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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弗·恩格斯关于总委员会驻在地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关于总委员会驻在地的发言记录 摘自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6日会议记录 恩格斯发言论述他关于把总委员会驻在地迁往纽约的建议。总委员会至今一直设在伦敦，因为只有在伦敦它才具有国际性，总委员会的文件和委员的安全才有保障。在纽约我们的文件将同在伦敦一样安全，而在大陆上无论哪里都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甚至布鲁塞尔和日内瓦也不例外，那里发生的一些警察事件就可以使人相信这点。但是，在伦敦，党内分歧已经非常尖锐，所以必须改变总委员会的驻在地。 此外，对总委员会的指责变得如此尖锐和经常，这使得它过去的委员大多数都感到厌恶了，他们决定不再参加总委员会。他可以非常肯定地用马克思和他自己的名义声明这一点。此外在过去的总委员会中也远不是始终团结一致的，关于这一点它的全体委员都可以作证。总委员会八年来都留在一个地方，也终究需要换一换地方，以免出现我们不希望出现的僵化现象。根据这一理由，马克思还在1870年就建议把总委员会迁到布鲁塞尔去，但是，当时各联合会都主张总委员会留在伦敦。现在究竟应该把总委员会迁到哪里去呢？迁到布鲁塞尔去吗？比利时人自己声明说，这不合适，因为人员和文件的安全根本没有保障。迁到日内瓦去吗？日内瓦人坚决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多少同比利时人的理由一样，并且还援引吴亭的文件被没收的事实。 因此，除纽约而外，再没有其他的地方了。在纽约我们的文件是会安全的，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新的组织，在那里我们的党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具有真正的国际性质。只要看一看纽约联合会委员会就够了，它是由爱尔兰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瑞典人、德国人（不久还会有美国人）组成的。那种认为纽约太远了的反对意见是经不住批评的，因为这将对那些极力维护自己内部事务而不让总委员会干预的欧洲联合会有一定的好处；要知道正是由于距离远，才使它难于进行这种干预，才会阻挠个别联合会在总委员会中获得过大的影响。不过，总委员会已经有权，甚至有责任在一定情况下为一定的国家委派驻欧洲的全权代表，正如它至今所经常做的那样。 第一次发表于“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记录”1958年马迪逊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库诺抄写的记录的副本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卡·马克思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的发言记录 摘自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6日会议记录 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将来的总委员会要求这种权力的。我们宁肯同意取消总委员会，也不愿像布里斯美所提议的那样，把它变成某种信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协会的领导就会落到新闻记者的手里，就是说不是落到工人的手里。 发言人困惑莫解，汝拉联合会和其他弃权论者怎么能支持第十二支部；要知道正是这个支部想把国际工人协会作为贯彻资产阶级政策的工具来利用。 告诉那些在提到警察局建立的支部时就发出怀疑的冷笑的人吧，这样的支部已经在法国、奥地利和其他国家建立起来了。总委员会收到了从奥地利寄来的请求不要承认不是由总委员会代表或地方组织建立的支部的信件。 不久前被法国流亡者从自己中间驱逐出去的韦济尼埃及其同伙，自然是拥护汝拉联合会的。总委员会收到了对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的专断、滥用职权和徇私舞弊等等行为的直接控告，任何一个联合会委员会都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控告，而且控告是由比利时工人提出来的，这一点有信为证。像韦济尼埃、朗德克等这类人，根据我的观察，是首先组织联合会委员会，然后才组织联合会和支部的；俾斯麦的走狗同样可以干出这种事情来。正因为如此，总委员会才应该具有解散和暂时开除联合会委员会或联合会的权力，然后应向各支部发出呼吁书；为了由民意决定，某个联合会委员会还是不是人民意志的表达者，呼吁书有时是非常适当的。在奥地利，空谈家、教皇至上主义者、激进派和奸细们正在建立支部，以便败坏国际工人协会的名誉；在法国，有一个支部是警官建立的；虽然如此，在国际遭到禁止的地方的组织是最好的组织，因为迫害总是导致这样的后果。 总委员会现在就有可能用一个接一个地暂时开除支部的方法来暂时开除整个联合会。在暂时开除联合会委员会或联合会时，总委员会可能立即受到谴责或指摘，因此只有在非常情况下才使用这种暂时开除的权力。但是，只要总委员会不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多数人的代表者，那末即使我们承认总委员会有黑人曾长或者俄国沙皇的权力，这种权力反正也会是虚幻的；总委员会没有军队，没有预算，它只是一种精神力量，如果得不到全协会的赞同，它将永远是软弱无力的。 第一次发表于“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记录”1958年马迪逊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库诺抄写的记录的副本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卡·马克思关于威斯特的代表资格证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关于威斯特的代表资格证的发言记录[483] 摘自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4日会议记录 马克思代表委员会提议取消威斯特的代表资格证，因为他：（1）是被暂时开除的第十二支部的成员；（2）是费拉得尔菲亚代表大会的参加者；（3）是亲王街委员会的成员。此外，威斯特的代表资格证是由维多利亚·伍德赫尔签发的，这个女人为了当合众国总统，多年以来一直在进行阴谋活动，她是降神派的主席，鼓吹自由恋爱，并且拥有一个银行企业等等。维·伍德赫尔创建的第十二支部几乎全由资产者组成，主要进行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宣传，它发表过一个臭名远扬的告合众国操英语的公民的呼吁书，硬把一切胡说八道的东西加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头上，根据这个呼吁书在美国国内成立了许多与它类似的支部。另外，呼吁书还谈到个人自由、社会自由（自由恋爱）、服式规格、妇女选举权、全能语言等等。10月28日，他们宣称，“工人阶级自己解放工人阶级”只是意味着，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不应该违背工人自己的意志。他们把妇女问题放在工人问题的前面，并且不愿意承认国际工人协会是一个工人组织。第一支部对第十二支部的这种行为提出抗议，要求每个支部至少要由三分之二的雇佣工人组成，因为直到现在美国的一切工人运动都受资产阶级利用。第十二支部反对关于三分之二雇佣工人的要求，并讥讽地问道：难道不做雇佣奴隶而做自由民就是犯罪吗？当时双方都向总委员会申诉，总委员会于3月5日和12日决定暂时开除第十二支部。 基于这一切理由，威斯特不可能被批准参加会议。但是，第十二支部不承认总委员会的决定。［注：收藏在威斯康星图书馆（美国）并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有关文件记录”一书中发表过的那份记录的副本中，这句话是这样记的：“虽然它们自己要求总委员会做出决定，但是第十二支部及其信徒们却不承认这个决定”。——编者注］威斯特也参加了费拉得尔菲亚代表大会和亲王街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和亲王街委员会都拒绝承认总委员会，而同汝拉联合会保持联系，而且，根据报纸报道，汝拉联合会号召它们不要向总委员会缴纳会费，用这种办法来使总委员会陷于绝境。 第一次发表于“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记录”1958年马迪逊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库诺抄写的记录的副本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483]马克思在关于威斯特所持的第十二支部的代表资格证是否有效这个问题的发言中，彻底揭穿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改革派想利用国际的名义和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篡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的企图（见本卷第170页）。——第726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卡·马克思关于茹柯夫斯基的代表资格证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关于茹柯夫斯基的代表资格证的发言记录[482] 摘自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3日会议记录 马克思说，同盟之所以被接受，其原因在于起初并不知道它的秘密性质。总委员会清楚地了解到，同盟违背它在1871年8月6日发表的关于解散自己的正式声明而继续存在；但是伦敦代表会议除了通过众所周知那几项决议外，不能采取别的措施。它并不反对秘密团体本身——要知道它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团体——而是反对敌视国际工人协会并给它带来损害的秘密团体。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曾激烈反对接受这里所提到的那个支部，因此，总委员会根据章程的规定拒绝接受它。在布鲁塞尔情况就不同了。当地的法国人支部曾写信给总委员会说，按照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法国人支部加入比利时组织会把后者泄漏给警察局。因此总委员会不能不承认这个支部是独立的，并且对于也是在布鲁塞尔的第二个法国人支部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第一次发表于“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记录”1958年马迪逊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库诺抄写的记录的副本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482]这是马克思在讨论未被总委员会接受加入国际的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见本卷第171页）派遣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尼·茹柯夫斯基的代表资格证是否有效的问题时的发言。 马克思发言的结尾部分是对比利时代表布里斯美发言的回答，后者反对法国流亡者成立（尤其是在布鲁塞尔）不加入地方联合会的独立支部。——第725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卡·马克思关于巴里的代表资格证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关于巴里的代表资格证的发言记录[481] 摘自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3日会议记录 马克思说，某个支部选举什么人，这谁也管不着。不过，如果巴里不是所谓的英国工人领袖之一，这是他的荣幸，因为这些人或多或少都被资产阶级和政府收买了。巴里遭到攻击，只是因为他不愿意充当黑尔斯的工具。 第一次发表于“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记录”1958年马迪逊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库诺抄写的记录的副本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481]马克思在海牙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言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马耳特曼·巴里的代表资格证辩护，是因为一些英国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主义者以巴里“不是公认的工人领袖”为理由否认他的代表资格证的合法性。这场围绕巴里代表资格证的斗争客观上反映了整个英国工人运动中在自由派工联主义的代表和力求使这个运动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代表之间发生的斗争。马克思这篇很有影响的发言引起了所有改良主义分子和工联主义领袖的疯狂攻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保存在由代表大会书记之一弗·阿·左尔格用德文所做的代表大会记录里。左尔格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回纽约时，随身带走了会议记录的原稿；1872年10月初，他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请求，把泰·库诺所抄并经库诺和左尔格核对过的全部记录副本寄给了他们。这份副本从前收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库里，副本的照片现在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保管。1958年威斯康星大学（美国马迪逊市）的学报发表了不知由谁转抄并且未经核对的这份记录的另一种副本的真迹复制品和英译文。这第二个副本是从流亡美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海尔曼·施留特尔的文件中发现的。记录的原稿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海牙代表大会的发言是根据核对过的因而是更为可靠的记录副本翻译的。——第724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卡·马克思关于召开代表大会和关于总委员会权力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关于召开代表大会和关于总委员会权力的发言记录 摘自1872年6月11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说，组织问题无疑会将成为代表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已经展开的斗争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点。最好把关于总委员会的问题和关于联合会委员会的问题分开来讨论。巴枯宁的建议不过是要把总委员会变成一个统计局，而为了这一目的是不值得要一个总委员会的。报纸可以刊载能够收到的一切消息。但是，应当记住，虽然总委员会曾屡次提醒各个支部，在收集统计资料方面必须进行一些工作，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收集到任何统计资料。 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的建议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它赞成把总委员会作为一种已经不需要的机构而加以取消，它认为一切必要的事情都可以由联合会委员会来做，认为只要联合会委员会已经在各国建立起来或者目前正在建立，它们就会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西班牙的“解放报”批评了这个建议，它宣称，这个建议意味着协会的死亡，并且其中也缺乏彻底性，因为，从逻辑上推论同时也应该取消各个联合会委员会。尽管如此，发言人将不反对把这个建议作为一种选言推理，作为一种试行办法，虽然他相信，这只会证明恢复总委员会是绝对必要的。如果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的政策被否决，他准备赞同这个建议。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同意巴枯宁的一面保存总委员会而同时又使它失去意义的建议。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弗·恩格斯关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关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发言记录[479] 摘自1872年5月7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国际西班牙组织的代表大会是4月初在萨拉哥沙召开的，但是会议记录只是现在才发表；代表大会的结果是，在巴枯宁领导下在最近四年中无时无刻不企图在我们协会的队伍里制造纠纷的那个人数不多，但是非常活跃的派别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这个派别组成了一个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国际性团体，当它被允许加入国际工人协会时，它曾经庄严地保证一定解散自己的特殊组织，并且完全溶化在国际中。但是，尽管有这个庄严的保证，同盟却继续作为一个秘密团体存在于国际内部，这是目的不在于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而是要反对它允诺溶化在其中的那个无产阶级组织本身的秘密团体的第一个例子。在西班牙，这个秘密团体一度控制了国际，但是在瓦伦西亚代表会议（1871年9月）召开前不久，在它的队伍中发生了意见分歧。把国际的利益确实看得比一个渺小的宗派集团的利益珍贵的那部分盟员遭到了这个宗派的狂热分子和阴谋分子的攻击，最后，不得不由萨拉哥沙代表大会来解决这个冲突。在这里，同盟的忠实信徒提出了章程修改草案。他们在草案中向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同他们的朋友、瑞士汝拉出区的宗派主义分子在他们的通告中向总委员会提出的要求一样。这两个委员会以及所有的委员会都应该被剥夺一切权力，并且被贬为简单的通讯统计局；应该授权各支部和地方联合会通过任何它们认为合适的地方性章程而不受联合会委员会的任何监督；只是它们必须把这些章程提交应届代表大会批准。应该让一切支部完全自治，它们有权做一切它们认为应当做的事情而不考虑任何章程；实际上就是整个协会应该解散，它的组织作为一个政党应该完全取消，它的活动应该停止；而且这正好是在这样的时刻提出的：政府力图扼杀西班牙的国际，国际的集会被禁止，就是这次代表大会的公开会议也被用武力驱散，而卡洛斯派的宣传家们则手持武器，伺机利用国际来在萨拉哥沙发动一次归根到底必然为他们的目的服务的起义！不仅如此，在提出这些建议的时候，瓦伦西亚代表会议所贯彻的、确实非常良好的组织措施已经产生了完全出乎意外的效果，已经整顿好组织的地方联合会已经从15个增加到55个，还不算正在整顿组织的19个联合会和虽然有了支部但是还没有把地方联合会完全组织起来的94个地区。这些结果证明，情况有利于瓦伦西亚通过的章程，有利于贯彻这个章程的联合会委员会，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却主张实行一种体制，以便恢复彻底的混乱状态，断送已经获得的一切成就，并且向任何政府的或者警察局的密探和任何数量的资产阶级叛徒敞开协会的大门，试问这些人究竟有什么成功的希望呢？代表大会在只有两三个人弃权的情况下一致地声明，在瓦伦西亚通过的章程仍然完全有效，因此，想借口建立国际的更完全的组织来消灭西班牙的国际的企图显然已经破产。这个结果对于我们整个协会具有很大意义。它再一次证明，在西班牙也像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只要诉诸工人阶级坚定不移的健全理智，就可以粉碎虚伪的改组派和冒牌预言家的骗局和宗派主义的阴谋诡计。巴枯宁及其追随者把西班牙看成是他们的堡垒，因为他们在好几年内一直控制着在这个国家里的全部宣传工作。但是，一当无产阶级运动在整个西班牙开展起来，西班牙工人就再不允许狭隘的宗派主义教条来束缚自己了；他们拒绝为了一小撮阴谋家的个人目的而牺牲由他们自己建立和完善起来的组织；这些阴谋家不止一次地企图把国际变成自己的工具，但是都遭到了失败，现在他们又千方百计地要在实际上搞垮国际。大家很清楚，总共只有9个支部而且其中大多数已经彻底垮台的瑞士汝拉联合会在去年12月建议立即召开全协会非常代表大会，其目的就是要在现在向萨拉哥沙代表大会提出的并且取得了如此辉煌的结果的那些原则上彻底改组国际。在西班牙的所有地方联合会中，只有马利奥尔卡岛上的帕耳马市的一个联合会曾表示赞成召开这次非常代表大会。可是现在在萨拉哥沙，就是这个帕耳马地方联合会的一个代表也声明说，选举他的人给了他一个正式指示，要他投票反对这一套所谓的改组和赞成原封不动地保留现有的章程！可见，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表决一方面确认了授予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权力，同时也间接确认了巴塞尔代表大会授予协会总委员会的与此相同的权力，而汝拉通告不久前却攻击这些权力是独裁的和专制的权力。 在意大利，贵族和资产阶级仍然厚颜无耻地企图继续冒充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在4月的最后几天，在罗马城一个最好的剧院里，举行了一次所谓的工人代表大会。[480]泰阿诺公爵担任主席。代表都是王公、公爵、侯爵、伯爵和诸如此类的“高贵”人物，以及银行家、工厂主、议员和几个小店主。真正的工人只有八个。这并不妨碍这次受政府领导和特别庇护的“代表大会”打着意大利工人的招牌来高谈阔论并且通过一大堆决议，声称工人对于“大人先生们”慈悲地俯允为他们效劳表示非常满意和感激；只要他们能得到更多的贷款和建立更多的合作社，他们的宿愿就会得到充分满足。使他们失望的是，罗马的真正工人自己决定举行集会，讨论这次代表大会是否有权代表意大利工人阶级的问题。虽然政府不准在墙上张贴关于举行这次集会的通告，但是仍有大批工人前来开会。他们对这次骗人的代表大会所做的决议提出抗议，并且声明，只有意大利工人自己在与全世界工人结成联盟的情况下才能够解决一切和他们有关的社会问题。 恩格斯还通知说，他刚刚收到了一封米兰来信，信中更详细地叙述了在上星期报告过的那个事件；来信说，该支部被迫停止出版自己的报纸，因为支部的一些成员被捕了。恩格斯研究了费拉拉协会的章程并审查了同章程一起寄来的关于它无条件参加国际的申请书以后，建议批准这个章程，因为这是一个明确的和切实可行的章程。 载于1872年5月12日“东邮报”第189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和“东邮报” 注释： [479]恩格斯这个关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1872年4月4—11日）召开之前国际各西班牙支部状况的报告，是以拉法格寄给他的材料为根据的，当时拉法格正在马德里为反对西班牙联合会中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而进行紧张的斗争。但是，恩格斯在1872年5月22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他从拉法格那里得来的关于已经战胜西班牙联合会中的同盟分子的消息“无论如何是有些夸大之处”，因此要求不发表这个报告。——第718页。 [480]各工人协会（主要是处于自由资产阶级集团即所谓“温和派”影响下的互助协会）代表大会是于1872年4月17日在罗马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的组织者——政府官员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企图利用代表大会来加强他们的影响并且阻挠国际的思想在工人中的传播。这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妄想代表全意大利工人，这个企图引起了罗马许多工人组织的反对，因为这些组织打算召开自己的、真正的工人代表大会。但是，由于警察当局的迫害，它们只能在1872年4月21日举行了一次表示抗议的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根据国际会员卢恰尼的提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坚决抗议资产阶级假冒工人阶级名义的企图。——第720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弗·恩格斯关于国际在西班牙的情况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关于国际在西班牙的情况的发言记录[478] 摘自1872年3月26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通知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在任期届满的前夕给总委员会寄来了一份关于国际在西班牙的发展及其目前情况的完整报告。1869年在西班牙筹建的协会已经于1870年7月在巴塞罗纳代表大会上建立起来了。当时协会的力量还很薄弱，但巴黎公社革命和已经开始的政府的迫害迅速地扩大了它的力量；参加1871年9月瓦伦西亚代表会议的已经有13个地方联合会的代表，而现在，在4月7日将要在萨拉哥沙召开的西班牙国际代表大会的前夕，该协会已经组织起来的地方联合会共有70个以上；同时在一百多个地方都各有一个或几个地方支部，正在巩固自己的组织。在8个工业部门中都有工会，它的组织遍布整个西班牙，并且都加入了国际。现在正就一个很大的拥有四五万会员的工厂工人联合会参加我们协会的问题进行谈判。宣传工作十分活跃，联合会委员会的文告全国都可以看到。自西班牙议会对国际的问题进行辩论以来，资产阶级报刊纷纷转载协会出版的每一个文件，这给属于国际并且捍卫国际原则的那七八家西班牙报纸帮了很大的忙。这就是西班牙政府在迫害我们协会会员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现在，当迫害和种种限制已经成为常规的时候，西班牙的国际会员们却不顾政府的反对，打算在萨拉哥沙举行自己的第二次公开代表大会。 他们自己不知道需要多少会费券，因为会费是每月缴纳的。他们担心使用会费券有困难；如果按月印发会费券，对他们说来会方便一些。 联合会委员会随信附来了向各联合会委员会的呼吁书，它希望这些委员会以及总委员会在西班牙国际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能够向他们致电祝贺，以表示协会所提倡的团结一致。 载于1872年3月31日“东邮报”第183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并根据“东邮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478]恩格斯在他向总委员会所做的这个报告中向总委员会介绍了3月15日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为筹备该联合会应届代表大会而写的一封信的内容。3月27日恩格斯对这封信作了回答，回信的草稿载于本卷第62—63页。由于来信要求向西班牙联合会代表大会祝贺，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写了一份贺词（见本卷第68—70页），并且让费雷支部代表法国的所有支部发出了贺信。——第716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弗·恩格斯关于国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况的发言记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关于国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况的发言记录 摘自1872年3月12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声明说，已发表的关于上周一次会议的报道对他关于意大利情况的发言做了完全不正确的介绍[477]。在对这篇报道提出更正的同时，他对他关于国际在意大利的情况的发言顺便也做了补充。迄今从这个国家，从给总委员会的信件以及从国际意大利各支部的报纸中得到的一切消息都这样讲：似乎这些支部一致支持关于完全放弃政治活动的理论，反对代表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但是不应该忘记，同总委员会通信的工作和各家报纸直到现在也不是掌握在工人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即律师、医生、新闻记者等的手里。的确，对总委员会说来，主要的困难在于同意大利工人本身建立直接联系。有两三个地方已经这样做了，现在查明，这些工人绝对不是放弃政治的热烈拥护者，恰恰相反，他们非常高兴地知道，领导国际会员基本群众的总委员会根本不奉行这种理论。因此，可以相信，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意大利工人也一定会同欧洲其他各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工人取得一致意见。国际在西班牙的情况还是那样。政府不给国际会员召集公开会议的权利，但在其他方面却没有干预他们的活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坚决要求他们参加反对政府和王朝的起义，但是国际会员们决心为他们自己的纲领而斗争，如果完全需要他们这样做的话。 载于1872年3月17日“东邮报”第181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并根据“东邮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477]在1872年3月12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恩格斯提出抗议，反对黑尔斯以书记的身分署名在“东邮报”上发表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的时候“按自己的口味”介绍总委员会委员们的发言。其中涉及到1872年3月9日“东邮报”上发表的恩格斯3月5日的发言。 恩格斯关于国际意大利各支部情况的报告是以1872年3月1日维·雷吉斯给他的信里所叙述的事实为根据的。——第714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爱尔兰的警察恐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爱尔兰的警察恐怖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声明[475] 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间的民族对抗，在英国至今还是横在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一切运动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之一，因而也是英国和爱尔兰的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柱之一。国际在爱尔兰的发展和各爱尔兰支部在英国本土的建立，有结束这种情况的危险。因此，不列颠政府使用警察迫害的一切手段，企图把爱尔兰的国际扼死在襁褓之中，是非常自然的。由于那些高压法和国内事实上在不断实行戒严，政府就能任意使用这些警察迫害手段。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爱尔兰是怎样在所谓自由的不列颠宪法的庇护下遭到纯粹普鲁士方式的统治的： 在都柏林，警察局穿着整齐的制服的一名中士和一名普通警察站在国际支部开会的房子的门口。房东问他们是不是真的由当局派来的，中士做了肯定的回答，并且说这是因为国际的名称引起了恐惧。 在科克也在干这种勾当。地方支部书记的家门口对面，白天站着“爱尔兰王国警察局”的两个警察，到天黑的时候就是四个警察，他们把每一个到书记家去的人的名字都登记下来。不久以前，督察员助手访问了某些人，并且要他们说出在他们那里工作的科克支部成员的地址；许多人受到了警察局的警告：如果发现了他们和书记谈话，就把他们的名字通知“城堡”——这是一个使爱尔兰工人阶级感到恐惧的地方[476]。正如一封来信中所说的，在这个城市里， “地方当局举行了几次专门的会议，调来了几个加强的警察分队，在复活日，所有警察都荷枪实弹，整装待发，各带十发子弹。他们估计我们一定会在公园里举行群众集会。地方当局企图利用一切可能来挑起混乱”。 如果不列颠政府今后仍按这种办法行事，那末，它可以确信：它所戴的自由主义假面具将最终被彻底撕掉。全世界的国际的报纸都将天天把格莱斯顿先生的名字和萨加斯塔、朗扎、俾斯麦和梯也尔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罗·阿普耳加思马·巴里 马·詹·布恩弗·布列德尼克 Ｇ．Ｈ．巴特里Ｅ．德拉埃 欧仁·杜邦威·黑尔斯 乔·哈里斯胡利曼 茹尔·若昂纳尔查·基恩 哈里埃特·罗弗·列斯纳 罗赫纳沙·龙格 孔·马丁捷维·莫里斯 亨·梅欧乔·米尔纳 查·默里普芬德 约·罗奇吕耳 萨德勒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泰勒威·唐森 爱·瓦扬约·韦斯顿 贾罗 通讯书记： 列奥·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 阿·埃尔曼——比利时 托·莫特斯赫德——丹麦 奥·赛拉叶——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俄国 沙·罗沙——荷兰 Ｊ．帕·麦克唐奈——爱尔兰 弗·恩格斯——意大利和西班牙 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 海尔曼·荣克——瑞士 约·格·埃卡留斯——合众国 勒穆修——合众国各法国人支部 总书记约·黑尔斯 起草于1872年4月初 1872年4月在伦敦印成传单，并载于1872年5月18日“解放报”第49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注释： [475]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1872年4月2日的会议上，爱尔兰通讯书记麦克唐奈报告了警察当局对各爱尔兰支部的迫害。根据马克思的提议选出一个委员会负责就这件事情起草一个专门的呼吁书，委员会的成员有马克思、麦克唐奈和米尔纳。4月9日，麦克唐奈代表该委员会把一项关于爱尔兰的警察恐怖的声明提交总委员会，在对这个声明是否适于公布的问题进行讨论以后，这个声明被通过了，并根据恩格斯的提议，决定把它印成1000份传单在爱尔兰散发。 声明的全文也在西班牙的“解放报”上刊登过，刊登时加有编辑部按语，按语中还援引了麦克唐奈1872年4月2日的报告。——第711页。 [476]指十三世纪由英国征服者作为同爱尔兰人民斗争的据点而建筑的都柏林堡。它是在爱尔兰的英国当局的官署，它代表着英国殖民主义对爱尔兰人民的压迫和暴力。——第712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474]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 “导言。第一部。1873年” ［注：在这部摘要中，凡是马克思从巴枯宁的著作中直接用俄文摘引的地方，一律加普通引号（“”）；凡是马克思在摘录时，翻译成德文的地方一律加另一种引号（《》）。——编者注］ （在这个标题后第1页上写着：国际工人协会内的斗争（Ворьба）。） “序” “在意大利也像在俄国一样，这样的青年人数量相当多，比任何别的国家都多得无比。”（第7页） “是的，社会革命在任何地方可能都没有像在意大利这样临近。”（第8页） “在意大利，赤贫的无产阶级占着优势。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以及在他们之后的德国整个社会民主党人学派，对这个赤贫无产阶级都抱着极端蔑视的态度，这是完全徒然的，因为在它身上，而且仅仅在它身上，而决不是在上述那种工人群众的资产阶层身上，包含着未来社会革命的全部智慧和全部力量。”（第8页） 但是，在德国人那里却相反：在他们那里，政府 一方面可以依靠精良的和具有其他素质的军队，另一方面可以依靠“忠君的爱国主义、民族的无限的虚荣心以及古老的、历史的、同样是无限的、对政权俯首听命和敬之若神的心理，这都是德国贵族、德国小市民〈bourgeoi-sie〉、德国官僚，德国教会、德国学者的整个行会的特点，而在他们的共同影响下——真可叹啊！——往往连德国人民本身也具有这一切特点”（第11页）。 “原来普鲁士鲸吞了德国。这就是说，只要德国仍然是一个国家”，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所谓自由主义、立宪主义、民主主义“甚至社会民主主义的形式，普鲁士都必然是欧洲各种各样的专制制度的头等的和主要的代表与经常的根源。”（第11页） 从十六世纪中叶起到1815年，一切反动运动的主要根源是奥地利（idest〔即〕德国的代表）；从1815年到1848年，奥地利和普鲁士分立，其中前者（梅特涅）占居优势（策12页）；“从1815年起，我们的鞑靼－德意志的、全俄罗斯皇帝的鞭子，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是以狩猎者而不是以生意人的身分，参加了这个纯粹德国反动派的神圣同盟”（第13页）。 为了推卸责任，德国人竭力使自己和别人相信，神圣同盟的主谋者是俄国。《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的首要目的，是建立一个泛日耳曼国家。和他们相反，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力图首先完全破坏我们的〈俄罗斯〉国家》等等（第13页）。 为了真理，“而不是希望为彼得堡内阁的政策做辩护”（第13页），巴枯宁给德国人做了如下的答复。这位伟人甚至没有提到叶卡特林娜在位时期结盟的事和从革命时期起包括路易－菲力浦时期在内的这段时间里俄国对法国的影响，更不用说从彼得一世时期以来在俄罗斯人的帮助下建立普鲁士的事了。他也没有提到从十八世纪以来俄国同英国一起为了奴役欧洲而策划的阴谋。他从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开始，对他们的活动做了如下的描述： “亚历山大来回奔波，忙碌异常，吵嚷不休；尼古拉疾首蹙额、盛气凌人。但是一切也不过如此而已。他们一事无成……因为他们无能为力，由于他们的朋友，即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德国人不允许他们有所作为；他们只能起稻草人〈bangemachen〉的光荣作用，真正有所行动的只是奥地利、普鲁士和”《在它们领导下并得到它们允许去侵犯西班牙的法国波旁王朝》（第13、14页）。 俄国只有一次越出了本国的国境——在1849年，为的是把奥地利从匈牙利革命中拯救出来。此外，在本世纪，它曾经在普鲁士的帮助下两次扼杀了波兰革命，因为普鲁士同俄国一样与此是有利害关系的。当然，“没有波兰的独立和自由，人民的俄国是难以想像的”（第14页）。 俄国无论在智力、实力或财力方面在欧洲都不占有能用呼声来“解决问题”的优势地位（第14页）。 只有当某个西方大国叫俄国去做某件事的时候，俄国才能有所作为。（例如，弗里德里希二世叫叶卡特林娜去瓜分波兰，几乎还瓜分了瑞典。） 对于欧洲的革命运动，俄国在普鲁士政治家们手中起着稻草人的作用，往往还起着帷幕的作用，他们利用这种帷幕巧妙地把自己侵略和反动的行径掩盖起来。他们在不久前获得了那些胜利以后，就不再需要这些了，也就不再这样做了（第16页）。 住着俾斯麦的柏林是现在欧洲反动派的有目共睹的首脑和首都（第16页）。反动派（罗马天主教的反动派）在罗马有，在凡尔赛有，在维也纳和布鲁塞尔也有一部分；在俄国有鞭子反动派；但是有生气的、“聪明的”、真正“强有力的”反动派却集中在柏林，并且从新的德意志帝国向欧洲的所有国家扩张等等（第16页）。 “工人协作社、小组、公社、乡、最后是区域和各族人民的自下而上的联合组织，这个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自由的唯一条件，是和它们［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和银行投机活动。——编者注］的本质相对立的，正如任何经济自治都是和它们不相容的一样。”（第17页） 可是，代议制民主（nребсмавцмелънаябеmокрамuя）结合了它们成功的两个条件：“国家集中制，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真正服从那些管理他们、似乎代表他们并且不断剥削他们的少数劳心者。”（第17页） “我们的鞑靼－德意志帝国的实质。”（第14页） 新的德意志帝国是好战的：它一定要征服别国或者被征服（第17—18页）： 它“本身具有一种不可抑制的要成为全球国家的意图”（第18页）。领导权只是这种意图的委婉的表现；这种意图的条件，是至少它周围的一切国家都软弱无力和表示服从。起这种作用的，过去是法兰西帝国，而现在则是德意志帝国，“我们确信，德意志国家是欧洲唯一真正的国家”（第19页）。 国家（Empire，Royaume〔帝国、王国〕）；统治者（souverain，monarque，empereur，roi〔元首、君主、皇帝、国王〕）；进行统治（régner，dominer〔主宰、统治〕）；统治者（souverain，empereur，monarque，roi）。（相反地，在德语Reich〔国家〕最初无非是以所属的民族、居民的名称命名的，有一定界限的一个地区（大的或小的）。例如：菲希特莱希就是从上普法尔茨的雷根河至菲希塔赫那块地区，阿赫纳莱希，弗兰克里克（尼德兰境内），尼姆韦根莱希，麦根莱希，摩塞尔河畔的特拉尔巴赫区至今还称为格勒维莱希，原摩尔河畔的另一个地区称为威斯特里希。） 法兰西的“国祚”已尽了；凡是多少了解法国人的性格的人，都会像我们（巴枯宁）一样清楚，既然法国过去长期能够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国”，那末现在它绝不会甘居次等的、甚至同其他国家相等的地位。法国将准备新的战争，报仇雪耻，恢复丧失了的первенство（首位）（第19页）。但是它能否如愿以偿呢？绝对不能。最近的事件证明，爱国主义这种最崇高的国家美德（зmавъlcwaяlocyбарсмвеннябоброеmелъ）在法国已经不复存在了（第19页）。各上等阶级［注：巴枯宁的原文是：“各上等阶层”。——编者注］的爱国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荣心，但是，正如最近这次战争所表明的，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这些阶级可以牺牲这种虚荣心。法国农村居民同样也很少表现出爱国主义来。农民一旦成为私有者，就不再是爱国者了。只有在亚尔萨斯和洛林，好像是为了嘲笑德国人，法国的爱国主义才表现出来。爱国主义只有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保存了下来。正因为如此，所以各有产阶级都对它恨之入骨。但是这些人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那种爱国者，因为他们以社会主义态度待人（以兄弟般的态度对待所有其他国家的工人），并且已经开始武装起来，但不是要反对德国人民，而是要反对德国的军事专制制度（第20—22页）。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后只过了四年，战争便开始了，国际的宣传“特别”在“拉丁部族”的工人中间激起了新的反爱国主义世界观（第22页）。1868年在维也纳群众大会上，为了回答《南德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的》一系列政治的和爱国主义的“建议”：也表现出了这种新的世界观。《工人们回答说，这些人剥削他们、永远欺骗和压迫他们，全世界的所有工人都是他们的兄弟。国际工人阵营是他们唯一的祖国；国际剥削者世界是他们唯一的敌人。》（第22、23页）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会给作为“全世界工人解放”先锋的巴黎兄弟们拍了一封电报（第23页）。这个答复在德国引起了许多喧嚣；吓坏了所有市民民主派，包括约翰·雅科比，它《不仅侮辱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感情，而且侮辱了拉萨尔和马克思学派的国家信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вера）。现在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脑之一，但当时还是市民民主党（寿终正寝的人民党）党员的李卜克内西先生，大概是遵照马克思的意见，立即从莱比锡前往维也纳，以便就为这次争吵造成口实的政治上的冒失行为同维也纳工人进行谈判（лереговор）。应该为他说句公道话，他的活动相当成功，过了几个月，即在1868年8月，在德国工人纽伦堡代表大会上，奥地利无产阶级的全体代表都毫无异议地在社会民主党的狭隘的爱国主义纲领上签了字》（第23、24页）。这就暴露了《这个党的多少有点学问的、资产阶级的领导人的政治方向同德国的或者至少是奥地利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之间存在的深刻的差别》。诚然，从1868年以来，这种本能在德国和奥地利很少得到发展，可是在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特别是在法国，却有了了不起的发展（第24页）。法国工人意识到，他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是在为全世界而工作（第25页），《而且更主要地是为世界而不是为自己》（第25页）。这种梦想（зтамечта）《成了法国无产阶级的本性，并且把国家爱国主义的最后残余从它的想像和心灵中驱逐出去了》（第26页）。法国无产阶级号召拿起武器来，它确信，它既是为德国无产者的也是为他们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而斗争（第26页）。《他们不是为了尊严和荣誉，而是为了战胜被资产阶级用来作为奴役他们的工具的可恨的“军事力量”而斗争。他们所以憎恨德国军队，并不是因为它是德国的，而是因为它是军队。》（第26页）反对凡尔赛国民议会和反对祖国的救星梯也尔的巴黎公社起义……充分表现了目前推动法国无产阶级前进的唯一的热情。对于法国无产阶级等等说来，只有社会革命战争还存在（第27页）。在社会革命热情的促使下，《他们宣布彻底破坏法兰西国家，废除与法兰西各公社的自治不相容的法国的国家统一。德国人仅仅缩小了他们政治祖国的疆界和力量（сила），而他们却想使它彻底убитъ（丧命），而且似乎是为了显示这个叛逆性的目的，他们把作为法国荣誉的雄伟纪念碑旺多姆圆柱毁为废墟》（第27页）。 “于是，一方面是国家，另一方面是社会革命。”（第29页）在法国，这个斗争最为坚决；在农民中间，至少在法国南部也已如此（第30页）。《正是两个目前不可调和的世界的敌对对立，是使法国不能重新成为首屈一指的、占优势的“国家”的第二个原因。》（第30页）当梯也尔宣布普鲁士军队撤退时，凡尔赛交易所、资产阶级等都完全不知所措了（第31页）。“可见，法国资产阶级的奇怪的爱国主义认为挽救自己的办法是让祖国可耻地屈服。”（第31页） 《法国工人对西班牙革命的同情现在表现得非常明显，特别是在法国南部，那里表现了无产阶级力图和西班牙无产阶级进行兄弟般的联合，甚至和他们结成以解放了的劳动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人民”联邦的明显意愿。》 Нароб，人民，民族（natio，nasci〔生育、诞生〕），某种天生的东西，诞生。 ——《我说，尽管有民族差别和国界的限制，这些同情和意愿证明，无论对于法国无产阶级本身，还是对于特权阶级说来都是一样，国家爱国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第32页） 像法国“这样一个衰老的、病入膏肓的国家，哪里能够同年轻的、至今仍然强壮的德国相抗衡呢？”（第33页）任何一种国家形式，即使是社会民主共和国，都不能给人民以它所需要的东西，《即没有任何自上而来的干预、监护、暴力的，符合自身利益的自下而上的（сниэувверх）、自由的（волъный]——任意的，而且也是毫无拘束的）组织，因为任何这样的国家制度（государ-ство），甚至最共和的和最民主的，甚至“马克思先生想出去的所谓的人民国家”（мнимо-народноегосударство），“实质上”都无非是通过似乎比人民本身更加懂得人民的真正利益的少数知识分子因而也是特权分子自上而下地对群众进行管理》（第34、35页）。 因此，由于有产阶级无法使人民的热情和人民的要求得到满足，人民便只有一种手段，即国家暴力（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насилие），一句话，就是“国家”，因为“国家”也就是“暴力”（Violence，Véhémence，force〔暴力，暴虐行为，强力〕），就是“凭借在可能的情况下是伪装起来的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肆无忌惮的暴力的统治”等等（第35页）。 在这里甘必大也是无能为力的；（法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殊死斗争《要求使用国家的（政府的）全部措施和力量，可是法兰西国家已没有任何措施和力量来维持它在欧洲各国间的表面上的优势》。“它哪里能够同俾斯麦的帝国争雄！”（第37页）法国应该服从德意志帝国的最高领导，接受友好保护的影响，正如意大利国家曾经服从法兰西国家的政策一样（第37、38页）。 英国：影响大大缩小了。下面的话是有代表性的： “在三十年以前，它不会这样心平气和地容忍德国人占领莱茵河各省、俄国在黑海恢复优势、俄国人出征希瓦。”（第39页）作出这种让步等等的原因是：工人世界同剥削的、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斗争（第39页）。在那里社会革命正日益临近等等（同上）。 西班牙和意大利，没有什么可说的，它们永远不会成为有威胁性的、强大的国家，这不是因为它们没有物资，而是因为“人民精神”把它们引向完全不同的目的（第39页）。 顺便指出：西班牙在反对拿破仑的人民战争时期重新觉醒了，这场战争本身是愚昧无知的群众进行的。在1812年和1813年，在德国根本没有这类事情发生：只是当拿破仑在俄国遭到失败以后，才有人发动起义。只有提罗耳是例外（第40、41页）。 同时： “我们看见，拥有财产就已经足以使法国农民腐化堕落，并且扑灭他们心中最后一点爱国主义的火星。”（第42页）在德国（1812—1813年），年轻的公民们，或者更确切地说，被哲学家和诗人们策动起来的臣民们（верноддан-ные），曾经武装起来保卫和复兴德意志国家，因为正是这个时候在德国产生了泛日耳曼国家的思想。然而，西班牙人民却个个（логоловно）奋起，再一次捍卫（отстоятъ）“祖国”的自由和“人民生活”的独立，抵抗残暴强大的奴役者（第43页）。从此以后，一切形式的政府——专制的、立宪的、保守共和主义的等等，甚至类似瑞士的那种小资产阶级联邦共和国的形式，在西班牙都遍试无效（第43页）。 《革命社会主义的魔鬼真正地掌握（控制）了西班牙。安达鲁西亚和埃斯特勒马杜腊的农民既没有向任何人请示，也没有等待任何人的指示，就夺取了以前地主的土地。卡塔卢尼亚，特别是巴塞罗纳，大声宣布自己的独立和自治。马德里人民宣布成立联邦共和国，并且不同意使革命服从制宪议会未来的命令。甚至在卡洛斯派控制的北方，也发生了显然的社会革命：宣布实行fueros〔自治特权〕（фузросы），宣布各省、市镇独立，烧毁一切司法的和民事的文书契约；军队在西班牙全国各地都与人民握手言欢，把自己的军官赶走。社会经济革命的第一个条件——普遍的：公众的和私人的破产开始了。》（第44页）《再也没有财政、军队、法庭、警察；有国家势力，没有“国家”；只有目前仅仅被社会革命热情所激励的强大的、朝气勃勃的（свежий）人民。在国际和社会革命者同盟的集体领导下，人民正在团结和组织自己的力量等等。》（第44页） 在意大利人民中间只保存着一种活传统，即不仅области（省、行政区、郡）而且市镇（общины）也实行绝对自治。在“人民”中存在的“唯一的政治概念”中，还包含有历史人种学方面的“省的非同类性”，因为各省操不同的方言，甚至一个областъ（enpassant〔顺便说一下〕，也意味着权力、力量）的人都难于互通语言，有时根本不懂其他“地区”的人说的话；但是意大利“从社会意义上讲”并不是四分五裂的。相反地，有一种“共同的意大利性格和类型”，根据这种性格和类型，可以把意大利人同任何其他部族、甚至南方部族的人区别开来（第45页）。破坏最新的意大利“国家”，结果必然会出现“自由社会的联合”（第46页）。这一切都只是与“人民群众”有关。 相反地， 同其他国家一样，在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上层”中，“随着国家统一的形成，剥削人民劳动的享有特权的阶级的社会统一也形成了，并且现在正在日益发展。这个阶级现在在意大利通称为集团：整个”官方世界，即官僚和军事的、警察和法庭的世界，大地主、工业家、商人和银行家，整个官方的和半官方的律师界和文化界、整个议会（第46页）。 然而甚至最可怕的贫困（贫穷），甚至伤害到“数以百万计的”无产阶级的贫困，也还不是革命的充分的保证（залог）……当人（一群人）被弄得陷于绝望的时候，他就很可能起来暴动……在绝望中甚至德国人也将不再是滔滔不绝的说教者了，但是要使他陷于绝望，要求有非常多的因素……无论“贫困”还是“绝望”都只能产生个人的，最多是地方性的“骚动”，而并不足以席卷“整批整批的人民群众”。为此必须有一个“永远”是历史地从“人民的本能深处”产生出来的“全民理想”。还有对自己权利的信仰（Ｂｅｐａ），“可以说，对这种权利的宗教的信仰”。 后者同贫困和绝望一起就是社会革命的良方（第47、48页）。 《意大利人民正处于这种状况中。》（第48页） 正是国际（即同盟！）特别在最近两年（1872年和1873年）中，以这一理想的产婆的身分在意大利进行了非常有成效的活动。 “它［注：国际的宣传。——编者注］向意大利人民指出了他们应当实现的目的，同时为它揭示了组织人民力量的途径和手段。”（第48页） 《绝妙的是，“马克思的国家共产主义的纲领”在意大利也和在西班牙一样，一点也不走运（不顺利），相反地，在那里人们广泛而热情地接受了尽人皆知的（лресловутый）同盟或“社会革命者联盟”的，对一切“统治、政府监护、上司和权威”无情宣战的纲领。》（第49页） 《在这种条件下，人民能够获得解放，根据一切人和每个人的“最广泛的意志”建立自己的生活，但丝毫不会威胁其他各族人民的自由。》（第49页） 因此，既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承认同盟的纲领，那末，它们就离社会革命不远了，也用不着担心来自它们方面的侵略政策了（第49页）。 《各个小国——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可见，正是由于他们接受了同盟的纲领！）， 《但主要地》，由于他们《在政治上无足轻重》，不威胁任何人（第49页），相反地，却有许多理由要《担心受新德意志帝国的侵略》（第50页）。 奥地利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病夫。它分为两个国家：马扎尔一斯拉夫国家和德意志一斯拉夫国家（第50页）。德国人想统治后一个国家。 《德国人是“国家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他们可以说是生来就是一方面以自己的历史权利，即以侵略和“历史悠久”的权利，另方面以自己所谓的文化优势作为他们高傲自大的依据。》（第52页）近年来德国人被迫承认马扎尔人有独立“生存”的权利。居住在奥地利帝国境内的“一切部族当中”，除德国人以外，马扎尔人是“最具有国家观念的人民”（第52页）他们声明他们享有统治那些和他们一起居住在匈牙利王国境内的其他各部族的历史权利，虽然他们自己只占该王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即马扎尔人550万，斯拉夫人500万，罗马尼亚人270万，犹太人和德意志人180万，其他“部族”约50万人，共计1550万人）（同上）。于是，奥匈帝国分成了两个部分：有2050万人口（德意志人和犹太人720万，斯拉夫人1150万，意大利人与其他“部族”约180万）的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居住的息斯莱达尼亚部分；和马扎尔人、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德意志人居住的部分（第53页）。 在匈牙利， 《受马扎尔人统治的大多数居民都不喜欢马扎尔人，这些居民违反心意地忍受着他们的压迫，因此便经常不断地产生斗争（第53页）。马扎尔人害怕罗马尼亚人和斯拉夫人起义，因此就同俾斯麦结成秘密同盟，俾斯麦《预见到反对注定要灭亡的奥地利帝国的战争必不可免，便“奉承讨好”马扎尔人》（第54页）。 在息斯莱达尼亚帝国，事情并不见得好些。 在那里德意志人想统治占多数的斯拉夫人。《德意志人憎恨斯拉夫人，就像老爷通常憎恨自己的奴隶一样》（第54页），害怕他们获得解放等等。《像一切侵占别国领土、征服别国人民的人一样，德意志人在同一个时期里完全“不公正地”既憎恨又鄙视斯拉夫人。》（同上）普鲁士的德意志人指责奥地利政府，主要是说它不能把斯拉夫人德意志化。《他们相信，这是反对全德意志的爱国主义利益、反对泛日耳曼主义的滔天罪行，而事实上也是如此。》（第55页）（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为了和这个泛日耳曼主义相抗衡，奥地利的斯拉夫人除波兰人以外都提出了泛斯拉夫主义这种同样《令人讨厌的荒谬东西》、这种《反对自由、残害人民的理想》（第55页）。 这里加了一个注，在注中巴枯宁先生威胁说，要更加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在这里他只是号召俄国的革命青年反对这一点：他承认，有俄国密探在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中间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他们要斯拉夫人相信，沙皇打算把他们的国家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且《这是在彼得堡内阁“公然”把莫拉维亚和整个波希米亚出卖给俾斯麦，以酬劳他答应在东方援助俄国的许诺的时候》。 在奥地利斯拉夫人的土地上，竟然有由有教养的人和其他人组成的整个阶级期待俄国人来解放自己，或者甚至《在俄国沙皇的大国下面建立伟大的斯拉夫王国》这是怎么回事呢？（第57页） 这只是表明，《这种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因而是“国家主义的”，可恶的德国文明侵蚀斯拉夫爱国者的灵魂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完全成了德意志人，虽然他们追求的目的是反对德国的；他们希望，他们想通过德国的途径和手段把斯拉夫人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因为他们受到的是德国的教育，他们只知道用成立几个斯拉夫国家或者成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斯拉夫国家的方法，而不懂得用其他的方法来获得解放。因此，他们给自己提出的目的也完全是德国式的，因为类似新德意志帝国或“全俄罗斯”帝国的那种集中制的、官僚的、警察－士兵的“最新式国家”乃是纯粹德国的“产物”：在俄国，它以前夹杂有鞑靼人的因素，“但是说实在的，就是在德国现在事情也不会因为鞑靼人的盛情而延搁下来”》（第57页）。 《斯拉夫人按其全部本性，按其全部实质说来，决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即不是一个“国家主义的”部族。捷克人提到（ломинают）自己的大莫拉维亚王国，塞尔维亚人提到自己的杜善王国，都是徒然的。这一切都是昙花一现的现象或者古代的神话。真实可靠的是，任何一个斯拉夫部族本身都没有建立过“国家”。》（第57页） 波兰君主共和国： 是斯拉夫人民（холол——农奴、奴仆）完全被波兰贵族奴役以后在日耳曼主义和拉丁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许多波兰的历史学家，例如“米茨凯维奇”认为，波兰贵族并不是斯拉夫族的后裔（第58页）。 波希米亚（捷克）国家： 是按照德国的模型和样式，在德国人的公开影响下粘合而成的，因此它很早就成了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有机部分。 俄罗斯帝国： 鞑靼人的鞭子、拜占庭的祝福（благоловение）、德国式的官僚军事和警察的教育（第58页）。 《可见，毫无疑问，斯拉夫人从未自己主动地建立过“国家”……因为他们从来不是侵略的部族。只有侵略民族才建立“国家”，而建立国家必然是为了使自己获利而损害被征服的民族。》斯拉夫人是一个完全和平的、农业的部族，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公社中过着单独的和独立的生活，这些公社按照宗法制的习惯，是由“长者”根据“选举的原则”和土地公社所有制进行管理（улра-влять，也有统治的意思）的，没有贵族，没有特殊的祭司等级，大家一律平等，《以宗法制的因而是不完善的形式实现着人类友爱的思想》。各公社之间没有任何政治的联系，只有抵御外敌侵犯的联系；没有任何斯拉夫“国家”，但是在非常好客的一切斯拉夫部族之间有着社会的、兄弟般的联系（第58、59页）。《在这种组织中，他们对于好战的部族，特别是力图到处扩大自己的统治的日耳曼人的进攻和侵略，是无力自卫的。》（第59页）《斯拉夫人有一部分被消灭了，大部分则被土耳其人、鞑靼人、马扎尔人、而主要的是德意志人征服了。》（第59页）《从十世纪下半叶起便开始了他们痛苦的，但是也是英勇的受奴役的历史。》（第59页） 《对于波兰说来不幸的是，它的各个领导政党（руководящиепартии）——至今主要是贵族分子的政党——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国家主义的”纲领，它们不是通过社会革命去谋求解放和“复兴”自己的“祖国”，却固执古老的成见，忽而通过什么拿破仑的保护，忽而又同耶稣会教徒和奥地利封建主结成同盟，来谋求这种解放和复兴。》（第61页） 在本世纪，西方的和南方的斯拉夫人也觉醒起来了；西方斯拉夫人的集中点是波希米亚，南方斯拉夫人的集中点是塞尔维亚（第61、62页）。 “国家”的最新表现是泛日耳曼帝国：《它的寿命屈指可数了，各国人民都期待着它垮台从而使自己能够彻底得救……德国人遭到欧洲其他各国人民的憎恨，难道斯拉夫人对此竟感到羡慕！》（第63页） 英国对这个人物、这个咖啡馆里的政客说来是不存在的，——英国，这是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顶峰。 或者不要任何斯拉夫“国家”，或者要一个庞大的、吞没一切的、泛斯拉夫主义的、“鞭子的、圣彼得堡的”国家（第64、65页）。 用类似合众国那样的泛斯拉夫联邦也不能与泛日耳曼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相对抗（第66页）。北美联邦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在美洲大陆上，与这个伟大的共和国相毗邻的，没有一个像俄国、德国或法国那样强大的“国家”。因此，为了抵抗正在“国家主义的”或政治的范围内获得胜利的泛日耳曼主义，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建立泛斯拉夫“国家”。 “全俄罗斯鞭子”下的普遍的斯拉夫人的奴役制（第67页）。但是，这也是不可能的。在欧洲，斯拉夫人在数量上几乎比德国人多三分之一。然而，泛斯拉夫国家在实力和真正的“国家军事力量”方面从来都无法和泛日耳曼帝国相抗衡。为什么？《因为在德国人的血液中，在德国人的本能中，在德国人的传统中，有一种“国家主义”制度和“国家主义”纪律的热情》；而斯拉夫人则相反：《因此，为了使他们循规蹈矩，就必须用棍棒来管束他们，而任何一个德国人都会信服地（субеждением）、自愿地忍受棍棒。他的自由正在于，他“受过严格训练”，并且“甘愿拜倒”在任何上司的脚下。而且，德国人是一个严肃而勤劳的民族，他们博学、节俭、“文雅、精明和谨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即在上司希望的时候出色地打仗。他们在最近几次战争中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他们的军事和行政的组织也达到了任何别的民族永远不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的完善程度。因此，能否想像在“国家制度”方面同他们进行较量呢？》（第68、69页） 《德国人在“国家”中得到他们的生命和自由：而对于斯拉夫人说来，“国家”就是坟墓。他们是在“国家”之外，即不仅通过反对德意志“国家”的斗争，而且通过反对一切“国家”的“全民暴动”，通过社会革命来谋求自己的解放的。》（第69页）《但是，“国家”是不会自行垮台的；只有全民性的和全部族性的，国际的社会革命才能够推翻它。》（第69页） 反国家的本性至今都是他们［注：斯拉夫人。——编者注］的弱点，现在却相反，对于目前的人民运动说来，这反而是他们的力量了（第69页）。 “无知大众”获得彻底解放的时刻，《他们不受任何лравителъствнный（执政的、政府的）干预，依靠自由经济的、народные（属于人民的、公开的）союзы（联盟、同盟、协会、联合），“不顾”一切旧的国界和一切民族差别，在全人类的既千差万别而又完全团结一致的生产劳动这一基础上“自下而上”地建立自由的社会组织》的时刻即将来临（第70页）。《民族性不是全人类的原则，而是一种历史的，地方性的事实，它和一切“现有的”、无害的事实一样，享有获得普遍“承认”的当然权利。任何一个民族甚至“小民族”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格、自己的风习，这种性格和风习正好（именно）构成民族性的实质、民族整个历史生活的结果和民族生活的一切条件的实质。正如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是一个人一样，每一个民族都“不由自主地”是一个民族，而且享有成为一个民族的当然权利。》由此就产生了全部所谓的“民族权利”（第70页）。 但是，由此不应该得出结论说，这个民族要提出自己的民族性作为“特殊的”原则，那个民族则要提出自己的个性作为“特殊的”原则。《它们考虑自己越少，“包含”全人类的“内容”越多，那末，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和另一个民族的个性就越生气勃勃和越具有意义。》（第71页）同样地，斯拉夫人也只有同别的民族一起深切关心世界利益，才能够在历史上和各民族的自由和睦的家庭中争得“自己的合法地位”（第71页）。 《在德国，宗教改革很快就失去了不合乎德意志气质的“暴动”性质，而采取了“和平的国家的”改革的形式，它立即成了“最正确的”、有系统的、有学问的国家的专制的基础。在法国，长期的流血斗争对于促进自由思想在这个国家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经过这场斗争以后，它（进行改革的愿望）被节节胜利的天主教压制下去了。在荷兰、英国，以及后来在美利坚合众国，它创造了一种实质上是“反国家的”，然而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和自由主义的新文明。》（第72页） 这一段话很能说明巴枯宁的特点：在他看来，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反对政府的；其次，他认为德国同荷兰和英国在发展中的差别不是由于世界贸易的条件改变所致，而是等等。 宗教改革（他只sub〔从〕宗教的specie〔观点〕来研究文艺复兴，这也不坏） 《在文明人类中产生了两个主要方向：经济的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方向（特别是英国，其次是美国）与专制“国家的”、实质上也是“资产阶级的”〈bürger-lich这个词对他说来既指资本主义，也指德国中世纪的小市民〉和新教的方向，虽然这种方向是同贵族天主教分子，同完全服从“国家”的分子混合而成的。这个方向的主要代表是法国和德国——起初是奥地利德国，后来是普鲁士德国。》（第73页）法国革命为新的全人类的利益、最彻底的人类自由的理想奠定了基础，然而仅仅是在政治方面；矛盾，政治自由的不可实现性；在“国家”中的自由——是谎言。产生了两个主要方向。无产阶级不断受到剥削和少数人发财致富。在这种剥削人民的基础上，一个政党想要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另一个更加彻底的政党想要建立君主制的、即露骨的“国家主义的”专制（第73页）。 反对这一切意图的是一个新的方向，它《直接通往》……巴枯宁（第74页）。 因此，斯拉夫无产阶级应该大批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第75页）。《我们已经有机会提到，1868年维也纳工人庄严声明国际友爱》（第75页），反对泛日耳曼主义纲领。但是奥地利工人没有进一步采取必要的步骤，《因为在第一步就被李卜克内西先生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的德意志爱国主义的宣传阻挡住了（拦住了），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大概在1868年7月到了维也纳，其目的正是要引诱（诱使）奥地利工人的正确的社会本能离开国际革命的道路，并把它导向政治宣传，以利于建立他们所谓的народноегосударство（人民国家），当然是泛日耳曼主义的“国家”——一句话，就是为了实现俾斯麦公爵的爱国主义理想，只不过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并且通过所谓合法的“人民宣传”来实现罢了》（第76页）。 《对于斯拉夫人说来，这就意味着甘愿承受德国的压迫，而这是“违背”一切斯拉夫人的心愿的（第77页）。因此，我们不仅不打算劝说斯拉夫兄弟加入受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以及跟着他们跑的倍倍尔先生、李卜克内西先生和几个舞文弄墨的犹太人的独裁专权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队伍；相反地，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来防止斯拉夫无产阶级自取灭亡地同这个党“结成同盟”，因为这个党根本不是“人民的”政党，按其方向、目的和手段来说，它是纯粹“资产阶级的”，并且完全是德意志的、即“残害斯拉夫人的”政党。》（第77页） 斯拉夫无产阶级不仅不应该与这个政党结成同盟，而且应该疏远它，从而更紧密地靠拢国际工人协会。决不应该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混为一谈（第77页）。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爱国主义纲领同国际的纲领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相反地，是完全对立的。在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企图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强加于整个国际。但是这种企图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士部分地区、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甚至部分地也包括美利坚合众国的部分地区引起了普遍的强烈抗议，结果，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除了德国人以外，谁也不要德国的纲领（第78页）。 斯拉夫无产阶级应该大批加入国际，成立支部，如有必要，也可以成立“全斯拉夫联合会”（第78页）。 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公国”：塞尔维亚人在从土耳其人统治下解放出来以后建立了“国家”，这个国家的压迫比土耳其的压迫更加沉重（第79页）。它成了官僚“掠夺”和专制的牺牲品（同上）。在土耳其统治的塞尔维亚，没有贵族，没有很大的地主，没有工业家，没有非常阔绰的商人；形成了新的官僚贵族，他们大部分都是靠官费在敖德萨、莫斯科、彼得堡、维也纳、德国、瑞士、巴黎受过教育的（第79页）。 正如“克罗地亚人”、“门的内哥罗人”和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一样，保加利亚人根本不愿知道任何有关塞尔维亚的“杜善王国”的事情。所有这些国家只有一条挽救危亡和联合的道路——这就是社会革命，但是“决不是国家的战争”，因为这种战争只能导致它们被俄国或奥地利之一或者被两国共同征服（第86页）。 在捷克的波希米亚，幸而文采斯拉夫的王国和皇冠还没有恢复；维也纳的上司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省来看待，认为它甚至不能享受像加里西亚所享有的那种特权，然而波希米亚的政党却和可爱的［注：巴枯宁的原文是：“任何的”。——编者注］斯拉夫“国家”的政党一样多。《的确，这种可恶的德意志的政客手腕和“国家制度”的精神严重地侵蚀了捷克青年的教育工作，致使他们有终于“丧失”“了解本国人民”的可能性的严重危险。》（第86页）《在一切有斯拉夫居民和德意志居民杂居的奥地利城市中，斯拉夫工人都最坚决地参加了无产阶级的一切共同行动。但是，在这些城市中，除了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那些工人团体以外，几乎没有别的工人团体了，因此，迷恋于自己的社会革命本能的斯拉夫工人，事实上被招募参加了这个以建立泛日耳曼“国家”即大规模的德意志“监狱”为自己直接的公然承认的目的的政党。》（第88页） 他们应该承认巴枯宁所领导的那个国际的纲领（第89页）。（属于汝拉联合会的苏黎世斯拉夫人支部被推荐为专门的招募局（第89页注）。 奥地利（结论）。 帝国仍然存在，只是由于普鲁士和俄国审慎忍耐，它们暂时还不愿着手瓜分奥地利帝国，因为它们都希望能在有利时机夺得更大的一块。 俄国： 《对人民有利的宪法只能有一个——就是破坏（俄罗斯）帝国。》（第96页） 它是否拥有军事力量，以便同新德意志帝国相较量呢？这就是当前俄国的唯一的政治问题（同上）。《这个问题……是由于德国在一夜之间（заоднуночь）便“成长为庞大的、具有无限威力的国家”这种新形势而不可避免地必然要提出来的。但是全部历史都说明，而且理性逻辑也证实，两个势均力敌的国家不可能同时并存。其中一国必然要征服另一国。》（第97页）这对德国说来是必要的。《在长期经受了在政治上的屈辱之后，德国突然成了欧洲大陆上最强盛的大国。它能够容忍有一个完全不依靠它而独立的、还没有被它战胜并且敢于同它较量的大国站在它的旁边，甚至在它的鼻子跟前吗？况且这个大国还是“最可恨的”俄国！》（第97页） 《我们认为，只有很少的俄国人不知道，德国人，一切德国人、主要的是德国资产者，而——可悲啊！——在他们的影响下连德国人民本身都极端仇恨俄国。》（第97页）这种仇恨是德国最强烈的民族激情之一（第98页）。 最初是德国文明对鞑靼人的野蛮行为的令人尊敬的仇恨（第98页）。在二十年代是政治自由主义对政治专制主义的抗议（同上）。他们认为俄国对神圣同盟应负全部责任（同上）。在三十年代初，是对波兰人的同情，对镇压波兰起义的俄国人的仇恨（同上）。他们又忘记了，普鲁士曾经帮助镇压波兰；普鲁士进行了帮助，因为如果波兰人胜利了，整个普属波兰就会起义，而这《会从根本上葬送普鲁士君主国的“已经产生的威力”》（同上）。 在三十年代后半期，出现了仇恨俄国的新的原因，它使这种仇恨具有政治的民族的性质——提出了斯拉夫问题：在奥地利和土耳其成立了希望和期待从俄国得到援助的斯拉夫政党。泛斯拉夫主义共和联邦——十二月党人（彼斯节里、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等人）力求实现这个目的。尼古拉接受了这个思想，不过他把这理解为在他的铁拳统治下的泛斯拉夫主义的、统一的、独裁的“国家”。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初期，俄国代理人从彼得堡和莫斯科被派往各斯拉夫国家，有的是官方派遣的，有的是无报酬地自愿效劳的；后者属于莫斯科的亲斯拉夫派协会。在南方斯拉夫人和西方斯拉夫人中间展开了泛斯拉夫主义宣传。出了许多小册子，一部分是用德语写的，一部分是翻译的。泛日耳曼主义派的人士惊恐万状。波希米亚是俄国的！这使他们食不甘味，寐不成眠（第99页）。从此以后，就对俄国怀下深仇大恨；俄国人也不喜欢德国人。在这种条件下，“全俄罗斯帝国”和泛日耳曼帝国这两个国家能否相安为邻呢？（第100页）不过，维持和平的理由对双方说来过去存在过而且现在也仍然存在。第一，波兰（同上）。奥地利不赞成瓜分等等。对于奥地利说来，波兰是防御俄国和普鲁士的屏障。第二，奥地利，它们希望瓜分它。瓜分奥地利将使它们分手，但在瓜分之前什么也不会发生（第100—102页）。第三，新德意志帝国，它遭到了大家的仇视，除了俄国，也许还有合众国之外，它没有任何盟友。为了实现泛日耳曼国家的思想，还需要做许多事情：要从法国人手里夺取整个洛林，吞并比利时、荷兰、瑞士、丹麦、斯塔的那维亚半岛、俄国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才能独霸波罗的海。它把匈牙利留给马扎尔人，把加里西亚和奥属布柯维纳留给俄国人，自己则占领直至的里雅斯特（包括它在内）的整个奥地利和俄国内阁连想也没有想到要提出异议的波希米亚……《我们〈巴枯宁〉肯定地知道，关于稍微早一点还是稍微晚一点瓜分奥地利帝国的问题，在彼得堡宫廷和德国宫廷之间早已在进行秘密谈判了》，自然他们都力图欺骗对方。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不能单独实现这些广泛的计划：《因此同俄国结盟现在是而在很久的将来也还是“迫切必要的”》。对于俄国说来也是如此。《无论如何都要向四面八方进行侵略，是俄罗斯帝国的正常生活条件。》但是究竟向哪个方向进攻呢？是西讨还是东征呢？西讨的道路就是泛斯拉夫主义道路并与法国结成同盟反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联合军事力量，而英国和美国可能保持中立。另一条（东征的）道路是进攻印度、波斯、君士坦丁堡。走这条道路，遇到的敌人将是奥地利、英国，大概法国也会和它们一道；而盟友将是德国和美国（第102—104页）。 第一条道路（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对德意志帝国的道路）。法国的帮助毫无用处，法国的统一已永远被破坏等等；这是一条革命的道路，它使各国人民，特别是斯拉夫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合法“君主”，奥地利的和普鲁士德意志的“君主”。尼古拉出于本能，根据原则抛弃了这条道路等等（！）。 此外，“不能不承认，对于全俄罗斯的国家来说，波兰的解放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两种“国家”形式之间的斗争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波兰贵族的意志”还是《沙皇的鞭子》。波兰人常常好像是胜利在望了。但是一旦人民于1612年在莫斯科发动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在波格丹·赫梅里尼茨基”领导的小俄罗斯和立陶宛“农奴”的起义，一切都告吹了。《俄罗斯鞭子由于人民而获得了胜利。》 这个自供写在第110页上。 在贵族的波兰“国家”的废墟上，建立了鞭子的“全俄罗斯”帝国。《如果使它失去这个基础，夺走1772年以前属于波兰“国家”版图的那些省份，全俄罗斯帝国也就消逝了。》（第110页）这些都是最富饶，最肥沃、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它们一旦脱离出去，俄罗斯帝国的财富和威力就将减少一半。失去这个地方，接着就会失去“波罗的海沿岸边区”，如果波兰国家真的复兴起来，它就会从俄国手中夺走整个小俄罗斯，使之成为波兰的一个省或者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样一来，黑海边境也将丧失，结果俄国同欧洲的联系就会从各个方面被割断，并被赶入亚洲。 有人以为，俄罗斯帝国至少可以把立陶宛让给波兰。“不”。“莫斯科”和波兰为邻必然会促使波兰的爱国主义去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和乌克兰。只要使现在的波兰王国获得解放，华沙立即就会同维尔诺、格罗德诺、“明斯克”、基辅联合起来，更不要说波多利亚和沃伦了。波兰人是一个不安分的民族，不能给他们留下一小块自由的地方；否则这个地方马上就会成为一切革命反抗的中心。俄罗斯帝国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继续存在下去，即采取穆拉维约夫的那套办法来“扼杀”波兰……俄国人民同俄罗斯帝国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利益是对立的。 在这里，巴枯宁提出了一个从他自己的体系看来是毫无意义的论点：《只要俄罗斯帝国迅速崩溃，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其他各族人民都将恢复自由，对于他们来说，波兰“国家的”爱国者追求虚荣的图谋是并不“可怕的”〈commentdonc〔当然啦〕！〉；这种图谋只有对于帝国说来才是可怕的。》（第11页）因此，沙皇是永远不会自愿同意让波兰的任何一小块土地获得自由的。《而如果不解放波兰人，他能号召斯拉夫人举行暴动吗？》（第104—111页） 而在尼古拉时代，泛斯拉夫主义的道路可能带来的好处比现在还多。那时还可以指望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举行起义反对奥地利。现在，意大利大约会保持中立，因为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会把它还占领着的一些面积不大的意大利土地自愿地交还意大利。马扎尔人考虑到他们自己对斯拉夫人的“国家的”［注：巴枯宁的原文是：“统治的”。——编者注］关系，会满腔热情地站到德国人方面来反对俄国。俄皇只能指望得到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或多或少的协助；如果他想把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也发动起来，那就会多加一个敌人——英国。但是，在奥地利帝国只有1700万斯拉夫人，除去加里西亚（在那里波兰人会使卢西人失去活动能力）的500万人，剩下的有1200万人，其中还应当减去被招募参加了奥地利军队并按照一切军队的惯例会向长官指定的敌人作战的那些人。 在巴枯宁看来，这1200万人全部毫无例外地都是男人，而且都是成年人。 他们不是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地方，而是散居在奥地利帝国全境，操着各种不同的方言，同德意志人、马扎尔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杂居在一起。《为了使奥地利政府和全体德意志人经常处于惊惶不安的状态，这已经绰绰有余了，但是为了使俄国军队得到一个强大的支柱来反对普鲁士德国和奥地利联合力量的强大的支持，这就远远不够了。》俄国政府懂得这一点，并且也不想进行泛斯拉夫主义的战争来反对奥地利，因为这种战争必然会变成反对整个德国的战争。可是，俄国政府正利用自己的代理人在奥地利的领土上进行真正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在奥地利的一切地区都有这样一些盲目的信徒，对俄国政府是有好处的。《这正在麻痹、束缚、惊扰奥地利政府，并且不仅加强俄国对奥地利的影响，而且加强俄国对整个德国的影响。帝制的俄国在煽动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去反对马扎尔人和德国人时非常清楚，归根到底总是要把它们们交给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去处理的。》（第112—113页） 走泛斯拉夫主义的西讨的道路，俄国就要同全体德国人，包括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德国人，同马扎尔人以及同波兰人作战。俄国在这一场为了所谓解放斯拉夫人而必须进行的进攻战中能否战胜哪怕只是一个普鲁士德国呢？俄国人民对战争丝毫也不感兴趣，正如世界各国人民对纯粹政治性的政府之间的战争不感兴趣一样；在现代史上只有拿破仑第一是一个例外，但是他被认为是革命的继承人；从实质上说，只有最近这次普鲁士反对第二帝国的战争是唯一的例外。当时在所有德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泛日耳曼主义的利益毫无例外地压倒了任何别的利益，这在目前构成了德国的特殊力量…… 俄国人甚至在《不是侵略性的，而是防御性的》克里木战争时期对本国政府都不感兴趣。 这在第117页上；相反地，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战争显然是纯粹进攻性的？ 俄国农民甚至不知道他是斯拉夫人……对于各斯拉夫民族说来反对一切“国家”的战争，起初就是与各拉丁民族结成同盟，因为拉丁民族也和斯拉夫人一样受着德国人的侵略政策的威胁……而与德国人结盟，却只是在德国人也成为反“国家主义者”的时候……但是，在此以前斯拉夫人与各拉丁民族结成同盟以反对德国的侵略政策仍然是必要的……《德意志部族的使命是多么奇怪啊！他们用惹得（促使）大家都害怕他们、仇恨他们的办法把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在这种意义上说来，俄国人民也是道地的斯拉夫民族。》但是，这种敌对情绪还没有扩展得很远，以致俄国人民会首先发起反对德国人的战争；只有当德国人自己来到了俄国并且妄想在俄国称王称霸的时候，这种敌对情绪才会表露出来。但决不会参加反对德国人的进攻性战争……但是反对德国的政府经费、财政经费和军事经费是否足够呢？……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进攻），德国人就不得不在本国领土上作战，“在这一次”就可能发生德国一切阶级和全体居民都参加的真正“普遍的”起义（第114—120页）。 俄国的军官是比德国的……文明野兽要好的人……德国人，特别是军官和官吏，兼有文质彬彬和野蛮成性、学者风度和卑躬屈节这两种品格……但是，对于正规军说来，再没有比德国军官更完美的了；他的全部生活就是服从和指挥……德国士兵无论按其本性还是按其所受的奴化训练说来，ditto〔也是〕正规军的标准的士兵……首先是驯服士兵的肉体，从而也就驯服他的精神……纪律等等……德国军官优于其他各国军官的长处是：他们有知识，通晓军事理论和实践，狂热地而且是完全学究式地忠于军职，行动准确，办事认真，“沉着镇定”，善于忍耐（терпение），此外还比较诚实（честность）。德国军队的编制和装备是存在于现实之中，而不像拿破仑第三那样和我们将要做的那样，只是一纸空文。况且还有行政的、民政的、特别是军事的监督，使得长时间的欺骗成为不可能。 《相反地，在我们这里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大家都狼狈为奸，结果要了解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策121—128页） 最后一句话在第128页上。 即使俄国能够拿得出一百万士兵，也要把一半留驻国内看管被宠爱的人民。单是乌克兰、立陶宛、波兰，就需要多少士兵！（第128页） 德国将有一支真正的“百万”大军，按编制、“训练”、士气、科学、装备来说，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而在这支军队的后面是全体武装的人民。《如果在最近这次战争中获胜的不是普鲁士的弗里茨，而是拿破仑第三，德国人大概是不会起来反对法国人的，但是，对于俄国的“入侵”，他们却会一致奋起反对》……而俄国的百万大军在哪里呢？在纸面上……军官和装备在哪里呢？……没有经费……在德国人从法国人那里得到的50亿中，至少有20亿用在军备上。《的确，整个德国现在已经变成可怕的、威胁四方的军火库。》只要你们向德国跨进一步，你们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而你们的进攻性战争马上就会转变为防御性战争；德国军队就会开进全俄罗斯帝国境内。那时，是否会爆发俄国人民的普遍起义呢？《是的，如果德国人开进俄国“领土”，譬如直接向莫斯科进军；但是如果他们不做这种蠢事，而是向北挺进，经由波罗的海沿岸各省攻打彼得堡，在这些省份他们不仅将会在小市民、新教牧师、犹太佬、心怀不满的贵族及其子弟、大学生中间，而且还会在充满彼得堡和遍布整个俄国的无数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日耳曼族将军、军官、高级的和下级的官吏中间，找到许多朋友，——不仅如此，他们还会鼓动波兰和小俄罗斯起来反对俄罗斯帝国。》（第128—131页） 波兰人的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莫过于俾斯麦。《看来，他已把从地球上消灭（стереть）波兰人当做自己的终身任务，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在德国利益需要的时候号召波兰人举行暴动反对俄国。波兰人仇恨他和普鲁士，更不用说整个德国了，波兰人“虽然内心深处对德国人所怀的历史仇恨并不比其他一切斯拉夫民族少些，但是他们不想承认这一点”……尽管如此，波兰人无疑会起来响应俾斯麦的号召的。》（第133页） 《在德国和普鲁士本土，很久以来早就已经存在拥有大量党员的、严肃的政党，甚至有三个党：即自由进步党、纯粹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它们合在一起，在德国议会预普鲁士议会中占有显然的多数，而在社会上则占有更具决定意义的多数；这些政党预见到、多少也希望，而且好像还是在挑起德国对俄国的战争，它们知道，波兰的起义和恢复“在一定范围内”［注：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编者注］将是这场战争的必要条件。》（第138页）无论俾斯麦还是这些政党中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打算把普鲁士从波兰手中夺去的全部领土（无论是科尼斯堡还是但泽，甚至是西普鲁士的一小块土地）归还给波兰；而从波兹南公国划归波兰的那一块土地是非常小的。但是他们将把包括“里沃夫”和克拉科夫在内的整个加里西亚交给波兰人，因为这些地方现在都属于奥地利，并把波兰人自己有能力夺取的一切俄国领土都交给波兰人。此外，经费、武器和军事援助，当然，都是德国作保，以波兰贷款的形式交给他们的。波兰人将兴高采烈地抓住这些东西……除了少数场合以外，波兰人丝毫也不关心斯拉夫问题；对于他们说来，“马扎尔人倒是更容易理解和接近得多”……波兰人有许多政党；但是它们始终都以恢复1772年波兰“国家”的版图为基本原则。各个政党的差别只在于，一些政党认为这条道路，另一些政党则认为那条道路是达到这个目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俾斯麦要求它们正式放弃大部分现在已经属于普鲁士的原来的波兰领土……诚然，在俾斯麦伯爵保护下恢复起来的是一个étrangePologne〔奇怪的波兰〕。但是有一个“奇怪的”波兰总比没有好；此外，波兰人认为，以后还可以摆脱俾斯麦的保护……波兰将站起来，立陶宛ditto〔亦然〕，接着是一场不大的风暴，小俄罗斯也将站起来……波兰爱国者都是可怜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就是在本国也不从事社会革命的宣传；即使他们想宣传，俾斯麦也不会允许——“离德国太近了”；但是在俄国来反对俄国，这是可以的。俄国的农民“暴动”对德国人和波兰人是有利的，这对他们说来并不困难；在俄国散居着大量的波兰人和德国人，他们都是俾斯麦和波兰的盟友：《设想一下我们的处境吧：我们的溃败了的军队四散逃窜；德国人跟踪而来，正在进逼彼得堡，而在南方和西方，波兰正在向“斯摩棱斯克”和小俄罗斯进军，与此同时，由于国内外宣传的鼓动，在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爆发了节节胜利的农民总暴动》（这句话在第138页上）……德意志“国家”用这种办法会使俄罗斯国家和欧洲完全隔绝。 《当然，我们讲的是〈俄罗斯〉帝国，而不是俄罗斯人民，如有必要，俄罗斯人民всюду（到处，处处）都能找到或者为自己打通（пробиться，打开，开辟，percer，sefairejour）дорогу（一条道路）》（这段话在第138—139页上）。 可见，正当俄罗斯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并且为自己打通道路，以便防止别人把它和欧洲隔绝开来的时候，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却在进行政治战争。巴枯宁希望什么呢？德国人和波兰人正在破坏俄罗斯帝国，但是同时也引起俄国所向无敌的农民总起义。俾斯麦和波兰人无论如何决不会阻碍这些农民“按无政府主义的方式”来行动。相反：他们正在农民中间进行着比“举世闻名的”同盟更有效的宣传；只有在这种无政府状态扩展到相当广阔的范围以后，火苗才会蔓延到拉丁族和斯拉夫族的兄弟身上去。不管这将是俄国对德国战争的结果还是ViceVersa〔相反〕，问题的实质丝毫也不会改变。顺便说说，按照巴枯宁的说法，在塞尔维亚除了人民之外只有一个《官吏阶级》，那末塞尔维亚的社会革命除了消除单独在那里构成“国家”的官吏阶级以外，还能有什么任务呢？（第138—139页） 可见，对于全俄罗斯帝国说来，到欧洲去的道路现在是堵塞着的；俾斯麦伯爵保存着欧洲大门的钥匙，无论把世界上的什么东西给他，他也不会把这个钥匙交给哥尔查科夫公爵。但是，如果西北方的道路走不通，还有南方的和东南方的道路，即布哈拉、波斯、阿富汗、东印度、最后是君士坦丁堡。俄国的政治家们早就已经在讨论是否把帝国的首都和重心从彼得堡迁往君士坦丁堡的问题了。诚然，这些贪得无厌的爱国者是希望二者得兼，既要波罗的海，又要君士坦丁堡。但是，他们开始放弃这种希望了：近年来的一些事件，即《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汉诺威并入普鲁士王国，普鲁士王国直接由于这个原因而变成了北方海上强国》，特别使他们睁开了眼睛（第139页）。 《有一条众所周知的原理，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很长的海岸线，以保证它能够和全世界直接联系，并且使它能够直接参加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即政治和道德方面的（политически-нравственный）世界运动，它就不能够置身于头等强国之列》……缺少这一点很快就会发生停滞……中国……有许多不同的条件，使关闭（замкнутый）在“国家”里的人民能够参加世界运动；属于（принадлежит）这些条件之列的有“天生智慧和天赋毅力”、教育程度、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以及对于国家中的群众可以说是根本不能设想的最广泛的内在自由”。《但是，航海、海上贸易也肯定属于这些条件之列，因为海上交通，按其运价的相对低廉、速度和自由，（即谁也不能把海洋攫为己有）来说，比其他一切交通……包括铁路在内都要优越。可能，航空在各方面会更加便利，并且将会特别重要，因为它会使各国的发展条件和生活条件彻底均等化（уравняет）。》 对于巴枯宁说来，主要的是“均等化”，例如要把整个欧洲均等到斯洛伐克的卖捕鼠器的人的水平……《但目前航海仍然是“各族人民繁荣昌盛”（各族人民欣欣向荣）的主要手段。》这是巴枯宁先生谈到经济条件并且认为这些条件创造了各国人民之间不以“国家”为转移的条件和差别的唯一的一个地方。 当将来不再有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а），在一切国家的废墟上《完全自由地按照自下而上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毫无区别地（因为是自由地）包括操一切语言、属于一切民族的人的自由生产协作社、公社和“区域”联合会的自由兄弟同盟的时候，那时通向海洋的道路将对一切人都同等地开放：沿海居民可以直接出海，远离海洋的居民则可以通过彻底摆脱一切“国家的”попечения（保护、照顾、照料）、“横征暴敛”（I'actiondeprendre）关税、限制、挑剔、禁止、准许和干涉的铁路出海。但是，即使到那时，沿海居民也将有许多自然的优越性，不仅有物质方面的，而且也有智力和精神方面的。同世界市场和一般世界生活运动的直接接触将使本来就不均衡的关系大为发展；然而，缺少这些优越性的内陆居民，将比沿海居民生活和发展得迟钝些和缓慢些。这就是航空为什么将会如此重要的缘故……但是，在那以前……沿海居民在一切方面将保持先进，并成为人类的贵族。》 例如，布列塔尼！ 而平原和山区的差别、沿河流域、气候、土壤、煤、铁、已经获得的生产力（物质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语言、文学、技术能力等等呢？傅立叶在这里比较英勇地克服了均等化（第139—142页）。 巴枯宁顺带作了一个发现，就是德国（作为一个不靠海的国家）在商业方面不及荷兰，而在工业方面则不及比利时（第143页）。 普鲁士——今天德国的化身、头脑和双手——已经牢牢地屹立在波罗的海和北海上了（第145页）。汉堡、不来梅、卢卑克、梅克伦堡、奥登堡、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整个普鲁士用法国的钱建设了两支大舰队：一支在波罗的海，另一支在北海，由于现在正在挖掘一条沟通两海的通航运河，这两支舰队很快将合而为一。这支舰队很快将比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强大得多。那时里加、列维里、芬兰、彼得堡、喀琅施塔得都要完蛋！彼得堡的任何影响都要完蛋！ 本来在联邦普鲁士肆无忌惮地而且似乎是在我们的同意之下掠夺了我们的盟友丹麦的那一天，哥尔查科夫就应该问自己这样说。 波兰起义，巴枯宁“先生”！ 《他应该懂得，自从普鲁士，它现在依靠着整个德国并且由于同德国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而成了大陆上的最强盛的国家；总之，从那时以来以普鲁士为霸主的新德意志帝国在波罗的海上占居了它目前的、严重威胁波罗的海沿岸其他各国的地位以来，彼得堡俄国在这个海上的优势就最后完蛋了，彼得的伟人政治勋业也就被消灭了，而“全俄罗斯国家”的威力也随之被消灭了，如果它在南方不能开辟一条新的海路以弥补它在北方所丧失的那一条自由的海路的话。》（第145—147页） 但是s'ilvousplait〔请你说说〕，这条海路在什么界限内是自由的呢？对于英国人说来，它一直《自由》到喀琅施塔得的城下。 通路还在丹麦手中，但是丹麦起初将自愿组成联邦，然后将被泛日耳曼帝国完全吞没。这样一来，波罗的海很快就将完全成为德国的领海，而彼得堡的政治意义就会丧失。当哥尔查科夫同意瓜分丹麦并让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并入普鲁士的时候，他应当是知道这一点的。他要不就是背叛了俄国，要不就是得到了俾斯麦答应协助俄国在东南方壮大新实力的正式保证。 在巴枯宁看来毫无疑问，普鲁士和俄国在巴黎和约以后，至少是在1863年波兰起义期间订立了攻守同盟。 因此，俾斯麦才无所顾忌地敢于冒法国干涉的危险，发动了对奥地利和德国大部分地区的战争，并且发动了更坚决的对法国的战争。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在最近这次战争期间，俄国在边境上进行一次规模极小的佯攻，也能制止普鲁士军队继续胜利进军。在最近这次战争中，整个德国，特别是德国北部根本没有驻军；奥地利只是在俄国的威胁之下才按兵不动；意大利和英国没有出面干涉，只是因为俄国不希望这样。如果俄国不表明它是普鲁士的坚定的盟友，德国人就永远也拿不下巴黎。但是，看来俾斯麦确信俄国不会背弃他。有什么根据能这样确信呢？俾斯麦知道，除了波兰问题以外，俄国和普鲁士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能有理由拖延时日，而且双方都希望在危机到来之前尽量利用这个并非出自本意的同盟。德意志帝国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还远远没有巩固起来。国内还有许许多多的公国，国外有奥地利和法国。迫于内部的需要，德意志帝国正在策划新的投机冒险、新的战争。依靠支配了整个德国社会的爱国的泛日耳曼主义以恢复中世纪帝国的原来版图；把整个奥地利（不包括匈牙利，但是包括的里雅斯特和波希米亚）、整个瑞士德语区、比利时的一部分、整个荷兰和丹麦这些为建立帝国海上威力所必要的国家统一起来，——这些计划促使西欧和南欧很大一部分地区都起来反对德国，结果没有俄国的同意就无法实现这些计划。可见，对于新德意志帝国说来，同俄国结盟还是必要的（第148—151页）。 全俄罗斯帝国方面不同普鲁士德国结盟也是不行的。它必须向东南方找出路，代替波罗的海只有黑海；否则它就会和欧洲隔绝，为此就需要君士坦丁堡；否则随时都可以把它通往地中海的出海口切断，正如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发生的情形那样。可见，最终目的是君士坦丁堡。这是违反整个南欧包括法国在内的利益的，是违反英国甚至德国的利益的，因为俄国为所欲为地称霸星海，将使整个多瑙河“沿岸地区”直接从属于俄国。但是，普鲁士正式保证帮助俄国实行其东南政策；同样可靠的是，一有机会普鲁士就要背弃自己的诺言。但是，现在在刚刚开始履行条约的时候，还不致于发生这种破坏条约的行为。普鲁士曾经帮助俄国废除巴黎和约的条款；同样它也将支持俄国对待希瓦的态度。此外，俄国向东走得愈远，对德国人是有利的。俄国对希瓦作战的目的何在呢？……印度？没有这种考虑，如果是中国，事情就容易得多了；俄国政府也正在进行这种策划。《它显然力图使蒙古和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有朝一日我们会听到俄国军队入侵中国西部边境〈！〉的消息……中国人在他们的人口过剩的国家内住得太拥挤了；于是便向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移民；还有大批的人可能向北方和西北方移动。那时，西伯利亚、从鞑靼海峡到乌拉尔山脉和到里海的整个边区转眼之间就将不再是俄国的了。在这块比法国面积（528600平方公里）大20倍以上122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的土地上，现在只有居民600万，其中俄罗斯人只有260万人，其余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鞑靼人或芬兰人，而军队人数更是微不足道……中国人还会越过乌拉尔，前进到伏尔加河边；人口的繁殖使得中国人几乎无法在中国境内继续生活下去了。在中国国内都是一些坚毅好战的人，他们在连续不断的内战中成长，在这种混战中一次就要牺牲几万或几十万人……近年来，他们熟悉了欧洲的武器和欧洲的纪律，简言之，就是熟悉了欧洲的“国家的”文明。同时非常野蛮；没有任何爱好自由的或人道的本能。自从最近这次英法联军进攻中国（1860年）以后，美洲和欧洲的许多军事冒险家找到了插足中国的道路，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人现在已经逐渐联合成为各种匪帮；这就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天真得像小孩一样的我们的俄国政府却拿这种危险当儿戏……希望扩大疆土；而俄国至今还不能够——而且永远也不能够——使新近获得的阿穆尔边区住上居民，在这210万平方公里——几乎等于法国的四倍——的土地上，连陆海军一起总共只有65000名居民，而且俄国人民又非常贫穷，这促使它到处起来“暴动”……俄国政府希望把它的力量扩大到整个亚洲东部。俄国政府本来就应该彻底抛弃欧洲，——这正是俾斯麦所希望的，——把全部军队开往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并像塔梅尔兰一样征服东方，但是塔梅尔兰有本国人民跟着他走，而俄国政府却没有》……至于印度，只要英国人反对，俄国人是无法占领它的……《但是即使我们不能征服印度，我们也能够破坏它，至少能够大大动摇英国在那里的统治，办法是鼓动当地居民举行“暴动”来反对英国，帮助他们，支持他们；如有必要甚至不惜采用武装干涉。》《这将耗费我们的大量金钱和人力……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毫无益处地惊扰英国人吗？“不”，因为英国人妨碍我们。他们在哪里妨碍我们呢？在君士坦丁堡［注：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编者注］；只要英国人保存着自己的力量，无论把世界上的什么东西给他们，他们也永远不会同意让君士坦丁堡在我们手中重新成为不仅是全俄罗斯帝国，而且也是斯拉夫帝国和东方帝国的首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俄国政府便在希瓦进行战争，以便然后按照自己的宿愿接近印度。《俄国政府正在寻找，在哪一个地方能够加害于英国，如果找不到别的地方，它就会在印度威胁英国。因此它希望使英国能够容忍这样一种思想，即君士坦丁堡应该成为俄国的城市》……波罗的海的优势一去不复返地丧失了……以刺刀和鞭子为基础的，受到所有人民群众，包括从大俄罗斯人民起的各斯拉夫民族的人民群众的切齿痛恨的俄罗斯帝国，已经萎靡不振、懈怠涣散等等……它无力对抗重新崛起的德意志帝国。因此，《必须放弃波罗的海，坐待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成为德国的一个省。只有“人民革命”能够阻止这种局面出现。但是这种革命对于“国家”说来就是死亡，我国政府是不会在这里寻找拯救自己的道路的。》 最后一句话在第160页上。 对于它说来，除了同德国结盟而外，没有别的活路。它被迫放弃波罗的海以后，应当设法在黑海求得补偿，即使是为了它的政治生命也要这样做，而要做到达一点就只有依靠德国人的帮助。《德国人答应过给予这种帮助。我们相信，在俾斯麦和哥尔查科夫之间已签订了一项正式条约。》诚然，德国人根本不想履行这个条约。他们不能把多瑙河口和自己的多瑙河贸易交给俄国随便处置；在欧洲南部建立大泛斯拉夫帝国，会成为泛日耳曼帝国的一种自杀行为。但是，《引导和推动俄国军队开进中亚细亚和希瓦，借口说这是通向君士坦丁堡的捷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俾斯麦像以前欺骗拿破仑第三那样欺骗了哥尔查科夫和亚历山大二世。可是事情已经做了，要改也不可能了。而且，俄国的薄弱力量（дряблыесилы）也推翻不了新的德意志帝国；只有革命才能做到这点，当革命在俄国或者欧洲获得胜利以前，“国家主义的”德国将会获胜并且号令一切，而俄国政府和欧洲大陆各国政府一样，今后将仰仗它的准许和“恩赐”才能生存……《德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我们的老爷了，无怪乎在俄国的一切德国人都这样兴高采烈、热闹异常地庆祝德军在法国的胜利，无怪乎彼得堡的一切德国人都这样隆重地欢迎新的泛日耳曼主义的皇帝。》《现在，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只剩下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这就是德国……主要原因是“社会性的本能”，它构成了德国人民的特征。一方面，盲目服从强者、无情压制弱者的本能。》（第151—163页） 接着概述了德国的现代（特别是从1815年以来）历史，以证明德国人具有奴隶性和压制异族的意图…… 后者使斯拉夫人遭受的苦难尤其深重，因为《历史使命》（德国人的），至少在北方和东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就是屠杀、奴役各斯拉夫部族并使他们《强行德意志化》。《这段漫长而“悲惨的”历史深深地铭刻在一切斯拉夫人的心上，如果社会革命不先使他们言归于好的话，这段历史无疑会在斯拉夫人反对德国人的最后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中产生反响。》（第164页） 接着谈到自1815年以来德国爱国主义的历史。（材料引自弥勒教授的论1816年至1865年历史一书。） 《只是由于亚历山大一世的要求，才宽恕了普鲁士王国的政治存在（1807年）。》（第168、169页）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讲话。“但是，现代的德国人保留了自己这位爱国哲学家的全部奢望，却放弃了他的人道精神……对于他们，俾斯麦公爵或马克思先生的爱国主义更容易接受。”（第171页） 当拿破仑从俄国溃逃以后，用巴枯宁的话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流着“激动和感谢”的眼泪在柏林拥抱了自己的恩人——全俄罗斯皇帝。》（同上） 《因此，奥地利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放弃它原来想带着自己的全部领地加入德意志联邦以扼杀德国的打算，《不去扼杀德国，但是同时也不要让普鲁士成为德意志联邦的首领。奉行这种政策，奥地利就能够指望得到法国和俄国的积极支援。直到最近时期，即直到克里木战争之前，俄国的政策正是经常不断地支持奥地利和普鲁士去相互争雄，使它们谁都赢不了谁，同时在德国各中小公国煽起不信任和恐惧，庇护它们反对奥地利和普鲁士》（第183页）。普鲁士的影响主要是精神上的，人们对它抱有很多期望（在1815年以后）。因此，对于梅特涅说来重要的是不让普鲁士颁布任何宪法（已经许诺了的），而同奥地利一起成为反动派的首脑。《他的这些意图得到了由波旁王朝统治的法国和受“阿拉克切也夫”挟持的俄皇亚历山大的最热烈的“支持”。》（第184页） 《德国人是不需要自由的。对于他们说来，如果没有政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最高意志、最高思想和“可以任意支配他们的”铁腕，生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种铁腕越有力，他们就越感到自豪，他们的生活也就越是愉快。》（第192页） 1830—1840年。盲目摹仿法国人。《德国人不再吞噬高卢人了，但是把自己的全部仇恨转向俄国。》（第196页）《一切都取决于波兰革命的结局。如果波兰革命胜利了，脱离了自己在东部的支柱并且被迫》放弃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相当大一部分波兰领地的《普鲁士君主国，就不得不在德国本土寻找新的支点，而由于它当时还不能……用征服的办法……所以就采取了自由主义改革的办法》（第199页）。波兰人失败之后，为自己的女婿尼古拉皇帝大力效劳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撕下了假面具，变本加厉地迫害泛日耳曼主义的爱国者》（第200页）。 《由于确信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多少被历史所发展了的本能中，在自己的迫切需要中，以及在自己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企望中，具有未来正常组织的一切因素，所以我们》是在人民之中《寻找这个理想》（社会组织）；而由于任何“国家”权力，任何政府按其实质、按其地位说来都是被置于人民之外和人民之上的，因此它必然要力图使人民服从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制度和目的，所以我们宣布自己是任何政府权力、“国家”权力的敌人，是一切“国家”结构的敌人，并且认为，只有当人民“自下而上地”通过独立的和完全自由的联合（со-единение），“没有”任何官方的监护，“但不是没有某些个人和政党的各种不同的、同等自由的影响而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人民才能够是幸福和自由的（第213页）。这就是《社会革命者的信念，为此人们称我们为无政府主义者》（第213页）。《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实证主义者、拥护科学支配生活的人、教条主义的革命者，他们虽然各有不同的论据，但是都以同样的热情（жар）捍卫（отстаивают）“国家”和“国家”权力的思想，认为“国家”和“国家”权力是拯救社会的唯一方法，对于他们说来，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注：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编者注］。完全合乎逻辑［注：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编者注］，这是因为既然他们作为根据的“原理”是思想先于生活、抽象理论先于社会实践，而社会科学也就应当是社会变革和社会改造的出发点，那末他们就必然会得出结论：由于思想、理论、科学至少现在只是为数很少的人的财富，那末这些为数很少的人就应该成为社会生活的领导者，不仅是一切人民运动的鼓舞者，而且是这些运动的指挥者，在革命后的第二天，新的社会组织就应当建立起来，但不是按照人民的需要和本能通过各人民组织、公社、“乡、区域自下而上地”自由联合的办法来建立，而只是由这少数（即使他们是由“全民意志”推选出来的）有学问的人的独裁的政权来建立。》（第214页） 因此，《教条主义的革命者》永远不是“国家”的敌人，而只是现今各国政府的敌人，他们希望以独裁者的身分占据这些政府的地位（第215页）。 《这是千真万确的：现在，当反动派正在整个欧洲飞扬跋扈的时候，当各国政府等等正在俾斯麦公爵的率领下准备对社会革命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现在，似乎是当一切真诚的革命者都应当联合起来给国际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以反击的时候，我们看见，相反地，教条主义的革命者却在马克思先生的率领下到处站在“国家制度”和“国家主义者”方面反对“人民革命”（第216页）。在法国，他们站在“国家主义的”共和派反动分子甘必大方面，反对革命的Li-gueduMidi〔南方同盟〕。但是，只有南方同盟才能够把法国不仅从德国的奴役下，而且从更加危险的、目前正在得势的教权派、正统派、波拿巴派、奥尔良派的联合势力手中拯救出来；在西班牙，他们公开站在卡斯特拉尔、皮－伊－马尔加耳和马德里制宪会议那一边；最后，在德国和德国周围，在奥地利、瑞士、荷兰、丹麦，他们都在为俾斯麦公爵效劳，据他们自己招认，他们把俾斯麦看做是大有用处的革命“活动家”，并帮助他使所有这些国家泛日耳曼主义化。》（第216、217页） （费尔巴哈还是形而上学者：《应当让位给自己“合法的”继承人、唯物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学派的代表，然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如毕希纳先生、马克思先生等人》，还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抽象思想的支配》（第207页）。） 《但是，起初秘密地，后来很快就公开地在德国宣传社会主义的主要人物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先生在德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过去和现在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设法描述出他的一些真实的特点，是无法撇开这个卓越的人物的。按血统说来，马克思先生是犹太人。可以说，他的身上集中了这个能干的种族的一切品质和一切缺点。有些人说，他神经质（нервный）到了怯懦的程度，功名心和虚荣心太重、喜欢争吵、没有耐性，像他祖先的上帝耶和华一样专制，并且像他一样热衷于报复，到了疯狂的程度。无论谁，只要不幸地激起他的嫉妒或者仇恨（反正一样），他什么谎言和诬蔑都能够制造出来对付这个人。他不惜采取最“卑鄙”的阴谋，只要他认为，而且多半是错误地认为，这种阴谋能够用来加强他的地位、他的影响或者扩大他的力量。就这方面说来，他完全是一个政治“人物”。这就是他的不好的品质。但是，他身上好的品质也很多。他很“聪明”，非常“博学”。早在1840年左右在科伦的时候，他就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那时可以说他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先进黑格尔派团体的灵魂和中心了，他和先进黑格尔派一起开始出版一家反政府的杂志，这家杂志不久被内阁下令封闭了。参加这个团体的有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加尔·鲍威尔两兄弟、马克思、施蒂纳以及后来柏林的第一个德国虚无主义者小组。这些虚无主义者以其昔尼克派的彻底性而远远超过了俄国最狂热的虚无主义者。1843年或1844年，马克思先生迁居巴黎。他在这里初次接触了法国和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团体，以及他的同胞、德籍犹太人莫里斯·赫斯先生。赫斯在马克思之前已经是博学的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了，这时他对马克思先生在科学上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像马克思先生这样“见多识广”、博览群书而且“这样聪明地”读书的人，是很少见的。这时经济科学已经是他专门研究的对象了。他特别细心地研究了许多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这些英国经济学家比其他一切经济学家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知识”是有用的，他们依靠英国经济事实培养出来的才智具有实际性，他们敢于进行严厉的批评，能够做出认真而大胆的结论。但是，除了这一切以外，马克思先生还增加了两个新的因素：一个是他从黑格尔学派那里得到的，并常常被他“弄到荒唐可笑甚至下流地步”的最抽象、“最奇异微妙”的辩证法；一个是共产主义派的观点。显然，马克思先生读遍了包括从圣西门到蒲鲁东在内的所有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大家知道，他痛恨蒲鲁东，他对蒲鲁东所做的无情批判无疑有许多正确的东西：蒲鲁东虽然尽力想站到现实的基础上来，但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他的出发点是抽象的法权观念；他从法权出发去考察经济事实，马克思先生则和他相反，说出了并且论证了为人类社会、各民族和国家过去和现在的全部历史所证实了的无容置疑的真理，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经济事实过去和现在都先于法律的和政治的法权。“阐述”和证明这个真理正是马克思先生的主要科学功绩之一。但是，最值得注意的而且马克思从来不愿承认的是，马克思先生在政治方面是路易·勃朗先生亲授的学生。和这位“矮小的、未能成功的”革命家和政治家相比马克思先生要无比“聪明”、无比渊博，但是，作为德国人，他不顾“自己的一表人材”而就学于这个侏儒似的法国人。不过，产生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一个是能言善辩的法国人、资产阶级的政治家、罗伯斯比尔的狂热崇拜者，一个是身兼黑格尔派、犹太人、德国人三种品质的博学的德国人，两个人都是顽固的“国家主义者”，两个人都宣扬“国家主义的”共产主义，不同的只是，一个没有提出论据，而是满足于高谈阔论，另一个却以一个有学问、有身分的德国人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利用黑格尔辩证法的种种诡计和自己的全部多方面的渊博知识来论证这个他同样心爱的原则。在1845年前后，马克思先生开始成为德国的共产主义者的首领，接着，便和他的忠实的（неизменный）朋友，同样“聪明”、虽然学问稍差、但实际得多而且在从事政治诬蔑、造谣和阴谋活动方面并不比他逊色的恩格斯先生一起，创建了德国共产主义者或“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秘密团体。1846年他们两人被逐出巴黎以后，他们的中央委员会（他和恩格斯先生自然是中央委员会的首脑）迁到了布鲁塞尔，在那里一直待到1848年。不过，在这一年以前，他们的宣传虽然在整个德国传播得比较广泛，但仍然是秘密的，“因此还没有暴露出来”。》（第221—225页） 当时（1848年革命期间），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还没有受到马克思宣传的影响，还没有参加他的共产党的组织。这个组织主要散布在莱茵普鲁士的各工业城市，特别是科伦；它的分支散布在柏林、布勒斯劳，“最后”还有维也纳，但是都很薄弱。当然，德国无产阶级具有本能的社会主义的意向，但是决不是自觉地要求进行1848—1849年的社会变革，虽然“共产主义宣言”早在1848年3月就已经问世。“共产主义宣言”在德国人民身边瞬息即逝，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城市中革命的无产阶级还处在政治激进派政党，至少也是民主派的直接影响之下（第230页）。当时在德国还有一种现在在那里已经没有了的因素，这就是革命的、至少是能够加以革命化的农民……他们当时准备冒一切危险，甚至准备举行“全体骚动”。《在1848年，也像在1830年一样，德国自由派和激进派最怕这种“骚动”；马克思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不喜欢这种“骚动”。斐迪南·拉萨尔自己承认是这位德国共产党最高领袖亲授的学生，可是这并不妨碍这位老师在拉萨尔死后对卓越的学生表示嫉妒的和艳羡的（завистливое）不满，因为学生在实际方面使导师望尘莫及。大家知道……拉萨尔好几次谈到过一个思想，十六世纪农民起义的失败以及继之而来的官僚“国家”在德国的加强和昌盛，是革命的真正胜利。在德国共产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农民，一切农民，都是反动派，而“国家”，一切“国家”，甚至俾斯麦的“国家”都是革命。请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是诬蔑他们。为了证明他们的确是这样想的，我们可以指出他们的演说、小册子、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他们的通信，这一切在适当的时候将пред-ставлено（介绍）给俄国公众。而且，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有别的想法；无论如何他们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必然要咒骂一切人民革命，特别是农民的，按本性来说是农民的［注：巴枯宁的原文是：“无政府主义的”。——编者注］，直接要求消灭“国家”的革命。作为想吞并一切的泛日耳曼主义者，他们仅仅由于农民革命是纯粹的斯拉夫族的革命这一个原因，就必然要否定这个革命了。》（第230—232页） 《不仅在1848年，而且在现在，德国工人仍然盲目地服从自己的领袖，可是德国社会民主［注：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编者注］党的领袖们、组织者们不是把他们引向自由和国际友爱，而是直接使他们陷入泛日耳曼“国家”的羁绊。》（第254页） 巴枯宁谈到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如何害怕尼古拉（1848年3月对波兰代表团的答复和1850年11月，奥里缪茨）（第254—257页）。 在1849—1858年，德意志联邦甚至《不为其他各大国所注意》。《普鲁士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成了俄国的奴隶……对彼得堡宫廷利益的忠诚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连普鲁士陆军大臣和普鲁士驻英国宫廷的公使、国王的朋友，这两个人都由于对西方列强表示同情而被撤换。》尼古拉因为施瓦尔岑堡和奥地利的忘恩负义而大发雷霆。《奥地利由于自己在东方的利益，是俄国的天然敌人，它公开站在英国和法国那边反对俄国。普鲁士甘冒整个德国的大不韪“矢忠到底”。》（第259页）《曼托伊费尔于1850年11月就任首相，以便在奥里缪茨会议所规定的使普鲁士大受屈辱的一切条款上签字，并使普鲁士和整个德国最终屈从于奥地利的霸权之下。这就是尼古拉的意愿……这也正好就是绝大多数普鲁士容克地主或贵族的愿望，他们连听也不想听到普鲁士和德国合并，他们对奥地利的〈？〉和全俄罗斯的皇帝的忠诚甚至超过了对本国国王的忠诚。》（第261页） 《这时（1866年前后）成立了所谓的人民党。中心在斯图加特。愿意与共和制的瑞士结盟的那一批人是LiguedelaPaixetdelaLiberté〔和平和自由同盟〕的主要创始人。》（第271页） 拉萨尔《主要成立了德国工人的政党，他按教阶制组织了这个党，使之服从严格的纪律和他的专制，一句话，他完成了马克思先生在后来的三年中在国际内想做的事情。马克思的企图遭到了失败，拉萨尔的企图却完全成功了》（第275页）。 《人民“国家”的第一件事情将是〈在拉萨尔看来〉向工人生产协作社和工人消费协作社发放无限量的贷款，只有这样，这些协作社才能够同资产阶级的资本作斗争，并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战胜它和吞没它。当吞没的过程完成的时候，激进地改造社会的时期就来到了。这就是拉萨尔的纲领，这也是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其实，这个纲领并不属于拉萨尔，而是属于马克思的。马克思在他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有名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充分“论述”了这个纲领。在马克思于1864年写的第一篇“国际协会宣言”中对这个纲领也有明显的暗示，这种暗示包含在这样一些话中：工人阶级的首要义务等等，或者像“共产主义宣言”中所说的，革命的第一步等等，最后是把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即集中在“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手中。（第275—276页）但是，拉萨尔的纲领和他承认是自己导师的马克思的纲领毫无区别，这还不“明显”吗？拉萨尔在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一本小册子中……在阐明了自己关于现代社会的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概念以后，直截了当地说，这些思想甚至术语都不属于他，而属于马克思先生……马克思先生在拉萨尔逝世后［注：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编者注］在关于资本的文集的导言中表示的抗议，更是“令人奇怪”。马克思痛心地抱怨说，拉萨尔剽窃了他的著作，把他的思想攫为己有。这种抗议出自一个共产主义者，是非常“令人奇怪”的，因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宣扬集体所有制竟然不知道思想一经发表就不再成为个人的财产了。如果拉萨尔是抄袭》“一页或者好几页……”（第276页），《那是另一回事》《马克思在理论方面，在进行幕后的或地下的阴谋活动方面都是能手，相反地，在公开的场合却失去任何意义和力量。与自己的导师马克思相反，拉萨尔天生就是要在实际方面进行公开斗争的。》（第277页）《整个自由资产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对拉萨尔都深恶痛绝；“志同道合的同志们”、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本人集中了自己居心不良的嫉妒（зависть）的全部力量来反对他。他们对他的痛恨像资产阶级那样深刻；当他活着的时候，他们不敢表示痛恨，因为他对于他们说来是太强了。》（第277、278页） 《我们已经表示深深厌恶拉萨尔和马克思的理论，因为这种理论建议工人建立人民国家（народноегосударство），即使不是把这看做最终的理想，至少也是最近的主要目的。按他们的解释，“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请问，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就是说（значит），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 这就是说，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 《例如，大家都知道，крестьянскаячернь，即贱农是不被马克思主义者赏识的，而且是文化程度最低的，他们大概要受城市工厂无产阶级的管理。》 这就是说，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像在西欧大陆各国那样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凡是农民没有消失，没有像在英国那样为雇农所代替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因为私有者农民不属于无产阶级；甚至在从他们的状况来看他们已属于无产阶级的时候，他们也认为自己不属于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只有租佃资本家排挤了农民，而真正的农民变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样的无产者、雇佣工人，因而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和城市工人有了共同利益的时候，才能够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制；尤其不能像巴枯宁的革命进军那样用简单地把大地产转交给农民以扩大小块土地的办法来巩固小块土地所有制。 《或者，如果从民族观点来看这个问题，那末假定对于德国人来说，斯拉夫人将由于同样的原因对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正如德国无产阶级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一样。》（第278页） 小学生式的胡说！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就应当能够mutatismutandis〔变通地〕直接为农民做很多的事情，至少要像法国资产阶级在自己革命时为当时法国农民所做的事情那样多。想得真妙，工人的统治竟包括对农业劳动的奴役！但是这里恰好暴露了巴枯宁先生内心深处的思想。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由于在此以前存在过的一切发达的和不发达的经济形式都包括了对劳动者（不论雇佣工人、农民等等）的奴役，所以他认为，在这一切形式下，彻底的革命同样都是可能的。不仅如此！他希望，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欧洲社会革命要根据俄国或斯拉夫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水平来进行，并且不要超过这种水平，虽然他也看到，航海造成了兄弟之间的差别。但只不过是航海而已，因为这是一切政治家都知道的差别！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 《如果有国家（гоударство），就必然有统治（господство），因而也就有“奴役”；没有公开的或隐蔽的奴役的统治，是不可想像的，这就是我们要与“国家”为敌的原因。》（第278页） 《“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不再在个别的场合同经济特权阶级作斗争，它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组织性，能够在同这些阶级作斗争的时候采取一般的强制手段；但是，它只能采取这样一些经济手段，这些手段将消除它作为雇佣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为阶级的特性；随着它获得彻底胜利，它的统治也就结束了，因为它的阶级性质已经消失了。 《难道整个无产阶级都将成为统治者吗？》 举例来说，难道在工会中，它的执行委员会是由整个工会组成的吗？难道在工厂中一切分工和由分工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职能都将消失吗？难道在巴枯宁的“自下而上”的结构中，就一切都在“上面”吗？如果那样，岂不就没有什么“下面”了。难道公社的全体社员将同等地管理一个“区域”的共同利益吗？如果那样，公社和“区域”之间也就没有任何差别了。 《德国人大约有4000万。难道4000万人全都将成为政府成员吗？》 Certainly〔当然啦〕，因为事情是从公社自治做起的。 《全民都将成为管理者，而被管理者也就没有了。》 如果人自己管理自己，那末按照这个原则，他就不是管理自己；因为他只是他自己，而不是任何别的人。 《如果那样，就将没有政府，没有国家，如果有国家，就会有被管理者和奴隶。》（第279页） 这只是说：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 《这个二者择一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中解决得很简单。他们〈即巴枯宁〉所理解的人民的管理，就是人民通过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代表来实行管理。》 Ａｓｉｎｅ〔蠢驴〕！这是民主的胡说，政治的空谈！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即使在最小的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中也是这样。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些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当这些职能不再是政治职能的时候，（1）政府职能便不再存在了；（2）一般职能的分配便具有了事务性质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统治；（3）选举将完全丧失它目前的政治性质。 《由全民选举人民代表和“国家统治者”的普选权， 和目前意义上的全民是一样的东西，都是幻想，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民主学派的最新成就，——都是谎言，它掩盖着少数管理者的专制，更危险的是，它好像是所谓人民意志的表现。》 在集体所有制下，所谓的人民意志就会消失，而让位与合作社的真正意志。 因此结果是：《少数特权者管理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说，这个少数将是工人。》 在哪里说的？ 《是的，大概是过去的工人，但是一旦他们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 就像目前的工厂主并不因为当了市政委员会的委员就不再是资本家了一样。 《他们将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一切普通的工人：他们将代表的，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和他们想管理人民的“野心”。谁怀疑这一点，谁就完全不了解人的本性。》（第279页） 如果巴枯宁先生哪怕是对工人合作工厂的管理者的地位有所了解，他关于统治权的一切狂想就彻底破灭了。他会不得不问自己：在这种工人国家（如果他愿意这样称呼它的话）的基础上，管理职能能够采取什么形式。 （第279页）。《但是这些当选人将是具有坚定信仰的，而且还是博学社会主义者。》 《在拉萨尔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和演讲中经常使用的这些名词》 ——《博学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从来没有使用过，《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时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把新的呓语和幻想强加于人民，而不把自己的认识领域局限于研究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参看我反对蒲鲁东的那本书—— 《本身就证明》，所谓的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学者所组成的一个新的人数很少的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管理人民群众。人民是没有学问的，这就是说，他们将完全从管理的操劳中解放出来，将完全被当做被管理的畜群。多么美好的解放呵！（第279—280页） 《马克思主义者感觉到了这个〈！〉矛盾，由于意识到：学者的管理〈quel-lerêverie〔简直是胡说〕！〉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难堪的、最令人屈辱的管理，它尽管具有一切民主的形式，但将是实实在在的专政，因此人们便想这个专政是临时的、短暂的，以此来聊以自慰。》 Non，moncher〔不，我的亲爱的〕！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 《他们说，他们唯一的心愿和目的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教育人民，提高人民〈咖啡馆里的政客！〉，使人民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管理很快都将变得不需要，而国家本身在丧失了政治的即“统治的”性质以后，也将变成一个经济利益和公社的自由组织。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他们的国家真正是人民的国家，那末为什么要把它废除呢？如果为了人民的真正解放而必须废除国家，那末他们又怎么敢把它称为人民的国家呢？》（第280页） 撇开想在李卜克内西的人民国家（那完全是用来反对“共产主义宣言”等等的一种胡说）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的企图不谈，这里只有一个意思：由于无产阶级在为摧毁旧社会而斗争的时期还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活动的，因此还使自己的运动采取多少同旧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所以，在这一斗争时期，无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最终的组织，为了解放自己，它还要使用一些在它获得解放以后将会失去意义的手段；由此巴枯宁先生便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最好不采取任何措施，而只等待……普遍清算的日子——末日审判的到来。《通过同他们的论战〈这场论战显然早在我反对蒲鲁东的那本书和“共产主义宣言”问世以前，甚至早在圣西门以前，就已经进行了：好一个υστερονπροτερον〔逆序法〕［注：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它把后面的、以后的（hysteron）当做最初的、前面的（proteron），把实际的顺序颠倒过来。——编者注］！〉我们使他们认识到，自由或者无政府状态》（巴枯宁先生仅仅是把蒲鲁东和施蒂纳的无政府状态翻译成野蛮的鞑靼方言罢了），即《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胡说八道！）， 《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任何“国家”，他们的人民国家也不例外，都是一种羁绊，它一方面产生专制，另一方面产生奴役》（第280页）。 《他们说，这种国家羁绊、专政是为了达到人民的彻底解放所必要的过渡手段：无政府状态或者自由——是目的，国家或者专政——是手段。可见，为了解放人民群众，首先必须奴役他们。我们的论战就是以这个矛盾为基础的。他们断言，只有专政，当然是他们自己的专政，才能创造人民的自由；我们回答说：任何专政除了“使自己永世长存”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目的，它“能够在忍受这种专政的人民身上产生和培养的，只是奴役；自由只能够由〈永恒的citoyen〔公民〕巴枯宁的〉自由”，即“全民暴动”和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来创造。》（第281页） 《而反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社会理论，则“坚决地”、直接地引导他们同一切政府、同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认为除了社会革命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除了空洞词句以外，没有任何社会革命的东西，—— 《而相反的理论，国家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和科学权威的理论，则在政治策略的借口下，同样“坚决地”把自己的信徒拉到和牵连到同各国政府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不断“勾结”中去，也就是把他们直接推向反动》（第281页）。《拉萨尔就是最好的证明。谁不知道他和俾斯麦的交往和谈判？自由派和民主派……利用这一点指责他卖身投靠。马克思先生在德国的各种［注：巴枯宁的原文是：“私人的”。——编者注］信徒也在相互间“交头接耳地说着”同样的话，虽然说得不那么明显。》（第282页） 拉萨尔对待普通工人群众，与其说像兄弟对待兄弟，不如说像是医生对待病人。《无论把世界上的任何东西给他，都不能使他背叛人民的事业》（同上）拉萨尔曾经对自由派、民主派公开作战，他痛恨他们，鄙视他们。俾斯麦对他们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这是他们两人接近的第一个原因。》《他们“接近”的主要基础在于拉萨尔的政治社会纲领，在于马克思先生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第283页） 《这个纲领的基本点是：通过“仅仅国家这一个手段”使无产阶级获得（虚假的）解放……两种手段……无产阶级应当进行革命以便掌握国家——英勇的手段……按照马克思先生的理论》……人民应当把全部政权交给他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将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银行，集中掌握全部工商业的、农业的，甚至科学的生产，并且将把人民群众分成为两支军队：工业军和农业军，由国家工程师们直接指挥，这些工程师将构成新的政治和科学的特权阶层。》（第283—284页） 可是，干革命——德国人本身并不相信这一点：《需要别国人民开始革命，或者某种外在的“力量”吸引或者“推动”他们。》因此，必须寻找别的手段，来掌握国家。必须赢得正在领导或者能够领导国家的人们的同情。在拉萨尔时代，同现在完全一样，领导国家的是俾斯麦……拉萨尔的天才主要地在于他具有马克思先生及其追随者所没有的实际的本能和“智力”。正如一切理论家那样，马克思在实践上是始终不渝的、“不可救药的”幻想家。他在国际协会中进行的不幸的运动证明了这一点。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建立他在国际中的专政，而通过国际又建立对整个欧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专政。只有疯子或者完全脱离实际的学者才会抱定这样的目的。马克思先生在今年遭到了彻底的，也是应得的失败，但是失败未必《能使他摆脱（избавит）沽名钓誉的幻想》（第284—285页）。《由于这种幻想，并且也由于想在资产阶级当中罗致一批崇拜者和信徒，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经常推动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勾结。甘必大和卡斯特拉尔就是他“真正的”理想。》（第284、285页）《这种近年来在马克思身上暴露得特别厉害的、想同激进资产阶级勾结（сделка）的意图，包含着两种幻想：第一，激进资产阶级如果能够掌握政权，就可能“愿意”利用这个政权来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第二，激进资产阶级将能够对抗暗藏在它本身的反动势力。》（第285页） 《作为一个讲实际的人，拉萨尔懂得这一点》（即激进资产阶级既不愿意，也不能够解放人民，它只希望剥削人民）；而且，他还痛恨德国资产阶级；《拉萨尔非常了解自己的同胞，对他们的革命首创精神不抱希望》。对他说来只剩下了俾斯麦一个人。《联合点是马克思的理论本身提供给他的，这就是统一的、暴力集权的国家。拉萨尔希望的是这种国家，而俾斯麦已经做到了。他们怎么会不联合起来呢？》《俾斯麦是资产阶级的敌人〈！〉。他目前的活动表明，他既不是贵族封建政党的狂热信徒，也不是这个政党的奴隶》……《他的主要目的，同拉萨尔和马克思的一样，是国家。因此，拉萨尔不知要比马克思合乎逻辑和实际多少，因为马克思一方面承认俾斯麦是革命者，“当然是按他自己观点”，同时却又幻想推翻俾斯麦，大概是因为俾斯麦在国家中占据着在马克思先生看来应当属于他本人的首位。》《拉萨尔没有这种高度的自尊心，因而不嫌弃同俾斯麦结盟。》《拉萨尔完全是遵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先生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所阐明的政治纲领，只是向俾斯麦提出了一个要求：对工人生产合作社发放国家贷款。但是同时……根据这个纲领，他在工人中间发动了拥护实施选举权的和平合法的宣传。》（第288、289页） 在拉萨尔死后，《在马克思先生的朋友们和追随者的直接影响下》，成立了同工人教育协会和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并立的《第三个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这个党的是只能算полуработник（半个工人）的倍倍尔和一个十足的学者［注：巴枯宁的原文是：“亲授的学生”。——编者注］、马克思先生的代理人李卜克内西》（第289页）。 我们已经谈过了李卜克内西1868年在维也纳的活动。这次活动的结果是纽伦堡代表大会［注：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编者注］（1868年8月），在这次大会上社会民主党最终组成了。《按照在马克思的直接领导下活动的这个党的创始人的决定（意图），这个党应当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泛日耳曼分支。》但是这种联合违反德国的法律、特别是普鲁士的法律。因此，问题只是被间接地涉及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只是在德国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同国际工人协会发生联系。》《毫无疑问，在德国建立这个新的政党，有一个秘密的希望，有一个隐蔽的企图，就是通过它把被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所摈弃了的马克思的全部纲领搬到国际中去。》《马克思的纲领成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夺取”《政权》是《最近的和直接的目的》，并补充了下面一句值得注意的话：《夺取政治权力［注：巴枯宁的原文是：“政治权利”。——编者注］（普选权、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等）是工人经济解放的必要的先决（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条件。》《这句话的意义就是：在进行社会革命以前，工人应当完成政治革命，或者，说得更合乎德国人的本性，就是通过和平宣传夺取，或者更简单地说取得政治权利。由于在社会运动以前，或者在社会运动之外［注：着重号是巴枯宁的原文就有的。——编者注］——这完全是一回事，——任何政治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所以结果就是这个纲领建议德国工人首先接受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的，并且为了激进资产阶级的利益去进行政治运动，而激进资产阶级以后为了表示感激，将不是解放人民，而是使人民屈服于新的权力之下，遭受新的剥削。》（第289—291页） 《根据这个纲领，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同人民党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行了动人的和解。》根据《纽伦堡代表大会，大会为此目的而委派的代表们到斯图加特去了，在那里受骗的工人的代表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头子们订立了正式的攻守同盟。由于这种同盟，这些代表和头子一起出席了9月间在伯尔尼开幕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但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在那个大会上，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同属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党的社会革命者发生了分裂》（第291、292页）。《在这方面（即在口头上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和人民的朋友而实际上是人民的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这方面），马克思学派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实例，而且德国的独裁者在必须对他毕恭毕敬的条件下竟是如此殷勤好客，以致现在他就已经用自己的旗帜把很大一批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掩盖起来了，只要和平和自由同盟愿意承认他是第一号人物（человек），也可以在这面旗帜下找到栖身之所。如果资产阶级的代表大会那样行事的话，同盟盟员们的处境就会变得无比地困难；现在在他们与马克思之间进行着的斗争同样也会在和平和自由同盟与他们之间发生。但是，和平和自由同盟比马克思主义者愚蠢，不过也比他们老实；它否定了经济方面的平等〈胡说八道！〉。它脱离了无产阶级；灭亡了；只留下了阿曼特·戈克和圣西门主义者百万富翁勒莫尼埃这两个到处徘徊、抱屈喊冤的幽灵……这次代表大会的另一个事实是：来自纽伦堡和斯图加特的代表们，即由新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资产阶级士瓦本人的人民党的纽伦堡代表大会派去的工人们，同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多数一起一致投票反对平等……还有一个事实也值得注意。在伯尔尼代表大会前几天闭幕的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拒绝在任何方面与伯尔尼代表大会团结一致，参加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根据这个意旨说话和投票的。和前面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活动的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会同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多数达到如此动人的一致呢？这一切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在整个1868年，甚至还有1869年，在“人民国家报”上也表现了同样的矛盾……在“人民国家报”上有时也刊登反对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相当有力量的文章；可是接着又出现无可置疑的温情脉脉的“声明”，有时是友好的责备。这家机关报似乎在恳求和平和自由同盟“抑制一下”它的过分露骨的资产阶级本能的声明，因为这种声明使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维护者在工人面前名声扫地。马克思先生的党的这种动摇不定的状况一直继续到1869年9月，即继续到巴塞尔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在国际的发展中开辟了一个时代。》（第293—296页） 德国人第一次在国际性的代表大会上露了面，而且是以一个与其说是根据人民民族纲领［注：巴枯宁的原文是：“人民社会纲领”。——编者注］，不如说是根据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组成的党的身分露了面。他们在李卜克内西的监视之下全体一致投了同样的票。不言而喻，从他的纲领出发，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政治问题摆在其他一切问题之前。德国人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巴塞尔代表大会保持了国际纲领的纯洁性，没有容许德国人通过把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政策增加进去的办法来歪曲这个纲领；于是在国际内部开始发生分裂，这个分裂是德国人造成的。他们想以强力把他们的狭隘资产阶级的、民族政治的、纯粹德国的、泛日耳曼主义的纲领强加于这个主要是国际的协会。《他们被彻底击溃了。社会革命者同盟，即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盟员在不小的程度上促进了他们的失败。因此，德国人对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切齿痛恨。在1869年年底和1870年的上半年，马克思主义者对同盟的人物进行恶毒的谩骂和更加恶毒的、常常是卑鄙的造谣中伤。》（第296页） 拿破仑第三的胜利都不会像德国人的胜利那样带来如此长期而有害的后果（第297页）。 全体德国人都毫无例外地为胜利而欢欣鼓舞，虽然他们知道，这个胜利标志着军国主义因素的得势；《没有一个或者说几乎没有一个德国人感到害怕，大家都在共同的欢乐中联合起来了》。他们所热衷的是统治和奴役（第298页）。《而德国工人呢？德国工人什么也没有做，连一个声援和同情法国工人的有力声明都没有发表。只举行过几次群众大会，会上讲了几句话，在讲话中胜利的民族自豪感在国际团结的声明面前似乎有所收敛。但除了讲空话以外，谁也没有再前进一步，而在完全没有驻军的德国，当时本来是能够开始并且做出一些事情来的。诚然，大多数工人都被征召入伍了，在军队中他们出色地履行了士兵的义务，按照长官的命令大肆屠杀等等，甚至还进行掠夺。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在这样履行士兵义务的同时，还给“人民国家报”写了许多悲惨的信件，生动地描写了德军在法国干下的野蛮罪行。》（第298、299页）可是，也有几个比较大胆地进行反对的例子：这就是雅科比、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抗议；不过这是个别的，而且是十分罕见的例子。 《我们忘不了1870年9月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明显地表露出泛日耳曼主义的欢庆胜利的心情。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由于德军获得的胜利，历史主动性已从法国彻底转到了德国；我们德国人等等》。》（第299页） 《一句话，可以毫无例外地说：对本民族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的心情过去和现在一直支配着全体德国人。这就是泛日耳曼帝国和它的大首相俾斯麦公爵的威力的主要支柱。》（第299页） 《你们知不知道，目前支配着每个德国人的意识或本能的是什么意图？是“辽阔地”、“遥远地”扩张（распространить）德意志帝国的意图。》（第303页）这种热情《现在也支配着社会民主党的一切行动。你们不要以为，俾斯麦真像他假装（прикидывается）的那样，是这个党的凶恶敌人。他非常“聪明”，不会看不见社会民主党在奥地利、瑞典、丹麦、比利时、荷兰和瑞士传播德意志的国家主义思想，是为他当先锋。传播这种德国思想现在也是马克思先生的主要意图，我们已经指出，他企图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国际中恢复（возобновить）俾斯麦公爵的功绩和胜利。俾斯麦控制着所有的党派，未必会把它们交给马克思先生》（第304页）。 《这个〈泛日耳曼〉帝国通过自己的大首相宣布对社会革命进行殊死战。俾斯麦公爵以拥护他和给他撑腰的4000万德国人的名义宣布了这个死刑判决书。他的竞争者和妒忌者马克思，而继他之后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体头目，也宣布对社会革命进行同样的决死战争。我们在下一部分将详细地阐述这一切。》（第307、308页）《目前它〈社会革命〉只是在欧洲南部即意大利、西班牙、法国集结了自己的力量；但是，我们希望，西北部的各国人民即比利时、荷兰而主要是英国，而最后是一切斯拉夫部族不久都将站到社会革命的旗帜下来。》（第308页） 补充 俄国人民的《理想的主要特点》是：（1）《全体人民深信，土地，全部土地都属于人民，属于用自己的汗水灌溉它、用自己的双手劳动使它变肥沃的人民；（2）深信土地的使用权不属于个人，而属于整个“公社”，属于“暂时”把土地分给个人的“村社”；（3）仿佛绝对的自治，公社自治以及由此而来的“公社”对国家的坚决敌对的态度》（第10页）。 《三个阴暗面是：（1）宗法制度；（2）“村社”吞没个人；（3）信仰沙皇。这里还可以加上一点，（4）信奉基督教，包括官方东正教和其他教派（第10页），但这一点在俄国不像在西欧那样重要。》（同上） 第二点和第三点是第一点的《自然结果》，“宗法制度”——父亲、“村社”、沙皇（第15页）。《“公社”是他的世界。公社无非就是他的家庭、家族的自然扩展。因此，在公社中占优势的也就是在家庭中占优势的同一种宗法制的原则、同一种丑恶的专制和同一种普遍的顺从态度，因而也是同一种корен-ная（根本的）不公正状态，同一种对于任何个人的权利的彻底否定。“村社”的决定就是法律，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决定。“谁敢去反对村社呢？”——俄国的农夫“惊奇地”感叹道……在“村社”中，只有“长者”、家才有发言权……但是在“公社”之上，在所有公社之上的是沙皇，他是“总的”族长和始祖，是全俄罗斯的父亲。因此，他的权力是无限的。》（第15页）《每个公社都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整体”，因此，任何一个公社和别的公社都没有任何独立的有机的联系，而且也不感觉有这种必要。它们只有通过“父亲沙皇”，只有在沙皇的最高的、父亲的权力内彼此联合起来。》（第15、16页） 卡·马克思写于1874年—1875年初第一次发表于1926年“马克思主义年鉴”杂志第2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474]马克思做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政治斗争紧密地联系着的，在海牙代表大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粉碎了巴枯宁主义者以后，这一斗争仍在继续进行。 卡·马克思做的这一摘要是一部独特的批判性和论战性著作，这一著作在揭露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敌人、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巴枯宁的观点的同时，也深刻地批判了各种无政府主义的学说并且发展了与之相对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的许多极其重要的原理：即关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原理。马克思在摘要的手稿上所加的一系列插语中阐述了这些原理。巴枯宁的这本书是1873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它被许多巴枯宁主义团体奉为纲领性的著作。在该书问世以后不久，马克思就做了这篇摘要。 巴枯宁一书摘要包括在马克思的一本很厚的笔记本里，笔记本上写着《RussicaⅡ，1875》〔“俄国，第二册，1875”〕，其中有许多俄国作者的著作的摘要。巴枯宁一书摘要的手稿共计大开本24页。巴枯宁这本书的内容，马克思有时直接用俄文摘录下来，有时用德文比较扼要地加以转述。在转述巴枯宁一书的内容和直接摘录其中的个别地方时，中间都交插着马克思的简短批语和较长的插语。 本篇中凡是逐字转述或大意转述巴枯宁一书内容的地方，都用小五号字。马克思本人的批语则用老五号字排印。在把引文由德文译回俄文时，都用了巴枯宁原书的文字，同时也保留了马克思在译成德文时所作的一些改动。凡是马克思用俄文摘引的地方，一律加普通引号“”，凡是马克思在摘录时翻译成德文的地方，一律加另一种引号《》。——第655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关于德国的札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关于德国的札记[473] 1．导言。1500—1789年 1．到十五世纪末德国愈来愈分裂了，它的中央愈来愈衰落，而这时法国和英国已经或多或少地实现了中央集权，而且逐渐形成了民族。在德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1）在德国封建主义的发展迟于那些经过征服的国家；（2）德国包括有一些法兰西人和斯拉夫人的地区，而且它把意大利视为自己的财产，把罗马视为自己的中心，因而它不是一个民族综合体；（3）因为，——这是主要的，——各个省以及一部分省和另一部分省之间是完全隔绝的：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往来等等（参看“农民战争”）。汉撒同盟、莱茵城市同盟和士瓦本城市同盟就是自然形成的、但彼此分散的集团的代表。 关于第一点。西班牙、法国、英国在十五世纪末都已结合为形成了的民族国家。这种统一对于十五世纪说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西班牙——卡塔卢尼亚族和加斯梯里亚族的统一，葡萄牙——伊比利安的荷兰——由于航海业的发达为自己争得了独立生存的权利，法国——由于王室的王朝权力，逐渐把民族纳入自己的轨道。英国由于蔷薇战争消灭了上层贵族而统一起来了；英国之所以能实现统一，只是因为它被迫放弃了像德国人远征罗马那种对法国的唐·吉诃德式的侵略计划，这些计划会使它一蹶不振，就像远征罗马使德国一蹶不振一样。）德国内部虽然缺乏经济联系，但本来还是会实现而且甚至还可能更早实现（例如，在奥托王朝时期）中央集权的，其所以没有能实现，是因为：第一，罗马皇帝的称号和由此而来的称霸世界的野心使得民族国家不可能组成并且使得力量在历次侵略意大利的征战中消耗尽了（其后果在奥地利一直到1866年仍然在起作用！），——况且德国的利益总是被出卖而遭到破坏；第二，皇帝要由选举决定，这就绝对不容许一个王朝的权力成为民族的体现，相反地只要各诸侯开始感到某皇室的权力变得过分强大，就经常引起——尤其是在有决定意义的十五世纪——王朝的更替。——在法国和西班牙也存在过经济上的分散状态，但被用暴力克服了。 在中世纪，皇帝为反对教皇而进行了“文化斗争”，结果既造成了德国的分裂，也造成了意大利的分裂（在意大利，教皇权力是民族统一的障碍，但它总是经常装成民族统一的代表，然而尽管如此，但丁却仍然认为意大利的救星是外国皇帝）；从1500年起，当教皇还是一个势力不太大的诸侯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领地把意大利分割开来，使得它的统一事实上无法实现。 2．但是不管怎样，由于贸易的自然发展，斯拉夫人的日耳曼化，以及法兰西人地区和意大利的丧失，德国本来是能够合而为一的，因为世界贸易的道路通过德国境内，但是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 （1）德国市民阶级完成了自己的革命，由于时代精神的缘故，这个革命是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即表现为宗教改革。但是真糟糕！如果没有帝国骑士等级和农民，革命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是，所有三个等级的互相矛盾的利益起了阻碍作用：骑士——城市的经常掠夺者（见蒙果德·冯·艾伯施坦的著作）和农民的压迫者；城市也狠狠地剥削农民（乌尔姆市委员会和农民！）。最先起义的是帝国骑士，但是，由于资产者背弃了他们，所以遭到了彻底失败。继他们之后农民也起义了，然而市民们却直接反对他们。与此同时市民们的宗教革命在极大程度上被阉割了，于是不得不迎合诸侯的胃口，而领导作用也就转到诸侯手中去了。——十六世纪德国革命的特殊的神学－理论的性质。主要是注意这个世界之外的事物。摆脱贫穷不堪的现实，这就是后来德国人在理论方面（从蒙布尼茨到黑格尔）占优势的基础。 （2）世界贸易的道路从德国移开了，于是德国好像被排挤到了穷乡僻壤；这样一来资产者dito〔以及〕宗教改革的力量被破坏了。 （3）结果是cuiusregio，eiusreligio〔谁的领土就信仰谁的宗教〕和德国实际上的分裂，主要是分裂为信仰新教的北部和形形色色的信仰都有、但主要信仰天主教的西南部以及纯粹信仰天主教的东南部。这里已经留下了1740—1870年的恶性发展（普鲁士，北部和南部的分裂，最后，小德意志和奥地利）的根源。法国的相反的过程。对胡格诺教徒的镇压（见“札记”第2页）［注：见本卷第653—654页。——编者注］。 3．德国既然注定了要陷于消极和退步，因此政局的变动对它的工业方面的影响必然比对工业方面积极的和先进的国家的影响大。（这一点应当用一般形式予以发挥。）分裂成两个阵营这一事实把内战提上了日程。列举1648年以前的历次战争——纯粹是内战。法国人利用局势，吸引信仰新教的诸侯和德国雇佣军加入同盟并给它们以报酬。顶点——三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期间德国的爱尔兰人，爱尔兰的德国人——在1693年和1806年。对浩劫的评述。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后果：向法国的让步；瑞典和丹麦之闯入德国；做保证者的强国进行干涉的权利；中央政权的彻底衰落；欧洲向德国诸侯们保证的反抗皇帝、进行内战和背叛祖国的权利。 4．1648—1789年。 ａ．德国的政治状况。德国诸侯们靠威斯特伐里亚和约大发横财，争先恐后地把自己出卖给外国。而外国——法国以及诸侯们——则利用德国的软弱逐渐把所有德属法国领地攫为己有并整化亚尔萨斯的疆界。法国的历史权利和条顿人就“掠夺”所掀起的叫嚣。语言疆界仍未改变，大约从1000年起，只是佛日山脉以西地区除外（见门克修订的地图）。这是一般情况。尤其是在北部一个与奥地利和帝国竞争的国家——普鲁士的兴起。分裂为北部和南部的迹象开始表现出来。对普鲁士历史的批评。弗里德里希二世。——俄国的兴起和弗里德里希二世对俄国政策的依赖。内战——现在这是竞争对手：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 ｂ．经济状况。由于这一切，慢慢地摆脱三十年战争的后果和市民阶级企图重新向上爬。在这种条件下只有靠寡廉鲜耻的善行才能重新兴起。现在经济进步只有通过政治干涉，通过诸侯的可耻行径和他们从国外得到的赏钱才能实现。这一切证明，德国在经济上经历着多么严重的衰落。这一时期——宗法制度的由来。1648年以后国家真正负起了履行社会职能的使命，它之所以这样做是迫于财政方面的困难。凡是没有这样做的地方——停滞不前（威斯特伐里亚的主教管区）。奇耻大辱！这种国家帮助多么微不足道！对世界市场的关系纯粹是消极的。只有作为中立的一方才能在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中牟利（1801年前的美国战争和历次革命战争）——然而在强盗国家面前完全软弱无力（由于法国革命，德国在欧洲的这种可耻地位才告结束）。 ｃ．文学和语言完全衰落了；神学僵死的说教；在其他科学领域内德国也退化了，但是有时也发出些闪光；雅科布·伯麦（未来哲学家的先驱者），刻卜勒，莱布尼茨。重新从现存的、实在的事物中进行抽象。巴赫。 ｄ．1789年德国的状况。（ａ）农业——农民的状况。农奴的依附地位，体罚，租税。（ｂ）工业——简直处在极端贫乏的状态，手工劳动占优势，而在英国，大工业早已开始发展，德国工业则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发展就注定要灭亡。（ｃ）在贸易方面——逆差。（ｄ）市民在对贵族和政府的关系上所处的社会地位。（ｅ）对发展的政治上的障碍——分裂状态；门克的描述。关税，内河航行的障碍。由于分裂状态而被限制在内部疆界范围内的freetrade〔自由贸易〕。赋税——这主要是城市的消费品税。 德国诸侯中即使是像舒巴尔特的保护者们和卡尔—奥古斯特这样开明的人，也做不出什么好事情来，他们所有的人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宁愿参加莱茵同盟，而不敢进行战争。1806年的入侵就是证明，那时刀子已经对准他们的咽喉。并且这一千诸侯中每一个都是专制君主，粗暴、野蛮的恶汉，从他们那里根本不能期待什么共同行动，然而荒诞的想法却层出不穷（施略策尔）。美国战争期间买卖新兵的交易。——但他们的最可耻的行径是他们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而与他们并存的，在东部疆界有北方的普鲁士，南方的奥地利，它们向新的领土伸出贪婪的手。假如这两个国家中只有一个存在，那就是还能够拯救局势的唯一的国家。但它们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竞争排斥了任何出路。真正的绝境：帮助只能来自外部——法国革命带来了帮助。只有两个方面还有生命的迹象：一方面是军事学术，另一方面是文学、哲学和严肃认真的客观的科学研究。法国在十八世纪时，政治作家而且是第一流的政治作家已经占多数，——而德国却是一味逃避现实，躲进理想的领域。“人”的观念和语言的发展；在1700年——野蛮状态，1750年——莱辛和康德，其后不久——歌德、席勒、维兰特、海德；亨德尔、格吕克、莫扎特。 1789—1815年 1．德国在亚尔萨斯—洛林等领土上的、已经有一半被法国控制的enclaves［注：嵌入别国领土中的属地。——编者注］附和了法国革命——由此产生了战争的借口。普鲁士和奥地利现在突然一致起来了。瓦尔米。线式战术由于大量使用炮兵而破产。弗略留斯和热马普。奥地利的警戒线战术的破产？莱茵河左岸的占领。农民和爱好自由的城市的狂喜；即使是某些敲诈勒索事件和拿破仑的血税也都不能打消这种狂喜。——亚眠和约和帝国代表团。主要结果：德意志帝国的取消；莱茵同盟。拿破仑扫除了许多德意志小邦，但这一清扫，可惜还远远不够。他对于诸侯们总是扮演革命的角色，而且如果小邦诸侯不是向他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他还会走得更远。1806年。——拿破仑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彻底消灭普鲁士。大陆封锁时期德国的经济状况。——这个最屈辱的仰仗外人鼻息的时期，正好是文学和哲学的光辉灿烂的发展时期，是以贝多芬为代表的音乐的繁荣昌盛的时期。 “关于德国的札记”第二个手稿摘要 在胡格诺教徒战争期间，作为民族代表的王权受到那样大的尊重，以致只有国王同外国订立的同盟和关于军事援助的条约才被认为是合法的并为舆论所承认。其他人在社会舆论看来总是叛乱者和叛徒。亨利三世逝世后这一点表现得最明显，那时亨利四世只是靠了国王称号的影响才获得了最后胜利。 在法国彻底镇压新教对它说来不是坏事——teste〔见证人〕有培尔、伏尔泰和狄德罗。然而在德国镇压新教则不仅会成为德国人的不幸，而且也会成为全世界的不幸。如果这样，德国就会被强迫接受罗曼语各国的天主教发展形式，既然英国的发展形式也带有半天主教和中世纪的性质（大学和诸如此类的学院，公立学校——所有这些都是新教寺院），那末完全带有新教性质的德国教育形式（家庭教育、私人寄宿学校、大学生旁听制）也都会被废除，而欧洲的精神发展会变得无限单调：法国和英国实际上消除了成见，德国摆脱了这些成见的形式，摆脱了陈规旧套，这种情况是使得德国的一切在现在看来具有更大缺点的东西（如分裂为许多小邦）没有固定形状的部分原因，但是这种情况对民族的发展能力说来有巨大的好处；只有在将来，当这个本身是片面的阶段被克服之后，它才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此外德国新教——这是基督教的唯一的值得加以批判的现代形式。天主教在十八世纪已经丝毫不值得批判了，它简直成了论战的对象（可见老天主教徒们多么愚蠢啊！）；分裂为无数教派的英国新教没有神学的发展，即使有，那也只是每一阶段都以创立一个新教派为形式的一种发展。只有德国人掌握着神学，并且由于这个缘故而拥有批判——历史学的、语文学的和哲学的批判的对象。这种批判是德国的产物，如果没有德国的新教，这种批判是不可能的，然而它是绝对必要的。仅仅用嘲笑和攻击是不可能消灭像基督教这样的宗教的，还应该从科学方面来克服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来说明它，而这一任务甚至连自然科学也是无力完成的。 弗·恩格斯写于1873年底—1874年初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版第10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473]“关于德国的札记”（《VariaüberDeutschland》）的手稿反映了恩格斯由于想写一本德国史而对德国人民的已往历史所进行的深刻研究。恩格斯一再谈到德国史的问题，在1873—1874年他又对这些问题做了努力的探讨。关于自己的这些工作他在1874年1月27日写信给威·李卜克内西说：“我想给‘人民国家报’写一点关于德国的东西，但是我却因此埋头钻研了很多经济和统计资料，结果也许能写成一本小书，甚至是一大本书。”这一意图没有实现；从他所准备的材料来看，恩格斯是想阐明包括他当时经历过的1873年的各种事件在内的德国史的进程，其中着重叙述自法国革命以来的德国史。从中世纪末到1789年这一时期预计在一篇分量较重的导言中加以阐述。本卷中所发表的恩格斯的手稿是这一导言的大纲和包括1789年至1815年这一时期的第一篇的梗概。 本卷中还发表了就其内容而言和导言的大纲有关的由个别段落组成的“关于德国的札记”第二个手稿的片断。 比较完整的“关于德国的札记”和恩格斯关于德国史的其他一些准备性稿件一起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版第10卷上。——第647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导言 ［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见本卷第610—623页。——编者注］ 下面这篇文章是我被迫同一位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先生进行论战时写的。在一篇评论伦敦出版的俄文杂志“前进”的文章（1874年“人民国家报”第117号和第118号）中，我曾经附带提到了这位先生的名字，但是，这一提却惹起了他对我的可敬的愤怒。特卡乔夫先生立即发表了一封“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年于苏黎世），在这封信中，他给我胡诌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针对着我的极端无知，谈出了他自己对俄国实际状况和社会革命前途的看法。这篇劣等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带有一般的巴枯宁主义的烙印。该信是用德文发表的，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在“人民国家报”上对它做一个答复（见“流亡者文献”第4篇和第5篇，1875年“人民国家报”第36号和以后几号）。我的答复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分析巴枯宁主义者进行文字斗争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把一大堆简直是胡说八道的东西强加在对方身上。我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对这个主要是个人方面的部分已经谈得很够了。因此我在这里把它略去，而在根据出版社的意见出版的单行本中只留下了第二部分，这一部分主要是探讨1861年以来，即所谓农奴解放以来俄国的社会状况。 俄国事态的发展，对德国工人阶级有极大的意义。现在的俄罗斯帝国是西欧整个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根有力支柱。这在1848年和1849年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了。由于德国不肯支持波兰起义并同沙皇作战（像“新莱茵报”一开始就要求的那样），以致这个沙皇能够在1849年镇压了已经迫近维也纳大门的匈牙利革命，而在1850年又在华沙裁判了奥地利、普鲁士和德意志各小邦并恢复了旧联邦议会。就在不久以前，即1875年5月初，俄国沙皇正像二十五年前一样，接受了他的柏林藩臣们的效忠宣誓，从而证明了在今天他也还是欧洲的仲裁人。西欧的任何革命，只要在近旁还存在着现代俄罗斯国家，就不能获得彻底胜利。而德国却是同俄国最近的邻国，因此俄国反动派军队的第一个冲击便会落到德国身上。因而，俄罗斯沙皇制度的复灭，俄罗斯帝国的灭亡便成了德国无产阶级取得最终胜利的首要条件之一。 但是，它的复灭绝不能从外部引起，而外部战争只可能大大加速它的复灭。沙皇帝国内部具有在大力促使它灭亡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波兰人。他们经过百年来的压迫，已处于这样的境地：或者起来革命，支持西欧的一切真正的革命起义，作为解放波兰的第一步；或者就只有灭亡。现在他们恰好处于这种境况，即只有在无产阶级阵营里他们才能为自己找到西欧盟友。近一百年来，他们经常被西欧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出卖。在德国，资产阶级一般地只是从1848年起才算数的，但是从那时以来它始终敌视波兰人。在法国，1812年拿破仑出卖了波兰人，而由于这次背叛，他的远征失败了，皇冠和帝国都丢掉了；资产阶级王国在1830年和1846年，资产阶级共和国在1848年，第二帝国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和在1863年都效法了他的榜样。它们都同样卑鄙地背叛了波兰人。就是现在，法国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共和派还仍然匍匐于沙皇面前，希望用一次对波兰利益的新出卖来换得一个反普鲁士的复仇的同盟，正好像德意志帝国的资产者把这同一个沙皇当做欧洲和平的保护者，也就是说把他当做德普持久合并的庇护者来崇拜一样。除了革命工人而外，波兰人不论在哪里也找不到公开的和真诚的支持，因为共同敌人的复灭对他们两者都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因为波兰的解放就意味着这个敌人的复灭。 然而，波兰人的活动受到了地域上的限制。这种活动只限于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俄罗斯帝国的真正核心——大俄罗斯——几乎完全处于这个活动之外。4000万大俄罗斯人是一个非常大的民族，而且经过了非常特殊的发展，所以不能从外面把任何一种运动强加给他们。而这样做也完全没有必要。的确，俄国的人民大众，农民，千百年来世世代代地在脱离历史发展的泥坑中愚昧地过着苟且偷安的生活，而使得这种单调的沮丧状况中断的唯一变动，便是零星的毫无结果的起义，以及贵族和政府的新压迫。这种脱离历史的生存，已由俄国政府自己通过废除再也不能拖延下去的农奴制度以及实行徭役赎买——这个办法实行得非常狡猾，它使大多数农民以及贵族遭到了必不可免的破产，——把它结束了（1861年）。由此可见，俄国农民现在所处的环境本身，正推动他们投身到运动中去，这个运动诚然在目前还刚刚产生，但是，随着农民群众的状况日益恶化，它将不可遏止地不断朝前发展。农民的愤恨不满，现在已经是政府以及一切不满意的人和反对党都不得不予以重视的事实了。 因此，下文中说到的俄国，不是指整个俄罗斯帝国，而是专门指大俄罗斯，这个地区最西的省份是普斯可夫和斯摩棱斯克，而最南的省份是库尔斯克和沃龙涅什。 弗·恩格斯写于1875年5月 载于弗·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75年莱比锡版和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1894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译的，并根据1894年版本校对过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半官方的战争叫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半官方的战争叫嚣[467] 德意志帝国的爬虫报刊又受命鼓吹战争了。不敬神的、堕落的法国，无论如何不想让敬神的，由于盛行交易所投机活动、大批投机企业纷纷开业和不断倒闭而繁荣昌盛的德国过安静日子。法国正在以最大的规模扩充军备，它扩充军备的飞快速度最好地证明，它打算尽可能在明年就进攻无辜的、爱好和平的俾斯麦帝国；大家知道，俾斯麦帝国从来没有惹过一点是非，它一直在裁减军备，只有敌视这个帝国的报刊才散布谣言，说什么帝国通过实行民军法刚刚把200万居民变成了后备兵[468]。 爬虫报刊的处境真是困难。根据外交部的指示，它应该把帝国描绘成温驯得罕见的羔羊，而陆军部却认为，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使德国资产者了解：向他们征收重税不是没有用的；原定的扩充军备的计划事实上正在实现；要塞正在构筑；基干人员正在培训，动员大批“归休兵”的计划正在拟订；军队的战备状态正一天天加强。既然这方面的有关消息确实可靠，并且是来自权威人士，那末，我们就完全可以对报界的那些癞蛤蟆所发出的战争叫嚣做出判断了。 这一切喧嚷的借口是法国关于基干人员的新法令[469]。我们现在就把根据这个法令在法国建立的目前还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的编制同在德国已经实际存在的编制作一比较，为了简明扼要起见，主要只谈具有决定意义的兵种——步兵。 显而易见，法国的新法令大体上是普鲁士法令的非常拙劣的翻版。法国基干步兵应该包括144个基干团，4个朱阿夫团和3个四营制的土尔科团，30个猎兵营，4个外籍营和5个惩戒营，总共是643个营，而德国基干部队全部只有468个营。但是，法国基干部队的这一优势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首先，虽然法国的营同普鲁士的营一样，都是由4个连组成的。可是，法军的每个连不是有5名军官，而是只有4名，并且其中有一名是后备军官，这种军官目前在法国还根本不存在。在法国，直到现在都是35—40名兵士配备一名军官，根据过了时的内容庞杂的法国操典，这确实是必要的，而在普鲁士，50名兵士配备一名军官就足够了。但是，这种比例已经是最大限度的了，国民议会中讨论这个法令的委员会一致得出结论，认为一个连的人数最多可以定为200人。可见，法国一个连的人数比普鲁士一个连少25％，而且因为在法国的连里实际上没有后备军官，并且在许多年内大概也不会有，所以，在编制上法国连就大大小于普鲁士连。但是，现在由于后装枪的使用而使连成了战术作战单位，以致由于连纵队战斗和散兵战中连是主力单位因而要求增强连的人数，所以，在这方面国民议会尽其所能地使法国军队遭到了最大的损失。 现在，法军处于战备状态的计有 606个基干营，每营800人……………………………………………………484800人 朱阿夫兵、土尔科兵、外籍军团兵士、惩戒营兵士…………………………46000人 ——————————————————————————————— 共计…………………………………………………530800人 但是，必须从这一数目中扣除驻在阿尔及利亚的至少4万人，这4万人只有在有了替换他们的新编部队以后才能使用。因此，军事行动开始时便剩下490800名步兵。德国步兵有468个营，按战时编制每营1050人，根据官方材料共有490480人，和法军步兵的人数几乎相等。 因此，我们看到双方暂时人数相等，而德国方面的编制更好、实力更强。现在，我们再看看双方的差别。 在法国方面，上述643个实力薄弱的营就是战时能够动用的全部步兵。当然，还有318个基干后备连和猎兵连（其中每连配备50或40名军官和士官），组成249480名兵士的后备部队，但是，直到现在，这个后备部队只有列兵，并且大部分是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而受过训练的大多数也只是服役过6个月。现有的军官和士官至多只有编制人数的四分之一。当这318个后备连变成318个适于作战的营的时候，战局的整个结局可能已经决定了，而其中开上火线的在质量上也不会超过1870年的流动自卫军。还有地方部队，它包括年龄在30岁到40岁的人，这支部队将整编为144个三营制的团，也就是432个营。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只是纸面上的东西。要真正把这套编制建立起来，必须有1万名军官和2万名士官，可是目前几乎连一个人也没有。从哪里能找到这些军官呢？在普鲁士，要从服役一年的志愿兵中培养出合适的预备军官和后备军官来，几乎需要两代人的时间；早在四十年代，差不多在所有的团里都把他们看成祸害，并且用对待祸害的态度来对待他们。而在法国，这种制度是与革命平等的一切传统相矛盾的，军官们看不起服役一年的人，兵士们也憎恨他们，因而从他们身上的确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要培养后备军官又没有别的来源。 至于士官和列兵，众所周知，1866年萨多瓦的胜利者吹嘘说，由于普鲁士早已存在后备军制度，所以他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将要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都有领先20年的优势；这样的国家只有当本国年龄最大的应征者都是由作过战的人组成的时候，才能同普鲁士相比。现在看来，有人是把这一点忘记了，而且他们还忘记了在法国真正服满役的只占每年入伍人员的一半，还有一半在服役6个月（按照现代的迂腐操典，这个期限是完全不够的）以后就退伍了，所以法国和普鲁士不同，它的后备兵和民团大部分是由新兵组成的。他们在忘了这些以后，现在装出一副害怕目前法国地方部队的样子，其实这些部队也同1870年和1871年在卢瓦尔河和勒芒附近抵挡不住人数比它少一半、但是军纪严明的德军的那个军团一样，只是些没有受过训练的炮灰！[470] 但是，还不仅如此。有了惨痛的经验教训以后，在普鲁士，人们终于学会进行动员了。经过11天，全军就可以作好战斗准备，而步兵还要更快。为此必须把一切都以最简便的方式组织起来，特别是使每一个归休兵都事先在他应该归属的那个部队里注册。这种制度的基础是，每个团都有自己固定的招兵区，后备军每一个团首先在自己的招兵区内得到补充。相反，法国的新法令却规定新兵和后备兵到动员时期驻扎在该区的团去注册。这是对从拿破仑时期起就根深蒂固的传统的迁就。根据这个传统，各团作为卫戍部队轮流防守法国一切地方，并且必须尽可能从全法国招募新兵。如果说他们不得已放弃了后者，那末他们就会更坚决地坚持前者，这样一来就使各团指挥部和各区后备军指挥部之间的固定的有机联系无法保持，而这正是使普鲁士能迅速动员的保证。这种毫无意义的变动给各特种兵造成的困难比步兵更大，步兵的动员工作即使因此仅仅拖延三天，在积极行动的敌人面前，这三天就会成为整个战局中最重要的日子。 那末，这整个庞大的法国武装到底是什么呢？——是一支基干步兵，它的人数同德军相等，但是编制不如德军。此外，为了进入战备状态，还必须吸收一定数量只服役过6个月的列兵；是第一类后备部队，其中占优势的是只服役过6个月的列兵，并且在最好的情况下军官和士官也只有必需人数的四分之一；是第二类后备部队，其中大部分根本没有服过役，也没有任何军官；当然，这两类后备部队都完全没有固定的基干人员。况且，前景已定：军官的缺额在现存的编制下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补充，因此，一旦发生战争，这两类后备部队的战斗力不会比1870年秋天和冬天仓卒建立的那些营更强。 现在我们来看看温驯得像羔羊一样，似乎完全没有牙齿，因而无论如何不会呲牙的德意志帝国。我们已经提到，它有基干步兵468个营，战时共有490480人。但是，这里还要加上下列一些新编部队。 从1872年初开始，规定每营补充新兵36人，用整数计算一年是17000人。其次，有整整四分之一的列兵在两年服役期满以后归休了，因此要招募相应数量的新兵来顶替他们，用整数计算是28000人。因此，现在每年招募和训练的新兵总共比过去多45000人；到1875年底这三年内累计就是135000人，此外还要加上服役一年的志愿兵12000人（每年4000人）；合计147000人，也就是说，恰好足够为148个团各建一个第四营。为此，从那个时候起，在所有基干团所属的各编外的后备连都已经“在编制上准备就绪了”，也就是说，已经配备了应该编入这些营的现役和预备役军官和士官。因此，这些第四营至迟在前三营之后两三天就可以参加战斗，为全军增加兵力148个营，每营1050人，合计155400人。但是，这个数字还远远没有反映出作战军队因此获得的实力的增长。见过1866年的普鲁士第四营的人都知道，这些营主要是由身强力壮、年龄在24岁到27岁的人组成的，它们是全军的核心。 除了建立第四营以外，建立148个预备营的工作也在照常进行，更不用说那些猎兵预备连了。这些预备营是由编外退役预备兵和补充兵[471]中没有服役过的列兵组成的。根据官方材料，这些预备兵和列兵的人数在1871年是188690人。但是，这一点应当这样理解：平时就已确定的基干军官和士官的人数就能够训练出这么多的列兵，因为现在每年大约有45000人编入第一类补充兵，所以仅仅补充兵提供的七种役龄的适龄人员就比上述人数多得多。预备营恰好是一个储存器，参加战斗、在战斗中被削弱，而更多的是由于战争的艰苦被削弱的营，可以从这里得到必需的多少受过训练的增援部队，而增援部队以后又可以从补充兵得到补充。 后备军同现役部队和预备部队同时动员。同样也是在平时就已经确定的后备军人员共有287个营（这一数目应该达到301个）。在最近的两次战争中，后备军各营的人数只达到800人；即使我们以这个最低的总数为基础，那末，德意志帝国所能提供的后备军步兵也将是一支拥有229600人的有组织的部队，并且每年还有数目不断增加的编外人员供以后使用。 但是，不止这些；民军制度又实行起来了。根据官方材料，在1874年底德国步兵的兵力就已经增加了民军234个营（每营800人，共计187200人），猎兵连还没有计算在内；而这只能说明，这些营的基干人员，至少是这些营所必需的最起码的基干人员，已经确定了。但是，民军的人数远远不止这一些，因为据福伊格茨－雷茨在帝国国会的郑重声明，民军占“居民的百分之五，即200万人”。[472] 力量对比究竟如何呢？ 法国拥有的基干步兵，包括在阿尔及利亚服役的部队，共计530800人，而这就是法国已经组织起来的全部步兵。如果我们再加上就算已经具有某种编制外观的全部第一类后备部队254600人（288个后备连，每连800人，30个后备猎兵连，每连540人，以及惩戒部队的8000名编外兵士），那末，总共也只是785400人。 德意志帝国在动员令下达11天 以后，就有基干步兵……………………………………………490480人 过两三天，接着又有148个营…………………………………155400人 再过14天又有后备军287个营，每营800人，共计………………229600人 再过14天，又有民军234个营，每营800人，共计………………187200人 ———————————————————————————— 单是步兵总共就有…………………………………1062680人， 他们在平时就已经完全编制好了，一切必需品的供应事先就安排好了，并且在后方还有148个预备营，人数（见前面）为188690人，被用来补充战斗中所遭受的损失。总而言之，已经编制起来的步兵总数为1251370人。 有人可能认为我们是夸大了。绝对没有。我们还没有把真实情况全部摆出来，因为我们没有提到各种细小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却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下面就是证明。 在1874年12月27日的“科伦日报”上有一篇来自陆军部的“军事消息”，从中我们获知了如下情况。在1873年底，德国军队在战时的人数为1361400人，其中 步兵共计……………………………………………………………994900人。 1874年，加上了第四营……………………………………………155400人 和民军234个营………………………………………………187200人 ————————————————————————————— 全部步兵共有……………………………………1337500人， 可见，比我们计算的几乎多10万人。这篇文章确认各兵种部队的总人数为1723148人，其中军官39948人；相反地，法国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事先编制起来的部队95万人，其中步兵785000人！ 至于这些部队的素质，那末，假定这两个民族平均的军事才能是相等的，法国军队的素质从最近这次战争以来肯定没有提高。政府尽了一切努力来使部队士气涣散，特别是因为它让部队都住在营棚里，在那里一到冬天兵士既不能训练，也不能做别的事，可以说专门是让他们痛饮苦艾酒。缺少士官，各连人数不足，各骑兵团早就没有配备到足够数量的战马。早在1月14日，“北德总汇报”就强调指出了这一点；当时这家报纸还在鼓吹和平呢！ 但是，新的军事立法让法国陆军部长统率：常备兵704714人，后备部队510294人，地方部队582523人和地方部队的后备部队625633人，总共2423164人，必要时可以达到260万人！诚然，勒瓦尔将军在仔细研究了有关这方面的文件以后宣称，应该把这个数字压缩到2377000人。但是，就是这个数目也已经完全足以使一个即使是最优秀的陆军部长大伤脑筋了。请问他拿这一大批几乎有三分之二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员怎么办呢？哪里能找到军官和士官呢？而没有军官和士官，他就无法训练这些兵士，更不用说把他们组织起来了。 德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仅仅根据帝国军事法的规定，战时的军队人数就已经有150万人。但是，由于实行这个法令的结果，这里还要加上兵役期限延长到27岁至31周岁的补充兵的五种役龄的适龄人员，——每年45000人，总共就有20万人左右。除了被列入战时人员的人以外，至少有20万编外人员已经事先被登上名册了。这里还要加上整整200万民军，因此归德国陆军大臣统率的就有390万人，甚至是400万人，而且据上述那家半官方报纸声称，这支军队， “即使再征召180万人或更多的人，并且不算列入预备军的新兵，也将完全由服役过的并且在军事方面深有素养的兵士组成，而在法国，包括地方部队的后备部队在内，只有20年以后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军国主义的真正代表并不是法国，而是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400万兵士，居民的百分之十！只须指出一点：如果这整个制度达到了最大限度，那可能对我们有利。这个制度不是从外部，不是依靠某一个别的战无不胜的军事强国，而是只有从内部，通过它自身的必然后果，才能彻底摧毁。越是毫无边际地吹嘘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就必然垮台得越快。400万兵士！如果俾斯麦把这个数目扩大到500万或者600万，然后一有机会就开始征召少女的话，社会民主党人也会感激他的。 弗·恩格斯写于1875年4月 载于1875年4月23日“人民国家报”第46号 署名：弗·恩·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注释： [467]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俾斯麦德国为了重新蹂躏法国而于1875年挑起的战争危险达到紧急关头的时候写的。大家知道，由于俄国外交方面的坚决干预，防止了当时在欧洲爆发战争。恩格斯这篇文章，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抨击了德国军国主义。“人民国家报”编辑部认为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具有重大意义，准备把它印成单行本，但是，这一意图未能实现。 这篇文章载于1875年4月23日“人民国家报”第46号上。——第632页。 [468]恩格斯在这里揭露1875年2月12日颁布的民军法的本质，这个法律是1867年11月9日法律（见注407）的条款的进一步发展，它规定在必要时可以用应征参加民军的预备兵来补充后备军。——第632页。 [469]1875年3月12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作战部队和地方部队的基干人员和实有人员编制的法案；根据这个法案，一个团从三个营扩充到四个营，而全部军队的人数也相应地增加了144000人。——第632页。 [470]指的是法国政府于1870年秋基本上用新兵组成的卢瓦尔军团。——第635页。 [471]根据1874年5月2日的法律，在普鲁士军队中，由平时因各种原因缓服现役的适龄人员组成的那一部分预备兵员，叫做补充兵；补充兵（服役期规定为12年）在动员时作补充军队之用。——第637页。 [472]这个声明是福伊格茨－雷茨少将于1875年1月11日在帝国国会上的演说中发表的。——第638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支持波兰（1875年3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支持波兰[462] （1875年3月24日） 今年在伦敦隆重庆祝了1863年1月22日波兰起义纪念日。参加纪念会的有我们德国党的许多同志；其中有些人，包括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内，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恩格斯说：“在这里大家已经谈到了使各国革命者同情和捍卫波兰事业的那些原因了。只有一点忘记提到，这就是：波兰所处的政治形势已经彻底革命化了，波兰不是革命就是灭亡，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抉择。这一点早在第一次瓜分以后就显露出来了。第一次瓜分是由于波兰贵族力图保存已经失去存在权利的宪法和特权而引起的；那部宪法和那些特权不仅没有维持安宁和保证进步的发展，反而破坏了公共秩序，给国家带来了危害。在第一次瓜分以后，有一部分波兰贵族承认了这个错误；并且确信波兰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恢复；十年之后，我们看见了，波兰人是怎样在美国为自由而斗争的。1789年的法国革命立刻在波兰引起了回响。宣布人权和公民权的1791年宪法成了维斯拉河两岸的一面革命旗帜，使波兰成了革命法国的前卫，并且这恰好是在一度掠夺过波兰的三个大国联合起来，以便扑向巴黎，扼杀革命的时候发生的。难道这三个大国会允许革命任这个同盟的中心扎根生长吗？——绝对不会。它们再次向波兰扑去，打算在这一次彻底消灭波兰民族。波兰打起了革命旗帜，是它受奴役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由于革命而被宰割得支离破碎并被从各民族的名单上勾销了的国家，除了革命，已经找不到任何挽救危亡的办法了。因此，在一切革命战斗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波兰人。1868年波兰人就懂得了这一点，并且在我们今天所纪念的那次起义中宣布了一个在东欧提出过的所有革命纲领中最激进的革命纲领。根据波兰存在一个贵族党，就认为波兰的革命者是希望恢复1772年的贵族波兰的贵族分子，是可笑的。1772年的波兰已经永远灭亡了。任何力量也不能把它从棺材里拉起来。由于革命而站立起来的新波兰，在社会和政治方面，都将和1772年的波兰根本不同，就像我们尽力追求的新社会和现代社会根本不同一样。 再说几句话。谁也不能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曾经消灭了波兰的三个大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请看一下我自己的祖国——普鲁士德国吧。在民族统一的幌子下，我们把波兰人、丹麦人和法国人并入我国，——现在我们有三个威尼斯[463]；我们到处都有敌人，为了供养那些同时也被用来镇压德国工人的无数士兵，我们肩负着沉重的债务和赋税。奥地利，甚至奥地利的官方都知道得很清楚，它为自己占领的那一小块波兰要付出多少代价。在克里木战争期间，奥地利曾经以占领和解放俄属波兰作为反对俄国的条件。但是，这并不在路易－拿破仑的计划之内，更不在帕麦斯顿的计划之内。至于俄国，我们可以看到：1861年在那里爆发了第一次重大的学生运动，这次运动之所以特别危险，是因为当时解放农奴的结果使人民到处都处在群情极其激愤的状态中。俄国政府非常清楚地看见了这种危险性，可是它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它在波兰引起了1863年起义；因为已经得到证实，这次起义是由它一手造成的。一当问题牵涉到维持俄国在波兰的统治时，学生运动、人民中的深刻的激愤情绪便立刻平息了，并让位给了俄国的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淹没了波兰。由于对波兰进行极其有害的斗争，俄国第一次重大的运动就这样被断送了。波兰的恢复是真正符合于革命的俄国的利益的，今天晚上我很高兴知道，这个意见同俄国革命者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在这次纪念大会上说出了这种看法[464]） 马克思的讲话大致如下：欧洲的工人政党同波兰的解放是休戚相关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一个纲领就说恢复波兰是工人政策的目的之一。[465]是什么原因使工人政党这样特别同情波兰的命运呢？ 首先，当然是由于对一个被奴役的民族的同情，这个民族对奴役他们的人进行了不断的英勇斗争，从而证明了它具有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的历史权利。国际的工人政党力求实现波兰民族的恢复，这根本没有丝毫矛盾。相反地：只有在波兰重新争得了自己的独立以后，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它才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促进欧洲的社会改造。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当它的内部生活因此陷于瘫痪的时候，它是不能为争取社会解放而斗争的。爱尔兰、在蒙古人压迫下的俄罗斯等，明显地证实了这个道理。 工人政党同情波兰恢复的另一个原因是波兰的地理、战略和历史地位所具有的特点。瓜分波兰是把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三个军事专制国家连结起来的锁链。只有波兰的恢复才能拆散这种联系，从而扫除横在通向欧洲各民族社会解放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但是，工人政党同情波兰的主要原因是：不仅在斯拉夫民族中，而且在欧洲民族中，波兰都是唯一的一个过去和现在都一直以全世界的革命战士身分进行战斗的民族。波兰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流下了自己的鲜血；它的几个军团曾经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旗帜下战斗过；1830年它用自己的革命防止了参加瓜分波兰的国家当时已经决定了的对法国的入侵；1846年在克拉科夫，波兰第一个在欧洲打起了社会革命的旗帜；1848年波兰的子弟杰出地参加了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的革命战斗；最后，在1871年，它给巴黎公社提供了优秀的将军和最英勇的兵士。 欧洲的人民群众在他们能够自由地呼吸的那些短暂的时刻，记起了波兰对他们的恩情。1848年柏林二月革命胜利以后，人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释放波兰的囚犯——梅洛斯拉夫斯基及其难友——并宣布恢复波兰；1848年5月布朗基在巴黎领导工人反对反动的国民议会，迫使它出兵干预以保卫波兰；最后，在1871年，当巴黎工人组成政府的时候，他们表示了对波兰的尊敬，委派波兰的子弟担任军事指挥，统率他们的武装力量。 就在现在，德国工人政党也绝不会由于波兰议员们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里发表反动演说而分不清是非；德国工人政党知道，这些先生的行动不是为了波兰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私利；德国工人政党知道，波兰的农民、工人，一句话，每一个没有被本阶层的利益弄瞎眼睛的波兰人，一定了解：波兰在欧洲只有而且只能有一个同盟者——工人政党。[466]——波兰万岁！ 弗·恩格斯起草 载于1875年3月24日 “人民国家报”第3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注释： [462]这篇转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5年1月23日在伦敦举行的1863—1864年波兰起义十二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的文章是恩格斯为“人民国家报”撰写的。纪念会由瓦·符卢勃列夫斯基主持，波兰、俄国、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最先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的代表们出席了纪念会，并在会上讲了话。其中包括巴黎公社参加者列·弗兰克尔、利沙加勒等人。关于纪念会的报道1875年1月30日发表在于苏黎世出版的波兰杂志“征召义勇军”（《Wici》）上，接着又发表在于里沃夫出版的波兰自由主义报纸“波兰报”（《DziennikPolski》）上。2月15日俄文报纸“前进！”也发表了一篇报道。“前进！”在报道中说，恩格斯在马克思之后，用英语发表了演说。——第628页。 [463]1799年至1805年和1814年至1866年期间先后归入奥地利帝国版图的意大利威尼斯地区，是反对奥地利压迫的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经常策源地。——第629页。 [464]从“前进！”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前进！”编辑部的秘书弗·斯米尔诺夫曾经在1月23日的纪念会上讲过话，他强调指出俄国工人阶级和波兰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一致性，并代表俄国革命者宣布，每一个俄国革命者都已准备好，“当革命的钟声一敲响，就投入波兰人的队伍，去为波兰人民争得社会自由”。俄国流亡者索洛维约夫也讲了话，他指出要提防波兰地主自由派和沙皇政府可能勾结起来。——第630页。 [46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4页。——第630页。 [466]弗·斯米尔诺夫1875年2月给马克思的信保存下来了。斯米尔诺夫在信中说，他在给“前进！”写一篇有关波兰纪念会的报道。斯米尔诺夫出席这次纪念会时，曾听到马克思讲过下面这句话：“因此，必须在波兰人民中间宣传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由于波兰报刊的报道中没有这句话，斯米尔诺夫便请马克思证实他是否讲过。马克思的答复我们没有见到，但是，“前进！”的报道中转述了这回话。——第631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二版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二版跋[456]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最初出版于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和巴塞尔，“人民国家报”认为现在把它再版是适时的。它的最近一版大部分在德国边境上被没收。这本小册子在科伦案件结束以后几个星期就出现了。那时最重要的是不失时机。因此，在个别细节上出现一些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例如，在科伦陪审员的名字当中有的就不确切。例如，红色问答书的作者看来并不是莫·赫斯，而是一个姓列维的人。[457]再例如，威·希尔施在自己的“辩护书”[458]中断言，舍尔瓦尔逃出巴黎监狱是格莱夫、法国警察当局和舍尔瓦尔本人之间暗中商定的结果，以便在审讯过程中把舍尔瓦尔当做伦敦间谍来利用。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普鲁士伪造期票的事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被引渡给普鲁士当局的危险可以使这位克列美尔［注：双关语：《Krämer》〔克列美尔〕也有“小商贩”的意思。——编者注］（这是舍尔瓦尔的真姓）俯首听命。我对事件的叙述是以舍尔瓦尔本人向我的一位朋友作的“自供”为根据的。希尔施的供词使人对施梯伯的伪证、伦敦和巴黎的普鲁士大使馆的秘密阴谋以及辛凯尔迪的无耻陷害看得更清楚了。 当“人民国家报”开始刊登这本抨击性小册子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把第六节（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删去是不是更好一些。但是，更仔细地想了一想，觉得对原文的任何删改都是伪造历史文件。 对革命的暴力镇压给革命的参加者，尤其是给那些被迫离乡背井流亡在外的人的震动是那样的大，甚至使那些坚强的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也都失去了自制力。他们看不清历史的进程，不想了解，运动的形式已经改变。这就使他们去玩弄秘密阴谋和革命，从而使他们自己以及他们为之服务的事业，都同样声誉扫地；这就是促成了沙佩尔和维利希失策的原因。维利希在北美内战中证明，他比一个纯粹的幻想家要好一些，而毕生都是工人运动的先锋战士的沙佩尔，在科伦案件结束后不久就懂得并且承认了自己一时的迷误。过了许多年，在他逝世的前一天，他躺在床上用辛辣的讽刺口吻向我谈到了这个“流亡中的疯狂举动”的时期。——另一方面，写“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所处的环境，可以说明，为什么要这样激烈地攻击共同敌人的无意中的帮手。在危急关头，轻举妄动会成为一种要求公开赎罪的反党罪行。 “政治警察当局的整个命运，要看这一案件的结局来决定！”这是科伦案件进行期间辛凯尔迪在写给伦敦大使馆的信中所说的话（见拙著“福格特先生”第27页[459]），这句话揭穿了共产党人案件的秘密。“政治警察当局的整个命运”——这不仅意味着存在着一个直接受命干这件事的人并且在进行活动，而且还意味着整个政府机器包括法院（例如1851年5月7日颁布的普鲁士司法官员纪律法）和报刊（例如爬虫报刊基金）在内都受这个机构的支配，正如过去在威尼斯整个国家组织都从属于国家宗教裁判所一样。在普鲁士革命风暴期间陷于瘫痪的政治警察，需要加以改造，而这种改造的榜样过去和现在都是是法兰西第二帝国。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德国工人运动只是以理论宣传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而且这种宣传还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因此，对于它在实践上不足为害这一点普鲁士政府是丝毫也没有怀疑过。迫害共产党人对它说来只不过是对自由资产阶级实行反动十字军征讨的序幕，而资产阶级却谴责工人的代表并替辛凯尔迪—施梯伯开脱罪责，结果就自己为这个反动派的主要武器——政治警察——助长了声势。于是，施梯伯便在科伦陪审法庭上理所当然地赢得了骑士的声誉。那时，施梯伯是一个疯狂追逐高官厚禄的小警官的名字；而现在，施梯伯的意思就是政治警察在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的无限统治。他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道德法律的化身，但这只是从比喻的意义上讲，就像帝国国会是道德法律的体现一样。这一次政治警察不是为了命中资产者而打击工人。相反地，正是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独裁者俾斯麦自以为他非常强大，足以消灭［注：俏皮话：Stieber〔施梯伯〕——姓，stiedern——含有探出踪迹，驱散，撵走，消灭等意思。——编者注］工人政党。因此，施梯伯的威严性的增长是衡量自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以来德国无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所获得的成就的尺度。 教皇永无谬误同政治警察永无谬误比较起来不过是儿戏。以前，政治警察在整整数十年中在普鲁士把那些幻想德意志的统一、德意志国家、德意志帝国的热情澎湃的青年投入监牢，现在它甚至把那些拒绝幻想这种上天恩赐的东西的秃顶老头儿也关进了监狱。现在它正像当初徒劳无益地力图消灭帝国的朋友一样，在徒劳无益地力图铲除帝国的敌人。这多么令人信服地证明，它并未担负创造历史的使命，哪怕这只是关于皇帝的胡子的争论的历史！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本身揭示出，国家权力在其反对社会发展的斗争中是软弱无力的。普鲁士王国国家检察官用来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归根到底不过是，他们秘密地传播了危害国家的“共产主义宣言”的原则。尽管如此，难道这些原则不是过了20年以后又在德国的大街上被公开地宣布吗？难道这些原则不是甚至被从帝国国会的讲台上向外传播吗？难道这些原则不是违背一切国家的政府的禁令而以国际工人协会纲领的形式传遍全世界吗？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它就绝不可能达到均衡。 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末尾中说道：“耶拿……这就是给需要这类手段来维持生存的政府和需要这种政府来保护的社会所作的最后结论。这就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最后结论——耶拿！”[460] 这个预言真是灵验啊——一位叫特赖奇克的人会骄傲地指着普鲁士武器不久以前所获得的胜利和毛瑟枪嘿嘿窃笑着这样说。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不仅有内部的杜佩尔[461]，而且也有内部的耶拿。 卡尔·马克思 1875年1月8日于伦敦 载于1875年1月27日“人民国家报”第10号，并载于卡尔·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75年莱比锡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并根据“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2版校对过 注释： [456]“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是卡·马克思在1852年10月底至11月初写成的一本战斗的、抨击性小册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马克思在这本小册子中痛斥了普鲁士警察国家在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斗争中所采用的种种卑鄙无耻的伎俩。该书第1版于1853年1月在巴塞尔（瑞士）出版问世，但是在企图把它运进德国去的时候，几乎全部（共2000册）被警察没收了。在美国，这一著作最初在波士顿的民主报纸“新英格兰报”（《Neue－EnglandZeitung》）上陆续发表，1853年4月底该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但是美国这一版本也未能在德国流传。1874年“人民国家报”在从10月28日至12月18日的总共十三号报纸上全文转载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1853年版不同的是，那时没有指出作者的姓名，而现在则指出它的作者是马克思。李卜克内西同时也准备发行单行本，为此他在1874年10月29日写信给马克思，请他给单行本写一篇序言，1875年1月8日马克思写好了这篇“跋”，它最初发表在1875年1月27日“人民国家报”第10号上，后来又收入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K．Marx．《EnthüllungenüberdenKommunisten-ProzesszuKöln》Leipzig，1875）——书第2版中。——第624页。 [457]据后来查明，马克思当时是弄错了。马克思当时所不知道的文件，特别是赫斯本人在1850年7月21日写给约·魏德迈的信，都证实了“红色问答书”的作者是莫·赫斯。——第624页。 [458]关于希尔施的文章见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和“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4—48页和第14卷第715页及其他各页）。——第624页。 [45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440页。——第625页。 [46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36页。——第627页。 [461]杜佩尔（丹麦人称为：杜贝尔）是在什列斯维希的丹麦堡垒，在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作战期间，于1864年4月18日被普鲁士军队攻陷。 “内部的杜佩尔”（《DüppelimInnern》）一词是俾斯麦的机关报“北德总汇报”在1864年9月30日的一篇政治评论中用来表示“内部敌人”的用语，后来被广泛引用。——第627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流亡者文献[425] （1874年5月—1875年4月） Ø一波兰宣言 Ø二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 Ø三 Ø四 Ø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一波兰宣言[426] 当俄国皇帝到达伦敦的时候，那里的全部警察都行动起来了。据说波兰人想刺杀他，已经物色到了一个新的贝雷左夫斯基，而且这次比上次在巴黎武装得更完善。著名的波兰人士的住宅受到了便衣警察的包围，甚至还从巴黎召来了一个在帝国时代专门监视那里的波兰人的警官。在沙皇从他的住处到西蒂去的路上，警察防范措施已按一切战略规则作了部署，——可是，所有这些劳力都白费了！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贝雷左夫斯基，没有响过一声手枪声，同自己的女儿一样提心吊胆的沙皇虚惊一场。然而，这些劳力毕竟没有完全白费，因为皇帝吩咐赏给为他效劳的警监每人5英镑，督察员每人2英镑（合100马克和40马克）的小费。 其实，波兰人所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不是刺杀高贵的亚历山大。波兰人协会发表了一篇《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名的有：协会主席瓦·符卢勃列夫斯基将军；秘书扬·克林斯基。[427]这份呼吁书在沙皇访问伦敦期间流传得很广。除“雷诺新闻”[428]外，伦敦所有各家报纸都一致拒绝刊登它，说是不应得罪“英国的贵宾”！ 呼吁书一开头就向英国人指出，沙皇没有给他们增光，而是使他们受辱，因为沙皇正好是当他在中亚细亚进行一切准备来推翻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的时候来访问他们的，如果英国不去倾听沙皇这位冒充受他压迫的各民族之父的诱惑性言词，而稍微关心一下波兰人争取独立的愿望，那末英国和西欧其余国家都可以安心地停止自己的大规模备战活动。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俄国的军国主义是整个欧洲军国主义的后台支柱。在1859年战争期间俄军充当了法国的后备，而在1866年和1870年则充当了普鲁士的后备，它每一次都使较强的军事大国能够击溃自己的孤立无援的敌人。普鲁士作为欧洲第一个军事强国，是俄国一手造成的，尽管它后来非常讨厌地超过了自己的保护者。 接着呼吁书中说： “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以及准备在任何时候挺身捍卫人类利益的决心，波兰过去是，将来也始终是整个东北欧的权利、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第一个保卫者。许多世纪以来波兰一方面反抗东方野蛮人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反抗当时几乎压迫着整个西方的宗教裁判所，就是不可辩驳的证明。西欧各国人民能在新时代的决定性时期毫无阻碍地发展自己的社会的生命力，这是靠了什么呢？是靠了在欧洲东部边界上有波兰士兵在守卫着，他始终保持着警惕，随时准备战斗，从不吝惜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生命。欧洲的在十六世纪重新苏醒了的生活之所以能在艺术方面和科学方面蓬勃发展，工商业和财富之所以能达到目前这种惊人的高度，都应当归功于波兰武器的保护。例如，假若不是波兰不顾自己后方遭到的蒙古寇群的威胁而去援助中欧反抗土耳其人，不是它用维也纳城下的光辉胜利粉碎了奥斯曼人的强大实力，西方两百年来的辛勤努力所获得的文明的遗产会变得怎么样呢？” 往下呼吁书中指出，就是现在，阻碍俄国用自己的力量来反对西方的，主要也还是波兰的反抗。正是由于这种反抗，俄国的最阴险的盟友，它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走狗才被解除了武装。很著名的俄国历史学家波果丁在一本根据俄国政府的命令并由俄国政府出资印行的书中写道，波兰一向是从内部蛀蚀俄国的蛆虫，现在应当使它成为俄国的右臂，为此就必须使波兰恢复为一个受某位俄国公爵管辖的弱小的王国，——这样就很容易把居住在土耳其和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 “我们将用一个特别的宣言来宣布这一点；英国和法国会忍痛不言，而对奥地利说来，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有的波兰人，甚至是最不妥协的波兰人都将投入我们的怀抱；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波兰人将同自己的兄弟们联合起来。现在正受奥地利压迫的所有各斯拉夫民族，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直到土耳其斯拉夫人，都将殷切地等待有一天能像当时的波兰人那样自由地呼吸。我们将成为一个处于统一王权之下的有一亿人的民族，到那时，欧洲各民族，你们来吧，来同我们较量较量吧！”[429] 遗憾的是，在这个美妙的计划中缺少一种主要的东西：波兰的同意。其实， “全世界都知道，波兰这样回答了所有这些诱惑：如果一般说来我将活着的话，那末我希望而且应当作为欧洲各自由民族中的一个自由民族而活着，而不是作为异邦君主征服全世界的计划的工具而活着”。 往下呼吁书阐述波兰是如何实际实现自己的这个不可动摇的决心的。当法国爆发革命的时候，波兰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它已经被第一次瓜分弄得支离破碎，它已为四个国家所分割。虽然如此，它仍然勇敢地以1791年5月3日的宪法在维斯拉河两岸竖起了法国革命的旗帜——它以这一举动使自己大大高出所有的邻居。波兰的旧秩序由此而被消除；经过几十年平稳的、没有外来破坏的发展，波兰就会成为莱茵河东岸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瓜分波兰的列强是不喜欢波兰重新站起来的，尤其是不喜欢它由于把革命引进到东北欧的结果而站了起来。它的命运被决定了：俄国人在波兰争得了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帝国军队在法国所没有争得的东西。 “考斯丘什科曾同时为波兰的独立和为平等的原则而战斗。众所周知，波兰从丧失自己的民族独立的时候起，就不顾这种损失，依靠自己的爱国主义，依靠同一切为人类利益而斗争的民族的团结，随时随地做保护遭到破坏的权利的先进卫士，参加一切旨在反对暴政的战斗。波兰没有因自己的灾难而气馁，没有因欧洲各国政府的盲目和恶意而动摇，它一刻也没有违背自己所承担的、历史和对未来的关怀责成它承担的义务。” 但是它同时也制定了组织这个未来即新的波兰共和国所应当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在1836年、1845年和1863年的宣言中[430]都做了阐述。 “这些宣言中的第一个宣言，除了宣布波兰的不可动摇的民族权利而外，还宣布了农民的平等权利。在波兰的领土上，在当时还是自由城市的克拉科夫发表的，并为波兰各地代表所确认的1845年宣言，不仅宣布了这种平等权利，而且还宣布了农民应当成为他们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这一原理。——在被俄国人占领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上，地主们把上述宣言看做是波兰民族权利的基础，他们依据这些宣言，在沙皇的所谓解放宣言发表之前很久，就决定自愿地和通过同农民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使他们的良心受到责备的内部问题（1859—1863年）。波兰的土地问题，原则上已由1791年5月3日的宪法解决了；如果说波兰农民仍然遭受着压迫，这完全是由于沙皇的专制和权谋的过错，他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仇恨上的。这个问题早在1861年2月19日沙皇宣言发表之前很久就已经解决，而这个受到全欧洲热烈欢迎的、似乎确定了农民的平等权利的宣言本身，只不过是沙皇用来掩饰他夺取别人财产的经常图谋之一的遮盖物而已。波兰农民依旧受着压迫……沙皇成了土地的所有者！而为了惩罚1863年波兰为反抗自己压迫者的阴险野蛮行为而举行的流血起义，对波兰进行不断的残酷迫害，其残酷程度甚至会使过去许多世纪的专制暴君都要不寒而栗。 但是，不论是整整一个世纪来沙皇对它的残酷压迫，不论是欧洲的冷漠态度，都不能扼杀波兰。我们活过来了，我们还要活下去，因为我们靠的是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这种发展使我们大大超出我们的压迫者之上，因为后者的存在彻头彻尾是依靠暴力、监狱和绞架，而他们的对外政策的基本手段——就是秘密的阴谋，背信的袭击，以及暴力的征服。” 以上援引的这几段话已足以表明这个呼吁书了，我们现在暂且把这个呼吁书放一放，以便谈几点关于波兰问题对德国工人的重要性的意见。 不管俄国从彼得大帝以来如何地发展，不管它在欧洲的势力如何地增长（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这方面出了不少力，而且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在占领波兰之前，它实质上仍然像土耳其一样是一个欧洲之外的大国。1772年波兰遭到第一次瓜分；1779年俄国已经根据帖欣和约要求并得到了［注：“并得到了”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94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干涉德国事务的正式权利[431]。这对于德国各邦君主应当是一个教训；但是，尽管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这个唯一认真反抗俄国政策的霍亨索伦和弗兰茨二世仍然同意完全消灭波兰。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更攫取了前普鲁士所属和奥地利所属波兰各省的极大部分，现在它公然以欧洲仲裁者的身分出现了；这个角色它连续不断地扮演到1853年。普鲁士对自己在俄国面前摇尾乞怜颇感自豪；奥地利则是违背己愿跟着俄国走的，但是在决定关头它总是由于对革命的恐惧而让步，因为沙皇始终是反对革命的最后支柱。于是俄国便成了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同时也不放弃准备利用泛斯拉夫主义的煽动在奥地利和土耳其实行进一步的掠夺。在革命年代俄国军队对匈牙利的镇压，对东欧和中欧说来，就像巴黎六月战斗之于西欧一样，是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其后，当尼古拉皇帝在华沙充当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之间的仲裁者的时候，反动派对欧洲的统治也就随着俄国的统治的建立而建立起来了。克里木战争使西欧和奥地利不再受沙皇的鄙视；普鲁士和德国各小邦则更其殷勤地匍匐在沙皇面前；但是，在1859年他就因为奥地利人的不顺从而惩罚了他们，并且不让他的德国藩臣出来为他们辩护，而在1866年普鲁士则完成了对奥地利的惩罚。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俄国军队充当了整个欧洲军国主义的借口和后备。只是因为尼古拉自恃有百万大军，——诚然大部分都是有名无实，——在1853年向西方进行挑战，只是因为这样，路易－拿破仑才能利用克里木战争作为借口来把当时相当弱的法军变成欧洲最强的一支军队。只是因为俄国军队在1870年阻碍奥地利站到法国那边，普鲁士才能战胜法国人，并建成普鲁士德意志军事王国。在所有这些重大的国家事件的幕后，我们都看到了俄国军队。虽然毫无疑问，只要俄国的内部发展不是很快地转入革命轨道，德国对法国的胜利就必然会引起俄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就像普鲁士在萨多瓦战胜奥地利引起了普法战争一样［注：这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1870年9月9日）[432]中已经谈到。］，——但是，俄国军队将始终帮助普鲁士来反对国内的任何运动。官方的俄国直到现在仍然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和掩体，而俄国军队则仍然是一切镇压欧洲工人阶级的军队的后备军。 这支庞大的专事压迫的后备军的矛头首先针对的正是德国工人，其中既包括所谓德意志帝国的工人也包括奥地利的工人。只要奥地利和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和政府还有俄国撑腰，整个德国工人运动的双手就一直会被束缚住。所以，我们比别人更关心摆脱俄国的反动势力和俄国的军队。 在这方面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靠的盟友：波兰人民。 波兰由于其全部历史发展和目前所处的状况，较之法国在更大程度上面临着一种抉择：不是革命就是灭亡。因此，关于波兰运动主要是贵族性质的运动的一切无稽之谈都是不攻自破的。在波兰流亡者中可以见到不少带有贵族派头的人；但是只要波兰本身一投入运动，他们就会成为完完全全的革命者，正像我们在1846年和1863年所看到的那样。这些运动不仅是民族运动，而且还直接为了解放农民和把土地转归农民所有。1871年在法国的人数众多的波兰流亡者完全听从公社的支配，难道这是贵族的行为吗？难道这不是证明这些波兰人已经完全站在现代运动的高峰上了吗？自从俾斯麦在波兹南［注：在1894年版上不是“波兹南”，而是“波兰”。——编者注］进行文化斗争并且仿佛是为了亵渎教皇而禁止波兰文教科书，取消波兰语[433]，用尽一切力量来把波兰抛入俄国的怀抱以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波兰贵族愈来愈接近俄国，以便即使在它的统治下重新统一波兰；革命群众的回答则是：建议同德国工人政党结成同盟，并在国际的行列中进行斗争。 波兰是扼杀不了的，它在1863年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现在每天都在证明着。它在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中独立生存的权利是不容争辩的。波兰的恢复是必要的，对于德国人和俄国人这两个民族自己来说尤其是必要的。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只要俄国士兵还侵占着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放。但是在俄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下，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一旦俄国失去波兰，俄国国内的运动就会壮大到足以推翻现存秩序的地步。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是互为条件的。但是，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在社会、政治和财政无止境地崩溃下去的情况下，在贪污贿赂之风腐蚀着整个官方俄国的情况下，这个革命的爆发比乍看起来要快得多——对德国工人来说，就意味着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简言之即德国的反动势力将只能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了，而对于这些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自己是能够对付的。 二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434] 每当革命或反革命遭到失败之后，在逃往国外的流亡者中间就会掀起狂热活动。形形色色的党派集团纷纷成立，每一个集团都责难其余的集团把事情搞糟了，骂它们有背叛行为和犯了各种各样不可饶恕的罪过。同时，它们都同祖国保持着密切联系，组织并进行秘密活动，印发传单和报纸，发誓要在24小时后重新“干起来”，并且说胜利是有把握的，因此，它们在事前就把未来政府中的职位分配好了。不言而喻，结果总是不断使人失望，由于它们不是把这一点同它们所不愿意了解的、必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看，而归咎于个别人物的偶然错误，所以互相间的责难愈积愈多，最后总是闹到普遍的内讧。这便是从1792年的保皇党流亡者直到今天的所有流亡者的历史；而流亡者中那些头脑仍然清醒和通达事理的人，只要一有通过委婉方式避开一切无谓争吵的可能，就力求避开，并着手做些更有益的事情。 在公社失败以后，法国流亡者也没有逃脱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 由于在整个欧洲掀起了一个矛头针对着所有的流亡者，特别是在伦敦的（因为伦敦设有被全体法国流亡者看做共同核心的国际总委员会）流亡者的诽谤运动，所以有一个时期，他们还不得不至少对外界掩盖自己内部的纠纷，但是，最近两年来，他们已经无法掩盖他们内部日益加速的分化过程。到处发生公开的敌对行动。在瑞士，一部分主要受秘密同盟创始人之一马隆影响的流亡者加入了巴枯宁派。接着，伦敦的所谓布朗基主义者也脱离了国际，另外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团体，称为“革命公社”。以后还产生了许多其他的团体，不过它们一直处在不断的变更和改组的状态中，而且连一篇宣言之类的像样东西也提不出来；可是，布朗基主义者却在不久之前提出了致《Communeux》〔“公社社员”〕的宣言，把自己的纲领公诸于世。[435]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布朗基主义者，决不是因为他们属于布朗基本人所创立的集团（三十三个在纲领上签字的人中只有两三个曾同布朗基谈过话），而是因为他们想要根据布朗基的精神和传统行动。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关于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方案。布朗基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主要是一个“实干家”，他相信组织得很好的少数人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做些革命变革的尝试，就能够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实现胜利的革命。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布朗基当然只有通过秘密结社的形式才组成了这样的核心，于是便发生了通常在搞密谋时发生的情况：那些对永远的克制和马上就要干起来这种空洞诺言感到厌倦的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了，开始闹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有一种选择：或者取消密谋，或者在没有任何外部导因的情况下开始起义。起义爆发了（1839年5月12日），但是立刻就被镇压下去。顺便说一句，这是布朗基的唯一的一次没有被警察局侦查出来的密谋；这次起义对警察局是一个晴天霹雳。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像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 由此可见，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 对革命事变进程的这种看法，至少对德国工人政党来说，早已过时了，就是在法国也只能得到不太成熟或比较急躁的工人的支持。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就是在上面提到的纲领中，这些看法也已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我们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所根据的仍然是这样的原则：革命完全不是自己发生的，而是由人制造出来的；革命是由为数不多的一批人根据预定的计划实现的；在任何时刻都能够“马上干起来”。 很自然，抱着这些原则的人只有去做流亡者的一切自我欺骗的无可救药的牺牲品，接二连三地去干蠢事。他们最愿意扮演布朗基这种“实干家”的角色。但是在这里只有善良的愿望还是不够；布朗基的革命本能和他的果断精神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无论哈姆雷特说过多少次要有毅力，但哈姆雷特始终是哈姆雷特。而当我们这三十三位实干家在他们称之为实干的领域中毫无作为的时候，我们这三十三位布鲁土斯就陷入了与其说是悲剧性的，毋宁说是喜剧性的自我矛盾中，这矛盾并不因为他们满脸愁容，似乎人人都是“怀藏匕首的麦罗斯”，而显得更富有悲剧性。可是，这一点甚至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策划下一次“干起来”，并提出了公敌名单，以便纯洁（épurer）公社参加者的队伍；因此其他流亡者就称他们为纯洁派（lespurs）。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接受这一称号，何况对他们中间有些人说来这一称号是很不恰当的。他们的会议是不公开的，决议也应当是保密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整个法国人住区在第二天早晨把它们当做闲谈的资料。正如这类严肃的实干家诸君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发生的情况一样，他们卷入了一场与某位旗鼓相当的对手的起先是私人性质的，接着是学术上的论战；这位对手是巴黎小报最声名狼籍的人物之一，一个姓韦梅希的人，他在公社期间出版了“度申爸爸”，这是对1793年阿贝尔的报纸可怜的模仿。[436]为了回答他们的道义的谴责，这位高贵的勇士在他的一篇讽刺文章中把他们全体称为“无赖或无赖的帮凶”，用罕见的一大堆下流话来骂他们： “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夜壶，而且不是空夜壶。”［注：海涅“宗教辩论”。——编者注］ 我们的三十三位布鲁土斯认为，正是有必要在大庭广众之前同这样的对手吵闹！ 事实上无可怀疑，经过了战争的浩劫和巴黎的饥馑，特别是经过了1871年5月的那些可怕的流血日子之后，巴黎无产阶级需要一个长久的宁静，以便养精蓄锐，任何过早的起义企图只会导致一次新的、可能是更惨重的失败。但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另有见解。 在他们看来，凡尔赛保皇党多数派的瓦解宣告了： “凡尔赛的崩溃，为公社复仇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我们正接近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接近一个大危机，这时似乎由于灾难深重而陷入绝境并注定要死亡的人民正重整旗鼓开始革命的进军”。 于是，又干起来了，并且立即干起来了。这种立即“为公社复仇”的愿望不单纯是流亡者的幻想；它对于那些硬要在他们所说的那种革命起义毫无成功希望的时候成为“实干家”的人说来，是必不可少的信仰的象征。 这是老一套。既然已经干起来了，他们就认为，“一切还保持生命力的流亡者应该明确自己立场的时刻来到了”。 同时，这三十三个人亲自向我们声明：他们是（1）无神论者，（2）共产主义者，（3）革命者。 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他们都想成为走得最远、最极端的派别的代表者。因此，顺便提一下，尽管他们的目的根本对立，他们采用的手段却常常与巴枯宁主义者相同。这就是说，他们要在无神论方面比所有的人都激进。在我们时代，当个无神论者幸而并不稀奇。在欧洲各工人政党中无神论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虽然在有些国家中它往往带有一位西班牙巴枯宁主义者的无神论所带有的那种性质，这位巴枯宁主义者说：信奉神，同任何一种社会主义都是背道而驰的，但信奉童贞马利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每一个正派的社会主义者当然都应该信奉她。至于德国绝大多数［注：“绝大多数”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94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则甚至可以说，无神论在他们那里已成了往事；这个纯粹否定性的术语对他们已经不适用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只是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根本不相信神了；他们干脆把神打倒，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思考，因此他们是唯物主义者。在法国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这样，那末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设法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上一世纪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这些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那末就是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仍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但是，这却不合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的胃口。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比谁都激进，于是像1793年那样，用法令来取消神： “让公社使人类永远摆脱这个过去灾难的幽灵〈神〉，摆脱人类现今灾难的原因〈不存在的神是原因！〉。——在公社中没有神甫的位置；一切宗教宣传和宗教组织都应遭到禁止。” 而这个要求——parordredumufti〔遵照穆夫提的吩咐〕［注：意即根据上面的命令。——编者注］使人们成为无神论者——是由两位公社委员签署的，而他们一定已有充分的机会认识到：首先，在纸上可以随便写多少条命令，而这样做丝毫没有保证这些命令的实际执行；其次，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们时代能给神的唯一效劳，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并以禁止一切宗教来胜过俾斯麦的关于文化斗争的反教会法令。 纲领的第二点是共产主义。 这里我们到了一个熟悉得多的领域，因为这里我们所乘的那只船就叫做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秋天就已经退出国际的五个布朗基主义者宣称，他们拥护那个在一切基本点上同现今德国共产主义纲领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纲领；而把他们退出国际的理由仅仅说成是，国际不接受这五个人把革命当做儿戏的做法。[437]现在连三十三人委员会也已经接受这一纲领及其唯物主义历史观了，虽然这一纲领是用布朗基主义的法语翻译的，译文还有许多地方尚待改善，因为它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宣言》的原文，例如下面有这样一段话： “资产阶级撕下了以前遮盖着对劳动的剥削这一奴隶制最后表现形式的神秘面纱：在这归根到底就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间简单对立的社会里，政府、宗教、家庭、法律、过去和现在的各种设施最终表现为压迫工具，资产阶级用它们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并镇压无产者。” 请把这一段话同“共产主义宣言”第一章比较一下： “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等等。[438] 但是，只要我们从理论的高度降到实践的领域，这三十三个人的特色就显露出来了： “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时期。”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注：“并始终不懈地追求”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94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末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做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 最后，我们这三十三个人是“革命家”。 至于说到大言不惭，大家知道巴枯宁主义者在这方面可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认为自己有责任要胜过他们。但是怎么样呢？大家知道，从里斯本和纽约到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所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立即对巴黎公社的行动承担了enbloc〔全部〕责任。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认为这还不够： “至于说到我们，我们要求对〈公社期间〉给人民的敌人所处的死刑负自己的一分责任〈应该计算被枪决的人数〉，我们要求对那些为了破坏君主压迫或资产阶级压迫的工具，或者为了保卫战斗者而放的火负自己的一分责任。”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就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难免会做出许多蠢事；当人们最后平静下来，以致能够重新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此事情搞糟了。 但是，如果要求把公社看做是完全神圣的，宣布它是绝对没有错误的，断言烧毁的每一幢房子，枪决的每一个人质都是毫无差错的，即使细枝末节也做得完全恰当，那是多么缺乏批判精神！这不就是断言，在5月的一周中人民枪决了恰恰是那些该枪决的人，烧毁了恰恰是那些该烧毁的建筑物？这不就是等于断言，第一次法国革命期间每一个被斩首的人（起先是罗伯斯比尔下令斩首的人，以后是罗伯斯比尔自己）都是罪有应得？可见，实质上很温和的人妄想装出十分吓人的样子时，事情就变得多么幼稚可笑！ 够了。尽管这些流亡者一本正经地做了各种荒唐的事，尽管所有这些让卡尔（或爱德华？）［注：“（或爱德华？）”是影射爱德华·瓦扬。这几个字恩格斯在1894年版中删去了。——编者注］这个孩子装出吓人的样子的企图简直滑稽可笑，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一纲领向前跨了极为重要的一步。这是法国工人赞同现代德国共产主义的第一篇宣言。而且，他们还是属于把法国人看做革命的选民，把巴黎看做革命的耶路撒冷的那一派别的工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瓦扬不容争辩的功绩，他在纲领上同别人一起签了名，大家知道，他精通德文和德国社会主义文献。而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在1870年证明他们完全摆脱了一切民族沙文主义，现在他们会把法国工人接受正确的理论原理（尽管这些原理是从德国来的）这一情况看做良好的预兆。 三 在伦敦有一种不定期的俄文评论性杂志，名叫《前进》（《Vpe-red》）。[439]它是由一位极可敬的俄国学者主编的。在俄国流亡者文献中盛行的一种严格的礼节禁止我们说出他的名字。甚至那些装做是真正的革命的吃人生番、并宣布对任何东西表示尊敬都是背叛革命的俄国人，在自己的论战中也恪守不提名道姓的虚套，而且丝毫不苟，这种精神只有在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上才能见到；他们始终遵守这种虚套，即使这已经显得很可笑也要加以遵守。譬如在上述场合就是这样，因为所有俄国流亡者和俄国政府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当然根本不想无缘无故地泄漏这个保守得这样严格的秘密；但是，因为每一个儿童都应当有个名字，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为了行文方便起见用俄国人喜爱的名字彼得来称呼《前进》的这位编辑，希望他不要见怪。 朋友彼得按哲学观点来说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他力图从各种千差万别的体系和理论中选择最好的东西：把一切都试一试，把最好的留下来！他知道，一切东西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好的一面应当吸收，而坏的一面则应抛弃。但是由于每件事物，每个人，每种理论都有这种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每件事物，每个人，每种理论差不多既是好的，又是坏的，就像任何别的东西一样，因而从这个观点看来，为肯定或否定这一事物或那一事物而发急是愚蠢的。从这个观点看来，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一切斗争和一切争论，都应当看做是极其荒谬的行为，只能使他们的敌人称快。因而完全可以理解，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总企图使所有这些互相斗争的人们调和起来，认真地劝他们不要再在反动派面前演出这出丑剧，而应该只是攻击共同的敌人。如果他是刚刚从俄国来的，那末这就更加自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俄国工人运动达到了极其高度的发展。 因此，《前进》千方百计地劝导所有社会主义者保持和睦，或者至少避免任何公开的纠纷。当巴枯宁主义者企图通过种种阴谋诡计、欺骗和谎言使国际受他们的统治，从而在这个协会中引起了尽人皆知的分裂的时候，《前进》却在呼吁团结。当然要达到这种团结只有一个办法，即立即让巴枯宁主义者为所欲为，并把国际手脚捆绑起来听凭他们的秘密阴谋去处置。人们并没有丧尽天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接受了挑战；海牙代表大会做出了自己的决定，赶走了巴枯宁主义者并决定公布文件，证明开除是正当的。 《前进》编辑部大发牢骚，抱怨没有把整个工人运动当做牺牲品供献于心爱的“团结”之前。但是，当使巴枯宁主义者声誉扫地的文件真的在委员会的报告（见《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注：见本卷第365—515页。——编者注］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德文版）中出现了以后，惊恐的情绪就更加严重了。我们听听《前进》自己是怎么说的。 “这个出版物……带有充满火气的论战性质以反对站在联邦主义者前列的人物……它的内容充满了私事，这些私事都只是道听途说收集来的，因而它们的可靠性对于起草人来说不是不可争辩的。”[440] 为了向履行了海牙代表大会决定的人证明，他们犯了多大的罪，《前进》指出了《新自由报》上登载的一个叫卡尔·塔勒的人写的一篇小品文[441]，这篇小品文 “来自资产阶级阵营，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最清楚地表明，工人内部为政权而斗争的战士之间的互相指责的抨击性著作对于工人等级的共同敌人，对于资产阶级和国家说来会有什么意义”。 我们首先指出，巴枯宁主义者在这里简单地被称为“联邦主义者”，以便和所谓的集中主义者相对立，似乎作者相信了这种不存在的、为巴枯宁主义者所发明的对立。下面将表明，实际上这是无中生有的。其次，我们指出，作者是根据像维也纳《新自由报》这种下流的资产阶级报纸的定货写成的小品文得出了下述结论的，即说什么真正的革命者不应当揭露假装的革命者，因为这些相互指责会使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拍手称快。而在我看来，《新自由报》以及所有这一帮报人尽可以写出成千上万的小品文，但是对德国工人党的行为丝毫也发生不了影响。任何斗争都包含有不能不使敌人在某种程度上称快的因素，不然就会以别的方式使自己本身遭到肯定的损害。幸而，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是可以让敌人稍许称快一下的，如果我们以这个代价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就的话。 但是，主要的指责是，报告充满了“私事，它们的可靠性对于起草人来说不是不可争辩的”，因为这些私事都只是道听途说收集来的。但是，朋友彼得从何得知，像国际这种在整个文明世界都有自己的常设机构的协会只能道听途说收集这类事实——这一点他没有说明。他的论断无论如何是极端轻率的。报告所谈的事实都有真实的文件做证据，连所涉及的人物也不敢对它们提出异议。 但是朋友彼得坚持认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或者，我们就近看看当代的情况吧：如果某个贞洁的伊萨伯拉嫁给了一个人，据深知他的一些人（例如，陪审官岛尔利希）作证说，这个人不喜欢女人，因此一味眷恋于男性；如果她，受到冷淡后，就乱找男人，——所有这一切完全是私事。但是，如果上面提到的贞洁的伊萨伯拉是西班牙女王，而陪伴着她的青年人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名叫塞拉诺；如果这个塞拉诺由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立下的功劳而被提升为元帅和内阁首相，后来被其他宠臣所排挤和贬黜，然后又依靠其他遭际相同的伙伴的帮助把自己的不忠实的女友从国内撵出去，最后，在经过种种惊险之后，自己成了西班牙的独裁者，成了一位俾斯麦竭力为之效劳，以便使之获得各大国承认的大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伊萨伯拉和塞拉诺的私人历史就成了西班牙历史上的一章，如果有谁想写现代西班牙的历史，而又有意地不向自己的读者提这段情节，他就是伪造历史。同盟是一个匪帮，其中除了受骗者外，还有大量骗子、冒险家、欺诈者、警探、投机钻营分子和懦夫，当描述这个匪帮的历史的时候，是否应当伪造这个历史，把这班先生们的种种下流勾当当做“私事”有意地加以隐瞒呢？朋友彼得可以随便吓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可以相信，我们还远没有全盘端出这些“私事”。材料正越积越多。 如果《前进》仍然把报告说成主要是用私事编成的胡言，那末它所采取的是什么立场，也就很难说了。一个会写出这种东西来的人，或者是根本没有读过这本书，或者由于见识太少或成见过深而不能理解它，或者是他有意撒谎。读过《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之后不能不深信，其中引用的私事是这本书中最不重要的东西，——为了更好地评判其中所提到的人物而列举的例证，——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删去而无损于这本书的主要目的。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其唯一目的是要使欧洲工人运动服从少数冒险家暗中的独裁；为这个目的干出了种种卑鄙勾当，特别是涅恰也夫在俄国干出的卑鄙勾当，——这就是该书所谈到的东西；断言它的全部内容都是私事，——说得轻一点，这是不负责任的。 当然，把俄国运动中肮脏的，毫无疑问非常肮脏的一面这样突然地、赤裸裸地向西方揭露出来，对某些俄国人说来可能是非常不幸的。但是，这是谁的过错呢？不是那些代表这个肮脏一面的俄国人，不是那些欺骗自己的同胞还嫌不够，竟敢企图使整个欧洲工人运动服从自己的私人目的的俄国人，又是谁呢？如果巴枯宁和他的同伙把自己的功绩局限于俄国范围，在西欧就未必有人会认为需要专门来围攻他们。俄国人自己会操心这件事的。但是，既然这些对西欧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和进程一窍不通的先生们竟想在我们这里扮演独裁者的角色——那就不是小事了：只有直截了当地制止他们。 不过，俄国运动是能够安然地经受起这类揭露的。一个产生了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两个作家、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的国家，决不会因为一度产生了像巴枯宁这样的骗子和一些好吹牛皮、像癞蛤蟆一样不自量力、到头来总是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就会灭亡的。其实，就是在俄国年轻一代中间，我们知道也有一些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杰出才能和高度毅力的人，他们靠自己的语言知识，在熟悉各国的运动方面超过了法国人和英国人，而在处事灵活方面则超过了德国人。那些了解工人运动并亲自参加工人运动的俄国人会认为，使他们摆脱对巴枯宁主义者欺诈行径的责任，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前进》用下面这段话来结束自己的评论： “我们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们如何看待所获得的结果。我们的大部分读者想必会像我们一样感到心情沉重，我们就是在这种心情之下阅读这本书和为了履行史家的职责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披露这些可悲现象的。” 我们的叙述的第一部分就谈到朋友彼得的这种沉重心情为止。第二部分从《前进》同一卷上所载的下面这段话开始： “我们用另一则这类消息来使我们的读者高兴。我们的著名著作家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现在也同我们在一起，加入我们的队伍了；经过四年监禁之后，他成功地逃出了使他无所作为的流放地，从而加强了我们的队伍。” 著名著作家特卡乔夫是什么人，我们从他本人在1874年4月出版的一本俄文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442]中可以知道。这本小册子表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国革命青年的小卡尔·米斯尼克。他告诉我们说，到处都有人要求他参加《前进》杂志；他知道，编辑是反动分子；然而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前进》杂志，顺便说一句，这完全不是别人对他的要求。他来到之后惊异地发现，编辑，即朋友彼得，操有最终决定取舍文章之权。自然，这种不民主的行动方式使他感到愤慨；他写了一封详尽的信，信中说，“为了正义，为了纯粹理论方面的考虑……”他为自己和所有其他的撰稿人要求（顺便说一句，后者根本没有这种要求）“在刊物的写作和经济方面的一切问题上，都有平等的（同编辑平等）权利和义务”。 在俄国流亡者运动中诚然还没有占上风，但是或多或少是受到宽容的稚气，在这里立即暴露出来了。一位在本国负有盛名的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资金在国外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他刚刚获得成功，未经任何邀请，就有一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奋激昂的年轻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稿，并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件，要在有关写作和金钱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刊物创办人享有同样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之以鼻的。但是俄国人不像这样粗野。朋友彼得也是“为了正义，为了纯粹理论方面的考虑”竭力说服他，要他相信自己错了，——自然这是徒劳无益。深受委曲的特卡乔夫像阿基里斯一样躲进自己的营幕，并且用自己的小册子从那里向朋友彼得开火，他称后者为“庸俗哲学家”。 他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一大堆巴枯宁主义关于真正革命实质的被重复过无数次的词句，来揭露朋友彼得，认为他的罪行就是准备人民进行革命，使他们“明确了解和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但是，谁想这样做，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和平进步的拥护者，亦即反动分子，“合乎德国人口味的不流血革命”的朋友。