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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十九卷——燕妮·马克思（冯·威斯特华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燕妮·马克思（冯·威斯特华伦） 死神又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老战士队伍中夺去了一个生命。 今年12月2日，卡尔·马克思的夫人受疾病长期折磨以后在伦敦逝世了。 她出生于萨尔茨维德尔。在她出生以后不久，她的父亲便调到特利尔城任政府顾问，在那里和马克思一家有了亲密的交往。两家的孩子在一块儿长大。这样，两个天赋很高的孩子日益亲近起来。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们两人已经决定把未来的命运永远连结在一起了。 1843年，在马克思主编过一段时期的旧“莱茵报”被查封以后，他们就结婚了。从此以后，燕妮·马克思不仅和她的丈夫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投身在中间。 这对新婚夫妇好像自愿出境一样前往巴黎，但是很快自愿出境就变成真正的驱逐出境了。甚至在那里，马克思也受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亚历山大·冯·洪堡竟卑鄙地为驱逐马克思的命令而奔走。马克思一家不得不搬到布鲁塞尔。 二月革命爆发了。布鲁塞尔也随着动荡不安，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而且无耻地毫无理由地把他的妻子也监禁起来。 1848年的革命高潮到第二年就低落了。又一次驱逐开始了，起初到了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重加干涉，便搬到伦敦。这一次对于燕妮·马克思说来是真正的驱逐出境，她经受了重重苦难。物质上的困苦，她还可以忍受，虽然由于这种困苦，她的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死去了。但是，政府勾结着资产阶级反对派，从庸俗的自由派到民主派，对他的丈夫策划了一个大阴谋。他们用最卑鄙最下流的诽谤来诬蔑马克思，所有报纸都不登载他的文章，他失去了自卫的一切手段，他在敌人面前突然陷于手无寸铁的境地，他和他的夫人唯一可以用来对付敌人的就是蔑视。这使她蒙受了很深的创伤。这种情况继续了很长时间。 但这并不是没有尽头的。欧洲无产阶级重新获得了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独立活动的生存条件。国际成立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国家，而她的丈夫便是先进战士中间的最先进者。补偿她所经受的种种苦难的时刻来到了。她生前终于看到，曾经落在马克思身上的那些流言蜚语已经烟消云散了，他那曾经遭受封建派和民主派等反动党派百般扼杀的学说，现在已经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优美的语言广为传播了。她生前终于看到，与她毕生血肉相连的无产阶级运动，已经从根本上震撼了从俄罗斯到美洲的旧世界，并摧毁着一切阻力，越来越充满胜利的信心，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德国工人在最近一次帝国国会选举[189]中光辉地显示了源源不竭的生命力。 这位具有极其敏锐的批判智能、巨大的政治上的机警、充沛的精力和热烈的性格、忠于自己的战友的女性，在差不多40年中为运动所做的事情，是社会公众看不到的，现代报刊的年鉴里也没有记载下来。这一切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感受得到。但是我深信：那些巴黎公社流亡者的妻子们还会时常回忆起她，而我们也将时常为再也听不到她那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丝毫不损尊严的意见）感到若有所失。 1881年12月4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 载于1881年12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0号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注释： [189]恩格斯指的是1881年10月27日的帝国国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得到了30多万张选票。——第320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 常常有人问：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在什么程度上是有用的或者甚至是必要的呢？回答自然因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同。无疑，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土地贵族是社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成分。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然后又有一个时期，资本主义中等阶级（法国人把它叫做资产阶级）以同样不可避免的必要性产生了，它们与土地贵族进行斗争，摧毁他们的政权，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了统治。但是，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谓自由，是摆脱了奴隶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了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因此，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虽然会有一天它将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包括整个社会。 那末现在，这三个阶级的存在，都有什么必要呢？ 土地贵族在英格兰至少是经济上无用的，而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由于它那种灭绝居民的倾向，简直已经成为祸害了。把人民驱往大洋彼岸或置于饥饿的境地，而以羊或鹿来代替他们，这就是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大地主们可以自夸的全部功德。只要美国蔬菜和肉食的竞争稍微再加强一些，英格兰的土地贵族也会这样做，至少那些能够这样做的人即在城市里有大地产可以退守的土地贵族将这样做。至于其余的人，美国食品的竞争将会很快地替我们清除掉。这很好，因为他们的政治活动，不管在上院或下院，都纯粹是国家的祸害。 但是，资本主义中等阶级，这个建立了不列颠殖民帝国、树立了不列颠自由的开明自由主义阶级怎样呢？这个曾在1831年改革了议会[188]、废除了谷物法并且减低了一种又一种捐税的阶级怎样呢？这个创立了而且仍然指挥着英国的大工厂、大商船队和日益扩大的铁路网的阶级怎样呢？当然，这个阶级至少同它指挥并领导着不断进步的工人阶级是一样必要的。 资本主义中等阶级的经济职能的确在于，它创立了现代蒸汽工业和蒸汽交通的体系，并打破了一切延缓或妨碍这个体系发展的经济和政治障碍。没有疑问，只要资本主义中等阶级还执行着这种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必要的阶级。但是，现在它还是那样吗？它还在继续履行它的造福于全社会的社会生产的管理者和扩大者的重要职能吗？让我们来看一看。 先看交通工具，我们看到，电报是在政府手里。铁路和大部分远洋轮船都不属于那些亲自经营业务的单个资本家，而属于股份公司，这些公司的业务是由支薪的雇员，由那些实际上地位相当于位置较高和待遇较好的工人的职员代为经营。至于说到董事们和股东们，他们都知道，前者干预业务管理愈少，而后者干预业务监督愈少，则对企业就愈有利。松懈的而且多半是虚应故事的监督，事实上，是留给企业所有者的唯一职能。由此，我们看到，这些大企业的所有者资本家，实际上没有别的工作，只有把半年一期的息票兑换成现款罢了。资本家的社会职能在这里已经转移给领工资的职员了，但是资本家还是继续以股息的形式，把这些社会职能的报酬装进自己的腰包，尽管他已经不执行那些职能了。 资本家由于上述大企业的规模而被迫从业务管理中“引退”，但是另一个职能仍然留给了他们。这个职能就是拿他们的股票到交易所去投机。因为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们那些“引退了的”或者实际上被接替了的资本家们，便到这个玛门［注：财神之意。——译者注］庙里赌个痛快。他们到那里是存心去捞钱的，可是却假装说钱是挣来的。可是他们说，一切财产的来源都是劳动和俭省，说来源也许可以，但决不是结果。强行封门小赌场，而在同时，我们的资本家社会却不能没有一个输赢以几百万、几百万计的巨大赌场作为它的真正中心，这是何等的虚伪啊！在这里，这种“引退了的”握有股票的资本家的存在，确实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十足的祸害。 在铁路和轮船运输业中存在的这种真实情况，也在一切大工商企业中日益成为愈来愈真实的情况了。成立公司即变大的私人企业为有限公司，是近十多年来的流行现象。从西蒂区的曼彻斯特大货栈起，到威尔士和北英格兰的铁工厂和煤矿以及郎卡郡的工厂，全都已经或正在变成公司。在奥尔丹全城，差不多已经没有一个棉纺织厂留在私人手里了，而且连零售商人也日益为“合作商店”所代替，不过，其中大多数也只是名义上的合作商店而已——关于这一点，我们另外再谈。由此可见，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本身的发展，资本家也完全和手织机工人一样被代替了。不过有一点不一样：手织机工人注定会慢慢饿死，而被代替的资本家却会慢慢胀死。但有一点他们一般说来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不知道对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因此，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的经济发展，愈来愈导致积聚，导致生产的社会化，使生产成为不能再由单个资本家来管理的大企业。所有关于“老板的眼光”及其创造的奇迹的废话，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时，就成了纯粹的胡说。想像一下伦敦和西北铁路的“老板的眼光”吧！但是老板不能做的事情，工人、公司中领工资的雇员却能够做而且做得很成功。 因此，资本家再也不能要求取得他的利润作为“进行领导的工资”了，因为他什么也没有领导。当资本的辩护人向我们大放厥词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一点。 但是在我们的前一号周报［注：见本卷第311—314页。——编者注］里，我们已经试图说明：资本家阶级已经变得没有能力管理本国巨大的生产体系了，他们一方面扩大生产，以便周期地以产品充斥一切市场，而另一方面，却愈来愈无力抵御外国的竞争。由此，我们看到，我们不仅能够不要资本家阶级干预而把本国的大工业管理得很好，而且他们的干预愈来愈成为一种祸害了。 我们再一次向他们说：“走开！给工人阶级来干的机会吧！”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8月1—2日 作为社论载于1881年8月6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1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注释： [188]指1831年为英国下院通过、1832年6月为上院最后批准的选举法改革。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议会的大门。为实现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欺骗而没有获得选举权。——第316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棉花和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棉花和铁 棉花和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两种最重要的原料。哪个国家在棉织品和铁制品生产方面占首位，一般也就在工业国中居于首位。由于英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只要情况不改变，英国总会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 这样，人们满可以认为英国棉纺织业和制铁业工人的生活一定非常好，以为英国在市场上占了统治地位，生产这两类商品的行业该总是很兴旺的，至少在这两个工业部门，在鼓吹自由贸易的时期所许诺的千年王国一定是实现了。不幸！我们都知道，实际情况远不是如此。在这里，也同在其他行业中一样，如果工人的状况没有变得更坏，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变得好些，那完全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努力，由于坚强的组织和艰苦的罢工斗争。我们知道，在1874年前后短暂的几年繁荣时期以后，棉纺织业和制铁业完全衰落了。工厂关闭，炼铁炉停火，继续生产的，一般也是缩短了开工时间。这种衰落时期以前也有过，平均每十年重复一次；它们延续下去，直到被新的繁荣时期所接替，如此不断地循环。 但是，目前这个萧条时期，特别是在棉纺织业和制铁业中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它持续的时间比一般的延长了几年。曾经有过几次复苏的尝试，有过几次向上的突进，但是全都无效。即使真正破产的时期已经度过，营业仍然处于停滞状态，而市场依旧不能吸收全部产品。 这里的原因是，在我们目前这种不仅利用机器生产工业品，而且生产机器本身的制度下，生产能够极其迅速地增加。如果工厂主想在一个繁荣时期内增加棉织品的纺织机械和漂白、印染设备，以便多生产50％的商品，并把生铁和各种铁制品的全部产量增加一倍，那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实际的增长并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但是已经比过去扩大生产的时期大大增加了，其结果就是持续的生产过剩、持续的营业萧条。企业主有条件等待，至少能够等待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工人却只得忍受痛苦，因为对工人来说，这意味着长期贫困，随时有进习艺所的可能。 这就是无限制竞争的光辉制度的结果，这就是科布顿、布莱特之流许诺的千年王国的实现！这就是劳动人民的遭遇，只要他们像在过去25年所做的那样，把帝国经济政策的领导权交给他们的“天然领袖”，交给托马斯·卡莱尔所谓的那些负有指挥本国工业大军[186]的使命的“工业将领”。确实是工业将领！同他们相比，1870年路易－拿破仑的将军们都是天才了。所有这些所谓的工业将领都相互斗争，各人只顾自己的私利，增加自己的机器设备而不管他们的邻居在做什么，最后他们都大吃一惊地发现造成了生产过剩的后果。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调节生产，他们只能为了一个目的而联合起来，那就是降低他们的工人的工资。这样，由于不顾一切地把本国的生产力扩大得远远超过市场的吸收能力，他们就剥夺了他们的工人比较好过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一般的繁荣的时期所给予他们的，也是工人经过长期的衰落之后，为了把自己的收入提高到平均的水平所应该享受的。工厂主作为一个阶级，再也没有能力管理本国巨大的经济事业，甚至连生产过程本身都没有能力管理，这难道还不容易理解吗？英国工人的最大敌人是他们亲手造成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这虽然是事实，但岂不是很荒唐的吗？ 但是，还有另一个事实应当考虑。不只是英国的工厂主在扩大自己的生产力。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现有的统计材料还不允许我们把各先进国家的棉纺织业和制铁业分别地加以比较。但是在整个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金属工业方面，我们可以利用普鲁士统计局局长恩格尔博士在他的《DasZeitalterdesDampfs》（“蒸汽时代”1881年柏林版）[187]一书中提供的材料来作一个比较表，根据他的计算，这些工业部门在下列国家中使用的蒸汽机的总马力（1马力等于在1秒钟内将75公斤重量提到1公尺高所需的力）： 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金属工业 英国1871年………………5158001077000马力 德国1875年………………128125456436″″ 法国……………………约100000185000″″ 美国………………………″93000370000″″ 由此可见，英国的三个主要竞争国所使用的总的蒸汽动力，在纺织工业方面是英国的五分之三，而在采矿和金属工业方面几乎同它相等。既然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英国，它们的产量加在一起，不久就会超过英国，这是不会有什么疑问的。 再看下面这个表格，它表明在生产中所使用的蒸汽马力（机车和轮机除外）： 大不列颠…………………………约2000000马力 美国………………………………″1987000″″ 德国………………………………″1321000″″ 法国………………………………″492000″″ 这个表格更清楚地表明，英国在使用蒸汽的工业方面所保留的垄断是多么微不足道，自由贸易对于保持英国工业的优势是多么不顶用。请不要说，外国工业的这种进展是人为的，是保护关税政策造成的。德国工业的巨大扩展，全部是在最自由的自由贸易制度下完成的。如果美国主要由于极端不合理的国内消费税制而被迫采取一种与其说是真正的、不如说是表面的保护关税政策，那末，废除这些消费税法令就足以让它在自由市场上竞争了。 这就是曼彻斯特学派的学说25年的绝对统治给这个国家造成的处境。我们认为，其结果就是要求曼彻斯特和北明翰的绅士们迅速让位，让工人阶级在以后的25年中来干。他们一定不会管理得更差。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7月底 作为社论载于1881年7月30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1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注释： [186]见托·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第361—369页（《PastandPresent》．London，1843，p．361—369）和“当代评论。第一篇。现时代”1850年伦敦版第42页（《Latter-DayPamphlets．№1．ThePresentTime》．London，1850，p．42）。——第312页。 [187]恩·恩格尔“从技术和统计说明蒸汽时代”1881年柏林第2版（E．Engel．《DasZeitalterdesDampfesintechnisch-statistischerBeleuchtung》．2．Aufl．，Berlin，1881）。正文中的表格是恩格斯根据恩格尔的书的第178、180、182—184页上的统计材料制出的。——第313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 英国资产阶级报纸最近对于俾斯麦及其爪牙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的残暴行为，保持极端的沉默。只有“每日新闻”在某种程度上是唯一的例外。从前，每当外国的专制政府对自己的臣民敢于这样滥施暴行时，英国的日报和周刊就大声疾呼，真是激烈得很。但是这一次被迫害的是工人，而且是以这一名称自豪的工人，所以“上流社会”、“贵族社会”的新闻界代表就隐瞒真相，并且从他们那么顽固地保持沉默来看，他们好像几乎是赞成这种暴行的。的确，工人能过问政治吗？让比他们“地位高的人”去管好了！英国报纸的沉默还有另一个原因：要攻击俾斯麦的非常法及其执行的方式，同时又要拥护福斯特先生在爱尔兰的高压手段[182]，那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一个非常痛的地方，它是碰不得的。我们很难期望资产阶级报纸会自己指出，由于现政府在爱尔兰的行动，英国在欧洲和美洲的道义上的威望降低到了何种程度。 在每次普选中，德国工人党得的票数都在迅速增加。在前一次普选中，它得到了50多万张选票，而在上一次普选中，它的候选人得到了60多万张选票。柏林选出了两名代表，爱北斐特—巴门选出了一名，布勒斯劳、德勒斯顿各选出一名；尽管政府同自由的、保守的和天主教的政党都结成了同盟，尽管两次谋刺皇帝事件掀起了一片叫嚣声，其他政党都异口同声地说这应该由工人党负责，工人党还是赢得了10个席位。然后俾斯麦通过了一项法令，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工人的报纸有50多家被查封，他们的团体和俱乐部被解散，他们的基金被没收，他们的集会被警察驱散，而达到顶点的是下令规定可以“宣布”整个城市和地区“戒严”，正如在爱尔兰一样。但是，甚至英国的高压法[183]在爱尔兰从来不敢做的事情，俾斯麦在德国也做出来了。在每个“宣布戒严的”地区，警察有权把他认为有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相当嫌疑”的任何人驱逐出境。柏林自然马上就宣布戒严，于是有成百人（连他们的家属在内，就有成千人）被驱逐出境。因为普鲁士警察总是驱逐有家卷的人，而对未婚的青年一般是不去管的。对于未婚的青年，驱逐不是什么严重的处罚，但是对于当家的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形下，即使不是家破人亡，也是长期受折磨。汉堡选了一个工人当国会议员，于是马上就宣布那里戒严。第一批从汉堡被驱逐的大约有100人，另外还有他们的家属300多人。工人党在两天以内筹妥了他们的旅费和其他急需。现在，莱比锡也宣布了戒严，唯一的借口是，政府不这样做，就不能摧毁党的组织。第一天被驱逐的就有33人，大部分是有家眷的已婚男子。名单上的前3名都是德国国会议员。也许狄龙先生会给他们去一封贺信，因为他们的处境还不像他自己的那样坏[184]。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工人党一旦被正式宣布为非法，并被剥夺了其他德国人表面上可以享受的一切政治权利，警察就可以对该党的每个党员为所欲为了。在搜查违禁出版物的借口下，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受到最无礼和野蛮的对待。至于他们本身，警察可以随时加以逮捕，一星期一星期地拘押，非要在监狱里呆上几个月才被释放。警察发明了刑法典中所没有的新罪名，而滥用刑法典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警察经常可以找到受贿的或狂妄透顶的长官和审判官来帮助他们、支持他们。升官晋级就是以这种代价得来的！下列的惊人数字可以表明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怎样的结果。从1879年10月到1880年10月一年内，单单在普鲁士，因叛国罪、叛逆罪、侮辱皇帝罪等而被捕入狱的就不下1108人，因政治诽谤罪、侮辱俾斯麦或诬蔑政府等罪而被捕入狱的不下10094人。11202个政治犯，这甚至超过了福斯特先生在爱尔兰的丰功伟绩哩！ 俾斯麦用他的这一切高压手段得到了什么呢？正如福斯特先生在爱尔兰所得到的一样。社会民主党也像爱尔兰土地同盟[185]那样蓬勃发展，拥有坚强的组织。几天以前举行了曼海姆市议会选举。工人阶级的政党提出了16名候选人，他们以几乎是三比一的多数全体当选。此外，代表德勒斯顿的德国国会议员倍倍尔，作为莱比锡选区的议员候选人，参加了萨克森议会竞选。倍倍尔本人是一个工人（旋工），如果不能说他是德国最优秀的演说家，那也是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为了阻挠他当选，政府驱逐了他的整个竞选委员会。结果怎样呢？结果是，虽然选举权受到了限制，倍倍尔还是以绝大多数票当选了。可见，俾斯麦的高压手段对他丝毫没有用处，相反，却激怒了人民。那些被剥夺了自卫的一切合法手段的人，总有一天会采取非法手段的，没有人能指责他们。格莱斯顿先生和福斯特先生不是经常宣扬这种学说的吗？而他们现在在爱尔兰又是怎样做的呢？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7月中 作为社论载于1881年7月23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1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注释： [182]1881年土地法案的施行（这个法案于1881年8月成为法律），引起了爱尔兰租佃者的反抗。爱尔兰事务大臣福斯特采取了高压手段，派出军队去强迫抗拒缴纳租金的租佃者迁走。——第308页。 [183]英国议会在十九世纪曾经数次通过高压法（coercionbills）来镇压爱尔兰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根据这些法律，在爱尔兰境内实行了戒严，英国当局取得了特别的全权。——第309页。 [184]恩格斯指的是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英国议会议员约翰·狄龙当时关在监牢里这一情况。——第309页。 [185]爱尔兰民族土地同盟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迈克尔·戴维特于1879年建立的群众性组织。土地同盟联合了爱尔兰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广泛阶层并得到了爱尔兰资产阶级中进步分子的支持，它在自己的土地要求中反映了爱尔兰人民群众对大地主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自发抗议。但是土地同盟的领袖们采取不彻底的动摇的立场，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帕涅尔等人）便利用了这一点，力图把土地同盟的活动归结为争取爱尔兰自治的斗争，也就是争取在不列颠帝国的范围内实行爱尔兰的有限自治。土地同盟于1881年被查禁，但事实上它一直活动到八十年代末为止。——第310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工人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工人党 朋友和同情者多么经常地警告我们：“要远远躲开政党政治啊！”就目前英国的政党政治来说，他们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一个工人的机关，按政党的当前意义来说，必须既不是辉格党，也不是托利党，既不是保守党，也不是自由党，或者甚至不是激进党。保守党人、自由党人、激进党人，都只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代表在大地主、资本家和小商人中占优势的各式各样的意见。如果他们代表工人阶级，那他们肯定是不正确的代表。工人阶级有它本身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他们怎样维护他们认为是自己的社会利益的东西，可以从工联和缩短工作日的运动的历史中看到。但是，他们把政治利益几乎完全交给托利党、辉格党和激进党这些上层阶级的人物。差不多有25年，英国工人阶级好像是甘愿充当“伟大的自由党”的尾巴。 这种政治地位，是和欧洲组织得最好的工人阶级不相称的。在其他国家，工人要活跃得多。在德国，工人党（社会民主党）已经存在十多年了，它在国会中占有10个席位，它的成长吓得俾斯麦采取了臭名昭彰的镇压手段，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另一栏里谈到［注：见本卷第308—310页。——编者注］。但是，不管俾斯麦怎样，工人党不断地向前发展。就在上星期，它在曼海姆市议会选举中取得了16席，在萨克森议会选举中取得了一席。在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也都仿效德国人的榜样。在这些国家里，都有工人党，虽然这些国家的选举资格太高，它们目前还没有派遣代表参加立法机关的机会。在法国，工人党目前正在大力组织中。在最近的选举中，它已经在几个地方议会里取得了多数，在今年10月的普选中无疑地将在众议院得到几席。甚至在美国，虽然从工人阶级转变成农场主、商人或者资本家还比较容易，工人也认为需要把自己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工人到处都在为取得政治权力、为取得本阶级在立法机关中的直接代表权而斗争，到处都是这样，只有大不列颠是例外。 然而，在英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地感到，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丹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但是在英国，工业和农业的工人阶级占人民的绝大多数，民主制恰恰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统治。那末，就让英国工人阶级自己准备去担负它所面临的任务，去统治这个大帝国吧，让他们了解必然要落到他们肩上的责任吧。要做到这点，最好的方法是利用已经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力量，利用他们在帝国各大城市中实际拥有的多数，把自己队伍中的人派到议会里去。按照目前的户主选举法，要派遣四五十个工人到圣斯提芬［注：指英国议会，因为有一个时期下院在圣斯提芬教堂召开。——译者注］去是很容易的，在那里，输入新鲜的血液确实是极其必要的。只要有这样一个数目的工人参加议会，就不可能让爱尔兰土地法案[181]像目前这样愈来愈变成爱尔兰土地笑话［注：俏皮话：《bill》，《bull》。——译者注］，即赔偿爱尔兰大地主的法案；也不可能抗拒如重新分配议席、使行贿真正受到惩罚、使选举费用由国库支付（像英国以外其他各国的情形那样）等等的要求了。 此外，在英国只有工人党才可能是真正民主的政党。其他阶级的开明人士（他们在英国不像人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多）可以加入这个党，甚至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以后，可以在议会里代表这个党。这在各地都是如此。例如，在德国，工人的代表并不是在每一场合下都是真正的工人。可是任何民主的政党，无论在英国或在其他任何国家，除非具有明显的工人阶级的性质，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就。抛弃这种性质，就只有宗派和欺骗。 这在英国比在外国甚至更符合实际。自从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党即宪章派的政党瓦解以来，激进党人的欺骗不幸是够多的了。是的，但是宪章派毕竟瓦解了，而且毫无成就。真是这样吗？在人民宪章的六点中，有两点，即秘密投票和取消财产资格限制，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的法律了。第三点即普选权，在户主选举法的形式下至少是已经接近实现了；第四点即平等的选区，显然即将见诸实现，因为这是现政府答应的一项改革。所以，宪章运动瓦解的结果却足足实现了宪章派纲领的一半。既然，仅仅对于一个过去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回忆，就能导致这些政治改革，而且除此以外还导致了一系列社会改革，那末，一个有四五十个议会代表支持的工人党的实际存在，又会做出怎样的事来呢？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必须照顾他自己的世界里。但是英国工人阶级却让大地主、资本家、小商人等阶级及其走狗——律师、新闻记者等等来照顾它的利益。难怪有利于工人的改革，是这样缓慢、这样可怜地一点点地实现。英国工人只要愿意，它是有力量实现他们的处境所要求的各项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那末，为什么不作这种努力呢？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7月中 作为社论载于1881年7月23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1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注释： [181]见注174。——第306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 在另一栏里，我们发表了约·诺布尔先生的一封来信，这封信是指责我们在6月18日“劳动旗帜报”社论［注：见本卷第287—291页。——编者注］中的一些论点的。当然，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社论栏变成争论历史事实或经济理论问题的场所，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对这个人作一次答复，因为他虽然站在官方政党的立场上，但显然还是真诚的。 我们说，废除谷物法的目的是为了“减低粮食价格，从而减低工资金额”，诺布尔先生反驳说，这是反谷物法同盟不懈地与之进行斗争的“保护关税论者的谬论”，并引了理查·科布顿的演说和同盟总会一篇宣言中的一些话作证明。 我们所讨论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当时住在曼彻斯特，是一个厂主。他当然十分清楚地知道同盟的正式理论的内容。把它归结为最简短和最一般公认的说法（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就是这样：取消谷物的关税将增加我国同外国的贸易，将直接增加我国的输入，外国主顾将购买我国的工业品作为向我国输入的交换，从而也将增加对我国工业品的需求；因此，对我国工业劳动人口的劳动的需求也将增加，那末工资也一定会提高。由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这种理论，这个同盟的正式代表们，这些浅薄的经济学家，最后就会得出一个令人惊奇的论断：工资的涨落不是和利润成反比，而是和食物的价格成反比；粮食贵工资就低，粮食贱工资就高。这样，在谷物关税取消以前和以后都存在的十年一次的营业危机，就被该同盟的代言人宣布为纯粹是谷物法的影响，只要废除这些可恨的法规，它就必然会消失。他们宣称，谷物法是不列颠厂主和那些渴望他们的产品的、因缺乏不列颠布匹而衣不蔽体、冻得发抖的可怜的外国人之间的唯一巨大障碍。所以，在诺布尔先生所引证的一段话里，科布顿真的提出，1839年到1842年的营业萧条和工资下降，是这几年里粮食过于昂贵的结果，其实那不过是至今极有规则地每十年重复一次的营业萧条的一种正常现象，这种现象由于歉收，由于贪婪的地主制定法律来进行愚蠢的干涉而更延长并加剧了。 这就是科布顿的正式理论，他尽管具有十足的鼓动家的才智，但毕竟是一个拙劣的实业家和浅薄的经济学家，他当时无疑是笃信他的理论的，就像诺布尔先生直到今天还相信它一样。但是，同盟的大部分人是老练的实业家，他们比科布顿更加关心做生意，并且一般说来在这方面比他更成功。对这些人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然，在外人面前以及在公开集会中，特别是在他们的“帮手们”面前，这种正式理论一般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但是当实业家一心想做生意时，通常是不对顾客说真话的，如果诺布尔先生抱有不同的看法，那他最好避开曼彻斯特的交易所。只要稍微追问一下，工资因谷物自由贸易的结果而必然提高意味着什么，就足以看出，这种提高是指表现为消费品的工资的提高，很可能工资金额并不会提高。然而这实际上不是提高了工资吗？当你进一步追究一下这个问题时就往往会发现：工资金额甚至可能下降，而这个减少了的金额却能使工人生活得比未减少时更舒适。如果你对于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所期望的贸易大发展再提出几个更进一步的问题，马上会有人告诉你，那主要是指望上述后一种可能：工资金额随着粮食等等价格的下降而下降，后者的下降足以抵偿工资的这种降低并有剩余。不仅如此，有许多人甚至并不掩饰他们的意见，他们说，要求廉价的粮食，只是为了降低工资金额，从而给外国竞争以迎头痛击。这实际上就是占同盟多数的大部分厂主和商人的目的和宗旨。任何惯于同商人打交道，因而也惯于不总是把他们的话当做真话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一点。这是我们过去讲过的话，现在再把它重复一遍。关于同盟的正式理论，我们过去只字未提过。从经济学来说，那是一种“谬论”，而实际上无非是一种达到其自私目的的借口，虽然同盟的某些领袖由于老是重复这种理论而最后自己也相信了。 很有趣的是，诺布尔先生引证了科布顿的话，说工人阶级因看到小麦价格有跌到25先令一夸特的希望而“满意地搓手”。工人阶级当时并不小看廉价的粮食；但是，他们对于科布顿及其同伙的办法是太“满意了”，以致过去几年中，他们使同盟在整个北方连召集一次真正公开的大会都不可能。在1843年，作者曾经“满意地”参加过同盟最后一次企图在索尔福市政厅召开的这样的大会，并看到只是由于提出了一项赞成人民宪章的修正案而几乎使会议无法开下去。在这以后，规定了同盟的一切会议都要“凭票入场”，而这个票就决不是每人都能得到的。从那时起，“宪章派的捣乱”停止了。工人群众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证明同盟并不像他们所假装的那样是代表工人的。 末了，再简单谈一谈同盟的工资理论。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商品的生产费用，供求的作用在于使它回到它所围绕着摆动的那个标准。如果一切商品都是这样，那末劳动（或者更确切些说，劳动力）这种商品也是这样。因此工资额是由工人日常必需消费的那些商品的价格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其他一切情况保持不变，工资是随着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而涨落的。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规律，所有的培伦涅特·汤普逊、科布顿和布莱特之流，都永远反对不了这个规律。但其他一切情况并不是始终不变的，所以这个规律的作用，实际上因其他经济规律同时发生的作用而变更；因此它看来是模糊不清的，有时甚至必须费一些力气才能探索到。反谷物法同盟时期以来的那些走向庸俗化的和庸俗的经济学家以此为借口，说什么首先是劳动，其次是一切其他的商品，都没有真正确定的价值，只有一个上下波动的价格，这种价格或多或少地受供求的调节，而同生产费用无关；并且说，要提高价格，包括提高工资在内，除增加需求外，没有别的办法。这样一来，就排除了工资额和食品价格之间的令人不愉快的联系，并且可以按照肤浅而可笑的理论去大胆地宣布：粮食贵工资就低；粮食贱工资就高。 也许诺布尔先生要问，在今天粮食贱的时候，工资是否一般地与1847年以前粮食因重税而昂贵时一样高，或者甚至更高呢？这要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才能回答。不过有一点是多少可以肯定的：哪一个工业部门生意兴隆，同时工人有坚强的组织保卫自己，那里工人的工资一般都没有下降，有时或许还提高了。这不过是证明从前付给这些人的工资低了。哪一个工业部门生意惨淡，或者那里的工人没有在工联中坚强地组织起来，他们的工资就一定下降，往往降到挨饿的地步。你们亲自到伦敦东头去看看吧！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7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1881年7月9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1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美国的食品和土地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美国的食品和土地问题 从1837年秋天以来，我们对于金融恐慌和商业危机从纽约输入到英国来已经习以为常了。每十年重复一次的工业危机，每两次中至少有一次是在美国爆发的。但是，美国还是能够推翻英国农业中由来已久的关系，彻底改变大地主同租佃者之间的古老的封建关系，消灭英国的地租，并使英国的农田荒芜——这就是对十九世纪最后25年的展望。 现在还是这样。美国西部大草原的处女地——目前正在开垦，不是一小片、一小片，而是几千、几千平方英里地开垦——现在正在开始决定小麦的价格，并进而决定麦田的地租。没有任何旧土地能和它竞争。那是一种极好的土地，地势平坦，或者稍有起伏，没有陡峭的岗峦阻隔，完全和第三纪海底慢慢淤积起来的状况一样，没有石块、岩石和树木，适合于直接耕种而不需要做任何准备工作。用不着清理和排水，你只要犁一犁就可以播种，可以连续收获二三十次小麦而不用施肥。这是适合于最大规模耕作的土地，并且也正在以最大的规模来耕种。英国的农业家往往拿他们的大农场来和大陆上自耕农的小农户对比而感到自豪。但是，美国大草原上那些占地4万英亩甚至更大的农场，是由训练、指挥和组织得像兵士一样的人、马和工具的正规军来耕作的，比起这样的农场来，联合王国最大的农场又算得了什么呢？ 美国在农业上的这种革命，加上美国人所发明的革新的运输工具，使他们运往欧洲的小麦价格非常低廉，以致任何欧洲的农场主都不能和它竞争，至少在他必须缴纳地租的时候是不行的。请看1879年，那时第一次感觉到这种情形。那一年西欧各地收成都不好，在英国年景也很坏。然而，由于美国的谷物，谷物价格差不多没有变动。年成坏而同时小麦价格又很低，这种情况英国农场主还是第一次遇到。于是农场主开始骚动起来，大地主感到恐慌了。第二年，收成好了些，价格跌得更厉害。谷物的价格，现在是由在美国的生产费用加上运费决定的。而且，随着大草原上新耕地的开垦，这种情况将一年比一年更明显。而开垦所需要的农业工人的大军，是我们自己从欧洲送去的移民。 以前，农场主和大地主总还能得到一种安慰：如果谷物无利可图，肉类会有利可图的。耕地变成了牧场，万事又如意了。但是，现在那条出路也被截断了。美国肉类和美国家畜的输出量在日益增加。不仅如此。至少还有两个大的出产家畜的国家，正在千方百计地把它们的大量过剩的、现在无法销售的肉类运往欧洲，特别是运往英国。从科学的现状和它实际应用上的突飞猛进来看，我们可以肯定，最晚再过几年，澳洲和南美的牛肉和羊肉，就会保藏得很妥善地大量运过来。英国农场主的兴旺，英国大地主长卷的地租清单，那时将怎样呢？种植鹅莓、草莓这一类东西倒很不错，不过，市场上已经充满这一类东西了。没有疑问，英国工人还能更多地消费这样可口的食品——但是，要先增加他们的工资。 几乎不需要说明，这种新的美国农业竞争的影响在欧洲大陆上也感受到了。那些大多是负债累累的小自耕农也受到同样深重的影响，他们不像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农场主那样缴纳地租，而是支付利息和诉讼费。这是美国这种竞争的特殊影响，它不仅使大地产成为无用，而且也使小地产成为无用，因为它使两者都无利可图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耗尽地力的制度，如像目前在美国西部所实行的那样，是不能永远继续下去的，事情一定还会好转的。当然，不能永远这样下去，但是未开垦的土地还多得很，足以使这一过程继续到下一世纪。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具有类似的有利条件。有整个南俄的大草原，商人实际上已经在那里买了土地，并作了同样的事情。有阿根廷共和国广大的草原，还有其他地方。所有这些土地，都同样适合于这种现代大农业和廉价生产的制度。因此，这种制度，在它灭亡以前，还将存在很长一个时期，至少足以把欧洲所有的大小地主扼杀两次。 那末，所有这一切的结局将怎样呢？结局将是而且一定是：我们就只好实行土地国有，并在国家监督下把土地交给合作社耕种。到了那时，而且也只有到了那时，才会使耕种者和国家从农业经营中获得利益，不管美国的或别的国家的谷物和肉类价格怎样。如果那时大地主真要到美国去的话（他们似乎有这种倾向），那我们就祝他们一路平安。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6月底 作为社论载于1881年7月2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9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两个模范地方议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两个模范地方议会 我们答应过我们的读者介绍英国工人运动和外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有时我们有机会报道了某些关于美国的新事物。目前有可能向读者介绍法国生活中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很重要，值得在我们报纸的社论中加以讨论。 在法国，公开投票的方法没有像英国仍然采用的那么繁多。在那里，议会选举和地方机关选举的投票方法没有什么区别，通常都采用投小球的办法进行公开普遍的表决。法国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后，该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不仅在议会选举时提出工人候选人，而且在一切地方机关选举时也提出工人候选人。这样，今年1月9日在法国举行的最近一次地方议会选举中，年轻的工人党在很多的工业城市和一系列的村镇里，特别是在那些有矿场的地区获得了胜利。它不仅使某些候选人当选，而且在有些地区争取到了议会中的多数，并且还有一个议会（下面就会看到）完全是由工人组成的。 在“劳动旗帜报”创办前不久，在和比利时交界的鲁贝城发生了一次工厂工人罢工。政府立刻把军队开到了该城，同时借口维持秩序（其实秩序丝毫没有受到威胁），试图挑起罢工者采取一些好让军队的干涉找到借口的行动。但是工人们却沉住了气，这里主要是工人占多数的地方议会的活动帮助他们顶住了一切挑衅。引起罢工的原因曾在议会中报告过，并且经过了详细的讨论。结果，议会不仅承认罢工者的行为合理，而且还采取了实际措施，决定拨款50000法郎或2000英镑支援罢工者。后来只是由于省长反对，这笔款项才没有支付。因为根据法国的法律，只要省长认为市议会超出了它的权限，他就有权停止市议会的任何决定的执行。然而城市自治机关的这项决定给予罢工者道义上的重大支持，对工人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6月8日，法国中部（阿利埃省）科芒特里的采矿公司解雇了152名拒绝服从新实行的令人愤慨的作息制度的工人。于是全体矿工约1600人就宣布罢工，对最近逐渐实行不利于工人的作息制度的做法表示抗议。这时市议会也立刻站在工人方面。在6月12日（这天还是星期天）的会议上做出了几项决议，内容如下： 一、鉴于社会有责任保证那些以自己的劳动保证整个社会生存的人的生活，又鉴于国家当局拒绝履行这项职责，——市镇承担这项职责；本议会决定：提供由富有公民担保的借款25000法郎（1000英镑）；此款系用来支援由于自己的152名伙伴被不公道地解雇而不得不停止工作的矿工。 一致通过，只有地方长官反对。 二、鉴于国家把宝贵的国民财富——科芒特里的矿场卖给股份公司，从而也把在那里就业的工人交给这个公司任意处置；因而国家应当注意使公司对矿工们的压迫至少不要达到威胁他们生存的地步；国家提供军队供公司在罢工期间使用，这样就不但没有保持中立，而且还站在公司方面； 本议会有责任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为此特向专区区长提出如下要求： （1）迅速召回军队，因为毫无理由地把军队派遣来此，是一种直接的挑衅行为； （2）要求并责成公司经理取消引起罢工的措施。 一致通过。 在第三项决议中（也是一致通过的），议会考虑到市镇的经费有限，对发放债款可能不够，因此宣布为罢工工人在社会上募捐，并请求法国所有的城市自治机关也来资助罢工工人。 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工人不仅参加议会，而且还参加地方机关或其他机关的惊人的效果。如果英国工人也能得到自己的市议会的支持，那末英国罢工的结局也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然而现在充斥于英国市议会和其他地方自治机关（主要是由工人选举出来的）的全是企业主及其直接和间接的代理人（律师等等），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些小店主而已。 一旦发生罢工或同盟歇业，地方当局立刻用自己的全部道义权力和物质权力来维护业主，反对工人；由工人掏钱供养的警察也被用来干法国军队所干的事，即挑拨工人采取非法行动，以便加以陷害。 以执行济贫法为己任的当局，对那些在它们看来不论怎样都得做工的人，照例拒绝给予任何帮助。这也是应当预料到的事。在工人们容忍其代表参加地方管理机关的那个阶级的人们看来，罢工简直就是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暴动，是对神圣的所有权的践踏。因此，只要工人阶级还同意把企业主及其代表选入地方自治机关，那末每当发生罢工和同盟歇业时，地方机关总是会用它全部的巨大的道义力量和物质力量来支持企业主。 我们希望，法国这两个市议会的活动能使许多人睁开眼睛。难道要永远让人说，而且也对英国工人说，“这些事在法国进行得比较好”吗？英国工人阶级有其历史悠久和力量强大的组织，长期以来享有政治自由，又有多年的政治活动经验，因此它比之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具有很多优越条件。可是德国人在国会中已有了12个工人代表，而且像法国那样，工人在许多市议会中占多数。的确，在英国，工人的选举权是受到限制的，然而工人阶级却占大城市和工业区人口的多数。因此只要愿意，这个潜在的多数就会变成国家中的现实力量，变成工人人口集中的一切地区中的力量。如果工人能在议会中、在市议会中、在地方济贫委员会中得到应有的席位，那末不久就会有工人出身的国家活动家，他们将给那些经常欺压人民群众的洋洋自得的愚蠢的官吏带来种种障碍。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6月下半月 作为社论载于1881年6月25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对法国的通商条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对法国的通商条约 6月9日，星期四，在下院里，蒙克先生（格罗斯特）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大意是说： “同法国签订的任何通商条约，如果不是以进一步减低关税来促进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那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接着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辩论。查·迪耳克爵士代表政府用外交礼节所要求的方式表示了温和的抗拒。詹·阿·巴尔福先生（塔姆沃思）主张用报复关税来迫使外国采用较低的关税。斯拉格先生（曼彻斯特）主张甚至不用任何条约，让法国人自己去发现我们同他们的贸易对于双方有什么价值。伊林沃思先生（布莱得弗德）对于通过通商条约达到自由贸易表示失望。麦基佛先生（柏肯海德）声称：现在的自由贸易制度只是一种欺骗，因为它只是由自由的进口和有限制的出口构成的。决议案以77票对49票通过了。这一失败既不会伤害格莱斯顿先生的感情，也不会损害他的地位。 这次辩论是一连串翻来复去的抱怨的鲜明例子，抱怨愚蠢的外国人以及同样愚蠢的殖民地臣民顽固不化，拒不承认自由贸易的普遍好处及其去除一切经济弊病的能力。从来没有一种预言遭到过像曼彻斯特学派[177]的预言那样彻底的破产。这种预言说：自由贸易一旦在英国建立起来，就会使国家得益非浅，以致其他国家也必然会照样仿效，并向英国的商品开放自己的港口。然而，这些自由贸易信徒们的甜言蜜语依然是旷野里的呼叫。不仅欧洲大陆和美洲整个说来都提高了它们的保护关税，甚至不列颠的殖民地，一旦获得了自治，就跟着仿效；印度刚被置于国王管辖之下[178]，那里就规定对棉纺织品抽5％的关税，以鼓励本地工业。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这对曼彻斯特学派来说，是一个无法知道的秘密。其实，这是显而易见的。 约在上一世纪中叶，英国是棉纺织工业的主要中心，由于对棉纺织品的需要急剧增长，那里自然就成了发明机器的地方，这些机器借助于蒸汽发动机，首先完成了棉纺织业的革命，接着完成了其他纺织工业的革命。大不列颠大片的容易开采的煤田，由于采用了蒸汽，现在已成为本国繁荣的基础。伸延很广的铁矿紧挨着煤田，便于制铁业的发展，而对发动机和其他机器的需要，更使制铁业获得了一种新的刺激。以后，在整个工业体系的这场革命中，发生了反雅各宾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约有25年，战争几乎把所有竞争国家的船只都从海上赶了出去，从而使英国的工业品在大西洋彼岸的所有市场和欧洲某些市场上获得了实际的垄断地位。当1815年和平恢复时，拥有使用蒸汽的工厂的英国，已经能够供应全世界，而其他国家当时还几乎不知道蒸汽机。在工业生产方面，英国已远远走在它们前面了。 但是和平的恢复，很快地促使其他国家也走英国的道路。法国靠保护关税这道万里长城的庇护，也采用蒸汽进行生产。德国也这样做了，虽然它的关税在当时远比任何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在内）都公平。别的国家也都这样做了。同时，不列颠的土地贵族为了提高地租，实施了谷物法[179]，因而提高了粮食价格，同时也提高了工资金额。尽管如此，英国的工业仍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大约到1830年，英国竭力想成为“世界工厂”。反谷物法同盟[180]所抱的目的就是使英国真正成为世界工厂。 在当时，并不隐讳取消谷物法追求的是什么目的。减低粮食价格，从而减低工资金额，能使不列颠的厂主们抵抗那些邪恶的或愚昧的外国人用以威胁他们的一切竞争。英国由于在机器方面的巨大进步、由于有庞大的商船队、有煤和铁，应当以工业品供应全世界，而外国应当供应英国农产品：谷物、酒类、亚麻、棉花、咖啡、茶叶等等。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吗？这是天意，你若反对，就是完全违反天意。最多可以让法国供应英国和世界其他各地一些不能用机器制造的、而且是开明的厂主根本不加理会的嗜好品和时髦品。那时，而且只有到那时，地球上才会有和平，人类才会和睦。那时，所有国家就会由贸易和互惠的亲密纽带联结起来，和平与丰裕的时代将永远长存，他们对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帮手们”说：“伙计们，好日子就要来到了，再稍等一会儿吧。”当然，“帮手们”一直就这样等待着。 然而，当“帮手们”等待的时候，那些邪恶而愚昧的外国人却没有等待。他们看不出这种制度的美好，在这种制度下，英国所保持的工业上的暂时优势，会成为使它能永远垄断全世界工业的手段，并且使其他各国都降为英国的单纯的农业附庸，换句话说，就是降到爱尔兰的那种非常令人羡慕的地位。他们知道，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被剥夺了工业，从而沦为单纯是庄稼汉的集合体，那是不能和其他民族在文明上并驾齐驱的。因此他们使私人的商业利益服从于民族的迫切需要，并用高额的关税来保护他们新生的工业，这在他们看来好像是保障自己不沦于爱尔兰所处的那种经济地位的唯一手段。 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这样做都是对的。相反地，法国如果大踏步地走向自由贸易，就会得到巨大的利益。德国这样的工业是在自由贸易之下达到今天的状况的，而俾斯麦的新的保护关税法不会损害别人，只会损害德国的工业家本身。但是有一个国家，在那里，实行一个短时期的保护关税政策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这就是美国。 美国正处在推广工业已成为全国的需要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上。这一点可以由下列事实充分证明：在发明节约劳动力的机器方面，走在前列的已不再是英国，而是美国。美国的发明每天都在代替英国的专利品和英国的机器。美国的机器输入英国，而且几乎是所有的工业部门。此外，美国拥有世界上精力最旺盛的人民，它的煤田和英国相比，英国的煤田就显得几乎等于零，它的铁和其他金属也很丰富。这样一个国家，经过二十年左右短时期的保护关税政策，就能使它的工业马上达到任何一个竞争者的水平，那末能否设想它会让自己年轻的正在成长的工业去同早就建立的英国工业进行长期的持久的竞争呢？但是，曼彻斯特学派说，美国的保护关税制度只会害它自己。正如一个人多出车费坐一小时行驶50英里的特别快车，而不坐一小时行驶12英里的旧的减价列车，只是害了自己一样。 毫无疑问，当前这一代人会看到美国的棉织品在印度和中国跟英国的棉织品竞争，并逐渐在这两个主要市场上争得地盘；美国的机器和五金在世界各处（包括英国在内）和英国货展开竞争。使佛来米的工场手工业转移到荷兰，又从荷兰转移到英国的这种无法改变的必然性，不久就会使世界工业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而且，在剩给英国的有限的活动范围里，英国还会在几个大陆国家中遇到强大的竞争者。 英国工业垄断迅速衰落的事实已经不能再回避了。如果“开明的”资产阶级以为隐瞒这点对它有利的话，就让工人阶级大胆地正视这一事实吧！因为这件事对他们的利害关系甚至超过那些“上等人”。这些人在一个长时期内也许依然是世界的银行家和放债人，正如在他们以前的威尼斯人和荷兰人在没落的时期那样。但是，当英国巨大的对外贸易开始每年缩减而不是增长时，“帮手们”将会怎样呢？如果把铁船制造业从太晤士河移到克莱德河，就足以使伦敦东头陷于长期的贫困。那末，当英国所有的主要行业都真正移到大西洋彼岸时，对英国将会发生什么影响呢？ 结果将会作出一件大事，即粉碎那条仍然把英国工人阶级同英国资产阶级拴在一起的链条的最后一环。这一环就是他们为该国的垄断所进行的共同工作。这一垄断一旦被消灭，英国工人阶级将被迫谋求自身的利益、自身的解放，并且结束雇佣劳动制度。我们希望他们不会一直等到那个时候。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6月中 作为社论载于1881年6月18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注释： [177]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论者坚持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论者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论者是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则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287页。 [178]指1858年撤销东印度公司以后，印度转归不列颠国王直接管辖。——第288页。 [179]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粮食的所谓谷物法，是为大地主的利益而在英国实行的。因谷物法而引起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结果在1846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粮食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第289页。 [180]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所谓的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自由贸易的口号曾被同盟广泛用来进行所谓工人和工业家利益一致的蛊惑性的宣传。1846年废除谷物法后，同盟就不存在了。——第289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工联（1881年5月20日左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工联 （1881年5月20日左右） 一 在本报上一号，我们考察了工联的活动，只谈到它怎样在同雇主作斗争中促使工资经济规律的实现。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因为它有极重要的意义，整个工人阶级都应当彻底了解它。 我们认为，目前英国每一个工人不用解释都懂得，不论个别资本家或整个资本家阶级，都想尽量减少工资。大卫·李嘉图曾经无可反驳地证明，劳动产品在扣除一切费用以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构成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构成资本家的利润。既然，在每个个别场合下这种劳动净产品的量是一定的，那就很明显，如果不减少叫做工资的那一部分，叫做利润的那一部分就不会增加。否认资本家想减少工资，就等于说资本家不想增加自己的利润。 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暂时增加利润，但它们并不改变一般规律，所以用不着在这里谈了。 既然工资额是由一个特殊的和十分确定的社会经济规律支配的，资本家怎么能够减少工资呢？工资的经济规律是存在的，而且是推翻不了的。但是，我们看到，它是有伸缩性的，这种伸缩性表现为两种形式。在某一个行业中，工资水平或者可以直接降低，使该行业的工人逐渐习惯于更低的生活水平，或者可以间接降低，即增加每天的劳动时间（或同一时间内的劳动强度）而不增加工资。 每个个别资本家对减少自己工人工资以增加自己利润的利己心，由于同一行业中资本家的相互竞争而得到新的刺激，他们每人都竭力比自己的竞争者卖得便宜些，而为了不牺牲自己的利润，他就得竭力减少工资。这样一来，为了每个资本家的利益而对工资额施加的压力，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增加了十倍。以前不过是利润多少的问题，现在却成为必要的事情了。 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对这种经常不断的压力，是没有任何有效的抵抗手段的。所以，在那些工人没有组织起来的行业中，工资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工作时间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个过程缓慢地然而是确实地在发展着。繁荣时期有时会打断这个过程，后来，营业不景气的时期又更加加速这个过程。工人们逐渐习惯于愈来愈低的生活水平。工作日的长度愈来愈接近可能的最高限度，而工资愈来愈接近绝对的最低限度，低于这个数目，工人就绝对不可能生活和延续他的后代了。 大约在本世纪初，曾经暂时出现过例外的情形。蒸汽和机器的迅速增加跟不上增加得更快的对蒸汽和机器产品的需求。在这些行业中的工资，除去习艺所卖给工业家的儿童的工资以外，通常都是高的。那些不可缺少的熟练手工工人的工资非常高，当时一个染匠、工匠、剪绒工、手摇纺纱机工人通常的收入，现在听起来令人难以相信。同时，在那些工人被机器所排挤的行业中，工人却要慢慢饿死。但是新发明的机器渐渐又排挤了那些工资优厚的工人，人们发明了制造机器的机器，而且数量很多，使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供应不仅跟上而且超过了需求。1815年普遍和约的缔结，恢复了经常的贸易，十年一次从繁荣、生产过剩到商业恐慌的循环开始了。工人从过去的繁荣时期保留下来的、或者在疯狂的过度生产时期甚至还增加了的利益，现在在商业不景气和恐慌的时期都被剥夺了。很快，英国的工业生产者就屈服于这条一般规律：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工资经常趋于绝对的最低限度。 这时，1824年取得合法地位的工联也登上了舞台，这是非常适时的。资本家是一向有组织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需要正式的公会、章程、专职人员等等。他们和工人相比人数很少，他们形成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之间有经常的社交和商业往来——这就代替了一切。只有在后来，某一产业部门占据了整个地区，例如棉纺织业占据了郎卡郡，资本家的正式的同业公会才有必要。相反，工人一开始就不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这个组织有明确规定的章程，并把全权交给它的专职人员和委员会。1824年的法令使这些组织有了合法地位。从那时起，工人在英国成了一种力量。他们已经不是从前的彼此隔绝的孤立无援的群众了。除了联合和共同行动所产生的力量以外，并且很快又增添了相当充足的财力——我们的法国兄弟们意味深长地把它叫做“抵抗基金”。现在形势完全改变了。对于资本家来说，任意减低工资和增加工作时间成了一件冒险的事情了。 因此，资本家阶级当时激烈地反对工联。这个阶级一向认为他们长期以来压榨工人阶级的做法是既得的权利和合法的特权。现在，要制止他们这样做了。难怪他们要大叫大嚷，认为他们的权利和财产受到的损害，至少和现在爱尔兰的大地主一样[174]。 六十年的斗争经验使资本家多少学乖了一些。工联现在已经成了公认的机构，它作为工资的调节者之一的作用，被认为同工厂法作为工作时间的调节者的作用完全一样。不仅如此，郎卡郡的棉纺厂主们最近甚至模仿起工人来了，现在他们已经知道怎样在对他们有利的时候组织罢工，而且组织得不比任何工联差，甚至还要好。 这样，工联活动的结果是：工资规律违反雇主的意志而得到了实现，任何组织完善的行业的工人，都能获得至少接近于他们被雇主雇佣的劳动力的全部价值；在国家法令的帮助下，工作时间至少不过分地超出最大限度，不至于使劳动力过早地耗尽。但是，这是工联在目前的组织情形下能够希望达到的极限，就是这些也只有经常地斗争、大量地消耗人力和物力才能达到。而且十年至少有一次的营业波动，可以一下子把已经争取到的一切破坏，于是斗争又得重新开始。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从这里面是找不到出路的。工人阶级还是照旧，还是我们的先辈宪章派直言不讳的雇佣奴隶阶级。难道这一切努力、自我牺牲和苦难的最后结局应该是这样的吗？难道这将永远是不列颠工人的最高目的吗？还是英国工人阶级最后应当努力突破这个恶性循环，从彻底废除雇佣劳动制度的运动中找出路呢？ 下一星期我们将考察工联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者的作用。 二 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就工联在帮助调节工资额并保证工人在和资本作斗争时至少有一些抵抗手段方面，考察了它的作用。但是我们的论题不只限于这一方面。 我们谈到了工人反对资本的斗争。不管资本的辩护士怎样加以否认，这种斗争确实是存在的。只要减少工资仍旧是增加利润的最可靠、最简便的方法，而且，只要雇佣劳动制度本身仍旧存在，这个斗争也将存在。工联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一事实。如果成立工联不是为了反对资本的侵害，那又是为了什么呢？掩饰事实是没有用的。任何甜言蜜语都遮不住一个丑恶的事实，即当前的社会基本上分为两大对抗的阶级，一方面是拥有雇佣劳动所需要的一切资料的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工人。后一个阶级的劳动产品必须在两个阶级中间分配，而为了这种分配经常进行斗争。每个阶级都想尽量多分到一些。在这个斗争中，最奇怪的是，工人阶级尽管只是争取得到自己产品的一部分，却经常被指责为简直是在掠夺资本家！ 但是，两大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中等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同土地贵族之间的长期斗争就是这样，工人阶级同上述这些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也是这样。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也就是说保卫它在立法机关中的可靠的多数；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所以，大不列颠工人阶级多年来激烈地甚至采用暴力为了会给它这种政治权力的人民宪章[175]而斗争。它失败了，但是斗争给胜利了的资产阶级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从那时起，它就甘愿以不断向工人让步为代价来换取比较长期的休战。 目前，在阶级反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随着纯政治的、或宪章派的组织的瓦解，工联组织日益壮大起来，到现在，它的力量已经达到了其他国家的任何工人组织都不能相比的程度。有几个大工联包括100万到200万工人，得到较小的或地方的工联的支持。它们代表着一种力量，统治阶级的任何政府，不论辉格党或托利党的政府，都必须加以重视。 这些强有力的组织，按照它在这个国家里产生和发展时形成的传统，直到现在还把自己的活动几乎完全局限于参加调节工资、工作时间以及要求废除公开敌视工人的法律这种职能上。如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它们这样做所获得的效果，完全和它们能够希望的一样。但是它们得到的比这还多，因为统治阶级对它们的力量比它们自己了解得更清楚，自愿地向它们作了更多的让步。迪斯累里的户主选举法[176]至少使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获得了选举权。如果他没有预料到这些新选民将表示他们自己的意志，而不再听命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客，那他会提出这样的法案吗？如果工人没有在管理他们的规模巨大的工联组织方面证明他们有从事行政和政治工作的能力，那他能使这项法案通过吗？ 这项措施为工人阶级开辟了一个新的前途。它使工人阶级在伦敦和所有的工业城市中取得多数，这样，就使他们能够用新的武器去同资本斗争，即把本阶级的人派到议会里去。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工联忘记了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责任。这个新武器在它们手里已经有十年多了，但是它们几乎从来也没有拔出鞘来用过它。它们不应当忘记，如果它们不能真正走在工人阶级的前列，它们就不能保持它们现在所占的地位。英国工人阶级有力量派遣四五十个工人参加议会，却还是永远满足于让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办事员如律师、编辑等等来代表它，这是违背常理的事情。 不仅如此，有许多迹象表明，英国的工人阶级正在意识到，它有一个时期走了错误的道路，意识到当前这个专门为了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的运动，使它置身于毫无出路的恶性循环，意识到祸根不是工资低，而是雇佣劳动制度本身。一旦这种认识在工人阶级中普遍地传播开来，工联的地位一定会有极大的改变。它们将不再享有作为工人阶级唯一组织的特权。同各行业联合会并列或在它们之上，一定会产生一个总的联合会，一个整个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 所以，有组织的工联必须好好地考虑下述两点：第一，英国工人阶级很快就会明确地要求自己在议会中有充分的代表权。第二，工人阶级也很快就会了解，争取工资高、工作时间短的斗争，以及今天的工联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是一种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手段，但只是达到一个更高目的的许多手段中的一种，这个更高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 为了工人在议会里有充分的代表权，以及为了准备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必须要有组织，但不是个别行业的组织，而是整个工人阶级的组织。这件事做得愈快愈好。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组织成一个整体的不列颠工人阶级进行哪怕是一天的抵抗。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5月20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1881年5月28日和6月4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4号和第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注释： [174]这里指的是在爱尔兰占有土地的大地主的不满，这种不满的产生是由于格莱斯顿政府试图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他们对租佃者的专横行为，从而使爱尔兰农民脱离在爱尔兰已经展开的革命斗争。1881年的土地法案限制了大地主从租地上赶走租佃者的权利，如果后者按时缴纳租金；租金额15年不变。虽然1881年的法令使大地主能在有利的条件下把土地卖给国家，而且规定的租金仍然非常高，但是英国的土地占有主仍然阻挠法令的通过，力图在爱尔兰保持不受限制的统治。——第282页。 [175]包括了宪章派的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满21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的1849年宪章派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都被议会否决了。——第284页。 [176]这里指的是1867年英国保守党人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实行的选举改革。国际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选举改革运动。根据新的法律，降低了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在郡里，租佃者的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每年缴纳12英镑以上的租金，而在城市里，所有的房主和房屋租赁者，以及在该地居住满一年并缴纳房租10英镑以上的住户，都有选举权。1867年改革的结果，英国的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多，相当一部分熟练工人也取得了选举权。——第285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雇佣劳动制度（1881年5月15—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雇佣劳动制度 （1881年5月15—16日） 在前面的一篇文章里，我们考察了“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个历来推崇的口号，并得出结论说：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最公平的工资必然相当于对工人的产品的最不公平的分配，这种产品大部分进了资本家的口袋，工人只好满足于仅够保持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延续他的后代的那一部分。 这是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或者换句话说，这是目前社会经济组织的规律，它比英国所有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加在一起，包括大法官法庭[173]在内，还更有力量。只要社会还分成两个对立的阶级，即一方面是资本家，全部生产资料——土地、原料、机器的垄断者，另一方面是工人，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只要这种社会组织存在，工资规律就依然是万能的，并且每天要重新锻造锁链，把工人变成他自己所生产的、却被资本家所垄断的产品的奴隶。 英国工联为了反对这一规律已经斗争了将近六十年——而结果怎样呢？他们有没有把工人阶级从资本——工人阶级亲手生产的东西——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呢？他们有没有使哪怕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上升到高于雇佣奴隶的地位，成为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即他们在生产中需要的原料、工具和机器的所有者，从而也成为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所有者呢？大家很清楚，他们不仅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也从来没有试图这样做。 我们决不是说，工联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没有用处了。相反，工联在英国，正如在其他任何工业国一样，都是工人阶级同资本作斗争所必需的。平均工资额等于在某一国家内按照该国一般的生活水平足以使工人一代一代维持下去的生活必需品的金额。对于不同阶层的工人来说，这种生活水平可能是极不相同的。工联在保持一定的工资额和缩短工作日的斗争中的伟大功绩，在于它力图保持和提高生活水平。在伦敦东头，有许多行业，它们的劳动同瓦工及其下手的劳动一样熟练和繁重，但是挣的工资还不到后者的一半。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使一部分工人能够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他们的工资的尺度，而另一部分工人由于没有组织和力量薄弱，不但必须忍受雇主的不可避免的勒索，而且还要忍受雇主的任意的勒索，他们的生活水平逐渐降低，他们学会了怎样靠愈来愈少的工资生活，于是他们的工资就自然而然地降低到他们自己不得不认为够用的那个水平。 因此，工资规律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它在一定限度内并不是毫无伸缩性的。在任何时期（严重的萧条时期除外），每一行业都有一个一定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工资额可以因斗争双方的斗争结果而变动。工资在一切场合，都是由讨价还价确定的，而在讨价还价中，谁能坚持得更长久和更有效，谁就最有机会得到比应得的多。如果单独一个工人试图去和资本家讨价还价，那他很容易失败，而且不得不无条件投降。但是，如果整个行业的工人结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在工人中间募集基金，使他们在必要时能够同他们的雇主对抗，因而能够作为一种力量去同这些雇主进行谈判，那时，而且只有那时，他们才有可能获得那点微薄的收入；这些收入，按照目前社会的经济制度来说，可以说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来的一天公平的工资。 工资规律并没有被工联的斗争推翻。相反，它是在这些斗争的压力下实现的。如果没有工联的抵抗手段，工人甚至连按照雇佣劳动制度规则应得的也得不到。资本家只是由于害怕他眼前的工联，才会不得已而付出他的工人的劳动力的全部市场价值。这要证据吗？请看看付给大工联会员的工资，再看看伦敦东头这个永久贫困的深渊中的无数小行业所付的工资吧。 所以，工联攻击的并不是雇佣劳动制度。但是，造成工人阶级经济状况下降的，并不是工资的高低，而是下面这个事实，即工人阶级得不到自己劳动的全部劳动产品，而不得不满足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就叫做工资。资本家攫取了全部产品（从中支付工人的工资），因为他是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因此，工人阶级在成为一切劳动资料——土地、原料、机器等的所有者，从而也成为他们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的所有者以前，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5月15—16日 作为社论载于1881年5月21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注释： [173]大法官法庭，或称正义法院，是英国的最高法院之一，在1873年司法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这个法院由大法官领导，其权限是审理有关继承、契约义务、股份公司等方面的案件。这个法院的权限在许多场合下同其他最高法院的权限分不清。同其他法院所应用的英国普通法相反，大法官法庭的诉讼程序是根据所谓“正义法”进行的。——第277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171] 这句话，成了近50年来英国工人运动的口号。在1824年废除臭名昭彰的结社法[172]以后工联兴起的时期，这个口号曾经有过卓越的贡献；在光荣的宪章运动时期，当英国工人走在欧洲工人阶级前列的时候，这个口号曾经有过更大的贡献。但是时间在继续前进，有许多50年前甚至30年前曾经是人们所想望的和必要的东西，现在已经过时和完全不适用了。这个历来推崇的老口号是不是也在此列呢？ 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吗？可是什么是一天公平的工资和一天公平的工作呢？它们是怎样由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规律决定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应当应用道德学或法学，也不应当诉诸任何人道、正义甚至慈悲之类的温情。在道德上是公平的甚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而从社会上来看很可能是很不公平的。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种科学来断定，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 那末，政治经济学把什么叫做一天公平的工资和一天公平的工作呢？那不过是雇主和雇工在自由市场上的竞争所决定的工资额和一天工作的长度和强度。既然是这样决定的，那末它们的内容是什么呢？ 一天公平的工资，在正常情况下，就是保证工人按照他的地位和所在国家的生活程度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以保持他的工作能力和延续他的后代所需要的金额。由于营业的好坏，实际工资额可能有时高于这个数额，有时低于这个数额；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数额应当是一切变动的平均数。 一天公平的工作是这样的工作日长度和工作强度，它消耗工人一天的全部劳动力，但不损害他在第二天和以后完成同等数量劳动的能力。 因此，这种交易可以这样来描述：工人把他一天的全部劳动力给资本家，也就是说，只要使这种交易的进行不致中断，工人能给多少就给多少。他换来的正好是使他每天能够重复这种交易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不会更多。工人拿出来的这么多，资本家给的这么少，交易的本质只允许这样。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公平。 但是，让我们更深入地看一下这个问题。根据政治经济学家的说法，工资和工作日是由竞争决定的，那末，似乎公平所要求的，应该是双方都在平等的条件下，有同样公平的起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资本家不能同工人谈妥，他能够等待，靠他的资本生活。工人就不能这样。他只能靠工资生活；因此，必须在他能够得到工作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接受工作。工人没有公平的起点。饥饿使他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可是，按照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来说，这正是公平的最高典范。 但是，这还是小事。新行业开始采用机械力和机器，原来就采用机器的行业扩充和改善机器，从而把愈来愈多的“帮手”［注：英文原文为《hands》（指的是“劳动力”，“工人”）。——编者注］从工作岗位上排挤出去。而排挤的速度，比国内的工厂吸收和雇用这些被排挤的“帮手”的速度要快得多。这些被排挤的“帮手”，形成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供资本利用。如果营业不好，他们就会挨饿、行乞、偷盗或者进习艺所。如果营业好，他们可以随时被用来扩大生产。