原籍何县或是干的什么专门活计。凡从广东新到上海者，在他能作为木匠找到工作之前，都被要求加入鲁班殿。人会费和年费为加入者薪水的15％一30%，鲁班殿则保证其成员的就业机会，并在遇到生老病处时，并提供一定的救济救助。（5）
广东木业行会的成功，使得随后而来的移民纷纷仿效。1866年，上海的宁波木工建立了自己的鲁班殿。新的鲁班殿有600名成员，其中2/3的人在船厂工作，其余的人则行无定踪。每年春天，在本业祖师鲁班诞辰日，宁波木工师傅被请来从新加入的行会成员中招收徒弟，每人一名。（6）
尽管作为行会中人拥有不少优势，但不是说不会遭遇到挑战。1879年，家住虹口、在英属浦东样生船厂工作的三位弟兄，拒绝交纳行会规定的高昂年费。声称自己在洋人企业干活，应免交此费。他们认为行会无权加以控制。这一行为性质严重，导致广东会馆也卷入其中，代表鲁班殿说话。在广东会馆头面人物的压力下，卜海知县发布谕令，要求三人交纳年费。然而，因为三人住在美国人控制的虹口区，县衙门的传票须得美国领事签字才能有效。尽管领事白蕾（H.D.Bailey）很愿意签署此项命令，但他还是附加了一项条件，要求几位木匠先到会审公廊一—1865年在上海成立，由中外法官共同审理涉及外国人的案件——听取判决。在听取答辩的过程中，祥生船厂的英方经理辩称，华人的行会规则妨碍了外国企业雇用工人的权利。会审公廨接受了有关意见，裁定几位木匠可以免交年费，井将他们送交英国（工部局）警察保护，以免受到粤籍鲁班殿的干涉。（7）正如本案所揭示的，在通商口岸上海这样一个五方杂处的环境里，行会并不总是稳操胜券。对工人的垄断会遭到多方面的干扰。然而，行会的势力仍相当大，部分地是因为他们在上海劳动力市场保护技术工人的特权地位。行会对有一关生意加以限制的能力使其上匠成员可得到高额薪水。例如，1880年，英属耶松船厂控告六位木匠，因该厂工头雇用了一些不属宁波木工行会的工人，这六人出于报复，将工头打伤。当会审公廨开庭时，宁波鲁班殿所属的工人将公廨团团包围，嚷闹着要求保障行会权利。（8）
行会的力量在其建筑物中有充分表现。一位外国观察者曾这样描述上海的木业行会：
沿华界江堤前行四分之一英里，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寺庙。哦，不是寺庙。是浙江人的……一处公所，有两个大院，一个戏台，一处庙宇。庙里供着三尊神像，主神为普班，木商们如发生争执，就要请神调解……再往前走，是一片破烂不堪的棚户区，其中有一处公所，是上海最华丽的公所之一……还有一处木业公所。这里可称为中式建筑风格的典范，其庙宇和戏台描金绘红，屋顶立着锡制白鹤，供桌土有锡制香炉，墙体格局错落有致。（9)
公所之庙宇戏台的种种摆设，表明公所起着社区中心的作用。对大多数成员来说，一年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一年一度的宴会，届时，所有的工匠均被邀请参加。例如印刷公所，每年秋天，大约在中秋节前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申报》、《新闻报》的熟练技师和排字工人均被邀请前来，在听完和尚唱经后，便开怀大吃一顿丰盛的素宴。饭后看戏，最后是搓麻将。(10)金属加工业的行会也是人多势众。该行会于1800年由13名白铁工创立，名为“菊社”，每当秋天菊花盛开时，菊社便举行年会。届时，白铁工人聚集一堂，礼拜其行业神李老君。后来，当上海的铜铁器商店合并经营后，菊社便吸收两业工人加入。鸦片战争后，金属加工业发展迅速，开始渗透至新式造船工业。为了平息冲突，保持控制能力，菊社制定了统一的价格规则，并限定每个工场每隔3年方可招收一名单身学徒。（11）至1920年，该白铁工行会已拥有相当财产，能保证其4万名成员每天工作9小时，其成员一般来自无锡、宁波和江南其他地区，大多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手艺人。（12）
有势力的行会在其从事的行业中养成了一种“行会精神”。在其3年学徒期开始时，白铁工场的学徒必须持香向师傅和李老君各行三磕头礼。（13）即使在上海最“新式的”工厂里，白铁工人中均盛行着类似的仪式。1920年，一位记者对上海最大、获利最丰的机器厂之一进行了采访，他对厂内沿袭的“封建行会关系”感到惊讶。该厂建筑均为西式，引人注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围墙内工作的上匠中存在着“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新学徒须行“拜师傅”仪式，举行仪式的地方必须备有香烛和临时供桌。燃香后，学徒要对白粉墙三磕头，以示向工厂行礼，然后是再向师傅磕头3次。虽然以工厂围墙代替李老君表明店铺和工厂中的工人文化有着很大不同，工厂中这类仪式的延续却是明白无误的。（14）
对构成上海第一代产业工人之大多数的技术工匠来说，当他们从手工工场进入工厂时，并不像人们最初想象的那样会中断其习俗。江南制造局——上海第一个机器工厂——的情形就很能说明问题。该局建立于1865年（比上海第一个棉纺织厂约早25年），招收的大多是外国人在广州和香港所属船坞和机器厂的工匠师傅，学徒也从很远的外地招雇。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当地有谣言说：“进局的入要被丢到大烟囱里去，”“要被机器轧死。”（被劝说进局的为数不多的当地儿童来自附近的一所孤儿院——他们因太平军叛乱而失去了亲人。）起初，所有工人均被要求住在局内宿舍，但随着工人数量的迅速增加，能容纳1500人的宿舍区已不敷使用，许多工人便在紧邻制造局大门脚广东街一带搭房居住。（15）来自遥远的相同地区的工人一般都集中居住，很快，在制造局内的广东人中间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移民群体，其同乡公所一类的组织（如广州木匠中的鲁班殿）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联系网络。随着时间推移，当其他地方来的移民逐渐增多，厂家有可能雇用非广州籍工匠时，这些新来的工人开始形成自己的同乡关系，组成自己的行会，以便在不稳定的上海地界有安全保障和竞争能力。
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江南制造局内的职业分层已很清晰，这与工人的籍贯大有关系。木匠来自广州，机匠（俗称铜匠——译者注）来自宁波、绍兴，白铁匠来自无锡。人们择业往往受到垄断性行会的限制。要想成为江南制造局锅炉车间的学徒，不仅必须是无锡人，而且必须是无锡锅炉工的亲生儿子。该局几乎所有技术活都从特定的南方地区招收工人（尤其是江南），大师傅拒绝招收苏北等北方人为徒。只是那些工资低微的工种才有苏北人和浦东人的份。＊
地缘、血缘关系在获取技术工种中的重要性表明，“技术”具有主观专断的含义。有鉴干大多数“技术”工种经过一个较短的训练时期即可掌握，＿几乎每个行会均将学徒定期为3年，满师后方可自行择业。＊＊所以技术在作为客观牛产能力的体现时，往往具有社会文化的特征。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江南造船厂厂史》，南京．1983年，第154—155页。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载《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第37页。李次山在文中描述了某棉纺厂一位勤劳而有技术的学徒遭到虐待的悲伤故事——仪仅因为自己是苏北人。由于不堪讲吴语者经常性的辱骂，他最终被迫离开工厂。
译者按：辛亥革命后，江南制造局改称汀南造船所，以下行文中一般仍用习称的江南制造局。
＊＊正如彼得·戈拉斯（PeterGolas）在研究中国行会时所说，“学徒期及其时限只是拖延时间，这个阶段是学徒走向自立必不可少的。”见戈拉斯：《清初的行会》，载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加州斯坦福，1977年，第566页。
地缘关系造成职业分立——其媒介为各式各样的行会，在特定行业的工匠中养成了某种差异感和独立社会，工匠们喜欢到各自所属公所会馆附近的同一茶馆喝茶，更加深了这种亲和力。就像我们在谈到中国商人时所看到的，同乡关系很可能是为了适应城市环境，代表了一种注重实际的战略，而不仅仅是一种乡恋情结：“地方主义的表现，部分地是一种做作，是为了向某位主顾表示公正和信赖。在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要想生意兴隆，地缘宗族关系很重要，就像在美国边远地区宗教关系之对于生意成功很重要一样。”。就像商人做生意一样，中国城市的工人都被迫跻身同乡社会，以保障其经济生存。这种关系既受到城市市场的深度刺激，也是一种家乡感情的流露，而且这两方面都是集体行动的基础。
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于同乡团结与抗议能量之间的关系有很好的叙述。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首开先河，将抗议内容的变化与社会组织的变化联系在一起。（17）最近，合理选择论者米切尔·泰勒〔MichaelTaylor）指出：“在革命和叛乱中，农民集体行动均以村社为基础（正如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便是人们大量卷入为什么能克服自由散漫问题的主要原因，研究集体行动的学者们对此很熟悉（这种情况还没有被历史学家认识到）。”＊换言之，势力强大的村社，可能压倒“理性”倾向，阻止积极的集体加入行为。尽管人们——例如爱弥儿·杜尔肯(EmileDurkheim)——经常说到城市化招致团结的农民社会的终结，开始了城市无家可归者的杂乱步伐，但是，“传统”社会与“现代”分裂之间的这种假设特征井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城市居民也能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就像他们原来的农村地区一样，从中产生依从。
＊米切尔·泰勒：《理性与革命集体行动》．载泰勒编：《理件与革命》，英国剑桥，1988年，第64页。泰勒认为，当“传统”农民村社让位于“现代”协会和组织时，集休行动的社会基础便遭到削弱，使得“非理性行为更加普遍，集体行动的成功更难以预料”（第93页）。我的研究将对这种所谓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两分理论提出质疑。
早期的工匠抗议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上海工厂工匠中之工作、居住和业余生活的宗族性质，他们很快就以发动集体抗议而闻名。1868年，上海耶松船厂工人因反对削减工资而举行罢工。（18）1879年，浦东机器厂的铁匠因洋人监工对其采取非人待遇而愤然离厂。（19）1883年，江南制造局的工人在该局总办办公室门外发生骚乱，原因是该总办试图延长工作时间。（20）两年后，他们又举行怠工，要求增加工资。（21）1890年，制造局新任总办宣布将每天工作时间从8小时延长至9小时，引发了全局罢上。新工时生效的当天早上，没有一个工人到局上班。（22）
这些早期的抗议带有很大的自卫性质。削减工资、非人待遇和延长工时使得冲突骤然发生。然而，1894—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随着工业发展，工匠罢工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技术工人的要求越来越高，引发了这批原木就受到优待的工人更富冒险精神的抗议方式。最终导致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20世纪头二十年的工匠罢工，其主动精神引人注目。这些事件的大多数由要求增加工资引起，但是，因行会权利、组织工会和工厂纪律等因素而引发的冲突也时有发生。
从我们收集到的65次罢工事件来看，有90％以上为工人向雇主要求增加工资的主动罢工。在上海劳动力市场，上厂上匠的牢固地位，显然导致他们勇于举行更坚决的抗议。＊有关这些罢工的记载都很简略，无法做进一步的分析，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出几个主题。首先，罢工矛头主要是针对监工和工头。由于职业有保障，技术工人在厂里遇到不公平待遇或是增加负担时，会很快采取行动加以反对。其次，在为数不多的有详细记载的罢工事件中，我们发现，同乡忠诚之重要性（以行会为媒介）十分明显。
＊工厂的迅速发展使得市场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不断增加，需要大量技术工人的工厂主要包括印刷厂、机器厂和器材厂。1875—1894年间，上海仅有印刷厂1个，机器厂1个，器材厂2个，而1895—1919年，约出现72家印，224家机器厂，28家器材厂：参见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南京，1932年，第63页。
例如，1902年，上海耶松船厂一位英籍经理在会审公廨作证，他曾被广东木帮公所请去开会。当他到达公所时，受到大批广州木匠的迎候，声言要求增加工资。为了使其行动合法化，木匠们要求他在拟好的文件上签字。他们又找到一名跑掉的公所委员，强迫他在文件后加盖公所图章。另一位证人在回答询问时说，工匠们来找他，质问为什么宁波木匠还在工作。（28）几年后，不同籍贯的木匠之间的分裂再次发生，当时在中国和外国船厂工作的上千广州木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20％的工资。在几家工厂做工的宁波木匠，尽管其工资要比广州人低1/3，但拒不参加罢工。罢工者声言其高超技术无人可以取代，如果不满足其要求，他们将离开上海回广州，或是到其他工资较高、生活水平较低的通商口岸做工。由于广洲人以回乡作为经济斗争的方式屡有发生，他们的威胁产生了效果。（29）无论如何，其行动在一周内即得到答复：厂方签署了一份协议，将广州木匠的工资提高了15％，并保证将来遇有空缺，优先雇用广州木匠而非宁波工匠。（30）
正如这些案例表明的，籍贯不同自然会加剧工人内部的竞争。即便如此，低估此种狭隘地域关系的组织能量仍是不可取的。同乡忠诚——虽然存在分裂——与其说是抑制了工人的战斗性，不如说是引导工人走向行动主义的桥梁。
政治化
虽然地缘政治造成了工人力量的分裂，但并不能说它与更广泛的政治事业水火不容。同省忠诚与炽热的民族主义是相吻合的。就像上海建筑业表现出来的情况一样——木工和泥瓦工混合组成了一个单一行会，目的就是要在面对新的西式建筑业竞争之时维持其市场占有份额。（31）有条建筑工人行会的碑刻资料（建立于1906年，行会所属工人全部是来自上海和绍兴的木匠和石工），证明同乡身份并非民族主义感情的障碍：
外人乘吾之弊，输送其物品，……官署有洋员，工厂有洋匠，学堂有洋教习，欧（风）墨雨卷地东来……然则吾中国四万万同胞中，差强人意，不倩赖而能自立者，惟此水木工业尔！且夫人必能自立，而后能自由；必能自由而后能自强；必人人能自张，而后其国强，其种强。虽然，一人不能强，必合十百千万人而强，必合十百千万人为一人而强。盖自立者自强之原素；而团体者，自强之妙用也。……精神何在？在挥御外侮，而爱护其同类。命脉何在？杜（疑为“在”之误）联合心志，而切其智识才能。……惟此……以之对外则优胜，以之竟争于世界则生存。（27）
为经济和政治力量提供精神基础的团体观念反映了工匠组织的发展历程。在行会传统的培养下，绍兴与上海籍建筑工人在遇到棘手的问题时均强调团体纽带。尽管很狭隘，但即便是从革命角度而言，这种感情并不必然阻碍政治行动主义的发展。（28）
就像参加民族主义行动一样，参加革命也与同乡身份十分合拍。1911年11月4日，孙中山的革命军（绝大多数为广州人）包围了江南制造局，广州木匠协助推倒木栅门，向军火库进发。此次袭击得到的大批武器为该市革命取得成功提供了重要保证。＊当取得胜利的革命者刚刚建立政府，就有一百多广州工人涌至都督府要求参军。（29）
辛亥革命成为上海工人历史的转折点。随着清王朝的被推翻，以往严厉惩处罢工者的刑律不再有效。（30）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新共和国的建立，城市演说政治给了工人们极大鼓舞，尤其是技术工匠，促使他们提出更为激进的要求。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江南造船厂厂史》，第16页；《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1981年，第675一676页。广州技术工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比这次事件所表明的还要深刻。大多数早期革命领导者，包括孙中山，都是广东人。他们吸引了不少在香港和广州外国船厂做工的同省匠人加入到自己的队伍，这些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与外国经理都有直接关系，对孙中山及其同志发出的民族主义和经济改革的信息作出了积极反应。马俊，一位早期兴中会成员．曾是一家香港船厂的技工学徒。后来他在旧金山家船厂做工，在那里认识了孙中山，在孙的劝说卜，他跟随着来到日本．在明治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并做革命工作。1906年间国后，马参与组建了广东机器工会——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第个近代工会，他还远赴武汉和上海，联络了许多在这些城市兵工厂和船厂工作的粤籍技术工人。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指派马超俊负责全国工人运动，参见马超俊等编：《中国劳工运动史》．（5卷本），台北，1959年，第1卷．第52页：苏启明（音）：《北伐期间工运之研究》，台北，1984年，第63一65页。
帝制被推翻伊始，由于环境较为宽松，各政治党派开始积极介入组织工人的活动之中。陈其美——孙中山革命党的骨干，辛亥光复后曾短期担任沪军都督——也成立了一个政党，是为1911年上海涌现的80余个政党之一。该党称为共进会，其成员包括与帮会有联系的工人和工头。（31）
在推进工人运动发展中更有影响的是中华民国工党，其成员来自各行各业的工匠，如珠宝业、制帽业、木业和机器制造业等。凡加入者必须有稳定的职业，能够“自营生计”。（32）出身工人的徐企文为该党的实际领袖，他劝说好几位激进的实业家加入进来（其巾有几位系社会党党员）。该党以孙中山为名誉主席，提出了五点宗旨，其中有“促进工业发达”（如组织物品陈列所、劝工场、模范工场、工业赛会和工业学校等）、“开通工人智识”（如组织补习所、发行杂志新闻和开通俗演讲会等）、“消改工人困难”（如开办劝业银行、工人储蓄银行、议定做工时间及优待职工等）、“提倡工人尚武”（如组织工团等）、“主持工界参政”（如主持国会关于工业上之议案等）。（33）
更富戏剧性的是，工党还数次插手大规模罢工——每次都有技术工匠参加——它们都是在紧接辛亥革命之后不久的上海发生的。第一次发生在翻砂业，工党在该行业中建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名为“同义会”，在新式工会的鼓励下，翻砂工人在1912年夏季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要求。当业主拒绝工人门的最后通碟时，工人们离开了工厂。工党领袖徐企文立即组织了一个罢工委员会，向罢工工人提供经济资助，协调各方，使罢工工人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即取得了胜利。数周后，徐企文的谈判技巧再次得到证明，此次他是代表豆腐业工人说话，最终使他们长期要求的增加工资的问题得到了解决。（34）
对工党领导人的一场更大的挑战发生在11月木匠们举行的另一场罢工中。(35)当月约有7000名木业工人（只有来自温州者除外，他们直到后来才被强迫加入）突然提出要求提高20％的工资。当县署调停失败后，工匠们转而求诸工党。徐企文代表罢工者说话之举遭到业主们的忌恨，他们将他告到官署，讼称“数地演说，散发传单，煽惑愚民，从中渔利”。尽管地方官署因证据不足而未予受理，但上海警方警告徐某不得再惹事端，这位受到警告的工党领袖有些畏缩，要求工人停止罢工，但工人们未予理睬，延至1913年1月底，业主们终于答应增加10％的工资。
工党的一个支部于1912年12月在领导珠宝工匠罢工时所发挥的作用更是虎头蛇尾。(36)为了宣传工匠增加1O％的工资的要求，该支部成立了个罢工事务所，印发传单，为罢工工匠发放补助。然而，在警方干预和高额罚款的压力下，事务所被迫解散，罢工以失败告终。
工党支持工匠罢工的效验渐趋衰微与政府加大压力有着直接关系。徐企文在工人中的活动，尤其是他组织工人的行为，使沪军都督十分恼火，后者于1912年底颁令禁止组织工会。大约在同时期，北京的袁世凯政府发布了处罚罢工的刑律。（37）
考虑到政府的反对构成了工人利益的最大障碍，徐企文决定采取极端行为。1913年5月28日，他参与了一次大胆的袭击江南制造局的事件。策划此次袭击的不是别人，正是前革命党人陈其美（他也开始对大肆镇压工农的北京政权产生了失望），这次起义被视为武装反抗袁世凯的第一枪。徐企文手执白旗，将其党人队伍命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徐及其工匠队伍于凌晨1点钟冲人制造局货栈。然而，不幸的是，制造局总办事先得到袭击消息，不到半小时即将徐企文雄心勃勃的计划打个粉碎。徐企文当场被捕，旋即被送往北京执行枪决，其工党也遭到查禁。（38）
辛亥革命后，上海工人享受政治自由的权利昙花一现，工匠袭击江南制造局事件标志着这种自由的终结。徐企文及其工党的被查办表明了地方以及国家当局对工人运动更为严厉的限制。＊然而，徐企文及其工党为后来者留下了许多东西。在后来上海的多次工匠罢工中，要求组织工会、印发传单谋求公众支持、汇集罢工经费等成为普遍特征。
＊1916年袁世凯死后，在韩恢的领导下，中华民国工党短期复活，韩曾为同盟会会员：后积极反袁，而且他是陈其美被刺杀后上海帮会的老大。（这种革命党人、帮会分子和工人身份交织一体的情况在中华民国时期不断出现。）复活的工党成员大多仍为技术工人，按行业加以组织——印刷业，木业、油漆业、锅炉业、机器业，等等。这个复活的工党主要致力于建立储蓄银行和实验工厂，偶尔参与组织罢工。1917年韩恢被法租界警方枪决后，该党即停止了活动。参见樊崧甫：《上海帮会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0年，第155页；《民国日报》1916年12月16日、1917年l月4日、12日、17日。2月2日、15日、19日、25日，3月4日、9日、12日、13日、15日，4月15日、20日、22日、24日，6月13日、17日、26日，7月10日、29日，8月22日,9月19日、29日，11月2日、10日；《时报》1916年11月27日，12月13日、14日、21日、24日、30日、31日，1917年2月2O日，3月14日、15日、20日，4月16日、26日,5月l0日、16日，7月28日。
“传统”的激进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迎来了中国“民族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人们也看到，罢工活动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民族企业的激增——在外国资本家及欧战的刺激下——导致工人数量和罢工频率均有显著增加。在大战前夕，上海产业工人的人数为10万人；至战争结束，该数字增加了一倍。＊他们的抗议呈加速度发展的态势；战前五年里（1909—1913年），大约发生了30次罢工；战争时期的5年里（1914—1918年），大约发生了86次罢工，后者较前者增加了几近3倍。（39）在罢工频率加快的同时，罢工时间延长，罢工规模加大。(40)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卷本，北京，1957—1961年，第2卷，第1184~1185页，1190页；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据日本学者古屋氏（T.Furuya）的佑计，1919年，_上海约有261785名在“近代企业”（即用机器生产的企业）工作的工人，有132250名非产业工人（包括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等），有20万名职员和店员，以及212833名工匠。806868名职工的总数约占该市200万人口的40%。见古屋氏（T.Furuya)：《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上海城市的发展与劳动者人口》，载《人文科学研究》第68期（1985午），第85页。
这一时期，罢工斗争、尤其是工匠举行的罢工斗争，不但数量增加，且明显地表现为跨行业合作。例如，1914年11月，该市木匠和泥水匠加入油漆工为了增加工资而举行的罢工。此次行动在此前一个月即已开始，当时漆工们聚集在自己的公所里，备好垃圾污物，随时准备扔向其业主。工人们的战斗姿态迫使业主们很快作出答复。漆工们为胜利而欢欣鼓舞，请了戏班子来到公所，连续三夭唱戏酬神，而后欢欢喜喜复工。然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业主们显然无意实践其诺言。对此背叛行径，漆工们——约有100多号人——一起来到知县衙门，持香跪请知县做主。对此，知县不为所动，要求工人们以更“温和”的方式行事，即推举代表，呈递一份正式请愿书。同时，应业主们的请求，上海警方派兵进人公所大厅，防止漆工聚会于此。(41）
漆工同胞被兵驱逐的场曲激起了其他行业工匠的极大同情。11月18日，约有100多名泥水匠和木匠代表聚集在公共租界的一个茶馆里，议定传单内容，支持漆工罢工。次日，因6名散发“鼓动罢工”，传单的木匠被捕，有1000多泥水匠和木匠聚集于鲁班殿。虽然开始时他们被公所门房挡在外面，但愤怒的工人还是设法冲人供有鲁班牌位的厅堂。抗议者抬着象征合法的鲁班牌位，先是游行至公所负责人的家中，然后行至警署，要求释放被捕的罢工领袖。当警察对空开枪以驱散人群时，惊恐的工匠们丢弃牌位，四散奔逃。混乱中有许多人受伤，这次警署门前的悲剧激起了全市木匠和泥水匠的愤怒，次日即举行总罢工。（42）
尽管这场罢工具有跨行业的性质，但其组织基础仍深深扎根于同乡忠诚之中。参加罢工的木匠和泥水匠来自三个地区——上海、宁波和绍兴，他们各自推举代表参与谈判。该市漆工也基本上是上海人、宁波人和绍兴人，此种地缘关系无疑有助于促进工人们在这场罢工中的团结。(43)
来自上海和宁绍地区的工人由于习俗和生活方式相同，相互之间容易沟通，即便是跨行业也不能割断其联系。这些匠人或多或少都讲吴方言，都经常聚集在同类茶馆，一边喝着浙江茶，一边听着绍兴戏，或是乘兴聊天。而且，上海工人的来源渠道导致这些年来江南匠人大量涌人。而在19世纪，外人所属的船厂主要依赖广州工匠，后来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上海资本家主要由江南人构成，他们招收的技术工人也主要来自那个地区。＊
＊上海公共租界的人口统计数字也大致说明了原本占优势的粤籍工人的减少。1885年，粤籍居民占人口的20%，但是到了1915年，这个比例降至8%，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1980年，第114页。
在此次三行业联合罢丁期间，罢工工人每日聚集在上海老城内相邻的茶馆里，听取他们所推举代表的报告。最后，经过一系列在鲁班殿与宁波、绍兴和上海籍业主举行的谈判之后，工人代表赢得了增加工资的全面胜利。（44）
正如上述案例所揭示的，依照同乡界限组织起来的现象，并未能阻止罢工者强烈提出自己的要求，即便是针对与之同籍的业主。同乡身份促进了不同行业之间的工人们的联系。但它并不必然包含对原籍的忠诚，或是必然与行业利益、阶级利益相冲突。看到其业主大发战争横财，工匠们坚持要求分润。同乡网络（因为他们是跨行业联系的纽带）不是阻碍而是壮大了罢工工人的队伍。
公所会馆的“传统”标志如神祗牌位、上香及宗教性庆祝仪式不应成为我们透视这些早期工匠罢工中之激进主义的障碍。早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上海工匠即积极要求增加工资、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尽管公所会馆仍是这些斗争的中枢，但罢工工匠也开始加入原始工会。而且，就公所会馆本身来说，其首领与普通会员之间的裂缝不断扩大。工人们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向其公所会馆首领发出公开挑战。
行业意识与阶级觉悟
在有些情况下，匠人们也建立自己的行会分支机构，其组成分子均为工人。1916年，漆工们在上海北面建立起一个“工匠公所”，与原来的“行业公所”相对立．后者仍在上海老城。同年，广东帮木匠开立“公事议堂”，以开办集体宿舍为主（当时单身工人占多数），并向本堂成员提供各种社会服务。数年后．该组织向“母公所”提出增加工资的请求。有证据表明，即便是就沪—宁—绍籍木匠而言——他们是其同乡会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隔阂亦开始产生：在1918年的一次罢工期间，工匠们在鲁班殿神堂聚会，而公所首领则在隔门的议事处碰头。＊
＊《时报》1918年5月1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江南造船厂厂史》，第168页。对商人公所和工匠公所之间隔阂的有益探讨，可参见庄泽宜和陈学恂：《中国职业团体的研究》，载《岭南学报》第7卷第l期（1947年），第1一14页。罗威廉（WilliamT.Rowe）在Hankow:ConflicrandCommerceinaChineseCity,1796—1895(Stanford，Calif,1989),PP.54一56中讨论了19世纪晚期汉口某些行会分裂成业上与工匠相对立的组织的情况，这一过程的更早情形发生在“发达地区的发达经济”之中（如苏州织布业），参见Golas，“EurlyChingGuilds,”p.558。
19世纪法国的类似情形也与工人阶级意识的发牛有着联系。（45）如果说阶级意识指的是对业主剥削有所认识，工人们倾向于采取独立的集体行动来发泄不满、争取权利的话，那么，上海工匠早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来到之前就已表现出此种趋向。虽然“现代”干部们会将同乡认同与行会公所视为产生真正的工人阶级意识的“封建”障碍，但这类组织在工人战斗精神的发展中却发挥着重要作用。共产党组织者对于这份遗产虽然很忧虑，急于否定，但是如果没有它，他们在后来取得组织上海工人运动的成功就无法理解。
五四运动之前，上海工匠的阶级意识是很明显的。1912年，有报道引述江南制造局一个由200名技术工人组成的制造工人同盟会称，“其演说之词，则以工匠比劳动家，该局比资本家。劳动家须脱离资本家的钳制。（46）”同样，1916年，商务印书馆一个由熟练印刷工人组成的忠义同志会在成立宣言中开宗明义：“资本家压迫日急，工人生活困苦不堪，数十同志聚集一起，谋求解放。”（47）
这些工匠明显早熟的语言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如果将它们与国外有关情形作一番对比的话。如同罗纳德·阿明扎德(RollaldAminzade）对法国工匠（他们对于发生在本国的早期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予以重要支持）的解释一样，他们“集体行动的巨大能量来源于丰富的组织与社团的经历，那可是工匠文化的标志。（48）同样，威廉·寨韦尔（WilliamSewell）将法国工匠激进主义的兴起与合作传统的继承——主要指互助、崇拜行业神、团体仪式之类——联系起来。正如塞韦尔在其研究欧洲工人阶级起源的代表作中概括指出的；“19世纪的工人运动诞生于手工工场，而非黑暗邪恶的工厂。”（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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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移民城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第一章移民城市
广州移民
宁波移民
江苏—华北移民
原籍、职业与工人团结
近代上海的迅速发展，与其作为条约口岸的地位是分不开的。鸦片战争（1840—1842）后，由于允许对外通商及外国人在华居留，短短数十年，上海就从一个繁荣的沿江码头，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都市。由于位于扬子江与黄浦江汇合之处，邻近中国著名的丝茶产区，上海很快成为全球性商业中心。对外通商不过数年，这个城市便占据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绝大部分。（1）这种国际贸易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新辟的英租界（1863年与美租界合并称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参见地图1）。这些租界位于老城的北面，不久便汇聚了成千上万的外国人，矗立起大大小小欧式风格的建筑，出现了一个与原先中国领地完全不同的世界。老城（16世纪为了防止倭寇而筑有围墙）的建立原本是为了满足国内贸易的需要。在那里，木头门面的小商店迎街而立，街巷名称揭示出贸易内容：咸瓜街经营咸肉和水果，豆市街经营豆类和粮食，等等。（2）相反，在洋人居住区，引人注目的西式写字楼、住房、教堂、赛马场、花园和夜总会，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为不断增长的洋人社会提供工作、居住、信教和消遣娱乐的场所。不久，为了保护洋人的利益，以洋人为主导的政府机构如工部局、会审公廨和巡捕房相继出现。
有份地方志这样描绘上海在19世纪末的情形；
上海一隅，洵可谓一粒粟中藏世界。虹口如狄思威路、蓬路、吴淞路尽日侨，如在日本；如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天潼路尽粤人，如在广东。霞飞路西首尽法人商肆，如在法国。小东门外洋行多闽人行号，如在福建。南市内、外咸瓜街尽甬人商号，如在宁波。国内各省市民，国外各国侨民，类皆丛集于此，则谓上海为一小世界亦无不可。（3）
如果说商业在早期上海的发展中起了决定作用的话，那么，工业投资的作用接踵显现。外国公司不断出现，与国内新兴企业展开竞争，其产品有棉织品、丝织品、烟草、机器等，上海由此开始名闻遐迩。1861年，第一家蒸汽缫丝厂（英商）建成投产，四年后，著名的江南制造局（华资）建立。到1911年，中国所有的华洋工厂中，有l/4在上海。到1933年，这个比例升至几近一半。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前夕，全国工厂足有60％集中于上海。（4）
地图1。1919年时的上海口岸。转引自爱米莉·荷尼格汗（EmilyHonig）SistersandStrangers:WomenintheShanghaiCottonMills，1911—1949（Stanford，Calif.，1986）。
工业发展带来了城市人口尤其是工人阶级数量的巨大增长。1852年，该市人口仅有50余万，到1949年，增至500多万。（5）遍布各个劳动阶层的工人来自全国各地（参见地图2）。因此，从其近代的发展来看，上海一直就是一个移民城市。1885年，非本地人占了上海华人总数的85%；到1949年，该比例为84.9％。尽管移民浪潮连续不断，但不同移民群体的人口比例却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了显著变化：广东人被宁波人超过，后者最终又被来自江苏以及其他更北面一些省份的人超过。*
地图2。1926年时的中华民国疆域，方框内地区之详图见本书31页地图3。
*1885年，上海约有20％的华人原箱广东，40％的人原籍浙江，37%的人原籍江苏。到1935年，该市只有4％的人原籍广东，而有37％的人来自浙江，53％的人来自江苏。来自安徽、湖北，山东和河北的人也有了实质性增长。尽管非本地人所占的百分比在65年中起伏不定，但该市华人人11从未低于73％。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1980年，第112—115页。
广州移民＊
紧接在鸦片战争之后，上海的外来移民主要来自广州地区。长久以来，作为中国惟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因为对外贸易的需要，造就了一批劳动大军。当上海口岸开放的阴影笼罩过来时，成千上万的广州人——大多为水手和造船工人——掉头北上，到新的商业和工业中心从事其老本行。随着1843年会讲洋泾浜英语的广州买办吴健彰被任命为上海道台，这股迁移潮流进一步扩人。吴健彰的“三官”名号为洋人所习知，他驻于虹口，靠近其英美朋友的保护地区（即英美租界——译者注）。⑥至19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上海可以找到吴的成千上万同省人，绝大部分居住在吴所在的虹口地区或是邻近主要船坞的广东路一带。这一地区出现了大批粤菜馆，反映了这一地区新居民的饮食口味。（7）这些广东移民，与其他将接踵而至的外省人一样，不断将其原来的行会习俗带到他们所不熟悉的城市环境。（8）这些组织既是新来乍到者的就业代理人，有时又起到福利机构的作用。这些组织多称为“公所”或“会馆”（英语可分别译为“行会”或‘’同乡会”），是同乡人礼拜其熟知的地方神祗的庙宇，是上演地方戏的舞台，是儿童或学徒接受教育的学校，是储蓄和信贷组织，还是死后葬身之地。（9）
中国学者有时喜欢把同乡会的大量出现视为国人“独一无二的”宗族本质的一种表现，粤人尤甚。然而，这类组织在世界其他出现类似移民情形的地方也有。例如在美国，移民工人的组织也以种族与地域界线划分。1914年，单是在纽约，就有500多个同乡性质的慈善团体，“各团体均提供就业机会（通过来自家乡的雇主）、救济金、医疗、无息信贷和墓地。”
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上海，同乡会为那些背井离乡的工人提供了一种归属感。同乡社区不仅是找工作、求保障的依赖，也是新来乍到者在一个陌生环境中得到认同的途径。因此，公所和会馆最重要的活动包括宗教仪式和同乡宴会。同乡移民通过参与这种集体行动逐渐形成了特有的集体精神。
早在1853—1855年问，上海就从小刀会身上看到了同乡组织的爆炸性威力。（11）此次事件将对中国历史造成巨大影响（例如因为小刀会占领上海达17个月而导致外国人接管海关），溯其源流，与同乡因素有关。在一位会说洋泾浜英语、吸鸦片、与道台吴健彰同村的二合会成员领导下，这次叛乱主要以粤籍会馆为依靠（以闽籍会馆为盟友）。
至19世纪中叶，上海约有3500艘远洋帆船，逐渐吸引了大约8万名广东人和5万名福建人前来寻找就业机会。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轮船的竞争，使得许多旧式中国帆船难以抵敌，面临失业的水手随时准备加入抗议行列。本地造船业的衰落损害了一些行会头面人物的利益，促使他们也步入叛乱行列。
失业水手纠合一体，构成了小刀会的主要战斗力量，他们主要来自广东和福建，由各自所在的公所和会馆组织。尽管这些行会首领都是上海新生通商阶层的头面人物，他们同时也是一方老大，扮演着其失业的同省人的保护人的角色。李少卿——系广东嘉应会馆首领，也是小刀会叛乱初期的重要人物——一直是长江下游粤籍鸦片走私者的保护人。鸦片走私贸易是将上海地区城乡秘密会党联合起来，共同发动反清叛乱的关键纽带。道台昊健彰也是嘉应人，早先曾经利用职权，批准成立一支公所团练武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支武装后来成为叛乱的组织基础。公所民兵卷入集体暴力长期以来就是广东人的习俗，此前最著名者为三元里抗英事件。（13）
1853年9月7日，叛乱者在几小时内即占领仁海县城。是日，上海知县正身着礼服，率众参加祭孔典礼，突遭攻击，于顽抗中被杀。后来证明内手早先曾是吴健彰团练中的一个首领，曾因教唆斗殴被知县囚禁数月。吴本人也被叛乱者俘获，但不久即应美国领事馆的请求开释。小刀会在占领县城时遇到的准一抵抗来自40名道署亲兵，即便如此，其中仍有17人拒绝开火，因为他们都是三合会的人。
同乡身份保证了叛乱初期的成功，但是好景不常。占领上海不久，叛乱者内部的纷争即暴露出来。为了争夺县衙库银，粤籍和闽籍叛乱者发生争斗。闽籍叛乱者将一部分战利品搬上其帆船，扬言开航离去。这批人要求杀掉吴健彰，携带掠来的银子逃回其南方原籍。广东人则更具大志。正如小刀会大元帅照会美国领事馆的那样，如果昊健彰忠于小刀会新政权，他们可以考虑让他恢复原职，叛乱者则挥师西进，占领省城苏州。不幸计划落空，美国人放走了吴健彰，吴随后在清政府镇压叛乱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尽管小刀会叛乱在政府镇压和闽粤两籍分子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失败了，但它开创了上海通商社会的复杂局面。上海开埠不过10年时间，影响以后多年的集团暴力便开始形成。在外国人、政府官员、地方头面人物以及附属于他们的工人阶级的相互影响下，引发了持久的犯罪加抗议模式。帮会分子与叛乱者一样，都在这五方杂处的环境中滋生。这些人物周期性地联合行的运动，有时甚至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然而，尽管这些运动可能规模很大，雄心勃勃，但却从未完全超出同乡关系的影响。
宁波移民
小刀会不是这一时期向清政府发起挑战的惟一叛乱者。在上海西面，太平军建都南京（改名为“天京”）并派兵占领了江南大部分地区。（13）1861年春，太平军占领通商口岸宁波。（14）妙惊恐万状的地主和商人，不愿看到其财产落入农民叛乱者的手中，纷纷涌入上海寻求避难。浙江有钱人——大多来自宁波地区——的涌入，形成著名的甬帮，操纵上海金融界达数十年。（15）这批新来者的财富，部分投资新式企业，部分投资传统的手下业如珠宝业或木作业，生产出来的奢侈品可以满足其上层牛活方式的需要。由于有8个多世纪的对外贸易的经验，加上其家乡邻近上海，宁波商人在上海市场上很快就超过了其广东竟争者。
经济竞争因文化冲突而加剧。1870年代，宁波籍文人写了一系列文章赞颂其家乡“优秀的”习惯。相反，在这些文章中，粤妓、粗俗成了远道而来的广东人的代名词。结果导致了广东人的愤怒回击。（16）
文化差异还反映在居住方式上。广东人聚居于美国人所在的虹口区，而宁波移民一般居住在老城所在的南市，紧靠在宁绍码头——这可是上海与其家乡浙江省之间的商业生命线。这里有符合其口味的高档茶馆，1912年，这些消遣场所有64个，到1919年，竟达164个。在此，他们一边手捧一壶杭州著名的龙井茶，一边欣赏绍兴戏＊或是苏州评弹。还有些空间则是卖艺、测字或玩鸟的地方。而且，茶馆还是解决争端的场所。冲突双方在调解人的陪伴下可到茶馆“讲茶”。当双方对解决结果感到满意时，便喝下红绿茶混合的茶水一杯，表示握手言和。（17）
与茶馆交相辉映的是无数会馆公所，来自相同地区的商人和工人在此相聚，交换经济或社会信息。（18）这些会馆公所，清波一盛（ShibaYoshinobu）概括为宁波旅居者“强烈的地区忠诚”形成之地。宁波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阿拉同乡人”，宁波雇主最喜欢雇用男性亲属，其次是同村或同镇人，再其次是同县人，最后才是宁波地区其他地方的人。（19）
四明公所是旅沪宁波人的主要行会，创立于1797年，地处老城北门外。随着时间推移，宁波人愈聚愈众，公所财产大幅扩张。I844年，当时的上海知县——一位宁波人——宣布豁免四明公所的税额，该公所的特权地位得到确立。尽管十年后公所厅堂在小刀会与清军的交战中被毁，但很快重新建造起来，且更为华丽。公所包括停棺处、墓地、办事室、赊材（即赊购棺材之处——译者注）、客房以及礼拜土地与关帝的庙堂。旅沪各界宁波籍人士在每年敬拜神抵的节日都在此处聚会。（20）
即便是很有势力的四明公所也因毗邻的法租界的建立而面临着可怕的对手。法国人宣称该公所的停棺处与墓地有害健康，遂于1874年决定开辟一条马路，穿过公所墓地，以扩展其领地。作为回应，1500多名宁波人聚集在公所，抵制外国人的侵人。冲突中，有7名公所成员被杀，并因此引发了一场针对法国人的复仇骚乱，无数法属房屋和商号被付之一炬。当法国军队开来强行拆毁墓地围墙时，宁波人一致反对。被法国人雇用的宁波人拒绝工作，宁波籍居民拒绝购买洋货。拒绝为洋人服务。由此引发了一场长达6个月的斗争——常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爱国罢工——它的胜利印证了同乡忠诚所发挥的政治力量。（21）
宁波人对外国人侵占其墓地的武装反抗反映了葬仪在中国文化中的中心地位。（22）正如一位知识渊博的外国居留者所作的评论那样：“对西方人来说，当然希望辟路成功，未曾想，建一条马路，迁走几座坟，竟然招致那么多中国人的反对，看起来真是荒谬。对中国人来说，洋人似乎缺乏对死者的尊重，而生老病死乃中国人最重要的迷信。”（23）无论是在士绅还是普通民众眼里，丧事都是极其神圣的，其习俗的地区差异，就是识别人群籍贯的标志。由于将目标对准了极重信仰的一群人，法国人激发了宁波人的强烈情绪。如果说有什么能有效激发地缘政治之出现的话，那么非其信仰莫属。
江苏一华北移民
近代上海的第三次移民浪潮，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持续至20世纪，移居者主要米自江苏及其北面各省。由于太平军兴以及随后发生的战事和自然灾害，在这些背井离乡者中，包括了一些富裕的江南地主（来自无锡和苏州者尤多），但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苏北、山东、安徽、湖北等地的贫苦农民。（24）当他们的小渔船抵达上海后，绝大多数贫苦移民都猬集在沿江沿河的棚户区。起初，许多难民均以船为家，在小船顶上铺上一层芦苇茅草，以避风雨。这种船家，尽管狭小寒冷，如果需要，却不失为一种返回农村的便利工具。在码头找活做或是在临近河边的纺织厂工作的移民便离开水面，在附近租点地方，用竹子烂泥搭起简陋的棚屋。（25）那些收入和工作条件稍有改善者的下一步便是租房或是住进工厂宿舍，但这些地方的拥挤程度和卫生状况并不比自搭的棚屋好到哪里去。（26）
作为江南茶馆的对应物，老虎灶分布于贫困的工人居住区，出卖饮用开水和洗澡水。老虎灶旁的一块地方，有几条长凳，工人可以坐下来，用热毛巾擦擦脸，喝着开水聊聊夭，便开始了新的一天。（27）这些地方还有提供廉价的扬州、山东饭菜的小饭摊，服务对象是那些无钱上饭馆餐厅的人力车夫之类的人物。（28）
这些北方人因贫穷而无力像广州和宁波移民那样建立像样的公所厅堂，以供形成社区和加强联系之用。尽管对十贫苦的码头苦力或缭丝工人来说，正规公所难以企及，但地方团结仍可从许多帮口——来自同—地区者的帮口轻易便可结成——中表现出来。这些狭隘的地方联系往往通过该市沿水道蔓延的帮会形成更大的组织势力。
青红帮——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政治经济中作用非凡——起源于清朝漕粮水手中的保护网络。19世纪初，漕粮运输路线由运河改走海道，上海成为连接华北与盛产粮食的长江三角洲的主要中心。（29）对成千上万名漕粮水手（绝大部分为北方人）而言，准宗教性质的帮会为他们动荡不定的生活提供了安全与安慰的保证。
尽管青红帮起源于粮船水手中的佛教互助组织，随着时间推移，其势力越来越大。＊
这种转变的动力之一便是鸦片走私。如同小刀会叛乱中所见，鸦片走私与秘密帮会往往是并行不悖的。在同一条水道中，保护粮船的组织转变为保护鸦片走私，应在情理之中。鸦片属违禁品，产于云南或四川，从重庆上船，沿长江而下，直抵上海。洪帮（红帮）成员一直护送至上海，由青帮成员负责卸货，转交给广东人开的烟膏铺。鸦片战争以后，法租界建立，法国人开始插手这项买卖。法国巡捕允许帮会分子在法租界的某个便利码头卸货，从中分一杯羹。（30）
帮会中人的种种勾当往往处于警察的保护之下，上海的滨江地区成为其活动的天堂乐土。以帮会为媒介的同乡忠诚——多数集团暴力均从中产生——构成了上海码头生活的一个固有特征。有位观察者述称：
昨天下午五点钟，在浦东某公司码头做工的山东、湖北两帮工人……放工后，山东帮有三十多人从码头西门出来，人数约略相同的湖北帮从码头东门出来，就像有约在先，两帮人来到义中（音）机器厂西边的一块空地上，立即大打出手，器械有铁棍、杠棒、刀子。混战多时，双方互有杀伤。（31）
上海码头工人中的械斗使人联想到中国乡村中普遍存在的宗族械斗——工人们新近才从那里来到城市，如果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或是农忙时，他们往往返回原籍。（32）然而，工人中这种地缘关系的对立，并不只是一种乡村习俗，帮会中的包工头——他们往往招收来自其家乡的工人——总是煽动地缘冲突，以便从中扩张控制范围。（33）例如，湖北帮抱成一团，便可阻止山东人进人有钱可赚的装卸行列。所以，工人阶级的文化表现，与卜海劳动市场密切相关。
原籍、职业与工人团结
同乡身份与工作机会之间的密切关系意味着移民工人的职业依赖于他们的地理源流。广州木匠、宁波铜匠和盐城人力车夫成为人们熟悉的近代上海劳工世界的形象。这些职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移民原籍条件的限制。广州早在其他中国口岸开放很久以前就是对外通商口岸，为了修理停泊在那里的外国船只，产生了一大批熟练木匠。19世纪中期，当上海发展速度超过广州时，广州木作工人白然大批涌入新的都会，利用其手工技艺，寻找就业机会。盐城人力车夫，原本是在天灾人祸打击下被迫放弃农田活路的贫苦农民，来到上海时一无所有，惟有出卖其体力。所以，这个城市中有那么多盐城人在从事苦力劳动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来白同一地区的移民在寻找特定的工作时，如果说有什么逻辑可言的话，包工头和同乡老板的私人介绍十分重要。从粤籍道台吴健彰到宁波公所首领，到盐城黄包车大王，对于想要进人上作行列的新来乍到者而言，同乡老板不啻起到孔道作用。地理源流因此成了保护人与被保护人之间的媒介，由此产生一定的职业，其中，不同籍贯的人群很容易被区分开来。其恩人的关系和能力决定了上海工人的就业方向。（34）来自相对富裕、条件较好的南方老板——广州人、宁波人和江南其他地方来的人——使来自这些地方的工人自信叮在上海找到最好的饭碗。结果，他们确实一直都占据着这些行业。相反，来自北方（尤其是苏北）的劳动者一般都缺少技艺，工资很低，工作不稳定。（江南与苏北的地理情况参见地图3）
逐渐地，上海劳工世界的两极分化轮廓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来自南方的熟练工匠掌握着稳定的、报酬高的工作，而来自北方的农民则以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缫丝工人、纺纱工人等职业为归宿，报酬仅能糊口。当然，在现实中，职业的差异，比起地域分布的模式来要复杂得多，变化也要快得多。在两类不同地区的内部，不同的县，县内不同的村，均可为不同的下作提供劳动力。而且，原籍身份不是工人从事特定行业的惟一因素。性别自然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例如，苏北扬州来的男人充斥于上海的理发、澡堂帮工和开肉铺等行当，而扬州妇女则往往从事卖淫。
从原籍（根据性别）招幕工人从事同类工作的习惯，能够在不同的移民群体中培养强烈的团结精神。这种团结——我将说明——涉及面广，足以解释上海工人为什么那么容易发起集体行动。以往的学者也曾指出工人团结在上海引人注目的工人骚动记录中的重要性。然而，在他们看来，这种团结通常是阶级觉悟的表现。他们将同乡忠诚、性别、行会、帮会之类因素视为真正的工人阶级团结的“封建”包袱。只是因为上海工人在外来力量的领导下，才能够克服这种分裂，才使一个“现代”工人运动的出现成为可能。
地图3，江南与苏北。转引自爱米莉·荷尼格，SistersandStrangers。WomenintheShanghaiCottonMills，19111949（Stanford，Calif，1986）。
两代中国学者以及西方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都将工人行动主义的兴起（主要是在上海）归因于工人之阶级意识的增长。尽管对于工人何时才具有完全的阶级意识这一问题还存在相当多的争论——中国的分析家一般认为这个过程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中期。法国历史学家谢诺（JeanChesneaux）也有类似结论:“在1919—1927年间经济的与政治的斗争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相反，正是其阶级意识的增长、其组织的迅速发展和加强，才使之能承担起斗争任务。”尽管谢诺承认中国工人中的地区差别和职业差别，但是其重点在于强调20年代武装罢工中表现出来的“阶级团结的进步性”。（35）
与这种阶级团结不断发展的描绘相反，美国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强调的是中国工人的分裂特征。埃米莉·荷尼格（EmilyHonig）主要从原籍角度出发，探讨了上海纺织厂女工中存在的深度分裂，认为：“很少有证据说明，20世纪20年代的妇女罢工表现出了阶级觉悟或是革命精神。”盖尔·赫尔沙特（GailHer-shatter）在对天津工人的研究中也发现：“分裂、不和与性别差异，一直以一种令人苦恼的非线性方式增长。”（36）荷尼格和赫尔沙特认为，只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叶的内战时期，共产党干部才克服困难，因势利导，消弥工人内部的分裂，成功地担当起领导革命工人运动的任务。
我的研究建立在这一最新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中国工人中的分裂情况，同时对那种用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意识来解释工人运动之兴起的观点予以驳斥。（37）然而，与前述作者观点不同的是，我强调的是工人阶级与其行动主义之间的正面联系。上海工人中的分裂，产生了系统而长久的团结：来自相同地区的移民和相同行业中的同性，构成了集体行动的潜在基础。与其将这些派别视为“现代”革命的障碍，不如将其理解为工人行动主义的摇篮，这样可能更精确一些。
目前有关工人战斗性的理论强调工人阶级文化在引发集体行动中的重要性。文化认同可能是工人中按人种关系分派的最重要因素。正如约翰·冈博勒（JohnCumbler〕在观察美国的情况时所说：“当某个种族集团在某个行业中占主导地位时……种族语言、饮食口味、传统、历史、民间传说和反抗方式汇集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人阶级文化。”（38）
在中国城市，就像在许多其他移居地一样，原籍与种族身份密切相关，正如D·K·刘注意到的那样：
从方言、习俗、礼仪角度来看，中国各个地方差异甚大……所以，在所有的大城市中，来自相同地方的人们，都有一种特别的兄弟感情；为了增进合作和互助，便有了同乡公所和会馆。上海有这类组织上百个。此外，来自相同地方的人们都愿意定居在同一地区……原籍相同者集中居住，导致特种风格的茶馆、饭馆、误乐场所纷纷建立，以迎合该社区的绝大多数顾客。这些地方，一方面是同乡人聚会淡天、传播消息~增进乡谊的场所，但在另一方面，它们也是制造麻烦的温床、与不同籍贯者发生冲突械斗时的集合地。（39）
由地缘政治培育出来的团结很容易产生战斗性，尽管不必以阶级觉悟的方式表现出来。（40）有时，例如在宁波墓地之争中，同乡人身份能将富人和穷人联合起来，以保护他们共同的文化财产。有时，例如在小刀会叛乱或码头工人的械斗中，同乡忠诚可以使一派工人反对另一派工人。在这些事例中，地缘关系压倒了阶级关系。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状况并非一成不变。对有些行业的技术工人而言，他们为自己的工种感到自豪，只是偶尔瞥一眼不幸者。（41）而且，即使当阶级觉悟并非促动因素时，在有些关键时刻（例如本书第四章中将要探讨的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不同籍贯的工人——常常由同乡人物领导——发现有可能在改变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规模抗议中协调行动。
因此，地缘政治是一柄双刃剑，既为集体行动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又是一种人为的壁垒。当工人阶级斗争出现，使得产业问题变得如同地缘忠诚一样（或更加）突出时，人们也很少放弃同乡关系。相反，地理源流将来自同一地区的人们汇聚到同一行业的事实表明，地缘关系和产业关系往往是交相为用的。正像我在本章中已经指出的，既是移民社区的又是工人集合体的组织加强了这两种身份的联系。对来自南方的技术性工人来说，行会发挥着这一重要功能；对来自北方的非技术性工人来说，帮口则是关键媒介。可以肯定，实际生活中的差异并不是僵化不变的。正如同乡行会不止一次地奋起抵抗北方工人的攻击一样，有不少南方工匠也加入了帮会。即便如此，差异仍值得重视——我在接下来的两章中要详细讨论，它产生了工人抗议富有特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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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地缘政治，1839—191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第一部分地缘政治，1839—1919
资本主义城市会产生团结的无产阶级吗？他们会为了集体利益而斗争吗？这些问题吸引了不少社会理论家的注意，其中许多人将产业罢工视为可能的无产阶级政治的指示器。马克思土义观点将资本主义剥削视为推动无产阶级化的力量，此种力量导致工人形成强有力的新型团结。当阶级觉悟产生时，以产业罢工为形式的工人斗争也开始了。相反，现代化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城市产生的不是悲惨的无产者，而是造就了一群新型中产阶级成员，其趋向不是斗争，而是静止。
尽管这些观点互相对立，但它们却有某些共同之处：两者都强调资本主义的改造功能；有鉴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农村被认为是“传统的”和“封建的”，资本主义城市——无论其构成者是无产者还是中产阶级——均被明确视为“现代的”。而且，两种分析都将工业化进程视为消饵工人阶级差异的进程；封建特征在机器的匀速运转中消失。
＊此处标题的原文为ThePoliticsofPlace，直译为中文应为“地方政治”，但作者主要谈的是上海工人的原籍问题，即nativeplace同时，严格说来，英语的“地缘政治”为geopolitics。两相比较，我还是选用了“地缘”一词，其中含有“相籍源流”的意思。——译者往
然而，近来，学术界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埋论家的上述观点产生怀疑。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传统”仍在延续，不仅是作为古风遗韵，而且是作为工业生活的主要组织功能。所以，工人阶级及其行动步调一致的能量，不单是资本主义改造的结果，也是前资本主义遗留的产物。毛泽东在描述中国革命时提到了这种反向关系，即“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比喻非常贴切，不仅适用于毛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近乎讽刺地）适用于资本主义革命。与其说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在形成时失失了其乡村遗产，还不如说资本主义是在农村包围中形成的。
农村习俗之遗留在渗入工业化城市后，使得来自不同地区的工人四分五裂，各行其是。但是分裂并不等于被动。就像农村居民——不仅是中国的，也包括其他地方的——能够为了追求其利益而发动大规模反抗一样，工人也是如此。他们的罢工是工人阶级政治的表现，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反抗的是某些典型的、傲慢的资本主义发展范例。
上海！正是这个名字蕴涵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意味。20世纪伊始，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人聚集此地，创造出一个世界仅见、五方杂处、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商业中心。各种肤色的洋人在数量上与操着各种方言的中国居民几乎相等。这些国内移民，来自帝国各地乡村，在来到这座大城市后，发现自己比起那些洋人同类来，更感陌生与不安。
与绝大多数洋人不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涌人上海后，进入了工人阶级底层。＊上海早期的产业工人，与其世界各地的同类一样，都是农村的产物。移民们生长于农村环境，原本与城市少有联系，乍然来到，人生地不熟，便求助同乡，逐渐消释对城市生活的陌生感。结果便形成了一个个以同乡关系为特征的国中之国：来自该国特定地区的雇主与雇工均居住、工作在相近的地方。来白同一地区的人们将其原来的社会移人城市，工人们以同乡关系加入其中。正如罗威廉（WilliamRowe）所看到的那样；“地理背景决定了亚人种差异……这是中华帝国晚期识别中国人的最重要的特征。”（2）在上海以及其他中心城市，工人很容易就陷人‘地缘政治”。来自何处，有助于决定一个工人对该城市种种挑战的反应。
当然，上海的人种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或是人们原有乡土习俗的简单复制；城市生活要求用新手段解决新问题。因此，工人阶级的文化不仅仅是消极被动的产物，也包含了积极主动的因素。然而，产生这些新文化的原材料很大部分产自人们原来的文化。正如彼得·伯克（PeterBurke）在谈到近代初期的欧洲时所说：“民间文化被视为地方文化……主导忠诚的是地区，或是城镇，甚至是村庄。（3）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
在强调乡土忠诚与城市需求之间的互动关系时，我要感谢在工人之民间文化方面做出杰出研究的欧美学者。（4）像纽约或芝加哥一样，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尽管上海的工人阶级移民主要来自国内而非国外。无论如何，工人们将其故乡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带到了新环境中。正如赫尔伯特·古特曼（HerbertGut-man）在其研究美国劳工的经典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
由于国内和国外新鲜血液的注入，包括农民、农场主、熟练手工业工人以及临时工等，美国工人阶级的成分不断改变……出卖劳动力的男人和女人，比起其自身存在而言，给新的、变化中的工作环境带来了更多东西。他们给工厂带来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原来的文化；他们的行为方式，则受到了原有文化与他们所进入的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4）
要了解工人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从事某种形式的政治，我们首先必须知道他们来自什么地方。本书第一章题为“移民城市”，将上海工人阶级的地理源流与其早期反抗方式联系起来。来自不同地区的工人往往从事不同的职业，他们原有的地方文化，势必对工人阶级的行为造成影响。第二章“来自南方的工匠”，探讨了技术性手工业工匠——大多来自广东和江南地区——的组织及其罢工行动。第三章“来自北方的无产者”，将眼光转到非技术性工人中的抗议方式上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来自北方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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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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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中国工人的政治影响
·政治——从头开始
由于对20世纪的工人未能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崇高理想感到失望，新一代工人问题研究者开始关注无产阶级政治的局限性，特别是关注工人的分裂特性。由于有性别、年龄、人种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在共产主义梦幻家的眼里，工人行动分散，缺乏阶级觉悟。当工人问题研究者勉强接受其研究对象的缺点时，这种论调带有很深的悲观主义色彩。当学者们发现工人对于激进运动——最具工人阶级特征的部分——天生缺乏热情，与《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相去甚远时，他们又不免加以冷嘲热讽。（1）
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未竟事业的问应，工人问题研究者常常被“为什么不”的问题所困扰：工人为什么不能走向统一？工人，尤其是绝大多数惨遭剥削和压迫的工人为什么不去组织一个激进的政党？工人阶级团体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团体为什么不举行马克思主义革命？此类问题促使人们去寻找工人阶级的缺点。结果，人们对欧美工人力量分裂的原因予以特别关注，许多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男人和女人、老人和青年、北欧和南欧、美国的黑人和白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矛盾，使得工人们无法表现出阶级觉悟和对党的忠诚，或是在需要他们采取革命行动时置之不理。（2）
这种分析导致人们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现代工人阶级。但是，这种阶级分裂是否只起负面作用，只是实现无产阶级“真正”使命的障碍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工人的分裂能为具有政治影响的工人阶级行动提供基础——不只是在支持这个或那个政党，而是在是否支持新成立的政权。社会的不同部分，甚至一个阶级内部的不同部分，可以构成与政府官员的不同联系——可以改变各自命运的联系。这并不是说，各种社会集团总是各行其道，对立的方面在这种扰人心绪的关系中总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是期望的结果。然而，我们的分析可以从头开始——严肃面对各分裂阶层的政治潜力，提供一种探索政府——社会互动模式的具体方法。
中国工人——与其欧美兄弟难分伯仲——也是四分五裂。然而，分裂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无论他们当中存在着如何重要的地缘、祖籍、性别和技术熟练程度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差异），中国工人阶级自已完全有能力采取有影响的政治行动。
中国工人的政治影响
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变革中，工人骚动起了重要作用。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带来新政治文化的五四运动、国民政府的兴衰、共产党的胜利，甚至1949年以后政治形势的发展，无不深受中国工人运动的影响。（3）在一个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国度里，尽管工人人数相对较少，但中国工人往往以出其不意的或是自相矛盾的方式对现代中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影响，在所有中国城市中，以作为产业中心的上海最为显著。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上海工人与学生的联合推动下，预示全国政治形势变化的工人运动呈周期性高涨。（4）这些事件后面都有一个有规则的模式，即每隔二十年就要发生一次大事件。也许，正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描述美国那样，每一代新人都发现有必要采取自己的革命行动。
上海最著名的运动是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标志着一轮又一轮运动的开端，其后，即1926—1927年，紧接着就爆发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在五卅运动中，由于激进派学生的刺激，工人们愤怒抗议日英帝国主义的暴行，要求结束军阀统治。1927年3月，蒋介石北伐军占领上海，无疑受到了工人的大力支持，但是，这位总司令很快就发觉，受共产党人影响的工人对其新政权而言是个威胁。1927年4月，蒋介石及其帮会盟友开始镇压工人，正在形成的国民政府身上不可避免地涂上了一层“白色恐怖”的色彩。（5）
20年后，即1946—1948年的内战时期，上海广大工人和学生充塞于街道，抗议国民党统治。通货膨胀、贪污腐败与（一定程度上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导致他们采取反抗国民党、准备迎接共产党势力的行动。（6）
无论是在19世纪20年代、40年代、60年代，还是80年代，上海的抗议都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党派、政权和个人命运的兴衰都与这个城市的集体行动有关。然而，这并不是说，工人（或者他们的学生盟友）总能主导潮流。由政治化工人阶级的幽灵所造成的恐惧常常导致政府——无论是冠以共和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名号——采取与许多上海工人愿望相违背的政策。故关键之点不在于现代中国政治直接反映了工人的要求，而在于中国工人在现代中国政府的定义和发展中直是一支特别重要的力量。
20世纪的中国政治领袖在描绘新社会蓝图时均予以工人阶级一种特别的地位。现代化几乎就是产业化的同义语，工人则被视为发展的代表。一个宣称代表进步力量的政党因而没有理由不需要全体工人阶级的支持。但是，工人在政治事件中开始发挥关键作用，意识形态并不是惟一解释。与实际人数不成比例，组织起来的工人有力量，是因为他们能导致严重的经济破坏（中国如此，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有鉴于晚清帝国与军阀政权简单地将工人队伍视为破坏性力量，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积极采取措施，将这一不断增长的势力纳入议事日程，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政治——从头开始
尽管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开展中国工人运动的计划很重要，但是两党及其产生的政府都未能充分控制上海工人。问题不仅来自对立党派的竞争，历史环境使两党都有机会取得垄断。而且，上海工人运动有着自己的发展历程，与该市工人来源于农村地区有着密切关系。早在该市任何政党出现之前，上海工人即已发动多次成功的抗议，他们是集体行动之传统的继承者，其行动并不总是轻易符合外来组织者的计划。
要了解上海工人政治，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抗议的遗产。工人运动的进程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参考了外来干部的党派战略，尽管后者可能常常得心应手。工人政治发端于工人自身：其地缘、祖籍、性别、大众文化、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等。这些都是对集体行动传统之延续造成影响的工人背景的特征。
以往针对中国工人运动的诸多研究都是作为党史内容出现的，其着重点在于诠释共产党的政策（或者有时是国民党的），而非分析工人自身的行动与动机。（7）这就往往导致这样一个结论，认为中国工人运动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才开始，或者至多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根据此种流行观点，中国工人运动之诞生，只是在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开始对组织工人发生浓厚兴趣之时才出现。方福安（音）在其著名的中国工人问题研究中强调的一个常识是，倾心于欧洲模式的学生教导工人如何罢工。（8）正如尼姆·威尔士（Nymwales）所说：“除了旧式行会——且主要在手工业中——以外，（中国工人）仍是强大的阶级运动末曾涉足的一块处女地……组织者首先要建立，而非破坏……学生只是告诉工人什么是工会，工人便开始依样行动。”（9）同样，谢诺（JeanChesneaux）认为，中国工人运动“是在与共产党的密切合作中发展起来的，紧跟党的领导——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的政治目标完全一致。（10）”。
在政治因素影响下的知识分子加入其中之后，中国工人运动肯定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过程。而且，在这些学生一干部的指导下，工人无论是在国民党还是在共产党的发展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中国工人运动问题研究局限于党史研究框架之内的趋向不是没有道理。确实，本书第二部分“党派政治”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这种看法。然而，中国工人并非白板一块，党的干部可以随心所欲地将符合本党意愿的政治色彩涂抹上去。工人是其自身抗议传统——植根于故土文化与工作经历之中——的继承者，他们和学生组织者之间自然有一种紧张关系，领导工人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工人不是油灰腻子，党的干部不能拿在手中随意捏弄。同时，工人自身也不是铁板一块。正如学生中间由于家庭背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一样，工人自身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存在差异。江南制造局的宁波技工，能读书写字，收入颇丰，工作稳定，而新来自苏北农村、在缫丝厂或纺织厂工作的年轻女工，教育阙如，工资微薄，工作条件恶劣，两者奚止天壤。这两类工人，不仅原籍不同，工作环境不同，他们的抗议在方式上、宗旨上也是不同的。
当学生组织者满怀兴趣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时，他们很快就发现，只有部分工人对其热情产生反应，最初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干部的提议作出反应，随后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作出反应，均据其久已存在的政治界限而各有不同。要弄懂工人运动之政治含义，我们就必须从头开始，从上海工人阶级之源流开始。
本书第一部分，即“地缘政治”，追溯了上海工人的地理源流，说明该市早期的工人抗议依据不同的祖籍界限而表现不同。第二部分，即“党派政治”，论述了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的上海工人运动情形，揭示了外来组织者是如何被迫——有时甚至和他们偏爱的意识形态相违背——与先其存在的传统达成妥协的。第三部分，即“产业政治”，将眼光转入工作场所，说明不同产业部门的工人对当时政洽形势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在上海经济领域，由于来自特定地理区域的工人占有特定的工作岗位，技术性工人、半技术性工人和非技术性工人各自有着相同的政治趋向。*
在该项研究中，我着力于普通形式的集体行动——罢工——并且以此作为探索政治变动的工具。罢工可由一系列经济的与社会的原因导致：要求增加工资、抗议工友被解雇，或是要求改善工作条件。但罢工也可以是政治形势的直接反映。工人们可以拒绝工作，以表示对当局的抗议，或者，作为对企业违反政府有关规定的一种反抗。罢工领导人掌握着公开举行政治罢工的许多借口。而且，领导者可以依仗人数之众取得成功。大量比较性研究表明，政治立场不同者，各分营垒。要了解民众的政治动向，就要了解民众的习惯和意愿，如同要了解其文化背景一样。
为什么要选择罢工作为研究工人政治的不二途径呢？我要向读者做些解释。毕竟，大量“新”工人史之出现，远离工会和罢工，将工人政治之定义宽泛化。同样，在民众反抗问题研究中，总的趋向是关注影响不大的“日常反抗”，避免关注公开的、有组织的抗议。（11）尽管这种研究充满同情心，将眼光放在更为普通的民众行动之上，但是我仍然注重研究公开的反抗。正是因为其影响面广的特征，罢工之类的对抗，比起旷工、偷窃、怠工或毁坏机器等“小打小闹”，具有更为直接的政治效果。而且，正如詹姆斯·克罗宁（JamesConin）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在大多数临时罢工中，比起其他方式，个人的冒险和破坏，为产业斗争形式提供了一种更好的决定个人态度和行为的指示器。”（12）正如米切尔·佩罗（MichelleParrot）在其研究法国工人骚乱之颇有深度的著作中所揭示的那样，罢工既是一种文化表达方式，也是一种为改变经济和政治关系而刻意进行的努力。语言与符号深印在工人的头脑之中，在工人为其自身利益开展“合理”斗争时，他们会提出自己的正当要求。（13）幸好，有关上海罢工的资料丰富而有用，其他国家有关罢工的高质量研究为我们对此种形式的反抗开展比较研究提供了特别有效的帮助。
在工人的武器库中，罢工是惟一的武器，而且也是一种特别有效而重要的武器。*其价值超出了罢工者针对特定企业采取行动的实际经济成本，因为罢工常常招致政府干预。即便罢工只是基于经济要求，以一种有秩序的、非暴力的方式进行，也常常是在政府调停下得到解决。由于工业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使罢工具备了独有的政治特性。如果有人有意探讨社会反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作用，罢工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最新研究认为，团结起来的工人阶级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天然副产品，而是工人在参加了成功的集体行动之后的伴生物。（14）以此为出发点，罢工及其他公开示威不是工人阶级形成的结果，而是前提。如同戈登·马歇尔（GordenMarshall）所说：
过分强调建立于阶级行动之上的阶级形象，也许可以归因于学者们广泛持有的信条，即在男人和女人可以改变社会之前，先让他们理智地包围社会可能是必要的，这一前提并未得到阶级行动历史的证实——无论是以革命的还是以更为平和的方式进行。……觉悟产生于社会行动，也在社会行动中发生变化。（15）
本书分三个部分，我将从三个不同的但又密切联系的角度对工人阶级的行动加以探讨。在此过程中，我将力求运用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对有关有关问题加以综合研究。第一部分着重于民间文化（限于祖籍故土），这是一个主要属于社会史范畴的主题。第二部分考察了党的组织者所采取的策略以及党与党之间、党内的竞争方式。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政治学主题。在第三部分，注意力转到工作场所——属于了业社会学范畴。我认为这三部分决不是互不相关的。文化背景造就了工作条件，然后又对不同的政治党派产生了影响。对政治的研究脱离不了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政治后果——从一般抗议到现代政府的形成——均建立于普通民众的文化背景和工作经历之上。
本书将尽力探求工人阶级分化演变的原因（从地缘政治和产业政治的角度），探索此种分化对于政治动员（或党派）的影响。如此，便可为分析工人在现代中国政府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打下基础——这是本书姊妹篇的任务。中国政府——皇权主义的、共和主义的以及共产主义的——往往被冠以“专制”、“官僚”、“自行其是”、“极权主义”等名目。这种指称给社会力量以最小的空间。相反，我的这项研究将强调地方社会——尽管四分五裂——对政府演变的能动影响。
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镇压浪潮滚滚不断，每次镇压均接踵于民众抗议之后，其中工人斗争是一个重要方面。应当承认，政府的镇压表明了对民众参与（政治）的严厉限制。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政策本身也正是在作为对此种参与的反应中形成的。尽管结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想象中的天堂相去甚远，但却证明，工人的政治影响远比引导我们去探索的新生代工运史研究者所想象的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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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原序（裴宜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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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原序
裴宜理
对我来说，写作本书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出生于共产党占领前夕的上海，当我在日本和美国长大时，我一直对这座我父母曾经度过二十载动荡岁月的城市迷恋不已。三十余年的隔断，我一直期盼着能回到我的出生地上海——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获得签证通行的目的地。第一次回乡是在1979年春天，当时不仅仅是一次消解乡恋情怀的旅行，也是一次寻找研究机会的访问。然而，直到好几年过去，在众多个人和单位的支持、帮助下，我才最终得以在我的出生地开展认真的研究。
在此项研究的众多援助者中，首先要感谢两家单位：中国方面，以张仲礼院长为首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巧的是，张先生曾经在我父亲所在的圣约翰大学学习过）；美国方面，乃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theCommitteeforScholarlyCommunicationwith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尤其是玛丽·布朗·布洛克和罗伯特·盖耶。后者提供的资助使我得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1986—1987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丰富的档案资料使我所从事的上海工人运动研究得以完成。这些资料中，包括成百上千件老工人访问记录，这些访谈录都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学者辛勤劳动的结果。可以肯定，这些访谈录反映了特定的政治环境，其目的是揭示共产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基础。而且，因岁月流逝，被访问者的叙述肯定会有疏漏之处。然而，瑕不掩瑜，这些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去了解上海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工作和反抗情形的窗口——通过工人自身的语言。而且，在相同事件上，工人口述史与共产党官方记述之间的差异似乎验证了这些访谈的坦率。也正是这些差异使我形成了本书的核心观点——我的发现往往与以往上海工人运动史论著不同。对那些引导我接触到这些宝贵资料的学者——虽然他们可能不同意我的许多结论——我深表谢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陈卫民和郑庆声，经济研究所的陈增年和徐新吾。
工人访谈录虽说很重要，但它们只是我在上海所使用的大量资料中的一部分。确实，我对这些访谈录的信赖是建立在其他可信的档案文献基础之上的。工厂档案——最著名的为英美烟公司档案和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既有工人访谈录，又有厂方档案，实为珍贵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本书引用的资料还包括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政府文件，包括罢工统计、警方报告和仲裁记录等；以及上海市总工会保存的数十种厂史未刊稿；上海港则提供了其他资料。本书使用的关键性期刊主要保存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上海市图书馆。对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和职员所提供的友好合作，以及对上海社会科学院外办（特别是王德华和田国培）穿针引线的帮助，我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除上海之外，其他地方的几个档案馆和图书馆也使我获益良多。台北的党史文献馆以及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使我得以利用国民党时代的许多重要政府文件。台北的调查局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共产党方面的报告。台北的中央图书馆、东京的东洋文库、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斯坦福胡佛研究所以及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都为我提供了真诚热情的帮助，我也要向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和职员，向为本人到上述地方开展访问研究提供资助的美国学会理事会（the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eieties）表示衷心感谢。
在为本书写作搜集资料的不同阶段，我要向下列诸位表示谢意：乔治·布朗、蔡少卿、戴英璁、耐尔·戴芒、江柯林、李逊、刘昶、刘石吉、凯文·马其奥罗、施家英（音〕、马修·索默、蒂尔·托恩顿、萧功秦和杨久义（音）。与本书相关的论文曾经提交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密西根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国立台湾大学、华盛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有关学者的评论使我受益匪浅。该书主体部分完成于1988—1989年华盛顿大学给予的学术休假年。初稿出来后，玛丽·克莱尔·白吉尔、查尔斯·伯吉斯、周锡瑞、马克·弗雷齐尔、爱伦·富勒、爱米莉·荷尼格、安德鲁·瓦尔德、杰弗瑞·瓦瑟斯特龙和叶文心等人细心阅读，提出了宝贵意见。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计划秘书劳莉·波拉克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莫利尔·贝尔的指点帮助。本书索引工作由蒂尔·托恩顿完成。尽管有幸得到如许帮助，上述个人对本书存在的问题不负任何责任。本书——专注于上海工人的起源及其政治倾向——乃是本人计划中的两卷本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的第一卷。在第二卷中，我将探寻工人运动与现代中国政府之形成和演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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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裴宜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中译本序
裴宜理
拙著《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中译本面世，对我来说乃是极大的荣誉。我想，书中的许多观点肯定会引起中国学者的争议，我希望他们的反响能够激发出针对中国工人之社会起源和政治影响的热烈讨论。就本书主题而言，中国学者比我更有发言权，我期侍着从他们的批评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我对上海工人运动发生兴趣，源于自己对近代中国的民众反抗、革命和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的长期痴迷。我的处女作是有关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淮北地区农村动乱问题的研究[1]。我认为，传统形式的农民暴动之发生，亲缘与地缘关系比起阶级地位更为重要。我在该书中指出，这些传统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进入这一地区开展动员农民工作的共产主义革命者陷于两难境地。尽管共产党干部吸收利用了既有的暴动模式，但在1949年后，他们也将全新的阶级斗争方式引入了中国农村。
当我将研究目光从遥远的淮北农村转向世界大都会上海时，我的研究重点也从农民叛乱问题研究变为工人运动研究。但即便是在这一高度“现代”的背景之下，我发现，在不断演进的反抗方式中，与工人中存在的世俗关系——地缘祖籍、性别、文化程度等等——相比，阶级地位的作用仍然不那么突出。当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干部着手在上海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时，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工人队伍中既有壁垒的深刻影响。反之，这两个政党不同的社会基础也深深地刻画出了先是国民党政权然后是共产党政权的不同特性。
虽说本书研究立足于上海、南京、台北和美国的档案文献，但我很清楚，书中肯定还有不少重大局限和疏忽之处。而且我也知道，其他学者从不同的分析角度入手，虽然占有同样的资料，却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所以，重复一遍，值本书中译本问世之际，我期待着批评与建议——无论是经验上的还是理论上的。
我要对那些为本书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作出不懈努力的人表示感谢。尤其，对刘平先生在翻译上以及对刘东先生在协调出版方面所作的努力，我深表谢意。同时，我要再次表达对我的许多上海朋友——他们分布于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感谢，感谢他们在过去岁月里所给予我的慷慨支持。最后，我要强调一点，对于本书事实上或是诠释中可能存在的缺点，文责自负，与上述个人和单位无涉。
[1]即《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0年。此书已由河北大学历史系池子华教授与我共同译出，等待出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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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从价值到货币的转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第五章从价值到货币的转变
一、货币产生的必然
二、价值问题的量与质（价值量和价值形式）
三、货币的产生和商品拜物
四、货币形成内在矛盾的展
一、货币产生的必然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1]因此，问题是在最简单、最基本的商品交换关系中发现隐藏着的货币发展的根源。
熟悉马克思《资本论》的读者知道，这正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简单的”、“总和的”和“一般的”价值形式的分析，构成了主要的论题。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草稿》中，在实质上已经可以找到。[2]
让我们回忆一下这个在马克思看来是任何形式的劳动货币的羁绊。第一，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必然引起所有商品相对于“小时券”而不断贬值。第二，“实际价值和市场价值”、“价值和价格”必然发生矛盾，即物化在个别商品中的实际劳动时间不可能直接等同于价值概念表现的一般的平均劳动时间。关于这点，我们必须再次回到马克思的论证线索中去。
我们知道，劳动产品只有作为相同的社会实体即一般人类劳动被计量时，才是价值。可是，劳动“并不是作为一般的、与商品的自然物性相脱离和相分离的交换对象而存在”。[3]正是这种表现为不同强度和技巧的具体劳动，“使特殊的自然物质适合于特殊的人类需要”。[4]就这样，它被物化在“具有特殊属性并与需求发生特殊关系的一定的特殊商品中”，而作为一般人类劳动，作为价值，“劳动时间必须物化在这样一种商品中，这种商品只表现劳动时间的份额或数量而同劳动时间的自然属性无关，因而可以变形为——即交换成——体现着同一劳动时间的其他任何商品”。[5]换句话说：“就它的直接情况来说，它不过是具有特殊内容的物化个人劳动时间，而不是物化一般劳动时间。因此，它并非直接就是交换价值，还必须变成交换价值”，“而一种特殊商品怎样会直接表现为物化一般劳动时间呢？换句话说，对于物化在一种特殊商品中的个人劳动时间，怎样直接地给以一般性这种性质呢？”[6]
适合于活劳动的东西也适合于物化劳动即商品本身，“例如，1码棉布和1升油，作为棉布和油来看，自然互不相同，具有不同的属性，要用不同的尺度来计量，是不能通约的，”另一方面，作为价值，一切商品在质上等同而只在量上不同，因此，可以互相计量，可以按一定量的比例相替换。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关系[7]，是商品的经济上的质。”它不顾他们的自然属性，“预料社会劳动作为一切产品的实体……一本有一定价值的书和一个有同一价值的面包相交换，它们是同一价值，只是材料不同罢了。因此，作为价值，商品是等价物……一般尺度，也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代表，一般交换手段。作为价值，商品是货币。”
然而，确切地说，“因为各种商品作为价值彼此只是在量上不同……商品的自然差别必定和商品的经济等价发生矛盾”，因此，商品的价值也必定取得“一个在质上可以和商品区别的存在，由于作为价值，每一种商品都可以等分；在它的自然存在中，它却不是这样。作为价值，商品无论经历多少形态变化和存在形式，都仍旧不变：在实际中，商品进行交换，只是因为它们不相同并且适合于各种不同的需要。作为价值，商品是一般的，在实际的交换中，只有当商品符合特定的条件，商品才是可交换的。作为价值，商品的可交换性的尺度决定于商品本身；交换价值所表现的正是这个商品换成其他商品的比例；在实际的交换中，商品只有在和自己的自然属性相联系的并且和交换者的需要相适应的数量上，才是可交换的。当作货币的特殊属性列举的一切属性，都是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属性，[8]是产品作为价值——不同于价值作为产品——的属性[9]。这样，最初表现为社会劳动时间和个别劳动时间的矛盾，现在作为价值的一般性和作为使用价值的特殊性的矛盾表现在我们面前。马克思继续说，这个公开的矛盾只有通过它自己成为目的，“在货币上表现为和商品不同的物，表现为和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相脱离的社会存在形式”[10]来解决。
然而请注意，这只发生在实际的交换中。因为只要是要求价值决定，唯一的问题就是发现商品的一般价值实体，发现形成交换关系基础的内在价值尺度。[11]当我使这两种商品交换时，我使每一个商品=某个第三物，也就是说使它和自己不相同。这个第三物不同于这两种商品因为它表现一种关系即他们的价值，商品在它能同一切商品比较以前，首先必须化为劳动时间，他就是说，转化为某种在质上和它不同的东西。
“在纸上，在头脑中，这种形态变化是通过纯粹的抽象进行的；但在实际的交换中，必须有一种实际媒介[12]，一种手段，来实现这个抽象”[13]，而这只能发生在商品对商品的关系中，因为商品所有者不能作为生产者代表某种共同体，而只能以某产品为媒介来互相发生联系。因此，能够成为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形式的只能是另一种商品。（同样，塔糖的重量只有通过另一个物体如铁才能得到表现[14]）因此对商品来说，仅仅在头脑中取得二重存在是不够的。这种观念上的二重化造成（并且必然造成）的结果是，商品在实际交换中二重地出现：一方面作为自然的产品，另一方面作为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得了一个在物质上和商品分离的存在，即它在货币形态上取得了独立的存在方式。[15]
最初涉及到的货币的起源看起来与《草稿》中的某些明显的含糊之外是一致的。由于马克思也象拉萨尔那样，师从黑格尔，显然他认为，相对于商品来说，货币作为价值的凝结是“观念的、一般的、同一的”，而商品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表示则是“实际的，特别的、大量的”[16]并且象拉萨尔那样，最初马克思也被搞偏了。因此他认为货币纯粹是价值的符号，“简单的观念整体或所有在流通中的实际产品的价值表现。”[17]（这里，我们也能发现李嘉图的货币理论的影响，它片面地强调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事实上，流通中货币仅仅表现为一个纯粹的价值符号）。因此，我们在《草稿》中特别是在笔记I和II中，能够看到段落，将货币一般（不仅是纸币）作为一种纯粹的价值符号或“记号”来加以论述。例如，我们能够在那里读到：“产品成为商品，也就是说，成为单纯的交换要素。商品转化为交换价值。为了使商品同作为交换价值的自身相等，商品成为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代表作为交换价值本身的商品。然后，作为这种象征化的交换价值，商品又能够按一定的比例同任何其他商品相交换[18]。当然，在原文的这一部分马克思反复强调：即使只是一个符号，货币必须由特殊的商品组成。因此，纸币不能直接表现商品的价值，而是经常作为金币的代表发挥作用。[19]但在《草稿》和笔记I中，马克思说，货币不仅“代表”，同时也“象征”[20]商品的价值，这种说法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真实含义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它必然在后来被删去。这表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21]后来我们看到，马克思在那里没有描绘这个“符号理论”。
正象《草稿》中那样，这就是《草稿》中从价值辩证地导出货币的理论，对不熟悉马克思货币理论的那些读者来说，货币的起源看起来好象是“人造的”——一个赋予经济范畴以自身的生命，并以十足的黑格尔的方式使经济范畴变为根源而又使它们互无联系的空洞的“辩证概念”。《草稿》中，有一个有趣的附带的脚注说明一个模糊的印象是多么容易产生，并且表明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产生这种误解的可能性。他写道：“往后，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法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法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的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因此，首先是弄清这样的说法：产品（或活动）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22]换句话说，读者不应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不是实际关系的反映，或这些范畴的逻辑起源与它们的历史起源无关。相反，逻辑研究方法（正如恩格斯在1859年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评论中写的）”实际上，这个方法无非就是历史的研究方法，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什么开始，思维过程也应从什么开始，而思维进程的进一步的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修正过的，但是它是依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法则修正过的，这时，就可以在每一个要素完全成熟而具有古典型式的，发展点上来观察这个要素。”[23]这就是在《草稿》的大量论述中一开始就能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方法，《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这三部著作——在那里对价值和货币的分析是并行的——提供了这些概念的历史根源马克思的这种抽象分析与实际历史的发展是一致的。
自然，马克思并没有使用亚当·斯密那种天真的历史概念，那是从想象的、先天的、“消费倾向”[24]引申出交换关系的。他摒弃那种认为在原始的狩猎部落中，个别弓箭生产者的主要任务是用弓和箭交换牲畜和猎物，并以此奠定了社会分工之基石的“不可想象的概念”[25]。对马克思来说，个别商品生产者是长期历史发展的最后结果，交换当然只是“这些个体的原则动机之一”，但是，这要以劳动生产率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为前提，而这种水平绝不是一开始就能够达到的。
我们分析的起点应是自然的商品，“他们最初脱离动物界——仍作为无力的，无意识的自然力；因此，象动物一样的可怜，几乎无力生产更多的东西”（恩格斯）“在这种条件下，人类并不能比他们的现期需要生产的更多，人类需要的界限就是生产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交换发生，或交换仅限于用他们的劳动交换其劳动产品，这种交换是实际交换潜在的萌芽形式”。[26]
一旦人类能生产出比他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更的产品，一旦人类劳动能够提供“剩余产品”，转折点便到来了。现在，产品交换首先不仅限于在他们的自然共同体内部，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27]但这种原始的物物交换仍与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相去甚远。事实上，它说明——在那里，交换甚至把一切产品都囊括了——与其说是表示商品的开始转化为商品。在这种情况下，交换价值没有取得一种独立的形式，“它还直接和使用价值结合在一起。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生产的本身，它的整个结构，是为使用价值而设，不是为交换价值而设的。因此，在这场合，只有超过消费需要的那一部分东西，使用价值才不复是使用价值而变成交换手段，变成商品。另一方面，尽管是两极分化了，它们的变成商品也只在直接使用价值的界限之内，因为被商品所有者交换的商品，必须对双方是使用价值，每一种商品对它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28]
因而，这就是“商品内部所包含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得以充分暴露的地方。“举例来说，商品当作使用价值就不是如它当作交换价值所应有的那样可以任意分割。或者，某甲的商品可以对某乙是使用价值，而某乙的商品对于某甲却不是使用价值。或者，拿来互相交换的商品可以是商品所有者所需要的，但是他们是不可分割的商品，又不合于在价值上相等的比例。”[29]（或者我们可以补充说，他们不一定同时需要这些商品。）由于商品的自然属性和作为价值的一般属性相矛盾，因而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将不能成交。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必须摆脱它的那种不能和其他产品相比拟的自然形式，取得“同它本身的使用价值或交换者的个人需要相独立的价值形式”。
马克思继续说：“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如果不同商品所有者的不同商品在它们的交易中不和同一个第三种商品相交换并作为价值和它相比较，商品所有者拿自己的物品同其他种种物品相交换，相比较的交易就绝不会发生。这第三种商品由于成为其他各种商品的等价物，就直接取得一般的或社会的等价形式，虽然是在狭小的范围内，这种一般等价形式同引起这个形式的瞬息间的社会接触一起产生和消失。这种形式交替地、暂时地由这种或那种商品承担。但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这种形式就只是固定在某些特定种类的商品上，或说结晶为货币形式”。[30]
最初充当货币的商品……“是最经常地作为需求的对象换进来的……因而在当时的社会组织下最能代表财富……如盐、毛皮、牲畜[31]、奴隶……商品的特殊有用性，不管是作为特殊的消费品（毛皮），这是作为直接的生产工具（奴隶），在这里给商品打上货币的烙印。但在发展过程中恰好会发生相反的情况，就是说，那些最不容易直接成为消费品或生产工具的商品反而最适于代表这一方面：它为交换本身的需要服务。在前一种情况下，商品由于自己的特殊的使用价值而成为货币；在后一种情况下，商品由于充当货币而获得自己特殊使用价值耐久性、不变性、易于分割和重新合并，因较小的体积包含着较大的交换价值而便于运送——这一切使得贵金属在较后阶段特别适于充当货币”。[32]
这足以说明马克思在其著作的第一篇——亦被称为是最抽象的一部分——中所展开的论述过程。这就是：从直接的物物交换导出货币；三个相连接的交换阶段（从《资本论》中我们知道，它们是“简单的”，“总和的”和“一般的”价值形式）；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以及最后，由这种对立产生的商品的二重性的对立转化为商品和货币。“在每一步分析中……用实践来进行检验”。“演绎的”和“归纳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分析同时进行。列宁（我们刚刚引过的）曾正确地认为马克思《资本论》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它通过对那些概括资本主义历史的概念进行来解释和阐明资本主义的历史（这里指商品生产社会），和对于概述资本主义“历史的那些概念的分析”[33]从这里的观点看，没有任何其他经济著作比《资本论》更富有现实意义，尽管在它的表现形式上偶尔有难懂之处。
二、价值问题的量与质
（价值量和价值形式）
我们已经看到，货币是如何从“作为产品的商品特性和作为交换价值的一般属性的矛盾中产生的”。那些认为货币是为了克服简单的物物交换的困难所出的权宜之计的观点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从“商品中包含着作为直接统一体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一基本矛盾中引申出货币的起源，但这个矛盾的实际含意是什么？为什么马克思赋予它如此重要的意义？难道是因为马克思（象鲍特凯维茨认为的那样）有一种设想每一个可能想象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的“邪念”吗？[34]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将会使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有任何理解。这种根本不同于一种人为的“形而上学”结构的矛盾，实际上说明了凝聚着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实际存在条件及其发展趋势的最一般的形式。其实，这个矛盾也是在一个有无数私人生产者的社会中，个别劳动不具有直接的社会性（也不可能具有），而必须通过否定其自身，否定其自身的原始特征来取得这种直接社会性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因为，尽管在这种生产方式中首先存在着生产者之间普遍的相互依赖，但是，这种相互依赖性缺少任何统一的社会计划形式，并且从属于市场的盲目力量[35]这些零乱的总体运动就是它的秩序”[36]。
然而，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首先，这似乎单纯是一个量的问题。每一个社会都必须满足其成员的需要。因此，可支配的劳动力从长期看不被浪费或滥用，对任何社会来说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进一步说就是，所有生产部门都能获得其所需要的劳动量，没有任何劳动力在低于平均水平的恶劣条件下被使用。作为其无政府状态的结果，一个由无数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组成社会没有办法预先对此作出规定。它仅仅知道一种社会联系的方式——市场。这种社会的生产者只能在事后才知道，“当交换完成以后，……他的商品是否真的满足了社会需要，他们劳动时间用的是否合理。”[37]
只有如此，社会使用的劳动量才可确定，个别劳动才能符合整个社会经济的要求。希法亭从这种观点出发，认为马克思的“抽象”劳动，“一般社会”劳动必须首先理解为“社会必要劳动”。希法亭说：“商品生产内部一个客观的社会要素奠定了交换关系的基础，并且规定了交换关系；这就是物化在交换物中的社会必要劳动”。“交换物只有作为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表现，他们之间才是可通约的。”[38]
从《剩余价值理论》第三篇马克思反对贝利和李嘉图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解释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多么片面和不妥。
“诸商品要按其中包含的劳动量来计量……不同商品内包含的不同种的劳动，就必须还原为相等的简单劳动……但是这种还原（还原为简单平均劳动），绝不是这种劳动——诸商品价值作为统一体分解成的劳动——性质上的唯一的决定性。一个商品内包含的劳动的量，是该商品生产上的社会必要的量，从而，劳动时间是必要的劳动时间这一件事，是一种只与价值量有关的决定性。[39]但形成价值统一体的劳动，不只是相等的、简单的平均劳动。它还是体现在一个确定产品中的个别私人的劳动。但当作价值，产品必须是社会劳动的体化物，并且，当作价值，它必须能由一个使用价值直接转化为任何另外一个使用价值……私人劳动必须直接[40]表现为它的反对物，社会劳动。”[41]
很清楚，这一明显的矛盾只有在交换中使个别劳动还原为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从而使它们相等才能解决。“个别人的劳动，要以交换价值为结果，就必须以一个一般等价物为结果，这就是说，必须把个别人的劳动时间当作一般劳动时间表现……”“这种劳动，要靠它采取与自己直接对立的形式即抽象一般性的形式，才变成社会的劳动。”问题不在于这种劳动社会性质的形式是纯粹的和简单的，而在于“那种使形成交换价值从而生产商品的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特定方式。”[42]
当我们转向分析前资本主义情况的时候，在那里，不存在或只有极少的产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了。例如：“在农村家长制工艺下，纺工和织工住在同一个屋盖之下，家庭中女子纺纱男子织布，供本家庭的需要，在家庭范围之内，纱与布是社会生产物，纺与织是社会劳动。可是，它们的社会性，不在于纱，当作一般等价物去交换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布，不在于两者当作同一个一般劳动时间的并无差别而同样有效的表现而相互交换。倒是家庭关系同它的原始分工在劳动生产物上盖上了自己特有的社会印记。”
“或者，我们就中世纪的义务役和实物租税来看，”马克思继续说，“自然形式上的一定的个人劳动、劳动的特殊性而非劳动的一般性，成为这里的社会联系。最后，我们就一切文明民族历史初期所见到的自然发生的公社中的劳动来看，这里，劳动的社会性显然不是靠个人劳动之采取一般性这个抽象形式，或者靠它的生产物之采取一般等价物的形式。成为生产前提的公社，不允许个人劳动作私人劳动，不允许它的生产物作私人生产物；相反，它让个人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有机体中的一个成员的机能”[43]（这同样适用于变化了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44]
与此相反，由彼此独立的个人或私人生产者组成的社会中的个别劳动“作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45]每一个个人的劳动就其表现为交换价值而论，具有平等性这种社会性，只在它作为平等者去对一切其他个人的劳动发生关系的限度内，它表现为交换价值”。[46]因此，它表现为（“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形式”）“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表现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成”。[47]
很清楚，我们涉及到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一个同他所有前人的基本理论相区别的原则，李嘉图自然也认识到，个别劳动必须还原为“社会必要劳动”才能作为价值的基础。（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一章第二节指出了这一点）但他只涉及量而没涉及质的问题。“不仅包含着这一点：商品的不同的价值量，由它们的价值在一个排除在外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取得的表现来计量。而且同时包含如下这一点，它们全体都要表现在一个形式上，在这个形式上，它们当作社会劳动的体化物存在，从而可以和任何别的一种商品相交换，可以任意转化成任何一种合意的使用价值。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必须表现为社会的劳动，表现为可以出让的个别劳动”[48]但这只有在商品生产社会中才是必需的，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个别劳动只有表现为它的反对物，表现为无个性的、抽象一般的、并且只有在这种形式上才是社会的劳动，才能表现自己。[49]当然，甚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必须对可支配的劳动力“进行核算”，因而也必须把个别劳动还原为“简单平均劳动”。但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生产一百平方米的布，譬如说需要一千工作小时……社会就会用间接和无意义之方法来表现这一简单的事实，说这一百平方米的布有一千工作小时的价值”。[50]正是因为李嘉图错误地把价值形式看成是“社会生产的永久的自然形式”，这就限制了他对价值量的分析[51]因此，导致了他的“不正确的货币理论”，使他全然不理解“商品交换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点，如商品必然会继续发展以致形成货币这件事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52]
三、货币的产生和商品拜物教
商品拜物教现象是同货币的产生紧密相联的。我们看到，现实的商品交换产生了商品的二重存在，其分解为商品和货币，“它们从一般的平常商品中选出一种权威性的商品，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可以永久由这种商品来表现，这种商品被当作社会劳动的直接体现，所以能够直接地无条件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换，这种商品就是货币”[53]。但，为了使“特殊商品成为比如说交换价值的一般实体”，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必须同这种特殊商品等同，一种商品必须“获得一种不依赖于商品的，在一种特别的材料、特殊的商品上独立化的存在。”[54]“物的交换价值，无非是它充当交换手段的能力在量上的特殊表现。在货币上，交换手段本身成为物或者说物的交换价值在物以外获得独立存在了[55]这是一个毫无疑问地证明商品拜物教仅限于商品生产的社会的发展，“它使生产关系取得了自身特殊的物的化身”。
我们回到马克思所作的关于商品价值和物品重量的比较上来。由于糖有重量，其重量可以通过另一物体的重量表现出来，例如，“但这种假定是荒唐的，假如因为我放了10磅重的砝码，所以糖的重量是10磅。”[56]这不能不是荒唐的，实际上是神经错乱，进一步假设由于糖的重量用铁的重量来表现，它是某种“金属”，那么铁就意味着是这种重量，铁物化在糖中。而这种错乱正好表现在商品所有者的交换关系所呈现的形式上。我们知道，在交换中，商品的价值除了用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表现以外，是不能被表现的，我们说，麻布的价值表现在上衣的使用价值中。这甚至在最初的交换关系中也适用：x量商品A=y量商品B（马克思称之为“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商品B（上衣）“是当作表现价值的物，或者说，是以自己的可以捉摸的自然形式表现价值的物”。[57]然而，只要麻布的“价值不同时采取上衣的形式，上衣在麻布面前就不能表示价值”，[58]除非，换句话说，它表明“上衣这个物本身就表现价值，因而天然就具有价值形式就象“天然具有重的属性或保暧的属性一样”。[59]“作为使用价值，麻布是在感觉上与上衣不同的物；作为价值，它却是与上衣等同的东西，因而看起来就象上衣”。[60]因此，最简单的交换关系揭示出，在私有制社会中，生产者只能通过各自的商品发生关系，“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61]
可是，价值形式x量商品A=y量商品B只适用于在两种特殊商品之间发生的偶然的、转瞬即逝的交换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很难把握那种社会生产关系的物化。直到货币形式产生后，价值形式才采取了一种明显的可感觉的形式。从而，所有的商品才用这种相同的等价物、相同的货币商品来表现它们的价值。结果“假象”牢固地树立起来了，就是说，“好象表现另一物的价值量的物不通过这种关系就具有了自己的等价形式，好象这种形式是天然的社会属性”。[62]“能直接地一般地交换的形式……”最终地“同商品金（或银）的特殊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了”。[63]这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它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商品没出什么力就发现一个在它们之外，与它们并存的商品体是它们的现成的价值形态。这些物，即金和银，一从地底下出来，就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64]因而“只是在等价形式以货币这种完成的形态出现在政治经济学家的面前的时候，社会生产关系的颠倒的物化才彻底完成了。”（马克思补充说：“他认为最简单的价值表现，如20磅麻布=1件上衣，就已经提出了等价形式的谜让人们去解决。”）[65]
然而这种独一无二的颠倒的实际根源是什么？为什么在商品生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总是与物结合着”，和为什么他们必须“作为物出现”？[66]原因很简单，这种社会中的生产者由于不能掌握他们自己的生产关系，所以不能使他们的劳动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因此，“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67]“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由于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此，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他们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68]
我们仅限于《资本论》第一卷的论述进行分析，因为这本著作中对价值形成的分析证明了“货币拜物教的谜”，事实上“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69]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商品拜物教概念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首次提出的。”马克思的最早的经济学著作已经提供了证明。例如，我们在1844年关于穆勒的笔记中读到：“货币的本质……首先……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既然人使这种中介活动本身外化，他在这里只能作为丧失了自身的人、失去人性的人而活动；物的相互关系本身、人用物进行的活动变成某种在人之外的、在人之上的本质所进行的活动。由于这种异己的媒介——并非人本身是人的媒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他和他人的力量。这样，他的奴隶地位就达到顶端。因为媒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媒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70]对它的崇拜成为自我目的。同这个媒介脱离的物，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因此，只有在这些物代表这个媒介的情况下这些物才有价值，而最初似乎是，只有在这个媒介代表这些物的情况下这个媒介才有价值。”[71]
在另外一处：“为什么私有财产必须发展到货币呢？这是因为人作为喜爱交往的存在物必然发展到交换，因为交换——在存在着私有财产的前提下——必然发展到价值。其实，进行交换活动的人的中介运动，不是社会的、人的运动，不是人的关系，它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抽象的关系，而这种抽象的关系是价值，货币才是作为价值的现实存在。因为进行交换活动的人不是作为人来互相对待，所有物本身就失去人的、个人的财产的意义因此，在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72]如果说，在等价物中，在价值中已经包含着私有财产的外化这一规定，那么，这种外化在货币中就获得感性的，甚至是物质的存在”。[73]
纵使这些论述具有哲学上的外观，但后来的商品理论的一切要素已经在这里出现了。虽然直到《资本论》问世，这一理论才获得实际的经济基础，10年前写的《草稿》已经论证了为了获得适当的社会效力和承认，为什么所有产品以及商品生产社会中一切劳动的结果首先必须换成“第三种物”，进一步说，为什么这个物质媒介”必须独立于商品世界之外。这就不仅说明了货币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货币关系的基础，也说明了社会生产关系在当事人的意识中的颠倒的反映，即它说明了商品拜物教的基础。
这就是我们在《草稿》中读到的：“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只有在交换价值上，每个个人的活动或产品对他来说才成为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货币”，为能将其产品转化成“他本人的生活资料。”[74]“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他的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75]并且，“生产的发展越是使每一个生产者依赖于自己的商品的交换价值”，“货币的权力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76]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因此，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77]在这种意义上，货币是“社会的抵押品，”[78]是代替古代共同体的“现实共同体”，这种古代共同体是靠其自然的联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维系的，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东西“凌驾于它之上”。[79]我们由此可以见到，商品拜物教和货币的产生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这一点在论述马克思经济学的教科书中通常被忽略）即，在商品生产社会中“商品的可换性”“作为某种在商品之外的和商品不同的”、“不再和商品直接同一的东西而存在”。[80]从而价值相对于商品必须获得其独立的存在。[81]于是产生了两种现象，一个是价值与商品生产不可分割，另一个是商品生产社会不能摆脱货币，不能揭开掩盖物质生产过程真实性质的“神秘面纱只有当生产过程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下的时候，它才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不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82]
四、货币形成内在矛盾的展开
直到现在，我们一直着意证明：“交换价值关系——即商品作为彼此相同和彼此可以相等的劳动时间化身的关系——包含着矛盾。这种矛盾在与劳动时间不同的货币上取得了自己的物的表现。”[83]因为商品必须证明它自身既是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因为其中包含着私人劳动必须证明它作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商品界必须推选出一种排他的商品，在这种商品中，这些矛盾，显然能够得到解决。只有这种商品才能作为一般等价物；只有包含在这种商品中的劳动“尽管它同其他一切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私人劳动，但终究是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84]而所有其他商品则单纯作为使用价值，降到“大量的普遍商品”的水平。于是，问题就提出来了，这是最后的解决办法吗？它真的克服了商品生产的矛盾吗？
马克思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商品作为产品的特殊性同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一般性之间这个矛盾，即产生了商品一方面表现为一定的商品，另一方面表现为货币这种二重化的必要性这个矛盾[85]……—旦货币成为同商品并存的外界的东西，商品能否换成货币这一点，马上就和外部条件联系在一起，这些条件可能出现可能不出现，……在交换中需要商品，是由于商品的自然属性，由于需要（商品是需要的对象）。相反地，需要货币只是由于它的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它是交换价值。因此，商品是否能够转化为货币……取决于本来和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毫不相干的，不以它为转移的各种情况……因此，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商品在它作为产品的一定形式上，不再能同它的一般形式即货币相交换和相等同。”[86]
然而不仅如此。其次，“正象商品的交换价值二重地存在，即作为一定的商品和作为货币而存在，同样，交换行为也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行为：商品换货币，货币换商品，买和卖。因为买和卖取得了一个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彼此分离的，互不相干的存在形式，所以它们的直接同一就消失了。它们可能互相适应和不适应；它们可能彼此相一致或不一致，它们彼此之间可能出现不协调。因此，它们总是力求达到平衡，但是现在代替过去的直接相等的，是不断的平衡的运动，而这种运动正是以不断的不相等为前提的。现在完全有可能只有通过极端的不协调，才能达到协调。”[87]“商品换成商品，但它又不是换成商品，因为它换成货币……这样，在货币作为媒介的规定中，在交换分成两种行为的分裂中，已经蕴藏着危机的萌芽……”[88]