真正的革命者“承认人民随时准备进行革命”；谁不相信这一点，他就是不相信人民，而相信人民“乃是我们的力量之所在”。对于那些不相信这一点的人，作者援引了涅恰也夫这位“当代青年表率”的格言。朋友彼得说，在人民准备好进行革命之前，我们应当等待，——“但是我们不能，也不想等待”，真正的革命者和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认为自己有权在任何时候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等等。 在我们西欧，只要用一个简单的回答就可以终止所有这些幼稚言行：如果你们的人民随时准备进行革命，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有权在任何时候号召人民进行革命，如果你们已经再也不能等待了，那你们干吗还用废话来烦扰我们，鬼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干起来呢？ 但是，在我们的俄国人看来事情并不这样简单。朋友彼得认为，特卡乔夫先生的幼稚的、枯燥的、矛盾的、在迷堂中打转的议论，能够对俄国青年产生一种像阴阜那样的诱惑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02页中，“阴阜那样的诱惑力”改为“维纳斯山那样的魔力”——上传者注］于是他这个俄国青年的忠实的埃卡尔特，就出版了一本长达60页印得密密麻麻和警语连篇的书翰[443]。他在这里陈述了他本人对革命实质的看法，一本正经地研究了，人民是否已经准备好进行革命，革命家们是否有权并且是在什么条件下，号召人民起来革命，以及其他诸如此类自作聪明的议论。这些东西整个看起来和经院哲学家关于童贞马利亚的研究大约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里“革命”本身成了某种像童贞马利亚之类的东西，理论成了信仰，参加运动成了祭祀，而一切活动都不是在我们这个罪孽深重的尘世展开的，而是在一般辞句的九霄云外进行的。 但是，朋友彼得却因此陷入了可悲的自相矛盾的境地。他虽然鼓吹团结，反对革命党内部的任何论战、任何“互相指责的抨击性著作”，但是他如果不同样参加论战，当然就不能履行自己的埃卡尔特的责任，如果不同样揭露自己的敌人，当然就不能回答敌人的揭露。这种“悲惨现象”是以多么“沉重”的心情发生的呢，——朋友彼得将亲自告诉我们。他的小册子一开头这样写道： “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很清楚地知道，全部俄国流亡者文献包括的都是互相指责的小册子，关于谁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谁不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谁是真诚的谁不是真诚的、谁才是俄国青年的真正代表、名副其实的革命政党的真正代表的论战，——这全部纯系俄国流亡者私人之间的争吵的文献，使读者也感到厌烦了，它对革命斗争事业没有任何意义，最多不过是只能使我们的敌人称快……我知道这个，但我仍然认为，我应当写这些篇章，应当用自己的手为这可悲的文献增加一点数量，使读者烦恼，敌人称快……之所以应当，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 妙极了。但是，既然朋友彼得在《前进》杂志上大大发扬真正基督徒的容忍精神，并要求我们容忍被我们揭穿了的骗子——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他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些骗子——，那末为什么他对报告的作者们就一点也不容忍呢！竟不问问自己，他们是否也有必要……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一定要先碰了钉子，然后才了解到，如果不进行比较尖锐的论战来反对那些在假革命活动的掩盖下力图使整个欧洲工人运动走上歧途并取消整个运动的人，那就可能发生比这种论战更有害的事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不过，我们对朋友彼得还是宽厚一点吧，他的遭遇已经是够严酷的了。他还没有做完（他充分意识到这样做的罪过）他责备我们所做的那种事情，涅墨西斯又带着他往前走了，迫使他为卡尔·塔勒先生给《新自由报》写下一篇小品文提供新材料。 “或者”，——他问随时准备起义的特卡乔夫，——“你们的宣传鼓动大概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吧？你们的组织大概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吧？确实准备好了吧？难道这不是‘典型’革命家的著名的秘密委员会，发号施令的二人委员会吗？我们的青年受了多少欺蒙，受了多少哄骗，他们的信任被滥用了，弄得他们已经不敢立即相信革命组织已经准备好了。” 当然，俄国读者不需要别人说明，这“二人”就是巴枯宁和涅恰也夫。接着写道： “但是有人声明说，他们是人民之友，是社会革命的信徒，然而在他们的活动中却带有我在前面称之为‘旧社会的复活’的虚伪和不真诚性质……他们利用了新制度的信徒们对旧制度的不公平的愤慨，提出了一条原则：一切手段对斗争都适用。他们把欺骗同志，欺骗那个似乎是他们服务对象的人民都算是这种适用的手段。他们只要能组成一个相当强大的党，就不惜欺蒙所有的人，好像组成一个强大的社会革命的政党可以没有党员的真诚团结似的！他们准备在人民中燃起贪婪和不劳而享乐的旧欲望……他们准备剥削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一心要把他们变成自己计划的工具来使用；他们在口头上准备捍卫个人和小组的最充分的独立和自治，但同时却在建立最坚决的秘密独裁制度，使他们的信徒养成最驯服的、盲目听从的习惯，好像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联合，一个由那些在事实上经常否定他们口头上宣扬的东西的人组成的团体就能完成社会革命似的！”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事实：这段话简直像是从《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中摘引来的，而写这段话的人正好是几个月前把这本书当做是反对共同事业的犯罪行为来谴责的那个人，理由是它进行了攻击，而这种攻击却和上面所援引的那段话一模一样，所反对的也同样是那些人。现在我们可以满足了。 如果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一看胸怀壮志但却一事无成的特卡乔夫先生，以及我们这位朋友彼得在这件事情上所遭到的一点不幸，那就该轮到我们来说： “我们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们如何看待所获得的结果。我们的大部分读者想必会像我们一样感到‘愉快’，我们就是在这种心情之下阅读这本书和为了履行史家的职责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披露这些‘特殊’现象的。” 但是，还是把玩笑搁在一边。俄国运动中之所以发生许多奇怪现象，是由于长期以来任何一部俄国著作对于西方说来都是百思不解的东西，因此巴枯宁及其同伙就很容易把他们所干的勾当向西方隐瞒起来，而这些勾当在俄国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他们大力散布这样一种意见：说什么为了运动本身的利益，即使俄国运动中最肮脏的方面，也应当向西方隐瞒起来；谁把关于俄国的事情——因为它们见不得人——告诉欧洲，谁就是叛徒。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结束。懂得俄语，现在至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已经不是那样稀有的现象了；俄语是活的语言中最有力量和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所以无论就其本身而言，或者就其所展示的文学作品而言，都是值得大力学习的。俄国人应当听从不可避免的国际命运的支配，就是说他们的运动从今以后将要当着欧洲其余国家的面并在它们监督之下进行。任何人都没有像俄国人自己那样不得不为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不是这种隔绝状态，他们是不会在许多年中被巴枯宁及其同伙那样可耻地愚弄的。从西方的批评中，从西欧的各种运动同俄国运动的相互国际影响中，最后，从正在实现的俄国运动同全欧运动的融合中获益最大的正是俄国人自己。 四[444] 《人民国家报》的读者不走运。他们当中有些人想必还记得，我在前一篇关于流亡者文献的文章（第117和118号）中分析了从俄文《前进》杂志上摘录下来的几段话，以及它的编辑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当时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完全是顺便提到了某位彼得·特卡乔夫先生，他为了反对上面提到的那个编辑而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之所以要同他周旋，只是因为避免不了。我按作者不朽创作的形式和内容，说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国革命青年的小卡尔·米斯尼克”，并且对《前进》杂志的编辑表示遗憾，因为他认为有必要和这类对手打交道。但是很快我就感觉到，卡尔这个孩子也开始威胁我了，他把我拖入同他的论战。他发表了一封“彼得·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年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出版[445]。这封信把我从来没有说过的（特卡乔夫先生应当知道这一点）各种琐事都加到我的头上，对此我是等闲视之；但是，特卡乔夫先生要使德国工人对俄国状况具有一个完全歪曲了的概念，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对待俄国的态度辩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驳。 特卡乔夫先生在他的公开信中总是以俄国革命青年的代表自居。他断言，我“给……俄国革命者出主意，说服他们和我〈！〉结成同盟”；同时，说什么我“从最坏的角度来向德国工人”描写“俄国革命政党的国外代表”、他们的意向和他们的著作。他说道：“您向我们俄国人表示了您的最深的蔑视，因为在您看来，我们是如此‘愚蠢’和‘不成熟’”等等，“幼稚的中学生，这就是您赐予我们的称呼”，——而结尾自然是下面这张王牌：“您嘲笑我们，就是为我们的共同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劳”。说什么我“用尽一切骂人话”来攻击他特卡乔夫先生本人。 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所有这一切没有一句是真话。第一，在上述文章中我只是要特卡乔夫先生本人对特卡乔夫先生的名言负责，而没有归咎于其他任何人。我根本连想都没有想到要把他看做是俄国革命者的代表。如果他要妄自以此自居，而把我所说的关于幼稚的中学生和其他恭维话从自己身上转嫁给他们，那我就要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自然，在俄国革命青年中也像在任何地方一样，会碰到道德和智能极不相同的人。但是一般说来——即使把时代的一切区别和周围环境中的重大差别估计在内——俄国青年现在无疑也要远远高过我们德国青年学生，甚至高过他们在黄金时代即在三十年代初的水平。除了特卡乔夫先生本人而外，谁也没有给予他代表所有这些青年人讲话的权利。尽管这一次他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巴枯宁主义者，但是我还是怀疑他是否有权代表这样一些为数不多的俄国巴枯宁主义者来发言，即代表我曾经说过的“一些好吹牛皮、像癞蛤蟆一样不自量力、到头来总是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来发言。但是，就算他真的代表他们，这仍然只不过是关于伦敦土利街三个裁缝的老故事的翻版，这三个裁缝曾发表一个宣言：“我们，英国人民，声明”等等［注：我敢打赌，特卡乔夫先生一定会说，我开这个玩笑就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因为我把裁缝“形容得滑稽可笑”。］。因此，必须首先确定，“俄国革命者”像以前一样与此毫不相干，我们应当把特卡乔夫的“我们”到处都读做“我”。 据说，我曾给他“出过主意”！对于这点我一无所知。拳脚，彼得·尼基提奇，我倒或许顺便给过，但是主意？［注：俏皮话：《Schläge》——“打击”，“拳脚”；《Rathschläge》——“主意”。——编者注］劳驾请提出证据。 据说，我曾说服他或者像他这一类的人和我结成同盟，而且还指出这是我在前一篇文章的末尾谈到的。如果特卡乔夫先生能证明这点，我就给他10马克俾斯麦时代的帝国硬币。 据说，我曾断言他“愚蠢”——他给这两个字加上了引号。虽然我不想否认，他的才能的光芒——假如一般还可以说他有才能的话——在这两本著作中并没有放射出来，但是每个人仍然可以相信，在我的文章中“愚蠢”这两个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但是，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在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总是求助于伪造的引文。 此外，还据说，我“讽刺了”他，把他形容得“滑稽可笑”。特卡乔夫先生想硬要我认真看待他的小册子，这当然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德国人素来被认为是没有趣味的人，而且在某些地方确实也就是这样。但是这并没有给我们加上一层义务，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像巴枯宁主义者那样没有趣味和一本正经。德国工人运动由于同警察、检察员和监狱看守进行游击战而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幽默性质；我为什么要改变它呢？谁也没有禁止特卡乔夫先生也尽自己的力量来嘲笑我，把我形容得滑稽可笑，只是不要把谎言加在我的身上。 然后接着便是一个无可比拟的指责，我如实地介绍了特卡乔夫先生及其著作就是“为我们的共同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劳”。在另一个地方也以同样的精神说道，像我那样描绘他，我就是违反“国际工人协会纲领的基本原则”！这里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巴枯宁主义者。这些真正的革命者先生们，对我们总是为所欲为，尤其是当他们可以偷偷地干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你若试图不用最尊敬的口吻来谈论他们，试图揭露他们的阴谋诡计，批评他们和他们的空话，——你就是为沙皇效劳和破坏国际的基本原则。事情恰恰相反。为俄国政府效劳的不是别人，正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如果俄国警察当局稍微聪明一点，它就会在俄国大量散发这位先生的小册子。一方面，警察当局未必能找到更好的手段，在一切明白事理的人的眼中来损害作者自以为自己在代表着的俄国革命者的名誉。另一方面，始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一些很好的但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被特卡乔夫先生引上轻举妄动的道路，从而自投罗网。 特卡乔夫先生说，我“用尽一切骂人话来攻击他”。但是有一种申斥，即所谓猛烈抨击，是最富表达力的修辞学手段之一，这种手段一切大演说家在必要时都加以运用，而英国最有才能的政治作家威廉·科贝特则是运用这种手段的能手，其运用之妙迄今还令人赞叹不已，并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特卡乔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也“骂”得很不坏。因此，即使我也骂了人，那末这个情况本身也绝不能构成我的罪过。但是，既然我由于并没有把特卡乔夫先生当做一回事，因而也根本没有采用什么雄辩术，所以我根本也不可能去辱骂他。我们来看一看，关于他我说了些什么。 我称他为“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不成熟可以指性格、智力和知识。至于说性格的不成熟，我用下列方法转述了特卡乔夫先生本人的故事： “一位在本国负有盛名的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资金在国外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他刚刚获得成功，未经任何邀请，就有一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奋激昂的年轻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稿，并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件，要在有关写作和金钱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刊物创办人享有同样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之以鼻的。” 在这之后我没有必要列举证明他的性格不成熟的更多的证据了。下面这段从特卡乔夫先生的小册子中摘录下来的话，将能充分证明他的智力的不成熟。至于谈到知识，那末《前进》杂志和特卡乔夫先生之间的争论，大部分是围绕着下述问题进行的：《前进》杂志编辑要求俄国革命青年学会一些东西，用认真的、切实的知识来丰富自己，养成用正确方法来批判地思考的能力，兢兢业业地致力于自我提高和自我教育。特卡乔夫先生厌恶地拒绝了这类劝告： “我无法控制自己，而不得不再三地表示他们常在我心中引起的极大愤慨……学习吧！求得知识吧！呵，上帝，难道这是一个活人在向活人们说话。等待！学习，改造！我们到底是否有权等待？〈意思是指和革命一起等待下去〉我们是否有权把时间浪费在教育上？”（第14页）“知识——这是和平进步的必要条件，但对革命说来它们根本是不必要的。”（第17页）[446] 既然特卡乔夫先生对单纯的学习号召都表示愤慨，既然他宣布一切知识对革命者说来都是多余的，况且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找不到一点点任何知识的痕迹，那末这样一来他就是自己给自己提供了不成熟的证据，而我只不过是指出了这点而已。但是，一个自己给自己提供了这种证据的人，在我们看来顶多只能达到中学生的教育程度。我指出他能达到了这种最高的程度，绝不是骂他，而是给了他甚至可以说过多的荣誉。 此外，我说过，特卡乔夫先生的议论是幼稚的（本文中所摘录的话就是这一点的证明）、枯燥的（这一点大概作者本人也不会否认）、矛盾的（正如《前进》杂志编辑向他指出的那样）和在迷堂中打转的（这也是正确的）。然后我谈到了他的雄心壮志（关于这一点我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的）和一事无成（本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究竟哪儿有骂人的话呢？我把他比做小卡尔·米斯尼克，而这个人在德国是最讨人喜欢的中学生和最为人所熟悉的德国作家之一，所以这根本说不上是骂人话。不过，别忙！我不是说过，他像阿基里斯一样躲进自己的营幕，并用自己的小册子从那里向《前进》杂志开火吗？问题原来在这里。一个单单是学习二字就已引起他的狂怒的人，一个可以大胆地把海涅的这两行诗： “他自己获得了 自己的全部愚昧无知”［注：海涅《科贝斯第一》。——编者注］，—— 当做自己的座右铭的人，在这里头一次听说阿基里斯这个名字，完全是意料中的事。由于我提到阿基里斯时同时也提到了“营幕”和“开火”，因此特卡乔夫先生可能会以为，这位阿基里斯是一个俄国军士或土耳其非正规军队的士兵，因而我骂他是阿基里斯，就是没有礼貌。但是我可以向特卡乔夫先生保证，我所说的这位阿基里斯是希腊传说中的非常伟大的英雄，他躲进自己的营幕构成了一切时代最宏伟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的题材；甚至巴枯宁先生也能向他证实这一点。如果我的这个假定是正确的，那末当然，我将不得不声明，特卡乔夫先生不是一个中学生。 往下特卡乔夫先生说道： “尽管如此，但是我仍热要表述这样的信念：要引起社会革命是很容易的……你们会指出，如果可以这样容易地引起革命，那末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而只是喋喋不休地谈论它呢？——在你们看来这是可笑的、幼稚的行为……我和我的志同道合的人深信，在俄国实现社会革命没有任何困难，任何时候都可以唤起俄国人民实行总的革命反抗〈！〉。诚然，这个信念使我们有责任进行一定的实践活动，但是这个信念同进行文字宣传的益处和必要性丝毫也不矛盾。我们深信这一点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别的人也赞同我们的这种信念。我们的志同谋合的人愈多，我们就愈会感到自己有力，我们就愈容易实际解决这个任务。”[447] 这简直太好了！这听起来多么亲切，多么通情达理，多么善良崇高，多么令人信服。这听起来完全好像说，特卡乔夫先生写自己的小册子仅仅是为了证明文字宣传的益处，而我这个没有耐性的黄口孺子却回答他说：文字宣传去它的吧，起义的时候已经到了！——那末，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 特卡乔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一开始就干脆对杂志宣传（而这正是文字宣传的最有效的形式）投了不信任票，他声称，不应把“过多的革命力量浪费”在杂志宣传上，因为“它在运用得不恰当的时候所带来的害处，要比运用得恰当的时候可能带来的好处大得无可比拟”。我们这位特卡乔夫先生对一般文字宣传的评价就是这样高。然而，特别是当你想从事这种宣传时，当你想为自己招募志同道合的人时，仅仅发表宣言是不够的：必须加以验证，因而，必须从理论上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必须科学地来对待问题。关于这一点特卡乔夫先生向《前进》杂志编辑声明道： “您的哲学战争，您的杂志热心进行的那种纯理论的、纯科学的宣传……从革命政党利益的角度来看，不仅是无益的，而且甚至是有害的。”[448] 你们看，我们愈深入地研究特卡乔夫先生对文字宣传的观点，我们就愈加陷入绝境，愈加不能理解，他想要什么。事实上他究竟想要什么呢？我们接着听下去。 “难道你们不懂得，一个革命者始终认为而且应当认为自己有权号召人民实行起义；他和一个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不等待历史事件的潮流本身向他指示时刻，他自己选择这个时刻；他认为人民随时都准备好了进行革命（第10页）……谁不相信当前革命的可能性，谁就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它有进行革命的准备（第11页）……正因这样，所以我们不能等待，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断定说，俄国革命绝对必要，而且恰恰是在目前绝对必要；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宕。不是现在就干，就是很久以后才干，也许就是永远不干（第16页）……任何受尽专横暴虐和剥削者的折磨的民族……任何这样的民族（而所有民族都处于这种状况）由于自己的社会环境的条件本身——都是革命者；它随时能够，它随时希望进行革命；它随时准备进行革命（第17页）……但是我们不能，而且也不想等待（第34页）……现在哪有功夫长期集训，哪有功夫永无止境地准备，——让每个人都迅速收拾好自己的家什，赶紧起程。干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不应再去管它。它早已解决了。这就是干革命。——怎么干？谁能怎么干就怎么干，谁会怎么干就怎么干。”（第39页） 这在我看来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我建议小卡尔·米斯尼克：既然已经非这样干不可了，既然人民已经准备好进行革命而你也准备好了，既然你无论如何不愿等，不能等，而且也无权等下去了，既然你已得到了选择起义时刻的权利，以及最后，既然问题是这样摆着的：不是现在就干就是永远不干！——那末，最亲爱的小卡尔，你就干你所不能拒绝的事情吧，今天就立刻去干革命并把俄罗斯国家彻底摧毁吧，不然的话，归根到底你会酿成更大的灾祸！ 小卡尔·米斯尼克干了些什么呢？他投入了战斗吗？消灭了俄罗斯国家吗？解放了俄国人民，“这个不幸的、正在流血的、戴着蒙难的荆冠被钉在奴隶制十字架上的人民”吗？——解放了这个灾难深重得不允许他再等待下去的人民吗？ 他连想都没有想这一点。小卡尔·米斯尼克满脸流着无辜受辱的辛酸泪向德国工人诉说：你们看，坏蛋恩格斯在诬赖我；他写道，我说过要立即起义；但是要知道，说的根本不是这回事，而是进行文字宣传，而这个自己也只是搞文字宣传的恩格斯，却恬不知耻地假装不了解“文字宣传的好处”。 等待！搞文字宣传！我们到底是否有权等待，是否有权把时间浪费在文字宣传上？要知道，把我们和革命分开来的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使人民付出成千上万的牺牲！（第14页）现在不是进行文字宣传的时候，现在需要搞革命——不是现在就干，也许就是永远不干……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宕。而我们还要去搞文字宣传！呵，上帝，难道这是一个活人在向活人们说话，而这个人就叫做彼得·特卡乔夫！ 我说这些关于立即起义的、现在他羞于承认的大话是“幼稚的”，难道说得不对吗？这些大话幼稚到这种程度，可想而知，说这种大话的人在这方面大概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他居然还是超过了自己。《前进》杂志编辑摘录了特卡乔夫先生起草的告俄国农民宣言中的一个地方。特卡乔夫先生在宣言中对社会革命完成后的制度做了如下的描绘： “庄稼汉也就会过起快活日子来，整天都是乐呵呵的……他的钱包装得满满的，并且装的是金币而不是铜子。家里的大小牲畜和家禽数也数不清。他的饭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肉食，还有出名的糕点，还有各种甜酒，整天整夜地放在那里吃。他一个劲儿地吃呀唱呀——肚子能装下多少就装多少，而干活干多少是随他的便，谁也不敢强迫他去干任何事情：想吃就吃，想睡就往床上一倒……”[449] 一个编得出这类宣言的人，对于我仅仅把他叫做年轻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居然还要愤愤不平！ 特卡乔夫先生接着说： “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指责我们的秘密活动？如果放弃秘密的、隐蔽的地下活动，我们也就势必要放弃所有一切革命活动。可是，你们同样也惩罚我们，因为我们在这里，即在西欧……也不愿意放弃我们进行秘密活动的习惯，从而妨碍了……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450] 第一，说俄国革命者除了搞密谋之外没有别的手段是不正确的。特卡乔夫先生不是刚刚还在强调从西方传入俄国的文字宣传的重要性吗？况且，在俄国本国内，尤其是在城市中，向人民进行口头宣传的道路是不可能完全被切断的，不管特卡乔夫先生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说些什么。对此最好的证明是，不久前在俄国进行的大规模逮捕中，大多数被捕者不是受过教育的人或大学生，而是工人。 第二，只要特卡乔夫先生能够向我证明，我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断言，密谋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一概不能容许的，那末在他还没有解放俄国之前，我就远走高飞，到月球上去。只要他能够向我证明，在我的文章中除了谈到反对国际的密谋，即同盟而外还谈到别的密谋，我就从月球上送一点什么东西给他作纪念。唉，如果俄国的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的确认真地进行秘密活动来反对俄国政府那就好了！如果他们这些自夸为“活动家”（dejateli）的人不去搞以瞒哄和欺骗自己同志为基础的可耻的密谋，不去搞像涅恰也夫这位被特卡乔夫说成“当代青年表率”所搞的那种密谋，如果他们不去搞破坏欧洲工人运动的密谋，不去搞像被顺利揭穿从而被消灭的同盟所搞的那些密谋，而做一番真正的事业，来证明他们是真正有组织的，证明他们除了企图成立一个十来个人的小组以外还在干点别的事情，那就好了！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只是向全世界大嚷大叫：我们在进行秘密活动，我们在进行秘密活动！——完全像歌剧中的密谋家一样，他们用各种不同的声调大声合唱：小声点，小声点！不要吵！所有这些关于在各地广泛进行的阴谋的骗人鬼话只不过是一种掩蔽物，它除了掩盖对于各国政府采取无所革命作为的举动以及在革命党内为了追求虚荣而搞的阴谋诡计之外，什么也掩盖不了。 正因为我们在《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中无情地揭露了所有这些欺骗伎俩［注：见本卷第365—515页。——编者注］，这班先生们才这样暴跳如雷。他们说，这是“冒失行为”。他们说，我们揭露巴枯宁先生就是力图“玷辱我们生活着的这个革命时代的最伟大和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代表之一”，而且是用……“污秽”来玷辱。然而，可以看出，这种污秽却完完全全是巴枯宁先生本人的作品，而且远非最拙劣的作品。在上述著作中他还被描绘得太清白了。我们仅仅摘录了“革命问答”第十八条，这一条规定必须如何对待俄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必须如何“掌握他们的龌龊的秘密，使他们变成我们的奴隶，这样一来，他们的财富等等就会成为创办各种事业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和宝贵的支持”。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叙述，这一条是如何见诸实践的。而这方面确实有许多东西可以讲，我们准备在适当时机这样做。 这样一来就弄清楚了，特卡乔夫先生摆出一副无辜受罪者的德行高超的面孔（这副面孔对一切巴枯宁主义者都是相称的）对我进行的一切斥责，都是以这样一些论断为根据的，这些论断他不仅知道是虚假的，而且还是他本人卑鄙无耻地捏造出来的。关于他的“公开信”中的私人部分，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 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451] 特卡乔夫先生顺便告诉德国工人说，我对于俄国没有“丝毫知识”，相反地，只表现出“愚昧无知”；因此，他感到不得不向他们说明真实情况，特别是说明，为什么正是现在在俄国可能轻而易举地、比西欧要容易得多地实现社会革命。 “我们这里没有城市无产阶级，这是事实；然而我们这里也没有资产阶级……我国工人只需要同政治权力作斗争，因为资本的权力在我们这里还处于萌芽状态。而阁下不是不知道，同前者作斗争要比同后者作斗争容易得多。”[452]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况。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况，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况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 总之，俄国工人——而这些工人，用特卡乔夫先生自己的话说，乃是“农夫，因此也就不是无产者，而是私有者”——做到这点是较为容易的，因为他们所要与之进行斗争的，不是资本的权力，而“只是政治权力”，即俄罗斯国家。而这个国家 “只有从远处看才像是一种力量……它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在你们那里国家完全不是虚幻的力量，它的双脚都站在资本上面；它本身体现着〈！〉一定的经济利益……我们这里的情况在这方面恰好相反；我国社会形态本身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存在，这个国家可以说是悬在空中的，它和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相干，它的根基是在过去，而不是在现在”。 我们既不去谈论那种混乱的观点，即仿佛经济利益为了自身的体现而需要有它们本身创造的国家，也不去谈论那个大胆的断语，即仿佛俄国的“社会形态〈要知道农民的公社所有制也是包括在内的〉本身的存在就是有赖于国家的存在”，也不去谈论那个矛盾的断语，即仿佛这个国家和似乎是它创造的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相干”。我们最好是马上来看看这个绝对不代表任何阶层的利益的、“悬在空中的国家”吧。 在俄国欧洲部分，农民占有10500万俄亩土地，贵族（为了简便我把大土地所有者称为贵族）占有1亿俄亩土地，其中几乎有一半属于15000个贵族，所以他们每人平均占有3300俄亩。可见，农民的土地只比贵族的土地稍微多一点。你们看，贵族同保证他们占有全国一半土地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其次，农民为自己这一半土地一年缴纳19500万卢布的土地税，而贵族则只缴纳1300万！贵族的土地平均比农民的肥沃一倍，因为在购买徭役后接着进行分地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夺去交给贵族的，不仅有较多的土地，而且也是最好的土地，同时农民不得不为了自己最坏的土地向贵族按最好的土地付地价［注：波兰是一个例外，波兰政府想摧毁敌视它的贵族阶级，并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去。（这是《人民国家报》发表正文时的附注；在1875年和1894年版中都删掉了。）］。而俄国贵族同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 农民——其大多数——在赎买以后，陷入了极其贫困的、完全无法忍受的状况。他们不仅被夺去了他们大部分的和最好的土地，因而甚至在帝国最富饶的地区，农民的份地——按俄国的耕作条件说——都小得不能赖以糊口。农民不仅为这块土地被刮去了极大的一笔钱，这笔钱是先由国家替他们垫出的，现在他们必须连本带利逐步向国家清偿。他们不仅肩负着几乎全部土地税的重担，而贵族却几乎完全免税；单是这一项土地税就抵销了并且甚至超过了农民土地地租的全部价值，所以农民必须缴付的其他一切捐税——关于这些，我们下面要谈到——就要直接由构成农民工资的那一部分收入中来扣除。不仅如此。除了要缴纳土地税，缴付赎金和国家垫付赎金的利息以外，自从成立地方行政机关以来，又加上了省和县的捐税。这次“改革”的最重大的后果就是给农民加上了各种新的捐税负担。国家完全保持了自己的收入，然而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支出转嫁给各省和县，省和县为了弥补这种支出便征收新的捐税，而俄国的惯例是，上等阶层几乎不纳税，农民几乎缴纳全部捐税。 这样的状况仿佛是故意为高利贷者造成的。而由于俄国人在进行低级形式的贸易，利用有利情势和玩弄与此紧密相连的欺骗手腕方面，都具有几乎无与伦比的本领，所以在俄国高利贷者比比皆是，——无怪乎彼得一世早就说过，一个俄罗斯人抵得过三个犹太人。快到收税的时候，高利贷者、富农——往往是同一公社的富裕农民——就跑出来，拿自己的现钱放债。农民无论如何需要钱用，所以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高利贷者的条件。这样一来，农民也就更深地陷入困境，需要的现钱愈来愈多。一到收获的时节，粮商就来了；因为需要钱，农民被迫出售一部分养家活口所必需的粮食。粮商散布各种压低价格的谣言，只出很低的价钱，但是甚至连这很低的价钱有时也部分地用按高价折合的商品来支付，因为在俄国商品支付制度是非常发达的。可见，俄国粮食的大量出口是直接以农民受饥饿为基础的。——另一种剥削农民的方式是投机家从政府那里长期租赁一片官地，当土地不用施肥还能得到很好的收成的时候就自己耕种，然后就把这片土地分成小块，把贫瘠的土地以很高的租价租给邻近的少地的农民。如果说上面我们看到的是英国式的商品支付制度，那末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便是毫厘不爽的爱尔兰式的middlemen〔中间人〕。简言之，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像俄国这样，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群众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压抑和缠绕。而这一切吮吸农民血液的吸血鬼，对于用法律和法庭来保护他们进行巧取豪夺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 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那里近十年来特别由于铁路建设而获得了空前迅速发展和深受最近这次危机打击的大资产阶级，所有那些把自己的全部生意建筑在农民贫困上面的经营粮食、大麻、亚麻和油脂的出口商，只有依赖国家恩赐的保护关税才能存在的整个俄国大工业，——难道居民中这一切有势力的、迅速成长的因素对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利害关系？至于充斥和盗窃俄国并在俄国形成一个真正阶层的人数众多的官僚者群，就更不用说了。既然特卡乔夫先生不顾这一切，硬要我们相信，俄罗斯国家“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它是“悬在空中”的，那就不禁使我们开始觉得，悬在空中的与其说是俄罗斯国家，倒不如说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 至于俄国农民在摆脱农奴从属地位以后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不可能长久这样继续下去，而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俄国革命正在日益迫近，——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问题只在于这个革命的结果可能怎样，将会怎样？特卡乔夫先生说，它将是社会革命。这纯粹是一种赘言。任何一个真正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居统治地位并且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其实，特卡乔夫先生是想说，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它将在我们在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个社会形态——而且是在不论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还不是到处都碰得见并且都还处在低级发展阶段上的这种社会状态下来实现！这一点所以成为可能，据说是因为俄国人具有劳动组合和公社土地所有制，可以说是天选的社会主义的人民！ 关于劳动组合特卡乔夫先生只是附带提了一下，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多谈几句，因为早从赫尔岑年代起，许多俄国人就硬说它具有神秘的作用。劳动组合是俄国一种很普遍的协作形式，是自由合作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很像游猎部落在打猎时的自由合作形式。无论按名称或按实质说来，它都不是起源于斯拉夫族，而是起源于鞑靼族。它的名称和实质，一方面在吉尔吉斯族、雅库特族等中间可以见到，另一方面在萨阿米族、聂聂茨族和其他芬兰民族中也可以见到。［注：关于劳动组合，还可以参看“俄国劳动组合材料汇编”（《SbornikmaterialowobArteljachvRossiji》）1873年圣彼得堡版第1分册。］所以劳动组合最初不是在俄国西南部，而是在它的北部和东部，即同芬兰人和鞑靼人接壤的地方发展起来的。严寒的气候要求进行多种多样的工业活动，而城市的不够发达和资本的缺乏就尽可能由这种合作形式来弥补。劳动组合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即组合成员们彼此负有团结一致对付第三者的责任，这原来是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如像古代日耳曼人中间的相互担保、血族复仇等等一样。——附带说说，劳动组合这个名词在俄国不仅用于各种合伙的行动上，而且还用于共同的机构上。［注：恩格斯在1894年版中接着删去了：“交易所——也是那样的劳动组合”。——编者注］ 在工人劳动组合里面，总是要选出一个头目（starosta意即长者）来执行财务员、会计等职务，需要时还执行经理的职务，并且领取一笔特别薪俸。这类劳动组合： （1）是为了暂时性的企业而建立的，企业结束后，即行解散； （2）是在从事某种同一职业的人中间，例如在搬运工人等等中间建立的； （3）是为了经常性的企业，即真正的工业企业而建立的。 它们是根据全体成员签订的合同建立的。如果这些成员自己不能凑足必要的资本，如像在干酪业和捕鱼业（为了买渔网、渔船等等）中所常见的那样，那末劳动组合便落在高利贷者手中，他以高额利息贷出组合欠缺的款子，从此就把大部分的劳动收入装进自己的腰包。但是，作为雇佣工人完全受企业主雇用的那些劳动组合，则受到更加卑鄙的剥削。他们自己管理着自己的工业活动，这样就为资本家节省了监督费用。资本家把茅舍租给他们住，借钱给他们糊口，而且又极卑鄙地发展了商品支付制度。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伐木工人和松焦油提炼工人中间，在西伯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行业中间，情况就是如此（参看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Flerovsky．《PolozenierabocagoklassavRossiji》1869年圣彼得堡版）。[453]）。可见，劳动组合在这里是使资本家便于剥削雇佣工人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种自己雇用该团体以外的人做雇佣工人的劳动组合。 总之，劳动组合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因而还很不发达的合作社形式，并且也不是纯俄罗斯或纯斯拉夫的合作社形式。在凡是需要的地方，都成立了这种合作社：在瑞士的乳品业中，在英国的捕鱼业中，合作社的种类甚至是非常纷繁的。在四十年代建造那么多德国铁路的西里西亚的挖土工人（是德国人，而决不是波兰人）就曾组织在真正的劳动组合里面。这种形式在俄国占有优势当然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完全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要实现这种过渡，首先要劳动组合本身能够向前发展，抛弃本身那种自发的，如我们所看到的替资本家服务比替工人服务还要多的形式，并且它还必须至少提高到西欧合作社的水平。然而，假如这一次要相信特卡乔夫先生（从上面说过的一切看来这样做自然是过于冒险了），那也还是远远办不到的。相反，他竟用一种对于他的观点是非常典型的傲慢态度向我们断言： “至于不久前在俄国用人工培植起来的德国〈！〉式的合作社和信用社，那末我国大多数工人都是以完全漠然的态度对待它们，并且它们几乎到处都遭到了彻底破产。” 现代的合作社至少已经证明，它能够独立地有利地经营大工业企业（如郎卡郡的纺织工业企业）。劳动组合则直到现在不仅没有能力做到这点，而且如果它不继续发展的话，那它一同大工业发生冲突就必然要遭到灭亡。 俄国农民的公社所有制是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于1845年发现的，他把这种所有制当做一种十分奇妙的东西向全世界大肆吹嘘，虽然哈克斯特豪森在自己威斯特伐里亚故乡还能找到不少的公社所有制残余，而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甚至应该是确切知道这种残余的。[454]身为俄国地主的赫尔岑，从哈克斯特豪森那里第一次得悉，他的农民们是共同占有土地的，于是他便利用这一点来把俄国农民描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把他们同衰老腐朽的西欧的那些只得绞尽脑汁想出社会主义的工人对立起来。这种认识由赫尔岑传给了巴枯宁，又由巴枯宁传给了特卡乔夫先生。我们听听特卡乔夫先生是怎么说的： “我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充满着公社占有制原则的精神；他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俄国人民的整个世界观〈我们往后就会看到，俄国农民的世界是多么广阔〉是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以致现在当政府开始领悟到这个思想同‘完善’社会的原则不能相容，并且为了这种原则想把私有制思想灌入人民意识和人民生活中去的时候，它就只好依靠刺刀和皮鞭。由此看去，很清楚，我国人民尽管愚昧无知，但是比西欧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虽然他们是较有教养的。” 其实，土地公社所有制这种制度，我们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一切印欧族人民的低级发展阶段上，甚至在那些受印度影响而发展的马来人中间，例如在爪哇，都可以看见。早在1608年，在刚被征服的爱尔兰北部存在的公认的土地公社所有制的事实，曾被英国人用作借口来宣布说土地无主，从而把这些土地收归皇家所有。在印度，直到今天还存在着许多种公社所有制形式。在德国，它曾经是普遍现象；现在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到的公有地，就是它的残余；特别是在山区，常常会看到它的明显遗迹：例如公有地的定期重新分配等等。关于古代日耳曼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更明确的说明及其详细情况，可以在毛勒的许多著作中找到，这些著作都是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典作品。[455]在西欧，包括波兰和小俄罗斯在内，这种公社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障碍，因而渐渐被消除了。相反地，在大俄罗斯（即俄国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关系在这里还处在很不发达的状态，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俄国农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动；其余的整个世界只有在干预他的公社事务时，对于他才是存在的。这一点完全正确，因为在俄文里，мир一词既有“世界”的意思，又有“农民公社”的意思。Весьмир，即“全世界”，在农民的语言中就是公社社员大会。因此，特卡乔夫先生说到俄国农民的“世界观”，显然是把俄文мир一词译错了。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社会形态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不仅一般的俄罗斯国家，并且连它的特殊形式即沙皇专制制度，都不是悬在空中，而是俄国社会条件的必然和合乎逻辑的产物，而根据特卡乔夫先生的说法，它是同这些条件“毫不相干”的！——俄国向资产阶级方向的继续发展，即使没有俄国政府的“刺刀和皮鞭”的任何干涉，在这里也会把公社所有制逐渐消灭掉的。这特别是因为俄国农民不是像在印度某些省份里现在还有的情形那样，共同耕种公社土地，以便仅仅把产品拿来分配。相反，在俄国，土地是在各个家长之间定期重新分配，并且每个人都为自己耕种自己的一块土地。这就有可能造成公社各社员间在财富上很大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现象也确实是存在的。几乎在一切地方，公社社员中总有几个富裕农民，有时是百万富翁，他们放高利贷，榨取农民大众的脂膏。这一点谁也没有特卡乔夫先生知道得清楚。他一方面硬要德国工人相信，说只有刺刀和皮鞭才能迫使俄国农民这个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放弃“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时他却在自己的俄文小册子第15页上说道： “一个高利贷者〈kulakov〉阶级，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的购买者和租佃者阶级，即农民贵族正在农民中间培植出来。” 这正是我们上面说过的那一类吸血鬼。 给公社所有制以最严重打击的仍然是赎买徭役。地主获得了大部分和最好的土地；留给农民的土地勉强够维持生活，而往往是根本不够维持生活。并且森林也转归地主了；以前农民可以不花钱取用的薪柴、做木器用和建筑用的木料，现在他也必须用钱来购买了。于是，农民除了一所小房子和一块光秃秃的土地以外就一无所有，没有钱来耕种；通常土地也不够使他一家能由一次收获活到下一次收获。在这种条件下，由于各种捐税和高利贷者的压迫，土地公社所有制已不再是一种恩惠，而变成了一种桎梏。农民时常全家或只身逃出公社，抛弃自己的土地，靠做短工谋生。［注：关于农民状况，还可以参看政府农业委员会的正式报告（1873年），以及斯卡尔金“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WZacholustiiwStolice》1870年圣彼得堡版）。后一著作是温和保守分子写的。］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只要它能够发展到农民已不再是个别而是集体从事耕作的程度［注：在波兰，尤其是在格罗德诺省，地主由于1863年的暴动而大部破产，农民现在往往购买或租赁地主庄园，并且为着共同的利益共同进行耕种。但这些农民几百年来已没有任何公社所有制，并且他们不是大俄罗斯人，而是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并且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可见，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私有者”，但比西欧没有财产的工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末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特卡乔夫先生处理政治革命也像他处理经济革命一样轻易。他说，俄国人民用“教派……抗税……匪帮〈德国工人可以额手称庆了，因为屠夫汉斯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之父〉……放火……暴动”等形式“不断地反抗”奴隶制，“所以俄国人民可以说是本能的革命者”。所有这一切都使特卡乔夫先生确信：“只要在几个地方同时激起始终在我国人民心胸中沸腾着的……积愤和不满情绪……”那时“革命力量的团结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斗争……就一定会得到对人民事业有利的结局。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也将自然而然地造成“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间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不能想像有比这更容易更惬意的革命了。只要在三四个地方同时发动起义，而“本能的革命者”、“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就会“自然而然地”把其他一切都做好了。革命既然是这样难以置信的轻易，那为什么没有很早就实现了革命，为什么人民还没有获得解放，为什么俄国还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 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俄国人民，这些“本能的革命者”，固然曾经举行过无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是，除掉冒名沙皇的人充任人民首领并要夺回王位的场合以外，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叶梅连·普加乔夫冒充是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说什么他未被妻子杀害，而只是被废黜和关进牢狱，但是他逃出来了。相反，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Bogvysok，Cardaljok，即上帝高，沙皇远——这就是他们绝望中的叹声。至于农民大众——特别是从购买徭役以来——所处的地位，日益迫使他们去同政府和沙皇作斗争，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实；而关于“本能的革命者”的童话，让特卡乔夫先生去说给别人听吧。 除此之外，就假定俄国农民大众本能上是最革命不过的，就假定革命是可以像定做一块印花布或一把茶炊那样来定做的，那末请问：一个早已满了12岁的人关于革命的进程是否应该持有像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种绝顶幼稚的见解呢？大家只要想一想，这一切是在按这种巴枯宁方式制造出来的第一次革命于1873年在西班牙惨败以后写出来的。那里也是同时在几个地方开始起义。那里也是指望，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将自然而然地在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间建立起巩固密切的联系。结果怎样呢？每个公社，每个城市，都只是各自保卫自己，根本谈不上互相援助，因而帕维亚只率领了3000个兵士，在14天内就相继征服了各个城市，消除了所有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壮举。（见我写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注：见本卷第521—540页。——编者注］一文，那里关于这点写得很详细。） 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财政已经混乱到了极点。捐税的重压已在失去作用，旧国债的利息用新公债来偿付，而每一次新公债都遇到愈来愈大的困难；只有借口建造铁路还能得到一些钱！行政机构早已腐败透顶，官吏们主要是靠贪污、受贿和敲诈来维持生活，而不是靠薪俸。全部农业生产——这是俄国最主要的生产——都被1861年的赎买办法弄得混乱不堪；大地产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他们遭到捐税压榨，受到高利贷者的洗劫；农产品一年比一年减少。所有这一切只是靠亚洲专制制度在表面上勉强支持着，这种专制制度的专横，我们在西方甚至是无法想像的。这种专制制度不但日益同各个开明阶级的见解，特别是同迅速发展的首都资产阶级的见解发生愈来愈剧烈的矛盾，而且连它现在的体现者也不知所措了：今天向自由主义让步，明天又吓得要命地把这些让步收回，因而自己愈益严重地破坏对自己的一切信任。同时，在集中于首都的那些较开明的国民阶层中间愈来愈意识到，这种情况不可容忍，变革已经迫近了，但同时也产生一种幻想，以为可能把这个变革纳入安静的立宪的轨道。这里，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继续扩展开来，很快就会使它超出最初的立宪阶段的范围；这个革命单只由于如下一点就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就是它会一举消灭欧洲整个反动势力的还未触动的最后后备力量。这个革命无疑正在日益临近。只有两个事变可能使它长久迁延下去：或者是反对土耳其或奥地利的战争进行得手，为此需要有金钱和可靠的同盟者，或者是……过早的起义尝试把有产阶级再次赶入政府的怀抱。 弗·恩格斯写于1874年5月—1875年4月 载于1874年6月17日和26日，10月6日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69、73、117和118号；1875年3月28日、4月2、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36、37、43、44和45号。第五部分于1875年以单行本：弗·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在莱比锡出版。第一、二和五部分载于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1894年柏林版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第一、二和五部分曾根据1894年版本校对过 注释： [425]5]《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旨在分析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新趋势的文章，是恩格斯在1874—1875年间断断续续地写成的。这些文章每写成一部分就随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人民国家报》上发表，这些文章本来也就是专为该报而写的。 1894年恩格斯把《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中的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五篇收入他的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 《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的全部俄译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3年第1版第15卷上。——第569页。 [426]6]《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是恩格斯在1874年5月至6月初写的，发表在1874年6月17日《人民国家报》第69号上。小标题是恩格斯1894年在他的文集：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中重新刊印这篇文章时加的。这篇文章的俄译文最早发表在“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弗·恩格斯“1871—1875年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34—41页。——第571页。 [427]7]《AddressofthePolishRefugeestotheEnglishPeople》，London，May3，1874．下面援引这一文件的第2—5页。——第571页。 [428]8]“雷诺新闻周报”（《Reynolds'sWeeklyNewspaper》）是英国的一家工人周报，是接近宪章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创办的，从1850年起在伦敦出版；现在是合作运动的机关报。——第571页。 [429]9]米·彼·波果丁“波兰问题。议论、笔记和见集。1831—1867”1867年莫斯科版第54—55页。——第573页。 [430]0]1836年12月4日波兰民主协会发表的宣言，号召实行“人民革命”，号召人民进行斗争，争取废除封建义务和等级不平等，争取把农民的份地交归农民所有。 克拉科夫革命政府在1845年底起草并于1846年2月22日发表的宣言，要求废除农奴制和把土地交给农民。 中央民族委员会在1863年1月22日发表的宣言，号召波兰人民拿起武器，它是1863—1864年波兰起义的纲领。——第574页。 [431]1]帖欣和约是普奥之间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于1779年签订的。作为这个和约的发起人的俄国起初充当交战双方的调停人，而在和约缔结时则同法国一起被宣布为条约所规定的秩序的保证国，实际上获得了干涉德国各邦的事务的权利。——第575页。 [432]2]“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5—294页。——第576页。 [433]3]恩格斯讥讽地把使波茲南的波兰居民普鲁士化的政策称为在波兹南进行的文化斗争。 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措施所起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支持德国西南部各中小邦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分裂主义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俾斯麦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煽起宗教狂热的办法使一部分工人脱离阶级斗争。——第577页。 [434]4]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二篇发表在1874年6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上。小标题是恩格斯1894年在他的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中重新刊印这篇文章时加的。这篇文章的俄译文最早发表在“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弗·恩格斯“1871—1875年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41—48页。——第579页。 [435]5]指的是一群法国的布朗基派流亡者于1874年6月在伦敦出版的标题为“致公社社员”（《AuxCommuneux》）的小册子。——第580页。 [436]6]“度申爸爸”（《LePèreDuchesne》）是法国的一家报纸，1790年至1794年由雅·阿贝尔在巴黎出版；反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城市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 关于韦梅希的报纸，见注第84。——第582页。 [437]7]指的是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退出国际的一群布朗基主义者（阿尔诺、瓦扬、库尔奈等人），他们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国际和革命”（见注246）。——第584页。 [438]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8—469页。——第585页。 [439]9]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即《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三篇是他在1874年7月底至9月间写的，并发表在1874年10月6日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上。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前进！”杂志上刊载了一篇彼·拉甫罗夫谈论国际的文章。 “前进！不定期评论”（《Вnереб!Непериодическоеобозрние》）是彼·拉·拉甫罗夫于1873年至1877年间在苏黎世和伦敦出版的俄文杂志（总共出了五卷），它反映革命民粹派右翼的观点。该杂志对西欧工人运动和国际的活动给予很大的注意。1875年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了一种同一方针的报纸，名称也叫“前进！”。——第588页。 [440]0]这段话摘自拉甫罗夫发表在“前进！”杂志上的一篇文章。1874年苏黎世版第2卷（第二出版年）第2编第2部分第26页。——第589页。 [441]1]《新自由报》（《NeueFreiePresse》）是奥地利自由派报纸，1864年至1939年在维也纳出版。恩格斯所提到的卡·塔勒的那篇小品文载于1878年10月14日和15日《新自由报》第3284和3285号。——第590页。 [442]2]彼·特卡乔夫的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致‘前进！’杂志编辑的信”于1874年4月在伦敦用俄文出版。——第593页。 [443]3]指的是彼·拉·拉甫罗夫的匿名出版的论战性著作，标题是“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关于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1874年伦敦版。往下恩格斯引用教书第3、17和44—45页。——第595页。 [444]4]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四篇发表在1875年3月28日和4月2日《人民国家报》第36和37号上。这篇文章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写的。马克思读过特卡乔夫的小册子（见注445）之后，把它转交给了恩格斯，并在书皮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你写点东西出来，不过要用讥讽的笔调。这愚蠢透了，甚至连巴枯宁也能插一手。彼得·特卡乔夫首先想向读者表明，你对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敌人一样，因此他臆造出各式各样不存在的争论点来。”——第599页。 [445]5]彼·特卡乔夫“致1874年度‘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所载‘流亡者文献’一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年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出版（P．Tkatschoff．《OffenerBriefanHerrnFriedrichEngelsVerfasserderArtikel《Flüchtlings-Litera-tur》inNr．117und118des《Volksstaat》》．Jahrgang1874．Zürich，TypographiederTagwacht．1874）。这封信的俄译文载于彼·特卡乔夫“社会经济问题论文选”1933年版第3卷第88—98页。——第599页。 [446]6]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特卡乔夫的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第603页。 [447]7]彼·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9—10页（P．Tkatschoff．《OffenerBriefanHerrnFriedrichEngels》．S．9—10）。——第605页。 [448]8]恩格斯在这里和以下几处引用了特卡乔夫的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第605页。 [449]9]引文摘自彼·拉·拉甫罗夫的小册子“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1874年伦敦版第47页。——第607页。 [450]0]彼·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7页。——第608页。 [451]1]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篇发表在1875年4月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43、44和45号上，并以“论俄国的社会问题”（《SozialesausRuβland》）为题于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5年5月恩格斯给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不太长的导言（见本卷第641—644页）。 恩格斯的小册子“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最早是由维·查苏利奇译成俄文的，名称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1894年日内瓦版；此后，这一著作便以各种名称在俄国再版。——第610页。 [452]2]这里和以下几处恩格斯引用了特卡乔夫的小册子“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610页。 [453]3]弗列罗夫斯基的书1869年出版后不久马克思就读完了。马克思在1870年3月24日致国际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们的信中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63—464页）。稍后恩格斯也读了这本书。——第616页。 [454]4]恩格斯是指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的考察”（《StudienüberdieinnernZust?nde，dasVolkslebenundinsbesonerediel?ndlichenEinrich-tungenRuβlands》），1847年至1852年在汉诺威和柏林分三部出版。——第617页。 [455]5]指毛勒的下述著作：“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厄兰根版（《GeschichtederMarkenverfassunginDeutschland》．Erlangen，1856），“德国地主家庭、农民家庭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厄兰根版第1—4卷（《GeschichtederFronh?fe，derBauernh?feundderHof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1-4，Erlangen，1862—1863），“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厄兰根版第1—2卷（《GeschichtederDorf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Ⅰ-Ⅱ，Erlangen，1865—1866）。——第618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年版序言的补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年版序言的补充[417] 上面那一部分是四年多以前写成的。它直到现在还具有意义。在萨多瓦会战及德国分裂后是正确的东西，在色当会战及普鲁士民族的神圣德意志帝国[418]建立以后又得到了证实。可见，所谓伟大政策造成的“震撼世界的”重大国家事件，并不能使历史运动的方向发生什么变化。 但是这些事件可以加速这个运动的进程。在这方面，上述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的肇事者无意中得到了大概是极不合他们自己心愿的成果，但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都不得不注意这些成果。 1866年的战争已经震撼了旧普鲁士的根基。在1848年以后，为了使西部各省骚动的工业成分——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重新遵守旧纪律，已经费了不少力气；这件事总算是成功了，而且东部各省容克地主的利益和军队的利益一起，重新在国家中占了统治地位。在1866年，几乎德国整个西北部都归普鲁士管辖。至于普鲁士的天赋王权因吞并其他三个天赋王权[419]而遭受了不可挽回的道德损失，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帝国的重心已经大大地向西移动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原有的500万人口已经大有增加：起先有400万德意志人因受直接兼并归附进来，后来又有600万德意志人通过北德意志联邦间接兼并归附进来。[420]而在1870年，又增添了800万西南部德意志人[421]，结果在“新帝国”中，同1450万旧普鲁士人（这是易北河东部六个省的人，那里还有200万波兰人）对立的，是早已超过了旧普鲁士容克封建制度的2500万左右的人。因此，正是普鲁士军队的胜利使普鲁士国家建筑的整个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动；容克地主的统治甚至使政府也愈来愈感到不堪忍受。但同时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把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排挤到后面去，而把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斗争提到显要地位上来，所以在旧国家的社会基础中，从内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从1840年起慢慢腐朽了的君主国存在的主要前提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中的均势是由君主国来维持的。但是，从问题已经不在于保护贵族免受资产阶级攻击，而在于保护一切有产阶级免受工人阶级攻击时起，旧有专制君主国就一定要完全转变成专为此目的而发明的国家形式，即波拿巴主义的君主国。普鲁士向波拿巴主义的这一转变，我在另一篇著作中（“论住宅问题”第2篇第26页及以下各页［注：见本卷第289—291页。——编者注］）已经做了研讨。但是在那里没有必要去谈一个在这里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实，即这个转变是普鲁士在1848年以后向前迈进的最大一步，——可见，普鲁士当时多么落后于现代的发展。它当时仍然是个半封建的国家，而波拿巴主义则无论如何都是以消除封建制度为前提的现代国家形式。所以，普鲁士应当决心消灭自己的无数封建制度的残余并牺牲容克地主阶级本身。所有这一切，当然以最柔和的形式并在可爱的“永远前进，不要慌忙”的曲调下进行的。大名鼎鼎的专区法就是一个例子。它废除单个容克地主在他领地范围内的封建特权，但这不过是为了用全体大土地所有者在全专区的特权的形式来恢复这种特权。事情的实质依然如故，只是把封建的行话翻译成资产阶级的行话而已。旧普鲁士容克地主在被迫变为类似英国大地主的人物，但是他完全用不着特别反对这件事，因为两种人是同样的愚蠢。 可见，普鲁士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命运，即于本世纪末，以惬意的波拿巴主义形式，完成在1808年至1813年间开始了的，并在1848年前进了一步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一切将很顺利，世界将安静地等待着，而我们自己又能长寿的话，那末也许我们活到1900年时会亲身看到，普鲁士政府确实消灭了一切封建机构，而普鲁士也终于达到了法国在1792年时所处的状况。 消灭封建制度，如果用肯定的形式来表示，就是确立资产阶级制度。随着贵族特权的废除，立法也资产阶级化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国资产阶级对待政府的态度的基本点。我们已经知道，政府是被迫实行这些缓慢而微小的改良的。但是，政府在资产阶级面前把每一个这样的小让步都描绘成对它所做的牺牲，描绘成费很大力气从国王那里争得的恩惠，为此资产者自己也应当对政府做某些让步。于是，资产者虽然十分清楚事情的真相，但却甘心去受这种欺骗。由此就产生了在柏林暗中成为国会和普鲁士议院各次讨论基础的默契：一方面政府像乌龟爬一样慢慢地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修改法律，消除各种封建的和由于划分为小邦而造成的阻挠工业发展的障碍，确立统一的币制和度量衡，确定营业和其他的自由，准许迁徙自由而使德国的劳动力受资本的无限支配，保护贸易和投机事业；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使政府保留全部实际政权，投票赞成赋税、公债和征兵，并协助它制定一切新改良法，以使得对付那些不称心人物的警察权力仍然完全有效。资产阶级用立刻放弃自己政权的代价，换取自己逐渐的社会解放。显然，资产阶级接受这种协议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害怕政府，而是害怕无产阶级。 尽管我们的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极其可怜，但是不可否认，它在工业和商业方面终于开始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了。我在第二版序言[422]中所指出的工业和商业的高涨，从那时起进展得更迅速了。从1869年以来，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业区在这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对德国说来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就像是本世纪初英国工业区的繁荣景象。在萨克森和上西里西亚，在柏林、汉诺威和沿海城市，也将有同样的情况。我们终于有了世界贸易、真正的大工业和真正的现代资产阶级；但同时我们这里也有了真正的危机，而且也形成了真正的、强大的无产阶级。 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在1869年至1874年德国的历史上施皮歇恩、马尔斯－拉－土尔和色当等地会战[423]中的炮火声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比起德国无产阶级那种质朴、平稳但不断向前的发展，其意义将小得多。早在1870年德国工人就经受住了一个严重的考验，即波拿巴的战争挑衅及其自然的结果——德国普遍的民族热情。德国社会主义的工人一刻也没有被人引入迷途。他们没有被卷入民族沙文主义的狂澜。当举国若狂地沉醉于胜利时，他们保持了冷静，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正的和约并且不要任何割地”，就连戒严状态也不能迫使他们沉默。不论是对战争光荣的迷恋，不论是关于“德意志帝国伟大”的废话，在他们中间都得不到响应；他们唯一的目标仍旧是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如此辉煌地经受住了这样艰巨的考验。 继战时戒严状态之后，便是以叛国、侮辱帝王和官员等罪名提出的审判案，便是和平时期日益加紧的警察的无端迫害。经常总是至少有三四个“人民国家报”编辑同时关在监狱里；其他报纸境况也是一样。凡是稍微著名的党的演说家每年至少总有一次要到法庭受审，而且几乎总是被判有罪。流放、没收、解散会议等接二连三地发生。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一个人被捕或被流放了，立刻就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一个会议被解散了，立刻就有两个新会议召开起来；横暴的警察常因人民态度坚定和恪守法律而弄得疲于奔命。一切迫害都引起相反的结果：不仅不能摧毁或至少制服工人政党，反而只是给它招来了新的信徒并巩固了它的组织。工人不论在对政权或对个别资产者的斗争中，处处都表现了自己智慧和道德上的优越，特别在与所谓“雇主”发生冲突时，工人证明了他们现在是有教养的人，而资本家则是愚昧无知的人。同时他们大都是抱着幽默态度进行斗争的，这种幽默态度是他们对自己事业满怀信心和了解自己优越性的最好的证明。在历史所准备好的基础上，这样来进行的斗争，必定会得到很大的成果。一月选举的成功是现代工人运动历史中的一个特别现象[424]，所以这次选举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惊奇，那是很自然的。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末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两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被巴枯宁滑稽化了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差不多比各国人都迟。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向心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事变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先断言的。但是，可以相信，只要他们还占据这个地位，他们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所加给他们的种种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虽然社会党人在1月份所争得的选民就已经是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但是他们远还不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而且，在农民中宣传的成就虽然很令人振奋，但正是在这方面还应该做无数的事情。因此，不能在斗争中懈怠下来，而必须从敌人手中把城市和选区一个接一个地夺取过来。但是，首先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假使德国工人将来还是同样地前进，那末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一定会在战士的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验或者伟大的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4年7月1日于伦敦 载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75年莱比锡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国农民战争” 注释： [417]恩格斯在他于1850年写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第三版准备付印时，对他在1870年2月给该书第二版写的序言做了补充。经过补充的序言载于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F．Engels．《DerdeutschenBauernkrieg》．Leipzig，1875）第3版上。本卷发表了序言的第二部分，恩格斯注明写作日期是1874年7月1日。序言的第一部分，按照它写作的日期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46—455页。——第561页。 [418]恩格斯说普鲁士民族的神圣德意志帝国时，是套用了中世纪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名称，以此强调指出，德国的统一是在普鲁士的霸权下实现的，同时还引起了德国土地的普鲁士化。——第561页。 [419]指的是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1866年普奥战争的结果普鲁士把它们并入了自己的版图。——第561页。 [420]见注267和注269。——第562页。 [421]由于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德国西南的四个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并入了北德意志联邦，这一点由1870年11月签订的正式条约肯定下来了。从1870年11月15日起，随着建国西南各邦根据条约逐渐并入北德意志联邦，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才在正式文件中定名为德意志联邦（DeutschesBund）。1870年12月9日，根据联邦国会的决定，这个名称改为德意志帝国（DeutschesReich）。稍后，在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才正式宣告成立。——第562页。 [42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50页。——第564页。 [423]1870年8月6日在施皮歇恩（洛林）进行的会战（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最初的几次大会战之一）中，普鲁士军队打败了法国部队。在历史文献中，施皮歇恩会战也称为福尔巴赫会战。马尔斯－拉－土尔会战（也称为维昂维耳会战）发生于1870年8月16日。这次会战的结果，德军成功地阻止了法国莱茵军团从麦茨开始的退却，然后截断了它的退路。关于色当，见注404。——第564页。 [424]在1874年1月10日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9个席位，支持他们的选票有35万多张，即占全部选票的6％，当选的人中有刚被监禁期满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第565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沉默寡言的司令部饶舌家毛奇和一位不久前从莱比锡给他写信的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沉默寡言的司令部饶舌家毛奇和一位不久前从莱比锡给他写信的人[411] 3月13日于伦敦 一个被喂肥了的莱比锡市民的铁血爱国主义，看来被一件不痛快的事情挫伤了：据法国人断言，在麦茨投降[412]以前，他们没有损失任何火炮，相反地，德军在这方面却受到了损失。这位得了火炮狂热病的市民请求著名的半神人毛奇加以澄清，于是毛奇就在“莱比锡日报[413]上发表了他的一篇可笑的先知箴言，以示答复。这篇箴言的意思是说，虽然在审理巴赞案件[414]时某些法国将军曾说出了一些关于双方缴获火炮的不准确材料，但是终究应该承认，德军在8月16日总共缴获了法军的一门火炮，而法军则在18日夺走了德军的两门火炮。说这些就已经够了。但是，沉默寡言的毛奇还要做一篇演讲，否则无论如何是不行的。于是，他就向那些虔诚的糊涂虫们说，根据“现代战术”，炮兵应该在最前列作战；因此，德军才损失了两门火炮。从他这些话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法军也遵照他的这种“现代战术”行动，他们损失的火炮会多得多，因而会得到他的称赞；因为，据他说，奥军炮兵在战斗的最前线支援了步兵。他们“极其光荣地”损失了160门火炮。他郑重地说，奥军炮兵所以做这种机动，是因为奥军的步兵在装备上不如普军。这样说来，既然法国沙斯波式步枪比德国的针发枪高明，德军炮兵也就有理由必须去做奥军炮兵在凯尼格列茨[415]做过的好事。但是，法军炮兵并没有必要毫无目的地让敌人的在膛线结构和机动性方面比自己强的炮兵来轰击自己。自然，对毛奇说来，在1870年8月14、16和18日这三天中就有4万名德国被打死打伤，这是很不体面的，虽然法军炮兵的管理方法在他看来是极不明智的，以致直到现在他还说： “在这种条件下没有任何损失或者只损失一门火炮这个事实，是否能特别证明法军炮兵在战斗中的灵巧和顽强，——这还是一个问题。” 但是，你们可不要认为，法军炮兵在那些日子里的行动不太合乎规矩，或者至少同德军炮兵相比不太合乎规矩，尽管毛奇的这封字数不多的信会使你们这样想。毛奇勇敢地断言，说什么法军炮兵“大部分都是很容易消灭的敌人”，我们要用毛奇自己的说法说，这种断语是“不太合乎实际的”。谁想更详细地了解这一点，就请他看看东普鲁士第一炮兵团的一个炮兵连连长、炮兵工程兵混合学校教官霍夫鲍威尔上尉的“麦茨各次战役中的德军炮兵”（1872年柏林米特列尔父子出版社版）一书[416]。显然这是一本半官方的书！毛奇知道，像我们这位莱比锡市民那样提出这种愚蠢问题的人，是不会看这种书或者是看不懂这种书的，于是他就指望，那些能看懂这种书的人将“闭口不言”。 毛奇关于使用炮兵的“新”方法的高谈阔论，连花几张纸来写它也不值得。那样使用炮兵不仅炮手和马匹要遭到大量损失，而且弹药耗费巨大，以致在短期内不能得到补充。加之，由于采用毛奇的“新战术”的结果，德军炮兵为了使科学增光而杀伤自己同胞的机会，比原来设想的要多得多。1870年8月14、16和18日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新战术”使得炮兵射击被科学地弄混乱了，结果不得不撤销前令，并要求停止向德国军队开火这种背叛性的疯狂行为（见霍夫鲍威尔的著作）。 但是，正如一级铁十字勋章获得者和自己上司的绝对崇拜者霍夫鲍威尔上尉自己所说的，德军炮兵在那些日子里的行动带有“临阵决策的性质”。毛奇赶忙把这称做是实现了“现代战术的要求”，这种战术“规定，炮兵不敢害怕（毛奇文风如此）加入作战部队的最前线，或者，在反击敌人冲锋的时候，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并掩护其他兵种”。但是，这些要求早在毛奇提出之前很久就已经向炮兵提出了。关于炮兵的“现代战术”的内容根本无法确定。在1815年以前，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成文的东西，从1815年起，普鲁士炮兵由于无所事事而逐渐瓦解，它的军官们就知道互相争吵。从1866年起，普鲁士人相信，他们掌握了火炮的奥秘，因为他们偶然地拥有了比他们一些邻国更好的火炮。在法国战争期间，他们才开始为自己的炮兵摸索战术，因为即使最愚笨的人也知道炮兵战术必须随着火炮的每一个重大的改进而改变。 毛奇及其娄罗们在书籍，报纸，演说和书信中大肆宣扬他们的既十分幼稚又极其老朽自负的先知箴言，而普通的人道则要求对这种箴言加以嘲笑和斥责。 弗·恩格斯写于1874年3月13日 载于1874年3月25日“人民国家报”第3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注释： [411]这篇文章载于1874年3月25日“人民国家报”第35号“政治评论”栏，没有署名。——第558页。 [412]1870—1871年普法战争开始时，巴赞元帅的军队被围困在法国麦茨要塞；1870年10月27日要塞就投降了。——第558页。 [413]“莱比锡日报”（《LeipzigerTageblatt》）是德国的一家日报“莱比锡日报和公报”（《LeipzigerTageblattundAnzeiger》）的简称，从1807年起出版；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是大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558页。 [414]放弃麦茨要塞的法国元帅巴赞因被控叛国而交付法庭审判。审判从1873年10月6日至12月10日在巴黎进行。——第558页。 [415]指萨多瓦会战，见注265。——第559页。 [416]Hoffbauer．《DiedeutscheArtillerieindenSchlachtenbeiMetz》．Berlin，1872．——第559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帝国军事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帝国军事法[396] 一 看一看帝国国会中的民族自由党人和进步党人[397]对待军事法第一条的态度，确实是一件有趣的事，军事法第一条规定： “陆军部队士官和列兵平时实有人数在没有颁布其他法令以前定为401659人。” 他们叫嚷说，这一条不能接受，因为这就取消了帝国国会的预算法，使批准军事预算成了一出纯粹的闹剧！ 先生们，说得对极了！正因为如此，正因为这一条文不能接受，所以你们一定会基本上接受它。过去你们经常婀娜下跪，现在要求你们再跪一次，又何必那样忸怩呢？ 普鲁士军队的改组是一切不幸的根源。这次改组引起了一场著名的冲突。[398]在整个冲突的过程中，自由主义反对派贯彻了曼托伊费尔的原则：“强者勇于退让”[399]。丹麦战争以后，退让的勇气愈来愈大了。1866年俾斯麦从萨多瓦凯旋归来，要求奖赏在此以前一直非法支出经费的行为，这时候退让就再没有任何止境了。军事预算立刻获得批准，而任何东西一旦在普鲁士获得批准，那就永远被批准了，因为根据普鲁士宪法规定，“现行的〈一旦获得批准的〉各种赋税仍将继续征收！”[400] 接着，召开了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讨论了联邦宪法。[401]纷纷议论预算法，宣布政府的提案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缺少财政监督。翻来复去，最后还是吞下了苦药丸，规定普鲁士宪法中有关军事预算的所有重要条款都适用于北德意志联邦。这已经使军队的平时编制从20万人增加到30万人。 现在又来了光荣的1870年战争以及靠它帮助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又是一个制宪的（！）帝国国会和新帝国宪法。[402]又是些冠冕堂皇的演说，数不清的关于预算法的保留意见。而这些先生们作出了什么决定呢？ 帝国宪法第六十条规定： “德国军队平时实有人数在1871年12月31日以前定为1867年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并且在联邦各邦之间pro〔按〕人口rata〔比例〕加以分配。今后军队平时实有人数都通过帝国立法程序加以确定。” 1867年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就是401000人。不久，帝国国会又决定把这个决议的有效期限延长到1874年12月31日。 第六十二条：“为了支付德国军队全军及其所属机构的费用，在1871年12月31日以前应该根据第六十条所规定的平时军队人数按一个士兵每年225堪勒计算把钱交给皇帝支配。在1871年12月31日以后，联邦各邦应该把这笔款项缴纳给帝国国库。为了计算这笔款项，第六十条关于军队平时实有人数的临时规定在未经帝国特别的法律予以变更以前仍然有效。” 这是我们的民族自由党人对不可侵犯的军事预算的第三次下跪。如果现在俾斯麦出来要求把方便的临时规定变成更方便的经常规定，这些先生们就会叫嚷说，有人一连三次破坏那个已经被他们当做祭品的预算法。 民族自由党的先生们！请你们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吧！“请你们斟酌当前情况采取行动吧”！抛弃“那些无法实现的理想”，在“现有事实的基础上”勇敢地继续从事你们的工作吧。你们不仅干了第一次，而且已经干了第二次和第三次。那就不要怕干第四次！暴跳如雷、捶胸跺脚在这里都无济于事，在这里你们终究是要再作一次臭名远扬的“妥协”的，而政府也一定会实现它所希望的一切，如果不挨揍就了结了事情，那就算你们走运啦。把预算法让给醉心于实利主义的英国人、堕落的法国人、落后的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去享受，用不着效法“外国的榜样”，从事“真正德国的事业”吧！如果你们一定希望要有预算法，这就只有一个办法：请你们下一次只选举社会民主党人！ 二 民族自由党人是愚蠢的——虽然小拉斯克尔精明能干——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但是我们还是不认为他们会像毛奇所说的那样愚蠢，这位沉默大师在帝国国会里讲了整整一个小时，但是他仍然是沉默大师，因为他对自己的听众几乎隐瞒了他自己所想的一切。只有两点他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第一，不幸的第一条是完全必要的；第二，他说了一段出名的话： “我们花了半年时间用武器夺得的东西，应该手执武器保卫它半个世纪，使别人不能再从我们手里把它夺走。我们自从打了几次胜仗以后到处都受到了重视，但是哪里也没有受到爱戴。”[403] Habemusconfitentemreum〔在我们面前是一个已经招了供的罪犯〕［注：西塞罗“关于利加里的演说”。——编者注］。这里我们已经使罪犯认罪了。当普鲁士在色当会战[404]以后提出了割地的要求的时候，有人就说：新的疆界完全是由于战略必要性所决定的；我们所要的只是为我们的防御所绝对必需的东西；在这条新疆界以内，在我们的工事构筑好以后，我们就能够抵抗任何侵犯。如果谈的是问题的纯粹战略方面，的确是如此。 拥有科伦，科布伦茨和美因茲这三茲个大型的主要要塞的莱茵河筑垒线只有两个缺点：第一，它可以通过斯特拉斯堡来加以迂回；第二，它缺少由能够使整个战略基地具有纵深的筑垒据点组成的突出线，吞并亚尔萨斯—洛林补救了这两个缺点。斯特拉斯堡和麦茨现在构成第一线，科伦、科布伦茨、美因茲构成了第二线。这些全都是头等的要塞，它们拥有远远向前突出的堡垒，能够抵抗现代的线膛炮。此外，这些要塞之间相隔的距离，对现代庞大军队的自由运动都极为有利，而且它们都配置在非常便于防守的地方。只要比利时的中立没有遭到破坏，法国的进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在麦茨和佛日山脉之间的狭窄地带上被遏止；只要愿意，从一开始就可以退到莱茵河东岸，迫使法国分兵进攻麦茨、斯特拉斯堡、科布伦茨和茲，从而使它在第一次大会战以前就削弱自己的力量。按威力来说，这是全欧洲的其他任何阵地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威尼斯四边形要塞区[405]同这个几乎无法攻克的阵地相比简直就是一件儿童玩具。 恰好是为了保持这个几乎无法攻克的阵地，德国才被迫——用毛奇的话来说——要手执武器把夺得的东西保卫整整半个世纪！最强大的阵地本身并不能保卫自己，它要求有人来保卫它。为了保卫它，就需要兵士：就是说，阵地越强大，需要的兵士就越多，这样继续下去，形成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还要补充一点，重新回到祖国怀抱的亚尔萨斯—洛林的“被夺去了的同胞们”，却丝毫也不想知道任何有关德意志母亲的情况，而法国人则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一有恰当的机会，就会设法从德国的怀抱中把亚尔萨斯人和洛林人解放出来。德国一方面得到了强大的阵地，另一方面也迫使法国人支持任何想进攻德国的人，这样一来，两者就相互抵消了。换句话说，强大的阵地本身包含着欧洲结成同盟反对德意志帝国的萌芽。在出现这个事实的情况下，无论是两三个皇帝举行会见还是举杯祝贺，都丝毫也无济于事，这一点没有谁比毛奇和俾斯麦知道得更清楚了。毛奇用下面那句忧郁的话谨慎地暗示了这一点： “我们自从打了几次胜仗以后到处都受到了重视，但是哪里也没有受到爱戴！” 这就是毛奇的真话。现在我们再谈谈他的假话［注：原文《Dichtung》这个字同时有“诗”和“假话”的意思；这里暗指歌德自传性作品“我的生平。诗与真”的标题。——编者注］。 这位伟大的战略家发出阵阵感伤的叹息，表示自己对于军队遗憾地必须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耗费这样多的钱感到难过，在这阵阵叹息中，他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装扮成除了热切希望从元帅变为园丁以外别无他求的普鲁士的辛辛纳图斯，我们不准备去谈这些感伤的叹息。还有一种不算新颖的理论，说什么由于中小学教师对民族进行不良的教育，每一个德国人都应该被送进由士官担任教授的高等学校里去学习三年，我们更不准备去谈这种理论。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对民族自由党人说话，像可怜的毛奇不得不做的那样。我们直接就来谈谈他向自己惊奇的听众编造的骇人听闻的军事谎言，这些谎言曾引起了总参谋部的普遍活跃。 事情又牵涉到借口法国人似乎拥有更大量的军备来为德国的大量军备辩护的问题。请听，毛奇通知帝国国会说，法国政府现在已经有权征召120万人参加基干部队，征召100万以上的人参加地方部队。他说什么法国人为了能够动员这样多的人，“哪怕是一部分”，已经增加了他们的正规军基干人员的数目。说什么他们现在就有152个步兵团（战前是116个），9个新的猎兵营，14个新的骑兵团，323个炮兵连（从前是164个）。而且，“这种扩军工作还没有结束”。军队实有人员的人数在平时定为471170人，比1871年多48000人。将来，法国派来打我们的将不是战争开始时的8个军，而是18个军，还有第十九个军将用来对付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直接强迫政府接受用于军备的钱，各市政厅纷纷捐献演习场和军官俱乐部，用自己的经费建造兵营，表现了在德国曾经只能是梦想的几乎不可抑制的爱国主义精神，简言之，正在为一次大规模的复仇战争做好一切准备。 即使法国政府做完了毛奇硬说它在做的一切，那它也只是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经过了像1870年的那些失败后，政府首先有责任大力发展国防力量，以便消除重演这类不幸事件的可能性。1806年普鲁士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的旧式军队全部都被免费送到法国去做俘虏了。战后，普鲁士政府竭尽一切努力要把全民武装起来。人们只受了六个月的训练，虽然毛奇看不起民团，但是有布吕歇尔可以作证，他说，这些“后备军的营”在经历了最初几次战斗以后并不亚于基干营。如果法国政府也这么办，如果它也努力在五六年内把全民武装起来，——那它也只是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但是，情况恰好相反。除了重新编制的那些步兵营、骑兵连和炮兵连现在刚刚达到德国基干军编制的水平以外，其余一切都只是一纸空文，在军事方面，法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弱。 毛奇说：“法国完全抄袭了我们的整套军事制度……首先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同时却以20年的服役期作为基础，而我们只是12年。” 即使情况确实如此，20年和12年又有什么差别？哪里有一个德国人在后备军[406]里待了12年以后就真的不再服兵役了？难道不是有人到处在说：只有当我们人员足够的时候，12年的兵役期才能生效，而在目前你们应该在后备军里待14年、15年、16年。如果不是为了使每一个穿过军装的德国人都服役到死的话，那我们把早已被人们忘记了的民军[407]重新搬出来又是为了什么呢？ 但是，普遍义务兵役制在法国实行的情况却是非常特殊的。法国没有像普鲁士半封建的东部各省那样的省份。而普鲁士的东部各省是普鲁士邦和新的德意志帝国的真正基础，它们提供能够无条件服从的新兵，而且以后当了民兵也不会变得聪明多少。在西部各省推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结果在1849年就已经证明，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同样全部适用的。[408]现在在整个德国推行的普遍义务兵役制，最多经过毛奇所看中的12年——如果这家小店真能维持这么久的话——就将培育出一批会使用武器的人来，他们将夺去一切毛奇们和俾斯麦们的饭碗。 可见，在法国甚至没有可以使普遍义务兵役制能够为反动派培育出一批听话的兵士的基础。在法国，普鲁士的士官制早在大革命以前就已经过时了。陆军大臣圣热尔门1776年采用了普鲁士的杖笞；受过笞刑的兵士纷纷举枪自杀，于是当年就只好废除杖笞。如果法国真的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教会人民群众使用武器，那梯也尔和麦克马洪的结局会怎样呢？可是，梯也尔和麦克马洪虽然根本不是天才，但毕竟不是毛奇所描绘的那样的小学生。的确，他们在纸面上恢复了普遍义务兵役制，但是在实际上他们却极其固执地坚持五年服役期。[409]但是，谁都知道，普遍义务兵役制甚至同普鲁士的三年服役期也是完全不相容的：因为这样一来不是德国平时的军队人数至少将达到60万人，就是像现在那样只得让人们有可能免服兵役。如果法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那末五年服役期会使它平时的军队人数达到多少呢？几乎100万，但是，甚至毛奇本人也无法把哪怕是这个数字的一半硬加到法国人头上去。 就在毛奇使自己的听众感到惊讶的那一天，“科伦日报”[410]刊登了一则有关法国军队的“军事消息”。“科伦日报”的这些军事消息都是来自非常可靠的半官方人士，可想而知，这个军界的“倒霉鬼”由于犯了这个非常不合时宜的错误将受到应得的惩罚。问题在于这个人确实说了真话。据他说，法国官方的最新数字表明， “法国即使做最大的努力，也未必能够完成它在新的兵役法中提出的军事任务”。 他认为，“今年军队的人员定为442014人”。这里首先应该减去计有27500人的共和国宪兵自卫军；“根据预算中各兵种的数字来看，军队的实有人数实际上只有389965人”。这里须要减去 “招募来的部队（外籍军团、阿尔及利亚土著部队）、后勤部队、士官和超期服役的人员，根据法国以前的可靠资料，他们的总数定为12万人。即使假定这些现役人员的真正实有人数总共只有8万人，那末剩下还要征集的军队实有人员也只有309000人，这些人员由第一类的五种役龄的适龄人员和第二类（预备部队）的一种役龄的适龄人员组成。第二类的一种役龄的适龄人员共有3万人，根据这一点第一类的一种役龄的适龄人员和每年为它征召的人数共计为55800人。这里要加上第二类的3万人，因此法国军队每年征召的最高数字共计只有99714人”。 可见，法国每年大约征集6万人，服役5年。20年共计120万人，而如果我们按照普鲁士后备军里实际出现的比例来计算法军减员的数量，那末充其量也不过80万人。其次，应征服役一年的3万人——在毛奇看来，这是不合格的民团——20年将是60万人，除去减员数量最多不过40万人。因此，如果法国人在20年中将毫无阻碍地表现出被毛奇大加称颂的爱国主义，那末，到那时他们能够用来同德国人对抗的，归根到底最多不过是80万受过训练的兵士和40万民兵，而不是毛奇所说的220万人，但是毛奇现在就已经可以随便动员150万受过全面训练的德国兵士了。这就是震惊帝国国会的毛奇那篇演说在总参谋部里引起一片活跃的原因。 必须给毛奇以应有的评价：在他同贝奈德克和路易－拿破仑那类愚蠢的敌人打交道以前，他一直都竭力完全正直地进行战争。他准确地、一丝不苟地、认真地恪守了拿破仑第一所采用的战略原则。任何一个敌人都不能责备他曾经利用突然袭击、伏击或者其他任何庸俗的军事计谋。因此，过去可以怀疑毛奇是否真的是一位天才。自从毛奇被迫同势均力敌的对手——帝国国会的天才们进行斗争以后，这个怀疑便消失了。在对待他们的关系上，他证实了，如果需要，他也能够比他的对手更机智。再也不必怀疑了：毛奇是一位天才！ 毛奇对于法国的武装力量究竟是怎样想的呢？在这方面，我们也有一些线索可寻。1866年的胜利不可避免地在法国官方人士中引起了为萨多瓦复仇的呼声，1870年的胜利也将同样不可避免地要促使官方俄国去“为色当复仇”，这对毛奇和俾斯麦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直到现在仍旧是俄国的顺从奴仆的普鲁士，突然成了欧洲的头等军事强国。在欧洲局势中这种剧烈的和不利于俄国的进展，无异是俄国政策的失败。复仇的呼声在俄国叫得相当响亮。在柏林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尽快地拿定主意，不让俄国人有时间备战。至于当时普鲁士方面为了准备对俄战争做了什么事情，大概只能留到下一次再谈。这里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在1872年夏天就几乎全准备就绪，其中包括作战计划，不过这一次计划没有规定任何“打击心脏”的行动。当时俄国皇帝亚历山大未经邀请就到柏林来访问德皇，并在一个“权威的地方”提交了某种文件，从而打消了这个得意的计划。重新恢复的神圣同盟把矛头首先指向土耳其，暂时推迟了最终仍然不可避免的对俄战争。 这个小计划当然也预先考虑到了法国同俄国结盟来反对普鲁士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想只采取防御办法来对付法国。那末他们认为需要多少人才足以击退法国的进攻呢？ 要有一支25万人的军队！ 弗·恩格斯写于1874年2月底—3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1874年3月8日和11日“人民国家报”第28和2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396]“帝国军事法”一文是恩格斯由于帝国国会正讨论关于增加平时军队人数的法律而专门为“人民国家报”撰写的。这个法律经批准后被称为七年期限法，它使整个德国都采用普鲁士的军事制度。这个法律反映了德国军国主义的壮大和德国统治集团的侵略意图。这篇文章曾载于1874年3月8日和11日“人民国家报”第28和29号，俄译文第一次发表。——第548页。 [397]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他们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最终成了大资产阶级和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日益具有了效忠皇帝的性质，同时民族自由党事实上放弃了他们过去提出的那些自由主义要求，其中包括1866年纲领中提出的必需“首先捍卫预算法”的要求。 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和民族自由党不同，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进步党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第548页。 [398]指的是1862年至1866年普鲁士的宪制冲突，这个冲突是由于普鲁士议会中占多数的自由派拒绝批准用于改组和进一步武装军队的拨款而引起的。俾斯麦政府不顾自由派的拒绝，竟在许多年内不经议会批准就开支军费。宪制冲突是六十年代德国革命形势的表现之一。只是到1866年，当普鲁士在萨多瓦战胜了奥地利，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投降以后，这个冲突才获得解决。——第548页。 [399]引自1850年12月3日曼托伊费尔在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就与奥地利达成的奥里缪茨协定所作的演讲，根据这一协定普鲁士被迫暂时放弃了它想取得德国霸权的要求。——第548页。 [400]恩格斯引的是1850年普鲁士宪法第一○九条。——第548页。 [401]从1867年2月24日至4月17日召开的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同意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并通过了联邦宪法。——第549页。 [402]指1871年3月21日开幕并于1871年4月16日批准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帝国国会。——第549页。 [403]这里和下面引用的都是1874年2月16日毛奇在帝国国会的演说。——第550页。 [404]1870年9月2日的色当会战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决定性会战之一，在这次会战中由麦克马洪统率的法国军队被普鲁士军队所击溃，拿破仑第三当了俘虏。色当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复灭，并导致法国宣告成立共和国。从这时起，这次战争便完全失去了它原来对德国所具有的防御性质，非常明显地暴露了普鲁士军阀、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掠夺野心。——第551页。 [405]威尼斯四边形要塞区（又称意大利四边形要塞区）是由意大利北部的四个要塞——维罗那、列尼亚哥、曼都亚和培斯克拉组成的非常坚强的筑垒阵地。四边形要塞区在十九世纪的历次战争中作为军队行动的根据地起了很大的作用。——第551页。 [406]后备军是普鲁士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1814—1815年的法律建立的普鲁士陆军包括常备军（基干团）及其在战时动员时用来补充军队的预备队，还包括第一类和第二类后备军。早在1813年在反对拿破仑军队的斗争中作为民团产生的普鲁士后备军，包括年龄较大的应征人员，他们在常备军及其预备队中服役期满。在平时，后备军部队只是进行一些集训。在战时，第一类后备军（年龄从26岁到32岁的应征人员）则被用来补充作战部队；第二类后备军（年龄从32到39岁的应征人员）则被用来担任警备勤务。根据1867年11月9日北德意志联邦关于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法律，第二类后备军被取消了，后备军的全体人员只限于27岁到32岁的应征人员。——第554页。 [407]民军是1813—1814年在普鲁士出现的一种民团。根据1867年法律，民军应由不在陆军或海军中服役的、从17岁到42岁的应征人员组成，并且只是在受到敌人入侵的威胁时才征召。——第554页。 [408]1849年5月，德国西部和南部在维护帝国宪法的口号下爆发了一次起义。普鲁士政府企图把普鲁士西部各省的后备军动员起来镇压这次起义。这里指的是普鲁士政府的这一企图遭到了失败。按照1814年9月3日和1815年11月21日法律的规定，只有在受到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才能征召后备军。根据这一点，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后备军不仅拒绝服从命令，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常常有组织地带着武器转到了起义人民方面。——第554页。 [409]指的是1872年7月27日的军队编制法，这项法律宣布在法国实行服役期限为5年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但是在实施这项法律的时候，允许应受征召的人有很多可以例外。——第555页。 [410]“科伦日报”（《Kölnische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在科伦出版；莱茵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七十年代被认为是俾斯麦的喉舌。——第555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英国的选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英国的选举 1874年2月22日于伦敦 英国议会的选举已经结束。才能出众的格莱斯顿不能再靠66票的多数统治下去了，他突然解散了议会，在8—14天之内进行了一次选举，而结果……反对他的却多了五十多票。这个1867年选举改革后的第二届议会，秘密投票选举出来的第一届议会，使保守派获得了稳固的多数。[389]可是，把保守党分子派到议会中去的，正是那些大工业城市和工厂区，而那里占居民多数的无疑是工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这是格莱斯顿企图通过选举来实行政变的结果。选举是在议会解散后非常短促的期限内进行的，以致某些城市用来考虑的时间只不过是五天，大部分城市不到八天，爱尔兰、苏格兰和农村选区最多也不过十四天。格莱斯顿企图愚弄选民，但是英国的政变并没有成功，而企图愚弄别人的人却反而害了自己。结果，大批原来是袖手旁观和动摇不定的群众也都投票反对格莱斯顿了。 其次，格莱斯顿的统治方法粗暴地破坏了约翰牛的固有习惯。约翰牛的目光非常短浅，不是把自己的政府看做自己的主人和统治者，而是把它看做自己的仆人，而且是一个不必预先通知就可以随时解雇的唯一的仆人。某一个执政的政党，有时可以由于纯粹实际的原因允许它的政府在税收和财政措施方面有效地表现出一些突然的温和姿态，但是，要在重要的立法措施方面得到类似的许可却只能是例外。但是，格莱斯顿却把玩弄这些立法把戏当做家常便饭。他所采取的重大措施，大部分都使他自己的党像他的政敌一样感到突然；这些措施对于自由党是一种正式的从上面强加于他们的东西，因为自由党如果不投票赞成这些措施，他们马上就会使敌对政党掌握政权。这些措施中有许多（例如爱尔兰教会法案和爱尔兰土地法案[390]）虽然内容贫乏，但曾使得许多稳健保守的老辉格党人感到惊恐，而迫使自由党接受这些措施所用的手段却引起了整个党的反感。但是，格莱斯顿并不因此罢休。他还废除了出售军职的制度，这件事他毫无必要地向王室求救而不向议会求救[391]，这也使他自己的党丢了脸。此外他还和一帮令人厌恶的庸人混在一起，这些人的唯一才干就是善于不必要地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憎恨。其中最突出的是内政大臣普鲁斯和伦敦市政府实际上的头子艾尔顿。普鲁斯以对待工人议员粗暴和态度傲慢出名；而艾尔顿完全是按普鲁士的方式管理伦敦，——例如他企图禁止人民在公园集会——，然而，因为这套方式在这里行不通（爱尔兰人确实不顾禁令，当着艾尔顿先生的面在海德公园里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注：见本卷第210—212页。——编者注］），所以这就使政府遭到一系列的小失败，并且威望日益降低。 最后，秘密投票使得许多先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人能够无顾虑地投票反对他们的剥削者，反对他们正当地认为是代表工业巨头的政党——自由党。甚至在那些大多数大工业巨头为了赶时髦而转到保守党营垒去的地方，情形也是如此。如果自由党不是代表大工业的利益来与大地产和上层金融界抗衡，那末它在英国就什么也不代表。 上届议会的一般智力水平在中庸以下。其主要成员一方面是乡绅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子弟，另一方面是银行家、铁路公司经理、啤酒商人、工厂主和其他暴发户；其中也有一些政治活动家、律师和教授。这些“智力的代表者”很大一部分在这次选举中都落选了，因而这一届议会与上一届议会相比，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专门代表大土地所有者和有钱人的议会。然而它比上一届议会多了两个新的因素：即议会里有了两个工人［注：亚·麦克唐纳和托·伯特。——编者注］和将近五十个爱尔兰地方自治主义者。 至于说到工人，首先必须确认，自从五十年代宪章派政党崩溃以来，英国再也没有工人自己的政党。这种情况在这个国家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里的工人阶级从大工业的巨大高涨中得到的利益，比任何地方的工人阶级所得的要多，在英国称霸世界市场的情况下也不能不是这样；加之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除了已做的其他让步外，还打算逐项满足宪章派纲领（即人民宪章）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人民宪章六点中，秘密投票和取消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两点已经成为法律；第三点即普选权也差不多实现了；完全没有实现的是后面三点：每年改选一次，发给议员薪金和最重要的一点——划分居民人数相等的选区。 工人由于是通过自己的各种分散独立的组织参加一般的政治活动的，所以近来他们几乎是专门作为“伟大的自由党”的极左翼在活动，既然他们扮演的是这种角色，伟大的自由党自然要在每次选举中愚弄他们。但是选举改革法案[392]一通过，工人的政治地位就马上改变了。在一切大城市里，他们现在都成了选民的多数，而在英国，无论是政府或议员候选人都喜欢向选民讨好。从此，工联和工人政治团体的主席和书记们，还有其他被认为在工人中有影响的著名工人演说家们，转瞬之间都成了重要人物。于是，议会议员、贵族和其他出名的恶棍就开始来拜访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愿望和需求表示意外的关切，并同“工人领袖们”讨论他们过去曾高傲地嘲笑过，认为提法本身就是可耻的那些问题；这些人甚至还出钱和组织募捐来救济工人。因此，“工人领袖们”很自然地就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自己应该进入议会；他们的贵族朋友对这一点一般表示同情，但是自然，这只是为了在每一个别场合下尽可能地阻碍工人的选举。这样，事情也就停止不前了。 当然，谁也不会因为“工人领袖们”想进入议会而责备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最简捷的途径，就是马上着手组织一个具有明确纲领的新的强大的工人政党。对他们来说，人民宪章就是他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的政治纲领。但是，“宪章派”——因为宪章派是明显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名称本身很惹资产阶级厌恶，于是“工人领袖们”便不是去继承宪章派的光荣传统，而宁愿和他们的贵族朋友们进行谈判，并且显出一副“绅士气派”，而这在英国就意味着按照资产阶级方式行事。旧的选举法曾在某种程度上迫使工人追随激进的资产阶级，如果当改革法案已经使工人至少可以选出60个议会议员候选人时，再强迫他们扮演这种角色就是不可饶恕的了。 这是一个转折点。“工人领袖们”为了进入议会，首先要求助于资产阶级的选票和金钱，其次才求助于工人自己的选票。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是工人的候选人，而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候选人了。他们不是依靠那个应该重新建立的工人政党，而是依靠资产阶级的“伟大的自由党”。他们组织了在选举中互相保护的协会——工人代表同盟[393]，这个同盟的少得可怜的经费主要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的。但是还不限于此。激进资产者十分机灵，他们了解到工人被选入议会是越来越不可避免了；因此，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把可能当选的工人候选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尽可能地推迟他们真正当选的时刻。他们让伦敦的一位百万富翁赛米尔·摩里先生来办这件事，他不惜花费几千英镑，以便一方面在这个伪工人总参谋部中扮演总司令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借此取得工人之友的名声，使别人因为他欺骗了这些工人而感激他。大约一年以前，当解散议会的可能日益增加的时候，摩里曾在伦敦的一家小酒店里召集他的忠实奴仆们开会。他的忠实奴仆如波特尔之流、豪威耳之流、奥哲尔之流、黑尔斯之流、莫特斯赫德之流、克里默之流、埃卡留斯之流和其他等人都出席了这个会，这帮人中没有一个不在上一次议会选举中拿资产阶级的薪俸，替“伟大的自由党”宣传，或者至少为此出力效劳。在摩里的主持下，这一帮人拟订了一个连任何资产者都会在下面签名的“工人纲领”，这个纲领被当做了强大运动的基础，它应该使工人更紧密地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政策，并且像这些先生们所梦想的那样，应该把这个纲领的“缔造者们”选进议会。在这些缔造者们贪婪的幻想中，还闪现着摩里的许多五英镑的钞票，这些钞票在宣传过程中必定会落到他们的口袋里去。但是，这个运动还没有正式开始，就惨遭失败。摩里锁上了他的保险柜，缔造者们也就重新退出了舞台。 四个星期以前，格莱斯顿突然解散了议会。常任的“工人领袖们”松了一口气：或者他们当选，或者他们又将成为报酬优厚的“伟大的自由党”的巡回宣传员了。但是，事与愿违：选举的日期是如此之近，以致他们在这两方面都受了欺骗。不错，他们当中有些人是以候选人的身分进行活动的，但是，由于在英国每个候选人要获得被选举权就得缴纳200英镑（合1240塔勒）的选举费，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的工人曾经为这个目的组织起来，因而他们之中只有那些从资产阶级那里拿到这笔钱的人才能被提为真正的候选人，也就是说，这些人进行活动是得到资产阶级上级的同意的。而资产阶级使所有的工人候选人在选举中遭受惨败，就算尽了他们的责任。 只有两个工人被选入议会，两个都是煤矿工人。这个工业部门被很好地组织在三个工联之中，它们拥有相当多的经费，在某些选区里可以希望得到选民中的绝对的多数，而且自选举改革以来，它们就有计划地争取自己的代表直接参加议会。这三个工联的书记在这次选举中都被提为候选人；一个是哈利戴，他在威尔士没有得到什么成功；另外两个是斯泰福的麦克唐纳和莫尔珀思的伯特，他们当选为议员。伯特在他那个选区以外名声不大；麦克唐纳在上次讨论矿业法[394]时是煤矿工人的代表，他出卖了他的委托者，赞同在这个法案上再加上一节，这一节是如此明显地有利于资本家，以致连政府都不敢把它列入自己的法案。 但是不管怎样，冰层总是被击破了，在欧洲最时髦的辩论俱乐部中，在自命为欧洲第一流绅士的人们当中，出现了两个工人。 和他们坐在一起的至少还有50个爱尔兰地方自治主义者。1867年芬尼亚起义失败，芬尼亚社（爱尔兰共和派）的军事领导人一个个地不是被捕入狱，就是逃往美洲，从那时起，剩下的芬尼亚社密谋参加者很快就失去了任何作用。暴力起义在许多年内是不可能的了，至少是英国在国外重新陷入严重的窘境以前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只剩下一条开展合法运动的道路，这个运动已经在地方自治即“自己来治理自己的地方”的旗帜下开始了。当时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伦敦英国议会把一切纯粹有关爱尔兰问题的立法权转交给都柏林的专门的爱尔兰议会；至于纯粹爱尔兰问题应该如何理解，则始终狡黠地不加说明。这个起初为英国报刊所嘲笑的运动具有很大的力量，以致爱尔兰各个不同色彩的党派的议员：保守党和自由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运动领袖巴特本人就是新教徒）都被迫参加了这个运动，甚至一个代表高尔威的道地英国人也参加了。在1848年事件后的普遍反动势力的打击下，奥康奈尔所领导的取消英爱合并的运动[395]差不多是和宪章运动同时停止的（奥康奈尔本人死于1847年）；自奥康奈尔开始活动以来，议会中又一次重新出现了一个团结的爱尔兰政党，这个政党出现时的环境使它难以再像奥康奈尔那样不断地和自由党妥协，也使它难以恢复奥康奈尔死后个别成员把自己零售给自由党政府的那种时髦风气。 可见，现在有两种推动英国政治发展的力量加入了议会：一种是工人，另一种是以一个团结的民族政党出现的爱尔兰人。虽然这两种力量不一定会在这个议会中起重大的作用（工人是一定不会的），但1874年的选举仍然无疑是在英国的政治发展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 弗·恩格斯写于1874年2月22日 载于1874年3月4日“人民国家报”第2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注释： [389]9]格莱斯顿由于指望在下院建立自由党的稳固的多数，便在1874年2月17日宣布他的内阁辞职，并解散了议会。下院重新选举的结果是350名保守党人，244名自由党人和58名爱尔兰议员当选。2月21日组成了以迪斯累里为首的保守党政府。秘密投票法（BallotAct）是1872年7月18日由议会通过的。——第541页。 [390]0]爱尔兰土地法案（LandBill）是格莱斯顿借口帮助爱尔兰租佃者以英国政府的名义提出的，并在1870年8月被通过。附有各种保留和限制的土地法实质上是保全英国大地主在爱尔兰的大地产的基础不受侵犯；法案为他们保留了提高地租和把租佃者逐出土地的可能性，而只是规定对租佃者进行的土壤改良工作给予一定的补偿并规定了这方面的法律程序。大地主们尽力抵制这一法案的实施，并用各种借口进行破坏。法案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爱尔兰大农场经济的积聚和爱尔兰小租佃者的破产。爱尔兰教会法案（IrishChurchBill）也是格莱斯顿提出并在1869年7月通过的。根据这个法律，英国教会在爱尔兰与国家分离，并同天主教教会和长老会教会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但它仍然是剥削爱尔兰农民的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第542页。 [391]1]指1871年通过的军队改组法，该法案的条款之一是禁止出售军官官衔证书。这一条在议会内引起了哄闹，事后格莱斯顿靠了国王的敕令才废除了出售军官官衔证书的制度。——第542页。 [392]2]指的是1867年在英国进行的第二次选举改革，这次改革使工人阶级中有一部分人得到选举权。——第544页。 [393]3]工人代表同盟（LabourRepresentationLeague）创立于1869年。工联领袖们也加入了同盟，他们力图保证把“工人”选入下院，竟不惜和自由党勾结在一起。同盟的活动在1880年以后就停止了。——第545页。 [394]4]指1872年的“矿业管理法”（《TheMinesRegulationAct》）。——第546页。 [395]5]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在取消英爱合并的口号下出现的合并取消派的运动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英爱合并是英国政府镇压179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后强迫爱尔兰接受的。它剥夺了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也使得英国殖民统治更加巩固。四十年代初建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领导协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奈尔及其他人）却只是把为取消合并而进行的鼓动看做是爱尔兰资产阶级从英国政府取得让步的一种手段。四十年代末，由于1848年爱尔兰革命起义的失败和随着反动派在英国和爱尔兰得势，合并取消派协会瓦解了。——第547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1873年9—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关于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378] （1873年9—10月） 一 海牙委员会新近公布的关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秘密同盟的报告［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1873年伦敦版。德文版的标题是《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前进报》出版社出版）（恩格斯在1894年版上加的注。）］（见载于《人民国家报》第87号及以下各号上的“卡利奥斯特罗·巴枯宁”一文[379]）向全世界工人揭露了一些自命不凡的天才人物的阴谋诡计、欺骗勾当和空谈，他们企图用这种种手段使无产阶级运动为他们的狂妄野心和自私自利的目的服务。同时，这些目中无人的空谈家在西班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也能够了解他们的实际革命活动。我们就来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实现自己关于无政府状态和自治、关于消灭一切权威，特别是国家权威、关于立即完全解放无产阶级等等极端革命的词句的。现在我们终于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因为除了报纸上关于西班牙事件的报道以外，我们还掌握有国际新马德里联合会提交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告。 大家知道，在西班牙，当国际发生分裂时，秘密同盟的盟员是占优势的；大多数西班牙工人都跟着他们走。当1873年2月间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时候，西班牙的同盟分子一下子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西班牙是一个工业很落后的国家，那里根本谈不上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在达到这步以前，西班牙还必须经过各种预备发展阶段，并清除道路上的许多障碍物。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走过这些预备阶段，迅速清除这些障碍物，——这就是共和国所提供的可能性。但是，只有通过西班牙工人阶级积极干预政治的办法才能利用这些可能性。工人群众感觉到了这点；他们到处力求参预各种事件，力求利用每一个方便的机会来活动，而不像先前那样，让有产阶级有进行活动和施展阴谋的自由场所。政府决定实行制宪议会的选举；国际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呢？巴枯宁派的首领们完全张皇失措了。继续在政治上不采取行动，已经日益变得更加可笑和不可能了；工人们想要“看到行动”。然而，同盟分子多少年来一直宣传，不应参加任何不以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任何革命，采取任何政治行动就等于承认万恶之源的国家，因此参加任何选举都是一种该判死刑的罪过。他们怎样摆脱了这种困境，我们从上面提到的马德里的报告中可以看到： “这些人抛弃了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践踏了国际的章程，从而引起了西班牙国际队伍的分裂、内部斗争和混乱；这些人厚颜无耻地在工人眼中把我们描绘成借工人阶级夺取统治之名而行自己争夺权力之实的贪功图名的钻营之徒；这些人自命为自治论者、无政府主义革命者等等，正是这些人这一次却热心地投身于政治，而且是投身于最糟糕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他们不是努力使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相反地，他们厌恶这种思想，——而是卖劲帮助一个由冒险家、野心家、钻营之徒组成的并自称为不妥协派（unversöhnliche）共和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派别取得政权。 在制宪议会大选前夕，巴塞罗纳、亚尔科及其他地方的工人要求说明，在议会斗争以及在其他一切斗争中，工人应该遵循什么政策。为此目的，举行了两次大会：一次在巴塞罗纳，一次在亚尔科。在两次大会上，同盟分子都极力反对明确规定一条国际〈notabene〔请注意〕：他们的国际〉应当遵循的政治路线。于是决定，国际作为一个组织，根本不应该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国际的会员可以由自己负责去任意行动，并且可以参加他们认为适当的任何党派，——因为他们要实行臭名昭彰的自治！实行这种荒谬学说的结果如何呢？——国际的基本会员群众，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在没有纲领，没有旗帜，没有自己的候选人的情况下参加了选举，结果使得当选的几乎完全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只有两三个工人被选入议会，但他们根本不代表任何人，他们从来没有挺身捍卫我们阶级的利益，而总是心安理得地投票赞成议会多数提出的一切反动提案。” 这就是巴枯宁主义的“放弃政治”的结局。在和平时期，无产阶级就预先知道，他们至多只能把几个代表选进议会，而根本不可能获得议会的多数，那时候，在某些地方还可以使工人相信，在选举期间待在家里，根本不攻击他们生活于其中并受其压迫的国家，而去攻击根本不存在的因而也不能自卫的抽象的国家，一般的国家，就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其实，这是胆小如鼠的人乔装为革命者的绝妙手法；至于西班牙同盟分子的首领们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这一类人，上述关于同盟的小册子做了详细的证明。 但是，一当事件本身把无产阶级推上前台，放弃政治就成为一种显然的荒谬行为，而工人阶级的积极干预政治则成为绝对必要的了。西班牙的情况正是这样。亚马多的退位，使激进保皇党人[380]失去了政权，并且使他们不可能在最近的将来重新执政；阿尔丰斯派[381]当时更没有这种可能；卡洛斯派则和以往一样，宁愿进行内战，而不愿参加竞选[382]。所有这些党派都按照西班牙的惯例放弃参加选举；参加选举的只有分裂为两派的联邦共和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由于国际的名称当时在西班牙工人中间还有巨大的吸引力，由于当时在西班牙至少在实际上还存在着国际支部的良好的组织，因此毫无疑问，在卡塔卢尼亚工厂区，在瓦伦西亚，在安达鲁西亚各个城市等地，由国际提出和支持的任何候选人都会取得光辉的胜利，并且必定能够在议会中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足以在每次表决时左右两派共和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结局的少数派。工人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感觉到，发挥他们的当时还有雄厚力量的组织的作用的时候已经到了。但是，巴枯宁学派的首领先生们长期以来一直宣传无条件放弃政治的福音，因而不能立即改变方针；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一条可怜的出路：国际作为一个组织不参加选举，但是国际会员每个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参加投票。这个政治破产的声明的后果是：工人像在这种情形下所常见的那样，投票选举了伪装为最激进的人——不妥协派，从而对自己选出来的人以后所采取的步骤担负了一定的责任，并被卷入他们的行动。 二 同盟分子无论如何不能在他们的狡黠的选举政策使他们所处的可笑地位上坚持下去，否则他们至今所保持的对西班牙国际的统治就会完结。他们必须有所行动，即使仅仅为了装装样子。总罢工便是他们的出路。 在巴枯宁主义的纲领中，总罢工是实现社会革命的杠杆。有朝一日，某个国家的或者甚至全世界的一切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都停止工作，这样最多经过一个月，就可以迫使有产阶级或者低头认罪，或者向工人进攻，那时工人就获得自卫的权利，乘机推翻整个旧社会。这种方案决不是什么新东西；法国社会主义者以及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从1848年以来就常常是骑着这匹战马横冲直闯的，不过这匹马原来是英国种。1837年危机之后，当宪章运动迅速而蓬勃地发展时，早在1839年就有人在英国工人中间宣传“神圣月”——即在全国范围停止工作（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79页[383]），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同情，以致英国北部的工厂工人在1842年7月竟试图实现它。在1873年9月1日召开的同盟分子的日内瓦代表大会[384]，也认为总罢工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会上大家都承认，为此就必须要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完善组织和充裕的储金。这就是症结所在！一方面，各国政府，特别是当它们因为工人放弃政治而得意洋洋的时候，决不会让工人的组织或储金达到这种水平；另一方面，政治事件和统治阶级的暴虐，将使工人早在无产阶级建立起这种理想的组织和筹集到这笔巨额的后备基金以前就获得解放。而且，如果无产阶级有了这些，也就无须绕着总罢工的弯路去达到它的目的了。 任何一个稍微了解同盟的内幕的人，都不会怀疑，关于采用这种有效手段的建议是由瑞士中心提出的。不管怎样，西班牙首领们把这看做一条出路，使他们能够有所行动而又不致直接卷入“政治”中去，于是便欣然以赴了。他们到处宣传总罢工的奇迹般的功效，准备在巴塞罗纳和亚尔科开始举行总罢工。 可是，政治状况日益接近危机。联邦共和主义者里面的老牌高谈阔论家卡斯特拉尔及其同伙被高涨得超过他们想像的运动所吓倒；他们不得不把政权让给力图同不妥协派达成协议的皮－伊－马尔加耳。皮是官方共和主义者中间唯一的社会主义者，唯一了解共和国必须依靠工人的人物。他立即提出了能够马上付诸实行的社会性的措施的纲领，这些措施不仅会给工人带来直接的利益，而且结果会促使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从而至少会给社会革命以一个最初的推动。但是，国际的巴枯宁派会员对于只要是“国家”采取的措施，甚至最革命的措施都一概加以拒绝，他们宁可支持不妥协派中间最狂妄的骗子，而决不支持一个部长。皮同不妥协派的谈判迁延不决；不妥协派渐渐表现不耐烦，他们中间最急躁的人物在安达鲁西亚举行了自治州的起义。这时，同盟的首领们如果不愿做不妥协派资产者的尾巴，就得采取行动。于是就下令开始总罢工。 当时在巴塞罗纳张贴了这样一张布告： “工人们！政府利用军队来镇压我们的劳动弟兄，但却忽视反卡洛斯派的战争，我们举行总罢工来表示我们的无比愤怒，”云云。 巴塞罗纳是西班牙最大的工业城市，它的历史上关于街垒战的记载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城市都多，可是，同盟的首领们却号召巴塞罗纳的工人们不要用他们掌握的武器，而是……实行总罢工，即采取仅仅直接触及个别资产者，但不触及他们的共同代表——国家政权——的措施，去反对政府的武装力量！在无所行动的和平时期，巴塞罗纳的工人还肯听一听阿勒里尼、法尔加·佩利塞尔和维尼亚斯这类驯顺人物的激烈言辞；但是，当行动的时刻一经到来，当阿勒里尼、法尔加·佩利塞尔和维尼亚斯先是宣布了他们的著名的选举纲领，继而竭力宣传保持安静，最后又不号召拿起武器，而宣布总罢工的时候，工人们便开始毫不客气地鄙视他们。最软弱的不妥协派终究比最积极的同盟分子表现了更大的毅力。同盟及受它愚弄的国际支部丧失了一切影响，而当这些先生们宣布实行总罢工，说什么用这种方法可以使政府瘫痪的时候，工人们干脆对他们嗤之以鼻。但是，这个伪国际的活动终究弄得巴塞罗纳没有参加自治州的起义；而唯有巴塞罗纳这个城市参加了运动才能够给在这个运动中到处都起显著作用的工人以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使他们有了最终掌握整个运动的希望。此外，巴塞罗纳加入这个运动，胜利就差不多有了保证。可是巴塞罗纳却毫无动静；巴塞罗纳的工人看清了不妥协派的面目，又受了同盟分子的欺骗，于是无所行动，从而使马德里政府获得了最后胜利。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妨碍同盟分子阿勒里尼和布鲁所（关于他们的详情见关于同盟的报告［注：见本卷第365—515页。——编者注］）在他们的《革命团结报》[385]上声称： “革命运动像闪电般迅速地在整个半岛上扩展……在巴塞罗纳尚无动静，但是在广场上，在公共的地方，革命却在不断进行！” 不过，这是同盟分子的革命，这种革命就是不停地擂鼓，正因为如此，它才“不断”站在一个“地方”不动。 与此同时，总罢工在亚尔科已被提上了日程。亚尔科是一个新兴的工厂城市，现在约有三万居民。仅仅一年以前，国际才以巴枯宁主义的形式在这里出现，并且非常迅速地扩展开来。这个城市的工人在此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运动，因此，他们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一概加以欢迎，正像在德国的落后地方一再发生的情形一样，在那些地方，全德工人联合会突然间就获得了许多新的信徒。因此，亚尔科被选为巴枯宁主义者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驻在地。这里我们要介绍的正是这个联合会委员会的活动。 7月7日，一个工人会议决定宣布总罢工。第二天就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市长，要求他在24小时内召集工厂主并把工人的要求交给他们。市长阿耳博尔斯是个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他扣留工人，从阿利康特调来军队，并建议工厂主不要让步，叫他们深居简出。他本人将忠于职守。在同工厂主商谈之后，——这里我们根据同盟分子联合会委员会1873年7月14日的正式报告[386]，——这位最初向工人答应保持中立的人，这时发表了一个宣言，在这个宣言中他“侮辱和诬蔑工人，站到工厂主方面，从而取消了罢工者的权利和自由，激起他们进行斗争”。一个市长的虔诚祝愿怎么能够取消罢工者的权利和自由，这点无论如何是没有交代清楚的。不管怎么样，受同盟领导的工人当时通过一个委员会向市政当局宣布，如果它不打算遵守在罢工期间保持中立的诺言，那末为了避免冲突起见，它最好卸职。委员会的代表们未被接见，而当他们离开市政厅时，警察便向和平地站在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如同盟的报告所说，斗争就此开始了。民众武装起来，进行了据说是长达“20小时”的战斗。一边是工人，据《革命团结报》说有5000人，另一边是市政厅里的32个宪兵和市场上四五幢房屋中的几个武装人员；这几幢房屋——按照普鲁士的先例——被人民烧毁了。最后，宪兵弹尽，被迫投降。 同盟分子委员会的报告上说：“市长阿耳博尔斯伪装投降，然后又胆怯地命令杀死那些轻信他的诺言而进入市政厅的人们，如果他不是这样欺骗人民，我们也不会为这样多的死难者而哀悼；如果这位市长自己不用手枪抵近射击逮捕他的人，他是不会被义愤的居民打死的。” 这次斗争中究竟有多少受害者呢？ “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切计算出伤亡的人数〈人民方面〉，但我们可以说，伤亡不下10人。攻击者的伤亡则不下15人。” 这是同盟经受的第一次巷战。5000人对32名宪兵和几个武装的资产者进行了20小时的战斗，在敌人弹尽之后才打败了他们，自己总共损失了10个人。看来同盟是硬要自己的信徒相信福斯泰夫的箴言：“慎重是勇敢的最大要素”［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 不用说，资产阶级报纸关于各种各样的恐怖行为、关于漫无目标地烧毁工厂、关于大批枪杀宪兵、关于把人们浇上汽油烧死的种种报道纯粹是捏造。胜利的工人，甚至当领导他们的是以“彻底消灭！”为座右铭的同盟分子的时候，他们对待战败了的敌人也经常是过分宽大的，而敌人因此就把自己在胜利时从来不忘记制造的可耻罪行强加在工人身上。 总之，取得了胜利。 《革命团结报》欢呼道：“在亚尔科，我们的朋友5000人成了局势的支配者。” 这些“支配者”是怎样利用自己的“局势”的呢？ 关于这一点，不管是同盟的报告还是同盟的报刊都没有告诉我们片言只字；我们不得不求助于一般报纸的报道。从这些报道中我们知道，在亚尔科马上成立了一个“物质福利委员会”，即革命政府。固然，同盟分子也曾于1872年9月15日在瑞士圣伊米耶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决定：“建立任何一种所谓临时的或革命的政权，都无非是一种新的欺骗，都像所有现存的政府一样，对无产阶级会是危险的”。在亚尔科开会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们还竭力想使国际的西班牙代表大会也赞成这项决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现，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萨韦里诺·阿耳巴腊辛，根据某些消息还有该委员会的书记弗朗西斯科·托马斯，都是这个临时的和革命的政权——亚尔科物质福利委员会的成员！ 这个物质福利委员会做了些什么呢？它为了实现“工人的立即完全解放”采取了些什么措施呢？委员会禁止所有男子离开这个城市，但是却允许妇女离开，只要她们……持有身分证！反对权威的人竟然又采用了身分证！至于其他方面，则是极端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和没有毅力。 与此同时，韦拉德将军带领军队从阿利康特逼近。政府一心想毫不声张地扑灭各省的地方性起义。而亚尔科的“局势的支配者”则一心想摆脱他们所处的那种不知如何是好的局势。因此，议员塞尔维腊便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自己担任的调停人的任务。物质福利委员会交卸了自己的职权，7月12日，军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开进了城，为此而向物质福利委员会许下的唯一诺言是……大赦。同盟的“局势的支配者”又一次平安无事地摆脱了窘境。亚尔科的冒险也就这样结束了。 同盟的报告告诉我们，在加油斯附近的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 “市长封闭了国际的会所，并且由于他威胁和不断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而激起了工人的愤怒。被选出的委员会要求部长遵守法律和开放擅自封闭的国际会所。皮先生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实际上却拒绝执行。工人们明白政府存心要有计划地使他们的协会成为非法；他们免去了地方当局的所有代表的职务，并委派新的人员来代替他们，新任代表重新开放了协会的会所”。 “在桑卢卡尔……人民是局势的支配者！”——《革命团结报》欢呼道。在这里，同盟分子也不得不违背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原则而成立革命政府，可是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政权。他们把时间浪费在空洞辩论和纸面决议上；而帕维亚将军在攻下了塞维尔和加迪斯之后，于8月5日派遣了索里阿旅的几个连队前往桑卢卡尔，遇到的是——毫无抵抗。 这就是同盟在没有任何竞争者与其对抗的地方所建树的英雄功绩。 三 紧接着亚尔科巷战之后，不妥协派又在安达鲁西亚实行起义。皮－伊－马尔加耳当时仍然掌握着政权，他一直同这一派的首领们进行谈判，期望由他们来组阁；既然谈判还在进行，那为什么要发动起义呢？这种仓卒行动的原因至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不妥协派先生们力求首先尽快地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以便掌握政权和占据各个自治州将要重新设立的许多政府职位。马德里议会把分裂西班牙一事拖延得太久了；所以必须自己动手，到处宣布成立自治州。国际（巴枯宁派的）从选举以来就和不妥协派厮混在一起，它以前的行动使人相信可以得到它的协助：它不是刚刚用暴力占领了亚尔科，因而同政府进行了公开战斗吗？况且，巴枯宁主义者许多年来一直宣传说，任何自上而下的革命行动都是有害的，一切都应当自下而上地组织和进行。而现在有了一个机会，至少是在各个城市里，可以自下而上地来实现著名的自治原则了！其结果只能是：受巴枯宁主义影响的工人落入了圈套，为不妥协派去火中取栗，为此而从自己的同盟者那里得到的奖赏照例是脚踢和枪弹。 巴枯宁派的“国际”的会员在这整个运动中采取了什么立场呢？他们促使运动具有联邦主义的分散性质，他们尽可能地实现了自己的无政府的理想。同一些巴枯宁主义者，几个月以前在哥多瓦还宣布，成立革命政府是对工人的背叛和欺骗，现在他们却参加了安达鲁西亚各个城市的革命政府，但是到处都占少数，所以不妥协派能够为所欲为。不妥协派掌握着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而用华丽的辞句和极其荒唐和毫无意义的所谓社会改革的纸上空洞计划来敷衍工人。当巴枯宁主义者的首领们要求真正的让步时，便遭到轻蔑的拒绝。领导这个运动的不妥协派在回答英国报纸记者的问题时首先声明，他们同这些所谓的“国际会员”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对这些人不负任何责任，并且声称他们把国际会员的首领们以及巴黎公社的全部流亡者置于最严密的警察监视之下。最后，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在塞维尔，不妥协派在对政府军队作战时，还向他们的巴枯宁同盟者开枪。［注：《人民国家报》（1873年11月2日第106号）把下面三段文字误排在第三节末尾。恩格斯在1894年把这篇文章收入《〈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时，将这三段移到本段后面。——编者注］ 结果，几天之内整个安达鲁西亚都落入了武装的不妥协派手中。塞维尔、马拉加、格拉纳达、加迪斯等地几乎毫无抵抗地被他们占领。每个城市都宣布自己是自治州并成立了革命政府委员会（洪达）。木尔西亚、卡塔黑纳、瓦伦西亚也跟着这样做了。萨拉芒卡也做了类似的尝试，但性质比较平和。这样，西班牙的大多数大城市都被起义者掌握；只有首都马德里这个差不多从来不采取任何坚决行动的奢华城市和巴塞罗纳是例外。如果巴塞罗纳行动起来，最后胜利几乎是有保证的，同时也会保证给运动中的工人以有力的支持。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妥协派在巴塞罗纳力量很弱，而当时在那里还有很大影响的巴枯宁派的“国际”会员却以总罢工为借口来回避起义。因此巴塞罗纳这一次没有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这次起义虽然是糊里糊涂开始的，但如果能领导得稍微恰当，哪怕就像西班牙军事暴动的做法那样，胜利还是有很大把握的。在西班牙发生军事暴动时，一个城市的驻军发动起来，开到邻近一个城市去，把该城事先联络好的驻军争取过来，于是起义队伍就像滚雪球一样，愈来愈大，冲向首都，直到会战奏捷或被派来对付他们的军队实行倒戈而决定了胜利的结局时为止。这种方法尤其适合于这次起义。起义者到处早已组织成义勇大队；他们的纪律固然松弛，但是无论如何总不比那大部分已经瓦解了的西班牙旧军队的残部更坏。政府唯一可靠的军队是宪兵（guardiasciviles），但他们却分散在全国各地。任务首先在于阻止宪兵的集中，而这只有采取攻势和大胆地开到野外去作战。这种作法是不会有很大危险的，因为政府能用以对付义勇大队的军队也和这些义勇大队本身一样，是纪律松弛的。要想取得胜利，就只有这样，别的方法是没有的。 但是没有这样做。不妥协派以及他们的巴枯宁派的仆从们的联邦主义恰恰就在于，让每一个城市独自行动，并宣布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和其他城市共同行动，而是和它们分开，从而排除了发动总攻势的任何可能性。德国农民战争时代和1849年德国五月起义时期所难免的不幸事情，——即革命力量的分散和孤立，使同一批政府军队能够把各地起义一一镇压下去[387]，——在这里被宣布为最高革命智谋的原则。巴枯宁可以心满意足了。早在1870年9月（在《给一个法国人的信》[388]中）他就声明，通过革命战争把普鲁士人赶出法国的唯一手段在于，消灭一切集中的领导，让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市镇独自去进行战争。只要用解放了的革命热情去对抗有统一指挥的普鲁士军队，胜利就有了保证。最后，在法国人民的集体智慧自由放任的情况下，毛奇的个人智慧当然就会消失。法国人当时不愿意了解这一点；但是在西班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而且在下面还会看到的，巴枯宁却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同时，这次没有任何口实而仓卒发动的起义使得皮－伊－马尔加耳不能同不妥协派继续谈判。他被迫辞职；卡斯特拉尔之流的纯粹共和党人就代之而掌握了政权，这些人是毫不掩饰的资产者，他们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扑灭他们以前利用过而现在只成为他们的障碍的工人运动。他们拼凑了两个师，一师由帕维亚将军率领去进攻安达鲁西亚，另一师由康波斯率领去进攻瓦伦西亚和卡塔黑纳。这些军队的核心是由西班牙全国各地调集来的宪兵组成的，他们都是纪律尚未涣散的老兵。正像凡尔赛军队进攻巴黎时一样，在这里宪兵也应当压住士气沮丧的基干部队的阵脚，并到处带领进攻的纵队冲锋；在这两方面他们都尽其所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除了宪兵以外，还把一些混合基干团拨给了这两个师，因此这两个师大约各有3000人。这就是政府能够用来反对起义者的全部兵力。 帕维亚将军在7月20日前后进军。24日，里波耳指挥的宪兵和基干部队占领了哥多瓦。29日，帕维亚进攻严密设防的塞维尔，30日或31日（根据电文难以确定日期）便攻占了该城。他留了一支游动队在这里平定郊区，自己则向加迪斯进发。加迪斯的保卫者只是在通往该城的接近路上设防据守，而且防御也很薄弱，后来在8月4日，未作任何抵抗就被解除了武装。在以后几天内，帕维亚又解除了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圣罗克、塔里法、阿耳黑西腊斯及其他许多早就宣布自己为自治州的小城镇的武装，同样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与此同时，帕维亚派军队去进攻马拉加和格拉纳达。马拉加在8月3日，格拉纳达在8日均不战而降。因此到了8月10日，即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整个安达鲁西亚便几乎被兵不血刃地征服了。 7月26日，马丁涅斯·康波斯开始对瓦伦西亚发动攻势。这里的起义是由工人发动的。当国际的西班牙组织发生分裂时，真正的国际的会员在瓦伦西亚占优势，于是新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迁到了这个城市。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不久，当革命战斗行将来临时，瓦伦西亚的巴枯宁派工人不相信巴塞罗纳的首领们在极端革命词句掩盖下的逃避斗争的行为，他们向真正的国际的会员们建议在所有地方性的运动中采取共同行动。当自治州运动勃起时，工人和国际会员便利用了不妥协派，立即发动起义，赶走了政府军。瓦伦西亚洪达的成员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从英国报纸记者的报道可以看出，在洪达中和在瓦伦西亚义勇大队中一样，工人占绝对优势。这些记者怀着敬意来谈论瓦伦西亚的起义者，这种态度是他们对不妥协派占优势的其他起义者从未表示过的。他们赞扬瓦伦西亚人纪律严明，赞扬城内秩序井然，并预言将有长期的抵抗和顽强的斗争。他们没有说错。不设防的瓦伦西亚城对康波斯师的进攻从7月26日一直抵抗到8月8日，就是说比整个安达鲁西亚还要抵抗得长久一些。 在木尔西亚省，省城木尔西亚未作抵抗就被占领；在攻陷瓦伦西亚后，康波斯便向卡塔黑纳进军。卡塔黑纳是西班牙最强大的要塞之一，在陆地这一边，在瞰制城市的制高点上，有连绵不断的围墙和突出的堡垒做壁障。3000政府军没有任何攻城炮，只凭自己的轻型野炮当然无力对付堡垒的重炮，于是只好限于从陆地上包围城市；但是当卡塔黑纳人利用从港内夺得的海军舰队控制海面时，这种包围是意义不大的。当瓦伦西亚与安达鲁西亚在进行斗争时，卡塔黑纳的起义者正自顾不暇。直到其他地方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在他们自己的金钱和食物也快要耗尽时，他们才开始想起外面世界。只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才做了一次向马德里推进的尝试，而马德里距他们至少有60德里，比瓦伦西亚和格拉纳达离他们的距离要远一倍以上！这次出征在离卡塔黑纳不远的地方就遭到悲惨的结局。包围使得从陆路出击成为完全不可能；所以他们就依靠舰队来出击。然而这是什么样的出击啊！依靠卡塔黑纳的军舰在刚刚被征服的沿海城市中重新发动起义是根本谈不到的。所以，卡塔黑纳自治州的舰队只限于用炮击来恫吓从瓦伦西亚到马拉加一带的其他的（按照卡塔黑纳人的理论来说也是独立的）沿海城市，扬言如果这些城市不把粮食和硬币军款送上船，就对它们进行炮击，实际上也的确进行了炮击。当这些城市作为自治州向政府作战时，卡塔黑纳所持的原则是：“人各为己”。当它们失败以后，则宣布了另一个原则：“大家都来保卫卡塔黑纳！”卡塔黑纳的不妥协派及其巴枯宁主义同谋者就是这样理解各自治州的联邦主义的。 为了加强争取自由的战士的队伍，卡塔黑纳政府释放了1800名被囚在该城监狱中的罪犯——西班牙穷凶极恶的强盗和杀人犯。从关于同盟的报告中所做的揭露可以看出，这项革命措施毫无疑问是巴枯宁主义者给卡塔黑纳政府出的主意。报告说明，巴枯宁怎样幻想“放纵一切恶欲”，他把俄国的强盗奉为一切真正革命者的楷模。对俄国人是合理的，对西班牙人也是公平的。卡塔黑纳政府放纵了1800名被严加看守的匪徒的“恶欲”，从而使自己军队的纪律败坏到了极点，它当然完全是按照巴枯宁的精神行事的。西班牙政府不去彻底摧毁自己的要塞工事，而等待卡塔黑纳城由于它的保卫者内部瓦解而陷落，它是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政策。 四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新马德里联合会的报告关于这整个运动是怎样说的。 “预定在8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瓦伦西亚召开的代表大会，除了讨论其他问题外，将要决定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对2月11日共和国宣告成立以来西班牙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应当采取的立场。但是，差不多所有起义省份里的国际会员都热烈参加了这次遭到如此悲惨失败的糊里糊涂的〈descabellada原意是：散乱的〉自治州起义，这不仅分散了大多数国际会员而使联合会委员会的活动瘫痪，而且也几乎完全瓦解了各地方联合会，而更坏的是，它使这些联合会的成员受到种种仇恨和迫害，而这些仇恨和迫害是任何一次非常糟糕地开始而又遭到失败的人民起义常有的后果…… 当自治州起义爆发，当洪达即各自治州的政府组成时，那些曾经激烈反对政治权力，指责我们有权威主义的人〈巴枯宁主义者〉却争先恐后地参加这些自治州的政府。在塞维尔、加迪斯、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格拉纳达及瓦伦西亚等大城市，许多自称为反权威主义者的国际会员却参加了各自治州的洪达，他们除了主张省或自治州的自治以外，没有任何别的纲领。这一点已经为这些洪达公布的宣言及其他文件正式证实了，在这些文件上都署有这个‘国际’的知名会员的大名。 理论与实践之间、宣传与行动之间的这种惊人的矛盾，如果能对我们的协会稍有裨益，能使我们在组织力量方面稍有进步，能使我们向主要目的——工人阶级的解放——稍微接近一点，那也没有多大关系。可是结果情况恰恰相反，而且也不可能有别的结果。缺少主要的条件——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有效合作，其实只要用国际的名义来行动，这种合作是很容易争取到的。各地方联合会之间缺少协调一致；运动听由个人或地方自行支配，没有任何领导（不算秘密同盟能强使运动接受的那种领导，我们感到羞耻的是，这个同盟居然还统治着国际的西班牙组织），除了我们的天然敌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纲领以外，没有任何纲领。就这样，自治州起义几乎毫无抵抗就被极其可耻地镇压下去了，可是，它在复灭的时候也连带葬送了国际在西班牙的威信和组织。不管发生了什么胡作非为的事情、罪行或暴行，共和党人现在都把它推在国际会员身上；我们甚至还有关于下述情况的可靠材料：在塞维尔，当战斗进行的时候，不妥协派向自己的同盟者、国际〈巴枯宁派的〉会员开枪射击。反动派狡猾地利用了我们的愚蠢，唆使共和党人来迫害我们，并在持冷淡态度的广大群众面前诬蔑我们；反动派在萨加斯塔时期没有做到的事，现在显然可以做到了：在西班牙广大工人群众中损害国际的名誉。在巴塞罗纳，许多工人支部脱离了国际，对《联盟》报〈巴枯宁派的主要机关报〉的先生们及其无法解释的行为表示坚决抗议。在赫雷斯、圣玛丽亚港及其他地方，各联合会决定解散。在洛哈（格拉纳达省），居民赶走了一些住在当地的国际会员。在人们还享有最大自由的马德里，旧的〈巴枯宁派的〉联合会毫无生气，而我们的联合会为了避免代人受过又被迫无所行动和保持沉默。在北部的城市中，由于卡洛斯派的战争日益激烈，我们毫无活动的可能。最后，在瓦伦西亚，经过十五天斗争之后，政府获得了胜利，来不及逃走的国际会员被迫隐藏起来，而联合会委员会则完全瓦解了。” 这就是马德里的报告所报道的情况。不难看出，它和前面的历史概述毫无出入。 我们全部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呢？ 1．巴枯宁主义者一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抛弃自己以前的全部纲领。首先，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必须放弃政治活动、特别是放弃参加选举的学说。其次，关于无政府状态、消灭国家的学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不是消灭国家，相反地，而是试图建立许多新的小国家。接着，他们把工人不应当参加不以无产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任何革命这一原则抛弃了，他们自己参加了显然是纯资产阶级的运动。最后，他们践踏了他们自己刚刚宣布的原则：成立革命政府无非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欺骗和新的背叛，——他们破坏了这个原则，泰然自若地出席各城市的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同时他们差不多到处都是被资产阶级先生们驾驭、在政治上被他们利用的软弱无力的少数派。 2．但是，这种背弃以前宣传的原则的行为，是以最怯懦、最虚伪的形式和昧着良心做出来的，所以无论是巴枯宁主义者自己或者是受他们领导的群众，都是在没有任何纲领或者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做什么的情况下投入了运动。这种情况的自然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巴枯宁主义者或者是阻碍了一切运动，如在巴塞罗纳那样，或者是参加了零散的、没有计划的、荒唐的起义，如在亚尔科和桑卢卡尔－德－巴腊梅达那样；或者是让起义的领导权落入不妥协派资产者手中，如在大多数起义中那样。可见，一旦要采取实际行动，巴枯宁主义者的极端革命的叫喊，不是变为安抚，就是变为一开始就没有前途的起义，或者变为同极其可耻地在政治上利用工人并用拳脚来对待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流。 3．所谓的［注：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所谓的”，而是“大吹大擂的”。——编者注］无政府状态、独立小组的自由联合等原则的唯一结果，只能是无限制地和荒谬地分散革命的斗争力量，让政府用一小撮兵士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把各个城市一一征服。 4．这一切不仅使组织良好和人数众多的国际（假的和真的）西班牙支部跟着不妥协派一起复灭，现在实际上已不存在，而且还使人们把许多虚构的暴行归咎于它，没有这些暴行，全世界的庸人简直是无法想像工人起义的。因此，要在西班牙无产阶级中间建立起新的国际组织，在若干年内也许是不可能的。 5．总而言之，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 弗·恩格斯写于1873年9—10月 载于1873年10月31日、11月2日和5日《人民国家报》第105、106和107号。 1874年以单行本在莱比锡出版。 转载于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1894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1894年版本译的，并根据《人民国家报》校对过 注释： [378]《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刊载在1873年10月31日、11月2日和5日《人民国家报》第105、106和107号上。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西班牙1873年夏爆发的事件之后立即写成的。这些事件是1868年至1874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顶点。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时所利用的实际材料是来自当时的报刊以及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文件，首先是新马德里联合会向1873年9月8—1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应届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 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在报上发表后接着便印成单行本：《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莱比锡版（《DieBakunistenanderArbeit．DenkschriftüberdenletztenAufstandinSpanien》．Leipzig）。《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于1894年被收进《前进报》出版社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的论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Internationalesausdem《Volksstaat》（1871—75）》），当时恩格斯为这个著作写了简短的“前言”，并在文字上做了一些修改。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的第一个俄译本是经弗·伊·列宁校订并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05年在日内瓦和1906年在彼得堡印成单行本出版的。——第521页。 [379]1873年9月19、21、24和26日《人民国家报》第87、88、89、和90号上以“卡利奥斯特罗·巴枯宁”为题发表了恩格斯写的一组文章，这些文章是用德文对“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的简述。恩格斯在1894年出版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中引用的话不是从上述德文简述中，而是从1874年出版的完整的德译本中摘录下来的。——第521页。 [380]指的是立宪保皇党人，他们支持欧洲列强安置在西班牙王位上的傀儡亚马多国王。——第523页。 [381]阿尔丰斯派是与西班牙大地主、僧侣和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反动集团有联系的一个派别，它支持波旁王朝的西班牙王位追求者，这个王位追求者于1874年被宣布为国王，称阿尔丰斯十二世。——第523页。 [382]卡洛斯派是反动的教权派专制集团，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支持国王斐迪南七世的弟弟、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卡洛斯派依靠军阀和天主教僧侣，并利用西班牙某些地区落后农民的支持，在1833年至1840年发动了国内战争，这个战争实际上变成了封建天主教分子和自由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斗争。1855年唐·卡洛斯死后，卡洛斯派支持他的孙子小唐·卡洛斯为继承人。1872年，在政治危机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卡洛斯派的活动活跃起来了，并酿成了直到1876年才结束的新的国内战争。——第523页。 [38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19页。 在1894年出版这个著作时，恩格斯把这里引用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一版改为1892年出版的第二版，即德文版。——第525页。 [384]指1873年9月1—6日在日内瓦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大会。——第525页。 [385]《革命团结报》（《Solidaritérévolutionnaire》）是无政府主义的周报，1873年6—9月在巴塞罗纳用法文出版。该报是法国南部革命社会主义宣传委员会的机关报。这个委员会是阿勒里尼和布鲁斯为了在法国和公社流亡者中间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建立的。——第527页。[386]哥多瓦代表大会以后领导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发表在1873年8月24日“国际报”上。——第528页。 [387]见弗·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和“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83—483、127—235页）。——第533页。 [388]恩格斯指的是1870年在纽沙特尔匿名出版的巴枯宁的小册子：“就当前的危机给一个法国人的信”（《Lettresàunfrançaissurlacriseactuelle》）。——第533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在国际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在国际中 除了纽约总委员会的正式通知以外，“人民国家报”早就不刊载关于国际工人协会情况的任何消息了。它在这方面的行动同国际的所有其他报纸和国际的大多数会员是一样的。海牙少数派的机关刊物则在巴枯宁的秘密同盟的指挥下，拚命地把自己描绘成国际真正多数派的代表，对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前总委员会，特别是对马克思极尽诽谤和诬蔑之能事，并且竭力把各民族的那些以天才人物自命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遭受这种攻击的人认为只要彻底弄清楚涉及海牙代表大会的所有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因而只是对那些最令人发指的最卑鄙的诽谤加以回击，而且仍然是用摆事实的方法。总之，他们相信工人的健全思想和总委员会的行动，总委员会表明自己是完全能担负起自己的任务的。 下面所列举的资料表明，各地没有经过事先协商而自行采取的这种行动方式已经产生了效果。 在英国，前总委员会的一些英国委员——马克思在海牙根据确凿的证据和他们自己的供认谴责了他们的叛卖行为［注：见本卷第724页。——编者注］，对这种谴责他们一点也不敢反驳——在去年12月挑起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分裂［注：见本卷第220—231页。——编者注］。他们退出了这个委员会，单独召开了整整11个人的代表大会，关于这些人，甚至谁都不敢说他们是不是支部的代表，究竟是哪些支部的代表。这11个人愤慨地表示反对海牙的决议并站到了分裂分子的旗帜下；他们的首领是两个外国人——埃卡留斯和荣克。从这时起，就存在着两个联合会委员会，但是有以下的区别：一个属于国际，得到几乎所有支部的拥护，第二个是分裂分子的，它除了自己的成员以外，不代表任何人。第二个委员会几个月来一直在表演这出滑稽剧，最后终于寿终正寝了。同经过了五十年运动锻炼的英国工人开这种玩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与此相反，6月1日和2日在曼彻斯特举行了国际不列颠组织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无疑将为英国工人运动开辟一个时代。出席会议的有26位代表，他们代表英国主要工业中心以及一些不大的城市。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和以前所有这种类文件的区别就在于，它——在这个有守法传统的国家内——承认工人阶级有用暴力捍卫自己要求的权利。 代表大会赞同了这个报告并决定：红旗是国际不列颠组织的旗帜；工人阶级不仅要求把全部地产归还给劳动人民，而且也要求把一切劳动资料归还给劳动人民；提出实行法律所规定的八小时工作日制的要求作为一项初步措施；代表大会向西班牙工人祝贺共和国的建立和十个工人被选进国会；要求英国政府立即释放至今被关在监狱中的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任何一个了解英国工人运动历史的人都承认，从来还没有一个英国工人代表大会提出过这样深远的要求。无论如何，由于这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和分裂分子的冒充的联合会委员会的可悲结局，国际在英国的阵地确定了。 在瑞士，分裂分子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大家知道，汝拉联合会早就是国际中各种各样的分裂活动的主脑机关。它的代表们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就已经宣称，他们代表国际中的真正多数，在不久后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他们将证明这一点。智与时增，这对于最爱吹牛的人说来也是适用的。4月27日和28日在纽沙特尔召开了汝拉联合会代表大会。从讨论的情况可以看出，联合会共辖有11个瑞士支部，其中派代表出席大会的有9个支部，这11个支部的情况如何，他们的人数有多少等等，在委员会的报告中只字未提；可是，你们瞧，报告却声称，整个国际都归附于他们的分立的联合会了。既然这样，那末这个巨大的多数不是可以在即将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上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推翻海牙大会的决议吗？不，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恰恰相反，正是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建议，建议当然立即就被这些“自治的”代表们接受了，这项建议就是：为了使新的代表大会不再踏上海牙代表大会的有害而错误的道路，分裂分子的联合会应该在瑞士的某个城市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而不承认纽约总委员会可能召开的代表大会。 海牙代表大会已经明确地委托总委员会指定召开下次代表大会的瑞士城市［注：见本卷第177页。——编者注］。因此，汝拉联合会的决议意味着响亮词句掩盖下的一种新的退却。 实在说，该是这些先生们考虑掩护自己后方的时候了。6月1日和2日——对分裂分子说来是些不祥的日子——在俄尔顿召开了瑞士工人代表大会。80个代表中有整整五个汝拉人。会上曾提出了建立集中制的瑞士工人联合会的建议。 为了与此相对抗，这五个汝拉人提出了一种用各种各样的保留条件巧妙装饰起来的，会使整个组织丧失活动能力的联邦制度。他们看到自己处于无望的少数地位，便像在海牙一样，玩弄浪费别人时间的把戏。代表大会把整个星期日都花在讨论这个所谓的“原则问题”上。最后，像在海牙一模一样，多数派不得不迫使这些饶舌者沉默，以便终于能转过来研究工作。星期一断然决定建立集中制的联合会，五个说教者对这点的答复就是在宣读了空洞无物的声明以后，便离开会议厅各自回家去了。而这些在本国内本来是极其微不足道的人，多年来曾一直发誓说，他们的使命就是要改组国际！ 可是从来祸不单行。在意大利，分裂分子阵营里的无政府主义者现在声嘶力竭地在叫嚣，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即皮阿琴察的克雷希奥，把自己的新报纸“社会未来报”寄给了加里波第，这些先生一直指望把加里波第当作自己人看待的。报纸中充满了愤怒的叫喊，反对他们所谓的“权威主义原则”，在他们看来，这个原则是一切祸害的根源。加里波第回答说： “亲爱的克雷希奥！衷心感谢您……您想在自己的报纸上进行反对谎言和奴役的斗争，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是我认为，同权威原则作斗争是妨碍国际取得成就的错误之一。巴黎公社之所以复灭，就是因为在巴黎根本没有权威的政权，而只是一片无政府状态。” 这位争取自由的老战士在1860年这一年中所做的工作比所有无政府主义者加在一起在自己一生中曾经想要做的工作还要多；他知道纪律的价值，何况，他总是不得不亲自来加强自己战斗部队的纪律，而且不是像官方军阀那样，采用机械训练的办法，经常用枪决来威胁，而是直接以敌为鹄来进行教育。 可惜的是，我们还不能一一列举分裂分子所遭到的一切厄运。他们过去只有一点还感不足，这点他们现在也有了。“新社会民主党人报”（这家报纸的警察嗅觉早已从这些历来破坏国际的人那里闻到了熟悉的气味）现在完全站到这些破坏分子方面去了。该报的第68号发现比利时人——他们实际上已脱离国际，——拟定的章程草案完全符合该报的观点，而且答应参加分裂分子一伙，这再好不过了。当哈赛尔曼和哈森克莱维尔在分裂分子代表大会上出现时，分裂分子的组织就会获得自己的真正性质。右面是巴枯宁，左面是哈森克莱维尔，而中间则是让别人用他们自己的蒲鲁东主义词句来愚弄的不幸的比利时人！ 弗·恩格斯写于1873年6月19—20日 载于1873年7月2日“人民国家报”第5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1873年6月14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公民们！ 我该回你们4月11日和5月14日的两封来信了[305]。我以前已经告诉你们，托转洛迪的钱（200法郎）我已于4月10日全部汇给比尼亚米了，我这里有他的收据。大约十天前“人民报”又重新出版，上面刊登了你们致西班牙人的呼吁书，而且还在非常显著的地位刊登了你们关于那些脱离了我们协会的支部自绝于组织的声明。[306] 有关文件已寄给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我那份给前总委员会用的章程修改条文已经遗失，但是他们答应给我另寄一份来，我收到后将立即转寄给你们。 由于“人民报”又复刊了，所以我在给该报的第一篇通讯中将写关于意大利流亡者、关于瓦斯厂工人罢工的情况等等。以前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同唯一与我保持通讯联系的比尼亚米接不上头，而他又没有告诉我别的地址。 关于会费券的事，我已经提醒勒穆修。 4英镑3辨士已经收到，只要在巴黎找到了可靠的地址，将立刻寄出并按原来规定加以使用。 致兄弟般的敬礼 你们的弗·恩格斯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305]恩格斯提到的这两封信是左尔格写给他的。——第363页。 [306]指总委员会1873年1月26日的决议（见本卷第736页）。该决议发表在1873年6月1日“人民报”第14号上。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西班牙工人的呼吁书发表在1873年5月26日“人民报”第13号上。——第363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国际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国际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 1873年5月2日于伦敦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9号发表了关于国际在法国的最近几次审判案的一篇骗人的文章，显然，这篇文章的作者得到了从爬虫报刊基金[302]中拨发的慷慨报酬，所以这篇文章特别卖力地大肆造谣。关于土鲁斯审判案，“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以布鲁塞尔“国际报”的一篇文章为根据的；而“国际报”的这篇文章又是从“自由报”上转载过来的，[303]文章是出自法国流亡者茹尔·盖得之手。这个人从他到达日内瓦的时候起，就和当地其他想做流亡中的“大人物”的人一起为巴枯宁大事吹嘘，并且出席了汝拉人在桑维耳耶举行的代表大会（1871年11月），在有名的汝拉联合会通告上签了字；在这个通告中，巴枯宁先生的秘密同盟向国际宣了战。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盖得先生在国际在法国的活动中究竟起了些什么作用。文章竟把那个在这次案件中出卖同自己一起被控的国际会员的丹特雷格说成是马克思的总全权代表，并想把这一叛卖行为和随后做出的有罪判决都归罪于马克思以及总委员会和“从上到下都是权威主义的组织”。 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 丹特雷格先生，佩泽纳斯（埃罗省）铁路局的绘图员，在1871年12月24日向总委员会提出申请，说有一个代表七个工会的激进民主主义委员会要求参加国际，他是该委员会主席。1月4日法国书记给佩泽纳斯的卡拉斯（现在被判处一年徒刑）写了一封信。卡拉斯由于有加入了国际的贝济埃（埃罗）社会民主主义委员会给他担保而取得了完全的信任；在伦敦的许多公社委员都知道，社会民主主义委员会的委员们（他们也被判了罪）都是些值得信任的人。1月14日卡拉斯来信赞扬了丹特雷格，并且还说，已经和他商定，“他们将携手共事”。3月，丹特雷格迁居土鲁斯；因此，直到被捕，他在那里活动了整整九个月，而在土鲁斯的国际会员对他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同他处得十分融洽，所有四个人数相当多的支部都在8月18日一致选举他为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便证实了这一点。在只有委员会委员和小组领导人签名的四张代表资格证上就有67个人的签字。可见，总委员会委派这个人为它驻土鲁斯和土鲁斯郊区的全权代表，只是反映了当地的国际会员自己的愿望。 现在再谈盖得先生。 1872年8月18日，蒙彼利埃支部来信告诉总委员会说，盖得先生的通信者和朋友保尔·布鲁斯先生企图在当地的支部制造分裂；他要求会员不要提前缴纳规定的会费来解决土鲁斯代表的路费，并且要求他们在海牙代表大会没有发表意见之前根本不要采取任何措施。因此，该支部把他开除了，并且要求总委员会把他开除出国际。在这封信上签字的是卡拉斯和其他三个人。总委员会知道布鲁斯先生为了汝拉联合会中的分裂分子的利益而在那里进行阴谋活动，但是它并不认为这个年轻人会起什么特别作用——他是一个医学院学生，因此就没有注意这件事情。盖得先生当时正在罗马，他在10月间给“自由报”写了一篇通讯，把蒙彼利埃支部的完全可以理解的行动说成是“权威主义的”；同时对于自己的朋友布鲁斯他只用姓名的缩写来表示，而对“蒙彼利埃的卡拉斯”，却把他的全名登载出来。法国警察当局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情况。当时总委员会书记给卡拉斯的一封详细谈到丹特雷格情况的信在邮局被截去了。丹特雷格随即被捕，接着卡拉斯也被捕了。 究竟谁是告密者——丹特雷格还是盖得？ 如果盖得先生还要硬说，派出总委员会的missidominici〔使者〕，外来代表（警察当局对他们的特征知道得很清楚）的来往，是使法国国际被破获的最好的办法，那他就忘记了： （1）总委员会驻法国的三个全权代表并不是从外地来的偶然的行善者，而是常住在他们担任全权代表的那些地方并且受到当地支部信任的人。 （2）去年秋天和冬天在法国南部出现的仅有的几个国际的“外来代表”，不是总委员会，而是汝拉联合会中的分裂分子派去的。这些先生在被捕前不久在土鲁斯等地的咖啡馆里大肆喧嚣，从而引起了警察当局对我们协会的注意；但是，无论何时何地，被捕的都是国际的真正会员，而那些无政府主义的吹牛家却受到警察头子的特别保护。 即使丹特雷格先生由于个人的动因和软弱而做了某些揭露，那也有充分的事实可以证明他在被判罪前不是警察局的暗探，同盟的先生们没有丝毫权利向别人扔石头，它的创始人之一就是现在的波拿巴主义代理人、里昂的阿尔伯·里沙尔；“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更没有这种权利，它过去和现在一直为警察当局效劳，这是德国工人运动的最大耻辱。 至于巴黎审判案[304]，现在已经查明，赫德盖姆是警察局的暗探。这个人由他所在的巴黎支部委派担任了书记的职务，他让公社委员和总委员会委员朗维耶为他说话，朗维耶对他的忠实可靠和活动给予了很好的评价；根据这种评价，赫德盖姆才被批准。可见，无论是前面那件事还是这一件事，总委员会都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 有一种新的说法：说什么巴枯宁在海牙被开除是因为他“想消除秘密阴谋活动的有害做法”。这个目的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国际的巴枯宁的秘密阴谋的规章已经提交海牙代表大会同盟事件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做出了完全另一种结论。 此外，还有一种新的说法：说什么马克思经历了“控诉他的追随者的一打以上的共产党人案件”。历史上只有一个共产党人案件，即1852年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但是要知道，“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之所以获得报酬，并不是由于它说出了真理。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忘记它的最后警告： “警察当局的手法就在于当它们挑起一桩别有用心的案件时，形式上也对自己的密探判罪，然后再在监狱里为他们安排舒适的生活条件。” 从冯·施韦泽先生生活中抽出来的这一段插曲，值得大家注意。 如果什么时候“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先生们偶然“形式上被判罪”，那末“工人们要随时提防”！ 弗·恩格斯写于1873年5月2日 载于1873年5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3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302]爬虫报刊基金是人们对俾斯麦掌握的用来收买报刊的特别经费的称呼。1869年1月俾斯麦在普鲁士议会上发表演说时骂那些卖身投靠的密探是“爬虫”。在此以后，左派报刊便把那些半官方的、被政府收买的报刊称为爬虫报刊。爬虫报刊基金因此而得名。——第359页。 [303]指刊载在1873年4月21日布鲁塞尔“国际报”第223号和1873年4月13日布鲁塞尔“自由报”第15号上的关于1873年3月土鲁斯国际法国会员案件的文章。后面提到的是刊载在1872年10月20日“自由报”第42号上的盖得的一篇通讯。——第359页。 [304]指1873年3月在巴黎进行的对国际法国支部成员的审判。——第362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关于“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几篇文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关于“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几篇文章 （摘自给阿·赫普纳的信）[299] 鉴于“新社会民主党人报”那篇臭名远扬的文章并且为了您今后的报道起见，我请您——部分是再次地——注意如下几点：（ａ）硬说什么巴枯宁反对搞阴谋活动，这是荒谬的，他在国际内部就策划了一个当然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国际本身的普遍的阴谋——同盟。（ｂ）在法国，自从杜弗尔法颁布以后，国际“除非秘密地活动”，否则根本无法存在，但是秘密宣传团体和阴谋活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ｃ）海牙代表大会非常坚决地反对了那些想把国际变成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的布朗基主义者，以致他们退出了国际，并且公开反对国际，因为，据他们说，国际缺乏“革命的毅力”。（ｄ）赫德盖姆（瓦尔特）——就是在海牙时有一位矮小的、身穿丧服、貌似抹大拉的马利亚的所谓“妻子”陪同的那个文静的、高个子、红头发的男人，现在已被揭露是一个老牌的警探，——只是在他说总委员会委员、布朗基主义者朗维耶可以为他作证，而朗维耶又承认他是无条件地值得信任的人以后，赛拉叶才建议前总委员会接受他和他的支部。（ｅ）赫德盖姆和丹特雷格都持有本支部的合法的代表资格证，因此，在没有对他们提出任何指责之前，应该允许他们参加代表大会，而少数派中没有一个人曾想要提出指责。（ｆ）“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行为再好不过地表明它是警察局的机关报，它为福格特之流警察当局和波拿巴的代理人所散布的诽谤帮腔，胡说什么马克思力图成为“阴谋家的国际领袖”，他已经经历了“一打的共产党人案件”，但是海牙代表大会（人们认为其中的多数派和马克思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反对布朗基主义者的事实却证明情况恰恰相反，而警察当局关于一个案件，即1852年共产党人案件的谎言早就被马克思在他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300]中揭穿了。（ｇ）“新社会民主党人报”自己已经使大家注意到，警察当局的手法就是同样也判警察的罪，但是保证他们在狱中能够过更舒适的生活。在这之后，如果现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什么人将被判处徒刑的话，大家就知道该怎样对待了。“工人们要随时提防！” 不过，丹特雷格原来不是一个奸细，而是一个蜕化堕落分子，只是在狱中他才成了告密者，此后不久便完全为警察当局效劳了。相反地，赫德盖姆早在波拿巴执政时期就已经是一个奸细，我们有他这个人，只应当感谢布朗基主义者。但是，“伟大的老自由战士”巴枯宁在他的队伍中经常都有一批警察当局的奸细，例如阿尔伯·里沙尔从1868年同盟成立时起就是他在法国的左右手。既然汝拉人硬说他们在法国也有一批秘密的支部（一些案件证明情况恰恰相反），那么“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杜撰出来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呢？ 至于谈到第45号上的那篇文章[301]，为了反驳该文提出的论点，还需要说明如下几点。表示反对海牙代表大会的有：（1）自封的意大利联合会，它从来就不属于国际，因为它不愿意承认共同章程，而不服从共同章程，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属于国际的。相反地，许多真正的意大利支部都承认章程并且同总委员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2）汝拉联合会，有150人，而仅在一个瑞士法语区反对他们的就有四五千人；因此该联合会被暂时开除。（3）比利时人。（4）一部分西班牙人，可是另一部分西班牙人在瓦伦西亚成立了联合会委员会，并同纽约总委员会有经常的联系。（5）英国的整整十个人，他们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的支部，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却有着许多支部的支持，其中很多支部的人数达500人或者更多，而且这些支部每星期都在壮大，该联合会委员会认为，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参加国际的基本条件。（6）在法国，“既然那里还存在着组织”，那它就是站在海牙和总委员会方面的，作为第49号上刊载的那篇文章的写作原因的那些审判案恰好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公社流亡者”全体还是其中的“多数”从来没有“坚决反对……等等”，因为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派别。布朗基主义者，总共五个人，其中有四个是公社社员，因为国际不想成为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所以他们退出了。除此以外，绝对没有发生可以为这种谎言提供哪怕是最微小的借口的任何事情。 弗·恩格斯写于1873年4月底 载于1873年5月7日“人民国家报”第3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注释： [299]由于1873年4月27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9号上发表了一篇诽谤国际工人协会的文章，因此恩格斯于1873年4月底给“人民国家报”编辑赫普纳写了一封信，这篇短文就是该信的一部分。这封信本来是不准备发表的，但是该报编辑部在1873年5月7日“人民国家报”第37号上不加署名发表了这封信的一部分。5月2日，恩格斯专门为“人民国家报”写了“国际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文，该文发表在1873年5月10日该报第38号上（见本卷第359—362页）。——第356页。 [30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第357页。 [301]指刊载在1873年4月18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号上的标题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篇短文。——第357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 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307] 一 引言 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是要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分散的力量团结在一起，从而成为使工人们联合起来的共同利益的生动的体现者，因此，它必然要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敞开门户。国际的创建者和新旧大陆各个工人组织的代表，在历次国际代表大会上批准了协会的共同章程，他们没有注意到，国际纲领的广泛本身有可能让游民钻进来，并且在它内部建立不是要竭力反对资产阶级和各国现存政府，而是要竭力反对国际本身的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就是这样的组织。 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总委员会要求调查这个秘密组织。代表大会委托五个人（公民库诺、吕肯、斯普林加尔、维沙尔和瓦尔特，最后一人退出了）组成委员会进行调查，该委员会在9月7日的会议上做了报告。代表大会决定： 1．把米哈伊尔·巴枯宁开除出国际，因为他是同盟的创建者，并且品行不良； 2．开除同盟盟员詹姆斯·吉约姆； 3．公布有关同盟的文件。 由于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已经到各个国家去了，委员会没有可能把它做报告所依据的那些文件公布出来，所以委员会中唯一的一个住在伦敦的委员、公民维沙尔把文件交给了记录委员会[308]，现在由记录委员会自己负责把它们转录在后面的报告中。 同盟事件牵涉的范围非常广，在代表大会期间工作的调查委员会只来得及审阅为做出实际结论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文件，而大部分俄文文件未能加以研究；所以该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只包括了问题的一部分，这个报告现在已不能认为是很完全的了。因此，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这些文件的精神和意义，我们不得不叙述一下同盟的历史。 我们所公布的文件有好几类。其中有些已经单独发表，主要是用法文发表的，但是要想正确地理解同盟的精神，就必须把它们同其他文件加以对比，因为这样一对比，它们就会更加清楚。公开同盟的纲领就属于这类文件。其他文件是国际的文件，都是第一次刊印；其中有一部分是秘密同盟西班牙支部的文件，这个支部的存在是1871年春天被同盟的一些盟员公开揭露出来的。凡是注意这个时期的西班牙运动的人，都只能把这些文件看做是关于现在或多或少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的更加确凿的资料。这些文件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们是第一次公布，而在于它们是第一次被互相加以对比，因而能揭示出决定这些文件出现的整个秘密活动，特别是在于我们能把它们同以下两类文件加以对比。第一类是用俄文发表的文件，它们揭露出同盟的真实纲领和行动方法。这些文件由于用俄文写成而难以看懂，所以迄今西方都不知道，这种情况就使得作者们可以在文件中尽情地运用自己的想像力和表达方式。我们所引用的这些文件的准确译文可以使读者正确地评价同盟的头目们的智力水平、道德水平、政治水平和政治经济学水平。 第二类文件只有一个，就是同盟的秘密规章；这是在这个报告中初次公布的唯一的一个篇幅较大的文件。可能会发生一个问题：把策划阴谋的一个秘密团体的文件公诸于世对革命者来说是不是允许的？首先我们要指出，这些秘密规章直接标明属于同盟事件调查委员会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要求公布的文件之列，没有一个代表投票反对这样做，甚至委员会中代表少数派的那位委员也是这样。可见，代表大会坚决指示公布这些文件，而代表大会的指示我们必须贯彻执行。事实上，有必要做如下的说明： 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戴着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的假面具的，目的是要打击那些不接受它的教条和领导的革命者而不是要打击各国现存政府的团体。这个由其一个资产阶级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建立的团体，混入了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队伍，企图先夺取这个组织的领导权，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就力图破坏这个组织。这个团体横蛮无礼地用它自己的宗派主义纲领和自己的狭隘思想来偷换我们协会的广泛的纲领和伟大的意向：它在国际各个公开存在的支部内部组织自己的秘密的小支部，这些秘密小支部服从统一的命令，因此往往能通过事先商妥的一致行动来操纵国际的支部；它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攻击一切不愿意屈从它的意志的人；并且，用它自己的原话来说就是，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了一场公开的战争。这个团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造谣、诬蔑、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惯用的伎俩。最后，这个团体在俄国完全窃取了国际的地位，并且在国际的名义的掩饰下犯刑事罪，进行诈骗、谋杀，政府的和资产阶级的报刊却把责任加在我们协会身上。而对于所有这些事实，国际都应该默不作声，因为对这一切应负罪责的团体是秘密的！国际手中握有自己的死敌——这个团体——的规章；在规章中它公开宣布自己是当代的耶稣会，并且声称在实践中使用耶稣会的一切办法是它的权利和义务；这些规章使这个团体对国际采取的一切敌对行动立即得到了说明；但是国际却不能够利用这些文件，因为这就意味着出卖秘密团体！ 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用沉默的办法来遮盖这些阴谋，从我们这方面说来不仅是一种首先就会遭到同盟的首领们嘲笑的幼稚的做法，而且也是一种怯懦的表现。不仅如此，对于那些虽然是秘密同盟的盟员，但当这个团体刚一采取公开与国际为敌的立场就毫不犹豫地揭露了这个团体的存在及其行动方法的国际西班牙会员说来，这将是一种背叛行为。更何况这些秘密规章的内容在巴枯宁和涅恰也夫他们本人用俄文发表的文件中都已经有了，而且表达的形式还更为明确。这些规章只不过是证实那些俄文文件罢了。 让同盟的首领们去喊什么背叛吧。我们将使他们受到工人们的蔑视，同时也将使他们得到各国政府的垂青，因为他们由于破坏工人运动而对各国政府有不可估量的劳绩。苏黎世的“哨兵报”在答复巴枯宁时完全有根据说： “即使您不是被收买的暗探，无论如何有一点也是很清楚的，就是无论哪一个被收买的暗探也不能比您造成更大的危害。”[309] 二 秘密同盟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纯粹是从资产阶级中产生出来的。它不是出自国际；它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死产的团体——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后裔。当米哈伊尔·巴枯宁突然想要扮演无产阶级解放者角色的时候，国际已经根深蒂固。国际给他提供的，只是同一切国际会员一样的活动场所。为了在国际内崭露头角，他就必须首先进行顽强的、忘我的工作来为自己赢得声誉；但是，他认定，在和平同盟的资产者们方面他可以有更多的成功机会，可以有一条更便捷的途径。 于是，1867年9月他设法当选上了和平同盟的常设委员会委员，郑重其事地扮演起自己的角色来了。甚至可以说，他同凡尔赛的现任议员巴尔尼一起成了这个委员会的灵魂。为了要当和平同盟的理论家，巴枯宁曾经打算在该同盟的保护下出版一本名为“联邦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学主义”的著作［注：这部各种主义的圣经只印到第三印张就由于没有续稿而停印了。[310]］。但是，不久他就看清了，和平同盟仍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团体，参加这个团体的自由派只是把它的代表大会看做是把消遣散心的旅行同玩弄虚夸辞藻的讲演结合起来的一种手段，相反地，国际却在一天天发展壮大。因此，他便开始幻想使和平同盟加入国际。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设法通过艾尔皮金的介绍于1868年7月被接受为日内瓦中央支部［注：国际的支部。——编者注］的成员；另方面，他又在和平同盟的委员会中通过了一项决定，向国际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提出在两个团体之间缔结攻守同盟的建议。为了使和平同盟的代表大会能批准这个热情洋溢的倡议，巴枯宁起草了一个秘密通告，然后又说服委员会通过了这个通告并把它散发给和平同盟的“先生们”。[311]他在这个通告中坦率地承认，和平同盟直到现在始终是一出可怜的闹剧，只有以“各国人民的联盟、工人的联盟”去对抗压迫者的联盟，才能使自己具有意义， “……只有当我们希望成为千百万工人的诚挚的和真正的代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所成就”。 这个神圣同盟的天赋使命，就是赐给工人阶级一个自封的资产阶级议会，而工人阶级就会把有关自己的政治领导的事务委托给这个议会去管理。 通告最后说：“为了成为一种有用的、现实的力量，本同盟应当成为伟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以及现在为欧美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所如此成功地发展和传播的那些原则的纯粹的政治体现者。”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断然拒绝了和平同盟的建议。巴枯宁大失所望，愤怒万分。一方面，国际避开了他的监护。另方面，和平同盟主席古斯达夫·福格特博士又狠狠地申斥了他一顿。 他写信给巴枯宁说：“或者你不相信我们的邀请会获得成功，那你就是败坏了我们同盟的名誉；或者你知道你在国际中的朋友们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意外礼物，那你就是以不体面的办法欺骗了我们。我问你，我们怎样向我们的代表大会交代……” 巴枯宁给他回了一封信，这封信他让所有愿意看的人都看过。 他写道：“我没有能够预见到，国际的代表大会竟会用如此粗暴和傲慢的侮辱人的态度来回答我们；但是，这是由于某一个仇视俄国人的德国人集团〈他向别人口头解释说，指的是马克思的“集团”〉的阴谋所引起的。你问我，我们将怎么办？我将争取能荣幸地在我们代表大会的讲台上以委员会的名义来回答这种粗暴的侮辱人的态度。” 巴枯宁没有履行他的诺言，他改换了自己的装扮。他向和平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离奇的社会主义的纲领，要求实现各阶级和个人的平等，希望以此来胜过这个同盟中目前只要求两性平等的那些太太们。可是他又失败了，于是他在一小撮少数派的陪同下离开了代表大会，前往日内瓦［注：在脱离的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任波拿巴警探的里昂的阿尔伯·里沙尔、那不勒斯的律师甘布齐（见有关意大利的那一章）、后来任公开同盟书记的茹柯夫斯基，和一个现在属于最最反动的政党的日内瓦洋铁匠布特纳等人的名字。］。 巴枯宁所幻想的资产者和工人之间的联盟，不应该局限于公开的联盟。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规章（见“文件”第一号［注：见本卷第504—505页。——编者注］）中已经指明，巴枯宁在这个同盟内部就已经奠定了必须领导这个同盟的秘密团体的基础。不仅各个领导机关的名称同和平同盟各机关的名称相符（常设中央委员会、中央局、民族委员会），而且在秘密规章中还宣称，“多数创建同盟的盟员”都是“过去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为了使其他人承认自己是国际的领袖，他就必须以另一支军队的领袖的身分出现，这支军队对他本人的绝对忠诚应当由一个秘密的组织来保证。他打算使自己的团体公开加入国际，指望在一切支部中都扩展这个团体的分支，从而把国际的绝对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为此目的，他在日内瓦创建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公开的）。表面看去，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开团体，它虽然完全溶化在国际中，同时却应该有不从属于我们协会的特殊的国际组织、中央委员会、民族局和支部；在我们的年度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同盟应该公开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但是，在这个公开同盟后面隐藏着另一个同盟，它又处于一个更加秘密的国际兄弟同盟——独裁者巴枯宁的禁卫军——的领导之下。 “国际兄弟同盟组织”的秘密章程指出，在这个同盟中有“三级：一、国际兄弟会；二、民族兄弟会；三、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半秘密、半公开的组织”。 一、国际兄弟会的人数以“一百名”为限，组成神圣的红衣主教会议，他们从属于中央委员会和各民族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则组成执行局和监察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本身要对“宪法会议”，或者说至少由三分之二的国际兄弟组成的全体大会负责。这些同盟兄弟 “除了世界革命以外没有别的祖国，除了反动以外没有别的异邦和别的敌人。他们反对任何妥协和让步的政策，并且认为，不把他们的原则的胜利当做立即和直接的目的的任何政治运动都是反动的”。 但是，由于这一条把“一百人”的政治行动推迟到希腊朔日［注：朔日是古罗马人对每月第一天的称呼。希腊日历中没有朔日这个名称。推迟到希腊朔日是指永无实现、永无成功之日。——译者注］，由于这些不妥协派又不愿意放弃同社会职务有关的那些好处，所以第八条规定： “任何一个兄弟，未经他所属的委员会同意都不能担任社会职位。” 我们谈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同盟的头目们怎样急急忙忙地把这一条规定付诸实践。国际兄弟 “是兄弟……每个兄弟对其余一切兄弟来说都应当是神圣的，比同胞兄弟更神圣；每个兄弟都应当从其余一切兄弟那里得到可能范围内的帮助和保护”。 涅恰也夫案件告诉我们，这个神秘的可能范围是什么意思。 “一切国际兄弟都是彼此了解的。他们之间永远不应当有什么政治秘密。他们任何一个人，未经所属委员会的明确同意都不能参加任何秘密团体，而在需要的时候，即所属的委员会要求他这样做的时候，也必须经中央委员会同意。而且只有在他向它们公开一切可能直接或间接使它们感到兴趣的秘密的条件下，他才能够参加这种秘密团体。” 比埃特里和施梯伯之流只是用那些下贱的、堕落的人来当密探。而同盟为了使自己的伪兄弟能打入各个秘密团体，并叫他们刺探这些团体的秘密，竟不惜强迫那些按照同盟的计划应当领导“世界革命”的人物去当密探的角色。——而且这个革命丑角是用闹剧的形式在干卑鄙下流的勾当。 “只有真诚地接受整个纲领以及由这个纲领而产生的一切理论后果和实践后果的人，只有把智慧、毅力、忠诚〈！〉和沉着同革命热情结合起来的人，只有身有魔胆的人，才能成为国际兄弟。” 二、民族兄弟由国际兄弟根据同一个计划在每一个国家内组织成民族协会，但是，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哪怕是怀疑国际组织的存在。 三、到处招募成员的秘密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拥有常设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立法机关。它召开的全体成员的会议，称为同盟的秘密全体大会。这种大会每年在国际的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举行一次，或者在非常的情况下由中央局或日内瓦中央支部召开。 日内瓦中央支部是“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常任代表团”和“同盟的执行委员会”；它分为中央局和监察委员会两部分。由三名至七名委员组成的中央局是同盟的实际执行权力机关： “它接受日内瓦中央支部的指示，向一切民族委员会发出通知（不是秘密命令），并且从各民族委员会那里每月至少得到一次秘密报告”。 这个中央局异想天开地要成为亦驴亦马，成为既秘密又公开的东西；因为 “中央局作为组成秘密中央支部的两个部分之一，是一个秘密组织……作为公开同盟的执行权力机关，中央局是一个公开组织”。 由此可见，早在同盟还没有产生以前，巴枯宁就事先建立了对自己的“亲爱的同盟”的这一整套秘密的和公开的领导了。而那些后来参加随便什么选举的盟员，只是在他表演的这出闹剧中跑龙套罢了。而且，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毫不客气地宣布这一点；日内瓦中央支部的任务是给中央局发布指示，但是它本身也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支部，因为它的决定，即使是经多数通过的决定，只是在中央局多数委员不愿意向全体大会申诉反对这些决定的情况下，中央局才必须执行，如果提出申诉，中央局必须在三个星期以内召开大会。 “这样召开的全体大会只有在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参加的情况下，方为有效。” 我们可以看到，为了确保自己的独立性，中央局为自己规定了应有尽有的宪法保证。 也许有人会天真地设想，这个自治的中央局至少也是由日内瓦中央支部自由选举产生的。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临时中央局是 “作为创建同盟的全体盟员临时推选出来的机构而提交日内瓦发起小组批准的。这些创建同盟的盟员过去大多数是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他们已经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公民Ｂ而各自回国去了〈只有巴枯宁例外〉”。 可见，创建同盟的盟员只不过是脱离了和平同盟的几个资产者。 因此，攫取了整个同盟的制宪权力和立法权力的常设中央委员会是自己任命自己的。这个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常任执行代表团——日内瓦中央支部，是自封的而不是由这个委员会任命的。这个日内瓦中央支部的中央执行局也不是由支部选举产生，而是由一致“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公民Ｂ”的一小撮人强加于该支部的。 可见，“公民Ｂ”就是同盟的根本台柱。为了使他能一直担任这个首要角色，同盟的秘密章程一字不差地作了如下规定： “对外，它的管理机构将同联邦共和国的总统制相一致”，—— 而在这个总统制还没有建立以前，已经有了总统——永恒的［注：原文是《permanent》，即“永恒的”，“经常有效的”。——编者注］“公民Ｂ”。 因为同盟是一个国际团体，所以在每一个国家中都将有民族委员会，它 “由所有属于同一民族的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 要成立一个民族委员会，有三名委员就足够了。为了保证切实保持教阶制的联系， “民族委员会将是中央局和本国的一切地方组织之间的唯一中间机关”。 各个民族委员会 “应当保证这样来组织本国的同盟：使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永远在同盟中占统治地位，并代表同盟出席代表大会”。 这就是在同盟分子的语言中的所谓自下而上的组织建设。这些地方组织除了一个权利以外别无其他权利，这就是把自己的纲领和章程呈送民族委员会，以便提交 “中央局批准，否则地方组织不能参加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一旦这个独裁的、教阶制的秘密组织加入了国际以后，剩下的事就只是破坏国际了。为此，只要把国际的各个支部变成无政府主义的和自治的支部，并且把国际的各个中央机关变成简单的信箱，变成“通讯统计局”（后来他们真的打算这样做了），就足够了。 永恒的“公民Ｂ”的革命功勋簿并不怎么光荣，他还不能因此就指望在秘密同盟中特别是在公开同盟中，永远保持他所包揽的经常专政。所以，必须用民主的漂亮辞句加以掩饰。于是，秘密规章规定，临时中央局（应读做：永恒的公民）在同盟的第一次公开的全体大会举行以前将一直行使其职权，而第一次公开的全体大会将任命新的常设中央局的委员。但是， “由于中央局绝对有必要只由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所以常设中央委员会应当通过自己的各个民族委员会保证这样来组织和领导一切地方组织，使它们只派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或者绝对忠实于本国民族委员会领导的人（如果没有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作为代表出席大会，以便常设中央委员会能够经常控制同盟的整个组织”。 这些指示并不是波拿巴的大臣或地方长官在选举前夕发布的，而是超等的反权威主义者、毫无保留的无政府主义者、宣扬自下而上的组织的传道者、主张支部自治和各自治小组自由联合的巴亚尔——圣者米哈伊尔·巴枯宁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永恒职位而发布的。 我们分析了旨在使“公民Ｂ”的专政得以永存的秘密组织；现在再看看他的纲领。 “国际兄弟联盟致力于普遍革命——在社会、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同时进行的革命，——以便首先在整个欧洲，然后在世界其他各地彻底铲除以财产、剥削、服从和权威（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资产阶级学理主义的或者甚至是雅各宾式革命的权威）原则为基础的现代秩序；我们提出的口号是：给劳动者以和平，给一切被压迫者以自由，处死压迫者、剥削者和各种保护者，我们致力于破坏一切国家和一切教会，以及它们的全部机构和法规（宗教的、政治的、法律的、财政的、警察的、大学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以便千百万不幸的人，受欺骗的、受奴役的、受摧残的、受剥削的人，最后摆脱他们的一切官方的和半官方的、集体的和个体的导师和恩人，而能大大地松一口气。” 瞧，这就是革命的革命性！为了达到这个惊人的目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不用普通革命者通常使用的手段去同现存的国家和政府作斗争，而是相反，用虚夸的、说教的言词去攻击 “国家制度和既是它的后果同时又是它的基础的私有制”。 因此，问题在于，要推翻的并不是波拿巴的、普鲁士的和俄罗斯的国家，而是抽象的国家、国家这个东西、哪里也不存在的国家。但是，如果说这些国际兄弟在他们同这个虚无缥缈的国家进行的激烈斗争中善于避开实实在在的国家用来对付普通革命者的警察皮鞭、监狱和子弹的话，那末另方面我们也看到，他们保留着只有经教皇的允许才能得到的，利用这些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国家所提供的一切有利条件的权利。意大利议员法奈利、萨瓦公爵亚马多的政府官员索里阿诺，还有波拿巴警探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的例子，都表明教皇在这方面是多么富有谅解精神……这就是“同盟，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公民Ｂ反对国家这一抽象观念的“阴谋”丝毫也不会惊扰警察局的原因。 因此，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应该是颁布关于废除国家的命令，正如巴枯宁于9月28日在里昂所做的那样，尽管这样废除国家必不可免地是一个权威主义的行动。他所指的国家，包括任何政权，不管是革命的政权还是反动的政权， “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权威不管是叫做教会、君主国、立宪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甚至是革命专政，都不重要。我们把它们一律看做是剥削和专制制度的必然的根源而加以仇视和反对”。 因此他就声称，一切想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建立革命国家”的革命者，比一切现存政府还要危险得多， “我们——国际兄弟——是这些革命者的天然敌人”， 因为破坏革命是国际兄弟的首要义务。 对这些关于立即废除国家和建立无政府状态的大话，在总委员会1872年3月的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的第37页［注：见本卷第53—54页。——编者注］上已经作了回答。“无政府状态——这就是他们的只从各种社会主义体系中剽窃了一些标签的导师巴枯宁的战马。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在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消灭阶级——达到以后，为了保持为数极少的剥削者对由生产者组成的社会绝大多数的压迫而存在的国家政权就会消失，而政府职能就会变成简单的管理职能。同盟则本末倒置，它宣布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实行无政府状态，是摧毁集中在剥削者手中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最可靠的手段。它以此为借口，竟要求国际在旧世界正力图置国际于死地的时候，用无政府状态来代替自己的组织。” 可是，我们彻底研究一下，无政府主义的福音书将导致什么样的结论；我们假定，可以用法令来废除国家。根据第六条的规定［注：见本卷第510页。——编者注］，这一行动的结果就是：国家的破产，停止国家对追索私人债务的干预，停止缴纳任何捐税，解散军队、司法部门、官吏、警察和僧侣（！），废除官方司法制度，同时烧毁一切规定了财产权的文书契约以及一切司法的和民事的文书废物，没收一切生产资本和劳动工具，归各工人协作社所有，并把这些协作社联合起来，“组成公社”。这个公社将给因此被剥夺了财产的个人供应最必需的用品，让他们自由地用他们自己的劳动挣得更多的东西。 里昂事件表明，只用一纸废除国家的命令远远不足以实现这一切美妙的诺言。但是，只用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的两个连，就足以粉碎这个美妙的幻想并且迫使巴枯宁收起他那创造奇迹的命令赶忙溜往日内瓦去了。当然，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追随者都那样愚蠢，以致看不到有必要给他们一个组织计划，以保证实际实现他的命令。这计划就是： “为了成立公社，要把不断行动的街垒联合起来并通过由每一个街垒选派一名或两名代表，由每一条街道或每一个街区选派一名代表——这些代表都应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在一切方面都负责任并随时可以撤换——的办法成立革命公社委员会〈同盟的这些街垒真奇怪，在这里不是打仗，而是填发委托书〉。这样组成的公社委员会可以从委员会内部选出为公社的革命管理机关的每一个部门所特设的执行委员会。” 用这种方法组成为公社的起义首都，那时会向国内的其他公社宣布，它放弃管理这些公社的任何企图；它号召这些公社按革命的方式进行改组，然后再派出自己的负责任的、可以撤换的并且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前往约定的会晤地点，以便成立起义的协作社、公社和省的联邦，并且把能够战胜反动派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这个组织不局限于一个起义国家的各个公社；其他省或国家也可以参加这个组织，但是 “站在反动派方面的省份、公社、协作社和个人则将不准加入”。 因此，在这里一方面是废除国界，另一方面是宽大无边地容忍那些将会迅速恢复内战的反动省份，这两方面是并行不悖的。 可见，在这个由街垒－讲坛组成的无政府主义的组织中，首先有一个公社委员会，然后有各个执行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不管执行什么任务，肯定都要借助某种权力并且依靠社会强制力量；接着又有一个完整的联邦议会，其主要任务应当是组织这种社会强制力量。这个议会同公社委员会一样，应当把执行权力交给一个或几个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仅仅由于这一个事实便具有权威的性质，这种权威性质在斗争过程中要愈来愈加强。这样一来，“权威主义国家”的一切因素又会逐渐恢复；而我们就是把这个机器称为“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的革命公社”，那也没有多大意义。名称不能改变事实；自下而上的组织在任何资产阶级共和国中都存在，而限权代表委托书则早在中世纪就已经为人所知了。而且巴枯宁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在第八条［注：见本卷第511页。——编者注］中）把自己的组织称为“新的革命国家”。 这个革命计划的实际价值更是不值一提，因为根据这个计划，人们不去战斗，却进行争论。 现在我们就来揭开同盟的所有这些装有两层和三层夹底的箱子中的秘密吧。为了实现这个正统的纲领，使无政府状态沿正确的道路发展， “有必要在构成生活本身和革命的全部毅力的人民的无政府状态中使革命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有某种机关作为自己的体现。这种机关应当是秘密的、世界性的国际兄弟联盟。 这个联盟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信念，即革命永远是既不能由个人也不能由秘密团体来进行。革命由事物的力量、事变和事实的进程所引起，它好像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革命都是在人民群众本能意识的深处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然后才爆发出来的……组织得很好的秘密团体所能做的一切，首先就是在群众中传播与群众的本能相一致的思想，以帮助革命的诞生，并且组织——不是组织革命的军队，革命的军队始终应当是人民〈炮灰〉——革命的总参谋部，由忠诚的、坚毅的、聪明的，主要地是真诚的，而不是沽名钓誉的人，由有能力作为革命思想〈由他们垄断了的〉和人民本能之间的中介的人民之友组成”。 “因此，这种人的数目不宜过多。整个欧洲的国际组织有一百名紧密无间地团结在一起的革命者就足够了。最大的国家的组织有二三百名革命者也就足够了。” 总之，一切都在变化。无政府状态、“放纵人民生活”、“恶欲”等等已经不够了。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国际的会员们正力图通过宣传、讨论和无产阶级的公开组织来建立这种统一，——而巴枯宁所要求的，只是一个由一百名革命思想的特权代表人物组成的秘密组织，一个自己任命自己的，在永恒的“公民Ｂ”的统率下组成的，待用的总参谋部。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无非是教条主义和盲目服从。Perindeaccadaver〔你要像死尸一样〕［注：这是洛约拉制定的规定耶稣会下级会员对上级会员要绝对服从的耶稣会会员的原则之一。——编者注］。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真正的耶稣会。 说一百名国际兄弟应当“作为革命思想和人民本能之间的中介”，就是说要在同盟分子的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挖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承认这一百名近卫军士兵除了从特权阶级中招募以外是不可能的。 三 同盟在瑞士 同盟同福斯泰夫一样，它“认为，慎重是勇敢的最大要素”［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因此，“身上的魔胆”丝毫也不妨碍国际兄弟在现存各国政权面前卑躬屈节，而同时又不断卖劲地反对抽象国家的制度；但是，这个“魔鬼”却使他们把打击专门对准国际。最初他们想控制国际，而当这一手没有得逞的时候，他们便图谋破坏国际。现在我们就把他们在各个国际中的活动拿出来让大家看看。 国际兄弟无非是一个待用的总参谋部；他们缺乏军队。他们认定，国际恰巧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的。为了能够统率这支军队，就必须使公开同盟打入国际。但是，他们担心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会使同盟丢脸，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便承认了总委员会的权力，所以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曾数次徒劳无功地向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和巴黎联合会委员会提出申请。由于屡次遭到拒绝，同盟才不得不于1868年12月15日向总委员会申请入会。同盟寄来了自己的章程和自己的纲领，其中公开地宣布了它的意图（“文件”第二号［注：见本卷第512—513页。——编者注］）。同盟一方面声明它“完全溶化在国际中”，同时又图谋在国际内部组成第二个国际性的组织。除了由历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国际总委员会以外，还要有一个自己任命自己的、设在日内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除了国际的各地方组织以外，还要有同盟的地方组织，后者将通过活动于国际的各个全国局之外的它们自己的民族局，“向同盟中央局提出请求加入国际”。这样，同盟中央局就攫取了接纳加入国际的权利。除了国际的代表大会以外，还要举行同盟的代表大会，因为“出席每年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同盟代表团”妄图“在单独的会场内”举行“自己的公开会议”。 12月22日，总委员会（在发表在它的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7页［注：见本卷第11—14页。——编者注］上的那封信中）声明，这些奢求显然是同国际的章程相抵触的，并且坚决拒绝接受同盟入会。几个月以后，同盟又写信给总委员会，问它是否承认同盟的原则。如果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同盟就声明它准备解散自己的组织，把自己改组为国际的普通支部。总委员会于1869年3月9日（见“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8页［注：见本卷第14—15页。——编者注］）回信说，对同盟的纲领做出判断，对总委员会来说就是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范围，如果把“各阶级的平等”改成“消灭阶级”的话，要使同盟的支部成为国际的支部，将不会有什么障碍。总委员会还补充说：“如果解散同盟以及同盟各支部加入国际的问题最后决定了，那末，根据我们的条例，必须把每一个新支部的所在地及其人数通知总委员会。” 1869年6月22日，同盟日内瓦支部通知总委员会说，解散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已成为既成事实，说是已经建议同盟的所有支部“成为国际的支部”。被纲领上的几个签名所蒙骗的总委员会，以为同盟已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所承认，所以在接到这样坚决的声明以后，总委员会便接受了同盟。这里要补充一句，他们从来没有履行过我们提出的任何一个条件。相反地，从此以后，隐蔽在公开同盟后面的秘密组织便开始拚命进行活动。在国际的日内瓦支部后面隐藏着秘密同盟的中央局；在那不勒斯、巴塞罗纳、里昂和汝拉等地的国际支部后面，隐藏着同盟的秘密支部。这是个共济会组织，国际的普通会员及其领导中心甚至没有怀疑过会存在这样一个组织；而巴枯宁指望依靠这个组织能够在1869年9月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把国际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秘密同盟利用它所要的各种不正派手腕，至少派了10名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其中有臭名远扬的阿尔伯·里沙尔和巴枯宁本人。同盟代表团带来了大批空白的、由于没有可靠人选而没有使用的代表资格证，虽然它曾建议把这些代表资格证让给国际的巴塞尔会员。可是，现有的同盟代表人数太少，甚至不足以迫使大会批准废除继承权——圣西门主义的旧破烂，而巴枯宁是想使废除继承权成为社会主义的起点的[312]；巴枯宁所幻想的、企图强迫代表大会把总委员会驻在地由伦敦迁往日内瓦的做法，收效就更小了。 当时在日内瓦，在几乎得到日内瓦的全体国际会员支持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和同盟之间进行了一场公开的战争。同盟在这场战争中的同盟者是洛克尔的“进步报”和日内瓦的“平等报”，前者是詹姆斯·吉约姆主编的，后者是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但是同盟分子占了编辑部的多数，他们利用一切借口来攻击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平等报”编辑部紧紧抓住把总委员会驻在地迁往日内瓦这个主要目标，展开了反对当时的总委员会的运动，并且号召巴黎的“劳动报”支持它。总委员会在1870年1月1日的通告中声明；它认为没有必要同这些报纸进行论战。[313]同时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也把同盟的人从“平等报”编辑部中赶了出去。 当时这一派人还没有穿上反权威主义的外衣。他们以为能够掌握总委员会，所以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首先要求通过并且提出了有关组织问题的各项决议案，这些决议授予总委员会以“权威主义的权力”，而两年以后他们却如此疯狂地攻击起这些权力来了。下面是从詹姆斯·吉约姆主编的洛克尔“进步报”（1869年12月4日）上摘引的一段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314]同“人民国家报”之间的冲突的文章，没有什么能比这段文章更好地说明他们当时对总委员会的权威作用的看法了。 “我们认为，我们协会总委员会必须干预并且开始调查在德国发生的事情，对施韦泽同李卜克内西之间的争端做出决定，从而结束我们由于这种奇怪状况而陷入的暧昧不明的处境。” 能不能相信，同一个吉约姆于1871年11月12日在桑维耳耶通告中又指责同一个过去不够权威的总委员会“想把权威主义原则带进国际中来”？ 同盟的各家报纸从一出版起就不仅宣传同盟的特殊纲领（谁也不会因这一点去责难它们），而且执拗地制造并且保持它的纲领同国际的纲领之间的预谋的混乱。凡是在同盟控制着一家报纸成为一家报纸撰稿的一切地方，——在西班牙，在瑞士，在意大利，这种事情就层出不穷；而这个体系在同盟的俄文出版物中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个派系在绍德封的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1870年4月4日）上进行了决战。事情是这样的：他们想强迫日内瓦各支部承认日内瓦公开同盟是联合会的一部分，并且把联合会委员会及其机关报迁往秘密同盟主宰一切的汝拉的随便哪一个地方去。 在代表大会开幕时，“同盟支部”的两个代表要求允许他们参加代表大会。日内瓦的代表们建议把这个问题搁到代表大会结束时再谈，并且立即研究更加重要的事情——讨论纲领。他们声明说，他们的限权代表委托书责成他们宁可离开代表大会也不允许这个支部参加自己的组织， “因为同盟的人在策划阴谋，具有权力欲；投票赞成接受同盟就是投票赞成分裂罗曼语区联合会”。 但是，同盟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由于它的汝拉各小支部离得很近，这使它能够获得微弱的虚假的多数，因为日内瓦和国际各大中心的代表人数极少。在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耳的坚持下，支部以一两票的成问题的多数被接受了。日内瓦的代表们立即打电报请示自己的支部，他们都接到指示要离开代表大会。由于绍德封的国际会员都支持日内瓦人，所以同盟分子被迫退出了属于绍德封各地方支部的代表大会会场。虽然按他们自己的机关报的说法（见1870年5月7日“团结报”），他们只代表15个支部，可是单在日内瓦一个地方就有30个支部，他们窃取了罗曼语区代表大会的名称，为瑞士罗曼语区任命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舍瓦累和科尼翁［注：过了两个月，这个委员会的机关报（7月9日“团结报”）宣布，这两个家伙都是小偷。他们把绍德封的一个裁缝合作社偷得精光，从而实际地证实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性。］在委员会中红极一时），并且宣布吉约姆的“团结报”是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报。这位年轻小学教员的专门使命，就是诬蔑日内瓦的“工厂”[315]工人——这些可憎的“资产者”，同罗曼语区联合会机关报“平等报”进行斗争，以及宣扬完全放弃政治。有关这一主题的最有分量的文章的作者，在马赛是巴斯特利卡，在里昂是同盟的两大台柱：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 顺便指出，绍德封代表大会的偶然的、虚假的多数妄图代表罗曼语区联合会，但是他们却明显地违反了该联合会的章程，而且应该指出，同盟的头目们都大力参加了这个章程的起草工作[316]。根据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代表大会的任何重要决议都应当经参加联合会的三分之二的支部批准，才能具有法律效力。可是，单是表示反对同盟的日内瓦支部和绍德封支部就构成了支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在两次全体会员大会上，日内瓦的国际会员不顾巴枯宁及其朋友们的反对，几乎全体一致地表示拥护自己的代表们的做法，他们的代表们在全场鼓掌声中建议同盟不要乱钻，不要妄想参加罗曼语区联合会；在这种条件下本来是可以达到和解的。后来，几个失去幻想的同盟盟员建议解散同盟，但是巴枯宁和他的娄罗们全力反对这样做。同盟不顾一切，继续坚决要求参加罗曼语区联合会；结果罗曼语区联合会不得不通过决定，把巴枯宁和其他主要的同谋者从它的队伍中开除出去。 这样一来，在瑞士罗曼语区就出现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一个在日内瓦，一个在绍德封。绝大多数支部都仍然忠实于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而追随绍德封联合会委员会的只有15个支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15个支部中有许多都一个个地不再存在了。 罗曼语区代表大会刚刚闭幕，绍德封的新委员会就写信要求总委员会进行干预，在信上签字的是书记弗·罗伯尔和主席昂利·舍瓦累（见前一页的注）。总委员会研究了双方所提出的文件，于1870年6月28日决定，保留日内瓦委员会原有的职权，并建议新的绍德封联合会委员会用一个地方性的名称。[317]绍德封的委员会对这个决定感到大失所望，于是便借口总委员会有权威主义大叫大嚷，忘记了是它首先要求总委员会进行干预的。这个委员会顽强地企图篡夺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名称，从而使瑞士联合会卷入了一场纷争，这迫使总委员会同它断绝了任何正式关系。 1870年9月4日，巴黎宣告成立共和国。同盟认定，“在瑞士打开革命九头蛇的锁链”（吉约姆文体如此）的时刻已经来到。“团结报”发出了一个宣言，号召成立瑞士志愿部队来反对普鲁士人。这个宣言——如果相信教育家吉约姆的话——虽然“丝毫也不是匿名的”，但是终究“没有署名”。遗憾的是，当报纸和宣言被没收，同盟的全部好战热情便化为乌有了。但是我，——渴望“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热血沸腾的吉约姆高呼道，——“我仍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在报纸的印刷所里”（1872年6月15日“汝拉简报”）。 里昂爆发了革命运动。巴枯宁急忙赶到他的中尉阿尔伯·里沙尔以及他的军士巴斯特利卡和加斯帕尔·勃朗那里去。9月28日，即他到达的那一天，人民占领了市政厅。巴枯宁便迁到市政厅去；于是，人们等待了这么多年的决定性时刻，巴枯宁有机会可以完成世界从未见过的最革命的行为的时刻来到了，——他下令废除国家。但是，国家以两连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的形式走进了门口忘记派警卫站岗的市政厅，肃清了大厅，并且使得巴枯宁不得不匆忙溜到日内瓦去。 正当好战的吉约姆“在自己的岗位上”保卫九月共和国的时候，他的忠实的阿哈特——罗班却逃出这个共和国，躲藏到伦敦去了。虽然总委员会知道，罗班是同盟最热心的拥护者之一，而且还是“平等报”上攻击总委员会的文章的作者，虽然布勒斯特各支部把罗班这种远不是英勇的行为告知了总委员会，总委员会由于法国委员缺额，还是让他当了总委员会委员。从这时起，罗班便在总委员会中不断执行绍德封委员会的半官方通讯员的职务。1871年3月14日，他建议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来解决瑞士冲突。总委员会预见到，重大的事件正在巴黎酝酿成熟，就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罗班一再提出这个问题，甚至建议总委员会对这个冲突做出最后决定。7月25日，总委员会决定把这个问题列为应由1871年9月召开的代表会议解决的问题之一。 同盟根本不愿意让代表会议调查它的阴谋，就在8月10日宣布，它从8月6日起已经解散。但是，它很快得到了几个法国流亡者的增援，于是又重新出现，以别的名称进行活动，例如：无神论社会主义者支部以及宣传和社会主义革命行动支部。根据巴塞尔代表大会第五项决议的规定[318]，总委员会完全同意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拒绝承认这些支部——各种阴谋的新的策源地。 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批准了总委员会1870年6月28日关于汝拉分裂分子的决议。 由于“团结报”停刊了，同盟的新的信徒们便创办了有安得列·莱奥女士参加撰稿的“社会革命报”。恰好当费雷正在狱中等待被押往萨托里去的时候，这位女士在和平同盟的洛桑代表大会上宣称： “拉乌尔·里果和费雷是巴黎公社的两个穷凶极恶的人物，他们在此以前〈在人质被处死以前〉不断地要求——诚然，始终没有成功——采取血腥手段。” 这家报纸从第一号起就急急忙忙同“费加罗报”、“高卢人报”、“巴黎报”以及其他肮脏报纸站到一条线上，转载它们诋毁总委员会的卑鄙言论。它认为甚至可以在国际内部也燃起民族仇恨的火焰的良机已经到了。用它的话来说，总委员会是一个德国的委员会，领导它的是一个具有俾斯麦气质的人。 伦敦代表会议用关于瑞士冲突、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关于公开宣布不承认涅恰也夫的言行等三项决议击中了同盟的心脏。[319]其中的第一项决议直接谴责了绍德封的假罗曼语区委员会，并且赞同总委员会的行动。代表会议建议汝拉各支部加入罗曼语区联合会，而如果这种联合不能实现，代表会议则建议山区各支部定名为汝拉联合会。代表会议声明，如果他们的委员会当着资产阶级公众继续在报纸上进行笔战，那末总委员会将拒绝承认这些报纸。——第二项决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彻底清除了巴枯宁想把关于绝对放弃政治的学说列入国际的纲领来在国际内部制造的混乱。——第三项决议，有关涅恰也夫的决议，是对巴枯宁的直接威胁。后面谈到俄国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使同盟的卑鄙行径瞒过西欧的耳目对巴枯宁本人有多么大的利害关系。 同盟正确地把这看做是宣战，并且立即展开了军事行动。支持假罗曼语区委员会的汝拉各支部于1871年11月12日在桑维耳耶召开了代表大会。出席的有似乎代表9个支部的16名代表。根据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派出两名代表的库尔特拉里支部“停止了活动”；洛克尔中央支部“最后瓦解了”，但是，后来为了派两名代表去参加十六人代表大会，它又暂时恢复了；库尔特拉里雕刻匠和花饰瓦工支部（2名代表）“组成了一个抵抗团体”，不参加国际；绍德封的宣传支部（1名代表）“处于危急状态，它的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在恶化”；纽沙特尔中央支部（2名代表，其中包括吉约姆）“受到很大损失，如果不是它的个别成员的自我牺牲精神，它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桑维耳耶和库尔特拉里区圣伊米耶的两个社会问题研究小组（4名代表），根据报告所说，是由于解散了库尔特拉里中央支部才成立起来的；这样一来，这个区的几个成员便以三重名义共派了6名代表！穆蒂埃支部（1名代表）看来只是一个委员会。可见，16名代表中有14名是代表已死的或垂死的支部。但是，为了清楚地了解无政府说教在这个联合会中所造成的瓦解状况，还应当把这篇报告稍微再往下读一点。在22个支部中只有9个支部派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有7个支部一次也没有回答过委员会的呼吁，而4个已经宣布死亡。这就是自认为负有动摇国际的组织基础的使命的那个联合会的状况！ 不过，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一开始还是服从伦敦代表会议的，伦敦代表会议曾建议召开桑维耳耶代表大会的各组织定名为汝拉联合会；但是同时，这个代表大会又显示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宣布解散整个罗曼语区联合会（罗曼语区联合会则把汝拉人的自治权还给了他们，把他们从所有的支部中赶了出去）。后来代表大会便发表了一个大吹大擂的通告，其主要目的是对代表会议的合法性表示抗议，并且向他们要求立即召开的全协会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该通告指责国际背叛了自己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于“对权威的极大抗议”。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前，在这个最好的团体中，一切都进行得不能再好了，但是在巴塞尔，代表们昏了头，他们充满了“盲目的信任”，“违反了共同章程的文字和精神”，而共同章程非常明确地宣布每一个支部和每几个支部实行自治。总之，国际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了权威主义，而汝拉联合会这个同盟的傀儡却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了支部自治。我们已经看到，同盟打算用什么方式来实现这种自治。 但是，巴塞尔代表大会的罪过同伦敦代表会议的罪过相比，就黯然失色了，因为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 “力图把国际由各自治支部的自由联合变为完全由总委员会控制的、各个服从纪律的支部的教阶制的和权威主义的组织，总委员会可以任意地拒绝接纳它们或者让它们停止活动”。 写这个通告的那些同盟分子显然忘记了，他们的秘密章程就完全是为了巩固永恒的“公民Ｂ”这位大人物所领导的“教阶制的和权威主义的组织”而制订的，其中包括各种指示：怎样使各个支部“服从纪律”，怎样使这些支部不是简单地让这位“公民”本人“掌握”，而且是“完全掌握”。 如果说代表会议的罪过已经是死罪的话，那末总委员会却犯下了一切罪中之罪——亵渎圣灵之罪。在总委员会中有“几个人”，他们把自己的 “代表资格证〈总委员会委员的〉看做是个人的私产，而伦敦对他们来说则是我们协会的永久的首都……一些人甚至到了这种地步……他们想确保他们的特殊纲领、他们自己的学说在国际内的统治地位……作为唯一在协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式理论……于是便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正统思想，其中心是伦敦，其代表人物是总委员会的委员们”。 一句话，他们想用“集中制和专政”的办法来保证国际的统一。而正是在这个通告中，同盟妄图“确保自己的特殊纲领在国际内的优势”，把自己的纲领称为“对权威的极大抗议”，并且宣称，通过工人自己的努力来解放工人的事业应当“没有任何权威主义的领导，即使这种领导是由工人选举产生并经工人批准的”。我们将会看到，在同盟有势力的一切地方，同盟所做的，正是它无中生有地指责总委员会的那些事情，——它企图把自己那种类似理论的东西作为“唯一在协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式理论”强加于人［注：例如，马志尼要整个国际对教皇巴枯宁的荒谬谰言负责。总委员会认为，它不得不在意大利报纸上公开声明，它“始终反对屡次地想以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巴枯宁纲领来代替国际的广泛的、通俗易懂的纲领（它也使巴枯宁的信徒能够加入它的队伍）的企图；采用巴枯宁的纲领立刻就会使绝大多数国际会员被开除”[320]。茹尔·法夫尔的通告、地主议会议员萨卡兹关于我们协会的报告、在西班牙国会中关于国际的辩论过程中发表的那些反动演说[321]，以及对国际的一切公开攻击，都充满了从巴枯宁阵营编造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中摘出的引文。］。——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同盟当众进行的公开的活动；至于它的秘密活动，那末秘密规章的“精神和文字”已经告诉我们，“正统思想”、“自己的学说”、“集中制”和“专政”在这个“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中的统治到了何等程度。我们完全明白，同盟想阻挠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共同领导，因为巴枯宁有先见之明，在成立自己的同盟来作为革命的总参谋部的时候，就已经关心到这一点了。 总委员会不仅无意把任何正统思想强加于国际，相反地，它建议伦敦代表会议取消某些支部的宗派主义名称，而且这个建议被一致通过了［注：代表会议第二项决议第二条规定：“所有地方分部、支部、小组及其委员会，今后一律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分部、支部、小组和委员会，冠以该地地名。”第三条规定：“因此，所有分部、支部和小组，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证论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或者用‘宣传支部’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妄想执行与协会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 总委员会在自己的内部通告（“所谓的分裂”第24页［注：见本卷第35—36页。——编者注］）中谈到各个宗派时，就这样写道：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阶段，带有宗派运动的性质。这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到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时期是有其理由的。有些思想家在批判社会矛盾的时候，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矛盾的幻想的办法，而工人群众则只有接受、宣传和实现这些办法。这些倡导者建立的宗派，按本质来说是弃权论的，即厌弃任何实际活动、政治、罢工、结社——总而言之，厌弃任何集体的运动。无产阶级绝大多数对他们的宣传始终是漠不关心的，甚至是敌视的。巴黎和里昂的工人不愿意理睬圣西门派、傅立叶派和伊加利亚派，就像英国的宪章派和工联派不承认欧文派一样。宗派在开始出现时曾经是运动的杠杆，而当它们一旦被这个运动所超过，就会变成一种障碍，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法国和英国的宗派，以及目前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证明了这一点。拉萨尔派多年来一直是无产阶级组织的绊脚石，而最终成了警察手中的简单工具。总之，这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童年，正像占星术和炼金术是科学的童年一样。在国际的建立成为可能以前，无产阶级必须跨过这个阶段。 同那些耽于幻想和相互争斗的宗派组织相反，国际是在反对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反对他们的组织成为国家的阶级统治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的组织。因此，在国际的章程中直截了当地提到追求共同目标、承认同一纲领的工人团体，这个纲领仅限于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路线，而从理论上阐明这些路线，则要在实际斗争需要的推动下，在容纳一切色彩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各个支部内，在它们的机关刊物和代表大会上，通过交换意见加以实现。” 同盟不想让国际成为战斗的组织；通告要求国际成为未来社会的精确的原型： “所以我们必须设法使这个组织尽可能地接近我们的理想……国际是未来人类社会的萌芽，它现在就应当正确地反映我们的自由和联邦的原则，并且应当抛弃任何会导致权威主义和专政的原则。” 如果汝拉联合会能够实现自己的计划，把国际变成还不存在的社会的正确反映，为了使国际服从于同盟及其永恒的独裁者“公民Ｂ”的“权力和专政”这个秘密目的，而使国际失去一致行动的任何可能性的话，欧洲警察当局的愿望也就完全实现了，对欧洲警察当局来说，只要国际退出舞台，别的什么都是不需要的。 同盟的先生们为了向和平同盟和激进资产阶级中他们过去的同事们证明，他们发动的战役是针对国际的，而不是针对资产阶级的，他们把自己的通告散发给一切激进的报纸。甘必大先生的“法兰西共和国报”在一篇充满对汝拉人的鼓励和对伦敦代表会议的攻击的文章中，赶忙承认了他们的功绩。[322]“汝拉简报”对资产阶级报刊的这种支持十分高兴，在它的第3期上inextenso〔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从而表明，最诚挚和睦的关系把超革命的同盟盟员和凡尔赛的甘必大分子联合起来了。为了在资产阶级中更广泛地传播关于国际内出现分裂的愉快消息，在许多法国城市特别是蒙彼利埃的街道上，在赶集日都出售桑维耳耶通告。大家知道，在法国，在街上出售印刷品是要经警察当局许可的［注：土鲁斯审判案[323]：见1873年3月18日“改革报”（土鲁斯报纸）。］。 在同盟指望为自己搜罗到朋友和对总委员会不满的人的一切地方，到处大量散发这个通告。但是效果几乎等于零。同盟的西班牙盟员们反对召开通告所要求的代表大会，他们甚至敢于驳斥教皇。[324]在意大利只有特尔察吉一个人一度支持召开代表大会。在比利时没有知名的同盟盟员，但是在这里国际的整个运动混杂在关于放弃政治、自治、自由、联盟、分权制等的资产阶级的高谈阔论中，并且陷于狭隘的地方利益而不能自拔，在这里通告有某些成就。虽然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没有赞同召开全协会非常代表大会的要求——如果这样做，应该说是荒唐的，因为比利时曾经派出六位代表参加代表会议，——但是，该委员会拟定了一个共同章程草案，其中总委员会干脆被取消了。当比利时代表大会讨论这个提议时，洛德兰萨尔的一位代表指出，对工人来说最好的标准是他们雇主的情绪。根据取消总委员会这一思想所引起的雇主们的那种高兴的劲头，就已经可以断言，不可能 “犯比下令取消这种东西更大的错误了”。 所以，提议遭到否决。在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对通告表示了有力的抗议[325]，而在其他一切国家中，它干脆遭到了蔑视的沉默。 总委员会以1872年3月5日的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回答了桑维耳耶通告和同盟的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前面已经简述了这个通告的重要部分。海牙代表大会对这些阴谋和这些阴谋家进行了应有的惩罚。 当然，这些自己愈渺小就叫嚷得愈厉害的人，获得了不容置辩的成就。全部自由主义的和警察的报刊都公开站在他们那方面；他们对总委员会各个委员的诽谤，他们对国际的无力的攻击，得到了一切国家的冒牌改革家们的支持。在英国，支持他们的有资产阶级共和派，这些人的阴谋已被总委员会所挫败。在意大利，支持他们的有自由思想的教条主义者，这些人建议在斯蒂凡诺尼的旗帜下建立一个以罗马为当然会址的“唯理论者总协会”，这个协会是一个“权威主义的”和“教阶制的”组织，无神论修士和修女等等的修道院，这个组织的章程规定，在会议厅里要给每一个捐助一万法郎的资产者立一座大理石胸像。最后，在德国他们受到了俾斯麦社会主义者的支持，这些人扮演着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白衫党的角色，至于他们出版的警察的报纸“新社会民主党人报”[326]就更不用提了。 由于“社会革命报”已经不再存在，所以同盟便把“汝拉简报”变成了它的正式机关报。该报借口保护各自治的支部免遭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和伦敦代表会议的篡夺者行动之害，竭力破坏国际。“简报”在1872年3月20日那一期上，公开承认， “它所理解的国际，并不是现在包含一部分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组织。各种组织是次要的、转瞬即逝的事情……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说，国际是在现代世界中占统治地位的被剥削者团结一致的感情”。 被归结为简单的“团结一致的感情”的国际，大概会比基督教的爱还更加虚幻呢。为了说明“简报”采取了多么正派的手腕，我们把苏黎世出版的波兰文报纸“自由报”总编辑托卡热维奇的一封信摘引一段如下： “‘汝拉简报’第13期上刊登了苏黎世波兰社会主义协会的纲领，本协会再过几天就将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自由报’。我们全权委托您在接到这封信三天以后向国际总委员会声明，这个纲领是假的。”[327] 6月15日的“简报”刊有同盟盟员（巴枯宁、马隆、克拉里斯、吉约姆等）对总委员会内部通告的答复。这些答复对于总委员会对同盟及其首领们提出的指责一个也没有回答。教皇由于理屈词穷，骂这个通告是“一桶污水”，决定以此结束这场争端。 他宣称：“但是，我永远保留向公意法庭告发一切诽谤者的权利，毫无疑问，下次代表大会将不会拒绝给我成立这种法庭。只要这个法庭为我提供做出不偏不倚的认真的判决的一切保证，我一定会向它叙述有关政治性质以及私人性质的一切事实的全部必要的细节，不怕由于不客气地公开这些事实而产生的不痛快事情和危险。” 当然，公民Ｂ像通常一样并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他干脆没有到海牙去。 代表大会日益临近了，而同盟知道，在代表大会开始以前要公布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报告，代表会议把起草这个报告的工作委托给了公民吴亭。对于同盟来说，使这个报告不能在代表大会以前公布，使代表们无法得到关于这个案件的全部情报，是非常重要的。公民吴亭前往苏黎世完成自己的任务。他在那里刚刚住下，便成了受人谋害的牺牲品，我们毫不犹豫地把这次谋杀算到同盟的账上。在苏黎世，吴亭除了巴枯宁“完全掌握”的同盟的几个斯拉夫族盟员以外，没有别的仇敌。而且组织埋伏和暗杀是这个团体认可并经常使用的斗争手段之一；在西班牙和俄国，我们将会看到这一手段的其他例证。操同一种斯拉夫语的八个人在运河边的一个荒地上窥伺着吴亭，当他走近时，他们便从后面扑上去，用大石块猛击他的头部，使他的眼受重伤，如果不是当时有四个德国大学生赶来，他们在欧打以后一定会把他弄死并扔到运河里去的。凶手看到大学生便逃散了。这次谋杀并没有妨碍公民吴亭完成自己的著作并把它寄给代表大会。 四 同盟在西班牙 1868年9月和平同盟在伯尔尼召开了代表大会以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意大利议会议员法奈利到马德里去了。巴枯宁让他带了几封介绍信给议会议员加里多，加里多使他同资产阶级的和工人的共和派人士建立了联系。在此以后不久，即同年11月，从日内瓦给莫拉哥、科尔多瓦－伊－洛佩斯（梦想当议员的共和党人、资产阶级报纸“战斗报”[328]的编辑）以及鲁巴乌·多纳德乌（落选的巴塞罗纳候选人、一个假社会主义政党的创建人）寄来了同盟盟员证。