除非这支后备军中的最后一个男人、女人或儿童都找到工作（这只有在疯狂的过度生产时期才办得到），否则这支后备军的竞争总是会把工资压低，而且只是它的存在本身，就会加强资本在与劳动的斗争中的力量。在与资本的竞赛中，劳动不仅处于不利地位，而且还要拖着钉在脚上的铁球。但是，根据资本家的政治经济学，这是公平的。 但是我们要问，资本用来支付这笔极其公平的工资的钱，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当然是从资本中来的。但是资本并不产生价值。除土地以外，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资本本身不过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产品而已。所以劳动工资是由劳动支付的，工人的报酬是从他自己的产品中支取的。按照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平，工人的工资应该相当于他的劳动产品。但是按照政治经济学，这并不是公平的。相反，工人劳动的产品落到了资本家手里，工人从中得到的仅仅是生活必需品。所以这种不平常的“公平”的竞赛结果就是，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不可避免地积累在不劳动者手里，并变成他们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去奴役正是生产这些产品的人。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关于一天公平的工作也可以讲很多，它的公平同工资的公平是完全一样的。但这一点需要留到以后去谈。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已经很清楚，这个老口号是过时了，今天已经不大适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公平，既然忠实地表述了支配目前社会的规律，那就是完全偏在一边的、偏在资本一边的公平。因此，我们要永远埋葬掉这个旧口号，代之以另外一个口号： 劳动资料——原料、工厂、机器归工人自己所有！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5月1—2日 作为社论载于1881年5月7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报” 注释： [171]本文是恩格斯替“劳动旗帜报”写的一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文章，恩格斯从1881年5—8月是该报的撰稿人。这些文章发表时没有署名，差不多每星期有一篇作为社论定期地刊登出来。由于该报的总的机会主义方针恩格斯不得不停止撰稿。 “劳动旗帜报”（《TheLabourStandard》）是一家英国周报，是工联的机关报，1881—1885年在伦敦由乔·希普顿编辑出版。——第273页。 [172]这里是指1824年议会废除了不准建立任何工人组织并进行活动的禁止结社法。但是1825年通过的结社法，或者说工人联合法，极其严格地限制了工会的活动。例如，仅仅是进行争取工人加入工会和参加罢工的鼓动，就被认为是“强迫”和“暴力”，并按刑事罪论处。——第273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给“每日新闻”编辑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每日新闻”编辑的信 阁下： 在今天的“每日新闻”上，一篇题为“追问‘自由’周报”的文章写道，刊载关于俄国皇帝［注：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之死的文章的那一期周报，“还有几处暗示了秘密袭击市长官邸的罪犯”。虽然上面提到的文章同那篇关于彼得堡事件的文章毫无关系，可是因为这种看法可以从同这篇文章的内容完全相反的意义上去解释，而且由于该报编辑莫斯特先生目前不能亲自在报刊上为自己辩护，所以我们请求您把下面一段逐字逐句按上述那期“自由”周报译出的全部有关“秘密袭击市长官邸”的话刊登出来。 1881年3月19日“自由”周报： “星期三晚上，不知‘何许人’把一只装有约十五磅重火药的箱子放在西蒂区市长官邸前面。它的一端已点燃，但是有个警察‘偶然’发觉了这东西，他十分勇敢，一下就把火扑灭了。我们不明白，这种爆炸可以达到什么目的。看去，国际警察无论如何都知道要怎样在这件事上捞一笔资本。第二天晚上，有人在议会中向政府提出质问，问政府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在伦敦长住下来的一帮社会主义分子。但是，内务大臣并不认为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只是以耸耸肩来回答。这就是国际警察的一切努力所能得到的全部奖赏。”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于1881年3月31日 载于1881年4月1日“每日新闻”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每日新闻”校对过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致斯拉夫人在伦敦举行的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主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斯拉夫人在伦敦举行的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主席 （1881年3月21日） 公民： 非常遗憾，我们不得不通知您，我们无法出席你们的大会[168]。 当巴黎公社遭到“秩序”的捍卫者所策划的残酷的大屠杀而陷于失败的时候，胜利者决没有想到，为时还不到十年，在遥远的彼得堡居然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169]，它经过斗争，也许是长期而激烈的斗争，最终肯定要导致俄国公社的建立。 他们也没有想到，在普鲁士国王［注：威廉一世。——编者注］由于包围巴黎而迫使当权的资产阶级去武装人民、从而给公社的建立作了准备以后过了十年，这同一个普鲁士国王竟在他自己的首都被社会党人包围起来，只有在他的首都柏林宣布戒严才能保住他的王位[170]。 另一方面，大陆上的各国政府在公社失败以后采取了迫害手段来迫使国际工人协会放弃它的正式的、外在的组织，它们以为它们能够用法令和非常法来摧毁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可是它们决没有想到，过了十年，这同一个国际工人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它不但席卷了欧洲的工人阶级，而且席卷了美洲的工人阶级；为了共同利益、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将把工人们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规模更大的自发的国际，这个国际将愈来愈超过协会的任何外在形式。 总之，旧世界的当权者们认为已经彻底消灭的公社，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生命力，所以我们可以和你们一起高呼：公社万岁！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于1881年3月21日 第一次载于1933年11月7日“真理报”第30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168]出席1881年3月21日在伦敦举行的大会的有各民族的代表：俄罗斯、波兰、捷克和塞尔维亚的社会主义者。俄罗斯革命者、民粹派列甫·加特曼担任大会主席，会上成立了斯拉夫人革命俱乐部。——第270页。 [169]根据“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1881年3月1日在彼得堡刺杀了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第270页。 [170]指1878年俾斯麦实施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880年春，非常法的有效期又延长了5年。——第270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1881年3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卡·马克思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164] （1881年3月8日） 1881年3月8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女公民： 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很遗憾，我对您尊敬地向我提出的问题不能给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的答复。几个月前，我曾经答应给圣彼得堡委员会[165]就同一题目写篇文章。可是，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怀疑。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166]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 “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341页）[167]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 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亲爱的女公民，我有幸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81年3月8日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4年俄文版第1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164]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1881年2月16日来信的回信，是1881年3月8日写的。查苏利奇代表较迟加入“劳动解放社”的同志们，请求马克思谈谈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看法。 查苏利奇在信中谈到卡·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极受欢迎和该书在革命者关于土地问题及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中所起的作用。她说：“你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在俄国是多么为人注意……特别是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党所注意……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你会明白，公民，——查苏利奇继续说——你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是多么引起我们的注意，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 马克思在准备给查苏利奇回信的过程中曾拟了四个草稿，把这四个草稿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关于俄国的农民公社、农业生产的集体形式的综合性概述。给查苏利奇信的草稿（除最后一稿，即逐字逐句几乎完全与信相符的第四稿外）载于本卷“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遗稿”部分（第430—452页）。——第268页。 [165]是指“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第268页。 [166]K．Marx．《LeCapital》．Paris，［1875］，p．31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726页和第728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03页和第905页〕。文中的差别见注67）。——第268页。 [16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772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63页〕（文中的差别见注67）。——第268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致日内瓦一八三○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致日内瓦一八三○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161] 公民们： 波兰人在国家遭受第一次瓜分以后，就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远涉大西洋，去保卫刚刚成立的伟大的美利坚共和国。考斯丘什科和华盛顿并肩战斗。1794年，当法国革命好不容易地抵抗同盟的武力时，光荣的波兰起义使它摆脱了威胁。波兰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法国革命却得到了拯救。起义失败的波兰人加入了“长裤汉”军队，帮助他们去粉碎封建的欧洲。最后在1830年，当尼古拉皇帝和普鲁士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蓄意重新进攻法国以实现其复兴正统王朝的计划时，你们今天所纪念的波兰革命挡住了他们的道路。“秩序笼罩了华沙”。 “波兰万岁！”这个在当时响彻整个西欧的口号，不仅表达了对遭受暴力摧残的爱国战士们的同情和钦佩，人们还用这句口号向这个民族表示敬意，这个民族所举行的各次起义——对其本身说来是多么不幸的起义——经常是制止了反革命的进攻，这个民族的优秀儿子在各地的人民革命的旗帜下进行战斗的时候，从未停止过以武力回击敌人。另一方面，波兰的被瓜分，加强了目的在于掩饰沙皇对欧洲各国政府的霸权的神圣同盟。因此，“波兰万岁！”这个口号本身就意味着消灭神圣同盟，消灭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事专制，消灭蒙古人对现代社会的统治！ 从1830年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在不同程度上掌握政权以来，无产阶级运动就开始显露出来。早在1840年，英国的有产阶级不得不乞灵于武力来对付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战斗组织宪章派。与此同时，在独立的波兰的最后一个角落，即在克拉柯夫，于1846年爆发了第一次宣布社会主义要求的政治革命[162]。从那时起，波兰就失去了有产者欧洲的任何虚伪的同情。 1847年，在伦敦秘密地召开了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国际性代表大会[163]，根据大会的决定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宣言结尾提出一个新的革命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波兰有自己的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公众集会上，著名的列列韦尔和他的同志们表示赞同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1848年利1849年，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的革命大军都有很多波兰人。他们无论是普通士兵还是指挥官，都表现得出类拔萃。尽管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趋向被淹没在六月日子的血泊中，然而1848年革命——决不可以忘记这一点——的熊熊火焰几乎燃遍了整个欧洲，有个时期曾把整个欧洲变成一个共同体，从而为国际工人协会奠定了基础。1868年的波兰起义曾引起英法工人对本国政府的国际暴行一致表示抗议，这次起义成为在波兰流亡者参与下创立的国际的起点。最后，在波兰流亡者中间也有巴黎公社的忠实保卫者。公社失败以后，只要是波兰人，就会被凡尔赛军事法庭下令枪杀。 总之，在自己的祖国以外，波兰人在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大都是无产阶级的国际战士。 现在，当这一斗争正在波兰人民中间发展起来的时候，愿它得到宣传界、革命报刊的支持，愿它和我们俄国兄弟的趋向联合起来；这将是重提“波兰万岁！”这一老口号的又一理由。 敬礼和兄弟情谊！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前委员 签名：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保尔·拉法格弗·列斯纳 1880年11月27日于伦敦 载于“纪念十一月起义五十周年国际大会的报告文集”1881年日内瓦版 原文是波兰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译的 注释： [161]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封也有保·拉法格和弗·列斯纳签名的公开信，是1880年11月29日在日内瓦召开的1830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宣读的。纪念会是由波兰“平等”杂志（《Równosc》）编辑部召开的。参加纪念会的约有500名社会主义者，他们是各民族的代表，其中有波兰人、俄罗斯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瑞士人。纪念会是在国际团结和各国劳动人民在反对资本斗争中的目的和任务一致的口号下进行的。——第265页。 [162]1846年2月在波兰国土上酝酿了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埃·邓波夫斯基等人）。由于贵族分子的叛变和起义领导人被普鲁士警察逮捕，总起义遭到了破坏，仅在个别地区举行了革命发动。只有在1815年以来就归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共管的克拉科夫，起义者才在2月22日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民族政府，该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 邓波夫斯基代表了农民和城市下层群众的利益，他在克拉科夫起义时制定的纲领中，既反映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也反映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要求（将土地分给无地者，成立国家的或“社会的”工厂来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各种计划）。克拉科夫的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下去。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将克拉科夫合并给奥地利帝国的条约。——第266页。 [163]指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大会的工作。——第266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卡·马克思 *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160] 鉴于 生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 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 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只有两种方式： （1）个体占有方式，这种方式从来没有作为普遍现象而存在，并且日益为工业进步所排斥； （2）集体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为这种方式创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 鉴于 这种集体占有制只有通过组成为独立政党的生产者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 要建立上述组织，就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 法国工人社会主义者提出其经济方面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全部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并决定以下述最低纲领参加选举作为组织和斗争的手段。 卡·马克思起草于1880年5月初 载于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第2种专刊第24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平等报” 注释： [160]1879年在马赛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成立法国工人党以后，以茹·盖得为首的一批法国社会主义者决定请求（通过保·拉法格）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制订工人党的竞选纲领草案。1880年5月盖得抵达伦敦，在那里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订了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或称最低纲领）。纲领的理论部分导言是马克思对盖得口授的。至于纲领其余的一部分，恩格斯在1881年10月25日给伯恩施坦的信中曾谈到它：“接下去就讨论纲领的其他内容，在这里我们提出了某些增减。” 纲领发表于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后来（1880年7月10日）又发表于“无产者报”（《LeProlétaire》）和“社会主义评论”（1880年7月20日）。 下面援引的最低纲领是根据“平等报”刊载的： “А．政治方面： 1．废除一切出版法、集会法和结社法，特别是反国际工人协会法。——取消工资计算簿这种登记工人阶级的办法和法典中有关使工人处于和雇主不平等地位的一切条文。 2．取消宗教经费并将‘认为不能出让的属于宗教团体的动产和不动产’归还给国家（1871年4月2日巴黎公社法令），其中包括这些团体的工商业企业。 3．普遍武装人民。 4．公社主管行政管理机关和警察机构。 В．经济方面： 1．星期一为每周休息日，换言之，即颁布一项禁止业主要求工人在星期一上工的法律。——通过立法限制成年人的工作日为8小时。——禁止私营企业雇佣14岁以下的童工，而14岁至18岁的工作日通过立法限制为6小时。 2．法律规定按当地的食品价格每年确定一次最低工资。 3．男女工人的工资平等。 4．由国家和公社代表的社会负担全体儿童的科学和技术教育费用。 5．取消雇主对工人互助会、保险会管理的任何干涉，重新恢复纯粹由工人管理。 6．业主对不幸事故的责任，应由雇主提交保证金来保障，其比例与他现有工人数量和企业工作的危险性相称。 7．工人参加制订各个不同车间的专门规则，取消被雇主据为己有的任意规定对工人罚款或克扣工资的权利（1871年4月27日巴黎公社法令）。 8．修改一切涉及公共财产（银行、铁路、矿场等等）收归国有的契约并由一切国农企业的在业工人经营国家的企业。 9．废除一切间接税，并把一切直接税改为收入在3000法郎以上和遗产在20000法郎以上的累进税。”——第264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155] 这本小册子中所包含的几页早先曾作为三篇论文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156]上，它们是从恩格斯最近的著作“科学中的变革”[157]中抽出来译成法文的［注：在保·拉法格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导言的正文中还做了如下的补充：“它们经作者校阅过，而且作者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力量的辩证运动更容易为法国读者所理解，还在第三部分做了一些补充。”——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844年就以他首先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起了注意。“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在曼彻斯特（当时恩格斯住在那里），他用德文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意义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估价。在他第一次旅居英国以及后来旅居布鲁塞尔的时候，他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式机关报“北极星报”和罗伯特·欧文的“新道德世界”报的撰稿人[158]。 在他旅居布鲁塞尔时，他和马克思建立了德国工人共产主义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同佛来米和瓦隆的俱乐部保持了联系。他们两人和伯恩施太德一起创办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应正义者同盟设在伦敦的德国委员会的邀请，他们参加了这个由卡尔·沙佩尔在1839年因参加布朗基的密谋而不得不从法国逃出以后所创立的组织。从那时起，同盟就放弃了秘密组织的普通形式，变成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同盟还必需对各国政府保持秘密。1847年，在同盟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委托起草“共产党宣言”，“宣言”在二月革命前不久出版，并且几乎立即被翻译成欧洲的一切文字［注：在保·拉法格出版的小册子原文中还做了如下的补充：“‘共产党宣言’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有价值的文件之一；它现在仍然是描述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和必将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形成的最有力和最鲜明的著作之一；在这一著作中，正像在早一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一样，第一次清楚地表述了阶级斗争的理论。”——编者注］。 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建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工作，这是一个公开的和国际性的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有资产阶级激进派和社会主义工人的代表人物。 二月革命后，恩格斯成了“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这家报纸是由马克思在科伦创办的，于1849年5月被普鲁士政府禁止。恩格斯参加爱北斐特起义以后，作为志愿部队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完成了反对普鲁士人的巴登进军[159]（1849年6—7月）。 1850年，他在伦敦做“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撰稿人，这个刊物是由马克思出版并在汉堡刊印的。恩格斯在上面发表了“德国农民战争”，19年后在莱比锡印成小册子出版并连续出了三版。 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活跃起来以后，恩格斯做了“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的撰稿人；这两家报纸所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都是他写的，其中大部分都印成了小册子：“论俄国社会问题”、“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论住宅问题”、“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等。 1870年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以后，参加了国际总委员会；他被委托负责同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联系。 他寄给“前进报”并讽刺地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最近的一组论文，是对杜林先生关于科学、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所谓新理论的驳斥。这些论文已经集印成书并且在德国社会党人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摘录了这本书的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 卡·马克思写于1880年5月4—5日左右 载于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巴黎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1880年版本校对过 注释： [155]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是马克思在1880年5月4—5日左右写的。在小册子中导言是由恩格斯这一著作的法文本译者拉法格署名的。在新近发现的手稿中发现有马克思给拉法格的附言，其中说，导言是在他和恩格斯商量以后写的，请拉法格“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但是不要修改内容”。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导言是作为附录刊印的。——第259页。 [156]“社会主义评论”（《LaRevuesocialiste》）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为可能派的倍·马隆创办的月刊。先是共和社会主义的刊物，后来是激进派和合作派的刊物；1880年在里昂和巴黎两地出版，从1885年至1914年在巴黎出版。在八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第259页。 [157]弗·恩格斯“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0卷）。——第259页。 [158]“北极星报”（《TheNorthernStar》）是英国的一种周报，宪章派的机关报；1837年创刊；1852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主编是菲·奥康瑙尔，在四十年代乔·哈尼也做过该报的主编。从1843年至1850年该报登载过恩格斯的一些论文和短评。“新道德世界和理性的报纸”（《TheNewMoralWorld：andGazetteoftheRationalSociety》）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周报，1834年由罗·欧文创办，1846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1841年10月起在伦敦出版；1843年11月至1845年5月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260页。 [159]这一时期的事件详见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第260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工人调查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卡·马克思 工人调查表[154] 一 （1）你在哪一个工业部门工作？ （2）你工作的企业属于谁，属于私人资本家，还是属于股份公司？私人企业主或公司经理姓什么。 （3）请说明有多少职工。 （4）请说明他们的性别和年龄。 （5）招收的童工（男孩和女孩）最小是几岁？ （6）请说明监工和不是一般雇员的其他职员有多少。 （7）有没有学徒？有多少？ （8）除了固定的和经常有工作的工人以外，是不是在一定季节还从外面招收另外的工人？ （9）你的老板的企业是全部或主要为当地定户生产的呢，还是为整个国内市场或为了向其他国家出口而生产的？ （10）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11）如果你工作的企业在农村，那末你的工作是不是你生活的主要来源？还是作为从事农业的补充收入，还是两者相结合呢？ （12）干活是完全用手工方式，还是主要用手工方式，还是用机器？ （13）请讲一下你工作的企业的分工情况。 （14）用不用蒸汽作动力？ （15）请说明生产各个过程的工作场所的数目。谈谈你所从事的那部分生产过程，不仅从技术方面，而且从它所引起的肌肉和神经的紧张程度以及对工人健康的一般影响的观点来谈。 （16）请谈谈工作场所的卫生状况：面积大小（划给每个工人的地方），通风，温度，粉刷，厕所，一般卫生，机器噪音，尘埃，湿度等等。 （17）政府或地方机关对工作场所的卫生状况有没有某种监督？ （18）在你的企业里有没有引起工人特殊疾病的特别有害的因素？ （19）工作场所是不是摆满了机器？ （20）有没有采取防护措施来防止工人的肉体受到发动机、传动装置和工作机械的伤害？ （21）请讲讲在你工作以来发生过的造成工人残废或死亡的最严重的不幸事故。 （22）如果你在矿上工作，请说明你的企业主为保证通风、防止爆炸和某他危险事故，采取了怎样的防护措施？ （23）如果你在冶金或化学生产部门，在铁路或其他特别危险的生产部门工作，请说明你的企业主有没有采取防护措施？ （24）你的工作场所使用的是煤气灯、煤油灯还是其他照明设备？ （25）在工作场所内外有没有足够的消防器材？ （26）企业主根据法律是不是必须付给不幸事故的受害者或他的家庭以抚恤金？ （27）如果不是，那末企业主是不是用某种方式给那些为他发财致富而在工作时受伤害的人以赔偿？ （28）在你的企业里有没有某种医疗设施？ （29）如果你在家中工作，请谈谈你的工作场所的状况；你用的只是一些普通工具呢，还是也有小机器？你是不是利用你妻子和孩子们的劳动以及其他辅助工人（成年工或童工，男工或女工）的劳动？你是为私人主顾干活，还是为“企业主”干活？你怎样同他们联系，是直接联系还是经过中间人？ 二 （1）请说明工作日一般有多长，一星期一般有几个工作日。 （2）请说明一年有几个假日。 （3）在一个工作日内有哪些休息时间？ （4）有没有规定一定的吃饭时间，或吃饭是不定时的。［注：沙·龙格对调查表的这一项作了下述补充：“在哪里吃饭，室内还是室外？”——编者注］ （5）在吃饭时间干不干活？ （6）如果用蒸汽，请说明实际的开关时间。 （7）开不开夜工？ （8）请说明童工和16岁以下的少年工人的工作时间。 （9）在一个工作日内，童工和少年工人是不是换班？ （10）政府有没有通过控制童工劳动的法令？企业主是不是严格遵守这些法令？ （11）有没有为在你的工业部门劳动的童工和少年工人设立学校？如果有，那末一天中哪些时间孩子们是在学校度过的？他们学习些什么？ （12）在生产日夜进行的地方，采用怎样的换班制度，是不是由一班工人换另一班工人？ （13）在生产繁忙时期，工作日通常延长多久？ （14）机器是专门雇工人来擦拭的呢，还是由使用机器的工人在工作日内无报酬地擦拭的？ （15）采用哪些规划和处分来保证工人在工作日开始时和午休后准时上工？ （16）你每天从家里到工作地点以及工作后回家要花多少时间？ 三 （1）你的老板规定了怎样的雇佣制度？你是按日、按周、按月雇佣的呢，还是按其他办法雇佣的？ （2）规定解雇或离职要在多长时间以前通知？ （3）如果由于企业主的过错而违反了合同，是不是追究他的责任，什么责任？ （4）要是工人违反合同，会遭到怎样的处罚？ （5）要是使用学徒劳动，那末和他们订的合同有哪些条件？ （6）你的工作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 （7）你的企业主要是在一定的季节进行生产呢，还是通常相当均衡地全年进行生产？如果你的工作是有季节性的，那末在其他时间你靠什么收入生活？ （8）你的工资是怎么计算的？是计时还是计件？ （9）如果是计时，那末怎样同你结算？是按钟点还是按整个工作日？ （10）加班是不是补发工资？ （11）如果你的工资是计件的，请说明是怎么计算的？如果在你工作的生产部门里完成的工作是用尺量或过磅计算的（如煤矿），那末，你的老板或他的帮手是不是用欺诈手段剥夺你的部分工资？ （12）如果你的工资是计件的，那有没有拿产品质量作为欺诈的借口，来克扣工资呢？ （13）不论是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你过多长时间领工资？换句话说，在你领取已经完成的工作的工资以前，你给老板的贷款有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发工资：一星期以后，一个月以后，或还要长？ （14）你是不是感到：这样拖延发工资，就迫使你经常跑当铺，付出高额利息，同时使你失去你所需要的物品，或者迫使你向小铺老板借钱，变成他们的债户，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15）工资是由“老板”直接发给，还是经过中间人或“包工头”等等？ （16）如果工资是经过“包工头”或其他中间人付给的，请列举你的合同条件。 （17）请说明你一天或一周工资有多少。 （18）请说明和你在同一工场工作的女工和童工在上述时间内的规定工资。 （19）请说明最近一个月内最高和最低的日工资。 （20）请说明最近一个月内最高和最低的计件工资。 （21）请说明在上述时间内你的实际工资；如果你有家，也请说明你妻子和孩子的工资。 （22）工资是付给现金，还是一部分付给别的东西？ （23）如果你向你的企业主租房屋，请说明有哪些条件。企业主是不是从你的工资中扣除房租？ （24）请说明下列日用必需品的价格［注：由此以下至第25项马克思是用法文写的，以后仍用英文。——编者注］： （ａ）房租和租房条件；有几个房间；多少人住；房屋修缮和保险；家具购置和修理；寄宿；取暖、照明和用水等等； （ｂ）食品：面包、肉类、蔬菜（马铃薯等）；乳制品、鸡蛋、鱼；黄油、植物油、脂肪；糖、盐、调味香料；咖啡、茶叶、菊苣；啤酒、西得尔酒、葡萄酒等；烟草； （ｃ）衣服（父母和孩子的）；洗衣；卫生用品，洗澡，肥皂等等； （ｄ）其他开支：如邮资，还债和付给当铺的保管费；孩子在学校学习的各种开支，学费，买报，买书等等。交给互助会、罢工基金会、各种联合会、工会等等的会费； （ｅ）和你从事的职业有关的开支（如有这种开支）； （ｆ）捐税。 （25）请尽量算出你每周和一年的收入（如果你有家，也请算出家庭的收入）以及每周和一年的支出。 （26）根据你个人的经验，你是不是觉得日用必需品的价格（如房租、食品价格等等）比工资提高得更快？ （27）请说明你所记得的历次工资变动情况。 （28）请介绍一下在萧条或危机时期工资降低的情况。 （29）请提供在所谓繁荣时期工资提高的情况。 （30）请介绍一下产品式样改变以及局部或普遍的危机所造成的生产停顿的情况。 （31）请对照地谈谈你生产的产品价格或你提供的服务的价格改变情况和工资同时改变或不变的情况。 （32）在你工作以来是不是有过由于采用机器或其他改进而解雇工人的情况？ （33）由于机器生产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34）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时候有过由于生产改进而提高工资的情况？ （35）你是不是知道，有哪个普通工人在年满50岁时可以脱离工作而靠他做雇佣工人时挣的钱过活？ （36）在你的生产部门里一个中等健康水平的工人可以工作多少年？ 四 （1）在你的行业中有没有工会？它们是怎样活动的？ （2）在你工作以来你们行业的工人举行过几次罢工？ （3）这些罢工的时间有多长？ （4）是局部罢工还是总罢工？ （5）罢工的目的是不是提高工资，或是反对降低工资的做法？或是关于工作日的长短，或是由于其他原因？ （6）罢工的结果怎样？ （7）你们行业的工人是不是支持其他行业工人的罢工？ （8）请谈谈你的老板为了管理他的雇佣工人而规定的规章以及违反规章的处分。［注：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自然，在他的工厂里，他把最高的立法权、审判权和行政权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编者注］ （9）企业主有没有结成联合会，以便强迫工人接受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日、干涉罢工，总之，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工人阶级？ （10）在你工作以来，你是不是知道有政府方面滥用国家权力来帮助老板反对工人的情况？ （11）在你工作以来，这个政府是不是曾经帮助过工人反对企业主的勒索和非法的欺诈手段？ （12）这个政府是不是要求不顾老板的利益贯彻执行工厂法（如果有这样的工厂法）？工厂视察员（如果有这样的视察员）是不是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 （13）在你的企业或你的行业中有没有对不幸事故——疾病、死亡、短期丧失劳动力、年老等等进行互助的团体？ （14）加入这些团体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这些团体的基金是不是完全受工人监督？ （15）如果缴纳会费是强迫的并且是受企业主监督的，企业主是不是从工资中扣除这些会费？他是不是支付这笔款项的利息？被解雇或辞职的工人，能不能收回自己所交的钱？ （16）在你的生产部门有没有工人合作企业？它们是怎样管理的？它们是不是也像资本家那样从外面雇用雇佣工人？ （17）在你的生产部门里有没有这样一种企业，在这种企业中，付给工人的报酬一部分是工资，另一部分则是所谓分红？请把这些工人的总收入和没有所谓分红的工人的收入作一比较。这种制度下的工人有些什么义务？是不是容许他们参加罢工等活动，还是只许他们做老板的忠实奴仆？ （18）在你的生产部门里的工人（男工和女工）一般的体力、智力和精神状况怎样？ 卡·马克思起草于1880年4月上半月 载于1880年4月20日“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第4期 原文是英文和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154]“工人调查表”是马克思应“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的出版人边·马隆（他在1880年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高涨的影响下不得不宣称自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的请求，在1880年4月上半月编写成的。“调查表”刊登在1880年4月20日的“社会主义评论”上（没有署名），并印成单行本在法国全国发行。“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编辑部为发表“调查表”写了下述前言。 “任何一个政府（君主政府或资产阶级共和政府）都还不敢对法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做认真的调查。可是，关于农业危机、金融危机、工业危机、商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调查却有多少啊！ 英国政府的官方调查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丑恶行径的揭露，以及由这些揭露引起的某些法律的制定（如法律许可的工作日限制为10小时，关于女工和童工的法律等等），使法国资产阶级更加害怕由于进行公正和系统的调查而带来的危险。 我们希望也许我们能促使法国共和政府仿效英国君主政府的榜样，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所作所为及其罪行进行广泛的调查；因此我们利用自己的一点有限的款项，试图为这件事作出一个开端。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得到所有城乡工人的支持。他们懂得：只有他们才能非常熟悉地描述他们所忍受的灾难；只有他们，而不是上帝派来的拯救者，才能坚决地采取有效措施来对付他们遭受的社会灾害。我们也期望得到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者的帮助，既然他们想进行社会改革，那就应该愿意准确而清楚地了解工人阶级这个未来正是属于它的阶级进行工作和活动的条件。 这些劳动委托书是社会民主派为了准备社会革新所应该作的第一件事。 下面列举的一百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回答问题时必须写明所答问题的顺序号码。不一定要回答全部问题，但我们建议尽可能回答得具体和详细些。回答问题的男女工人的名字，如果没有得到特别许可将不予公布，但是名字和地址仍应写明，以便在必要时进行联系。 请将答复寄交巴黎近郊圣克鲁罗伊亚尔街28号‘社会主义评论’杂志负责人累克吕兹先生。 问题将进行分类，以便为专题著作提供材料。这些专题著作将刊登在‘社会主义评论’上，以后还将出版单行本。”——第250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关于“哲学的贫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卡·马克思 关于“哲学的贫困”[150] 卡尔·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是在1847年，即在蒲鲁东的“经济矛盾”[151]（副标题为“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后不久问世的。我们所以要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第一版已售完），是因为：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因为像拉萨尔那样的现代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是从上述著作中吸取来的。马克思同意把他的著作重新登载在我们的机关报上，这就是表示同情我们。 关于这次同蒲鲁东论战的明显的倾向性，还要说几句话。一方面，蒲鲁东攻击正式得到承认的经济学家，如杜诺瓦耶、布朗基院士和“经济学家杂志”[152]整个集团，然而这不过是迎合了他们的自尊心，同时，又以粗暴的谩骂抨击那些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而受马克思尊敬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这个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的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蒲鲁东。 然而，蒲鲁东逝世以后，马克思在一篇发表于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153]上的文章中，对这位战士的伟大品格、对他在1848年六月的日子以后的英勇行为以及对他这位政治作家的才华，作了应有的评价。 卡·马克思写于1880年3月底 载于1880年4月7日“平等报”第2种专刊第12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平等报”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150]“关于‘哲学的贫困’”的短文是马克思于1880年3月底写成的，载于1880年4月7日法文报纸“平等报”第2种专刊第12号上，作为编辑部对该报发表“哲学的贫困”一文的引言。 这篇短文的手稿第一次刊登在“年鉴”杂志上1958年米兰版第1年卷第204——205页上（《Annali》，AnnoⅠ，Milano，1958，p．204—205）。——第248页。 [151]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P．J．Proudhon．（《Systèmedescontradictionséco-nomiques，ouPhilosophiedelamisère》．T．Ⅰ-Ⅱ，Paris，1846）。——第248页。 [152]“经济学家杂志”（《Journaldeséconomistes》）——法国自由派的经济学杂志，1841—1943年间在巴黎出版。——第248页。 [153]是指“论蒲鲁东”一文，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因蒲鲁东逝世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施韦泽的请求于1865年1月24日写成的，刊载于1865年2月1、3、5日该报第16—18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8—36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是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从1864年12月15日至1871年用该名称在柏林出版；1864至1865年约·巴·施韦泽任该报编辑，当时编辑中还有威·李卜克内西。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4年11月收到施韦泽寄来的该报办报纲领，其中没有包含拉萨尔的口号，当时由于没有掌握其他机关报来影响德国工人运动，他们就同意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但是在1865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停止为该报撰稿，因为同施韦泽存在着原则性的意见分歧。——第249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14] 一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注：关于法国革命黑格尔这样写道：“正义思想、正义概念立刻得到了公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正义思想现在就成了宪法的基础，今后一切都必须以它为根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Nûs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第一次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谐。”（黑格尔“历史哲学”1840年版第535页[115]）难道现在不应当用反社会党人法去反对已故的黑格尔教授的这种危险的颠复学说吗？］，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和这些原理矛盾的现实，实际上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116]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均派[117]，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118]，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苦修苦炼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制定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只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现在，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就发现新制度不论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119]，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早先许下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减弱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脱离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金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120]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不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世纪的转换出现了。1802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虽然他的理论基础在1799年就已经奠定了；1800年1月1日，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的管理工作[121]。 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没有。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灭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那末，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期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从而能够引导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达到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在当时才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缺点；消除这些缺点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既然这一点已经确定，我们就不再谈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去的这一方面了。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 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在革命爆发时还不到30岁。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多数国民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资产阶级夺得政治权力。而且这个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通过没收后加以拍卖的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了投机，同时又以承办军用品欺骗了国家。正是这些骗子的统治在督政府时代使法国和革命濒于复灭，从而使拿破仑得到举行政变的借口。因此，在圣西门的头脑中，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对立就采取了“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的形式。游手好闲者不仅是指旧时的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而“劳动者”不仅是指雇佣工人，而且也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游手好闲者失去了精神领导和政治统治的能力，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终证实了。至于无财产者没有这种能力，在圣西门看来，这已由恐怖时期的经验所证明。那末，应当是谁来领导和统治呢？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们两者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即必然是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结合起来，而这种纽带的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的宗教观点的统一。可是，科学就是学者，而工业首先就是积极的资产者，厂主、商人、银行家。这些资产者固然应当成为一种公众的官吏、社会所信托的人，但是对工人还应当保持发号施令的和享有经济特权的地位。至于银行家，那末正是他们应当担负起通过调节信用来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这样的见解是完全适应于大工业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在法国还只是刚刚产生的那个时代的。但是，圣西门特别强调的是：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laclasselaplusnombreuseetlapluspauvre》）的命运。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 “一切人都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 他向他们高声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在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122] 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说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说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123]。虽然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优越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时，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以及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124]。在1815年向法国人宣传要和滑铁卢战役[125]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确实既要有勇气又要有历史远见。 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末，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但并不因此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就资产阶级所说的话，就他们在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和以往的启蒙学者关于只为理性所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一切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约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辞句作对比；他指出，和最响亮的词句相适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述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取巧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气息。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26]。但是傅立叶最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迄今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从十六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他指出： “这个文明制度使野蛮时期任何一种以简单的方式干出来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 文明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127]。所以，譬如说， “在文明阶段，贫困是由富裕本身所产生的”[128]。 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129]，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地球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一样，傅立叶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 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种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时期。社会愈来愈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无产者，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他们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当时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适当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它在那时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聚居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这时有一个29岁的厂主以改革家的身分出现了，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认为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其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500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到1829年间，他以股东兼经理的身分领导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他在这里按照同样的精神办事，但是在行动上有更大的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2500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关心成长中的一代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从两岁起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简直很难把他们领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13—14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只劳动10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4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都给企业主们带来大量的利润。 但是欧文并不对这一切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自由发挥其才能了。 “可是，这2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仅仅半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所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5％的股息以外，还得到30万英镑（600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个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注：摘自“头脑中和实践中的革命”——给一切“欧洲红色共和党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1848年的法国临时政府，以及“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负责顾问”[130]。］ 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只应当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来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实践的性质。例如，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每年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131]。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他从技术上规定了各种细节，附上了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而这一切都做得非常内行，以致他的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名望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造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受到了报刊的封锁，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三十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例如，由于他的五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女工和童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132]。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巨大的工会联合会[133]。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无论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在这里，劳动产品借助于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进行交换[134]；这种市场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充分预示了晚得多的蒲鲁东的交换银行[135]，而它和后者不同的就是它并没有被描写为医治一切社会病害的万应药方，而只是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 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地支配着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见解，包括魏特林在内的先前的德国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比较温和的批评意见、经济理论和各学派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愈是像石子在溪流中一样地磨光其锋利的棱角，这种混合物就愈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二 这时，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一起并继它之后，现代德国哲学产生了，而且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顶峰。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却日益陷入（特别是由于英国的影响）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的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136]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在这里，我们来简略地谈谈这两种思维方法的实质。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的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什么在运动、转变和联系。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的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科学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为这种研究搜集材料。只有当自然和历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分析和比较，并相应地进行纲、目和种的划分。因此，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137]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后半期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138]。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固定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伴侣，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有最惊人的遭遇。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种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绞尽脑汁去发现一条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的合理界限，结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的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现象，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自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另一种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地，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了它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可是，因为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统治于理论自然科学中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都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达到的成果和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现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科学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和自从有名的第一次推动作出以后就永远如此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的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139]。 这种现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想像为一个过程，即想像它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改造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至于黑格尔的体系没有解决它给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它的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它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别的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在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所以，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它还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决不排斥，反而肯定，对于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 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和这个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但是，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通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谎。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不能不加考虑了，正如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加考虑一样。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观点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但是，问题是在于：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注：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那末，现代社会主义的情况究竟怎样呢？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生产关系，并加了一个脚注：“在‘反杜林论’中是：生产力。”——译者注］，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那末这种冲突表现在哪里呢？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即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关于资产阶级怎样从十五世纪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三个阶段历史地实现了这种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编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140]。但是，正如马克思在那里所证明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纺纱机、机动织布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布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 但是，在以自发的、无计划地逐渐产生的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带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中世纪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农民把农产品卖给手工业者，而从他们那里买得手工业品。在这个个体生产者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渗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支配全社会的自发的无计划的分工中间，它确立了在个别工厂里组织起来的有计划的分工；在个体生产旁边出现了社会化的生产。两者的产品在同一市场上出卖，因而价格至少大体相等。但是，有计划的组织要比自发的分工有力；实行社会化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中遭到失败，社会化的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但是它的这种革命性质并没有为人所认识，结果它反而被用来当做提高和促进商品生产的手段。它的产生，是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定的已经存在的杠杆即商业资本、手工业、雇佣劳动直接联系着的。由于它本身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一种新形式出现的，所以商品生产的占有形式对它也保持着全部效力。 在中世纪得到发展的那种商品生产中，劳动产品应当属于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当时个体生产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成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这样的产品根本用不着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属于他的。因此，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即使利用过别人的帮助，这种帮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资以外还得到别的报酬：行会的学徒和帮工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和挣钱而劳动，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学成手艺当师傅而劳动。后来生产资料开始集中于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开始变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像从前一样被当做个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来处理。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是一种例外，而现在，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而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不是为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所占有，而是为资本家所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注：这里无需解释，虽然占有形式还是原来那样，可是占有的性质由于上述过程而经历的革命，并不亚于生产所经历的革命。我占有我自己的产品或者占有别人的产品，这自然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占有。顺便提一下：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当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使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愈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如上所述，最初的资本家就已经遇到了现成的雇佣劳动形式。但是，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行会制度规定今天的帮工明天可以成为师傅。但是，生产资料一旦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集中于资本家手中，情形就改变了。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变得愈来愈没有价值；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救急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此外，由于同时发生的封建制度的崩溃，由于封建主扈从人员被解散，农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等等，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了。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入了商品生产者即通过自己产品的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个体生产者的社会。但是，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权。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会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生产费用，或者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规律在唯一保留下来的社会联系形式即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强制性的竞争规律作用于各个生产者。所以，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是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揭示出来。所以，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产品支配着生产者。