第三，马克思继续说：“正象交换本身分裂为两个互相独立的行为一样，交换的总运动本身也同交换者，商品生产者相分离。为交换而交换同为商品而交换相分离。在生产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商人阶层，这个阶层只是为卖而买，只是为再买而卖，这种活动的目的，不是占有作为产品的商品，而只是取得交换价值本身，取得货币……由于交换的这种二重化——为消费而交换和为交换而交换，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协调，商人在交换中只受商品的买而卖之间的差额支配；而消费者则必须最终补偿他所购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流通即商人阶层内部的交换，与流通的结局即商人阶层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尽管归根到底必然是互相制约的，但它们是由完全不同的规律和动机决定的，彼此可能发生最大的矛盾。在这种分离中已经包含了商业危机的可能性”。[89]“但是，因为生产是直接为了商业，只是间接为了消费，所以生产既造成了商业同为消费而交换之间的不一致，同样又受这种不一致性的影响。”[90]
最后，马克思说明了这个矛盾通过在实际贸易中分离出金融业务而显现出来的矛盾。“货币由于以下原因而同它本身以及它的规定发生矛盾:它本身是一种特殊商品……因此，在它同其他商品的交换中又受特殊交换条件的支配，这些条件是同它的绝对的一般可交换性相矛盾的”。它“可以通过供求来决定，分为各种特殊的货币，等等”。“货币虽然有它的一般规定，它仍然是一种与其他可交换物并列的可交换物。货币不仅是一般的可交换物，同时还是一种与其他特殊交换价值并列的特殊交换价值。这里就是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的新的根源。”[91]
马克思总结说：“由此可见，货币内在的特点是，通过否定自己的目的同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脱离商品而独立；由手段变成目的；通过使商品同交换价值分离来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使交换分离，来使交换易于进行；通过使直接商品交换的困难普遍化，来克服这种困难；按照生产者依赖于交换的同等程度，来使交换脱离生产者而独立。”[92]隐藏在商品中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货币和商品的矛盾被克服的同时，它又再现为另一层次上的矛盾，或者正如我们在《资本论》中读到的：“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了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来说，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就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93]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进入了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一个最重要，但同时也最容易被人忽略和误解的方面。“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这一论题不是通常被人们重复吗？（例如考茨基以其浅薄的和天真的方式的重复和苏联斯大林学派经济学以其教条和迂腐的方式的重复）另一方面，不是常有人实际上自找麻烦来发展这一论题或将其视为马克思“卖弄黑格尔式的表达方法”的一个遗风？实际上，我们在这里论及的是马克思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发现之一，忽略了这一点将使马克思在其关于价值和货币的理论中所得出的结论面目全非。然而，不但如此，正如列宁曾经论述的那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社会）最简单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种）”。[94]
我们对马克思关于“价值转化为货币”的分析所做的研究已经证明，我们上面引述的马克思在这一分析中所说的话，在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实含意进行阐发方面，是多么精确。现在，当我们进一步进行研究的时候，必须检验这些分析的有效性。
[1]《资本论》第1卷，第110页。
[2]马克思已经指出，“货币是作为价值的交换价值的第一个实际形式”，因此，在1844年，他的第一部经济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三卷，第532页），和《哲学的贫困》，第81页中写道：“交换必须通过特殊的交换价值的创造，个性化为交换价值。”但这一推论直到《草稿》稳固建立起来以前，在细目中并未发展。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15页。
[4]《资本论》第1卷，第56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15页。
[6]《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6页、19页。
[7]这当然是不能理解的。从事实上看，商品价值的“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资本论》第一卷在61页（4）.在人们认识和意志之外，没有独立的物质存在。这样，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180页。马克思说，那些不以精神意志为转移，不过会对精神意识发生影响，使生产者必须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来售卖的事情……会使他们的产品（也是在他们的精神意识中）取得一个不以使用价值为转移的交换价值。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意识，可以完全不知——可以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存在——事实上他们的商品的价值，或它们作为价值的产品是由什么决定的，他们处在那样一些关系中，他们决定着他们的意识，但他们必须知道这一点，每个人都把货币当作货币来用，但不必知道货币是什么经济范畴可以非常颠倒地反映在意识中。
[8]马克思惯常用“交换价值”，在《草稿》中（并且也在我们刚刚看过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中），后来他简单地称之为“价值”。在《资本论》第1卷中，他也是这样写的：在本章的开头，我曾经按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和“价值”。一个商品，只要它的价值取得一个特别的不同于它的自然形式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形式，它就表现为这样的二重物。孤立地考察，它绝没有这种形式，而只有同第二个不同种的商品发生价值关系或交换关系时，它才具有这种形式，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上述说法就没有害处，而只有简便的好处。（《资本论》第1卷，第15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41~142页。参见1858年4月2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从价值的一般特点（这也是后来表现在货币中的那些一般特点）同它表现为某种商品的物质存在等等之间的矛盾中产生出货币的这个范畴，（《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3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0页。
[11]“内在价值尺度“不被混同于”不变价值尺度，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寻找一场空,这是因为商品作为外在的价值尺度，必定象马克思表明的那样，能够改变它的价值，因为它只有当作劳动时间的物化才能变成其他商品的等价物，但同一劳动时间却随时在劳动的生产力之变动而实现为不同分量的使用价值。（《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7页。参看《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卷，第86页。
[12]从黑格尔那里借用“调节”范畴，看卢卡契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第162~6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86页、第87~88页。
[14]《资本论》（英文版）第1卷，第148~149(56~5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89页。
[16]1858年2月1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在那里他评论了拉萨尔论赫拉克里特的书。（《节信集》英文版，第94～95页）。参看黑格尔《法哲学》，当我们考察价值的概念时，物本身不是被当作物本身，而是被当作它的值的东西。（引自《资本论》第1卷，第109页）。
[17]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第1卷第224页，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388页，在列宁《哲学笔记》的前页上，我们读到：“根据这一点拉萨尔谈到价值，……黑格尔式地加以发挥（说它是‘分出的抽象统一物’）并补充说：……这种统一物、货币不是某种现实的东西，而只是某种观念的东西（着重号是拉萨尔加的），由此可见’等等……”列宁在边上说，不对（拉萨尔的唯心主义）。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89页。
[19]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14页及其后。
[20]同上，第114页。由于商品或为一般交换价值，结果交换价值成为一种特殊商品；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一种特殊商品与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而获得代表或象征它们的交换价值的特权，即成为货币的特权。（这里的错误是明显的，即等同了“代表”与“象征”的概念）。
[21]参看如下一段话，在那里，马克思论述道（在一种议论中，作为反对他自己）：货币不是符号。正如一个使用价值的作为商品的存在不是符号一样。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存在于个人之外的一个对象，人们在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所参与的一定关系表现为一件物品的特有性质，这种颠倒，这种不是空想出来的而是平凡实在的神秘化，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之一切社会形式的特点。在货币上，它不过表现得比在商品上更加夺目而已。[《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2页，也可看《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第200（105）页上根据拉萨尔“错误地把货币说成只是一种价值符号”的争论的注解，如同书第185～186（91～9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7页。根据我们的观点，这种“矫正”的必然性促使马克思象他最初计划的那样（即他们1858年4月2日的计划）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同商品而不是同价值一起研究他的分析。参看哈尔科夫出版的《价格变动理论》马克思关于考夫曼的边注：“这个误解一般是从价值作为比较高级的范畴而不是具体的商品引起的。……当然，不是单独的人，也不是作为抽象的人，……这个错误是从作为思想家的人，而不是作为演员的人引起的。《卡尔·马克思专辑》英文版，1953年，第11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3卷，第475页。
[2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纽约1973年，第13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关于斯密的笔记，伦敦，劳伦斯和温必特出版社，1975年。
[26]《马克恩思格斯全集》英文版，第3卷，第224页。最后一句可以理解为实际上的货物交换（可以扩展到等价物的交换），每一方接收与他自己劳动的产品总额相适应的等价物。
[27]《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0页。交换概念所固有的是每一个购买者用另外一个别人占有的产品替代他白己的产品。“然而这种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在原始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只有后来，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资本论》第1卷，第106页）。
[28]《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3页。
[29]《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4页。
[30]《资本论》第1卷，第106~107页。
[31]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洁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同上书，第107页）在L·H·摩根的著名的《古代社会》的评论中，马克思要人们注意摩根的概念，那就是“对可无限繁殖的驯化动物的占有——这是人类头脑中关于财富的第一个概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13页。马克思在那里加上，“同时，它们构成从货币的最初形式开始的自然过渡。在生产和交换的略高些的阶段上，生产工具比产品重要，而金属（起初是石块）是最初的和最不可缺少的生产工具，就作为古代人的货币起了很大作用的铜来说，充当生产工具的特殊使用价值，和不是来自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与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包括交换手段）的规定相适应的其他属性，在它身上述是结合在一起的。
[33]《列宁全集》英文版第38卷，第320页。
[34]“还有，我们发现马克思按照黑格尔的方法错误地设想事物本身的逻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价格决定象它的发生一样，与价值规律相矛盾，为什么呢？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陷入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它只看起来是正确的，对马克思来说，进入了一个更加矛盾的资本主义户头”。列·夫·伯特凯维茨《马克思体系的价值与价格》，国际经济文件，1952年第2号。1907年用德文第一次出版。
[35]《资本论》第三卷，第996页。尽管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对于直接生产者大众来说，他们的生产的社会性质是以实行严格管理的权威的形式，并且是以劳动过程的完全按等级安排的社会机构的形式出现的……在这种权威的执掌者中间，在不过是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的资本家自己之间，占统治地位的却是极端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生产的社会联系只是表现为一种不顾个人自由意志而压倒一切的自然规律。但什么是当代强有力的垄断呢？或当今经济中ètaisme趋势是什么？这些因素马克思还没有研究过，因为在他的时代（1864—1865）它们还不存在。他们还没有证明资本主义自身克服了生产无政府状态或克服了行为中的偏斜？他们按这种方式证明要克服这种事实。如果资本主义确实能消除自由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它就同时消除了它自身。他们忘记了，资本必然自己排斥自己，这是资本概念中固有的，并且普遍资本，没有与它交换的其他资本同它相对立，没有任何其他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09页。）在《草稿》的另一部分，我们读到：世界市场的独立化……随着货币关系的发展而增长，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随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而一同增长；因为这种矛盾导致危机等等，所以随着这种异化的发展，在它本身的基础上，人们试图消除它，但在另一处，这些尝试的实际历史意义：虽然这一切在现有基地上并不会消除异己性，但会带来一些关系和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本身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即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7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英文版，第78页。
[37]鲁·希法亭《金融资本》，英文第1版，第8页。
[38]鲁·希法亭《金融资本》，第3~4页，第6页。
[39]李嘉图漠视这许多要点（正象马克思理论的普及者那样）。
[40]由于这种直接的代表是不可能调解的，因此，必然导致货币的形成。
[41]《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48页。
[42]《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7页。
[43]《政治经济学批判》第7页。
[44]参见下面第30章，“价值规律的历史界限”。
[45]《资本论》第1卷，第89页。
[46]《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页。
[47]《资本论》第一卷，第91页。
[48]《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142页。
[49]《政治经济学批判》第40页。
[50]恩格斯《反杜林论》，1969年版，第367页。
[51]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74页注，（第80页，注①）。
[52]《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78页。
[53]《反杜林论》第427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15、136页。
[55]同上书，第148页。
[56]卡·考茨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06年，第27页。
[57]《资本论》第1卷，第65页。
[58]马克思加上：“例如，如果在A看来，陛下不具有B的仪表，因而不随着国王的每次更换而改变容貌，头发等等，A就不会把B当作陛下。（同上书，第66页）
[59]同上书，第72页。
[60]同上书，第66页。
[61]《资本论》第1卷，第88~89页。
[62]同上书，第111页。
[63]同上书，第86页。
[64]同上书，第111页。
[65]同上书，第72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十三卷，第475～476页。“进入交换的生产物是商品。但是它的成为商品，仅仅因为两个个人或公社之间有一种关系与这个物、这个生产物结合着，这个关系就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两者已经不再合在同一人身上了。这里我们立即将到一个特殊的事实，它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头中引起过可怕的混乱，这个事实就是：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最后说来是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与物结合着，作为物出现，诚然，个别经济学者在个别场合也猜度过这种关系，而马克思却首先揭开了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全部意义，因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加此简单明白。”
[67]《资本论》第3卷，第585页。
[68]《资本论》第1卷，第89～90页。
[69]同上书，第111页。
[70]参看《草稿》第331页，在那里我们发现这完全是黑格尔的一段话：“这个中项总是表现为完成的经济关系，因为它把两个对立面综合在一起，并且归根到底，这个中项对于两极本身来说总是表现为片面的较高次方的东西，因为最初在两极间起媒介作用的运动或关系，按照辩证法必然后导致这样的结果，即这种关系表现为它自己的媒介，表现为主体，两极只是这个主体的要素，它扬弃这两极的独立的存在。以便通过这两极的扬弃本身来把自己确立为独一的东西。”参照《资本论》第一卷，第32章对这段话的反映。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三卷，第531页。译自鲍特莫尔和罗伯尔的《卡尔·马克思》：选自《社会学和社会哲学》，企鹅出版社，1961年版，第179页。也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三卷，第212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4~95页：“货币本来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情况却颠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
[72]“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3卷，第212~213页（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英文版，第445页。
[74]马克思在另一段短文中声明，“对于生产一码布的极微小部分的人来说，一码布是价值，是交换价值，这一点绝不是形式规定。如果他没有创造交换价值，没有创造货币，他就什么也没有创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5页。）
[75]同上书，第103页。
[76]后来我们读到“货币的超越的权力”。
[77]同上书，第91页，第103页。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07页，参见德文版，第7分册的索引标目。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5页，173页。这里，进一步强调社会生产关系的the具体化同资本，特别是生息资本一道，达到了它的顶点。“正如交换价值……在货币上以物的形式出现一样，创造交换价值的活动即劳动的一切规定在资本上也是以物的形式出现的。”（同上，第208页）这是我们以后关心的课题。
[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47页。
[81]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陈述了把价值的独立性当作“经济学家的发明”或“奇论”（正象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对资产阶级危机表现为“独立的价值”或“过程中的价值”一样荒谬）。但现实中的奇异不说自明也会表现在与人的常识、与庸人所想所信相矛盾的奇异词句中。因此引起的矛盾——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私人劳动表现为一般的社会的劳动；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是存在于事物中，而不是存在于事物的词句表现中（《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第149~150页）。
[82]《资本论》第1卷，第97页。在1945年纽约出版的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中，第65~66页，发现有对货币和国家的很好的比较。“国家和货币这两个问题有若干共同点，因为二者归根到底都归结到这样一个问题中的问题：劳动生产率。国家的强制性，正如货币的强制性一样，也是阶级社会的遗产。阶级社会除了用偶像——宗教的或世俗的——形式便无法规定人与人的关系，而且首先是派定一切偶像当中最令人不安的用牙咬着大刀的偶像即国家来维护这种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和货币都将消失。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和货币都将消失。因此在社会主义之下，这两种东西便应当开始逐步消亡。在国家转变为半国家状态的时候，在货币开始失去其魔力的时候，只有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才能谈得上社会主义的真正胜利。这一点将意味着，社会主义在摆脱资本主义的偶像以后，开始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更加明朗、自由和有价值的关系。象“废除”货币，“废除”工资或者“消灭”国家和家庭等这样具有无政府主义特点的要求，只不过是机械论思想的典型表现。货币是不能专横地予以“废除”的，国家和旧家庭也是不能专横地予以“消灭”的。这些东西必须让它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耗尽自己的力量，然后消逝。只有在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已经使我们双足动物对于象进行一分钟劳动不再采取吝啬态度、对于我们的配给量不再有可耻的担忧心理的时候，只有到了这个阶段，对于金钱的崇拜才会遭到致命的打击。货币失去了使人幸福也使人遭到摧残的能力以后，就会变成纯粹记帐用的收据，用来使统计工作者感到方便，达到计划的目的。在还很遥远的未来，也许就不需要这种收据了。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完全交给我们的后代去解决，因为他们会比我们聪明得多。”
[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16页。
[84]《资本论》第1卷，第73页。
[85]这一点已经在前章预料到了（马克思对“小时券的可兑换性的议论）。
[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2～93页。
[8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3页。
[88]同上书，第146～147页，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134页；《剩余价值理论》英文版，第2卷，第507页注。
[89]从它们的必然性看，危机的可能性当然是明显的；（看《剩余价值理论》，英文版，第2卷第513页上，关于这一点的详尽说明）。
[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4页。
[9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5～96页。
[92]同上书，第96~97页。
[93]《资本论》第1卷，第122页。
[9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12页。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4页：“……因为商品与货币的对文，是一切包含在资本主义劳动中的对立的抽象而一般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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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劳动货币理论的批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第二篇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最早阐述
原始笔记
（《草稿》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关系。）
正象我们已经谈过的，马克思自己只整理出版了1857—1858年手稿的一小部分；实际上，修改后出版的只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货币章。（《手稿》第115～239页）其余部分留在他的写字台上，只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1]中偶尔使用过。
因此，从主题的角度来看，《草稿》的第一部分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正文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是一致的。因此，它应被看作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正文的第一稿。不过，这不能把它看成是一字不差的，因为，首先，《草稿》中没有价值理论（除了第881～882页一小片断以外）[2]；其次，《草稿》中的货币章同马克思后来阐述的货币理论的分歧非常明显，以致马克思认为必须完全重写，并且以重写后的文稿作为他1859年著作的基础。[3]结果，我们就有马克思货币章的四个文稿，这四个文稿在许多细节方面是不一致的，因此，将这四个文稿作一比较，将会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著作中的这一基本的、但也是难于理解的部分。
第四章劳动货币理论的批判
对照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后期文稿，《草稿》里阐述的货币理论并没有以完成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样，我们更能通过其形成过程来观察这一理论，正如马克思最初逋过对普鲁东主义者达里蒙和普鲁东自己的所谓劳动货币理论的批判而发展了他自己的观点那样。结果，这种批判在《草稿》中占了四十页，而在马克思1859年著作中[4]，只限于一个简短的摘要，在《资本论》中也只是几个脚注。[5]从通常的观点来看，把这种实际的货币理论同对劳动货币乌托邦的批判相区别是完全合理的，由于这种乌托邦至今还以自由信贷学说的形式萦绕于我们心头，所以，我们对这些后来从《草稿》中删掉的部分特别感兴趣。
普鲁东主义者宣称，我们社会组织的主要罪恶，来自货币的“特权”，来自贵金属在商品流和整个经济生活中所享有的霸权。资本和劳动的不平等交换、高利贷和一般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就在于此。因此，主要任务是打破贵金属金和银夺取的统着地位，使它们降到“下等人”即普通商品的水平，这样，才能恢复“自然的”平等和按比例进行交换。
当然，普鲁东主义者并不是要回到直接物物交换中去。他们知道当今商品生产需要一个一般交换手段。然而，他们却问道，货币不能被剥夺特权吗？或者相反地，所有商品不能成为直接可交换的，就是说，变成货币吗？
可以从很多方面设想废除货币。首先，金和银能作为货币被保存，但在这种情况下，它直接代表物化在它们（金或银）里面的劳动时间。“例如，假定索维林不仅叫作索维林——这只是一盎司金的若干等分的尊称（计算名称），正如米是一定长度的名称一样——而且还例如叫作‘x小时劳动时间’。事实上，一盎司金的上述等分无非是物化的即对象化的x小时劳劫时间。但是，全是过去的劳动时间，是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它的名称‘x小时劳动时间’使一定量的劳动成为它的标准。一磅金必须可以兑换x小时劳动时间，必须能够随时购买这些时间：一旦它能购买的时间多了或少了，它就是升值或贬值了，在后一情况下，它的可兑现性就消失了。”“决定价值的，不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而是现在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我们就拿一磅金本身来说；假定它是20小时劳动时间的产品。假定后来由于某些情况，生产一磅金其需要10小时。一磅金的名称表明它原来=20小时劳动时间，现在它只=10小时第动时间，因为20小时劳动时间=2磅金。10小时劳动时间实际上交换一磅金，也就是说，一磅金不能再换20劳动小时。”“具有‘x劳动小时’这个平民名称的金币发生的变动，会大于任何其他货币，特别是大于现在的金币；因为金和金相比是不能提高或降低的（它和它本身相等），但是，一定量金包含的过去的劳动时间同现在的活劳动时间相比，必定不断地提高或降低。要使它保持可以兑现，就必须使劳动小时的生产率保持不变。但一般经济规律是，生产资用不断地降低，活劳动的生产率不断地提高，因而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不断地贬值，因此，不断贬值将是这种金劳动货币不可避免的命运”[6]。
然而，马克思继续说，要防止这种罪恶，可以用纸劳动货币来代替金，（“正如魏特林一一在他之前有英国人，在他以后有法国人——所主张的”）“体现在纸币本身中的劳动时间，和银行券的纸的价值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劳动小时的生产率提高了，代表劳动小时的纸券的购买力就会提高，反之亦然；正如现在一张5磅银行券会由于金同其他商品相比的相对价值的提高或降低而买到较多或较少的东西一样。”“根据会使金劳动货币不断贬值的同一规律，纸劳动货币会不断地升值。”但那没有关系，普鲁东主义者大喊：“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工人从自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会得到快乐，而不象现在他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创造别人的财富……。可是，不幸，这里产生了一些小小的疑问。首先：如果我们假定存在着货币，即使这只是小时券，那末我们也必须假定存在着这种货币的积累，存在着以这种货币形式订立的契约、债务和固定负担等等。积累的纸券和新发行的纸券一样，会不断地升值，因此，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使非劳动者得到好处，另一方面，以前缔约的债务负担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在同一程度上加重。”[7]这样一来，通过积累的劳动、利息、危机对活劳动的剥削——或简言之，普鲁东主义者想通过他们的货币改革来消除的所有罪恶又会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
这样，普鲁东主义者的代用货币一被认为是社会的灵丹妙药，将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面前惨遭失败。[8]如果世界随时可以重新开始，如果已订立的偿付债务的款项没有持续到劳动货币价值变动的时刻，那么，时间证券的涨价就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由于根本不是这回事，劳动货币纯属乌托邦。劳动货币理论的鼓吹者所想要的是消除危机中出现的对货币估价过高，[9]并使每一个小商品生产者和商品售卖者的商品有一个“公平的”价格。这种公平的价格不仅应当在货币转化为商品的时候是可能的，而且在商品转化为货币的时候也是可能的，——很自然，这只有当价格与价值与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完全一致的时候，才是可能的。现在我们来看劳动货币理论的鼓吹者所犯的第二个根本性错误，马克思称他们为“时间证券的鼓吹者”，就是说，他们把价值与价格混为一谈，不懂得这两种形式所必然发生的对抗。
事实上，“一切商品……的价值（实际交换价值），决定于它们的生产费用，换句话说，决定于制造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价格就是这种用货币来表现的商品交换值”。所以，在第一个例子中，价值和价格的区别纯粹是名义上的。”可是，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价值，只是商品的平均价值。只要平均数是作为一个时期的平均数计算出来的，例如，按二十五年的咖啡价格平均计算，一磅咖啡值一先令，那么平均数就表现为外在的抽象；但是，如果承认平均数同时又是商品价格在一定时期内所经历的波动的推动力和运动原则，那么平均数就是十分现实的”[10]，“市场价值[11]总是不同于商品的这个平均价值，总是高于或低于它。市场价值平均化为实际价值是由于它经济波动，决不是由于和实际价值这个第三物相等，而是由于和它自身经常不相等……。[12]因此，价格和价值的差别不只是名和实的差别；不只是由于以金和银为名称，而是由于价值是作为价格运动的规律而出现。但是它们始终是不同的，从来不一致，或者只是在完全偶然和例外的情况下才一致，商品价格不断高于或低于商品价值，商品价值本身只存在于商品价格的上涨和下跌之中。供求不断决定商品价格；供求从来不一致，或者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一致，而生产费用又决定供求的波动……，假定商品的生产费用和金银的生产费用都保持不变，商品市场价格的上涨或下跌无非表示，一个等于x劳动时间的商品，在市场上总是支配着大于或小于x的劳动时间，总是高于或低于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商品的平均价值。”很明显，代表平均劳动时间的小时券“决不会和实际劳动时间一致”[13]。
这样，鉴于生产率提高规律必然导致商品相对于小时券持续贬值引起对劳动货币理论的异议，以及作为结果，必然引起小时券的不可兑换，关于这种不可兑换，马克思谈到：“我们现在说的小时券不可兑换无非是实际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交换价值和价格之间不可兑换的另一种说法。小时券和一切商品相反，代表一个观念上的劳动时间，这个劳动时间有时交换较多的实际劳动时间，有时交换较少的实际劳动时间，并且在纸券上取得了一种和实际不等相适应的、独立的、特有的存在。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流通手段和尺度，又作为个体化的、[14]遵循自身规律的、异化的东西和商品相对立、[15]也就是说，具有现在的货币的一切属性，而不提供这种货币的服务。但是，由于比较各商品即各物化劳动时间量所用的手段，不是一个第三种商品，而是这些商品本身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本身，所以混乱就更严重了。”因为它恰恰是“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差别，用生产商品本身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商品和这个商品要换取的劳动时间的产品之间的差别，需要有一个第三种商品来充当表现商品的实际交换价值的尺度。由于价格不等于价值，所以决定价值的要素——劳动时间——就不可能是表现价格的要素，这是因为，不然的话劳动时间就会同时是决定者，又不是决定者，和自身相等，又和自身不相等。”（马克思在这里又补充说：“在这里，同时弄清楚了，价值关系是怎样和为什么在货币上取得了物质的、独立的存在”。[16]换句话说，为什么商品流通必然导致货币的发展。）主张实行小时券的人自然地想象，“以为只要消除实际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交换价值和价值之间名义上的差别，——也就是说，不用劳动时间的一定物化，比如说金和银，而用劳动时间本身来表现价值，——同时也就消除了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实际差别和矛盾。这样说来，不言而喻，单是实行小时券，就把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危机，一切弊病都消除了。商品的货币价格=商品的实际价值；需求=供给，生产=消费；既废除货币，又保存货币，只要确认生产商品并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就能够产生一个和这种劳动时间相当的摹本，后者表现为一种价值符号，货币，表现为小时券。这样一来，每个商品直接将化为货币，而金和银则下降到其他一切商品的等级”[17]。
现在我们多少可以看到，普鲁东和其他一些人“贬黜货币与颂扬商品”，是由于他们“对存在于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必然的相互关系根本误解。”[18]他们不理解，任何商品流通必然引起货币的发展，因此，“只要交换价值仍然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也是不可能的。”[19]然而，用建立中央交换银行的办法来克服我们前面论述过的劳动货币的缺欠，以便使社会计划因素进入由无政府和市场力量所控制的领域，这或许是可能的？
诚然，马克思回答说过：“如果假定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个前提已经实现，如果供求平衡，生产和消费平衡，归根到底实行的是按比例的生产……那么，货币问题就成为完全次要的了，特别是这样的问题：是发行票券（不管是蓝色的还是绿色的，是铁片的还是纸的），还是以另外一种什么形式进行社会簿记。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坚持必须对实际的货币关系进行研究这样的借口，就是极端荒谬的了。”[20]
让我们设想一个发行小时券的银行，它同时按商品的生产费用购买个人生产者的商品，那么，“银行是总的买者，不仅是这种或那种商品的买者，而且是一切商品的买者。”因为只有这样，劳动货币才能得到普遍的承认。“但是，既然银行是总的买者，它也必然是总的卖者，不仅是储存一切商品的堆栈，不仅是总的商店；而且也是商品的占有者，正象每个其他商人都是商品的占有者一样。”从而，“银行的第二个职能是必须确切地确定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即物化在一切商品中的劳动时间”。[21]（“顺便说一下，这并不象检验金银的成色和重量那样容易。”马克思补充说。）“但是，银行的职能不在于此。它必须规定能够用平均的产业手段生产出商品的劳动时间……但这还不够。银行不仅要规定必须生产出一定量产品的时间，不仅要使生产者处于这样的条件下，即他们劳动的生产率都同样高（可见，也要使劳动资料的分配得到平街和调整），而且，银行还要规定不同生产部门所要使用的劳动时间量。后面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要使交换价值得到实现，要使银行的货币真正可以兑现，就必须使整个生产得到保证，而且要保证整个生产按照使交换者的需要得到满足的那种比例进行。”然而，“不仅如此，最大的交换，不是商品的交换，而是劳动同商品的交换，…工人不是把他们的劳动卖给银行，而是得到他们劳动的全部产品的交换价值等等。这样，仔细考察就可以看到，银行不仅是总的买者和卖者，而且也是总的生产者。或者，银行事实上是生产的专制统治机构和分配的管理者，或者，银行事实上无非是一个为共同劳动的社会进行记账和计算的部门”[22]。（那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计划机构）但在这种情况下，“公平的商品交换”这种普鲁东主义者的理想走向了他的对立面。
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在这里，我们涉及到基本问题……就是：是否能够迈过改变流通工具——改变流通组织——而使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发生革命？进一步说就是：是否能够对流通进行这样的改造，而不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如果流通的每一次这样的改造本身，不是以其他生产条件的改变和社会变革为前提的，那么，下面这种学说自然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学说提出一套流通把戏，以图一方面避免这些改变的暴力性质，另一方面把这些改变本身不是当作改造流通的前提，而相反地是当作改造流通的逐步的结果”[23]“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要交换价值的基础保持不变，所有这些尝试是徒劳的，而那种认为金属货币似乎使交换遭到歪曲的幻想，是由于根本不了解金属货币的性质产生的。另一方面，同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随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对立面的成长，以及这种生产关系本身越来越强烈地要蜕皮，攻击的矛头就越来越指向金属货币和货币本身，因为货币是使资产阶级生产制度表现得非常明显的一种最引人注目、最矛盾、最尖锐的现象。于是有人就在货币身上费尽心机，企图消除对立，其实货币只是这些对立的明显的现象。
同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要对货币的攻击看起来会使一切其他东西原封不动，而且只是作一些修补，那么人们可以在货币上采取一些革命措施。[24]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手打麻袋意在驴子。但是，只要驴子没有感到麻袋上的打击，人们实际上打的就只是麻袋而不是驴子。只要驴子感觉到了，那么，人们打的就是驴子而不是麻袋。只要这些措施针对货币本身，这就只是对结果的攻击，而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仍然存在，可见，这虽是对生产过程的干扰，但生产过程的牢固基础仍然有力量通过或多或少暴力的反作用，使这种干扰成为只是暂时的干扰并加以克服。”[25]
这就是马克思对劳动货币乌托邦的批判。[26]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批判劳动货币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包含在其货币理论中了。这部分内容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货币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即马克思的货币发展论。所以，我们将转入对以此为开端的马克思手稿中这一理论的详细研究。
[1]本书中我们将指出与此有关的例证。
[2]当然，这是从绝对意义上说的，因为整个《草稿》的阐述是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为基础的，人们能够看到，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写给库格曼信中的话是多么正确；“这个不幸的人（马克思意指《德国中央文学报》上的《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者）看不到，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我对现实关系所作出的分析仍然会包含有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书信集》第281页。参见《德国中央文学报》，莱比锡，1868年7月1日出版的《资本论评论》。）
[3]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始文本的断片，我们认为，这个文本还应包括第666～669页，第675～701页，第745～762页，以及《手稿》（德文版）的第871～901页，不包括货币章的开头。
[4]《政治经济学批判》第85～86页。
[5]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161页注26，（第68页注1）；第181页注4（笫87页注1），第188～189页注1（第94～95页注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77～7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78~79页。
[8]参见马克思反对英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贝利的劳动货币建议的论点，《哲学的贫困》第69～74页。
[9]我们在《初稿》中谈到，普鲁东主义者事实上“只看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金银同几乎所有其他商品相比升值了；他们没有看到另一个方面：在所谓的繁荣时期，即价格暂时普遍上涨的时期，金银或者货币同其他一切商品（劳动也许除外，但并非总是如此）相比贬值了。由于金属货币（以及以它为基础的一切种类的货币）的这种贬值总是先于它的升值，他们本来应该按相反的方式提出自己的问题：要预防货币的周期重复的贬值（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废除商品对货币的特权）。采取后一种说法，任务立即归结为消除价格的涨落。这就要消灭价格。这样就要废除交换价值。为此就要废除与资产阶级社会组织相适应的交换。要作到这一点，就可在经济上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革命。可见，一开始本来就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不是通过“改造”银行或建立合理的‘货币制度’所能消除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76～77页。）
[10]马克思补充道：“这种现实性不只是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它是商业投机的基础，因为商业投机在计算各种可能性时，既要考虑到它当作价格波动中心的中等平均价格，也可考虑到价格围绕这个中心上下波动的平均幅度。商品的市场价值总是不同于商品的这个平均价值，总是高于或低于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C)，第80页）。
[11]这里的市场价值概念不同于《资本论》第三卷中的意思，这里，它是与价格相等同的。（见前第一部分）
[12]马克思在这里论述道：“要是黑格尔的话，就会这样说，不是由于抽象的同一，而是由于经常的否定的否定，也就是说，是由于它自身作为实际价值的否定的否定”。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80~81页。
[1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0页。在货币上，一般财富不但是形式，而且同时就是内容本身。可以说，财富的概念实现在一种特殊对象上了，
即个体化了。”
[15]在任何种类的货币中，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同上书，第9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8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81~82页。参见同书第68页，“这就是达里蒙对这种对立所作的最终分析，达里蒙最后作出判决，你们要废除金银的特权，把它们降到其他一切商品的等级.其次，你们不要消除金银货币的特有的弊端。你们要废除一切弊病。或者，不如说，他们要把一切商品提高到现在只有金银才具有的垄断地位。你们要保留教皇，但是要使每个人都成为教皇。”
[18]《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笫98页。参照《资本论》第1卷第112页注：“在这里我们还想指出一点，例如欧文的‘劳动货币’，同戏票一样，不是‘货币’。欧文以直接社会化劳动为前提，就是说，以一种神与商品生产截然相反的生产形式为前提。劳动券只是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不过欧文没有想到以商品生产为前提，也没有想到要用货币把戏来回避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
[21]罗伯特斯也推测，按照他的“构成价值”和他的劳动货币理论，“一种劳动”的娇正计算、收付平衡和固定状态包含在交换的产品中”。《C.罗伯特斯一扎格佐论文系》（德文版）第2卷，第6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9~10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63页。
[24]参见马克思关于普鲁东的利息理论的类似评价。他在1865年1月29日写给施书泽的信中说：“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情况下，信用制度通常能促进工人阶级的解放，正如十九世纪初英国那样，它推进了财富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换，这是毫无疑问的和相当明显的。但认为股份资本作为资本的主要形式并且试图成为信用制度的特殊形式，包括声称废除利息，转变社会的基础，这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通值选集》，英文版，第147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1～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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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卡尔·马克思和政治经济学中的使用价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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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卡尔·马克思和政治经济学中的使用价值问题
着手研究《草稿》[1]的内容之前，我们想提出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在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2]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引起重视，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却有助于我们对《草稿》的了解。问题就是：使用价值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的作用。
一
在马克思对李嘉图理论体系的大量的批判材料中，最尖锐的就是在《草稿》中对他（关于使用价值的看法——译者注）的批判了。马克思批判李嘉图在他的经济理论中抽象掉了使用价值，[3]只是“外表上触及”[4]这个重要范畴，从而对他来说，使用价值“给终只是作为前提呆在那里不起作用。”[5]
现在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考察这个批判。非常奇怪的是，这不仅涉及到李嘉图而且涉及到马克思的许多学生，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中，忽视使用价值并把它置于“商品知识”的范围中已成为传统。例如，希法亭在他的对庞巴维克(BÖhmBawerk)的回答中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而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方面看待这个统一体，作为自然的物，它是自然科学的对象，作为社会的物，它是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学的对象是商品的社会方面，在这个范围内，它是社会的内在联系的象征；另一方面，商品的自然方面，它的使用价值，在经济学领域之外。”[6]
初看起来，这似乎只是对马克思《批判》中众所周知的一段话的释义。但是，马克思那段话的原意是什么呢？
“成为使用价值，对商品来说，看来是必要的前提，而成为商品，对使用价值来说，看来却是无关紧要的规定。同经济上的形式规定象这样无关的使用价值，就是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7]
必须承认，原文与希法亭的解释[8]有重要的区别，也必须承认，希法亭对这段话的随心所欲的编造，等于对马克思本意的愚笨的歪曲。
或者，我们可以举出一个更近的马克思主义作家斯威齐（P·M·SWEEZY）。在他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这本书打算通俗说明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我们读到：“马克思把使用价值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因为它不直接体现社会关系。他坚持一个严格的要求，即经济学的范畴必须是社会的范畴，也就是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范畴。这对于了解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现代经济理论的看法的尖锐冲突是很重要……”[9]
斯威齐的看法本质上不同于我们通常见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通俗著作。[10]无论如何，在他的那种情况下，这个错误甚至是不可宽恕的，因为他不但能够看到《剩余价值理论》而且能够看到《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1]在那里，马克思非常详尽地讨论了使用价值在他的经济理论中的作用。
关于瓦格纳，马克思写道：“只有对我的《资本论》一窍不通的Virobscurus，才会得出结论说：既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的一个注释[12]中，驳斥了德国教授们关于‘使用价值’一般的胡说，介绍那些希望知道一点实际的使用价值的读者去读‘商品学指南’，所以使用价值对他说来就没有任何作用。……如果要对‘商品’这个最简单的经济的具体物进行分析，那就必须把一切不涉及这个分析对象的关系放在一边。因此，就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所应该谈的，我说得不多，而另一方面，我却着重说明了使用价值即劳动产品[13]在这里所表现的特征形式，即：‘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就只是使用价值，而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14]……因此，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特殊的历史性质。……由上可见，在分析商品时——因为商品一方面表现为使用价值或财物，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象瓦格纳和一般德国教授们所做的那样，把各种关于不属于商品界领域的使用价值或财物的庸俗论述，……都‘归并进来’，那纯粹是胡说。……另一方面，这个virobscurus忽略了，就在分析商品的时候，我并不限于考察商品所表现的二重形式，而是立即进一步论证了商品的这种二重存在体现着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有用劳动，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形式，和抽象劳动，作为劳动力消耗的劳动，不管它用何种‘有用的’方式消耗（这是以后说明生产过程的基础），论证了在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货币形式即货币的发展中，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另一种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论证了剩余价值本身是从劳动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如此等等。所以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重要作用，[15]但是——这是必须指出的——使用价值始终只是在这样一种场合才予以注意，即这种研究是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而不是从空谈‘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些概念和词得出的。”[16]
这就是马克思的观点。很显然，希法亭、斯威齐以及下列等等经济学家对这段话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都不可能是正确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上面提到的那些作者——不自觉地——都没有遵循他们的老师马克思，而是追随了被马克思所批判的李嘉图。
二
然而，马克思批判的依据是什么？我们现在该怎样解释开始提到的李嘉图的那些缺点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基本的方法论的假定。
我们知道，与古典学派相对照，马克思全部的理论成果就在于他揭示了“支配着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种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17]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18]并且这样看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19]
但是怎样才能从理论上阐明这样一些特殊的只有历史意义的规律呢?并且既然所有的“生产时期都有一定的共同特征”，怎么能使这些特殊规律与适应于各个社会时期的一般经济条件相一致呢？这个事实“已从人类的主观认识和客观自然条件的同一性中提出了。”[20]因而，没有比“用这些一般的特征在人类的一般规律下混淆或消灭全部的历史差别”更容易的了。[21]例如，“即使最发达的语言也有与最不发达的语言相同的一般规律和特征，从而这些决定着它们的发展的规律和特征”“应该表示为它们具有的一般特征和普通特征之间的区别。”同样地，政治经济学的任务首先是，从“它的经济细胞起”（资本主义社会和它以前的社会共有的经济细胞）研究资本主义时期的发展规律，“基本的区别没有被忘记”。[22]
可是，在经济领域内是什么在不断发展呢？很显然，是那些表现了特殊的社会特征的经济过程。“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23]这里，社会形式是与自然的既定的内容相区别的决定的因素，它们才体现了积极的，进步的因素，[24]因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25]
在此，我们不能再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基本区别了。（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影响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26]）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形式是用来区分特殊的生产方式的，并且表现了经济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正如他在批判罗西（RQSSI）时所说的，“罗西以为“交换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就好比生理学家说，一定的生命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们都只是有机物的形式。但当问题是要了解某一社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时，恰好只有这些形式才是重要的。上衣就是上衣。但如果它是在第一种交换形式下生产出来的，[27]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如果它是在第二种交换形式下生产出来的，[28]那就是某种甚至和亚洲关系或中世纪关系等等相适应的手工劳动形式。”[29]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裁缝工人不只生产上衣，也生产资本，就是说，也生产利润，他把自己的雇主作为资本家生产出来，也把自己作为雇佣工人生产出来。如果我把裁缝工人叫到家里来为我个人缝上衣，我不因为这一点而成为自己的企业主（从一定经济范畴的意义上说），就象缝纫企业主决不是因为他把他的工人缝的上衣拿来自己穿和自己消费而成为企业主一样。”[30]
并且在另一段中，马克思说：“领取由资本‘预付的’工资的英国和荷兰的农业工人，如同法国农民或俄国的独立经营的农奴一样，也是‘自己生产自己的工资’如果从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来考察生产过程，那末资本家今天作为‘工资’予付给工人的，不过是这个工人昨天‘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一部分。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它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在一种场合工人生产他自己的工资，而在另一种场合不生产……全部区别在于工人所生产的‘劳动基金’在以工资形式重新回到工人手里以前所经受的那个形式转化。”[31]
因而，马克思认为特殊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构成了经济分析的真正的对象。并且“对材料的生硬的解释是早期经济学的特征，甚至是最典型的特征之一。”[32]（只有琼斯和西斯蒙第被从这个批判中豁免。[33]正是这个“理论认识上的缺陷需要区别经济关系的不同形式”。
我们关于方法论的补论到此结束。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同时也回答了（以非常一般的方式）使用价值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作用这个问题。我们开始时从马克思的《批判》中引用的那段话该怎样理解呢？就它“独立于一定的经济形式之外”来说，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考察范围，只有当它是一个一定的形式时它才属于政治经济学范围。”换句话说，使用价值究竟该不该被认为有经济意义，只能根据它与社会生产关系是否有关来决定。就它影响这些关系或它受这些关系影响来说，它当然是一个经济范畴，而除此之外——就它的纯粹的自然属性来说——它不属于政治经济学范围。或者如马克思在《草稿》中所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财富的材料，不论是主体的，如劳动，还是客体的，如满足自然需要历史需要的对象，对于一切生产时代来说最初表现为共同的东西。因此，这种材料最初表现为单纯的前提。这种前提完全处在政治经济学的考察范围之外，而只有当这种材料为形式关系所改变或表现为改变这种形式关系的东西时，才列入考察的范围。”[34]
三
这样来看问题，了解马克思和李嘉图对于使用价值在经济学中的作用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就不再有任何困难了。这不能同他们的基本的价值理论相联系，因为二人都赞成劳动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看来，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创造不起任何作用，只表现为产品的可交换性的一个单纯的前提。但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使用价值完全没有经济意义，应该被排除在经济学领域之外。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种说法只有在简单商品流通（交换公式W—G—W）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简单流通实际上[35]只不过是设定的交换价值的形式变换过程，时而以商品，时而以货币形式出现。[36]用来交换的商品究竟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即商品是产生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还是产生在前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并且在交换后商品怎样被消费的，都属于商业经济的研究内容。这里的主人公只是买者和卖者，或者不如说商品被他们用来出卖，（这个过程）为他们建立了社会联系。交换的真正目的——商品生产者的需要相互得到满足——只能在商品同时证明自己是价值并从商品成功地转化为货币时，才能达到。因而，社会的物质变换发生在商品本身的形式变换中。
在这种情况下，形式的变换是商品所有者间唯一的社会关系——是“他们的社会职能或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37]就交换活动之外的内容来说，这个“内容只能是：
（1）被交换的商品的自然特性，（2）交换者的特殊的自然需要，或者把二者合起来说，被交换的商品的不同的使用价值。”[38]但是，这样的内容决定不了交换关系的特征。事实上，使用价值只构成“某种特定的经济关系借以表现的物质基础”，并且“正是这种特定的关系给使用价值打上商品的印记。……交换价值不仅不是由使用价值决定，而且正好相反，商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实现为交换价值，只是因为它的所有者不把它当作使用价值来对待。”[39]从而，“在这里，在双方只是为了相互使用商品而进行交换的地方，使用价值，……商品的自然特性本身，不是作为经济上的形式规定而存在的。”——不是“作为社会关系的那种关系的内容。”[40]因此，只有商品和货币的形式变换才具有经济意义，并且纯粹的商品交换也只是对这种形式变换而言的。[41]
无论如何，既然这只有对于简单商品交换来说才是正确的，〔说使用价值根本不属于经济的形式规定），就是莫大的错误。指出这点以后，马克思推论道：“……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在简单流通中，只要这种区别得到实现，它就不属于经济的形式规定了……例如李嘉图，他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只与交换价值打交道，对于使用价值则只是从外表上触及，而他的一些最重要的交换价值规定，恰恰是从使用价值，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中得出的，例如地租、工资最低额、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他恰恰认为这种区别对决定价格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工资水平的涨落对价格发生不同的反作用），在供求关系等问题上也是如此。”[42]李嘉图实在应该正确地说：“……交换价值是主要规定……”“但是使用只由交换决定当然并不会使使用停止，虽然使用的方向当然是由交换决定的。”[43]“使用就是消费，不管是为生产消费还是为消费而消费。交换就是以某种社会过程为媒介的这种行为〔使用或消费）。使用本身可以由交换造成，并且是交换的简单结果，另一方面，交换却只表现为使用的一个要素，等等。从（流通中的）资本的角度来看，交换是对资本的使用价值的肯定，而另一方面，资本的使用（在生产行为中）则是对交换的肯定，是对资本的交换价值的肯定。
生产和消费的情形也是这样。在资产阶级经济中（正象在每种经济中一样），它们处在特有的差别和特有的统一中。问题正在于如何理解这种特征。”“不能象李嘉图那样索性把它抽掉，也不能象庸俗的萨伊那样，只是把‘有用性’一词郑重其事地当作前提。”因为“使用价值本身起着经济范畴的作用。至于它在什么地方起这种作用，那要由论述本身来确定。”[44]
四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使用价值是被资产阶级经济关系改变了吗？反过来说，使用价值是否作为“决定的经济形式”参与改变这些经济关系了？
在我们已经引用过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马克思指出，甚至在简单商品流通的情况下，随着商品的货币形式的发展，一个商品的价值也必须在使用价值上也就是在其它商品的自然形式上表现出来。在马克思看来，还不仅意味着货币理所当然地必须是商品，即货币的物质形态具有使用价值,并且这个使用价值与使货币能够完成它的职能的相当特殊的货币商品这种物质财产相联系。我们在《草稿》中读到：“对于作为货币关系的主体，即货币关系的化身的贵金属的研究，决不是象蒲鲁东所认为的那样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就象颜色和大理石的物理性质没有超出绘画和雕刻的范围一样。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所具有的，商品的自然性质所不相适合的那样属性，反映着对那些主要充当货币材料的商品所提出的要求，在我们直到现在仅仅能够谈到的阶段上，这些要求最完满地实现在金属身上。”[45]
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商品能够具有双重的使用价值，正是由于它们的特有的属性，这种特有的属性使它们成为唯一的货币材料。“它既要作特殊使用价值，同时又要作一般等价物，因而作每个人的使用价值，一般使用价值。”[46]它的这种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性，就是说，是从它在交换过程中由于其它商品对它的全面行动所起的特殊作用产生的。”[47]这样，“物质变化和形式变化是同时发生的，因为在货币上，内容本身恰好属于经济的形式规定。”[48]
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提到的第二个例子——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是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如果我们观察简单商品流通，正如在“资产阶级世界的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在小额贸易中，“一个购买面包的工人和一个购买面包的百万富翁，在这一行为中都只是单纯的买者，而零售商对他们来说只是卖者。其它一切规定在这里都消失了。他们购买的内容以及购买的数量，对这种形式规定来说是无关紧要的。”[49]
然而，如果我们从这种表面上的交换继续考察到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交换行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在简单流通中“如果商品a同货币b相交换，而后者又同供消费用的商品c（它是a本来的交换对象）相交换，那么商品c的使用即消费，完全是在流通以外进行的；这是与这种关系的形式毫不相干的；……并且纯粹是物质方面的事情，它只是表示自然性的个人A同他的个别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对于商品c如何处理，这是属于经济关系以外的问题。”[50]与此相反，在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中，资本家购买的正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劳动能力），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前提。在这种交易中，资本家换到了一种商品，它的消费“同劳动的物化从而同交换价值的创造直接相一致。”[51]因此，如果在简单商品流通中，使用价值的内容是没有关系的，相反，在这里，“用货币交换来的东西的使用价值表现为特殊的经济关系，……”“使用价值的消费本身进入经济过程，因为使用价值本身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52]
因此，如果作为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剩余价值的创造是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产生的，那末，政治经济学就必须转向维持劳动力生存所必须的消费品的等价之外增殖的那部分价值产品，并且从而必须使这个份额最终由使用价值决定。[53]这样看来，使用价值范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关系也是有影响的。
我们现在也可以确信，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使用价值经常影响着经济关系的形式。这里我们把许多方面忽略不计（比如，产品的物质属性影响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的长短。[54]直接进入对流通过程的基础——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的分析，马克思在他与李嘉图的争论中提到了这个内容（我们已经引证过）。
就固定资本来说，它“只是随着它作为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中被磨损和被消费的程度而作为价值来流通。但是，它这样被消费和必须在它的使用价值的〔实物〕形式上被再生产出来的时间，取决于它的相对耐久程度。因而，它的耐久程度，或它损耗的快慢，——它在资本生产的反复过程中，能够在这些过程的范围内反复执行自己职能时间的长短，它的使用价值的这种规定，在这里就成为决定形式的要素，即从资本的形式方面而不是从它的物质方面来决定资本的要素。所以，固定资本的必要的再生产时间，以及它在整个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在送里造成了总资本的周转时间的不同，从而造成了它的价值增殖的不同。”[55]
这样，在固定资本就流动资本之间的差别上，“作为使用价值的各要素之间的差别……表现为资本本身的质的差别，表现为决定资本总运动（周转）的关系。”[56]这因而也表现了另外的情况，使用价值作为经济要素加入了资本的运动过程。”[57]
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使用价值的作用看得最清楚，正如在《资本论》第2卷第3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这一篇的开始，马克思指出，只要分析的只是单个资本（象第1卷那样）的再生产过程，“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分析是完全无关的，例如，不论它是机器，是谷物，还是镜子都行。”在第1卷中，只要假定“单个资本家通过出售他的商品产品，先把他的资本的组成部分转化为货币，然后，通过在商品市场上再购买各种生产要素，把它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因为“在流通领域中我们所强调的唯一的活动，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的劳动力的买和卖。”[58]但是“当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这种仅仅从形式上[59]来说明的方法，就不够用了。”在这个再生产过程中，问题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各种情况都要受价值产品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60]
《剩余价值理论》中有同样的提法，不同的是，马克思公开提到使用价值作为经济范畴的意义：“在考察剩余价值本身的时候，产品的实物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在考察实际再生产过程的时候，它却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是为了理解产品形式本身，另一方面是为了弄清楚奢侈品等等的生产对再生产过程的影响。”[61]“这里”，马克思强调说，“我们又有一个说明使用价值本身具有经济意义的例子。”[62]
我们再来看看《资本论》第3卷中对这个问题的有关论述。在该卷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使用价值作为一个经济范畴的大量的例子，这在地租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马克思（和李嘉图一样）最终从交换价值引出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的重要性也表现在利润率上，因为利润率受原材料价值变动的制约，“特别是真正的农产品，即从有机自然界得到的原料，……会发生这种价值变动。在这里，由于无法控制的自然条件，年景的好坏等等，同量劳动可以体现为极不相等的使用价值量，因此，一定量的这种使用价值会有极不相同的价格。”[63]价格的这种波动总会影响利润率，“这种波动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事实上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在价格的涨落不是由于价值变动，而是由于信用制度，竞争等等的影响造成时，这里的阐述也是同样适用的。”[64]此外，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使用价值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格罗斯曼写道：“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至今仍把重点仅仅放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固定资本的价值总量一方面绝对增长，一方面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和资本积累进程中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其它资本相比相对增长。但是，这种现象只是积累过程的一个方面，只是从价值角度来看的。实际上，无庸赘述，再生产过程不仅仅是价值形式过程而且是劳动过程，——它不仅生产价值，而且生产使用价值。”并且，“从使用价值角度来看，生产能力的增长不仅要导致现有资本的贬值，而且会引起使用对象的大量增长。”[65]这对于资本积累的影响在《资本论》第3卷中可以读到。[66]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里指出：“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间接促使现有资本价值增加，因为它增加了使用价值的数量和种类，[67]而这些使用价值体现同一交换价值，并形成资本的物质实体，物质要素，即那些直接构成不变资本和至少间接构成可变资本的物品，而不管它们的交换价值如何。这些物品可以用来吸收追加劳动，从而也可以用来吸收追加的剩余劳动，由此形成追加资本。资本所能支配的劳动量，不是取决于资本的价值，而是取决于构成资本的原料和辅助材料、机器和固定资本要素以及生活资料的数量，而不管这些物品的价值如何。只要所使用的劳动的量由此增加了，因而剩余劳动的量也由此增加了，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价值和新加入资本的剩余价值也就增加了。”[68]
五
在《资本论》第3卷中特别详尽地论述了供给和需求的问题。这个问题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热烈讨论的问题密切相关，该问题已在本书第二章中提到了。[69]
在《资本论》第1卷的开始，我们读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并且“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70]
我们在《资本论》以及马克思的其它著作中，曾多次见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的科学含义，依据这个含义，如果劳动与社会对某种使用价值的总需求一致，这个劳动才是“社会必要的。”
《资本论》第1卷第126页写道：“假定市场上的每一块麻布都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使这样，这些麻布的总数仍然可能包含耗费过多的劳动时间。如果市场的胃口不能以每码2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这就证明，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的时间太多了。其结果就象每一个织布者花在他个人的产品上的时间都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这正象俗话所说“一起捉住，一起绞死。”在市场上，全部麻布只是当作一个商品，第一块麻布只是当作这个商品的相应部分。事实上，每一码的价值也只是同种人类劳动的同一的社会规定的量的化身。”
马克思在其它许多地方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恩格斯在与罗勃特(RODBERTUS)论战的过程中，甚至把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融合成一个定义：“如果他考察了什么是价值以及劳动怎样创造、并决定和衡量价值，他就会知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单个产品和与之相关的其它同类产品都是必要的，同时也与社会总需求有关。”[71]
在许多作者看来，这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融合是一个不能相容的矛盾。[72]实际上，矛盾只是表面的，这是个不同的分析层次的问题，它要求掌握两种不同的却又是相互补充的概念。
《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了这一点：“说商品有使用价值，无非就是说它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当我们只是说到单个商品时，我们可以假定，存在着对这种特定商品的需要，——它的量已经包含在它的价格中，——而用不着进一步考察这个有待满足的需要的量。但是，只要一方面有了整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会需要，这个量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了。因此，现在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社会需要的规模，即社会需要的量。”[73]
可以说，我们前面的分析都是在有一系列使问题简化的假定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的，其次假定商品总是能找到买者。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纯粹的形式上概述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而不受那些造成干扰的“伴随情况”的影响。然而，现在该是把以前一直被忽略的供求因素引进经济分析的时候了，这些因素最后必须被公正地对待。
说到供给，这首先意味着，代替原来的某种单个商品（或单个资本家生产的某种商品总量），我们现在得设定某一整个生产部门的总产品。对单个商品来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这样决定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在这里的前提下，也就是出售价格）要同它的社会价值相一致，”[74]但是，当涉及到一个生产部门的总产品问题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要求只能通过商品总量寻求：“并且这样一来，商品的个别价值就得与它们的社会价值相区别，假定社会价值采取市场价值形式，它代表了总商品的平均价值，因而，某些商品的个别价值必然总是与之不同；或者高于或者低于设定的市场价值。
这是因为我们一般能够把每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者分成三种类型；在高于平均条件的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的生产者，平均条件的生产条件下生产的生产者，或低于平均水平的生产条件下从事生产的生产者。“这几类中究竟由哪一类最后确定平均价值，正是取决于这几类的数量或数量的比例关系。”[75]作为一个标准，这将是中等类型。在这种情况下，在较坏的生产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将不得不低于它们的个别价值出售，而在高于平均条件的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生产者就能够获得超额利润。但是，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较好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占优势，或是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占优势。在第一种场合，在较好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将决定市场价格；在第二种场合，则由在较坏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决定市场价格。
市场价值的决定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我们不考虑供求不平衡的可能性，孤立地观察投入市场的商品的数量，从而“假定这个总量就是普通的供给量，如果对这个总量的需求仍旧是普通的需求，这个商品就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出售，而不管这个市场价值是按以上研究过的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情况来调节。这个商品量不仅满足了一种需要，而且满足了社会范围内的需要。”[76]可是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方面，耗费在一种社会物品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即总劳动力中社会用来生产这种物品的部分，也就是这种物品的生产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数量，和另一方面，社会要求用这种物品来满足的需要的规模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而只有偶然的联系。尽管每一物品或每一定量某种商品都只包含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并且从这方面来看，所有这些商品的市场价值也只代表必要劳动，但是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时，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同要由这种产品来满足的特殊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小，结果就会相反。”[77]
在两种情况下，“上述关于市场价值的各个规定”要被修正，“如果这个量过小，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如果这个量过大，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因而市场价值是由两端中的一端来规定的，尽管单纯就不同条件下生产的各个量的比例来看，必然会得到另外的结果。”[78]
因此，可以看出，由哪种类型的生产者决定市场价值只取决于他们所占比例的大小，并且在一定的意义上取决供给和需求。但是，这是否会使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完全无效了呢？根本不会。如果每次需求超过供给或供给超过需求时，都导致市场价值本身的涨落，说劳动价值论无效就是正确的了。但是，这样一来，市场价值就会和市场价格一致，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市场价值就得“高于它自己”。[79]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市场价值只能在由三种生产类型中的某一种所决定的生产条件（从而也是由个别价值决定）的限度内运动。
我们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论地租的部分读到：“一般说来，市场价值和〔个别〕价值之间有差别，不是因为产品绝对高于自己的价值出卖只是因为整个生产领域的产品所具有的那个价值，可能和个别产品的价值不同，……因此，产品的市场价值和它的个别价值之间的差别，只能同生产率程度的差别有关，在这些不同程度的生产率下，一定量劳动创造出总产品的不同份额。这种差别决不能意味着价值是不依赖于该生产领域一般使用的劳动量而决定的。”[80]
这样，如果由于市场情况的变动，大多数商品按照高于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的价值出售，或者相反，按照低于在较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的价值出售，市场价格就会在实际上偏离市场价值。[81]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中，市场价格偶然波动的调节，当然主要是由于供求关系的作用。
很显然，我们对于马克思市场价值理论的解释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所见到的一般看法大不相同。下面引用的格里格罗维茨的一段话可以作为一个例子：“马克思说‘如果对这个总量的需求仍旧是普通的需求，这个商品就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出售，而不管这个市场价值是按以上研究过的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情况来调节。这个商品量不仅满足了一种需要，而且满足了社会范围内的需要。与此相反，如果这个量小于或大于对它的需求，市场价格就会偏离市场价值。’也就是说，市场价格将会高于或低于市场价值，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将会不一致。”格里格罗维茨由此得出结论说：“这样，影响供求关系的因素或者说需求因素，不改变市场价值，而只会导致市场价格与市场价值的偏离。虽然在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下看来都好象是供求关系的变化造成了市场价值本身的变化：在第一种情况下，似乎是在较坏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商品调节市场价值，而第二种情况下，也似乎是在较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调节市场价值。”[82]
这就是格里格罗维茨的观点。但是，我们已经引用过的《资本论》第3卷中那段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如果对这个总量的需求仍旧是普通的需求，这个商品就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出售，而不管这个市场价值是按以上研究过的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情况来调节，如果这个量小于或大于对它的需求，市场价格就会偏离市场价值。第一种偏离就是：如果这个量过小，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如果这个量过大，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因而市场价值是由两端中的一端来规定的，尽管单纯就不同条件下生产的各个量的比例来看，必然会得到另外的结果。”[83]
这段论述是完全不清楚的，从而可能会造成含糊。但是马克思在该卷第199～200页更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思想，他写道：“在一定的价格下，一种商品只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地盘，在价格发生变化时，这个地盘只有在价格的提高同商品量的减少相一致，价格的增加同商品量的增加相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保持不变。另一方面，如果需求非常强烈，以致当价格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时也不降低，那末，这种在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就决定市场价值。这种情况，只有在需求超过通常的需求，或者供给低于通常的供给时才可能发生，最后，如果所生产的商品的量大于这种商品按中等的市场价值可以找到销路的量，那末，那种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就调节市场价值。”
我们绝不想否认马克思有一段话似乎可以证明我们刚才所说的对立的观点。[84]然而，重要的不是根据一个不能正确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的观点去为这些不明确之处辩解，而是要从马克思理论的“内在逻辑”体系理解和解释马克思的论述。我们认为我们对于市场价值这一段话的解释，比从格里格罗维茨和其它人那里见到的解释更符合马克思的理论（整体上看），尤其是符合他的地租理论。
但是，这里不是详细探讨这个专题的地方。我们的观点只是要说明，马克思用严密的逻辑的方法从两个不同层次论述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并且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正确说明社会需求（即使用价值）这个因素。
在《资本论》第3卷另一处我们读到：“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末，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但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通过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85]
由此，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使用价值在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中是起到怎样的作用的，并且从而它本身是如何变成一个经济范畴的。
用这最后一个例子，便结束了我们的论述。正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人们将会判定出，我们所引用过的《草稿》中的内容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并且这实际上也部分地修正了以前对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解释。但是，我们最后还想谈一点意见：很显然，马克思的论述方法是无与伦比的，用这样一种独创的逻辑的方法，马克思建立了他的与李嘉图不同的观点。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及其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的论述是应用“德国的辩证方法”[86]的最鲜明的例子，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1]最初发表在1959年的瑞士kyklos杂志上。
[2]我们可以举出两本著作作为例外，第一本是苏联经济学家茹宾（1·I·RUBIN）的《关于马克思的生产和消费理论》，1930年.不幸的是，这本书对作者很不利，第二本（至少部分地）是格罗斯曼的最后的看作《马克思，古典的国民经济学及其动力问题》油印本，纽约。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54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81~282页。
[6]阿·希法亭《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CeiytenNJ:kelley，1949年版，第13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6页。
[8]伯恩斯坦立即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在他后来的文章中谈到了希法亭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和马克思的表述之间的矛盾，这惹恼了希法亭。伯恩斯坦写道：“马克思没有把使用价值完全排除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如果希法亭这样做，“他就会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解释者的崇高地位跌到远在那些被他瞧不起的大学专家以下的地位去。”然而，这些嘲讽没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伯恩施坦本人也不知道该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只能通过把马克思的理论和“心理学派”的经济学家的理论汇合在一起的办法来解决。
希法亭的反驳显得非常无力：“当使用价值作为社会的自觉的目的时，当使用价值变成自觉的社会活动的对象时，它是一个社会的范畴。在社会主义社会它会变成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自觉的管理以使用价值为生产的目的，这与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同……”，然而，尽管使用价值在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作为社会的范畴，它却不是经济的范畴，不是理论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因为一个自觉的、直接的生产关系不要求这样的分析。”（《新时代》（NewZeit）1904年第4期，第110~111页。)
[9]该书第26页。
[10]哲学家马尔库塞（MARCUSE）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写道：“当马克思声称使用价值不属于经济理论的范围时，他首先描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实际的情况，他自己的分析以接受和说明这个事实开始，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使用价值只是作为'价值的承担者而存在。（《资本论》第1卷第61页）从而马克思的批判驳斥了把使用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看待的意见，并且把目标建立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废除了的社会上。”（《原因和革命》（ReasonandRevolution）第304页。）
这种解释的主观任意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批判》中引用的这段话完全没有涉及到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只涉及到政治经济学一般。其次，马克思没在任何地方指出使用价值只是“价值的承担者，而是说“同时是”，这两种说法是完全不同的。最后，马克思从来没为自己确定这样的任务——与把使用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看待的意见论战，而是要科学地说明事实，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并且是商品生产一般的）事实，即由于使用价值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它们首先必须证明自己是交换价值。
[11]马克思最后的经济学著作，收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96—429页，英文译文发表在《理论的实践》（Theoreticalpractice）杂志1972年第5期上。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6页注①。
[13]这应该读作“就它是劳动的产品来说。”
[14]引自《资本论》第1卷，第54页。
[15]马克思这里当然是指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3~414页。
[17]考夫曼（I·I·KAUFMANN）关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叙述——后来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引用（《资本论》第1卷，第23页）
[18]《资本论》第3卷，第289页。
[19]《资本论》第1卷，第93页。
[20]《手稿》（德文版）第85页。因而“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就不能不断地生产，即再生产。”（《资本论》第1卷第621页）由于这个目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和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马克思再生产图式中的第I和第II部类）以及积累的基金等都必须保持一定的生产比例。另一方面，任何社会都要有由其社会成员进行的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以便使社会能够拥有可自由支配的，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而必须的发展基金。“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末，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资本论》第3卷，第990页）最后，无论是计划生产的社会还是其它的社会，都必须有可自由支配的社会的劳动时间。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决定仍会在一定意义上起决定作用。（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963页）
[21]《手稿》德文版，第87页。
[22]同上书，第85页。
[23]《资本论》第3卷，第909页。
[24]参见黑格尔的《逻辑学》（英文版）第2卷，第79页。“事物的决定是有共商之处的，被动是主功的对立面……，事物必然具有一定的形式，而形式也必然有它自己的内容，——赋予事物本身自我同一性和持久性。”
[25]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致库格曼的信，《节信集》第282页。
[26]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茹宾（I·I·RUBIN）在另一篇文童中写道：“不能忘记，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采取了黑格尔而不是康德（KANT）的立场。康德把形式看作与内容相关的表面现象，从外表上依附于内容的东西。在黑格尔的哲学观点看来，内容不是被形式从外表上依附的东西，相反，是通过它的发展，内容本身产生了形式，这形式是已经包藏在内容之中的。形式必然要从内容本身产生。”（《关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文集》，DeotraitBladeandRed1972年版，第117页。）
[27]这种形式指裁缝为出售而生产上衣。
[28]这种形式指需要上衣的人给裁缝材科和工钱。
[29]引自《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308~309页。马克思这里的评论是针对罗西下面的这段话的。无论批向裁缝买一件现成的衣服，还是把材料和工钱绐裁缝工人，要他缝一件衣服，这两种情况从结果来看始终是一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08页）
[30]《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309页。
[31]《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467~468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英文版），第92页；《资本论》第1卷第561~562页；《资本论》第3卷，第361~362页。
[33]“琼斯和其它政治经济学家（也许西斯蒙第除外）不同的地方是，他把资本的社会的形式规定性作为本质的东西强调出来，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它生产方式之间的一切区别归结为这个形式规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1册，第46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83页。参见第411页相似的部分：“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商品本身表现为两种规定的统一。商品是使用价值，即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是商品的物质的方面，这方面在极不相同的生产时期可以是共同的。因此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使用价值一旦由于现代生产关系发生形态变化，或者它本身影响现代生产关系并使之发生形态变化，它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了。”
[35]起初是“aufond"（法文，与英文atbottom同义——译者注）。
[36]《手稿》德文版，第256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2～193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4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11~412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3页。
[41]“如果我们想考察在经济过程中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我们必须掌握这个过程本身的特有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德文版，第914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54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3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54~155页；46卷（上）第223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21页。
[46]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7页。另见该书第80页，货币的使用价值“只是作为同任何实际的个人需要无关的形式上的使用价值而存在。”
[47]同上书，第37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79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04~205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1~232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512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2、271页。
[53]李嘉图“把与工人发生关系的劳动产品，只看作使用价值，——只看作工人为了作为工人生存下去所需要的产品部分。但是，工人在交换中突然只代表使用价值，或者说，从交换中只得到使用价值，这是怎么造成的呢？李嘉图对此是完全不清楚的”。（《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6～47页）
[54]参见《资本论》第2卷，第5、7、8章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00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07页。
[57]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提到作为资本固定在土地上的：以厂房、铁路、桥梁、运河等形式发挥作用的劳动资料。事实上，这样的劳动资料“固定在一个地点，把根牢牢地扎在地里这个事实，使这部分固定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它们不能被运往国外，不能作为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流通。这种固定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却可以变换，可以买卖，就这一点说，可以观念地流通。这种所有权证书，甚至可以在国外市场上流通，例如以股票的形式。但是，这一类固定资本的所有主的变换，不会使一个国家财富中不动的，物质上不动的部分和可动的部分之比发生变化。”（《资本论》第2卷，第182页。）
[58]《资本论》第2卷，第436~437页。
[59]即记住过程的形式。
[60]《资本论》第2卷，第437～438页，众所周知的杜岗——巴拉诺夫斯基和奥图·鲍威尔的再生产图式的问题，就在于没有考察这个方法论的假定前提。
[61]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276页，在同一著作的另一处，马克思观察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能否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的问题，首先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代表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的一部分能否直接作为生产条件再加入本生产领域，而无须先让渡出去。”“在工业界，有一种为工厂主建造整座工厂的机器制造业者。假定[他们的产品的]1/10是剩余产品，或者说，无酬劳动。显然，这1/10即剩余产品，究竟是表现为第三者建造并卖给第三者的工厂建筑物，还是表现为机器制造业者替自己建造并卖给自己的工厂建筑物，都不会使问题发生任何改变。这里，问题只在于代表剩余劳动的那种使用价值的性质，只在于这种使用价值能不能作为生产条件再加入拥有这个剩余产品的资本家的生产领域。这里我们又有了一个例子，表明使用价值这个范畴对于决定经济形式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57页。）
[63]《资本论》第3卷，第135页。
[64]同上书，第130页。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平衡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另外的例子。《资本论》第3卷中说，“不同产业部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比例极不相同，而且方向也往往相反，这不仅仅是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特性产生的。劳动生产率也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东西往住随看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少。因此，在这些不同的部门中就发生了相反的运动。有的进步了，有的倒退了。例如，我们只要想一想决定大部分原料数量的季节的影响，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等，就明白了。”《资本论》第3卷，第289页。）
[65]格罗斯曼：《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第326～328页。
[66]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667页。
[67]“如果有更多的生产要素（甚至价值相同），生产的技术水平就能大大提高；从而以同样数量（价值上）的资本，就可以在生产过程中雇佣更多的工人，这些工人将在下一个生产周期中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格罗斯曼：《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第330页。）
[68]《资本论》第3卷，第227页。
[69]参见本书第51页。
[70]《资本论》1卷，第52页。
[71]恩格斯：《对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二版加的按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33页）。
[72]格里格罗维茨（TGRIGROVICI）的有启发性的研究见有关文献：《马克思和拉萨尔的价值学说》，《论科学误解史》，1908年，以及《迪尔斯对李嘉图社会科学的基本规律的解释》第1卷，1905年版，第125～128页。
[73]《资本论》第3卷，第20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6页有同样的说法。
[74]《资本论》第3卷，第203页。
[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227页。
[76]《资本论》第3卷，第707页。
[77]同上书，第209页。
[78]《资本论》第3卷，第207页。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04页。
[80]同上书，第301~304页。
[81]同上书，第298页。“这个市场价值本身决不能大于最贫瘠的等级的产品的个别价值。”（煤矿）“如果它高一些，这只是证明市场价格高于市场价值，但是市场价值必定表现实际价值。”
[82]格里格罗维茨有关文献（见前注）。
[83]《资本论》第3卷，第207页。
[84]不该忘记恩格斯所说的，《资本论》第3卷的手稿“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资本论》第3卷，第4页）
[85]《资本论》第3卷，第204页。
[86]见恩格斯对于马克思《批判》的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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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马克思著作的结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第二章马克思著作的结构
一、最初的大纲及其变化
二、最初提纲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程度上被放弃的
三、关于大纲变动的以往的解释（格罗斯曼和贝伦斯（BEHRENS）的尝试性解释）
四、最初提纲的方法论意义
五、提纲变化的范围和大概的解释
附录一：《雇佣劳动分册》
附录二：关于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再生产公式的批评的方法论评论第三章卡尔·马克思和政治经济学中的使用价值问题
一、最初的大纲及其变化
我们知道，马克思有两份要用来作为他的主要著作之基础的大纲，第一份是1857年开始写的，第二份是1866年（或1865年）开始写的[1]，两份大纲相隔了九年时间。在这期间，马克思一直在实验和探索与题材相适应的一神表达方式。同时，逐步压缩了最初的大纲，以扩大保留部分的内容。
[1]我们把第二份大纲的起草日期移到1865年，是因为马克思在1865年7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谈到的结构，恰好与他1866年10月13日写给库格曼的信中所说的结构相一致。
在1857年大纲中，整部著作分为六个分册，（也称为“部分”①和“章”②。第一分册，《资本》第二分册，《土地所有制》第三分册，《雇佣劳动》；第四分册，《国家》；第五分册，《对外贸易》：H第六分册，《世界市场和危机》。马克思打算在整部著作前面写个导言，讨论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的一般的、抽象的特点。③到1858年，他又决定不要这个导言了，因为在他看来，“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④
[1]参见《手稿》（德文版）第287~288页（“工资部分”），第530页（“国际交往部分”），以及第227页，在那里，著作的六分册都是作为“部分”。
[2]“资本章”（《政治经济学批判》英文版第19页），“雇佣劳动章”《手稿》（德文版）第339，81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29卷，第337页“工资章”，《手稿》（德文版）第336页；《剩余价值理论》（英文版）第一册404页，笫三册笫312页。
[3]参见这个《导言》的“躯千”部分，这里应该注意，《草稿》正文中好几处可以见到《导言》中论述的问题。（《草稿》德文版，第298、320、362页）。
[4]《马克思格斯选集》第2卷，第81页。事实上，这个导言在马克思1863年的计划中又被提及过。
按照最初的大纲，六分册中的最后三分册（关于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只是草拟了一个梗概，如马克思所说的，仅限于“基本的叙述”。马克思在1862年12月28日就这几分册中的一个题目写给库格曼的信证明，他那时还没有把这三部分从整部著作中抽掉的打算。但是，不久以后，原来的计划就被放弃了。马克思1864—1865年手稿（恩格斯用来做《资本论》第3卷基础的）中没有提到这几分册，只是把它们（至少把其中关于世界市场的那部分）放到著作“续篇”中。因此，那时候他已决定把最初的计划加以限制。
第二个限制涉及到本该最研究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的第二分册和第三分册。我们无法准确地说出马克思在什么时候不采用出版六册书的计划，甚至从1863年1月，马克思为资本分册的第一、第三两部分拟定的计划（以后由考茨基出版）中，也得不出结论来。但是，在1864年和1866年成形的《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的手稿中，收入了土地所有制分册和雇佣劳动分册的基本论点。这样，最初计划的六分册书便缩减为一分册---《资本》分册了。
现在，我们来分析保留下来的这部内容更加丰高的《资本》分册。很显然，这部书中有大量的内容是来自那些删掉的分册的，尤其是“包括整个叙述的基础”①的第二、第三分册的内容。但变动还不止于此，裉据最初的大纲《资本分册》也分为四篇，分别是第一“资本一般”，第二篇“竞争”，第二篇“信用”，第四篇“股份资本”。因此最初的两份手稿（《草稿》和1861--1863年手稿）也都限于对资本②的本质分析。1862年12月28日马克思就第二份手镐的内容写信给库格曼说：“其实，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③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36页——译者注）然而，刚刚一个月后，马克思便起草了前面提到过的《资本论》第三部分的计划。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他原先把《资本》分册加以细分的方法。在以后的两年中，他又放弃了写“竞争”和“股份资本”的打算，而愈来愈重视第一分册的“资本一般”这一篇了。删去的二、三、四篇的基本内容现已收入《资本论》三卷本的最后一卷。（如在新的大纲中所见到的）。这三卷本要论述的内容分别是（1）资本的生产过程；（2）资本的流通过程；（3）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④这样，《资本论》的最后的结构便形成了。
[1]见1858年3月11日马克思致拉萨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34页。
[2]在马克思的方法论中，这个概念的不同寻常的重要性，将在本章B部分的第四节中表现出来。
[3]前两章见《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货币”章和“商品”章。
[4]《书信集》，第204页.