寄来盟员证这个消息对国际年轻的马德里支部起了破坏作用。支部主席哈尔沃退出了支部，因为他不愿意属于这样一个协会，这个协会容忍有一个由资产者组成的秘密团体在自己内部存在并服从它的领导。 早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国际的西班牙各组织就已经是由两名同盟盟员——法尔加·佩利塞尔和散蒂尼昂——代表的，其中散蒂尼昂在正式的代表名单中被列为“同盟代表”。当国际的西班牙各组织在巴塞罗纳召开了代表大会（1870年7月）以后，同盟便在帕耳马、瓦伦西亚、马拉加和加迪斯建立起来了。1871年在桑维耳耶和哥多瓦分别成立了支部。1871年初，同盟的巴塞罗纳代表莫拉哥和维尼亚斯建议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弗朗西斯科·莫拉、安赫尔·莫拉、安赛尔莫·罗伦佐、博尔雷耳等人）……在马德里成立同盟支部；但是这些委员反对这样做，他们声称，同盟如果作为一个秘密团体存在，那是危险的，而如果公开存在，那是无益的。在这一次，单是提起这个名称就已经在联合会委员会内部撒下了纷争的种子。博尔雷耳甚至预言： “从今以后我们之间的任何信任都完了。” 但是，当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因政府的迫害不得不流亡葡萄牙的时候，莫拉哥使他们相信了这个秘密团体的益处，于是根据他们的倡议在马德里成立了同盟支部。在里斯本，莫拉哥把几个葡萄牙人（国际会员）拉进了同盟。但是，他认为这些新手不够靠得住，所以他背着他们建立了另一个由在共济会会员中招募来的最糟糕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分子组成的同盟小组。这个新的、有前神甫博南萨参加的小组，企图按每十个人一个支部的形式来组织国际，它们应当在这个小组的领导下为皮尼希伯爵的计划服务，而这个政治阴谋家也的确成功地诱使它们从事以使他掌握政权为唯一目的的冒险事业。由于同盟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策划阴谋，国际的葡萄牙会员退出了这个秘密团体，并且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要求为了共同事业的利益把这个团体从国际中开除出去。 在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瓦伦西亚代表会议（1871年9月）上，像通常一样同时也是国际的代表的那些同盟代表，在伊比利安半岛上最后成立了自己的秘密团体组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同盟的纲领和国际的纲领是一样的，这个秘密组织到处都存在，加入这个组织似乎是一种义务，同盟努力使国际进一步发展而不是使国际从属于自己，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决定，应当让联合会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同盟的亲信组织。在此以前一直不敢回西班牙去的莫拉哥一得悉这个事实，便匆忙来到了马德里，他指责莫拉“想使同盟从属于国际”，说这一点违背了同盟的宗旨。为了使这个意见能得到重视，他在次年1月给梅萨看了巴枯宁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巴枯宁发挥了统治工人阶级的马基雅弗利式的计划。这个计划如下： “同盟在外表上应该存在于国际之内，而实际上则应该稍微站在它旁边一点，以便更好地监督它和领导它。基于这种考虑，参加国际支部委员会的盟员在同盟支部中永远应该是少数。”（霍赛·梅萨1872年9月1日交给海牙代表大会的声明）[329] 在同盟的一次会议上，莫拉哥指责梅萨出卖了巴枯宁的团体，因为梅萨让联合会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了这个亲信团体，从而使他们在同盟支部中取得了多数，并且实际上确立了国际对同盟的优势。正是为了避免这种优势，秘密指令规定，只应当有一名或两名同盟盟员钻进国际的各委员会，并且要根据同盟支部的指示，在同盟支部的支持下领导它们，凡是应该由国际接受的决定，事先都要在同盟支部中研究好。从这个时候起，莫拉哥就对联合会委员会宣了战，并且也像在葡萄牙一样，建立了一个新的同盟支部，那些他认为不可靠的人仍然不知道这个支部。同盟的亲信盟员们在西班牙各地支持他，并且开始指责联合会委员会忽视自己对同盟所应尽的责任；关于这件事情，由达蒙——蒙托罗在同盟中的化名——签署的同盟瓦伦西亚支部通告（1872年1月30日）[330]可以作证。 西班牙的同盟接到了桑维耳耶通告以后，并没有站到汝拉那一边去。甚至作为创始者的巴塞罗纳支部在1871年11月14日的正式信件中也十分激烈地以道地的异教徒的口吻评论了教皇米哈伊尔，这个支部怀疑他同卡尔·马克思在进行个人竞争［注：阿勒里尼“以〈同盟〉巴塞罗纳小组的名义”寄给“我的亲爱的巴斯特利卡和亲爱的朋友们”的这封信的副本被散发给了同盟的所有西班牙支部。现在我们从中作一些摘引： “本届总委员会只存在到明年的代表大会为止，它的极其有害的活动只能是暂时的……相反地，公开的决裂会使我们的事业遭到很大的打击，即使我们的事业总的说来能够经得起这种打击，也难于恢复元气。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你们的分立主义的倾向……我们中有些人自己在想：在这一切事情中，或者与这一切事情同时，除了原则的问题以外，是否也有私人的问题，例如我们的朋友米哈伊尔同卡尔·马克思之间、老同盟的盟员和总委员会委员之间竞争的问题呢……我们痛心地在‘社会革命报’上读到了对总委员会和卡尔·马克思的攻击……如果我们知道半岛上那些影响着各地方委员会的我们的朋友的意见的话，那这个意见可能会使我们改变立场而转向共同决定的方面，那时我们将在一切方面适应这种共同决定，”云云。 老同盟是在萌芽状态就被总委员会所摧毁了的公开同盟。我们摘引的这封信是阿勒里尼亲笔写的。］。 联合会委员会表示赞同这封信，这说明当时瑞士中心在西班牙的影响是多么微弱。但是，在此以后不久便可以看到，这些刚愎自用的人就幡然悔悟了。在讨论桑维耳耶通告的国际马德里联合会会议（1872年1月7日）上，由于莫拉哥领导的一个新的小组阻挠表决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反通告，使讨论陷于中断。2月24日，拉法尔（拉斐尔·法尔加在同盟中的化名）向同盟马德里支部报告说： “必须铲除总委员会的反动影响和权威主义的倾向。” 目前只是在帕耳马，在马利奥尔卡岛，同盟才使国际委员们公开赞同了汝拉通告。于是教会纪律便开始粉碎反对承认教皇永无谬误的最后尝试。 面对着这种地下工作，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知道，必须立即摆脱同盟。政府的迫害使它有理由这样做。它建议成立“国际的捍卫者”秘密小组，以防国际的解散，同盟的支部应当不知不觉地溶化在这些小组之中。大量盟员的参加必不可免地要改变这些支部的性质，只要迫害一停止，这些支部就会和这些小组一起消失。但是，同盟看出了这个计划的秘密目的后便搞垮了这个计划，然而，没有这种组织，政府一旦实行威胁，国际在西班牙的存在就会受到威胁。为了与此相对抗，同盟提出了下列建议： “假如把我们置于法律之外，使国际具有一种能够为政府所容许的形式，将是合适的；各地方委员会最好应当成为秘密中心，它们在同盟的影响下，会使各支部具有完全革命的方针。”（1871年10月25日同盟桑维耳耶支部通告[331]） 行动上胆小怯懦，言语上勇敢无比——同盟在西班牙是如此，在一切地方也是如此。 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的决议使同盟不得不公开反对国际，而这个决议也使联合会委员会有理由确证它同绝大多数国际会员是完全团结一致的。此外，决议也向它提出了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广泛的工人政党的思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使工人阶级完全脱离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共和党，因为它的大多数选民和拥护者都是在工人中网罗的。联合会委员会建议拒绝参加一切君主制和共和制的议员选举。为了驱散由于共和党人的假社会主义的花言巧语在人民中滋长的幻想，兼任联合会委员会委员的“解放报”编辑们给在马德里召开代表大会的共和联邦党的代表们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采取实际的措施，并且建议他们就国际的纲领发表意见。[332]这意味着使共和党遭受可怕的打击！同盟却设法减轻这个打击，因为它和共和党人有密切联系。[333]它在马德里创办了“被判罪者”[334]周报，这家报纸提出同盟的三项美德：无神论、无政府状态、集体主义作为纲领，但是同时又建议工人们不要争取缩短工作日。除了莫拉哥“兄弟”以外，为该报撰稿的还有埃斯太瓦内斯——共和党领导委员会的三个成员之一，不久前的马德里总督和陆军大臣。在马拉加有皮诺——假国际的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在马德里有菲力浦·马丁——现任同盟的推销员，曾充当共和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代理人。而为了在西班牙议会中也有自己的法奈利，同盟打算提出莫拉哥作为候选人。 同盟仅仅因为两件事就不能饶恕联合会委员会：（1）联合会委员会在汝拉问题上弃权；（2）联合会委员会企图损害它的不可侵犯性。当委员会对共和党采取的立场破坏了同盟的全部计划以后，同盟便决定要惩办它。给共和党代表大会的信被同盟理解为是一种宣战的行动。该党最有影响的机关报“平等报”[335]疯狂地攻击“解放报”的编辑们，指责他们投靠了萨加斯塔。“被判罪者”周报顽固地保持沉默以支持这种卑鄙的指责。同盟还为共和党做了一件更大的事情。由于这一封信，它设法把“解放报”的编辑们开除出了同盟的影响占优势的国际马德里联合会。 尽管有政府的迫害，联合会委员会在代表会议以后的6个月活动中，在瓦伦西亚把地方联合会的数目由13个增加到70个；在其他100个地方，它也筹备建立新的联合会，把8个行业的工人组成为全国规模的抵抗团体。此外，在它的支持下成立了规模巨大的卡塔卢尼亚工厂工人联合会。这些功绩为委员会的委员们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影响，使得巴枯宁感到有必要使他们回到真理的道路上来，于是他在1872年4月5日给委员会总书记莫拉去了一篇很长的父亲式的训示（见“文件”第三号［注：见本卷第514—515页。——编者注］）。虽然同盟至少派了12名代表出席并且尽了一切努力，但是萨拉哥沙代表大会（1872年4月4—11日）还是撤销了开除这些委员的决定，并且把被开除的两个人选入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尽管他们再三拒绝提他们为候选人。 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同时，像往常一样，同盟也举行了秘密集会。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会上提出了解散同盟的建议。为了不否决这个建议，他们狡猾地避开了它。两个月以后，在6月2日，仍然是这些公民以西班牙同盟领导人的身分并代表同盟的马德里支部给其他所有支部发出了一个通告，在通告中他们重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并且做了如下的论证： “同盟离开了在我们看来它在我国应该遵循的道路；它歪曲了使它得以产生的那个思想，同盟没有成为我们伟大协会的组成部分，没有成为推动国际的各个组织前进、帮助它们并促进它们发展的积极因素，却完全脱离了协会的其他部分，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力图使一切都服从于它的仿佛是最高的组织；从而它就造成了我们内部的不信任、纠纷和分裂……在萨拉哥沙，同盟不仅没有提出建议并帮助解决问题，相反地，只是为代表大会的重要工作制造障碍。” 在西班牙的所有同盟支部中，只有一个加迪斯支部答复了这个通告，它通知说它已经解散。可是就在第二天，同盟便再次设法把在6月2日通告上签名的那些人开除出了国际的马德里联合会。开除的借口是“解放报”6月1日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要求调查 “各大臣、将军、行政官吏、公职人员、市长等人……以及一切没有担任国家职务但是在各届政府的卵翼之下生活，在议会中支持政府并戴着虚假的反对派的假面具来掩护政府的违法行为的那些政治活动家的财富，是怎样得来的……没收这些人的财产应当是革命后第二天将要实行的第一个措施”[336]。 同盟认为这篇文章直接攻击了它在共和党中的朋友，于是就指责“解放报”的编辑们背叛了无产阶级的事业，借口是他们要求没收这些盗窃国家资财的人的财产就是承认私有制。为了证明同盟的革命诈骗术后面所隐藏的、它想灌输给工人阶级的那种反动性，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证据了。同盟分子把那些由于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而被他们革除教籍的人当作私有制的维护者加以开除，为了证实同盟分子的诡诈性，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证据了。 再次开除这些委员这个行动是违反现行章程的，章程规定要成立公意法庭，参加这个法庭的7名陪审员中，可以由被告本人推荐两名，对于法庭的决定他也可以在支部大会上提出申诉。可是同盟不愿意在它的自治方面受到限制，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在提出控告的同一个会议上就下令开除这些人。在支部的全体130个成员中，只有15个串通好了的人出席了会议。被开除者向联合会委员会提出了申诉。 由于同盟施展各种诡诈伎俩，这个委员会被迁往瓦伦西亚。在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上重新当选的两名前联合会委员会委员中，莫拉不同意当选，而罗伦佐几乎立即就提出辞职。从这个时候起，联合会委员会便连灵魂带肉体都被出卖给同盟了。因此，在答复被开除者的申诉时，它声明自己并不主管这件事，虽然西班牙联合会章程第七条规定它有责任把违反章程的任何地方联合会暂时开除出去，让地方联合会保留有对这个决定向下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申诉的权利。在此以后，被开除的人成立了“新联合会”，并要求委员会承认它，但是委员会以支部自治为根据，坚决拒绝了它这个要求。于是，新马德里联合会便诉诸总委员会，总委员会根据组织条例第二节第七条和第四节第四条的规定[337]接受了它。海牙全协会代表大会同意了这个决定并且一致承认新马德里联合会代表［注：保·拉法格。——编者注］的代表资格证是有效的。 同盟明白这第一次反抗运动的全部意义；它知道，如果不在萌芽状态就把它掐死，那末在此以前一直如此温顺听话的西班牙国际就将从它手中溜走；于是它使出了自己的一切手段，包括正派的和不正派的。它起初是进行诬蔑。被开除的人（安赫尔·莫拉、弗朗西斯科·莫拉、霍赛·梅萨、维克多·帕赫斯、伊格列西亚斯、萨恩斯、卡耳耶哈、鲍利和拉法格）的名字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刊登在报纸上，张贴在各支部的办公室里。莫拉为了履行总书记的职责而抛弃了自己的工作，一连好几个月都从他的兄弟那里得到接济，因为没有钱维持生活，但是他却被指责为似乎是靠国际供养过活。梅萨为了挣钱度日，正主办一个时装杂志并且刚刚为一个画刊翻译了一篇文章，他们就说他投靠了资产阶级。拉法格被指责为罪该万死，因为他利用卡冈都亚才配享受的午餐使新的同盟分子的联合会委员会的两名委员（马丁涅斯和蒙托罗）的孱弱的肉体受到了圣安东的诱惑，似乎他们的良心是藏在肚子里的。我们这里所谈的只是出现在报刊上的公开诬蔑。由于这些办法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他们便转而进行恫吓。在瓦伦西亚，莫拉中了联合会委员会委员们所设下的埋伏，他们手执木棍在那里等他。地方联合会的成员们拯救了他，他们熟悉这些先生的手段，并且断言，罗伦佐是在这种使人心惊肉跳的证据的影响下提出辞职的。不久以后，在马德里又发生了类似的企图谋害伊格列西亚斯的事件。同盟分子的主教会议把“解放报”列入禁书目录，使这家报纸遭受了一切正统教徒的谴责；在加迪斯，为了使罪人们的心灵中产生一种对死的恐惧，曾经宣布，每一个卖“解放报”的人都将被当做叛徒赶出国际。同盟分子的无政府状态在宗教裁判官的实践中得到了实现。 同盟按照它自己的惯例，开始设法使国际的西班牙各组织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整个代表团都由同盟盟员组成。为此目的，联合会委员会给各支部发出了一个内部通告，并且做了周密的安排，不让新马德里联合会知道这个内部通告。在这个通告中，提出派一个由国际全体会员投票选出的总代表团出席代表大会，并且由全体会员按人头每人派25生丁，以抵敷各种开支。由于各地方联合会没有时间就候选人问题交换意见，所以很明显，当选的将是同盟圈定的候选人，这些人都将用国际的钱去出席代表大会，而实际上结果也正是这样。这个通告到底还是落到了新马德里联合会的手中，并且被转寄给了总委员会，总委员会知道联合会委员会受着同盟的操纵，断定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于是给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公民们！我们有证据证实，在国际内部，特别是在西班牙，存在着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的中央设在瑞士，它认为自己的专门使命就是要使我们伟大的协会适应它的特殊倾向，并且把协会引向绝大多数国际会员根本不知道的目标。此外我们从塞维尔的‘理智’上知道，你们委员会中至少有三个委员是同盟的人…… 当这个团体还是公开的时候，它的组织和性质就已经同我们章程的精神和文字相违背，所以，它违反自己承担的义务，而秘密存在于国际内部，就无异于直接背叛我们的协会。国际只承认有一种在权利和义务上都平等的会员；同盟却把他们分成两类，即亲信者和非亲信者，而且后者注定要由前者通过一个后者根本不知道的组织来领导。国际要求自己的会员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自己行为的准则；同盟却责成自己的拥护者必须向国际的非亲信的会员隐瞒这个秘密组织的存在，以及自己言行的动机和真正目的。”［注：见本卷第135—136页。——编者注］ 此外，总委员会责成他们提出一些材料来调查同盟（这方面的材料总委员会打算提交海牙代表大会），并且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在联合会委员会中至少有三个知名的同盟盟员这一事实，同他们履行对国际的义务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联合会委员会写了一封支吾搪塞的回信，不过，它在信中承认了同盟的存在。 由于我们谈过的那些阴谋诡计都不足以保证在选举中获胜，同盟便决定在自己的各家报纸上提出法尔加、阿勒里尼、索里阿诺、马尔塞劳、门德斯、莫拉哥为正式候选人。投票的结果，马尔塞劳获得3568票，莫拉哥3442票，门德斯2850票，索里阿诺2751票。在其他候选人中，洛斯塔乌在卡塔卢尼亚的4个城市中获得2430票，虽然这些城市的纪律性还不够强；富斯特尔在卡塔卢尼亚的桑斯获得1053票。在其他候选人中没有一个人的票数超过了250票。为了保证使法尔加和阿勒里尼当选，联合会委员会授予同盟占统治地位的巴塞罗纳城以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的特权，这里的代表自然就是阿勒里尼和法尔加了。同一个正式通告确认，提出洛斯塔乌和富斯特尔从而也就否决了同盟的正式候选人的卡塔卢尼亚的4个城市交了2654雷阿耳（合663法郎50生丁）供代表团抵敷各种开支，而由于工人不习惯于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同盟能够使自己的候选人获得通过的西班牙其他各城市，却只交付了2799雷阿耳（合699法郎75生丁）。新马德里联合会有充分的根据说，同盟是用国际会员的钱派自己的代表去海牙的。除了这一切以外，同盟分子的联合会委员会根本没有缴纳应该上缴给总委员会的会费。 这一切同盟还嫌不够。它想让它的代表们都有同盟分子的限权代表委托书；请看它是怎样把各种委托书弄到手的。在7月7日的通告中，联合会委员会要求把各地方联合会提出的全部限权代表委托书合为一个共同的委托书，并且得到了批准。这个比波拿巴全民投票[338]更坏的手法使同盟有可能为自己的代表团拼凑一个它打算强加于代表大会的委托书，而如果国际的组织条例规定国际应该实行的投票方式不立即改变的话，同盟就禁止自己的代表参加投票。这不过是一种骗人的把戏，是卡斯特拉尔百般赞扬的、和平同盟在采用的投票方式。在圣伊米耶代表大会上，西班牙的代表们不顾自己的委托书参加了按联合会进行的投票，这个事实就证明这是骗人的把戏。［注：散蒂尼昂——巴塞罗纳的医生，巴枯宁的私交，西班牙的同盟创建人之一，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很久，他就建议国际会员不向总委员会缴纳会费，因为总委员会用会费来购买武器。他企图阻挠西班牙的国际捍卫被战胜了的公社的事业；由于违反了出版法而被监禁以后，他发表了一个宣言，勇敢地同当时受迫害的国际断绝关系；因此，巴塞罗纳的全体工人都抛弃了他，但是他仍然是同盟的秘密领袖之一；这从下面事实中可以看出：1871年8月14日，即公社失败后过了三个月，同盟盟员蒙托罗在给一个同盟盟员的信中把散蒂尼昂当做可以介绍他并证明他是同盟盟员的人。 维尼亚斯——医科大学的学生，散蒂尼昂在1872年1月26日的信中把他作为“国际在巴塞罗纳的灵魂”介绍给李卜克内西，他在国际受到迫害的时期退出了国际，为的是不致损害自己家庭的声誉，虽然警察局并不准备费心把他关进监狱。 法尔加·佩利塞尔——也是同盟的头目之一，散蒂尼昂在同一封信中指责他在遭迫害时让别人在法庭上替他的文章受过而自己却溜掉了。同盟分子的兔子般的勇敢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英勇地捍卫着自己的反权威主义的自治。他们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威主义政权的抗议的表现，就是一溜了事。 索里阿诺——另一名头目。秘密科学的教授……，在迫害加剧的时候退出了国际。在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上他曾经有可悲的勇气反对拉法格和其他代表提出的公开举行会议的要求，因为他认为触怒政权当局是不明智的。最近，就是说在亚马多统治下，索里阿诺担任了政府中的职务。 莫拉哥——小铺老板、小酒馆的常客，他依靠自己妻子和帮工们的劳动保持自己的职业赌徒的自治。当联合会委员会流亡里斯本的时候，他从委员会委员的岗位上开了小差，并且建议把国际的文件抛入海中。当萨加斯塔宣布国际为非法的时候，莫拉哥再次从马德里地方委员会委员的岗位上开了小差，到同盟的港湾里躲避风暴去了。同盟没有基督，却有很多的圣彼得。 克利门特·博韦——卡塔卢尼亚工厂工人联合会（lastresclasesdevapor[339]）主席，他由于对财务采取了过分自治的态度而被撤职并被撵走。 迪奥尼西奥·加尔西亚·弗赖列——1872年7月28日同盟机关报“联盟”发表了他的一封对新马德里联合会极尽攻击之能事的长信，并尊称他为“我们亲爱的同人”，他曾在圣塞瓦斯田的警察局供职，并且把国际一个支部的出纳处偷得精光。］ 五 同盟在意大利 在意大利，同盟的建立先于国际。教皇米哈伊尔住在这里，并且在激进的资产阶级青年中国建立了很多联系。国际在意大利的第一个支部——那不勒斯支部——从一成立起便处在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和同盟分子的领导之下。同盟的创建者之一、律师甘布齐［注：“律师卡洛·甘布齐是卡普卢索的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卡普卢索是同盟支部的模范主席。他给了卡普卢索参加巴塞尔代表大会所必需的经费。当支部大会决定开除卡普卢索的时候，甘布齐坚决反对在通报上公布这一事实，并且还劝说自己的朋友们不要坚持公布他的另一个可耻的私吞300法郎的事实。”（1871年7月12日卡菲埃罗的信）[340]］让自己的“模范工人”卡普卢索当上了支部主席。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同他的忠实的卡普卢索一起代表了国际的那不勒斯会员，而法奈利［注：法奈利早就当上了意大利议会议员。有人向甘布齐质问这件事，他说，当议员是一件大好事；这可以使你不受警察的侵犯，并且可以免费坐意大利一切火车。同盟禁止工人实行任何政治发动，因为要求某一个国家限制女工和童工的工作，就是承认国家并且对祸害的根源屈服；但是同盟的资产阶级领导人参加议会会议，享受资产阶级国家所给予他们的特权，却得到教皇的宽恕。法奈利在意大利议会所进行的无神论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活动，到现在为止只有以《DioePopolo》［“上帝和人民”］为口号的权威主义者马志尼才对之备加颂扬。］——这个同盟的安东涅利、在国际之外组织起来的各工人协作社的代表——因病滞留在途中。 同至圣的父亲的亲密关系冲昏了我们的好汉卡普卢索的头脑。回到那不勒斯以后，他自命高于其他一切同盟分子之上；在支部中他以主人自居。 “巴塞尔之行使卡普卢索完全变了样……他从代表大会带回了许多与我们团体的原则截然对立的离奇思想和意图。他先是悄悄地，以后便大声地以专横的口吻谈起了他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权力；他断言总委员会只信任他一个人，如果支部不听从他的话，他有权解散它，成立一个新的支部。”（1871年7月那不勒斯支部给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由同盟的律师卡尔梅洛·帕拉迪诺起草并署名。） 卡普卢索的权力显然是来自同盟中央委员会，因为国际从来没有给他这种权力。在好汉卡普卢索看来，国际不过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源泉罢了，所以他任命自己的女婿即前耶稣会教徒和卸任神甫 “为国际的教授，并且强迫不幸的工人听他关于尊重财产的冗长讲话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其他胡言乱语”（卡菲埃罗的信）［注：卡普卢索在那不勒斯遭到反击之后过了两年，又恬不知耻地硬要总委员会接受这个人物，他为这个人做了这样的广告：“国际主席公民！在巴塞尔工人代表大会上讨论过并且目前仍然为一切阶级思想家所研究的劳动与资本的大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研究社会问题这个复杂题目的人是我的女婿，即我的女儿的丈夫；他研究了上述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并且依靠科学的帮助，发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线索，从而提供了按照工人家庭和资产阶级各自的权利确立它们二者之间的完全均势的可能性。”云云（署名：斯蒂凡诺·卡普卢索）。[341]］。 在此以后，他就投靠了因国际在那不勒斯的成就而惊恐不安的资本家。他遵照这些资本家的命令诱使那不勒斯的毛皮工人参加了毫无希望的罢工。他和支部其他三个成员一起被关进监狱以后，竟私吞了支部寄给四名被囚者的300法郎生活费。由于这些光荣的功绩，他被开除出了这个一直存在到被强力驱散（1871年8月20日）时为止的支部。但是，同盟躲过了警察当局的迫害以后，却利用这一点来抢占国际的地位。卡尔梅洛·帕拉迪诺一方面寄发了我们前面摘引过的那篇正式报告，另方面又于1871年11月13日对伦敦代表会议表示抗议，使用的词句和论据同我们在标明的日期早一天的桑维耳耶通告中看到的毫无二致。 1871年11月，在米兰成立了一个由各色各样的分子组成的支部[342]。除了工人，即除了主要是由库诺吸收进来的机械工人以外，在这个支部中还有完全受同盟的影响的大学生、小报记者、小职员。库诺由于是德国人，不知道同盟的秘密；但是，他有可能判定，在到洛迦诺这个同盟分子的罗马朝圣以后，这些资产阶级青年组成了秘密团体的一个支部。接着（1872年2月），库诺就被意大利警察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由于这种从上面来的帮助，同盟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并且逐渐控制了国际的米兰支部。 1871年10月8日，在都灵成立了工人联合会[343]；它向总委员会请求加入国际。该联合会书记卡洛·特尔察吉这样一字不差地写道：《Attendiamoivostriordini》——我们等候你们的指示。为了证实国际在意大利从最初时期起就要经过同盟这个官僚的一级，他通知说， “总委员会将从巴枯宁那里得到腊万纳工人协会宣布它是国际支部的信”。 12月4日，卡洛·特尔察吉通知总委员会，说工人联合会分裂了，因为该联合会的多数派是马志尼分子，而少数派则成立了名为“无产者解放社”的支部。他利用这个机会向总委员会为自己的“无产者报”要钱。以金钱支持报刊并不是总委员会的任务；但是在伦敦有一个募捐帮助国际的报刊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已经打算寄出为数150法郎的补助金，就在这时“玫瑰小报”报道说，都灵支部公开站到汝拉人方面去了，并且决定派一名代表出席汝拉联合会召开的世界代表大会。两个月以后，特尔察吉在雷吉斯面前吹嘘说，他是在洛迦诺亲自从巴枯宁那里得到指示以后才通过这个决定的。鉴于对国际采取这种敌对的态度，委员会没有把钱寄去。 虽然特尔察吉是同盟在都灵的主要助手，但是教皇驻那里的真正使节是一个冒充为波兰医师的名叫雅科比的人。为了说明他对总委员会的所谓泛日耳曼主义的仇恨，这位同盟的医生指责总委员会 “在普法战争时期玩忽职守和毫无作为；总委员会对公社的灭亡应负罪责，因为它不善于利用自己的巨大力量去支援巴黎的运动；总委员会的亲德意志的倾向是极其触目的，因为当时在巴黎城下的德国军队中有4万名国际会员〈！〉，而总委员会却不能或者不愿意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制止战争的继续〈！！〉”（1872年3月1日雷吉斯给总委员会的报告[344]）。 他把总委员会和支援报刊委员会混为一谈，指责总委员会拒绝把150法郎交给同盟分子特尔察吉是“遵循了受贿和贿买成性的各国政府的理论”。为了证明这个控诉是出自同盟的心灵深处，吉约姆认为他有责任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加以重申。 正当特尔察吉在他的报纸上公开擂起了同盟反权威主义的战鼓的时候，他自己又偷偷写信给总委员会，要求总委员会利用自己的权威拒绝接受都灵工人联合会的会费，并且按照规定手续把根本就不是国际会员的记者贝盖利开除出去。就是这个特尔察吉，“都灵警察局长的好友（amicone），在会晤时受到局长苦艾酒款待的人”（1872年4月5日都灵联合会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却在公开会议上泄露了总委员会派往都灵的流亡者雷吉斯到会的消息。得到这种提示后，警察局便马上跟踪雷吉斯，只是由于支部的帮助，雷吉斯才得以越过国境。 在都灵，特尔察吉是以下述方式完成自己的同盟分子的使命的。当对他提出严厉的谴责的时候，“他威胁说，如果不连选他当书记，如果支部不服从他，不承认他的权威或者对他提出责难，他就要烧毁支部的账簿。他威胁说不论出现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他都要去当警察局的密探（questurino），以示报复”（前面引过的都灵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特尔察吉利用种种理由企图吓倒支部。作为财务员和书记，他在出纳处大肆进行同盟分子的贪污盗窃活动。他不顾总委员会的坚决禁止，确定自己的薪金为90法郎；他把一些没有从出纳处支出然而却下落不明的款子记在账簿的已支项目内，他本人编制的会计收支表报写明库存现金56法郎，事实上这笔钱下落不明，而他又拒绝赔偿，同时他也不肯交出用从总委员会那里领到的200张会费券所收到的会费。大会一致把他逐出（scaccio）支部（前面引过的报告）。永远尊重支部自治的同盟批准了这个关于开除特尔察吉的决定，但又立即设法把他选为佛罗伦萨支部的名誉成员，不久以后又把他选为这个支部出席里米尼代表会议的代表。 几天以后，特尔察吉在3月10日的信中向总委员会这样解释他被开除的事：他不愿做这个由坏蛋和暗探（canagliaetmardo-cheria）组成的支部的成员和书记，因为这个支部“是由政府的走狗和马志尼分子组成的”，因为有人企图对他提出责难，“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是由于我宣扬反对资本的战争！”（他在支部的出纳处实现了这种战争）。他想用这封信来证明，在对于除了想做总委员会的驯服的仆人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希望的好汉特尔察吉的评价上，总委员会被人奇怪地引入了迷途。难道他“没有经常声明，要做国际的会员，就必须向总委员会缴纳会费”而不顾同盟的秘密指示吗？ “如果说我们参加了汝拉代表大会，那不是要对你们宣战，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过是随波逐流；我们力图进行调解并解决冲突。至于谈到对各支部实行集中制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不损害它们所固有的一些自治，那末这种集中制是非常有益的。”——“我希望，最高委员会将拒绝接受马志尼派的工人联合会；你们可以相信，谁也不敢指责你们实行权威主义；我可以对这一点负全部责任……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得到卡尔·马克思的准确的传记；在我们意大利没有他的确凿无误的传记，我想首先领受这份荣誉。” 这一切阿谀逢迎是为了什么呢？ “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事业，为了不把地方让给我的为数众多的敌人，为了向他们证明国际是团结的，我坚决请你们，如果还不迟的话，把最高委员会决定拨给我的150法郎的补助金寄给我。” 特尔察吉相信他可以不受处分，所以大概他又施展了新的诡谲伎俩，而使自己在佛罗伦萨陷于十分难堪的境地，甚至ＦascioOperaio〔工人联合会〕也被迫和他断绝关系。我们希望汝拉委员会将会更好地评价他的功绩。 同盟把特尔察吉当做自己的真正代表，把罗曼尼亚当做最合适的基地。同盟在那里建立了它的一批伪装成国际支部的支部；它们的第一个信条就是：不服从共同章程，不报告它们成立的消息，不向总委员会缴纳会费。这是真正自治的支部。他们起的名称是“工人联合会”，起着联合各种工人团体的中心的作用。 “是否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保证‘工人联合会’的充分自治而使它服从伦敦总委员会或者汝拉委员会的领导，还是应该保持充分的独立，同两个委员会都保持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1872年3月17日他们在博洛尼亚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用下列决议做了回答： “代表大会把伦敦总委员会和汝拉委员会都只看做是简单的通讯统计局，大会责成它在博洛尼亚的地方代表机关同它们两者联系，并把结果通知各支部。” “工人联合会”真疏忽极了，它竟向非亲信者泄漏了暗中存在一个同盟的秘密中心的事实。汝拉委员会被迫公开否认自己的秘密活动。至于总委员会，博洛尼亚代表机关根本没有让它知道自己的一点情况。 同盟一得悉关于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的消息后，就把它这个“工人联合会”推上前台，它为了自己自治的权威或权威的自治，攫取了意大利联合会称号，并且于8月5日在里米尼召开了代表会议。在派代表到里米尼去的21个支部中，只有一个那不勒斯支部曾经加入国际，而真正积极活动的国际支部中没有一个派代表到那里去，甚至连米兰支部也没有派代表去。这个代表会议在下述决议中暴露了同盟所制定的运动计划： “鉴于：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企图用自己的第九项决议把作为德国共产党理论的权威主义学说强加于整个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是这种做法的鼓舞者和维护者； 权威共产主义者的学说是对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的否定； 总委员会为了把自己特殊的权威共产主义学说强加于整个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唯一目的，使用了像诬蔑和欺骗这样一些最不体面的手法； 总委员会在伦敦出版了1872年3月5日的内部通告，使它的不体面的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该通告中，它继续从事诬蔑和欺骗，暴露了它渴求权力的全部欲望，这在下面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暴露得尤其明显： ‘在没有其他的被自愿承认的权威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道义上”的权威，要执行决议是很困难的’（“内部通告”第27页［注：见本卷第40页。——编者注］）； ‘总委员会准备要求在下次代表大会上调查这个秘密组织及其鼓舞者在某些国家，例如在西班牙的活动’（第31页［注：见本卷第45页。——编者注］）； 总委员会的反动精神引起了比利时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和一部分瑞士人的革命义愤，以致有人建议撤销总委员会并且修改共同章程； 总委员会在海牙这个离开这些革命国家最远的地点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并不是偶然的。 根据这一切理由， 代表会议向全世界工人庄严声明，从此以后，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联合会不再同伦敦总委员会保持任何一致，同时重申在经济上同一切工人团结一致，并且建议一切不赞同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原则的支部于1872年9月2日派自己的代表到纽沙特尔（瑞士）去，而不是到海牙去，以便在这一天召开全协会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以代表会议的名义：主席卡洛·卡菲埃罗书记安得列阿·科斯塔1872年8月6日于里米尼。” 想以“工人联合会”来取代总委员会的企图遭到了彻底的破产。甚至同盟的普通分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也不敢把里米尼通过的决议拿出来让国际的西班牙会员进行表决。于是，为了纠正自己的失策，同盟也派代表参加了海牙代表大会，但同时仍然不放弃在圣伊米耶召开自己的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意大利只是由于特殊的天惠才成了同盟的乐土。教皇米哈伊尔在他给莫拉的信（“文件”第三号）中为我们揭开了这个秘密： “意大利有其他国家所不足的东西：朝气勃勃、坚毅奋发的青年，他们完全脱离了常轨，毫无升官发财的前途，看不到出路，虽然出身于资产阶级，但是在道德和智力上还没有磨灭到像其他各国资产阶级青年那样的程度。现在他们不加思索地投到革命的社会主义中来，接受了我们的全部纲领，即同盟的纲领。我们的天才〈原来如此！〉而强大的敌手马志尼死去了，马志尼的党完全瓦解了，而加里波第则日益受到那些起着他的名字但是走得、确切地说是跑得无限远的青年的影响。”［注：关于这一点加里波第本人是这样说的：“我亲爱的克雷希奥！衷心感谢您给我寄来‘社会未来报’，我将满怀兴趣地阅读它。您想在自己的报纸上进行反对谎言和奴役的斗争；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是我认为，同权威原则作斗争是妨碍国际取得成就的错误之一。巴黎公社之所以复灭，就是因为在巴黎根本没有权威的政权，而只是一片无政府状态。西班牙和法国也吃了这一个祸害的苦头。祝‘未来报’获得成就，仍然忠于您的朱·加里波第。”］ 圣父是对的。在意大利，同盟并不是“工人联合会”，而是一帮游民。在意大利领导这一切伪国际支部的，都是那些没有委托人的律师、没有病人和缺乏知识的医生、打弹子的大学生、跑街售货员和其他商业职员，而主要的是一些声誉多少是值得怀疑的小报记者。唯有在意大利这个国家，国际的报刊，即自称的国际报刊才具有“费加罗报”所独有的那种性质。只要看一下这些伪支部的书记们的笔迹，就会深信，这些笔迹总是使这些办事员或者专耍笔杆的人露出马脚。同盟这样控制了各支部的正式职位以后，每当意大利的工人们希望彼此建立联系，或者与国际的其他委员会建立联系的时候，它就能够迫使他们请求这些把国际看做是“升官发财之途”和“出路”的身为同盟盟员的游民来帮助。 六 同盟在法国 同盟盟员在这里为数不多，但是十分热心卖力。在里昂领导同盟的是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在马赛——是巴斯特利卡，三个人都是吉约姆主编的各家报纸的积极撰稿人。同盟正是依靠了他们，才能够在1870年9月破坏里昂运动；在他们看来，这次运动只有一种意义，就是使巴枯宁有可能颁布他那值得纪念的废除国家的法令。——同盟在里昂起义失败后的活动，在下面摘引的巴斯特利卡的一段信（1870年12月13日于马赛）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 “我们的实际力量在工人中间是巨大的；但是自从最近遭受迫害以来，我们的支部还没有重新组织起来。我们没有下决心做这件事，是因为担心在缺乏领导人的情况下人们恐怕会被腐蚀。我们在等待时机。” 巴斯特利卡被编入了补充团，并且随时都可能被调离马赛。这个事实成了他不允许国际支部重新组织起来的充分理由，因为他认为同盟领导人亲自在场对于支部的自治是极为必要的。同盟活动的最明显的成绩，就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似乎都是由它代表的那个国际在里昂和马赛的工人心目中丧失了威信。 里沙尔和勃朗的下场是众所周知的。1870年秋天，他们到了伦敦，并且企图在法国侨民中为波拿巴复辟搜罗走卒。1872年1月，他们发表了一本小册子：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帝国和新的法兰西。人民和青年向法国人的良心的呼吁”1872年布鲁塞尔版[345]。 他们以同盟的诈骗家所固有的谦虚精神宣告： “我们是组成了法国无产阶级大军的人……我们是国际在法国的最有影响的领袖……我们幸而没有被枪杀，我们来到这里，是要在他们（徒鹜虚名的议员们、脑满肠肥的共和派、各式各样的冒牌民主派）面前竖立起引导我们进行战斗的旗帜，并且不顾我们将要遭到的诽谤、威胁和各种攻击，向惊愕不已的欧洲发出出自我们意识深处的呼声，很快就会在所有法国人的心中得到共鸣的呼声：皇帝万岁！” 我们不去研究，由于“自己思想的自然发展”而成了帝国拥护者的这两个同盟盟员，实际上是像他们过去的朋友吉约姆在海牙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恶棍”呢，还是他们从同盟的教皇那里接受了专门的任务去参加波拿巴密探的队伍。俄国同盟的文件是与秘密章程相符合的，它揭穿了这个神秘团体的秘密的秘密，后面我们将要摘引这些文件的个别章节。文件直截了当地说，国际兄弟应该钻进一切地方，甚至可能受命到警察局去服务。而且，这两位兄弟对自己的农民的皇帝的崇拜并没有超过巴枯宁在1862年对他的农民的沙皇的崇拜。 在同盟盟员没有钻进去的那些法国城市中，国际自从公社复灭以来发展得很快。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法国书记［注：奥·赛拉叶。——编者注］曾经报告说，国际在三十多个省里都有自己的组织。同盟两个主要的法国通讯员——贝努瓦·马隆和茹尔·盖得（后者曾经在桑维耳耶通告上签名）知道我们的协会获得了这样迅速的发展，便企图破坏我们的协会，以利于同盟。当他们的书信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时，便派去了密使，其中包括一个姓梅契尼柯夫的俄国人；但是他们的图谋毫无结果。这些人蛮不讲理地指责总委员会妨碍工人们 “在每个国家自由地、自发地、按照自己精神的特点和地方习惯组织起来”（1872年9月22日盖得的信）[346]，—— 当工人们刚刚开始自由地、自发地……但是与总委员会完全协同一致地组织起来的时候，正是这些人对工人们说，坐在总委员会中的那些德国人正在压迫他们，而且为了得救，除了参加他们的正统的、反权威主义的教会以外，没有其他方法。法国工人只感到受凡尔赛分子的压迫，所以就把这些信件转寄给了总委员会，问它这一切是什么意思。 同盟在法国的这一活动最好地证明：它一旦失去了控制国际的希望，便开始反对国际。任何不服从它的领导的支部，都被它看做敌人，甚至是比资产阶级更可恨的敌人。谁不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这就是同盟在其俄文宣言中公开宣布的原则。如果一般的运动不是毕恭毕敬地听从它的宗派主义压制，这个运动的成就对它说来就是不幸。所以正当法国工人阶级首先需要一个组织而不问其形式如何的时候，同盟却出来给梯也尔和地主议会帮忙，对国际宣战。 现在我们看一看，谁是同盟在其拥护凡尔赛分子的运动中的走狗。 在蒙彼利埃，盖得先生的代理人是某个保尔·布鲁斯，医学系的学生，他竭力在盖得从前主编“人权报”[347]的埃罗省到处进行同盟的宣传。在海牙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当法国南部的国际会员商定集资派一位共同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时候，布鲁斯就企图劝说蒙彼利埃支部不要缴纳应缴的一份，并且在代表大会没有解决各种争论的问题以前不要发表意见。法国南部委员会——蒙彼利埃支部——决定要求代表大会把布鲁斯从国际中开除出去，因为“他的行为不老实，引起了支部的分裂”。他的朋友盖得在10月从罗马寄给布鲁塞尔“自由报”的一篇通讯[348]中竟大骂这是对布鲁斯的权威主义的谋害行为，并且在通讯中指名道姓地称蒙彼利埃的卡拉斯是挑拨离间分子，而对布鲁斯却只写出姓名的缩写。警察当局利用这个情报，便派人跟踪卡拉斯，并且在此以后立即在邮局截获赛拉叶给卡拉斯的信，信中多处谈到土鲁斯的丹特雷格。12月24日，丹特雷格被捕。 同盟在纳尔榜的几个最积极的爪牙是：被揭露为密探的贡德雷斯；在纳尔榜和佩皮尼扬担任过警探职务的巴卡夫；马隆的通讯员、律师德·圣马丁。德·圣马丁先生在1866年为了在皇室和艺术事务部内谋求差事而到处奔走。1869年，当他由于违犯出版法被判罚款800法郎的时候，共和党人联合集资替他缴付罚款；但是圣马丁没有用这些钱去缴付罚款，却用来到巴黎去稍微游览了一番，结果是工人们为了避免冲突不得不再次捐款。1871年的五月事件以后不久，这个圣马丁在凡尔赛政府中谋得了一个专区区长的职位。 同盟还有一个爪牙：1871年11月卡拉斯写信给赛拉叶说， “您可以信赖公民阿伯尔·布斯凯对社会事业的绝对忠诚，他……是贝济埃社会主义委员会的主席。” 过了两天，即11月13日，赛拉叶接到了下面这份声明： “我们已经证实……我们共同的朋友公民卡拉斯受了骗，误信了贝济埃选举委员会主席布斯凯先生，这个人完全不配受这种信任，因为他是贝济埃首席警官的秘书……公民卡拉斯已经承认错误，他成了这一错误的牺牲品，经他同意，我们请求公民赛拉叶把公民卡拉斯不久前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看做是无效的，此外，如果可能的话，请求他设法把布斯凯先生从国际开除出去。受贝济埃和佩泽纳斯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委托。”（后面是签名） 根据这个声明，赛拉叶在土鲁斯的“解放报”（1871年12月19日）上揭露了这个布斯凯先生是警察局的密探。在标明“1872年7月24日于纳尔榜”的那封信中指出，布斯凯先生 “身兼警察局大队长和日内瓦分裂分子的旅外代办的双重职务”。 因此，1872年11月10日的“汝拉简报”为他辩护完全是理所当然的。[349] 七 同盟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 大家知道，在海牙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属于少数派的14名代表提出了一个抗议已经通过的各项决议的声明。这个少数派由下列代表组成：4个西班牙人、5个比利时人、2个汝拉人、2个荷兰人和1个美国人。 汝拉人和西班牙人在布鲁塞尔同比利时人就共同反对新的总委员会一事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以后，便到瑞士圣伊米耶参加由同盟依靠它在里米尼的娄罗们的帮助召开的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去了。 汝拉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以前就召开了，它否决了海牙的各项决议，其中包括关于开除巴枯宁和吉约姆的决议。因此，该联合会被总委员会暂时开除。 在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上，同盟的人马全部到齐。除了西班牙人和汝拉人以外，到会的还有代表意大利的6名代表，其中包括科斯塔、卡菲埃罗、法奈利和巴枯宁本人。2名代表自命代表“几个法国支部”，1名代表自命代表两个美国支部。总共是15名同盟盟员。这个代表大会终于为巴枯宁提供了“做出不偏不倚的认真的判决的一切保证”；当然，会上充满了完全一致的气氛。这些人足足有一半不属于国际，但是他们授予自己最高法庭的称号，妄图对我们协会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行动做出最后判决。他们宣称，他们坚决反对海牙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绝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新总委员会的权力。最后，他们代表自己的各个联合会（虽然他们没有任何权力能够这样做）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友好、团结和互相保护公约”[350]，以反对总委员会和一切承认海牙决议的人。在下面这个直接谴责巴黎公社的决议中，他们给自己的弃权论的无政府主义下了一个定义： “代表大会声明：（1）无产阶级的首要义务是摧毁任何政权；（2）建立任何一种以实现摧毁政权为目的的政权，哪怕是临时的和革命的政权，都无非是一种新的欺骗，都像所有现存的政府一样，对无产阶级会是危险的。” 最后，他们决定号召其他自治论者的联合会参加这个新公约，并且在半年以后召开第二次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于是，国际内部便宣告分裂。从此以后，汝拉委员会就公开地把分裂分子事务的领导工作抓到了自己手里。跟着它跑的那一部分国际，无非是重新恢复起来的、曾经是秘密同盟的掩蔽物和工具的前公开同盟罢了。 西班牙同盟的四位艾蒙之子回到西班牙以后，发表了一篇充满了对海牙代表大会的诽谤和对圣伊米耶代表大会的颂扬的宣言。联合会委员会支持了这个诋毁书，并且遵照瑞士中心的指示于1872年12月25日在哥多瓦召开了本来只是到1873年4月才应该召开的西班牙代表大会。瑞士中心也赶忙向大家显示这个委员会对它所处的从属地位：汝拉委员会越过西班牙委员会直接向西班牙一切地方联合会寄发在圣伊米耶通过的各项决议。 在101个联合会（联合会委员会所引用的正式数字）中，派代表出席哥多瓦代表大会的只有36个；所以，这个代表大会是不折不扣的少数派代表大会。不久前刚成立的那些联合会派去了许多代表；亚尔科派去6名代表，而这个联合会过去从未派代表出席西班牙代表大会；甚至在海牙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它还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向西班牙代表团投过一票，也没有缴过一个生丁。像格腊西阿（500名会员）、巴达洛纳（500名会员）、萨瓦德耳（125名）、桑斯（1061名）这些规模巨大、活动积极的联合会却故意缺席。在48个代表的名单中，我们发现有14个知名的同盟盟员：其中有10个人代表的那些联合会并没有他们这样的成员或者大概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同盟深信它所伪造的多数，所以在那里一意孤行。在瓦伦西亚制定并在萨拉哥沙批准的西班牙联合会章程被否决了，西班牙联合会失去了领导，其联合会委员会被一个简单的通讯统计委员会所取代了，甚至连把西班牙各组织的会费转交给总委员会的职权也被取消了；最后，他们终于否决了海牙决议，加入了圣伊米耶公约，同国际决裂了。无政府主义竟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事先否决了下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并代之以新的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 “以防下一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不能通过拒绝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方法来恢复国际的尊严和独立”。 在海牙，同盟想利用西班牙的限权代表委托书把当时对它最有利的表决方式强加于代表大会；而在哥多瓦它在九个月以前就已规定，下一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应该通过什么决定。必须承认，在实行各支部和联合会自治方面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海牙代表大会把同盟及其首领们赶出了国际，就使西班牙的反同盟运动增加了新的力量。由新马德里联合会所发起的运动得到了萨拉哥沙、维多利亚、阿耳卡拉－德－埃纳雷斯、格腊西阿、列里达、德尼亚、庞特－德－维鲁马拉、托勒多、瓦伦西亚等地的联合会和加迪斯的新联合会等的支持。联合会委员会关于在哥多瓦召开代表大会的通告要求代表大会对海牙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进行裁决。这不仅公然违反了共同章程，而且也违反了西班牙的地方章程，该章程第十三条规定： “联合会委员会将贯彻执行并且发动其他人贯彻执行全国代表大会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 新马德里联合会向其他各地方联合会发出了一个通告，对这个行动做了回答。它在通告中声明，联合会委员会由于自己的行动已经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因此它要求各地方联合会成立一个新的临时委员会来代替联合会委员会，并且责成新的临时委员会严格遵守章程，而不是唯同盟之命是从。这一建议被接受了；任命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会址设在瓦伦西亚。这个新的联合会委员会在其第一个通告（1873年2月2日）中，宣布自己是“历次国际代表大会和全国代表大会所制定和批准的国际的章程的忠实卫护者”，并且对这样一些人提出坚决抗议，这些人想“在国际的队伍中推行无政府状态，在革命以前推行无政府状态，在胜利以前废除军备！资产阶级将多么高兴啊！”[351] 比利时人与西班牙人同时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也否决了海牙决议。总委员会以1873年1月26日的决议［注：见本卷第736—737页。——编者注］对他们以及西班牙的分裂分子做了回答。总委员会在决议中声明，“凡是拒绝承认代表大会决议或故意逃避履行共同章程和条例所规定的义务的团体和个人，就是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5月30日，总委员会又以下列决议［注：见本卷第738——739页。——编者注］对这个声明做了补充： “鉴于：1872年12月25日和26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决定，认为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是无效的； 从1872年12月25日到1873年1月2日在哥多瓦召开的部分西班牙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决定，不承认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而赞同敌视国际的会议的各项决议； 1873年1月26日在伦敦召开的会议决定，否决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根据章程和组织条例，并且遵照它1873年1月26日的决议，宣布： 参加了上述布鲁塞尔、哥多瓦和伦敦的代表大会和会议或者承认它们的各项决议的一切全国性或地方性联合会、支部和个人，已经自己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 同时，总委员会再次声明，根本不存在任何国际意大利全国联合会，因为窃取这个名称的任何一个组织，从来没有履行过章程和组织条例所规定的加入国际的任何一个条件；但是在意大利各地存在着履行自己对总委员会的义务并同总委员会保持联系的支部［注：见本卷第740页。——编者注］。 ‘汝拉人也于4月27—28日在纽沙特尔召开了新的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代表瑞士10个支部和亚尔萨斯1个伪支部的19名代表；有2个瑞士支部和1个法国支部没有派代表出席。可见，汝拉联合会在瑞士共有12个支部。但是，穆蒂埃的代表声明：他出席只是为了表示赞成同国际和解，他带有一个规定他不参加代表大会工作的限权代表委托书。事实上穆蒂埃支部从圣伊米耶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起就脱离了汝拉联合会。剩下还有11个支部。委员会的报告竭力避而不谈有关这些支部的内部情况和人数的任何材料，这一事实使我们有权利认为，这些支部不会比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以前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但是，报告却把汝拉人的外部力量——同盟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所罗致的同盟者们——排成了战斗队形。用报告的原话来说，这几乎是国际的所有联合会： “意大利”——但是我们知道，根本不存在任何意大利联合会。 “西班牙”——虽然西班牙的多数国际会员都倒向了分裂分子阵营，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西班牙联合会仍然存在并且同总委员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法国——其中有已经真正组织起来的东西”，也就是由于没有派代表出席纽沙特尔代表大会而向大会表示歉意的那个“法国支部”。我们决不是打算向汝拉人透露，在法国尽管有最近的迫害，但是仍然保存着“已经真正组织起来的东西”。最近的迫害十分清楚地表明，真正的组织究竟在谁那边，这些迫害也像往常那样关怀备至地放过了在法国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同盟盟员。 “整个比利时”——都受同盟的愚弄，虽然它远不是赞同同盟的原则的。 “荷兰，除了一个支部以外”，——事实上两个荷兰支部赞成的不是圣伊米耶公约，而是海牙少数派的“反分立主义的”声明。 “英国，除几个分裂分子以外！”——“分裂分子”，即国际的绝大多数英国支部，于6月1日和2日在曼彻斯特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代表23个支部的26名代表[352]；而汝拉人的“英国”既没有支部，也没有联合会委员会，当然更不会有代表大会。 “美国，除几个分裂分子以外！”——国际的美国联合会存在着，并且在与总委员会完全协同一致的情况下进行着正常的活动。它有自己的联合会委员会和自己的代表大会。汝拉委员会的“美国”——是一些在自由恋爱、纸币、社会职务和贿买等方面进行投机活动的资产者，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威斯特先生非常出色地代表了他们，以致甚至连汝拉的代表们也不敢发言支持他和投票赞成他。 “斯拉夫人”，——即“苏黎世斯拉夫人支部”，它像往常一样，总是妄图代表整个民族。住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波兰族、俄罗斯族、斯拉夫族国际会员——分裂分子的一切公开的敌人——根本没有计算在内。 这就是同盟的同盟者。如果11个汝拉支部都像这些同盟者中的大多数一样现实地存在的话，那末，它们的委员会有充分的理由闭口不谈它们的情况。 在同盟的这个战斗队中，引人注目的是没有瑞士。这是有其重要原因的。一个月以后，即6月1—2日，在俄尔顿召开了瑞士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以组织抵抗行动和罢工。[353]5个汝拉人在会上宣扬支部绝对自治的福音；他们占去了代表大会一半以上的时间。最后还是进行表决；结果在80名代表中有75名投票反对5个汝拉人，于是他们别无他法，只好离开会场。 其实，同盟自己在其秘密集会上看来并不同意它想向群众灌输的关于它的实际力量的幻想。就在那次纽沙特尔代表大会上，同盟设法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鉴于：根据共同章程所赋予的权利，每年召开一次国际的全协会代表大会而无需由总委员会专门召集，汝拉联合会建议国际的一切联合会于星期一，即9月1日在一个瑞士城市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为了这次代表大会不再重演“为害无穷的海牙的错误”，同盟的代表及其同盟者于8月28日召开了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根据对这个建议的讨论得出如下结论： “我们将认为，国际的全协会代表大会只能是由各联合会直接召开的代表大会，而不是所谓的纽约总委员会可能企图召开的那个代表大会。” 这样一来，我们所面临的便是彻底的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全部后果。国际会员将参加由总委员会受上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在它认为合适的一个瑞士城市召集的代表大会。而同盟分子和受他们愚弄的那一批人则将参加他们根据自己的自治自行召集的代表大会。祝他们一路平安。 八 同盟在俄国 1．涅恰也夫案件 关于同盟在俄国的活动，我们是从1871年7月在彼得堡高等法庭审理的、以涅恰也夫案件著称的那个政治审判案中得知的。在俄国，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在陪审法庭上公开审理政治案件。八十多个男女被告，除了少数几个人以外，全部都是青年学生。从1869年11月至1871年7月，在审前羁押期间，他们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特别囚室里，结果其中有两个人死了，还有几个人精神失常。他们离开监狱，只不过是出来听取宣判，他们分别被判处15年、12年、10年、7年和2年的西伯利亚矿井劳动、苦役和监狱监禁。而那些被公开法庭宣判无罪的人，后来也“通过行政手续”被流放了出去。 他们的罪行在于他们参加了一个假冒国际工人协会名义的秘密团体，拉他们加入的是一个持有据说是盖有国际印章的委托书的国际革命委员会密使。这个密使指使他们进行了多次诈骗活动，强迫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帮助他进行暗杀；这次暗杀使警察局找到了秘密团体的线索，但是，正像常见的那样，密使本人已经隐蔽起来了。在侦查搜索的过程中，警察局对情况了解得那样清楚，可见，一定有人详细告密。在整个案件中，密使扮演的角色是十分暧昧的。这个密使就是握有委托书的涅恰也夫，委托书的内容如下： “兹证明持委托书者系受委托为世界革命同盟俄国分部的代表之一。——№2771。” 在这个委托书上有：（1）法文的印章：“欧洲革命同盟。总委员会”；（2）日期：1869年5月12日；（3）署名：米哈伊尔·巴枯宁。［注：1871年“圣彼得堡消息报”[354]第180、181、187号和以后几号。］ 1861年，为了回答旨在不让贫苦青年享受高等教育的财政措施和力图使这些青年屈服于警察当局淫威之下的惩戒措施，大学生表示了坚决一致的抗议，先是集会抗议，以后就上了街，汇成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圣彼得堡大学事后被封闭了一个时期，大学生被关进了监狱或者遭到流放。政府的这种做法促使青年参加各种秘密团体，结果，秘密团体的大批成员最后自然是被下狱、被驱逐、被流放西伯利亚。其他的人为了保证贫苦的大学生能够有钱继续求学，成立了互助储金会。其中最认真的人决定以后再也不让政府抓到任何把柄来查禁储金会，因为这种组织可以举行小型会议来解决事务性问题。这种事务性会议顺便也提供了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机会。俄国的青年学生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贫苦人的子弟，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思想怀着满腔热忱，甚至幻想马上就实现它。这个运动在学校中日益发展壮大，不断向俄国社会输送大批贫苦的、来自普通人民、有学识、对社会主义思想满怀热忱的青年。这个运动的思想鼓舞者是现在正在西伯利亚的车尔尼雪夫斯基[355]。于是，涅恰也夫便利用国际的威望和这些青年的热情，企图使大学生相信，现在从事这些琐碎小事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参加了国际的秘密团体，它正燃起世界革命的火焰，并且准备立即在俄国采取行动。他骗上了几个青年人，拉他们从事刑事犯罪，这使警察当局有了口实来完全粉碎这个对于官方俄罗斯来说是如此危险的学生运动。 1869年3月，一个俄国青年来到了日内瓦，他冒充彼得堡大学生的代表，企图取信于全体俄国流亡者。他对别人作自我介绍时，用了各种不同的化名。有些流亡者确切地知道，彼得堡并没有派任何代表来；另一些人同这位假代表谈话之后认为他是个暗探。最后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姓是涅恰也夫。他说，1869年1月首都各学校发生风潮时，他作为这次风潮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被关进了圣彼得堡要塞，后来又从那里逃了出来。有些流亡者曾经在这个要塞中渡过了漫长的囚禁生活，他们根据切身经历知道，从那里逃走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晓得，涅恰也夫在这个问题上撒了谎；另一方面，因为他们收到的报纸和信件中谈到了遭通缉的大学生的名字，而其中一次也没有提及涅恰也夫，所以他们认为，涅恰也夫所谈的关于他的所谓的革命活动的故事是一个神话。但是，巴枯宁大叫大嚷地站到了涅恰也夫那一边。他到处扬言，说这个人是“在俄国存在的并且正在进行活动的一个很大的秘密组织派来的特别使者”。于是，有人便去哀求巴枯宁不要把他们朋友的名字告诉这个人，因为他可能会陷害他们。巴枯宁答应了；审判案的材料将会表明，他是怎样履行自己的诺言的。 涅恰也夫曾经得到了一个机会与一位流亡者谈话。在谈话中，他被迫承认他并不代表任何秘密组织，但是他声称他有一批同志和熟人，他打算把他们组织起来；他还说，必须把那些老流亡者抓在手里，以便利用他们的威信来影响青年并且利用他们的印刷所和金钱。过了一些时候，出现了涅恰也夫和巴枯宁告大学生的“几句话”。[356]在这里，涅恰也夫复述了关于自己逃走的神话，并且号召青年们献身于革命斗争。巴枯宁在学潮中发现了“植根于人民生活最深处的反对国家的、破坏一切的精神……”［注：必须指出，“几句话”这个传单恰好是在迫害和宣判的时候公布的，当时青年们正尽力把自己运动的规模说小，而夸大运动规模则对警察当局十分有利。］；他祝贺“自己的青年兄弟具有革命志向……这就是说，这个卑鄙的全俄罗斯帝国的末日快要到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成了他用驴蹄去踢波兰人的借口，他指责波兰人只致力于 “复兴自己的历史国家〈！！〉。——可见，他们在幻想为自己的人民制造新的奴役”，如果他们这种幻想能够实现的话，那末“他们就会成为既是我们的敌人，又是他们本国人民的压迫者。为了社会革命和全民自由，我们将向他们开战”。 可见，巴枯宁完全赞同沙皇，认为无论如何必须阻挠波兰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处理他们的内部事务。每次爆发波兰起义的时候，俄国官方报刊总是指责起义的波兰人，说什么他们是“本国人民的压迫者”。在第三厅［注：皇帝办公厅第三厅是俄国秘密政治警察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各家机关报和洛迦诺的头号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动人的融洽一致啊！ 巴枯宁接着说，俄国人民今天所处的状况，很像是彼得大帝的父亲沙皇阿列克塞在位期间使得人民不能不发动起义的那种状况。那时起来领导人民的是一个强盗头子，哥萨克人斯切尼卡·拉辛，他为人民指出了走向“自由”的“道路”。人民现在要起事，只等待一位新的斯切尼卡·拉辛出来；但是这一次他 “被现在已经和人民同甘共苦的、非阶层的青年大军所代替了……这一次的斯切尼卡·拉辛，不是单枪匹马的而是集体的〈！〉，因而也是不可战胜的英雄，是他们的主宰。这种英雄就是所有这些非凡的青年，拉辛的精神已经降临到他们的身上”。 为了成功地完成这种集体的斯切尼卡·拉辛的使命，青年们应该使自己变得愚昧无知： “所以，你们赶快抛弃这个注定灭亡的世界吧。抛弃这些大学、学院以及其他学校吧……到民间去吧”，去做“人民自我解放的产婆，去做把人民的力量和努力团结起来的人。在现在这个时刻，你们不要在科学上煞费苦心了，人们想以科学的名义把你们束缚起来，使你们失去力量……这就是西方优秀人物的信念……欧美的工人世界正召唤你们结成兄弟同盟。” 同盟在其秘密章程中对第三级盟员指出，“这个组织的原则……在俄国社会主义民主派的纲领中，将要更加明确地加以阐述”。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履行这一诺言的开始。除了一般的无政府主义的花言巧语和公民Ｂ永远无法掩饰的对波兰人的沙文主义仇恨以外，他在这里第一次把俄国强盗当做真正革命者的典型来加以颂扬，并且借口说现代科学无非是官方科学（能否设想有官方数学、官方物理学或官方化学呢？），说西方优秀人物的看法都是这样，从而便向青年宣扬对愚昧无知的崇拜。在传单的结尾，他暗示说，国际通过他建议这些甚至被他禁止研究无知兄弟会[357]的科学的青年联合起来。 作为福音书的“几句话”这个文件在涅恰也夫的阴谋中起了很大作用。在每一个新信徒献身以前，都对他神秘地宣读这个文件。 与“几句话”这个文件（1869年）同时，也出版了一些俄文的匿名出版物：（1）“革命问题的提法”；（2）“革命原理”；（3）“‘人民裁判’协会会刊”（《Narodnaiarasprava》）第1期，莫斯科1869年夏季出版。[358]所有这些著作都是在日内瓦刊印的；这一点从印刷铅字可以看出，它们和日内瓦出版的其他俄文书刊是用同一种印刷铅字刊印的，而且这个事实在所有俄国流亡者中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第一页加上这样的印记：“在俄国印行——GedrucktinRussland”，以便使俄国大学生们相信，这个秘密团体有很好的条件在俄国本土进行活动。 “革命问题的提法”一下子就使它的作者露出了马脚，这里的措词用语同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在他们的“几句话”中使用的毫无二致： “不仅要消灭国家，而且要消灭书斋里的革命者—国家的拥护者。不言而喻，我们是拥护人民的。” 巴枯宁根据无政府主义的同化规律，把自己和青年学生同化起来了。 “政府亲自给我们指出了我们为达到自己的即人民的目的所应走的道路。它把我们赶出了大学、学院和其他学校。感谢它使我们站在这样光荣而坚实的立足点上。现在我们有了立足点，我们可以进行活动了。我们将做些什么呢？去指教人民吗？这是愚蠢的。人民自己比我们更清楚他们应该怎么办〈请和秘密章程对照一下，秘密章程硬说群众具有“人民的本能”，而亲信者则具有“革命思想”〉。我们不应该指教人民，而应该要人民起来暴动。”迄今“人民进行的暴动一直毫无结果，因为他们是分散地进行暴动的……我们能够给予他们非常重大的帮助：我们能够给他们以他们迄今还缺少的东西，而缺少这个东西是他们一切失败的主要原因——这就是通过团结他们自己的力量使各地的运动达到一致。” 可见，同盟的学说——自下而上的无政府状态和自上而下的纪律——在这里已和盘地托出了。首先是通过暴乱“放纵现在称为恶欲的那种东西”，但是“有必要在构成生活本身和革命的全部毅力的人民的无政府状态中使革命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有某种机关作为自己的体现”。这种机关就是世界同盟的俄国支部——人民裁判协会。 但是巴枯宁觉得光有青年还不够。他号召一切强盗都站到他的同盟的俄国支部的旗帜下来。 “抢劫是俄国人民生活最光荣的形式之一。强盗就是英雄、保卫者、人民的复仇者；是国家以及国家所确立的任何社会制度和公民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是同整个官吏贵族的文明和官方神甫的文明进行生死斗争的战士……谁不理解抢劫，谁也就不会理解俄国人民历史中的任何东西。谁不同情抢劫，谁也就不可能同情俄国人民生活，谁对人民世世代代无比深重的苦难就不会有同情心。这种人是敌人阵营——国家拥护者阵营中的人……只有抢劫才能证明人民的生命力、热情和力量……在俄国，强盗是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不说空话、不说书本上的动听词句的革命者，是在行动上不可调和的、不知疲倦的、不可驯服的革命者，是人民社会的革命者，而不是政治的，属于某个阶层的革命者……遍布全俄的，出没在森林、城市和乡村的强盗和被囚于帝国的无数牢狱中的强盗，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俄国革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而且只是在这个世界中，很早以来就有了真正的、革命的秘密活动。谁想在俄国认真地进行秘密活动，谁想进行人民革命，谁就应该加入这个世界……弟兄们，让我们沿着把我们赶出大学、学院和其他学校的政府现在给我们指出的道路，一齐投身到民间去，到人民运动中去，到强盗和农民的暴动中去，保持我们之间忠实而牢固的友谊，把一切零散的庄稼汉的〈农民的〉骚动团结成为统一的整体。让我们把它们变成有理性的但是无情的人民革命。”［注：为了愚弄读者，巴枯宁把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各次人民起义的领袖同现代的俄国强盗和掠夺者混为一谈。至于谈到现代的俄国强盗和掠夺者，那末只要读一下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359]，就连最富有浪漫精神的人对于这些可怜的人所抱的种种幻想也会顿然消失。而巴枯宁却打算利用这批人组成俄国革命的神圣队伍。目前在俄国还在被大规模采用的唯一的抢劫形式——当然，如果不算各统治阶层的抢劫的话——就是被资本家们商业化了的盗马活动，而“不说空话的革命者”不过是在资本家手中的简单工具和牺牲品而已。］ 第二个传单“革命原理”对秘密规章中发布的力争“彻底铲除……”的命令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必须破坏一切，以便达到“完全的无定形”，因为即使只保留“一种旧形式”，它也会成为其他一切旧社会形式所赖以复活的“萌芽”。传单指责不看重这种无定形的政治革命者是欺骗人民。传单指责他们建立了 “新的绞架和断头台，用它们处死了过去幸免于难的革命兄弟……如此看来，各国人民还没有进行过真正的革命……为了进行真正的革命，需要的不是那些站在群众前头并对他们发号施令的人物，而是不知不觉地隐身于群众之中，不知不觉地使这一批群众和另一批群众联系起来，从而不知不觉地使运动具有同一个方向，具有同一种精神和同一种性质的人物。建立秘密的、从事准备工作的组织的意义仅在于此，它之所以必需也仅在于此”。 这样一来，便向俄国公众和俄国警察当局暴露了在西方严加掩盖的、存在国际兄弟的事实。接着，传单宣扬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暗杀活动，并且声称，对于从事实际革命活动的人来说，任何议论未来的行为都是 “犯罪的，因为它会妨碍纯粹的破坏，会延缓开始革命的进程。我们只信任那些不怕拷打、不怕坐牢，用事实表明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的人，因此，我们否定一切不随即见诸行动的言论。不明确地提出实现革命目标的时间和地点的无目的的宣传，我们则更加不需要了。不仅如此，这种宣传还会妨碍我们，所以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来抵制这种宣传……我们将用强力迫使一切不想懂得这一点的饶舌家沉默”。 这些威胁是针对那些没有在巴枯宁的教皇宝座面前低头并被他骂为教条主义者的俄国流亡者的。 “我们要与一切不想返回祖国加入我们队伍的政治流亡者断绝联系；而在这个队伍还不明显的时候，我们要与一切不促使这个队伍在俄国生活的舞台上公开活动的人断绝联系。我们把那些已经声明自己是欧洲革命的工作人员的流亡者作为例外。今后我们不会再重复这些话和不再发出号召了……有耳目的人会看到和听到实干家们的所作所为，如果这种人不参加他们的队伍，那他遭到灭亡就不是我们的过错了，正像如果藏在幕后的一切同遮盖它们的幕一起被冷静地、无情地消灭不是我们的过错一样。” 巴枯宁的面目在这里昭然若揭了。他命令流亡者冒着死亡的危险作为他的秘密团体的密探回到俄国去，——这方面他学习了俄国暗探的手法，俄国暗探曾给流亡者提供护照和金钱，要他们到俄国去完成密谋性目的，——但同时他却给自己发出了教皇许可证，允许他自己作为“欧洲革命的工作人员”太太平平地留在瑞士，在那里埋头写作各种宣言，来陷害那些被警察当局关在监狱中的不幸的大学生。 “除了从事消灭，我们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活动，但是我们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就是这一活动的表现形式应当是极其多种多样的。毒药、刀子、绞索等等，革命把这些一律看做是神圣的手段。可见，大有用武之地！……让一切健康的、年轻的人立即开始用火和剑根除祸害、清扫和开发俄罗斯大地的神圣事业，同那些将在全欧洲从事同样的事业的人亲密地联合起来吧。” 我们要补充一下，这张堂皇的传单上所说的那种必然的强盗是以矫揉造作的卡尔·穆尔（席勒的“强盗”中的人物）的面貌出现的，“人民裁判”第2期[360]在援引这份传单的一段时，直接称它为“巴枯宁的传单”。 “‘人民裁判’［注：巴枯宁和涅恰也夫总是把这个名词译为《justicepopulaire》［“人民司法”］，但是俄文的《rasprava》这个词的含义并不是司法，而是裁判，甚至可以说是报复、算总账。］协会会刊”第1期开宗明义就声称，俄国人的全民起义是必不可免的，它已为期不远了。 “我们，即无论如何总是受过教育的那一部分人民青年，应该为全民起义扫清道路，即消除阻碍它前进的一切障碍并且创造一切有利条件……鉴于暴动必不可免而且为期不远这一点，我们认为必须把俄国一切分散的革命势力联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决定以革命中心的名义印发传单，遍布俄国的各个角落的每一个我们的同志，神圣的革命事业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哪怕是我们不认识的人，随时将可以从这些传单上看到，我们想做什么，我们朝哪个方向前进。” 接着，传单上宣称： “思想对我们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能够服务于激进地、普遍地破坏一切的伟大事业。谁要是按照书本来学习革命事业，谁就只会成为革命的废物……我们对言论已失去任何信心；言论只有当它随即见诸行动时，对我们才是有意义的。但是，现在称之为行动的东西，远不全都是行动。例如，缩手缩脚地、过分谨慎地组织秘密团体而没有任何外在的实际表现，这在我们看来不过是既可笑又讨厌的儿戏罢了。只有肯定是在破坏妨碍人民解放的某种东西（人、物、关系）的一系列行动，我们才称之为实际表现……我们不惜牺牲生命，不顾任何威胁、困难和危险等等，我们应该通过一系列大胆而果敢的尝试冲入人民生活中去，并且使人民相信我们、相信自己、相信他们自己的威力，从而发动、团结和推动他们去胜利完成他们自己的事业。” 但是，“裁判”杂志的革命辞句突然变成了对在日内瓦出版的、维护国际的纲领和组织的一家俄文杂志——“人民事业”[361]的攻击。很明显，对于巴枯宁在俄国以国际的名义所进行的同盟宣传来说，强迫这家揭穿其骗局的杂志沉默是极端重要的。 “如果上述这家杂志在这条我们一定要对它表示和表明自己态度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话……我们深信，真正的实干家们立即就会抛开一切理论，尤其是教条。对于虽然真挚但同我们的旗帜直接对立的各种著作，我们是能够用我们所握有的各种实际手段来妨止它们流传的。” 在对自己这个危险的对手进行了这些威胁以后，“人民裁判”继续说道： “在最近国外出版的传单中，我们几乎毫无保留地推荐巴枯宁的告非阶层的青年学生书……巴枯宁劝你们离开学院、大学和其他学校，到民间去，是正确的。” 可见，巴枯宁是永远不会放过自我吹嘘的机会的。 第二篇文章的标题是：“略述过去和现在的事业观”。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巴枯宁和涅恰也夫是怎样威胁在国外出版的国际俄国支部的机关刊物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会看到，他们怎样大肆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攻击这个在俄国吸引青年学生（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冒充是他们的代表）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方面贡献最大的人。 “诚然，庄稼汉是从来不去臆想未来社会制度的形式的，然而，在消除了妨碍他们的一切以后（即在进行破坏一切的革命——这是第一件事情，因而对我们来说也是最主要的事情——以后），他们对生活的安排，比之按照自命是人民的导师而主要是人民的指挥者的那些教条主义社会主义者写出来的一切理论和计划所进行的安排，将要有见识得多、好得多。对于没有被文明眼镜损害了视力的人民的眼睛来说，这些不受欢迎的导师想在科学、艺术等的掩盖下把肥缺留给自己及其同流的意图是太明显了。即使这些意图像受现代文明熏陶出来的人的不可分割的属性那样真诚，那样天真，人民也不会因此就觉得好受些。在斯切尼卡·拉辛离开阿斯特拉罕以后由瓦西里·乌斯在那里建立的哥萨克会议中，社会平等的理想目的的实现比在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中，比在卡贝、路易·勃朗和其他博学的〈！〉社会主义者的制度下，比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协作社中，要彻底得无比。” 接着有整整一页都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同志们的谩骂。 车尔尼雪夫斯基为自己营得的肥缺就是俄国政府让他在西伯利亚坐牢，可是作为欧洲革命的工作人员而摆脱了这种危险的巴枯宁却只是从国外表现表现而已。而且正好在政府甚至严禁在报刊上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字的时候，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先生却对他进行攻击。 我们这些“无定形的”革命者继续写道： “我们承担着摧毁腐朽的社会大厦的责任……我们来自人民，被现代制度啃嚼得遍体鳞伤，因此对一切非人民的东西满怀仇恨，对于我们所憎恨的、除了祸害以外不能期望给我们任何东西的那个世界，我们不知道有什么道德义务和尊敬可言。我们只有一个否定的、始终不渝的计划——无情破坏的计划。我们直接拒绝规划未来的生活条件，因为这和我们的活动是不相容的；所以我们认为任何纯粹理论上的智力工作都是毫无好处的……我们只负责破坏现存社会制度。” 这两位喜欢从国外表现表现的人暗示说，1866年那次谋杀沙皇的活动是他们的秘密团体所计划的“一系列破坏一切的行动”之一： “1866年4月4日卡拉科左夫开创了我们的神圣事业。从此以后青年们便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革命力量……这是榜样，这是事实！按其日益增长的意义来说，是任何宣传都不能相比的！” 随后，他们开列了一长串应由委员会立即处死的“坏蛋”名单。许多人“将被拔掉舌头”……但是， “我们将不触动沙皇……我们将让沙皇活到人民的、庄稼汉的审判到来的日子；这个权利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让我们的刽子手活到人民的雷雨大作的时刻吧”…… 谁也不敢怀疑这些俄文的抨击性文章、秘密规章和巴枯宁从1869年以来用法文发表的全部著作都出于同一个来源。相反地，所有这三类著作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同臭名远扬的破坏一切的组织中划分亲信程度的三个等级相适应。公民Ｂ的法文小册子是为同盟普通盟员写的，这里考虑到了他们的成见。对他们只谈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反权威主义、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以及诸如此类于事无损的东西：这一切都不过是空话。秘密规章是给西方的国际兄弟制定的：在这里无政府状态变成了“完全放纵人民生活……的恶欲”，但是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有一种秘密的指导因素——就是这些兄弟；对他们只做一些关于从洛约拉那里剽窃来的同盟道德的很不明确的暗示；关于彻底铲除的必要性只是稍带地提到，因为这些西欧人是在庸人成见中教养出来的，对待他们须要略加小心一点。对他们的说法是，使那些还不熟悉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的人感到过于眩目的真理，将在俄国支部纲领中彻底加以阐明。这位先知只是同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同上帝的选民，同自己神圣俄罗斯的青年才敢于坦率地讲话。在这里，无政府状态已经变成了普遍的破坏一切的行动，革命已经变成了一系列起初是单个人的然后是大规模的暗杀活动；唯一的行为规范就是被颂扬备至的耶稣会的道德；革命者的楷模就是强盗。在这里，坚决禁止青年进行思考和学习科学，因为这都是能够使他们怀疑破坏一切的正统思想的世俗事务。谁要是坚持理论上的异端邪说或者妄想对普遍的无定形性的教条进行庸俗的批判，谁就有受神圣的宗教裁判的危险。在俄国青年面前，教皇无论在实质方面和形式方面都用不着讲客气。他可以畅所欲言。思想的极度贫乏寓于无限夸张的无稽之谈之中，以致无法用法语把它的滑稽可笑之处全部表达出来，而不使它减色。正如一个俄罗斯人所说的，巴枯宁的语言甚至不是俄语，而是鞑靼语。这些没有头脑的侏儒谈吐可畏，摆出一付吓人的样子，想在他们自己眼中能显出革命巨人的姿态。这是青蛙和犍牛的寓言。 多么可怕的一群革命者！他们想要消灭一切，“一切的一切”，把一切都变成无定形的东西；他们拟定公敌名单，用匕首、毒药、绞索、枪弹对付他们要加害的对象；他们甚至打算把某些人的“舌头拔掉”，但是他们匍匐在沙皇的威严之下。的确，沙皇、官吏、贵族、资产阶级可以高枕无忧。同盟并不是同现存的国家，而是同革命者进行战争，因为革命者不想卑躬屈节地在它演出的悲喜剧中担任无足轻重的配角。给宫廷和平，对茅屋宣战！他们诬蔑车尔尼雪夫斯基；警告“人民事业”的编辑们说，要用“我们所握有的各种实际手段”迫使他们沉默；同盟用死亡来威胁一切不拥护它的革命者。这就是破坏一切的纲领中唯一已经开始执行的部分。我们现在谈一谈他们在这方面的第一个功绩。 从1869年4月起，巴枯宁和涅恰也夫便着手为俄国革命准备基础。他们从日内瓦纷纷把信件、呼吁书和电报寄往圣彼得堡、基辅和其他城市。其实，他们知道，要把信件、呼吁书，特别是电报寄往俄国，“第三厅”（秘密警察）不可能不进行检查。这一切只能有一个目的——就是陷害人。在平安无事的日内瓦不冒任何风险的人物所使用的这些卑鄙手段，使得俄国有无数的人遭到逮捕。而且有人预先就警告过他们，说他们是在制造危险。我们掌握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从俄国寄来的一封信的下面一段话已经告诉了巴枯宁。 “看在上帝的面上，请转告巴枯宁，如果革命对他说来还有哪怕是一点神圣的东西，就叫他停止散发他那些荒诞的传单，由于这些传单，许多城市都发生搜查和逮捕事件，任何重要工作都陷于瘫痪。” 巴枯宁回答说，这一切都是捏造，涅恰也夫已经到美洲去了。但是，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巴枯宁的秘密法典规定，必须“使……沽名钓誉者和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的名誉彻底扫地，使他们无法脱身，然后再利用他们”（“革命问答”第十九条）。 还有一个证据。1869年4月7日，涅恰也夫写信给托米洛娃女士（一位上校的妻子，这位上校后来由于妻子被捕忧伤而死），说“在日内瓦事情多得很”，并且催促她派一位可靠的人到那里去同他商洽。“要商谈的事情不仅牵涉到我们的买卖，而且牵涉到全欧洲的买卖。这里事如鼎沸。正在煮一锅全欧洲都喝不完的菜汤。您赶快进行吧。”后面注明了日内瓦的地址。这封信没有寄到收信人的手里；它被秘密警察当局在邮局截去了，结果托米洛娃女士被逮捕，她只是在法院侦讯过程中才看到这封信（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报道，载于1871年“圣彼得堡消息报”第187号［注：有关涅恰也夫阴谋的一切事实，我们都是从“圣彼得堡消息报”发表的关于该案件的报道中引来的。我们将指明这些事实引自该报的第几号。］）。 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巴枯宁在策划阴谋时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基辅学院学生马夫里茨基收到了从日内瓦寄给他的传单。他马上把传单交给上级，上级赶忙派一位代理人即密探到日内瓦去。巴枯宁和涅恰也夫与这位来自俄国南部的代表过从甚密，交给他传单，告诉他据他说是涅恰也夫在俄国认识的人的地址，并且给了他一封信，这封信只能看做是委托书和介绍信（“圣彼得堡消息报”第187号）。 1869年9月3日（新历9月15日），涅恰也夫在莫斯科以日内瓦世界革命委员会密使身分去见他在出国以前就认识的一位青年人——乌斯宾斯基，对他出示了前面讲到过的委托书。涅恰也夫告诉他说，持有同样委托书的该欧洲委员会的密使们将到达莫斯科，至于涅恰也夫本人，他个人是受委托“在青年学生中组织秘密团体……以便在俄国发动人民起义”。经乌斯宾斯基介绍，涅恰也夫为了找寻安全的避难所到离城相当远的农学院去了，在那里同伊万诺夫——以忠于青年和人民的利益而最出名的大学生之一——建立了联系。从这个时候起，农学院便成了涅恰也夫的活动中心。起初他用的是假姓名，他说他曾游历过俄国的许多地方，人民到处都准备起义，如果不是革命者说服他们在把俄国的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的广泛而强大的组织尚未建立以前应当忍耐的话，他们早就已经起义了。涅恰也夫催促伊万诺夫和其他大学生赶快加入这个受万能的委员会领导的秘密团体，用这个委员会的名义可以干任何事情，但是秘密团体的成员不应该知道委员会的成员和所在地。这个委员会和这个组织就是世界联合会、革命同盟、国际工人协会的俄国分部！［注：应当指出，association，union，alliance（obchtchestvo，soiouz，tovarichtchestvo）这几个词在俄语中或多或少是同义词，在使用时常常没有区别。同样地，“国际的”这个词在大多数场合也可以译为“世界的”（《vsemirnyi》）。因此，在俄文报刊中“国际协会”这几个词译出来以后，用法文再译回来常常是“世界同盟”这几个词。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就是利用这种术语上的混乱现象，才得以利用我们协会的名称并戕害了大约一百名青年人。］ 涅恰也夫首先在大学生中散发前面提到的传单“几句话”，以便让他们知道，从西伯利亚逃走的1848年著名革命家巴枯宁在欧洲起着巨大的作用，他是工人的总全权代表，他签署世界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书，就是这位英雄劝他们抛弃学业等等。为了给他们提出一个忠诚至死不渝的鲜明榜样，他曾向他们朗读巴枯宁的朋友、赫尔岑的“钟声”报的撰稿人奥格辽夫所写的，以“大学生”为题的献给“青年朋友涅恰也夫”的一首诗[362]。在这首诗中，涅恰也夫被描绘成一个理想的大学生，“从童年起就不知疲倦的战士”。奥格辽夫在他的诗中歌颂涅恰也夫从少年时代起为了积极从事科学研究而经受的苦难；他怎样培养对人民的忠诚；沙皇的报复和贵族的恐惧怎样迫使他漂泊流浪（skitanie，流落他乡）；他怎样去游历，向四面八方的全体农民发出号召：联合起来吧，勇敢地挺起身来吧，等等，等等；他怎样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结束了苦役生活；但是他一生从不虚伪，他始终忠于斗争，他怎样在停止呼吸以前仍然反复地说：要为全体人民捍卫住他们的土地和自由！——这首同盟的诗发表于1869年春天，当时涅恰也夫正在日内瓦寻欢作乐。这首诗和其他呼吁书一起，被成包成包地寄往俄国。简单地转抄这一首诗的做法显然是为了使新信徒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因为涅恰也夫根据委员会的命令叫该团体每一位新加入的成员都转抄这首诗并加以传播（某些被告的供词）。 各地进行的破坏一切的活动要使一切艺术和科学都成为无定形的东西，大概只有音乐得天独厚，能够摆脱这种命运。涅恰也夫代表委员会指示要用革命的音乐支援宣传工作，并且千方百计地设法为这首诗歌杰作配上曲子，以便青年们高声歌唱（“圣彼得堡消息报”第190号）。 关于他已经死去的神秘传说并不妨碍他暗示说，涅恰也夫可能还活着，甚至并不妨碍他秘密地告诉别人，说涅恰也夫现在以工人的身分住在乌拉尔，并且在那里组织了一些工人团体（“圣彼得堡消息报”第202号）。他主要是对那些“毫无出息”的人，即那些幻想建立工人协会的人公开了这个秘密；他想使他们佩服这个神话般的英雄。当关于虚构的他从彼得—保罗要塞逃走一事的传说以及关于他死在西伯利亚的富有诗意的传说已经使人们深信不疑的时候，当据他估计革命问答已经灌进了亲信者的头脑的时候，他终于实现了福音书上所说的复活，并且声称，涅恰也夫就是“他”这位要人！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证人和被告所说的曾经为彼得堡大学生所嘲笑和鄙视的那个涅恰也夫了。现在的涅恰也夫是世界革命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巴枯宁完成了使他改变面貌的奇迹。涅恰也夫符合他自己所宣传的那个组织的规章的一切要求；他“做了几件为委员会所知道和重视的事情，因而受到赏识”；在布鲁塞尔，他组织并领导了一次国际会员大罢工；比利时委员会派他为代表去和国际的日内瓦组织接头，在那里他会见了巴枯宁，但是，据他说他“不安于小成”，于是回到俄国，以便开始“革命活动”。他还断言，由16名俄国流亡者组成的参谋部全体人员都同他一道到了俄国。［注：俄国流亡者谁也没有回俄国去，而且在全欧洲也招募不到16名俄国政治流亡者。］ 乌斯宾斯基、伊万诺夫，还有4名或6名青年，大概是莫斯科仅有的几个受这些狡猾手段愚弄的人。这些亲信者中有4个人受命招募新的拥护者并建立小组或小支部。在涅恰也夫案件的文件中有这种组织计划，这个计划同秘密同盟的计划几乎完全相同。在法庭上宣读了“共同组织原则”，主要亲信者没有一个人否定这个文件的真实性；而且在巴枯宁和涅恰也夫主编的“人民裁判”第2期上已经承认了下列几条的真实性： “本组织是以对个人的信任为基础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知道他属于哪一级，就是说不知道他离中心远还是近。——无条件服从委员会的命令。——放弃自己的财产，把它交给委员会掌管。——凡是使我们的事业得到一定数量的新信徒，并用事实表明自己有力量有才能的成员，都可以看到这些指示，以后或多或少也可以看到本团体的章程。力量和才能的大小由委员会确定。” 为了欺骗莫斯科的成员，涅恰也夫对他们说，在圣彼得堡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组织，而事实上那里连一个小组、一个支部都没有。有一次，他糊涂了，当着一个亲信者的面高声喊道：“在彼得堡他们像女人一样背弃了我，像奴隶一样出卖了我。”在彼得堡他又反过来说，在莫斯科，这个组织的发展快得惊人。 由于莫斯科有人表示希望见到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他邀请了一位关心学生运动的彼得堡青年军官同他一起到莫斯科去看看这些小组。这位青年人同意了，在路上涅恰也夫封他为“国际协会日内瓦委员会特命全权代表”。 对他说：“如果您不是我们团体的成员，您就不能参加我们的会议，这是给您的委托书，它可以证明您是国际协会会员；作为协会会员，他们会让您参加。” 委托书盖有法文印章，内称：“兹证明持委托书者系国际协会的受托人。”据其他几位被告说，涅恰也夫向他们保证，这位陌生人“确实是日内瓦革命委员会的受托人”（“圣彼得堡消息报”第225、226号）。 伊万诺夫的朋友多尔哥夫供认，“涅恰也夫曾谈到秘密团体，这个团体的目的是在人民提出抗议的时候支持他们，引导他们，以便取得好的结果，当时涅恰也夫提到国际协会，并且说，巴枯宁负责与该协会联系”（第198号）。——里普曼证明；涅恰也夫“为了使他放弃关于劳动组合的思想，就对他说，国外有一个国际工人协会；要想达到该协会所追求的目的，只要加入这个团体就够了，在莫斯科有该团体的分部”（第198号）。从后来的一些供词可以看出，涅恰也夫把国际说成是一个秘密团体，把他自己的团体冒充为国际的支部。于是，他便向亲信者们保证，他们的莫斯科支部和国际一样，将大规模地举行罢工并且建立联合会。当被告里普曼向他索取该团体的纲领时，涅恰也夫拿出一张法文传单给他念了几段，上面谈到该团体的目的；被告认为，这张传单就是国际的纲领；他还补充说：“因为报刊上对这个团体谈得很多，所以我根本没有发现涅恰也夫的建议有什么犯罪的东西。”主要被告之一库兹涅佐夫声称，涅恰也夫曾经对他们宣读国际协会的纲领（第181号）；库兹涅佐夫的兄弟供认，“他曾看见有人在他兄弟那里把一张法文传单译成俄文；他以为这张传单是某团体的纲领或章程”（第202号）。——被告克利敏说，向他宣读的是“巴枯宁加有附语的国际协会纲领，我记得，纲领用的是非常一般的措辞，甚至没有谈到达到目的所应采取的手段，说的是普遍平等”（第199号）。被告加夫里舍夫解释说，“可以认为，那份法文传单包含有对曾经在日内瓦举行代表大会的社会主义代表们的意见的阐述”。最后，被告斯维亚茨基使我们彻底弄清楚了这张神秘的法文传单究竟是什么东西，搜查时在他那里发现了一张用法文写的传单，标题是：“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斯维亚茨基说：“在报纸上关于国际协会谈得很多，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很想纯粹从理论上来了解它的纲领。”（“圣彼得堡消息报”第230号）这些供词证明，同盟的秘密纲领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冒充国际的纲领而散发出去的。主要被告乌斯宾斯基的供词证明，世界革命委员会（涅恰也夫自称是它的密使）和同盟中央局（公民Ｂ）是一回事。乌斯宾斯基声称，他收集小组的全部会议记录，“以便把关于各次会议的报告寄给日内瓦的巴枯宁”。主要被告之一普累若夫声称，涅恰也夫吩咐他到日内瓦去，把报告送给巴枯宁。 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在审讯中揭露的这位巴枯宁的走狗所搞的一切骗局、蠢事、欺诈活动和暴力行为。我们只指出几件最有代表性的事实。 在这个组织中一切都是秘密的。多尔哥夫叙述说：“在加入这个团体以前，他想知道这个团体的组织机构和活动手段；涅恰也夫说，这是秘密，但是这个秘密以后会对他公开的”（“圣彼得堡消息报”第198号）。当该团体的成员敢于提出问题的时候，涅恰也夫就堵住他们的嘴，说什么根据章程规定任何人如果没有在某一件事情上做出卓著的成绩以前都无权知道任何情况（第199号）。有一名被告说：“在我们同意加入这个团体以后不久，涅恰也夫就开始用委员会的权力和力量来恫吓我们，据他说，有这么一个委员会，它在领导我们；他说，委员会有自己的警察机关，如果有谁背弃了自己的诺言，违犯那些居于我们小组之上的人的命令，委员会就要进行报复。”有一位被告承认，“当他发现了涅恰也夫的诈骗勾当以后，他曾经告诉涅恰也夫，他想洗手不干而到高加索去休养。涅恰也夫对他声称，这样不行，如果他竟敢退出这个团体，委员会可能要把他处死；当时涅恰也夫就命令他去参加一个会议，在会上谈论秘密团体，以便罗致新信徒，并且朗读悼涅恰也夫之死的那首诗。当被告拒绝服从的时候，涅恰也夫就开始威胁他，说：你无须争辩，你应该无条件地执行委员会的命令”（第198号）。——如果这只是个别情况，那还可以对它表示怀疑，但是许多被告都供认了完全相同的事实，而他们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事先商量好的。——另一位被告供认，该小组的成员发现他们受人欺骗以后，他们都想退出，但是不敢这样做，因为害怕委员会报复（第198号）。 一位证人谈到他的朋友——被告之一时说，被告弗洛林斯基已经不知道该怎样摆脱不让他工作的涅恰也夫了；证人劝他离开莫斯科到彼得堡去，但是弗洛林斯基回答说，涅恰也夫会在彼得堡找到他，就像在莫斯科找到了他一样；涅恰也夫强奸了许多青年的信念，恫吓他们，弗洛林斯基显然是害怕涅恰也夫告密。利胡亭供认：“我亲耳听见有人说，涅恰也夫从国外把各种内容激烈的信件寄给他认识的人，想借此来陷害他们，使他们遭到逮捕。这是他的性格特征之一。”（第186号）叶尼舍尔洛夫甚至说，他已开始把涅恰也夫看做是一个政府密探了。 有一次有一个不认识的人以委员会密使的身分列席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小组的会议，并且表示不满意该小组的活动，小组成员之一克利敏回答他说，“他们也感到不满；起初对被招募加入该团体的人说，每个支部可以或多或少地独立行动，并不要求支部的成员一味服从；但是，后来的表现却完全不是这样，委员会使它们处于奴隶地位”（第199号）。——涅恰也夫用盖有“世界革命同盟俄国分部公用笺”钤记的公文纸发布命令，用的是下面这一套措辞：“本委员会命令你做……”，完成某项任务，到某个地方去等等。 一个青年军官由于绝望了，决定退出这个团体。涅恰也夫表面上同意，但是要求他缴赎金。叫他必须弄到一张有科拉切夫斯基签字的6000卢布（约合2万法郎）的票据。在1866年卡拉科左夫谋杀事件以后，科拉切夫斯基同他的两个姊妹一起才服满了长期监狱监禁的刑期。在我们现在谈论的事情发生的那个时候，他的一个姊妹又由于政治案件的牵连再次坐牢。全家都受到警察当局极其严密的监视，科拉切夫斯基随时都可能遭到逮捕。涅恰也夫就利用了这一点；上述那位青年军官遵照他的命令，捏造了一个借口请科拉切夫斯基到他家去，开始和他交谈，并把一些传单交给他，科拉切夫斯基出于好奇心收起了传单。科拉切夫斯基还没有走到街上，就有一位军官走来命令科拉切夫斯基跟着他走，并且说，他是第三厅（秘密警察）的官员，他知道科拉切夫斯基身上藏有策动暴乱的传单。必须指出，仅仅保藏这些传单，就已足以使一个人不仅是多年的审前羁押了，如果这个人已经不幸和什么政治案件有牵连，那就得被流放去服苦役。第三厅的假密探叫科拉切夫斯基坐上一辆马车，随即便提出要他贿买，叫他立即在一张6000卢布的票据上签字。科拉切夫斯基被迫两者择一：或者接受这一建议，或者到西伯利亚去，于是只好在票据上签了字。第二天，另一个青年人？格烈斯库耳得知此事后怀疑有涅恰也夫在从中搞鬼，立即找那位第三厅的假密探，要求他说明这个骗局的真相。假密探矢口否认；票据被藏起来了，只是到后来进行搜查的时候才被发现。由于阴谋暴露和涅恰也夫逃走，他没有取得这笔钱。？格烈斯库耳早就知道涅恰也夫的底细。在日内瓦，他成了涅恰也夫策划的一次诈骗勾当的受害者；后来巴枯宁企图招募他。不久，他就被骗走了100卢布（第230号）。虽然他对涅恰也夫恨之入骨并且认为涅恰也夫什么卑鄙勾当都干得出来，但是终不免遭到涅恰也夫的陷害。他被捕了并且死在监牢里。 我们前面谈到，伊万诺夫是涅恰也夫所招募的第一批人员之一。这是莫斯科农学院最受爱戴、最有影响的学生之一。他全心全意地为改善自己同学的生活状况而操劳，组织互助储金会，办食堂，贫苦的同学可以在这里免费用膳，同时这里又可以作为讨论社会问题的方便的会场。他把全部空闲时间都用来教育住在农学院附近的农家子弟。同学们一致确认，他无限忠实于自己的事业，献出了自己最后几个铜板，而经常吃的是冷饭。 伊万诺夫对涅恰也夫和巴枯宁的荒谬透顶的恐怖主义传单感到惊讶。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委员会要命令他去散发“几句话”、奥格辽夫的“死亡之歌”、“人民裁判”，最后还有巴枯宁那份纯粹是贵族的传单：“告俄国贵族书”［注：下面是引自巴枯宁的铅印传单“告俄国贵族书”中的一段：“在十九世纪的五十年当中，我们曾经是从根本上动摇的皇座的支柱；1848年，在欧洲到处爆发人民的疯狂行为的风暴时期，我们用自己的英勇功勋拯救俄罗斯国家，使之免遭各种社会空想的冲击，为此我们得到了什么特权呢？……我们拯救了国家，使之免于支璃破碎，并且扑灭了有席卷整个俄国之势的波兰大火；我们不惜自己的力量，以无比的大无畏精神直到现在仍然为在俄国根除革命分子而努力，为此我们得到了什么奖赏呢？——甚至被昏庸无能的亚历山大二世本人称为祖国拯救者的、以其英勇行为名扬于世的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难道不是出身于我们之中吗？——为了这一切，我们得到了什么呢？为了这一切无可估价的功绩，我们被剥夺了过去所有的一切……我们现在这个公开的号召是早就准备好了和组织好了的绝大多数真心的俄国贵族的声明……我们觉得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正确，我们大胆地向暴君、德国的公爵亚历山大二世·萨尔梯柯夫-罗曼诺夫发出挑战，要他在1870年将要在柳里克的后代和俄国独立贵族党之间爆发的那场崇高的骑士战斗中和我们决一胜负。” “以其英勇行为名扬于世的穆拉维约夫”不是别人，就是扼杀波兰的那个刽子手。］。他已经开始忍耐不住了，便去打听：委员会在哪里，它在干什么事情，这个在一切事情上都同意涅恰也夫意见而谴责其他成员的委员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表示希望和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见见面；他有权提出这种要求，因为涅恰也夫本人把他提拔到了相当于秘密同盟民族委员会委员级别的那一级。于是涅恰也夫便演出了前面描写过的来自日内瓦的国际密使的那出喜剧，才摆脱了窘境。 有一次，涅恰也夫命令把预定供大学生互助储金会使用的一笔钱上交给委员会。伊万诺夫表示反对，于是在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吵。其他同志劝伊万诺夫服从委员会的决定，因为他们都承认了章程，而章程规定他们必须服从。在他们的坚决要求下，伊万诺夫让了步，勉强地服从了这个决定。从此以后，涅恰也夫就开始想方设法甩掉这个人，大概他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处死的教条主义的革命者吧。他开始和乌斯宾斯基从理论上商谈，如何惩治和消灭由于不服从命令可能会为害和毁掉整个规模庞大的秘密组织的那些不可靠的成员。 涅恰也夫这样处理他的秘密团体的事务，结果自然会使人对这个组织是否郑重的问题发生怀疑。各支部必须定期召集会议，以审查学院的全体学生名单，确定应该吸收的人，并且寻求弄钱的方法。这种方法之一就是以帮助“受难的大学生”即被行政上开除的学生的名义来募捐；这样募集来的钱直接落入了委员会——涅恰也夫的腰包。还要求各支部弄到各种服装，保存在可靠的地方，供涅恰也夫逃走时化装之用。但是，主要的工作是抄写“死亡之歌”和前面引用过的那些传单。这个阴谋的参加者应该把他们会议上谈到的一切都尽可能准确地记录下来，为了使他们什么也不敢隐瞒，涅恰也夫还威胁他们说委员会到处都有自己的暗探。每个人都要向小组提交关于他在会下所做的一切的书面报告。根据这些报告来起草寄给巴枯宁的总结报告。 所有这一切幼稚的、宗教裁判所式的手法，使伊万诺夫怀疑到委员会本身是否存在和这个组织是否具有被那样大加宣扬的威力这些问题。他开始猜测，这一切都要归结为荒谬的对人的剥削，这一切都是一场大骗局；他坦白地对他的好朋友们说，如果事情毫无进展并且一切都只不过是这些荒谬事情的话，那他就要和涅恰也夫决裂，自己建立一个郑重的组织。 于是，涅恰也夫采取了断然的措施。他命令把自己的传单贴到大学生食堂里去。伊万诺夫知道，贴传单的结果，必然招致封闭食堂、禁止集会和赶走优秀的学生。因此，他反对这样做（事实上果真如此：大学生食堂被查封了，管理食堂的全体代表都被开除）。由于这件事情发生了一场争执，但是涅恰也夫还是照例重复他那一句老话：“这是委员会的命令！” 伊万诺夫完全陷于悲观失望。1869年11月20日，他到支部成员之一普累若夫那里去，对他说要退出这个团体。普累若夫把这话转告给乌斯宾斯基，乌斯宾斯基又赶忙把这事告诉涅恰也夫，过了几个小时，他们三个人在库兹涅佐夫那里集合，那里还住着尼古拉也夫。在那里涅恰也夫说，应该惩罚这个起来反对委员会命令的伊万诺夫，必须摆脱他，使他以后无法为害。大概是因为伊万诺夫的好朋友库兹涅佐夫没有明白涅恰也夫的意图，所以涅恰也夫点明说，必须把伊万诺夫杀死。普累若夫对着库兹涅佐夫高声说：涅恰也夫发疯了，他想杀死伊万诺夫，必须制止他那样做。涅恰也夫用自己常说的一句话制止了他们的动摇，他说：“你们也想起来反对委员会的命令吗？如果不能用别的办法把他杀死的话，那末我和尼古拉也夫今天夜间到他房间里去把他勒死。”后来，他建议夜间把伊万诺夫骗到学院校园中的一个岩洞里去，说是要把在那里隐藏了很久的印刷机掘出来，就在那里把他弄死。 可见，甚至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涅恰也夫本人也给了伊万诺夫的忠诚以应有的评价。他深信，虽然伊万诺夫要退出这个团体，但是他一定会来帮忙掘印刷机的，他不会出卖他的，因为如果他想这样做的话，那他在退出以前或者退出后立即就会做了。如果伊万诺夫想把涅恰也夫出卖给警察当局的话，那末现在就是他把这个罪犯当场抓住的机会。但是情况恰好相反：伊万诺夫感到很幸福，因为他终于得到了说明存在这个组织的肯定的证据，说明这个组织拥有某种现实手段（哪怕是一些印刷铅字）的明显标志。他忘记了涅恰也夫对变节者的一切威胁，当时他和一位朋友正在喝茶，尼古拉也夫奉涅恰也夫之命到这位朋友那里去找他，他匆忙告别了朋友，去见召唤他的涅恰也夫。 在漆黑的夜里，伊万诺夫毫不怀疑地走到岩洞附近。突然有人大喝一声从后面向他扑去。一场可怕的殴斗展开了；只听见涅恰也夫的咆哮声和被他用双手卡住脖子的受害者的呻吟声；接着一声枪响，伊万诺夫应声倒下死去。涅恰也夫的手枪子弹击穿了他的头部。“快拿绳子、石头”，——涅恰也夫一边喊，一边搜死者的口袋，掏他的文件和钱。然后就把他扔进水池。 凶手们回到库兹涅佐夫家后，便采取措施掩盖罪迹。他们烧掉了涅恰也夫的血衣。同谋犯们都面色阴沉，精神沮丧。突然又一声枪响，子弹正好从普累若夫耳边飞过。涅恰也夫道歉说：“他想向尼古拉也夫解释手枪的构造。”证人们一致声称，这是一次新的谋杀行为。涅恰也夫想杀掉普累若夫，因为普累若夫那天早晨竟敢反对暗杀伊万诺夫。 在此以后，涅恰也夫立即匆忙地离开了莫斯科，和库兹涅佐夫一道到彼得堡去了，而让乌斯宾斯基在莫斯科进行活动。在彼得堡，他装做在继续从事他那个组织的工作，但是，库兹涅佐夫感到非常惊异，他发现，比起莫斯科来，这里更谈不上有什么组织存在。于是他鼓起勇气问涅恰也夫：“委员会究竟在哪里？你就是委员会吗？”——涅恰也夫还是否认这一点，他肯定地向库兹涅佐夫说，委员会是存在的。涅恰也夫回到莫斯科对尼古拉也夫坦白地承认，既然乌斯宾斯基已经被捕，那末其他的人也将全部被捕，因此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他的最忠诚的信徒尼古拉也夫也只好断然问他，那个神奇的委员会是否真的存在，还是委员会只由涅恰也夫一个人组成。——“他没有肯定地回答我的问题，他说，为了吸引人们从事这种事情，采取一切手段都是可以允许的，在国外也有这种规矩，巴枯宁也和其他人一样按这种规矩办事，既然这些人都遵循这种规矩，那末很明显，他涅恰也夫也可以这样行事。”（第181号）后来，他命令尼古拉也夫和普累若夫一起到土拉去骗取一个工人（尼古拉也夫的老朋友）的护照。不久他本人也到土拉去了，在那里他请求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娅女士陪他去日内瓦，对他说来这是绝对必要的。 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娅女士在1861—1862年暴动期间声名狼籍；她甚至坐过牢，她在狱中的表现是非常糟糕的。由于决心自首，她向审理这一案件的法官写了自白书，这份自白书牵累了许多人。在干完了这一切以后，她迁居到一个省城去住，在警察当局的监视之下过日子。因为她担心不发给她护照，所以涅恰也夫用某种方法给她弄到了一张。有人会问，为什么涅恰也夫需要有这样一个只要与之同行就会使他在国境上被捕的女旅伴呢？但是，涅恰也夫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娅女士的陪同下顺利地到达了日内瓦，而且当那些被他愚弄的不幸的人被投进监狱的时候，他却和巴枯宁一道着手编辑“人民裁判”第2期。“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363]报道了涅恰也夫的阴谋，并且认为巴枯宁在其中起了领导作用，巴枯宁可能对此引以为荣，因此竟忘记了他的“人民裁判”是冒充在莫斯科出版的，而把“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上用法文写的文章连篇累牍地排进“人民裁判”中去。杂志刚一印好，就责成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娅女士把它和其他传单一道带到俄国去。在国境上专门等候亚历山大罗夫斯卡娅女士的第三厅密探没收了她的印刷包裹。她在被捕以后把一份只有巴枯宁可能知道的人的名单交给了那个密探。涅恰也夫案件的被告之一，也是涅恰也夫最亲近的人之一在法庭上供认，“他以前以为巴枯宁是个正派人，他不明白巴枯宁和其他的人怎么能够这样卑鄙地使这个女人遭受被逮捕的危险”。 巴枯宁借口要亲自领导他所预言的必然爆发的伟大革命，摆脱了自己到俄国去的责任，而他在欧洲却大肆活动，真像“身有魔胆”一样。洛克尔的“进步报”，即同盟在瑞士的机关报刊登了“人民裁判”上文章的长篇摘录。吉约姆在该报上大肆赞扬伟大俄国社会主义者们所获得的惊人成就，并且说，他的弃权论的纲领和他们的纲领是相同的［注：1868年，即同盟分子设法使他们关于放弃政治的理论获得承认的那一次绍德封代表大会前两年，巴枯宁在沙散的“民主”[364]报上为法国工人放弃政治而痛哭流涕，当时他写道：“放弃政治——这是诈骗者为了愚弄白痴而想出来的蠢事。”］。 在绍德封代表大会上，吴亭曾经企图揭穿涅恰也夫的卑鄙勾当，但是吉约姆打断了他，对他说，谈论这些人就是从事密探活动。至于巴枯宁，他在“马赛曲报”上把事情描绘成似乎他“到自由报刊无法到达的各遥远国家去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旅行”[365]，刚刚回来；他想通过这种方法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俄国的局势有了很大的革命转变，以致他认为非亲自莅临不可。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俄国同盟的悲喜剧是如何收场的。1859年赫尔岑根据俄国一位青年人的遗嘱得到了25000法郎，作为在俄国进行革命宣传的经费。[366]赫尔岑一直拒绝把这笔钱交给任何人，但是他受了巴枯宁的骗，巴枯宁使他相信了涅恰也夫是一个规模宏大、力量雄厚的秘密组织的代表，于是便从他那里得到了这笔钱。因此，涅恰也夫认为自己有权要求得到自己那一份。结果，这两位暗杀伊万诺夫的活动也不能把他们分开的国际兄弟却因为金钱而争吵起来了。巴枯宁拒绝把钱交给他，涅恰也夫离开了日内瓦，1870年春天他在伦敦出版了一家俄文报纸“公社”（《Obchtchina》）[367]，公开要求巴枯宁把从已故的赫尔岑那里得来的资本的余额交给他。这就是国际兄弟“永远不彼此攻击，不公开算帐”的实际例证。 “人民裁判”第2期的社论还包含一首用散文诗写成的追悼死而复生、生而复死的英雄——涅恰也夫的葬歌。这一次英雄是被押送他到西伯利亚去的宪兵们勒死的。他化装成工人，在唐波夫的一个酒吧间里被捕。他这次被捕在政府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不安。只听到一些不成句的话：“涅恰也夫，化了装的……告密……秘密团体……巴枯宁分子……革命。”皮尔姆省省长就涅恰也夫之死给彼得堡发去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被全文引用了。另一封也被全文引用的电报，是发给第三厅的，“人民裁判”知道，“宪兵头子接到这种电报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整整奸笑了一个晚上”。涅恰也夫就这样第二次死去。 社论中承认了暗杀伊万诺夫的事实。这一行动被说成是 “本团体对于任何背弃义务的成员的报复。事业的真正工作者的严酷逻辑不应该在任何导致事业成功的事实面前，尤其是在能够拯救事业和使它不致灭亡的事实面前却步”。18名青年的被捕对于巴枯宁说来就是“事业的成功”。 第二篇文章的标题是“谁不赞成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这是一篇对政治暗杀活动的辩护词。他们为一切不加入同盟的革命者安排了伊万诺夫（虽然没有直接指名）那样的命运。 “紧张的时刻到来了……两个敌对阵营已经开始了军事行动……今后再不能采取中立态度了：站在中庸立场现在已经没有可能；这就是说：在两军对垒的时候站在彼此射击的两个敌对力量的中间；这就是说：无谓地牺牲，被双方的霰弹击中而倒下，无法进行任何抵抗；这就是说：不是身受第三厅的鞭笞和拷打，就是被我们的手枪子弹打死。” 接着向俄国政府表示（大概是讽刺地表示）谢意，感谢“它促使急切奔向理想目标的我们的事业向前发展和迅速前进”。正当这两位英雄感谢政府加速了“理想目标”的到来的时刻，这个所谓秘密组织的全体成员都已经被捕了。——然后，这篇文章发出了新的号召。他们“敞开怀抱”接纳“一切正直的新生力量”，同时预先警告这些力量，它们一旦投入了这个怀抱，就应该服从这个团体的一切要求。“任何背离团体的行为，任何由于不相信著名原理的真实性和正义性而有意识地背叛团体的行为，都将导致被从活人名单中除名。”接着，我们这两位英雄又奚落那些被捕者，说什么这不过是一些软心肠的自由派，秘密团体对于它的组织的真正成员是加以保护的，是不允许别人把他们抓去的。 第三篇文章叫做“未来社会制度的主要基础”。这篇文章说明，如果普通人由于犯罪、由于仅仅考虑一下未来的社会组织就受到惩罚，那是因为头目们早就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实现摆脱现存的社会秩序，根据新的原理来革新生活的方法，只能是把社会存在的一切手段都集中到我们的委员会手中，并且宣布人人都必须从事体力劳动。 在推翻了现存基础以后，本委员会立即宣布一切都是公共财产，并且建议建立工人团体〈artels〉，同时出版由内行人编写的统计汇编，指出在哪个地区最需要哪几种劳动部门，哪些情况可能妨碍从事哪种工作。 在规定实行变革的一定日期内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混乱时期，每个人都应该自己选择加入某个劳动组合……其余单干的和没有加入工人小组的人，没有正当理由都无权进入公共食堂、公共寝室以及其他任何为了满足工作者兄弟的不同需要而建筑的房屋，或者储藏供已经建立的工人团体的全体成员使用的成品和物资、食品和工具的房屋；总之，谁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加入组合，谁就没有生存手段。对他说来，一切道路都被堵塞了，一切交通工具都剥夺了，剩下的只有一条出路：或者从事劳动，或者死亡。” 每一个劳动组合都选一个评判员（《otzienchtchik》，以调节工作的进程，填写生产和消费以及每个工人的生产率的登记簿，作为中介同当地的总办事处联系。由当地所有组合推选出来的成员组成的办事处主持这些组合之间的交换，管理一切公共设施（寝室、食堂、学校、医院），并且领导一切公共事务：“一切共同的事务都由办事处负责管理，而一切需要特别的手艺和技巧的个人事务则由各组合单独处理”。接着还对教育、劳动时间、儿童抚养、免除发明家的劳动等问题做了详细规定。 “在一切都彻底公开、无所隐讳和每个人都参加活动的情况下，现在人们所理解的任何功名心和任何谎言都将消失得无踪无影……那时，尽可能为社会生产更多的东西和尽可能消费更少的东西就将成为每个人的意愿；那时的活动家的全部骄傲、全部功名心就在于意识到自己对社会的贡献。” 多么美妙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典范呀！在这里一切齐全：公共食堂和公共寝室，评判员和为教育、生产、消费，总之为全部社会活动规定了各种办法的办事处。而作为最高领导者来统率一切的是无名的、谁也不知道的“我们的委员会”。毫无疑问，这是道地的反权威主义。 为了使这个荒诞的实际组织计划具有一种理论基础的外观，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下面安了一个小注： “有志者可以在我们发表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中看到对我们的基本原理的详尽的理论阐述。” 的确，在1870年的每一号“钟声”[368]上，在巴枯宁的呼吁书“告俄国军官”和两期“人民裁判”的出版广告旁边，可以看到定价一法郎的、1847年的共产党（德国）宣言的俄译本的出版广告。巴枯宁一方面利用这个“宣言”在俄国使人相信他的鞑靼人的幻想，同时他又通过自己的在西方各国的同盟宣布这个“宣言”是一部宣扬极其有害的德国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充满了异端邪说的著作（见里米尼代表会议的决议，吉约姆在海牙的发言，载于“汝拉简报”第10—11期、巴塞罗纳“联盟”周报等）。 现在，当平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委员会”预定要扮演什么角色的时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位竞争者对于国家和对于把工人力量集中起来的任何做法是这样地仇恨。事实上，在工人阶级还没有自己的各种代表机构以前，在“我们的委员会”的伪装下活动的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先生不可能成为公共财富的占有者，也不可能得到他们如此热心地授意别人应该具有的“多劳动少消费”的崇高而充满功名心的意愿的果实！ 2．革命问答 涅恰也夫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一本用密码写的名为“革命问答”的小册子[369]；他断言，持有这本小册子是国际协会一切密使或代办所独有的特权。法庭上的全部供词和律师们提供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这本革命问答是巴枯宁写的，而巴枯宁从来也不敢否认他是这本书的作者。而且这个著作的形式和内容都清楚地表明，它同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秘密规章、“几句话”、传单和“人民裁判”，是出于同一个来源。它只不过是它们的补充罢了。这些想使一切都成为无定形状态以便在道德领域内也确立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品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读者根据几件样品就可以判断同盟的道德是什么东西了。这种道德的纯粹来自基督教的教条，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埃斯科巴尔派[370]精心拟制出来的。同盟只是把这种道德的性质夸大到荒谬的程度，并且用自己的超无政府主义的、破坏一切的“神圣革命事业”代替耶稣会教徒的神圣的天主教的、使徒的、罗马的教会罢了。革命问答是这种道德的正式规约，它在这一次对这种道德作了系统的、毫不隐讳的阐述。我们根据1871年7月8日在法庭上宣读的文本把它们inextenso〔全文〕引在这里。 “革命者对自己的态度 第一条革命者是自我献身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事务、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财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他的一切都融汇在唯一仅有的利益、唯一的思想、唯一的激情——革命之中。 第二条他从内心深处，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与公民秩序、与整个文明世界及其一切法律、礼节、惯例和道德断绝任何联系。他是这个文明世界的无情敌人，如果他继续生活在这个文明世界之中，那只是为了更可靠地破坏它。 第三条革命者鄙视任何学理主义，拒绝世俗科学，而让后辈去研究它。他只知道一门科学——破坏的科学。他研究机械学、物理学、化学，也许还有医学，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且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为了这个目的日日夜夜地研究一门活的科学——人，现在的社会制度在一切阶层中的性质、状况和全部条件。目的只有一个——最迅速、最可靠地破坏这个丑恶的（《poganyi》）制度。 第四条他鄙视社会舆论。他鄙视和憎恨目前社会道德的一切动机和表现。对他说来，凡是促进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合乎道德的。凡是阻碍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 第五条革命者是自我献身的人，他对国家和整个等级制的文明社会是无情的；他不应该期待对自己有任何宽恕。在他和社会之间，存在着或秘密或公开的、但是不间断和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战争。他应该学会经得起拷打。 第六条他对自己是严酷的，对别人也应该严酷。一切亲属、友谊、爱情、感激等温柔脆弱的感情都应该被唯一的革命事业的冷静激情抑制下去。他只一种柔情，一种安慰，一种褒奖和满足——革命的成功。他日日夜夜只应该有一个思想，一个目的——无情地破坏。他沉着地、不倦地致力于这个目的，因此他应该准备牺牲自己，并且准备亲手摧毁妨碍达到这个目的的一切东西。 第七条真正革命者的本性不容许有任何浪漫主义，任何伤感、欢乐和嗜好；甚至也不能容许有私仇和进行个人报复。革命激情应该成为他经常的、每时每刻的内心状态，并且要与冷静的考虑结合起来。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不应该受私欲驱使，而应该为共同革命利益的要求所支配。 革命者对革命同志的态度 第八条对革命者说来，只有在行动一表明是与这个革命者自己从事同一种革命事业的人，才能够成为朋友和亲爱的人。这种同志在破坏一切的（《vserasrouchitelnoi》）实际革命事业中的有用程度，是确定对他的友谊、忠诚和其他义务的唯一尺度。 第九条革命者的团结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是革命事业的全部力量所在。在革命认识和革命激情方面处于同等程度的革命同志，应该尽可能共同讨论并且一致决定一切重大事务。因此，在实现既定计划的过程中，每个人应该尽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去完成一系列的破坏行动，只有在为事业的成功所必需的时候，才向同志们求教并取得他们的帮助。 第十条每个同志手下都应该有几个第二级和第三级的革命者，即非完全亲信者。他应该把他们看做共同的革命资本中交由他支配的一部分。他应该节省地使用自己这部分资本，经常努力从中取得最大利益。他应该把自己看做用于使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资本，而且只应该看做是这种资本，未经完全亲信者的整个协会同意，他本人决不能单独加以支配。 第十一条当同志遭受不幸，要决定是否搭救他的问题时，革命者不应该考虑什么私人感情，而只应该考虑革命事业的利益。因此，他一方面应该估计这们同志所能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也应该估计由于搭救这们同志需要损失多少革命力量，权衡一下孰轻孰重，再行决定。 革命者对社会的态度 第十二条吸收不是言论上而是行动上表现良好的新成员加入协会，应经全体一致通过，方为有效。 第十三条只有抱着最彻底、最迅速地破坏国家的、等级制的、所谓文明的世界的信念，革命者才进入这个世界并在其中生活。如果他对这个世界还有所怜惜，他就不是革命者。他应该毫不犹豫地消灭这个世界的地位、关系或者任何人。他应该同样地仇恨所有的一切。如果他在这个世界中有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和爱情关系，那就更糟糕；如果他的手能被他们拦住，他就不是革命者。 第十四条为了达到无情地破坏的目的，革命者可以而且常常应该假装成与他的本来面目完全不同的人生活在社会上。革命者应该潜入一切地方，一切上等阶级和中等阶级、小店铺、教会、贵族家庭、官僚界、军界、文艺界、第三厅〈秘密警察机关〉，甚至潜入皇宫。 第十五条应该把这整个丑恶社会分成几类人：第一类应该立即判处死刑。本协会将以对革命事业成功的危害程度为序拟定罪犯名单，按名单次序进行处决。 第十六条在拟定这种名单和确定上述次序时，决不应该以一个人的个人恶行，甚至不应该以他在本协会或人民中所激起的公愤为标准。这种恶行和这种公愤甚至可能有部分的好处，它们有利于激起人民的暴动。应该以处死某一个人能够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好处的大小为标准。所以，首先应该消灭对革命组织特别有害的人，以及突然横死会引起政府的最大恐惧的人，使政府失去聪明而有毅力的活动家，从而动摇它的力量。 第十七条第二类应该包括那些只是暂时〈！〉让他们活着，以便让他们用一系列兽行迫使人民必然发起暴动的人。 第十八条第三类是为数众多的身居高位的畜牲，或者虽然既没有特别智慧又没有毅力，但是由于所处地位而拥有财富、联系、威望和力量的人。必须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剥削他们；把他们制服，把他们弄糊涂，并且掌握他们的龌龊的秘密，使他们变成我们的奴隶。这样一来，他们的权力、威望、联系、财富和力量就会成为创办各种事业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和宝贵的帮助。 第十九条第四类是国家中的沽名钓誉者和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可以按照他们的纲领同他们一起进行秘密活动，表面上假装是盲目地跟着他们走，实际上则要完全支配他们，掌握他们的秘密，使他们的名誉彻底扫地，使他们无法脱身，然后再用他们的手去扰乱国家。 第二十条第五类是总爱在小团体内和在纸面上大发空论的教条主义者、秘密工作者和革命者。必须不断地推着他们、拉着他们前进，使他们去进行实际的、复杂困难的活动，结果多数人将无声无息地死去，少数人将受到真正的革命锻炼。 第二十一条第六类，也是重要的一类，是妇女。她们又应该分为主要的三种人：一种是内心空虚、思想愚钝、麻木不仁的人，她们可以像第三类和第四类男子一样加以利用；另一种是热情、忠诚、能干的人，但不是我们的人，因为她们还没有锻炼到具有真正的、毫无空话的、实际的革命认识的程度。她们可以像第五类男人一样加以使用；最后一种妇女是完全是我们的人，即完全亲信者、完全接受了我们纲领的人。我们应该把她们看做是我们的无价之宝，我们没有她们的帮助是不行的。 本协会对人民的态度 第二十二条除了人民即无知大众（tchernorabotchiilioud）的彻底解放和幸福以外，本协会没有其他目的。但是本协会坚信，只有通过摧毁一切的人民革命才可能实现这种解放和达到这种幸福，所以本协会将利用一切力量和手段促进那些最终必然使人民无法容忍并迫使他们实行普遍起义的不幸和灾祸发展和蔓延。 第二十三条本协会所理解的人民革命不是按照西方典范炮制的运动，这种运动总是不敢触动财产以及所谓文明和道德的社会秩序的传统，它迄今到处都只限于为了推翻一种政治形式而代之以另一种政治形式，并且力求建立所谓的革命国家。拯救人民的革命，只能是根本消灭一切国家并且根除俄国秩序的一切国家传统和阶级的革命。 第二十四条因此，本协会不打算自上而下地把任何组织强加于人民。毫无疑问，未来的组织一定要从人民运动和生活中产生出来。但是，这是后辈的事业。我们的事业是可怕地、彻底地、普遍地、无情地破坏。 第二十五条因此，我们接近人民首先就应该同人民生活中的这样一些分子联合起来，他们从莫斯科公国成立以来不是在言论上而是在行动上不断对直接或间接同该公国有联系的一切，对贵族，对官吏，对神甫，对商界［注：在巴枯宁的俄文本中用的是：“商人等级”。——编者注］和小商人，人民的剥削者［注：在俄文本中用的是：“富农恶霸”。——编者注］提出抗议。我们要同慓悍的强盗界——俄国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联合起来。 第二十六条把这个强盗界团结成一个不可战胜的、摧毁一切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全部组织、秘密活动和任务。” 批评这种杰作就是掩饰它的滑稽性质。这样也就是过分地看重这个异想天开地要把鲁道夫、基度山、卡尔·穆尔和罗伯尔·马凯尔的形象都集于一身的无定形的破坏一切的人。我们只想借助于一些对比来说明这本革命问答的精神实质甚至连它的措辞都是同秘密规章以及同盟的其他俄文著作相同的，如果不算其中许多艰涩夸大之处的话。 同盟秘密规章中的三级亲信者在革命问答第十条中得到了再现，第十条谈到“第二级和第三级的革命者……非完全亲信者”。国际兄弟会章程第六条规定的国际兄弟的义务同革命问答第一条和第十三条提出的义务是相同的。章程第八条所指出的兄弟可以担任政府职务的条件，在革命问答第十四条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阐明”，第十四条告诉他们，如果有命令，他们可以去当警察。向兄弟提出的（章程第九条）要他们彼此商量行事的劝告，在革命问答第九条中得到了重申。国际兄弟会纲领第二、三、六各条对革命性质的表述，同革命问答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表述完全一样。在纲领第四条中提到的雅各宾派，在革命问答第二十条中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第五类人”，两个文件都规定要把他们处死。纲领第五条和第八条中论述真正无政府主义革命的进程时所表述的思想，同革命问答第二十四条所表述的思想毫无二致。 在革命问答第三条中包含的对科学的谴责，在一切俄文著作中都得到了重申。把强盗作为模范的革命者而加以理想化，在“几句话”中只是露出了一些苗头，而在其余一切著作中就已公开承认并加以宣扬了。革命问答第二十条所说的“第五类”，在“革命问题的提法”中称为“书斋里的革命者—国家的拥护者”。在那里，也同革命问答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六条一样，断言革命者的首要义务就是当强盗。在“革命原理”和“人民裁判”中只是开始宣扬破坏一切，革命问答第六、八和二十六各条则已把破坏一切规定为义务，而有计划有步骤的暗杀在第十三、十五、十六和十七各条也都谈到了。 3．巴枯宁致俄国军官的呼吁书 但是，巴枯宁认为，必须使别人对他参与了所谓涅恰也夫阴谋一事无法提出任何怀疑。他出版了标明“1870年1月于日内瓦”、署名“米哈伊尔·巴枯宁”的呼吁书“告俄国军官”。关于这个“定价一法郎”的呼吁书，在1870年的每一号“钟声”都登了广告，指明是巴枯宁的著作。现在我们从这个呼吁书中摘引几段。 和涅恰也夫在俄国所做的一样，这个呼吁书一开头就声明说： “在罗曼诺夫—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王朝和俄国人民之间，在鞑靼－德意志族的桎梏和广泛的斯拉夫族的自由之间进行最后一次战斗的时刻必将来临。我们这里春天快要到来，而战斗将在早春时节开始……革命力量已经准备好了，像目前全俄国人民这样存在着深刻、普遍的不满的条件下，这场战斗的胜利是毋庸置疑的”。 有一个组织领导这个必不可免的革命，因为“秘密组织就像是革命军队的司令部，而革命军队就是全体人民”。 “在‘告俄国的青年兄弟’这个呼吁书中：我曾经说过，在未来的、如此明显地日益临近的粉碎全俄罗斯帝国的事业中，领导人民群众的斯切尼卡·拉辛，将不是单枪匹马的勇士，而是集体的斯切尼卡·拉辛。任何人，只要不是傻瓜，自然都明白，我在这里指的是秘密的、现在已经存在并且进行活动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强有力的，因为它有自己的纪律，它的成员都无限忠实于它并且具有自我牺牲精神，而且他们个个都无条件地服从一个无所不知但是无人知道的唯一的委员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都完全放弃了自我；这就使得他们有权要求这个组织的一切成员都无条件地放弃自我。他们彻底抛弃了他个人的，构成一切沽名钓誉、贪权慕势的人的主要追求目标的一切，因此，由于永远放弃了个人的财产、官方的或公众的权力和力量以及社会上的任何名誉地位，他们就必然使得自己永远默默无闻，他们把事业的荣誉、表面的豪华和喧嚣让给别人，而只把事业的实质留给自己，同样地也不是留给自己个人，而是集体。 他们像耶稣会教徒一样，每个人甚至放弃了个人的自由，不过目的不是要奴役别人，而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在委员会中，以及在整个组织中，考虑问题、表示愿望、从事活动的不是个人，只是集体。把个人生命、个人思想和个人自由这样置之度外，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令人愤怒的。这确实是困难的，但同时也是必要的。对于那些才开始这样做和刚刚加入组织而还没有抛弃喜欢讲空话、瞎吹牛的恶习的人来说，对于那些玩弄名誉、个人人格和权利，并且总是以想像中的人性的可怜特征（在我们俄国社会中，在这些特征后面显露出来的是所有的人个个都最彻底地向最龌龊、最卑鄙的现实的条件屈服）来安慰自己的人来说，这就尤其困难。对于那些想在事业中求得自己虚荣心的满足，求得讲空话的借口，喜欢使自己戏剧式的面貌在事业中得到反映而不是热爱事业本身的人来说，这是困难的。” “任何新的成员加入我们的组织都是自由的，他们知道，既然加入了这个组织，那他就属于它而不是属于他自己了。加入组织是自由的，但是不能退出组织，因为任何成员退出都必然会使这个组织的存在本身遭到危险，而这个组织不应该取决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轻率行为、一意孤行或者他们的谦逊、诚实和力量的程度大小……因此，每个人加入组织时都应该知道，他把自己、把他所有的全部精力、资金、才能和生命都无须偿还地献给了组织……这在它所公布的、委员会委员以及委员会以外的组织的其他一切成员都必须遵守的纲领中已经谈得很清楚、很明确……如果他确实有这种〈革命的〉激情，那末组织对他提出的一切要求，对他说来都是容易办到的。大家知道，对于激情来说根本不存在困难，激情不承认有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而且障碍越是难于克服，为激情所鼓舞的人的意志、才能和力量就越显得顽强。谁有这种激情，谁就不可能有个人的嗜好存在的余地；他甚至不是放弃这些嗜好，因为在他身上再也不存在这些东西了。本团体的严肃的成员清除了自己本身的任何猎奇心理，并且无情地追击其他一切人的猎奇心理。虽然他也认为自己值得得到任何信任，但是正因为他值得信任，即因为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所以除了他为更好地完成他所担负的事情所必需的东西以外，他不企求也不希望知道任何东西。关于事业，他只是根据命令叫他跟谁谈就跟谁谈，叫他谈什么就谈什么；总之，他无条件地、严格地遵循他从上面得到的一切命令和指示，不询问，甚至也不设法打听他本人在组织中是哪一级；自然他只希望尽可能让他承担更多的事情，但是，同时他又耐心地等待把事情委托给他。 这种铁的、无条件的纪律可能会使新参加者感到惊讶，甚至感到屈辱；但是，任何正派的成员，任何真正聪明能干的人，只要他具有我前面谈到过的那种融汇一切的人民胜利的激情，这种纪律就不会使他感到惊讶和屈辱，而且相反地会使他高兴，同时会使他安心。严肃的成员会认识到，正是这种纪律才是每个成员相对的无个性的必要保证，才是全面胜利的条件，sinequanon〔必要的条件〕，只有这种纪律才能够团结真正的组织，并且建立集体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依靠自发的人民的威力，将能够战胜和破坏国家组织的巨大力量。 别人会问：我们怎么能够信赖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委员会的独裁领导呢？但是，这个委员会你们是知道的：因为第一，根据这个委员会公布的纲领你们可以知道它，这个纲领非常明确而清楚并且对每一个新加入组织的人还做了更加详细的解释；第二，通过你们知道和尊敬的那些人对它所抱有的无条件的信任，这个委员会已经对你们作了自我介绍，这种信任使你们只会加入这个组织，而不是别的组织。通过始终符合本组织的纲领和目的的、不倦的、坚决的和深入一切地方的活动，这个委员会很快就会使得本组织的真正成员更加了解它。大家都将自愿地服从它的权威，因为一方面他们在实践中愈来愈确信委员会的确实令人惊异的预见性、警惕性、理智的毅力和它的命令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愈来愈确信这种纪律的化险为夷的作用和必要性。 有人可能问我：如果委员会的成员对一切人说来都是无法探知的秘密，那末，你用什么办法能够得到有关该委员会的消息，并且确信它是有根据的呢？——我坦白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委员会的任何一个成员、委员会的人数、甚至它的所在地，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委员会不是在国外，而是在俄国，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一个国外的革命委员会对俄国来说是一件荒谬绝伦的事情，这也许只有流亡者中那些沽名钓誉的糊涂虫和夸夸其谈的饶舌家才能想出来，他们用‘人民事业’［注：读者记得，由几位俄国青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国际的俄文报纸用的是这个名称，这些青年非常清楚，这个所谓的委员会和巴枯宁的组织的真正价值。］这个响亮的名称来掩饰自己徒骛虚名和恶毒阴谋的懒散行为。 在十二月党人的贵族阴谋〈1825〉以后，伊舒亭和他的同志们做了成立郑重组织的第一次尝试。本组织是第一个彻底成功的、整个俄国的革命力量的组织。它利用了一切准备和试验。任何反动派都不能迫使它解散，它的寿命将比一切政府都长。只要它的全部纲领还没有成为俄国的日常生活，成为全世界的生活，它就不会停止活动。 大约一年以前，委员会认为把关于它存在的事实告诉我是有益的，于是给我寄来了它的纲领，同时还说明了俄国革命行动的总计划。我赞同了纲领和计划，确信这一事业以及从事这一事业的人都是严肃的，因此我做了我确信是在国外的任何一个正直的流亡者都应该做的事：无条件地服从了作为俄国革命事业的唯一代表和领导者的这个委员会的权力。我现在对你们讲话，也只是服从委员会本身的要求。此外我什么也不能对你们说。关于这个组织，我只补充一句话。我很了解整个组织的计划，所以我完全确信，现在任何力量也不能破坏这个组织。即使在行将来临的斗争中人民党遭到新的失败——我们谁也不害怕这种失败，我们相信人民事业即将胜利，——即使我们的希望没有实现，在那种情况下，在人民起义的最悲惨的毁灭中，在最野蛮的反动中，这个组织仍将完整无损…… 这个纲领的基础是最广泛的、最人道的，这就是以社会财产和一切人都同样必须从事的共同劳动为基础的，一切人的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彻底的平等，当然，应该把那些宁愿饿死也不肯工作的人除外。 世界各国的无知大众的纲领目前就是这样，这个纲领完全符合我国人民世世代代的要求和本能……我们组织的成员向下层人民［注：在巴枯宁呼吁书的俄文本中用的是：“无知大众”。——编者注］提出这个纲领的时候，感到惊佩不已的是，他们如此迅速、如此广泛地理解了它，并且如此热切地接受了它。就是说，纲领已经具备。它是不可改变的。谁赞同它，谁就应当跟着我们走。谁反对我们，谁就是一切人民敌人的朋友，就是沙皇的宪兵、沙皇的刽子手——我们的敌人…… 我对你们说过，我们的组织建立得十分巩固，现在我再补充说一句，它在人民之中已经扎下了深远的根，即使我们现在遭到了失败，我们的反动派也无法破坏它…… 一些奴仆成性的报纸和杂志遵从第三厅的主使，竭力要公众相信，政府已经把阴谋一网打尽了。政府什么也没有抓着，这个委员会和组织现在和将来都完整无损，政府本身很快就会确信这一点的，因为人民大爆发已经迫近。人民大爆发已经如此迫近，每个人现在就应该决定，他是想做我的朋友，人民的朋友呢，还是做我们的敌人和人民的敌人。对于一切朋友，不管他属于哪一个阶层，不管他的地位如何，我们的队伍都是欢迎的。但是你们会问：怎样找到你们呢？谁抱着为人民事业服务的真诚愿望和坚定意志去寻找这个组织，在你们周围到处存在、在你们的同志中已经有了许多成员的这个组织本身就会去寻找他。谁不赞成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任您选择吧。” 巴枯宁在由他署名的这本小册子中，假装成似乎他不知道被他托名来说话和被涅恰也夫托名在俄国活动的那个委员会的所在地和成员。但是，授权涅恰也夫以委员会的名义活动的唯一的文件是由米哈伊尔·巴枯宁签署的，得到关于各支部的工作的报告的唯一的一个人，也是米哈伊尔·巴枯宁。因此，当米哈伊尔·巴枯宁宣誓无条件地服从委员会的时候，就是宣誓服从米哈伊尔·巴枯宁本人。 我们认为，无需乎再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篇由巴枯宁署名的著作，不仅在方针上而且在措辞上都和其他匿名出版的俄文文件完全相同。我们只想指出，巴枯宁在这里怎样运用革命问答的道德。他首先向俄国军官们宣扬这种道德。他向他们宣称，他和其他亲信者以革命的耶稣会教徒的身分进行活动是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也填补了既有的空白点；他说，对于委员会，他们放弃了个人自由，他们的个人自由不会比有名的耶稣会“死尸”的个人自由更多些。为了使暗杀伊万诺夫一事不致于把军官们吓跑，他企图叫他们相信把任何想退出秘密团体的人杀掉是必要的。然后，他就用这种道德来对待他的读者，最无耻地欺骗他们。巴枯宁知道，政府不仅逮捕了俄国的全部亲信者，而且逮捕了十倍以上的被涅恰也夫陷害的人，因为他们属于革命问答中规定的所谓的“第五类”人，他知道，在俄国连组织的影子也不存在了，那里不仅现在没有，而且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委员会，如果不算当时和他一起呆在日内瓦的涅恰也夫的话；此外，他知道这本小册子在俄国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个拥护者，它只能成为政府采取新的迫害措施的借口；可是他仍然声称，政府根本谁也没有抓到，委员会在俄国继续存在，并且在那里开展着不倦的、坚决的、深入一切地方的活动，广泛表现出真正令人惊异的预见性、警惕性、有理智的毅力和令人惊叹不已的灵活性（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供词成了这一切的证明），他的秘密组织，即1825年以后在俄国存在的唯一严肃的组织，是不可损害的，这个组织在热烈欢迎它的纲领的人民的下层中扎下了根，它在军官们周围到处存在，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再过几个月，即在1870年春天，革命就要爆发。仅仅为了自己能够怡然自得地在自己的伪国际兄弟面前对镜观赏“自己戏剧式的面貌”，声称“把个人生命、个人思想和个人自由置之度外”，声称自己比“那些玩弄名誉、个人人格和权利并且具有喜欢讲空话、瞎吹牛的恶习的人”更高尚的米哈伊尔·巴枯宁，就是这样向俄国人撒谎的，就是这样吹牛的。 在1870年，这个人向俄国人宣扬盲目地、无条件地服从来自上面一个匿名的、不可知的委员会的命令，宣称耶稣会的纪律是胜利的sinequanon〔必要的条件〕，只有这种纪律才能战胜国家（不是俄罗斯国家而是一般国家）的可怕的集中制，宣布了比最原始的共产主义更加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在1871年也正是这个人却以反对德国共产主义者的权威主义和集中制为借口，以在建立自治支部和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并且使国际变成所谓它应该成为的东西即未来社会的原型为借口，图谋在国际内部掀起分裂和破坏运动。如果未来社会真的按照同盟的俄国支部的榜样建立起来的话，那它一定会远远超过巴枯宁如此珍爱的耶稣教徒的圣父圣祖们的巴拉圭[371]。 九 结语 国际一方面让各国工人阶级的运动和意愿享有充分的自由，同时它又能够把工人阶级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第一次使统治阶级及其政府感觉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威力。统治阶级及其政府承认了这个事实，于是便集中一切力量来攻击我们全协会的执行机关——总委员会。自从巴黎公社复灭以来，这种攻击日益变本加厉。同盟分子正好选择了这个时刻来对总委员会公开宣战！他们断言，国际手中的强有力的武器——总委员会的威望——无非是反对国际本身的武器而已。他们说，这种威望不是在反对国际的敌人的斗争中赢得的，而是在反对国际本身的斗争中赢得的。用他们的话说，总委员会的权力欲战胜了各支部和各国联合会的自治。为了拯救自治，除了使国际失去领导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 实际上，同盟的活动家们知道，他们若不利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巴枯宁的一百名国际兄弟就只有永远放弃秘密领导无产阶级运动的幻想。他们的粗暴的攻击得到了世界各国警察当局的报刊的赞扬。 关于自治和自由联合的响亮的词句，一句话，他们对总委员会宣战的号召，只是掩盖他们的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法罢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破坏国际，从而使国际屈从于同盟的秘密的、教阶制的和独裁的统治。 支部自治、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反权威主义、无政府状态——这就是非常适合那个“游民”团体的胃口的动听辞句。这些“毫无升官发财的前途，看不到出路”的“游民”在国际内部进行秘密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使国际屈服于秘密的专政并把巴枯宁先生的纲领强加于它！ 剥去这个纲领的破烂的奇装异服，可以把它归结如下： 1．把那些出身上等社会阶层的游民的生活所必然产生的一切龌龊行为，宣布为超革命的善行美德。 2．把必须腐蚀极少数细心挑选出来的工人奉为原则，迎合他们的心理，用神秘的引为亲信的办法使他们脱离群众，强迫他们参加秘密领导机关所策划的阴谋和诈骗勾当，鼓励他们放纵自己的“恶欲”——这就是从根本上动摇旧社会。 3．主要的宣传方法是：瞎吹秘密团体的规模如何庞大、力量如何雄厚，预言秘密团体所准备的革命必不可免等等，以此来吸引青年；在各国政府面前陷害那些出身于各富裕阶级的最进步的人，以便以后在金钱方面剥削他们。 4．用刑事犯罪——这个革命的最高体现——的英雄们的破坏一切的行为来代替工人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进行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总之，他们建议把在“按照西方典范炮制的各次革命”时期由工人自己清除了的流氓放出来，从而让反动分子无偿地支配这个由奸细密探组成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匪帮。 在同盟的理论戏法和实际图谋中，究竟笑料多还是劣迹多，这很难说。不过同盟毕竟是在国际内部发起了一场无声的斗争，这场斗争在两年中使我们协会的活动遭到了困难，结果有一部分支部和联合会脱离出去了。因此，海牙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对同盟的各项决定只是履行自己的义务罢了。代表大会不能让国际这个无产阶级的伟大创造陷入剥削阶级败类为它设置的罗网。至于那些想剥夺总委员会的职能的人，我们不能采取别的态度，只能把他们看做是叛徒或者傻瓜，因为失去这些职能国际就将变成一个无形的、涣散的，用同盟的语言来说就是“无定形的”东西。 委员会： 欧·杜邦弗·恩格斯 列奥·弗兰克尔Ａ．勒穆修 卡尔·马克思奥·赛拉叶 1873年7月21日于伦敦 十 补充 1．巴枯宁的逃亡 1857年，巴枯宁被解往西伯利亚，但是不是像人们根据他的叙述可能认为的那样去服苦役，而只是流放。当时西伯利亚的总督是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他是扼杀波兰的刽子手穆拉维约夫的亲戚和巴枯宁的亲戚。巴枯宁由于这种亲属关系和他对政府的效劳，在那里处于特殊的地位，受到特别的优待。 当时1849年阴谋的首脑和组织者彼得拉舍夫斯基[372]也在西伯利亚。巴枯宁对他抱着明显的敌对态度，并且千方百计地企图陷害他；作为总督的亲戚，他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困难的。巴枯宁这样迫害彼得拉舍夫斯基成了他受上司赏识的又一个原因。在西伯利亚和俄国曾经轰动一时的一桩暧昧的事件结束了两个被流放者之间的这场斗争。对一位玩弄自由主义的高级官吏的行为的批评，在总督的周围引起了一场风波，结果导致了决斗和死亡。这个事件从头到尾都同个人阴谋和诈骗伎俩有紧密的联系，因此激怒了全体居民，他们指责高级官吏们是蓄意谋害这次决斗的牺牲者——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一位年轻的朋友。民愤非常大，政府甚至担心会发生人民暴动。巴枯宁坚决地站在包括穆拉维约夫在内的高级官吏那边。他利用自己的影响设法把彼得拉舍夫斯基流放到更远的地方去，并且还在他以目击者的身分写给赫尔岑的一封长信中为迫害彼得拉舍夫斯基的那批人辩护。赫尔岑把这封信登在“钟声”上的时候，删去了其中对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一切攻击，但是在转寄圣彼得堡时这封信的抄本使当地的公众知道了这封信的原文。 一般说来比其俄国的同行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西伯利亚商人，想在西伯利亚创办一所大学，这样就无需把自己的子弟送到俄国很远的学校去上学，并且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一个文化中心。这需要经过皇帝的恩准。穆拉维约夫在巴枯宁的影响和劝说之下，表示反对这个方案。巴枯宁对科学的仇恨是有久远的根源的。这个事实在西伯利亚广泛地为人们所知道。俄国人多次向巴枯宁质问这件事情，巴枯宁无法否认这个事实，只好这样来解释自己的行为，说是当时他正准备逃走，因此力求博得自己的亲戚——总督的好感。 巴枯宁不仅自己享受和滥用了上司的优待，而且由于受到了少量的贿赂还为资本家、承包人和包税人争取这种优待。在涅恰也夫的那些牺牲者身上搜获并由政府在1869—1870年间加以公布的巴枯宁的传单中，包含有公敌名单；列入名单的人之中有名噪一时的“莫斯科新闻”[373]总编辑卡特柯夫。为了报复，卡特柯夫在自己的报纸上作了如下的揭露：说是他那里有巴枯宁从西伯利亚到达伦敦以后写出的一批信件，在这些信件中巴枯宁要卡特柯夫看在老朋友的份上借给他几千卢布。巴枯宁承认，他在西伯利亚期间每年都从一个烧酒包销者那里得到一定数量的款子，这位包销者给他这笔钱，是想让他帮忙保证自己能得到总督的照顾。这笔不清白的外快（他在逃走以后就不再领取了）使他的良心受到责备，他想把自己用了的这笔钱还给那个包销者；为了实现这种善行，他便要求自己的朋友卡特柯夫资助他。卡特柯夫拒绝了。 当巴枯宁向自己的老朋友卡特柯夫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卡特柯夫早就在第三厅的职务上声驰名赫，他利用自己的报纸来对俄国革命者特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波兰革命进行告密。可见，1862年巴枯宁是向这样一个人要钱，这个人他知道是由俄国政府豢养的告密者和文化界的匪徒。巴枯宁连一次也不敢反驳这个沉重的指责。 巴枯宁用上述办法弄到了许多钱，同时又有官高势大的总督的庇护，要逃走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不仅领到了一张写着自己名字的可以在西伯利亚全境通行的护照，而且还接受官方的委托，巡视直到东部国境的边陲地区。到了尼古拉也夫斯克港口以后，他便立即不费周折地转赴日本，在这里他安然地坐上了开往美洲的船只，于1861年抵达伦敦。这位新的穆罕默德就这样实现了一次神奇的逃亡。 2．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宣言 1861年3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在欧洲全体自由派的响亮的掌声中宣布废除农奴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革命派争取保持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努力虽然获得了结果，但是结果是如此不能令人满意，早在关于废除农奴制的宣言尚未公布以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就痛心地承认道： “如果我知道，我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会得到这样的解决，我宁愿遭到失败也不愿获得这样的胜利。我宁愿让他们按他们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完全不考虑我们的要求。” 事实上，关于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无非是一种诈骗伎俩。相当大一部分土地被从真正的所有者手中夺走，而宣布了实行农民赎买土地的制度。沙皇这个背信弃义的法令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那一派人反对皇帝的各项改革的新的、无可辩驳的论据。而自由派却站到赫尔岑的旗帜下面，大声高呼：“加利利人，你胜利啦！”加利利人这个词在他们嘴里就是亚历山大二世。——从此以后，以赫尔岑的“钟声”为主要机关报的自由派，就不断吹捧解放者沙皇，为了转移社会上对这个反人民的法令所引起的怨恨和抗议的注意力，他们竟呼吁沙皇继续进行他的解放事业，并且为解放被压迫的各斯拉夫民族、为实现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而开始一次十字军征讨。 1861年夏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同时代人”（《Sovremennik》）杂志[374]上揭穿了泛斯拉夫主义者的阴谋，并且向各斯拉夫民族说明了关于俄国的真正局势和他们的虚伪朋友——泛斯拉夫主义者主张自私自利的蒙昧主义的真相。当时，从西伯利亚回来的巴枯宁认为发表意见的时候到了。于是，他写了以“告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族友人书”为题的长篇宣言的第一部分，作为附录刊载在1862年2月15日的“钟声”上。宣言的第二部分一直没有出现。 宣言一开始就做了如下的声明： “我保持着战无不胜的思想的勇敢精神，我的身心、意志、激情都仍然忠实于朋友们，忠实于伟大的共同事业和我自己……久经考验的老朋友以及与我们同思想共意志的年轻朋友，现在我来到你们这里，请求你们：再次接受我加入你们的队伍，允许我在你们中间，和你们一道，把我的全部余年贡献给争取俄国的自由、争取波兰的自由、争取全体斯拉夫人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 巴枯宁之所以向他的老朋友和年轻朋友提出这种毕恭毕敬的请求，是因为 “在异邦做一个活动家是不愉快的。我在革命的年代里对这一点深有所感：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我都不能扎根。因此，由于我还保持着当年对全世界进步运动的全部热烈同情，而且为了不白白地浪费我的余年，我现在应该把自己的直接活动局限在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人的范围之内。在我的爱情和信仰中，这三个单独的世界是不可分割的”。 1862年，即十一年以前，当时年满51岁的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声明崇拜国家和泛斯拉夫主义的爱国主义。 “直到现在，大俄罗斯民族可以说只是过着外部的国家生活。无论他们在国内的状况多么艰难，尽管他们陷于极度的破产和遭受奴役，他们仍然珍重俄国的统一、力量和伟大，并且甘愿为这些做出一切牺牲。这样就在大俄罗斯民族当中形成了国家观念和不讲空话而务实际的爱国主义。可见，在斯拉夫各部族之中只有这个民族保全下来了，只有这个民族在欧洲站稳了脚跟，并且使一切人都感觉到它是一种力量……别担心这个民族会丧失它的合法的感召力，以及它用三百年来为了自己国家的完整而以难以忍受的自我牺牲精神建树的功绩在自己内部培植的政治力量……我们将把我国的鞑靼人发送到亚洲去，把我国的德国人发送到德国去，我们将是自由的纯粹俄罗斯民族……” 为了使这篇以要求进行一场反对鞑靼人和德国人的十字军征讨为结尾的泛斯拉夫主义宣传更有分量，巴枯宁指点读者去找尼古拉皇帝： “甚至有人说，尼古拉皇帝本人在临死以前不久准备对奥地利宣战，他想号召奥地利和土耳其的一切斯拉夫人、马扎尔人、意大利人发动总起义。他自己制造了一场反对自己的东方风暴，而为了躲过这场风暴，他曾想从一个独裁的皇帝变成一个革命的皇帝。据说，致斯拉夫人的各篇呼吁书上已经由他签了字，而且其中还有一篇致波兰的呼吁书。不管他怎样仇恨波兰，他还是知道，没有波兰要发动斯拉夫人的起义是不可能的……他已经彻底战胜了自我，以致准备承认波兰的独立存在，但是……只是在维斯拉河的西岸。” 就是这个从1868年以来一直伪装成国际主义者的人，在1862年为了俄国政府的利益宣扬种族战争。泛斯拉夫主义是圣彼得堡内阁的发明，它的目的无非是要把俄国的欧洲疆界向西面和南面推进。但是，因为他们不敢向居住在奥地利、普鲁士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直截了当地宣布，他们将要被溶化在大俄罗斯帝国之中，所以他们只是在这些人面前把俄国描绘成一个能够把他们从外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把他们联合成伟大的自由联邦的强国。于是，泛斯拉夫主义就具有了各种不同的色彩，从尼古拉的泛斯拉夫主义一直到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但是，这一切泛斯拉夫主义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的，实质上它们彼此之间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刚才引用的那段文字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即将谈到的一篇宣言，将毫无疑义地确证这一点。 3．巴枯宁和沙皇 我们已经谈到，由于废除农奴制，俄国自由派和革命派之间的斗争加剧了。在革命派的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周围，团结了一个政论家的队伍、人数众多的一批军官和青年学生。自由派的代表是赫尔岑、几个泛斯拉夫主义者以及相当数量的和平改革派分子和亚历山大二世的崇拜者。政府支持了自由派。1861年3月，俄国的青年大学生们表示坚决拥护解放波兰；1861年秋天，他们曾试图反对“国家改革”，结果当局采取了惩戒措施和经济措施，剥夺了贫苦的大学生（他们占大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政府宣布他们的抗议是暴乱；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喀山，有数百名青年被关进监狱，经过三个月的监禁以后便从大学里被驱逐或开除。由于担心这批青年会加剧农民的不满，国家参议院特别决定禁止原来的大学生在农村中担任任何社会职务。但是，迫害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们把教授们例如巴甫洛夫驱逐出校；由被开除的大学生组织的公共补习班被封闭了；利用毫无根据的借口来采取新的迫害措施；刚刚被批准成立的“青年学生互助储金会”突然被查封；停止出版各种报纸。这一切激起了激进派的极大愤怒和忿恨，使他们不得不出版地下刊物。于是出现了这一派的宣言，题目是“年轻的俄罗斯”，还加上了引自“罗伯特·欧文”的题辞。[375]这个宣言对本国国内状况、各个党派的情况和出版界的处境作了清楚而明确的说明，它宣传共产主义，做出了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的结论。宣言号召一切郑重的人在激进的旗帜周围团结起来。 这个地下印刷的宣言刚一出现，由于命定的巧合（如果警察当局没有插手其中的话）在彼得堡便发生了许多起火灾。政府和反动报刊幸灾乐祸地利用这个口实指控青年和一切激进派在纵火。各个监狱又有了人满之患，在通往流放地的各条道路上又一次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受难者。车尔尼雪夫斯基遭到逮捕并被关进了圣彼得堡要塞，在那里经受了漫长的两年折磨以后，他又被押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 早在这场灾祸发生以前，赫尔岑和格罗美卡（他后来作为波兰一个省的总督曾协助镇压波兰）就一个在伦敦一个在波兰恶毒地攻击激进派，并且诬蔑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什么他得了勋章可能就会罢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篇措词极其委婉的文章中呼吁赫尔岑考虑一下“钟声”在对俄国革命派采取了公开的敌对立场以后打算扮演的新角色会有什么后果。[376]赫尔岑郑重地声明，他准备当着他称为国际民主派的那些人的面，即当着马志尼、维克多·雨果、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等人的面，举起他那优美的酒杯祝贺伟大的解放者沙皇的健康；他还补充说，不管彼得堡革命的但以理们说些什么，我知道，和他们的愿望和哀号相反，这种祝贺一定会在冬宫（沙皇的府邸）得到良好的反应。革命的但以理们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 巴枯宁超过了赫尔岑。正当革命派被完全击溃的时候，正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坐牢的时候，当时已经51岁的巴枯宁出版了他给农民沙皇的那本有名的小册子“罗曼诺夫、普加乔夫还是彼斯节里。人民事业”。“米哈伊尔·巴枯宁文集”1862年版。 “许多人还在猜测，俄国会不会发生革命，革命却逐步地开始了，它支配着一切地方、一切东西、一切聪明人的头脑。它依靠政府的手来进行甚至比依靠革命信徒的努力来进行还要顺利。它在没有使俄罗斯世界得到新生以前，在没有建立和创造出一个新的斯拉夫世界以前，不会平静，不会停息。 王朝显然是在毁灭自己。它认为它想得救就要窒息而不是激发觉醒了的人民生活。这种生活如果被理解了的话，它会把沙皇王朝提高到前所未见的强大和光荣的高度……真遗憾！这样庄严而美好的角色却很少落在沙皇王朝的身上。亚历山大二世可以很容易地成为受人民膜拜的偶像，成为俄国的第一个农民沙皇［注：把农民沙皇（ZemskyTzar）的封号赠与亚历山大二世是巴枯宁和“钟声”的一项发明。］，他的强大并不在于本国人民惧怕他，而在于本国人民爱戴他，人民享有自由和过幸福的生活。依靠这种人民，他可能成为整个斯拉夫世界的救主和首脑…… 为此只需要有一个在宽容精神和坚持真理方面开阔而坚强的俄罗斯的心胸。整个俄罗斯的、而且整个斯拉夫族的生气勃勃的活动都要求他来驾驭，决心做他的历史威名的柱脚。” 接着，巴枯宁要求消灭彼得大帝的国家、德意志国家，并且建立“新的俄罗斯”。把这项事业的完成寄托在亚历山大二世的身上。 “他的开头做得十分出色：他宣布给人民以自由，给经受了千年奴役的人民以自由和新生活。看来他是想建立农民的俄罗斯〈《zemskoujouRos-siou》〉，因为在彼得的国家中自由的人民是不可思议的。1861年2月19日，尽管关于解放农民的命令有一切失策之处和荒谬的矛盾，亚历山大二世终究是曾经统治过俄国的一位最伟大、最受爱戴、最强有力的沙皇。”——但是，“自由是违背亚历山大二世的一切本能的”，因为他是一个德国人，而“德国人将永远不会理解和爱护农民的俄罗斯……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巩固彼得国家的大厦……他想出了招致灭亡的、不可能实现的主意，他正在毁灭自己和他的王朝，并且准备使俄国陷于流血的革命”。 “关于解放的命令”的一切矛盾、一切枪杀农民的事件、大学生的学潮，总之，一切恐怖手段，在巴枯宁看来， “完全是由于沙皇缺乏俄罗斯精神和热爱人民的胸襟，由于他如痴如狂地力图无论如何要保住彼得的国家……可是他，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本来可以不流一滴血就在俄国进行一次最伟大、最有益的革命。就是现在他还是可以这样做；如果我们现在对和平的办法感到绝望的话，那并不是因为为时已晚，而是因为我们终于对亚历山大二世认识他能够挽救自己和俄国的唯一道路的能力感到绝望了。经过千年沉睡以后觉醒起来了的人民的运动是无法阻挡的。但是，如果沙皇坚决而大胆地把这个运动领导起来，那他为俄罗斯造福和增光的威力就会不可限量”。 为此，他只需要给农民以土地、自由和self-government〔自治〕。 “也不要害怕由于实行区域的self-government各个省份之间的联系就会断绝，俄罗斯大地上的统一就会遭到破坏；要知道各省的自治将只是行政方面、内部立法方面、司法方面的自治，而不是政治方面的自治。没有一个国家，也许除法国以外，能够像俄国这样，在人民当中有这种意义的制度的统一、国家的完整和人民的尊严。” 当时在俄国有人要求召开国民议会［注：在巴枯宁的俄文本中，这里和后面用的术语是：“全民性国民代表会议”。——编者注］。一些人要求用这种议会来解决财政困难，另一些人要求用这种议会来推翻君主政体。巴枯宁希望用这种议会来显示俄国的统一，来巩固沙皇的权力和威严。 “迄今只体现于沙皇一身的俄国的统一，现在再要求另一个代表机关：国民议会……问题并不在于会不会发生革命，而在于革命的办法究竟是和平的还是流血的。如果沙皇把人民的运动领导起来，同国民议会一起广泛而坚决地根据自由的精神来着手改造俄国的话，革命的办法就将是和平的、美满的。但是，如果沙皇想要倒退或者只是采取不彻底的措施，那末革命就将是可怕的。那时，由于爆发全民起义，革命就将具有无情杀戮的性质……亚历山大二世能够挽救俄国免于彻底破产，免于流血。” 可见，在1862年，革命对巴枯宁说来意味着俄国的彻底破产，于是他央求沙皇预防国内发生革命。对于许多俄国革命者说来，召开国民议会就是意味着推翻沙皇王朝，但是，巴枯宁却使他们的期望落空，他向他们宣布， “国民议会将反对他们而拥护沙皇。可是，如果国民议会要和沙皇作对呢？——这难道可能吗？要知道，是人民将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国民议会，而人民直到现在都无限信仰沙皇，期望从沙皇那里得到一切。哪里会有作对的事呢？……毫无疑问，如果沙皇现在〈在1862年2月〉召开国民议会，他就会第一次看到那些真正忠实于他的人都团结在他的周围。如果让无政府状态［注：巴枯宁用的是：“混乱状态”。——编者注］再继续几年，民心就可能改变。我们这个时代是瞬息万变的。但是，现在人民拥护沙皇，反对贵族，反对官僚，反对穿着德国〈即欧洲〉衣服的一切人。对于人民说来，在这个官方俄国阵营中的一切人都是敌人，一切人都是，只有沙皇除外。谁敢叫人民反对沙皇呢？即使有人敢，难道人民会相信他吗？不是沙皇不顾贵族的意志，不顾官僚们的共同愿望，解放了农民吗？” “俄国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第一次将要直接会见自己的沙皇。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极关紧要的时刻！他们彼此将怎样感到满意呢？这次会见将关系着沙皇和俄国的整个未来。人民使者们对沙皇的信任和忠诚是无限的。如果沙皇依靠他们，对他们表示同样的信任和热爱，他就能够把自己的宝座竖立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高，更稳固。但是，如果人民使者们见到的不是救命恩人沙皇、人民的［注：巴枯宁用的是：“庶民的”。——编者注］沙皇，而是穿着普鲁士制服的彼得堡皇帝、心胸狭窄的德国人，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沙皇不是给人民以他们所期望的自由，而是什么也不给或者几乎什么也不给，那会怎么样呢？……如果那样，沙皇制度就要遭殃。至少彼得堡的帝位，即德国人的、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的帝位将要完蛋。 如果在决定整个俄国是生是死、是和平还是流血的问题的那个危急关头，在国民议会面前出现一个人民的沙皇、善良的沙皇、正义的沙皇，他热爱俄国，决心按照人民的意志来安排人民的生活，那末他有了这样的人民还有什么事做不到呢！谁敢起来反对他？和平、信仰，都将奇迹般地得到恢复，款项也有办法筹措，一切事情安排起来都会简单、自然，谁都不感到吃亏，谁都不感到拘束。这样的沙皇所领导的国民议会将会建立一个新的俄罗斯。任何恶毒的图谋和任何敌对的力量都无力反对沙皇和人民联合起来的威力……有没有希望组成这样的同盟呢？我们直截了当地说，没有。” 不管巴枯宁在那里说些什么，他仍然没有放弃诱导自己的沙皇的希望，为了影响沙皇，他用革命青年吓唬他，如果沙皇迟疑不决，这些革命青年就将完成自己的事业，为自己打开一条通向人民的道路。 “为什么青年不拥护您，而全体青年都反对您呢？要知道这对您说来是一个很大的不幸……青年首先需要自由和真理。但是，为什么他们离开了沙皇，为什么他们宣布反对第一个宣布给人民自由的那个人呢？……是不是他们迷恋于抽象的革命理想和‘共和国’这个响亮的字眼呢？部分地说也许是这样，但是这是非常表面的、次要的原因。我们的大多数先进青年非常清楚，西方的抽象概念，无论是保守派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或者甚至是民主派的，都不适用于俄国的运动……俄国人民不是根据抽象原则来进行活动的……西方的理想对他们说来是格格不入的，保守派的、自由派的、甚至革命派的教条主义想使他们服从自己的方针的一切企图都将是徒劳无功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理想……他们将为历史提出新的原则，建立另一种文明，就是说要建立新的信仰、新的权利、新的生活。 在这个伟大、严肃、甚至严峻的人民面前，是不能轻率行事的。青年们将抛弃自荐的小学教师这个可笑的、令人讨厌的角色……我们能教些什么呢？要知道，如果把自然科学和数学撇在一边，我们的全部聪明睿智的最高成就就是对西方学说中的那些所谓确定不移的真理的否定、对西方的彻底否定。” 接着，巴枯宁大骂“年轻的俄罗斯”一文的作者们，指责他们死搬教条、想充当人民的导师和糟蹋事业；他把他们称为什么也不懂、只会从他们读过的几本西方书籍中吸取思想的毛孩子。当政府把这些青年当做纵火犯关进监狱的时候，对他们提出的指责同这是一模一样的。为了让自己的沙皇安心，巴枯宁声称： “人民并不拥护这个革命派……我国青年绝大多数属于人民派，属于把人民事业的胜利作为自己的唯一目的的那一派；这一派没有成见，既不拥护沙皇，也不反对沙皇，如果沙皇本人开始了伟大的事业，以后又不背叛人民，这一派就永远不会离开沙皇；现在还不晚，只要他自己去领导人民，这批青年会很高兴地跟着他走。任何西方革命的成见都阻挡不了这批青年。而德国人该回德国去了。如果沙皇认识到他今后不应该成为暴力的集中制的首脑，而应该成为各自由民族的自由联邦的首脑，那末，依靠坚实的、复兴的力量，与波兰和乌克兰结成同盟，割断一切可恨的德国人的同盟，大胆地举起全斯拉夫族的旗帜，他就会成为斯拉夫世界的救主！ 实在说，讨伐德国人是一件斯拉夫族的很好的，而主要是必要的事业，无论如何总比为了讨好德国人而扼杀波兰人要好。积极行动起来，把斯拉夫人从土耳其和德国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这将是一件必要的事情，是解放了的俄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在这个小册子中，他号召革命派在人民事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下面就是这个沙皇式的人民事业的纲领的几个要点： “第一条我们〈巴枯宁及其同伙〉希望人民的——即公社的、省的［注：巴枯宁用的是：“乡的、县的”。——编者注］、区域的以及国家的self-government〔自治〕，有沙皇还是没有沙皇，反正一样，看人民希望怎么样。——第二条……我们准备并且必须帮助波兰、立陶宛、乌克兰反对任何暴力和反对一切外来的敌人，特别是反对德国人。——第四条我们同波兰、立陶宛、乌克兰一起，希望向目前在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帝国和土耳其帝国的压迫下受折磨的我们的斯拉夫兄弟伸出援助的手，只要还有一个斯拉夫人仍然处在德国人、土耳其人或者其他什么人的奴役之下，我们就必须不让利剑入鞘。”—— 第六条规定与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希腊结成同盟；这恰好就是当时俄国政府所寻求的同盟。 “第七条我们将同一切斯拉夫部族一起，力求实现斯拉夫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建立伟大的、自由的全斯拉夫族的联邦……以便有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全斯拉夫族的力量。 这就是斯拉夫族事业的广泛的纲领，这就是人民俄罗斯事业的最高成就。就是为这个事业，我们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生命。 现在我们将同谁在一起走，走到哪里去，跟着谁走呢？走到哪里去？——这我们已经谈过了。同谁在一起走呢？——这我们也谈过了：显然，不是同别人而是同人民在一起走。但是，跟着谁走呢？跟着罗曼诺夫走，跟着普加乔夫走，还是跟着彼斯节里走，如果发现了新的彼斯节里的话？［注：罗曼诺夫是沙皇的姓；普加乔夫是叶卡特林娜二世在位时期一次伟大的哥萨克人起义的领袖；彼斯节里是反对尼古拉一世的1825年阴谋的首脑，他被绞死了。］ 说实话：如果罗曼诺夫能够并且想从彼得堡的皇帝变成农民的沙皇，我们最乐意跟着罗曼诺夫走。我们乐意站到他的旗帜下面，因为俄国人民还承认他，因为他的力量已经建立，可以立即用于事业，只要他对它进行人民的洗礼，它就能够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乐意跟着他走，还因为他曾经一个人进行并完成了一场伟大的和平革命，没有流一滴俄罗斯人或斯拉夫人的血。由于人们的愚蠢，流血革命有时是必要的，但是，它仍然是一种祸害、大祸害和很大的不幸，不仅对于革命的牺牲者说来是这样，而且对于干净而彻底地达到革命所追求的目的说来也是这样。在法国革命中，我们看到了这种例子。 可见，我们对罗曼诺夫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是他的敌人，但是也不是他的朋友。我们是人民俄罗斯的、斯拉夫的事业的朋友。如果沙皇领导这个事业，我们就拥护他。但是，当他要反对这个事业的时候，我们就将是他的敌人。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他是想做俄国的沙皇、农民的沙皇罗曼诺夫呢还是想做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的彼得堡皇帝？他是想为俄国、为斯拉夫人服务呢还是想为德国人服务？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解决，那时我们将知道我们该做什么。” 遗憾的是，沙皇认为无需乎召开国民议会，而从这个小册子可以看出，巴枯宁已经提出自己作为这个议会的议员候选人了。他的竞选宣言和对罗曼诺夫的屈膝下跪算是白费功夫了。他的幼稚的轻信态度可耻地受了欺骗，于是他没有其他出路，只好冒冒失失地投身到破坏一切的无政府状态中去。 这位对自己的农民沙皇五体投地的导师做出了这些无聊的杜撰，他的学生和朋友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就有充分的权利高呼：农民皇帝拿破仑第三万岁！ 十一文件 1．同盟的秘密规章 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这一份规章，有一部分是巴枯宁亲手写的。他把这些规章的副本不仅分发给了亲信者，而且也分发给了他期望用自己这个辉煌的纲领的启示录去加以诱骗的许多人。想当著作家的虚荣心压倒了拐骗者阴郁隐讳的习性。 国际兄弟同盟组织 三级： 一、国际兄弟会。 二、民族兄弟会。 三、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半秘密、半公开的组织。 一、国际兄弟会章程 1．国际兄弟除了世界革命以外没有别的祖国，除了反动以外没有别的异邦和别的敌人。 2．他们反对任何妥协和让步的政策，并且认为，不把他们的原则的胜利当做立即和直接的目的的任何政治运动都是反动的。 3．他们是兄弟，他们永远不互相攻击，既不公开地，也不在法庭上解决自己的争端。由双方从兄弟中推选出来的仲裁法庭，就是他们唯一的裁判机关。 4．每个兄弟对其余一切兄弟来说都应当是神圣的，比同胞兄弟更神圣。每个兄弟都应当从其余一切兄弟那里得到可能范围内的帮助和保护。 5．只有真诚地接受整个纲领以及由这个纲领而产生的一切理论后果和实践后果的人，只有把智慧、毅力、忠诚和沉着同革命热情结合起来的人，只有身有魔胆的人，才能成为国际兄弟。我们既不把义务，也不把牺牲强加于人。但是，具有这种热情的人一定会成就许多事业，甚至根本不意识到他是在做出牺牲。 6．对兄弟来说，不应当有比为革命服务和为我们的、以为革命服务为己任的秘密组织服务更重大、更神圣的事业、利益或义务。 7．兄弟永远有权拒绝完成中央委员会或他所属的民族委员会对他的委托，但是，如果连续多次拒绝，他就表明自己是敷衍塞责的人或懒惰的人，并且可能被所属的民族委员会暂时开除，而根据民族委员会的提请则可能被中央委员会暂时除名，直到宪法会议做出最后决定为止。 8．任何一个兄弟，未经他所属的委员会同意都不能担任社会职位。他们任何一个人，未向所属的委员会请示都不能进行同该委员会所确定的行为规范相矛盾或者甚至相抵触的公开行动或发表这类的言论。每当两个或两个以上兄弟在一起时，他们对一切重大社会事务应当进行磋商。 9．一切国际兄弟都是彼此了解的。他们之间永远不应当有什么政治秘密。他们任何一个人，未经所属委员会的明确同意都不能参加任何秘密团体，而在需要的时候，即所属的委员会要求他这样做的时候，也必须经中央委员会同意。而且只有在他向它们公开一切可能直接或间接使它们感到兴趣的秘密的条件下，他才能够参加这种秘密团体。 10．国际兄弟组织分为：Ａ．总委员会或宪法会议。Ｂ．中央委员会。Ｃ．民族委员会。 Ａ．总委员会 这是或者按确定的期限定期召集的，或者由中央委员会多数作为非常会议召集的，全体或者至少是三分之二国际兄弟的会议。它是我们整个组织的最高制宪权力机关和最高执行权力机关，它可以修改我们组织的纲领、章程和组织规章。 Ｂ．中央委员会 由（ａ）中央局和（ｂ）中央监察委员会组成。凡是不担任中央局委员的一切国际兄弟，只要离中央局相当近，可以在两天以内召集起来，——当然还有因过路而在当地的一切兄弟——都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在其他方面，它们在一切相互关系中，都遵循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章程（见第二条至第四条）。 Ｃ．民族委员会 每一个民族委员会都由当时在全国性组织中心或其附近的一切国际兄弟（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组成。每一个民族委员会又分为：（ａ）民族执行局和（ｂ）民族监察委员会。民族监察委员会应当包括当时在当地的、没有参加执行局的一切国际兄弟。其相互关系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执行局和监察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相同。 11．吸收新的兄弟须由民族委员会全体当时在当地的委员（不得少于三人）做出一致决定，并经中央委员会三分之二的多数批准。中央委员会可以根据自己全体委员的一致决定，直接吸收新的兄弟。 12．每一个民族委员会应当每星期至少开会一次，以便监督和活跃该委员会执行局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行政工作。它是自己的每一个成员在有关他们革命品质或者有关他们同社会的相互关系的一切方面的行为的当然裁判官。它的决定应当提交中央委员会批准。它指导自己全体成员的活动和公开的言论。它通过自己的执行局或者由它所指派的兄弟同中央局保持经常的通信联系，至少每两星期一次。 13．民族委员会组织本国的民族兄弟的秘密联盟。 二、民族兄弟会 14．民族兄弟在每一个国家内应当这样组织起来：使他们永远不能脱离国际兄弟共同组织的领导，特别是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他们的纲领和章程只有经中央委员会批准以后才能最后生效。 15．每一个民族委员会如果认为合适的话，都有权规定两类民族兄弟：（ａ）一类是在全国内彼此了解的民族兄弟；（ｂ）一类是只是在不大的小组范围内彼此了解的兄弟。民族兄弟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不应当哪怕是怀疑国际组织的存在。 16．在全国的一切重要地点建立省中心，省中心由国际兄弟或第一类民族兄弟的全体或其中一部分组成，任务是尽可能深入而且尽可能广泛地发展秘密组织和宣传它的原则，它们不限于在城市中进行活动，而且也要在乡村中和在农民中传播这些原则。 17．民族委员会应当尽快地筹到不仅是它自己的组织顺利地进行活动所必需的，而且也是整个协会的共同需要所必需的经费。因此，它们将把经费的一部分——一半？——上缴中央局。 18．民族局应当非常积极地进行活动，记住只有当在那些应当实现原则、纲领和章程的人身有魔胆的时候，这些原则、纲领和章程才有价值。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组织 1．同盟常设中央委员会由各常设民族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和日内瓦中央支部的成员组成。 这一切成员召开的全体会议就构成同盟的秘密全体大会，秘密全体大会是同盟的制宪权力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它每年最少在工人代表大会期间召开一次，其参加者以同盟在各个不同国家中的组织的代表的资格出席；大会也可以由中央局或日内瓦中央支部在任何时候召开。 2．日内瓦中央支部是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常任代表团。它由中央局全体委员和那些硬性规定必须永远兼任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的监察委员会委员组成。中央支部在宪法和行为规范的范围内是同盟的最高执行委员会，但是，宪法和行为规范只有全体大会才能制定和修改。中央支部根据普通多数票决定一切实际问题（但不是宪法问题和一般政治问题）；只要中央局的多数委员不愿意向全体大会申诉，这样通过的决议中央局就必须执行，如果申诉，中央局必须在三个星期以内召开全体大会。这样召开的全体大会只有在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参加的情况下，方为有效。 3．中央局——执行权力机关——设委员三名至五名或者甚至七名，他们必须同时是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局作为组成秘密中央支部的两个部分之一，是一个秘密组织。作为这种组织，它接受中央支部的指示，向一切民族委员会发出通知（不是秘密命令），并且从各民族委员会那里每月至少得到一次秘密报告。作为公开同盟的执行权力机关，中央局是一个公开组织。作为这种组织，它根据不同国家和不同情况，同一切民族局保持或多或少、或秘密或公开的联系，同时每月也从各个民族局得到报告。对外，它的管理机构将同联邦制共和国的总统制相一致。中央局作为同盟的既秘密又公开的执行权力机关，将使本团体的秘密宣传和公开宣传活跃起来，并且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促进同盟在一切国家中发展。它掌管根据公开章程（ｂ）条的规定由一切国家上缴供共同需要用的那一部分经费。它出版报纸和小册子，并且派自己的旅外代办到还没有同盟组织的国家中去建立组织。它在为了同盟的利益而必须实行的一切措施中，都应当服从秘密中央支部多数的决定，中央局全体委员都参加秘密中央支部。中央局是一个同时既公开又秘密的组织，而且它完全由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所以它始终将是这个委员会的直接代表机关。临时中央局将作为创建同盟的全体盟员临时推选出来的机构而提交日内瓦发起小组批准。这些创建同盟的盟员过去大多数是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他们已经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公民Ｂ［注：米·巴枯宁。——编者注］而各自回国去了。临时中央局在第一次公开全体大会召开以前将一直行使其职权。根据公开章程第七条规定，第一次公开全体大会将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支在最近这次工人代表大会期间召开。不言而喻，这次大会将任命新中央局委员。但是，由于中央局绝对有必要只由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所以常设中央委员会应当通过自己的各个民族委员会保证这样去组织和领导一切地方组织，使它们只派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或者绝对忠实于本国民族委员会领导的人（如果没有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作为代表出席大会，以便常设中央委员会能够经常控制同盟的整个组织。 4．监察委员会对中央局的全部活动实行监督。它由住在中央局所在地或其附近的所有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临时住在或者路过当地或附近的所有委员组成，但是组成中央局的委员除外。根据监察委员会两名委员的要求，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应当在三天以内到齐，同中央局委员一起召集最高执行委员会中央支部大会，其权利在第二条中已经作了规定。 5．民族委员会由所有属于同一民族的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一个民族有了三名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则由中央局或者必要时由中央支部建议他们成立本国的民族委员会。每一个民族委员会都可以任命本国中央委员会的新委员，但是任命必须根据该委员会全体委员的一致决定。民族委员会在任命新委员时应当立即通知中央局，中央局给新委员注册，从而授予他以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一切权利。日内瓦中央支部同样也有权根据支部全体成员的一致决定来任命新委员。 每一个民族委员会都有在本国建立和组织同盟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民族组织的专门任务。它通过应该由它建立的、完全由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的民族局，对民族组织实现最高领导并成为这个组织的首脑。各个民族委员会对相应的民族局的关系、权利和权力将同中央支部对中央局的关系、权利和权力一样。由相应的民族局和监察委员会联合组成的民族委员会，除了中央局以外不承认别的领导机关，民族局无论在宣传和行政方面还是在征收和上缴会费方面，都将是中央局和本国的一切地方组织之间的唯一中间机关。民族委员会通过相应的民族局应当保证这样去组织本国的同盟：使常设中央委员会委员永远在同盟中占统治地位，并代表同盟出席代表大会。 随着各个民族局建成了地方组织以后，民族局就应当把它们的章程和纲领提交中央局批准，否则地方组织不能参加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国际社会主义同盟纲领 1．国际同盟建立的宗旨，是要在我们纲领所宣布的那些原则的基础上组织和加速世界革命。 2．根据这些原则，革命的目的只能是：（ａ）在欧洲破坏任何统治和一切权力（宗教的、君主的、贵族的、资产阶级的），从而也就是破坏现存的一切国家及其全部政治、法律、官僚和财政机构。（ｂ）在以集体所有制、平等和正义为起点的，自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这个唯一的基础上建立新社会。 3．我们所了解的革命，确切地说是事物的力量现在必不可免地要提出来的革命，实质上带有国际性或者普遍性。面对着拥有谙练的组织所提供的一切威慑手段的欧洲一切特权利益和一切反动力量的带有威胁性的联合，而对着现在在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到处呈现的深刻分裂，任何民族革命，如果它不立即扩展到其他一切民族，都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如果它本身不包含普遍性的一切因素，就是说如果它不是破坏国家并且借助于平等和正义去缔造自由的、公开社会主义的革命，它就永世不能跨越一个国家的国界而具有普遍性；因为除了在站在世袭土地占有制和资本方面的一切机构的废墟上彻底解放劳动的口号以外，现在什么也不能把伟大的、唯一真正的时代力量——工人联合、发动和调动起来。 4．由于即将爆发的革命只能是普遍的革命，所以同盟，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应当准备、组织和加速革命到来的阴谋，也应当是这样的。 5．同盟追求双重目的：（ａ）它致力于在一切国家的人民群众中传播对政治、社会经济和一切哲学问题的正确观点。它将利用报纸、小册子和书籍，并且通过建立公开团体的办法，积极进行宣传；（ｂ）它将努力把一切人：聪明的、精力充沛的、坚定的、有善良意志的、矢忠于我们思想的人，都吸引过来，以便在整个欧洲，并且尽可能也在美洲建立一个正是由于这样联合起来而变得更加有力的忠诚的革命者的无形的网。 国际兄弟革命组织的纲领和目的 1．这个组织的原则和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的原则相同。这些原则在俄国社会主义民主派纲领有关妇女问题、从宗教观点看家庭、法律和国家的那一部分中，将要更加明确地加以阐述。 中央局保留有在不久以后对这些原则提出更加详尽的理论阐述和实际阐述的权利。 2．国际兄弟联盟致力于普遍革命——在社会、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同时进行的革命，——以便首先在整个欧洲，然后在世界其他各地彻底铲除以财产、剥削、服从和权威（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资产阶级学理主义的或者甚至是雅各宾式革命的权威）原则为基础的现代秩序；我们提出的口号是：给劳动者以和平，给一切被压迫者以自由，处死压迫者、剥削者和各种保护者，我们致力于破坏一切国家和一切教会，只及它们的全部机构和法规（宗教的、政治的、法律的、财政的、警察的、大学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以便千百万不幸的人，受欺骗的、受奴役的、受摧残的、受剥削的人，最后摆脱他们的一切官方的和半官方的、集体的和个体的导师和恩人，而能大大地松一口气。 3．我们确信，个人和社会的祸害的根源与其说在单个的个人之中，不如说在事物组织和社会地位之中，所以不管是从正义感出发，还是出于利害的考虑，我们都将是人道的，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摧毁这种地位和事物本身，以便能够在对革命没有任何损害的情况下宽恕人们，我们否认社会有意志自由和进行惩罚的虚构的权利。正义本身，按照这个词的最合乎人性、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无非是所谓否定的和过渡性的思想；它提出各种社会问题，但是并不去周密地考虑它们，而只是指出一条解放人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通过自由和平等使社会人道化；只有在日益合理的社会组织中才可能提供积极的解决办法。这是非常合乎期望的解决办法，是我们的共同理想……这是通过普遍团结所达到的每一个人的自由、道德、理性和福利——人类的博爱。 每一个单个的人都是他在其中诞生、发展并继续受其影响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产物。人的全部不道德行为的三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不平等，作为不平等的自然结果的愚昧无知，以及这两者的必然后果——奴役。 由于社会组织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人们所犯的罪行的唯一原因，所以惩罚罪犯是社会方面的伪善行为或者显然的荒谬论调，因为任何惩罚都是以罪行为前提的，而罪犯们永远都是无罪的。犯罪和惩罚的理论是神学的产物，即荒谬论调和宗教伪善行为相结合的产物。 可以承认社会在其目前过渡状态中所具有的唯一权利，就是为了自卫而杀死它自己制造出来的罪犯的自然权利，而不是审判和惩治这些罪犯的权利。这种权利甚至也不是按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来说的；不如说这是令人悲痛的但是必不可免的自然事实，是现社会的无力和愚钝的标志和结果；社会愈少地使用这种权利，它就愈接近于它本身的真正解放。一切革命者，一切被压迫者，一切受苦受难者，都是现代社会组织的自然满怀憎恨和复仇情绪的牺牲品。他们应当记住，各种各样的国王、压迫者和剥削者同人民群众中出现的罪犯一样，也是有罪的。他们都是恶棍，但不是罪人，因为他们和普通的罪犯一样，都是现代社会组织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产物。起义的人民在初期要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杀死是毫不足怪的；这将是一种不幸，也许是必不可免的，但是也像暴风雨所造成的破坏一样，是无足轻重的。 但是，这个自然事实将既不是道德的，甚至也不是有益的。在这方面，历史上充满了富有教益的例证。例如1793年可怕的断头台，虽然不能指责它毫无作为和拖延误事，但是它并没有把法国的贵族阶级消灭。使贵族即使没有被彻底消灭，无论如何也是受到了深深的震惊的，并不是断头台，而是没收和拍卖贵族的土地。而且一般地可以说，政治屠杀从来没有使一个党派遭到过致命的打击，政治屠杀用来反对特权阶级尤其显得无力，因为力量的根源与其说是在人们之中，不如说是在事物的秩序即国家制度和既是它的后果同时又是它的基础的私有制使特权者所处的那种地位之中。 所以，要实现激进的革命，就必须攻击地位和事物，摧毁财产和国家；这样并不需要消灭人们，使自己注定走向真正的和必不可免的反动，而反动在每一个社会中过去和将来永远都只会导致屠杀人们。 但是，要想有权以人道对人而又不损害革命，就必须对地位和事物毫不留情；就必须摧毁一切，而特别是和首先是摧毁财产和它的必不可免的后果——国家。这就是革命的全部秘密。 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成为社会主义者与其说是出于信念，不如说是出于必要性，对于他们说来，社会主义是手段，而不是革命的目的，这是不值得奇怪的，因为他们想实行专政，就是说想实行国家中央集权，而国家由于必不可免的和逻辑的必要性，必定会使他们走向恢复财产，因此，我们说，他们不希望实行反对事物的激进革命，而策划反对人们的流血革命，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这种以建立高度集中的革命国家为基础的流血革命必不可免地要导致军事专政的出现，导致新统治者的出现，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将更加详尽地论证。所以，雅各宾派或布朗基派的胜利就意味着革命的死亡。 4．我们是那些作为未来的专制者、立法者和革命保护者的革命者的天然敌人，他们在现代的君主国家、贵族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还没有被破坏以前，就已经幻想要建立同现存国家一样集中并且比现存国家更加专制独裁的新的革命国家，他们是如此习惯于由某种权威自上而下地建立的秩序，并且如此害怕在他们看来是无秩序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人民生活的直接的、自然的表现的东西，以致在革命还没有制造出这种光荣的和能拯救一切的无秩序以前，他们就已经幻想要结束革命并且用行动来控制某种权力，在这种权力之下，革命只有名存实亡，而这种权力事实上只能是新的反动，因为它将注定使受法令支配的人民群众重新遭受服从、停滞和死亡的厄运，即遭受新的、假革命的贵族的奴役和剥削。 5．我们心目中的革命，其意思就是放纵现在称为恶欲的那种东西并且破坏在同一种语言中称为“社会秩序”的那种东西。 我们不害怕无政府状态，而且呼吁这种状态，我们坚信，从这种无政府状态即解放了的人民生活的充分表现中，自由、平等、正义、新秩序和反对反动势力的革命力量本身一定会诞生出来。这种新生活——人民革命——无疑将会迅速建立起来，但是它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时将自下而上地、从地方到中央地以自由原则为根据，而不是自上而下地、从中央到地方地以任何权威为榜样，——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权威不管是叫做教会、君主国、立宪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甚至是革命专政，都不重要。我们把它们一律看做是剥削和专制制度的必然的根源而加以仇视和反对。 6．我们心目中的革命从第一天起就应当根本、彻底地破坏国家和一切国家机构。这种破坏的自然和必然的后果是：（ａ）国家的破产；（ｂ）授权每一个债务人自行偿付（如果他希望这样做的话）债务，以停止国家对追索私人债务的干预；（ｃ）停止征缴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捐税；（ｄ）解散军队、司法部门、官吏、警察和僧侣；（ｅ）废除官方司法制度，废除一切法律上称为权利的东西，并停止实现这些权利。这样，也就废除和烧毁一切规定了所有权和依法继承权的文书契约（买得的和赠予的）、一切诉讼案件，总而言之，废除和烧毁一切司法的和民事的文书废物。在一切地方和一切方面都以革命行动代替国家所创立并加以保障的权利；（ｆ）没收一切生产资本和劳动工具，归各工人协作社所有，由它们集体使用；（ｇ）没收一切教会和国家的财产以及属于个人的贵重金属，归组成公社的一切工人协作社的联合同盟所有。公社将给这样被剥夺了财产的人供应最必需的用品以补偿被没收的财产，往后只要他们愿意和有本领，他们可以用他们自己的劳动挣得更多的东西。（ｈ）为了成立公社，要把不断行动的街垒联合起来并通过由每一个街垒选派一名或两名代表，由每一条街道或每一个街区选派一名代表——这些代表都应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在一切方面都负责任并随时可以撤换——的办法成立革命公社委员会。这样组成的公社委员会可以从委员会内部选出为公社的革命管理机关的每一个部门所特设的执行委员会。（ｉ）发表组成了公社的起义首都的宣言，声明首都在消灭了权威主义的和执行监护任务的国家（它有权这样做，因为它像其他地方一样被国家所奴役）以后放弃自己的权利，确切地说，放弃管理和强制各个省份的任何野心，（ｋ）号召一切省份、公社和协作社抛弃一切，效法首都的榜样，首先以革命的方式进行改组，然后再派自己的代表（同样地一律都应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是负责任的和可以撤换的）到规定的集合地点去，以便成立为了同样的原则而举行起义的各协作社、公社和省的联邦，并且把能够战胜反动派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派遣不是肩披某种绶带的正式的革命全权代表而是革命的宣传员到一切省份和公社去，特别是到农民中去，因为能够使农民革命化的，既不是什么原则，也不是某种专政的告示，而只是直接的革命行动，是必不可免地在一切公社中将使国家的正式法律生活完全停止的那些后果。废除民族国家还有一种含义，就是为了同样的原则而举行起义的任何别的国家、省份、公社、协作社，或者甚至个人，不问各国的现存国界及其属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系统或民族系统，都将被吸收到革命联邦中来；而站在反动派方面的本国的省份、公社、协作社和个人则将不准加入这个联邦。因此，由于为了使起义的各国能够互相卫护而扩展革命和组织革命这一事实本身，以废除国家和破坏国家为基础的革命的普遍性就将获得胜利。 7．如果政治革命不变成社会革命，如果民族革命正是由于它的激进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对国家的破坏不变成普遍的革命，那现在要进行胜利的政治革命和民族革命都是不可能的。 8．因为革命在任何地方都应当由人民来进行，并且革命的最高领导权应当经常归于组成了各农业协作社和工业协作社的自由联邦的人民，所以，通过革命代表团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的、不分旧的国界和民族差异而包括为了同样的原则而举行起义的一切国家的、新的、革命的国家的任务，将是管理各个社会机关，而不是管理各国人民。它将建立一个新的祖国——反对一切反动势力同盟的普遍革命同盟。 9．这个组织排除任何专制和执行监护任务的统治权力的思想。但是，正是为了建立这种革命同盟，为了革命战胜反动，有必要在构成生活本身和革命的全部毅力的人民的无政府状态中使革命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有某种机关作为自己的体现。这种机关应当是秘密的、世界性的国际兄弟联盟。 10．这个联盟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信念，即革命永远是既不能由个人也不能由秘密团体来进行。革命由事物的力量、事变和事实的进程所引起，它好像是自热而然地进行的。革命都是在人民群众本能意识的深处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然后才爆发出来的，表面上常常是由于无关紧要的原因所引起。组织得很好的秘密团体所能做的一切，首先就是在群众中传播与群众的本能相一致的思想，以帮助革命的诞生，并且组织——不是组织革命的军队，革命的军队始终应当是人民——革命的总参谋部，由忠诚的、坚毅的、聪明的，主要地是真诚的，而不是沽名钓誉的人，由有能力作为革命思想和人民本能之间的中介的人民之友组成。 11．因此，这种人的数目不宜过多。整个欧洲的国际组织有一百名紧密无间地团结在一起的革命者就足够了。最大的国家的组织有二三百名革命者也就足够了。 2．公开同盟的纲领和章程 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社会主义少数派由于伯尔尼代表大会多数派投票正式表示反对一切工人联合会的基本原则，即反对阶级和个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结果便脱离了这个同盟，从而也就赞同在日内瓦、洛桑和布鲁塞尔召开的各次工人代表大会上宣布的那些原则。这个少数派中属于各个不同民族的几个成员建议我们组织一个加入伟大国际工人协会，但其特殊使命是根据地球上一切人普遍和真正平等的伟大原则研究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的新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我们自己也确信这个倡议是有益的，因为它将给欧洲和美洲的真诚的社会主义民主派提供一个相互了解和确立自己思想的手段，而摆脱资产阶级民主派认为现在必须大加吹捧的假社会主义的任何压力，因此，我们认为和这些朋友们共同倡议建立这个新组织是自己的责任。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组成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现在把中央支部的纲领和章程公布出来。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 （1）同盟奉行无神论；致力于废除宗教崇师，用科学代替信仰，用人的正义代替神的正义。 （2）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各阶级和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为此应当从废除继承权开始，以便将来每个人能按照他的生产劳动享受物质福利，以便根据最近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使土地、劳动工具以及任何资本都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并仅仅由从事劳动的人使用，即由农业协作社和工业协作社使用。 （3）同盟力求使一切儿童，不分男女，从出生时起，就享有同等的发展条件，得到抚养、教育以及在科学、生产和艺术的一切阶段上学习的同等条件，因为同盟深信，这种起初只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将日益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伟大的、自然的平等，将导致各种人为的不平等的消失，这种不平等是既虚伪又不正义的社会组织的历史产物。 （4）同盟与一切专制制度为敌，不承认除共和制以外的任何其他政体，无条件反对同反动派结成任何同盟，因此，任何政治行动若不以工人反对资本的事业的胜利为直接和立即的目的，同盟也一概反对。 （5）同盟认为，现存的一切政治的和权威主义的国家，正在愈来愈把自己的职能缩小为管理本国公益事业的简单行政机关的职能，这些国家必将在工农业自由协作社的普遍联合体中消失。 （6）鉴于社会问题只有在世界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或者普遍团结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彻底的和真正的解决，同盟反对以所谓的爱国主义和各民族竞争为基础的任何政策。 （7）同盟力求实现一切地方协作社在自由的基础上的普遍联合。 章程 （1）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成立起来的，它完全接受协会的共同章程。 （2）创建同盟的盟员临时在日内瓦组成中央局。 （3）属于一个国家的创建同盟的盟员成立本国的民族局。 （4）民族局负有在一切地方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地方组织的任务，各地方组织将通过本国的民族局向同盟的中央局提出请求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5）一切地方组织遵照国际工人协会各地方支部通过的实际办法，成立自己的局。 （6）凡是同盟的盟员都有义务每月缴纳10生丁的会费，其中一半留给各民族组织用于自己的需要，另一半上交中央局会计处用于中央局的共同需要。 在那些认为这个数额太高的国家，民族局取得中央局同意后可以降低。 （7）在每年一次的工人代表大会期间，作为国际工人协会一个分部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代表团，将在单独的会场内举行自己的公开会议。 3．巴枯宁给马德里的弗朗西斯科·莫拉的信 （原信为法文） 1872年4月5日于洛迦诺 亲爱的同盟盟员和同志：我们巴塞罗纳的朋友们建议我把情况写信告诉您，而我也非常高兴做这件事，因为，据我所知，我本人以及我的朋友们，即汝拉联合会的同盟的同志们，无论在西班牙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成了伦敦的总委员会诽谤的对象。真令人痛心，在这个可怕的危机时期，正当要决定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好几十年的命运的时候，正当无产阶级、人类和正义的一切朋友应当兄弟般地联合成为反对共同敌人——即组成为国家的特权者世界——的统一战线的时候，那些过去为国际出过很多力而现在被权威主义的恶欲推着走的人，不去到处建立那个唯一能够制造力量的自由联盟，却竟然堕落到造谣撒谎、制造分裂，我说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 为了使您能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意愿，我只向您说一点就够了。我们的纲领就是你们的纲领，就是您在你们去年的代表大会上宣布的那个纲领，如果您仍然忠实于这个纲领，那就是说您是我们的同道者，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是您的同道者。我们仇视专政、执政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原则，正如您仇视这个原则一样；我们坚信，任何政权都是管辖者蜕化变质的必不可免的根源，都是被管辖者遭受奴役的原因。国家意味着统治，而人的本性生来就是这样的：任何统治都表现为剥削。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无条件地反对国家，反对它的任何表现，因此我们更加不想在国际内部同国家妥协。我们认为伦敦代表会议和它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是一个沽名钓誉的阴谋，是一场政变，因此我们表示抗议，并且抗议到底。我不涉及私人问题，唉，如果最近这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开成了的话，他们在会上占据的位置是太大了，我很怀疑这次代表大会是否能开成，因为如果事情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末不久在整个欧洲大陆就将没有一个可以供无产阶级的代表们集会进行自由讨论的地方了。此刻一切视线都萦注于西班牙，关注着你们的代表大会的结局。大会的结果将怎样呢？如果您能收到这封信的话，那也在代表大会以后。信寄到您手里的时候是逢上革命的最高潮呢还是逢上反动的最高潮？我们意大利、法国和瑞士的所有朋友们都怀着极大的不安等待着来自你们国家的信息。 您一定知道，最近在意大利，国际和我们亲爱的同盟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人民都处于完全革命的即经济上绝望的境况中，群众开始最认真地组织起来，他们的利益开始变成思想。在此以前，意大利所不足的，不是本能，而是组织和思想。现在这两者都在形成，这样一来，意大利在西班牙之后并且和西班牙一起，也许是现在最革命的国家。意大利有其他国家所不足的东西：朝气勃勃、坚毅奋发的青年，他们完全脱离了常轨，毫无升官发财的前途，看不到出路，虽然出身于资产阶级，但是在道德和智力上还没有磨灭到像其他各国资产阶级青年那样的程度。现在他们不加思索地投到革命的社会主义中来，接受了我们的全部纲领，即同盟的纲领。我们的天才而强大的敌手马志尼死去了，马志尼的党完全瓦解了，而加里波第则日益受到那些起着他的名字但是走得、确切地说是跑得无限远的青年的影响。我给巴塞罗纳的朋友们寄去了一个意大利的地址。不久将把其他地址给他们寄去。同盟的西班牙盟员同意大利盟员正在建立直接的接触，很好，这是必要的。您能收到意大利的各家社会主义报纸吗？我特别向您推荐：西西里岛吉尔真提的“平等”周报（《Eguaglianza》）；那不勒斯的“钟声报”（《Campana》）；博洛尼亚的“工人联合会报”（《FascioOperaio》）；米兰的“玫瑰小报”，特别是“铁锤报”（《Martello》）。不幸的是“铁锤报”被封闭了，该报的编辑全被监禁起来。 在瑞士我向您推荐两名同盟盟员：詹姆斯·吉约姆（瑞士纽沙特尔校场街5号）和阿德马尔·施维茨格贝耳，雕刻匠（汝拉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和通讯书记），瑞士伯尔尼汝拉山脉桑维耳耶，雕刻匠阿德马尔·施维茨格贝耳先生收。（接着写的是巴枯宁的地址。） 同盟和兄弟情谊 米·巴枯宁 请代我向莫拉哥兄弟转致敬意，并请他把自己的报纸寄给我。 你们能收到汝拉联合会的简报吗？ 此信读后请烧毁，因为其中提到一些人的姓名。 海牙代表大会把巴枯宁开除出国际，不仅因为他是同盟的创建者，而且也由于他品行不良。证实他品行不良的真实文件还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我们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暂不公布。 完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保·拉法格的参与下写于1873年4—7月 1873年8月以小册子在伦敦和汉堡出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译的 注释： [307]“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于1873年4—7月在保·拉法格的参与下写成的。 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一著作中，彻底打击了巴枯宁分子妄想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称霸的一切野心。作者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这些材料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未能全部加以审阅）揭穿了巴枯宁分子为了力图操纵整个国际、利用国际的影响和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施展的那些阴谋诡计和各种诈骗伎俩。这个著作总结了国际在理论上和组织上反对巴枯宁分子的斗争。 这个著作是依据海牙代表大会秘密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所提出的大量文件写成的。其中包括拉法格、梅萨等人从西班牙寄来的材料，约·菲·贝克尔从瑞士寄来的材料，丹尼尔逊和柳巴文从俄国寄来的材料，以及吴亭受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委托而写的长篇报告（见注2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第八章“同盟在俄国”时利用了这个报告。有一部分文件是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才交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盟的有几个说明它的目的和任务的文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十一章里引用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编写的他们在写作过程中使用过的文件的目录保存下来了。根据这个目录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掌握有吴亭寄来的许多俄文书刊的法译本；因此，巴枯宁的文件的许多引文都是根据法译文摘录下来的。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于1873年8月用法文印成单行本；1874年，它以“一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EinComplotgegendieInternationaleArbeiter-Association》）为题在不伦瑞克用德文出版。恩格斯直接参加了德译本的审订工作。纽约“工人报”刊载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俄译本最先摘要刊印在1928年维·波朗斯基编的“米·巴枯宁的传记材料”一书第3卷中。——第365页。 [308]指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7日会议上选出的记录和决议出版委员会，其成员有卡·马克思、弗·恩格斯、欧·杜邦、列·弗兰克尔和奥·赛拉叶。后来，海牙代表大会法文书记勒穆修也参加了该委员会。实际上，海牙代表大会文件的全部出版工作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第370页。 [309]引的是1872年10月5日“哨兵报”第40号上发表的一篇匿名文章“再谈谈巴枯宁”。文章连续刊载在10月12、19和26日该报第40、42和43号上。——第372页。 [310]米·巴枯宁“联邦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学主义。向和平和自由同盟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说明理由的建议”（M．Bakounine．《Fédéralisme，SocialismeetAntithéologisme．PropositionmotivéeauComitéCentraldelaLiguedelaPaixetdelaLiberté》），是巴枯宁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1867—1868年间在伯尔尼以单行本出版。——第373页。 [311]指由和平和自由同盟常设中央委员会执行局主席古·福格特签署的该执行局1868年9月22日的机密呼吁书。马克思和恩格斯握有一份寄给艾尔皮金的呼吁书。——第374页。 [312]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之间由于废除继承权问题发生了第一次公开的冲突。由于米·巴枯宁于1869年6月在日内瓦建立的那个支部的坚决要求，这个问题被列入了代表大会的议程。这个支部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实际上是秘密同盟的领导机关。巴枯宁把关于继承权问题的讨论强加于国际代表大会，是破坏性地转移代表大会的注意力，使大会不去解决欧洲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关于纲领和策略的迫切问题。马克思起草了一个报告，阐明了总委员会对继承权的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14—416页）。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任何决定，因为没有一个建议得到了必要的绝对多数票的赞成。但是，巴枯宁的这个事先策划好的、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国际的企图遭到了破产。——第389页。 [313]指卡·马克思所写的、经总委员会1870年1月1日会议批准的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35—436页）。——第389页。 [314]“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是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从1864年12月15日至1871年用该名称在柏林出版。从1871年至1876年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66）为名出版。——第390页。 [315]见注29。——第391页。 [316]“罗曼语区支部联合会章程，经1869年1月2、3和4日在日内瓦国际四季小组的处所内召开的罗曼语区代表大会通过”第15—16页（《StatutspourlaFédérationdessectionsromandesadoptésparlecongrèsRomand，tenuaGenèveauCercleinternationaldesQuatre-Saisons，les2，3et4janvier1869》，ｐ．15—16）。 章程草案是在巴枯宁的参与下拟定的。——第392页。 [317]指马克思于1870年6月29日写的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解490页）。——第392页。 [318]指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接受新的支部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程序”；这项决议授予总委员会以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的权利。在设有联合会委员会的地方，在决定接受或不接受的问题时应该考虑到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第394页。 [319]指的是伦敦代表会议的两项决议：“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和“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以及卡·马克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所写的关于涅恰也夫盗用国际名义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9—460、454—456、470页）。——第395页。 [320]引的是恩格斯于1871年12月6日所写并在许多报纸上发表的“总委员会就马志尼关于国际的若干文章给意大利几家报纸编辑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11—513页）。——第398页。 [321]茹·法夫尔的通告和萨卡兹的报告，见注57。 1871年10月在西班牙议会下院发生了由于保守派资产阶级政府打算通过立法手续来解散国际在西班牙的组织而引起的辩论。在辩论过程中发言的那些反动派的代表利用了同盟的文件和警察当局伪造的文件来诬蔑国际。虽然左派共和党人卡斯特拉尔、加里多、索里耳亚等人反对这样做，他们揭穿了对国际的诬蔑，并且指出建议采取的措施是同宪法相抵触的，但是政府还是得到了支持。1872年1月，内务大臣萨加斯塔颁布了解散西班牙的国际的通告。——第398页。 [322]“法兰西共和国报”（《LaRépubliquefran?aise》）是一家法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日报，由莱·甘必大创办，从1871年起在巴黎出版。3月11日，该报刊载了一篇关于国际的匿名文章，1872年3月15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3期转载了这篇文章。——第400页。 [323]对法国南部的国际各支部成员的土鲁斯案件是在1873年3月10—26日进行的。根据杜弗尔法（见注10）被捕的人被判处了不同期限的监禁和罚款。关于土鲁斯案件以前的各次逮捕事件，见恩格斯“国际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文（见本卷第359—362页）。——第400页。 [324]指同盟盟员阿勒里尼1871年11月14日给巴斯特利卡的信。为了让国际的所有西班牙支部都知道该信的内容，巴塞罗纳支部把它寄发给了西班牙各支部。该信的副本由恩格斯列入有关同盟事件的文件中，一起交给了海牙代表大会。——第400页。 [325]1871年12月2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国际各支部的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反对桑维耳耶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的决议；1871年12月20日，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为此通过了一个专门的文件：“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发表在1871年12月24日“平等报”第24号上；“平等报”本身也提出了抗议。——第401页。 [326]见注65和注66。——第402页。 [327]引的是托卡热维奇1872年8月2日给符卢勃列夫斯基的信，后者把这封信交给了恩格斯。这里所说的“苏黎世社会主义革命波兰协会纲领”是巴枯宁写的，并且于1872年7月27日发表在“汝拉联合会简报”第13期的附刊上。在无政府主义者影响下产生的波兰社会民主协会起初接受了巴枯宁的这个纲领，但是不久便在波兰社会主义者托卡热维奇的影响下摈弃了它。 “自由报”（《Wolnosc》）的出版没有实现。——第402页。 [328]“战斗报”（《ElCombate》）是一家西班牙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日报，联邦主义者的机关报，在马德里出版。——第404页。 [329]梅萨致海牙国际代表大会代表的这个声明，包含有揭露在西班牙存在着秘密同盟的事实，它由梅萨寄给了恩格斯，而恩格斯则把它转交给了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第406页。 [330]指手写的国际瓦伦西亚支部给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机密通告，通告中提出，如果爆发革命就要为争取实现充分的分权制和成立“无政府公社”而斗争。——第406页。 [331]由马尔塞劳起草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塞维尔支部的通告，于1871年10月25日寄给国际马德里支部；通告陈述了该支部由于政府的迫害而通过的决定。——第408页。 [332]指1872年2月25日“解放报”编辑委员会“致在马德里开会的共和联邦党代表们”的公开信，该信发表在1872年3月3日“解放报”第38号上。国际马德里委员会中的无政府派的委员们要求编辑部收回这封信；但是作为“解放报”编辑同时又兼任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书记职务的梅萨，断然拒绝实现这个要求。1872年3月9日，他在和委员会其他委员进行协商后发出了一封类似的信，但已经用的是联合会委员会的名义了。——第409页。 [333]1872年3月7日，无政府主义者的马德里委员会向共和联邦党代表会议发出了一封信，信中表示完全不赞成“解放报”编辑部的信（见注332），并宣称编辑部的信“是同国际的原则相抵触的”。——第409页。 [334]“被判罪者”（《ElCondenado》）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家周报，从1872年至1874年由托·莫拉哥在马德里出版。——第409页。 [335]“平等报”（《LaIgualdad》）是西班牙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家日报，从1868年至1870年在马德里出版；它是最激进的资产阶级报纸之一，有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为该报撰稿；1868年至1869年间一部分马德里的工人聚集在该报周围。——第409页。 [336]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的是1872年6月1日在“解放报”上发表的编辑部文章“革命的消息”。——第411页。 [337]指组织条例第二节第七条和第四节第四条。第二节第七条规定，总委员会有权解决属于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团体或支部之间，或各全国性组织之间可能发生的纠纷；第四节第四条规定，每一个联合会均有权不接受或者开除个别团体或支部，但它无权取消它们的国际组织的名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81、482页）。——第412页。 [338]指1870年5月8日在法国举行的全民投票。——第415页。 [339]Uniondelastresclasesdeuapor（三种工厂工人联合会）是卡塔卢尼亚最早的工会之一，它联合了纺织工厂的织布工人、纺纱工人和短工。该联合会是国际的集体会员。——第416页。 [340]引的是卡菲埃罗于1871年7月12—16日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信中谈到了国际那不勒斯支部的状况。——第417页。 [341]引的是卡普卢索1872年1月21日给奥哲尔的一封信。——第418页。 [342]国际米兰支部是在恩格斯的直接影响下由泰·库诺组成的。1871年12月，在库诺的影响下，马志尼派的工人道义互助和教育协会的一部分会员退出了该协会，成立了无产者解放工人小组，这个小组于1872年1月7日宣布自己是国际的支部。该团体通过了一个符合国际共同章程的章程。1872年1月30日，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报告了这个支部成立的情况，并且声明说它的章程符合国际的原则；于是支部被接受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在恩格斯的领导下，康诺在该支部内部进行了反对参加了该支部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使该支部在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中没有支持无政府主义者。——第419页。 [343]见注60。——第419页。 [344]雷吉斯关于受总委员会委托巡视意大利的报告是以给恩格斯的书信的形式写成的。1872年2月的下半月，雷吉斯到米兰和都灵去了十天，在那两个地方了解了各支部的情况，宣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各项决议。雷吉斯根据恩格斯的指示，向各支部的成员说明了无政府主义观点同国际的原则和任务是根本对立的。——第420页。 [345]A．RichardetG．Blanc．《L'EmpireetlaFrancenouvelle．Appeldupeupleetdelajeunesseàlaconsciencefran-?aise》．Bruxelles，1872．——第427页。 [346]引的是茹·盖得给蒙彼利埃国际各支部成员的信，该信是在1872年9月22日写给支部领导人之一日罗尼的。1872年11月20日，日罗尼把盖得的这封信转寄给了总委员会。——第428页。 [347]“人权报”（《LesDroitsdel'Homme》）是法国共和党左派的一家日报，1870年至1871年由茹·盖得在蒙彼利埃出版。——第428页。 [348]这篇通讯发表在1872年10月20日“自由报”第42号上。——第429页。 [349]见注209。——第430页。 [350]《Pacted'amitiédesolidaritéetdedéfensemutuelle》是1872年9月15日在圣伊米耶举行的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第432页。 [351]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1873年2月2日的通告发表在1873年2月8日“解放报”第85号上。——第434页。 [352]1873年6月1—2日，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国际不列颠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听取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并且通过了关于不列颠联合会条例、关于宣传、关于必须建立国际工会联合会、关于宣布红旗为不列颠联合会会旗等决议。“关于政治行动”的决议具有特别的意义，在这个决议中代表大会号召不列颠的国际会员在英国建立与一切现存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工人政党。——第437页。 [353]1873年6月1—3日在俄尔顿举行的瑞士各工人组织、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和其他组织的代表大会，是根据国际各支部的倡议召开的。在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瑞士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一直存在到1880年，它根据国际的原则把各种工人组织联合起来。这次代表大会为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第437页。 [354]“圣彼得堡消息报”（《СанкмПемербурιскuевебоmосmu》）是俄国的一家日报，政府的机关报；1728年至1914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14年至1917年改称“彼得格勒消息报”（《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第440页。 [355]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62年7月被捕。1864年前他一直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后来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七年苦役并终身流放在那里。——第440页。 [356]指巴枯宁于1869年5月在日内瓦印发的传单“告俄国青年兄弟的几句话”和涅恰也夫于1869年在日内瓦印发的传单“告彼得堡大学、研究院和工学院的学生们”。——第442页。 [357]“无知兄弟会”是1680年在兰斯成立的一个教团的绰号，该教团的成员必须献身于教育穷人子弟的事业；在该教团的学校中，学生接受的主要是宗教教育，在其他方面却只能得到非常贫乏的知识。——第443页。 [358]1869年5月印发的传单“革命问题的提法”和1869年夏天印发的传单“革命原理”都是巴枯宁写的。——第444页。 [359]Ｈ．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考察与研究”1869年圣彼得堡版。——第445页。 [360]“‘人民裁判’协会会刊”第2期，1870年冬圣彼得堡版，第9页。第2期和第1期一样都是在日内瓦出版的。——第447页。 [361]“人民事业”（《Наробноебело》）是一批俄国革命流亡者于1868年至1870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杂志（从1870年4月起改为报纸）；第一期是巴枯宁主编的，后来，从1868年10月起，编辑部（其中有吴亭等人）同巴枯宁决裂并反对他的观点；从1870年4月起，它是国际工人协会俄国支部的机关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登载国际的文件。——第448页。 [362]尼·奥格辽夫的“大学生”这首诗原先是献给奥格辽夫和赫尔岑的朋友、1866年去世的Ｃ．И．阿斯特拉柯夫的。巴枯宁从奥格辽夫那里得到了这首诗的手稿以后，写信给他说，如果把这首诗献给涅恰也夫的话，“对于事业会更有益处”。这首诗便改换上了献给涅恰也夫的字样于1869年在日内瓦印成了许多单页，并且被涅恰也夫当成一种证明他是奥格辽夫的全权代表的标志。——第454页。 [363]“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JournaldeGenèvenational，politiqueetlittéraire》）是保守派报纸，1826年出版。——第466页。 [364]“民主”（《LaDémocratie》）是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家日报，从1868年11月至1870年在巴黎出版。 从1868年3月开始，该报编辑沙散出版了一种丛书，在这些丛书中被该报邀请的撰稿人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巴枯宁1868年4月给沙散的信就是为这种丛书而写的。巴枯宁的信于1868年4月底发表在丛书第6辑上。——第467页。 [365]引的是巴枯宁发表在1870年3月2日“马赛曲报”第72号上的“赫尔岑”一文。——第467页。 [366]指的是俄国地主Л．Ａ．巴赫美提耶夫于1858年交给赫尔岑的一笔宣传费（所谓巴赫美提耶夫基金）。1869年，赫尔岑在巴枯宁和奥格辽夫的压力下，同意把这项基金分为两份，其中一份由奥格辽夫交给了涅恰也夫。1870年，赫尔岑逝世以后，涅恰也夫又从奥格辽夫那里得到了这项基金的另一半。——第467页。 [367]“公社”（《Общuна》）是由谢·涅恰也夫和弗·谢列布廉尼科夫主编的一家报纸的名称，该报的创刊号于1870年9月在伦敦出版；1871年出版的第2号由出版者们自己销毁了。——第468页。 [368]“钟声。亚·伊·赫尔岑创办的俄国解放机关报”（《Колокл.Орιанрусскоιоосвобобженuя，основанны?А．И．Герном）是涅恰也夫和谢列布廉尼科夫1870年春在日内瓦出版的一家报纸的名称，该报只出版了几号。——第471页。 [369]指“革命者问答”，它是巴枯宁在1869年夏用密码写的，并且印了几本。在1869年进行搜查时，在彼·加·乌斯宾斯基那里发现了一本，这本问答的全文转载在1871年“政府通报”第162号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报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用的就是这个文本。——第471页。 [370]埃斯科巴尔派是西班牙耶稣会教徒埃斯科巴尔－伊－门多萨（1589—1669）的追随者。埃斯科巴尔－伊－门多萨公开宣扬，善良的意愿可以证明受道德和法律谴责的行动无罪（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第472页。 [371]指十六世纪初至十七世纪中叶在南美洲主要是在现在的巴拉圭的领土上出现的耶稣会教徒的神权政体国家。——第483页。 [372]指1845年在米·瓦·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围形成的、由小贵族以及平民知识分子所组成的青年小组；该小组成员赞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有许多成员宣传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小组的会议上曾经讨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也讨论过建立积极的革命组织的计划。但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没有来得及制定这种计划和建立真正广泛的革命组织；1849年4月，该小组的参加者被逮捕并被流放。——第487页。 [373]“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uевебмосmu》）是一家古老的俄国报纸，从1756年至1917年出版；1859年开始每日出版；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该报具有了反动性质。——第488页。 [374]“同时代人”（《Современнuк》）是俄国的一家文学和社会政治性杂志，从1836年至1866年在彼得堡出版（从1843年起每月出版）；它由亚·谢·普希金创办，从1847年起，该杂志的编辑是？克拉索夫和帕纳也夫。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为该杂志撰稿；在六十年代，该杂志实际上是俄国革命民主派的机关报。——第490页。 [375]革命传单“年轻的俄罗斯”是俄国革命者彼·格·扎伊奇？符斯基写的，在1862年5月中印发；该传单反映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中最左的、革命的观点。 该传单的题词引自赫尔岑的“罗伯特·欧文”一文。——第493页。 [376]指的是赫尔岑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之间发生的冲突，这次冲突是由于赫尔岑在评价由沙皇政府一手包办的废除农奴制一事上向自由主义方面动摇而引起的。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们在“同时代人”杂志上以及在致“钟声”的信件中尖锐地批判了赫尔岑的这种动摇。在六十年代，赫尔岑在与自由主义决裂以后便彻底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来了。——第493页。 [377]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交海牙代表大会秘密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文件中、有涅恰也夫受巴枯宁的委托以不存在的俄国革命组织的名义于1870年2月写给柳巴文的一封信，当时柳巴文正准备在俄国出版“资本论”第1卷。在这封信中，他们威胁柳巴文说，如果柳巴文不免除巴枯宁所承担的把“资本论”第1卷译成俄文的责任，就要制裁他。柳巴文通过丹尼尔逊于1872年8月把这封信转寄给了马克思。——第515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1873年4月15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公民们！ 我已经收到了你们3月21日的来信以及托转洛迪的8镑6辨士的汇票。同时我还收到了比尼亚米的来信，他说，他又躲起来了，为的是逃避对他判处的监狱监禁，——他认为过一些时候等到他的健康恢复以后再去服刑比较好。因此，钱寄得再及时不过了。我已经把它兑成200法郎（法国的银行券），随即寄给了他。 勒穆修负责办理会费券的事，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提起这件事，但是，据我所知，事情仍然很少有进展。 “工人报”[295]都能按时收到。 英文本和法文本的章程的印费大约各需15英镑，印德文本要便宜得多，因为章程最初是在“人民国家报”社印的，不用再花排版费，只付纸张费、印刷费和装订费就行了。[296]现在要再这样做当然不可能了。 关于同盟的报告［注：见本卷第365—515页。——编者注］现在正在写，拉法格和我天天都在忙这件事，因为不能荒废时间。圣诞节以前，在布鲁塞尔的文件一直在吕肯手里，有些文件现在还在他那里。 德文版的章程这里还有几百份，都由委员会［注：指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掌管。英文版的一份也没有。法文版的已全部寄往巴黎，但是并没有寄到。也许我们可以收到一些退回的。我们正在做这样的努力。 “同盟”一写完，我们就开始整理代表大会的记录。 马德里“解放报”即使不是已经死去，那也是临近死亡了。我们往那里寄去了15英镑，但是由于收到该报的人几乎全部不交报费，所以要把该报维持下去已经不可能了。我正在和梅萨通信，商谈创办另一家报纸的问题，但是现在还不敢说结果如何。 里斯本的“社会思想报”，是一家非常好的报纸，该报最近一号就同盟问题对亚尔科的西班牙联合委员会作了很好的答复[297]，它现在也要暂时停刊，但是以后就将重新出版。 你们大概已经发现，“国际先驱报”也是气息奄奄了。我们也许可以设法使这家报纸维持到最近这次英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在圣灵降临节周）[298]，在此以后我们可能会出版另一种刊物。“先驱报”的价值不很大；它的意义只在于作为刊登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各种材料的机关报，但是作为这样一种机关报，它在目前几乎是不可代替的。 你们从各家法国报纸上大概已经知道，瓦尔特（赫德盖姆）原来是个不折不扣的奸细。据说早在波拿巴执政时期，他就当上了警探。斯瓦尔姆（丹特雷格）在土鲁斯的表现稍微好一点，但是我没有看到报道的全文，所以没有把握肯定这一点；无论如何，过去他不是密探，但是，看来这是一个软弱的和不坚定的人。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至今我一直没有收到过给总委员会的任何钱。除了关于“人民报”可能也已暂时停办的说法以外，从意大利同样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在博洛尼亚和米朗多拉逮捕同盟分子不会是长时期的，他们很快就会获得自由；即使他们有人间或由于误会而被捕，也永远不会真正吃到什么苦头。 第一次用原文摘要发表于“约·菲· 贝克尔、约·狄慈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选集”1906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295]“工人报”（《Arbeiter-Zeitung》）是一家工人周报，国际美国第一支部的机关报，从1873年2月至1875年3月用德文在纽约出版。该报曾发表关于总委员会各次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文件，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一些极为重要的著作。在1874年秋天以前，弗·阿·左尔格对该报的方针有一定的影响。——第353页。 [296]见注51。——第353页。 [297]指1873年4月5日“社会思想报”第54号为了答复当时领导西班牙各无政府主义支部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给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而发表的一篇编辑部文章。——第354页。 [298]指的是定于1873年6月1日和2日召开的国际不列颠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见注352）。——第354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给总委员会的便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给总委员会的便函[290] （1）定期寄出的“国际先驱报”和“解放报”谅已收到。 （2）黑尔斯那帮家伙在1月26日居然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参加者有整整十个人。他们甚至不敢说出，他们冒名代表的是哪些支部。一场惨败。当然，做出了决定，既不承认海牙决议，也不承认总委员会。报告的前半部分发表在2月1日的“东邮报”上，但是今天的该报却没有任何下文！联合会委员会将正式把这些材料寄给你们。除了在伦敦东头区有一批黑尔斯的个人追随者以外，这些先生们几乎失去了自己的全部信徒。第一个黑尔斯通告的签字者之一贝奈特由于接到自己支部（哈里法克斯）要他站在我们和lawful〔合法的〕协会这边的严格命令，已经回到我们同志们这边来了。只是在他沉痛地eatinghumblepie〔垂泪悔过〕以后才重新接受了他。（见今天的“国际先驱报”） （3）在洛迪，“人民报”表现得很勇敢，虽然同其他人没有公开决裂；因为它暂时还不能这样做。但是那些人自己使情况尖锐化了。他们在3月15日召开意大利代表大会，但是只想让那些已经承认或者将在一定期限内承认里米尼决议[291]的支部参加！这就叫做自治和自由联合。国际的章程可以任意践踏，但里米尼决议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4）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总委员会本来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汝拉人由于拒绝了海牙决议并且建立了自己特殊的联盟，从而自行退出了组织，它没有这样做，而只是把他们暂时开除。[292]这样一来，第一，他们随时可以要求召开代表会议。第二，这个问题会在代表大会上被用完全另一种形式提出：在对他们代表的代表资格证是否有效问题进行表决以前，就应当允许他们参加。第三，总委员会不得不用对付黑尔斯那帮家伙的ditto〔同样的〕办法去对付比利时人和西班牙人，而这种接连不断地开除的办法影响很不好，总委员会不如再等待几个星期，直到知道比利时代表大会和西班牙代表大会的结果以后再在一个唯一的声明中宣布这一点，而在这个声明中除了说明正式的理由以外，还可以明确地指出，不能同时既在国际之内又在国际之外，不能一方面说自己属于国际而同时又宣布国际的法律是无效的，这样一来，就可以purementetsimplement〔轻而易举地〕证明，某某、某某是自己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 （5）我希望，你们已把相应的决议寄到桑维耳耶和日内瓦去了，因为我没有收到任何这方面的指示。至于说到赛拉叶，在目前，当逮捕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而和法国的一切通信联系又已断绝的时候，他是不可能把任何东西寄到那里去的。 （6）你们的全权代表拉罗克在这里自己为自己取得了全权——作为一个流亡者。他已离开这里到圣塞瓦斯田去了，在那里他也会把事情办妥的。 （7）在葡萄牙一切都进行得很好，这从今天寄出的“解放报”可以看出。我们还收到了从那里寄来的私人信件；同志们正在工会中大力进行工作。 （8）只有比尼亚米还留在洛迪。党的汉堡委员会给他寄去了20塔勒，维也纳的奥伯温德寄去了50盾，这是一定会收到效果的。 （9）库诺化名卡佩斯特罗进行活动的方法已经被布鲁塞尔的“国际报”识破。[293] （10）如果总委员会现在还收不到那些已经断绝了关系的支部的报纸，那就必须随便用一个无人知道的名字去预订。我们这里要花非常大的力气，绕好多弯才能把每一种报纸都弄到一份，而且并不总是如此：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最近三期“汝拉简报”，因此我们虽然十分愿意但是不能把它们寄走。不过，只有“国际报”（布鲁塞尔）、“汝拉联合会简报”（桑维耳耶）和“联盟”（巴塞罗纳）情况才是这样。 （11）我曾经与勒穆修谈及会费券[294]的事，他和去年一样，承担了这件事情。但是，在纽约办不成这件事，毕竟是可笑的。 （12）麦克唐奈出了什么事？他早就应该到达那里了。关于他音信全无。 邮局就要关门了。 致衷心的问候 弗·恩格斯 1873年2月8日于伦敦 全文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290]“给纽约总委员会的便函”保存下来的手稿是恩格斯用德文写的，手稿上标明的日期是1873年2月8日。这个手稿和1906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选集”（《BriefeundAuszügeausBriefenvonJoh．Phil．Becker，Jos．Dietzgen，FriedrichEngels，KarlMarxu．A．anF．A．SorgeundAndere》．Stuttgart，1906）一书所载的“便函”并不完全相符。——第350页。 [291]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在里米尼代表会议上成立了自己的联合会（见注156）以后，于1873年3月15—17日在博洛尼亚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第350页。 [292]指1873年1月5日国际总委员会关于把汝拉联合会暂时开除出协会队伍，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的决议。——第351页。 [293]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库诺侨居美国；为了参加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他化名卡佩斯特罗在1873年1月10日国际工人协会第二十九支部致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呼吁书上签了字。1873年2月2日的布鲁塞尔“国际报”第212号报道了这件事，并且指出卡佩斯特罗和库诺是一个人。 “国际报”（《L'Internationale》）是比利时的一家周报，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1869年至1873年在德·巴普的直接参加下在布鲁塞尔出版。1873年时该报持无政府主义立场。——第352页。 [294]指的是根据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印发的，用来贴在会员证上表示已经缴纳全年会费的会员会费券。——第352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关于国际在大陆上活动情况的报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关于国际在大陆上活动情况的报道[282] 一 我们从大陆收到了如下消息： 国际在意大利的机关报“人民报”报道说，从来不妨碍各分裂主义支部活动的意大利政府，对承认新总委员会和拥护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洛迪支部展开了一个疯狂的迫害运动。支部被解散了，发布了逮捕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命令；其中有三个委员已被投入监狱，而其余的六人隐藏起来了。被捕的人中有“人民报”编辑比尼亚米。载有总委员会呼吁书（发表在“国际先驱报”第34号上）[283]的那号报纸也以这个理由被没收了，然而分裂分子的最疯狂的宣言却可以自由地传播。被捕的人将被控犯有叛国罪而出庭受审。 我们的马德里“解放报”证实，对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分裂活动的反抗正日益加强。这个委员会刚刚决定于12月26日在哥多瓦召开代表大会[284]，以便接受或拒绝海牙的各项决议，新马德里联合会就宣布，委员会采取这种行动就是把自己置于国际队伍之外，并号召各个支部和地方联合会不派代表出席分裂分子的代表大会，而临时选举一个新的联合会委员会。[285]列里达、托勒多、萨拉哥沙、维多利亚、阿耳卡拉－德－埃纳雷斯等地方的联合会以及新加迪斯联合会和瓦伦西亚、德尼亚、庞特－德－维鲁马拉和其他地方的有影响的支部已经同意这个建议。此外，格腊西阿（巴塞罗纳城郊工厂区）联合会表示拥护海牙的各项决议并谴责西班牙代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的行为，而格拉纳达联合会决定派代表出席哥多瓦的分裂分子代表大会，但是为此目的却选出了一个坚决反对分裂的人。[286]毫无疑问，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在哥多瓦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只能加速危机的到来。 从葡萄牙的来信中可以看出，国际组织的工人运动在那里已经达到了罕有的规模。仅仅在里斯本以及邻近的地区就有15000多工人组织在工会中，这个组织还正在向波尔图和北面扩展。所有这些团体都是由国际建立的，而且现在仍在它的直接影响之下。然而国际本身，由于该国现行法律的限制，已失去了自由进行组织的可能。国际的“社会思想报”现在能够自己维持自己。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在葡萄牙没有分裂分子。海牙的各项决议不仅得到一致拥护，而且被热烈地接受了。“思想报”第25号上刊载的一篇文章说，海牙代表大会是国际建立以来所有代表大会中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而它的决议则标志着协会在自己的发展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287] 从上面所引的消息中可以看出，前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多数派的活动完全重复了西班牙分裂分子委员会的活动。由此可见，分裂分子无论在英国或西班牙，都是按照同一个计划进行活动的，而且领导他们的也是同一批阴谋家。可惜，国际在西班牙的许多真正会员这批力量由于参加最近爆发的起义而消耗掉了，这就为分裂分子造成了暂时的优势。[288] 二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来信使我们注意到，在西班牙爆发了火车司机和司炉的罢工，但是铁路公司正在英国、比利时和其他国家招募工人，以便破坏在公司中就业的工人改善自己状况的尝试。[289]我们的委员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委托它就这件事写一篇评论并把它寄给报馆。这个委员会已经完成了委托给它的任务，星期六出版的报纸登载的评论就是证明。为了使英国的火车司机和司炉了解西班牙的罢工情况，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 三 我们从大陆上得到的消息非常有意思。 从德国传来了大胜利的消息。国际会员、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倍倍尔由于在一次演说中说了带有“侮辱性”的话，曾被萨克森法庭判处九个月监狱监禁和剥夺议员的一切权利，但在最近，即1月20日，他又以10470票对4420票（政府候选人所得的票数）的多数重新当选。这已经是倍倍尔第三次在自己的选区当选，而且这一次他所得到的选票比过去任何一次选举都要多2500票。这样一来，俾斯麦又不得不和这个唯一敢于在现在的帝国国会中公开反对他而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人打交道了，不得不和这个唯一使他真正感到恐惧的人打交道了。为了阻止倍倍尔重新当选，用尽了一切办法：恐吓、警察驱散选举会议等等；同倍倍尔竞选的候选人是一个他们能够找到的最合适的人，他们虽然卖了这样大的力气，但是格劳豪和近郊的工人们几乎每四票中就有三票投给了倍倍尔，而且那儿根本没有什么赛米尔·摩里在收买选票。 收到了关于在西班牙召开的分裂分子代表大会的更详细的报道。显然，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少数派的代表大会。在包括398个支部的101个地方联合会中，只有41个地方联合会，或者说57个支部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可见，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只是由西班牙现有支部中不到六分之一的支部的代表投票通过的。这些数字是从分裂分子的“联盟”报上摘录下来的，它们是无法辩驳的。采取突然的行动和争取少数人投票赞成，以便使自己的行动得到批准，这就是分裂分子到处实行的政策。这又一次证明他们到处都是遵照那些同样的秘密指令进行活动的。 在法国，几乎在所有大城市中都大肆逮捕被当做国际会员的人。当然，无法知道协会的真正会员是否已被发现，即使知道了，为了维护被捕者，也不能把这件事公开，因为现在在法国参加国际是要受到惩罚的。现在仅仅知道一点，即在法国几个分裂分子没有遭到迫害。相反地，他们和梯也尔先生的政府保持着极好的关系，例如，在贝济埃的一个姓布斯凯的警局督察员就是他们的代表，分裂分子的福音书“汝拉简报”不久前还非常热烈地为他的诚实品行打保票。 四 根据我们从葡萄牙收到的材料来看，葡萄牙联合会得悉在哥多瓦召开的僭称的西班牙代表大会赞成分裂的消息后，立即书面通知忠于国际的新马德里联合会说：葡萄牙会员全体一致拥护协会，反对分裂分子；有人企图把秘密同盟拉进他们的队伍；巴枯宁本人曾写信给他们的一个会员，想说服他们支持这个秘密团体，但是联合会全体会员一致决定向巴枯宁表示正式谴责同盟的行动。这封给新马德里联合会的信，是书记弗朗萨受各支部代表的委托并以他们的名义写的，他在信上签了名，原信刊载在2月1日马德里“解放报”上。葡萄牙联合会现在共有15000多人；仅仅里斯本一地就有48个职业支部，其中每个支部都成立了工会。请看分裂分子认为一切有组织的支部都站在他们一边的说法究竟是怎么回事！ 弗·恩格斯写于1873年1月—2月中 载于1873年1月11日、2月1、8和15日“国际先驱报”第41、44、45和4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际先驱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282]关于国际在大陆上活动情况的报道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一同发表在“国际先驱报”上。——第345页。 [283]指发表在1872年11月23日“国际先驱报”第34号上的国际总委员会1872年10月20日致协会各联合会、所属团体、支部和全体会员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谈到了工人在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中必须行动一致，并根据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了加强国际工人协会组织的任务。——第345页。 [284]见注205。——第345页。 [285]指发表在1872年11月9日“解放报”第73号上的新马德里联合会1872年11月1日致国际西班牙各联合会、支部和会员的呼吁书。该报的以后几号报道了各地方联合会和支部陆续寄来的表示支持这个呼吁书的声明。——第345页。 [286]关于格腊西阿地方联合会会议，见注208。 格拉纳达地方联合会出席哥多瓦代表大会的代表马利安诺·罗德里格斯持有要求完全赞同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限权代表委托书。关于这个情况恩格斯是从1872年12月29日霍·梅萨的信中得悉的。——第346页。 [287]指发表在1872年10月6日“社会思想报”第25号上的编辑部文章“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第346页。 [288]恩格斯显然是指格腊西阿和加迪斯联合会的成员参加1872年11月共和联邦主义者在安达鲁西亚举行的武装起义和新马德里联合会的会员参加1872年11月底—12月初在马德里举行的武装起义的事件。——第346页。 [289]指1873年1月18日霍·梅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梅萨在信中请恩格斯通过国际的机关报把西班牙罢工的事告诉英国和比利时工人，以阻止把罢工破坏者运到西班牙去。——第347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论权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论权威[280] 有些社会主义者近来开始了一次真正的十字军征讨，来反对他们称之为权威原则的东西。