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当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封建主缴纳实物租税以后还能生产更多的东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投入社会交换即拿去出卖的多余产品就成了商品。诚然，城市手工业者一开始就必然为交换而生产。但是他们也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他们有园圃和小块土地；他们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并且从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妇女纺麻，纺羊毛等等。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团结的；农村中有马尔克［注：见书末的附录。［这里恩格斯指的是他的著作“马尔克”。见本卷第351—369页。——编者注］］，城市中有行会。 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愈来愈公开、愈来愈有力地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缚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愈来愈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杠杆结束了旧日的和平的稳定状态。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门被采用，就不容许任何旧的生产方法在那里和它并存。它控制了手工业，就把旧的手工业消灭掉。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地方性的斗争已经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商业战争[141]。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产业和产业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存问题都决定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清除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的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由于自己的起源而固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地进行着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诚然，傅立叶在他那个时代还不能看到：这种循环在逐渐缩小；运动宁可说是在按螺旋形进行，并且必然像行星的运动一样，由于和中心相碰撞而告终。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多数人日益变为无产者，而无产者群众又将最终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器无限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的强制性法令。但是，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推广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末，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形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待雇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我早在1845年就这样称呼他们［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10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69页。——编者注］］），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以随意使用，而由于必然随着这个时期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对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这样一来，机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142]。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省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劳动力的最严重的浪费和对劳动机能的正常前提的掠夺[143]；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需要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的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更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资本论”第671页）[144]。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期待产品的另一种分配，那就等于希望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阴极放出氢。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机器的已经达到最高程度的改进的可能性，怎样由于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一种迫使各个工业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的强制性法令。对资本家来说，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法令。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阻力的、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阻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和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和深方面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也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 事实也是这样，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开化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了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去，生产和交换的运动逐渐恢复起来。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拚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从1825年以来，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经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pléthorique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145]。 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 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自己之旁并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甚至资本家也由于资本的猛烈集中而感觉到这一事实，因为在危机期间这种集中是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构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待雇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显得过剩。但是，这种“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傅立叶），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具有资本属性的必然性，像幽灵一样站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妨碍生产资料发挥作用，妨碍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御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把大量生产资料推向如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例如铁路，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他们中间加以分配，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国内的竞争让位于这个公司在国内的垄断；例如还在1890年，英国的制硷业就发生了这种情形，现在，这一行业在所有48个大工厂合并以后就转到了一个唯一的、统一领导的、拥有12000万马克资本的公司手中了。 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当然，这首先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但是，在这里剥削变得这样明显，以致它必然要被消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的如此露骨的剥削。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注：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现代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就应该算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了。如果说，比利时政府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自己的主要铁路，如果说，俾斯麦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必要，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在战时更好地适应和利用，为了把铁路职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主要铁路收归国有，那末，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146]、皇家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三十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十分严肃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御现代生产力，那末，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拿红利、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那里，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现在，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性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并且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随着社会对生产力的占有，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暴风雨时雷鸣闪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为人服务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时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迄今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强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现代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都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147]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平等、正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 但是，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精神的破产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未必是一种秘密了，而他们的经济破产则有规律地每十年重复一次。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属于它自己而又不能为它自己所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注：有几个数字可以大体表明现代生产资料即使在资本主义压制下也有巨大的扩张力。根据吉芬的计算[148]，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约计如下： 1814年……22亿英镑＝440亿马克 1865年……61亿英镑＝1220亿马克 1875年……85亿英镑＝1700亿马克至于在危机中生产资料和产品被破坏的情况，根据1878年2月21日在柏林举行的德国工业家第二次代表大会[149]所作的计算，在最近一次崩溃中，单是德国铁工业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就达45500万马克。］。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已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最后，我们把上述的发展进程简单地概述如下： 一、中世纪社会：个体的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他的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但是这时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二、资本主义革命：起初是工业通过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实现的变革。先前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们就由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这种转变总的说来是没有触及交换形式的。旧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和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 （a）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工人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 （b）支配商品生产的规律日益显露出来，它们的作用日益加强。竞争不可遏止。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 （c）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法令，同时就使工人遭到不断的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因为生产力和产品要不先转变为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就不允许生产力发挥作用和产品进行流通，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产品的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 （d）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 三、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弗·恩格斯写于1880年1—3月上半月 载于1880年3月20日、4月20日和5月5日“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第3、4和5期，并于1880年在巴黎出版法文单行本：弗·恩格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3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译出 注释： [114]“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由弗·恩格斯于1877—1878年写成的著作“反杜林论”中的三章编成的。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写成为一篇独立的通俗的著作，这一著作首先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发表在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同年出版。这一法文版本成了波兰文和意大利文译本基础。1883年，这本小册子出版了德文本，书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扉页上标的是1882年）。这本小册子在恩格斯生前就已经从德文译成了欧洲各种文字，并且在工人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一著作在恩格斯生前的最后一次德文版（第4版）是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这一小册子在材料安排上与“反杜林论”的有关章节有所不同，并且对“反杜林论”的本文作了一些补充和改动。——第201页。 [115]乔·威·弗·黑格尔“历史哲学”；“全集”1840年柏林第2版第9卷（G．W．F．Hegel．《PhilosophiederGeschichte》，Werke，2．Aufl．，Bd．Ⅸ，Berlin，1840）。——第206页。 [116]按照卢梭的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的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制的产生和财产不平等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但是，后来由于政治不平等的发展，社会契约遭到破坏，产生了新的自然状态。消灭这种自然状态，是以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的使命。这个理论在卢梭的1755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Discourssurl'origineetlesfondemensdel'inégalitéparmileshommes》．Amsterdam，1755）和1762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Ducontractsocial；ou，Principesdudroitpolitique》．Amsterdam，1762）这两部著作中得到了发挥。——第206页。 [117]恩格斯指“真正平均派”或“掘地派”，他们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极左派的代表。“掘地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他们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用集体开垦公有土地的办法来实现这种思想。——第207页。 [118]恩格斯首先指空想共产主义者的著作——托·莫尔“乌托邦”（1516年出版）和托·康帕内拉“太阳城”（1623年出版）。——第207页。 [119]恐怖时代是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时期（1793年6月—1794年7月），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伦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采用了革命的恐怖。督政府（由五个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是法国执行权的领导机关，它是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1794年失败后所通过的1795年宪法建立的；它存在到1799年波拿巴政变；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第208页。 [120]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第209页。 [121]“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Lettresd'unhabitantdeGe-nèveàsescontemporains》）是圣西门的第一部著作；1802年写于日内瓦，1803年匿名发表于巴黎，没有标明出版的地点和时间。恩格斯用的版本是：Ｇ．雨巴“圣西门。他的生平和著述。附有圣西门名著的摘录”1857年巴黎版（G．Hubbard．《Saint-Simon．Savieetsestravaux．SuividefragmentsdespluscélèbresécritsdeSaint-Simon》．Paris，1857）。在这个版本中圣西门的个别著作的日期有不确切的地方。傅立叶的第一部大作是“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Théoriedesquatremouvementsetdesdestinéesgénéra-les》），写于十九世纪头几年，1808年在里昂匿名出版（可能考虑到书报检查，在扉页上注明的出版地点是莱比锡）。新拉纳克（NewLanark）是苏格兰拉纳克城附近的一个棉纺厂，创办于1784年，在工厂周围形成一个小镇。——第209页。 [122]恩格斯引证的是圣西门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这部著作中的第二封信。这些话在雨巴版本的第143页和第135页上。——第212页。 [123]恩格斯指“昂·圣西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第八封信）中的一段话。这些信载于昂·圣西门的论文集“实业，或为贡献出有用和独立的劳动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的议论”1817年巴黎版第2卷（H．Saint-Simon．《L'industrie，ouDiscussionspolitiques，moralesetphilosophiques，dansL'intérêtdetousleshommeslivrésàdestravauxutilesetindépendans》．T．Ⅱ，Paris，1817）。这些话在雨巴版本的第155—157页上。——第212页。 [124]恩格斯指的是圣西门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著的两本书：“论欧洲社会的改组，或论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Delaréorganisationdelasociétéeuropéenne，oudelanécessitéetdesmoyensderassemblerlespeuplesdel'éuropeenunseulcorpspoliti-que，enconservantàchacunsonindépendancenationale》）和“关于应当用来对付1815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见”（《Opinionsurlesmesuresàprendrecontrelacoalitionde1815》）；这两本小册子都在巴黎出版，第一本在1814年10月，第二本在1815年。在雨巴的版本中，从第一本小册子作的摘录在第149—154页，而这两本小册子的内容则刊在第68—76页。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参加国（俄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等国）的同盟国军于1814年3月31日进入巴黎。拿破仑帝国垮台了，而拿破仑本人在宣布退位以后被流放到埃尔巴岛。在法国发生了波旁王朝的第一次复辟。百日是指拿破仑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从1815年3月20日他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时起，到同年6月22日他在滑铁卢失败后第二次退位时为止。——第212页。 [125]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被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击败。这次战役在1815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预先决定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等国）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第212页。 [126]这个思想在傅立叶的第一本书“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中已经得到了发挥，书中包含着这样一个总的论点：“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秩序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的程度相适应的。”傅立叶在下述公式中概括了这个论点：“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Ch．Fourier．Oeuvrescomp-lètes，t．Ⅰ，Paris，1841，p．195—196）。——第213页。 [127]参看沙·傅立叶“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第1卷和第4卷；“全集”1843年巴黎版第2卷第78—79页和1841年巴黎版第5卷第213—214页（Ch．Fourier．《Théoriedel'unitéuniverselle》，vol．ⅠetⅣ；Oeuvrescomplètes，t．Ⅱ，Paris，1843，p．78-79ett．Ⅴ，Paris，1841，p．213—214）。关于文明制度在其中运动的“恶性循环”，见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27—46、390页（Ch．Fourier．《LeNouveauMondeindustrieletsociétaire，ouInventionduprocédéd'industrieattrayanteetnaturelledistribuéeensériespassionnées》；Oeuvrescomplètes，t．Ⅵ，Paris，1845，p．27—46，390）。该书的第一版于1829年在巴黎出版。并参看Ch．Fourier．Oeuvrescomplètes，t．Ⅰ，Paris，1841，p．202。——第213页。 [128]Ch．Fourier．Oeuvrescomplètes，t．Ⅵ，Paris，1845，p．35．——第213页。 [129]Ch．Fourier．Oeuvrescomplètes，t．Ⅰ，Paris，1841，p．50etsuiv．——第213页。 [130]罗·欧文“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1849年伦敦版（Ｒ．Ｏｗｅｎ．《TheRevolutionintheMindandPracticeoftheHumanRace；or，theComingChangefromIrrationalitytoRationality》．London，1849）。——第216页。 [131]罗·欧文“关于在都柏林举行的几次公众集会的报告……3月18日、4月12日和19日、5月3日”1823年都柏林版（R．Owen．《Reportoftheproceedingsattheseveralpublicmeetings，heldinDublin…onthe18thMarch，12thApril，19thApriland3rdMay》．Dublin，1823）。——第216页。 [132]1815年1月，欧文在格拉斯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工厂的童工和成年工人的状况的措施。根据1815年6月欧文的倡议提出的法案到1819年7月才被议会通过，成为法律，而且还大大地打了折扣。调整棉纺厂劳动的法律禁止9岁以下的儿童作工，限定18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日为12小时，规定所有工人有两次工间休息作为早饭和午饭的时间，共一个半小时。——第217页。 [133]1833年10月，在欧文的主持下在伦敦举行了合作社和职工的代表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产业部门大联盟；联盟的章程于1834年2月被通过。按照欧文的想法，这个联盟应当把生产管理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对社会的彻底改造。但是这个空想的计划遭到了失败。由于受到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强烈反对，该联盟于1834年8月宣告解散。——第217页。 [134]指由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创立的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Equ-itableLabourExchangeBazaars）；第一个这样的市场是罗伯特·欧文于1832年9月在伦敦创办的，存在到1834年年中。——第217页。 [135]蒲鲁东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做了组织交换银行的尝试。他的人民银行（Banquedupeuple）于1849年1月31日在巴黎成立。银行存在了两个月左右，而且只是在纸面上：它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以前就破产了，并于4月初宣告关闭。——第217页。 [136]德·狄德罗的对话“拉摩的侄子”（《LeneveudeRameau》）是1762年前后写成的，后来又经作者修改了两次。最初它是由歌德译成德文于180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真正的法文版发表在1821年（实际上是1823年）巴黎出版的“狄德罗轶文集”（《OeuvresinéditesdeDide-rot》）一书中。——第219页。 [137]科学发展的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是指纪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七世纪的时期，这个名称是由埃及的一个城市、当时国际经济关系最大中心之一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地中海沿岸）得到的。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许多科学，如数学和力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等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第220页。 [138]“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第221页。 [139]根据康德的星云假说，太阳系是从原始星云（拉丁文：nebula——雾）发展而来的，他在1755年科尼斯堡和莱比锡出版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论述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的尝试”（《All-gemeineNaturgeschichteundTheoriedesHimmels，oderVersuchvonderVerfassungunddemmechanischenUrsprungedesganzenWeltgebäudesnachNewtonischenGrundsätzenabgehandelt》．KönigsbergundLeipzig，1755）中阐述了这一假说。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的构成的假说最初是在他于法兰西共和国四年［1796］在巴黎出版的“宇宙体系解说”第1—2卷（《Expositiondusystêmedumonde》．T．Ⅰ-Ⅱ，Paris，l'anⅣdelaRépubliqueFrançaise［1796］）中得到了阐述。在作者拉普拉斯生前编好而在死后出版的该书的最后一版即第六版中，这个假说是在该书的最后一个，即第七个注释中加以阐述的。——第223页。 [14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322—515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371—620页〕。——第230页。 [141]指欧洲各大国之间为争夺同印度和美洲通商的霸权以及殖民地市场而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最初主要的竞争国家是英国和荷兰（1652—1654、1664—1667和1672—1674年的英荷战争是典型的商业战争），后来决定性的斗争是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展开的。所有这些战争的胜利者是英国，到十八世纪末，在它手中已经集中了几乎全部的世界贸易。——第234页。 [142]恩格斯在这里引证的是“资本论”第一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445页和第498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29—530页和第595—596页〕）。——第236页。 [14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473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63—564页〕。——第236页。 [14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660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813页〕。——第236页。 [145]“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93—394页（Ch．Fourier．Oeuvrescomplètes，t．Ⅵ，Paris，1845，p．393—394）。——第237页。 [146]Seehandlung（海外贸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方面的经纪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第239页。 [147]“自由的人民国家”是七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对这个口号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见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第四节和1875年3月18—28日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本卷第30—35页和第3—10页）。另见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第4节和第四章第3节（“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382—388页和第426—429页）。——第242页。 [148]这里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的材料引自罗·吉芬的报告“近来联合王国的资本积累”。这个报告是1878年1月15日在统计学会宣读的，发表在1878年3月号伦敦“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oftheStatisticalSociety》）上。——第244页。 [149]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78年2月21—22日在柏林举行。——第245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1880年2月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109] （1880年2月底） 一、关税率 在讨论那个把德国社会党人置于非法地位的臭名远扬的法律时，俾斯麦先生说，要粉碎社会主义，仅仅采取镇压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采取种种措施以消除不可争辩地存在的社会混乱现象，保证工作的秩序，防止工业危机以及其他等等。他答应要提出为社会谋福利的这种“积极”措施的建议[110]。他说，因为像我这样一个领导本国事务17年的人，有权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行。这很像一个人说，只要他吃了17年马铃薯，他就精通农学了。 不管怎样，俾斯麦先生这一次履行了诺言。他赐给了德国两大“社会措施”，而且还不止这些。 其中第一项措施是以关税率保证德国工业独霸国内市场。 在1848年以前，德国实际上是没有大工业的。手工劳动占优势；蒸汽、机器很少见。德国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怯懦于1848年和1849年在政治舞台上遭受可耻的失败以后，就热心地去办大工业，从中求得安慰。德国很快就改变了面貌。1849年以后没有到过莱茵普鲁士、威斯特伐里亚、萨克森王国、西里西亚矿山、柏林和沿海城市的人，在1864年就认不出这些地方了。蒸汽和机器到处被采用。大工厂代替了大部分小作坊。轮船先是在沿海航行中，后来又在横渡大西洋的通商中，逐渐排挤了帆船。铁路增多了；在建筑工地、煤矿和铁矿上，到处都非常活跃，这是迟缓的德国人曾经认为自己做不到的。同英国的、甚至法国的大工业发展情况相比，这一切还不算特别突出，但是毕竟有了开端。而且在做这一切事情时，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没有津贴或出口奖励金，而当时的关税率，同其他大陆国家比较起来，完全可以看做是自由贸易的税率。 顺便指出，这个工业运动也没有避免它在一切地方引起的那些社会后果。在此以前，德国的产业工人一直是在中世纪保持下来的那些条件下混日子。一般说来，他们曾经还有某些机会变成小资产者、独立的工匠、几台手工织机的占有者等等。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工人变成了大资本家的雇佣工人，因而也就开始组成一个固定的阶级，即真正的无产阶级。但是，谁说无产阶级，谁就是说社会主义。同时，工人在1848年街垒战中争得的自由还残存着一些。由于这两种情况，在1848年以前只限于秘密宣传和只有人数极少的秘密组织的德国社会主义，现在就能公开活动和深入群众了。于是从1863年起，拉萨尔恢复了社会主义鼓动工作。 后来就是1870年的战争，1871年的和约和几十亿赔款。如果说法国绝没有因为偿付了这些赔款而破产，那末德国却由于得到了这些赔款而差一点毁灭。暴发户的政府毫不吝惜地在全帝国（这个帝国本身也是暴发户）乱花赔款，这几十亿就落到了大金融家的手中，他们急忙通过交易所从中取得利益。在柏林，CréditMobilier[111]的好日子又重现了。人们滥设股份公司或两合公司、银行、土地信用和动产信用机构、铁路建筑公司、各种工厂、造船厂、以土地和建筑物进行投机的公司以及其他表面上叫做工业企业而实际上进行最可耻的投机活动的事业。所谓对贸易、交通线、消费资料等等的社会需要，无非是用来掩饰交易所强盗把手头的几十亿投入周转的不可遏止的需要而已。其实，巴黎还在贝列拉利富尔德之流的黄金时代就已见过这一切了；这也就是这些交易所赌棍在柏林以布莱希勒德和汉泽曼等等名字重新出现。 1867年在巴黎发生的事情，在伦敦和纽约常常发生的事情，1873年很快地就在柏林发生了：过度的投机活动最终造成了普遍的崩溃。成百家公司破产了。维持下来的那些公司的股票卖不出去。这是彻底的全线崩溃。但是，为了能够进行投机，就必须制造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建造工厂和铁路等等，以它们的股票作为投机的对象。到了崩溃的时候才发现，作为进行这些活动的借口的社会需要，已经大大超过了限度。在4年中修建的铁路、工厂、矿场等等，比在工业正常发展时期25年中修建的还要多。 除了铁路（关于铁路下面还要谈），主要是在制铁工业中进行投机活动。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甚至建立了几个胜过克列索的企业。不幸，在危机的时刻发现，这样大规模的生产没有消费者。一批巨大的工业公司处于破产的边缘。作为善良的德国爱国者，公司的董事们就请求政府帮助：他们请求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以便为自己保证国内市场，免受英国铁的竞争。但是，既然要求对铁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也就没有理由拒绝对其他工业部门以及农业实行这种制度。所以，在整个德国，人们热烈提倡保护关税政策，这就使俾斯麦先生有可能实行一种旨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关税率。这一在1879年夏季取得法律效力的税率就是现行的税率。 但是，不管德国工业过去的情况如何，它一直都是在自由竞争的广阔天地里发展的。由于德国工业比英法工业出现得晚，它就不得不限于去填补它的先行者留给它的那些不大的空白点，即提供大批对英国人来说过于零碎而对法国人来说又过于粗糙的商品，生产小量经常变化的产品，价格便宜而质量低劣的商品。不要认为这只是我们的看法，这是官方意见的真正反映，欧洲科学界著名人士、德国政府的正式专员勒洛先生，对1876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展出的德国产品的见解[112]就是这样。 这种工业只有在国内自由贸易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才能在中立市场上维持下去。如果要使德国的织物、金属制品、机器在国外经得住竞争，那就必须使这些产品的一切原料如棉炒、亚麻或丝、未经加工的铁、金属丝能够用同外国竞争者购买它们相等的低价购买。所以，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继续输出织物和金属加工工业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冒险实行自由贸易，让这个工业去利用进口原料。或者是依靠关税来保护德国的金属生产和纺织业，在这种情况下很快就不可能再输出以纱和未经加工的金属为原料的商品了。 俾斯麦先生用他的著名的税率保护纺织工业和冶金业，从而消灭了德国历来具有的向国外销售德国织物、金属制品、针、机器的最后机会。但是在本世纪上半叶有剩余农产品出口的德国，目前却不得不进口外国农产品以补不足。如果俾斯麦先生禁止本国工业生产出口商品，那末将用什么来支付进口上述商品以及其他商品（对这些商品的需要是世界上任何税率都取消不了的）所需的费用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俾斯麦先生的天才同他的交易所朋友和顾问们的天才结合起来。请看是这样做的。 拿铁来说。投机和狂热生产的时期赏给了德国两个企业（多特蒙特联合公司和劳拉冶金工厂），每个企业都能单独生产足够全国中等水平的需要的产品。此外在埃森还有克虏伯的规模巨大的企业，在波洪也有规模差不多的企业和无数较小的企业。因此铁的产量超过全国需要量至少两倍或三倍。可以说，这种情况绝对要求实行最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把这么多的过剩产品销售出去。可以这样说，有关人士的意见却不是这样。因为值得重视的、统治着其他企业的企业总共不过一打，所以就形成了美国人所说的瑞恩，即为了保持国内价格和调节输出而成立的联盟。 在通过投标订购它们工厂的钢轨或其他产品时，委员会就依次指定一个成员来接受订货，并规定该厂接受订货的价格。其他合伙人则提出较高的价格，这种价格也是预先规定的。这样一来，任何竞争都停止了，出现了绝对的垄断。在出口方面也这样做。为了保证完成这个计划，瑞恩的每一个成员都交给委员会一张125000法郎的凭票即付的票据，一旦开票人违背自己的义务，这张票据便会投入流通和要求支付。这样一来，从德国消费者那里敲诈来的垄断价格，使这些工厂能够在国外以甚至英国人也拒绝出售的那种价格推销自己的剩余产品，而为此付出代价的则是德国的市侩（其实他们也是活该如此）。就这样，由于实行了保护关税，德国的出口事业又重新成为可能了，虽然在普通公众看来这种关税似乎是要断送出口事业的。 还用举例吗？去年有一家意大利铁路公司（我们能够叫出它的名称）需要三四万吨（每吨1000公斤）钢轨。经过长期商谈以后，一家英国工厂承包了1万吨；其余部分由多特蒙特联合公司以英国所拒绝的价格接受了下来。有人问一位英国竞争者为什么不提出比德国企业更优惠的条件，他回答说：世界上谁能经得起破产者的竞争呢？ 苏格兰打算在爱丁堡附近的海湾上建造一座铁路桥。这座桥需要1万吨贝氏钢。谁接受了最低的价格，谁击败了他所有的竞争者，而且这都是在大规模的炼铁工业的祖国英国？——是一个德国人，是在很多方面受俾斯麦庇护的“枪炮大王”、埃森的克虏伯先生。 铁的情况就是这样。不用说，这个美妙的制度只能把这些制造阴谋的大企业的不可避免的破产推迟几年而已。一旦其他生产部门也仿效它们，它们就会使本国破产，而不是使外国竞争者破产。这好像是生活在疯人国里。但是上述一切事实都是从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派报纸上引来的。在保护德国工业的名义下组织破坏这个工业——一些德国社会党人老早就一再地说，俾斯麦先生好像得到了报酬似地为社会主义效劳，他们不是说得很对吗？ 二、国有铁路 从1869年到1873年，柏林的投机活动大肆泛滥的时候，两个有时敌对有时联合的企业，即贴现公司和布莱希勒德银行，分掌了交易所的统治权。这就是所谓柏林的贝列拉和米勒斯之流。投机活动的对象首先是铁路，而这两家银行就想间接地成为大多数现有的和还在建设的大铁路线的主人。只要购买和掌握每条铁路的一定数量的股票，就能在它们的董事会中取得优势；而以这些股票作保证又可获得借款去购买新的股票，如此等等。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简单地重复一个小小的巧妙勾当，这种勾当起初给贝列拉兄弟带来了令人目眩的成就，而最终，大家知道，却是CréditMobilier的破产。柏林的贝列拉之流起初也得到了这样的成就。 1873年发生危机。我国这两家银行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它们积压着大批铁路股票，但再也不能从中抽回被这些股票吞掉的几百万了。控制铁路公司的计划失败了。于是就改变方针，想把股票卖给国家。把全部铁路集中在帝国政府手中这一方案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国家的公共福利，而是为了拯救两家没有支付能力的银行。 实现这个方案不是太困难的。使相当多的国会议员对新的公司“发生兴趣”，这样就完全支配了民族自由党和温和保守党，即大多数。帝国的大官们、普鲁士的大臣们曾经参与了这些公司赖以成立的诡计。要知道，布莱希勒德是一个银行家，也是俾斯麦先生的金融事务方面的经纪人。因此，钱是够多的。 同时，为了补偿向帝国出售铁路时所费的力气，必须提高股票价格。为此，于1873年成立了“帝国铁路局”，局长是一个有名的投机者，他立刻把德国所有铁路的运费提高了20％，这样就能增加纯收入，从而也使股票价格大约提高35％。这是这位先生所采取的唯一措施，只是为了这一点他才同意担任这一职务，无怪乎他不久就推掉了这个职务。 首先，这个方案迷住了俾斯麦。但是那些小王国却反对这个方案，联邦会议断然拒绝了这个方案。因此又改变方针：决定由普鲁士先购买所有的普鲁士铁路，以便一有可能就把这些铁路转让给帝国。 而帝国政府还有一个迫使它想购买铁路的秘密动机。这个动机是同法国的几十亿相联系的。 在这几十亿中留下了很大一个数目来建立三项“帝国基金”：一项用来修建帝国国会大厦，第二项用于要塞，最后，第三项用于最近三次战争中的残废者。三项基金共为92600万法郎。 在这三项基金中，最重要、同时也最奇怪的一项是残废者基金。这项基金是预定要自行取消的。这就是说，随着这些残废者中间的最后一个人的死亡，基金本身，无论是资本或资本的收入，也就要消灭。这种自行消耗的基金，可以重说一次，是只有疯子才会想出来的。但他们并不是疯子：发明这种基金的是贴现公司的那些投机者，——而且并不是没有根据的。难怪要花几乎一年的时间才说服政府接受这一主张。 但是我们的交易所赌棍们觉得基金的自行消灭还不够快。不仅如此，他们认为也需要赋予其他两项基金这种自行消灭的优点。办法很简单。在法律还没有确定这些基金所要投入的证券的性质以前，一个属于普鲁士政府管辖的商业企业奉命购买相当的有价证券。这一企业去找贴现公司，公司就为三项帝国基金出售了3亿法郎的铁路股票，这些股票我们可以一一列举，它们都是当时卖不出去的。 在这些股票中有马格德堡—哈耳伯施塔特铁路（以及与该铁路联合的各线）的股票12000万，这条铁路几乎处于破产的边缘，它预期要保证骗子们得到大量的利润，但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让股东们得到丝毫的收入。如果我们注意到下述事实，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事实就是，董事会发行了1600万股票来抵补建造三条铁路支线的开支，但是，这些支线的修建工作甚至还没有开始，这笔钱已经不知去向了。而残废者基金却以握有相当多的这种并不存在的铁路的股票而感到骄傲。 由普鲁士政府购买这几条铁路线，立刻就会使帝国购买这些铁路的股票合法化，并会使这些股票具有某些实际价值。这就是这件事情对帝国政府的好处。无怪乎这里谈到的购买这条铁路的交易，是普鲁士政府提出并为两院批准的首批交易之一。 国家付给股东们的价格，大大高于甚至好的铁路线的实际价值。购买这些铁路的决定为人们知道以后它们的股票不断上涨，而且特别是出售的条件，都证明了这一点。有两条大铁路线的股票在1878年12月是按103和108的行情出售的，后来这两条线被国家买下了。现在它们的股票的市价分别为148和158。正因为这样，在出售的时候，股东们很难隐藏自己的高兴心情。 不言而喻，这一次涨价首先给那些获悉政府的秘密意图的柏林大交易所经纪人带来了好处。在1879年春天还是相当沉闷的交易所重新活跃起来了。投机者在最后放弃自己的宝贵的股票以前，利用它们又掀起一次投机热潮。 人们看到：德意志帝国和当年法兰西帝国同样地处于交易所的影响之下。正是交易所经纪人准备各种方案——对他们填满腰包有利的方案，政府则必须加以实行。但是德国还有一个为波拿巴帝国所缺少的长处：当帝国政府受到各小邦君主反对的时候，它便变成普鲁士政府，这个政府当然不会遭到它的两院的反对，因为两院就是交易所的真正的分所。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国际总委员会在1870年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不是就说过：俾斯麦先生，您推翻了法国的波拿巴制度，只是为了在本国恢复这一制度！[113] 弗·恩格斯写于1880年2月底 载于1880年3月3日和24日“平等报”第2种专刊第7号和第1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平等报” 注释： [109]弗·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一文写于1880年2月底，在“平等报”（《éｇａｌｉｔé》）上分两号发表。恩格斯在写这篇文章时利用了1877年莱比锡出版的鲁·迈耶尔“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PolitischeGründerunddieCorruptioninDeutschland》．Leipzig，1877）一书中的事实。 “平等报”（《L’égalité》）是法国的社会主义周报，于1877年由茹·盖得创办，1880年至1883年为法国工人党的机关报。该报分为六种专刊出版。第1、2、3三种专刊每周出一次（共出过113号），第4和第5两种专刊每天出一次（共出过56号）。应当每周出一次的第6种专刊只在1886年出过一号。每一专刊都有它的副标题。——第191页。 [110]指俾斯麦在帝国国会的发言，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报告”1878年第四届第一次会议，1878年柏林版第1卷第70、125页（《Ste-nographischeBerichteüberdieVerhandlungendesDeut-schenReichstags》．4．Legislaturperiode．Ⅰ．Session1878，Bd．Ⅰ，Berlin，1878，S．70，125）。——第191页。 [111]Crédit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全称SociétégénéraleduCré-dit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创办于1852年。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滥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银行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进行投机。CréditMobilier同第二帝国的政界人士有密切的关系。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仿效法国的CréditMobilier建立了类似的机关。马克思专门写了几篇文章来分析CréditMobilier的活动和评价股份联合公司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3—40页）。——第193页。 [112]指勒洛在他的1877年不伦瑞克出版的“费拉得尔菲亚来信”（《BriefeausPhiladelphia》．Braunschweig，1877）一书中的见解。——第194页。 [113]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9、285—294页）。——第200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00] （1879年9月17—18日） 亲爱的倍倍尔： 对您8月20日的来信答复得迟了，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好长时间不在，另一方面是因为遇到了一些意外的事情：首先，李希特尔的“年鉴”[101]来了，而后希尔施本人也来了。 我可以断定，李卜克内西没有把我最近给他的信给你看，而这一点我是明确地托付过他的。不然，有些理由，李卜克内西已经提出过，我在那封信中已经作了答复，您大概就不会再提了。 下面就来逐条分析要谈的问题。 一、同卡·希尔施的谈判 李卜克内西问希尔施是否愿意担任拟在苏黎世创办的党的机关报的编辑。希尔施希望了解有关报纸经费的情况；报纸能有多少经费，由谁来提供经费。这首先是为了知道报纸会不会过上两个来月就一命呜呼；其次是为了了解由谁掌握钱袋，也就是说，归根到底由谁来指导报纸的方针。李卜克内西回答希尔施说：“一切安排就绪，其余情况待由苏黎世再通知”（李卜克内西7月28日给希尔施的信），可是他并没有接到。倒是伯恩施坦从苏黎世写信（7月24日）告诉希尔施说：“代表权和监督权（对报纸的）委托给我们了”，“菲勒克同我们”似乎开过会，会上认为： “您担任‘灯笼’[102]编辑时同某些同志发生的分歧，将使您的地位有些为难，但我认为这些疑虑是无关紧要的。” 关于经费的事只字未提。 希尔施在7月26日立即回信，询问报纸的物质状况。哪些同志负责弥补亏损？钱数多少，期限多长？编辑的薪水问题在这里根本不重要；希尔施只是想知道“能不能保证有至少维持报纸一年的经费”。 伯恩施坦在7月31日回信说，如果有亏损，就用自愿捐款来弥补，其中有些（！）款子已经定下来了。希尔施关于他设想给报纸拟定方针的意见（这一点下面谈）引起了异议，并接到一项规定： “监督委员会应当特别坚持这一点，因为它本身也是受监督的，也就是说，要承担责任。因此，关于这几点，您应当同监督委员会商议。” 最好是立即答复，尽可能用电报答复。 可是，希尔施收到的不是对他那些合理的问题的任何答复，而是一份通知，说他必须在设于苏黎世的监督委员会的领导下编辑报纸，而这个委员会的观点同他的观点是有重大分歧的，甚至连委员会的成员是谁，都没有告诉过他！ 希尔施完全有理由对这种态度表示愤慨，他宁愿同莱比锡派商议。他8月2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您该知道吧，他曾坚决要求把这封信转告您和菲勒克。希尔施甚至愿意在下述情况下服从苏黎世监督委员会，就是说苏黎世监督委员会应向编辑部提出书面意见，由莱比锡监察委员会来作出决定。 然而，李卜克内西7月28日向希尔施写道： “当然，事业的经费是有了，因为整个党，包括赫希柏格在内都做它的后盾。至于细节，我不感兴趣。” 李卜克内西在最近一封信里，关于经费的事仍旧没有提，而是保证说，苏黎世委员会不是编辑委员会，它只负责管理和财务。李卜克内西8月14日给我的信也提到这一点，并坚持要我们说服希尔施接受。直到8月20日，您本人对实际情况了解得还是很少，您对我说： “他〈赫希柏格〉在编辑部并不比其他任何知名的党员更有影响。” 最后，希尔施收到菲勒克8月11日的来信，信里承认： “设于苏黎世的三人团应当以编辑委员会的身分着手创办报纸，并且在莱比锡三人团同意之下挑选编辑……据我所知，上述决议还指出，第二项所提到的苏黎世筹备委员会对党既负政治责任，又负财务责任……根据这种情况，我觉得，……得不到住在苏黎世的、受党委托创办报纸的那三个人的支持，就休想担任编辑。” 希尔施这才稍微明确地知道了一些情况，固然只是关于编辑同苏黎世派的地位的情况。他们是编辑委员会；他们还负有政治责任；没有他们的支持，谁也不能担任编辑。简单说来，就是指示希尔施同他还不知道姓名的苏黎世三人团商谈。 但是，李卜克内西在给菲勒克的信里附了一段话，造成了彻底的混乱，他说： “辛格尔刚从柏林到这里，他报告说，苏黎世监督委员会不是像菲勒克所想的那样，是编辑委员会；其实它是对党即对我们负报纸财务责任的管理委员会；其委员当然也有权利和义务同你讨论编辑问题（附带说一句，这是每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他们没有权力监督你。” 苏黎世的三个人和莱比锡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而且是唯一参加商谈的委员坚持说，希尔施应当服从苏黎世人的业务领导，莱比锡委员会的另一个委员则根本否认这一点。在这些先生彼此取得一致意见以前，希尔施应不应当作出决定呢？希尔施有权要求了解对他提出了条件的上述决议，对这一点人们丝毫没有考虑过，甚至莱比锡派也根本没有想到亲自去确实了解一下这些决议。不然，怎么会产生这种分歧呢？ 即使莱比锡派在授予苏黎世派以全权的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但是苏黎世派对于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施拉姆8月14日向希尔施写道： “假如当时您没有来信说，在类似的情况下〈如凯泽尔事件〉仍然要采取同样的行动，即有可能再发表类似的书面言论，那我们就不会对此多费唇舌。但是鉴于您提出的声明，我们应当对新报纸如何刊载文章的问题保留决定权。” 7月26日，也就是在苏黎世的一次会议确定了苏黎世三人团的全权以后很久，希尔施在给伯恩施坦的信里好像谈过这一点。但是，在苏黎世人们十分醉心于他们官僚式的独揽大权，在后来答复希尔施的信中竟要求新的权力，即刊载文章的决定权。 编辑委员会已经成了检查委员会。 赫希柏格到了巴黎，希尔施从他那里才知道这两个委员会成员的名字。 这样，同希尔施的谈判破裂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1）由于莱比锡派方面和苏黎世派方面都坚决拒绝告诉他稍微确切的情况，没有说明报纸的经费基础如何，报纸能否至少维持一年。只是从我这里（根据您告诉我的情况），他才知道定下来的款项。因此，根据以前的说法（党和赫希柏格做后盾），几乎不能得出别的结论，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者是报纸现在已经主要由赫希柏格供给经费；或者是很快就要完全依赖他的捐款。这后一种可能现在还远没有排除。800马克——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一数目正好等于这里的团体在上半年补助“自由周报”[103]的经费（40英镑）。 （2）由于李卜克内西一再保证（后来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苏黎世派根本没有在业务上监督编辑部的权利，结果发生了一场意见不一的滑稽剧。 （3）由于最后确信，苏黎世派不仅要监督，而且要亲自检查报纸，给希尔施留下的只是傀儡的角色。 希尔施在了解这一切以后拒绝了，我们对此只能表示同意。我们听说［注：在原稿旁边用铅笔注明：“从赫希柏格那里”。——编者注］，莱比锡委员会由于两个不住在当地的委员而得到了加强，因此只要莱比锡的三人之间意见一致，就能很快地作出决定。这样，真正的重心就完全转移到苏黎世了，而希尔施也同任何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编辑一样，是不能同那里的人长期共事的。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 二、给报纸拟定的方针 伯恩施坦早在7月24日就告诉希尔施说，希尔施在他担任《灯笼》编辑时同某些同志的分歧，可能使他的地位感到为难。 希尔施回答说，他认为报纸的方针，总的说来，应当和《灯笼》的方针相同，也就是说，在瑞士要避免诉讼，而在德国则不应该过于畏首畏尾。他问到底指的是哪些同志，他还说： “我只知道一个这样的人，并且请您相信，如果再出现类似的违反纪律的事情，我将对他采取完全相同的态度。” 伯恩施坦俨然以新的官方的检查大员的姿态对此回答说： “至于报纸的方针，在监督委员会看来，‘灯笼’不能作为榜样。我们认为，报纸与其说应当热中于政治激进主义，不如说应当采取原则的社会主义的方针。诸如攻击凯泽尔这样一些曾引起所有一切〈！〉同志斥责的事情，无论如何应当避免。” 如此等等。李卜克内西把反对凯泽尔说成是“一种失策”，施拉姆则认为十分危险，因此要对希尔施实行检查。 希尔施再次写信给赫希柏格说，类似凯泽尔事件的情况， “如果有正式的党的机关报存在，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议员可能不会如此放肆地无视它的明确的命令和善意的指示”。 菲勒克也写道： “指示”新报纸“……采取不偏不倚的方针，尽量不过问以往发生的一切分歧”；该报不应当是“扩大的‘灯笼’”，而“伯恩施坦的可指责之处至多是，他采取过于温和的方针，在我们不能打着旗帜前进的时候，如果这还算是一种指责的话。” 但是，这个凯泽尔事件，这个好像是希尔施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凯泽尔是社会民主党议员中唯一在帝国国会里发言并投票赞成保护关税的人。希尔施谴责他违反党的纪律，因为他： （1）投票赞成党纲明确要求加以废除的间接税； （2）同意拨款给俾斯麦，从而违反了我们党的策略的基本原则：“不给这个政府一文钱”。 就这两点来说，希尔施无疑是正确的。既然凯泽尔一方面践踏了议员们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曾宣誓遵守的党纲，另一方面又践踏了党的策略的一条确定不移的、最基本的原则，竟投票赞成拨款给俾斯麦，以酬谢反社会党人法，那末我们认为，希尔施恰恰有充分权利像他所做的那样，给凯泽尔以有力的打击。 我们怎么也不能理解，在德国怎么会对抨击凯泽尔一事恼怒得这样厉害。现在赫希柏格告诉我，“党团”曾准许凯泽尔那样行动，这就使人认为他是正确的。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就真的糟了。首先，希尔施和其他人一样，不可能知道这个秘密的决定。其次，党所蒙受的侮辱，以前还可以完全归咎于凯泽尔，现在由于这种情况，这种侮辱更加重了，同时，希尔施的功绩也显得更加重大，因为他把凯泽尔的卑鄙言论以及更加卑鄙的投票行为公诸于世，从而挽回了党的荣誉。实际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患了议会症，以为有了人民的选举，当选人就体现了一种神圣的精神，可以把党团会议变成绝对正确的会议、把党团决议变成不容违背的原理的神圣精神，难道不是这样吗？ 失策固然是造成了，但这不是希尔施造成的，而是以自己的决议掩饰凯泽尔的议员们造成的。既然那些比任何人更应当遵守党纪的人通过了这样的决议，十分严重地违反了党的纪律，那就更糟了。但是还要糟糕的是，人们竟然相信，不是凯泽尔的发言和投票，也不是议员们的决议违反党纪，而是希尔施违反党纪，因为他不顾这个决议——他也不知道这个决议——抨击了凯泽尔。 其次，毫无疑问，党在保护关税问题上，也和在以前实际产生的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上，如关于帝国铁路的问题上一样，采取了不明确、不果断的立场。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党的机关报，特别是《前进报》[104]宁愿讨论未来的社会制度的结构，而不去认真地讨论这些问题。 灯笼反社会党人法实施灯笼，保护关税问题突然成了现实问题，对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看法，而没有一个人能为明确而正确的判断提供条件，如了解德国工业的情况及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此外，在某些选民中间，保护关税的情绪还不可能绝迹，这一点也是要考虑到的。摆脱这种混乱的唯一途径是从纯粹政治方面来讨论问题（像《灯笼》所做的那样），但是它没有被坚决地采取；因此党不可能不在这些讨论中一开始就表现出犹豫不决、态度不肯定不明确，以至最后由于凯泽尔并同凯泽尔一起大出其丑。 对凯泽尔的抨击成了以种种调子教训希尔施的借口，说什么新的报纸决不应当仿效《灯笼》的越轨行动，新的报纸与其说应当热中于政治激进主义，不如说应当采取原则的社会主义的方针，切忌偏激。在这里，菲勒克丝毫不比伯恩施坦少卖力气；菲勒克之所以认为伯恩施坦是最合适的人，正是因为他过于温和，因为“我们现在不能打着旗帜前进”。 然而，到国外来不是为了打着旗帜前进，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在国外，没有什么东西阻碍这样做。在瑞士没有德国的出版法、结社法和刑法。在家里由于德国一般法律的限制、早在反社会党人法以前就不能讲的话，在瑞士可以讲，而且也有义务讲。因为在那里我们不仅面对德国，而且面对欧洲，我们有义务在瑞士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向欧洲公开阐述德国党的道路和目标。谁在瑞士还愿意受德国法律的约束，那只是证明，他同德国的这些法律很相称，他实际上说不出在非常法颁布以前德国不允许说的话。编辑委员可能暂时回不了德国，对于这种可能性无须再作估计。谁不作好这种准备，谁就不能担任这样突出的光荣的岗位。 不仅如此。德国党之所以被非常法宣布为非法，正是因为它在德国是唯一强大的反对党。如果党在国外的机关报上对俾斯麦表示感谢，放弃这个唯一强大的反对党的作用，俯首听命，驯顺地挨打，那只是证明，它该挨打。1830年以来，德国侨民在国外出版的所有刊物中，《灯笼》无疑是最温和的刊物之一。要是连《灯笼》都算是偏激，那末新的报纸只会在国外的同志面前损害德国党的名誉。 三、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 这时我们收到了赫希柏格的“年鉴”，里面载有“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105]一文。这篇文章，如赫希柏格本人对我所说的，正是苏黎世委员会的三个委员写的。这是他们对过去的运动的真正批判，因而也就是新报纸的真正纲领，因为报纸的方针是由他们决定的。 文章一开头写道： “拉萨尔认为有巨大政治意义的运动，即他不仅号召工人参加、而且号召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的、应当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在约翰·巴·施韦泽的领导下，已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 我不去考察，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和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在这里，专对施韦泽提出的谴责是在于：施韦泽使这里被看做资产阶级民主博爱运动的拉萨尔主义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注：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施韦泽是一个大无赖，但又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的功劳正是在于他戳穿了原始的狭隘的拉萨尔主义及其有限的国家帮助的万应灵药……不管他从卑鄙的动机出发干了些什么，也不管他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权怎样坚持拉萨尔的国家帮助的万应灵药，但是他戳穿了原始的狭隘的拉萨尔主义，扩大了他那个党的经济视野，从而为这个党后来合并到德国统一的党作了准备，这毕竟是他的功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任何革命社会主义的核心——拉萨尔就鼓吹过。既然施韦泽更强调这一点，那从实质上来说总还是前进了一步，不管他是如何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使那些对他的专权来说是危险的人物受人怀疑。他把拉萨尔主义变成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是完全正确的。至于片面这一点，那完全是因为他从自私的政治动机出发，根本不想了解农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反对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但是，指责他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编者注］；其实他是加深了运动的性质，即作为产业工人反对资产者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其次谴责他“抛开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社会民主党中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是“诚实的人”，那末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有参加党的愿望，而如果他们竟然希望加入党，那末这完全是为了挑起争吵。 拉萨尔的党“宁愿作为一个工人党以极片面的方式进行活动”。讲这种话的先生们，自己就是作为工人党以极片面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政党中的党员，他们现在正在这个党中占居显要的职位。这是一件绝对说不通的事。如果他们所想的正是他们所写的，那末他们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辞去他们的职务。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是承认他们想利用自己的公务上的地位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党如果还让他们占居显要的职位，那就是自己出卖自己。 这样，在这些先生看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为了证明这点，它首先必须抛弃粗鲁的无产阶级热情，在有教养的博爱的资产者领导下，“养成良好的趣味”和“学会良好的风度”（第85页）。那时，一些领袖的“有失体统的态度”也会让位于很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态度”（好像这里所指的那些人外表上的有失体统的态度，在可以谴责他们的东西中并不是最无足轻重的！）。那时就会 “在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出现许许多多拥护者。但是这些人必须首先争取过来……以促使宣传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绩”。德国的社会主义“过于重视争取群众的工作，而忽略了在所谓社会上层中大力〈！〉进行宣传”。因为“党还缺少适于在帝国国会中代表它的人物”。但是，“最好甚至必须把全权委托书给予那些有足够的时间和可能来认真研究有关问题的人。普通的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只是在极少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因此，选举资产者吧！ 总之，工人阶级是不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就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有利于工人的一切东西。其次，千万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而要通过大力宣传把它争取过来。 如果我们打算争取社会上层或者仅仅是他们中对我们怀有善意的分子，我们就千万不要吓唬他们。于是苏黎世三人团以为，他们作出了一个令人宽慰的发现： “正是在现在，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这样，如果占选民总数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五六十万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社会民主党选民都非常有理智，不致于以卵击石，不致于以一对十地去进行“流血革命”，那末这就证明，他们永远不容许自己利用重大的外部事件、由这一事件所引起的突然的革命高潮以及人民在由此发生的冲突中所争得的胜利！如果柏林在某个时候又重新表现得非常没有教养，以致重演三月十八日事变[106]，那末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应当像“爱好街垒战的无赖”（第88页）那样参加斗争，而宁可“走合法的道路”，使暴动平息下来，拆除街垒，必要时就和光荣的军队一起向片面的、粗鲁的和没有教养的群众进军。如果这些先生们硬说他们不是这样想的，那末他们是怎样想的呢？ 好戏还在后头。 “在批评现存制度和建议改变现存制度时，党愈是平静、客观和慎重，就愈不可能重复目前〈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条件下〉有了成功的步子，而自觉的反动派就是利用这种步子吓倒了害怕赤色幽灵的资产阶级。”（第88页） 为了不让资产阶级怀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必须清楚明白地向它证明，赤色幽灵确实只是一个幽灵，它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但是，赤色幽灵的秘密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对他们自己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的生死斗争的恐惧，对近代阶级斗争的必然结局的恐惧，又是什么呢？如果消灭了阶级斗争，那末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一切独立人士”“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前进了”！但是要上当的正是无产者。 因此，就让党以温和驯顺的态度来证明，它永远放弃了给实行反社会党人法提供了借口的“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吧。如果它自愿地许下诺言，说它愿意在反社会党人法所允许的范围内活动，那末俾斯麦和资产者就会十分客气，取消这个已经成为多余的法律！ “请大家不要误解我们”，我们并不想“放弃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达到在开始考虑实现较远的任务以前无论如何必需达到的目标，那末我们的工作就够做许多年了。” 这样，“现在被我们的太高的要求吓跑了的……”资产者、小资产者和工人，就会大批地来投靠我们。 纲领不应当放弃，只是实现要延缓——无定期地延缓。人们接受这个纲领，但是真正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在一生中奉行它，而只是为了遗留给儿孙们。而暂时“全部力量和全部精力”都用于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怜的补缀，为的是让人看起来毕竟还在做一点什么工作，而同时又不致吓倒资产阶级。在这里，我真要颂扬“共产主义者”米凯尔了，他为了证实他坚信几百年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崩溃，就极力从事投机事业，尽力促进1873年的崩溃，从而确实为准备现存制度的垮台做一些工作。 另一种违背良好的风度的情形，就是对于“只是时代产物”的“滥设企业者的过分的攻击”；因此“最好是……不要再辱骂施特鲁斯堡及其同类人物”。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只是时代的产物”，而如果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充分的理由，那末对任何人的攻击都应当中止，一切论战、一切斗争我们都应当放弃；我们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敌人的脚踢，因为我们是聪明人，知道这些敌人“只是时代的产物”，他们不能不这样行动。我们不应当加上利息偿还他们的脚踢，反而应当怜悯那些可怜虫。 同样，拥护巴黎公社的行动也有一个害处： “使那些否则会对我们表示友好的人离开了我们，并且无论如何是加强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怨恨”。其次，党“对于十月法律[107]的施行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因为它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 这就是苏黎世三个检查官的纲领。这个纲领没有任何可以使人发生误会的地方，至少对我们这些从1848年起早就很熟悉所有这些言辞的人来说是如此。这是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1848年以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人，现在同样可以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正如当时民主共和国对前者来说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一样，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对后者来说也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对当前的政治实践是绝对没有意义的；因此可以尽情地和解、妥协和大谈其博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是如此。在纸上是承认这种斗争的，因为要否认它简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实际上是在抹杀、冲淡和削弱它。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是工人党，它不应当招致资产阶级或其他任何人的怨恨；它应当首先在资产阶级中间大力进行宣传；党不应当把那些能吓跑资产者并且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不能实现的远大目的放在主要地位，它最好是用全部力量和精力来实现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补补缀缀的改良，这些改良会巩固旧的社会制度，因而可以把最终的大崩溃变成一个逐步实现的和尽可能和平进行的瓦解过程。正是这些人在忙个不停的幌子下不仅自己什么都不干，而且还企图阻止任何事情发生，只有空谈除外；正是这些人在1848年和1849年由于自己害怕任何行动而每一步都阻碍了运动，终于使运动遭到失败；正是这些人从来看不到反动派，而十分惊奇地发现他们自己终于陷入既无法抵抗又无法逃走的绝境；正是这些人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内，但是历史总是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而自己走自己的路程。 至于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那末这些信念在《共产党宣言》中《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一节里已经受到了充分的批判。在阶级斗争被当做一种不快意的“粗野的”事情放到一边去的地方，当做社会主义的基础留下来的就只是“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 一直是统治阶级的阶级中也有人归附于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提供启蒙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但是这里应当指出两种情况： 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启蒙因素。但是，这对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德国资产者来说是谈不上的。无论“未来”杂志或“新社会”杂志[108]，都没有带来任何能使运动前进一步的东西。这里绝对没有能够促进启蒙的真正的事实材料或理论材料。