二、最初提纲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程度上被放弃的
现在我们要说明一下前面提到的《资本论》的不同形式（《草稿》，《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的发展过程。把两份大纲引述于此，以便参考。
第一个计划：
1857年的计划对全书结构的设想如下；
第一册《资本》
第一篇资本一般
第二篇竞争
第三篇信用制度
第四篇股份资本
第二册《土地所有制》
第三册《雇佣劳动》
第四册《国家》
第五册《对外贸易》
第六册《世界市场与危机》
而在1866年（1865年）的提纲中，全书是按下列方式划分的：
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稈》
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第四卷《理论史》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资本论》的每一份手稿。先从《草稿》开始。初看起来，其结构与《资本论》的结构是相似的，首先考察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部分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①第三部分以对利润、利润率和利息的分析为结尾。但是，这个最初的一瞥是非常不可靠的。因为，与后来的著作相比，《草稿》基本上只限于对“资本一般”的分析，这样就忽视了许多后来在《资本论》中得到充分论述的问题。从而，所有（或近乎所有）这些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1卷第10章；第14章1~5；第15章3~10，17~21；第24章2~5；第25章5，a~f；以及第26章和27章的某些部分展开论述的内容正是《草稿》中有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那部分斩没有论及的。也就是说，《资本论》中不仅包括那些仅在《草稿》中提示过的题目，即劳动分工、合作，资本原始积累以及殖民理论等（这些方面的内容《草稿》中已草拟出来在《资本论》中只是进一步得到充实），而且包括有关工资及其形式，劳动日，资本的剥削活动以及劳动立法等所有的内容（在我们看来，正是这些论题本应该属于《雇佣劳动》分册的内容）。《草稿》有关部分与《资本论》第2卷在内容上的差别就更明显了。在《草槁》中只能找到与《资本论》第2卷第5章以及第7—15章相当的内容，而《资本论》第2卷中关于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商品资本循环的理论以及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资本论》第2卷第3篇）任何最基本的考察，《草稿》中都是没有的，不过，《草稿》也已经触及到这些内容井有了思想萌芽，《资本论》第2卷中的相应部分可以看作是对这些思想的详尽的阐述现在的第2卷基本上没有超出原来确定的分析流通过程的结构。然而，如果我们把《草稿》最后部分节略掉的论述与《资本论》第3卷相比，情況就完全不同了，这部分涉及的问题与第3卷的1~3篇相同。但是，可以说这些问题在《草稿》中只是沾了点边儿，是从资本一般的观点出发论述的，棑除了资本竞争。换句话说，如果忠实于原来的提纲，《草稿》应该刻此为止。这说明了为什么《草稿》最后部分这样短，同时也说明了构成《资本论》第3卷第4-6篇的这些内容即商品资本、租）为什么被故意地排除了。因为根据1857年的提纲，这些问题应该放在《资本》分册的后半部分和论述土地所有制的第二分册中解决。
[1]第一份“再生产图表”已在《草稿》中作为实例提出。参考本书第21章。
从而，我们可以看出，《草稿》基本上没有超出前面所提到的“六册结构"中第一分册第一篇的三部分内容，它的结构与马克思最初的大纲完全一致。然而，《草稿》又怎能与1861—1863年的《资本论》第二部手稿相比呢？由于这份手稿的非常重要的部分至今仍没有发表，我们还得讨论1863年被考茨基发表的那一部分，即《资本》一书的第一篇和第三篇的计划（以下简称1863年大纲一译者注）
①人们知道，考茨基发表的那部分手稿仅限于与“剩余价值理论”有关的内容，而从恩格斯和考茨基的议论中可以推断出，剩下的那部分手稿能构成1000多页的一卷书。
②两份提纲都引自《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414~416页。
“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分为：
（1）导言：商品，货币。
（2）货币转化为资本。
（3）绝对剩余价值：（a）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b）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
（c）绝对剩余价值；（d）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
（e）同一时间的工作日（同时雇佣的工人人数），剩余价值额及剩余价值率（大小与高度？）
（4）相对剩余价值：（a）简单协作；（b）分工；（c）机器；等等。
（5）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雇佣劳动与剩余价值二者之间的关系（比例），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和实际上的隶属，资本的生产力，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
（6）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威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
（7）生产过程的结果。（占有规律的表面变动在（6）或（7）中予以详述）。
（8）剩余价值理论。
（9）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沦。
第二个计划：
第三篇—《资本和利润》—分为：
（1）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率区别于剩余价值率。
（2）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3）亚.斯密和李嘉图关于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
（4）地租（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別的例解）。
（5）李嘉图的所谓地租规律的历史。
（6）利润率下降的规律（亚当·斯密、李嘉图、凯里的论述）。
（7）利润理论，（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是否应包括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
（8）利润分为产业利润柙利息，商业资本。货币资本。
（9）收入及其源泉。这里也包括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之间的关系问题。
（10）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货币的同流运动。
（11）庸俗政治经济学。
（12）结论。资本和雇佣劳动。
考茨基是如何评论上述计划的？他说：“无论如何，他为第一卷和第三卷①定下的计划充分表示出，在起草它们时，马克思已经在基本原则上完成了《资本论》的纲要（考茨基意指最后版本）……这就是说，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五年前，全部《资本论》就不仅在一般名词上已经解决了，并且实际上在组织形式上也已经最后确定下来了，后来《资本论》也就是按照同样的组织形式出版的。将这个大纲与第一卷的目录加以比较，二者几乎完全一样。马克思在第一卷阐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导致剥夺者被剥夺时所发挥的推论方式，在‘占有规律形式变化，的命题下，可以很清楚地被理解。在初始计划和第一卷的最后版本之间只有两个显著的区别，在这个计划中，马克思严格竖持他的意向，即在阐述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特定论点的末尾，以概要的形式附以各该论点的理论史，正象《批判》②（即《贡献》）所做的那样。对理论史的这种介绍，根据不同情況，一部分放在特定的第四卷中予以综合叙述，一部分则放在个别脚注里，这一定会认为是适当的。”
[1]这应该读作《资本》分册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
[2]《草稿》中也包括特别关于“剩余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部分。
考茨基接着说：“何以马克思不依照他质来的意图，在第一卷讨论生产劳动呢？我们不能设想，马克思会把这个问题完全排除在《资本沦》研究的范围之外，因为这个问题对《资本论》来说是太重要了。那么，如果他把这个问题排除在第一卷以外，他会想放到哪里呢？不幸得很，我们对此不能说些什么，什么可以说，我们也没有任何微小的线索可作出确切的答案。”
我们看到，考沃基在同一个前言里说：“本书的最后形式，第三卷比第一卷更符合初始的提纲。如果我们无视上面所说的关于地租和利润理论史的枝节（该部分是先按计划列入，后又删去），则可以看出第三卷（在已经完成的限度内）与第一次计划相比较，只不过是材料编排次序的差别而已。在最初的提纲里，地租法则的说明是在商业利润和货币利息的讨论之前。而在第三卷中，次序倒过来了。但在我看来，这两个频序是一样妥当的，它们构不上实质性的差别。”①这是考茨基的观点。正如他关于生产劳动的评论一样，他的全部评注同样地是以他的曲解为基础的。他只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即提纲第一篇的第5点与《资本论》第1卷第16章和第17章（法文版一译者注）的内容完全相一致；并且第16章论述“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一开始就考察了生产劳动的概念，这是对早先“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角度”分析生产劳动概念的展开和完成，事实上，在第16章中，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只做了概括的论述，此外，请读者参考马克思的《资本论》第4卷（根据1866年提纲），即由考茨基他自己发表的《剩余价值理论》在那里可以找到对于这个问题的更详尽的考察（英文版第一部分，第152—300页）。
[1]《剩余价值理论》考茨基的版本，第3册，第8~10页。
对于考茨基关于可以从占有规律的变化理解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说法，是不会有人同意的。占有规律的变化所讲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丐向资产阶级生产发生了转变，简单商品经济的占有规律必然要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用了整整一个小节①来论述这一点，并且这也是枇判古典学派的关键所在。
[1]见第24章第1小节，“商品生产趑足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就越是必然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见《手稿》的第238、295、457-58、469-70、501、673-74页和德文版的第903-904页；以及《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第86页和第三册第377-378页。）
然而，这只是些小问题，考茨基关于“1863年1月提纲”与《资本论》第1卷、第3卷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的断言，错误更加严重。很显然，与《草稿》形成对照，这份提纲的第一篇包含这些题目：“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简单协作”，“分工”，雇佣“劳动与剩余价值之比”，“原始积累”，殖民理论”，也就是与“《雇佣资本论》第1卷第10、13、14、17、26章和第33章相符合的题目，但是，马克思在第1卷第6箱中关于工资的神类及其形式的分析，提纲中全然没有。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把这个题目保留给《雇佣劳动》分册了，这样1863年提纲第一篇的计划看来与1857年的原始提纲较之与1866年的提纲更相当。
至于1863年提纲的第三部分，情况就更加复杂。首先是有关地租的间题，人们很难同意考茨基把这个问题看作单纯是“材料的次序有区别”的观点。实际上，马克思说过，在他的计划中，只是想把地租当作一个枝节问题来考虑，以便“说明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①而这个问题应该直接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分析相联系。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就1863年提纲不再用专门的一节论述竞争而言，违反了先前《资本》分册的分节方法是重要的，但是，这份提纲仍然缺少对信用和股份资本的分析（考茨基提到的这份提纲的第8点一点也不及马克思在《草稿》②和《剩余价值理论》③中对利息范畴的论述，虽然他明显地排除了信用制度而不予考虑。④
[1]因而，这只涉及到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参见《剩余价值理论》考茨基版第2册，第329页。“绝对地租是农产品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B。级差地租是比较肥沃土地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其价值的余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55页）。还可参见1862年8月20马克思致患格斯的信“我还是打算把地租理论放在这一卷作为增补，即作为对前面提出的原理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5页。）
[2]见本书第27章。
[3]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附录部分。
[4]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6卷第2、第3册有关内容。
因此，尽管已经发觉1863年1月计划的提纲背离了原始计划，但我们仍可以推断出，它还是保留了原始计划结构中的大部分内容，读一读《剩余价值理论》（1861—1863年手稿发表的部分，这个假设便可得到证实。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有大量的论点，其中有时读者可把它们归到《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制》分册，有时可把它们归于《资本》分册的后续部分（象在原始提纲中提到的那样）。
现在，我们开始分析1863年提纲。应该首先指出的是，考茨基发表的提纲是马克思起草的，那时《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差不多已完成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可以找到同信用①和竞争②这些专门部分的关联。有一件事情一开始就是很清楚的，即在《草稿》中，马克思曾反复强调，只有在对“许多资本”，③也即“竞争”④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彻底弄清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问题。然而，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不得不对付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而倘若不是详细研究了平均利润的形成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问题，他又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在著作过程中，突破关于“资本一般”原始部分的限制，就变得必要了，有几个问题（我们后来在《资本论》第3卷中见到的论述）确实应归到竞争“章”或“部分”⑤。然而，正如我们在计划的提纲中已经看到的，原来预定专门论述竞争部分的很多材料在1861—1863年手稿中就已经预见到了的事实，最后导致完全取消了这部分，结果又导致了用新的提纲代替了老的。
[1]参见前注。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3册有关内容。
[3]见本章第四个问题B部分关于“许多资本”范畴的论述。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上），第426~427页，第46卷（下），第62、271页。
[5]最能说明这方面情况的例子，是碍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各种倾向，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311—312页）中，对这些“倾向”的研究也涉及到有关“资本竞争”的专门章节。而在《资本论》笫3卷中，有一整章是论述对利润串下降的各神“抵销影响”的。（见该卷第14章）
如果我们看一下《剩余价值理论》中与《土地所有制》分册和《雇佣劳动》分册有关联的地方，结果就不同了。在《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中分析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时，马克思再次强调，他所要做的不过是为了把地租的一般规律作为我的价值和成本价格理论的例证来阐明，因为，他补充说：“只有到我专门考察土地所有权时，我才详细论述地租。”①美于《雇佣劳动》分册，也是同样楚的。马克思在这个分册里要考察的问题中，有熟练劳动这个重要问题，②还有对所谓“非生产劳务”③的报酬问题。可里，在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问题上，马克思仍然坚持了1857年的提纲。
[1]《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300页。
[2]《剩余价值理论》考茨基版本第3册，第165页。
[3]《剩余价值理论》考茨基版本第1册，第404页。
最后一个证据，我们想凭借由恩格斯出版并部分再编的《资本论》第3卷的手稿。因为这份手稿最初产生于1864~1865年，我们认为，正是在那时候，原来的提纲被新的提纲代替了。
就原来的设想来说，是包括竞争部分的，1864~1865年手稿中有好见个题目（现在的著作中以更详尽的形式出现）都归在“对于竞争的专门分析”①中。但是，这里关键的情况，是马克思在手稿的第一页已经提出的观点。
“资本在自己的现实运动中，就是以道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这些具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和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们在本卷中将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苴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当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②由此可见，先前基本上把《资本一般》和竞争的分析分开，在这里被放弃了，这当然并不排除把一些特定的问题归于竞争部分的必要。③
对于《信用》篇和《股份资本》篇的情况，我们不能得出如此明确的结论。马克思曾经指出，第3卷里应该包括对信用制度的详尽分析。④在这一点上，他也突破了原来提纲的限制。然而，在1864~1865年手稿的第一部分，我们发现了这样的注释，即对信用制度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⑤
此外，在《资本论》第3卷第25章的开头，马克思说：“我们不打洋细分析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己所创造的工具（信用货币等等）。”⑥这些似乎是某种犹橡不决的陈述，这种犹豫不决，如果马克思有机会以准备付印的形式起萆他的手稿，就一定被克服了，特别是第五篇的手稿主要还是笔记的形式。⑦
[1]见《资本论》第3卷，第135、201、216、265、939页。
[2]《资本论》第3卷，第29~30页。
[3]这里应该指出，根据马克思的打算，对于“竞争的专门分析”主要是为了研究“市场价的实际运动”的，这是所谓当代学院派理论所分析的主要问题。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31卷，第296页；第32卷，第74、204页。
[5]《资本论》第3卷，第127页。
[6]同上书，第450页；参见本书第27章。
[7]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412页，恩格斯的《序言》。
关于竞争和信用就谈到这里。可是，这与按照1857年提纲要在本书的第二---六分册中研究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拿《土地所有制》分册来说，《剩余价值理论》中的有关部分超出了马克思1863年1月提纲中第三篇第4点计划要写的内容。在该书中，马克思并没有把自己限制在“说明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上，即只说明绝对地租，而是进一步对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进行了详尽的批判。这两个问题---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当时在1864~1865年手稿中都涉及到了，尽管现在的《资本论》中对级差地租的考察是放在前面的。①
在恩格斯发表的第3卷的手稿中，不仅有关于建筑地段地租、矿山地租、土地价格的独立章节，而且有对“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的详尽考察---这实现了《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中所提到的那个打算。《资本论》第3卷第6篇，作为最后的成果，②应该按照原来的设想，包括《土地所有权》分册的主要论点。尽管马克思强调，对土地所有权的系统论述（超出了我们计划的范围）”，不仅包括对土地所有权的备种历史形式的考察，还包括与现代土地所有权有关的几个特殊问题。③另一方面，我们从《资本论》第3卷恩格斯的《序言》中知道，“马克思为了写地租这一篇，在七十年代曾经进行了全新的专门研究。他对于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资料及其它出版物，……曾经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由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在地租这一篇中，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④我们无法说出这会对关于地租问题的手稿的变动产生什么影响。
[1]实际上，这个顾序上的变话可以追溯到恩格斯那里。然而，从《资本论》第3卷第818—819页可以看出，嗯格斯只是照着马克思的笔记中所列的提纲来安排的。
[2]这里是指下面这段：“现在本来应该研究：（1）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到另一种由资本主义生产调节的商业地租的过渡；或者，另一方面，从这神封建土地所有制到自由的农民土地所有的过渡；（2）在土地最初不是私有财产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至少在形式上一开始就占统制地位的一些国家，如英国，地租是怎样产生的；（3）仍然存在着的土地所有制的亚洲形式。”
[3]《资本论》第3卷，第693、694、697页。
[4]同上书，第10~11页。
至于1864~1865年手稿中为什么没有以任何方式提纲《雇佣劳动》分册，这个问題是很容易解释的，因为手稿是按照马克思新的提纲起草的，所以早先那本《雇佣劳动》分册的全部论点，都包括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资本论》第1卷中了。
最后，至于最初计划的第四---第六分册（《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我们想参考一下已经引证过的《资本》第3卷的有关部分。①马克思在这里把“世界市场上的竞争”问题排除在他的《资本论》的研究范围之外。这同样适用于与这一问題密切相关的经济周期（“繁荣和危机的交替”）问题，正如马克思反复强调的，赠这些问題的进一步分析不属于我的考察范围②也许他想写一个续篇。但是，马克思不再有机会更具体地阐述这个问题，从这个意复上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有一些“缺口”在这个限度内，罗莎·卢森堡的批评还含有一些正确的因素。③
通过察看《资本论》的手稿本身，可以看到的提纲的变化就这么多。那么，从我们的考察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在1864~1865年以前，旧的提纲还没有被新的提纲代替；其次，在提纲的变动问题上，我们必须指出，最初1~3分册和4~6分册，以及4~6分册之间的明显的区别。
我们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它们从来没有真正被放弃。就是说，它们的论题没有完全被吸收到四卷结构中，勿宁说，它们被搁置留待“续篇”中解决。并且由于在考虑中的这些问题在《资本论》中仅仅被断断续续地阐述过，所谓的“理论缺口”（这实际上是格罗斯曼（GROSSMANN）的术语，当然，他本人否认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任何缺口④似乎是不无道理的。
[1]《资本论》第3卷，第107页。
[2]同上书，第401、939页。
[3]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伦敦，1963年版，第165~170页。
[4]格罗斯曼：《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417页。
第二分册和第三分册的地位与其它分册截然不同，这两分册的内容都须结合到新的结构中去，因为没有这些内容，《资本论》是难以想象的，（这当然也适用于“六分册结构”中《资本分册》的2~4篇的内容）。因此，我们所说的提纲的变动，只关系到"六分册结构”的第二、第三分册和第一分册的2-4篇。①
三、关于太纲变动的以往的解释
（格罗斯曼和贝伦斯（BEHRENS）的尝试性解释）
以上关于提纲变动的明显的历史的说明是足够的了。但是，提纲变动的原因是什么？它们与马克思著作的方法论又有什么关系呢？它表示（同时又非常令人震惊）这样一个对于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来说最基本的问题，竟一直没有人提起过，直到1929年才由格罗斯曼（《资本积累规律》的作者）提出来。②然而，象战后的其它几位研究这个问题的作者一样，他也没能成功地回答这个闻题。
格罗斯曼的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资本论》的提纲的变化不会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展示的技术问题，例如，使人一看就明了的问题。”相反地，如他所说，它必须被追溯到某种“内在的”东西，也就是必须找出方法论方面的原因。然而，格罗斯曼他自己提出的理由是如此的不充足，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认为他的囊试性的解释是一个完全失败。③
[1]因此，我们在本章仅限于讨论第1至第3分册，只是偶然涉及第4至第6分册。
[2]见格罗斯曼《马克思<资本论>的结构变化及其原因》（《社会主义运动史文献》1929年版，第305~338页）。
[3]参见O·奠尔夫（O·MORF）的著作《马克思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关系》中对格罗斯曼的研究的尖锐的批评，1951年版，笫75~78页。
按照格罗斯曼的说法，问题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决：原始的提纲不过是研究材料的经验主义的分派。而马克思的著作在其最后形式上，则是从科学的观点出发，依据产业资本的不同作用而构造的。①直到稍晚些，在1863年，马克思---与他对再生产问题的研究相联系必然达到这样个水平，他不再以既定的现实表象怍为他的分析目标，”在此之前，他就成功地从利润的表现形式和资本的不同形式前纖到对剩余价值总童和资本总量从总体上的综合考察。这使得坚持原来的提纲不可能了。”②因此，放弃这份提纲实际上等于从根本上突破了至1863年一直束缚着马克思的庸俗经济学的框框！
格罗斯曼的研究受到了贝伦斯尖锐的批判。③与格罗斯曼相比，他对提纲变化原园的探索，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的，他实际上是这样提出的：“如果说马克思原来设计为六分册的布局是从表面现象出发的，并且是沿袭着直到那个时候的传统的经济学分类他现在则是把他的著作沿着严格的科学路线建立起来的。（指修正了的提纲）④
[1]这里，用格罗斯曼自己的话：“1859年提纲的六部分的连接，是从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对外留易等材料的处理出发的，最后的著作结构是从知识的角度……从抽象方法论的角度，从独立于形形色色现实的角度，产业资本的不同作用，而不是从材料的角度出发的。整个材料只是从各自职能的角度在母一种职能的表现的范围内来处理的。”（格罗斯曼《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第311页）
[2]同上书，第319~320页。
[3]F·贝伦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1952年德文版，第31~48页。
[4]同上书，第32~33页。
尽管对格罗斯曼的客观机械论方法进行了批判，但很明显贝伦斯的解释与格罗斯曼的解释实际上是类似的他们两人都（同样表面地）从马克思专心于考察的特殊领域中找出提纲变动的原因。①
两人都基于对《通信集》中一段话的武断理解，把提纲变动的时间确定为1863年，②并且他们还都把马克思1857年的原始提纲理解为与庸俗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贝伦斯用来粉饰他的观点的“辩证的”附件，也完全没有什么不同。
再对这种肤浅的解释作任何深入的考察都纯粹是浪费时间。要解决关于提纲的变化这个间题，必须从对《草稿》和后来的《资本论》手稿的分析中找出1857年提纲的目的。
[1]区别是很简单的，照格罗斯曼的看法，据说开始于1863年，马克思在研究再生产问题的过程中，第一次产生了一个想法，这就是余价值创造的作用应代替已有的经验主义的材料分析而占有显著地位。”（格罗斯：《马克思“资本论”的结构变化及其原因》，第320页）；而按照贝伦斯的有法，马克思的突然灵感应归功丁他的“加强同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对抗”（在剩余价值理论上）贝伦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第44页）。这里提一下这一点就够了，马克思最初从事再生产问题的研究是在185S8年（《草稿>》，另外，所有马克思用来批判斯密和李嘉图方法论的基本观点，在《草稿》中都可以找到。
[2]这里有关的资料是1863年8月15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我的工作（整理手稿，准备付印），一方面进行得很好。我觉得这些东西在最后布定中，除了一些不可避免的G—W和W—G以外，已经变得相当通俗了。……笫一部（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要容易懂百分之百。总之，现在我看着这整个庞然大物，而且回想起我曾不得不把一切统统推翻，而历史部分甚至要概据一部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枓去加工时，就感到伊戚希（拉萨尔）的确可笑，‘他的’政治经济学居然已经完成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64页）贝伦斯和格罗斯曼都想把“我曾不得不把一切推翻”这句话与揭纲的变化直接联系起来并从中得出结论。然而，更为可能的是，“推翻”一词不是指原始的提纲，倒象是指以前所有的经济流派。基于这种情况，格罗斯曼和贝伦斯确定1863年为提纲变化的时间的说法便没有任何根据了。
四、最初提纲的方法论意义
1.前三分册
（1）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对象的论述
1857年提纲的结构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传统的分类法一致吗？是的，但仅仅是从表面上，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任务在于探索事物的本质，探索把马克思的分篇法与传统的分篇法相区别开来的基本的方法论，而不能允许它自身被表面的相似点所欺骗。
我们这里讨论的大纲是马克思在1857年9月第一次起草的，放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这一章的末尾，这一章构成《草稿》①的《导言》。从而，任何澄清马克思的最初大纲背后的真实意图就应该在这一章中去寻找，马克思在《导言》中说明，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唯一科学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导言》中著名的一句话说：“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只能通过作为“综含过程”的思维才能充分理解。也就是通过从最简单、具体本身的抽象的规定到具体的逐渐再造，另一方面，如果科学的（在经济学上）分析直接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例如从人口或世界市场开始，那么所研究的现实就是一个混沌的完全模糊的表象。因为“如果我们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画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入口但是这回入口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并且，基于这个原因，政治经济学的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必须是“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世界市场……”②以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能够得到探求，直到它在总体上被掌握。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7页。
[2]参见黑格尔：《哲学百科全书手稿》1870年版，第60页。“其体的概念，并且事实上任何个别，在本质上都是各种规定性的总称。”
我们提到经常被引用的这一部分，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对于马克思1857年提纲的某些解释，并且因为它论证了这份提纲（和后来的《资本论》一样）是“遵循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道路”而决不是以符合“原始材料的观点”①的形式来安排的。但是，还不止于此，最初的大纲显然是如此制订的，以致综合的过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大纲中出现了若干次。这一点可以从《手搞》第108页（德文版）提纲的变动中特别清楚地看出来。按这个看法，要从一般范畴（交换价值，货币、价格）开始进行探究，经过对“生产的内在结构”---资本、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范畴---的分析，得以达到以国家形式存在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综合。这里，资产阶级社会是“就它同其本身的关系”来考察的，这自然会提供全新的观点。②但是，这还不是具体化的最后的阶段！因为国内经济必须在与其它资本主义（以及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关系中才能深入了解，并且最终作为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总体中的一个因素。只有这时，我们才能到达作为"许多规定性和关系的丰富的整体”的“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范畴。最后，从
“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同样的过程也在《资本》分册中里复扇现过。在那里，马克思从“资本一般”开始，又通过对竞争和信用制度的考察，到达了资拿的最发达的形式---股份资本。③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笫2卷，第102~103页。
[2]莫尔夫：《马克思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关系》，第35页。
[3]参见马克思1858年4月2日给愿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299页。）
从而我们看到，区别出最初提纲来的，主要是把资产阶级经济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观点，这种总体的观点，“属于无孔不入的观点，决定着整体对于部分的至高无上的地位”。（G·卢卡契，）①这个观点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是毫无关系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从表面现象出发研究事物间纯粹外部的联系。因此，马克思在《导言》的同一章中强调，“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怍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的次序或者同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恰相反，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例如，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同土地结合着的，而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并且它又是同农业结合着的，而农业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因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它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业的一个分支'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t从而，隶属于资本。并且在对干资产阶级社会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产秩序的理论分析中，显然由于这个原因，资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断有制之前来说明。”（并且“直到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后，才能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②
[1]《历史和阶级觉悟》第2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页
（2）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三位一体公式”
如果资本的范畴构成“起点和终点”，那为什么马克思打算在《资本》分册之后独立出《土地所有权》和《雇佣劳动》分册？这是否表明原始提纲有自相矛盾之外是在方法论上还不成熟？完全不是。首先我们要记住，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于材料的三分法，并不总是为了辩护目的的，在这方面我们至少应该把古典经济学号庸俗经济学加以区分。我们知道，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三位一体公式”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这个公式把“生产的三要素”---资本、土地和劳动---不仅理解为三种不同收入的源泉，在价值创造中协调地共同起着作用。（这好比在农业中的农民、牛、犁和土地，尽管他们彼此不同，但它们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协调地共同工作。”）①马克思指出，在“三位一体公式”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已经完成了……”因为它把历史决定的生产社会形式同实际劳动过程的物质方面未加思考地混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②然而这种特征只对庸俗经济学适用③在古典经济学中无疑地也可以找到这种因素④。其次，“三位一体公式”也包含一定合理的胚芽，因为庸俗经济学认为，由于生产手段属于独立的实际生产者，从而每年新追加的劳动创造的新价值便分为三部分》它们采取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并且形成三个社会阶级一一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工人的年收入。“这就是分配的关系或形式，因为它们表示出新生产的总价值在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中间进行分配的关系。”⑤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559页。
[2]《资本论》第3卷，第938页，相应地，在《导言》中也强调过，”单纯从土地”衍生出地租，或者“单纯从劳动”衍生出工资，“完全是幻想”；这些分配形式以资本主文现代土地所有制和现代麻佣劳动制为前提条件。
[3]《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555页。
[4]然而，就古典政治经济学来说，它想了解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懂不同的内在联系，因此，它把地租还原为超额利润，这样，地租就不再作为特殊的、独立的形式而存在，就和它的虚假的源泉即土地分离开来。它同样剥去了利息的独立形式，证明它是利润的一部分。于是，它把拿劳动者借以从商品价值中获取份额的一切收入形式，一切独立的形式或名义都还原为利润这一种形式。但是利润归结为剩余价值，因为金部商品的价值都归结为劳动；商品中包含的有酬劳动量结为工资；因此，超过这一数量的余额归结为无酬劳动，归结为在各种名义下被无偿地占有的、然而是由资本引起的剩余劳动。”（同上书，第555~556页）在这个限度内，古典经济学对于材料的三分法与庸俗经济学的“三位一体公式”是没有联系的。
[5]《资本论》第3卷，第992页。
确实，“如果劳动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那么，它参与产品分配的形式，也就不表现为工资，……”①另一方面，如果统治阶级不拥有生产手段的垄断，他们就不能强迫工人进行剩余劳动，因此，也就不会以制造商的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形式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所以，“生产要素的分配”也就是“作为工人的商品的劳动力和作为非工人的财产的生产资料互相分离”②，先于产品的分配。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③。从这个观点来看，“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属于生产关系本身的，只不过表现为不同的形式”④据此，可以推论出，“把资产阶级生产形式看成是绝对的，而把资产阶级分配形式看成是相对的、历史的，因丽是暂时的，是多么愚蠢。”⑤但是却不能由此得出分配方式在经济学中只处于次要地位的结论。相反，分配方式总要反作用于生产关系，构成资产阶级分配的界限的特征一也就是特殊的局限性一作为控制生产和支配生产的特定性质加入生产本身。”⑥“力求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并且主要是研究生产的经济家李嘉图，不是把生产而是把分配说成现代经济学的本题。”⑦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上）第3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参考第98页）“因此，象李嘉图那样的经济学家，最受责备的就是他们眼中只有生产，他们却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因此他们本能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的生产要素得以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
[3]《马克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2页。
[4]《资本论》第3卷，第42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8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86页。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和利息成为“决定性的决定因素”。
然而，归根到底，马克思主要关心的还是研究“作为庸俗经济学家的起虑”的分配的表现形式，作为生产关系的必要的相互对应面，“形成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相应的三大收入形式---地租、利润和工资---和阶级斗争，这是阶级存在的不可避免的伴随物，也是资本主复时期的实际结果”①相应地，《资本论》第3卷也以对社会阶级的收入的分析结束。再有，根据1857年的提纲，对于资本、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分析，将在对“三大阶级”以及“他们之徇的交换关系”的研究中展开，换句话说，马克思想由生产关系的分析引向分配关系的分析。②从而，我们可以从这一段论述中看出，原始太纲和最后的大纲是相当大的一致的。
（3）社会的三个基本阶级
通过以上所说，对于第一份提纲分三部分即分为资本、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三分册的研究计划该怎样解释，规在就很淸楚了。“……研究现代资产阶级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③是必要的。阶级的这种划分是由什么决定的？或者如《资本论》第3卷第52章的断片中所指出的什么事情使雇佣工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三大阶级？”④
[1]《资本论》第3卷，第1000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81页。
[4]《资本论》第3卷，第1001页。
就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很明显只有一个答案，即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①。这显然是与雇佣劳动有关的。没有雇佣劳动范畴，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便不可想象。为了自身的增殖，资本必须经常得到一个阶级的人，这些人完全丧失了生产资料，因此不得不通过提供剩余劳动劳动，购得他们自己创造的价值产品中的一部分。资本家阶级的作用和存在也是由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所确定的（这当然只适用于产业资本）。②
[1]这里，马克思讲的是决定社会阶级的职能这一点。
[2]“产业资车是唯一的这祥一种资本存在方或，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也是创造調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因此.产业资本决定了生产的资本主义的性质；产业资本的存在，包含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存在。……那几种在产业资本以前，在已成过去的或正在衰落的社会生产状态中就已出现的资本，不仅要从属于产业资本，要和产业资本相适应来改变它们的职能的结构，而且只能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运动。从而要和它们的这个基础同生死共存亡。”（《资本论》第2卷，第66~67页）
马克思在他的《评阿·瓦格纳的<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写道：“我把资本家看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的职能执行者，并且非常详细地指出，他不仅“剥取”或“掠夺”，而且迫使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帮助创造属于剥取的东西其次，我详细地指出，甚至在只是等价物交换的商品交换情况资本家只要付给工人以劳动力的实际价值，就完全有权利，也就是符合于这种生产方式的权利，获得剩余价值。”①或者如我们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看到的：“资本家是工人的直接剥削者，不仅是直接的占有者，而且是剩余劳动的直接创造者，由于这只能发生在生产过程中产聋资本家身上，他就具有了生产过程的指挥者的职能。”②从这个观点出发，由于“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这是两个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正是建立在这两个因素的对立之上。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是生产职能的唯一承相者和当事人，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对立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产生的。”③
[1]马克思补充道：“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使‘资本家的利润’成为价值的‘构成’因素，而只是表明，在那个不是由资本家的劳动构成的价值中，包含他‘有权’可以占有的部分，就是说并不是侵犯符合于商品交换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1页），参见《理论与实践》（Theonrefielpracfice）杂志上的英文译文，1972年第五期，第44页。
[2]马克思1863年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不管是自有的资本还是别人的资本）分离的管理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管理劳动就完全无需资本家亲自担任了。这种劳动实际上是资本分离而存在的，但这不是表现在产业资本家同货币资本家那种表面上的分离上，而是表现在产业管理人员等等同各种资本家的分离上，这“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职能执行者对工人来说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就象在资本家本人看来，土地所有者的职能对资产阶级生产是多余的一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5页）并且，两年之后马克思指出：股份公司的发展将导致“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廚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须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3卷，第4章第493~494页）当“杜会学家”如J·伯纳姆（J·BURNHAM）把职能资本家被企业经理所代替看作是某种主要的新情况时，人们实在不知道这是抄袭问题还是由于无知，很可能是后者，因为人们怎么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归功于伯纳姆（这个“巫医”---托洛茨基冠给他的称号）。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66页。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994页：“根据以上的说明，已无需重新论证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怎样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产物。”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严格区分产业资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如果我们假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不仅是一个必要的生产当事人而且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当事人，相反，土地所有者在这种生方式下却完全是多余的。”“土地所有者，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是那么重要的当事人，在工业世界中却是无用的赘疣。”①因而马克思认为，只有对经济学家，特别是李嘉图这才是一贯的，即“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于封建、古代等生产方式—的本质，把直接参与生产，因而也是直接参与分配所生产的价值以及这个价值所借以实现的产品的阶级，归结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而把土地所有者排除在外（由于那种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长出来，而是被这种生产方式继下来的对自然力的所有权关系，土地所有者只是事后才参加进来），这丝毫不是李嘉图等人的错误②，它倒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恰当的理论表现，表现了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③然而，这不是说，土地私有者“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要的生产当事人。”④也不能说他们对这神生产方式的维持是不必要的，或是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土地所有权也会产生和发展。相反，“假如土地作为自然要素供每个人自由支配，那么，资本的形成就缺少一个主要要素。一个最重要的生产条件，而且是---如果不算人本身和人的劳动---唯一原始的生产条件就不能转让、占有，因而不能作为别人的财产同劳动者对立并因此把它变成雇佣工人。这样一来，李嘉图意义上的即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无酬的别人劳动的‘生产’，就不可能了。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生产就根本完结了。”⑤这样看来，“土地私有权，从而对直接生产者的土地的剥夺---一些人拥有土地私有权，意味着另一些人丧失土地所有权---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⑥由于这个原因，资本不能没有土地所有权而单独存在（“土地所有极是资本关系的-个方面”），并且因为在资本关系的前提条件中，劳动条件的变化不仅以“剥夺直接生产者的土地”，同时以“一定的土地所有权形式”为前提⑦。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8~39页。
[2]这段引文是直接计对李嘉图的。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67页。
[5]同上书，第38页。
[6]《资本论》第3卷，第915页。亊实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只是：土地不是公共所有，土地作为不属于工人阶级的生产条件同工人阶级对立，如果土地国有，因而国家收地租，这个目的就完全达到了。”“激进的资产者在理论上发展到否定土地私有权（而且还打算废止其他一切租税），想把土地私有权以国有的形式变成资产阶级的、资本的公共所有。然而，他们在实践上却缺乏勇气，因为对一种所有制形式，---一种劳动条件私有制形式---的攻击，对于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也是十分危险的，（《马克思恩格斯金集》第26卷第2册，第38~39页。）
[7]《资本论》第3卷，第870页。
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遇到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是同它不相适应的。同它相适应的形式，是它自己使农业从属于资本之后才创造出的，……这样，土地所有权就取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因为它摆脱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杂物”，①并旦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地租范畴。因而不该忘记，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存在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开始的，而土地所有权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中产生的，它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前就已经存在，做为一个后果，资本能够施加于土地所有权的影响是有限的。“”资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使农业服从资本主置生产的条件，②但是，它不能阻止作为生产资料的垄断所有者的这个阶级以大土地所有者的形式继续独立存在，并与真正的资本家相并存。这个阶级使“资本遇到了一种外力，……这种外力限制资本投入特殊生产部门，③并且能从资本那里榨取一部分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对自然对象一的私有权，……不是价值的源泉，因为价值貝等于物他劳动时间；这种所有权也不是超额剩余价值，无酬劳动中超过利润所包含的无酬劳动的余额的源泉。但是，这种厨有权是收入的一个源泉。……支取无酬劳动，无代价劳动的凭证。”④事实上，地主在上地所有权上（就绝对地租来说）和在土地等级的自然差别上（级差地租）却拥有一种特权，使他能把这种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尽管他在管理和创遣这种剩余劳动或途种剩余价值方面毫无贡献，（马克思在此补充道，因此，在发生冲突时，资本家把地主看作纯粹是一个多余的而有害的赘疣，看作资本主义生产的游手好闲的寄生虫，看作长在资本家身上的虱子。”）⑤
[1]《资本论》第3卷，第696~69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270页。
[3]《资本论》第3卷，第85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6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72页。
（4）“资本向土地所有权的转化”和“土地所有权向雇佣劳动的转化”
我们已在土地所有权及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作用问题上花费了一些时间。当我们进一步研究对于了解原始的提纲起关键作用的一个特殊思想时，我们将会明白，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是必要的。这个思想在《草稿》和《通信集》中都可以见到。①在那里，马克思一方面讨论了资本向土地所有权的转化问题，另一方面讨论了土地所有权向雇佣劳动的转他问题。
[1]我们在这里做另一个引证，因为它只包括两句话。马克思就他的著怍的第二分册和第三分册写信给恩格斯，资本向地产的转化同时又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形式的地产是资本对封建地产和其他地产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样，地产向雇佣劳动的转化不仅是辩证的转化，而且也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地产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建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斯全集》第29卷，第299~300页）参见1858年4月9月的格斯的复信“全部材料分成六本书，是再恰当没有了，我非常赞成，虽然我还没有弄清地产向雇佣劳动的辩证的转化。”（《马克思恩格斯金集》）第29卷，第306页）
关于第一个转化，《草稿》中谈到：“在货币市场上资本是以它的总体出现的；在这里它是决定价格、提供工作、调节生产的东西，一句话，它是生产的源；但是，资本不仅是自己生产自己，（物质上通过产业等等生产自己；确定价格，发展生产力），同时是价值创造者，它必须创造出一种与资本具有不同特点的价值或财富形式。这就是地租。这是资本所创造的唯一与其本身不同的，与其本身的生产不同的价值。不论是按照资本的本儀还是从历史上来看，资本都是现代土地所有权的创造者，地租的创造者；因而它的作用同样也表现为旧的土地所有权形式的解体。新形式的产生是由干资本对旧的形式发生了作用。”①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笫233页。
如马克思本人强调的，"从资本向土地所有权的转化”要辩证地和历史地从双重意义上来理解。第二个方面前面已经讨论过，无须作进一步解释。辩证的转化应该这样来理解，即：资本本身创造的特殊的財富形式是以劳动为基础的价值。“但是，这里还要加上自然要素，例如水、土地（特别是这土地）、矿藏等等，它们被占有，从而具有交换价值，因此作为价值列入生产费用。①这个价值只能通过地租理论来说明一一并旦现代地租成为资本的特别的创造，这个唯一的资本的创造“作为价值与资本本身，与其本身的生产相区别，因此，下述问题须得回答，即：“不包含劳动的商品怎么会有交换价值呢？换句话说，纯粹的自然力的交换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呢？”②当然，这取的“价值”只有象征性的含义，就是说，它不能直接用劳动价值理论来解释，毋宁说是“进一步展开”③的前提。这是马克思为什么没有打算在论述资本范畴之前，分析土地所有权，即地租理论的一个原因（除了从历史的角度考虑之外，历史的角度曾论到这一阔题）。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笫46卷，第53页。
[3]说不是劳动产品的‘土地的价值或价格’、表面看来直接同价值观念相矛盾，不能直接从其中得出来，这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句话来反驳李嘉图就格外没有意义了，因为匿名作者并不反对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而李嘉图恰恰在那里阐明了怎样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形成土地的名义价值，以及土地的名义价值和价值规定并不矛盾。土地的价值不过是支付资本化的地租的价格。因此，这里假定的关系比商品及其价值的简单考察中乍一看就得出的关系要深刻复杂得多；这正象虚拟资本（这种资本是交易所投机的对象，而亊实上不过是对部分年税的某种权利的买卖》不能用生产资本的简单概念去说明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117~118页）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587：“在‘劳动的价值’这个用语中，价值概念不但完全消失，而且转化为它的反面，这是一个虚幻的用语，就象说土地的价值式一样，但是这类虚幻的用语是从生产关系本身中产生的，它们是本质关系的表观形式的范畴。”
这就是土地所有权和资本之间逻辑上和历电上的相互作用。马克思继续说：“现在要问：从土地所有权过渡到雇侧劳动是怎样进行的？……从历史上来看，这种过渡是不容争辩的。它已经包含在（现代）土地所有权是资本的产物这一事实中①。因此我们看到，凡是在土地所有权由于资本对较早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发生作用而转化为货币地租（这种情况在现代农民被创造出来的地方，则以另一种方式发生），因而与此同时资本经营的农业转他为企业化农业的地方，无地农民、农奴、徭役农民、世袭租佃者、茅舍贫农等等就必然转化为短工、雇佣工人；可见，雇佣劳动就其总体来说，起初是由资本对土地所有权发生作用才创造出来的，后来在土地所有权已经作为形式形成以后，则是由土地所有者自己创造出来的。这时，正如斯图亚特所说的，土地所有者本身清扫土地上的过剩人口，把大地的儿女从养育他们的怀抱里拉走，于是，甚至按性质来说是直接生存源泉的土地耕作，也变成了纯粹依存于社会关系的间接生存源泉。”因此，毫无疑问，典型形式的雇佣劳动，即作为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并取代土地而成为社会立足基地的雇佣劳动，起初是由现代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②因此，“土地所有权反过来导致雇佣劳动。从一方面来看，这不外是雇佣劳动从城市转到农村，即雇佣劳翁扩展到社会的整个范围。”③因此，英国在这方面是其他大陆国家的榜样，另一方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权来说同样必要的是，如果在一个社会内部，现代生产关系，即资本，已发展成总体，而这个社会又占领了新的领土，如象在殖民地那样，那么这个社会，它的代表即资本家就会发现，他的资本没有雇佣劳动就不再成为资本，因此，前提之一是不仅要有土地所有权一般，而且要有现代土地所有权，这种土地所有权作为资本化的地租十分昂贵，从而排除了个人直接利用土地的可能性。威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④就是由此而来的，这个理论已由英国政府在澳大利亚付诸实践了，在这里，地产被人为地抬高价格，以便使劳动者成为雇佣工人，使资本起资本的作用，……”马克思并且强调，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威克菲尔德的理论对于止确理解现代土地所有权是极端重要的。”⑤
[1]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3页。这里仅指现代土地所有制。
[2]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4页。马克思在此以前说：“如果在一个社会内部，现代生产关系，即资本，已发展成总体，而这个社会又占领了新的领土，如象在殖民地那样，那么这个社会，它的代表即资本家就会发现，他的资本没有雇佣劳动就不再成为资本，因此，前提之一是不仅要有土地所有权一般，而且要有现代土地所有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在另一处，马克思又说：“正是在土地所有权的发展中才能研究资本逐歩取得的胜利和资本的形成，由于这个缘故，现代经挤学家李嘉图为了确定资本、雇佣劳动以及地租的关系的特殊形式，以深刻的历史眼光把这些关系故在土地所有权范围内迸行考察。”（《马恩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6页）
[3]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4页。参见《资本论>第2卷第133页：“劳动越变为雇佣劳动，生产者就越变为产业资本家；因而，资本主义生产（从而商品生产）只有在直接的农业生产者也是雇佣工人的时候，才充分地表现出来。”
[4]参见《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译本）第33章《现代殖民理论》。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6页。
同时，从土地所有权向雇佣劳动的转化，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辩证的。”“资本作为地租的创造者，重新回到怍为资本总创造基础的雇佣劳输的生产。①资本从流通中出来，并且使劳动成为雇佣劳动；资本就是这样形成的，并且，在发展成为一个整体时，把土地所有权既当作自己的条件又当作自己的对立面。②不过这里表明，资本由此只是把雇佣劳动作为自己的总前提创造出来。因此，现在应当就雇佣劳动本身来考察。”③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6页。
[2]马克思在这里的表述，特別是第2卷中展开的基础理论，与黑格尔的逻辑密切相关。参见《黑格尔逻辑》（英文版）第1卷第82页：“如果认为进乡是向基础，向原始和真理的复归，那吗，承认这种考虑就有必不可少的重要性……这样，意识就从直接性开始，回到最真实的纯粹的知识。”
[3]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994页。该页中讲到，资本包括作为它的“财立物”的土地所有权。
（5）三分法的真实作用
显然，马克思在这部分基木上讨论的是他的著作的结构，其中应该体现那些表示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的范畴（资本、土地所有权和雇佣劳动）的顺序，从对这些范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中得到的答案是：资本范畴，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决定性的、最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必须首先详加阐述，这意味着，资本在它的纯粹的形式上，不考虑从资本关系自身衍生出来的其他形式。只有当现代土地所有权作为资本的创造，作为资本对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影响的产物时，它才能得到发展而雇佣劳动，尽管从逻辑上和历史上对于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是基本的条件，但它的充分发展却要求以资丰主义生产方式控制了整个社会关系，以及甚至农业生产者也变成雇佣劳动者为前提条件。因此，只有研究了资本和土地所有权之后，才能对这个范畴进行彻底的研究。
那么，可以看出，马克思之所以采取三的考察方法以及采取那样的序列，丝毫不是出于“表面的考察”，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传统的“生产要素”理论也毫无联系。毋宁说，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本性的产物，是由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畴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进程决定的。这些范畴实际上要求---至少暂时地---把研究对象分割开，特別是在开始阶段，“所涉及的实质上是弄清纯粹的形式规定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要把一些毫不相干的东西夹杂进来。”①因而，在《1857~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不但没有涉及土地所有权范畴，而且没有对工资形式进行更详尽的考察，以便在纯粹的形式上创立资本的概念。②因而对地租的分析要在分析资本之后进行，正象马克思在最后的著作中那样，把地租问题放在《资本论》第3卷的末尾来阐述。）这祥一来，作为暂时的但不可避免的“蓝图”，最初采取三分法把著作---分成为资本、土地断有权和雇佣劳动分册，便得到了说明。虽然如此，是什么特别的原因使这个蓝图后来被放弃了？这个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但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先弄清楚原始提纲的第一部分，即《资本分册》的变动情况。
[1]《马克思恩格思全集》第46卷（下），第249页。
[2]参见马克思1858等4月20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笫300页），“在整个这一篇里（即‘资本一般’）假定工资总是等于它的最低额。其次还假定，地产=〇，就是说，地产这一特殊的经济关系在这里不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在研究每一个别关系时不致老是牵涉到一切问題。”
2.《资本》分册
（1）《资本》分册的最初细分
按照1857—1858年的提纲，该书要分为以下部分①
[1]关于提纲的变化可参见《手稿》（德文版》第264，275页。那里有另一个分类法，《资本》分册分为六部分，除了原来的四部分外，还包括第五篇：资本作为货币市场，和第六篇，资本作为财富源泉。但是，这两个问题都可以放在第三、第四篇中，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在以后的变化中没有提及它们。
再有，这两个变化很明确地显示出《草稿》的结构是多么“黑格尔派”！
第一篇资本一般
1）资本的生产过程
2）资本的流通过程
3）利润和利息
第二篇竞争
第三篇信用制度
第四篇股份资本
这份计划只有第一篇以“1857—1858年草稿的形式写出来。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部分与马克思以后的著作相对照，仅限于对“资本一般”的分析。至于余下的二、三、四篇，与我们对于二、三分册所说明的情况相同，也就是说，它们实际上没有作为独立的部分出现，它们的内容被收进了新结构的著作中，并且，随着第一部分，即“资本一般”篇的扩大，原来二、三、四篇的内容也相应地缩减了、因而，鉴于《资本论》前两卷基本上没有超出对“资本一般”的分析，对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的分析便都放在第3卷中了，尽管不象马克思最初所打算的那样详细，也还是按照原来设想的顺序来论述的也说明，原来那种按照范畴直接的划分只是出于抽象法的方法论的考虑。因此，当主要的任务---对“资本一般”的分析---一经完成，就可以放弃原来的分篇计划。由此可见，“资本一般”是我们应该了解的最重要的范畴，现在，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
（2）“资本一般”和“多种资本”
象我已经知道的《草稿》的主要内容，在原则上，不仅不包括原始提纲的2---6分册，而且不包括第一分册的2---4篇。①从一开始，马克思就想论述“资本一般”。然而，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什么？它所体现了抽象法的什么水准呢？
[1]我们说在原则上，是因为《草稿》包含许多超过“资本一般”结构的枝节。按照它们的内容，这些枝节的论述适合于马克思著作的其它部分。参见马克思1858年5月31日致恩格斯的信：“困难的是，这些手稿（印出来有很厚一大本）很乱，其中有许多东西只是以后的篇章方用得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17页）
首先，我们将从马克思1862年12月28日致库格曼的信中找到满意的答。信中说，仅限于“资本一般”而不包括资本竞争和信用制度。①竞争包含“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这要以有许多资本为前提。而在信用理论中，“整个资本对单个的资本来说，表现为一般的因素。”②这两种情況下所论述的，都是真实资本的实际运动的一个方面---是资本具体，而不是“理论上的一般。”③我们在《草稿》中读到，资本是，而且只能是，作为许多资本而存在，因而它的自我规定表现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这是按照它的本性（注意这里黑格尔式的术语的重复）“自己排斥自己”，而且必然因此“自己排斥自己”④从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以它的最适当的形式确立起来，因为自由竞争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自由发展。”⑤当然，“只要资本的力量还薄弱，它本身就还要在或随着资本的出现而正在消逝的生产方式中寻求拐杖。”而“当资本开始感到并且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时，它就在这样一些形式中寻找避难所，这些形式虽然看来使资本的统治完成，同时由于束缚自由竞争却预告了资本的解体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解体。”⑥在它的全盛时期，资本的统治只能在竞争中并通过竞争来实现。
[1]“第二部分终于已经脱稿……它是笫一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其实，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36页）
[2]马克思1858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99页。
[3]同样，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竞争和信用作为“资本的实际的运动”和“具体的关系”往被袖象为“资本一般”或“资本的一般性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有关内容）。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笫46卷（上）第408~409页。“因为价值是资本的基础，资本必然只有通过和对等价值相交换才能存在，所以资本必然自己排斥自己，因此，普遍资本，没有与它交换的其它资本同它相对立的，……这样的资本是毫无意义的。在作为已径实现了的交换价值的资本中已经包含着各个资本的互相排斥。”因此，“国家资本主义”只能是通过国家把若干个互相对峙的资本组织起来。”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5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60页。早在1857年马克思就予言了垄断资本主义形式（用一个不带神秘色彩的词汇来说，这可以称作“先见之明”）。
马克思说，“经济学家们关于自由竞争讲过很多空话，但从来还没在被阐明过”，“自由竞争只是被否定地理解，即被理解为对垄断、行会、法律规定等等的否定。”但是“竞争决不仅仅具有这样的历史意义。……自由竞争是资本作为另一个资本的它自身的关系，即资本作为资本的现实行为。”并且通过竞争，使“符合资本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个资本的外在必然性，从而，从概念上说，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①因此，竞争是“资产阶级经济的重要推动力”，竞争不能创立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而是这些规律的执行者；不能说明这些规律，只能使人们看到这些规律。②所以，没有什么比把对资产阶级经济规律的分析与对竞争的分析或作为竟争前提的信用关系的分衡相混淆更错误的了。要弄清存在的形式，我们得首先考察是什么以这些形式存在。这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每种情况在竞争中都要以而且必然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价格不是由劳动决定，而是劳动被价格决定等）。③因此，资本表现为“决定价格提供工作、调节生产的东西，一句话，它是生产的源泉。”④为了能够直接探讨资本的内在规律，我们必须抽掉竞争及与其有关的内容，从“资本一般”开始。“即使存在许多资本，也不应该妨碍我们的考察，相反地，在考察了所有资本的共同点以后，许多资本的关系也就清楚了。”⑤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7页；（下），第159-160页。马克思在第46卷（下），第247页上还说：“竞争一班说来是资本贯彻自己的生产方式的手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7页。（参见格罗斯曼在《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中的极好的解释）
[3]“竞争在表面上把资本的内在规律全部颠倒过来，而把它们作为外在必然性强加给资本，它把这些规律歪曲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8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7页。
然而，所有资本的共同特征是什么？很显然，是那些只适用于资本，而不适用于其它财富形式，并且能表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的历史性的特征。
古典经济学家《这里马克思指斯密）往往把资本视为积累的（确切地说，物化的）劳动，“作为手段被用于新劳动。”但是，“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必须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而不是从劳动出发”。①“正象不可能从不同的人种直接过渡到银行家，或者从自然直接过渡到蒸汽机一样，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也是不可能的。”②一种这样的交换衡值是货币，既不是单纯作为交换的材料的货币，而是要通过异己的劳动这个中介，在运动中保存和增殖自身。因而，资本与一般的价值和货币相区别的首要的特征就是，它是一种能“产生出剩余价值的价值，”并且它以特定的历史关系---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我们看到，人们给资本一词加进了许多资本概念来说看来并不包含的含义。例如人们说，把资本借出去，把资本积累起来等等，在所有的这些说法中，资本不过是物，同构成它的物质完全是一回事。”③但是我们这里研究的“既不是资本的某一特殊形式，也不是与其它各单个资本相区别的某一单个资本，等等。我们研究的是资本的产生过程。④这种辩证的产生过程不过是产生资本的实际运动在观念上的表观。⑤以后的关系应座看作是这一萌芽的发展。⑥
[1]既然整个资丰主义生产的基础是：直接购买劳动，以便在生产过程中不经购买而占有所使用的费动的一部分，然后又以产品形式把这一部分卖掉；既然这是资本存在的基础，是资本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0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11~213页。参见本书第二、第三章，在那里对这个争论有更加详尽的论述。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8页.
[4]《草稿》中分析这个实际问题在许多地方都以“资本产生的一般历史，”资本的“自我决定”或“自我形成”出现的。
[5]由于“我们这里谈的是这个资本，即正在形成的资本，所以除它以外，我们还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因为对我们来说，还不存在许多资本，---我们所有的，只不过是资本本身和简单流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46页）在《草稿》中（以及《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资本的变化过程被抽象为完成形式的资本，即作为整体，作为流通的单位，作为生产过程而存在的资本。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70页。
所有资本共同所具有的是增殖自身价值的能力---即占有（直接或间接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因而，对“资本一般”的分析必须从考察生产过程开始，必须说明货币是怎样“超出了它单纯作为货币的性质”变成资本的，货币通过人类劳动的耗费是怎样产生剩余价值的，最后，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如何导致了资本和资本关系本身的再生产。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不考虑不同资本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的情况下展开分析，也不必考虑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如何在不同资本家中间瓜分的，“他们之间所分配的绝不能多于总剩余价值或总剩余产品。”①这不能解释而只能掩盖剩余价值的产生，因为在利润的形式上，“剩余价值的产生，利润的产生，看起来同样地决定于资本的一切部分”，资本本身表现为独立于劳动之外的“财富的源泉。”②因此，要弄清楚资本关系的基本前提，即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以及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的作用，就不能从“许多资本”开始，而必须从资本或“整个社会的资本”，③也就是从“资本一般”开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资本概念真正讲清楚。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11页。参见该书第199页：“作为阶级的资本家的利润或资本的利润在它能够被分配以前，必须已经存在……”。
[2]“我们在这里考察的是资本本身，也可以说是全社会的资本，资本的差别等等还与我们无关。”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8页。
然而，资本的生命周期不只限于直接生产过程，为了更新自己，资本的产品，包括剩余价值，必须“转化为货币；这和以前的各个市场阶段不同，那时交换只涉及剩余生产和剩余产品，而根本不涉及全部生产。”①生产过程的阶段必须通过流通过程来完成。因而资本的运动变成了一个循环，并从中产生了资本的形式，（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些形式作为资本的暂时的限定因素硬化为资本存在的特殊的形式。而这些形式在“资本一般”的抽象中要作为特殊来理解（“资本的特殊”②），因为它们体现了“各种资本的持征”从而，对它们的理解就不能无视“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资本通过循环的不同阶段表现为“一个由资本本性决定的对生产的限制。”流通需要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资本不能产生任何剩余价值。它的价值增值不仅依赖于劳动时间的长短（在劳动时间里，资本（自己!）存创造价值），而且也同样依赖于流通时间的长短（在流通时间里，创造的价值得以实现）。③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8页。
[2]同样地，“特殊”这个概念是“一个特别黑格尔式的概念（马克思还这样地用过象“普遍地”，“个别的”等术语，都是基于黑格尔的《逻辑学》）。
[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31~141页。
因此，“资本计量新生产出来的价值，不再是用这一价值的实际尺度，即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的比例，而是用作为这一价值前提的它自身来计量了。具有一定价值的资本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出一定的剩余价值。”①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64页。
从而，剩余价值就采取了它的转化的派生形式---利润，剩余价值率则采取了利润率的形式。（于是我们便进入了《草稿》的最后部分，即第三部分》这里唯一的要求是资本家阶级的总利润要和他们占有的总剩余价值量相等。①而单个的资本家所得到的利润则可以多于或少于在本企业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在《草稿》中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題，说“这只有在考察许多资本时才能研究”，②因为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是以竞争为前提的，这已经超趟了马克思原始提纲中设想的“资本一般”阶段的研究内容。从我们刚才引用的马克思的话，可见马克思已经谈到了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资本---“社会总资本”（与特殊的个别资本相对）的概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63~264页。
[2]同上书，第281页。
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方法论中有什么意义呢？这可以从《草稿》里一个非常重要的评论中看出来。我们在那里看到：“尽管与各特殊资本相区别的资本一般，（1）仅仅表现为一种抽象；不过不是任意的抽象，而是抓住了与所有其它财富形式或（社会）生产发展方式相区别的资本的特征的一种抽象。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而且这种抽象内部的种种差别也是表明每一种资本的特性的一些抽象特殊性，每一种资本就是这些抽象特殊性的肯定或否定（例如，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2）但是，与各特殊的现实的资本相区别的资本一般，本身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这一点虽然普通的政治经济学并不理解，但已承认，而且构成它关于〔利润〕平均化等等学说的极其重要的要素。例如，这种一般形式上的资本，尽管也属于单个的资本家所有，……形成在银行中进行积累或过银行进行分配的资本，形成象李嘉图所说的①那祥令人惊异地按照生产的需要进行分配的资本。这种资本同样会通过借贷等等在不同国家之间形成一种平均水平。②……因此，一般的东西，一方面只是观念中的特征，同时也是一种同特殊事物和个别事物的形式并存的、特殊的现实形式，（马克思补充道：“以后我们还要回来谈这一点，尽管它的逻辑学性质较多而经济学性质较少，但毕竟是我们研究过程中极其重要的问题。”“代数学的情况也是这样。例如，a、b、c是数一般，但对，，，，等来说它们又是整数，不过，这些分数要以这些作为一般要索的整数为前提。”）③
[1]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39页。
[2]马克思这里继续谈到：“因此，举例来说，如果一般形式的资本的一个规律是，为了增殖自己的价值，它必须二重的存在，并且必须在这种二重的形式上二重地增殖自己的价值，那么，例如对某一个某特殊的国家即同另一个国家相对立而杰出地代表资本的国家来说，它的资本必须贷给第三个国家才有可能增殖子自己的价值。二重存在，即自己把自己当作异己的东西来发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是极其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5页）
[3]《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4~445页。
而且，在《草稿》的另一部分，马克思说道：“考察资本一般，并不是单纯的抽象。例如，如果我考察某个国家内与总雇佣劳动（或者也与地产）相区别的总资本，或者说，我把资本当作与某一阶级相区别的某一阶级的一般经济基础来考察那我就是在考察资本一般。这就同我从生理学上考察与动物相区别与人一样。”①
立即可以看出马克思这些评论的特别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以《资本论》第2卷中关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论述为例，这里谈到了商品资本循环：“正因为W---W’循环在进行中要以另一个在W（=A+Pm）形式上的产业资本为前提……这个循环本身就要求我们不仅把它看作循环的一般形式，而且同时看作各单个资本的总和即资本家阶级的总资本的运动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每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的运动，都只表现为一个部分运动，和其它部分运动交织在一起，并且受它们制约。例如，如果我们考察一个国家的全部年商品产品，分析其中一部分补偿一切单个企业的生产资本，另一部分迸入不同阶级的个人消费的运动，值或剩余产品的运动形式那么，我们就把W’……W’看作社会资本和由此产生的剩余社会资本=单个资本……之和，社会资本的总运动=各单个资本的运动的代数和，这一事实并不排除；这个运作为一个孤立的单个资本的运动来看，和同一个运动，作为社会资本总运动的一部分来看，即和社会资本的其它部分的运动联系起来看，会表现出不同的现象；同时，这个运动还会解慶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考察一个单独的单个资本的循环时必须事先已经解决，而不是要由这种考察去解决，”②
[1]《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2页。
[2]《资本论》第2卷，第112~113页。
从这段论述，可见单个资本只被看作是社会总资本的“独立部分”，“社会资本的运动，由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即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这虽然只是单个资本的总和，却显示出不同干每个单个资本的特征。①“社会总资本因而被理解为整体，理解为与特殊的具体资本相区别的实际存在。”在马克思对信用的研究中也有同样的说法：“如果说产业资本只是在特殊部门之间的运动和竞争中把自己表现为整个阶级共有的资本，那么，资本在这里现实地有力地在资本的供求中表现为整个阶级共有的资本。”②因此信用被马克思看作“这样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资本使自己区别于单个资本，或者说，个别资本极力使自己表现为区别于自己的数量界限的资本。③对会总资本的真正的特征崔股份资本中分析得取清楚：“在这种形式下，资本达到了它的最后形式，在这里资本不仅按它的实体来说自在地存在着，而且在它的形式上也表现为一种社会力量和社会产物。”④
[1]《资本论》第2卷，第390页。
[2]《资本论》第3卷，第41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69页。
[4]《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页。
关于“资本一般”的概念就谈到这里---这与“具体关系”①的研究，即与“现实资本”②的研究相区别。这个概念，正象我们已经说过的，对马克思来说，只是一种单纯的抽象以及“成为资本的实际运动”的辩证的反映“以后出现的”内容巳经以胚胎的形式包含在资本的一般概念中了。就是说，不仅包含“文明化”和进步的趋势，而且包含了导致超越资本主义生产限制的矛盾③（在《草稿》中有大量的例子，我们这里只提到机器的发展④信用制度和实现问题⑤）。然而，另一方面，按照资本的般概念考察资木时，资本的一切要素是包含在资本屮的，这些要素只有在资本以许多资本的形式真正表现出来时，才能获得独立的现实性，才能显示出来。因此，那个在竞争范围内并且通过竞争而存在的内在的活的组织，也只有这时候才得到更广泛的发展，”⑥尤其是，“资本的不同循环的同时并存，如同资本的不同规定的同时并存一样，只有以许多资本为前提时，方变得很清楚，这正象人的生命过程要经过不同的年龄一样。但是，人的各种年龄是并存的，分属于不同的个人。”⑦
[1]参见《资本论》（英文版）第2卷，笫461页；第3卷，第25、110、113页。
[2]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区别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来说明，各个资本有各种不同的量。但是每一单个资本的量和它自身是等同的，因而，只要考察的是它作为资本的属性，它就和任何的量等同，但是当我们考察两个资本的差别时，那么，由于它们量的差别，就出现了一种质的规定的关系。量本身就成为它们相区别的质，这是关于如何把考察资本本身同考赛资本跟其他资本的关系区别开来，或同考察资本现实状况区别幵来的重大观点，而从这个现点出发，资本的量是唯一的例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99页。）
[3]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这种趋势并非象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著怍中所说的那样，只表现为外部的结果，同样必须指出，在资木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8页）参见该书第295页：“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身一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明确地弄清楚（资本本主）关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会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以及这种关系超出它本身的那个界限。”
[4]“从竞争以及由竞争引伸出来的缩减生产费用的规律来说明机器的采用是很容易的。这里必须用资本对活劳动的雯系来说明机器，而不考虑其它的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00页）
[5]“劳动时问和流通时间的对立，特别是在这里当涉及通货历史等的时候，包含着全部信用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70页）该书第436页关于实现问題的论述参见《马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笫562~563页，我们在考察货币已经看到……货币本身就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而这一点，在考察资本的一般性质时，用不着对成为实际生产过程的一切前提的进一步的现实关系加以说明，就更加淸楚地表现出来了。”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1页。
[7]同上书，第154页。参见该书第171~172页：“资本过程在其不同阶段上之所以可能同时并列，只是由于资本分为若干部分，其中的每一部分都是资本。但是是处在不同规定中的资本。这种形式交换和物质变换，就象有机体中发生的这种变换一样。例如，假定身体在24小时内被再生产出来，那么这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而是分为一种形式下的排泄和另一种形式下的更新，并不是同时进行的。……（因此，这里已经向多数资本过渡。）”
（3）《草稿》与《资本论》在结构上的联系
熟悉《资本论》内容的读者，自然会赞成从《草稿》中提炼出来的这些重要内容，即马克思1857-1858年所写的，又成为他后来的著作的要目的那些内容，和《草稿》一样，《资本论》第1卷和第2卷仅限于对“资本形成情况的抽象的研究，”①或就循环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最抽象的表述”，②也就是“资本一般”，（因此，在1、2卷中，自始至终都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③）真正方法论上的区别首先表现在《资本论》第3卷里。《草稿》中谈到利润、一般利润率和利润率下降趋势，都还是就“一般利润资产阶级的利润”的问题来谈的，而不是“以另一方的牺牲为代价的某个个别”的利润。④后面的研究（主要指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剩余价值分解为企业利润、利息等等），超出了“资本一般”的内容。然而，《资本论》第3卷中“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相互作用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⑤在这点上，已远远越出了“资本一般”（作为一个概念已被马克思在《草稿》中详尽阐述过了）的限制。那些在较早的研究阶段上只能被暗示的问题⑥现在可以着手解决了一如果我们从“那种在表面上”出现的“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迸入它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基本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⑦问题的解决才成为可能。
[1]参见《资本论》（英文版）第1卷，第166页。
[2]参见《资本论》（英文版）第2卷，第461/510页。
[3]“因为在考察一般资本时假定价格是同商品的价值相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588页）
[4]《手稿》德文版，第767页。
[5]《资本论》第3卷，第30页。
[6]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社会必要劳动”概念的定义---正如积累的定义一样---只被抽象地看作直接生产过程的一个方面，并且，这个概念只有从具体的条件出发，才能进一步研究。（下一章将详细讨论）
[7]《资本论》第3卷，第232~233页。（“隐蔽着的基本内容”只是一个形象化的说法，这是实际存在的主要的社会关系。）
从而，我们认为，“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的范畴是理解《草稿》和《资本》的关键所在。不应该夸大这两部著作在结构上的相似之处，也不应该忽略原来的《资本》分册的重新组织，必然导致一些基础概念在使用上的一定的变化，因此，这些概念在《资本论》中的含义并不总是与我们在《草稿》中见到的一致。
那当然是真实的，即在《资本论》中，象在《草稿》屮那样，资本主义生产的“真实的内在的运动，与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表面的”运动相对照，并且同样地经常使用黑格尔武的“本质”和“现象”相的区别的叙述方法。①我们在第1卷中读到：“必须把资本的一般的，必然的趋势同这种趋势的表现形式区别幵来，“这里不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怎祥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怎样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象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运动一样。”②在《资本论》第3卷第6章中也有同样的论述，我们在这一章中研究的各种现象要得到充分阐明，必须以信用制度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为前提，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以后，才能得到全画的说明。”③实际上，“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④所以这些要求就都没有必学的考察必要了，而且“一侧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既然不是这样，科学的考察必须从“表面现象”深入到“内在的本质，”经济过程的“基本的结构”，以便能够发现现象的规律，⑤并且认识这个现象本身的必然性。⑥就这方面来说，《资本论》的方法论的排列方向和《草稿》没有什么不同。此外，它们的区别还在于《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把“在竞争中一步步地接近表面形式”的这部分研究内容也看作是对“资本一般”的分析，从而对资本一般的研究范围变宽了，而分析竞争的结构变窄了。⑦这证明了，构成《草稿》的基础的“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的区别问题，仍然是作为首要的“蓝图”出现的，没有它，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就不能发展。但是，这个“蓝图”---象任何其它著作的前提一样，---只能要求在一定的限度内得到适当的充实。
[1]参见卢卡芡（LUKACS）《历史利阶级觉悟》第7页。注9。
[2]《资本论》第1卷，第352页。
[3]《资本论》第3卷，第126~127页。在这种一般的分析中，通常总是假定实际情况与概念相一致，或者同样，实际情况只能与它们的一般情况行灯。参见该书第939页：“竞争的实际运动不在我们的研究计划之内，我们只需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组织，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表现出来。”
[4]同上书，第923页。
[5]参见《资本论》第1卷。
[6]马克思在他的1851年的一本笔记中谈到了李嘉图抽象了在他看来是偶然的现象，同时也抽象了实际的过程，在这方面，那些在他看来是偶然的而实际上是经常的和真实地运动，以及这些运动的规律和一般关系，都同样是基本的。
[7]与《草稿》一样，在《资本论》中对竞争理论的研究仅限于对市场价格的实际运动的分析（与生产价格对照），以及对世界市场的竞争的研究。
五、提纲变化的范围和大概的解释
那么，我们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呢？换句话说，提纲发生了什么变化？
怎样才能说明这个变化？
第一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见本章最后的纲要）。我们认为，可以从我们对于《资本论》手稿的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马克思从来没有明确地放弃过最初计划的六分册书的最后三分册，而是要把它们作为著作的“续篇”。因此，提纲的变化仅仅涉及到1~3分册。实际情况是，第二分册（关于土地所有权）的内容被收进《资本论》第3卷中，而第三部分的内容（关于雇佣劳动）则被收入了第1卷。但是，救原始提纲的第一部分《资本》分册来说，变更的只是概分册的第2~4篇，这些内容按同样的顺序被收进了《资本论》第3卷中，而《资本论》第1、2卷几乎完全与《资本》分册的第1片一直。也就是说，这两卷仅限于对“资本一般”的分析。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只是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内容的表面上的重新加以归类，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不是格罗斯曼和贝伦斯所说的那种原因！确切地说，提纲变他的原因正如我们在分析中所谈到的，一旦马克思完成了備的任务的最基本的部分---对产业资本的分析---以前那些作为自我说明工具的著作结构就变为多余的了。这里《草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因为尽管这份手稿完全是按照原始提纲的设想起草的，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1、2卷中展开论述的基本思想却无一遗漏---关于工资及其形式的那一章除外，（流通过程的部分。）这说明（这里我们可以参考提纲中论述生产过程，对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完整的论述可以在没有对原计划的《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权》分册做任何深入的专题研究的情况下进行。所有这些分析都是以雇佣劳动关系的存在为前提---而这与资本的概念正好相符。最初的分析能够，而且必须要抛开任何其它的因素，以便在纯粹的形式上确立资本的范畴。①在这方面，构成原始提纲基础的对于研究领域的严密的划分是贯彻始终的，然而，有些方面最初看来是有用的和必要的，后来却变成了多余的有妨碍的限制，再要坚持这样的划分，势必会导致内容的不断重复。原来的“蓝图”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因此，应读在不造成已有的成果的任何根本性的变化的情况下，进入分析的更高阶段。这意味着《土地所有权》和《雇佣劳动》分册有可能被放弃，而把其中的基本部分并入仅仅研究“资本”的新的著作中这两分册的主要内容都可以在《资本论》中适当的地方发现，《土地所有权》分册的内容包括在第3卷中，因为地租的真正的理论问题只能在对产业资本进行全面分析之后，作为产业资本的“从属的”和“派生的”②形式，③在分析的这个阶段得以解决。相反，《雇佣劳动》分册直接溶合进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即《资本论》第1卷，---以便通过对工资范畴及其形式的分析，在第1卷价值理论与第3卷生产价格理论之间建立一个必要的“联系”。（这最后一点将在本章附录部分对于《雇佣劳动》分册的研究中做详尽的分析。）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44页。”—切固定的前提本身在进一步分析的逋程中都会成为变动的，但只要一开始就把它们固定下来，在进歩的分析中就可以避免把一切都弄乱。”
[2]“产业资本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形式，其它一切形式都不过是从这个基本形式派生的、或者与它相比是次要的，一派生的，如生息资本；次要的，也就是执行某神特殊职能（属于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资本，如商业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518页）
[3]我们在《资本论》第3卷第47页中读到：“我们须并明白，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表现的现代经济学的现点来看，地粗研究上的困难究竟在哪里，困准不在于一般地说明农业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产品和与之相适应的剩余价值。这个问题不如说已经在对一切生产资本---不管它是投在什么部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分析中得到解决了。困难在于证明，在剩余价值己经在各个资本之间平均化为平均利润之后，即各个资本在一切生产部门的全部社会资本所生产的总剩余价值中分到与它们的相对量相适应的比例部分之后，也就是说，在这种平均化之后从哪里又会出现这种剩余价值的超额部分，由投在土地上的资本以地租形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资本论》第3卷，第881页）
现将马克思考虑过的提纲草稿和提纲笔记列于下面，这与马克思著作的结构是有关的。
1）1857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6页。
2）1857年10月同上，第219~220页。
3）1857年11月同上，第232页。
4）1857年11月同上，第281页。
5）1858年2月马克思1858年2月22日致拉萨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31页。
6）1858年4月马克思1858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同上书，第299页。
7）185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15~418页。
8）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页。
9）1859年2—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S卷（下）第541~549页。
10）1862年1EM1862年12月28日致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36页。
11）186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46—448页。
12）1865年7月马克思1865年7月31日致恩格斯的信。《书信集》，第196页。
13）1866年10月马克思1866年10月13日致库格曼的信。同上，第204页。
14）1868年4月马克思1868年4月30日致恩格斯的信，同上，第265页。
最初的计划（六分册）改变了的计划
第一册资本《资本论》（三卷本）
a）资本一般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
b）生产过程1篇商品和货币
2篇货币转化为资本
3-5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6篇工资
7篇资本的积累过程
2）流通过程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
3）利润和利息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b）竞争1-3篇利润和利润率
c）信用制度4篇商业资本
d）股份资本5篇利息和信用
第二册土地所有制6篇地租
第三册雇佣劳动7篇备种收入及其源泉
第四册国家
第五册对外贸易
第六册世界市场
图中：实线表示前三分册书的变化
虚线表示《资本》分册的变化
附录一：《雇佣劳动分册》
1、这个分册可能包括的主题
表面看来有一貞该会被注意到，就是我们不能准确地说出《雇佣劳动分册》要包括哪些内容，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准确资料，主要是靠把《草稿》和后来的著作加以比较来进行分析的。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草稿》中没有美于工资的论述，也没有任何关于工作长度、资本的剥削活动，工厂立法等方面的内容，而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对这些内容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按照最初的提纲，所有这些内容都应该在《雇佣劳动》分册中阐述的，可以从《草稿》以及马克思以后的手中找到大最的记述，来证明我们的这个假设不是主观臆断的。
《批判》中确定的“雇佣劳动学说”的任务是：“以知劳动时间是交换价值的内在尺度，试以此为基础儀证工资。”①换言之，工人在与资本交换中得到的价值总量，是由再生产工人的劳动能力也就是维持他本身及其后代所必需的物化劳动来决定的，然而，这个数量的多少是怎样确定的，他得到的货币暈是怎样计量的，这些和一般关系毫不相干，所以不能从一般关系本身来说明。”②“工资的实际运动”取决千支配劳动市场的规律（与商品市场不同③）这有待于在雇佣劳动理论部分阐明。④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第46卷（上）第24l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6卷（下）第11页。“（IV）资本的一部分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这可以看作一个特殊要素，而且必须看作一个特殊要素，因为劳动市场不同与产品市场等等，它是受另一些规律支配的。……第IV个要素属于工资那一篇。”
[4]参见《剩余价值理论》“工资的涨落是劳输力供求变动的结果，或是生活必需品价格暂时涨落的结果（与奢侈品相比），工资的变动可能邋过劳动力供求的变动而加剧，以及工资的上涨或下跌是由劳动力供氺的变动而引起，工资的这种涨落带来的利润率的涨落与利润率变动的一般规律无关，因为商品的南场价格与它们的价值决定相联系。这要在论述工资的实际运动的那一章才能见到。”（这段话摘自考沃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该版中，马克思的原始文稿的某些地方以理解困难为借口，被重新编排了。）这个问题在《资本论》笫3卷笫11章“工资的一般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中也有论述。
但是，我们进一步来看：“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是：劳动力当作固定在资本形态上并独立存在于劳动力以外的商品）互相对立着。大体说来，劳动力的价值是和商品的价值一样决定的。其价值，等于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上必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等于劳动者维持其生存上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不过，在这个基础上，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增殖间，出现了一种差别，这种差别，在别种商品上面，是不存在的。因为，除了劳动力，没有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没有一种商品的使用，能够增进它自身的交换价值，或由它自身引起交换价值。所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为任务的近代经济学，便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基础了：即，把劳动力的价值，当作某种决定的东西，当作某种决定的东西，当作一个已定的量---在每一个正确的场合，它也实际是这样的---来把握。”①在着手分析资本和资本的形成时，马克思理所当然地也要以此为前提，就是说，他最初假定，“支付的是经济上公平的工资，即由经济学上的一般规律决定的工资。”②
[1]《剩余价值理论》（考茨基编）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7~38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44页，实践证明，不管必要劳动的标准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会多么不同，……在任何一定的时间内，资本都必须把这个标准着成是一个固定的量，并把它作为固定的量来加以利用。对这些变动本身的考察，完全属于论述雇佣劳动的那一章。”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14页。然而，我们在这里要重新提到，在《草稿》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在《剩余价值埋论》中），马克思把“经济上公平的工资”看作是生理上最低限度的工资，这个不正确的观点一直也没有得到纠正。（参见恩格斯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的注释。
这是唯一的方法，这样，剩余价值形成的规律可以在纯粹的形式上迸行论述，而不牵扯那些分散注意力的伴随情况和与实际的发展过程无关的情况。当然，当分析从一般关系进入到更具体的关系时，这些确定的前提就得放弃了，同样地，也要放弃“经济上公平的工资”，即劳动力按他的价值出售这个假定，一方面，通过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另一方面，通过把劳动时间延长到超出正常限度（这等于使劳动力贬值），这两种方法①在《雇佣劳动》分册中都要首先进行“这在实践中既是一般趋势，也有象在实物工资制下那样的直接抬高价格的做法。……在这里，矛盾应该产生于一般关系本身，而不是产生于个别资本家的欺骗行为。至于所有这一切以后在现实中如何展开，则属于工资学说。”②由于同样的原因，“强制地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其自然界限”（还有夜间劳动以及把妇女和儿童纳入劳动人口等行为）在《草稿》中也曾提到应属于雇佣劳动那一章。③
[1]在资本主义世界不犮达的地区（例如在屮关洲、南美洲、亚洲和非洲仍然十分残忍地使用这些方法。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14页。
[3]见《手稿》中下列段落：“工作日本身并不受自然日的限制，它可以延长到深夜，这个问题在工资一章中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00页注①）以及“剩余时间也可以通过强制地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其自然界限的办法，通过把妇女和儿童纳人劳动人口的办法来创造一不过关于这个问题，在这里只能顺便提一下，它属于工资那一章。”（同上书，第378页）
与奴隶制或农奴制关系相反，自由的雇佣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全部“表现为他的财产，表现为他的要素之一，他作为主体掌握着这个要素，通过让渡它而保存它。”因此，工人在他自己的产品中所占有的份额采取了工资形式（“如果劳动不是以雇佣劳动为特征，那么通过劳动从产品中得到的份额也不会表现为工资工人，在作为生产的成果的产品中得到的份额则采取工资形式。）①尽管探讨劳动力价值（在对资本的一般分析中，已假定了着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是重要的，表面看来，研究工资本身呈现出来的各种不同形式也显得多余。并且由于我们在《草稿》中没有见到有关的论述，我们可以推断出，这方面的内容是留给《雇佣劳动》分册了。从而，在该分册中，马克思将首次考虑到工资的不同形式。实际上，不只是计时和计件工资②两种基本形式，还有诸如利润分配、③“自然工资”等报酬形式。再有，根据最初的提纲，所谓劳务价值决定也要在《雇佣劳动》中首次考察，因为这些劳务报酬完全是按照工资规律支付的。④
[1]马克思又说，这个问题在以后研究雇佣劳动时应该作更详细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英文版），第46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英文版）第95页。
[3]我们在《手稿》中读到：“计件劳动报酬制度……只是计量时间的另一种形式……；这同我们考察的一般关系完全无关。”（同上，第247页注）
[4]“这些服务的价值如何确定，这个价值本身如何由工资规律决定，这是同我们这里研究的关系完全无关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在工资那一章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笫435页。
在此，我们还应该提到马克思曾考虑在《雇佣劳动》中考察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平均劳动的规律（如我们已经提到的①）。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在那些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有“缺口”的人（如大多数写过这个问题的作者所认为的）看来更是如此。可是，马克思已经解决了主要的问题，不同的人类劳动的还原问题，即把个别的具体的劳动还原为无差别的简单平均劳动。这样看来，技术性劳动和非技术性劳动的关系问题只是一种特殊情况，在最后对“劳动能力本身的价值差别”的分析中可以还原。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放在雇佣劳动部分进行。②（我们在本书第31章将会看到，马克思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1]见本书第1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179页。
2、马克思为什么没有把《雇佣劳动》作为独立的分册
关于马克思最初打算在专门论述雇佣劳动的分册中包括哪些内容就谈到这里，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被吸收到后来的《资本论》第1卷中了。①如我们所见，这些问题与在纯粹的形式上对资本关系的一般论述都不相干，因此可以先不考虑它们。但是，我们这里所关心的不是了解马克思最初计划的提纲如何，而是找出后来促使马克思放弃《雇佣劳动》分册的原因。有关《雇佣劳动》分册的更多的历史情况肴來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1]复杂劳动问越已经对“工资的实际运动”的考察没有吸收进第1卷中，后来，由于同样的原因马克思也没论及“市场价格的实际运动”。
我们来看看考茨基发表的1863年提纲的第一部分，从这里可以看出1857—1858年提纲的一个变化，因为1863年提纲中包含了“工作日”这个间题而这本是在《雇佣劳动》分册中要论及的内容。无论如何，各种迹象都表明，1863年马克恩仍然坚持他原来的提纲，从而没有放弃《雇佣劳动》分册。
第一次可以证实《雇佣劳动》分册被放弃的，是《资本论》第1卷。第一卷中对工资问题从逻辑上和历史上的详尽论述说明了这一点。这部分论述巩固了绝财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以及资本积累理论，它包括了原始提纲中拟在《雇佣劳动》分册屮阐述的大部分内容。我们不必强调这部分详尽的论述是如何生动，也不必力图说明这如何有助于第1卷的内容，按照马克思原来的打算，这部分论述的基本结论（从《手稿》中的例子可以看出），不这样做也应该得出的。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情况是，马克思在《资本论》1卷中吸收了原计划的《雇佣劳动》分册的主要部分的内容---即对工资及其形式的分析，这些内容是1863年提纲中所没有的。我们不能说出马克思是在什么时候决定这样写的，尽管在1864年以前他还没有这样做。然而，从马克思1867年6月27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这样做的原因。
[1]参见马克思1356年2月致恩格斯的信，“真正理论部分我不能推进”（指第1卷，马克思这里是说因病造成的）。“脑力太差，对此不能胜任，我对（工作日）一节作了历史的扩展，这超出了我原来的计划。”《书信集》第199页。）
信中写：“商品的价值怎样转化为它的生产价格，在生产价格中
（1）全部劳动似乎是以工资的形式得到报酬；
（2）但是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在利息、利润等等名称下，采取了成本价格（=资本的不变部分的价格+工资）的増加部分的形式。
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
阐明例如劳动力的日价值转化为工资或日劳动的价格。这在本卷第五章①中已经谈到。”②（即《资本论》第1卷）
[1]这对马克思来说是个失误（成者想必是他的手稿被误解了），这里提到的内容实际上是在第1卷第19章（见法文舨中译本一译者注）而不是第5章，我们在那里看到，工资的形式，成劳动的直接报酬的形式灭了工作日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结果是自由工人的全部劳动都被看怍是有酬的劳动。……在奴隶劳动下，甚至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也具有无酬劳动的外视。在雇佣劳动下，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为他的资本家的无偿劳动。”（《资本论》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法文版中译本，第558、559页）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38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于建立在努力值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的地方，除了其他方面，还在于：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或者说，表现为工资（第1卷第17章），（法文版是第19章一译者注）。”（课件马克思提出要读者参考第19章。）
[2]《书信集》第219页。
从而，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他为什么做出把对工资及其形式的分析并入《资本论》第1卷这样的抉择的（按照早期的计划，也就是并入《资本》分册），虽然这与他最初的打箅不一致。这部分内容构成了与在《资本论》第3卷中出现的生产价格理论的必要的联系。如果说《雇佣劳动》分册的这个突然的变化没能直接回答提纲变化的原因问题，它却证明了一点，就是原始提纲所设想的对资本范畴和雇佣劳动范畴的直接的划分，只能在一定的情况下采用，并且以后不得不被放弃。这又一次证明我们关于提纲的变化的那个假定是正确的.