他们只要宣布这种或那种行为是权威的，就足以给它定罪了。这种简单化的方法竟被滥用到这种地步，以致必须比较详细地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但是，既然这两种说法都不好听，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又使服从的一方感到难堪，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否可以不要这种关系呢，我们能不能——在现代社会中既有的条件下——创造出另一种社会制度来，使这个权威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代替各个分散的生产者的小作坊的，是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在这种工厂中有数百个工人操纵着蒸汽发动的复杂机器；大路上的客运马车和货运马车已被铁路上的火车所代替，小型帆船和内海帆船已被轮船所代替。甚至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愈来愈占统治地位，它们正缓慢地但却一贯地使那些靠雇佣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来代替小自耕农。可见，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 我们假定，社会革命推翻了现在以自己的权威支配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资本家。我们再完全按照反权威主义者的观点来假定，土地和劳动工具都成了那些使用它们的工人的集体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将会消失呢，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我们就来看一看。 就拿纺纱厂做例子罢。棉花至少要经过六道连续工序才会成为棉纱，并且这些工序大部分是在不同的车间进行的。其次，为了使机器不断运转，就需要工程师照管蒸汽机，需要技师进行日常检修，需要许多工人把生产品由一个车间搬到另一个车间等等。所有这些劳动者——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么个人自治的蒸汽权威决定的时间开始和停止工作。所以，劳动者们首先必须商定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个车间里，时时都会发生有关生产过程、材料分配等局部问题，要求马上解决，否则整个生产就会立刻停顿下来。不管这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是根据领导各该劳动部门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的呢，还是在可能情况下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这就是说，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任何雇用工人的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至少就劳动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281]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 再拿铁路做例子。这里，无数人的合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合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里，活动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属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表现得很明显的权威。不仅如此，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末，第一趟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但是，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先生们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开我们的玩笑。 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拚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10月—1873年3月 1873年12月载于“1874年共和国年鉴”文集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1874年共和国年鉴”文集 注释： [280]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恩·比尼亚米的屡次请求为“共和国年鉴”这本文集写的。比尼亚米向恩格斯提出这个请求最早是在1872年7月；1872年11月3日，比尼亚米通知说，他已收到了恩格斯的文章，但由于比尼亚米被捕，文章丢失了。1873年3月恩格斯寄给比尼亚米“论权威”一文，比尼亚米在1873年12月予以发表。——第341页。 [281]恩格斯套用了但丁的长诗“神曲”，“地狱篇”第三歌第三节地狱大门上的题词。——第342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政治冷淡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 政治冷淡主义[275] “工人阶级不应该组织成为政党；他们不应该以任何借口过问政治，因为同国家进行斗争就是承认国家，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工人不应该举行罢工，因为浪费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提高工资或者阻止工资下降，就是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而这是同解放工人阶级的永恒原则相抵触的！ “如果工人在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斗争中只能争得个别让步，那就是在实行妥协；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因此，应该拒绝像英美工人那样由于坏习惯而经常参加的一切和平的运动。工人不应该努力去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日，因为这样做就是同企业主进行妥协，使企业主还能对他们进行10小时或12小时的剥削以代替14小时或者16小时的剥削而已。他们也不应该浪费自己的力量去争取从立法上禁止10岁以下的女孩参加工厂劳动，因为这并不能消灭对10岁以下的男孩的剥削：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实行破坏永恒原则的纯洁性的新妥协！ “工人更不应该争取让靠勒索工人来编制预算的国家负责对工人子弟进行初等教育，像在美利坚共和国那样，因为初等教育不是完全的教育。男女工人即使不会读、不会写、不会算，也要比受官办学校教师的教育好些。只要不玷污永恒原则，即使愚昧无知和每天16小时的劳动继续使工人阶级愚钝下去也不要紧！ “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工人不应该建立工会，因为这样会使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分工永世长存，而正是这种使工人分裂的分工构成了他们受奴役的真正基础。 “总之，工人应该袖手旁观，不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参加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上面。这种活动只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后果。他们应该像真正的教徒那样，恬淡寡欲、虔诚地高呼：‘宁愿让我们的阶级被钉在十字架上，宁愿让我们的种族灭亡，但是永恒原则必须保持洁白无瑕！’他们应该像虔诚的基督徒那样，相信牧师的话：抛弃一切尘世的幸福，一心一意只去想升入天堂。只要你们把有朝一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也不知道由什么人来实现的社会清算当做天堂，就会出现同样的幻境。 “在等待这个美好的社会清算时，工人阶级应该像一群饱食的绵羊那样，温顺有礼，不去打扰政府，要害怕警察当局，尊重法律，毫无怨言地充当炮灰。 “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工人应该成为国家的最忠顺的奴仆，但是在内心中他们应该坚决反对国家的存在，并通过购买和阅读有关消灭国家的文献来证明自己在理论上对国家的极端蔑视；除了高谈阔论将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未来社会以外，他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对这种可恶的制度进行别的反抗！” 毫无疑问，如果这些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说得这样露骨，那末工人阶级就要叫他们滚蛋；工人阶级会把这一点看做是资产阶级空谈家和腐化堕落的贵族对他们的侮辱。这些人是如此愚蠢，或者说，如此幼稚，竟然禁止工人阶级使用一切现实的斗争手段，因为这种斗争手段必须从现代社会中索取，因为这个斗争的不可避免的条件可惜并不符合被这些社会科学博士们用自由、自治、无政府状态等名称神化了的唯心主义幻想。然而工人阶级的运动现在已经十分强大，以致这些慈善的宗派主义者在经济斗争方面不敢再重复他们在政治斗争方面所不断宣扬的那些伟大真理了。他们太胆怯了，不敢把这些真理应用到罢工、同盟、工会、关于女工和童工的法律、关于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等等方面去。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他们援引老传统、正直、诚挚和永恒原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替自己开脱。 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所以他们只好限于幻想未来的模范社会和谴责工人阶级的一切旨在稍稍改善他们的状况的企图，例如罢工、同盟和政治发动。既然我们不应该否弃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弃他们的祖先炼金术士一样，那我们就应该努力无论如何不再重犯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犯这些错误是不可饶恕的。 但是后来，在1839年，当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在英国已经具有非常明确的性质的时候，布雷——欧文的信徒之一，那些在蒲鲁东以前很久就发明了互助论的人中间的一个——出版了一本题为“劳动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Labour'sWrongsandLabour'sRemedy》）[276]的书。 这本书中有一章专门论述工人想通过他们目前的斗争来争取的一切局部改善都是徒劳无益的，在这一章中，他尖刻地批评了英国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他谴责了政治运动、罢工、限制工作时间、调整女工和童工的工厂劳动，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不但无助于消除目前的社会状况，反而会巩固这种状况，并使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现在来谈谈这些社会科学博士的先知蒲鲁东。虽然这位老师有勇气坚决反对同他的救世理论——互助论相矛盾的任何经济运动（如同盟、罢工等），但他本人还是以自己的著作和亲身参加鼓励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而他的学生却不敢公开反对这一运动。还在1847年，当这位老师的主要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出版时，我就驳斥了他反对工人运动的一切诡辩［注：见“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1847年巴黎弗兰克出版社版）第2章第5节：“罢工和工人同盟”[277]。］。但是在1864年，当奥利维耶法（诚然，这个法律在有限的范围内给了法国工人以联合的权利）通过以后，蒲鲁东又回过头来在他的“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中又叙述了自己的观点，而这本书是在他死后才问世的。 这位老师的攻击非常适合资产阶级的口味，因此在1866年伦敦裁缝大罢工时，“泰晤士报”赞赏地译载了蒲鲁东的这一著作，用他说过的话来斥责罢工者。下面就是一些例证。 里夫－德－纪埃的采煤工人宣布了罢工，为了使他们头脑清醒，给那里派去了士兵。 蒲鲁东大声疾呼道：“枪杀里夫－德－纪埃的采煤工人的政权已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但是，它是像罗马人布鲁土斯那样行动的，布鲁土斯不得不在父爱和自己执政官的职责之间作出选择：必须牺牲自己的儿子，以便拯救共和国。布鲁土斯没有动摇，而且他的后代也不敢谴责他。”［注：蒲鲁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鲁瓦出版公司版[278]第327页。］ 没有一个工人想得起，有哪一个资本家为了挽救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他的工人的时候曾经动摇过。这些资产者算是什么布鲁土斯！ “因此，——没有联合的权利，就像没有欺骗和盗窃的权利，没有血亲相奸和私通的权利一样。”［注：同上，第333页。］ 但是，必须承认，大概会有愚蠢的权利。 为了永恒原则，这位老师发出毫无意义的诅咒，这些永恒原则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呢？ 第一条永恒原则： “工资数额决定商品价格。” 即使谁对政治经济学一无所知，并且不知道伟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279]中已经一劳永逸地驳倒了这个传统的错误，他也会知道英国工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它能以低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业品的价格销售自己的商品，而英国的工资却相对地高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 第二条永恒原则： “准许联合的法律是极端反法学和反经济学的，是同任何社会和秩序相矛盾的。” 总之，它是“同自由竞争的经济权利相矛盾的”。 如果这位老师不是一个严重的。chauvin〔沙文主义者〕，他会自问，在英国，早在四十年前就颁布了一项同自由竞争的经济权利极其矛盾的法律，这该如何解释；为什么随着工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竞争的发展，这个同一切社会和制度极其矛盾的法律，甚至连各个资产阶级国家本身也被迫把它当做是某种必要的东西加以采纳。如果这样，他也许会发现，这种众所周知的权利（大写的权利）只存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无知兄弟们所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在这些教科书中也可以找到下面这些玑珠般的经济学词句：财产是劳动成果……但是他们忘记了加上他人的这几个字。 第三条永恒原则： “因此，有人借口使工人阶级摆脱所谓低贱的社会地位，首先侮辱整整一个公民阶级，即老板、企业主、雇主和资产者的阶级；他们煽动工人民主派鄙视和仇恨这些不体面的中等阶级的代表；他们宁肯要商业战争和工业战争而不要合法反抗手段，宁肯要阶级斗争而不要国家警察。”［注：蒲鲁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鲁瓦出版公司版第337—338页。］ 为了阻碍工人阶级摆脱他们的那种所谓低贱的社会地位，这位老师谴责使工人阶级组织成同雇主、企业主、资产者这类可敬的人相敌对的阶级的联盟，这类人当然和蒲鲁东一样，宁肯要国家警察而不要阶级斗争。为了使这个可敬的阶级避免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善良的蒲鲁东在互助论王国到来以前，向工人推荐“自由或竞争”，认为它（尽管有很大弊病）仍不失为“我们的唯一保障”。［注：同上，第334页。］ 老师宣扬经济冷淡主义，目的是要捍卫自由，或者资产阶级的竞争——我们的唯一保障。学生们宣扬政治冷淡主义，目的是要捍卫资产阶级的自由——他们的唯一保障。如果说也曾宣扬政治冷淡主义的第一批基督徒曾经需要皇帝的帮助，来使他们从被迫害者变成迫害者，那末政治冷淡主义的当代信徒则根本不相信，他们的永恒原则使他们必须放弃世间的欢乐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暂时特权。但是必须承认，他们会以真正基督徒的苦行主义精神来忍受14小时或16小时的劳动，只要这种劳动是由工厂工人承担的！ 1873年1月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 1873年12月载于“1874年共和国年鉴”文集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1874年共和国年鉴”文集 注释： [275]5]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应“人民报”编辑恩·比尼亚米的请求在1872年12月底至1873年1月初为“共和国年鉴”（《AlmanaccoRepubbli-cano》）这本文集而写的。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在1872年期间同无政府主义对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影响进行了斗争；恩格斯在为“人民报”写的一系列论文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马克思的这篇论文和恩格斯为那本文集而写的论文“论权威”一样，是团结在“人民报”周围的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著作于1873年12月发表。——第334页。 [276]6]J．F．Bray．《Labour'sWrongsandLabour'sRemedy》．Leeds，1839．——第336页。 [277]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91—198页。——第337页。 [278]8]P．-J．Proudhon．《Delacapacitépolitiquedesclassesouvrières》．Paris，1868．——第338页。 [279]9]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D．Ricardo．《On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London，1817）。——第338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对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所谓多数派的新通告的答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 对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所谓多数派的新通告的答复[271]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所谓多数派的新通告似乎是用来答复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和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的两个呼吁书［注：见本卷第220—231页。——编者注］的。其实，它并没有驳倒这两个呼吁书中所提出的任何一点。它只是企图用人身攻击、诽谤和撒谎来蒙蔽读到通告的人，以为不久前成立的那些支部一定不大了解国际的历史。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通告上署名的六个执行委员会委员中有两个——荣克先生和佩普先生——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已不再享有locusstandi〔合法地位〕了。他们当过代表：前者是密德尔斯布罗的代表，后者是诺定昂的代表，然而这两个支部中一个支部已经取消了它的委托书，而另一个支部则一致否决了这个通告。我们只举几个例子来看一看，上面提到的那个文件的论断是多么无耻。 关于所谓“正式报告”，该文件说： “虽然呼吁书中也谈到了海牙代表大会的‘64’名代表，但是在报告中根本没有列举他们的名字。” 这里所说的“报告”不过是指正式出版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272]在正式出版的决议中列举代表的名字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些名字已经在海牙公布并为大陆上的大多数报纸（包括国际的机关报以及资产阶级报刊在内）所转载。此外，关于每次表决的情形，报告列举了投票的人数，凡是票数分散的地方还列举了投票人的姓名。 “一些决议没有提到或者被篡改了。例如，关于向总委员会缴纳会费的决议要求把协会，包括工联在内的每个会员每年向总委员会缴纳的会费提高到1先令。” 正式报告第二点——标题是“应向总委员会缴纳的会费”——中写道：由于收到了各种要求，一方面，有人要求增加会费，另一方面，有人要求减少，代表大会以17票赞成、12票反对、8票弃权决定保持1辨士的会费不变。［注：见本卷第168页。——编者注］这里究竟隐瞒了什么东西呢？ 至于说“篡改”决议，那末报告中的决议哪怕有一个地方和记录不完全一致，就让他们大胆地指出来吧。 另一方面，这个通告的作者们对代表大会关于政治行动的决议所下的断语表明，他们自己在“篡改”方面多么内行。首先，关于“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这句话是一字不漏地从国际成立宣言（1864）中搬到伦敦代表会议的第九项决议中去的，而他们却声明说，这句话是海牙代表大会杜撰的。 第二，通告的作者们断言，把法文《doitservir》译成英文《oughttoserve》〔“应当成为”〕是错误的。如果这里真搞错了的话，那末这是前总委员会在把代表会议的决议由法文原文正式译成英文本时造成的。但是，这里并没有错误。看来，通告的作者们的英文和法文都不怎么高明，所以我们不得不介绍他们去查一查任何一本英法辞典，例如，“布瓦耶英法辞典。1854年巴黎博德里出版社版”，在那里对《ought》一词的解释是《Oughttobeso-celadoitêtreainsi》〔“应当如此”〕。 为了推翻关于法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葡萄牙、美国、丹麦、波兰和瑞士完全赞同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这一论断，约翰·黑尔斯在通告中要求把这些国家的书记的通讯处告诉他。关于德国，他只要看一看“人民国家报”和半打其他的工人报纸就够了；关于奥地利和匈牙利，可以看一看“人民意志报”[273]；关于葡萄牙，可以看一看“社会思想报”；关于丹麦，可以看一看“社会主义者报”；关于西班牙，可以看一看“解放报”；关于荷兰，可以看一看“工人报”；关于意大利，可以看一看“人民报”；关于瑞士，可以看一看“平等报”和“哨兵报”；[274]至于美国，那里现在仅有的一个工人联合会，在去年把现在成了总委员会委员的那些人选入了自己的联合会委员会。至于波兰和法国，当然不能把相应的通讯员的地址告诉像约翰·黑尔斯之流的人。 关于分裂运动的“自发”性质，只要提一提下述事实就够了：去年9月在圣伊米耶召开的同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分庭抗礼的分裂分子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在各地组织这个运动的正式决议，“立即与各个”对分裂抱好感的“支部和联合会达成协议”，以便有可能“至迟在6个月内”召开分裂分子的“国际代表大会”。 卡·马克思写于1873年1月中 载于1873年1月25日“国际先驱报”第4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际先驱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271]对1873年1月初发表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所谓多数派的第二个通告的答复是马克思写的，并同不列颠委员会的正式通知一起发表在1873年1月25日“国际先驱报”第43号上。不列颠委员会的通知说：“由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前通讯书记和其他人署名的通告宣布，擅自在本月26日召开代表大会；我们声明，上述企图召开的这个代表大会在召开的时间和目的上都是非法的，因此凡是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协会会员和授权自己的成员去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各支部将使自己置身于我们协会的队伍之外。”——第331页。 [272]指1872年12月14日在“国际先驱报”第37号上发表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一事。——第332页。 [273]“人民意志报”（《Volkswille》）是奥地利的一家工人报纸，1870年1月至1874年6月在维也纳出版。——第333页。 [274]“社会思想报”（《OPensamentoSocial》）是葡萄牙的一家社会主义周报，1872年2月至1873年4月在里斯本出版，国际支部的机关报。该报经常刊登国际的文件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在1873年2—4月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者报”（《Socialisten》）是丹麦的一家工人报纸，1871年7月至1874年5月在哥本哈根出版，自1872年4月起改为日报。 “工人报”（《DeWerkman》）是荷兰的一家工人周报，1868年至1874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从1860年起成为国际阿姆斯特丹支部的机关报。 “哨兵报”（《DieTagwacht》）是瑞士的一家社会民主派的报纸，1869年至1880年在苏黎世用德文出版，1869年至1873年是国际瑞士各德国人支部的机关报，后来是瑞士工人联合会和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第333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普鲁士“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普鲁士“危机” 的确，法兰西这个“伟大民族”被德意志这个“伟大民族”公正地排挤到次要地位去了。凡尔赛发生了政治危机，因为法国的顽固的容克地主图谋以君主制来代替现存的共和制；而这时在柏林也爆发了危机，因为普鲁士的顽固的容克地主不愿牺牲他们在法国革命过了80年以后仍然保存着的旧封建地主警察制度。现在还能怀疑德国的“文化”比法国的文明优越吗？法国人以他们通常所抱的轻率态度吵吵嚷嚷地争论空洞的形式：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严肃认真的普鲁士人穷根究底，终于在1872年最后在欧洲（如果不算梅克伦堡和俄国）解决了这个问题：即作为社会基础的农民的脊背是否能够免受地主鞭笞的问题！ 要说明普鲁士资产阶级的可鄙行为，没有比这出颁布专区法[259]的闹剧更好的事实了。1848年在普鲁士发生了革命；政权落入资产阶级手中；只要军队宣誓效忠宪法，——不管是什么样的宪法，——资产阶级就能保持住政权。封建主和官僚已经害怕得要命，以为当时消灭还保存下来的封建主义的残余是不言而喻的了。事实上，1848年宪法，甚至1849年宪法的初步草案，虽然用的是普通的鄙陋的形式，但是已经包含了这方面的一切实质性的东西。资产阶级只要稍微反抗一下就会使封建权利不可能得到恢复。除了少数顽固的容克地主或者再添上一个浪漫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再也没有人对恢复封建权利感兴趣了。然而欧洲反动派刚一获得胜利，普鲁士资产阶级便马上匍匐在曼托伊费尔的脚下，用摇尾乞怜的感激姿态来报答他的鞭子的每一次抽打。资产阶级不仅为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恢复了世袭领地的警察制度和其他的一切封建废物，甚至还自己惩罚了自己的罪孽深重的自由主义，亲手废除了在1808年确定的工业自由并且在十九世纪中叶恢复了行会制度[260]。 资产阶级至多不过是一个没有英雄气概的阶级。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就在这个法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为了摆脱六月日子的恐怖曾拜倒在伪善者的脚下。就在这个英国，1848年以后开始了一个漫长的反动时期；但是在这两个国家里的反动派都在保卫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免受无产阶级的侵害的借口下进行活动。在普鲁士，由于革命的结果，浪漫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中世纪的宿愿才终于得到了满足，这是因为胜利了的反动派取消了很多从弗里德里希二世到施泰因和哈登堡这段期间偷偷渗入普鲁士国家的反浪漫主义的设施。在保护资产阶级社会免受无产阶级侵害的借口下，使这个社会重新受封建主义的统治。世界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都不会拿诸如在曼托伊费尔当政时普鲁士资产阶级所经历的那个可耻的时期来夸耀。在别的哪个国家中又能把辛凯尔迪当做自由的保卫者和殉道者来崇拜呢？[261] 最后，由于复杂的宫廷倾轧，一个新纪元来到了[262]。旧自由主义内阁出人意外地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这个在使旧自由主义内阁产生方面没有尽一点力的资产阶级，这个世界上最胆怯的资产阶级突然设想，它已经执掌政权了，旧普鲁士军事警察国家已经消失了，它已经能够任免大臣并且对宫廷发号施令了。如果说曼托伊费尔时期表明了它的怯懦，那末新纪元则暴露了它政治上的无能。 成立旧自由主义内阁的代价是改组军队。意大利战争[263]造成了向议会提出这项要求的很好的借口。一方面，1859年的动员表明，军队的旧编制已完全过时了。另一方面，并吞萨瓦和尼斯在法国所遇到的冷淡反应表明，只有用占领莱茵河的前景，亦即对普鲁士作战才能真正煽起法国的沙文主义。因此，非常明显，只要路易·波拿巴的帝国由于法国的内部事件而重新遭到危险，那末避免这个危险的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对普鲁士发动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旧普鲁士军队如果没有盟军，就必然会遭到失败。另一方面，普鲁士本身虽然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国家，但它没有创造必要的前提来组织一支现代化的庞大的军队。它要做到这点是太没有力量了。然而，它想要回避在大陆上已经成为普遍必然性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何况它的模棱两可的“行动自由政策”切断了它和别国签订多少有点可靠的同盟条约的道路。最后，不管普鲁士资产阶级如何看待改组军队的问题，它应当知道，它是不能阻碍这件事的。因此，对它来说，唯一正确的行动计划只能是，以同意这个不可避免的改组来为自己换得尽可能多的政治上的好处。但是，这个被曼托伊费尔的皮靴踢得遍体鳞伤至今斑痕犹存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现在却突然变得趾高气扬起来了。它突然自命不凡地认为自己是国家的决定力量；它拒绝改组军队。于是幻想便破灭了。俾斯麦向它解释说，它的一纸宪法和议会表决分文不值，统治普鲁士的是国王，而议会只是为了表示同意才存在的。宪法被抛在一边，军队实行了改组，议员们又被按照曼托伊费尔的方式对付了。资产阶级在装模作样地反抗了一阵（这种反抗使它自己比它的对手俾斯麦更快地感到了厌倦）以后，就在丹麦战争[264]中为谋求可耻的和解找到了第一个借口；在萨多瓦会战[265]以后，它更洋洋得意地匍匐在俾斯麦的脚下而不以为耻，从那时起它就只以俾斯麦的仆从的姿态出现了；在法国战争[266]之后，它更是欢喜若狂，从那时起它的灵魂和肉体都属于俾斯麦了，它完全和俾斯麦融为一体了。 但是，世界上有一种为黑格尔所发现并被他称为“历史的讽刺”的东西。这种历史的讽刺捉弄了许多比俾斯麦还大的人物；普鲁士国家同俾斯麦一起都受到了它的摆布。从普鲁士政策的渴望已久的目的接二连三地得到实现的时候起，普鲁士国家的基础就开始动摇了。旧普鲁士所依靠的实质上是容克地主阶级，军官和官僚主要也是从这个阶级的队伍中得到补充的。容克地主阶级现在只有在东部的六个省内仍然处于全盛时代，在容克地主的地产大部分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它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若干封建特权；没有这些特权，大多数容克地主很快就会降到一般地主的水平。只要同容克地主相对立的还只是西部的两个省，它就不会感到有任何危险的威胁。但是，1866年的兼并[267]已经极大地加强了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因素。引起施塔尔—格尔拉赫派[268]反抗这种兼并的并不是正统派的胡言乱语，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对自己受到的威胁有了正确的了解。许多小邦的加入北德意志联邦[269]，把国家的最重要的职能交给这个联邦，从而使普鲁士贵族院变成附庸，以及南德意志各邦的最后归并——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帝国中人数愈来愈少的容克地主阶级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不仅如此，任何一个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在自己的活动中都必须考虑到现存的种种条件，否则它就要招致灭亡。普鲁士可以使小德意志听命于它，但它不能把自己的容克地主阶级强加于居住在易北河以西的2500万德国人。相反，旧普鲁士所需要的容克地主阶级对“帝国”来说是一个累赘。正如俾斯麦不得不违反自己原来的观点而实行工业自由、准许德国各邦间的迁徙自由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性改革一样，——自然，是被官僚主义弄得不伦不类的改革，——俾斯麦这个parexcellence〔道地的〕容克地主也被历史的讽刺所注定要用专区法来彻底铲除容克地主阶级。 这个专区法是以往颁布过的最可怜的法令之一。它的内容可以用两句话来说明。它废除单个容克地主由于封建特权而享有的权力，以便在实行专区自治的幌子下把这个权力归还给容克地主阶级。大土地所有制仍将在东部各省的农业区占统治地位；容克地主阶级的权力甚至还会由于至今一直属于国家的权力转入它的手中而增长起来。但是单个的容克地主却丧失了他作为封建老爷所处的那种特殊地位。它降到现代的一般大地主的水平，而不再是容克地主了。但是，这样一来旧普鲁士的基础就被破坏了，因此贵族院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反对专区法是完全正确的。随着专区法的实施容克地主阶级就要灭亡，而没有容克地主阶级也就不会有特殊的普鲁士了。 普鲁士资产阶级在这件事情上不愧为普鲁士资产阶级。起初说，专区法只是走向自治的第一步，这一步是必须走的，因为当时不能得到比这更好的东西了，据说，这是和政府的妥协，不过以后再也不能作丝毫让步了。贵族院否决了专区法。政府虽然已经和众议院签订了妥协性的协定，但是又要求众议院再作让步。众议院的确是够勇敢的，它无条件地同意了；为此答应册封大批资产阶级为新贵族和改革贵族院。册封新贵族这件事实现了：有25名将军和官僚晋升为贵族；贵族院接纳了他们。妥协得救了。但是……贵族院的改革却搁浅了。然而，人们安慰自己说，专区法毕竟是前进了一大步……但突然传来了内阁危机的消息。罗昂、泽耳霍夫、伊岑普利茨想辞职；自由派在全线获得了胜利；自由派内阁已经不可避免了吗？不，决不是，联合内阁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资产者多么知足啊！甚至比这更少的东西也能使他们满足。俾斯麦辞去了首相的职务，专区法的反对者罗昂接替了他的职位，参加内阁的还有一个将军，泽耳霍夫和伊岑普利茨仍留原任，联合内阁原来比任何时候都更不联合，在这个内阁里封建分子加强了，而资产者还若无其事地喝它的啤酒，因为他高傲地意识到，归根到底俾斯麦依然是一切的灵魂。 这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立场。俾斯麦使普鲁士所处的那种历史地位，以及最近二十年来工业的进步，迫使俾斯麦去做一些普鲁士资产阶级在1848—1850年由于胆怯而没有敢做的那些事情，普鲁士资产阶级则把这看做是它自己的功劳。它甚至没有胆量去迫使自己的俾斯麦简单地用公开的资产阶级方式来实行这些小小的改革，而不要经过警察国家的歪曲。它为俾斯麦现在被迫阉割它自己在1846年提出的那些要求[270]而欢呼；不过应当看到，这仅仅是一些经济方面的要求，即使有一千个俾斯麦想阻止这些要求的实现，也是不可能的。关于政治方面的要求、关于把政权转交给资产阶级的问题，如果说现在还在谈论它的话，那也仅仅是为了面子而已。普鲁士资产阶级不想要政权；就像远在伏尔泰时期的官方俄国一样，尚未成熟就已腐朽了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还没当政就已经堕落到法国资产阶级经过80年斗争和长期统治之后所达到的那种退化的地步。Panemetcircenses！——面包和娱乐！——堕落的罗马平民曾向自己的皇帝这样要求；panemetcircenses！——投机利润和穷奢极侈！——普鲁士资产阶级而不是普鲁士人民则向自己的皇帝这样要求。罗马的平民同他们的皇帝一起被日耳曼的野蛮人消灭了；而在普鲁士资产者的背后德国工人正在巍然奋起。 弗·恩格斯写于1873年1月初载于1873年1月15日“人民国家报”第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注释： [259]指根据1872年12月13日普鲁士政府通过的“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波兹南、西里西亚和萨克森诸省专区法”在普鲁士实行的行政改革。——第324页。 [260]恩格斯指的是1808年10月24日普鲁士国王颁布的关于废除行会限制和垄断的敕令以及1808年12月26日的命令，命令以宣言的形式宣布可以自由经营工商业。1849年2月9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两项关于修改旧工商业条例的命令，规定成立工商业谘询委员会（Gewerber?te）和工商业仲裁法庭（Gewerbegerichte）从而恢复了半中世纪性质的工商业立法。——第325页。 [261]指普鲁士警察司司长辛凯尔迪，1856年他在一次决斗中被反动的施塔尔—格尔拉赫派（见注268）的一个著名代表罗霍夫男爵所杀害，决斗是由于警察当局封闭涉及这一集团的利益的赌场而引起的。——第325页。 [262]指的是普鲁士亲王威廉（从1861年即位为国王）在1858年10月开始摄政时宣布的“自由主义的”方针。1858年摄政王解散了曼托伊费尔的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掌政权，其中也包括接近资产阶级的自由派贵族的代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国家活动家如奥尔斯瓦特、帕托夫、施韦林等。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由此而发生的1862年宪制冲突和1862年9月俾斯麦的执掌政权结束了“新纪元”。——第325页。 [263]指以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为一方和以奥地利为另一方之间的战争。这次战争从1859年4月29日开始到7月8日结束。——第326页。 [264]丹麦战争是1864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一个重要阶段。俾斯麦的容克地主政府企图把隶属丹麦的但居民主要为德国人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个公国并入普鲁士，加强普鲁士在德国的影响，压服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奥地利参加了这场战争，它同普鲁士一样，也企图侵占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战争以丹麦的失败结束。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被宣布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1866年普奥战争后并入普鲁士。——第327页。 [265]萨多瓦会战于1866年7月3日发生于捷克，交战双方是：奥地利和萨克森的军队为一方，普鲁士的军队为另一方。它是以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告终的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在历史上这次战役又称凯尼格列茨（赫腊德茨－克腊洛佛）会战。——第327页。 [266]指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这场战争是通过王朝战争的“铁血”政策“从上面”来统一德国的完成阶段。——第327页。 [267]由于普鲁士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获得了胜利，普鲁士并吞了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拿骚大公国、法兰克福自由市、霍尔施坦和什列斯维希两公国，以及巴伐利亚和黑森—达姆斯塔德的部分领土。普鲁士在直接实行并吞的同时，还迫使奥地利同意废除德意志联邦，建立一个没有奥地利参加的美因河以北德国各邦的新联合，它和德意志北部的17个小邦（这些小邦在战争中站在普鲁士一边）签订了同盟协定，过了不久萨克森和其它一些德意志邦也参加了这些协定。这种联合形式为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做好了准备。——第327页。 [268]施塔尔—格尔拉赫派，或“十字报”派（“十字报”是对“新普鲁士报”（《NeuePreuβischeZeitung》）的称呼），是1848—1849年革命时期成立的，它是反革命宫廷权奸和封建容克地主的一个集团；它坚决主张贵族特权不可侵犯和恢复普鲁士等级专制制度。作为一个极右的容克地主的党派，它反对俾斯麦从1866年起实行的政策，认为这是对他们的封建特权的一种威胁。——第327页。 [269]北德意志联邦是普鲁士在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于1867年建立的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它代替了已经解体的德意志联邦。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有19个德意志邦和3个自由市，它们在形式上都被承认有自治权。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保证普鲁士在联邦中居统治地位：普鲁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被授予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原来在联邦以外的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和黑森—达姆斯塔德在1870年加入了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在德意志的国家统一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1871年1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就不再存在了。——第327页。 [270]1845—1846年，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提高了，因为它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0年即位后的自由主义改革时代所抱的希望已经破灭。1845年所有的省议会（有两个除外）都要求实施宪法。莱茵省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汉泽曼在1846年的报告书中最充分地反映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要求，他在报告书中要求建立等级代表机关，巩固和扩大关税同盟，废除地主的世袭领地的司法权和贵族的其它一系列特权，要求出版自由、公开的诉讼程序、法官终身任职、陪审法庭等等。——第329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卡·马克思。致“泰晤士报”编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 致“泰晤士报”编辑 阁下： 今天“泰晤士报”上的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和国际”的短评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篇短评硬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建议各联合会和支部自己提出全权代表候选人以报请总委员会批准的时候，曾宣布： “把精确的副本同时寄给伦敦的卡尔·马克思是极其必要的。这意思就是说，只有在伦敦的卡尔·马克思认为可以接受的并经他赞同的人才能获得全权。不言而喻，既然这些代理人将同他保持经常的联系，所以实际上运动的领导者将只是他一个人”。 这里提到的这个通告[258]和其他文件一起发表在12月25日莱比锡“人民国家报”上。该通告建议德国的协会会员把他们的建议的副本寄给前德国通讯书记（即我人）以鉴别文件的真伪。很明显，新的总委员会既不了解这些人本身，也不认识他们的笔迹。纽约总委员会认为，要我在这个问题上起这样的作用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他们甚至没有预先通知我。至于在那些国际的自由组织遭到立法方面阻碍的国家里的“代理人”，我同证明他们的身分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 短评接着说： “在法国这些代理人把不听他们的话的会员开除出去，并擅自解散支部、委员会和联合会。” 贵报通讯员必须说明，在这些“代理人”中连一个还没有被任命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干出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来呢。在法国有些人果真被开除出国际了，但是这是由各地方支部开除的，而决不是由纽约总委员会开除的。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1月2日 载于1873年1月3日“泰晤士报”第2757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泰晤士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258]指1872年12月1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德国国际工人协会各联合会、各支部、各委员会和全体会员的呼吁书”，发表在1872年12月25日“人民国家报”第103号上。——第322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论住宅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论住宅问题[223] 第一篇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 在“人民国家报”第10号和以后几号上，连载了六篇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之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它们是——除了某些早已被人忘记了的四十年代的半美文学式的文字之外——把蒲鲁东学派移植到德国来的第一次尝试。对于早在二十五年前就正好给了蒲鲁东观念以决定性打击［注：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布鲁塞尔和巴黎版[224]。］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全部发展进程来说，这是大大倒退了一步，所以值得对这个尝试立刻加以反驳。 目前引起报刊极大注意的所谓住宅缺乏现象，并不是说工人阶级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种住宅缺乏不是现代特有的现象；它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同等地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要消除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只有一个方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今天所说的住宅缺乏现象，是指本来就很恶劣的工人的居住条件因为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尖锐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一所房屋里的住户愈加拥挤，有些人简直无法找到住所。这种住宅缺乏现象之所以引起人们的纷纷议论，只是因为它不只局限于工人阶级，而且也伤害到小资产阶级。 我们现代大城市中的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所遭遇的住宅缺乏现象，只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的无数比较小的、次要的祸害之一。它并不是资本家把工人当做工人来剥削的直接后果。这种剥削才是社会革命力图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加以消灭的根本祸害。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石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代的社会制度使资本家有可能按照工人劳动力的价值来购买劳动力，迫使工人的劳动时间超过再生产偿付劳动力的价格所必需的时间，而从这个劳动力中榨取远远超过其价值的价值。这样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就在全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阶级及其所豢养的奴仆（上至教皇和帝王，下至更夫等等）之间进行分配。至于这种分配怎样进行，这同我们毫不相干；但是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凡是不劳动的人，只有靠这个剩余价值中通过某种方式落到他们手里的一份，才能够生活（参看马克思的“资本论”，那里第一次阐明了这一点[225]）。 由工人阶级生产出来并从他们那里无偿夺去的剩余价值在各个非劳动阶级中间的分配，是在极值得玩味的争吵和互相欺诈的情况下进行的：既然这种分配是通过买卖来实现，所以它的主要杠杆之一便是卖主欺骗买主，而这种欺骗现在在零售商业方面，特别是在大城市里，已经成为卖主维持生活的真正条件了。但是，小店主和面包店主在商品价格或质量方面欺骗工人时，并不是把工人当做有工人的特点的人来欺骗。相反地，只要某种平均的欺骗程度已经在某一地方成为社会通例，它过些时候就一定会在工资的相应提高中得到补偿。工人对小店主说来是买主，也就是现金或信用的所有者，所以完全不是以工人即劳动力出卖者身分出现的。尽管欺骗行为伤害工人和一切贫苦阶级比伤害社会的富有阶级厉害，但是欺骗行为并不是一种专门伤害工人的祸害，不是唯有工人阶级才遭受到的祸害。 住宅缺乏现象也是这样。现代大城市的发展，使某些街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提高起来，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提高这种价值，反而降低了它，因为这种房屋已经不适合于改变了的条件；于是它们就被拆毁而改建别的房屋。首先遭到这种厄运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为这些住宅的租价，甚至在住宅中挤得极满的时候，也永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限额。于是这些住宅就被拆毁，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波拿巴主义曾以自己的欧斯曼为代表在巴黎［注：“在巴黎”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大规模地利用这种趋势来欺诈勒索，中饱私囊。但是欧斯曼精神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也很通行，并且不论在柏林或维也纳也都很逍遥自在。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宅以及一般小住宅都变得稀少和昂贵，而且往往是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宅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而建造工人住宅只是一种例外。 所以，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对工人的打击无疑要比对富裕阶级的打击沉重得多；但是这种情况正如小店主的欺骗一样，也根本不是一种单只压迫工人阶级的祸害，并且由于它损害了工人阶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和持续一定时间以后，也就必然会同样得到一定的经济上的补偿。 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特别是和小资产阶级共同遭受的这种痛苦，正是蒲鲁东所属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专爱研究的问题。所以，我们德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首先抓住住宅问题，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仅仅有关工人的问题；同样，德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反过来把住宅问题说成是一个十足的仅仅有关工人的问题，也决不是偶然的。 “住宅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 这完全不对。 在住宅问题上有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承租人和出租人或房主。前者想从后者那里买得住宅的暂时使用权；他有现金或信用，尽管他还必须按高利贷价格，即以额外房租形式向这个房主买到这种信用。这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买卖；这不是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承租人——即使是一个工人——总是作为一个有钱的人来活动的；他或者应该事先卖出他特有的商品即劳动力，以便能用卖得的钱作为住宅使用权的买主来活动，或者应该有能力担保这个劳动力一定卖得出去。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所引起的那种特殊后果，在这里是完全没有的。资本家迫使买到手的劳动力首先再生产出它自己的价值，然后生产出在资本家阶级中间进行分配以前暂时保留在这个资本家手里的剩余价值。于是，在这里就产生出一些过剩价值；现有价值的总量就增加了。租赁交易时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出租人不论从承租人那里索去多少，这始终只是已经存在着的先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转让，而承租人和出租人共同占有的价值总量仍旧不变。一个工人，无论资本家偿付他的劳动时偿付得低于、高于或等于它的价值，反正他的劳动产品总是被人勒索去一部分；而承租人则只是在他不得不付出超过住宅价值的房租是才有这种遭遇。因此，企图把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关系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等同起来，就是完全歪曲这种关系。相反，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两个公民之间的完全平常的商品交易，而这种交易是按照调节一般商品买卖以及“土地占有权”这一商品买卖的经济规律进行的。首先是估计到整个房屋或房屋一部分的建造和维修费用；其次是估计到依房屋位置好坏程度而定的地皮价值；最后，决定问题的是当时的供求关系。这种单纯的经济关系反映到我们那位蒲鲁东主义者的头脑里就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一种永恒的法权理由来获取一定部分的社会劳动，尽管这房屋的实际价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绰绰有余地偿付给房主了。结果就是：例如五十年前建筑的一所房屋，在这段时期内，原先的费用就由于房租收入而得到了二倍、三倍、五倍，十倍和更多倍的补偿。” 这里蒲鲁东立即原形毕露了。第一，这里忽略了一点，即房租不仅应该补偿房屋建筑费用的利息，而且还要补偿房屋修缮费用，滥账和欠租的平均额，以及由于住宅偶尔闲置而受的损失；最后，由于房屋年深月久就变得不能住人和丧失价值，所以房租应该每年抵销建筑房屋时所投资本的相当部分。［注：后半句从“最后”起，是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第二，这里还忽略了一点，即房租还应该补偿地皮价值增长额的利息，因而房租有一部分是由地租构成的。诚然，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立刻解释说，这种价值的增长是未经土地所有者干预而形成的，所以不应归他所有，而应该归社会所有；但是他却没有觉察到，他这样说实际上就是要求废除土地所有权。关于这点，我们现在不去多谈，因为这会使我们离题太远。最后，他没有觉察到，在这场交易中谈到的不是向房屋所有者购买房屋，而只是购买一定期限内的房屋使用权。蒲鲁东既然从未考虑过造成某种经济现象的真正实际条件，当然也就弄不清楚，为什么原先建筑房屋的费用在一定情况下竟会在五十年内以房租形式得到十倍的偿还。对于这个并不困难的问题，他不是从经济方面去研究，并确切查明它是否真正同经济规律相抵触以及怎样相抵触，却以大胆地从经济学领域跳到法律领域的办法来挽救自己说：“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一种永恒的法权理由”每年获取一定的款项。至于这究竟是怎样发生，房屋究竟怎样成为法权理由，蒲鲁东却默不作声。然而这却正是他应当说明的。假如他研究过这一点，他就会发现，世界上一切法权理由，不论怎样永恒，也不能赋予一所房屋以这样大的权力，使它能在五十年内以租金形式获得原来建筑费用的十倍；这只可能是经济条件引起的结果（这种经济条件可能在法权理由形式下获得社会的承认）。说到这里，他不免又要从头讲起了。 蒲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律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各种现象间的经济联系时——这是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他就逃到法权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 “蒲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权关系中提取他的永恒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说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也是永恒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权。如果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现实的物质新陈代谢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自然性’和‘亲合性’这些‘永恒观念’来改造物质的新陈代谢，那末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背‘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种种‘永恒真理’，那末这个人对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5页[226]） 我们那位蒲鲁东主义者并不比他的老师高明些： “租赁合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就像血液循环在动物身体中一样，是必要的千百种交易之一。当然，使这一切交易都渗透着法权观念，即到处都按照严格的公平要求来进行，是有利于社会的。总之，社会的经济生活，应该像蒲鲁东所说的那样提到经济法权的高度。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情况恰好相反。” 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方面极其扼要而精确地描述了蒲鲁东主义，在这之后过了五年居然还有人用德文把这种谬论刊印出来，这难道是可以设想的吗？这全部胡说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支配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所产生的实际后果侮辱了作者的法权感，而作者却虔诚地希望这种情形能够改变，灾祸能够消除。——是啊，癞蛤蟆如果有了尾巴，就不再是癞蛤蟆了！难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渗透着法权观念”，即自己有剥削工人的特权的观念吗？如果作者向我们声明这不是他的法权观念，难道我们就会前进一步吗？ 我们还是回到住宅问题上来吧。我们那位蒲鲁东主义者在这里听任其“法权观念”自由驰骋，并向我们发出如下一套动人的议论： “我们毫不犹疑地断定说，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没有可以称为自己所有物的住所，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这个倍受赞扬的世纪的全部文明所加的嘲弄是再可怕不过的了。道德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真正集中点，即自己的家园，正在被社会旋风卷走……我们在这一方面比野蛮人还低下得多。原始人有自己的洞穴，澳洲人有自己的土屋，印第安人有他自己的住处，——现代无产阶级实际上却悬在空中”等等。 在这篇哀歌中蒲鲁东主义露出了它的全部反动面貌。要创立现代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就绝对必须割断把先前的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除了织布机以外还有自己的小屋子、小菜园和小块土地的手工织工，虽然贫困已极并且遭受种种政治压迫，但仍然是一个无声无息、安于现状、“充满虔诚和尊敬心情的”人，他在富人、神甫、官吏面前脱帽致敬，彻头彻尾地渗透了奴隶精神。正是现代大工业把先前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工人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注：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历来的枷锁”，而是“历来的文化”。——编者注］而被置于法外的［注：双关语：《vogelfrei》既有“被置于法外”的意思，也有“像鸟一样的自由”的意思。——编者注］无产者，——正是在这个经济革命造成的条件下才可能推翻剥削劳动阶级的最后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可是现在来了这位痛哭流涕的蒲鲁东主义者，他哀叹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大退步，殊不知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 二十七年以前，我（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227]一书中）正好对十八世纪英国所发生的工人被逐出自己家园的这一过程从主要方面进行过描写。此外，当时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所干出的无耻勾当，这种驱逐行动对必然首遭其害的工人发生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危害作用，在那里也得到了应有的反映。但是，我能想到要把这种在当时情况下是完全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成一种退步，后退得“比野蛮人还低下”吗？绝对不能。1872年的英国无产者比1772年有自己的“家园”的农村织工不知要高出多少。有自己洞穴的原始人，有自己土屋的澳洲人，有他自己住处的印第安人，难道能够在什么时候举行六月起义或建立巴黎公社吗？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被大规模采用时起，工人的物质状况总的来讲是更为恶化了，——对于这一点只有资产者才表示怀疑。但是，难道我们为了这点就应当忧伤地眷恋（也是很贫乏的）埃及的肉锅[228]，眷恋那仅仅培养奴隶精神的农村小工业或者眷恋“野蛮人”吗？恰恰相反。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包括把它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被驱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行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有自己家园的旧日农村织工永远不能做到这点，他们永远不会产生这种想法，更说不上希望实现这种想法了。 相反，在蒲鲁东看来，近百年来的全部工业革命、蒸汽力、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并把劳动生产力增加千倍的大工厂生产，却是一个极其令人不快的事件，一个本来是不应当有的事件。小资产者蒲鲁东希望有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每个人制造出各自的产品，可以立即用来消费，也可以拿到市场去交换；如果这时每个人能以另一种产品的形式补偿自己劳动产品的十足价值，那末“永恒公平”就得到满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在地球上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个蒲鲁东式的最好的世界在萌芽状态就已经被不断前进的工业发展的进程摧毁了，这种工业发展早已消灭了大工业一切部门中的单独劳动，并且，日益消灭着小工业和最小工业各个部门中的单独劳动，而代之以依靠机器和已被征服的自然力来进行的社会劳动，它所生产的可以立即用来交换或消费的产品是许多人共同劳动的成果，这种产品必须经过许多人的手才能生产出来。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人的劳动生产力一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统治阶级存在的任何借口便归于消灭。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后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每日疲于谋生，使它能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这种一向都找到过不少历史理由的废话，已经被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一下子永远根除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阻碍工业生产力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同时也成为阻碍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阻碍文明交际方式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从来也没有比我们现代的资产者更不学无术的人了。 但是，这一切同朋友蒲鲁东毫不相干。他只是渴望着“永恒公平”，旁的什么都不要。每个人应当用自己的产品换得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自己劳动的十足价值。但是，计算现代工业产品中的这种价值，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一个单个的人在总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在先前单独手工劳动的条件下自然而然表现在他生产的产品中，而现代工业则正好把这个份额掩蔽起来了。其次，现代工业日益消灭着作为蒲鲁东全部体系基础的单独交换，即互相换取生产品来供自己消费的两个生产者间的直接交换。［注：这一句的后半句从“即互相换取……”起，是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因此，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织机以及其他一切伤脑筋的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可靠的手工劳动上去。至于这样做我们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会陷于极可怕的劳动奴隶状况，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能搞好交换，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劳动的十足收入”并使“永恒公平”得以实现就行了！Fiatjustitia，pereatmundus！ 只求公平得胜，哪怕世界灭亡！ 如果这个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一般真能实现，世界是要灭亡的。 然而，不言而喻，就是在受现代大工业制约的社会生产的条件下，每个人也是可能保证获得“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的，只要这句话一般来说还是有意义的话。但是，这句话只有作更广义的理解才有意义，即必须理解成这样：不是每一单个工人成为这种“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的所有者，而是纯由工人组成的整个社会成为他们劳动的总产品的所有者，由这个社会把总产品的一部分分配给自己的成员去消费，一部分用以补偿和增加自己的生产资料，一部分积累起来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后备基金。［注：整个后一句从“但是……”起，是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 看了上面所说的一切之后，我们就可以预先知道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将如何解决伟大的住宅问题了。一方面，他要求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归他所有的住宅，好使我们不再比野蛮人还低下。另一方面，他又断言，事实上所发生的那种原来建筑房屋的费用在房租形式下得到二倍、三倍、五倍或十倍偿还的情况，是以法权理由为依据的，而这个法权理由是与“永恒公平”相抵触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我们废除法权理由，根据永恒公平宣布交付的房租是抵销住房本身价格的一种分期付款。如果接受了这种本身就包含有最终结论的前提，那末当然只要有任何一个魔术师所具备的那种巧妙手法，就可以从口袋中掏出预先准备好了的结论，并且夸耀说引出这个结论的逻辑是不可摧毁的。 这里也正是这样。把废除住宅租赁制宣告为一种必要性，其方式就是要求把每个承租人变成自己住房的所有者。怎样做到这一点呢？简单得很： “购买出租住宅……把房屋的价值不短分厘地付清给原来的房主。过去，交付的房租是承租人偿付给资本的永恒权利的贡赋，而现在，从宣布购买出租住宅之日起，承租人所付出的那笔精确规定的金额，就成为补偿转归他所有的住宅价值的每年付款……社会……就这样变成由各个不依赖别人的、自由的住宅所有者所组成的总体。” 在蒲鲁东主义者看来，房主不劳动而能从自己投于房屋上面的资本中取得地租和利息，是一种违背永恒公平的罪行。他发出一道命令：这种情况必须停止，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不应当再获取利息，而这部分资本现在成了所购的地皮，所以也不应当获取地租。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社会的基础，并不因此而受到损害。工人受剥削现象所环绕的关键是：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利用这种交易来强迫工人生产出比构成劳动力的有酬价值多得多的东西。正是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这种交易制造出随后以地租、商业利润、资本利息、捐税等等形式在各类资本家及其奴仆之间进行分配的全部剩余价值。于是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就出来宣称，即使禁止仅仅一类资本家——而且是并不直接购买劳动力，因而也不迫使他人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去获取利润或利息，那也是前进一步了！可是，即使房主明天就被剥夺了收取地租和利息的可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剥削来的无酬劳动的总额也丝毫不会变动；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宣称： “这样，废除住宅租赁制是在革命思想内部发生的最有成效和最高尚的意向之一；它应当成为社会民主派方面的头等要求。” 这同老师蒲鲁东本人的集市叫卖声一模一样，他那母鸡咕哒咕哒的叫声总是同他所生的蛋儿的大小成反比例。 但是，请想像一下，每个工人、小资产者和资产者，都不得不用按年付款的方法先成为自己住宅的局部所有者，然后又成为住宅的全部所有者，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景啊！在英国工业区，因为那里工业的规模很大，而工人的屋子很小，而且每个有家眷的工人都住着单独的一所小屋子，——这也许还有某种意义。但是在巴黎和大陆的多数大城市里工业规模很小却附有很大的房屋，里面居住着十家、二十家、三十家人。假定说在宣称购买一切出租住宅的救世法令颁布的那一天，有一个名叫彼得的工人在柏林一家机器制造厂做工。经过一年以后，假定他成了汉堡门附近他所住的五层楼上的一个小房间的1/15的所有者。后来他失业了，不久就搬到汉诺威的波特霍夫，住在庭院景色华美的三层楼上一个相似的住宅里，在这里住了5个月，恰好获得了所有权的1/36，突然一次罢工再把他抛到慕尼黑，迫使他在那里逗留了11个月，成了上昂格尔加斯街后面一个相当阴暗的地下室11/180的所有者。以后又经过多次迁移，现代工人时常遇到的这种情况，又硬使他得到了圣加连一处同样体面的住宅的7/360，另外一处在里子的住宅的23/180，以及第三处在塞兰的住宅的347/56223——其所以计算得这样精确，是为了不致违反“永恒公平”。我们的彼得怎样来处置各个住宅的这一切零碎部分呢？谁会给他这些部分的真正价值呢？他到哪里去寻找他先前住过的那许多住宅其余部分的那个或者那些所有者呢？既然一座有多层楼房的大楼中，比方说，共有20套住宅，而这座大楼在购买期满和住宅租赁制废除后也许就要分属散居世界各处的300个部分所有者，那末对于任何一座这样的大楼中的所有权关系将怎么处置呢？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会回答说，到那时候，将成立蒲鲁东的交换银行，这个银行将随时对每个人的任何劳动生产品支付十足的劳动收入，因而也会对住宅的每一部分支付十足的价值。但是，蒲鲁东的交换银行在这里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第一，在论住宅问题的一些论文中甚至从来没有提到过它；第二，它是以一种奇怪的谬论为依据的，即认为任何人想要出售一件商品，就一定能找到付出十足价值的买主；第三，在蒲鲁东发明它之前，它已经在英国以LabourExchangeBazaar[229]的名义破产过不止一次了。 认为工人应当购买自己的住宅这种思想本身，又是建立在我们指出过的那个反动的蒲鲁东主义原则上的，这个原则以为现代大工业所创造的条件是一种病态的赘疣，必须用强制手段——即逆着社会一百年来所顺从的潮流——使这个社会退回到以单独生产者因循守旧的手工劳动为常规的状态中去，这无非是要理想化地恢复已经灭亡和正在灭亡的小手工业生产制。假如工人重新被抛回到这种因循的状态中去，假如“社会旋风”被顺利地排除了，那末工人当然又能来享用“家园”所有权，于是上述的赎买论就不会显得那样荒谬了。但是蒲鲁东忘记了，要实现这一点，他首先就必须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一百年，从而把现代工人又弄成像他们的曾祖父那样眼界狭隘和阿谀成性俯首贴耳的奴隶。 蒲鲁东的这种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法中所包含的一些合理和可以实际实现的东西，现在都在实行起来了，但这并不是在“革命思想内部”产生的，而是……在大资产者中间产生的。我们且听一听马德里一家出色的西班牙文报纸“解放报”在1872年3月16日论及这个问题的一段话： “还有另一种由蒲鲁东提出的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法，它初看起来倒也光辉夺目，但仔细一考察就显得完全无力了。蒲鲁东建议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款的买主，把每年交付的房租算做分期偿付住宅价值的款项，而承租人经过一定时期后便成为这所住宅的所有者。这种在蒲鲁东看来很革命的办法，现今已在世界各国被投机公司采用着，这些公司用提高租价的办法来迫使承租人偿付比房屋价值多一两倍的价值。多耳富斯先生和法国东北部其他大工厂主实行这个制度，不仅为了榨取金钱，并且有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 统治阶级最老练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建立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军队。上一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曾把贵族和教会的大地产打碎成为许多零星的小块土地，——现在西班牙共和派对于至今还存在着的大地产也想采取这种办法，——因而造成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阶级，这个阶级从那时起就成了社会中最反动的因素和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常障碍。拿破仑第三曾打算用发行小额国家公债券的方法在城市中也造成这样一个阶级，而多耳富斯先生及其同僚按逐年付款的条件把小住宅卖给自己的工人，就是力图磨灭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并用这种地产把他们束缚在他们做工的工厂里。可见，蒲鲁东的计划不仅丝毫没有减轻工人阶级所受的苦痛，而且甚至反转来直接反对他们了。”［注：关于在美国怎样自然产生出这种把工人束缚在大城市或新兴城市附近自己的“房屋”上来解决住宅问题的做法，有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86年11月28日从印第安纳波利斯来信中一段话可以证明：“在堪萨斯城内，或者确切些说，是在城郊，我们看见了一些可怜的小木房，每幢木房算是有三个房间，小木房所处地段还很荒僻；地皮价值600美元，面积正好可以容一幢小房子；小房本身又值600美元，所以为了获得泥泞旷野中离城要走一个钟头路的一所倒霉的小房，总共要费去4800马克。”这样，工人就必须负起沉重的抵押债务，才能得到这种住所，于是他们就真正变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隶；他们被束缚在自己的房屋上，不能离开，只好同意接受向他们所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加的注。）］ 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来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就是说，一点也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的问题。既然我们不预备凭空设想一套未来的社会结构，也就用不着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帮助解决真正的“住宅缺乏”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到这些住宅里去。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有关社会福利的措施就会像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占据住宅那样容易实现了。 ※※※ 但是，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并不满足于自己在住宅问题方面的成就。他一定要把这个问题从尘凡提到崇高的社会主义的领域，以表明这个问题在那里也是“社会问题”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假定，资本生产率真正已被握住双角加以驯服了，——这是迟早总会发生的，——例如，通过把一切资本利率硬性规定为一厘的过渡性法律，并且还要使这个利率渐渐接近于零，以至最后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要偿付了。自然，房屋以及住宅，也同其他一切生产品一样，都要服从这种法律……房主自己将第一个力求卖出房屋，因为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会根本没有用处了。” 这段议论包含蒲鲁东的教义问答中的一个基本信条，并且提供了充斥其中的混乱观念的一个明显例证。 “资本生产率”是蒲鲁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粗率地抄来的胡说。诚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时也肯定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和一切商品的价值尺度；但是他们也应当说明，为什么资本家把资本投到工业或手工业企业以后不仅能收回他所投的资本，并且另外还取得利润。因此，他们必然陷入重重矛盾，硬说资本本身也有一定的生产率。说明蒲鲁东还多么深地陷在资产阶级思想方式中的最好证据，莫过于他所学会的这种谈论资本生产率的姿态了。我们一开始就已经看到，所谓“资本生产率”，无非是说资本具有把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攫为己有的性能（指在现在的社会关系下而言，因为没有这种关系，资本就完全不成其为资本了）。 然而，蒲鲁东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他不嘉许这种“资本生产率”，而是相反，发现它是破坏“永恒公平”的。也正是它阻碍工人得到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因此必须把它废除。怎样废除呢？用强制性的法律把利率降低，以至最后降到零。那时，在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看来，资本就不再是生产资本了。 货币借贷资本的利息，只是利润中的一部分；不论工业资本的利润或商业资本的利润，都只是资产阶级以无酬劳动形式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去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调整利率的经济规律对决定剩余价值率的规律独立的程度，就像同一个社会形态中各种规律之间一般可能有的互相独立程度一样。至于说到这种剩余价值在各个资本家间的分配，那末很明显，对于自己企业中有其他资本家大量投资的工业家或商人说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时候，利润率的提高应当与利率的下降成正比。因此，降低以至于最后废除利率决不会把所谓“资本生产率”的“双角握住加以驯服”，而只会确定用另一种办法在各资本家之间分配从工人阶级那里夺来的无酬剩余价值，不是保证工人比工业资本家获得优惠利益，而是保证工业资本家比食利者获得优惠利益。 蒲鲁东从他的法学观点出发不是用社会生产的条件，而是用一般体现着这些条件的国家法律来解释利率以及一切经济现象。从这个同任何关于国家法律和社会生产条件有联系的概念格格不入的观点看来，这些国家法律就必然完全是任意的命令，随时能够顺利地用一些直接相反的命令来代替。因此，在蒲鲁东看来，最容易不过的就是颁布法令——如果他拥有这种权力的话——把利率降低为一厘。可是，如果其他一切社会条件照旧不变，蒲鲁东的这个法令也就只是一纸空文了。不管颁布怎样的法令，利率照旧将由现在支配它的经济规律来调节。能得到信用的人还会像以前那样依照情况按二厘、三厘、四厘和更高的利率借钱，不同的地方只是食利者会非常谨慎，只把金钱借给那些不会弄出讼案来的人。况且，这种使资本失去“生产率”的伟大计划来源极其久远，它同目的正是要限制利率的高利贷法一样古老，然而这些高利贷法现在到处都已经废除，因为实际上它们经常被破坏或规避，而国家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社会生产规律无能为力。而现在只要恢复这些无法执行的中世纪法律，居然就可以“把资本生产率的双角握住加以驯服”！读者由此可以看到，愈是深入地考察蒲鲁东主义，就愈能看出它的反动性。 一旦利率通过这种方法降低到零，从而废除了资本利息，那时“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要偿付了”。这意思应当是说，废除利率就等于废除利润，以至于废除剩余价值。但是，即使能凭一纸法令真正把利息废除掉，结果又会怎样呢？那时在食利者阶级看来，把自己的资本当做贷款贷出就会没有什么意思，而他们也必定会不惜冒险把资本投入自营的工业企业或投入股份公司。资本家阶级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去的剩余价值总额会依然如旧，只是它的分配办法会有变动，而且变动不大。 事实上，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忽略了一点，就是在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购买商品时，平均说来也是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应当是说：一定商品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要偿付了。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所以在现代社会中——撇开市场的波动不谈——整个说来，要商品被偿付得高于制造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对，不对，亲爱的蒲鲁东主义者，要点是在另一个地方：就在于“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姑且用您的糊涂说法吧）根本没有被十足偿付！要知道其中究竟，您可以去读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第128—160页[230]）。 但是这还不够。一旦废除了资本的息金，租金［注：俏皮话：Zins是利息，Miethzins（或Miethe）是房租。——编者注］也就废除了。因为“房屋以及住宅，也同其他一切生产品一样，都要服从这种法律”。这正好像那位老少校把自己部下的一位志愿入伍者叫来吩咐说：“喂！听说你是一个医士，那末请你常到我家走走；一个人家里有了一个妻子和七个孩子，总是有人要看病。” 那位志愿入伍者说：“对不起，少校大人，我是哲学博士！” 少校：“这我倒无所谓，反正士就是士。” 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也是这样：不论租金或资本息金，——这对他无所谓，反正金就是金，士就是士。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租价，vulgo〔即〕所谓的税金的构成部分是：（1）地租；（2）建筑资本的利息，包括承造人的利润在内；（3）修缮费和保险费；（4）随着房屋逐渐破旧无用的程度以每年分期付款方式支付的建筑资本补偿费（折旧费），包括利润在内。 现在就是瞎子也一定明白，“房主自己将第一个力求卖出房屋，因为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会根本没有用处了”。当然罗。如果废除了借贷资本的利息，那就再也没有一个房主能收得自己房屋的一文租金了，这只是因为房租也可以叫做租金，并且因为后者包含有一部分真正的资本息金。士就是士。对通常的资本息金说来，高利贷法仅仅是因为有人规避就失了效，而对房租来说这些法律则从来也没有丝毫受到损害。只有蒲鲁东才能幻想：他的新高利贷法不仅能不顾一切地调节和逐渐废除简单的资本息金，而且还能不顾一切地调整和逐渐废除复加的租金。[231]但是，那时究竟为什么还要用重金从房主那里购买这个“根本没有用处的”房屋，为什么房主在这种情形下自己不再贴些钱谋求摆脱这个“根本没有用处的”房屋，以免再花修缮费呢，——这对于我们就仍旧是一个秘密。 在高级社会主义（老师蒲鲁东称之为超级社会主义）领域中建树了这番伟大功勋以后，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就认为自己有权更加展翅高飞了。 “现在只要再做出几个结论，就可以从各方面充分阐明我们探讨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结论呢？从前面的议论中很难引出这些结论，正如从废除利率中很难引出住房贬值一样；如果勾掉我们的作者加上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词藻，那末这些结论不过是说，要顺利完成赎买出租住宅这件事，最好要有：（1）精确的房屋统计，（2）优良的卫生警察，（3）能负责建筑新房屋的建筑工人协作社。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好极妙的事情，但是，虽然有这一切集市叫卖式的词令，它们并不能“充分阐明”蒲鲁东漆黑一团的糊涂思想。 谁做出了这样的功绩，谁就有权来郑重地训诫德国工人说： “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完全值得社会民主党注意……希望他们像这里研究住宅问题那样清楚地来研究其他如信用、国家债务、私人债务、税收等等同样重要的问题，”等等。 这样，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就向我们许下了一系列关于“类似的问题”的论文，如果他论述这些问题，也像他论述这个“同样重要的问题”一样详细，那末“人民国家报”就可以保证有足够一年用的稿件了。不过答案我们是能预料到的，——到头来是同前面说过的一样：资本利息一被废除，国家债务和私人债务的利息也会跟着消失，信用就会变成无息的了等等。同一个咒语可以用于任何一个对象，并且在每一个别场合都靠无法辩驳的逻辑得出同一妙不可言的结论：一旦废除了资本利息，借款就不必再付利息了。 不过，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用来吓唬我们的问题也实在漂亮。信用！除了在前后两次领工资中间的时期或者从当铺里借到手的信用以外，工人还需要什么信用呢？不管借给工人的是无息或有息信用，或甚至是由当铺索取高利的信用，——对工人说来难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差别吗？即使一般说来工人由此得到一点好处，因而劳动力生产费用也变得便宜些了，难道劳动力的价格就不会下降了吗？但是，对资产者，尤其是对小资产者说来，信用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小资产者能够随时得到信用，并且还是无息信用，那他当然要感到特别方便了。国家债务！工人阶级知道，它没有借过这种债款，当它夺得政权时，它将让那些借过这种债款的人去偿还。私人债务！——请参看信贷项吧。税收！这对资产阶级利益关系很大，而对无产阶级利益关系则很小：工人当做税款缴付的一切，归根到底包括在劳动力生产费用里面，因而一定要由资本家来补偿。所有这里当做对工人阶级极其重要的问题向我们提出的各点，实际上只是对资产者尤其对于小资产者才有重大利害关系，我们则同蒲鲁东相反，断言工人阶级并不负有保护这些阶级的利益的使命。 至于真正有关工人的重大问题，即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问题，资本家怎样能靠自己那些工人的劳动来发财的问题，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却只字不提。诚然，他的老师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根本没有搞清楚，甚至他最后的几篇著作在这方面实质上也没有超出“贫困的哲学”（《PhilosophiedelaMisère》）[232]一步，而这本书的浅薄无知，早在1847年就被马克思极其光辉地揭穿了。 非常可悲的是，二十五年以来，除了这位“第二帝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操罗曼语的工人就几乎没有过任何别的社会主义精神食粮。假如蒲鲁东主义的理论现在还会在德国泛滥，那就加倍可悲了。但是对这点根本用不着担心。德国工人在理论方面已经比蒲鲁东主义先进了五十年，所以仅仅只要以住宅问题作为例子说明一下，就可以不必再在这方面继续操心了。 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 一 在论蒲鲁东主义者怎样解决住宅问题的那一篇中，已经说明小资产阶级对于这个问题有多大的直接利害关系。但是，大资产阶级对这个问题也有颇大的、虽然只是间接的利害关系。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挤满了工人的所谓“恶劣的街区”，是周期性光顾我们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发源地。霍乱、伤寒、肠热症、天花以及其他造成大量死亡的疾病，总是把自己的病源散播到工人街区被污染的空气和含有毒素的水中去；这些疾病在那里几乎从未绝迹，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就发展成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于是越出它们的发源地传播到资本家先生们居住的空气较好的比较卫生的城区去。统治的资本家阶级以逼迫工人阶级遭到流行病的痛苦为乐事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后果总会落到资本家自己头上来，而死神在他们中间也像在工人中间一样逞凶肆虐。 当这一点由科学确定之后，在仁爱的资产者心里就激发起了争先恐后关怀自己工人健康的高贵精神。于是就建立协会、著书立说、草拟方案、讨论和颁布法律，以求根绝时常重复发生的各种流行病。工人居住条件已经开始受到调查，作了些消除最不能容忍的缺陷的尝试。在大城市最多因而最可能使大资产者遭到危险的英国，对开展这方面的活动也特别卖力；委任了调查工人阶级生活卫生状况的政府委员会；它们的报告在精确、完备和公正方面胜过大陆上发表的一切资料，因而成了多少带些激进精神的新法律所依据的基础。这些法律虽然也极不完善，然而它们还是远远胜过大陆至今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虽然如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还是经常地必然再产生出这种必须治疗的毒疮，以致这种治疗工作甚至在英国也很难说有什么进步。 德国是照例需要更长久得多的时间，才能够使得这里也经常存在的流行病的病源发展到非常剧烈的程度，而把昏睡的大资产阶级推醒过来的。不过，也许真是走得愈慢，就走得愈远吧，最后在我们这里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公共卫生和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文献，这些文献无非是从外国前辈，主要从英国前辈那里抄来的可怜的摘录，只是靠一些响亮华丽的词藻，才骗人地赋予了它一种见解高明的外貌。其中有一本书，就是艾米尔·扎克斯博士的“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1869年维也纳版[233]。 我之所以选出这本书来说明资产阶级对住宅问题的处理方法，只是因为它企图尽量包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资产阶级文献。我们这位作者当“资料”用的这些文献真是太好了！从英国议会报告书，即真正主要的资料中，只提到了最旧的三篇；整本书都证明作者连其中一篇都从来没有看见过；可是他却援引了一系列庸俗资产阶级的、善意市侩的、虚伪慈善家的著述：杜克佩西奥、罗伯茨、霍耳、胡贝尔的著作，英国社会科学（倒不如说社会胡说）大会的报告，普鲁士保护劳动阶级福利协会的会刊，奥地利关于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公报，波拿巴当局关于同一博览会的公报，“伦敦新闻画报”，“海陆漫游”，最后是一位“公认的权威”，一个具有“敏锐切实的头脑”和“令人悦服的口才”的人物，——就是……尤利乌斯·孚赫！在这个资料单中缺少的只是“凉亭”、“喧声”和射手库奇克[234]了。 扎克斯先生为了使自己的观点不致引起任何误解，就在第22页上声称： “我们称之为社会经济学的，就是关于国民经济的学说在社会问题上的运用，确切些说，是这门科学提供给我们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目的是要根据这门科学的‘铁的’规律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范围内把所谓〈！〉无产者阶级提高到有产者阶级的水平。” 我们且不去深究这种认为“关于国民经济的学说”或政治经济学一般除了“社会”问题以外仿佛还研讨其他什么问题的糊涂观念。我们要立即研究主要点。扎克斯博士要求使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铁的规律”，“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范围”，换句话说，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当一成不变地保留下去，虽然如此，而“所谓无产者阶级”的状况却应该提高到“有产者阶级的水平”。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则是要存在并不是所谓的而是真正的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再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出卖，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工业资本家。于是，扎克斯先生所发现的新科学即“社会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找出一些手段和方法，以便在以占有一切原料、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同除了自己劳动力以外就一无所有的无产的雇佣工人的对立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内部，在这个社会制度范围内，使一切雇佣工人都能变成资本家而又不失其为雇佣工人。扎克斯先生以为他这样就把问题解决了。也许他会殷勤地给我们指出，怎样能把法国军队中所有从拿破仑第一时代起就各自在自己行囊里带着元帅杖的全体士兵都变成元帅，而又不失其为普通士兵吧。或者给我们指出怎样使德意志帝国的4000万臣民都变成德国皇帝吧！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质正是在于既希望保全现代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同时又希望消除这些祸害。正如“共产主义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235]。我们已经看到，扎克斯先生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认为解决住宅问题就会使社会问题得到解决；他所持的意见是： “用改善各劳动阶级住宅的办法就能有成效地减轻上述那些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贫困，用这种办法〈即仅仅用广泛改善住宅条件的办法〉就能把这些阶级的绝大部分人从他们那种几乎非人生活的泥沼中，提升到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纯洁的高峰”（第14页）。 顺便说说，抹煞无产阶级的存在是由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所造成的而同时又是这些生产关系继续存在的条件这一事实，是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因此，扎克斯先生在第21页上向我们说明道：各劳动阶级应该理解为除了工人本身以外还包括一切“贫穷的社会阶级”，“一般小百姓，即手工业者、寡妇、领恤金者〈！〉、下级官吏等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伸出了手！ 住宅缺乏现象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怎样发生的呢？善良的资产者扎克斯先生当然不会知道，这种现象是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必然产物；这样一种社会没有住宅缺乏现象就不可能存在，在这种社会中，绝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得不专靠工资来过活，也就是靠为维持生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资料来过活；在这种社会中，机器技术等等的不断改善经常使大量工人失业；在这种社会中，工业的剧烈的周期波动一方面决定着大量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时而把大批失业工人抛上街头；在这种社会中，工人大批地拥塞在大城市里，而且拥塞的速度比在当时条件下给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最后，在这种社会中，作为资本家的房主总是不仅有权，而且由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还应该从自己的房产中无情地榨取最高的房租。在这样的社会中，住宅缺乏现象并不是偶然事件，它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这种现象连同它的一切影响健康等等的后果，只有在产生这些后果的整个社会制度都已经根本改革的时候，才能消除。但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不会知道这点的。它不敢用现存条件来说明住宅缺乏现象。因此，它别无他法，只好用一些说教的词句来把住宅缺乏现象归之于人们德行败坏，也就是原罪。 “所以在这里应当承认，——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多么大胆的结论！〉，——罪过……一部分在那些对住宅提出需求的工人本身身上，一部分并且是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是在那些负责满足这种需求的人身上，或者在那些虽拥有必要资金而根本不肯负起这种责任的人们身上，即在各有产的上等社会阶级身上。后者的罪过……就在于他们不设法保证充分供应良好的住房。” 正像蒲鲁东把我们从经济学领域带到法律领域去一样，我们这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这里把我们从经济学领域带到道德领域中去。这是很自然的。谁宣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铁的规律”不可侵犯，同时又想消除它们的种种令人不快的但却是必然的后果，他就别无他法，只好向资本家作道德的说教，这种说教的动人作用一受到私人利益的影响，必要时一受到竞争的影响，就会立刻消散下去。这种说教正像老母鸡在池边向它孵出的在池里活泼游泳的小鸭说教一样。虽然水上没有木头，小鸭总是在水上活动；虽然利润没有心灵，资本家总是趋求利润。“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老汉泽曼早就这样说过[236]，这一点他比扎克斯先生了解得透彻些。 “良好的住宅很贵，因此大部分工人都完全没有可能去享受它。大资本……畏避建造住房供各劳动阶级享用……因而这些阶级在满足自己对住房的需要时，就大部分落入投机事业的罗网。” 可恶的投机事业！大资本自然是决不会进行投机的！但是，阻碍大资本在工人住房方面投机的不是什么邪恶的意旨，而只是他们的无知： “房主根本不知道，正常满足住宅需要这种事该有……多么巨大和重要的作用；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不负责地照例供给人们以恶劣的、有害的住宅，会使人们受到怎样的损害；最后，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对自己有什么害处。”（第27页） 但是，资本家的无知一定要加上工人的无知，才能使住宅缺乏现象产生出来。扎克斯先生承认说，“最下层的”工人“为了不致弄得完全没有栖身之所，总得〈！〉随便找一个地方来过夜，因而他们在这方面是完全没有保障，无能为力的”，然后就向我们叙说道： “大家知道，他们〈工人〉中间有许多人由于轻率，而主要是由于无知，几乎是很巧妙地使得自己的机体失去自然发展和健全生存的条件，丝毫也不懂得合理的卫生，特别是不懂得住宅在这方面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第27页） 但是这里，资产者露出马脚来了。资本家的“罪过”已经消散在无知之中，而工人的无知却只是被用来作为确认他们有罪的理由。请听一听吧： “所以，结果就是〈正是由于无知〉只要能省一点房租，他们就搬进阴暗、潮湿、狭小的住宅，简言之，搬进对一切卫生要求都是一种嘲弄的住宅……而且往往是几家人合租一套住房，甚至只是一个房间——这一切都是为了少花一点房钱，同时他们却又把自己的收入真正作孽地浪费在喝酒和种种无聊娱乐上面。” 工人“浪费在烟酒上面”（第28页）的钱、“像一个铅秤锤那样一次又一次地把工人等级拖到泥污中去的酒馆生活及其一切悲惨后果”，——这就确实像一个铅秤锤那样梗塞在扎克斯先生喉咙里。至于在现在环境下，工人喝酒，也正像伤寒、犯罪、寄生虫、法警和其他社会病害一样，是他们生活状况的必然产物，其必然性已经到了可以预先计算出酗酒的平均人数来的程度，这一点又是扎克斯先生不会知道的。不过，我以前的一位老师就常说“平民进酒馆，老爷跑戏院”这句话，因为这两种地方我都去过，所以能够证实这话是对的。 认为双方“无知”的这一套废话，归结起来无非是主张劳资利益调和的滥调。如果资本家知道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们就会为工人提供良好的住所，并且一般说来也会改善工人的处境；如果工人认识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们就不会举行罢工，不会醉心于社会民主运动，不会参与政治，而会俯首贴耳地听从自己的上司资本家。真可惜，双方都认为自己的利益完全不在扎克斯先生及其无数前辈所宣传的那一点上。劳资调和的福音到现在已经宣传了五十年，资产阶级的慈善家为了试图设立模范机关来证明这种调和也已经花了不少钱，可是我们往下就会看到，实际情形在这五十年内丝毫也没有改变。 我们的作者现在就来实际解决问题了。蒲鲁东要把工人变成自己住房所有者的计划是多么缺乏革命性，仅仅从下面这个事实中就可看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早在蒲鲁东以前就已经企图——并且现在还在企图——实际上实现这个计划。扎克斯先生也宣称，住宅问题只有使住宅所有权转归工人才能完全解决（第58页和第59页）。不仅如此，他一想到这里就诗兴大作，写出了如下激动人心的篇章： “在人所特有的对于土地所有权的怀恋心情中，在这种连现代剧烈活动的营利生活也不能削弱的意向中，有一种独特的东西。这就是人不自觉地感到土地所有权这种经济权的获得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一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也就获得了巩固的地位，仿佛是在地里牢固地生了根，因而每一家的经济〈！〉都在土地所有权中获得最稳固的基础。然而，土地所有权的赐福的力量还远超出这些物质利益之外。谁有幸能把一块土地称为自己的东西，他就达到了可能想像的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他就有一个可以独立自主地来支配的领域，他就成为自己的主宰，他就有了一定的权力，在困难的日子里就有了一个可靠的避难所；他的自我意识就增长起来，从而他的道德力量也增长起来了。因此所有权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深刻意义的……这样一来，现在无可奈何地由市面情况的变动摆布的、总是依靠自己雇主的工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摆脱这种不稳定的境况；他会成为资本家，并且由于他能因此以不动产作抵押而获得信用，就可以避免因为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而招致的种种危险。通过这种办法，他就会从无产者阶级上升为有产者阶级。”（第63页） 扎克斯先生大概假定人本质上就是农民；否则他就不会硬说我们大城市中的工人有怀恋土地所有权的心情，有这种到现在谁也没有在大城市工人身上发现过的心情。对于我们城市工人说来，迁徙自由是首要的生活条件，而土地所有权对于他们只能成为一条锁链。如果让他们有自己的房屋，把他们重新束缚在土地上，那就是破坏他们反抗工厂主压低工资的力量。个别的工人也许偶然能卖出自己的小屋子，但是在发生重大罢工事件或者工业总危机的时候［注：“或者工业总危机的时候”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一切被这种事变牵连的工人的房屋全都会交到市场上出卖，因而这些房屋或者根本找不到买主，或者卖得远远低于成本。即使他们都找到了买主，那末扎克斯先生全部伟大的住宅改良计划就会毫无结果，于是又只得再从头做起。不过，诗人总是生活在想像世界里的；扎克斯先生也是这样，他想像土地所有者已经“达到了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已经有了“可靠的避难所”，已经在“成为资本家，并且由于他能因此以不动产作抵押而获得信用，就可以避免因为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而招致的种种危险”等等。但是，让扎克斯先生去仔细看一看法国的和我们莱茵河流域的小农吧；他们的房屋和田地都由于抵押而变成最沉重的负担，他们的庄稼在收割以前就已经属于债主，可以独立自主地支配他们的“地产”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高利贷者、律师和法警。这的确是可想像的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了，但这是对……高利贷者而言的！而为了使工人能尽可能快地把自己的小屋子交给高利贷者这样独立自主地来支配，善意的扎克斯先生就殷勤地向他们指出他们能够以不动产作抵押而获得信用，他们在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时可以利用这种信用，不必加重慈善救贫事业的负担。 无论如何，扎克斯先生现在已经把开始时提出来的问题解决了：工人因获得自己的小屋子而“成为资本家”了。 资本就是对他人无酬劳动的支配。因此，只有当工人把自己的小屋子租给第三者，并以租金形式攫取这第三者的一部分劳动产品时，他的小屋子才成为资本。但是，由于工人自己居住在屋子里，所以屋子恰好就不会变成资本，正如我从裁缝那里买来的衣服一穿上身，就不再是资本一样。拥有价值一千塔勒的小屋子的工人，的确不再是无产者了，然而只有扎克斯先生这样的人才能称他是资本家。 但是，我们这个工人的资本家面貌还有其另一方面。假定在某一个工业地区里，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这件事已经成了通例。在这种场合，这个地区的工人阶级便免费享用住宅；住宅费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以内。但是，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任何降低，即工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任何长期降低，“根据国民经济学的铁的规律”，就等于劳动力价值的降低，所以归根到底会引起工资的相应降低。因此，工资下降的平均数量就会相当于节约出来的房租的平均数量，也就是说工人住自己的房屋还是付了租金，不过不是像以前那样以货币形式交给房东，而是以无酬劳动形式交给他为之做工的厂主。于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储蓄确实会成为某一种资本，但不是归他自己所有的资本，而是归那个雇他做工的资本家所有的资本。 可见，扎克斯先生甚至连在纸面上也没有能把自己的那个工人变成资本家。 附带说一句，上面所说的话对于一切归根结底是会节约或降低工人生活资料费用的所谓社会改良办法都是适用的。如果这些改良能普遍推行起来，那时工资也就会相应地降低；如果它们一直只是个别的实验，那末它们作为个别例外而存在这个事实，就证明大规模实现这种改良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容的。我们假定，某个地方由于普遍采用消费合作社而使工人食品价格降低了20％；那末这个地方的工资经过一些时候就会大约降低20％，即降低得适合于那些食品费用在工人收支总额中所占的比率。譬如说，假若工人在这些食品上平均花费自己一周工资的3/4，那末工资终于会降低3/4×20＝15％。简言之，只要这种使工人节约开支的改良办法一旦普遍推行起来，工人由于这种节约能缩减多少开支，他所得的工资也就会降低多少。如果每个工人能节约出52塔勒的独立收入，那末他的每周工资最后一定会降低1塔勒。总之，他愈节约，他所得到的工资就愈少。因此，他节约不是对自己有利，而是对资本家有利。还有什么东西能用来“最有力地激发他的……节俭精神，即首要的持家之道”呢？（第64页） 不过，扎克斯先生也接着就向我们说，工人应当成为房主，与其说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倒不如说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 “要知道，不仅工人等级，而且整个社会都极其关心使自己尽可能多的成员依附于〈！〉土地〈我很想哪怕是看一眼处于这种状况的扎克斯先生〉……［注：在“人民国家报”上，引文较长，在“假如……”前面，还有“土地所有权……能减少为反对有产阶级统治而斗争的人数。”——编者注］假如……工人自己通过这种办法转变成有产者阶级，那末能使得在我们脚下燃烧的叫做社会问题的火山喷出烈焰的一切潜伏力量，即无产阶级的怨恨、憎恶……危险的错误思想……——都一定会像晨雾碰到朝阳那样消散。”（第65页） 换句话说，扎克斯先生希望工人随着自己无产者地位的改变，即因获得房屋而引起的改变，也丧失自己的无产者的性质，再次像他们那些也有过自己房屋的祖先一样成为恭顺的奴仆。这应该引起蒲鲁东主义者的深思。 扎克斯先生以为他这样就把社会问题解决了： “更加公平地分配福利，——这个有许多人徒然企图猜出的斯芬克斯［注：希腊神话中半截狮身、半截美人的怪物，它向过路人提出难猜的谜语，谁猜不出，它就杀掉谁。——译者注］的谜语，——现在对我们说来不是已经可以感触到的事实吗？它不是因此就脱离理想领域而进入了现实领域吗？这一点如果实现了，那不就是达到了甚至最极端派的社会主义者也当做自己理论高峰的最高目的之一吗？”（第66页） 我们已经攀登到这个地方，真是幸运。这一声欢呼正是扎克斯先生这本书的“最高峰”，此后作者就又慢慢地往山下走去，从“理想领域”走向平凡的现实；而当我们走到下面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我们离开的那段时间里，这里是丝毫没有改变，真是一丝一毫都没有改变。 我们的向导让我们往山下走第一步的时候，教导我们说，工人住宅制度有两种：一种是小宅子制，每个工人家庭都有一幢小屋子，而且可能还有一个小花园，像在英国那样；另一种是营房制，每所大房屋中都住有许多工人，像在巴黎、维也纳等等地方那样。介乎两者之间的是德国北部采用的制度。诚然，小宅子制是唯一正确的和唯一能使工人得到自己房屋所有权的制度；而营房制则对健康、道德和家庭宁静说来都有很大的缺点，——但是可惜啊，可惜，正是在住宅缺乏的中心地点，在大城市里，小宅子制因为地价昂贵而不能实行，所以，如果那里不是修建大营房而能建造有四至六套住宅的房屋，或者用各种建筑上的巧妙方法把营房制的最重大缺点消除，也就应该感到满足了（第71—92页）。 我们不是已经往下走了一大段路了吗？把工人变成资本家，解决社会问题，使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房子，——所有这些都留在高高在上的那个“理想领域”里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只是在各处乡村里实行小宅子制，而在城市中把工人营房安排得尽可能像样些。 可见，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由于碰到了城乡对立而显然遭到了失败。这里我们也达到了问题的中心。住宅问题，只有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以致可能着手消灭城乡对立，消灭这个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弄到极端地步的对立时，才能获得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灭这种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锐化。不过现代第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他们的模范结构中，城乡对立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这里的情形恰好与扎克斯先生所断言的相反：并不是住宅问题的解决同时就会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只是由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想解决住宅问题又想把现代的大城市保留下来，那是很荒谬的。但是，现代的大城市只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消除，而只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件事一开始，那问题就不是给每个工人一所归他所有的小屋子，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每一次社会革命起初都不免要掌握现有的东西，并且凭借现有的手段来同最难容忍的祸害作斗争。我们已经看到：把属于有产阶级的豪华住宅的一部分加以剥夺，并把其余一部分征用来住人，就会立即有助于消除住宅缺乏现象。 扎克斯先生进一步又从大城市的存在出发，大谈特谈应当建立在大城市附近的工人移民区，他描写了这种工人移民区的一切妙处，例如公共“自来水、瓦斯照明、蒸汽供暖或热水供暖、洗衣房、晾晒场、浴室等等”，还有“托儿所、学校、祈祷室〈！〉、阅览室、图书馆……葡萄酒和啤酒贮藏窖、设备齐全的跳舞厅和音乐厅”，还有能把动力传送到整个房子因此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生产从工厂重新回到家庭作坊”的蒸汽发动机，——然而这丝毫也不会使情形有所改变。他所描写的移民区是胡贝尔先生直接从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那里抄袭来的，并且由于把一切社会主义的东西都一笔勾销而完全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性质。然而正是因此它就完全变成空想的了。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没有丝毫兴趣建立这样的移民区，而且除了在法国的吉兹以外，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有这样的移民区了，况且就连这个移民区也是由一个傅立叶主义者不是作为赢利的投机事业，而是作为社会主义实验而建立起来的。［注：并且这个移民区也终于成了剥削工人的地方。见1886年巴黎“社会主义者报”[237]。（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加的注。）］同样，扎克斯先生也可以援引四十年代初由欧文在汉普郡建立的早就不存在了的那个《HarmonyHall》[238]共产主义移民区，来支持自己的资产阶级杜撰方案哩。 然而，所有这些关于建立移民区的议论，都只是可怜地企图再度飞上“理想领域”，但是立刻又要掉下来的。我们现在又大踏步地走下山来了。现在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 “要雇主即厂主帮助工人得到合适的住房，或者是由自己出钱修建住房，或者是鼓励和帮助工人自己进行建筑，供给地皮，贷给建筑资金等等。”（第106页） 这样一来，我们就又落到了根本谈不到这类事情的大城市以外，又被移到乡村里去了。扎克斯先生马上证明说：厂主帮助自己的工人得到勉强可用的住宅是合乎自己利益的，一方面因为这是有利的投资方法，另一方面也因为必然 “由此产生的工人生活的提高……一定会使肉体的和精神的劳动力跟着提高，这自然……同样……是对雇主有利的。而这样一来，也就确立了关于雇主参加解决住宅问题的正确观点：这种参加是无形组合的结果，是雇主大半隐蔽在人道意向的外衣下的对工人身体、经济、精神和道德福利关怀的结果，这种关怀自然会因为产生应有的结果，即因为吸引和保持许多能干、熟练、勤劳、知足和忠实的工人而在金钱方面获得报酬”（第108页）。 胡贝尔企图用“无形组合”[239]这个词儿给资产阶级慈善家的呓语加上一些“崇高的意思”，但是这词句丝毫也改变不了事实。农村大工厂主，尤其在英国，没有这个词句也早就确信，修建工人住宅不仅是一种必要的措施，不仅是工厂建筑工程本身的一部分，而且还带来丰厚的收入。在英国，许多村镇就是这样产生的，其中有一部分后来已经发展为城市了。可是工人并不感谢慈善为怀的资本家，很早以前就对这种“小宅子制”提出了非常严重的抗议。问题不仅在于他们必须为房屋付出垄断价格，因为厂主没有竞争者；而且在于在每一次罢工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无家可归，因为厂主一句话不说立刻就把他们赶出去，使得任何反抗都极难进行。至于详细情形，可以参看我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224页和第228页[240]，但是，扎克斯先生认为这种论据“未必值得一驳”（第111页）。然而，难道他不是想使工人有对于自己小屋子的所有权吗？自然是想的。但是，既然连“雇主也应该随时有可能支配住宅，以便在解雇一个工人时就能有一个地方让接替的人安身”，那末……他当然就应该“预先规定可以通过特殊协定来废除所有权，以便适应这种情况”（第113页）。［注：在这一方面，英国资本家不仅早已实现了而且还远远超过了扎克斯先生一切宿愿。1872年10月14日星期一在莫尔珀思，法庭为了审定议会选举人名册，必须就2000名矿工申请把他们列入选民名册一事作出判决。结果发现：根据这些人在那里工作的矿场的规章，他们大多数都不是被当做他们所住的那些小屋子的承租人，而只是一些被恩准住在那里的人，不经任何预告就可以随时被抛到街头（矿主和房主当然是同一个人）。法官判决说，这些人并不是什么承租人，不过是些仆役，因此他们无权被列入名册（1872年10月15日“每日新闻”）。］ 这次我们以出乎意料的速度跑了下来。起初是说工人应该有对于自己小屋子的所有权；随后我们得知，这在城市中办不到，只有在乡下才行得通；现在又对我们声明，这种所有权在乡下也应该“可以通过特殊协定来废除”了！由于扎克斯先生为工人发明的这种所有权，由于工人转化为“可以通过特殊协定来废除”的资本家，我们就又平安地回到了尘世，而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研究资本家和其他慈善家在解决住宅问题方面实际上做了些什么了。 二 如果听信我们这位扎克斯博士的话，那末资本家老爷们现在已经做了许多事情来减轻住宅缺乏现象，并且这就证明住宅问题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得到解决。 首先，扎克斯先生就把我们带到了……波拿巴主义的法国！大家知道，路易·波拿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时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表面上是为了草拟关于法国各劳动者阶级状况的报告，实际上则是为了给帝国增光而把这种状况描绘成真正天堂一般的状况。而扎克斯先生就来引证这个由波拿巴制度贪污成性的奴仆所组成的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是因为这个委员会工作的结果，“据专门为此任命的委员会自己所说，对法国是充分完备的”！这些结果是什么呢？在提供了报告的89个大工业企业中间（包括股份公司在内），有31个完全没有修建工人住宅；在已经修建起来的住宅中，据扎克斯先生自己估计，顶多能容纳五、六万人，而且各个住宅几乎都是一户两间房子！ 不言而喻，随便哪一个资本家，只要被自己的生产条件——水力和煤井、铁矿矿层及其他矿苗等等的位置——束缚在一定的乡村地方，而又没有现成的工人住宅，都不得不为自己的工人修建住宅。但是，要把这一点看做是“无形组合”存在的证明，看做是“对问题及其崇高意义有更多理解的明显证据”，看做是“大有前途的开端”（第115页），——那就须要具备极其惯于自欺的本领。但是，在这方面各国工业家也因各自具有稳定的民族特性而彼此有所不同。例如，扎克斯先生在第117页上向我们说： “在英国只是最近才看得出雇主正在这方面加强活动。特别是在乡下遥远的村镇里……工人从最近的居民点到工厂去也往往要走很长的路，走到工厂时已经十分疲乏，工作时效率不高，这种情况就是促使雇主为自己的工人修建住宅的原因。同时，对这种关系有较深刻的理解，因而或多或少把住房改良同其他一切无形组合因素联系起来的人，也愈来愈多；而这些繁荣移民区的产生正应归功于他们……海德的埃士顿、塔尔顿的爱释华特、柏立的格兰特、博林顿的格莱格、里子的马歇尔、贝耳珀的斯特腊特、索尔特尔的索耳特、科普利的艾克罗伊德等等，都因此而在联合王国享有盛名。” 神圣的单纯，更加神圣的无知！英国乡村中的工厂主只是“最近”才在修建工人住宅！亲爱的扎克斯先生，不对！英国资本家不仅就钱袋讲来，而且就脑袋讲来也都是真正的大工业家。早在德国出现真正的大工业以前，他们就已经明白，在农村进行工厂生产的情况下，修建工人住宅的支出是全部投资中必要的、能直接或间接带来很好收益的部分。早在俾斯麦和德国资产者之间进行的斗争给予德国工人以结社自由以前，英国的工厂主、矿主和采矿厂主实际上就已经确信，假如他们同时又是工人的房主，他们对于罢工的工人该能施加多么大的压力。格莱格、埃士顿、艾释华特这些人的“繁荣移民区”根本不是“最近”才有的，甚至在四十年以前它们就已经被资产阶级当做模范加以宣扬了，而我自己在二十八年前也描写过它们（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28—230页脚注[241]）。马歇尔和艾克罗伊德（Akroyd——他的姓是这样写的）所创立的移民区也差不多有这样久，斯特腊特的移民区年代就更久了，它还在上一世纪就开始出现。既然英国工人住宅的平均寿命是40年，那末扎克斯先生就是用手指也可以算出“繁荣移民区”现在处于怎样的倾圮状态了。况且这些移民区的位置现在大多数都不在乡下；由于工业的巨大扩展，这些移民区大多数已经被工厂和房屋层层围住，以致它们目前已经处在有两三万以至更多居民的污秽多烟的城市中间，但这并不妨碍以扎克斯先生为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科学在现在还恭敬地重唱那些早已不符合现实情况的1840年的英国老赞美歌了。 特别要提到的是老艾克罗伊德［注：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老艾克罗伊德”，而是“老艾——我不愿意指出他的姓来，因为他早已死去并已经安葬了”。——编者注］。这位勇士无疑是个十足的慈善家。他非常爱自己的工人，尤其爱自己的女工，以致他在约克郡的不如他那样仁慈的竞争者们常常说：在他的工厂中做工的全都是他的亲生儿女！可是，扎克斯先生断言：在这些繁荣移民区，“私生子愈来愈少了”（第118页）。完全正确，没有结婚生出来的私生子减少了，因为在英国工厂区中，漂亮的姑娘出嫁是很早的。 在英国，紧靠每个乡村大工厂并且是与工厂同时建造工人住宅，这在近六十年以至更久以来就已经成了通例。前面已经提到过，这种工厂村镇有许多已经变成了以后形成的整个工厂城市所环绕的核心，并且有着工厂城市所带来的一切弊害。因此这些移民区并没有解决住宅问题，而是第一次在当地造成了这种问题。 反之，那些在大工业方面只是蹒跚地跟在英国后面，只是从1848年起才懂得什么是大工业的国家里，即在法国，尤其是德国，情形就完全两样了。在这些国家里只有一些巨型冶金工厂（如克列索的施奈德尔工厂和埃森的克虏伯工厂），在犹豫了很久以后才决定修建一些工人住宅。农村地区的大多数工业家都让自己的工人冒着炎暑或雨雪在清晨步行几德里到工厂，晚上再步行回家。这种情形，在多山的地区，例如法国和亚尔萨斯的佛日山脉，在乌培河、济克河、阿格尔河、累内河和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其他河流的沿岸地区，是特别常见的。在厄尔士山区，情形也不见得好些。不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是同样可鄙地吝啬。 扎克斯先生分明知道，无论是大有前途的开端也好，或是繁荣的移民区也好，都没有丝毫意义。因此他现在就企图向资本家证明，他们从修建工人住宅方面能获取多么巨大的收入。换句话说，他企图向他们指出一个欺骗工人的新方法。 首先，他给他们举出部分具有慈善性质、部分具有投机性质的许多伦敦建筑公司做例子，这些公司已获得了4％到6％以及更多的纯利。至于投在工人住宅上面的资本带来很好的收益——这用不着扎克斯先生来向我们证明。投在建造工人住宅方面的资本不比现在所投的资本更多的原因，是由于昂贵的住宅给所有者带来更大的利润。因此，扎克斯先生给资本家的忠告仍然不过是一种道德的说教罢了。 至于这些被扎克斯先生大肆鼓吹说具有辉煌成绩的伦敦建筑公司，那末这些建筑公司据他自己的估计（而他却把任何一种建筑投机事业都包括进去了），总共也只是让2132个家庭和706个单身汉，即总共还不到15000人有房子住！像这样一些儿戏，在德国居然有人敢于煞有介事地把它描绘成重大的成就，然而单是在伦敦东头，就有100万工人在极其恶劣的居住条件下过活！所有这些慈善的努力，实际上都是非常可怜和微不足道的，甚至专谈工人状况的英国议会报告书连一次也没有提到它们。 在这整篇内暴露出来的对伦敦情况的可笑的无知，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说它了，我们只指出一点。扎克斯先生以为索荷区内供单身汉住宿的客栈之所以歇业，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不能指望有很多顾客”。看来扎克斯先生以为整个伦敦西头区都是一个很豪华的城市，殊不知最华丽的街道背后就是极污秽的工人街区，例如索荷区就是其中的一个。扎克斯先生所提到的、我在二十三年前就已经知道的索荷区模范客栈，起初是客人很多，但它后来已经歇业，因为谁在那里都受不了。而这还是最好的客栈之一呢。 那末，亚尔萨斯的牟尔豪森工人镇呢——难道这不是一个成就吗？ 牟尔豪森的工人镇对大陆资产者说来，正如埃士顿、艾释华特、格莱格等人的一度“繁荣的移民区”对于英国资产者一样，是引以自傲自夸的地方。可惜这个工人镇不是“无形”组合的产物，而是法兰西第二帝国与亚尔萨斯资本家的完全公开组合的产物。它是路易·波拿巴的社会主义实验之一。国家曾为这个实验垫付了1/3的资本。在14年内（到1867年为止），依照一套在对这件事有较好理解的英国一定行不通的恶劣制度修建了800所小屋子；工人们在13—15年内每月付出昂贵的房租，然后才可以获得这些房子的所有权。我们往下就可以看到，这种获取所有权的方法在英国建筑合作社里早就采用了，根本不必由亚尔萨斯的波拿巴主义者来发明。为赎买房屋而付出的额外房租——同英国比起来——是相当高的；例如，工人在15年内渐次付出4500法郎以后，能取得一所在15年前值3300法郎的房屋。一个工人如果要搬到别的地方或者哪怕仅仅欠了一个月的房租（在这种场合，他就可以被赶出去），人家就按房屋原价的62/3％计算他的年租（例如，房屋价值是3000法郎，每月就是17法郎），而把余数退还给他，但不付分文利息。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形下，建筑公司即使没有“国家帮助”也会大发其财的。同样显而易见，在这种条件下提供的住宅，只因为它是位于城外半农村地方这一点，就已经比城内的旧的营房式的住宅好些了。 关于在德国所做的几个可怜的实验，扎克斯先生自己在第157页上承认它们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也就用不着去讲它了。 所有这些实例究竟证明了什么呢？仅仅证明：修建工人住宅一事，即使不践踏一切卫生法，对资本家说来也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但是，这点从来也没有人否认过，这点我们大家早已知道了。任何满足某种需要的投资，只要合理经营都会带来收益。全部问题仅仅在于：虽然如此，为什么住宅缺乏现象仍然继续存在；虽然如此，为什么资本家还是不肯给工人提供足够数量的良好住宅呢？于是扎克斯先生又只好向资本提出劝告，而对问题却不作答复。对于这个问题的真正答复，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出来了。 资本即使能够办到，也不愿意消除住宅缺乏现象，这点现在已经完全确定了。于是只剩下其他两个出路：工人自助和国家帮助。 扎克斯先生是一个自助办法的热烈崇拜者，在住宅问题方面也能谈述自助办法的奇迹。可惜他一开始就不得不承认：自助办法只是在已经实行或可能实行小宅子制的地方，即仍然只是在农村地方，才能起点作用；在大城市中，甚至在英国，也只能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实行。然后，扎克斯先生就喟然长叹道： “依靠这个〈即自助〉方法，改良只能间接实行，因而永远只能不完全地实行，亦即只能在私有制原则有力量影响住宅质量的限度内实行”。 并且连这也很值得怀疑；无论如何“私有制原则”对我们这位作者文体的“质量”没有起过丝毫改良作用。虽然如此，自助办法在英国却产生了非凡的奇迹，以致“由于实行了自助办法，在其他各方面为解决住宅问题所做的一切，都被远远超过了”。这里指的是英国的《buildingsocieties》〔“建筑公司”〕，而扎克斯先生之所以特别详细地研究它们，是因为 “关于它们的实质和活动一般流行有很不充分的或错误的意见。英国的buildingsocieties根本不是……什么住宅建筑公司或住宅建筑协作社，用德语来讲倒不如……把它们叫做‘购置房屋协会’；这种协会的目的是要由会员定期缴费来构成基金，根据资金积累的多少从这笔基金中贷款给会员们去购买房屋……因此，buildingsociety对于一部分会员说来是储蓄银行，对于另一部分会员说来是信贷银行。可见，buildingsocieties是一种旨在满足工人需要的抵押信贷机构，主要是利用……工人储蓄……扶助同他们一起存款的同伴去购买或修建房屋。可以料想到，这种贷款要有相应的不动产作保证，并且规定短期分批清偿，包括付息和分期还本在内……利息并不支付给存款人，而总是按照复利记在他们账下……想要把存款连同积累利息一并取回……只要在一个月前预先声明，就可以随时办到”（第170—172页）。“这样的协会在英国有2000个以上……其中收集的资本约有1500万英镑，并且已经约有10万个工人家庭通过这种方式购置了自己的家屋；这简直是难以比拟的社会成就。”（第174页） 可惜，这里也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但是”跟着蹒跚地走来。 “然而问题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完全解决，这至少是因为购置房屋……只有收入较好的工人才能做到……并且对于卫生条件也很少予以注意。”（第176页） 在大陆上，“这种协会……只有很少的发展余地”。这种协会是以存在小宅子制为前提，但小宅子制在这里只是乡下才有；而乡下的工人却还没有充分发展到能实行自助办法的地步。另一方面，在城市中虽然可能出现真正的住宅建筑协作社，但它们又遇到“各种很显著和严重的困难”（第179页）。这些协作社只能修建小宅子，而这在大城市中是行不通的。一句话，“这种协作式的自助办法”不可能“在现有条件下——而且在最近的将来也未必可能——对解决这一问题起主要作用”。这种住宅建筑协作社还只处在“始初的、尚未发展的萌芽阶段”。“甚至在英国也是这样”。（第181页） 总之，资本家不愿意，工人则不能够。我们本来可以把这一篇就此结束了，不过因为舒尔采－德里奇式的资产者总是把英国的buildingsocieties摆出来给我国工人做模范，所以就绝对必须对英国的buildingsocieties稍加说明。 这些buildingsocietes根本不是工人的团体，它们的主要目的也根本不是使工人购置归自己所有的房屋。相反，我们往下就会看到，工人购置房屋只是稀有的例外。这种buildingsocieties实质上是投机性的组织，并且不论小规模的buildingsocieties——即其始初的状态——还是它们的大规模的模仿者都是这样。在某一个酒馆中，——通常是由酒馆主人发起，然后就每星期在他这里聚会一次——一些常客和他们的朋友，如小店主、店员、推销员、小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者，有的地方还有一个机器制造业工人或其他一个属于本阶级贵族阶层的工人，凑成一个住宅建筑协作社。最近的起因，通常是酒馆主人探听到邻近或其他某个地方有一块比较便宜的地皮出售。大多数参加者，按自己的职业说，都不是非要固定在什么地方不可的人；甚至有许多小店主和手工业者在城内只有铺子，没有住所；只要有可能，谁都情愿住在烟雾弥漫的城市以外的地方。买下一块建筑用的地皮，就在这里修建起尽可能多的小宅子来。比较有钱的会员们凑出的贷款就能买地皮；每周缴纳的会费，再加上一些小额借款，就足够每周的建筑费用。那些想购置自有住宅的会员，凭抽签分得现成的小宅子，再用额外房租偿清买价。其余的小宅子就出租或出卖。住宅建筑公司本身，在生意顺利的时候，就会积起或大或小的一笔财产，这笔财产在会员们交纳会费期间是属于会员们的，并且在他们之间常常进行分配或者在协会停办时进行分配。英国住宅建筑公司十有九个的经过情形就是这样。其余的则是较大的公司，往往是在政治的或慈善事业的借口下成立起来，但它们的主要目的归根到底是通过地产投机，使小资产阶级的储蓄能有较好的投放处所，使其有抵押作保证，又能获得优厚的利息，并且可望分得红利。 至于这些住宅建筑公司究竟是指望着哪一类主顾，这可从一个极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公司的说明书中看出。伦敦《BirkbeckBuildingSociety，29and30，SouthamptonBuildings，ChanceryLane》〔“伯克贝克建筑公司，昌塞利巷南安普顿大厦29号和30号”〕自成立以来收入已达1050万英镑（合7000万塔勒），它存入银行和投入国家证券的款项在416000英镑以上，现有会员和存款人21441人，这个协会的自我介绍如下： “许多人都知道钢琴厂主采用的所谓三年制度，其内容是租赁钢琴三年者在此期限终了时即成为钢琴所有人。在采用这个制度以前，收入有限的人们很难购置一架好钢琴，正如很难购置一所自有的房屋一样；人们年复一年地出钱租钢琴，所花的钱比钢琴价格高一两倍。但是，在钢琴方面采用的办法，在房屋方面也可以采用……然而由于房屋比钢琴要贵……所以要有较长期限才能用房租偿清买价。因此，经理们便与伦敦城内各处和郊外各处房主成立协定，使经理们可让BirkbeckBuildingSociety会员及其他人在城市各处有大量房屋可供挑选。经理们决定遵循的这样一个制度：房屋出租期限为十二年半，如果房租能按期缴纳，出租期满之后，房屋就成为承租人的绝对财产，无须再付其他任何费用……承租人也可以商定增加租金以缩短期限，或减低租金以延长期限……凡属收入有限的人们，即在大小商店中服务的人员等等，一加入BirkbeckBuildingSociety，就可以立刻摆脱任何房东而独立。” 这一切都说得够明白了。丝毫也没有提到工人，却讲到了收入有限的人们，即在大小商店中服务的人员等等；并且还假定主顾通常已经有了一架钢琴。事实上，这里说的根本不是工人，而是小资产者和那些想要成为并且能够成为小资产者的人，而是收入虽然有一定限度，但一般总是在逐渐上升的人，例如店员以及从事这类职业的人。工人的收入至多只是名义上保持不变，实际上则随着家庭人口增加和需要增长而降低。事实上只有很少数工人才能作为例外参加这种协会。他们的收入数量太少，而且又太不可靠，不能预先承担十二年半的义务。不属于这种情况的少数例外，若不是报酬最优的工人，便是工厂监工。［注：关于伦敦各住宅建筑协会的经营情况还要作一个小小的补充。大家知道，伦敦的全部地皮几乎都属于一打左右的贵族，其中最显贵的是韦斯明斯特公爵、培德福德公爵和波特兰公爵等人。起先这些人把一些建筑地皮出租99年，期满后就把地皮以及地皮上一切东西收归己有。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房屋按照所谓repairinglease［附带修缮租赁］条件出租一个较短的时期，例如39年，承租人应依照这个条件把房屋修理得适于居住，并且继续保持这种状态。签订了这种合同以后，土地所有者就立刻派遣自己的建筑师和该区建筑管理局的视察员（surveyor）去检查房屋并确定必需修缮的地方。修缮工程往往都是很大，甚至能包括重建全部前墙、屋顶等等。这时承租人就把租约当做抵押交给建筑协会，以借取必需的款项，——每年租金130至150英镑的可以借到1000英镑以至1000英镑以上，——由自己出钱来进行修建工程。于是，这些建筑协会便成了整套办法中的重要中介环节，这种办法是要保证大土地贵族能够毫不费力地利用公众的资金，把他们在伦敦的房屋经常修整和保持在适于居住的状态中。 而这竟被当做解决工人住宅问题的措施！（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加的注。）］ 然而，每个人都明白，牟尔豪森工人镇的波拿巴主义者无非是英国这些小资产阶级住宅建筑公司的可怜模仿者罢了。不同的只是波拿巴主义者虽然得到国家帮助，但对自己主顾的欺骗却比这些建筑公司要厉害得多。他们的条件大体说来是比英国平均的条件更为苛刻的；在英国，每次缴纳的钱都计算出单利和复利，并且提前一个月通知就能全部退还，而牟尔豪森的工厂主则把单利和复利一并纳入腰包，只把原来用5法郎硬币缴纳的基本数额退回。没有人会比扎克斯先生对于这个差异更感到惊讶了，因为他在书中写到了这一切，却不懂得它们的意思。 可见，工人自助办法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剩下的只是国家帮助了。扎克斯先生在这方面能向我们拿出什么东西来呢？能拿出三件东西： “第一，国家必须关怀到，凡国家立法和行政方面能加重劳动者阶级住宅缺乏现象的一切，都应予以废止或相应地改善。”（第187页） 总之：修改有关建筑的立法并保证建筑业自由，使建筑费用便宜些。但是，在英国，有关建筑的立法范围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建筑业像空中飞鸟一样自由，而住宅缺乏现象却依然存在。况且，现在英国的建筑已经便宜到极点，只要附近有一辆马车驶过，房屋就会摇晃起来，所以每天都有一些房屋倒塌。就在昨天，1872年10月25日，曼彻斯特城内一下子倒塌了六所房屋，并且有六个工人受了重伤。可见，这也无济于事。 “第二，国家政权应制止个别的人因追求一己私利而扩大或重新引起这种灾难。” 总之：对工人住房实行卫生方面和建筑方面的警察监督，使当局有权封闭一切危害健康和有倒塌危险的住宅，像英国从1857年起就已经实行的那样。但那里是怎样实行的呢？1855年颁布的第一个法令（NuisancesRemovalAct〔消灭传染病法〕），扎克斯先生自己也承认，始终是“一纸空文”，1858年颁布的第二个法令（LocalGovernmentAct〔地方自治法〕）也是如此（第197页）。然而，扎克斯先生认为，只推行于住有一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的第三个法令（Artisans'DwellingsAct〔手工业者住宅法〕），“无疑是英国议会深刻理解社会事务的良好证明”（第199页）；但是，这个说法又只是扎克斯先生完全不了解英国“事务”的“良好证明”。英国在“社会事务”方面一般比大陆先进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它是近代大工业的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发展得最为自由和最为广阔，其后果在这里也最为显著，因而在立法方面获得反映也较早。工厂立法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据。但是，如果扎克斯先生竟认为，一个议会法案只须获得法律效力就能立刻见诸实现，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任何议会法案（只有Workshops'Act〔工场法〕除外）都是这样，而LocalGovernmentAct更是这样。这个法律委托给城市当局去执行，而城市当局在英国几乎到处都被公认为是一切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和jobbery［注：Jobbery一词的意思是官吏利用职权图谋个人或家族的私利。譬如说，某一国家中的国家电报局局长暗自作了某个造纸厂股东，他用自己森林中的木材供给这个工厂，然后委托这个工厂为电报局供应用纸，那末这就是虽然很小，但毕竟是颇为像样的job，完全足以表明jobbery的原则是什么东西；顺便说说，这在俾斯麦统治下是天经地义和十分自然的。［在“人民国家报”上没有“顺便说说……”这一句。——编者注］］行为的中心。这些城市当局中由于种种裙带关系谋得职位的官吏，不是没有能力实行便是不愿意实行这种社会法律，然而也正是在英国，负责准备和实行社会立法的政府官吏大半是以严格忠于职守著称的——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二三十年前那样严格了。几乎在任何地方，设备不良和有倒塌危险的房屋的所有者，在市政局中直接或间接总有势力强大的代表。按小选区进行市政局委员选举，总是使当选者不得不服从最小的地方利益和影响；凡是想再度当选的市政局委员，都不敢投票赞成把这个法律应用于自己的选区。因此，很明显，这个法律几乎到处都受到一切地方当局的强烈反抗，而直到现在还只是在最出丑的场合才被采用，并且还是在已经爆发了流行病以后才被采用，如去年在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天花流行时的情形那样。向内政大臣进行的请愿总是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起作用，因为英国每届自由主义政府所奉行的原则，都只是迫于极端必要才提出社会改良法案，至于已经存在的法律则尽可能完全不去执行。这个法律，也像英国其他许多法律一样，只有这样一个意义，即当它操在受工人支配或在工人的压力下终于决心加以实行的政府手中，它才会成为强有力的武器来把现代社会制度打破一个缺口。 “第三”，据扎克斯先生看来，国家政权应当“极其广泛地应用它所拥有的一切积极措施来缓和当前的住宅缺乏现象。” 这就是说，国家政权应当给自己的“下级官吏和职员”（但这些根本不是工人呀！）修建一些营房，“真正的模范建筑物”，并且“贷款给……各个市政机关、团体以及个人，以求改善各劳动阶级的住宅”（第203页），英国按照PublicWorksLoanAct〔公共工程贷款法〕正在这样做，路易·波拿巴在巴黎和牟尔豪森也这样做过。但是，PublicWorksLoanAct也只是一纸空文；政府拨发给委员们支配的至多不过5万英镑，即顶多能建筑400所小宅子的资金，因而40年就建造16000所小宅子，即至多只能供8万人用的住宅。但这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即使假定委员会的资金在20年后已由于收还贷款增加了一倍，因而在后20年又修建了总共能供4万人用的住房，但这也仍然是沧海一粟。况且，因为小宅子平均只能维持40年，所以在40年后每年就得花5万或10万英镑现金来整修势将倾圮的最旧的小宅子。扎克斯先生在第203页上正是把这一点称之为实际正确地和“在无限大的规模上”实行了原则！这样就承认了甚至在英国那里国家也可说是“在无限大的规模上”毫无作为以后，扎克斯先生就结束自己的书，而这不过是对一切有关人士所作的一通道德说教罢了。［注：最近在保证伦敦建筑主管机关当局有权征用地皮以供修筑新街道用的英国议会法令中，开始对于因此无处栖身的工人给予了若干注意。这里插入了一项决定：新建的房屋必须适于以前住在这个地方的各种居民居住。因此为了从字面上履行法律，就在最便宜的地皮上面为工人修建五层或六层的出租营房或住房。这种为工人所完全不习惯并且对于古老的伦敦的情况又显得完全陌生的新设施结果如何，将来自有分晓。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里所能容纳的工人也未必有实际上由于整顿市街而失去住所的人数的四分之一。（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加的注。）］ 十分明显，现代的国家不能够也不愿意消除住宅灾难。国家无非是有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合权力。个别资本家（这里所指的也只是资本家，因为参加这种事业的土地所有者首先也是以资本家资格出现的）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的国家也不愿意做。因此，如果说个别的资本家即使对住宅缺乏的现象感到遗憾，也不大愿意哪怕稍微在表面上掩饰一下由此产生的极坏的后果，那末，总合的资本家，即国家，也并不会做出更多的事情。国家顶多也只是会设法在各地以同等程度进行已经成为常例的表面掩饰工作。我们看到的情形正是如此。 但是，有人可能反驳我们说：在德国，资产者还没有占统治地位；在德国，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力量也就代表社会的总合利益，而不是仅仅代表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这样的国家能够做出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做出的种种事情；在社会领域中，也应该期望它能做出完全不同的事情来。 这是反动派的论调。其实，就是在德国，现有的这种国家也是它赖以成长起来的那个社会基础的必然产物。在普鲁士——而普鲁士现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一个仍然强有力的大地主贵族并存的，还有一个比较年轻和极其胆怯的资产阶级，它至今既没有像在法国一样取得直接的政权，也没有像在英国一样或多或少地取得间接的政权。但是，跟这两个阶级并存的，还有一个人数迅速增加、智力十分发达、一天比一天更加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因此，这里除了旧专制君主制度的基本条件——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均势——以外，还存在近代波拿巴主义的基本条件，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均势。但是，不论在旧日专制君主国中或者在近代波拿巴主义君主国中，实际的政府权力都是掌握在军官和官吏这一特殊等级的手中，这个等级在普鲁士一部分由他们自身补充，一部分由小世袭贵族补充，较少的部分由上层贵族补充，极少的部分由资产阶级补充。这个似乎站在社会以外并且可以说是站在社会之上的等级的独立性，就使得国家好像独立于社会之外。 在普鲁士（并且依照它的例子也在德意志新帝国制度中）从这些极端矛盾的社会条件中必然发展出来的国家形式，就是伪装的宪政制度；这个国家形式既是旧日专制君主国的现今的解体形式，也是波拿巴主义的君主国的存在形式。在普鲁士伪装的宪政制度从1848年到1866年只是遮盖和掩蔽了专制君主国的缓慢腐朽过程。但是，从1866年以来，尤其从1870年以来，社会条件中的变革，以及旧国家的解体，是在众目共睹下并且是以大大增长的规模发生着。工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交易所投机倒把活动的迅速发展，把一切统治阶级都卷入投机的漩涡中。1870年从法国大量传入的贪污腐化风气，以空前的速度大规模地散布着。施特鲁斯堡和贝列尔互相脱帽致敬。大臣、将军、公爵和伯爵，同最狡猾的交易所犹太经纪人作投机竞赛，而国家也承认他们的平等身分，把交易所犹太经纪人大量地封为男爵。很早以来就以糖厂主和酒厂主身分从事工业的农村贵族早已忘了尊贵的昔日，现在都把自己的名字列入殷实的或不大殷实的股份公司经理名单中了。官僚愈来愈轻视把盗用公款作为增加收入的唯一手段；他们把国家公职置之脑后，一味追逐收入更多的管理工业企业的职位，而那些还留任国家官职的人们也仿效自己上司的榜样搞股票投机，或“加入”铁路或诸如此类的企业。甚至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就是尉官们也并不反对搞些投机事业来发点小财。一言以蔽之，旧日国家的一切因素在急剧地解体，专制君主国在急剧地过渡到波拿巴主义君主国；在行将来临的工商业大危机中，不仅现代的骗局要被揭穿，而且整个旧日的普鲁士国家都要崩溃。［注：现在，即1886年，普鲁士国家和它的基础——即大地产同工业资本的联盟，依靠保护关税来巩固的联盟——之所以还能支持下去并联合起来，不过是因为害怕从1872年以来按人数和阶级意识说都已大大增长的无产阶级罢了。（恩格斯在1887年版上加的注。）］ 这样一个非资产阶级分子日益资产阶级化的国家应该解决“社会问题”，或者即令只解决一个住宅问题吗？恰恰相反。在一切经济问题上，普鲁士国家愈来愈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了。如果说1866年以来经济方面的立法对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适应没有超过它实际表现出来的程度，那末这是谁的过错呢？主要是资产阶级自身的过错：第一，因为它过于胆怯，不能坚决地坚持自己的要求；第二，因为它对于任何可以同时把新武器授予威胁着它的无产阶级的让步都加以抵抗。如果说国家政权，即俾斯麦，企图组织一个自己御用的无产阶级，借以箝制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那末这岂不就是一种必要的人所共知的波拿巴主义手段吗？这个手段对于工人没有任何义务，只是对他们说一些善意的空话，顶多也只是像路易·波拿巴那样给予建筑公司一些最小限度的国家帮助罢了。 至于工人能从普鲁士国家那里期待一些什么，最好的证明是看那笔曾使普鲁士国家机构再度暂时在社会面前保持其独立性的法国数十亿赔款[242]的用途。难道这几十亿中有过一个塔勒是用来使流落街头的柏林工人家庭得到容身之所吗？根本没有。当秋天来临时，国家甚至把工人们在夏天用作蔽身之所的那几间可怜的木房也下令拆毁了。这50亿赔款就很快地照旧挥霍在要塞、大炮和军队上；尽管瓦格纳说了许多善意的蠢话[243]，尽管同奥地利举行了几次施梯伯会议[244]，这几十亿赔款中用在德国工人身上的数目，甚至还不及路易·波拿巴从他在法国盗取的几百万法郎中用在法国工人身上的数目多。 三 实际上资产阶级只有一个以他们的方式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即每解决一次就重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一次。这就叫做“欧斯曼”的办法。 我这里所说的“欧斯曼”，不但是指巴黎的欧斯曼所采取的那种特殊的波拿巴主义办法，即穿过密集的工人街区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除了使街垒战难于进行这个战略目的以外，用意还在于造成依靠政府的特殊的波拿巴主义的建筑业无产阶级，并把巴黎变为一个多半是奢华的都市。我所说的“欧斯曼”，是指把工人街区，特别是把我国大城市中心的工人街区切开的那种已经普遍实行起来的办法，而不论这起因是为了公共卫生或美化，还是由于市中心需要大商场，或是由于敷设铁路、修建街道等等交通的需要。不论起因如何不同，结果到处总是一个：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没有了，资产阶级就因为有这种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嘘，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又在别处，并且往往是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我描写过1843—1844年曼彻斯特的情况。从那时以来，由于修筑了横贯市中心的铁路，敷设了新街道，修建了巨大的公用和私用建筑物，我描写的最恶劣的街区中有一些已经被打通、拆除和改良了，有一些则已经完全没有了；但是，虽然从那时以来卫生警察的监督已经加强，却还有许多街区处于同样恶劣或者甚至比那时更加恶劣的状况中。然而，由于城市的巨大扩展，城市居民从那时起已经增加了一半以上，所以那些原来宽敞清洁的街区，现在已经同从前最声名狼籍的街区一样，房屋密集、污秽、挤满了人。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在我那本书的第80页及以下各页中，我描写了梅德洛克河谷的一簇房屋，这个地方名叫小爱尔兰（LittleIreland），多年以来就已经是曼彻斯特的一个污点。[245]小爱尔兰早就消失不见；现在这个地方修建了一个地基很高的火车站；资产阶级吹嘘说，顺利地拆毁小爱尔兰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去年夏天发生了一次可怕的大水灾，因为由于很容易理解的原因我们的大城市中筑有堤堰的河流总是一年比一年招来更大的水灾。那时人们才发现，原来小爱尔兰根本没有被消灭，只是从牛津路南边迁移到了北边，并且仍然像以前一样繁荣。下面就是曼彻斯特激进资产者的报纸曼彻斯特“泰晤士周报”在1872年7月20日关于这点所写的报道： “我们希望，上星期六梅德洛克河谷居民所遭到的不幸，能引起一个良好的后果：把公众注意转移到对一切卫生法的显然嘲弄上，那里的人们当着城市官吏和市卫生委员会的面忍受这种嘲弄已经很久了。本报昨天刊载的一篇犀利的文章，还没有充分揭露出遭到水淹的查理街和布鲁克街几处地下室的可耻状态。仔细调查了这篇文章所提到的大院之一，使我们有权证实其中所引用的一切消息，并声明说：这个大院里的地下室早就应该封闭了；更确切些说，它们本来就不应当作为人们的住宅。在查理街和布鲁克街拐角地方的四方大院有七、八所住房。在这些房屋上面，布鲁克街最低处的铁道高架桥下，行人每天来来往往，决不会料想到在他脚下深深的洞穴中还住着称为人的生物。这个大院是公众看不到的，能接近它的只是那些迫于贫穷不得不在其墓冢似的幽闭环境中找寻栖息之所的人。甚至在被堤岸所挡住的通常停滞不动的梅德洛克河水不超过它的平常水位的时候，这些住宅的地面也不过只高出水面几英寸；任何一次大雨都能使污水坑或污水管中令人呕吐的脏水溢出来，把有毒的气体散布到这些住宅中去，这就是每次河水泛滥所留下的纪念……四方大院比布鲁克街房屋的不住人的地下窒还要低……比街面低20英尺，所以星期六从污水坑中溢出来的脏水涨到了屋顶。我们知道这一点，因而料想这个大院会不再住人，或者会有卫生委员会的人在把那发臭气的墙壁加以洗刷和消毒。可是相反，我们竟看见一个理发师的地下室中有一个人正在……用铁铲把墙角的一大堆腐烂的脏东西铲到手推车中。这个理发师的地下室打扫得还算干净，他叫我们到更下边的一些住所去，关于这些住所，他说他如果会写作的话，就要向报纸投稿，要求把它们封闭起来。这样我们最后就到了四方大院，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健康的、看样子是爱尔兰的女子，她正在洗一大堆衣物。她和她的丈夫——一所私宅的更夫——已经在这个院子里住了六年，并且家里人口很多……他们刚离开的那所房屋，水已经没了屋顶，窗子破了，家具成了一堆木片。据这个人讲，他每两月要用石灰把墙壁粉刷一次，才能使这个房子没有不可忍受的臭气……在我们的记者此时才走得进去的内院里，他看见有三个房子，后墙紧靠着刚才描写过的那些房屋，其中两个还有人住。那里臭气熏天，甚至最健康的人在几分钟之后也一定会呕吐起来……这个可憎的洞穴住着一个七口之家，他们在星期四晚上（河水开始泛滥的那一天）都在家里睡觉。更确切些说，如那个妇女所立刻改口说的，他们并没有睡觉，因为她和她的丈夫大半夜都被臭气弄得不断呕吐。星期六他们不得不涉着深及胸膛的水把自己的孩子们送出去。她也认为这个洞穴连养猪也不合适，但是，由于房租很低——每周一个半先令，她也就把它租下了，因为她的丈夫最近生了病，常常没有工钱。这个大院和这个像活人坟墓般的大院内的居民，给予人们一个简直无可奈何的印象。此外，我们必须指出：根据我们的观察，四方大院不过是这个地区其他许多地方的一个复本——也许是稍微夸大的复本，——这些地方的存在，我们的卫生委员会是应负其咎的。如果这些地方将来还是允许住人，那末，卫生委员会所负责任的严重性，以及威胁邻近地区的传染病的危险性，就简直不用说了。” 这就是资产阶级实际上解决住宅问题的一个明显的例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每夜用来禁锢我们的工人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最可耻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它们，也会在另一个地方产生它们。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 第三篇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 一 在“人民国家报”第86号上，阿·米尔柏格宣称他就是我在该报第51号和以下各号中［注：见本卷第233—259页。——编者注］批判过的那些文章的作者。他在自己的回答中对我大加责难，同时把所谈到的一切观点大肆歪曲，以致我不论是否愿意都必须予以答复。虽然很遗憾我的反驳大部分只是涉及米尔柏格给我划定的个人论争的范围，但是我将竭力使自己的反驳具有一般的意义，即把主要的论点再次加以发挥，而且尽可能要比上次更清楚些，尽管米尔柏格又会责难我说这一切“其实不论对他或对‘人民国家报’其他读者说来都不包含任何新的东西”。 米尔柏格抱怨我的批判的形式和内容。说到形式，只要这样反驳就够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些论文出自谁的手笔。因此，根本谈不到对于作者有什么个人“成见”；不过对于这些论文中所阐述的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我当然是有“成见”的，因为我早已从蒲鲁东那里知道了这个解决办法，并且对这个办法的看法是确定不移的了。 关于我的批判的“语调”，我不想同朋友米尔柏格争论。像我这样参加运动很久的人，皮肤已经厚得不怕什么攻击了，所以很容易以为别人也有这样厚的皮肤。为了使米尔柏格感到满意，这一次我要竭力使我的“语调”适应他表皮（即最上面一层皮肤）的敏感程度。 米尔柏格对于我说他是蒲鲁东主义者这点特别感到冤屈，他断言他根本不是蒲鲁东主义者。我当然应该相信他才好；不过，我还是要提出证据来证明，这些论文——这里讲的也只是这些论文——中除了十足的蒲鲁东主义以外，没有别的东西。 但是，在米尔柏格看来就连我对蒲鲁东的批判，也是“轻率的”和完全不公平的： “一个关于小资产者蒲鲁东的理论，在我们德国已经成了一个确定不移的教条，许多人甚至连他的著作中的一行字都没有读过，就宣扬起这个教条来了。” 我惋惜说，除了蒲鲁东的著作以外，操罗曼语的工人在二十年内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对此米尔柏格回答说，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那里“蒲鲁东所规定的原则几乎到处都成为运动的活的灵魂”。这一点我不能同意。第一，工人运动的“活的灵魂”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在于“原则”，而在任何地方都在于大工业的发展及其后果：一方面是资本的积累和积聚，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积累和积聚。第二，说所谓蒲鲁东“原则”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间起了米尔柏格硬给加上的那种决定作用，说“无政府状态、Organisationdesforceséconomiques，Liquidationsociale〔组织经济力量、社会清算〕等原则在那里已成了……革命运动的真正体现者”，都是不正确的。暂且不说西班牙和意大利，在那里蒲鲁东消除百病的万应灵丹仅仅作为被巴枯宁弄得更糟糕的变种才有了一点儿影响，——每一个熟悉国际工人运动的人都很清楚一个事实：在法国，蒲鲁东主义者只形成一个人数很少的宗派，而法国工人群众则根本不愿理会蒲鲁东提出的那些以Liquidationsociale和Organi-sationdesforceséconomiques闻名的社会改良方案。顺便说说，这种情况在公社时期就已经有过表现。虽然蒲鲁东主义者在公社中有许多代表，可是根据蒲鲁东的方案来清算旧社会或组织经济力量的尝试却一点也不曾做过。恰恰相反，公社莫大的荣幸，就在于它的一切经济措施的“活的灵魂”不是由什么原则，而是由简单的实际需要所构成。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措施——废除面包工人的夜工、禁止工厂罚款、没收停业工厂和作坊并将其交给工人团体——一点不合乎蒲鲁东的精神，而合乎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蒲鲁东主义者所实行的唯一社会措施就是拒绝没收法兰西银行，而这却是公社复灭的一部分原因。所谓布朗基主义者情况也是一样，只要他们企图由纯政治革命家转变为具有一定纲领的社会主义工人派别——如那些流亡到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在“国际和革命”[246]那篇宣言中表明的那样，——他们就不是宣告蒲鲁东的拯救社会计划的“原则”，而是宣告（并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即关于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以过渡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共产主义宣言”中已经申述过并且以后又重述过无数次。如果米尔柏格根据德国人不尊重蒲鲁东这一点做出结论说，德国人对于罗曼语地区的“直到巴黎公社”的运动缺乏理解，那末就请他为证明这个结论而举出一种哪怕同德国人马克思所写的国际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那样正确理解和描写了公社的著作相近似的罗曼语的著作吧。 工人运动直接受蒲鲁东的“原则”影响的唯一国家就是比利时，因此比利时的工人运动，正像黑格尔所说的，是“从无，经过无，到无”[247]。 如果我认为罗曼语地区的工人在二十年内只是从蒲鲁东那里才直接或间接得到精神食粮是一种不幸，那末我认为这种不幸并不在于被米尔柏格称为“原则”的蒲鲁东的改良药方在那里占有完全神秘的统治，而是在于他们对现存社会的经济批判受了完全谬误的蒲鲁东观点的传染，他们的政治活动也被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败坏了。至于问到究竟是谁“更久地停留在革命中”，是“蒲鲁东主义化的罗曼语地区的工人”，还是理解德国科学社会主义无论如何要比罗曼人理解自己的蒲鲁东好得不知多少的德国工人，那末我们只有知道了“停留在革命中”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曾经听说过某些人“停留在基督教中，在真正的信仰中，在上帝的恩宠中”等等。但是岂能“停留”在革命中，即在最富于暴力的运动中！难道“革命”是必须信仰的教条般的宗教吗？ 其次，米尔柏格责难我，说尽管他文章中说得清清楚楚，我却硬说他宣称住宅问题仅仅是有关工人的问题。 这一次，米尔柏格确实是对的。我把一个有关的地方忽略了。这种忽略是不可宽恕的，因为这是表明他的论文的全部倾向的最具特征的地方之一。米尔柏格确实清清楚楚地这样说： “由于人们常常对我们提出可笑的责难，说我们实行阶级政策，力求实现阶级统治等等，因此我们首先要强调说：住宅问题并不是仅仅有关无产阶级的问题，相反，它同真正的中间等级，小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全部官僚的利益有极大的关系……住宅问题正是社会改良办法中的一点，这一点显然比其他任何一点都更能揭示出，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中真正中等阶级的利益之间有绝对的内在同一性。在租赁住宅的压迫的桎梏下，各中等阶级所受的痛苦同无产阶级一样厉害，也许还更厉害些……现在社会中各中等阶级本身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它是否……具有充分力量……与年青力壮、精力充沛的工人政党结成联盟来参加社会改造过程，而这种改造过程的幸福的结果将首先为他们所享受。” 总之，朋友米尔柏格在这里指出了如下几点： （1）“我们”不实行“阶级政策”，也不力求实现“阶级统治”。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因为它是工人政党，所以必然实行“阶级政策”，即工人阶级的政策。既然每个政党都力求取得在国家中的统治，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必然力求争得自己的统治，工人阶级的统治，即“阶级统治”。而且，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英国宪章派起，总是把阶级政策，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党作为首要条件，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斗争的最近目的。米尔柏格既然宣称这是“可笑的”，也就是置身于无产阶级运动之外，而投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行列之中了。 （2）住宅问题有一个优点，即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问题，而是“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真正的中等阶级”由于住宅缺乏所受的痛苦同无产阶级“一样厉害，也许还更厉害些”。谁要是宣称小资产阶级——哪怕仅仅在一方面——所受的痛苦“比无产阶级也许还更厉害些”，那末当人家把他归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时候，他就无论如何也不能抱怨了。因此，米尔柏格实在没有理由抱怨我说的如下一段话： “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特别是和小资产阶级共同遭受的这种痛苦，正是蒲鲁东所属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专爱研究的问题。所以，我们德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首先抓住住宅问题，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仅仅有关工人的问题。”［注：见本卷第240页。——编者注］ （3）在“社会中真正中等阶级”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之间有着“绝对的内在同一性”，而且当前的社会改造过程的“幸福的结果将首先”正是为这些真正中等阶级所“享受”，而不是为无产阶级所“享受”。 这样，工人进行当前的社会革命“首先”是为了小资产者的利益。其次，在小资产者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之间有着“绝对的内在同一性”。既然小资产者的利益与工人的利益是内在地同一的，那末工人的利益也就与小资产者的利益是同一的了。因此，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在运动中也就与无产阶级的观点同样正当合理了。而这种主张两种观点权利平等的思想，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所以，米尔柏格的做法前后是完全一贯的，他在自己的小册子第25页上[248]把“小生产”颂扬为“社会的真正支柱”，“因为小生产按其本质来说就结合着三个要素，即劳动——获得——占有，并且因为它把这三个要素结合起来，而没有对个人发展能力作任何的限制”；而且他责难现代工业，特别是责难它破坏这个培养正常人的温床，并“把一个充满生命力而不断更新的阶级变成一堆不自觉的、不知道把自己惶惑的眼光投向哪里去的人”。可见，小资产者在米尔柏格看来是模范人物，而小手工业在米尔柏格看来则是模范的生产方式。我把他列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中间，难道是诬蔑了他吗？ 既然米尔柏格不愿意对蒲鲁东承担任何责任，所以在这里就没有必要进一步证明蒲鲁东的改良计划的目的是要把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了。同样也没有必要去详谈小资产阶级利益和工人利益之间的所谓的同一性。必须讲的一切，都已经在“共产主义宣言”中讲过了（1872年莱比锡版第12页和第21页）[249]。 总之，我们研究所得的结果是：在“关于小资产者蒲鲁东的神话”旁边，出现了关于小资产者米尔柏格的真事。 二 现在我们就来谈主要点。我曾指责米尔柏格的文章按蒲鲁东的方式歪曲了经济关系，把它翻译成了法律术语。我举出了米尔柏格下列论点作为例子： “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一种永恒的法权理由来获取一定部分的社会劳动，尽管这房屋的实际价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绰绰有余地偿付给房主了。结果就是：例如五十年前建筑的一所房屋，在这段时期内，原先的费用就由于房租收入而得到了二倍、三倍、五倍、十倍和更多倍的补偿。” 米尔柏格对这点发出了如下的怨言： “这样简单冷静陈述的事实，竟成为恩格斯规诫我的借口，说我本来应该说明房屋究竟怎样成为‘法权理由’的——可是这完全不在我的任务范围以内……描述是一回事，说明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我随着蒲鲁东说社会的经济生活应当渗透着法权观念，那末我也就是在描述现代社会本身，在这个社会里即使不是缺乏任何法权观念，至少是缺乏革命的法权观念，——这个事实就连恩格斯自己也是会承认的。” 我们首先来谈谈这所一旦建造起来的房屋吧。这所房屋出租以后，就以房租形式给建造人带来地租、修缮费以及建筑时所投资本的利息，其中包括建筑资本的利润。按照情况的不同，陆续交付的租金总数可能达到原来费用的二倍、三倍、五倍以至十倍。朋友米尔柏格，这就是“简单冷静地陈述”具有经济性质的“事实”；如果我们想知道怎么“结果就是”这个事实存在着，我们就必须在经济方面进行研究。我们且把这个事实更仔细地考察一番，以便使每个小孩也不会再发生误解。大家知道，出卖商品就是所有者交出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取得它的交换价值。各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互相差异的地方，就中还在于消费它们所需要的时间的不同。一个大面包一天就吃完了，一条裤子一年就穿破了，一所房屋比方说要一百年才住得坏。因此，对消耗期限很长的商品，就有可能把使用价值零星出卖，每次有一定的期限，即将使用价值出租。因此，零星出卖只是逐渐地实现交换价值；卖主由于不把他预付的资本和由此应得的利润立刻收回，就要借加价即收取利息来获得补偿，加价和利息的高低并不是任意决定，而是由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决定的。在一百年终了之后，这所房屋就用坏了，消耗掉了，不能再住人了。如果我们这时候从所付的租金总额中扣去：（1）地租以及地租在这个期间的若干提高数额，（2）日常修缮费用，——那末我们就会发现，余数平均起来是由下列各项组成：（1）原先的房屋建筑资本，（2）建筑资本的利润，以及（3）逐渐收回的资本和利润的利息。的确，在这个期间终了之后，承租人并没有房屋，可是房屋所有者也没有房屋了。房屋所有者只有地皮（如果这是属于他的）及其上面的建筑材料，但这些材料已经不是房屋了。如果房屋在这个期间“原先的费用得到了五倍或十倍的补偿”，那末我们将看到，这全是由于地租的上涨；在像伦敦这样的地方，这对谁都不是什么秘密，因为在这里土地所有者和房屋所有者大半是两个人。租金的这种巨大增加，发生在迅速发展的城市中［注：在“人民国家报”上是“在迅速发展的大城市中”。——编者注］，而绝不是发生在乡下某个地方，因为在那里建筑地皮上的地租几乎是始终不变的。大家知道，扣除了地租的上涨部分以外，房主每年收入的房租平均不超出所投资本（包括利润在内）的7％，并且还得从中开销修缮费等等。一句话，租赁合同是一种最普通的商品交易，在理论上，它并不比其他任何交易对工人有利些或有害些，只有劳动力的买卖才是一个例外；在实践上，这个租赁合同是作为资产阶级千百种欺诈形式之一出现于工人面前，关于这些欺诈形式我在单行本第4页［注：见本卷第238—240页。——编者注］上已经讲过了，正如我在那里所指出的，这个形式也受一定的经济规律的调节。 相反，米尔柏格认为租赁合同无非是纯粹的“任意行为”（见他的著作第19页），而当我向他证明情形是相反的时候，他就抱怨说：我向他讲的“可惜完全都是他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 但是，对于房租的任何经济研究，都不会使我们把废除租赁住宅变为“在革命思想内部产生的最有成效和最高尚的意向之一”。为了达到这点，我们必须把这个简单的事实从冷静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中转移到在意识形态方面高级得多的法学领域中去。“房屋是房租的永恒的法权理由”；——“结果就是”，房屋的价值能以房租的形式得到二倍、三倍、五倍和十倍的补偿。要明白怎么“结果就是”这样的，“法权理由”对我们没有丝毫帮助；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说米尔柏格只有在研究了房屋如何成为法权理由之后，才能知道怎么“结果就是”这样。只有当我们像我那样研究了房租的经济本质，而不是对统治阶级用来批准房租的法律术语表示愤慨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这点。谁要提议采取经济措施来废除房租，谁就应当对房租多知道一些，而不能只说它是“承租人偿付给资本的永恒权利的贡赋”。对于这点米尔柏格回答道：“描述是一回事，说明则是另一回事”。 这样一来，完全不是永恒的房屋就变成了房租的永恒的法权理由了。不管它“结果就是”怎样，我们总是发现：由于这种法权理由，房屋便以房租形式带来高于它的价值好几倍的收入。由于翻译成法律术语，我们便顺利地远远离开了经济学领域，所以我们只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房租的总额逐渐能偿付一所房屋价值的好几倍。既然我们用法学来思想和谈话，那末对这个现象我们也只要用法权标准即公平的标准来衡量，并且发现这种现象是不公平的，是与“革命的法权观念”——不论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不相符合的，因而法权理由也就是完全要不得的。其次，我们又发现，这点同样适用于生息资本和出租的耕地，因而我们就有理由把这几种所有权从其他各种所有权里划分出来，并且加以特别的考察。这种特别的考察就要求：（1）剥夺所有者废除合同的权利，即剥夺他索回自己财产的权利，（2）把租借给承租人、债务人或租佃人但并不属于他的财物的使用权无偿地让渡给他，（3）用长期分批付款的方法向所有者偿清财产而不付利息。这样一来，我们就说尽了蒲鲁东在这方面的“原则”。这就是蒲鲁东的“社会清算”。 附带说说：十分显然，这整个改良计划是几乎仅仅有利于小资产者和小农，因为它巩固着他们作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地位。因此，据米尔柏格看来，神话式的“小资产者蒲鲁东”这个形象在这里就忽然获得了完全可以触知的历史现实性了。 米尔柏格继续写道： “如果我随着蒲鲁东说社会的经济生活应当渗透着法权观念，那末我也就是在描述现代社会本身，在这个社会里即使不是缺乏任何法权观念，至少是缺乏革命的法权观念，——这个事实就连恩格斯自己也是会承认的。” 可惜我不可能使米尔柏格在这方面得到满足。米尔柏格要求社会应当渗透着法权观念，并且把这叫做描述。如果法庭派一个法院执行吏来命令我偿还一笔债务，那末照米尔柏格看来，法庭所做的无非是把我描述为一个欠债未还的人！描述是一回事，要求则是另一回事。德国科学社会主义与蒲鲁东之间的主要区别正好就在这里。我们描述——而真实描述某一事物，与米尔柏格的说法相反，同时也就是说明这一事物，——我们描述经济关系，描述这些关系如何存在和如何发展，并且严格地从经济学上来证明这些关系的发展同时就是社会革命各种因素的发展：一方面是被本身的生活条件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一发展到超出资本主义社会范围时就必然要把它爆破，同时这些生产力又提供了为了社会进步本身而一举永远消灭阶级差别的可能性。相反，蒲鲁东则要求现代社会不是依照本身经济发展的规律，而是依照公平的规定（“法权观念”不是他的而是米尔柏格的东西）来改造自己。我们加以证明的东西，蒲鲁东及其追随者米尔柏格却在说教和哀诉。 “革命的法权观念”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我根本无从猜测。诚然，蒲鲁东把“革命”变成一种体现和实现他的“公平”的神灵；同时他陷入一个奇怪的错误，把1789—1794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他几乎在自己的一切著作，尤其是1848年以后的著作中，都是这样做的；我只要举1868年出版的“革命的总观念”[250]第39—40页做例子就够了。但是，既然米尔柏格不愿意对蒲鲁东承担任何责任，所以我就不能到蒲鲁东那里去寻求对“革命的法权观念”的说明，因而我就继续停留在埃及的黑暗［注：意即极度的黑暗，语出旧约“出埃及记”第10章。——译者注］中。 米尔柏格接着说： “但是，不论蒲鲁东也好，或者我也好，都不是诉诸‘永恒公平’来说明现存的不公平的状况，更不是像恩格斯强加在我身上的那样，期望诉诸这个公平来改善这些状况。” 米尔柏格大概以为“蒲鲁东在德国几乎完全不为人知道”吧。蒲鲁东在其一切著作中都用“公平”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注：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而是“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条件和理论的、哲学的、宗教的原理”。——编者注］，他摒弃或承认这些原理是以它们是否符合他所谓的“公平”为依据的。在他的“经济矛盾”[251]中，这个公平还被称为“永恒公平”，justiceéternelle。后来永恒性就不再提起了，但实质上还是保存着。例如，在1858年出版的“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公平”[252]这一著作中，下面的一段就表现着这整整三卷说教的内容（第1卷第42页）： “各社会中的基本原则，有机的、统治的、最高主权的原则，支配其他一切原则的原则，指导、保护、排斥、惩戒、在必要时甚至镇压一切叛乱因素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呢？是宗教、理想、利益吗？……这个原则在我看来就是公平。什么是公平呢？这就是人类自身的本质。从世界创始以来，它曾是什么呢？曾是虚无。它将来应当是什么呢？应当是一切。” 这个作为人类自身本质的公平，如果不是永恒公平，那又是什么呢？这个作为各社会中基本的、有机的、统治的、最高主权的原则的公平，这个虽然如此而至今都是虚无但将来应是一切的公平，如果不是用来衡量一切人类行为的标准，不是在任何冲突下人们所诉诸的最高裁判官，那是什么呢？难道我不正是断言，蒲鲁东在判断一切经济关系时不是依据经济规律，而只是依据这些经济关系是否符合他这个永恒公平的观念，从而掩饰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愚昧无知和束手无策吗？既然米尔柏格要求“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变更……都应当渗透着法权观念，即到处都按照严格公平要求来实行”，那末他与蒲鲁东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是我不会阅读呢，还是米尔柏格不会写作？ 米尔柏格接着说： “人类社会的真正推动力是经济关系，而不是法律关系，这一点蒲鲁东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得差；他也知道，一个民族某一时代的法权观念只是经济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反映和产物……总之，法权在蒲鲁东看来是历史上形成的经济产物。” 如果蒲鲁东对这一切“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得差”（我且不管米尔柏格的含糊说法，就算他的善良愿望是事实），那末我们还争论什么呢？但是问题正在于，蒲鲁东的知识实际上不完全是这回事。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而在刚才引证过的蒲鲁东的主要著作中，却明明白白地写着，“各社会中统治的、有机的、最高主权的、支配着其他一切原则的基本原则”，并不是利益，而是公平。而且他在其一切著作的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都重复着这一点。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米尔柏格继续说： “……蒲鲁东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发挥得最透彻的经济法权观念，同拉萨尔在其‘既得权体系’序言中叙述得极出色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 “战争与和平”[253]可以说是蒲鲁东的许多幼稚著作中最幼稚的一部，所以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这部著作竟会被援引来证明蒲鲁东似乎领会了德国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而这部书竟是这样缺少唯物主义精神，以至不求助于造物主，就表达不出它对于战争的见解： “但是，为我们选择了这个生活方式的造物主，也有他自己的目的。”（1869年版第2卷第100页） 至于这本书究竟是依据着什么样的历史知识，这从它竟相信历史上存在过黄金时代这点就可看出： “起初，当人类还是稀稀疏疏地散布在地球上的时候，自然界毫不费劲地就满足了人的需要。这是黄金时代，是丰饶而宁静的时代。”（同上，第102页） 蒲鲁东的经济观点是最粗糙的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 “生产增加一倍，人口也立刻跟着增加一倍。”（第106页） 那末，这本书的唯物主义精神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一口咬定战争的原因向来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还是“贫困”（例如，第143页）。布雷济希大叔曾经也是同样巧妙的唯物主义者，因为他在1848年的演说中郑重地发表过“大贫穷的原因就是大panvreté〔贫乏〕”的伟论。 拉萨尔的“既得权体系”[254]一书不仅陷于法学家的全部幻想中，而且还陷于老年黑格尔派的全部幻想中。拉萨尔在序言第Ⅶ页上明确地宣称：“在经济方面，既得权概念也是推动一切继续向前发展的出发点”；他想证明：“法权是一个从自身以内（这就是说不是从经济前提中）发展出来的合理的机体”（第Ⅺ页）；在拉萨尔看来，任务是要证明法权不是起源于经济关系，而是起源于“仅以法哲学为发展和反映的意志概念自身”（第Ⅻ页）。然而这部书在这里有什么相干呢？蒲鲁东和拉萨尔的差别只在于拉萨尔是一个真正的法学家和黑格尔主义者，而蒲鲁东在法学和哲学方面，也如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却不过是一个涉猎者。 我知道得很清楚：以经常自相矛盾著称的蒲鲁东，有时在某些地方也发表一些意见，好像表明他很想根据事实来说明观念。但是，这些言论对他的思想的基本倾向说来是毫不足道的，何况这些言论即使偶尔出现也表现得极其混乱和自相矛盾。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这种立法愈复杂，它的表现方式也就愈益不同于社会日常经济生活条件所借以表现的方式。立法就显得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这个因素并不是从经济关系中，而是从自己的内在基础中，例如从“意志概念”中，获得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发展的根据。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随着立法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者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法学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时代的法权体系互相加以比较，不是把它们视为相应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是把它们视为本身包含有自己根据的体系。比较都是以具有某种共同点为前提的：这种共同点表现在法学家把这些法学体系中一切多少相同的东西统称为自然法权。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权和什么又不算自然法权的标准，则是法权本身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于是，从此以后，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们的人们眼中，法权的发展只在于力求使获得法律表现的人类生活条件愈益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而这个公平却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观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阶级的公平观则要求废除被宣布为不公平的封建制度。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专区法也是破坏永恒公平的。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是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它是如米尔柏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接触到的关系很简单，那末公平的、不公平的、公平感、法权感这一类名词甚至应用于社会现象也不致引起什么大误会，可是在关于经济关系的科学研究中，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名词便引起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就好像在现代化学中企图保留燃素论的术语会引起的混乱一样。如果人们像蒲鲁东那样相信这种社会燃素即所谓“公平”原则，或者像米尔柏格那样断定说燃素论［注：在发现氧气以前，化学家们为了说明物体能在空气中燃烧的原因曾假定存在着一种特别的燃烧体，即在燃烧时消散的燃素。因为他们发现燃烧的简单物体在燃烧后比燃烧前重，他们就说燃素是具有负重量的，所以物体不含燃素时就比含有燃素时重些。这样人们便把氧气所具有的一切主要特性逐渐加在燃素身上，可是一切都被颠倒了。当人们发现燃烧就是燃烧的物体与另一种物体即氧气相结合并且已取得了纯氧的时候，就把——然而也还是经过守旧化学家的长期抗拒之后——这种假说打破了。］是与氧气论一样正确，则这种混乱就会更加厉害了。 三 其次，米尔柏格抱怨我把他的如下一段“激昂的”议论叫做反动的哀歌： “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没有可以称为自己所有物的住所，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这个倍受赞扬的世纪的全部文明所加的嘲弄是再可怕不过的了”。 的确，如果米尔柏格像他自己硬说的那样，只是局限于描述“现时代的惨状”，那末我当然就不会说出一句坏话来评论“他和他的朴素文章”了。但是他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把这些“惨状”描述为工人“都没有可以称为自己所有物的住所”的结果。不论是抱怨“现时代的惨状”是由于工人对于自己住宅的所有权被废除的结果，或者是如容克们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封建制度和行会被废除的结果——在这两种场合，都只能是反动的哀歌，只能是因感叹有不可避免的历史上必然的事物侵入而发出的悲歌。反动性就正在于米尔柏格想恢复工人对于住宅的个人所有权，即恢复早已被历史消灭了的事情；就在于他所设想的工人解放只能是使每个工人再成为自己住宅的所有者而不是别的。往下他又写道： “我极其坚决地认定：斗争纯粹是为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进行的，只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造出发，才能期望住宅状况的改善。恩格斯丝毫看不出这一点……我把社会问题的完全解决当做是着手赎买出租住宅的前提。” 可惜我至今还丝毫看不出这一点。我当然无法知道我甚至连姓名也不知道的一个人在其头脑中一个秘密角落里把什么东西看做前提。我只能以米尔柏格发表出来的论文为根据。而在那里我直到现在还看见（在他的著作第15页和第16页上）：米尔柏格拿来作为废除出租住宅的前提的，不过是……出租住宅本身。只有在第17页上他才“把资本生产率的双角握住加以驯服”，关于这点我们回头还要讨论到。他甚至在他的答复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 “当时问题倒是在于表明怎样从现有情况出发才能实行住宅问题方面的完全改造。” “从现有情况出发”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造〈意思应该是：废除〉出发”——这是两个完全对立的东西啊。 米尔柏格抱怨我把多耳富斯先生和其他厂主帮助工人购置自己房屋的慈善主义努力，看做唯一可能实际实现他的蒲鲁东主义计划的方法，这是毫不足怪的。如果米尔柏格懂得蒲鲁东的拯救社会计划是完全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幻想，那末他自然就不会信仰这个计划了。而且我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怀疑过他的善良的愿望。但是，雷绍埃尔博士向维也纳市政府提议仿效多耳富斯的计划，他究竟为什么要加以赞美呢？ 接着米尔柏格又宣称： “至于就中说到城乡的对立，那末想把它消灭就是一种空想。这种对立是自然的，更确切些说，是历史上产生的……问题不是在于消灭这种对立，而是在于发现可以使这种对立成为无害甚至有利的那些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这样才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达到各种利益的逐渐均衡。” 总之，消灭城乡对立是一种空想，因为这种对立是自然的，更确切些说，是历史上产生的。我们且把这个逻辑应用到现代社会的其他矛盾上面，看一看这会使我们走到什么地方去。例如： “至于就中说到”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那末想把它消灭就是一种空想。这种对立是自然的，更确切些说，是历史上产生的。问题不是在于消灭这种对立，而是在于发现可以使这种对立成为无害甚至有利的那些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这样才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达到各种利益的逐渐均衡”。 这样一来，我们又到了舒尔采－德里奇那里了。 消灭城乡对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李比希在他论农业化学的著作中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要求这样做，他在这些著作中的第一个要求总要人把取自土地的东西还给土地，并证明说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存在阻碍了这一点的实现。当你看到仅仅伦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费用，才能把比全萨克森王国所排出的更多的粪便倾抛到海里去，当你看到必须有多么巨大的建筑物才能使这些粪便不致弄臭伦敦全城，——那末你就知道消灭城乡对立的这个空想是具有极实际的基础了。甚至较小的柏林在自己的秽气中喘息至少也有三十年了。另一方面，像蒲鲁东那样想改革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而同时又保持农民本身，才真是十足的空想。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当然是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断定说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这完全不是空想；只有当有人企图“从现存关系出发”，预先规定一种应该借以来解决现存社会中所特有的某种对立的形式，那才是空想。米尔柏格采取蒲鲁东解决住宅问题的公式时，就是在这样做。 其次，米尔柏格抱怨我认为他对“蒲鲁东关于资本和利息的古怪见解”要负一定的责任，因而宣称： “我是假定生产关系的改变是早已规定了的，而调整利息率的过渡法律却不是处理生产关系，而是处理社会周转即流通关系的……生产关系的变更，或者如德国学派更精确地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当然不是如恩格斯硬说是我讲的那样由于取消利息的过渡法律的结果而实现，而是由于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全部工业的结果而实现的。至于劳动人民在这里将崇拜〈！〉赎买办法还是崇拜立刻没收办法，这一点既不是恩格斯也不是我所能决定的。” 我惊愕地把眼睛揉了一揉，把米尔柏格的文章再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想找出他究竟在哪个地方说过，他的赎买出租住宅是以“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全部工业”为前提的。我没有找到这样的地方。它根本不存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实际占有”这些话。不过在第17页上却说过： “我们假定，资本生产率真正已被握住双角加以驯服了，——这是迟早总会发生的，——例如，通过把一切资本利率硬性规定为一厘的过渡性法律，并且还要使这个利率渐渐接近于零……自然，房屋以及住宅，也同其他一切生产品一样，都应服从这种法律支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一方面来说赎买出租住宅是根本消灭资本生产率的必然后果。” 可见，与米尔柏格最近的转变完全相反，这里是毫不含糊地说，对于资本生产率——他这个含糊的说法显然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来确实是可以通过废除利息的法律真的“被握住双角加以驯服”的，并且正是由于有这个法律，“赎买出租住宅是根本消灭资本生产率的必然后果”。现在米尔柏格却说，绝对不是这样。这个过渡法律“不是处理生产关系，而是处理流通关系”。碰到这种像歌德所说的“无论对于智者或愚者都同样神秘的”[255]十足的矛盾，我就只好假设我是在和两个不同的米尔柏格打交道：一个米尔柏格理直气壮地抱怨我把另一个米尔柏格刊印出来的东西“硬说”是他写的。 至于劳动人民既不会向我也不会向米尔柏格请教他们在实际占有时将“崇拜赎买办法还是崇拜立刻没收办法”，那是千真万确的。最可能的是，劳动人民宁愿什么也不“崇拜”。但是，要知道，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的问题根本没有谈到，而谈的只是米尔柏格断言（第17页）“解决住宅问题的全部内容包括在赎买这个名词中”。既然他现在承认这种赎买是极成问题的，那末为什么还要给我们两人和读者们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呢？ 不过，必须指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和全部工业，是同蒲鲁东主义的“赎买”办法完全相反的。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单个劳动者将成为某一所住宅、某一块农民土地、某些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如果采用前一种办法，则“劳动人民”将成为全部住宅、工厂和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者。这些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无论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 一般说来，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在取得了政权之后，是否简单用暴力夺取生产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或是立刻为此付出报酬，或是分期付款逐渐地赎买这些财产。企图预先回答和针对一切可能场合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制造空想，这种事情我情愿让别人去做。 四 我不得不花费这样多的笔墨纸张，才穿过了米尔柏格的重重附带条件和遁词，终于达到米尔柏格在自己的答复中竭力避免涉及的问题的要点。 米尔柏格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了些什么肯定见解呢？ 第一，“房屋、建筑用地皮等等的原来费用同它的现今价值间的差额”，照理应该属于社会。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种差额就是地租。蒲鲁东也想把地租交归社会，这点我们在他的“革命的总观念”1868年版第219页中可以读到。 第二，住宅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使每个承租人都成为自己住宅的所有者。 第三，这种解决办法应借一种规定把支付房租变为支付住宅买价的法律来实行。——第二第三两点都是从蒲鲁东那里抄袭来的，每个人都能在“革命的总观念”第199页及以下各页中看出这点，而且那本书第203页中甚至还有完全编好了的有关的法律草案。 第四，借一种过渡法律把资本生产率的双角握住加以驯服，根据这种法律先把利率降低到一厘，以后还要继续降低。这同样是从蒲鲁东那里抄袭来的，在“总观念”第182—186页中可以详细地读到这点。 关于这几点中的每一点，我都引证了米尔柏格抄本所依据的蒲鲁东原书的段落。现在我要问：我是否有权把一篇贯穿着蒲鲁东主义的文章的作者，一篇除了蒲鲁东主义观点外一无所有的文章的作者，称为蒲鲁东主义者？但是米尔柏格最抱怨我的，就是我一“碰见蒲鲁东所特有的某些说法”就称他为蒲鲁东主义者。恰恰相反。一切“说法”都是米尔柏格的，内容则是蒲鲁东的。而当我随后用蒲鲁东的话来补充蒲鲁东主义的论文时，米尔柏格就埋怨说我把蒲鲁东的“古怪观点”悄悄加到他头上了！ 那末我对这个蒲鲁东主义计划提出了什么反驳意见呢？ 第一，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就等于消灭个人土地所有权。 第二，赎买出租住宅并把住宅所有权转交给原来的承租人，根本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第三，在现代的大工业和城市发展情况下提议这样做是既荒谬又反动的；恢复各个人对自己住宅的个人所有权，就是后退一步。 第四，强制降低资本利息，丝毫也不会侵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如高利贷法所证明的，这是既陈旧而又不能实现的办法。 第五，房屋的租金决不会随着资本利息的消灭而消灭。 对于第二点和第四点，米尔柏格现在已经表示同意了。对于其余各点，他无一字反驳。而这恰好是正在争论的几点。但是，米尔柏格的答复并不是反驳；他极小心地回避了一切正好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这个答复不过是个人的怨言罢了。例如，他埋怨我预料到了他对其他问题如国家债务、私人债务、信用问题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并且说他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到处都会是像在住宅问题方面一样，即废除利息，把支付利息转变为清偿资本，宣布实行无息信用。虽然如此，我现在仍愿意打赌说，如果米尔柏格的这些文章公布于世，它们的内容本质上将与蒲鲁东的“总观念”（信用——第182页，国家债务——第186页，私人债务——第196页）相符合，正如他的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与我从同一书中所引证的各段相符合一样。 米尔柏格就此教导我说：这些问题，——即捐税、国家债务、私人债务和信用问题，加上公社自治问题——对于农民和乡村宣传都极其重要。我对于这点大体上表示同意，但是，（1）我们直到现在并没有谈到过农民，（2）蒲鲁东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如他对于住宅问题的解决办法一样，在经济学上是荒谬的，并且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米尔柏格暗示说我不认为必须吸引农民加入运动，对于这一点我无须为自己辩白。但是，企图为此目的而向农民推荐蒲鲁东式的江湖医术，我总认为是蠢事。德国还存在很多大田庄。按照蒲鲁东的理论，所有这些田庄都应该分割成为细小农户，这种办法在现有的农业科学状况下并且在已经有法国和德国西部施行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验之后，乃是一种完全反动的措施。相反，现存的大土地所有制将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来由组合工作者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只有在这种巨大规模下，才能应用一切现代辅助工具、机器等等，从而使小农明显地看到基于组合原则的大规模经济的优越性。在这方面走在其他一切社会主义者前面的丹麦社会主义者，早已认清这一点了。[256] 至于责备我似乎把现代工人住宅的惨状看做“没有什么意义的琐事”，我也同样无须为自己辩白。据我所知，我是第一个用德文把这种惨状按其在英国那样典型发展了的形式描写出来的人，而这并不是像米尔柏格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它们“损伤了我的法权感”，——谁要是想把一切损伤自己法权感的事情都写成文章，那他就不胜劳碌了，——而是如我在这本书的序言[257]中所指出的那样，想通过描写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社会状况来给当时刚产生的徒托空言的德国社会主义提供一个事实的基础。但是，我的确丝毫没有想到要解决所谓住宅问题，正如我并不想从事解决那更为重要的食物问题的细节一样。如果我能指出我们现代社会的生产足以使社会一切成员都吃得饱，而且有足够的房屋使现在就有可能供给劳动群众以宽敞和合乎卫生的住所，那末我就已经很满意了。至于凭空推想未来的社会将怎样调整食品和住宅的分配，——这就是直接陷入空想。从研究以前各种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出发，我们顶多只能断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倾复，旧社会所特有的一定占有形式就将成为不可能的了。甚至过渡的措施也是到处都必须适应当前存在的关系；这些措施在小土地所有制的国家里和在大土地所有制的国家里将大不相同，等等。企图单独解决像住宅问题之类的所谓实际问题会得到什么结果，米尔柏格本身的例子表明得最好不过了，他首先用了28页的篇幅来详细说明“解决住宅问题的全部内容包括在赎买这个名词中”，后来他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就开始迷乱地唠叨：在实际占有房屋时“劳动人民究竟将崇拜赎买办法”或是其他某种剥夺方式，这其实还是很成问题的。 米尔柏格要我们实际些，要我们在“面对现实的实际关系”时不要“仅仅提出死板的抽象的公式”；要我们“脱离抽象的社会主义，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如果米尔柏格自己这样做了，那他也许对运动会有很大功劳的。要知道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第一步就是研究这些关系，考察它们之间的实际的经济联系。但是我们在米尔柏格那里看见的又是什么呢？看见了整整两个论点，即： （1）“住宅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 我在前面，在单行本第6页［注：见本卷第240—241页。——编者注］中，已经证明这意见是完全不对的，而米尔柏格则对此根本无言可驳…… （2）“必须〈在进行社会改革时〉握住双角加以驯服的那头牡牛，就是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派所谓的资本生产率，这个东西实际上并不存在，但它却以其假想的存在来掩盖一切压迫现代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因此，必须握住双角加以驯服的那头牡牛“实际上并不”存在，因而也就没有“双角”可握。全部祸害并不在于它本身，而是在于它的假想的存在。虽然如此，“所谓的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却能神妙地在地面上建造房屋和城市”，而这些东西的存在绝不是“假想的”（第12页）。一个虽然“也很熟悉”马克思的“资本论”但对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却这样不可救药地胡说乱扯的人，竟敢以向德国工人指示新的更好的途径为己任，并且自命为“至少大体明白将来社会结构的建筑师”！ 没有人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加“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了。他用了25年功夫来从各方面研究这些关系，而且他的批判工作的结果到处都包含有种种在现今一般可能实现的所谓解决办法的萌芽。但是朋友米尔柏格认为这还不够。这一切都是抽象的社会主义，死板的抽象的公式。朋友米尔柏格不去研究“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却满足于阅读蒲鲁东的几卷著作，这几卷著作丝毫没有告诉他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可是却给予了他消除一切社会祸害的很确定的具体的神奇药方。米尔柏格于是把这个现成的拯救社会计划，把这个蒲鲁东体系奉送给德国工人，借口说他想“抛弃体系”，而说我则“选定了相反的途径”！要理解这点，我就只得假定我是瞎子，米尔柏格是聋子，我们彼此根本讲不通。 够了。这场论战即使没有任何其他的益处，无论如何总有一个好处：它表明了这些自命为“实际的”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些消除一切社会祸害的实际建议，这些社会的万应灵丹，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那些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在幼年时出现的宗派创始人制造出来的。蒲鲁东也是其中之一。无产阶级的发展把这些襁褓扔在一边，并在工人阶级本身中培养出一种认识：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预先虚构出来适用于一切场合的“实际解决办法”更不切实际的了，相反地，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对具有这种认识的工人阶级说来，要在每个具体场合决定应该反对哪些社会机构，以及应该怎样进行自己的主要打击，无论何时都是不会发生困难的。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5月—1873年1月 载于1872年6月26日和29日、7月3日、12月25日和28日 “人民国家报”第51、52、53、103和104号；1873年1月4日和8日、2月8、12、19和22日“人民国家报”第2、3、12、13、15和16号，并于1872—1873年以三个分册在莱比锡出版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1887年版本译的，并根据“人民国家报”校对过 注释： [223]弗·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题”共分三篇，每一篇都是在恩格斯反对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案的尖锐论战过程中产生的。第一篇是对“人民国家报”（1872年2月3、7、10、14、21日和3月6日第10、11、12、13、15和19号）上转载的几篇标题为“住宅问题”的匿名文章的直接答复，这几篇文章原来发表在奥地利工人报纸“人民意志报”上。以后才知道这些文章的作者是医学博士、蒲鲁东主义者阿·米尔柏格。1872年5月7日，恩格斯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说：“只要一有时间，我就立即给你写一篇关于住宅缺乏现象的文章，来反驳‘人民国家报’上一系列文章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陈述的蒲鲁东主义者的荒谬的臆想。”这一著作的标题为“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的第一篇到1872年5月22日就写成了，并且发表在1872年6月26、29日和7月3日“人民国家报”第51、52和53号上。1872年10月，恩格斯写完了他的著作的第二篇，标题是“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其中批判了解决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方法，这些方法在艾·扎克斯的小册子“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中得到了最彻底的表述。这一篇登载在1872年12月25和28日“人民国家报”第103和104号和1873年1月4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2和3号上。恩格斯著作的第三篇的出现是作为对米尔柏格的再次答复，因为“人民国家报”编辑部使他有机会在该报上发表了反驳恩格斯的文章。恩格斯在1873年1月从事这一部分的写作，这一篇以“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为题发表在1873年2月8、12、19和22日“人民国家报”第12、13、15和16号上。恩格斯的这三篇著作全部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以后，就由“人民国家报”出版社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前两篇——“论住宅问题”（《ZurWohnungsfrage》）和“论住宅问题。第二册：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ZurWohnungsfrage．ZweitesHeft：WiedieBourgeoisiedieWohnungsfragelöst》）--于1872年出版，最后一篇—“论住宅问题。第三册：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ZurWohnungsfrage．DrittesHeft：NachtragüberProudhonunddieWohnungsfrage》）——于1873年出版。恩格斯著作的第二篇也曾转载在“人民意志报”1873年1月份的几号（第3—9号）上。1887年恩格斯的著作再版了，标题是：“论住宅问题”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校订第2版（《ZurWohnungsfrage》．Zweite，durch-geseheneAuflage．Hottingen-Zürich，1887）。这部著作再版时恩格斯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并写了一篇序言。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题”的完整的俄译本于1907年由“知识”出版社出版。——第233页。 [22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第237页。 [225]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238页。 [226]参看卡·马克思“资本论”18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70页。——第243页。 [22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第244页。 [228]恩格斯在这里讽刺性地引用圣经上的“埃及的肉锅”的用语。据圣经故事，当被埃及人俘掳的犹太人逃跑时，其中一些胆怯的人由于道路艰难和饥饿，开始惋惜被囚禁时的日子，因为那时他们至少还可以吃饱肚子。——第245页。 [229]LabourExchangeBazaar或EquitableLabourExchangeBazaarsorOffices（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是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所创立的。第一个这样的交换市场是1832年9月罗伯特·欧文在伦敦创立的，它一直存在到1834年年中。在这些交换市场上，劳动产品是用以一小时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劳动券来进行交换的。这些企图在商品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建立不用货币的交换的乌托邦做法，很快就失败了。——第250页。 [230]参看马克思“资本论”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75—215页。——第255页。 [231]在1872年7月3日“人民国家报”第53号上，上面两段是这样写的：“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租价Vulgo〔即〕所说的租金的构成部分是：（1）地租；（2）根本不是利息，而是建筑资本的利润；（3）修缮费、维修费和保险费。资本的利息只是房屋抵押债务很重的时候才包括在租金内。现在就是瞎子也一定明白，‘房主自己将第一个力求卖出房屋，因为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会根本没有好处了’。当然罗，如果废除了借贷资本的利息，那就再也没有一个房主能靠自己的房屋收得一文租钱了，这只是因为租钱也可以叫做租金。士就是士。”在1872年“人民国家报”出版社出版的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题”第一篇的单行本中，对“资本的利息只有在房屋抵押债务很重的时候才包括在租金内”这句话加了下面的注释：“对于一个购买现成房屋的资本家来说，租价中不是由地租和各项费用构成的那份可以表现为资本的利息。但是事情本身却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而且对事情本身来说，是房主自己把他的房屋租出去，还是他为了同样的目的把房屋卖给另外一个资本家，反正是完全一样的。”1887年恩格斯在准备出版这部著作的第二版时，重新校阅了这两段，并做了若干订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序言”）。本卷中这两段话的文字是以1887年版为准的。——第256页。 [232]指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Systèmedescontradictionséconomiques，ouPhilosophiedelamisère》．T．Ⅰ-Ⅱ，Paris，1846）。——第258页。 [233]E．Sax．《DieWohnungszuständederarbeitendenKlassenundihreReform》．Wien，1869．——第261页。 [234]“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LondonNews》）是每周出版的一种英国画报，从1842年起出版。“海陆漫游”（《UeberLandundMeer》）是每周出版的一种德国画报，从1858年起到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凉亭”（《Gartenlaube》）是小资产阶级派别的一家德国文学周刊“凉亭。家庭画报”（《DieGartenlaube．IllustriertesFamilien-blatt》）的简称，1853年至1903年在莱比锡出版，1903年至1943年在柏林出版。“喧声”（《Kladderadatsch》）是带有插图的、讽刺性的周刊，从1848年起在柏林出版。射手奥古斯特·库奇克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士兵歌曲的作者，德国诗人哥特赫耳夫·霍夫曼的笔名。——第262页。 [23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98页。——第263页。 [236]引自汉泽曼在第一届联合议会1847年6月8日会议上的演说。“第一届普鲁士国会”1847年柏林版第7部分第55页（《PreuβensErsterReichstag》．Th．7，Berlin，1847，Ｓ．55）。——第265页。 [237]“社会主义者报”（《LeSocialiste》）是一家法国周报，是茹·盖得1885年在巴黎创办的。1902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1902年至1905年是法兰西社会党机关报，从1905年起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八十至九十年代弗·恩格斯、保·拉法格和格·瓦·普列汉诺夫曾为该报撰稿。关于吉兹移民区的文章载于1886年7月3日和24日“社会主义者报”第45号和第48号上。——第273页。 [238]《HarmonyHall》（“协和”）是以罗伯特·欧文为首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839年底在英国汉普郡建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名称。移民区一直存在到1845年。——第273页。 [239]见维·艾·胡贝尔“社会问题。四、无形组合”1866年诺特豪森版（V．A．Huber．《SocialeFragen.ⅠV．DieLatenteAssociation》．Nordhausen，1866）。——第273页。 [24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8—470、473—474页。——第274页。 [24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73—474页。——第276页。 [242]指的是根据1871年5月10日法兰克福和约第七条法国偿付给德国的50亿法郎的赔款。——第291页。 [243]恩格斯指的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在他的许多著作和演说中说的话，瓦格纳声称，在普法战争以后，尤其是由于获得50亿赔款，德国市场情况欣欣向荣，这大大地改善了劳动群众的状况。——第291页。 [244]指德国和奥地利两国皇帝和首相1871年8月在加施坦和1871年9月在萨尔茨堡进行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也讨论了同国际斗争的问题。恩格斯用普鲁士政治警察首脑施梯伯的名字把这些会议叫做施梯伯会议，以强调会议的警察的反动的性质。——第291页。 [24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41—343页和以下各页。——第292页。 [246]“国际和革命。前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公社流亡者为海牙代表大会而作”1872年伦敦版（《Internationaleetrévolution．AproposducongrèsdelaHayepardesréfugiésdelaCommune，ex-membresduConseilGénéraldel'Internationale》．Lon-dres．1872）。——第297页。 [247]见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第1部第2册；“黑格尔全集”1834年柏林版第4卷第15、75、145页（G．W．F．Hegel．《WissenschaftderLogik》．Th．I，Abt．2；Werke，Bd．ⅠV，Berlin，1834，S．15，75，145）。——第298页。 [248]1872年2月和3月初“人民国家报”上登载的米尔柏格的文章，后来印成了单行本：阿·米尔柏格“住宅问题。社会概论”。“人民国家报”出版的单行本。1872年莱比锡版第25页（A．Mülberger．《DieWoh-nungsfrage．EinesocialeSkizze》．Separat-Abdruckausdem《Volksstaat》．Leipzig，1872，S．25）。——第300页。 [24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6—477、493—494页。——第301页。 [250]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68年巴黎版（P．-J．Prou-dhon．《IdéegénéraledelaRévolutionauⅪⅩsiècle》．Paris，1868）。——第306页。 [251]见注232。——第306页。 [252]P．-J．Proudhon．《Delajusticedanslarévolutionetdansl'église》．T．1-3，Paris，1858．——第306页。 [253]P．-J．Proudhon．《Laguerreetlapaix》．T．1-2，Paris，1869．——第308页。 [254]斐·拉萨尔“既得权体系。成文法和法哲学的调和”1861年莱比锡版第1部分（F．Lassalle．《DasSystemdererworbenenRechte．EineVersöhnungdespositivenRechtsundderRechtsphi-losophie》．Th．I，Leipzig，1861）。——第308页。 [255]恩格斯这里套用歌德的悲剧“浮士德”第一部第六场（“魔女之厨”）里的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第315页。 [256]在与丹麦社会主义者路易·皮奥的通信中，执行丹麦通讯书记职务的恩格斯得知，丹麦社会主义者在宣传国际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1872年4月底给路易·皮奥的信里，恩格斯对一篇论述通过合作化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的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篇文章发表在哥本哈根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几乎国际所有的报刊都转载了。恩格斯强调指出，“在关于把小农和无地农民吸引到无产阶级运动中来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丹麦人由于自己国内的条件和自己的巨大政治才能，现在站在所有国家的前面”。——第318页。 [25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78—280页。——第318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告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各支部、分部、所属团体和会员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告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各支部、分部、所属团体和会员书[218] 公民们！ 在委员会1872年12月19日的会议上，我们研究了英国分裂分子的代表们发表的通告。我们立即决定，向所有的支部发出一份通知，建议它们在没有收到我们的答复以前，对这个问题不要发表意见，我们的答复将立即发出。在12月23日即星期一晚上举行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特别会议上，一致通过对上述通告中的凭空捏造的说法作如下的答复： 1．“困境”是由于黑尔斯经常只干私事而造成的；他和莫特斯赫德两人相互指控对方营私舞弊，几乎在总委员会里也造成这种困境。通告里所提到的那次会上出现的“困境”，是由莫特斯赫德造成的。他当时喝醉了酒，叨叨不休地对主席［注：赛·维克里。——编者注］进行带侮辱性的人身攻击，企图以此迫使主席在11点半宣布散会；而提出散会要求的不是别人，正是黑尔斯。不列颠联合会的会员们大概早就在“国际先驱报”上读到，南朗伯特支部召回了自己的代表，因为多数派不让他做任何真正的事情。 2．这个通告出现的真正原因是：海牙代表大会上的分裂主义少数派的代表们彼此商定：圣诞节前后在所有国家里召开一系列代表大会，要大会赞成他们所进行的分裂活动。于是，这类代表大会就定于12月25日在比利时和西班牙召开（反对召开这种大会的，在西班牙有一个日益壮大的反对派）。现在他们又企图用欺骗手法迫使不明真相的英国各支部支持这一阴谋。 3．这里所谈的通告没有呈交联合会委员会。通告的作者们背着委员会在秘密会议上搞出了这篇东西，这一事实最好不过地证明，他们害怕讨论。什么时候看见过这样的多数派，他们不是通过表决来取得对少数派的胜利，相反地，却自己脱离了少数派呢？既然多数派在他们似乎占优势的委员会里，只要简单地表决一下就会使问题得到有利于自己的解决，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呢？ 4．所有在这个通告上署名的人都不敢表示完全赞同大陆上的分裂分子，这些分裂分子直言不讳地声称，除了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外，他们不接受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权威。但是，他们却从否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合法性着手，而这次代表大会就其代表组成而言是最具有国际性的，的确是协会的第一次真正世界性的代表大会，因为这次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第一次不是由某一个国家的代表所组成，甚至也不是单由地方性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如果这次代表大会是非法召开的，那末曾经身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的公民罗奇为什么要在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上署名呢？现在他却又在反对这次代表大会的通告上署了名。 5．他们说，他们将拥护海牙代表大会以前的那个共同章程。这个章程的第三条规定：代表大会……采取使协会顺利进行活动的必要办法，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第十二条规定：本章程可以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但须有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赞成修改。共同章程并没有授予任何一个地方性代表大会或联合会代表大会修改任何一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权利。因此，在这个通告上署名的人正在掀起一场公开暴动，以便不仅反对海牙代表大会上批准的国际的宪法，而且也反对据说他们也拥护它的那个共同章程。 使得在通告上署名的人感到那样厌恶的海牙代表大会的那些决议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决议呢？ 首先，这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他们硬说，这个决议是在大多数代表离开会场以后通过的。这根本不符合事实：参加代表大会工作的64名代表中有48名参加了对这个决议的表决，其中有35名代表，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投票赞成，公民莫特斯赫德也投了赞成票，然而他却在通告上署了名。此外，许多代表在离开时也都给主席留下了书面声明，表示他们拥护决议。 这个决议本身正是对总委员会在1871年10月17日同其他各项决议一起发表的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第九项决议的扼要叙述。在这个决议上署有公民布列德尼克、梅欧、莫特斯赫德、荣克、罗奇和作为总书记的黑尔斯等人的名字。代表会议的这个决议援引了共同章程、成立宣言、洛桑代表大会决议和总委员会从创立以来的全部活动来证明，决议中所确定下来的，仅仅是在同样的意义上对协会一向公开采取的政策的解释。在海牙代表大会之前，总委员会一致决定，建议代表大会把这个决议列入共同章程。[219]那天晚上由公民荣克担任书记，因为黑尔斯暂时被解除了职务。甚至诺定昂代表大会在实质上也通过了和这同样的决议，[220]尽管通告曾把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当做一个先例来援引。 至于说什么这个决议撇开了工联，那末，海牙代表大会恰恰相反，它为工联所做的事比共同章程或者以往任何一次代表大会都多得多。它责成新的总委员会建立国际工联联合会，甚至吸收那些不属于国际的工联参加，它建议每一个工联自己提出它们愿意在哪些条件下参加这个联合会，以及起草一个共同计划，这个计划在下次代表大会最后批准以前将先提交所有参加联合会的工联批准。 下一件受抱怨的事情是总委员会迁往纽约。归根到底他们不过是想说，没有黑尔斯、莫特斯赫德、荣克、布列德尼克、梅欧和罗奇等先生们的席位的总委员会是无权代表国际的。 另一个抱怨涉及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问题。在海牙通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项决议说：“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且监督每一个国家严格遵守国际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原则。”这个决议是在前总委员会一致赞同的基础上向代表大会提出的。[221]如果总委员会无权把那些在国际内部进行反国际活动的组织暂时开除，直到下次代表大会为止，难道这个决议能得到贯彻执行吗？此外，海牙代表大会关于暂时开除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和联合会的各项决议，实际上限制了巴塞尔代表大会所授予的权力（见组织条例第二节第六、七条），并在每一个事件中使总委员会的行动受到特殊监督。[222] 大陆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报刊都支持那些竭力想在国际队伍里引起分裂的人的企图，而那些忠于国际的人则纷纷被捕，他们的报纸则遭到警察迫害。尽管分裂分子吹嘘说，由于他们的努力，国际到处都处于瓦解和受到反对海牙各项决议的暴动袭击的状态中，但是实际上协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强有力，海牙的各项决议在法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葡萄牙、美国、丹麦、波兰和瑞士都得到了完全的拥护；在瑞士只有150名左右的分裂分子不在此例。虽然荷兰代表在海牙和少数派一起投票，可是在荷兰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仍然忠于总委员会，并且除了即将于1873年9月在瑞士召开的下次代表大会以外，不承认别的全协会代表大会。在西班牙，分裂分子指望能够达到一切目的，因为联合会委员会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但是那里反对他们的力量正日益加强。甚至在意大利，各支部仍继续不断地来信表示自己拥护新的总委员会，而玩弄召开一次英国代表大会的诡计是分裂分子不得不采取的最后手段。 为了答复这个通告中的建议，我们必须宣告如下： 1．我们声明，凡是为了修改海牙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而在英国召开的任何代表大会都是非法的，因为每一个联合会都有权向下次全协会代表大会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其次，我们宣布，根据1872年7月诺定昂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将于圣灵降临节在曼彻斯特举行的代表大会是不列颠联合会唯一合法的代表大会。 2．建议各支部撤销它们授予那些在通告上署名的人的权力，并派遣自己的新的代表参加联合会委员会。 3．建议各支部选举一个委员会，将联合会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交给这个委员会，由它来断定，谁在阻碍协会的工作和谁在促进协会的工作，以及谁的行动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敌人。 4．建议各支部选举一个委员会，以便弄清各支部的组织情况、它们的成员人数、它们成立的日期，尤其是它们通常派到联合会委员会里去的代表的人数。 既然各支部现在掌握了两个文件，我们就让它们自己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只是请它们把它们作出的决定立即通知我们。 但是，我们要毫不犹豫地说，我们的行动是符合协会的章程和宪法的，是符合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的。 国际工人协会万岁！ Ｆ．哈里——南朗伯特支部，主席 艾·希尔斯——西头区支部 弗·列斯纳——诺定昂代表大会，前总委员会委员，创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 威·哈·赖利——诺定昂代表大会 查·默里——诺尔曼比支部，前总委员会委员 乔·米尔纳——全国改革同盟，前总委员会委员 Ｊ．密契尔——莱斯特郡亨克莱支部 Ｇ．亚·魏勒尔——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 赛·维克里——柏肯海德支部 欧仁·杜邦——曼彻斯特支部，前总委员会委员，创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 所有通知应寄伦敦弗利特街红狮子大院7号“国际先驱报”编辑，公民赖利收。 1872年12月23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起草于1872年12月20日 1872年12月30—31日印成传单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218]这篇由马克思起草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呼吁书以及由恩格斯执笔的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的呼吁书，都是对不列颠联合会中的改良主义者的分裂行动的回答。呼吁书是由委员会委员密契尔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12月23日的会议上宣读的，委员会一致批准了这篇呼吁书并将它分送给各支部。——第226页。 [219]为了准备召开海牙代表大会，总委员会决定事先讨论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条文。在讨论过程中，瓦扬于1872年7月23日提议把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列入章程。这个提议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并被一致通过。——第228页。 [220]指1872年7月21—22日在诺定昂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各支部第一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关于政治行动”的决议。决议认为工人阶级为了获得社会解放必须进行政治斗争，以及为此必须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第229页。 [221]这个决议的全文是由恩格斯提出的，并在总委员会1872年6月25日会议上通过。——第229页。 [222]指组织条例第二节（“总委员会”）第六、七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81页），这些条文是根据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将支部开除出协会的程序”和“关于解决协会各支部间纠纷的程序”的决议拟就的。——第229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致不列颠联合会所有支部和全体会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致不列颠联合会所有支部和全体会员[212] 工人同志们！ 由于一伙自称是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多数派的人发出了一个号召你们参加他们反对我们协会的根本原则的公开叛乱的通告[213]，我们认为有责任向你们呼吁。 在这个通告里联合会委员会的多数派硬说，少数派使一切工作都无法进行，并且使事情陷入绝境，因为最近一次会议在辩论最激烈的时候，主席宣布散会，以便阻止讨论的进行。 骤然看来有点奇怪，少数派居然能把多数派逼入绝境，须知只要简单地表决一下本来就可以迫使少数派沉默的。迄今为止，最常见的情况总是少数派脱离出去。关于多数派脱离出去的事，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单是这一个事实就足以使人怀疑，这里面一定有点问题。至于对一次会议的主席［注：赛·维克里。——编者注］表示不满这件事，我们从可靠方面获悉，那一次主席宣布散会的时间比平时晚半个小时，即在11点半才散会的，因为多数派的拥护者坚持要暂停讨论，宣布休息。[214] 正如通告所说，在是否应该承认我们协会9月间在海牙举行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有效的这个问题上，联合会委员会发生了分裂。但是，对于国际的会员来说这是根本不成问题的。根据国际共同章程第三条的规定，全协会代表大会应当“采取使我们协会顺利进行活动的必要办法”[215]。代表大会是它的立法机关。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体会员都必须遵行。凡是不喜欢这些决议的人可以或者退出协会，或者在下次代表大会上设法废除这些决议。但是，任何一个协会会员、任何一个支部、任何一个联合会委员会、任何地方性的或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只要还想留在国际内，就无权宣布这些决议无效。 签署通告的人声称，海牙代表大会是不合法的，它绝不代表协会的大多数会员。代表大会是由总委员会按照共同章程第四条的规定通过合法手续召开的。出席大会的有64名代表，他们共代表15个国家，而且代表本人也分别属于12个不同的民族。大会代表的这种真正国际性是过去任何一次代表大会都不可比拟的。大会所通过的决议都贯穿着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关于这一点下述事实可以作证：几乎全部决议都是以四分之三的多数票通过的，而且不久前被卷入骨肉相残的战争的两个民族的代表——法国人和德国人——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一致投票赞成这些决议。如果英国由于它本身的过错而没有派一个人数众多的代表团出席代表大会，难道这能成为宣布代表大会是不合法的理由吗？ 通告的作者们不满意代表大会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他们说，这个决议是在大多数代表离开以后通过的。“国际先驱报”第37号（12月14日）上发表的正式报告表明，就这个问题进行表决时，64名代表中有48名参加了投票，其中有35名赞成这个决议。在这三十五名代表中我们发现也有现在在推翻这个决议的通告上署名的莫特斯赫德先生的名字。 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决议呢？就其内容和大部分措词而言，它同1871年9月伦敦代表会议上通过的、由总委员会在同年10月17日和其他各项决议一起正式公布的决议[216]是一致的；在这个决议上署名的除其他人而外，还有约翰·黑尔斯、托·莫特斯赫德、海·荣克、弗·布列德尼克、亨·梅欧和约翰·罗奇！既然总委员会应当贯彻执行代表会议的决议，那末为什么这些公民当时没有一个人呈请辞职，退出总委员会并抗议这个他们现在突然认为是如此危险的决议呢？ 通告完全歪曲了这个决议的涵义，只要读一下“国际先驱报”第37号上发表的决议全文［注：见本卷第165页。——编者注］就不难发现这一点。和通告的断言相反，决议并没有规定工联和其他政治上中立的组织必须从事政治活动。它只是要求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与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党对立的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这就是说，它号召这里的即英国的工人阶级不要再做“伟大的自由党”的尾巴，并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就像它在伟大的宪章运动的光辉岁月里所做的那样。 可见，关于对工联背信弃义的武断说法完全是一种捏造。但是请问，那些当时加入国际的工联现在在哪里呢？上年度会费收支平衡表表明，在公民黑尔斯担任书记时期它们几乎全都不知去向了。 其次是抱怨总委员会迁到纽约去了，抱怨总委员会中既没有英国人，也没有美国人。新的总委员会是由属于五个不同民族的人组成的，如果说在纽约的英国人置身于国际之外，那末这要怪他们自己没有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当总委员会驻在伦敦的时候，英国人的代表总是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代表要多得多，而且往往占绝对多数；同时，法国人有一个时期在委员会里却根本没有代表。但是，英国人不能把这种状态看做是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当海牙代表大会根据共同章程第三条赋予它的权利和义务选举新的总委员会的时候，它选择了在它看来是最好的驻在地，并且在这个地方选出了最好的人。在通告上署名的人可以持另一种见解，但是这并不能缩小代表大会的权利。 通告硬说，由于这种做法，各支部和联合会原有的、决定它们应该在自己国内实行什么政策问题的权利被剥夺了。这也是不正确的。不管总委员会驻在哪里——驻在伦敦、纽约，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各支部和联合会的权利仍旧不变。但是通告却说，为了防止不服从， “代表大会授予了这个总委员会不说明理由就擅自暂时开除任何支部、联合会或联合会委员会的权利”。 这又是不正确的。暂时开除任何支部的权利是由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授予总委员会的。正式发表的海牙代表大会决议中的第二项决议第一条［注：见本卷第166—167页。——编者注］（载于“国际先驱报”第37号）指出，即使总委员会的权力扩大了，或者确切些说，更加明确地规定下来了，那末它们也是受到一些过去没有的附加条件的限制的。例如，总委员会要解散某个联合会委员会，它必须在30天内采取措施选出一个新的委员会，可见，归根到底决定权还是保留在这个联合会手中。在总委员会要暂时开除整个联合会的时候，如果其余的联合会提出要求，总委员会就必须在一个月内向所有联合会都派有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提出自己的决定，以便做出最后裁决。这就是通告中所说的不说明理由地暂时开除的权利！ 工人同志们！你们自己赞成还是不赞成在海牙通过的、现在已成为国际的法律的这些决议。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不赞成这些决议，那他可以向下次代表大会提出。但是，不管是哪一个支部，不管是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也不管是它们召开的任何全国性代表大会，都没有权利推翻通过合法手续召开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谁企图这样做，他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在通告上署名的人的处境恰恰就是这样。听任这种行动在国际内泛滥，就等于是解散国际。 甚至在海牙的少数派所代表的那些国家里，也开始出现了对这些代表们所表现的分裂主义倾向的强烈反抗。在美国、法国、德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葡萄牙和整个瑞士，除开一小撮人（不超过200个）而外，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荷兰的国际会员们也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表示支持纽约总委员会，并决定把他们中间可能产生的意见只提交将在1873年9月召开的、合法的下次代表大会处理，而不提交任何别的代表大会。[217]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企图挑起上述通告所制造的那种分裂运动，但是就在西班牙，对这种分裂运动的反抗也在一天天地高涨，各支部也纷纷表示赞同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 工人同志们！根据上述种种理由，我们反对召开企图对协会中各民族的代表共同制定的规章作出判决的任何不列颠代表大会。 我们反对在1月26日这样近的日期召开任何代表大会。 我们坚决要求所有支部把上述情况交给自己的成员讨论，因为，我们协会在英国的前途取决于他们在当前的危机中的态度。 只有那些维护海牙代表大会的威信和努力实现在那里作出的各项决议的人才能被认为是联合会委员会的合法代表。 于1872年12月21日星期六举行的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大会上通过。 向我们协会的全体会员致兄弟般的敬礼 会议主席Ｐ．苏希尔 总书记和德国书记Ｆ．库佩尔 法国书记Ｏ．维斯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12月20日左右 1872年12月23日印成传单，并载于1873年3月8日和15日“工人报”第5号和第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注释： [212]国际工人协会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是1872年8月建立的，它的成员基本上是当时侨居曼彻斯特的、通常是国际会员的流亡工人。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为反对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拒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改良主义分子而进行了积极的斗争。支部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巩固不列颠联合会和清除联合会中的破坏分子而进行的斗争。这里所发表的呼吁书是恩格斯应曼彻斯特支部的请求而写的，经支部批准后印成传单分发给国际在英国的全体会员。——第220页。 [213]指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被清除的那部分人于1872年12月10日发出的通告：“致国际工人协会各不列颠支部”。在通告里分裂分子号召不要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并于1873年1月在伦敦召开联合会紧急代表大会。——第220页。 [214]指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1872年12月5日的会议，这次会议本应解决撤销黑尔斯所担任的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问题和任命委员会的通讯书记、负责记录的书记、财务委员以及其他负责人的问题。委员会的马克思主义核心打算撤销改良派首领们对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的这一意图，成了此后不久就在委员会里发生的分裂的直接导因。——第220页。 [21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76页。——第221页。 [216]即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4—456页。——第222页。 [217]关于荷兰联合会代表大会，见注204。——第224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国际先驱报”编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国际先驱报”编辑[210] 亲爱的公民： 直到现在我们一直认为答复“自治的”约翰·黑尔斯先生不遗余力地对我们进行的造谣和诬蔑是多余的。可是，当这类诬蔑是盗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名义，被说成好像是受该委员会的委托而散播出来的时候，当诬蔑的目的在于损害整个国际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这位突然装扮成争取各支部和联合会“自治”的战士的黑尔斯先生，实际上把这种自治理解为他个人的专横独断。他争取到把自己任命为：第一，负责记录的书记；第二，通讯书记（英国国内和国外通讯书记）；第三，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财务委员；但是，由于他自己不能同时执行所有这些职务，所以，第四，他又任命了这个委员会的其他一些委员专门充当自己的奴仆。并且，第五，他事先没有报请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批准，便以这个委员会的名义给世界各地写信。 例如，在“汝拉简报”第23期上我们就发现了分裂分子的汝拉委员会写给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以答复“简报”上发表的约翰·黑尔斯先生的一封信。我们相信，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是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封信的。 黑尔斯先生在这封信里断言： “这次代表大会〈在海牙召开的〉揭穿了前总委员会的活动家的伪善面目，他们企图在我们协会内组织一个广泛的秘密团体，其借口是要消灭另外一个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发明出来的秘密团体。” 黑尔斯先生的逻辑是非常奇妙的。代表大会把同盟开除出国际一事，成了他证明前总委员会伪善的证据，前总委员会是不承认这个组织的。至于所谓总委员会所发明的同盟和总委员会所策划的秘密阴谋，那末联合会委员会现任委员，公民荣克可以提供一切必要的资料，在提供这种资料方面他是任何人所不能相比的。他当过瑞士书记，因此知道同盟的丰功伟绩，他又是前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因此知道约翰·黑尔斯所发明的“阴谋”的一切内幕。公开的同盟的丰功伟绩在前总委员会的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中已经公诸于世了。而这个秘密团体的活动也将被海牙代表大会任命的调查委员会掌握的、目前正在准备公布的文件［注：见本卷365—515页。——编者注］所揭露。 黑尔斯先生抱怨说： “我当总委员会总书记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大陆各联合会的通讯处，也根本无法得到它们。” 在黑尔斯先生当总委员会的书记，而且是总委员会独一无二的领报酬的负责人的时候，他除了整理记录，把记录摘要送去刊印以及同英国各支部和工联团体通通信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责任了。 同其他联合会，即同大陆上和其他地区的联合会通讯的工作则委托给那些不领报酬的书记去做，而他们的活动如何，他是无需过问的。至于他究竟怎样执行委托给他的通讯任务，从总委员会专门通过的一项决议便可以看出，根据这项决议，他的通讯任务已转交给公民米尔纳执行。[211] 黑尔斯先生接着声明： “有一次，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收到了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寄来的一封非常重要的信，可是写信人，公民安赛尔莫·罗伦佐忘记了把通讯处通知他；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曾向当时的西班牙通讯书记公民恩格斯打听罗伦佐的通讯处；公民恩格斯正式拒绝回答。不久以前，我们向他询问里斯本联合会委员会的通讯处，他也同样拒绝答复我们。” 关于这个问题，公民恩格斯只知道以下情况：上面所说的那封西班牙的来信是公民荣克寄给他并请他代为翻译的，这件事他照办了。至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请求通知罗伦佐的通讯处一事，他根本不知道。如果能把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记录的摘要寄给他的话，他将表示感谢。 至于里斯本的事情，葡萄牙委员会曾写信给恩格斯，请他支持罢工；恩格斯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予以协助，同时他也采取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其他一些措施。恩格斯在通过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再三转达口头请求并提出一份书面请求［注：见本卷第200页。——编者注］以后，大约过了两个月光景才收到黑尔斯先生的一封信，黑尔斯先生在信里通知他说，委员会在这件事上采取了某些步骤，同时也请求把里斯本的通讯处寄去。