这里只有把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这些先生们从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搬来的各种理论观点调和起来的企图；所有这些观点一个比一个更糊涂，这是因为德国哲学的残余现在正处于腐朽的过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首先自己钻研新的科学，而宁可按照自己从外部带来的观点把这一新的科学裁剪得适合于自己，匆促地给自己造出自己的私人科学并且狂妄地立即想把它教给别人。所以，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就有多少观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幸而几乎仅仅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这些启蒙者的基本原则就是拿自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启蒙者。 第二，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末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像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种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只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小资产阶级党，那末他们是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的。那时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在一定的条件下结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货。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末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工作，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我们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说党简直是受到了阉割，再没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过去，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新的党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如果它将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末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一向在国外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是事情也许不致于弄到这种地步。 这封信是为在德国的委员会的全体5名委员和白拉克写的…… 我们不反对让苏黎世派也看看这封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79年9月17—18日 第一次发表于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2年卷第23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弗·恩格斯的手稿译的 注释： [100]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于1879年9月17—18日写的通告信虽然是寄给奥·倍倍尔的，但作者却是指定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体领导的，因此这封信具有党的文件的性质。信的内容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声明都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在1879年9月1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把这个文件叫做通告信，指定“在德国党的领袖中间内部传阅”。弗·伊·列宁（不知道这封信的原文）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也把他们对党内出现的机会主义的看法和党的立场的叙述叫做“直接向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们发出一个通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50页）。这封信的方案是恩格斯在9月中拟定的。9月17日马克思一回到伦敦，他们两人就立即共同讨论这个方案，并最后确定下来。 这封信第一次发表在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杂志（《DieKommunistischeInternationale》）第12年卷第23册上。——第172页。 [101]指“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JahrbuchfürSozialwissenschaftundSozialpolitik》），它是卡·赫希柏格（用的是路德维希·李希特尔这个笔名）于1879—1881年在苏黎世出版的社会改良派的杂志；该杂志共出3册。——第172页。 [102]《灯笼》（《DieLaterne》）杂志是社会民主党人出版的一种讽刺性周刊；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开始施行时，曾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该杂志从1878年12月15日至1879年6月29日在布鲁塞尔出版，由卡·希尔施主编。——第175页。 [103]“自由”（《Freiheit》）是无政府主义派的一种德文周报，由约·莫斯特1879年创办于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莫斯特和他主编的报纸发表无政府主义的言论。后来，该报在比利时（1882年）和美国（1882—1910年）出版。——第178页。 [104]《前进报》（《Vorwärts》）是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从1876年10月起在莱比锡出版。1878年10月，该报因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而停刊。——第181页。 [105]这篇文章是由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施拉姆合写的，载于“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1879年苏黎世版第1年卷第1册第75—96页上。——第182页。 [106]指3月18日柏林的街垒战，它为德国1848—1849年的革命奠立了始基。——第185页。 [107]指1878年10月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187页。 [108]“未来”（《DieZukunft》）是一批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出版的社会改良派的杂志；从1877年10月至1878年11月在柏林出版。卡·赫希柏格是该杂志的出版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该杂志想把党引上改良主义道路的企图。 “新社会”（《DieNeueGesellschaft》）是1877—1880年在苏黎世出版的一种社会改良主义杂志。——第188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1879年3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 3月21日于伦敦 德国社会党人在最近的选举中所得到的结果证明，要想封住社会党人的嘴巴来消灭社会主义运动，是不可能的。相反，反社会党人法将产生对我们特别有利的结果。它将完成对德国工人的革命教育…… 德国工人作了极大努力和重大牺牲，才取得了他们享有的这点起码的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这是连续不断的斗争，但是归根到底，胜利总是属于工人的。他们能够组织起来，每一次国会选举，工人都取得了新的胜利。 但是这种合法活动使得某些人开始觉得，似乎为了达到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并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了。在德国这样一个缺乏革命传统的国家里，这种现象可能成为危险的现象。幸亏俾斯麦的暴行和支持俾斯麦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改变了局面。德国工人体会到了，当无产阶级竟对宪法自由信以为真并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统治的时候，宪法自由有什么价值。如果对这一点还有某些幻想，那末俾斯麦这位朋友粗暴地把这种幻想打破了。我所以把俾斯麦称为朋友，是因为从来还没有人像他那样给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帮了那么大的忙。俾斯麦通过建立极端严密、不堪忍受的军国主义统治，不断增加赋税，国家参加最可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回复到旧普鲁士的最露骨的封建和警察传统，动辄进行迫害，公开辱骂、侮辱资产阶级（其实它也不该受到更好的待遇），总之，通过这种途径准备了革命，他正在完成自己的工作，迫使德国无产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们的朋友俾斯麦可以放心。德国工人将进行由他很好地准备了的革命。在俄国发出信号的时候，他们会知道怎么办的。 几年以来，我都要求欧洲的社会党人注意俄国的状况，在俄国，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正在成熟。在那里，政府和秘密团体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达到了再不能长久继续下去的地步。运动好像眼看就要爆发了。在那里，政府的走狗干着难于置信的暴行。对付这些嗜血的野兽，只要可能，就必须用火药和子弹来自卫。俄国的政治性谋杀就是聪明、勇敢和有自尊心的人们用来自卫和对付前所未闻的专制制度走狗的唯一手段。 军队、甚至宫廷人士中间出现大规模的阴谋活动，全国舆论由于战后外交失败而感到屈辱，国库空虚，信用紊乱，银行家不得到国民议会的保证就拒绝贷款，最后，还有贫困。这就是俄国的总结。 弗·恩格斯写于1879年3月21日 载于1879年3月30日“人民报”第12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卡·马克思 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87] 我认为，对于大量伪造国际的历史方面的一项最新贡献（见今年7月的“十九世纪”[88]）应当做几点说明，因为人们可能会发生错觉，以为最近这位历史伪造者、曾经当过工人和协会总委员会委员的乔治·豪威耳先生，是从一般人不知道的资料中汲取了自己的智慧的。 豪威耳先生在“协会史”的开头避而不谈以下事实：1864年9月28日我出席了国际成立大会，在会上被选入临时总委员会，此后不久起草了协会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注：指国际工人协会的临时章程。——编者注］，这两个文件最初于1864年在伦敦发表，以后于1866年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 豪威耳先生知道这一切情况，然而他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宁愿让“一位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博士”第一次出现在“1865年9月25日召开的”伦敦“代表大会”上[89]。豪威耳硬说，在那次会上，当时这位“博士”“因提出宗教观念而播下了纷争和瓦解的种子”。 首先，国际在1865年9月没有召开过任何“代表大会”。大陆上协会各主要分部的几个代表聚集在伦敦，唯一的目的是同总委员会一起商讨应于1866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议程。这次代表会议的实际工作是在秘密会议上进行的，而不是在这位精确的历史学家乔治·豪威耳先生所仅仅提到的阿德菲坊的半公开的大会上进行的。 跟总委员会的其他代表一起，我曾坚持代表会议通过我们所提出的议程，当这个议程发表时，法国历史学家昂利·马丁在给“世纪报”的一封信里[90]作了如下说明： “决定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定于明年召开）各项议程的那种远大的见解和高度的道德观点、政治观点、经济观点，将赢得欧洲所有拥护进步、正义和自由的朋友们的一致赞同。” 顺便说一下，我荣幸地向总委员会陈述的一项议程是这样写的： “必须在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基础上，并通过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波兰的办法，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注：法文本的记录刊印的不是：“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而是：“在民主和社会的基础上”（昂利·马丁在文章中也是这样引用的）。德文本是：“在社会—民主基础上”。英文本是：“在民主基础上”。——编者注］ 昂利·马丁对这一条文是这样评述的： “我们可以指出，‘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一语，对波兰来说，意思是很简单明了的，因为那里的社会制度也像政治制度一样需要改革，在那里，这种基础已经为1863年的无名政府的法令所奠定，并为全国各阶级所接受。总之，这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与正义和自由相一致的社会进步，对俄国的公社专制制度的推进所作的回答。巴黎人的这个秘密今后将成为欧洲各国人民的秘密。” 不幸的是，“巴黎人”如此严守自己的“秘密”，以致出席代表会议的两位巴黎代表（一位是托伦，现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参议员，另一位是弗里布尔，现在不过是个叛徒）由于对这个秘密一无所知，恰恰抨击了议程中受到法国历史学家如此热烈评述的那一项。 总委员会的议程没有一个字谈到“宗教”，然而，由于巴黎代表的坚决要求，为了万一需要起见，这道禁菜被列入了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菜单中，内容如下： “各种宗教观念〈而不像豪威耳所歪曲的那样，是“宗教观念”〉及其对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精神运动的影响。” 巴黎代表提出的这一讨论题目交给他们自己去处理了。事实上，在1866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他们自己放弃了它，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过。 乔治·豪威耳先生的三个神话——1865年的伦敦“代表大会”，“一位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博士”在会上“提出宗教观念”，因此在国际内部产生的疯狂的斗争，——以一个奇谈来结束。他说： “在就废除奴隶制问题而写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的草稿中，‘上帝创造的所有人种都是同一血统的’一语被删掉了”，等等。 总委员会的确发出过一封公开信，然而不是给美国人民的，而是给他们的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他十分亲切地接受了这封信[91]。我起草的这封信根本没有作任何改动。既然这封信中从来没有“上帝创造的所有人种都是同一血统的”一语，因此也就无从“删”起。 以下事件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总委员会对“宗教观念”的态度。——米哈伊尔·巴枯宁所创建的同盟[92]的一个瑞士支部（它自称为无神论社会主义者支部），曾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然而它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总委员会曾经就‘基督教青年会’一事声明过，它不承认任何神学支部”（见“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总委员会通告”日内瓦版第13页[93]）。 当时还没有因钻研“基督教读物”（《ChristianReader》）而改变信仰的乔治·豪威耳先生，他所以同国际断绝关系，并不是受“宗教观念”的驱使，而是出于纯粹世俗的理由。在创办总委员会的“专门机关报”——“共和国”[94]时，他曾贪婪地追求编辑的“高位”。在这次“沽名钓誉的”尝试失败以后，他开始不满起来，劲头越来越小了，不久就完全听不到他的消息。因此，在国际的多事之际，他就置身于运动之外。 他一方面意识到自己对国际的历史问题一窍不通，另一方面又热中于在自己的文章中点缀一些惊人的揭露性的事件，于是他附和所谓克吕泽烈将军在芬尼亚社社员起义时出现在伦敦的说法，并宣称，这位将军在牛津街拉脱本广场的“布莱克－霍斯”住所里会见了“几个人，幸而是英国人”，以便把自己的“总起义”“计划”告诉他们。我有理由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但是假定有这样的事情，这也不过证明：克吕泽烈没有笨到如此地步，以致把自己的身分或自己的“计划”报告给总委员会，而对豪威耳所熟悉的“几个英国人”却谨慎地保守秘密。豪威耳本人不就是一个以自己的“巧妙的”干涉居然拯救了不列颠帝国和欧洲免于普遍震荡的穿硬麻布衣服的［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福斯泰夫在叙述他与一伙坏蛋短兵相接的虚构故事时，每次重复总要增加对方的人数，他津津有味地虚构，把对方描绘成一会儿是穿硬麻布衣服的人，一会儿是穿肯达耳呢上衣的人）。——编者注］好汉吗？ 乔治·豪威耳还透露了一个阴暗的秘密。 1871年6月初，总委员会发表了“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95]，这篇宣言遭到了伦敦报界的同声咒骂。有一家周刊攻击“卑鄙的作者”怯懦地将自己的名字隐藏在总委员会的帷幕后面。为了答复这一点，我在“每日新闻”上声明，我就是宣言的作者[96]。在1878年7月，乔治·豪威耳先生竟以幕后人十分自负的姿态来透露这件已经过时的秘密： “这篇宣言的作者是卡·马克思博士……在它〈sic！〉被通过时，总委员会的两位委员乔治·奥哲尔先生和鲁克拉夫特先生都反对把它发表。” 他忘了补充一句，到会的其余19位英国委员都欢迎“宣言”。 从那时以来，这篇宣言的论点被法国地主议会[97]的调查表、凡尔赛军事法庭上的证词、茹尔·法夫尔的审判案以及那些对胜利者远非敌视的人们的回忆录完全证实了。 一个具有乔治·豪威耳先生的渊博学识的英国历史学家，傲慢地无视法国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材料，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承认，比如在赫德尔和诺比林谋刺案这样的事件中，我一看到伦敦的几家大报一再重复已被它们的目睹此事的记者所驳斥的那种卑鄙的诽谤，就感到厌恶。 豪威耳先生在谈论总委员会的财务时，简直成了势利眼。 总委员会在它公布的向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的报告中嘲笑了欧洲警察的忙碌的喉舌和资本家的古怪幻想硬加在它头上的大量财富。报告中说： “如果这些正统的基督徒活在基督教萌芽的时代，那他们首先会去看看使徒保罗在罗马的活期存款了。”[98] 厄内斯特·勒南先生（他的观点诚然不像乔治·豪威耳先生所要求的那样正统）甚至认为，那种曾经摧毁罗马帝国势力的早期基督教团体的性质在国际各支部的身上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乔治·豪威耳先生这位著作家，是结晶学中称为“假晶”的人物。他那种笔法的外形，只是摹仿那种有着满腹的德行、有支付能力的道德、钱袋满满的英国人所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文体。虽然豪威耳的有关总委员会收入的一系列“数字”是从总委员会每年向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抄来的，但是乔治·豪威耳先生毕竟没有减损自己的“摹仿”品格并卑微地回答了自然产生的一个问题，即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大陆欧洲的各国政府不是对总委员会的空预算感到安心，而是害怕“国际工人协会的强大的可怕的组织以及协会几年来的飞速发展”（见西班牙外交大臣给西班牙各驻外使节的通令）。请您合情合理地说一下，为什么罗马教皇和他的主教们诅咒国际，法国地主议会宣布它为非法，俾斯麦在奥、德两国皇帝在萨尔茨堡会见时用神圣同盟的十字军征讨威胁它[99]，白色沙皇让当时由非常卖力气的舒瓦洛夫所主管的可怕的“第三厅”去照管它，而不用最简单的办法，在它面前挥动总委员会的可悲的预算，来驱散赤色幽灵呢？ 乔治·豪威耳先生体谅地认为：“贫穷不是罪恶，但它使人万分困窘。”我认为，这是至高无上的真理。他本应怀着更大的自豪感回忆自己过去同国际工人协会的亲密关系，因为国际工人协会所以博得世界声誉并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个地位，并不是由于钱袋的大小，而是由于思想的力量和奋不顾身的毅力。 然而，乔治·豪威耳先生却从岛国“庸人”的高尚观点出发，告诉“十九世纪”月刊的“有教养的读者”说：国际已经“失败”并从地球上消失了。事实上，在德国、瑞士、丹麦、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美国或多或少是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都是国际性的团体，这些团体已经不是少数分散在各国以及由独立存在的总委员会联合起来的一些支部，而是在经常的、积极的、直接的交往中，由思想交流、相互帮助和共同意愿团结起来的工人群众自己组成的团体。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工人阶级的整个组织无疑遭到了暂时的破坏，然而现在它又开始恢复了。从另一方面说，尽管存在着种种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障碍，斯拉夫人，特别是波兰、波希米亚和俄国的斯拉夫人参加这一国际运动，目前居然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这是在1872年连最乐观的人也预料不到的。由此可见，国际并没有过时，而只是从诞生的初期转入了更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它的初步希望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在可以写出国际历史的最后一章以前，国际一定还会在它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许多变化。 卡·马克思写于1878年7月初 载于1878年8月4日“世俗纪事和自由思想进步年鉴”杂志第5期（第10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世俗纪事和自由思想进步年鉴”杂志 注释： [87]卡·马克思“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一文写于1878年7月初，是对叛徒豪威耳在“十九世纪”杂志发表的“国际协会史”一文的答复，因为该文对国际的历史和马克思在国际中的作用作了虚伪的断言。杂志编辑部拒绝刊登马克思的文章，因此这篇文章于1878年8月4日在“世俗纪事”（《TheSecularChronicle》）杂志第3期上发表。该杂志具有无神论—共和倾向，编辑哈·罗当时是国际会员。 这篇文章的德译文登在1901—1902年“新时代”（《NeueZeit》）第1卷第1期第585—589页。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弗·伊·列宁的注意。马克思这篇文章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在1933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期上。——第163页。 [88]见“十九世纪”第4卷第19页，1878年7—12月，伦敦。 “十九世纪”（《TheNineteenthCentury》）是英国自由派的月刊；从1877年至1900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从1900年起，改名为“十九世纪及以后”（《TheNineteenthCenturyandAfter》），从1951年起则用“二十世纪”（《TheTwentiethCentury》）名称出版。——第163页。 [89]豪威耳把1865年9月25—29日召开的伦敦代表会议称为代表大会；参加这次代表会议工作的有总委员会委员和一些支部的领导人。代表会议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批准了它的财务报告和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议程。由马克思领导筹备和举行的伦敦代表会议在国际的建立和健全组织的时期起了巨大的作用。——第163页。 [90]马丁的信在1865年10月14日“世纪报”上发表。 “世纪报”（《LeSiècle》）是从1836年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日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温和共和派的报纸。——第164页。 [9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0—22页。 致美国总统阿·林肯的公开信是马克思于1864年11月22—29日之间写的。11月22日，总委员会决定致函林肯，祝贺他再度当选总统。马克思起草的公开信于1864年11月29日经总委员会一致批准，并由美国驻伦敦公使亚当斯转交给林肯总统。1865年1月28日，总委员会收到以林肯的名义寄来的回信，该信于1月31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并在1865年2月6日“泰晤士报”上刊载。正如马克思在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的那样，在林肯给他收到的各团体的贺信的回信中，只有给国际工人协会的回信“不是单纯从形式上证明他已收到了贺信”。——第165页。 [92]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同盟是米·巴枯宁在1868年创建的组织。同盟的盟员宣布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1872年9月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领导人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第165页。 [9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第17页。——第166页。 [94]“共和国”（《TheCommonwealth》）是英国的一家周报，国际总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866年2月至1867年7月在伦敦出版。1866年6月以前，马克思参加了该报编委会；从1866年2月至4月，格·埃卡留斯任编辑。该报刊载过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文件。由于参加该报领导工作的工联领袖们的妥协政策，该报在选举改革斗争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方针，实际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166页。 [9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1—390页。——第167页。 [96]见卡·马克思给“每日新闻”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02—403页）。——第167页。 [97]地主议会是1871年法国国民议会的卑称。该议会成员多半是反动的保皇党人：农村选区的外省地主、官吏、食利者和商人。议会的630名议员中大约有430名保皇党人。 1871年底，这个国民议会着手调查巴黎公社事件，调查材料发表时名为“议会对3月18日起义的调查报告”1872年凡尔赛版第1—3卷（《Enquêteparlementairesurl’insurrectiondu18mars》．T．Ⅰ-Ⅲ，Versailles，1872）。——第167页。 [98]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19页）。——第167页。 [99]这里和上面讲的是欧洲反动势力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对第一国际采取的镇压手段。在许多国家里，国际的活动被明令禁止。在1872年3月公布的西班牙外交大臣博尼法西奥的通令中，要求各国政府联合努力对国际采取共同行动。德奥两国皇帝于1871年8月在加施坦和1871年9月在萨尔茨堡会晤时，也专门商讨过共同对付国际的问题，达两次会晤是由俾斯麦同奥匈帝国首相博伊斯特事先通信约定的。——第168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答布赫尔的“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卡·马克思 *答布赫尔的“说明” 洛塔尔·布赫尔先生在“北德总汇报”上发表了他在6月20日写的“说明”，其中首先指出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情况，即民族自由党和进步党的报纸都转载了我给“每日新闻”的信［注：见本卷第159页。——编者注］。布赫尔先生宣称，要纠正我所作的一大堆歪曲，必须写3000行文字。然而要一劳永逸地弄清布赫尔所作的“更正”和“补充”的真相，只要写30行文字就足够了。 1865年10月8日，布赫尔先生写了一封信企图诱使我给“国家通报”撰稿，这恰恰是普鲁士自由党和进步党资产阶级同冯·俾斯麦先生发生冲突的时期。信中有一段话说： “至于内容，不言而喻，您将只依照您的学术信念；但是，考虑到读者的圈子是hautefinance〔金融贵族〕，而不是考虑编辑部，我建议来稿能写得只有行家才能明了内在的含意。” 相反地，布赫尔先生在“更正”中却说，他 “问过马克思先生，他是否同意写一些所需要的文章，对情况作客观的叙述。关于马克思先生‘自己的学术观点’，我的信中根本没有谈起过。” 同一封信接着说： “‘国家通报’需要关于金融市场（不言而喻，也有商品市场，因为两者是分不开的）动态的每月概述。他们问我能否推荐一个人，我回答说，没有人比您更适合做这件事了。后来他们就请我写信给您。” 可见，布赫尔先生自己已经说得很明白，他是受别的什么人的委托同我“通信”的。但他在“更正”中反倒说： “任何人，甚至连‘国家通报’的编辑，都丝毫不知道这次的通信。” 这就是布赫尔先生作更正的方法。下面再举一个典型例子看看他作补充的方法！ 在我给“每日新闻”的信中只说到布赫尔先生“天真地”写信给我，但是只字未提我给他的回答。而布赫尔竭力要把这件“怪事”说得平淡无奇，就来给我作“补充”，他捏造说： “马克思先生回答说，他不会给反动报纸写文章。” 我哪会这样庸俗地回答他的信呢？因为在以下一段总结性的话里，他这封信的“内在的含意”“不仅”说得明白，而且十分突出： “进步〈他指的是自由党或进步党资产阶级〉在死亡以前，还会蜕换好多次壳；所以，谁还想在自己的一生中参加国家活动，就必须联合在政府的周围。” 卡尔·马克思 6月27日于伦敦 载于1878年6月29日“法兰克福报和商报”第180号；1878年7月2日“福斯报”第152号；1878年7月5日“前进报”第7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布赫尔先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卡·马克思 布赫尔先生 致“每日新闻”[82]编辑 先生，据路透社报道： “大使馆参赞布赫尔先生被任命为会议的档案保管秘书。” 这位“布赫尔先生”莫非就是在长期亡命伦敦期间出色地充当了臭名昭彰的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的热烈拥护者，并在柏林“国民报”[83]上每周都替后者的反俄理论鼓吹的那个洛塔尔·布赫尔？莫非就是在回到柏林以后成为斐迪南·拉萨尔的狂热信徒，以致被后者当做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而将每年的收入遗留给他并将自己的著作版权遗赠给他的那个洛塔尔·布赫尔？在拉萨尔死后不久，洛塔尔·布赫尔就到普鲁士外交部供职，被任命为大使馆的参赞，并成为俾斯麦所信赖的代办。 他曾天真地给我写过一封信，约我（自然是征得他的主子的同意）为普鲁士的官方报纸“国家通报”[84]撰写有关金融问题的文章。 稿酬条件让我自己决定，同时明确地向我保证，我完全有自由对现时金融市场上的业务和搞这些业务的人按照我自己的“学术”观点发表意见。这件怪事发生以后，当我在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在日内瓦出版的名为“先驱”[85]的国际机关刊物上不时看到关于洛塔尔·布赫尔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缴纳会费的公告时，总觉得十分好笑。如果这里没有弄错人，如果俄国政府和德国政府鉴于赫德尔和诺比林的谋刺案而想对会议提出对付社会主义传播的国际措施这一消息还有几分是真实的——那末，布赫尔先生的确是一个恰当的人物，他可以十分有权威地向会议声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活动和学说同这些谋刺案根本没有关系，就像同“大选帝侯号”[86]的沉没或同柏林会议的召开没有关系一样；在德国进行的搜捕所引起的恐慌，以及卖身投靠的报刊所掀起的一片尘埃，纯粹是为竞选鼓动服务的，以便使这届帝国国会最终通过俾斯麦公爵早已拟定的方案来解决一个离奇的问题，即如何把现代国家的全部财政资源分给德国政府，同时重新强使德国人民接受被1848年的风暴摧毁的旧的政治制度。 阁下，我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马克思 6月12日于伦敦 载于1878年6月13日“每日新闻”第10030号和1878年6月21日“前进报”第7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每日新闻”，并根据“前进报”校对过 注释： [82]“每日新闻”（《TheDailyNews》）是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从1846年至1930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发行。——第159页。 [83]“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从1848年至1915年在柏林出版。——第159页。[84]“国家通报”（《Staats-Anzeiger》）是德国日报“普鲁士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PreuβischerStaats-Anzeiger》）的简称。该报是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从1851年至1871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发行。——第159页。 [85]“先驱”（《DerVorbote》）月刊是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的正式的机关刊物；1866年至1871年在日内瓦以德文出版；主编是约·菲·贝克尔。该杂志总的说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有系统地发表国际的文件，报道协会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第159页。 [86]指德国“大选帝侯号”装甲舰于1878年5月31日在福克斯顿城（英国）附近的加来海峡因同“威廉国王号”轮船冲撞而沉没。——第160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1878年2月中—3月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72] （1878年2月中—3月中） 一 去年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事件，是欧洲工人阶级收获很大的一年。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组织和发展工人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一度受到小小的但活动积极的宗派[73]威胁的统一，实际上已经恢复。工人阶级运动日益走上目前政治的首要地位，而各种政治事件，不管它们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都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有利于这个运动的发展，这是胜利日益临近的可靠征兆。 1877年一开始，就取得了一次胜利，这是工人曾经获得的多次最重大胜利中的一次胜利。1月10日，根据普选制举行了三年一次的德国国会（帝国国会）选举；这种选举从1867年起就使德国工人党有可能统计自己的力量，向世界显示它的组织得很好的和不断壮大的队伍。1874年，工人候选人获得了40万票；1877年获得了60多万票。10名工人候选人在1月10日当选，还有24人在两周后举行的补选中进行选举。在这24人中，实际当选的只是少数，因为所有其他的政党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但是，在帝国的一切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人阶级运动大踏步前进的这个事实并没有失去它的重大意义，在下次1880年的选举中，所有这些选区无疑都会转到工人阶级手中。柏林、德勒斯顿、萨克森的整个整个的工厂区和佐林根都争取到了。在汉堡、布勒斯劳、纽伦堡、莱比锡、不伦瑞克，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以及在威斯特伐里亚和下莱茵的工厂区，所有其他政党的联盟仅以简单的多数勉强地战胜了工人阶级的候选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迅速发展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国内其他一切的力量，无论是执政的或非执政的，今后都不得不予以重视。这次选举造成了惊人的影响。资产阶级真正感到惊惶失措，尤其是因为资产阶级报刊过去经常把事情说成是，似乎社会民主党现在已不起任何作用。工人阶级为自己本身的胜利所鼓舞，更加振奋地在一切适宜的战场上继续战斗；而其他国家的工人，正如我们就要谈到的，不仅把德国人的胜利当做自己本身的胜利来庆祝，而且在这一胜利的影响下作出了许多新的努力，使他们在争取劳动解放的竞赛中不致落后。 德国工人党的迅速进步，是它的最积极的参加者付出重大牺牲才赢得的。政府的迫害、罚款、更经常的是监禁，纷纷落到他们身上，而他们也早就不得不作好在狱中度过大半生的精神准备。虽然判刑多半是短期的，从两星期到三个月不等，但是，长期的监禁也决不是罕见的事。例如，为了保护萨尔布吕肯的重要工矿区免受社会民主主义毒素的传染，不久以前给两名鼓动者判处两年半徒刑，罪名都是胆敢进入这个禁地。帝国有伸缩性的法律可以为采取这样的措施提供许多理由，而在缺少这些理由的地方，法官多半都很乐意牵强附会地援引那种可以用来定罪的条文。 德国运动的一大优点，就是工会组织同政治组织齐心协力地工作。工会组织产生的直接利益，吸引着许多平时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参加政治运动；同时，政治行动的一致性把平时相互隔绝的工会团结起来，保证它们相互支援。 我们的德国同志在德国国会选举中取得的成绩，促使他们也到其他选举中去碰碰运气。这样，他们使工人在帝国的两个较小的邦的议会选举时当选了，他们还进入了相当多的市政府；在萨克森的工厂区，许多城市已由社会民主党的管理机构领导。由于在这次选举中的选举权是有限的，也就不用指望获得巨大的成就；但是，每争取到一个席位，都有助于向政府和资产阶级证明，它们今后必须重视工人。 但是，工人阶级有觉悟的组织迅速发展的最好证明，就是它的定期报刊的数量不断增加。我们在这里，也应当跨出俾斯麦“帝国”的疆界，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和活动决不仅限于此。到1877年12月31日，用德文出版的为工人政党服务的定期报刊，总共不下75种。其中在德意志帝国出版的有62种（包括15个工会的15种报刊），在瑞士有3种，在奥地利有3种，在匈牙利有1种，在美国有6种；共75种，比用其他各种文字出版的工人报刊加在一起还要多。 色当会战[74]以后，1870年9月，德国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自己的选民说，战争使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由法国转移到了德国，从而德国工人肩负起新的责任和更崇高的义务，要求他们作出新的努力。1877年证明了这一点的正确，同时还表明，德国无产阶级完全能够胜任他们所肩负的临时领导的任务。无论个别领袖犯了什么错误（错误很多，而且又是各种各样的），群众仍然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们的坚毅精神、组织性和纪律性同德国历次资产阶级运动表现得十分突出的软弱无力、犹豫不决、逢迎和胆怯，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照。当德国资产阶级堕落到极其拜占庭式地逢迎“常胜的威廉”，把手足捆起来向俾斯麦投降，从而结束了自己的前程的时候，工人阶级却从胜利走向胜利，甚至政府和资产阶级为了镇压他们而想出来的措施，反而使得工人阶级的运动加快和加强了。 二 德国选举在国内的影响是十分大的，然而，它在国外的影响还要巨大得多。首先，这种影响恢复了欧洲工人运动中的一致，这种一致近六年来由于一个不大的但活动非常积极的宗派的狂妄企图而遭到了破坏。 我们那些考察过国际工人协会历史的读者都会记得，巴黎公社失败以后，紧接着就在伟大的工人组织内部发生了分歧，这些分歧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造成了公开分裂，后来更造成了瓦解。造成分歧的祸首是俄国人巴枯宁和他的追随者，他们不择任何手段，力图在他们只占区区少数的组织中占据统治地位。他们主要的拿手办法是根本反对工人阶级进行任何政治活动；而他们在这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在他们眼里，参加选举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除了直接的暴力革命以外，他们不容许任何其他的行动方法。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这样称呼自己）首先在瑞士生了根，以后便把自己的活动扩展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在那里，他们有一个时期的确在工人运动中占了统治地位。在“国际”内部，他们得到了比利时人的某种支持，比利时人也主张放弃政治活动，虽然是出于别的动机。分裂以后，巴枯宁派保持了一个徒有其名的组织，并且举行代表大会，而在各次大会上，老是那同样的二十来个妄图代表整个欧洲工人阶级的人，以欧洲工人阶级的名义宣传自己的信条。但是，1874年的德国选举以及德国运动由于它的最积极的活动家有九人参加国会而得到的巨大利益，就已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产生了怀疑的因素。在西班牙，在政治事件的进程中，运动被镇压下去了，消失了，几乎没留下任何痕迹。在瑞士，主张进行政治斗争的并且是同德国人携手一起工作的那一派日益壮大，并且很快就在数量上超过了一小撮无政府主义者，比例是300∶1。在意大利，作了一次实现“社会革命”的幼稚尝试（1874年在博洛尼亚），“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举动中无论是在智谋方面或勇敢方面，都表现得不好。在此以后，真正的工人分子开始寻求比较合理的斗争方法。在比利时，由于领导者采取放弃政治活动的政策，工人阶级失去了进行实际活动的任何地盘，因而运动走进了死胡同。实际上，当德国人的政治活动使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时候，在那些以放弃政治活动为当前口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直到最后对那种没有任何结果的运动厌烦起来；他们的组织被忘却了，他们的报刊一个个地消失了。这种对比不可能不引起这些工人当中的那部分头脑比较清楚的工人的注意。意大利和比利时一样，爆发了对“无政府主义”的和放弃政治活动的学说的反抗，人们开始问自己和别人，为什么他们恰恰要放弃运用那些结果证明是最有效的斗争手段，而去迎合愚蠢的教条主义。这就是当德国人在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从而打消了各种怀疑，克服了一切动摇时的情况。在这种顽强的事实面前，是不可能进行任何反抗的。意大利和比利时都赞成进行政治活动。剩下的那些拥护放弃政治活动的意大利人，由于绝望而企图在那不勒斯附近再举行一次起义[75]；三十来个无政府主义者宣布了“社会革命”，但是警察很快就来照顾他们。他们所争得的，不过是他们本身在意大利的宗派运动完全破产而已。这样，妄图领导欧洲各地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又回复到它原来的萌芽状态，回复到瑞士汝拉山区的二百来人，在那里的僻静的山区避难所里，继续反对世界上其余地方的战无不胜的邪说，而保持他们现在已故的皇帝巴枯宁所建树的真正正统信仰。而去年9月在比利时根特召开世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他们自己召集的）的时候，他们面对着欧洲工人阶级的团结一致的伟大组织的代表，在会上成了微不足道的少数。这次大会在坚决拒绝他们可笑的学说和狂妄的要求，并肯定它所拒绝的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宗派以后，最后对他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这样经过四年内部斗争以后，欧洲工人阶级的行动一致完全恢复了，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大多数所宣布的政策，已完全被事件证明是正确的。现在基础已经重新恢复，欧洲各国工人又可以在这种基础上一起坚决地行动，相互支援，这种支援就是运动的主要力量。国际工人协会已经不可能存在下去……［注：本文的英文原文此处脱漏一两行。——编者注］他们禁止这些国家的工人参加这类国际的联盟。政府就可以不再为此感到不安了。工人阶级运动已经大大发展，以致于这类形式上的联盟不仅不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下去了。伟大的无产阶级组织不仅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任务，而且本身还成了一个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有力的组织而继续存在于强大得多的统一团结的联盟之中，存在于行动和政策的一致之中，这种一致现在鼓舞着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并且是欧洲工人阶级本身的极大成就。在不同国家的工人当中，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的工人当中，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再也没有宗派了，再也没有要求树立教条主义的正统思想和学理主义的领导地位的妄想了，而只有共同的行动计划，它最初是由国际确定的，现在已得到普遍承认，因为它是从各地的斗争中、运动的需要中自觉地或自发地产生的；这个计划能够灵活地适应每个国家和每个地方的各种不同的条件，然而在任何地方又都能保持自己的基本特点，从而保证目标一致，保证为达到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这一共同目标而采取的方法的总的一致。 三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同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比利时的工人运动史有关的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基本事实。但是，必须再谈一点。 西班牙在1868年和1872年间，运动发展得很迅速，当时国际可以夸耀在那里有3万名以上缴纳会费的会员。但是，这一切多半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实际情况；多半是国内政局不稳定所引起的一时情绪激昂的结果，而不是觉悟真正提高的结果。西班牙国际在卷入1873年联邦共和起义以后，就同起义一起被绞杀了。有一个时期，它以秘密团体的形式继续存在，这个团体的核心无疑一直保存到今天。然而，既然这个团体除了派过三个代表出席根特代表大会以外，从来没有显示出丝毫生机，我们也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说，这三个代表所能代表西班牙工人阶级的程度，就跟从前三个从土利街来的裁缝代表英国人民[76]差不多。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当某种政治上的震荡使西班牙的工人可能重新起积极作用的时候，新的斗争马上就会开始，但不是由这些“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家，而是由有觉悟、有毅力的工人的不大的组织来进行。这些工人在1872年依然忠于国际[77]，现在正在等待时机，而没有去搞密谋。 在葡萄牙，运动始终没有受“无政府主义的”传染，并且同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在合理的基础上发展。葡萄牙工人有数量很多的国际支部和工会。他们在1877年1月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代表大会，并且开始出版一个出色的周报“抗议报”[78]。但是，他们也受到针对他们而制定的那些限制出版自由、结社和公开集会权利的法律的束缚。尽管如此，他们还在继续斗争，并且现在正在波尔图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将使他们能够向世界表明，葡萄牙的工人阶级正在对伟大的全世界争取劳动解放的斗争作出自己的贡献。 意大利工人的活动也大大受到资产阶级立法的限制。借口镇压盗匪活动和分布广泛的秘密盗匪组织而制定的一系列特别法律，赋予政府以极大的、无限制的权力，无限制地用来对付工人协会；工人协会中杰出的成员同匪徒一样地受到警察的监视，不经审判、侦讯就被放逐。然而，运动在向前发展，它具有生命力的最好标志，就是它的重心从罗曼尼亚一些受人景仰的但死气沉沉的城市转移到北方生气勃勃的工业城市和工厂城市，这个转变保证了真正的工人分子取得对一小撮混入运动的、过去掌握着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优势。工人俱乐部和工会经常被政府查封和解散，但又以新的名称出现。无产阶级的出版物虽然其中许多报刊因出版者受到迫害、罚款和判刑而办不长久，但在每次失败后又重新恢复起来，而且尽管有种种障碍，还是有一些报纸办得比较久。其中有几个刊物，多半是短期出版的，还在信奉“无政府主义”学说，但是这个派别放弃了任何领导运动的妄图，并且同马志尼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起逐渐地消失了。而这两个集团失去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真正的和自觉的工人阶级运动所赢得的每一寸土地。 在比利时，工人阶级活动的重心也转移了，因而活动本身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875年以前，这个重心是在国内讲法语的地区，其中包括一半讲法语、一半讲佛来米语的布鲁塞尔。在这段期间，运动受到蒲鲁东学说的强烈影响，这种学说也规定不干预政治，特别是不参加选举。因此，只举行了一些通常被军队的血腥干预镇压下去的罢工，以及经常重复老一套的空话的群众大会。工人对此感到厌烦，于是整个运动就渐渐停息了。但是，从1875年起，国内佛来米语地区的工厂城市参加了斗争，它们以较大的热情，并像后来很快就证明的那样，以新的精神进行斗争。在比利时，没有限制妇女或儿童劳动时间的工厂法，因而根特及其郊区的工厂选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求保护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被迫像奴隶一样每天在纱厂劳动15小时以上。蒲鲁东主义空论家认为这类小事情不值得忙于虚无缥缈的革命主义的人去注意，他们的反抗没有成功，并且逐渐被克服了。在法律上保护工厂童工的要求，成了比利时工人阶级纲领中的一项，而同时，一向把政治活动当做禁忌的那种魔法咒语也不灵了。事情由于德国人的例子而告完成，现在比利时的工人，同德国、瑞士、丹麦、葡萄牙、匈牙利、奥地利和意大利部分地区的工人一样，正在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一切政党并同它们相对立的政党，这个政党的目的，是通过当前条件所需要的任何政治行动来求得工人的解放。 瑞士的很大一部分工人，即讲德语的那部分，几年前联合成为“工人联合会”，这个组织到1876年年底拥有5000多名交纳会费的会员。除它以外，还有另一个组织，即格留特利联盟，它最初是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为了向工农传播激进主义而建立的；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逐渐深入到这个分布很广的联合会，最后控制了它。1877年，这两个团体结成联盟，这种联盟几乎等于合并，目的是组织瑞士工人政党；它们采取了十分有力的行动，使新的瑞士工厂法在全民投票中通过了，在所有现行的工厂法中，这个工厂法对工人最为有利。现在它们组织了警惕的监督，以保证这个工厂法很好地执行，而不管厂主有多么强烈的不满。“无政府主义者”抱着超革命观点，当然疯狂地反对这全部活动，说这是真正背叛了他们所谓的“革命”。但是，既然他们充其量不过二百来人，而且在这里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司令部，所以，他们出来反对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 瑞士工人党的纲领同德国的几乎是一致的，甚至是过分地一致，把后者的某些不完备的和糊涂的论点也包括进去了。但是，如果在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是正确的，纲领的措词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丹麦工人约在1870年参加斗争，起初很快就取得了成就。他们同小自耕农的政党结成同盟，在小自耕农中间顺利地传播自己的观点，取得的政治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于以这个农民政党为核心的“联合左派”在议会中保持了好几年的多数。但是，运动的这种迅速发展，多半是表面现象，而没有实在的基础。有一天，竟发现两个领袖把向工人募集的党的经费私自花光以后失踪了。这件事出丑到了极点，使丹麦的运动至今还没有消除由此而来的失望情绪。但是，不管怎样，虽然丹麦工人政党现在的行动比过去审慎，然而，有一切理由认为，它所失去的那种短暂的和虚假的对群众的控制，定会逐步被更实际的和更持久的影响所代替。 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工人阶级不得不同极大的困难作斗争。政治自由，只要涉及出版、集会和结社时，在这里也就降到了同伪宪制的君主制相适应的最低水平。法典具有空前的伸缩性，因此，甚至在胆怯地表达工人阶级的要求和利益的情况下，政府也可以设法给人定罪。然而运动在这里也和各地一样，正在不可遏制地发展。基本的中心是波希米亚的工厂区、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工人的报纸用德文、捷克文和匈牙利文出版。继匈牙利之后，运动也在塞尔维亚展开，战前这里有一家塞尔维亚文的周报[79]；但是战争刚一爆发，该报就干脆被封闭了。 可见，在欧洲各地，不论什么地方，工人运动都不仅在顺利地发展，而且在迅速地发展，而更重要的是，处处的精神都是同样的。完全的思想一致恢复了，而同时，在各国工人之间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的经常的和定期的联系正在建立起来。1864年创建国际工人协会的人们，在先是反对外部敌人、后来又反对内部敌人的斗争年代里，一直高举着它的旗帜，直到在较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政治上的必要性而不是由于内部纷争，造成了分裂和表面上的退却为止。现在这些人可以骄傲地高呼：“国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完全达到了自己的伟大目的——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反对其压迫者而斗争！” 四 我们的读者一定已经发觉，前三篇文章几乎没有提到欧洲最重要国家之一的法国。现在来谈谈是什么原因。在以前谈到过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活动（虽然它实质上是政治活动），同总的政治，即所谓官方政治并没有密切的联系。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国家中的政治力量。它只是可望成为政治力量。如果说这些国家中的某些国家的正式政党——保守党人、自由党人或激进派不得不重视它，这只是因为从它的迅速发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无产阶级政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得相当的强大，足以使人感觉到它的影响。但是，法国的情况不同。得到外省大城市工人支持的巴黎工人，自大革命以来就一直是国家中的一种力量。几乎九十年来，他们都是进步的战斗大军。在法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大危机中，他们都走上街头，用一切可以武装的东西把自己武装起来，筑起街垒，投入战斗。他们的胜利或失败决定了法国以后多年的命运。从1789年到1830年，资产阶级革命是由巴黎工人的斗争决定的；正是他们在1848年赢得了共和国，而同时他们却误以为这个共和国就意味着劳动解放，在当年的六月失败中，他们得到了严酷的教训；他们在街垒中反抗路易－拿破仑1851年的coupd’état〔政变〕，结果再次失败；1870年9月，他们铲除了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连碰也不敢碰的没落帝国。1871年3月，梯也尔企图夺去他们用来保卫巴黎免受外国进犯的武器，使得他们被迫进行巴黎公社革命和长期斗争，这次斗争的结果是他们遭到血腥的镇压。 可见，这个民族的工人阶级将近一百年来，不仅在本国历史上的每次危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同时还一直是欧洲革命的先锋，这样的工人阶级是不能过那种比较闭关自守的生活，而大陆上其他国家的工人目前实际上还是在这种生活范围内活动。像法国工人阶级这样的工人阶级，是同它过去的历史有联系的，而且是由这种过去的历史所决定的。它的历史，同它得到公认的决定性战斗力量一样，是同国家总的政治发展分不开的。因此，不考察法国整个的政治，我们便无法评述法国工人阶级的活动。 不论法国工人阶级进行它本身的斗争也罢，进行自由派的、激进派的或共和派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也罢，——在它每遭受一次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总是沉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既猖狂而又长久。譬如，在1848年6月和1851年12月的失败以后，接着就是波拿巴帝国的18年统治，在此期间，出版受到限制，集会和结社的权利被剥夺，工人阶级从而失去了互相联系和组织起来的一切手段。必然的结果是：当1870年9月革命到来的时候，除了推举那些在帝国时期曾是议会中的正式反对派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以外，工人推举不出任何别的人来，而这些人当然把工人和国家出卖了。在公社被镇压之后，许多年内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的工人阶级所直接关心的，仅仅是使这种长期的反动统治不再出现，而同时也就不必再去进行下面这种斗争：不是为了争取本身的直接解放，而仅仅是为了争取那种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去准备进行彻底解放斗争的制度。目前法国有四大政治党派：三个保皇派——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各有一个王位僭望者，——和一个共和派。不管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登上王位，他无论如何也只能得到人民中间区区少数的支持，因而就只能依靠武力了。因此，任何君主制的复辟必然会带来暴力的统治、对各种社会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压制，而这正是工人阶级应当力求避免的。另一方面，保存现有的共和政府，至少使工人阶级仍然有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以便创办工人报刊，在集会上进行鼓动和组织独立的政党；此外，保存了共和国，工人阶级就不必在将来专门为了赢得共和国而再进行斗争了。 因此，下面这个事实又一次证明法国工人阶级具有高度的、本能的政治觉悟：当去年5月16日所有这三个保皇派集团联合起来进行大阴谋，向共和国宣战的时候，工人们万众一心，立即宣布支持共和国是他们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毫无疑问，他们在这里是跟着资产阶级共和派和激进派走的。但是，既没有报刊和集会，又没有俱乐部和政治同盟的工人阶级，如果不去充当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属品，又能怎样呢？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独立，工人阶级如果不去支持那有义务保证全体人民因而也保证工人得到建立独立组织的自由的唯一政党，它又能做什么呢？有些人硬说，在上次选举中，工人本来应当提出他们自己的候选人。但是，即使在工人有希望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哪里又有在他们本阶级内相当闻名、能够得到必要支持的工人阶级候选人呢？公社失败以后，政府特别操心的，是把每个即使因进行个人鼓动而在巴黎他的本区内闻名的工人都当做起义的参加者而加以逮捕。这并不是没有关系的。 共和派在上次十一月的选举中的胜利是重大的。而在随后举行的省、市镇选举和补选中取得了更加重大的胜利。保皇派的阴谋本来也许会破坏这一切；但是，军队十分明确的立场使阴谋家不能有所作为。这不仅因为在军官中，特别在下级军官中有许多共和派，而且还因为士兵群众拒绝反对共和国，后一种情况起了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改组军队的第一个结果——改组军队废除了雇人顶替的做法，而把军队变成了各个阶级的年轻人的真正代表[80]。这样一来，就没有必要用武力镇压阴谋，因为它已经自行破产了。而这一点也完全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因为工人阶级在1871年的血腥屠杀以后还过于虚弱，并且在没有完全恢复自己的力量以前，丝毫也不愿再次在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进行的战斗中，滥用自己的主要财富，滥用自己的战斗力，或者卷入一系列的激烈冲突之中。 但是共和派的这次胜利还有另一层意义。这次胜利表明，1870年以来，农村居民前进了一大步。巴黎工人阶级以前所取得的每次胜利，都由于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阶级的反动精神而很快就化为乌有。本世纪初以来，法国农民是拥护波拿巴主义的。巴黎工人1848年2月建立的第二共和国，被当年12月农民投给路易－拿破仑的600万张选票废除了。但是，1870年的普鲁士入侵，动摇了农民对帝国的信念，而上次的十一月选举表明，农村居民群众成为拥护共和主义的了。这一转变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它不仅说明，从此以后，任何君主复辟在法国都是毫无希望的。它还说明，城市工人同农村农民的联盟正在接近。大革命造成的小自耕农，只不过在名义上是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土地已经抵押给高利贷者；他们的收成要拿去付利息和诉讼费；公证人、辩护士、法警、拍卖官吏是经常出现在他们门口的威胁。他们的处境和工人的处境一样地坏，生活几乎是同样地没有保障。如果说，这些农民现在正在离开波拿巴主义而转向共和国，那他们就是以此表明，他们已经不再把改善境况的希望寄托于路易－拿破仑经常向他们许诺但从不付诸实现的帝国奇迹上面了。梯也尔对“农民皇帝”具有的神秘拯救力的信念，被第二帝国粗暴地破坏了。魔法已经失灵。法国农民终于有了充分的觉悟，要去寻找长期贫困的真正原因和消灭贫困的实际办法了。而既然他们已开始思考，他们一定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得救的唯一办法，就是同那个丝毫不希望农民处在目前这种悲惨境地的唯一阶级，即同城市工人阶级结成联盟。 可见，不管目前法国的共和政府怎样被人瞧不起，然而，共和国的最终建立毕竟使法国工人有了一个基础，可以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并且在将来不是为他人的利益而是为它本身的利益进行战斗。在这种基础上，他们还可以同以前敌视他们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从而使将来的胜利由以前那种巴黎对法国的暂时胜利，变为巴黎和外省大城市的工人所领导的法国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最后胜利。 五 剩下要考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俄国。不能说俄国有过什么值得提起的工人运动。但是，俄国所处的内外条件非常特殊，并且孕育着不仅对俄国工人的未来而且对整个欧洲工人的未来都有极大意义的事件。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实行了农奴解放，使极大多数俄国人民由束缚在土地上的、必须为他们的地主进行强制性劳动的农奴，变成了自由的自耕农。这一转变显然早就是必要的，而它的实行却无论是对从前的地主或从前的农奴都没有好处。农民公社得到了份地，这些份地今后应当归公社所有，而地主则因为把土地让给农民，部分地也因放弃在此以前属于他们的占有农民劳动的权利而应该得到赎金。由于农民显然找不到钱来付给地主，于是国家就来干预这件事情。一部分赎金的抵偿办法是把农民在此以前独自耕种的土地转交一部分给地主；其余部分的赎金则以政府的债券支付，债券先由国家垫付，而农民则应当每年一次地分期连利偿还。大多数地主都把这些债券卖光以后把钱花完了；这样一来，地主现在不仅比过去穷，而且还找不到雇工来耕种他们的领地，因为农民的确不肯去为他们工作而让自己的田地荒芜。至于说到农民，他们的份地不仅数量比从前少了，而且往往少到在俄国的条件下不足以养家活口的地步。这些份地多半是领地中最坏的土地，是沼泽地或其他不适于耕种的土地，而过去属于农民的和由于他们的劳动而改良了的好地，却转归了地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处境也比以前大大恶化了；但是除此以外，他们每年还必须向政府支付国家贷给他们作赎金的债款的利息和一部分本金。另外，向他们征收的赋税也在年年增加。其次，在解放以前，农民拥有公社对地主土地的某些权利：放牧自己的牲畜的权利，砍伐林木用于建筑和其他目的的权利等等。新的办法蓄意剥夺了他们的这些权利；如果他们想重新享有这些权利，就得再同他们从前的地主讲讲价钱。 因此，当改革使得大多数地主比以前更加负债累累的时候，农民也被弄到既不能死又不能活的地步。欧洲自由派的报刊所极力赞扬和歌颂的伟大解放法令，只不过是为将来的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使这个革命成为绝对不可避免罢了。 政府也尽了一切可能来加速这个革命。贪污之风渗透到官场各方面，并使任何可以设想的善良意图都失去作用，这种传统的贪污风气像往常一样可恶地保存了下来。而当土耳其战争爆发的时候，贪污之风在每个公共机关简直是盛极一时。在克里木战争快结束时就已混乱不堪的帝国财政，这时处于愈来愈悲惨的境地。借款一笔又一笔地签订，结果，除了签订新的借款以外，就没有别的钱来支付旧债的利息。在亚历山大统治的头几年，旧的皇帝专制制度稍微缓和了一些；出版得到了较多的自由，建立了陪审法庭，而由贵族、城市资产者和农民按照规定选出的代议机关，准许在某种程度上参加地方和省的管理。甚至对波兰人也开始在政治上轻佻地献媚。但是，舆论对政府的善良意愿估计错了。报刊变得太直率。陪审员也开始真正替那些政府甚至想不用任何罪证就加以判罪的政治犯辩护。地方和省的会议［注：即县和省的地方自治会议。——编者注］一致声称：政府用它的解放法令破坏了农村，这样继续下去是不行的。人们甚至传说要召开国民议会，认为这是结束几乎不堪忍受的混乱状态的唯一方法。此外，波兰人再也不愿让人用诺言来款待他们，他们举行了规模十分巨大的起义[81]，以致于只有拿出帝国的一切力量和俄国军官的全部凶残，才能把起义淹没在血泊之中。于是政府又向后转了。残酷的镇压重新提上日程。报刊的嘴被堵住；政治犯被转交给为此目的而挑选出来的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对地方和省的会议不再理睬。但是已经晚了。由于一度表现出恐惧的样子，政府丧失了威信。对它的巩固和它有能力彻底摧毁国内任何反抗的信心已经消失。未来舆论的萌芽已经出现。现在已经不可能使这些力量再像过去那样盲目听从政府指使了。讨论社会问题，虽然是私下地讨论，但已在受过教育的阶级中间成为习惯。况且，政府尽管力图回到尼古拉统治时期的肆无忌惮的专制制度，但在欧洲面前，毕竟还是企图表面上保持亚历山大所推行的自由主义。结果是一连串的动摇和犹豫：今天作出让步，明天又收回，然后又循环反复，半准许，半收回——政策时时在变化，结果每个人都看清了这个政府的内部软弱，看清了它缺乏远见和意志，而政府如果没有意志和实现意志的办法，那它就一文不值了。人们早已知道，政府做不出什么好事，人们只是由于害怕才服从它；政府现在表明，它自己也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维持自身的生存，它至少也像人民害怕它一样地害怕人民；对于这样的政府，人们一天天地愈来愈瞧不起，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对俄国政府来说，只有一条得救的道路，——摆在任何面临着不可克服的人民反抗的政府面前的道路——那就是对外战争。于是决定发动对外战争，他们向欧洲说，这次打仗是要把基督徒从土耳其人长期横行霸道之下拯救出来，而对俄国人民则说，进行战争为的是使同族的斯拉夫兄弟挣脱土耳其的羁绊，回到神圣俄罗斯帝国的怀抱。 经过好多个月的不光彩的失败以后，现在才把土耳其的抵抗同样不光彩地镇压下去，——这部分地是靠背叛，部分地是靠数量上的巨大优势，——而使这次战争结束了。但是，俄国人夺得欧洲土耳其的大部分土地，这本身不过是全欧战争的序幕。或者是在即将召开的欧洲会议（如果这次会议真的召开）上，俄国不得不从现在夺得的地盘上大大退却，以致巨大的牺牲和微不足道的成果之间的不相适应的状况，一定会使人民的不满发展成极其猛烈的革命爆发；或者是俄国要在欧战中保卫它新夺得的地盘。一个力量已经消耗一半以上的国家，如果不向人民作重大的让步，它的政府是不可能进行这种战争的，不管这种战争的最终结局如何。而在上述形势之下，这样的让步就意味着革命的开始。俄国政府即使能够使这个革命推迟一两年爆发，也无力避免这个革命。但是，俄国革命意味着不只是在俄国国内单纯换个政府而已。它意味着从法国革命以来一直是欧洲联合的专制制度的柱石的一个庞大的、虽然也是笨拙的军事强国的消失。它意味着德意志从普鲁士统治下解放出来，因为普鲁士一直受俄国庇护并且只是依靠俄国而存在的。它意味着波兰得到解放。它意味着东欧弱小的斯拉夫民族从现在的俄国政府在它们中间培植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幻想中觉醒过来。它还意味着俄国人民本身积极的民族生活的开始，同时还意味着俄国真正的工人运动的产生。总之，它意味着欧洲整个形势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一定会受到各国工人兴高采烈的欢迎，把它看做是向他们的共同目标——劳动的普遍解放大大迈进了一步。 弗·恩格斯写于1878年2月中—3月中 载于1878年3月3、10、17、24和31日“劳动旗帜”（纽约）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劳动旗帜” 注释： [72]本文是恩格斯为美国周刊“劳动旗帜”（《TheLaborStandard》）写的。“劳动旗帜”是流亡美国的爱尔兰工人运动活动家麦克唐奈于1876—1900年出版的。1931年，本文用德文在“社会”杂志（《DieGe-sellschaft》Jahrg．8，Bd．Ⅱ）发表，用俄文在“阶级斗争”杂志第6—7期上发表。——第135页。 [73]指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活动。——第137页。 [74]指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最大战役之一，这次战役是在1870年9月1—2日进行的，以德军胜利和麦克马洪指挥的法军投降而告结束。法军在色当附近的失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溃。——第139页。 [75]指无政府主义者1877年占领意大利贝内万托省的小城列亭诺的那次发动；这次发动很快被警察镇压下去了。——第142页。 [76]讽刺话，是根据这样一个传说：有三个从土利街来的裁缝，向下院提出控诉书，头一句话是：“我们，英国的人民。”——第145页。 [77]指新马德里联合会，它是因“解放报”（《LaEmancipacion》）揭露了秘密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而被无政府主义多数开除出马德里联合会的“解放报”编辑委员于1872年7月8日组成的。保·拉法格积极参加了新马德里联合会的组织工作和活动。新马德里联合会对无政府主义影响在西班牙的传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建立西班牙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斗争。恩格斯曾为它的机关报“解放报”撰稿。——第145页。 [78]“抗议报”（《OProtesto》）是葡萄牙社会主义周报，从1875年起开始在里斯本出版。——第146页。 [79]指1875年10月起在斯梅德雷伏（塞尔维亚）出版的民主派报纸“民意报”。——第149页。 [80]根据1872年的法律，法国规定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第153页。 [81]指1863—1864年的波兰民族解放起义。——第157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卡·马克思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63] （1877年11月） 编辑先生： “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的作者［注：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显然是一个聪明人，假如他在我的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找到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的结论的地方，他就会加以引证了。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载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一版补遗[64]里面的一个附注，即我对一个俄国“文学家”［注：亚·伊·赫尔岑。——编者注］的论战性的意见。我在那里对这位俄国作家提出了什么责难呢？这就是：他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65]里发现了俄国的公社，并且说，俄国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一种论据。我对于这位作家的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从这里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注：引用米海洛夫斯基文章中的话，在马克思手稿中是用俄文转述的。——编者注］的努力的看法等等。 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二版的跋[66]里，——而这篇跋是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为他曾经引证过——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一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注：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编者注］。这个人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论战推断我反对那位“文学家”的这些观点，那末，他至少也有同样多的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二 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在这一段历史中，“成为形成中的资本家阶级进一步发展的杠杆的一切革命都是划时代的，使广大群众同他们传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并把他们突然投到劳动市场上去的那些革命更是如此。但是，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等等（《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67]）。在那一章末尾，我把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结成这样：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理由很简单，这个论断本身只不过是概括地总结了我过去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所作的详细阐明。 那末，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whites》〔“白种贫民”〕更受人轻视，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卡·马克思写于1877年11月左右 发表于1886年日内瓦出版的“民意道报”杂志第5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63]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是在该杂志于1877年10月登载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祖国纪事”第10期，“时评”第320—356页）一文后不久写的，这篇文章包含有对《资本论》的错误的解释。马克思的信没有寄出，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的。恩格斯复制了这封信，并将一份和1884年3月6日的信一起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这封信曾在日内瓦1886年“民意导报”第5期上发表。在俄国，马克思的这封信于1888年10月在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发表。——第126页。 [64]K．Marx．（《DasKapital．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Bd．I，Hamburg，1867，S．763．--第126页。 [65]奥·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1847—1852年汉诺威—柏林版第Ⅰ—Ⅲ册（A．Haxthausen．《StudienüberdieinnernZustände，dasVolkslebenundinsbesonderedieländlichenEinrichtungenRuβlands》，Th．Ⅰ-Ⅲ，Hannover-Berlin，1847—1852）。——第126页。 [66]K．Marx．《DasKapital．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2．Aufl．，Bd．I，Hamburg，1872，S．81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18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1页〕）。——第126页。 [67]K．Marx．《LeCapital》．Paris，［187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728页）这一段引文和第23卷这个地方原文之所以有差别，是因为马克思援引的《资本论》第1卷是根据1875年的法文版，而俄课本第23卷是根据1890年的德文第4版〔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05页〕。——第130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意大利的情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意大利的情况 社会主义运动在意大利终于也建立了巩固的基础，预期会迅速而胜利地发展起来。但是，为了让读者充分了解已经发生的转折，我们应当回顾一下意大利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 意大利的运动的产生同巴枯宁主义的影响有关。当工人群众对他们的剥削者充满强烈的但极其模糊的阶级仇恨的时候，在一切有革命工人活动的地方，巴枯宁亲自指挥下的一小群年轻的律师、医生、著作家、店员等等掌握了领导权。他们都是不同程度上了解内情的秘密的巴枯宁同盟的盟员，这个同盟的目的是要整个欧洲的工人运动服从它的领导，从而使巴枯宁的宗派在未来的社会革命中取得统治地位。关于这方面的比较确切的材料，在“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51]（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版）这本小册子中，有详细的叙述。 当运动在工人中间还只是刚刚萌芽的时候，这样做是最顺利不过的了。巴枯宁主义的激烈的革命词句到处都博得了预期的掌声，连那些在过去革命政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人，也随波逐流了。