附录二：关于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再生产公式的批评的方法论评论
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有大量的资料提到卢森堡批判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再生产图式的错误，而奇怪的是，却都忽视了卢森堡用来作为她的批判的起点的方法论的前提，虽然这看起来是最有意思的方面，并并实际上也应该从这一点开始。
卢森堡看出两个方法论的问题作为她的批判的中心。一个是，考察经济过程应该从单个的资本出发还是从社会总资本出发？第二个是从社会总资本出发在方法论上是否与社会仅由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构成的抽象法相一致？
罗莎·卢森堡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毫不怀疑。我们在她的《反批判》①中读到，自给自足的单个资本的存在确实仅仅是一个外部形式，即经济生活的表面，只有那些庸俗的经济学家才祀它用作他们唯一的知识源泉，在那个表面底下，透过竞争的一切矛盾，仍然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社会中的所有单个资本组成一个整体。而且，它的存在和运动是由社会的共同规律所支配的，这写规律在目前制度的无计划和无政府状态下的情况只是在单个资本家的背后起作用。当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一个整体的时候，那么，社会需要就成为一个可以分为若干部分的可数的量。”
[1]罗·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见于[德]罗莎·卢森堡、[苏]尼古拉·布哈林，《帝国主义与原始积累》一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由于这个原因，卢森堡认为，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任何严肃的理论对经济过程的研究都不能“从这个表面的观点来看待它或者从庸俗经济学的大众讲坛即单个资本的角度来检验它。”而应该“从总体资本的观点看待它”。“这是唯一恰当和正确的方法，它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里第一次系统地阐述的观点，是它全部理论的基础，只有这样，马克思才成功“最后从魁奈、亚当、斯密和追随他们的可怜的模仿者的矛盾混乱状态和笨拙尝试中第一次无比清晰地推断出两个类別的根本区别：单个资本和社会总资本及其各自的运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随着作为一个具体数额的社会总资本的概念而上下起伏，这个社会总资本在总资本利润及其分配中有形地表现出来，它的无形运动推动了个体资本数额的一切有形运动。”①
[1]罗·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见于[德]罗莎·卢森堡、[苏]尼古拉·布哈林，《帝国主义与原始积累》一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82、113页。
然而，卢森堡继续说，马克思不仅在第1卷，而且在2、3卷都坚持以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理论上的抽象。从而，马克思在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问题时值做了这样一个假定，这个假定使问题不可能得到任何真正的解决。她写：“我想，我要在这一点上开始我的评论。关于一个社会只有资本家和工人这个理论假设一为了考察的某种目的，这是允许的（如在《资本论》第1卷里，对某个工厂的单个资本和剥削手法所作的分析）一似乎不再适宜了，因为我们论述的是社会总资本的积累问题。由于代表着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历史进程，所以，如果把一切历史现实条件都抽象到一点，那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理解的。作为历史进程的资本主义积累，是在一个具有资本主复之前的各种结构的环境中，雀一个经常性的政治斗争中以及在经济互惠关系中发展。①我们怎能在一个不流血的理论虚构---它宣称这场斗争和各种关系的整个现实是不存在的---中实现这个进程呢？
[1]总之，我在这里应该补充的不仅有资本积累，而且有资本循环，因为“在产业资本或者作为货币或者作为商品执行职能的流通过程内，产业资本不论作为或货币资本还是作为商品资本的循坏，是和备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的，只要这些生产方式同时是商品生产。”（《资本论》第2卷第126页）
在这里，根据马克思理论的精神，似乎特别需要放弃《资本论》第1卷中的前提，把积累作为一个总进程包括资本的新陈代谢和它的历史环境来进行研究。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么，对这进程的解释就同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自然地衔接起来，并与他论述经济学的重要著作的其它部分一致起来。”①“个别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范畴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特别是庸俗经济学理论在方法论上的一个根本的区别，②但是，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否掌握了马克思的方法论中最基本的方面？这个区分是否真正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马克思的著作及结构的钥匙？当然没有。卢森堡认为，实际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各卷是不同的，在第1卷中，马克思对个别资本的研究中都加入了社会总资本的分析，而在2、3卷中，却是在社会联系中对资本进行分析的。事实并非如此。在第1卷中许多地方，对个别资本的研究中都加入了社会总资本的内容，这个方法常用在设立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成果，比如，在研究影响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的因素时③，在第七篇研究资本积累过程，④等等。确切的说，主要的区别在于，前两卷没有超出对“资本一般”的论述，第3卷却转向了对“许多资本”及其相互作用，也就是“现实中”的资本的分析。
[1]《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第70页。参见《资本积累》第25、26章中关于这方面的争论的更详尽的证明。
[2]参见本书第2章。
[3]“我们可以把社会总资本毎天所使用的劳动看成一个唯一的工作日，例如，假设工人人数为100万，一个工人的平均工作日为10小时，那么社会工作日就是1000万小时，在这个工作日的长度已定时，不管它的界限是由生理条件还是由社会条件决定，只有工人人数即工人人口增加，剩余价值量才能增加。在这里，人口的增加形成社会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数学界限。反之，在人口数量已定时，这种界限就由工作日的可能的延长来决定。”（《资本论》第1卷第341页。）
[4]参见上书第623页：“要我们不是考察象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考察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货币形式所遗成的错觉就会立即消失，资本家阶级不断地以货币形式发给工人阶级票据，让他们用来领取由工人阶级生产而为资本家阶级断占有的产品中的一部分，工人也不断地把这些票据还给资本家阶级，以便从资本家阶级那里取得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的货币形式掩饰了这种交易。”以及第629页，：“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之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
换言：“个别资本”的概念和“资本一般”的概念绝不是同一的。“资本一般”比“个别资本”含义更广，从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一般”的范围内才能对“社会总资本”进行最有成效的研究，并且实际上也必然是这样。这方面的最好的实例是《资本论》第2卷中的第3篇，也就是被罗莎·卢森堡批判的那部分，于是我们便迸入了她提出的关于方论的第二个问题，从社会总资本的观点研究经济过程与社会由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组成这样的抽象法相一致吗？
很显然，如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用这样的再生产图式来描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即不仅在它的“最基本的形式”上，①“抽象地表述”而且要按实际的历史发展情况来表述，那么，卢森堡对这些图式的批判就是正确的了。我们知道，马克思没有这样做。卢森堡不得不这样假定，是因为她认为我们在分析社会总资本（与个别资本相对）时，不仅要全面地分析经济过程，同时要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的、具体的现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她为什么把第2卷第3篇的论述通成是“不流血的理论虚构”，为什么遍责马克思在这一部分抽象掉了册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是抽象掉了所有的条件吗？我们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尽管卢森堡说的是所有的条件，她实际上只是指一个条件---非资本主义环境的存在，即所谓的第三者。如果要照卢森堡的话做，使马寬思发现的正确的经济规律依赖于对“所有的历史的真实的条件”的直接考察，结果必然是，不仅再生产图式将成为“虚构”的，而且《资本论》中所有的分析结果也都会如此，众所周知，在实证的经验主义的法庭上，任何理论上的抽象都会成为第二流的。
[1]见本书第50页。
当然，资本积累“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从始至终”都以前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作为前提条件件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①而且，资本积累从始至终”也以许多其它情況为前提，象国内国际的竞争，价值与价格变动一致，平均利润率的存在，对外贸易，劳动生产力较低的国家被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剥削等等，所有这些方面，马克思在他的抽象的再生产图式中都正确地忽略不计了。但是，如果采取“现实主义”的立场，抱有经验主义的态度，这些因素和“资本主义的历史环境”一样，就都成为不能忽略的了。
[1]托洛费基在他的《不断革命论》中对这一点做了很好的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象《资本论》第二卷那样用抽象的公式表示（其全部意义在于作为一个分析的步骤），而是在历史的真实中发生，并且只能通过其基础的有规则的扩展发生，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因而也在它的内在矛盾的斗争中，每个民族的资本都以不断增长的程度转向“外部市场”的储备，就是世界经济的储备，由资本主义杜会中不断发生的内在危机产生的不可控制的扩展，构成了一种不断增长的力量，直至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死攸关的力量。”（英文版，第153页）
换句话说，说图式与历史的现实相违背，既不能说明更多的事情，也完全不能证明任何事情，声森堡的肤浅在这点上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而且不仅是在这一点上！她还自得地提出未经证实的第2卷再生产图式与第3卷屮“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全过程的概念”①之间暴露出的所谓“缺口”的矛盾。可是，她自己反复地（并旦正确地）强调，马克思不仅在第1卷而且在2，3卷②都假定社会完全由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两个阶级组成---即都从表面看来被认为排除了资本积累过程的正确的见解的假定出发！这些评论不是自相矛盾吗？马克思怎么能用同样的一个假定，既导致他在第2卷中的失误，又在第3卷中得出了正好相反的对立的结论（卢森堡认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呢？这再一次充分证明，卢森堡所批判的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出发点是不矛盾的。曾经读过《草稿》的人便不难发现，卢森堡所有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完全忽视了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的范畴，进而在于不了解抽象为“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作用。马克思本人关于这个问题说道，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关系时，可以假定……，整个商品世界，物质生产即物质财富生产的一切领域，都（在形式上或者实际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假定表示上述过程的极限，并且越来越接近于现实情况的正确表述。按照这个假定，一切从事商品生产的工人都是雇佣工人，而生产资料在所有物质生产领域中，都作为资本同他们相对立。”③
[1]《资本积累》，第345页。
[2]《资本积累》，第33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第26卷第1册，第442页。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195~196页，“但是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在着近似的情況；但是，资本主复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它同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足被消除，这种近似的程度也就越。”
这当然不意味着马克思一时把资本主义的现实与这一方法论的假定相混淆了。他主要关心的是在具体的真实中了解资本主更生产方式，无论如何，他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看作是达到这一目的唯一恰当的科学的方法---他在《导言》中就曾经谈到这一方法，并且在以后的《草稿》和《资本论》中都使用了这一方法。这就是：为了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基础和资本发展的内在规律，无论是研究它的生产过程还是研究其再生产和流通过程，都必须从“理论上的一般”开始，至“一般形式”中，所有非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即非资本主义阶层的存在）都要忽略不计。
这绝不限于对个别资本的分析（如果是这样，就和卢森堡的看法相吻合了），因为为了论述上的特殊目的，“社会总资本”可以而且必须设想为“资本一般”。①请读者再来看看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所引用的《草稿》中的一段话：“如果我们观察某个国家内与总雇佣劳动（或者也与地产）相区别的总资本，或者说，我把资本当作与另一个阶级相区别的某一阶级的般经济基础来考察，那我就是在考察资本一般”。同对个别资本的研究相对照，人们根本不能同意这是“不流血的理论的虚构。”
[1]《手稿》（德文版），第346页。
在这里我们能够提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是否以许多资本为前提，并且是否因此对这一过程的研究超出了对“资本一般”的分析这样的问题吗？如人们从《草稿》中的一段论述可以推论出的，马克思自己可能曾有过同样的想法，①但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从概念上讲只是指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可以设想为只是两部分资本）的交换关系，而不是指现实中的竞争。当然，一旦“一般”有二重性，多个资本就是即定的，从而也就会从“资本一般”转化为持殊的现实的资本。②可是，这绝没有超出对“资本一般”的，抽象的研究，并且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着手研究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平均利润等）之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也是对“资本一般”进行抽象的研究。我们不必再回到《草稿》中去，来使我们自己相信那深奥的解释，因为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确地提出了这个同样的观点（卢森堡熟知这一点，并对此估价很高）。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5页。（这段话实际上楚指信用，这个观点也可以适用于再生产过程。）
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关于危机那一章的绪言中读到，我们在考察货币时已经看到，……货币本身就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而这一点，在考察资本的一般性质时，用不着对成为实际生产过程的一切前提的迸一步的现实关系加以说明，就更加淸楚地表现出来了。”①
相反，在该书的另一部分我们看到：“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要就危机来源作为资本的资本所特有的，而不是仅仅在资本作为商品和货的存在中包含的资本的各种形式规定，来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②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562~563页。卢森堡在她的书中引用了这同一段话，却丝毫没有注意里面最重要的内容---马克思对“资本的一般性质”和“实际关系”的区分。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笫2册，第585页。
并且好象马克思预感到了在这个分析阶段上如果忽略了“实际的关系”他将会受到批判一样，在这段话的几行以后他又写道这里还要指出，我们必须在叙述完成了资本①---资本和利润②---之前叙述流通过程，因为我们不仅要叙述资本如何进行生产，而且要叙述资本如何被生产出来。但是，实际运动---这里说的是以发达的、从自己开始并以自己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实际运动---是从现有资本出发的。因此，对于再生产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进一歩发展的危机的萌芽，在论述再生产的这一部分只能作不充分的论述，需要在《资本和利润》一章中加以补充。”③
[1]见本书第44页注129。
[2]我们知道，在《手稿》德文版第978页的草拟提纲中，这意味着主题而与《资本论》第3卷相关的著作部分。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586页。马克思在这里提到《资本论》第3卷中危机理论与第2卷中再生产图式的关系。（这就解决了卢森堡所认为的《资本论》2、3卷之间存在矛盾的问题。）
因为”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含和强制平衡。因此，在这些危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资产阶级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中出现并得到阐明。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这种经济，一方面，这个矛盾的越来越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另一方面，这个矛盾的比较抽象的形式会再现并包含在它的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这一点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也必然被说明”。①因而，“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②可见，马克思在这个阶段没有涉及这些问题。按照他的提纲，对具体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和危机进行的详细分析基本上要留待他的著作的后面部分来进行，③因为在分析的这个阶段，马克思有另外两个基本的考虑：1）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危机第一次“从一般可能性变为现实性；④2）在一个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动态的均衡怎样才成为可能（尽管这关系到并且属于周期性的失调）。”⑤这当然应包括在其后的具体分析阶段中，实际上，它也要求具体。⑥（《资本论》第3卷第15章提供了具体分析的一个成功的范例。也应该注意到该卷第878页（英文版）马克思的方法论的评论，在那里他明确地提到进一步具体化的必要性。）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笫2册，第58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585页。
[3]“在这里，我不把西斯蒙第列入我的历史评述之内，因为对于他的观点的批判，属于我写完这部著作以后才能着手的那一部分---资本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5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588页。
[5]《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英文版），第154页。
[6]这在某种意义省市重要的，因为《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中关于方法论的评论既没有引起卢森堡的注意，也没有引起她的批评者的注意。
这样，我们便可以看出，卢森堡对马克思“不流血的理论虚构”的指责正是指马克思在“资本一般”的范围内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研究，可见她把《资本论》的方法论曲解到了什么程度！因此，我们不能相信她对马克愿的再生产图式的批判。（这也说明，在第二国际时期列宁指出对《资本论》的方法论的误解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理解的最薄弱的方面，有多么正确。）②卢森堡有力地指出了从单个资本的观点研究经济过程和从社会总资本的观点研究经济过程的区别，这是正确的，这方面的论述也是她的著作中最好的部分之一。但是，她同时又混淆了“资本一般”和“真实的资本”、“许多资本”之间的的基本区别，在她着来，只有对单个资本才能用抽象的研究方法，而社会总资本这个范畴应该作为表现直接的现实的范畴来对待。
这就是她坚持指出的与“历史的真实”相对的“理论的虚构”，她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错误的批判，以及在她的书里核心部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论述所现出来的无能，即她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价格无限上胀和资本主义社会有限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基本的根源之一。
她无视自己对这个问题解决是怎样不能令人满意，在讨论的核心问题中，保留了观点背后的有价值的部分，却提出一个直接由马克思的理论本身得出的观点，一个为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的追随者们所提出的难题。
[1]见《列宁全集》第38卷（英文版）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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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的来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第一篇导言
第一章《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的来源
这本书论述的马克思的手稿，有一个很长的史前史。正象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一封信里所指出的：该手稿是历时十五年研究的成果。[1]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以下简称《书信集》），中文本，第137页。
在此期间，马克思着手从不断更新的观点来考察政治经济学问题，从此创立了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础。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弄清楚马克思著作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性发展过程。
在1844-1846年期间，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广泛地进行了批判，这是第一个阶段。[2]遗憾的是，马克思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只留下了一些片断。它们作为《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3]。这时，马克思主要是作为哲学家露面，试图运用他新近掌握的“人文主义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来阐明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社会经济”的历史。因此，他常常是简单地把传统的经济学范畴接过来，以论证现行的社会秩序以及反映其发展的经济学科学的“具体”性质和违反“人性”。事实上，从严格的经济学观点出发，尽管这部著作多么富有天才，它留下的只是一个草稿，一般的框架，需要经过以后二十年的不懈的研究工作加以填补。[4]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书信事迹年表》（以下简称《年表》），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3~25页。
[3]伦敦，劳伦斯和威莎特1970年。第一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第3卷第一部分，柏林1932年版。
[4]《书稿》曾经有过许多热情的评论者。我们也有一份热情，虽然我们不免感到在其中有许多在《资本论》中也会发现的令人吃惊的地方，如果正确地读过《资本论》的话。这一点之所以未被注意，应该归因于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作了传统的纯粹”经济主义的”解释。
马克思发表其批判蒲鲁东的小册子《哲学的贫困》。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以及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题的演讲，这个时期可以认为是第二阶段。这时，马克思已经显示出他自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经济思想家，充分意识到他同古典学派的密切关系，以及他与古典学派的深刻对立。的确，在一些个别领域里，马克思对李嘉图的一些思想还没有进行最后清算，这些领域，他后来认识到是不正确的或者片面的，例如货币理论和地租理论。[5]同时，当时他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利润理论。然而，到1848年，他的经济学体系的基石——剩余价值学说，已经基本确立[6]，剩下的只是要研究理论上的细节问题。这一过程我们可以在《草稿》中详细研究。
[5]参见《哲学的贫困》，纽约国际出版社1963年版，第87~88、134页.
[6]《大纲》，德文版第7版，编者前言。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由于1848--184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而中断。直到1850年夏他流亡伦敦以前，他没有再拾起这项工作，这在当时主要是由于政治动因。根据他在这以前所发现的唯物史观，他觉得有必要考察经济因素在革命之爆发与失败上能起多大的决定性作用。带着这个目的，马克思主要利用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研究了1848~1850年的具体的经济史，[7]他得出结论认为，正如1847年的世界商业危机是1847年2月和3月革命的真正根源一样，正是由于在1848年中期逐渐复苏并于1849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才使得新近巩固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获得生气勃勃的力量。早在1850年9月在他的“党内同志们”的敦促下，马克思又重新开始了他的“经济学”的写作[8]。开始是从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摘录大量资料，他现已是用英语而不是用法语来阅读这些著作了。[9](马克思的教育活动，即常在家里给他的好友们讲解政治经济学[10]，也可能是促使他重新开始理论研究的原因。）至少，他的工作进展得如此顺利，以致大约到1851年5月或6月间，他已经认为可以着手写作了。[11]
[7]《年表》，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5页。
[8]指科伦共产主义者1850年9月14日写信给马克思，要求他完成政治经济学一书的写作。
[9]马克思在1850年9月~1851年10月期间对50多个经济学家的著作进行了摘录。参见《手稿》德文版，第766页。
[10]《年表》，第76页。可以认为，这些讲述是在布鲁塞尔所做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的继续。《新莱茵报》1850年第1期（1~2月）的简短概要可以证明这一点(什么是资产阶级所有权？1）资本；2）地产）。
[11]参见1851年4月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信中说：“我已经干了不少，再有大约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的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搞完这个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里搞别的科学。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慧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书信集》.第41页.）
遗憾的是，我们说不清楚他这时是否完成了手稿的写作，因为根据里亚滋诺夫的证明，在马克思的遗稿中，没有发现这一类的手稿。[12]我们只知道马克思与好几家出版商联系出版都未成功。他曾寄给费雷尔格拉斯（FRILIGRATH）的朋友，一位名叫H•埃布纳（H·EBNER）的记者一份著作的大纲（现已遗失）,以便联系出版。[13]这不能证明马克思确实已开始写手稿，并最后定稿，看来，马克思“只不过是完成了一份提纲，并进行了材料的准备，以便在签订合同后再专心致志地着手写作。”[14]但是，在那段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所涉及的某些情况与这种看法是矛盾的。例如1851年8月14日，马克思想让他的朋友恩格斯帮他为《纽约论坛报》撰写文章，因为当时他“搞政治经济学忙得要命”。[15]这一点从同年10月13日他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看得更淸楚。在信中，马克思对恩格斯说：“你必须把普鲁东的看法告诉我，简单点也行。我现在正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所以对此尤其感兴趣。”[16]因此，恩格斯建议马克思通知那个反对马克思写作安排的法兰克福出版商勒文塔尔说“扔掉你的整个计划是不可能的，你已经开始起草《批判》了；[17]等等。”[18]最后，马克思在整个出版计划失败以后立即于1855年2月13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的眼病是由于审阅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笔引起的——我想把材料整理出来，至少也是为了掌握材料，为整理材料作好准备”[19]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起草计划中的“经济学”一书的最后准备至少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个手稿后来的下落如何，以及它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大概是永远没有人能够解答的问題。
[12]里亚滋诺夫（RYAZNOV）《七十年代“对政治经济学的评论”》哥伦堡文献档案第15卷，1930年版，第5、8~9页.
[13]同上书，第4~5页。（正如我们从维也纳家庭、宫廷、国家档案中所得知的，埃布纳那时是奥地利政府的一个间谍。）
[14]《书信集》，第8页。
[15]《书信集》，第57页。
[16]同上书，第59页。
[17]见下一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9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432页。
至于那部拟议中的著作的内容和结构，我们的唯一线索是上面提到的恩格斯2月27日的信和马克思1851年11月24日前一封信中的一点微乎其微的资料。两封信都说明，马克思放弃了原想在这部著作中包括一个《政治批判》的打算，因为他想更多地致力于对过去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者建立的体系进行最后淸算[20]。因此，整部著作计划包括三卷，第一卷打算包括对传统经济学范畴的批判，[21]第二卷是对社会主义者的批判，第三卷是经济学史本身。[22]如果马克思按勒文塔尔的要求，在著作一开始先写经济学说史部分，他就将不得不“放弃”上述的写作计划，[23]马克思自然不能同意对提纲作如此改动。另一方面他个人经济情况拮据，仅此一点他也不能中断与出版商磋商。因此，恩格斯劝他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同意勒文塔尔的建议，但附带条件是勒文塔尔必须答应分两卷出版经济学说史，而不是一卷，这样一来，许多“批判的预知”就是不可避免的。第三卷是关于社会主义者的，第四卷是《批判》——总体剩余的部分——“真正”需要的著名的“实证”。这种形式的作法是有问题的，然而也有优点，就是在最后才把人们十分渴望知道的秘密揭示出来，只是在庸人们看了三卷，好奇心越大之后，才告诉人们我们不是要制造莫里逊药丸。另外，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从历史这样的最不伤众的东西开始，是再好也没有了。[24]
[20]见本章开头部分，这已构成马克思最初的提纲的变化。在那份提纲中，除了政治经济学、政治学之外，还批判了法律、道德，尤其是哲学。（见马克思自己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前言》。
[21]“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应该按照1858年2月22日给拉萨尔的信中所作的概要说明来理解：“或者，也可以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书信集》，第123页。）
[22]参见《年表》（德文版），第114页。
[23]里亚滋诺夫的令人误解的评论应在这里得到纠正。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95~396页。
马克思与恩格斯讨论政治经济学问题的书信，尤其是1851年1月就李嘉图地租理论，他们之间所交换的十分有趣的意见，为我们提供一些有关马克思1850—1851年从事研究的情况，以及在1847年以来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所取得的进展。[25]在信中，马克思已经提出了他对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的基本的反对意见。这些观点后来收入《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论》第三卷中。恩格斯发现这些反对意见如此有力，以致他在回信中诙谐地说：“无论如何，你关于地租的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这使你有进一步理由获得地租问题经济学家的称号，如果世间还有公理和正义的话，那么全球至少一年的全部地租现在应该归于你，这是你有权得到的最低数目。”他补充说：“如果你能够把你论述地租的文章发表在英国的一家杂志上，这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就更是使你必须赶快完成并出版经济学著作的一种理由。”[26]
[25]《书信集》，第28~32页。
[26]《书信集》第31~32页。
这方面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在马克思1851年2月3日的信里，他向恩格斯阐述了对“货币理论”的批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与李嘉图在货币理论上也存在着分歧。[27]
[27]同上书，第32~38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信中对蒲鲁东1852年发表的著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所作的详细的讨论。因为马克思为此写了一本较厚的小册子，并答应了几家出版商，但也未能出版，[28]象他的好几本早期著作一样，这本小册子的手稿也丢失了。我们只知道1851年这个本子曾交给马克思的一个好友威廉•皮普，他答应马克思在他去德国时把书稿交给德国的出版商；[29]此外，马克思还曾想把这本书以一系列文章的形式，标名为《社会主义的最新启示，或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发表在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革命》周刊上。[30]但在马克思的文件里发现了他早期未发表的一个手稿，他曾在对《手稿》的编者评论中提及过，[31]并标以《完成的货币制度》为题。这可能就是批判普鲁东的那本小册子的片断。无论是否如此，《通信》中的详细讨论肯定是那本丢失的小册子的前身[32]。再者，我们从《卡尔·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中看到，马克思于1852年8月曾向出版商布罗克豪斯提出要写一篇題为（1830-1852年的英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文献》的评论，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打算讨论下列问题：[33]（1)“一般的著作”；（2）关于“人口、殖民地、银行、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等问题”的“专门的著怍”。由于布罗克豪斯拒绝他的建议，这篇没有问世的述评当然只是一份提纲而已。
[28]《年表》第95~9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80~381页。
[30]《年表》，第102页。
[31]《手稿》德文版，第987页。
[3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马恩之间9月底至12月的通信。
[33]《年表》，第109~110页。
从1852年夏至1856年秋，马克思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由于他从事报刊撰稿人的职业性工作而中断，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从事的这项工作对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毫无意义。相反，因为他的许多稿子都是评述“英国和大陆实出的经济事件”的，这使得马克恩不得不熟悉实际经济情况。虽然这些工作是属于“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但在以后确实证明是对他有用的。[34]我们只要参考一下他的关于经济状况的大量文章，如关于贸易政策问题，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和罢工问题，尤其是他关于爱尔兰和苏格兰土地纠纷、英国对印度的政策等问题的报导，就足以证明这方面的工作对他是很有用的。这激励他深入研究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欧洲、亚洲土地公有制的遗迹”，从而大大深化和丰富了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的经济史部分。[35]
[34]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11页。
[35]这当然是把马克思关于经济史方面的文章认真进行比较的结果。马克思曾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在《资本论》中也有这方面的论述。
上述过程，可以说是《手稿》的真正的前史。至于说《手稿》本身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手稿》的第一部分（彻底修改以后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于1859年初出版)是怎样出版的，在里亚滋诺夫的文章中有详细的说明，在《手稿》（德文版）的编者前言[36]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梗概。
[36]《手稿》德文版，第7~16页。
185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促使马克思立即决定撰写《手稿》，并且以极大的热情迅速完成（整部著作几乎有50个印张，在1857年7月至1858年3月的九个月中即已完成）。[37]经济危机，使“二人党”——恩格斯的传记作者迈耶（MAYER）对这两位朋友的谑称——充满了希望，[38]因此，马克思自然想在“洪水到来之前”，即在预期的欧洲革命到来之前，至少能写完他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部分。[39]当然，他的关于革命的预测只是一种幻想，但这样的幻想却经常证明它们自己是富有成果的。因此，也就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于1857年12月18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工作到早晨四点钟。工作是双重的：（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2)当前的危机。关于危机，除了给《论坛报》写的文章以外，我只是做做笔记，但花费的时间却很多。我想，到春天，我们可以合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以便重新提醒德国公众，说我们还在，还和过去一样。我备了三大本笔记薄——英国、德国和法国。至于美国，全部材料《论坛报》上都有。这些材料可在以后整理。”[40]如果我们不注意马克思关于法国危机发展的详细的意见(在马克思1857年12月25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41]和发表在《纽约论坛报》上的关于金融和商业危机的大量文章，[42]这个关于危机问题的小册子也就只是一份提纲了。马克思对1857~1858年危机情況的极大关怀，加强了他的理论洞察力，这可以从《手稿》中关于实现问题和危机问题的卓越的补充说明看出来。[43]这样，我们就充分地补充了这样一个事实：那本打算写危机问题的小册子一直没有问世。
[37]见《手稿》德文版第7~8、4、150、842页的编者注。
[38]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中引用几个有代表性的片断就足以说明问题。“虽然我自己正遭到经济上的困难”，马克思写道“但是从1849年以来，我还没有象在这次危机爆发时这样感到惬意”。恩格斯1857年11月15日回信说：“上星期这里交易所的整个景象极其可笑。我的突然的异乎寻常的高兴，使当地的先生们非常生气。实际上，交易所是使我由现在的虚弱变得精力充沛的唯一场所。当然，这时我总是作令人不愉快的予言；这就使蠢驴们加倍地生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01~202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19页。“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参见《书信集》，第113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26页。
[41]同上书，第229页。
[42]《年表》，第193~196页。
[43]参见本书第21章。
象他对于“动乱的1858”[44]的希望激励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写作一样显然还有其它的动力促使马克思继续写作《手稿》。这就是，打算对付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假兄弟——普鲁东主义者。这确实并非偶然，《手稿》一开始就对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以及所谓的”劳动，货币体系“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文章的其它部分对普鲁东主义的批驳也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正如我们从马克思的信中知道的，马克思自己认为，他的著作（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部分是他的最严酷的科研成果之一。[45]作为特殊的社会主义的变种——普鲁东主义，在今天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马克思当时却对这个特殊的问题置于”不相称的“重点地位。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38页。
[45]马克思于1859年2月1日写给魏德迈信说：“在这两章里从根本上打击了目前在法国流行的蒲鲁东社会主义。它要保存私人的生产，但是私人产品的交换要加以组织，它要商品，但是不要货币。共产主义必须首先摆脱这个‘兄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9卷，第554页）同样地，在马克思1859年7月2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要写的话（即为《批判》写评论一一作者注），别忘记说：（1）蒲鲁东主义被连根铲除了，（2）通过最简单的形式，即商品形式，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特殊社会的，而不是绝对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45页。）
我们认为，马克思关于商品货币问题的分析，揭示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特殊社会的，而不是绝对的性质“，也连根铲除了普鲁东主义。然而，我们不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理论在斗争实践中大大丰富了。与普鲁东主义的斗争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个看法我们须留待讨论货币理论的部分再作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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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者的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中译者的话
这个中译本是根据德文版的英译本翻译的。德文版是于1969年出版的，作者是德国的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Rosdolsky）,他是一位多年参加欧洲工人运动的政治活动家。英译本是1977年出版的，译者是英国的皮特·勃格斯（PeteBurgess）。
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实际上是《资本论》的最初草稿。本书作者罗斯多尔斯基于1948年第一次见到并据以写成此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以下简称《草稿》），则是该《手稿》的主要部分。可见，这部《草稿》在《资本论》的创建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可见，名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中心在于阐明《草稿》本身的内容及其与《资本论》的关系和对比的这本书的理论意义。因此，我们杷它翻译出来作为《〈资本论〉研究译丛》之一。
从全书来看，本书作者是一个非常严谨认真的人；他是在大量地阅读和研究了马克思及他人有关的著作的基础上，提出本人的观点的。许多思想令人耳目一新，对《资本论》及其创建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作者在这里非常强调对马克思的方法论的研究和分析，并通过探讨黑格尔特别是他的《逻辑学》对马克思的影响，使人们能够在一个新的角度上理解和认识马克思的理论以及《资本论》的写作。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例如，他在《作者序》中引用了1858年初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的一断话来说明黑格尔的《逻辑学》对马克思的影响。这很好。那封信正是马克思写《草稿》时写的。那段话说：“我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21页）实际上，由于又浏览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一遍，因而使得马克思在方法论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从40年代的异化劳动学说到剩余价值概念的转化，辩证地否定了旧的利润学说。
其次，又一个特点，就是从《草稿》与《资本论》的比较分析中，补充了许多《资本论》中没有展开论述的理论观点；指出了二者在叙述角度和方法上的区别，阐明了一些理论观点的发展和整个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些对于研究《资本论》和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发展史都有着参考价值。
第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并且针对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和对马克思的理论观点的错误理解，作者作出了分析和评论。这些也都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当然，本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作者的观点有的还是值得研究的。希望读者参考时注意。同时，这个中译本是集体翻译的成果，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不妥乃至错误之处，也希读者指正。
译者
199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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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者的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英译者的话
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一书，不是件容易的工作。译者不仅面临把法文的哲学和经济学名词给以正确翻译的这个通常问题，而且还遇到了作者罗斯多尔斯基本人的多少有点难懂的文体。除去某些值得注意的例外以外，一般的基本概念都给予了始终如一的翻译。例如，“aufheben”这个词，根据总体上下文的要求，把它译成中止、超越、取消和废除。这看来是一种比刻板直译为优越的译法，这种直译法就象在流行的《大纲》英文版中所能见到的，引起了一些难以处理和模糊不清的含义。这同样适用于”Bestimmung”这个概念，它除去在货币一章里译成“职能”外，通常都译为“特性”或“决定”。
在可能的地方，为英文版提供了一些对照参考，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译文不可能同引证的英文参考百分之百地相一致：这是就《资本论》第二、三卷和《大纲》而言，在这里某些概念被重新翻译了，某些棘手的或陈旧的系统阐述被删掉了。例如，德文“Verwerfung”已经普遍地由原来的“价值的自我膨胀”（《资本论》第二、三卷）和“实现”（《大纲》）改译成“价值增值”。由于最近出版的（企鹅版本）、由本·福克斯（BenFowkes）译成英文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优越性，于是就用这个版本作为《资本论》第一卷其他版本的参照。例如，对那也仍然使用劳伦斯和威莎将版本的读者们，在德文企鹅版本中的出处之后在括号里加上了英文版的出处，如《资本论》第一卷第781页（629）。此外，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各卷出版以前，对于《全集》的许多出处都单独翻译了。对于《全集》的页码出处后来加上了。这里也使用了一些缩写词，部分引用自罗斯多尔斯基本人的。例如，“剩余价值理论”缩写为“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贡献”缩写为“贡献”，等等。这些缩写词在相关的第一次出处或对该著作的脚注，以及以后各页上都作了阐明。
这部英文《大纲》并不是狄兹·沃拉格《大纲》的全部内容的完整译文。一个值得注意的文本，尤其文本：《批判》(ZurKritik)，《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始草稿，被遗漏了，现在还没有被翻译出来。所以，这个文本的出处也就是包括在狄兹·沃拉格版本中的原始德文本的出处。这在适当的地方会搞清楚的。
文中的斜体字是沿袭罗斯多尔斯基的加重点的，但并不是任何斜体字都出现在引用的原始著作中。
我愿向本·福克斯表示谢意，感谢他在校对译文以及解释原文和概念的许多要点上给我的帮助，并感谢普拉托出版社在我长期工作中给我以很多支持。
皮特·勃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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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作者序
1948年，当我第一次幸运地看到当时极为罕见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1]（以下简称《草稿》）时，一开始就认为它是一部非常重要的马克思理论的著作。然而，它的不寻常的形式，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晦涩的表达方式，使它很不适合于广大的读者。因此我决定，第一步，先对这部著作作些注释；然后第二步，再对书中的一些新发现，给以科学的评价。要履行第一步（主要是第二至第六篇），就要尽可能地用马克思自己的语言，来说明《草稿》中的重要论点。履行第二步，则要求对一些特殊方面进行详细讨论，这些方面将会在第一篇《导言》和第七篇《结尾》中找到。
完成这项工作有很多困难。在我所居住的城市的图书馆里，只有很少几种德文、俄文或法文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更不用说象考茨基的《新时代》之类必不可少的期刊了）。我能利用的仅限于我自己所有的几本书。我时常怀疑这种冒险的可行性。问题还不仅如此，还在于工作越进展，就越清楚，我只能触及《草稿》中非常重要和在理论上感兴趣的问题，而不能作任何较深入的论述。马克思的著作同黑格尔，特别是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关系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所有问题中，最被人忽视的是他的方法，一般的以及特别是体现在同黑格尔的关系上的。近来的著作大部分是重复马克思本人的词句的老生常谈，暴露出作者们自身“对素材的拙劣的著述”以及对马克思的方法的漠不关心。
一个人如只对弗洛伊德(SigmundFreud)的成果感兴趣，而认为其成果的取得与方式方法无关，甚至认为其方法是形而上学的，那他怎么能成为一个心理学家呢？我们只能耸耸肩膀而已。但是，这也正是大多数今天马克思的批评家们以及马克思的“专家”们如何评定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的。或者他们全然拒绝讨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因为他们反对“形而上学”(如“现代理论”的拥护者们)，这自然会有避免对辩证方法进行真正研究的好处；或者这种批判仅限于一些老生常谈，还不如不说为好。这甚至适用于象约瑟夫·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如此著名的批评家.
熊彼特在其最后一部著作中写道:虽然《资本论》的作者是一个新黑格尔学派的人，但“如果把马克思的科学力量这个因素作为其经济体系的一把万能钥匙，那将是错误的和不公正的”。当然,“马克思在其一生中，都保持了他早年的爱好。他欣赏某种形式上的数据，这种类推可以在他同黑格尔的争辩中找到。他喜欢证实他的黑格尔主义和利用黑格尔的名词。但是仅此而已。他没有在任何地方表现出他对形而上学的实证科学。”[2]
当然，熊彼特在这里所说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早在1922年，卢卡契(GyörgyLuka'cs)就曾抱怨过如下的恶劣行为，即“把辩证法看成是一种肤浅的文体上的装饰品……。甚至另外如沃兰德(Vorländer)教授那样的一些认真的学者们相信他们能够证明马克思‘只在两处’，以后又在‘第三’处不认真地对待黑格尔的概念。然而，他们却不注意马克思的一系列重要范畴和常用的词干是来自黑格尔的《逻辑学》的。我们只需回顾一下黑格尔学派的来源，以及对马克思来说，如同刻不容缓和调解之间的区别一样，什么是根于区别的实质上和方法论上的重要性。如果这一点不予注意，那么甚至今天仍然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对待就一定象是真实的，尽管事实是他已经再次变成在大学里受欢迎的甚至时髦的人物了。如果一个哲学史学家竟然不注意在康德后继者的著作中（不管是批评性的和原始的）的命题，例如，‘知觉的综合统一性’来自《纯粹理性批判》，对此沃兰德教授将说些什么呢?”[3]
很清楚，自从卢卡契的开拓性研究发表40年来，没有什么变化。大家公认，熊彼特不象沃兰德，不是哲学教授；而且，作为一位经济学专家，或许不一定非读过卢卡契的书不可〔或者，可以说是列宁的《哲学实证论（PhilosophicalTestament），其内容与卢卡契的或多或少有些相同〕。然而,他不应该完全忽视马克思本人的论述。例如，下面摘自马克思与人通信中的众所周知的一段话：
“我取得了很好的近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4]
这难道真地听起来象仅仅是“形式类推”或者简单地使用黑格尔的“术语”吗？难道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甚至马克思的最严肃的和专业性的批判，态度或方法多少有点肤浅而内疚吗？
马克思的《草稿》将使这种浅薄告终。如仅仅在少数几个脚注中能够清楚地看出黑格尔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影响，那么《草稿》就必定会把它称之为对黑格尔的一部巨大参考书，特别是对黑格尔的《逻辑学》，而不问黑格尔是如何从根本上和唯物主义上被颠倒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出版，意味着不首先研究马克思的方法及其同黑格尔的关系，就将不再能写出关于马克思的学术性批判著作来的。与此同时，《草稿》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们提出了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归根到底，它的出版将提高有关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的一般水平。[5]
最后，谈谈作者或我本人。在职业上，我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哲学家。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学派至今仍然存在的话，我将不敢写关于《草稿》的评论。本世纪前三十年期间曾存在过这样的学派，如它还存在，将会有充分准备实现这项任务。然而，最后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大多数牺牲在希特勒的和斯大林的恐怖之下了，因而使马克思思想主体的进一步发展中断了几十年。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有责任把这部著作提供给读者大众，尽管它可能有缺点和不完善，但我希望新的一代能再次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前进。对他们来说，马克思的理论将是知识以及由此知识指导的政治实践的活的源泉。
1967年3月
[1]《草稿》于1953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年》为名，由DietzVerlag在柏林印刷。在此之前，在西方只有三种或四种最早的莫斯科版本〔《大纲》曾有英文本出版，由马丁·尼科拉斯（MartinNicolaus）翻译并作导言，Harmondsworth;Penguin1973〕。
[2]J.A.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祖民主主义》，1966年英文版，第9~10页。
[3]G-卢卡契:《历史和阶级意识》，伦敦，梅尔林，1971年。卢卡契所说的也适用于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奥·鲍尔（O·Bauer）在1911年用以下方式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把成熟的马克思同黑格尔连接了起来?”，它是“对科学本质的认识论的反映，它不只是对事件的反映，‘更是思维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专有的方式去掌握世界（引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那是康德的片断、注入黑格尔的、被马克思发展了的关系，它没有康德的知识、用的是黑格尔的语言、但摆脱了黑格尔对康德本性论重新解释的约束。（《斗争》（DerKampf）VI，第189-190页）
[4]按照《马克恩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中文本第121页译出——译者注。
[5]不幸的是，作者在这方面过于乐观了（这个《序言》是在1955年完成的）……因为，虽然马克思的《大纲》印刷成书已经15年了。但几乎不为人们所注意。独一无二的、令人高兴的例外，是日本学者高木小次郎（KojiroTakagi）致力于《大纲》的著作。我们还应该引证阿尔弗里德·施密特（AlfredSchmidt）于1962年出版的《马克思学说中的自然观念》（DerBegriffderNaturinderLehrevonMarx）[由本·福克斯（BenFowkes）翻译的英译本名为《马克思著作中的自然观念》（TheConceptofNatureinMarx），伦敦，新左派丛书，1971年]。这本书认为《大纲》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是理解“成熟的马克思”的一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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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原始积累和资本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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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原始积累和资本的积累
附录：对马克思工资理论的评论
马克思对剩余资本的考察告诉我们，“一旦资本成为资本，它就会创造它自己的前提，即不通过交换，而通过它本身的生产过程来占有创造新价值的现实条件，这些前提，最初表现为资本生成的条件，……现在表现为资本自身实现的结果……它们不是资本产生的条件，而是资本存在的结果。”[1]但是，遵循着这个道理，资本的生成条件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并且必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得到说明。[2]这不仅对于批驳上一章提到的辩护士们的遁词是重要的，马克思并指出，“对于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必须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也就是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3]这是因为，已经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辩证发展，虽然对于理解经济范畴的发展是必需的，但是，人们必须不要忽略下述情况，这不单纯是一个概念的辩证法问题；而且从一般意义上说，“叙述的辩证方法只有说明了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4]因此，马克思的方法本身引导我们对“洪水期以前的资本的条件”进行研究，这些条件“属于资本的形成历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当代历史”，这些条件的最清晰的表述是所谓的资本的原始积累。
我们在《草稿》中读到，资本关系本身的条件“存在于最初表现出来的关系中”。这些条件是：1，“活劳动能力作为单纯的主观的存在而存在，同活劳动的条件相分离，也同活劳动能力的生存资料相分离……即同活劳动能力自我保存的资料相分离”，2，另一方面，存在的价值（资本）“必须是作用价值的足够积累，这种积累不仅要为再生产或保存活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产品或价值的生产提供物的条件，而且要为吸收剩余劳动提供物的条件，——为剩余劳动提供客观材料；”3，但是，“双方之间自由交换的关系”必须出现……“因而也就是这样的生产：它不是直接地而是以交换为媒介向生产者提供生活资料，因此它不能直接占有他人的劳动，而必须是向工人本人购买劳动，换取劳动。最后，4，同工人相对立的一方。必须“作为价值出现，把创造价值，价值增殖，创造货币当作最终目的。”[5]
让我们来看最后的两个条件，我们已经强调指出，只要劳动者本身不通过流通去转让他自己的力量的支出，谈论资本关系是不可能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一切其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在这些关系中，劳动者本身，活的劳动能力本身，还直接属于生产的客观条件，而且他们作为这种客观条件被人占有，因而成为奴隶或农奴。对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的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的条件。如果资本能够让机器，或者甚至让水、空气去从事劳动，那就更好了。而且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动，不是直接地占有，而是通过交换来占有。”[6]（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讲道：“在资产阶级生产制度范围内的个别地点可能存在奴隶制，这种情况与上述论点并不矛盾。但是奴隶制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它在其他地点并不存在，它对资产阶级制度本身来说是一种异常现象。”[7]
然而，活劳动同货币，同物化劳动的交换，“一方面还不构成资本，另一方面也还不构成雇佣劳动。”这种交换也能在其他的关系中运用。例如，所谓的服务。“如果A用某一价值或货币……交换B的某种服务”，那么他们双方“实际相互交换的只是使用价值；”A支付必需品（或货币），B劳动，A要消费一种或者直接的服务（个人服务）或者通过向B提供材料的服务，他的消费靠后者创造一个预定的使用价值，而决不是靠后者劳动的物化：“例如，过去常有的事情，农民把一个走乡串里的裁缝领到自己家里，供给他衣料要他为自己做衣服。[8]或者我给一个医生一些钱，要他给我治病。在这些场合，重要的是双方彼此提供服务。在这里‘我给，为了你做’，同‘我做，为了你给’，或者同‘我给，为了你给’*[9]是完全一样的。一个人为我缝衣服，为此我向他提供材料，他给我使用价值。但他不是立即以物的形式提供使用价值，而是以活动的形式提供使用价值。我给他一种现成的使用价值，他为我制造另一种使用价值。过去的物化劳动同现在的活劳动之间的差别，在这里仅仅表现为劳动的不同时态的形式上的差别，一个是处于完成时态，另一个是处于现在时态。”[10]
马克思接着指出，实际上，“衣服不仅仅包含赋予它以形式一劳动的运动赋予衣料的特定效用形式——的一种特定的劳动，而且还包含一定的劳动量，所以它不仅包含使用价值，而且包含价值一般，价值本身。但这种价值对A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消费衣服，而不是服装商人。因此，他交换来的劳动并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而是创造效用即使用价值的活动。”在提供个人服务的情况下，这种使用价值甚至是作为使用价值来消费的，“没有从运动形式转变为实物形式。如果象在简单关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提供服务的个人得到的不是货币，而是直接的使用价值，那么，甚至这样一种假象，即对这种情况下对一方或另一方来说具有意义的似乎是与使用价值不同的价值的假象，也不存在了。但是，即使假定A用货币支付服务费，这也不是把他的货币转化为资本，而是把货币当做换取消费品即一定的使用价值的单纯流通手段。因此，这种行为也不是生产财富的行为，反而是消费财富的行为。”货币所有者“知道当把他的货币从价值形式变为使用价值时，他的货币并没有增殖，反而丧失了”——并且“货币所有者重复交换的”次数越多“他就越穷”。[11]货币所有者“在这里用来交换活劳动——现实的服务或客体化于某种实物之中的服务——的货币不是资本，而是收入，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而被用作流通手段的货币，……不是那种想通过购买劳动来保存自己并且增殖自己价值的货币。货币作为收入的交换，作为单纯流通手段同活劳动相交换，决不可能使货币变成资本，因而也决不可能使劳动变为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消费（支出）货币不是生产货币，这一点用不着详细解释。”[12]
马克思总结说：“构成资本，从而构成雇佣劳动的，不单纯是物化劳动同活劳动……之间的交换，而是作为价值，作为保持独立的价值的物化劳动同作为这种物化劳动的使用价值（不是供某种特定的享用或消费的使用价值，而是用来创造价值的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13]
这就是在资产阶级关系以前的时期偶然地出现一些自由劳动为什么不能归入“雇佣劳动者”的原因。确实，购买这些人的服务“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生产；但是，第一，即使规模很大，这也只是为了生产直接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生产价值，第二，例如，如果说贵族除了自己的农奴，还使用自由劳动者，并把他们创造的一种分产品拿去出售，因而自由劳动者为他们创造了价值，那么这种交换只涉及多余的产品，并且只是为了多余的产品，为了奢侈品的消费而进行的，因而这实际上只是为了把他人劳动用于直接消费或用作使用价值而对这种劳动进行的伪装的购买。”[14]（马克思又说：“然而，凡是这种自由劳动者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且这种关系日益扩展的地方，旧的生产方式……就处于解体之中，并准备了真正雇佣劳动的要素。”象在波兰发生的那样，这些自由的奴仆也可能“出现……又消失，而生产方式并未改变。”[15]）
因此，资本关系只能产生于，劳动力买者出卖商品只是作为保持和增殖他拥有的价值的一个手段的时候。为了这种关系的产生，劳动者不仅必须具有人身自由；他也必须是这样的人：对于他来说，不可能去交换他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他所能提供的唯一商品是他的劳动力。（“只要双方仅仅以物化劳动的形式交换自己的劳动，这些关系就不可能存在了。”）[16]
因此，劳动力的所有者必须是没有财产的无产者。虽然这种前提从现代社会制度的占优势之点可以表现得简单和不言而喻，但在这样的无产者能够作为一个阶级形成以前，也需要发展几百年。因为（除了奴隶制和类似奴隶的地位，“在那里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于某个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条件之一。”[17]）早期的生产者始终或者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者至少是占有生产资料（田园和土地，或者他们的手工工具）。因此，在这里生产的客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前提，即生产者生存的自然条件——正如他的活的驱体一样，尽管他再生产并发展这种驱体，但最初不是由他本身创造的，而是他本身的前提。”因此早期生产方式建立在生产者同生产条件原本统一的基础之上[18]——它不是这样的统一，即“需要说明的或者成为某一历史过程的结果的统一，而是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19]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一系列的历史变革为前提，在这一系列的历史变革中最首要的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紧密结合的各种形式被破坏了。因此它主要以下述几点为前提：第一，“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即他把这种条件看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看作是自己力量的实验场和自己意志所支配的领域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因此，“资本公式”首先“包含着非土地财产，或者说，否定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劳动的个人把土地看作是属于他所有的，也就是说，他是作为土地所有者而劳动、而生产的。”[20]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下述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在这些关系中生产者“是工具的所有者。”（正如上述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以现实的共同体为前提那样，[21]劳动者对他的工具的这种所有制，则以手工劳动这一工业劳动发展的特殊形式为前提；同这种劳动形式相联系的是行会同业工会制度等等。”）最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上述两种状态的解体为前提，在这些状态下，生产者“在生产开始以前都具有作为生产者来生活——也就是在生产期间即在完成生产以前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消费手段。”（“作为土地所有者，他直接拥有必要的消费储备。作为行会师傅，他继承、赚得、积蓄这种消费储备，而作为徒弟，他不过是一个学徒，还完全不是真正的、独立的劳动者，而是按照家长制寄食于师傅……。”）
《草稿》接着指出，要找到劳动者作为自由工人，作为失去客观条件的、纯梓主观的劳动能力，来同作为他的非财产，作为他人的财产，作为自为存在的价值，作为资本的客观生产条件相对立，所需要的历史前提，……便是这样。另一方面，要问：工人要找到与自己相对立的资本，需要什么条件呢？”[22]
答案是：“资本的概念，资本的发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资本是以货币，从而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财富为起点的。这里还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资本是从流通中来的，是作为流通的产物出现的。因此，资本的形成不是来自土地财产（在这种场合，至多是来自作为农产品商人的租地农民），也不是来自行会（虽然在这种场合有这种可能性[23]），而是来自商人和高利贷的财富。”[24]尤其前者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为贸易而生产，是大规模的销售，而不是面向个别顾客的销售，因而需要有这样的商人，他不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需要而购买，而是把许多的购买行为集中到他的购买行为上。”另一方面，整个商人财富的发展会直接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性质，”因此，逐渐破坏了旧的生产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讲贸易和商人的财富的“分化作用”。[25]）而这种作用“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26]（即由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产方式的过渡）。（我们在《草稿》中读到“否则，古代罗马，拜占庭等等就会以自由劳动和资本来结束自己的历史了，或者确切些说，就会以此开始新的历史了。在那里，旧的所有制关系的解体，也是与货币财富——商业等等——的发展相联系的。但是，这种解体事实上不是导致工业的发展，而是导致乡村对城市的统治。”[27]
因此，不是货币财富本身把资本家改造成了十五世纪——十七世纪的商人和货币所有者。相反，这是以生产资料同劳动和劳动者分离的历史过程为前提的。当这个过程“已经达到一定程度时，货币财富便有可能作为媒介出现在这种变成自由的客观生活条件与变成自由的，但一贫如洗的活劳动力二者之间。并且能够借助一方去购买另一方。”[28]那么，只有资本家才能够进行生产条件的“原始积累”。
这决不是一个什么凭空创造出来的过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事情似乎基本上是凭空创造的那样。[29]“使一个民族等等的大批个人变为可能的自由工人（只是由于没有财产而被迫劳动，并出卖自己劳动的个人）这一过程的解体，在另一方面所要求的，不是这些个人以前的收入来源和部分财产条件的消失，相反地，只是它们的使用所不同……。”因为“同样明显的是，使大批个人脱离他们先前的（以这种和那种形式）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肯定关系，把这些关系加以否定，从而把这些个人变为自由工人，这一过程又可能使这些劳动的客观条件（土地、田园、原料、生活资料、劳动工具、货币或一切的总和）从它们同这些个人（他们现在已同这些条件分离）先前的联系中游离出来。”这个过程“是使在此以前联系着的因素互相分离；因此，这个过程的结果，并不是这些因素中有一个消失，而是其中的每一个因素都跟另一个因素处在否定关系中：一方面，是自由的工人（可能性上的工人），另一方面，是资本（可能性上的资本）、客观条件与这些变为自由工人的阶级相分离，必定同样会“在相反的一端表现为这些条件本身的独立化。”[30]
马克思接着指出：“可见，如果把资本的原始形成”（即原始积累）“理解为似乎是资本积累了并创造了生产的客观条件——生活资料、原料、工具——并且替那些已经被剥夺掉这些条件的劳动者提供了这些条件，那就再愚蠢不过了……。”[31]“相反，资本的原始形成只不过是这样发生的：作为货币财富而存在的价值，由于先前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货币从已经自由的工人那里换到活劳动本身。所有这一切因素都具备了。[32]它们的分离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解体过程，正是这一过程使货币能够转化为资本。[33]就货币本身在历史上也起促进作用来说，只有当货币本身作为最有力的分离手段加入这个过程的时候，而且只有当货币促使被剥夺光的、丧失生存的客观条件的自由工人形成的时候，货币才起促进作用。但是，这当然不是由于货币为这些工人创造他们生存的客观条件，而是由于货币加速这些工人同这些条件的分离，即促使他们丧失一切财产。”[34]
在这个时期，资本“只不过是把它找到的大批人手和大量工具结合起来。资本只是把它们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就是资本的真正积累。积累就是资本在一定点上把工人连同他们的工具聚集在一起。”[35]实际上，“在产生这一过程的历史基础上”（工场手工业，等等）“这种积聚只能以这样的形式进行：即这些工人作为雇佣工人，作为被迫出卖自己劳动能力的工人集结在一起，因为他们的劳动条件作为别人的财产，作为别人的力量独立地同他们相对立……。（因为）依靠货币而拥有的对他们的支配权，掌握在单个的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里，他们因此变成了资本家。”[36]然而，在这一点上，区分资本主义形式和这一过程的内容是必要的，因为劳动本身的一般条件是：“在新的生活资料生产出来以前，工人的生活资料就必须具备”，并且“工人的劳动产品必须用作新的生产的原料和劳动资料。”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这种储备供给才采取商品和资本的形式。“经济学家总是不可避免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属性、特征，即资本本身的属性和特征（就资本表示生产者相互之间以及同自己产品之间的一定关系而言），说成是物的属性。”[37]
有些人在把马克思的经济学做通俗解释时，虽然也认为原始积累这一章很重要，但基本上却把它置于经济分析主题范围之外，认为它就马克思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历史枝节而已，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38]
当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根本前提条件是打破生产者和生产条件之间的原有的统一，是生产者“积累职能”的丧失，这种积累职能随着生产者的生产条件和“劳动基金”的丧失而丧失。[39]在这种意义上，认为原始积累是产生资本主义关系本身的因素之一，因此，它“包含在资本概念之中”。[40]然而，不能因此说我们必须把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作为一劳永逸的最后结果来看待。历史事实仅仅如此！相反地说，“既然资本已经存在，那末，这种分离的保持和再生产，就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中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发展起来，直到发生历史变革。”[41]这个过程是通过剩余价值到资本的转化来完成的，“数量已经增加了的、同时是劳动的客观条件、再生产条件的劳动产品，经常作为资本，作为从劳动异化出来的、支配劳动的和在资本家身上个性化了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但是这样一来，积累即把一部分剩余产品再转化为劳动条件，就成了资本家的特殊职能。”（在这个意义上《草稿》说“特殊的资本积累”，因为这种特殊的积累就是资本家为新的“剩余劳动”，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材料）。[42]但是，这种积累“只是把原始积累中作为特殊的历史过程，作为资本的产生过程，作为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出现的东西，表现为连续的过程。”[43]
但是，并非全然如此。如果一方面货币的转化以原始积累的历史过程为前提，“那么，从另一方面说，资本一旦产生出来并发展下去，就将使所以的生产服从自己，并到处发展和实现劳动与财产之间、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分离。”[44]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它的结果不仅造成手工业，耕种者本人的小规模的土地所有权等等的逐渐毁灭，而且也造成“小资本家为大资本家所吞并，小资本家失去资本。”我们再一次遇到同一分离过程，“这种分离从原始积累开始，然后在资本的积累和积聚中表现为不断的过程，最后表现为现有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和许多人丧失资本。”[45]这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只会导致资本主义自身的毁灭，也就是说，会恢复生产者和他们的生产的客观条件原有的统一。
附录：对马克思工资理论的评论
1．马克思的工资理论
象他的前人那样，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或者用古典经济学家的语言，即区分了劳动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动力价格是工资，在这个范围内，这仅仅是在劳动市场上供给和需求关系的作用的表现。而劳动力价值则是在长期内实际工资”自身不断调整的平均量，它不依赖于供求关系。
那么，劳动力价值是如何决定的呢？同一切其它商品一样——是由它的生产成本决定的。然而，由于劳动力“只是作为活的个体的能力而存在”[46]，劳动力对于它的拥有者工人自身是不可分离的，其生产成本明显地分成需要“维持工人自己”和“永久延续工人的家族”那些成本；如果不把相对少量的培训工人的费用计算在内，那么这些成本无非就是提供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庭的食物、衣着、住房等最基本的需要。从这一意义上说，劳动力价值是由一定量的必需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体现在其中的劳动量来决定的。
在这种限度内，劳动力价值的决定同一切其它商品的价值决定是一致的。在我们考察维持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范围，或者说是作为工人生存基础的“必要需求”之前，其差别不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体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47]因此必须把工人的‘生命过程’的能量消耗与‘劳动过程’（使用奥·鲍尔的恰当的术语）[48]的消耗区别开来。（如果仅仅补偿前者，那么劳动本身需要的能量的额外支出将得不到补偿——至少是不充足的，这样就会限制劳动力的再生产，结果使劳动力的价格低于劳动力的价值。）这也是很明显的，“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49]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自然”需求的问题吗？并且它们和政治经济学意义使用的“必要”需求是同一的吗？当然，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因此，它并不探求在这两种需求本身中哪一种是必要的，或者说，不是从生理学的观点出发，而所指的是那种符合“传统的”、社会给定的，在特定国家、特定时期的工人生活方式的需要。事实上，“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我们还要补充说，这些需要的范围自然也依赖于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政治和工会斗争中所提高和取得成功的需求，如果这种斗争能够得到巩固，而且不仅仅是暂时性的成就的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明确地强调在劳动力价值决定中的“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50]
然而，从劳动力与其它商品的区别——“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所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51]这个事实，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可见，没有什么比工资决定的规律更富有“弹性”（恩格斯语），劳动力价值在特定的限度内必定有所变化。“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来决定。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为要保持和再生产自己，为要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自己生活和繁殖所绝对必需的生活资料。所以这些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就构成劳动的价值的最低界限。”[52]那么它的最高界限呢？这不能由人们的需要来决定，因为这种需要有很大的伸缩性。
我们读一读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然而对于利润来说，并不存在任何一种可以决定其最低限度的规律。我们不能说，利润降低的极限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个限度呢？因为我们虽能确定工资的最低限度，我们却不能够确定工资的最高限度。我们只能说，如果工作日的界限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相适应，如果工资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工人体力所能容许的工作日延长程度相适应。所以利润的最高限度受生理上所能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和生理上所能容许的工作日的最高限度的限制。显然，在最高利润率的这两个界限之间可能有许多变化。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通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断斗争来确定，资本家经常力图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经常在相反的方向上进行抵抗。
归根到底，这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53]
这一段话不能这样来理解，即劳动力价值及工资的增长没有最高限度。实际上，这种限度确实存在，不过其幅度是很小的。这种限度既不能从工人阶级由社会所给予的生活水平的方式与程度，也不是从抽象的用于分配的国民产品的规模的大小而求得，而只是从资本本身的性质推导出来的。因为并不单纯是劳动和资本代表两种独立的力量，它们各自在国民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完全依靠它们各自的力量。倒不如说，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开始就隶属于资本的经济力量，因而很自然，它占的份额总是决定于资本的‘份额’的。因此，工资的实际最高限额是由利润的规模确定的，确切地说，是由利润率的动态决定的。正如罗莎·卢森堡写道：“以购买劳动力为基础的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因此以一定利润率为生产目的是先于雇佣工人而既定的，这个利润率构成了工资的增加不能逾越的平均上限。但是利润的无限扩大是其内在的倾向，而给工人的报酬则减少到工人生存的最低点。工资在这些限度内根据供求关系上下波动，这种供求关系也就是可供自由使用的劳动力和在生产中寻求出路的资本大小之间的关系。”[54]
这些构成马克思工资理论的真正含义早已被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承认。因而，沃纳·桑巴特在反对朱利叶斯·沃尔夫的论战中写道：“很明显，沃尔夫误认了马克思学说，以为它主张工资必需保持以必需生活资料的价值为基础；他甚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重新发现了永恒的工资规律，如果不是照搬字义，至少在内容上就是这样。没有比这种解释再歪曲不过的了。关于这一点，人们只需读一读马克思对永恒的工资规律的辩护者们的愤慨的抨击就可得知。但是，即使不考虑这些明确的保留，沃尔夫也应该把马克思的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从中推断出结论。事实上，这里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即工资不能提高到使资本家失去对生产的兴趣”。[55]
众所公认，桑巴特的著作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写就的。然而当时的一些社会主义者虽然另外研究了许多问题，但他们仍不能区分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和拉萨尔的“工资铁律”，仍然象沃尔夫那样把马克思的理论解释成“生理上生存的最小值”，例如，人们可以在弗里茨·旅特恩贝格的文章中读到：“正象马克思提出的，工人的工资围绕着它的生产成本，即围绕着能够使他维持再生产的水平上下波动。”[56]如果一个自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如此歪曲解释，他想得到什么呢，很简单，是不是想诋毁马克思呢？
2．马克思关于工资运动的理论
（1）增加工资的一般条件
施特恩贝格说过，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工业集中和资本积累不会导致实际工资的增加”，相反还会导致实际工资下降，[57]我们对施特恩贝格所说的这番话如何判断？能相信这个论点吗？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对这个问题已有论述。在这一章里，马克思考察了“劳动力价格与剩余价值量的变化”[58]我们从中发现“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取决于三种情况：1.工作日的长度，或劳动的外延量；2.正常的劳动强度，或劳动的内含量，即一定时间内耗费一定量的劳动；3.最后，劳动生产力，即由于生产条件发展程度的不同，等量的劳动在同样时间内会提供较多或较少的产品量。”[59]这三个因素之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可以导致实际工资的增加！
至于工作日长度的变化，很清楚，工作日的延长，无论是剩余价值，还是劳动力的价格，都可以同时“等量地或不等量地”增长。[60]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我们读到：“一个既定的量，它分为两部分，那么，很明显，在这个范围内，一部分增加，另一部分就减少。反过来也一样。但是，一个扩大的（有弹性）的量就不同了。只要不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工作日就是一个有弹性的量。这个量的两部分都可以伸长，其伸长既可相差也可不等”（即“有偿”部分相当于工资，“无偿”部分相当于剩余价值）。“一部分的增加不是由另一部分的减少引起的，反之也一样。此外，”（不考虑任何劳动强度的增加）“这是仅有的一种情况，即根据交换价值，工资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增加，甚至可能以同比例增加。（按照使用价值它们都能增加，那是不言而喻的）。”[61]
现在，即自1945年法西斯主义失败以来，这种特定情况似乎没有什么特定关联。今天在欧洲的现实中，是工作日的缩短而不是工作日的延长。但是如果考虑到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时期，工人们的大量加班加点工作，马克思对特定变化的分析变得更为真实。因为无疑地，这些国家里工人实际工资的增加可以追溯到超时工作上。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关于劳动强度提高的第二种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强度的提高是以在同一时间内劳动消耗的增加为前提的。因此，一个强度较大的工作日比一个时数相同但强度较小的工作日体现为更多的产品。诚然，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同一个工作日也会提供较多的产品。但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产品所费劳动比以前少，单个产品的价值也就下降；而在前一种情况下，由于产品所费的劳动同以前一样，单个产品的价值也就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增加了，但它们的价格没有下降……因此，同一个工作日不再象以前那样表现为一个不变的价值产品，而是表现为一个可变的价值产品。例如，强度较大的十二小时工作日，就不象普通强度的十二小时工作日那样，表现为6先令，而是表现为7先令、8先令等等。显然，如果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发生变化，例如从6先令增加到8先令，那末逐个价值产品的两个部分，即劳动力的价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按照相同的或不同的程度增加……在这种场合，劳动力价格虽然提高，但不一定要超过它的价值”。（即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价值也可以增加。）
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提高还“可能降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这种情况总是发生在“当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不能补偿劳动力的加速的损耗时”。[62]不论这种情况发生与否，也不论由于增大劳动强度而只是劳动力价格提高还只是劳动力价值增加，实际工资都会增长。这种变化的重要性可以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得到高实际工资的无可置疑的事实可以看到（就象亨利克·格罗斯曼在他对施特恩贝格的《帝国主义》的卓越批判中指出的）。[63]
现在我们回到最重要的变化，既由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导致工资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中指出：“劳动力的价值是由一定量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是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而不是它们的量。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量可以同时按照同样的比例增长，而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之间发生任何量的变化。如果劳动力原来的价值是3先令，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而剩余价值也是3先令，剩余劳动也是6小时，那末，在工作日的划分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力虽然提高一倍，而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会保持不变。不过它们现在都表现为数量增加一倍、但按比例变得便宜了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价格虽然不变，但是它现在提高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上。如果劳动力的价格下降，但没有下降到由劳动力的新价值所决定的最低界限，即11/2先令，而是下降到2先令10便士，2先令6便士等等，那末这个下降了的价格也还是代表一个增加了的生活资料。可见，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不断增加。[64]（很明显，增长的程度取决于资本的压力同工人反抗这二者之间的力量对比。）
正是这后一种变化——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发生的相应于劳动力价值的下降，工资只是局部的调整，允许给工人一定的、或多或少的补偿——似乎特别有理论和实际意义。根据马克思的工资理论，生理上不可缺少的必需品的价值仅仅决定了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相反它的最高限度是由“斗争双方各自的力量”，即资本和劳动的力量确定的。因此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工人自身，虽然不能阻止实际工资的下降（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但也不允许减至最小的绝对量。相反，他们在普遍的财富增长中分享到一定份额。”[65]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著作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个工人每天平均所消费的同一数景的生活资料，可能从3先令减到2先令，换句话说，为要再生产出每天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等价，就不是需要工作日的6小时，而只是需要4小时了。现在工人用2先令就可以买到从前用3先令买到的生活资料了。劳动的价值确实会降低，但在劳动的价值这样减少的情况下，工人仍能买到和从前一样多的商品。……虽然工人的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即他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工人反抗这种降低其相对工资的情形，不过是要求在他的已经增长的劳动生产力所生产出的总额中获得应有的一份，并且不过是力求保持他在社会阶梯上的以前的相对地位罢了。”[66]
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工人们在劳动生产率发展中能起到作用的程度。事实上，马克思明确否定了1835年美国政治经济学家亨·凯里提出的理论，即“工资总是随着劳动生产率而升降”。并指出“我们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全部分析还是证明，他的这个推论是荒谬的。”[67]因为“工人之变得便宜，从而剩余价值率的增加，是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携手并进的，即使在实际工资提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实际工资从来不会和劳动生产率按同一比例增加。[68]（如果以此作为标准，剩余价值率决不会提高——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主义本身，都将成为不可能的事了！）[69]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作任何真正的论证，简单地断言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刚性的平行关系是毫不奇怪的。
对第十五章的分析就谈到这里。很明显，上面提到的每一种变化都包含了实际工资增加的可能性。无论施特恩贝格怎么说，但马克思非但不否定这种可能性，相反，他特别是在资本积累的论述中，表明他对这样一种可能发生的事重视到什么程度。
（2）经济周期和工资的运动
这里从《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第1节标题为“资本构成不变，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中，复述出一段很长但非常重要的话来，就足够了。
“资本的增长包含它的可变部分，即转化为劳动力的部分的增长。……因为资本每年都生产出剩余价值，其中的一部分每年都并入原资本，因为这种增殖额本身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规模的扩大每年都在增长，最后。因为在特殊的致富欲的刺激下，例如，在由于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求而开辟了新的市场、新的投资领域等等的情况下，只要改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积累的规模就能突然扩大，所以，资本的积累需要，能够超过劳动力或工人人数的增加，对工人的需求，能够超过工人的供给，这样一来，工资就会提高。只要上述假定一直不变，这种情况最终一定会发生。因为雇用的工人一年比一年多，所以迟早必定会出现这样的时候：积累的需要开始超过通常的劳动供给，于是工资提高。”
当然这种论述也是正确的，即“在以上所假定的对工人最有利的积累条件下，工人对资本的从属关系是采取可以忍受的……形式。随着资本的增长，这种关系不是更为加强，而只是更为扩大，也就是说，资本的剥削和统治的范围只是随着它本身的规模和它的臣民人数的增大而扩大。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份额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70]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它说明“工资的增长至多也不过说明工人必须提供的无酬劳动量的减少。这种减少永远也不会达到威胁制度本身的程度。”这是因为“劳动价格继续提高，因为它的提高不会妨碍积累的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无酬劳动的减少决不会妨碍资本统治的扩大。另一种情况是，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积累减少了。但是随着积累的减少，使积累减少的原因，即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
马克思的结论是：“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绝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71]
读者想必会原谅这样长的引文。这样做是必要的，是为了表明马克思所强调的，在工业周期的繁荣阶段，实际工资的增长不仅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事实上“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是在本节“资本构成不变”的假设前提下分析的，那就是不考虑“产业后备军”的存在。然而，我们在以后就会了解到这仅仅代表一个相反的趋势，虽然它相当大地修改了在同一节里所描述的工资形成的趋势，但决不能废弃它[72]因此，在这之前，应简要了解一下马克思的非常重要的“相对工资”的学说。
3．马克思的相对工资学说
早在1849年，马克思在他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写道：“但是，无论名义工资，即工人把自己卖给资本家所得到的货币量，无论实际工资，即工人用这些货币所能买到的商品量，都不能把工资所包含的各种对比关系完全表示出来。工资首先是由它和资本家的赢利即利润的对比关系来决定的。这就是比较工资，相对工资。实际工资所表示的是同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的劳动价格，而相对工资所表示的，则是直接劳动从劳动新创造出的价值中所获得的那个同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从这种价值中所取得的份额相比的份额。”
进一步比方说：“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
同时也指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地位：“实际工资可能仍然未变，甚至可能增加了，但是相对工资却可能降低了。假定说，一切生活资料跌价三分之二，而日工资只降低了三分之一，地方由3马克降低到2马克。这时，虽然工人拿这2马克可以买到比从前拿3马克买到的更多的商品，但是和资本家的利润比较起来，工人的工资终究是降低了。资本家（比如，一个工厂主）的利润增加了1马克，换句话说，资本家拿比以前少的交换价值付给工人，而工人却得替资本家生产出比以前多的交换价值。资本所得的份额比劳动所得的份额提高了。社会财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更不平衡了。资本家用同样多的资本支配着更多的劳动。资本家阶级支配工人阶级的权力增加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更坏了，比起资本家的地位来又降低了一级。”[73]
这基本上不是什么新的原理发现，李嘉图[74]和彻伯布利茨[75]以及其他人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这里基本的一点，就是马克思把“相对工资”这一范畴放在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以及他由此所得出的具有深远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结论。确实，只有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才找到“相对工资下降趋势的规律”（由罗莎·卢森堡起名）[76]通过这个规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相对距离”这具有决定重要性必然扩大。[77]其后果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的经济变革才能加以克服。
罗莎·卢森堡由于使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发扬光大而赢得了信誉。她在《国民经济学导论》（EinführungindieNationalökonomie）中写道：“资本主义生产如果不通过压榨工人在社会产品中的份额，就一步也前进不了。由于每一项新技术的发现，机器的改进，蒸汽和电力在生产和贸易上的每一项新的应用，工人在生产中的份额变得越来越小，而资本家的份额则越来越大。”这是一种“完全看不见的力量，一种商品生产和竞争的简单的机制后果，这种力量可以夺去工人在其产品中的一个较大份额。……剥削者的个人作用也可以从绝对工资即实际生活水平中看得到。导致工人实际生活水平降低的减少工资，是资本家对工人采取的明显的进攻形式，而在任何工会的影响扩大的地方，这将会得到工人立即斗争的回报……”。