恩格斯没有写回信，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黑尔斯完全是为了他个人的阴谋而要这些通讯处的。对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们从来用不着采取这种审慎的态度。当荣克代表联合会委员会要求柏林、莱比锡和维也纳的通讯处时，立刻就把这些通讯处给他寄去了。 公布大部分出自这位黑尔斯先生之手的前总委员会记录的摘要，将会揭露出他反对总委员会的恶毒用心。那时，事情就会昭然若揭，用他给汝拉委员会的一封私人信中的话来说， “任何一个不十分了解前总委员会情况的人，甚至不能想像，事实被歪曲到什么程度”……而这个歪曲事实的人恰恰就是约翰·黑尔斯先生。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写于1872年12月20日 载于1872年12月21日“国际先驱报”第38号和1872年12月28日“解放报”第8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际先驱报” 注释： [210]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主义派（见注14）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分子其中包括瑞士的同盟盟员，勾结起来了。英国改良主义者和瑞士无政府主义者猛烈攻击海牙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尤其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关于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决议。在12月1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23期上发表了约·黑尔斯11月6日的来信和由同盟盟员施维尔茨格贝耳署名的回信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公开驳斥黑尔斯。1872年12月21日，马克思写了一封信给左尔格说：“今天我寄给你一份［报纸］，在这份报纸上恩格斯和我同黑尔斯及共同伙展开了论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发表在1872年12月21日“国际先驱报”第38号和12月28日西班牙“解放报”第80号上。“解放报”编辑部加上了下面这段按语：“下面我们公布我们的同志和朋友马克思和恩格斯寄给伦敦出版的‘国际先驱报’的一封对约翰·黑尔斯先生的无耻谰言表示抗议的信。这些无耻谰言在我们这里被那些随时准备传播流言蜚语的同盟分子的刊物津津乐道地重复着。”——第216页。 [211]关于总委员会书记黑尔斯超越职权的问题，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曾一再被提出。从1872年春天起，黑尔斯就开始同总委员里支持马克思的多数派闹对立。在协会不列颠联合会于1872年7月21—22日在诺定昂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黑尔斯企图强行通过关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自治”的决议。由于这个缘故，并鉴于他支持在美国被开除出国际的改革派分子，总委员会于1872年7月23日一致通过了关于在调查结束之前暂时解除黑尔斯的职务的建议。书记职务暂时委托乔·米尔纳担任。——第218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伦敦来信。四、海德公园的群众大会。——西班牙状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伦敦来信 四 *海德公园的群众大会。——西班牙状况 1872年12月11日于伦敦 英国政府对海德公园爱尔兰人群众大会［注：见前一篇文章。——编者注］上所有演讲人的审讯，招致了一场猛烈的风暴。诚然，治安法官对被告判处了五英镑罚款，但是，法庭上的辩论表明，无论从什么观点来看，公园新条例都是非法的，因此，现在受理这个案件的上诉法院必然会宣布被告无罪。 不仅如此，第一次群众大会之后，在海德公园里没有一个星期日不举行公开集会的，而政府不敢阻挠任何一个演讲人。有一次集会是为保卫宣布罢工的警察而举行的；另一次群众大会则纯粹是为了确保在公园举行集会的权利。 警察罢工？——你们会问道。是的，先生们，因为英国是个着了魔的国家，在那里罢工运动遍及全国。我记得，十五年前曼彻斯特的警察曾宣布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不出两三天就获得了完全胜利。几星期以前，首都的警察由于提高工资20％左右的要求遭到拒绝，便威胁要举行罢工。在最后时刻，政府出于利害考虑，满足了他们的一切要求；但是，政府处罚了警察自己成立的抵抗团体的书记以示惩戒，由于他不愿服从处罚而被解职了。于是，警察队伍里便掀起了抗议运动，并宣布在海德公园召开大会。政府又让步了，大会还没有举行就赦免了所有的暴动分子，只有上述那个书记除外。这证明，英国虽然有一个十足贵族气的外壳，但是资产阶级精神已无所不在。事实上，还有哪一个别的国家已经资产阶级化到这样程度，以致可以允许警察的抵抗团体存在和警察罢工的事情发生呢？ 这里收到的关于国际各联合会对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态度的消息令人非常满意。在荷兰（这个国家的代表们在表决时曾和少数派站在一起），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符合我们伟大协会的真正精神的决议。[204]这里力求按照纽约总委员会的章程和条例行动，不过还保留了在将于1873年9月举行的协会代表大会上提出必要修改意见的权利，同时否认其他任何一个代表大会有通过涉及协会共同利益的这种或那种决议的权利。 在西班牙，尽管海牙代表大会少数派的领导者认为他们是能够左右局势的人，但工人的正确意识仍然占了上风。领导联合会委员会的同盟的拥护者们确定于12月25日在哥多瓦举行全国代表大会[205]。按上次萨拉哥沙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议程，这次代表大会应当根据全协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整顿西班牙联合会的组织机构。与此相反，联合会委员会却把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在圣伊米耶召开的反国际的代表大会的决议[206]之间进行抉择的问题列入议程。这是明显违反共同章程的行为。因此，新马德里联合会向所有忠实于国际的联合会（承认共同章程和历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联合会）发出呼吁，号召它们选举一个新的临时联合会委员会。[207]这一号召已得到了列里达、巴达洛纳、德尼亚、庞特－德－维鲁马拉这些地方的重要的联合会和支部的支持。此外，格腊西阿、托勒多、阿耳卡拉的联合会，以及加迪斯和瓦伦西亚的许多联合会也都表示反对现在的联合会委员会。在巴塞罗纳近郊的工业区——格腊西阿，经过同巴塞罗纳的同盟分子连续进行了三个晚上的辩论后，这个联合会（共有500个会员）一致赞同海牙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并决定谴责西班牙代表在最近这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上的行为。在瓦伦西亚，联合会委员会感到自己在这次全联合会会议上有被打垮的危险，便阻挠可能对它不利的表决的进行；这一行动引起了分裂。[208]西班牙还只是刚刚踏上这条道路；再过几个星期，运动将会强大到足以证明，西班牙工人不会容许某些秘密团体的领导者为自己的利益来破坏国际。 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关于一个叫布斯凯的人的问题［注：见本卷第173页。——编者注］，他是贝济埃警察局的秘书，混进了国际队伍，不过，根据他所属的支部的要求，已经被前总委员会开除出国际。这个家伙后来被梯也尔提升为该城警察队长，他竟在“汝拉简报”第21期上找到了一个保护者[209]。既然在汝拉联合会的队伍里出现了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这样一些现在充当路易－拿破仑的走卒的英雄好汉，那末对这一点就用不着特别惊奇了。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12月11日 载于1872年12月14日“人民报”第122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注释： [204]恩格斯指的是1872年11月24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许多荷兰支部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荷兰联合会委员会鉴于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活动而召开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支持总委员会的决议。——第214页。 [205]哥多瓦代表大会是纯粹由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在1872年12月25—30日举行的。代表大会宣布同总委员会以及整个国际工人协会完全决裂。——第214页。 [206]1872年9月15—16日在圣伊米耶举行了同盟在各国的秘密组织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否认海牙代表大会决议以及同总委员会决裂的决议，这意味着国际的实际分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见本卷第431—432页）。——第214页。 [207]1872年11月1日由维·帕赫斯署名的“新马德里联合会致国际协会西班牙各联合会、支部和会员”的呼吁书，发表在1872年11月9日“解放报”第73号上。呼吁书揭露了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所进行的破坏和分裂国际的行为。鉴于联合会委员会违反西班牙联合会章程和萨拉哥沙代表大会决议，宣布提前召开哥多瓦代表大会以及擅自修改议程，提出了在海牙代表大会决议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圣伊米耶代表大会决议之间进行抉择的问题，新马德里联合会建议，选举一个能够根据国际章程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活动的新联合会委员会。——第215页。 [208]格腊西阿联合会于1872年11月4—6日举行会议；会议在听取了同盟领导人之一阿勒里尼关于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报告后，谴责了西班牙代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的行为，否决了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支持圣伊米耶代表大会决议的建议，并以多数票赞同了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瓦伦西亚联合会会议是在1872年11月9日举行的。在这次会议上否决了同盟分子提出的建议，即在出席哥多瓦代表大会的代表的限权代表委托书中写明要求赞成圣伊米耶代表大会决议。——第215页。 [209]1872年11月10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20—21期上发表了茹尔·蒙特尔的一封抗议把布斯凯开除出国际的信。——第215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伦敦来信。三、海德公园的群众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伦敦来信 三 *海德公园的群众大会 1872年11月14日于伦敦 英国的自由派政府目前在它的监狱里至少监禁了42个爱尔兰政治犯，政府不仅像对待小偷和杀人犯那样来对待他们，而且更为恶劣，更为残酷。在炮弹国王［注：斐迪南二世。——编者注］的光辉时期，现今的自由派内阁的首脑格莱斯顿先生曾在意大利作了一次旅行，并在那不勒斯探访了政治犯；回到英国后，他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向欧洲痛斥了那不勒斯政府对政治犯的虐待。[202] 这并不妨碍同一个格莱斯顿先生用同样的手段来对待仍然被他监禁在要塞里的爱尔兰政治犯。伦敦的爱尔兰国际会员决定在海德公园（伦敦最大的公园，在政治动荡时期一切大规模的人民集会都在这里举行）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来要求大赦。他们联络了伦敦的所有民主组织，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除其他人外，还有国际前总委员会委员麦克唐奈（爱尔兰人）、默里（英格兰人）和列斯纳（德国人）。 产生了一个困难。在最近一次议会会议上，政府使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授权政府制定在伦敦各公园举行公众集会的条例。政府利用这一权利，下令张贴了一张条例，规定凡是想举行这种公众集会的人，必须在举行集会前两天以书面形式将此事通知警察局，并注明演讲人的姓名。[203]这个对伦敦报刊严密封锁的条例，一笔勾销了伦敦劳动人民最珍贵的权利之一——即随便在什么时候和随便以什么方式在公园举行公众集会的权利。服从这个条例就是牺牲人民的权利。 爱尔兰人是居民中最富革命性的部分，他们是不肯示弱的人。委员会一致决定照样行动，就当不知道有这个条例，不顾政府的禁令举行集会。 上星期日下午3点钟左右，两支庞大的游行队伍，带着乐队，打着旗帜，拥向海德公园。乐队高奏爱尔兰民族歌曲和“马赛曲”；打的几乎全是爱尔兰旗（绿色，中央缀有一金色竖琴）和红旗。公园入口处只有几个警探；游行队伍没有受到任何阻难，就进入公园，在指定地点集合，并开始演讲。 参加集会的至少有三万人，其中半数以上都在胸前别着绿色彩带或绿色纸条，以表示他们是爱尔兰人；其余的人是英格兰人、德国人、法国人。由于人太多，不可能都听到演说，因此又在近旁组织了另一个群众大会，由其他人在那里发表关于同一问题的演说。通过了强有力的决议，要求大赦和废除在爱尔兰经常实行戒严的特别法令。5点左右，游行者重新排成大队，人群离开了公园，这样一来便践踏了格莱斯顿政府制定的条例。 这是爱尔兰人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第一次示威；这次示威取得了巨大成就，这点甚至伦敦的资产阶级报刊都不能否认。这是我们居民中的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第一次友好团结。工人阶级的这两个部分的互相敌视曾为政府和富裕阶级的利益很好地效过劳，现在它们互相伸出了手；这件令人可喜的事情首先是由于国际前总委员会的影响造成的，前总委员会一直在竭尽全力促使这两个民族的工人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11月3日举行的大会在伦敦工人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可是，你们会问我，政府会怎么办呢？难道它会轻易地容忍这种鄙视吗？它会让人不受惩罚地践踏自己的条例吗？ 政府采取了这样一些做法：它在海德公园的讲台附近安置了两个警官，随带两个警探，他们记下了演讲人的名字。第二天这两个警官便向治安法官控告了演讲人。法官向演讲人发出传票，要他们在这个星期六出庭受审。这类行动方式十分清楚地证明，不想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审讯。显然，政府承认，爱尔兰人，或者如这里所说的芬尼亚社社员，使它遭到了失败，因此只满足于判处一笔为数不大的罚款。不管怎样，法庭上的辩论将是很有趣味的，下一封信里我将向你们报道辩论的情况。［注：见本卷第213—215页。——编者注］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这就是爱尔兰人凭自己的毅力拯救了伦敦居民随便在什么时候和随便以什么方式在各个公园举行集会的权利。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11月14日 载于1872年11月17日“人民报”第117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202]指格莱斯顿的小册子“就那不勒斯政府迫害国事犯一事致阿伯丁伯爵的两封信”1851年伦敦版（《TwoLetterstotheEarlofAberdeenontheStatePersecutionsoftheNapolitanGovernment》．London，1851）。——第210页。 [203]指根据女王的命令从1872年6月27日开始实行的伦敦各公园游览规则。——第211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致洛迪下伦巴第工农协会（国际支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致洛迪下伦巴第工农协会（国际支部）[201] 1872年11月13日于伦敦 公民们！ 我非常高兴地得知，你们建立了一个国际支部。我立即把这件事情通知了纽约的新总委员会。在这封信的末尾，我把同总委员会直接联系的地址告诉你们，同时我随时准备为你们提供一切消息，或者做你们希望我做的其他任何事情。 敬礼和兄弟情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1872年11月17日“人民报”第117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201]“下伦巴第工农协会”（国际洛迪支部）是1872年10月在比尼亚米的直接影响下成立的，1872年10月28日比尼亚米把这件事通知了恩格斯。洛迪支部通过的章程是同国际的章程相符合的。恩格斯于1872年11月25日写信把洛迪支部成立的消息通知了总委员会书记左尔格。由于警察的迫害，这个支部于1873年初停止活动。——第209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关于协会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状况给总委员会的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关于协会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状况给总委员会的报告[199] 1．西班牙 国际在西班牙最初是作为巴枯宁的秘密团体——同盟的一个简单附属品建立起来的；它必须充当同盟的一个特殊的招募人员基地，同时也必须成为同盟影响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杠杆。下面我们就会看到，现在同盟仍然在公开设法使西班牙的国际回复到它过去所处的那种从属地位。 由于这种从属关系，同盟的各种特殊理论——立即废除国家、无政府状态、反权威主义、放弃一切政治行动，等等——在西班牙都被当做国际的学说来宣传。同时，每个著名的国际会员都立即被列为这个秘密组织的成员，并且使他们相信，由秘密团体领导公开协会的办法是到处都采用的，并且是一种完全自然的现象。 这一切都是在1869年发生的。那个首先在西班牙为国际，同时也为同盟奠定了基础的意大利人法奈利，现在一反自己的弃权论的信念，成了意大利议会的议员。1870年6月在巴塞罗纳举行了国际的西班牙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组织的计划，后来这个计划在瓦伦西亚代表会议（1871年9月）上彻底制定出来了；现在这个计划正在付诸实行，并且已经带来了最卓越的成果。 我们协会参加了巴黎公社的革命事件（以及别人硬说它做过的其他事情），这一活动像在所有其他地方一样，在西班牙也把国际提到了首位。这种情况，以及紧接着发生的政府的最初几次迫害，使我们在西班牙的队伍有了很大的扩展。但是，到瓦伦西亚代表会议召开的时候，如果不算各个地方的几个孤立的支部，全西班牙总共有13个地方联合会。 瓦伦西亚代表会议决定，根据巴塞罗纳代表大会的决议驻在马德里的联合会委员会仍然留在那里；委员会的委员也几乎完全没有变动；但是，委员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托马斯·冈萨勒斯·莫拉哥（海牙代表大会代表）没有重新当选。当联合会委员会在1871年6月政府进行最初几次迫害期间必须暂时迁到里斯本去避难的时候，莫拉哥在紧急关头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因此被开除出新联合会委员会。从此就开始了一场隐蔽的斗争，这场斗争以公开的分裂而告终。 瓦伦西亚代表会议闭幕后，紧接着就举行了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西班牙人派遣安赛尔莫·罗伦佐为自己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罗伦佐第一个给西班牙带来了这样的消息：秘密同盟不仅不是我们协会内部的一种正常现象，而且恰恰相反，总委员会和大多数联合会都坚决反对它，因为它的存在当时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 此后不久，萨加斯塔就开始迫害国际，宣布它为非法。而当时仍是马德里地方委员会委员的莫拉哥，再次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并呈请辞职。但是，在政府的这些威胁之后没有采取什么严厉措施。诚然，国际会员举行公众集会的权利被取消了，可是，各个支部和委员会却继续无阻碍地举行自己的会议。政府的这些迫害的唯一结果是国际拥护者的人数大量增加。到1872年4月萨拉哥沙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协会已经拥有70个整顿好组织的地方联合会，同时，在其他100个地区也积极地进行了组织和宣传工作。此外，还成立了受国际领导的、遍布全国的8个工会，看来，组织所有西班牙工厂工人（机械工人、纺纱工人和织布工人）的统一的总工会的计划已接近于实现了。 这时，国际内部的隐蔽斗争正在继续进行，并且开始发生了另外一种更为严重的转变。莫拉哥（尽管他一再开小差，但在马德里仍有很大影响）对瓦伦西亚代表会议上选出的新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的私恨，已经不是这一斗争的唯一动力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同盟的公开支部的决议和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激起了秘密同盟的首领们，尤其是那些直接从巴枯宁那里接受指示的高级亲信分子的狂怒；莫拉哥也是这些高级亲信分子之一。这种狂怒表现在要求立即召开非常代表大会的汝拉联合会桑维耳耶通告里。在这个问题上，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以及许多支部未敢反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这被认为是一种新的罪行。不仅如此，1872年1月保尔·拉法格来到了马德里，他同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用大量事实向他们证明了，汝拉人的所作所为，全是以诬蔑为基础的瓦解国际的阴谋活动。从此，他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由于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同时也是“解放报”的编辑，所以地方委员会就和这个报纸闹对立，并把他们从马德里地方联合会中开除出去。虽然萨拉哥沙代表大会撤销了关于开除他们的决定，但是，利用无谓的私人纠纷使联合会委员会不能驻在马德里这一直接目的却已经达到。联合会委员会确实迁到了瓦伦西亚，委员会的委员全被更换了。在重新当选的旧委员会的两个委员中，莫拉立即辞职，而罗伦佐也由于发生意见分歧很快就引退了。委员会的其余委员大部分是秘密同盟的成员。［注：手稿中删去了：“随着国际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预订在1872年9月召开）的临近，同盟为使自己在代表大会上占据多数而使用的手法就更加露骨了。”——编者注］ 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之后，同盟的拥护者和倾向于国际的人之间的分裂越来越明显。1872年6月2日，当时在同盟马德里支部占多数的旧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梅萨、莫拉、鲍利、帕赫斯等人），终于向这个秘密团体的所有支部发出了一个通告，宣布解散自己的支部，并且号召其他支部效法他们的榜样。[200]第二天便以捏造的理由并且违反章程把他们全部开除出国际马德里地方联合会。在130个会员中，只有15人参加这次表决。被开除的会员建立了一个新联合会，然而，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承认它。他们向总委员会申诉，总委员会没有征求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承认了他们，后来海牙代表大会也批准了总委员会的决定。 上届总委员会当时没有征求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原因是：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材料，证明在西班牙有同盟存在并进行活动，也证明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甚至是全部委员同时也是同盟盟员，因此总委员会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委员会要求它说明和报告有关这个秘密团体的情况［注：见本卷第135—138页。——编者注］。西班牙委员会在其1872年8月3日的回答中公然袒护同盟，宣称同盟已经解散。在国际同建立在国际内部的一个秘密团体的斗争中，这个委员会已经站到了秘密团体方面，同它商量显然是多余的，因此海牙代表大会完全批准了总委员会的决定。 为了保证同盟盟员当选为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联合会委员会发出了一个不让总委员会知道其内容的秘密通告，使用了各种手段，这些手段已在代表大会上被揭露出来；如果不是海牙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表现了罕有的容忍精神，仅这一点就足以使西班牙联合会的4名代表的代表资格证成为无效。 因此，目前西班牙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西班牙只有两个地方联合会完全公开承认海牙代表大会决议和新总委员会；这就是新马德里联合会和阿耳卡拉－德－埃纳雷斯联合会。如果这两个联合会不能把西班牙大部分国际会员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末，它们将形成一个新的西班牙联合会的核心。 西班牙的大部分国际会员仍然在跟着同盟走，同盟不仅统治着联合会，而且统治着绝大多数地方委员会。但是，有很多迹象表明，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西班牙群众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国际在那里的声望很大，而国际的正式表现——代表大会——具有巨大的精神影响。因此，同盟的先生们要想使群众相信他们是正确的就愈来愈困难了。反对运动日益强烈。领导这个运动的是卡塔卢尼亚的工厂工人和拥有4万会员的工会；他们要求召开西班牙各组织的非常代表大会，以听取海牙代表大会代表们的报告和调查联合会委员会的行为。现在也许是国际最好的报纸的新马德里联合会机关报“解放报”，每周都在揭露同盟。根据我寄给公民左尔格的那几号，总委员会就可以确信，该报是多么坚决、多么干练并且多么正确地根据我们协会的理论原则在进行斗争。该报现任编辑霍赛·梅萨按其品质和才能来说，无疑是我们在西班牙的人当中最卓越的人，同时无疑也是我们整个国际的优秀人材之一。 我曾劝告我们的西班牙朋友们，不要特别急于召开非常代表大会，而要认真地进行准备。同时，我已把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以及其他文章［注：见本卷第191—197页，——编者注］寄给“解放报”，今后还将继续这样做，因为梅萨（在马德里现在他是唯一擅长写作的人）即使能力出众，一个人也应付不了一切事情。我毫不怀疑：如果我们的西班牙同志们得到总委员会的充分支持，我们就能够克服那里的一切障碍，使国际最优秀的组织之一摆脱同盟的骗子手们的影响。 前西班牙书记弗·恩格斯 1872年10月31日于伦敦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选集”1906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199]从恩格斯1872年10月5日致纽约总委员会书记左尔格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起初想把关于国际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状况的报告一起寄去。但是，1872年11月2日他又写信说，他只把关于西班牙的报告寄去，而关于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报告以后再寄。这两个报告是否寄去了，没有材料证实。——第203页。 [200]关于1872年6月2日的通告，见注178。——第206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 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 “人民国家报”第84号上的社论“论海牙代表大会。三”中有一件涉及我的事是错误的，我认为有必要加以纠正，这只是因为，这个错误正好是在“人民国家报”上出现的。如果是敌视我的报刊的造谣、诽谤、中伤以及无意的“错误”需要我进行驳斥的话，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实际行动的！ 上述社论中说： “拉法格决非马克思的‘副官’，所以在要开除吉约姆的战友施维茨格贝耳的时候，他弃权了，虽然开除的建议是由马克思提出的。”[198] 上述建议是由代表大会任命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而不是由我提出的。至于我，我曾建议代表大会开除同盟，并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同盟的动。在这个委员会面前，我和其他的人一样都是原告方面的证人。只是到调查快要结束时，也就是说到了最后的时刻，而且是在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正在进行时才听取了我的证词。在此以前，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为了弄清一些纯属事实的问题，曾表示希望同我进行一次个别谈话。我拒绝了这次会见，免得被人怀疑我对委员会施加个人影响。 我在向委员会作证时，无论对施维茨格贝耳还是对他的领导人吉约姆，我都只字未提。我只提到了出席代表大会的一个同盟盟员［注：俏皮话：《Biedermann》——“诚实人”，Biedermann〔比德曼〕——“德意志总汇报”编辑的姓。——编者注］，而且还表示相信他不是“秘密”同盟的盟员，或者至少他早已脱离“秘密”同盟。 在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我投票赞成开除施维茨格贝耳，因为有非常明显的证据，证明他和吉约姆一样是这个“秘密”同盟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施维茨格贝耳的沉痛的悔过词已经不能说服我了。顺便指出，当吉约姆先生在“汝拉简报”上提出保证，说什么施维茨格贝耳曾宣布和他团结一致，这显然是撒谎，而撒谎则是“秘密”团体的每个成员的义务。相反地，尽管吉约姆非常热情地宣称，施维茨格贝耳的命运同他的命运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可是施维茨格贝耳对这种inextremis〔临死前〕的号叫却充耳不闻！他在自己的悔过词中只字未提吉约姆，而正是这篇悔过词打动了大多数人的心。我作为代表大会文件公布委员会的委员，当然仔细地研究了代表大会的正式记录。 至于拉法格，那末必须指出，“诚实人”比德曼［注：托·莫拉哥。——编者注］在撒谎，说他是巴塞罗纳的代表。拉法格是葡萄牙联合会委员会、新马德里联合会以及一个西班牙支部的代表。 卡尔·马克思 1872年10月20日于伦敦 载于1872年10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8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注释： [198]“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发表马克思的这封信时，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注：“很遗憾，这里错误地漏排了‘同盟’一词。由于这一刊误，的确可以使人认为，马克思建议开除施维茨格贝耳，而实际上他并没有提出这个建议”。——第201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致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关于葡萄牙罢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关于葡萄牙罢工） 1872年10月16日于伦敦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公民们！ 我荣幸地通过公民杜邦在你们9月26日的会议上把里斯本联合会委员会寄给我的一份通知告诉你们，这个通知谈到了与该地国际各支部进行的经济斗争有关并且要求在英国立即采取措施的一些事情。[197]我已经看到，“国际先驱报”刊登了这个通知，但是，我不知道联合会委员会是否就这件事情采取了什么进一步的措施。 由于我有义务向我的里斯本通讯员们说明，我为有关方面做了些什么，所以我希望，联合会委员会不会拒绝告诉我，委员会在这方面是否有所作为，如果有，究竟是什么。 致兄弟般的敬礼 你们的弗·恩· 弗·恩格斯写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197]里斯本联合会委员会通过恩格斯转给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一封信，请求立即采取措施，以防止把罢工破坏者从英国运入葡萄牙的行动。这个威胁是由于里斯本所有翻砂企业的翻砂工人于1872年9月19日开始实行的罢工引起的。其他行业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罢工者要求缩短工作日。里斯本翻砂工人的罢工得到了国际葡萄牙联合会的支持。这封信曾在9月26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宣读过，并发表在1872年10月5日“国际先驱报”第27号上。——第200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伦敦来信。二、再谈海牙代表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伦敦来信 二 *再谈海牙代表大会 1872年10月5日于伦敦 我希望，海牙代表大会的结局将促使我们意大利的“自治的”朋友们深思一番。他们应当知道，哪儿有组织存在，那儿就必然要为了行动的一致而牺牲一部分自治。如果他们不了解，国际是一个为了斗争，而不是为了发明堂皇理论而组织起来的团体，那是非常遗憾的，不过可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意大利还没有服从大家都要遵守的一切规章以前，伟大的国际可以让它自行其是。 秘密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内有三级：国际兄弟（他们人数不多）、民族兄弟和普通盟员。Ｃ［注：卡·卡菲埃罗。——编者注］同吉约姆（巴枯宁的总参谋部的首脑）和一两个西班牙人一样，属于国际兄弟之列。 法国代表中有五个人是化名从法国来的，其余的都是流亡者、公社参加者。附上名册一份[196]，其中没有写明法国各支部的名称及其所在地，以免有人把它们出卖给警察局。但是，我们的组织已经在法国的三十多个省份里恢复起来了，在那里国际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壮大、更加活跃。 令人高兴的现象是，在海牙法国人和德国人在进行表决时始终是一致的，这就清楚地证明，对于国际说来，既不存在战争，也不存在征服，也不存在民族纠纷。正是法国人和德国人的这一联盟保证了一切决议能毫无例外地通过。 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的理由是：1．马克思、赛拉叶、杜邦和恩格斯毅然决定不接受新的委托书。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科学著作需要完成，而最近两年来，他们没有时间做这一工作。2．确信在他们辞职以后，代表法国人参加伦敦总委员会的将是布朗基主义者，如果我们在法国的支持者全跟着这些人走的话，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由于这些人玩弄阴谋而遭到逮捕；代表英国人参加伦敦总委员会的将是被收买的分子，这些人经常把我们出卖给自由资产阶级和格莱斯顿先生的激进的代理人；至于其他各民族，它们可能根本没有代表参加总委员会，因为没有马克思等人，符卢勃列夫斯基、麦克唐奈、弗兰克尔是不愿意留在总委员会里的。 不管资产阶级报刊怎么说，海牙的工人很好地接待了我们。有一次，反动分子暗中派了一些醉汉到我们这里来，要在开完会以后唱荷兰王国的国歌。我们让他们唱，同时我们唱着“马赛曲”从他们中间走过，作为对他们的回答。要想驱散他们，有大会的少数代表也就足够了。在星期六最后一次会议上，无数群众不止一次地为发言人鼓掌。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10月5日 载于1872年10月8日“人民报”第107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196]“1872年9月2日至7日在海牙（荷兰）举行的第五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代表名册”1872年阿姆斯特丹版（《Listenominaledesdéléguéscomposantle5-meCongrèsunivcrsel，tenuàlaHaye（Hol-ande），du2au7Septembre1872》Amsterdam，1872）。——第198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海牙代表大会的限权代表委托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海牙代表大会的限权代表委托书[192] 由于最近一个时期许多议员背叛了自己的选民，已被1789年革命废除了的中世纪的陈旧的限权代表委托书又流行起来了。我们不想在这里对这一类委托书作原则性的讨论。我们只是指出，如果所有的选民就有关议程上的每一项问题都给自己的代表一张限权代表委托书，那末，代表们开会和讨论就会是多余的。如果那样，只要把委托书送到任何一个计算选票和宣布选举结果的中央计算机构去就够了。这样会省事得多。 对我们说来，重要的只是指出，限权代表委托书使它的持有者在海牙代表大会上陷于极不寻常的境地，这可以作为这种委托书的热烈崇拜者的极好的教训。 我们大家都知道，西班牙联合会的代表是在联合会委员会的操纵下选举出来的［注：见本卷第131页。——编者注］；他们领到了限权代表委托书，这张委托书指令他们要求： “统计票数时应以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们所代表的组织的人数为准，而没有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们所代表的会员的票数，只有在他们所代表的支部或联合会就代表大会上所讨论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做出决议之后才算数……如果代表大会要坚持传统的表决制度，那末，我们的代表就只参加讨论而不参加表决”［注：大家知道，同盟首领的机关刊物汝拉“简报”[193]最近一期上发表了一则关于海牙代表大会会议情况的报道，这则报道的可靠性如何，从下面我们一字不易地摘录下来的这句话中就可以看出：“得到比利时人和汝拉人支持的西班牙人要求不要以个人投票的方式而是以联合会为单位的方式来进行表决。”难道西班牙联合会的委托书提出这个要求了吗？］。 可见，这张委托书要求代表大会在讨论任何问题之前先要做出下述三项决议： 1．修改条例中有关表决方法的条文。 2．规定没有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没有表决权。 3．宣布这些修改在本届代表大会上立即生效。 西班牙联合会的代表们立即接到一项声明：即使代表大会接受他们的第一、二两个要求，那第三个要求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海牙代表大会是根据协会的一定的组织规章召开的。它当然有权修改那些规章；但是，如果海牙代表大会修改了那些规章，它就会使自己失去存在的权利，这样一来它就绝对必须立即自行解散，宣布按新的组织规章重新选举代表，召开新的代表大会。把这些新原则运用于本届代表大会，就意味着使这些原则具有回溯效力并破坏一切正义原则。因此，不管代表大会是否接受第一、二两条建议，无论如何它不能接受第三条建议。如果西班牙的代表们接受了一张极端矛盾的委托书，使他们不能在代表大会的一切会议上参加表决，那末，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 问题非常明显，无论是少数派，甚至是西班牙的代表，都不能提出任何异议。结果，他们留在代表大会上了，但没有参加表决。这件事终于激怒了荷兰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问道： “既然你们的委托书禁止你们参加表决，并且使少数派每次表决时都失去四张票，那末你们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呢？” 但是，作为真正的同盟委托书并且在按照同盟的方法使用委托书方面，汝拉联合会的委托书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典范。 下面就是汝拉联合会代表的委托书： “汝拉联合会代表领到了限权代表委托书，受命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坚持以下述原则作为国际的组织基础： 任何劳动者团体，只要承认日内瓦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共同章程的导言中所阐述的国际的纲领，并保证在反对资本垄断的斗争中同一切工人和工人组织在经济方面团结一致，就可以成为国际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支部。”[194] 可见，共同章程和条例在这里已经被取消了。如果绪论部分仍然有效，那不过是由于它已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从中已得不出任何结论了。 我们再往下看：“由于联合的原则是国际的组织基础，所以，各支部和联合会是彼此自由地联合起来的，它们享有充分的自治，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建立它们认为必需的一切联络机构、统计局等等。 根据上述原则，汝拉联合会主张取消总委员会，取消国际内的任何权威。” 由此可见，具有“权威”的总委员会、联合会委员会、地方委员会以及各种章程和条例，都应当取消。每一个人都将随心所欲，各行其是，享有“充分的自治”。 “汝拉代表必须和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以及一切公开反对权威原则的代表完全团结一致地行动。因此，如果拒绝这些联合会的任何一个代表参加会议，汝拉代表就应立即退席。同样，如果代表大会不承认上述国际组织基础，代表们就应同那些反权威主义的联合会的代表一起离开代表大会。” 现在我们来看看汝拉代表是怎样使用这个限权代表委托书的。首先，在代表大会上，并没有反权威主义的法国代表，仅有一个疯子是例外，他的确几次大吵大闹地“退席”，但是由于他未能拖走任何别的反权威主义的代表，所以每次又都回来了。纽约第二支部（反权威主义的支部）代表索瓦的委托书被宣布作废了［注：见本卷第169—170页。——编者注］，而汝拉人却仍然待在代表大会上。直属于汝拉联合会的日内瓦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的委托书在代表大会期间被宣布无效［注：见本卷第171页。——编者注］，而汝拉人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受他们唆使而同总委员会进行斗争的纽约第十二支部的委托书被宣布作废［注：见本卷第170页。——编者注］，而汝拉人却仍然不动声色。至于一个出席代表大会的意大利代表［注：卡·卡菲埃罗。——编者注］的委托书，他们甚至不敢把它拿出来。 那末汝拉代表们所提出的组织原则或者更确切些说，他们所提出的瓦解组织的原则，是否被代表大会接受了呢？恰恰相反，代表大会决定加强组织，用他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加强权威。在这以后，他们退席了吗？根本没有，他们只是宣布，今后他们不参加表决。 请看，下面就是使用限权代表委托书的真正方法。一个代表，如果觉得委托书对他是合适的，就服从它，否则，就借口情况不明，到头来怎么对他有利就怎么做。归根到底，难道反权威主义者的责任不是蔑视限权代表委托书的权威以及其他一切权威吗？在汝拉人的限权代表委托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十足的同盟精神，在代表们玩忽自己委托书的真正无政府主义的手法中又得到了补充发挥。难道由此不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代表在同盟中比他们的西班牙伙伴处于更高的亲信等级？ 汝拉的委托书还使人有理由做一些别的思索。这个委托书完全揭露了同盟的内部状况，这就是和一切关于无政府状态、自治、自由联合等等的空话相反，在同盟内实际存在的只是权威和绝对服从。施维茨格贝耳和吉约姆自己给自己伪造了一个委托书，这个委托书取消了共同章程的一切规定，仅仅保留了绪论部分，在此以前几个星期，他们的朋友，里米尼联合会的代表（非国际会员），根据协会共同章程绪论部分和联合会的条例拟订了自封的意大利联合会的章程。这样，在里米尼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这个组织就抛弃了共同章程。由此可见，同盟的先生们在自己的行动中始终服从秘密的和划一的命令。突然鼓吹瓦解国际的巴塞罗纳“联盟”周报[195]无疑也是服从这些秘密命令的。问题在于，我们协会在西班牙的坚强的组织对同盟的秘密首领们说来，已开始成为一种威胁。这个组织给工人阶级增加了很大的力量，因而会给那些特别善于混水摸鱼的同盟的先生们的秘密统治造成困难。 你们搞垮组织吧，那时你们就可以在浑水中大捞一把了。你们首先取消工会，向罢工宣战，把工人的团结变成一句空话吧，那时你们就会有充分的自由来宣扬你们的响亮的、然而空洞无物的和学理主义的词句了。不过，只有当西班牙工人允许你们毁掉他们四年来的工作成果，消灭他们的无疑是整个国际最优秀的组织时，这才是可能的。 我们再回来谈谈限权代表委托书，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解决：为什么同盟分子，即一切形式的权威原则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这样顽强地坚持限权代表委托书的权威呢？因为对于像他们那样一个存在于国际这个公开组织之内的秘密团体来说，限权代表委托书是最方便不过的了。同盟盟员的所有委托书都是一样的，而未受同盟分子影响的或反对同盟的支部的委托书则各不相同，因此，绝对多数经常都会属于秘密团体，更不用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会拥有相对多数了，同时，在一个不使用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会议上，那些独立自主的代表们的健全思想将使他们迅速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地反对秘密团体的拥护者。限权代表委托书，这是一种特别有效的统治方法，正因为如此，同盟才不顾自己的全部无政府主义而捍卫它的权威。 在结束以前，我们还要指出：对于由同盟分子组成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说来，最适当的行动方式就是制造集体的限权代表委托书；而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只能是：这个委托书就是联合会委员会的委托书，或者，也就是同盟分子的委托书。各西班牙联合会接受了委员会提出的和条例相抵触的建议，把额外会费寄到瓦伦西亚去作为代表们的旅费，而同会费一起寄去的还有表决结果，而同表决结果一起寄去的还有自己联合会的限权代表委托书，目的是要“把所有委托书凑在一起，制造一张集体的限权代表委托书”。我们乐于承认，如果联合会委员会态度老实和心地善良，本来是可以委托它来统计所有地方联合会的选票的，但是，为了从各地方联合会的各种决议中创造出一种一致的意见，就必须或者具有非凡的智慧，或者具有能够熔炼各种限权代表委托书的绝妙坩锅。从这种新型坩锅中到底熔炼出了什么呢？只能是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我们向所有的同盟分子挑战：请他们向我们指出一种能够提供别的结果的选举诡计来吧。 可见，那样反对权威，那样具有无政府主义精神等等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为了派代表到海牙去，把会费集中在自己手中；它非常狡黠地自行安排了这些代表的选举，结果当选的都是同盟分子，最后，它还拟定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反映了西班牙国际会员意志的集体的限权代表委托书。 很难设想，还有什么比这样做更尊重自治了。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10月初载于1872年10月13日“解放报”第69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译自“解放报” 注释： [192]“解放报”编辑部在发表恩格斯的“限权代表委托书”这篇文章时，力求使它看起来像是在西班牙写的，因此，文章刊登时没有署名。——第191页。 [193]“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BulletindelaFédérationjurassiennedel'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是瑞士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刊物；1872年至1878年用法文出版，起初是半月刊，从1873年7月起改为周刊。主编是詹·吉约姆。 恩格斯引用的话是从1872年9月15日和10月1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17、18两期上摘录下来的。——第192页。 [194]汝拉联合会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委托书发表在1872年8月15日至9月1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15—16期上。——第193页。 [195]“联盟”（《LaFederacion》）是西班牙工人的周报，国际的巴塞罗纳联合会的机关报，1869年至1873年在巴塞罗纳出版，受巴枯宁派的影响。——第195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海牙代表大会（给比尼亚米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海牙代表大会 （给比尼亚米的信） 1872年10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比尼亚米： 国际工人协会的64名代表从9月2日到7日在海牙举行了会议。这些代表中，有16名法国代表，10名德国代表，7名比利时代表，5名英国代表，5名美国代表，4名荷兰代表，4名西班牙代表，3名罗曼语区联合会（瑞士）代表，2名汝拉联合会（瑞士）代表，1名爱尔兰代表，1名奥地利代表，1名匈牙利代表，1名波兰代表，1名葡萄牙代表，1名澳大利亚代表和2名丹麦代表。按民族成分来说，有20个法国人，16个德国人，8个比利时人，6个英国人，1个波兰人，1个爱尔兰人，1个科西嘉人和1个丹麦人。[190] 审查代表资格证用了两天多的时间。通过这一形式，对国际从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就一直在关心的所有内部问题进行了研究，而且几乎在每一个场合，都涉及到总委员会的活动。 公民拉法格持有三份代表资格证，他是葡萄牙的代表和两个西班牙地方联合会的代表。其中有一份，即新马德里联合会的那份，遭到了其他西班牙代表的反对。新马德里联合会（它是由那些被任意地、而且是违反章程地从旧联合会中开除的国际会员成立的）没有得到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承认，于是，它便向伦敦总委员会提出申请，总委员会承认了它。［注：见本卷第139页。——编者注］ 代表大会一致批准了这项决定。 总委员会根据过去各次代表大会的先例派出的6名代表，被允许参加了代表大会，但是，他们除了一人以外都持有别的代表资格证。日内瓦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这个没有为总委员会承认的支部的代表的资格证，被宣布无效，他不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而该支部本身也没有被大会承认［注：见本卷第170—172页。——编者注］。西班牙联合会的4名代表只是在向总委员会缴纳了1871—1872年期间的会费以后，才被允许参加代表大会。最后，被总委员会暂时开除的纽约第十二支部的代表尽管做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还是没有被允许参加代表大会。这几项决议都以四分之三的多数通过，它们同时也是对总委员会信任的表现；总委员会的这些“权威主义的”（像有人所乐意称道的）做法得到了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代表的完全拥护。 这些辩论解决了国际内部发生的许多意见分歧，因而绝不是无益的。在此以后便立即转到关于总委员会本身的问题上来了。总委员会是否应该取消呢？如果要保存它的话，是让它仍然保留自己的权力呢，还是把它贬为一个简单的通讯统计局，也就是说变成一个boîteauxlettres〔信箱〕呢？代表大会对这一点的回答毫不含糊。组织条例第二节第二条条文如下： “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 海牙代表大会对这一点作了补充： “并且监督每一个国家严格遵守国际的共同章程和条例的原则”［注：见本卷第166页。——编者注］（40名代表投票赞成做这样的补充，5名反对，11名弃权）。 同一节的第六条授予总委员会以暂时开除某一支部的权利，该条条文如下： “第六条总委员会也有权将国际的分部、支部、联合会委员会以及联合会暂时开除，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 但是，对于加入了某一个联合会的支部，总委员会只有在事先听取了该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以后，才能使用这一权利…… 总委员会在暂时开除整个联合会时，应立即通知所有联合会。如果大多数联合会都提出要求，总委员会应至迟在一个月内召开非常代表会议，由每一个民族各派一名代表出席，对争论的问题做出最后决定。 但是，不言而喻，国际遭到禁止的那些国家，享有与合法存在的联合会同样的权利。”［注：见本卷第166—167页。——编者注］ 显然，条例的这一新的条文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总委员会的权力。同时也提供了防止滥用这些权力的必要保障。 代表大会希望总委员会具有权力，但是行使这种权力是责任重大的。这一条文在9票弃权的情况下，以36票对11票的多数通过了。 接着讨论关于新的总委员会的问题。如果任期已满的总委员会希望它的成员重新全部或部分当选的话，它几乎保证能得到一致的支持，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比利时人和荷兰人已经脱离了少数派而赞成伦敦。马克思、恩格斯、赛拉叶、符卢勃列夫斯基、杜邦和前总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建议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因为纽约是除了伦敦以外唯一具备能够保证档案安全并使总委员会的组成具有国际性质这两个基本条件的地方。这一提议证明他们绝不是为了自己而要求给予总委员会以更广泛和更确定的权力的。前总委员会提出的所有建议中，这是唯一遇到了阻难的建议，因为除了汝拉联合会的代表和西班牙人以外，所有的人都一致希望仍然由至今一直领导国际的那些人来领导国际。只是在前总委员会那些最积极、最著名的委员正式声明他们拒绝接受新的委托书以后，迁往纽约的问题才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随后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总委员会，新的总委员会由2个爱尔兰人、1个瑞典人、1个意大利人、3个法国人、1个美国人和4个德国人组成。并有权再选三人参加总委员会。 大家知道，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的第九项决议，即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遭到了汝拉联合会的代表们、某些西班牙人和大多数意大利人的疯狂攻击，他们说这项决议是与国际的原则相抵触的。然而，这项决议现在已作为第七条（ａ）列入了国际的共同章程，这一条的条文如下： “第七条（ａ）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力量的团结，同样应该成为它在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 这项决议以28票对13票（包括弃权的在内）的多数通过，并且由于这是超过了三分之二的多数，所以这项决议被列入了共同章程。这个多数还应该加上6名德国代表和4名法国代表的票，他们由于不得不离开海牙而以书面形式投票赞成这项决议。这样一来，放弃政治的主张便遭到了四分之三的多数的谴责，只有四分之一表示赞成。剩下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总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揭露了存在于国际内部的一个不是旨在反对各国现存政府，而是旨在反对我们协会的秘密团体。这个由创建人米哈伊尔·巴枯宁领导的秘密团体的成员，按其亲信程度不同，被划分为三类。这个秘密团体的目的是要夺取国际的中央领导，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破坏国际，从而更好地保证自己的影响。为此目的，他们散布了支部自治、反对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的”倾向等口号。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调查有关这一团体的问题的委员会，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宣读了该委员会的报告。报告证明：这一秘密团体是存在的，它具有敌对性质。报告最后建议把巴枯宁、吉约姆、施维茨格贝尔、马隆以及另外两个人开除出国际。 这个报告的结论，特别是关于同盟的结论，都为代表大会所接受；至于这几个人，那末巴枯宁和吉约姆被开除了；几张票救了施维茨格贝尔；其余的人被赦免了。 海牙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内容就是如此，这些决议十分明确，但是也极有分寸。为了保证新的总委员会具有清楚而十分明确的地位，为了毫不含糊地宣布遭到少数宗派主义者怀疑的国际的政治纲领，为了摧毁那个不去同各国现存政府作斗争，而是策划反对国际本身的阴谋的秘密团体，受到代表大会四分之三的多数支持而只有四分之一表示反对的总委员会竭尽了一切努力。随后，总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表示不愿意再度当选，它尽了最大的努力，才使自己的辞职建议获得通过。 代表大会的多数派主要是由法国、德国、匈牙利、丹麦、波兰、葡萄牙、爱尔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代表，以及瑞士罗曼语区的代表组成的；少数派则是由比利时人、荷兰人、西班牙人、汝拉联合会代表和一个美国人组成的。英国人意见不一，选票分散。在64名代表中，少数派（连同弃权者在内）每一次都没有超过20票，一般是在12票到16票之间摆动。 出席大会的有一个意大利代表［注：卡·卡菲埃罗。——编者注］，即在里米尼成立的联合会的主席，但是，他没有交验代表资格证；不管交不交，反正代表大会是绝对不会同意他的代表资格的。他作为来宾出席了会议。 从海牙回来后，我在曼都亚出版的“火花报”[191]上发现了一篇作者署名为“无神论者”［注：卡·特尔察吉。——编者注］的文章，这篇文章反驳了这样一种公正的意见，即在21个派代表签署了里米尼决议的支部中只有一个支部（那不勒斯支部）属于国际这种看法。 “其次，总委员会断言只有那不勒斯支部是有权的，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米兰工人小组、吉尔真提协会、腊万纳协会、罗马协会、以及作为倡议者的都灵支部，都早已经缴纳了共同章程所规定的10个生地西母。” 为了证实究竟谁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是总委员会的说法呢还是“无神论者”先生的说法，只要说明一点就够了：无论米兰支部、都灵支部，还是吉尔真提支部都不是签署了里米尼决议的支部，而罗马支部只是在这一次代表会议之后才向总委员会提出申请的（而且我想，这根本就不是曾经派代表去里米尼的那个支部）。 国际的意大利会员可以相信，只要国际、代表大会、总委员会、共同章程和条例存在，那末无论哪一个支部，如果不承认共同章程和条例规定的、所有的人都必须遵行的条件，它就不会为代表大会或者总委员会所接受。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1872年10月1日 载于1872年10月5日“人民报”第106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注释： [190]这些关于代表大会组成的材料同左尔格所作记录中的材料略有出入。左尔格记录的数字是：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有65名，其中有18名法国代表、15名德国代表、7名比利时代表、5名英国代表、5名西班牙代表、4名荷兰代表、4名瑞士代表、2名奥地利代表、1名丹麦代表、1名匈牙利代表、1名澳大利亚代表、1名爱尔兰代表和1名波兰代表。——第184页。 [191]“火花报”（《LaFavilla》）是一家意大利报纸，1866年至1894年在曼都亚出版；1871年至1872年每日出版；最初它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七十年代前半期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 恩格斯引用的话是从1872年9月3日该报第184号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都灵通讯”中摘录下来的。——第189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卡·马克思。致“每日新闻”编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 致“每日新闻”编辑 阁下： 我从海牙回来后获悉，贵报硬说我打算随着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迁到纽约去。请让我发表一个声明作为答复：我打算并且一向打算留住伦敦。好些月前，我就告诉我的伦敦朋友和大陆上的通讯员说，我毅然决定不再当总委员会委员或其他任何领导机关的成员，因为我的科学工作不允许我再担任这种职务。至于报刊上发表的关于海牙代表大会情况的歪曲报道，即将公布的代表大会的正式记录将予以澄清[189]。 您的顺从的仆人卡尔·马克思 9月17日于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 载于1872年9月18日“每日新闻”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每日新闻” 注释： [189]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担任了大会记录和决议审订委员会的委员，着手整理这些文件以便予以公布。1872年10月底，代表大会决议的正式文本以法文单行的形式出版；12月14日在“国际先驱报”上也用英文发表了决议的正式文。整理和公布代表大会记录的工作没有完成。——第183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致“海盗报”编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 致“海盗报”[187]编辑 阁下： 9月11日“费加罗报”转载了一篇似乎是我同“夜晚报”[188]记者的谈话。像“费加罗报”这类报刊可以随便进行诽谤，谁也不会费神去驳斥它，但是，如果某个记者的出卖灵魂的想像力竟然丰富到了这种地步，硬说我说过严厉谴责前总委员会内我的朋友们的话，那我就不能不声明，只要他敢于断言他和我交谈过哪怕是一句话，那就完全是撒谎。 我要借此机会向我们的朋友和敌人声明：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要退出国际，把总委员会迁到纽约去的建议是由我和前总委员会的几个委员提出的。 关于巴枯宁及其走卒吉约姆已作为所谓联邦党的领袖而被开除的消息，是不真实的。开除巴枯宁和吉约姆的原因，是他们在我们协会内部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秘密团体企图引导国际去实现同国际的原则直接相反的目的。 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得到了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代表的赞同，他们赞成把这个决议列入共同章程。 海牙和阿姆斯特丹的工人对代表大会完全表示支持。 反动报刊的消息的价值就是如此。 谨致 敬礼 卡尔·马克思 1872年9月12日于海牙载于1872年9月15日“海盗报”和1872年9月21日“解放报”第66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海盗报” 注释： [187]“海盗报”（《LeCorsaire》）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日报，1871年起在巴黎出版。——第181页。 [188]“夜晚报”（《LeSoir》）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日报，1867年起在巴黎出版。——第181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关于海牙代表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 关于海牙代表大会 1872年9月8日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的通讯记录稿[186] 演讲人说：在十八世纪，世界上的君王和权贵往往在海牙集会，商讨与自己王朝的利益有关的事情。 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不顾一切恫吓，决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我们要在最反动的居民当中证实我们伟大的协会的生命力、发展和未来的希望。 当我们的决定公布以后，就有人说我们派出了密使去准备基础。是的，我们并不否认我们到处都有密使，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我们并不认识。我们在海牙的密使就是工人，他们的劳动非常沉重；在阿姆斯特丹，我们的密使也是工人，是那些每天工作16小时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密使，此外我们没有其他任何密使；在我们所到的一切国家中，他们都随时准备友好地接待我们，因为他们很快就了解到，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状况。 海牙代表大会胜利地完成了三项重要工作： 它宣布，工人阶级在政治领域内必须像在社会领域内一样，同正在崩溃的旧社会进行斗争；而我们可以庆幸的是，伦敦代表会议的这项决议今后便包括在我们的章程中了。［注：见本卷第165页。——编者注］ 我们内部产生了一个集团，它宣称要工人放弃政治活动。我们认为有义务声明：这种原则对我们的事业是极其危险和有害的。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他们如果不愿意像轻视和摒弃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样，永远失去自己在尘世的天国，就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注：在“人民国家报”上不是这句话，而是“然而，并不是在一切国家中情况都是这样的。”——编者注］ 海牙代表大会赋予总委员会以新的、更为广泛的权力。事实上，正当柏林召开君王会议，封建制度和过去时代的有权势的代表要在这个会议上采取新的、更残酷的镇压措施来对付我们的时候，正当迫害已在策划的时候，海牙代表大会认为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并且为了当前的斗争而把活动集中起来是适当的和必要的，因为分散会使这种活动没有成果。除了我们的敌人以外，还有谁能对总委员会的权力感到惊慌呢？难道总委员会有官僚机构或武装警察来强迫别人服从它吗？难道它的权威不是纯粹道义上的吗？难道总委员会不应当把自己的决议通知有义务执行这些决议的各联合会吗？如果让那些君王处在这种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官吏的情况下，如果他们仅仅把自己的权力建立在道义影响和道义威信上，那他们就只是革命道路上的微小的障碍了。 最后，海牙代表大会把总委员会的驻在地迁往纽约。看起来，许多人，甚至连我们的朋友在内，都对这项决定感到惊奇。他们显然忘记了，美国正在成为一个以工人为主的世界，每年有50万工人迁移到这个第二大陆上来；国际必须在这块工人占优势的土地上深深地扎根。此外，代表大会还决定总委员会有权加聘它认为对共同事业有益和需要的会员为总委员会委员。我们相信总委员会是慎重的，希望它会挑选出称职的并能够在欧洲高举我们协会旗帜的人。 公民们，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这样教导我们。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注：在“人民国家报”上接着是：“别国的工人没有表现出团结的精神”。——编者注］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 至于我个人，我将继续自己的事业，为创立这种对未来具有如此良好作用的所有工人的团结而不倦地努力。不，我不会退出国际，我将一如既往，把自己的余生贡献出来，争取我们深信迟早会导致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统治的那种社会思想的胜利。 载于1872年9月15日“自由报”第37号，1872年10月2日“人民国家报”第79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自由报”，并根据“人民国家报”校对过 注释： [186]海牙代表大会的工作结束后，参加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都应荷兰联合会委员会的邀请到阿姆斯特丹同国际阿姆斯特丹支部会晤。在阿姆斯特丹9月8日的群众大会上，马克思、左尔格、拉法格和其他代表都发表了演说。马克思用德语和法语发表了演说。这篇演说曾刊载在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德国的报刊上。比利时和法国报纸刊载的演说最完整，而且文字也完全一样。“人民国家报”是从“自由报”转载了马克思的这篇演说，但稍微做了一些改动。1872年9月26日赫普纳写信给马克思说，他们不能一字不易地照登他的演说，因为在德国的条件下，提到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就会立刻造成对报纸进行审判的借口。在荷兰报纸“商业总汇报”（《AlgemeenHandelsblad》）上，只发表了这篇演说的非常简短的记要。记者写道：“公民马克思转过话题来分析已结束自己工作的代表大会的成果。他说成果是重大的。把权力有力地集中在总委员会手里是对付柏林会议的极其必要的措施。演讲人认为，柏林会议预示着向无产阶级的总进攻，对工人阶级的迫害和镇压。只要国际还没有成为一个巩固地团结在一起的组织，它就不能把运动变成共同的、在各处同时发生的运动，而它的努力也不会产生重大的结果。演讲人援引了巴黎公社的例子。为什么它遭到了失败呢？因为它孤立无援。如果在巴黎起义的同时在柏林、维也纳和其他的首都也爆发了革命，那末成功的希望就会大得多。”——第178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185] 1872年9月2—7日 一、关于章程的决议 二、关于条例的决议 三、关于各抵抗团体之间的国际联系的决议 四、关于接受和开除支部的决议 五、对总委员会财务报告的审查 六、关于总委员会和各联合会委员会给与的权力 七、关于同盟的决议 八、未来的总委员会的驻在地和成员 九、下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 十、记录审订委员会 一关于章程的决议 在章程第七条之后，应该补入下列概括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第九项决议内容的条文。 第七条（a）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力量的团结，同样应该成为它在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未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 以29票对5票通过；8票弃权。 投票赞成的有：阿尔诺、约·菲·贝克尔、伯·贝克尔、库尔奈、德雷尔、杜蒙、杜邦、杜瓦尔、埃卡留斯、恩格斯、法尔卡什、弗里德兰德、弗兰克尔、赫普纳、海姆、若昂纳尔、库格曼、拉法格、龙格、勒穆修、莫特斯赫德、皮尔、朗维耶、赛拉叶、左尔格、斯瓦尔姆、瓦扬、维耳莫、麦克唐奈。 投票反对的有：布里斯美、克楠、格尔哈特、施维茨格贝耳、万·德尔·豪特。 弃权的有：万·登·阿伯勒、达夫、艾伯哈特、弗留兹、吉约姆、埃尔曼、索瓦、马尔塞劳。 代表大会通过正式决定，承认由于忙于各委员会的工作未能出席会议的代表所投的票有效。下列代表投票赞成：库诺、吕肯、马克思、维沙尔、瓦尔特、符卢勃列夫斯基；共计6票。没有一票反对。［注：在恩格斯的手稿中接着删去了：“由于决议获得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票，所以根据共同章程第十二条规定，它从现在起就成为共同章程的一部分。”——编者注］ 二关于条例的决议 1．总委员会的权力。 第二章的第二条和第六条改用下列条文： 第二条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且监督每一个国家严格遵守国际的共同章程和条例的原则。 第六条总委员会也有权将国际的分部、支部、联合会委员会以及联合会暂时开除［注：“暂时开除”在法、英、德文版中是《suspende》，《suspend》，《Suspendiren》，意为“暂停会籍”。——译者注］，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 但是，对于加入了某一个联合会的支部，总委员会只有在事先听取了该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以后，才能使用这一权利。 总委员会在解散联合会委员会时，应同时建议该联合会各支部在30天以内选出新的联合会委员会。 总委员会在暂时开除整个联合会时，应立即通知所有联合会。如果大多数联合会都提出要求，总委员会应至迟在一个月内召开非常代表会议，由每一个民族各派一名代表出席，对争论的问题做出最后决定。 但是，不言而喻，国际遭到禁止的那些国家，享有与合法存在的联合会同样的权利。 第二条——以40票通过，4票反对，11票弃权。 投票赞成的有：阿尔诺、巴里、约·菲·贝克尔、伯·贝克尔、库尔奈、库诺、德雷尔、杜蒙、杜邦、杜瓦尔、恩格斯、法尔卡什、弗兰克尔、弗里德兰德、赫普纳、海姆、若昂纳尔、库格曼、拉法格、列斯纳、勒穆修、龙格、吕肯、麦克唐奈、马克思、米耳克、皮尔、朗维耶、罗奇、索瓦、肖伊、赛拉叶、赛克斯顿、左尔格、斯瓦尔姆、舒马赫、瓦扬、维沙尔、瓦尔特、符卢勃列夫斯基。 投票反对的有：弗留兹、格尔哈特、斯普林加尔、万·德尔·豪特。 弃权的有：阿勒里尼、克楠、达夫、艾伯哈特、吉约姆、埃尔曼、莫拉哥、马尔塞劳、法尔加·佩利塞尔、施维茨格贝耳、万·登·阿伯勒。 第六条——以36票通过，6票反对，16票弃权。 投票赞成的有：阿尔诺、巴里、约·菲·贝克尔、伯·贝克尔、库尔奈、库诺、德雷尔、杜邦、杜瓦尔、恩格斯、法尔卡什、弗兰克尔、弗里德兰德、赫普纳、海姆、若昂纳尔、库格曼、拉法格、列斯纳、勒穆修、龙格、路德维希、麦克唐奈、马克思、米耳克、皮尔、朗维耶、赛拉叶、舒马赫、赛克斯顿、左尔格、斯瓦尔姆、瓦扬、维沙尔、瓦尔特、符卢勃列夫斯基。 投票反对的有：布里斯美、克楠、弗留兹、埃尔曼、索瓦、斯普林加尔。 弃权的有：阿勒里尼、西里耳、达夫、杜蒙、艾伯哈特、吉约姆、吕肯、马尔塞劳、莫拉哥、莫特斯赫德、法尔加·佩利塞尔、罗奇、施维茨格贝耳、万·登·阿伯勒、万·德尔·豪特、维耳莫。 2．关于应向总委员会缴纳的会费。 由于收到了许多申请书，一方面，有人要求增加会费，另一方面，有人要求减少，代表大会应该决定改变现有的每年缴纳10生丁的会费数额，或者保持不变。代表大会以17票赞成、12票反对、8票弃权决定保持10生丁的会费不变。 投票反对改变会费数额的有：约·菲·贝克尔、布里斯美、克楠、西里耳、杜邦、杜瓦尔、艾伯哈特、埃卡留斯、法尔卡什、弗留兹、格尔哈特、埃尔曼、赫普纳、赛拉叶、左尔格、斯瓦尔姆、维耳莫。 投票赞成改变会费数额的有：杜蒙、恩格斯、弗兰克尔、海姆、若昂纳尔、拉法格、勒穆修、龙格、吕肯、麦克唐奈、皮尔、索瓦。 弃权的有：阿勒里尼、达夫、德雷尔、吉约姆、马尔塞劳、莫拉哥、法尔加·佩利塞尔、施维茨格贝耳。 下列代表由于不得不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就离开海牙，他们用书面的方式投票赞成增加会费：阿尔诺、库尔奈、朗维耶、瓦扬。 三关于各抵抗团体之间的国际联系的决议 特责成新的总委员会建立各种国际工会联合会。 为此目的，在代表大会以后一个月以内总委员会应当写出一个呼吁书，译成一切文字出版，并分别寄给所有加入国际或虽未加入国际而知道其地址的工人团体。 在这个呼吁书中，总委员会应当号召一切工人团体按行业成立国际联合会。 由每个工人团体自己决定它加入该行业国际联合会的条件。 责成总委员会收集赞成建立国际联合会的团体提出的一切条件，并且起草一个共同的草案，建议愿意加入各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团体暂时采纳。 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将确定各种国际联合会的正式章程。 除几个人弃权以外，一致通过，弃权的人数未记入记录。 四关于接受和开除支部的决议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格尔哈特（50票）、朗维耶（44票）、罗奇（41票）、马克思（41票）、麦克唐奈（39票）、德雷尔（36票）、弗兰克尔（22票）。 1．北美联合会第二支部（纽约，法国人支部）。——该支部曾经被美国联合会委员会开除。总委员会也不承认它是独立支部。代表大会不允许这个支部参加。反对它参加的有38票，9票赞成，11票弃权。 2．被总委员会暂时开除的北美联合会第十二支部（纽约，美国人支部）［注：见本卷第57—58页。——编者注］。 在讨论关于第十二支部的代表资格证问题的过程中，在47位代表投票赞成，无人反对，9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下列提案： “以消灭阶级的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工人协会不能接受任何资产阶级的支部。” 投票赞成的有：阿尔诺、约·菲·贝克尔、巴里、布里斯美、库尔奈、库诺、克楠、达夫、德雷尔、狄慈根、杜邦、杜瓦尔、艾伯哈特、弗留兹、法尔卡什、弗兰克尔、弗里德兰德、吉约姆、格尔哈特、海姆、赫普纳、埃尔曼、若昂纳尔、库格曼、拉法格、勒穆修、列斯纳、吕肯、马克思、米耳克、莫特斯赫德、皮尔、朗维耶、索瓦、肖伊、舒马赫、赛拉叶、赛克斯顿、左尔格、斯普林加尔、斯瓦尔姆、瓦扬、维沙尔、维耳莫、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尔特、万·登·阿伯勒。 弃权的有：阿勒里尼、埃卡留斯、哈尔科特、马尔塞劳、莫拉哥、法尔加·佩利塞尔、罗奇、施维茨格贝耳、万·德尔·豪特。 49票决定开除第十二支部，无人反对，9票弃权。 赞成开除的有：阿尔诺、巴里、约·菲·贝克尔、布里斯美、库尔奈、克楠、库诺、达夫、德雷尔、狄慈根、杜蒙、杜邦、杜瓦尔、艾伯哈特、弗留兹、法尔卡什、弗兰克尔、弗里德兰德、格尔哈特、海姆、赫普纳、埃尔曼、若昂纳尔、库格曼、拉法格、勒穆修、列斯纳、吕肯、麦克唐奈、马克思、米耳克、皮尔、朗维耶、罗奇、索瓦、肖伊、舒马赫、赛拉叶、赛克斯顿、左尔格、斯普林加尔、斯瓦尔姆、瓦扬、万·登·阿伯勒、万·德尔·豪特、维沙尔、维耳莫、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尔特。 弃权的有：阿勒里尼、埃卡留斯、吉约姆、哈尔科特、马尔塞劳、莫拉哥、法尔加·佩利塞尔、莫特斯赫德、施维茨格贝耳。 3．马赛支部。——该支部未被允许参加，因为总委员会和与总委员会有通信联系的法国各支部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支部。反对它参加的有38票，无人赞成，14票弃权。 4．日内瓦宣传和革命行动支部。——该支部无非是1871年8月解散了的（公开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支部的复活，它既未得到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承认，也未得到总委员会的承认。总委员会已把汝拉联合会委员会寄来的会费退还该支部。代表大会决定暂时把它开除，在关于秘密同盟的问题讨论结束后再行处理。［注：在恩格斯的手稿中接着删去了：“代表大会由于在这个讨论以后不得不立即结束自己的工作，所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编者注］一致表决通过暂时开除，只有几个人弃权，弃权的人数没有记下来。 5．新马德里联合会。——新马德里联合会由原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部分委员组成，这些委员由于揭露秘密同盟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而被旧马德里联合会明显地违反现行条例加以开除。该联合会起初向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申请，该委员会拒绝接受它。于是它向总委员会申请［注：在恩格斯的手稿中接着删去了：“总委员会承认了它，没有按照组织条例规定，事先征求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在这件事情上总委员会是没有遵照条例而自己负责处理的，因为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8名委员中至少有5名是秘密同盟的盟员。他们之所以想把新马德里联合会开除出去，正是由于这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被揭露了出来。”——编者注］。总委员会未与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协商，就由自己负责承认了它，［注：见本卷第39页。——编者注］因为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8名委员中，至少有5名参加了秘密同盟。 代表大会在40票赞成、无人反对、几个人弃权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个联合会，弃权的人数没有记下来。 五对总委员会财务报告的审查 为了审查总委员会（在1871—1872年期间）财务报告而由代表大会选出的委员会，包括下列公民：杜蒙代表法国；阿勒里尼代表西班牙；法尔卡什代表奥地利和匈牙利；布里斯美代表比利时；拉法格代表新马德里联合会并代表葡萄牙；皮尔代表丹麦；约·菲·贝克尔代表瑞士德语区；杜瓦尔代表罗曼语区联合会（瑞士）；施维茨格贝耳代表汝拉联合会（瑞士）；达夫代表荷兰；德雷尔代表美国；库诺代表德国。 向该委员会提出的财务报告经该委员会全体委员批准并签字，只有缺席的达夫除外。 财务报告宣读以后获得了代表大会的一致批准。 六关于总委员会和各联合会委员会给与的权力 代表大会决定：“总委员会以及各联合会委员会给与国际遭到禁止的那些国家的国际会员的权力一律取消，并且授予新的总委员会以在这些国家任命国际工人协会全权代表的唯一权利。” 除几个人弃权外，一致通过，弃权的人数没有记下来。 七关于同盟的决议 受委托调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秘密同盟）活动的委员会，由下列公民组成：库诺（33票）、吕肯（24）、斯普林加尔（31）、维沙尔（30）、瓦尔特（29）。 该委员会的多数在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声明，“秘密同盟是根据同国际章程完全对立的章程建立的”，并且建议： 把米哈伊尔·巴枯宁开除出国际，因为他是同盟的创建者，并且品行不良； 开除同盟盟员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耳； 开除被揭发进行破坏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的贝·马隆、布斯凯［注：委员会不知道公民布斯凯已经根据本支部的要求被总委员会正式决定开除了。］ （法国贝济埃警察局秘书）和路易·马尔尚； 认为阿勒里尼、马尔塞劳、莫拉哥、法尔加·佩利塞尔和茹柯夫斯基与此事无关，因为他们已经正式声明他们不再属于同盟。 授权委员会公布它据以做出结论的文件。 代表大会决定： 1．开除米哈伊尔·巴枯宁。27票赞成，6票反对，7票弃权。投票赞成的有：约·菲·贝克尔、库诺、德雷尔、杜蒙、杜邦、杜瓦尔、恩格斯、法尔卡什、弗兰克尔、海姆、赫普纳、若昂纳尔、库格曼、拉法格、勒穆修、龙格、吕肯、麦克唐奈、马克思、皮尔、赛拉叶、左尔格、斯瓦尔姆、维沙尔、维耳莫、瓦尔特、符卢勃列夫斯基。 投票反对的有：布里斯美、达夫、弗留兹、埃尔曼、克楠、万·登·阿伯勒。 弃权的有：阿勒里尼、吉约姆、马尔塞劳、莫拉哥、索瓦、斯普林加尔、施维茨格贝耳。 2．开除吉约姆——25票赞成，9票反对，8票弃权。 投票赞成的有：约·菲·贝克尔、库诺、杜蒙、杜邦、杜瓦尔、恩格斯、法尔卡什、弗兰克尔、海姆、赫普纳、若昂纳尔、库格曼、拉法格、勒穆修、龙格、吕肯、马克思、皮尔、赛拉叶、左尔格、斯瓦尔姆、维沙尔、瓦尔特、维耳莫、符卢勃列夫斯基。 投票反对的有：布里斯美、西里耳、达夫、弗留兹、埃尔曼、克楠、索瓦、斯普林加尔、万·登·阿伯勒。 弃权的有：阿勒里尼、德雷尔、弗里德兰德、麦克唐奈、马尔塞劳、莫拉哥、法尔加·佩利塞尔、施维茨格贝耳。 3．不开除施维茨格贝耳。15票赞成开除，16票反对开除，7票弃权。 投票赞成开除的有：约·菲·贝克尔、库诺、杜蒙、恩格斯、法尔卡什、海姆、赫普纳、库格曼、勒穆修、马克思、皮尔、斯普林加尔、瓦尔特、维沙尔、符卢勃列夫斯基。 投票反对开除的有：布里斯美、克楠、西里耳、达夫、德雷尔、杜邦、弗留兹、弗兰克尔、埃尔曼、若昂纳尔、龙格、索瓦、赛拉叶、斯瓦尔姆、维耳莫、万·登·阿伯勒。 弃权的有：杜瓦尔、拉法格、吕肯、麦克唐奈、马尔塞劳、莫拉哥、法尔加·佩利塞尔。 4．委员会的其他关于开除的建议不提交表决。一致通过，只有几个人弃权。 5．公布有关同盟的文件。一致通过，只有几个人弃权。 有必要指出，关于同盟的这次表决是在大多数法国［注：在恩格斯的手稿中接着是：“英国”。——编者注］和德国代表不得不离开以后进行的。 八未来的总委员会的驻在地和成员 1．关于变更总委员会驻在地问题的表决。26票赞成变更，23票反对变更，9票弃权。 投票赞成的有：巴里、约·菲·贝克尔、布里斯美、库诺、达夫、杜蒙、杜邦、恩格斯、哈尔科特、若昂纳尔、库格曼、拉法格、列斯纳、勒穆修、龙格、麦克唐奈、马克思、罗奇、索瓦、赛拉叶、赛克斯顿、左尔格、斯瓦尔姆、维沙尔、万·登·阿伯勒、符卢勃列夫斯基。 投票反对的有：阿尔诺、伯·贝克尔、库尔奈、德雷尔、杜瓦尔、法尔卡什、弗兰克尔、弗里德兰德、格尔哈特、海姆、赫普纳、埃尔曼、吕肯、路德维希、米耳克、皮尔、朗维耶、舒马赫、斯普林加尔、瓦扬、维耳莫、瓦尔特、万·德尔·豪特。 弃权的有：西里耳、艾伯哈特、弗留兹、吉约姆、马尔塞劳、莫拉哥、法尔加·佩利塞尔、施维茨格贝耳、阿勒里尼。 2．总委员会驻在地迁往纽约。30票赞成，14票反对，他们赞成留驻伦敦，12票弃权。 投票赞成纽约的有：约·菲·贝克尔、伯·贝克尔、布里斯美、库诺、克楠、达夫、杜蒙、杜邦、恩格斯、法尔卡什、弗留兹、弗里德兰德、埃尔曼、库格曼、拉法格、列斯纳、勒穆修、龙格、吕肯、麦克唐奈、马克思、皮尔、罗奇、赛拉叶、赛克斯顿、斯普林加尔、斯瓦尔姆、维沙尔、万·登·阿伯勒、符卢勃列夫斯基。 投票赞成伦敦的有：阿尔诺、库尔奈、德雷尔、杜瓦尔、弗兰克尔、海姆、赫普纳、路德维希、米耳克、朗维耶、舒马赫、瓦扬、维耳莫、瓦尔特。 弃权的有：西里耳、艾伯哈特、格尔哈特、吉约姆、若昂纳尔、阿勒里尼、马尔塞劳、莫拉哥、法尔加·佩利塞尔、左尔格、施维茨格贝耳、万·德尔·豪特。 3．代表大会决定选出12名委员组成驻纽约的总委员会，并授予它再加聘3名委员的权利。 当选的有： 倍尔特兰，德国人——29票 波尔特，德国人——29票 劳雷耳，瑞典人——29票 卡瓦纳，爱尔兰人——29票 圣克莱尔，爱尔兰人——29票 勒维埃耳，法国人——28票 卡尔，德国人——28票 大卫，法国人——26票 德雷尔，法国人——26票 福尔纳契耶利，意大利人——25票 施佩耶尔，德国人——23票 华德，美国人——22票 九下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 由于有人建议下次代表大会在瑞士召开并且要总委员会明确确定地点，就这个问题表决的结果如下：赞成瑞士的有15票，赞成伦敦的有5票，赞成芝加哥的有1票，赞成西班牙的有1票。 十记录审订委员会 一致选出：杜邦、恩格斯、弗兰克尔、勒穆修、马克思、塞拉叶。 委员会： 欧·杜邦弗·恩格斯 列奥·弗兰克尔勒穆修 卡尔·马克思奥古斯特·赛拉叶 1872年10月21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起草 1872年以小册子“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1872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并载于1872年11月2日“解放报”第72号和1872年12月14日“国际先驱报”第37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1872年9月2—7日）”译的，并根据恩格斯的手稿校对过 注释： [185]海牙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的正式文本是由参加了决议出版委员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并审定的。大多数决议都是以1872年夏天总委员会在预先讨论代表大会的议程时通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项建议为基础的。其中包括：第七条ａ项、关于章程的决议、关于条例的决议，关于开除美国第十二支部的决议等等。关于总委员会驻在地的决议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代表大会上共同提出的，恩格斯的发言（见本卷第730—731页）说明了提出这一决议的理由。关于各抵抗团体之间的国际联系的决议是根据拉法格的建议通过的。保存下来的有恩格斯用法文写的准备送去出版的决议全文。——第165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 弗·恩格斯 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176]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巴枯宁在1868年底建立的。这是一个企图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和外部同时进行活动的国际团体。这个团体是由协会会员组成的，他们要求有参加国际会员的一切集会的权利，但是却希望有权同国际并列地保留自己的地方性组织、自己的全国性联合会、自己的代表大会。可见，同盟从一开始就企图成为我们协会内部的一个特殊的贵族集团，一个有自己的纲领、享有特权的上等人物的派系。 同盟中央委员会和我们总委员会当时来往的信件，已经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这一通告的第7—9页［注：见本卷第11—15页。——编者注］（第一号文件）上刊印出来了。只要同盟保持着独特的国际性质，总委员会就拒绝接受它；总委员会答应，只有在同盟解散自己特殊的国际组织，它的支部变成我们协会的普通支部，并且总委员会知道每一个新的支部的所在地及其人数的条件下，才能接受它。 这个［注：手稿中接着删去了：“为此改变了自己的名称”。——编者注］以后在自己和总委员会的交往中自称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支部”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69年6月22日对这些要求做了如下的答复： “根据你们的委员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商定的条件，我们向同盟的各组织提出了解散同盟这个独立于国际工人协会之外的组织的问题……我们高兴地通知你们，绝大多数组织都赞同中央委员会打算做出关于解散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决定的意见。今天关于解散的问题已经解决。我们在把这一决定通知同盟各组织的同时，已建议它们按照我们的榜样组成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并且争取你们或者各相应国家的协会联合会委员会承认它们为这样的支部。为了证明你们寄给前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已经收到，我们今天把我们支部的章程送给你们审查，并请求你们正式承认它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签字）临时书记沙·佩龙（第二号文件）。 文件中附有一份同盟的这个章程，列为第三号。 日内瓦支部是请求接受它加入国际的唯一的一个支部。关于同盟其他那些似乎存在的支部，毫无所闻。然而，尽管同盟分子在不断搞阴谋，力图把自己特殊的纲领强加于整个国际并夺取我们协会的领导权，当时可以认为同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解散了自己。可是［注：手稿中接着删去了：“从今年5月以来”。——编者注］，总委员会收到了相当确凿的材料，根据这些材料不能不做出结论：同盟连想都没有想过要把自己解散，和它庄严地许下的诺言相反，它作为一个秘密团体过去存在过，并且现在还继续存在着，它正利用这个地下组织来像以前那样追求它原来的目的——取得统治权。由于同盟本身发生内讧，它的存在特别是在西班牙的存在这件事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关于同盟内讧的经过，我们下面再作叙述。这里只说一点就够了，就是由曾身兼同盟西班牙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那些旧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起草的通告（见“解放报”第61号第3版第2栏，第四号文件[177]）暴露了同盟的存在［注：手稿中接着删去了：“由于无法把自己在国际中的义务同自己又身为国际内部一个秘密团体的成员的处境调和起来，他们在6月2日表示”。——编者注］。［在更早的时候，］1872年6月2日的通告就通知同盟在西班牙的所有支部说，通告的签署者刚刚把自己的同盟支部解散了，并且建议其他组织效法它们。[178]通告发表在“解放报”（第59号，第五号文件）上。 这个通告的发表，迫使同盟的报纸即巴塞罗纳的“联盟”（1872年8月4日，第155号）也发表了同盟的章程（第六号文件）。于是，这个团体的存在便被完全证实了。 我们把秘密团体的章程和同盟日内瓦支部向总委员会提出的章程做了比较，首先，我们发现第一个文件前面的引言部分和第二个文件前面的引言部分是一样的，只是文词上有一些不同，即在秘密章程中巴枯宁的特殊纲领表述得更加明确。 下面就是准确的统计表： 日内瓦章程秘密章程 第一条第五条一字不差 第二条第一条大体相同 第三条第二条一字不差 第四、五条第三条大体相同 第六条第四条大体相同 秘密章程本身是以日内瓦章程为基础的。例如，秘密章程第四条和日内瓦章程第三条一字不差；秘密章程第十条是由日内瓦章程第八条和第九条压缩成的，同样，秘密章程第三条是由日内瓦章程第十五条至第二十条压缩成的。 和同盟分子目前的做法相反，日内瓦章程第七条鼓吹国际的“强有力的组织”，规定同盟的一切盟员必须“支持……代表大会的决定和总委员会的权力”。这一条在秘密章程中没有，但是原先有过，马德里secciondeoficiosvarios〔各行业联合支部〕条例（第七号文件）第十五条几乎是一字不差地照搬了这一条就是证明，该条例也包括了同盟的纲领。 显而易见，同我们打交道的不是两个不同的团体，而是同一个团体。一方面，日内瓦中央委员会向总委员会保证说同盟已经解散，并且根据这一声明被接受为国际的支部，而另一方面，以巴枯宁先生为首的这个中央委员会的首领们却加强了这个同盟的组织，把它改变成秘密团体，并且保持了他们答应要放弃的它的国际性质。他们用不体面的办法骗取了总委员会和得到书面通知的整个国际的信任。这些人既然开始就撒了这样的谎，当然再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进行各种阴谋诡计，以便控制国际或者一旦失败，就破坏国际。 现在我们把秘密章程的主要条文引在下面： “（1）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由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目的在于宣传和发展自己纲领的原则，并且研究能够推进直接和立即解放工人阶级的一切手段。 （2）为了取得可能取得的最好成就，并且不致于影响社会组织的发展的声誉，同盟应当是完全秘密的。 （4）凡是事先不完全地和不真诚地承认纲领的原则的人，均不能被接受为盟员，等等。 （5）同盟将尽可能从内部影响工人的地方联合会，使它不致走上反动的或者反革命的道路。 （9）多数盟员可以不说明理由而把任何盟员从同盟中开除出去。” 可见，同盟是在国际内部建立的、有特殊纲领的秘密团体，它的纲领根本不是国际的纲领；这是一个旨在宣传这个它认为是唯一革命的纲领的团体。这个团体规定其成员有义务在他们的国际地方联合会中进行活动，使这种联合会不致走上反动的或者反革命的道路，就是说使它在任何方面都不违背同盟的纲领。这就是说，同盟的目的是要依靠自己的秘密组织把它的宗派主义的纲领强加于整个国际。达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秘密组织的力量争取把同盟盟员选入各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以及总委员会，以便把这些委员会都抓在自己手中。凡是同盟认为有成功希望的地方，它就是这样做的；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 很清楚，如果同盟盟员［注：手稿中接着删去了：“公开地”。——编者注］宣传自己的纲领，那谁也不可能对他们有意见。国际是由属于各种极不相同的派别的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它的纲领非常广泛，足以容纳所有这些派别；巴枯宁派是根据和其他派别同样的条件被接受进来的。巴枯宁派之所以受责备，正是因为他们违反了这些条件。 至于说到同盟的秘密性质，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许多国家，在波兰、法国、爱尔兰，秘密组织都是保护自己免遭政府的恐怖措施之害的合法手段，国际不能忽视这一点。但是，国际在伦敦代表会议上已经声明，它愿意仍旧完全不同这些团体发生关系，并且不承认这些团体是自己的支部。可是主要的是，在这里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秘密团体，它的建立不是为了反对各国政府，而是为了反对国际本身。 组织类似的秘密团体不仅显然违反对国际承担的义务，而且也显然违反我们的共同章程［注：手稿中接着删去了：“和条例”。——编者注］的文字和精神。我们的章程只承认有一种在权利和义务上都平等的国际会员；同盟却把他们分成两类，即亲信者和非亲信者、贵族和平民，而且后者注定要由前者通过一个后者根本不知道的组织来领导。国际要求自己的会员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自己行为的准则；同盟却规定自己的拥护者把造谣、伪装和欺骗当做首要的义务，指使他们欺骗国际的非亲信的会员，向他们隐瞒秘密组织的存在，以及自己言行的动机和真实目的。同盟的创始人知道得很清楚，国际广大的非亲信的会员群众只要一知道存在类似的组织，就永远不会自觉地服从这种组织的。这就是他们要把它变成“完全秘密的”组织的原因。因为有必要强调指出，这个同盟的秘密性质并不是为了瞒过各国政府的耳目，否则它开始就不会作为一个公开的团体而存在了；这种秘密性质［注：手稿中接着删去了：“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编者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欺骗国际非亲信的会员，同盟对总委员会进行的不体面的欺骗便证实了这一点。所以，这是一个反对国际的真正阴谋。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本身的秘密阴谋。 而且，可笑的是硬说什么某个团体之所以要处于秘密状态，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各国现政府的迫害，而这个团体自己却在到处鼓吹起削弱作用的完全放弃政治活动的学说，并且在自己的纲领（秘密章程导言第三条）中宣布：它 “反对不以工人反对资本的事业的胜利为直接和立即的目的的任何革命行动。” 这个秘密团体在国际内部搞了些什么活动呢？ 对于这个问题，在总委员会的内部通告“<divclass="a3">”中已经部分地做了答复。但是由于当时总委员会还不知道这个秘密组织的规模，而从那个时候以来又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件，所以这只能是一个不完全的答复。 首先必须指出，同盟的活动可以很容易地区分为两个阶段。起初，它以为它能够控制总委员会，从而在我们的协会中夺得最高领导权。正是那个时候，它要求自己的拥护者支持国际的“强有力的组织”，首先是支持 “总委员会以及各联合会委员会和各中央委员会的权力”； 正是那个时候，同盟的先生们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要求总委员会必须有广泛的权力，可是后来他们又如此厌恶地把这种权力当做是权威主义的权力来加以反对。 巴塞尔代表大会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打破了同盟的希望［注：手稿中接着删去了：“它的活动就是在各地搞阴谋。在伦敦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和关于各个宗派主义的支部的决议，强调指出国际的最初纲领和同盟的纲领不同……以前，它一直是相当镇定的”。——编者注］。从此以后，它就策划“所谓的分裂”中所谈到的那些阴谋；在瑞士汝拉地区，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它都不断地用自己特殊的纲领来偷换国际的纲领。伦敦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和关于各个宗派主义支部的决议，结束了国际内部这种quiproquo〔偷梁换柱的手法〕。同盟便立即又重新活动起来了。同盟在瑞士的堡垒汝拉联合会用它的桑维耳耶通告来反对总委员会，强有力的组织、总委员会的权力、在这个通告上签字的人自己提出并投票通过的巴塞尔各项决议，都被宣布为权威主义的，——看来，只要给戴上这顶帽子就足以不分皂白地给它们定罪了；这个谈到“在我们队伍中爆发的一场战争，一场公开的战争”的通告要求使国际具有一种不是适合于当前斗争的需要，而是适合于未来社会的什么玄妙莫测的理想的组织形式，等等。从此以后策略就改变了。命令下达了。在同盟有分支的地方，在意大利，特别是在西班牙，巴塞尔代表大会和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权威主义的决议同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一样，到处都遭到了疯狂的攻击。所谈的不外乎是关于支部自治啦、自由联合小组啦、无政府状态啦，等等。这一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随着国际的公开组织的削弱，国际内部秘密团体的影响自然要加强起来。在同盟道路上的最大的障碍是总委员会，所以首先遭到攻击的也正是它，但是现在我们就会看到，如果有适当的机会，他们对各联合会委员会也会采取同样的态度。 除了国际或多或少地处于同盟影响下的那些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外，汝拉通告无论在哪里也没有产生影响。在西班牙，同盟和国际都是紧接着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同时建立的，他们甚至使西班牙最忠实的国际会员都相信，同盟的纲领和国际的纲领是一样的，这个秘密组织到处都存在，加入这个组织似乎是每个人的义务。伦敦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一个身为本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西班牙代表［注：安·罗伦佐。——编者注］，也确信情况恰好相反）以及汝拉通告本身都澄清了这种糊涂看法；而汝拉通告对代表会议和总委员会的疯狂攻击和诽谤马上得到了同盟所有机关报的响应和支持。汝拉通告在西班牙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在西班牙的同盟内部，在那些首先是国际会员的人和那些由于国际不服从同盟而不想承认国际的人之间发生了分歧。这场斗争起初是非公开性的，但很快便在国际的各种会议上公开地激烈展开了。当瓦伦西亚代表会议（1871年9月）[179]选出的联合会委员会以自己的行动表明，它宁愿服从国际而不愿服从同盟以后，同盟占统治地位的马德里地方联合会就把该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开除了[180]。在萨拉哥沙代表大会[181]上，他们被恢复会籍，其中有两个人［注：手稿中接着删去了：“它的最积极的成员”。——编者注］，莫拉和罗伦佐，又重新被选入新的［注：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设于瓦伦西亚的”。——编者注］联合会委员会，虽然旧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事先就声明说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两个人［注：手稿中接着删去了：“代表大会选择了瓦伦西亚作为联合会委员会的驻在地，是希望瓦伦西亚成为一个中立地区，并且希望以后不再发生纠纷。但是在新的联合会委员会的五名委员中有三名是同盟的走狗，而由于加聘委员的结果，同盟的走狗的人数至少又增加到了五名”。——编者注］。 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使同盟的首领们担心西班牙会摆脱他们的控制。同盟立即发动了一个反对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权力的运动，重复了汝拉通告用来反对总委员会的所谓权威主义的权力的那些攻击。在西班牙，完全民主的、同时又非常明确的组织形式，是由巴塞罗纳代表大会[182]和瓦伦西亚代表会议制定出来的。由于瓦伦西亚选出的联合会委员会所进行的活动（这种活动经代表大会专门投票表示赞同），这个组织获得了在总报告［注：见本卷第143—152页。——编者注］中已经谈到过的那些辉煌成就。在萨拉哥沙，同盟在西班牙的灵魂莫拉哥宣称，联合会委员会在西班牙组织中的权力是权威主义的，必须加以限制，必须剥夺委员会接受或不接受新支部的权力，即决定新支部的章程是否符合联合会章程的权力，总而言之，就是把委员会的作用归结为简单的通讯统计局的作用。代表大会否决了莫拉哥的提议，决定保留现有的权威主义的组织形式（见第八号文件“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文件摘录”第109、110页[183]。关于这一点，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代表公民拉法格的证明将是重要的）。 为了使新的联合会委员会摆脱在马德里发生的分歧，代表大会把联合会委员会迁到了瓦伦西亚。但是，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同盟和国际之间已经开始发展的对抗，并不是地方性的。代表大会由于甚至连同盟的存在也不知道，所以成立了一个完全是由这个团体的成员组成的新委员会；但是，其中有两个人，即莫拉和罗伦佐，却成了它的反对者，莫拉并且拒绝参加这个委员会。作为对汝拉通告的答复的总委员会通告“所谓的分裂”使得一切国际会员必须声明自己或者拥护国际，或者拥护同盟。以“解放报”为一方，以同盟的报纸巴塞罗纳的“联盟”和塞维尔的“理智”为另一方的论战，越来越尖锐化了。最后，6月2日，前联合会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解放报”的编辑们和同盟西班牙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决定向一切西班牙的同盟支部发出通告，宣布解散自己这个秘密团体的支部，并且号召其他支部效法他们。报复跟着就来了。他们马上又重新被驱逐出了马德里地方联合会，这显然违反了现行条例。于是，他们组成新马德里联合会，请求联合会委员会予以承认。 但是，这时同盟分子在委员会中已经用加聘委员的办法巩固起来了，取得了完全的统治，而罗伦佐也已退出了该委员会。新马德里联合会的请求遭到了联合会委员会方面的断然拒绝，因为联合会委员会当时已经在集中全部力量保证同盟的候选人当选为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为此目的，它给各地方联合会分别寄去了7月7日的内部通告，重复了“联盟”周报对总委员会的诽谤，向各联合会提议派一个由多数票选出的全西班牙共同的代表团去出席代表大会；当选人的名单将由该委员会自己确定。（第九号文件）对于一切知道在西班牙国际内部存在着一个秘密组织的人来说，这很明显就是要选出同盟的先生们，由国际的会员出钱派他们去出席代表大会。总委员会（通告没有寄给它）一知道这些事实［注：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这正是在它得到了关于存在有秘密组织的第一批不可辩驳的证据的时候。”——编者注］，就在7月24日给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发出了一封信，这封信附在文件［注：见本卷第135—138页。——编者注］（第十号）中。联合会委员会［注：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起初力图赢得时间，声称似乎”。——编者注］于8月1日回信说，它需要时间，以便把我们这封用法文写的信翻译出来，而8月3日它给总委员会写了一封支吾搪塞的回信，发表在“联盟”周报上（第十一号文件）。在这封回信中，它开始站在同盟方面。总委员会接到了8月1日的信以后，就在“解放报”上发表了这次来往信件。 这里补充一句，秘密组织刚一被揭露，有人就断言说，同盟在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上已经解散。但是，这一点并没有预先通知中央委员会（第四号文件）。 新马德里联合会否认这个事实，而它是应当知道这件事的。而且，硬说像同盟这样一种国际性团体的西班牙支部不同其他国家的支部商量就可以解散，实在是可笑的。 此后，紧接着同盟就企图发动coupd'état〔政变〕。同盟鉴于在海牙代表大会上重新使用在巴塞尔和绍德封使用过的手法已无法保证自己获得虚假的多数，[184]于是就利用自封的意大利联合会在里米尼召开的代表会议，以便公开宣布分裂。聚集在那里开会的代表一致通过了一个决定（见第十二号文件）。这样同盟的代表大会就和国际的代表大会分庭抗礼。但是，他们很快就考虑到，这个计划是不会获得成功的。于是放弃了这个计划，决定前往海牙，就是那些在21个支部中只有一个是属于我们协会的意大利支部，在否定了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又厚颜无耻地派自己的代表到海牙来了。 鉴于： （1）由米·巴枯宁建立和领导的同盟（其主要的机关是汝拉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不是竭力使国际服从它的统治，就是竭力破坏国际，因此它是一个敌视国际的团体。 （2）因此国际和同盟是不相容的。 代表大会决定： （1）把米·巴枯宁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现有的全体盟员一律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他们只有公开同这个秘密团体断绝任何联系，才可以重新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2）把汝拉联合会这个组织开除出国际。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8月底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年第1版第13卷第2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注释： [176]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是由他在1872年9月5日向海牙代表大会调查同盟秘密活动的专门委员会提出的。在报告中所提到的那些文件也由恩格斯交给了委员会。保存下来的有报告草稿和所附的文件的目录；恩格斯所编的目录中的文件编号和报告中的文件编号是一致的。——第153页。 [177]指维·帕赫斯代表新马德里联合会写的给国际西班牙各联合会成员的通告。该通告发表在1872年8月10日“解放报”第61号上。——第155页。 [178]1872年6月2日的通告是由“解放报”编委同时也是同盟盟员梅萨、帕赫斯、弗·莫拉、伊格列西亚斯等人起草的。在给西班牙同盟全体盟员发出的这个通告中，宣布解散同盟的马德里组织，并建议同盟在西班牙的一切组织都效法它的榜样。这个通告发表在1872年7月27日“解放报”第59号上。——第155页。 [179]西班牙联合会瓦伦西亚代表会议是在1871年9月9—17日秘密举行的。代表会议最后制定并通过了巴塞罗纳代表大会（1870年）就已基本上拟订好了的西班牙联合会的章程以及各地方联合会和各支部的示范章程，从而也就确定了国际在西班牙的组织结构。代表会议通过的章程规定，每个地方同一行业的全体工人联合组成一个支部；若干支部成立一个地方联合会，地方联合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选出地方联合会委员会。所有地方联合会组成全国联合会，全国联合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选出全国联合会委员会。瓦伦西亚代表会议扩大了联合会委员会的成员，设立了五个地区的通讯书记的职位，并且通过决定，个人可以直接加入联合会。——第161页。 [180]指1872年3月马德里地方联合会中无政府主义多数派把“解放报”编辑部委员弗·莫拉、梅萨、伊格列西亚斯、帕赫斯、卡耳耶哈、鲍利开除出该联合会的事。这些被开除者都是瓦伦西亚代表会议选出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开除他们的理由是，该报编辑委员会1872年2月25日发表了一封“致在马德里开会的共和联邦党代表们”的公开信。——第161页。 [181]关于萨拉哥沙代表大会，见注79。——161页。 [182]巴塞罗纳代表大会是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870年6月举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150个工人团体的90名代表。代表大会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并选出了联合会委员会。代表大会通过了致总委员会书，声明联合会承认国际的共同章程；大体上拟订了西班牙联合会、地方联合会和支部的章程（章程在1871年瓦伦西亚代表会议上最后制定）。同时在无政府主义者即同盟在西班牙的秘密组织的成员的影响下，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反对参加政治斗争的决议。——第161页。 [183]“1872年4月4—11日在萨拉哥沙召开的西班牙联合会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文件摘录。由本届代表大会选出的委员会根据所收到的文件和意见编辑”第109—110页（《EstractodelasactasdelsegundocongresoobrerodelaFederacionregionalEspañola，celeb-radoenZaragozaenlosdias4al11deAbrilde1872，se-gunlasactasylasnotestomadasporlacomisionnombradaalefectoenelmismo》，p．109—110）。保存下来的有一份恩格斯交给海牙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加有他的批注的小册子。——第162页。 [184]指无政府主义者企图通过由各个小的、而且常常是不存在的支部派出代表的办法来制造虚假的多数并夺取国际（在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和罗曼语区联合会（在1870年4月4—6日于绍德封召开的该联合会代表大会上）的领导权一事（见本卷第15、18页）。——第163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158] 1872年9月2—7日 公民们［注：在传单和“人民国家报”上不是”公民们”，而是“工人们”。——编者注］！ 自从我们上一次在巴塞尔举行代表大会以来，两场大战——普法战争和法兰西内战——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在这两场战争以前就已经爆发，曾同这两场战争同时进行，而且现在仍在继续进行的还有第三场战争，——这就是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战争。 巴黎的国际会员们［注：在“国际报”、“自由报”等报纸上，这段话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当帝国要求法国通过新的全民投票来使它的存在神圣化的时候”。——编者注］公开而明确地警告过法国人民，参加全民投票，就等于投票赞成法国国内专制和对外战争。[159]1870年4月23日，即全民投票的前夕[160]，他们被逮捕了，借口是他们参加了谋杀路易·波拿巴的阴谋。同时在里昂、卢昂、马赛、布勒斯特以及其他城市也跟着逮捕国际会员。总委员会在1870年5月3日的声明中说[161]： “最近这次阴谋也一定会同已经传为笑柄的前两次阴谋相媲美。为对付本会法国各支部而掀起的叫嚣和采取的暴力措施，只是追求一个目的——玩弄全民投票的骗局。”［注：在传单和“人民国家报”上接着是：“我们看对了。”——编者注］ 而事实上，在十二月帝国倾复以后它的后继者们公布的文件也已经证实，最近这次阴谋是由波拿巴警察当局亲手制造出来的[162]，在全民投票前夕，奥利维耶在一个秘密通告中直接指示他的下属说： “必须逮捕国际的领导人，否则全民投票便无法令人满意地进行。” 全民投票这出闹剧演完以后，在7月8日，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果然受到路易·波拿巴的法官们的审讯，但这仍然只是因为他们“罪恶地”参加了国际，而不是因为他们参与了臆造的阴谋。[163]可见，波拿巴政府认为，要发动一场法国任何时候都没有遭到过的为害最大的战争，就必须先对国际工人协会法国各支部进行征伐。不应该忘记，法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地摈弃了全民投票。也不应该忘记， “欧洲各国的交易所、政府、统治阶级和报刊都欢庆全民投票的成功，认为这是法国皇帝对法国工人阶级的辉煌胜利”（1870年7月23日“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164]）。 全民投票以后几个星期，波拿巴主义的报刊就开始在法国人民中间煽起好战狂热，巴黎的国际会员们不顾政府的迫害，于7月12日发表了“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痛斥正在发动的战争是“犯罪的疯狂行为”，而且对“自己的德国弟兄们”说： “我们相互仇视只会使专制制度在莱茵河两岸都获得完全胜利”；他们声明说：“我们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不承认任何国界。”[165] 这个号召在德国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因此总委员会有充分的权利断言： “官方的法国和官方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音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 这个新社会的先声就是国际工人协会。”（1870年7月23日宣言） 在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前，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一直被囚于狱中。而协会的其他会员每天都被当众痛骂为被普鲁士收买的叛徒。 第二帝国像它以模仿剧开始一样，以色当投降而告终，于是普法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它变成了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普鲁士曾不止一次地庄严宣称，它拿起武器的唯一目的是击退外国侵略，而现在则抛开了假面具，宣布进行侵略战争。从这个时候起，它就不仅要在法国反对共和国，而且也要在德国反对国际。在这里我们只能对这一斗争的经过作一个概略的叙述。 宣战以后，北德意志联邦的大部分领土（汉诺威、奥登堡、不来梅、汉堡、不伦瑞克、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省）马上宣布戒严，让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将军在那里逞凶肆虐。这种作为防御外国入侵的措施宣布的戒严，立即变成了一场反对德国的国际会员的战争。 在巴黎宣告成立共和国的第二天，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考虑到邦的法律的情况下成立的国际支部——的不伦瑞克中央委员会于9月5日发表了一个宣言，号召工人阶级利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反对瓜分法国，要求实现使法国获得光荣的和平，并且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166]宣言谴责吞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意图是一种犯罪行为，其结果会使整个德国都变成普鲁士的兵营，并使战争成为欧洲的一种常规。9月9日，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下令逮捕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给他们戴上镣铐，发配到600英里以外位于俄国边界的普鲁士要塞勒特岑去。他们在那里所受到的卑鄙虐待同国王的贵宾在威廉堡[167]受到的特意款待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大肆逮捕并把工人们从德国这个邦流放到那个邦去，尽管封闭工人报刊，尽管进行军事镇压和警察百般刁难，但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仍旧按照国际的精神和根据不伦瑞克宣言行动。因此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9月21日［注：1870年。——编者注］下令禁止社会民主党举行任何集会。这道禁令被10月5日的另一道命令废除了，在后一道命令中他狡黠地指示警探们， “要把一切公开发表言论鼓励法国反对德国提出的和谈条件的人都报告给他本人，以便他能够使这些人在战争继续进行期间不致为害”。 普鲁士国王一方面让毛奇照料国外的战争，另方面自己则竭力使国内的战争发生新的转变。根据他本人10月17日的命令，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必须把勒特岑的囚犯们交给不伦瑞克地方法院审理，而该法院则应该找到法律根据把他们囚禁起来，或者交回给残暴的将军严加看守。 自然，全德国都效法了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的先例，而俾斯麦在外交通告中却采取了一种侮辱欧洲的手法，把自己装扮成维护法国主和派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的义愤填膺的卫士。正当他要求法国要有一个自由选举的国民议会的时候，在德国本国他却因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曾在德国国会中代表国际发言反对过他而下令把他们关进监狱，以便在即将举行的普选中阻止他们再度当选。[168] 他的主子征服者威廉支持了他，从凡尔赛发出了命令，延长了戒严的期限，就是说，在整个选举期间废除一切民法。国王实际上只是在同法国签订和约两个月以后才准许在德国解除戒严。他顽固地坚持在国内实行戒严，他多次亲自参与对他自己德国内的俘虏的处理，这一切证明，在无敌武器的轰隆声中和整个德国资产阶级疯狂的喝彩声中，他对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政党感到恐惧。这是物质暴力对精神力量的迫不得已的重视。 这场反对国际的战争起初只是在法国（从全民投票日起到帝国崩溃为止）进行，后来只是在德国（在共和国反对普鲁士的整个斗争期间）进行，但是从巴黎公社宣告成立之日起以及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就成为遍及一切地方的战争了。 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向外国发出了通告，要求把公社流亡者［注：在传单上和“人民国家报”上不是“公社流亡者”，而是“公社委员”。——编者注］作为刑事犯加以引渡，并且号召对国际——这是以法夫尔本人为当然代表的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敌人——发动一次全面的十字军征讨。[169]奥地利和匈牙利立即响应了这个号召。6月13日，在佩斯对他们认为的工人联合会的领袖进行了强盗式的突然袭击；他们的文件被没收了，他们本人被逮捕并被控以叛国罪而交付法庭审判。[170]这时正在佩斯的国际维也纳支部的某些代表也被解送到维也纳去作同样处置。博伊斯特再向议会要求并得到了3万英镑， “作为政治情报工作的开支，因为国际日益危及整个欧洲，这种工作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 从此以后，在奥地利和匈牙利便建立了对付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恐怖统治。奥地利政府甚至在垂死的时候还拚命挣扎着抓住它旧有的、扮演欧洲反动派的唐·吉诃德角色的特权不放。 茹尔·法夫尔的通告发出以后过了几个星期，杜弗尔向自己那个地主议会提出了一项现在已经具有法律效力的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只要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或承认它的原则，就以犯罪论处。梯也尔以证人身分向地主议会的杜弗尔法案委员会讲话时，吹嘘说这个法律是他本人睿智的产物，说什么他自己最先发现了这个可靠的法宝：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对付异教徒的办法来对付国际。但是，即使这一点他也不能以独创性自诩。早在他就任社会救主的职位以前很久，统治阶级用于国际会员的这种真正的法律理论就已经由维也纳各法院制定出来了。 1870年7月26日，奥地利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卓越的代表们被认为犯了叛国罪，判处每月禁食一天的多年苦役。判决书的原文如下： “犯人们自己供认，他们接受了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工人代表大会（1869年）的纲领，并根据这个纲领进行了活动。这个纲领包括了国际的纲领。国际的建立是为了把工人阶级从有产阶级的统治和政治上的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同奥地利国家的现存制度是不相容的。因此，凡是接受和传播国际纲领的基本原理的人，就是进行预谋颠复奥地利政府的活动，从而犯了叛国罪。” 1871年11月27日，对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们作出了判决。他们被判处了期限不同的监禁。法院非常明确地把维也纳作出的判决书的根据当做先例加以援引。 在佩斯，被监禁的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在经受了英国政府用以对待芬尼亚社社员[171]的那种卑鄙虐待几乎整整一年以后，才在1872年4月22日出庭受审。在这里检察官也要求按照维也纳制定的法律理论将他们治罪。但是，他们被宣告无罪。 在莱比锡，1872年3月27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被控犯有图谋叛国罪，判处了两年要塞监禁，——也是根据维也纳作出的那份判决书。所不同的只是维也纳法官们的判决在这个场合是由萨克森的陪审员们批准的。 在哥本哈根，国际中央委员会的三位委员布里克斯、皮奥和盖列夫于5月5日［注：1872年。——编者注］被投入监狱，因为他们不顾警察当局的禁止，坚决要举行露天集会。他们在被关进监狱以后才得知，对他们提出的指控具有更加一般的性质，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就同丹麦国家的存在不相容，因此，单是宣传这种思想就构成了违反丹麦宪法的罪行。又是维也纳制定的那一套法律理论！被告直到现在还被拘留，听候审讯。 由于对茹尔·法夫尔关于引渡公社社员的要求作了表示支持的答复而大出风头的比利时政府，赶忙通过马鲁提出了一个照抄杜弗尔法的法案。 至圣的教皇庇护九世在告瑞士天主教徒晋谒团书中发泄了他的愤怒。 他说：“你们的共和国政府认为自己应当为那个叫做自由的东西作出重大的牺牲。它给大批最下等的人提供了避难权。它在自己国内容忍一个叫做国际的教派，而这个教派是想要像对待巴黎一样来对待整个欧洲的。对于国际的这些先生——说来他们根本称不起什么先生——是应当加以提防的，因为他们是按照天主和人的死敌的利益来行事的。为什么要保护他们呢？应该为他们祈祷。” 先把他们绞死，然后再为他们祈祷！ 受俾斯麦、博伊斯特和普鲁士特务头子施梯伯支持的奥皇和德皇于1871年9月初在萨尔茨堡会晤，毫不掩饰他们的目的是建立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神圣同盟。 俾斯麦私人的moniteur〔通报〕“北德报”[172]声称：“只有这种欧洲同盟才是拯救国家、教会、财产、文明，一句话，拯救欧洲各国所赖以建立起来的一切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显然，俾斯麦的真正目的是保证自己在即将爆发的对俄战争中获得同盟者，而国际不过被用来撩惹奥地利罢了，就像斗牛者用红布来撩惹公牛一样。 朗扎干脆下令禁止国际在意大利活动。萨加斯塔宣布国际在西班牙不受法律保护，[173]他大概指望以此来博得英国证券交易所的好感。自从农奴制废除以来被迫采取一些冒险措施——今天对人民的要求做些小心翼翼的让步，为的是明天能够把这些让步收回——的俄国政府，从迫害国际的普遍号召中找到了在国内重新加紧反动的借口。为了刺探我们协会的秘密，它在国外进行活动，劝说一个瑞士法官当着一个俄国密探的面搜查俄国的国际会员、我们的罗曼语区联合会机关报——日内瓦“平等报”的编辑吴亭的住宅[174]。只是由于瑞士的国际会员们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才防止了瑞士的共和国政府把公社流亡者引渡给梯也尔。 最后，格莱斯顿先生的政府虽然没有能够在大不列颠本土按照这种精神行事，但是至少也证实了他的善良意图：它在爱尔兰肆意使用警察恐怖手段来反对我们在那里建立的支部，并且命令它的代表在国外收集有关国际工人协会的情报。 但是，欧洲各国政府合力谋划的一切镇压措施，同文明世界的造谣力量发动的诽谤战争相比，都会黯然失色。强加于国际的各种无中生有的事件、对国际的“秘密”的揭露、无耻伪造的公文和私函、耸人听闻的电讯，接二连三地迅速出现；出卖灵魂的可敬的报刊所控制的一切诽谤的闸门一下子都打开了，卑鄙龌龊的洪流汹涌而出，要把可恶的敌人淹死。这场用诽谤来进行的战争，无论按其遍及所有国家的战场规模来说，还是按照统治阶级中各种色彩的人物参战的齐心协力的程度来说，在历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在芝加哥发生大火的时候，全世界传遍这样一个电讯：这是国际干的恶毒勾当；他们没有把荡平西印度的台风也说成是国际用魔法召唤来的，这倒是令人感到奇怪的。 总委员会在它过去各次年度报告中通常总是对协会从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的成就作一个概述。公民们［注：在传单上和“人民国家报”上不是“公民们”，而是“工人们”。——编者注］，这次使我们不得不打破这个惯例的原因，你们当然会了解。况且各国代表的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弥补这个缺陷，他们知道得最清楚，他们在自己的报告中可以谈到什么程度为止。我们只是指出，自从巴塞尔代表大会，尤其是1871年9月伦敦代表会议以来，国际在英格兰的和爱尔兰本地的爱尔兰人中间，在荷兰、丹麦、葡萄牙都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它巩固了自己在合众国的组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有了分支。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848年时期，工人阶级在没有国际组织时和有了国际时的区别就显得特别明显。要使工人阶级自己认识到1848年六月起义是它自己的先进战士的事业，曾经需要很长的岁月。而巴黎公社却立即受到了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欢欣鼓舞的声援。 你们，工人阶级的代表们，聚会在一起，为的是加强旨在解放劳动和消灭民族纠纷的协会的战斗组织。几乎与此同时，旧世界的帝王们也在柏林聚会，为的是锻造新的锁链和策划新的战争。[175] 国际工人协会万岁！ 卡·马克思写于1872年8月底 1872年在不伦瑞克印成传单：“伦敦总委员会在国际代表大会的公开会议上作的正式报告”，并载于1872年9月18日“人民国家报”第75号；1872年9月29日“自由报”第39号；1872年10月6日“国际报”第195号；1872年10月5日和13日“解放报”第68、69号；1872年10月5、12和19日“国际先驱报”第27、28和29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际先驱报”， 并根据德文传单校对过 注释： [158]在执行委员会1872年7月19日会议上，马克思受托起草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并作为报告人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做这个报告。马克思提出的报告于1872年8月底经总委员会会议批准。9月5日，马克思在海牙代表大会的公开会议上用德文宣读了这个报告；在宣读之前，马克思告诉与会者说，因为报告决定要在报刊上发表，所以他不得不只是概略地谈到国际的工作。接着，总委员会的报告由代表大会的一些书记分别用法文、英文和荷兰文宣读，并经全体代表通过，只有西班牙代表——同盟盟员们在表决时弃权。报告发表在英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和瑞士等国国际的报刊上，并用德文印成传单。总委员会报告的俄译文最早发表在1933年“共产国际”杂志第7—8期上。——第143页。 [159]“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和工人协会联合总会反对全民投票的宣言”1870年巴黎版（《Manifesteantiplébiscitairedessectionsparisien-nesfédéréesdel'Internationaleetdelachambrefédéraledessociétesouvrières》．Paris，1870）。——第143页。 [160]1870年4月23日，法国政府颁布了关于举行全民投票的法令，目的在于巩固拿破仑第三政府已经摇摇欲坠的地位。问题是被这样提出的：如果对第二帝国的政策表示不赞同，那也就是反对任何民主改革。全民投票于1870年5月8日举行。——第143页。 [161]指马克思于1870年5月3日所写的总委员会声明“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83—484页）。——第143页。 [162]马克思指的是1870年底至1871年在巴黎发表的两卷集“皇室文件和通信”（《PapiersetcorrespondancedelaFamilleimpériale》），该书第一卷中载有大臣奥利维耶下令逮捕国际会员的那些紧急文件。——第144页。 [163]指1870年6月22日至7月8日进行的对国际巴黎组织成员的第三次审判。被传讯的有38人，其中包括瓦尔兰（他躲藏起来了）、弗兰克尔、若昂纳尔、阿夫里阿耳、沙兰以及工人运动的其他著名活动家。被告分别被判处两个月至一年的监禁和罚款。——第144页。 [16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页。——第144页。 [165]呼吁书发表在1870年7月12日法国报纸“觉醒报”第409号上，在呼吁书上签字的有150名国际会员。国际的许多报纸也转载了这个呼吁书。——第145页。 [166]设在不伦瑞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于1870年9月5日发表了宣言“告全体德国工人”。宣言发表在1870年9月11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上。但是，在宣言发表以前，在9月9日，不伦瑞克委员会全体委员即遭逮捕。——第146页。 [167]威廉堡（加塞尔附近）是普鲁士国王的城堡，前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被普鲁士人俘掳后，于1870年9月5日至1871年3月19日被囚于此。——第146页。 [168]1870年11月26日在德意志国会讨论关于增加反法战争拨款问题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要求拒绝增加战争拨款并且要求立即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和约，不准兼并。1870年12月17日倍倍尔被捕，随后不久李卜克内西也被捕。虽然如此，在1871年3月的普选中，倍倍尔又被选为国会议员。——第147页。 [169]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发出了一个通告，通告呼吁各国政府共同对国际进行斗争。这个给法国驻各国外交代表的、要求把公社流亡者作为刑事犯加以引渡的紧急通告标明的日期是1871年5月26日。——第147页。 [170]工人总联合会是匈牙利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组织；该联合会的活动遍及匈牙利的首都——佩斯和匈牙利各个最大的工业城市。联合会进行了社会主义宣传，领导了工人的罢工斗争。联合会的领导人（卡罗耳·法尔卡什、安塔耳·伊尔林格尔、维克多·居耳菲尔迪）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匈牙利支部，同奥地利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并且直接同马克思有联系。1871年6月11日，联合会组织了声援巴黎公社的游行示威。因此，政府解散了该联合会，而联合会的领导人和来自维也纳的奥地利工人运动的代表一起，都被控叛国而遭到逮捕。但是由于指控没有任何证据，并且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被告都被宣告无罪。——第148页。 [171]芬尼亚社社员是爱尔兰革命兄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参加者，这个组织从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出现。芬尼亚社社员为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而斗争。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1867年芬尼亚社社员发动起义的企图失败以后，英国政府便把成百个爱尔兰人投入监狱，并对被捕者加以残酷的虐待，对他们施用毒刑并把他们活活饿死。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芬尼亚运动的弱点，批评了芬尼亚社社员的密谋策略、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但是对这个运动的革命性做了很高的评价，竭力使它走上进行群众性发动并和英国工人运动共同行动的道路。总委员会挺身捍卫被捕者，公开抗议对他们的野兽般的虐待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章中和言论中系统地揭露了英国政府的殖民主义政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46—247、664—669页）。——第149页。 [172]“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AllgemeineZeitung》）是一家保守派的日报；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是俾斯麦政府的半官方报纸；1861年至1918年在柏林出版。——第150页。 [173]指意大利内务大臣朗扎1871年8月14日勒令解散国际各支部的通告。根据这个通告，国际在意大利的唯一的一个大支部——那不勒斯支部被摧毁了。1872年1月，西班牙内务大臣萨加斯塔也发布了一个勒令解散国际的组织的通告。朗扎和萨加斯塔的这两个通告似乎是意大利政府和西班牙政府对茹·法夫尔呼吁共同对国际进行斗争的号召的答复。——第150页。 [174]搜查吴亭的住宅以及审查他个人的文件和国际的文件的事是在1872年1月26—28日发生的。日内瓦各支部的州委员会对欧洲各国政府反对国际的阴谋的这种表现，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且在2月6日的集会上为此通过了一项专门的决议。国际总委员会也在2月20日通过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瑞士当局的警察暴行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29—530页），这个声明发表在国际的报刊上。——第151页。 [175]指1872年9月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的皇帝在柏林的会晤，这是一次恢复这些国家的反动同盟的尝试；在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中也包括关于共同对革命运动进行斗争的问题。——第152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157] 1872年9月2—7日 ↘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卡·马克思，1872年9月2—7日） ↘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弗·恩格斯） ↘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1872年9月2—7日） 一关于章程的决议 二关于条例的决议 三关于各抵抗团体之间的国际联系的决议 四关于接受和开除支部的决议 五对总委员会财务报告的审查 六关于总委员会和各联合会委员会给与的权力 七关于同盟的决议 八未来的总委员会的驻在地和成员 九下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 十记录审订委员会 注释： [157]海牙代表大会是在1872年9月2—7日召开的。代表大会面临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是以自己的决议把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反对各个宗派主义支部的决议肯定下来。伦敦代表会议各项决议的通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争取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中的极为重大的胜利，并且给了一切敌视工人阶级的分子，首先是巴枯宁主义者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从1871年秋天开始，特别是在代表大会的前夕，即1872年夏天，巴枯宁主义者和参加他们一伙的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就反对这些决议和力争实现这些决议的总委员会。 在筹备召开海牙代表大会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团结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在总委员会的许多次会议上，在他们的积极参加下，讨论并通过了将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修改国际章程和条例的各项建议，首先是把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决议补入章程的建议。 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领们被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将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第141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总委员会就里米尼代表会议告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各支部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就里米尼代表会议告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各支部书[155] 1872年8月23日于伦敦拉脱本广场33号 我们收到了标明日期为“8月6日于里米尼”的某个据称是属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意大利联合会的代表会议的决议，[156]决议断然表示同伦敦总委员会不再有任何团结一致，并擅自规定在纽沙特尔（瑞士）召开［注：在信稿中接着是：“所谓的”。——编者注］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建议这一派的各个支部都要派自己的代表前往纽沙特尔，而不是前往即将举行国际应届代表大会的海牙。 必须指出，有代表在这个决议上签字的21个支部中，只有一个支部（那不勒斯支部）属于国际。其余20个支部中没有一个履行我们的共同章程和条例所规定的接受新支部的任何一个条件。因此，根本不存在任何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联合会。正是那些妄图建立这个联合会的人，在伟大的工人协会之外建立自己的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将就这种假冒名义的行为做出决议。 代表总委员会并根据总委员会的指示 意大利书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部分载于1872年8月28日“人民报”第95号，全文载于1872年9月29日“平民”第20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是按“平民”译的，并根据信稿校对过 注释： [155]这是恩格斯给总委员会正式承认并同它经常保持联系的意大利米兰、都灵、费拉拉和罗马各支部的呼吁书。 国际都灵支部的正式机关报“平民”周报（1872年4—10月出版）编辑部在发表这个呼吁书时加了下面这段按语：“我们在刊载下面这封信时，必须向大家说明，我们之所以不能更早一些刊载它，是因为‘无产者解放报’（《Emancipazionedelproletario》）（这封信就是寄给它的）理事会的理事们由于罢工而被监禁起来了；和他们中断了的联系直到最近才恢复。” 在保存下来的恩格斯用意大利文写的呼吁书草稿上有“罗马、费拉拉、米兰、都灵”等字样。——第140页。 [156]意大利各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代表会议于1872年8月4—6日在里米尼举行。由巴枯宁直接参加筹备的这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擅自称为国际意大利联合会的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以及同总委员会断绝一切关系的决议。——第140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总委员会致新马德里联合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致新马德里联合会[154] 执行委员会受总委员会委托暂行代理协会的一切组织工作， 鉴于新马德里联合会8月5日来信请求总委员会予以承认； 鉴于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7月16日做出的拒绝接受上述联合会加入国际的决议； 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同意总委员会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加以反对的、其大部分成员都是敌视国际的秘密团体的成员的联合会委员会的观点，即使从形式上来看也是荒谬的； 考虑到，在西班牙首先敢于同这个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团体划清界限、揭露并挫败其阴谋诡计的，实际上正是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创建者，—— 为此，执行委员会根据上述理由，代表总委员会， 决定承认新马德里联合会，并同它建立经常的和直接的联系。 代表执行委员会 西班牙书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年8月15日于伦敦 载于1872年8月24日“解放报”第63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译自“解放报” 注释： [154]新马德里联合会在1872年8月24日“解放报”第63号上发表声明，宣布它已为总委员会所承认，在声明中刊登了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所写的这封信。——第139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各支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各支部[151] 1872年8月8日于伦敦 鉴于同盟这个秘密团体的成员进行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活动，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152]在1872年7月24日的会议上，委托西班牙书记、公民弗·恩格斯将下面这封信送交瓦伦西亚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公民们！ 我们有证据证实，在国际内部，特别是在西班牙，存在着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的中央设在瑞士，它认为自己的专门使命就是要使我们伟大的协会适应它的特殊倾向，并且把协会引向绝大多数国际会员根本不知道的目标。此外，我们从塞维尔的“理智”[153]上知道，你们委员会中至少有三个委员是同盟的人。 1868年当这个团体作为一个公开团体成立时，总委员会不得不拒绝在它仍然保持自己的国际性质的时候接受它加入国际，因为它妄图成为既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内又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外活动的第二个国际联合组织。同盟只是在答应仅仅作为日内瓦的一个普通地方支部存在之后，才加入了国际（见总委员会的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7页及以下各页［注：见本卷第11—15页。——编者注］）。 当这个团体还是公开的时候，它的组织和性质就已经同我们章程的精神和文字相违背，所以，它违反自己承担的义务，而秘密存在于国际内部，就无异于直接背叛我们的协会。国际只承认有一种在权利和义务上都平等的会员；同盟却把他们分成两类，即亲信者和非亲信者，而且后者注定要由前者通过一个后者根本不知道的组织来领导。国际要求自己的会员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自己行为的准则，同盟却责成自己的拥护者必须向国际的非亲信的会员隐瞒这个秘密组织的存在，以及自己言行的动机和真正目的。总委员会已经发出内部通告，要求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调查该同盟的反对国际的阴谋活动。总委员会还知道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应同盟的先生们坚决要求而采取的那些有利于他们团体的措施，于是总委员会坚决决定取缔这些阴谋活动。为此，总委员会要求你们完成以下事项，以便起草即将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同盟的报告： （1）把西班牙同盟的全体盟员的名单告知我们，并注明他们在国际中所担负的职务； （2）调查同盟的性质和活动，及其组织和国外分支； （3）寄一份你们1872年7月7日的内部通告； （4）说明为什么你们认为，在你们的委员会中至少有三个知名的同盟盟员这一事实，同你们履行自己对国际的义务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如果总委员会收不到作出确实的和最后的答复的回信，它将被迫不仅在西班牙国内，而且也在西班牙国外公开宣布，你们违反了共同章程的精神和文字，并且为了一个不仅与国际背道而驰，而且敌视国际的秘密团体的利益而背叛了国际。 敬礼和兄弟情谊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西班牙书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年7月24日于伦敦拉脱本广场33号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在一封标有“8月1日于瓦伦西亚”字样并于8月5日在伦敦收到的信件中，对总委员会的要求作了如下的回答： “同志们！我们收到了你们最近的来信，但是，由于这封信是用法文写的，而我们的常任翻译又不在瓦伦西亚，所以我们无法了解信的内容。我们已请另一个同志尽快把它翻译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出回答。” 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1872年8月8日会议决定，在等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回答的同时，必须公布这封信，以便敦促西班牙的所有联合会和支部对称为同盟的秘密团体的存在、活动和目的进行调查。 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列奥·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通讯书记 Ｊ．帕·麦克唐奈——爱尔兰通讯书记 弗·恩格斯——西班牙和意大利通讯书记 奥·赛拉叶——法国通讯书记 勒穆修——美国通讯书记 海尔曼·荣克——瑞士通讯书记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俄国通讯书记 会议主席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书记） 会议秘书弗·库尔奈（荷兰书记）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8月8日 载于1872年8月17日“解放报”第62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译自“解放报”，并根据法文草稿校对过 注释： [151]这个文件是在执行委员会（见注152）1872年8月8日的会议上通过的。从保存下来的手稿上可以看出，第一段是马克思写的。——第135页。 [152]执行委员会是从1872年7月起对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或小委员会）的称呼，常务委员会是由早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活动初期为制订协会的纲领和章程而成立的委员会产生的；参加常务委员会的有各国通讯书记、总委员会总书记和财务委员。这个未被国际工人协会章程明文规定下来的委员会，起了工人执行机构的作用。它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全面处理国际的日常领导工作，草拟日后要提交总委员会审阅的文件。1872年6月18日，为了加紧筹备应届代表大会，总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把一切组织工作移交给执行委员会；1872年夏执行委员会在揭露巴枯宁主义者和一切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分子的阴谋方面，在海牙代表大会前夕把真正的无产阶级力量团结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周围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第135页。 [153]“理智”（《LaRazon》）是一家无政府主义的周报，1871年至1872年在塞维尔出版。——第135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148] 公民们！ 总委员会有必要向你们公开揭露国际内部的一些阴谋活动，这些活动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但是你们当中大多数人却从来没有怀疑到它们是存在的。 在我们1872年3月5日的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注：见本卷第3—55页。——编者注］中，我们不得不提醒你们注意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宗派分子的阴谋，这些阴谋的目的，就是要在我们的队伍中制造纠纷，偷偷地把我们协会的最高领导权转交给以米哈伊尔·巴枯宁为首的集团。 你们记得，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成立的时候曾经印行了一个章程，如果我们批准这个章程，它就会保证同盟的双重存在——既存在于国际之内，同时又存在于国际之外。事实上，同盟也就会一方面有自己的同国际的支部、联合会和代表大会并存的支部、联合会和代表大会，同时却又企图成为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同盟的目的在于，用巴枯宁先生的特殊纲领来代替我们的共同章程，并把巴枯宁的个人独裁强加于我们的协会。 总委员会在1868年12月22日的通告[149]中拒绝了这种狂妄要求。它表示只有在这样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下才同意接受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加入国际，即同盟不再作为一个国际联合组织而存在，它必须解散自己的组织，它的各个支部将根据普通地方支部的权利加入国际。同盟正式接受了这些条件。但是在它的所谓支部中只有一个支部，即日内瓦中央支部加入了我们协会。而其余的支部对总委员会仍然保持秘密，因此总委员会只能认为这些支部是不存在的。 现在，过了三年多以后，我们掌握的一些文件无可辩驳地证明，这个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违反自己正式许下的诺言，过去和现在始终都作为一个国际联合组织，而且是以秘密团体的形式存在于国际内部；它现在仍然受巴枯宁先生的领导；它的目的依然如故，最近一年来表面上是针对伦敦代表会议和总委员会而实际上是针对我们的整个组织的一切攻击都来自同盟。有些人指责总委员会有“权威主义”，虽然他们一次也不能指出总委员会有什么权威主义的行为，他们一有机会就鼓吹“支部自治”、“小组自由联合”，他们指责总委员会想把“自己的正式的和正统的学说”强加于国际，把国际变成一个有“教阶制的”团体；事实上正是这些人组织了一个“按教阶制”建立起来的、不仅实行权威主义制度，而且实行不折不扣的独裁制度的秘密团体；他们践踏了支部和联合会的任何自治；他们力图依靠这个秘密组织把巴枯宁先生自己的和正统的学说强加于国际。他们要求国际按“自下而上”的原则组织起来，但他们自己作为同盟的盟员却俯首贴耳地听从“自上而下”的命令。 用不着证明，在国际内存在这类秘密团体显然违反了我们的共同章程。我们的章程只承认有一种在权利和义务上都平等的国际会员；同盟却把他们分成两类，即亲信者和非亲信者，而且后者注定要由前者通过一个后者根本不知道的组织来领导。国际要求自己的会员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自己行为的准则；同盟却规定自己的拥护者把造谣、伪装和欺骗当做首要的义务，指使他们欺骗国际的非亲信的会员，向他们隐瞒秘密组织的存在，以及自己言行的动机和真实目的。国际的纲领包含在它的章程中，是尽人皆知的；同盟的纲领则一贯被隐瞒起来，而且直到今天大家仍然不知道。 同盟的核心是汝拉联合会；由它提出口号，而秘密组织所控制的其他支部和报纸则立即响应和拥护。在意大利有一些受同盟领导的团体。这些自称为国际支部的团体，从来没有申请过加入国际，从来没有缴纳过会费，从来没有履行过我们的条例中规定的任何一个条件。在比利时，同盟有几个相当有影响的代理人。在法国南部，同盟有自己的通讯员；其中有一个人还把这种职务和警察局秘书的职务结合于一身。但是同盟组织得最好的还是在西班牙，它在那里分支最多。在那里一开头它就不露形迹地混进了国际的队伍，并且几乎一直抓住历届联合会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领导权。他们甚至使西班牙最忠实的国际会员都相信，这个秘密组织在我们协会内部到处都存在，加入这个组织似乎是每个人的义务。伦敦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一个身为同盟盟员的西班牙代表［注：安·罗伦佐。——编者注］，也确信情况恰好相反）以及巴枯宁的忠实信徒按照他的旨意立即对代表会议和总委员会所散布的谣言和进行的疯狂攻击都澄清了上面那种糊涂看法。在同盟内部经过长期斗争后，那些把国际看得比同盟珍贵的西班牙会员离开了同盟的队伍。他们立即遭到了那些仍然忠实于秘密团体的人的最恶毒的侮辱和诽谤。他们被两度开除出马德里地方联合会，这是明显违反现行条例的行为。当他们想组织一个新马德里联合会[150]的时候，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不准他们这样做，并退回他们寄去的会费。这里需要指出，就我们所知，联合会委员会的八名委员中有五名是同盟盟员（维散特·罗塞耳、佩雷格林·蒙托罗、萨韦里诺·阿耳巴腊辛、弗朗西斯科·托马斯和弗朗科·马丁涅斯），甚至可能还有别的人。这样一来，因自己的自治而无比自豪的西班牙各支部和地方联合会，自己根本没有怀疑到自己正是像一群绵羊那样地顺从自瑞士发出的秘密命令，这些命令联合会委员会必须盲目地执行，如果它不愿意这样做就会被同盟宣布为非法。 为了保证同盟盟员被选举为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于7月7日向各支部和地方联合会发出了一个内部通告，要求它们缴纳额外会费，作为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费用，并权威主义地命令它们按照全西班牙的一张共同名单来选举这些代表，以便由它，即联合会委员会，来负责计算选票。这种选举方法是要保证同盟的候选人当选。不仅如此，联合会委员会还通知说，它草拟了一份这些代表绝对必须遵从的共同的限权代表委托书。当我们一获悉这个用国际会员的经费派遣同盟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方案以及得到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同秘密团体一起搞阴谋活动的证据后，我们便在7月24日向它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 （1）把西班牙同盟的全体盟员的名单告知我们，并注明他们在国际中所担负的职务； （2）调查西班牙同盟的性质和活动，及其组织和国外分支； （3）寄一份7月7日的内部通告给我们； （4）向我们说明，为什么你们认为，在你们的委员会中至少有三个知名的同盟盟员这一事实，同你们履行自己对国际的义务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5）在回信时要作详尽回答［注：见下一篇文章。——编者注］。 我们至迟在8月1日以前就应当收到回答。但是，直到8月5日我们才收到一封标明“8月1日于瓦伦西亚”的信（邮戳已辨认不清），信中借口说该委员会的委员们不懂我们用法文写的信，因为需要时间来翻译这封信，所以回答推迟了。然而就是这个委员会却在6月15日的信中请求我们在给他们寄我们的刊物等等的时候尽可能寄法文的，因为他们（委员会的委员们）多少懂得一点这种语言！可见借口是虚伪的：他们只不过想使我们丧失宝贵的时间。 因此，我们不得不向协会的全体会员，尤其是国际的西班牙会员宣布，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背叛了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委员会不但没有严格遵照国际西班牙会员所赋予它的权力行事，反而成了一个不仅与国际背道而驰，而且甚至是敌视国际的团体的机构。它所服从的不是共同章程和条例，以及历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和西班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是巴枯宁发出的秘密指令。由于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大多数都是同国际格格不入的秘密团体的成员，所以这个委员会的存在本身就是显然违反共同章程的。 公民们，这就是在选举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之前必须告诉你们的一些事实。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秘密阴谋。这是一个旨在反对无产阶级运动本身的阴谋。因此，凡是我们接触到这个阴谋的地方，我们都看到，它在鼓吹起削弱作用的绝对放弃任何政治活动的学说。当不了解这一阴谋的普通国际会员几乎在所有欧洲国家中都遭到迫害和逮捕的时候，“英勇的”同盟盟员却享有不受任何侵犯的特权。 公民们，你们应当作出抉择。现在问题不在于支部自治、小组自由联合，不在于“自下而上”的组织，也不在于任何其他的夸夸其谈的和响亮的词句。现在问题在于：你们希望我们的中央机关由那些除了你们所赋予的权力而外不承认别的权力的人来组成，还是希望我们的中央机关由那些通过欺骗的办法选举出来并从你们那里获得权力，但是决意遵照在瑞士的某位神秘人物的秘密指令把你们当成一群绵羊来驱使的人组成？ 揭穿这个秘密的骗子手团体的存在，就是消灭它的力量。同盟的先生们并不会笨得相信，当国际的广大会员群众知道存在这个组织时还会自觉服从这个组织。在骗子手和他想欺骗的人之间，在同盟和国际之间毫无共同之处。 此外，必须一举永远地结束由于协会内存在着这个寄生组织而一再发生的内部纠纷。这些纠纷只是浪费本来应该用来反对现存资产阶级制度的力量。同盟既然阻挠国际反对工人阶级敌人的活动，因此它就是在最好地替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效劳。 有鉴于此，总委员会要求海牙代表大会将同盟的全体盟员开除出国际，并授予总委员会以必要的权力来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阴谋。 总委员会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8月4—6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年第1版第13卷第2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148]由于筹备海牙代表大会，揭穿秘密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破坏活动就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1872年夏，马克思和恩格斯手中掌握了拉法格、梅萨、吴亭等人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已经出版以后寄来的大量文件，证实在国际内部，首先是在西班牙，存在一个秘密的巴枯宁主义团体。 执行委员会（见注152）在1872年7月5日的会议上研究了从西班牙得到的关于同盟的秘密活动的文件，决定提请总委员会向应届代表大会建议把巴枯宁和同盟盟员开除出国际。马克思和恩格斯受托综合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并把它提交给总委员会。1872年8月5日恩格斯写信给约·菲·贝克尔说：“明天晚上我们将要投出一枚炸弹，它在巴枯宁主义者中定会引起相当大的惊慌……我们终于从西班牙获得了所需要的材料和揭发性的文件。”8月6日，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他以执行委员会名义起草的这个告国际全体会员书草案。草案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在争论过程中，许多总委员会委员反对在同盟案件调查清楚以前公布告会员书。多数票决定把恩格斯所提出的草案发给大家参考。 文件以恩格斯的手稿的形式保存下来了，是用法文和英文写的。——第128页。 [149]指总委员会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以下恩格斯阐述卡·马克思于1869年3月9日写的一封信“国际工人协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见本卷第12—14和14—15页）。——第129页。 [150]新马德里联合会是由“解放报”编辑部的那些因该报揭露秘密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而被无政府主义多数派开除出马德里联合会的委员们于1872年7月8日成立的。保·拉法格积极参加了组织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工作及其活动。新马德里联合会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接受它之后，便向总委员会申请，总委员会于1872年8月15日承认它是国际的一个联合会（见本卷第139页）。新马德里联合会同无政府主义影响在西班牙的传播进行了坚决斗争，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努力争取在西班牙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第131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 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140] 在7月4日出版的“协和”杂志上，德国工厂主联盟企图向我证明，它的“博学之士”在鉴别文字商品方面，就像它自己在伪造商品方面一样，都非常在行。 关于国际的成立宣言中引用的格莱斯顿在1863年4月16日发表的预算演说中的那个地方，工厂主们的机关刊物（第10期）声明道： “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样一来，它就是宣布说，这句话从形式和内容来看都是我的产品。不仅如此，它还非常确切地知道，我是如何编造这句话的。 “协和”说：“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断言过……，以便把……强加于格莱斯顿”。我从在成立宣言以前出版的“兑换论”一书中找出了这一句话，从而彻底揭穿了这家工厂主机关刊物所撒的弥天大谎［注：见本卷第97—101页。——编者注］。在此以后，如它自己所说的，它从伦敦函购了这本它过去未曾见过的书，并相信了这个事实。它现在用什么谎言来自圆其说呢？请听： “我们说马克思给格莱斯顿的演说增添了那句可疑的话，这无论在形式上或者在实质上都并没有断言，他自己也编造了它。” 显然，这里发生了工厂主的理性所固有的那种概念混淆的情形。例如，有一个奸诈的工厂主同他的同行们谈妥，向他们推销一批縧带，声称每盘縧带有三十埃勒［注：埃勒（Ｅｌｌｅ）是德国旧长度单位。——译者注］，而实际上只有二十埃勒，这样一来，他事实上增添了十埃勒，而这正是因为他“没有编造了它”。增添的縧带是这样，那末增添的句子为什么就不能是这样呢？亚当·斯密说：“绝大多数人的智能，必然会以他们的日常事务为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141]，工厂主的智能自然也是这样。 通过“人民国家报”我不仅用从“兑换论”上摘录下来的引文，而且也用我的“资本论”一书中涉及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的那些篇幅丰富了工厂主机关刊物的科学知识。现在这家机关刊物企图依靠我向它提供的材料来证明：有争论的那个地方我不是从“伦敦报纸”上，而是从“兑换论”中摘录下来的。这种证明手法是工厂主逻辑的新范例。 我告诉工厂主的杂志说，“兑换论”第134页上引证的话和我引证的话完全一样。而该杂志却发现，我引证的话和“兑换论”第134页上引证的话完全一样。 往下竟说！ “马克思对于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评论，在这本书中也已经有了。” 这纯粹是撒谎。在“资本论”第639页上我是把我的评论同格莱斯顿演说中的一句话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贫极已经缩小。”关于这一点我曾指出：“多么卑鄙的诡辩！工人阶级仍然是‘穷’的，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已变得‘不那么穷’了，这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贫极没有缩小，这也就是说，贫极由于富极增大而增大了。”[142]这些“评论”在“兑换论”中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 “……评论，在这本书中也已经有了，而且‘资本论’第640页注105中援引的莫里哀的文句也有了。” 这样一来，“而且”我也引证了莫里哀，并给“协和”的“博学之士”提供了一个机会，好让他们查明来源并向公众宣布说，这段引文是从“兑换论”上摘录下来的！实际上在“资本论”第640页注105中我直截了当地说，“兑换论”的作者“用莫里哀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最后它说： “同样，在这本书的第135页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引用的LondonOrphanAsylum〔伦敦孤儿院〕的关于生活资料涨价的材料，但是，马克思为了证明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没有指出引自这本书，而是指出材料的出处（见“资本论”第640页注104）”。 “协和”非常聪明地忘记告诉自己的读者，“这本书”没有提供任何出处。这家杂志想证明什么呢？它想证明，我从“这本书”中抄袭了格蒙斯顿的演说中的一个地方，而不知道这篇演说的出处；它是怎样来证明的呢？这样来证明的：说我确实从这本书中摘了一段引文，可是抛开这本书而根据原来的出处加以核对！ 关于我从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1870年11月）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摘下来的引文，“协和”指出： “比斯利教授的这篇文章谈的都是国际的历史，而且，如作者本人大声宣布的，是根据马克思本人提供给他的材料写成的。” 比斯利教授说道： “对协会的成就，谁的贡献也没有像卡尔·马克思博士的贡献那样大。我认为，就熟悉欧洲各国产业运动的历史和统计而言，是没有人能同他相比的。我在这篇文中所利用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largely）要归功于他的帮助。”[143] 我向比斯利教授提供的全部材料，只是同国际的历史有关，没有一个字提到成立宣言的内容，因为宣言一出版他就知道了。上面引述的他的意见在这方面很少引起什么怀疑，以致“星期六评论”在批评他的那篇文章[144]时非常明显地暗示说，他本人就是成立宣言的作者。［注：比斯利教授曾写信给我，提醒我注意这种quidproquo［偷梁换柱的手法］。］ “协和”断言，比斯利教授不是从格莱斯顿的演说中引用那个可疑的地方，而只是指出“成立宣言中有这个引文”。我们来看一看事实。 比斯利教授说： “宣言大概是保卫工人利益而反对资产阶级的一篇最有力和最辉煌的文件。还从来没有人能用短短12页的篇幅作出这样的阐述。我愿意在文章中大量摘引宣言中的话。” 他提到宣言中引用过的“蓝皮书的令人恐怖的统计”之后继续说： “宣言从这个令人恐怖的统计转过来谈到关于所得税的官方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国内应课税的收入八年来增加了20％；‘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比斯利教授把“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这几个字放在引号外面，当做自己说的话，这一点恰好成了“协和”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他……只是从成立宣言的引文中才知道格莱斯顿的演说的！只有德国工厂主联盟的一个伦敦同行才知道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这正如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收入在150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见“协和”第10期和第27期）一样。但是英国税务人员念念不忘的一个思想是，只有收入低于100英镑的人才免征所得税。 关于成立宣言中那个有争论的地方，工厂主的杂志写道： “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我从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上的一则报道中引了一段话来证明情况恰恰相反。我用英文和德文在“人民国家报”上引用了这段话，因为格莱斯顿断言他“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classeswhoareineasycircumstances》的话”，——这样的断语需要加以评论。我援引威克菲尔德的话指出，《classeswhoareineasycircum-stances》——这个语句在德文中没有确切的词来表达——意味着“确实有钱的人”，有产阶级中“真正富裕的部分”。威克菲尔德甚至直接把真正的中等阶级叫做《theuneasyclass》，德文与此近似的说法是，“不太富裕的阶级”［注：《Themiddleoruneasyclass》［“中等阶级或不太富裕的阶级”］（“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1卷第185页[145]）。］。 工厂主的作风正派的机关刊物不仅对我的解释只字不提。它给我引用的那段话加上“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这几个字，想让它的读者了解，它引的话是我的译文，而事实上它和我的译文不同，它不是把《classeswhoareineasycircumstances》译成“富裕的阶级”，而是译成“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它还使它的读者充分了解到，虽然占有财产始终被看成是有产阶级的所有组成部分的“优良条件”，但是它们并不全都是“富裕的”。然而就是按照“协和”杂志对我引用那段话的翻译，格莱斯顿先生也把他所描绘的资本主义财富的增加形容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并指出，这里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劳动人民的状况”；在结尾时他说道，这种“增长完全限于那些拥有财产的阶级”。可见，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博学之士”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报道中强加给格莱斯顿先生的那句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正好就是我在成立宣言中强加给他的那句话，在这之后，他就自己捶着自己高贵的胸膛大声疾呼道： “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还要厚颜无耻地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写道：‘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曾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博学之士”显然知道得很清楚，他应当把什么呈献给广大的读者！ 我已经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指出，“协和”企图使自己的读者相信，好像我在成立宣言中没有引用格莱斯顿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提高的话，然而恰恰相反，我在那里特别强调指出这种讲法同官方确定的事实之间的明显的矛盾。这家工厂主机关刊物在其7月4日的回答中又重施了这个故技。 它说道：“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我们继续往下引证。” 为了反驳它，其实我只要引证有争论的地方就够了，但是，我们且来看看“往下”是什么吧。 格莱斯顿对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作了一番歌颂之后，就转过来谈工人阶级。他根本没有说，工人阶级从“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中获得了自己的一份。 相反地；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接下去说了这样的话： “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等等”。往下他自我安慰地说，“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最后，他要大家相信，他和他的发了财的议会朋友们“非常幸运地获悉”一个情况——议会调查和统计资料表明，情况相反——这就是， “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改善，我们甚至可以宣布说，这种改善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在格莱斯顿先生之前，他的所有前任在自己的预算演说中除了描写资本家财富增长的情景以外，总要“非常幸运地”加上几句关于工人阶级状况有了改善的自鸣得意的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指责他所有的前任撒了谎，因为千年王国只是在自由贸易法实施以后才来到的。但是，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格莱斯顿用来安慰和庆贺自己的理由是否正确。这里说的只是，照格莱斯顿的观点，所谓工人阶级状况“异乎寻常的”改善跟“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点是根本不矛盾的。相反，资本的辩护人——而格莱斯顿先生是它的报酬最优厚的辩护人之一——的正统学说正是认为，工人们改善自己状况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使自己的剥削者发财。 使工厂主机关刊物无耻的庸俗或庸俗的无耻达到顶点的一件事，就是它断言，“‘泰晤士报’的报道只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叙述了汉萨德速记记录中确切引用的话。”［注：看来工厂主的报纸真的以为，伦敦的各家大报在它们关于议会的报道中没有利用速记材料。］我们把这两个报道对照一下吧： 一 摘自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所载的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的演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classeswhoareineasycircumstances）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二 摘自汉萨德1863年3月27日至5月28日议会议事录第170卷所载的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的演说 “从积累普遍增长的观点来看，状况就是这样，但是，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会怀着有些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富裕的人（theclassofpersonswhomaybedescribedasineasycircumstances）的话。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或者，换句话说，为了确定一般真相（！）这些数字已足够准确了，但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或者（！）他们的收入的增长。资本的简单增长对工人阶级说来事实上有极大的间接的好处，等等。” 我让读者自己去把汉萨德版中的这种夸张的、混乱的、带有一大堆保留条件的、CircumlocutionOffice〔繁文缛礼局〕［注：这是狄更斯的小说“小杜丽”中的用语。——编者注］的文体和“泰晤士报”上的报道比较一下。 这里只要确定下述事实，即“泰晤士报”报道中有一句话——“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我刚刚描述过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在汉萨德版中一部分被歪曲了，一部分被删掉了。这些傲慢的“含义确切的话”，凡是听过这次演说的人没有一个人会漏过去的。例如： 1863年4月17日“晨星报”[146]（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的预算演说）。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真正富裕的阶级（classeswhoareineasycircumstances）的话。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长（thisgreatincreaseofwealth）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这种增长是这样一种增长（theaugmentationisanaugmentation），它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entirelyconfinedtotheclassespossessedofproperty）。但是这种增长（Butthataugmentation）对工人居民说来应当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1863年4月17日“晨报”[147]（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惊恐（alarm）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真正富裕的阶级（classeswhoareineasycircumstances）的话。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加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说的增长（Theaugmen-tationstated）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classespossessedofproperty）的增长。这种增长（Thisaugmentation）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应当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由此可见，格莱斯顿事后在汉萨德的半官方的出版物中隐瞒了他于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的下面这句话——“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因此“协和”在它的伦敦同行送来的摘要中找不到这句话，于是就嚷叫道： “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如果“协和”现在教导我说，照批评的“惯例”，引用议会演说时应当以官方伪造的演说为根据，而不是以演讲人真正发表的演说为根据，那是毫不奇怪的。这种“惯例”事实上只符合“普遍的”柏林“文明”和德国工厂主联盟那种狭隘的普鲁士忠顺臣民的见识。由于没有时间，我不得不从此永远停止同联盟的愉快来往，但是，在告别的时候我还有一个难题要向它的“博学之士”请教一下。什么人在什么文章中向对手——按其地位说来至少和“协和”相当——说过下面这句有分量的话：《Asinusmanebisinseculaseculorum》〔“你永远永远是一头驴子”〕？ 卡尔·马克思 1872年7月28日于伦敦 载于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第6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注释： [140]由于在1872年7月4日“协和”杂志第27期上刊登了布伦坦诺的第二篇匿名文章，马克思遂于同年7月28日写了这封信。布伦坦诺的文章是赫普纳通过恩格斯寄给马克思的，赫普纳要求马克思尽快予以回答，并强调指出当前同讲坛社会主义者作斗争的重要性。——第118页。 [141]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都柏林版第3卷第136页（A．Smith．《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Ⅴ．Ⅲ，Dublin，1776，p．136）。——第119页。 [142]这一段和下一段中的话是马克思从“资本论”第1卷上引下来的（参看马克思“资本论”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821—824页）。——第120页。 [143]1870年11月1日“双周评论”第47期第529—530页。——第121页。 [144]指1870年11月12日“星期六评论”第785期上发表的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比斯利先生和国际协会”。 “星期六评论”（《SaturdayReview》）是英国保守派周刊“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TheSaturdayReviewofpoli-tics，Literature，Science，andArt》）的简称，1855年至1938年在伦敦出版。——第121页。 [145]《EnglandandAmcrica》，London，1833Ⅴ．Ⅰ，p．185．——第122页。 [146]“晨星报”（《TheMorningSta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1856年至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126页。 [147]“晨报”（《TheMorningAdvertis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在伦敦创刊；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激进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126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致鲁尔罢工的矿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 致鲁尔罢工的矿工 德国资本主义报刊建议你们放弃你们提出的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和把工资提高百分之二十五的要求，并恢复工作，使德国工业不致被迫从英国输入用煤，从而导致德国资金外流，弄得无钱支付德国人的劳动报酬。 每当工人们采取独立行动，力求实现某种要求的时候，资产者便发出这种悲痛的哀号。在英国，这种老调子差不多已经唱了四十年，它再也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了。但是，这一次需要指出，资本主义报刊故意企图欺骗你们，把事情说成好像只要矿业主和工厂主们向英国写一封信，他们想要多少煤就能得到多少煤。 在英国，自从1869年以来，煤的消费量增加到空前未有的程度，这是因为，从那时以来，英国工业普遍高涨，工厂数目增加了，铁路用煤增加了，海运业急剧扩展了，而主要的是因为冶金工业得到了巨大发展，它在最近三年中远远超过了过去的一切繁荣时期。关于这一点，自由资产阶级报纸“每日新闻”[137]（本年7月12日）写道： “当前煤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无疑是冶金工业空前急剧的高涨。英国北部生产的煤大约占全国采煤量的四分之一，它的大部分运往伦敦以及英国南部和东部；轮船也消耗了很多的煤；但是不久前克利夫兰（它离煤矿很近）的冶金工厂的发展突然造成了当地对煤的需求。目前每年至少要消耗五六百万吨［注：英制1吨差不多正好相当于2000磅或1000公斤。］煤的工业部门的这一增长，自然引起了采煤量的巨大增长。此外，西海岸赤铁矿区也迅速发展起来了。坎伯兰和郎卡郡的高炉几乎完全是从德勒穆煤矿区取得燃料的，根据最低计算，每年也需要150万吨。单单是英国北部正在建设的新高炉每年就需要75万吨。此外还应加上西海岸的轧钢厂和新高炉的用煤。因此，毫不奇怪，燃料问题很快成了整个英国北部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煤价也就自然迅速地上涨了。在南斯泰福郡、苏格兰、南威尔士、得比郡、西约克郡和其他地区，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引起了煤价的上涨。”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矿工采取了同你们一样的行动：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英国煤矿老板们的见识和处世经验总是远远超过他们的德国竞争者，他们没有做什么重大的反抗就满足了一切要求。请听“每日新闻”往下是怎么说的： “工资有时增加了……矿工仍然要求不断地缩短工作日。加之，专家们断言，现在一个工人的采煤量只达到他以前在情况比较差、工资比较低时的采煤量的五分之三。因此本来是可以多雇工人的；但是现在恰恰很难找到他们。诚然，从农业区招募了很多工人；但采煤工人需要长期训练，因此，情况只能慢慢地和逐渐地得到改善。目前工人们在某些地区已经达到了把每日劳动时间限制为八小时的目的；同时工资到处都在迅速提高，所以，除了提高煤价以外，看来别无出路。” 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在全英国上部煤层差不多已经采掘完了，矿井必然越来越深。请听“每日新闻”的文章往下是怎样说的： “南斯泰福郡这些有价值的煤矿的最好煤层被滥事开采。在这个曾经是丰富的产煤区的许多地方，矿井都已枯竭，贫矿区愈来愈多地变成了耕地和牧场，虽然还有数千摩尔根［注：普鲁士的旧面积单位，约等于1/4公顷。——译者注］（贫矿区）正在荒废。然而这个区的资源还没有耗尽。在旧采煤地点的周围布满了愈来愈深的矿井……但是情况是这样的：即使使用最新的技术，采煤的费用也愈来愈贵；何况矿井离冶金工厂很远……我们所讲的南斯泰福郡的情况，也存在于其他许多地区。必须愈来愈往深处挖掘才能采到煤，并且必须经过长途运输才能送到指定地点。” 这样一来，正如“每日新闻”所说，在就地用煤的条件下，煤价“增加了一倍”，真正的煤荒来到了，它成了全国注意的中心。另一家杂志，英国资本家的主要经济刊物“经济学家”[138]在7月13日出版的那一期中说道： “从本年初起，煤价就不断上涨，现在它的价格比一年前高60—100％……再过一两个星期煤价就可能高过100％；而且没有一点真正的迹象表明煤价今后不会继续上涨。今年6月输出的煤达1108000吨，比去年同一时期增加4％以上，但是它的价值是758000英镑，比去年贵53％。今年6月输出的煤的每吨平均价格为13先令9辨士〈即4塔勒171/2）与格罗申〉，而去年是每吨9先令4辨士〈即3塔勒31/2）格罗申〉。” 第三家资产阶级报纸“旁观者”[139]（7月20日）也指出，在伦敦，日用优质煤的价格从23先令即7塔勒20格罗申上涨到35先令即11塔勒20格罗申。 根据这些事实，你们可以相信，矿业主和工厂主们扬言要从英国输入煤的威胁究竟有多大意义。阿尔弗勒德·克虏伯先生想下多少道命令就可以下多少道命令，但是要买英国的煤，他就必须比买鲁尔的煤花更多的钱，而且，一般说来，他能否买到英国的煤，还是一个大问题。 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德国书记，我认为有责任把这些事实告诉你们。 卡尔·马克思 1872年7月21日于伦敦 载于1872年7月27日“人民国家报”第6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注释： [137]“每日新闻”（《TheDailyNews》）是英国的自由派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从1846年至1930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115页。 [138]“经济学家”（《TheEconomist》）是英国经济、政治方面的周刊，1843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117页。 [139]“旁观者”（《TheSpectator》）是英国自由派的周报，从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第117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致帕尔马工人阶级解放委员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致帕尔马工人阶级解放委员会[136] 你们6月7日发出的盖有6月9日邮戳的信，这里是7月13日收到的。从这封信我可以得出结论说，你们的团体希望加入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 因为你们章程的内容同协会的共同章程和条例没有任何抵触的地方，所以你们加入国际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只有一点应当肯定，就是你们必须承认协会的共同章程和条例，我随信给你们寄去一份这些文件的法文本（因为意大利文本不全，并且不太确切）。请你们讨论一下这个建议，如果决定承认，就请通知我，以便我能办好接受你们入会的一切必要手续。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7月18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是按信稿译的 注释： [136]恩格斯的这封信只有草稿保存下来了，草稿写在帕尔马工人阶级解放委员会的来信的页边上；在这个文件上还有恩格斯写的注明“7月16日收到，7月18日回复”的字样。——第114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国际在美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国际在美国[128] 我们的读者已经从我们的美国通讯中知道，合众国的国际会员中发生了分裂。最近几个月来在纽约发生的事情，在国际的历史上的确是不平常的，因此有必要详细报道。我们的报道是以马德里“解放报”（6月22日）上的一篇文章为基础的，并且用我们所掌握的真实文件对它做了一些补充。 大家知道，在欧洲，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都把国际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怪物，并用这个怪物来吓唬一切善良的公民，因此现在可以不必担心资产阶级分子会充斥国际并使国际背弃它原来提出的任务。在美国，情形完全不同。使欧洲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害怕得要命的东西，在美国却恰恰相反，被认为是非常有趣的东西。对于一个没有土地贵族、没有君主制度，在纯粹资产阶级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社会说来，还没有摆脱君主制度和贵族的监护——甚至在法国，至少在精神方面也是如此——的欧洲资产阶级的幼稚恐惧是滑稽可笑的。因此，国际在欧洲显得愈可怕，美国报纸的记者们把国际描写得愈加骇人听闻（谁也不可能像这些先生们那样描绘得如此有声有色），在美国人们就愈相信，现在可以利用国际捞一笔资本——货币资本和政治资本。 这首先是两位美国太太的发现，她们企图利用国际来做一笔赚钱生意，这个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美国社会远远走在欧洲社会的前面。当欧洲资产阶级的男人们在国际面前发抖的时候，两位美国资产阶级的太太维多利亚·伍德赫尔女士和她的妹妹田纳西·克拉夫林女士（“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129]的两位发行人）却制定了一个利用这个可怕的团体的计划。她们的企图几乎成功了。 这两姊妹，两个百万富翁，两个鼓吹妇女解放、尤其是“自由恋爱”的人，勇敢地参加了国际。在克拉夫林女士的领导下成立了第九支部，在伍德赫尔女士的领导下成立了第十二支部；接着，其他支部也在美国各地相继成立；这些支部都是这两姊妹的崇拜者所建立的。根据现行条例，每一个支部都有权向正在纽约开会的中央委员会派遣一名代表。结果，这个最初由德国工人、爱尔兰工人和法国工人组成的联合会委员会，很快就充满了一大堆形形色色的美国资产阶级男女冒险家。工人被排挤到次要地位；这两个姐妹冒险家的胜利看来是稳有把握的了。于是，第十二支部便挺身而出，向美国国际的创始人说明事情的原委。 1871年8月30日第十二支部发表了一篇由书记威·威斯特署名的宣言。[130]这篇宣言说： “国际的最终目的很简单：通过夺取政权解放男女工人。这首先包括：男女的政治平等和社会自由。政治平等就是人人亲自参与一切人都必须遵守的法律的拟订、通过和实行。社会自由就是充分保障每个人在一切纯属个人性质的问题上，例如宗教信仰、男女关系、服装式样等等，不受任何无理的干涉。其次，它还包括建立一个全世界的总政府。不言而喻，这个纲领也要求消灭一切语言差别。” 为了对这里所说的目的不致有任何误解，便要求建立这样一种组织，在这个组织下面， “尽可能在每个选区都要设有自己的支部来促进政治活动……在每个城市必须有一个相当于现存市议会的城市委员会；在每个州必须有一个相当于州立法机关的州委员会，而在全国范围内，则必须有一个相当于合众国国会的全国委员会……国际的任务不外是在现有形式内建立一种新的管理形式，以代替旧的管理形式”。 由此可见，国际的使命不是推翻现存国家的基础，而是利用现存国家。的确，威斯特先生完全有权宣称： “第十二支部宣言的公布是国际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端！”（1872年3月2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 为了保证这一“新时代”的到来，首先需要摆脱至今一直具有无可争辩的法律效力的国际共同章程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束缚。果然，第十二支部宣称（1871年10月21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 “每个支部的自主权就是自由解释代表大会决议，以及总委员会的章程和决议〈即协会的共同章程和条例〉，因为每个支部都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不久事情就变得更加不成体统了。继续出现的不是工人支部，而是形形色色的由资产阶级骗子手、自由恋爱的拥护者、降神术士、招魂的震教徒[131]组成的支部。于是，第一支部（德国人支部）这个在美国最先成立的国际支部，终于发表了一个呼吁书，呼吁书针对这一骗局，强调了协会的无产阶级实质。其他各美国支部的始祖——第十二支部，立即作了回答。它在1871年11月18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通过自己的书记威斯特宣称： “在对劳资关系进行任何总改变以前，应该先在全世界推行妇女的公民平等权……第十二支部还应当反对作为整个抗议〈第一支部的抗议〉基础的错误前提：似乎国际工人协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 11月25日，第十二支部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抗议。它说： “断言〈共同章程断言〉工人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对的，不过，这只是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说的，即工人阶级不能违背自己的意志而获得解放。” 于是，以主张利用国家政权的人、钻营家、自由恋爱的拥护者、降神术士以及其他资产阶级骗子手为一方，以真诚认为国际工人协会在美国也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组织的工人为另一方，终于展开了公开的斗争。德国人第一支部要求中央委员会驱逐第十二支部，并把所有不是由三分之二以上的雇佣工人组成的支部的代表开除出去。这一要求引起了中央委员会的分裂；一部分德国人、爱尔兰人和一些法国人支持第一支部，而美国人以及大多数法国人支部和两个德国人支部（施韦泽的支持者）则成立了一个新中央委员会。 旧委员会（我们称它为第一委员会）在12月4日发表了一个通告，对当前状况做了如下的描述： “在本应成为防止一切改良主义欺骗活动的屏障的中央委员会里，终于形成了由现在几乎已被遗忘的改革派和慈善家构成的多数；结果，宣传自由恋爱的福音的人们和那些想用全能语言来造福全世界的人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经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投机商人、降神术士、无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他们每一个人都力图各显其能。尤其是第十二支部（伍德赫尔）……为了我们运动的利益而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就是组织起来，同时使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利益中孕育着的革命因素活跃起来……第一、四、五、七、八、十一、十六、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支部以及其他支部的代表们鉴于一切制止这种胡作非为的努力都没有结果，因此决定，在旧中央委员会不定期地停止自己的活动（1871年12月3日）之后，建立一个由真正的工人组成的新委员会。”[132] 然而，第二中央委员会（伍德赫尔）还在继续活动；它增添了很多所谓的新支部的代表，这些新支部主要是由第九支部和第十二支部建立的，但是，它们大部分人数很少，以致几乎难以凑够充任最必要职务（书记、财务委员等）的人员。 两个委员会都向伦敦总委员会提出了申诉。这时，某些支部（如法国人第十支部和所有爱尔兰人支部）同两个委员会都断绝了联系，听候总委员会的裁决。 3月5日和12日，总委员会先后通过了决议［注：见本卷第56—59页。——编者注］，这些决议已在“人民国家报”（第37号）上发表。总委员会暂时开除了第十二支部，建议两个委员会联合起来，听候将从实质上解决这个问题的美国代表大会的处理，建议今后不接受任何不是起码由三分之二的雇佣工人组成的支部。尽管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些决议只是以建议的形式提出的，但是它们对国际在美国的命运具有决定的意义。这些决议实际上承认了第一委员会是正确的，这就使得第二委员会的资产者们不可能滥用国际的名义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了。 伦敦代表会议第十七项决议[133]要求，协会的一切内部事务只应在各支部和联合会之内讨论，决不能公开。但是从分裂的最初日子起，第二委员会就公然违反这一决议，邀请纽约报刊的记者参加自己的一切会议，并尽力使一切事情成为声名狼籍的资产阶级报纸的题材。现在，当这个委员会自以为已经用狡猾手法欺骗了总委员会，因而起来攻击它的时候，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最下流的纽约报纸如“先驱报”[134]等依靠第二委员会的帮忙，把整个事情说成是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等等的冲突。纽约工人的敌人由于国际在美国的所谓瓦解而兴高采烈。 同时，第二委员会始终想使全世界相信，国际不是工人的组织，而是资产阶级的组织。还在1871年12月16日，这个委员会的机关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就宣称： “我们委员会无须说明，某一支部的三分之二或某一部分成员应当是雇佣奴隶，似乎做一个自由民，就是一种犯罪行为。” 1872年5月4日，它又宣称： “总委员会在自己的指令中大言不惭地建议，今后不接受任何一个不是起码由三分之二的雇佣奴隶组成的美国支部。各支部的成员是不是也应该成为政治上的奴隶呢？二者没有什么区别。对于‘假改革派和慈善家、资产阶级骗子手和政治投机分子’的渗入最感到担心的，恰恰是那个由仅仅依靠雇佣奴隶的劳动所得的工钱过活而别无其他谋生手段的公民组成的阶级。” 看来第二委员会已经把话说绝了。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工人的联合组织原来是一种绝大的蠢事；不仅如此，这个协会只有开除全体工人、全体雇佣奴隶，或者至少宣布他们是可疑分子，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没有工人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得到了明确的回答。选举合众国新总统的日期临近了。 这家什么事情都要管的妇女报纸“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1872年3月2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即将举行的联席会议”的文章，其中说： “全国各种改革派人士的代表目前正讨论5月间在这里举行一次全体大会的建议……的确，如果这个大会开得巧妙的话，也许已经消逝的民主主义的〈即对奴役制抱有好感的〉党派的残余还会出现并参加这个会呢……必须使一切激进派都有代表出席大会”，等等。 同一家周刊一期接着一期地向全世界的革新家， “向工人问题和土地问题方面的改革家，向一切和平主义者和禁酒运动的拥护者，向国际的拥护者和妇女投票权的保卫者以及向一切认为实现真正的道德和宗教〈！〉准则的时候已经来临的人”发表呼吁书。 首先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是维多利亚·伍德赫尔，然后是西·Ｈ．班克斯、罗·威·休谟、乔·艾伦、威·威斯特、Ｇ．Ｗ．马多斯、Ｔ．米洛特，总而言之，是第二委员会的首脑人物。所有这些呼吁书都直接指出，代表会议应提出合众国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 这个非常特别的代表会议终于在5月9、10和11日在纽约阿波罗大厅举行了。所有美国的男女狂徒们济济一堂。第二委员会全班人马都出席了。维多利亚·伍德赫尔女士被提名为合众国总统候选人，并且还是以国际的名义提出的！ 整个美国对此报以哄然大笑，当然，这并没有使那些企图从这桩生意中捞一把的美国投机商人感到难堪。可是，让人把自己拖入这场丑剧的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反应却不一样。第二支部（法国人支部）从第二委员会召回了自己的代表并服从总委员会的决议。第六支部（德国人支部）也从第二委员会召回了自己的代表格罗塞博士（他一度担任柏林的施韦泽的私人秘书），并且退出了第二委员会，直到第二委员会服从总委员会的决议时为止。5月20日，又有八个支部（法国人支部和德国人支部）退出，这样一来，第二委员会现在所代表的仅仅是那些在加入国际以前实际上就已经结成一伙的美国的可疑分子——维多利亚·伍德赫尔女士及其周围的人们。现在他们宣称，他们要建立一个特殊的，完全由美国人组成的国际；自然，他们完全有这样做的自由。 同时，总委员会在回答圣路易斯的德国人支部和新奥尔良的法国人支部的询问时宣布，总委员会只承认第一委员会（现在是合众国临时联合会委员会）。[135]维多利亚·伍德赫尔女士对国际的讨伐就这样告终了。 “解放报”补充道： “任何一个公正的人面对这些事实，都应该反躬自问：如果没有总委员会，如果总委员会没有维护国际的基本原则的充分权利，没有开除那些企图把国际变成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或个人目的的工具的支部和联合会以听候应届代表大会裁决的充分权利，这件丑事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并且将怎样结束呢？”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7月9日左右 载于1872年7月17日“人民国家报”第5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注释： [128]“国际在美国”一文是恩格斯为“人民国家报”写的。恩格斯利用了马克思在1872年2—5月期间从报纸上以及国际会员的来信中摘录下来的有关北美联合会的分裂的资料。这些资料阐明了1871年10月至1872年5月期间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所进行的内部斗争。恩格斯也利用了1872年6月22日马德里“解放报”第54号上的一篇文章“美利坚合众国的资产阶级和国际”。——第106页。 [129]“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andClaflin'sWeekly》）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维·伍德赫尔和田·克拉夫林于1870年至1876年在纽约出版的一家美国报纸。——第107页。 [130]第十二支部1871年8月30日的宣言发表在1871年9月23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71期上。——第107页。 [131]震教徒（震动者）是美国的一个教派的名称。——第108页。 [132]临时联合会委员会1871年12月4日的通告，发表在1871年12月9日“纽约民主主义者报”（《New-YorkerDemokrat》）上。马克思为了向总委员会做关于北美联合会的分裂的报告而收集准备材料时从该报上摘录了通告中的一些话。——第109页。 [133]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第十七项决议“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9-460页。——第110页。 [134]“纽约先驱报”（《TheNew-YorkHerald》）是美国的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1835年至1924年在纽约出版。——第110页。 [135]指总委员会1872年5月28日的决议。决议全文保存在马克思所做的有关北美联合会分裂问题的摘录中。——第113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123] 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在当时条件下自然只能是秘密团体的国际工人组织，1847年11月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委托我们两人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结果就产生了这个“宣言”，“宣言”原稿在二月革命前几星期寄到伦敦付印。“宣言”最初用德文出版，后来又用德文在德国、英国和美国至少翻印过十二次。第一个英译本是由艾琳·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在伦敦“红色共和党人”[124]杂志上发表，后来在1871年至少又有三种不同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前不久第一次在巴黎印行，最近又在纽约“社会主义者报”[125]上登载；现在又有人在准备新译本。波兰文译本在德文本初版问世后不久就在伦敦出现。俄译本是于六十年代在日内瓦出版的。[126]丹麦文译本也是在原书问世后不久就出版了。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在个别地方本可做某些修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独立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19页[127]，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做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第四章）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下次再版时也许能加上一篇包括从1847年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导言。这次再版太仓卒了，以致我们竟来不及做这件工作。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年6月24日于伦敦 载于小册子“共产主义宣言。附有作者序言的新版”1872年莱比锡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小册子“共产主义宣言。附有作者序言的新版” 注释： [123]“共产党宣言”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而写成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最初于1848年2月在伦敦用单行本发表。1848年3月至7月，“共产党宣言”又在德国流亡者的民主派机关报“德意志伦敦报”（《DeutscheLondonerZeitung》）上连载。德文原本也是1848年在伦敦以单行本再版的，这次更正了第一版中一些印错的字。这一原本后来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规定为以后各个经作者同意的版本的基础。1848年“宣言”同时又被翻译成许多种欧洲文字。 1872年的德文版“宣言”是“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倡议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一篇序言并在正文里做了某些不大的修改。1872年版本以及后来在1883年和1890年出版的德文版本，都是用的“共产主义宣言”这个标题。——第104页。 [124]“红色共和党人”（《TheRedRepublican》）是1850年6—11月由乔·哈尼出版的宪章派周刊。该刊在1850年11月（第21—24期）曾以“德国共产党宣言”为题登载过“共产党宣言”的第一次英译文。——第104页。 [125]“社会主义者报”（《LeSocialiste》）是1871年10月至1873年5月在纽约出版的法文周报，国际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它支持国际北美联合会里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与国际断绝了关系。 1872年1—2月该报曾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104页。 [126]指的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俄译本，是由巴枯宁翻译的，1869年在日内瓦出版，他在许多地方歪曲了“宣言”的内容。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译本消灭了第一个版本中的缺陷。——第104页。 [12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55页。——第105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总委员会关于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122] 1．鉴于巴塞尔代表大会曾决定在巴黎召开下次代表大会，后来由于代表大会无法在巴黎召开，于是根据共同章程第四条规定，总委员会又于1870年7月12日确定美因茲为召开代表大会的地点；其次，鉴于目前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国际都遭到政府当局的迫害，以致代表大会无论在巴黎还是在美因茲都无法召开； 总委员会根据共同章程第四条——这一条授权总委员会在必要时改变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的规定，确定国际工人协会下次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日星期一在荷兰海牙召开。 2．鉴于原定1870年9月5日在美因茲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的内容目前已不适应国际的迫切需要，因为这些需要已由于发生的各种巨大历史事件而起了重大的变化；鉴于各国的许多支部和联合会都建议下次代表大会修改共同章程和条例；鉴于目前几乎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国际都遭到迫害，因而国际面临的任务是巩固自己的组织； 总委员会决定把修改共同章程和条例作为海牙代表大会应予讨论的最重要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同时保留以后根据各支部和联合会的建议，拟定代表大会的较详细议程的权利。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6月18日 载于1872年6月29日“国际先驱报”第13号；1872年7月3日“人民国家报”第53号；1872年7月7日“平等报”第14号；1872年7月13日“解放报”第57号；1872年7月14日“自由报”第2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际先驱报”，并根据法文手稿校对过 注释： [122]1872年6月11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了关于1872年9月2日在海牙召开应届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且确定了议事日程中的主要问题。在总委员会下一次会议，即6月18日的会议上，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恩格斯、瓦扬、麦克唐奈）来起草关于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正式通知。恩格斯所写的这份通知的全文寄给了“国际先驱报”，并于1872年6月29日发表。 恩格斯用英文和法文写的草稿都保存下来了。——第102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答布伦坦诺的文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 答布伦坦诺的文章[115] 我的一位朋友从德国寄了一份3月7日出版的“工人问题杂志”“协和”第10期给我，这家“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在这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的社论。 我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顺便引用了格莱斯顿在1863年4月16日发表的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在半官方出版物汉萨德议会议事录中是没有的。[116]于是“协和”就以工厂主的坦率逻辑直截了当地作出结论说：“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因此它幸灾乐祸地流露出自己的狂喜，用黑体字和工厂主的德语写道： “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说什么，最初用英语在伦敦当着格莱斯顿的面出版的成立宣言中有一句话是我强加给他的，而且这句话在七年半的岁月里畅行无阻地载遍了伦敦的一切报刊，直到现在才终于被柏林的德国工厂主联盟中的“博学之士”揭穿，这倒是一件空前的奇闻。 上面提到的成立宣言中的这句话是： 《Thisintoxicatingaugmentationofwealthandpowerisentirelyconfinedtoclassesofproperty》．（p．6，InauguralAd-dressetc．）（逐字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在“双周评论”（1870年11月）上的一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被伦敦各家报刊讨论的文章中，伦敦一个大学的历史教授比斯利先生在第518页上引用了这样一句话： 《Anintoxicatingaugmentationofwealthandpower,asMr.Gladstoneobserved,entirelyconfinedtoclassesofproperty》.（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阶级。”）[117] 不过，比斯利教授的文章是在成立宣言发表六年之后出现的呀！那好吧！我们来看一看一本专为伦敦西蒂出版的、不仅比成立宣言早，而且还在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以前就已出现的书吧。这本书的名称是“兑换论。1844年银行法”。伦敦，1864年，Ｔ．考特莱·纽比出版社威尔柏克街30号。[118]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在这本书中遭到了详尽的批驳，在该书第134页上引用了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 《Thisintoxicatingaugmentationofwealthandpowerisenti-relyconfinedtoclassesofproperty》．（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这同我引的话一字不差。 这一切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德国工厂主联盟造谣说这句“话”是“我的”产品，就是“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撒了谎”！ 我们顺便指出，作风正派的“协和”还用黑体字转载了格菜斯顿嘟嘟囔囔地说出的另一句话，他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最近二十年来获得了“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说来都是异乎寻常的和没有先例的”改善。黑体字是要证明，我隐瞒了这个地方。完全相反！在成立宣言中我恰恰强调指出了这句无耻的话和英国官方关于这个时期的报告中所引用的“令人恐怖的统计”（《appallingstatistics》）——比斯利教授就是这样正确地形容的——之间的尖锐的对比。［注：这篇演说中的其他胡謅的辩护词我在“资本论”一书（第638、639页）[119]中曾予以批驳。］ “兑换论”的作者和我一样，不是根据汉萨德，而是根据一家伦敦报纸摘录那句话的。这家报纸在4月17日发表了4月16日的预算演说。我曾努力想从自己1863年的笔记本中找出这个摘要和那家报纸的报名，但是没有找到。不过这与事无损。虽然伦敦各报上登载的议会报告总是互有出入，但是我还是相信，没有哪一家报纸能够完全忽略格莱斯顿的这个极其耸人听闻的声明。于是我翻开1863年4月17日的“泰晤士报”——它当时和现在一样是格莱斯顿的机关报——并在第七版第五栏关于预算演说的报道中找到了下面这段话： 《Thatisthestateofthecaseasregardsthewealthofthiscountry.Imustsayforone,Ishouldlookalmostwithappre-hensionandwithpainuponthisintoxicatingaugmentationofwealthandpower,ifitweremybeliefthatitwasconfinedtoclasseswhoareineasycircumstances.Thistakesnocognizanceatalloftheconditionofthelabouringpopulation.Theaug-mentationIhavedescribed,andwhichisfounded,Ithink,uponaccuratereturns,isanaugmentationentirelyconfinedtoclassesofproperty》. 译成德文是：“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应当承认，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注：《easyclasses》，《classesineasycircumstances》一语最初是威克菲尔德用来表示有产阶级中的确实有钱的部分的。[120]］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所描述的增长〈他刚刚把它描述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曾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而且只要一想到财富的这种增长只是有利于有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即它的真正富裕的部分，他就有点惊恐。 《Italiam，Italiam！》〔“意大利！意大利！”〕［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3册。——编者注］最后，我们来谈谈汉萨德。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contra〔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121]。把“泰晤士报”上登载的格莱斯顿实际发表的演说和格莱斯顿本人事后删改过的演说全文仔细地核对一下，会得到不少笑料，来品评这位巧言令色的、迂腐的、笃信宗教的、畏畏缩缩地把自己的虔诚和自由主义的《attitudesofmind》〔“情绪”〕展示出来的资产阶级英雄。 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关于这个情况甚至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先生们也迭有所闻。但是他们想： “智者看不见的东西， 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注：席勒“信仰的话”。——编者注］ 说到做到。为了查明成立宣言上那段他们感到怀疑的引文，他们便向伦敦的同事求援，向偶然碰到的蒙德拉求援，这个人自己就是工厂主，因此他便把汉萨德议会议事录上白纸黑字写着的那段话抄下来，赶忙送到拉芒什海峡对岸去。现在他们知道我的生产秘密了。我不仅制造了原文，而且也伪造了它的引语。他们陶醉于胜利之中，向全世界大声叫喊道：请看“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样一来，就会使我的商品一下子永远信誉扫地，而且所用的办法正是工厂主们应该用的普通做生意的办法，没有花费一文钱来对问题作科学的研究。 不愉快的结局也许会向工厂主联盟的成员们表明：不管他们对于伪造商品多么在行，但是要鉴别文字商品，他们却一窍不通，就像驴子弹琴一样。 卡尔·马克思 1872年5月23日于伦敦 载于1872年6月1日“人民国家报”第4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注释： [115]1872年3月7日出版的“协和”杂志第10期上登了一篇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写的诽谤文章，为此，马克思写了这封信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布伦坦诺匿名发表上述文章，企图玷污马克思的学者的声誉，指责他在科学上不诚实，伪造使用的材料。马克思的回答于1872年6月1日在“人民国家报”上刊登出来以后，在“协和”上又发表了布伦坦诺的第二篇匿名文章，对此马克思再次作了回答，载于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第63号（见本卷第118—127页）。马克思逝世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泰勒继续了布伦坦诺所掀起的诽谤运动，恩格斯在1890年6月间写的“资本论”德文第四版序言，以及在1891年写的一本小册子“布伦坦诺contra〔反对〕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2卷）中彻底揭穿了他。恩格斯在这本小册子的“文件”一节中转载了马克思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两封信。马克思这两封信的俄译文是作为恩格斯的小册子的组成部分第一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2（7）卷上的。 “协和。工人问题杂志”（《Concordia．ZeitschriftfürdieArbeiterfrage》）是德国大工业家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创办于1871年，在柏林一直出版到1876年。——第97页。 [116]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14页。 马克思引用的格莱斯顿的这句话几乎在1863年4月17日伦敦各报（“泰晤士报”、“晨星报”、“每日电讯”等）关于这次议会会议的所有报道中都登载了；由汉萨德出版的半官方性质的议会议事录中，演说原文都经发言者本人做了修改，马克思引用的那句话也被删掉了。——第97页。 [117]指爱·斯·比斯利的文章“国际工人协会”，载于1870年11月1日“双周评论”第47期。 “双周评论”（《TheFortnightlyReview》）是英国的一家历史、哲学和文学问题杂志，1865年由一群资产阶级激进派创刊；后来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针；该杂志用这一名称在伦敦一直出版到1934年。——第98页。 [118]《TheTheoryoftheExchanges．TheBankCharterActof1844》．London，1864，T．CautleyNewby，30，Welbeckstreet，该书是匿名出版的，作者是亨利·罗伊。——第98页。 [119]参看“资本论”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821—824页。——第99页。 [120]“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较”1833年伦敦版第1—2卷（《EnglandandAmerica．AComparisonofthesocialandpoliticalStateofbothNations》．Vol．Ⅰ-Ⅱ，London，1833）。威克菲尔德的书没有指明作者。——第100页。 [121]马克思在谈到“小拉斯克尔的发明”时是指1871年11月8日帝国国会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情。资产阶级议员、民族自由党人拉斯克尔在反对倍倍尔的辩论中声明说，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想要学巴黎公社社员的样子，那末“正派的和有财产的公民们就要用棍棒来打死他们”。但是演讲人不敢把这句话照直公布出来，因此在速记记录中“用棍棒来打死他们”已被改为“使他们服从”。倍倍尔揭穿了这种伪造手法。拉斯克尔在工人群众中成了嘲笑的对象。拉斯克尔由于身材矮小，就得到了一个讽刺性的诨名“小拉斯克尔”。——第100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再论斯蒂凡诺尼和国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 再论斯蒂凡诺尼和国际 （给“玫瑰小报”编辑部的信）[101] 1872年5月23日于伦敦 编辑先生： 在3月28日的“自由思想”上，斯蒂凡诺尼先生很有把握地预料，尽管他从李卜克内西那里没有捞到什么东西[102]，但我今后仍然会用沉默来回答他的无休止的诽谤。我现在打破了这个沉默，这只是因为，卡尔·福格特先生这个在德国被我著的“福格特先生”一书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击毙了的人，原来是怂恿自己的同道者斯蒂凡诺尼发表声明的人。 斯蒂凡诺尼先生从福格特的书中抄录和摘引反对我以及反对整个德国共产党的、关于我和密探舍尔瓦尔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无稽之谈，但却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约·菲·贝克尔（日内瓦）的信，因为这封信用幽默的笔触揭穿了福格特的蠢笨的捏造（见“福格特先生”第21页[103]）。 这个诽谤以及福格特那本卑鄙无耻的书中所充斥的其他类似的诽谤谰言，在发表之后不久就被柏林“国民报”[104]转载了。我立即从伦敦对该报起诉，控告它进行诽谤。但是，按照普鲁士立法我必须首先经过一道预备手续，即获得司法机关的对“国民报”编辑进行诉追的许可。这样一来，我不得不诉诸许多诉讼审级，从侦查员到最高法院，结果却一无所获。简言之，他们不准我起诉，因为这会使福格特先生声誉扫地（顺便说一句，他在“政治研究”[105]中曾建议普鲁士以武力占领德国的其余部分），同时也会使那家打着所谓反对派的幌子，实际上为政府效劳，而后来又表现为俾斯麦的最驯服的工具的报纸声誉扫地，——他们不准起诉，因为这会使一个在当时遭到所有卖身投靠的德国报刊根据上面的命令加以疯狂攻击的人感到十分满意。 我同普鲁士各级法院作斗争时经历的一切波折，以及我向这些法院提出的证明我是无辜的文件，一起发表在我著的“福格特先生”一书中，所以英勇的斯蒂凡诺尼先生是应当知道这些材料的。 斯蒂凡诺尼先生还从我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106]中摘录了一些话来证明（究竟证明什么呢？）我同德国共产党人有联系。我对这一点感到骄傲。 不过，我这本书的真正目的，就是证明共产主义者同盟不是刑法典上所指的那种秘密团体，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普鲁士政府才不得不迫使卑鄙无耻的施梯伯和他的同谋者捏造一系列伪证来诬陷我和被告们。现在在德国，甚至连俾斯麦的拥护者在内，都找不出一个敢于否认这个事实的人。斯蒂凡诺尼先生不仅同福格特有勾结，而且同施梯伯也有勾结，这个情况甚至对像斯蒂凡诺尼这种espritfort〔自由思想者〕说来也是太明显了。 斯蒂凡诺尼先生在他4月18日的杂志中重新实行进攻。我在自己的那本书里非常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福格特先生在1859年就卖身投靠波拿巴，成了他在德国和瑞士的主要代理人。十年以后，由于他的朋友们——茹尔·法夫尔及其同伙——不谨慎，使这一点能够得到文件的证实。[107] 说什么我为了德国的利益而维护奥地利并反对意大利的英勇捍卫者福格特先生，这是绝对不正确的。1848—1849年，我在“新莱茵报”上捍卫了意大利的事业而反对德国议会的多数派和大部分德国报刊。[108]以后，在1853年，以及别的一些时候，我曾在“纽约论坛报”上捍卫过一个在许多原则性问题上经常同我发生分歧的人——马志尼。[109]总之，我始终是站在革命的意大利一边反对奥地利的。 但是，1859年的战争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我揭露了这场战争，说明它的作用就是要使波拿巴帝国的寿命再延长十年，使德国服从普鲁士的军阀制度，把意大利变成它现在这个样子。[110]马志尼例外地赞成了我的观点（见1859年5月2—15日“思想和行动”[111]）。那时他和我一样也遭到了那位无孔不入的福格特先生的攻击。 虽然我随时准备揭露福格特先生是波拿巴的代理人，但是我必须否认我是卡尔·布林德先生印发的反对福格特的匿名传单的作者。斯蒂凡诺尼先生从福格特的话中摘录了福格特弄到的印发传单的印刷厂厂主和排字工人的声明，企图证明布林德不是传单的作者，而传单也不是由那个印刷厂厂主印刷的。 但是，如果斯蒂凡诺尼先生真像他所说的那样读过了我的书的话，那末他就会在第186—187页[112]上看到我提到的那个排字工人和他的一个同事在向英国法院宣誓后所作的声明，这两篇声明确证，匿名传单的作者恰恰是卡尔·布林德！ 斯蒂凡诺尼先生搁下福格特，调转话题来谈赫尔岑。他首先硬说赫尔岑参加了建立国际的那次大会，并且说协会创立于1867年。谁都知道，国际是1864年9月在朗－爱克街举行的集会上成立的，赫尔岑根本没有参加那次集会。唯理论的福音书作者斯蒂凡诺尼先生对待年代和地形的态度，完全像他的十八个世纪以前的新约方面的前辈一样。大约还在国际成立之前十年，在一次公众大会上，我就曾拒绝同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先生在同一个讲坛上发表演说。 赫尔岑本人，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出版的一本对我作了满篇错误论断的书[113]中，也不敢像真理的崇拜者斯蒂凡诺尼先生声明的那样，断言我什么时候曾说他是俄国奸细。不过，如果有人渴望弄清楚应该如何对待肤浅的社会主义者赫尔岑的话，只要读一读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的“我们的家务事”[114]这本小书就够了。编辑先生，我有幸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马克思 写于1872年5月23日 载于1872年5月28日“玫瑰小报”第148号和1872年8月1日“自由思想”杂志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玫瑰小报” 注释： [101]由于1872年4月18日“自由思想”上出现了斯蒂凡诺尼的一篇诽谤国际和马克思个人的文章：“马克思——福格特——赫尔岑”，卡·马克思就写了“再论斯蒂凡诺尼和国际”一文。在此以前，恩格斯曾著文揭露过斯蒂凡诺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26—528页）。斯蒂凡诺尼的继续不断的攻击和他与同盟以及拉萨尔派的直接勾结，迫使马克思也出来反对他。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意大利会员进行的揭露使斯蒂凡诺尼想把意大利工人运动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的企图遭到了失败。 “自由思想”（《IlLiberoPensiero》）是意大利的一家杂志，资产阶级唯理论共和派的机关刊物，1866年至1876年在佛罗伦萨出版。——第93页。 [102]斯蒂凡诺尼由于计划建立“唯理论者总协会”（见注64），企图取得共和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许多著名活动家的支持。为此目的，他写了一封信给威·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没有弄清楚斯蒂凡诺尼的建议，同时也不知道他跟同盟和拉萨尔派有勾结，因此便在1871年12月18日回信表示欢迎。回信于1872年1月18日发表。关于这件事李卜克内西告诉了恩格斯。恩格斯在1872年2月15日的回信中使李卜克内西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在这以后，李卜克内西于1872年2月29日用德文写了一封措词尖锐的信给斯蒂凡诺尼，拒绝同他进行任何合作，并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名义声明完全拥护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这封信由恩格斯译成意大利文并通过卡菲埃罗发表在1872年4月20日“玫瑰小报”上。——第93页。 [10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43—447页。——第93页。 [104]“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48年至1915年以该名称在柏林出版。——第93页。 [105]指卡·福格特“欧洲现状研究”1859年日内瓦和伯尔尼版（《StudienzurgegenwärtigenLageEuropas》．GenfundBern，1859）。——第94页。 [10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第94页。 [107]在第二帝国崩溃后出版的一本官方汇编“皇室文件和通信”1871年巴黎版第2卷第161页（《PapiersetcorrespondancedelaFamil-leimpériale》．T．Ⅱ，Paris，1871，p．161）上载有1859年付给福格特4万法郎的记事。——第95页。 [108]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和第6卷。——第95页。 [10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74—575页，第12卷第450—455页。——第95页。 [110]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法国和皮蒙特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95页。 [111]“思想和行动”（《PensieroedAzione》）是由马志尼主编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58年至1859年在伦敦出版，1860年在罗迦诺和热那亚出版，每月两次。 马志尼的宣言“战争”发表在1859年5月“思想和行动”第17期上，由马克思译成英文并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06—412页）。——第95页。 [11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32—735页。——第95页。 [113]指“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遗著集”1870年日内瓦版。文集中第一次发表了“往事与回忆”一书的若干片断，其中包括“流亡中的德国人”一章。——第96页。 [114]亚·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我们的家务事。就‘秩序在胜利’（“钟声”第3卷第233号）一文答赫尔岑先生”1867年斐维版。——第96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声明[95] 几个星期以前，出现了一本名叫“国际工人协会及其所属共和社会主义团体的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所追求的目的，不是别的，正是想在国际内搞一次coupd’état〔政变〕。它宣告成立了第二个总委员会，并对国际的整个组织和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提出指控。但是这个新的自封的委员会的委员是谁呢？这些指控的作者是谁呢？登载在这个文件末尾的署名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委员会委员和总委员会前任财务委员、公民约翰·韦斯顿。但他写了一封信给总委员会，声明说，他的署名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其次是一个和国际绝不相容的团体——共和大同盟[96]的六名代表。第三是国际根本不知其存在的“国际共和联邦主义支部”的两名代表。第四是一个根本没有加入国际的团体——土地和劳动同盟[97]的两名代表。第五是两名自称是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代表，其实只是由于公开敌视国际而被这个协会开除的一小批德国人的代表。[98]最后是总委员会拒绝承认为国际的支部的两个法国团体（它们的会员总共不到十二人）的四名代表；其中我们发现有被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所委派的委员会开除出国际的韦济尼埃先生，[99]以及朗德克先生，这位先生由于路易·波拿巴的警察局长于1870年9月4日慌忙逃走才解脱了他向这位官员许下的自愿的和“忠诚地履行的义务——不再在法国从事政治活动和过问国际的事务”（见已公布的关于对巴黎国际的第三次审判的报告[100]），而且这位先生在不久之前刚被伦敦流亡公社社员团体驱逐出去。 甚至对于那些在这个文件上署名的人来说，事情也应当是很清楚的：由这样一批和国际根本格格不入的人举行的大会根本无权干涉国际组织的事务，并宣布自己是国际总委员会，就像国际总委员会无权干涉北部大铁路的事务并宣布自己是它的管理局一样。 毫不奇怪，这伙人既根本不知道国际的历史，也根本不知道国际的组织结构。他们怎么能知道，根据我们的章程总委员会应当向全协会代表大会，而根本不是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报告？或者，他们怎么能知道，当1870年爆发的战争使代表大会不能如期召开的时候，所有的联合会一致决议延长总委员会的任期，直到情况允许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时为止？至于总委员会为救济流亡者而募集的基金，那末进款总数是定期在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中公布的，而且在我们的财务委员、公民荣克——克勒肯威尔区北安普顿广场查理街4号——那里保存着开销每一个法寻的收据；每一个捐款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查对这些收据以及报告。这样查对将表明，总委员会不仅分出了相当大一部分时间来做这件完全不属于它的通常职权范围以内的事情，而且无论是作为一个组织的总委员会本身还是它的个别委员都尽自己的能力捐款来充实流亡者基金。 自从国际发展和强大到目前这种规模以来，同国际进行斗争并使敌视国际的以及同国际相竞争的组织有某些获胜希望的唯一道路，就是假冒国际的名义来破坏它的强大力量。被政府和统治阶级收买的一切下流报刊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所以这些报刊——从警察报刊直到所谓的民主派和共和派报刊——都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总委员会的任何正式声明，而总是迫不及待地向全欧洲报道诸如“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所发表的那些毫无意义的和荒诞无稽的言论。 总委员会： 罗·阿普耳加思安·阿尔诺 马·巴里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Ｇ．Ｈ．巴特里 比·德拉埃欧仁·杜邦 约·格·埃卡留斯威·黑尔斯 胡利曼茹尔·若昂纳尔 查·基恩哈里埃特·罗 弗·列斯纳罗赫纳 沙·龙格马格里特 孔·马丁捷维·莫里斯 亨·梅欧乔·米尔纳 托·莫特斯赫德普芬德 约·罗兹瓦多夫斯基维·雷吉斯 约·罗奇吕耳 加·朗维耶萨德勒 乔·赛克斯顿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泰勒威·唐森 爱·瓦扬约·韦斯顿 德·沃尔弗斯Ｆ．Ｊ．贾罗 通讯书记： 列奥·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 阿·埃尔曼——比利时 弗·库尔奈——丹麦 奥·赛拉叶——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俄国 沙·罗沙——荷兰 Ｊ．帕·麦克唐奈——爱尔兰 弗·恩格斯——意大利和西班牙 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 海尔曼·荣克——瑞士 勒穆修——在合众国的法国人支部 主席查·默里 财务委员海·荣克 总书记约翰·黑尔斯 1872年5月20日于伦敦拉脱本广场33号 卡·马克思写 载于1872年5月26日“东邮报”第191期；1872年6月1日“国际先驱报”第9号；1872年6月1日“人民国家报”第44号；1872年6月2日“自由报”第22号；1872年6月8日“解放报”第52号；1872年6月“社会思想报”第16号；1872年6月23日“平等报”第1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注释： [95]1872年4月出现了一本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和所属共和社会主义团体的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1872年伦敦版（《Conseilfédéralisteuniverseldel'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etdessociétésrépublicainessocialistesadhérentes》．Lon-don，1872）（小册子用法文、英文和德文出版）。由于这个缘故，马克思起草了这篇声明，并在1872年5月21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是在1872年初成立的，这个委员会所包括的成员有：1871年法国人支部（见本卷第29—30页）的残余，各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组织，被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开除的一些拉萨尔分子，以及其他一些力图钻进国际的领导机构的分子。他们的主要攻击对象是，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关于同宗派主义进行斗争的两项决议。海牙代表大会关于把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这项决议列入共同章程以及关于开除巴枯宁的决议，给了所有这些敌对分子以毁灭性的打击。1872年9月底世界联邦主义委员会在伦敦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并企图把它说成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联邦主义委员会往后的活动变成了妄图窃据对“运动”的领导的各种叫喊的斗争。 总委员会的这篇声明几乎发表在国际的一切报刊上，“解放报”编辑部在声明的末尾加上了下面这段结束语：“这一重要文件向我们揭露了资产阶级政党的阴谋，戳穿了它们想使协会内部发生分裂并使国际的活动陷于瘫痪的企图。在英国和德国，在比利时和瑞士，在美国和意大利，在所有国家中资产阶级都企图歪曲工人的团结一致的原则，以便使我们的协会土崩瓦解。让这个事实成为我们的教训吧。”——第89页。 [96]共和大同盟是1871年成立的小资产阶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扮演领导角色的有：奥哲尔、布莱德洛、韦济尼埃、勒·吕贝等人。同盟宣布自己的目的是，用联合世界各国的共和主义者并由他们传播各种著作和小册子的办法，以及用在群众大会上作学术报告和发表演说以实现全面交流知识的办法来达到人类智力上、道德上和物质上的幸福。同盟的纲领除了要求土地国有化和普选权而外，还要求废除封号，取消僧侣和贵族的特权，在未来的世界共和国中实现联邦原则。同盟产生的基础是，在1870年9月4日法兰西宣布成立共和国的影响下在英国日益发展的共和运动。参加同盟的有在英国许多城市中成立的共和派俱乐部，它们联合了小资产阶级分子，有时也联合了一些无产阶级分子。——第89页。 [97]土地和劳动同盟是1869年10月在总委员会的参加下在伦敦成立的。在同盟的纲领中，除了若干资产阶级激进要求以外，还列入了土地国有化、缩短工作日等要求，以及宪章运动的普选权和建立农业移民区的要求（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657—663页）。但是，到1870年秋天，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已在同盟中加强了，到1872年同盟同国际失去了一切联系。——第89页。 [98]这里是指1871年底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这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开除诬蔑总委员会的拉萨尔分子集团一事。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在1840年2月建立的。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由于协会的大部分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集团一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便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就成为国际协会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自1871年底起，该协会作为一个支部，加入了不列颠联合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被英国政府禁止时为止。