意大利同西班牙一样，用巴枯宁自己的话来说，是“欧洲最革命的国家”[52]。所谓的革命，就是大发空论而无实效。英国的、其次法国的、最后德国的工人运动都是通过实质上是政治的斗争成长和巩固起来的，与此相反，在这里，任何政治活动都受到指责，因为进行政治活动，包含着承认“国家”，而“国家”是一切祸害的体现。于是，不准建立工人党；不准进行争取任何抵御剥削的保护措施，如争取正常的工作日、限制女工和童工劳动；而主要的是，不准参加任何选举。代替这一切的是要为了未来的革命而进行鼓动、组织和秘密工作，一旦革命从天上掉下来，就立刻应当在没有任何临时政府、完全消灭任何国家机构或类似国家的机构的情况下，单靠工人群众的主动性（同盟暗中指挥的）来进行……“但是请不要问怎么样！”［注：引自海涅的组诗“青春的苦恼”中“抒情诗”篇第八首诗。——编者注］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当运动还幼稚的时候，这一切都很顺利。意大利大多数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仍旧处于世界交往以外，它们只知道外国人来访这种交往形式。这些城市供应四周农民手工业品，并作为向更大范围出售农产品的中介。此外，住在那里的还有靠自己地租生活的贵族地主。最后，很多外国人把钱送到那里去。在这些城市中，反对派人数不多，很不开展，而且还混杂着很多没有经常或固定职业的人，这种情况是由于外国人来往和温和的气候造成的。低声谈论匕首和毒药的极端的革命词句，在这里最先找到肥沃的土壤。但是在意大利，主要在北部，也有工业城市。只要运动在这些城市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群众中间扎了根，这种劣质的食粮就再也不能满足需要了，这些工人再也不要那些不得志的年轻资产者保护了，按照巴枯宁的说法，这种资产者是因为他们“升官发财的门路被堵塞”才投靠社会主义的。 结果正是这样。意大利北部的工人，对于禁止任何政治活动，即禁止任何越出空谈和阴谋活动界限的真正的活动，日益强烈地表示不满。关于德国人在1874年选举中的胜利和他们所达到的把德国社会党人联合起来的结果，在意大利也并不是一无所闻。经历过旧的共和运动的、不得已服从了“无政府主义的”空喊的人们，开始愈来愈经常地利用各种机会来强调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并在“人民报”上反映出已经觉醒的反对派立场。这家周报在创办后的头几年主张共和，不久便归附了社会主义运动，尽可能地同“无政府主义的”宗派主义疏远。正当意大利北部的工人群众终于成长起来而超过了自己的惹人厌烦的领导人、创造了真正的运动以代替虚构的运动的时候，他们发现“人民报”是愿意偶尔登载暗示必须进行政治斗争这种异端邪说的报纸。 如果巴枯宁还活着的话，他就会采取他惯用的方法来同这种异端邪说斗争。他就会硬说那些替“人民报”撰稿的人具有“权威主义”、权力欲、虚荣心等等，对他们进行各种各样卑鄙的人身攻击，并通过该同盟在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的机关报不断地重复这种攻击。然后他会说，所有这些罪过都只是那个致命的原罪的必然结果，这个原罪就是：荒谬地承认政治活动，因为进行政治活动就得承认国家，而国家则是权威主义和霸权的体现，因此谁力争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活动，也就一定坚决地为自己力争政治权力，可见，他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因此，大家都来指责他吧！这种从已故的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那里借来的方法，巴枯宁是精通的，但是被他用滥了，用得过于单调。但是，这毕竟是一种至少可以得到短时间的成功的唯一方法。 但是巴枯宁死了，于是秘密地主宰世界的工作转到了瑞士纽沙特尔的詹姆斯·吉约姆先生的手里。死板的学究占据了那位饱经世故的世俗人物的位置，并且把瑞士加尔文教派的狂热带到了无政府主义学说中来。要不惜任何代价恪守真正的信仰，而纽沙特尔的那位眼光狭小的教员无论如何应被奉为这一信仰的教皇。“汝拉联合会简报”[53]（该联合会显然连200个会员也不到，而瑞士工人联合会拥有5000名会员）被宣布为这一宗派的正式机关报并毫不客气地“谴责”起信念动摇的人来了。但是，组织在上意大利联合会中的伦巴第工人，已经不再喜欢听这种教训了。而去年秋天“汝拉简报”竟敢直接地命令“人民报”辞退不合吉约姆先生的心意的巴黎记者的时候，它们的友谊从此就结束了。简报继续指责“人民报”和意大利北部的人抱有异端邪说。但是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们知道，在宣扬无政府状态和自治的背后，隐藏着一些阴谋家独断专行地指挥整个工人运动的野心。 “短短四行毫无恶意的注释引起了‘汝拉简报’的注意，它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我们对它大发雷霆，其实它只是使我们觉得好笑。有些人出于病态的妒忌心四处活动，大肆诽谤，乞求别人对我们和我们的朋友表示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愤怒也好。谁要是上他们的当，那真是太幼稚了。这种久已采用的制造争吵和挑拨离间的手法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了，它的耶稣会教徒的（洛约拉的）诡计已不能再欺骗什么人了。”（1877年1月21日“人民报”） 2月26日的报纸把这些人叫做“某些狭隘的无政府主义分子而同时（多么矛盾！）又是独裁分子”。这最好不过地证明，在米兰，这些老爷已经完全被人认清，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 德国1月10日的选举和与此有关的比利时运动的转折，即放弃旧的节制政策而代之以争取普选权和工厂法的鼓动，把剩下的事情一并完成了。2月17日和18日在米兰举行了上意大利联合会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没有对国际的意大利会员中的巴枯宁主义集团采取不必要和不恰当的敌视态度。决议甚至表示准备参加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试图把欧洲工人运动的各种派别联合起来的代表大会。但是，决议同时极其明确地提出了对意大利运动有决定意义的三点： （1）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所以也要采取政治手段，来保证运动的成功； （2）社会主义工人应当组织成为不依赖任何其他政治或宗教党派的社会主义政党，和 （3）上意大利联合会在自治的条件下和在国际的最初章程的基础上，认为自己是这个伟大的联合组织的成员，不依赖于其他一切意大利组织。但是将一如既往地继续证明自己是讲团结的。 总之，提出了政治斗争、组织政党和同无政府主义者分裂。上意大利联合会作出了上述决议，从而彻底地脱离巴枯宁主义的宗派而同伟大的欧洲工人运动采取了共同的立场。这个联合会分布的地区是意大利工业最发达的部分——伦巴第、皮蒙特、威尼斯，所以不要多久它就会获得成就的。一旦采用了为所有其他国家的经验检验过的那些明智的鼓动手段，相形之下，巴枯宁主义巫医的空谈很快就会暴露出自己的软弱无力，而意大利南部的无产阶级也很快就会摆脱那些由于自己破产的资产者的地位而产生领导工人运动志向的人加在他们肩上的桎梏。 弗·恩格斯写于1877年3月6日和14日之间 载于1877年3月16日“前进报”第3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 注释： [51]指的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第323—452页），该文于1874年译成德文在不伦瑞克出版，题为：《EinComplotgegendieInternationaleArbeiter-Association》〔“一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恩格斯直接参加了译文的校订工作。——第110页。 [52]恩格斯在这里和下面引用了巴枯宁1872年4月5日给西班牙社会主义者弗朗西斯科·莫拉的信，该信和同盟的其他文件一起公布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的第十一部分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第451—452页）。——第111页。 [53]“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BulletindelaFédérationjura-ssiennedel’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是瑞士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刊物，自1872—1878年用法文出版，起初每月出两期，从1873年7月起每星期出一期，主编是吉约姆。——第113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卡尔·马克思（1877年6月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1877年6月中） 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生在特利尔。起初他在波恩和柏林研究法学，但不久就专门致力于研究历史和哲学，并且在1842年已经准备当哲学副教授讲授哲学了，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死后所发生的政治运动，却使他终生转到了另一个方向。在他的参加下，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等人，在科伦创办了《莱茵报》[54]，由于马克思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引起了极大的注意，1842年秋他被聘为该报的主笔。《莱茵报》的出版当然是经过检查的，但检查机关对它也没有办法［注：第一个对《莱茵报》进行检查的是警察顾问多里沙尔，就是他曾把《科伦日报》上关于斐拉雷特（后来的萨克森国王约翰）译但丁《神曲》一书的广告删去，并且批示说“神圣的东西不可作戏曲”。］。《莱茵报》差不多总是能登载必要的文章；先是给检查官送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去删除，一直到他自行让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了报纸的威胁下不得不让步为止。如果再有十种像《莱茵报》那样有勇气的报纸，而出版人又不惜额外花上几百塔勒排版费的话，那末德国的书报检查早在1843年就无法进行了。可是德国的报馆老板都是些卑微胆怯的庸人，所以《莱茵报》是孤军作战。它把检查官一个个都弄得一筹莫展。最后，对它规定了双重检查，在它受过第一次检查之后，行政区长官还要最后检查一次。但是这样也无济于事。1843年初，政府声称对这个报纸无可奈何，就干脆把它封闭了。 马克思（这时他已经同后来的反动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结婚）迁到了巴黎，在那里和阿·卢格一起开始出版《德法年鉴》[55]，他在该刊物上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开端，陆续写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后来他和恩格斯共同出版了《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这是针对当时德国哲学唯心主义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所作的讽刺性的批判。 马克思除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史而外，还总是腾出时间利用适当机会抨击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对他进行了报复，1845年春天，它指使基佐内阁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56]。亚历山大·冯·洪堡先生大概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并于1847年和1848年在那里用法文先后发表了《哲学的贫困》一书，即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批判，以及《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同时，他在布鲁塞尔创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从而开始了实际的鼓动工作。1847年他和他的政治上的朋友加入已存在多年的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实际的鼓动工作对于他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了。同盟的全部组织这时已根本改造了；这个先前多少是密谋性的团体，现在变成了一个平常的、只是不得已才是秘密的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变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组织。凡是有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地方，就有这个同盟存在；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士几乎所有的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以及德国很多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都加入了同盟，同盟在初生的德国工人运动中尽的力量很大。同时我们的同盟第一个强调指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并且在实际上证明了这点，——它的成员中有英国人、比利时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其他国籍的人，并且还举行了（特别在伦敦）许多国际工人会议。 在1847年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进行了改组。第二次大会决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起草一篇宣言，把党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并公布于世。《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产生的，它第一次发表在1848年二月革命前不久，后来被译成欧洲几乎所有的文字。 马克思参加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该报无情地揭露了祖国在警察统治下的太平状况，普鲁士政府又以此为借口要求把马克思驱逐出境，不过没有成功。可是，当布鲁塞尔由于二月革命影响也开始发生民众骚动，看来比利时就要发生革命的时候，比利时政府就毫不客气地把马克思逮捕起来并把他驱逐出境了。这时法国临时政府通过弗洛孔，邀请他重返巴黎，他接受了这个邀请。 当时在巴黎的德国人策划把在法国的德国工人编成武装军团，利用这种军团把革命和共和制度输入德国，马克思到了巴黎，首先就反对这种冒险。因为一方面，德国应该自己来实现自己的革命；另一方面，在法国组织的任何外籍的革命军团，都会被临时政府的拉马丁之流事先出卖给所要推翻的那个政府，比利时和巴登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三月革命以后，马克思迁到科伦，在那里创办了《新莱茵报》，这个报纸从1848年6月1日出版到1849年5月19日，是当时民主运动中唯一代表无产阶级观点的报纸。单从它对1848年6月巴黎起义者表示无条件声援的事实中就可以明白看出这点，为此，差不多全体股东都脱离了这家报纸。《十字报》[57]曾指责《新莱茵报》攻击一切圣物——上自国王和帝国摄政王，下至宪兵，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当时有8000守备部队的普鲁士要塞内——的行为是“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注：秦波拉索峰是南美科迪勒拉山脉的最高峰之一。“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意即粗卤无礼到了极点。——译者注］；突然变得反动的莱茵省自由主义庸人们表示了愤怒；1848年秋天科伦的戒严状态迫使《新莱茵报》停刊了很久；法兰克福的帝国司法部曾要求科伦的检察官对该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提出诉讼，——这一切都没有用，报纸在警察面前仍然从容地继续编辑和印行，而且它的销行和声誉随着它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尖锐攻击愈益扩大了。1848年11月普鲁士发生政变时，《新莱茵报》在每号报头上号召人民抗税，以暴力对付暴力。1849年春天，报纸曾因为这一点，另外还因为一篇文章，被告到陪审法庭，但两次都宣判无罪。最后，1849年德勒斯顿和莱茵省的五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在集结和动员相当大的兵力以后，普鲁士开始了对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讨伐，这时政府认为自己已经十分巩固，足以采用暴力来消灭《新莱茵报》了。该报在6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了最后的一号。 马克思又到了巴黎，但在1849年6月13日示威以后几个星期，法国政府迫使他选择一条路：或者是迁到布列塔尼，或者是离开法国。他选择了后一条路，迁到伦敦，在这里一直住到现在。 以评论性杂志形式继续出版《新莱茵报》[58]的尝试（1850年于汉堡），不久就因反动势力日益猖獗而只好放弃。1851年12月法国发生政变以后不久，马克思发表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纽约出版；第2版于1869年，即战争以前不久在汉堡发行）。1853年间他写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最初在巴塞尔发行，其后在波士顿发行，最近又在莱比锡发行）。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科伦被判罪以后，马克思离开了政治鼓动工作，一方面在十年内专心研究英国博物馆图书部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丰富藏书，另一方面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59]写稿，该报在美国国内战争爆发以前，不仅经常刊载了由他署名的通讯，而且发表了他写的许多论欧洲和亚洲形势的社论。他根据对英国官方文件的仔细研究而写成的抨击帕麦斯顿勋爵的激烈论文，在伦敦被翻印成小册子。 他多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成果，就是1859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柏林敦克尔出版社版）。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有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价值论，包括货币学说在内。在意大利战争期间，马克思在伦敦出版的德文《人民报》[60]上既反对当时涂上自由主义色彩、装扮成被压迫民族解放者的波拿巴主义，也反对当时普鲁士企图在中立的幌子下混水摸鱼的政策。同时他还得反击卡尔·福格特先生，因为此人在当时受拿破仑亲王（普隆－普隆）委托，由路易－拿破仑支薪来进行鼓动，主张德国保持中立，甚至表示同情。福格特有意制造最卑鄙的谣言诬蔑马克思，而马克思便以《福格特先生》一书（1860年伦敦版）来回击他。在这本书里，马克思揭露了福格特和帝国主义的假民主集团中其他先生的面目，并且根据内部和外部的材料揭发了福格特已被十二月帝国所收买。整整十年以后，这件事被证实了：1870年在土伊勒里宫发现的并为九月政府公布的波拿巴雇佣人员名单里，在相应的字母下面写着：“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4万法郎。”[61] 最后，1867年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这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叙述了他的经济学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以及他对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进行的批判的基础。这一划时代的著作的第二版于1872年问世，现在作者正进行第二卷定稿修琢工作。 这时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又十分壮大了，以致马克思有可能来考虑实现他的宿愿：创立一个包括欧美最先进国家的工人协会，这个协会无论是在工人自己眼中或是在资产阶级及各国政府眼中，都可以说是活生生地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使无产阶级欢欣鼓舞，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恐慌畏惧。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为声援当时再次遭到俄国蹂躏的波兰而召开的群众大会，为提出这项建议创造了条件，建议被热烈地通过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在大会上选出了一个临时总委员会，驻在地设在伦敦。从这一届起到海牙代表大会时止，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马克思。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自1864年的成立宣言至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叙述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编写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而欧洲工人对协会仍然记忆犹新。 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国际陷于不能存在的境地。国际被推到欧洲历史舞台前面的时候，也正是它在各地无法再进行任何有成效的实际行动的时候。事变把它提到第七强国的地位，同时又不允许它动员并运用自己的战斗力量，否则就必然要失败并会使工人运动遭受几十年的压制。况且从各方面还出现了一些分子，企图利用协会迅速提高的声誉来满足个人的功名欲或个人的虚荣心，他们不了解或不顾及国际的真正处境。当时必须作出一种勇敢的决定，而作出这种决定并使之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的又正是马克思。国际郑重决定，它不对丧失理智的、卑鄙龌龊的分子的中坚——巴枯宁主义者的行动负任何责任；其次，鉴于国际在普遍反动的情况下不可能满足对它提出的过高的要求，并且要继续充分进行活动，就非使工人运动付出许多流血牺牲的代价不可，于是它暂时退出了舞台，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到美国。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这个在当时和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受到指责的决定是多么正确。这样，一方面杜绝了任何想借国际名义进行无谓盲动的企图；另一方面，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从未间断过的密切联系证明，国际所启发的关于各国无产阶级利益一致和相互团结的觉悟，即使没有一个定形的国际联合会，仍然能够为自己开拓前进的道路，而这样一个联合会的纽带在当时是会变成一种桎梏的。 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终于得到了宁静和空暇来重新做他的理论工作，因而他的《资本论》第二卷可望不久就能付印。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见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史学家和部分英国史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欧洲历史的动力——至少从中世纪起——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而马克思则证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物质的、可以实际感觉到的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依靠的是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的农民公社的经济，这种公社差不多所有消费品都是自己生产而几乎没有交换关系，并由好战的贵族保护它们不受外敌侵害，使它们具有民族的或者至少是政治的联系。当城市产生，而独立的手工业和最初在国内后来在国际上的商业流转也随之产生的时候，城市资产阶级就发展起来了，这种资产阶级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争得了在封建制度内同样作为一个特权等级的地位。可是随着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发现，资产阶级得到了一个更广大得多的通商地区，从而也得到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手工业被已经具有工厂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排挤，而工场手工业又被大工业所排挤，这种大工业是由于前一世纪的各种发明，特别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才可能建立的。大工业又反过来影响商业，排斥落后国家里的旧式手工劳动，而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建设起现代的新式交通工具——轮船、铁路和电报。这样，资产阶级日益把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虽然它在长时期内还未能取得政权，政权仍然操在贵族和靠贵族支持的王权手里，但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在法国是从大革命起——它把政权也夺到手了，于是它对于无产阶级和小农说来就成了统治阶级。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历史学专家却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人类的大多数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和过着悲惨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抗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不得不为自己谋取微薄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必须为特权者不断增殖财富。这种历史观以上述方法对以往的阶级统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释，不然这种阶级统治就只能用人的恶意来解释，可是这同一个历史观还使我们得到这样的信念：由于现时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根据，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已经消失了；统治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领导社会，甚至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如各国的商业危机——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崩溃[62]——和工业受压抑的状况就是证明；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转到这个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用完全消灭任何阶级统治、任何奴役和任何剥削的方法才能解放自己的阶级手中，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 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露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自从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价值的源泉这个原理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问题：雇佣工人拿到的不是他的劳动所生产的全部价值量，而必须把一部分价值交给资本家，这一情况怎么能和上面的原理相容呢？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或是社会主义者都企图对这个问题作出有科学根据的答复，但都徒劳无功，直到最后才由马克思作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阶级，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这一切而仅有一种商品即劳动力可以出卖，而他们是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但是商品价值是由商品生产中、从而也是商品再生产中物化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所以，一个平常人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这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里面物化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假定一个工人一天的生活资料需要6小时的劳动来生产，或者也可以说，它们所包含的劳动相当于6小时的劳动量；在这种场合，一天的劳动力的价值，还要表现为体现6小时劳动的货币量。再假定说，雇用这个工人的资本家付给他这个数目，即付给他劳动力的全部价值。这样，如果工人每天给这个资本家做6小时的工，那他就完全抵偿了资本家的支出，即以6小时的劳动抵偿了6小时的劳动。在这种场合，这个资本家当然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因此，他对事情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说，我购买这个工人的劳动力不是6个小时，而是一整天，因此他就根据情况强迫工人劳动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所以第七、第八和以后各小时的产品就是无偿劳动的产品，直接落到资本家的腰包里。这样，给这个资本家做事的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额外地生产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起先被这个资本家所占有，然后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进行分配，组成为地租、利润、资本积累的源泉，即非劳动阶级所消费或积累的一切财富的源泉。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的所谓现代社会制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协调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根据，于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被揭穿：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之上的。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这两个发现以及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研究方面的其他同样重要的科学发现，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从而在第一卷还没有涉及到的政治经济学的那些方面，也会受到根本变革。愿马克思有可能不久就把第二卷付印。 弗·恩格斯写于1877年6月中 载于1878年不伦瑞克发行的《人民历书》丛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历书》丛刊 注释： [54]《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ZeitungfürPolitik，HandelundGewerbe》）是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该报是莱茵一些对普鲁士专制制度抱有对立情绪的资产阶级代表创办的。该报曾吸收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卡·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弗·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具有日益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政府当局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115页。 [55]《德法年鉴》（《DeutschFranzosische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一期双刊号。其中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3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116页。 [56]恩格斯指的是法国政府在普鲁士政府的压力下于1845年1月16日下达的将马克思和《前进报》某些撰稿人驱逐出法国的命令。——第116页。 [57]《十字报》（《Kreuz-Zeitung》）是《新普鲁士报》（《NeuePreuischeZeitung》）的别名（因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是一家德国日报。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的喉舌。——第118页。 [58]《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RheinischeZeitung．Politisch-okonomischeRevue》）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1850年11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的继续。该杂志从1850年3月至11月底总共出了6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人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此外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118页。 [59]《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Daily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马克思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10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停止了撰稿，因为当时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了，并且报纸的编辑部也离开了进步立场。——第119页。 [60]《人民报》（《DasVolk》）是一家周报，从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正式机关报而创办的。从第2号起，该报就在马克思的密切参与下出版，不久马克思就成了该报的事实上的编辑。在《人民报》上曾刊载过马克思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著作所写的序言、恩格斯给马克思这一著作所写的评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许多文章。该报总共出版了16期；1859年8月20日该报因缺乏资金而停刊。——第119页。 [61]见注48。——第119页。 [62]指1873年的席卷了奥地利、德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俄国和其他国家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特点是猛烈而深刻。——第123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1878年1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 （1878年1月12日） 伦敦 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在波澜壮阔地发展。现在那里共有62种社会主义期刊，其中46种是名副其实的报纸，1种是杂志，15种是工会机关刊物。此外，在瑞士用德文出版的有4种报纸和1种杂志；奥地利有3种；匈牙利有1种；美国有6种。用德文出版的社会主义期刊的总数如下： 德国——62 奥地利——3 匈牙利——1 瑞士——3 美国——6 ┓ ┃ ┃ ┃ ┃ ┃ ┃ ┃ ┛ ＝75 可见，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定期出版物以机关刊物来算，比用所有其他文字出版的社会主义期刊的总和还要多。在上述数字中，我还没有把多少带点社会主义色彩的（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报纸计算在内，而指的只是公认的党的机关刊物。 在谋刺俾斯麦[68]一事发生以后，有一个资产者写信给我说：“整个（资产阶级的）德国都为俾斯麦没有被刺而感到高兴。”我回答他说：我们对此也感到满意，因为他对我们很效劳，即使为了这一点也要报答他。你们知道，我是对的，因为要是没有迫害和苦难，要是没有军国主义和不断增加的捐税，我们就不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 虽然法国的危机[69]只产生了很不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我认为，这个危机造成这样一种形势，即使得法国社会主义者有可能通过报刊、会议和工会来进行活动以及组成工人党，——而这些就是我们在1871年大屠杀以后的今天所能争得的一切。此外，法国具有两大成就，即农民转向共和国方面以及共和国军队的组成，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杜克罗、巴特比及其同伙的政变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士兵坚决拒绝与人民为敌。 由于铁路干线全体人员的流血的罢工[70]，美国的工人问题被提上了日程。这是美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因此，美国创立工人党的事业有了大踏步的发展。在这个国家里，事态发展得很快，我们应当注视这种发展进程，才不至于对不久将会出现的某些重大成就感到突然。 我认为，俄国这个国家，在最近的将来会起最重要的作用。由于所谓解放农奴而形成的状况，早在战争以前就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这次大改革进行得如此巧妙，使贵族和农民最后都破产了。随后又实行了另一项改革，这一改革似乎是为了让省和县在中央政府不加干涉的相对自由的条件下选举行政机关，但是改革的结果只是增加了本来就不堪忍受的捐税。 由于各省径直负担自己的管理费用，国家现在的开支就比较少了，但是收的税还是那么多；因此就另设新的捐税来弥补省和地方的开支。后来还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这又等于新设了一项比其他捐税更重的捐税，这也意味着建立一支新的、人数更庞大的军队。 结果，财政崩溃的局面加速到来了。早在战争以前，国家就陷于破产的境地。俄国国库由于广泛参与了1871—1873年时期的骗人的投机勾当，使国家陷于财政危机。这一危机于1874年在维也纳和柏林爆发，并且长期地破坏了俄国的工业和商业。当时的形势就是，在反对“土耳其人”的“神圣的”战争[71]爆发以后，由于到处借不到外债，而内债又不能满足需要，只好动用银行的数百万款子（准备金）和发行纸币；结果纸币日益贬值，它的比价很快地——只过了一两年——就跌到了最低限度。总的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俄国的1789年的种种因素，在这以后必然会有1793年。不论战争的结局如何，俄国革命已经成熟了，并且将很快地爆发，也可能就在今年爆发。同巴枯宁的预言相反，革命将先从上层，从宫廷，从没落的和frondeuse〔因不满而反抗的〕贵族中间开始。但是革命一爆发，就会吸引农民参加。那时你就会看到连1793年也要为之逊色的场面。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因为迄今为止，旧俄国一直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庞大后备军；它在1798年、1805年、1815年、1830年、1848年都起过这样的作用。这支后备军一旦被消灭，到那时再来看，事情将会怎样转变！ 弗·恩格斯写于1878年1月12日 摘要载于1878年1月22日“人民报”第3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68]指1866年5月7日在柏林发生的谋刺俾斯麦未遂一事。——第132页。 [69]恩格斯指的是争取法兰西共和国反对保皇势力的斗争，其中包括1876年选举以后保皇党集团和众议院中共和党多数派之间发生的冲突。在这次冲突中共和党人取得了胜利，于是在法国确立了议会制共和国。——第133页。 [70]1877年在美国，工人阶级同企业主的斗争已广泛地开展起来。1877年7月铁路工人的罢工是这一斗争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次罢工是由于在三条通往美国西部的铁路干线（宾夕法尼亚铁路、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纽约中央铁路）减低工资10％而引起的，只是由于政府军队和资产阶级的武装队伍的帮助，罢工才被镇压下去。——第133页。 [71]指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第134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关于一八七七年德国选举给恩·比尼亚米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关于一八七七年德国选举给恩·比尼亚米的信 亲爱的比尼亚米： 您的驻柏林通讯员大概已将德国选举的一切详细情况告诉您了。我们的胜利使德国和外国的资产阶级胆战心惊：在伦敦这里，所有的报刊都在议论这件事。这里值得极大注意的，并不是我们争取到的新选区的数量，虽然值得指出，威廉皇帝、萨克森国王［注：阿尔伯特。——编者注］和最小的德国邦君（罗伊斯公爵）都居住在由工人社会党人当代表的选区内，因而代表他们本人的也就是社会党人了。最重要的是，除了那些我们取得多数的选区之外，我们虽是少数，但无论在大城市和乡村也都得到了数量极多的选票。在柏林得了31500票，在汉堡、巴门—爱北斐特、纽伦堡、德勒斯顿各得11000票；在乡村，不仅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萨克森、不伦瑞克，甚至在封建主义的堡垒——梅克伦堡，居于很少数的农业工人也投我们的票。1874年1月10日我们得了35万票，而在1877年1月10日，得了至少60万票。选举的结果可以作为我们计算我们的力量的工具；根据营的数目，您现在就可以判断，德国社会主义大军有多少个军在选举的日子受到了检阅。这一点无论对正在欢庆自己的胜利的社会党，或者对尚未卷入运动的工人，以及对我们的敌人，都有巨大的道义影响。极妙的是，人们每三年一次要在投票上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主张放弃选举的先生们是可以随便怎么说的，然而像1月10日选举这样一个事实，要比这些先生们的一切“革命”词句更有价值。我谈到营和军，并不是比喻的说法。投票拥护我们的那些25岁的男人（这是最低的年龄）中至少有一半，也许还要多，都曾在军队中服役过两年或三年，他们会很好地使用针发枪和线膛炮，现在编入了预备役。只要再有几年继续获得这样的成就，那末无论是预备役兵或是后备军[50]（占战时全部军队的3/4）都将会投票拥护我们，这样我们就能瓦解全部军事机构，并使任何进攻战都不可能发生。 有人会说，那末为什么你们不使用这些力量现在就来进行革命呢？因为，我们取得的不过是60万票对550万票，并且这些选票又分散在各个区域，我们显然会被打败的，举行考虑欠周的起义，采取轻率的行动，我们自己就会把运动葬送掉，而这个运动只要继续不长的时间就可以使我们得到有把握的胜利。显然，我们不会很容易地取得胜利；普鲁士人不会让社会主义感染他的全部军队，不会不采取对策；但是，反动和镇压愈厉害，掀起的波浪就愈高，直到最后把所有的堤坝冲毁。您知道，柏林发生了什么事？上月10日傍晚，一大群人（警方自己估计约22000人）挤满了社会党委员会所在的大楼附近所有的街道。由于我们党的组织和纪律极好，委员会最先得到关于选举最后结果的消息。选举结果一宣布，整个人群齐声发出了欢呼，向谁？向当选的人？不是，向“我们的最积极的鼓动者王国检察官特森多尔夫”！这个人在反对社会党人的诉讼中一向是出类拔萃的，而他的暴力行为却使支持我们的人加倍增长了。 这就是我们的人对所有暴力手段的回答，他们不仅不顾这些，而且甚至向它们挑战，把它们当做最好的鼓动手段。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弗·恩格斯 写于1877年2月13日 载于1877年2月26日“人民报”第7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注释： [50]后备军——武装部队的组成部分，它是由年龄较大的应征人员（27岁到32岁）组成的。他们在正规军服满现役和规定的预备期限后，即被编入后备军。后备军制度最初是在1813—1814年在普鲁士实行；后来德国其他各邦和奥地利也实行了这种制度。在平时后备军各部队只进行几次集训；在战时后备军则应当担负后方勤务和警备勤务。——第108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威廉·沃尔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威廉·沃尔弗[33]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大约是1846年4月底的事情。当时马克思和我住在布鲁塞尔的一个郊区，我们正好一起在写一本书[34]，有人告诉我们说，一位德国来的先生想同我们谈话。我们看到了一个身材矮小、但很健壮的人；他的面容说明他既善良而又沉着坚定；一付德国东部农民的样子，穿着一身德国东部小城市市民的衣服。这就是威廉·沃尔弗。他由于违反出版法而被追缉，幸而没有关进普鲁士的监狱。第一眼看到他，我们并没有料想到，这个外表并不出众的人，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人物。没过几天，我们就同这位新的流亡伙伴建立了诚挚的友谊，而且我们相信，我们交结的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在古典学校里受到良好培养的才智，他那丰富的幽默，他对艰深理论问题的清楚理解，他对人民群众的一切压迫者的强烈憎恨，他那刚毅而又沉着的气质，很快就展现了出来。但是，只有在斗争中，在胜利和失败的时候，在顺利和不利的时刻，经过多年的共同活动和友好交往，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到他那坚韧不拔的性格，他那无可怀疑的绝对忠诚，他那对敌、对友、对己都同样严格的、始终如一的责任感。 一 威廉·沃尔弗于1809年6月21日诞生在西里西亚弗兰肯施坦附近的塔尔瑙。他的父亲是一个世袭依附农民，同时兼营一家“法院科尔奇马”（即小饭店，波兰语叫做科尔奇马——karczma，乡村法院在这里进行审判），即使这样，他还得和妻子儿女一起为老爷服徭役。所以，威廉从小就不仅知道东普鲁士农奴的悲苦命运，而且还有切身的体验。然而，他还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威廉谈起他的母亲来，总是特别亲切，他的母亲受过比周围的人更高的教育。她激发和培养了威廉对封建主老爷无耻剥削和虐待农民的愤恨。这种愤恨如何在他的一生中汹涌澎湃地激荡，这在接触到他终于能把这种愤恨公开表现出来的那一段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农民孩子很快就显露出他的才能和好学的精神。得把他送进中学去念书才是。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多少障碍啊！经济上的困难就不用说了，还有老爷及其管事的阻拦，然而没有他们又是什么也办不了的。固然，世袭依附关系于1810年就在口头上废除了，可是封建的苛捐杂税、徭役、领主裁判所和领地上的警察权仍然照旧保留下来，而世袭依附关系实际上也同这些一起继续存在。老爷和他的管事们宁肯把农民的孩子培养成猪倌，也不愿让他们成为大学生。但是，一切障碍都克服了。沃尔弗进了施魏德尼茨的中学，后来又进了布勒斯劳的大学。在这两个学校的时候，他都不得不靠做私人教师来谋取自己的大部分生活费。在大学的时候，他特别喜爱古典语文课，但他决不是旧学派的那种读死书的语文学者。他对希腊和罗马的伟大诗人和散文作家有透彻的了解，他们的作品成了他终生喜爱的读物。 当联邦议会[35]和奥地利、普鲁士的政府重新恢复在二十年代曾经沉寂下去的对蛊惑者[36]的迫害时，沃尔弗快要大学毕业了。由于参加大学生协会，他在1834年被捕；有好多年，他从一个监狱被提到另一个监狱受审，最后判了罪。为什么判罪呢？我认为他任何时候都不认为值得谈这一点。不管怎样，他被关进了季尔别尔堡要塞。在那里，他遇见了难友们，其中有弗里茨·罗伊特。——沃尔弗在逝世前几个月曾读到罗伊特的“狱中生活”一书。当他知道作者就是自己的老难友时，立即通过出版社[37]给他写了一封信。罗伊特立即回了一封很亲切的长信。这封信现在摆在我面前，它证明，至少在1864年1月12日，这位老蛊惑者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恭顺的表示悔过的罪人。 他写道：“我关在这里已经整整30年了，我的头发已经变白，然而我还是期待着终究会强有力地表现出人民意志的真正的革命，但是有什么用呢？……要是普鲁士人民至少能够拒绝纳税，那就好了，因为这是摆脱俾斯麦这伙人和气死老国王的唯一办法。” 在季尔别尔堡，沃尔弗同囚禁在要塞的蛊惑者们一起经受了无数的患难，也分享了小小的欢乐，这些在弗里茨·罗伊特的这本书中有非常生动和十分幽默的描写。在潮湿的囚室和严厉的寒冬中差可慰借的是，看守古老的拷问室的是所谓卫戍部队的一些年老的残废人，这些人并不那么严厉，看到烧酒或者几文酒钱常常就不能自持。1839年，沃尔弗终于因健康十分恶化而得到赦免。 他到了布勒斯劳，打算在那里靠教书维持生活。可是他作这种打算并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而主人就是普鲁士政府。他的大学学业由于被捕而中断了，因此，他没有学完规定的三年课程，更没有参加考试。而在普鲁士中国，只有按照规定学完全部课程的人，才能加入学者公会。其他任何人，哪怕就像沃尔弗那样在古典语文学方面精通业务的人，也只能被拒于公会之外，并被剥夺正式运用自己知识的权利。唯一的希望就是做私人教师来维持生活。但是这要得到政府的许可，当沃尔弗去申请时，却遭到了拒绝。要是普鲁士没有波兰人，这位蛊惑者就只好饿死，或者重返故乡去服徭役了。一个波兹南地主留他做家庭教师；他在这个地主家里度过了几年，每提起这几年，他总是感到特别满意。 回到布勒斯劳以后，经过长期的磨难，他终于得到极可尊敬的王国政府的许可做私人教师，现在，他至少可以维持俭朴的生活了。这位朴素的人也没有更多的要求。同时，他又在当时艰苦条件下可能做到的范围内，参加反对现存压迫的斗争。他不得不只限于公布官吏、庄园主和厂主们横行霸道的一些事实，可是，就是这样做，也常常遇到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但这并没有使他气馁。在当时刚刚建立的处理书报检查案件的高等法庭里，再也没有比布勒斯劳的教师沃尔弗更顽固、更经常光临的主顾了。在他看来，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愚弄书报检查机关。在多数书报检查官都很愚蠢的情况下，这样做对于稍微知道一点书报检查官的弱点的人，是并不那么困难的。例如，他在西里西亚地方报纸上刊登了一首流行的悔罪者的“歌词”，使得笃信宗教的人极为难堪。这首歌词是他在当时有些地方还在使用的旧赞美诗集中发现的，歌词如下： “我的确是一头畜生， 我真是一个卑贱的罪人。 我全身浸透了罪过， 就像浸透大葱味的俄国人。 主耶稣呀，请您抓住我这狗的耳朵， 扔给我一根仁慈的骨头， 把我这有罪的蠢驴 扔到您那仁慈的天国。” 这首歌像闪电一般传遍了整个德国，使得不信神的人捧腹大笑，“虔诚的人”［注：即虔诚主义者。——编者注］恼怒异常。书报检查官受到严厉的申斥，而政府从此又警惕地注意私人教师沃尔弗，注意这个在要塞里监禁了五年也没有制服的不安分的狂妄分子。 要想再次找寻对他起诉的借口，是不需要多长时间的。因为旧普鲁士的法律就像精心安排的一套陷坑、陷阱、圈套和罗网，布满全国，这些东西，连忠顺的臣民也并不总是能够逃避，而不忠顺的人就更容易掉进去了。 1845年底或1846年初，给沃尔弗加上了违反出版法的罪名，但违法的情节十分轻微，所以现在我们谁也想不起这件案子的确切情况[38]。然而迫害十分严重，以致对普鲁士的监狱和要塞感到厌倦的沃尔弗，躲避了被捕的危险而前往梅克伦堡［注：根据维尔穆特—施梯伯的著作（“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第2册第141页）[39]，沃尔弗于1846年因“违犯出版法”，被布勒斯劳高等地方法庭判处在要塞中监禁三个月。（恩格斯在1886年版上加的注）］。他在梅克伦堡的朋友那里，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并且一直住到在汉堡安排好可以顺利前往伦敦为止。在伦敦，他第一次加入了社会团体，即目前还存在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他在那里没住多久，很快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到了布鲁塞尔。 二 在布鲁塞尔，他很快就在那里办的一个通讯社找到了工作，这个通讯社是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根据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把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消息加以编辑后供给德国各报纸的。当“德意志—布鲁塞尔报”[40]由我们党掌握的时候，沃尔弗也给这个报写稿。在我们当时创办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41]里，沃尔弗很快就成了最受爱戴的演讲人之一。他每星期都到那里做时事评论。这些评论每次都是一篇叙述通俗、幽默，而又十分有力的杰作，对德国的统治者和臣民的渺小和卑鄙，进行了特别强烈的抨击。这些政治评论成了他十分喜爱的题材，在他参加的每一个社团里，他都要发表这种评论，而每次都讲述得同样完美而通俗。 二月革命爆发了，立刻在布鲁塞尔引起反响。每天晚上人们聚集在市民自卫团和宪兵队占据的市政厅前面的大集市广场上。广场四周的许多啤酒店和烧酒店挤满了人。人们高喊：《VivelaRepublique！》〔“共和国万岁！”〕，高唱“马赛曲”，相互挤来挤去。政府表面上十分平静，然而它却在外省征集预备兵和休假人员。它私下通知比利时最著名的共和派若特兰先生：如果人民要国王退位，国王准备退位，若特兰要是愿意，可以从国王本人那里听到这一点。后来，若特兰果真听到列奥波特国王说，他自己在心里就是一个共和派，如果比利时想成为共和国，他是永远也不会加以阻拦的。他只是希望一切都能有秩序地进行，不要流血；此外，他还希望领到一笔优厚的养老金。这个消息秘密地迅速传开，使人们安静了下来，连起义也不打算举行了。可是，当后备队刚一调集起来，大部分军队刚一集结在布鲁塞尔周围（一个小国只要三四天就行了），国王退位的传说立即无影无踪了。一天晚上，宪兵队拔出马刀，突然冲向聚集在集市广场上的人群，而且还乱捕人。正在安安静静地走回家去的沃尔弗，也是最先遭到毒打和逮捕的一个。他被拖进市政厅，在那里又遭到狂怒和醉熏熏的市民近卫队的殴打。在被捕几天以后，他被押送出境，来到法国。 他在巴黎没有住多久。柏林的三月革命、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的筹备，促使他首先前往西里西亚，争取激进派分子在竞选中获胜。他想在我们一开始办报纸的时候，无论是在科伦办还是在柏林办，就从西里西亚到我们这里来。由于他受到普遍的爱戴，还由于他的演说通俗而有力，因此，特别是在乡村选区，他使得那些没有他就毫无成功希望的激进派候选人当选了。 这时候，“新莱茵报”从6月1日起在科伦出版，马克思任主编。不久，沃尔弗也来科伦担任编辑部里的职务。他那孜孜不倦的勤恳态度，他那一贯的过分认真的负责态度对他颇为不利，因为编辑部里尽是些年轻人，他们往往因此多给自己腾出个把钟头的空闲时间，相信“鲁普斯［注：鲁普斯——是对威·沃尔弗的戏称（Wolf——狼，拉丁语——lupus）。——编者注］一定会设法使报纸出版的”。在这方面我也不是没有过错。因此，在报纸出版初期，沃尔弗多半忙于日常工作而很少写指导性论文。然而，他很快就找到办法，把这项工作也变成了独立的活动。在标题为“国内新闻”的时事纪要栏里，他收集了德意志各小邦的消息，并以无可比拟的幽默描绘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那种闭塞、不开化的狭隘和庸俗。同时，他每星期都到民主协会[42]去做时事评论，因而在这里，也很快就成了最受人爱戴和最有影响的演讲人之一。 资产阶级在巴黎六月战斗之后愈来愈愚蠢胆怯，使反动派得以重新聚集力量。在维也纳、柏林和慕尼黑等地的宫廷权奸同高贵的帝国摄政王［注：约翰大公。——编者注］狼狈为奸，幕后则是俄国外交在拉线，指挥这班傀儡们跳动。于是在1848年9月，这些老爷们行动的时刻到了。在俄国直接和间接的压力下（这些压力得到了帕麦斯顿勋爵的关怀），第一次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进军的结果是在马尔摩签订了一个可耻的停战协定[43]。而法兰克福议会却卑躬屈膝到如此地步，竟批准了这个协定，从而公开地、毫不含糊地背弃了革命。9月18日的法兰克福起义就是对这一点的回答；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几乎在同一时间，柏林发生了制宪协商议会[44]同国王之间的冲突。8月9日，这个会议在极其温和的、甚至是怯懦的决议中，请求政府采取某种措施，使反动军官的无耻行为不再表现得那样公开和蛮横。9月，制宪协商议会要求执行这个决议，而得到的回答却是任命以一个将军为首的公开反动的普富尔内阁（9月19日），而臭名远扬的弗兰格尔则被任命为勃兰登堡军队总司令。这是两个极明显的暗示：柏林的协商派要不悔罪，就只有等着解散了。群众普遍愤激起来。科伦也举行了群众集会，并派定了安全委员会。政府决定在科伦进行第一次打击。因此，在9月25日的早晨，许多民主党人被捕，其中有现任科伦市长，即当时人人皆知的“红色贝克尔”。群情更加激愤。下午又在原来的集市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大会由沃尔弗主持，周围站着市民自卫团，他们并不敌视民主运动，而首先关心的是自身的安全。市民自卫团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说，他们在这里是为了保护人民。突然，人们冲进市场，喊着：“普鲁士人来了！”当时约瑟夫·莫尔——他也是早晨被捕的，但人民把他救了出来——正好在发表演说，他喊道：“公民们，难道你们见了普鲁士人就四散逃跑吗？”人们回答说：“不！不！”——“那我们就必须筑起街垒！”于是大家立即动手。科伦街垒事件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整个运动是一场虚惊引起的，没有遇到抵抗，没有武装（市民自卫团很谨慎小心地各自回家了），一点也没有流血，什么也没有发生就结束了。政府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科伦宣布戒严，市民自卫团解除武装，“新莱茵报”停刊，编辑们被迫出境。 三 科伦的戒严没有继续多久，10月4日就告解除。11日，“新莱茵报”又出版了。沃尔弗来到普法尔茨的杜尔克海姆，在这里，没有人来打扰他。同编辑部其他一些人一样，他也是因为谋叛等等的案件而被追缉。可是我们的沃尔弗在普法尔茨呆了不久就忍不住了，在葡萄收完以后，又突然来到下制帽坊衔17号的编辑部。他就近找了一个住处，不用上街，穿过院子就可以到编辑部。但是，这种坐牢式的生活，他很快就厌倦了。几乎每天晚上，天一黑他就穿上长大衣、戴上长沿帽，借口买烟出去了。他以为别人认不出他，虽然他那很特别的矮壮身材和坚定的步子很引人注目。但是不管怎样，谁也没有出卖他。他这样地度过了几个月，而这时候，对我们所有其余的人的追缉，都一一取消了。最后，在1849年3月1日，有人通知我们说，一切危险都已过去，于是沃尔弗去找侦查员，侦查员也说，整个案件是根据警察局的夸大的报告提出的，已经完全取消了。 这时候，柏林议会在12月初被解散了，开始了曼托伊费尔反动时期。新政府的最初措施之一，是使东普鲁士的封建主对他们占有农民无偿劳动的这种有争议的权利感到放心。三月事件以后，东普鲁士农民到处停止服徭役，有些地区，甚至迫使老爷立下字据，放弃占有这种劳动的权利。所以，只要把这种实际情况用法律肯定下来，长期受盘剥的易北河以东的农民，便会成为自由人了。然而，自从1789年8月4日法国国民议会无偿地取消一切封建赋役以来，已经过了整整59年，而柏林议会仍然不敢采取同类步骤。赎免徭役的条件是松了一些。可是，规定无偿废除的只是一些最无耻、最令人愤懑的封建权利。而在这个法案没有最后通过之前，议会就被解散了，曼托伊费尔先生声称，政府不接受这样的法案作为法律。这样一来，旧普鲁士的徭役农民的希望破灭了，因此，必须影响他们，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处境。而沃尔弗则是做这一工作的最适合的人。这不仅因为按出身来说，他是农奴的儿子，幼年服过徭役；也不仅因为他保持着这样的童年在他心里培养起来的对封建压迫者的强烈憎恨；而且因为没有谁像他那样清楚地了解封建奴役方式的各种细节，特别是在西里西亚这样一个有一整套不同的封建奴役形式的地区［注：在1886年版中接下去是：“沃尔弗就这样开始了反封建主的运动，这个运动在‘西里西亚的十亿’一文中达到了顶峰，下面我还要来谈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应该由资产阶级来进行。反封建主义的斗争本来就正是这个阶级的世界历史性任务。可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产阶级没有进行这个斗争，即或进行，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由于德国的社会和政治落后，德国资产阶级处处都不去保卫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因为无产阶级已经在他们背后带有威胁性地兴起了。巴黎工人在2月里的模糊的希望和意愿，尤其是他们在1848年6月的四天殊死斗争，不仅吓倒了法国的资产阶级，而且吓倒了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而在德国，在胆小的资产者看来，甚至早已在瑞士取得了法律效力的普通民主要求，也会侵害到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安全、他们的生命。像往常一样怯懦的德国资产者为了使得他们每个人都能拯救自己私人的利益，拯救自己的资本，而牺牲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即政治利益。最好是恢复旧的官僚封建专制制度，而不要让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获得胜利，不要在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加强的情况下通过革命方式赢得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这就是使得反动势力全线胜利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惊慌叫声。 所以，在资产阶级放弃战场的地方，无产阶级的政党就要担负起斗争的责任。于是，沃尔弗就在‘新莱茵报’上同封建制度展开了斗争。但是他进行斗争并没有使资产阶级感到高兴；没有，他是以真正的革命方式进行斗争的，因此，资产阶级见了这些充满法国大革命精神的文章，就同封建老爷们和政府一样地感到惊慌。” 这一章的结尾以及从第四章到第九章的“5月19日，‘新莱茵报’……被封闭了。”这句话（见本卷第99页）为止的各章节（除第四章的两句结束语以外，见本卷第78页），在1886年版中被删去。——编者注］。 沃尔弗在1848年12月19日的报上写了一篇评论上述内阁声明的文章，从而开始了这个运动。12月29日又登了第二篇更激烈的文章，抨击钦定的“西里西亚地主和农民关系临时调节法令”。 沃尔弗说，这个法令 “是号召邦君、贵族、伯爵、男爵等老爷们在法律的掩护下赶紧对农村居民进行‘临时的’抢劫和掠夺，以便在这种油水多的年头之后，可以较容易地度过清苦的年头。在3月以前，西里西亚是庄园主老爷们的乐土。1821年颁布的徭役赎免法，把封建容克们安排得如此地舒适，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赎免的规定和实行，无论何时何地都对享有特权的人有利而使农村居民破产，因而西里西亚的容克们从农民手里得到了至少8000万的现金、耕地和地租。而赎金的支付是没有止境的。由此产生了对可恶的1848年革命的愤恨。农民拒绝继续像驯服的牛马一样给自己的老爷当家奴，拒绝继续支付这种不堪忍受的代役租、利息和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因此，地主的钱柜变得可怕地空虚”。 柏林议会担负起了调整这些关系的工作。 “拖延是危险的。这一点波茨坦的权奸懂得，他们也善于不惜用农民的血汗来填满自己的腰包。什么议会不议会，去它的吧！我们觉得怎样有利，就怎样修改法律！——结果正是这样。在‘国家通报’上出现了一道有关西里西亚的法令，这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布满陷坑等等的圈套，农村居民只要一陷进去，就永无出头之日。” 接着，沃尔弗指出，这个法令实质上是恢复了3月以前的状况，并且在最后这样写道： “但是，这难道会有帮助吗？老爷们需要的是钱。冬天快到了，他们就要举行冬季舞会、化装舞会，还有那令人神往的赌博等等。娱乐用的钱过去一向是由农民提供的，今后还要由农民来提供。容克们想至少再组织一次愉快的狂欢节，并且尽可能地利用专制制度十一月的胜利。他们带着一种挑衅的心情赶紧跳舞作乐，是做得对的，因为贵族们的极美好的纵情狂饮，可能很快就被可怕的加里西亚场面[45]所打断。” 1月20日刊登了沃尔弗针对同一目的而写的一篇新文章。反动派强迫在科尔贝克附近的涅辛的一个村长克伦格耳同一些短工一起联名询问国王陛下是否真的打算分配土地，并把土地分给无地的人。 沃尔弗说：“涅辛的短工们听到这种打算，吓得要命，连觉也睡不着，这是可想而知的。怎么，国王想分配土地吗？我们这些短工耕种我们老爷的土地那样兴高采烈，每天挣得5个银格罗申，而现在却要不再当短工，而去耕种归自己所有的土地吗？我们的老爷有八九十处领地，总共只有几十万摩尔根的土地，他们难道还要给我们几摩尔根的土地吗？不，我们的短工们一想到这种可怕的灾难，就全身发抖。只要他们还没有确信，实际上没有谁使他们遭受这种暗无天日的灾难，那些威胁着他们的几摩尔根的土地离他们还远得很，仍然为老爷所有，他们是片刻也不能安心的。” 四 然而，这一切还只是初次交锋。1849年年初，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原先产生的提案得到了愈来愈广泛的赞同。这个提案要求索回政府在1825年赠给流亡回国的贵族作为他们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失去的田产的补偿的那10亿法郎，并把这笔钱用来为劳动群众谋福利。3月16日，“新莱茵报”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社论，第二天沃尔弗就写了“普鲁士的十亿”一文。 “骑士施纳普汉斯基［注：绰号“施纳普汉斯基”〔《Schnapphanski》〕是来自《Schnapphahn》一词，即“强盗”，“贪脏者”，“骗子”。——编者注］〈利希诺夫斯基〉［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是死了。但在我国，强盗还多得很。波美拉尼亚和勃兰登堡的容克同普鲁士的其他容克联合了起来。他们穿上了德行高尚的资产者的圣衣，自称为‘各阶级居民财产保护联盟’——当然，是指封建主的财产……他们的打算无非是，除了别的省以外，还要从莱茵省掠夺约2000万塔勒，来塞进自己的腰包。计划倒不坏。东波美拉尼亚的容克冯·塔敦－特利格拉弗，容克冯·阿尔宁和冯·曼托伊费尔同几千个土容克一起用莱茵省的钱来偿付自己的债务，莱茵省的居民得到这些容克赐给的这种荣誉，应当感到特别荣幸。” 的确，有一个冯·毕洛夫－库梅洛夫老爷，当时被人叫做毕洛夫－库梅尔富尔［注：俏皮话：库梅洛夫（《Cummerow》）是姓，库梅尔富尔（《Kummervoll》）是“发愁的”。——编者注］，他想出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被上述的容克联盟，即沃尔弗所谓的“容克议会”通过了，并作为请愿书送给政府和议院——这是一个调整普鲁士土地税的计划。一方面，占有土地的农民、特别是西部各省的，抱怨他们缴纳的土地税太重；另一方面，东部各省的大地主贵族根本不缴土地税，虽然1810年10月27日颁布的法令已经规定他们要同所有其他的土地所有者一样缴纳这种税。容克议会找到了一个消除这两种灾祸的办法。我们来听听沃尔弗是怎样说的。 “容克们想‘作出牺牲，以便消除目前普遍的不满’。他们是这样说的。谁会料到他们竟是如此地慷慨呢！但是，这是些什么样的牺牲呢？他们建议用大致的估计硬性确定每块土地的收入，然后在全国规定同这种收入成正比的土地税。这种高尚行为并不怎么高尚，因为他们现在打算做的不过是38年来他们依照法律应该做的事。不过，我们还是往下谈吧。他们要求过去一直在违法逃税的容克和贵族领地占有者……也许是补缴税款吧？——根本不是！由于他们从此开恩纳税，他们就应当得到‘一笔相当的款子作为补偿’，即要求得到相当于今后应纳税款25倍的数额，作为补偿。‘而那些过去一直被不公正地索取了过高的土地税的人所应该做的……不是收回多缴的款子，而相反地是，为了赎取免缴更多税款的权利’，必须一次付清18倍到20倍（根据不同情况）的税款。‘现在，东部各省的农民，而且除此之外，特别是莱茵省的农民，就要缴纳更重的税了。这样一来，旧普鲁士农民和莱茵省居民现在还要为此付出一大笔钱。而东部各省贵族领地占有者至今却什么也没有缴纳，或者只缴纳了为数很少的土地税……因而，莱茵省居民和农民必须缴纳的钱，就该他们得到了。’” 接着他对1848年各省缴纳的土地税和土地面积做了概述，并由此得出结论： “莱茵省平均每平方英里所缴纳的土地税比普鲁士、波兹南和波美拉尼亚约高4倍，比勃兰登堡高3倍。” 诚然，那里的土壤好一些，但是， “按最低的计算，莱茵省现在要缴纳的土地税比按平均计算它所应该缴纳的，几乎多了100万塔勒。根据容克议会提出的法案，莱茵省居民却因此要受罚，再要缴纳1800—2200万塔勒的现金，装进东部各省容克的腰包！而国家在这里不过是充当银行家而已。这就是土贵族容克老爷们所准备付出的巨大牺牲，这就是他们对财产的保护。每个扒手都是这样保护财产的…… 莱茵省的居民，特别是莱茵省的农民，同威斯特伐里亚和西里西亚的农民一样，应该同时想一想：他们究竟到哪里去弄到钱来付给容克。现在要拿出1亿塔勒并不那么容易。 所以，当法国农民向贵族索取10亿法郎的时候，普鲁士的贵族却向农民索取5亿法郎！ 万岁！柏林三月革命万岁！万岁！万万岁！” 然而，对普鲁士容克的这种蛮横无理的行为，要给以更有力的回击。“新莱茵报”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在进攻中得到了这种力量。于是沃尔弗从1849年3月22日起发表了一组文章，题为“西里西亚的十亿”，文中计算了，自从开始赎免徭役以来，光是西里西亚的贵族就从农民那里非法地得到了多少收入，即得到了多少现款、财物和地产。“新莱茵报”刊登过许多令人激愤的文章，而像3月22日和4月25日之间所发表的8篇文章那样受人欢迎的，为数并不多。在西里西亚和东部其他各省订报的份数迅速增加；人们要求买个别几天的报纸，而最后，由于其他省没有莱茵省法律作为例外加以保障的那种出版自由，在高贵的地方法下面，要重印又根本办不到，因此，决定在西里西亚秘密地把这8天的报纸全部翻印出来，版面尽可能接近原版，并散发几千份，——这样做，编辑部自然是最不会有异议的。 五 在1849年3月22日的“新莱茵报”上，沃尔弗就是这样开始对西里西亚的容克进攻的： “当宫廷容克和土容克的议院刚一组成〈1849年2月26日根据钦定的宪法和选举法召开〉，立即提出了一个有关调整即赎免封建赋役的草案。高贵的老爷们忙了起来。他们想在会议闭幕之前就向农村居民大肆敲诈一番，以便储存一笔巨款，留到艰难的日子使用，并在他们本人出国以前，就先把这笔款子汇到国外。 他们在柏林三月‘误会’及其直接后果发生以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十分惊慌，无法形容地恐惧，因此，他们现在就竭力从心爱的农村臣民的腰包中索取他们所倍觉可爱的定心丸。 对于过去一直是封建贵族和工业贵族的金窖的西里西亚，特别应该再次好好掠夺一番，使西里西亚地主骑士的荣耀得到加强和巩固，今后能继续闪烁光芒。 去年12月钦定的暂行赎免法颁布之后，我们就立即指出［注：见“新世界”第30期［本卷第74页。——编者注］。］，这个法令只是为庄园主老爷的利益着想的，而所谓小百姓，则在仲裁法庭成立的时候，就被交给有权势的人任意宰割了。尽管如此，高贵的骑士们还是对这个法令不满意。他们所要求的是一个对骑士们的腰包更为惬意的法令。 1848年3、4月间，西里西亚的许多地位显赫的老爷向农民立下字据，写明放弃一切从前的农奴制的赋役。为了使自己的城堡免于焚毁，使自己本人不致成为城堡中某株菩提树或庭院里某棵杨树的特殊装饰品，于是他们大笔一挥就放弃了他们的所谓正当获得的权利。幸而纸上是随便怎么写都可以的。 后来，革命没有前进，反而陷入市侩行为和安然等待的泥潭，老爷们便把放弃权利的字据拿了出来，但不是为了履行，而是把它们提交给刑事法庭，在进行审讯时作为无知农民暴动的物证。” 沃尔弗在这里叙述了：官僚怎样在总督品德尔的领导下和在流动队的协助下强迫农民履行原先的赋役；农民怎样只得把希望寄托在柏林协商议会上面；而协商派先生们不是首先去宣布无偿地废除一切封建赋役，却把时间白白浪费在调查那些美妙的封建赋役的性质和起源等等上面，等到反动势力大大加强，它就在议会还没来得及通过任何废除封建赋役的决定以前，把整个议会解散了；后来又怎样赏赐了一个新的赎免法，但是连这个反动透顶的法令也没有使老爷们满意，他们现在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可是骑士老爷们却不问问主人，就在那里随意摆布，而这个主人—— “西里西亚的农民，并不是有三四胡菲以上的土地的农民资产者，而是大批的小农、给地主种菜的和自由的菜农、有房无地的村民以及‘住在老爷家中的人’，他们至今一直是大土地占有主的真正的牛马；而且按照后者的计划，他们今后也还应该是牛马，虽然形式稍有不同。 在1848年，这些群众对于无偿废除封建重担本来会感到满意的……经过1848年最后几个月和1849年已过去的几个月的沉痛经验之后，这些所谓‘小百姓’的西里西亚农民，就愈来愈经常地重新产生这样一个念头：占有贵族领地的老爷们不应该用狡猾地想出来的赎免法使自己获得新的财富，而按道理，应该至少交出他们利用先前的赎免法大量掠夺去的那部分财富……现在在农村，人们正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近三十年来，强盗骑士老爷们从农民那里窃去的钱究竟有多少。” 计算这个数目并不像法国那样简单，在法国，向全国榨取了10亿法郎即约3亿塔勒的巨款作为补偿，因此，“法国农民就知道，他们应该收回的是多少本息”。而在普鲁士，剥削是年复一年地进行的，至今只有各个农民自己知道，他和他的村庄付了多少钱。 “于是立即对全省作了统计，这才知道农村居民部分地以土地、部分地以现金和地租付给老爷们作为赎金的钱，在8000万塔勒以上。此外还要加上至今尚未获得解放的农民每年的赋役。最近三十年来这笔款至少也有16000万塔勒；加上上面那个数目，共约24000万塔勒。 直到现在才知道这些数字的农民，看到了亮光。在这些亮光的照耀下，封建集团……惊慌起来了。封建主侵吞了从农民腰包里勒索来的24000万，‘我们的24000万我们一有可能就应该收回’，——这就是从此以后在西里西亚农民头脑里经常盘旋的念头，这就是已经在几千个农村里公开提出的要求。 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这个事实：既然一定要谈到对封建赋役的补偿，那末，农民遭到骑士的掠夺，也应该得到补偿，——这一信念就是‘收获’，它很快就会开花结果。这种信念是任何的钦赐诡计也排除不了的。即将到来的革命将使这种信念实际实现，那时候，西里西亚的农民想必会制定出这样一个‘补偿法’：不仅使被夺去的一大笔款子，而且使‘通常的收入’都回到人民的腰包。” 容克老爷们是根据什么“权利”把这笔钱攫为己有的，这在1849年3月25日报上刊载的第二篇文章中得到了说明。 “这些强盗骑士的‘权利’是怎样得来的，不仅中世纪的每一页历史、而且直到最近时期的每一年，都最清楚不过地指明了这一点。后来，中世纪骑士的剑同法学家和官僚奸党的鹅毛笔杆就结合得再好也没有了。他们的‘权利’，即所谓‘正当获得的权利’，是利用骗子的方法从暴力中制造出来的。拿上一世纪的例子来说吧。八十年代在西里西亚，根据贵族的要求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制定土地清册，也就是规定庄园主和农民双方的义务……由贵族和他们的代理人组成的委员会工作得很出色……是为了贵族的利益。然而地位显赫的老爷们远远没有能够到处都建立所谓‘认可了的’〈农民承认了的〉土地清册。凡是做到这一点的地方都不过是靠使用暴力或欺骗……在这些字据中，有的在开头坦白地提到，农民不愿画押（当时只有很少人会写字），所以一部分是用威胁，一部分是直接使用武力来强迫他们在对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极为不利的字据上签字。根据这些‘正当获得的权利’，骑士老爷们在最近三十年间，在西里西亚把从农民等级的血汗里榨取来的24000万塔勒的巨款装进了自己祖传的钱柜。” 六 沃尔弗从贵族对农民的直接剥削转到叙述各种形式的间接剥削。在间接剥削方面，国家的协助起了主要的作用。 首先是土地税，在1849年，西里西亚还是按照1749年确定的土地清册征税。列在这个清册中的贵族土地的摩尔根数，一开始就被缩小了，而农民的则一开始就被夸大了。每一摩尔根草地或耕地的收入定为1塔勒，土地税则据此征收。森林和牧场是免税的。从那时起，贵族砍光了一整片一整片的森林，耕种大面积的荒地。而税款却仍旧根据1749年的土地清册上耕地的摩尔根数缴纳！因此，在双方税额不变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荒地开垦的农民就负担了极其沉重的税款，vulgo〔简单地说〕，就是受骗了。不仅如此， “很大一部分骑士，即拥有最大的和收益最多的领地的那一部分骑士，以自己是作为世袭陪臣贵族而‘正当获得的权利’为借口，至今未缴分文的土地税。 据我们计算，近三十年来，骑士老爷们单是土地税一项，少缴或根本没有缴纳的，就约有4000万塔勒（而这还是真正客气的计算），因此，加上直接从西里西亚农民的腰包里抢去的那24000万，总共就是28000万。”（1849年3月25日“新莱茵报”） 接着谈到等级税。沃尔弗从一般农民当中随便挑出的一个西里西亚的农民，他 “有8摩尔根的中等土地，每年要向‘仁慈的’老爷缴纳大量的贡赋，每年要给老爷提供繁重的徭役，每月还要缴纳7银格罗申8分尼的等级税，全年总计为3塔勒。同这个农民对比的，是占有极广阔的土地、占有森林和草地、铁工厂、锌矿和煤矿等等的老爷，例如，头号抱怨派[46]、亲俄派、疯狂地仇视民主派的第二议院议员伦纳德伯爵。这个人每年有24万塔勒的收入。他每年缴纳最高等级税144塔勒。同拥有8摩尔根的农民相比，他每年本来至少应该缴纳7000塔勒的等级税，20年就应该缴纳14万塔勒。这就是说，这20年他少缴了137120塔勒”。 沃尔弗把这位伦纳德伯爵缴纳的等级税同一个雇农和一个女园丁所缴纳的税款作了比较。这个雇农每年的工钱为10塔勒，纳税0.5塔勒，即他的纯收入的5％，这个女仆每年工钱为6塔勒，也要缴纳0.5塔勒，即她的纯收入的81/3％，作为等级税。因此，这二十年里，高贵的伯爵同雇农相比，少缴了237210塔勒的等级税，而同女雇农相比，甚至少缴了397120塔勒。 “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艾希霍恩—拉登堡以及基督教德意志的其他的一伙人的慈父般的意旨，国民学校应该只限于〈请与1848年初以前的艾希霍恩圣旨相对照〉教读、写和最基本的算术。因此，还是准许乡下人学算术四则的。但是，要教农民学这些算法、特别是教减法，也就是教怎样减和扣，这根本不需要国民学校。至少在西里西亚，上帝赐福的强盗骑士从农民身上和从农民周围减去了那么多的东西，使得农民现在一旦有了好机会，就能够很出色地对地位显赫的老爷们运用这种减法。” 沃尔弗还举了西里西亚贵族在减扣方面的这种做法的一个例子：熟荒地。 “凡是在上世纪农村业主〈即农民〉因战争、瘟疫、火灾和其他灾难而死亡了的地方，领主老爷马上就在那里出现，把灾区耕地的全部或一部分当做‘熟荒地’而算成自己的领地。可是，土地税、房屋税以及其他的重担子，你们这些老爷们当然是避免承担的。这些税今后还是要由整个公社或者由新的占有者来支付，而新的占有者往往只得到原来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六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但要在得到地契的同时，负担起原来的各种捐税和赋役。你们对公社草地和公社耕地也是采用这种办法，例如上述原因使农村在不同程度上荒无人烟的时候，你们就是如此。这两种情况，你们都利用来使自己的领地尽量扩大。而公社和农民就应该毫不减轻地承担起公社的、学校的、教会的、区的以及其他的赋役，好像公社和农民没有受到丝毫损失似的……我们也要用你们量我们的尺子来量你们——农民一定会这样回答你们的。 你们由于疯狂地渴求补偿而花了眼，碰上了人民要求补偿的真正的黄蜂窝。如果这些被激怒到了极点的黄蜂有朝一日飞了出来，那末，除了一定的补偿以外，还有相当大的损害［注：俏皮话：《Entschädigung》——“补偿”；《Beschädigung》——“损害”。——编者注］会很容易地落到你们头上！”（3月27日“新莱茵报”） 沃尔弗在接着发表的一篇文章（3月29日）中描述了封建赋役的赎免程序。全省的这项工作由著名的总委员会领导，王国的地方专员和他们的助手、王国的土地丈量员和登记员都归这些委员会管辖。当庄园主或农民提出的赎免封建赋役的申请书刚一到达，这些官员就立即在乡村出现，而老爷们马上就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城堡里来，慷慨地款待他们和对他们做工作。 “做工作往往是早就进行的了。由于骑士老爷们在用香槟酒可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时候是不会吝惜香槟酒的，所以，领主们的殷勤努力大都是有成效的。” 是的，间或也会遇到廉洁的官员，但是非常罕见，而且这对农民也没有什么帮助。 “即使地方专员严格遵守法律字句，然而只要是，比如说，领地占有者或其代理人把土地丈量员拉过去了，那也对农民没有什么好处。当地方专员、土地丈量员和领主老爷像通常那样亲密无间，农民就更加倒霉，而骑士们则可以称心如意了。 王国专员带着旧普鲁士官场善于为自己成员包揽的一切大权，出现在被召集在法院科尔奇马的农民中间。他正确地提醒农民说，他是‘以国王的名义’到这里来同他们交涉的。 ‘以国王的名义！’农民一听到这句话，眼前立刻出现了各种阴森森的面孔：宪兵、执行官、领主的法官、县长等等。要知道，正是他们压迫他，榨取他的全部脂膏，而一直都是‘以国王的名义！’以国王的名义！这句话他听起来就是棍子或监狱，就是赋税、什一税、徭役和特别捐。要知道，这一切他也是为了国王的名义而不得不支付的。如果专员的这样一段开场白不大有效，如果公社或个别农民在某一点上坚持不同意地主和专员的计划，这个专员就变成奥林帕斯山的雷公，对这群受惊的农民来一千次神圣的诅咒，然后又比较温和地补充说：要是你们再这样愚蠢地拖下去，那就记住我的话：你们还得为此大大破费！