由于直接的技术进步，技术发明、机器的引用以及交通的改进等等引起的无形的工资减少情况完全不同。“所有这些进步对工人相对工资的影响完全是自动地来自商品生产和劳动力的商品特性的结果……因此反对相对工资下降的斗争也包括了反对劳动力的商品特性，即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斗争。反对相对工资下降的斗争不再是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斗争，而是一种对这种经济的存在颠覆性进攻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78]
现在可以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为什么那样激烈地反对拉萨尔的“工资规律”了。这不仅因为它是建立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基础上，与事实相矛盾，而且因为它完全忽略了“相对工资”这个范畴，以及从它形成起来的革命目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发现雇佣劳动制度基本上是一种“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79]结果，这种制度的弊端只能靠废除雇佣劳动制度本身才能得到克服。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痛切地写道：“当这个见解已经在我们党内愈来愈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时候。竟有人倒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这正象奴隶们最终发现了自己处于奴隶地位的秘密而举行起义时，其中有一个为陈旧观点所束缚的奴隶竟要在起义的纲领上写道：奴隶制度必须废除，因为在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给养最大限度不能超过一定的，非常低的标准！”[80]
“相对工资”原理的探讨就到此为止。这个原理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原理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工资理论的含义。[81]它表示无论实际工资提高还是下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忽视这个特殊问题的重要性也许会产生断章取义，当那些马克思的批评者们把攻击的矛头直接集中在这一点上的时候，他们的所有论证几乎都没有抓住马克思工资理论的本质。
4．作为工资调节器的产业后备军
在这以前，所谈的还仅限于简单地重复马克思的论证，现在来看一看似乎是妥当的一些批评意见。
这些意见一点也关系不到事物的本质。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产业后备军的存在，还是它对工资结构的巨大影响，都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在《资本论》第一卷积累篇中的第3和第4两章似乎暴露了一些可能使人产生错误观念的漏洞。事情也确实是如此。马克思在这两章中的理论是什么呢？首先一点，是同资本主义生产进步必然紧密相联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将会导致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当然，资本主义生产不断扩大本身，其结果，从长期看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增长的。但是这种增长是“比例不断下降”的增长，这种情况与资本主义幼年时期很不一样。那时“资本构成的变化还极其缓慢。因此，对劳动的需求的增长，总的说来是同资本的积累相适应的。”[82]但是，在那个时候，以工资形式支出的可变资本大大超过支出在机器上的资本，因为“当时工场手工业还占支配地位，而大工业则处于襁褓之中。”[83]那时人们可能产生与亚当·斯密一样的看法，即资本积累是随着劳动需求的不断提高和工资的不断增长而增长。工资水平只是单纯由工人的绝对数量与生产资本规模的比例来决定的。
其实大工业的发展已经说明这个观点是过时的。资本家们“在濒于灭亡的痛苦中”被迫不断地引进新设备和改善旧设备，但是“机器的完善意味着使人类劳动变为多余。”[84]由于机器体系的扩展，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必然朝着有利于前者的方向变化。但是，因为“对劳动的需求，不是由总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决定的，所以它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递减。而不象以前假定的那样，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按比例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85]这种趋势解释了工人相对过剩人口的经验证实了的事实、即人口超过了资本增长的平均需要。在危机期间，过剩人口表现为大量失业大军，在繁荣时期，过剩人口差不多慢慢消失，但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存在的[86]提供给这些人口以可怜水平的生活资料的负担，一部分靠社会，一部分靠在业工人。过剩人口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起什么作用呢？它对资本来说是不可分割的，有两点理由：第一，它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即根据经济活动的一般水平，既可被雇佣，又可被抛向街头。“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87]第二，产业后备军作为工资的强有力的调节器，它可抑制在业工人的工资要求。例如，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88]在经济萧条和回升的初期，相对过剩人口对“工人现役军”施加压力，不允许他们把工资要求提得太高。在危机时期，相对过剩人口又可以经常地阻止他们使用罢工权利，以保护自己反对资本对他们生活水平的攻击。从这种意义上说：“大体说来，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因此，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89]
以上是产业后备军理论的最一般的内容另外还需注意几点：
首先，很明显，从资本的可变部分比例减少的简单事实就可以得出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及其具体分量的结论来。任何事情都视具体条件而定：一方面要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程度和速度，以及“积累表现为生产在一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扩大的那种间歇时间”[90]的长度；另一方面，要看积累过程本身的势头。因此，这是十分可能的，即当资本强有力地扩张，并且有着很大的国内（或国外）市场是在资本家阶级的支配之下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从长期看，就有可能增长到对产业后备军的不利后果有相当大的减少的程度。（参阅美国直到1929年大危机前的发展）
第二，马克思本人在其它章节中也提出，产业后备军在繁荣时期被或多或少地吸收，也即实际上消失了。[91]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它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在一定时间内抵销了，或者至少是削弱了。
第三，在《资本论》第一卷积累一篇中，马克思强调这个事实，即通过延长劳动时间，从同等数量的雇佣工人身上压榨出更多的劳动量，资本就能够“使对劳动供给的增加快于它对工人需求的增加。”“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或工人的游离，比生产过程随着积累的增进本身而加速的技术变革，比与此相适应的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更为迅速。”[92]然而很明显，那些加速产业后备军形成的因素已经不象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一样起作用了，而是由采用每周工作48小时改为每周工作40小时，工厂立法已经限制了延长劳动时间的剥削实践。
最后，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还提到了有关工会的作用。工会试图“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即剩余劳动人口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93]很显然，工会在这方面的活动在当今有更大的意义！
显然，这些是能够部分地补偿产业后备军在工资方面的不利影响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对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降，而且还有所改善作出贡献。然而，马克思在他的分析中由于方法论的原因没有涉及这些因素。因此，使得他对产业后备军的精辟分析被曲解，并且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把这种假定不作为总的历史趋势来描述，而把精力集中在对今后几十年的预测上。[94]这也必然可以解释这个事实，即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使马克思的观念滑稽化，例如所谓的‘贫困化理论’，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被充分地驳倒。
5．所谓的“贫困化理论”
然而，马克思本人没有提出过贫困化理论吗？这个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基石之一吗？
全然不是。作为否定这一点的证据，我们有马克思对“生存的生理上的最小限度”概念并因而也对拉萨尔的“工资铁律”的激烈攻击。如果没有“生存的生理上的最小限度”概念，则工人阶级的不可避免的和绝对的“贫困化”理论将使人完全不可理解了。因此只有一种选择：要么承认马克思拒绝接受“生存的生理上的最小限度”理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不把该理论置于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的入门处，要么否认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被迫不是好的判断把马克思归入“工资铁律”的拥护者。这种看法一直恰恰是宣称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为传奇的人们所采取的立场。
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愿意保留在理论的领域上。问题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评价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95]某个时期工资的具体动向，问题仅在于，是否工人阶级地位（或他的贫困）的不断发展和绝对恶化的必然性来自马克思的经济体系，以及象马克思所详尽阐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否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资本的集中和积累不会导致实际工资的提高，相反还会导致实际工资的下降——象施特恩贝格例举的那样？这种观点是否正确？马克思同生存的生理上的最小限度的思想的对立，将独自地导向断然反对这种观点。然而，即使最伟大的思想家有时也可能是前后不一致，会提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论点。要紧的是能否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尽可能找出立论，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境遇不可避免地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绝对的恶化。[96]
所要考虑的著作当然只有经济著作最合适了，例如马克思在他的成熟时期写的《经济学手稿》（1857—58年）、《剩余价值理论》（1861—63年）、和《资本论》。我们在他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可以读到：“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97]
只有在《共产党宣言》里我们才可以发现有关工资是劳动力价格的最低限度的学说，这个学说马克思后来放弃了。[98]但是，不注意《宣言》在思想史上作为一个文献的重大意义，就不会有人从那里寻找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精髓，因而认为这个篇章关于我们现在的问题证实不了什么东西，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在理论的来龙去脉中把它作为最大的保留来对待。因此让我们回到马克思的合适的经济著作中来。这个问题确实包括在《资本论》的各个熟悉的章节中。有的写道：“……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旦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
接下来的这句话也是经常被引用的，即“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税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99]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00]十足地引述这段话是必要的，因为事实上，只有《资本论》中的论述，那些想把“贫困化命题”归咎于马克思的批评家们籍以进行外表判断的依靠[101]然而，这种外表通过仔细考察也消失了。那么这段话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最后一句说任何方式上的“贫困的积累”是否否定了前面仅仅断言工人阶级的条件相对恶化那句话？不是的。最后一句只表明产业后备军的增长是同积累的增长同时发生的，结果，劳动力中的更大部分成为多余，成为贫困、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牺牲者。因此“贫困的积累”仅仅同“工人阶级中的穷人阶层”有关[102]而不是工人阶级全体。（也许有人料想马克思期待着这些“无知的、粗野的和道德堕落的”工人阶级去建立社会主义——这或许是被巴枯宁宣称过，但不是被马克思！）
另外，把上面从《资本论》第一卷中引述的内容和三年前（1864年）写成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加以比较，证实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发表时从没有表示过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绝对“贫困化”思想。在1864年的宣言中写道：“的确，在大陆上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里，都在重复着英国的情况，只是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和规模较小罢了。从1848年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业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输入和输出都有了梦想不到的扩大。……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也如在英国一样，实际工资对于工人阶级的少数稍微有些提高，但对大多数说来，货币工资的提高很少表示福利的实际的增长，……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日益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厉害。”（所以，这里再次表示，即使在那时，马克思也已在考虑工人阶级的状况不过是相对恶化的可能性。）“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103]；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在‘相对工资’管理的意义上）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104]
这才是马克思的观点，它作为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表明是符合那时（即1849～64年）的普遍情况的。但是如果说它代表了马克思对欧洲工人阶级地位的评价，那么施特恩贝格、施特雷奇等人又如何能坚持三年以后他接受了《资本论》[105]中的在所有情况下实际工资都将下降，和工人阶级的状况不仅相对、而且绝对恶化的理论呢？这与我们后来提出的论述不同这个论述，应该说是施特恩贝格、施特雷奇不知道的，而且还证明和他们所主张的恰恰是对立的。1881年马克思还在世时，恩格斯就写了下面一段话，它当然得到了马克思的同意，并且是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十四年后发表的[106]内容是：“工联在保持一定的工资额和缩短工作日的斗争中的伟大功绩，在于它力图保持和提高生活水平。在伦敦东头，有许多行业，它们的劳动同瓦工及其下手的劳动一样熟练和繁重，但是挣的工资还不到后者的一半。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使一部分工人能够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他们的工资的尺度，而另一部分工人由于没有组织和力量薄弱，不但必须忍受雇主的不可避免的勒索，而且还要忍受雇主的任意的勒索，……。
因此，工资规律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它在一定限度内并不是毫无伸缩性的。在任何时期（严重的萧条时期除外），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一定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工资额可以因双方的斗争结果而变动。工资在一切场合，都是由讨价还价确定的，而在讨价还价中，谁能坚持得更长久和更有效，谁就最有机会得到比应得的多。如果单独一个工人试图去和资本家讨价还价，那他很容易失败，而且不得不无条件投降。但是，如果整个行业的工人结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在工人中间募集资金，使他们在必要时能够同他们的雇主对抗，因而能够作为一种力量去同这些雇主进行谈判，那时，只有那时，他们才有可能获得那点微薄的收入，这些收入，按照目前社会的经济制度来说，可以说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来的一天公平的工资。”[107]
这是恩格斯在1881年写的。里面的论述他一直坚持到十年以后对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中写的“无产者的人数和贫困越来越增长”进行批判，他写道：“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增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造成某些障碍。而肯定增长的是生活的无保障。”[108]对于今天这仍然是一个公式化的结论，因为至少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是反对直接物质贫困的这种障碍事实上已经建立起来。[109]也许一个带着近视眼镜看待现存地位的观察家可以从下面的话中得出结论——这是与共产党宣言相矛盾的——即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实际上是能够“保障他们的奴隶的生存的，即使在他们的奴隶制下”，结果资本的统治最终牢牢地建立起来。但是，对物质贫困的改良，或者甚至消灭并不是事情的一切。在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现在比过去更严重的威胁就是他们生活上的无保障；事实上他们不得不在势不可挡的危机和战争的阴影中度过一生，还没有任何的，哪怕是最微弱的迹象可以表明要最终结束这种罪恶。
恩格斯的论述与各种各样的“贫困化理论”一致吗？很显然不一致。即使这些论述被认为是一种“退却"，作为一种“自我批评”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们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早期观点的，在那种情况下，就不可能理解何以对恩格斯在1881年已经相当清晰地表明反对的那个理论还仍然要进行攻击。
我们对贫困化理论的研究表明，即使从“语义”方面讲，这个理论也必须归为科学上的误解的范围。当然，真正的问题不是“贫困”这个词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应该如何解释，而是在于是否能够把归咎于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和他的劳动力价值决定论，对“工资铁律”的批驳，以及他有关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实际工资的增长之间的联系等论点相一致起来？实际上，我们可以或许冒险假设，即使马克思提出过“贫困化理论”，他也会反对这种提法，因为这种提法是与他的工资理论的真正思想和内容相矛盾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的传奇说法完全没有根据：大多数科学上的误解都有它们的合理性。并以给提出这些误解提供机会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这也同样适用于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间，欧洲工人阶级状况出现了毫无希望的迹象，这个事实必定使那个时代的理论观念改变颜色。相对而言，当时进步象蜗牛爬行似的那样缓慢一一工人阶级的实际贫困仍然相当严重，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对于工人阶级状况会出现任何引人关注的可能性表现出特别的悲观，因而倾向于“贫困化理论”。马克思自然也受这种经验主义式的现实束缚，并且他的科学高度本身也恰恰表现在这个事实上，即他不允许在他的经济理论上完全被它所控制……。但是，对马克思的批评有一点可以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过高地估计使无产阶级生活条件下降的因素的份量，因此他们不能准确地看到即使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也有着巨大提高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厉的批评者（他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一百年后，来批评就更有有利条件），指责两位思想家“缺乏远见”是可以的，但也可以证明这些与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毫无关系。
6．“贫困化理论”的真实核心
这里并不是说在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没有贫困化的倾向，而是相当多但是必须了解所看到的这些现象。实际上贫困的倾向明显地出现在两种情况：首先（暂时地）是在所有的危机时期；其次（永久的）是在所谓的世界不发达地区，即不仅包括南美和中美洲、亚洲和非洲，而且还包括中欧和西欧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希腊、意大利的部分地区，西班牙和葡萄牙）。
至于谈到在危机期间工人的贫困状况，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即使世界的工人贵族——北美的工人阶级——也不可能不受影响，就象1929—1940年长达12年之久的世界危机的经历所呈现的那样（到1940年，甚至美国仍有1000万失业人口！）自然，资产阶级的经济史学家不愿意回想这些事实，而宁可忽略这种特别令人烦恼的矛盾。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因为官方工资统计中没有产业后备军这一栏而不承认它的存在。关于这个问题罗莎·卢森堡写道：“在阐述资本主义的工资关系时，仅仅考虑付给雇佣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是十分错误的，……全部失业后备军，包括从临时性失业的技术熟练工人到最贫困的和受官方救济的失业者，应作为同等因素进入工资关系的决定中”，因为“很难就业的最低阶层或完全失业的贫困者和流浪者不是一种赘疣而是正相反，他们依靠内在的、活生生的结合力通过所有后备军的中间环节同产业工人中处于最高最好境地的阶层联结起来。这种内在联系通过在商业萧条时期产业后备军最低层的数量周期性地突然增加，繁荣时期后备军数量的收缩，以及由于阶级斗争的发展靠公家施舍过活的人数相对减少、因而提高了无产阶级大众的自信心等等多方面表现出来”因此“无产阶级最低阶层的生活地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同一规律而上下变动着；……无产阶级连同广大的农业工人阶层、它的失业大军和它的最高阶层到最低阶层一起构成了一个社会阶级、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阶级，来自它的贫困和受压迫不同程度的人们有可能从总体上正确地掌握资本主义的工资规律。”[110]然而，如果这样做了，也就是如果无论是雇佣工人和失业工人整个工人阶级的地位不仅在繁荣时期，而且在危机时期都被考虑了，那末，乐观的经济学家描绘的无产阶级的图景必然会是一个非常暗淡的，同样也就不能否定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里存在贫困化的倾向了。
对所谓的“不发达地区”的研究也会得到同样的结论。确实，美国的产业工人大部分拥有自己的房屋和汽车。但是，为什么与之相邻的拉丁美洲的工人却与此无缘，大部分工人做工所得的只是残酷的低工资呢？为什么北美的工人挣的工资常常是危地马拉同一阶层工人工资的10倍？如果人们仅仅考虑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生活水平，那么撰写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地位不断改进的学者论文是有真实根据吗？回答可能是“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事实上，只有在这些国家工人的地位才被看作是“正常的”，而当象危地马拉这些地区取得了同样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那么在这些国家里的工人也将会在高实际工资的形式下参与资本主义的幸事。……“然而在这里我们的任务不是观察将来可能发生什么，而是现实的实际情况如何；不是探究想象中的资本主义太平盛世的工人阶级状况，而是当今存在的现实资本主义世界，而且，谁能够说当今北美、澳大利亚和英国工人的状况是“正常的”，而世界其余国家的是“不正常的”？难道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构成一个整体，在其中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是统治国）和不发达国家（被统治和被剥削国）被看作是组成部分吗？难道高度发达国家的工人之所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不是多半因为其他国家的工人不具有同样高的生活水平的产物吗？
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有关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初级农业国）被高度发达国家剥削的理论上来。在这里我们讲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是那些在政治上‘独立’而在经济上仍然受特定资本主义势力剥削的国家。即使这些国家没有被迫接受有损害的贸易协定，即使它们在本质上只不过不是待定资本主义大公司的采邑，例如象在危地马拉的情况那样，这种分析也是真实的。换句话说，我们谈论的剥削形式决不是指利用政治控制手段，它不是有意识的，而只是由于在资本主义中运行的经济规律发生的。
哪些规律呢？首先是价值规律。我们知道，根据价值规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11]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的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在社会平均水平下成为相等的了。但是这一点不适用世界市场！
“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这里，价值规律“……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112]结果，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出现了不等价交换，例如“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不同国家的工作日相互间的比例，可能象一个国家内熟练的、复杂的劳动同不熟练的、简单的劳动的比例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甚至后者从交换中得到好处）”[113]……“这好比一个工厂主采用了一种尚未普遍采用的新发明……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别高的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实现。因此，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润。”[114]除去象个别创造者这种情况以外，超额利润不是暂时的，而在其性质上是永久的。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所需的原材料和产品，如果必须在该国自己生产的话，就比较昂贵，所以它就要从地理环境等一切不利条件中解脱出来。这里没有必要指出这种不等价交换使比较贫穷的国家必须不断放弃一部分国民劳动而遭受的损失。
另外，亨利克·格罗斯曼相信他能够提出为什么在国际贸易中落后国家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剥削的另一个原因，也就是他们的资本构成上的不相等。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利润率平均化趋向的限度内，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即在比平均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国家，其商品按高于价值的生产价格销售；反之，资本有机构成比较低的国家，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其商品按低于价值的生产价格销售……通过这种方式，不发达国家生产的剩余价值将在流通领域中发生向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国家转移。”[115]奥托·鲍尔在他的《国民经济学导论》（EinführungindieVolkswirtschaftslehre）中得出了同样结论，他写道：“人们交换其生产需要等量劳动的商品，是不确切的。交换中的所失和所得实际上已包括在价格中。工业发达国家在交换中从农业国家获取了利润，那就是，发达国家在损害农业国利益的情况下使自己富裕起来。”[116]
很显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落后国家交往中从交换取得的利润在某种程度上所移用作对先进国家工人工资的一定让步。作为敌对双方斗争[117]之结果的工资水平能够发生变化的范围将由此而被扩大——除非从落后国家进口低价商品，这使进口国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从中获益。或者，象奥托·鲍尔所扼要阐述的那样：“发达国家的工人经济境况较好，为什么？发达国家通过交换获取利润，它们靠损害落后国家的利益使自己富裕起来。”[118]当然，不能从这一点就得出结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不管好坏，应该设法同他们自己的资本家阶级建立共同战线；[119]但只不过：（1）对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来源于此的限度内不可能自然增长，生活水平低的落后国家更是如此；（2）只有农业国和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仍然落后，主要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才能连续不断地提高。当今这一点比那时更明显，“没有哪一个国家希望长期作为农业国，因为它们不想永远被工业国家剥削。”奥托·鲍尔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决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农业国家不再受剥削，那么他们愿意打消工业化的想法。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做不到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这个问题。”[120]
7．结束语
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的调查研究即可告一段落了。我们不妨作出这样的最后评语：即对当今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如施特恩贝格和施特雷奇在他们的著作中所说的，批评者只能代表一种肤浅和粗糙的经验主义的看法。这些人的著作只是‘纯粹小学生的作品’（借用恩格斯语）。当然，更重要的和使人更感兴趣的乃是对马克思工资理论本身的研究。我们希望在这一点上已经表示我们正在进行一个高度复杂和精密结构的理论建设，尽管就时间上说，现在距离该理论的开端为期相当远，但我们还可以做-些弥补工作，而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分析工具。众所公认，这种理论为它自己带来一定危险（在我们研究产业后备军理论时就能看到这一点），主要的是对马克思著作的方法论结构考虑不够周全。但是这些不足之处不会影响理论的基础，也不会妨碍富有成效的应用和进一步的发挥。当然，任何人如果只对政治经济的表面现象感兴趣，只看到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是不可能发现马克思的具有严格科学性和辩证法基础的工资理论的，然而，“愿意思考的读者”（马克思写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121]在研究中会不断地得到更大的理论上的满足。
[1]《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7页。
[2]“例如，如果说农奴逃往城市是城市制度的历史条件和前提之一，那么这决不是发达的城市制度的条件和前提。决不是它现实的要素，而是城市制度的过去的前提，是城市制度形成的前提。这些前提在城市制度存在时已被扬弃。”（同上书，第45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8页。马克思接着指出，“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勿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象例如自然科学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会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这也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513～514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6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9页。
[7]同上书，第462页。也参见第174页。“黑奴制——纯粹的产业奴隶制——必然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消失，它是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不相容的，黑奴制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如果没有实现雇佣劳动的其它自由国家与黑奴制并存，如果黑奴制是孤立的，那么，实行黑奴制的国家的一切社会状态就会立即转变为文明前的形式。”
[8]“在我少年时代，裁缝和鞋匠们还挨家挨户地来到我们莱茵地区的农民家里，把各家自备的原料做成衣服和鞋子。”（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的增补》，《资本论》第3卷，第897页。）
[9]Doutfacias：我给，为了你做；facioutdes：我做，为了你给；doutdes：我给，为了你给。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63~464页。“在货币同劳动或服务相交换以便用于直接消资的情况下，所发生的总是现实的交换。双方交换一定的劳动量，这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使双方能够互相衡量劳动的特殊效用形式。这只涉及交换的形式，而不构成其内容。在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情况下，价值不是两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尺度，而是交换的内容本身（同上书。第468页。）
[11]“保尔·德·科克小说中的一位学者会对我们说，如果没有这种”服务的“购买”，“我们就不能生活，因而也就不能发财致富了；因此，这种购买是我发财致富的一个间接手段，或者说，至少是一个条件。根据同样的理由，可以认为我的血液循环，还是我的呼吸过程，也是我发财致富的条件。但是，无论是我的血液循环，还是我的呼吸过程，就其本身而论，都决不能使我发财致富，相反，两者都是以代价昂贵的新陈代谢为前提的，如果完全不需要这种新陈代谢，世界上也就没有穷人了。”（《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第433～43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65页；该书第229页：“劳动作为满足需要的单纯劳役，同资本毫无关系，因为资本寻求的不是这种劳动。如果有一个资本家为了烤羊肉而让别人替他砍柴，那么不仅砍柴者对他的关系，而且他对砍柴者的关系都是简单交换关系。砍柴者向资本家提供自己的服务，即一种没有使资本增殖反而使资本消费掉的使用价值，而资本家给砍柴者以另一种货币形式的商品作为报酬。劳动者用来直接同他人的货币相交换并且被这些人所消费的一切劳役，都是这样。这是收入的消费，不是资本的消费，而收入本身总是属于简单流通的事情。”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67～468页。象人们可以看到的，这是一个后来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卷中，由马克思很详尽地发展了的观点——“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的概念”（同上书，第146～167页）。
[14]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评价某些欧洲的经济史学家从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推导出十八世纪种植园的“资本主义”特性的尝试。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68页。
[16]同上书，第461~46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6页。
[18]“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原有的统一……有两种主要形式：亚洲村社（原始共产主义）和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小家庭农业……这两种形式都是幼稚的形式，都同样不适合于把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不适合提高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因此，劳动和所有权（后者应理解为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破裂和对立就成为必要的了。这种破裂的最极端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同时会得到最有力的发展）就是资本的形式。原有统一的恢复，只有在资本创造的物质基础上，并且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经历的革命，才有可能实现《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465～466页。）关于“亚洲社会形式”问题，从全部可得到的引文来看下述之点是显然的，马克思把所谓“亚洲的社会形式”看作是原始共产主义的一种类型。处于文化历史的开端（此点也已由上面从《剩余价值理论》中的引文所证实。）。这种情况也表明，马克思对连续的经济历史时期的列举（在《贡献》的序言里）为什么不从原始积累开始，而是从“亚洲的生产方式”开始的原因。在这里我们读到：“概括地说，亚洲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作为划分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时代标志（《贡献》，第21页），虽然在同一观威中（在先前写作的《草稿》中）马克思是以原始共产主义开始文化历史的，并且指出，这种“原始形式”不仅存在于亚洲人，而且也存在于罗马人，德国人，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页献》，第33页）。（这种表面上的“矛盾”特别没有被现代“亚洲社会形式”理论的提倡者所注意）。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8页。
[20]“资本发展的第一个条件，是土地所有权和劳动分离，是土地——这个劳动的最初条件——作为独立的力量，作为掌握在特殊阶级手里的力量，开始同自由劳动者相对立。”因此，在重农学滨的解释中，“土地所有者表现为真正的资本家，即剩余劳动的占有者而且在这方面，重农学派的体系才找到了标志……。”（《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第23～24页。）
[21]相反，社会关系建立在商品交换和货币的基础上。（参见本书第12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9～500页。
[23]也就是说，在这种限度内，“当行会解体时，有个别的行会师傅转化为工业资本家，这种事实并非不可能。但这样的情形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很少的。整个来说，凡是资本家和工人出现的地方，行会制度，师傅和帮工都消失了。”（同上书，第50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07~508页。
[25]例如在《草稿》中，第46卷（下）第509页（见本书第170页第2注）。
[26]《资本论》第3卷，第36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07页。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371页。“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不同，有时只是使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的生活资料为目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但是，在现代世界，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结果本身，除了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2页。
[29]参见《资本论》第2卷，第157~159页。（斯密的储备金形成的观点。）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05～506页。
[31]马克思在一个脚注里指出，“一看就明白，下述说法是很荒谬的循环论证：一方面，工人，即资本必须使之劳动以便把它自己确立为资本的那些工人，还必须借助于资本的积累创造出来，产生出来，还期待着资本的呼唤：‘变出来’！另一方面，资本本身如无他人的劳动，便不能积累，或最多只能积累它自己本身的劳动，也就是说，因此自己本身只能以一种非资本和非货币的形式存在，因为在资本存在以前，劳动只能实现在手工业劳动、小农业等等的形式中：简单之。这是完全不能积累或者只能有很少积累的形式；这种形式只容许多少量剩余产品，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被消费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09~510页。）
[32]这也适用于劳动工具，因为，“货币财富即没有发明，也没有制造纺车和织机。但是，同自己的土地分离的纺纱工和织布工连同自己的纺车和织机一起陷入货币财富等等的统治之下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1页。）
[33]我们在原文中进一步读到：“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方式，在历史上往往非常明显地表现成这样：例如一个商人委托许多以前以农村付业的形式从事纺织的织布工和纺纱工为他劳动，把他们的付业变成他们的本业。结果，商人就把他们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并把他们作为雇佣工人置于自己支配之下。后来又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将他们联合在一个作坊里——这是第二步。很明显，在这个简单的过程中，商人既没有为织布工和纺纱工予备原料。也没有为他们予备工具、生活资料。商人所做的一切，只是逐渐地把他们限制在这样一种劳动形式中，这种劳动形式使他们依赖于出售，依赖于买者，依赖于商人，最终他们就只是为商人而生产、并通过他而生产。最初，商人只是通过购买他们的劳动产品来购买他们的劳动；一旦他们被限于生产这种交换价值，从而必须直接生产交换价值，必须以自己的全部劳动换取货币，以便有可能继续生存，这时他们便落入商人的支配之下，而且到头来，甚至连他们好象是把产品出卖给商人的那种假象也消失了。商人购买他们的劳动，并且先是剥夺他们对产品的所有权，很快又剥夺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或者是为了节省商人自己的费用，而把劳动工具留给他们作为徒有其名的财产。”（同上书，第514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0~511页。
[35]同上书，第511页。
[36]《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298~299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98页。
[38]一般地说，在卢森堡那里也可以发现同样的错误观点。“众所周知，马克思既详尽阐述了农民到资本主义社会无产者的转化，也详尽阐述了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过程。《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十五章专门论述了英国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农业资本家阶级和工业资本的起源，特别强调指出欧洲资本对殖民地国家的掠夺。我们也必须记住。所有这一切都仅仅是论述所谓的原始积累的。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些过程是顺便论及的，只是为了说明资本的起源，即便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事实上，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封建社会形成的分娩。马克思一确定了资本主义的普遍的和全面的统治，就立即着手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过程。”《资本的积累》，第364~365页。
[39]《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464页。
[40]“但是，要产生资本以一定的积累为前提，这种积累已经包含着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之间互不依赖的对立，包含着互不依赖的对立继续存在。这种积累对于资本产生来说是必要的。因此，它作为前提——作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已经包含在资本的概念中，作为资本产生前提的积累在根本上区别于已经成为资本的资本积累，后者必须已经是资本。”（同上，第319-320页，参见，同上，第590页。）
[41]就是说，直到共产主义社会创立。
[42]这并不是说把剩余产品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只有资本才是这样。“因为，……把活劳动的物质条件必须已经存在（不管这些条件是自然提供的还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这种情况看作是资本特有的情况，那是荒谬的。”可见，特定的资本积累只是表示：“资本借助新的活的剩余劳动，利用物化的剩余劳动即剩余产品来增殖价值，而不是像埃及的国王或伊特剌斯坎的祭司贵族那样，用来（花费来）修建金字塔等等。”（《草稿》第433页。）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扩大生产的职能分配给了资本家，它是作为剩余产品到资本的转化存在的。（并且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扩大生产是与先前的生产方式相区别的。）“愚蠢的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嘲弄他们），“这种事情如果不在这种对抗的特殊形式上进行，就根本不可能进行。在他的脑子里，扩大规模的再生产是和这种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积累——分不开的。”（《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299～300页。）
[43]《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299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6页。
[45]《资本论》第3卷，第246页。（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298~299页上的同一段话。）
[46]《资本论》第1卷，第193页。
[47]同上书，第194页。
[48]奥托·鲍尔：《合理化与错误的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undFehlrationalisierung）第170～171页。
[49]《资本论》第1卷，第194页。
[50]《资本论》第1卷，第194页。
[51]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9页。
[52]同上。
[53]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0~201页。
[54]罗莎·卢森堡：《演讲和文献选集》（AusgewählteRedenundSchriften）第2卷，第99页。参见卡尔·考茨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教程》（KarlMarx'ÖkonomischeLehren）。1906年，第236页。“工资决不能增长太多以至危及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劳动力的需求是由资本自身的需要，即为自身增殖也即生产剩余价值的需要所引起的。因此，资本家决不会以排除了剩余价值生产的价格来购买劳动力。”
[55]引自K·迪尔（K.Diehl）：《对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的社会经济的评论》（SozialwissenschaftlicheErläuterungenzuDavidRicardo'sGrundgesetzenderVolkswirtschaftundBesteuerung）第2卷，第76页。
[56]弗里茨·施特思贝格：《马克思和当代》（MarxunddieGegenwart），第13～14页。
[57]“工业集中和积累确实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不会导致实际工资增加的结果。而是相反……。”弗里茨，施特恩贝格：《马克思和当代》，第13～14页。
[58]即实际上马克思在劳动力价格问题对他自己有所限定是有充分理由的，就象前面第70页所引用的《剩余价值理论》中的一段话那样。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剩余价值形成规律的考察上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复杂化，因此在一开始就设想把劳动力的价值作为“固定的，既定的量”。马克思的《资本论》也遵循这种方法论，即这个定值“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价值被看作一个“不变量”。（《资本论》第1卷，第567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资本主义世界，“平均的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量”不会变化或不会提高。如果马克思在实现写作计划的这部分的过程中，曾达到这一点，那么，他会在打算研究的“雇佣劳动的专门理论”中首先探讨这神情况。
[59]《资本论》第1卷，第567～568页。
[60]同上节，第575页。
[61]但是，劳动力价值的增加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常常是明显的：“劳动力的日价值是根据劳动力的正常的平均持续时间或工人的正常的寿命来计算的，并且是根据从生命物质到运动的相应的、正常的。适合人体性质的转化来计算的。与工作日的延长密不可分的劳动力的更大损耗，在一定点内，可以用增多的报酬来补偿。超过这一点，损耗便以几何级数增加，同时劳动力再生产和发挥作用的一切正常条件就遭到破坏。”（《资本论》第1卷，第575-576页。）
[62]《资本论》第1卷，第573页。
[63]《格律贝尔格文献》（GrünbergsArchiv）1928年。
[64]《资本论》第1卷，第571页。这是同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中大量发生的以实际工资增长为核心相联系的理论公式。
[65]《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312页。
[66]《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2~193页。
[67]《资本论》第1卷，第617页。
[68]同上书，第663页。“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劳动力的价值相对地下降到劳动生产力以下是可能的。在不同的国家里，工资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在世界市场，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的生产力越高，相应地工资也越高。在英格兰，不仅名义工资而且实际工资比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要高。工人吃更多的肉类，满足更多的需要……但相对于英国的生产力来说。工人的工资并不高。”（《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6~17页。）
[69]参见纳塔利·莫斯科斯卡的直接反对A·布劳思塔尔的著作，名为《关于社会的贫困化》（ZurVerelendungstheorieindieGesellschaft）1930年第235页：“布劳恩塔尔认为无产者比有产者相对条件更坏，或者说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人实际的和技术上可行的生活水平之间更加不成比例……但是过去有关这方面的引证意思是清楚的：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剩余价值率。或剥削率并没有提高（或者至少自从无产阶级有组织以来）；相反，或多或少以同等水平继续看……”
[70]借用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布雷的比喻。
[71]《资本论》第1卷，第673、677～681页。
[72]甚至在第3卷（即《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放弃了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假定，他反复地指出在产业循环的繁荣时期工资增长的必然性。
[73]《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7、369~370页。
[74]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482页李嘉图的一段引语：“要正确地判断利润率、地租率和工资率，我们不应当根据任何一个阶级所获得的产品的绝对量，而应当根据获得这一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由于机器和农业的改良，全部产品可能加倍；但是，如果工资、地租和利润也增加一倍，那么三者之间的比例仍然和以前一样，其中任何一项也不能说有了相对的变动。但是，如果工资没有如数增加，如果它不是增加一倍而只增加一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说……工资已经降低而利润已经提高，那是对的，因为。如果我们有一个衡量产品价值的不变的标准，我们就会发现。现在归工人阶级……所得的价值比以前少了，而归资本家阶级所得的价值比以前多了。”马克思对这段话评论道：“分析相对工资，或者说，比例工资，并把它作为范畴确定下来，是李嘉图的巨大功绩之一。在李嘉图以前，始终只对工资作了简单的考察，因而工人被看作牲畜。而这里工人是被放在他的社会关系中来考察的。”（同上书。第476～477页。）
[75]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396页。
[76]参看罗莎·卢森堡《演讲和文献选集》（AusgewählteRedenundSchriften）第2卷第100页。
[77]参见《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96页，“其次，在两个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而出现）中，衡量它们相互之间的差距，即恰好是通过工资本身而作为比例表现出来的差距，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事情。”因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地位比依赖于工资的绝对量更依赖于相对工资。”（《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419页）
[78]罗莎·卢森堡《演讲和文献选集》第1卷，第717、719~720页。
[79]《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页。
[80]《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18页
[81]“以上分析，意味着仅抓住了工资规律的一半，如果他只承认了绝对工资的运动。相对工资机制地下降规律只是由资本主义的工资规律充分完成的”。（罗莎·卢森堡《演讲和文献选集》第1卷第725页）亨利克·格罗斯曼为了“难以相信的、肆无忌惮的、不完整的马克思的工资理论”而指责卢森堡只不过是好奇心的注释而已。（《资本积累和破产法》，第585页）
[82]《资本论》第1卷，第694页。
[83]《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I，第370页。
[84]恩格斯：《反杜林论》。
[85]《资本论》第1卷，第690页。
[86]即使在目前的繁荣时期，美国仍有千百万失业人口。
[87]《资本论》第1卷，第696页。
[88]同上书。第701页。这种情况与上一个世纪的殖民地国家十分不同。例如北美、澳大利亚等，它们是由白种人移民建立的。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这篇文献中写道：“在殖民地国家里，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因此，美国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在那里，资本用尽一切办法，也不能制止劳动市场往往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陷于空虚的情况。对于很大一部分美国人民说来，当雇佣工人仅仅是一种过渡状态，他们希望迟早总能脱离这种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1页）当然，在北美这种例外情况从开始到终止盛行以前经历了很长时间，但是，现在工人的高工资可以追溯到这一历史状况。
[89]《资本论》第1卷，第699页。
[90]《资本论》第1卷，第690页。
[91]“在繁荣时期，情况正好相反。……不仅是必要生活资料的消费增加了，工人阶级（他们的全部后备军现在都积极参加进来）也暂时参加了他们通常买不起的各种奢侈品的消费，其中绝大部分通常只对资本家阶级来说才是‘必要’消费资料。”（《资本论》第2卷，第456页）
[92]《资本论》第1卷，第697～698页。
[93]同上书，第702页。
[94]关于产业后备军方面我们读到的表述，“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象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资本论》第1卷，第707页）
[95]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他们判断的运动趋势，是根据一定时期的具体情况，用不同的方式（通常是很悲观地）作出的。
[96]在这里我们不用‘贫困化’，因为这一木语似乎与我们以前使用的概念（特别与‘相对’概念联系）容易发生矛盾并使人误解。
[97]《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
[98]同上书，第266页：“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
[99]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705页：“第三类相对过剩人口，停滞的过剩人口，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但是就业极不规则。……它的特点是劳动时间是长而工资最低。它的主要形式，我们在家庭劳动一节中已经看到了。”（顺便提一下，象施特恩贝格那样把产业后备军和失业等同起来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两个一点也不相同的概念。）
[100]《资本论》第1卷，第707～708页。最后一句在第831页在表达上有一些修改，这里写道：“随着……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
[101]实际上，施特恩贝格发现并在其著作中引用了另一段：“例如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马克思写道：“这些不多的解释（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足以表明，现代工业的发展本身定会愈来愈有利于资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使平均工资水平提高，而是使它降低，也就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但是施特恩贝格很谨慎地删去了下面一句话：“既然现代制度下的实际情况有着这种趋势，那么，这是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放弃对资本的掠夺行为进行斗争，并应当停止利用偶然的有利机会来暂时改善自己状况的尝试呢？如果工人这样做，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03页。）应该承认，增加的这句话改变了事情的整个样子，并且承认，按照马克思的原意，迫使劳动力的价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只能在缺乏反向力量，即缺乏工人阶级的行动的情况下前进！
[102]见《资本论》第1卷，第707页，“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教济的贫民也就越多。”
[103]马克思在这里确实讲了‘贫困’；然而，在他看来，问题在于‘贫困’是否就必然被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只有在那时，人们才可以把‘贫困化理论’归结于马克思。
[104]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0页。
[105]特别是施特雷奇的批评我们似乎不可理解。例如，人们对于他的断言该说些什么？断言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当全部生产增长时。不仅雇佣劳动者的生活条件没有改进，而且资本主义会象过去一样违反正常规律而迫使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到真实价值即生存水平。”《当代资本主义》，第119页。施特雷奇在哪里看到这种提法？或者，让我们来看看他对著名的“工资铁律”争论的解释；即马克思反对拉萨尔仅仅是因为他想利用工联来达到“革命推翻资本主义”——虽然，从一个理论观点来看，就象拉萨尔等人那样，马克思相信‘生存的生理上的最小限度’这一信条。
[10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107]恩格斯《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78~279页。
[108]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
[109]但是，人们一定还会认为北美的黑人，按当今的标准，成百万人的艰难生活必定带有‘贫困’的特征。
[110]罗莎·卢森堡：《演讲和文献选集》第1卷，第724～725页。
[111]《资本论》第1卷，第52页。
[112]《资本论》第1卷，第614页。
[113]《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6卷III，第112页。
[114]《资本论》第3卷，第265页。
[115]《积累和破产法》（DasAkkumulations-undZusammenbruchsgesetz）第431—432页。参见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第403页：“利润可以低于剩余价值，……因此，不仅单个资本家之间，而且国家之间可以不断进行交换，甚至反复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交换，然而双方的盈利无须因此而相等。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
[116]奥托·鲍尔：《国民经济学导论》（EinführungindieVolkswirtschaftslehre）第165页。
[117]同上书，第305页。
[118]奥托·鲍尔：《国民经济学导论》（EinführungindieVolkswirtschaftslehre）第164页。但是，这里引用的鲍尔的观点似乎与他在1928年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会议上提倡的论点相矛盾。关于这一点，可以读一下L·比肯费尔德的一篇文章，发表在《格律贝尔格文献》（GrünbergsArchiv）1930年，第154页：“列宁主义者关于工人贵族的理论如同海伦妮和奥托·鲍尔所证明的那样。（《奋斗》（DerKampf）1928年第393页。）例如，美国从欧洲取得的利息，与美国资本家取得的剩余价值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美国工人劳动生产率比较高，资本家可以获得高的剩余价值。几天以后，鲍尔提到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布哈林宣称在布鲁塞尔共产国际会议上他发觉到了一次反驳。布哈林说，鲍尔问如果瑞典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欧洲得到的报酬是最高的，那么。瑞典的殖民地在哪里？布哈林回答是除了殖民地利润外，工人贵族的基础也是由资本家们的不同利润所构成。这些资本家的工厂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119]然而，象工人阶级运动史所表明的那样，朝向这方面的趋势是很强的。参见恩格斯1858年10月7日致马克思的信。信中他担忧“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38页。）
[120]奥托·鲍尔：《国民经济学导论》（EinführungindieVolkswirtschaftslehre），第166页。
[121]马克思写道，“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资本论》第1卷，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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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资本主义》序言（﹝比利时﹞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7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
LateCapitalism
Introduction
《晚期资本主义》序言
﹝比利时﹞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75
田七翻译
〔说明〕原载《晚期资本主义》英文修订版，英国新左派书社（NewLeftBooks，原Verso出版社），1975年出版
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二战”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对此感到惊讶）的成因，并且论证这一增长时期的内在局限。这些内在局限使得在快速增长的长波之后出现的，是世界资本主义经历持续恶化的社会经济危机的长波（表现为低得多的总增长率）。1970—1972年，当笔者首先以德语写下并出版本书时，尽管自1967年起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出现了崩溃的先兆，尽管法国在1968年5月爆发了群众性运动，但对于许多读者来说，本书的上述基本论点尚未有经验事实的支撑，而且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如今，没有多少人会质疑战后经济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已经出现了（而非还只是未来的一种可能性），“长期繁荣”已经成为历史。认为“混合经济”能够保持持久的快速增长与充分就业的想法，被证明是一种荒诞的念头。本书将尝试在古典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框架内，解释为何战后经济发展必然会发生如此的转折，揭示战后资本主义的实际动态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在修订英文版本的《晚期资本主义》时，笔者尽量不去补充大量的新材料，不去用事实来论证我们的最初观点。相反，笔者对次要的表述进行了修正或澄清，更新了相关的数据。对本书的种种深入意见，有待正在讨论世界资本主义在当前阶段的总体矛盾及长期趋势的国际性辩论来提出，有待对《晚期资本主义》提出的一些新假设进行理解。只有历史可以检验这些假设是否充分与逻辑自洽，而我们无须惧怕历史的裁决。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结合“作为总体的资本”的运动规律及“众多资本”的具体形态，来解释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任何努力，无论是局限于对“众多资本”的研究，还是从“作为总体的资本”直接推断出“众多资本”，要么在方法论上经不起推敲，要么没有实操性。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在考察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先后阶段及晚期资本主义的当前阶段时，理应考虑到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国家及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世界贸易的多变的具体结构，以及剩余利润的多种主要形式。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本书的结构和马克思《资本论》一开始的写作计划（“作为总体的资本”、竞争、信贷、股份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马克思还想在讨论“世界市场”时涉及世界经济危机）不无关系。但是，笔者并未照搬这一写作计划的每个部分，而且马克思的《资本论》本身也和这一写作计划偏离甚远。
《晚期资本主义》的前四章确立了本书的总体框架。第1章处理的是方法论上的初步问题，第2—3章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包括其种种内在矛盾）与满足其需要的社会地理环境（即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第3—4章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的技术发展与资本的价值增殖之间的关系。对理论不甚通晓或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不理会第1章，或者读完整本书后再回头来看。
接下来的九个章节都是分析性的，是对晚期资本主义主要特征的研究，遵循的是“逻辑—历史”的顺序。首先，法西斯主义与战争导致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失败，这极大地改善了资本增殖的种种条件（第5章）；接着，第三次技术革命进一步促进了资本的增殖（第6章）；资本发展新阶段的具体特点：固定资本折旧周期的缩短，技术革新的加速（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垄断性剩余利润的主要形式就是技术革新带来的“租金”），持续的重整军备吸收了过剩资本（第7—9章）；资本增殖与世界市场的特定联系，即国际范围内资本的积聚与集中（产生了跨国企业这种资本的主要的具体形态），以及以不同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进行商品生产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这种不平等交换是世界贸易的主流）（第10—11章）；资本价值实现问题的新表现与“解决措施”，即长期的通货膨胀和典型的晚期资本主义贸易周期（包括了伴随着信贷扩张的古典工业周期，和以通货膨胀为标志的信贷收缩“反周期”）（第12—13章）。
相反，最后五章内容有着明显的综合性。笔者试图将前述几章的分析结果综合起来，并且尝试揭示资本运动的基本规律及其内在矛盾继续发挥作用的路径，鲜明地揭示这两者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最为极端的表现（第14—18章）。
有两点需要提请读者注意。首先，“晚期资本主义”一词绝非表明资本主义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以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列宁的《帝国主义》都过时了。正如列宁能做的只是在《资本论》的基础上考察帝国主义，论证由马克思发现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的总体规律，笔者想做的只是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研究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只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进一步发展。换言之，列宁枚举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种种特点，依然完全符合晚期资本主义的情况。
同时，笔者必须请求谅解，因为我没能提出比“晚期资本主义”更好的术语来描述这一历史时代。“晚期资本主义”一词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它只是表明某种年代顺序，并非一种综合性的术语。尽管如此，在本书第16章，笔者解释了“晚期资本主义”依然要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合适。而且，比起“新资本主义”一词，“晚期资本主义”要贴切得多。“新资本主义”一词的含义是含糊的，因为它既可以指与传统资本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也可以指在根本上与传统资本主义保持延续。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争论会让我们总结出一个更具综合性的术语。但在目前，笔者依然使用“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认为它是目前能够使用的、最为贴切的术语。此外，笔者毕竟相信真正关键的不是怎么取名字，而是去解释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发展。
《晚期资本主义》试图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现的资本主义运动的基本规律，去解释“二战”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换言之，本书试图证明：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运动规律依然在发挥作用，依然是可被证实的。因此，本书直截了当地反对当今社会经济思想的两种基本倾向。一方面，本书不接受在学术界或马克思主义者圈子里流行的假设，即认为新凯恩斯主义的手段、国家的干预、垄断势力、私人“计划”与公共“计划”或上述措施的结合（不同的作者或学派有不同的主张），能够抵消或消灭资本运动的长期规律。同时，本书也不接受相反的观点，即认为经济运动的规律是如此的“抽象”，以至于不可能在“现实的历史”中体现出来，故而经济学者能够做的只不过是揭示与解释经济运动规律在其发展中是如何以及为何受到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扭曲或偏离的，而不是去揭示经济运动规律如何体现在具体的、可见的历史过程中，得到历史过程的证实。
近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复兴（正如笔者之前预估的），是近年来特别令人振奋的现象。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由眼下年轻一代的社会主义学者与工人承担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再诠释，是一项要求严格的艰巨任务。对于身处英国的读者来说尤是如此，他们不知晓本书（例如第1章和第4章）讨论到的大多数古典大家。笔者之所以谈及发生在1939年之前的“久远”辩论，和所谓的虔诚与博学无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那个时代的重大争论直接涉及由资产阶级社会的长期趋势与基本矛盾造成的关键问题。眼下，这些问题仍然和我们密切相关。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最终让参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争论的早前繁荣时期的几乎所有理论家噤声不语。但它们无法消灭这些理论家的思想遗产。如果不能充分地复兴这些思想遗产，要想解决当前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在最近十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复兴，是和新李嘉图学派（受皮耶罗·斯拉夫启发的剑桥学派是领导力量）对“新古典”边际主义的批判同时出现的。笔者尽管欢迎任何对劳动价值理论（哪怕是马克思主义出现前的版本）的正名，但仍然坚信在新李嘉图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综合。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捍卫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所有重大的超越，新李嘉图主义者正在做的就是要抹掉这些超越。本书并不研究李嘉图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但有一点是它要关注的：在平均利润率的构成中，武器生产的角色；换言之，即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问题（第9章会简要地予以讨论）。
对笔者来说，写作本书时面对的最大困难是：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Rosdolsky），这位无论是在理论交流还是政治上都与我关系最为密切的政治经济学家，在我动笔前就已经离世了。因此，对我们共同讨论的回忆以及对他的遗作《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ZurEntstehungsgeschichtedesMarx’schenKapital）的研究，将会最大限度地替代对这位极具才华的理论家的建设性批评。
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科学系的社会主义学生及助理讲师曾在1970—1971年的冬季学期邀请我前往该校担任访问教授。他们让我有种“外部压力”（对于一位作者来说，这经常是必需的），以综合的方式（也就是本书）去梳理自己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观点。他们也让我有时间去完成这项工作。
我把此书献给我已故的朋友与同志罗曼·罗斯多尔斯基。在他的帮助下，西乌克兰共产党得以成立，他也是该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帮助建立了乌克兰西部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其一生中，他一直忠诚于工人阶级解放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并且在这个动荡世纪最为黑暗的岁月中，延续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同时，我想将此书献给柏林自由大学的社会主义学生与助理讲师，他们将以批判性的、充满活力的智识来延续这一理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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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出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巴枯宁->巴枯宁传（1961）
第七章出逃
标记时期。莫斯科丑闻。柏林的魅力。出逃前夕。
从米哈伊尔与别林斯基的争吵到他去柏林，其间相隔二十个月，在这个期间，他的思想没有多大进展，意志消沉。由于吕波夫去世以及瓦瓦娜出国，普列姆希诺庄的吸引力已失去大半。他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和贝叶尔姐妹在哲学上谈情说爱。斯坦凯维奇小组解散了（自从斯坦凯维奇离开以后），他失去了这个小组唯一可以激励他的成员，这个人就是别林斯基。他一心想为人师甚至相信自己有能力为人师表，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
〔巴枯宁对姐妹们说〕我不像以前那样善于指教别人了。我自己也需要别人指点。当我教导别人时，大群恶魔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的灵魂、我现在必须把它们驱走[1]。
米哈伊尔在心情受到这般压抑的情况下，就道使自己研究学问：他的朋友就剩下波特金了，因而，他也不想去莫斯科了。所以，米哈伊尔在普列姆希诺庄度过这个冬天的大部分时间，而这还是自幼以来第一次。后来，他还说过，他住在家里另有考虑。吕波夫之死对普列姆希诺庄的整个家是个沉重的打击。米哈伊尔认为父母十分需要“一个料理家务的帮手”，于是，他决定“为安定父母的心情以及为兄弟姐妹的幸福而作出牺牲”。这年冬天普列姆希诺庄建起了一个造纸厂，理所当然地由农奴生产。米哈伊尔仔细盘算一下，认为不断增加工厂的收入可以使父亲支付他去柏林的旅费，所以，他决心搞好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父亲的态度是“敬爱、尊重同时又寸步不让”。他除了“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以外，愿意牺牲一切——求知欲是我整个精神生活的根本基础和内在本质”。（着重号是他自己加的）
米哈伊尔这时期的笔记相当详细地记录了他如饥似渴读的一些资料。和别林斯基的长期争辩促使他发愤继续大量地——虽不算系统地——阅读黑格尔的著作。他的思路变得开阔了。大概是为阅读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作好准备：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刻苦钻研希腊语语法。有好几种论宗教的书籍，其中包括尼安德名扬一时的《基督教史》、一些古代史的教科书以及基佐的《法国文明史》，他都作了摘要。1839年5月他自己列的书目中还有《曼奴法典》、《可兰经》、洛克的著作、英语语法和一篇微分学论文。这些书他是否读了仍不得而知。他和别人的通信中还提到过吉本的《衰亡史》[2]，他是否读过这本书，同样是个疑问。也有足够证据证明他博览群书，在研究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米哈伊尔说他自心“从早到晚伏案攻读，有时感到非常吃力，因为我受的是军事教育，以前又懒情成性，在知识上拉下了一大截距离”。[3]这种说法并非夸张。
巴枯宁在这个时期书读得很杂、反映他哲学观点上的强烈的折衷主义倾向。当他和别林斯基是极端黑格尔派的时候，他们认为席勒的作品很抽象，带有伤感情调，而现在又研究起席勒来了。他读了一本费希特传记，又一次赞颂原来的大师是“我们时代的一位真正的英雄”，称赞“他为了坚定地毫不动摇地向着自己既定目标前进，具有摆脱任何外界的干扰与接弃世俗偏见的能力。”米哈伊尔最重大的新发现却是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这部著作是以一个历史的基督代替超自然的基督，在德国思想界中发动了一场革命。现在，米哈伊尔才第一次知道，在德国，黑格尔学派的人“分成两大派”：一派是支持施特劳斯的左翼；另一派是“一本正经地”反对他的右翼。米哈伊尔当然仍属后一派。在莫斯科的波特金订有《哈雷年鉴》，《哈雷年鉴》是公认的“黑格尔左派”的机关刊物、正是由于波特金寄了一期《哈雷年鉴》给米哈伊尔看，米哈伊尔才第一次听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名字，此人自称是黑格尔门徒，带头攻击天启教，为宗教和哲学寻找唯物主义的基础。这些观点对米哈伊尔来说实在是太荒谬了，根本无法理解。他坚定地站在黑格尔派右翼一边，并且提醒他姐姐说，在崇拜施特劳斯的时候，“切勿相信他”。至此，他才第一次意识到黑格尔的信徒还是革命主张的斗士，这在他一生中倒是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4]。
12月和次年3月，米哈伊尔和塔蒂安娜曾一起两次去莫斯科，但呆的时间都不长。这两次去莫斯科，他都避开了别林斯基，只和波特金在一起。除这两次外，米哈伊尔在普列姆希诺庄一直住到1839年7月，埋头学习。后来，由于外界刺激的某种需要变得十分强烈，他才动身去彼得堡。自从五年多前在炮兵学校不光彩的经历结束以来，他就一直没去那里。他这次外出原因，或者说是借口，是很离奇的。他提出要为瓦瓦娜和迪亚科夫离婚一事作安排，并在出发前写信给瓦瓦娜，要她相信他将“尽一切努力使她获得自由”。这个打算本身是无法实现的。根据俄国法律，如果没有政治方面的权势，离婚谈何容易，再说，米哈伊尔也不可能施加这样的影响来与他父亲作对。米哈伊尔显然没有将该计划禀告其父，所以亚厉山大·巴枯宁是在他离开后才知道的，于是，他给长子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主要是谈〔？〕问题：
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去彼得堡前根本没跟我谈你的计划和打算，这太使我痛心了。我本来可以给你提些有用的忠告的……你的努力和请求法院批准离婚不会有任何结果。我曾想写信给瓦瓦娜谈谈这件事，但是经验告诉我：我的忠告将毫无用处[5]。
彼得堡之行虽对他宣布的目的一无所获，但却吸引他在该地呆了整整四个月。他到彼得堡的当天，遇见一个与他同年的表兄谢尔盖·穆拉维约夫。他们以前在彼得堡时就已相识。于是米哈伊尔就同他住到一起。他发现与谢尔盖的兄弟尼古拉似曾相识，后者是在他之后进炮兵学校的。他从儿童时代起就很少再见过尼古拉，所以，穆拉维约夫家的这个成员对米哈伊尔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他拜访了彼得堡的许多亲戚，其中包括尼古拉·穆拉维约夫。在炮兵学校后几个月，他常常受到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的热情款待。这位老人和以前一样热情地接待他。但是米哈伊尔发现他的三位漂亮的女儿都不在家，就不再去了。他去找皇家大法官法庭第三厅主任杜贝尔特交涉过，因为他有权解决诸如离婚之类的问题。他结识了受欢迎月刊《祖国礼纪》的一位有胆识的编辑克拉耶夫斯基。初次见面就对米哈伊尔产生了通常的良好印象，于是克拉耶夫斯基立即请他为杂志撰写另一批有关哲学的文章。米哈伊尔又一次幻想会有一大笔收入，便马上动手写了其中第一篇文章。这第一篇文章于1840年春季发表。随后，写作的激情消失了。第二篇文章直至米哈伊尔离开俄国前夕才写完，一直未见发表[6]。
米哈伊尔在彼得堡逗留结束之前，不如意的事情纷至沓来。他由于瓦瓦娜所作的努力遭到挫折而感到泪丧，以致将近两个月没有给普列姆希诺庄的任何人写过信，在上文那封引用过的信中，他父亲曾讽刺过他写作的前途。他挖苦说，别林斯基去出卖他的才学倒也未尝不可，但米哈伊尔最好还是干干农活和料理家务，闲暇时搞点动脑力的工作就可以了。这种宾主关系使谢尔盖·穆拉维约夫对他表兄弟的感情变得十分冷漠。听说他抱怨苦于想不出办法把客人赶出家门。米哈伊尔终于道不得已搬走了，先是住在一家华丽的旅馆（虽然他身无分文），后又搬到炮兵学校一位老朋友家去住，米哈伊尔正在郁郁不欢的时候，别林斯基于1839年10月和一个有钱的文艺爱好者帕纳叶夫一起低达彼得堡。帕纳叶夫想要充当新一代文学家的保护人的角色、自他们争吵以来，刚好一年时间。这次两人见面时，别林斯基觉得米哈伊尔变得聪明和通人情多了，经过一段尴尬时间以后，别林斯基又被他以前的那种魅力吸引过去了，并把他当作“精神上的朋友和兄弟”别林斯基比米哈伊尔更热心于和解，这种和解虽注定不会长久，但在米哈伊尔呆在彼得堡的那些日子他们没有闹翻11月中旬，波特金发来一封急信请米哈伊尔回去。帕纳叶夫给米哈伊尔寄来四千卢布，以便还债。干是，他离开彼得堡到普列姆希诺庄和莫斯科去了[7]。
突然来信要米哈伊尔回去，原来是这么回事：他的几位朋友都一个个和他的姐妹们有感情上的纠葛，波特金也不例外。7月，当米哈伊尔还在彼得堡时，他家里人到莫斯科去了一次。波特金就是在莫斯科爱上美貌的亚历山德拉的。去年夏季在普列姆希诺庄时波特金曾见过她一面。但是，她对他爱到什么程度还不大清楚（因为她的书信没有留存下来）。波特金的社会地位并不门当户对，外表也不出众。但是，年已廿三春的亚历山德拉一定觉得是该找个配偶的时候了。她还拿不定主意，在同父母回普列姆希诺庄之前，只是与吕波夫对斯坦凯维奇的做法一样，答应跟她的求婚者私下通信。米哈伊尔被要求介入此事。岁月已经使他变得成熟了，再说亚历山德拉不象塔蒂安娜那样，能够激起他内心的感情。所以，他写了一封颜为通情达理的信劝她，说如果她真爱波特金，那就和他结婚吧[8]。
这些情形虽然还瞒着年迈的亚历山大·巴枯宁，但按照这些浪漫的年轻人的习惯，还得由亚历山德拉、波特金、米哈伊尔和他们在莫斯科、彼得堡的所有朋友进行仔细的讨论，这样一来亚历山德拉的一个舅舅在10月份得知了此事，他觉得他有责任把这个消息告诉姐夫。亚历山大·巴枯宁闻讯后自然感到十分愤怒。他给波特金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既带讽刺而又不失礼，既文雅而又委婉，称亚历山德拉为“余之女眷”：称自己为“该女眷之父”，并宣称他决不能承认这门亲事。性好犹豫的波特金，早就盼望成亲，此时感到束手无策。他感到最好是赶紧请米哈伊尔回来。后者于11月中旬动身回普列姆希诺庄，对“这个可恶的舅父”恨得咬牙切齿[9]。
米哈伊尔回普列姆希诺庄后的情况无可稽考。所以，他和父亲最后一次的公开争吵也一定不会有什么记载。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即米哈伊尔又一次成了他姐姐的轻率行动的主要替罪羊从尚存的一封母亲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可以看出，米哈伊尔由于没有把姐姐的秘密说出来而遭到母亲严厉的申斥。他在家只呆了几天就去莫斯科了。他独特地宣称：“他没有父亲”，并说普列姆希诺庄“由于人道、信仰和爱情表失始尽而腐败落了。”这对情侣继续进行着徒劳的书信往来。但是，波特金的优柔寡断和亚历山德拉捉摸不定的感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840年初，波特金指责米哈伊尔（也许有理）警告亚历山德拉：和波特金结婚就会使她和兄弟们关系疏远，因此他们的关系恶化了，亚历山德拉和波特金的书信来往延续了几个月。后来由于亚历山德拉病倒了，他们停止了通信，这种脆弱的偷偷摸摸的浪漫史也就结束了。像迪亚科夫和波特金那样弱而又不讲实际的人，竞敢于冒着失去平静心情的危险，闯进巴枯宁家的青年人特有的那种紧张而又要求过高的环境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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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40年的冬天是米哈伊尔在俄国度过的最后的一个冬天，这段时间里，他在莫斯科接触了两位赫赫有名的人物，这两个人在他后来的生中注定要起重要的作用：上文已经说过，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斯坦凯维奇曾组织过一个哲学小组，同时还有个与之相匹敌带有政治性质的小组，这个小组是由赫尔岑和他的朋友奥格辽夫领导的。1834年，警方发现这个小组有把激进主义从理论的范围变为实际行动的倾向，就将其主要成员逮捕了，并把他们驱逐出莫斯科。赫尔岑被押送到乌拉尔的彼尔姆，危险性较少的奥格辽夫被押送到他的原籍奔萨。到1839年时，当局的愤怒平息了。11月，米哈伊尔到莫斯科时，奥格辽夫及其妻子获准在那里定居，那年冬天，赫尔岑也几次去过莫斯科。米哈伊尔和别林斯基的争吵，最终把斯坦凯维奇小组搞垮了。波特金、卡特科夫以及一些名声不大的人物仍旧呆在莫斯科，格兰诺天斯基是一位早期的成员而且是斯坦凯维奇的密友，在柏林侨居三年，回国后颇有名声。但是，小组没有核心，也没有人领导。米哈伊尔的作用是分裂而不是团结。他对朋友的态度是喜新庆旧，认为赫尔岑和奥格辽夫是两位新的、意气相投的明友。
当时，围绕着黑格尔学说关于现实的合理性的争论非常激烈，十多年后，赫尔岑在回忆录里，对此作了极其生动和透彻的描述。从历史事实角度来看，他的记述并不正确，因为他其中谈到与米哈伊尔的争论，这件事发生在莫斯科；也提到他与别林斯基争论，这件事应该发生在彼得堡，但是，就这件事的本质来说，他是正确的。别林斯基当时的立场极其保守，具有宿命论的观点，在回答赫尔岑的挑战时竟然承认：“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残暴的专制制度是合理的，而且必然会存在下去”。而起初似乎赞同这种观点的米哈伊尔开始产生了怀疑。“他的革命本能正驱使他走另一个方向”。事实上，米哈伊尔早在见到赫尔岑以前，已开始产生怀疑。他被驱使走向“另一个方向”，并非是由于“革命的本能”（从政治意义上讲，他仍然没有什么革命的本能），而是由于别林斯基试图把合理现实的学说应用于日常生活和行动（例如“半便士”的“准确性”），还由于别林斯基对他姐妹们受到的哲学教育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米哈伊尔认为，现实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思辨学的和伦理性的问题。他发表在克拉耶夫斯基主办的《祖国札记》上篇论哲学的文章并没有表示要把黑格尔哲学运用于政治的倾向。在政治上，直至离开俄国的时候，米哈伊尔保持着冷淡的正统观点。无论是在一封信中预言保罗有一天定会成为一个“模范的地主”，还是赞扬尼古拉是“对沙皇和祖国忠贞不贰的真正的俄国人”，都丝毫没有讽刺的意思[10]。
事实上，在这个时期的米哈伊尔的书信和文章中，根本看不出具有政治头脑的赫尔岑对他有什么影响。从他与别林斯基争吵到他出国这段时期，他的思想没有发生过什么明显的变化。从他知识成长的角度来看，在莫斯科的那个冬天完全是个空白。他在研究黑格尔学说时挤出大量的时间去下棋，比通常更加自由自在地沉湎于社交文娱活动，参加经常在奥格辽夫家举行的招待会（玛丽娅·奥格辽夫爱好交际，喜欢广延宾客，尤其是知识分子），以及在波特金家举行的音乐晚会。除夕，在波特金家吃年饭，有蛋黄酱、鲟鱼和山鸽等菜、米哈伊尔开怀畅饮了九杯香槟酒。饭后“体操表演”时，他大显身手。据记载，他在另一次舞会上跳得“非常优雅”。遗憾的是几个星期以后，他是否跟波特金起参加过一次慈善捐化装舞会尚未证实。在那次舞会的晚宴上客人们——举杯向从“纯粹实体”到“观念”的所有黑格尔派的人祝酒[11]。
这一系列毫无意义的活动总要带来些丑闻、米哈伊尔也没有幸免。玛丽娅·奥格辽夫有一个温文尔雅、长期患病的丈夫。她因而喜好卖弄风情，1839—1840年冬季期间追求她的人当中，卡特科夫算是最股勤的了。其间确切地发生了什么事，都被体面地隐藏起来了。但是根据人们喜爱的说法，说是有一天，米哈伊尔去看玛丽·奥格辽夫，发现卡特科夫和她在一起鬼混：就追不及待地把他所见的一切跟所有的朋友讲了。卡特科夫写了一封信向奥格辽夫求饶。奥格辽夫原谅了他。丈夫、情夫都与这个传播丑闻的人闹翻了。性情温和的奥格辽夫端力保护他妻子的名誉，布和“这个卑鄙的小人”断绝一切关系。卡特科夫早就怀恨在心，下一年就进行了报复，他采用什么方式，下面还要谈到。与此同时，莫斯科也在纷纷谈论米哈伊尔本人的名声：说他私拆别人信件：靠朋友们养活了六年：为斯坦凯维奇抛弃吕波夫索取了三千卢布：靠波特金养活整整一年，以支持波特金向亚历山德拉求爱作为报答，最后又出卖了他。这些事实和想像混杂在一起的风言风语传了好几个月，对米哈伊尔颜为不利。他感到很寂寞，越发然天尤人。莫斯科和彼得堡此时都成了他不愉快的回忆。他可以信得过的朋友几乎一个也没有了[12]。
悲观主义象一团乌云压在他的心头。他已失去了责任感，失去了自信心，对伟大的前程也产生了动摇。他丢尽了面子。现在不在眼前的斯坦凯维奇是他所崇拜的人物，这人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口角，具有唤起所有朋友内心深处最美好一面的非凡的天赋是米哈伊尔唯一可以向他倾诉苦要的听忏悔的牧师：
〔1810年2月，他写信给斯坦凯维奇说〕我的整个生命和我的整个长处都在于一种抽象的精神力量，而这种力量已为些肮脏的日常家庭生活琐事、家庭争吵和朋友之间的争吵以及我自己的无能所破坏了。但是，我还保持着旧有的超越其他一切的需要，即要求得到当代的知识。——尽管我付出了所有的可怜的、辛勤的努力、求知欲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满足，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一切都不知道——这种需求还处于通向真知的必经的过渡阶段，但是对于每一个注定有这种的需要的人来说，这仍是一个贫乏的而不能很快见效的阶段。
这段话写得非常诚恳谦虚，毫不做作，在米哈伊尔的书信中显得很突出。
只有出国旅行才能摆脱这种精神上的不愉快。德国的浪漫主义者到意大利去；俄国人却到德国去，五年来，周围舆论虽然变化无常，但米哈伊尔这一信念从未动摇：即获得知识的关键在于德国哲学。他若他的求知欲仍然没有得到满足的话，那是因为他一直没有能够找到真正的知识的源泉。因而去柏林旅行便成为“我一生中的唯一目的……我生活的唯一意义所在”。那将是他“精神上的洗礼”。
〔当时，他给他姐妹们写信说了〕啊！你们想象不到我是多么着急呀！我在这里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我能够而且必须得到知识，因为我的生命、幸福和力量都取决于神圣的知识。
他处于一生中的一个重大危机之中。“他的精神生活的命运”岌岌乎可危了。
※※※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米哈伊尔下决心作最后一次的努力，“他以前所未有的奇特和激动的心情”，给父母写了一封很长的求援信。这封保存下来的信，显示出他的文才比起他在新闻写作的试验时期的文才要出色得多。这封信把谦恭和自恃、诚实和乖巧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使我们提前看到了他十一年后给沙皇写长篇《忏悔书》的缩形。米哈伊尔承认了他过去的“错误”和“失败”，但并不后悔，因为它们已成为“前车之鉴”。他已经完全没有那种“使我认为人可以相安无事地离开一切社会条件的得意心境”，他的愿望就是寻找“某种确定的、真正的外界活动”父亲已经对他说过务农或在政府任职由他选择，他完全同意、他理解做父亲的愿望：长子应该全力经管庄园的事务。但是他求知心切，不可能去过乡绅的生活，去年冬季，他在普列姆希诺庄刻苦攻读就是无言的证明。那么另一条出路就只有在政府部门找个差使，然而，偏若他没有什么资历或大学学位，他就只能做些低下的事情，而不能为国家做出什么有价值的责献。此外，他在柏林住上三年，就可以得到博士学位，有资格在莫斯科大学当个教授，对这项计划的费用经过细算之后，他请求父亲答应每年给他二千卢布，“不行就一年给千五百卢布”，最多不超过三年他还轻率地保证说，如果这项请求得到同意，他就永远不再向父母要钱了[13]。
米哈伊尔于1840年3月24日把信寄出后，将近三个星期如坐针毡，他迫不及待地要姐妹们告诉他交亲对这项请求的看法，哪怕是一点点迹象也行。最后，他自己给父母亲写了一封信，很委屈地向他们提到上次信的事。4月中旬终于接到了回信。信是3月30日写的，显然是拖了好几天才发出。米哈伊尔好说歹说起了作用，亚历山大·巴枯宁在回答米哈伊尔关于父子之情时不禁说“没有实际行动的爱毫无意思”，又说他认为米哈伊尔“象另一个唐吉坷德，爱上了新的达辛尼亚”：不过他还是同意了儿子的计划，他详细地解释说，庄园已抵押出去很多，伊利亚需要买一匹马：尼古拉需要添一件新制服。但他仍答应，“假如情况许可的话”每年给米哈伊尔一千五百卢布（他妻子写的附言中提到的）。难怪米哈伊尔高兴得手舞足蹈了。但是，他决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在与赫尔岑闲谈中，他曾提出过要赫尔岑和他的些朋友借给他五千卢布，赫尔岑没有表示反对。他现在又客客气气地给赫尔岑写信，要他马上给他二千卢布，以后两年每年给他一千五百卢布。在所有米哈伊尔能称他们为朋友的人中，赫尔岑是他认识时间最短的一个，见面的次数最少，而且对他有吸引力的人品的初次印象尚未忘却。这也许是意味深长的事。赫尔岑很爽快地答应了。将来怎样还未可预下。不过赫尔岑目前愿意给他一千卢布。他肯定可以成行了。他一生的梦想实现了。
〔米哈伊尔于5月9日写信给他姐妹们说〕一条宽广的道路、一种新的生活展现在我的眼前。几年之后，我回到你们的身边时，将会成为另外一个人，一个真挚的兄弟和朋友，一个完全值得你们爱的人。
如果米哈伊尔此时已暗暗地预感到他永远不能按他自己的自由意志重返故乡：那他并没有向他可敬可爱而又悲伤的姐妹们透露[14]。
他在俄国最后的几星期时间定是花在她们身上了他于5月底回到普列姆希诺庄。他从小就很熟悉的苹果树和樱桃树，正值花落，他将再也不会看到花开了。不过，他的心情是很轻松的，没有任何东西会破坏他所心爱的家乡夏季的恬静。除了死去的吕波夫和去意大利的瓦瓦娜外，全家人都团聚了。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停止了。既然米哈伊尔已放弃了继承权，决心要冒险去奔自己的前程，父母也就克制其他情感，流露出祝福和惜别之情。亚历山大·巴枯宁表现得“和蔼可亲、体贴入微”。在离别之际，米哈伊尔甚至相信母亲是爱他的。由于他已获得自由，所以他忍耐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自从1836年美好的夏季以来，他第一次感到与人与己都和谐一致了。
6月中旬，外界传来了两个消息，打破了这里和谐恬静的田园生活。贝叶尔姐妹俩目前住在俄国中部的家乡庄园里：米哈伊尔由于一时兴奋，似乎已经把她们忘却了。最后，还是邀请她们来普列姆希诺庄和他告别。但是，有许多实际困难：路程太远邀请得太晚。米哈伊尔收到两姐妹很不以为然的来信，怀疑他的友谊是否真挚。亚历山德拉还特别提到，“有些人一得意就忘记了患难与共的朋友”。米哈伊尔给她们俩写了一封信，责备她们疑心太重，还狠心地说亚历山德拉是个“娇宠坏了的孩子——即使不是命运宠坏的，也是我宠坏的”。但是，他保证说，她们将与他一起生活在“广阔而又自由的永恒爱情的王国之中”，他的精神将永远“与你们在一起，永远爱着你们”。他临别时说了这样好话，谁都会感到高兴[15]。
大约与此同时，普列姆希诺庄收到从罗马寄来的两封信，一封是瓦瓦娜寄来的：另一封是斯坦凯维奇寄来的。斯坦凯维奇的肺病非常严重，他病得很厉害。一直住在那不勒斯的瓦瓦娜，那时正和他在一起。瓦瓦娜崇拜斯坦凯维奇，斯坦凯维奇也已经把昔日对昌波夫的爱情转到瓦瓦娜的身上。这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米哈伊尔和他姐妹与其说为斯坦凯维奇的病感到难过，还不如说为斯坦凯维奇和瓦瓦娜终于结为夫妻而感到高兴。米哈伊尔写信给瓦瓦娜说，他认为斯坦凯维奇和她相结合真是“最合适不过了”。他洋洋得意地给他们俩写信，告诉他们说，他很快就要到柏林去了。
这几封信写完几天后，米哈伊尔就出发了。他离开了双亲和普列姆希诺庄：弟弟和姐妹们一起坐车先到柯泽西诺。在这里他向塔蒂安娜、亚历山德拉和三个弟弟告别：当天，又和保罗和阿列克斯一起前往图尔卓克，到了傍晚时分，他们三人乘坐的马车远离了普列姆希诺庄，分手的时刻眼看快到了，都禁不住泪流满面。米哈伊尔久久不能忘记这一情景，久久不能忘记树丛里的画眉祝他们一路顺风的歌声：米哈伊尔和两个弟弟在图尔卓克分手了。一人独自前往特维尔，接着又前往彼得堡，6月26日到达再过三天，他乘坐的轮船就要起航了。
唯一对米哈伊尔在俄国的最后三天作过详细记载的是别林斯基。他应该算是一个怀有敌意的见证人，别林斯基认为，经过多次周折、他对米哈伊尔的品性已经“摸透了”。他认为米哈伊尔对波特金不诚实。不久，他在给波特金的信中，说米哈伊尔“聪明过人，但不诚实，而且易动感情”。在这样心情下，听说米哈伊尔要来彼得堡“和他细谈并消除误会”，使他很有些不安（他仍然害怕米哈伊尔支配他）。米哈伊尔到彼得堡后，住在一家旅馆里，因为手头有钱，便挑了一间每天四个卢布的大房间，到达的当天晚上，去看望了帕纳叶夫。帕纳叶夫因为听取了别林斯基的意见，所以虽然对米哈伊尔彬彬有礼，但却十分冷淡。卡特科夫跟帕纳叶夫住在一起，因为不认识米哈伊尔，这次没有露面。但是，卡特科夫从帕纳叶夫那里得知米哈伊尔打算次日上午去看别林斯基后，便心生一计，决心要对这个在莫斯科专事诽谤的人进行报复。次日清晨，他躲在别林斯基家里。别林斯基因不是自己一个人和可怕的米哈伊尔相见，显然并不紧张，他没有把他门已和卡特科夫谈了些什么记载下来，但是，他不可能不意识到卡特科夫的出现必将预示一个很不愉快的场面。
十二点后，别林斯基心里砰砰直跳，他看到，“一个高大、笨拙、头戴一顶肮脏学生帽的人”——米哈伊尔在向他走来，便从窗口那里叫他上楼。他们在客厅里见面，别林斯基想避免和他假客套，但是，米哈伊尔却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用那“粗糙的嘴唇”吻了他。他们穿过卧室进入客厅。在那里，米哈伊尔突然发现自己碰到了冤家对头。卡特科夫马上发起攻击，以嘲弄的口吻感谢米哈伊尔曾好心地干预过他的事。米哈伊尔大吃一惊，退入卧室，一屁股坐在长沙发上。卡特科夫也跟着走进来，等待他的回答。“拿出证据来！”米哈伊尔终于装腔作势地说，“证据，我要证据！”“证据！”卡特科夫也学着他的腔调说，“你毁了我的名声，老兄，你是个无赖！”米哈伊尔听到这句话，就从长沙发上跳了起来，想不出什么新词，就怒气冲冲地大声哦道：“你才是无赖呢！”。接着，卡特科夫恶狠狠地骂了最后一句：“太监一样的东西！
别林斯基看到米哈伊尔的全身颤抖得“象触了电似的”。但是还是卡特科夫先动的手，推了米哈伊尔一下，因此不独从道义上，而且从实际上说，他是肇事者。米哈伊尔抄起拐棍向对手打去。于是两人就争夺拐杖，拐杖打到天花板上，灰泥纷纷往下掉。此时，别林斯基慌了手脚，嚷着要他们住手。米哈伊尔抢起拐棍，打到卡特科夫的后背，先占了一次便宜。然后卡特科夫向前通近，米哈伊尔解闪，几乎把身子缩成一团，卡特科夫向他闪的脸上碎了两口睡沫。卡特科夫这样梅唇了对手以后，就退入隔壁房间里去了，但是，不一会儿又回来冲着他骂了几句。在搏斗得最激烈的时候，米哈伊尔就声称：“我们俩人以后非用手枪决斗不可”卡特科夫此时只想提醒他一下他说的威胁性的话。“老兄，你听着，”他慢吞吞地但很清楚地说道：“你要是有种，说话就要算数。”没等回话，他便昂首阔步地走出去了。
于是只剩下别林斯基和那个受了伤的狮子在一起。米哈伊尔的面颊上尽是鲜红的斑点。由于生气和受辱，嘴唇都鼓起来了，构成了一个平行的四边形。别林斯基感到很奇怪，他的姐妹们怎么会去亲他这样的两片嘴唇。一阵尴尬的沉默以及更为尴尬的谈话之后，别林斯基借口有个约会、他们就一起走了。当天晚上，别林斯基去看米哈伊尔。这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米哈伊尔交给他一张给卡特科夫的便条，那上面说，鉴于俄国法律规定严禁决斗，最好还是把这场决斗移到柏林进行。米哈伊尔和卡特科夫都是虚张声势的人，但前者是另一种类型，比后者更胜一筹。正如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米哈伊尔确实是个懦夫。他根本不考虚什么个人的名誉。他有乐天性格，并不因去欧洲前这个不幸的前奏而感到过分沮丧；他不愿意让一个小小的、不相干的插曲阻挡他的命运之路[16]。
第二天，他为出发作准备工作。在与赫尔岑夫妇见面时，他受到了友好的接待，由于一些老朋友对他怀有敌意，他会见赫尔岑夫妇倒是得到了一些安慰。其他所有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朋友在他早年的经历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不为哪一个朋友感到遗憾。他“高高兴兴”跟他们告别。只有普列姆希诺庄那些亲爱的、忠实的兄弟姐妹例外。最后一个夜晚，也就是6月28日—29日的夜晚，他提笔写信一一向他们告别。尼古拉必定会接替他成为普列姆希诺庄年轻一代的领头人。有一段时期，他曾担心尼古拉会受别林斯基的影响，所以他再次提醒他要当心这种危险。
紧紧地坚定地守着我们的小圈子，记着不要让姓别林斯基的和姓波特金的来取代它。
别林斯基是个好人，但他不是我们自己人，不是属于我们这一类人。你要做我们的姐妹的朋友和保护人，教育她们，也要向她们学习。互相学习是世界上最好的事。你可以向她们学到许多东西——这是我从经验中认识到的。
接着——嘱咐其他的人。他叫亚历山德拉永远不要总记他是她的热诚的朋友，要对他无话不说并经常给他写信：叫保罗和阿列克斯记住他们的诺言：照顾父亲和姐妹：叫亚历山大给他写信坚持学习绘画，并且“尽量使精神生活有种真正的和明确的内容。”最后就剩下塔蒂安娜了：
亲爱的，美丽而聪慧的塔蒂安娜：再见了、我心爱的、神圣的朋友。祝你快乐。
你生活中发生的要加是一点点小事，都要让我知道，望常来信。
他没有给父母写信，他到吕贝克时，将给双亲写信问安[17]。
写完这封信后已是翌日清晨六点。他想起了贝叶尔家的姐妹。他是出于疏忽，并非故意地得罪她们。对她们来说，过去的六年中他是很重要的，然而，反过来对他来讲，她们却微不足道。但是，在离别之际，他能回想起他们一起共同度过的那些欢乐时刻和真挚的感情。
〔他给她们写信说〕我生活当中发生的每件事，我一定会写信告诉你们的（他把给塔蒂安娜信中的说法颠倒了过来）我能希望你们也这样对待我吗？不要抛充我，我的朋友，如果那样做，对我来说，将会是一个可怕的、不可弥补的损失[18]。