——第89页。 [99]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由于收到好几份关于韦济尼埃诬蔑国际法国会员的声明，委托布鲁塞尔支部要求韦济尼埃为自己所做的责难提供证据，如果证据不足，就将韦济尼埃开除出国际。 1868年10月26日，布鲁塞尔支部通过决议，将韦济尼埃开除出国际。——第89页。 [100]见注53。——第90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93] 作者在总委员会1872年5月14日会议上的发言稿 公民恩格斯说：这个建议的真正目的在于使各爱尔兰支部受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管辖。这是各爱尔兰支部绝对不会同意的、而总委员会也既无权利又无权力强加于它们的事情。根据章程和条例，总委员会无权强迫任何一个支部或分部承认任何一个联合会委员会的管辖权。毫无疑问，总委员会在决定接受或不接受任何一个联合会委员会管辖下的任何一个新支部以前，必须听取该委员会的意见。恩格斯断言，英国的各爱尔兰支部并不比在这个国家的法国人支部、德国人支部或意大利人支部［注：在总委员会的记录簿里接着是：“和波兰人支部”。——编者注］更应该接受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管辖。爱尔兰人在各方面都组成了自己的独立的民族，他们讲英语这个事实并不能使他们丧失在国际内部具有独立的民族组织这一大家共同享有的权利。 公民黑尔斯把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关系说成像克里木战争期间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存在过的关系那样最富有田园诗的性质，当时英法两国的统治阶级无休止地互相吹捧，一切都充满了最高度的和谐。可是，这里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英国征服和压迫爱尔兰达七百年之久是现存的事实，只要这种压迫还存在，对爱尔兰工人说来，要求他们接受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管辖，就会是一种侮辱。爱尔兰同英国的关系，就像波兰同俄国的关系一样，是不平等的。如果总委员会号召各波兰人支部承认在彼得堡的俄国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号召普属波兰、北什列斯维希或亚尔萨斯的各支部承认在柏林的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人们会怎么说呢？要知道，对各爱尔兰支部提出的要求实质上和这一样。如果属于统治民族的国际会员号召被征服的和继续受压迫的民族忘掉自己的民族性和处境，“抛开民族分歧”等等，这就不是国际主义，而只不过宣扬向压迫屈服，是企图在国际主义的掩盖下替征服者的统治辩护，并使这种统治永世长存。这只会加深在英国工人中间流行很广的一种观念：他们比爱尔兰人高一等，对爱尔兰人说来他们是贵族，正如蓄奴州的最堕落的白人认为自己对黑人说来是贵族一样。 在像爱尔兰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国际主义无疑应当以独立的民族组织为基础。爱尔兰人也和其他被压迫民族一样，只有在和统治民族的代表享有平等权利并反对奴役的情况下才能加入协会。所以，各爱尔兰支部的存在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他们甚至必须在自己章程的导言中宣布，作为爱尔兰人，他们的首要的和最迫切的职责是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在英国，爱尔兰工人和英国工人的对抗，始终是英国的阶级统治赖以维持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这种对抗使人想起了菲格斯·奥康瑙尔和英国宪章派被爱尔兰人逐出曼彻斯特科学厅这件往事[94]。现在，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第一次有可能协同一致来争取自己的共同解放——这种结果至今英国的任何一次运动都还没有达到。但是，在这个目的尚未达到之前，就有人要求我们向爱尔兰人发号施令并对他们说，他们不应发展自己的运动，而应服从英国委员会的领导！要知道，这等于在国际内部实行英国人对爱尔兰人的压迫。 如果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们是那样充满了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那就请他们把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驻在地迁移到都柏林去，并服从一个由爱尔兰人组成的委员会的管辖，以便证明这一点吧！ 至于各爱尔兰支部同各英国支部之间的所谓冲突，其产生的原因是：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企图干涉各爱尔兰支部的事务，强迫它们抛弃自己的民族特性而承认不列颠委员会的领导。 此外，在英国的各爱尔兰支部不能同在爱尔兰的各爱尔兰支部分割开来；不能允许有一些爱尔兰人受伦敦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而另一些爱尔兰人则受都柏林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在英国的各爱尔兰支部是我们对爱尔兰本土的爱尔兰工人进行工作的据点。只要使各爱尔兰支部处在更有利的条件下，那它们就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而爱尔兰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进行。难道我们应当故意地破坏自己的这些据点，毁灭国际在整个爱尔兰扩大自己影响的唯一手段吗？不应该忘记，各爱尔兰支部绝不会同意放弃自己独立的民族组织而受不列颠委员会的管辖，它们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因此，问题在于：给爱尔兰人以行动自由呢，还是把他们推出协会？如果提出的建议被总委员会接受，那就等于说，总委员会要向爱尔兰工人声明：在英国贵族统治爱尔兰之后，在英国资产阶级统治爱尔兰之后，现在他们应该准备接受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统治。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5月14日左右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记录簿校对过 注释： [93]5月14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关于在英格兰和爱尔兰成立的各爱尔兰支部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见注14）。恩格斯在自己的发言中揭露了黑尔斯以及总委员会和不列颠委员会的某些委员的沙文主义观点，他们反对在国际内建立独立的爱尔兰组织，以及这个组织为爱尔兰的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会议上展开的讨论中，委员会的多数委员都支持恩格斯。 恩格斯的发言以他本人写的供报纸发表的发言稿形式保存下来，同时也载入总委员会记录簿中（不全）。由于在总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决定不把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讨论情况写进要在报上发表的报道中，所以这篇发言没有发表。这是因为考虑到，发表包括黑尔斯的发言在内的某些发言，会使国际遭受损失。——第86页。 [94]指1842年3月8日宪章派和爱尔兰人在曼彻斯特发生的冲突。这场冲突是由对英国工人运动，尤其是对宪章派运动持敌视态度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全爱尔兰合并取消派（主张取消1801年合并的人）协会的领导人挑起的。奥康瑙尔和一些宪章派被合并取消派逐出了科学厅；奥康瑙尔本来要在那里做报告的。——第87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关于对国际会员泰奥多尔·库诺的迫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关于对国际会员泰奥多尔·库诺的迫害[92] 若干时候以来大家就已知道，德、奥、意政府签订了一项迫害国际会员的秘密协定。这个协定所起的作用如何，可以从下述事实中看出：侨居米兰的著名国际会员、公民泰奥多尔·库诺——他出生于普鲁士，是一位工程师，被一家大机器制造企业解雇了，——于2月25日被捕，他的全部文件和他个人所有的照片（包括他父亲的照片等等）都被没收。他被戴上镣铐押送到维罗那，在那里他们把他同小偷和杀人犯关在一起差不多有一个月之久；他们完全像对待小偷和杀人犯一样地对待他，他的文件甚至被寄往罗马审查。3月29日，他被用一条锁链同刑事犯系在一起押送到国境，并被转交给奥地利当局。在这里他才第一次了解到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他无限惊奇地读到他之所以被捕，是因为： “在米兰他是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即流浪汉，没有任何生活资料，此外，还是国际社会主义政党的危险的代理人；根据这一切理由，将他驱逐出意大利王国”！ 实际上，他绝不是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人，3月1日，他就要在科摩的一家工厂担任报酬优厚的厂长职务；至于说生活资料，意大利当局在送走他时不得不把他自己的111个法郎交给他就是证明！奥地利人无法摆脱这个矛盾，但是，他们并没有释放他，相反，却派一个警察把他押送到巴伐利亚边境，并且押送他的这个警察的费用还必须由他负担。因此，库诺不仅还得在监狱里呆一星期，而且还得耗费掉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钱。在巴伐利亚边境，毫无疑问，由于没有必要的指令以及由于巴伐利亚警察当局的天生愚蠢，他设法使警方给他的亲属拍了一封电报，在得到满意的回答后终于被释放了。可见，在欧洲为反对国际而建立的警察联盟是实际存在的。他们本来可以把库诺送到瑞士边境并在那里将他释放的，但是他们却把他转交给奥地利人，而奥地利人又把他转交给巴伐利亚人，把他作为一个刑事犯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这就是这些“自由的”君主立宪国的自由主义。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4月22—23日 载于1872年4月27日“东邮报”第187期和1872年5月7日“玫瑰小报”第12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92]关于警察当局迫害国际米兰支部领导人之一，德国社会主义者泰·库诺的消息，是恩格斯在1872年4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讲的。而恩格斯则是从意大利报纸上以及他在4月22日收到的库诺的信中获悉这些迫害情形的。鉴于对库诺的迫害是欧洲各国反动政府反对国际的阴谋的具体表现，恩格斯认为，揭露这一事实具有重大意义。1872年4月27日“东邮报”和1872年5月7日“玫瑰小报”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刊载了恩格斯所写的这则消息。——第84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伦敦来信。一、英国农业工人的罢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伦敦来信[88] 一 *英国农业工人的罢工 1872年4月20日于伦敦 英国工人运动近来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相当扎实地在农业工人中发展起来。大家知道，在大不列颠，全部土地都归为数不多的大所有主所有，在这些大所有主中，最穷的每年的租金收入也有10万里拉，而最富的则有好几百万里拉。韦斯明斯特侯爵的年收入在1000万里拉以上。 土地被分成大的地段，由人数不多的为租佃农场主做工的农民用机器耕种。这里没有小业主；农业工人的人数同他们耕种的土地比较起来本来已经很少，而由于采用新机器，人数还在逐年缩减；因此，比任何时候都更厉害地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同时也是竞争的牺牲品的无知的英国农业工人，就构成了居民中工资最低的一类人。他们一再起来反抗自己的悲惨命运：1831年在英国南部，他们焚毁了农场主的草垛和谷堆[89]，几年前在约克郡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有时，还试图在他们当中成立抵抗团体，但没有什么重大结果。可是，目前的运动在几星期之内就已达到了能保证它获得巨大胜利的规模。这个运动是从瓦瑞克郡的农业工人中开始的，瓦瑞克郡的农业工人要求把工资从每周11—12先令（13—14法郎）增加到16先令（19法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建立了一个抵抗团体，并且立即举行罢工。[90]全郡的土地占有者、租佃农场主、保守党人都惊慌万状。农业工人，这些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奴隶，竟敢在千百年来第一次起来造反，反抗老爷们的权力！而他们的确掀起了暴动，举行了罢工，并且进行得这样顺利，以致在两三个星期内，运动不仅席卷了瓦瑞克郡，而且波及了邻近的八个郡的所有农业工人。农业工人联合会对于心惊胆战的土地占有者和农场主，就像国际对于欧洲的那些反动政府一样，是一个可怕的幽灵，只要一提它的名字就会使他们丧魂落魄。他们同联合会进行了斗争，但是徒劳无益；联合会由于有产业工人抵抗团体出主意、提供经验这些帮助，就更加巩固了，并且一天一天壮大起来了，甚至还受到了资产阶级舆论的支持。资产阶级尽管和贵族结成了政治联盟，但经常同贵族进行某种小规模的经济战；由于当时工业蓬勃发展，需要大量工人，因此，几乎所有罢工的农业工人都转入城市就业，在那里他们挣的工资比他们在农业中可能得到的要多。因此，罢工进行得非常顺利，整个英国的土地占有者和农场主都自动地把自己工人的工资提高25—30％。首次取得的这个巨大胜利在农村无产阶级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大批农村无产者投入了城市无产者反对资本压迫的运动。 上星期英国议会研究了有关国际的问题。狂热的反动分子柯克伦先生谴责这个可怕的工人组织命令巴黎公社杀害大主教并纵火焚毁城市！然后他要求对当时驻在伦敦的总委员会采取镇压措施。当然，政府回答说：国际的会员，正如英国的一切居民一样，只对法律负责，既然迄今他们都没有违法，那就没有理由对他们采取残酷措施。[91]可以预料，协会总委员会对柯克伦先生造谣诽谤将作出回答［注：见本卷第71—78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4月20日 载于1872年4月24日“人民报”第48号 署名：弗·恩·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88]恩格斯从这篇文章开始就经常为意大利“人民报”撰稿，一直继续到1872年底。在这以前，在1871年，该报发表了恩格斯若干来信的摘录和他寄到意大利去的国际总委员会的一些文件。根据该报主编恩·比尼亚米的请求，恩格斯为该报写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通常都是以“伦敦来信”为题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加上了这样一句编者按语：“今后我们将以这个标题陆续发表一位可敬的公民不辞辛劳地从伦敦写给我们的信”。由于政府的迫害使该报无法定期出版，以及由于工人运动普遍低落，恩格斯为“人民报”撰稿的工作从1873年初起中断了，直到1877年才恢复。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由姜尼·博西奥收入“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意大利文集”1955年米兰—罗马版（《KarlMarx．FriedrichEngels．Scrittiitaliani》．Milano-Roma，1955）。这篇文章的小标题，同收入本卷的恩格斯发表在“人民报”上的其他大部分文章一样，和博西奥所编的文集中的标题相同。 “人民报”（《LaPlebe》）是一家意大利报纸，由恩·比尼亚米主编。1868年至1875年在洛迪出版，1875年至1883年在米兰出版；七十年代初以前，该报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方针，后来成为社会主义的报纸，1871年至1873年是国际支部的机关报，在反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支持总委员会，发表过国际的文件和恩格斯的文章。——第81页。 [89]1830—1831年，在英国南部和东部爆发了农业工人的自发起义，起义是由于农业工人的处境极端贫困而引起的。农业机器的使用使大批雇农失业，他们为了表示抗议，焚烧了谷堆，捣毁了机器。被派到起义地区去的军队对起义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第82页。 [90]1872年3月底，在瓦瑞克郡成立了一个领导罢工的农业工人联合会，罢工很快就波及英国中部和东部的一些相邻的郡。它得到了城市工人的工联组织的支持。城市工人的经济援助，以及随着工业高涨而来的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长，促进了农业工人斗争的胜利。1872年5月，由工人约瑟夫·阿尔奇任主席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成立了，到1873年底，联合会团结了大约10万人。争取缩短工作日和增加工资的斗争，一直继续到1874年，结果，罢工者在许多郡都取得了胜利。——第82页。 [91]恩格斯是指内务大臣普鲁斯1872年4月12日在上院会议上对阿·贝·柯克伦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演说的回答。——第83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致费拉拉工人协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致费拉拉工人协会[87] 公民们！ 在回答你们3月3日的亲切来信时，我代表总委员会对你们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表示感谢；同时，我应当通知你们，总委员会在批准之前要求你们解释一下你们对自己的“自治”所提出的保留条件的含义。 任何一个团体成立的时候，都首先必须制定章程和组织条例；你们自己有这样的文件，国际也有这样的文件。也许，国际的这些文件你们还没有读过，所以我附带给你们寄上一份国际文件的法文本。请你们把它交给你们的协会，如果你们同意它，就请通知我。这个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是我们协会唯一的法律，它们可能会使你们的自治受到限制。但是，你们自己也知道，国际不能有两种支部：一种接受共同法律，而另一种则拒绝接受。［注：在信稿中接着删去了：“并挽救自己的自治”。——编者注］不过我希望，你们绝不会反对接受这些法律，因为这些法律是整个欧洲工人创立的，是七年来在他们的各次年度代表大会上制定并为所有的人所承认的。 组织条例第五节第一条规定，“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订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是，此种章程和条例的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注：在信稿中接着删去了：“既然在意大利至今还没有常设性的联合会委员会，所以总委员会仍有审查意大利各支部的章程和条例的责任”。——编者注］ 组织条例第二节第五条规定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任何一个新支部，并责成它审查这些新支部的章程和条例是否符合上述条文；因此，请把你们的章程寄一份给总委员会，以便履行这一手续。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4月16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是按信稿译的 注释： [87]致费拉拉工人协会的信是恩格斯为了答复关于该协会宣告成立并希望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的通知而写的。恩格斯的信以及寄去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性文件，帮助该协会的会员克服了无政府主义影响。5月7日总委员会根据恩格斯的提议，批准费拉拉协会为国际的一个支部。——第79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明[80] 以消灭国际为目的的凡尔赛地主议会和西班牙议会的功绩，在不列颠下院贵族代表们的心中再合意不过地激起了崇高的竞赛精神。于是贝·柯克伦先生——这是能借以判断出上等阶级智力水平的那种人物的鲜明代表之一——于1872年4月12日提请议会注意这个可怕的团体的言行。他不大喜欢读书，所以为了准备谈这个问题，就在去年秋天作了一次旅行，目的是要了解一下国际在大陆上的某些总部的情况；旅行归来后，他便赶忙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为自己保留了在该问题上的某种优先权。他在议会中发表的那篇演说，任何一个别的人都会说，是存心有意不谈当时所谈的事情。国际的许多正式出版物，除了一件而外，他都不知道；他不去引用这些正式文件，反而从私人在瑞士出版的印数不多的书刊上引证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对于这些话国际这个组织根本不能负责任，就像不列颠内阁不能对柯克伦先生的演说负责任一样。按照他的话说， “在英国加入国际的人共有18万，其中大多数根本不知道那些打算实现的原则，这些原则当他们加入国际时被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了”。 但是，国际打算实现的那些原则，在共同章程导言中就阐明了，柯克伦先生幸运地不知道，无论是谁，如果不明确表示同意这些原则，就不能加入国际。往下： “协会在初成立的时候是以工联主义原则为根据的，那时没有赋予它任何政治性质”。 不仅最初的共同章程的引言部分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而且协会的政治倾向在1864年同这个章程同时公布的成立宣言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阐明。[81]他的另一个使人惊异的发现，是巴枯宁曾“受托”以国际的名义回答马志尼的攻击，这完全是撒谎。他从巴枯宁的小册子[82]中引用了一段话之后继续写道： “这类哗众取宠的毫无意义的东西也许能博得我们的一笑，但是，既然这些文件来自伦敦〈可是它们并不是来自伦敦〉，那末外国政府发出了警报，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柯克伦先生成了外国政府在英国的喉舌，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下一个责难，——说国际不久前开始在伦敦出版“报纸”，——也是撒谎。不过柯克伦先生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国际在欧洲和美洲有许多自己的机关刊物，它们几乎用一切文明民族的语言出版。 但是整个演说的实质包括在下面这段话中： “他可以证明，公社和国际工人协会事实上是同一个东西，设在〈？〉伦敦的国际协会向公社发出了焚毁巴黎并杀害这个城市的大主教的命令。” 现在我们来看看证据。欧仁·杜邦在1868年9月举行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以主席的身分确实断言国际致力于社会革命。但是1868年欧仁·杜邦的论断和1871年公社的行动之间有什么神秘的联系呢？这个联系就是， “欧仁·杜邦只是在上星期才在巴黎被捕，他是秘密从英国到那里去的。而这位欧仁·杜邦先生是公社委员，也是国际协会会员”。 对于这个令人极其信服的论据说来不幸的是，在巴黎被捕的公社委员昂·杜邦并不是国际会员，而国际会员欧·杜邦则不是公社委员。第二个证据—— “1869年7月巴枯宁在日内瓦在一次由他主持的代表大会上说：‘国际宣布自己是无神论的’。” 但是，1869年7月在日内瓦根本没有举行任何代表大会；巴枯宁从来没有主持过国际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也从来没有委托过他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发表声明。第三个证据：国际在维也纳的机关报“人民呼声报”[83]写道： “红旗是普遍仁爱的象征，但是让我们的敌人当心，不要使它成为普遍恐怖的象征。” 不仅如此，该报还不止一次地声明说，伦敦总委员会实际上是国际的总委员会，即国际的中央领导机关。第四个证据：在一次对法国国际的审讯过程中托伦嘲笑了检察官的论点，仿佛 “只要国际的会长〈根本没有这个职位〉一挥手，就能够使全世界俯首听命”。 柯克伦先生的糊涂脑瓜把托伦的这个否定变成了肯定。第五个证据：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柯克伦先生从这个宣言中援引了两点，即关于必须惩罚人质和使用火作为在适当情况下进行战争的必要方法。然而从柯克伦先生赞同凡尔赛分子进行的屠杀这一事实中，难道我们应当得出结论说这是他下令进行屠杀的，尽管实际上他除了杀害飞禽走兽而外并没有犯任何屠杀罪？第六个证据： “在纵火焚烧巴黎之前，国际和公社的领袖们举行了会议。” 这一点的可靠程度和不久前意大利报刊上盛传的一则消息差不多。这则消息说，国际总委员会，派遣自己忠实的和钟爱的儿子亚历山大·贝利·柯克伦到大陆上来进行视察，他提出了一个极其令人满意的关于组织的蓬勃发展情况的报告，并且说，参加组织的会员现已达1700万。最后一个是有决定意义的证据： “在公社的包括捣毁旺多姆广场圆柱的命令在内的指令中说，国际赞同此举。” 虽然公社毫无疑问完全知道，全世界整个国际都会赞同这个决定，但是在公社的指令中却根本没有提到这回事。 据“泰晤士报”所载，柯克伦先生的不可辩驳的证据就是如此而已，而他却据此断言，似乎巴黎大主教的被杀，巴黎的被焚，都是根据驻在伦敦的国际总委员会的直接命令执行的。把这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和萨卡兹先生在凡尔赛所作的关于反国际的法案的报告对照一下，就会了解到在那位法国地主议会议员和这位不列颠的道勃雷之间仍然存在着的差别。 关于柯克伦先生的fidusAchates〔忠实的阿哈特〕伊斯特威克先生，如果他不是荒谬地硬说国际要对韦梅希（学者柯克伦先生把他改名为韦尔穆特）的“度申爸爸”报[84]负责，我们会借用但丁的一句话来说：“看他一眼就从旁边走过”。 如果说有柯克伦先生这样的对手，是一件极端愉快的事，那末受到福塞特先生的随便什么样的保护，简直就是一种天灾。如果说他有足够的勇气来捍卫国际，使之免受英国政府至今都不敢采取，而且也认为不需要采取的那些镇压措施的迫害，那末他同时也具有义务感和崇高的道德勇气，促使他向国际表示自己的最高尚的教授式的谴责。可惜，他所攻击的所谓的国际的学说不是别的，正是他的智力不足的产物。 他说：“国家应当做这样，做那样，并且筹措资金来实现国际的一切方案。纲领的第一条说，国家应当购买全部土地和一切生产工具，并按照公平和适当的价格租给居民。”[85] 至于说在一定情况下由国家购买土地并按照公平和适当的价格租给居民，那末让福塞特先生自己同他的理论问题的老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一起，同他的政治领袖约翰·布莱特先生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吧。纲领第二条“建议国家调节劳动日的长短”。当我们这位教授把国际变成不列颠工厂法的起草人时，他的渊博的历史知识就极其辉煌地显露出来了，而在评价这些法律时，他在经济问题上的学识也显得毫不逊色。第三条： “国家应当保证免费教育”。 关于在美国和瑞士实行免费教育并取得了良好结果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些事实和福塞特教授的阴暗的预言比较起来还有什么意义呢？第四条： “国家应当把资本贷给合作社”。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错误：福塞特先生把还在国际创立之前就已死去的拉萨尔所提出的要求和国际的原则混为一谈了。顺便指出，拉萨尔曾援引过一个先例，即不列颠的土地占有者在改善农业的借口下通过议会非常慷慨地赐给自己的公债。第五条： “最重要之点是，要求对地产征收累进税，以此充实国家的全部预算收入”。 把罗伯特·格莱斯顿和他的拥护者——利物浦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家们的要求当成是国际纲领的“最重要之点”，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 政治经济学大专家福塞特先生渴求获得学术上的声誉的奢望完全是以供中小学生用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的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的通俗本为基础的，这位大专家承认，贸易自由的拥护者“二十五年前的大胆论断被事实推翻了”。 但与此同时，他却深信，他只要以更索然寡味的形式不断重复这些虚假的预言在二十五年前所依据的那些陈腐不堪的辞句，就能够遏止当代的规模宏大的无产阶级运动。他这样假装捍卫国际，实际上是低首下心地悔悟自己过去对工人阶级表示的虚假的同情，可以预料，这必定会使那些仍然看不清福塞特先生一直企图用来掩饰自己不学无术的那种温情的英国工人睁开眼睛。 如果贝·柯克伦先生代表不列颠下院的政治智慧，而福塞特先生则代表不列颠下院的经济科学的话，那末是否可以把这家“伦敦所有俱乐部中最愉快的俱乐部”同美国众议院相提并论呢？美国众议院于1871年12月13日通过了一条关于成立劳动统计处的法律[86]并声明说，这条法律是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的迫切愿望通过的，众议院认为，这一愿望是当代极重要的现象之一。 总委员会： 罗·阿普耳加思安·阿尔诺 马·巴里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Ｇ．Ｈ．巴特里 弗·库尔奈比·德拉埃 欧仁·杜邦威·黑尔斯 胡利曼茹尔·若昂纳尔 查·基恩哈里埃特·罗 弗·列斯纳罗赫纳 沙·龙格马格里特 孔·马丁捷维·莫里斯 亨·梅欧乔·米尔纳 查·默里普芬德 约·罗兹瓦多夫斯基维·雷吉斯 约·罗奇吕耳 加·朗维耶萨德勒 考威尔·斯特普尼阿·泰勒 威·唐森爱·瓦扬 约·韦斯顿德·沃尔弗斯 Ｆ．Ｊ．贾罗 通讯书记： 列奥·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 阿·埃尔曼——比利时 托·莫特斯赫德——丹麦 奥·赛拉叶——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俄国 沙·罗沙——荷兰 Ｊ．帕·麦克唐奈——爱尔兰 弗·恩格斯——意大利和西班牙 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 海尔曼·荣克——瑞士 约·格·埃卡留斯——合众国 勒穆修——合众国各法国人支部 总书记约·黑尔斯 卡·马克思写于1872年4月13日和16日之间 以传单的形式发表，并载于1872年4月20日“东邮报”第186期，1872年5月18日“解放报”第49号和1872年5月“社会思想报”第1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注释： [80]由于议员亚·贝·柯克伦在下院发表了一篇诽谤性的演说，马克思起草了这篇声明，并在4月16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根据总委员会的决议，声明印成了传单，同时在“东邮报”上发表。——第71页。 [81]马克思在这里是指“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的引言部分。1864年在国际成立时，马克思在临时章程的这一部分里制定了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性群众组织的基本纲领性原理。这个引言部分原封不动地载入了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所批准的共同章程中。这个文件的第三段阐明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任务。这就是：“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页）。马克思在他和“临时章程”同时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论证这个原理说，“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并号召无产阶级“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3页和第14页）。——第72页。 [82]指巴枯宁的小册子“一个国际会员对朱泽培·马志尼的回答”1871年米兰版（《Rispostad'unInternazionaleaGiuseppeMazzini》．Milano，1871）；这本小册子是作为1871年8月16日“玫瑰小报”第227号附刊而发表的。——第72页。 [83]“人民呼声报”（《DieVolksstimme》）是奥地利的工人报纸，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它支持国际总委员会；1869年4月至12月在维也纳出版，每月出两次。——第73页。 [84]“度申爸爸”（《LePèreDuchên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71年3月6日至5月21日在巴黎出版，发行人是韦梅希。该报的方针接近布朗基派报刊。——第74页。 [85]这段引文和以下的引文都是马克思从1872年4月12日福塞特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摘录下来的。这篇演说发表在1872年4月13日“泰晤士报”上。——第75页。 [86]关于成立联邦劳动统计处的法案曾经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得到通过，但是后来被参议院否决了。——第76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致萨拉哥沙代表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致萨拉哥沙代表大会 1872年4月6日于伦敦 总委员会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谨向萨拉哥沙代表大会表示祝贺。 无产阶级解放万岁！ 恩格斯 载于1872年4月13日“解放报”第44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译自“解放报”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致在萨拉哥沙举行的西班牙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公民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致在萨拉哥沙举行的西班牙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公民们[79] 1872年4月3日于伦敦 公民们！ 在西班牙各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我向你们转致它的祝贺。的确，你们可以庆贺自己在这样短的期间内所取得的成就。西班牙国际的成立还不到三年，如今它的支部和联合会已遍布全国；它在所有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组织，目前它正向乡村深入。由于你们的活动，以及你们国家的互相更替的政府的荒谬而又愚蠢的迫害，你们才能够取得这些巨大的成就，并使国际在西班牙成为一种实际的力量。但是，也不应当忘记，这些成就之所以可能取得，只是因为我们协会具有一种特殊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给予每个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联合会以充分的行动自由，而对于协会的各个中央机关则只是在必要的范围内才给与全权，以便使这些机关能够顺利地为纲领的统一性和共同利益而斗争，并且使协会不致变成资产阶级或警察的阴谋诡计的玩物。［注：在这封信的草稿上接着还有这样一段话：“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组织在同样的条件下都不可能存在下去；现代无产阶级的最大功绩在于，它为了进行共同斗争而建立了一个遍布一切文明国家、但是丝毫也不损害每一个独立的联合会的自治的协会。”——编者注］ 可能，你们还会遭到不少迫害。那时就请你们记住，有其他一些国家（如法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在那里国际会员正遭受政府方面的更为残酷的迫害，但他们终究没有屈服；因为他们和你们一样地知道，对于我们协会说来，迫害是一种最好的宣传手段，而且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强大到足以根除现代无产阶级的不断高涨的革命运动。要消灭国际，就必须消灭自然产生国际的基础，即现代社会本身。 敬礼和兄弟情谊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西班牙书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1872年4月13日“解放报”第44号，1872年4月28日“自由报”第17号和1872年5月4日“人民国家报”第36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译自“解放报”，并根据信稿校对过 注释： [79]这封信是恩格斯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写的，因为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曾请求总委员会向西班牙联合会应届代表大会致贺词。1872年4月7日，在代表大会上宣读了这封信并在“解放报”上予以发表。 国际西班牙联合会代表大会于1872年4月4—11日在萨拉哥沙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代表31个地方性联合会的45个代表。警察当局根据政府的指示，破坏了代表大会的公开会议。 “解放报”（《LaEmancipacion》）是国际马德里支部每周出版的机关报，1871年至1873年在马德里出版；1871年9月至1872年4月期间是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曾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斗争。1872年至1873年，该报曾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还发表了“哲学的贫困”的和“资本论”第1卷的个别章节，以及恩格斯的许多文章，这些文章中有一部分是专为该报写的。——第68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论土地国有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 论土地国有化[77]★ 土地所有权——一切财富的原始源泉，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工人阶级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注：在草稿上这句话的前面标有“第一点”几个字。——编者注］ 我不想在这里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即讨论土地私有制的拥护者们——法学家、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全部论据，我仅仅指出，第一，他们都花了不少精力用“天然权利”来掩盖掠夺这一原始事实。既然掠夺给少数人造成了天然权利，那末多数人就只得积聚足够的力量，来取得夺回他们被夺去的一切的天然权利。 在历史进程中，掠夺者都认为需要通过他们自己硬性规定的法律，来赋予他们凭暴力得到的原始权利以某种社会稳定性［注：在草稿上不是“稳定性”，而是“承认”。——编者注］。 于是出现了一些哲学家，他们宣称，这些法律是得到人类［注：在草稿上不是“人类”，而是“社会”。——编者注］公认的。如果土地私有制确实是以这种公认为基础的，那末，当社会的大多数人不愿意再保存这种私有制的时候，显然它就应当被取消。 然而，我且不谈所谓的所有“权”，我确信，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加和集中——这些情况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并使用机器和其他发明——将使土地国有化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抗拒这种必然性是任何拥护所有权的言论都无能为力的。社会的迫切需要必须而且一定会得到满足，社会必然性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给自己开辟道路，并且迟早总会使立法适应这些变化。 我们所需要的，是每日不断增长的生产，而当一小撮人按照他们的任性要求和私人利益来调节生产，或者无知地消耗地力的时候，生产的需要是不能得到满足的。一切现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学产品等等，都应当广泛地用于农业。但是，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我们所拥有的进行耕作的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 既然从经济观点来看［注：在草稿上“从经济观点来看”这几个字删掉了。——编者注］，大规模地耕种土地（即使在目前这种使生产者本身沦为牛马的资本主义方式下），比在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上经营农业优越得多，那末全国规模地经营农业，难道不会给生产的发展以更大的推动吗？ 一方面居民的需要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这些都不容争辩地证明，土地国有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 一旦土地的耕种是在国家的监督下［注：在草稿上接着是“由国家出资，并为了国家的利益”。——编者注］并为了国家的利益进行，由于个人任意经营而引起的农产品减少的现象，自然就不可能发生了。 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时发言的所有公民，都主张土地国有化，但是他们所持的观点极不相同。［注：在草稿上没有这句话；这句话看来是杜邦加的。——编者注］ 人们常常援引法国的例子，但是法国的农民所有制，比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离土地国有化要远得多。［注：在草稿上这句话的前面标有“第五点”几个字。——编者注］的确，在法国凡是买得起土地的人都可以获得土地，但是，正是这种情况使土地分成许多小块，由资金很少、而且主要依靠自己劳动和自己家属劳动的人来耕种。土地所有制的这种形式以及由此造成的把土地分成小块耕种的方式，排斥了采用现代农业改良措施的任何可能性，同时还把耕种者本身变成任何社会进步尤其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坚决的反对者。他被束缚在土地上，为了获得相当少的一点收入，他必须把他的全部精力投在土地上，他不得不把大部分产品以赋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以诉讼费的形式交给讼棍，以利息的形式交给高利贷者；他对于自己小天地之外的社会运动一无所知；尽管如此，他仍然痴情地迷恋着他那一小块土地和他对这块土地的纯粹有名无实的所有权。于是法国农民就陷入了同产业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极其不幸的境地。 既然农民所有制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大障碍，所以目前情况下的法国，无疑不是我们应当寻求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地方。 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实行土地国有化，并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个人或工人协作社，只会造成他们之间的残酷竞争，引起地租的增长，从而给占有者提供了靠生产者为生的新的方便。 1868年，在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我们的一位朋友说过： “科学注定小土地私有制要灭亡，正义则注定大土地所有制要灭亡。因此，二者必居其一：土地必须或者成为农业协作社的财产，或者成为整个国家的财产。未来将解决这个问题。”[78] 与此相反，我认为［注：在草稿上，下一句话原为：“未来将决定，土地只能为国家所有”。——编者注］，社会运动将作出决定：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就等于使社会仅仅听从一个生产者阶级的支配。 土地国有化将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归根到底将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时，阶级差别和特权将与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注：在草稿上不是“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是“它们所由产生的经济基础，而社会将变成自由生产者的联合组织”。——编者注］一同消失。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将成为往事。同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农业、矿业、工业，总而言之，一切生产部门都将逐渐地用最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注：在草稿上不是“全国性”，而是“自然”。——编者注］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这就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引向的人道［注：在草稿上“人道”一词删掉了。——编者注］目标。 卡·马克思写于1872年3—4月 载于1872年6月15日“国际先驱报”第1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国际先驱报”，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注释： [77]马克思的手稿“论土地国有化”是在1872年3—4月间写的，起因是由于国际曼彻斯特支部讨论了土地国有化的问题。杜邦在3月3日写了一封信给恩格斯，告诉他这个支部的成员在土地问题上有混乱的观点并且讲述了自己未来的发言中的五个要点。他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自己的意见，以便他能在支部会议召开之前考虑他们的意见。马克思广泛地论证了他对土地国有化问题的观点。1872年5月8日，杜邦在支部会上宣读了一个报告（和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的手稿完全相符）；这个报告以“土地国有化。在国际工人协会曼彻斯特支部宣读的一个报告”为题于1872年6月15日发表在“国际先驱报”上。没有指明作者和报告人。——第64页。 [78]这段话引自塞扎尔·德·巴普于1868年9月11日在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土地所有制的报告。——第66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弗·恩格斯 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我们已收到你们3月15日的来信，非常感谢你们详细地报道了我们协会在西班牙的实际状况，这种状况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形势下是相当令人满意的。你们报道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准备发表。我们将把给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贺信寄给你们，稍后，还要发一封贺电［注：见本卷第68—70页。——编者注］。贺电将以总委员会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名义发出。至于法国，由于有反国际的杜弗尔法，联合会委员会在那里不可能存在；但是，我们将给巴黎写信，让费雷支部[76]把给代表大会的贺信寄给你们，——贺信上不会有个人的签名，不过，只要你们能在上面看到费雷支部的署名，那就行了。在德国，不久前进行的几次审判案使得协会暂时解体，并且你们已经知道，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被判处两年监禁，主要是因他们根据国际的精神进行活动；所以，从那里拍发贺电，目前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仍然把你们的信寄到德国去了。 至于会费券，那没有任何困难。你们计划一下，需要用多少就要多少吧，请把截至7月1日为止所收到的会费或者是会费的一部分转交给我们；其余的会费至迟请在全协会代表大会召开前三个星期连同没有用完的会费券一起寄给我们。会费券我们已经存得很多了，但是，如果你们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退还给我们千把张，也不要紧。 昨天晚上财务委员荣克没有参加总委员会的会议，我把收据送给了他，让他在上面签字；只要我一接到收据，就把它和给萨拉哥沙代表大会的贺信一起寄给你们。 我们希望，你们会把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提交你们的代表大会通过。目前承认这些决议的有：德国联合会、罗曼语区联合会、瑞士德语区联合会（苏黎世）、英国联合会、荷兰联合会和美国联合会，还有法国和爱尔兰各支部。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3月27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是按信稿译的 注释： [76]费雷支部（因纪念巴黎公社著名活动家泰奥菲尔·费雷而取此名）是公社失败后在巴黎成立的法国最早的国际支部之一。这个支部于1872年4月最终形成；它是总委员会同法国各个起义工人组织进行联系的据点。1872年7月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在总委员会特设章程审查委员会审查了该支部的章程以后，国际接受了这个支部加入自己的队伍。——第62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75] 1871年三月十八日起义一周年纪念大会通过下列决议： 一 大会认为，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二 大会声明，由于仇恨工人而在全欧洲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愚蠢和罪行，宣判了旧社会的死刑，不管旧社会的统治形式如何——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 三 大会声明，各国政府反对国际的十字军征讨，以及凡尔赛刽子手和他们的普鲁士胜利者的恐怖行为，表明他们的胜利是不牢靠的，证明在被梯也尔和威廉协力消灭的英勇先锋队后面，屹立着声势浩大的世界无产阶级大军。 卡·马克思写于1872年3月13日和18日之间 载于1872年3月24日“自由报”第12号和1872年3月30日“国际先驱报”第3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马克思所抄的并经过作者校正的手稿译的 注释： [75]在1872年2月20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荣克提出的一项建议：于3月18日在伦敦举行一次群众大会来纪念巴黎公社一周年。为了进行筹备工作，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参加的人有荣克、麦克唐奈、米尔纳等人。在3月12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被指定为演讲人之一。在这以后，荣克随即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准备决议草案。但是，群众大会没有开成，因为房主在最后时刻拒绝出借大厅。然而，3月18日，国际会员和前公社社员还是聚集在公社社员团体的狭窄的屋子里，举行了隆重的集会来纪念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一周年。会上根据公社活动家泰斯和卡梅利纳以及总委员会委员米尔纳的建议，通过了三个简短的决议，决议的全文和保存下来的用法文写的、由马克思的女儿燕妮誊抄并经卡尔·马克思校对过的手稿完全一致。“东邮报”、“国际先驱报”和“自由报”分别在1872年3月23日、3月30日和3月24日关于大会的报道中发表了决议的全文，但没有指明作者。 “国际先驱报”（《TheInternationalHerald》）是英国的一家周报，从1872年3月至1873年10月在伦敦出版。在1872年5月至1873年5月这段期间实际上是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该报发表了关于总委员会会议和不列颠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1872年底和1873年初，该报在反对脱离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改良主义者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由于该报的发行人和编辑威·赖利脱离了工人运动，从1873年6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再替该报撰稿了，国际不列颠联合会的文件也停止在该报上发表。——第61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致“自由报”编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 致“自由报”[72]编辑 1872年3月12日于伦敦 编辑先生： 仅仅几天以前我才读到了公民古·勒弗朗塞著的“公社运动研究”一书，在该书的第92页上我发现有下面一段话： “国际德国支部的主要鼓舞者卡尔·马克思后来就2月8日的选举写给公民赛拉叶的信，稍带伤感地批评法国支部参加了这次选举；这封信充分证明，——不管这是否正确——国际那时是不大愿意干预政治的。”[73] 在那封据说是我写给赛拉叶的信在报刊上出现以后，我立即在“泰晤士报”、“欧洲信使报”以及柏林“未来报”等报纸上声明，这封信是“巴黎报”捏造的。赛拉叶也公开揭露了这封信的真正作者是个警方记者。既然国际的几乎所有的机关刊物，甚至巴黎的一些报纸都发表了我们的声明，那么使我真正感到惊异的是，公民勒弗朗塞竟然还相信昂利·德·佩恩在报上捏造的谎言。[74] 阁下，谨向您致崇高的敬意 卡尔·马克思 载于1872年3月17日“自由报”第11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自由报” 注释： [72]“自由报”（《LaLiberté》）是比利时民主派报纸，1865年至1873年在布鲁塞尔出版；1872年至1873年改为周刊；从1867年起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的机关报之一。——第60页。 [73]古·勒弗朗塞“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运动研究”1871年纽沙特尔版第92页（G．Lefrançais．《étudesurlemouvementcommuna-listeàParis，en1871》．Neuchatel，1871，ｐ．92）。——第60页。 [74]马克思揭露“巴黎报”发表假信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11、314—317页。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总委员会法国通讯书记奥·赛拉叶也于1871年3月16日写信给一些报纸进行揭露。 “欧洲信使报”（《LeCourrierdel'Europe》）是奥尔良派报纸，1840年至1889年用法文在伦敦出版。 “未来报”（《DieZukunft》）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人民党的机关报，从1867年起在科尼斯堡出版，1868年起在柏林出版。马克思揭露“巴黎报”伪造信件的信发表在1871年3月26日该报第73号上。——第60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 1872年3月5日和12日[69] 一 关于两个联合会委员会 第一条——鉴于各中央委员会的成立只是为了保证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团结和联合的力量”（共同章程第七条）；因而，在同一个联合会中存在两个互相竞争的中央委员会是明显违反共同章程的行为； 总委员会号召纽约的两个临时联合会委员会重新团结起来，并在不久将要举行的美国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作为合众国的统一的临时联合会委员会进行活动。 第二条——鉴于这个临时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中如果包括过多的不久前才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它的工作能力将被削弱，总委员会建议新近成立的和人数较少的支部联合起来委派几个共同的代表。 二 合众国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条——总委员会建议于1872年7月1日召开美国各支部和所属团体的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条——这个代表大会应当选举合众国联合会委员会。它可以——如果认为这是合适的话——授予由此选出的联合会委员会以加聘少数委员的权利。 第三条——只有这个代表大会才具有制订合众国国际工人协会组织的地方章程和条例的权利，但是，此种地方章程和条例的内容，不得与协会的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组织条例第五节第一条）。 三 支部 ［注：在“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这一节的标题是“第十二支部”。——编者注］ 第一条——鉴于纽约第十二支部不仅正式决定：“每个支部”有“独立地”任意解释“各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共同章程和条例”的“权利”；并且它已把这一原则彻底付诸实施，而如果这一原则被所有的人接受，国际工人协会就会只剩下一个空名称； 鉴于这一支部经常利用国际工人协会来实现同国际的任务和宗旨格格不入或者直接对立的目的； 因此，总委员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履行巴塞尔代表大会第四项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70]并暂时开除第十二支部，听候应于1872年9月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下次全协会代表大会裁决。 第二条——鉴于：根据共同章程，国际工人协会只应由“工人团体”所组成（见共同章程第一、七和十一条）； 共同章程第九条（这一条规定：“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都可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虽然也给予不是工人［注：在“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不是工人”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但是积极拥护国际的人个别地直接加入国际或被接受参加由工人组成的国际支部的权利，然而它绝不认为成立纯粹是或主要是由非工人阶级的成员组成的支部是合法的； 因此，总委员会几个月前不得不拒绝承认纯粹由大学生组成的斯拉夫人支部[71]； 根据组织条例第五节第一条的规定，可以使共同章程和条例适合于“每个国家的当地条件”； 合众国的社会条件尽管在其他许多方面对工人运动的胜利极其有利，但是也特别容易使伪改革家、资产阶级骗子手和卖身投靠的政客钻进国际； 因此，总委员会建议今后仍不接受新的［注：在“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新的”两字被删掉了。——编者注］美国支部加入协会，除非它的会员至少有三分之二是雇佣工人。 第三条——总委员会提请美国联合会注意伦敦代表会议第二项关于“宗派主义”［注：在“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宗派主义”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支部或关于“妄想执行”与协会的共同目标不同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的决议第三条；协会的共同目标是使劳动者从“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垄断者支配”的状况下解放出来，因为这种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见共同章程导言）。 卡·马克思写于1872年3月5日左右 载于1872年4月6日“解放报”第43号，1872年5月4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103期和1872年5月8日“人民国家报”第3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报纸上刊载的原文校对过 注释： [69]关于国际美国联合会的分裂的这几项决议是由马克思起草，并根据他的建议在1872年3月5日和12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 1870年12月，几个支部的代表在纽约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作为国际在美国的领导机关。以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维·伍德赫尔和田·克拉夫林为首的第九支部和第十二支部，于1871年7月加入了这些支部，它们以国际的名义展开了争取资产阶级改良的宣传。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的拥护者们把自己和“外国人支部”（德国人支部，法国人支部，爱尔兰人支部），特别是和弗·阿·左尔格所领导的纽约德国人第一支部对立起来，企图利用国际的组织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1871年9月27日，第十二支部背着纽约中央委员会向总委员会提出承认它是国际在美国的领导支部的要求；同时在报纸上掀起一个运动，反对协会中的那些坚持该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支部。总委员会在1871年11月5日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716页）中，拒绝了第十二支部的要求，并确认了纽约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但是在这以后，第十二支部仍继续进行自己的活动，这就加强了国际在美国的各组织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并在1871年12月引起了无产阶级支部和小资产阶级支部的分裂。在纽约成立了一个有左尔格和波尔特等人参加的临时联合会委员会和以伍德赫尔以及第十二支部的其他资产阶级改革派为首的第二委员会。总委员会坚决支持了北美联合会的无产阶级派；第十二支部被暂时开除出国际，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1872年5月28日，总委员会承认临时联合会委员会是国际在美国的唯一领导机关。1872年7月，在北美联合会代表大会上选出了常设性的联合会委员会，临时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差不多全都加入了这个机构。关于美国联合会分裂的原因，弗·恩格斯在“国际在美国”（见本卷第106—113页）一文中作了详细的阐述。 总委员会的决议发表在各国国际的刊物上，包括“人民国家报”在内。 “人民国家报”（《Der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这家报纸因为发表大胆的革命言论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该报编辑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该报经常刊载他们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民国家报”的活动有很大意义，他们密切注视它的工作，批评它的个别缺点和错误，纠正报纸的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第56页。 [70]指巴塞尔代表大会第六项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即“关于将支部开除出协会的程序”。决议授权总委员会可以暂时开除国际的个别支部，听候应届代表大会裁决。——第58页。 [71]大概是指一小群在苏黎世学习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大学生，他们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直接影响下组织了一个同盟小组，名称叫做“斯拉夫人之幕”。这个小组在1872年春几度企图正式组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在遭到总委员会的拒绝后，于1872年6—7月间加入了汝拉联合会（它的纲领是巴枯宁起草的）；1873年夏，这个小组瓦解了。——第58页。
马恩全集第十八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内部通告[1] 到现在为止，总委员会都一直认为应当完全避免发表任何关于国际内部斗争的言论，而且也从来没有公开回答过两年多来国际某些会员对它进行的公开攻击。 但是，如果说，当问题还只局限于几个阴谋家玩弄诡计，有意力图在国际和某个从产生之日起就对国际抱敌视态度的团体［注：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编者注］之间制造混乱的时候，总委员会还可以继续保持沉默，那末现在，当欧洲反动派在这个团体所干的丑事中为自己找到了支柱，当国际经受着从它创立以来从未经受过的危机的时候，总委员会就不得不对所有这些阴谋作一个历史的概述。 一 总委员会在巴黎公社复灭后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资产阶级、各种报刊和欧洲各国政府正以公社的活动为借口来对巴黎的战败者大肆进行最卑鄙龌龊的诽谤的时候，公布了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2]，宣布自己拥护公社的一切活动。甚至工人阶级中有一部分人也不了解，遭到失败的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对于总委员会说来，这种情形的证明之一就是，它的两名委员，即公民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退出了总委员会，宣布他们完全不同意这个宣言。可以说，宣言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的公布为统一工人阶级对巴黎事件的观点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国际在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英国的大报刊中找到了非常强大的宣传手段，因为国际以这篇宣言迫使它们参加由于总委员会的不断反驳而继续进行下去的论战。[3] 公社流亡者大量来到伦敦，使总委员会变成了一个救济委员会，使它在八个多月中一直履行这个完全不属于它的一般责任范围的职能。[4]不言而喻，战败了的并遭到驱逐的公社社员不可能指望资产阶级的援助。至于工人阶级，关于援助的要求是在他们也很艰难的时刻提出来的。已经有大批流亡者来到瑞士和比利时，需要给他们以支援，或者帮助他们转移到伦敦去。在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募集的钱都送到瑞士去了。在英国，以新堡事件[5]为决定关头的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紧张斗争既耗尽了工人个人缴纳的会费，也耗尽了工联的基金。这里顺便提一下，按照章程的规定，这些会费和基金也只能用于工会斗争的目的。然而，由于不倦的活动和通讯的结果，总委员会募集到了一笔为数不多的钱，每周加以分配。美国工人最广泛地响应了它的号召。在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的想像中，国际财务处拥有千百万巨款，要是总委员会能够把资产阶级的想像慷慨赠予国际财务处的这笔巨款变成现金，那就好了！ 1871年5月以后，一批公社流亡者被吸收为总委员会委员，以代替由于战争而离职的法国代表。在加聘的委员中有的是国际的老会员，也有一些是以具有革命毅力而闻名的人，选举他们是表示对巴黎公社尊敬。 除了这一切事务而外，总委员会还要为自己召开的代表会议进行筹备工作。[6] 由于波拿巴政府对国际的残酷迫害，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规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一事已无法实现。总委员会就行使章程第四条赋予它的权利，于1870年7月12日发出通告，宣布在美因兹召开代表大会。[7]与此同时，它写信给各个联合会，建议把总委员会的驻在地从英国迁往任何别的国家，并要求就这个问题发给代表们以限权代表委托书；各联合会一致主张总委员会留在伦敦。[8]几天以后便爆发了普法战争，使得代表大会根本不可能召开。于是我们征询各联合会的意见，它们就授权我们根据局势的发展情况确定召开应届代表大会的日期。 当政治局势一有了可能，总委员会就依据1865年代表会议[9]和在每次代表大会期间就组织问题举行的秘密会议的先例，召开了秘密代表会议。因为当时的情况是：欧洲的反动派正在过自己的狂饮节；茹尔·法夫尔要求各国政府，甚至是英国政府把流亡者当做刑事犯引渡给他；杜弗尔向地主议会提出宣布国际为非法的法案[10]，后来马鲁又把这个法案的伪善的赝制品奉送给了比利时人；在瑞士有一个公社流亡者，由于被要求引渡而在联邦政府还没有作出决定之前就遭到了审前羁押；对国际会员的迫害成了博伊斯特和俾斯麦结成同盟的公开基础，而且维克多－艾曼努尔也赶忙表示赞同反对国际的协议的条款；西班牙政府完全听命于凡尔赛的刽子手，迫使驻在马德里的联合会委员会到葡萄牙去寻找避难所[11]；最后，团结自己的组织并接受各国政府向它提出的挑战已成为国际的首要任务，——在这样的时候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只能是把大陆的代表交到各国政府的手里。 所有同总委员会保持着经常联系的支部，都及时地被邀请参加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尽管不是公开的代表大会，但是它的筹备工作仍然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不言而喻，法国由于当时的处境不可能推选代表。在意大利，当时唯一已经组织起来的支部是那不勒斯支部；但它还没有选举代表就被武力驱散了。在奥地利和匈牙利，最积极的国际会员都被关进了监狱。在德国，一些最著名的国际会员被控叛国而遭到迫害，另一些会员则被关进了监狱，党的经费完全用来救济他们的家庭。[12]美国人把本应用来派遣代表团的经费用来支援流亡者，只给代表会议送来了一份关于国际在他们国内的状况的详细报告。[13]但是，所有的联合会都认为必须召开秘密代表会议以代替公开的代表大会。 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代表会议，在自己工作结束时曾责成总委员会公布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综合出一个总的组织条例，并用三种语言把它同修改和审订后的共同章程一起公布，执行关于以会费券代替会员卡的决议，改组在英国的国际[14]，以及筹措为完成这种种工作所必需的经费。 当代表会议的材料刚一公布，从巴黎到莫斯科，从伦敦到纽约的反动报刊就宣称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的决议[15]是图谋不轨，——“泰晤士报”指责它是“冷静预谋的卤莽行为”，——因此必须立即宣布国际为非法。另一方面，谴责了宗派主义的冒牌的支部的决议[16]，使国际上的警察得到了一个期待已久的借口，掀起一场似乎是捍卫受它保护的工人的自由自治而反对总委员会和代表会议的侮辱性专制的叫嚣。工人阶级感到自己受到总委员会如此“沉重的压迫”，以致总委员会不断从欧洲、美洲、澳洲，甚至从印度收到要求加入国际的申请书和关于成立新支部的通知书。 二 资产阶级报刊的诬控和国际上的警察的怨恨，甚至在我们协会内部得到了同情的反应。表面上反对总委员会实际上是反对整个协会的阴谋，在协会内部制造出来了。在背后制造这些阴谋的总是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俄国人米哈伊尔·巴枯宁的产儿。巴枯宁从西伯利亚回来后便开始在赫尔岑的“钟声”报上宣传他多年实验的成果——泛斯拉夫主义和种族战争。[17]稍后，在旅居瑞士期间，他被选入为了同国际对抗而建立的和平和自由同盟[18]的领导委员会。由于这个资产阶级团体的处境越来越不妙，它的主席古·福格特先生依照巴枯宁的劝告向1868年9月在布鲁塞尔开会的国际代表大会建议与同盟缔结联盟。代表大会一致声明，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同盟追求的目的和国际是一样的，那末它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或者它别有所图，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缔结联盟。几天之后，在伯尔尼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上巴枯宁来了一个转变，他在会上提出了一个仓卒拼凑的纲领，这个纲领的科学价值，从“各阶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这句话中就可以判断出来。[19]支持他的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于是他和同盟决裂，以便加入国际，企图用他的偶然的、被同盟否决了的纲领来代替国际的共同章程，用他的个人独裁来代替总委员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给自己制造了一个专门的工具——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并预谋把这个同盟变成国际中的国际。 巴枯宁在他旅居意大利期间结识的那些人中间，以及在一小群俄国流亡者中间找到了成立这个团体所必需的分子；他们替他当密使，替他在瑞士、法国和西班牙拉拢国际会员。但是，只是在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和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一再拒绝承认同盟以后，巴枯宁才决定把自己的新团体的章程提请总委员会批准，这个章程只不过是“莫名其妙的”伯尔尼纲领的精确的翻版。总委员会于1868年12月22日发出下述通告[20]作为回答： 总委员会致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约一个月以前，一些公民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名为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新的国际性团体的中央发起委员会，这个团体宣布自己的“特殊使命是根据伟大的平等原则研究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云云。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只是在1868年12月15日才得知由该发起委员会印发的纲领和章程。根据这两个文件，上述的同盟“完全溶化在国际中”，但同时又完全成立于该协会之外。根据发起者的章程，除了由日内瓦代表大会、洛桑代表大会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选出的国际总委员会之外，在日内瓦还将存在另外一个自己任命自己的总委员会。除了国际的地方组织之外，还将存在同盟的地方组织，后者将通过活动于国际的各个全国局之外的它们自己的民族局“向同盟中央局提出请求加入国际”；这样，同盟中央委员会就攫取了接纳加入国际的权利。此外，国际工人协会的全协会代表大会也将有一个孪生兄弟——同盟的全同盟代表大会，因为根据发起者的条例，在每年一次的工人代表大会期间，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部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代表团，“将在单独的会场内举行自己的公开会议”。 鉴于： 既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内，又在该协会之外进行活动的第二个国际性组织的存在，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 任何地方的任何别的一伙人都可以仿效日内瓦发起小组的做法，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把负有别的特殊使命的其他国际性协会引到国际工人协会里来； 这样，国际工人协会很快就会变成任何民族和任何党派的阴谋家手中的玩物； 此外，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许可加入国际的只能是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支部（见章程第一条和第六条）； 国际工人协会的各个支部不得规定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相抵触的章程和组织条例（见组织条例第十二条）； 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组织条例只能由全协会的代表大会进行修改，但须有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赞成修改（见组织条例第十三条）； 这个问题在布鲁塞尔全协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反对和平同盟的决议中已预先得到解决； 代表大会在这些决议中声明，和平同盟没有任何理由存在，因为根据它不久前发表的声明，其宗旨和原则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宗旨和原则完全相同； 同盟发起小组的某些成员作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曾投票赞成这些决议；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1868年12月22日的会议上一致决定： （1）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章程中规定它同国际工人协会关系的所有条文一律宣布废除和无效。 （2）不接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会议主席——乔·奥哲尔 总书记——罗·肖 1868年12月22日于伦敦 几个月以后，同盟又写信给总委员会，问它是否承认同盟的原则：是还是否？如果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同盟就声明它准备溶化在国际各支部中。同盟收到的回答是下面这个1869年3月9日通告[21]： 总委员会致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 根据我们的章程第一条，协会接受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互相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一切工人团体。 由于每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所处的发展条件不同，因此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会各不相同。 但是，国际工人协会所确定的行动一致，由各个全国性支部的机关报刊所促进的思想交流，以及在全协会代表大会上进行的直接讨论，应当逐步导致一个共同的理论纲领的形成。 因此，批判地审查同盟的纲领并不属于总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研究这个纲领是不是如实地反映了无产阶级运动并不是我们的任务。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只是要了解，它同我们协会的总的方向即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有没有什么相抵触的地方。在你们的纲领中，有一句话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你们纲领的第二条写道： “它〈同盟〉［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首先力求实现各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 各阶级的平等，照字面上理解，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拚命鼓吹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 但是，如果看一下各阶级的平等这句话的上下文，那末这个地方似乎纯粹是一个被忽略的笔误。总委员会相信，你们不会拒绝从你们的纲领中删去这个可能引起如此危险的误解的词句的。我们协会根据自己的原则允许每个支部在不违背协会的总方向的情况下自由制定它的理论纲领。 因此，没有任何障碍会阻挡同盟各支部变成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 如果解散同盟以及同盟各支部加入国际的问题最后决定了，那末，根据我们的条例，必须把每一个新支部的所在地及其人数通知总委员会。 1869年3月9日总委员会会议 由于同盟同意了这些条件，被巴枯宁的纲领上的几个签名所蒙骗的总委员会接受了同盟加入国际，它以为，同盟已被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承认了，而实际上正好相反，后者始终避免和它打交道。同盟达到了它最近的目的：争得了派代表参加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权利。虽然巴枯宁的信徒采取了龌龊的手段，采取了除了这次而外在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从未有过的手段，但是巴枯宁的打算还是落空了，他本想使代表大会把总委员会的驻在地迁到日内瓦去并正式批准巴枯宁作为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点提出来的一种措施，即圣西门主义关于立即废除继承权的胡说。这就成了同盟对国际进行公开不断的战争的信号，这个战争不仅反对总委员会，而且也反对一切拒绝承认这个宗派集团的纲领、尤其是拒绝承认它关于完全放弃政治的学说的国际支部。 还在巴塞尔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当涅恰也夫来到日内瓦的时候，巴枯宁就和他建立了联系，并在俄国的大学生中间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体。他经常用各种“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掩盖起来，从而猎取了用卡利奥斯特罗时代的一切可能的欺骗和愚弄手段来维持的无限权力。这个团体的主要宣传方法是，从日内瓦用黄色信封给人寄信，信上盖着有“秘密革命委员会”等俄文字样的印记，从而使这些无辜的人受到俄国警察的怀疑。已公布的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报告，就是卑鄙地滥用国际名义的证明［注：不久即将公布涅恰也夫案件的摘要[22]。读者可以从中找到荒诞的，同时也是卑劣的准则的典范，而巴枯宁的朋友们却让国际对这些准则负责。］。 在此期间同盟开始同总委员会进行公开的论战，起初是在洛克尔出版的“进步报”[23]上，后来是在日内瓦的“平等报”[24]上（这是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报，继巴枯宁之后还有几个同盟盟员混入了该报）。总委员会不屑于理睬巴枯宁的私人机关报“进步报”的攻讦，但是对于“平等报”的攻讦却不能置之不理，因为它认为，这些攻讦是得到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同意的。于是总委员会便于1870年1月1日公布了一份通告[25]，其中说： “在1869年12月11日‘平等报’上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 ‘毫无疑义，总委员会轻视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们援引条例的第一条来提醒它注意它的职责，这一条规定：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等等，我们本来可以向总委员会提出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足以构成一份冗长的文件。稍后我们将这样做……而现在……’云云。 总委员会无论在章程或条例中都找不到这样一条规定，即它必须同‘平等报’通信或辩论，或者‘回答’任何报纸提出的‘问题’。总委员会认为，只有设在日内瓦的联合会委员会才是瑞士罗曼语区各支部的代表者。如果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唯一合法的途径，即通过自己的书记向我们提出质问或指责，那末总委员会随时都准备回答它。但是，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既无权把自己的职责推卸给‘平等报’和‘进步报’的编辑，也无权让这两家报纸篡夺它的职责。一般地说，如果把总委员会同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来往信件公布出来，那就会使协会的总的利益遭到巨大的损害。的确，如果国际的其他机关报也仿效‘进步报’和‘平等报’，那末总委员会就不得不二者择其一：或者保持缄默而使自己在社会面前丧失威信，或者违反自己的职责而公开作答。‘平等报’和‘进步报’一起向巴黎‘劳动报’[26]建议，要它也来攻击总委员会。多么像个公共福利同盟[27]！” 然而，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还在看到这个通告之前就把同盟的拥护者从“平等报”编辑部清除出去了。 1870年1月1日的通告和1868年12月22日以及1869年3月9日的通告一样，得到了国际所有支部的赞同。 不言而喻，同盟没有履行它所接受的任何一个条件。它的所谓的支部仍对总委员会保持秘密。巴枯宁力图把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几个分散的小组，以及由于他的影响而脱离国际的那不勒斯支部，控制在他的个人领导之下。在意大利其他城市中，他同一些不是由工人而是由律师、新闻记者和其他资产阶级空论家组成的人数不多的小组保持着联系。在巴塞罗纳，他的影响由他的一些朋友在维护。在法国南部的一些城市中，同盟企图建立以里昂的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为领导的分立主义支部，关于这些支部以后还要谈到。简言之，一个国际性团体继续在国际内部进行活动。 同盟打算在1870年4月4日开幕的绍德封代表大会上实行决定性的打击——夺取瑞士罗曼语区各支部的领导权。 斗争是从关于同盟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权利问题开始的，日内瓦联合会和绍德封各支部的代表对这个权利持有异议。 虽然同盟的拥护者按照他们自己的计算只是联合会五分之一会员的代表，但他们重施巴塞尔的阴谋诡计，终于为自己保证了一两票的虚假多数。用他们自己机关报的话（见1870年5月7日“团结报”[28]）来说，这个多数只代表15个支部，可是仅仅日内瓦一地就有30个支部！表决的结果，罗曼语区代表大会分裂为两部分，这两部分都各自继续开会。同盟的信徒们以全联合会的合法代表者自居，把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会址迁往绍德封，并在纽沙特尔创办了自己的正式机关报“团结报”，由公民吉约姆主编。这位青年作家的专门使命，就是诬蔑可憎的“资产者”即日内瓦的“工厂”[29]工人，同罗曼语区联合会机关报“平等报”进行斗争，以及宣传完全放弃政治。有关这一主题的最有份量的文章的作者，在马赛是巴斯特利卡，在里昂是同盟的两大台柱：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 日内瓦的代表们回去以后，召开了自己支部的全体大会。大会不顾巴枯宁和他的朋友们的反对，赞同了代表们在绍德封代表大会上的行动。过后不久，巴枯宁和他的最积极的娄罗就被开除出旧罗曼语区联合会。 罗曼语区代表大会刚刚闭幕，绍德封的新委员会就写信要求总委员会进行干预，在信上签字的是书记弗·罗伯尔、主席昂利·舍瓦累（两个月以后，该委员会机关报“团结报”在7月9日指责舍瓦累进行盗窃）。总委员会研究了双方所提出的文件，于1870年6月28日决定，保留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原有的职权，并建议新的绍德封联合会委员会用一个地方性的名称。[30]绍德封的委员会对这个决定感到大失所望，于是便借口总委员会有权威主义而大叫大嚷，忘记了是它最先要求总委员会进行干预的。这个委员会顽强地企图篡夺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名称，从而使瑞士联合会卷入了一场纷争，这迫使总委员会同它断绝了任何正式关系。 在此以前不久，路易·波拿巴在色当率部投降。从四面八方传来了国际会员抗议继续进行战争的呼声。总委员会在9月9日的宣言中揭露了普鲁士的侵略计划，指出普鲁士的胜利对无产阶级的事业多么危险，并警告德国工人说，他们将首先成为这个胜利的牺牲品。[31]在英国，总委员会召开了群众大会，会上对英国宫廷的亲普倾向进行了反击。在德国，国际的工人会员举行了示威，要求承认共和国和“使法国获得光荣的和平”…… 这时，热情洋溢的（纽沙特尔的）吉约姆的好战本性启发他想出了一个发表匿名宣言的好主意，他在正式机关报“团结报”的附刊中，以团结为标题发表了一个宣言，要求组织瑞士志愿部队来同普鲁士人作战；至于吉约姆本人，毫无疑问，他的弃权论的信念妨碍他去打仗。[32] 里昂爆发了起义[33]。巴枯宁急忙赶到那里去，他在阿尔伯·里沙尔、加斯帕尔·勃朗和巴斯特利卡的支持下于9月28日搬进市政厅，但是放弃在周围设置警卫，认为这是一种政治行动。正当他的关于废除国家的法令经过分娩的剧痛之后终于出世的时候，他便可耻地被几个国民自卫军兵士从那里赶走了。 1870年10月，总委员会鉴于它的法国委员缺位，便加聘了从布勒斯特来的流亡者公民保尔·罗班，他是同盟的最著名的拥护者之一，而且还是“平等报”上攻击总委员会的文章的作者。从这时起，罗班便在总委员会中不断执行绍德封委员会的半官方通讯员的职务。1871年3月14日，他建议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来解决瑞士冲突。总委员会预见到，重大的事件正在巴黎酝酿成熟，就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罗班一再提出这个问题，甚至建议总委员会对这个冲突作出最终决定。7月25日，总委员会决定把这个问题列为应由1871年9月召开的代表会议解决的问题之一。 同盟根本不愿意让代表会议调查它的阴谋，就在8月10日宣布，它从8月6日起已经解散[34]。但是9月15日它又重新出现了，并以无神论社会主义者支部的名称要求总委员会接受它。根据巴塞尔代表大会第五项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35]，总委员会如果不征求两年来一直肩负着同各宗派主义支部作斗争的重担的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就没有权利接受这一支部。此外，总委员会早先已经向英国基督教工人团体（Youngmen'sChristianAssocia-tion〔基督教青年会〕）宣布，国际不承认有神论支部。 8月6日，即同盟解散的那一天，绍德封的联合会委员会在重新提出同总委员会建立正式关系的要求并向总委员会声明，它将和过去一样不理睬6月28日的决议，对于日内瓦方面它继续认为自己是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而且认为“这个问题应由全协会代表大会来解决”。9月4日这个委员会又送来了一份抗议书，对代表会议的权能提出异议，尽管是它最先提出关于召开代表会议的问题的。代表会议本来也可以质问，在巴黎被围之前，绍德封的委员会曾请求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就瑞士冲突问题作出决议，而这个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究竟有什么权能呢？[36]但代表会议仅限于批准了总委员会1870年6月28日的决议（理由见1871年10月21日的日内瓦“平等报”[37]）。 三 一些逃到瑞士来避难的法国流亡者的出现，使同盟有了某些活跃。 日内瓦的国际会员为流亡者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他们从第一天起就保证给流亡者以援助，他们展开了广泛的鼓动工作，从而阻止了瑞士当局同意凡尔赛政府提出的引渡流亡者的要求。许多国际会员曾冒着巨大危险到法国去帮助逃亡者越过国境线。当日内瓦的工人们知道下述事实的时候，他们该是多么惊异呵！这就是，某些首领，如像贝·马隆［注：贝·马隆的朋友们三个月来喋喋不休地吹嘘他是国际的创始人，宣称他的书[38]是关于公社的唯一客观的著作，他们是否知道巴提诺尔市市长的这位助手在二月选举前夕所持的立场呢？贝·马隆在当时尚未预见到公社，他想使自己被选入国民议会，为此施展了种种阴谋诡计，希图以国际会员的资格被列入四个选举委员会的名单。为此目的，他厚颜无耻地否认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存在，并向各个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他在巴提诺尔建立的支部所草拟的名单，冒称是全协会提出的名单。——稍后，3月19日，他在一份正式文件中痛骂在这前夕发生的大革命的领导人。现在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在竭力吹嘘或者让人吹嘘，他还在一年前就向四个委员会说过：“朕即国际！”贝·马隆居然要同时模仿路易十四和巧克力糖制造商佩龙。后者不是曾经声明，只有他的巧克力……才是可口的！］，立即和同盟的先生们建立了联系，并在同盟前书记尼·茹柯夫斯基的帮助下企图在日内瓦，在罗曼语区联合会之外成立一个新的“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39]，这个支部在它的章程的第一条中声明说，它 “接受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但保留充分的行动和首创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协会的章程和历届代表大会所承认的自治和联邦原则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换句话说，它保留同盟事业继续下去的充分自由。 1871年10月20日，马隆先生写信给总委员会，在信中这个新支部第三次请求接受它加入国际。根据巴塞尔代表大会的第五项决议，总委员会征求了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后者激烈反对总委员会承认这个“阴谋和纠纷”的新的“策源地”。为了不愿把贝·马隆和同盟前书记尼·茹柯夫斯基的意志强加于全联合会，总委员会是表现得够“权威的”。 由于“团结报”停刊了，同盟的新信徒们便创办了以安得列·莱奥女士为最高领导的“社会革命报”[40]，在此之前不久，她曾在和平同盟的洛桑代表大会上宣称： “拉乌尔·里果和费雷是公社的两个穷凶极恶的人物，他们在此以前〈在人质被处死以前〉不断地要求——诚然，始终没有成功——采取血腥手段。”[41] 这家报纸从第一号起就急急忙忙同“费加罗报”、“高卢人报”、“巴黎报”[42]以及其他肮脏报纸站在一条线上，转载它们攻击总委员会的卑鄙言论。它认为甚至可以在国际内部也燃起民族仇恨的火焰的良机已经到了。用它的话来说，总委员会是一个德国的委员会，领导它的是一个具有俾斯麦气质的人［注：请看这个委员会的民族成分是怎样的：20个英国人，15个法国人，7个德国人（其中有5个是国际的创始人），2个瑞士人，2个匈牙利人，1个波兰人，1个比利时人，1个爱尔兰人，1个丹麦人和1个意大利人。］。 “社会革命报”在确信总委员会的某些委员不会拿他们“首先是高卢人”来吹嘘之后，别无他法，于是只好抓住第二个口号，即欧洲警察当局放出来的口号，大肆宣扬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 他们企图用来为这种幼稚胡说辩白的究竟是些什么事实呢？总委员会曾让同盟自然死亡，并依照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不让它复活。此外，总委员会曾向绍德封的委员会建议，要它取一个能使它和瑞士罗曼语区的绝大多数国际会员和睦相处的名称。 除了这些“权威主义的”行动之外，在1869年10月至1871年10月这个期间，总委员会还怎样行使了巴塞尔代表大会所赋予它的那些相当广泛的权力呢？ （1）1870年2月8日巴黎“实证主义无产者协会”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回答说，该协会的特别章程中，在涉及资本的那一部分所阐述的实证主义原则明显地同共同章程的导言相抵触，因而，应当抛弃这些原则，并且以“无产者”的资格而不是以“实证主义者”的资格加入国际，但是可以保留自由地使自己的理论观点和协会的共同原则协调起来的权利。这个支部在承认了这一决定的正确性后便加入了国际。 （2）在里昂，在1865年支部和不久前成立的、除了正直的工人而外还有同盟的代表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参加的支部之间发生了分裂。像在这种情况下常有的那样，在瑞士成立的仲裁法庭的决议没有被承认。1870年2月15日，新支部不仅要求总委员会根据巴塞尔代表大会的第七项决议就这一冲突作出决议，而且还给总委员会送了一份现成决议，建议它痛斥1865年支部的成员并将他们开除出国际。新支部建议总委员会在这个决议上签字，并连同回信一起寄给它。总委员会谴责了这种闻所未闻的举动，并要求提供相应的文件。1865年支部在回答这一质询时说，已呈交仲裁法庭的控告阿尔伯·里沙尔的文件被巴枯宁拿去了，他拒绝送回；由于这个缘故，它不能充分满足总委员会的希望。3月8日总委员会就这个问题作出的决议没有遭到任何一方的反对。 （3）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接受了非常可疑的分子加入自己的队伍，因此逐渐变成了一个由费里克斯·皮阿先生为所欲为地经营一切的特种股份公司。他利用这个支部来组织要求杀死路·波拿巴的败坏声誉的示威游行等等，并且以国际的名义在法国散布自己的荒诞的宣言。总委员会只是在协会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皮阿先生不是国际的会员，国际不能对他的行为和狂妄行动负责。[43]于是法国人支部宣布，它既不承认总委员会，也不承认历届代表大会；它在伦敦的墙壁上张贴了许多标语，宣称除它而外整个国际是一个反对革命的团体。全民投票前夕，法国的国际会员被逮捕了，借口是他们参加阴谋活动。其实，所谓的阴谋活动是警察当局捏造出来的，而皮阿分子的宣言却把它说得好像真有其事。于是总委员会不得不在“马赛曲报”和“觉醒报”上发表它在1870年5月10日做出的决议，其中宣称，所谓的法国人支部已经有两年多不属于国际了，它的所作所为都是警察当局的走狗所干的勾当。[44]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在这两家报纸上发表的声明以及巴黎的国际会员在他们受审讯期间发表的声明，证实了采取这个步骤的必要性；两个声明都援引了总委员会的决议。法国人支部在战争初期就瓦解了，但是，正像同盟在瑞士一样，它又在伦敦出现了，而且找到了新的盟友并取了另外的名称。 在代表会议的最后几天，公社流亡者在伦敦成立了一个1871年法国人支部，大约有三十五个成员。总委员会的第一个“权威主义的”行动就是，公开揭露这个支部的书记古斯达夫·杜朗是法国警察当局的密探。[45]我们所掌握的文件表明，警察当局的企图是，首先使杜朗参加代表会议，然后使他钻进总委员会。由于新支部的章程规定它的会员“不接受要他们参加总委员会工作的任何委任，除非这种委任是由自己支部提出的”，因此公民泰斯和巴斯特利卡退出了总委员会。 10月17日，这个支部派了两名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会员到总委员会来；其中之一正好就是前炮兵委员会委员肖塔尔先生。总委员会在没有审查1871年支部的章程以前拒绝接受他们加入总委员会。［注：过了若干时候，有人打算硬要总委员会接受的那个肖塔尔被自己的支部驱逐了，因为他是梯也尔的警探。揭露他的正好是那些认为他最有资格做他们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的人。］在这里只要指出这个章程所引起的主要争论点就够了。 第二条规定： “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员者，必须说明其生活来源，提供行为端正的保证”等等。 总委员会在1871年10月17日的决议[46]中建议删除“说明其生活来源”一语。 总委员会声明说：“在可疑的情况下，支部可以把生活来源作为‘行为端正的保证’加以调查，尽管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例如对于流亡者、罢工工人等等，——没有生活来源完全可以作为他们行为端正的保证。但是，如果要求申请者把说明其生活来源作为加入国际的一般条件，那将是一种资产阶级式的新做法，是与共同章程的文字和精神相抵触的。”该支部回答说， “共同章程规定支部应当对其成员的行为端正负责，因此也就承认支部有权要求它认为必需的保证”。 11月7日总委员会对这一点作了驳斥[47]： “从这种观点出发，一个由teetotalers（戒酒协会会员）成立的国际支部就可以在自己的地方性章程中写上这样一条：‘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员者，必须宣誓决不饮用任何酒类。’一句话，支部能够在自己的地方性章程中规定出加入国际的最荒唐的和五花八门的条件，其借口是，通过这种办法它们才能确信自己会员的行为端正……1871年法国人支部补充说：‘罢工基金会是罢工工人的生活来源。’对于这种说法首先可以这样反驳：罢工基金会常常是虚构的……其次，英国官方的调查表明，大多数英国工人……有时由于罢工和失业，有时由于工资不足和付款日期逼近，以及其他许多原因，而不得不经常去典当、借债。这是非采取不能容许的干预公民私人生活的办法就不能说明的生活来源。因此，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支部要求说明生活来源只是为了寻求行为端正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总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是符合这个目的的……要么就是，支部在其章程第二条内故意把说明生活来源说成是除了……行为端正的保证之外的加入支部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总委员会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式的新做法，是与共同章程的文字和精神相抵触的。” 他们章程的第十一条说： “将派一个或几个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总委员会要求取消这一条，“因为国际的共同章程不承认支部有权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总委员会补充说：“共同章程只承认两种选举总委员会委员的方式：或者由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由总委员会加聘……” 确实曾建议伦敦的各个支部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而总委员会为了不违反共同章程，一向采取如下做法：预先它规定每一个支部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名额，并保留有根据这些代表能否胜任他们应担负的全面领导职务来决定接受或不接受这些代表的权利。这些代表之成为总委员会委员，不是由于他们是自己支部派出的代表，而是由于根据共同章程，总委员会有权加聘新的委员。在最近这次代表会议做出决议以前，伦敦委员会既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总委员会又是英国的中央委员会，因此它认为，除了委员会直接加聘的委员之外，再接受由相应的支部直接提名的委员是适当的。如果把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同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选举混为一谈，那是非常错误的，后者甚至不是一个像布鲁塞尔联合会委员会和马德里联合会委员会那样的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全国委员会。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只是由巴黎各支部的代表组成的……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是由共同章程规定的，它的成员除共同章程和条例所规定的委托书外，不能接受任何其他限权代表委托书……如果注意到前面的条款，那末非常清楚，第十一条的含义就只能是完全改变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并且违背共同章程第三条的规定而把总委员会变成伦敦各支部代表的会议，在这个会议里整个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将为各地方组织的影响所代替。最后，总委员会鉴于它的第一个义务就是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见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条例第一条），因此声明，“1871年法国人支部提出的关于共同章程中有关总委员会成员的条款应做根本改变的观点，同它所应当讨论的问题毫不相干”。 不过，总委员会声明说，它将按照接受伦敦其他支部的代表的同样条件接受该支部的两名代表。 1871年支部不满意这个回答，于12月14日发表了一个宣言[48]，在宣言上签字的有该支部的全体成员，其中也包括新书记，但这个新书记很快就被流亡者赶走了，因为他原来是个坏蛋。这个宣言宣布，拒绝攫取立法职能的总委员会犯了“最粗暴地歪曲社会思想”的罪行。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制定这个文件时所表现的正直性。 伦敦代表会议赞扬了德国工人在战争期间的行为。[49]非常明显，瑞士代表［注：尼·吴亭。——编者注］所提出的、受到比利时代表的支持并被一致通过的这个决议，仅仅是指德国的国际会员而言，他们由于自己在战争期间的反沙文主义的言行而遭到了监禁，而且直到现在还被关在监狱中。不仅如此，为了防止任何不怀好意的解释，总委员会的法国书记［注：奥·赛拉叶。——编者注］在“谁来了！”、“宪法报”、“激进报”、“解放报”、“欧洲”等报刊上发表的一封信[50]中刚刚解释了这个决议的真正涵义。然而过了一星期，即在1871年11月20日，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15名成员在“谁来了！”上面发表了一封充满了对德国工人的侮辱的“抗议书”，并宣布说，代表会议的决议无可争辩地证明“泛日耳曼主义思想”支配了总委员会。德国的所有封建的、自由主义的和警察的报刊都贪婪地抓住这个事件，企图向德国工人证明他们的国际主义夙愿是徒劳无益的。最后整个1871年支部完全支持11月20日的抗议书，把它附入自己的12月14日宣言。 为了证明“总委员会正在沿着权威主义的陡坡滚下去”，宣言引证说，“总委员会公布了由它自己修改过的共同章程的正式版本。” 只要看一看新版的章程就会晓得，在附录中摘录了新版章程的每一个条文所根据的文献，这些摘录可以证实它们和原本是一致的！[51]至于“正式版本”这几个字，那末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曾决定，“共同章程和条例的正式的和必须遵行的文本将由总委员会予以公布”（见“1866年9月3日至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工人代表大会”第27页注释[52]）。 不言而喻，1871年支部同日内瓦和纽沙特尔的分裂分子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它的一个成员沙兰——他在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中表现出了他在保卫巴黎公社时都从未表现过的那种坚毅精神——完全出乎意外地被贝·马隆恢复了名誉，而后者还在不久前给一位总委员会委员的信中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指责。不过，1871年法国人支部还没有来得及发表自己的宣言，在它的队伍中就爆发了内战。首先，泰斯、阿夫里阿耳和卡梅利纳退出了支部。此后，它分裂成了几个小集团，其中之一的领导人是比埃尔·韦济尼埃先生，他曾因为诽谤瓦尔兰等人而被开除出总委员会，后来又被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所选举的比利时委员会驱逐出国际。这些小集团中的另一个是由贝·朗德克创立的，他只是由于9月4日警察局长比埃特里的突然逃跑才摆脱了 “他忠诚履行的义务——不再在法国从事政治活动和过问国际的事务”（见“对巴黎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三次审判”1870年版第4页[53]）。 另一方面，伦敦的法国流亡者的基本群众成立了一个与总委员会完全一致行动的支部。 四 躲在纽沙特尔联合会委员会背后的同盟的先生们，企图再一次更大规模地破坏国际的组织，于1871年11月12日在桑维耳耶召开了自己支部的代表大会。——教师吉约姆在给他的朋友罗班的两封信中还在7月就威胁总委员会说，如果它拒绝承认他们“对日内瓦匪徒们的态度”是正确的，他就要发起这种破坏运动。 桑维耳耶代表大会由16名代表组成，自命代表9个支部，其中也包括设在日内瓦的新的“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 这十六个人一开始就发出了一项无政府主义的指令，宣布解散罗曼语区联合会。联合会也赶忙把同盟分子的“自治”还给了他们，把他们从所有支部中赶了出去。不过，总委员会应当承认，他们还有一点健全理性的，因为他们接受了伦敦代表会义给他们取的汝拉联合会这个名称[54]。 随后，十六人代表大会就来着手“改组国际”了，它向国际工人协会的所有联合会发出了一个反对代表会议和总委员会的通告。 通告的作者首先责难总委员会在1871年没有召开代表大会而召开了代表会议。从上面的解释中可以看出，这些攻击是直接针对着整个国际的，因为国际一致同意召开代表会议，顺便指出，在这次会议上同盟也理所当然地派出了代表，即公民罗班和巴斯特利卡。 总委员会在每次代表大会上都有自己的代表；例如，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就有6名，而十六人断言： “代表会议的多数是在总委员会的6名有表决权的代表的操纵下事先拼凑好的”。 事实上在参加代表会议的总委员会的代表中，法国流亡者是巴黎公社的代表，而它的英国和瑞士委员参加会议的机会非常少，这从将要提交给下一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就可以看出。有一位总委员会代表的代表资格证是一个全国性联合会发出的，另一位总委员会委员的代表资格证，正如一封寄给代表会议的信所表明的，由于报上登载了他死亡［注：指马克思。——编者注］的消息而没有送来。剩下的只有1名代表。由此可见，单单是比利时的代表名额和总委员会的代表名额相较，就是六与一之比。 国际上的警察由于想让古斯达夫·杜朗参加代表会议的企图未能得逞，便伤心地抱怨说，召开“秘密”代表会议是违反共同章程的。它还不大熟悉我们的共同条例，还不知道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会议必须是秘密的。 然而，警察当局的抱怨引起了在桑维耳耶的十六人的共鸣，他们叫嚷道： “除此以外，代表会议还决定，总委员会可以自行规定召开下次代表大会或者代替它的代表会议的时间和地点；这样一来，全协会代表大会这种国际的伟大的公开会议便有被取消的危险。” 十六人不想了解，国际通过这个决议只是为了在各国政府面前证明自己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它将不顾任何迫害，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举行自己的全协会的大会。 1871年12月2日举行了日内瓦各支部全体大会，公民马隆和勒弗朗塞在会上受到了冷遇，他们建议赞同十六人在桑维耳耶通过的决议，并谴责总委员会和拒绝承认代表会议。[55]——代表会议决定，“代表会议不准备发表的决议，将由总委员会通过通讯书记通知各国联合会委员会”。 这个完全符合共同章程和条例的决议，被贝·马隆及其伙伴们篡改成： “代表会议的部分决议，将只通知联合会委员会和通讯书记。” 此外，他们还责难总委员会“违反了真诚这一原则”，因为它拒绝把那些唯一的目的是要在国际被禁止的国家内改组国际的决议“公诸于世”，即拒绝把它们交到警察手里。 其次，公民马隆和勒弗朗塞还抱怨说， “代表会议侵犯了思想自由和表达思想的自由……因为它授权总委员会揭露和拒绝承认支部和联合会的任何机关报，如果这些机关报讨论协会赖以建立的原则，或者讨论支部和联合会的相互利益，或者讨论整个协会的共同利益”（见10月21日“平等报”）。 10月21日的“平等报”引用的是什么呢？是代表会议的决议，在决议中代表会议“预先声明：如果自称为国际机关报的任何报刊效法‘进步报’和‘团结报’，在它们的篇幅内当着资产阶级公众讨论那些只应在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以及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或者在联合会代表大会或全协会代表大会讨论组织问题的秘密会议上予以讨论的问题，那末总委员会今后有责任一概予以公开揭露和拒绝承认”[56]。 为了给贝·马隆的既酸又甜的抱怨一个应有的评价，必须注意到，这个决议一下子永远地打消了某些新闻记者的企图；他们渴望取代国际的极其重要的委员会，并在国际中起到名士派新闻记者在资产阶级世界中所起的那种作用。正是由于这种企图，同盟盟员才当着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公开用一种和罗曼语区联合会完全敌对的精神来编辑联合会的正式机关报“平等报”。 其实，即使没有伦敦代表会议，总委员会也可以“公开揭露和拒绝承认”记者们滥用职权的行为，因为巴塞尔代表大会曾规定（第二项决议）： “各支部应立即将一切含有攻击协会的言论的出版物寄给总委员会”。 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在其1871年12月20日的宣言（12月24日“平等报”）中说：“很明显，通过这一点并不是为了使总委员会把含有攻击协会的言论的出版物保存在自己的档案中，而是为了使它能够回答，如果有必要，甚至消灭诽谤和恶毒攻击的有害行为。同样也很明显，这一点一般和所有出版物都有关，如果我们不愿对资产阶级报纸的攻击避而不答，那末我们就更应该通过我们的中央代表机关，即通过总委员会拒绝承认那些在我们协会名义的掩盖下对我们进行攻击的出版物。” 我们顺便指出，资本主义报刊中的利维坦——“泰晤士报”、在里昂出版的自由资产阶级报纸“进步报”以及极端反动的报纸“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在攻击代表会议时所用词句同公民马隆和勒弗朗塞所用的词句几乎一模一样。 十六人通告起初反对召开代表会议，然后反对它的成员和所谓秘密性质，接着又攻击它的决议本身。 它首先断定巴塞尔代表大会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因为它 “授予总委员会接受或者拒绝接受支部加入国际和将国际的支部暂时开除的权利”， 然后，通告又将下述罪行加在代表会议身上： “这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各种决议……其倾向是要把国际这个各自治支部的自由联合变成一个完全服从总委员会的、服从纪律的支部的教阶制的和权威主义的组织，总委员会可以任意地拒绝接纳它们或者让它们停止活动！！” 接着，通告又提到似乎“歪曲了总委员会职能的”巴塞尔代表大会。 十六人通告的所有这些反对意见可以归结如下：1871年的代表会议要对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负责，而总委员会的过错在于它遵守了规定它必须执行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的章程。 事实上，对代表会议的这些攻击的真正原因带有更隐秘的性质。首先，代表会议的决议防止了在瑞士的同盟的先生们的阴谋。此外，在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与比利时的一部分地区，同盟的首领们在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和巴枯宁的仓卒拼凑成的纲领之间制造了明显的混乱，并且异常顽强地来保持这种混乱。 代表会议在它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关于宗派主义支部的两个决议中注意到了这种蓄意制造的混乱。第一个决议粉碎了巴枯宁纲领中所鼓吹的放弃政治的论调，它在自己的以共同章程、洛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其他先例为依据的引言部分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证［注：下面就是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 “鉴于， 最初的章程的导言中说：‘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宣称：‘土地巨头和资本主义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赞助劳动解放的事业，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曾通过如下决议：‘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 总委员会就公民投票（1870年）前夕臆造的国际法国支部会员密谋事件发表的声明中说：‘按本会章程的精神，本会在英国、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所有支部的专门任务，毫无疑问是不仅要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中心，而且要支持上述各国的任何一种有助于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政治运动’； 最初的章程的歪曲了的译文给曲解章程提供了凭据，这种曲解已给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和活动带来危害； 肆无忌惮的反动势力正在残酷地镇压工人的一切争取解放的尝试，并竭力用暴力来保存阶级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有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鉴于： 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团结，同样应当成为它在反对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本家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代表会议提醒国际会员们注意， 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 现在来谈谈宗派组织：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阶段，带有宗派运动的性质。这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到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时期是有其理由的。有些思想家在批判社会矛盾的时候，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矛盾的幻想的办法，而工人群众则只有接受、宣传和实现这些办法。这些倡导者建立的宗派，按本质来说是弃权论的，即厌弃任何实际活动、政治、罢工、结社——总而言之，厌弃任何集体的运动。无产阶级绝大多数对它们的宣传始终是漠不关心的，甚至是敌视的。巴黎和里昂的工人不愿意理睬圣西门派、傅立叶派和伊加利亚派，就像英国的宪章派和工联派不承认欧文派一样。宗派在开始出现时曾经是运动的杠杆，而当它们一旦被这个运动所超过，就会变成一种障碍；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法国和英国的宗派，以及目前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证明了这一点。拉萨尔派多年来一直是组织无产阶级的绊脚石，而最终成了警察手中的简单工具。总之，这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童年，正像占星术和炼金术是科学的童年一样。在国际的建立成为可能以前，无产阶级必须跨过这个阶段。 同那些耽于幻想和相互争斗的宗派组织相反，国际是在反对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反对他们的组织成为国家的阶级统治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的组织。因此，在国际的章程中直截了当地提到追求共同目标、承认同一纲领的“工人团体”，这个纲领仅限于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路线，而从理论上阐明这些路线，则要在实际斗争需要的推动下，在容纳一切色彩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各个支部内，在它们的机关刊物和代表大会上，通过交换意见加以实现。 正如旧的错误在每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上会在短期内重新出现然后又很快消逝一样，宗派组织在国际内部也复活了，尽管表现形式是不大显著的。 同盟以为宗派的复活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然而它本身却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宗派的时代已经过去。因为如果说宗派在其产生的初期还带有进步的因素，那末听命于“没有可兰经的穆罕默德”的同盟的纲领，则不过是在响亮词句掩饰下的一些早已被埋葬了的思想的杂乱堆集而已，而那些响亮词句只能吓唬资产阶级的呆小病者或者只能作为波拿巴的或其他的检察官用来控告国际会员的罪证。［注：最近在报刊上出现的警察当局对国际的描述，其中包括茹尔·法夫尔致列强的通告，地主议会议员萨卡兹关于杜弗尔法案的报告，都充满了从同盟的哗众取宠的宣言中摘录下来的话。[57]这些宗派主义者的全部激进主义在于说大话，说最有利于反动派阴谋的大话。］ 有各种色彩的社会主义观点的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一致赞同反对宗派主义支部的决议，深信这一决议重申了国际的真正性质，将标志出国际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遭到这一决议的致命打击的同盟的拥护者，把决议仅仅看做是总委员会对国际的胜利。他们的通告宣称，由于这个胜利，总委员会保证了它的少数几个委员的“特殊纲领的统治”，“他们个人的学说”、“正统的学说”、“唯一在协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式理论”的统治。但是，这不是这些委员们的过错，而是他们加入了总委员会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这一事实的“败坏作用”，因为： “一个有权〈！〉统治与自己相同的人而仍旧不失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总委员会成了阴谋的策源地”。 按照十六人的意见，国际的共同章程单单是因为它授予总委员会加聘新委员的权利这一点就应受到严厉的指责。他们说，享有这一权力的 “总委员会今后会加聘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会根本改变总委员会的大多数及其意向”。 显然，他们认为只要一成为总委员会委员就不仅会丧失道德面貌，而且会失去健全思想。不然的话，能够设想多数会通过自愿的加聘把自己变成少数吗？ 不过，这十六人自己显然还不很相信所有这一切，因为他们继续埋怨说，总委员会 “五年来一直是由那些经常被连选的人组成的”， 但随后又立即声明：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是我们的合法代表，因为他们不是在代表大会上选举出来的”。 事实上总委员会的成员是经常变动的，尽管有些创始人继续留任，就像在比利时、罗曼语区和其他联合会委员会内一样。 总委员会必须符合三个根本条件才能执行自己的权力。首先，它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委员，以便完成它所担负的多种的工作；其次，总委员会应当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组成，最后，工人成分应在总委员会中占优势。但是，由于工人受就业机会的束缚而使总委员会的人员经常变更，如果总委员会没有加聘权，它怎么能够把所有这些必要的条件结合起来呢？因此总委员会终究认为必须比较明确地规定这项权利；它在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表示了这种愿望。 在历届代表大会上（英国在这些代表大会上的代表很少）总委员会原有成员的连选连任似乎已经证明，总委员会是尽其可能履行自己的职责的。但十六人则相反，他们认为这只是证明了“代表大会的盲目信任”，这种信任在巴塞尔达到了 “一种仿佛是自愿让位给总委员会的地步”。 按照他们的意见，总委员会的“正常作用”应当归结为“简单的通讯统计局”的作用。他们从章程的被歪曲了的译文中摘引了几条来证实这种说法。 和一切资产阶级团体的章程相反，国际的共同章程对自己的组织结构问题只是轻轻地提了一笔。它让组织结构在实践中发展，而由未来的代表大会进行整顿。但是，鉴于只有行动的统一和一致才能赋予各个国家的支部以真正国际的性质，所以章程对总委员会比对组织的其他环节给予了更多的注意。 最初的章程第五条[58]规定： “总委员会是各种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的国际机关”， 然后又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总委员会应当如何行动。在这些例子当中有一个对总委员会的指示，这个指示要求总委员会 “在需要立刻采取实际措施时，例如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使加入协会的团体能同时和一致行动”。 这一条继续说道： “在一切适当的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种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 此外，章程还规定了总委员会在筹备和召开代表大会工作中的作用，并委托它拟订应提交代表大会审查的具体问题。在最初的章程中各组织的独立活动同整个协会的统一行动是没有抵触的，因此第六条规定： “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总委员会的活动将更有成效……国际的会员应该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由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 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第一个决议（第一条）声称： “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 这一决议使总委员会从一开始起所处的那种地位，即协会的执行机关的地位合法化了。在没有其他的“被自愿承认的权威”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道义上的“权威”，要执行决议是很困难的。同时日内瓦代表大会委托总委员会公布“章程的正式的和必须遵行的文本”。 这次代表大会决定（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十四条）： “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订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其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首先我们要指出，这里丝毫也没有提到可以有特殊的原则宣言，或是某个支部除国际的一切组织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之外可以自己承担特殊的任务。这里所说的只是支部使共同章程和条例适合于“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权利。 其次，谁应当确定，地方性章程是否同共同章程一致呢？显然，如果没有这一职能所依据的“权威”，决议就会无效。那时不仅可能产生警察的或者敌对的支部，而且游民宗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慈善家也可能钻进协会而歪曲它的性质，这些分子在代表大会上就会以数量上的优势压倒工人。 全国性联合会和地方性联合会一开始在本国就掌握权力，根据新支部的章程是否符合共同章程这一点，决定是否接受新支部。总委员会履行这类职能是由共同章程第六条加以规定的，这一条给地方性独立团体，即在该国联合会组织之外成立的团体，保留了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联系的权利。同盟并不轻视这项权利，同时还力图为自己创造派代表参加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条件。 章程第六条还估计到成立全国性联合会在某些国家中会遇到立法方面的障碍，因此，总委员会受托在那里代行联合会委员会的职能（见“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记录等等”第13页[59]）。 自从公社复灭以来，这些立法方面的障碍在各国日益增多了，使得总委员会在那些国家中为防止可疑分子钻进协会队伍而进行的工作更加必要了。例如，不久以前法国的一些委员会曾请求总委员会进行干预，以便摆脱警探的纠缠，而另一个大国［注：奥地利。——编者注］的国际会员则要求总委员会只承认那些由它直接指派的全权代表或他们自己建立的支部。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时所持的理由是，必须用这种办法来摆脱挑衅分子，后者大肆叫嚷要赶紧建立按其激进主义来说是前所未见的支部。另一方面，在所谓反权威主义的支部中只要一发生冲突，它们就毫不犹豫地向总委员会呼吁，甚至要求总委员会对它们的敌人实行最严厉的制裁，在里昂冲突期间所发生的情形就是那样的。就在不久以前，在代表会议已经闭幕后，都灵工人联合会决定宣布自己为国际的支部。在这个联合会发生分裂后，少数派建立了无产者解放社。[60]这个团体加入国际后一开始就通过了一个有利于汝拉人的决议。它的“无产者报”上充满了对任何权威主义都表示深恶痛绝的词句。它的书记［注：卡·特尔察吉。——编者注］在缴纳该团体的会费的时候警告总委员会说，旧联合会大概也会缴纳会费。往下他写道： “你们大概在‘无产者报’上读到过，无产者解放社……曾经声明……拒绝支持假装工人来建立工人联合会的资产阶级”， 他还请求总委员会 “将这一决议通知所有的支部，并且不要接受10生丁的会费，如果有人向它交纳这种会费的话”。［注：这似乎是当时无产者解放社的观点，该团体的代表者是它的通讯书记，巴枯宁的一个朋友。事实上这个支部的意图完全不是这样。这个团体因这位极端背信弃义的代表贪污基金以及和都灵警察局长有交情而将其驱逐之后，作了解释，消除了它和总委员会之间的误会。］ 总委员会和国际的所有组织一样，有义务进行宣传。它依靠自己的宣言和通过它在北美、德国和法国的许多城市中为国际的第一批组织奠定了基础的代表来履行这个义务。 总委员会的另一个义务是帮助罢工工人，保证整个国际对他们的支援（见总委员会向历届代表大会的报告）。下述事实同时也可以表明，总委员会对罢工斗争的干预具有怎样的意义。英国翻砂工人抵抗团体本身是一个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合众国有分支机构的国际工联。然而美国翻砂工人在罢工期间认为必须请总委员会来说情，以防止把英国翻砂工人运往他们国家去。 国际的发展赋予了总委员会以及联合会委员会以仲裁者的职能。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定： “联合会委员会应向总委员会每三个月提出一次有关所属各支部的组织工作和财务状况的报告”（关于组织问题的第三项决议[61]）。 最后，使十六人大发雷霆的巴塞尔代表大会，只是使那些在协会发展进程中在组织工作方面形成的关系固定下来。如果它过分扩大了总委员会的权力范围，那末这究竟是谁的过失呢？难道不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巴枯宁、施维茨格贝耳、弗·罗伯尔、吉约姆和同盟的其他代表们的过失吗？他们不是已经开始责备自己“盲目信任”伦敦的总委员会了吗？ 下面是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两项决议： “四、每一个想加入国际的新支部或团体，必须立即将其申请通知总委员会” 和“五、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团体或组织，但它们保留有向应届代表大会提出申诉的权利。” 对于在联合会组织之外成立的地方性独立团体来说，这些条文只是证实了从国际产生时起就规定下来的做法，保持这种做法对于国际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然而有人竟把这种做法加以概括并不加区别地运用于一切新成立的支部或团体，这就走得太远了。这几项决议的确给了总委员会干预联合会内部生活的权利，但总委员会从来没有在这种意义上运用过它们。总委员会肯定说，十六人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来说明总委员会什么时候曾干预了准备参加已存在的组织或联合会的新支部的事务。我们在上面所援引的决议和新成立的支部有关；而下面的决议则和已被承认的支部有关： “六、总委员会也有权将国际的支部暂时开除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 “七、总委员会有权解决属于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团体或支部之间、或各全国性组织之间发生的纠纷；但是，它们保留有在应届代表大会上对总委员会的决定提出申诉的权利，应届代表大会应该做出最终决定。” 这两条在万不得已时是必需的，但迄今为止总委员会从未使用过它们。以上所作的历史概述证明，总委员会一次都没有采取过暂时开除支部的手段，遇到冲突时它只是以双方都承认的仲裁者的身分进行活动。 最后，我们谈谈由于斗争本身的需要所赋予总委员会的那个职能。尽管同盟的拥护者感到不愉快，但事实却无疑是这样的：总委员会之所以站在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体战士的前列，正是因为它遭到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所有敌人的猛烈攻击。 五 在制裁了现在这个国际之后，十六人告诉我们国际应当是什么样的。 首先，总委员会在形式上应当成为简单的通讯统计局。随着组织职能的停止，它的信件必然会成为协会的各个刊物上已经公布的消息的复制。这样一来，通讯局也会被取消。至于统计，如果没有坚强的组织，尤其是——这一点在最初的章程中曾专门指出——如果没有总的领导，这项工作是无法完成的。但是，由于这一切都带有强烈的“权威主义”色彩，因而局倒是可能有的，不过没有任何统计罢了。总之，总委员会正在消失。根据同一逻辑，联合会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和其他“权威”中心也正在被消灭。剩下的只是自治的支部。 这些自由联合的、幸运地摆脱了任何权力，“甚至是工人所选举和建立的权力”的“自治支部”的使命是什么呢？ 这里有必要用汝拉联合会委员会向十六人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对通告做一个补充。 “为了把工人阶级变成人类的新利益的真正代表”——必须使它的组织“遵循应当获得胜利的那种思想。用彻底研究社会生活现象的办法从我们时代的要求中，从人类深心的愿望中引出这一思想，然后力求将这一思想灌输到我们的工人组织中去——这就是应抱的目的，等等。”最后，应当“在我们的工人居民中“创办”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学校”。 这样一来，自治的工人支部突然变成了学校，而同盟的先生们将成为这些学校的老师。他们将用它绝不会有任何成果的“彻底研究”的办法引出思想。“然后”由他们将它“灌输到我们的工人组织中去”。对他们说来，工人阶级是原料，是一堆杂乱的东西，要使它成形，须经他们的圣灵的吹拂。 这一切只是重弹同盟旧纲领[62]的老调。同盟旧纲领是以这样的话开头的： “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社会主义少数派，脱离了这个同盟”，打算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承担起研究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的特殊使命……” 这就是从纲领中“引出”的思想！ “这个倡议……将给欧洲和美洲的真诚的社会主义民主派提供一个找到共同语言和确立自己思想的手段”［注：同盟的先生们不断地指责总委员会召开秘密代表会议的做法，而当时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就是一种最大的叛卖行为或愚蠢行为。这些不顾条件主张喧嚣和公开的人，违反我们章程的规定，在国际内部组织了一个真正的秘密团体，其目的在于反对国际本身和使国际的对什么都不怀疑的支部服从最高祭司——巴枯宁的领导。 总委员会准备要求在下次代表大会上调查这个秘密组织及其鼓舞者在某些国家，例如在西班牙的活动。］。 可见，一个资产阶级团体的少数派，根据它自己的招认，在巴塞尔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久钻进了国际，它的唯一目的是，利用国际作为一种手段，以便以一种秘密科学的献身者的身分出现在工人群众面前，这门科学可以归纳为四句话，它的顶点是“各阶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 除了这种“理论使命”之外，向国际推荐的这个新组织还有自己的实践方面。 十六人通告说：“未来社会应当只是国际将具有的组织形式的普遍化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设法使这个组织尽可能地接近我们的理想。” “从权威组织中是否能产生一个建立在平等和自由基础上的社会呢？不可能。国际是未来人类社会的萌芽，它现在就应当正确地反映我们的自由和联邦的原则。” 换言之，正像中世纪的寺院显示出一幅天堂生活的情景一样，国际也应当成为新耶路撒冷的原型。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萌芽”已在同盟的内部形成了。自然，如果巴黎公社社员了解到公社是“未来人类社会的萌芽”，那他们一定不会遭到失败，他们一定会把纪律和武器——这些只有当不再有战争的时候才应当消失的东西——抛得一干二净！ 但是，为了更好地证明，尽管十六人进行了“彻底研究”，这个在国际正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时候来瓦解国际并使它解除武装的可爱计划，却不是他们苦苦思索出来的。巴枯宁不久以前在其关于国际的组织的札记中公布了这个计划的原本（见“1872年人民年鉴”日内瓦版）[63]。 六 现在请读一读汝拉委员会向十六人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 他们的正式机关报“社会革命报”（11月16日）宣称：“阅读它能够使人明确地知道就自我牺牲精神和实践理性而言可以从汝拉联合会的信徒们那里期待到什么东西。” 报告一开始就说，它认为普法战争和法兰西内战“这些可怕的事件对国际各支部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使人沮丧的……”影响。 如果说普法战争由于动员了大量工人参加两国军队必然促使各支部瓦解这一点是正确的，那末同样正确的是，帝国的倾复和俾斯麦的公开宣布掠夺战争，在德国和英国，在站在普鲁士人一边的资产阶级和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国际主义感情的无产阶级之间引起了一场残酷的斗争。单单是因为这一点，国际在这两个国家里的影响就必然要增长。在美国，这些事件在人数众多的德国工人侨民中引起了分裂；它的国际主义部分同沙文主义部分断然分离了。 另一方面，巴黎公社的宣告成立，以空前的力量推动了国际的广泛发展以及所有各民族支部对国际的各项原则的坚决维护，只有汝拉各支部不在此例。汝拉各支部的报告继而说道：“巨大战斗的开始发人深思……有些人为了掩盖自己的无力而躲开……对许多人说来已经造成的局势〈在他们的队伍中〉是分崩离析的征兆”，但是“恰恰相反……这种形势完全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样子“把国际改造过来”……在对这种如此有利的形势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后，这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如果不算被解散了的后来为马隆的支部所代替的同盟，汝拉委员会应当提出关于二十个支部的情况的报告。这二十个支部中有七个支部已然和它断绝来往；关于这点在报告中说道： “比恩的套匣制造工支部，以及雕刻匠和花饰瓦工支部对我们给它们的任何一个函件都没有答复过。” “纽沙特尔的各行业的支部——细木工、套匣制造工、雕刻匠和花饰瓦工——从来没有对联合会委员会作出任何答复。” “我们不能从瓦尔－德－留支部那里得到任何消息。” “洛克尔的雕刻匠和花饰瓦工支部对联合会委员会的函件没有作过任何答复。” 这就是所谓自治的支部同自己的联合会委员会的自由来往。 另一个支部，也就是 “库尔特拉里区的雕刻匠和花饰瓦工”支部，“在经过三年的顽强坚持后……现在……组成一个抵抗团体”—— 这个团体处于国际之外，但是这丝毫也不妨碍它派遣两名代表参加十六人代表大会。 然后是4个完全僵死的支部： “比恩中央支部现在瓦解了；但是它的一个忠诚的会员不久前写信告诉我们，对国际在比恩的复活还没有失去全部希望。” “圣布勒兹支部瓦解了。” “卡特巴支部在经历了光辉的存在之后，由于当地雇主〈！〉所进行的、企图解散这一勇敢的〈！〉支部的阴谋而被迫退却了。” “最后，科尔热蒙支部也成了当地雇主的阴谋的牺牲品。” 然后是库尔特拉里区中央支部，它 “采取了明智的办法：暂时停止了活动”，—— 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派遣两名代表参加十六人代表大会。 然后是四个支部，这些支部是否存在都大可怀疑。 “格朗惹支部缩小成小小的工人社会主义者核心……他们的地方性活动由于他们人数过少而瘫痪了。” “纽沙特尔中央支部由于各种事件而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如果不是它的个别会员的自我牺牲精神和积极性，它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洛克尔中央支部，好几个月来都介乎生死之间，最后瓦解了。不久以前它又重新组织起来”—— 显然，其唯一目的是要派遣两名代表参加十六人代表大会。 “绍德封社会主义宣传支部处于危急状态……它的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在恶化。” 然后是两个支部——圣伊米耶启蒙小组和桑维耳耶启蒙小组。关于它们只是稍带谈了一下，对它们的情况只字未提。 剩下一个模范支部，根据它的中央支部这一名称来判断，它本身只不过是其他业已消逝的支部的残骸而已。 “穆蒂埃中央支部无疑比其他支部受害都小……它的委员会同联合会委员会保持着经常联系……各支部均尚未成立……” 其原因如下： “穆蒂埃支部的活动由于保存了民俗的工人居民的热心关注……而处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之下；我们希望，这个地方的工人阶级对任何政治因素保持更多的独立性。” 于是，这个报告事实上 “使人明确地知道就自我牺牲精神和实践理性而言可以从汝拉联合会的信徒们那里期待到什么东西”。 他们应当再补充一下这个报告，加上一句话：绍德封——他们的委员会的最初驻在地——的工人始终拒绝同他们发生任何关系。不久以前在1872年1月18日的大会上，这些工人用下述一致行动回答了十六人通告，这就是他们批准了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以及1871年5月罗曼语区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个决议说： “将巴枯宁、吉约姆和他们的信徒永远赶出国际。” 既然所谓的桑维耳耶代表大会，按照它的参加者的说法，“在国际内部引起了一场战争，一场公开的战争”，那末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难道还需要做只字片语的补充吗？ 当然，这些自己愈渺小就叫嚷得愈厉害的人，获得了不容置辩的成就。全部自由主义的和警察的报刊都公开站在他们那方面；他们对总委员会的诽谤，他们对国际的无力的攻击，得到了一切国家的冒牌改革家们的支持。在英国，支持他们的有资产阶级共和派，这些人的阴谋已被总委员会所挫败。在意大利，支持他们的有自由思想的教条主义者，这些人不久前在斯蒂凡诺尼的旗帜下建立了一个以罗马为当然会址的“唯理论者总协会”，这个协会是个“权威主义的”和“教阶制的”组织，是无神论修士和修女的寺院，它的章程规定，在会议厅里要给每一个捐献一万法郎的资产者立一座大理石胸像。[64]最后，在德国他们受到了俾斯麦派社会主义者的支持，这些人扮演着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白衫党[65]的角色，至于他们出版的警察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66]就更不必提了。 桑维耳耶的教皇选举会向国际的所有支部发出了一个感人的号召：坚决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以便制止”，——正如公民马隆和勒弗朗塞所说的——“伦敦总委员会逐步篡夺权力的行为”，而实际上则是要用同盟来偷换国际。这一号召得到了极其令人鼓舞的响应，以致他们只得立即着手伪造最近一次比利时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在自己的正式机关报（1872年1月4日“社会革命报”）上声明说： “最后，比较重要的是，比利时各支部在其12月24日和25日举行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一致作出了和桑维耳耶代表大会的决议相符合的、关于必须立即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定。” 必须指出，比利时代表大会通过了完全相反的决议。它责成将于6以后举行的下次比利时代表大会制定新的共同章程的草案，以便提交国际应届代表大会审查。[67] 在绝大多数国际会员的同意下，总委员会只准备在1872年9月召开年度代表大会。 七 代表会议闭幕后过了几个星期，同盟的最有影响的和最卖力气的盟员阿尔伯·里沙尔先生和加斯帕尔·勃朗先生来到了伦敦，他们所负的使命是，在法国流亡者中搜罗准备为帝国复辟效劳的帮手，在他们看来，帝国复辟是摆脱梯也尔的唯一手段，而他们自己也不会无利可图。关于他们的波拿巴主义的阴谋，总委员会曾向有关系的人，其中包括布鲁塞尔联合会委员会提出过警告。 1872年1月他们抛弃了假面具，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帝国和新法兰西。人民和青年向法国人的良心的呼吁”。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著。1872年布鲁塞尔版。[68] 他们以同盟的诈骗家所固有的谦虚精神宣告： “我们是组织了法国无产阶级大军的人……我们是国际在法国的最有影响的领袖［注：在1872年2月15日的“平等报”（出版于日内瓦）上，在“揭穿丑行”的标题下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叙述法国南部公社运动失败的历史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但是，我们这些人大多数是4月30日里昂起义的惨痛失败的目击者，我们现在就可以声明，使这次起义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加·勃朗的胆小、背叛和盗窃行为，他无孔不入，执行着躲在暗中的阿·里沙尔的指示。 这些坏蛋蓄意用他们早就策划好的阴谋来败坏许多参加过起义委员会准备工作的人的声誉。 不仅如此，这些叛徒把国际在里昂的威信破坏到这种程度，以致当巴黎发生革命的时候，里昂的工人对国际采取了极不信任的态度。这就是完全缺乏组织性的原因，这就是起义遭到失败的原因，而起义的失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仅仅依靠自身力量的公社的复灭。只是在这个血的教训之后，我们才得以用宣传的办法把里昂的工人团结在国际的旗帜的周围。 阿尔伯·里沙尔是巴枯宁及其同伙的宠儿和先知。”］，我们幸而没有被枪杀，我们来到这里，是要在他们（徒骛虚名的议员们、脑满肠肥的共和派、各式各样的冒牌民主派）面前竖立起引导我们进行战斗的旗帜，并且不顾我们将要遭到的诽谤、威胁和各种攻击，向惊愕不已的欧洲发出出自我们意识深处的呼声，很快就会在所有法国人的心中得到共鸣的呼声：‘皇帝万岁！’ “需要给横遭屈辱的拿破仑第三好好地恢复名誉”，—— 于是从“侵略第三”的秘密经费中获得犒赏的阿尔伯·里沙尔先生和加斯帕尔·勃朗先生就担负了替他恢复名誉的专门任务。 不过，他们承认， “我们思想的自然发展进程使我们成为帝国的拥护者”。 这就是一定会使他们在同盟中的伙伴听起来悦耳的招认。正如在“团结报”的那些美好的日子里一样，阿·里沙尔和加·勃朗慎重其事地重弹他们关于“放弃政治”的老调，根据“自然发展进程”的材料来看，这个主张只有在最严酷的专制暴政下才能实现，那时工人们将放弃参加无论哪一种政治活动，就像囚犯放弃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散步一样。 他们声明说：“革命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共产主义已在德国和英国，首先是在德国确立起来了。顺便说一句，正是在德国，共产主义老早就认真地在制定，以便随后在整个国际中推广。德国的影响在协会中所达到的这些令人惊慌的成就，对阻止国际的发展起了不小作用，或者更确切些说，给国际在法国中部和南部各支部中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这些支部从来没有从任何一个德国人那里接受任何一个口号。” 这里我们不是已经听到最伟大的祭司长［注：米·巴枯宁。——编者注］的声音了吗？——自从同盟产生以来他就以一个俄国人的资格承担了代表各拉丁种族的特殊使命。或者这是“社会革命报”（1871年11月2日）的“真正传教士”的声音？——这些传教士郑重宣告 “德国的和俾斯麦的智者们企图把倒退运动强加给国际”。 但是，国际的真正传统幸而保存下来了，——阿尔伯·里沙尔先生和加斯帕尔·勃朗先生没有被枪杀！因而，他们的个人的“工作”就是给法国中部和南部的国际“指出新的方向”——其方法是企图建立波拿巴主义的支部，单因这一点就已是“自治的”支部。 至于读到伦敦代表会议所建议的使无产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政党的问题，那末“在帝国复辟之后我们”——里沙尔和勃朗—— “不仅将迅速消除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将迅速消除在群众的革命组织中获得反映的实现这些理论的企图”。总而言之，利用伟大的“支部自治原则”，这一原则“构成国际的真正力量……特别是在拉丁种族各国内”……（1月4日“社会革命报”），—— 这些先生把赌注押在国际的无政府状态上。 无政府状态——这就是他们的只从各种社会主义体系中剽窃了一些标签的导师巴枯宁的战马。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在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消灭阶级——达到以后，为了保持为数极少的剥削者对由生产者组成的社会绝大多数的压迫而存在的国家政权就会消失，而政府职能就会变成简单的管理职能。同盟则本末倒置，它宣布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实行无政府状态，是摧毁集中在剥削者手中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最可靠的手段。它以此为借口，竟要求国际在旧世界正力图置国际于死地的时候，用无政府状态来代替自己的组织。为了给梯也尔的共和国披上皇袍，使之永世长存，国际上的警察再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了［注：在关于杜弗尔法的报告中，地主议会议员萨卡兹首先攻击国际的“组织”。他憎恨这一组织。他在指出了“这个可怕的协会的前进运动”以后，接着说：“这个协会摈弃了……在它以前的宗派的秘密活动。它的组织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断地成立和改变。由于这一组织的强大……它的活动和影响的范围愈来愈扩大了。这种影响正在渗入一切国家。“然后，萨卡兹对这个组织作了“简短的描述”，末了他说：“这一广泛组织的计划……在其英明的统一性上就是这样。它的力量在于它的意向本身中。它的力量也在于它的为共同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广大信徒中，最后，在于促使他们行动起来的不可抗拒的动因中。”］， 总委员会： 罗·阿普耳加思安都昂·阿尔诺 马·詹·布恩弗·布列德尼克 Ｇ．Ｈ．巴特里弗·库尔奈 德拉埃欧仁·杜邦 威·黑尔斯胡利曼 茹尔·若昂纳尔哈里埃特·罗 弗·列斯纳罗赫纳 马格里特孔斯旦·马丁 捷维·莫里斯亨利·梅欧 乔治·米尔纳查理·默里 普芬德维塔勒·雷吉斯 约·罗兹瓦多夫斯基约翰·罗奇 吕耳加·朗维耶 萨德勒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尔弗·泰勒威·唐森 爱德华·瓦扬约翰·韦斯顿 Ｆ．Ｊ．贾罗 通讯书记： 卡尔·马克思——俄国和德国 列奥·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 阿·埃尔曼——比利时 托·莫特斯赫德——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合众国 勒穆修——在合众国的法国人支部 奥·赛拉叶——法国 沙尔·罗沙——荷兰 Ｊ．帕·麦克唐奈——爱尔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意大利和西班牙 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 海·荣克——瑞士 会议主席沙尔·龙格 财务委员海尔曼·荣克 总书记约翰·黑尔斯 1872年3月5日于伦敦拉脱本广场33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1月中—3月5日 1872年以小册子在日内瓦出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译的 注释： [1]“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1872年1月中至3月初写成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一篇内部通告。3月5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阐述了通告的基本论点，并指出了这个描绘出了“协会的研究得非常透彻的原则和政策的历史发展图景”的文件的意义。“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这篇通告，彻底揭露了巴枯宁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国际内部进行的破坏活动，它完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无政府主义斗争的一定阶段。在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以后，巴枯宁分子的敌对活动特别加强了。代表会议做出了关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和同宗派主义作斗争的决议，从而给了无政府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反对国际，首先是反对总委员会和马克思的疯狂运动。在1871年11月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通告（见恩格斯“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16—522页），这个通告是国际内部和外部各种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分子反对总委员会的信号。无政府主义者的公开活动，尤其是它的秘密活动使国际无产阶级的最大成就——国际——受到威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中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真正目的，揭露了他们同工人阶级的异己分子的联系以及巴枯宁所领导的同盟这个敌视工人运动的宗派的活动。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这篇通告由总委员会全体委员署名于1872年5月底第一次用法文印成单行本，并分发给协会的所有联合会。“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的俄译文于1928年第一次发表在维·波朗斯基所著“米·巴枯宁的传记材料”一书（第3卷第466—490页）中，但有很大删节。第一篇完整的俄译文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38年发表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9期上。——第3页。 [2]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1—389页）。——第7页。 [3]为回答资产阶级报刊因“法兰西内战”这个宣言的出版而对国际进行的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写信给“泰晤士报”、“旗帜报”、“每日新闻”等英国报纸，捍卫了巴黎公社并阐述了国际的立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95—404、407页）。——第8页。 [4]由于为逃避凡尔赛政府的迫害而逃往英国的公社社员来到伦敦，总委员会从1871年6月起就开始为公社流亡者募捐，分配救济物资以及为他们安排工作。总委员会的所有这些活动的组织者是马克思。在7月间总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公社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马克思、恩格斯、荣克和其他总委员会委员；后来由于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紧张筹备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遂于1871年9月5日退出了该委员会，他们的工作由其他总委员会委员接替。尽管设有专门的委员会，总委员会在1871—1872年间对组织公社社员的救济工作仍继续予以极大的重视。——第8页。 [5]从五十年代末以来，英国工人的基本要求之一是确定九小时工作日。1871年5月，新堡的建筑和机器制造工人实行了大罢工，罢工是由争取九小时工作日同盟领导的。在新堡的斗争具有特别尖锐的性质，因为同盟第一次把没有参加工联的工人也吸引到斗争中来了。同盟主席巴尔奈特请求国际总委员会阻止已在进行的把罢工破坏者运入英国的行动。由于这个缘故，总委员会便派遣它的两名委员埃卡留斯和柯恩到大陆去向工人们解释新堡发生的斗争的意义。由于国际总委员会的积极支持，运入罢工破坏者的计划被粉碎了。1871年10月，新堡的罢工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终；为工人确定了五十四小时工作周。——第8页。 [6]1871年7月25日总委员会通过了恩格斯所提出的于1871年9月在伦敦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的建议。从这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筹备这次会议在组织上和理论上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他们草拟了会议议程和决议草案，议程和草案都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进行了讨论，然后提交伦敦代表会议。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重要阶段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于1871年9月17—23日举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9页。 [7]国际总委员会关于不在巴黎而在美因兹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于1870年5月17日通过。1870年7月12日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了美因兹代表大会的议程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5页）。——第9页。 [8]在1870年6月28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建议在各支部讨论关于改变总委员会驻在地的问题，理由是必须不要为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工人造成优越条件；经过总委员会多次会议讨论之后，这个建议被通过了，马克思便于1870年7月14日写了“给各支部的机密通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4页）。各支部反对改变总委员会的驻在地，认为伦敦是国际工人协会领导机关进行活动的最适宜的地方。——第9页。 [9]1865年9月25—29日在伦敦召开了预备性代表会议，以代替原拟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关于推迟代表大会和召开代表会议的决议是由于马克思的坚持而为总委员会所通过的，马克思认为，国际的地方性组织在思想方面和组织方面还不够巩固。——第9页。 [10]法国外交部长茹·法夫尔在1871年5月26日给法国驻各国外交代表的紧急通告中建议他们力争让欧洲各国政府逮捕公社流亡者并把他们作为普通刑事犯加以引渡。 杜弗尔提出了一项由法国国民议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起草的法案，按照这项法案国际会员要受到监狱监禁的处罚。该法案于1872年3月14日通过。——第9页。 [11]1871年夏，俾斯麦和奥匈帝国首相博伊斯特采取了对工人运动进行共同斗争的步骤。1871年6月7日，俾斯麦向德国驻维也纳大使施魏尼茨发出一个紧急指示，建议他就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工人组织一事同奥地利政府进行磋商；1871年6月17日，俾斯麦向博伊斯特送交了一件备忘录，通知他在德国和法国所采取的反对国际的活动的种种措施。1871年8月，德奥两国皇帝在加施坦会晤，1871年9月又在萨尔茨堡会晤，在这两次会晤中专门讨论了关于共同对国际进行斗争的办法的问题。 意大利政府加入了反对国际的共同进军，这表现在1871年8月摧毁那不勒斯支部和迫害协会会员，尤其是对泰·库诺的迫害上（见本卷第84—85页）。 1871年春天和夏天，西班牙政府对工人组织和国际支部采取了镇压措施；由于这个缘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莫拉、莫拉哥和罗伦佐被迫流亡里斯本。——第9页。 [12]在奥匈帝国，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活动家奥伯温德、安·肖伊、莫斯特和帕普斯特因被控叛国而于1870年7月被捕并被法庭判罪；遭到迫害的还有一些工人团体。 在德国，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白拉克、博伦霍斯特、施皮尔等人因印发反对普鲁士政府的军国主义计划的告全体德国工人书（1870年9月5日）而于1870年9月9日被捕并被提交法庭审判。1870年12月17日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因反对侵略战争而被捕，他们被控的罪名是“图谋叛国”；1872年3月，他们被判处两年要塞监禁。——第10页。 [13]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合会中央委员会1871年8月12日决定不派代表参加伦敦代表会议，而将现有经费用来帮助公社流亡者。一个专门委员会受托起草向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告；8月20日，中央委员会委员一致通过该委员会的一件备忘录，然后将它交给了总委员会。备忘录分析了美国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以及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工作中所碰到的困难。马克思在1871年9月22日代表会议的会议上简单阐述了这个文件。——第10页。 [14]伦敦代表会议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委托总委员会为英国成立一个联合会委员会。从国际成立以来直至1871年秋，这个委员会的职能都是由总委员会代行的。1871年10月，英国各支部的代表和加入国际的工联的代表组成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一开始在委员会的领导中就产生了一个以总委员会书记黑尔斯为首的改良主义集团，这一集团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力图在英国使不列颠委员会和总委员会分庭抗礼，同时还反对总委员会在爱尔兰问题上所奉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见注93）。黑尔斯等人在自己的斗争中同瑞士的无政府主义者，美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子等等勾结起来。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主义分子拒绝承认代表大会决议，并同巴枯宁分子一起大肆诽谤总委员会和马克思。但他们遭到了不列颠委员会中另一部分人（维克里、赖利、米尔纳、列斯纳等人）的反对，这些人积极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1872年12月初，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发生分裂；委员会中一部分仍然忠于海牙代表人会决议的人组织成了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并同已经迁到纽约去的总委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列颠委员会的工作安排方面给与了积极的帮助。改良主义者妄想左右国际不列颠联合会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实际上存在到1874年底。它的活动随着整个国际活动的停止以及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暂时胜利而停止了。——第10页。 [15]指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第九项决议，即“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这项决议表述了这样的主张：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是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达到其最终目的——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必要条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4—456页）。——第10页。 [16]指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第二项决议，即“关于各国委员会等组织的名称”的决议，这项决议堵塞了各种宗派主义组织钻入国际的道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1—452页）。——第10页。 [17]指巴枯宁的宣言“告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族友人书”，发表在1862年2月15日“钟声”第122—123号附刊上。 “钟声”（《Колокол》）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1857年至1867年用俄文出版；1868年至1869年该报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1865年前在伦敦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第11页。 [18]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于1867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第11页。 [19]指1868年9月23日米·巴枯宁在伯尔尼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讨论该同盟的纲领草案时提出的决议案。为了捍卫自己的建议，巴枯宁两次发言，他的发言发表在1868年12月1日“钟声”第14—15号上。——第11页。 [20]下面引用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通告信是马克思根据总委员会会议对关于接受同盟加入国际问题的讨论于1868年12月22日写成的。 1868年11月29日，同盟临时委员会委员约·菲·贝克尔把这个团体的纲领和章程寄给了总委员会。在1868年12月1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这两个文件。马克思于同一日将这些文件转寄给恩格斯，请他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恩格斯于12月18日满足了这个要求；12月22日，马克思考虑了恩格斯的意见之后以通告信的形式写成的对同盟的答复的草稿，由海·荣克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并在稍加修改之后被通过。这件以机密通知的形式寄发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82—384页）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中第一次发表。——第12页。 [21]下面引用的总委员会的通告信是马克思为回答同盟中央局1869年2月27日写给总委员会的第二封信而写的。同盟中央局在信中声明说，如果总委员会赞同它的纲领并接受同盟的各个地方支部加入国际，它准备解散国际同盟。马克思曾同恩格斯磋商过回信的措词；回信在1869年3月9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93—394页）。这个文件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这一著作中第一次发表。——第14页。 [22]涅恰也夫案件——1871年7月至8月在彼得堡对一群被控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的青年学生进行的审判案（关于该案的详情见本卷第439—471页）。有关该案的材料公布于“圣彼得堡消息报”上。 伦敦代表会议委托吴亭起草一个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简短报告，报告在公布前应提交总委员会。吴亭于1872年8月底寄给马克思一个详尽的关于巴枯宁和涅恰也夫的敌视国际的活动的机密报告供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参考，以代替上述报告。——第16页。 [23]“进步报”（《LeProgrès》）是巴枯宁派的报纸，它公开反对总委员会；该报从1868年12月至1870年4月在洛克尔用法文出版，主编是吉约姆。——第16页。 [24]“平等报”（《L'égalité》）是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参加该报编辑部的巴枯宁、佩龙、罗班等人企图利用该报来攻击国际总委员会。但是，1870年1月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改变了编辑部成员，撤销了巴枯宁主义者的职务，自此以后该报开始拥护总委员会的路线。——第16页。 [25]指马克思所写的通告信“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1870年1月1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35—443页）。——第16页。 [26]“劳动报”（《LeTravail》）是法国的一家周报，国际巴黎各支部机关报，1869年10月3日至12月12日在巴黎出版；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是法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装订工人欧·瓦尔兰。——第17页。 [27]公共福利同盟——1464年年底在法国出现的封建贵族联盟，它反对国王路易十一所执行的把法兰西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政策。同盟的参加者打着争取法兰西“共同福利”的旗帜。——第17页。 [28]“团结报”（《LaSolidarité》）是巴枯宁派的周报，1870年4月至9月用法文在纽沙特尔出版，1871年3月至5月在日内瓦出版。——第18页。 [29]“工厂”（《LaFabrique》）——当时人们对日内瓦及其郊区的钟表和珠宝饰物的生产的称呼，这种生产在工场手工业类型的大小作坊里进行，同时也由家庭手工业工人进行。——第18页。 [30]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的关于瑞士罗曼语日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0页。——第19页。 [31]指由马克思起草并经国际总委员会在1870年9月9日通过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5—294页）。——第19页。 [32]指巴枯宁主义者詹·吉约姆和加·勃朗起草的、标有1870年9月5日的日期的“告国际各支部”呼吁书，它作为“团结报”第22号的附刊发表于纽沙特尔。——第19页。 [33]里昂起义是由于色当战败的消息传来而于1870年9月4日爆发的。巴枯宁于9月15日来到里昂，企图把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并实现他的无政府主义纲领。9月28日无政府主义者企图实行奇袭。由于巴枯宁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同工人缺乏联系，由于没有确定的行动计划，这一企图遭到了破产。——第19页。 [34]1871年8月10日，名称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的日内瓦巴枯宁主义者支部的书记尼·茹柯夫斯基写了一封信给瑞士通讯书记荣克，信中附有一份1871年8月6日通过的关于该支部自行解散的决议。——第20页。 [35]见“关于1869年9月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布鲁塞尔版第172页（《CompterenduduIVeCongrèsInternational，tenuàBale，enseptembre1869》．Bruxelles，1869，p．172）。决议的俄译文见“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9月6—11日”1934年莫斯科版第87页。——第20页。 [36]1870年4月，巴枯宁主义者罗班建议巴黎联合会委员会承认无政府主义者在绍德封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联合会委员会为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并在“马赛曲报”上声明，只有它的拥护者才是国际的真正会员。在总委员会向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说明了瑞士所发生的分裂的意义之后，联合会委员会决定，它无权过问这件应由总委员会审查的事情。——第21页。 [37]指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第十七项决议，即“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 在印成单行本的代表会议决议中发表了这个决议的摘要。决议全文载于1871年10月21日“平等报”第20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9—460页）。——第21页。 [38]贝·马隆“法国无产阶级的第三次失败”1871年纽沙特尔版（B．Ma-lon．《Latroisièmedéfaiteduprolétariatfrançais》．Neucha-tel，1871）。——第21页。 [39]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产生于1871年9月6日，以代替8月间解散的日内瓦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参加它的组织的除了这一支部的过去的成员茹柯夫斯基、佩龙等人以外，还有一些法国流亡者，其中有茹·盖得和贝·马隆。——第22页。 [40]“社会革命报”（《LaRévolutionSociale》）是1871年10月至1872年1月用法文在日内瓦出版的周报，1871年11月起为无政府主义者汝拉联合会的正式机关报。——第22页。 [41]安·莱奥“社会战争。在1871年和平同盟洛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1871年纽沙特尔版第7页（A．Leo．《Laguerresociale．DiscoursprononcéauCongrèsdelaPaixàLausanne1871》．Neu-chatel．1871，p．7）。——第22页。 [42]“费加罗报”（《LeFigaro》）是法国的一家反动报纸，从1826年起在巴黎出版；该报同第二帝国政府有关系。 “高卢人报”（《LeGaulois》）是保守的君主派日报，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的喉舌，1867年至1929年在巴黎出版。 “巴黎报”（《Paris-Journal》）是和警察当局有联系的反动日报；1868年至1874年由昂利·德·佩恩在巴黎出版。它支持第二帝国的政策，第二帝国崩溃后支持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对国际和巴黎公社进行卑鄙的诽谤。——第22页。 [43]指1868年7月7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52页）。所以有必要做出这个决议，是因为费·皮阿在1868年6月29日举行的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他在演说中直接号召采取恐怖行动反对拿破仑第三。布鲁塞尔的一家报纸“蟋蟀报”（《LaCigale》）在关于那次会议的报道中把费·皮阿说成是国际的领导人之一。这种说法还被其他报纸所一再重复。 决议在报刊出现之后，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费·皮阿是它的一个成员）发生了分裂。无产阶级分子的代表（欧·杜邦、海·荣克、保·拉法格等人）离开了该支部，表示不赞同皮阿的冒险性和挑衅性策略。皮阿的一小伙人与国际失去联系，但他们继续自称为“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并以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出版文件，而且一再支持反对总委员会中的马克思路线的各个反无产阶级的小集团。——第24页。 [44]1869年间在总委员会里不止一次地提出与在伦敦的一小伙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费·皮阿（见注43）的追随者正式划清界限的问题。1870年春，划清界限更显得特别必要了，因为这时在法国正准备对被控谋刺拿破仑第三的国际会员进行第三次审判；而这个所谓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的一些文件已被用来作为起诉的材料，其中包括1868年10月20日的会议上通过的呼吁书，这个呼吁书把国际同费·皮阿所领导的秘密共和团体“革命公社”混为一谈。由于这个缘故，马克思便起草了一个决议案，它在1870年5月10日为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指出国际和这个集团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85页）。逮捕国际法国会员的真正原因是，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于1870年4月24日印发了一个宣言，揭露了正在筹备中的全民投票的用意（见注159和注160）。 “马赛曲报”（《LaMarseillaise》）是一家法国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1869年12月至1870年9月在巴黎出版。该报经常刊载有关国际的活动和工人运动的材料。 “觉醒报”（《LeRéveil》）是法国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原为周刊，从1869年5月起改为日报，从1868年7月至1871年1月在巴黎出版，由沙·德勒克吕兹主编。该报公布了国际的文件和关于工人运动的材料。——第24页。 [45]1871年10月7日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审查了替法国警察机关效劳、并以1871年法国人支部领导者之一的身分混进国际的杜朗进行间谍活动的问题。杜朗同警方官员的来往信件曾被提交总委员会。按照警察机关的指示，杜朗应该打入伦敦代表会议充当密探，并且钻进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杜朗的决议是由恩格斯起草并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69页）。——第25页。 [46]1871年10月17日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决议是马克思写的，并经总委员会一致批准。总委员会指出，支部章程与共同章程的抵触使支部加入国际发生了困难。决议本文以法国通讯书记奥·赛拉叶的手抄稿的形式保存下来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71—474页）。——第25页。 [47]1871年11月7日总委员会讨论了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回答，该支部在10月31日的信中声明不同意总委员会1871年10月17日的决议（见注46）并对总委员会进行了攻击。奥·赛拉叶做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他提出了由马克思写的决议案，决议案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99—504页）。该决议第一次发表（不全）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这一著作中。——第26页。 [48]“在伦敦的1871年法国联邦主义者支部宣言”1871年伦敦版（《Décla-rationdelaSectionfrançaisefédéralistede1871，siégeantàLondres》．Ｌｏｎｄｒｅｓ，1871）。该支部在这本小册子的标题前面加上了“国际工人协会”几个字，尽管总委员会拒绝接受它加入国际。——第28页。 [49]指“代表会议的特别决议”的第二个决议，这个决议指出德国工人履行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决议是以马克思关于国际在德国和英国的状况的演说中所包含的结论为基础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7页）。——第28页。 [50]指法国通讯书记奥·赛拉叶1871年11月11日给“谁来了！”报编辑韦梅希的一封信，发表在1871年11月16日该报以及其他一些报纸上。 “谁来了！”（《QuiVive！》）是1871年在伦敦用法文出版的一家日报；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第28页。 [51]指总委员会受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委托而出版的国际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正式版本。英文版和法文版先后于1871年11月上半月和12月在伦敦出版：《GeneralRulesandAdministrativeRe-gulations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OfficialeditionrevisedbytheGeneralCouncil》和《StatutsGénérauxetRèglementsAdministratifsdel'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Editionofficielle，reviséeparleConseilGénéral》。德文的正式文本刊登在1872年2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12号上，同时还出版了单行本，标题是：《Allgemei-neStatutenundVerwaltungs-VerordnungderInterna-tionalenArbeiter-Association．AmtlichedeutscheAusgabe，revidiertdurchdenGeneralrath》．Leipzig，VerlagderExpeditiondes《Volksstaat》．1872。 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75—492页。——第29页。 [52]《CongrèsouvrierdeI'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tenuàGenèvedu3au8Septembre1866》．Ge-nève，1866，p．27，note．——第29页。 [53]《TroisièmeProcèsdeI'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àParis》．Faris，1870，ｐ．4．——第30页。 [54]指伦敦代表会议的第十七项决议，即“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它建议从罗曼语区联合会分裂出去的各无政府主义支部定名为“汝拉联合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9—460页）。——第30页。 [55]指马隆、勒弗朗塞和奥斯丁在1871年12月2日日内瓦各支部会议上提出的，旨在反对国际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定并以伪造的国际的文件为基础的决议。联合会会议否决了无政府主义的决议草案，通过了赞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和表示完全拥护总委员会的活动的决议。马隆的无政府主义的决议草案发表在1871年12月7日“社会革命报”第7号上。——第32页。 [5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60页。——第32页。 [57]指1871年6月6日法国外交部长给法国驻各国外交代表的通告。茹尔·法夫尔在通告中呼吁各国政府共同对国际进行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茹·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92—394页。同时也指萨卡兹在1872年2月5日代表杜弗尔法案（见注10）审查委员会所做的报告。——第37页。 [58]在这里和下面马克思引用的是经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并在伦敦用英文出版的国际的章程（《Rulesof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1867）。——第39页。 [59]这里有笔误。共同章程第六条是在1866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见“1866年9月3日至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工人代表大会”1866年日内瓦版第13—14页（《CongrèsouvrierdeI'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tenuàGe-nèvedu3au8septembre1866》．Genève，1866，pp．13—14）。——第41页。 [60]工人联合会于1871年秋在都灵成立，它受到马志尼分子的影响。1872年1月联合会中产生了一批无产阶级分子，他们组成了无产者解放社，后来这个团体被接受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在1872年2月以前该团体一直受警探特尔察吉的领导。 “无产者报”（《IlProletario》）是意大利的一家报纸，1872年至1874年在都灵出版，该报袒护巴枯宁派，反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第41页。 [61]“国际工人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报告”1868年9月布鲁塞尔版。“比利时人民报”附刊第50页（《TroisièmeCongrèsde1'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Compterenduofficiel》．Bruxelles，septembre1868．Supplémentaujour-nal《LePeupleBelge》，ｐ．50）。——第42页。 [62]指米·巴枯宁起草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1868年在日内瓦用法文和德文印成传单出版。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中引用了纲领的全文。——第45页。 [63]指无政府主义年刊“1872年人民年鉴”上发表的米·巴枯宁的文章“国际的组织”。——第46页。 [64]1871年11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斯蒂凡诺尼提出了建立“唯理论者总协会”的计划，它的纲领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和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混合物（建立农业移民区以解决社会问题等等）。斯蒂凡诺尼本人承认，该协会的目的在于使工人不去注意国际，并阻碍国际在意大利的影响的扩大，同时斯蒂凡诺尼也声明支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该协会纲领草案公布后展开的论战中，斯蒂凡诺尼发表了一系列诽谤总委员会、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他写这些文章所用的材料是从拉萨尔派报纸和福格特等人那里取得的。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文章揭露了斯蒂凡诺尼的真正目的和无政府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直接联系（恩格斯给“玫瑰小报”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26—528页，马克思的文章“再论斯蒂凡诺尼和国际”，见本卷第93—96页），由于意大利工人运动的许多活动家也起来反对斯蒂凡诺尼的计划，结果斯蒂凡诺尼想把意大利工人运动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的企图遭到彻底破产。 “玫瑰小报”（《GazzettinoRosa》）是意大利的一家日报，从1867年至1873年在米兰出版；该报在1871年至1872年维护巴黎公社，发表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从1872年起，受巴枯宁派控制。——第50页。 [65]“白衫党”或“白罩衫党”是对第二帝国警察当局所组织的匪帮的称呼，这些由游民组成的匪帮冒充工人，举行挑衅性的示威游行和发动，为迫害真正的工人组织制造借口。——第50页。 [66]“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Social-Demokrat》）是从1871年至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的方针完全反映了拉萨尔派所执行的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第50页。 [67]1871年12月24—25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在讨论桑维耳耶通告时，没有支持瑞士无政府主义者关于立即召开国际全协会代表大会的要求，但同时却通过了委托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制定协会新章程的决议。这个从无政府主义立场制定的，并在1872年7月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上讨论过的章程草案规定取消总委员会。——第50页。 [68]A．RichardetG．Blanc．《L'EmpireetlaFrancenouvelle．Appeldupeupleetdelajeunesseàlaconsciencefrançaise》．Bruxelles，1872．——第51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75年3月—1883年5月） 1875 1875年3月—1876年恩格斯继续写1873年已经开始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他写这本著作的目的，是对理论自然科学的成就作辩证唯物主义的概括，批判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观点。1875—1876年他写完了两章（“导言”和“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并写了许多笔记和片断。 3月18—28日由于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这两个德国工人组织准备合并，恩格斯在致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奥·倍倍尔的信中，以他个人和马克思的名义，尖锐地批判了妥协性的纲领草案，批判了纲领草案中拉萨尔派教义的整个体系、关于国家问题的机会主义论点和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观点。 4月28日马克思给亲自校订的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写了跋。 5月5日马克思寄给威·白拉克一封信，信中附有寄给爱森纳赫派整个领导的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批评意见，后来这些批评意见被称为“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的这一著作，给拉萨尔主义和其他机会主义观点以致命的打击，论证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学说，科学地预见到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规律，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5月8日马克思通知俄国革命者彼·拉·拉甫罗夫，他已采取措施妥善处置同俄国通信的秘密地址。 5月20日—8月马克思作了多次计算，以便说明剩余价值率同利润率的差别。他所做的这项工作，以后成为“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章（“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关系”）的基础。 6—12月马克思同拉甫罗夫经常见面，并和他通信。 6—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法国、比利时、丹麦、葡萄牙和美国社会主义者那里，获得有关这些国家工人运动情况的消息。 6月18日马克思特别重视德国化学家和生理学家摩·特劳白关于制造人造细胞的试验；在给拉甫罗夫的信中，他指出这种试验对解释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具有重大意义。 6月21日恩格斯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后，同总委员会（会址已迁往纽约）经常保持着联系。这时他接到总委员会关于在费拉得尔菲亚召开国际代表会议的机密通告，这些通告是要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各个支部散发的。 8月初马克思在恩格斯参加下修订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约·莫斯特所著“资本和劳动”一书，准备出第二版。该书是对“资本论”第一卷的通俗概述，于1876年在克姆尼次（卡尔·马克思城）出版，1878年在美国出版了英译本。 8月12日左右马克思离开伦敦，到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治病。 8月13—14日左右马克思赴卡尔斯巴德途中，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逗留；他访问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编辑部，并同编辑列·宗内曼进行长谈。 8月13日恩格斯向纽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提出报告，说明他分送关于在费拉得尔菲亚召开国际代表会议的机密通告所采取的措施和有关欧洲国家国际支部的情况。 8月15日—9月11日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治病。和俄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经常见面。 警察对马克思实行了秘密监视。 8月下半月—9月22日左右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养。 9月11日马克思在离卡尔斯巴德返回途中，去布拉格会见德国民主派政论家麦·奥本海姆。 9月20日马克思返回伦敦。 9月20日以后—10月马克思又开始紧张地研究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花费许多时间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在阅读1875年柏林出版的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代表人物尤·费·萨马林、亚·伊·柯舍列夫、康·德·卡维林的书籍时，马克思做了详细的札记。 10月9日左右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国际米兰支部的领导人恩·比尼亚米的一项建议，在他所出版的“社会主义丛书”中刊印一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10月11和12日恩格斯在给白拉克和倍倍尔的信中声明，他和马克思像以前一样对哥达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抱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们不准备公开反对这个纲领，因为工人是把它作为共产主义的纲领来理解的，因为他们希望真正的共产主义宣传在工人中获得成功。 10月15日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强调必须密切注视俄国的事态，因为俄国人民群众的处境、俄国政府的政策和革命运动的状况，使人们有理由认为，俄国将是第一个爆发革命的国家。 10月下半月—11月6日恩格斯同夫人因家庭事务去海得尔堡。他顺便在雷瑙逗留，会见了自己的熟人化学家鲍利。在返回途中，去宾根和科伦，并经奥斯坦德返回伦敦。 11—12月马克思研究了有关农业化学（尤其对亚·尼·恩格尔加尔特的“农业的化学基础”一书做了详细的摘要）、物理学、政治经济学的专著，特别是有关土地问题的专著。阅读了伊·伊·帕特拉夫斯基的“1700—1762年俄国金融市场”一书和恩格尔加尔特的“俄国农业问题”一文，同时研究了俄国总参谋部于1871年出版的“军事统计汇编”第四编，并做了详细的札记。 11月12日恩格斯根据拉甫罗夫的请求，读了拉甫罗夫于1875年9月15日发表在“前进”杂志上的“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一文。读后，恩格斯写信给拉甫罗夫，说出自己对达尔文学说的态度，揭穿了资产阶级达尔文主义者的反科学立场，并对拉甫罗夫本人提出一些批评意见。 11月末马克思亲自校订的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分册出版。在该书的跋中，马克思指出“资本论”法文版和原文版一样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马克思将法文版最后一分册寄给许多国家的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出版“资本论”俄文版的发起人和译者格·亚·洛帕廷、尼·弗·丹尼尔逊，以及拉甫罗夫和柯瓦列夫斯基。 1875年12月—1876年2月马克思研究从俄国丹尼尔逊那里得到的10卷“征税委员会报告”和“省农民事务厅意见汇编”；他打算在最后校订“资本论”第三卷时能利用他所做的笔记。 12月17日马克思通知拉甫罗夫说，由于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篇幅很大，他不能发表他编写的法文版主题索引。 1876 1月22日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恩格斯这篇演说于2月15日登在拉甫罗夫在伦敦出版的“前进报”上。 2月恩格斯写“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文中揭露了普鲁士的容克是德国一切反动力量的堡垒。该文载于2月25、27日和3月1日“人民国家报”，并出了单行本。 2月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创立三十六周年纪念大会发表演说。马克思在发言中，强调了德国第一批无产阶级组织特别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所遵循的国际主义原则。 2月中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第三卷的问题时，写了一段不长的说明：“级差地租和地租仅只是合并在土地内的资本的利息”。后来恩格斯把这段说明编入“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四章。 3—5月马克思研究了马·施莱登、约·兰克和路·海尔曼的许多生理学著作。 4月初马克思收到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之一弗·阿·左尔格的一封信，信中介绍了工人运动的成就，并说有必要在美国工人中传播“共产党宣言”。为此，他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审阅一下海·迈耶尔的“共产党宣言”原有译本。 4月4日马克思写信给左尔格，说他为了写作“资本论”，打算研究美国农业、土地关系和信贷方面的资料，并请他寄一些有关这些问题的书目。 5—6月马克思研究公社所有制形式；读了德国历史学家格·路·毛勒的著作。 5月20日左右—6月中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养。 5月24日左右马克思收到原巴黎公社委员、匈牙利工人运动活动家列·弗兰克尔从布达佩斯寄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有一些关于匈牙利土地所有制的资料。 5月24—26日考虑到德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欧·杜林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部分党员中间得到流行，影响日益扩大，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必须在报刊上批判杜林的观点。 5月28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拟定了他批判杜林的著作的大纲和性质。 5月底—8月底恩格斯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并着手为批判杜林的观点收集材料。为此，他读了杜林的以下著作：“哲学教程”、“国民—社会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 6—11月恩格斯写“威廉·沃尔弗”一文，这是一位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的生平事业概述。沃尔弗传作为一组文章于7月1日到11月25日连载在威廉·李卜克内西主编的社会主义杂志“新世界”上。 6月中—6月30日左右恩格斯由于家庭事务呆在海得尔堡。 7月18—23日马克思看望正在布莱顿治病的妻子。 7月24日—9月1日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养。 8月16日—9月15日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治病。 1876年9月—1877年1月初恩格斯写“反杜林论”第一编（“哲学”）。这组文章发表在1877年1月3日至5月11日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 9月16—22日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返回伦敦途中，在布拉格拜访了奥本海姆，在列日拜访了原国际俄国支部积极活动家尼·伊·吴亭。 1876年9月23日—1877年8月马克思和白拉克通信，谈出版普·利沙加勒“公社史”德文版问题。马克思认为传播这一著作是党的一件重要事情，他亲自校订该书译文。 10月21日马克思事先通知拉甫罗夫，有一批俄国反动文人准备在伦敦出版杂志，向英国人介绍俄国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拉甫罗夫把马克思这封信的摘要，刊登在11月1日的“前进报”上。 11月初马克思将有关格莱斯顿政策的材料寄给英国激进主义者查·科勒特，以供“外交评论”（《DiplomaticRe-view》）利用。 11月20日恩格斯在给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约·菲·贝克尔的信中，表示了他和马克思的共同意见，即国际的全体积极活动家应该努力的不是恢复以前的国际组织，而是建立和巩固各国群众性的工人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一定的科学工作，以加强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方面。 12月马克思读格·汉森、费·德梅利奇、奥斯特罗日钦斯基－乌提舍诺维奇关于公社所有制的著作、弗·卡尔德纳斯关于西班牙土地所有制历史的著作和L．克雷马齐的“印度法和法国法比较”。 12月上半月马克思经常同柯瓦列夫斯基会晤。 12月18日恩格斯在给他的弟弟海·恩格斯的信中，分析了在巴尔干造成的形势，并得出俄土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 12月21日恩格斯在给约·菲·贝克尔的信中，批判了英国工联的机会主义以及工联领袖在自由资产阶级面前的谄媚行径，报告了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工人运动的情况，转达了7月在费拉得尔菲亚举行的国际代表会议所通过的解散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 1877 1—12月马克思继续研究俄国改革后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发展情况，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除其他著作外，还阅读了亚·伊·瓦西里契柯夫的“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土地占有制和农业”第1—2卷，米·瓦·涅鲁切夫的“俄国的土地占有制和农业”、巴·亚·索柯洛夫斯基的“俄国北部农村公社史概要”。 1月9日恩格斯把“反杜林论”关于哲学的第一编的最后一部分寄给李卜克内西，以便在“前进报”上发表。 2—3月初马克思指示英国记者原国际会员马·巴里，要他撰文揭露格莱斯顿的对外政策。巴里的文章于3月初在一些保守派的报纸上发表。 2月初恩格斯写了“对一页‘公社史’的意见（1870年10月30日梯也尔先生的停战）”，并把它寄给该书的作者利沙加勒。 2月13日恩格斯写信给比尼亚米，谈到德国1877年的选举情况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就。恩格斯的信在2月17至18日米兰举行的上意大利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读，2月26日在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上发表。 2月20日左右—3月14日左右恩格斯因妻子生病居住在布莱顿。 3月5日马克思把“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第一部分寄给恩格斯，这一部分批判了杜林对政治经济学史的看法。 3月6—14日之间恩格斯按照马克思的建议写了“意大利的情况”一文，该文叙述了意大利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以及克服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情况，指出这一切为建立意大利工人党创造了前提。该文发表在3月16日的“前进报”上。 3月16日马克思请拉甫罗夫编写关于俄国诉讼和行政处分的综合材料，以便把这份材料转给爱尔兰人下院议员凯·奥克莱里，让他在议会中发言时利用。拉甫罗夫满足了马克思的请求。 3月底马克思又开始整理“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 5—12月恩格斯在俄土战争时期记录了俄国军队的员额和部署。 6—8月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这组论文先后发表于7月27日至12月30日“前进报”的附刊上。 6—7月恩格斯写了“1700—1870年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一文。 6月中根据白拉克的请求，恩格斯为“人民历书”写了卡尔·马克思传略。传略于1878年发表。 7—8月马克思阅读了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伊·伊·考夫曼的著作“价格波动论”、“论货币和信贷学说”第一分册和卡·克尼斯的著作“货币。货币基本学说论”。 7月4日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了几天。 7月11日—8月28日恩格斯同患病的妻子在兰兹格特休养。 7月23—29日左右马克思常同从巴黎来会见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希尔施见面。希尔施告诉马克思有关法国政治经济发展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状况的许多事实。 1877年8月—1878年4月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第三编（“社会主义”）。这组论文先后发表于1878年5月5日至7月7日“前进报”的附刊上。 8月8日马克思把“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的第二部分寄给恩格斯。 马克思和妻子、女儿爱琳娜赴诺伊恩阿尔（德国）治病。 9月5—21日左右恩格斯和妻子在苏格兰休养。 9月27日左右马克思回到伦敦。 马克思写信告诉左尔格，他正在根据俄国原文资料研究俄国的局势，说俄国正处在革命的前夜，革命的一切因素都已具备。 10月19日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手稿寄给左尔格，以便译成英文，并指出在准备出美国版的时候对正文应该作哪些修改。美国版没有出成。 10月19日和23日马克思在给左尔格和白拉克的信中，评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指出该党由于同拉萨尔派、杜林派，同上层阶级出身的人妥协而开始“发出霉味”，尖锐地批评了“未来”杂志和出版该杂志的社会主义改良主义者、“出钱买进”社会民主党的卡·赫希柏格。马克思指出，该杂志的主要倾向，是以“正义”等等词句偷换唯物主义的认识。马克思也批评了“前进报”编辑部，因为该编辑部让一些对理论一窍不通的、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占用篇幅。 1877年11月—1878年7月马克思进行“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章的付印准备工作。 约11月马克思写信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对俄国政论家和文艺批评家、民粹派思想家之一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作了答复。马克思在信中就俄国是否能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说明了自己的观点。这封信没有寄出。该信于1886年在日内瓦发表，1888年又在俄国的合法报刊上发表。 11—12月马克思研究了罗·欧文的一系列著作。 1878 1878—1882年马克思努力地系统地钻研代数学，研究并摘录拉克鲁瓦、马克费林、欧勒、波茨等人的论文，做了许多专门笔记。在代数学中或在（当时人们所理解的）有限量分析中，马克思研究了分析无穷小的概念和运算的基本数学原形。继续钻研六十年代就已开始的数学分析。研究并摘录索里、布沙尔拉、欣德、霍尔、赫明格等人的著作。写了微分史大纲。 1878年初恩格斯写了“精神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后来他把该文编入“自然辩证法”。 1月11日恩格斯在给贝克尔的信中，对组成瑞士工人党表示满意；他分析了法国工人运动的状况，指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活动中的错误。 1月12日恩格斯在给比尼亚米的信中，分析了德国、法国和美国工人运动的状况，特别关切俄国业已成熟的革命形势所造成的国内时局。比尼亚米于1月22日在“人民报”上发表了恩格斯这封信的摘要。 2月4日和11日马克思就东方问题写信给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在3月初出版的“论东方问题”小册子第二版的附录中，刊载了这些信的摘要。 2月9日左右马克思得到希尔施自巴黎寄来的关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消息。希尔施谈到出版社会主义报纸“平等报”的困难，并请恩格斯为该报写稿。 2月中—3月中恩格斯写了“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一文，说明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状况，证明无政府主义教条和策略的失败，以及国际政治路线的完全胜利；国际所奠定的国际无产阶级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团结一致的原则，仍然在各国业已成立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得到贯彻。该文在纽约社会主义报纸“劳动旗帜”3月3、10、17、24和31日这五期上发表。 3月底—5月马克思阅读了考夫曼的“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做了详细的摘要，同时写了自己的大量意见。 4月15—20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从德国来的李卜克内西会面。 5—6月初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第一版单行本序言初稿。后来恩格斯把这个初稿当做“自然辩证法”的材料（“‘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5月21日—5月底马克思为了写作“资本论”，摘录了从美国收到的“劳动统计局第一年度报告”。 5月底—6月马克思继续加紧对农业化学和地质学的研究，阅读了朱克斯、约翰斯顿、科佩等人的著作，并做了摘录。 6月11日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第一版单行本序言定稿。 6月12和27日马克思给“每日新闻”和“法兰克福报”编辑部写了声明，揭露俾斯麦的信徒洛·布赫尔。声明于6月13日和29日发表。 7月初马克思写了“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一文，揭露豪威耳虚假的论断，强调指出，世界各国正在组织的工人阶级政党无时无刻不在实现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伟大思想。该文发表于8月4日的“世俗纪事”杂志。 7月8日左右莱比锡出版了恩格斯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反杜林论”）的第一个单行本，该书一方面批评了杜林的“观点”，同时又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 7月19日马克思收到左尔格的来信，该信报道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美国的活动，阐述了美国的工人运动和总的政治形势。 8月恩格斯在写成了“反杜林论”以后，打算着手系统整理“自然辩证法”的材料，为此他拟订了这一著作的总计划草稿。 9月4—14日马克思在马耳韦思治病。 9月12日恩格斯的妻子莉希·白恩士逝世。 10—11月马克思为了写“资本论”，阅读了保·罗特、Ａ．奇孔奈、卡·迪·休里曼、Ｌ．柯萨、查·Ａ．曼、Ａ．沃克等人关于银行和货币流通史的著作，做了摘记，并写了批评意见。 10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鉴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已经被通过，建议李卜克内西在瑞士出版党的秘密机关报。 11月上半月马克思从住在伦敦的柯瓦列夫斯基那里，得到“资本论”在俄国报刊中引起争论的消息。 11月15日和28日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一些修改意见，说明这些修改在准备出版新的俄文版本时必须加以考虑，并请他注意美国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垄断组织的增长和英国的工业危机。 11月下半月—12月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研究了土地关系史料，其中有汉森、斯·亚契尼的著作，有“1870年土地管理总局委员会年度报告”，还阅读了许多有关法国历史的著作。 11月26日左右恩格斯从定期秘密前往俄国回来的洛帕廷那里，得到了有关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国内状况和革命民粹派活动的消息。 1878年12月—1879年1月马克思继续仔细地研究金融和银行业，做了大量摘录和笔记，阅读了奥·吉斯特－达贝尔、约·路·莱伊、雅·维·崩纳、约·加西奥等人的著作。 12月马克思阅读了奥·卡斯帕里和艾·杜布瓦－雷蒙关于莱布尼茨的著作以及笛卡儿关于物理和数学的论文。 1879 1—12月马克思继续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特别是研究俄国和美国的文献资料。 2月底马克思阅读了他请丹尼尔逊编写的关于过去十五年中俄国财政和财政政策的状况的介绍。 3月16日以后马克思阅读柯瓦列夫斯基发表在俄国科学和文学政治杂志“言语”上的“评保加利亚宪法草案”一文。 3月21日恩格斯为“人民报”写了题为“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一文，向意大利工人介绍德国工人运动的成就和俄国革命的在成熟。该文发表于3月30日。 不迟于4月马克思接到法国社会主义者茹·盖得从巴黎寄来的一封信，当时他正在积极为建立法国工人党而斗争，他在信中声明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向马克思报告法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并表示希望会见马克思。 4月马克思在给柯瓦列夫斯基的信中，提出自己对重农主义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意义的看法（在评论尼·伊·卡列也夫的“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农民和农民问题”一书的时候）。 4月10日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解释延期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的理由，说明欧洲和美洲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后果，并谈到铁路的发展及其对资本积聚、对外贸易增长和人民群众状况的影响。 6—7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准备出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秘密中央机关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6月中—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工人运动活动家的信中，批评莫斯特领导的“左派”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批评莫斯特在他编辑的“自由”周报上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全部活动，特别是攻击该党对国会讲坛的利用。 6月中—8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读了德国保守派政论家鲁·迈耶耳的“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一书（该书在德国被列为禁书，是作者送给他们的），并做了摘录和札记。后来，恩格斯写“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一文时利用了这些笔记。 6月17日恩格斯在给爱·伯恩施坦的信中指出，英国工联放弃参加任何政治斗争，并把他们的全部活动局限为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的罢工斗争。 1879年下半年—1880年11月马克思对已出版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卷。国民经济的一般性的或理论性的学说”一书提出批评意见。马克思表述并发展了“资本论”中所阐述的一系列价值论原理。 8月马克思从美国收到马萨诸塞劳动局局长莱特寄来的1874—1879年的报告和左尔格寄来的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马萨诸塞劳动局的统计资料。 8月初马克思接到丹尼尔逊寄去的附有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的关于俄国财政和农业状况的详细报道。 8月4日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说他和马克思拒绝为准备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稿，因为该报将由赫希柏格、施拉姆、伯恩施坦机会主义集团领导，将成为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喉舌。 8月5—27日左右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 8月8日左右—9月17日左右马克思在泽稷岛和兰兹格特疗养。 8月14日左右马克思读了威·卡尔顿的“关于爱尔兰农民生活的特写和报道”一书；在8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叙述了他对该书及其作者的评价。 不早于9月恩格斯写“自然辩证法”中的“辩证法”这一章。 9月9日恩格斯写信通知马克思关于赫希柏格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的内容，其中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合写的一篇文章直截了当地声明：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其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自行招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社会民主运动应当具有完全和平的和改良的性质，领导这个运动的应当是资产阶级（“有教养的”）分子。恩格斯建议立即反对机会主义者。 9月10日马克思收到恩格斯关于赫希柏格集团活动的报道以后，回信表示赞同立即反对这个集团。 9月17日马克思回到伦敦。 9月17—18日恩格斯以自己和马克思的名义，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写了一封通告信，信中抗议领导方面对党内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领导的机会主义派别采取调和主义的态度，尖锐地批评自从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后，党内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动摇性。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坚定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消除机会主义分子对党和党机关报的任何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纠正了自己的立场，打击了机会主义者。 9月19日马克思写信告诉左尔格，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者赫希柏格、伯恩施坦、施拉姆以及对发表无政府主义言论的莫斯特的态度，并把他和恩格斯通函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一事通知左尔格。 大约1879年10月—1880年10月马克思为了专门研究地租问题和整个土地关系问题，仍然十分注意有关公社的资料和文献。他阅读了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公社土地占有制，它的瓦解原因、过程和结果”，做了关于公社的性质、关于公社在各时代各民族中的地位和社会经济作用的详细摘记。 马克思编写了“印度历史大事记”（664—1858年）。他特别注意英国人征服和奴役印度的历史。马克思所搜集的实际资料，主要是取自Ｒ．泽韦耳的著作“从古代至1858年消灭尊严的东印度公司止的印度历史分析”和蒙·埃耳芬斯顿的著作“印度史”。 10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美国收到工人运动活动家泰·库诺的来信，请求他们影响住在美国的德国社会党人，因为他们对美国工人运动采取了宗派主义的立场。 11月14日和24日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尖锐地批评了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中所作的抹杀社会民主党任务的阶级性质的发言，以及他们在保护关税问题上的模糊立场。为此，恩格斯规定了社会民主党议员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即不投票赞同加强政府对人民的统治的任何措施，并且发展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系列原则性的论点。 1879年底—1880年初马克思阅读了尼·伊·柯斯托马罗夫的“历史专题论文和研究”。阅读时做了有关斯切潘·拉辛起义的摘录，并加了评注。 1880 1880—1881年恩格斯写“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三章（“运动的基本形态”、“运动的量度。——功”和“潮汐摩擦”）以及一系列的札记和片断。 1—12月马克思写“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他重新写第二卷的第三编，马克思阅读了政治经济学（关于土地所有制，地租、农业和财政问题的）著作，并做了摘录。 1—3月上半月为了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恩格斯应法国社会主义者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一书中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及第三编的第一、二两章）改编成独立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此书用法文（由拉法格翻译）发表在3月20日、4月20日和5月5日的“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后来又用“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书名出版了单行本小册子。 2月底恩格斯为法国工人党机关报“平等报”写“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一文，揭露俾斯麦政府的所谓“社会措施”（实行关税率和把全部铁路集中到帝国政府手中）的真正实质。文章于3月3日和24日在该报上发表。 1880年3月底—1881年6月初马克思常常受到俄国民意党人革命家列·加特曼的访问。 3月底马克思为“平等报”发表他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写前言。前言作为编辑部的按语，发表在4月7日的报纸上。 4月上半月马克思应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请求，编写“工人调查表”，其目的是为了弄清法国无产阶级的生活、劳动和斗争条件。“调查表”刊登在1880年4月20日的“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又单独印了25000份，在全法国散发。 5月初在恩格斯住所和盖得举行了会议，盖得为了讨论法国工人党的纲领而来到伦敦的。马克思、恩格斯、盖得和拉法格参加了这次会议。马克思给法国工人党纲领写出了理论性的导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整个纲领的制订工作，该纲领发表在6月30日的“平等报”、7月10日的“无产者报”（《LeProlétaire》）和7月20日的“社会主义评论”上。11月，这个纲领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 5月4—5日左右马克思给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法文版单行本写导言。恩格斯的著作和马克思的导言于5月底出版。 5月21日以后马克思校订拉法格的“法国工人党宣言”一文的原稿。 6月27日马克思在给荷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多·纽文胡斯的信中，支持他准备用荷兰文通俗地叙述“资本论”第一卷的意图。 7月22日和8月5日恩格斯在答复俄国社会活动家敏·卡·哥尔布诺娃－卡布鲁柯娃的请求时，答应帮助她寻找关于英美技工学校的书籍，向她介绍了英国国民教育的情形，叙述了西欧和俄国的手工业状况，也叙述了俄国农村公社和劳动组合解体的情况。 8月—9月13日马克思全家住在兰兹格特；会见了美国社会主义者约·斯温顿，和他谈论了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情况。 8月中—9月19日恩格斯在兰兹特和布里德林顿休养。 8月24日左右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俄国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尼·阿·卡布鲁柯夫那里，收到他本人的著作“土地私有主经济概论”。 约9—11月马克思阅读俄国自由主义文学家巴·瓦·安年柯夫在俄国科学政治文学杂志“欧洲通报”上发表的回忆录“美妙的十年”，并且在页边上记下了自己的意见。 9月12日马克思在答复丹尼尔逊请他为俄国的一份杂志写一篇论述俄国改革后的经济的文章时，建议丹尼尔逊自己发表他所收集的有关俄国改革后经济发展的统计材料，并且同意丹尼尔逊利用马克思给他信中的内容。马克思在信中分析了英国经济危机的特点，指出在农业危机的影响下农民情况的恶化。 9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和前来伦敦的李卜克内西讨论党内问题，特别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情况。从李卜克内西那里，他们了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进行的组织改组，这种改组为改善党的各方面工作提供了可能。 1880年10月—约1881年5月马克思数次会见英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亨·海德门（他揭露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的掠夺行为的文章，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对他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提出了建议。 1880年10月—1881年3月马克思继续写“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研究了大量官方文件（蓝皮书）和关于美国经济发展的文献。 10月3日左右马克思收到希尔施从巴黎寄来的信，信中谈到准备在里昂出版“解放报”（《émancipation》），谈到破坏法国工人党统一的边·马隆及其支持者（可能派）的立场。 11月4日马克思请求纽约的斯温顿在美国筹集经费，援助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受害者。 11月5日马克思向左尔格介绍了法国和德国工人党的状况，谈到必须给在受残酷迫害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经济援助。马克思还提到“资本论”在俄国所获得的成就，评述了民粹主义的政党——“民意党”和“平分土地”。马克思请求左尔格供给他关于加利福尼亚经济状况的内容丰富的材料，以便研究在那里飞快进行的生产的资本主义集中的过程。 11月6日“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写信给马克思，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科学著作的意义以及马克思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关心，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且请求马克思利用自己的影响来保证英美舆论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同情，特别是帮助列·加特曼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1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弗·列斯纳联名给11月2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纪念一八三○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大会寄去了一封贺信，信中希望波兰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同俄国工人联合行动。该信用波兰文于1881年在日内瓦发表。 12月初为了会见马克思而从日内瓦来的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尼·亚·莫罗佐夫两次访问了马克思。他向马克思介绍了同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情况，“土地和自由党”分裂的原因，并且代表“民意党”请求马克思对在日内瓦印行“俄国社会革命丛书”一事给予合作。 12月9—16日左右倍倍尔、伯恩施坦及以后来的保·辛格尔抵达伦敦，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党的事务和加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工作。 1880年底马克思阅读米·叶·萨尔梯柯夫（谢德林）的作品“芒烈波避难所”。他特别注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和俄国农村中阶级斗争的表现。 1881 1881—1882年恩格斯研究德国史，收集资料并写研究著作“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这两部著作，在科学地阐明日耳曼民族和欧洲其他民族的历史方面，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恩格斯的上述著作在他生前未曾发表。作者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在概述日耳曼人的氏族和日耳曼人国家的形成的有关章节中，曾经部分地利用了这些专题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也反映在恩格斯于1882年年底所写的“马尔克”这一著作中。 恩格斯写了“自然辩证法”中的两章（“热”和“电”）和许多短评及片断。 1—6月马克思研究有关俄国改革后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料汇编、专题论著和研究著作。阅读了亚·伊·斯克列比茨基、阿·阿·戈洛瓦乔夫、斯卡尔金、尤·埃·扬松、尼·弗·丹尼尔逊的著作和其他书刊，并做了笔记。在重新研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没有收信人的信”的基础上，马克思写了这些信的内容概要，题为“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问题”。 1月马克思受到俄国经济学家尼·伊·季别尔教授和尼·阿·卡布鲁柯夫教授的访问。 1月中—2月马克思从纽文胡斯收到“资本和劳动”（对“资本论”第一卷的概述）一书以后，开列该书再版时应该更动的地方。 2月18日左右马克思收到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她在信中以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名义，请求马克思谈谈对俄国社会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特别是对俄国农民公社命运的看法。 2月19日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以俄国为例，分析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停滞性质和收成的周期性问题、铁路建设同英美国债制度的关系问题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积聚的增长问题；谈到印度的状况，英国统治阶级对印度国民财富和人民的惊人剥削。 2月底—3月初马克思根据查苏利奇的请求，概括他所研究的有关俄国农民公社的资料，写了回信的四个草稿，内容是关于农业生产集体形式及其在俄国实现的条件的结论。 3月—约4月马克思读P．F．阿里索夫的小册子“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和米·彼·德拉哥马诺夫的小册子“俄国的残暴屠杀”，并写了批语。 3月8日马克思寄信给查苏利奇，谈到他所研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的意义，谈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俄国公社可能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起点。 3月12日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信中，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路线表示满意，指出应当如何利用编辑部得到的资料，以提高在地下工作的党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情绪。 3月2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斯拉夫人为纪念巴黎公社十周年在伦敦举行的大会写信表示祝贺。 4—5月马克思读亨·乔治的“进步和贫困”一书，在给斯温顿和左尔格的信中，说明该书在社会主义的假面具掩饰下企图挽救资本家的统治。 4月8—11日左右马克思十分注视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安·伊·热里雅鲍夫、索·李·彼洛夫斯卡姬等人的案件。 4月11日马克思在给女儿燕·龙格的信中，说谋刺亚历山大二世的组织者是一些“普通的、能干的、勇敢的”人。对沙·龙格在激进派的报纸“正义报”上写关于格莱斯顿的爱尔兰土地法的文章作了指示，说明格莱斯顿对爱尔兰的政策是对大地主有利的剥夺政策和暴力政策。 1881年5月—1882年2月中为了研究原始公社制度问题，马克思对摩尔根“原始社会”一书写了一份非常详尽的摘要，并附有自己的许多评语和结论，还读了其他有关原始文化史的著述，其中包括亨·梅恩、鲁·佐姆、太勒以及其他等人的作品，并且做了摘录和评注。 5月1—2日恩格斯开始为英国工联在伦敦出版的周报“劳动旗帜报”撰稿。他写了一篇题名为“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的文章，5月7日在该报发表。这一篇和以后各篇，都没有署名而是作为社论刊登的。 5月15—16日恩格斯写“雇佣劳动制度”一文。该文发表在5月21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5月20日左右恩格斯写“工联”一文，号召英国工人不要局限于维持一定水平的工资，而要继承宪章运动的战斗传统，建立自己的阶级政治组织，使无产阶级争得政治统治权。该文发表在5月28日和6月4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6月马克思研究美国大工业的发展，除其他资料外，还阅读了波士顿出版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Mon-thly》）中关于“美孚油公司”、美国丝织工业和童工等方面的文章。 6月初马克思同海德门断绝了一切关系，后者为了达到沽名钓誉的野心家的目的，想成为觉醒的英国工人运动的首领，而同马克思接近并自称为马克思的学生。决裂的直接原因，是海德门那本希望成为他所建立的民主党人联盟的纲领的小册子“大家的英国”。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是从“资本论”上抄来的（却没有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其中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极严重的歪曲。 6月4日马克思收到苏格兰社会主义者罗·班纳的信，该信通知他苏格兰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即将召开，并请求他和恩格斯在组织社会主义党方面给予指示。 6月下半月恩格斯写了“对法国的通商条约”、“两个模范地方议会”、“美国的食品和土地问题”这三篇论文；文章刊登在6月18、25日和7月2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6月底—7月20日左右马克思和妻子在伊斯特勃恩。 7月初恩格斯写“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一文；该文刊登在7月9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7月中恩格斯写“工人党”和“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这两篇文章，号召英国无产阶级成立独立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利用德国工人阶级在政府和警察经常迫害的条件下继续顺利进行斗争的经验。两篇文章都发表在7月23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7月26日—8月16日马克思和妻子、女儿燕妮在阿尔让台（巴黎附近）。 7月28日—8月22日恩格斯在布里德林顿沙洲（约克郡）。 7月底—8月上半月马克思写关于土地私有制、手工业、行会、财政和法国农民在1789—1794年革命前夜的状况的笔记，做爱·弗略里的“1789年三级会议的选举”一书的摘录。 7月底恩格斯写“棉花和铁”一文；该文刊登在7月30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约8—9月马克思对殖民地人民的发展史和处境感到很大兴趣，从G．马尼的“爪哇”、约·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农村”两部著作中做了许多摘记，并加了评注。 8月1—2日恩格斯写“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一文，该文使英国工人阶级得出一个结论，即没有资本家阶级，他们自己能够把国家的生产力管理得很好；该文发表在8月6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8月3日和8日之间马克思在巴黎；会见拉甫罗夫和希尔施。 8月8日和9日马克思从拜访他的法国社会党人沙·雅克拉尔和利沙加勒那里，得知关于法国政治事件和工人党状况的消息。 8月10日和15日恩格斯在给“劳动旗帜报”编辑乔·希普顿的信中声明，由于该报的机会主义趋向，他不再为该报撰稿。 8月17日马克思回到伦敦。 8月17—18日恩格斯研究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并在给他的信中，对他发现的微分法给予很高的评价。 约8月底—9月马克思开列他所有的俄国书籍和资料清单（主要是关于1861年后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题为“我书架上的俄国资料”。阅读并摘录埃·雷·于克的“中华帝国”一书。 10月13日左右—12月上半月马克思患重病。 10月24日左右马克思收到汉堡出版者奥·迈斯纳准备出“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的建议。 10月25日恩格斯把他和马克思对法国工人运动的态度和法国工人党内以马隆和布鲁斯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分裂活动，详细告诉“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伯恩施坦；清楚地说明马克思在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11月30日恩格斯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在估价德意志帝国国会的例行选举时指出，社会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重心转到大工业城市是件好事情。 12月2日马克思的妻子燕妮·马克思逝世。 12月4日恩格斯写纪念燕妮·马克思的悼文，该文发表在12月8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12月5日恩格斯在燕妮·马克思安葬时发表墓前悼词；该悼词发表在12月11日“平等报”上。 12月29日马克思前往英国南部海岸文特诺尔（威特岛）疗养。 约1881年底—1882年底马克思研究世界通史。研究的成果，是“编年大事记”这一著作，该著作扼要评述了欧洲的历史事件（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七世纪）。马克思最注意的，是封建制度瓦解和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资产阶级为确立自己的阶级统治而进行的斗争。 在编写“编年大事记”时，马克思所利用的实际材料主要取自施洛塞尔的十八卷本“世界通史”，其次是博塔和科贝特的著作，卡拉姆津的“俄国国家史”，凯利的“俄国史”，赛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历史”以及其他资料。马克思的手稿共有4个笔记本，约105印张。 1881年底—1882年马克思写“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这是有系统地整理和概括他所研究的关于俄国的资料和文献的开始。继续研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料。 1882 1—12月马克思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关于俄国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的文章，阅读瓦·伊·谢美夫斯基的“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时期的农民”第一卷，安·伊萨也夫的“俄国的劳动组合”，格·米纳伊科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农村土地公社”，瓦·巴·沃龙佐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等书籍。 1月16日马克思返回伦敦。 1月2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格·瓦·普列汉诺夫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译本写序言。2月5日该序言的俄译文发表在“民意”杂志上。 1月25日恩格斯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对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些所谓“领袖”作了评述，揭示了造成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原因，指出同他们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指出工人群众是党的最可靠的支柱。 2月5日左右恩格斯收到库诺从美国寄来的信，信中报告了在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劳动骑士团成员中顺利进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宣传的情况。 2月9—16日马克思遵照医生的意见到阿尔及尔去治疗，中途在阿尔让台大女儿处停留。 2月10日恩格斯在给贝克尔的信中指出，尽管国际停止活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由于各国工人党之间的联系而仍然保持着；恢复国际时机尚未成熟。 2月中马克思在巴黎同盖得、加·杰维尔和霍·梅萨会晤，同他们讨论法国工人党的状况。 2月20日—5月2日马克思在阿尔及尔；他的健康状况恶化。 马克思常与当地民事法庭法官费默（他曾被波拿巴放逐）会晤，从他那里了解了对阿尔及尔阿拉伯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制度的情况。 4月10日恩格斯审阅“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校样后，把它寄给拉甫罗夫。“宣言”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的一种于5月底在日内瓦出版。 4月下半月恩格斯写“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科学地阐明了基督教的起源和实质问题。该文载于5月4日和11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5月2日马克思遵照医生的意见，离阿尔及尔经马赛和尼斯赴蒙特卡罗，在那里住一个月。 5月3日恩格斯写“论美国资本的积聚”一文，该文发表在5月18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5月14日恩格斯同德国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辛格尔会晤，向辛格尔说明他和马克思对保护关税、铁路国有化和其他类似措施的看法，指出这些措施完全不超出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1882年6月—1883年1月马克思研究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 6月3日左右恩格斯从拉甫罗夫那里收到刚刚在日内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 6月3—5日马克思从蒙特卡罗赴阿尔让台，顺路在坎恩停留三天。 6月6日—8月22日马克思住在阿尔让台自己女儿燕妮·龙格那里，并在此进行了一个疗程；马克思常同拉法格会晤。 6月20日恩格斯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告诉左尔格，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别作了评述。 6月21日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答应他和马克思支持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分子的斗争，告知倍倍尔法国工人党内部发生分裂。 7月25日恩格斯通知流亡美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阿·赫普纳，说他和马克思允许赫普纳在美国用铅版翻印他们的著作。 7月31日恩格斯对拉甫罗夫寄来俄文版“共产党宣言”表示谢意。 8月2日马克思在巴黎的梅萨那里同杰维尔、盖得和拉法格会晤。 8月11日—9月8日恩格斯在亚马斯海滨休养。 8月23—27日马克思同女儿劳拉·拉法格在洛桑。 8月27日—9月25日马克思住在斐维。 9—10月马克思阅读亚·尼·恩格尔加尔特的“1872—1882年十一封农村来信”一书，并在页边作了批语。 