对农民的钱包来这么一个象征性的暗示，多半都解决了问题：现在很容易使赋役和义务适合庄园主的愿望了。” 接着就着手丈量土地，这时候，被收买的土地丈量员就为了庄园主的利益而欺骗农民。为了估计收入、评定土质等等，请了区长来作鉴定人，而这些人所做的结论，在多数情况下也是有利于庄园主的。办妥了这一切并在除去作为废除封建赋役的补偿而划归老爷的那部分土地以后，最后确定了留给农民的土地的摩尔根数，于是，骑士老爷们就和地方专员一起，在只要能办得到的地方，就竭力把小百姓的耕地换到最坏的地方。好地并入老爷的土地，而老爷们的那部分在多雨的年头常常涝的耕地则换给了农民。此外，土地丈量员还在最后丈量的时候就把农民的一部分耕地窃去了。在极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是无力自卫的：谁要提出诉讼，谁就照例会因此而破产，只有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农民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 事情最后是，由总委员会起草和签署一切契约或证书，以及……计算费用的总数，而农民的真正的灾难也就从此开始了。 “这些计算除了用厚颜无耻这几个字以外，没有别的词可以说明。农民可以提出抗议，可以捶胸顿足，但一切都是枉然。他的钱包的情况如何，别人是根本不考虑的：国库先拿走了自己的那部分印花税，剩下的作为总委员会、地方专员等的薪俸。这帮官僚都过着阔绰作乐的生活。当了地方专员的穷小子，利用强盗骑士们的胡作非为，很快也一跃而进入贵族领地占有者之列。至于在总委员会里，事情的决定权操纵在贵族手里，就不用多说了。否则，骑士老爷们的事情是不会如此美妙的。” 按照旧普鲁士的好习惯，这些总委员会的一切开支账目是从来不公布的，因此，人民甚至还不知道，1848年以前实行的封建赋役赎免，究竟使他们花了多少钱。但是，每个公社和每个农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他们是怎样“破费”的。 “例如，有一个小村庄，全村农民共有不到30摩尔根的土地，却不得不付出约137塔勒，作为契约费；在另一个村庄，一个拥有7摩尔根耕地的土地占有者，要付出不下29塔勒的费用……给强盗骑士们的补偿原来是这么一道精美的菜，这道加上了一些基督教德意志调料的菜，今后还会端到地位显赫的高贵的老爷们的餐桌上来。味道可真不错！——西里西亚的强盗骑士们一面这样说，一面微笑地摸摸自己的胡须，嘴里啧啧地品味，就像土容克惯常做的那样。” 这是沃尔弗在27年以前写的，描写的事件发生在1820—1848年，但是现在读起来，觉得这是在描写1861年以后俄国的农奴是怎样变成所谓自由农民的。相似极了。两种情况都是处处为了老爷们的利益而对农民进行同样的欺骗。俄国的赎买在一切官方的和自由派的论述中，被描绘成是对农民的莫大恩赐，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与此相同，官方的和民族主义的奴颜婢膝的历史也把旧普鲁士对农民的敲诈勒索描绘成有世界意义的解放事件，连原来作为这一切赎免的原因的法国大革命，在它面前也要退居次要地位！ 七 西里西亚贵族的罪恶还是没有列举完呢。沃尔弗在4月5日的“新莱茵报”上叙述了：普鲁士实行手工业自由怎样给强盗骑士们提供了掠夺农村居民的新的机会。 “在有行会约束的时候，农村手工业者或业主为了自己的手工业或作坊，每年向庄园主老爷缴纳通常都很高的税款。但同时，他享有这样的特权：庄园主不准别人从事手工业，以保护他不受竞争，此外，庄园主还得给他工作做。特别是磨坊主、酿酒厂老板、肉商、铁匠、面包师、小酒店老板或客栈老板、小贩等等的情况，更是这样。” 在实行手工业自由的时候，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者的保护就不存在了，他们到处都遇到竞争者。尽管这样，庄园主还是继续征收原来的捐税，借口说这不是同手工业有关，而是同土地有关；而法院也偏袒贵族的利益，在极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承认了这种无理的要求。不仅如此。老爷们自己也逐渐办起水力磨坊和风力磨坊，以后还办起蒸汽磨坊，因而自己对先前拥有特权的磨坊主造成了不可抗拒的竞争；但是尽管这样，他们还是若无其事地迫使他继续为从前的专营权照旧纳税，他们借口说，这收的是地租，或者是庄园主在修排水沟等方面做了某些细微的改良所应得的补偿费。沃尔弗举了一个有两盘磨的水力磨坊为例，这个磨坊没有任何耕地，可是每年必须向庄园主缴纳40塔勒，而庄园主还开了一个磨坊同它竞争，因而，那个磨坊的磨坊主一个接着一个都破产了。这对庄园主就更好了，因为这时磨坊主就不得不出卖磨坊，而在每次易主时，老爷都要从出售额中获得10％的过户税［Laude-mien］！——风力磨坊也完全一样，它只拥有它所在的那一块地，而每年必须向庄园主缴纳53塔勒。铁匠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不得不缴纳或赎免先前的专营税，尽管不仅专营本身已经取消，而且就是这个征税的庄园主也有了自己的打铁坊，像同其他的手工业者和业主竞争那样，同他们竞争；尽管这样，这种税仍然是通过赎免才取消，或者就是继续支付下去，可是庄园主的相应的义务，即保护不受竞争的义务，早就不履行了。 到目前为止，只是考察了封建贵族对有产的农村居民，包括有两胡菲以上土地的农民、直到自由的菜农、有房无地的自由村民和有房无地的放牧者［Auenhäusler］等等所采取的各种剥削形式；所有这些人不管叫做什么，他们至少有一所小茅屋，而且多半都有一个小菜园。剩下的是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他们没有为老爷服务，既没有一所小屋子也没有一寸土地。 “这就是那个房客［Inlieger］、住户［Zuhauseinwohner］的阶级，一句话，就是孤身无家的人［Inwohner］的阶级，他们一年支付4—8塔勒向农民、菜农、有房无地的村民租一间多半是狗窝似的小屋。这些人有的是出让了自己的土地的农民［Auszügler］，即把田产转交给亲属或者出卖给别人，自己留下一份‘养老地’［《Ausgedinge》］，或者一点不留、隐居到那里的小茅屋里的人；而大多数是贫苦的短工、农村手工业者、织布工、矿工等等。” 怎么对付他们呢？领主审判权应该为此提供借口，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制度，只是现在由于通过了专区法才予以废除，这种制度给予庄园主以审讯自己从前的臣民的权利。在这种审判权制度下，老爷把自己的某个被告监禁后，应该负担其生活费和侦讯费。而这个老爷则得到领主裁判所收入的一切捐税。如果被捕的是农民，则老爷仍然向他收这些费用，使他在迫不得已时出卖房屋和田产。有些被捕者没有任何财产，庄园主为了补偿为他们花去的费用，每年向这个阶级中归他审判的一切人征收保护金，美其名曰“司法管辖费”。 沃尔弗说道（4月12日“新莱茵报”）：“在老爷们当中，有些人一年收1塔勒就满意了，另一些人征收1.5塔勒，而还有一些人则蛮横无礼到要求这部分农村无产阶级一年付2塔勒。拿农村工人的这些血汗钱在首都和休养地大吃大喝，嫖赌作乐，那就更惬意了。 在怎样也榨取不出现金的地方，老爷或他的管事把保护金变成了6、10、12个无偿的服役日〈房客必须无偿地为老爷做满这些日子的工〉。最好付现钱！如果房客付不起，那通常就是派执行吏去找他，拿走他最后的几件破衣烂杉，最后的一张床、桌子和椅子。只有少数的老爷没有采取这种野蛮手段，没有要求收保护金，但并不是因为这是一种不正当地攫取的权利，而只是出于他们自己传统的温和态度，不愿意行使这种所谓的权利。 因此，除了少数例外，房客年复一年地遭到无耻的掠夺，而肥了庄园主的腰包。例如，一个贫穷的织布工，一方面受厂主的剥削，另一方面，每天赚3—4银格罗申的工资，除去向国家缴纳1/2塔勒的等级税，除去缴纳学校的、教会的、公社的各种费以外，还得向老爷缴纳1—2塔勒的保护金，这些钱真该叫做血汗钱。矿工和其他一切无地的人的情况也是这样。 房客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呢？只有一种好处，这就是当他为贫困、穷苦和残酷手段弄到偷窃或犯了别的罪而不得不服刑的时候，他可以带着这样一种愉快的心情去进监牢或感化院：他和他所属的那个房客阶级早就把相当于监狱费一百倍的钱装进了庄园主的腰包……一个房客缴了30年保护金（以平均每年11/3塔勒计算）而没有坐过监牢，那就是向庄园主的腰包缴了40塔勒的现款，单利和复利还不算在内。老爷就用这笔款子去支付向地方自治机关〈贵族领地占有者的信用组织〉借的1000多塔勒资本的利息。 这些强盗老爷借保护金之名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有利的财源，从下列事实就可以看出：在大多数农村里，房客和房主一样多，而且往往比房主还要多。记得有一个最小的强盗骑士，拥有3块领地，每年向住在他的3个村里的房客榨取240塔勒的保护金，而用这笔钱支付地方自治机关的6000塔勒资本〈以他的领地作抵押借的〉的利息…… 天真的人在看了这一切以后，也许会想，骑士老爷事实上不是已经从他们的由于预收而装得满满的腰包里”“支付了一些诉讼费吗？这种天真的想法简直是在污辱骑士的投机行为。我们都知道二十年代和晚一些时候的许多情况，当时骑士的蛮横达到这种程度，他们不仅向房客征收保护金，而且还迫使自己钟爱的农村臣民支付当时用的诉讼费和监狱费，有时付1/3，有时1/2，而在某些村里甚至达2/3。” 八 在4月14日的“新莱茵报”上，沃尔弗转而论述狩猎权，这种权利在1848年已经无偿地废除了；容克老爷们当时大叫大嚷要求把它恢复或者用“补偿损失”的办法来赎买。 “由于野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打死一个贱骨头农民比打死一只兔子、一只沙鸡或者这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生物还要简单。打猎的时候带上从钟爱的农村臣民中挑选出来的驱兽者，并不怎么感到难为情；如果某个驱兽者被打伤了或者被一枪打死了，那末，至多进行一下调查就完了。除此以外，我们知道这个光辉灿烂的封建时期有过许多这样的事情，就是高贵的骑士为了获得真正骑士的快乐，把霰弹打进某个驱兽者的脚里或屁股里。骑士老爷们除了真正打猎以外，还狂热地爱好这样取乐。关于这一点，我们始终记得有这么一位男爵老爷，他看见一个妇女不顾他的禁止，在老爷的已经收过的耕地里拾麦穗，就朝她的大腿上打了一枪，后来在那一伙上流的强盗骑士们的餐桌上，他以一种毫不掩饰的得意心情叙述自己的英雄业迹……然而，钟爱的农村臣民却有幸在老爷进行大规模打猎时履行驱兽者的职责。每一个业主，即每一个耕地占有者和每一个租房屋住的人都接到一道命令：‘明天拂晓’派一个驱兽者出去多少多少天，帮助老爷进行大规模的打猎。在10月和11月寒冷潮湿的日子里，一大群穿得破破烂烂、往往是光着脚、饿着肚子的农村居民，在骑士老爷旁边急急地跑着的时候，骑士老爷想必乐得心都跳了。猎袋上挂着一条教训猎狗和驱兽者的鞭子。而鞭子挨得最多的是驱兽者……有一些骑士繁殖了大量的野鸡……妇女或者女仆由于不小心或者不灵敏，在割草时太接近野鸡窝而惊动了母野鸡，那就要倒霉了……我们自己在童年时，曾亲眼见过一个农妇因为犯了这种罪过，被一个年轻的强盗骑士最残酷、最野蛮地凌辱而弄残废了，可是这件事谁也没有啃声。他们都是些穷人，要进行控告，即提出诉讼，是需要钱的，而且还要对法庭有点信任，——但这在大多数西里西亚农民中是少有的或者根本就没有。 农民虽然愤怒得咬牙切齿，也只好眼看着骑士老爷带上自己的猎手或者不带猎手，或者只有猎手，践踏和毁坏他用血汗灌溉的田地，眼看着他们毫不怜惜任何的幼苗，不管是高的还是矮的，密的还是稀的。他们带了自己的猎手和猎狗在田地里纵横奔驰。如果农民敢于反对，那末，在最好的情况下是答之以轻蔑的一笑；最坏的情况怎样呢，——农民经常在身体遭到毒打时体验到了。上帝赐福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兔子吃掉了农民菜园里的白菜，而农民种树是为了兔子能在冬季充饥……但是所有这种祸害同西里西亚大部分地区培育的贵重野兽和非贵重野兽……给他们带来的危害比较起来，那真是微不足道的。野猪、鹿和驼鹿常常在一夜之间就把农民这些‘小百姓’全年要靠它吃、靠它缴纳各种捐税的庄稼拱掉、吞食、踩坏。不错，受害者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个别的人和整个公社都曾经试图这样做。凡是根据亲身经验对旧普鲁士的官僚、法官和诉讼程序哪怕是稍微有一点点了解的人，都想像得出这些诉讼案的结果……在经过了无穷尽的函件和传讯以后，如果命运垂青，几年以后，这个农民收到一份宣判贵族官司打输了的判决书，但是在好好地研究了这种判决和全盘地计算了以后，他发现是受了更大的欺骗……三十年来，耕地遭到野猪、鹿和驼鹿一年比一年厉害地肆意糟蹋的村庄，在1000个以上。我们知道有许多决不算大的村庄，单是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大野兽年复一年地使它们遭受的损失就达200—300塔勒。” 既然现在贵族要求对这种打猎权的取消进行补偿，沃尔弗就反过来提出了另一种要求： “野兽造成的全部损失，上帝赐福的驼鹿、鹿、野猪以及骑士老爷自己30年来使我们的田地遭受的一切毁坏，必须全部赔偿；说一个整数，这就是： 至少赔偿2000万塔勒！” 这组文章的结尾（载1849年4月25日“新莱茵报”）是一篇谈这个省的波兰部分，即上西里西亚的文章，上西里西亚在1847年秋遭到了非常可怕的饥荒，正像那次使爱尔兰变得荒无人烟的饥荒一样。上西里西亚也和爱尔兰一样，突然发生了斑疹伤寒传染病，像鼠疫一样到处流传。第二年冬天，它又在这里爆发，虽然既没有歉收，没有遭水淹，也没有发生类似的灾害。这是什么原因呢？沃尔弗回答道： “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大土地占有主、国库（国家）和死手［注：即僧侣。——编者注］手里。只有五分之二的土地在农民手里，而庄园主的徭役、捐税以及国家、教会、学校、区和公社的税收都最不可思议地和最无耻地重重压在这些土地上，而和农民相比，老爷向国家缴纳的最多也不过是一点区区小数……到了交租的日子，如果农民不想自愿地缴租，那就靠皮鞭去向农民收租。资本和信贷的缺少、强盗骑士、国家和教会的捐税和赋役的繁多，逼得农民落入高利贷者的魔掌，在他的桎梏下无力地挣扎、死去。 在基督教德意志政府及其强盗骑士侮辱和奴役上西里西亚农民的长时期内，农民把烧酒看做是他唯一的慰借和支持，而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食物。必须给老爷以应有的赞扬：他们把这种物品从自己的酿酒厂里拿出来，愈来愈便宜地、极其充分地供应给农民……在波兰农民的土房子里，斑疹伤寒已成了常客，人已失去人的样子，而同这些房子列在一起的上西里西亚的豪绅显贵们的富丽堂皇的宫廷、城堡和其他产业就显得更加瑰丽了……一方面是财富不可思议地迅速的积累，‘老爷们’每年的巨额的收入。另一方面是广大群众的日益贫困。 农村工人的工资极其低微：男人5—6银格罗申、妇女2．5—3银格罗申就应当算是高工资了。贫困逼得许多人不得不为4个、2个甚至更少的银格罗申而工作。食物几乎只是马铃薯和烧酒。如果工人哪怕就只有这两种食物，但只要数量足够，那末，上西里西亚也至少能避免饿死和斑疹伤寒。但是，由于马铃薯遭到病害，这种主要的食品愈来愈贵，得到它也愈来愈困难，而工资不仅没有提高，甚至还降低了，——人们都去吃他们在田野和森林里采集的野草，吃杂草和树根，用偷来的干草煮汤喝，吃兽尸。他们愈来愈没有气力。烧酒贵了，而且……比以前更坏了。所谓‘小酒馆老板’大部分是犹太人，他们为了获得向老百姓卖酒的权利，向老爷缴纳大量租金。为了增加烧酒的度数，小酒馆老板从前就已经习惯于在掺了适量水的烧酒里加进各种混合物，矾油在这里起了主要的作用。这种有毒的混合物传播得一年比一年广，随着马铃薯的遭到病害而达到极点。农民的胃被干草和杂草做的汤、被生树根弄得很弱，已经不能消化这种药剂。如果再注意一下坏的衣着，肮脏而有害健康的住房，冬天的寒冷，不是没有工做、就是没有力气做工，——那就不难设想，这些挨饿的生活条件使得伤寒非常迅速地传播，就像在爱尔兰一样。‘人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这就说明了一切。国家和强盗骑士不断地剥削他们，榨取了他们的全部脂膏，以致他们的贫困状况稍有恶化就必定造成死亡……强盗骑士、官僚阶级和上帝赐福的普鲁士王国的整个当权集团，办妥了事情，得到了薪俸，分享了奖赏，而下面受饥饿和伤寒折磨的老百姓却开始成百成百地像牲口一样死去，而且不断地死去。 业主，即有房子，而且还多少有一点土地的人的情况也并不比短工好。他们的主要食物也是马铃薯和烧酒。为了向庄园主、国家等等缴纳赋税，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生产的东西……而且还不得不履行家奴的义务〈为老爷〉，在那里忍受老爷或他的管事的野蛮的鞭笞；一面干活、挨饿、挨打，而一面看到和忍受强盗骑士的奢侈和骄横、官僚阶级的呵叱，——这就是大部分波兰居民过去和现在的命运…… 老爷的家奴、雇农和女仆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从必须服劳役的农村臣民和所谓的雇工不得不忍受的东西中就可以看出。鞭子在这里也是骑士福音的全部…… 强盗骑士为所欲为。任命他们中间的人当县长；他们执行领地的和地区的警察的职务，整个官僚制度都是为他们而工作。而且，波兰的农民遇到的并不是德意志的官吏（这也许是太仁慈了），而是旧普鲁士的官吏及其普鲁士的语言和地方法。忍受着各方面的剥削、侮辱、嘲笑、毒打和被戴上镣铐的上西里西亚农民，最终必然会达到他们现在已经达到的境地。饿死和鼠疫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在这种真正基督教德意志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最后果实。谁还有能力偷的就偷。这是爱尔兰型的上西里西亚真正表示自己对基督教德意志强盗骑士的反抗的唯一形式。下一步就是求乞；瘦弱不堪的人们成群地从这一个地方流落到另一个地方。再下一步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既没有力气和能力去偷窃，也没有力气和能力去请求施舍的人。瘟疫的死神特别喜欢拜访他们的烂草铺的床。这就是百年来上帝赐福的君主政体同强盗骑士和官僚一起进行的活动的结果。” 和先前一样，沃尔弗要求骑士对农民赔偿，要求无偿地废除一切徭役和货币租税，最后要求分上西里西亚豪绅显贵们的大地产。只要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政府还存在，这当然办不到，因而，“上西里西亚的居民也将和过去一样，大批地死于饥饿和斑疹伤寒”，而这也的确是如此，直到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的巨大高涨才使得这个地区的一切生活条件发生了变革，才愈来愈多地使文明的、但是更沉重的现代资产阶级剥削代替了粗暴的封建剥削。 九 我们有意从“西里西亚的十亿”中摘录大量的引文，这不仅是因为它最清楚地表现了沃尔弗的性格，而且还因为这里正确地描述了1848年以前除了莱茵省以外的整个普鲁士，——梅克伦堡、汉诺威和其他一些小邦以及整个奥地利的农村的情况。在已经实行了赎免的地方，农民还是没有分得什么东西；但是对于半数和甚至三分之二（看在什么地方）的农村居民来说，对庄园主的封建赋役还继续存在，并且，只要1848年的风暴和在这以后的时期的工业发展没有或多或少地切实把这些中世纪的残余也消灭以前，是很少有希望加快赎免的速度的。我们所以说“或多或少”，是因为在梅克伦堡，封建主义还是毫不减弱地存在着，同时在北德意志的其他落后地区，或者在这里，或者在那里，都可以找到还没有实行赎免的地方。1849年，在普鲁士无偿地废除了保护金和其他不那么重要的封建捐税；其他的赋役废除得比先前迅速，因为贵族经过1848年的教训，再加上愈来愈难于从固执的农民那里得到会带来利益的劳动，现在自己也坚持要赎免。最后，随着专区法的实行，庄园主的领主审判权也就终结，从而普鲁士至少是在形式上消灭了封建主义。 但仅仅是在形式上而已。在大土地占有制占优势的地方，仍保存着大土地占有主的半封建统治地位，甚至在其他一切经济中存在现代资产阶级关系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只不过这种统治地位的形式改变罢了。在爱尔兰，是另一种形式，那里是小租佃者耕种土地，而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又是一种形式，那里拥有资本的租佃者雇佣工人耕种大片的租地。在北德意志，特别是在它的东部，占优势的贵族经济，也是属于这后一种形式。大田庄很少用大租佃者的资金，而大部分是用占有者的资金，利用家奴和短工来经营。家奴的地位是由1810年普鲁士颁布的奴仆规约规定的。这个规约对封建关系适应得如此地好，公开允许老爷对奴仆采取“不重的暴力行为”，然而却公开禁止奴仆对老爷的虐待（除了危及生命或健康的情况以外）进行任何的暴力反抗，违者处以刑罚（“奴仆总规约”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短工部分地是通过契约、部分地是通过盛行的实物报酬制度（住房也包括在内）实际上处在对庄园主依附的地位，这种依附丝毫也不下于奴仆对庄园主的依附；像沃尔弗描述的西里西亚的那种对农村工人和家奴的宗法式的态度，打嘴巴、棒打鞭抽，至今仍然盛行于易北河以东。可惜，普通老百姓的反抗情绪愈来愈强烈，或者在这里或者在那里，都表现出不愿再继续领受这种慈父般的感化。 由于德国仍然主要是一个农业国，那里的居民群众靠农业生活，住在农村，所以工人党的最重要的、然而也是最困难的任务，就是向农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状况。为此要作的第一步，是亲自去研究农村工人的这些利益和状况。党内的同志们，在情况许可这样做的条件下，如果把沃尔弗的描述同现在的情况进行比较，考虑已经发生的变化和描述农村工人现在的状况，那末，对事业是会大有帮助的。除了真正的雇农以外，小农也同样不应该忽视。1848年以后封建赋役赎免的情况怎样？现在农民是否也像过去一样地受骗？读了“西里西亚的十亿”以后，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严肃认真地回答这些问题，在党的刊物上公布收集到的材料，这对工人事业来说，比刊登无论多少谈论未来社会组织的详细情节的文章，更加有帮助。 沃尔弗的文章的结尾还使人想到另一个问题。1849年以后，上西里西亚成了德国工业的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这种工业，和整个西里西亚的工业一样，主要是在农村，在大的乡村或新兴的城市，远离大城市中心。如果任务是要在农村发展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那末，西里西亚，特别是上西里西亚就是最合适的据点。但是，至少上西里西亚对社会主义的宣传来说，看来还仍然是一块处女地。语言不可能成为障碍；一方面，随着工业的发展，那里已经很习惯于用德语，另一方面，有相当多的社会主义者会说波兰话。 现在再来谈我们的沃尔弗。5月19日，“新莱茵报”在用红色油墨印了最后一号以后被封闭了。除了还没有结束的23件关于出版的案子以外，普鲁士警察局还有非常多的其他理由来控告每一个编辑，以致他们全体都立刻离开了科伦和普鲁士。我们大多数人到了法兰克福，那里看来正在准备一种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匈牙利人的胜利引起了俄国军队的入侵；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在帝国宪法问题上的冲突，在各地引起了起义，其中德勒斯顿、伊塞隆和爱北斐特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巴登和普法尔茨的起义还在继续发展。沃尔弗的衣袋里装着一张布勒斯劳的旧委任状，委任他接替臭名昭彰的历史伪造者施滕策尔；人们仅仅是在接受“煽动者”[47]沃尔弗作为接替人的条件下，才把“抱怨派”施滕策尔弄进议会的。施滕策尔也和所有善良的普鲁士人一样，当然服从普鲁士政府从法兰克福把他召回的命令。沃尔弗接替了他的位置。 法兰克福议会由于自己的迟钝和愚蠢而失去了在德国曾一度成为最强有力的议会的地位，而落到了极端软弱无力的境地，这种软弱无力在这时候，各邦政府、甚至连它自己任命的帝国政府以及它自己，都看得很清楚，它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集结了自己武装力量的政府和要求帝国宪法的起义人民之间。只要议会和南德意志运动的领袖有勇气和决心，一切都还可以挽救。只要议会通过一个决议，号召巴登和普法尔茨的军队来法兰克福保护议会，那就行了。议会通过这样的决议，就会立刻重新得到人民的信任。那就有把握期待黑森—达姆斯塔德的军队参加运动，维尔腾堡和巴伐利亚参加运动；中德意志的小邦也就会卷入事件；普鲁士就会自顾不暇，而俄国面对着德国这样强大的运动，也会不得不把后来在匈牙利顺利地进行活动的军队调一部分回波兰。这样一来，匈牙利就有可能在法兰克福得救，另一方面完全有这样的可能：面临着德国胜利地发展的革命，在巴黎天天期待的爆发，结果就不会像1849年6月13日那样，是激进派市侩不战而败。 时机是极其有利的。号召巴登和普法尔茨的军队来进行保卫的建议，是我们大家［注：“我们大家”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86年版上加的。——编者注］在法兰克福提出的，要军队甚至不经号召就开进法兰克福的建议是马克思和我［注：“马克思和我”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86年版上加的。——编者注］在曼海姆提出的。但是，无论是巴登的领袖，或者是法兰克福议员，都是既没有勇气和毅力，也没有才智和主动精神。 十 议会不去采取行动，而又决定说话，仿佛它在此以前还说得不太多似的，而这一次——是通过“告德国人民书”说的。当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两个草案，其中多数派的草案是由乌朗特起草的。两个草案都写得苍白无力、没有生气和软弱不堪，不过反映了议会本身的无能、胆怯和良心有亏。5月26日提交讨论的两个草案，使我们的沃尔弗有理由彻底地向议员先生们讲出自己的意见。这次发言的速记记录如下： 沃尔弗（代表布勒斯劳）： “先生们！我报名发言，反对由多数派起草的、在这里宣读的告人民书，因为我认为它完全不符合目前的情况，因为我认为它太软弱无力，只适于作为一篇文章，登在写这种宣言的党的日报上，而不能作为告德国人民书。由于刚才还宣读了另一个宣言，所以我顺便指出一下，我对这个宣言反对得更强烈，至于为什么原因，我认为在这里不需要多谈。（大厅中央有人喊道：为什么不？）我只讲多数派的宣言；事实上，它写得如此的温和，甚至连布斯先生也不大会表示反对，这当然说明宣言写得很糟糕。不，先生们，如果你们毕竟还想对人民有一点影响的话，那末，你们不应该像在宣言中那样去同他们讲话；你们应该讲的不是什么合法性、合法的根据等等，而是非法性——就像各邦政府那样地讲，就像俄国人那样地讲，而所谓俄国人我指的是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巴伐利亚人、汉诺威人。（骚动和笑声）所有这些人我统称之为俄国人。（非常活跃）是的，先生们，在这个议会里也有俄国人的代表。你们应该对他们说：和你们一样，我们也持合法的观点。这就是暴力的观点，顺便你们应当说清楚，对你们来说，合法性就是以武力、以组织得很好的战斗队伍去对抗俄国人的大炮。如果一定需要发表宣言的话，那就应该发表这样的宣言：直截了当地宣布帝国摄政王这个人民的主要叛徒不受法律保护。（喊声：遵守秩序！楼座上响起欢动的掌声）对所有的大臣也是一样！（骚动又起）噢，你们别打断我；他是人民的主要叛徒。” 主席雷：“我认为沃尔弗先生越出了和违反了一切可以允许的界限。他不能在这个议会面前把大公——帝国摄政王叫做人民的叛徒，因此，我应该叫他遵守秩序。” 沃尔弗：“我自己也接受遵守秩序的呼吁，同时我宣布，我是想违反秩序的，我宣布，他和他的大臣们都是叛徒！”（场内喊声四起：遵守秩序，真粗鲁！） 主席：“我只好停止您发言。” 沃尔弗：“好，我抗议；我要在这里代表人民讲话，说出人民所想的东西。我反对用这种精神写的任何宣言。” 这几句话就像雷鸣一样响彻了受惊的议会。在这些老爷们面前清楚而公开地叙述实际情况，这还是第一次。帝国摄政王及其大臣们的叛卖活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它是在每一个出席会议者的面前进行的；但是谁也不敢把他所看到的说出来。而现在来了这么一位不客气的矮小的西里西亚人，一下子就把他们的纸房子似的虚礼全部推翻了！甚至连“极左派”也都立即表示坚决抗议这种不可原谅的破坏一切议会礼节的行为，这种由于直截了当地说明真相而造成的破坏行为；它通过自己的可尊敬的代表——卡尔·福格特先生之口表示了这一点（关于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4万法郎，1870年公布的路易－拿破仑付给自己的代理人的款项的账单[48]证明了这一点）。福格特先生用下面那种既是可怜地惊慌失措的、又是无耻地虚假的［注：俏皮话：《verlegnen》——“惊慌失措的”，《verlognen》——“虚假的”。——编者注］抗议，充实了争论的内容。 “先生们，我起来发言是为了维护从诗人的心灵流入这个宣言中的明彻的清流，而反对那种为了挡住它的去路而向它投去或〈！〉扔去〈！〉的可鄙的脏物，我这样做是为了维护这些话，反对那些在最近这个运动中堆积起来的、使那里的一切有淹没和染污危险的垃圾。是的，先生们！这就是一些垃圾和脏物，有人用这种办法〈！〉把这些东西向着一切只要能被认为是纯洁的东西扔去，这类的事情〈！〉居然能够发生，我表示极大的愤怒。” 既然沃尔弗根本没有谈乌朗特起草的宣言，而只是认为它的内容太软弱无力，那末，福格特自己的愤怒，自己的“脏物”和自己的“垃圾”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就完全不得而知了。不过，这是由下列情况引起的：一方面是回想起“新莱茵报”始终对福格特式的虚伪的伙伴采取了无情的态度，另一方面是痛恨正是这个沃尔弗的发言使这些虚伪的伙伴不能继续耍这种虚伪的把戏。福格特先生在不得不对真正的革命和反动加以选择的时候，表示拥护后者，拥护帝国摄政王及其大臣们——拥护“一切只要能被认为是纯洁的东西”。遗憾的是，反动派对于福格特先生什么也不想知道。 就在当天，沃尔弗通过济克马林根的代表维尔特向福格特先生提出了决斗的挑战，而福格特先生拒绝决斗，沃尔弗就威胁说要揍他。虽然论体格，福格特先生同沃尔弗比起来，简直是个巨人，但他还是逃到他的姐妹那里去求保护，没有她在一起，他哪儿也不露面。沃尔弗放过了这个胆小的饶舌者。 大家知道，在这次争吵以后没有几天，议会自己也确认沃尔弗的话是正确的，由于害怕自己的帝国摄政王和他的政府，而逃到斯图加特去了。 十一 我们快要结束了。在斯图加特，就是在维尔腾堡军队解散国民议会的时候，沃尔弗也仍然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后来他到了巴登，最后，同其他流亡者一起到了瑞士。他选了苏黎世住下来，在那里，又立即开始做私人教师，但是，由于那里聚集了大量有文化的流亡者，他当然就遇到了很厉害的竞争。尽管这种情况造成了很困苦的处境，沃尔弗还是想呆在瑞士。但是，情况愈来愈清楚：俯首听命于欧洲反动派的瑞士联邦委员会决定要逐渐地把所有的流亡者，像沃尔弗所说的那样，“撵”出瑞士。对于极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意味着迁居美国，而政府所希望的也正是这样。如果流亡者到大洋彼岸去了，那就可以摆脱他们而得到安宁。 沃尔弗也常想到迁居美国，许多已经住在那里的朋友都请他到那里去。当他也被“撵”得忍受不了时，已一半打定了主意，于1851年6月来到伦敦，在这里，我们把他留了一个时候。私人教师中间的竞争在这里也很厉害。虽然沃尔弗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勉强糊口。同他往常在困苦的时候一样，他尽可能不让自己的朋友知道自己的情况。然而到1853年底，他不得不欠下大约37英镑（750马克）的债，这使他很苦恼；同年夏天，他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1853年6月21日，我不得不在极度distress（贫困）之中度过自己的生日。” 在曼彻斯特的一位德国医生，也是一个流亡者，还在布勒斯劳时就同沃尔弗结识的，要不是他在曼彻斯特依靠自己的关系为沃尔弗找到了一定数量的私人教课，使他至少可以在那里生活下去，那末，到美国去的打算这次就要付诸实现了。1854年1月初，他就搬到曼彻斯特去了[49]。起初当然是相当困难。但毕竟生活有了保障，而后来，沃尔弗由于自己非常善于对待孩子并且赢得他们的爱戴，他可以指望，只要他在当地的德国人中为大家所知道了，他的活动范围就会逐渐扩大。而结果正是这样。过了几年，由于他要求不高，他对他的物质生活已经十分满意；学生们崇敬他；他为人直爽、忠于职守、和蔼可亲，所以无论老少，无论英国人或德国人都敬爱他。由于他的工作的性质，他主要是同资产阶级的，因而在政治上多少是敌对的分子接触；虽然他从来丝毫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气质、自己的信仰，——但是他很少同他们发生冲突，并且结果都能保持自己的荣誉。当时我们大家都同各种公开的政治活动隔断了。反动的法律堵住了我们的嘴，日常的报刊绝口不提我们，出版者对于我们偶尔提出的请求连赐予拒绝都很勉强。看来，波拿巴主义最终战胜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年内，沃尔弗是我在曼彻斯特的唯一的同志；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我在那里又经常有机会赞赏他对当前事件的几乎本能地准确的判断，这是不奇怪的。 沃尔弗是如何地认真负责——我只举一个例子。他给自己的一个学生出了一道一本教科书上的算术题。他把答数同所谓习题解答上的答数对了一下，说学生算得不对。但是，当这个孩子把这道题重算了许多次，得出来的还是同样的答数时，沃尔弗自己核对了一下答数，相信孩子是正确的，而习题解答上印错了。沃尔弗立即坐下来把书上所有的习题重做了一遍，以便检查习题解答中是否还有这样的错误：“这种情况我不应该再发生！” 就是因为这样认真负责，他还没有活到55岁就去世了。1864年春，由于劳累过度，他犯了严重的头痛病，渐渐地引起了几乎是彻夜不眠的失眠症！这时候，他的医生正好不在；找别的医生他又不愿意。不管怎样请求，要他把课停止一些时候或加以限制，都没有用；他已经着手的事情，他就要把它做完。直到他绝对不能工作时，他才间或缺课。但是已经晚了。脑溢血引起的头痛病愈来愈厉害，失眠愈来愈经常。脑血管发生破裂，脑溢血复发以后，就在1864年5月9日去世了。马克思和我失去了一位最忠实的朋友，德国革命失去了一位价值无比的人。 弗·恩格斯写于1876年6—11月 载于1876年7月1、8、22和29日，9月30日，10月7、14、21和28日，11月4和25日“新世界”杂志第27、28、30、31、40、41、42、43、44、45和47各期以及“西里西亚的十亿”一书（威廉·沃尔弗著，并附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序言，1886年哥丁根—苏黎世版）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世界”杂志，并根据“西里西亚的十亿”一书校对过 注释： [33]“威廉·沃尔弗”这篇著作是弗·恩格斯于1876年6—11月间为威·李卜克内西主编的“新世界”杂志而写的。这篇著作是关于极有名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威·沃尔弗的传略。马克思把自己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第一卷献给他作为纪念。马克思曾经打算亲自来写沃尔弗的传记。他为沃尔弗传记所写的初稿保存下来了（第一次发表在1959年“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第4期第105页）。但是，马克思的打算没有实现，因为他当时没有掌握有关沃尔弗早期生活的某些他所需要的资料。除了传记材料而外，恩格斯还对沃尔弗为“新莱茵报”所写的关于西里西亚农民状况的一些文章的内容作了叙述。威·沃尔弗的以“西里西亚的十亿”为题的文章在1849年3月和4月间刊载在报纸上。发表沃尔弗的这些文章，是“新莱茵报”为了吸引德国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而实行的措施之一。在这些文章中，沃尔弗根据确凿事实和统计材料对农民受剥削的情况作了全面的描绘，并要求把地主以赎金形式从农民那里盗走的10亿法郎归还农民。威·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一文在读者中间受到了极大欢迎，西里西亚农民协会曾将登载这几篇文章的那几号报纸翻印一万份，免费散发给农民。在1886年，恩格斯把他的“威廉·沃尔弗”这篇著作作为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DieSchlesischeMilliarde》．Abdruckausder《NeuenRheinischenZeitung》März-April1849．MitEinleitungvonFriedrichEngels．Hottingen-Zürich，1886）一书的导言的一部分刊印出来；导言的第二部分是他重新写成的那篇“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恩格斯为这一版作了许多重要补充，同时删去了叙述沃尔弗文章内容的几章。——第61页。 [34]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1—640页）。——第63页。 [35]联邦议会是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它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反动政策的一种工具。——第65页。 [36]“蛊惑者”是德意志主要各邦大臣于1819年举行的卡尔斯巴德联席会议的决议对德国知识分子中间那些在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以后的时期内参加反政府运动的人的称呼。参加这一运动的人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政治性的游行示威，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在三十年代对“蛊惑者”实行迫害，因为当时在法国1830年革命的影响下，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加强了。——第65页。 [37]弗·罗伊特“狱中生活”载于“罗伊特文集”莱比锡和维也纳版第4卷（F．Reuter．《UtmineFestungstid》．In：《ReutersWerke》，Bd．4，LeipzigundWien）。恩格斯所提到的威·沃尔弗于1863年12月30日给弗·罗伊特的那封信，第一次发表在“历史科学问题杂志”1957年第6册第1244—1245页（《ZeitschriftfürGeschicht-swissenschaft》，Heft6，1957，S．1244—1245）上。——第65页。 [38]弗·沃尔弗本人在1863年12月30日给弗·罗伊特的信中写道：由于他的一篇文章手稿落到普鲁士的警察手中，这篇手稿便成了对他提出违反出版法的起诉理由。——第67页。 [39]指警官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合著的一本书：“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柏林版第1册、1854年柏林版第2册（《Die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desneunzehntenJahrhunderts》．Berlin，ErsterTheil1853，ZweiterTheil1854）。该书的第一册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它是警察的指南），在它的附录中转载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第二册的全文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的“黑名单”以及他们的履历表。——第67页。 [40]“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1847年1月创刊，1848年2月停刊。起初，该报的方针是以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力求调和民主营垒的各种派别这种意图决定的。从1847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报纸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发生直接影响，1847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第68页。 [41]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对居住在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而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为公开的联合在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的优秀分子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由于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了它的成员，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不久就停止了。——第68页。 [42]科伦民主协会于1848年4月成立；它的成员除了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外，还有工人和手工业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加入民主协会，目的是影响加入该协会的无产阶级分子并促使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坚决行动。马克思积极参加协会的领导工作。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新莱茵报”其他编辑人员的努力下，在民主协会会议上通过了揭露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卖国政策，谴责柏林议会和法兰克福议会的立场不坚定的决议。1849年4月，马克思及其拥护者采取实际行动着手创立无产阶级政党后，就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断绝组织联系，并退出了民主协会。——第70页。 [43]指1848年8月26日丹麦和普鲁士签订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的停战协定。从什列斯雄希—霍尔施坦起义开始的反对丹麦的战争，是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德国各邦政府，其中包括普鲁士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参战。但是，普鲁士的统治集团实际上在作战中实行怠工，并于1848年8月在马尔摩签订了停战协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848年9月批准这个停战协定的决定，引起了抗议的怒潮并导致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后来由于普鲁士军队和奥地利军队的援助，这次起义遭到了镇压。1849年春天，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事再起，但是，1850年7月普鲁士和丹麦签订了和约，这就使丹麦有可能击败国内的起义者。——第70页。 [44]马克思和恩格斯把1848年5月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称为“协商议会”（《Vereinbarungsversammlung》）；召开这个议会的目的是“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议会把这个公式作为自己行动的基础，从而就放弃了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第70页。 [45]沃尔弗指的是1846年2—3月间在加里西亚爆发的乌克兰农民的起义，当时在克拉科夫恰好爆发了民族解放的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阶级矛盾，使加里西亚的起义农民和准备援助克拉科夫的波兰小贵族之间发生冲突。农民起义由解除小贵族起义队伍的武装开始，后来形成大规模地捣毁地主庄园的行动。奥地利政府平服了小贵族的起义运动以后，又镇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起义。——第75页。 [46]“抱怨派”（Heuler）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期间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第84页。 [47]“煽动者”（Wühler）是1848—1849年间德国资产阶级立宪派对民主共和派的称呼。——第99页。 [48]恩格斯指的是一本在一出版物中发表的笔记，这出版物是：“皇室文件和通信”1870—1871年巴黎版第1—2卷（《Papiersetcorrespon-dancedelafamilleimpériale》．TomeⅠ-Ⅱ，Paris，1870—1871），第2卷第161页。——第102页。 [49]从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的信中可里看出，沃尔弗在1853年9月已经搬到曼彻斯特去了。——第105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27] 一 2月4日，冯·卡尔多尔夫先生就英国和意大利对德国“酒精”课以重税一事向帝国政府提出质问。他提请议员先生们注意（见“科伦日报”[28]报道）以下一点： “在我国东部和北部几个省，广袤无垠的大片土地，数百平方英里相当贫瘠的土地，由于普遍栽种马铃薯，达到了较高的肥力和栽种水平，而栽种马铃薯又是由于这些地区分布着许多酿酒厂，它们以生产酒精作为农村副业。过去，这些地区每平方英里约有居民1000人，现在，有了酒精生产，每平方英里土地可以供养将近3000人，由于马铃薯的体积大，运输困难，在严冬季节则根本无法运输，酿酒厂就成为马铃薯的必要的销售市场。其次，酿酒厂使马铃薯变成价格昂贵而易于运输的酒精。最后，有了大量作饲料的残渣，土地变得更肥沃。每个人只要注意到，尽管德国的酒精税比起世界各国是最低的，例如比俄国低五分之四，但是我们国家每年从酒精税得到的收入大约为3600万马克，由此就会明白，从这项事业中得到的收入有多么大。” 近来，普鲁士的容克们想必是十分大胆的了，他们居然敢让全世界注意自己的“酒精工业”，或vulgo〔俗称〕酿酒业。 在上一世纪，德国只酿造少量的烧酒，而且都是用粮食酿造的。诚然，那时人们还不会分离出这种烧酒中含的杂醇油（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谈到），因为当时杂醇油这种东西还根本无人知晓；但是人们凭着经验知道，烧酒存放久了，质量会大大提高，烈性会消失，不那么样使人酒醉和损害健康。当时生产烧酒的小资产者条件，以及更多注意质量而不大注意数量的尚未发展起来的需求，使得几乎各地年复一年地将粮食酒藏于地窖，这样，烧酒中最有害的成分经过逐渐的化学变化，危害性较小了。例如，在上一世纪末，我们只在为数不多的城市——闵斯德、乌尔利希施坦、诺特豪森等地看到比较发达的酿酒业，而这些地方的产品通常总要注明是“陈酒”。 到本世纪初，农村中酿酒厂的数目增加了，酿酒业开始成为较大的土地占有主和租佃者的副业，特别是在汉诺威和不伦瑞克两地。他们之所以能够找到顾客，一方面是由于烧酒的消费日益扩大，另一方面是由于不断增加和经常作战的军队的需要，而军队又使喝烧酒的嗜好广为传播。于是，在1814年缔结和约以后，酿酒业越来越普遍，在下莱茵，在普鲁士萨克森、勃兰登堡和鲁日伊策深深地扎了根，并以上述完全不同于旧城市酿酒业的形式，即作为大农业主的副业出现了。 然而，成为酿酒业转折点的是，人们发现不仅可以用粮食而且可以用马铃薯来酿酒取利。于是，整个行业实行了革命。一方面，酿酒业的重心现已最终地从城市转移到农村，而生产上等陈酒的小资产者日益被生产马铃薯劣等烧酒的大土地占有主所排挤。另一方面（这一点从历史上看更重要），酿造粮食烧酒的大土地占有主被酿造马铃薯烧酒的大土地占有主所排挤；酿酒业日益从富饶的粮食产区转移到贫瘠的马铃薯产区，即从德国的西北部转移到东北部——易北河以东的旧普鲁士。 这一转折点是在1816年发生歉收和饥荒时出现的。尽管以后连续两年取得了较大的丰收，然而由于粮食无法遏止地向英国和其他国家输出，粮价仍然很贵，以致几乎不可能用粮食来酿酒了。在1813年，每一奥克斯霍夫特［注：德国的旧液量单位，平均等于225升。——编者注］烧酒只值39塔勒，而到1817年则卖70塔勒。马铃薯代替粮食之后，到1823年每一奥克斯霍夫特烧酒只值14到17塔勒了！ 但是那些曾经因战争和为国捐献而似乎弄得倾家荡产的易北河以东的穷容克们，从哪里取得一笔资金使他们所负担的抵押债务变成有利可图的烧酒厂呢？诚然，1816—1819年的有利行情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一笔收入，由于地价普遍提高，给他们的信贷增加了；但是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爱国的容克们得到的比这更多：首先，得到了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国家援助，其次，这里还要补充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情况。大家知道，1811年在普鲁士，农民赋役的赎免以及农民和庄园主之间的各种纠纷，由法律作了这样的调节，即实物贡赋变成了货币贡赋，而货币贡赋又资本化了，赎免的办法或者是用现金分期支付，或者是把农民的部分土地割让给庄园主，或者是一部分支付现金，一部分割让土地。1816—1819年的高昂的粮价使农民不能尽快地赎免，因此这项法律一直是一纸空文。从1819年起，办理赎免手续在勃兰登堡进展得很快，在波美拉尼亚进行得较慢，在波兹南和普鲁士则进行得更慢。用这种办法从农民身上剥夺来的钱——诚然是按照法律，而不是按照权利（因为赋役是违背权利而强加给农民的）——没有按照贵族的旧习惯立即挥霍掉，而主要用来建立酿酒企业。在上述其余三省中，酿酒业的普及程度取决于农民缴的赎金有多少用于这项事业。可见，普鲁士容克们的烧酒工业完全是靠从农民身上剥夺来的钱建立的。烧酒工业蓬勃地发展起来，特别是从1825年开始。过了两年，到1827年，普鲁士生产的烧酒为12500万夸脱，即平均每人10．5夸脱，总值为1500万塔勒；相反地，15年前曾是德国首屈一指的烧酒之邦的汉诺威，只生产了1800万夸脱。 显然，从那时以来，由于某些邦或某些邦的关税同盟没有用关税壁垒保护自己，整个德国简直淹没在普鲁士马铃薯的劣等烧酒的洪流之中。按照批发价格，一奥姆［注：德国的旧液量单位，平均等于150升。——编者注］（180夸脱）的售价为14塔勒，就是说，一夸脱为2格罗申4分尼！从前痛饮一次要花两三倍的钱，现在只要花15银格罗申就可以整整一个星期喝得酩酊大醉，这样一来，连最没有钱的人每天都可以酗酒了。 这种空前便宜的烧酒价格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的时间不同，但是在各地几乎都是迅如闪电，它的作用是前所未闻的。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在二十年代末，低廉的烧酒价格突然遍及下莱茵的工业区。例如在贝尔格区，特别是在爱北斐特—巴门，许多工人都耽于酗酒。“醉汉们”一群一群地，手挽着手，拥塞街头，吵吵嚷嚷，自晚上9时起，从这家酒馆逛到那家酒馆，最后各自蹒跚回家。从当时工人的文化水平来看，从他们的毫无出路的处境来看，这是毫不奇怪的，特别是在幸福之乡的乌培河谷，那里六十年来一直是一种生产排挤着另一种生产，因此，一部分工人经常过着贫困的生活，甚至根本无法糊口，而另一部分工人（当时的染色工人）却得到在当时说来较高的报酬。既然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乌培河谷的工人们只能在酒馆里的尘世烧酒和虔诚的教士那里的天堂烧酒之间进行选择，那末无论尘世烧酒多么糟糕，他们还是偏要选择它，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烧酒是很糟糕的。它一冷凝，就不再继续进行净化，带着它所含的全部杂醇油分送各地，并立即被喝掉。用葡萄渣、甜菜、粮食或马铃薯酿造的一切酒类都含有这种杂醇油，即由高级醇（一种成分与普通醇类似、但含有更多碳和氧的液体）所构成的混合物（如伯丙醇，异丁醇，而首先是戊醇）。所有这些醇类比普通酒精（乙醇）更有害，前者能引起中毒的饮用量比后者小得多。不久以前，波恩的宾茨教授经过多次试验后证明，我国酒精饮料的发醉作用，正如人所共知的醉后不舒服或较严重的症候和中毒现象等不良后果一样，与其说应当归咎于普通酒精，即乙醇，不如说主要应当归咎于高级醇，即杂醇油。这些高级醇不仅有较大的发醉作用和有害作用，而且决定发醉的特性。每个人即使不是根据经验，而是根据亲自的观察也会知道，葡萄酒（甚至不同品种的葡萄酒）、啤酒或烧酒对大脑的沉醉作用是多么不同。饮料中的杂醇油越多，这种杂醇油的成分越有害，使人醉得就越厉害，越猛烈。大家知道，同其他烈性饮料相比，新酿造的、未净化过的马铃薯烧酒含的杂醇油最多，有害的成分最大。不言而喻，这种饮料如果饮得非常多，它对于贝尔格区那样易于激动、血气刚盛的居民所起的作用，也就会异常大。发醉的特性完全变了。以往每逢过节，最后总是喜气洋洋的，只是偶尔发生一些冲突，诚然这时也常常动起《Kneif》（刀子，英语是knife），现在每逢过节，人们就纵酒狂饮，结果总是发生殴斗，闹得非动刀子不可，因刀伤致死的事件越来越多了。教士把这种现象归咎于日益流行的无神论，法学家和其他庸夫俗子把这种现象归咎于酒馆里的狂饮。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突然泛滥的普鲁士劣等烧酒，这种烧酒产生了自然的生理作用，并将成百上千的穷人驱入暗牢。 廉价烧酒的这种剧烈作用持续了许多年，以后或多或少地逐渐缓和了一些。然而它对风尚所产生的影响却没有完全消失；烧酒比起以往来仍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人阶级的切身需要，而烧酒的质量虽然有所改进，仍然比过去用粮食酿造的陈酒差很多。 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同贝尔格区一样。庸夫俗子们对工人中间日益发展的纵酒狂饮的现象发出的怨言，从来没有像1825—1835年那样普遍、一致和公开。甚至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德国北部工人们在1830年事件期间也没有激发起积极性，这种冷漠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否由于烧酒在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厉害地支配着他们。一些重大的、特别顺利的起义只发生在葡萄酒产地或德国那些用关税多多少少保护了自己免受普鲁士烧酒危害的邦内。这并不是烧酒拯救普鲁士邦的唯一事例。 唯一导致更带毁灭性的直接后果（但不是对本国人民，而是对他国人民）的一个部门，就是英印为毒害中国而进行的鸦片生产。 当时，烧酒生产急速发展，日益扩大到东部地区，使德国东北部荒漠的沙地和沼泽地一摩尔根一摩尔根［注：普鲁士的旧面积单位，约等于1/4公顷。——译者注］地种起了马铃薯。这一生产部门不以造福祖国为满足，还力图使旧普鲁士的美好的劣等烧酒行销国外。普通烧酒经过再一次加工，去掉其中一部分水分，人们把用这种办法取得的含水的、未净化的酒精叫做《Sprit》，这是从拉丁语Spiritus译成的普鲁士语。高级醇具有比乙醇更高的沸点。乙醇到了百分温度计的78．5°就沸腾，而伯丙醇的沸点相当于97°，异丁醇的沸点相当于109°，戊醇的沸点相当于132°。所以应当说，即使经过细心的蒸馏，至少大部分戊醇，即杂醇油的主要成分，以及部分异丁醇，仍然保留下来，蒸馏时所去掉的，最多只是戊醇和异丁醇的一部分和伯丙醇的大部分，而后者在杂醇油中的含量是很少的。然而就是科学的化学也不能用蒸馏法把上述三种低级酵分离出来，而杂醇油中的戊醇只能用酿酒业中不适用的分馏法才能脱去。加之农村烧酒企业中的蒸馏法相当简陋。因此，毫不奇怪，四十年代初生产的酒精还有大量杂醇油，根据气味很容易判断出来，因为纯粹的或只含水份的酒精几乎没有气味。 这种酒精主要是运往汉堡。以后又怎么样呢？一部分运往那些没有进口税挡路的国家；连施特廷也参加了这方面的出口；然而在汉堡和不来梅，绝大部分酒精用来伪造糖酒。这种烧酒在西印度有一部分是用含糖份量最多的甘蔗酿造的，而绝大部分是用制糖时剩下的残渣酿造的，由于它的成本低廉，作为群众的一种上好的饮料，是当时能与马铃薯烧酒相竞争的唯一酒类。为了制造“精美”而又廉价的糖酒，人们把大约一桶真正精美的牙买加糖酒、三四桶廉价而粗劣的勃比斯糖酒和两三桶普鲁士马铃薯酒精掺和在一起，这样混合或按类似的比例混合，一般说来是能造出所需要的酒的。这种“毒药”——我亲自听到过伪造这种糖酒的商人们把这种混合酒称为“毒药”——经过海路运往丹麦、瑞典、挪威和俄国；然而相当大一部分又沿着易北河南运或经过施特廷运回原来出产上等酒精的地区，一部分在那里被当做糖酒喝掉，一部分则用走私的办法从那里运到奥地利和波兰。 汉堡的商人不限于伪造糖酒。他们以其秉赋的天才立即发现普鲁士马铃薯烧酒有着十分惊人的前途。他们竭尽全力试制其他各种饮料，于是到了三十年代末，在非普鲁士的德国北部稍微懂得一些葡萄酒门径的人，都不愿从汉堡买法国的白葡萄酒，因为谁都知道，这种酒在那里是用铅糖加甜的，因而具有毒性。不管怎样，马铃薯酒精成了日益发展的伪造各种饮料的基础。继糖酒之后又出现了白兰地，这种酒需要比较精细地加工。不久，葡萄酒里开始掺了酒精，最后甚至根本不用葡萄酒，而只用酒精、水和植物汁（植物汁又常常用化学制剂来代替）制成波尔特温酒和西班牙葡萄酒……在许多国家里，这类做法或者是根本禁止，或者是违犯刑法的，因而人们不敢问津，这就更加促进了这一事业的发展。汉堡却是无限自由的贸易巢穴，“为造福汉堡”而伪造酒类的做法极其风行。 然而伪造酒类的垄断权没有持续多久。1848年革命以后，当法国的大金融家和一小撮知名的大工业家的绝对统治被整个资产阶级的短暂统治取代时，法国的工业家和商人开始懂得，普鲁士马铃薯酒精的酒桶里潜藏着异常神奇的力量。他们开始在本国伪造白兰地，而不再把真货运往国外；尤其是人们用普鲁士马铃薯酒精的烈性混合物改善了专供国内消费的白兰地（为了简便起见，我把用葡萄渣做的各种酒都叫做白兰地）。因此，在法国广泛消费的唯一酒类——白兰地大为便宜了。第二帝国庇护这类做法，自然是为了苦难大众的利益，结果到拿破仑王朝崩溃时，我们看到，在法国早先几乎没有酗酒现象，由于普鲁士陈烧酒的德行，现在这种现象大为流行了。 几年来葡萄的收成空前不好，1860年的通商条约又为法国打开向英国输出葡萄酒的门户，这对事业的新进展起了推动作用。歉收年份的淡葡萄酒，即使加糖也去不掉酸味，需要加上酒精来提高浓度。因此，人们将这种酒同普鲁士酒精混合起来。此外，英国人习惯于喝浓葡萄酒，现在大量出口的纯真的法国葡萄酒，对于英国人说来太淡而无味了。世界上能不能找到比普鲁士酒精更好的一种东西，来使法国葡萄酒变得既浓又烈呢？波尔多日益成为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葡萄酒的伪造中心（这类葡萄酒在该地变成“精美的波尔多酒”），同时也成为利用普鲁士酒精……的中心。 是的，西班牙和意大利葡萄酒！自从法国红葡萄酒的消费（任何一个资产者都不愿喝别的酒）在英国、南北美洲和各殖民地达到十分巨大的规模以后，甚至法国的几乎无穷无尽的葡萄酒资源都显得不够用了。西班牙北部几乎全部合格的葡萄，其中包括埃布罗河谷地盛产葡萄的里奥哈的全部收成，都送到波尔多。热那亚、利伏诺和那不勒斯也把整船整船的葡萄酒运往那里。这些葡萄酒因掺有普鲁士酒精而能够经受海上运输，另一方面，葡萄酒的输出又使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葡萄酒价格大大提高，从前广大劳动居民每天都可以喝的葡萄酒，现在对于他们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及了。现在他们不喝葡萄酒而喝烧酒，这种烧酒的主要成分仍然是普鲁士马铃薯酒精。然而，冯·卡尔多尔夫先生在帝国国会中抱怨说，在意大利这种情况还不能令人满意。 无论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普鲁士酒精。普鲁士酒精比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手伸得还无比远。在我们看到有这种酒精的地方，这种酒精首先是用来……伪造。它是使欧洲南部的葡萄酒能够适应海上运输、同时又使当地劳动居民失去这种葡萄酒的工具。正如阿基里斯的矛枪治愈了它所刺破的创伤[29]一样，普鲁士酒精使工人阶级失去了葡萄酒而得到伪造的烧酒！马铃薯酒精之于普鲁士，一如铁和棉织品之于英国；这种酒精在世界市场上是代表普鲁士的商品。因此，社会主义最时髦的信徒以及复兴者欧根·杜林先生赞扬酿酒业“首先是……（工业）同农业活动的自然联系”，并郑重其事地宣称： “酒精生产的意义如此巨大，与其说对它可能估计过高，不如说可能估计不足！”[30] 不言而喻，anch'ioson'pittore（正如科累卓说的，我也是写生画家[31]），普鲁士语的意思就是：“我也是酿酒者。” 然而，普鲁士马铃薯烧酒的奇妙功绩还远不止于此。 冯·卡尔多尔夫先生说：“过去，这些地区每平方英里约有居民1000人，现在，有了酒精生产，每平方英里土地可以供养将近3000人。” 一般说来这是正确的。我不知道，冯·卡尔多尔夫先生所说的每平方英里有居民1000人是指的什么时候。过去大概有过这样的时候。但是，如果不算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省（那里酿酒业与其他工业部门相比，起的作用不甚显著），也不算波兹南（尽管政府百般努力，波兹南的大部分仍然一心想留归波兰），那末我国有三个省，即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这三个省占的面积为2415平方英里。1817年总人口为3479825人，即每平方英里1441人；1871年总人口为7432407人，即每平方英里3078人。我们完全同意冯·卡尔多尔夫先生的说法：居民的这种增长主要是酿酒业的直接结果或间接结果。如果我们这里也算上阿耳特马尔克、经营农业的下西里西亚北部以及主要是德属波兹南的那部分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也同样增加了），那末我们面前呈现的是真正的烧酒区，同时也是普鲁士君主制的核心。而这里呈现的完全是另一个前景。目前，酿酒业是以现代普鲁士的真正物质基础的姿态出现的。没有酿酒业，普鲁士的容克们就会灭亡；他们的一部分领地就会被土地大王所收买，成为俄国式的少数贵族，另一部分就会被分散，成为独立的农民等级的基础。没有酿酒业，普鲁士的核心就会是每平方英里只有2000人的地区，在资产阶级工业发展到足以在这方面取得社会领导权也许还有政治领导权以前，这个地区将不能在未来的历史中起任何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酿酒业提供了另一个发展方向。在只能大量生产马铃薯和土容克而几乎不能生产任何东西的土地上，酿酒业居然能够经受得住世界的竞争。从日益增长的需求（由于上述各种原因）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好处的普鲁士，竟能达到全世界中心烧酒厂的地步。在现存社会关系的条件下这只意味着：一方面形成了中等地主阶级，他们的小儿子们成为选拔军官和官僚的主要材料，也就是容克们寿命的又一种延长；另一方面形成了比较迅速增长的半农奴阶级，由他们来补充军队中大量“基干团队”。从冯·德·哥尔茨教授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些劳动群众的状况，他们名义上是自由的，实际上大都完全遭受地主的年契、实物租、住宅条件以及领地上的警察权力（新的专区法颁布后，这种权力只是改变了形式[32]）的奴役。简单说来，普鲁士能够逐渐消化1815年所吞并的易北河西岸的领土，在1848年镇压柏林革命，在1849年尽管爆发了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起义而仍然领导着德国反动派，在1866年对奥地利作战，在1871年使整个小德意志听从最落后、最保守、最愚昧、而且还处于半封建状态的那一部分德国的领导，普鲁士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应当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酿酒业。 二 我们回过头来谈一谈帝国国会。参加讨论的主要有冯·卡尔多尔夫先生、冯·德尔布吕克先生以及汉堡联盟的代表克品格尔。这次讨论使人觉得，我们对普鲁士马铃薯酒精所持的态度是十分不公正的。全部罪过不在于普鲁士酒精，而在于俄国酒精。冯·卡尔多尔夫先生抱怨说，汉堡工业家将俄国烧酒（正如克吕格尔先生明确强调指出的，这种烧酒不是用马铃薯而是用粮食酿造的）加工成酒精，“冒充德国酒精分运各地，从而使普鲁士酒精的声誉受到损害”。人们向德尔布吕克先生指出，“这种偷天换日的做法会遇到很大困难，因为直到现在，还不能像用德国烧酒那样，用俄国烧酒制造出没有气味的酒精”，然而他对此预先说明：“先生们，当然，这一点我是无从知道的。” 总之，全部罪过不在于普鲁士马铃薯酒精，而在于俄国粮食酒精。普鲁士马铃薯酒精“没有气味”，即不含杂醇油；而俄国粮食酒精又无法做得没有气味，可见它含有杂醇油，当它冒充普鲁士酒精出卖的时候，就使普鲁士酒精不含杂醇油的声誉受到了损害。由此看来，我们是以欺骗手法和对帝国明显的敌意来诽谤普鲁士的“不含杂醇油的”酒精。让我们看一看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 的确，用灼烧的木炭加工可以使烧酒脱去杂醇油。因此，近来出卖的酒精一般说来含的杂醇油较少。但是，我们这里谈到的两种酒精之间的差别在于：用粮食酿造的酒精可以毫不费力地完全脱去杂醇油，用马铃薯酿造的酒精要脱去杂醇油则困难得多，而在大规模生产中实际上根本办不到，就是用马铃薯烧酒做的最纯净的酒精涂在手上也总会留下一股杂醇油气味。由此形成一个通例，药房里用的和做精良甜酒用的酒精，往往是或者至少应当是（因为这方面也有伪制品！）粮食酒精，而决不是马铃薯酒精。 “科伦日报”公布了上述有关烧酒的讨论，几天以后，又在新闻栏里（2月8日第一版）引述了莱茵区一位爱喝酒的人的一段很刺耳的怨言： “最好能有办法发现精美的葡萄酒里面也掺有的马铃薯酒精。诚然，酒后令人讨厌的头痛可以证明含有这种酒精，但这已经太晚了。马铃薯酒精含有杂醇油，它那种难闻的气味被葡萄酒的特殊气味盖住了。这是最流行的一种伪造。” 最后，为了安慰旧普鲁士的酿酒者，克吕格尔先生公布了一件令人担心的事实，即俄国粮食酒精在汉堡市场上比普鲁士马铃薯酒精贵4个马克。2月7日，后者的价格在汉堡每100升为35马克；因此，俄国酒精的价格比似乎被它破坏了声誉的普鲁士酒精贵12％！ 了解了所有这些事实，请再看一看这种被诽谤的、“没有气味的”、唯恐自己的声望被破坏的、“不含杂醇油的”、高贵的普鲁士酒精，这种在批发贸易中每升只值35分尼（比啤酒还便宜）的酒精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吧！如果把讨论和事实对照一下，不由得产生一个问题：这里把谁当成傻瓜呢？ 普鲁士杂醇油的良好影响是包罗甚广的，因为它同马铃薯酒精一起掺入各种饮料。从摩塞尔和莱茵区的味酸而淡的劣等葡萄酒（这种酒加上马铃薯糖和马铃薯酒精就能奇妙地变成勃劳恩别尔葡萄酒和尼尔施坦葡萄酒），从格莱斯顿通商条约签订以来充斥英国并在那里被称为“格莱斯顿”的劣等红葡萄酒，到印度、中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所喝的沙托－拉斐特酒和香槟酒、波尔特温酒和马德腊酒，没有一种饮料不掺有普鲁士的杂醇油。凡是栽种葡萄以及仓库里存有大量葡萄酒的地方，这些饮料的生产就日益繁荣，那里的生产者就对马铃薯酒精高唱赞歌。可是消费者呢？消费者根据“令人讨厌的头痛”知道普鲁士劣等烧酒的功德何在，并竭力避免领教。正如冯·卡尔多尔夫所说的，在意大利，通商条约是这样实施的：对普鲁士酒精课以过高的关税。由于关税高，就不可能向比利时、美国、英国输出酒精了。在法国，海关官员在酒精桶上贴上红色签条，以表明这是普鲁士出品的，——法国海关官员确实第一次做了一件有益于公众的事情！一句话，事态的发展竟使冯·卡尔多尔夫先生绝望地大声疾呼： “先生们，如果你们想像一下德国酒精工业的状况，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各国都在战战兢兢地规避我国的酒精！” 当然罗！全世界都已逐渐知道这种酒精的良好影响，而摆脱“令人讨厌的头痛”的唯一办法就是根本不让这种劣等烧酒进口。 此外，来自东方的令人沉重而郁悒的阴霾正在侵袭受到排挤的烧酒容克们。在俄国的伟大盟友，即维护一切旧制度反对现时的破坏要求的最后堡垒和最后屏障，现在也开始生产和出口烧酒，恰恰是粮食烧酒，而且他们的售价同普鲁士容克们的马铃薯烧酒一样便宜。这种俄国烧酒的生产和出口逐年在增加，如果说在此以前，俄国烧酒在汉堡被酿成酒精，那末现在，正如德尔布吕克先生告诉我们的，“在俄国的许多港口……目前已在建设几个装备有最优等的机器、对俄国烧酒进行加工的企业”，于是他向容克先生们提出警告：俄国的竞争将一年比一年厉害。冯·卡尔多尔夫先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并要求政府坚决禁止俄国酒精在德国过境。 然而，冯·卡尔多尔夫先生作为自由保守派的议员，本应更正确地确定德意志帝国政府对俄国的立场。亚尔萨斯和洛林的被兼并，以及50亿空前浩大的军事赔款，使法国变成了德国任何一个敌人的必然同盟者，加以所奉行的政策又是希望人家尊重自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害怕自己，而不是爱戴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二者取其一：或者是也把俄国迅速击溃，或者是……充当俄国外交的忠顺奴仆，保证与俄国结成同盟（既然可以指望它）。由于不能下决心采取前一种做法，结果势必采取后一种做法。普鲁士，随之还有整个帝国，又像1815年和1850年以后那样依附于俄国，而神圣同盟正像1815年以后一样，只是这种依附关系的掩饰物。这些荣耀体面的胜利的结果是，德国依然是欧洲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而俾斯麦竟表示惊讶，德国公众怎么还像过去那样，更多地注意国外（那里是真正的决策中心所在地）发生的事件，而更少地注意帝国政府（它在欧洲是无足轻重的）做的事情或帝国国会（它在德国是无足轻重的）里的演说呢！禁止俄国酒精过境！我倒想看看帝国首相会不会口袋里没有对俄国的宣战书就敢于这样做！当冯·卡尔多尔夫先生向帝国政府提出这种奇怪的要求时，可以认为，不仅饮酒，而且连做酒都使他神志不清了。要知道，连那些比冯·卡尔多尔夫先生更有名的酿酒者最近也开始作出在他们自己看来也根本找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的事情了。 不过，十分明显，俄国的竞争使我国烧酒容克们万分恐惧。在俄罗斯中部有大片广袤无垠的土地，那里可以像普鲁士得到马铃薯一样廉价地得到粮食。加之俄国的燃料大都比我国酿酒区的燃料便宜。一切物质前提都具备。因此，如果俄国一部分贵族也像普鲁士容克们一样，把从国家那里得到的农民赎免徭役的钱投资于酿酒企业，这有什么奇怪呢？既然有不断增加的市场，既然粮食烧酒在同等价格或稍高价格的情况下总是比马铃薯烧酒优越，这些酿酒企业已经迅速普及起来，目前就可以预见到，总有一天这些企业的产品会从市场上把普鲁士马铃薯酒精完全排挤出去，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这里任何抱怨，任何叫喊都无济于事。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它的规律对容克们来说，也像对犹太人一样，是铁面无情的。由于俄国的竞争，神圣同盟崩溃的日子，光荣的普鲁士烧酒工业从世界市场上消失的日子，以及在最好的情况下劣等烧酒充斥国内市场的日子即将到来。当普鲁士容克们失去烧酒盔，只剩下世系纹章盔或在最好的情况下只剩下军盔的时候，普鲁士的末日就来临了。即便撇开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不谈，撇开新战争或变革的可能性、或然性或必然性不谈，单是俄国烧酒的竞争就必然使普鲁士破产，因为这种竞争会摧毁使东部各省农业得以维持在目前发展水平的工业。而那样一来，这种竞争也就会摧毁易北河以东每平方英里有3000个农奴的容克们的生存条件；也就会摧毁普鲁士国家的基础——招募军官、军士和绝对服从命令的士兵的材料以及形成官僚基本核心的材料，使现时的普鲁士具有特殊性质的材料。随着酿酒业的衰落，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制度也将崩溃，而没有军国主义制度，普鲁士就等于零。那时，东部各省由于人口稀少，由于工业隶属于农业，由于半封建状态以及城市文化和普及教育不发达，在德国将占其应有的地位。那时，德意志帝国的其余地区由于摆脱了这种半中世纪式国家的压迫，而可以轻松地喘一口气，并由于它们的工业发展和教育水平较高，也将占其应有的地位。而东部各省将为自己选择较少依赖农业和较少容许封建生产方式的其他工业部门，到那时，就会将自己的军队不交给普鲁士邦，而交给社会民主派。整个世界将欢庆普鲁士的杂醇毒一劳永逸地最终消灭。而普鲁士容克们和“最终溶化在德国里面的”普鲁士邦只好用一位诗人的诗句来聊以自慰： 歌曲里不朽的一切， 生活中必然毁灭［注：席勒“希腊之神”。——编者注］。 弗·恩格斯写于1876年2月 载于1876年2月25、27日和3月1日“人民国家报”第23、24和2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注释： [27]弗·恩格斯“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写于1876年2月。恩格斯的这篇揭露普鲁士容克的文章在“人民国家报”以单页发表后，引起了俾斯麦政府的狂怒。因此，恩格斯的著作被禁止在德国发行。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33年。——第41页。 [28]“科伦日报”（《KölnischeZeitung》）是一家德国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在科伦出版；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多年中与民族自由党有联系。——第43页。 [29]根据古希腊神话，希腊人在进军特洛伊城时，错误地同自己的盟友、海格文斯的儿子泰列夫的军队交战起来。在战斗中，阿基里斯击伤了泰列夫，后者只是在伤口敷上从阿基里斯的矛枪上刮下的铁屑以后才痊愈。——第51页。 [30]欧·杜林“国民—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3年柏林版第263、264页（E．Dühring．《CursusderNational-undSocialökonomieeinschliesslichderHauptpunktederFina-nzpolitik》．Berlin，1873，S．263，264）。——第52页。 [31]据传说，科累卓是在拉斐尔的画幅“圣·契奇利娅”前面说这句话的。——第52页。 [32]是指1872年普鲁士的行政改革，按照这次改革，废除了地主在农村中的传统的世袭领地权力，并在地方上实行了某些自治：在各公社选举社长、在地方行政长官下面设立按等级选举的专区议会，等等。改革的目的是巩固国家机构和加强集权，以利于整个容克阶级。同时，容克地主们亲自或通过自己的傀儡占据了大部分选举职务，实际上保持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第53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25] 公民们： 波兰在欧洲革命的历史上起着非常特殊的作用。西方任何一次革命，凡是不能把波兰吸引到自己方面以及保证它获得独立和自由的，都注定要失败。就拿1848年革命来说。这次革命席卷的地区，比以前任何一次革命都广阔得多。它吸引了奥地利、匈牙利、普鲁士。但是它在俄国军队所占领的波兰的边界停住了。当尼古拉皇帝得到二月革命的消息时，就对群臣说：“去备马吧，先生们！”他立即动员了军队，并在波兰集结了军队，以便在适当时机调遣军队过境对付叛乱的欧洲。革命者本身也十分清楚地知道，波兰将是一个决战场。5月15日，巴黎人民高呼着“波兰万岁！”的口号冲入国民议会，去迫使议会为波兰的独立而战。马克思和我当时在“新莱茵报”[26]上要求普鲁士立即对俄国宣战以解放波兰，而且整个德国先进的民主派都支持我们。可见，在法国和德国，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决定性的关键在于：联合波兰，革命就保证成功，否则，革命就必定灭亡。但是，法国的拉马丁、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沙皇的内兄）以及他的资产阶级大臣康普豪森根本不打算粉碎俄国的力量，他们理所当然地把这一力量看做他们抵御威胁到自己头上的革命的最后堡垒。当匈牙利起义者的成功还没有威胁到战胜了维也纳起义的奥地利反动势力时，尼古拉还可以按兵不动，他的军队还可以暂时只限于扼守波兰和威胁普鲁士、奥地利、匈牙利。只有威胁到反动势力时，这些俄国军队才大举入侵匈牙利，镇压匈牙利革命，保证反动势力在整个西方取得胜利。欧洲所以处在沙皇的支配之下，就是因为放弃了波兰。波兰确实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从革命的观点来看，这是欧洲大厦的基石，因为革命势力或反动势力谁能在波兰站稳脚跟，谁就能在整个欧洲取得彻底胜利。正是这一个特点使波兰对一切革命者说来都具有莫大的意义，使我们现在也要高呼：波兰万岁！ 弗·恩格斯发表于1876年1月22日 载于1876年2月15日“前进报”（伦敦）第27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前进报”校对过 注释： [25]这是恩格斯于1876年1月22日在1863年波兰起义的国际性纪念会上的演说。出席会议的有数十人——波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俄国人、德国人、法国人。主持会议的是波兰社会主义者、国际的委员瓦·符卢勃列夫斯基。恩格斯的演说是用德语发表的，几天以后，他把法语稿给了符卢勃列夫斯基，大概是为了译成波兰文。——第39页。 [26]“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RheinischeZeitung．Organder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作为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教育人民群众的作用，它动员人呆群众起来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它的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和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得该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受到政府的迫害，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反革命政变以后特别加紧了。 “新莱茵报”不顾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刁难，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派的利益，即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情况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使该报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在给工人的告别书中，该报编辑们宣布：“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39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给纽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给纽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信 1875年8月13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公民们： 6月4日和施佩耶尔－书记的信一起寄给我（21日收到）的通告[22]，已根据指示发出，为了事业的利益，我做了下面这些事： （1）此地的工人协会（德国人支部）[23]已同拉萨尔派合并，并且在接受会员——约120名——方面表现出过多的自由主义，因而只有在希望立即公布机密通知的情况时，才适合把这些通告给它，——所以，我把通告转给了列斯纳和弗兰克尔。他们两人都同意我的意见：这个通告的内容不宜于在协会中正式宣布，只应当把它告诉有关的人，并且要秘密地进行，以利于通告中所说的事情。看来这里不会派德国工人去费拉得尔菲亚，因此，这对实际结果不会有丝毫影响。 （2）当我收到通告的时候，我们的马德里的朋友梅萨（现住巴黎）正好在这里。他热烈赞同这件事情；我把通告翻译给他听了，他认识在巴黎掌管筹集的款项（为了派遣工人去费拉得尔菲亚）的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凭他那众所周知的毅力，他大概能够做出一些事情。他还要打通告转寄到西班牙去。 （3）我无法把通告寄到比利时去，因为整个比利时的国际是站在同盟分子一边的，而让后者知道我们的计划——这对我们不利。在葡萄牙和意大利，我没有任何人的通讯地址。洛迪的“人民报”[24]几乎是参加了同盟，它会立刻把这全部经过公布出去的。 （4）指示中没有提到德国、奥地利和瑞士，总委员会在这些国家中又有许多直接的联系，所以我就没有在那里采取任何步骤，以免妨碍那里已经进行的工作。 （5）凡是看过通告的人，都对它表示完全赞同，一般的看法是，在所有的建议中，召开代表会议的建议是唯一切合实际的。但要对这一点进行表决，我们觉得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关于此地的协会，我已经谈过。英国所有其他的支部都已停止活动，其中的优秀人物多半都已离开。在丹麦、法国、西班牙，国际直接被禁止，根本谈不上表决。德国还从来没有对这样的问题进行过表决，而在同拉萨尔派合并以后，同国际保持的本来就很微弱的联系完全中断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总委员会想要把这个建议变成决定，美国的票数就足以支持它了，况且，正如我们根据可靠材料知道的，同盟分子今年也不会（也许永远再也不会）召开代表大会。 （6）是不是可以在展览会快开幕的时候，在欧洲的党报上刊登一则简讯，内容大致这样：“打算参观费拉得尔菲亚的展览会的社会主义工人，请到某某地址去同费拉得尔菲亚的党内同志建立联系”；或者成立“给工人社会主义者安置住处和保护他们免受欺诈的委员会”并公布它的地址？特别是后一种办法看来不会有什么毛病，但只要几封私人信件就足以使人对这样做的真正用意得到应有的了解。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写于1875年8月13日 第一次载于“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选集”1906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22]指国际总委员会1875年5月16日的关于在费拉得尔菲亚召开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机密通告。这个文件应当使国际的成员对即将正式解散组织这一点作好准备。——第36页。 [23]指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建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成为国际协会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36页。 [24]“人民报”（《LaPlebe》）是恩·比尼亚米主编的意大利报纸，1868年至1875年在洛迪出版，1875年至1883年在米兰出版；在七十年代初期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后来是社会主义者的报纸；1872—1873年是国际的支部的机关报。尽管“人民报”有某种不彻底性，它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对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影响的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恩格斯给了报纸很大帮助，1871—1873年和1877—1879年为该报撰稿并且同编辑恩·比尼亚米经常通信。1882年，在“人民报”周围形成了意大利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独立政党——工人党。对该报的评述见恩格斯“意大利的情况”一文（本卷第110—114页）。——第37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一 1．“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本段第一部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那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但是这句话只是在它包含着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然而，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对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避而不谈。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从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中才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 但是不管这句话缺点如何，我们且把它放在一旁，不去管它。那么结论应当怎样呢？显然应当是： “既然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要不占有劳动的产品就不能占有财富。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而且他自己的文化也是靠别人的劳动获得的。” 