他收拾好行装，仅由赫尔岑一人陪同乘上驳船，将他送到涅瓦河：前往喀琅施塔得，一艘海轮等在那里，驳船行至涅瓦河口时风浪大作，只得返航。当他们再次靠近米哈伊尔多年来没想到会再次见到的建筑物时，赫尔岑朗诵了普希金的那首四行诗，诗中称彼得堡是“一座无聊的、寒冷的、像花岗石般的城市”。米哈伊尔不愿下船，当赫尔岑告别并离开的时候，米哈伊尔一动不动地站在昏暗的雨中，身穿黑色外套，显得憔悴而又孤独。
当天夜里。驳船开到了喀琅施塔得。1810年6月30日中午轮船启航，驶向波罗的海。航途风浪很大，大多数旅客都晕船。米哈伊尔却由于见到大海中惊涛骇浪的壮观景色而感到新奇，欣喜若狂，几乎没有离开过甲板。平静的俄国海岸被抛到后面去了。暴风雨从今以后就是他选择的环境。波恩霍尔姆岛上的悬崖峭壁以及残破不全的城堡，使人对海涅和司各特的《海盗》产生了种种浪漫的回忆。天色晴朗。海上的日出日落和明媚的月夜都十分壮观。第五天，船到吕贝克港的特拉弗明德。米哈伊尔在汉堡停留了三天（他从这里写信说，“德国的女子很可爱”，张口就说“对的”）。因为还没有铁路，所以从汉堡到柏林花了四天时间晚上六点终于到了普鲁士的首都。时间是7月13日，现在用公历代替俄历，就是7月25日[19]。
到了柏林，米哈伊尔得知斯坦凯维奇一月前去世了。他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名叫诺维的村子里，死在瓦瓦娜的怀抱里。他们从罗马到科莫途中在这儿停留。同米哈伊尔还保持联系的旧友本来就不多，这回又失去了一个，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个崭新的世界。
[1]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94—295页。
[2]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7—12，229，246，260，276，396，399，402页。
[3]爱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史学家，著有反专制性质的多卷著作《罗马衰亡史》——译注
[4]《格拉诺夫斯基通信集》，第2卷第377—378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32，275，306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524—525页。
[5]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25，231，255—256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586—589页。
[6]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57—258，371—385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570页。
[7]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540，567，570页；《别林斯基书信集》，第2卷第1—2，10，48页。
[8]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525—526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58—259页。
[9]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541—542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68页。
[10]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8卷第15—16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34，295页。
[11]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555—557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80—281页。
[12]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82，485—486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87页。
[13]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392—406页。
[14]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410，419—421，443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637—638页；《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162页。
[15]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675—676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430页，第3卷第4页。
[16]《别林斯基书信集》，第2卷第124，145—149页。
[17]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434—436页，第3卷第4，6页。
[18]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436—438页。
[19]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6卷第469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通信集》，第3卷第1—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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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黑格尔与别林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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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黑格尔与别林斯基
黑格尔与复兴。现实的和合理的。与别林斯基的决裂。
1837年初，斯坦凯维奇小组的主要成员都表现得情绪忧郁。斯坦凯维奇正在为吕波夫之事感到良心上的内疚。别林斯基为普列姆希诺庄之行受了悔辱，以及《望远镜》杂志停刊之后不得不靠朋友的资助生活而感到伤心。米哈伊尔虽不再愁向别人借钱，但也为丧失哲学上的自信而苦恼，感到思想和行动已经失去了坚实的基础。他认识到他所说的“客观世界”只不过是“痴人说梦”，“精神生活”也无非是“贫乏空虚”。去年夏天的“无限信仰”一变而成为怀疑主义。甚至他对姐妹的感情也“微乎其微”，似乎对她们的爱也只是一种虚幻。但是，米哈伊尔并不愿长此悲观，哲学之病势必要用哲学来治疗。斯坦凯维奇小组于是由费希特转向黑格尔了[1]。
斯坦凯维奇早在去年11月就首先开始研究黑格尔。1837年2月。黑格尔的名字也在米哈伊尔给他姐妹的一封信中第一次出现米哈伊尔似乎一眼就看出并断定这种新的学说启发他对现实不满，并迫切地、满怀信心地开始向他的姐妹和朋友们吹嘘这种灵丹妙药。他从黑格尔学说中懂得了人的发展过程有三个阶段——本能时期、感情时期以及思维时期。去年他在费希特学说的指导下所经历的时期是感情时期。但是那时他成功地建立起来的感情和谐是暂时而虚幻的，因为那只是内在灵魂的和谐，完全脱离现实，相当于人受教育过程中的可塑性阶段。人必须经风雨、见世面内在的和谐必须经受矛盾的狂风暴雨，使之破坏，人才可能在经历痛苦之后靠思维而达到再生，“思维的和谐”可以使自我和现实之间协调一致。他相信思维的力量，这在他一生中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使姐妹们相信“思考、思考、再思考，思考不可少”的道理，不过，他还是谨慎地解释说，德国的“思维”与法国“理性”完全是两回事，前者大大超过后者，就象十九世纪大大超过十八世纪一样[2]。
4月间，这个小组解散的时候，无论是米哈伊尔还是他朋友们对黑格尔学说的研究都很肤浅。斯坦凯维奇到他父亲的庄园消夏，准备秋季出国旅行。别林斯基得了肺疾未痊，去高加索养病。6月，米哈伊尔本人也回到了普列姆希诺庄。他在为瓦瓦娜争“解放”的同时，还坚持研究黑格尔。这一年和下一年的笔记里都详细地写下了读书心得。他在作了黑格尔《逻辑学》这本教科书的摘要以后，就从《精神现象学》开始，攻读这位大师本人的原著。结果啃不动，于是就转而研究《哲学全书》。在这本书的引言里，米哈伊尔第一次读到了在俄国和其他地方都成为人们争论焦点的著名等句：“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但是他还没有读完《逻辑学》这部分，就中断了对该书的研究，另读起《宗教哲学讲演录》来了。三个月后，回头去读《哲学全书》和《精神现象学》这种毫无系统的研究方法充分说明这位好学的弟子已经发现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何等的观巨。事实上，米哈伊尔虽是个博览群书的人，从表面上来看，头脑也算敏捷，但天生不是个学者。他根本没有全面掌握黑格尔哲学体系，只是取其所需，以适应自己思想上的需要。费希特的浪漫主义使他吃了亏，因为它否定客观现实，而现实是不容忽视的。黑格尔不仅承认现实，而且把现实作为他全部哲学的基础，成功地把现实和理想结合起来。在本质上，它是包罗万象。与费希特的浪漫主义相比，黑格尔的浪漫主义更为精深奥妙。
〔米哈伊尔在读黑格尔著作的笔记中写道〕世上无恶万物皆善。只有局限，对精神眼界的局限才是邪恶。一切存在都是精神之生命。万物都离不开精神。除精神以外，什么也没有。精神是绝对的知识、绝对的自由、绝对的爱，因而也是绝对的幸福。
在承认现实的同时，黑格尔还小心翼翼地维护人的神圣性这一浪漫主义的前提[3]。
米哈伊尔青年时期中的黑格尔阶段与别林斯基的名字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别林斯基虽然赞美过他出生的那个浪漫主义时代，但他和米哈伊尔一样，生性就不是个浪漫主义者。由于他饱经人世风霜，根本无法形成把内在自我的修养当作生存的最高目标的高尚信念。所以他曾一度为普列姆希诺庄的“费希特式的和谐”所透感，而后来却责备米哈伊尔第一个使他沉迷于“费希特的抽象概念”之中，使他在思想上毁坏了“经验和现实的价值”。从费希特转向黑格尔使别林斯基又一次回到现实。他不懂德文，只好间接地波取作为智慧源泉的知识，但是他很快就抓住了“现实”这个黑格尔学说体系的核心。米哈伊尔出于个人所好，在黑格尔身上找到了种更高尚的浪漫主义，而别林斯基也同样出于个人所好，却在黑格尔身上找到了一座清醒的常识性的堡垒以抵挡费希特浪漫主义幻想[4]。
在这样两个性格迥异的人之间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并未马上发生冲突。别林斯基由于过份谨慎而又太不自信，虽在普列姆希诺庄逗留的最后几星期受到米哈伊尔莫名其妙的粗暴对待，也并没有对此公开表示忽恨。他们再次在莫斯科会面的时候彼此之间的关系涂上了一层阴沉而沮丧的色彩，但并没有发生过争吵。1837年6月底，正在高加索皮亚季戈尔斯克养病的别林斯基，灵机一动给米哈伊尔写了一封长信（此信没有留存下来），试图解释他们共局“跌交”的原因。别林斯基此时对黑格尔学说的认识进了一步。不管是否借助于黑格尔学说，他发现造成这种麻烦的原因在于感情过子冲动，忽视做“个老实人”的本分。米哈伊尔却并不为之所动。别林斯基认为他们两人可以就共同的思想、经历交换意见，而米哈伊尔则抱着贵族老爷式的傲慢态度，使他非常反感。米哈伊尔对六个月的“跌交”再也没有兴趣了。拖了一些时候才给别林斯基回信，他以傲慢的口吻，告诉别林斯基说，他通过研究黑格尔哲学已经“复活”了，已经“站起来，再也不会摔倒”了，并说有些人还在怀疑的泥坑里挣扎，他比这些人要高超得多[5]。这封信使别林斯基第一次对米哈伊尔的盛气凌人产生反感。他发现（去年秋季在普列姆希诺庄时他可能就有所觉察）米哈伊尔对他的态度是“蔑视而不是友好”。从这封信的口气，以及流草不填的字迹可以看出他很不礼貌。他立刻写信回敬米哈伊尔对他的整个态度大加指摘。两个月后又写了一封更长的信：米哈伊尔还同研究费希特学说时候一样，仍然在过着一种“精神”生活，这种“极端的精神生活”使他看不见自己物质生活的“卑鄙”一面。他爱揩油和向朋友以及朋友的父亲借钱的习惯，在别林斯基看来，似乎就是这种“卑鄙行为”的例证。别林斯基向别人借钱时，总感到是一种奇耻大辱。而米哈伊尔借起钱来却既不知道羞耻，也毫无顾忌，更不打算还帐。别林斯基让他想一想他对一个名叫斯特罗加诺夫伯爵的态度。1836年初，米哈伊尔初到莫斯科的时候，斯特罗加诺夫曾托他将一部德文历史教科书译成俄文。一年多了，他一字未译。经斯特罗加诺夫提醒后，他竟把书拆成好几个部分，分给朋友、姐妹和弟弟，总之，分给只要是稍懂一点德文的人——这种应急的办法，自然不会有什么效果。米哈伊尔债台高筑，又急需出国旅费，所以就承担了这项任务。但是他从未想到要自己动手。尽管研究过黑格尔哲学，但他对现实的理解似乎仍然不够深刻。“不管你怎么说，”别林斯基写道，“现实确是客观存在的。只有向现实屈服，才能摆脱现实。”！[6]
这两封信出乎意料地触到了米哈伊尔性格的痛处。他固然拒绝听取这样拿无价值的意见，即哲学家的严肃的品德是能把钱算得“精确”到“半便士”，但从良心上说，他对别林斯基问心有愧，于是在11月，他从普列姆希诺庄给别林斯基写了封长信表示“忏悔”。他高兴时也承认自己的过错比别林斯基大得多。他第一次解释说，去年秋季所以那样对待别林斯基，是由于塔蒂安娜的关系而对别林斯基心怀妒忌。别林斯基听后“既感动又激动”。他一向崇拜（即使在崇敬与憎恨交加时也是如此）的人如此屈尊（别林斯基仍然自断形秽）承认前愆，使他感动万分。米哈伊尔把他在普列姆希诺庄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行为解释得一清二楚（这种解释是可以得到谅解的），这使别林斯基感到莫大的安慰，最后，或许使他感到得意的是，他还被认为有能力使巴枯宁家的女孩子对他产生好感，才激起了她们兄长的忌炉。开始写信时，原不抱希望，而现在却心情平和多了。“现实性”与“精确性”的问题暂时置一边。12月初，米哈伊尔到莫斯科时，两人就都捐弃前嫌了。此后的四个月他们已亲密无间，但这不过是风暴来临的前奏罢了。
※※※
这几个月间，外界几乎没有发生什么要紧的事。米哈伊尔到莫斯科后，下榻于列瓦晓夫的豪华宅第，受聘作房主儿子的家庭教师。米哈伊尔干此营生，原为糊口，这次也和以前一样，不久就不干了。据他自己说，是因为想念普列姆希诺庄老家，不能忍受在莫斯科与朋友们离群索居。当了一星期家庭教师以后，他觉得这种生活无法忍受，就搬进别林斯基的住处，在那儿住了一个冬天。1838年1月，他住在科泽西诺，为瓦瓦娜的“解放”出谋划策。2月，去贝叶尔家的别墅作客，在那里又一次卷入了爱情纠葛：这是因为他对正常的、单个女性的需要麻木不仁造成的[7]。
他在贝叶尔家里大部分时间过得满不错，阅读蓓蒂娜·冯·阿尔宁和路德的作品以及歌德的《爱格蒙特》。娜塔丽三年前对米哈伊尔的那股痴情劲儿已不复存在了，值是，现在亚历山德拉又不顾一切地和他接近起来，比她姐姐更加胆大直率，在米哈伊尔临走的那天，竟公开向他吐露了自己的爱恋。
这期间除这类事以外，米哈伊尔这个冬季做的主要事情是把黑格尔哲学的奥秘教给别林斯基。别林斯基从高加索回来后一直与小组的另一成员卡特科夫一起研究黑格尔哲学。米哈伊尔一来，就别想别人来当老师了，他成功地重新建立自己的优势。这两位朋友有好几星期形影不离，埋头研究黑格尔哲学。
〔别林斯基后来写道〕那段时间，你对我真好，你品格高尚，宽宏大量，外表和内心都充满诗意与威严，这些都是我从未见过的，这一切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米哈伊尔2月写信给他姐妹说：“我的维萨里昂又复活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伟大的人。”这种赞扬固然带有屈尊的味道，但还是发自内心的[8]。
1838年3月，这种不相称的友谊达到了高潮。当月，一个有自由倾向的富有的出版商买下了一家要停刊的仍然持保守的或反动的观点的刊物《莫斯科观察家》，打算聘请别林斯基当主编别林斯基自《望远镜》停刊以来，失去了新闻职业，也失去了收入，听到这消息后高兴得手舞足蹈；米哈伊尔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个正式的合作者。以前，刊物封面的颜色是桔黄色，现在改成为表示有希望的翠绿色。刊物转手后出版的第一期（日期为三月号，四月中旬才出版）刊载了米哈伊尔译的三篇黑格尔讲演录，译文前有一篇署名的序言，这是米哈伊尔第一次发表的自己撰写的文章。
这篇序言是一首对黑格尔学说的现实的赞歌，是巴枯宁生涯在这个阶段的必然产物。在他的礼记以及去年给他姐妹的信件中，米哈伊尔一直十分强调黑格尔学说的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但是现在，由于受别林斯基的影响，更加热束于“合理的现实”这一口号，使他的见解为之一新，前后判若两人。他宣称，权威在基督教改革运动中已经毁灭了。笛卡儿创建了一种以自我为基础的新的哲学。在德国，康德和费希特是笛卡儿的直接继承者。他们体系的最终结果是“破坏一切客观存在和现实，集中表现在自爱和自私自利意义上抽象的空洞的“自我”。在法国，十八世纪的哲学是以自我和现实的分离为基础的，以“唯物主义即非精神的、肉体的胜利而告终”。法国大革命是这种“精神反常”的结果，因为“哪里没有宗教，哪里就不可能有国家”。序言的结尾米哈伊尔转而谈到俄国，那里也同样流行着不讲现实的弊病：
是的，幸福不是在空想中，不是在抽象的梦中，而是在活生生的现实中。反抗现实意味着自我毁灭生活的活的源泉。我们希望新一代将同我们美好的俄国现实相结合、抛弃一切自命不凡的主张，他们最终将感觉得做一个真正的俄国人是合理的需要。
这段时期，米哈伊尔对政治不感兴趣，但这篇含糊其词、远非革命的序言显然反映了政治上的极端保守主义。“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本人以一个十足的唯心论者开始，最后却鼓吹接受神圣的教会和神圣的国家而结束。1838年3月，米哈伊尔和别林斯基两人都显然在追随黑格尔的足迹，很难说（甚至当时的人也众说不一）谁是领导者，谁是追随者。别林斯基性格暴烈，意志坚定，沿着这条崎岖的道路走到底，他的激进派的朋友们对他大力捍卫俄国国家的合理的现实惊讶不已，米哈伊尔这个天生的叛逆者和浪漫主义者，从自相矛盾的命运中得救了。他信奉正统的时间很短，在这个时期发表了第一篇作品，这只不过是令人发笑的巧合而已。米哈伊尔与别林斯基之间发生激烈的争吵，其起因与哲学的关系不大，却导致他们在哲学上和个人关系上的破裂[9]。
※※※
分歧的原因并不难找出。只要米哈伊尔还披着先知的外衣而别林斯基又甘愿充当一个卑谦的门徒，那末，他们之间的友谊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别林斯基当上了编辑，而米哈伊尔却只是一个撰稿人，后者就立刻感到这种屈辱的地位是不能忍受的。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固然也很自豪，但却弥补不了这种屈辱。他想给《莫斯科观察家》更多地写些关于黑格尔的文章的梦破灭了。他告诉别林斯基说，他的结论是：在目前他们的观点不确定的情况下。“无权”出版刊物，他的全部计划必须放弃。米哈伊尔似乎认为他仍然能左右别林斯基，只要一宣布这个决定，后者马上就会接受，但是他提得太晚了。
〔后来别林斯基给米哈伊尔的信中写道〕要是在一个月前。我准得手足无所措。但是，我心中已发生了极大的思想变化，我第一次意识到我自己的独立性，以及我自己的现实（是的。我自己的，米哈伊尔）。
他已意识到自身的“激情和精力”，并发现了“自力更生的能力”。受人支配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坦率地告诉米哈伊尔，他从今以后要“靠自己的才智生活，走自己的路”。米哈伊尔对这种独立宣言的态度却是轻蔑和憎恨。他的答复是，在他们共同的朋友中将组织别林斯基所说的“分离主义者联盟”：他不再为《莫斯科观察家》写稿了[10]。
这里要谈谈米哈伊尔·巴枯宁经历中的一个次要人物—瓦西里·波特金。波特金是一个富有的茶商的儿子。在十九世纪初期的俄国，富豪集团尚未得到承认，波特金的社会地位不仅比巴枯宁和斯坦凯维奇低，而且也比自由职业者的儿子别林斯基低。波特金没有上过大学，中学时酷爱艺术、音乐和文学，毕业后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旅行一年便完成了他的学业：1836年，经别林斯基介绍参加斯坦凯维奇小组。他的多才多艺、早年的秃顶、天鹅绒的夹克衫、欢快的笑声以及彬彬有礼的言谈举止：颇能得别人出于各种动机的好感。1838年春，别林斯基摆脱了门徒身份的羁绊以后，米哈伊尔认为谦虚的波特金最可能成为门徒，波特金的另一个可取之处在于他几乎是小组内唯一口袋里经常有钱的人。米哈伊尔离开别林斯基后，便搬进了波特金的寓所，短时间内，波特金温顺的性格使得这种安排还算顺利。但是不久以后，米哈伊尔就变得不耐烦了。东道主和可亲但学术见解肤浅、还远赶不上别林斯基敏捷的头脑。5月，米哈伊尔离开莫斯科到普列姆希诺庄和瓦瓦娜告别时，与波特金以及别林斯基的关系紧张到快要破裂的地步[11]。
米哈伊尔回普列姆希诺庄之后，他母亲和两个妹妹6月到达莫斯科。别林斯基见到了她们。他仍然热恋着亚历山德拉。由于他为人宽厚，而又易于冲动，他对巴枯宁家两个女孩子均有感情，所以对米哈伊尔就不能怀有恶意。他写信给米哈伊尔说，既然他本人业已自立，就没有理由再对立下去了，作为自立的人，他以热爱、尊重和理解他的朋友。这封信的措词表明，米哈伊尔个性的魅力在他身上仍然起着多么强有力的作用：
是的，尽管你有缺点和不足之处，我现在仍然热爱你。你高兴起来就用你那双大手在空中一挥，动作十分优美，你还生动形象地弯着一只于（我记不得是左手还是右手）的中指，来表明我没有抽象的思维能力，说“是，一点也没有”，尽管这样，我还是热爱你。我热爱你，因为你头上长满卷发，脑子里充满智慧，嘴里叼着烟斗。米哈伊尔，你也爱我吧，希望我尽善尽美，帮助我去交好运。不要因我达不到目标就以傲慢的态度蔑视我。
当两个女孩子和她们的母亲要回普列姆希诺庄时，她们邀请别林斯基和波特金同行。但这次来访因吕波夫病危而笼罩着防影，所以在关系上没有什么明显变化。别林斯基感到尴尬不安，米哈伊尔的态度十分冷淡。别林斯基写到当时的情形时说：“谈不上和平，只是暂时的休战。”1838年8月初，在客人临行的前几天，由于吕波夫之死，大家暂时都把别的事情忘却了[12]。
但是，别林斯基象雅各跟天使搏斗一样，不会宽恕他的对手。甚至现在他也没有完全从他根深帝固的自悲感中摆脱出来。他必须设法使米哈伊尔承认他有权与之平起平坐。与其冷冷冰冰，还不如大吵大闹。“虚伪的关系不如没有关系”。9月间，别林斯基给米哈伊尔写了三封长信，他把这些信称为“长篇”。其中一封残存下来，占通信集中三十页的篇幅。这封信开头就竭力为现实辩护，说：“我已经独立地、发自内心深处地理解了‘现实’这个伟大字眼的含义……我朝朝夕夕，日日夜夜都重复地说‘现实’这个字。”他不顾一切地将黑格尔学说付诸应用。“现实就是一头长有钢爪铁下巴的怪物，偏若有人不甘心情愿地屈从它，它就会用武力抓住他吞下去。”他又谈到米哈伊尔本人情况。说有些人“在理论上很懂现实，但却脱离现实。”米哈伊尔的缺点是“唯心主义、华而不实……这是以抽象思维反对活生生现实的结果”。他还谈到了一个米哈伊尔和朋友之间都心照不宣的问题。“事实上，你根本不能算活着，你不懂得人所共知、甚至文盲皆知的事：延续生命的行为，爱情之外的一种神秘感。”米哈伊尔对其朋友的态度十分古怪，令人难以理解，而又故弄玄虚，在他的同辈人当中，似乎只有别林斯基能尖锐地把他这种态度和他缺乏性生活经验联系起来分析。
在这封信后几段中，别林斯基大胆地谈到了更为微妙的问题，巴枯宁家女孩子的周围充满着感情上的紧张的气氨，在这种气氛中，吃妒忌苦头的不仅是米哈伊尔一个人。别林斯基也非常妒忌米哈伊尔对其姐妹的重大影响。在争论最激烈时，他曾对这种影响发起过正面进攻。米哈伊尔假哲学之名把他姐妹们的现实引入歧途。他以理论代替自然的感情，毁了她们的一生：
你把她们引入了思维的领域，赋于她们新的生命。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她们很想逃脱。只有顺从天命的纯朴感情把她们从这种愿望中拯救出来以后，她们才会知道抽象思维的重要性。前者更使我满意。
他嘲笑女孩子们所谓的哲学上的造诣，说：“她们知识的基础就是‘米哈伊尔说’这几个法力无边的字。”别林斯基挖苦地希望总有一天“这件很不合她们身的思想家外衣会从她们的肩上掉下来，使她们恢复原先的庄重而逗人喜爱的纯朴作风。”[13]
听不得反面意见的米哈伊尔不能忍受别林斯基对他的哲学以及人身的放肆攻击。这封信使他暴跳如雷。因为它刺中了他的两个痛处——他对他姐妹们的深情厚爱和他好为人师的虚荣心。这次不留什么情面。米哈伊尔兄长的怒不可退的反驳信件没有保存下来，但是，他告诉过弟弟们他曾“猛击过别林斯基背部和其他部位，够他疼一阵子的了。”别林斯基在回信中引用了米哈伊尔的反骏信的一些话，这些原话清楚地表明米哈伊尔不仅回击了对他姐姐及他本人的攻击，而且对别林斯基关于“合理的现实”全部观点予以回击。米哈伊尔仍然是一个虔诚的黑格尔信徒，根据他对黑格尔学说的解释，他坚决不同意别林斯基关于“钢爪铁下巴的怪物”的说法，而又一次表示要死心塌地地信仰“唯心主义”和“自由、独立的思想”。别林斯基花了两个星期写了这封回信，印出来近五十页。这封信实际上结束了这两个血气方刚而又性格迥异的人之间的忽冷忽热的友谊。一年后，他们的伤疤刚愈，就又狭路相逢。那种相互吸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离奇的相互影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别林斯基已经永远从米哈伊尔的监护下解放出来，因此也使米哈伊尔从根深蒂固的黑格尔的现实观的正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四年后，米哈伊尔在其他方面的影响下，而不是在别林斯基的影响下完全从不同的角度解释黑格尔学说[14]。
在米哈伊尔青年时期的所有朋友中，别林斯基最有才华，或许也最热心、他的信中有对米哈伊尔性格的优缺点入木三分的评论：他对这两方面都有深刻的了解。在两个人争论达到顶点时，他写道：“跟你住在同房间，就意味着争论。”后来又写道“跟他在一起就意味着我的思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就是这样的人——具有交流思想的非凡能力！”矛盾从未得到解决：别林斯基依然在“近乎恨的爱与近乎爱的恨”的状况中徘徊，这种复杂的心境从以下两段书信中完全可以看出。第一段摘自1838年10月的回信，即致米哈伊尔的信：
强壮有力、滥用权力、急躁好动、心神不定、不追求遥远的目标、不满现状……凭一时感情冲动而下判断——这就是你的性格：此外，你对周围的人也不够真诚与和蔼可亲——恕我这样直言，因此，你就很容易再这样地说：“好吧，假如我们一定要分开的话，那么就分开吧”，或者“假如你不高兴这样的话，那么就忍耐点吧”等等，你以如此傲慢的态度使别人感到难堪，使一般的人根本无法对你产生好感。
第二段出自给斯坦凯维奇的信：
他为人神秘莫测，性格深沉，纯朴而勇敢——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他的欲望、幼稚、吹牛、缺德以及虚伪，使人无法同他交往。他爱想象而不爱人，他的性格就是想要支配人，而不是要爱什么人[15]。
[1]《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109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358，386页；第2卷第18，78页。
[2]《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624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408页，第2卷第485页。
[3]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389—393，396页
[4]《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227—228页
[5]《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77，105—106，125页。
[6]《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107，117，148—149，153，173页
[7]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80页。
[8]《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293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142页。
[9]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151，163，166—178页。
[10]《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278，291页
[11]皮平：《别林斯基传》，第135—137页；《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127—128，196，271，295—296页。
[12]《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190—192，296—299页。
[13]《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227—255，259，299—300页。
[14]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01，212—213页；《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259—307页。
[15]《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204，287，307页，第2卷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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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五章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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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五章兄弟姐妹
吕波夫的悲剧。瓦瓦娜的解放
在回顾米哈伊尔思想发展的过程之前，先叙述一下他与吕波夫和瓦瓦娜关系中两件不寻常的事情，也许容易把问题说清楚。这两件事说明他高傲的天性赋予他在家庭生活中的支配地位。这里所叙述的事情超过了我们现在所涉及的时期。不过，两件事情的高潮都发生在1837年，并且正好补充说明了米哈伊尔一生中费希特时期的一些情况。
在巴枯宁家年轻一代人中，吕波夫身体最赢弱，性格最温柔。米哈伊尔对她与对塔蒂安娜或者甚至与瓦瓦娜的关系相比，在感情上确实是淡薄些。他对吕波夫既不想占有，也不忌妒。前一年吕波夫和斯坦凯维奇由于娜塔丽·贝叶尔感情激动的提示而发生了初恋，巴枯宁曾表示赞许。
直至翌年四月，斯坦凯维奇在得到父亲的同意后，才正式向吕波夫求婚。后者马上欣然同意，普列姆希诺庄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米哈伊尔得胜了。象这样一件能使巴枯宁全家都欣然表示赞同的事情，还是多年来的头一回。然而由于命运的播弄，排除最后的外界障碍却标志着真正悲剧的开始，这是一场由个性造成的而不是由环境造成的悲剧。
三月中旬，即订婚前两星期，尼古拉曾写信给吕波夫，说他病了，并说“唯一能救他命的办法是到卡尔斯巴德去”。他确实有病，经常发烧，咳嗽不止，颈部及后脑疼痛，这些都是肺结核的症状，三年之后就要夺去他的生命。但是，在疾病发作的同时，还发生了一次思想上的危机，而且疾病很可能部分地是由思想危机引起的。朋友们都认为，思想上的危机比单纯身体的疾病更为严重。斯坦凯维奇是一个沉思而不果断的浪漫主义者，他那优柔寡断的性格长期为“思想软弱”所支配，对于使命有一种病态意识，因而使他无法行动。别林斯基当时写道：“他把个人的幸福看作背离自己的使命的行为，把每种人与人之间的约束关系看作他行动的羁绊。”他父亲的拖延犹豫正好和他优柔寡断的心理是一致的。1837年8月，斯坦凯维奇没来得及向未婚妻辞行就只身去德国了[1]。
斯坦凯维奇为了治病，在德国从一个温泉跑到另一个温泉。现在，毫无抵抗能力的吕波夫也得了同样的病，俄国气候恶劣，吕波夫病情很快恶化。到了1838年春天，她已奄奄一息。米哈伊尔再次回普列姆希诺庄度暑，在她临死前几个月，他一直不曾离开。几年后，他还喜欢回忆起兄弟姐妹们一天晚上：在他喜爱的树旁点燃了一堆篝火，他们还让吕波夫坐上马车来欣赏这一景象。这是普列姆希诺庄最后几次无忧无虑欢聚中的一次。6月，吕波夫给她未婚夫写了最后一封信。8月，即未婚夫出国一年后，也就是他们分别大约两年后，她便离开了人世[2]。
※※※
吕波夫·巴枯宁的一生堪称是基督教徒的谦卑顺从的高尚典范。瓦瓦娜也笃信宗教。但她的虔诚是另一种类型。快成年时，她经历了一系列宗教狂热的危机，以致她父亲曾经叫她“歇斯底里的黄毛丫头”。她的信仰表现出热忱而又神秘的色彩，跟吕波夫毫不迟疑地接受正统教义毫无共同之处。她二十二岁时，和迪亚科夫结了婚，这种结合完全是男婚女嫁，根本没有爱情基础，因而更加令人感到惊异。迪亚科夫比她大好几岁，性情和蔼，相貌平常，天资愚钝：瓦瓦娜接受他的求婚似乎是为尽家庭义务而自觉作出的自我牺牲。瓦瓦娜后来对和丈夫同床表现出非常反感。由此便可推知他们初婚后的一段生活情况。1835年11月，她生了一个儿子，以此为借口，在父母身边度过了下一年的整个冬天。1836年5月米哈伊尔回来时，她仍然住在普列姆希诺庄[3]。米哈伊尔最初对这门“瞎胡闹”的婚事表示反感，似乎只不过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对意气不投的、毫不出众的姐夫的一般不满。但是，既然费希特已向他揭示人生的真正意义，那末瓦瓦娜与迪亚科夫的结合就体现出更加深远的意义。这种结合就是一个范例，说明客观世界日常因袭的义务与人的内心世界在精神上更强烈的要求之间永远存在着冲突。米哈伊尔现在才明白瓦瓦娜的婚事不仅仅象他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判断上的错误，而是违反她自己高尚理想的一种过错，也是她一生中对神圣使命的背叛。她只有通过受苦受难和生儿育女才能赎回这一罪过。就在那热烈的1836年夏天，米哈伊尔在精神上支配他的姐妹已达到顶点时，瓦瓦娜完全改变了对她自己婚姻问题的看法，再回到丈夫身边已是不可能的事。
1837年夏天，米哈伊尔回普列姆希诺庄时，她出国旅行的计划已酝酿成熟，其借口是孩子的身体健康需要。米哈伊尔这时在埋头研究黑格尔哲学，正盼望去柏林一次，将和她结伴同行。瓦瓦娜的“精神解放”（“精神的”和“物质的”这对术语仍然是米哈伊尔的口头禅）这时已完全实现了。她要获得“物质解放”，经济上的困难仍然是个主要问题。算一下就清楚了，瓦瓦娜卖掉珠宝首饰最多也不过够她本人、小孩和保姆去卡尔斯巴德的旅费，那里一年的生活费最少得花两千卢布。米哈伊尔身上当然是一文不名。亚历山大·巴枯宁虽然根本不同意瓦瓦娜对她丈夫的态度，但还可以劝他从家庭遗产中拿出瓦瓦娜那一份，每年预支一千卢布。性情温和、意志薄弱的迪亚科夫或者他的兄弟可能会帮忙支付其余一部分费用。另外，瓦瓦娜自己还可以教音乐课或写作儿童故事来谋生计[4]。
亚历山大·巴枯宁第一次得悉米哈伊尔打算陪他姐姐出国，据此就商讨开了。老人得知这一消息，又大发雷霆。他又一次看到，使家庭遭到不幸的每件坏事都是他长子插手干的。12月，即在米哈伊尔回莫斯科之后，他给这个儿子写了一封长信（信是他妻子的笔迹，说明他身体已日益衰弱），列举了许多使他伤心的事，如：米哈伊尔挑拨孩子们与父母的关系，破坏他们对父亲的信任；向姐妹们灌输在基督教伪装掩盖下的圣西门主义的诡辩邪说，以此来腐蚀他们的思想：唆使弟弟们逃学；扼杀瓦瓦娜对他自由选择的丈夫的爱情，并唆使她抛弃他。在信的最后，亚历山大·巴枯宁要求米哈伊尔要么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要么从此不要来普列姆希诺庄散布他的“人生哲学”。普列姆希诺庄的形势又变得紧张起来了。不管事实是否如此，女孩子们都认为父亲是在鼓动迪亚科夫反对瓦瓦娜出国，或者甚至是在鼓动他用从她手里夺走孩子相威胁，迫使她回到他身边。米哈伊尔由于看出金钱的力量可能是决定的因素，所以这一次便采取了调和的策略。除夕那天，他没回普列姆希诺庄而去科泽西诺，两个未婚的姑姑还住在那里。他从那里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原信已佚，现存的一份不全的草稿长达三十多个印刷页），信中回顾了他的生活以及小时与父亲的关系，字里行间充满感情，而且还夹杂着引用了不少基督教《圣经》中的语句。结尾时他恳求父母“恢复对子女的疼爱，帮助他们重新和好，救救瓦瓦娜”[5]。
同时，米哈伊尔还在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筹备出国旅费。他把希望寄托在斯坦凯维奇身上。去年8月动身去德国之前，斯坦凯维奇已答应替米哈伊尔偿还一千卢布的债务，把这笔钱作为去卡尔斯巴德的旅费；并答应在他旅居德国期间每年再给一千五百卢布。唯一使他感到苦恼的是不好启口向他慷慨的父亲要这么一笔巨款。一旦他不在俄国，就会更加作难，因为1838年2月他从柏林写信给米哈伊尔时说，他总共只能给他两千卢布“或者比这更小”，并向他提出逆耳的劝告，说“要更加节约点过日子”。3月的一封来信就说得更加明白，也更使他失望。眼下没有其他可以帮忙，所以米哈伊尔不得不暂缓实现自己的抱负[6]。
春天，普列姆希诺庄的情况有所好转。亚历山大·巴枯宁缓和多了，同意让瓦瓦娜出国，是米哈伊尔充满感情的要求还是他被迫放弃陪同姐姐出国的打算对此影响更大，则不得而知。迪亚科夫的兄弟慷慨地提供了大部分费用。迪亚科夫为了顾全面子，要求以陪同妻、子去卡尔斯巴德，然后回国作为条件。但是到了最后，或许是由于感到自己勉强被容许同行，作丈夫的处于这种地位未免太荒唐可笑，所以到了彼得堡就和他们分手了。6月中旬，他从那儿乘船去吕贝克。米哈伊尔没能随行，但满怀胜利的心情看到了瓦瓦娜终于获得了“解放”，但是使他感到极为失望的是，他未能筹措到足够的钱陪她同去。整整两年之后，米哈伊尔才实现了他陪姐姐去“希望之乡”的愿望。但是现在，有必要回顾一下1837年初的情形，那时米哈伊尔住在莫斯科，意气消沉，悲观失望，而这种情绪的产生，盖渊于别林斯基的普列姆希诺庄之行。[7]
[1]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306—309页；《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537页
[2]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317—318页，321—322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51，250页
[3]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67，324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02页
[4]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310，351，353—355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133，144页
[5]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86—87，90，96—130页
[6]《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631，655，659—660页
[7]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138，148，186；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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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严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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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严峻的现实
别林斯基与现实。浪漫的拙劣模仿。
米哈伊尔1836年5月离开莫斯科之前，曾邀请他的新朋友别林斯基于是年夏天去普列姆希诺庄作客。后来又再次发信邀请。别林斯基感到左右为难[1]，想去而又怕去，拖了好长时间，才于8月下旬前往。
他感到左右为难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维萨里昂·别林斯基比米哈伊尔大三岁，是一个收入微薄的军医的儿子。在等级制度森严的俄国社会，别林斯基当然是与巴枯宁家和斯坦凯维奇家那样的“世袭贵族”不相称的。和斯坦凯维奇来往的人，大部分都是地主家子弟，而别林斯基却是出身于受人歧视的自由职业阶层，这在先进思想受人尊重的圈子，并无什么明显的差别。但是这里包含有背景上的大不相同。象米哈伊尔和斯坦凯维奇这些人的地位本来就不相上下，而且在阶级传统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巴枯宁和别林斯基则存在着需要跨越迥然不同的社会地位的障碍，所以，别林斯基一踏上普列姆希诺庄的土地就有隔世之感。
另一方面，别林斯基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四年前，他由于写了一个抨击农奴制度的剧本被开除出莫斯科大学。从此，他就随手写些文章，勉强糊口。给《望远镜》杂志撰稿，写俄文文法，将保尔·德·柯克的小说译成俄文。后人认为别林斯基在同辈俄国人中，是个天资最聪明的人。但是，在受正规教育方面来说，他却不如斯坦凯维奇小组里的大多数人，由于不懂德语，他就不能直接阅读在他的朋友看来是一切智慧源泉的大哲学家的著作。他只有间接地和靠那些胜他一筹的人的帮忙才能对那些哲学家产生敬慕之感。别林斯基惭愧地承认，他喜欢讲究实际而不是思辨哲学，还没有摆脱现实，而这正是真正的浪漫主义者追求的目标。他到了普列姆希诺庄，觉得自己社会地位和才智都不及人，而且没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为一点小事就会满脸通红，这一直使他感到苦恼[2]。
别林斯基是在年轻一代正陶醉于费希特的睢心主义的时候来到普列姆希诺庄的。他跟米哈伊尔一样，脾气急躁而又敏感。他很快地就改信新的学说，到普列姆希诺庄才三个星期，就在《望远镜》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费希特学说的体系进行了全面的热情的阐述：
每个人必须热爱作为意识充分发展的集中体现的人类，这就是他自己的高尚目标。因此，每个人对人类的热爱就是他自己意识的未来的发展。
因而，自我发展便成为崇高的理想；文章结尾时，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无限美好的憧憬：
远处的山丘背后浮现出傍晚天空的地平线，夕阳映照出万道霞光。在万籟俱寂中，内心充满幻想，思索着永恒的神秘，似乎看见了新的天地。
在别林斯基的脑海里，普列姆希诺庄仲夏之夜的幽美景色似乎与费希特的哲学交织在一起了。他不仅沉醉于米哈伊尔的形而上学的思想，而且也沉醉于在突然来到的人间天堂之中所见到的美妙的一切。
〔他后来给米哈伊尔写信说道〕您把我从沉睡中唤醒，不是由于您的令人欣慰的新思想，而是由于将我带到了普列姆希诺庄。我的精神轻松多了，内心的痛苦消除了，并可以接受健康的思想和有益的真理。普列姆希诺庄的和谐气氛不仅有助于我的复活，而且也是我复活的主要原因。
这就是米哈伊尔和普列姆希诺庄对他同代人中最聪明的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3]。
别林斯基在普列姆希诺庄度过的愉快时刻到9月下旬结束了。其后同时发生了几场风波。米哈伊尔早已只研究个人的修身之道，仅仅在家庭范围内造点反。而别林斯基却在费希特那种顽强的个人主义之中，为他政治自由的信念找到了有力的思辨哲学的根据。一天，全家一起吃饭，话题转到亚历山大·巴枯宁深恶痛绝的法国大革命，别林斯基无视有一家之长在场需要小心谨慎些，竟为恐怖时代[4]辩护，而且还脱口说出这样一句话：“脑袋还等着上断头台”。老亚历山大自然大惊失色。但他富于绅士气派，碍于客人的情面，不便发作，只是在碰上别林斯基向吕波夫和塔蒂安娜念《望远镜》杂志上的文章时，他才对这种用革命的毒素影响他女儿的企图委婉地表示不以为然。对客人不能发火，就只有迁怒于长子。他不能判断这些激烈的思想是由米哈伊尔灌输给别林斯基的，还是由别林斯基灌输给米哈伊尔的。但他完全知道米哈伊尔和他的朋友在莫斯科不仅在毫无价值的哲学研究中消磨他们的青春，而且还在公开宣传流血的革命。这与米哈伊尔过去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吻合的，而这种表现为害更甚[5]。
由于招惹了上人的怀疑和不满，别林斯基自然心情不快，很快就感觉到他已引起了米哈伊尔本人的恶感。他全然不自觉地引起了巴枯宁家年轻一代情绪上的波动。
米哈伊尔虽然由于忌妒而大发雷霆，但并没有做出使这位不受欢迎的客人快点离开的事：别林斯基虽同时为亚历山德拉的不幸的爱情、为米哈伊尔的难以理解的侮辱、为亚历山大·巴枯宁无声的反对而感到痛苦，但还是呆到11月初才离开普列姆希诺庄。
当时，另外一种性质的事变打破了紧张的局面，驱使别林斯基急忙赶回莫斯科。前不久，《望远镜》杂志由于在政治和哲学观点方面越轨太远，遭到检察官的查封。别林斯基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正常收入没有了。这时老亚历山大·巴枯宁终于胜利了，他拿出《奥苏加》诗稿，增补几节，指责这家新杂志，为《望远镜》杂志的垮台而欢欣鼓舞[6]。
※※※
别林斯基离开普列姆希诺庄之前的一些日子是另一个严肃而又滑稽的插曲的高潮，使米哈伊尔万物和谐的仲夏之梦归于彻底失败和破灭。
米哈伊尔的几个弟弟中只有尼古拉步他的后尘，进入彼得保炮兵士官生学校，学习成绩还算过得去。伊利亚是骑兵团的军官预备生。其余三个弟弟，保罗、亚历山大和阿列克斯在特维尔上学，由外祖母波尔托拉斯基照料和一位年老的家仆一起住在一幢公寓里。1836年8月初，暑假结束时，米哈伊尔带他们回特维尔跟他们一起住了两星期。回普列姆希诺庄时正好迎接别林斯基，这时，米哈伊尔心日中只有费希特。他感到经常需要把自己的思想和理想向愿意听的人倾吐。每天晚上当弟弟们上了一天毫无兴趣的课程放学回来之后，他总要跟他们一起看书，给他们讲解德国哲学中令人惊叹的思想，给他们指出自我修身之道，并安慰他们在外部世界所感到的乏味的烦恼。米哈伊尔的指点在他们敏感的心灵上产生的影响，从十五岁的亚历山大给姐姐们的信中可以看出：
我们越了解米哈伊尔，就越感到我们不能缺少他。他已把我们从过去的状况中向上提高了一步，我们第一次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幸福。相互之间的坦率态度把我们愈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使我们成为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现在，我们真正懂得了人生的崇高使命。而你们却不能分享我们这种无比的幸福。
米哈伊尔一走，这种充满抒情的气氛便随告结束。学校这个外部世界无情地冲击着他们的思想。几星期之后，十三岁的阿列克斯写道，要是再这样无聊地生活下去，他就要自刎了。
带着这种失望与不满交织的心情，10月间三个男孩期中回到普列姆希诺庄。米哈借尔和塔蒂安娜马上答应向父亲求情，允许他们离校去莫斯科。在米哈伊尔的指导下继续学习。他们回到特维尔，热烈地期望着获得自由的时刻会很快到来。米哈伊尔不久就向他父亲提出这个建议，得到的回答果然不出所料。亚历山大·巴枯宁声称，他宁死也不愿让几个小儿子到莫斯科去，“使他们有可能受米哈伊尔朋友的坏影响”。他懊悔地说，在米哈伊尔的引导下，他们已听信了“很多荒谬的观点，对他们受教育的学校采取轻虔态度并对教有的方法感到厌恶”。这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也没有人急急忙忙写信把这个不幸的消息通知在特维尔的几个孩子。
米哈伊尔曾在他弟弟们的容易冲动的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坚强的意志和造反的精神，对于这一点，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有觉察到。10月末的一个傍晚，孩子们叫来一辆马车，装上行李，吩咐车夫把他们送到普列姆希诺庄。遗憾的是，他们也象米哈伊尔一样认为钱无关紧要，没有准备好车费。车夫对旅程距离或是对年轻人是否会付车费产生了怀疑，因此要先付车费，遭到孩子们愤怒拒绝之后，只好嘟嘟囔囔地将空马车驾走了。女管家听见争吵声后立即赶到现场。外祖母波尔托拉斯基听了女管家禀报之后，吩咐叫人把这几个孩子带去见她。这位老妇人看来很能应付这个局势。她骂他们“少年气盛”，扬言要叫警察不让他们出城。最后，她念了一封准备给米哈伊尔的信，信中责备他“给弟弟们树立了好一个榜样”，并指责他是罪魁祸首。她大骂一顿之后，便呼的一声把门关上了。事后他们各自将上述情形报告给普列姆希诺庄。
这些报告使普列姆希诺庄非常不安。甚至连米哈伊尔也为弟弟们的放肆行为感到震惊，于是就一些常识性问题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我要跟你们谈谈关于精神自由问题，这种自由首先要求大力根除一切不在的习惯和倾向，你们想的却是另一种自由，而这种自由远非你们目前的年龄、文化程度和有限的收入所能达到的。……你们要加倍勤奋努力，学好每门功课，不要再逢人就谈人权问题。
塔蒂安娜写信对他们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就“象小孩一样孟浪”，使“米哈伊尔非常不快”。这个插曲的主要影响是使米哈伊尔及其教导更加丧失威信。亚历山大·巴枯宁在把儿子的违命看成是米哈伊尔教唆的直接后果，和跟着米哈伊尔走向叛逆和毁灭道路的清楚证明。他因为年事日高，不能亲自处理这些家事，也不信任任何一个子女。于是只好请女婿迪亚科夫立即去特维尔，在这群逆子中重振家规，必要时还可以进行体罚。
这些严厉的训教使普列姆希诺庄的年轻一代为之哗然。他们讨厌采用严厉的方法来平息叛逆行为。他们讨厌任何外姓人插手影响巴枯宁一家名誉的家事。他们尤其讨厌迪亚柯夫其人。米哈伊尔向来公开地对他表示反感和轻蔑。他们得知要派人前来惩办的传言，都准备抵抗到底。其中一个身藏一把刻刀，以对付攻击他的人。迪亚柯夫虽是个平庸之辈，在执行这项困难差使时，却表现得老练圆滑。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处境，所以既不使用处罚也不采取威胁的手段，而是以极友好的方式把几个年轻人领到他的庄园，让他们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并给他们时间去正确地认识他们的越轨行为。这种处理方式相当成功，年轻人的一次反抗就在认错、妥协和互谅的气氛中平息下去了。
〔这里引保罗信中的一段话，来作为这件事的结尾〕亲爱的姐妹们：来信收到，信中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深情厚意。我不大愿意随波逐流，因为我刚读到席勒的诗句：“万物听天由命，唯人有意志……”但是，现在我已明白了在某些情况下，人也得听天由命[7]。
唯独米哈伊尔得不到父母的宽恕。别林斯基的来访和儿子们的越轨行为使亚历山大·巴枯宁相信长子已经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这位老人从来没有对感化最不听话和最难教育的孩子这样完全绝望。自此以后，他不得不把米哈伊尔当成迷路羔羊和死对头。这个逆子就象癌瘤一样侵入家庭的机体无法切除。唯一的希望就是防止它感染别人。对米哈伊尔来说，这些事情的影响对他关系极为重大，而且也使他灰心丧气。费希特的学说经不起这种考验。可恶的现实冲破了它的堤防。米哈伊尔的狂热把所谓的和谐打得粉碎，他那些最年轻门徒的幼稚行为使得这种和谐变得荒唐可笑。在普列姆希诺庄他感到的只是耻辱和失败。几天之后，他就卷起铺盖，随别林斯基之后到莫斯科去了。
[1]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332—333页；《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284—285页
[2]《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115—116，123页
[3]《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171—188页第121页
[4]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1793年。——译注
[5]《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273—274页
[6]《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123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209—210，269页
[7]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252—267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354—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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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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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亚伯拉罕·阿谢尔编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1985
译者：石菊英余瑞先校对：吕文镜吴名祺
导言
第一部分孟什维主义的起源
1、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决议案（1903年7-8月）
a、马尔托夫提出的决议案（1903年7-8月）
b、叶戈罗夫对两个有关党员资格的决议案的评论（1903年4一8月）
c、阿克雪里罗德论党员资格（1903年7-8月）
d、马尔托夫论党员资格（1903年7-8月）
e、列宁论党员资格（1903年7-8月）
f、普列汉诺夫论党员资格（1903年7-8月）
2、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1903年12月15日和1904年1月15日）
第二部分1905年革命时期
3、孟什维克领导人给党组织的信（1904年11月）
4、关于武装起义（1905年4-5月）
a、关于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1905年4-5月）
5、农民问题与革命（1905年11月20日）
6、阿克雪里罗德在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03年4-5月）
7、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孟什维克土地纲领（1906年4-5月）
8、国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1905年）
9、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游击活动的决议（1907年4-5月）
第三部分反动时期（1907—1914年）
10、是救星，还是破坏者？（1911年）
11、为合法地位而斗争（1910年1-2月）
12、简评（1910年）
第四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13、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的杜马代表的联合声明（1914年8月）
14、工人阶级的战争与和平问题（1916年）
15、致哥本哈根会议的信（1915年）
第五部分1917年革命时期
16、孟什维克关于临时政府的声明（1917年8月7日）
17、策列铁里论战争目的（1917年4月2日）
18、策列铁里从西伯利亚流放地返回时发表的演说（1917年8月21日）
19、孟什维克评列宁的提纲（1917年4月6日）
20、临时政府的政策（1917年6月19日）
21、孟什维克的解释（1917年7月）
22、护国派的决议（1917年8月）
23、马尔托夫敦促苏维埃夺取政权（1917年7月16日）
a、马尔托夫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的决议案（1917年7月17日）
24、孟什维克告工人、士兵书（1917年11月6日）
第六部分布尔什维克统治时期
25、孟什维克国际派的声明（1917年11月9日）
26、关于查禁报刊的声明（1917年11月22日）
27、关于立宪会议的决议（1918年12月27日-1919年1月1日）
28、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
29、告男女工人书——怎么办？（1919年7月12日）
30、致德国同志们的信（1918年12月28日）
31、在第七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19年11月）
32、革命少数派的专政（1920年）
33、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20年8-4月）
34、关于国际的决议（1920年8月12日）
35、专政和民主（1919年）
36、在社会党国际代表会议（伯尔尼）上的发言（1919年2月）
37、阿克雪里罗德同志论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1921年4月20日）
部分参考书目
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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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PDF电子书】
INCONFIDENCE
MOSCOW'SAMBASSADORTOAMERICA'SSIXCOLDWARPRESIDENTS(1962-1986)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Dobrynin）
1995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1月译者：肖敏、王为等
致谢
序
第一部赴华盛顿任职之前
第一章外交生涯的开端
第二章对美国的第一印象
第三章最高级会谈：从另一个角度看最高领导层
第二部在华盛顿
肯尼迪总统时期：1961—1963
第四章探索在华盛顿工作的方式
第五章古巴危机
第六章学会共同生存
约翰逊总统时期：1963—1969
第七章开始了解新总统
第八章莫斯科和越南
第九章试图混潸和平与战争
第十章苏联寻求稳定的政策方针
第十一章林登·;约翰逊的下台
尼克松总统时期：1969—1974
第十二章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
第十三章攀援最高级会谈之山
第十四章地缘政治中的三角关系
第十五章最高级会谈
第十六章在美国再次举行最高级会谈
第十七章十月战争
第十八章理查德·尼克松下台
福特总统时期：1974—1977
第十九章寻找真正的杰拉尔德·福特
第二十章缓和受到侵蚀
第二十一章姑息右派使福特丢掉了总统宝座
卡特总统时期：1977—1981
第二十二章吉米·卡特面临的种种矛盾
第二十三章卡特一塌糊涂的外交重点
第二十四章与卡特举行最高级会谈
第二十五章阿富汗
第二十六章卡特的失败：一份缓和的墓志铭
里根总统时期：1981—1989
第二十七章自相矛盾的罗纳德·里根
第二十八章里根的讨伐运动
第二十九章“多做少说”
第三十章解冻
第三十一章冷战结束的开端
第三十二章告别华盛顿
第三部离开华盛顿之后
第三十三章戈尔巴乔夫：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
附录
安德烈·葛罗米柯1967年1月13日提交的外交政策备忘录（经政治局批准）节选
外交部长葛罗米柯1968年9月16日做出的对外交政策方针及苏美关系状况的评价（经政治局批准）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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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最后一年（200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苏联的最后一年（2003）
苏联的最后一年
〔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РойМедведев）
（2003）
译者：童师群/王晓玉/姚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2017年重版）
前言
第一章改革的结束与破产
1.1苏联经济的下滑
1.2戈尔巴乔夫身边的新面孔
1.3立陶宛危机
1.41991年初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1.5事关苏联命运的全民公决
第二章1991年的6月和7月——危机加剧
2.1自由落体般的国民经济
2.2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
2.3戈尔巴乔夫周围的分歧
2.4与“七国”在伦敦会见
2.5苏联共产党的地位
2.6新奥加廖沃进程
第三章8月事件的幕后背景
3.1福罗斯之谜
3.2恐慌在莫斯科不断增长
3.3《莫斯科新闻报》引爆了局势
3.41991年8月18日福罗斯和莫斯科
3.5对8·19事件的评价
3.61991年8月19日
3.71991年8月20日
3.81991年8月21日
3.9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
第四章穷途末路
4.1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的三天
4.2苏联议会的最后日子（个人亲身的经历）
4.3新奥加廖沃进程的失败
4.4俄罗斯的反共浪潮
4.5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
第五章苏联解体的原因
5.1几点初步看法
5.2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
5.3俄罗斯的分立主义
5.4冷战和西方施压
5.5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5.6戈尔巴乔夫的作用
5.7叶利钦与苏联的解体
5.8苏联基础和承重结构的脆弱性
5.9几点补充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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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二国际的全盛时期（1889—190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德〕约·连茨《第二国际的兴亡（1889-1929）》
第一章第二国际的全盛时期（1889—1904年）
第一节第二国际的建立（1889年，巴黎）
第二节反战总罢工——“五一节”的实施（1891年，布鲁塞尔）
第三节反对沙皇制度——“五一节”和策略问题（1893年，苏黎世）
第四节驱逐无政府主义者——土地和殖民地问题（1896年，伦敦）
第五节反对米勒兰主义的斗争——考茨基的“橡皮性”决议（1900年，巴黎）
第六节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1904年，阿姆斯特丹）
第一节第二国际的建立
1889年，巴黎
由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于1872年通过决议，将总委员会的所在地从伦敦迁到纽约，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即“暂时退出舞台”了，并在实际上解散了它的组织。马克思、恩格斯看出国际在这种时候没有行动的可能性，如果在血腥的迫害时期维持国际，便意味着巨大的牺牲。由于巴黎公社的失败，法国工人运动暂时陷于瘫痪状态，英国工会领袖们以国际总委员会袒护公社为理由声明退出国际，在不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运动由于巴枯宁领导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而分崩离析。第一国际是革命的宣传组织，它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团结了各国最进步的工人。它的代表们在德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风暴中经受住了革命的国际主义的考验。当马克思、恩格斯在公社失败后的反动派猖獗的年代里，认为形式上保持组织是不合时宜的时候，他们并不想牺牲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他们两人毕生事业的基础。他们只是期待着国际工人运动复兴的有利条件。
八十年代出现了国际工人运动复兴的新的高潮。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对反社会主义者法的英勇斗争中，在克服了领导者当中“不和悦的人们”——引用恩格斯的说法——的最初的动摇之后，变得巩固起来，并在群众当中获得很大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得选票由反社会主义者法年代，即1878年的437,000张，增加到1887年的763,000张。英国工会里社会主义小组的影响也在增长，这是反对改良主义领袖的最初表现，这些改良主义领袖使工人运动变成自由党的附属品。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盖得、拉法格及瓦尔杨领导下的布朗基派组成的左翼，同以布鲁斯为首的“可能派”右翼机会主义之间进行激烈斗争的广泛基础上取得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1888-1889年汉菲尔德代表大会上，在维克多·阿德勒领导下统一起来了。这一切表明，在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已具有社会主义的群众组织广泛发展的前提条件。
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革命派和改良主义派之间斗争的问题。法国的可能派与英国工会改良主义领袖们联合起来，企图在德、奥社会民主党人不可能参加的条件下，在巴黎召集一次国际代表大会。显然，法国机会主义者力图利用他们占有理想的多数的国际会议，以便在法国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宗派斗争。虽然这种企图是十分露骨的，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阿埃尔和席佩耳却愿意服从可能派的计划。[1]与此相反，德国党的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儿企图劝说法国社会民主党的不同派别联合召开代表大会。当这种意图失败时，1889年7月14日趁巴黎在攻克巴士底狱一百周年纪念日举行世界博览会的时机，同时便有两个代表大会开幕，一个是在法国和英国改良主义工会代表控制之下的可能派的代表大会，这个大会毫无国际性质；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大会，这个大会代表着二十个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大会是在巴黎公社的战士瓦尔杨和“革命的士兵”威廉·李卜克内西主持下开幕的。代表大会以献身于法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感到自豪。会议大厅里悬挂着的标语牌上写着：“以1848年和1871年3月、4月和5月的巴黎的名义，并以巴贝夫、布朗基和瓦尔兰的法兰西的名义向两半球的社会主义工人们致敬！”并挂着关于目的的标语：“政冶上、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社会化。”
从革命的社会主义立场出发，成立大会必须明白表示反对改良主义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在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刚刚发展的时期，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是不信任群众力量的表现、是把希望寄托于个人行动的神奇作用的表现。无政府主义的代表在巴黎代表大会上反对工人阶级接管政权，他们说，因为这样做只能导致新的压迫形式。无政府主义者把保护劳工法——会议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看成为一种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事务。某些法国工团主义者、意大利和英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赞同这种观点。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原则上拒绝这种观点。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一开始即感觉自己不是作为设法说服他们同志的志同道合者，而是作为制造分裂以至走向敌对阵营的敌人。他们也受到代表大会的相应的对待，当他们不愿服从议事日程时，便被逐出会议大厅。
如果说，在成立大会上，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已成事实，这种分裂只是有待于未来的代表大会在原则上加以确认，那末，在第二国际存在的整个期间，与其内部改良主义者的关系却始终未能够彻底地弄清楚。当时成立大会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与同时举行的可能派代表大会联合的形式问题。绝大多数的代表同意合并。极端反动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首脑、声名狼藉的龚帕斯发出一封贺信，在贺信里他竭力主张与可能派大会合并。只有少数代表原则上反对这种合并。
法国代表杜普雷这样讲道：
“关于合并人们谈论的很多了。但是，人们探讨过没有，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同约福林之流的卡得派[2]之间是否能够合并？我们的外国朋友来到巴黎，是为了同法国的劳动者和革命者取得谅解，而不是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机会主义的同盟者取得谅解……社会主义者不会欢迎可能派，因为后者仅仅是资产阶级政客，并且，因为外国社会主义者不会容许自己同资产阶级联合。尽管如此，无疑地在可能派当中还是有可以信任的社会主义者。愿这种人到我们这一边来，但另一种人就可以留在外面了！”
马赛工会的一位代表表示同样的意见，他提出一项议案，其中写道：
“……重新迎接那些长期以来与工人的凶恶敌人、即与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激进派携手并进的人们，这是不适合的。”
英国诗人威廉·摩里司，虽然他靠近马克思主义者的程度不如靠近无政府主义者的程度，但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来自柏林和德累斯顿的德国代表也发表类似的意见。威廉·李卜克内西发言反对不惜任何代价的合并，并提出一项在下列条件下实行合并的提案，即下一次代表大会提出能够被接受的合并条件。这项提案是按照国籍进行投票表决的，并以十二票通过，只有瑞典和挪威投票赞成原则上拒绝的激进的提案，同时，法国代表声称：他们只是为了统一才赞成李卜克内西的提案。合并没有实现，只是因为可能派提出了一切代表资格的有效性应该由他们来决定的条件。
如果说在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没有机会主义的知名代表参加，那末，这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功绩，不如说是机会主义者的功绩，因为，机会主义者害怕在国际代表大会上被多数取胜。大会所采取的立场获得恩格斯的赞同。当恩格斯听到关于李卜克内西提案的争论时，他在1889年7月17日给左尔格的信里[3]写道：
“……在两个大会上合并的欺骗自然是很显著的，外国人要合并，法国人在两个会中都趔趄不前。在合理的条件下，合并是件很好的事，但是，当我们中间有人高喊毫无条件地合并时，这便是骗局。”
接着又写道：
“如果两个同时举行的代表大会只要达到将斗争力量发动起来的目的——这边的可能派和伦敦小集团，那边的欧洲社会主义者（这些社会主义者能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分出现还要归功于前一种人），从而在世界面前表明；哪里是真正运动的所在，哪里是骗局，那末，这便足够了。当然，假如实现了真正的合并，绝不能阻止英国和法国的继续争论，而是恰恰相反。合并只意味着对大资产阶级的一次威风凛凛的示威，意味着一次从驯服的工团主义者到最革命的共产主义者的九百多人的工人代表大会。”[4]
恩格斯认为只要马克思主义者保持优势，与改良主义者联合并没有危险。这种看法在当时运动的状况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正确的。首先因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不仅有党旳代表，而且也有工会的代表，例如凯尔·哈弟就代表着五万名有组织的苏格兰矿工。多数的法国人代表着地方工团主义，德国和奥地利的代表也代表着党和工会。如果只准许站在革命阶级斗争立场上的组织参加会议，那么这便意味着在当前任务还不是直接革命行动，而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而集结群众和获得群众的时候，就把无产阶级的组织排斥在外了。
威廉·李卜克内西在他的献身于继续从事国标工人协会的事业的开幕演说里声称：“对单一的统一的组织范围来说，国际工人运动就显得太大了。”[5]这当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说法。在工人运动新高涨的初期，当社会主义群众性政党和工会刚在发展，工人阶级还不能做出巨大的国际行动的时候，人们不能把在各种重要问题上的统一做为加入国际组织的前提条件。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必须是在广泛的国际组织范围内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斗争的结果。但是，由于运动的广泛就放弃国际的统一，无异于放弃了他们原来的统一国际无产阶级行动这个目的。
大会认识到有统一行动的责任，这表现在关于五一节的决议里：
“在规定的时刻组织大规模的国际示威游行，而且要同时在一切国家与一切城市里在规定的日子，劳动者对国家当局（官厅）提出要求：确定工作日为八小时，以及实现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其他一切决定。
鉴于这种示威游行已由美国劳工联合会在1888年12月召开的圣路易代表大会上决定于1890年5月1日举行，所以就把这天规定为国际示威游行的日期。
各个国家的工人按照他们国家情况所许可的方式，组织这种示威游行。”
由于代表大会大部分时间消耗在辩论关于与可能派联合的问题，以及报告个别国家的运动的状况，因此，人们既不能深入讨论这项决议，又不能深入讨论一系列其他重要决定。所以未经讨论便议决了，此后就只允许加以说明而已。通过了下列各项提案：废除常备军，实行全民武装，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普遍劳动保护法，通过的另一项提案是“利用选票”夺取政权，但“排斥与任何其他政党妥协”。法国代表提出的一项把总罢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开端”的提案，由于李卜克内西的反对而被否决。
第二节反战总罢工——“五一节”的实施
1891年，布鲁塞尔
第二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91年8月在布鲁塞尔举行。首先讨论了工会问题、罢工问题，特别是反战总罢工问题。战争危险和反战斗争问题，是每一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都要讨论的问题，它在这一年中，由于法—俄同盟——这一同盟是针对1883年缔结的德—奥—意三国同盟的——的缔结变成为特别迫切的问题。代表大会未能对当前的国际形势表明态度；代表大会的讨论主要转到荷兰无政府主义者纽文曷司所要求的反战“世界罢工”问题上，尤其因为当时关于政治性的群众罢工还毫无经验，甚至，社会主义者对作为经济斗争的手段的罢工的态度还不明确，因此，这种讨论必然抽象而不具体。
法国和英国的多数派的关于工会组织、罢工和抵制问题的决议中，劝告工人通过强大的组织准备总罢工。但是同时，却把罢工看作是一种“两面有刃的武器”，这种武器只能在充分考虑各种条件以后才能使用，并且建议：假使那是可能的话，假使工人的尊严允许的话，“宁可去进行调解和仲裁而不要宣布罢工。”类似的想法也包含在德国人提出的反决议里。他们虽然也承认罢工是必要的斗争手段，但是补充道：
“可是，由于罢工和抵制是个两面有刃的武器，用在不适当的地方和不适当的时间，工人阶级就会得不偿失，代表大会建议工人们慎重地考虑他们要使用这种武器时的一切情势。”
一项建立国际工会组织的提案被德国人投票否决了，因为建立这样的组织在各个国家的立法状况下按照合法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德国代表的这种态度完全表现出反社会主义者法废除（1890年）以后他们的小心谨慎的情况。
1891年，在德国党内改良主义第一次公开地提出自己的纲领。福尔马尔在他的声名狼藉的所谓“黄金国演说”[6]里推荐改良主义的活动策略（这种策略力求用一种可能取得部分成效的方法来达到目的），并且称赞三国同盟是和平的保证。虽然德国党有兴趣同改良主义观点作原则上的争论，但是，恰恰也是德国党起来反对荷兰的提案，即把策略问题、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问题，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德国代表宣称：这种问题在国际代表大会上是没有讨论的余地，“因为，对此有决定意义的是各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只有有关国家的同志才有资格判断这种经济和政治的发展。”[7]
尽管有这种国际作用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在当时代表着占统治地位的意见，可是仍然讨论了策略问题。在劳工保护委员会提出的由王德威尔得加以说明的决议草案里写道：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反对任何有效的劳工立法，工人必须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工人应该“在凡是他们占有政治权利的地方，都不要选举那些不尽力支持他们这些要求的人。”要求指的是巴黎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劳工立法，并因而推荐了一种策略，即任凭各国工人党自由支持那些议会候选人，只要他们答应支持劳工保护立法。
倍倍尔激烈地反对把党的活动集中在改良上，而不是集中在寓于选举策略中的最后目的上。同时，倍倍尔也尖锐地反对德国党内的改良主义。
“首先，我要着重指出：照我看来，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不是实现劳工保护法，而是向工人阐明目前社会的本质和特性，以便尽可能快地消灭这个社会，尤其是当这个社会在它本身发展规律中存在着逐渐死亡的没落的种子的时候。工人必须学会了解社会的本质，以便当这个社会的丧钟敲响的时候，工人能够建立新社会。当最近在国外常有人说，在德国党内关于任务或策略方面存在着原则的分歧时，我要更加着重地指出这点。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不存在这种分歧，谁要企图使党离开这个任务，谁就必须在同一瞬间离开党。”[8]
的确，他通过以下的声明缓和他的尖锐的论战：虽然德国党不提出不彻底地同意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人作候选人，但却允许其他国家同志们按照他们本国的情况自由行动，并在该项问题上不参加投票。
就连奥地利党的领袖维克多·阿德勒——他后来发展成为最大的机会主义的外交家之一——在这一点上却更前进了一步，他说。
“对于我们来说，整个议会主义，选举权，投票权，劳工保护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就是使人们头脑革命化、从而争取到要求实行革命的穷苦人民的好手段，我们永远不要只看见这种手段而不看见目的。”
他必须投票反对的一节就是其中规定所支持的候选人，必须是拥护劳工保护的人；奥地利的党拒绝了它，因为在奥地利没有许选权，而且显然有“愚弄资产阶级激进党”的企图。
“……因为我们确信，社会上的统治阶级不能保证实现我们的要求，而我们也不能把工人争取过来，如果我们自己遮蔽了或隐藏了我们的旗帜。”
在通过的决议中省略了包含与资产者妥协的策略的一节。
关于军国主义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充满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并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严格地划清了界限。决议认为剥削制度是潜伏的战争和由此而引起的军国主义的根源；一切消灭军国主义和建立和平的努力，如果不针对战争的经济原因便没有力量。只有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才能够消除军国主义并保证和平。要求工人们：不断地和强有力地反抗一切好战行为，并且通过健全国际组织来加速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是防止世界战争这种可怕的灾难的唯一手段。
荷兰人提出了一项详尽的反建议，他们的提议宣称。
“一切完全由资本家阶级引起而且是为他们谋利益的现代的战争，在他们手里是一种为了转移革命运动的力量和通过加强可耻的剥削来巩固资产阶级的最高权威的手段……”
因此，代表大会决定：
“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将用号召人民总同盟罢工的办法来回答一种可能有的宣战。”[9]
纽文曷司为这项提案进行论证：大国很少有国际的思想，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也有沙文主义者，德国的福尔马尔事件便是明证。社会主义者在战争爆发时必须采取完全一致的态度。否则一声命令各国人民简直会进军并互相残杀。沙文主义在进攻战和防御战之间划分差别。一旦战争发生，社会主义者会被摆到前线上去，以便使他们自相残杀。因此，他们必须拒互相射击。那么，他们确实会被监禁起来，但监禁比死亡要好。反对资产阶级的内战将代替各国之间的战争。不是政府的代表而是人民的代表和国际仲裁法庭应判决民族间的争端。一个民族，如果它不服从这个判决，应该为其他民族所抵制。在目前情况下，人民应该在战时起义。
这个演变是一种正确的革命思想和形形色色的和平主义与工团主义幻想的奇妙的混合，一方面，反对战争的内战，另一方面是仲裁法庭！当李卜克内西相反地指出人们不能事先宣布一种“世界罢工”或者一场革命时，他当然是对的。特别当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性组织和工会组织在各重要资本主义国家还软弱的时候，如果责成党去贯彻那些力所不及的措施，那是荒唐的。此外，如果人们严肃地考虑一下内战的前景，人们就不能怂恿革命的工人们拒绝服兵役并让他们被关在监狱中。因为如果人们没有武器，没有把叛乱的思想灌论到反动军队里去的话，那么开始一个有胜利希望的内战是不可能的。
不过，纽文曷司指出社会党内沙文主义的危险，并且不把福尔马尔事件看成是个别情况，还是绝对正确的。原来德国国会里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大多数成员，早在1885年就投票赞成国家资助的开向殖民地的一条轮船航线，其所持的理由很接近社会爱国主义的精神。因此，讨论未来战争的性质和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态度不是完全多余的。在纽文曷司对于进攻战和防御战的区别的争论中确实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论证。他只指出每一个外交家都善于把任何一种战争说成防御战争。当然，这完全不是证明不可能有正义的防御战争。社会主义者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这种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及在第二国际以后的任何一次大会上都没有被彻底澄清过。
李卜克内西对纽文曷司进行的激烈的回答都忽略了这些问题。他抗议沙文主义的指责，因为根据1870年的立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最不应受到这种指责的。“战争爆发后重法立刻生效，谁要是拒绝，谁便被立刻带到军事法庭并且依军法枪毙。”人们不能被革命的词句弄得自己荒谬可笑。
尽管这一讨论有许多缺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演说中或在通过的决议中都没有人赞同保卫租国，而保卫祖国日后则成为第二国际的信条。
国际在共同行动问题上的软弱表现在关于五一节的讨论中。巴黎代表大会关于五一节的决议，是唯一的强要各党负责进行共同行动的决议，它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有两个最重要的代表团有了异议。德国人和英国人建议将五一节移到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事实上，虽然德国人和英国人在1890年管举行过巨大的示威游行，但并没有打算实行大规模的停止工作。与此同时法国人和奥地利人却为停止工作进行了坚决的和富有成效的斗争。完全取消停止工作的企图，也在法国和奥地利的党的抵抗下失败了。
通过了一项妥协性决议，决议声明：“只要各个国家情况许可的话，五月一日应该是一个休息日。”
第三节反对沙皇制度——“五一节”和策略问题
1893年，苏黎世
苏黎世代表大会是于1898年8月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时刻召开的。在英国，二十万矿山工人举行历时数月的罢工，这是以巨大的力量和决心进行的罢工，并以取得部分胜利而结束。在比利时，工人通过总罢工迫使资产阶级在选举权问题上作了让步。在各个国家，政党和工会组织正在迅速地发展。同时，强烈的军备竞赛给工人阶级提出了加强反对凶险的战争的斗争任务。
在代表大会进入议事日程的讨论之前，必须再次商讨无政府主义者加入的问题。在这大代表大会上，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是以古斯塔夫·兰道耳领导下的”青年派”为代表，该派在1891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从德国党内被开除出去，后来便成为一个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小组。在布鲁塞尔的预备会议上，商定以承认工人组织和政治活动的必要性做为参加的条件。因为兰道耳宣称：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反对任何的政治活动，所以在倍倍尔领导下的德国代表团便提出一项关于参加条件的补充提案，其中说道：
“政治活动应当理解为：工人政党根据力量的情况去利用或力图去赢得政治权利和立法机构，以便促进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夺取政权。在论证时，倍倍尔强调指出，原则性的分歧使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分裂。正像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已经做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者可以为他们自己召集一次特别的代表大会。”正如我们在这方面对右派划清界限那样，我们也要坚决地对左派划清界限。”
倍倍尔的提案被大多数所通过，于是，无政府主义者在抗议声中离开大会。弗·恩格斯出席了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并且发表了总结演说，强调指出与无政府主义者在组织上分裂的必要性。为什么第二国际不实现倍倍尔的诺言？为什么对于右翼划分界限从来没有提得像对左翼那样尖锐？关于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还要谈到。在这里，只指出一种有决定性意义的情况：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贯彻当时直接摆在社会主义政党面前的实际任务是一种阻碍，因为，为政权而斗争的问题还未提上日程，而是为此目的必须首先建立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组织的基础和把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群众中去。在大多数国家内，党把它的力量集中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上。在这种时候，从开头起就不可能与原则上反对在国会内活动的人进行联合的工作。但是，改良主义者不是公开反抗党的实践行动，而是用隐蔽的手段破坏党，并企图使它说离阶级斗争的轨道，这种人在最初似乎不是太危险的；只有当重大的革命任务降临到工人阶级的身上时，改良主义的十分巨大的危险性才显现出来。
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特殊的“意外事故”是：跟否认无政府主义者代表权的同时，罗莎·卢森堡的代表权也被否认了。罗莎·卢森堡是作为波兰和立陶宛的社会主义者报界组织的代表来参加大会的，这个组织是在尖锐地同当时已经传染上波兰民族主义的波兰社会党[10]进行斗中成立的。根据波兰社会党领袖达斯钦斯基的提案她的代表权被剥夺了，达斯钦斯基这个人物在罗莎·卢森堡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牺牲性命十年以后的今天，作为波兰国会的主席扮演着法西斯魁首皮耳苏斯基的忠实奴仆的角色。
关于“战时社会民主党的态度”的讨论，出现了在布鲁塞尔大会中所没有的新的因素：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问题。另一方面，德国人针对着荷兰人的一项在战时同盟罢工和拒绝兵役的提案，提出了一项重复了布鲁塞尔决议的提案。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即1883年创立的“劳动解放社”的领袖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委员会所作报告中反对总罢工，所根据的论据就是当时流行的论据，虽然这种论据已经被1893年比利时的总罢工所扳倒。
“在今日的社会，总罢工是不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可以实现总罢工的手段。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已处于可以实现总罢工的地位时，无产阶级已经控制了经济权，那么总罢工便是荒唐可笑的事情了。”
在军事罢工问题上，普列汉诺夫以下述的理脸补充了李卜克内西的在军国主义国家的审事罢工可能是宣告罢工者被消灭的论点：“军事罢工首先是文明民族被解除武装，而且会把西欧断送给俄罗斯的哥萨克人。”[11]
纽文曷司再次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沙文主义，但是，这一次他不是针对福尔马尔，而是针对倍倍尔，反对倍倍尔在国会里著名的声明：在一场反对俄国沙皇制度的战争中我自己要拿起武器。纽文曷司认为，如果俄国侵入德国，这也许不是一种灾难。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也很有因为野蛮人的入侵而遭到破坏。拒绝服战役确实会导致内战，但宁愿内战，而不要民族间的战争。在英国、比利时、意大利的兵变及1871年的巴黎公社都表明这是可能的。
一位波兰的代表尖锐地反对纽文曷司。他说，倍倍尔的演说在波兰起着激励社会主义思想的作用，并且唤醒居民古老的历史上的革命气质。
李卜克内西又想起了德国社会主义者1870年的态度。他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未放弃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一直拒绝给军国主义提供任何资助。人们必须以社会主义精神去折断军国主义的铁臂。”但是在兵营内实行幼稚的阴谋活动是不能实现这一目的的，我们只有通过在人民中固进行不懈的宣传才能实现这一目的。”
维克多·阿德勒代表奥地利党宣称，人们必须堵塞俄国越过波兰烈士尸体的道路，人们不能把半个社会主义的欧洲交付给俄国。他所说的俄国，不是指俄国人民而是指沙皇制度。”并且在每个国家——也在我们奥地利——我们已怒受够沙皇制度了。”
阿维林代表英国代表团说道：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实行军事罢工，那么我们就要做完全不同的事情了，这时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就是把资本主义送上天堂或送进地狱。”
比利时人伏尔德尔反对德国人的错误观点：即不需要进行一种特别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也善于在审队当中进行鼓动，在兵营内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为了能把真理告诉士兵们，他们在军营之旁举行会议。伏尔德尔提出一项补充提案，其中这样说道：
“在一切立法会议中的工人阶级代表有义务拒能军事拨款，抗议军国主义并且主张裁军。”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总结发言里，极为坚决地为倍倍尔的立场辩护：
“如果德国的军队越过我们国界的话，那么他们是作为解放者而来的，正像一百年前国民议会时代的法国人来到德国一样，他们作为征服王公的胜利者而给人民带来了自由。”
多数法国人与挪威人和澳大利亚人一起投票赞成荷兰的提案。德国人的提案以及比利时人赞成拒绝审事预算和赞成许通裁军的补充提案，在荷兰提案的追随者投弃权票的情况下被通过了。
无疑的，原则上拒绝总罢工和不理解反军国主义工作的必要性的多数派完全是不正确的，可是，当他们拒绝对俄国入侵采取毫不关心的立场，并且强调反对沙皇制度斗争的必要性时，那么他们便与1848年以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完全一致，也便与恩格斯在九十年代所主眼的立易完全一致。1893年俄国无疑是国际反动派最坚强的柱石。虽然，雕维克多·阿德勒就得绝对正确：在奥地利——同样在德国——也有十足的“沙皇制度”，但是，这些国家的形势有所不同，因为当时在俄国还没有革命的群众运动，而是刚刚有一种社会主义组织的萌芽，而德国则正在发展着一个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如果俄国在这时战胜德国，确乎是意味着国际反动派的加强，意味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倒退。因此，恩格斯于1892年在一篇著名的论文《德国的社会主义》里极力主跟在发生俄国进攻德国时保卫民族的必要性。他写道：
“一场俄国人和法国人侵入德国的战争，对德国来说是一场生死的斗争，在这次战争中，只有运用革命的措施才能够保证德国的民族生存。现今的政府，如果它不是被迫，便决不会放任革命。但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能迫使政府这样做或有必要时来代替政府。
我们没有忘记1798年法国所给予我们的伟大的范例。1798年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庆祝典礼就要到来。假使沙皇的占领狂和法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的焦虑要阻止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胜利的、但却是和平的进革的括，那么，这些德国社会主义者——对这些人你们放心好了——准备向全世界证明，今日的德国无产者是不会和百年以前的法国无套裤党不相称的，1893年能够与1798年相媲美。”[12]
恩格斯是在1893年的具体情况下主张德国反对沙皇制度以保卫民族的必要性的，但是，显然他不是主张社会主义者与威廉二世之间保持国内和平，而是主张一场革命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社会主义者应该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普列汉诺夫把德意志军队解放作用和法国革命军队解放作用加以比较时，他也有同样的思想。他一定没有想到在威廉二世统率下的许鲁士近卫兵的解放作用。
在德国帝国主义刚刚开始发展的时期，在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刚刚开始的时期，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对于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问题所采取的态度，自然丝毫不能为1914年德国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立场辩护。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沙皇制度的态度为1914年社会帝国主义罪行进行辩护，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对此已作了充分的批评和反驳，如季诺维也夫在上述书籍中，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13]一书中，以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汇漏《反潮流》中发表的论文和罗莎·卢森堡在她所写的《尤尼乌斯小册子》中即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未试图认真地考察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评，虽然如此，为了1914年的政策它还偶尔虚伪地拨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括。这标志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彻底的系统的破产，这是它转向机会主义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在五一节问题上，所有代表都批评德国党的态度。事实上，按照各党的力量的比例，德国人在执行巴黎代表大会关于五一节的决议所做的努力最少。在1890年4月，国会党团（反对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意见）反对柏林组织关于五一节的一项呼吁书，决定了一项直接反对五一节的呼吁书。国会党团的声明显然和巴黎决议的精神和条文相矛盾，声明上提出了就是那些反对总罢工的理由，来反对实现许通地停止一天工作的计划。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不能昧着我们的良心来要求德国工人们把五月一日变成许通的停止工作日。”
人们应该以集会、庆祝会、示威游行来庆祝五月一日。只有“没有冲突”而可能这样做的地方，人们才应停止工作。这项决议的结果只是在汉堡实行了停止工作，在党的和进步工人的行列中产生了不协调和沮丧情绪，这在“青年派”的反对派中也有部分的反映。弗·恩格斯认为党的领导的决议是正确的，因为反社会主义者法就要期满，而且政府没有挑衅的机会，但他也提到：
“此外，党团的宣言是恶劣的，关于总罢工的胡说是完全多余的。”
如果只是为了在1890年便于废除反社会主义者法而采取某种抑制态度的，那么，这还可原谅。但是，事实上党的领导在对待五月一日停止工作所表现的怠工中表现出其所追求的首尾一贯的路线，即避免任何招致牺牲的斗争。1892年柏林党代表大会直接决定：这一次顾虑到经济危机——如果人们想躲避斗争，那么总会找到借口的——必须放弃停止工作，并使庆祝会在晚间举行。在五一节要求付出不少牺牲的其他国家里，社会主义政党认为他们的光荣职责就是：无论付出任何代价也要满足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要求。比如，法国虽然在1891年五一节时在福尔密（法国北部）野蛮的警察暴行已怒制造了十名牺牲者，可是法国的工人并没有让野蛮的警察残杀阻止了革命的五月示威。在奥地利一匈牙利反动派对待工人阶级的野蛮态度不亚于德国，在那里五一节照例招来无数的惩罚，可是，每年仍以宏伟的气势来度过五一节。
维克多·阿德勒代表委员会所做的报告也公开的表示：由于德国人的退却增加了其他国家工人斗争的困难，所以决议的目的主要是使德国人坚决前进。委员会建议再度肯定布鲁塞尔的决议并补充下面的词句，以便加强它：
“每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有义务，争取实行在五月一日停止工作，并且支持个别地方和个别组织向这个方向所做的每一种努力……”
“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五一示威，应当同时是工人阶级坚强意志的示威，即通过社会革命消灭阶级差别和由此走上通向国内和国际和平的唯一道路的坚强意志的示威。”
阿德勒在提出修正案时说道：
“如果我们不前进一步，那么五一节将会渐渐消失……但是，在德国，人们保持反对停止工作的决议比注意庆祝会在五月一日举行，而不是在五月份的某一个礼拜天举行要更为强烈。”
倍倍尔为德国的立场辩护的演说并不是这位伟大工人领袖一生中的光荣的一页。从他的演说里说出了那种卑下的害怕牺牲的官僚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德国党内，随着组织的加强，特别是工会的加强，获得日益增长的影响。
倍倍尔宣称：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同意这样的决议，它决议违反布鲁塞尔决定剥夺各个党决定五一节应采取什么形式的权利。这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在一大党的会议上，少数投票赞成停止工作，那么按照这项决议多数就必须服从少数。这正是党的纪律的破坏。为此，党不仅必须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还要承担财政上的责任。此外，下面的措辞也是不能接受的：
“阶级差别应通过‘社会革命’的手段来消除，这对一系列德意志国家来讲，会使五一节的庆祝简直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了。”
在人们用“革新”一词代替“革命”以后，德国代表团同意了最后的修正案，然后，德国以及丹麦、保加利亚和俄国反对第一个修正案，并且由于辛格尔的声明使事情更加恶化，声明说德国同志和其他人同样热心地忠诚地“在原则上”同意停止工作，但是他们不能允许”在这方面由某一个人给他们作出规定。”[14]
把国际决议说成是“一个人的规定”，这就表现出对于国际的轻视来，而这种情况正是第二国际各党实践中的特征。事实上停止工作可能招致牺牲的地方，放弃停止工作的策略，在德国在以后年代里也继续推行着。
关于“社会民主党政治策略”的讨论，也暴露了第二国际最大的弱点之一。在当时最重要的领袖们都一致拒绝机会主义的与资产阶级妥协的策略而且在无产阶级革命目的上也都一致的时候，另一方面这些领袖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关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完全没有明确的概念。
委员会提出的，并且以绝大多数通过的决议，含有下列的思想：工会组织和政治活动不仅对于社会主义原则的鼓动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争得迫切需要的改革也是必要的。因此，工人为了在一切立法和行政机关里能够提出他们的要求，必须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并且必须夺取权力工具，以便把这个工具由“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变成为解放无产阶级的工具”。斗争的形式和种类的选择任凭各个国家去决定，然而必须：
“……在这场斗争中，要把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目的、对现今社会的全部的经济、政治和道德的变革摆在显著地位。在任何情形下决不允许把政治活动当做使我们的原则或我们的独立性受到损伤为条件的妥协和同盟的借口。”
决议还宣称赞成创制权和批准法案权（“人民决定”）以及比例选举制度。
这个决议虽然对无原则的妥协提出了警告和提醒工人群众永远不要忘记革命的目的，然而，同时在国家问题上却表现出十足的改良主义观点：并不是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和建立无产阶级国家，而是把资本主义的统治工具，即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所属的官僚机构和武装力量变为解放无产阶级的工具。国际的代表大会绝没有错过一个机会去纪念巴黎公社和预言世界公社的到来，但人们却忘记了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经验中所得出的最重要教训，即是：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够简单地接收旧的国家机器，而是必须粉碎它。
在1891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制定的德国党的纲领（不管恩格斯批评过这个纲领：真正应该包含在内的全部都漏掉了）[15]也暴露出了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明确。这个纲领在第二国际的时代被认为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纲，它虽然完全正确地指明了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趋势、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不可避免地使这个社会走向没落；但是，它满足于这样的一个行动纲领，这个纲领包含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改革，但没有一字提到无产阶级革命关于国家的任务。
王德威尔得，即便是在他堕落得最深的时候，也一直善于用美丽的词句为坏事来作辩护，他特别巧妙地表现了把革命的原则和关于革命任务的原则上的不明确相混合。他宣称：“我们并不忽略议会主义腐化的危险，因为议会主义导致最不自然的妥协，甚至于导致背叛原则。但是，这种腐化危险并不在于议会主义本身，而是在于议会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如果议会掌握在解放了的无产阶级的手中，那么腐化的根源就会消失。但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议会主义的危险，我们会提出某种保证，即要求进入议会的工人代表去履行某些条件。在阶级斗争中，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忽乱：凡是可能意味着那怕是失去一点点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的和资产阶级进行的妥协都不要去做。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无产阶级的胜利。当资本主义没有消灭，资本主义没有被打倒的时候，无产阶级就不能庆祝胜利；但是任何妥协都妨碍消灭资本主义。”
他又说：人们不能够完全禁止妥协，在小的政党还没有选举权的地方，妥协是必要的。
一方面坦率地表示：在国会的舞台上不能够争取到权力。另一方面，把国会转到无产阶叙的手里看作是国家制度方面的革命变革。
荷兰人弗里根提出一项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议案。当时人们把国家社会主义这个名称理解为特别由福尔马尔代表的改良主义观点，这种观点结合着拉萨尔的传统，期望通过资产阶级国家的改革来解决社会问题。的确，决议并没有包括无产阶级与议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政党以及与国家关系的正面规定，但也没有多数决议的不明确的地方，而是明确地就道：
“……在目前社会内，工人状况的改善，只有在改善他们的斗争地位，即是做为争取较好的组织和轻易实行剥夺有产阶级的一种手段的意义下，才能受到工人们的欢迎。”
在论证这项决议时弗里根指出：人们在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行动和可能派一样，即使人们不说出也不写出来”，并给可能派，也就是说给机会主义作了如下的很好的说明：“可能派的特征就是把手段提高作为目的。”
荷兰人的进攻再度引起威廉·李卜克内西行动起来，他同意拒绝“国家社会主义”，正像1892年柏林党代表大会已经声明的那样，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坚决地抗一种认为德国不再站在革命的阶级斗争立场上的“神话”。他说德国的纲领比一切其他纲领更彻底，但是策略问题不是原则问题。“如果在一天当中，条件改变二十四次，那么我们将改变我们的策略二十四次”。荷兰人想把在议会内的活动只限于抗议，这是一个错误。
“正像策略本身没有革命的或反动的一样，国家机器本身也不是反动的。国家机器不外是行使政权的一种工具，一种强有力的、锐利的武器。如果一个敌人用武器进攻我，那么，我不会因为我轻视武器而战胜它，如果我不想让武器打到我自己身上的活，我将夺去他那件武器。和我们对立着的权力，我们只有夺去它的强有力的刀剑才能战胜它！……问题在于争取政权的战斗，这种战斗必须在政治的基础上进行到底，以便把我们的敌人百年以来用狡猾的方法来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立法机器拿到手里”。
在国家问题上李卜克内西公开的采取一种纯粹的改良主义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代表德国人，十分坚定地声明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做任何妥协，正像阿德勒代表奥地利，屠拉梯代表意大利，孔勒代表英国一样。
决议在荷兰投弃权票的情况下被一致通过了。以后还通过了一项关于赞成土地公有制的土地问题的决议和一项关于“民族的和国际的工会的形成”的决议，后者倡导工会之间的松弛的联系和相互的支援，反对荷兰人一项建议成立国际联合的提案，也通过了奥地利的一项向一切国家推荐从事为许通的平等的选举权而斗争的提案。代表大会以恩格斯的演说结束，这个演说包含对于国际的意义的值得注意的阐述，恩格斯说道：
“为了不致变成宗派，我们必须准许讨论，但是，必须可靠地保持一致的立场。自然的联合，志愿的结合已为历届代表大会所支持，这就足以使我们取得胜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从我们手里把这种胜利夺去。”
第四节驱逐无政府主义者——土地和殖民地问题
1896年，伦敦
1895年弗·恩格斯逝世。他的逝世是在德国党和国际内正准备与改良主义者发生决定性的争论的时候，这就更加不幸了。当恩格斯逝世前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发表了窜改过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导言，这个导言多年以来被利用作为反对左派的决定性的论据。恩格斯在这篇导言里强调指出利用普选权和议会的必要性，祝贺德国党在合法斗争的条件下的成长，警告过早的发动，并就有关街垒斗争的问题写道：
“最后，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筑的街区中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顾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斗争，那他一定是个疯子了。”[16]
照这样说，听来就像完全拒绝街垒斗争。但是，小心的主编删除了下面这一段结论：
“这是不是说，街巷斗争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一八四八年时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审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街巷斗争，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街巷斗争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而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举行。而这种力量，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九月四日和十月三十一日在巴黎一样，自然是宁愿采取公开进攻，不是采取消极街垒战术的。”[17]
由于删除了最后一段，显然是根本颠倒了著者要说明的原义。关于未来的街巷斗争形式的脸述完全被窜改为反对一般街巷斗争的警告。恩格斯虽然对这种伪造会提出强硬的抗议，但是，因为他于出版后不久就逝世了，因而不再能阻止滥用他的言语的行为。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的这种不可原谅的行为已经显示出一种趋向，即它将在未来的年代里背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道路，但是恰在以后接着到来的年代里，由于机会主义者的猛烈进攻，德国党和国际却向左转了。
在1896年7月至8月的伦敦代表大会上，没有出现很大的分歧。无政府主义者最终被驱出门外。尽管苏黎世代表大会严格规定了参加的条件，却再次围绕着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权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代表大会决定了未来参加的条件，十分明确地声称：“无政府主义者当然被排除在外。”在驱逐无政府主义者时，主席竟敢用警察来进行威胁，无政府主义者被驱逐以后，在纽文曷司领导下的多数荷兰人也离开了大会。
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被完全地、彻底地从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里驱逐出去。这一点被公开地确认：无政府主义者只要不作为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代表，而作为工会的代表，就能照旧参加会议。问题正是这样被提了出来，即英国社会民主党人伊尔文建议：只准群能保证工人运动政治上完全独立，也就是在选举时不支持自由党或保守党的工会参加。他的建议遭到否决，认为只要承认政治和议会活动的必要性的工会就可以准许加入。由此，工团主义工会当然也被驱逐，这些工会，特别在法国代表团那里，经常派出许多有无政府主义观点的代表。