9月初恩格斯把“布雷的牧师”一诗从英文译成德文，并写关于该诗对德国的政治意义的说明；译文和对该诗的说明载于9月7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 9月12日恩格斯在给卡·考茨基的信中，表述了他对殖民地问题的看法，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政策的观点。 9月14日恩格斯着手进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的准备工作。他决定为该版写一篇关于马尔克的专门论文，以便让社会民主党了解德国土地所有制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从而使党注意到把农业工人和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必要性。 9月下半月—12月上半月恩格斯为了写作“马尔克”，又重新阅读毛勒的著作：“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和“日耳曼尼亚的马尔克制度史”，做了摘录，并加了评注；把毛勒的资料同其他材料加以比较。 9月21日恩格斯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正文的准备工作后，写该版序言。该著作于1882年底问世。 9月26日在离开瑞士之前，马克思在日内瓦访问约·菲·贝克尔。 9月28日—10月初在回伦敦途中，马克思在阿尔让台住了几天。 10—11月马克思研究原始文化史，阅读并摘录了约·拉伯克的“文明的开始和人的原始状况”一书；了解英国在埃及的财政政策；阅读迈·乔·马耳霍耳的“埃及的财政”和艾莫斯的“对埃及人的掠夺”等著作，并写提要。 10月20日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信中，谈到法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和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和党内两种倾向——革命倾向和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做了一系列总结。 10月28日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评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说明了他对可能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进程的观点，分析了法国工人党内部的事件。 1882年10月30日—1883年1月12日马克思住在文特诺尔。他在从事“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的准备工作。 10月30日—11月3日恩格斯力求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定期交换报纸，以使每个编辑部都能正确认识德国和法国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特别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10月底恩格斯写“品特是怎样造谣的”一文，揭穿了俾斯麦的报纸“北德总汇报”对社会民主党的毁谤，该文刊载在11月2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11月马克思密切注视马·德普勒所作的电能远距离传送的试验，要恩格斯也注意这些试验并征询恩格斯的意见；阅读L．奥斯皮塔利埃的“电的基本应用”一书。 11月4日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信中宣称，他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拟议的修改党纲的运动是不适时宜的（在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前）。 11月11—23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法国工人党状况交换了意见，对盖得和拉法格在同可能派的斗争中所犯的策略上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11月23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他打算很快就写完“自然辩证法”，他时断时续地写这部极其重要的理论著作已将近十年（在此期间已写完10章和近170个札记和片断）。 12月8日马克思通过恩格斯，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揭穿瓦格纳—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利用普鲁士国家矿场对待工人的材料为开端。 12月上半月恩格斯写完“马尔克”一文，并在付排前寄给马克思校审。 12月17日马克思阅读“马尔克”手稿，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他对该文给以很高的评价。“马尔克”作为1883年4月出版的德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附录发表，该文于同年（3—4月）转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并以“德国农民。他过去怎样？他现在怎样？他将来会怎样？”为标题出版了单行本。 1883 1月12日马克思获得自己女儿燕妮·龙格于1月11日去世的消息后返回伦敦；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1月13日恩格斯写纪念马克思女儿的悼文：“燕妮·龙格（马克思）”。悼文刊载在1月18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2月8日和10日恩格斯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解释交易所在资本的集中和积聚方面的作用。 3月1日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信中，指出电能对进一步发展工业和最终消灭城乡对立的巨大意义。 3月14日（2时45分）卡尔·马克思逝世。 3月14—15日恩格斯把马克思逝世的消息通知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贝克尔和左尔格等），说这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巨大损失。 3月17日卡尔·马克思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恩格斯发表了墓前悼词，说明了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的理论遗产和实际革命活动的世界历史意义。 3月18日左右恩格斯写“卡尔·马克思的葬仪”一文，该文发表在3月22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4—5月恩格斯放下了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着手整理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文献和手稿；阅读“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继续进行马克思做过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的准备工作。 4月28日和5月12日恩格斯写“卡尔·马克思的逝世”一文，报道了马克思的后期生活和世界各国发来的电唁。该文发表在5月3日和17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法兰克时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法兰克时代[324] 墨洛温王朝和卡罗林王朝的土地关系的变革 马尔克制度，直到中世纪末，依然是日耳曼民族几乎全部生活的基础。这种制度在存在了一千五百年之后，终于由于纯粹的经济原因而逐渐没落下去了。它之所以瓦解，是因为它再也不能继续适应经济上的进步。我们将在下面探讨它的衰败以及最终的灭亡。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制度的残余在今日还继续存在。 但是，马尔克制度能够维持这么久，是靠了它的政治意义。它在数百年间曾经是体现各日耳曼部落的自由的形式。后来它却变成了上千年之久的人民受奴役的基础。怎么可能这样呢？ 最早的公社，我们知道，是包括整个民族的。全部占有的土地当初都属于整个民族。以后，彼此之间具有较近亲属关系的一个区的全体居民，成为他们所移住的地方的占有者，而民族本身就只有处置余下来的无主土地的权利了。区的居民又将他们的耕地马尔克和林地马尔克让给各个农村公社（这些农村公社同样是由近亲组成的），同时也把剩余的土地留给区支配。干村在从原始村的旧马尔克中分出土地、成立新的移民村时，情形也是一样。 血统联盟在这里，也和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整个民族的生活制度的基础；而随着人口数目的增加和民族的继续发展，这种联盟愈来愈被人们忘却了。这种情形首先表现在整个民族上面。共同的世系愈来愈不认为是实际的血统亲属关系；关于这一方面的记忆愈来愈淡薄了，余下来的仅仅是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方言。相反，在一个区的居民内部，血统联盟的意识自然保存得较长久些。因此，民族便成为一种比较牢固的区联盟了。民族大迁徙时代的日耳曼人，大概就是处在这种状态之下的。阿米亚努斯·马尔塞利努斯曾经明白地讲到阿勒曼尼人的这种情形。这在“民族法”上，也可以到处看得出来。萨克森人在查理大帝时代还是处在这个发展阶段；而弗里西安人则一直延续到弗里西安的自由丧失的时候。 但是，向罗马境内的迁徙把区内的血统联盟也破坏了，而且必然要破坏它。虽然原来打算以部落和氏族为单位进行迁移，但这也是做不到的。长期的远征，不仅把各个部落和氏族，而且把整个整个的民族混合了起来。而各个农村公社的血统联盟，也是费了很大力气才保存了下来。因此，这些农村公社便成为构成民族的实际政治单位了。罗马领土上的新区，一开始就成为多少是任意划定的（或者说，是由当地原有的关系所决定的）司法区，或者很快就变成这种司法区。 这样，民族就溶化在小的农村公社的联盟之中，而在这些农村公社之间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联系，因为每个马尔克都是自给自足的，它们自己的需要由自己生产来满足，并且邻近的各个马尔克的产品，差不多是完全相同的。因而它们之间的交换，便几乎不可能了。这些小的公社的经济利益诚然都是相同的，但正因为这样，彼此之间缺乏共同的经济利益。由于民族是纯粹由这样的公社组成的，因而，一个不是从公社内部产生、而是跟它们格格不入地对立着的、并且不断地剥削它们的国家政权，便成为民族继续生存的条件了。 这种国家政权的形式，也是由公社当时所采取的形式决定的。在有的地方，如在亚洲雅利安民族和俄罗斯人那里，当国家政权出现的时候，公社的耕地还是共同耕种的，或者只是在一定时间内交给各个家庭使用，因而还没有产生土地私有制，在这样的地方，国家政权便以专制政体而出现。相反地，在日耳曼人侵占的罗马领土上，我们看到，耕地和草地的各个份地，已成为自主地，成为占有者的自由财产，即只对马尔克负担一定赋役的财产了。我们现在要研究一下，在这种自主地的基础上，一种社会国家制度是怎样产生的，这种社会国家制度又怎样——这是常见的历史的恶作剧——最终瓦解了国家，而且在古典的形态之下，消灭了一切的自主地。 自主地使土地占有的原始平等不但可能而且必然转化为它的对立物。日耳曼人的自主地，在旧日罗马领土上一出现，就变成了跟它同时并存的罗马人的地产所早已变成的那种东西，即变成了商品。财产分配日益不均，贫富矛盾日益扩大，财产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是一切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社会的确定不移的规律；虽然这一规律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中得到了它的充分的发展，但并非一定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才能起作用。所以，从自主地这一可以自由出让的地产，这一作为商品的地产产生的时候起，大地产的产生便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可是，在我们正在考察的这个时代，耕作和牧畜是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地产及其产品占当时财富的绝大部分。当时存在的各种动产，自然跟随地产之后，同地产一样地日益聚积在同一些人手里。工业和商业在罗马崩溃时期已经衰落了，日耳曼人的侵略几乎把它们全部摧毁。留下来的大半都由非自由人和外国人经营，并且仍然成为被人轻视的行业。在财产不均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在这里逐渐形成的统治阶级，只能是一个大土地占有主阶级，他们的政治统治形式也只能是一种贵族制度。因而，如果我们看到，在这一阶级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中，起作用的往往是，而且仿佛主要是政治手段、暴力和欺诈，那末，我们就不要忘记，这种政治手段，只是在促进和加速一个必然的经济过程。不消说，我们也会常常看到，这种政治手段如何阻挠经济的发展；这样的事情是相当经常的，而且每次都发生在不同的当事人把这样的政治手段，朝着相反的方向、或者彼此交错的方向运用的地方。 这一个大土地占有主阶级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首先我们知道，就是在法兰克人侵占高卢以后，那里仍然留下很多罗马的大土地占有主，他们的田地，大部分由缴纳地租（canon）的自由佃农或依附佃农耕种。 其次，我们也看到了，王权如何通过侵略战争而在移居的日耳曼人中间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和实际的权力；它如何把旧日的民田变成王室领地，如何把罗马的国有土地也并入自己的领地。在分割帝国引起的多次内战期间，由于大量没收所谓造反者的土地，王室领地不断地增加。不过它增加得快，挥霍得也快。因为国王不断赠送土地给教会和私人，给法兰克人和罗曼人，给他的侍从（Antrustionen）和其他的宠幸者。邦君同样也赠送土地给豪族、巨室、地主、官吏和军事首领所组成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是在内战中、由于内战的影响开始形成的），以贿买他们的支持。罗特［注：保·罗特“采邑制度史”1850年厄兰根版〔P．Roth．《GeschichtedesBeneficialwesens》．Erlangen，1850〕[325]。这是在毛勒以前时期出版的最好著作之一，我在这一章中要多次引用。］无可辩驳地证明，所有这一切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是真正的馈赠，赠送的土地成为自由的、世袭的、可以出让的财产，直到查理·马尔泰尔，在这方面才有了转变。 查理掌权的时候，国王的权力已经全部崩溃了，但是还远未因此而被宫相的权力所代替。在墨洛温王朝时由于牺牲王室而创造出来的豪绅显贵阶级，千方百计地促进了王权的毁灭，但绝不是为了屈从于宫相，屈从于和他们同一地位的人。恰恰相反。掌握着整个高卢的，正如爱因哈德所说的，是这些 “暴君，他们到处都想进行统治”（《tyrannospertotamGalliamdominatumsibivindicantes》）[326]。 除去世俗的豪绅显贵以外，主教们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在许多地方，攫取了对于周围伯爵领地和公爵领地的统治权，并利用豁免权和教会的牢固组织作他们的护符。随着帝国内部的瓦解，外敌纷纷入侵；萨克森人侵入莱茵法兰克尼亚，阿瓦尔人打到巴伐利亚，阿拉伯人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而达到了阿奎丹尼亚。在这种情势之下，仅仅镇压内乱、驱逐外敌，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把已受贬抑的豪绅显贵或者把由查理委派去接替他们的后任，跟王室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因为他们旧日的权力是以大土地占有制为依据的，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根本改变土地占有关系。这一种变革是卡罗林王朝的重要事业。这一变革的特点还是在于：选择这一手段，是为了统一帝国，将豪绅显贵跟王室永久联系起来，从而加强王室，而结果却导致王室的彻底削弱、豪绅显贵的独立和帝国的瓦解。 为了弄清查理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手段，我们必须先研究一下当时教会的财产状况，因为这是当时土地关系的本质因素，在这里，是不能忽略过去的。 在罗马时代，教会在高卢就已经有了不少的地产，由于在捐税和其他赋役方面享有重大的特权，这些地产的收入就越加多了。不过，高卢教会的黄金时代，是在法兰克人信奉基督教以后才开始的。国王们彼此竞赛，看谁给教会捐献的土地、金钱、珠宝以及教堂用具等等最多。希耳佩里克就常常说（见图尔的格雷哥里）： “看，我们的国库变得多么空虚！看，我们所有的财物，全都送给教会了！”[327] 在贡特朗（他是教士们的宠儿和奴仆）在位的时候，捐献简直是漫无止境的。这样一来，被加上谋叛罪名的自由法兰克人的地产，在被没收以后，大部分变成了教会的财产。 国王怎样，人民也怎样。不论贫富，都无节制地向教会捐献。 “神奇地治好了一种真正的或臆想的病痛，实现了一种宿愿，例如生了一个儿子，避免了一种危险，都要给圣者发了慈悲的那个教堂进行捐献。在上下层居民中，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向教会捐献可以赎罪，所以，经常的慷慨施舍，也就更加必要了。”（罗特，第250页） 除此以外，还有豁免权，它在接连不断的内战、抢劫、没收的年月里，保护教会财产，免遭暴力的侵犯。许多小百姓们也都认为把他们的地产让给教会是合算的，只要在缴纳相当数量的租金的情况下能够保留土地使用权。 但是，这一切对虔敬的教士来说，还是不够的。利用万劫不复的地狱刑罚作威胁，他们可以合法地勒索到愈来愈多的捐献。查理大帝早在811年的亚琛敕令[328]里，就已经责备他们这一点，并且责备他们 “引诱人们发伪誓，造假证件，借以增加自己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财富”。 他们还诈取不合法的捐献，因为他们确信，教会除了法律上的特殊地位，还拥有充分的手段，对司法进行欺骗。在六、七世纪，高卢的宗教会议，对于一切反对捐献给教会的人，几乎没有哪一次会议，不是以逐出教会相威胁的。甚至手续上无效的捐献，也通过这一途径而变为有效的。有一些僧侣的私人债务，也能赖掉不还了。 “为了继续唤起人们捐献的兴趣，我们看到，他们采用多么无耻的手段啊！描绘天堂之乐和地狱之苦已经不再见效的时候，他们就从遥远的地方搬来圣徒的遗骨，举行巡回展览，建造新的教堂；这在九世纪简直成为一种正式的营业部门了。”（罗特，第254页）“苏瓦松的圣梅达尔德修道院的使者，在罗马费了极多的周折，乞求到圣塞巴斯提安的遗体，并将格雷哥里的遗体也一同偷走。当这两具遗体放在修道院里的时候，跑来瞻仰新到的圣者的人是那么多，他们就像蝗虫一样布满了那个地区，对于求助者，不是一个一个治疗，而是成群结队一起治疗。结果是，修道士们只得用升子来量金钱，这样的升子就有85个，修道院的黄金储藏量达到900磅。”（第255页） 欺骗、魔术、死者，特别是圣者的显灵，都被教会用作骗取财物的手段。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方法是假造证件。 我们还是让罗特说话吧：“许多宗教界人士大规模地干这种事……这一种营业老早便已开始了……这样的营业规模到底有多大，可以从我们所搜集的大量假造文件的数目中看出来。在布雷基尼所引用的360件墨洛温王朝文书中，约有130件绝对是假的……兰斯的欣克马尔就利用过莱米鸠斯的假遗嘱为他的教会侵占了许多财产，而这些在真的遗嘱里面根本没有提到过，虽然真遗嘱从未遗失，欣克马尔又清楚地知道前者是伪造的。” 甚至教皇约翰八世也企图利用一张明知是伪造的文件霸占巴黎附近圣丹尼修道院的产业（罗特，第256页及以下各页）。 采用捐献、勒索、欺骗、诈骗、假造证据以及其他带有刑事犯罪性质的勾当而巧取豪夺来的教会地产，在短短几世纪间竟然达到了极其庞大的数目，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现在座落在巴黎境界内的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在九世纪初共有地产8000芒斯或胡菲［注：芒斯或胡菲是中世纪农民的份地。——编者注］，根据盖拉尔的计算，面积计达429987公顷，每年收益100万法郎＝80万马克[329]。如果每胡菲面积平均以54公顷计算，收益以125法郎＝100马克计算，那末，在同一时候，圣丹尼、吕克瑟伊和图尔的圣马丁诸修道院，每处有地产15000芒斯，面积81万公顷，收益达150万马克。而这还是矮子丕平没收教会土地以后的情形！据罗特（第249页）估计，在七世纪末，高卢教会的全部土地，不是少于而是多于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这些庞大的地产，一部分是交给教会的不自由的佃农耕种的，可是也有一部分是由教会的自由佃农耕种的。在不自由的人中间，奴隶（servi）必须向主人提供的赋役在当初是没有什么限制的，因为他们并非有权利的人；但是在这里，对于有固定住所的奴隶，似乎不久也在习惯上定出了赋役的标准。与此相反，其他两种不自由的阶级，隶农和半农奴（他们当时在法权地位上究竟有什么差别，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他们的赋役倒有明确的规定，内容包含一定数目的人工、畜工，还有一定数量的农产品。这是从很久以前保留下来的依附关系。相反，自由人不在公有地上或者他们的私有地上，而在他人的土地上耕作，这对日耳曼人来说，却是一件新事情。不待说，日耳曼人在高卢，或者一般地在实行罗马法的地区，相当经常地遇到作为佃农的自由的罗马人。但是，他们在占地时所关心的，是他们自己不要变做佃农，而能够在自有地上耕种。因而，在自由的法兰克人能够变做任何别人的佃农之前，一定是由于某种原因把占据土地时所获得的自主地丧失了，一个特殊的无地的自由法兰克人阶级一定已经形成了。 这个阶级是由于地产开始集中而形成的，也是由于引起地产集中的那些原因而形成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内战和没收，另一方面多半是由于时势的逼迫，为了求得安全而把土地转让给教会。而教会很快又发现了一种特殊方法，来鼓励这样的转让：它不仅让捐献者在缴纳代役租的情况下保留他的土地使用权，而且在这以外还租给他一块教会土地。这种捐献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捐献者在生前保有土地使用权，只在他死后土地才成为教会的财产（donatiopostobitum）；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而且以后在国王教令里也明确规定，捐献者从教会得到比捐献的土地多一倍的纳租租种地。另一种情况是捐献立即生效（cessioadiepraesente），捐献人根据教会颁发的文件，即所谓暂时租佃契约，得到教会的多两倍的租地（不包括他自己的土地），这些土地大多是交给他终身耕种的，但也往往只租给他一个较长或较短的时期。无地的自由人阶级一经形成，其中便有许多人也参加到这种关系中去。答应给他们的暂时租佃，大概在开头的时候多数是5年，可是不久也都变成终身的了。 没有疑问，早在墨洛温王朝时代，在世俗豪绅显贵们的土地上，也发生了跟教会土地完全相同的关系；所以在那里，除了不自由的佃农以外，还移来了缴纳代役租的自由佃农。早在查理·马尔泰尔的时代，这类自由佃农的人数想必已经很多了，不然，查理·马尔泰尔所开始的、由他的儿子和孙子所完成的土地关系的改革，至少在一个方面，成为不可理解的了。 这种变革是以两种新制度为基础的。第一、为了把帝国的豪绅显贵同王室密切联系起来，王室土地以后就不再赠送给他们了，而是仅仅作为“采邑”授予他们，终生使用；不过这是带有一定条件的，违反这些条件，就以收回采邑相处罚。这样一来，豪绅显贵本人也成了国王的佃农。第二、为了确保豪绅显贵的自由佃农服兵役，把区的伯爵对移居在他们领地上的自由人的管辖职权部分地转交给他们，任命他们当这些自由人的“领主”。这两种变革，我们暂时只来考察前一种。 在征服了谋叛的小“暴君”以后，查理便按照旧日的惯例，没收他们的地产（关于这一点缺乏材料）；但是，当他以后恢复了他们的职位和官爵的时候，便把这些地产的全部或一部，作为采邑重新授予他们。对于倔强的主教们的教会土地，他还不敢冒险这样做；他撤换他们，将他们的职位赐予对他恭顺的人；在这些人中，不消说，有许多人除去行过剃发式（solatonsuraclericus）以外，是毫无僧侣资格的。这些新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现在开始遵照他的命令，将大块的教会土地，暂时出租给俗人。这在过去不是没有先例的，不过现在是大规模地进行罢了。他的儿子丕平做得彻底得多了。教会没落了，僧侣受人藐视了，教皇受到伦巴德人的压迫，除了依靠丕平的援助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丕平帮助教皇，协助他扩大教会的统治，给予他种种支持。可是，他取得了报酬，他把绝大部分的教会土地都合并于王室土地，只给主教和修道院留下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一部分。这第一次大规模的教产还俗，教会是无抵抗地忍受了。勒斯廷的正教最高会议批准了这件事，虽然附有保留条件，可是从未执行。这些极其庞大的地产，使得已经涸竭的王室土地重新站稳了脚跟，并且大部用于以后的封赐，而这些封赐事实上不久都采取了一般的采邑形式。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教会很快便从这种打击之下恢复起来了。这些上帝的勇士们一清算了丕平，便马上重新开始旧日的那一套办法。捐献又从各个方面源源而来。自由的小农们还处在二百年以来的那种水深火热的境地。在查理大帝及其后继者们统治下，他们的境况变得更坏了，许多农民都带着自己的房屋土地，投靠主教的曲柄圭杖的庇护。国王们把一部分赃物退还给一些受到特别优待的修道院，把大量王室土地送给另外一些修道院，特别是在日耳曼尼亚的修道院。在虔诚者路易的统治下，教会的贡特朗幸运时代似乎又重新降临了。在修道院的档案里，关于九世纪的捐献的材料，是特别丰富的。 采邑，也就是我们现在打算比较详细研究的这一种新制度，还不就是以后的封地，但已经是它的萌芽。采邑的授予，一开始就以封主和受封者双方共同的生存时间为限。双方有一方死亡，它便归还所有人或其继承人。旧有关系的更新，必须重新履行一次授予受封者或其继承人的手续。可见，按照以后的说法，采邑在封主死亡时，要归还封主［Thronfall］，在受封者死亡时，也要归还封主［Heimfall］。封主死亡归还封主这一办法，不久便取消了；大的受采邑者甚至比国王还强大。至于受封者死亡归还封主这一办法，往往早已改为授予原受采邑者的继承人了。在奥顿附近的一个帕特里西阿克庄园（佩西），由查理·马尔泰尔作为采邑授予希尔德布兰，在他这一家里，父子相传，经过四代，直到839年，国王方才把这个庄园的全部所有权赐给第四代受采邑者的一个弟兄。像这样的例子，在八世纪中叶以后并不少。 在凡是牵涉到没收财产的场合，封主都可以收回这些采邑。这样的事件，在卡罗林王朝之下也是非常非常之多的。例如，在矮子丕平时候的阿勒曼尼亚的暴动，绍林吉亚人的谋叛，萨克森人多次的起义，都不断引起没收；有的是没收自由农民的土地，有的是没收豪绅显贵的庄园和采邑。在虔诚者路易和他的几个儿子统治之下，虽然契约上有相反的规定，但在内战中间，这样的事情仍然不断地发生。还有一些非政治性的犯罪，也会招致财产的没收。 除此以外，倘使受采邑者玩忽了他应尽的一般臣民职责，王室也可以收回采邑；例如，滥用豁免权，不交出盗匪，不带自己的甲胄上阵，不尊重国王的敕谕等等。其次，采邑的授予是附有特殊条件的，倘使违犯这些条件，采邑就可收回；当然，这并不牵涉受采邑者的其他的财产。例如，在旧有的教会土地授出后，受采邑者未向教会缴纳应付的租税（nonaeetdecimae〔九一税和什一税〕［注：即收获物和其他收入的九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编者注］）时，或者是使土地荒芜了，就要收回采邑；在后一种场合，通常先要给予一年的警告期，以便受采邑者在这个期间可以改进经营，避免没收的危险，等等。此外，地产的授予，可以附带一定的服役，而且事实上，当采邑愈益发展为真正的封地的时候，这样的事也就愈多了。不过，这在开头的时候，完全不是必要的；至少，就服兵役说是这样的。有许多采邑，是授予低级僧侣、修道士、教会的或世俗的妇女的。 最后，也决不排斥这样的可能性：国王起初授予土地也保留了收回的权利，或者规定了一定的期限，即作为暂时租佃。从个别的材料和教会的做法看来，这似乎是很可能的。但是不管怎样，这种做法不久就停止了，因为采邑的授予，在九世纪已经普遍通行了。 如上所述，教会过去多半是把土地作为暂时租佃的土地，在一定期间，交给它们的自由佃农耕种，现在得仿照王室的榜样了（我们应该假定，大土地占有主和受采邑者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不但也开始采用采邑，而且这种方式竟然达到这样的优势，以致使原有的暂时租佃也变成了终身租佃，不知不觉地带上了采邑的性质，到了九世纪，暂时租佃差不多全部都已变为采邑了。在九世纪后半期，教会的受采邑者以及世俗豪绅显贵的受采邑者，一定在国家中早已占到重要的地位；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一定成为占有庞大地产的人物，并且成为以后的下层贵族的始祖。否则，有些人的采邑被郎城的欣克马尔无理地夺回的时候，秃头查理也许就不会这样热心地关怀这些人了。 我们看到，采邑已经具有在发展起来的封地里面可以重新看见的许多特征。封主死亡，归还封主；受封者死亡，也归还封主，这对采邑和封地都是一样的。和封地一样，采邑也是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之下才能收回的。由采邑造成的社会等级制度，就是从国王起，经过大的受采邑者（帝国公爵的前身），到中等受采邑者（以后的贵族），并且从中等受采邑者起，下至绝大多数生活在马尔克内的自由的和不自由的农民，在这样一个社会等级制度中我们看到了以后的森严的封建等级制的基础。如果说，以后的封地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一种职田，而且对封地主负有服兵役的义务，那末，后一种情形在采邑上还未发生，前一种情形也根本不是非有不可的。可是，采邑转为职田的倾向已经不可否认地存在着，并且在九世纪，它的活动范围愈来愈大了。这种倾向愈发自由地发展，采邑也就愈益发展为封地了。 不过，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还有另一种因素，那就是区制度和军事制度起初在大地产的影响下、以后在大采邑的影响下发生的变化；而以前的大地产，由于不断的内战和与之相连而来的地产的充公和再度的授予，愈来愈转化为采邑了。 显然，这一章里谈的，只是纯粹的、古典形态的采邑；这种采邑当然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并非到处同时出现的形态。可是，只有拿这种纯粹的形态来考察，才能了解这种经济关系的历史表现形态，而罗特的主要功绩之一就在于，他从一切混杂的附属物中拣出了采邑这种古典形态。 区制度和军事制度 上面叙述过的土地占有情况的变革，不能不影响到旧有的国家制度。它使国家制度发生了同样重大的变动，而这些变动又反过来影响土地占有关系。我们暂且不谈整个国家制度的改革，而在这里先考察一下，新的经济状况对于旧的人民制度在区和军事这两方面还保存着的残余发生了什么影响。 在墨洛温王朝时代，我们已经看到，伯爵、公爵们往往充任王室土地的管理人。不过，只是到了九世纪，我们才确凿地看到，某些王室土地同伯爵官职有了这样的联系：在任的伯爵领取这些土地的收入了。从前的名誉官职，现在成了一种由可靠的收入中支付俸禄的官职了。此外，我们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发生的另一种现象，即伯爵们占有了授予他们个人的王室采邑。这样，伯爵在他的伯爵领地内，便成为一个有势力的地主了。 首先，很明显，伯爵的权威一定受到了在他下面、与他并存的大土地占有主的损害；这些人在墨洛温王朝以及在卡罗林王朝初期，对国王的敕论都常常加以嘲笑，对于伯爵的号令，一定会更加不尊重。他们的自由佃农，仗着有势力的地主的庇护，往往同样忽视伯爵传唤他们出庭或征召入伍的命令。这正是以授予采邑代替授予自主地的一个原因，也是旧日自由的大地产后来多半逐渐转变为采邑的一个原因。 单单这样，还不能保证吸引豪绅显贵土地上的自由人履行对于国家的义务。必须紧接着作进一步的变动。在国王看来，必须让大土地占有主们，对于他们的自由佃农在出席法庭、应征入伍以及执行其他传统的对国家的义务方面，负起责任，正如过去伯爵对其领地内的一切自由居民所负担的责任一样。而这只有当国王把伯爵对于他们的佃农的一部分权力转让给豪绅显贵时，方才能够做到。地主或受采邑者，必须把他自己的人提到法庭；就是说，他们必须经过他而被传唤到案。他必须使他们应征入伍；也就是说，必须要经过他来征集他们；为了能够经常负起对他们的责任，他必须具有领导他们并维持军事纪律的权力。但是，这以前是，当时还依然是佃农对于国王的服务；处罚抗命者的，不是土地占有者，而是国王的伯爵；罚款也应归入王室的国库。 这种改革也要追溯到查理·马尔泰尔。至少是从他那时起，我们才看到教会显贵亲身上阵的习尚；而这一习尚，按照罗特的看法，只有从这里才能得到说明，即查理命令主教们带领他们的佃农出征，是为了保证后者能够上阵。毫无疑问，世俗的豪绅显贵及其佃农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查理大帝统治之下，这种新制度已经稳固地确立起来，而且已经普遍推行了。 可是这样一来，自由佃农的政治地位，也起了重要的变化。他们过去不管在经济上怎样厉害地依附于地主，但在法律上是同他们的地主平等的，现在他们在法律上也成了地主的臣属了。经济上的屈从取得了政治上的认可。地主成为领主、老爷，佃农成为他的homines〔人〕；“主人”成了“人”的长官。自由人法权上的平等地位，一去不复返了；最下层的“人”的充分的自由，由于世袭地产的丧失早已受到了极大损害，现在他们同不自由人又接近了一步。同时，新的“主人”超出旧日的一般自由的水平也就更多了。新贵族在经济上已经打下的基础，为国家所承认，成为国家机器中经常起作用的一种飞轮。 除了由自由佃农构成的这种《homines》以外，还有另外一种人。这就是自愿跟豪绅显贵们发生服役关系或侍从关系的贫穷的自由人。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都有他们的侍从人员，即所谓随从。当时的豪绅显贵们，也不会没有侍从人员的。在卡罗林王朝，国王的这些侍从们叫做《vassi》、《vasalli》或者《gasindi》；这些称呼，在古代“民族法”中还是使用于不自由人的，可是现在通例却含有自由的侍从的意义了。这同一的称呼，也适用于豪绅显贵们的侍从，这样的人，现在已经到处出现，而且在社会和国家中，成为一种人数日益众多、地位日益重要的成分了。 豪绅显贵是怎样获得这些侍从的，这可以从当日的契约程式中看出来。例如，在一张这样的契约程式（西尔蒙契约程式集第43号）中说： “众所周知，我无衣无食，所以请求您（主人）开恩，我希望受您的庇护（mundeburdum——等于监护）并投靠于您，条件如下：您按照我为您服务的情况和应得的报酬负责供给我衣食；而我只要还活着，就要按照一个自由人（ingenuiliordine）的样子，听候您的使唤；并且，我终生都不脱离您的权力和保护，一辈子留在您的权力和保护之下。”[330] 这一契约程式充分说明了单纯的、丝毫没有掺杂外来成分的侍从关系如何产生和具有怎样的性质，尤其是说明了一个完全破产的穷人贫困到了极点的情况。给领主当侍从的关系的产生，乃是出于双方自由的协议——所谓自由，乃是罗马的和现代的法学上的自由——它往往跟现代工人为工厂主服务的情况是一样的。“人”投靠主人，主人接受他的投靠。投靠的仪式用握手和宣誓效忠表示出来。协议是终身的，只有在缔约双方有一方死亡的时候，方能解除。仆从必须负责完成他主人交给他的任何一种与一个自由人地位不相违背的劳役。为此，主人必须维持他的生活，并酌情给予报酬。土地的转让并不一定要与此相联系，而且事实上也决不是在一切场合都有这种联系。 这种关系，在卡罗林王朝，特别是在查理大帝以后，不但被容忍了，而且受到了直接的鼓励；最后，大概是在847年的一道敕令里，把这一点规定为一切普通的自由人的义务，而且由国家监督施行。这样一来，仆从对于主人的这种关系，只有在主人企图杀死他、用棍子打他、强奸他的妻女、或者夺取他的世袭地产的时候，仆从才能单方面地解除（813年的敕令）。只要仆从从主人那里接受1索里达金币的东西，他便被束缚于主人了；从这里可以再一次清楚地看出，当时的臣仆关系并不一定是跟土地的授予相联系的。这同样的规定也出现在816年的一道敕令里面，不过附加了一条规定，即当主人企图以非法的方法使仆从陷入不自由地位，或者能够履行答应给仆从的保护而不履行的时候，仆从可以解除这种关系。 在国家面前，现在封君［Gefolgsherr］对他的侍从取得了跟地主或受采邑者对其佃农一样的权利和义务。他们对于国王依然负有服役的义务；只不过在这里，在国王同其伯爵之间，插进了封君。他叫他的臣仆出席法庭，他征集他们，带领他们参战，在他们中间维持军律；他为他们负责，并按照规定标准武装他们。因此，封君对于他的臣属也就取得了一定的处罚权，这就形成了以后日益发展起来的领主对其臣仆的审判权的起点。 在这两种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制度中，在臣仆制的形成中，在伯爵（也就是国家）对臣属，即对佃农和无地侍从（他后来不久称之为《Vassi》，《Vasalli》，《Homines》）的行政权力转交给地主、王室领地管理人、受采邑者和封君的这件事中，在国家这样确认并加强主人对臣仆的实际权力的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采邑中业已产生的封地的萌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国王起，经过大的受采邑者到他们的自由佃农，最后直到不自由人，这一种身分等级制度，已成为国家组织中被确认的、在行政上正式起作用的要素了。国家承认，没有它的帮助，就不能存在下去。这里当然要说明，事实上是怎样进行这种帮助的。 侍从和佃农的区别，只是在开头为了证明自由人依附关系的双重起源，才有重要的意义。不久，这两种臣仆不但在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也不可区分地合而为一了。大的受采邑者日益接受投靠国王的习尚，即不但成为国王的受采邑者，而且成为国王的臣仆。国王认为叫豪绅显贵、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和臣仆亲自对他举行效忠宣誓，对于他是有利的（“贝坦年鉴”[331]，837年，九世纪较多）。在这里，一般的臣民宣誓与特殊的臣仆宣誓之间的差别，不久也就消失了。于是，所有的豪绅显贵都逐渐变为国王的臣仆了。但是，大土地占有主因此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等级，成为贵族，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包括于国家组织之中，成为行政上正式起作用的一种杠杆了。 各个大土地占有主的侍从，也同样地慢慢变为佃农了。除了在老爷的庄园里直接供给膳食（而这也只能适用于极少数人）以外，想要保证侍从们的生活，只能将他们安置在土地上，将土地作为采邑，分给他们，别无其他办法。维持大量具有战斗力的侍从，这在战争连绵不断的时代是豪绅显贵生存的首要条件，而这些侍从只有通过授予土地的方法才能得到。于是，老爷的庄园内的无地仆从由于大批人居住在老爷的土地上而逐渐消失了。 但是，这种新因素愈渗入旧制度，旧制度的基础愈动摇。以前由国王和伯爵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方法，日益让位于一种间接的方法；在普通的自由人和国家之间，出现了领主，自由人通过尽忠的宣誓在人身上愈来愈受领主的束缚。国家机器中最有力的发动机——伯爵，不得不日益退居次要地位，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查理大帝在这里的做法，也和他在其他方面例行的做法一样。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在开头的时候，极力鼓励臣仆关系的扩张，直至独立的小自由人几乎完全消灭为止；但当他看到因此而削弱了他的权力时，他便企图通过国家的干涉重新恢复自己的权力。这在一个如此有魄力、如此威严的统治者之下，在许多场合，是可能成功的，可是到了他的软弱无力的后继者统治的时候，在他帮助下造成的事实，以不可阻挡之势为自己开辟了道路。 查理所喜爱的方法是派出王室特命全权大臣（missidomi-nici）。有的地方，普通的王室官吏——伯爵——无法控制愈来愈混乱的局面，特使就应当去加以控制（这要从历史上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和发挥）。 不过，也还有另一种办法，就是改变伯爵的地位，使他在行使权力的物质手段方面至少能与其伯爵领地内的豪绅显贵相等。这只有使伯爵同样加入大土地占有主的行列，才能做到，而这又需要通过两种方法。可以将各个区的若干土地，作为赠予地拨给伯爵官职，由在任的伯爵作为公务来管理这些土地，并取得土地的收入。这方面的例子，特别是在档案文件中是非常之多的，并且从八世纪末就已开始了；自九世纪起，这种关系已经很普遍了。这样的赠予地，不用说，大多数都是取之于王室国有土地；正如我们在墨洛温时期所早已看到的情形那样，伯爵和公爵往往成为他们辖境内王室国有土地的管理人。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甚至还有这样的契约程式）：主教们也把教堂土地捐赠给伯爵官职，自然仍旧保留教堂土地的不可转让权，而采取某种采邑的形式。教会的慷慨是十分出名的，所以在这里，除了由于严重困难是不能用别的理由来说明的，在邻近的世俗豪绅显贵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教会也只有跟国家权力的残余结为同盟了。 这种同伯爵官职施在一起的附属物（rescomitatus，pertinen-tiaecomitatus〔伯爵财产，伯爵所属物〕），起初是同授予在任伯爵个人的采邑严格地划分开的。采邑的授予，通常也是很多的；所以，把赠予地和采邑加在一起，原来属于名誉官职的伯爵官职，现在却成为收入非常优厚的职位了，而自虔诚者路易以后，这种赠予地同王室其他慷慨的赠予一样，也是特意授予国王想争取或者想靠他们的支持来保住自己的人。所以，关于口吃者路易有这样的记载，《quospotuitconciliavitsibi，danseisabbatiasetcomitatusacvillas》〔“凡是能够争取到的人，他都授予他们修道院、伯爵领地和庄园，把他们争取过来”〕（“贝坦年鉴”，877年）。《ｈｏｎｏｒ》〔“荣誉”〕这个名词，在过去本来是指跟一些名誉权利相联系的官职说的，到了九世纪却具有同采邑一词完全相同的意义了。于是，像罗特所正确地强调指出的那样（第408页），伯爵官职的性质，必然也要跟着发生一种本质的变化了。领主制就其获得公共性质这一点而言，起初是仿照伯爵的官职，被赋予了伯爵的权柄。现在——在九世纪后半期——领主制已经到处盛行，以致伯爵的官职有被压倒的危险，它本身只有日益接受领主制的性质，才能保持它的权力地位。伯爵愈来愈多地、并非没有成效地篡夺了领主对其所辖区内的居民（pagenses）的地位，而且侵入了他们的私人关系和公务关系。正如其他的“主人们”对待他们邻近的小百姓那样，伯爵也对区内的一些贫困的自由居民威胁利诱，使他们依附于他，充当他的臣仆。伯爵能够如此滥用他的职权这一简单的事实，最清楚不过地证明，当时残余下来的普通的自由人要想从王权及其机构那里期待保护，是怎样地不可能，这样一来，伯爵就更容易做到这一点了。受尽了各方面的暴力欺凌的这些小自由人，倘使能够找到一个保护人，纵使交出他们的自主地，然后再单单作为采邑收回来，那已经是很幸运了。早在811年的敕令里，查理大帝已经埋怨说，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法官、百户长，不断地施展司法上的诡计或频繁地征募兵役，使小百姓们遭到破产，只好把自己的自主地奉送或出卖给他们，穷人们只得为自己的财产被掠夺而高声喊冤了，等等。在这种情形之下，在九世纪末的高卢，大部分的自由财产已经转入教堂、伯爵以及其他豪绅显贵的手中（兰斯的欣克马尔，869年）。稍后，在若干省份，小自由人的自由地产，甚至完全消灭了（毛勒“概论”第212页）。随着受采邑者权力的扩大和王权的衰落，采邑逐渐变为世袭，伯爵官职不久也按照习惯变为世袭的了。如果说，在大量的王室的受采邑者之中，我们看到了后来的豪族的萌芽，那末，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从区的伯爵中产生出来的邦君的领土主权的胚胎。 在社会和政治制度已经这样完全改变以后，以一切自由人服兵役——这既是权利又是义务——为基础的旧军事制度，在外表上还是照旧不变；只不过在有新的依附关系出现的地方，领主插在他的臣仆和伯爵的中间。可是，普通的自由人一年一年地愈来愈无力负起兵役的重担了。所谓兵役不单包括个人的服役；被征集的人还要负责自己的装备，而且在头半年里伙食也要自备；最后，查理大帝时代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事情超过了极限。负担重到不堪忍受的地步，为了逃避这种负担，大群的小自由人宁愿将他们剩余的田产，甚至他们自身及其后代，都转让给豪绅显贵，尤其是转让给教会。查理把那些自由的尚武的法兰克人弄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他们宁愿做依附农民和农奴，只求不去打仗就行了。在大量的自由人已经全部或大部丧失了他们的地产以后，查理还要坚持实行建立在一切自由人的土地共同和平均占有上面的军事制度，而且推行到极端的地步，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如此。 然而事实强于查理的执拗和野心。旧的军事制度是无法再维持下去了。以国家经费装备和供养军队，在那个几乎没有货币和商业的自然经济时代，也是无从谈起的。因此，查理不得不对兵役义务加以限制，以便能够保证兵员的装备和给养。这是在807年的亚琛敕令中提出的，当时战争还是限于国境上的战斗，帝国的处境整个来说大致还是安全的。首先，每个王室的受采邑者都要毫无例外地应征；其次，占有12胡菲（mansi〔芒斯〕）的人，必须以甲胄武装起来，因而也要骑马出征（《caballarius》〔“骑士”〕，这个词出现在这同一个敕令里）。占有3至5胡菲的人，都有出征的义务。每两个占有2胡菲的人，每3个占有1胡菲的人，每6个占有半胡菲的人，每次需出兵一人，由其余的人负责装备。完全没有土地但占有价值5索里达动产的自由人，也必须每6人出兵一人，其他5人每人出1索里达，以资助他。征发亦因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邻近地区发生战争时，必须全部出征，如战地相离较远，则根据距离远近，将人员数目缩减到二分之一至六分之一。 查理在这里的用意，显然是想使旧有的军事制度适应有服兵役义务的人的已经改变了的经济生活状况，想救出还能救出的东西。然而，这种让步也无济于事；不久之后，他不得不在“关于扩军的敕令”里，再度减免兵役的负担。一般认为，这一敕令早于亚琛敕令，但照它的全部内容看，毫无疑问，要晚于亚琛敕令许多年。它把每出兵一人所需的胡菲数，由3胡菲提高到4胡菲；占有半胡菲的人和没有土地的人是豁免了兵役，而受采邑者的兵役义务也限制到每4胡菲出兵一人。在查理的后继者的统治之下，似乎每出兵一人所需胡菲的最低限度，甚至提高到5胡菲。 值得注意的是，征集必须身披甲胄入伍的拥有12胡菲的人入伍，像是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至少是，身披甲胄出阵的命令在敕令里重复了无数次。 于是，普通的自由人日渐消灭了。他们日益跟土地分离，早已驱使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沦为新兴大地主的臣仆，由于害怕兵役造成直接的破产，另一部分人甚至被迫当了农奴。这种陷于受奴役境地［ErgebungindieKnechtschaft］的过程发展十分迅速，这从当时还位于巴黎郊外的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的地产登记册中可以看出。这本地产登记册是由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在九世纪初编制出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修道院的农民中间，有2080户是隶农，35户是半农奴，220户是奴隶（servi），只有8户是自由人。可是，隶农这个词，当时在高卢，断然是不自由人。一个女自由人同隶农或奴隶通婚，被认为是亵渎神明（deturpatam），她必须受主人的支配（817年的敕令）。虔诚者路易下令，要（普瓦提埃的一个修道院的）《colonusvelservusadnaturaleservitiumvelitnolitredeat》〔“隶农或奴隶，不管他愿意与否，应当回到他的天然的依附地位”〕。他们往往受体罚（853年、861年、864年、873年的敕令），有时获得自由（见盖拉尔“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的地产登记册”）。这些农奴并不是什么罗曼人。按照研究过这些姓名的雅科布·格林自己的证明（“德意志语言史”第1卷），他们的姓名“几乎全是法兰克人的，法兰克人的数目大大超过了为数很少的罗曼人”。 不自由的人口如此大量的增加，又打乱了法兰克社会的阶级关系。除了当时正在迅速形成为一个特殊等级的大土地占有主们以外，除了他们的自由臣仆以外，现在又出现了一个不自由人的阶级，这个阶级把残余的普通的自由人日益吸收进去。这些不自由的人，有一部分曾经是自由人，另一部分则是自由人的子女；从三代以前或更早的时候起就祖祖辈辈受奴役［erblicherKnecht-schaft］的，占极少数。他们大多数人还并不是从外面偷运来的萨克森人的、温德人等的战俘；相反地，他们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法兰克人和罗曼人。对付这样的人，尤其是在他们已开始成为居民中的大多数的情况下，就不像对付世袭的或者外来的农奴那样容易了。他们还没有习惯于受奴役的地位［Knechtschaft］；连隶农也不免要受到的体罚（853年、861年、873年的敕令），他们仍然认为是一种耻辱，而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不自由的人、甚至农民臣仆就发生了多次的叛乱和暴动。查理大帝曾经亲自以极端残暴的方法镇压过兰斯主教管区佃农的一次暴动。虔诚者路易曾在821年的敕令里，说到弗兰德及梅纳比地区（在利斯河上游）奴隶（servorum）的叛乱。848年和866年，曾经对美因兹主教管区的仆从（homines）的暴动进行了镇压。镇压这类叛乱的命令，在779年以后的敕令里一再地重复着。在萨克森的“斯特林加”暴动[332]，一定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八世纪末和九世纪初以后，不自由人的赋役，甚至包括定住的奴隶们的赋役在内，都渐渐地规定出一定的、不许超过的限度。查理大帝在他的敕令里，对此曾作明文的规定。这显然是不自由的大众的这种带威胁性的行动的结果。 在占领高卢时构成了全部法兰克人中的普通的自由人等级消灭了，人民分裂为大土地占有主、臣仆和农奴，——这就是查理为取得他的新罗马帝国所付出的代价。随着普通的自由人的消灭，旧的军事制度瓦解了，随着两者的消灭，王权也崩溃了。查理把他自身统治的唯一基础破坏了。他还能勉强支撑下去；可是一到了他的后继者们的手里，实际上由他亲手造成的东西，却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注释：法兰克方言 对于这种方言，语言学家们开了一个出奇的玩笑。格林认为它已经溶化在法兰西语和高地德意志语中，但新近的研究者们则认为自敦基尔欣和阿姆斯特丹起，至翁施特鲁特河、萨利河、雷察特河止，甚至一直到多瑙河，并且经过移民而直达理森山，都是法兰克方言流行的范围。甚至像库里茨·海奈那样的语文学家，竟也根据在韦尔登抄录的一篇古福音诗[334]手稿，编造出一种古代下法兰克语言，而这几乎是一种略带法兰克语色彩的纯粹的古代萨克森语，——而布劳涅则干脆把一切真正的下法兰克方言，一部划归萨克森语，一部划归尼德兰语[335]。最后，阿尔诺德是把里普利安人征服的地区，局限于阿尔和康塞尔两河分水岭以北的地方，而认为所有位于南方及西南方的地区，开头是由阿勒曼尼人占领，以后又是单独由卡滕人（他把卡滕人也划归法兰克人之中）占领的，因此，他们说的话也是阿勒曼尼—卡滕语。 首先，让我们恢复法兰克语言区的实际界限。绍林吉亚、黑森和美因法兰克尼亚，在卡罗林王朝时代曾在《Francia》的名称下并入这个地区，此外就没有任何理由划入这个地区。在施佩萨尔特、福格耳贝克林山和卡累尔－阿斯坦山以东诸地所说的语言，绝对不是法兰克语。黑森和绍林吉亚是独立的部落居住的地方，有它们自己的独立的方言；在美因法兰克尼亚居住的是斯拉夫人、绍林吉亚人和黑森人的混血人口，其中还夹杂有巴伐利亚人和法兰克人的因素，并且形成了它的独特的方言。 只有把高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侵入这些方言中的程度拿来作为主要区别标准，才能将这三个语言分支算做法兰克语。但是，我们将要看到，正是这种方法引起了非法兰克人在判断法兰克语言时的全部混乱。 我们从最古的文物开始，并且首先对摩里茨·海奈［注：摩里茨·海奈“古代萨克森语及古代下法兰克语简明语法”1873年帕德波恩版（《KleinealtsächsischeundaltniederfränkischeGrammatikvonMoritzHeyne》．Paderborn，1873）。］的所谓古代下法兰克语作一个正确的说明。写于韦尔登而目前存放在牛津的所谓古福音诗的柯顿手稿，根据海奈的意见，应当是古代下法兰克语，因为这个手稿是在韦尔登的修道院写成的，这个修道院虽然仍然是在法兰克境内，但离萨克森边境极近。旧的部落边界，今日还是贝尔格区同马尔克区的边界；在处于两地之间的修道院中，韦尔登的修道院属于法兰克尼亚，埃森的修道院属于萨克森。韦尔登在东面和北面，都跟毫无疑问的萨克森的村庄紧紧相连；在鲁尔河同利珀河之间的平原上，萨克森语言在若干地方差不多侵入到莱茵河一带。有一部萨克森语的作品在韦尔登抄写出来，而且显然是由一个法兰克人抄写的，在这个法兰克人的笔下不时流露出法兰克语的字形——这种情形还远不足以说明抄本上的语言就是法兰克语。除了柯顿的这个古福音诗抄本以外，海奈还举出了一些具有同一性质的韦尔登的断简残篇以及他认为来自亚琛地方的一首赞美诗译文的残稿，他以为这些也是用下法兰克语写的；但凯伦（“‘萨利克法’注解”）[336]却直截了当地认定这篇译文是尼德兰语。事实上，这篇译文一方面带有完全的尼德兰语形，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有真正的莱茵—法兰克语形，甚至还有高地德意志语辅音音变的痕迹。它显然是在尼德兰语和莱茵—法兰克语之间的边境上，大约是在亚琛和马斯特里赫特之间的地方译出的。译文的语言要比那两个古福音诗抄本的语言年轻得多。 但是，单单根据柯顿的古福音诗抄本，根据抄本中出现的少量法兰克语形，就足以肯定法兰克语和萨克森语的若干基本差别。 一、在所有的印格伏南方言里，现在时直陈式复数的三种人称的结尾都是相同的，即同样是以一个前面带有元音的齿音字母为结尾；古代萨克森语结尾为d，盎格鲁撒克逊语为dh，古代弗里西安语为th（这大概也可以代替dh）。例如，在古代萨克森语中，hebbiad的意思是wirhaben，ihrhabt，siehaben，同样地，fallan，gawinnan的所有三种人称，都同样是fallad，winnad。在这里，第三人称使所有三种人称都从属于它自己，但应当注意的是，印格伏南语新特有的那种在d或dh之前省略了n的现象，也是所有上述这三种方言所共有的。在一切现存的方言之中，只有威斯特伐里亚语还保留这种特殊性；在那里，今天仍然说wi，ji，sehebbed等等。其他的萨克森方言同西弗里西安方言一样，已经没有这种特殊性了；它们的三种人称是有区别的［注：恩格斯在手稿中用铅笔添了这几个字：“和第三人称同第二人称的区别。”[337]——编者注］。 西莱茵的赞美诗，同中部高地德意志语一样，复数第一人称结尾为ｍ，第二人称为ｔ，第三人称为ｎｔ。相反地，柯顿的古福音诗抄本，除了萨克森语形以外，还曾好几次出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形式，例如：tholônd-siedulden［他们容忍］，gornônd-ihrklagt［你们诉苦］，以及命令式marient-verkündigt［宣告］，seggient-sagt［讲］。而这在萨克森语里，则要求tholôd，gornôt，mâriad，seggiad。这些形式，不单是法兰克的语形，它们甚至直到今日仍然是真正的韦如登方言，贝尔格的地区方言。在贝尔格语里，现在时复数三种人称也是相同的，不过不是像萨克森语那样以d结尾，而是像法兰克语那样以nt结尾。同马尔克福的wihebbed相反，在这里，在边界线上，却说wihant，并且与上面的命令式seggient相同，这里说seientens-sagteinmal［讲一讲］。在这里，在贝尔格语里，所有的三种人称的语形完全相同；布劳涅等人根据这一简单的观察，就不加思索地宣称全部的贝尔格山区都属于萨克森语的范围。这种规则，诚然是从萨克森传到这里来的，但遗憾的是，它是由法兰克语输出的，因此，他们所证明的，恰恰是他们应当证明的反面。 在齿音之前省去ｎ，这在印格伏南方言里，并不限于上述的场合；这在古代弗里西安语中较为稀少，相反地，在古代萨克森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中则流行颇广。例如：mudh-Mund，kudh-Kund，us-uns，odhar-einanderer。那个法兰克人在韦尔登抄写古福音诗的时候，曾有两处把odhar写成法兰克语形andar。在韦尔登的赋税登记册上，法兰克语形的姓名Reinswind，Megin-swind同萨克森语形的姓名Reinswid，Meginswid，彼此交错着。相反地，在莱茵河左岸的赞美诗中，到处都写的是munt，kunt，uns，只有在所谓利普西乌斯[338]的注解（摘自这首赞美诗的一种已经失落的手抄本）中，有一处用farkuthaabominabiles［可恨的］代替farkuntha。同样地，在古代萨利克人的文物上，姓名中的n也到处保存着，例如Gund，Segenand，Chlodosindis，Ansbertus等等；不过，这是无关紧要的。在现代的法兰克方言中，n到处都有（贝尔格语中唯一的例外是语形os-uns）。 二、一般用来构成所谓古代萨克森语语法的语言文物，全部都出于西南威斯特伐里亚、闵斯德、弗雷肯霍斯特、埃森。这些文物上的语言，不但同一般的印格伏南语形有某些重大差别，而且同那些直到今天还作为真正古代萨克森语形而保持在恩格伦和奥斯特法利亚的专有名词中的语形也有某些重大差别。相反地，它同法兰克语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却相似到了惊人的地步。因此，这种方言语法的新近研究者科瑟伊恩称它为古代西萨克森语[339]。 因为我们在这种研究中所依据的，差不多只限于拉丁文文献中的专有名词，所以，西萨克森语和东萨克森语之间的可证实的语形差别，为数并不很多。这种语形差别只限于两种场合，但是都具有决定的意义。 （1）在盎格鲁撒克逊语和古代弗里西安语里面，第二格复数的一切变化，都以ａ为词尾。相反地，在古代西萨克森语、古代法兰克语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中，则都以ô为词尾。但是，真正的古代萨克森语形究竟是怎样的呢？这种方言是否在这里真正地背离了印格伏南语的规则呢？ 恩格伦和奥斯特法利亚的文献，回答了这个问题。在Ste-dieraburg，Horsadal，Winethahûsen，Edingahûsun，Magathaburg和其他许多名称里面，复合词之前一部分是复数第二格，并以ａ为词尾。甚至在威斯特伐里亚，ａ也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弗雷肯霍斯特的登记册[340]中，就有Aningeralô和Wernerâ-Holthûson字样，而Osnabrück一词中的a，也正是古代的复数第二格。 （2）法兰克语的阳性弱变化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一样，都是以o结尾，跟哥特—印格伏南语以ａ结尾是不同的。古代西萨克森语，照例也同样是以o结尾；可见，也是跟印格伏南语的习惯不同的。但古代萨克森语，却绝不是全部如此。甚至在威斯特伐里亚，o也并不是没有例外；在弗雷肯霍斯特的登记册上，除了o之外，还有一系列以ａ为词尾的名字（Sîboda，Uffa，Asica，Hassa，Wenda等等）；在维干德[341]掌握的帕德波恩的文物中，几乎都是a，只有在极例外的情形下才有o；在奥斯特法利亚的文献里面，a差不多处于独占的地位；因此，雅·格林（“德意志语言史”）早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能不承认，a和an（间接格中的）是通行于民族各部分之间的原始的萨克森语形。a之被o排斥，也不单限于威斯特伐里亚。十五世纪初叶，编年史和其他文献中的东弗里西安语的阳性名词，几乎总是以ｏ为词尾：例如Fokko，Occo，Enno，Smelo等等，而不是西弗里西安方言里个别场合依然保留着的早先的ａ。 由此可以肯定，西萨克森语同印格伏南语语法规则上的上述两种差别，并不是萨克森语起初就有，而是由外来的影响所引起的。这种影响，可以很简单地由这样的事实来说明，即西萨克森以前本是法兰克的领土。直到法兰克人的主要部分退出以后，萨克森人才越过奥斯宁格山脉和埃格山脉，逐步地推进到直到今日还仍然是把马尔克和藻厄兰山同贝尔格和济克兰德划分开来的那条边界线。落在后面的现在已经跟萨克森人混合起来的法兰克人，他们的影响就表现在a被那两个o所代替；就是在今天的方言里，这种影响也是不能否认的。 三、莱茵—法兰克语言有一种特点流行于鲁尔河到摩塞尔河这一带，那就是动词第一人称现在时直陈式的词尾为ｎ；在后面是一个元音的情况下，这一点保持得最好［注：恩格斯用铅笔在页边上写着：奥特弗里德[342]。——编者注］。例如，（在贝尔格语里）datdonek-dastueich，ekhan-ichhabe。这种动词形式（don，han），通行于全部下莱茵和摩塞尔河流域，至少达到洛林的边境。这种特点在莱茵河左岸的赞美诗中，已经可以看到了，例如biddon-ichbitte［我恳求］，wirthon-ichwerde［我成为］，虽然并不彻底。在萨利克方言里，没有这个n；在那里，在最古的文献[343]里，已经可以看到ecforsacho［我放弃］，gelôbo［我允诺］。尼德兰语也没有这个n。古代西萨克森语，不同于法兰克语的只有一点，即这个ｎ仅仅出现在一种动词变化（即所谓第二弱变化）上面；例如，skawôn-ichschaue［我看］，thionôn-ichdiene［我服务］等等。在盎格鲁撒克逊语和古代弗里西安语里，这个ｎ是完全不存在的。我们因此不妨作这样的推测，即这个ｎ也是法兰克语在古代西萨克森方言上面留下的遗迹。 除去在文献和其他方面保留下来的许多专有名词以及字迹往往模糊到不能辨认的“萨利克法”注解之外，关于萨利克方言简直得不到任何其他的遗物了。但是，凯伦（“‘萨利克法’注解”）已经消除了相当多的模糊不清的地方，确定了在许多场合是正确的、在另一些场合是极为可能的原文，而且证明，用以书写这一法典的语言是中尼德兰语和新尼德兰语的直接的祖先。不过，这样恢复原状的材料，当然不能直接应用在语法上的。此外，我们还只有一张附录于743年查理曼敕令之后的简短宣誓书式；这大概是在勒斯廷的宗教会议上，即在比利时草拟的。在这里，我们一开头就碰见了两个典型的法兰克词：ecforsacho-ichentsage［我放弃］。在法兰克人中间说ec而不说ich，即在今日，也还是极其普遍的。在特利尔和卢森堡说eich，在科伦和亚琛说ech，贝尔格一带说êk。虽然书写的尼德兰语有ik，但在民间口语里，尤其在弗兰德，人们却经常可以听到ek。在古代的萨利克人名里，例如，Segenandus，Segemundus，Segefredus，一律是以e代i。 在forsacho这个词里面，ch代替了两个元音之间的g；这也出现在文物上面和其他场合（例如，rachineburgius），而且直至今日，仍然是从普法尔茨到北海之间所有法兰克方言的特点。关于法兰克方言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即常常以e代替i和以ch代替元音之间的g——我们在分别研究各种方言时，再来分析。 作为以上研究的结果，（人们还可以拿格林在“德意志语言史”第一卷末尾对于古代法兰克语所说的话和以上的研究结果作比较）我们打算提出这样一个现在未必还会有什么争议的论点：法兰克语早在六世纪和七世纪已经是一种独立的方言，它是高地德意志语（即首先是阿勒曼尼语）同印格伏南语（即首先是萨克森语和弗里西安语）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当时还完全处于哥特—低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阶段。要是这一论点可以成立，那就必须承认，法兰克人并非由于外部环境而结合起来的不同部落的混合物，而是一个独立的日耳曼基本部落，乃是易斯卡伏南人，他们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吸收了外来的分子，可是具有同化他们的力量。同样，我们还可以认为以下这点已经证实：法兰克部落的两个主要支派，每一个支派早就有了他们自己特有的方言，法兰克方言已分化为萨利克方言和里普利安方言，而且区别这些古代方言的许多特点在今天的民间口语中还继续存在。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这些现在仍然生存着的方言。 一、萨利克语还继续生存于两种尼德兰方言，即佛来米语和荷兰语之中，而保持得最纯粹的，是在从六世纪起即已成为法兰克领土的那些地方。关于这点，现在已经不再有任何疑问了。自从十二、十三和十四世纪发生的大海啸，差不多毁灭了整个西兰省，形成了须德海海湾、多拉尔特湾和亚德湾，从而使弗里西安人之间的政治联系，随同地理上的联系一起中断，从此以后，古代弗里西安残存的自由，在附近的封建诸侯压迫之下，也都化为乌有了，弗里西安语言跟着也几乎到处都消灭了。弗里西安语言在西部被尼德兰语，在东部和北部被萨克森语和丹麦语所限制，或者完全被排斥；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在侵入的语言中留下了显明的痕迹。古代弗里西安的西兰省和荷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成了尼德兰人独立斗争的核心和支柱，正如它们在这以前早已成为国内各主要商业城市的所在地一样。因此，主要是在这里，形成了标准新尼德兰语，而且采用了弗里西安语的因素、单词和字形，而这是应该跟法兰克语的基础区别开来的。另一方面，萨克森语言又从东面侵入了以前的弗里西安领土和法兰克领土。如果想要划出准确的界线，那就要作详细的研究；但是，纯粹的萨利克语，只限于比利时说佛来米语的那些地区——北布拉班特、乌得勒支、赫耳德兰和欧佛赖塞耳，但要除去东面的萨克森语地带。 在以麦士河为界的法兰西语区和莱茵河以北的萨克森语区之间，萨利克人同里普利安人碰了头。双方的分界线，在这里还要详细地确定，关于这点，我们到下面再说。现在，我们首先研究尼德兰语的语法特点。 在元音上，首先令人注意的是像真正的法兰克语那样，i为e所代替，例如，brengen-bringen，Kreb-Krippe，hemel-Himmel，geweten-Gewissen，ben-bin，stem-Stimme。这在中尼德兰语里出现得更频繁：gewes-gewiss，es-ist，selber-Silber，blent-blind。而这在新尼德兰语则为gewis，is，zilver，blind。同样地，我在根特附近又找到了两个地方，名叫Destelbergen和Desteld-onck；在那里，就是现在也依然把Distel叫做Destel。在这一点上，完全在法兰克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中尼德兰语，和里普利安语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受到了弗里西安语影响的标准新尼德兰语，跟它就不是那样地一致了。 其次，还有一点跟里普利安语一致的地方，就是在后面带有辅音的m或n之前，以o代替u，然而并不像中尼德兰语和里普利安语那样彻底。在新尼德兰语中，有konst，gonst，kond，同时也有kunst，gunst，kund。另一方面，也有两者完全一致的地方；例如，mond-Mund，hond-Hund，jong-jung，ons-uns。 跟里普利安语不同，长音i（ij）在发音上变作ei，这在中尼德兰语上似乎还没有这样的情形。但是，这个ei在发音上不是像在高地德意志语里那样ei＝ai，而是实际上像e+i，虽然也不像丹麦人和斯拉夫人的ej发音那样的窄。书写出来不是ij，而是ei的二合元音，发音与此稍有不同。与此相应，代替高地德意志语的au的，是ou，ouw。 元音交替从语形变化中消失了。在变格上，有单数和复数，在动词变化上，直陈式和虚拟式具有同一的词根元音。相反地，在词的构成上，元音交替则表现为双重形式：（1）一切哥特后期的方言所共有的形式，即a经i而变为e；（2）尼德兰语所特有而在以后才发达起来的形式。中尼德兰语，正如里普利安语一样，依然有hus-Haus［家］，brun-braun［褐色的］，rum-geräumig［广阔］，tun-Zaun［垣篱］；复数则为huse，brune。新尼德兰语则只有中尼德兰语和里普利安语向所未见的语形，例如，huis，bruin，ruim，tuin（ui＝高地德意志语的eu）。相反地，以eu代替短音o（高地德意志语的u），则已经侵入中尼德兰语了。例如，jeughet与joghet同时并存，新尼德兰语有jeugd-Jugend［青年］；doghet-Tugend［道德］，dor-Tür［门］，kor-Wahl［选择］，而同时还有带eu的语形；在新尼德兰语则只有deugd，keur，deur。这同十二世纪起在法兰西北部发展起来的语形--以eu代替重读的拉丁语o--，是完全一致的。凯伦注意到了元音交替的第三种情形：在新尼德兰语里，ei是由ê（ee）的元音交替变成的。所有这三种元音交替形态，都是里普利安语以及其他方言所没有的，是尼德兰语的一种特殊的标志。 Ald，alt，old，olt，uld，ult变为oud，out。这种变化，在中尼德兰语里就已经可以看到了，不过，在那里，既有goudin，houde，scoude（sollte），同时也有guldin，hulde，sculde，因此，这种转变发生于什么时候，是可以大致确定的。这也同样是尼德兰语的特点，至少它同所有大陆的日耳曼方言是相反的；它在英格兰的郎卡郡方言里反而还存在着；例如，gold，hold，old，在那里是gowd，howd，owd。 说到辅音，尼德兰语没有纯粹的g（即意大利语、法语或英语的后舌音g）。这个辅音的发音像强烈的送气音gh，在若干音结合中，它和深后舌音（瑞士语、现代希腊语或俄语的）ch是没有分别的。我们已经看到，从g到ch的这种转变，在古代萨利克语中就已经出现了。它也出现在一部分的里普利安语和在以前法兰克土地上形成的萨克森方言里，例如，在闵斯德，也跟在贝尔格语里一样，甚至单词的开头的j，特别是在外来语里，在某些场合发音也和ch一样，人们在那里可以听到Choseph，甚至可以听到Chahr（Jahr）。倘使摩·海奈注意到这一点，那末，在古福音诗中j，g和ch的常常彼此换用和互押头韵，就不致于使他感到困惑了。 在单词的开头，尼德兰语有时还保留着wr，例如wringen-ringen［扭夺］，wreed-grausam［残忍的］，wreken-rächen［复仇］。在里普利安语里，也有这一方面的残迹。 从弗里西安语里，采纳了将指小词词尾ken软化为tje，je的办法，例如，mannetje-Männchen［小人儿］，bietje-Bienchen［蜜蜂儿］，halsje-Hälschen［围脖儿］，等等。不过，也有保留k的，例如，vrouken-Frauchen［爱妻］，hoeteken-Hüttchen［小屋］。在佛来米语里，至少在民间语言里，k却保留得更好：布鲁塞尔的著名的小人儿叫做manneken-pis[344]。可见法国人的mannequin，英国人的mannikin，都是从佛来米语那里借来的。两者词尾的复数为vroukens，mannetjes。这个s，我们在里普利安语里还会看到。 尼德兰语同萨克森诸方言，甚至同斯堪的那维亚诸方言共同的地方，是元音之间的ｄ的脱落，特别是两个e之间的d，例如，leder和leer，weder和weer，neder和neer，vader和vaer，moeder和moer-Mutter［母］。 尼德兰语的变格显示着强变化和弱变化语形的完全的混合，而因为在复数时无元音交替，所以尼德兰语复数的形成，只有在极少的场合，才是与里普利安语或萨克森语一致的，在这里，也可以看出这种语言的一种极其显著的特点。 萨利克语和里普利安语同一切印格伏南方言共同的地方，是er，der，wer等主格标志的脱落，即在尼德兰语里是hij，de（冠词）和die（指示代词），wie。 动词变位的分析，会使我们跑得过远。上面讲过的，已经足够使我们在任何地方将现代的萨利克语言跟其他邻接的各种方言区别开来。对尼德兰的民间方言进行更精密的研究，一定还能获得许多重要的东西。 二、莱茵法兰克语。我拿这个名称表示其余一切的法兰克方言。我在这里不照旧的办法把里普利安语跟萨利克语对立起来，是有充分理由的。 阿尔诺德[345]就已经注意到：真正的里普利安人是住在一块比较狭小的地区，其南面境界大体可用两个同名为莱夫费尔舍伊德的村落（在阿得瑙和什莱登附近）作标志。这一点正确之处在于：这样一来，就能在语言方面也把纯粹的里普利安人的地区，同真正的里普利安人在其他日耳曼部落之后或者和他们同时占据的地区划分开来。但是，由于“下法兰克语”这一名称已经获得了另外的意义，而且这一名称还包括了萨利克语，所以，我只好把在萨利克语区和这条界线之间的地区通用的相近的方言语族，统称为里普利安语——狭义的里普利安语。 1．里普利安语这一方言语族同萨利克语的分界线，是同荷兰—德意志的边境线决不相符的。相反地，在莱茵河右岸，还有雷斯区的大部分属于萨利克语的范围，而在这里的威塞尔地区，则为萨利克语、里普利安语和萨克森语接触之外。在莱茵河左岸，属于萨利克语的，则有克列维和格耳德恩，并且大约延伸到下面这条线：从莱茵河起，经过克散滕和威塞尔之间，南到符律恩村（在默尔斯之西），并从那里起，西南到文洛为止；要想划出更精确的界线，只有到当地去才行，因为经过了荷兰多年的管辖，不单在格耳德恩，而且在默尔斯伯爵领地，都有许多带有萨利克—尼德兰语形的里普利安的名称保留在地图上面。 从文洛地区往上去，麦士河右岸的大部地区大概都讲里普利安语，因此在这里，政治上的界线并未在任何地方穿过萨利克语地区，却总是穿过里普利安语地区，而后者几乎伸展到马斯特里赫特附近。带heim（不是hem）的地名以及带里普利安语所特有的语形ich的地名，在这里，大量地出现在荷兰领土上。再往南去，便有了带broich（荷兰的broek）并有辅音音变的地名，例如鲁尔蒙特附近的Dallenbroich，以及带rade的地名（锡塔特附近的Bingelrade，以及那里的Amstenrade、Hobbelrade和六、七个这一类的地名）；那已落入比利时之手的麦士河右岸的一小片德意志土地，则完全属于里普利安语范围以内（拿距离麦士河9公里的Krützenberg同文洛北面的Kruisberg相比）。甚至在麦士河左岸，在比利时境内名叫灵堡的地方，我也发现，马宰克附近有Ke-ssenich，麦士河畔有Stockheim和Reckheim，马斯特里赫特附近有Gellik，这就证明这里居住的并非纯粹的萨利克居民。 里普利安同萨克森的界线，自威塞尔附近向东南延伸，愈往前离莱茵河愈远，在法兰克方面的鲁尔河畔缪尔海姆、韦尔登和萨克森方面的埃森之间穿过，直达贝尔格同马尔克的边界，这条边界线直至今日，仍然是莱茵省同威斯特伐里亚的边界。这条线直到奥耳珀以南，才同那条边界分离，由此向东，将法兰克语的济克兰德同萨克森语的藻厄兰山分开了。再向东去，很快就到了黑森方言区。 同我称为中法兰克语的那种方言为邻的上述南面边界，是和旧日的阿瓦耳高、崩高和埃弗利亚等区的南面边界大体相符的，并由此西去，稍稍偏南，进入瓦龙语的领域。这样划定的领域，包含古代的里普利安大区及其北面和西面邻接的区的一部分。 如上所述，里普利安语在许多方面是和尼德兰语一致的，不过，中尼德兰语却较新尼德兰语跟它更为接近。在里普利安语的发音中，与新尼德兰语相一致的地方是ei＝e+i，以ou代替au；以及i到e的转变，这种转变在里普利安语和中尼德兰语里比新尼德兰语更为彻底：中尼德兰语的gewes，es，blend，selver（Silber［银］），即在今日也还完全按照里普利安语发音。与此相同而且更为彻底的是，在后面紧跟着辅音的m或n之前的u，变为o。例如jong，lomp，domm，konst。如果后面紧跟的辅音是d或t，则这个d或t在某些方言中就变为g或k；例如honk-Hund［狗］，复数为höng；在这里，k变为浊音g，是受到脱落掉的结尾元音ｅ的影响。 相反地，里普利安语的元音交替的情形同尼德兰语有显明的差别，一般地说，它同高地德意志语是一致的，而在个别的例外场合之下（例如以hanen代替Hähne［雄鸡］），则同萨克森语一致。 词首的wr变为清音fr，这保存在fringen（将布等等中的水拧干）和frêd（即荷兰语的wreed，意为锻炼）中。 以hê，dê，wê代替er，der，wer。 变格处于高地德意志语和萨克森语间的中间地位。以s构成复数是常见的，但几乎从来不与尼德兰语相同；这个s，在当地的高地德意志语上，完全符合于语言发展的过程而变成了ｒ。指小词词尾ken，chen，在n之后变成了schen，如männschen，复数与尼德兰语相同，也有s（männsches）。这两种语形，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洛林。 在s，st，d，t和z前的r被省略了；r之前的元音，在某些方言中仍然是短音，在另一些方言中则为长音。例如，hart变为hatt（贝尔格语）和haad（科伦语）。在这里，由于南德意志语的影响，st变作scht，例如Durst，在贝尔格语里为doascht，在科伦语里为dôscht。 同样，由于高地德意志语的影响，词首的sl，sw，st和sp都变成了schl，等等。 像尼德兰语一样，里普利安语也没有纯粹的g。位于萨利克语边界线上的一部分方言，譬如贝尔格方言，词首和词中间的g也变成了送气音gh，但比尼德兰语要软些。其余的方言都有j。在词尾上，g到处都像ch那样发音，但不像硬的尼德兰语的ch，而像软的莱茵—法兰克语的ch，发音类似硬化了的j。里普利安语在实质上所具有的低地德意志语的性质，可由以boven代替oben这样一些词语而得到证明。 大部分的清辅音，到处都还处于辅音音变的第一阶段。只有南方方言中的t以及词中和词尾的k，有时还有p，才具有高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在这些方言中，lôten-lassen［放置］变做lôsze，holt［树木］变做holz，rîk-reich［富］变做rîch，ek-ich［我］变做êch，pîpe-Pfeife［笛］变做pief。但et，dat，wat和另外一些词，却依然未变。 正是这种并未彻底实现的高地德意志语辅音音变在三种场合下的侵入，成为通常划分中法兰克语和下法兰克语的依据。但是这样一来，原来是一种由一定的声音关系——如上所指明的——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整个方言语族（并且这在民众意识中现在还认为是相互连在一起的），现在却任意地、根据一种完全偶然的标志把它们分开了。 我说，这完全是偶然的。其他的中德意志方言，如黑森、绍林吉亚、上萨克森等方言，每一种方言自身，总的说来，都是处于高地德意志语辅音音变的一定阶段上。自然，它们所表现出的辅音音变，可能在低地萨克森的边界上略少些，而在南德意志的边界上较多一些，但这顶多不过形成地方的差别。相反地，在北海沿岸、麦士河畔以及下莱茵的法兰克方言，却绝无任何的辅音音变，而在阿勒曼尼亚的边界上则差不多只有阿勒曼尼亚的音变；在这两种类型之间，至少还有三个过渡阶段。由此可见，辅音音变已经侵入独立发展了的莱茵—法兰克语之中，而将其分裂为若干部分。这种辅音音变的最后痕迹，不一定是消灭在一个过去存在过的特殊的方言语族的边界上；它也可能死亡在这一方言语族的内部，而实际上也正是这样的。相反地，实际构成方言的辅音音变的影响，像下面所要指出的那样，一定是停止在两个原来就有区别的方言语族的边界上。schl，schw等等和词尾的scht，不也是同样地，而且在更晚得多的时候，从高地德意志语侵入到我们这里来的吗？而这些——至少是其中的第一批——甚至深入到了威斯特伐里亚。 早在部分里普利安方言中的ｔ和词中、词尾的ｋ以及ｐ发生音变以前，里普利安诸方言已形成了一种稳固的语族。此种变化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侵入于该语族的内部，对于这一语族来说，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纯粹偶然的现象。诺伊斯的方言，同克雷弗尔德方言和明兴—格拉特巴赫的方言，甚至在外地人完全听不出来的细微之点上也是一致的。虽然如此，其中一种却被称为中法兰克语，一种被称为下法兰克语。贝尔格工业地区的方言，在不易觉察之中，一步步地转变成了西南莱茵平原的方言。可是，它们却似乎是属于两个根本不同的方言语族。每一个熟悉这些地区的人都很容易看出来，在这里，书斋里的博学者是把他们很少知道或完全不知道的活生生的民间方言，硬套在他们削足适履地apriori〔预先〕虚构出来的特征的框框里去。 这种纯粹表面上的区别会发生怎样的结果呢？结果是，人们把各种南里普利安方言在所谓中法兰克语的名称之下，跟其他的方言混杂在一起，而如我们就要看到的那样，南里普利安方言同这些方言的关系，比同所谓下法兰克方言是更为疏远的。可是，另一方面，结果却留下一条狭长的地带，人们不知如何去对付它，最后，只得将其中的一片宣称为萨克森语地区，而将另一片宣称为尼德兰语地区，这跟这些方言的实际情形是很不符合的。 我们试举贝尔格方言为例来看看吧，这一方言是布劳涅毫不迟疑地肯定地称为萨克森语的。这种方言，我们知道，它的直陈式现在时复数三种人称都是完全相同的，而法兰克语的古代形式则为nt。在贝尔格方言里，凡是ｍ和ｎ后面紧跟着辅音时，m和n前的u一律以o去代替，按照同一布劳涅的意见，这绝非萨克森语所具有的情况，而是下法兰克语所特有的现象。上述里普利安语的这一切特征，乃是其他里普利安方言所共有的。它在不易察觉之间，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从一个农户到另一个农户，变成了莱茵平原的方言，而在威斯特伐里亚的边境上同萨克森方言截然地分开了。在日耳曼尼亚全境，恐怕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找到像这里所看见的这样突出的语言界线。语言上的差别是多么大啊！全部的元音发音法就像是彻底改变了；开口度最宽的ai直接地与开口度窄的下法兰克语的ei对立，正如au同ou相对立一样；在为数甚多的二合元音和半元音之中，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这里的sch跟日耳曼尼亚其他各处是一样的，而那边的ｓ＋ｃｈ则与荷兰相同；这里是wihant，那边是wihebbed；这里的复数使用双重的形式get和enk，ihr和euch；那边则只有ji，i和Jü，ü。这里把麻雀［Sperling］用普通的里普利安语称为Môsche，那边则用普通的威斯特伐里亚语叫Lüning。至于其他为贝尔格方言所独有的特征就不必谈了，这些特征一到边界上，也都同样地突然消失了。 一个外国人最能体会到一种方言的特质，是当他所遇到的人们不说方言，而说他懂得的高地德意志语的时候，这种高地德意志语，在我们德国人这里，在大多数场合之下，是受到了方言的强烈影响的。可是贝尔格工业地区的所谓萨克森居民和莱茵平原的居民（他们可能是说中法兰克语），除去一方稍强的送气音gh，在另一方作j的发音而外，如非本地土生土长的人，是绝对听不出他们说话的差别的。但是，贝尔格的赫金豪斯人（来自上巴门，在乌培河左岸），跟住在东面不到一公里远的马尔克的兰格斐特人，他们在日常讲话上所用的本地高地德意志语，其差别之大，远远超过赫金豪斯人同科布伦茨人之间的差别，至于亚琛人或波恩人，那就更不消说了。 对于莱茵法兰克人来说，甚至ｔ和词尾ｋ的音变的侵入，并未造成一种语言分界的印象；甚至在他们极其熟悉的地方，他们也不得不先想想t同z，k同ch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而当他们越过这个界线的时候，两者的发音，对于他们都是一样地顺嘴。由于许多带有发生音变的sz，z，ch和f的高地德意志单词侵入于方言之中，这就显得更容易了。十四世纪的古贝尔格诉讼法典（拉康布累“档案”第一卷第79页及以下各页[346]）提供了一种显明例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zo，uiss（aus［自］），zween［两个］，bezahlen［支付］；与此相并，同一文句中还有setten［使坐下］，datnutteste（nützeste［最有用的］）；与reicket（reicht［他达到］）相并，还有Dache［屋顶］，redelich［诚实］；与verkouffen［出售］相并，还有upladen［装上］，upheven［举起］，hulper（Helfer［助手］）。在第85页上的另一段里，甚至交错地出现了zo与tho（zu［到］）。简单地说，山岳地带的方言跟平原的方言经常地交错在一起，甚至一点也没有引起书写人的困惑。像往常一样，波及法兰克领土的高地德意志语辅音音变最后的波浪，是最弱最小的。指出它所达到的界线，的确是饶有趣味。但是，这不会是一条方言的界线；它不可能将一个自古就具有近亲关系的独立的方言语族彼此分开，也不能作为借口，来违反一切语言上的事实，把那硬用强力撕开的破片划入关系较为疏远的语族中去。 2．中法兰克语从上面所讲的可以明显地看出，我认为中法兰克语的北面边界比通常所划定的边界要偏南得多。 由于莱茵河左岸中法兰克地带在克洛维时代看来曾经被阿勒曼尼人所占据，这就使得阿尔诺德有了理由在当地的地名中去寻找阿勒曼尼人移居的痕迹；并得出结论说：直至科伦—亚琛这一条线上，可以确定在法兰克人之前曾有过阿勒曼尼人的居民；不消说，这样的痕迹，在南方最常见，往北则愈来愈少。他说，这些地名表明，阿勒曼尼人曾经短期推进到科布伦茨和亚琛的境界以外，并在较长时期之内，占领了韦特劳和南部拿骚的地方。因为带有纯粹阿勒曼尼语词尾的名称，如ach，brunen，felden，hofen，ingen，schwand，stetten，wangen和weiler，这些都是在纯粹的法兰克土地上所绝对看不到的，而从亚尔萨斯起，在全部普法尔茨、莱茵黑森和莱茵普鲁士，却到处散布着，只是愈向北愈少，愈来愈让位于主要为法兰克语词尾的名称，如bach，berg，dorf，born，feld，hausen，heim，scheid等（“德意志的古代”[347]）。 我们首先研究中法兰克土地上的所谓阿勒曼尼的名称。bru-nen，stetten，felden，wangen等词尾，我在莱曼的地图[348]（应当指出，这就是我在这里所用的地图）上，在这个地区内，任何地方也未找到过。Schwand这个词尾曾见于文威累尔附近的Metzelsch-wand庄园，再见于兰德施土尔北面的Schwanden。因此，两处都是在南法兰克的普法尔茨，而这和我们眼下研究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至于词尾ach——我们沿着莱茵河可以看到圣哥阿尔附近的Kreuznach，Bacharach，Hirzenach，科布伦茨附近的Rübenach（在施普鲁奈尔—门克的分区图[349]上则为Ribiniacus）。Andernach（即罗马的Antunnacum），以及Wassenach。因为在整个莱茵河左岸，在罗马时代到处都出现有罗曼语化的克尔特语词尾acum；例如，Tolbiacum-Zülpich，Juliacum-Jülich，贝克海姆附近的Ti-beriacum-Ziewerich，Mederiacum；因此，在大多数场合下，顶多也不过是在语形的选择上，即以ach代ich，才显示出阿勒曼尼人的影响。只有Hirzenach（＝Hirschenbach）这一个词毫无疑问是德意志语，而以前在分区图上，却写的是Hirzenowe＝Hirschenau［鹿的草场］，而不是Hirschenbach［鹿的溪］。但是，位于比德里赫和莱茵贝尔格之间、紧邻萨利克边境的Wallach，却如何去解释呢？这总可以肯定地说它不是阿勒曼尼人的村落吧。 摩塞尔河流域也还有一些ach；例如别恩堡东面的Irmenach，特利尔附近的Waldrach，Crettnach，萨尔河畔的Mettlach。在卢森堡有Echternach，Medernach，Kanach；在洛林，只有在摩塞尔河右岸有Montenach，Rodlach，Brettnach。纵然我们可以承认，所有这些名称都意味着阿勒曼尼人的移住地，它们为数也是很少的，而且其分布地点也并未超出中法兰克领土的最南部。 剩下的还有weiler，hofen和ingen，需要进行比较详细的研究。 首先，词尾weiler并不能无保留地算做阿勒曼尼语，而是外省拉丁语的villarium，villare，而且在罗马帝国旧的疆界以外，只有在极例外的情形之下才能遇到。villare之德语化为weiler，并非阿勒曼尼人的特权，只不过是他们的偏爱，把这种词尾大量地使用于新的移住地而已。仅仅在罗马的villaria出现的地方，法兰克人才被迫把这个词尾德语化为wilare，其后又变做weiler，或者完全把它丢掉不用。大概他们有时采用这种方法，有时又采用另一种方法，同样地，他们也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以weiler称呼新的移住地，不过比阿勒曼尼人要少得多。从亚琛附近的Esch-weiler以及从Ahrweiler往北去，阿尔诺德连一个以weiler为词尾的比较重要的地名也找不到。不过，地点的现代的意义，是和问题全然无关的；事实是，在莱茵河左岸，以weiler为词尾的地名一直向北几乎延伸到萨利克边界（Garzweiler和Holzweiler，距离说尼德兰语的最近的格耳德恩地方还不到5英里）；在Eschweiler和Ahrweiler这一线之北，带有此种词尾的地名至少也有二十个。这样的地名，自然，最常见于由马斯特里赫特经幽里希而抵科伦这一条旧日罗马大道的近处；其中有两处，即Ｗalwiller和Nyswiller，甚至位于荷兰领土上；这也是阿勒曼尼人的移住地吗？ 更向南去，在艾费耳高原，这样的地名几乎一个也没有，在马尔美提地段（莱曼地图，第159图）连一个也见不到。在卢森堡，这样的名称也很少，在摩塞尔河下游直到洪斯吕克出的脊背上，也同样地不多见。相反地，在摩塞尔上游，这种名字在河的两岸都很多，向东去更多，从萨尔鲁伊向东去，这个词尾愈来愈占支配地位。不过，从这里起，已经开始出现了南法兰克语言，而且，在这里，任何人也不会否认，阿勒曼尼人曾在法兰克人之前占领过这一带土地。 因此，在中法兰克和里普利安领土上，这些weiler，跟法兰西为数极多的villers一样，并不能证明这些地方是阿勒曼尼人的移住地。 现在我们来研究hofen。这个词尾更加不是阿勒曼尼人所专有的。它出现在整个法兰克，其中包括后来由萨克森人占领的今天的威斯特伐里亚。在莱茵河右岸只有几个例子：在鲁罗尔特附近的Wehofen，杜斯堡附近的Mellinghofen和Eppinghofen，梅特曼附近的Benninghofen，丁斯拉肯附近的另一个Eppinghofen，在威斯特伐里亚的多尔斯滕附近的Kellinghofen，卡斯特罗普附近的Westhofen，还有Wellinghofen，Wichlinghofen，Niederhofen，两个Benninghofen，Berghofen，Westhofen，Wandhofen——所有这些都在赫耳韦格，等等。直至异教时代，在阿格尔河岸还有Ereshofen，即Martisvilla［玛尔斯城］，单从战神在这里被称为Eru这一件事，就足以证明，说这里有阿勒曼尼人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自称为Tiuwari，因之，不称他们的神为Eru，而称为Tiu，以后经过辅音音变，成为Ziu。 在莱茵河左岸，说hofen是起源于阿勒曼尼语，就更不行了。在这里，又有一个Eppinghofen在克散滕的东南方，因而，也许这里已经是属于萨利克人的了，从这里向南去，在全部的里普利安领土上，除了个别庄园以hof为词尾以外，到处都麇集着hofen的地名。我们一经踏上萨利克的领土，那就更糟糕。沿麦士河的两岸，从法兰西语言的界线起，到处都是hofen。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看看西岸。在那里，我们在荷兰和比利时至少可以找到7个Op-hoven，在荷兰有Kinckhoven等等；在比利时，我们首先看看勒文地段（莱曼地图，第139图）吧。这里有汤格恩附近的Ruykhoven，Schalkhoven，Bommershoven，Wintershoven，Mettecoven，Hels-hoven，Engelmanshoven，哈塞耳特附近的Zonhoven，Reekhoven，Konings-Hoven；更往西去，有Bogenhoven，Schuerhoven，Nieu-wenhoven，Gippershoven；圣特罗伊登附近的Baulershoven；极西处，在提耳蒙（提楠）的东面和东北面，有Gussenhoven和Droen-hoven。在特瑙特地段（第120图）至少有33个hoven，大多数都在比利时领土以内。再向西南去，hove（第三格词尾n在这里一律省略了）分布于全部法兰西语言的边界线上：从尼诺夫（它自己就是一个罗曼语化了的hove）附近的Heerlinkhove和Nieuwenhove起（这中间，大约还有10个，我都略去了），到迪克斯莫伊德附近的Ghyverinckhove和Pollinchove以及法属弗兰德的圣奥梅尔附近的Volkerinckhoveo。Nieuwenhove出现了三次；这就证明这一词尾仍然活在人民之中。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以hof为词尾的个别的庄园。由此可见，所谓hofen专属于阿勒曼尼语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最后，谈谈ingen。用ing，ung来表示同一的起源，这对整个的日耳曼民族都是共同的。因为移住是以氏族为单位进行的，所以这一词尾，在各处地名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这个词尾，用第二格复数同一个地方的词尾结合起来；例如，明登附近的Wolvaradingahusun，英格兰的Snotingaham（诺定昂）。有时，这一词尾的复数即可单独构成地名；例如，荷兰弗里斯兰省的Flissi-nghe（符利辛根），Phladirtinga（符拉尔丁根），Crastlingi和古代萨克森的Grupilinga，Britlinga，Otlinga。这些名称，现在大多数都已还原为第三格，并且以ｉｎｇｅｎ为词尾，而ｉｎｇ则很少见。大多数的部落都熟悉并使用这两种语形；阿勒曼尼人似乎偏爱后一种，至少就目前说是这样。寥拉赫近处的Rümmingen，从前（764年）叫做Romaninchova，所以，士瓦本的ingen，许多都是出于较近的起源的（蒙奈“巴登地方古代史”第1卷第213页[350]）。瑞士的kon和kofen，差不多都是由inghofen缩写而成的；例如，Zollinchovon-Zollikofen，Smarinchowa-Schmerikon，等等。参看弗·博伊斯特：“苏黎世州的历史地图集”[351]。在这本书里面，这样的地名，在那代表阿勒曼尼人时代的第三图上，整打整打地出现。但是这样的名称也同样出现在法兰克人、萨克森人和弗里西安人中间，因此，一看到有些地名带有ingen的词尾，马上便断定那是阿勒曼尼人的移住地，就未免太大胆了。 上面举出的名称证明，ingas（复数第一格）和ingum，ingon（复数第三格）这样的名称，从些耳德河到易北河，不论在弗里西安人或萨克森人那里，都不是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即在今日，在全部下萨克森ingen也依然不稀罕。在威斯特伐里亚，单是在鲁尔河两岸，翁纳—左斯特一线以南，除开ingsen和inghausen不算，至少可以找到12个ingen。只要是在法兰克领土上面，我们到处都可以找到以ingen为词尾的地名。 在莱茵河右岸，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在荷兰，莱茵河畔有Wageningen，艾塞耳河畔有Genderingen（在这里，我们将一切可能是弗里西安的名称除去）；在贝尔格地区有Huckingen，Ratingen，Ehingen（紧接着，在萨克森的领土上，有Hattingen，Sodingen，Ummingen），韦尔登附近有Heisingen（格林认为这来自塔西佗的SilvaCaesia［凯西亚森林］，可见已很古远），Solingen，Husingen，Leichlingen（在分区图上则为Leigelingon，可见已有上千年之久），Quettingen以及济克河畔的Bödingen和Röcklingen，另有两个以ing为词尾的地名尚未计算在内。莱茵布罗耳的Hönningen以及维德河一带的Ellingen，构成了同莱茵河、兰河、迪耳河各地之间的联系，在这里，至少也有12个ingen。再往南去找就没有意义了，因为阿勒曼尼人确曾移住过一个时刻的地方，已经从这里开始了。 在莱茵河左岸，在荷兰的奈梅根的上面有Millingen，克散滕下面有Lüttingen，莱茵贝尔格下面还有一个Millingen，其次还有Kippingen，Rödingen，Höningen，Worringen，Fühlingen，都在科伦的北面，在布吕耳近处有Wesselingen和Köttingen。从这里起，以ingen为词尾的地名，分两个方向向前伸展。在上艾费耳高原，这样的地名很少；在法兰西语言边界线上的马尔美提，我们看到有Büllingen，Hünningen，Mürringen，Iveldingen，Eibertingen，它们成了在卢森堡以及在普鲁士和洛林境内的摩塞尔河上游为数极多的ingen的过渡。另一条连结线，则顺着莱茵河及其沿岸谷地（阿尔河地区——7到8），最后又沿着摩塞尔谷地走向特利尔上面一带去；在这里ingen占到支配的地位，不过，首先是结尾为weiler的名称，然后是结尾为heim的名称把它跟大多数的阿勒曼尼—士瓦本的ingen分开了。因此，如果我们按照阿尔诺德的要求，“在情况的相互联系上去考虑一切情况”[352]，我们就要做出这样的结论：德意志境内摩塞尔河上游地带的ingen，是法兰克人的，不是阿勒曼尼人的。 当我们从亚琛附近的法兰西—里普利安语的语言界线开始，在萨利克语的领域探寻ingen的时候，我们立即就会更加明白，我们在这里是无须借助于阿勒曼尼人的。在麦士河西岸的马宰克近处有Geystingen，再向西去，在布雷附近有Gerdingen。其次，倘使我们再拿第139图勒文地段来看，我们就会看到在汤格恩、圣特罗伊登及哈塞耳特，有Mopertingen，Vlytingen，Rixingen，Aerdel-ingen，Grimmersingen，Gravelingen，Ordange（而不是Ordingen），Bevingen，Hatingen，Buvingen，Hundelingen，Bovelingen，Curange，Raepertingen，Boswinningen和Wimmertingen，等等。最西部，离勒文不远的地方有Willebringen，Redingen，Grinningen。在这里，联系似乎中断了。可是，当我们走进那个目前在讲法兰西语、而在六到九世纪之间两种语言在进行斗争的地区，我们就可以发现，从麦士河起有整整一个法兰西语化了的ange的地带；这一语形，在洛林和卢森堡同ingen相对应；自东向西走，有Ballenge，Roclenge，Ortrange，Lantremange，Roclange，Libertange，Noderange，Her-dange，Oderinge，Odange，Gobertang，Wahenges；再稍向西去有伐佛尔附近的Louvrenge和滑铁卢附近的Revelinge，它们跟Huysinghen和Buisinghen，也就是跟散布在布鲁塞尔西南、自哈耳到格腊蒙这条语言分界线上的二十多个ingen之群的前哨联系起来了。最后，在法属弗兰德有Gravelingen，Wulverdinghe（就是古代萨克森的Wolvaradinges-hûsun），Leubringhen，Leulinghen，Bonninghen，Peuplingue，Hardinghen，Hermelinghen；在圣奥梅尔附近直到布伦后面，有Herbinghen，Hocquinghen，Velinghen，Lottinghen，Ardinghen，所有这些，同在这一地区为数极多的以inghem（-ingheim）为词尾的地名，是有显著的区别的。 由此可见，阿尔诺德认为是阿勒曼尼人所专有的3个词尾，已经证明也同样是法兰克人的词尾，因此，想根据这些地名来证明在中法兰克领土上，在法兰克人移住之前曾经有过一次阿勒曼尼人的移住，这种企图必须认为已经失败了。不过，在这一地带的东南部，曾经存在过一种不甚强大的阿勒曼尼人的因素，这种可能性还是可以承认的。 阿尔诺德从阿勒曼尼人转而谈到卡滕人。除开真正的里普利安人以外，这些卡滕人在阿勒曼尼人之后和与之同时，占据了Ripuaria（里普利安）区以南的领土，也就是我们称为中法兰克和南法兰克的地方。这一点的根据也在于这个地方除去阿勒曼尼亚的地名以外，还有黑森的地名： “直至阿勒曼尼亚的境界，莱茵河两岸地名的相同是这样地惊人而惹人注意，如果说这是偶然的，那倒是真正的奇迹了；相反地，只要我们假定一下，移住者把他们故乡的地名也带往新的移住地，就像目前美洲天天都在发生的那样，那末，这便显得极其自然了。”[353] 要反对这个论点，理由是很少的。而说真正的里普利安人同在整个的中法兰克和南法兰克地方的移住毫无关系，并且认为我们在这里所见到的只有阿勒曼尼人和卡滕人，这样的结论，就更少有理由来反对了。大部分离开故乡向西迁移的卡滕人（如像过去巴达维人、塔尼内伐特人和哈图阿里人那样），大概早就跟易斯卡伏南人结合在一起了。那末，他们究竟移向何处去了呢？在公元最初两世纪之间，卡滕人只是在背后通过绍林吉亚人，才同其余的赫米诺南人联系起来的；一方面有印格伏南族的凯鲁斯奇人，另一方面有易斯卡伏南人，而在前面还有罗马人。后来统一成为阿勒曼尼人的赫米诺南各部落，是从日耳曼尼亚内部出来的；这些部落同卡滕人在数世纪之间被绍林吉亚人及其他的民族所隔断，因此同他们的关系要比他们同易斯卡伏南族的法兰克人疏远得多，因为他们和法兰克人有数百年之久的战友情谊，将他们结合在一起了。因此，卡滕人的参加该地的占领，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而不把里普利安人算在里面，这一点倒是可疑的。这只有在这里没有出现里普利安所特有的地名时，才能认为是被证实了的。但事实却正相反。 在阿尔诺德举出的那些作为法兰克语所特有的词尾之中，hausen是法兰克人、萨克森人、黑森人和绍林吉亚人所共有的；heim在萨利克语里读做ham；bach在萨利克语和下里普利安语里读做beek；在其他词尾之中，只有scheid在实际上是特殊的。它是里普利安语所特有的，正如ich，rath或rade和siepen那样。其次，两种法兰克方言所共有的还有loo（loh），donk和bruch或broich（萨利克语--broek）。 Scheid只出现在山上，而且照例都是在分水岭的地方。法兰克人在整个威斯特伐里亚的藻厄兰山，都留下了这个词尾，一直达到黑森的边境，在这里，它只作为山地的名称出现，东面直到科尔巴赫。在鲁尔河，与古代法兰克语的scheid相对应的是经过萨克森语改造的词尾schede，例如，Melschede，Selschede，Meschede；在这里，同时还有Langscheid，Ramscheid，Bremscheid。在贝尔格地区常见的这种词尾，在莱茵河右岸直至韦斯特林山都可以看到，再往南就没有了。相反地，在莱茵河左岸，不消说，只有到了艾费耳高原才开始出现scheid［注：在平原上，我只有在比利时灵堡的哈塞耳特东面找到了Waterscheid，而在这里，如上所述，我们已经看到有显著的里普利安语的混合物了。［见本卷第575—576页。——编者注］］；在卢森堡，这种地名至少有21个；在霍赫瓦尔特山脉和洪斯吕克山里，它经常出现。但是，正如在兰河以南那样，在这里，在洪斯吕克山和臧林山的东面和南面，与之并列地又出现了一个似乎是黑森语化的语尾schied。这两种语形并列向南，越过纳埃河直达佛日山脉，在这里，我们看到，在顿奈斯山西面有Bisterscheid，在凯则尔斯劳顿附近有Langenscheid，在霍赫施派耶尔南方有Breitscheid高原，在比奇附近有Haspelscheid，吕特策耳施泰因北面有Scheidwald；最后，作为最南面的前哨是在多农山北坡的Walscheid，这比阿尔诺德认为是卡滕人最远的前哨的萨尔堡附近的黑森村，更要偏南些。 其次，里普利安语所专有的语形还有ich，它跟ach一样，都是从同一个哥特萨词根ahva-Wasser［水］来的；正如Tiberiacum所表明的那样，两者也都把比利时—罗马语的acum德语化了，在分区地图上写做Civiraha，现在则为Ziewerich。在莱茵河右岸，这样的词尾不太多；鲁罗尔特附近的Meiderich和Lirich是最靠北面的；从那里起，这一词尾沿莱茵河前进，直达Biebrich。在莱茵河左岸的平原上，从威塞尔河对岸的Büderich起，到处有这个词尾；经过艾费耳高原，伸展到霍赫瓦尔特山脉和洪斯吕克山，但在scheid和roth尚未停止出现以前，它就在臧林山和纳埃河地方消失了。相反地，在这个地方的西部，这一词尾却继续前进，直达法兰西语言的界线，并且更向前去。在特利尔地方，这一词尾为数甚多，我们不去管它；在荷兰的卢森堡，这样的词尾我找到了12个；还是在那一边，在比利时，有Törnich和Merzig（Messancy-ig的写法毫未改变，词源和发音是相同的）。在洛林，摩塞尔河以西有Soetrich，Sentzich，Marspich，Daspich；以东有Kintzich，Penserich，Kemplich，Destrich，两个Kerprich，Hibrich，Helsprich。 词尾rade、rad、莱茵河左岸的rath，也远远超出了它们古代里普利安故乡的境界。它布满了全部的艾费耳高原和摩塞尔河中下游的谷地及其旁边的谷地。在scheid和schied混合起来的同一地方，在莱茵河两岸，除rad和rath之外，也同样出现了rod和roth,这也同样起源于黑森语。只有在莱茵河右岸，在韦斯特林山，rod向北走得更远。在霍赫瓦尔特山脉，山北面为rath，山南面则通例为roth。 向前推进得最少的是siepen，音变为seifen。这个词的词义是指有急流的小谷，现在也到处都是依然用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莱茵河左岸，它越过古代里普利安的境界并不远，在右岸，它出现在尼斯特尔河的韦斯特林山，还出现在兰根施瓦耳巴赫（兰根泽芬）附近。 研究其他的词尾，会使我们跑得太远了。但是，不管怎样，自宾根沿莱茵河溯流而上，深入阿勒曼尼人的领土，并且在凡有法兰克人定居的地方到处都有的那无数的heim，我们都可以宣称，那不是卡滕人的，而是里普利安人的。它们的故乡不是黑森，因为在那里，它们很少出现，似乎是以后才侵入的，而是萨利克和科伦周围的莱茵平原，因为它们在这里出现的次数，跟其他里普利安语所特有的名称差不多相等。 因而，这一研究的结果是说明，里普利安人绝对没有因黑森人迁徙的浪潮而被阻止于韦斯特林山和艾费耳高原附近，恰恰相反，甚至整个中法兰克领土都为他们所占据了。而且，他们向西南方发展到摩塞尔河上游地区去的势力，比向东南方到陶努斯山脉和纳埃河流域的势力更大。这也可由语言获得证明。西南方的方言，直至卢森堡和西部洛林，同里普利安语的关系，远比东方——特别是莱茵河右岸——的方言跟它的关系要接近得多。前者可以认为是受到更多高地德意志语音变影响的里普利安语的继续。 中法兰克方言的特征，首先表现在高地德意志语音变的侵入。不单是若干清辅音音变为送气音（这只牵涉到比较少数的单词，而不涉及方言的性质），而是浊辅音［Medien］开始音变，这种音变造成中德意志语和南德意志语中的b和p，g和k，d和t的一种特殊的混合。只有在字首的b和p，d和t，g和k不能严格地辨别，也就是在法兰西人主要地理解为accentallemand〔德意志音调〕的地方，才会使低地日耳曼人开始感觉到第二个辅音音变在德意志语言中所撕开的巨大的裂口。这一裂口穿过济克河同兰河之间，阿尔河同摩塞尔河之间。与此相应，中法兰克方言在词首有一个g，这是更靠北方的方言所缺少的，而在词中和词尾，则g的发音等于软化的ch。此外，北方方言的ei和ou，则又转变为ai和au。 几个真正的法兰克语的特征：在所有萨利克方言和里普利安方言中，Bach［小溪］——即未经辅音音变的Beek——是阴性的。这也至少适用于中法兰克方言西部的绝大部分。正如尼德兰和下莱茵无数的其他同名的Böche［小溪，复数］一样，卢森堡的Gla-bach（Gladbach，尼德兰语--Glabeek）也是阴性。相反地，少女的名字却被当做中性名词：从巴门起，经过特利尔，人们不但说dasMädchen，dasMariechen，dasLisbethchen，而且还说dasMarie，dasLisbeth。在当初由法兰西人绘制的地图上，在洛林的福尔巴赫附近标着一个《Karninschesberg》（Kaninchenberg）［兔儿山］。可见，也就是我们在上面确定为里普利安语的那个指小词词尾——schen，复数为sches。 从摩塞尔河同纳埃河的分水岭以及莱茵河右面，兰河以南的丘陵地带起，一种新的方言语族开始了。 3．南法兰克语这一片地带，毫无疑问最初是阿勒曼尼人占领的地区（我们不谈更早一些时候它被梵乡人等等占据过，关于这些部落的亲属关系和语言，我们是一无所知的），而在这片地带内，也有较强烈的卡滕人的混血种，这是我们所乐于承认的。但是我们无须重述，在这里，地名上也显示出存在有并非不重要的里普利安因素，特别是在莱茵平原上。语言本身尤其证明是如此。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最南部的可确定的方言普法尔茨方言吧，这是同时还有文献存在的方言。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实，即所有法兰克人在发音上，除将词中间和词尾的ｇ读做浊音ｃｈ外，简直没有其他办法［注：所有的引文都是摘自卡·哥·纳德勒“快乐的帕耳茨，上帝保佑你！普法尔茨方言诗”185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FröhlichPalz，Gotterhalt's！GedichteinPfälzerMundart》，vonK．G．Nadler．Frankfurta．M．，1851）。］。在那里，人们说Vöchel［鸟］，Flechel［连枷］，geleche（gelegen［便利］），gsacht-gesagt［说过］，licht-liegt［躺下］等等。跟一般的法兰克语一样，单词中间的b由w代替。例如，Bûwe-Buben［小孩］，glâwe-glauben［相信］（但说iglab），bleiwe［停留］，selwer-selbst［自己］，halwe-halbe［一半］。辅音的音变，远不如看来那样彻底。特别是在外来语中，甚至发生辅音的逆辅音变，即词首的清辅音的音变，不是向前推进了一个阶段，而是向后倒退了一个阶段；如下面所指出的t变d，p变b。词首的d和p还停留在低地德意志语的阶段，如dûn-tun［做］，dag［白天］，danze［跳舞］，dür［门］，dodt［死的］。但在r之前，则不发生这样的音变，例如trinke［饮］，trage［携带］，paff-Pfaff［教士］，peife［烟斗］，palz-Pfalz［行宫］，parre-Pfarrer［神甫］。但是因为d和p代替了高地德意志语中的t和pf，所以在外来语上，词首的t逆转为d，词首的p逆转为b。例如derke-Türke［土耳其人］，dafel-Tafel［宴席］，babeer-Papier［纸］，borzlan-Porzellan［磁器］，bulwer-Pulver［火药］。其次，普法尔茨方言不许元音之间有清辅音；在这一点上，只有丹麦语同它是一致的。例如，ebbes-etwas［少许］，labbe-Lappen［布片］，schlubbe-schl-upfen［滑入］，schobbe-Schoppen［酒杯］，Peder-Peter，dridde-dritte［第三］，rodhe-raten［劝告］。只有k是一个例外：brocke，backe；但在外来语上则有g，例如musigande-Musikanten［音乐家］。这也是后来由于辅音的逆转音变而传播起来的一种低地德意志语语音阶段上的遗迹［注：恩格斯用铅笔在页边上写着：“同奥特弗里德相符”。——编者注］；仅仅是由于dridde，hadde没有发生辅音音变，Peter才能够变为Peder。因而，与此相对应的高地德意志语的t也受到了同样公平的待遇。halde-halten［握］，alde-alte［老］等词中的d，也同样停留在低地德意志语的阶段上。 虽然普法尔茨方言在低地德意志语上面已经印上了确定的高地德意志语的全部痕迹，但它所接受的高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却远未达到那怕是我们的标准语上所保持的那种程度。恰恰相反，普法尔茨方言，却借它的辅音逆转音变来抗拒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程度，高地德意志音变是从外面侵入普法尔茨方言的，直至今日，在这种方言之中，依然显示出它是一种外来的因素。 在这里，指出一个常被误解的现象是适当的，这就是，方言中的浊辅音发生了高地德意志语音变的那些日耳曼人，常把d和t，b和p，甚至g和k的发音混同了。这种混同，只要在每人说他自己的方言时，是不会发生的。相反地，如刚才所述，例如普法尔茨人，他在这一点上的区分是那样严格，以致当他说外来语的时候，为了使它们适应自己方言的要求，甚至对外来语实行辅音的逆转音变。仅仅因为标准德意志语的t同他的d相对应，他就把外来语词首的t变成d，因为标准德意志语的pf同他的p相对应，于是就把外来语的p变成b。在其他的南德意志方言中，只要人们说他们自己方言的时候，清辅音也是很少发生混淆的现象。其中每种方言都有它自己特有的、严格实行的辅音音变规则。但是，一讲标准语或外国话，情形便不同了。想对这种语言运用当地方言辅音音变规则的企图（这种企图是无意识的），跟想正确地讲出这种新语言的企图，发生冲突了。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b和p，d和t，丧失了一切确定的意义；因而，也就可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例如，白尔尼在他的巴黎来信[354]中抱怨说，法兰西人不能区别b和p的发音，因为他们顽固地认为，他的姓（他自己的发音为Perne）头一个字母是p。 不过，还是回头来谈普法尔茨方言吧。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可说是从外面强加于它的，而在直至今日依然不过是一种外来的因素，而且绝未达到标准语的语音阶段（而阿勒曼尼人和巴伐利亚人则远远超过了它，一般都保持着古代高地德意志语的某种阶段）——仅这一点就完全足以确定普法尔茨方言所具有的主要是法兰克语的性质了。因为甚至在更靠北方的黑森，一般地说，音变是更加彻底的，因而就把普法尔茨方言的所谓主要是黑森语的性质，缩小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在紧靠阿勒曼尼人的境界上，在留居下来的阿勒曼尼人中间，如果要以这样大的力量来抗拒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除去本身基本上就是高地德意志人的黑森人以外，至少还需要同样为数甚多的里普利安人也停留在当地。除去地名以外，还有两种一般法兰克语的特征可以证明他们的存在，这就是在单词中间，以法兰克语的w代替b，单词中间和末尾的g发音为ch。除此以外，个别相符的情况还有许多。普法尔茨方言中的Gundach-gutenTag［您好］，一直通行到敦基尔欣和阿姆斯特丹。正如在普法尔茨，把《eingewisserMann》［某一个人］说成einsichrerMann［可靠的人］，在整个尼德兰则说成eenzekerenman。把Handschuh［手套］叫做Handsching，这是和里普利安语的Händschen一致的。甚至在Ghannisnacht（Johannisnacht）中，以g代j，也是里普利安语的现象，而且像我们所看到的，一直通行到闵斯德。并且，为全部法兰克人（连尼德兰人也在内）所共有的baten（bessern，nützen［改善，有用］，从bat-besser来），也通行于普法尔茨。例如，'sbaddallesnix-eshilftallesnichts［那全没用处］；在这里，甚至t并不像高地德意志语那样音变做tz，而是像普法尔茨语那样，变为在元音之间的浊辅音d。 弗·恩格斯写于1881—1882年 第一次用俄文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7年第1版第16卷第1部 “法兰克方言”1935年第一次以单行本出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324]“法兰克时代”是弗·恩格斯在1881—1882年写的手稿；在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过。同“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的手稿一样，本文也是研究日耳曼尼亚历史的专门著作的一部分（见注288）。——第539页。 [325]保·罗特“从上古到十世纪的采邑制度史”1850年厄兰根版（P．Roth．《GeschichtedesBeneficialwesensvon denältestenZeitenbisinszehnteJahrhundert》．Erlangen，1850）。——第543页。 [326]爱因哈德“查理大帝生平”第2章。——第543页。 [327]恩格斯引用的是图尔的格雷哥里的著作“法兰克人史”第6册第46章（《HistoriaFrancorum》）。——第544页。 [328]敕令——中世纪早期（八到九世纪）国王的立法诏书和命令。亚琛敕令指出了教会封建主和世俗封建主大规模夺取农民土地的事实，它是关于法兰克王国历史的最重要资料之一。——第545页。 [329]恩格斯列举的这些数目字摘自九世纪编制的圣热尔门M德M普雷修道院地产登记册（地产、人口、收入登记册）。这个登记册第一次是由法国历史学家盖拉尔做了一些注释出版的，名为：“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的地产登记册”1844年巴黎版第1—2卷（《Polyptyque del'abbéIr-minon》，t．Ⅰ-Ⅱ，Paris，1844）。——第546页。 [330]契约程式——是把各种各样有关财产和其他性质的契约和协定在法律上固定下来的具体文书的标准样式。流传到现在的几本契约程式集，使我们能够了解六世纪末至九世纪末法兰克王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关系。 恩格斯引用的这个契约程式是收在名为“西尔蒙通俗叙述的图尔契约程式集”（《FormulaeTuronensesvulgoSirmondicae dictae》）这个集里的。恩格斯显然是从上述罗特的书中第379页上引来的。——第555页。 [331]指关于卡罗林帝国历史的重要文字资料之一——“贝坦年鉴”（《An-nales Bertiniani》）。这个年鉴因法国圣贝坦修道院而得名。它包括了830—882年这段时期，分为三部分，都是不同的作者所写。贝坦年鉴是列在著名的“德意志历史文献”（《Monumenta Germaniaehistorica》）从书中出版的。——第557页。 [332]斯特林加（直译是：“古法之子”）是841—842年在萨克森发生的自由农民和半自由的萨克森人（半农奴）反对法兰克贵族和萨克森贵族的暴动，暴动者力求恢复封建社会以前的旧习俗。——第563页。 [333]“法兰克方言”——恩格斯写于1881—1882年；在关于法兰克时代的手稿和“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提纲的草稿中，恩格斯把这研究著作叫做“注释”。但是，“法兰克方言”有完全独立的科学意义，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语言学的范例。 “法兰克时代”没有写完，在恩格斯生前没发表过。1935年第一次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用俄文发表。文章用德文和俄文两种文字并列刊印。——第564页。 [334]古福音诗是古代萨克森语言文学的文献（属九世纪）；是把福音书大大压缩了和日耳曼化了的转叙本；古福音诗的作者，据推测是鲁尔河岸韦尔登的修道院的一个修道士。 古福音诗的手抄本保存下来的有两个，一个是慕尼黑手稿（属九世纪），一个是柯顿手稿（因古代文物搜集者英国人柯顿而得名），属十到十一世纪。手稿的名称是德国语言学家施梅里尔在1830年加的，直译是：“救主”。古福音诗第一次是在1866年由摩里茨·海奈出版。——第564页。 [335]威·布劳涅“法兰克方言和高地德意志辅音音变的研究”，载于“德意志语言文学史资料”杂志，1874年萨利河岸哈雷版第1卷（W．Braune．《Zur kenntnisdesfränkischenundzurhochdeutscheｎlautverschiebung》．In：《Beiträge zurgeschichtederdeut-schenspracheundliteratur》，Bd．Ⅰ，Halle a/S．，1874）。——第564页。 [336]亨·凯伦“‘萨利克法’注解和萨利克法兰克人的语言。德意志语言史”1869年海牙版（H．Kern．《DieGlosseninderLex SalicaunddieSprachedersalischenFranken．BeitragzurGe-schichteder deutschenSprachen》．Haag，1869）。——第565页。 [337]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在盎格鲁—弗里西安方言和萨克森方言中，第三人称复数直陈式由于第三人称词尾中齿音的《n》脱落，而同第二人称相同。这种相同大概就是述两种方言中所有三种人称现在时直陈式复数之间的差别消失的起点。——第566页。 [338]指对尼德兰语文学家尤斯图新·利普西乌斯从赞美诗逸稿（九世纪）中抄下的不清楚的词的注解。利普西乌斯注解由摩里茨·海奈发表在1867年帕德波恩出版的“古代低地德意志小文献”（《Kleinere altnie-derdeutscheDenkmäler》．Paderborn，1867）中。——第567页。 [339]P．J．科瑟伊恩“古代西萨克森语语法”1883年海牙版（P．Cosijn．《Altwestsächsische Grammatik》．Haag，1883）。——第568页。 [340]指弗雷肯霍斯特修道院赋税登记册（九到十一世纪初）。——第568页。 [341]指十到十一世纪的帕德波恩文件，——德国历史学家保尔·维干德在1831—1832年出版的地方法文献，载于他所出版的第5卷“威斯特伐里亚历史和考古学档案”（《Archiv fürGeschichteundAlter-thumskunde Westphalens》）和第2第3两卷“威斯特伐里亚的帕德波恩和克尔佛两个公爵领地地方法”（《DieProvinzialrechteder FürstenthümerPaderbornundCorveyinWestphalen》）。——第569页。 [342]指魏森堡的修道士奥特弗里德在863和871年之间做的对福音书的转述。奥特弗里德的“福音书”是古代德意志文字的最初文献之一。奥特弗里德的“福音书”的语言被认为是莱茵—法兰克方言的南部土语之一。——第569页。 [343]指八世纪末或九世纪初的手稿，是洗礼誓（《Taufgelöbnis》）的程式。——第570页。 [344]指布鲁塞尔的古老喷泉中的小孩雕像，是十七世纪佛来米的雕塑家杜肯努阿的作品。——第575页。 [345]威·阿尔诺德“德意志的古代”1879年哥达版第153页（W．Arnold．《Deutsche Urzeit》．Gotha，1879，S．153）。——第576页。 [346]“下莱茵历史档案”1831年杜塞尔多夫德·约·拉康布累出版社版第1卷第1分册第1篇（《ArchivfürdieGeschichtedes Nie-derrheins》．Hrsg．vonT．J．Lacomblet，Abt．Ⅰ，Bd．Ⅰ，Heft Ⅰ，Düsseldorf，1831）。——第582页。 [347]威·阿尔诺德“德意志的古代”1879年哥达版第140—141页（W．Arnold．《Deutsche Urzeit》．Gotha，1879，S．140—141）。——第583页。 [348]指起初为丹·哥·莱曼后来为其他一些人出版的地图，名为“莱曼所编日耳曼尼亚、瑞士、东法兰西、比利时、尼德兰和波兰的地形特别图”格洛高版（《Reymann's topographischeSpezial-Kartevon Deutschland，Schweiz，Ostfrankreich，Belgien，Niederlandeund Polen》．Glogau）。地图分为若干正方形（地段），以主要居民点为名，因此，恩格斯在往下的引证中，提到了地段的名称和号码。——第584页。 [349]“中古史和近代史常用地图集”，经过泰·门克博士重新修改的卡·冯·施普鲁奈尔博士的常用地图的第3版。1880年哥达版（《Hand-Atlasfür dieGeschichtedesMittelaltersundderneuerenZeit》，3．Aufl．von Dr．K．v．Spruner'sHand-Atlas，neubearbeitetvonDr．Th．Menke，Gotha，1880）。 恩格斯在自己这一研究著作中各处引用地理资料，主要是摘自三十二图（Deutschland'sGaue．Ⅱ［德意志区Ⅱ］）。——第584页。 [350]弗·约·蒙奈“七世纪末以前的巴登地方古代史”。第1卷：“上莱茵边区的罗马人”1845年卡尔斯卢厄版（F．J．Mone．《Urgeschichte desbadischenLandesbiszuEndedessiebentenJahrhunderts》．Bd．Ⅰ：《DieRömerim oberrheinischenGränzland》，Karlsru-he，1845）。——第588页。 [351]弗·博伊斯特“苏黎世州小历史地图集”1873年苏黎世版（F．Beust．《KleinerhistorischerAtlasdes KantonZürich》．Zürich，1873）。——第588页。 [352]威·阿尔诺德“德意志的古代”1879年哥达版第141页（W．Arnold．《Deutsche Urzeit》．Gotha，1879，S．141）。——第589页。 [353]威·阿尔诺德“德意志的古代”1879年哥达版第156页（W．Arnold．《Deutsche Urzeit》．Gotha，1879，S．156）。——第591页。 [354]路·白尔尼“巴黎去信”1832年汉堡版第1—2分册；1833—1834年巴黎版第3—6分册（L．Börne．《Briefeaus Paris》．1．-2．Theile，Hamburg，1832；3．-6．Theile，Paris，1833—1834）。——第598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288] 凯撒和塔西佗 日耳曼人决不是他们现在所占据的领土上的最初居住者［注：我在这里主要依据博伊德·道金斯“不列颠的原始人”1880年伦敦版（BoydDawkins．《EarlyManinBritain》．London，1880）[289]。］。在他们以前，至少有三个种族在这里居住过。 人类在欧洲的最古遗迹，发现于南英格兰的若干地层中，这些地层的年代直到现在还不能确切断定，大概处在所谓冰河时代的两个冰期之间。 第二冰期以后，气候逐渐温暖，人类开始出现于整个欧洲、北非、前亚细亚以至印度。和人类一同出现的，有已经绝种的巨大的厚皮动物（毛象、有直牙的象、毛犀）、肉食动物（穴狮、洞熊）以及现在还生存着的动物（驯鹿、马、鬣狗、狮子、野牛、原牛）。这一时代的工具，表明了文化发展的极低阶段：极其粗糙的石刀、无柄的梨形石锄或石斧、刮兽皮用的削刀、钻，所有这些都是用燧石做成的，这大致相当于现今澳洲土人的发展阶段。到现在为止，所发现的骨骼残骸，还不允许我们对这些人的身体结构作出结论，但就其分布地域之广和到处都有同样的文化这些事实来看，可以断定这个时期延续得很久。 这些早期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的结局怎样，我们不知道。在他们出现过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包括印度在内，还保存有什么种族可以作为他们在现代人类中的代表。 在英国、法国、瑞士、比利时和德国南部的洞穴里，大多只是在土壤沉积的最下层中，发现有这些已经死绝的人类的工具。在这个最低的文化层上面（中间往往隔着一层厚薄不等的钟乳石），发现有第二个有着种种工具的文化层。这些工具属于一个较晚的时代，它们的制作精巧得多，它们的材料也复杂得多。这些石器，固然还没有磨光，但在设计和制造上比较合理。此外，还发现有石制的、驯鹿角制的和骨制的箭头和枪头、骨制的和鹿角制的短剑和缝针、动物牙齿钻孔后串成的项链等物。在某些器物上，我们有时看到很生动的动物画，如驯鹿、毛象、原牛、海豹、鲸鱼等，也有赤身人物狩猎图，甚至还可看到兽角上的原始雕刻。 早期旧石器时代人类和大半来自南方的动物一起出现，而和晚期旧石器时代人类同时出现的，则是产自北方的动物：两种现在还生存着的北方熊、北极狐、狼獾、白枭。这些人大概就是和这些动物一起从东北方面迁移来的，他们残存在今日世界上的后代，大概就是爱斯基摩人。这两种人的工具，不仅个别是相似的，而且整批都是完全一致的。从图画上看，也是如此。这两种人的食物，几乎取自完全相同的动物。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我们对已绝灭的种族所能下的判断来说）是完全一样的。 这一种爱斯基摩人（到现在为止，只能证明他们曾生存在比利牛斯山脉及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地区）在欧洲土地上也绝迹了。就像美洲的红种人在前一世纪经过残酷的歼灭战争以后，将爱斯基摩人驱逐到极北那样，那时在欧洲出现的新种族，大概也逐渐赶走了这种爱斯基摩人，最后并把他们消灭干净，而没有和他们混合起来。 这个新种族至少在西欧是来自南方。他们大概从非洲进入欧洲，当时这两块大陆在直布罗陀和西西里还是由陆地连接着的。他们比他们的前人在文化发展阶段上要高得多。他们已经知道耕作。他们有家畜（狗、马、绵羊、山羊、猪、牛）。他们会用手工制作陶器，他们会纺纱和织布。他们的工具诚然还是石制的，但是已经做得很精致，而且大多数都磨得很光滑（这些工具被称为新石器，以别于前一时期的工具）。斧子装上了柄，因而第一次可以用它来砍伐树木。这样，就有可能将树干挖成小舟，就有可能乘小舟到达由于陆地逐渐下沉这时已经和大陆分离了的不列颠群岛。 这种人和他们以前的人截然不同，他们很细心地埋葬他们的死者。因此给我们保存了很多的骨骼和头骨，据此足以推断他们的身体结构。长长的头骨、小小的身材（女子身高平均约1.46米，男子1.65米）、低额、鹰鼻、突出的眉骨弓、不很高的颧骨和中度发达的下颚骨，都可证明这种人在今天的最后代表是巴斯克人。不仅西班牙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就连法国、英国和至少全部莱茵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大概都属于伊比利安种族。在雅利安人[290]到达以前，意大利也住着和伊比利安人相似的身材短小的黑发种族。这个种族跟巴斯克人亲属关系的远近问题，现在还很难判断。 微耳和考察这种长头骨的巴斯克人，一直深入到德国北部和丹麦[291]。阿尔卑斯山北坡上最古的新石器时代的木桩建筑物，也是属于巴斯克人的。另一方面，沙弗豪森则宣称，在莱茵河附近发现的一系列头骨肯定是芬兰人的，尤其是拉普人[292]的，而在古代史上，斯堪的那维亚的日耳曼人及俄罗斯的立陶宛人和斯拉夫人的北方邻人，却只有芬兰人。这两个身材矮小的黑发种族，一个是从地中海对岸迁来的，一个是直接从亚洲里海北面迁来的，后来这两种人大概是在日耳曼尼亚相遇了。这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发生的，根本还没有弄清楚。 在这许多次移民以后，终于（也还是在史前时代）发生了一次最后一个主要大部落即雅利安人的迁徙。这个部落的语言是以最古的一种语言——梵语为中心而形成的。最早的迁入者是希腊人和拉丁人，他们占据了欧洲东南部的两个半岛。其次移入的或许是现在业已绝迹了的斯基台人，他们是黑海以北草原上的居民，和米底—波斯部落有很近的亲属关系。接着来到的是克尔特人。关于克尔特人的迁徙，我们只知道这是发生在黑海北面，而且是通过了日耳曼尼亚。他们最前面的集团，进入了法兰西，占领了直到加龙河一带的土地，甚至征服了西班牙西部和中部的一部分。一面有海，另一面又有伊比利安人的抵抗，他们不得不停止前进。同时在他们后面，从多瑙河两岸又有其他的克尔特部落逼迫他们。希罗多德正是在海岸上和多瑙河发源地发现了这些克尔特人。他们一定老早就迁移到这里了。法国和比利时的坟墓和其他文物证明，克尔特人在占领这一带土地的时候，还没有金属工具。相反，在不列颠，他们一开始出现就已有了青铜工具。由此可见，克尔特人从征服高卢到移入不列颠，一定经过了相当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由于克尔特人跟意大利和马赛发生了贸易关系，才知道了青铜，并且输入了青铜。 在这期间，遭受日耳曼人逼迫的后面的克尔特部落，愈益加紧向前推进，但前进的道路已被封锁，于是向东南回流，这种情形我们以后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迁徙时期还会看到。各克尔特部落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了意大利、色雷斯半岛和希腊，一部分灭亡了，一部分定居于波河谷地和小亚细亚。在那个时期（-400年至-300年）［注：为了简便起见，我把公元前的年代用数学上的负号（-）来表示。］，在直到加龙河一带的高卢地区，在不列颠和爱尔兰，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在多瑙河两岸，直达美因河和理森山甚至更远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部落的人。虽然北日耳曼尼亚的山河带有克尔特人名称的，比南部少而且不可靠，但是绝不能认为，克尔特人只选择了一条通过南日耳曼尼亚山区比较崎岖的道路，而没有同时利用那条横贯北日耳曼尼亚大平原的比较便利的道路。 克尔特人的迁徙，只赶走了本地居民的一部分。尤其在高卢南部和西部，本地居民虽然处于被压迫种族的地位，但当时仍占居民中的多数，并把他们的体型遗传给现在的居民。克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在他们新定居的地区，对本地的深色头发的居民进行了统治，这可以从这两个种族都用皂把头发染成黄色这个习惯上看出来。浅色头发是统治种族的标志，因此，凡是由于种族混合而失去这个标志的地方，就必须用皂来补救。 在克尔特人以后迁来的是日耳曼人。日耳曼人迁徙的时期，我们至少大体上可以比较确实地指出来。这大约在-400多年以前已经开始，在凯撒时代还没有完全结束。 皮提亚斯在他-325年左右的旅行记中，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日耳曼人的最初的一些确实材料[293]。他从马赛前往琥珀海岸，记载了居住在那里的无疑是日耳曼民族的古顿人和条顿人的情况。但是，这个琥珀海岸究竟在哪里呢？通常当然都只能理解为东普鲁士海岸，而如果把古顿人称为这个海岸的邻人，这肯定是不错的。但是皮提亚斯记载的里程，和这个地方不相符合，它对北德意志海岸和基姆布利半岛之间的北海海湾倒很适合。那里恰巧住着也被称为邻人的条顿人。那里，在什列斯维希和日德兰的西面，也有一个琥珀海岸。临克宾今天还经营着相当规模的当地采集的琥珀贸易。此外，皮提亚斯在这样早的时期，就能远航到完全不熟悉的海面，似乎不太可能；在他那本非常详细的旅行记中，不仅完全没有提到从卡特加特海峡到东普鲁士这一段危险的航程，而且根本没有记载这件事情，这就更加令人难以相信。因此，应该坚决同意列列韦尔首先发表的意见：如果不是由于只可能住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古顿人这一名称，那末皮提亚斯所说的琥珀海岸就应该在北海上去找。弥伦霍夫更进一步消除了这个最后的障碍，他认为古顿人是从条顿人一词错写而来的[294]。 公元前180年左右，无疑是日耳曼人的巴斯泰尔人出现于多瑙河下游，几年以后，他们已在马其顿国王柏修斯和罗马人打仗的军队中当雇佣兵，即最初的雇佣步兵。这是些野蛮的战士： “人们既不善耕作，也不善航行，也不会利用畜产品。他们只关心一件事情，一种技艺，就是不断战斗和打倒一切抵抗。” 这是普卢塔克[295]提供给我们的关于日耳曼民族生活方式的最早报道。一世纪后，我们在多瑙河以北稍稍偏西的地方又发现了这种巴斯泰尔人。50年以后，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侵入了克尔特人居住的多瑙河地区，但被住在波希米亚的克尔特部落的波伊人击退。于是他们便分做许多群，向高卢前进，侵入西班牙，打败了一批又一批的罗马军队，最后，马利乌斯制止住了他们几达20年之久的迁徙，消灭了他们那无疑已大为削弱的大军（条顿人是-102年在普罗凡斯的埃克斯被消灭的，基姆布利人则在-101年被歼于意大利北部的韦尔切利）。 半世纪以后，凯撒又在高卢和日耳曼人的两支新部队冲突起来，开始是在上莱茵和阿里奥维斯特的军队发生了冲突。阿里奥维斯特这支军队代表了七个不同的民族，其中有马可曼尼人和苏维汇人。其后不久，又在下莱茵和乌西佩特人及邓克泰人发生了冲突。这两种人是受到苏维汇人的排挤，离开以前居住的地方，过了三年流浪生活以后，才来到莱茵河的。这两支军队都败于罗马部队的正规作战，而乌西佩特人和邓克泰人，除此以外还败于罗马人的背信行为。狄奥·卡西乌斯说到，在奥古斯都统治的初年，巴斯泰尔人曾经侵入色雷斯；马可·革拉苏在格布尔河（现在的马里乍河）打败了他们。这个历史学家还提到赫蒙杜利人的一次迁徙，他们在公元初年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被罗马的指挥官多米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把他们移住在“马可曼尼人的一部分土地上”[296]。这是那个时代最后的几次迁徙。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已经巩固起来的罗马统治，长期地限制了他们的迁移。但是有许多迹象表明，在东北方面，在易北河及理森山那一边，各民族很久还没有找到最后的住处。 日耳曼人这几次迁徙，是民族大迁徙的序幕。这种民族大迁徙，在三百年中被罗马的抵抗所阻止，可是到了三世纪末，却以不可遏止的声势，冲过边境上的两条河流，泛滥到南欧和北非，直至公元568年，伦巴德人占领意大利时方才结束。这所谓结束，只是指日耳曼人所参加的迁徙而言，不是指斯拉夫人，他们在日耳曼人迁徙以后，还在很长时期继续移动。这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大迁徙。整个整个部落，至少是这些部落中的大部分，都带着妻子儿女和全部家当，登上征途。用兽皮搭盖起来的车辆用做住所，并用来装载妇女、儿童和少量家具。家畜也赶着一起走。男子都武装起来，编制起来，准备摧毁一切抵抗和防备袭击。白天进行战斗行军，夜晚宿营在用车子做成的堡垒中。在这样的征途上，由于不断的战斗，由于疲劳、饥饿和疾病，人员的损失一定是很大的。这是生死攸关的孤注一掷。如果行军成功，活着的这部分人就可以在异乡土地上住下来。如果行军失败，移出的部落就会从地面上消失。不是在战斗的屠杀中死去，便是沦为奴隶。被凯撒挡住其迁徙的海尔维第人及其同盟者，出发时共有368000人，其中有战斗力的92000人；被罗马人打败后，只剩下11万人，这些人凯撒由于政治上的考虑而破例地把他们放归故乡。乌西佩特人和邓克泰人，是以18万人之众渡过莱茵河的；他们几乎全部在战斗中和溃退中死去了。在这个漫长的迁徙期间，整个整个的部落往往消逝得无影无踪，这是不足为奇的。 凯撒在莱茵河畔所发现的情况，同日耳曼人不稳定的生活方式完全相符。莱茵河决不是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一条精确界线。比利时—高卢族的梅那普人在莱茵河右岸的威塞尔附近拥有村落和耕地；另一方面，莱茵河左岸的麦士河三角洲，却被日耳曼族的巴达维人占据着，而在伏尔姆斯直达斯特拉斯堡一带，也住着日耳曼族的梵乡人、特里包克人和涅麦特人，他们是从阿里奥维斯特时代起住在这里的呢，还是在更早的时候就住在这里的呢，那就不能肯定了。比利时人经常跟日耳曼人作战，到处还有有争执的领土。在美因河和厄尔士山脉以南，那时还没有日耳曼人居住。海尔维第人是在不久以前被苏维汇人从美因河、莱茵河、多瑙河及波希米亚森林之间的地带驱逐出来的，正如波伊人从现在还带着他们的名字的波希米亚（Boihemum）被驱逐出来一样。但是，苏维汇人并没有占领这块土地，他们把这块土地改变成长达600罗马里（150德里）［注：一罗马里约等于1.5公里；一德里（地理里）等于7.420公里。——编者注］的林野，作为他们南面的屏障。凯撒还知道，再往东去，在多瑙河北面住着克尔特人（沃尔克—特克托扎格人），即塔西佗后来称为日耳曼族的魁代人。一直到奥古斯都的时候，马罗博杜斯才率领他的苏维汇族的马可曼尼人来到了波希米亚；同时，罗马人却把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这一块地区用堡垒封锁起来，让高卢人移住。边境墙的那一面，以后大概被赫蒙杜利人占领了。从这里可以毫无疑问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日耳曼人是经过喀尔巴阡山和波希米亚边境山脉以北的平原来到日耳曼尼亚的，直到他们占领了北方的平原以后，才把住在南方山中的克尔特人赶过了多瑙河。 根据凯撒的描写，日耳曼人的生活方式也表明他们还根本没有在他们的领土上定居下来。他们的生活主要依靠牧畜，依靠干酪、牛奶和肉，较少依靠粮食。男子主要的职业是打猎和军事训练。他们也搞一点农业，但只是附带的，采用的方法也非常原始。凯撒报道说，他们的耕地只种一年，第二年总要耕种一块新土地[297]。这大概是火耕法，直到现在，在斯堪的那维亚和芬兰北部，还采用这种方法：把森林（除森林以外，只有沼泽地和泥炭地，这些土地当时还不适于耕作）烧掉，把树根马马虎虎地拔一拔，再把这些树根和松过的表层土壤一起烧一遍。然后在这块施过灰肥的土地上播种谷物。可是，甚至在这种情形下，也不应该从字面上去理解凯撒关于每年更换耕地的那种说法；通常总在收获两三次以后，才换种新土地。非日耳曼人所有的那种由君主和官吏分配土地的办法，尤其是强加在日耳曼人身上的这种迅速更换土地的情节，所有这些地方，都反映了罗马人的想像。对于罗马人来说，这种土地更换的办法是不能理解的。对于已经定居下来的莱茵河畔的日耳曼人来说，这种土地更换的办法已经是一种过时的习惯，逐渐失去了目的和意义。但是，对于内地的日耳曼人来说，对于刚刚到达莱茵河畔的苏维汇人来说（这种土地更换的办法主要也适用于他们），这种土地更换的办法仍然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必要条件，在这种生活方式下，整个民族以当前遇到的抵抗所许可的方向和速度，慢慢向前推进。他们的社会制度也和这种生活方式相适应：苏维汇人分为一百个区，每一个区每年派一千个人去当兵，其余的男子都留在家里，耕种土地并照管家畜，到了第二年，他们再去替换那些出征的人。只有在占领了新土地以后，人民大众才带着妻子儿女随同军队前去。这比起基姆布利人时代的行军生活来，已经是向定居生活前进了一步。 凯撒不止一次地提到日耳曼人有这样一种习俗，在同敌人的交界外，即在同任何异族的交界处，用广阔的林野来保护自己。这种习俗一直盛行到中世纪后期。为保护北阿尔宾吉亚的萨克森人而防御丹麦人的，有埃德尔河和什莱湾之间的边境森林（古代丹麦语叫Jarnwidhr），防御斯拉夫人的，有从基尔湾到易北河一带的萨克森森林，而斯拉夫名字勃兰登堡、勃腊尼博尔，也是指保护森林（捷克语《braniti》是保护的意思，《bor》是松树和松林的意思）。 了解了这一切情况以后，对于凯撒所看到的日耳曼人的文化发展阶段，不可能再有任何疑问。他们决不是像现在亚洲游牧民族那样的游牧人。游牧民族必须有草原，而日耳曼人却住在原始森林里。但是，他们离定居的农业民族的阶段也很远。60年以后，斯特拉本就这样谈到过他们： “所有这些〈日耳曼〉民族的共同的地方，是他们由于生活方式简单而便于迁移，因为他们不从事耕作，不搜集财宝；他们住在小屋里面，这些小屋他们每天都可以搭起来；他们像游牧人那样，吃的大部分是畜产品；他们还有一点也很像游牧人，那就是他们也用车去搬运自己的财物，赶着家畜，想到哪里，就到哪里。”[298] 比较语言学证明，他们从亚洲带来了农业知识。凯撒指出，他们没有忘掉这种农业知识。但是，对于一个穿过中欧林野慢慢移动的好战的半游牧部落来说，这种农业不过是一种临时手段和次要的生活来源。 由此可见，日耳曼人向多瑙河、莱茵河和北海之间的新家乡的迁徙，在凯撒时代还没有结束，或者是刚刚结束。在皮提亚斯时代，条顿人，也许还有基姆布利人，可能已经达到了日德兰半岛，而日耳曼人的先头部队或许已经达到莱茵河畔（由于缺乏关于他们到达的任何报道，可以作这样的推断），这和前面的说法一点也不矛盾。只能和经常的迁徙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向西方和南方的多次进军，最后，凯撒看见他所熟悉的最大一个集团（苏维汇人）当时还处于经常移动状态，所有这些情况只能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显然只是关于日耳曼人向他们欧洲主要居住地实行大规模迁徙的最后阶段的一些残缺不全的报道。罗马人在莱茵河畔和以后在多瑙河上的抵抗，阻止了这种迁徙，把日耳曼人限制在他们现在占据着的领土上，并且强迫他们定居下来。 此外，根据凯撒的观察，我们的祖先是真正的野蛮人。他们允许商人入境，只不过为了向某个商人出卖战利品，他们自己从商人那里几乎什么东西都不买。他们需要什么外国东西呢？他们甚至喜欢他们那种矮小的驽马，而不愿要漂亮的高卢骏马。苏维汇人根本不允许把酒运入境内，因为它会使人身体衰弱。在这方面，他们的近亲巴斯泰尔人恐怕要文明一些。巴斯泰尔人那次侵入色雷斯的时候［注：见本卷第484页。——译者注］，曾向革拉苏派遣过使节，革拉苏灌醉了这些使节，盘问出关于巴斯泰尔人阵地和意图的重要情报，以后便使巴斯泰尔人中了埋伏，消灭了他们。还在伊迪西阿维佐谷地会战（公元16年）以前，盖尔马尼库斯就向他的士兵描述过日耳曼人，说他们不戴甲胄，只拿着柳条编成的或薄板做成的盾牌，只有他们的先头部队才有真枪，后面的部队只拿着烤硬的尖根。由此可见，威悉河畔的居民当时未必就知道金属的加工，而且罗马人当然也不让商人把武器偷运到日耳曼尼亚去。 凯撒逝世一百五十多年以后，塔西佗供给我们一本关于日耳曼人的名著[299]。在这本书里，有许多事情看来已经完全不同了。直到易北河，甚至易北河以东，迁移不定的部落都已安定下来，有了固定的住处。城市当然还完全谈不到。一部分人居住在村落里，这种村落有的由一些独家院子组成，有的由一些毗连的院子组成；就是在后一场合，每一所房子也是单独建立的，周围都有一片空地。房屋都是简陋地用没有加过工的原木（materiainformi在这里应指同caementa和tegulae相反的原木）盖起来的，还没有使用粗石和瓦。在斯堪的那维亚北部，现在还有这样的木房，但它们已经不是斯特拉本所说的一天之内就可以建造起来的那种木房了。关于耕作制度，下面再谈。日耳曼人已经有了地下仓库（一种地下室），冬天他们躲在里面御寒，根据普林尼的记载，妇女在里面纺织。耕作当然已经有了比较重要的意义，可是家畜还是主要的财富。家畜虽多，但品种不好，马长得很难看，没有善跑的骏马，牛羊都很小，牛没有角。食品有肉、乳、野苹果，没有面包。不再经常打猎，猎物从凯撒时代起业已大大减少。衣服也非常原始，大多数人以粗布遮体，也有赤裸着身子的（和卡弗尔—祖鲁人差不多），但是最富有的人已经有了合身的服装；也使用毛皮；妇女的衣服和男子一样，但是她们也往往穿着没有袖子的亚麻布衣裳。小孩子都光着身体跑来跑去。不知道读书写字，但是有一处说到，僧侣已经使用借用拉丁字母创制的鲁恩文字，把它们刻在木板上。内地的日耳曼人并不重视金银，罗马人赠送给国王和外交使节的银器，像陶器一样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小规模的商业周转是一种简单交换。 男人还完全保持着一切原始人所共有的习俗，把家务和耕作看成是没有丈夫气的事情，交给妇女、老人和儿童去做。但是，他们却染上了两种文明的习惯：酗酒和赌博，而且是用天真的野蛮人那种毫无节制的方式聚赌，甚至会赌到把本人也输掉。内地日耳曼人的饮料，是大麦或小麦做成的啤酒。如果当时已经发明了烧酒，那末世界史恐怕会有另一种发展过程。 在和罗马领土接界的地区里，可以看出更大的进步：这里喝输人的葡萄酒，对金钱也比较习惯，他们当然更愿意要那些便于进行小规模交换的银子，同时按照野蛮人的习惯，他们当然也更愿意要那些币面上铸有他们早就熟悉的花纹的硬币。我们下面就会看到，他们这种用心是非常有根据的。同日耳曼人的贸易，只在莱茵河岸进行。只有住左边境墙以外的赫蒙杜利人，才为了进行贸易，早在高卢和勒戚亚等地进出。 这样看来，从凯撒到塔西佗这段时间，是日耳曼人历史的第一个大段落，在这段时间内，从游牧生活最后过渡到了定居生活，至少这个民族的大部分，自莱茵河起远至易北河以东是这样。各个部落的名称，开始或多或少地和一定的地区结合了起来。但是，由于古人的报道有矛盾，由于名称的变化不定，往往不能精确地肯定每一个部落的居住地点。而且这样做，也会使我们离题太远。这里，我们只举出普林尼的一段总的叙述就够了。 “基本的日耳曼部落有五个：温底尔人，其中有勃艮第人、瓦林人、喀林人和古顿人；第二个部落是印格伏南人，其中有基姆布利人、条顿人和乔克人。住得最靠近莱茵河的是易斯卡伏南人，其中有西干布尔人；住在这块土地中央的是赫米奥南人，其中有苏维汇人、赫蒙杜利人、卡滕人、凯鲁斯奇人。第五个部落是和达克人邻接的佩夫金人及巴斯泰尔人。”[300] 此外，还有住在斯堪的那维亚的第六个分支——希列维昂人。 在古人的所有记载中，普林尼的这段文字，最符合于以后的事实和留传给我们的语言遗物。 温底尔人包括说哥特语的各个部落，他们占据了易北河至维斯拉河之间波罗的海沿岸直到内地一些地区；维斯拉河对岸弗里希－加弗周围住着古顿人（哥特人）。保留下来的贫乏的语言遗物，使我们毫不怀疑，汪达尔人（他们无论如何是应该属于普林尼所说的温底尔人的，因为他把这部分人的名称转用到整个基本部落上去了）和勃艮第人讲的都是哥特人的方言。可能引起怀疑的只有瓦伦人或瓦林人，根据五世纪和六世纪的史料，通常认为他们属于绍林吉亚人；关于他们的语言，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第二个部落是印格伏南人，它首先包括说弗里西安语的各个民族，住在北海沿岸和基姆布利半岛上的居民，非常可能还包括住在易北河与威悉河之间说萨克森语的各个民族；如果这样，凯鲁斯奇人也应该算入这个部落以内。 易斯卡伏南人也包括西干布尔人这一事实，立刻表明他们是后来的法兰克人，他们住在莱茵河右岸，由陶努斯山脉起，直到兰河、济克河、鲁尔河、利珀河和埃姆斯河的发源地，北面则和弗里西安人及乔克人为界。 赫米奥南人，塔西佗更正确地把他们叫做赫米诺南人，就是后来的高地日耳曼人，他们包括赫蒙杜利人（绍林吉亚人）、苏维汇人（士瓦本人和马可曼尼人；巴伐利亚人）、卡滕人（黑森人）等等。把凯鲁斯奇人也算在这个部落里面，毫无疑问是一个错误。这是普林尼全部记载中唯一的一个明显错误。 第五个部落（佩夫金人和巴斯泰尔人）已经灭绝了。雅科布·格林把他们算做哥特人，这无疑是正确的。 最后，第六个部落是希列维昂人，这包括丹麦岛和大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居民。 这样看来，普林尼的分类非常确切地符合于后来实际出现的日耳曼方言的分类。我们不知道有哪些不属于哥特语、弗里西安—低地萨克森语、法兰克语、高地德意志语或斯堪的那维亚语的方言，我们现在仍然可以把普林尼的分类看做是标准的分类。凡是和普林尼的分类可能发生冲突的地方，我都在关于各日耳曼部落的注释中加以考察［注：见本卷第523—538页。——译者注］。 因此，关于日耳曼人向他们新家乡的最初迁移，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推断：最早沿着南部山地和波罗的海及北海之间的北日耳曼尼亚平原向前移动的，是易斯卡伏南人，紧跟在他们后面但更靠近海岸的，是印格伏南人。在他们之后的，大概是希列维昂人，但他们转向岛屿方面移动。跟在这些人后面的可能是哥特人（即普林尼所说的温底尔人），他们把佩夫金人和巴斯泰尔人留在东南方了；瑞典有哥特人的名字，证明哥特人的个别分支曾经参加过希列维昂人的迁徙。最后，在哥特人南面移动的是赫米奥南人，他们（至少其中的大部分）直到凯撒时代甚至直到奥古斯都时代才占领了他们的居住地，这些居住地他们一直保持到民族大迁徙时期。［注：手稿这里有一个铅笔字的注：“下一章讲土地制度和军事制度。”——编者注］ 和罗马的最初战斗 自凯撒时代以来，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对峙在莱茵河上，从奥古斯都征服了勒戚亚、诺里克和班诺尼亚以后，双方又对峙在多瑙河两岸。这时，罗马在高卢的统治已经巩固；阿格利巴在全国修筑了军用道路网。要塞建筑了；在罗马的压迫下出生的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奥古斯都时代修建的阿尔卑斯山道，通过了大小圣伯纳德山口，将高卢和意大利直接联系起来，于是高卢就成了从莱茵河进攻日耳曼尼亚的基地。这项任务和配备在莱茵河的八个军团，奥古斯都都交给了他妻子前夫的儿子（也许是亲生子？）德鲁苏斯。 边境居民之间的不断摩擦、日耳曼人的侵入高卢、心怀不满的比利时人和西干布尔人谣传的或实有的阴谋（按照这个阴谋，西干布尔人要渡过莱茵河去进行全面暴动），都能成为战争的借口。德鲁苏斯在比利时首领们的协助下（-12年），在莱茵河三角洲上游紧靠巴达维亚岛的地方渡过莱茵河，蹂躏了乌西佩特人的地区和西干布尔人的一部分地区，然后又乘船向莱茵河下游航行，强迫弗里西安人向他供应步兵后援部队，并率领舰队，沿着海岸，开到埃姆斯河的入海口去征服乔克人。在这里，他的不熟习潮汛的罗马水手，在退潮时使他的舰队搁浅了。由于比较通晓此事的弗里西安同盟军的援助，德鲁苏斯才能解缆而归。 这第一次的进军，不过是一种大规模的侦察。第二年（-11年）他开始了真正的侵略。他在利珀河口下面重新渡过莱茵河，征服了住在这里的乌西佩特人，在利珀河上架起了桥梁，侵入西干布尔人的地区。西干布尔人这时正在和卡滕人打仗，因为卡滕人不愿加入西干布尔人领导的反对罗马人的同盟。以后，德鲁苏斯在利珀河与埃利佐河的合流处，建筑了一个巩固的兵营（阿利佐），当冬天到来的时候，又渡过莱茵河归去。在这次归途上，他的部队在一个狭谷中受到日耳曼人的袭击，费了很大的劲才幸免于全军复没。这一年，“在卡滕人的土地上，快到莱茵河边的地方”[301]，德鲁苏斯又建筑了另一个巩固的兵营。 德鲁苏斯的第二次进军，已经是按照一个完整的侵略计划进行的，从此以后，他就在彻底地遵循这个计划。他要首先征服的地区，已经相当精确地划了一个范围，这包括易斯卡伏南人的内部地区，直到同凯鲁斯奇人及卡滕人的交界处，还包括属于这一地区的直到埃姆斯河也许直到威悉河的沿海地带。征服沿海地带的基本工作，是由舰队担任的。在南方，阿格利巴创建的、德鲁苏斯扩建的美因兹成了作战基地，在它的邻近，我们应该可以找到那建筑“在卡滕人土地上”的要塞（这个要塞，最近人们认为就是霍姆堡附近的扎耳堡）。从这里起，美因河下游流进了韦特劳和兰河上游之间的开阔地带，占领这个地带，就能把易斯卡伏南人和卡滕人分开。在进攻阵地的中心，利珀河所横贯的平原，尤其是利珀河和鲁尔河之间的平坦高原，是罗马主力军的最适当的作战线，占领了这个地方，他们就能把要征服的地区分成两个大体相等的部分，同时也就把布鲁克泰人和西干布尔人分离开来。从这个阵地出发，他们就可以在左翼和舰队采取共同行动，在右翼用从韦特劳开来的军队孤立易斯卡伏南人的片岩山地，在正面可以阻挡凯鲁斯奇人。阿利佐堡垒是这个作战线上极巩固的据点。它的位置，离利珀河发源地不远，不是在阿耳梅河流入利珀河处帕德波恩附近的埃耳森，就是在最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罗马要塞的利普施塔特的近旁。 第二年（-10年），卡滕人看到了共同的危险，终于和西干布尔人联合了起来。但是德鲁苏斯进攻他们，至少把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征服了。可是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到冬季以后，因为第二年（-9年）春天，德鲁苏斯再度进攻他们，并且一直推进到苏维汇人的地区（显然也到了绍林吉亚人的地区，根据弗洛尔和奥罗修斯的说法，还推进到当时尚住在厄尔士山脉以北的马可曼尼人的地区），然后攻击凯鲁斯奇人，渡过威悉河，直到易北河后才退兵。他蹂躏了所有经过的地方，可是到处都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在归途中，他还没有达到莱茵河就死了，那时他30岁。 我们在上面已经引用过狄奥·卡西乌斯的记载，这里再引斯维托尼乌斯的说法作为补充。他说，德鲁苏斯在莱茵河和艾塞耳河之间开了一条运河，利用这条运河，他带着自己的舰队，通过弗里西安人的土地和弗累沃（即符利斯特隆，现在是从符利兰岛和特斯黑林乌之间的须德海而来的一条航路）而到达北海。根据弗洛尔的记载，德鲁苏斯沿着莱茵河建筑了五十多个堡垒，在波恩架了一道桥，并且加强了麦士河阵线，这样，不论在高卢人暴动时或日耳曼人侵犯时，都能确保莱茵军团的阵地。至于弗洛尔胡吹什么威悉河和易北河畔有堡垒和要塞，那纯粹是信口雌黄。德鲁苏斯在行军时可能在那里挖过一些工事，但是，他是一位非常好的统帅，要他在那些地方驻一个守备兵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在利珀河沿岸的阵线上，他建筑了巩固的兵站。他也在陶努斯山脉的通道上建筑了工事。 德鲁苏斯在莱茵河方面的后继者提比利乌斯，在下一年（-8年）渡过了莱茵河。日耳曼人都派了和谈代表，只有西干布尔人没有派遣。当时在高卢的奥古斯都表示，只要西干布尔人不派代表，他就拒绝进行任何谈判。最后，当西干布尔人也派来了代表，派来了像狄奥所说的“许多可尊敬的人物”的时候，奥古斯都却下令逮捕他们，并把他们监禁在帝国内地各城市中；“他们都由于忧愤而自杀了。”[302]第二年（-7年），提比利乌斯又率领军队来到了日耳曼尼亚，在这里，除去若干次不重要的骚动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镇压的了。关于这个时期韦莱是这样说的： “提比利乌斯已经完完全全征服了这个国度（日耳曼尼亚），它同有纳税义务的行省几乎已没有什么差别。”[303] 这种成功的取得，不仅应当归功于罗马人的武器和提比利乌斯声誉卓著的外交“机智”，也许还应当特别归功于把日耳曼人移居到罗马地区莱茵河岸的做法。阿格利巴业已根据永远效忠于罗马人的乌比人的愿望，打他们迁到了科伦附近的莱茵河左岸。提比利乌斯强迫4万西干布尔人迁徙，从而长期摧毁了这一强大部落的抵抗力。 提比利乌斯此后在很长时间内不同一切国事，我们也不知道，在这许多年间日耳曼尼亚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狄奥的片断记载中，谈到了多米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从多瑙河出发向易北河对岸的进军。但是此后不久，大约在公元元年，日耳曼人举行了起义。根据韦莱的说法，罗马的最高统帅马可·维尼齐乌斯总的说来成功地进行了这次战役，甚至为此还获得了奖赏。虽然如此，提比利乌斯不得不在公元4年，即在他被奥古斯都收为养子后不久，再次渡过莱茵河去重建那摇摇欲坠的罗马统治。他征服了住在莱茵河近处的塔尼内伐特人和哈图阿里人，以后又征服了布鲁克泰人，并且“争取到了”凯鲁斯奇人。韦莱参加了这一次和下一次的出征，但他没有对此作更详细的叙述。暖和的冬天，使罗马军团能够继续活动到12月；以后，他们就在日耳曼尼亚，大概在利珀河发源处建立了冬季兵营。 次年（公元5年）的进军，是想征服西部日耳曼尼亚。当提比利乌斯从阿利佐向前推进并在易北河下游打垮了伦巴德人时，舰队则沿海岸前进，并“争取到了”乔克人。在易北河下游，陆军和逆河而上的舰队会了师。由于这一次出征的得手，按照韦莱的说法，罗马人在北方的事业似乎已经大功告成了。第二年，提比利乌斯向多瑙河推进，这里，不久以前在马罗博杜斯领导下迁移到波希米亚来的马可曼尼人威胁着国境。马罗博杜斯在罗马受过教育，通晓罗马的战术，他依照罗马的榜样，组织了一支包括7万步兵和4000骑兵的军队。提比利乌斯在多瑙河从正面攻击这支军队，而森提乌斯·萨土尔尼努斯则率领军团从莱茵河出发，穿过卡滕人的土地去进攻敌人的背面和翼侧。这时，在提比利乌斯自己的背后，班诺尼人举行了起义。军队必须撤回，必须重新夺回自己的作战基地。战争延续了三年。班诺尼人被打败以后，北日耳曼尼亚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再也不能作侵占马可曼尼人土地的打算了。 德鲁苏斯的征服计划，完全保存了下来。不过要顺利执行这个计划，就必须使陆海部队进军到易北河边。在对马罗博杜斯的作战计划中，闪耀着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要把国界推进到小喀尔巴阡山、理森山和易北河一直到该河的入海处。但是这在当时还是遥远的未来的事，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实现。沿韦特劳上去，当时罗马筑垒要点究竟伸展得多远，我们不知道。看来，这条作战线当时没有像利珀河沿岸那条更重要的作战线那样受到重视。但是在这里，罗马人显然已经在相当大的土地上安居下来。莱茵河右岸自波恩以下的平原，是属于他们的。鲁尔河以北至埃姆斯河对岸直到同弗里西安人及乔克人交界处的威斯特伐里亚平原，仍然处在军队的占领之下。在背后有巴达维人和弗里西安人，当时他们还是忠实的友人；更往西去，是乔克人、凯鲁斯奇人和卡滕人，他们在屡次败北以后，在遭到伦巴德人也遭到的打击以后，可说是相当驯服的。无论如何，在这三个部落里面，当时有一个相当有势力的派别，他们认为只有和罗马结成同盟才能得救。在南方，西干布尔人的武力刚刚被摧毁；他们在利珀河与鲁尔河之间和莱茵河平原上的一部分领土已被占领，其余的领土则被罗马人建立在莱茵河、鲁尔河和韦特劳的阵地三面包围着，而且罗马队伍大概相当经常地在这里开过。最近查明存在着通往利珀河发源地的罗马大道，它们经过高耸的山岭，从诺依维特通到济克河，从多伊茨和诺伊斯通到乌培河，至少到达贝尔格和马尔克的边界。再往前去，是赫蒙杜利人，他们在多米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的同意下，占领了马可曼尼人放弃的一部分土地，并和罗马人保持着和平关系。最后，各日耳曼部落之间众所周知的纷争，使人们有理由期待，只要罗马人再进行几次这样的战斗，就可以按他们的愿望把同盟者逐渐变成臣民。 罗马阵地的核心，是利珀河两岸直至奥斯宁格山脉一带的土地。罗马军团在营垒的长期驻扎，使这里的人民习惯于罗马人的统治和罗马人的习俗，用狄奥的话来说，这就使野蛮人“好像转变过来了”[304]。在这里，围绕着守备部队的营盘，形成了这位历史学家谈到过的城市和市场；它们的和平的贸易关系，首先加强了外国的统治。一切看来都很好，但是结局却全然两样。 昆提利乌斯·瓦鲁斯被任命为驻日耳曼尼亚军队总司令。这是一个开始进入衰退的时代的罗马人，委靡不振，疏忽大意，总想靠他前辈人的月桂冠寻找安逸，尤其渴望利用这些月桂冠来达到自私的目的。 “他决不是一个不爱金钱的人，他管理过的叙利亚就是证明：他来到这个国家时是个穷光蛋，国家是富裕的，他离开这个国家时是个有钱人，国家贫穷了。”（韦莱语）[305] 一般说他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可是这位“性格温和”的人一旦被派到一个很不容易勒索的地方，便勃然大怒，因为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搜刮的了。但是瓦鲁斯还是不肯放手，而且采用了罗马总督和副总督们久已实践过的方法。首先要尽快使日耳曼尼亚被占领的地方变成罗马的行省，以罗马的政权代替那原来处在军人统治下的本地政权，从而把这个国家变为国库和总督收入的源泉。因此，瓦鲁斯企图“用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压力把日耳曼人改造过来”，他“像对奴隶一样对他们发布命令，像对臣民一样对他们索取金钱”（狄奥语）[306]。但他在这里所使用的久经考验的压迫和勒索的主要手段，是罗马行省总督的最高司法权。他在这里攫取了这种权力，并利用这种权力想把罗马法强加到日耳曼人身上。 可惜，瓦鲁斯和他这个文明传播者的使命，走在历史前面差不多有一千五百年左右，因为大约经过了这么多的岁月之后，德意志方才成熟到能够“接受罗马法”的地步。事实上，罗马法及其对私有财产关系的经典分析，在日耳曼人看来简直是荒谬的，因为在他们中间开始发展起来的少量私有财产，只在他们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基础上才能拥有。同样，日耳曼人习惯于根据祖传的风习，在公开的民众法庭上面，在几小时以内就可以自己作出判决，所以罗马审判程序上的隆重仪式、抗辩和无休止的延期，在他们看来，不外是一种拒绝审判的花招，而围绕着总督的一群辩护士和百般刁难的家伙，不过是一帮十足的强盗——实际上他们也正是一帮强盗。这样，日耳曼人就必须放弃他们同伴审判同伴的自由法庭，服从于这样一个人的武断判决，这个人用外国话来审理案件，用至少是他们所不熟悉的甚至可说是完全不适用的法律作为根据，而且他本人就是当事人。依照塔西佗的报道，自由的日耳曼人只有僧侣才在极少的情况下有权殴打他们，他们只有在背叛自己的部落时才被处死，在其他的场合，任何过失，甚至杀人也可以用罚金（Wergeld）来赎罪，他们还惯于替自己及自己的亲人报血仇，这样的日耳曼人现在却要屈服于罗马扈从的木棍和斧钺之下。而这一切并无其他目的，不过是为吸取这个国家的民脂民膏，为国库征收赋税，为总督及其亲信进行勒索和受贿大开方便之门罢了。 但是瓦鲁斯打错了算盘。日耳曼人不是叙利亚人。他用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罗马文明，只使他们在一个方面留下了印象。他只向那些被迫跟罗马结成同盟的各邻近部落表明，不堪忍受的压迫在威胁着他们，从而促使他们达到了从来不能达到的团结。 瓦鲁斯带着他的三个军团驻扎在日耳曼尼亚，阿斯普雷涅斯带着另外两个军团驻扎在下莱茵，离核心阵地阿利佐只有五六天的行程。在这样的兵力面前，只有经过长期而周密的准备而突然发动的决战，才有取得胜利的希望。这样，谋叛的方法事先就决定了。负责组织这次叛乱的，是阿尔米纽斯。 阿尔米纽斯出身于凯鲁斯奇人的部落贵族，是似乎在该部落中当卫兵头目的塞吉美尔的儿子，他青年时代曾在罗马军队里服务，通晓罗马人的语言和风俗，在罗马人的大本营里是一位常见的很受欢迎的客人，他的忠诚似乎不能有丝毫的怀疑。直至袭击的前夕，瓦鲁斯还是坚决地信任他。韦莱说他 “是一位出自名门，勇敢、机敏，在野蛮人中无可比拟的青年，他的脸上和眼睛里焕发着智慧的火焰；在以前的多次战役里〈即在对日耳曼人的战役里〉他是我们经常的战友；他除享有罗马公民权外，并已取得罗马骑士的称号”。 但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阿尔米纽斯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一位卓越的统帅。他一经决定要摧毁莱茵河右岸的罗马人的统治，就毫无顾虑地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那些早已为罗马势力所控制的凯鲁斯奇人的军事贵族，至少要大部分争取过来；卡滕人、乔克人，特别是直接处于罗马羁绊之下的布鲁克泰人和西干布尔人，也要拉来谋反。尽管瓦鲁斯的勒索已为此事作了准备，但一切都还需要时间；在这段时间内，需要使瓦鲁斯失去警惕性。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就利用了瓦鲁斯对诉讼程序的癖好，并以此狠狠地愚弄了他。 韦莱说道：“日耳曼人虽然非常野蛮，但是十分狡猾，他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撒谎的，谁要没有亲身经验过，对这简直不能相信。他们在瓦鲁斯面前玩弄一连串捏造的争讼把戏，时而毫无根据地互相控告，时而对瓦鲁斯表示谢意，说他以罗马人的公道裁决了一切，说他们的野蛮习气在新的、前所未闻的纪律和秩序的影响下已经开始减轻，说他们以前惯于用武力解决的纠纷，现在可以按照法律和公理来处理了。这样，他们把瓦鲁斯弄到全然不知警惕的地步，他竟然以为他是在集会场中审理案件的一位城市大法官，而不是在日耳曼尼亚腹地率领军队的一位司令官。”[307] 公元9年的夏天，就这样过去了。为了更能保证成功，日耳曼人把瓦鲁斯引入迷途，使他向各处派遣军队，分散他的兵力；由于这个人物的性格和他所处的环境，做到这一点是并不困难的。 狄奥说道：“瓦鲁斯并不把它的军队，像在敌国所应该做的那样适当地集中起来，而是把他的兵士一队一队地供给要求援助者使用，这些人时而请求派兵防守其一据点，时而请求派兵兜剿盗匪，时而请求派兵护送粮食，运送车队。”[308] 这时，主要谋反人阿尔米纽斯和塞吉美尔却经常在瓦鲁斯左右，并且常常跟他同桌吃饭。根据狄奥的说法，瓦鲁斯当时已经受到警告，可是他的信任是没有止境的。最后，到了秋季，当起义的准备业已全部完成而瓦鲁斯和他的主力部队已被引诱到凯鲁斯奇人的地方直到威悉河畔的时候，一个在比较远的地方爆发的假装的暴动，发出了行动的信号。当瓦鲁斯得到这个消息并且发出进军命令时，凯鲁斯奇人的另一个首领，大概和阿尔米纽斯家族有世仇的塞格斯特向他提出了警告。瓦鲁斯还不肯相信他。于是，塞格斯特又向瓦鲁斯建议，把他本人和阿尔米纽斯及其他凯鲁斯奇人的首领都禁闭起来，然后再出发，说事情的结局会证明谁是正确的。但是，甚至当瓦鲁斯出发以后，谋叛者以集合同盟军然后同他会师为借口而留在后方的时候，瓦鲁斯的信任仍然没有动摇。 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但不像瓦鲁斯所期待的那样。凯鲁斯奇人的军队真的集合了起来。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击溃他们自己以前请求派遣来的驻扎在他们那里的罗马军队，然后从侧面袭击行军途中的瓦鲁斯。瓦鲁斯沿着崎岖的森林道路前进，因为在这凯鲁斯奇人的土地上，还没有建筑完好的罗马军用大道。遭到突然袭击的瓦鲁斯，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于是鼓起了勇气，并且从这时起表现出自己真是个罗马军队的统帅，不过已经太晚了。他命令他的军队排成纵队，整顿由妇女、儿童、车辆、驮兽等等组成的庞大的辎重队，并且在这狭窄的道路和茂密的森林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保护他们，然后继续向自己的作战基地前进，这个作战基地我们应该认为就是阿利佐。倾盆大雨使遍地泥泞，阻碍了行军，常常使过于庞大的辎重队陷于混乱。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以后，瓦鲁斯来到了一个满布密林的山岭，上面还有一块可以勉强扎营的空地；在这里，还相当有秩序地而且按照条令规定扎了兵营，筑了工事。盖尔马尼库斯的军队六年以后来到此地时，还清楚地看到这里有“三个军团的工事”[309]。瓦鲁斯针对这种情况，下了决心，命令把那些不十分必要的车辆和行李都在这里烧掉。第二天，他通过了一片开阔的平原，但又受到非常重大的损失，军队陷于更大的混乱，晚上，再也无法有秩序地建立兵营了。盖尔马尼库斯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堵半倒的墙和一道浅浅的壕沟。第三天，又走过了林木繁茂的山岭，瓦鲁斯和大多数军事长官在这里丧失了勇气。瓦鲁斯自杀了，军团几乎全部复没。只有骑兵队，在瓦拉·努蒙尼乌斯的指挥下幸免于难；还有个别的逃亡步兵，像是逃到了阿利佐而保全了性命。阿利佐至少还守住了若干时候，因为日耳曼人还不会进行正规围攻。稍后，全部或一部分守备部队为自己打开了一条道路。惊惶失措的阿斯普雷涅斯，大概只作了一段短程的行军去迎接守备部队。布鲁克泰人、西干布尔人和一切较小的部落全都起义了，罗马的统治又被赶到了莱茵河彼岸。 关于这次行军所经过的地区，有许多争论。可能性最大的是：交战之前，瓦鲁斯在处于豪斯贝尔格与哈默伦之间某处的林特恩盆地；在假装的暴动和第一次袭击发生以后，就向德特莫耳特附近的德伦狭谷退却，这个狭谷形成一条经过奥斯宁格山脉的平坦而宽阔的通道。这是一般的传统说法，和史料以及由当时战争局势所引起的军事要求都是符合的。瓦鲁斯达到德伦狭谷与否，还不能断定；但骑兵队（也许还有步兵先头部队）的突围，似乎肯定了这一点。 三个军团的消灭和整个日耳曼尼亚西部暴动的消息，宛如晴天霹雳，惊动了罗马。眼看着阿尔米纽斯就要渡过莱茵河并把高卢煽动起来，另一方面，马罗博杜斯又要渡过多瑙河，并带动勉强被压服的班诺尼人加入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进军。意大利的力量已经枯竭到这种地步，几乎再也不能派出任何军队。狄奥说道：在罗马市民中适于服军役的年轻人已经很少了，年岁较大的人又逃避当兵，因而奥古斯都就用没收财产的手段惩罚他们，有些人甚至被处死；最后，皇帝拿已释放的奴隶及退伍军人勉强拼凑成一些队伍来保卫罗马，解除了他的日耳曼人禁卫军的武装，并把所有的日耳曼人从城中驱逐出去。 但是阿尔米纽斯没有渡过莱茵河，马罗博杜斯也没有想要进攻，因此罗马可以毫无阻碍地对“背信弃义的日耳曼人”发泄它的愤怒。我们已经看到，韦莱说日耳曼人“十分狡猾，他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撒谎的”。斯特拉本也这样说。他不知道有什么“日耳曼人的诚实”和“罗曼人的奸险”。恰恰相反。他说克尔特人是“单纯而不做假的”，单纯到“他们在众人眼前毫不防备地急于参加战斗，因而使他们的敌人容易取得胜利”[310]，谈到日耳曼人时他却说： “不相信他们总是有好处的，相信他们，他们就会使你大倒其霉，凯鲁斯奇人就是例证，他们破坏了条约，并以伏兵歼灭了三个军团及其统帅瓦鲁斯。”[311] 至于奥维狄乌斯那种愤怒而渴望复仇的诗句，就更不必说了。这简直像是读到了沙文主义最盛行时代的法兰西作家的作品，这作家对于约克的背信和萨克森人在莱比锡附近的叛卖行为[312]，倾吐了他们的怒气。日耳曼人对罗马人的诚实和遵守条约的忠诚，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例如凯撒在休战和谈判期间，袭击了乌西佩特人和邓克泰人；奥古斯都逮捕了西干布尔人的使节，但在他们未来以前，却又拒绝同各日耳曼部落进行任何谈判。一切征服民族都用各种方法来欺骗他们的敌人，而且他们认为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但当敌人也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便说那是背信弃义和叛卖行为。可是，用来奴役别人的手段，也应该允许用来摆脱奴隶的枷锁。只要一方面存在着剥削和统治的民族与阶级，另一方面存在着被剥削和被统治的民族与阶级，那末，权术和暴力的运用对双方都是必要的，反对这样做的任何道德说教都是没有力量的。 当然，在德特莫耳特给阿尔米纽斯建立的荒诞的纪念碑，不过是一种幼稚行为，它只有一点好处，诱使路易－拿破仑在阿利塞［—圣雷讷］附近的山上，给维尔琴盖托里克斯也建立了一个同样可笑和荒诞的巨大纪念碑。然而，有一点还是正确的，同瓦鲁斯的会战，是历史上最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之一。这次会战使日耳曼尼亚永远摆脱罗马而取得了独立。关于这种独立对日耳曼人本身是否有很大的好处，能够作许多翻来复去的无益争论，但可以肯定，没有这种独立，全部历史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虽然，日耳曼人自此以后的全部历史，实际上几乎纯粹是一长串的民族不幸事件（这大部要由他们自己负责），因而最可靠的成绩也几乎每次都变成了人民的灾难，但是还应该说，日耳曼人在当时，在他们历史的初期，的确有过好运气。 凯撒用来征服高卢的，是垂死的共和国最后一些有生力量。军团从马利乌斯时代起就由召募来的雇佣兵所组成，但毕竟还是完全由古意大利人组成的；这种军团从凯撒以后确实在消亡下去，正像当时古意大利人自己在那急剧扩大的大地产及其奴隶经营的压迫之下正在消亡下去一样。当时只有采用非常手段，才能把15万人，即25个步兵军团的完整队伍保持住。20年的服役期限并未遵守，服役期满的老兵被迫无限期地继续从军。这是奥古斯都死后莱茵军团发生兵变的主要原因。塔西佗很清楚地描写了这次兵变，它在反抗与纪律的奇妙结合方面，使人鲜明地想起菲力浦二世的西班牙兵士在尼德兰的兵变。在这两次兵变中，受君主背约欺骗的军队表现了坚强的团结。我们看到，在瓦鲁斯会战之后，奥古斯都企图恢复那早已废弃不用的旧的征兵法是怎样没有结果，他怎样不得不去找那些服役满期的士兵，甚至去找那些被释放的奴隶，而这些被释放的奴隶是他在班诺尼人起义时曾经一度召募过的。以意大利自由农民的子孙来补充军队，随着意大利自由农民本身的消灭而停止了。每一批新加入军团的补充兵员的来到，都降低了军队的素质。不过还必须尽量爱惜这些军团，爱惜这个勉强维持下去的全部军事力量的核心，因而辅助部队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了，他们打仗，在打仗时军团只用作后备队，因此，在克罗狄乌斯时代，巴达维人已经能够说：行省是用行省的血来征服的。 这种军队对旧日罗马军队的纪律、沉着乃至旧日罗马的战术日益生疏，这种军队日益由行省人民所组成，最后甚至大部分由帝国以外的野蛮人所组成，这样的军队现在差不多已经不能用来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战争，很快连较大的攻击战斗也不能进行了。军队的蜕化迫使国家只能进行防御，防御开头还带有进攻的性质，但很快就越来越变成消极的防御，最后，进攻的主动权完全落到日耳曼人手里，他们在从北海到黑海的整个战线上，不断渡过莱茵河和多瑙河突破帝国国界。 当时，甚至为了确保莱茵河战线，也要让日耳曼人在他们的本土上重新领略罗马武装的优越性。为了这个目的，提比利乌斯急忙赶到莱茵河去，以自己作为榜样，并用严峻的刑罚恢复废弛的军纪，将行军部队辎重控制到最必要限度，并两次向西部日耳曼尼亚进军（公元10年和11年）。日耳曼人回避决战，罗马人不敢在莱茵河右岸扎下他们冬季的兵营。在阿利佐和在埃姆斯河河口乔克人土地上建筑的工事中，是否冬季也保有常驻的守备部队，关于这一点没有谁谈到过，但可以认为是实有其事的。 14年8月，奥古斯都逝世。莱茵军团既不能在服役期满以后退伍，也不能得到军饷，于是他们拒绝承认提比利乌斯，宣布德鲁苏斯的儿子——盖尔马尼库斯为皇帝。盖尔马尼库斯平定了暴乱，恢复了军中的纪律，并且带领他们向日耳曼尼亚进行了塔西佗所描写的三次进军。这里阿尔米纽斯起来和他对抗，并且表现出他是完全可以和他的对手相匹敌的一个统帅。他总设法避免在开阔地区进行决战，尽可能阻碍罗马人的推进，并且只在罗马人不能展开的沼泽地带和狭窄小道上进攻他们。但是日耳曼人并不永远听他的话。好战的热情往往引诱他们在不利的情况下进行战斗，获得战利品的渴望，不止一次地使深深落入陷阱的罗马人幸免于难。这样，盖尔马尼库斯在伊迪西阿维佐谷地和安格利瓦尔边境墙附近取得了两次毫无战果的胜利，在归途中很费劲地从沼泽地的小路上逃了出来，在弗里西安海岸由于暴风雨和涨潮的缘故，战船和人员受到了损失，最后，在公元16年那次出征以后，他就被提比利乌斯召回了。罗马人深入日耳曼尼亚腹地的远征，从此便告结束。 但是罗马人深知，只有控制通向对岸的渡口，才能控制河流本身。罗马人决不是消极地撤退到莱茵河后面，而是把他们的防御转移到莱茵河右岸去。那掩护着利珀河下流、鲁尔河及乌培河地区的大群罗马堡垒（这至少在个别的场合下，是和以后的区相对应的）和那从莱茵河修到马尔克伯爵领地边境的军用大道，令人推想到这里建立过防御工事体系。这些由艾塞尔河直至济克河的防御工事，同现在法兰克尼亚和萨克森之间的界线是一致的，只在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边界上有某些出入。这个在七世纪时大概还在某种程度上保有防御能力的工事体系，或许在莱茵河阻止了当时入侵的萨克森人，这样便划定了他们这一个部落和法兰克人之间的现在的境界线。近几年来，才在这里有了极重要的发现（由雅·施奈德尔作出的）；因此可以预料还会有进一步的发现。 逆莱茵河而上，逐渐建立起了一道罗马的边境墙，这主要是在多米齐安和阿德里安时代建筑的。它从诺依维特附近开始，通过蒙塔包尔高地，向埃姆斯河伸展，在那里越过兰河，在阿道夫塞克附近顺着陶努斯山脉北坡折向西方，包括了韦特劳谷地中的格吕宁根这一极北点，从这里向东南进展，并经哈瑙以南地区直达美因河。从这里起，这道边境墙沿美因河左岸直到米尔腾堡；从此沿着一条只有一个地方有曲折的直线到达霍亨施陶芬城堡附近的维尔腾堡的雷姆斯河。在这里，大概是后来在阿德里安时代继续修筑起来的边境墙折而向东，经过丁克尔斯比尔、贡岑豪森、埃林根和基普芬堡，并在克耳海姆上方的伊尔恩津克附近达到了多瑙河。在边境墙后面，筑有较小的工事，在稍远的地方又有较大的要塞作为据点。这样封锁起来的莱茵河右岸上的这一块土地，至少从美因河往南一带，自从海尔维第人被苏维汇人赶跑以后便一直荒芜着；根据塔西佗的记载，这里住着高卢的流浪者和匪兵。 这样，在莱茵河边境墙附近和多瑙河一带，逐渐出现了比较安定、比较平静的局面。战斗与侵袭仍继续发生，但是双方领土的界线在几世纪当中没有变化。 民族大迁徙以前的进步 在塔西佗和托勒密以后，关于日耳曼尼亚内地情况和事件的文字史料便中断了。但是我们却得到了其他一系列更明了的史料，这就是可以归入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的许多古代文物。 我们已经看到，在普林尼和塔西佗时代，罗马人跟日耳曼尼亚内地的贸易几乎等于零。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普林尼的著作中指出了一条在他那个时代有时就已利用过的、来自卡尔农特（对着马尔赫河流入多瑙河的河口）的旧通商道路，这条道路沿着马尔赫河与奥得河直通到琥珀海岸。这条道路，和通过波希米亚沿着易北河前进的第二条道路一样，大概在很早的时候已经由伊特剌斯坎人使用着，而伊特剌斯坎人在阿尔卑斯山脉北面的谷地里住过，这已经被许多文物特别是哈耳施塔特出土的文物[313]所证明。高卢人一侵入北部意大利，大概就把这种贸易终止了（约在-400年）（根据博伊德·道金斯的看法[314]）。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末和伊特剌斯坎人发生这种以输入青铜器为主的贸易关系的，一定是在日耳曼人之前就占据了维斯拉河和易北河这一地区的民族，也就是克尔特人，而日耳曼人的移入正像克尔特人向意大利的回流一样，都会使这种贸易关系中断。只是在这种关系中断以后，才出现了从黑海沿岸的希腊城市沿着德涅斯特尔河和德涅泊河直通到维斯拉河河口的那条更偏东的通商道路。在勃罗姆堡、埃捷尔岛及其他地方所发现的古代希腊钱币，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些钱币中间，有的是在公元前四世纪也许是五世纪在希腊、意大利、西西里岛、昔勒尼等地铸造的。 当迁移的民族一旦安定下来的时候，奥得河和易北河沿岸中止不用的两条通商道路一定又自然而然地恢复了。在托勒密时代，似乎不仅仅这两条道路，而且还有其他经过日耳曼尼亚的通道也重新利用了起来。在这方面，凡是托勒密的证明中断的地方，出土的文物都能接下去加以证明。 卡·弗·维贝尔格［注：《BidragtillkännedomenomGrekersochRomaresförbindelsemedNorden》．DeutschvonJ．Mestorf：《DerEinflussderKlass．Völker》etc．，Hamburg，1867．[315]］把文物作了仔细的比较，在这方面弄清了许多问题，并证明，在公元二世纪，人们又使用了通过西里西亚沿奥得河顺流而下和通过波希米亚沿易北河顺流而下那两条通商道路。塔西佗早就提到波希米亚那些 “从我国行省去的战利品包买人和商人（lixaeacnegociatores），他们由于贪图金钱和忘了祖国而跑到敌人的地区和马罗博杜斯的阵地里去”[316]。 赫蒙杜利人也是一样，他们老早就跟罗马人友好，而且按照塔西佗的说法，他们在德库马特地区［注：德库马特地区（Dekumatland），拉丁文是agridecumates，位于今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之间。——译者注］和勒戚亚直到奥格斯堡自由地进行贸易，当然也把罗马人的货物和硬币从美因河上游运到萨利河和韦雷河去。再往前去，在罗马边境墙附近，在兰河河畔，也显示出有一条通往内地的通商道路的痕迹。 最重要的道路，看来始终是横贯莫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那一条。马尔赫河（或叫贝奇瓦河）和奥得河的分水岭，是必须翻越的唯一分水岭，它通过了一个辽阔的丘陵地区，海拔在325米以下；铁道现在也是从这个地方通过的。从下西里西亚起，展开了北日耳曼尼亚的低平原，于是就产生了一些道路，沿着不同方向通往维斯拉河和易北河。在西里西亚和勃兰登堡，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的时候，一定经常有罗马商人居住。在那里，我们不仅发现有玻璃瓮、香料瓶［Tränenfläschchen］和刻有拉丁文的骨灰罐（在西里西亚的特雷布尼茨附近的马塞耳及其他地方），而且还有完整的罗马人的墓穴，内有放骨灰坛的壁龛（骨灰安放处）（在格洛高附近的纳赫耳恩）。在梅克伦堡的瓦林附近，也发现了毫无疑问是罗马人的坟墓。硬币、罗马的金属制品、粘土制的灯等等文物，同样证明了贸易关系是沿着这条道路进行的。一般地说，整个日耳曼尼亚东部，罗马的军队虽然从来没有到过，却到处散布着罗马的硬币和工艺品；这些工艺品上面的商标，往往也可以在罗马帝国各行省发掘出来的文物上看到。在西里西亚发现的粘土制的灯，和在达尔马戚亚、维也纳等处发现的其他的灯有同样的商标。例如在两个青铜器上都有《Ti．RobiliusSitalcis》这样的戳记，而其中一个是在梅克伦堡发现的，另一个是在波希米亚发现的；这证明沿着易北河有一条通商道路。 但在奥古斯都以后的头几个世纪，罗马的商船也来到了北海。在奥斯特河畔的诺伊豪斯（易北河口）所发现的、属于尼禄到马可·奥里略时代的344个罗马银币和一条大概在那里遇难的海船的残骸，都证明了这一点。沿波罗的海南岸也有一条海上航线，直通丹麦诸岛、瑞典、哥特兰岛；关于这条航线我们还要作更详细的研究。托勒密和马尔齐安（约在公元400年）所说的各个沿海地点彼此之间的距离，只能以到过那一带海岸的商人们的报告为根据。这些商人从梅克伦堡沿岸到但泽，并从这里到斯堪的亚。最后，在霍尔施坦、什列斯维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丹麦诸岛及瑞典南部发掘出来的来自罗马的许多其他文物，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离海岸都很近，而且彼此间的距离也很小。 在罗马的这种贸易中，向日耳曼尼亚的武器输入占多大比重，很难判断。在日耳曼尼亚发现的大量武器也可能是战利品，在边境上的罗马当局当然要竭力阻止把武器输送给日耳曼人。但是有些东西是可以从海道上运去的，特别是运给较远的民族，例如运往基姆布利半岛。 通过上述各种不同道路而输入日耳曼尼亚的其他罗马商品，有家用器具、装饰品、化妆品等。家用器具之中，有青铜制的碗、尺子、杯子、容器、烹饪用具、滤器、匙子、剪子、勺子等以及个别的金银制的容器和传布很广的粘土制的灯。青铜或金银制的装饰品有：颈饰、头饰，手镯、指环和同我们的胸针相似的扣子。在化妆品中，我们发现有梳子、镊子、耳挖子等，至于那些用途还有争论的物品就不谈了。这些制品，按照沃尔索的意见，大多数都是一世纪时在罗马流行的风尚的影响下产生的[317]。 凯撒时代甚至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和使用这些器具的这个民族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纵然可以认为使用这些东西的只是少数豪门巨富。塔西佗所说日耳曼人用以“解饿”的那种“既未细心调制（sineapparatu）也不加调味品”的“简单食物”[318]，现在则为另一种食物所代替，这种食物在烹饪上已经使用相当复杂的设备，此外还有从罗马人那里弄来的各种适当的调味品。他们不再轻视金银器物，出现了以金银器物装饰自己的癖好；他们改变了漠视罗马货币的心理，出现了罗马货币流通于日耳曼尼亚全境的情况。至于说到这些化妆品，单单它们存在这一事实本身，不就说明这个民族的习俗在开始彻底改变吗，虽然这个民族我们知道过去已经发明了皂，但他们只懂得用皂来把头发染成黄色。 日耳曼人用什么东西向罗马商人换取所有这些现金和商品呢，这我们首先可以从古人的报道中得到了解，但这些古人，我们已经说过，几乎使我们一无所知。普林尼说蔬菜、鹅毛、毛织品和皂是罗马帝国从日耳曼尼亚输入的物品。但是，这种在边境上刚刚开始的贸易，不能作为衡量以后时代的尺度。我们知道的主要商品是琥珀，但这也不足以说明那样普及于全国的贸易。构成日耳曼人主要财富的家畜，大概是最重要的输出品，单拿配备在国境上的军团来说，就对肉类有大量的需要。在约尔南德时代由斯堪的那维亚输往维斯拉河河口、再由这里输入罗马帝国的兽皮和绒毛商品，一定在更早的时代，就从日耳曼尼亚东部的森林中找到了通往罗马帝国的道路。杂技团中的野兽，维贝尔格认为是罗马的航海者从北方运来的。但是除了熊、狼、也许还有野牛以外，那里什么也不能弄到，而狮子、豹、甚至熊，却可以比较近便和比较容易地从非洲和亚洲输入。是不是奴隶呢？维贝尔格最后近乎羞怯地问道。这大概倒叫他碰对了。事实上，除开家畜以外，奴隶是为了和罗马取得贸易平衡而能够大量从日耳曼尼亚输出的唯一商品。单单意大利就在城市里和大地产上使用着大量的奴隶人口，而这些奴隶人口自身是繁殖得很少的。全部罗马大土地占有经济都靠大规模输入贩卖的战俘来维持，这些战俘是在日趋没落的共和国时代以及奥古斯都时代不断的侵略战争中流入意大利的。现在这种现象已经结束。帝国已在固定的国境线上转向防御。从中可以征集大量奴隶的战败的敌人，在罗马部队中越来越少。必须向野蛮人购买奴隶。难道日耳曼人不能以贩卖者的身分出现在市场上吗？按照塔西佗的记载，日耳曼人早就在出卖奴隶了（“日耳曼尼亚志”第24章），他们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他们也像弗里西安人那样，在金钱不足时就拿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作为奴隶向罗马人交纳贡赋，他们在三世纪的时候，甚至更早就已经在波罗的海上航行，并且他们在北海上所进行的远征，从三世纪萨克森人的航行开始到十世纪诺曼人的航行为止，除开进行其他的海盗活动以外，其最直接的目的主要是猎取奴隶，而且猎取奴隶差不多专门是为了贩卖。就是这些日耳曼人，在几世纪之后，不论在民族大迁徙时期或者在他们对斯拉夫人作战时期，不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奴隶掠夺者和奴隶贩卖者吗？除非我们认为二世纪和三世纪的日耳曼人全然不同于罗马人的其他一切邻人，全然不同于三、四、五世纪日耳曼人的后代，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他们也大规模地参加了向意大利贩卖奴隶的贸易，而这种奴隶贸易，当时被认为是体面的事业，甚至是光荣的事业。这样，那遮掩着当时日耳曼尼亚出口贸易的神秘面纱就脱落下来了。 我们在这里应该回头来谈谈当时波罗的海上的贸易。在卡特加特海峡沿岸几乎没有发现任何罗马文物，但在波罗的海南岸直至里夫兰内地，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在丹麦诸岛的南岸及内部地区，在瑞典的南岸和东南岸，在厄兰岛和哥特兰岛，罗马文物却有很多。这些文物，绝大部分是属于所谓迪纳里时期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到下面再谈。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塞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统治的初期，也就是说延续到公元200年前后。塔西佗已经谈到苏伊翁人，说他们因有桨划船的舰队而强大起来，他们都敬重财富。可见他们大概早就从事海上贸易了。当他们的航海事业首先在波罗的海、厄勒海峡、厄兰海峡以及近海处发展起来以后，他们就一定要冒险到大海上去，企图把博恩霍尔姆岛和哥特兰岛纳入他们的活动圈内。他们在船只的操纵上一定很有把握，所以能够发展繁盛的贸易，而贸易的中心正是在离大陆最远的哥特兰岛。事实上，到1873年为止［注：汉斯·希尔德布兰德“瑞典的异教时代”，德译者梅斯托尔夫，1873年汉堡版（HansHildebrand．《DasheidnischeZeitalterinSchweden》．DeutschvonMestorf，Hamburg，1873）。］，在这里已找到了3200多个罗马迪纳里银币，而在厄兰岛发现的约有100，在瑞典大陆不到50，在博恩霍尔姆岛200，在丹麦和什列斯维希600（其中428个是在西兰岛的斯拉耶耳塞一次发掘中出土的）。对这些遗物的研究表明，在公元161年，即马可·奥里略即位的那一年以前，流入哥特兰岛的罗马迪纳里银币是很少的，但从这一年起直到该世纪末，迪纳里银币却大量流入该岛。由此可见，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波罗的海的航海事业一定已经很发达了。至于航海事业以前早就出现这一事实，已为托勒密的记载所证明，根据这个记载，从维斯拉河口到斯堪的亚的距离是1200—1600斯达第（30—40地理哩）［注：大约220—290公里。——编者注］。这两个距离，就布累金格的东端和厄兰岛或哥特兰岛的南端来说，大致都是不错的，要看是从里克斯赫夫特角量起，还是从纽法尔瓦塞尔或皮耳劳量起。这两个距离，完全跟其他关于沿德意志海岸到维斯拉河口的距离的说法一样，都只能以海员的报道为根据。 在波罗的海上从事这种航行的不是罗马人，其证明有二：第一，所有罗马人关于斯堪的那维亚的概念都很模糊；第二，在卡特加特海峡和挪威没有找到过一个罗马钱币。罗马人在奥古斯都时代到过基姆布利海角（斯卡晏），他们在这里看到了一片无际的海洋，这个地方大概始终是他们直接进行海上贸易的终点。由此可见，当时日耳曼人自己航行于波罗的海，进行贸易，并往斯堪的那维亚运送罗马的货币和罗马的工艺品。而且事情也只能是这样。从三世纪的下半叶起，萨克森人突然从海上袭击高卢和不列颠海岸，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勇气和信心，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取得的，这必须要长期熟悉大海上的航行。而这一点，萨克森人（这个名词，我们在这里是指基姆布利半岛上的一切民族说的，也就是说还指弗里西安人、盎格鲁人、朱特人）只能在波罗的海上得到。这是一个没有潮水涨落的大内海，西南大西洋上的风暴在北海大为减弱之后方才来到这里，这是一个伸展得很长的有许多岛屿、海湾和海峡的海域，从这一岸航行到那一岸，至多只在很短的时间内看不到陆地，这真像是一个为演习新发展起来的航海术而创造出来的海。属于青铜时代的画着许多桨划船的瑞典岩画，证明这里存在过古代航海事业。这里，在什列斯维希的尼达姆沼地，发掘出一只长70英尺，宽8到9英尺的柞木船，该船建造于三世纪初，完全适合于大海航行。在这里，在默默无声中形成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使萨克森人和诺曼人有可能日后在大海中实行远征，而且由于这个缘故，日耳曼人直到现在还站在世界一切航海民族的前列。 直到二世纪末，流入日耳曼尼亚的罗马硬币，主要是银迪纳里（一个迪纳里＝1.06马克）。而且日耳曼人，正像塔西佗告诉我们的，喜欢他们早就熟悉的边缘为锯齿形并铸有双驾马车花纹的旧硬币。确实，在古代硬币中，可以找到很多这种serratibigatique［注：锯齿形的、有双驾马车花纹的。——译者注］硬币。这种古币含铜量只有5％—10％。图拉真已经下令把20％的铜掺到银币里去；日耳曼人那时大概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当塞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从198年起将掺入物提高到50％—60％的时候，就引起了日耳曼人的愤恨。在文物中，这种后期的劣质迪纳里只有在极例外的情形下才能看到，罗马货币的输入当时是中止了。只有在君士坦丁于312年规定以金索里达（72个索里达等于一罗马镑纯金，即327克纯金，也就是说，一个索里达＝4.55克纯金＝12.70马克）为货币单位以后，货币才又开始输入，从这时起流入日耳曼尼亚的，更多是流入厄兰岛尤其是哥特兰岛的，主要是金币——索里达。这一罗马货币输入的第二个时期，即索里达时期，就西罗马硬币来说，一直继续到西罗马帝国的末日，就拜占庭硬币来说，一直继续到阿纳斯塔西乌斯（死于518年）时代。这些文物大部分是在瑞典、丹麦诸岛发现的，有些是在德国波罗的海海岸上发现的；在德国内地发现的很少。 但是，塞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及其后继者的铸造伪币，还不能说明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之间的贸易为什么突然中断。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原因之一显然是政治关系。从三世纪初，日耳曼人对罗马人开始了进攻性的战争，在250年前后，战火烧遍了多瑙河口直到莱茵河三角洲一带。在交战国之间，当然不会有正常的贸易。但是，这种突然发生的全面的持久的进攻性战争本身，需要加以说明。在罗马的内部关系中，找不到这种说明；恰恰相反，帝国到处都进行着成功的抵抗，而且就在这个时候，在各个极端混乱时期之间，还产生过几个强有力的帝王。可见，日耳曼人的进攻是由他们自己内部发生的变化引起的。在这里，能对此事加以说明的还是出土的文物。 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什列斯维希的两处泥炭沼泽上发掘出了一些极重要的文物，这些文物由哥本哈根的恩格耳哈尔特作过详细的研究，并且经过许多波折之后，现在存放在基尔博物馆。这些文物和其他同类文物不同的地方是，其中的硬币可以相当确切地确定这些文物的年代。在聚德布腊卢普附近的塔施堡（丹麦语——Thorsbjerger）沼地出土的一批文物中，有37枚从尼禄到塞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时期的硬币。在尼达姆沼地（这是一个淤塞的变成了泥炭沼泽的海湾）出土的另一批文物中，有34枚从提比利乌斯到马克里努斯（218年）时期的硬币。可见这些文物毫无疑问是公元220年到250年期间的东西。但是在这些文物中，不仅有罗马出产的东西，而且还有许多本地制造的物品，这些物品在含有铁质的泥炭水中几乎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它们令人惊奇地向我们说明了北日耳曼尼亚在三世纪上半叶时的金属工业、织布业和造船业的情况，而文物上的鲁恩文字，也说明了当时使用文字的情形。 这里更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工业水平本身。精致的纺织物、美丽的平底鞋和制作精巧的套具，都说明这是一个比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高得很多的文化阶段；而尤其使我们惊讶不止的，是本地的金属制品。 日耳曼人从亚洲故乡带来了使用金属的知识，这已为比较语言学所证明。他们也许还有过金属开采和金属加工的知识，但是当他们和罗马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未必还保有这种知识。至少在公元一世纪的著作家中，找不到任何关于在莱茵河与易北河间有开采和加工铁或青铜的说明；他们倒使人得出相反的结论。不错，塔西佗谈到过哥汀人（在上西里西亚？）的采铁，而托勒密也说到他们的邻人魁代人的制造铁器，但这两种人可以从多瑙河沿岸学到冶铁术。由硬币证明是属于一世纪的文物中，也没有任何本地制作的金属品，而只有罗马的金属品；如果日耳曼尼亚有自己的金属加工业，那末大量的罗马金属商品怎么还会运到那里去呢？诚然，在德意志也找到过古代的铸型、未完工的青铜铸件和青铜铸件废品，但都没有同时发现可以证明其年代的硬币；大概这都是前日耳曼人时代的遗痕，是流浪的伊特剌斯坎人青铜铸工活动的残迹。不过，提出关于移来的日耳曼人是否完全忘掉了金属加工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全部事实都说明，日耳曼人在一世纪的确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从事金属加工。 但是，塔施堡沼地出土的文物突然在这里出现，并向我们表明，本地的金属工业有出乎意料的高度水平。钮扣、饰有兽头和人头的装饰用的金属片、除眼鼻嘴以外把全部面孔掩盖起来的银盔、用金属丝编的锁子甲（这需要付出极端艰苦的劳动，因为金属丝一定要预先经过锤打，拔制金属丝是到1306年才发明的）和一个金发箍，至于其他一些不知是否是本地所造的物品，就不在这里列举了。和这些物品相似的，还有尼达姆沼地出土的、芬宁岛沼地出土的以及也是六十年代初在波希米亚（在哥尔若维策）出土的物品，如饰有人头的豪华的青铜盘、钮扣和带扣等。这些物品同塔施堡的完全属于一个类型，因此也必定同属于一个时代。 从三世纪开始，日益进步的金属工业一定普及到了整个日耳曼尼亚地区；到了民族大迁徙时代，我们说，到了五世纪末，它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单是铁和青铜，就连金银也经常加工制作了，仿照罗马钱币铸造了装饰用的金片，并对非贵金属镀金；还出现了镶饰，珐琅和细丝工；在形状往往很笨拙的整个物件上，可以找到有高度艺术性的、饶有风趣的、只是部分模仿罗马人的装饰——这一般主要是指都有一定特殊外形的钮扣、带扣和胸针说的。在英国博物馆里，来自阿速夫海滨刻赤的钮扣和在英国发现的完全一样的钮扣同时陈列着；它们可能是同一个作坊的出品。这些制品的风格，虽然往往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但从瑞典到多瑙河下游，从黑海到法国和英国，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个日耳曼人金属工业的第一期，在大陆上，随着民族大迁徙的告终和普遍地信奉基督教而逐渐结束；在英格兰和斯堪的那维亚，还维持得稍久一些。 这种工业在六七世纪时在日耳曼人中间传播得多么广泛，并在多大的程度上已作为单独的工业部门分离出来，可由“民族法”来作证。铁匠、刀剑铸造匠、金银匠常被提到，在“阿勒曼尼法”中甚至还说到经过公家审查（publiceprobati）过的工匠。“巴伐利亚法”对于在教堂、公爵庄园、铁匠铺和磨坊的盗窃行为课以更多的罚金，“因为这四种建筑物是公用的房子，而且是经常开门的”。按照“弗里西安法”，杀害金匠的杀人罚金要比杀害同一等级的其他人多四分之一。“萨利克法”规定普通奴隶的价格是12索里达，而铁匠奴隶（faber）的价格则为35索里达。 关于造船业，我们已经谈过了。尼达姆沼地出土的船是桨划船；大的是柞木船，要十四对人划桨，小的是用松木做的。桨、舵和水斗还都放在船里。只有在日耳曼人也开始在北海航行以后，他们似乎才从罗马人和克尔特人那里学会了怎样使用船帆。 制陶业他们在塔西佗时代就已经有了，但还只有手工制陶业。在边界上，即在士瓦本和巴伐利亚的边境墙以内，罗马人有大规模的制陶作坊，烧在陶器上的工人名字，证明在这种作坊里面工作的也有日耳曼人。关于陶工旋盘和釉的知识以及更高级的技能，必定通过他们而传入到日耳曼尼亚。横渡多瑙河而入侵的日耳曼人，也知道了玻璃制造法；在巴伐利亚和士瓦本，常常发现玻璃器皿、彩色的玻璃珠和金属制品上的玻璃镶饰，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日耳曼尼亚制造的。 最后我们看到，鲁恩文字已经得到普遍的传播和采用。在塔施堡出土的文物中，有刻着鲁恩文字的一个刀鞘和一个盾牌的带扣。这种鲁恩文字，我们在瓦拉几亚发现的一个金戒指上，在巴伐利亚和勃艮第出土的扣子上，以及在斯堪的那维亚最古的鲁恩文字石上都可以看到。这是一种比较完善的鲁恩文字母，日后便形成了盎格鲁撒克逊鲁恩文字；它比后来在斯堪的那维亚占支配地位的北方鲁恩文字多七个字母，它也表明这是比流传到现代的、最古老的北方语言形式更早的一种语言形式。而且这是一种极端笨拙的文字体系，渊源于罗马字母和希腊字母，但是为了便于刻在石头上金属上特别是木杆上，这些字母已经作了改变。圆形的字母被有角的字母所代替；只能上下写或斜写，不能横写，这都是为了适应树木的纤维。正因为这样，在羊皮纸或普通纸上写这种有角文字，是极不方便的。根据我们的判断，这种文字实在只适用于宗教、巫术和题词方面，也许还适用于其他简短报道；只要产生了真正书籍文字的需求（像在哥特人中和以后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那样），这样的文字就被抛弃，重新采用希腊字母或罗马字母，而只保留个别鲁恩字母。 最后，日耳曼人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里，在耕作和畜牧上一定也有显著的进步。转向定居生活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不然，人口就不可能激增，以致在民族大迁徙时期造成人口过剩。原始森林中的许多地段一定已经开垦了出来，从这里大概就产生了处在当时日耳曼人境内的大部分“熟荒地”（即带有古代耕地痕迹的森林地段）。关于这方面的特别证据当然是没有的。但是，如果普罗布斯约在三世纪末喜欢为他的骑兵挑选日耳曼人的马，如果在不列颠的萨克森地区排挤掉克尔特人的小黑牛的大白牛，像现在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带去的，那末，这就证明在日耳曼人的畜牧和耕作方面也发生了根本的革命。 我们研究的结论是：日耳曼人从凯撒到塔西佗时期，在文明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而从塔西佗到民族大迁徙（公元400年左右）以前，他们的进步更要快得多。商业传播到了他们那里，并为他们运来了罗马的工业品，因而至少也带来了一部分罗马人的需求；商业唤起了本地的工业，这固然仿效了罗马人的样式，然而它是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什列斯维希沼地出土的文物，代表这种工业的可以确定其年代的第一阶段；民族大迁徙时代的文物，代表有了更高发展程度的第二阶段。这里有一个特点是，西部各部落显然落后于内地各部落，尤其落后于波罗的海沿岸各部落。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以及更晚的萨克森人所提供的金属品，质量都低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斯堪的那维亚人和从内地迁来的各部落——黑海沿岸及多瑙河下游的哥特人、法兰西的勃艮第人。从多瑙河中游沿易北河奥得河前进的那条旧商道所发生的影响，在这里是不容否认的。同时，海岸居民逐渐变成了巧妙的造船家和勇敢的水手；人口数目到处都在急剧增加；被罗马人局限起来的领土再也不够了。首先从遥远的东部发生了寻求土地的各部落的新的迁徙；最后，蜂拥的人群从四面八方，从陆地和海上不可遏止地奔向新的地区。 注释：各日耳曼部落 罗马军队只沿着几条远征的路线进入过大日耳曼尼亚腹地，停留的时间很短，而且也仅仅达到易北河；在塔西佗时代以前，商人和其他旅行家到这里来的也很少，并且都没有深入内地。关于这个地方及其居民的报道这样贫乏和这样矛盾，是不足为奇的；值得惊奇的，倒是我们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可靠史料。 在这些史料中，那两位希腊地理学家的著作，也只有在完全证实以后才能无条件地加以利用。这两个人都是死啃书本的学者，现今大部分都已散失的材料的收集者，并且按照他们的方式和方法来说也是这些材料的批判的评论者。他们对这个地方缺乏亲身的阅历。斯特拉本认为，罗马人这样熟悉的利珀河不是流入莱茵河，而是和埃姆斯河与威悉河平行流入北海。他相当诚实地承认，易北河彼岸的地区他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依靠那种使人经常想起本世纪初的朴素的唯理论，来解决他史料的矛盾和自己的疑问；而很有学问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却企图把他史料中的上述各个日耳曼部落，配置到自己地图上精密计算出来的、确定不移的经纬线网中的方格里去。不管托勒密的全部著作对当时来说是如何辉煌，但他的关于日耳曼尼亚的地理毕竟是错误的[319]。第一，他所利用的资料大半都是不确切的，矛盾的，往往根本就是错误的。第二，他的地图画得不对，河流和山脉大半完全画错了。他真像一个从未出门的柏林地理学家，在1820年前后，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非洲地图上的空白填补起来，于是就调和了从阿非利加的利奥以来的一切史料，替每一条河每一座山指出确定的走向，替每一个民族指出确切的居处。这种要做不可能做的事的企图，一定会加深他所利用的材料的错误。所以，托勒密把许多民族都弄重复了；易北河下游有拉科巴德人，莱茵河中游到易北河中游又有伦巴德人；他知道两个波希米亚，一个住着马可曼尼人，另一个住着拜诺卡姆人等等。塔西佗明确地说，日耳曼尼亚没有城市，但不到50年，托勒密却已经举出了96处带有名称的地点。其中有许多名称，也许是正确的地名；托勒密像是从商人那里搜集了许多资料，这些商人很多当时已经到过日耳曼尼亚东部，而且熟悉了他们到过的那些地方的逐渐固定下来的名称。虚构的城市锡阿土坦德这个例子，说明其他一些名称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城市，我们的地理学家大概是在污损的手稿上从塔西佗的《adsuatutanda》〔“为了保存它”〕这句话中推敲出来的。同时，也有一些异常精确和具有头等历史价值的报道。例如，托勒密是古人中正确指出伦巴德人（诚然用了拉科巴德人这个错误名称）居住地方的唯一人物，那里巴德高和巴德维克这两个地名，今天还可以作为他们的证明。他同样正确指出印格里南人居住在恩格尔斯高，那里在莱茵河畔诺依维特附近，今天还有名叫恩格尔斯的地方。也只有他一个人举出过立陶宛的加林德人和苏迪特人的名称，这些人今天还继续居住在东普鲁士的格律德和苏道这两个地区。不过，这些例子只证明他的学问渊博，并不证明他其余的材料都是正确的。原文中有很多地方，特别是最重要的关于名称的地方，字迹污损得非常厉害。 最直接的史料仍然是罗马人，特别是那些亲身到过日耳曼尼亚的罗马人。韦莱曾以士兵的身分到过日耳曼尼亚，而且也是以士兵的身分来写作的，他写作的神气，好像是一个grandearmée［大军］的军官在描写1812年和1813年的出征。他的叙述甚至不能使人确定发生战事的地点。这在一个没有城市的地区是并不奇怪的。普林尼以骑兵军官的资格，也曾经在日耳曼尼亚服役，而且访问过乔克人居住的海岸；他把同日耳曼人进行的全部战争写成了20卷书；塔西佗便是从这里汲取资料的。并且，普林尼又是不但在政治、军事观点上，而且在理论观点上，对于在一个野蛮地区里所进行的战争发生兴趣的第一个罗马人。［注：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个自然科学家。”——编者注］因此，这位罗马的科学百科全书家根据亲身观察写出来的关于日耳曼部落的报道，具有特别的价值。依据传统的说法，塔西佗到过日耳曼尼亚，但是我没有找到一个证据。不管怎样，他当时只能在莱茵河和多瑙河附近搜集直接材料。 为了使［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和托勒密关于各民族的分类彼此协调，并且使它们同其他混乱的古代史料也能协调，曾经有两本古典著作在这方面作了徒然的努力，这便是卡斯巴尔·措伊斯的“日耳曼人［和邻近各部落］”和雅科布·格林的“德意志语言史”[320]。这两位天才的学者以及后来的研究者没有做到的事情，应当说，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料也是无法解决的。资料的不足，从这两位学者不得不建立一些虚假的辅助性的理论这一事实中看出来；措伊斯以为一切争论问题的最后结论应该从托勒密的著作中去寻找，虽然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尖锐地指明了托勒密的根本错误；格林以为推翻罗马世界帝国的那种力量，应该是在比莱茵河、多瑙河和维斯拉河之间这一块地方更为广阔的地区成长起来的，因此多瑙河下游的北部及东北部的大部分土地，应该和哥特人及达克人的土地一起，同样看做是日耳曼人的。不论是措伊斯的或者是格林的假设，今天都已经过时了。 我们打算至少把问题搞得清楚一些，因此我们把任务加以限制。如果我们能够把各民族整个地划分为几个基本部落，那就可以为进一步详细研究打下一个牢靠的基础。在这里，普林尼的著作片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支点，这个支点的稳固性，在研究的进程中越来越明显，无论如何，这比任何其他的说法所碰到的困难要小些，使我们所牵涉到的矛盾要少些。 但是，当我们从普林尼的体系出发时，必须拒绝无条件地利用塔西佗的三位一体说，否认关于曼奴斯的三个儿子印格、易斯克和赫明的古代神话。第一，塔西佗自己根本不知道怎样处理印格伏南人、易斯卡伏南人和赫米诺南人；他丝毫没有想把他列举出来的各个民族纳入这三个基本部落。第二，以后也没有一个人做成这件工作。措伊斯拚命要把他认为是“易斯泰伏南人”的哥特民族塞到那个三位一体说中去，因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他从来没有打算把斯堪的那维亚人包括在这里面，他把他们构成为第四个基本部落。但是这样一来，三位一体说就垮台了，正像普林尼的五个基本部落使它垮台一样。 现在，让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五个部落吧。 一、Vindili，quorumparsBurgundiones，Varini，Carini，Guttones〔温底尔人，其中包括勃艮第人、瓦林人、喀林人、古顿人〕。 这里有三个民族：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哥特人自己。关于他们，可以确定的是：第一，他们说的都是哥特方言；第二，他们当时都住在日耳曼尼亚的极东部分：哥特人住在维斯拉河河口和河口彼岸；勃艮第人，按照托勒密的说法，住在瓦尔塔河流域直至维斯拉河一带；汪达尔人，据狄奥·卡西乌斯（他用汪达尔人的名字来称呼理森山）说，住在西里西亚。如果按照语言来划分部落，我们就应该无条件地把格林认为其方言属于哥特方言的一切民族，都列入这个哥特人的基本部落中去，这首先包括普罗科皮阿斯认为（正像他对汪达尔人那样）说哥特语的地方[321]。他们以前的居住地点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海鲁莱人的住处，格林是把这些海鲁莱人同斯基尔人和鲁吉人一道算作哥特人的。普林尼提到过维斯拉河畔的斯基尔人，塔西佗提到过和哥特人一起住在海滨的鲁吉人。这样看来，哥特方言在汪达尔山（理森山）、奥得河和波罗的海之间，直到维斯拉河及维斯拉河彼岸，占据了一块相当完整的地区。 喀林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知道。瓦伦人也引起了一些困难。塔西佗把他们和盎格鲁人一起列入供奉纳塔斯神的七个民族之中；措伊斯已经正确地指出，他们具有印格伏南人所特有的面貌。托勒密却把盎格鲁人列为苏维汇人，这显然是错误的。措伊斯则把这同一位地理学者所写错的一两个名称，认做是瓦伦人，因而将他们安置在哈斐尔兰德，并将他们划为苏维汇人。古代“民族法”的记载，简直把瓦伦人和绍林吉亚人混同了，但法律本身对瓦伦人或盎格鲁人都是一样的。根据上述种种情况来看，瓦伦人应该算是哥特部落还是印格伏南部落，还是一个疑问；不过他们已经完全消失，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二、AlteraparsIngaevones，quorumparsCimbri，TeutoniacChaucorumgentes〔另一部分是印格伏南人，其中包括基姆布利人、条顿人和乔克人〕。 普林尼在这里首先指出，基姆布利半岛及易北河与埃姆斯河之间的沿海地带是印格伏南人的居住地。在上面举出的三种人当中，乔克人毫无疑问是弗里西安人最亲近的同族。弗里西安语今天还在北海沿岸、荷兰的西弗里斯兰、奥登堡的扎特兰德和什列斯维希的北弗里斯兰占着支配的地位。在卡罗林王朝时代，从辛克法耳海湾（这个海湾现在还是比利时的弗兰德和荷兰的西兰省的分界线）到济耳特岛和什列斯维希的维道的全部沿海地区，也许在更北面的一大片土地上，差不多说的都是弗里西安语；只有在易北河河口两边直到海岸，才说萨克森语。 普林尼说的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显然是指当时基姆布利半岛的居民，可见他们都是属于乔克—弗里西安语族的。所以我们可以同措伊斯和格林一起，把北弗里西安人看做是古代半岛上的日耳曼人的直系子孙。 诚然，达尔曼（“丹麦史”）[322]曾经断言，北弗里西安人是直到五世纪时才从西南方面迁移到半岛上来的。但是他没有替他的论断提出任何证据，而他的论断在以后的全部研究中完全没有为人注意，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可以根据有古代文物留传到现代和仍然存在的那些方言，来称呼整个语族；在这个意义上，印格伏南语首先和弗里西安语具有相同的含义。不过，印格伏南部落的范围是否就以此为限呢？格林把他不完全确切地称为低地日耳曼人的那些人，即除弗里西安人以外也包括萨克森人都归入印格伏南部落，这是否正确呢？ 我们一开头就承认，普林尼把凯鲁斯奇人算做赫米诺南人，这就对萨克森人作了完全不正确的分类。我们下面就会看到，事实上，我们不能不把萨克森人也算做印格伏南人，从而把这个基本部落看做是弗里西安—萨克森部落。 这里应当谈一谈盎格鲁人。塔西佗假定地把他们算做苏维汇人，托勒密则肯定地把他们列为苏维汇人。托勒密把他们安置在易北河右岸，伦巴德人的对面；如果这个意见一般还有若干正确成分的话，那也只能是指易北河下游的真正的伦巴德人。照这样说，盎格鲁人从劳恩堡大概到了普里格尼茨。后来我们就在半岛上发现了他们，那里保存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从那里，和萨克森人一同迁往不列颠去的。他们的语言是现在盎格鲁撒克逊语的组成部分，而且肯定是这种新形成的语言中的弗里西安语的那一部分。不管停留在日耳曼尼亚腹地的或者僻居远处的盎格鲁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单单这个事实就迫使我们把盎格鲁人算做印格伏南人，并且要把他们列入其中弗里西安人那一支。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大部分是弗里西安语式的而不是萨克森语式的）整个元音发音法的形成，盎格鲁撒克逊语以后的发展在许多场合同弗里西安方言发展的惊人类似，这都应归功于这些弗里西安人。在大陆上的各种方言中，弗里西安语现在和英语最接近。例如，英语中喉音向咝音的转变，不是渊源于法语，而是渊源于弗里西安语。英语用ch＝c代替ｋ，英语在软元音前用dz代替g，这可能渊源于弗里西安语的用tz，tj代替k，用dz代替g，而决不可能渊源于法语的ch和g。 我们应该把朱特人和盎格鲁人一同归入弗里西安—印格伏南部落，不管他们是否在普林尼或塔西佗时代已经住在半岛上，或者是以后才迁移到这里来的。格林在塔西佗时代信奉纳塔斯神的一个民族——欧多兹人的名称中发现了他们的名称；如果盎格鲁人属于印格伏南部落，那就很难把这一集团中的另一些民族划入其他部落。这样看来，印格伏南人可能已经伸展到奥得河口，他们和各哥特民族之间的空地也许已经住满了人。 三、ProximiautemRhenoIscaevones（aliasIstaevones），quorumparsSicambri〔紧靠莱茵河居住的是易斯卡伏南人（或称易斯泰伏南人），其中包括西干布尔人〕。 格林和他以后的其他人，例如瓦茨[323]，都已经多多少少把易斯卡伏南人和法兰克人混同了起来。语言把格林引入了迷途。在九世纪中叶以后，法兰克国家的一切德意志语文献，都是用一种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没有什么不同的方言写成的；因此格林就认为，古代法兰克方言在外国已经死亡，而在本国又被高地德意志语所代替，所以他终于把法兰克人列入了高地日耳曼部落。 对保存下来的语言遗物进行了研究以后，格林自己也承认：古代法兰克方言具有独立方言的意义，它在萨克森方言和高地德意志方言之间占据着一个中间的地位。关于这一点暂时说到这里就够了；法兰克方言的发展条件还非常不清楚，对于它的比较详细的研究，必须留待另一次专门的注释［注：见本卷第564—598页。——译者注］。 无论如何，归易斯卡伏南部落所有的领土，对一个日耳曼人的基本部落来说，尤其对一个在历史上起过那样重大作用的基本部落来说，显得太小了。这块领土，从莱茵高起，沿莱茵河伸展到迪耳河、济克河、鲁尔河、利珀河和埃姆斯河的发源地直至内部地区，在北部弗里西安人和乔克人把它同海隔开，在莱茵河河口还住着其他部落（主要是卡滕人部落）的遗民：巴达维人、哈图阿里人等。属于法兰克人的，还有居住在莱茵河左岸的日耳曼人，也许还有特里包克人、梵乡人、涅麦特人。这块领土面积所以这样小，是因为克尔特人及凯撒时代以来的罗马人在莱茵河畔对易斯卡伏南人的发展进行了抵抗，同时在他们后面又住上了凯鲁斯奇人，而在侧面，则像凯撒所证明的那样，苏维汇人特别是卡滕人越来越排挤他们。在这样一块狭小的地面上，当时拥挤着按日耳曼人的情况来说是很稠密的人口，这可由不断向莱茵河对岸的推进来证明：起初是通过大批征服者，以后像乌比人那样用自动向罗马领土移住的办法。由于同样的原因，罗马人老早就能够轻易地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把印格伏南部落的一大部分迁移到罗马领土上去。 在关于法兰克方言的注释中所进行的研究，将会证明，法兰克人是一个分裂为许多不同部落的日耳曼人的特殊集团，他们用一种分裂为许多土话的特殊方言讲话，总之，他们拥有一个日耳曼人基本部落的一切特征，这正是为了说明他们和易斯卡伏南人是同一类人所需要的。有关属于这个基本部落的各民族的情况，雅科布·格林把必要的话都已经说了。除去西干布尔人以外，他还把乌比人、哈马维人、布鲁克泰人、邓克泰人和乌西佩特人都包括在这个基本部落里面，这些人也就是住在我们前面称之为易斯卡伏南人地区的莱茵河右岸的各民族。 四、MediterraneiHermiones，quorumSuevi，Hermunduri，Chatti，Cherusci〔在内地居住的是赫米奥南人，其中有苏维汇人、赫蒙杜利人、卡滕人、凯鲁斯奇人〕。 雅科布·格林已经认为赫米诺南人（他采用了塔西佗的比较正确的写法）就是高地日耳曼人。苏维汇人的名称，按凯撒的说法是包括他所知道的一切高地日耳曼人在内的，现在他们开始分化。绍林吉亚人（赫蒙杜利人）和黑森人（卡滕人）成了独立的民族。其他的苏维汇人还没有分离出去。我们甚至把最近几百年来已经消失的许多神秘名称，看做不可理解的东西而撇开不谈，那末这些苏维汇人还是应该包括下面三个以后出现在历史上的讲高地德意志语的大部落：阿勒曼尼—士瓦本人、巴伐利亚人和伦巴德人。伦巴德人我们确切知道住在易北河下游左岸的巴德高附近，他们离开了其他同部落的人，插在印格伏南人各民族中间；他们这种经过长期斗争才能保持下来的孤立地位，塔西佗作了出色的描述，但他不知道其原因何在。我们从措伊斯和格林时代以来，同样也知道巴伐利亚人以马可曼尼人的名称居住在波希米亚，而黑森人和绍林吉亚人则住在他们现今居住的地方和南面邻接的地区。但是在法兰克人、黑森人和绍林吉亚人以南，就是罗马的领土，因此除去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今日的勃兰登堡军管区与萨克森王国的这一片土地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地方留给士瓦本—阿勒曼尼人了；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种苏维汇民族——色姆诺南人。士瓦本—阿勒曼尼人和这些色姆诺南人可能是同一类人，他们在西北和印格伏南人为邻，在东北和东面同各哥特部落接界。 到此为止，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但是普林尼却把凯鲁斯奇人也算做赫米诺南人，他在这里肯定犯了错误。凯撒已经把凯鲁斯奇人和苏维汇人明确地区别了开来，他还把卡滕人也算做苏维汇人。塔西佗也不知道凯鲁斯奇人和任何高地日耳曼部落之间有任何共同性。甚至把苏维汇人的名称扩大到盎格鲁人的身上的托勒密，同样什么都不知道。在南面的卡滕人与赫蒙杜利人和东北面的伦巴德人之间住满了凯鲁斯奇人，但仅仅根据这一事实，还远远不够做出结论，说他们之间有较近的部落亲属关系；虽然，也许正是这一事实，在这里把普林尼引入迷途。 就我所知，在值得重视其意见的研究者中，没有一个人把凯鲁斯奇人算做高地日耳曼人。因此，只剩下一个问题：把他们归入印格伏南人还是归入易斯卡伏南人？传留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少数名称，都带有法兰克语的特征：日后用h的地方用ch，例如Cherusci，Chariomerus，用i的地方用e，例如Segestes，Segimerus，Segimundus。但是，罗马人从莱茵河方面接受的几乎全部的日耳曼人名称，看来都以法兰克语的形式从法兰克人那里得来的。除此以外，我们不知道，在七世纪时法兰克人还发ch音的这个第一辅音音变的喉音送气音，是否一世纪时在所有西部的日耳曼人中间都按ch发音，而只在以后才软化为大家所共有的h音。此外，我们也找不到凯鲁斯奇人同易斯卡伏南人之间有任何部落亲属关系，找不到西干布尔人收容从凯撒那里逃走的邓克泰人和乌西佩特人的残余部分这一事实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亲属关系。在瓦鲁斯时代被罗马人占领的并被他们看做是一个行省的莱茵河右岸的领土，也是同易斯卡伏南人—法兰克人的领土吻合的。这里有阿利佐和罗马的其他堡垒；在凯鲁斯奇人的土地上，看来顶多也只有奥斯宁格与威悉河间的一片土地实际上被罗马人所占领；这块罗马领土的那一面，住着卡滕人、凯鲁斯奇人、乔克人、弗里西安人，这是些胁从的不大可靠的同盟者，但是在他们的内部事务上却是自主的，而且摆脱了罗马人长期占领的情况。罗马人在这个地区遭到强有力的抵抗时，总是暂时地将自己的侵略行为停止在部落的边界上。凯撒在高卢就是这样做的；他停留在比利时人的边境上，只是当他相信所谓克尔特人的高卢真正可靠以后，才跨过了这条边境线。 因此，只能依据雅·格林和一般人的观点，把凯鲁斯奇人和跟他们有最近亲属关系的一些小的邻居民族都划归萨克森部落，从而划归印格伏南人。正是在古代凯鲁斯奇人的土地上，古代萨克森语复数所有格和阳性弱变化中的ａ，被最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和流行在威斯特伐里亚的ｏ形成了对照，这个事实也对上述观点作了说明。这样一来，一切困难都消失了；印格伏南部落也和其他部落一样，有一块相当完整的领土，只是赫米诺南部落的伦巴德人，稍微向这块领土突进了一点。这一部落的两大支派之中，弗里西安—盎格鲁—朱特人这一支派，占了沿海一带，并且至少占了半岛的北部和西部，而萨克森人这一支派，则占据了内部地区，可能当时也已经占据了北耳宾吉亚的一部分，而在此后不久托勒密在那里第一次提到了Saxones〔萨克森人〕。 五、QuintaparsPeucini，BasternaeconterminiDacis〔第五部分是和达克人为邻的佩夫金人和巴斯泰尔人〕。 我们对这两个民族所有的一点点知识以及巴斯泰尔人这一名称形式本身，都说明他们是哥特人的同族人。普林尼所以把他们看成是一个特殊部落，大概是由于他是通过希腊人从多瑙河下游得到有关他们的资料的，而他对居住在奥得河和维斯拉河的各哥特民族的知识，则是在莱茵河和北海沿岸取得的；因此他就忽略了哥特人和巴斯泰尔人之间的联系。巴斯泰尔人和佩夫金人，都是还在长时间内在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口过着游牧生活的日耳曼人，他们为以后的大哥特王国作了准备工作，而他们也就在这个王国里面消失了。 六、希列维昂人。普林尼把日耳曼人中的斯堪的那维亚人都列在这个总名称的下面。我现在举出他们，只是为了顺序的关系，也为了再度说明：古代的所有著作家都只把群岛（其中也包括瑞典和挪威）划归这个基本部落，而把他们和基姆布利半岛分离开来。 这样，我们就有了操五种基本方言的五个基本日耳曼部落。 哥特部落住在东部和东北部。这一部落的阳性及中性复数所有格都有ê，阴性都有ô和ê；弱变化阳性都有a。现在时（陈述式）变位的词尾变化形式，在辅音音变上，同那些有古老亲属关系的语言，特别是同希腊语和拉丁语仍然有紧密的联系。 印格伏南部落住在西北部。这一部落的复数所有格都有a，弱变化阳性也有ａ；在现在时陈述式中，所有三种人称的复数，都有完全失去了鼻音的d或dh。这个部落分为两个主要支派，萨克森人和弗里西安人，但在盎格鲁撒克逊部落里面，他们又合而为一。在弗里西安人这一支派里面，又加上了 斯堪的那维亚部落；他们的全部名词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情形是：复数所有格是ａ，弱变化阳性是i，这是从a软化而来的。在现在时陈述式中，单数第二人称最初的s变为r，复数第一人称保留m，第二人称保留dh，其他的人称也有或大或小的变化。 和以上三个部落相对立的是两个南方的部落：易斯卡伏南部落和赫米诺南部落，在以后的术语中，称他们为法兰克部落与高地日耳曼部落。这两个部落所共同的，是弱变化阳性是o；极可能复数所有格也是?，虽然这在法兰克语中不能得到证实，但从最古的西方（萨利克人的）纪念碑上可以看出，复数的直接目的格是以as结尾的。根据我们对法兰克方言的了解，两种方言在现在时变化中是互相接近的，它们在这方面并且和哥特语一样，同那些有古老亲属关系的语言有密切的联系。但是，整部语言史（从最古的法兰克方言极显著的和古老的特点起，直到这两种方言的现代方言之间的巨大差别止）都不允许我们将这两种方言合而为一；这正如这两个民族本身的全部历史，不许可我们把这两个部落合并为一个基本部落一样。 我在上述整个研究中，只注意到语形变化形式而没有注意到声音的相互关系，这是由于在一世纪和我们最古的语言资料编成的时代之间，声音的相互关系（至少在许多方言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德意志，我只须提一提第二辅音音变就够了；在斯堪的那维亚，古代歌谣的同音法表明，从编成歌谣到用文字写下歌谣这一段时期里，语言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在这一方面还需要做的工作，德国的语言学家们将来大概都会做到的；在这里，它只会毫无必要地使这个研究复杂化。 弗·恩格斯写于1881—1882年 原文是德文 德文是按手稿刊印的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第19卷译出 注释： [288]弗·恩格斯的“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手稿，同和它有关的“法兰克时代”手稿一样，是在1881—1882年按照统一计划完成的巨著。恩格斯拟订的“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的计划证明了这一点。这部著作是恩格斯多年专门研究日耳曼尼亚和西欧历史的结果。 “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一文，在作者生前未曾发表过。根据手稿后面所附的恩格斯的最初计划来看，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有四章。第二部分作者打算列为第一部分的“注译”——史料学、民族学和语言学性质的补充。 在写作过程中，原来拟定的计划有了改变。例如，在第一章结尾，恩格斯写道：“下一章讲土地制度和军事制度。”手稿中没有这一章。显然，恩格斯把这一材料用到法兰克时代一文的第二章（“区制度和军事制度”）中去了。本文第二部分只有第二章。恩格斯计划中标题为“法兰克方言”的第三章，被他移到关于法兰克时代的研究中去了。 各章的顺序以及第四章的标题，是编辑部根据恩格斯的计划拟定的。——第478页。 [289]威·博·道金斯“不列颠的原始人及其在第三纪的地位”1880年伦敦版（W．B．Dawkins．《EarlyManinBritainandhisplaceinthetertiaryperiod》．London，1880）。——第478页。 [290]见注195。——第480页。 [291]指1878年12月21日鲁·微耳和在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史协会会议上的报道。见“民族学杂志”1878年柏林版第10卷（《ZeitschriftfürEthnologie》，Bd．Ⅹ，Berlin，1878）发表的“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史协社辩论”1878年年卷第418—424页（《VerhandlungenderBerlinerGesellschaftfürAnthropologie，EthnologieundUrgeschichte》．Jahrg．1878，S．418—424）。——第480页。 [292]指沙弗豪森在德国人类学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上的报道，该会在1877年9月24—26日在康斯坦察举行。见“德国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史学会报道”1877年慕尼黑版第11期（《Correspondenz-BlattderdeutschenGesellschaftfürAnthropologie，EthnologieundUrgeschichte》№11，München，1877）。——第480页。 [293]关于皮提亚斯旅行记的资料，恩格斯引自约·列列韦尔的著作“马赛的皮提亚斯和他那个时代的地理学”1836年布鲁塞尔版（《PythéasdeMarseilleetlagéographiedesontemps》．Bruxelles，1836）。——第482页。 [294]卡·弥伦霍夫“德国考古学”1870年柏林版第1卷第479页（K．Mül-lenhoff．《DeutscheAltertumskunde》，Bd．Ⅰ，Berlin，1870，S．479）。——第483页。 [295]普卢塔克“比较传记”。艾米利乌斯·保罗传第12章。——第483页。 [296]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5卷第10章。——第484页。 [297]凯撒“高卢战记”第4卷第1章和第6卷第22章。——第486页。 [298]斯特拉本“地理学”第7卷第1章。——第488页。 [299]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489页。 [300]凯龙斯·普林尼·塞孔德“博物志”三十七卷本，第4卷第14章。——第491页。 [301]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4卷第33章。——第494页。 [302]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5卷第6章。——第496页。 [303]凯尤斯·韦莱·帕特库耳“罗马史”二卷本，第2卷第97章。——第496页。 [304]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6卷第18章。——第499页。 [305]凯尤斯·韦莱·帕特库耳“罗马史”二卷本，第2卷第117章。——第499页。 [306]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6卷第18章。——第499页。 [307]这一段话和上一段话，恩格斯引自凯尤斯·韦莱·帕特库耳的“罗马史”第2卷第118章。——第502页。 [308]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6卷第19章。——第502页。 [309]恩格斯引自塔西佗“编年史”（《Annales》）第1卷第61章。——第503页。 [310]斯特拉本“地理学”第4卷第4章。——第505页。 [311]斯特拉本“地理学”第7卷第1章。——第505页。 [312]约克将军，曾在1812年在俄国指挥拿破仑军队的普鲁士辅助军，1812年12月30日他同俄国指挥部订立了陶罗根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他必须在两个月内不参加对俄军的军事行动。 1813年10月16—19日，当俄、奥、普、瑞士联军同拿破仑第一的军队在莱比锡战斗的时候，在拿破仑军队中作战的萨克森军，突然在战斗方酣时转到敌人方面，并掉转炮口打法国人。——第505页。 [313]指哈耳施塔特古墓，该墓在1846年在奥地利西南部哈耳施塔特城附近发现，因而称为哈耳施塔特文化（约公元前1000—500年）。——第509页。 [314]威·博·道金斯“不列颠的原始人”1880年伦敦版第466—472页（W．B．Dawkins．《EarlyManinBritain》．London，1880，p．466—472）。——第510页。 [315]卡·弗·维贝尔格“希腊人和罗马人通过北方商路同北方交往的研究”1861年耶夫勒版（C．F．Wiberg．《BidragtillKännedomenomGrekersochRomaresförbindelsemedNordenochomdenordiskaHandelsvägarne》．Gefle，1861）。约·梅斯托尔夫从瑞典语译成德语为：“古典民族通过商业对北方各国的影响”1867年汉堡版（《DerEinflussderklassischenVölkeraufdenNordendurchdenHandelsverkehr》．Hamburg，1867）。——第510页。 [316]塔西佗“编年史”第2卷第62章。——第510页。 [317]耶·雅·阿·沃尔索“当时文献中的北方各国古代史”。德译者约·梅斯托尔夫，1878年汉堡版（J．J．A．Worsaae．《DieVorgeschichtedesNordensnachgleichzeitigenDenkmälern》．InsDeutscheübertragenvonJ．Mestorf．Hamburg，1878）。——第512页。 [318]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23章。——第513页。 [319]在托勒密的“地理学”第2卷和第3卷中，谈到了日耳曼尼亚。——第524页。 [320]指卡·措伊斯“日耳曼人和邻近各部落”1837年慕尼黑版（K．Zeuss．《DieDeutschenunddieNachbarstämme》．München，1837）和雅·格林“德意志语言史”1848年莱比锡版第1—2卷（J．Grimm．《GeschichtederdeutschenSprache》，Bd．Ⅰ-Ⅱ，Leipzig，1848）。——第526页。 [321]凯撒城的普罗科皮阿斯“查士丁尼和波斯人、汪达尔人及哥特人的战争史”第8卷（“和哥特人的战争史”）第4分册第5章第5节。——第527页。 [322]F．C．Dahlmann．《GeschichtevonDännemark》，Bd．Ⅰ，Ha-mburg，1840，S．16．——第528页。 [323]格·瓦茨“德国国家制度史”1844—1878年基尔版第1—8卷（G．Wa-itz．《DeutscheVerfassungsgeschichte》，Bd．1—8，Ｋｉｅｌ，1844—1878）。——第530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1881年底—1882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卡·马克思 *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277] （1881年底—1882年） I① ［准备改革的］②过程 ［注①：方括号里的字是编者加的。——编者注］ ［注②：用以标明手稿各个部分的罗马字是编者加的。——编者注］ 亚历山大二世在1857年的第一批谕旨中把赎买园地［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一事说得如此令人惬意。（编纂委员会在这方面不可能作任何改变）——（斯卡尔金，第117页下面和第118页[278]）。就在这位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农民在1848年前后购买土地这件事情上受了骗（第123页[279]）。 （1）1861年2月19日（3月3日）的解放诏书颁布以后——农民中普遍发生了骚动和暴乱；他们认为诏书是虚假的、伪造的文件；武装镇压开始了；在“诏书”发表以后头三个月内农奴普遍遭受鞭笞。这一场被捧上了天的表演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序曲”呢？ 为了使以下各点条理清楚，除用拉丁字母以外，还用数字标明。 （ａ）关于编纂委员会及其“自由”（笔记第102页[280]）。编纂委员会会议于1859年3月4日召开，3月5日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1859年4月15日（所谓吸收平民参加）（第106页）。1859年5月6、9、13、20日的会议通过了关于暂时义务状态的决议；彼得·舒瓦洛夫伯爵和帕斯凯维奇公爵［反对这个决议］，认为农民的人身解放不应该取决于给农民规定的（强制性的）获得土地所有权的条件[281]。紧接着，5月21的诏令禁止把他们的反对意见列入记录簿（第107、108页）。委员会宣称：“稍微离开陛下的意志的倾向都是多么有害”（第108页上面）。1859年1月5日，禁止省贵族委员会吸收公众［参加会议］等等。 1859年1月21日和3月3日，禁止所有的［委员会］刊登［决议］，等等（第106页）。 最后，皇帝公开许诺在草案成为法律之前，将召集各省委员会的代表到彼得堡，以便听取不同的意见和进行修改……他们被召到首都以后，却不许集合在一起讨论问题。他们为召开全体会议而作的一切努力都毫无结果，只是要求他们在印好了的、有关某些细节问题的表上写出书面回答。其中一些敢于讨论细节的人，被个别邀请参加了委员会的会议；他们在那里遭到了冷遇；一些代表上书沙皇，抗议对他们所采取的态度；他们接到了由警察局转来的正式训斥。他们当即决定在下一次省贵族会议上提出抗议。通令禁止他们涉及农民解放问题。尽管如此，某些会议还是恭恭敬敬地向沙皇指出，已经到了也要进行其他改革的时候了。在这以后，某些贵族首领受到训斥，另一些首领被免职。其中有两人被遣送［注：特维尔省的贵族翁科夫斯基被流放到维亚得卡，耶符罗彼乌斯被流放到皮尔姆。——编者注］到边远的省份，另一些人遭到警察局监视。 其实，一切都是perordredeMufti〔按照圣旨〕进行的。亚历山大二世从一开始就决定给地主尽可能多一些（而给农民尽可能少一些），以便使地主能够同意在形式上废除农奴制；他打算把必须赎买的范围仅限于农民的园地（即农民的庭院、菜园和大麻地），以及耕地使用权（在已经实行的地方）；他甚至打算给地主保留独特的领主审判权；他坚持要农民经过12年的暂时农奴依附时期等等。见他于1857年11月20日为答复维尔纳、柯夫诺、格罗德诺三省贵族委员会的请愿而给侍从武官长、三省总督纳集莫夫的圣旨（第103页[282]）。 尽管他在1856年3月（1855年1月29日征召后备军以后）就对省和县的［贵族］首领谈过废除农奴制，但是他并不准备立即着手进行（！），——他继续动摇不定，从而使地主［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能够大大恶化农民的实际状况。见通令，第105页；斯卡尔金，第110、114页。 1857年1月3日，根据兰斯科伊的建议成立了秘密委员会，由亚历山大任主席，当他缺席时则由奥尔洛夫公爵代理。当时决定吸收贵族委员会参加工作等（第103页）。早在8月14、17、18日的会议上，委员会就决定只是缓慢而谨慎地改善农民的状况（同上）。 1858年1月8日，“秘密委员会”改为“总委员会”，另外，下设“特别委员会”，以便预先审查省委员会的草案。此外，成立了内务部中央统计委员会地方自治［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科，以便讨论帝国以内的土地关系，以及预先审查省委员会的［草案］（第103页）。 Ⅰ（2） 4月21日（1858年），连同兰斯科伊的通令分发了皇上所批准的省委员会工作纲要等（第105页）。 以后在1858年10月18日总委员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中仍然具有同样的精神；这些决议成了编纂委员会的出发点（第105页）。 1859年2月17日［成立了］两个编纂委员会，由罗斯托夫策夫任主席（第105页）。 1859年4月27日（除编纂委员会外，又成立了财政委员会）（后者的成员都是财政部和内务部的专家和官员）（第105页）。编纂委员会［工作］的三个时期（第105页）。（1860年2月6日罗斯托夫策夫去世。） Ⅱ ［编纂委员会工作的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859年3月4日—9月5日 第二时期——1859年9月5日—1860年3月12日 第三时期——1860年3月12日—10月10日 虚伪的原则（皇帝的圣旨等等以及总委员会早已宣布过的）。 （ａ）赎买应当是双方自愿的（园地［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除外）。 （1859年4月29日日罗斯托夫策替）（第106页）。同一内容（1859年5月20日）（同上）。 关于赎买的其他材料（第106页）。 1858年12月4日总委员会的建议。（由罗斯托夫策夫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1859年5月27日的会议）（第107页下面）。 从1858年12月4日总委员会的记事簿中可以看出，赎买［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大概是要在政府协助之下进行（第108页）。 彼得·舒瓦洛夫伯爵和帕斯凯维奇公爵在抗议书等等中非常正确地指出：罗斯托夫策夫的建议“使农民等级的彻底解放”取决于赎买［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这是“用反常的办法，迫使自由人违反自己的意志而取得土地所有权”（第108页）。 共计—— 一年零七个月 实际情况。 （ａ）只对农民是强制性赎买；地主可以强迫他们赎买。（见同上，第108页下面和第109页，戈洛瓦乔夫[283]，第109页）。 赎买条件——同上。 地主的债务为4亿银卢布。［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年5月20日）（同上）。俄文写的。——编者注］ 1859年2月14日——罗斯托夫策夫的建议。当时预定，赎买期只是37年（后来为49年），而[赎金]恰恰等于“农民的一般代役租”。 赎买手续的财务方面（戈洛瓦乔夫，第109页）。 交易所经纪人的收入（同上）。［赎买］证券［价值］下跌；地主在自愿赎买的情况下要求农民额外支付（斯卡尔金，第110、117页）（第123页[284]）。 （b）农奴不应该支付取得人身自由的费用。 （b）农奴应该支付取得人身自由的费用（斯卡尔金，第113页），（同上，第115页）。扬松，第124页。扬松，第125页下面[285]。 （c）现行代役租不应当提高。 （c）现行代役租在提高（固然是由于份地减少）（第116页） （d）农民应该得到足以保证他们的生存以及支付赎金和税款的份地。 （d）事实上份地（包括最高份地在内）不能保证农民的生存，而农民仍得暂时依附于地主。 （1） （ｂ）暂时义务农 1859年5月6、9、13日的会议（第107页）。当时规定暂时义务农的期限为12年（第107页）。 赎买开始以前，农民的份地保持现有的数量，“同时有必要的缩减和限制”（第107页）。赎买［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时则不同（见罗斯托夫策夫的［建议］，第108页，［标题］为“赎买”）。 暂时义务农的支出（斯卡尔金，第111页；在非黑土地带）。 中部和南部地带的农民宁愿担负他们早先极其憎恨的徭役（斯卡尔金，第115页开头）。 在一小块土地上束缚九年的［农民］，［在这个期限满了之后］不能放弃这块土地（斯卡尔金，第117、118页）。 哪里的农民由于当地原因而特别希望赎买园地［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那里的地主对此就横加阻挠，等等。（斯卡尔金，第118页第2点）。事实上［个别赎买园地］从来没有实行过（同上）。因此，地主在头一个九年期满之前急于进行赎买［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见斯卡尔金，第119页）。 1878年——暂时义务农的人数（扬松，第119页）。 （2）进行赎买［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的农民。他们要在一小块土地上束缚49年（斯卡尔金，第118和第119页）。离开［公社］的种种无法办到的条件（同上）。 （ｃ）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压］在农民身上的人头税等日益加重的［负担］（戈洛瓦乔夫，第109页）（斯卡尔金，第111和第112页）（第113页下面，第114页开头）。 对追索欠缴税款有功的官员实行的奖励制（同上）（第109页）。 关于一般人头税（斯卡尔金，第112页）。 和贵族一样，商人在1861年以后可以购置的土地纳税极少，（斯卡尔金，第112页）。 保守分子——反对人头税（斯卡尔金，第112页）。 同时实行身分证制（同上和第113页）。（自1863年起向农村公社交纳身分证费，同上。） 由这个制度［产生的］对国家的危险性（斯卡尔金，第112页下面）。 无土地者同样要向公社登记（斯卡尔金，第113页）。 （ｄ）割农民的地。森林、草地、牧场和部分农民土地转让的结果。农民事实上听凭地主［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任意支配（斯卡尔金，第114页）。地主的和国家的［土地］出租（斯卡尔金，第110页）。商人、国家土地租佃者等购买这些割地（斯卡尔金，第110页，同上，第114页）。农民不得不向地主租种土地（斯卡尔金，第110页）。 从农民那里割来的土地至少占领地的一半。份地减少而支出增多（斯卡尔金，第114页），以及第114页第2点（割地并入地主的领地）。 份地不足（因此必须租地和外出做工）。 份地勉强糊口（甚至在黑土地区）（斯卡尔金，第111页）。划给农民的土地贫瘠而耕种不便（斯卡尔金，第114页）。 按照法令［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土攘越肥沃，份地就越少（斯卡尔金，同上）。 委员会对最高份地的规定（斯卡尔金，第116页）。国家参议院又予以削减（斯卡尔金，同上）。 扬松，第124页。加之迁移有困难（同上）。 最初预定，份地不足时，由政府用协助迁移的办法补救；后来这一点根本没有实行（第125页）。 （ａ）由于政府使农民所处的条件，——农民遭受富农［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和商人的掠夺（斯卡尔金，第110页）。 饥荒（第113、114页下面的脚注）。（和农奴制时期相比）（第114页，引自斯卡尔金，第205页）。 （ｂ）份地负担过重。 参看［关于］北部地带的例子（第113页）；俄国中部和南部的负担也非常重（同上）。 骇人听闻的不合理现象： （1）在给徭役农民（第116页）规定代役租方面（斯卡尔金，第115和第116页）。 ［规定代役租时］按每人的俄亩数量而定的递减法（斯卡尔金，第116页）（尤其是在黑土地带）。（份地越少，代役租就越重。） 最低［份额］——份地的三分之一（见斯卡尔金，第116页最后几行）。份地较少的地方，［最初］预定补拨土地，但是国家参议院不允许这样做（斯卡尔金，第116页开头）。 赎买时，根据地区［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规定代役租（斯卡尔金，第117页）。 代役租普遍提高（扬松，第125页） （2）在规定最高份地和最低份地方面。 暂时义务农的份地较少（最高份地的1/2、1/4）（斯卡尔金，第117、118页）。 在赎买［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时的最低份地为［最高份地］的三分之一（斯卡尔金，第118页）（见第118页第2点；仅仅赎买园地［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的情况实际上从未有过，第118页）。 规定份地，主要原则（扬松，第124页）。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土地］［仍然在］地主手里（扬松在第125页谈到这一点）。这一情况愈益恶化，最终为法令［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所确认］（同上）。 递减法（扬松，第125页）。 （3）纯粹农业省份的“孤儿份地”［注：指农民领取的微不足道的份地，又称“乞丐份地”。——译者注］（斯卡尔金，第115页）。 （ａ）赎买［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时过高代役租的资本化；因此对土地估价过高（斯卡尔金，第117页，斯摩棱斯克省的例子）。在非黑土地带（117）。在黑土地带——同上。 （ｂ）银行和赎买（第126—130页）（第132页最后）。 （ｃ）农民的现状：（扬松）只有最富裕的人才能［接受］迁移条件（扬松，第143页）——这些条件等于禁止迁移（见第144页）。 （α）三圃制的黑土地带（扬松，第120页）。 （β）草原地带（西部）——赫尔松、塔夫利达、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各省（扬松，第120页最后和第121页开头）。 （γ）西部各省（斯卡尔金，第119页；扬松，第121页，同上，第126页）。 Ⅲ地方自治机关 （用于地方民政管理和军事管理的）必要开支占［地方自治机关经费的］大部分；这些［地方自治］机关暂时还只是政府行政机关的工具。国家开支逐年增加。连续不断发行公债只是为了支付以前的公债的利息。 在1862—1868年这一短短时间内，一般的国家开支增加了42％，即平均每年增加2050万卢布（1862年一般年开支是295532000卢布，1868年41893万卢布）。拿俄国最穷的省份之一诺夫哥罗德省为例，就可以看出各省和各县必要开支的增加情况；该省1861年必要的开支是8万卢布，而在1868年是412000卢布。 ［农民］解放的真正实质 农民同地主之间进行游击战争。 解放一般说来就是高贵的地主再也不能支配农民的人身，出卖他们等等。这种人身奴役制已被消灭。地主失去了支配农民人身的权力。 打算解放农民的风声刚一传开，政府就不得不采取措施对付地主用强力剥夺农民或者把农民迁往不毛之地的做法。 从前在农奴制时期，地主关心的是把农民当做必要的劳动力加以支持。这种情况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农民在经济上依附于他们原先的地主。 赎买 由于政府发行的赎买（兑换）债券的价格下降了20％，很多地主都不实行“强制性”赎买，而要求农民额外支付，以便补偿这笔损失。有些地方的农民根据同地主达成的自愿协议支付这笔额外的款项，但是一年半以后，就不再向政府支付赎金。这笔额外费用平均每个纳税人为27个卢布。 赎买期是49年（而不是41年）；当时农民已经怀疑，这个诺言是否会兑现，期满以后，他们是否不再为他们向政府购买的土地交纳代役租［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在向地主偿付［赎买贷款］时扣除债款。 政府立即扣除了地主欠监护院的债款，对地主说来监护院起着银行的作用，在借债期满以前不要任何补偿。 例如，1870年4月1日，从靠农民支付的505652107卢布中扣除了235032183卢布——地主欠国家信用机关的债务。 人头税的提高 自1864年以来，人头税［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大约增加了80％；同时，国家地方自治捐［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也［增加了］。人头税增加最多的一年是1867年。 从“委员会报告书”[286]中可以看出： 1862年：俄国税收（直接税和间接税）总额中，即29200万卢布中，有76％即22300万卢布是由贫民阶级（农民和手工业者）负担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负担又大大地增加了，因为各类农民的人头税、国家农民的代役租［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以及几乎全部由纳税人［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缴纳的国家地方自治捐［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都提高了。 1863年：每人的人头税［增加了］25个戈比。到1867年已经［增加了］50个戈比。自1865年以来，按人分摊［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的国家地方自治捐［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每人增加了20个戈比，现在每人平均是98个戈比。 从1862年到1867年，国家农民的代役租［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由25256000卢布增加到35648000卢布（每人增加1个卢布以上）。1863年7月1日，小市民［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负担的］人头税［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废除了，但是，这种人头税从小市民［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和农民要［分摊］一份的城市、郊区、小市镇不动产［税］中，以及从几乎完全由一些纳税［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阶级担负的小商业执照税［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和营业票税中得到了补偿，而且还绰绰有余。 从1862年到1867年，一般国家开支（不包括特殊开支）由295532000卢布增加到398298000卢布，即差不多增加35％，而国债则增加了46116万卢布，即增加了60％；因此，每年［为新增的债务付息还本］必须支付25315000多卢布（1867年的全部国债是1219443000卢布，这笔款额每年要支付73843000卢布）。 1874年的国债（转期的和未列入总帐的债务）已［达］147150多万卢布。 此外，非转期债务为120800多万卢布（＝483300万法郎）。 1867年，纳税阶层所负担的直接税为11100万卢布，其中单是各种人头税（人头税［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国家地方自治捐［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和国家农民的公共［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税［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就有6200多万卢布。而且还不包括赎金，省［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和县［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的地方自治捐［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以及在那些未设有地方自治［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机关的省份为维持［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调解［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农民［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事务［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机构［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而征收的特别税［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斯卡尔金［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根据扬松（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教授）的统计（“试验［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287]1877年版），农民交的直接税为17600万卢布，即： 6360万卢布为人头税、公共［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税和国家地方自治捐［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3750万卢布为代役租［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700多万卢布为省［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和县［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的捐税［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300多万卢布为没有实行法令［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的那些省份的地方税［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3900多万卢布为赎金；这里还不包括实物贡赋。 此外，还应加上几乎全部的消费税，酒税和盐税（18000万）以及前地主农民［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的代役租［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 2500多万。——总共是37200多万，超过国家预算的56％。 官家拥有：………………151684185俄亩（＝165335763公顷） 农民拥有：………………120628246俄亩（＝131484744公顷） 地主拥有：………………100000000俄亩（＝109000000公顷） 皇室管理处拥有：………7528212俄亩或8205859公顷。 （1）国家农民（不包括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和波罗的海沿岸各省）：……9194891人—77297029俄亩 （2）皇族农民……………………………………………………862740人—4336454俄亩 （3）各种名称的前地主农奴…………………………………35149048俄亩 在1878年1月1日以前，在37个省（除了西部各省、贝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省）靠政府帮助进行赎买的有4898073人（占所有地主［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农民［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的74.6％），17109239俄亩。 在所有非黑土省份，赎买价格大大高于土地的实际价格，［赎买］是根据地主的要求［进行的］。在纯黑土省份则根据农民同地主达成的协议。 属于第（3）类的，部分是代役租，部分是徭役。 （4）暂时义务农。1878年1月＝1882696人，拥有份地6657919俄亩。 据御事室（1870年4月1日）统计：实行赎买的前地主［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农民为5830005人，拥有20123940俄亩土地。 国债 1867年的国债＝1219443000卢布。 比1862年增加了46116万。 因此，1862年的国债为758283000卢布。 1869年的国债：190750万卢布。 1878年的国债：347400万卢布。 政府从解放农民中所得到的好处： （1）欠政府所保障的那些银行（后来，这些银行全部与国家银行合并）的债务都转给了政府，因此，农民应当向政府交付利息。 （2）在编纂委员会的报告书中（斯克列比茨基。罗斯托夫策夫给皇帝的信：“政府［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将得到很多在省和国家管理机关中身居高位的候补者”）。 （3）直接向农民征税（从前是地主［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担负赋税），因而有广泛的可能提高捐税。 （4）结束领地贵族的世袭领地权力。 （5）由此有广泛的可能征集新兵（以及普遍改革军队）。 （6）与解放农民有关的所谓地方自治［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机关：国家的负担现在大部分都转嫁给省和县（国家直接税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 根据“税制修订委员会”正式公布的第二十二卷的资料（1873年）以及“农业委员会”发表的“蓝皮书”，我们可以看到： （1）37个省（这里不包括西部各省）的国家农民和皇族农民所支付的，占所谓农业纯收入的92.75％，因而，他们只有农业收入的7.25％用于其他一切需要。 （2）前地主农奴所支付的，相当于自己的农业收入的198.25％，因而，他们不仅把自己土地上的全部收入，而且几乎连他们从事各种工作（农业的及其他的）所得到的工钱都交给政府了。 —————————————————— 1862年的预算：29200万卢布。 1878年的预算：62690万卢布。 ———————————————————— 1852年的人头税约为1850万卢布。1855年的税收因克里木战争而减少，不到1500万卢布。1862年的税收总额增加到2850万卢布。1867年由于赋税激增，税收增加到4050万卢布，现在则超过9450万卢布。—————————————————————————————————————————— 我们从国家产业部的公告中可以看到，从1871年到1878年，尽管粮食产量每年都有很大变化，但是，平均产量仍然完全一样（同时，粮食的出口却大规模地增加，只是在荒年——大约5年发生一次——略有降低，而在1880年这一荒年就完全停止出口）。 就在这段时间，1877—1878年的粮食出口比1871—1872年大约增加了86％。在西方人们看到，随着铁路网的发展，粮食出口大量增长，却没有察觉，这种出口的增长因两个荒年的间隔时间缩短而被抵销了，现在荒年每5年发生一次，并在1880年达到了最高峰。———————————————————————————————————————— 农奴制废除后的农民状况 扬松指出黑土地带（是在三圃制的地区，而不是在草原区）农民的经济状况一般比农奴制时期更坏，并从有关繁殖牲畜（也是在黑土地带）的官方报告中引用了下列资料： 在喀山省，牲畜数量大大地减少了（指前农奴的牲畜，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牲畜赶到地主牧场上去放牧）；减少的原因是，缺乏牧场［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为了纳税而卖掉牲畜，收成不好。在辛比尔斯克省［牲畜数量］减少了；较富裕的农民出卖他们不十分需要的牲畜；他们预先出卖牲畜，为的是不至于将来被迫出卖牲畜以［支付］因公社连环保而担负的欠款（有的是个人负担，有的是共同负担）。另一个原因是，在有份地［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的情况下实行割地，主要是割去森林牧场。萨马拉省、萨拉托夫省、平兹省（这些省的马匹数量也减少了）也是同样的情况；梁赞省的牲畜数量由于牧场缺乏而减少了50％。土拉省由于同样原因，由于税吏强迫出卖牲畜以及牲畜病死，马匹和牲畜都减少了。在库尔斯克省，由于要［支付］欠款而不顾一切地出卖牲畜，由于缺乏牧场以及分家等原因，［畜牧业］也［减少了］（见第75页）。 非黑土地带（北部各省） 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 在诺夫哥罗德省，根据地方自治机关［对土地收入］所作的估计，前国家农民在每俄亩土地的收入方面所支付的费用［为］100％（即全部收入）； 前皇族农民…………………………………………………161％ 前地主农奴…………………………………………………180％ 暂时义务农…………………………………………………210％， 而在份地少、捐税高的情况下，赎买自己的份地的前农奴的费用则为275％； 暂时义务农的费用为565％（“税务委员会报告书”第22卷）。 非黑土地带的农民的份地，大部分连养活农民自己都不够。北部这些省份也是工业省份，但是，地方手工业的工钱｛正像给地主干活所得的报酬一样｝［注：本版中将马克思用的方括号改为大括号。——编者注］不够［农民］弥补亏空；他们只得离乡背井，到南方，到新俄罗斯，到乌拉尔，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去找工作。 （1俄亩＝1.092公顷。 1普特＝40俄斤＝16.38公斤。 1俄石＝209.901升或0.72夸特）。 Ⅳ俄国 （Ⅰ）1877年的国家收入和支出。 收入＝54800万卢布。 其中：11700万是向农民征收的直接税。 主要间接税 ———————————————— 189676000卢布间接税［注：酒税收入。——编者注］主要仍然由农民负担。 1000万卢布间接税［注：盐税收入。——编者注］也是［由农民负担］。 5200万卢布是关税。 —————————————————— 支出＝58500万卢布（赤字＝3700万卢布）。 其中：11500万卢布——用于国债的还本付息。 22000万卢布——用于陆海军。 8600万卢布——用于财政部。 ——————————————— 42100万卢布——国家的主要开支。 其次是战争引起的特殊开支。 1864年的预算为35460万卢布；因此，自1864年以来，税收增加了55％。 （Ⅱ）列入国家预算的铁路基金；目前铁路是私人的财富；国家的铁路变成了私人公司的财产，但是，建筑铁路的资金不是由这些公司提供的。 政府以股票和债券的形式控制一部分资本，为推销这些股票和债券而发行“俄国铁路转期债券”。用这种方式得到的款项构成“铁路基金”；政府就用这笔钱支付它所控制的股票和债券，此外，还预支铁路有价证券。 在1878年1月1日以前发行了138800万卢布的铁路股票和债券，其中政府控制了72000万卢布以及尼古拉（彼得堡—莫斯科）铁路债券57700万法郎，即144433000金卢布，除了政府所预文的证券以外，约占全部资本的52％。 政府从铁路基金中支付的： 1877年……8000万卢布，但是政府左1878年1月1日以前所支付的总额＝554475000卢布以及尼古拉铁路债券57700万法郎。 为了弥补这些开支，政府发行了五次俄国铁路长期公债，总额为6900万英镑，推销这些公债就提供了38500万金卢布；发行两次尼古拉铁路公债，总额为57700万法郎，而且还有1866年的国内有奖公债——推销这两种公债就提供了10765万。 除了这些补助费以外还有保证金。1877年政府所支付的保证金总额＝16617000卢布。国库支付这笔款额也像支付铁路债券的本息一样。1877年支付铁路债券本息的总额＝32780万卢布。 国家在铁路方面的投资总共是139034000卢布。 铁路基金预付的款数比它所得到的款数多6000余万卢布。 国库预付的款数比它所得到的款数多3780万卢布。 铁路欠国库的债务增加了3950万卢布，等等。 