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借助于“而因为”这种暧昧的字眼添上第二句话，以便从第二句中，而不是从第一句中作出结论来。 本段第二部分：“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 根据第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离开劳动。相反地，我们现在却看到，任何一种“有益的”劳动都不能离开社会。 那么同样也可以说，只有在社会里，无益的、甚至有损公益的劳动才能成为一个职业部门，只有在社会里才可以游手好闲，如此等等，——一句话，可以抄袭卢梭的全部著作了。 而什么是“有益的”劳动呢？只不过是能产生预期效果的劳动。一个蒙昧人（而人在他已不再是猿类以后就是蒙昧人）用石头击毙野兽，采集果实等等，就是进行“有益的”劳动。 第三，结论：“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多妙的结论！既然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劳动所得就应当属于社会，而单个的工人从中获得的仅仅是不必用来维持劳动“条件”即维持社会的那一部分。 事实上，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捍卫者所承认。首先要满足政府方面以及依附于它的各个方面的要求，因为政府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机关；其次要满足各种私有财产［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私有者。——译者注］方面的要求，因为各种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基础，如此等等。你们看，这些空洞的辞句是随便怎么摆弄都可以的。 本段第一和第二两部分只有像下面这样说才能有些合乎情理的联系： “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 这个论点无可争辩地是正确的，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虽能创造使用价值，但它既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创造文化。 但是另一个论点也是同样无可争辩的： “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 这是到现时为止的全部历史的规律。因此，不应当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而应当在这里清楚地证明，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社会祸害［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历史祸害。——译者注］。 实际上，把这整个行文和内容都不妥当的条文放在这里，只不过是为了要把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为第一个口号写在党的旗帜上。以后我还要回过来谈“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等等，因为同样的东西在下面又以稍微不同的形式重复出现。 2．“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这段从国际章程中抄来的话，经过这番“修订”就变成荒谬的了。 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地产的垄断甚至是资本垄断的基础）。无论是前一个或者后一个垄断者阶级，国际章程在有关条文中都没有提到。它谈到的是“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生活源泉”这一补充语充分表明，劳动资料也包括土地。 其所以作这种修订，是因为拉萨尔由于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理由仅仅攻击了资本家阶级，而没有攻击土地所有者。在英国，资本家多半不是他的工厂所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 3．“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应当是说把它们“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这不过是顺便提一句罢了。 什么是“劳动所得”呢？是劳动的产品呢，还是产品的价值？如果是后者，那末，是产品的总价值呢，或者只是劳动新添加在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上的那部分价值？ “劳动所得”是拉萨尔为了代替明确的经济概念而提出的一个模糊观念。 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吗？ 为了弄清楚“公平的”分配一语在这里指什么东西，我们必须把第一段和本段对照一下。本段设想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劳动资料是公共财产，总劳动是由集体调节的”，而在第一段里我们则看到，“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那么“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又在哪里呢？只属于社会中劳动的成员吗？那么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的权利”又在哪里呢？ “社会一切成员”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话。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不折不扣的”拉萨尔的“劳动所得”。 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末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现在从它里面应该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根据公平原则无论如何是不能计算的。 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 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 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没有直接关系。——译者注］的一般管理费用。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只有现在才谈得上纲领在拉萨尔的影响下偏狭地专门注意的那种“分配”，就是说，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个别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 正如“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一语消失了一样，“劳动所得”一语现在也在整个地消失。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意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还有：劳动者的。——译者注］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还有：劳动者的。——译者注］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我较为详细地一方面谈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谈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这是为了要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思，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空洞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 除了上述的一切之外，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4．“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前一句是从国际章程的导言中抄来的，但是经过了“修订”。那里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里却说“工人阶级”应当解放——解放什么？——“劳动”。谁能了解，就让他去了解吧。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补偿，后一句却纯粹引用了拉萨尔的话：“对它（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16] 在这里，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那些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阵地的封建主和中层等级说来，是被当做革命阶级看待的。所以他们并不是同资产阶级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说来是革命的，因为它本身是在大工业基地上成长起来的，它力求使生产摆脱资产阶级企图永远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宣言”又补充说：“中间等级……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所以，从这个观点看来，说什么对工人阶级说来，中间等级“同资产阶级一起”并且加上封建主“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也是荒谬的。 难道在最近这次选举中有人向手工业者、小工业家等等以及农民宣布说：“对我们说来，你们同资产者和封建主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吗？ 拉萨尔熟知“共产党宣言”，就像他的信徒熟知他写的福音书一样。他这样粗暴地歪曲“宣言”，不过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 此外，在上面这一段里他的格言是勉强被塞进去的，它同那句从国际章程中摘来但被歪曲了的引语毫不相干。这纯粹是一种狂妄无耻的做法，这种做法当然绝对不是俾斯麦先生所不喜欢的，这是柏林的马拉[17]所干出来的廉价的无耻行径之一。 5．“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意图必然导致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 同“共产党宣言”和先前的一切社会主义相反，拉萨尔以最狭隘的民族观点来对待工人运动。有人竟在这方面追随他，而且这是在国际的活动以后！ 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组成为一个阶级，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国，本身在经济上又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而在政治上则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德国的贸易同时就是对外贸易，而俾斯麦先生的伟大恰好在于他实行一种国际的政策。 而德国工人党把自己的国际主义归结为什么呢？就是意识到它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这句话是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那里抄来的，它应当被当做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联合的等价物。这样，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德国工人阶级就应当这样对付本国的、为反对工人阶级而已经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产者紧密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和俾斯麦先生的国际阴谋政策！ 实际上，这个纲领的国际主义，比那个自由贸易派的国际主义还差得难以估量。自由贸易派也说，它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但是它还做一些事使贸易成为国际性的，而决不满足于一切民族各自在本国内从事贸易的意识。 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绝对不依赖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国际工人协会”只是要为这种活动创立一个中央机关的第一个尝试；这种尝试由于它所产生的推动力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但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已经不能再以它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继续下去了。 俾斯麦的“北德报”为了取悦于自己的主人，宣称德国工人党在新纲领中放弃了国际主义，它的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18]。 二 “德国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现律——和——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关于“自由”国家，我以后再讲。 这样，德国工人党将来就不得不相信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了！为了不让它埋没掉，竟胡说什么“废除工资制度（应当说：雇佣劳动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那末我当然也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但是拉萨尔反对雇佣劳动的斗争几乎只是绕着这个所谓规律兜圈子。所以，为了证明拉萨尔派已经获得胜利，“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都应当被废除掉，而不是不连同后者。 大家知道，在“铁的工资规律”中，除了从歌德的“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注：引自歌德的诗“神妙的”。——编者注］中抄来的“铁的”这个词以外，没有一样东西是拉萨尔的。“铁的”这个词是虔诚的信徒们借以互相识别的一个标记。但是，如果我接受带有拉萨尔印记因而是拉萨尔意义下的规律，那末我就不得不连同他的论据一块接受下来。这个论据是什么呢？正如朗格在拉萨尔死后不久的言行所表明的，这就是（朗格自己宣扬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9]。但是，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末，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了一百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规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规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经济学家们五十多年以来正是以此为根据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时分布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完全撇开拉萨尔对这个规律的错误了解不谈，真正令人气愤的退步是在于： 自从拉萨尔死后，在我们党内，这样一种科学见解已经给自己开辟了道路，这就是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这样，过去关于工资的全部资产阶级见解以及对这种见解的全部批评都被彻底推翻了，并且弄清了：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他们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而现在，当这个见解已经在我们党内愈来愈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时候，竟有人倒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虽然他们应当知道，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外表当做事物的本质。 这正像奴隶们最终发现了自己处于奴隶地位的秘密而举行起义时，其中有一个为陈旧观点所束缚的奴隶竟要在起义的纲领上写道：奴隶制度必须废除，因为在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给养最大限度不能超过一定的、非常低的标准！ 我们党的代表们对这个在党员群众中广泛传播的见解竟能进行这样惊人的侵犯，仅仅这一件事实岂不就证明了他们在草拟妥协的纲领时轻率得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多么缺乏责任感！ 本段末尾“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一不明确的语句，应当改成：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此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就自行消失。 三 “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无论在工业中，或是在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普遍建立起来，以便从它们里面产生出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 在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之后，就是这个先知提出的救世良方。这里“道路开辟”得确实不错。现存的阶级斗争被换上了拙劣的报刊作家的空话：需要“开辟道路”来“解决”的“社会问题”。“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出来”，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起来”的。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 由于还知道点羞耻，于是就把“国家帮助”置于……“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之下。 第一，德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而不是无产者。 第二，“民主的”这个词在德文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什么是“劳动人民的人民当权的监督呢”？何况所说的是这样的劳动人民，他们通过向国家提出的这些要求表明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当权，也没有成熟到当权的程度！ 在这里详细批评毕舍在路易－菲力浦时代为了对付法国社会主义者而开列并由“工场”[20]派的反动工人所采用的药方，那是多余的。主要的过失不在于把这个特殊的万灵药方写入了纲领，而在于从阶级运动的立场完全退到宗派运动的立场。 如果工人们力求在社会的范围内，首先是在本民族的范围内建立集体生产的条件，这只是表明，他们在争取变革现在的生产条件，而这同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至于现存的合作社，那末它们之所以可贵，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工人自己独立创设的，既不受政府的保护，也不受资产者的保护。 四 现在我们来谈民主的一节。 Ａ．“国家的自由基础”。 首先，照第二节的说法，德国工人党力求争取“自由国家”。 自由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呢？ 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差不多是和在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的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或者不把未来社会当做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 而且在纲领中还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展了。“现代国家”却各不相同。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但是，这个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陈旧的［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没有：陈旧的。——译者注］、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声。所有这些要求凡不属于空想的，都已经实现了。不过实现了这些要求的国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而是在瑞士、美国等等。这类“未来的国家”就是现代的国家，虽然它是存在于德意志帝国的“范围”以外。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既然德国工人党明确地声明，它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内，就是说，是在自己的国家即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进行活动，——否则，它的大部分要求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人们只要求他们所没有的东西——那末，它就不应该忘记主要的一点，这就是这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 既然他们没有勇气［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有一个脚注：“1891年版是：既然他们不能。”——译者注］——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慎——像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菲力浦和路易-拿破仑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既不“诚实”也不体面的手法：居然向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庄严地向这个国家保证：他们认为能够用“合法手段”争得这类东西！ 庸俗的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做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就连这样的庸俗的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 事实上，他们是把“国家”了解为政府机器，或者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这可以从下面的话得到证明：“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实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在存在于瑞士的“未来国家”里，这种要求差不多已经实现了。所得税是以不同社会阶级的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就是说，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所以，利物浦的财政改革派——以格莱斯顿的弟弟为首的资产者们——提出和这个纲领相同的要求，这是不足为奇的。 Ｂ．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1．通过国家去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 平等的国民教育？他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是不是以为在现代社会里（而所谈到的只能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能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上层阶级也被迫降到很低的教育水平——国民小学，即降到不仅唯一适合于雇佣工人的经济状况、而且唯一适合于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呢？ “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前者甚至存在于德国，后者就国民小学来说存在于瑞士和美国。如果说，在美国的几个州里，高等学校也是“免费的”，那末，事实上这不过是从总税收中替上层阶级支付了教育费用而已。顺便指出，Ａ．项第5条所要求的“免费诉讼”也是如此。刑事诉讼到处都是免费的；而民事诉讼几乎只涉及财产纠纷，因而几乎只和有产阶级有关。难道它们应当用人民的金钱来打官司吗？ 在关于学校的一段里，和国民小学一起至少还应当提出技术学校（理论的和实践的）。 “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小学的经费、教员的资格、学习的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通过国家视察员来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相反地，应该使政府和教会一样地对学校不起任何影响。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他们会说，他们谈的是“未来的国家”，但是这种空洞的遁辞在这里也无济于事，——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方面是怎样一回事了），倒是国家需要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 但是整个纲领，尽管满是民主的喧嚣，却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派的对国家的忠顺信仰，或者说感染了并不比前者好一些的对民主奇迹的信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它是这两种同样背离社会主义的对奇迹的信仰的妥协。 “科学自由”——普鲁士宪法中有一条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把它写在这里呢？ “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21]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末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能做到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有一个脚注：“1891年版是：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一样。”——译者注］，不受警察干涉。但是工人党本来应当乘此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而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不愿越过“资产阶级的”水平。 现在我就要讲完了，因为纲领中接下去的部分在里面并不是主要的。所以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谈一谈。 2．“正常的劳动日。” 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党都没有局限于这种含糊的要求，而总是明确地指出，在当前条件下多长的劳动日是正常的。 3．“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童工。” 如果限制妇女劳动指的是劳动日的长短和工间休息等等，那末劳动日的正常化就应当已经包括了这个问题；否则，限制妇女劳动只能意味着在那些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或者对女性不道德的劳动部门中禁止妇女劳动。如果指的就是这点，那就应当加以说明。 “禁止童工”！这里绝对必须指出年龄界限。 普遍禁止童工是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 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4．“对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国家监督。” 在普鲁士德意志这样一个国家里，应该明确地要求，工厂视察员只有经过法庭才能撤换；每个工人都可以向法庭告发视察员的失职行为；视察员必须是医生出身。 5．“调整监狱劳动。” 在一个一般的工人纲领里面，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要求。无论如何应该明白说出，工人们完全不愿意由于担心竞争而让一般犯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特别是不愿意使他们失掉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即生产劳动。这是应当期望于社会主义者的最低限度的东西。 6．“有效的责任法。” 应该说明，“有效的”责任法是指什么东西。 顺便指出，在关于正常劳动日的一条中，忽略了工厂立法中关于卫生设施和安全措施等等那一部分。只有当这些规定遭到破坏时，责任法才发生效力。 总之，这一部分也是写得很草率的。 Dixietsalvavianimammeam〔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注释： [1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6页。——第24页。 [17]马克思在这里大概是把“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哈赛尔曼讽刺地称为马拉。“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Social-Demokrat》）是从1871年至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的方针完全反映了拉萨尔派所执行的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袖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第25页。 [18]马克思指的是1875年3月20日“北德总汇报”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发表的一篇社论；文章同时指出，“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在某些方面变得比较谨慎了：它在背弃国际”。“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AllgemeineZeitung》）是反动的日报，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是俾斯麦政府的机关报；1861年至1918年在柏林出版。——第26页。 [19]指弗·阿·朗格在其著作“工人问题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1865年杜斯堡版第144—161、180页（《DieArbeiterfrageinihrerBe-deutungfürGegenwartundZukunft》．Duisburg，1865，S．144-161，180）上所发表的言论。——第27页。 [20]“工场”（《L’Atelier》）是一种法文月刊，受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手工业者和工人的刊物，1840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编辑部由工人代表组成，每三月改选一次。——第29页。 [21]“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法律措施所起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天主教，反对支持德国西南部中小各邦的官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分裂主义和反普鲁士倾向的“中央”党。在八十年代，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第34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哥达纲领批判。给威·白拉克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卡·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13] 卡·马克思写于1875年4月—5月初 载于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8期，并作了某些删节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 1953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第2卷译出 给威·白拉克的信 1875年5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对合并纲领的下列批评意见，请您阅后转交盖布和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我工作太忙，已经不得不远远超过医生给我规定的工作时间。所以，写这么多张纸，对我来说决不是一种“享受”。但是，为了使党内的朋友们——而这些意见就是为他们写的——以后不致误解我这方面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这是必要的。这里指的是，在合并大会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的一个简短的声明，声明的内容是：我们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我们和它毫无共同之点。 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在国外有一种为党的敌人所热心支持的见解——一种完全荒谬的见解，仿佛我们在这里秘密地领导所谓爱森纳赫党的运动。例如巴枯宁还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俄文著作里要我不仅为这个党的所有纲领等等负责，甚至要为李卜克内西自从和人民党合作以来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负责。 撇开这一点不谈，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应当根本抛弃并且会使党瓦解的纲领。 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而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超过爱森纳赫纲领，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好了。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应该是把这件事情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做），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 拉萨尔派的领袖们之所以跑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为形势所迫。如果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买卖，那末他们就只好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了。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允许他们拿着全权委托书来出席，并且自己承认他们的这种全权委托书有效，就是说，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们无条件投降。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召开妥协的代表大会以前就召开了代表大会，而自己的党却只是在事后才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人们显然是想杜绝一切批评，不让自己的党有一个深思的机会。大家知道，合并这一事实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不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那他就错了。 此外，即使这个纲领没有把拉萨尔的信条奉为神圣，也是完全不适宜的。 我将在最近把“资本论”法文版的最后几册寄给您。排印工作因法国政府禁止而耽搁了很久。在本星期内或下星期初本书可以印完。前六册您已经收到没有？请把伯恩哈特·贝克尔的地址也告诉我，我也要给他寄最后几册[14]去。 “人民国家报”出版社有一种特别的习气。例如到现在为止连一本新版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5]也没有给我寄来。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13]卡·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的发展的重大贡献，是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典范，于1875年4—5月初写成，并于1875年5月5日寄给了爱森纳赫派的领导（给威·白拉克）。这一著作包含了对将要合并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的批评意见，这些意见是为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而准备的。“哥达纲领批判”是恩格斯于1891年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的反对而首先发表的。它当时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1891年第1卷第18期上，并附有恩格斯的说明。恩格斯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同时，也一起发表了直接同它有关的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正如大家从恩格斯1891年2月23日给卡·考茨基的信中所知道的，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时，恩格斯不得不同意缓和某些最尖锐的地方。收集在本版中的这一文件是同马克思的手稿完全一致的。——第11页。 [14]指作者亲自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译本，这一译本于1872—1875年在巴黎分册出版。——第14页。 [15]指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第二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它是由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编辑部所属的该党的出版社于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第14页。
马恩全集第十九卷——给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3月18—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弗·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的信[1] 1875年3月18—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已经接到您2月23日的来信，并且为您身体这样健康而高兴。 您问我，我们对合并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可惜我们的处境和您完全一样。无论是李卜克内西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给我们一点消息，因此，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所登载的那些，而直到大约八天前收到纲领草案时为止，报纸上并没有登载什么。这个草案的确使我们吃惊不小。 我们党经常地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共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维尔们、哈赛尔曼们和特耳克们的无礼拒绝，因而就连每个小孩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来谋求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就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不能利用我们的党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我们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能否达到合并，这取决于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基本上接受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2]或这个纲领的和目前情况相适应的修正版。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即使不完全放弃国家帮助这剂救世灵药，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附属的过渡措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注：人们把爱森纳赫派称为“诚实的人”。——编者注］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第一，接受了拉萨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说法：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都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的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例如，在像巴黎公社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一个不仅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了国家和社会，而且继它之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已经彻底完成了这种改造的国家里。拿德国来说，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属于这反动的一帮，那末，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同他们，同人民党[3]携手合作了这许多年呢？“人民国家报”[4]怎么能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5]中吸取自己的几乎全部的政治内容呢？怎么能在这个纲领中列入了整整七项简直逐字逐句同人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相符合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项政治要求，即1到5和1到2，这七项要求中没有一项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6]。 第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在目前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抛弃，而且是被五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极其光荣地实行这一原则的人们所抛弃。德国工人之所以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真正国际主义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能做得这样好。现在，在国外，当各国政府极力镇压在某一个组织内实现这一原则的任何企图而各国工人到处都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他们却打算抛弃这个原则！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至不是对欧洲工人在今后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共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对未来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是对和平同盟[7]中的资产者的“欧洲联邦”的希望！ 当然根本没有必要谈国际本身。但是，至少不应当比1869年的纲领后退一步，而大体上应当这样说：虽然德国工人党首先是在它所处的国境之内进行活动（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但是它意识到自己和各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并且经常准备着，像过去一样地继续履行由这种团结一致所带来的义务。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一部分，这种义务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在罢工时进行援助并阻止工贼活动，设法使德国工人通过党的机关报刊了解国外的运动的情况，进行反对迫于目前的或正在爆发的王朝战争的宣传，在这种战争期间实行1870年至1871年所模范地实行过的策略等等。 第三，我们的人已经让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而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工人总是太多了（这就是拉萨尔的论据）。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是非常复杂的，随着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像拉萨尔所想像的那样用三言两语来了结。拉萨尔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的马尔萨斯式的论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读本”第5页[8]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的这一论据，已被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9]一篇中驳斥得淋漓尽致了。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那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论点和它的一个错误的论据。 第四，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这是在白拉克非常出色地揭露[10]出这个要求毫无用处之后，在我们党的几乎所有的、甚至全部的发言者在同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不得不起来反对这种“国家帮助”之后提出来的！我们党是不能比这更自卑自贱了。国际主义竟降低到阿曼特·戈克的水平，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而毕舍提出这个要求来对付社会主义者，是为了夺取他们的阵地！ 拉萨尔的“国家帮助”至多也只是为达到目的而实行的许多措施中的一个，而纲领草案却用软弱无力的词句表述这个目的：“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好像我们还有一个在理论上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似的！所以，如果说：“德国工人党力图通过工业和农业中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并从而消灭阶级差别；它拥护每一项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那是没有一个拉萨尔分子能提出什么反驳来的。 第五，根本就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它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经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就是最残酷的反动势力（像目前在巴黎那样）现在也决不可能摧毁它。既然这一组织在德国也获得了这种重要性，我们认为，在纲领里提到这种组织，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组织中给它一个位置，那是绝对必要的。 这就是我们的人为了讨好拉萨尔派而作出的一切。而对方做了些什么让步呢？那就是在纲领中列入一堆相当混乱的纯民主主义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纯粹的时髦货，例如“人民立法”，这种制度存在于瑞士，如果它还能带来点什么东西的话，那末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更多。要是改成“由人民来管理”，这还有点意义。同样没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至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中都会列入而在这里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学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说下去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11]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它是这样一种纲领，如果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们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将对它采取（而且也要公开地）什么态度。请您想想，在国外人们是要我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负责的。例如，巴枯宁在他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要我们替《民主周报》创办以来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和所写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话负责[12]。在人们的想像中，我们是在这里指挥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内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说干涉过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的确是仅仅限于理论上的。但是您自己可以理解，这个纲领形成一个转折点，它会很容易地迫使我们拒绝替承认这个纲领的政党承担任何责任。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新的纲领无论如何不应当像这个草案那样比爱森纳赫纲领还倒退一步。总还得想一想，其他国家的工人对这个纲领将会说些什么；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主义的这种投降将会造成什么印象。 同时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难道我们党的优秀分子会愿意不断地重复拉萨尔关于铁的工资规律和国家帮助那一套背熟了的词句吗？我想看看譬如您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而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听众就会向他们喝倒采。而且我相信，拉萨尔派会死抱住纲领的这些条文不放，就像犹太人夏洛克非要他那一磅肉［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场。——编者注］不可一样。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到那时我们已经恢复哈赛尔曼、哈森克莱维尔和特耳克及其同伙的“诚实的”名声；分裂以后，我们将被削弱，而拉萨尔派将会增强；我们的党将丧失它的政治纯洁性，并且再也不可能奋不顾身地起来反对它自己在一个时期内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拉萨尔词句；如果拉萨尔派以后又说：他们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工人党，我们的人是资产者，那末，他们是可以拿这个纲领来证明的。纲领中的一切社会主义措施都是他们的，而我们的党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些要求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添进去，这个党在同一个纲领中又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成“反动的一帮”中的一部分！ 我把这封信搁下来，是因为您在4月1日庆祝俾斯麦生辰那一天才会被释放，而我是不愿意让这封信去冒以走私方式传送时被搜去的危险的。刚刚接到了白拉克的信，他对这个纲领也有很大的疑虑，他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意见。因此，为了迅速起见我把这封信寄给了他，让他看一下，而我也就用不着把这个麻烦东西再全部重写一遍。此外，我同样也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朗姆，我给李卜克内西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关于全部事件直到可以说太迟的时候他还连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们（而朗姆和其他人却以为他已经详细地通知我们了）。他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马克思和我，同他进行了许多次不愉快的通信——，但是，这一次做得实在太可恶了，我们坚决不和他一起走。 希望您设法夏天到这里来，当然您将住在我这里，如果天气好，我们可以去洗几天海水浴，这对于过了很久牢狱生活的您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 您的友好的弗·恩· 马克思刚刚搬了家，他的住址是：伦敦西北区克雷森特街梅特兰公园路41号。 写于1875年3月18—28日 第一次载于奥·倍倍尔“我的一生”第2卷（1911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3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第2卷译出 注释： [1]这是弗·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写给奥·倍倍尔的信，就内容来说，它同卡·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有密切的联系，并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的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原定于1875年年初实行的合并所持的共同意见。1875年3月7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未来的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草案，这是写信的直接原因。这个草案包含一整套反科学的荒谬论点和对拉萨尔派的让步，只是略加修改就于1875年5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上通过了，后来以哥达纲领的名称闻名。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个工人党的合并也抱肯定态度，但是他们认为，必须在原则上健康的基础上，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不向已经在工人群众中失去自己影响的拉萨尔派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合并。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爱森纳赫派的指导性信件）中批评了哥达纲领草案，并警告爱森纳赫派不要向拉萨尔派让步。只是过了三十六年，这封信才第一次发表在1911年斯图加特出版的倍倍尔“我的一生”一书的第2卷中（《AusmeinemLeben》，Teil2，Stuttgart，1911）。——第3页。 [2]指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全德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在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后来大家熟悉的爱森纳赫党。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保持了国际的各项要求的精神。——第4页。 [3]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 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这支左翼赞同人民党通过民主的途径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统一问题的意图，后来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它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后，于1869年8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第4页。 [4]“人民国家报”（《Der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从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由威·李卜克内西掌握。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第4页。 [5]“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Zeitung》）是“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ZeitungundHandelsblatt》）的简称，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从1856年至1943年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66年起用这个名称）。——第4页。 [6]指的是哥达纲领草案的下列各项：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自由的基础： 1．凡年满21岁的男子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2．实行人民有权提出和否决议案的直接的立法；3．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以人民军队代替常备军，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宣战与媾和的问题；4．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5．建立人民法庭，实行免费诉讼。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1．通过国家来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2．科学自由。信仰自由。”——第4页。 [7]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在活动的初期，同盟企图利用工人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以此在群众中散布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第5页。 [8]斐·拉萨尔“工人读本”1863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5页（F．Las-salle．《Arbeiterlesebuch》，FrankfurtamMain，1863，S．5）。拉萨尔在这一页上援引了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这是他在小册子“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苏黎世版第15—16页（《OffnesAntwortschreibenandasCen-tral-ComitézurBerufungeinesAllgemeinenDeutschenArbeitercongresseszuLeipzig》．Zürich，1863，S．15—16）上的提法。——第6页。 [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576—784页〔参看“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703—978页〕。——第6页。 [10]恩格斯指的是威·白拉克的小册子“拉萨尔的建议”1873年不伦瑞克版（《DerLassalle’scheVorschlag》．Braunschweig，1873）。——第6页。 [11]指“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461—504页）。——第7页。 [12]恩格斯指的是巴枯宁在他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导言中所说的话，该书第一卷于1873年在瑞士出版。马克思在自己作的巴枯宁这本书的纲要中揭露了巴枯宁提出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 “民主周报”（《DemokratischesWochenblatt》）是德国工人的报纸；该报用这个名称从1868年1月至1869年9月在莱比锡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从1868年12月起，该报成为奥·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最初该报受到人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该报开始同拉萨尔派进行斗争，宣传国际的思想，刊登国际的重要文件，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69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宣布该报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并改名为“人民国家报”（见注4）。——第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组织委员会关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通知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组织委员会关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通知书[592] 欧洲和美洲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 有法国各工业中心的200多个工团的代表参加的波尔多工人代表大会和有代表法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社会主义的联合力量的300个工人团体和社会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的特鲁瓦代表大会决定，国际博览会期间在巴黎召开全世界无产者都得以参加的国际代表大会。 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者高兴地欢迎这个决议，他们满意地感到他们将有可能共聚一堂并明确地提出工人阶级在国际劳动立法方面的要求，——这个问题将在本年9月由欧洲各政府代表召开的伯尔尼代表会议上讨论。 资本家邀请富人和掌权者到世界博览会来欣赏和赞叹一番工人的劳动产品，而工人却在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最大财富之中陷于贫困境地。我们，社会主义者，致力于解放劳动，消灭雇佣奴隶制和建立一切工人不分性别和民族一律有权享用他们的共同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的社会制度，我们邀请这些财富的真正生产者7月14日在巴黎同我们聚会。 我们号召他们巩固兄弟联系，这种联系能把各国无产者的努力集合在一起，从而加速新世界的开始。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德国［注：在通知书中国家的顺序是按照它们的法文名称的字母顺序排列的。——编者注］——社会民主党：奥·倍倍尔，狄茨，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哈尔姆，屈恩，威·李卜克内西，麦斯特，扎博尔，舒马赫，辛格尔——帝国国会议员 亚尔萨斯—洛林——社会主义共和派协会：雅克拉尔 美洲——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会主义小组：亚历山大·佩雷 英国——社会主义同盟：威·莫利斯，弗·基茨；工人协会：罗·邦·肯宁安－格莱安；下院社会主义者议员：威·帕涅尔，乔·贝特曼，海·秦平，汤姆·曼；埃尔郡矿工联合会：詹·凯尔·哈第 奥地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尤·波普，维·阿德勒，艾·克腊利克，阿·青腊姆，诺·霍夫曼，安·克罗伊策，文齐希，G．波佩尔（维也纳）；马卡尔特，H．弗勒金格尔，K．扎姆斯（音斯布鲁克）；安·魏古尼，济格耳（林茨）；A．弗里梅耳，T．海因茨，维内尔，A．博切克（施梯里亚）；K．施内魏斯，A．克洛法奇，阿·索博特卡，约·希贝什（布隆）；施土尔茨，F．多舍克，T．涅梅切克（布拉格）；T．泽德尼切克，R．扎哈耳卡（普罗斯尼茨）；A．盖林，C．乌策卡尔，拉克斯（的里雅斯特）；达尼路克（里沃夫）；斐·阿德瑙（克拉根富特）；爱·里格尔（克腊曹）；戚美尔曼（埃格恩多夫） 比利时——根特社会党：安塞尔，万贝韦伦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弗朗西斯科·迪埃哥 法国——法国工商会联合会和同业小组：雷·拉维涅；法国社会主义同盟：巴提斯 希腊——社会主义者希腊人小组：普拉东·德拉库利斯，雅典社会主义者机关报“阿尔登”的编辑 荷兰——社会民主党：多梅拉·纽文胡斯——议员；克罗耳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列奥·弗兰克尔 意大利——阿米耳卡雷·契普里昂尼，阿耳迪西奥·萨米托（西西里岛社会主义小组）；朱泽培·德夫朗切斯基，菲力浦·屠拉梯，恩利科·塞萨纳，尼约基－维亚尼（米兰社会主义小组） 挪威——挪威社会民主党卡尔·耶佩森 波兰——斯·门德尔森（“阶级斗争”派）；弗·阿涅累夫斯基（华沙“无产阶级”派工人委员会） 葡萄牙——卡尔瓦约（社会主义工人协会） 俄国——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维拉·查苏利奇，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斯捷普尼亚克；巴黎俄国工人协会、苏黎世俄国社会主义出版协会、俄文杂志“社会主义者”编辑部、彼得堡社会主义革命者小组、“民意党”国外小组：彼得·拉甫罗夫 瑞典——社会民主党：奥古斯特·帕尔姆，亚尔马·布兰亭，阿克塞耳·丹尼尔森 瑞士——布兰特，格留特利联盟副主席；社会主义工人党：亚·赖歇耳，A．施特克；瑞士工会：梅尔克 负责召开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 巴黎工商会联合会方面：布累，贝塞，鲁赛耳，费兰 巴黎社会主义组织：瓦扬，盖得，杰维尔，雅克拉尔，马隆，拉法格 巴黎市镇参议会社会主义小组：多马，阿尔丰斯·恩贝尔，龙格，肖维埃尔，瓦扬，克雷潘——市镇参议员 众议院社会主义小组：巴斯利，卡梅利纳，布瓦埃，克吕泽烈，费鲁耳 1889年6月初用英文和法文以传单形式发表，同时载于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报纸和1889年在巴黎出版的小册子“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注释： [592]这个通知书是保·拉法格在法国其他社会主义者的参加下写成的，并于1889年5月14日寄给恩格斯，恩格斯对通知书的文字做了一些修改。1889年6月通知书以传单的形式在巴黎用法文印出，在伦敦用英文印出，并且用德文发表在6月1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6月2日的“柏林人民报”上。此外，还用英文刊载在6月8日的“公益”杂志上，并作为6月初发行的小册子“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Ⅱ．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见本卷第591—612页）的附录发表。通知书在最初几次发表的时候还缺少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签名；随着赞成通知书的声明纷纷出现，签名的数目也增加了。在本卷，这一通知书是根据巴黎代表大会刚刚结束后出版的代表大会材料和决议的正式法文版发表的。——第613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83年5月—1889年12月） 5—12月 恩格斯认为，完成马克思未完成的理论著作和出版他的遗著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具有巨大的意义，因此，继续整理马克思的遗稿，尤其是“资本论”的手稿，对其中的一些部分加以记述，选择马克思的某些著作准备再版，整理马克思的书信。 5月10日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继续进行活动，恩格斯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奥·倍倍尔，强调指出必须同机会主义者进行坚决斗争，同他们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指出，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在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时候，不宜加速这一分裂。 5月底 恩格斯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发现德国无产阶级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的一首诗“帮工之歌”，便写了一篇关于维尔特的传记性文章。诗和文章一起以“格·维尔特的‘帮工之歌’”为题，发表在6月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6月—10月中 恩格斯审阅“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的校样，这一版的准备工作马克思没有做完。 6月上半月 为了使“资本论”第一卷英文本早日出版，恩格斯同伦敦基根出版公司商谈；他打算让他的朋友、前第一国际会员、英国法学家赛·穆尔担任本卷的翻译工作。 6月12日—8月27日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有一部分人仍然受到拉萨尔的关于除了无产阶级以外一切阶级都是反动的这一教条的影响，恩格斯多次写信给该党领导人，阐明关于在即将来临的德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题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问题；他还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统治阶级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他指出，德国最近的任务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短暂的过渡阶段。 6月下半月 恩格斯审阅由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帕·马尔提涅蒂翻译的他自己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意大利文译文，并对译文质量给以好评；这本小册子于7月在贝内万托出版。 6月28日 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第三版写序言；“共产党宣言”德文第三版于1883年在苏黎世出版。 8月 恩格斯关于早期基督教史的一篇文章“启示录”在伦敦社会主义派杂志“进步”上发表。 8月中—10月初 恩格斯阅读法国社会主义者加·杰维尔写的“资本论”第一卷浅说的手稿；他得出结论说，虽然作者对理论原理的阐述还不错，但是对历史内容和经济事实的叙述却应当受到严厉的批评；他指出，这一部分写得草率、马虎，其中有许多东西被简单化了，甚至被歪曲了，它不能使人正确了解马克思的这一著作。 8月17日—9月14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英国南部海滨）休养。 8月底 恩格斯着手审订“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文的头几章；他一面做其他工作，一面继续审订英译文约达三年之久。 8月30日 恩格斯把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告诉倍倍尔，同时指出亨·迈·海德门领导的民主联盟声明它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事实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他还指出，这个组织同仍然处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的群众性工人运动没有联系。恩格斯强调指出，英国在工业上和贸易上的垄断地位是这一影响的经济基础，这种垄断地位使资产阶级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收买工人阶级的其一特定部分，因此英国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运动很可能只有在摧毁这种垄断地位后才能产生。 9月下半月 恩格斯开始准备出版未经马克思审订的“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在几乎两年中，他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这一工作；他核对手稿中各种不同的方案，确定全卷的结构，根据马克思的最后研究成果写出定稿，以及对全文进行总校订。 9月19日和23日 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格·亚·洛帕廷拜访恩格斯；洛帕廷在他给俄国女革命家玛·尼·奥沙尼娜的信中说，恩格斯在同他谈话时表示相信，新的社会改造的首倡权理所当然地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在酝酿成熟的俄国。 10月—12月17日 恩格斯患病。 约10月 恩格斯认为，吸引德国农业工人和劳动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具有巨大的意义，因此准备把他的著作“马尔克”印成新的普及本，这一著作以“德国农民。他过去怎样？他现在怎样？他将来会怎样？”为题，于11月在苏黎世印成单行本出版。 10月中 恩格斯接到德国工人运动的老战士弗·列斯纳的来信，要求给他寄去几本“资本论”第一卷，以便在伦敦的德国工人中间传播。 约10月底—11月初 恩格斯收到俄国社会主义者维·伊·查苏利奇的来信，信中告诉他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恩格斯同时还收到了这个组织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关于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传单。 11月7日 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写序言。 11月13日 恩格斯写信给查苏利奇，指出俄国政治局势紧张，并预料革命危机在那里可能很快就会到来。 1883年12月—1884年10月 恩格斯一面做其他工作，一面审订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的最早的德文译文，并为这本书写注释和序言。 1883年底 恩格斯把10月间出版的他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德文第三版寄给俄国学者——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马·柯瓦列夫斯基。 1884 1月—8月初 恩格斯继续密切注意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同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爱·艾威林、厄·贝·巴克斯和其他社会主义活动家保持经常接触，赞成他们反对民主联盟领袖海德门的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他认为海德门是不择手段的钻营家和隐蔽的沙文主义者；他把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告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同时强调指出，客观情况愈来愈有利于在英国工人中间进行社会主义的鼓动工作，并指出，英国社会主义者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同工人群众建立紧密的联系。 1—3月 恩格斯继续整理马克思的遗稿和藏书。 1月上半月 恩格斯读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并给以高度评价。 1月28日 恩格斯通知波兰社会主义者路·克尔日维茨基，表示同意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波兰文译本。 1月28日—3月7日 恩格斯查看了马克思收藏的俄文书籍，决定将其中很大一部分转赠俄国革命流亡者的代表以建立图书馆；为此他和当时在巴黎的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彼·拉·拉甫罗夫通信，并于2月底把这些书寄给了拉甫罗夫。 2—3月 恩格斯仔细研究马克思在1861—1863年写的、作为“资本论”各卷第一个系统草稿的经济学手稿；这些以“剩余价值理论”为题的手稿，大部分都是批判性的经济学说史，是马克思打算在“资本论”第四卷中叙述的。 2月 恩格斯断然拒绝了德国流亡者农涅顽固的企图，他要恩格斯支持建立一个有恩格斯不大熟悉或者根本不熟悉的人组成的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的计划。后来农涅被揭露是德国政府驻巴黎的警探。 2月上半月 恩格斯研究马克思在1881—1882年所做的美国著名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这个摘要是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时发现的。鉴于马克思想就摩尔根这本书的出版发表意见的意图未能实现，恩格斯决定写一部著作，根据马克思在这个摘要中提出的意见，同时也利用摩尔根的实际材料和某些结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原始社会以及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历史做一个扼要的概述。 2月初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出版。 