当对左派划分的界限非常分明的时候，右翼却被米勒兰主义者的代表加强了。他们在特殊的情况下赞同社会主义者。1894年选举时二十五个不同派别的社会主义者当选，此后，在米勒兰和饶勒斯领导下的大约三十名代表（他们是作为资产阶级激进派当选的）声明：准备与社会主义者合并为一个党团。当时，这一小集团只需要在形式上作出让步，承诺在他们的资产阶级改革纲领里接受“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一般要求，这种合并也就实现了。
恩格斯会对这种合并有极大的顾虑。他说：一个联盟要比一种合并好些，无论如何社会主义者必须看到这种可能性：即这是与资产阶级分子打交道，和这些人必然要发生原则性的冲突。人们首先必须对这种可疑的分子保留在议会里和报纸上进行批评的自由。[18]
米勒兰主义者的进一步发展完全证实了恩格斯的怀疑。
改良主义派的三个领袖：饶勒斯、米勒兰、维维安尼要求代表大会根据他们的国会议员的资格承认他们为代表。他们一直等到这种代表原则得不到同情时，才提出社会主义组织的代表资格。
土地问题于1893年就已根据农业国社会主义者的要求提上议事日程了，但当时由于没有时间所以未能封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就详细地讨论起来。委员会的决议就像1893年的决议一样，只限于提出把土地转为公有并组织农村无产阶级来对剥削进行斗争等一般原则。除此之外，由于土地关系的多样性给各国工人党建立有约束性的规则是不可能的。在舍恩兰克引用俾斯麦所采取的措施对于资产阶级国家国有化的幻想提出警告后，一项期待以运转工具的国有化来大大改善农业劳动居民的状况的英国提案被否决了。
关于政治行动的决议包含着革命的社会主义原则和目的的明确的宗旨。
“Ⅰ代表大会把政治活动了解为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解放去夺取政权而进行各种形式的有组织的斗争以及去利用国家与地方的立法与行政机构。
Ⅱ代表大会宣布：夺取政权乃是使工人作为人和公民获得解放，以及建立国际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重要的手段。大会号召各国的工人们联合起来，不要依赖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并且要求：
1．一切成年人都有许通选举权；
2．每个成年人有平等的选举权；
3．采用复选制；
4．国家和地方范围内的创制权和复决权。”
决议还宣称赞成一切民族的完全自决权，反对殖民政策。殖民政策，“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促进文明的借口”，其目的一直只是专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来扩大资本主义的剥削的范围而已。
只讨论了关于“不依赖资产阶级政党独立地”进行斗争的要求。一个英国的工会会员和一个费边社的代表反对这项条款，费边社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集团，恩格斯中肯地称它“一群野心家”。
“他们也还聪明，懂得社会革命必不可免，但是他们不愿意让组笨的无产阶级单独担负这件艰巨的事业，因此他们大发慈悲地自己出来领头了。”[19]
按照他们的“用社会主义浸透自由主义”的原则，他们想使自由党的候选人接受社会主义的要求。费边派代表按照这种策略宣称，在选举当中，他在一个激进派的和一个工人的候选人之间没有发现区别。在倍倍尔的激烈演讲之后，英国工会投了几张反对票决议就被通过了。
与这种明确的革命的政治决议相反，摩尔肯布尔所主张的工人阶级经济政策的决议表现了不明确性，为改良主义观点敞开大门。这个决要求加强国际工人组织来反对正在发展中的国际垄断组织。到这里为止还好。但是，此外也提倡“建立一个国际的机构，这个机构应当监督资产阶级勾结的阴谋，并且利用本国或国际的立法来使这种企业社会化”。所渭“社会化”在这里很明显地理解为不需要推翻资本主义，不需要由无产阶级来取得政权就可以实现的措施。同样的不明确性也表现在对工人的要求上。
“立刻（！）在有关各国为生产的社会化、国家化、地方化准备一定的规则，并且，为了导致一种尽可能一样的国际的处理办法，要互相通知所采取的步调。”
这里显然指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社会化，而下一段关于工会斗争是这样说的。
“只有当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和交通工具——由社会占有，才能够结束对工人的剥削。这要有立法制度作为必要的前提。为了彻底的实现这一任务，工人阶级必须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但是，只有当他们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才能成为政治力量。因为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所以它把工人变成了政治力量。”
虽然在改良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之间有意地模棱两可地使用了美丽的词句，可是决议获得了几乎一致的通过。只有法国的少数代表投反对票，因为决议拒绝国际总罢工。
关于战争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它和以前的决定相比意味着后退了一步。决议要求废除常备军，武装人民，建立仲裁法庭，“遇到政府不接受仲裁法庭的决定时”，直接由人民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决议说，这些要求只有”当工人阶级在立法方面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并通过赞同国际社会主义而建立了真正的民族间的兄弟友谊时“才能够实现。当开出了一切可能有的和平主义的药方，并指出了仅通过议会影响来保证药方的可能性的时候，法国的提倡总罢工并倡议”运用革命的手段做为保持和平的最后的手段”的建议没有得到支持。
第五节反对米勒兰主义的斗争考茨基的“橡皮性”[20]
决议1900年，巴黎
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0年9月举行，这次大会必须对于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现象表示态度。改良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已经成熟。它从伯恩施坦那里获得了理论纲领，伯恩施坦在他的1898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中形成了修正主义的体系。由于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并且由于饶勒斯的追随者赞成这种步骤，改良主义在实践上作了第一次大的试验。
罗莎·卢森堡开始了她的反对修正主义的耀煌的战斗，她给米勒兰主义以一种毁灭性的批评。[21]德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斯图加特和1899年汉诺威党代表大会坚决地拒绝修正主义观点，虽然没有作出任何组织上的措施。在法国饶勒斯派偏袒米勒兰，导致了1894年的联合阵线的瓦解。在盖得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在瓦尔锡领导下的布朗基派，对联合政策（或像当时人所说的“米勒兰主义”）的追随者进行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同时，十九世纪末叶的特点是开始了一连串的殖民战争，这些战争揭开了帝国主义时代：1898年为争夺古巴发生了美西战争，1899年开始了英帝国主义对布尔共和国发动的战争和在德国主谋之下欧洲列强的武装干涉中国。
和这种情况相适应，反对米勒兰主义和反对战争的斗争是代表大会最重要的问题。纽文厄斯于1889年在巴黎代表大会上，已经天真而激动地提出过社会主义者加入政府的问题：
“如果人们在一个内阁里给我一个席位——我不希望，但我也不怕人们这样做——那么，我便提出一项唯一的条件：即是，人们攻击私人所有制吗？如果人们回答我，是，我可能踌躇地但有义务地接受。如果人们回答我，不是，我将要说，魔鬼，离开我！你是想要引诱我！”
米勒兰事件并不是和相信或主跟能够在这条道路上废除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者组织联合政府的问题。这是一个野心的背叛者利用有利的时机来取得部长席位的典型例子。法国多年以来，由于军国主义者和僧侣为一方同金融资本的民主共和派的代理人为另一方之间的斗争被弄得分崩离析。如果反动集团由于德雷福斯事件而声名狼藉，那么共和党人也由于巴拿马运河事件而丑恶不堪。德雷福斯事件是根据一个军阀的可耻的伪造的证据和伪誓而将一个犹太军官判决为间谍的，所以引起广大群众的震动。在盖得的倾导下，法国工人运动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派，对于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种“中立”的麻木不仁的宗派立场。这个派别以认识到这是两个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争论自满，并不企图通过加强反对罪国主义的斗争在对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它的腐化行为划清明确的界限的同时，也使反对阶级裁判和反对军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带有无产阶级性质。反之，饶勒斯的追随者投到了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一边，并且在反对反动派的斗争中没有同他们划清界限，这就为米勒兰的“试验”创造了前提。
米勒兰在1899年没有经过他的党的同意，未经资产阶级政党与社会主义者任何的协商和协定便进入瓦尔德克——卢梭政府。保卫共和国反对反动派被提出来作为这种行动的目的。因为社会主义者对这个政府绝不承担任何义务，所以问题不在于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盖得派也立刻拒绝对米勒兰的行动负任何责任并且进行了反对政府的坚决的斗争。
假如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一致态度，那么，问题只是关于一个背叛者的个人的事件。但是，糟糕的是，饶勒斯的追随者把米勒兰进入政府夸奖为民主的进步，并多年来竭力支持政府的资产阶级政策。
米勒兰政府在巴黎代表大会以前，在它成立的初期，就由于警察镇压了在夏龙举行的罢工从而沾染上了工人的鲜血。这样，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的原则问题，第一次全部被揭示出来了。
处理这一问题的委员会的多数确实——正像报告者王德威尔得所就的—都认为：除法国外，这个问题对于每个国家都“是一个纯粹学术的而且完全是地方性质的问题。”饶勒斯看得远，因为他认为凡是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发展起来的地方，各处都会发生加入政府当部长的问题。他还就，法国民主的高度发展使这个问题在那里首先成为迫切的问题。事实上，就像未来的发展所表明的那样，这里决定的不是个别问题，而是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国家和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态度问题。罗莎·卢森堡是这样提出问题，并且作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民主党按照它的性质来说，必须起反对党的作用，只是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它才允成为执政的党。”[22]
在代表大会上，夺取国家政权和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问题作为一个议事日程的项目进行了讨论。关于联盟的问题，一致通过了由盖得提出的一项议案：与资产阶级政党在选举中的联盟不可能是长久的，否则违背了党的根本原则——阶级斗争。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和有限的期间内才允许与资产阶级政党采取一致行动。
决议本身是正确的，可是，就它没有提到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允许联盟，特别是没有规定不许联盟削弱为无产阶级基本要求而进行的斗争，这是有缺点的。然而，这里只是一个策略问题，但是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的问题是一个原则问题。
在巴黎代表大会上，不是这样提出问题，而是歪曲和冲淡问题，从一个原则的问题变成为一个策略问题，这首先是考茨基的错误。考茨基当时还是左派。他曾于1899年在汉诺威党代表大会上，站在罗莎·卢森堡一边进行反对伯恩施坦的尖锐斗争。在这里，他首次在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采取了中间立场，这种态度是他所领导的所谓“中派”的标帜。
被委员会的多数同意的考茨基的决议案说道：
“在现代民主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能是单纯的突击工作，而只能是政治上经济上组织无产阶级的长期耐心的工作、他的物质的和道德的革新、逐步在地方团体或立法当局内夺取席位的结果。
但是，在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统治权不能以一点一点的方式赢得。个别的社会党人进入资产阶级内阁不是作为夺取政权的正常的开始，而只能是一种紧迫的局面下暂时的权宜之针。
是否在现实状况中存在这样的紧迫的局面，这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关于此事无需由代表大会作决定。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危险的试验，只有统一的党组织的同意，只有社会党的部长现在是将来也是他的党的代表时才是有好处的。
当社会党的部长离开党而独立行动，当他不再是他的党的代表，这时，他进入内阁就不是加强无产阶级力量的手段，而是削弱无产阶级的手段，不是促进夺取政权的手段，而是妨碍夺取政权的手段。
代表大会声称：如果有组织的党认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经济斗争中内阁若表示出偏袒时，社会主义者必须退出资产阶级内阁。”[23]
众所周知，决议绝没有在原则上谴责社会主义者加入资产阶级政府。批评主要是针对着米勒兰不依赖于党而推行他的联盟政策，这就是说，党实际上被置于为资产阶级政府服务的地位，但不给党以参加决定一般政策的机会。
自从那个时候以来，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政策中取得的丰富经验已经充分表明：这不是米勒兰事件的特点，而凡是在形式上联合的地方，凡是部长是作为党的代理人而进入政府的地方，也总是表现出：这些部长由资产阶级政党来规定他们的政府活动，从而利用党的官僚来争取党员群众支持这种政策，或至少是阻止反对这种政策的叛乱。当然，考茨基决议包含一种对于米勒兰的个人的谴责，但因为决议显然容许了这种可能性，即这种“危险的试验”也能是有好处的，甚至可能是一个（即使不是正常的）取得政权的道路，所以这意味着原则上对改良主义的最大让步。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维护者把这一简单的原则都忘记了：即在阶级社会里，作为国家执行机关的政府只能代表一个阶级即统治阶级的利益，以至他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经济斗争中的偏袒行为”不是作为必然性提出，而是作为一种可能的情形提出的。普列汉诺夫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深奥的思想，他在一项修正案中只允许社会主义者进入这样的资产阶级内阁，就是“在工人和资本家之周的各种斗争中不屈不挠地守中立（！）”的内阁。
这种智慧并没有怎样感动王德威尔得，以致他用一种雅谑蔑视了它。他在论证考茨基决议时着重强调：这只是关于策略问题，不是关于原则问题。“坚持原则，但策略则是各个国家的事情。”他就是这样说明了委员会多数派的意见。他宣称：盖得派一方面要用选票来夺取国家和地方的政权（例如接受市长位置），但又对社会主义者根本关闭了到内阁去的门，这是自相矛盾的。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
意大利社会主义者费里，代表少数派论证盖得的议案：
“巴黎第五次国际代表大会一再声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无论是用和平的还是用暴力的方法完成的，都意味着在政治上剥夺资本家阶级。
因此，只允许无产阶级靠自己的力量、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用夺取代表权的形式来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禁止任何社会主义者参加到社会主义者必须对它采取不屈不挠的反对派态度的资产阶级政府里去。”[24]
他把委员会动摇的态度说成是各国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的象征。他说，人们不能以“考茨基的橡皮性决议”来着手做任何事情，一个固定的规则则是必要的。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能勒斯派的功绩是在反对僧侣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斗争中起了领导作用，而盖得派却消极地站在一旁。另一方面，饶勒斯由于袒护米勒兰而犯了错误。资产阶级各按照社会主义的发展情况使用不同的手法来和社会主义进行战斗。
“婴儿社会主义被它诽谤和嘲笑，儿童社会主义被用反动的措施来迫害，但是，对青年社会主义它企图施行催眠术并使它离开正路。它好像是一位岳母，很想把她的女儿嫁出去。女儿被打扮和修简起来，她走向前去，如果青年社会主义作了她的亲切态度的俘虏，那么，他将变成为一个驯服的、屈从的、不幸的丈夫了……
考茨基的决议是由如果和但是组成的，它有小后门，虽然决议对重演米勒兰事件关了们，但是，窗户还是开着。原则被人写在广告牌上当幌子，表面看来原则像是得救了，但实际上什么事都可以允许。固然淡到了‘危险'的试验，但是人们会这样说：我们是担得起风险的有勇气的人！决议中介韶了一个带有社会主义原则的资产阶级策略。因此，我们就要遭到失败。策略和原则之间没有区别。实践只是实用的理论，理论只是实用的实践。在法国议会内，没有社会主义者对于进军中国提出抗议，甚至于同意为了这种掠夺的拨款，这个事实就说明我们走到何处去了。”[25]
饶勒斯首先辩解：与资产阶级政党实行选举同盟的策略是一切社会主义政党所允许的。他说米勒兰的部长职位，虽不是由选举人选出，仅是从总统的手里得到的，可是在选举总统时则由选举人选出的代表参与其事！饶勒斯最后宣称：他同意考茨基的决议，因为它把部长问题不是当作原则问题，而是当作策略问题。工人阶级已成熟到足以处理他们自己的事情的地步，人们不要束缚他们的手脚。社会主义者作为他的党的代表进入资产阶级内阁是政治上剁夺资产阶级的开始。这种坦率的自白被代表大会的多数以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所通过！
盖得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他认为与资产阶级政党结成的选举同盟必须限制在最小限度内。阶级斗争愈尖锐，同盟消失得就愈快。一些社会主义者进入内阁，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实现部分的改革而已，并不能改变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不仅夺取中央的政权是必要的，而且要实行1789年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所害怕的无产阶级专政。虽然，社会主义是成长了，但是它在广度方面所获得的，就是它在深度方面所损失的。看来，它的腰板不像以前那样硬实了。
盖得反对考茨基的决议案，并拨引了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话，李卜克内西层说过，一个社会主义者进入了资产阶级内阁就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
“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排除了使同一个人既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又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如果一个有组织的党支持社会主义者参加内阁，也不能改变上述情况。这只有使局势变得更坏，因为整个党就要对资产阶级内阁的错误和罪行以及它的破产负责。一旦士兵的枪声和宪兵的剑光使无产阶级弄明白这个妥协部长的意义时，党便失掉了无产阶级的信任。每一个部长都要为内阁的全部政策，也为它的外交政策，为战争和海军拨款负责。英国的或德国的米勒兰，会以他们的行为危害国际的团结。考茨基决议的矛盾对于无产阶级的前进是一个严重的危险。因此，我们确信，对于无产阶级来乱，除去阶级斗争以外，没有希望！”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末一次，第二国际的领袖在一次代表大会上明确而公开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的学说，即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这种专政才能过渡到一切阶级的消灭——马克思本人把它看成为他的理论的核心——[26]，除布尔什维克党以外，被第二国际各政党长期遗忘了。
比利时改良主义者安塞尔祝贺考茨基的决议中开辟了改良主义实践的新阶段。
“考茨基决议中最有意义的是表示了一种思想，即社会主义的胜利不能是一次突击的结果，而只能是长久的和缓慢的工作的结果。这是与过去决裂。迄今为止，正像教会向它们的信徒指引天国的壮丽，正像资产阶级向它的群众指引政治自由的万能力量，们也长期宣传关于革命的像大日子的信仰。因此，有一种意见常常出现，仿佛我们在那个日子来到以前可以把双手放在膝盖上静等。从今日起需要另外一种策略[27]——这个策略不像盖得所担心的那样会使社会主义者的觉悟减弱——连续不断每天孜孜不倦地工作的策略。鼓动年青的、热情的心去进行伟大的最后的斗争是轻而易举的，作为一个组织的成员日复一日地去履行他的细小的劳累的义务是要艰难得多。建筑街垒是十分光荣的，细小工作同样也是光荣的。我们向以前的革命先驱者致敬，但是，我们也不低估那些使用更好的适应今天环境的斗争方式的人们。”
可是，甚至安塞尔也认为需要用一种革命的词句来模糊这种改良主义的无耻自白。
“虽然我们为达到我们的目的只使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但我们将很难避免最后的一次斗争，因为资产阶级在他们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剥夺的时候，并不是没有抵抗的。”
公社战士、布朗基派领导者瓦尔揭同盖得团结在一起，认为考茨基决议是向伯恩施坦投降。
阿埃尔也重弹了安塞尔的论调；他当时早已完全转到修正主义者一边。他的演讲唯一惋惜的就是人们在德国还没有能够进入内阁。“无疑的”，他说，“米勒兰事件在我们这里还未出现！……但是，我希望，不人我得也能够如此。”他说，诚然，一个党员未得党的同意而进入内阁，在德国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法国党已经支离破碎的情况下，米勒兰应该去问谁呢？
这一位渴望得到部长地位的社会主义者当然是赞同考茨基的决议的，虽然他不能每一句都赞成，但是，他是同意这个决议的一般倾向的。
虽然决议受到欢迎，但考茨基不觉得有加强他的决议案的必要。在盖得派的惜怒呼声下，决议案以29票对9票通过了。每个国家有两票投票权，只有保加利亚和爱尔兰各投了两票反对票；法国、波兰、俄国、意大利和美国都各投了一票反对票。
这次表决是国际革命派的第一次大失败，但关于殖民地问题和关于军国主义问题的决议则充满着明确的革命精神。就是那位在不久暴露出他是荷兰社会帝国主义头目的王·柯尔，代表委员会提出一项议案，其中认为无产阶级有义务以各种手段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殖民政策的斗争，在殖民地促进社会主义政党的形成并与他们建立紧密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英国工人代表发言为这项决议辩护：社会主义者联盟创始人海德门，特别强调英国工人一致拒绝布尔战争的哈利·奎尔奇，以及伦敦煤气工人的领袖，在公开的斗争中被选入议会的第一个候选人康兰。康兰宣称：
“在英国，人们现在特别致力于去说服工会会员们，说什么殖民政策对他们有利，因为，它创造一个新的销售市场，从而就会增加劳动的机会，提高工资。但是英国工会会员们并没有上这种说法的圈套，他们答复道：只要英国还有儿童饿着肚子走向学校，只要有工人衣衫褴褛地流浪街头，失业而陷于贫困，那么英国工人对往殖民地输出他们生产的商品是无兴趣的。如果侵略主义者现在欢呼，英国已变成为一个太阳永不没落的大国，那么我便这样说。英国有成千个太阳还从未升起过的地方。”[28]
决议获得了一致的通过。
罗莎·卢森堡[29]提出了反对罪国主义的决议案。
她提到世界政治中的新现象，提到已经导致四次流血战争的殖民剥削的发展，并提到将席卷各国的长期战争的危险。由此，也为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创造了一个新的基础。工人政党的国际的合作不仅从日常斗争的观点来看是必要的，而且从考虑社会主义最终目的上来看也是必要的。罗莎·卢森堡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提出的思想成为以后反战决议的核心，即利用战争所引起的危机来推翻本主义。
“这越来越可能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不是经济危机的结果，而是世界政策促成的政治危机的结果。也许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还延续很久。但是，最后消灭的时刻迟早会来临的，为了我们能够在这个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起伟大的作用，各国无产阶级就必须通过经常不断的国际行动为这一时刻做准备。”
一致通过的决议，强调强有力的国际活动的必要性，以及反对军国主义和世界政策的联合斗争的必要性。当时世界政策指得是帝国主义政策。
为达此目的所提倡的实际手段就是：
1．教育和组织青年进行阶级斗争；
2．一切议会的社会党代表有责任无条件地投票反对有关军国主义、海上军备主义或殖民远征的任何开支，
3．每逢具有国际影响的适当机会，就组织一种同一时间和同一类型的抗议军国主义运动。
此外，代表大会抗议海牙代表会议[30]的和平骗局。
这个决议比以前的决定前进了一步。虽然帝国主义的问题未
被充分地讨论，虽然人们没有更精确地去分析新的国际形势，但却明确地指出了最基本的要点：国际战争危险的尖锐化，只为剥削服务的、凶恶的战争的反动性质，无产阶级加强其国际行动的责任。
国际行动的日益增强的统一性也应该有组织上的保证。
王·柯尔确认，至今为止国际代表大会，只是通过了动听的决议，这似乎就是满好了。这种缺点是第二国际的根本弊病，应该通过建立一个常设的国际委员会，一个国际的秘书处，以及一个各国议会委员会来补救。但是，这种组织上的措施实际上没有用处因为国际执行局绝无行政权力，没有方法去监督和领导各个党的活动，没有全权对违反国际代表大会决定的支部采取行动，所以王·柯尔所指出的状况继续保持不变。
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平等的、直接的、秘密的选举权的决定，其中特别强调了妇女选举权的要求。这既没有阻止奥地利党也没有阻止比利时党，为了与资产阶级政党妥协，在实际斗争中放蘖了妇女选举权的要求。
代表大会简短地讨论了关于总罢工的问题就闭会了。
德国工会领袖列金重复了人所共知的烂熟的论据：组织还没有强固到足以领导总罢工的地步。白里安表现为总罢工的提倡者，他在投到资产阶级一边之前扮演着激进派的角色。
“对于我——这位长于辞令的大师宣称——总罢工是一种进行比过去任何革命提供的保证都要多的革命的手段，即是一种不再让个别人摘取胜利的果实，而是会使无产阶级有可能为了获得社会的生产资料而没收社会生产资料的革命。”
拉丁语系国家的部分代表和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连同法国的左翼，在这种意义上赞成少数派的决议。
第六节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1904年，阿姆斯特丹
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是第二国际发展的顶点。它对于震动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帝国主义战争，即对于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必须表示态度，并且对于与修正主义的重大原则分歧也必须表示态度，由于法国的米勒兰事件，而且也由于德国为了估价1903年的重大选举胜利而展开的斗争，使这种分歧达到了极端尖锐的地步。代表大会在这两个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明确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立场。
德国党，第二国际的主要的党，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过去并不是始终站在国际的左翼方面，但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它却以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捍卫者出现而反对修正主义。实际上，1903年和1904年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的顶点，同时也是奥古斯特·倍倍尔政治生活的最高峰。
1903年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深受倍倍尔反对修正主义的激昂的、原则性的斗争的影响。倍倍尔过去从未像现在这样清楚地表达了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革命意志，他过去从未像现在这样在德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心目中获得这么大的信任。
19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在反对保护关税政策、反对军国主义和威廉二世独裁统治的斗争的标志下参加选举斗争的，和1898年相比，社会民主党的票数从二百一十万增加到三百万，它占选票总数的百分比从百分之十八点四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四，它的席位从三十二增加到五十六。
朋友和敌人都提出问题：这种重大的选举胜利的后果会是什么呢？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坚持革命的阶级斗争路线，那么，它日益增长的力量必然导至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阶级斗争的加剧。倍倍尔和当时还站在左翼一边的考茨基，都预见到这种远景。具有民主幻想的改良主义追随者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他们期望，现在会以更快的速度“长入到社会主义”，他们期望，按照米勒兰的榜样在德国也实际实行“逐步地取得政权”。肆无忌惮的改良主义者伯恩施坦立即实际地提出问题。这涉及到在国会内占据一个副议长的位置，社会民主党按照它的国会党团的力量似乎有资格占有这个位置。可是按照议会的习惯，这种职位便负有义务“走向宫廷”表白他最忠顺于“皇帝陛下”威廉二世。伯恩施坦声称这是一种不重要的仪式。但是，倍倍尔表达了党员群众的意见，当时他宣称：群众对于向“统治势力的代表”接近将大为不满，这个统治势力的代表一有机会就大肆攻击“国内的敌人”。
伯恩施坦的得到福尔马尔和国会党团的一大部分人支持的攻击和资产阶级报刊上爆发的和社会主义者合作问题的争论，引起了倍倍尔与修正主义者进行总清算。
一项不仅批评伯恩施坦在副议长问题上的提案，而且也批一般的修正主义的企图，谴责向资产阶级集团接近的策略，以尖锐的形式重复1900年考茨基反对参加政府的提案的决议，用记名投票的方式以288对11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可是在这些毫无主见的人当中也有阿埃尔、海涅、科耳伯、波伊斯、休特古姆这些修正主义的著名头目。他们为这种手腕提供论据：他们就他们不知道“修正主义”，因此，他们不参与修正主义的企图，并且根本不想去拒绝这种“行之有效的、充满胜利的并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策略”，这种策略是决议所承认的。
这当然是一种有意识的手段，以便通过表面上赞同党的原则，便于隐蔽地和执拗地推翻党的这些原则。这种毫无原则或否认原则的方法是一般机会主义的特征。机会主义只有当它隐蔽了自己的真正本质的时候，才能够在无产阶级党内发展起来并且获得影响。德国的修正主义者把这种以退为进的和秘密颠覆党的手法发展到纯熟的程度。倍倍尔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不惜用强有力的言语和威胁。他要求党必须给国会党团规定策略，并且直接提到沃尔夫岗·海涅时说：“谁要不服从，谁就滚出去！”[31]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是倍倍尔事业的顶点，他绝不愿意掩饰矛盾，并且绝不愿意忍耐不惜任何牺牲的任意的统一策略，这策略以后使党陷于泥潭之中。
“没有原则和信念的统一，没有一致的目的，便没有联合和斗争的热情。”[32]
当时倍倍尔是这样说的。但是，修正主义者所采取的策略，即形式上遵守纪律、服从、退却的策略，接受一切决议的策略，导致左派——它从没有像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这样强大，因为它被工人们由于选举成就而鼓舞起来的力量的信念所支持——看不出已有的改良主义者采取组织措施的机会。当修正主义者散播谣言，说人们要起草一项不能为右派代表接受的议案，以便按照这种方式把右派代表从党内排斥出去，决议的起草人就驳斥了这种盖言，说它是一种恶意的诽谤。罗莎·卢森堡骨在伯恩施坦第一次出场时提议把持有这种观点的代表从党内驱逐出去，事实上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任何人都没有重复这一提议。资产阶级观点的代表则仍留在党的内部，而且占据了党的富有影响的位置，（甚至倍倍尔新苦说，康尔特·艾斯奈尔领导下的《前进报》没有刊登他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并逐渐地夺取了党的机构，首先是夺取了工会。
在同一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在列宁倾导下的革命派和在马尔托夫领导下的妥协派之间也爆发了原则性的斗争。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于自由党人的态度问题，并不是从议会选举策略的立场上，而是从准备反对沙皇制度的日益临近的革命的立场上来讨论的。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党纲，这个党纲与爱尔福特纲领相反，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的绝对必要的条件。
这里讨论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者允许不允许在资产阶级报界工作，而是，社会主义者在非法的组织内不能有规则和守纪律地去实现他们的责任时是否能够算作党员。这是组织条例第一条上的著名问题。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可调和性，就在于他把这种组织原则看成是工人党的纯洁性不受小资产阶级分子影响的保证，看成是创建一个能够胜任组织革命的重大任务的党的前提条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在列宁领导下的多数派、即布尔什稚克，和在马尔托夫领导下的机会主义的少数派、即孟什维克之间实现了正式的组织上的分裂。
反对改良主义斗争的彻底性（这在德国党内直到1914年没有实现），工人党革命派的独立的组织上的制度的彻底性，在俄国党内于1903年已经实现。俄国无产阶级于1905年革命时能把群众运动的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手中，1914年毫不动摇地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1917年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为胜利的无产阶叙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在1904年，当日俄战争爆发时，俄国社会民主党一致反对战争。当代表大会致开幕词时，俄国的领导者普列汉诺夫，同日本党的领导者片山潜从他们的在主席旁边的席位上站起来并互相握手时，这就是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庄严誓约，这使各国的社会主义工人们充满了骄傲和喜悦。代表大会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十年以后，普列汉诺夫忘记了这个庄严的誓豹，他和孟什维克打伙，堕落到对沙皇的“祖国”作爱国的颂扬，但是，片山潜实现了他在1904年对国际工人阶级发出的誓约。
然而，大会的重点不是国际政策的问题，而是议事日程上的项目，“社会党策略的国际规则。”委员会在27票赞成、3票反对、10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盖得派的提案，这个提案包含了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决的主要部分。这项决议写道[33]：
“代表大会痛斥修正主义者的企图。他们的企图在于修改我们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受过考验的和所向无敌的策略，想用一种迎合现存的社会秩序的政策来代替战胜敌人从而夺取政权的政策。
这种修正主义策略的后果就会是：使得争取尽快地实现把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成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这个政党，也就是的的确确是革命的政党，变成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良的政党。
因此，和修正主义的目的相反，代表大会深信阶级矛盾并未减弱，而是在继续地增长。代表大会宣称：
一、对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党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决不承认企图维持执政统治阶秘的任何措施。
二、按照1900年在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考茨基的决议，社会民主党不能力求参加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政权。
代表大会进一步谴责为了便于依靠资产阶级政党而掩饰当前存在的阶级矛盾的任何企图。
代表大会期望，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运用由于它的成员的增加及支持他们的选民群众的巨大增长所获得的较大的势力，和从前一样地来解释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并且与我们纲领的基本原则相适应，利用这一势力，到处最有力地和最强烈地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扩大并保证政治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比迄今以前更为努力地进行反对军国主义、扩充海军、殖民政策和世界霸权政策、反对不公平、压迫和各种形式的剥削的斗争，并为扩大社会立法和为工人阶级的政治和交化事业的实现而积极斗争。”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尽管引用了1900年考茨基的橡皮性决议，而参加资产阶叙政府的问题却比那时写得更为明确和更为尖锐了。在法国迄今为止的内阁主义的成果使左派（倍倍尔、普列汉诺夫、考茨基）赞同这样一种更为尖锐的说法。考茨基本人在《新时代》上发表的一系列交章，比他在巴黎代表大会上更尖锐地和更有原则性地攻击了米勒兰主义。在1901年他这样写道：米勒兰在内阁中的活动不只是破坏了党，而且也腐蚀了党。考茨基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上宣称：他在巴黎探究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原则上反对米勒兰，但为了能促成法国党的团结，把他的态度只作为缺点提出，而不是作为罪行提出的。但是，他的决议是反对修正主义这种“没有革命就能逐渐地夺取政权”的观点的。[34]
于是，德累斯顿决议按上面一再提到的阿姆斯特丹决议的形式加强了对米勒兰主义的谴责。[35]
饶勒斯在委员会内是相当孤立的，因为他无条件地为内阁辩护，但是，他得到一群“泥潭”派的支持，这个集团在阿德勒和王德威尔得的领导下，竭尽全力来削弱决议，为了使决议能被修正主义者所接受。他们提出一系列“修改”意见，归根到底是要到处把“修正主义的”字眼删掉，而且用对这种政策的危险和有害提出警告的办法来代替对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谴责。因此，对改良主义和解的建议的赞成者不少于十六位代表。这种“和解者”中的大部分，在委员会内在表决多数派决议时弃权。此外，多数派并没有把不可调和性扩展到组织方案上，这表现在一致通过的一项决议上，决议要求在任何国家只应蔟存在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所有的同志和组织负有义务在国际决议的基础上实现组织的统一。
人们也没有想到把法国的饶勒斯派，德国的修正主义者排除出国际去，人们只希望达到在一个统一的组织范围内服从国际的决议。王德威尔得作为委员会的报告人“客观地”重复了赞成和反对德累斯顿决议的论据，他恰恰是把重点放在这种组织的形式上的统一问题上。
饶勒斯为米勒兰主义作了一番热情的演说，颂扬了米勒兰的政府活动的“成果”。
“我们已拯救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已为自由思想准备了一个场所，我们已击退僧侣主义，我们主张世界和平，我们已打退了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
饶勒斯为与资产阶级“激进社会主义”政党实行联合作辩护，他大胆地断言这个党“无产阶级政党，但也不是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政党。”他宣传参加政府是夺取政权的道路，无产阶级的力量愈强大，在一切国家不得不走这种道路的就愈多。他说在意大利、比利时和英国的情况正是这样；德国人的一个极不幸的错误就是他们想通过德累斯顿决议强使所有其他国家接受他们的策略。
饶勒斯因此从防御进入反攻。他说，不是法国社会党人的大胆的尝试，而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的无权，挡住了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选举上的力量增加得愈多，这种表面上的权力和实际上的权力之间的矛盾就愈大。德国人不懂得如何利用三百万张选票的威力，因为，他们既没有实行革命的活动，也没有实行议会的活动。缺乏革命的传统。“赤色王国”萨克森没有抵抗地被剥夺了选举权，克虏伯企业的工人会向皇帝发出一个低声下气的庆贺电文。德国的议会对于行政权力是没有影响的，即使社会党人在议会中占多数，他们也不能够做什么事。
“但是，你们还不知道—他向德国党的代表这样叫道——在实践上，你们将要走哪条路，你们是走革命的道路，还是走议会的道路？……
人们期望你们在像大胜利之后的一个早晨有一个斗争口号、一个行动纲领、一种策略。你们对事实进行试验、摸索、窥探——但是智慧还没有成熟。你们站在你们出色的考茨基同志会一辈子提供给你们的理论公式的不可调和性后面，在你们本国的无产阶级面前，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遮掩你们的行动上的无能。”
他说，在一个国家里，民主越多，自由越多，德国的提案就越会阻碍无产阶级的发展。
倍倍尔用一种原则性的阐述民主、共和国和参加政府的问题来回答，同时这种固述也是对今日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的最尖锐的谴责。
他说道：反对德累斯顿决议的借口是这个决议只适合于德国的条件。的确，德国不仅是一个君主国，而且是由差不多二十四个君主国组成的。除俄国和土耳其外，它也许是欧洲最反动的国家。但是，决议对其他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也是适用的。
“不言自明，我们是共和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者。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热衷于资产阶级共和国。尽管我们因为你们有共和国而羡慕你们法国人，并且希望我们也有一个共和国，但是，我们并不想为了它而把头打破。但是，不论是君主国，或者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两者都是阶级国家，两者全是维持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国家形式，两者是规定来保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36]
倍倍尔用几个例子加以解释。他说，没有一个地方罢工的工人受到比大洋彼岸的大共和国更坏和更卑鄙的待遇。甚至在瑞士国民审也被召来镇压罢工，在法国只要发生大罢工，就召募军队来反对工人。即使是在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兰内阁统治下，警察在一次攻击巴黎劳工交易所时就打伤了70名工人，但是，当瓦尔扬在议会里要求惩罚有罪的警察官员时，一部分饶勒斯派竟投反对票！
“在德国，如果一个工人代表胆敢为了政府的利益，而通过一项牺牲无产阶级最重要的利益的议事日程，他将在第二天失掉他的席位，并且永远不能再成为工人代表。”
倍倍尔说得很对：革命的策略绝不排除为改良而斗争，相反，党恰恰是通过它的斗争策略，迫使俾斯麦政府在社会政策问题上对它作了让步。
他又说道，但是，尽管有一切改良和让步，人们决不允许忘记使社会主义者与它的敌人分离开的深不可测的裂口。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压抑一个社会主义运动在英国的发生，总是过早地作了让步。如果自由主义在以后几次选举中取得胜利，它可能使一个社会主义者，或辞是约翰·布恩士进入政府，但不是为了迁就社会主义，而是为了预防它。[37]
倍倍尔坚定地反对这种就法：即饶勒斯集团通过它的政策服务于和平事业。他说，相反，它赞成陆军的和海军的预算，赞成殖民地预算，赞成间接税，赞成秘密基金。米勒兰虽然不欢迎1900年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但是他却欢迎最残酷的暴君沙皇。机会主义政策的后果就是：在议会内任何一次表决时饶勒斯集团都分裂为二至三部分。这种不幸的景象必须告一结束，以便法国的社会主义能够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再占有它所应得的地位。
这种光辉的、受到暴风雨般掌声欢迎的演就之后，维克多·阿德勒唱出了一支和解的挽歌。他说，他站在德累斯顿决议的原则的基础之上，但是，人们应当不要谴责、伤害或者处罚任何人。他又说，必须把德累斯顿决议的牙齿拔掉，以便没有人会被它伤害。他怀疑国际惩罚的新安排将会有什么好处。
费里代表意大利党的多数发言。他说：意大利党三年之久的修正主义的实践取得了不幸的经验。同自由党联合的结果是自由党政府对工人运动实行残酷的镇压。人们必须促成统一，但它必须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统一。
比利时人安塞尔，曾在1900年热烈地欢呼”新策略”，他提到1902年比利时选举权罢工的经验。比利时党不管机会主义的强烈影响在1902年他们的领导在群众斗争意志的压力下决定为争取许选权实行总罢工。因为群众虽然在斗争中表现出极大的决心，但是领袖们只是等待机会去取消斗争和与资产阶级政党取得谅解，因此，运动遭到了破坏并付出了惨重牺牲的代价。
这位改良主义的公开追随者盖及这次斗争时说道：
“如果有一天，在我们接受一部分政府行政责任的条件下，资产阶级集团给我们许选权、义务的小学教育、劳动保护法，那么谁要是拒绝并且从而把比利时无产阶级推到新的大牺牲上去谁就该死！宁愿用流血的巷战去代替改良（纵使这改良带有政府标配）的比利时社会主义者该死！”
他预言了一个自此以后以无穷的变换的形式为各国主摄联合政府的政客重复的论点，他声明，没有一种立刻得到全部政府权力的方法；如果人们拒绝接受一部分权力，那么这便是说，让敌对的阶级垄断政府的权力。
他的演说中也不缺少关于“责任”的著名的证据。他说，俄国、保加利亚、西班牙、波兰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拒绝对他们的政府负责是很容易的。
“假如我是这些国家中的一个国家的代表，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就会约束自己和警戒自己不去谴责一种我没有力量在我的国家付之实践的社会主义策略。”
这位高贵的“国际主义者”就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了解少数派的顽强性，但是，人们不允许这个少数派把它的顽强性强加在党的身上，这些党不再是像它似的那么渺小，并且，对这些党来说，政府的责任一天一天地变得更为必要了。“在责任面前，顽强性必须让步。”
罗莎·卢森堡针对这种沙文主义的谈话，以安塞尔所进攻的党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说道：
“以俄国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党、西班牙工人党、保加利亚工人党和日本社会民主党的名义，我们抗议这种把大会的代表分成积极的和消极的的企图，并且抗议要组成一个只有它才有权决定国际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欧洲社会主义强国协调组成的企图。”
署名者：许列汉诺夫、卢森堡、伊赫累西阿斯、片山潜、拉科夫斯基。”
在表决时，阿德勒——王德威尔得和解提案以赞成和反对的票数相等而被否决。
德累斯顿决议以25票赞成，5票反对，12票案权的情况下被通过了。
在策略委员会内的争论中，关于国际策略规章的必要性或可能性的问题以及关于党的统一的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饶勒斯宣称：代表大会不可能规定在一切情况下都有约束力的规章。考茨基答复道：策略原则的运用是经常改变的，而原则毕竟仍旧不变。倍倍尔强调指出：决议的目的无非是为策略规定界限，而这种界限则是由国家的阶级性质所决定。“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和团结是必耍的。但是只有当我们不只是拥护同样的原则，而且在一般政策的一切问题上都采取同样的策略立场时，这种统一和团结才是可能的。”
毫无原则的庸人麦克唐纳（他当时已经是这种庸人了）代表独立工党说道：整个问题只是关于个人争论的事，这种争论对国际代表大会是不重要的。接受德累斯顿决议将导致分裂，而这是一种罪行。
西班牙工人运动的老将伊赫累西阿斯指出：在其他国家里，无政府主义者如何为了使社会主义者丢脸而提起米勒兰事件。因此，人们必须声明：
“米勒兰算不得我们的人！人们说道，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有一个右翼和一个左翼，乃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必须当心，不使这个右翼有朝一日会站到党的右面。”
荷兰的改良主义者特鲁尔斯特拉抱怨人们对“修正主义”所作的不公平举动，他说，因为修正主义毕竟只是一种“文学的潮流”。
“这两种倾向在党内配成一对，并且恰恰是这两种倾向共同构成它的存在。”
阿德勒分析得更具体，他说：“每个人都有两种倾向，倍倍尔身上蕴藏着的修正主义和我一样多。”
罗莎·卢森堡对要求党内不同派别联合起来的动议，提出一项修正案说，这种统一只有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她提醒代表们说，饶勒斯会屡次决议违反代表大会的决议。
“除了提出切合实际的策略规则外，我们能够做别的什么呢？我们若把这事放在一边的话，那么，代表大会和我们的国际团结还有什么意义呢？饶勒斯使阶级斗争、使国际团结变成为一句空话。列诺得尔只是饶勒斯的盾牌。如果一个在资产阶级政府内的社会党部长不能够贯彻他的原则，则辞职便是一件荣誉的事。如果一个革命者在一个温和的党派内必须否定他的原则，则他的名誉就命令他离开党，我不要列诺得尔的那种统一。”[38]
盖得宣称：放弃社会主义的一致的国际行动，就是把民族主义带进国际中去。
在这种争论中，一切矛盾已经显示出来了，这些矛盾以后必然导致第二国际的崩溃。在反对修正主义的表决中的勉强的多数表明了革命的一派虽然还占优势，但是同时也就明改良主义毒素的侵蚀已经是多么深了。
殖民地问题的讨论也证明了这一点。这里一致接受了公然的机会主义的说法。英国的费边派（这些典型的资产阶级一社会主义者）提出一个反对英国政府在印度实行残暴统治的议案，号召英国工人迫使他们的政府放弃目前的万恶的和不体面的殖民制度，建立在英国统治下的易于实行的印度自治。
殖民地决议提供了放弃无限制的自决权的理论根据，这项决议虽然确认了1900年的决议，但竟然允许下面的措辞：
“根据殖民地的完全解放乃是我们争取的目标这一观点，为土著居民要求自由和独立的范围应与他们的发展情况相适应。”[39]
这就是承认帝国主义的理论，认为土著居民必须通过资本主义的奴役监督才能学会自立。
对于总罢工的问题重新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争论，特别是由于比利时的群众罢工，使它由灰色的理论领域进入了实践领域。
荷兰的马克思主义者罗兰——霍尔斯特盖证了一项对无政府主义的总罢工宣传提出警告的提案，声称“绝对的总罢工”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同样也使无产阶级不可能生存，号召工人加强他们的组织，因为罢工的胜利将取决于组织，如果它一旦要证实自己是必要和有用的话。政治罢工在这个决议里被当作一种“极端的手段”，目的是为了“实行重要的社会改革，或为了反抗反动派对工人的权利的进攻”。
向无政府主义献媚的柏林代表弗里德具尔格博士反对决议的理由是，决议只会加深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矛盾，而不会缓和这种矛盾。他赞成总罢工，据他说，因为，议会主义愈来愈证明是工人运动道路上的阻碍。
德国木工协会的代表罗伯特·斯米特代表着思想狭隘的工会官僚的相反的观点。总罢工的问题对于大德意志工会来讲一般是没有讨论价值的。议会斗争的道路和工会组织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
荷兰的改良主义者弗里根走着同一条道路，他道：总罢工并不是武器。（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许凡康赫插嘴说道：“一把没有刃的刀。”）
维也纳的金属工人组织的书记伯尔甚至要求对总罢工的宣传提出尖锐的抗议，并要求阐明它的危险性。
白里安作为总罢工的拥护者，再一次代表饶勒斯派说话。他说，总罢工是反对政治上剥夺工人阶级权利的非常的抵抗手段。假若社会主义者反对这个武器，那么无政府主义者将获得影响。谈到还有比总罢工更高的斗争形式的只有一个俄国社会革命党人，他使人们想起马克思的话：批评的武器不能够代替武器的批评。
法国的决议被大多数所否决，荷兰的决议在法国和俄国社会革命党人投弃权票和瑞士及日本投反对票的情况下被通过。
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受沙文主义腐蚀的情况表现在关于向国内和国外移民的问题上。荷兰人、美国人、澳大利亚人提出一项提案，反对移入落后种族的工人，例如中国人、黑人等等。
美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希尔奎特是美国机会主义的社会党的代表，他保卫美国工会流行的禁止接纳中国人为会员的措施，并且声称：为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要不与黑人和苦力接近。
由达尼耳·德·列昂领导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位代表抗议这种沙文主义观点。他说得很正确：这种观点是与整个社会主义思想界，即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名言相矛盾的。
德国的工人们所早已了解的建筑工人联合会的彼普洛夫反对这样解释马克思的括，但是，另一方面也不顾同意美国的提案。最后，这一问题的封论决定延期到下一次代表大会上进行。
注：
[1]参阅《伯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以及其他人致左尔格等人书信集》（德文版），第311页
[2]人们当时把“人权社”的拥护者称为卡得派。“人权社”是各派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防御君主主义的反动派的眹合。它在巴黎卡得街成立，故其成员和法国政府党被称为“卡得派”（“Cadettisten”）。
[3]《伯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以及其他人致左尔格等人书信集》（德文版），第317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4]同上。
[5]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6]指在慕尼黑集会的饭店名称，他在这里发表演。
[7]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8]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9]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0]波兰社会党在某种程度上和俄国社会革命党相似。
[11]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2]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载《新时代》第10年度第1卷，第485—486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亦见季诺维也夫《战争和社会主义的危机》，第154页。那里显然有一个印刷错误：将1893年印成1896年。
[13]《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75-317页。
[14]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5]参考马克思、恩格斯：《纲领批钊》，载《共产主义基本读物》第12卷，第6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0页。——译者
[17]参考亚萨诺夫的论文：《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一八四八至一八五O年法兰西阶级斗争>所作的导言》，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1年度第1期，第160页以下。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中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0页。——译者）
[18]维克多·阿德勒：《言论集》第1册，《维克多·阿德勒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104页。
[19]《伯克尔、狄慈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人致左尔格等人书信集》，第390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7页。——译者）
[20]“橡皮性”决议，双关语，德语考茨基和橡皮的发音相近，“橡皮性”决议，即意义暧味的决议。——释者
[21]《罗莎·卢森堡全集》第3卷。
[22]《罗莎·卢森堡全集》第3卷，第273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3]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4]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5]最后一句的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6]参考《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98页。
[27]这一句的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8]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9]达斯钦斯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企图攻击罗莎·卢森堡的代表资格的有效性，但这一次没有成功。
[30]1898年嗜血如渴的沙皇尼古拉邀请欧洲各国政府到海牙举行一次“和平会议”。在那里应该商讨关于裁减军备和国际仲裁的问题，关于人道地进行战争以及类似的问题。它是我们今日国际联盟滑稽剧的序幕。
[31]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32]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33]决议中的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34]此外，考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由于他在委员会内再一次谈到在“紧急的局势”下，社会主义者可以进入资产阶级政府，井举例说，为了保卫国防（！）社会党人可以进入政府，因而，暴露了他的不稳定性。饶勒斯以简评的形式嘲笑了这种言论：一旦内阁主义与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内阁主义是不是就会变成正统学说的一部分？他不得不承认，他不能够理解考茨基的这种精致的民族主义的内阁主义。
[35]德累斯顿代表大会是1903年召开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是1904年召开的，作者在这里把两者的先后弄颠倒了。恐系笔误。——译者
[36]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37]这个预言是健正证实了。一度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而后来成为机会主义工会领袖的约翰·布恩士进入了坎普贝尔——班奈尔曼——阿斯奎思自由党的内阁，他对于工人运动来说不久就销声匿迹了。倍倍尔在委员会内曾经宣布：“因此，把一个或者几个社会党人进入政府说成是迁就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巨大的欺骗；我们的敌人知道的很清楚，资产阶级不会成为社会党人的朋友，可是一部分社会党人成了资产阶级的朋友，社会党人的代表被迫对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一切行动承担责任。”
[38]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39]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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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附录
索引
（照索引原文顺序译出，汉英对照，页码见书页边码。）
阿比西尼亚战争Abyssinia，warin，378-82
阿达梅Adame，M.，245以下
阿德勒Adler，F，330，340，40，406，409
阿富汗Afghanistan，23，25，43
土地问题Agrarianquestion，188
阿尔萨斯一洛林Alsace-Lorraine，103，155，218—9
阿尔特Alter，H.，276
阿尔瓦雷斯·德·巴约AlvarezdelVayo，J.，401，417
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FederationofLabour（AFL）,9,14265,286,350
昂马斯（昂尼马斯）Annemasse411
英美竞争Anglo—Americanrivalry，10，18，24，40，46，70，98，105，112,158,362,373
反法西斯代表大Anti-fascistcongresses（1929）,23;（1932）,239-41;（1933）,264-5
阿拉伯（各国）共产党Arabcommunistparties,78,83
阿拉伯民族主义Arabnationalism，79—84
阿诺特Arnot，R.P.，91，156
阿罗约Arroyo，V.，244，429
阿斯图里亚斯起义Asturias，risingin，329，338
奥地利Austria，150，262，306—9，323，351；
～社会党SocialistPartyof,267,307-8;
～的占领Occupationof,417,420;
～共产党CommunistPartyof,434
阿萨纳Azana,M.,244以下,329,397
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BalkanCommunistFederation，150，471616
巴尔干公约BalkanPact，150
巴贝Barbe，H.，64，218
巴比塞Barbusse，H.，23，239，264
鲍威Bauer,O.,276,283,323
贝达特Bedacht，M.，9
比利时共产党Belgium,CommunistPartyof,440
贝尔Bell，T.，8，55，91
邦达Benda,J.,440
贝内斯Benes,E.,292
贝伦格尔将军Berenguer，GeneralD.，180
柏林1929年“五·一”节BerlinMayDay1929，26，29，47
伯利奥兹Berlioz,J.,218,313,332
比特尔曼Bittelman，A.，8
勃鲁姆Blum,L.,276,292,384,421,443,446-7,463
波尔迪加Bordiga，A.，68
範罗廷Borodin,M.,85
布兰德Brand，H.，39，211
布兰勒Brandler，H.103213，255
布兰德勒—塔尔海麦尔集团Brandler—Thalheimergroup，27，49，67以下，143，287
巴西共产党Brazil,CommunistPartyof,356
布赖特赛德Breitscheid,R.166,213,249,388
芬纳·布罗克韦Brockway，A.Fenner，20，269以下
布龙科夫斯基Bronkowski，B.，211，317，418
白劳德Browder,E.,8,419,472
布吕宁Bruning，H.，215
布哈林Bukharin，N.，8，27，36，41，67—9，102，104，1572111
布利霍斯Bullejos，J.，245以下
本德（同盟）Bund，212，646
卡瓦列罗Caballero，L.181183，244以下，329，345，386，393，396，401,412,417
加香Cachin,M.149,164,218,330,409
坎贝尔Campbell,J.R.90,315,371440-2
坎农Cannon,J.P.,15
资本主义的危机Capitalism:crisisof,11-2,18,25,91,98,104-8112,149,157-64,247277,298-9,317;
～的稳定stabilizationof,18,42,209,211,221-3,298
加泰罗尼亚Catalonia，387，396
塞洛Celor，P.，218
法国总工会CGT，103，113，219，384
法国统一总工会CGTU（ConfédérationgénéraledetravailUnitaire）,42,57,103,143,153,155,204,219,292,384
张伯伦Chamberlain,N.,417,427
尚贝隆Chambellen,384
张良ChangHsueh-liang,178,403
张国焘ChangKuo—tao，425
长沙之战Changsha，battleof，135
查托帕迪阿亚Chattopadhyaya,V.,99,221
捷卡Checa,411
切莫丹诺夫Chemodanov，149
陈独秀ChenbTu-hsiu,2,73,84-5,136,171,311
蒋介石ChiangKai-shek,179,310,402
智利chile294
中国China，44，85—9；
～中华苏维埃Sovietsin,1,45,87,114,116,139,160,170,174-6220,278,318-9,356-7;
～中国红军RedArmyof,1,117,139-40,170,174-5,200,294;
～与列强andthePowers,3,73
～为土地问题agrarianquestionin,4,31-6,139,174-5;
～会tradeunionsin,6-7,168,172-3,
～的革命运动revolutionarymovementin,109-71;
～中日战争warwithJapan,294,300,413,426-7436
中国共产党China,CommunistPartyof（CCF）,1,5,41,87-9,114-20,135-41,151,167-78,229-30,241-2,294,311-2,321,351,425-7;
～与国民党andKMT，5-6,310,348,402-5,425；
～与1939-45年的战争and1939-45war，440
中东铁路ChineseEasternRailway，73-6,88,103,177；
～卖给日本saletoJapanof，269,276
秦邦宪（博古）ChinPang-hsien（PoKu），136
周恩来ChouEn-lai，136,220,403,440
瞿秋白（崔维托，斯特拉霍夫）ChuChiu-pai（TsiuVito,Strakhov），1以下，41,85,136
朱德ChuTeh，1,294,310
丘吉尔Churchill，W．，464,471
西特林Citrine，W．，393,406
全国工会联合会CNT，396
“阶级反对阶级”‘Classagainstclass’,36,216,341,350
柯都维亚Codovilla，V．，392
集体安全Collectivesecurity，295,372,385,434
殖民地的民族运动Colonies，nationalistmovementin，2，18,20，44，99,109,119,125,319,377
共产国际CommunistInternational（CI）：
～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in，12，19，27，36-7，48，50，102，107-8；
～的成员membershipof,17,38,102,187-9,210,280,316,346,349,435;
～与第二国际的关系relationswithLSI，26,275-6,328-31，333,338,339-41,345,352-3,378-82,409-12,433-4,438-9;
～的预算案budgetof，38,150,210,284；
～的解散dissolutionof，476-81
各国共产党Communistparties，162-4,295,301-6,346；
～的布尔什维克化bolshevizationof，19,49；
～内的争论disputesin，41,67；
非法的～inillegality，51,280；
～内的偏向deviationsin，189,280,236-7,264,274,350,353，367-8;
～与社会党的关系relationswithsocialistparties,210-4,216以下，274，287，347，356，368—9
资产阶级政府内的～inbourgeoisgovernments,347,356,383;
～51939—1945年大战and1939-45war，448-59，462-70，471-6
刚果Congo,392
库克Cook,A.J.,20,55,78,94
古巴cuba,294,348,435
塞浦路斯共产党Cyprus,CommunistPartyof,1501
克斯伐克Czechoslovakia,292-3,342
～的工会tradeunionsin，143；
～的德意志少数民族Germanminorityin，154，157；
～社会党SocialistPartyof,293;
～的占领occupationof,435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Czechoslovakia,CommunistPartyof,49,102,187,273-4
达赫累姆Dahlem,F.,334,388
达拉第Daladier，E.，384，427，463
但泽Danzig,212,240,300,342
达尔索诺Darsono,157
道威斯计划DawesPlan，40，208
戴高乐将军DeGaulle，General，463，471
德尔加多Delgado,C.,471
资产阶级民主Democracy，bourgeois，224—6，296—7，343，350，354,358,369
登格耳Dengel,P.,8,39
迪亚斯Diaz，J.，392
季米特夫Dimitrov,G.,239,333,347,355,358,411,427
多尔富斯Dollfuss，E.，279—307
多里奥Doriot,J.,41,155,204,307,313,322,341
德莱塞Dreiser，T.，239
双重工会Dualunions，见工会TradeUnions620
杜克洛Duclos,J.,218,332,392
C·P·杜德Dutt，C．P．，221,295
R·P·杜德Dutt，R．P．，99,190,286,316,357,441
东普鲁士EastPrussia，240
东洛加诺‘EasternLocarno',336
艾登Eden,A.,418
埃及共产党Egypt，CommunistPartyof，78
爱因斯坦Einstein，A．，239
恩德尔Enderle,A.,27
埃尔科利Ercoli，见陶里亚蒂Togliatti，P.
欧洲农民委员会EuropeanPeasantCommittee，188
爱维尔特Ewert,A.,28,6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xecutiveCommitteeofCommunistInternational（ECCI）,149-50,351-2;
～西欧局WestEuropeanBureauof,23,27,95;
～拉丁美洲书记处LatinAmericansecretariatof，70；
～东方书记处Easternsecretariatof，77；
～的组成compositionof，150,483-5；
俄国控制的～Russiancontrolof，269
工厂基层组织Factorycells，141-9,188-9
工厂委员会Factorycommittees，58-9
法西斯主义Fascism，25,30,40-1,44,288,355,359-60,366-7；
～的本质natureof，121,149,151-2,208,251-2,273,283，286,296-7,428;
～的传播Spreadof，347,390,436
费拉特Ferrat，A．，41,218
费伊Fey,307
福伊希特万格Feuchtwanger，L．，388
菲门Fimmen，E．，55,79
芬兰Finland,151,155-6,459-60
弗勒明Fleming，P．，294
弗洛林Florin，W．，334,357,388
弗莱格Flyg，38
福特Ford,J.W.,124
福斯特Foster,W.Z.,8
四强公约FourPowerPact，263,265,295
第四国际FourthIntornational，269-70,298,369,419,422
弗拉雄Frachon，B．，42,155,384
法国France，164,292,314-6；
～的选举electionsin，218,385；
～社会党SocialistPartyof，292；
～工会tradeunionsin，292,384,440
法国共产党France，CommunistPartyof，42,65,103,155,187，217—9，229，291以下，321，351，358，401；
～与法国社会党合作collaborationwithFrenchSocialistParty，274,291以下，313-6,331-3,341,358,383-5,413,418；
～与1939-45年的战争and1939-45war，439,442-3,463-4，471-2
佛朗哥将军Franco，General，329,387,438
弗罗利希Frolich，P.，27
福本Fukumoto，194
加拉赫Gallacher，W．，90以下，295
甘地Gandhi，M．K．，21,99,221,316,471
加西亚Garcia，H．，331
加兰迪（格里埃科）Garlandi，M．（R．Grieco），38,68
德国Germany，40,212-7,28,281,287,301,340,372-3,451-2;
～工会tradeunionsin，27-8，103，142，153,142,153,235，335;
～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ticPartyof（SPD），45-6，100,102,106,213,215,225-6,226-7,275,279,290,361,441;
～国家社会党National-socialistPartyof（NSDAP），100，153,214,255-6,265,360,438,475;622
～的选举electionsin，120-3,210,214-5,217,248,250；
～社会劳工党SocialistLabourPartyof（SAP），213以下，388;
～的重新武装re-armamentof，275,348,373；
～与波兰andPoland，293,317,326
德国共产党Germany，CommunistPartyof（KPD），27-8,101-3,120-3,151,187,212-7,228,248-63,275,279,283-4,289-90，303，312，322，350以下，387—8，402，413，428，434，464；
～与国家社会党的关系relationswithNSDAP，249；
～与社会党的关系relationswithSPD，249-51,333-5,357，419;
～与1939—45年的战争and1939-45war,440,442,463,474-5
希拉尔Giral，392
格勒Gerö，E．，392
吉特劳Gitlow，B．，9,36以下
吉东Gitton，M．，439
戈普纳Gopner，S．，389
高尔基Gorki，M．，239
哥特瓦尔德Gottwald，K．，38,217,230,273,292,387,392
英国GreatBritain，290,326-7,387,420；
～工党政府LabourGovernmentof，45-6,66,73,80,91-4,106;
～工党LabourPartyof，90,387；
～选举electionsin，219
英国共产党GreatBritain,CommunistPartyof（CPGB）,89-95,100,187,219-20,229;
～与独立工党andILP，268-73；
～与工党andLabourParty，291,336,356,358；
～与1939—45年的战争and1939-45war，440—2，463以下，471
大国竞争Greatpowerrivalry，见帝国主义的矛盾Imperialism，contradictionsof
格尔兹辛斯基Grzesinski，388
格鲁伯Gruber,306
格普塔Gupta,B.,79
古谢夫Gusev,S.I.,38,100,143
古特曼Guttmann，J．，292,293
居约Guyot，R．，218
哈达Hatta．M．，79
叶山Hayama,193
亥克尔特Heckert，F．，65,78,123,254以下，334
亨伦Henlein,K.,342
祖国保卫团Heimwehr,306
亨雷科夫斯基Henrykowski,S.G.,211
埃尔南德斯（本图拉）Hernandez．，J．（Ventura），293,386以下，417
赫里欧Herriot，E．，280,291
希法亭Hilferding,R.,462
兴登堡总统Hindenburg，President，214以下
希特勒Hitler,A.,214-5,249,254,257-8,261-2,275,287,322,342
贺龙HoLung,1,89
荷兰共产党Holland，CommunistPartyof，39
胡佛Hoover，H．，10,165
霍纳Horner,A.,91,282
洪别尔-德罗Humbert-Droz，J．，27,36以下，68以下，156,209,284
伊巴露丽Ibarruri，D．，329,417
冰岛共产党Iceland，CommunistPartyof，150
国际劳工组织IL0，2，7
帝国主义的矛盾Imperialism，contradictionsin，40，81，103,112-3,140,158-9,166,177,191,194,223,240,296,326,443-4,451
独立工党IndependentLabourParty（ILP），79以下，219,268-73，284,291,303,471
印度India，20-3,99-100,156,160；
～工会tradeunionsin，20,22；624
～工农党workers'andpeasants’partiesof,20-1;
～国民大会（党）NationalCongressof,21,45,79,99,156,161,220,316,389;
～与1939—45年的战争and1939—45war，442，472
印度共产党India,CommunistPartyof,99156,220-1,230,356-7
印度Indochina，118，150，161；
～共产党CommunistPartyof,316,388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Indonesia，CommunistPartyof，39，99
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TradeUnions（IFTU）,7,55,112,142-3,192,281:
～与红色工会国际andRILU，276，418；
～与俄国工会andRussianunions,419,435
意大利共产党Italy，CommunistPartyof，68，101，335，413
日本Japan，193，199，302—3；
～对华政策policyinChina,73;
～略满洲invasionofManchuria,176-9,190-1,193-5,200-1,223,239-44,265
日本共产党Japan,CommunistPartyof,95-8,176,192,203,229,242,294,321,454
犹太社会党（锡安山工人世界联合会）JewishSocialistPerty（PoaleZion），77，81以下
伊列克Jilek，B.，27，36以下
茹奥（亦译石鸟）Jouhaux,L.,153,412,447E
加米涅夫Kamenev，L.B.，68
康生KangSin（KonSin），294，312
片山潜Katayama，S.，95，276，294
考茨基Kautsky，K.，190，428
风间Kazama,193
凯洛格公约RelloggPact,43
基塔罗夫Rhitarov,S.R.,33,90
基耳博姆Kilbom，K.，38
克莱伯将军Kleber，General，392
克诺林Knorin,V.,215,217,250,281,284,286,292
科拉罗夫Kolarov，V．，40
科佩基Kopecki，V．，387
科普勒尼希Koplenig，J．，434
朝鲜Korea,118
科斯特尔热瓦Kostrzewa，W．，39,152.211以下
克拉耶夫斯基Krajewski，W．，418
库恩Kun,B.,8,41,231,264,276,287,292,371,418
国民党Kuomintang（KMT）,3-4,73,84-89,167-70,177-8,294,310
库捷波夫将军Kutepov，General，165
库西宁Kuusinen，0．，8,21,39以下，99,149,155,210,219，285,289,460
工人贵族Labouraristocracy，13,41,143,358
拉丁美洲LatinAmerica，9,52,294,348
赖伐尔Laval，P．，389
劳伦斯Lawrence，T．F．，23
反帝同盟LeagueAgainstImperialism，20,70,77,78-9,124，157,389,393
国际联盟LeagueofNations，18,42,165,177,179,190-1,195，240,248,275,278,285,296,301,326,371,380,382,391
阿梅里哥·莱多Ledo，Amerigo，38
莱帕特LeipartT．，261
尼·列宁Lenin，N．，260-1
列宁学院LeninSchool，142,230,418
连斯基Lenski，J．，38以下．，149，211以下，230，293，307，336，418
莱鲁Lerroux，A．，329
李立三LiLi-san，135,137-41,168,171,310,312
小协约国LittleEntente，150
罗章龙LoChang-lung，171
勒贝Lǒbe,P.,261626
隆哥Longo，392
长征‘Longmarch',310
洛夫斯顿Lovestone，J.，8，36以下
洛泽雷Lozeray,H.,218
夫斯基Lozovsky，A.，9，22，52，125，142以下，168，281，315,337
路德维希Ludwig，E.，388
卢汉尼Luhani,G.A.K.,21
李顿调查团LyttonCommission，239
麦克唐納MacDonald,J.R.,45,80,91,290
马其顿Macedonia，471
马林诺夫斯基将军Malinovsky，General，392
日本人侵略满洲Manchuria,Japaneseinvasionof,176-9,190-|1,193-5,200-1,223,239-44,265
曼Mann，H.，388，402
曼努伊尔斯基（一译曼努伊里斯基）Manuilsky，D.Z.22，27，3639,68,70,90,98,100,149,168,208以F,212,219,288,290,313,315
毛泽东MaoTse-tung，1，89，173，220，294，310以下，402，405413,425,440
马蒂Marty，A.，218，245，282，292，314，371，392，401，441马T
马尔诺夫Martynov，A.，41，251，287
毛林Maurin,J.,182,186
马克斯顿Maxton，J.，20，79，94
议会伊斯兰教MejlisIslam，80以下，83
孟什维克Mensheviks,241
默克Merkor,P.,28,103,153,255
墨西哥Mecxico，70—2
迈耶尔Meyer,E.,27
密夫Mif,P.,114,135以下,167,311
迈纳Minor，R.，125
少数派运动MinorityMovement,53,93以下,231,282,350,352
莫洛托夫Molotov,V.M.,8,16,28,40,74,91
莫纳特Monatte,P.,153
内蒙古Mongolia,Inner,188,300
蒙穆索Monmousseau,G.,57
摩洛哥Morocco,321
穆那Muna,A.,27
弥勒Müller,335
慕尼黑协定Munichagreement，427,429-31,437
明岑堡Munzenberg,W.,23,79,157,239,312,388,413
麦尔菲Murphy，J．T．，90以下，219-20
锅山Nabeyama，193
内格林Negrin，J．，401,417
黑人Negroes，10,124-35,380,389,471-2
尼赫鲁Nehru，J．，21,41,99,156以下，316
南尼Nenni，P．，275以下
奈依曼（一译纽曼）Neumann，H．，37,120,153,213,255,282-3,388
诺伊腊特Neurath，A．，27
新政NewDeal，265,286,293
尼赞Nizan.P.,440
互不侵犯条约Non-aggressionpacts，286
诺伦斯和夫人Noulens，M．andMme，220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NazionalsozialistischeDeutscheArbeiterpartei（即纳粹党Nazi）
野坂（冈野）Nozaka（Okano），238,294,434
和平主义Pacifism，31,295,372,376,428
帕德莫尔Padmore，380
巴勒斯坦Palestine，76-84,393-4
泛欧罗巴Pan-Europa,165
泛伊斯兰代表大会Pan-Islamiccongress，78
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Pan-PacificTradeMnionSecretariat，2，20,74
冯·巴本Papen，F．von，216,249,313628
工农党PartiOuvrieretPaysan（POP）,155
佩珀（波加尼）Pepper，J．（J．Poganyi），8
佩里Peri，G．，156
皮亚特尼茨基Piatnitsky，0．，1,74,90,103,124,181,231，250以下，290，315，333
皮克Pieck，W．，28,53,250,283,285,289,333以下，350,388
皮尔苏茨基Pilsudski，307
波兰Poland，441,445,452；
～共产党CommunistPartyof，39,187,211-2,336,387,418；
～社党SocialistPartyof，39,212；
～少数民族minoritiesin，154,157,212
波兰走廊PolishCorridor，240,388
波立特Pollitt，H．，8,91,98,231,285,290,336,440-2
人民阵线Popularfront，341,346,351,354,364以下，375,383，388,401,408,416,419,428,432,435,455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PartyofMarxistUnity），396,400，409,423
普列斯特斯Prestes，C．，348
普列托Prieto，I．，401,417
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PrimodeRivera，General，180以下
无产阶级领导权Proletarianhegemony，117，135，160，168,172，176,242
普鲁赫尼亚克（普罗赫尼亚克）Prukhniak（Prochniak），E．，212
普鲁士的公民投票Prussia，referendumin，153-5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PSUC（UnitedSocialistPartyofCatalonia）,387,396
拉狄克Radek，K．，85,99,121,216,239,263,313,342,380
拉科西Rakosi，M．，345
拉巴洛Rapallo,40
拉斯科尔尼科夫Raskolnikov，F．，23
红色工会国际（工会国际）RedInternationalofLadourUnions（Profintern,RILU）,52,56,63,77,98,109-10,114,142-3,147,153,162,234,281-2,336,418;
～与国际工会联合会andIFTU，339，345，349
国会纵火案Reichstagfire，250,264,290
雷曼Reimann,P.,28
雷梅勒Remmele,H.,27,40,214,216,282-4,388
勒诺代尔Renaudel，P．，292
伦纳Renner,K.,323
革命的进程Revolution，courseof，119,209,226-9,231-2,247
收复莱茵区Rhineland，reocccupationof，387
梁赞诺夫Riazanov,D.,156
里希特（舒伯特）Richter（Schubert），283,289,333以下
迭戈·里维拉Rivera，Diego，70
罗兰Rolland，R．，239
罗斯福Roosevelt，F．D．，265,274以下
罗森堡Rosenberg，M．，398
罗特施坦Rothstein，A．，90
罗易Roy,M,N.,8,20,221
俄国革命Russianrevolution，17，247，394，414
拉斯特Rust，W．，90以下
李可夫Rykov，A．I．，67
萨尔区公民投票SaarElebisoite，342
萨法罗夫Safarov，G．I．，85,311
萨缪尔森Samuelson，0．，38
圣胡尔霍将军Sanjurjo，General，244
冯·施莱歇将军Schleicher，Generalvon，249,313
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国际）SecondInternational（LSI），24,79106,112,117,191,252-4,324-5,361,433,437;
～对苏联的敌视hostilitytoUSSR，75-6，161，166，241，263-4，266-7,295,256;
～与纳粹分子andNazis，275
塞马尔Semard，P．，28,42
谢拉（A．罗西）Serra（A．Rossi），27,36以下，68以下，319630
塞弗林Severing，C.，166
法国社会SPIO，314
舒宾Shubin,P.,21,95
西安事‘Sianincident'，403—4
辛克莱Sinclair,U.,239
新疆Sinkiang，263
斯克雷普尼克Skrypnik，N.，21，317
斯内夫利特Sneevliet，H.，39
斯诺Snow，E.，403
苏查基Sochacki，J.，317，387
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oracy;
共产党对～的态度communistattitudeto,16,30,41,47-8,66,328,428;
～作为帝国主义同盟者asallyofimperialism,17,19,30,44,286;
～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developmentintosocial-fascism,27-8,30,36,44,54-5,102,151-2,159,267,286-7;
～与工人阶级andworkingclass,151,154,161-2,180,211,248258-61,277,279,297-8,414-5,434,468-9
社会法西斯主义Social—fascism，见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y，SocialDemocraticPartyof;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
苏联SovietUnion
资本主义对～的敌视capitalisthostilityto,24,43,113；
～对富农的政策policytowardskulaks,37;
～的进步progressof,37,43,51,91,105,111,123,151,157,164-5,209,221-3,268,277,286,359;
～的防御defenceof,111,123-4,1667,210241,321,342,373,375,378;
～的强制劳动forcedlabourin,165;
～的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of,280,285,370,374444-5;
～与1939—45年的战争and1939-45war，466，471—6
苏联共产党SovietUnion,CommunistPartyof（CPSU）,28143,322—3，346；
～内的争论disputesin,9,27,67,103,110-1,161-2,319
苏联与～的关系SovietUnion,relationswith;
～与中国的关系China，73；
～与波兰的关系Poland，212；
～法关系France,239,280-1,291,342,351,371;
～与德国的关系Germany,263,269280,295,439-41445;
～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Czechoslovakia，387
～与日本的关系Japan，440；
～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关系BalticStates，445453，463以下；
～与芬兰的关系Finl，and，459—60
西班牙Spain，160，182，184—6，2446，328—31；
～工会tradeunionsin,181,245,386.
～的社会党SocialistPartyof,183;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in,183,397,401;
～选举electionsin,293,386-7;
～内战civilwarin,392,395,396-400,405-7,409-11,413421423—4，436
西班牙共产党Spain，CommunistPartyof，156，180—7，244—6，293,386,396-400,417,423-5
斯佩克特Spector，I.，36以下
斯大林Stalin，J.V.，8以下，115，149，218，275，306，322—3，325—6392,395,414,424,435,443,460-2,476
斯坦普费尔Stampfer,F.,216
斯台方斯基Stefanski，A.，39，211以下
斯特拉霍夫，Strakhov，见墨秋白ChuChiu—pai
共产党关于罢工的政策Strikes,Communistpolicyon,57-8,634,107,230-8
苏台德区Sudetenland,274
孙逸仙（孙中山）SunYat-sen，120，405
孙逸仙（孙中山）夫人SunYat-sen，Mme，239
瑞典共产党Sweden,CommunistPartyof,38-9632
高桥Takahashi,193
田中Tanaka,S.,95,193
塔普塞尔Tapsell，W．，80以下
塔尔海麦尔Thalheimer，286
台尔曼Thaelmann，E．，27以下，52,67,100,123,149,213以下，216,230,322,345
第三个时期‘Thirdperiod’，42,98,103,317
托马斯Thomas，N．，472
多列士Thorez，M．，155,218,240,291,313,330,332,341，383,409,419,440
铁托Tito，J．B．，392
陶里亚蒂（艾尔科里）Togliatti，P．（Ercoli），37以下，283以下，288,330,348,370,380,388,393,401
托勒尔Toller，E．，388
托姆斯基Tomsky，M．，67
工会，Tradeunions；
共产党的工会政策communistpolicyin，41，51,52-62,108,234-8,336,365-6;
～双重主义dualunionism，52-53,60-62,142,153,212，234-5,339,347;
～中的共产党党团communistfractionsin，56以下，145,203-8
在苏联的审判Trials，inUSSR，393,402,412以下，418,422
特里拉Trilla，G，L．，245以下
托洛茨基Trotsky，L．D．，1,42，115，136，154，168，182，213，217，245，249-50,255-6,263,269,283,289,298,311,332,393,409,412,419
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14,84,89,108,111,137,171,186，212，287，292，312，329，394，397以下，408，417，436
崔维托TsiuVito，见瞿秋白ChuChiu-pai
第二半国际Two-and-a-halfInternational，270-1
劳工联合总会（西班牙）UGT，412
乌布利希U1bricht，W．，8,37以下，68,91,204,334,357,388，392,462
失业Unemployment，12,53,102,104,233
自下的统一战线Unitedfrontfrombelow,159,227-8,233-4,256,267，303，333，350，447，456—7；也见各国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关系Communistparties：relationswithSocialistparties
统一战线的策略Unitedfronttactics，37,66,217，252-4，284-7，331,344-5,348-9,356,361-5,391,455
美国UnitedStatesofAmerica，8-9,11,14,44,71-2,104,449-50
美国共产党UnitedStatesofAmerica，CommunistPartyof，14,187,229,389;
～的工会政策tradeunionpolicyof，8-9；
～和1939-45战争and1939-45war，465,471
乌里维Uribe，V．，417
瓦扬—古久里Vaillant-Couturier，P．，389
王德威尔德Vandervelde，E．，330
瓦尔加Varga，E．，38,39-40,152
华西里也夫Vasiliev，B．A．，280,287
维加Vega，E．，245以下
本图拉Ventura，埃尔南德斯Hernandez
凡尔赛条约VersaillesTreaty，120,158,254,259,263,290,326,370，372,388,451
维达利Vidale,392
维尔纳Vilna,453
沃伊廷斯基Voitinsky，G．N．，73以下，85
华尔歇Walcher,J.,27
瓦列茨基Walecki，M．，418
汪精卫WangChing-wei，310,403
王明（陈绍禹）WangMing（ChenShao-yu）,136,220,276,294,311,356,402,413
战争的危险War：dangerof，13,24,29-30,42,223-4,265,288，295,299-301,370-8,389-90,419-20,429;
～与资本主义andcapitalism，18,448-9；
～对苏联onSovietUnion，27,30,43,64,73-4,105,149，158-9,164-7,178,180,194-5,238-44,277-8
1914—18年的战争War，1914—18，17，321，453
1939—45年的战争War，1939—45，440—3，44—5，462—67
瓦尔斯基Warski，A.，211以下
华盛顿协定WashingtonAgreement（1922），208
威尔斯Wells，0.，46，255，261，266，290
怀恩科普Wijnkoop,D.,39
沃朱奥茨基wojewodzki,s.,385
沃尔夫Wolf,F.,249
沃尔夫Wolfe,B.,9
沃伦堡Wollenberg,E.,249
山本Yamamoto，M.，193
共产主义青年团YoungCommunistLeague（YCL）,242
杨格计划YoungPlan,40,42,100以下,105,111,120,158,208
南斯拉夫共产党Yugoslavia,CommunistPartyof,150,465
萨莫拉Zamora,A.,181,246
扎茨基Zarski,T.,387
犹太复国运动Zionism，76—8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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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资料来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附录
资料来源
全称简称
艾伦，D．：《左派作家》，纽约，1961年
亚历山大，R.J.：《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57年
巴纳，S．：《1931—1933年德国的托洛茨基主义》，海德尔堡大学博士论文，1958年（未出版）
巴克，E.：《马其顿：它在巴尔干权力政治中的地位》，伦敦，1950年
博洛坦，B．：《大骗局》，伦敦，1961年
博克垴，F．：《共产国际》，伦敦，1938年
布兰特，C.、施瓦茨，B.、费正清：《中国共产党史录》，伦敦，1952年
布里梅尔，J.H.：《共产主义在东南亚》，伦敦，1959年
伯迈斯特，A.：《共产国际的解散及其后果》，纽约，1955年
卡斯特罗·德尔加多，E.：《我对莫斯科失去信仰》，巴黎，1950年
卡特尔，D.T.：《共产主义和西班牙内战》，加利福尼亚大学，1955年
科伯恩，C．：《越过界线》，伦敦，1958年《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执委会定期刊物季米特洛夫，G.：《共产主义与战争》，伦敦，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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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珀，T.：《美国的共产主义和苏俄》，纽约，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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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勒希特海姆，0.K：《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美因河畔奥芬巴赫，1948年
格罗斯，B.L.：《人民阵线政策的第三年》，《议会》，波恩，1962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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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特纳，R.：《（共产国际西欧局（1928—1933年）》，载于《德国工人运动史》，1963年，第3号
豪，Ⅰ.科塞，L.：《美国共产党》，波士顿，1957年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译自中文），莫斯科，1952年
《国际新闻通讯》，共产国际执委会英文版期刊，1938年改名为《世界见闻》继续出版《新闻通讯》
《国际新闻通讯》，共产国际执委会德文版，《新闻通讯》柏林，1932年7月起改名为《评论报》继续出版（巴塞尔）《新闻通讯》
艾萨克斯，H.R.《中国革命的悲剧》，伦敦，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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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洛斯科夫，I.A.、楚鲁尔尼科夫，N.G.：《反法西斯斗争中的法国人民》，莫斯科，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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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莱恩，C．B．：《1931—1946年苏维埃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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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亚斯，E．、莫塞，R．：《1933年党的结局》，杜塞尔多夫，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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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V.M.：《新阶段》，莫斯科，1930年
墨菲，J．T．：《新的地平线》，伦敦，1941年
诺思，R.C.：《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第2版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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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W.：《打倒希特勒独裁的共同斗争的新道路》（1935年德共布鲁塞尔大会），柏林，1954年
《中国问题》，期刊，莫斯科
《西班牙工人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问题》莫斯科，1960年
《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L.马古亚等编，莫斯科，1934年
里伯，A.J.：《斯大林和法国共产党，1941—1947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
罗西，A.：《法国共产党人在奇怪的战争中》，巴黎，1951年
——《法国共产党的生理学》，巴黎，1948年
——《1939—1940年战役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回忆》，巴黎，1952年
罗思柴尔德，J.：《保加利亚共产党》，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9年
《评论报》，见《国际新闻通讯》
许德科普夫，奥托—恩斯特：《从右翼变为左翼》，斯图加特，1960年
施瓦茨，B.（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得势》，哈佛，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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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速记节录汇编》，莫斯科，1930年
《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与决定》，莫斯科，1953年《决议与决定》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速记》，第2版，莫斯科，1931年
舒宾，P.：《印度革命的兴起》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修订本，纽约，1938年
——《红色中国随笔》，哈佛，1957年《苏联战事新闻》，（苏联大使馆，伦敦）1943年5月31日
《苏南争端》，伦敦，RIIA，1948年
《现代日本》，第1集，P.米夫和G.沃伊廷斯基编，莫斯科，1934年
斯佩克特，Ⅰ.：《苏联与穆斯林世界，1917—1958年》，西雅图，1959年
施坦普费尔·弗里德里希：《德国第一个共和国的十四年》，卡尔斯巴德，1936年
斯特恩，卡罗拉：《乌布利希》，科隆，1964年斯韦林根，R.兰格，P.：（日本的红旗》，哈佛，1952年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提纲和决定》，莫斯科，1934年《提纲和决定》
托马斯，休：《西班牙内战》，伦敦，1961年
托洛茨基，L.：《下一步怎么办？》，柏林，1932年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提纲和决议》，莫斯科，1932年《第十二次全议会提纲》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速记》，莫斯科，1939年
瓦尔特，G．：《法国共产党史》，巴黎，1948年
韦夫贝尔，H.（编）：《德国共产主义文献》，科隆，1963年
《世界见闻》——见《国际新闻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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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附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有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成人员方面的材料极少，下列是唯一完整的名单：
Ⅰ．第十一次全会后委员会成员
1．主席团委员
阿诺特Arnot洛佐夫斯基Lozovsky
巴贝Barbe曼努伊尔斯基Manuilsky
加香Cachin皮亚特尼茨基Piatnitsky
切莫丹诺夫Chemodanov皮克Pieck
张彪Chuan-Piu波立特Pollitt
艾尔科里Ercoli普鲁赫尼亚克Prukhniak
福斯特Foster伦道夫Randolph
加兰迪Garlandi雷梅勒Remmele
哥特瓦尔德Gottwald西伦Sillen
古特曼Guttmann什麦拉里Smeral
片山（潜〕Katayama斯大林Stalin
科拉罗夫Kolarov休Su
库恩Kun台尔曼Thaelmann
库西宁Kuusinen多列士Thorez
连斯基Lenski蔡特金Zetkin
主席团候补委员
博斯科维奇Boskovic弗拉博顿Furubotn
布拉特科夫斯基Bratkowski古谢夫Gusev
白劳德Browder克诺林Knorin
塞洛Celor科普勒尼希Koplenig
弗洛林Plorin弥勒Müller
富利尼Furini奈依曼Neumann
2．政治书记处书记（1931年4月15日选出）
张彪Chuan—Piu皮亚特尼茨基Piatnitsky
埃尔科利Ercoli皮克Pieck
古特曼Guttmann波立特Pollitt
克诺林Knorin伦道夫Randolph
库西宁Kuusinen台尔曼Thaelmann
连斯基Lenski多列士Thorez
曼努伊尔斯基Manuilsky
候补书记
阿诺特Arnot切莫丹诺夫Chemodano
布拉特科夫斯基Bratkowski富利尼Furini
塞洛Celor洛佐夫斯基Lozovsky
Ⅱ．第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成员
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布龙科夫斯基Bronkowski库西宁Kuusinen
白劳德Browder连斯基Lenski
布克Buck曼努伊尔斯基Manuilsky
加香Cachin毛泽东MaoTse-tung
张国焘ChangKuo-tao马蒂Marty
周恩来ChouEn-lai莫斯克文Moskvin,M.A.