在1878年1月以前，欠国库的全部债务达到46990万卢布。农民的债务＝3250万＝6.9％。 铁路的债务＝31550万＝67％，即全部国家收入的57％。 （Ⅲ）银行。除了政府以外，铁路还得到银行的支持。 1864年以前只有政府信用机关。 1864年［成立了］第一个私人信用机关；从那时起，［信用机关］就迅速增加了，把大量款项吸收到定期和不定期的计息往来帐上。这些款需要预付出去，于是就出现了股份公司；居于所有这些公司之首的是铁路公司。 到1876年底，（公司的）全部股票和债券的资本＝204300万卢布。 铁路：占［上述］款数的67.91％＝138800万卢布。 到1863年底，国家银行及其分行以国家有息证券、股票和债券为抵押放款1860万卢布。 到1876年底，所有银行以国家有息证券、股票和债券为抵押共放款36000万卢布，即增加到2007％以上。 从银行表报中看不出，这些贷款中有多少钱用于铁路方面。但是丹尼尔逊知道，一家铁路公司的一部分证券是属于政府的，而其余的股票则作为一家私人信用公司贷款的抵押。 但是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铁路企业的收入得不到政府的保证，就不能提供任何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银行就来帮助收押这些股票的私人银行，预支款项或者购买股票。 国家银行从来不缺乏资金，譬如，国库不管银行库存现金的情况如何，就从银行提取［现款］，而银行则扩大它在世界上收入最大的经营。用这种方式发行的信用券被列入第十八号银行平衡表（1879年1月1日平衡表＝46785万加上列入第一号平衡表的信用券＝720265000；因此，这些处于流通中的信用券总额＝118800万卢布）。 （Ⅳ）铁路的收入。 1877年的铁路统计资料还没有完全公布。在此以前的几年中，总收入是不断增加的： 1865年……………2400万 1877年……………19000万 1878年……………22000万（概算），因此： 每一俄里的总收入增加了17％； 而每一俄里的纯收入却减少了。虽然如此，最近几年的纯收入每年还有4800—5200万卢布；这就是说，假如铁路的全部收入都归国库的话，那末，铁路的赤字就会大大缩减。但是，全部利润都装入私人腰包，而赤字的全部重担却落在官家头上。 那末，政府花费这么多钱，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其结果是贸易大为发展，在同一时期内创办的信用银行和土地银行对此也起了促进作用。 （Ⅴ）银行；贸易的种类（输出粮食及其他）。 1864年国家银行及其分行的全部（计息）存款和活期存款［为］26200万卢布， 其中4200万卓有成效地用于贸易，即： 2300万［用于］期票贴现， ｛｝ 1800万——以国家有息证券、股票和债券等为抵押的贷款。 1877年——全部信用机关有72380万；增加了175％。 上述总额中：36000万是以股票、债券和国家有息证券为抵押的贷款； 48930万是期票贴现。增加了1900％。 最重要的贸易部门是粮食贸易；它的发展特别快。 在1864年，运往欧洲的粮食为925万俄石——5470万卢布。 全部出口商品的价值＝16490万卢布。 出口粮食的价值＝全部出口额的33％左右。 在1877年，出口的粮食为3050万俄石＝26400万卢布。 全部出口商品的价值＝50800万卢布。 粮食的价值＝全部出口额的51.8％。 ［出口］粮食的价值增加了382％。 俄石数量增加了241％。 同时，［出口］粮食的价值超过了1864年全部出口的价值1亿卢布。 在1869年，铁路运输了14900万普特粮食＝全部货运量的33.4％。 在1877年……运输了54780万普特粮食＝全部货运量的41.28％。 除粮食以外的主要出口项目： 1864年牲畜［出口］为1821000卢布 亚麻［″″］为15985000″″ 大麻［″″］为8993000″″ 增加的百分数 1877年牲畜［出口］为15724000卢布…………………763％ 亚麻［″″］为67690000″″……………………323％ 大麻［″″］为16820000″″……………………87％ ———————————————————————————— ［1864年］棉花出口为21824000卢布；［1877年］棉花出口为3550万卢布＝62％。 （Ⅵ）土地信用机关 在1864年，欠旧土地信用机关的债务是39550万卢布， 其中很大一部分落在农民身上——为了赎买土地。 俄国地主的抵押债务 （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省除外） （ａ）到1873年底，欠旧信用机关的抵押债务………………………99614000 （ｂ）到1873年底，土地信用公司放款………………………………102692000 （ｃ）土地信用银行放款………………………………………………63668000 （ｄ）相互信用银行（？）［注：市公立银行。——编者注］放款…7182000 ———————————————————————————————————— 273156000卢布 与这种情况相比较，1877年欠上述各机关的［债务］： 以［字母］分类（ａ）……………………………73393000 （ｂ）……………………………163505000可见，三年内债务 （ｃ）……………………………118322000（不包括农民的债 （ｄ）……………………………11250000务）增加了34％。 —————————————————— 366470000卢布 （Ⅶ）现在我们考察一下全部信用机关（和铁路），看一看它们到1876年底究竟得到了哪些款项以及是怎样分类的。 （1）（2）（3）（4） 固定资本％计息存款土地信用公债券 及其他司的抵押品 信用机关……＝16777880018.8％723790000 土地信用机关（到 1877年底）…＝277530005.6％6848000460000000 铁路（到1877年 底）…………＝47418500034.3％ 66972600025％915706000 卢布 ｛丹尼尔逊把2、3、4项的各种公司的债务加起来＝2006440000卢布，实际上得到的是2106344000。｝ 各信用机关的债务与资本比较……………………＝81.2％ 土地信用机关的……………………………………＝94.4％ 铁路的………………………………………………＝65.97％ 卡·马克思写于1881年底—1882年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52年俄文版第12卷 原文是德文和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277]卡·马克思“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一文大概的写作日期是1881年底—1882年。马克思在手稿中利用了官方公布的材料，以及俄国作者的许多著作。“关于一八六一年改革的札记”与专门研究俄国资料的其他手稿不同，马克思不是写在笔记本上，而是写在单页纸张上，其中有题目和章节，标明数字和字母。除了引用收集在许多笔记中的材料外，还引用已经系统化了的实际资料，对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一些根本问题作出最重要的结论。马克思的手稿于1952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2卷上。——第453页。 [278]马克思引自本人的读书笔记，其中有阅读斯卡尔金“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1870年圣彼得堡版）一书时所作的笔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1卷第119—138页）。——第453页。 [279]引自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农村制度”（1866年莱比锡版）（《Dielän-dlicheVerfassungRusslands》．Leipzig，1866）一书的读书笔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52年俄文版第12卷第36—37页）。——第453页。 [280]马克思在此处和下面都是引自他根据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没有收信人的信”写的“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问题”这篇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1卷第18—20页）。——第454页。 [281]舒瓦洛夫和帕斯凯维奇一方面赞成农民的人身解放，同时希望为地主保留全部土地，而使农民只有权使用份地以代替赋役。——第454页。 [282]马克思引自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农村制度”一书的读书笔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2卷第110—114页）。——第455页。 [283]马克思引自亚·伊·斯克列比茨基“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民状况”第1卷（1862年莱茵河岸波恩版）和阿·阿·戈洛瓦乔夫“1861—1871年的十年改革”（1872年圣彼得堡版）二书的读书笔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2卷第29—35页和第115—117页）。——第457页。 [284]引自亚·伊·斯克列比茨基“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民状况”（1868年莱茵河岸波恩版）第4卷一书的读书笔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2卷第35—36页）。——第458页。 [285]引自尤·埃·扬松“关于农民份地和付款统计调查的试验”（1877年圣彼得堡版）一书的读书笔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1卷第139—148页）。——第458页。 [286]“修订税制最高委员会报告书”1873年圣彼得堡版第22卷第3册第1部分第6—7页。 马克思所引的数字是用计算的方法得来的。——第464页。 [287]这里引证的是尤·埃·扬松的“关于农民份地和付款统计调查的试验”（1877年圣彼得堡版）一书。——第466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卡·马克思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 ［注：见本卷第268—269页。——编者注］ 初稿 （1）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过，它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第1栏），并且说过，“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同上，第2栏）[270]。 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为什么呢？请看第三十二章，那里写道： “这一消灭过程，即变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为社会集中的生产资料，从而变多数人的小财产为少数人的大财产，这种对劳动人民的痛苦的、可怕的剥夺，——这就是资本的来源和起源……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第341页第2栏）[271] 可见，归根到底这里所说的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但是，既然土地从来没有成为俄国农民的私有财产，那末这种理论上的概括怎样才可以应用到俄国农民身上去呢？ （2）从历史观点来看，证明俄国农民公社必然解体的唯一有力论据如下： 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我们发现西欧到处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类型的公社所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在各地都不见了。为什么它只是在俄国免于这种遭遇呢？ 我的回答是：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 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问他们：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 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候，农村公社立即被放在正常的发展条件下，其次，如果主要靠农民来偿付的巨额国债，以及通过国家（仍然靠农民）交给转化为资本家的“社会新栋梁”的其他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那末，现在谁也不会再考虑到消灭公社的“历史必然性”了，因为所有的人将都会承认，公社是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外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 另外一个对于保存（采取发展公社的办法）俄国公社的有利情况是：俄国公社不仅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而且度过了这种社会制度没有被触动的时期；相反地，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这种社会制度现在都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境地［注：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总之，它已经变为各种强烈的对抗、冲突以及周期性灾难的场所了；即使它表现得极其令人迷惑，它是一种由于社会回复到……而注定要灭亡的、暂时的生产体系。”——编者注］。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是处于危机状态，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或者像一位美国作家［注：路·摩尔根。——编者注］（这位作家是不可能有革命倾向的嫌疑的，他的研究工作曾得到华盛顿政府的支持）所说的，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inasuperiorform）的复活（arevival）”[272]。因此，不应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 如果是这样，那至少应该了解这一连串的变化。然而，关于这些变化，我们还什么都不了解。 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类型）的解体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有一些粗糙的描绘。但是，无论如何，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进展到足够证明下面两点的程度：（1）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比闪族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以及其他社会，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要强得多；（2）它们解体的原因，是那些阻碍它们通过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条件，是和现代俄国公社的历史环境毫无相似之处的历史环境。 我们在阅读资产阶级作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惕。他们是甚至不惜伪造的。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来是英国政府用暴力破坏印度公社的热心帮手，但他却伪善地要我们相信：政府维护这些公社的一切善意的努力，碰到经济规律的自发力量都失败了！[273] 不管怎样，这种公社是在连绵不断的内外战争的情况下灭亡的，显然是死于暴力之下的。在日耳曼部落占领意大利、西班牙、高卢等地时，古代类型的公社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它的天赋的生命力却为两个事实所证实。有个别的公社经历了中世纪的一切波折，一直保存到今天，例如，在我的家乡特利尔专区就有。然而最重要的是，这种公社的各种特征非常清晰地表现在取代它的公社里面，在后一种公社里，耕地变成了私有财产，然而森林、牧场、荒地等仍为公社所有，所以毛勒在研究了这种次生形态的公社后，就能还原成它的古代原型结构。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建立的新公社，由于继承了古代原型的特征，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成了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 如果说，在塔西佗时代以后，我们关于公社的生活，关于公社是怎样消失和在什么时候消失的，都一点也不了解，那末，至少由于尤利乌斯·凯撒的叙述，我们对这一过程的起点还是知道的。在凯撒的时代，日耳曼人各氏族和血统亲属联合［tribusdescon-fédérations］之间已经每年重分土地，但还不是在公社各个社员之间进行重分。由此可见，德国的农村公社是从较早的古代类型的公社中产生出来的。在这里，它是自生的发展的产物，而决不是从亚洲现成地输入的东西。在那里，在东印度也有这种农村公社，并且往往是古代形态的最后阶段或最后时期。 为了从纯理论观点，即假定以永远正常的生活条件为前提，来判断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我现在必须指出“农业公社”不同于较古的类型的公社的某些特征。 首先，所有较早的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自己社员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农业公社割断了这种牢固然而狭窄的联系，就更能够扩大范围并保持同其他公社的接触。 其次，在公社内，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可是远在农业出现以前，公有的房屋曾是早先各种形式的公社的物质基础之一。 最后，虽然耕地仍归公社所有，但定期在农业公社各个社员之间进行重分，因此，每一个农民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配给他的田地，并且把生产得来的产品留为己有，然而在较古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只有产品才拿来分配。这种原始类型的合作生产或集体生产显然是单个人的力量太小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结果。 不难了解，“农业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够成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因为，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而这种个人发展和较古的公社的条件是不相容的。 但是，同样明显，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撇开敌对的环境的一切影响，仅仅从积累牲畜开始的动产的逐步积累（甚至有像农奴这样一种财富的积累）、动产在农业本身中所起的日益重大的作用以及与这种积累密切有关的许多其他情况（如果我要对此加以阐述就会离题太远），都是起破坏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作用的因素，并且就在公社内部产生利害冲突，这种冲突先是使耕地变为私有财产，最后造成私人占有森林、牧场、荒地等等这样一些已经变成私有财产的公社附属物。正由于这个原因“农业公社”到处都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新类型；由于同样原因，在古代和现代的西欧的历史运动中，农业公社时期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但这是不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农业公社”的发展都要遵循这条道路呢？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apriori〔先验地〕说，二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需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 （3）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注：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当然，这必须从使公社在目前的基础上走上正常状态开始，因为农民到处都是各种急剧转变的反对者。”——编者注］。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274]，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如果“社会新栋梁”的代表要否认上述现代农村公社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末，可以问他们，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呢？也可以问他们，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 俄国的“农业公社”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是它的软弱性的根源，而且对它的各方面都不利。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保持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类型的公社的内在特征，但是，有这一特征的地方，它就把比较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俄罗斯北部各公国的联合证明，这种进化在最初显然是由于领土辽阔而形成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由于蒙古人入侵以来俄国遭到的政治命运而加强了。在今天，这一缺点是很容易消除的。也许只要用农民公社选出的代表会议代替乡［注：这个词马克思是用俄文写的。——编者注］——政府机关就行了，这种会议将成为维护他们利益的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 从历史观点来看，一个十分有利于通过“农业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农业公社的情况是：农业公社不仅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这使得它不必服从资本主义的modusoperan-di〔活动方式〕就能够吸收其各种成果），而且它还度过了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被触动的时期；现在却相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与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情况下。总之，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最高形式而结束。 不言而喻，公社的进化会是逐步进行的，在这方面的第一步可能是在它目前的基础上为它创造正常的条件。［注：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只有俄国‘农村公社’不是像稀有的现象和罕见的怪事那样零星地保存下来，不是以不久前在西方还有的那种原始形式保存下来，而几乎是作为巨大帝国疆土上人民生活的统治形式保存下来的。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末，它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它的同时存在，给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规模的耕作来逐步代替小土地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有利于机器的使用。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可是开始的时候，恰恰相反，必须使它处于正常的状态。”——编者注］ 但是，除国有土地外，掌握着将近一半土地，而且是优等地的土地所有制，是和公社对立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通过“农村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它是和俄国社会总的运动一致的，俄国社会的复兴只有用这个代价才能获得。甚至从纯经济观点来看，俄国也只能通过本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来摆脱它的农业现在所处的绝境；用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租佃来摆脱这种绝境的尝试，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种制度是同俄国国内整个农业条件相抵触的。 撇开目前压迫着俄国“农村公社”的一切灾难而来注意一下它的构成形式和历史环境，那末应当承认，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土地公有制，一看就很清楚是构成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此外，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便于它从小土地经济过渡到集体经济，而且，俄国农民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在排水工程以及其他关系到共同利益的事业方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行集体经营了。 但是，要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中能够代替小土地劳动这个私人占有的根源，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在经济上有这种改造的需要，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 关于经济上的需要，只要把“农村公社”放在正常条件之下，就是说，只要把压在它肩上的重担除掉，只要它获得正常数量的耕地，那末它本身就立刻会感到有这种必要。俄国农业只要求有土地和用比较原始的工具装备起来的小土地农民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对农民的压迫耗尽了地力，使土地贫瘠，这种情况使这个时期过去得很快。现在，农民需要的是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现在他们种两三俄亩土地还缺乏各种最必要的农具，难道把他们的耕地增加到十倍，他们的状况就会变得好些吗？ 但是，设备、肥料、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等集体劳动所必需的一切资料，到哪里去找呢？俄国“农村公社”比同一类型的古代公社大大优越的地方正是在这里。在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是广泛地在全国范围内保存下来了。因此，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利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耕种。至于最初的创办费用（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俄国社会有支付的义务，因为它长久以来靠“农村公社”维持生存并且也必须从“农村公社”中去寻找它的“复兴的泉源”。 “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的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的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结束。 （4）要能发展，首先必须生存，可是“农村公社”目前正处于危险境地，显然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了。 要剥夺农民，不必像在英国和在其他国家那样，把他们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同样，也不必用命令来消灭公有制。请你们一试超过一定的限度从农民那里夺取他们的农业劳动产品，那末，尽管你们用宪兵和军队也不能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罗马帝国末年，各行省的十人长（不是农民，而是土地所有者）就抛弃自己的家园，离开自己的土地，甚至卖身当奴隶，只是为了摆脱那种不过成了官方强征暴敛的借口的财产。 正是从所谓农民解放的时候起，国家使俄国公社外在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之下，并且从那时候起，国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由于国家的财政搜括而削弱得陷于束手无策境地的公社，成了商人、地主、高利贷者剥削的对象。这种外来的压迫使得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斗争更加尖锐，并加速了公社内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但是，还不止如此［注：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国家靠剥削农民来培植一些最容易接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赘生物——交易所、投机买卖、银行、股份公司、铁路，国家抵补它们的亏空，并用垫款来支付给企业主的利润，如此等等。”——编者注］。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值起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这样一些部门，它们丝毫不发挥农业生产的潜力，却特别有助于不从事生产的中间人更容易、更迅速地掠夺农产品。这样，国家就帮助了那些吮吸着“农村公社”本来已经涸竭的血液的新资本主义寄生虫去发财致富。 ……总之，国家对于最能促进和加速对农民（俄国的最雄厚的生产力）进行剥削、并最能使“社会新栋梁”发财致富的一切技术和经济办法，是促使它们加速实施的。 （5）破坏性影响的这种结合，只要没有被强大的反作用击破，就必然会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 但是要问，为什么从农村公社的现状中得到好处的所有这些利害关系者（包括在政府监护下的大工业企业），竭力想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呢？正因为它们感到“目前这种状况”不能继续维持下去，所以感到现在的剥削方式已经不行了。由于农民的困苦状况，地力已经耗尽而变成贫瘠不堪。丰年和荒年互相交替。最近十年的平均数字表明，农业生产不仅停滞，甚至下降。最后，第一次出现了俄国不仅不能输出粮食，反而必须输入粮食的情况。因此，不能浪费时间，必须结束这一切。必须创造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级，并把大多数农民干脆都变为无产者。正是为了这一目的，“社会新栋梁”的代表才把公社所蒙受的创伤说成是公社衰老的自然征兆。 既然“农村公社”的现状有利于这么多不同的利害关系者，并且特别有利于在亚历山大二世政权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新栋梁”，那末，为什么它们还决意要使公社灭亡呢？为什么它们的代表人物还把公社所蒙受的创伤说成是公社自然衰老的确凿证据呢？为什么它们要杀死下金蛋的母鸡呢？ 只是因为，根据经济上的事实（我要来分析这些事实，就会离题太远），大家都知道，公社的现状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并且纯粹由于事态的发展，现在的剥削人民群众的方式已经不行了。因此，必须有点新东西，而这种新东西，虽然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总不外是，消灭公社所有制，使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形成农村中等阶级，而使绝大多数的农民干脆变为无产者。 一方面，“农村公社”几乎被推向灭亡的边缘；另一方面，强有力的阴谋正等待着它，准备给它以最后的打击。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可是，那些掌握着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人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 正当人们吸着公社的血、蹂躏它、耗尽它的地力、使它的土地贫瘠的时候，“社会新栋梁”的文坛奴仆却以嘲弄的口吻指出，公社蒙受的创伤正是它自然的、无可怀疑的衰老的征兆；并要人相信公社的灭亡是自然的死亡，缩短它的临终的时间是一件好事。因此，这里所谈的已经不是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简直是需要加以消灭的敌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 二稿 （1）我在“资本论”中指出，封建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是以剥夺生产者为出发点的，并特别指出，“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法文版第315页）。接着我又说：“这种剥夺（剥夺农民）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同上） 可见，我明确地把这种“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为了使人们对我的意思不至发生任何怀疑，我在第341页上说： “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存在于……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但是私有制的形式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改变。” 由此可见，我所分析的过程，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劳动者私有的、分散的所有制形式的过程（ｌ．ｃ．〔同上〕，第342页[275]），是一种所有制形式代替另一种所有制形式的过程。这怎么能应用到土地不是而且从来不是农民的“私有财产”的俄国呢？因此，他们有理由根据西方事态的发展做出的唯一结论可能就是：俄国要想在自己国内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就应该从消灭公社所有制、从剥夺农民即广大人民群众着手。而俄国自由派的愿望就是这样的［注：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他们想在俄国开始进行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且作为彻底的自由派，也想把广大的农民群众变为普通的雇佣工人。”——编者注］；但是，他们的愿望是否比叶卡特林娜二世企图把西方中世纪的行会制度移植到俄国土地上来的愿望更有理由呢？[276] 总之，西方对农民的剥夺，使“劳动者私有的、分散的所有制变为”资本家私有的、集中的所有制。但这究竟仍然是一种私有制形式代替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俄国则相反，它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共产主义所有制的问题。 当然，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定将在俄国获得胜利，那末，绝大多数农民即俄国人民定将变成雇佣工人，因而也会遭到剥夺，剥夺的办法是他们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先被消灭。但是，不管怎样，西方的先例在这里完全不能说明问题。 （2）关于您所讲到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完全不知道。现在和我保持个人联系的一些俄国人，就我所知，是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的。 （3）从历史观点来看，证明俄国土地公社占有制必然解体的唯一郑重的论据如下：公社所有制曾在西欧各地存在过，在社会进步过程中，它在各地都消失了，而在俄国，它怎么能免于同样的遭遇呢？ 首先，在西欧，土地公社占有制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诞生之间隔着一段很长的时间，包括整个一连串的经济上的革命和进化，而资本主义生产不过是其中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欧洲和美洲的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民族，正力求打碎它的枷锁，以合作生产来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以古代类型的所有制最高形式即共产主义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 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末，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 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我顺便指出，俄国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是古代类型的最现代的形式，而后者又经历过一系列的进化）。 如果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否认这种结合的可能性，那末，就请他们来证明：要在俄国使用机器，它必须先经过机器生产的孕育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可说是在几天之内就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在俄国建立起来呢？［注：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虽然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正在趋于衰落、正在接近它只有成为‘古代’形态的时期，但是这些俄国的崇拜者……”。——编者注］ （4）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俄国农村公社属于这一链条中最新的类型。在这种公社里面，农民已经根据私人所有权占有了他所居住的房屋和作为房屋附属物的菜园。这正是古代形式的第一个破坏性因素，是较古的类型所没有的。另一方面，较古的类型都是建立在公社各个社员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而俄国公社所属的类型已经摆脱了这种狭窄的联系。这使它有了较广阔的发展余地。农村公社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保持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最后的原始类型的内在特征，但是，在有这一特征的任何地方，它总是把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我认为，在俄国，这种最初由幅员辽阔决定的孤立性，一旦摆脱了政府的桎梏是很容易消除的。 现在我来谈谈问题的实质。无可讳言，俄国公社所属的古代类型，包含着一种内在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导致公社的灭亡。土地虽然是公有的，但是每个农民则和西方的小农一样，都靠自己的力量来耕种自己的土地。公社所有制和土地的小块耕种相结合，这在较久远的时代是有益的，但在今天就变成危险的了。一方面，动产这种在农业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的因素，促使公社社员的财产状况日益分化，特别是在国家的财政压力之下，还引起公社内部各种利益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作为合作劳动和协作劳动基础的土地公社占有制，它的经济上的优越性日益丧失。可是也不应该忘记，俄国农民在使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方面，已经采用了集体行动方式，并且他们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就大大便利了他们从小土地耕种过渡到集体耕种；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有利于进行大规模使用机器的联合耕种；而且，长久以来靠农村公社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为公社垫付实现这一改变所必需的最初的经费。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只是逐渐的改变，而这一改变必须从使公社在目前的基础上走上正常状态开始。 （5）把一切多少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撇开不谈，那也用不着向您说明，目前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存的危险来自一致反对它的那些强有力的利害关系者。某种在国家帮助下靠牺牲农民哺育起来的资本主义是同公社对立的；它所关心的是公社的毁灭。并且为了地主的利益，创造出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级，而把贫苦农民即农民大众变为普通的雇佣工人，也就是说，要保证自己获得廉价的劳动。公社受国家勒索的压制、商人的劫掠、地主的剥削和高利贷者从内部的破坏，那它怎么能够抵抗得住呢！ 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 三稿 亲爱的女公民： 要认真弄清您2月16日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必须深入钻研细节而放下紧急的工作。但是，我希望，现在我很荣幸地写给您的这一简短的说明，就足以消除因我的所谓理论引起的一切误解。 一、我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341页）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人们承认还是否认这种转变的必然性，提出赞成或反对这种转变的理由，都和我对资本主义制度起源的分析毫无关系。从这一分析中，至多只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在目前俄国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把他们变成小私有者，不过是对他们进行迅速剥夺的序幕。 二、用来反对俄国公社的最郑重的论据如下： 如果您仔细考察西方社会的产生过程，那你到处都会发现土地公社所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又到处让位给私有制；因此，它不可能在俄国一个国家内免于同样的遭遇。 我所以注意这一论据，仅仅因为它是以欧洲的经验为根据的。至于譬如说东印度，那末，大概除了亨·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 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着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它们有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俄国的公社就是通常称做农业公社的一种类型。在西方相当于这种公社的是存在时期很短的日耳曼公社。在尤利乌斯·凯撒时代，日耳曼公社尚未出现，而到日耳曼部落征服意大利、高卢、西班牙等地的时候，它已经不存在了。在尤利乌斯·凯撒时代，各集团之间、各氏族和血统亲属联合之间已经每年重分耕地，但还不是在公社的各个家庭之间重分；大概，耕种也是由集团共同进行的。在日耳曼尼亚本土，这种较古类型的公社通过自生的发展而变为塔西佗所描绘的那种农业公社。从那时起，我们就看不到它了。它在连绵不断的战争和迁徙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消灭了；很有可能，它是死于暴力之下的。但是，它的天赋的生命力却为两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所证实。零星的这类公社经历了中世纪的一切波折，一直保存到今天，例如，在我的家乡特利尔专区就有。然而最重要的是，这种“农业公社”的烙印是如此清晰地表现在从它产生出来的新公社里面，以至毛勒在研究了新公社后能够还原成这种“农业公社”。这种耕地是农民的私有财产，而森林、牧场、荒地等等仍然是公共财产的新公社，由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建立起来。由于它承袭了原型的特征，所以，在整个中世纪内是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 同样在亚洲，在阿富汗人及其他人中间也有“农村公社”。但是，这些地方的公社都是最新型的公社，也可以说，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新形式。为了指出这一事实，所以我就谈了一些关于日耳曼公社的细节。 现在，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农业公社”不同于较古的公社的最主要的特征。 （1）所有其他公社都是建立在自己社员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在这些公社中，只容许有血统亲属或收养来的亲属。他们的结构是系谱树的结构。“农业公社”是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 （2）在农业公社中，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是农民私有的。相反，公共房屋和集体住所是远在游牧生活和农业生活形成以前时期的较古的公社的经济基础。当然，也有一些农业公社，它们的房屋虽然已经不再是集体的住所，但仍然定期改换占有者。这样，个人使用权就和公有制结合起来。但是，这样的公社仍然带有它的起源的烙印，因为它们是处在由较古的公社向真正的农业公社过渡的状态。 （3）耕地是不准转卖的公共财产，定期在农业公社社员之间进行重分，因此，每一社员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给他的地，并把产品留为己有。而在较古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共同的产品，除储存起来以备再生产的部分外，都根据消费的需要陆续分配。 显然，农业公社制度所固有的这种二重性能够成为它的巨大生命力的源泉。它摆脱了牢固然而狭窄的血统亲属关系的束缚，并以土地公社所有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坚实基础；同时，各个家庭单独占有房屋和园地、小土地经济和私人占有产品，促进了个人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同较古的公社机体是不相容的。 但是，同样明显，就是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萌芽。除了外来的各种破坏性影响，公社内部就有使自己毁灭的因素。土地私有制已经通过房屋及农作园地的私有渗入公社内部，这就可能变为从那里准备对公有土地进攻的堡垒。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私人占有的泉源——小土地劳动。它是牲畜、货币、有时甚至奴隶或农奴等动产积累的基础。这种不受公社控制的动产，个体交换的对象（在交换中，投机取巧起极大的作用）将日益强烈地对整个农村经济施加压力。这就是破坏原始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因素。它把别的因素带进来，引起公社内部各种利益和私欲的冲突，这种冲突，首先会破坏耕地的公有制，然后会破坏森林、牧场、荒地等等的公有制；一旦这些东西变成了私有制的公社附属物，也就会逐渐变成私有了。 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 但是，这是不是说，农业公社的历史道路必然要导致这种结果呢？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现在，我们暂且不谈俄国公社所遭遇的灾难，只来考察一下它的可能的发展。它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注：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但是，霸占着将近一半土地，而且是优等地的土地所有制，是和它对立的。正因为如此，通过农村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它是和俄国社会总的运动一致的，俄国社会的复兴只有用这个代价才能获得。俄国试图采用与本国整个社会条件如此不合的英国类型的资本主义租佃方法来摆脱它的绝境是徒劳无功的。”——编者注］。 英国人在东印度就这样做过：他们得到的结果不过是破坏了当地的农业，使荒年更加频繁，灾难更加严重。 可是公社受到诅咒的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使它至今不能有任何历史创举。这又该怎样呢？这将在俄国社会的普遍动荡中消失。 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这特别便于他们从小土地劳动过渡到合作劳动，并且他们在公社草地的割草、以及像排除沼地积水等集体作业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合作劳动。完全古代类型的小土地占有制（这是现代农学家感到头痛的东西）也有利于实行合作劳动。如果你在某一个地方看到有陇沟痕迹的小块土地组成的棋盘状耕地，那你就不必怀疑，这就是已经消失的农业公社的地产！农业公社的社员并没有学过地租理论课程，可是他们了解，在天然肥力和位置不同的土地上消耗等量的农业劳动，会得到不等的收入。为了使自己的劳动机会均等，他们根据土壤的自然差别和经济差别把土地分成一定数量的地段，然后按农民的人数把这些比较大的地段再分成小块。然后，每一个人在每一块地中得到一份土地。这种直到今天还在俄国公社里实行的制度，毫无疑问是和农艺学的要求矛盾的。除其他种种不便外，这种制度也造成人力和时间的浪费。可是，这种制度虽然乍看起来似乎和集体耕种相矛盾，但它的确有助于向集体耕种的过渡。小块土地……［注：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1881年2月底—3月初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4年俄文版第1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270]见注166。——第430页。 [27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771—772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63页〕（文中的差别见注67）。——第430页。 [272]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期经野蛮期到文明期的进步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第552页（L．H．Morgan．《AncientSocietyorResearchesintheLinesofHumanProgressfromSavagery，throughBarbarismtoCivilization》．London，1877，p．552）。——第432页。 [273]亨·萨·梅恩“东西方的农村公社”1871年伦敦版（H．S．Maine．《Village-CommunitiesintheEastandWest》．London，1871）。——第433页。 [274]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且强迫他们通过“牛轭”。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即由此而来，意即遭受最大的侮辱。——第436页。 [27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770—771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62页〕（文中的差别见注67）。——第442页。 [276]1785年4月21日颁发的给俄罗斯帝国各城市的权利和利益的文件中反映了叶卡特林娜二世建立行会组织的意图，文件中包括详细确定行会组织的手工业特别条例。各城市手工业者必须在行会中登记，禁止非行会手工业。——第443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卡·马克思 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第二版）第一卷（1879）[247] （1）瓦格纳先生的概念——“社会－法的概念”（第2页）。并且“同洛贝尔图斯、朗格和谢夫莱的观点相一致”（第2页）。在“叙述的基本论点”上他“引证”洛贝尔图斯和谢夫莱的话。甚至在谈到作为许多民族中间的“不合法的占有方法”的海盗行为时，瓦格纳先生说，它只有在“有了真正的jusgentium〔国际法〕的前提”（第18页，注释3）下，才是一种抢劫行为。 他研究的首先是“经济的社会生活的条件”，并“根据这些条件来确定个人的经济自由的范围”（第2页）。 “满足需要的愿望”“不是作为而且也不应当作为纯自然力发生作用，但是，它也和人的任何愿望一样，受理智和良心的指导。因此，由此产生的任何行动都是负责的，并且总是服从于道德的判断，诚然〈！〉，这种道德判断本身正在经受历史的变动。”（第9页） 在“劳动”（第9页，第2节）这一节中，瓦格纳先生没有把各种劳动的具体性质和这一切具体劳动所共有的劳动力的消耗区别开来（第9、10页）。 “甚至为了获得地租收入而单是管管财产，以及为了满足需要而使用已经获得的收入，也必须经常进行属于劳动概念范围内的活动。”（第10页，注释6） 按照瓦格纳的意见，历史－法的范畴就是“社会的范畴”（第13页，注释6）。 “位置的自然垄断，特别是在城市的〈！伦敦西蒂区的位置的自然垄断！〉条件下以及在气候对一些国家的农业生产的影响下，其次，土壤特有的肥力的自然垄断，例如在有特别好的葡萄园的情况下以及在不同的国家比较的情况下，例如把热带产品销售到温带国家｛“例如某些国家（南欧、热带国家）对某种自然垄断的产品抽出口税时深信，这些关税将转嫁给外国的消费者”（第15页，注释11）。如果瓦格纳先生由此推出南欧国家的出口税，那就表明，他对这些关税的“历史”一无所知｝［注：手稿中用的方括号，在本版中都改为大括号。——编者注］，——将使来自自然的（至少是部分的）自由的财物成为纯经济财物，获得这种财物要付出很高的报酬。”（第15页） 经常交换（销售）财物的领域就是它们的市场（第21页）。 经济财物包括“对人和物（resincorporales）的关系，这些关系在客体上完整地体现出来，是依赖于抽象概念的：（ａ）在完全自由交换中是顾客、商号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人的活动而形成的对别人有利的关系，可以在得到补偿的条件下出让和获得；（ｂ）在一定的法对流通的限制的基础上是生产专有权、地役权、专利权、垄断权、特许权等等”（第22、23页）。 瓦格纳先生把“服务”列入“经济财物”（第23页，注释2和第28页）。他这样做实质上是出于他的一种愿望，即把枢密顾问瓦格纳说成是“生产工作者”，因为他说， “对于评价按职业提供个人服务的一切阶级，即仆人，自由职业的以及国家的代表来说，回答是有决定意义的。只有在服务也算作经济财物的情况下，上述阶级在经济意义上才是生产的”（第24页）。 下面这段话很能说明瓦格纳及其同伙的思维方法： 劳的意见是：要根据“财产和经济财物的定义”来决定“服务是否也包括在它们之中”[248]。对于这一点，瓦格纳回答说：应该对“财产”“事先下”“这样一个定义”，它“把服务列入经济财物”（第28页）。 但是“决定性的论据”据说是， “满足需要的资料不能仅仅包括物方面的财物，因为需要不仅涉及这些，而且还涉及个人的服务” （即国家的服务，例如法的保护等）（第28页）。 财产： （1）纯经济地……“在其一个时期内现有的经济财物的储存”，作为用来满足需要的实际基金，是“自在的财产”，“人民的或国家的财产总和的一部分”。 （2）“作为历史－法的概念……——某一个人占有的或所有的经济财物的储存”。“财产的占有”（第32页）。这是“所有权的历史－法的相对概念。所有权指的只是对其他人来说具有一定的支配权和专有权。这些权利的范围是变动着的”｛即是历史的｝（第34页）。“每一种财产在第二个意义上来说，都是个体财产，是其一个自然人或法人的财产。”（同上） 公共财产， “包括官定的公共经济的财产，即特别是国家的、州的、区的财产。这种财产规定作为公用（道路、河流等等），这种财产的所有权属于作为社会（人民、当地的居民等等）的法律上的代表——国家等等；或者这是国家和公社的本来意义上的财产，即要么是服务于管理目的的、即为了执行国家职能的财产，要么是服务于财政的、即国家用来获得收入也就是获得为执行其职能所需要的资金的财产”（第35页）。 资本，capitale，кεфáλειον〔基本的东西〕一词翻译过来的——用来表示不同于利息（τóκοζ）的债款。在中世纪，资本，caputpecu-niae，是表示某种基本的、本质的、原来的东西（第37页）。德语用的是Hauptgeld〔本钱〕一词（第37页）。 “资本——用于制造的基金，用于制造的财物储存；用于制造的流动资金的储存。”与此相反的是“消费储存：在某一个方面总合起来的流动消费资金的总额”（第38页，注释2）。 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第38页，2（ａ）和2（ｂ））。 价值。按照瓦格纳先生的意见，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是“他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基石”（第45页）。我从来没有创造过“社会主义体系”，所以这只不过是瓦格纳、谢夫莱tuttiquanti〔之流〕臆造出来的东西。 又说：马克思似乎 “在劳动内，发现了只有他在这里所说的那种交换价值的共同的社会实体，而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发现了交换价值量的尺度，等等”。 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交换价值的共同的社会实体”，而是说，诸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只有在至少存在两个交换价值的情况下才存在）代表一种它们共有的、“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在这里也就是指同它们的自然形式无关｝的东西，即“价值”。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因此，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研究的进程会使我们再来把交换价值当做价值的必然的表现方式或表现形式来考察，但现在，我们应该首先不管这种形式来考察价值。”（第13页）[249] 可见，我并没有说“交换价值的共同的社会实体就是劳动”；而且我以专门的一节详细地考察了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的发展，因此，把这一“形式”归结为“共同的社会实体”，归结为劳动，是令人奇怪的。瓦格纳先生还忘记了，对我来说，对象既不是“价值”，也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商品。 又说： “但是这个理论〈马克思的〉与其说是一般价值理论，不如说是来自李嘉图的费用理论。”（第45页） 瓦格纳先生从“资本论”和季别尔的著作[250]（如果他懂俄文的话）中应该看到我和李嘉图之间的差别，李嘉图实际上把劳动只是当做价值量的尺度来考察，因而他看不到自己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的本质之间的任何联系。 如果瓦格纳先生说，这“不是一般价值理论”，那末从他自己的观点来看，他是完全对的，因为他所说的一般价值理论，是指在“价值”这个词上卖弄聪明，这就使他同样有可能像德国教授们那样传统地把“使用价值”和“价值”混淆在一起，因为它们两者都有“价值”这一共同的词。但是，如果他又说，这是“费用理论”，那末这句话或者归结为一个同义反复：商品作为价值，只代表某种社会的东西——劳动，所以商品的价值量，在我看来，是由商品所包含等等的劳动时间的量来决定的，因而是由生产一物所化的标准的劳动量来决定的，等等；而瓦格纳先生证明相反的看法，他的办法是断言这种价值理论不是“一般的”，因为它不符合瓦格纳先生关于“一般价值理论”的观点。或者他肯定错误的东西：李嘉图（随斯密之后）把价值和生产费用混淆在一起；我已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注释中明确地指出，价值和生产价格（它只是在货币上表现出生产费用）是不相符合的。为什么它们不相符合？这一点我没有对瓦格纳先生说过。 此外，我“处置太随意”，因为我把 “这些费用归结为狭义上的所谓劳动消耗。但是为此必须事先提出证据，表明没有私人资本家为建立和运用资本而进行的活动作媒介，生产过程也是完全可能的，但这种证据迄今为止还没有过”（第45页）。 瓦格纳先生不应当要我来提出这类未来的证据，恰恰相反，他应该先证明，社会的生产过程（更不必说生产过程一般），在私人资本家出现以前就存在的很多公社（古代印度的公社、南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等等）内，是不存在的。此外，瓦格纳能说的只是：关于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简言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马克思的说明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错误在于，把这种经济看做是暂时的，而相反地，亚里士多德的错误在于把奴隶制经济看做不是暂时的。 “只要这类证据还没有｛换句话说，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资本家的利润事实上也｛瞧，这里露出了马脚｝是价值的‘构成’因素，而不是像社会主义者所想的那样，仅仅对工人的剥取或‘掠夺’。”（第45、46页） 什么叫“对工人的剥取”，剥取他的皮，等等，无法理解。但是在我的论述中，“资本家的利润”事实上不是“仅仅对工人的剥取或‘掠夺’”。相反地，我把资本家看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的职能执行者，并且非常详细地指出，他不仅“剥取”或“掠夺”，而且迫使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帮助创造属于剥取的东西；其次，我详细地指出，甚至在只是等价物交换的商品交换情况下，资本家只要付给工人以劳动力的实际价值，就完全有权利，也就是符合于这种生产方式的权利，获得剩余价值。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使“资本家的利润”成为价值的“构成”因素，而只是表明，在那个不是由资本家的劳动“构成的”价值中，包含他“有权”可以占有的部分，就是说并不侵犯符合于商品交换的权利。 “这一理论过于片面地注意仅仅一个决定价值的因素｛（1）同义反复。这一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瓦格纳的“一般价值理论”同它不相一致，因此，他的“价值”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教授的薪水就证明这一点；（2）瓦格纳先生把价值偷换成当时的“市场价格”或与价值相背离的商品价格，而后者是某种与价值很不相同的东西｝，费用，而没有注意另一个因素，即有用性、效用、需要因素”｛也就是说，这一理论没有把“价值”同使用价值混淆在一起，而这种混淆是多么合乎像瓦格纳这类天生的混乱者的愿望｝。“它不仅不符合现时流通中交换价值的形成……”｛他指的是价格形成，而这绝对不改变价值的决定，当然，在现时的流通中确实存在着交换价值的形成，这是任何一个滥设企业者、商品伪造者等等都知道的，价格形成同价值形成毫无共同之点，但是却敏锐地注视着已经“形成的”价值。此外，例如在决定劳动力的价值时，我的出发点是，劳动力的价值真正被偿付，而实际上这种情形并不存在。谢夫莱先生在“资本主义等等”[251]中认为，这是“慷慨行为”或诸如此类等等。但这仅仅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必要的方法｝， “然而，正如谢夫莱在‘精髓’[252]，特别是在‘社会机体’[253]中出色地也许是最终地〈！〉证明的那样，它也甚至不符合在马克思所假设的社会国家里必然要建立的那些条件。” ｛这样，谢夫莱先生如此喜欢用我的名义“建立的”社会国家，就变成“马克思的”社会国家（而不是谢夫莱在假设中偷偷塞给马克思的社会国家了）｝。 “这一点可以拿粮食等等为例来加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对粮食的需求大致相同的情况下，甚至在‘社会限定价格’的制度内，由于收成好坏的影响，粮食的交换价值也必然不能仅仅根据费用而要采取另外的办法来调整。” ｛每一句话都是胡说。首先，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社会限定价格”，并且在研究价值时，涉及的是资产阶级关系，而不是把这个价值理论应用于那决不是由我而是由谢夫莱先生以我的名义设计的“社会国家”。其次，如果粮食价格因歉收而提高，那末，第一，它的价值提高了，因为一定量的劳动实现在较少的产品上；第二，粮食的出售价格在更大程度上提高。这同我的价值理论有什么关系呢？粮食在什么程度上按高于自己的价值出售，其他的商品也就在什么程度上以实物形式或货币形式按低于自己的价值出售，即使在它们本身的货币价格不下跌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价值总额仍然不变，即使这个价值总额的货币表现增长了，按瓦格纳先生的看法，即“交换价值”总额增长了。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如果我们假定其他商品总和的价格下跌抵消不了粮食的价格超过价值的上涨，即它的价格余额。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交换价值protanto〔相应地〕跌到它们的价值以下；如果把货币也算在商品里，一切商品的价值总额不仅依然不变，而且甚至在货币表现上也不变。再其次，由于歉收造成粮食价格提高到超过其价值的程度，在“社会国家”里比在现在的粮食囤积商手里无论如何要小。“社会国家”事先就这样来组织生产，使年粮食供应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受收成好坏的影响。生产量、供应和需求得到合理的调节。最后，假设谢夫莱的关于“社会限定价格”的幻想实现的话，那是否能证实或者推翻我的价值理论呢？不能，就像在海船上或者在要塞里或者在法国革命时期等等，在食品不足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强制措施（这种措施同价值毫无关系，用来当做“社会国家”的可怕的东西）不可能破坏“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的”价值规律，因而也不可能破坏价值理论一样！这不过是一种幼稚的胡说！｝ 同是这位瓦格纳赞同地引证劳的话说： “为了避免误解，必须确定，价值一般指的是什么，按照德语的用法，这应该是指使用价值。”[254]（第46页） 价值概念的推论（第46页及以下各页）。 按照瓦格纳先生的意见，从价值概念中，应该首先得出使用价值，然后得出交换价值，而不是像我那样从具体的商品中得出这两者；仔细地研究一下他的最新版“基础”一书中的这些烦琐的言论，是很有意思的。 “人的自然愿望，是要清楚地认识和了解内部和外部的财物对他的需要的关系。这是通过估价（价值的估价）来进行的，通过这种估价，财物或外界物被赋予价值，而价值是计量的。”（第46页）而在第12页上我们读到：“一切用来满足需要的资料，都叫做财物。” 如果我们现在把第一句话中的“财物”一词，代之以瓦格纳强加于它的逻辑内容，那末这段引文的第一句话将是这样： “‘人的’自然愿望，是要清楚地认识和了解‘用来满足他的需要的内部和外部的资料’对他的需要的关系”。这句话我们可以稍微简化一下，省略“内部的资料等等”，就像刚才瓦格纳先生在后面一句话中用“或”来处理的那样。 “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末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末他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瓦格纳先生就是这样假设的，因为他的“人”，虽然没有受大学教育，但至少会说话，——那末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 但是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在第一句话中就已经混淆不清了。 第一：由于在后面一句话中，“用来满足他的需要的外部的资料”或“外部的财物”变为“外界物”，所以上述关系中的第一种关系就成为这样：人处在一种对作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但是，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由于这一过程的重复，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就铭记在他们的头脑中了，人和野兽也就学会“从理论上”把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同一切其他的外界物区别开来。在进一步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在人们的需要和人们借以获得满足的活动形式增加了，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以后，人们就对这些根据经验已经同其他外界物区别开来的外界物，按照类别给以各个名称。这必然会发生，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即在占有这些物的过程中，经常相互之间和同这些物之间保持着劳动的联系，并且也很快必须为了这些物而同其他的人进行斗争。但是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这是从存在语言这一点必然得出的假设｝的需要服务的。人们只是给予这些物以专门的（种类的）名称，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些物能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为他们努力通过多多少少时常重复的活动来握有它们，从而也保持对它们的占有；他们可能把这些物叫做“财物”，或者叫做别的什么，用来表明，他们在实际地利用这些产品，这些产品对他们有用；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是物本身所固有的，虽然羊未必想得到，它的“有用”性之一，是可作人的食物。 可见：人们实际上首先是占有外界物作为满足自己本身需要的资料，如此等等；然后人们也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它们在实际经验中对人们来说已经是这样的东西，即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使人们得到“满足”的物。如果说，人们不仅在实践中把这类物当做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而且在观念上和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满足”自己需要的物，从而也是“满足”自己本身的物｛当一个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他就对自己的需要、因而也是对自己本身，处于一种不满意的状态｝，——如果说，“按照德语的用法”，这就是指物被“赋予价值”，那就证明：“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种概念，而价值的其他一切形态，如化学元素的原子价［注：俏皮话：《Wert》是“价值”，也是“原子价”。——编者注］，只不过是这个概念的属概念［注：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但是瓦格纳先生的这种演绎法还更妙，因为他谈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人们’。这个非常简单的‘演绎法’，瓦格纳先生是这样来表现的：‘一个人的’（应读做：一个德国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自然愿望’是，使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外界物不仅是满足人类需要的资料，而且在口头上加以承认，因而也就成为这样的资料）……”。——编者注］。 一位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自然愿望”是，从某一个“概念”中得出“价值”这一经济学范畴，他采取的办法是，把政治经济学中俗语叫做“使用价值”的东西，“按照德语的用法”改称为“价值”。而一经用这种办法找到“价值”一般后，又利用它从“价值一般”中得出“使用价值”。做到这一点，只要在“价值”这个词的前面重新加上原先被省略的“使用”这个词就行了。 的确，劳（见第88页）只是告诉我们说，“必须〈对一位德国的学究教授来说〉确定，价值一般指的是什么”，并且天真地补充说，“按照德语的用法，这应该是指使用价值”。｛在化学中，一个元素的一个原子同其他元素的原子相化合的数目，叫做该元素的原子价。但是原子的化合的重量叫做各种元素的当量，等价量，如此等等。因而，必须首先给“价值一般”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如此等等。｝ 如果人把物当做“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来对待，那末他就把它们当做“财物”来对待，——瓦格纳这样证明。他赋予物以“财物”的属性，但是这一行为的内容并不因为瓦格纳先生把它改称为“赋予价值”而有丝毫的改变。在下面的话中，他的迟钝的脑子一下子“明白”了： “这是通过估价（价值的估价）来进行的，通过这种估价，财物或外界物被赋予价值，而价值是计量的。” 我们对瓦格纳先生从价值的估价（为了“清楚地认识和了解”问题，他自己把“估价”用括号补充为“价值的估价”）中得出价值这一点已经可以不谈了。“人”具有把财物当做“价值”来“估价”的“自然愿望”，这样也就使瓦格纳先生有可能履行诺言，得出“价值概念一般”。难怪瓦格纳偷偷地用“或”“外界物”来代替“财物”。他的出发点是：人把成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当做“财物”来“对待”。因而，他对这些物进行估价，正是通过把它们当做“财物”来对待。而对这种估价的“描写”，我们在前面就已经见过，例如： “人作为具有需要的生物，同他周围的外部世界处在经常的接触中，并且认识到，在外部世界存在着他的生活和福利的许多条件。”（第8页） 这无非就是指他“对外界物进行估价”，因为这些外界物满足他这个“具有需要的生物”，是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因此，正如我们后来所听到的，他把这些外界物当做“财物”来对待。 现在我们可以（尤其是在我们感觉到，教授的“自然愿望”是要得出价值概念一般时）把赋予“外界物”以“财物”属性，称为“赋予价值”。也许还可以说：人在把满足他的需要的外界物当做“财物”来对待时，对它们进行“估价”，赋予它们以“价格”，这样从“人”的活动方式中就得出“价格一般，的概念，并且readycut〔现成地〕给了德国教授。凡是教授本人做不到的事，他就迫使“人”去做，但是，“人”自己其实也无非是这个当教授的人，这个当教授的人认为，当他把世界列入抽象的标题时，他就了解世界了。但是，由于外界物被“赋予价值”在这里仅仅是外界物被赋予“财物”属性的另一种说法，所以我们决不能用这种办法，就像瓦格纳用欺骗办法想使人相信的那样，赋予“财物”本身以“价值”，当做一个不同于它们“作为财物的存在”的规定。这里只是用“价值”一词代替了“财物”一词。｛可见，这里还可以用“价格”一词。同样可以用“财宝”一词，因为“人”在给一定的“外界物”打上“财物”的印记时，对它们“进行估价”，因此把它们当做“财宝”来对待。由此我们看到，瓦格纳先生怎样用魔法，从“人的自然愿望”（它使教授获得自己的有限的概念世界）中立刻能得出价值、价格、财宝这三个经济范畴。｝但是瓦格纳先生有一个模糊的愿望：想摆脱自己的同义反复的迷宫，并且用狡猾的办法来证明“由此及彼”或者“由彼及此”。由此就得出这样的空话：“因此，财物，或外界物，被赋予价值”等等。由于瓦格纳先生把给“外界物”打上财物的印记，即把它们（在观念上）标明为和确定为满足人的需要的资料，同样叫做“赋予这些物以价值”，所以他就不能说赋予“财物”本身以价值，正如不能说赋予外界物的“价值”以“价值”一样。但是他利用“财物或外界物被赋予价值”这些词来玩弄saltomortale［注：直译是：惊险的飞跃；这里是：把戏。——编者注］。瓦格纳应该说：给一定的外界物打上“财物”的印记同样可以叫做：“赋予”这些物以“价值”；瓦格纳正是用这种办法得出“价值概念一般”的。内容并不因为这种说法的改变而改变。这始终只是在观念上标明或确定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所以，事实上只是认识和承认一定的外界物是满足“人的”需要的资料（但是，人本身事实上苦于“概念上的需要”）。 但是瓦格纳先生想使我们或他自己相信，他并没有给予同样内容的东西以两个名称，而是相反地，从“财物”的规定上升到与它不同的、更为成熟的“价值”的规定，而他达到这一点的办法只是，用“或”“财物”来代替“外界物”，——可是这个过程又为他用“或”“外界物”来代替“财物”“弄模糊”了。他的这种混乱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迷惑了他的读者。他同样可以采取下列办法把这种绝妙“推论”颠倒过来：人在把成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作为这种满足需要的资料，而从其他的外界物中区别出来并加以标明时，对这些物进行估价，赋予它们以价值或使它们具有“价值”属性；这同样可以这样来表达：他赋予它们以“财物”这个属性作为特殊的标志，或者把它们当做“财物”来评价和估价。因此，“价值”，或外界物，就被赋予“财物”的概念。这样，就从“价值”的概念中“推论出”“财物”一般的概念。所有这类推论的目的只是回避作者不能胜任的任务。 但是，瓦格纳先生一口气迫不及待地从财物的“价值”转到对这一价值的“计量”。 如果不偷运“价值”这个词，内容也绝对不变。似乎可以这样说：人在给一定的外界物（它如何如何）打上“财物”的印记后，就逐渐在这些“财物”之间进行比较，并根据自己需要的等级加以归类，如果愿意说的话，也可以说对它们进行“计量”。关于这些财物的真正尺度的发展情况，即它们的量的尺度的发展情况，瓦格纳决不应该在这里多谈，因为读者记忆犹新：这里谈的并不是关于“价值的计量”一般指什么。 ｛至于把成为满足人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标明为、指明为“财物”，同样可以称为“赋予这些物以价值”，——这一点瓦格纳不仅可以像劳那样，按照“德语的用法”来证明，而且可以用拉丁字dignitas（重要性、尊严、等级，等等）来证明，这个词用于物时，也是指“价值”；dignitas来自dignus，而后者来自dic，pointout，show，标明，表明；因而，dignus的意思是pointedout〔被指出的〕，由此也就得出digitus——手指，用手指着物和指明物；希腊语——δεικ-νυμι〔我表明〕，δακ-τυλοζ（手指）；哥特语—ga-tecta（dico）；德语——zeigen〔表明〕；如果注意到δεικνυμι（或δεικνυω）（使呈现，表现，指明）同δεχομαι具有共同的词根δεκ（保持，拿取），那末我们还可以得出许多进一步的“推论”。｝ 在瓦格纳先生不满七行的篇幅中，有那么多的陈词滥调、同义反复的混乱、咬文嚼字以及欺骗伎俩。 所以毫不奇怪，这个蠢汉（virobscurus）在耍了这些把戏以后还洋洋得意地继续说道： “如果像以前做过的那样｛正是瓦格纳做的｝，从人的需要和经济本性出发，去了解财物概念，并把价值概念合并到财物概念中，那末，争论得那么多的、而且为许多往往不过是虚假的深刻研究弄模糊了的价值概念，就很容易〈indeed〔的确〕〉弄明白｛rather〔不如说〕“弄糊涂”｝。”（第46页） 我们看到，这里是在玩弄概念；在virobscurus那里，概念的虚构的发展归结为“合并”和在一定程度上“分开”。 价值概念的进一步推论： 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主观价值或广义的财物价值＝财物因……其有用性……而被赋予的意义……这不是物本身的属性，虽然也以物的有用性作为客观前提｛因而以“客观”价值作为前提｝……在客观的意义上，“价值”、“各种价值”指的也是具有价值的财物，在这里（！）财物和价值，各种财物和各种价值，实质上就成为“同一的概念”了（第46、47页）。 瓦格纳在把通常叫做“使用价值”的东西叫做“价值一般”或“价值概念”以后，当然不会忘记：“用这种办法〈这样！这样！〉推论出来的〈！〉价值”，就是“使用价值”。他起先把“使用价值”叫做“价值概念”一般或“价值一般”，接着发现他只是就“使用价值”胡说了一通，从而“推论出了”使用价值，因为对他说来胡说和推论“实质上”是同一的思维作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是什么样的主观情况把瓦格纳先生同过去混乱的“客观”概念纠缠在一起。他向我们泄露了一个秘密：洛贝尔图斯曾写给他一封信（这封信可以在1878年的杜宾根“杂志”[255]上读到），在这封信里他（洛贝尔图斯）说明了，为什么“只有一种价值”，即使用价值。 “我〈瓦格纳〉赞同这个见解，它的重要性我在第一版里已经强调指出了。” 对于洛贝尔图斯所说的，瓦格纳是这样评论的： “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样才能把那种通常不合逻辑地把‘价值’‘分割’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做法改变过来，这一点我还在第一版第35节中就已经做了”（第48页，注释4）， 这位瓦格纳还把我列在（第49页，注释）那些主张“使用价值”应该完全从“科学”中“抛开”的人中间。 这一切都是“胡说”。Deprimeabord〔首先〕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所以没有任何必要把它“分割开来”。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并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现的形式上加以分析。在这里我发现，一方面，商品按其自然形式是使用物，或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这个观点来看，它本身就是“交换价值”。对后者的进一步分析向我表明，交换价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的“表现形式”，独立的表达方式，而后我就来分析价值。因此，我在第二版第36页上写得很清楚：“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曾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对象和‘价值’。一个商品，只要它的价值取得一个特别的、不同于它的自然形式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形式，就表现为这样的二重物”等等[256]。因而，我不是把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把它们当做“价值”这个抽象分裂成的两个对立物，而是把劳动产品的具体社会形式分为这两者；“商品”，一方面是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价值”——不是交换价值，因为单是表现形式不构成其本身的内容。 其次，只有对我的“资本论”一窍不通的virobscurus，才会做出结论说：既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的一个注释[257]中，驳斥了德国教授们关于“使用价值”一般的胡说，介绍那些希望知道一点实际的使用价值的读者去读“商品学指南”，所以使用价值对他说来就没有任何作用。当然，使用价值不起其对立物“价值”的作用，除了“价值”一词在“使用价值”这一名称里出现以外，价值同使用价值毫无共同之点。根据同样的理由，他也可以说，“交换价值”被我丢在一边，因为它只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不是“价值”本身，因为我认为，商品的“价值”既不是它的使用价值，也不是它的交换价值。 如果要对“商品”这个最简单的经济的具体物进行分析，那就必须把一切不涉及这个分析对象的关系放在一边。因此，就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所应该谈的，我说得不多，而另一方面，我却着重说明了使用价值即劳动产品在这里所表现的特征形式，即：“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就只是使用价值，而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第15页）[258]｛这就是洛贝尔图斯的“社会使用价值”的根源。｝因此，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特殊的历史性质。例如，在生活资料由社员共同生产和共同分配的原始公社里，共同的产品直接满足公社每个社员、每个生产者的生活需要，产品或使用价值的社会性质这里正是在于其共同的性质。｛相反地，洛贝尔图斯先生却把商品的“社会使用价值”变为“社会使用价值”一般，所以是胡说。｝ 由上可见，在分析商品时，——因为商品一方面表现为使用价值或财物，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像瓦格纳和一般德国教授们所做的那样，把各种关于不属于商品界领域的使用价值或财物的庸俗论述，如“国家财物”、“区的财物”等等，或者还有“健康”财物，等等，都“归并进来”，那纯粹是胡说。在国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者（如经营矿山、森林等等）的地方，它的产品是“商品”，因而具有其他一切商品的特点。 另一方面，这个virobscurus忽略了，就在分析商品的时候，我并不限于考察商品所表现的二重形式，而是立即进一步验证了商品的这种二重存在体现着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有用劳动，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形式，和抽象劳动，作为劳动力消耗的劳动，不管它用何种“有用的”方式消耗（这是以后说明生产过程的基础）；论证了在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货币形式即货币的发展中，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另一种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论证了剩余价值本身是从劳动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如此等等，所以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重要作用，但是——这是必须指出的——使用价值始终只是在这样一种场合才予以注意，即这种研究是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而不是从空谈“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些概念和词得出的。 因此，在分析商品时，即使在谈它的“使用价值”时，我们也没有立即联系到“资本”的定义，当我们还在分析商品的因素的时候，就谈资本的定义，那纯粹是荒唐的事。 瓦格纳先生对我的论述不满意（厌恶）的地方就是：我没有顺他的意，没有按照德国国粹教授的“愿望”，把使用价值同价值混淆在一起。德国社会（诚然很晚）正由封建自然经济，或者至少是由这种经济占优势，逐渐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但是教授们的一只脚却仍然站在旧的垃圾上，这是很自然的。他们从地主的农奴变成了国家的，俗称政府的农奴。因此，我们的virobscurus甚至没有看出我的这种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分析方法，同德国教授们把概念归并在一起（“以言语掉弄舌锋，以言语构成一个系统”［注：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的方法毫无共同之点，就这样说道： “根据洛贝尔图斯和谢夫莱的观点，我把一切价值的使用价值性质提到首要地位，而且更加强调使用价值的估价，因为交换价值的估价对许多极重要的经济财物甚至根本不能应用｛是什么东西迫使他这样应用的呢？因为他作为一个国家官员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使用价值同价值混淆在一起！｝，例如对国家及其服务以及其他公共经济关系就是如此。”（第49页，注释） ｛这使我们想起化学这门科学产生以前的古化学家。因为在日常生活（按照北方的习惯）中直截了当地称为奶油的烹调用奶油具有柔软的特点，他们就把氯化物，如无水氯化锌、三氯化锑等等也叫做什么什么奶油［注：在德语中无水氯化锌是Zinkbutter，按字面译是锌奶油；三氯化锑是Anti-monbutter，按字面译是锑奶油。——译者注］等等；因而，用这个virobscurus的话来说，“他们坚信，所有的氯化物、锌化物和锑化物都具有奶油的性质。”｝这种无稽之谈归根到底就是这样：因为某些财物，特别是国家（一种财物！）及其“服务”｛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的服务｝不是“商品”，所以包含在“商品”本身中的对立的性质｛这些性质同样清楚地反映在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上｝应当互相混淆！不过，瓦格纳及其同伙未必能证明，他们的“服务”，按照其“使用价值”、按照其物的“内容”来“估价”，比按照其“薪金”［注：俏皮话：《Gehalt》是“内容”，也是“薪金”。——译者注］（用瓦格纳的话说是根据“社会限定价格”）即按照其报酬来“估价”，会对他们更有利。 ｛这个德国人的全部蠢话的唯一的明显根据是，价值［Wert］或值［Würde］这两个词最初用于有用物本身，这种有用物在它们成为商品以前早就存在，甚至作为“劳动产品”而存在。但是这同商品“价值”的科学定义毫无共同之点，就像盐这个词古代的人最初用来指食盐，后来，从普林尼以来，糖和其他物也列入盐类，｛indeed〔事实上〕是一切能溶解于水，并具有特殊味道的无色的固体｝，但这并不意味着“盐”的化学范畴包括糖等等。｝ ｛买主购买商品并不是因为它具有价值，而是因为它是“使用价值”，可用于一定的目的，所以不言而喻：（1）使用价值受到“估价”，也就是说它们的质量受到检验（正如它们的数量受到度量、衡量等等一样）；（2）当各种商品可以互相代替用于同一消费目的时，其中某种商品会占优先地位，如此等等。｝ 在哥特语里表示Wert和Würde的只有一个词——vairths，τιμη，｛τιμαω估价，即评价；确定价格或价值，定价；比喻的意思是：尊重，珍视，着重，特别看待。Τιμη——估价，因此是：决定价值或价格，评价，定价。其次：价值的估价，以及价值或价格本身（按希罗多德，柏拉图的用法），按狄摩西尼的用法，αιτιμαι是费用的意思。再次：高的评价，尊敬，尊重，荣誉席，光荣的职位。见罗斯特的希德辞典[259]。｝ 在哥特语里，价值，价格（根据舒耳采的辞典[260]）是：vairths形容词是αξιοζ，ικανοζ。 在古代北部德意志语里是：verdhr——有价值的，verdh——价值，价格；在盎格鲁萨克逊语里是：veordh，vurdh；在英语里是：worth，形容词；作为名词，它的意思是Wert和Würde。 ｛“在中部高地德意志语里是：wert，第二格——werdes；形容词是dignus，以及pfennincwërt；wert，第二格——werdes，价值，意义，贵重；aestimatio，一定价值的商品，例如，pfenwert，pennyworth；werde：meritum，aestimatio，dignitas——有价值的质。”（戚曼“中部高地德意志语辞典”）[261]。｝ 可见，Wert和Würde，无论就词源来说，或是就意思来说，相互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一情况之所以模糊起来，是由于在现代高地德意志语中，Wert这个词的没有限制的（错误的）词尾变化方式成了通常的现象：Werth，Werthes代替Werdes，因为同哥特语中的th相当的是，高地德意志语中的d，而不是th＝t，中部高地德意志语里的情况也是这样（wert，第二格werdes）。按照中部高地德意志语的规则，d在词尾应该变成t，即wert变为werd，但是第二格为werdes。 但是，所有这一切同“价值”这个经济范畴毫无共同之点，就像同化学元素的原子价（原子论）或化学的当量或同价（化学元素的化合量）毫无共同之点一样。 其次，必须注意，——甚至从这些词的关系来看——由Würde和Wert最初的同一来源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出，就像从物的本性可以得出一样，这个词是用于物，即用于劳动产品的自然形式，后来被原封不动地直接转用于价格，即价值的发达形式，亦即交换价值，但这同事情的实质毫无共同之点，正如这个词仍然被用来表示优越，光荣的职位等等一样。所以，在这里，在语言方面，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差别。 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virobscurus常常引用的证人洛贝尔图斯｛他的文章可以在杜宾根“杂志”上找到｝。这个virobscurus引证了洛贝尔图斯下列的话： 正文第48页： “只有一种价值，那就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或者是个人的使用价值，或者是社会的使用价值。前一种使用价值与个人及具需要相对立，同某一个社会组织没有任何关系”—— ｛这已经是胡说（参看“资本论”第171页[262]），那里是这样说的，劳动过程，作为创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等等，是“它的”（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共有的”，并且“与它的各种社会形式无关”｝。（第一，与个人相对立的不是“使用价值”这个词，而是具体的使用价值，至于其中哪些使用价值与他“相对立”（在这些人看来，一切都“立着”；一切都有“等级”［注：俏皮话：《steht》——“立着”《ständisch》——“等级的”。——编者注］），那完全取决于社会生产过程的阶段，因而也和“某一个社会组织”相适应。如果洛贝尔图斯要说的只是这样一种陈词滥调，即实际作为使用对象与某个个人相对立的使用价值，是作为他的个人的使用价值同他相对立，那末，这或者是陈腐的同义反复，或者是错误的论断，因为即使不谈稻子、玉蜀黍、小麦或者肉｛肉就不是作为食物与印度教徒相对立｝这类物，——个人对教授称号或枢密顾问称号或某个勋章的需要，也只有在完全一定的“社会组织”内才是可能的）。 “后一种使用价值是由许多个别的机体（或个人）组成的社会机体具有的使用价值。”（正文第48页） 漂亮的德语！这里指的是“社会机体的”“使用价值”，还是“社会机体”占有的使用价值｛例如原始公社的土地｝，还是某个社会机体内的使用价值的一定“社会”形式——例如在商品生产占统治的地方，在那里一个生产者所提供的使用价值必须是“为别人的使用价值”，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是“社会的使用价值”？同这种不学无术的人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现在来谈谈瓦格纳的浮士德［注：即洛贝尔图斯。——编者注］的另一个论点：“交换价值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使用价值的历史外壳和附属物。如果把交换价值作为逻辑的对立物同使用价值相对立，那末就使历史概念同逻辑概念处于逻辑的对立，这在逻辑上是不容许的。”（第48页，注释4）瓦格纳在那里洋洋得意地说：“这完全正确！”但是究竟谁这样做呢？无疑，洛贝尔图斯是指我，因为据他的助手鲁·迈耶尔说，他写了一本“大部头的反驳‘资本论’的手稿”。谁使之处于逻辑的对立呢？是洛贝尔图斯先生，在他看来，无论是“使用价值”或是“交换价值”，就性质来说，两者都仅仅是“概念”。事实上在任何的价目表中，每一种商品都经过这种不合逻辑的过程，它作为财物或使用价值，作为棉花、纱、铁、粮食等等不同于其他商品，表现为在质上和其他商品完全不同的“财物”，但同时又表现自己的价格，表现为质上相同而量上不同的同一本质的东西。对使用它的人来说，它表现为自己的自然形式，而作为交换价值，它就表现为同自然形式完互不同的、为它和其他商品所“共有的”价值形式。在这里，只有在洛贝尔图斯和他的同类的德国学究教授们那里才有“逻辑的”对立，他们不是从“社会物”、“商品”出发，而是从价值的“概念”出发，然后把这个概念本身分裂为二，接着就来争论，在这两个臆想的观念中，哪一个才是真实的！ 在这些矫揉造作的词句背后隐藏的只是这样一个不朽的发现：人在任何状态下都要吃、喝等等｛不能再往下说了，什么要穿衣服或要有刀叉，要有床和住房，因为这并不是在任何状态下都需要的｝；一句说，他在任何状态下都应该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到自然界去寻找现成的外界物，并占有它们，或者用在自然界发现的东西进行制造；因而，人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事实上总是把一定的外界物当做“使用价值”，也就是说把它们当做自己使用的对象。因此，按照洛贝尔图斯的意见，使用价值是一个“逻辑的”概念；从而，由于人需要呼吸，“呼吸”就是一个“逻辑的”概念，而决不是“生理学的”概念。洛贝尔图斯把“逻辑的”概念和“历史的”概念对立起来，就完全暴露出他的肤浅！他把“价值”（经济学上的，和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对立的）只是理解为它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但是由于后者只是在那样的地方才出现，在那里，至少有一部分劳动产品即使用对象成为“商品”，而这并不是一开始就发生的，而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即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才发生的，所以交换价值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如果洛贝尔图斯（下面我将谈到，为什么他看不到这一点）进一步分析商品的交换价值（因为交换价值只是存在于有许多商品、有不同种商品的地方），那末他就会在这个表现形式的背后发现“价值”。如果他再进一步研究价值，那末他就会发现，在这里，物，“使用价值”，只是当做人类劳动的物化，当做相同的人类劳动力的消耗，因而这个内容表视为物的对象性质，表现为物本身固有的性质，虽然这种对象性不表现在其自然形式上｛正是由于这一点，特殊的价值形式就成为必要｝。这样一来，他就会发现，商品的“价值”只是以历史上发展的形式表现出那种在其他一切历史社会形式内也存在的、虽然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东西，这就是作为社会劳动力的消耗而存在的劳动的社会性。因此，如果说商品的“价值”只是一切社会形式内都存在的东西的一定的历史形式，那末，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为特征的“社会使用价值”也是这样。洛贝尔图斯先生引用了李嘉图的价值量的尺度，但是也和李嘉图一样，不研究或不了解价值实体本身；例如，他不了解原始公社这个相互联系的劳动力的共同机体中［劳动过程］的“共同”性，因而也不了解这些劳动力的劳动即劳动力的消耗的“共同”性。 在这个问题上再来谈瓦格纳的谬论就是多余的了。 价值量的尺度。这里瓦格纳先生同意我的看法，但是认为，遗憾的是，我“排除了”“形成资本的劳动”（第58页，注释7）。 “在受社会机构调节的交易中，规定限定价值或限定价格，应该同这种费用因素｛他把在生产等等中消耗的劳动量称为费用｝相适应，在过去的行政机关和行会的限定价格中在原则上就是这样，在任何新的限定价格制度下｛指社会主义的（！）｝也必然会是这样。但是，在自由交易中，费用不是规定交换价值和价格的唯一基础，并且在任何可能设想的社会制度下，都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因为不管费用怎样，使用价值和需要是一定会发生波动的，而这种波动对交换价值和价格（合同价格和限定价格）的影响，改变着和一定会改变费用的影响”，等等（第58、59页）。“这个｛正是这个！｝对社会主义价值学说的非常聪明的修正……是谢夫莱的功劳”〈！〉，他在“社会体”第3卷第278页上写道：“不管社会对需要和生产发生任何影响，务必使所有的需要在质上和量上每次都同生产保持平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费用的社会指标就不可能同时成为使用价值的按比例的社会指标”（第59页，注释9）。 这一切只是关于市场价格高于或低于价值的变动的陈词滥调，并设想在“马克思的社会国家里”，他为资产阶级社会阐发的价值理论仍然有效，这一点可由瓦格纳下面这段话来证明： “它们〈价格〉将暂时地或多或少背离它们｛费用｝，它们对使用价值增大的财物来说将提高，对使用价值减少的财物来说将降低。费用只有在长时期内才能作为一个决定性的调节者发生作用”，等等（第59页）。 法。下面这一段话足以说明我们的virobscurus关于法对经济的创造性影响的臆想，虽然在这一段话中包含的荒谬观点，他在许多地方宣扬过： “个体经济都由某个作为法的和经营的主体的个人来领导，以充当其技术和经济活动的器官……这不是一种纯经济现象，而同时取决于法的性质。因为法决定，谁被承认是这个个人，因而可以领导某个经济”，等等（第65页）。 交通和运输事业（第75—76页和第80页，注释）。 第82页上“解释｛某个经济的｝财物总量（实物的）组成部分的变换”｛瓦格纳又称之为“财物变换”，谢夫莱称之为“社会物质变换”｝。｛这至少是后者的一个场合：在说明生产的“自然”过程时我也使用了这个名称，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那一段话，是从我这里抄袭去的，那里在分析Ｗ—Ｇ—Ｗ〔商品—货币—商品〕时，第一次出现了物质变换，而以后形式变换的中断，也是作为物质变换的中断来说明的。 瓦格纳先生其次谈到某个生产部门（在他看来，是某个“个体经济”）中财物的“内部变换”，这些话一部分应用于它们的“使用价值”，一部分应用于它们的“价值”，这些话也是我在分析Ｗ—Ｇ—Ｗ的第一阶段，即Ｗ—Ｇ（如织麻布的人的例子，“资本论”第85、86、87页）时说过的，那里结尾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的商品所有者发现：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人与人的相互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资本论”第87页）。[263] 通过交易获得财物的契约。在这里这个蠢汉（virobscurus）完全本末倒置。在他看来，先有法，后有交易；而实际情况却相反：先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制。我在分析商品流通时就指出，还在不发达的物物交换情况下，参加交换的个人就已经默认彼此是平等的个人，是他们用来交换的财物的所有者；他们还在彼此提供自己的财物，相互进行交易的时候，就已经做到这一点了。这种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等等，但是这一形式既不构成自己的内容，即交换，也不构成存在于这一形式中的人们的相互关系，而是相反。与此相反，瓦格纳写道： “这种获得｛通过交易获得财物｝必须以一定的法制为前提，根据它〈！〉进行交易”，等等（第84页）。 信贷。瓦格纳没有阐明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就立即把流通过程（只要这一过程是以两个等价物在W-G中不是同时互相对立的形式来完成的）变为“信贷交易”（第85页及以下各页），而且“补充说”，它往往同“利息”的支付相联系，这也是为了把“给予信任”，从而把“信任”当做“信用”的基础。 关于普赫塔等人对“财产”的法律概念，根据他们的看法，作为负数组成部分的债务，也是财产（第86页，注释8）。 信贷或者是“消费信贷”，或者是“生产信贷”（第86页）。前者在文明的低级阶段占主要地位，后者在“高级”阶段占主要地位。 关于古罗马负债的原因｛贫困的原因：收成不稳定，兵役，奴隶的竞争｝（见耶林“罗马法的精神”第3版第2部第2册第234页[264]）。 按照瓦格纳先生的意见，在“低级阶段”，“消费信贷”在“下层被压迫”阶级和“上层挥霍”阶级中间占统治地位。事实上：在英国和美国“消费信贷”随着储蓄银行系统的建立而普遍流行！ “特别是生产信贷……表现为以土地私有制和流动资本为基础并允许自由竞争的国民经济的一个经济因素。它同财产的占有相联系，而不是同作为纯经济范畴的财产相联系”，因此，只是“历史－法的范畴。”（！）（第87页） 个体经济和财产对外界影响，尤其是对国民经济行情影响的依赖。 （1）使用价值方面的变化：随着作为一定自然过程的条件的时间的推移，它们在某些情况下有所改进（葡萄酒、雪茄烟、小提琴，等等）。 “在多数情况下变坏……分解为自己的物的组成部分，各种意外情形。”与此相适应的是交换价值在这方面的“变化”，“价值提高”或者“价值降低”（第96、97页）。见关于柏林的住房租赁契约（第97页，注释2）。 （2）人对财物属性认识方面的变化：由于这种认识的变化，在好的情况下“财产增加”。｛1620年左右森林的减少已经威胁到炼铁生产的继续存在，当时英国利用煤来炼铁；化学上的发现，如碘（含碘的盐源的利用）。磷钙石做肥料。无烟煤做燃料。煤气照明材料，照相材料。发明染料和药物。古塔波胶。橡胶。植物象牙（用Phytelephasmacrocarpa做的）。杂酚油。蜡烛。利用沥青、松针（松毛）、高炉的煤气、煤焦油制造苯胺，利用废毛、锯屑，如此等等。｝在不好的情况下，有用性减少，因而价值也降低（例如，猪身上发现旋毛虫，染料和植物中发现毒物，等等）（第97、98页）。发现土地中的矿物、它的新的有用属性及其新的用途，使土地所有者的财产增加（第98页）。 （3）行情。 有些外界条件对“用于交易的财物的生产、需求和销售”……从而对它们的“交换价值”，以及对“个别现成的财物的交换价值有重大影响”，这一切外界“条件”的影响……“完全或者几乎不取决于经营的主体”“或所有者”（第98页）。行情是“自由竞争制度”中的“决定性因素”（第99页）。一个人“通过私有制的原则”获得“其不应获得的东西”，而另一个人则遭到“损失”、“经济上不应有的亏损”。 关于投机（第101页，注释10）。住宅的价格（第102页，注释11）。煤炭工业和炼铁工业（第102页，注释12）。技术上的许多变化降低工业品如生产工具的价值（第102、103页）。 在“人口不断增长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是有利于土地占有，特别是城市（在大城市）的土地占有的机会，尽管偶然地有时候和有些地方发生一些偏离和波动”（第102页）。 “因此，行情对土地占有者特别有利。”（第103页）“这些利润，以及其他大多数和行情相联系的利润……是与‘投机亏损’相一致的纯拉机利润。”（第103页） “粮食买卖”（第103页，注释15）的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必须 “公开承认……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实质上是行情的结果”，而这必然“削弱个人在经营上的责任心的意义”（第105页）。 因此，“如果现在的国民经济组织及其法的基础〈！〉，土地的私有制和资本等等被看做是基本上不应变化的制度”，那就没有（在说了冗长的废话以后）任何办法“来消除……｛那些由此产生的灾祸，如销售方面的阻碍、危机、解雇工人、减少工资，等等的｝原因”，从而消除“这个祸害本身”；至于“征兆”或“祸害的后果”，瓦格纳先生认为有可能消除，其办法是征收“行情利润”“税”，通过建立“合理的……保险制度”来防止成为行销产物的“经济上不应有的”“亏损”（第105页）。 这个蠢汉说，如果认为现在的生产方式及其“法的基础”是“不应变化”的，就会得出这个结果；而他的研究比社会主义学说深刻得多，将洞察“事物的本质”。Nousverrons〔我们会看到〕究竟用什么办法？ 形成行情的各个主要因素。 （1）在天气和政治条件（例如耕地由于战争遭到破坏）的影响下，主要食物的收成不稳定。这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第106页。｛关于粮食商贩，见图克“价格史”[265]；关于希腊——伯克“雅典人的国营经济”第1卷第1册第15节[266]；关于罗马——耶林“精神”第238页。在我们的时代，每次价格稍许有些提高，下层阶级居民中死亡率就增高，这“无疑地证明，工人阶级群众的平均工资很少超过生活上绝对必需的数目”（第106页，注释19）。｝交通工具的改进｛正如我们在注释20中读到的，“同时”成为“使价格拉平的粮食投机买卖的极重要前提”｝，土地耕作法的改变｛“轮作制”——“栽培不同的产品，它们由于天气的变化受到不同的影响，有利或者不利”｝；因此，“同中世纪和古代”相比，在短时期内，粮价的波动较少”。但是现在波动还很大（见注释22，第107页；事实见同上）。 （2）技术方面的变化。新的生产方法。贝氏钢代替铁，等等，第107页（再加上注释23）。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 （3）影响人和财物的空间移动的交通和运输工具的变化；这影响……土地和相对价值低的物品的价值；一系列生产部门必须克服困难采用其他生产方法（第107页）。｛再加上注释24，同上。交通近便地方的土地的价值由于这里生产的产品销路好而提高；城市人口便于集中，因此城市和靠近城市的地方的土地价值大大提高。粮食及其他农产原料、木料和矿产品便于从目前价格便宜的地方输往价格高的地方；因此，前一个地区的有固定收入的居民阶层的经济状况恶化，相反，那里的生产者，尤其是土地占有者的情况改善。粮食和其他相对价值低的材料便于输入，就起相反的作用。它有利于输入地区的消费者，而不利于那里的生产者。必须过渡到其他的生产，例如从农业过渡到畜牧业，英国从四十年代起就是如此，德国由于东欧廉价粮食的竞争也是如此；对于德国的农业主来说，这是困难的（在目前），第一、由于气候，第二、由于不久前工资急剧提高，农业主不可能像工厂主那样容易把工资的提高转移到产品上去，等等。｝ （4）趣味的变化、时式等等，这往往是在短时期内很快发生的。 （5）国内交换和国际交换范围内的政治变动（战争、革命、等等）；指由于在分工的加强、国际等等交换的发展、信贷因素的影响、现代战争的巨大规模等等情况下信任或者不信任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第108页）。 （6）农业、工业和商业政策的变化（例如：英国谷物法的改革）。 （7）全体居民的分布状况和总的经济状况的变化，例如从农业地区移住城市（第108、109页）。 （8）个别居民阶层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变化，例如由于保证结社自由等等（第109页）。｛法国的50亿赔款[267]，同上，注释29。｝ 个体经济中的费用。所谓生产“价值”的“劳动”（一切费用都归结为这种劳动），也应该是指真正广义的、包括“一切人类有目的的、为获得收入所必需的活动”的“劳动”，因而尤其应该是指“领导者的精神劳动和资本借以形成和应用的活动”，“因此”酬谢这种活动的“资本的利润”是“费用的构成因素”。“这个观点同社会主义的价值和费用理论，同对资本的批评是相矛盾的。”（第111页） 这个蠢汉偷偷地塞给我这样一个论断：只是由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不合理地为资本主义企业主所得”（第114页，注释3）。然而我的论断完全相反：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按照商品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规律，“剩余价值”归资本家，而不归工人。且不谈这类诡辩，只举出下列的陈词滥调，就可以揭露我们的viriobscuri的讲坛社会主义性质： “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者的人”“忽视许多剥削的情形：纯收入分配不合理〈！〉和个别企业的生产费用过分地缩减到有损于工人（时而也有损于借贷资本家）而有利于雇主”（同上）。 英国和法国的国民收入（第120页，χ-φ）。 国家的年度总收入： （1）一年内新生产的财物总和。本地原料应该完全列入自己的价值总额；用本地和外国原料制造的产品算在｛避免原料计算两次｝借助工业劳动取得的价值提高的总额中；在商业和运输业中流通的原料和半成品算在由此造成的价值提高的总额中。 （2）国外输入的货币和商品，即一国根据信贷契约或该国国民的国外投资所产生的债务的利息。 （3）该国航运从对外贸易和过境贸易中因输入外国的财物而实际所得的海运利润。 （4）国外汇寄给在该国的外侨的现金或商品。 （5）没有相应的补偿而输入的财产，例如，另一国向该国长期纳贡，经常移民和经常输入移民的财产。 （6）入超的商品和货币额，｛但这时在第一项应该扣除向国外的输出｝。 （7）供使用的财产（如住宅等等）因使用而提供的价值额（第121、122页）。 纯收入中应该扣除向外国航运事业支付运费而输出的财物（第123页）。｛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生产价格（国内的）＋运费＝出售价格。如果一国用自己的船只输出商品，那外国就支付运费；如果这里存在的市场价格，等等｝。 “除了长期纳贡以外，还应该加上向国外的外国国民定期支付的款项（例如：波斯人对希腊人的贿赂，路易十四时代给外国学者的奖金，圣彼得的迪纳里[268]）。”（第123页，注释9） 为什么不算德国的公爵们从法国和英国定期获得的津贴？ 见由“国家和教会的服务”（第125页，注释14）构成的私人收入的素朴形式。 从个体经济和国民经济的观点来估价价值。 库尔诺在“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1838年版）一书中，把消毁一部分商品储备而后贵卖其余的商品叫做“商业意义上的真正的创造财富”[269]（第127页，注释3）。 关于私人的消费储备即瓦格纳所谓的“供使用的资本”的减少，——在现在的文明时期，尤其是在柏林，第128页，注释5和第129页，注释8和10；生产企业中的货币或自有的流动资本太少，第130页和同上，注释11。 现在对外贸易具有比较重大的意义（第131页，注释13和第132页，注释3）。 卡·马克思写于1879年下半年—1880年11月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30年俄文版第5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247]“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马克思1879年下半年—1880年11月在伦敦写的，收在他1879—1881年的笔记中。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批评的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卷。国民经济的一般性的或理论性的学说，第1部分：基础”1879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第2版（《LehrbuchderpolitischenOekonomie．Bd．Ⅰ．AllgemeineodertheoretischeVolkswirthschaftslehre，Th．Ⅰ．Grundle-gung》．2．Ausg．，LeipzigundHeidelberg，1879）。马克思在批评瓦格纳歪曲“资本论”中阐述的价值理论时，再一次表述了自己的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并加以具体化。马克思的“评论”前面有他所编的五十四种书目，这些书目是从瓦格纳书上所列的参考书中引来的。 “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于1930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5卷上。——第396页。 [248]卡·亨·劳“国民经济学说的原理”1847年海得尔堡第5版第63页（K．H．Rau．《GrundsätzederVolkswirthschaftslehre》．5．Ausg．，Heidelberg，1847，p．63）。——第398页。 [249]见“马克思恩格斯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47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0页）。——第399页。 [250]指尼·季别尔“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年基辅版。——第400页。 [251]阿·谢夫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特别是对经济活动形式和财产形式的考察”1870年杜宾根版（A．Schäffle．《KapitalismusundSocialismusmitbesondererRücksichtaufGeschäfts-undVermögensformen》．Tübingen，1870）。——第402页。 [252]指谢夫莱1875年在哥达匿名出版的《DieQuintessenzdesSocia-lismus》一书。——第402页。 [253]阿·谢夫莱“社会机体的结构和生命”1875—1878年杜宾根版第1—4卷（A．Schäffle．《BauundLebendessocialenKörpers》．Bd．Ⅰ-Ⅳ，Tübingen，1875—1878）。——第402页。 [254]K．H．Rau．《GrundsätzederVolkswirthschaftslehre》．8．Ausg．，Ⅰ．Abt．，LeipzigundHeidelberg，1868，S．88．——第404页。 [255]“一般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fürdiegesammteStaatswi-ssenschaft》）——自由派的政治经济评论，1844—1943年在杜宾根出版，中有间断。1875年5月31日洛贝尔图斯给瓦格纳的信，曾载于上述杂志第34卷阿·瓦格纳的“略论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EinigesvonundüberRodbertus-Jagetzow》）一文中。——第411页。 [256]K．Marx．《DasKapital》．2．Aufl．，Bd．Ⅰ，Hamburg，1872，S．36（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38—39页）。——第412页。 [257]马克思所指的注释载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6页）。——第413页。 [258]K．Marx．《DasKapital》．2．Aufl．，Bd．Ⅰ，Hamburg，1872，S．15（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3页）。——第413页。 [259]V．Rost．《Deutsch-GriechischesWörterbuch》．Abt．Ⅰ，A-L，Göttingen，1829，S．359．——第416页。 [260]恩·舒耳采“哥特语辞典”［1848年］马格德堡版第411页（E．Schulze．《GothischesGlossar》．Magdeburg，［1848］，S．411）。——第416页。 [261]阿·戚曼“实用中部高地德意志语辞典”1838年克韦德林堡和莱比锡版第634—635页（A．Ziemann．《MittelhochdeutschesWörterbuchzumHandgebrauch》． QuedlinburgundLeipzig，1838，S．634—635）。——第417页。 [262]K．Marx．《DasKapital》．2．Aufl．，Bd．Ⅰ，Hamburg，1872，S．171（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00页）。——第418页。 [263]马克思在这里和在上面引证的是1872年在汉堡出版的“资本论”第2版第1卷（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6—98页）。——第422页。 [264]鲁·耶林“罗马法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精神”1874年莱比锡第3版第2部第2册第234—259页（R．Jhering．《GeistdesrömischenRechtsaufdenverschiedenenStufenseinerEntwicklung》．3．Aufl．，Th．Ⅱ，BuchⅡ，Leipzig，1874，S．243—259）。——第423页。 [265]托·图克和威·纽马奇“1848—1856年九年中的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这是从1792年到现在为止的价格史的第五和第六两卷”1857年伦敦版第5卷第1部。“论1847—1856年的粮食价格”（T．TookeandW．Newmarch．《AHistoryofPrices，andoftheStateoftheCirculation，duringtheNineYears1848-1856．Intwovolumes；formingthefifthandsixthvolumesoftheHis-toryofPricesfrom1792tothepresenttime》．Vol．Ⅴ，London，1857，PartⅠ．《Onthepricesofcornfrom1847to1856》）。——第426页。 [266]A．Böckh．《DieStaatshaushaltungderAthener》．Bd．Ⅰ，BuchⅠ，Berlin，1817，Ｓ．84—107．——第426页。 [267]指1870—1871年普法战争以后，法国的50亿赔款对德国经济状况影响的结果。——第427页。 [268]圣彼得的迪纳里——罗马教皇每年向天主教徒征收的捐税（最初是在圣彼得节日向每户征收迪纳里）。至今仍为罗马教廷用于进行反动的天主教宣传的重要收入来源。——第429页。 [269]A．Cournot．《Recherchessurlesprincipesmathématiquesdelathéoriedesrichesses》．Paris，1838，p．7．——第429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对一页“公社史”的意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对一页“公社史”[240]的意见 （1870年10月30日梯也尔先生的停战[241]） （1877年2月初） 除非参加九月四日事件的人极端愚蠢和虚伪透顶，才会把这一停战消息称为“好消息”。对于普鲁士人说来，确实是个好消息…… 麦茨的投降刚刚使普鲁士军队的6个军（12万人）恢复了行动自由。只有像特罗胥和茹尔·法夫尔之流的人才看不到：这支新军队必然抵达法国中部以后，任何想使巴黎解围的试图都几乎不可能实现；当时不是缔结停战协定的时刻，而是在军事上作最大努力的时刻。要做到这一点，总共只剩下15天的时间，但这是极其宝贵的15天，是战争的紧要关头。 情况就是如此。 为了封锁巴黎，除3个步兵师以外，德国人必须动用全部军队。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后备队，因为这3个师占领奥尔良和夏龙以后，就受到卢瓦尔军团的牵制，而不能起后备队的作用了。在西部、北部和东部，只有一支骑兵部队担负这一地区的警戒和巡逻，但是没有能力抵挡步兵的进攻，守住这一地区。 到10月底，包围巴黎的德军战线，在对付城市的这一边已经大大巩固了。但是任何从外部发动的进攻，都可能在开阔地打得普鲁士人措手不及。只要出现5万人，即使像当时法国所拥有的那样年轻的军队，也能突破封锁并恢复巴黎同全国的联系。这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本来应当迅速采取行动，可是却出现了如下情况。 巴黎政府同意了停战（10月30日），这次停战尽管时间很短，仍然给为了封锁而疲于种种作业和夜间值勤的德军以喘息时机。 从自己方面来说，奥雷耳·德·帕拉丹于11月2日把自己的军团集结在维埃尔宗，打算开往博让西，在那里横渡卢瓦尔河，插入占据夏托登的普鲁士人（第二十二师）和驻在奥尔良的巴伐利亚人的中间。从维埃尔宗到博让西约45公里，两天之内完全可以到达。但是，据德国的资料（“……军事思想和见解”[242]等等）所载，甘必大天真地以为，用火车运送4万人的军团可以像运送普通旅客一样迅速。于是他命令将军：不得步行，而用火车把他的军团从维埃尔宗调往图尔，再从图尔调往博让西。将军提出异议，甘必大则坚持己见。结果，卢瓦尔军团不是走了两天，也不是走了45公里，而是沿着铁路旅行了180公里，费了五天时间，并且不能避开敌人的侦察。该军团一直到7日才在博让西重新集结，准备行动。但是已经失去了三天宝贵的时间，敌人已经对这次调动有了戒备。 这是怎样的日子啊！11月3日，在这最紧要的一天里，普鲁士整整一个旅的骑兵在十支人数众多的自由射手[243]队伍的进攻下，不得不放弃曼特，退往韦尔。另一方面，法国各兵种的大量兵力从库尔维耳朝沙特尔方向调动时暴露了目标。如果卢瓦尔军团不是坐火车游逛，而是在4日就发动进攻（它完全可以做得到）；如果它插入巴伐利亚人和普鲁士第二十二师的中间（这是容易做到的）；如果它能利用自己在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将敌人各个击破，然后向巴黎推进，那末，几乎可以有把握地说，巴黎是会解围的。 毛奇无疑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危险，因此他决定在必要时采取拿破仑在曼都亚所采取的行动[244]，即取消封锁，放弃配置在维拉库布勒的围城炮兵纵列，集结自己的军队以便在开阔地行动，直到取得胜利以后，即从麦茨调来军队以后，再恢复封锁。凡尔赛大本营已经把行李装上车子，整装待发，只待套马启程了（据目击者瑞士上校埃尔拉赫[245]所说）。 如果普鲁士人被迫取消对巴黎的封锁，这就可能引起欧洲方面的压力，并导致光荣的和平。无论如何，这一事实一定会首先对欧洲、其次特别是对法国产生巨大的道义影响，最后也会对德国人产生相反的道义影响。至于这一事实的物质后果！巴黎至少可以有15—20天的时间，利用通往南部和西部的各条铁路调集粮食，储存起来，这就等于延长一两个月的防守时间。还可以赢得同样多的时间在外省组织军队。这些军队抗击敌人时就不会再是纪律松弛、缺乏训练、缺乏装备、几乎是赤手空拳的状况了。要使法国重获胜利的希望，就只有赢得时间。这种机会在11月3日和4日是出现过的，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机会被错过了。 让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事态的发展。巴黎甚至没有打算出击。在一星期内，从西面向巴黎靠拢的兵力没有作过任何进攻的尝试。这是不奇怪的。这些兵力大概相当薄弱。甘必大责成凯腊特里先生组织西方军团的命令是10月22日发出的。 只有卢瓦尔军团在11月7日才在博让西附近作好战斗准备。一直到9日奥雷耳才向库耳米埃的巴伐利亚人发起攻击。巴伐利亚人一看到从沙特尔方面向他们靠拢的普鲁士第二十二师必然会撤退，他们就退往土里，第二天，即11月10日，他们就和这个师在土里会合。奥雷耳就按兵不动了。同时，从麦茨开来的3个军共6万人，以强行军从塞纳河方面逼近。从麦茨乘火车来的另外两个普鲁士师（第三师和第四师）已经到达巴黎。现在毛奇有可能把普鲁士第十七师调往土里，该师于12日到达土里。这样一来，德国的4个师，约35000人就作好了同卢瓦尔军团作战的准备。卢瓦尔军团再也不使他们感到不安了。 然而在11月14日，大批法军从德勒开往格丹，距凡尔赛只有两天路程。毛奇在这一方向暂时只有自己的骑兵部队，不能进行充分有效的侦察，来弄清这支先遣队后面还有多少兵力。当天他又打算放弃凡尔赛并取消封锁（勃鲁美[246]）。 但是这一次解决问题已经不以天计算，而是以小时计算了。从麦茨最先调来的一个军（第九军）当天就抵达枫丹白露。第三军定于16日和18日抵达奈木尔，而第十军定于19日抵达云纳河岸茹瓦尼。毛奇把第十七师派往郎布耶，把第二十二师派往沙特尔，把巴伐利亚人派往奥诺，即穿到卢瓦尔军团（他给卢瓦尔军团让出通向巴黎的道路）和从西部威胁凡尔赛的军队的中间。这一次奥雷耳按兵不动倒救了自己。如果他开进摆在他面前的缺口，那就会被准备向他的两翼袭击的两路德军所击溃。11月19日普鲁士第二军团的3个军连同在云纳河的后备队占领了枫丹白露和奈木尔。11月20日，曼托伊费尔指挥的第一军团集结在从贡比臬到努瓦荣的瓦慈河一线；从麦茨调来的军队从北部和南部加强了对巴黎的封锁。于是，解除这一封锁的最后机会也丧失了，因为特罗胥、甘必大和奥雷耳彼此都犯了错误。他们的错误，可以说几乎像普鲁士队伍那种大受赞扬的准确行动一样，相互加深了。 弗·恩格斯写于1877年2月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3年第1版第15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240]“对一页‘公社史’的意见”是恩格斯在读完法国新闻记者、共和主义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普·利沙加勒所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年布鲁塞尔版（《HistoiredelaCommunede1871》．Bruxelles，1876）一书后，于1877年2月初写成的。1877年2月9日，该书作者在复信中感谢恩格斯在信中就军事事件所发表的“卓越意见”。恩格斯的“意见”一文在1933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 利沙加勒的著作是在研究了大量实际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该书揭露了法国统治阶级的反民族政策，指出了人民群众在创建巴黎公社中，在公社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称该书为“第一部真实可信的公社史”；马克思认为该书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因而大力促进该书用德文出版。——第391页。 [241]指国防政府代表梯也尔（当时他没有参加政府，但是实际上却起着政府秘密领导人的作用）和俾斯麦在凡尔赛举行的停战谈判。1870年10月30日巴黎知道了谈判的消息。对于即将签订的、被资产阶级政府说成是法国的莫大幸福的这一卖国停战协走，巴黎群众表示十分愤慨。梯也尔谈判的消息和麦茨的投降，都推动了10月31日巴黎工人的革命行动。俾斯麦利用法军指挥部在谈判期间的毫无准备，在赢得了时间以后，就中断了谈判。——第391页。 [242]指汉涅金的匿名出版的著作“‘麦茨之战’作者的军事思想和对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见解”1871年美因兹版第185—186页（《Militä-rischeGedankenundBetrachtungenüberdendeutsch-französischenKriegderJahre1870und1871vomVerfasserdes《KriegesumMetz》》．Mainz，1871，Ｓ．185—186）。——第392页。 [243]自由射手（法文francs-tireurs），即志愿游击队员。他们分成小股队伍，参加抗击敌军对法国的侵犯。自由射手队伍最初是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与反法同盟作战时期，当敌军侵入法国时建立起来的。 1867年，法国开始组织自由射手协会。在普法战争爆发，普鲁士军队侵入法国领土以后，协会会员根据专门的指令拿起了武器。当法国正规军被击溃并被困于各要塞的时候，自由射手部队的数量大大地增加了。——第392页。 [244]讲的是1796—1797年拿破仑在意大利作战时，法军包围曼都亚一事。——第393页。 [245]弗·埃尔拉赫“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一个瑞士军人的观察与思考”1874年莱比锡—伯尔尼版第230页（F．Erlach．《Ausdemfranzösisch-deutschenKriege1870—1871.BeobachtungenundBetrachtungeneinesSchweizer-Wehrmanns》．LeipzigBern，1874，S．230）。——第393页。 [246]实际资料是恩格斯从威·勃鲁美的“从色当战役至战争结束时德军的军事行动”（《DieOperationenderdeutschenHeerevonderSchlachtbeiSedanbiszumEndedesKrieges》）一书中取得的。该书第一版和第二版于1872年在柏林出版。——第394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卡尔·马克思的逝世（1883年5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的逝世 （1883年5月12日） 一 在这件令人悲痛的事情发生后，我还接到一些表示哀悼的函电，这说明它引起了何等广泛的反响，而报道这些情况是我的责任。 3月20日，爱琳娜·马克思女士接到“每日新闻”编辑部转来的一份法文电报，电文如下： “莫斯科3月18日。伦敦‘每日新闻’编辑部。敬请转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已故的卡尔·马克思的挚友恩格斯先生，请他代购花圈一个献在‘资本论’的不朽作者的灵柩前。题词如下： ‘献给劳动权利理论的维护者及实际的争取者。莫斯科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敬挽’ 请恩格斯先生惠示地址及花圈价格，垫款即还。 莫斯科彼得罗夫学院学生” 电报当然没有赶上3月17日举行的葬礼。 其次，3月31日，我们的朋友彼·拉甫罗夫从巴黎汇来彼得堡工艺学院学生和俄国高等女校学生寄给他的124法郎50生丁（相当于4英镑18先令9辨士）。这笔钱也是用来购买献在卡尔·马克思墓前的花圈的。 再次，“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周报道说，敖德萨的大学生也要求以他们的名义买花圈献在马克思的墓前。 因为彼得堡大学生寄来的钱足够买三个花圈，我就冒昧地用这笔钱给莫斯科和敖德萨的大学生也各买了一个花圈[230]。制作题签在这里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是这几个花圈在下星期初总是可以献的，那时我就可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报告我收到的这笔钱的花费情况。 我们还收到通过这里的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自佐林根寄来的一个美丽的大花圈，上面写着：“献给卡尔·马克思。佐林根刀剪业工人敬挽。”当我们于3月24日去献这个花圈时，我们发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献的花圈上的长条红绸带，不知被哪个渎神的人剪下偷走了。向管理处申诉也无济于事，但也许可以保证将来看管得好一些。 瑞士的一个斯拉夫协会[231] “希望为纪念卡尔·马克思筹集一笔以马克思命名的国际特别基金，以便帮助伟大解放斗争中的受害者，并支援这一斗争”； 同时还寄来他们的第一批捐款。这笔钱现在保存在我这里。当然，这个倡议的命运首先取决于它能否博得赞同，所以我在这里说明一下。 为了用事实来驳斥报纸上的谣言，我想简单地谈一谈我们伟大的理论家和领袖患病和逝世的经过。 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经过三个疗程的治疗之后，他的慢性肝脏病已经几乎痊愈，只是慢性胃病和神经衰弱仍然使他感到痛苦，他常常头痛，而特别厉害的是接连不断的失眠。在夏季洗海水浴和避暑以后，这两种病没有怎么犯，只是过了年以后，又更严重地复发了。一般说来，慢性喉头炎，影响睡眠的咳嗽和慢性支气管炎已略略好些，但正是这些病症使他体力异常衰弱。在他妻子逝世前四五个星期，他突然患了由于支气管炎和刚得的肺炎所引起的严重的肋膜炎。当时病势非常危险，但是也顺利地过去了。随后，让他先到威特岛（1882年初），再到阿尔及尔去。一路上天气寒冷，他到阿尔及尔时，又患了肋膜炎。在通常的情况下，肋膜炎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但是，那年阿尔及尔的冬季和春季反常地寒冷多雨，4月，餐厅里还得不断地生火！这样一来，病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恶化了。 马克思离开阿尔及尔后就上蒙特卡罗（摩纳哥）去，由于途中气候寒冷潮湿，到那里的时候，他第三次得了肋膜炎，但病势较轻。那里的天气也老是很坏，好像坏天气是他从非洲带去似的。这样，他在那里不仅没有恢复健康，反而又得同新的疾病作斗争。初夏，他去阿尔让台他女儿龙格夫人那里，用附近恩吉安的硫矿泉水浴来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尽管夏季多雨，治疗还是有进展，虽然进展较慢，医生对此颇感满意。后来医生又要他到日内瓦湖畔的斐维去疗养；在那里他的健康状况大有起色，医生虽然没有允许他回伦敦，不过还是允许他到英国南部海滨去过冬。马克思终于又决定在这里恢复自己的工作。9月他回到伦敦，那时他看来是健康的，常常同我一起爬上汉普斯泰特荒阜（比他的住宅大约高300英尺）而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11月浓雾降临的时候，大家让他到威特岛南部的文特诺尔去。但是，那里的气候又是多雨多雾，结果又难免伤风咳嗽等等，总之，不能在新鲜空气中作健身运动，整日蛰居室内，反而损害了他的健康。就在那时，龙格夫人去世了，次日（1月12日），马克思回到伦敦，他的支气管炎发作了。不久，又并发了喉头炎，使他几乎什么东西都不能下咽。他以坚忍精神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宁愿喝一升牛奶（这是他生平最厌恶的东西）而不吃某些硬的食物。2月间又发现了肺脓肿。15个月来他已经服用过各种药品，现在，药物对他的身体已经失去效用，只能使他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眼看他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可是病一般说来还是比较顺利地在好转。支气管炎已几乎痊愈，咽食物也比较容易了。医生表示大有希望。但是那天下午两三点钟（这是最适宜于探望他的时间），我意外地发现他全家人都在掉眼泪：他很不好，看来要完了。他们告诉我，那天早晨他胃口还很好，喝了葡萄酒、牛奶和汤。在马克思家40年、从小抚育他所有孩子的忠实的老琳蘅·德穆特，上楼到他的房间去，但立刻转回来说：“快去看一看，他快睡着了”。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卡尔·马克思是坐在安乐椅上去世的，没有比这样的死再安祥的了。 现在，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谈一个好消息： “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全部保存下来了。目前这样的手稿是否适宜于发表，我还不能断定，——手稿有大开纸1000多页。但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形式”，已在1867—1870年整理完毕。稍后的整理工作已经开始，并有大量评论性的摘录材料，特别是关于俄国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材料；这些摘录大概有很多可以利用。 他亲口指定他的幼女爱琳娜和我为他在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 1883年4月28日于伦敦 二 收到阿尔让台爱尔福特社会民主党人赠送的、题词写在红色绸带上的美丽的花圈。碰巧找到了一个人，就顺便把花圈带来了。向墓地献这个花圈时，发现佐林根送来的花圈上的红色绸带又被人偷走了。 当时莫斯科、彼得堡和敖德萨赠送的三个花圈已经做好。为了不使绸带被偷，我们不得已把绸带的两边稍微剪破一点，使这些绸带不能再作别的用处。昨天献了这些花圈。一场大雨把爱尔福特的花结淋得不能再作其他用处了，因此没有被人偷走。 这三个花圈每个价值1英镑1先令8辨士，共值3英镑5先令。因此，汇给我的4英镑18先令9辨士，剩下了1英镑13先令9辨士，我把这些钱寄给了彼·拉甫罗夫，让他按照赠送者的意见处理。 这位伟大人物的去世使一些无耻之徒得到了一个替自己拼凑政治资本、著作资本甚至金钱的好机会。我在这里只举几个应当让大家知道的例子。其他很多属于私人通信的材料也就不必谈了。 纽约中央劳动联合会[232]书记菲力浦·范－派顿写给我的信（今年4月2日）说： “不久以前举行了纪念卡尔·马克思的游行，一切派别在这次游行中都联合起来，向已故的思想家表示敬意，这时，约翰·莫斯特和他的朋友们当着大庭广众宣布，他，莫斯特个人同卡尔·马克思交往密切，他在德国进行了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的通俗化工作，而马克思赞扬了莫斯特所作的宣传。——我们对马克思的天才和活动评价很高，我们不能相信，他会支持莫斯特的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的思想和活动方式。所以，能否谈谈你的看法：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抱怎样的态度？莫斯特不合时宜的荒唐胡诌已经引起一片混乱，听到像马克思这样具有极高威信的人竟会赞同这种策略，我们是很不愉快的。” 我在4月18日回了一封信，我在这里把这封回信译成德文[233]： “你在4月2日问我，卡尔·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对约翰·莫斯特抱什么态度。我的答复是简短而明确的。 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234]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叫做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渐消亡。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这个享有特权的少数的消失，用来进行压迫的武装力量、国家政权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但是，我们同时又始终持这样的观点：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首先应当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结束部分[235]就可以读到。 无政府主义者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的确，这个国家首先要作很大的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候破坏国家，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主义敌人和进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工具，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一定会变成新的失败，结果是工人大批遭到杀害，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 从巴枯宁搬出目前这种无政府主义谬论的第一天起，马克思就不断与之作斗争。这一点还要我专门说明吗？国际工人协会的全部内部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从1867年起，无政府主义者就竭力采取各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夺取国际的领导权。马克思是他们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在1872年9月的海牙代表大会上，历时五年的斗争以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国际而告结束。最主张开除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就是马克思。如果你们希望知道更详细的情况，我们的老朋友、出席那次大会的霍布根代表弗·阿·左尔格可以告诉你们。 现在谈一下约翰·莫斯特。 谁断定，莫斯特在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以后，似乎同马克思有过任何联系或得到过马克思的某种支持，那他或者是受骗了，或者是自己分明在撒谎。在伦敦‘自由’周报第一号出版以后，莫斯特不过到马克思或我那里去弯过一两次。我们没有到他那里去过，也从来没有在哪里偶然遇见过他。最后我们甚至干脆不订他的报纸，因为上面‘简直毫无内容’。我们对他的无政府主义和他的无政府主义策略，像对他曾经求教过的那些人一样地蔑视。 莫斯特在德国的时候，就发表了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通俗’说明[236]。当时曾请马克思审阅一下这本书，以便出第二版。我同马克思一起做了这项工作。我们确信，如果我们不愿意从头到尾改写该书，那末只有删掉莫斯特最荒唐的谬论，没有任何别的更好的办法。马克思容许只有在下述不容改变的条件下才可以把他的修改加进去，这个条件就是他的名字永远不能在任何程度上同约翰·莫斯特的拙劣著作，即使是它的修订本联系在一起。 如果愿意，你们可以发表这封信。” 上面谈了美国，下面谈意大利。 大约两年以前，有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即曼都亚的阿基尔·洛里亚先生，把他的一本关于地租的书[237]寄给了马克思，并且附了一封德文信，在信中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和崇拜者。他同马克思有一段时间还通过信。1882年夏天他来到伦敦，到我那里去了两次。他第二次到我那里时，我曾经就他在当时出版的一本小册子[238]中责备马克思有意篡改引文这件事，郑重地向他提出了意见。 现在，这个从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智慧的人，在“新文选”[239]上写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并且恬不知耻地把文章的清样寄给我，称我是“自己最尊敬的朋友”（！！）。他无耻在哪里，下面我的复信的译文可以表明（我的信是用他的祖国语言写的，因为他的德文比我的意大利文还差）： “我收到了您关于卡尔·马克思的文章。您当然可以随便对他的学说进行您的最苛刻的批评，而完全不懂这个学说。您可以全凭臆想写出马克思的传略。但是，诽谤我的亡友的品德，您是没有权利的，而且我也永远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 您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就指责过马克思有意篡改引文。马克思读了以后，把他的和您的引文对了原著，他对我说，他的引文是正确的，如果说这里有人故意篡改引文，那就是您。我看到，现在您是怎样引用马克思的话，您多么无耻地要他在说‘剩余价值’的地方说‘利润’——而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警告过，不要把这两者误认为是同样的东西（穆尔先生和我又在这里即伦敦向您口头解释过这一点），——那我就知道，我应当相信的是谁，是谁有意篡改引文。 但是这些还远远比不上您的‘坚决而深刻的信念……认为自觉的诡辩支配着整个学说’（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不惜作出虚假的结论，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些结论是虚假的’；他‘常常是一个愿意以牺牲真理来否定现存制度的诡辩者’，用拉马丁的话来说，他‘玩弄谎言和真理就像小孩子玩拐子一样’。 在意大利这个古代文明的国家里，这大概可以看做是赞扬。就在讲坛社会主义者中间，这一类话也可能认为是很高的赞语，因为这些堂堂的教授除非‘牺牲真理’就永远不能编造出自己的数不清的各种体系。我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对事情有另外的看法。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有损名誉的指责，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捏造的，因此我们把它奉还给那些说这种话的人，他们臆造这种说法只能败坏自己的名声。 我觉得，您的责任是告诉读者，支配着马克思的全部学说的这个所谓的‘自觉的诡辩’，究竟表现在哪里。但是我的寻找是徒劳的。Nagott！（很有力的伦巴第用语：根本没有。） 一个人要有何等卑鄙的灵魂，才会设想，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似乎‘经常拿第二卷来威胁自己的反对者’，而‘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写这个第二卷；似乎这个第二卷无非是‘马克思借以回避科学论据的狡猾诡计’。这个第二卷现在在我手里，不久就要发表。那时，您大概终于会懂得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区别。 这封信的德译文将发表在最近一号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我荣幸地怀着您所配享的种种感情向您致意”。 暂时就写这些。 1883年5月12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 载于1883年5月3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号和第21号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注释： [230]关于敖德萨大学的学生希望向马克思墓献花圈的消息，载于1883年4月1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7号。根据他们的要求，花圈的题词应为：“献给‘资本论’的作者和国际工人协会的缔造者卡尔·马克思。他的学生和拥护者敖德萨大学的一群社会主义者敬挽。”——第381页。 [231]指侨居苏黎世的斯拉夫各国青年组成的“斯拉夫”同盟。——第381页。 [232]纽约中央劳动联合会是纽约各工会的联合会，于1882年产生，在八十年代是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联合了白人和黑人以及美籍和外籍工人。领导这个中央劳动联合会的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为了有效地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既需要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又需要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第384页。 [233]恩格斯1883年4月18日给范—派顿的信是用英文写的。——第385页。 [234]恩格斯提到1845年时指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中叙述的他和马克思的观点（该书写于1845—1846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85页。 [23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90—491页。——第385页。 [236]恩格斯指的是小册子：约翰·莫斯特“资本和劳动。对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一书的通俗概述”（J．Most．《KapitalundArbeit．EinpopulärerAuszugaus《DasKapital》vonKarlMarx》）。这本小册子于1873年在克姆尼次出版。——第386页。 [237]阿·洛里亚“地租和地租的自然消失”1880年米兰版（A．Loria．《Larenditafondiariae-lasuaelisionenaturale》．Milano，1880）。——第386页。 [238]指的是小册子：阿·洛里亚“意大利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1882年博洛尼亚版（A．Loria．《Lateoriadelvaloreneglieconomistiitaliani》．Bologna，1882）。——第387页。 [239]指阿·洛里亚“卡尔·马克思”一文，载于“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杂志1883年罗马版第2集第38卷第7章，第509—542页（《NuovaAntologiadiscienze，lettereedarti》，ser．2，vol．38，fas．7，Roma，1883，p．509-542）。 “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NuovaAntologiadiscienze，lettereedarti》）是意大利自由派的文学、艺术和政论性杂志，从1866年至1878年在佛罗伦萨出版，每月一期，从1878年至1943年在罗马出版，每月两期。——第387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卡尔·马克思的葬仪（1883年3月18日左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的葬仪 （1883年3月18日左右） 3月17日，星期六，在海格特公墓，马克思被安葬在15个月以前安葬他的夫人的同一个墓穴里。 在墓地上，哥·雷姆克代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发行部，代表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向马克思的灵柩献了两只系着红带的花圈。 随后，弗·恩格斯用英语发表了一篇讲话，内容大致如下：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229]，‘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作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成果引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接着，马克思的女婿龙格宣读了收到的以下几篇法文挽词。 一、俄国社会主义者给卡尔·马克思的挽词 “谨代表全体俄国社会主义者向当代最杰出的一位社会主义者致最后的永别的敬意。一位最伟大的智者永逝了，一位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者反抗最坚决的战士与世长辞了。 俄国社会主义者正在进行曲折变化的残酷的斗争，而且在社会革命原则取得最后胜利以前决不终止这一斗争，现在，我们在这位热烈同情我们斗争愿望的人物的墓前，表示深切的哀悼。俄罗斯语言是最先翻译‘资本论’这部现代社会主义福音书的语言。俄国大学生最先听到伟大思想家（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的理论以赞许的口吻所做的介绍。甚至那些在具体组织问题上和国际工人协会的奠基者有分歧意见的人，也总是不得不敬佩他那包罗万象的知识，敬佩他那深刻揭示现代资本的本质、揭示社会各经济形态的进化过程以及整个人类历史同这种进化的依赖关系的高度洞察能力。甚至那些厕身在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队伍中的最凶恶的反对者，也不能不听从马克思和他的终生的友人弗·恩格斯［注：恩格斯在把挽词译成德文时去掉了自己的姓。——编者注］35年前共同提出的伟大革命号召：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尔·马克思的逝世将使一切能够理解他的思想和估价他对当代的影响的人感到悲痛。 请允许我补充一句，他的逝世将使那些在他的个人生活方面了解他的人，特别是那些像爱戴挚友一样爱戴他的人感到更大的悲痛。 彼·拉甫罗夫 1883年3月15日于巴黎” 二、唁电 “法国工人党巴黎联合会对思想家的逝世表示哀悼。他的唯物史观以及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现代共产主义运动。巴黎联合会对马克思的为人深表尊敬，对他的学说表示完全赞同。 书记莱宾 1883年3月16日于巴黎” 三、唁电 “惊悉伟大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共同的导师不幸逝世，我谨以个人和西班牙工人党（马德里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向马克思的友人和女儿致以深切的哀悼。 霍赛·梅萨－伊－列奥姆帕特 1883年3月16日于巴黎” 接着，李卜克内西用德语发表了演说： “为了表达对难忘的导师和忠实的朋友的爱戴和感激，我从德国来到这里。他是一位忠实的朋友！他的最老的朋友和战友刚才说，卡尔·马克思是本世纪最遭嫉恨的人。不错，他是最遭嫉恨的人，但他也是最受爱戴的人。最嫉恨他的是人民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最爱戴他的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因为他们已经觉悟到本身的地位了。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爱戴他，因为他热爱他们。我们对马克思的逝世感到不胜悲痛。他的爱同他的恨是一样地伟大。他的恨是由爱产生的。他不仅具有伟大的智慧，而且还有伟大的心灵。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然而在这里，我不仅是他的学生和朋友，而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党委托我表达它对自己的导师和缔造者（因为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缔造）的感情。 说漂亮话在这里是不适宜的。卡尔·马克思最讨厌空话。他的不朽的功绩就在于，他把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党从空话下面解放出来，并给了党一个坚实的牢固的科学基础。他是科学上的革命家，是运用科学的革命家，他登上了科学的最高峰，是为了从那里走向人民，使科学成为人民的共同财富。 科学是人类的解放者。 自然科学把我们从神那里解放出来。天上的神尽管被科学消灭了，但它仍然存在着。 马克思向人民揭示的社会科学能够消灭资本主义，同时也能消灭人间的偶像和权贵，只要这些人活着，他们就不会让神死去。 科学不仅属于德国。科学没有任何界限，尤其没有民族界限。因此，‘资本论’的作者自然应当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缔造者。 我们把科学基础的奠定归功于马克思，这种科学基础使我们能反抗敌人的任何进攻，使我们能以日益壮大的力量不断地进行我们已经开始的斗争。 马克思使社会民主主义从宗派、从流派变成政党，即变成正在胜利地进行斗争并将取得胜利的政党。 而且，不仅对我们德国人是如此。马克思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他的一生都献给全世界无产者了。全世界能够思考的、有思想的无产阶级都将对他表示感激和尊敬。 我们蒙受了沉重的打击，但是我们决不会耽于悲痛。他并没有死。他活在无产阶级的心里，他活在无产阶级的思想里。他的英名将永垂不朽，他的学说将日益发扬光大！ 我们不会耽于悲痛，而会照着已故的伟大战士那样去行动；我们要尽全力来早日实现他的教导和他的志向，这就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的纪念。 敬爱的永生的朋友！我们一定沿着你所指出的道路前进，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这就是我们在你的灵前的誓言！” 除上述几个人之外，参加葬仪的还有马克思的另一个女婿保尔·拉法格、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被判处五年徒刑的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共产主义者同盟老盟员格·罗赫纳。此外，代表自然科学界的是两个第一流的著名人士：动物学教授雷伊·朗凯斯特和化学教授肖莱马；他们俩人都是伦敦皇家学会（RoyalSo-ciety）的会员。 弗·恩格斯写于1883年3月18日左右 载于1883年3月2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注释： [229]“前进报”（《Vorwärts！》）是德国的报纸，该报于1844年1月至12月在巴黎出版，每周出两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发表过文章。马克思从1844年夏天起开始密切地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该报对普鲁士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评。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内阁于1845年1月下令把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工作人员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第375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1883年3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 （1883年3月17日） 就在15个月以前，我们中间大部分人曾聚集在这座坟墓周围，当时，这里将是一位高贵的崇高的妇女最后安息的地方。今天，我们又要掘开这座坟墓，把她丈夫的遗体放在里面。 卡尔·马克思是百年少有的杰出人物之一。查理·达尔文发现了我们星球上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则发现了决定人类历史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是一个浅显易懂的规律，几乎只要略加说明就能保证它得到承认。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造成我们目前的社会制度及其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巨大阶级划分的规律；按照这一规律，这个社会形成和成长起来，暂时大致还没有衰亡下去；由于这一规律，这个社会最终必将像所有以前的社会历史阶段一样灭亡。看到这些成果，特别沉痛地感到，正当他的工作高度展开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他，不管他做了多么多的工作，他还留下了更多没有完成的工作。 尽管他专心致志地研究科学，但是他远没有完全陷进科学。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克思那样，对任何领域的每个科学成就，不管它是否已实际应用，都感到真正的喜悦。但是，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把科学当做这种力量来加以利用，在他看来，他所掌握的渊博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历史的一切领域的知识，用处就在这里。 因为，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的确是一个革命者。为雇佣工人阶级摆脱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制度的桎梏而斗争，这是他真正的爱好，从来还没有过一个像他那样积极的战士。他这部分活动的最杰出的成就是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他从1864年到1872年一直被公认为该协会的领袖。从表面迹象来看，这个协会已不再存在；但是欧美一切文明国家工人同盟的兄弟联系永久地确立了，并且没有任何表面的形式上的同盟联系，它也会一直继续存在下去。 凡是为某种事业进行斗争的人，都不可能不树立自己的敌人，因此他也有许多敌人。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他在欧洲是一个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但是他对诬蔑几乎并不在意。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忍受诬蔑，这个人就是他，在他死的时候，他可以骄傲地看到，在西伯利亚矿井、在欧洲和美洲的工厂里，他有千百万追随者；他看到，他的经济理论已被全世界看做是社会主义的无可争辩的基础，他还有许多敌人，但是个人的敌人恐怕连一个也没有［注：在“正义报”（1883年3月20日）上，这篇题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讲话”的法译文，末尾还有下面一段话：“马克思在私生活方面是怎样一个人，他怎样对待自己的家庭和朋友，现在我无法来说明，也用不着说明，因为你们所有到这里来向他最后告别的人，都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永别了，马克思！你的事业和你的英名将永垂不朽。”——编者注］。 弗·恩格斯写于1883年3月17日 载于1883年3月20日“正义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正义报”校对过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燕妮·龙格（马克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燕妮·龙格（马克思） 1月11日，卡尔·马克思的长女、约八年前同前巴黎公社委员、现任“正义报”[226]编委沙尔·龙格结婚的燕妮，在巴黎附近的阿尔让台去世了。 她生于1844年5月1日。她是在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环境中长大的，同这个运动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尽管她拘谨得几乎可以被看成胆小，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她却表现出一个男子也会羡慕的沉着和刚毅。 当爱尔兰的报刊揭露了1866年和后来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员在监狱中所受到的虐待，而英国报刊闭口不谈这些卑鄙行为的时候，当格莱斯顿内阁违背在选举时所作的诺言，拒绝赦免犯人而且丝毫不改善他们的处境的时候，燕妮·马克思就设法触痛一下笃信宗教的格莱斯顿先生。她在罗什弗尔的“马赛曲报”[227]上刊登了两篇文章，以鲜明的笔调描述了自由的英国是怎样对待政治犯的。她的文章发生了作用。巴黎大报的揭露是难以忍受的。几个星期以后，奥顿诺凡－罗萨和其他大多数人都被释放并启程到美国去了。 1871年夏天，她同最小的妹妹到波尔多看望妹夫拉法格。拉法格、他的妻子、他的有病的孩子和这两位姑娘从那里前往比利牛斯山脉巴涅尔－德－吕雄矿泉。一天清晨，有一位先生来见拉法格，对他说：“我是警官，但我是共和派；我奉命要逮捕你。已经查明，你是负责波尔多同巴黎公社的联络的。你现在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越过国境。” 拉法格和妻子及孩子顺利地翻越山路到了西班牙。警察局为此向两位姑娘进行报复，逮捕了她们。燕妮的口袋里有一封在巴黎附近牺牲的公社领袖古斯达夫·弗路朗斯的信。如果这封信被搜出，它将成为她们二人到新喀里多尼亚岛[228]旅行的一份最有效的护照。在单独留在室内的瞬刻，她打开了一本旧的、复盖着灰尘的登记簿，把这封信夹在中间，再把它合上。这封信可能现在还在那里。两位姑娘被带进省长办公室，这位省长，高贵的凯腊特里伯爵、老波拿巴主义者，对她们严加审问。但是这位前外交官的狡猾和前骑兵军官的粗暴，碰到燕妮的镇静的理智都失败了。凯腊特里对于“这一家的妇女们显然都具有的毅力”说了些狠毒的话，就怒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间。在同巴黎通了无数次电报以后，他终于只好释放了这两位姑娘，她们在拘押时受到了真正普鲁士式的待遇。 燕妮一生中的这两件事情充分表明了她是怎样一个人。无产阶级失去了她这样一个英勇的战士。但是，她的悲痛万分的父亲至少还有这样一种安慰，这就是欧美千百万工人分担着他的悲痛。 1883年1月13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 载于1883年1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注释： [226]“正义报”（《LaJustice》）是法国的日报，激进党的机关报，从1880年至1930年在巴黎出版。在1880—1896年期间，领导该报的是报纸的创办者若·克列孟梭，在这一时期，报纸是所谓“极左派”即坚持个别的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纲领而反映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利益的激进党左翼的机关报。——第370页。 [227]“马赛曲报”（《LaMarseillaise》）是一家法国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1869年12月至1870年9月在巴黎出版；该报经常刊载有关国际的活动和工人运动的材料。 燕妮·马克思所写的一些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刊登在1870年3月1日至4月24日“马赛曲报”第71、79、89、91、99、113、118和125号上（共8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670—700页）。——第370页。 [228]新喀里多尼亚岛是太平洋西南部的一些岛屿，那里的气候对人的身体极其有害，是巴黎公社社员的流放地。——第371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马尔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马尔克[214] 在德国这样一个还有整整一半人口靠种地过活的国家里，有必要使社会主义工人，并且通过他们使农民弄清楚，当前的大小土地所有制是怎样产生的；有必要拿古代一切自由人的公有制（包括他们当时的真正“祖国”，即祖传的自由的公有土地），同当前短工的贫困和小农受债务奴役的状况对比一下。所以，我打算对最古老的日耳曼土地制度，作一个简短的历史叙述。这种土地制度，今天虽然只剩下了很少的残迹，但在整个中世纪里，它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和典范。它浸透了全部的公共生活，不仅在德意志，而且在法兰西北部，在英格兰和斯堪的那维亚。可是，它完全被人遗忘了，直到最近，格·路·毛勒才重新发现了它的真正意义[215]。 有两个自发产生的事实，支配着一切或者几乎一切民族的古代历史：民族按亲属关系的划分和土地公有制。日耳曼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从亚洲带来了这种按部落、亲族和氏族的划分，他们在罗马时代编制战斗队时就使有近亲关系的人总是并肩作战，所以，当他们占领莱茵河以东和多瑙河以北这一带新领土的时候，也受到了这种划分的支配。各个部落在这个新地区里定居下来，但这不是任意的或偶然的，而是像凯撒[216]所明白指出的那样，以部落成员的亲属关系为依据的。亲属关系较近的较大集团，分配到一定的地区，在这个地区里面，一些包括若干家庭的氏族，又按村的形式定居下来。几个有亲属关系的村，构成一个百户（古代高地德意志语为huntari，古代斯堪的那维亚语为heradh），几个百户构成一个区［Gau］。区的总和便是民族自身了。村没有留用的土地，都归百户支配。没有分配给百户的土地，都归区管辖。如果还有可以使用的土地（大多面积极大），则归全民族直接掌管。例如，我们在瑞典，就可以看到上述各种层次的公社占有制同时并存着。每一个村都有村公有地（bysalmänningar）。此外，还有百户公有地（härads）、区公有地或州（lands）公有地；最后，还有归全民族的代表者国王支配的民族公有地，在这里叫做konungsalmänningar〔王有地〕。不过，所有这些，连王有地在内，都可以统称为almänningar或Allmenden，即公有地。 古代瑞典的这种公有地制度，就其精确的划分来看，无论如何是属于较晚的发展阶段的。如果它曾经以这种形态在德国存在过，那也是很快就消灭了的。由于人口的激增，在划归每一个村的极其广阔的土地上，也就是在马尔克里面，产生了一批女儿村，它们作为权利平等或者权利较小的村，跟母村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马尔克公社。因此，我们在德国，在史料所能追溯的范围内，到处可以看到，有或多或少的村联合成一个马尔克公社。但在这种团体之上，至少在初期，还有百户或区这种较大的马尔克团体。最后，为了管理归民族直接占有的土地和监督在它领土以内的下级马尔克，整个民族在最初阶段构成一个统一的大马尔克公社。 一直到法兰克王国征服莱茵河东岸的德意志的时候，马尔克公社的重心似乎在区里，而区的范围就是马尔克公社本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说明，在法兰克王国划分行政区域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古老的大马尔克作为司法区重新出现。不过，此后不久，古老的大马尔克就开始分裂。但是，在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的“帝国法”[217]里还规定，一个马尔克通常包括6个到12个村。 在凯撒时代，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日耳曼人，即苏维汇部落，还没有定居下来，他们的田地还是共同耕作的。我们按同其他民族的类比可以推测，这种共同耕作是这样进行的：一些包括若干具有近亲关系的家庭的氏族，一起耕种分配给他们的、年年更换的土地，并把产品分配给各个家庭。但苏维汇人在公元初年在新的住所安居下来以后，这种办法很快就停止了。至少，塔西佗（在凯撒之后150年）就只知道由各个家庭耕种土地。但是，分配给这些家庭的耕地，期限也只有一年；每隔一年，又要重新进行分配和更换。 这是怎样进行的，我们今天还可以在摩塞尔河畔和霍赫瓦尔特山脉的所谓农户公社［Gehöferschaften］中看得出来。在那里，虽然不再一年分配一次，但是每隔3年、6年、9年或12年，总要把全部开垦的土地（耕地和草地）合在一起，按照位置和土质，分成若干“大块”［《Gewanne》］。每一大块，再划分成若干大小相等的狭长带状地块，块数多少，根据公社中有权分地者的人数而定；这些地块，采用抽签的办法，分配给有权分地的人。所以，每一个社员，在每一个大块中，也就是说，在每一块位置与土质各不相同的土地上，当初都分到了同样大的一块土地。现在，这块土地，由于分遗产、出卖种种原因，已经大小不等了，但旧有的整块土地，仍旧是一个单位，根据这个单位，才能决定这块土地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等等的大小。没有开垦的土地、森林和牧场，仍然共同占有，共同利用。 这种最古老的制度，直到本世纪初，还保存在巴伐利亚的莱茵普法尔茨的所谓抽签分地制中。此后，它的耕地变成了各个社员的私有财产。农户公社也越来越感觉到，停止周期分配，变交替的占有为私有，对它们是有利的。因此，在过去40年内，大多数的甚至是全部的农户公社都消失了，变成了小农的普通村落，不过森林和牧场还是共同利用。 变成个人私有财产的第一块土地是住宅地。住所的不可侵犯性——一切个人自由的基础，开始于游牧民族的篷车，经过定居农民的木屋，然后逐渐变为一种对于家宅和园地的完全所有权。这在塔西佗时代早已发生。自由的日耳曼人的住处，大概在那时就已经从马尔克中分离出来，因而成了马尔克公职人员不能进去的地方，成了逃亡者的安全避难所，我们看到，这在后世的马尔克章程里，部分在五到八世纪制定的“民族法”[218]里，就已有了记载。因为，住所的神圣不可侵犯，不是它转变为私有财产的结果，而是它的原因。 在塔西佗以后四五百年，我们也在“民族法”中看到，耕地是世袭的，它虽然还不是个别农民绝对的自由地产，但农民有权加以处理，出卖或者用其他方式加以转让。关于这种转变的原因，我们找到了两条线索。 第一，从最早的时候起，在日耳曼尼亚本土除了上述耕地完全共有的闭塞的村以外，还有另一种村，在这种村里，不单是宅地，就是耕地，也从公有财产中，从马尔克中划分了出来，作为世袭财产分配给各个农民。不过这只是发生在由于地形的限制可以说不得不这样做的地方，例如在贝尔格区的狭谷里，或者在威斯特伐里亚那样的窄狭、平坦、两边都是沼泽地的山背上。以后，也发生在奥登林山和几乎全部阿尔卑斯山脉的山谷里。这些地方的村，现在还是这样，是由分散的孤立的庭院构成的，每个庭院的四周是归它所有的耕地。耕地的重分，在这里不太可能进行。所以留给马尔克的，只有周围还没有开垦的土地。后来，当可以处理家宅和园地、把它们转让给第三者的权利获得重要意义的时候，这类园地的所有者便占了便宜。想同样得到这种便宜的愿望，可能使许多实行耕地公社占有制的村停止了通常的定期分配办法，因而使社员的各块份地同样成为可以继承和转让的产业。 第二，征服的战争将日耳曼人带进了罗马的领土，在那里，几百年以来，土地早已成为私有财产（而且还是罗马式的、无限制的私有财产），在那里，少数的征服者，不可能把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占有形式完全废除。至少在旧日的罗马领土上，还有这样一种情况说明耕地和草地的世袭私人占有制同罗马法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一直保留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耕地公社所有制残余，恰恰存在于莱茵河左岸，即存在于被征服的但是彻底日耳曼化了的地区。当法兰克人五世纪在这里住下的时候，耕地公社所有制大概还保留在他们中间，否则我们今天在那里就无从找到农户公社和抽签分地制了。不过在这里，私有制也很快就不可抵挡地渗进来了，因为我们看到，六世纪“里普利安法”[219]在谈论耕地的时候，只提到这种私有制。在日耳曼尼亚内地，我已经说过，耕地不久也变成了私产。 如果日耳曼的征服者实行了耕地和草地的私有制，也就是说在第一次分配土地的时候，或者其后不久，就放弃了重新分配的办法（如此而已），那末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到处推行他们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制度，连同森林和牧场的公共占有制，以及马尔克对已分土地的最高统治权。这样做的，不仅有法兰西北部的法兰克人和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且还有法兰西东部的勃艮第人、法兰西南部和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和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及伦巴德人。不过，在最后提到的这几个国家里，据悉差不多只有在高山地区，马尔克制度的痕迹才保存到今天。 马尔克制度放弃重新分配耕地的办法以后所采取的形态，我们不仅在五到八世纪的古代“民族法”里，而且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中世纪的法律书籍里，在十三到十七世纪的许多日耳曼的马尔克章程（即所谓判例）里和法兰西北部的习惯法（coûtumes）里都可以碰到。 马尔克公社虽然放弃了在各个社员中间定期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的权利，但对于它在这些土地上的其他权利，却一条也没有放弃。这些权利都是很重要的。公社把它的田地转交给个人，只是为了把它用作耕地和草地，而并无其他目的。除此以外，单个的占有者是没有任何权利的。所以，地下发现的财宝，如果埋藏的地方深到犁头所不及，那就不属于他，而首先属于公社。关于采矿等权利，情形也是一样。所有这些权利，以后都被地主和君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抢夺去了。 但是耕地和草地的利用，还是要受到公社的监督和调整，其形式如下。凡是实行三圃制的地方（差不多到处都实行这种制度），村的全部耕地被分成相等的三大块，其中每一块轮换地第一年用于秋播，第二年用于春播，第三年休耕。所以，一个村每年都有它的秋播地、春播地和休耕地。在分配土地的时候，就要注意到使每一个社员在这三块土地上都能得到同样大小的一份，以使每个人都能不受损失地适应公社的强制轮作制；按照这种制度，他必须在他自己这块秋播地里进行秋播等等。 每一块休耕地，在休耕期间又成为公共财产，供整个公社当牧场使用。而其他两块土地，在收获以后直到下次播种以前，同样又成为公共财产，被当做公共牧场使用。草地在秋天割草以后，也是如此。在所有用作放牧的田地上，占有者必须把篱笆拆去。这种所谓强制放牧办法，当然要求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不由个人决定，而要求它成为大家共同的时间并由公社或习惯作出规定。 其他一切土地，即除去家宅和园地或已经分配的村有地以外的一切土地，和古代一样，仍然是公共所有、共同利用。这里有森林、牧场、荒地、沼泽、河流、池塘、湖泊、道路、猎场和渔场。每一个社员从被分配的马尔克耕地中分到的一份，当初都是大小相等的，与此相类似，他们利用“公共马尔克”的权利也是相等的。这种利用方法，由全体社员决定。当一向耕种的土地不够使用，需要从公共马尔克中划出一块土地来耕种的时候，耕地的分配方法也是如此。公共马尔克的主要用途，是放牧牲畜和采摘橡实来喂猪。此外，森林提供木料和燃料、厩舍的垫草、浆果和蘑菇；如果有沼地，它就提供泥炭。关于牧场、木材的利用等等的规定，构成了从各个不同时代留传下来的许多马尔克章程的主要内容。这些章程都是在那古老的不成文的习惯法开始成为争论对象的时候写下来的。仍然保留下来的公有森林，是这些古老的、没有被分割的马尔克的可怜残余。还有另一种残余至少存在于德国西部和南部，这就是在人民意识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森林是公有的财产，在森林里，每一个人都可以采集花卉、浆果、蘑菇、山毛榉实等等，并且一般地说，只要他不做有害的事，他便可以在里面随意行动。可是，就是在这里，俾斯麦也要打主意，用他那臭名昭彰的关于采集浆果的法令[220]使西部各省符合于旧普鲁士容克的标准。 马尔克社员除了拥有平等的土地份额和平等的使用权以外，当初他们在马尔克内部在参加立法、管理和裁判方面，都拥有同等的机会。他们定期地或经常地（如有必要）举行露天集会，商定马尔克的事务，审判马尔克中的不法行为和纷争。这是古老的但是小规模的日耳曼人的民众大会，而所谓民众大会，当初也不过是一个大规模的马尔克集会罢了。也制定法律（虽然只是在少有的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也推举公职人员，也检查公职人员执行职务的情形，但主要还是宣判。主席只能提出问题，判决由到会的全体社员决定。 马尔克制度，在古代，在那些没有酋长的日耳曼部落里，几乎是唯一的制度。旧日的部落贵族（他们在民族大迁徙时代，或在其后不久，没落下去了）以及一切随马尔克制度自然产生的东西，很容易适应于这种制度，正如克尔特人的氏族贵族，在十七世纪还适应于爱尔兰的土地公社一样。这种制度，在日耳曼人的全部生活里已经扎下了深根，我们在我们民族发展史中，到处都能看到它的脚印。古代，全部的公共权力，在和平的日子里，只限于司法权力，这种权力由百户、区和全部落的民众大会掌握。但是，民众法庭不过是一个民众的马尔克法庭，它所处理的不单是马尔克的事务，而且还有属于公共权力范围以内的事情。在行政区制度形成以后，国家的区法庭和普通的马尔克法庭划分开了，但这两种法庭里面的司法权，仍保留在人民手里。只有当古老的人民自由已经大部丧失，为法庭服务和服兵役已成为贫穷了的自由人民的重担的时候，查理大帝才能在大多数地方的区法庭里，用陪审员法庭［注：这种陪审员法庭，不能跟俾斯麦—莱昂哈特的陪审员法庭[221]混为一谈。在后一种陪审员法庭里，判决是由陪审员和律师共同做出的。在古代的陪审员法庭里，根本没有律师，法庭庭长或审判官根本没有表决权，判决是由陪审员独立做出的。］来代替民众法庭。但这丝毫也没有触动马尔克法庭。恰恰相反，它们仍然是中世纪领地法庭的典范。就是在这种法庭里，领主也仅仅是个提问题的人，判决者则是臣仆自己。村制度，无非是一个独立的村马尔克的马尔克制度；只要村一旦变作城市，也就是说，只要它用濠沟和墙壁防守起来，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后来的一切城市制度，都是从这种最初的城市马尔克制度中发展起来的。最后，中世纪无数并不以地产共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社团的规章，尤其是自由行会的规章，都是模仿马尔克制度的。人们把赋予行会经营某一行业的特权，和一个公共的马尔克完全同等看待。在行会里，也跟在马尔克里一样，总是用同样的热心，甚至往往用完全相同的方法，力求每一社员完全同等地或者尽可能同等地享用公共的收益。 马尔克制度在公共生活的各个极不同领域和对各种各样要求所表现的近乎神奇的适应能力，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在同日益发展的大土地所有制度的斗争中也表现了出来。马尔克制度是在日耳曼人定居日耳曼尼亚时候产生的，那时畜牧还是主要的生活来源，从亚洲带来的、几乎被遗忘了的农艺刚开始复苏。马尔克制度在整个中世纪时代，都是在和土地贵族的不断的艰苦斗争中生存下来的。但是马尔克制度当时还是非常需要的，在贵族把农民土地攫为己有的地方，受奴役的村的制度依然是马尔克制度（虽然由于地主的侵犯已大为削弱）。关于这一点，我们到下面还要举一个例子。只要公共马尔克仍然存在，马尔克制度就能适应千变万化的耕地占有关系；在马尔克不再是自由的马尔克以后，马尔克制度同样能适应公共马尔克中各种极不同的所有权。马尔克制度所以没落，是因为贵族和僧侣在地方当局的乐意支持下，差不多夺去了全部农民土地（不管是分配了的或没有分配的）。但是，马尔克制度在经济上显得落伍，作为农业经营方式已失去了生命力，这事实上是由于近百年来农业的巨大进步使农艺成为一门科学，并采用了全新的经营方式。 马尔克制度的崩溃，在民族大迁徙以后不久就开始了。法兰克的国王们，作为民族的代表，把属于全体人民的辽阔土地，尤其是森林，占为己有，并把它们当作礼物，慷慨地赠送给他们的廷臣、将军、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这就构成了后世贵族和教会的大地产的基础。远在查理大帝以前，教会早就占有法兰西全部土地的整整三分之一。可以肯定，在中世纪，几乎整个天主教西欧都保持着这样的比例。 连绵不断的国内外战争，其通常结果是土地被没收，这就使大批农民倾家荡产，所以，早在墨洛温时代，就有很多自由人没有土地。查理大帝永无休止的战争，摧毁了自由农民的主力。当初，每一个自由的土地占有者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并且，不但要负责自己的装备，而且还要在6个月之内，自己维持军中的生活。毫不奇怪，早在查理时代，在5个人中间，事实上连一个真正能服兵役的人也不大能找到了。在他的后继者的混乱统治下，农民的自由更加急速地趋于消亡。一方面，诺曼人的侵扰、国王们的永无穷期的战争和豪族巨室之间的私斗，逼迫自由农民一个跟着一个地去寻找保护主。另一方面，这些豪族和教堂的贪得无厌，也加速了这种过程。他们用欺诈、诺言、威胁、暴力，把愈来愈多的农民和农民土地，置于自己权力控制之下。不论在前一种场合或后一种场合，农民的土地总是变成了地主的土地，在最好的情形下，也要叫农民缴纳代役租、提供徭役，才归还给农民使用。可是，农民却从自由的土地占有者变成缴纳代役租、提供徭役的依附农民，甚至农奴。在西法兰克王国[222]，一般说，在莱茵河西岸，这是通常现象。反之，在莱茵河东岸，却还存在着相当多的自由农民，他们大多数是散居的，只有少数集聚成一些自由的村。但是，即使在这里，在十到十二世纪，贵族和教会的强大势力，也使愈来愈多的农民处于受奴役的地位。 一个庄园主（不论是教会的或者世俗的）得到了一块农民土地，他同时也就在马尔克内取得了与这块土地有关的种种权利。这些新的地主，因此就变成了马尔克社员。他们同其他自由的和依附的社员，甚至同他们自己的农奴，原先在马尔克内只是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不久以后，他们不管农民的顽强抵抗，在马尔克中取得了很多方面的特权，甚至往往迫使整个马尔克服从他们地主的统治。不管怎样，旧的马尔克公社仍然继续存在下去，虽然是在地主监护之下。 弗里西安人、尼德兰人、萨克森人和莱茵—法兰克尼亚人向勃兰登堡及西里西亚的移殖，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那时马尔克制度对于耕作，甚至对于大规模的土地占有，还是多么必要。这些人从十二世纪起就在地主的土地上，以村的形式定居下来，而且正是按照日耳曼的法律，即古代的马尔克法律进行的，——既然在地主的庄园上还保留着这种法律。每个人都分到了家宅和园地，分到了一块同样大小的、用古代抽签方法决定的村有土地。每个人都有利用森林和牧场的权利，这多半是地主的森林，专用的马尔克比较少。所有这些都是世袭的。土地所有权还是地主的，移民必须世世代代向地主付一定的代役租，为地主服一定的徭役。但这种赋役很轻，这一带农民的境遇，比德国任何地方都要好些。因此，当农民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仍很安静。他们这种对切身事业的背弃行为，使他们后来受到了严重的惩罚。 一般说来，大约在十三世纪中叶，发生了一种有利于农民的决定性的转变。十字军远征为此作好了准备。许多出征的地主，干脆让他们的农民获得了自由。其他一些地主不在人世了，数以百计的贵族世家消灭了，他们的农民也往往得到了自由。还有一层，随着地主需要的增加，支配农民的赋役远比支配他们的人身重要得多。包含着古代奴隶制的许多成分的中世纪初期的农奴制，它给予地主的权利，逐渐失去了价值。农奴制慢慢衰弱下去，农奴的地位日益接近于普通依附农民的地位。农业的经营完全墨守旧法，所以庄园主要想增加他们的收入，只有开垦新土地和建立新村。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同移民好好商量，不管他们是庄园里的依附农民还是外来农民。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期，农民的赋役多半很轻，并且到处都有严格的规定，他们也受到了很好的待遇，尤其是在僧侣的领地里。最后，新吸引来的移民的优越地位，又影响到附近依附农民的处境，他们在整个德国北部，尽管还继续为庄园主提供赋役，但却获得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只有斯拉夫和立陶宛－普鲁士农民还是不自由的。但是这一切不能保持多久。 到了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城市迅速勃兴和富裕起来。尤其是在德国南部和莱茵河畔，城市美术工艺和奢侈品得到了繁荣发展。城市贵族的豪华生活，使粗食粗衣、陈设简陋的土容克不能安眠。但是，从哪儿去弄到这些好东西呢？拦路行劫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劳而无功。可是要去购买，就要有钱。钱却只有农民能够供给。于是，就对农民开始了新的压迫，增加代役租和徭役，越来越热衷于再度将自由农民变成依附农民，将依附农民变成农奴，把公有的马尔克土地变成地主的土地。在这些事情上面，君主和贵族得到了罗马法学家的助力。这些法学家把罗马法的条文，应用到大半他们不了解的日耳曼关系中去，制造了极度的混乱，但是他们善于这样制造混乱，就是使地主永远从中得到便宜，农民总是吃亏。教会中的大主教做法更加简单：他们伪造文件，从中缩小农民的权利，扩大农民的义务。为了抵抗君主、贵族和教士们的这种掠夺行为，从十五世纪末叶起，农民经常发动单独的起义，到了1525年，伟大的农民战争席卷了士瓦本、巴伐利亚、法兰克尼亚，一直泛滥到亚尔萨斯、普法尔茨、莱茵高和绍林吉亚。经过了艰苦的斗争，农民遭受了失败。从那时起，在日耳曼农民中间，农奴制度重新又取得了普遍的优势。在爆发战争的地方，一切还保留着的农民权利，现在都遭到了无耻的践踏，他们的公有地变成了地主的土地，他们自己也变成了农奴。德国北部处境较优的农民，保持了安静，为了对他们这样一种行为表示奖励，就使他们受到了同样的压迫，不过做得比较慢一点罢了。日耳曼农民的农奴制，在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西里西亚，开始实行于十六世纪中叶，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开始实行于十六世纪末叶，并且日益普遍地强加到农民身上。 这种新的暴力行动，也还有它的经济原因。在宗教改革时代的战争中，只有德意志的邦君扩大了权力。贵族们进行抢劫这一高贵行业，已经过时了。如果他们不甘心没落，就必须从他们的地产里榨取更多的收益。不过，唯一的方法是仿效大一点的地主、特别是寺院的榜样，自己至少负责经营一部分土地。过去这只是一种例外，现在却成为一种必要。但是，这种新的经营方法遇到了障碍，几乎所有地方的土地都分给了纳租的农民。只有在自由的或依附的纳租农民变成十足的农奴以后，老爷们才能获得行动的自由。一部分农民，正如专门术语所说的被“肃清”（《gelegt》），这就是说，不是被撵走，便是沦为只有一间草屋和一小块园地的无地农民（Kotsassen），他们的份地，合并成一个大规模的地主田庄，由新的无地农民和留下来的农民以徭役劳动进行耕种。这样，不仅有大批农民干脆被赶走，而且留下来的农民所负担的徭役也日益大量地增加。资本主义时期，在农村中是作为以农奴徭役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农业经营时期，宣告开始的。 不过这种转变，在开头的时候是进行得相当缓慢的。开始了三十年战争[223]。在整整一代的时间里，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到处是焚烧，抢劫，鞭打，强奸和屠杀。有些地方，除大军之外，还有小股的义勇兵，或者干脆把他们叫做土匪，他们甘冒风险，为所欲为，这些地方的农民受苦最多。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被踩得稀烂，撕成了碎片，流着鲜血。但是受苦最深的，又是农民。 占有土地的贵族，这时成了农村中唯一的主人。邦君们恰巧在那时候取消了贵族在等级会议中的政治权利，因此使他们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农民。而农民最后的抵抗力，已经为战争所摧毁。这样，贵族就可以把全部土地关系安排得最有利于恢复他们已经破产的财政。不但把那已经抛弃的农民田宅，直接跟地主的庄园合并起来，而且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大规模地、有系统地驱逐农民。地主的田庄越大，农民的徭役劳动自然也越重。“无限制的徭役”时代又来到了。老爷可以任意命令农民、农民的家属、农民的耕畜出多少次工，干多长的时间。农奴制度现在成了普遍的制度。自由农民正如白色的乌鸦那样少见。老爷为了将农民的任何抵抗，即令是极微弱的抵抗，也能在萌芽状态中加以扑灭，他们从邦君那里取得了领主审判权，也就是说，他们被任命为审判农民任何小过失和小纠纷的唯一法官，甚至在农民和地主本人争讼的时候，也是一样。于是，地主就成了他自己案件的法官！从此以后，棍子和鞭子统治着农村。跟整个德国一样，德国农民这时受到最大的屈辱。跟整个德国一样，德国农民也精疲力尽，失去任何自救的能力，只有依靠外援才能得救。 这种外援终于来了。法国革命爆发以后，在德国和德国农民头上也出现了美好时代的曙光。革命军一占领莱茵河左岸，那里的徭役劳动、代役租、对老爷的各种贡赋等一大堆陈腐废物，连同老爷本身，就像被魔杖点了一下似地立即消失了。莱茵河左岸的农民从此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而且他们还得到了一部在革命时期起草的、被拿破仑篡改了的Codecivil[224]。这部法典很适合他们的新情况，他们不但看得懂，而且还可以很方便地带在口袋里。 不过，莱茵河右岸的农民还需要长期等待。不错，普鲁士在耶拿[225]遭到应有的失败以后，若干极端可耻的贵族特权业已废除，而且根据法律，所谓赎免农民的其他赋役也有了可能。不过，这大部分在很长时间内不过是一纸空文。在其他的邦中做得更少。直到1830年的法国第二次革命，才开始至少在巴登和靠近法国的其他几个小国里实行这种赎免。当1848年法国第三次革命终于也带动了德国的时候，普鲁士的赎免还远没有完成，在巴伐利亚境内，还根本没有开始！现在，事情自然进行得快一些。这一次亲身谋反的农民的徭役劳动，当然丧失了一切价值。 赎免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这么一回事。老爷向农民收取一笔钱或一块地以后，就应该承认农民剩余下来的土地是他的自由的不担负赋役的产业，——尽管过去属于老爷的全部土地，都是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不仅如此。在清算的时候，派来办理此事的官吏，当然差不多总是站在老爷一边，他们在老爷那里居住和吃喝，所以农民所吃的亏，甚至大大超过了法律条文的规定。 由于三次法国革命和一次德国革命，我们终于又有了自由的农民。但是，我们今天的自由农民，和古代的自由马尔克社员相比，差得多远啊！他们的土地，一般都小得多。除了少数大大缩小了的、荒芜的公有森林以外，没有分割的马尔克已经消失了。但对小农来说，不利用马尔克就不能养家畜，没有家畜就没有粪肥，没有粪肥就没有合理的耕作。收税官和紧跟在他后面的吓人的法警，这些今日农民最熟悉不过的人物，都是古代马尔克社员没有听说过的。还有那些从事抵押放款的高利贷者，他们也是没有听说过的，而现在农民的田产，却一块块地落到他们的魔爪中去。但最妙的是：这批新的自由农民（他们的份地和活动能力被大大缩小），正好出现在一切都进行得太晚的德国，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不单是科学的农业，而且还有那新发明的农业机械，日益使小规模的经营变成一种过时的、不再有生命力的经营方式。正同机械的纺织业排斥了手纺车与手织机一样，这种新式的农业生产方法，一定会无法挽救地摧毁小土地经济，而代之以大土地所有制，——只要它们有这样做的必要时间。 因为，处在目前经营形式下的全欧洲农业，已经受到了美洲大规模谷物生产这个占有优势的敌手的威胁。美洲的土地天然适于耕种，天然具有长期的肥力，购买它又花不了几文钱，同这样的土地，不管是我国负债的小农，或者是我国同样债台高筑的大土地占有主，都是无法进行竞争的。全欧洲的农业经营方式，在美洲的竞争下失败了。欧洲农业只有在社会管理和社会经营的情况下，才可能继续存在。 这就是我国农民的前景。一个尽管是衰落的自由农民阶级的复兴，却有这样的好处：使农民处于这样的地位，在这个地位上，他们在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工人的协助下，能够自己帮助自己，只要他们愿意懂得怎样做［注：下面几段文字是弗·恩格斯在1883年出版“马尔克”的单行本时所做的补充，该书题名为：“德国农民。他过去怎样？他现在怎样？他将来会怎样？”。——编者注］。 但是怎么办呢？采用恢复马尔克的方法，但不用陈旧的过时的形式，而用新的形式；采用这样一种更新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方法，以便使这种占有制不但能保证小农社员得到大规模经营和采用农业机器的全部好处，而且能向他们提供资金去经营（除农业以外）利用蒸汽和水力的大工业，不用资本家，而依靠公社本身的力量去经营大工业。 经营大农业和采用农业机器，换句话说，就是使目前在耕种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农的农业劳动变为多余。要使这些被排挤出农业的人不致没有工作，或不会被迫集结城市，必须使他们就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而这只有大规模地、利用蒸汽或水力来经营，才能对他们有利。 这究竟怎样组织呢？德国农民们，好好地想一想吧。能够帮助你们的，只有社会民主党人。 弗·恩格斯写于1882年9月中—12月上半月 作为附录载于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1882年哥丁根—苏黎世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第19卷译出 注释： [214]“马尔克”一文是恩格斯于1882年9月中到12月上半月写的，它是德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小册子的附录。本文部分利用了恩格斯研究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时收集的材料。恩格斯的这些研究，载于本卷“遗稿”部分。1883年本文转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并印成单行本。在恩格斯生前，“马尔克”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起用德文出了4版。 本卷中所载的“马尔克”一文，是根据恩格斯审阅过的德文第四版“社会主义的发展”（1891）译出的。1892年，“马尔克”也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的附录由爱·艾威林译成英文出版，恩格斯并专门写了一篇序言。马克思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手稿时曾对该文作了很高的评价。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谈到这篇论文时写道：“‘马尔克’这篇附录，是为了在德国社会党中传播某些有关德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发展情况的基本知识而写成的。当这个党的影响几乎已经扩大到了全体城市工人，因而需要去争取农业工人和农民的时候，这一点就显得尤其必要了。”——第351页。 [215]格·路·毛勒用一个总题目联起来的一些著作，是研究中世纪把德国的土地制度、城市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这些著作是：“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EinleitungzurGeschichtederMark-，Hof-，Dorf-undStadt-VerfassungundderöffentlichenGewalt》．München，1854）、“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厄兰根版（《GeschichtederMarkenverfassunginDeutschland》．Erlangen，1856）、“德国地主家庭、农民家庭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厄兰根版第1—4卷（《GeschichtederFronhöfe，derBauernhöfeundderHof-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Ⅰ-Ⅳ，Erlangen，1862—1863）、“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厄兰根版第1—2卷（《Ges-chichtederDorf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Ⅰ-Ⅱ，Erlangen，1865—1866）、“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厄兰根版第1—4卷（《GeschichtederStädte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Ⅰ-Ⅳ，Erlangen，1869—1871）。——第353页。 [216]恩格斯指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的著作“高卢战记”。这里讲到的事实，载于第4册第22章。——第353页。 [217]“帝国法”是中央政权颁布的中世纪日耳曼帝国的全帝国法律。见这些法律的最完备的汇编之一：“H．E．恩德曼博士根据1372年手稿（同其他手稿校订过）并附有注释的帝国法”1846年加塞耳版第244页（《DasKeyserrechtnachderHandschriftvon1372inVergleichungmitandernHandschriftenundmiterläu-terndenAnmerkungenherausgegebenvonDr．H．E．En-demann》．Cassel，1846，S．244）。恩格斯引用的材料载于“关于森林法”部分。——第354页。 [218]“民族法”（即所谓野蛮人法，拉丁文为Legesbarbarorum，德文为GermanischeVolksrechte，是日耳曼各部落的习惯法的记录，这些部落于五至七世纪在过去西罗马帝国及其邻近地区的领土上建立了王国和公国。这部民族法是五至九世纪之间制定的。——第356页。 [219]“里普利安法”是一个古代日耳曼部落——里普利安的法兰克人的习惯法的记录，这些法兰克人于四至五世纪居住在莱茵河和麦士河之间。“里普利安法”，是研究里普利安的法兰克人社会制度的主要材料。“里普利安法”第八十二节（表Ａ）和第八十四节（表Ｂ）。谈到了耕地的私人占有制。见最完备的版本之一：“里普利安和法兰克—哈玛维法”1883年汉诺威版第104页（《LexRibuariaetlexFrancorumChamavorum》．Hannoverae，1883，ｐ．104）。——第357页。 [220]恩格斯指1878年4月15日颁布的各种林木盗窃法（《Gesetz，betre-ffenddenForstdiebstahl》），该法律规定，未经警察的特别允许不准采集草、野果和蘑菇。——第359页争的开端。以后参。 [221]指陪审员法庭。这种法庭于1848年革命以后在许多德意志邦内建立，自1871年以后则在整个德国建立。法庭当时由一个皇室法官和两个代表（陪审员）组成，和过去的陪审员不同，他们参与了全部审判，不仅是确定罪行，而且规定处罚方法。法庭成员是从统治阶级的代表中特别挑选出来的。——第360页。 [222]西法兰克王国是在查理大帝帝国瓦解后建立的，该帝国是一个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盟。843年帝国在查理的三个孙子之间发生了最后的分裂。其中一人秃头查理得到了瓦解的帝国的西部领土，包括现代法国的大部分领土，并建立了西法兰克王国。莱茵河以东的土地（未来德国的核心）交给了德意志的路易，从北海到中意大利之间的地带则归查理大帝的长孙洛塔尔掌管。——第362页。 [223]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第一次全欧战争，是各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它采取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形式。在捷克发生的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和天主教反动派进攻的起义是这场战战的欧洲国家，形成了两个阵营。教皇、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德意志的天主教邦君，在天主教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新教的国家：捷克、丹麦、瑞士、荷兰共和国和许多经过宗教改革的德意志邦。新教国家曾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对手法兰西国王的支持。德意志是这次斗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的军事掠夺和侵略野心的对象。战争于1648年结束，签订了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该和约巩固了德意志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第366页。 [224]Codecivil是拿破仑第一的民法典，这个法典也常在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行；在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这个法典在该省继续有效。——第367页。 [225]1806年10月14日普鲁士军队在耶拿近郊的溃灭，迫使普鲁士向拿破仑的法国投降，这表明了霍亨索伦封建王朝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全部腐朽性。——第367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品特是怎样造谣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相关链接：威廉·李卜克内西 弗·恩格斯 品特是怎样造谣的[210] 〔说明〕有读者来信告知，王学东曾著文澄清本篇作者并非恩格斯，而是李卜克内西。附后。特表感谢！——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俾斯麦公爵的御用机关报“北德总汇报”，利用自己的地位，不仅无视一切礼节，而且无视逻辑、甚至一般正常理智的要求。它享有谩骂、诽谤、撒谎、发表政治性和非政治性谰言的特权。除了一些穿制服的和不穿制服的奴仆（他们称达赖喇嘛的粪便和其他排泄物为天赐的甘露，并在需要的时候，准备把它吞下去），大家都知道，这家报纸是一切卑鄙和愚昧的东西的庇护者。 如果需要给对方脸上抹黑，需要散布真正的弥天大谎，进行真正有声有色的诽谤，或者需要真正致力于卑鄙龌龊的勾当，那末人们就会选择“北德总汇报”去担任这个光荣的使命。而“北德总汇报”也非常乐意去执行这一使命。 这家由于名声太坏和只会胡说八道、甚至在议会选举运动中都不能利用的“正直的”报纸，最近特别热中于诬蔑社会民主党，散布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最卑鄙的谎言。 它用最荒诞的方式歪曲报道法国著名的事件[211]，用最触目惊心的色彩涂抹画面，叫人看了毛骨悚然。而这一切的目的，是要向战栗的人类证明：社会民主党人是强盗、杀人犯、纵火犯，天知道还是些什么人；法兰西共和国法定要灭亡，因为它没有力量保卫自己免受上述恶魔的侵扰，——要知道，只有以俾斯麦之流为首的宫相的君主国才有力量做到这一点。 正是“北德报”，最无耻地把维也纳“谋财害命”的案件归罪于社会民主党，并给社会民主党捏造罪名，进行最卑鄙的告密[212]。 两个星期以前，当奥地利检察机关以真正蠢货的厚颜无耻把蹂躏匈牙利犹太人的暴行说成是社会民主党的秘密诡计的时候，“北德总汇报”是为这种多么愚蠢又多么卑鄙的举动而欢呼的唯一报纸，并随声附和这个白痴检察官，虽然“北德总汇报”从它最接近的人那里，或者根据自己亲身的经验，都很清楚地知道，所谓“反犹太人的运动”遭到社会民主党人最坚决的反对，在德国，特别是在柏林，尽管这个运动受到“北德总汇报”老板最热心的支持，但是，正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它还是垮台了。 我们在“北德报”的一篇相当长的述评里发现了撒谎的最新成就，该述评报道说，关于反社会党人法延长有效期的问题似乎引起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热烈的争论”[213]。 似乎“李卜克内西派”认为，反社会党人法继续有效，对党是有利的，而其他（派别？）认为这只是“说大话”的政策，因而加以反对，“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民主党内的争论自然是采取最粗暴的斗争手段”进行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读者知道，这些谎话究竟值几文钱。在社会民主党内既没有“北德报”所理解的“派别”，也没有对任何问题，尤其是对反社会党人法延长不延长有效期问题发生“争论”。 我们是一些出色的“现实政治家”，不会为还没有生下的鸡蛋而操心，我们对这个问题抱绝对“无所谓”的态度。如果反社会党人法要废除，那末，我们知道，这绝不是出于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仍然和现在一样；如果这个法令不废除，我们更会和现在一样。但是，反社会党人法给了党不可估量的帮助，它巩固了党，教会了党很多东西，总之，在教育的意义上对党起了极好的影响，而顺便说说，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是一致的。 确实，关于反社会党人法延长不延长有效期的可能性问题，在党的机关报上，也只有在那里讨论过。但是，这是纯理论的讨论，因为这个问题本身的实质决定了这一点。试问，采取“如此粗暴的手段”的那种“争论”到底在哪里呢？没有说过一句话可以为“北德报”的声明作辩护的。显然，俾斯麦的御用机关报还不懂得撒谎家的职业必须遵守的规则，撒谎也应当近乎情理，就是说谎话也需要有哪怕是一点点的真理，不然，它就无法存在。 顺便说说，“北德报”现在不得不倾听“自由通讯”的话了，它说“北德报”发表那篇述评是做了一件极大的蠢事。要知道，社会民主党人自己希望保存反社会党人法，这就是废除这一法令的理由，要想出比这更好的理由是不可能的。但是要了解这一点，俾斯麦的御用机关报的智力是无论如何都显得不够的。 弗·恩格斯写于1882年10月底 载于1882年11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210]刊登在1882年11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弗·恩格斯的文章“品特是怎样造谣的”：发表时没有署作者的名字。在这篇文章前面，编辑部写了下面的话：“我们的一位最杰出的德国同志写了一篇题为品特是怎样造谣的文章……”。——第348页。 [211]恩格斯指的是使工人阶级的状况急剧恶化的经济萧条所引起的法国罢工运动，其中有孟索-累明事件。受尽矿主残酷压迫的孟索-累明的煤矿工人起来反对矿主。1882年10月“北德总汇报”刊登了许多像恩格斯所描述的报道这些事件的通讯。——第348页。 [212]这里指的是1882年7月4日在维也纳布置的一次警察挑衅事件。为了给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制造一个诉讼案，控告他们为党搞经费而进行谋杀，发生了暗中安排好时抢劫梅尔施塔林格尔鞋匠的事件。 1882年8月29日“北德总汇报”第401号上，登载了把这一谋杀事件同社会民主党牵连在一起的通讯。——第349页。 [213]1882年10月21日“北德总汇报”第493号。——第349页。 附录 恩格斯不是《品特是怎样造谣的》一文的作者 王学东 《品特是怎样造谣的》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1882年11月2日第45号上。当时文章未署名，编辑部只在它前面写了下述的话：“我们的一位最杰出的德国同志为我们写了一篇题为《品特是怎样造谣的》的文章。” 苏联在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时并未收这篇文章，后来却把它编入俄文第二版。〔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8-350页。〕看来，编者很可能是把“最杰出的德国同志”推断为恩格斯，才这样做的。 然而，当时身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爱·伯恩施坦在1882年11月1日（第45号报纸出版之前）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明确提到：“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登的报道《品特是怎样造谣的》，是李卜克内西从监狱里写来的。”〔注：《爱·伯恩施坦与弗·恩格斯通信集》198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87页。〕通过这封信的证实，可以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李卜克内西，而不是恩格斯。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初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初版序言 这本小册子来自1878年在莱比锡出版的我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的三章。我为我的朋友保尔·拉法格把这三章汇集在一起交给他译成法文，并增加了若干比较详细的说明。经我校阅过的法译文最初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于1880年在巴黎印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206]。根据法译文翻译的波兰文本于1882年在日内瓦“黎明”印刷所出版，书名为“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207]。 拉法格的译本在说法语的国家，特别是在法国，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这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三章如果按德文印成单行本出版，是否同样有好处呢。这时，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208]编辑部告诉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普遍感到迫切需要出版新的宣传小册子，问我是否愿意把这三章用于这一目的。我当然同意这样做，并把我的著作交给他们处理。 可是，这一著作原来根本不是为了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写的。这样一种首先是纯粹科学的著作怎样才能适用于直接的宣传呢？在形式和内容上需要作些什么修改呢？ 说到形式，只有常常使用外国字这一点可以引起怀疑。但是拉萨尔已经根本不在他的演说和宣传小册子中避免使用外国字，而且据我所知，大家并没有因此诉苦。从那时以来，我们的工人已经更多地和更经常地阅读报纸，因此也更多地熟悉外国字。我只限于删去一切不必要的外国字。对于必要的外国字，我没有附上所谓解释性的译文。这些必要的外国字大部分是科学技术上通用的术语，它们如果可以翻译，那就不是必要的了。这就是说，翻译只能歪曲这些术语的意义；它不能说明，反而会造成混乱。在这里，口头的解释会有更大的帮助。 内容却刚刚相反，我可以肯定地说：对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总的说来，只有第三部分是困难的，但是对于工人，较之“有教养的”资产者，困难要少得多，因为这一部分正是概括了工人的一般生活条件。至于说到我在这里加上的许多说明，那末我实际上与其说是考虑到工人，不如说是考虑到“有教养的”读者，如议员先生冯·艾内恩、枢密顾问先生亨利希·冯·济贝耳以及特赖奇克之流的人物，他们为不可抑制的欲望所驱使，总是一再地表明他们的惊人的无知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巨大的误解。如果唐·吉诃德挺着长矛同风车搏斗，那末这是合乎他的身分和所扮演的角色的；但是我们不能容许桑科·判扎做这类事情。 这样的读者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简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说，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于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产生于德国［注：“于德国”是笔误，应当说“于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需有德国的辩证法，但是同时也必需有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四十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参看“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209]）。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上加的注］。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如果说，德国资产阶级的教师们已经把关于德国大哲学家和他们所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而且已经做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我们不得不引用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那末，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9月21日于伦敦 载于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1882年哥丁根—苏黎世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第19卷译出 注释： [206]F．Engels．《Socialismeutopiqueetsocialismescientifique》．Paris，1880．——第345页。 [207]Fr．Engels．《Socyjalizmutopijnyanaukowy》．Genève，1882．——第345页。 [208]“社会民主党人报”（《DerSozialdemokra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时期出版的一种周报，从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从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马克思和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反对过该报的错误，帮助该报在自己的篇幅中贯彻党的无产阶级的路线。——第345页。 [20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95—498页。——第347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布雷的牧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布雷的牧师 查理国王掌当朝， 忠贞之士能找到， 我为教会去卖命， 俸银填满我腰包。 我开导我的羊群： 当皇上由老天排定， 谁敢违命欺国君， 打入地狱受苦刑。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詹姆斯南坐称王， 罗马教备受荣光， 必须要一反过去， 停止对天主教的诽谤。 什么罗马教会和教派， 我和他们也都合得来， 如果不会闹革命， 我要加入耶稣会。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威廉跑来当国王， 拯救自由英名扬， 我赶紧扯起帆篷， 顺着那新的风向。 我这样进行鼓动： 快去同暴政交锋， 现在得赶快结束， 过去奴隶般的服从。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安登基做了女王， 国教又受到荣光， 这件事情不寻常， 我成了一个托利党。 为了教会的完整， 我要大家去斗争， 我把软弱和容忍， 看做是一种罪证。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乔治上台当国王， 温和政治他标榜， 我又摇身变一变， 变成一个辉格党。 变来变去大沾光， 又能得宠于摄政王， 我几乎天天发誓， 反对窥位者和教皇。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伟大的汉诺威皇朝， 除了信教皇的人妖， 我为它尽忠效劳， 只要它王座不倒。 我的忠诚不再动摇， 除非又得换代改朝， 乔治永远是我明主， 直到有谁把他赶跑。 有桩事情倒是真， 至死不会有变更： 不管谁来当皇上， 布雷的牧师要当成。 ［注：弗·恩格斯自英文译成德文。——编者注］ 上面举出的这首民歌，也许是一百六十多年来在英国一直受人欢迎的唯一的一首政治民歌。其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归功于它那出色的调子，这个调子直到今天还到处为人传唱。其实，对今天我们德国的情况来说，这首民歌也丝毫没有过时。不过，我们在这段时间内照例前进了。这位威风凛凛的独特的牧师，只是在每次更换帝王的时候才改换自己的假面具。可是在我们德国人这里，有一位真正的布雷的教皇［注：指俾斯麦。——编者注］，骑在我国许多政治上的布雷牧师头上，为了证明自己的绝对正确，他越来越频繁地把全部政治信条彻底翻转过来。昨天主张贸易自由，今天主张保护关税；昨天主张经营自由，今天主张强制统一；昨天主张文化斗争，今天却打着飘扬的旗帜向卡诺萨［注：1077年1月，被开除教籍和黜位的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堡卡诺萨向他的敌人罗马教皇格雷哥里七世屈膝投降，哀求恕罪。此处即投降的意思。——译者注］行进。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OmniainmajoremDeigloriam（一切为了上帝更大的光荣），用德国话来说，这就是：一切为了收更多的税，拉更多的壮丁。而可怜的小牧师们则应该唯命是从，应该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每次重新“跳过障碍”，而且往往得不到半点补偿。我们那位坚强的老牧师，以何等的轻蔑神气俯视着自己这些渺小的继承人，——他毕竟是以那种帮助他经过一切政治风浪保住了自己阵地的勇敢精神而大大自豪的呵！ 弗·恩格斯写于1882年9月初 载于1882年9月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7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第19卷译出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论美国资本的积聚（1882年5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论美国资本的积聚 （1882年5月3日） 不久以前在英国报纸上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美国的资本积聚是以多么惊人的速度在进行。根据这项统计资料，纽约的万德比尔特先生是富翁中最大的富翁。这位铁路、土地、工厂等等的大王的财产约有3亿美元（1美元等于4马克25分尼）。按美国人的说法，他“值”3亿。他握有美国公债券（Bonds）6500万美元，纽约中央铁路—哈德逊河运公司股票5000万美元，以及其他铁路公司股票5000万美元。此外，他在纽约和国内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地产。英国报纸还十分赞赏地说，万德比尔特先生能够买下任何路特希尔德这样的家族的产业，而仍旧不失为世界上最富的人。 万德比尔特一家积攒这份巨大产业……大约才花了三十年！“白厅评论”[204]写道，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认为也是这样。 在大富翁名单上，继万德比尔特以后的是： 杰伊·古耳德，他也是一个出名的铁路骗子，拥有1亿美元；麦凯，银矿主，争取“协议的复本位制”鼓动的组织者，拥有5000万；克罗克，拥有5000万；约翰·洛克菲勒，煤油冒险家，但不是煤油纵火犯［注：俏皮话：《Petroleumritter》，《Petroleur》。——编者注］，拥有4000万；科·波·欣丁顿，拥有2000万；达·奥·米尔斯，拥有2000万；参议员费尔，拥有3000万；前州长斯坦福，拥有4000万；拉塞尔·赛治，拥有1500万；詹·罗·基恩，拥有1500万；赛·琼·提耳登，拥有1500万；爱·丹·摩尔根，拥有1000万；赛米尔·斯隆，拥有1000万；加里逊，拥有1000万；赛勒斯·威·菲尔德，拥有1000万；休·贾奇·朱厄特，拥有500万；悉尼·狄龙，拥有500万；戴维·道斯，拥有500万；霍赛·德·纳瓦罗，拥有500万；约翰·约·加勒特，拥有500万；威·巴·阿斯特，拥有500万。 其实这个名单还很不完全。美国金融巨头的人数还要多得多。而且，由于向美国大量移民，财富的这种惊人积累与日俱增。这种移民直接和间接都首先有利于资本巨头。所以说直接有利，是因为移民促使地价迅速上涨。说间接有利，是因为大量的移民降低了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现在，在我们美国的兄弟报纸登载的关于罢工的无数报道中，我们发现反对降低工资的罢工的百分比愈来愈高，而大多数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实质上也具有这种性质，因为这种罢工不是由于物价狂涨，就是由于没有像通常那样在春季提高工资而引起的。 因此，现在欧洲每年向美国移民的潮流，只是促使那里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一切后果发展到极点，因而那里早晚势必发生严重的破产。那时移民的潮流就会停止，甚至可能倒流，也就是说，会出现这样的时刻，那时欧洲的尤其是德国的工人将面临抉择：饿死或者革命！而一旦出现这种抉择，那末，别了，你们这些神圣的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宠臣们！ 这个时刻比大多数人所能想像的更近。移民在那里已难于找到工作，快要到来的营业危机的征兆已看得愈来愈清楚，在决定性的时刻只要有最微小的事情做导火线，就会发生破产！ 所以，尽管我们和“纽约人民报”[205]一起为德国的侨民们悲伤，尽管我们相信德国的侨民首先引起美国工人境况的大大恶化，尽管我们和上述报纸一起希望德国工人集中全部注意力来专门改善自己在德国的境况，我们仍旧不能同意该报的悲观主义。我们毕竟应当重视环境，而由于我们的反对者的近视和贪婪，环境愈来愈排除采取真正改革的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应当看到自己的任务就是不顾任何懦夫而使人们对事变的革命进程做好精神准备。 这一冲突的证明就是：一方面资本大规模积聚，另一方面群众日益贫困。结局只有一个，这就是社会革命！ 弗·恩格斯写于1882年5月3日 载于1882年5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注释： [204]“白厅评论”（《TheWhitehallReview》）是英国保守派的周报，从1876年至1929年在伦敦出版。——第337页。 [205]“纽约人民报”（《New-YorkerVolks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美国出版的日报，从1878年至1932年在纽约出版。——第339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194] 4月13日，有一位人物在柏林逝世。他曾经作为哲学家和神学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多年来，几乎已被人遗忘，只是偶尔作为“文坛怪人”还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官方的神学家们，其中也有勒南，剽窃了他的著作，因此一致默然不提他的名字。可是，他比所有这些人更有价值，而且在一个我们社会主义者也关切的问题上，即在基督教历史起源问题上，他比所有这些人做了更多的工作。 趁他去世的机会，我们简单谈谈这个问题的目前情况和鲍威尔对解决这个问题的贡献。 从中世纪的自由思想者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者，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都是骗子手的捏造。但是，自从黑格尔向哲学提出了说明世界史中的理性发展的任务之后，上述观点便再也不能令人满意了。 事情很清楚，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偶像的膜拜或雅利安人[195]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它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的成分，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很快地免不了有僧侣的欺诈。至于人为的宗教，虽然充满着虔诚的狂热，但在其创立的时候便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史，而基督教，正如鲍威尔在批判新约[196]时所指出的，也一开始就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可观的成绩。但这只是肯定了一般现象，却没有说明这里所要谈的具体情况。 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一千八百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对基督教更是这样。这里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罗马帝国的民众，在一切宗教中特别爱好这种还是奴隶和被压迫者所宣扬的无稽之谈，而好大喜功的君士坦丁竟认为接受这种妄诞无稽的宗教，是自己一跃而为罗马世界专制皇帝的最好手段？ 在解答这个问题方面，布鲁诺·鲍威尔的贡献比任何人大得多。维耳克单纯从语言方面考证了的福音书的时间顺序和相互关系[197]，鲍威尔又根据它们的内容无可辩驳地加以证实了，尽管反动时代的那些半信神的神学家从1849年起竭力反对这样做。按照施特劳斯含糊的神话论[198]，人人都可以任意地把福音书的记述当做历史的记述，鲍威尔彻底揭露了这种理论的非科学性。既然福音书的全部内容，几乎绝对没有一件事情是历史事实，那就可以说明连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也成问题，这样，鲍威尔就扫清了解决下述问题的基地：在基督教中形成了一种体系的那些观念和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是怎样取得世界统治地位的。 鲍威尔毕生从事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是：公元40年还以高龄活着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而罗马的斯多葛派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在斐洛名下流传到现在的许多著作，实际上是讽喻体的唯理论的犹太传说和希腊哲学即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物。这种西方观点和东方观点的调和，已经包含着基督教全部的本质观念——原罪、逻各斯（这个词是神所有的并且本身就是神，它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不是用牺牲而是把自己的心奉献给神的忏悔，最后还有以下的本质特点，即新的宗教哲学倒转了从前的世界秩序，它在穷人、苦难人、奴隶和被排斥的人中寻找信徒，蔑视有钱人、有势力的人和有特权的人，因而也就有蔑视一切尘世享乐和禁止肉欲的规定。 另一方面，奥古斯都就已注意到，不仅要使神人，而且要使所谓贞洁的受孕也成为国家规定的格式。他不仅要求对凯撒和自己敬奉如神，而且还要求宣扬，他凯撒·奥古斯都圣者（divus）不是他父亲这个凡人的儿子，而是他母亲从阿波罗神那里受孕生下来的。但愿这位阿波罗神不是海涅所歌咏的那位阿波罗神的本家吧[199]！ 由此可见，整个基督教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只是还缺少最后一块石头：人格化的逻各斯体现为一定的人物，他为了拯救有罪的众生而在十字架上作出赎罪的牺牲。 至于这最后一块石头在历史上是怎样砌到斯多葛—斐洛学说里去的，我们找不到真正可靠的根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最后一块石头不是由哲学家，即斐洛的学生或斯多葛派砌上的。创立宗教的人，必须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而烦琐哲学家通常不是这样。相反，在总解体的时期（现在也是这样），我们看到哲学和宗教教义都以粗俗的形式被庸俗化，并且得到广泛流传。希腊古典哲学的最终形式（尤其是伊壁鸠鲁学派），发展为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而希腊的庸俗哲学，则发展为一神论和灵魂不死说。犹太教也是这样，它在同外族人及半犹太人的混合和交往中唯理主义地庸俗化了，它忽视了法定的仪式，把过去犹太人独有的民族神雅赫维［注：艾瓦德已经证明[200]，犹太人在注有元音和标点的手稿中，在雅赫维（Jahweh）这个名字的不发音的辅音底下，写上了代替它发音的阿特乃（Adonai）一字中的元音。后来的人就把它读成耶和华（Jehovah）。可见，这个字不是某位神的名字，而只是一个重大的语法错误，因为这在希伯来语中简直是不可能的。］变为唯一的真神——天地的创造主，并且接受了原先同犹太教格格不入的灵魂不死说。这样，一神论的庸俗哲学就和庸俗宗教相遇了，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现成的唯一的神。这就为犹太人准备了基地，使他们在修改同样庸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念以后，能够创立基督教，并且一经创立，能够博取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信奉。基督教起源于通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念，而不直接产生于斐洛的著作，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新约几乎完全忽略了斐洛著作的主要部分，即忽略了旧约记述的讽喻式的哲理解释。这是鲍威尔没有充分注意到的一个方面。 基督教的初期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读一读所谓约翰启示录[201]，就可以有一个概念。粗野的混乱的狂热，教义还处在萌芽时期，所谓基督教道德只有禁欲这一条，相反地，幻觉和预言却很多。教义和伦理学是在较晚时期形成的，那时福音书和所谓使徒行传已经写成。这里不客气地利用了斯多葛派哲学，即塞涅卡哲学——至少在训诫方面是这样。鲍威尔已经证明，使徒行传常常一字不差地抄袭塞涅卡。实际上，这件事情正统的基督徒也已经看到了，不过他们硬说塞涅卡抄袭了当时还没有写成的新约。教义一方面在同逐渐形成的关于耶稣的福音传说的联系中，另一方面是在犹太教基督徒和多神教基督徒之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关于基督教取得胜利和世界统治地位的原因，鲍威尔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但是在这里，这位德国哲学家的唯心主义妨碍了他，使他不能作明晰的观察和精确的说明。往往在紧要关头，不得不用空话来代替事实。所以，我们与其逐条研讨鲍威尔的见解，倒不如谈谈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的根据，不仅有鲍威尔的著作，而且还有自己的独立研究。 罗马的占领，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首先直接破坏了过去的政治秩序，其次也间接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生活条件。其办法是：第一，以罗马公民与非公民（或国家臣民）之间的简单区别，代替了从前的等级划分（奴隶制度除外）；第二（这是主要的），以罗马国家的名义进行压榨。如果说在帝国内部，为了国家的利益，对行省总督的贪财欲望还尽量加以限制，那末在这些国家代之而来的，是为了充实国库而课收的日益加重和日益烦苛的赋税，这样一种压榨行为起了可怕的破坏作用；最后，第三，到处都由罗马法官根据罗马法进行判决，从而使地方上的社会秩序都被宣布无效，因为它们和罗马法制不相符合。这三种办法必然产生惊人的荡平一切的作用，特别是运用于各民族达一、二百年之久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些民族中间，最强有力的部分，不是在被征服前、被征服时、甚至被征服后的战争中被消灭，便是沦为奴隶。各行省的社会关系愈益接近京都的和意大利的社会关系。居民逐渐分裂为三个由极复杂的成分和民族凑合起来的阶级：富人，其中不少是被释放的奴隶（见佩特罗尼乌斯[202]）、大地主、高利贷者、或大地主兼高利贷者——如基督教的叔父塞涅卡；没有财产的自由人，他们在罗马靠国家吃喝玩乐，在各行省只能自找生路；最后是广大的群众——奴隶。前两个阶级对于国家即对于皇帝，几乎同奴隶对于奴隶主一样没有权利。特别从提比利乌斯到尼禄这一时期，判处有钱的罗马人死刑以没收他们的财产，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政府的物质支柱是军队，它很像后来的德国雇佣兵，而不像古罗马的农民军队；政府的精神支柱是这样一种普遍信念：现状是摆脱不了的；建立在军事统治上的帝政（不是指这个或那个皇帝）是无法改变的必然性。至于这种信念究竟基于哪些纯粹的物质事实，这里就不加以分析了。 同普遍的无权地位和对改善现状的可能表示绝望的情况相适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剩下的少数具有贵族气派和贵族思想的古罗马人，不是被消灭，便是死亡了。他们当中最后的一个人是塔西佗。其余的人巴不得能够完全避开社会生活；他们沉溺于聚财和斗富、诽谤和倾轧之中。没有财产的自由人，在罗马由国家供养，在各行省则境况困苦。他们必须劳动，而且还要对付奴隶劳动的竞争。不过这些人只住在城市。除他们以外，在各行省还有农民，自由的土地占有者（有些地方他们也许还同公社所有制有联系），或者如在高卢则是大地主的债务奴仆。这一阶级最少被社会变革所触及。它反对宗教变革的时间也最久［注：按照法耳梅赖耶尔[203]的研究，直到九世纪，迈纳（伯罗奔尼撒）的农民还在向宙斯供奉牺牲。］。最后是奴隶，他们没有权利，没有自由，而斯巴达克的失败，也证明他们不可能解放自己，可是其中大部分原是自由人或自由人的后裔。所以在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当然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怀有强烈的（虽然表面上并不显露的）怨恨。 同上述情况相适应，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也是如此。哲学家们不是单纯赚钱谋生的学校教师，便是纵酒作乐的有钱人所雇用的小丑。很多甚至就是奴隶。塞涅加先生表明，如果他们处境顺利，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位讲道德谈克制的斯多葛派，是尼禄宫廷中的头号阴谋家，不可能不阿谀奉承。他让尼禄赏赐金钱、田庄、花园、宫室。当他宣扬福音中贫困的拉撒路时，他实际上正是这个寓言里的富人。只是当尼禄要他命的时候，他才叩请皇帝收回一切赏赐，说他的哲学已使他感到满足。只有像柏西阿斯这样非常个别的哲学家，至少还挥动讽刺的鞭子，鞭笞他们那些蜕化的同时代人。至于另一类的思想家，即法学家，则对新秩序赞赏不已，因为一切等级差别的取消，使他们得以全面制定他们心爱的私法，因而他们就为皇帝制定了空前卑鄙的国家法。 罗马帝国在消灭各民族政治和社会独特性的同时，也消灭了他们独特的宗教。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生长。宗教的这些基础一旦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继承的政治结构和民族独立一旦遭到毁灭，那末与之相适应的宗教自然也就崩溃。本民族神可以容许异民族神和自己并立（这在古代是通常现象），但不能容许他们居于自己之上。东方的祭神仪式移植到罗马，只损害了罗马宗教，但不能阻止东方宗教的衰落。民族神一旦不能保卫本民族的独立和自主，就会自取灭亡。情况到处都是这样（农民，特别是山地农民除外）。庸俗哲学的启蒙主义（我简直想说伏尔泰主义）在罗马和希腊所做到的事情，在各行省也做到了，其办法是罗马帝国的奴役，是用绝望的臣民和自私的无赖来代替以自由而自豪的战士。 这就是当时的物质和精神状况。现状不堪忍受，未来也许更加可怕。没有任何出路。悲观绝望，或从最下流肉体上的享乐中寻求解脱——至少那些有可能让自己这样做的人是如此，可是这只是极少数人。除此以外，就只好俯首贴耳地服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 但是，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这样的安慰，既不是斯多葛学派，也不是伊壁鸠鲁学派所能提供的，因为第一，这是哲学，而哲学是不以普通人的思想为对象的；第二，这两个学派的门徒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的学说弄得声名狼籍。安慰不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哲学，而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宗教，它必须以宗教形式出现，正如当时甚至直到十七世纪能够获得群众的所有事物一样。 几乎用不着说明，在追求这种思想上的安慰，设法从外在世界遁入内在世界的人中，大多数必然是奴隶。 正是在这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出现了基督教。它和以前的一切宗教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在以前的一切宗教中，仪式是一件主要的事情。只有参加祭祀和巡礼，在东方还须遵守十分烦琐的饮食和洁净方面的清规，才能证明自己的教籍。罗马和希腊在这方面是放任的，在东方则盛行着一套宗教戒律，这在不小程度上促使它终于崩溃。属于两种不同宗教的人（埃及人、波斯人、犹太人、迦勒底人）不能共同饮食，不能共同进行日常活动，几乎不能交谈。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绝状态，古代东方大部分衰落了。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犹太教及其新的万能的神，原也有成为世界宗教的趋势。但是以色列子女在信徒和行割礼的人中，依然保持着贵族身分。连基督教也必须先打破关于犹太人基督徒的优越地位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所谓约翰启示录中早已有了），才能变成真正的世界宗教。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由于保持着它的特殊东方仪式，它的传播范围就局限在东方以及被阿拉伯贝都英人占领和新移殖的北非。在这些地方它能够成为主要的宗教，在西方却不能。 其次，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普遍的物质贫乏和道德沦亡。对于这一切抱怨，基督教的罪孽意识回答道：事情就是这样，也不可能不这样，世界的堕落，罪在于你，在于你们大家，在于你和你们自己内心的堕落！哪里会有人说这是不对的呢？Meaculpa〔罪在我〕。承认每个人在总的不幸中都有一分罪孽，这是无可非议的，这种承认也成了基督教同时宣布的灵魂得救的前提。并且，这种灵魂得救的安排，使每个旧宗教团体的成员都易于理解。一切旧宗教都熟悉献祭赎罪这一概念，它能使被亵渎的神怒气冰释。那末，一位中间调停人牺牲自己永远赎出人类罪孽的概念，怎么会不容易获得地盘呢？这样，基督教就把人们在普遍堕落中罪在自己这一普遍流行的感觉，明白地表现为每人的罪孽意识。同时，基督教又通过它的创始人的牺牲，为大家渴求的、摆脱堕落世界获取内心得救、获取思想安慰，提供了人人易解的形式，它再一次证实自己能够成为世界宗教——而且正是适合于现世的宗教。 结果是：在荒漠中，成千上万的预言家和宣教者那时创立了无数宗教上的新东西，但只有基督教的创始人获得了成功。不仅在巴勒斯坦，而且在整个东方，麇集着这样一些宗教创始人，他们之间进行着一种可说是达尔文式的思想上的生存竞争。主要由于上述因素，基督教取得了胜利。而基督教怎样在教派的相互斗争中，在同多神教世界的斗争中，通过自然淘汰逐渐形成为世界宗教，这已由最初三世纪的教会史详细作了说明。 恩格斯写于1882年4月下半月 载于1882年5月4日和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号和第20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第19卷译出 注释： [194]恩格斯的“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是1882年4月下半月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的。布·鲍威尔的逝世是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鲍威尔关于新约全书和基督教的著作，当时不仅有助于摧毁正统教义的基础，而且有助于摧毁自由主义的新教的杜宾根学派的结论。所以尽管这些著作的作者是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肯定了这些著作。恩格斯在本文中提出的思想，在他以后的著作“启示录”（1883）和“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1894）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第327页。 [195]恩格斯在这里把“雅利安人”一词，用为印欧语系各民族的名称。这一用语是根据十九世纪中叶流行的对这些民族过去在种族上和文化上的统一持有的不正确的看法提出的，现在已经陈旧了。在现代资产阶级著作中，“雅利安人”一词是指印欧语系伊朗和印度分支的各民族而言。——第327页。 [196]对于新约的批评见布·鲍威尔的下列著作：“约翰福音史”1840年不来梅版（《KritikderevangelischenGeschichtedesJohannes》．Bremen，1840）、“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KritikderevangelischenGeschichtederSynop-tiker》．Ｂｄ．Ⅰ—Ⅱ，Ｌｅｉｐｚｉｇ，1841）及该书第三卷“复类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史批判”1842年不伦瑞克版（《KritikderevangelischenGeschichtederSynoptikerunddesJohannes》．Braunsch-weig，1842）。——第327页。 [197]克·哥·维耳克“第一个福音书编述者或对头三个福音书的亲近关系的注释批判研究”1838年德勒斯顿和莱比锡版（Ch．G．Wilke．《DerUrevangelistoderexegetischkritischeUntersuchungüberdasVerwandtschaftsverhältniβderdreierstenEvangelien》．DresdenundLeipzig，1838）。——第328页。 [198]大·施特劳斯在下列著作中表述了他的理论：“经过批判整理的耶稣传”1835—1836年杜宾根版第1—2卷（《DasLebenJesu，kritischbearbeitet》．Bd．Ⅰ-Ⅱ，Tübingen，1835—1836）。——第328页。 [199]恩格斯指海涅的讽刺诗“阿波罗神”中的主人公（见文集“罗曼采罗”），这是一个年轻的浪荡鬼，是阿姆斯特丹犹太教堂里扮演阿波罗的歌手。——第329页。 [200]格·艾瓦德“基督以前的以色列民族史”1852年哥丁根第2版第4卷第222—224页（H．Ewald．《GeschichtedesVolkesIsraelbisChristus》．2．Ausg．，Bd．4，Göttingen，1852，S．222—224）。——第330页。 [201]指圣经之一“约翰启示录”。——第330页。 [202]指佩特罗尼乌斯的“蔬蒂里孔”。这部著作描写一个发了财的被释放的奴隶特里马希昂所举行的宴会。——第331页。 [203]雅·菲·法耳梅赖耶尔“摩里亚半岛中世纪史”1830年施图加特和杜宾根版第1册第227页（J．Ph．Fallmerayer．《GeschichtederHalbinselMoreawährenddesMittelalters》．Th．Ⅰ，Stuttg-artundTübingen，1830，S．227）。——第332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190]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在六十年代初[191]，由“钟声”[192]印刷所刊印问世。当时，西方认为这件事（“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过是文坛上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 当时（1847年12月），无产阶级运动所包括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美国正通过移民在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供给原料，同时又都充当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的中小型地产，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征服下去；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开始发展起来。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曾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已成了革命的俘虏，被禁锢在加特契[193]，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社占有。那末试问：俄国公社［注：在原稿中，公社一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语。——编者注］，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2年日内瓦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第19卷译出 注释： [190]“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1月21日写成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发起进行这一版的准备工作。和马克思、恩格斯有亲密关系的彼·拉甫罗夫，直接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这篇序言。1882年1月23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序言原文寄给了他。该序言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1882年2月5日“民意”杂志上。“共产党宣言”单行本（普列汉诺夫译）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序言一起，于1882年在日内瓦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出版。 该序言第一次用德文发表在1882年4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号上，是根据“民意”杂志上的俄文序言翻译的。1890年恩格斯重新发表了1882年的原文，并把它编入“共产党宣言”新的德文版序言。——第325页。 [191]日期说得不确切，这一版是在1869年出版的。——第325页。 [192]“钟声”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1857年至1867年用俄文出版；1868年至1869年该报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1865年前在伦敦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第325页。 [193]马克思和恩格斯指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刺杀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后的情况，当时亚历山大三世害怕“民意党”的秘密执行委员会可能采取新的恐怖行动，躲在加特契纳。——第326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朋友们： 我们现在安葬的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在1814年生于萨尔茨维德尔。她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在特利尔城时和马克思一家很亲近；两家的孩子在一块儿长大。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已经知道他们的生命将永远连结在一起了。 1843年，在马克思第一次走上社会舞台担任旧“莱茵报”的主编，以及该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以后，他们就结婚了。从此以后，她不仅和丈夫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 这对新婚夫妇动身前往巴黎；自愿的出境很快变成了被迫的出境。甚至在巴黎，马克思也受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我必须遗憾地指出，像亚·洪堡这样的人竟卑鄙到和普鲁士政府合作，怂恿路易－菲力浦政府把马克思逐出了法国。马克思到了布鲁塞尔。二月革命爆发了。布鲁塞尔也随着动荡不安，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而且毫无理由地把他的妻子也监禁起来。 1848年的革命高潮，到第二年就低落了。又一次驱逐开始了，起初到了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的干涉，便搬到伦敦。这次驱逐历尽了重重苦难。尽管这次驱逐使她的三个孩子（其中两个是男孩）死亡，她还是决心忍受被驱逐者通常遭到的一切苦难。但是看到一切政党，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封建派、自由派、所谓民主派），都联合起来反对她丈夫，对他进行最卑鄙下流的诬蔑，看到所有报刊都不登载他的文章，他在敌人面前陷于孤立无援和手无寸铁的境地，他们两人用来对付敌人的就是蔑视，——这一切对她却是莫大的痛苦。而这种情况继续了很长时间。 但这不是没有尽头的。欧洲的工人阶级逐渐处于稍微可能进行活动的政治条件下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它使文明国家相继参加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最先参加战斗的是她的丈夫。开始补偿她所经受的种种苦难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她生前终于看到，曾经落在她丈夫身上的各种卑鄙的诬蔑完全烟消云散；她生前终于听到，各国反动派曾经企图扼杀的她丈夫的学说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优美的语言公开地胜利地传播了。她生前终于看到，充满胜利信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席卷了从俄罗斯到美洲的一个又一个国家。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她在临死前得知德国工人阶级不顾一切镇压法令，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光辉地显示了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力。 她的一生表现出了极其明确的批判智能，卓越的政治才干，充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精神；她这一生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是公众看不到的，在报刊上也没有记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过的人才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将不止一次地为再也听不到她的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不失尊严的意见）而感到遗憾。 我用不着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末这位女性就是她。 弗·恩格斯发表于1881年12月5日 载于1881年12月11日“平等报”第3种专刊第1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平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