迪亚斯Diaz冈野Okano
季米特洛夫Dimitrov皮克Pieck
迪米特留Dimitriu波立特Pollitt
杜克洛Duclos普列斯特斯Prestes
埃尔科利Ercoli安东尼奥·奎罗兹Queroz,Antonio
弗洛林Florin
福斯特Foster拉科西Rakosi
加拉赫Gllacher雷蒙德Raymond
加兰迪Garlandi萨利姆·阿巴德SalimAbud
哥特瓦尔德Gottwald
格林Green斯大林Stalin
亥克尔特Heckert斯捷凡诺夫，鲍里斯Stefanov,Boris
艾奇卡瓦Ichikawa
科勒Kohler台尔曼Thaelmann
科拉罗夫Kolarov多列士Thorez
柯普勒尼希Koplenig王明WangMing
库恩Kun耶佐夫Yezhov
林德鲁特Linderot日丹诺夫Zhdanov
候补委员
贝列夫斯基Belevsky康生KonSin
布拉斯·罗加BlasRoca克鲁明Krumin
博古BoGu洛佐夫斯基Lozovsky
布拉德勒Bradley洛夫林Lövlien
坎贝尔Campbell迈克尔Michal
切莫丹诺夫Chemodanov波波夫Popov
达赫累姆Dahlem普鲁赫尼亚Prukhniak
德恩伯格Dernberger沙尔克Schalker
多洛雷斯Dolores夏基Sharkey
杜德，帕姆Dutt，Palme西罗基Siroky
福德Ford斯托伊诺夫Stoinov
弗拉雄Frachon斯维尔马Sverma
弗利尼Furini图米宁Tuominen
吉亚尔迪Ghioldi，R.乌布利希Ulbricht
果普涅尔Gopner瓦尔加Varga
哥尔奇茨Gorkic萨波托斯基Zapotocky
雅克莫特Jaquemotte
2．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安加烈蒂斯Angaretis迈纳Minor
安韦尔特Anwelt蒙穆索Monmousseau
登格耳Dengel塞南德Senander
埃伯莱恩Eberlein施柯雅托夫Shkiryatov
弗尔迪Ferdi西罗拉Sirola
格泽哥泽夫斯基Grzegorzewski什麦拉里Smeral
斯塔索瓦Stasova
伊斯克罗夫Iskrov杜鹤生TuHoSin
克里根Kerrigan茨克哈卡亚Tskhakaya
克拉耶夫斯基Krayevsky瓦列茨基Waleck
马吉Maggi
3．主席团委员
加香Cachin曼努伊尔斯基Manuilsky
季米特洛夫Dimitrov马蒂Marty
埃尔科利Ercoli莫斯克文Moskvin，M.A
弗洛林Florin冈野Okano
福斯特Foster皮克Pieck
哥特瓦尔德Gottwald波立特Pollitt
科拉罗夫Kolarov斯大林Stalin
柯普勒尼希Koplenig多列士Thorez
库西宁Kuusinen王明WangMing
连斯基Lenski
候补委员
布龙科夫斯基Bronkowski康生KonSin
白劳德Browder林德鲁特Linderot
加拉赫Gallacher洛佐夫斯基Lozovsky
加兰迪Garlandi米查尔Michal
亥克尔特Heckert雷蒙德Raymond
科勒Kohler图米宁Tuominen
4．书记处书记
季米特洛夫（总书记）Dimitrov
（GeneralSecretary）曼努伊尔斯基Manuilsky
皮克Pieck
库西宁Kuusinen
埃尔科利Ercoli马蒂Marty
哥特瓦尔德Gottwald
候补书记
莫斯克文Moskvin,M.A.
弗洛林Florin
王明Wang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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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声明（1943年6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声明
1943年6月8日[1]《世界见闻》第23卷，第25期，第197页，1943年6月19日
〔英共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决议，赞成这项“会增强国内和国际团结”的建议。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委员会说，解散有利于在反对希特勒主义的决定性战役中更广泛地团结国内和国际的一切力量；西班牙中央委员会欢迎、批准了这个建议。“国际的解散，解除了我们对它的规章和决议所承担的义务，将进一步加强西班牙共产党的民族特点，有利于西班牙国内和侨居国外的所有西班牙爱国者的联合，从而促进全国所有力量的发展，去为恢复西班牙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德共说，决议使德国法西斯分子的所谓莫斯科干涉别国事务的说法站不住脚；意大利中央委员会说，解散将消除仍然存在于工人内部的误解和困难，使他们更易于联合。中共中央委员会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在捍卫马克思主义不受歪曲，帮助进步力量联合，支持苏联，跟法西斯主义战斗几方面已完成历史使命，它还曾竭尽全力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按组织形式来说它已经过时了。中共在革命斗争中曾得到共产国际的许多帮助，但中国共产党人已有很长时间不受约束独立自主地决定政策并将之付诸实施。〕
在1943年6月8日最后一次会议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考虑了收到各国支部关于1943年5月15日建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决议如下：
（1）赞同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的有：
澳大利亚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
阿根廷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
保加利亚共产党英国共产党
匈牙利共产党德国共产党
爱尔兰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
意大利共产党加拿大共产党
加泰隆尼亚统一社会党中国共产党
哥伦比亚共产党古巴革命共产主义联盟
墨西哥共产党波兰工人党
罗马尼亚共产党叙利亚共产党
苏联共产党乌拉圭共产党
芬兰共产党法国共产党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智利共产党
瑞士共产党瑞典共产党
南斯拉夫共产党南非联邦共产党
青年共产国际（该组织系共产国际成员，享有支部的全部权利。）
（2）没有一个共产国际的现有支部送交对执委会主席团建议的反对意见。
鉴于上述两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宣布：
（甲）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已经得到能够送交决定的所有支部包括一切最重要的支部的一致同意。
（乙）自1943年6月10日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书记处，以及国际监察委员会都已解散。
（3）委托由季米特洛夫（任主席）、曼努伊尔斯基、埃尔科利和皮克组成的委员会处理共产国际机关报、机构和财产事宜。
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季米特洛夫（签字）
[1]这里的1943年“6月8日”系指《声明》通过的日期，目录中标为“6月10日”系指《声明》发表的日期。——中译本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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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建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1943年5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建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
1943年5月15日《世界见闻》，第23卷，第22期，第169页，1943年5月29日
〔“喂！听着！”——“什么？”——“共产国际解散了。”这段对话发生在共产国际总部，共产国际执委会西班牙支部办公室。谈话者从苏联报刊获知消息。《共产国际》停止出版了。稍后，出现了一本新期刊，用俄文和其他文字出版，名为《战争与工人阶级》（战后名称改为《新时代》）。解散后共产国际人员返回莫斯科，大部分被分配到“国家的各委员会”，外语广播事业和苏共的宣传、新闻、出版部门。就解散一事接见路透社驻莫斯科首席记者时，斯大林说：
“解散共产国际是正确的和适时的，因为这便于一切爱好自由的国家组织共同进攻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希特勒主义
“解散共产国际所以正确，因为：
“（一）揭穿了希特勒分子的谎话，说什么”莫斯科，企图干预别国的生活，并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从此以后，这种谎话就彻底破产了。
“（二）揭穿了工人运动中的共产主义敌人的诬蔑，说什么各国共产党似乎不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而是遵照外来的命令行事。从此以后，这种诬蔑也彻底破产了。
“（三）便于爱好自由国家的爱国者，把本国的切进步势力，不分党派和宗教信仰，联合成统一的民族解放阵营，以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四）便于各国爱国者把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联合成统一的国际阵营，去同希特勒主义统治世界的威胁作斗争，从而为各民族将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扫清道路。
“我想，所有这一切情况，将使盟国和其他联合起来的国家的统一战线，在争取战胜希特勒暴政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我认为，解散共产国际是完全适时的，因为正是现在，当法西斯野兽作最后挣扎的时候，必须组织爱好自由国家的共同进攻，以便打死这只野兽，使各国人民摆脱法西斯的压迫。”[1]〕
共产国际的历史任务——这个组织是作为大多数老的战前的工人阶级政党政治联合的结果在1919年建立起来的——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免受工人阶级运动中机会主义分子的庸俗化和歪曲，在于协助促进某些国家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先进工人的先锋队的团结，在于帮助它们动员工人起来维护经济、政治利益，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正在准备的战争，支持反法西斯的主要堡垒苏联。
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揭露了《反共产国际条约》的真实含义，它是希特勒分子为了准备战争需用的一种武器。在战争开始以前很久，共产国际就曾不停地、不倦地揭露希特勒分子的罪恶颠覆活动，这些人用所谓共产国际干涉这些国家内部事务的大喊大叫来掩盖它。
但是，早在战前很久就越来越清楚，随着各国的国内国外关系的日益复杂，任何一种国际中心要解决各个国家的运动所面临的问题，都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各国发展的历史道路的深刻差异，各国的特点不同以至于社会秩序上的矛盾，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的差异，还有最后，工人的觉悟和组织程度的差异，所有这些就决定了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面临着不同的问题
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事态的整个发展和共产国际积累下来的经验，非常有说服力地表明，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选择的团结工人的组织形式符合工人阶级运动第一阶段的情况，但已被运动的壮大和各个国家问题的复杂性甩在后面，甚至成为各国工人阶级政党进一步加强的累赘。
希特勒分子挑起的世界大战，进一步加深了各国局势的差异，并且在落到希特勒暴政之下的国家和联合在强大的反希特勒联盟中的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之间，放下一条深深的分界线。
在希特勒集团的国家中，工人阶级、劳动者和所有正直人们的根本任务，是尽力促成这个集团的覆灭，办法是从内部破坏希特勒的军事机器，帮助推翻对这场战祸负有罪责的政府。在反希特勒联盟中的国家，广大人民、首先是先进工人的神圣职责，是千方百计地帮助这些国家政府的旨在尽快打败希特勒集团的军事努力，保证各国在平等基础上的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反希特勒联盟成员中各国各有自己的特殊问题，这一事实不容忽视。例如，在希特勒分子占领下已失去国家独立的国家，其先进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任务，是促进武装斗争，使之发展成为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与此同时，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反对希特勒暴政的解放战争，已经使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并把他们不问党派与宗教团结在强大的反希特勒联盟队伍里，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只有在本国范围内进行工作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先锋队，才能最好地、最有效地实现为迅速消灭敌人的全国奋起和动员。
1935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考虑了国际形势和工人阶级运动发生的那些要求各支部在解决面临问题时需要灵活和独立的变化，曾经强调，共产国际执委会很有必要，在解决工人阶级运动中由各国具体条件和特殊情况所产生的一切问题时，以避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事务为原则。同样的考虑也曾指导了共产国际去审议美国共产党1940年11月作出的退出共产国际队伍的决议。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判断指导下，共产党人从来就不是保留已经过时的组织形式的支持者。他们一贯主张工人阶级运动的组织形式和这种组织的工作方法服从于整个工人阶级运动的根本政治利益，服从于具体历史形势的特点，服从于在此形势下直接产生的问题。他们记取伟大的马克思的榜样，他曾把先进工人联合在国际工人协会队伍中，后来，当第一国际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欧洲、美洲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他又由于各国建立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解散了第一国际，因为这种组织形式已不再符合它面临的要求了。
鉴于上述情况，看到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和政治成熟，并考虑到在目前这场战争期间某些支部已经提出解散作为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指导中心的共产国际这个问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由于世界大战无法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情况下，提出以下建议，请求共产国际各支部批准。
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中心，将予解散，从而解除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对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规章和决议所承担的义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号召共产国际的所有支持者集中精力，全心全意支持并积极参加反希特勒联盟的人民和国家的解放战争，以求尽快击败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不共戴天的大敌——德国法西斯主义及其同盟者和附庸。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签字）
G·季米特洛夫0·库西宁
M·埃尔科利D·曼努伊尔斯基
W·弗洛林A·马蒂
K·哥特瓦尔德W·皮克
V·科拉罗夫M·多列士
J·科普勒尼希A·日丹诺夫
下列各国共产党代表亦在本决议上签字：
比安科（意大利）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西班牙）
莱克廷宁（芬兰）
安娜·鲍克尔（罗马尼亚）
马蒂亚斯·拉科西（匈牙利）
1943年5月15日于莫斯科
[1]见《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47—348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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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五一节（1942年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1942年五一节
1942年5月《世界见闻》，第22卷，第18期，第217页，1942年5月2日
〔1940年4月以后，共产国际不再发表例行的宣言来庆祝五一节和革命纪念日。除了期刊继续出版以外，几乎已看不到共产国际的活动有什么外表的、公开的迹象。“我们曾等待共产国际书记处告诉我们该做些什么”，德尔加多写道，“但是没有人费神来理我们。共产国际只成了一座房物，一个名字，几百名送送文件的雇员，别无其他。”开战以后，人们都知道，1941年夏天，保加利亚党同南斯拉夫党在马其顿问题上严重对立，尤其是在保加利亚党是否有权吸收曾经属于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地区的党组织的问题上严重对立。争执被提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它决定支持南斯拉夫党，在答复中提到南斯拉夫党的游击战政策的正确性。在1929年初的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曾经同意将联盟中各党之间的争端提交莫斯科。
下文取自《共产国际》社论，曾于《世界见闻》转载。
当希特勒进攻俄国时，各国共产党立即转变政策。英共没有召开预定于1941年8月的人民大会，却组织了一系列会议去讨论增加生产的途径。它想把精力用于“动员舆论来对付对联合作战的各种形式的干扰”。“非常必要，英国工人不仅必须支持政府援助苏联的措施，而且必须用行动来保证最大限度的生产。”补缺选举中的共产党候选人都被撤出，“以避免误会”。非常重要，“在丘吉尔政府周围建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打败德国法西斯主义这个共同目的”。非常重要，“用完全不同的态度去对待过去曾与我们有过冲突的个人和组织”。独立工党，曾在补缺选举中提出候选人来反对国民政府的候选人，被指责为“帮希特勒的忙”。1941年7月，英共发起了“第二战线”运动。在一篇关于殖民地和战争的声明中它说，殖民地人民可以有助于赢得这场为自由之战：“他们会懂得，为了打败希特勒必须立即建立强大的统一战线。这是当务之最急。”它非难甘地继续强调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是“狭獈”和“不现实”精神；对战争的抵制是“有损于印度人民真正利益的”。
法共，在1941年6月22日之后，声明：“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激进党人、天主教徒、戴高乐追随者之分。对我们来说，都是跟希特勒及其代理人战斗的法国人。”早些时候的口号“不要丘吉尔，也不要希特勒”，已被放弃，改成了“英国万岁”。帕德莫尔谈到美共的“厚颜无耻，竟然呼吁黑人暂停要求在军工部门就业，同工同酬的原则，和在军队中废除种族隔离的宣传鼓动”——他们谴责这是“破坏战争的努力”。美国
社会党领导人，诺曼·托马斯，敦促继续为黑人权利和自由权斗争，被纽约《工人日报》称为“第五纵队分子和法西斯主义的枪头”。一位著名的美国共产党员写道：“在美国不分经济上的阶级。只有一个阶级，就是美国人民。”美国和平动员委员会将名字改为美国人民动员委员会，不久之后又自行解散了。白劳德说，他认为被称为罢工破坏者是“至高的荣誉”；罢工是“刺在我们武装能力上的刀子”。1942年9月，印共中央委员会“举行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公开会议后”，发表了一个宣言：《印度拥护同盟国的事业》。1943年5月召开于孟买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印共宣称拥有一万六千名党员。纪念1943年五一节时共产国际期刊的社论，庆祝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和抵抗运动的壮大。社论号召“在欧洲战场上采取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压倒多数的德国劳动人民仍然在为希特勒服务。……应该坦白地说，希特勒分子的力量就在于德国群众，尤其是德国工人的逆来顺受。”
1941年10月，共产国际总部迁到乌法（该处被称为“205号科学研究所”）；在乌法按照列宁学校的方式设立了一个共产国际学校；在乌法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在各个时期包括：曼努伊尔斯基，陶里亚蒂、马蒂、皮克和弗洛林。
新的波兰共产党于1941年底在华沙成立；在它的早期文件之一，曾宣称它的目的是创立一个全国性非宗派党，与共产国际不发生联系。〕
1942年五一节在具有极重要的历史决定性的一年中来到。今年五一节不仅是工人阶级检阅自己力量的节日。它还是动员日，动员跟希特勒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各国的一切力量。
今年，1942年，各国人民第一次将五一节祝贺送达红军，送达他们仰慕的伟大苏联人民，送达坚守在抗击纳粹杀人犯机械化兽行的解放战争前沿的人们。
生死攸关的问题并不仅是某一国某一个阶级的命运。所有国家的自由和独立都在危急之中。这是要把大家从一听到人权、自由、民主这一类字眼就要暴跳如雷的死敌手中拯救出来的问题。
这场为人类发展的根本而进行的斗争，正在促成各民族新的有力量的大团结的实现。过去，当工人们在五一节为国际团结的理想示威时，当他们关于全世界劳动者团结的呼声飞越边界时，这种观念往往在其他阶层中引起误解甚至敌意。今天，建立一条为自由和进步斗争的世界战线这个观念已开始渗入天涯海角。
照应机器的工人，遁居书斋的科学家和实验室中的研究员，农民和作家，教师和手工业者，医生和艺术家——大家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希特勒已经危害他们的性命和生存，问题已经是要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野蛮性中拯救劳动果实，拯救人类活动所有领域的自由精神和进展。塞纳河畔和密西西比河畔，扬子江边和泰晤士河边，人们越来越清楚，他们呼吸的空气要想纯净，人们在生活中要想欢快，只有到德国法西斯主义最后摧毁、消灭干净之后。
为了自身的生死利益，各国人民务必竭尽人类一切力量去获取胜利。……
各个民族的利益迫切要求1942年定要为有最后决定意义的一年。五一节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将是给那些人的信息，他们还在等待和犹疑。1942年务必要成为希特勒主义大垮台的一年。各民族应该迈进1943年，不带着希特勒和希特勒的战争。等待的时期已经过去，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
对那些细心的算计者，他们总是在计算人力物力资源，策划种种时间空间的结合，因而得出结论，希特勒注定要灭亡，我们又何必在此刻去拿生命冒险，对于那些过去的消极大师们，我们应该说：当然，人力物力资源确实是非常重要，空间和时间也是重要因素，而就希特勒来说，战争也确是毫无指望。但是切莫忘记：如果储备保留太久，空间和时间没有为斗争利用，那么所有这些因素也会失去重要性。那些一想到斗争中的必然牺牲就要退却的人，那些把希望寄托在战争拖延上的人，他们自己就会变成为这种因循苟且的牺牲品，成为这场扰人战争中的饥荒、愈来愈大的困难和无止境的折磨的牺牲品。
教训大可从红军和伟大苏联的榜样中吸取。雄厚的、取之不尽的储备确实有力地帮助了斗争中的苏联人民，但可置希特勒于死地的，还只是因为苏联人民在任何环境任何形势下都决不放弃战斗，只是因为每一分钟都被用来同敌人进行了勇猛顽强、机智果敢的斗争。……
无人怀疑，美国英国的工人，在五一节，都会保证与他们的苏联伙伴在军火生产上竞赛，以生产更多坦克、飞机、武器来打击希特勒。无人怀疑，他们会力求最高度的组织和统一，去动员劳动人民各阶层和人民各阶层去战胜希特勒。无人怀疑，他们将下定决心，不仅生产武器，还会使用它们去抗击敌人，不仅制造武器，还会为了人民的事业举起武器。
希特勒所占领的国家的工人会下定决心履行无产阶级的和民族的责任。会把一分一毫的能力、一点一滴的技术都集中起来，用于破坏军火生产和凶恶敌人的军用物资运输。他们会使用多种多样的手段，包括纵火和爆炸，摧毁为侵略者效劳的机器和设备。他们觉察，群众主动参加斗争，组织抗击法西斯奴役的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们最后终将认识，由群众拿起武器抗击敌人的必要和实际可能。在南斯拉夫，游击斗争已具有真正人民战争的特点和规模。在挪威北部，游击支队已获得了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游击运动已在法国兴起，特别是在塞纳县和罗亚尔县。
于是事实本身清楚地驳斥了那个完全不正确的论调，说什么游击战需要一定的自然条件——森林、沼泽、过不去的大山，还有游击战在欧洲的人口稠密地区不可想象。这种论调跟法国投降将领的奸诈谎言多么相似啊，他们总要旁人们相信，象巴黎这样的不设防城市是防守不住的。然而苏联人民已向世界表明，每座不设防城市都会变成坚强堡垒，只要它的保卫者英勇顽强。对于游击战道理也是一样，它在每一块被占领的土地上都可以用作为人民的武装起义开路的方法大大削弱敌人力量。人民对付希特勒屠夫们的武装抵抗，其速度和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占领地区的工人阶级。……
今年我们特别要向德国的工人阶级致意。让德国工人在今年五一节这天听到阶级兄弟的呼声吧，让他们听到这个再三重复的忠告，这个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紧迫问题吧：德国工人阶级在哪里？德国的工人们在哪里？曾经有过一个时期，那时你们行进在队伍的最前列，那时你们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理想。你们的领袖当中有过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你们有力的双手上我们感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团结。可是今天呢？借助你们的手希特勒进行着战争去打击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用自己的双手你们又为嗜血成性的刽子手制造残杀工人的武器。难道你们德国工人真的认为，容忍盖世太保和集中营体系，贬低工人阶级为哑巴牲口，只会服服贴贴追随罪恶的元首以及他一伙贪得无厌巧取豪夺的冒险家，这一切与你们的荣誉、良知、根本利益相符吗……
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德国工人，率领着德国人民各个阶层，踏上反对希特勒战争和希特勒统治的果敢战斗道路。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德国工人拒绝为战争之故忍受磨人的奴役，他们可以每天怠工、破坏生产。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他们利用原料短缺和机器磨损去制造成百次干次停产，在工业上组织战斗行动和罢工。
恐怖统治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谁也不敢说，纳粹恐怖在挪威和法国要比在德国本土缓和一些。然而，挪威和法国的工人仍然鼓起勇气用各种手段进行反对纳粹刽子手的斗争。如果德国工人真正了解希特勒用这种疯狂的速度正把德国民族拖入什么恶运，他们应该觉醒过来。他们一定会觉醒过来，给德国人民指出通向拯救、结束战争、幸福的新德国的道路。
德国工人和人民可以相信，希特勒的失败和可耻的法西斯暴政在德国人民手上的覆灭，就是德国的拯救。全世界的工人和各个民族都决心一劳永逸地赢得持久可靠的和平，他们的目标只是消灭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各国工人等待着、期待着看到德国进入世界各国的共同体，各国看到，他们的拯救和德国民族的拯救不是在战争和毁灭里，而是在建设性的劳动里。
1942年五一节将使德国工人回忆过去斗争的光荣岁月，号召德国工人阶级起来抵抗希特勒的战争和希特勒的奴役。……
对于整整一代人来说，五一节是这样的日子，工人增强对自身力量的信心，感到自己和千百万阶级兄弟目标一致的日子，是他感到自己属于一个强大的战斗集体的日子。1942年五一节的意义以往无法比拟：今年这日子，要召集全体人民，联合一切热爱自由的正直人，为了取得象样的生存的斗争，为了解脱法西斯主义的神圣解放，为了全人类的事业。在这一天，每位战士的人类尊严感、勇气和决心，都要克服一切忧虑恐惧。共同事业的远大宏图必将一切狭隘的利己主义动机置于一旁。进步力量和热爱自由的力量的一致行动，必将导致行动上的最大决心。
工人阶级的统一，各国人民的统一，以此统一各国人民的斗争与苏联人民和红军的空前斗争——这就是我们1942年五一节的战斗口号和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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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1940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
1940年4月《世界见闻》，第20卷，第18期，第261页，1940年5月4日
〔共产党人反对同盟国的运动在1940年变得更加明显。1939年底，德国、奥地利和捷克共产党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表示他们决不为英、法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利用。1940年2月，乌布利希在《世界》杂志（在瑞士出版，取代了《评论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抨击希法亭“希望看到法国和英国的胜利”；希特勒与俄国签订条约，是因为不如此德国就会成为英帝国主义的附庸；德国工人并不希望“将现政权换成由英帝国主义操纵的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的政权。……谁挑拨德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的友谊，谁就是德国人民的敌人，就会被斥为英帝国主义的走。……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将成为苏—德条约的最强有力的保证和英国计划的最大障碍”。3月，据德共说，在英国和法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逃亡者“出于对资本主义命运的关心”，正在对德广播中合作；他们希望得到好差事，去充当“为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和德国资本家效劳的管家”，据说希特勒很害怕“德国工人的群众运动"；反资本主义情绪在增长，德共影响在扩大。在法国，共产党入争论，一旦法共遭到攻击，就再也谈不上什么保障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了；唯一正确的政策就是为抵制战争去战斗。共产党将以帮助殖民地的奴隶进行解放斗争，在工厂、军队中活动，来打击法帝国主义。法国共产党写道，当法国受到侵略时，和平与自由，法国的安全与独立，都要求推翻“这个将我国拖入这场冒险活动的二百个家族的政府”。一个“有群众基础”的政府将“立刻就会跟苏联达成协议，以重建全世界的和平”。
法国沦陷之际，共产国际期刊上一篇社论说，达拉第和勃鲁姆“正在悄悄地活动，要交出法国北部和巴黎的工人——工人阶级中最革命、最进步、最富有战斗力的部分，去让外国军队蹂躏和掠夺”。英共的一个宣言号召工人们开展运动，以争取建立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府。德共的一份传单对法国、比利时、挪威等国工人表示同情，呼吁早日结束战争；传单没有使用“法西斯”或“纳粹”字样。《共产国际》（1940年第九期）社论中谈到苏联合并波罗的海诸国和其他地区时写道：“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数目从十一个增加到十六个，这不仅是苏联力量增长的显著标志，也是列宁和斯大斯民族政策正确性的光辉证明。”当苏维埃政权在波罗的海诸国，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建立而他们又加入了苏联之时，这些国家中群众的“无法形容的热情”表明他们是多么深切地热爱社会主义。休战签字后，法共宣称法帝国主义已被打败。对法国工人阶级来说，这是胜利；它的敌人少了一个。“按这种方式看，可以说法国人民的斗争跟德帝国王义对法帝国主义的斗争有着共同目标。”列宁曾教导他们，如果情况需要，工人跟魔鬼也能结成同盟。只有“巴黎金融家”才希望法国人民继续作战。“把法国推入战争”的那些人应由“人民民主政府”审判，这个政府将同苏联一道维护和平，“这项和平政策会将苏德条约补充得更臻完善”。维希把勃鲁姆、雷诺和他们的同伙当作政治犯看待，这完全错误；他们不过是卖国贼。如果占领当局允许《人道报》发行的话，它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谴责英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活动，他们要把法国殖民地拖入战争”。“那位自封的“自由”法国战士，戴高乐将军”，正为“他的老板，大英帝国，效劳”。
法国，1940年春天马蒂在《共产国际》上写道，假如没有勃鲁姆、达拉第和邦内，本来会有一个在人民阵线政府领导下的西班牙作友邻，捷克斯洛伐克本来也会是个盟国，但是由于这三个人，他们宁可把几百万元奉送给“波兰贵族”，这笔钱“立刻就变成了野兽的狂虐”。洛林铁矿石卖给德国所获利润成了“达拉第、邦内、勃鲁姆三位先生的特别佣金。……”勃鲁姆是“人民西班牙的谋害人”，他代替“伦敦财金界、巴黎证券交易所和第二国际”行动，在该期刊同一期上曼努伊尔斯基写道：“在共产国际存在的二十年中，肃清工人阶级运动中社会民主主义这个问题，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成为如此尖锐、追在眉睫的实际任务。”
在英国，英共组织了一个“和平理事会”，各地设有分会，宣称：反对战争继续下去。“英国人民不能容恐旨在降服德国的战争继续下去，德国人民很快就会消除希特勒来到此地的恐惧。”英国、法国和德国人民能够“违抗统治者意愿强行停战”。当丘吉尔就任首相时，《世界见闻》声明：“这是治理过英国的历届政府中最糟糕的一个。”在敦刻尔克撤退时，英共中央委员会号召工人们接管政府，并“寻求摆脱战争的途径”。工人权利减少和生活水平降低，不是由于战争需要，而是为了“巩固大资本家、放债者和军火商对人民的专政”。它发表一项宣言：“有自尊心的英国公民决不会去尊重或支持丘吉尔政府。……人民的利益要求战争立即结束，不是靠在国内国外向法西斯主义投降，而是靠组织起自卫并走向跟各国劳动人民实现和平与团结的自由人民的力量。”共产党报刊嘲笑那种“苏联或迟或早总会以这种办法那种办法来援助英国的天真想法”。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并入苏联一事，被说成是可向英国工人表明，他们怎样也能够摧毁旧政权的统治，走向社会主义。象妇女志愿服务队这样的一些组织，被指责为“危险和反动”。“有钱人已经准备好了豪华的掩蔽所……但他们仍然拒绝给人民掩蔽所，而只有掩蔽所才能护身。”
共产国际报刊很少提到德国或德共。《共产国际》1940年索引中在“德国”项下只有一条；法国项下有十条，英国有七条。
英共发起了召开“人民大会”的运动，以组织反政府的战斗（原来叫做“人民警觉委员会”，始建于法国沦陷后）。大会于1941年1月举行，选出一个委员会去组织这一运动。解释运动的目标时，D·N·普里特写道，向德国投降还是同德国作战，这个进退两难的困境是个假象。假如英国有个“人民的政府”，它就会提出和平，其条件既不意味征服也不意味投降。“还不清楚吗，希特勒和德国统治阶级无法说服工人继续战争去反对已不再构成任何威胁的英国政府？”法国、奥地利、捷克和其它国家的工人也会甩开压迫者。人民大会的目的包括建立一个人民政府，发展与苏联的友谊，争取“人民的和平”和保障生活水平、工会权利、公民自由权。一位大会参加者后来写道：“我曾经工作过……在一个由吵吵闹闹的委员会凑成的叫做人民大会的团体里担任对外联络和新闻发布官这类角色。……这个组织的多数活动都是……避免受骗人和同路人之间的分裂。”
在美国，一个类似的组织，叫做“美国和平动员”，于1940年9月在芝加哥召开的一次反对美国参战的大会上成立了；罗斯福政府全“被贩卖战争的帝国主义分子把持"。美国共产党1940年根据沃勒斯法案的条款退出了共产国际，这事被说成是“目的在于追使人民听任美国参加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另一步骤。
1948年，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共产党交换信件期间，曾提到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于1940年奉命在萨格勒布租用一所别墅，“用以安放共产国际的无线电台”。〕
全世界的无产者和劳动人民！五一节，国际大团结的节日，现在由劳动人民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不祥环境中庆祝。以往国际无产阶级大团结这个观念还从来没有象在目前这种战火席卷欧亚的日子里对各国劳动人民显得那么极端重要过。
欧洲战争已持续八个月之久，但战争的结束遥不可期。军事行动的地区扩展更甚。帝国主义权势人物将他们支配下的殖民地人民强行拖入战争。
战争持续越久，就越看得清楚，中立小国全是帝国主义分子的手中玩物。
作为对于英、法严重侵犯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中立的反应，德国将军队开入丹麦，还占领了挪威的战略要地。英国和法国，在他们这方面，也派部队登陆。挪威领土于是成了战场。
比利时和荷兰大受威胁。而另一战争基地又在近东酝酿。帝国主义各国争夺巴尔干各国和地中海霸权的斗争，威胁着要将更多的资本主义国家拖入战争。
干预战争的准备工作，意大利也在进行，它已在西班牙和巴尔干诸国加强了阵地。
在远东，日本征服中国之战已进行了将近三年。它一心想把这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大国变成殖民地。被战争损耗殆尽，它急于将掠夺性的“和平”强加中国，以便腾出手来，参与世界的重新瓜分。
帝国主义分子在太平洋上的抢夺威胁着发展成为新的战争。日本、英国和美国之间已经开始关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争执。
美国资产阶级，作为开端，已把魔手伸向冰岛、格陵兰和英、法在加勒比海的属地。
资本主义恶棍们正把各国人民拖入新的世界帝国主义的大屠杀。
面对处于战争热病痛苦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屹立着社会主义的伟大国家。英、法战争贩子和他们的社会民主党马屁精气得发狂，因为苏联对他们的帝国主义战争保持着中立地位。他们极其愤怒，因为苏联不断成长壮大，而他们却处在帝国主义矛盾和战争的苦难之中。他们暴跳如雷，因为苏联已为本国各族取得和平之福，与德国和平相处，就象它也愿意跟并不侵犯它的权利的其他国家和平相处一样。他们怒火中烧，因为苏联，根据忠实中立政策，阻止了战火向其他国家的蔓延。他们胆战心惊，看到苏联的和平政策也加强了他们本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战争贩子们气得发狂，因为光荣的红军除掉了那块他们准备已久的反苏战争基地，它们在芬兰的挑衅彻底失败。他们暴跳如雷，因为苏联，跟芬兰签订了和约，就将英国法国的战争挑衅者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迫使他们摊牌，揭露他们的真实意图于各国人民面前。
资本家们希望苏联实行适合他们的政策。但是苏联执行自己的政策，由社会主义的利益决定的政策。苏联维护它的伟大人民的利益，他们正完成无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以此，苏联又捍卫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也就是各国人民的利益。
资本家们需要的是帝国主义征服和掠夺。苏联需要的是创造性劳动、社会主义繁荣和劳动人民的幸福、快乐生活
全世界无产者理所当然地为他们的先锋，社会主义的伟大国家，感到自豪。
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战争已给你们带来难以想象的穷困和灾难。大的战役尚未发生，而地球上已经遍洒阵亡者的鲜血。成千上万海员已葬身于大海大洋。仅仅欧洲，就有二千万人被拉去当兵。他们从生产劳动上，从家园里被强行拉走。饥饿与匮乏现在敲打家门了，这些家庭中挣面包的人都被资产阶级驱上战场了。被征入伍者的妻子、母亲、孩子都被送去听任命运的摆布。穷困饥饿的人还要受到资产阶级的掠夺，因为生活必需品都涨了价。人民吃点食物都由资产阶级配给，而富翁们花钱如流水，脑满肠肥。
工人们在工厂里受到奴役，他们被迫象铁链上的囚犯那样工作。从无此例地延长劳动时间，大幅度裁减工资，骇人听闻地剥削，资产阶级吸去他们最后的几滴血。征走了农民的儿子去打仗，他们将荒芜带给农村。征收了马匹、牛群、食物和饲料，他们毁灭了千百万个农场。流汗满额辛苦耕耘的人，都被资产阶级夺走了劳动果实。
今天的年轻一代注定要为富翁们的利益死亡、毁灭。悲伤的心情折磨着战壕里的士兵，不知道明天将带来什么，也不知道明天家庭会发生什么。
后方，然而，却是战争掠夺者和暴发户的令人憎恶的一片狂欢，他们从穷人的贫困中积累财富。对他们来说，战争就是黄金雨。人类的血和泪，他们都化为股票、红利和巨额利润。
可是资产阶级，雇用了奴颜婢膝的勃鲁姆、茹奥，英国的工党头头，还不仅仅是向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凶狠开刀。在所有的资产阶级国家里他们都对劳动人民建立反动愚昧主义、专横独断、恐怖、和公权褫夺的统治。他们利用战争，剥夺产业工人和城乡劳动者的最后那点残余权利，如果这种权利还存在的话。他们用以回答群众和平意愿的就是军事法庭、苦役处分、枪杀。
共产党人，人民的自由、幸福的先锋战士，被资产阶级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他们监禁、关进集中营几十万共产党人、西班牙难民、政治流亡者。
这就是这场战争给今天带来的后果，这就是今天的资产阶级体系。
劳动人民，资产阶级明天将给你们准备什么呢，如果你们不起来结束战争，如果资产阶级继续支配你们？
欧洲和亚洲，也许还有其他大陆，都将变成人类历史从未看到过的血洗战场。战争必将带来千百万死亡和残废，千百万孤儿和寡妇。新的吞并和赔款的无法忍受的重担。物质财富的浪费和各国人民的难以估量的破产，其规模之大，1914—1918年世界大战也不曾有过。
资产阶级会把全部巨额战争费用加在你们，劳动人民身上。他们还会进一步增加绕在你们脖子上的本已难以忍受的捐税负担。托拉斯巨头、银行老板和证券交易所鲨鱼们还会进一步奴役你们，使你们和妻子儿女都成为强制的纳贡交税人。他们会给你们规定残酷剥削制度，那到目前只有在殖民地才实行。
在“联邦欧洲”和“新的世界组织”旗号下，帝国主义分子准备肢解大国，吞并小国，并进一步加紧殖民压迫和奴役欧洲各国人民。他们会把民族压迫推行到连过去的大帝国都没有达到过的程度，这些帝国都是从征服人民的累累白骨和殷殷碧血中建起的。
无产者和劳动人民！是谁帮助过，现在还在帮助资产阶级夺走你们和孩子们最后一点面包屑，用资产阶级专政的恐怖统治压得你们喘不过气来？是谁，同资产阶级一道，策划了骇人听闻的血腥罪行，那是我们都亲眼目睹的？
就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改良主义工会领导人。
世界本来会象今天这副模样吗，假如这些人未曾帮助资产阶级破坏劳动人民在1914—1918年世界大战以后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就象那些看家狗，他们保卫过，现还在保卫着资本主义制度。枪杀工人的，是他们的诺斯克之流。用“资产阶级民主”毒药麻痹工人头脑的，是他们的鲍威尔之流。破坏总罢工的，是他们的麦克唐纳之流。跟世界反动派一道，公开叫嚷过，现在还在叫嚷组织十字军进攻社会主义国土的，是他们的勃鲁姆之流。用跟资产阶级搞合作的政策，他们为资本家们目前的专横统治铺平了道路。投了降，还把工人阶级赢得的成果拱手送给资产阶级，他们以此促成了目前的反动势力的猖獗。在帝国主义征服行动中合谋，他们大有贡献于战争的爆发。提倡“互不干涉”政策，他们为欧洲战争的洪水打开闸门。出卖了共和西班牙，他们使法国人民阵线的瓦解成为必然结论，从而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势力扫清道路。以对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无耻支持，他们帮助资产阶级把更沉重的奴役锁链套在人民身上。
但是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社会民主党追随者的愿望决不会实现。不管统治阶级如何猖獗，他们在各国人民面前逃脱不了为这场战争应负的责任。他们大发雷霆，因为劳动人民要的是自由不是奴役，是和平不是战争，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
劳动人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把自己从被资产阶级拖入的苦难中解救出来，除了以自我牺牲精神的坚决的抗击帝国主义战争、反动势力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以外，别无途径。他们知道，这一斗争随后必将带来牺牲。但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统治要求于工人的牺牲要大一百倍。前线后方千百万人民时至今日仍然细声细气地谈论共产党人的大声疾呼。
现在已经不是个别英雄人物在反对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而是全球上各个角落里上万先进工人在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神圣旗帜。
这面旗帜法国共产党议员也在高高举起，当他们受到军事法庭审讯时。在这面旗帜下战斗的还有几十万普通的法国工人。这面旗帜还坚握在共和西班牙的英雄战士手中。在这面旗帜下英国的先进工人正在争取和平。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和平的，在美国还站着五百万青年组成的大军；和平也是德国工人和农民的愿望；日本士兵也渴望战争的结束。
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运动也在壮大扩展之中。争取国家独立的顽强斗争由印度的先进工人、农民进行。抗击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由伟大的中国人民进行。
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都希望结束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结束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专横统治，停止反动派对他们的愚弄。他们要求恢复和扩大政治权利和自由，象样的生活条件，他们要求缩短工作日、增加工资、增加士兵的军饷和家庭补助金。
和平、面包、自由——这就是千百万劳动大军的战斗呼声。但是群众运动至今仍然是分裂的；资产阶级打算用军、警恐怖手段来阻止它。为了打破资产阶级反动派设置的障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需要统一的行动。他们需要这样做，以便汇合至今仍然分裂、零散的运动成为强大的洪流。在每一国内，他们需要有工人的统一战线，劳动人民的人民战线，由群众自下建立起来的。
为了进行反对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无产阶级需要国际规模的统一行动。
无产者，劳动人民，和殖民地的人民！斗争胜利的保证就在于力量的统一。你们要锤炼出来抗击资本攻势的劳动统一战线，这是反对反动势力的自由战线，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和平战线，反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战线。
只有在反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反对第二国际中叛卖的最高领导人的无情斗争中，劳动人民才能建成这种战斗战线。使你们的队伍紧靠社会主义的伟大国土。捍卫苏联的和平政策，它表达了各国人民内心深处的愿望。要在五一节举行争取和平、反对战争挑衅者和点火人的示威。
母亲们，妻子们和姐妹们！大声要求，让所有的人都听见，在还未过迟之前，你们的儿子、丈夫和兄弟返回家园。
劳动人民！为使战争的财政负担加在富人身上而战斗！要求没收战争利润！要求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要求释放英勇的法共议员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反动派的全体战士。
把战争掠夺者和投机者关进监狱！资本的囚人获得自由！
共产国际号召你们，工人们，都要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荣旗帜下，站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旗帜下，因为只有站在这面旗帜下你们才能赢得胜利。
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资本家反动派！给人民以和平！
和平、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堡垒苏联万岁！
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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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斯大林六十寿辰给他的贺信（节录）（1939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斯大林六十寿辰给他的贺信
（节录）
1939年12月《世界见闻》，第19卷，第60期，第1178页，1939年12月30日
〔芬兰共产党1939年11月中旬的一个宣言，呼吁结束“针对俄国的战争挑衅”，呼吁通过谈判达成对两国的“特殊利益给予应有的尊重”的解决办法，和清除芬兰境内的法西斯团体和反苏团体。在苏芬战争爆发之后，芬共发表一项声明，日期是1939年11月30日，声明说，这场准备已久的战争是由芬兰反动派挑起的。芬兰政府为什么不仿效波罗的海各国政府的榜样呢，他们已同莫斯科达成加强本国安全的协议，“而这些国家并未丧失一丝独立”。共产党在苏芬战争期间的宣传把它说成是内战——是芬兰人民的起义，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在库西字领导下的政府，并在反对赫尔辛基白卫军政府的斗争中受到苏联支持。库西宁，在题为《芬兰真相》的小册子中，后来写道：“芬共中央委员会号召人民起来反对罪恶的政府，一个〔以他本人为总统〕执行民主行动纲领的起义者的‘芬兰人民政府’，已在芬兰东部建立起来”；假使芬兰人民支持了这个政府，它本可以避免巨大的灾难，但是恐怖统治和沙文主义孤立了它的支持者
在当时以及以前若干年，在共产国际内部的会议上和所有文件里，对斯大林的赞扬是屡见不鲜的。1939年，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共产党发表了联合声明，论述阅读和研究《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的重要性，据说该书的作者是斯大林，还发表了文章纪念该书出版一周年，在向莫洛托夫致贺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说他曾“受到这个时代的高超的理论家列宁和斯大林的经典著作的鼓舞”。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指出，《简明教程》的出版，“是布尔什维克党意识形态生活中的最重大的事件”。当库西宁，在1935年底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说各党在揭露托洛茨基主义一事上行动不够时，他加上了：“谁攻击斯大林，国际的和苏联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的人格，谁就是为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利益效劳。”在革命二十周年纪念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斯大林的贺信中，称他为“无限敬爱的领袖、朋友、导师，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贴心人。……你是劳动人民取得胜利的头脑和意志”。一位英国共产党员在试图回答“反斯大林的诽谤”时，将这些诽谤归纳为以下三条：一直到列宁逝世，他既不出名也不重要；他取得地位全靠“亚洲阴谋”和对列宁主义的背叛；他已将无产阶级专政改为“野蛮的个人独裁”。德共一位领导人写道：“斯大林所完成的有创造性的巨大的智力工作，他的概念的宏伟和他的远见卓识，他的头脑，他的创造力——没有这一切，苏维埃体系是不可想象的。……击斯大林就是攻击苏联。”〕
致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导师和朋友。在你六十寿辰之际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你，亲爱的斯大林同志，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英明导师、无上敬爱的朋友，致以热烈的布尔什维克祝贺。
你所走的无畏的革命家、伟大的理论家、社会主义革命领袖的光荣英勇的道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一切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光辉榜样。……与列宁一道，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前头，你领导了俄国工人阶级走向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历史上第一次将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转成自己命运的主权人和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苏维埃土地上工人阶级的胜利增强了全世界工人对自身力量的信心，灌注进去光明的希望，鼓舞全体劳动人民参加抗击剥削者的斗争。
在列宁和你的领导下，斯大林同志，苏维埃的土地已经成为全世界工人、农民和被奴役民族解放运动的坚不可摧的强大堡垒。一切地方，地球上每个角落，受压迫的和被剥夺的人们，在起来反抗压迫者的时候，都在他们的旗帜上写有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跟列宁一道，你守卫在诞生于暴风雨中的共产国际的摇篮旁。
共产国际成长、壮大、发展，根据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不朽学说，根据的就是你的天才著作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伟大历史经验。
你捍卫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去抵制为数众多的敌人，他们拼命歪曲列宁的学说，哄使我们离开列宁的道路。你丰富、补充和发展了列宁的伟大学说，完全符合国际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形势。
从你身上，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学到了，现在还要学习，暂死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其最高表现形式就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从你身上他们学到了，现在还要学习那极有效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它把所有国家、民族、种族的劳动人民锻炼成为战斗大军。
从你身上，共产党人学习了，现在还要学习怎样战斗去抗击帝国主义战争，去寻求各族人民的和平、幸福与自由。
多年来，你的深谋远虑的政策，斯大林同志，把人类从威胁它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拯救了出来。
当资本主义黑暗势力发动他们的罪恶战争时，你不允许帝国主义强盗将苏联人民卷入这场血腥屠杀；你以此保卫了和平事业，挫败了战争贩子打算把许多欧洲国家投入这场战争的活动。
你注意到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劳动人民呻吟于外国奴役下的声音，在你的崇高倡议下，苏联人民以兄弟姿态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当曼纳海姆们和坦纳们的财阀集团着手对苏联的战争挑衅时，当芬兰劳动人民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人民政府时，苏联人民，在你的领导下，响应了芬兰人民的呼吁，在芬兰人民反对刽子手，即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斗争中，给予支持。
全世界千百万劳动人民都拥护，以后还将继续拥护苏联的政策，那是由你指示制订的，因为这一政策符合他们的利益，有助于他们的解放斗争。
他们知道，斯大林同志，你别无所求，目标只是人类的解放，你别无生活，全部生活都贡献给劳动人民的福利和幸福。在表达千百万人民的感情和思想时，各国共产党人向你宣誓，敬爱的斯大林同志，他们将把你的伟大教导化为行动，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为了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不朽学说永世长存，战无不胜！
劳动人民衷心祝愿，斯大林同志，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长寿，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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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米特洛夫论工人阶级在战争中的任务（节录）（1939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季米特洛夫论工人阶级在战争中的任务
（节录）
1939年11月《世界见闻》，第19卷，第53期，第1079页，1939年11月11日
〔本文署名“乔治·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后来在共产党报刊上被称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基本文件”。〕
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以后的这些年里，共产党人，根据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不断地向劳动人民解释，资本主义，基于本性，必然产生战争，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被凡尔赛或者其他帝国主义和平条约消除，而是，恰恰相反，这些矛盾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会以新的、更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列宁教导说，战争是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伴随物。掠夺别国领土，征服和劫掠殖民地，争夺市场，这些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原因。斯大林多次警告一次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并揭露将引起这次战争的原因。……
最近这段时期的事态，完全证实了斯大林提出的这些远见警告的正确性。这些事态还证明，共产党人非常正确，当他们指出，各国人民在最近的将来就会捲入战火，如果国际工人阶级，还是不能，以其统一的和坚决的战斗行动，及时制止战争煽动者的话。事态同样证明，共产国际为了建立反对战争的强大战斗阵线所作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多么及时。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开始于进攻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和中国人民，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最大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战争已转移到欧洲的心脏，还威胁着要变成世界性大屠杀。
当前这场战争，从特点和本质看，从作战双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尽管参战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采用欺骗的口号，力图向人民群众隐瞒他们的真正目的。正如列宁教导的，战争的性质“不取决于是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1]
现在，就象1914年战争，是由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重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斗争的直接继续。只有瞎子才看不见，只有地地道道的江湖骗子和欺人之士才能否认，目前这场以英法为一方、德国为另一方的战争，其发动就是为了争夺殖民地和原料来源，为了控制海洋航线，为了征服和剥削别国人民。……
参战各国之间的武力冲突全是为了称霸欧洲，为了在非洲和地球上其他地区占有殖民地，为了石油、煤、铁、橡胶，根本不是什么保卫“民主”、“自由”、“国际法”以及保障小国和弱小民族的独立，象资产阶级报刊和工人阶级中的社会民主党骗子所说的那样。
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利益，也决定了大部分没有直接参战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立场。它们的中立政策是彻头彻尾、虚伪透顶的，这一点对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中立政策尤为真实。当日本进攻中国时，美国资产阶级指头也不动一下。尤有甚者，他们实际上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军需品的主要承包商。在中立的幌子下，美帝国主义者正在为远东的战火煽风，以便削弱日本和中国，然后，依靠自己的实力，向交战国提出条件，以确立他们在中国的地位。
在中立的幌子下美国资产阶级正在怂恿欧洲战火进一步燃烧，他们实际上成了英国和法国的兵工厂，以参战国人民的鲜血为代价，赚取巨额战争利润。他们的目标在于将对手赶出国际市场，加强自己的帝国主义地位，巩固海洋上的霸权。
其他非交战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中立，性质上也同样地伪善。它们的资产阶级千方百计要从战争积累尽可能多的利润。因此，即使他们为本国主张和平，他们也要怂恿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他们把中立当作商品，持此讨价还价，力图卖给出价最高者。
很多中立国家，尤其是意大利，都在等待，当战争继续下去时，那个时刻的到来，即那时交战的这一方或那一方胜利的机会已很清楚，以便站在强者一边，狠狠咬住战败者，抢走他们那份战利品。因此，交战国和“中立”国两者的立场都极端清楚地表明，战争责任全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最主要地在于交战各国的统治集团。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进程，可以清晰地区分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意大利、德国、日本直接作为侵略国出场。它们采取攻势，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后退，他们力图避免跟对手决战，想将对手的扩张转向另一个方向，去反对社会主义的国土。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英、法帝国主义者已经转入进攻，已将本国人民投入抗击德国的战争，还在用各种方式把不少旁的国家拉到他们一边。
过去，上述欧洲国家被分为侵略国和非侵略国，即有的是战争的直接制造人，有的尽管在幕后怂恿侵略别国，暂时还没有公开作为侵略者出现，而目前这种划分已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差别已经消失。尤有甚者，现在是英、法帝国主义者成了战争延续下去和进一步煽动的狂热支持人。
是什么促成了这些主要的帝国主义对手们立场的改变，对于希望了解当前事态的人具有重大意义的改变？
大家知道，当代德国成长起来，立足于向凡尔赛报仇和充当国际反动派反对“世界布尔什维主义”即苏联的突击队这两个口号。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从英、法帝国主义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支持，为的使它去完成反对布尔什维克“历史性”使命。它充分利用了英国、法国不断作出的让步，然后，在法律上自作主张，废除了凡尔赛条约，建立了武装力量，占有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梅梅尔，在西班牙取得了一些阵地。
只要英、法帝国主义者仍然希望将德国的扩张转向东方，他们就会在“不干涉”政策的借口下，不惜牺牲别国人民的利益，用各种方式鼓励德国的侵略行为。他们摒弃了集体安全，把国际联盟——这是他们亲手建立的——变为笑柄。他们还非常满意地接受了喧闹一时的德、意、日“反共产国际”条约的缔结，和所谓柏林—罗马—东京“三角”的建立。这一政策的顶点就是在慕尼黑的那笔众所周知的交易，而英、法政府首脑作为“和平救世主”从那里回国，兴高采烈他们终于成功地将德国的侵略转向苏联。
但是那个时候，苏联已成为一支巨人般的力量。团结在久经考验、无往不胜的列宁和斯大林的党的周围，苏联人民，由于胜利地完成了两个宏伟的五年计划，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完成了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巩固了集体农庄体系。
由于这些，苏联的坚不可摧的防卫能力得到保证，它立足于人民的思想、政治统一，装备优良的红军，和高度的苏维埃爱国主义。依靠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依靠英明的斯大林和平政策，苏联难以估量地加强了它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还在各国人民间赢得巨大的信赖和爱戴，也包括德国在内。
因此，在帝国主义者看来，当德国充当反苏突击队任务的恰当时机已经到来之时，德国不能决心去干。它首先不得不考虑苏联的经济、军事威力，苏联人民的精神一致和团结一致，一心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血战到底并且有能力粉碎任何敌人；其次，德国统治者被迫考虑一个事实，即他们将无法征召大多数德国人民投入进犯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战争。
在这样的事态下，德国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或者落到从属于英、法帝国主义的地位上，进行反对苏联的战争，大冒灭顶之灾；或者断然改变对外政策，走上与苏联建立和平关系的道路。事实表明，德国领导人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苏联，执行的是社会主义外交政策，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挫败了战争挑动者的阴险计划，确保了欧洲两个最大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加强了它在整个国际事态发展过程中的影响。
德苏条约缔结以后，英、法资产阶级，已无法再希望德国发动反苏战争了，就转向以武装斗争反对主要的帝国主义对手的道路。他们做这件事，其借口是保卫他们的仆从，波兰——就是那个波兰，当初英、法帝国主义者把它建为反苏前哨，在1920年曾想通过它的手扼杀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也就是那个波兰，它的统治者从立陶宛夺走了维尔纳，不久前又抢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块土地。他们把赌注押在波兰，但是在这里，他们又一次失败了。
波兰国，带着他那种反动、恐怖的统治，那种对几百万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波兰本国劳动人民的压迫和掠夺，早已成为各族人民的监狱，在第一次军事打击下，就暴露出它内里的全部腐朽，两个星期后就瓦解了。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由社会主义利益决定的政策，它符合各国劳动人民的利益，采取了坚决的措施以确保整个东欧的和平。
由于红军进入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苏联人民支援了呻吟在波兰贵族枷锁下的兄弟，救出一千三百万劳动人民免遭血腥屠杀，解救他们免受资本主义奴役，在他们面前开辟了通向幸福生活之路，为他们获取了民族、文化发展的自由。
由于订立了德苏“和睦边境”条约，苏联不仅为本国各族人民消除了直接的战争危险，还设置了防止帝国主义战争扩张的障碍。
由于同随时有成为帝国主义大国牺牲品危险的波罗的海各小国订立了互助条约，苏联保证了它们的民族独立，巩固了它们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能力，也加强了苏联自己的防卫力量。
维尔纳城和维尔纳区划归立陶宛一事，又一次清楚地表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弱小民族的民族利益的关心。以往没有过，如今世界上也没有，除了苏联以外的任何国家这样完全主动地，出于照顾小国的民族利益而自愿地让出整个地区给住在边境上的这个小国的人民。
正当帝国主义战争在欧洲肆虐，正当资产阶级煽动沙文主义，怂恿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时候，苏联在斯大林的和平与民族友好政策指导下与周围国家建立了友好睦邻关系，由于它的整套政策，苏联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这个和平是各国人民都关心的。
但是，英、法帝国主义，已经走上战争道路，并不想离开它。恰恰相反，他们用各种手法掩盖战争的真正性质，把人民更近地一步步拖上战场，为了这个目的，他们运用了一切欺骗群众的意识手段。
经历过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老一代工人，都还记得清楚，当时英、法报刊一天到晚都在努力证明，两国政府所以打仗不过是为了“捍卫民主”免受“普鲁士军国主义”侵犯，而德国的报纸则力图说服人们相信，他们进行战争是为抗击“俄国沙皇体制”。可是，实际上，众所周知，所发生的战争，是两组帝国主义分子为了重新瓜分世界的争斗。
现在，英、法统治阶级，同当时一样，正在追求帝国主义目标，他们今天已经根据今天的情况改变了思想意识欺骗的手法和口号。揣测了群众的反法西斯情绪之后，他们提出“反法西斯”战争的口号，声称他们抗击德国的战争是“民主主义抗击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是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战争，是为了各国自由的战争。
但是，这些人是多么出色的“反法西斯”战争的使徒啊，他们多年来给了今天他们与之作战的人们种种纵容，还分裂了各国人民反法西斯主义、反战争的斗争的统一战线，而那时整个国际形势认为这个斗争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这些人又是多么杰出的“各国自由的战士啊”，他们几个世纪以来，奴役着几百万殖民地奴隶，他们还玩弄小国命运，把它当作帝国主义交易的筹码！这些人又是多么优秀的“民主主义捍卫者”啊，他们，在自己国内，取消了人民群众的最后一点民主权利，封闭人民的报纸，撤掉人民选出的代表，迫害所有敢于抗议目前这场反人民战争的人。
法国资产阶级现在正在复活反革命恐怖的那种日子。自从镇压巴黎公社以来，法国还未曾经历这种对工人阶级的迫害。取缔法国共产党，逮捕法国无产阶级在国会的革命代表——一贯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战士——这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关于这场战争的民主、反法西斯性质的宣扬有多么荒谬和伪善。
资产阶级跟共产党人作对，因为他们害怕战争的真相比怕火更甚，因为共产党是唯一的能够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的政党。资产阶级用尽办法强迫千百万人民投身战争，去为与他们不相干的事业卖命。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却没有要保卫的东西。这场战争不是他们的，是他们的剥削者的战争。战争给他们带来苦难、贫困、破产和死亡。假如他们竟然支持这场战争，那么，他们保卫的不过是他们的奴役者和压迫者的利益，他们支持的是资本主义奴役。
对于工人阶级，只有一个正确的立场，那就是，抗击帝国主义战争的不调和的勇敢斗争，反对战争罪犯和手段的斗争，首先是国内的，结束这场掠夺战争的斗争。这是最正义的事业，是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指派的事业。
资本主义世界里到处，不仅仅在交战国中，一个疯狂、反动的针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运动正在开展。因此，在战前作为法西斯国家政权特征的那些东西，现在——在战争中大大放手后——在所谓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里日益猖獗。
在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任务也已另具特征。过去，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到防止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上，是捆住战争贩子手脚，而现在，动员广大群众去反对已经打起来的战争，使它结束，就是当前的任务。
以前，问题是要堵住资本和法西斯反动势力进攻的道路，而现在，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任务是，进行坚决的斗争，去抵制恐怖、压迫、掠夺人民的政权的建立；工人阶级面临的任务还有，防止统治阶级把战争负担加到劳动人民头上。
以前，工人阶级的努力主要放在保卫劳动人民的日常利益和防止资本主义剥削者对他们的掠夺和为所欲为，还不可能，由于缺乏必要的先决条件，把废除资本主义奴役制度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现在，跟由战争引起的危机相应，这个任务越来越迫切地摆到工人阶级面前。
变化了的情况和工人阶级的新任务，也要求共产党在策略上有相应的变化。近年来大家追求的统一的无产阶级和人民战线策略，使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有可能在一些国家暂时阻止资本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进攻。统一战线帮助了西班牙人民发动武装斗争反对国内反动派和外国干涉者达两年半之久。它使法国无产阶级有可能获得不少社会福利。
人民阵线运动唤醒城乡广大群众起来行动，团结他们为对抗反革命派系维护本身利益而斗争。这一运动使欧战的爆发得以推迟一段时间。人民统一战线策略即使现在，也完全可以在中国施行，也可以用在殖民地和附属国，这些国家的人民都在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但是这些策略，按照战前所施行的形式，已不再适用于其他国家了。有必要改变策略，这决定于形势的改变和工人阶级面临的策略（任务），也决定于原来参加人民战线各党派领导圈子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所处的地位。
人民统一战线策略，本身就包含着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激进”党反对反动势力和战争的联合行动。但是这些党的领导阶层现在却公开支持这场帝国主义战争。
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的、“民主的”、和“激进的”仆从们，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人民阵线的反法西斯口号，还使用这些口号来欺骗人民群众和掩盖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在“民族团结”的幌子下，他们，实际上已经同资本家建立了共同战线，这条战线在英国从保守党人伸到工党领导人，在法国从蒙面党人伸到社会党人。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的重要领导人无耻地就任帝国主义分子阵营中的重要职位。……
……他们把诽谤的毒针指向苏联、革命的工人和共产党。第二国际的领导圈子在这场战争屠杀机器中经营着罪大恶极的勾当。他们以战争的反法西斯性质的说教欺骗群众，帮助资产阶级把人民赶入屠场。统治阶级清楚地知道，人民群众不会相信英国法国的资本家和他们的报刊，当他们打算用战争的反法西斯性质说服人民，并宣称战争是为了保卫波兰以及他们本国人民利益才打起来的时候。……
从上面所说就很清楚，共产党人不能与那些跟帝国主义者站在同一战线上支持这场罪恶的反人民战争的人结成任何形式的统一战线。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与那些社会民主党、“民主派”、“激进派”的政客们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全在出卖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人民群众和这些帝国主义走狗之间隔着战争鸿沟。
但是，在战争和它引起的危机中，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劳动人民在工人阶级周围的团结，这个需要比以往更为尖锐地呈现出来。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尤其是在交战国里，千百万劳动人民最为关心的是促成工人阶级的战斗团结，建立真正的人民阵线，去反对资本家发动的战争、猖獗的反动势力和对群众的肆无忌惮的掠夺。共产党人不但不会停止为统一无产阶级队伍为团结劳动群众的斗争，而且还要在这方面增加十倍的努力。
然而，实现工人阶级统一和建立人民统一战线这个问题，现在是以新方式提出来的。战前时期，共产党总想以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协议来实现统一的工人阶级行动。现在，这种协议已不能想象。
在目前形势下，工人阶级的团结能够、而且必须自下地实现，立足于工人群众运动本身的发展，依靠反击社会民主党主要叛卖领导人的坚决斗争。
这个过程将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同志式的关系而易于实现，这个关系是近几年来共产党人和相当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工人在反对反动派和战争制造者的共同斗争中建成的。它还会因另一事实而易于实现，即社会民主党，在其领导人的罪恶政策的重压下，将进一步瓦解，而这些党中健康的无产阶级部分将同共产党人联合走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前一个阶段，共产党人建立人民统一战线，总想跟社会民主党和其它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和“激进的”党的领导机构达成协议，而其基础该是反法西斯主义反战争的共同斗争纲领。但是后来这些党的主要领导人全部彻底地投入了帝国主义阵营，而且他们当中有些人，诸如法国的激进党人，竟直接负责战争的进行，于是就谈不上这种协议了。
现在，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劳动者和进步知识分子的聚集，能够而且必须在摆脱和反击这些党的领导人的情况下实现，其基础是在自下的统一战线中反击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
如果没有一场坚决的斗争去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的、“民主的”和“激进的”走狗，去肃清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影响，去把他们孤立于劳动人民之外，这样战斗的群众统一战线是不可能实现的。
现在，历史赋予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极其重要的任务。他们必须将千百万人民从战争深渊里解救出来，挽救国家和人民免遭破产、蹂躏、毁灭。只有领导着农民的基本群众和城市劳动人民的工人阶级，才能坚决抵挡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结束他们的罪恶勾当，并且一劳永逸地铲除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现在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这些任务，是完全能够完成的。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期相比，现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壮大得难以估量了。
它的先锋队伍——苏联的工人阶级——已经建成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堡垒。苏联的存在，倍增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加强了他们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与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不同的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信任，在这次战争一开始就已经受到相当大的损害，今后还会继续受到更多的损害。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将不能象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那样长期欺骗群众。他们的叛卖政策，他们的反共反苏行径，已在社会民主党本身的队伍中引起强烈不满满。
随着战争的继续，群众的愤怒情绪将会更加增长，反战运动也会更加激烈。资产阶级再残酷的迫害也决不能阻挡和扼杀工人群众反抗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工人阶级共产主义先锋队目前的历史任务就是组织、领导这一斗争。
如果共产党人想要胜利地完成他们这一任务，他们就必须作出一个榜样，表明他们正确理解这场战争的本质，并且彻底粉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极力散布的所谓战争具有反法西斯正义性质的神话。
要向群众解释，解释，再解释事态的真相。这一点尤其在当前是动员群众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主义反动派而斗争的最重要条件。
要想成功地开展一场真正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动派的运动，非要共产党人深入群众指导斗争，密切注视他们的思想状态，倾听他们的呼声，把他们的需要和疾苦挂在心上才行。共产党人不可操之过急。他们务必提出符合具体情况的口号，能够被群众理解和掌握的口号，务必时刻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领导群众解决已经成熟的新任务。
当前异常严重的形势要求共产党人决不可屈服于镇压和迫害，而要坚决果敢地挺身而出，反对战争，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要求他们按照列宁所教导的行事，照劳动人民的伟大、英明的领袖，斯大林，现在所教导的行事。
共产党应该根据战争形势迅速重组自己的队伍，清除其队伍里的投降分子，确立布尔什维克的纪律。他们应该集中火力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表现在：滑入“保卫祖国”立场，支持战争的反法西斯性质的神话，在资产阶级镇压行为前退却。
共产党越快做到这一切，他们就能越好地发挥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独立的领导作用，越成功地完成面前的任务。
战争继续下去，所有共产党、所有工人阶级团体、所有积极的工人，都将受到严峻考验。个别软弱分子、胆小鬼将在急转弯中落荒。已经钻进共产党内的工人阶级异己分子、野心家、叛徒，都将被甩开。
各国共产党作为整体，无疑都经得起考验。他们在即来的战斗中将变得更好，炼得更强。几十万献身于工人阶级事业的新战士将充实共产主义大军的行列。
各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将受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英雄榜样，列宁和斯大林的党的榜样的鼓舞，这个党在1914—1918年间曾向无产阶级指出摆脱战争的正确道路，随后就在六分之一地球的土地上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加强所有国家工人阶级之间的友好团结关系，共产党人以此帮助全体劳动人民完成其历史使命。
交战各国的帝国主义分子们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已经发动了战争，置千百万人民于死地。工人阶级已被召来结束这场战争，按照自己的方式，符合自身的利益，符合全体劳动群众的利益，从而一劳永逸地铲除引起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根本原因。
[1]《列宁选集》第3卷第6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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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二十二周年的宣言（节录）（1939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二十二周年的宣言
（节录）
1939年11月《世界见闻》，第19卷，第53期，第1073页，1939年11月11日
〔当1939年8月的苏—德条约公布时，吉东（法共）在《评论报》上写道：“我们欢呼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和平政策的这个胜利，它意味着欧洲战争煽动者方面的一个退却，因而有助于巩固那很不稳定的和平。”条约是“希特勒的软弱的承认”。马塞尔·加香写信给勃鲁姆说：“法国共产党保证，希特勒如果敢向法国宣战，他将看到抗击他的是法国全体人民，而共产党人站在前列……我们赞成政府采取的保护边界措施……法共不会做出任何事情去妨碍对于保卫国家必不可少的统一。”在国民议会共产党党团投票赞成战争按款，同意总动员，并表达了“全体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意志，对于抵抗纳粹法西斯主义，捍卫自由、民族独立、民主原则和文明。……纳粹法西斯主义最有眼力、最坚决的敌人，曾经是，将来仍然是共产党人。面临侵略，共产党人必是法兰西民主、独立的最优秀的捍卫者。”德—苏条约已经“粉碎战争贩子集团”；法共党团谴责了那些由于条约而退党的共产党议员（七十二位议员中占二十一人）。此外还有很多退党者，包括朱利安·本达和保罗·尼赞——多列士斥责后者是“警方告密人”。8月24日，德国总工会执委会以十八票对八票，两票弃权，谴责苏德条约。德共中央8月25日的声明欢迎这一条约，认为它是“迈向和平的一步”；它号召德国人民继续反抗纳粹独裁的斗争；它提到德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计划”，并说条约表明德国可以通过和平贸易得到它所需要的东西；它敦促与波兰、罗马尼亚、法国和英国缔结类似的条约；“如果希特勒照样要把德国人民拖入战争灾难，那么每个德国人都会认识到，国家社会主义乃是战争的罪魁祸首”。
在英国共产党人中间，大家认为这个条约“大大缓和了英国和法国的……局势。它使两国腾出力量，从而使他们更好地在欧洲抗击侵略者”。如果说英国政府勇敢抗击希特勒，“这主要归功于莫斯科互不侵犯条约”。J·R·坎贝尔写道，如果战争爆发，“英国人民必须为彻底打败法西斯而战斗”。
比利时共产党认为，这个条约“制止了损害波兰的新慕尼黑”。《世界见闻》上一篇不署名的文章说，这个条约会“将混乱注入希特勒身中”。它造成的形势“对于和平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英国法国的战争准备，其目的是为这两国挽回维护和平的声誉，而其实这是苏联的成就”。一篇署名J·A·的文章说，条约给了纳粹政权“从未有过的最沉重的打击”，但文章并未将这一点与后面的另一说法协调起来，即希特勒热衷于签订此约。
这几年共产国际报刊很少注意到中国；麦克莱恩提到，《布尔什维克》1940年到1944年间没有刊登过有关中国的文章，《共产国际》从1941年6月到两年后的最后一期也没有刊登过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纳粹—苏联条约也许有不符合中共意愿的内容，这个可能性在毛1939年10月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说中共“必须充分准备应付紧急情况”，以免措手不及；[1]在正式场合，条约是受到欢迎的。周恩来1939年秋天去了莫斯科。苏联日本之间1941年4月的中立条约被中共说成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伟大胜利”；它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利益的”；中共的声明说，条约并不限制苏联的援助；苏联将继续支援中国；满洲归还中国“是我们自己的事。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怀抱希望，象某些投机者那样，说苏联将对日开战，而我们就能从中取利”。
J·R·坎贝尔关于战争的爆发写道，英国人民将拒绝纳粹的和平提议，将战争进行到底；波立特写了一本小书，题为《怎样赢得战争》。有人问为什么同希特勒签定牺牲波兰的条约就比签定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更值得，对这些人的回答（9月23日《世界见闻》）是，俄国已从纳粹分子手中拯救了波兰人。有些人认为这个条约是俄国与德国之间预定计划的一部分，他们错了。这是苏联对法西斯主义的新的一击。
到9月底，出现了一条新路线。在《战争应该继续下去吗？》这个标题下，一篇署名J·A·的文章认为，如果在波兰建立一个工农政府，“那就很难诱使西欧群众仅仅为了恢复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权力和特权，去进行流血战争”。英国法国资产阶级一心要消灭他们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对手；群众也肯为这个去战斗吗？文章最后呼吁“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共产国际期刊的社论解释说，英国和法国所以在德苏条约缔结后宣战，是因为希特勒违背了诺言去进攻苏联；当初正是为了使希特勒履行这一诺言，才把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给了他。在同一期上给勃鲁姆的公开信中马蒂写道，法国工人阶级以“极大的热情，注视着给东波兰人民……带来和平、秩序、社会主义的红军进军。……他们十分高兴地看到波兰工人给予红军的盛情接待”。弗洛林写道，战犯定要打击，不但在伦敦和巴黎，也要在柏林；英国和法国想要推翻的不是希特勒—英、法资本家是任何一个德国政权的敌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站在英、法帝国主义一边的，因为它在那里找到“防止德国革命的最强大保证”；它希望用英、法的刺刀来阻止德国工人推翻德国资本家。英共在10月初说，如果“苏联的和平建议”得到采的，这将意味着“对纳粹扩张目标和英、法帝国主义的目标同样的阻挠”。在历时九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R·P·杜德“强调了来自英国、法国、波兰拒绝建立和平阵线引起的世界形势的决定性改变。……因此，战争的责任不但在纳粹侵略者方面，也要由英国法国波兰反动政府承担”。它们的目的是“阻挠稳定的和……和促成纳粹德国与苏联之战。这些企图已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挫败。……工人阶级的力量现在应该引向目前战争的尽快停止。”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特别指出：“纳粹侵略已被苏联的威力阻挠、限制，目前那位纳粹领导人已在求和。而要求把战争继续下去的正是英、法的统治阶级。……美国人民反对张伯伦、丘吉尔之流的斗争，是对德国人民反对希特勒的斗争的最好帮助。我们要求，为建立欧洲的和平的谈判立刻开始。”
中央委员会两名委员，波立特和坎贝尔，投票反对这一决议。附于决议的声明说：“10月7日宣言改正了9月2日发表的声明……中央委员会决议，9月2日声明不正确，因为它未能考虑到国际形势的根本变化……前的战争并不是正义的防御战争，而是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H·波立特已退出英共这个说法不符事实。鉴于意见分歧，中央委员会决定H·波立特将不再继续担任总书记。”12月初，波立特和坎贝尔发表一项声明，解释道，他们的判断过于受到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蒙蔽，以致“他们未能及时看清英帝国主义的真正作用，而只看到德国法西斯主义是英国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在一本题为《为什么要有这场战争？》的小册子里，杜德谈到英、法“打倒希特勒主义”的主张时说，这是他们“以戈林或他们希望能够贯彻他们意愿的另一个纳粹头目来代替希特勒”的阴谋的一部分。他还说：“英、法的政客们故意牺牲波兰，为的是给他们的掠夺战争提供机会。……苦难的波兰人民得到的唯一援助就是苏联给的。”
英共宣布在印度支持国大党，这个党曾经决定未经它的同意，英国不得把印度拖入战争。1940年初的一个印共宣言说，战争为他们提供了给英国以决定性打击的“意外的机会”；如果坐失良机，“历史永远不会宽恕这一罪过”。数百名印度共产党员在1940年头几个月内被捕。年底，波立特写道，丘吉尔政府决心“加强抗击希特勒的战争，同时在英国将希特勒主义的基本特点付诸实施”。1941年5月英共声称，工厂基本法令，是“向农奴制状况的倒退”；在德国侵入苏联的前一天，英共在谈到丘吉尔政府时说：“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象这样被人看不起……你随时都可听到它受到的冷嘲热讽。”同一天，在《世界见闻》上，有人认为，“英美集团”只是坐等希特勒开进乌克兰，然后才开始跟他谈判。
德共中央委员会的论点是，只有“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才能结束战争。这也将，在纳粹分子被“我国人民大众的力量”推翻之后，导致“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灭亡”，社会民主党与英、法帝国主义勾结一气，“目的在于扼杀德国人民的革命”。德共在1939年底制定的策略路线是“发展劳动人民——包括国家社会党的劳动人民——的广泛人民运动，以保卫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权利，巩固、加强同苏联的友谊，为了人民的利益结束帝国主义战争”。
在法国，不少共产党议员被捕而共产党也被宣布为非法，9月20日居约从莫斯科回来以后，也出现了类似的论调。“正是为了准备战争，激进党和社会党的领导人，遵照反动派的命令，瓦解了人民阵线，破坏了行动统一在法国总工会里挑起新的分裂。”反动派，在勃鲁姆的帮助下，已经扼杀了西班牙共和国，投降了希特勒，并阻挠了苏联建议的和平阵线。“目前这场战争在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义目标而打，这些目标与工人利益毫不相干。”苏德条约签订以后，法共犯了严重错误；它并未抗议战争，反而投票赞成战争拨款；这样就造成了混乱，削弱了反对战争、反对社会党人和法共叛徒的叛卖的群众斗争。“希特勒放弃了对苏作战的念头之后，巴黎和伦敦的帝国主义挑衅者才开始走上与德国武装冲突之路。”只有资本家希望战争继续下去。法共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战争。立即实现和平。”法共反对社会党领导人勃鲁姆的运动是异常激烈的。他被说成是英国情报机关的特务，一身兼有“皮尔苏茨基的残恐，墨索里尼的野蛮，诺斯克的……怯懦和托洛茨基对苏联的仇恨”。他是“一个品德上和政治上的巨恶”。
《消息报》在10月9日写道，波兰的崩溃"取消了在西欧继续进行战争的一切缘由”。希特勒的建议为进行结束“英、法发动的对德战争的谈判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基础。对希特勒主义尊重或者憎恨，这是“口味问题”。莫洛托夫在10月31日的演说中说：“……我们最近使用的、已为许多人所习惯的公式，现在显然已过时而不适用了。对此我们必须十分清醒，以免犯出严重错误。……人们或者接受或者拒绝希特勒主义的思想意识，跟其他任何思想体系一样：这是政见问题。”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克诺林曾经说过：“我们并不知道，一旦我们的努力终于失败，战争就会怎样、何时、在什么情况下爆发，但是我们的确知道，法西斯分子是战争的组织者……我们知道，法西斯的胜利必将阻碍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杜德曾说，即使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我们至感关切的也是法西斯攻势的失败”。大战结束以后，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演说中说，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反法西斯的解放性质，其目的之一也是重建民主的自由权”。〕
今天，各国劳动人民都在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二周年。今天，苏联各族人民正在总结社会主义胜利的划时代的成就，这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列宁和斯大林的光荣的党的领导下赢得的。建成了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人民正向共产主义进军。……
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群众也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庆祝这个非同寻常的纪念日。他们是在他们的政府发动的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之中，庆祝这个节日。
已有两年多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一直在撕中国的肉，中国则为独立奋战。战争也在欧洲的心脏进行着。英国法国德国的统治集团都是为争夺世界霸权而战。
这场战争是资本主义阵营中多年的帝国主义争夺的继续。
三个最富的国家——英国、法国、美国—控制着最重要的世界航线和市场。它们攫取了原料的主要来源。它们手中掌握了巨大的经济资源。它们使人类半数以上处于奴役。它们用民主的幻影掩盖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对被压迫民族的剥削，这样欺骗群众容易些。
对抗它们的世界霸权，为了自己的作主权，正在战斗的还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是后来才登上殖民扩张舞台的。他们希望按照自身的利益，重分原料来源地、粮食、黄金储备和殖民地的广大人民群众。这就是这场非正义的、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真正意义所在。
在这场战争中，罪责应归于所有资本主义的政府，首先是各交战国的统治阶级。
工人阶级不能支持这种战争。
共产党人一贯反对这种战争。他们一再地告诫劳动人民，统治阶级正在准备几亿人民的灭种血腥屠杀。
资产阶级准备这场战争已经多年。他们用的是协定、会议、集团来准备战争，并用许多和平主义的好象热爱和平的词句，来掩盖残暴的帝国主义本性。他们用的是反对苏维埃国土的阴谋、挑衅来准备战争。他们用的是向阿比西尼亚进攻，对西班牙干涉，对中国入侵来准备战争。他们又通过慕尼黑协定直接地准备这场战争。
资产阶级发动了这场战争，因为他们已经绝望地陷入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重重矛盾之中，拼命企图用新战争这种手段来解决这些矛盾。
已有二十多年，苏联一直进行维护和平的日增不懈的斗争。
苏联面对边界上不停的挑衅行动表现出了高超的克制和坚定。它建议全面或部分裁军，建立集体安全。他不遗余力地协助建立稳定的和平阵线。但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拒绝了它所有的建议。他们继续狂妄的孤立苏联的政策。
然而，尽管有这一切阴谋，苏联仍然维护和平事业。甚至于大家都很清楚战争已然不可避免了，苏联还作出拯救和平的最后一次努力。它与英、法政府进行了谈判。但是战争挑动者却另有企图。它们利用谈判来麻痹群众的警惕性，再为它们准备的这场战争推卸责任。它们煽动波兰反对苏维埃国家。与苏联进行谈判时，它们暗中唆使德国反对苏联。
跟德国缔结一个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以此挫败了反苏战争挑动者的险恶计划。凭借这个条约，它将本国人民置于血腥屠杀范围之外，从而缩小了欧洲战争大火的场地。
当波兰国家——各族人民真正的监狱——裂成碎片之时，苏联向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兄弟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它将一千三百万人从战争泥沼中抢救出来，使他们从波兰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它给了他们自己决定政治、社会制度的权利，保证他们有民族自决的自由。
以它跟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互助条约，苏联保卫这些国家免遭帝国主义国家的掠夺计谋。它竭尽力量保障它们的独立，加强了苏维埃边境的安全。将维尔纳市交还立陶宛，这是波兰的将军在二十年前抢走的，苏联作出一个尊重小国民族权利的无可比拟的榜样。
声明赞成停止战争，与德国缔结和睦边界条约，苏联为和平事业又作出新的贡献。它正在阻止战争挑动者把多瑙河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拖入战争。它挫败那些极力想把欧洲战争变为世界战争的人的阴谋。全世界劳动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苏联作出的这些巨大贡献。
然而，战争的黑暗势力仍然猖獗。他们希求战争“得到胜利结局”，他们希求战争实现他们的帝国主义目的。为此他们决心牺牲各国人民的生命。
但是，无产者和劳动人民，你们又能从战争中得到什么呢？
现在反动派已经到处采取疯狂攻势。现在资产阶级专政已经无耻地撕下了“民主”的面具，镇压劳动人民的运动，建立军事恐怖的政权。现在不论是在交战国还是在非交战国，资产阶级已经恶化你们的处境。现在，他们已经剥夺你们仅有的一点权利和成果。他们无耻地用延长工作日、削减工资、提高生活必需品价格来掠夺你们。他们用税收进一步勒索千百万农民。他们使村庄败破，田地荒芜因为把农民的儿子抓去当兵。你们的鲜血和苦难，就是投机商和战争强盗这伙寄生虫的发财源泉。
所谓中立国的资产阶级，也在战火中烘暖了手。在伪善的"中立”面具下，他们靠军火定货大发横财。美国资产阶级对进一步扩大战争最感兴趣，他们撤销对交战国的武器出口禁令，因为军火定货保证军火工业的无冕王和枪炮、飞机及其他军需品制造商的巨额利润。
意大利资产阶级已在那里等候，良机一到就向战败者扑去，夺取他那份战利品。
所有“中立”国家的政府都在利用战争掠夺人民群众，加强反动势力，镇压工人阶级运动。
工人们！不要相信那些挥舞民族团结旗号的人。你们跟那些靠战争渔利的人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能有什么团结可言呢？
不要相信那些人，他们用捍卫民主这种虚伪借口号召你们支持战争。这些压迫印度、印度支那、阿拉伯国家的人，那些把半个世界置于殖民奴役镣铐中的人，他们有什么资格谈论民主呢？
伦敦和巴黎的银行家过去曾经以贷款挽救过，今后还会继续挽救欧洲那些最反动的政权。英国的爵爷们支持世界上所有五大洲的反动势力。法国受到赞扬的民主党人却把共产党议员投进监狱，取缔共产党刊物，取消政治自由。
他们打仗的目的不是为了国家的自由，而是为了国家的奴役。不是为了从法西斯手中挽救民主，而是为了反动势力的胜利。不是为了稳定的和平，而是为了帝国主义新的征服，包括一次次新的战争。
但是，资产阶级本来不能发动也打不起来这次战争，假使他们得不到社会民主党背叛的最高领导人的帮助的话。这些领导人现在充当了反动派的急先锋。举起破了产的反共产国际旗子的正是他们。号召工人们为复辟皮尔苏茨基集团的反动统治去死的也正是他们。
正是勃鲁姆之流，遵循反动派的指令，分裂了法国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统一战线。正是按照勃鲁姆的要求，共产党的议会小组成员受到军事审判，共产党人控制的市议会被解散，几千几万共产党员被捕。正是勃鲁姆，伙同茹奥，遵照金融资本巨头的命令，正在分裂法国工会。正是勃鲁姆之流，与英国工党领导人勾结，阻挠国际无产阶级的统一行动。
无产者和劳动人民！现在比以往更加需要积极地统一起来去斗争，反对战争、反对派、资本主义的进攻。但是目前这种统一，只有脱离、抗拒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才有可能，他们已经死心塌地投靠帝国主义。
跟他们，或跟支持战争的其他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既不能有工人统一战线也不能有人民阵线。
现在工人阶级的统一，以及统一的人民战线，必须在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对已经声名狼藉、投降了帝国主义阵营的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斗争中，还要在为停止战争的斗争中自下建立，这场战争已给千百万劳动人民带来破产、饥饿、死亡。
几十万社会民主党工人现在处在十字路口。
他们何去何从，是走到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阵营去，还是与阶级兄弟一道发动反对这个阵营的斗争呢？跟帝国主义战争的煽动者一起，还是与渴望和平的千百万工农一起呢？是与扼杀自由的剑子手和屠夫一起，还是跟不惜自我牺牲地保卫自由的人们一起呢？
他们应该置身于为和平、面包、自由而战斗的劳动大军的共同战线之中。在抗击资产阶级、抗击叛卖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无情斗争中，共产党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工人才能锻炼成为统一的队伍。
工人阶级，在揭露目前战争的掠夺性质和说服广大群众不要支持战争的同时，要挺身而出，充当城乡全体劳动人民的重大、根本利益的捍卫人，这些劳动人民承受着这场由统治阶级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负担和牺牲。
由于挺身而出成为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去反对战争和反动派，工人阶级维护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以及全体人民的利益，对于他们来说，战争意味着数不清的苦难和资本主义压迫的加剧。由于在本国进行反对战争贩子的斗争，工人阶级锤炼出各国无产者之间的统一，锻炼出它的万无一失的武器。
无产者兄弟们！共产国际号召你们表明你们对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对。它号召你们“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对各国无产者的兄弟联盟事业忠诚到底”（斯大林）。
共产国际号召你们加入到在马恩列斯伟大旗帜下的共产国际行列。共产国际号召你们加强与城乡劳动者和殖民地受奴役人民的兄弟联盟。它号召你们保卫抗击帝国主义掠夺者的中国人民。
无产者，劳动人民！用你们的共同努力，制止帝国主义战争。挺身出来，反对那些赞成继续战争的人！揭露他们充当帝国主义分子的唆使人的面目，这些人使千百万人民陷于毁灭，就为了金钱私利。
去要求释放被监禁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要求逮捕战争强盗和发财者！为争取结社、集会、工人阶级的真正出版自由而战斗！要保卫自己的权利和成果，寸步不让！
不准资产阶级把全部战争重担压在你们身上。妻子们、母亲们、姐妹们，不要饮泣吞声，而要要求——使人人听见——把丈夫、儿子、兄弟从战争恐怖解救出来。
劳动人民，紧密团结在社会主义的伟大国家周围，支持它的社会主义和平政策，它的目标是一切国家的幸福。
[1]参见《《共产党人》发刊词》、《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65、576、580页。这里的引用，同毛泽东同志的原意不合。——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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