2月中—3月初 恩格斯写“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文中揭示了马克思和他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文章发表在3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2月14日和3月7日 恩格斯继续密切注意德国工人阶级在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条件下所进行的斗争，他写信给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约·菲·贝克尔和弗·阿·左尔格，对这一斗争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表示满意，在这个斗争过程中革命思想得到愈来愈广泛的传播，而无产阶级群众也取得丰富的革命经验。 2月下半月—3月初 由于准备出版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法文第二版，恩格斯把1865年发表的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一文译成法文；这篇经法国工人党的领袖之一保·拉法格校订过的译文在恩格斯逝世后发表在“哲学的贫困”1896年法文版上。 2月20日左右 恩格斯接到左尔格的来信，信中有关于美国工人状况的若干材料，也提到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约·狄慈根即将迁居美国的事情。 2月底—3月初 恩格斯阅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他确信摩尔根根据自己对北美印第安人和许多古代民族的社会制度的研究自发地达到了唯物史观，他在摩尔根的著作中找到了新的事实根据，可用以证实马克思和他自己对原始社会历史的观点。 恩格斯把马克思藏书中的法文书籍寄给在巴黎的保·拉法格和他的妻子——马克思的女儿劳拉。 3月 恩格斯同汉堡出版者奥·迈斯纳商谈关于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的事情。 3月5日左右 恩格斯应维也纳大学讲师G．格罗斯的请求，把马克思生平的某些事迹告诉他，供编写“德国人名大辞典”中的马克思传略之用。 3月6日 恩格斯写信给查苏利奇，对俄国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兴趣日益浓厚一事表示满意，欢迎“劳动解放社”用俄文出版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的想法，答应把他为该书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以及别的一些材料寄去。同时，恩格斯还把他在整理马克思遗稿时发现的一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副本寄给了她，这封信写于1877年，但是没有寄出。马克思的这封信由查苏利奇译出后于1886年发表在秘密杂志“民意导报”上。 3月7日 恩格斯把英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告诉左尔格，指出以茹·盖得和拉法格为首的法国工人党正在外省积极活动，并在巴黎进行着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 3月24日 恩格斯写信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爱·伯恩施坦，批评该报3月20日社论中对“民主”这一概念所做的错误的、抹杀问题的阶级实质的解释；他指出，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彻底的形式，但同时这种共和国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也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3月底—5月26日 恩格斯写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书中对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对抗性阶级和阶级统治的产生做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揭示了家庭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更替对生产关系的发展的从属性，揭露了阶级社会中家庭所固有的矛盾，阐明了国家的阶级本性以及它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描绘了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利用了马克思所做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而且还吸收了大量其他材料。 4月2日和15日之间 恩格斯收到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寄来的关于在鲁贝举行的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的详细报道，他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是法国工人运动的重大成就。 4月11日 恩格斯在获悉他的著作“反杜林论”在德国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在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后，通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说，他决定准备再版这一著作。 5月 恩格斯密切注意法国工人党的活动；他多次写信给拉法格，就巴黎市镇选举结果向该党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他们对待从该党脱离出去的可能派机会主义集团的策略的意见，并建议他们在选举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5月初 恩格斯读拉法格关于唯物史观和杰维尔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演讲稿，他们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曾经在巴黎向工人听众做了这些演讲，恩格斯对这两篇演讲稿给以好评。 5月22日 恩格斯写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前八章，并把手稿寄往苏黎世出版；在随手稿寄去的附信中，他强调指出，在德国不可能公开发表这一著作，因为这一著作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做了激烈的批判，并做出了这个社会必然要灭亡的结论。 5月23日以前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保·辛格尔拜访了恩格斯；恩格斯在同他谈话时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将于10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采取灵活的策略，不要拒绝同其他反对党达成临时协议，如果这样做不要求做原则性的让步并有助于增加社会民主党议员人数的话。 5月26日 恩格斯写完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5月29日—6月4日 恩格斯去海斯丁斯（英国南部海滨）德国民主派政论家、1849年巴登起义的积极参 加者西·波克罕家中作客。 6月 恩格斯准备重新出版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阅读这一著作的本文，写了一篇简短的前言。小册子于10月间在苏黎世出版。 6月5—6日 由于威·布洛斯、布·盖泽尔等机会主义者继续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特别是在国会党团内加紧进行活动，恩格斯在给倍倍尔和该党其他领导人的信中要求对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首先对他们损害和攻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行为予以坚决的反击。恩格斯指出，归根到底同机会主义者的彻底决裂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他建议该党领导尽可能推迟分裂的发生，以争取逐步孤立机会主义者和把他们开除出党。 6月21日和26日之间 恩格斯读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考茨基的批评文章“洛贝尔图斯的‘资本’”的手稿，并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他，建议他特别要强调指出普鲁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了的容克地主的思想家卡·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观点同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比·约·蒲鲁东的观点的相似之处。 6月26日 恩格斯写信给俄国流亡者叶·帕普利茨，信中对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和俄罗斯文学中的整个历史的和批判的学派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著作按其科学水平大大超过了德国和法国官方历史科学的著作。 7月16日 俄国民粹派革命家谢·米·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拜访了恩格斯。 7月底—10月3日 恩格斯审阅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校样。 8月1日和11日之间 恩格斯应拉法格的请求阅读刚刚在巴黎出版的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勒卢阿-博利约的“集体主义，对新社会主义的批判性考察”一书，在这本书中博利约企图“驳倒”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恩格斯也阅读了拉法格批判该书的文章的手稿，并把自己对这篇文章的意见寄给他。这篇文章在拉法格根据恩格斯的意见作了修改以后载于1884年“经济学家杂志”（《Journaldeséconomistes》）上。 8月初 恩格斯收到约·菲·贝克尔的来信，信中告诉他瑞士工人运动的状况和无政府主义者在那里的影响缩小的情形。 8月5日左右—9月1日 恩格斯在沃信（英国南部海滨）休养。 8月13日和20日之间 恩格斯答应设在日内瓦的波兰流亡者社会民主派团体“阶级斗争”的代表玛丽亚·杨科夫斯卡娅-门德尔森（Ｓ．列奥诺维奇）的请求，同意她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译成波兰文。 9月 恩格斯阅读了几期德国社会民主党杂志“新世界”（《DieNeueWelt》），并指出了这个杂志上发表的布·盖泽尔和威·布洛斯的几篇关于哲学和历史问题的文章的肤浅庸俗性质。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登载了一篇编辑部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一本新书”，这篇文章是为正在印刷中的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写的；文章中摘引了这本书的序言的某些段落。 9月上半月 恩格斯读美国社会改良主义者劳·格朗隆德的“合作国家”一书，并对该书做了尖锐的批评。 9月中 恩格斯读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者卡·施拉姆的“考茨基和洛贝尔图斯”一文的手稿，施拉姆在这篇文章中企图为普鲁士国家“社会使命”的预言家洛贝尔图斯辩护，反驳马克思主义者对洛贝尔图斯的批评；恩格斯同时也读到了考茨基答施拉姆的文章的手稿，恩格斯对考茨基的文章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极力建议他对施拉姆的文章做出更尖锐有力的回答。 10月 由于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日益临近，恩格斯继续密切注意国内政治形势和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活动，同该党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保持经常联系；他在给他们的信中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将有很大的意义，并且指出，在已经形成的条件下，机会主义者必然会钻进未来的国会党团，因此将不得不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10月2日 为了进行国会选举的竞选活动，“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了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片断，这些片断说明，无产阶级应当利用普选制以利于开展革命斗争。 10月3日左右 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苏黎世出版。 10月11—14日 恩格斯把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分别寄给倍倍尔、约·菲·贝克尔、拉甫罗夫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活动家。 10月15日 恩格斯写信给约·菲·贝克尔，高度评价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卓越的演说家倍倍尔的活动。 10月23日 恩格斯写完卡·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他尖锐地批判了洛贝尔图斯的庸俗空想主义的观点，并且驳斥了这样一种无稽之谈，即洛贝尔图斯在马克思之前已经做出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基本发现。这篇序言以“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为题发表在1885年1月“新时代”杂志上，接着又载于1885年1月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 10月28—29日 恩格斯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刚举行完的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的成功告诉英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活动家；他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表示相信，这件事将推动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走向新的高潮。 10月30日左右—12月30日 恩格斯就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译成意大利文的事情同马尔提涅蒂通信，后者告诉他说，在意大利出版这本书的事情已达成协议。 11月8—18日 恩格斯继续分析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结果，他写信给倍倍尔以及社会民主党其他活动家，认为该党在选举中所获得的成就证明，虽然有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但是该党由于运用革命策略而得以大大巩固了自己在工人中间的阵地并赢得了一系列新的选区；恩格斯建议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帝国国会的讲坛上揭露政府和统治阶级的行为，经常提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法案；由于在新选出的国会党团中有机会主义分子，他警告倍倍尔要提防向统治阶级作任何原则性让步的危险。 11月12日 恩格斯开始进行“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的最终审订工作，这一篇的内容是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11月底—12月 恩格斯积极支持社会民主联盟内的革命分子反对该联盟以海德门为首的机会主义领导的斗争，他为这件事情不止一次地同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艾威林、巴克斯、英国社会主义者、诗人威·莫利斯、工人社会主义者约·马洪等人会晤；他赞同这个联盟中以艾威林、巴克斯、莫利斯等人为首的大多数盟员于12月底退出该联盟以抗议海德门及其支持者的政策并建立新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的举动。 12月11—30日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机会主义多数派决定不反对政府关于给予轮船公司以国家津贴的法案，恩格斯同辛格尔谈话，写信给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尖锐地斥责了这一立场，认为这是对德国统治阶级的殖民政策的实际支持。恩格斯建议国会党团采取如下策略：向政府提出一些它决不会接受的要求，作为投票赞成上述法案的条件，这些要求如果被拒绝，就会暴露政府政策的反人民的实质；恩格斯认为，这些要求之一就是提出一项关于把国有农庄出租给农业工人合作社并由国家给予财政帮助的法案。恩格斯解释说，以法案形式提出这项要求对于把农业工人和小农吸引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会有巨大的宣传意义。 1884年底 恩格斯计划重新出版自己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并为此进行了工作。在新版中他本想表明，十六世纪的农民战争是德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峰，是德国历史上的转折点；他草拟了准备为该书新写的一篇导言的纲要，并已动笔写这篇导言，但未完成。别的刻不容缓的事情迫使恩格斯停止了这项工作。 1885 1月—2月4日 恩格斯审订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部分英译文，它是由美国社会主义者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为了在美国出版该书而译成英文的。 1月 恩格斯准备出版他的“反杜林论”一书的德文第二版。 1月25日 恩格斯写“帝俄高级炸药顾问”一文，文中揭露了沙皇政府力图使英国统治集团引渡俄国政治流亡者的阴谋；文章发表在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他在给保·拉法格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由盖得撰写的法国社会主义报纸“人民呼声报”1月31日的社论摘引了这封信的某些段落。 2月—6月初 恩格斯审阅“资本论”第二卷的校样。 2月4日 恩格斯写信给威·李卜克内西，批评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采取调和态度。 2月中 恩格斯由于打算为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美国版写序言，写了“一八四五年和 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文中说明了四十年来英国经济和无产阶级状况的变化。文章发表在三月份英国社会主义杂志“公益”第2期上，并由作者译成德文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第6期上。 2月11日 恩格斯答应“资本论”第一卷俄译者之一、民粹派经济学家尼·弗·丹尼尔逊的要求，同意把“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版的校样寄给他翻译，以便加速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的俄文版。 2月23日 恩格斯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的最后一部分手稿的整理工作，并把它寄给出版社。 2月底 恩格斯开始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准备付印。这一工作进行了十年左右。在此期间，恩格斯辨认手稿，根据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的提示确定了本卷的纲目和结构，把材料重新做了相应的安排，补撰某些只有草稿的篇章，写出马克思拟写而未写的某些部分，而且还根据自己对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某些新现象的研究做了一系列的补充；他对本卷的文字做了大量修饰和修改，写了序言和跋，对最后的定稿做了总校订。 3月初 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C．法伦霍耳茨的一封信，写信人企图歪曲社会民主联盟发生分裂的真正原因并维护海德门的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线，恩格斯建议艾威林答复这封信，并帮助他起草答复，答复发表在3月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号上。 4—6月 恩格斯审订马尔提涅蒂翻译的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意大利文译文。 恩格斯愤怒地注视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中的机会主义者的企图。这些机会主义者因为在关于给予轮船公司补助金问题上的立场受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批评而提出抗议，企图使这个机关报的编辑部受他们支配。恩格斯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信中，以及同他们当中某些人的个别谈话中坚决主张编辑部对国会党团保持独立，以保证能够进一步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并执行彻底的革命路线。 4月 恩格斯读查苏利奇寄给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劳动解放社”领导人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的俄文原著。 4月23日 恩格斯写信给查苏利奇，对俄国出现马克思理论的拥护者一事深表满意，认为这个事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将具有伟大的意义；同时他还指出，俄国革命危机的因素正在增长，真正的人民革命必然来临。 5—11月 恩格斯审阅自己的著作“反杜林论”德文第二版的校样。 5月5日 恩格斯写完“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使完成日期赶上马克思诞辰；在这篇序言中他戳穿了企图诬蔑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的德国资产阶级讲坛社会主义者的诽谤，同时还证明洛贝尔图斯的观点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5月15日 恩格斯写信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建议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许机会主义者歪曲和攻击上面，放在维护党在一切实际问题上的彻底革命的路线上面。 5月底—6月 恩格斯审阅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校样；该版于1885年出版，恩格斯专门为该版写了序言。 6月13日左右 恩格斯认为，正确阐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问题并且揭穿把德国古典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企图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因此他答应给“新时代”编辑部写一篇关于路·费尔巴哈哲学的文章；后来他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著作，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6月16日 恩格斯通知苏黎世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社的领导人海·施留特尔，表示同意以单行本分别出版马克思的有关“新莱茵报”编辑案件、1849年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案件以及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案件的著作和其他有关材料，并答应为这些小册子写序言。 7月—9月中 恩格斯审订由法国社会主义者爱·福尔坦翻译的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法译文，他还同福尔坦通信，商谈关于在法国社会主义报纸“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这一译文的可能性；直到1891年这个译文才在该报上发表并印成单行本出版。 7月1日 恩格斯为小册子“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写序言，这一小册子收集了马克思以及1849年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案件中其他被告的发言；恩格斯的序言全文发表在10月初于苏黎世出版的该书上，同时还摘要发表在10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7月初（不迟于10日） “资本论”第二卷出版。 7月下半月 恩格斯结束了对“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辨认。 8月14日—9月14日 恩格斯在泽稷岛休养，审阅自己的著作“反杜林论”第二版的校样。 8月21日左右 恩格斯接到丹尼尔逊关于“资本论”第二卷已全部译成俄文的通知，后者还告诉他，出于书报检查方面的考虑不得不对他的序言做某些删节。 8月25日 恩格斯根据丹尼尔逊的建议，写信给俄国民粹派合法杂志“北方通报”编辑部，建议它发表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的这封信于1888年10月发表在另一家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 9月23日 恩格斯写完他的著作“反杜林论”德文第二版的序言，他在序言中强调指出必须在自然科学中运用辩证法，并指出，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证明必须这样做。 10月 恩格斯写“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一文，文中尖锐批评了在1885年10月份的英国社会主义杂志“今日”上发表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部分译文，它是由海德门翻译的，用的笔名是约翰·布罗德豪斯；恩格斯的文章发表在11月“公益”杂志上。 10月8日 恩格斯写完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概要，这篇概要是作为马克思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德文第三版的导言而写的。概要以“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为题发表在11月12、19和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并载于10月间在苏黎世出版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三版中。 10月8日和12日 恩格斯分别写信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和拉法格，分析了法国在10月4日众议院初选后的政治形势。在初选中执政的温和共和党遭到了巨大的失败。恩格斯指出，选举结果有可能使激进党执政，这将为社会主义者的活动造成有利的形势。第一封信的片断发表在10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社论中（未指明作者），第二封信的一部分以“当前的形势”为题发表在10月17日“社会主义者报”上。 10月10日和11月24日之间 恩格斯写“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一文，对从中世纪起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止普鲁士农民的状况做了简要的历史概述。这篇文章发表在根据恩格斯的倡议再版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威·沃尔弗的小册子“西里西亚的十亿”中，作为该书导言的第二部分。这本小册子于1886年4月在苏黎世出版。 10月中 由于由劳拉·拉法格译成法文的“共产党宣言”从8月份开始在“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恩格斯给她写了几封信，把自己对译文质量的一些意见告诉她，并建议以后做某些修改。 10月下半月—12月 由于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战争以及欧洲列强在保加利亚问题上矛盾的增长引起了欧洲国际局势的尖锐化，恩格斯研究了俄国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并得出结论说，俾斯麦帮助沙皇政府从德国银行家那里获得贷款，就是对巴尔干半岛军事冲突的爆发起挑拨作用，同时也是力图支持沙皇政府同革命运动作斗争。他把关于这个问题的某些材料寄给了李卜克内西，后者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利用了这些材料。 10月21日 恩格斯写信给“社会主义者报”编辑部，对该报10月17日以“当前的形势”为题发表的恩格斯给拉法格的信的片断中所阐述的某些论点做了明确的解释。这封信以“致‘社会主义者报’编辑委员会”为题发表在10月31日该报上。 10月28日 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分析了英国的经济状况和工人运动的状况，指出联合了熟练工人的旧工联实质上起着反动的作用；同时他尖锐地批评了社会民主联盟领导的宗派主义立场和脱离工人群众。在谈到法国的状况时，恩格斯指出，法国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他表示相信，随着资产阶级政党日益暴露出其不可信赖，法国工人将加入社会主义运动。 11月—12月初 恩格斯读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格·阿德勒的“德国第一次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一书，该书伪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并歪曲了马克思的活动；恩格斯在书的页边上写下了批评意见，并就考茨基写书评批判该书一事向考茨基做了一系列指示。根据恩格斯的这些指示写成的书评发表在1886年2月“新时代”杂志上。 11月14日 恩格斯应拉法格的要求，告诉他关于德国西部和南部1849年五月起义的一些详情，当时拉法格正在准备为“社会主义者报”撰写恩格斯传略；根据这些材料写成的文章，作为恩格斯传的第二篇，以“1849年的五月起义”为题，发表在11月21日“社会主义者报”上，文章没有署名。 11月13日 恩格斯写信给丹尼尔逊，感谢他寄来了马克思书信的摘录，并告诉他打算在以后出版马克思的书信选集。 11月17日 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分析了欧洲国际形势，指出有爆发欧洲战争的危险；他在强调社会主义者必须反对统治阶级的军国主义计划时指出，如果统治阶级终于发动了这样的战争，那末，战争将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 11月26日 恩格斯写信给德国女作家敏·考茨基，指出社会主义文学在现实主义地和真实地描写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关系时，应当通过这种描写揭露这些关系的真正本质，不仅要表明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而且要向人们灌输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 12月2日左右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书第二版在苏黎世出版。 12月7日 恩格斯写信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告诉他海德门曾秘密地从保守党那里领取经费来从事十一月议会选举的竞选活动，这一事实已经众所周知并引起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地方组织领导人的愤慨；恩格斯强调指出，海德门的这种行为是不能容许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该报12月17日发表的一篇短评中利用了恩格斯的信和他寄去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恩格斯在12月17日给拉法格的信中也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 1886 1月 恩格斯收到丹尼尔逊寄来的关于俄国经济状况的札记。 恩格斯应李卜克内西的请求，对李卜克内西的政论活动和在帝国国会上的发言提出了一些意见，指出必须继续对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 1月7日和2月25日之间 恩格斯审订准备在美国出版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英译文，并为这一版写了跋，概括地论述了英美两国无产阶级的状况；这篇跋作为附录收入该书中。在附录中还插进了恩格斯的“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该书于1887年5月在纽约出版。 不迟于1月20日 恩格斯读机会主义者施拉姆的小册子“洛贝尔图斯、马克思、拉萨尔”，并把自己对这本小册子的批评意见告诉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月21日和28日，2月5日和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一组反对施拉姆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家以及洛贝尔图斯和拉萨尔的辩护士的编辑部文章“道德的批评家和他的批评道德”中引用了恩格斯的意见。 1月20—23日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再次强调指出，把德国劳动农民作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吸引到革命斗争中来具有巨大意义；他指出，在保持生产资料和土地国有制的条件下建立小农和农业工人合作社的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实现，这样的要求应当是向共产主义经济过渡的必经阶段。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还劝倍倍尔同李卜克内西一起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赴美宣传旅行；恩格斯把这次旅行看做是巩固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手段之一。 1月底 恩格斯收到穆尔和艾威林寄来的由他们两人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文的全部手稿。 恩格斯收到丹尼尔逊寄来的刚刚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俄文版。 2月4日 恩格斯写信给荷兰社会主义者斐·多·纽文胡斯，对他的“我国是如何管理的”一书给以好评；与此同时，他指出，荷兰历史发展的特点之一，是它没有发达的官僚主义管理机器；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还向纽文胡斯做了某些解释，以供“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译成荷兰文之用。 2月8日和15日之间 由于2月8日伦敦失业工人在社会民主联盟的参加下举行群众大会时有一批游民进行挑衅活动，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倍倍尔等人，尖锐批评了该联盟的领导，特别是海德门的行动，海德门实际上鼓励了这些游民。 2月中 恩格斯指出，以德卡兹维耳矿工的罢工为标志的法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涨具有巨大意义，同时他对三个法国工人议员，即艾·巴斯利、泽·卡梅利纳和昂·布瓦埃的行动表示敬意，他们坚决捍卫罢工者，同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党团决裂，并且实际上为独立的工人党团在议会中的存在奠定了基础；恩格斯认为这个事件是革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胜利，它意味着法国工人开始摆脱激进派的影响。 2月25日—8月5日 恩格斯审订“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文的手稿，他在审订时特别利用了马克思在1877年当美国最初有人试图从事这部著作的翻译时所做的书面指示。 3月中 恩格斯多次写信给拉法格，劝告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继续争取团结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斗争，孤立可能派机会主义集团并揭露他们妨碍工人阶级团结的行动；他赞许工人议员们严辞捍卫德卡兹维耳罢工矿工而迫使议会通过了一个敦促政府考虑劳动利益的决议的行为；他认为这一事实是工人运动的巨大胜利，恩格斯把议员们演说的全文寄给了倍倍尔。 3月15日 恩格斯写信给法国社会主义者，就巴黎公社十五周年纪念之际表示与他们团结一致。恩格斯的信发表在3月27日“社会主义者报”上。 3月底 恩格斯感谢查苏利奇给他寄来了由她本人译成俄文出版的卡·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 4—7月 恩格斯患病。 4—5月 “新时代”杂志发表了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该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同它的哲学先驱的关系，并考察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 4月上半月 由于俾斯麦在3月31日的帝国国会演说中企图把1866年对他行刺的弗·布林德说成是马克思的门徒，恩格斯坚持要劳·拉法格、爱·马克思-艾威林予以驳斥；马克思两个女儿的声明发表在4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和4月24日“社会主义者报”上。 4月初 恩格斯研究了德意志帝国国会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问题的讨论情形，他赞同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对政府和反动议员进行尖锐驳斥的言论；他指出，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尤其是法国德卡兹维耳矿工的罢工和法国工人议员在议会中的行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正在产生革命化的影响。 4月中 恩格斯接见圣路易斯（美国）民主党报纸记者麦肯尼斯，并就劳动立法问题同他进行了谈话；由于7月初在“密苏里共和党人报”上刊登的一篇关于这次谈话的简讯歪曲地报道了恩格斯所说的话，恩格斯写了一封信表示抗议，这封信发表在7月8日社会主义报纸“纽约人民报”上。 4月底—9月 恩格斯密切注意美国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群众性斗争的扩展，芝加哥、费拉得尔菲亚、波士顿、纽约和其他城市工人的五一罢工、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他写信给左尔格、倍倍尔和其他著名社会主义者，强调指出美国无产阶级的这些行动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恩格斯指出，美国工人运动的缺点和弱点——无政府主义者的巨大影响、缺乏明确的纲领和鲜明的目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很少——在运动的初期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在今后的斗争过程中将被克服。 4月29日和5月12日 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和李卜克内西，描述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时指出，从社会民主联盟中脱离出去的社会主义同盟未能成为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它的领导人莫利斯和巴克斯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之下。 5月初 由于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在5月2日巴黎市镇选举中获得了大量选票，恩格斯写信给拉法格和李卜克内西，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它证明工人正日益摆脱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影响。恩格斯把载有他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新时代”杂志和附有他的导言的沃尔弗的小册子“西里西亚的十亿”一起寄给马尔提涅蒂。 5月15日 恩格斯关于枪杀里昂玻璃厂罢工工人事件的一篇短评在“公益”杂志上发表。 5月22日 恩格斯同伦敦斯万·容涅先—劳里出版公司商谈关于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的问题。 5月底—6月3日 恩格斯审阅自己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的校样。 6月25日左右—7月7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疗养，他的朋友、著名的德国化学家、社会民主党人卡·肖莱马在这里拜访了他。 8—11月 恩格斯审阅“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的校样。 8月7日—9月4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在这里李卜克内西曾在他家作客数日。 8月下半月—10月 由于沙皇俄国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竞争的加强、法国复仇主义情绪和德国统治集团侵略意图的增长、以及英国对近东和中东所实行的掠夺政策，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因此恩格斯仔细研究欧洲的国际形势。他在指出全欧战争有爆发的现实危险时，得出结论说，这个战争将滋长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从而会使国际工人运动遭到沉重打击，但同时也必然会加速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俄国革命危机的成熟。 8月18日 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把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告诉他，指出社会民主联盟和其他社会主义组织仍然脱离群众，而社会主义同盟由于它的部分领导人受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正经受着内部危机。恩格斯还强调指出，美国和法国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证实了马克思的下述论点，即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其范围内进行决战的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形式。 鉴于倍倍尔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其他积极活动家因参加哥本哈根党代表大会和散发为德国当局禁止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而被夫赖堡萨京森法庭判处监狱监禁，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认为，这个判决以及其他警察恐怖行为是德国政府无力对付工人运动的高涨的证明。 8月20日 恩格斯通知施留特尔表示同意重新出版他的“论住宅问题”这一组文章，同时还建议再版1885年12月去世的波克罕的小册子“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并答应写一篇波克罕的传记作为这本小册子的引言。 8月29日 恩格斯离开伊斯特勃恩到伦敦去了一天，以便会见从德国前往美国的李卜克内西。 恩格斯在伦敦会晤宪章运动的老战士乔·哈尼。 9月5日和13日之间 社会主义同盟领导人巴克斯和莫利斯不止一次地拜访了恩格斯，恩格斯同他们交谈了同盟内部的状况。 约9月5日和11日之间 恩格斯阅读考茨基“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的手稿，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9月17日—9月27日左右 约·菲·贝克尔在恩格斯家里作客。 10月2日 由于巴黎陪审法庭宣判因公开揭露政府和大银行有联系而受法院审讯的拉法格和盖得无罪，恩格斯在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指出，这个事实证明，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能够利用资产阶级各个派系之间的矛盾；同时恩格斯警告法国社会主义者要防止过高估计这些矛盾的危险，并强调指出，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政治上的不稳定性是必然的。 10月8日和9日 恩格斯建议倍倍尔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其他活动家考虑，由党来保证约·菲·贝克尔的生活需要，以便使他能够写完对德国革命运动史有很大意义的回忆录。 10月23日 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关于在警察统治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人报”将不再称为党的正式机关报的决定是适宜的；恩格斯指出，这一步骤不但将使国会党团进行公开活动更方便，而且也将为该报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10月25日 恩格斯写欧洲国际形势简评，分析了各大强国之间，特别是俄国同奥匈帝国之间以及德国同法国之间矛盾尖锐化的情形，并指明了全欧战争的日益增长的危险；恩格斯指出，这些大国的统治阶级都把战争看做是一种镇压革命运动和保持反动统治的手段，因此他向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项坚决反对战争危险的任务。恩格斯把这篇简评寄给了拉法格，在略加删节和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以后以“欧洲政局”为题发表在11月6日“社会主义者报”上。 11月—12月初 恩格斯写“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批判奥地利资产阶级法学家安·门格尔的“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一书，该书充满了对马克思和他的学说的攻击。由于健康状况不好，恩格斯不得不停止这一工作，由考茨基把该文写完。文章发表在1887年2月“新时代”杂志上，没有署名。 11月5日 恩格斯写完“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 11月下半月 恩格斯继续密切注意英国工人运动的状况，他多次写信给其他国家著名社会主义者，指出工人群众，尤其是失业工人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他认为，社会民主联盟内存在健康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因此尽管它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它仍有可能提高自己在工人中的威信，而社会主义同盟却越来越变成脱离实际斗争的宗派组织；恩格斯强调指出，必须把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同它的普通拥护者区别开来。 11月底—12月 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分析了美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新因素——“劳动骑士团”团员的剧增、纽约统一工人党的成立、在某些州的选举中工人候选人所获得的胜利；他指出，在工人阶级的斗争蓬勃高涨和最广泛的工人组织——“劳动骑士团”缺乏有理论根据的社会主义纲领的条件下，在美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恩格斯严厉地批评了基本上是由德国流亡者组成的、和美国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没有联系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他强调指出，美国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在不脱离现有各种群众运动形式的情况下，努力争取建立一个美国无产阶级的全国性政党。 约1886年12月—1887年3月 恩格斯阅读早先寄给他的施留特尔的小册子“英国宪章运动”的手稿，编写宪章运动的年表，对小册子的正文做某些修改和补充。小册子于1887年10月初在苏黎世出版，没有指明作者是谁。 12月5—10日 李卜克内西夫妇访美归来，顺道至恩格斯家中作客。 12月6日 辛格尔拜访恩格斯。 12月9日 由于贝克尔去世，恩格斯撰文纪念这位著名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文章以“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为题发表在12月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1号上，略加删节后转载在1887年1月1日和8日1日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机关报——纽约“社会主义者报”上。 约1886年12月23日—1887月1月 中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在伦敦恩格斯家里作客。 1887 1—7月 恩格斯因患眼疾不得不在阅读和写作方面对自己加以限制。 1月初 “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出版。 1月10日 恩格斯写完自己的著作“论住宅问题”第二版的序言。他在序言里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空想理论；他在分析德国农村家庭工业的状况时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使工人阶级革命化而且也使小农革命化，因此小农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天然同盟军。这篇序言发表在1月15日和2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并载于1887年3月上半月出版的“论住宅问题”一书上。 1月26日 恩格斯写完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美国版的序言。他在这篇序言里研究了美国工人运动的状况，批判了美国经济学家亨·乔治的理论，揭露了他提出的土地国有化的要求的资产阶级性质，指出，美国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全国规模的无产阶级政党。该书于5月初在纽约出版；这篇序言经恩格斯译成德文后又以“美国工人运动”为题发表在6月10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并于7月在纽约以同一标题用英文和德文印成单行本。 2—6月 鉴于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艾威林掀起了一个诽谤运动：诬蔑他在旅美讲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期间在财务方面有舞弊行为，恩格斯同左尔格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活动家进行了频繁的通信，以便驳斥这种诽谤和为艾威林恢复名誉。 2月上半月 恩格斯阅读发表在社会主义杂志“社会观察”上的他的文章“欧洲政局”的罗马尼亚译文，并借此学习了罗马尼亚文。 2月12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丹尼尔逊寄来的米·叶·萨尔梯柯夫-谢德林的“童话”。 2月12日 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一卷英文本寄给丹尼尔逊。 2月13日 鉴于2月19日将在巴黎举行由俄国、德国、波兰和其他国家的流亡社会主义者在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下组织的、旨在反对欧洲扩军备战的国际联谊节，恩格斯给组织委员会写了一封贺信。贺信曾在联谊节上宣读，并发表在2月26日“社会主义者报”上，后又译成德文发表在3月11日“社会民由党人报”以及3月19日纽约“社会主义者报”上2月24日和3月19日之间 恩格斯写信给劳·拉法格、左尔格和其他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分析了2月21日举行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的结果，在选举过程中尽管警察当局逞凶肆虐，社会民主党的选票仍得到了巨大的增长，恩格斯认为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巨大胜利，它证明该党在工人中的影响正不断增长。 1887年3月—1888年1月 恩格斯一面做其他工作，一面阅读穆尔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文，对译文进行修改并为英文版写注释。 3月4日 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的片断以“平等的观念是怎样产生的”为题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 3月10和12日 恩格斯告诉劳·拉法格和倍倍尔说“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第一版已经售完，第二版正开始印刷。 3月下半月—5月 恩格斯指导英国社会主义者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在伦敦工人街区，尤其是在受自由党人影响的东头区工人激进俱乐部进行宣传活动；他认为这种宣传是建立具有社会主义纲领的群众性工人政党的重要步骤。 3月18日 由于巴黎公社纪念日来临，恩格斯打电报给法国工人党巴黎组织，电文如下：“3月18日于伦敦。公民们！我和你们一起衷心地纪念三月十八日。”电文发表在3月26日“社会主义者报”上。 约3月底 恩格斯阅读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丹麦文译文。 4月23日左右 由于美国社会主义报纸“纽约人民报”编辑部事先没有征求恩格斯的意见擅自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美国版序言译成了德文，而且对原文做了歪曲，并于4月10日加以发表，为此，恩格斯向该报提出抗议。 4月24左右 恩格斯收到丹尼尔逊寄来的马克思写给丹尼尔逊的书信。 4月底—5月初 恩格斯同西班牙社会主义者霍·梅萨通信：梅萨告诉他关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衰落和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情形，同时还寄给他几份1886年的马德里“社会主义者报”，这些报纸上刊载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第一个西班牙译文。 5月初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第一个英译本在纽约出版。 6月4日和7日 恩格斯告诉左尔格和劳·拉法格说，5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社会主义同盟代表会议上无政府主义分子获得了胜利，他们投票通过了旨在反对一切议会活动的决议。恩格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以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将不得不退出同盟，因为同盟现在只能是开展群众性工人运动的绊脚石了。 6月14日和23日之间 恩格斯研究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的纲领，并对纲领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恩格斯把纲领的原文和他的修改意见寄给联盟的组织者之一马洪，并在给马洪的信中强调指出，只有真正的工人群众运动才能使独立的工人政党在英国建立起来。 6月24日 恩格斯写信给乔·哈尼，表示打算篇写马克思传。 7月 恩格斯阅读考茨基为“1888年奥地利工人历书”编写的恩格斯传记的手稿，并对原稿做了一些更正和补充。 恩格斯阅读施留特尔的小册子“英国宪章运动”的校样。 7月23日—9月2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 8月初 英国社会主义者巴克斯在伊斯特勃恩恩格斯家里作客。 8月下半月 恩格斯应考茨基的请求阅读他的“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一书的校样，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9月3日 恩格斯得到洛帕廷去世的消息（后来弄清，这是误传）以后，告诉拉甫罗夫说，他打算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一篇悼念洛帕廷的文章。 9月中 恩格斯获悉根据亨·乔治的倡议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被开除出纽约州统一工人党以后，在给左尔格以及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预料说，乔治同社会主义者的决裂并组织资产阶级改良派类型的政党将对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有利影响，因为这样一来会向工人们暴露出乔治的真面目，阻止他去领导运动。 10月下半月倍倍尔在恩格斯家里作客。 11月底—12月初 恩格斯同伦敦出版者里夫斯商谈在英国发行自己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美国版和该书序言的单行本。 1887年12月—1888年1月 恩格斯学习罗马尼亚文。 12月初 恩格斯把自己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手稿寄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者约·狄茨，以便出版单行本，同时还把马克思在1845年写的、应作为附录收入该书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寄给他。 12月7日 恩格斯复信给施留特尔，表示同意施留特尔里“弗·恩格斯1871—1875年短文集”为题出版他的文集的建议。文集未能出版。 12月15日 恩格斯写完波克罕的小册子“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第二版的引言，这一版是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准备付印的。在引言中，他对日益迫近的全欧战争的规模和可能的结局做了深刻的预测，并表示深信，这场战争一旦爆发，迟早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的胜利。引言载于1888年6月在苏黎世出版的上述小册子中。 1887年12月底—1888年3月 恩格斯写他计划写的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第四章，该书的前三章本为“反杜林论”第二篇中的几章，这几章总称“暴力论”。在这一章中，恩格斯打算对俾斯麦的全部政策进行批判的分析，并以德国1848年以后的历史为例说明在“反杜林论”中所做的关于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的理论结论是正确的。因忙于其他工作，特别是忙于准备“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付印工作，恩格斯没有写完这一章。 12月29日 恩格斯把被揭露是俾斯麦的雇佣间谍的奥地利拉萨尔派社会党人亨·奥伯温德过去在政治上的表现的一些材料告诉拉法格。 1888 1—3月 恩格斯由于又患眼疾不得不限制自己的工作和通信。在写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的同时，恩格斯还阅读刚刚出版的德国历史学家C．布勒的“现代史”一书的第四卷，并详细摘录了1871年以后的德国历史。 1—2月 由于战争的危险性不断增加，恩格斯仔细研究欧洲的国际形势。 1月2日和4日之间 恩格斯定购在彼得堡用德文出版的俄国经济学家伊·奥·凯斯列尔的四卷本著作“关于俄国农民的村社土地占有制的历史和评论”。 1月4日 恩格斯写信给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若·纳杰日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中的传播表示满意；他强调指出欧洲各社会党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的一致具有重要意义，并表示深信用革命方法推翻俄国沙皇制度，将会推动革命事件在德国、奥地利和全世界的开展。这封信的片断曾译成罗马尼亚文发表在“现代人”（《Contemporanul》）杂志第8期上。 1月30日 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序言载于1888年在伦敦出版的该书中。 2月13日和25日之间 恩格斯审阅“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的校样。 2月21日 恩格斯为自己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单行本写序言。该书于5月上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 2月底 恩格斯为已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卡·普芬德的妻子和女儿组织物质援助。 3月19日 恩格斯写信给拉法格，说明了威廉一世死后德国形势的特点；拉法格在他发表在3月26日法国激进派报纸“不妥协派报”（L’Intransigeant》）上的短评中利用了这封信。 4月—5月9日 恩格斯审阅和修改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为在美国出版单行本而翻译的马克思的演说“关于自由贸易”的英译文，并为这篇演说写了序言，其中利用了从纽约给他寄来的有关美国关税政策的材料；序言以“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为题发表在7月份的“新时代”上和8月份的“劳动旗帜”周刊上，并载于9月间在美国出版的马克思这篇演说的单行本中。 4月初 恩格斯写信给英国女作家玛·哈克奈斯，对她的小说“城市姑娘”给予好评，并发挥了他自己对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的观点，他指出：现实主义的作品应该表现活动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把巴尔扎克评为现实主义大师。 4月16日 恩格斯获悉德国社会民主党圣加伦代表大会决定按照党的倡议于1888年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消息后，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反对在非常法的条件下进行活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倡议者；他还指出，由于在英国没有一个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不宜在伦敦举行这种代表大会；他建议代表大会由法国社会党人安排在纪念法国1789年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召开，大会应该具有纯粹社会主义的性质。 5月—7月中 由于聚集在与保皇派集团有联系的前陆军部长若·布朗热将军周围的一批复仇主义分子在法国大肆活动，恩格斯写信给拉法格夫妇，强调指出布朗热主义的危险性；他认为这种运动是沙文主义运动，是波拿巴主义的变种，同时也批评了拉法格和法国工人党其他领袖对布朗热主义的错误评价，他们把布朗热的某些成功错误地说成是人民群众支持他的结果。恩格斯要求法国社会党人同布朗热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揭穿布朗热及其拥护者的蛊惑性的复仇主义口号。 7月6日和8月初之间 恩格斯把英国诗人派·雪莱的诗译成德文，供艾威林和爱·马克思-艾威林写“社会主义者雪莱”一文之用，该文于12月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 8月8—17日 恩格斯同爱·马克思-艾威林、艾威林和肖莱马一起动身去美国旅行，从伦敦乘“柏林号”轮船到纽约。 8月17日—9月19日 恩格斯同肖莱马、爱·马克思-艾威林和艾威林一起在美国和加拿大旅行；在纽约住了几天，在左尔格处作客，然后乘火车前往波士顿；在那里住了一星期左右，顺便参观了附近几个城市，其中包括剑桥和康克德；从波士顿乘火车去参观尼亚加拉瀑布，在那里休息了五天；从那里乘轮船沿安大略湖和圣劳伦斯河到蒙雷阿勒，顺便参观了加拿大的多伦多、侯普港和金兹顿等城市；从蒙雷阿勒乘火车回到美国的普拉茨堡，又从那里去阿德朗达克山脉游览，然后乘轮船经香普冷湖和乔治湖到沃耳巴尼，再乘轮船沿哈德逊河回到纽约。 9月19日 恩格斯对“纽约人民报”的代表、前第一国际活动家泰·库诺发表谈话，回答了库诺向他提出的问题，他强调指出英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正在提高，认为爱尔兰的土地运动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并表示深信俄国革命一定会对整个欧洲的局势产生巨大的影响。谈话发表在9月20日该报上，并转载在10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9月19—29日 恩格斯结束在美国的旅行，乘“纽约号”轮船回伦敦，同时开始为“新时代”写他这次旅行的观感，文章没有写完。 1888年10月—1889年1月初 恩格斯进行“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篇付印前的准备工作；确定这一篇的结构和各章的标题，根据马克思的个别提示编写第一、二、三章和只有一个标题的整个第四章。 10—12月 恩格斯写信给拉法格夫妇，尖锐地批评了某些社会党人打算同布朗热分子结成竞选联盟的意图，继续坚持要法国工人党的领袖们正式地和公开地声明毫无保留地谴责布朗热主义是极端敌视无产阶级的派别。 11月17日 恩格斯会晤英国社会主义者马·巴里，后者把在伦敦举行的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经过和结果告诉了他，这次代表大会做出了决定，于1889年夏天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并委托法国可能派这个机会主义派负责组织这次代表大会。 11月底—12月 受法国工人党领导的法国工团全国联合会波尔多代表大会决议，于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以对抗由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恩格斯从拉法格夫妇那里得到关于这两个代表大会筹备经过，特别是关于可能派力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他们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详细报道。 1889 1月5日 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说明由于两个国际代表大会同时召开而形成的局势；他认为可能派是同政府当局有联系的、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直接代理人，并且坚决地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同可能派断绝关系，参加由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 1月14日 恩格斯建议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倡议在南锡召开的、邀请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包括可能派）参加的、旨在为召开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创造条件的预备会议；恩格斯把这个会议看做是揭露和孤立可能派的一种手段。 2月10日 恩格斯完成了“资本论”第三卷第四篇付印前的准备工作，从而使全卷的三分之一以上都已脱稿。 2月11日 恩格斯告诉劳·拉法格说，可能派由于受到海德门的支持，阴谋通过他来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使之参加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 2月14日和20日之间 恩格斯审阅考茨基“1789年的阶级矛盾”一文的校样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该文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 2月下半月 恩格斯积极参加原定在南锡召开后来改在海牙召开的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 3月—7月14日 恩格斯认为，不让以法国可能派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领导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分子占据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因此他积极参加由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召开的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为此同各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进行广泛的通信：揭露可能派及其同盟者的机会主义实质，批评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的某些社会主义者对可能派所抱的调和主义情绪，也批评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了解在这个问题上必需采取灵活的策略而犯的宗派主义错误。 3月17日和22日之间 恩格斯审订伯恩施坦根据他的倡议为答复社会民主联盟机关报“正义报”3月16日编辑部文章而写的抨击性文章“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正义报”编辑部文章歪曲了与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有关的事实，并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这篇抨击性文章于3月23日左右出版了英文的单行本，并用德文发表在3月30日和4月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4月底 由于4月27日“正义报”上转载的巴黎劳动总会的通告断言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得到了法国大多数有组织工人的支持，恩格斯写了一篇短评加以驳斥；短评由法国社会主义者沙·博尼埃署名以给编辑部的信的形式发表在5月4日伦敦报纸“工人选民”上。 5月7—10日 恩格斯收到拉法格夫妇寄来的法国各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代表邀请欧美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参加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呼吁书，把它译成德文并安排译成英文的事情。呼吁书发表在德国和英国的许多社会主义报纸上。 5月下半月—6月初 恩格斯积极参加将以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的名义印发的关于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通知书的起草和审订工作，安排把这个文件译成各种文字，印刷和散发等事，并争取各国社会主义者在通知书上签名。 5月底 恩格斯审订伯恩施坦根据他的倡议为答复“社会民主联盟宣言”而写的第二篇抨击性文章“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社会民主联盟宣言”粗暴地歪曲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筹备经过。这篇抨击性文章于6月8日左右用英文印成单行本出版。 不迟于5月27日 恩格斯写信给苏格兰工党杂志“工人领袖”编辑詹·凯·哈第，信中描述了5月4日开始的鲁尔区矿工罢工，他认为这次罢工是德国工人运动中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该信作为一篇没有标题的文章载于该杂志6月号“矿工简讯”。 7月17日 由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它为第二国际奠定了基础）于7月14日在巴黎开幕，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是马克思主义者争取各国社会主义者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际团结事业中的一次重大胜利；他指出，可能派妄想夺取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企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约8月8日—9月6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休养。 8月10日 恩格斯在“工人选民”报上发表“可能派的代表资格证”一文，揭穿了可能派妄想破坏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声誉的企图，同时证明出席可能派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实际上并不代表任何组织。 8月底—10月初 由于法国众议院选举即将来临，恩格斯继续注视法国政治局势和法国社会党人的活动，并从拉法格夫妇处收到详细报道；写信给他们，表示深信布朗热主义的拥护者在选举中必将遭到彻底的失败；他建议法国社会党人执行独立的路线，并为他们组织金钱上的帮助。 8月底—9月初 恩格斯密切注意在伦敦发生的码头工人罢工；在给各国社会主义者的许多信中，他认为这次罢工是英国工人运动中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它标志着无产阶级尚未组织起来的阶层已经积极地参加了斗争；他给爱·马克思·艾威林的信的片断发表在8月31日“工人选民”报上，他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信的一部分被该报8月31日社论所引用。 9月6日左右 李卜克内西和辛格尔在伦敦拜访了恩格斯。 9月下半月—10月 恩格斯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重新核对引文，改正错误和刊误，补写了一些注释。 9月底—10月初 恩格斯写“资产阶级让位了”一文，以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的经验和英国工人运动的其他一些事实为依据，说明英国资产阶级开始失去国家领导阶级的作用；该文发表在10月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10—12月 恩格斯对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和其他英国社会主义者在伦敦非熟练工人中的活动给予帮助；他认为，工人阶级的这些阶层走上了罢工斗争的道路，他们加入了同主要是联合工人贵族的老工联相对抗的新工联，这是英国工人运动发展中新阶段的开端。 10月8日和29日 恩格斯写信给劳·拉法格，对9月22日和10月6日举行的法国众议院选举做了评价；他指出，尽管社会党人失掉一些当选证，但是选举的结果对他们说来还是一个相对的胜利，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得到的选票比可能派多一倍；恩格斯指出，布朗热分子遭到彻底失败这个事实是选举的主要结果。 11月 恩格斯为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三卷又重新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同时就有关问题浏览和阅读各种经济文献。 12月4日 恩格斯就如何翻译和加工法国激进派历史学家若·阿韦奈耳的书“阿那卡雪斯·克罗茨，人类的演说家”一事对奥地利社会主义者维·阿德勒做了指示。 12月7日 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指出在奥地利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获得了成就，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在急剧下降。 12月18日 恩格斯写信给丹麦社会主义者格·特利尔，阐述了自己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的观点；他一方面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建立独立的阶级政党，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另方面又指出，在个别情况下，只要不做原则性的让步，可以同其他政党结成暂时的联盟，以便共同为实现某些对无产阶级有利害关系的进步措施而斗争；同时恩格斯批评了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因为他们把反对无原则地同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同盟的特利尔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1889年7月14—21日） 告欧美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书[588] 1888年10月，在波尔多举行了有二百多个工会——工商会和同业小组的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在国际博览会期间应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 1888年12月，在特鲁瓦举行的有法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一切派别的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大会，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 波尔多代表大会任命的全国委员会和特鲁瓦代表大会任命的执行委员会，被委托来商定共同组织国际代表大会，并被委托来邀请欧洲和美洲一切致力于劳动解放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不分派别都来参加大会。这一点已经做到。 1889年2月28日，在海牙举行了有德国、瑞士、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参加的国际代表会议。英国社会主义同盟和丹麦的社会主义者由于缺席而表示抱歉，并且预先声明，它们将赞同所通过的一切决议。 海牙代表会议决定： 1．巴黎国际代表大会定于1889年7月14日到21日举行； 2．各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都可以在适合每个国家的政治法令的条件下参加代表大会； 3．代表大会在审查代表资格证和确定议程方面将是有主权的。 议程暂定如下： （ａ）国际劳动立法——从法律上调整工作日（白天劳动，夜间劳动，假日，成年男工，女工和童工）； （ｂ）对工厂、作坊以及家庭工业实行监督； （ｃ）实现这些措施的手段和途径。 据此，并根据波尔多代表大会和特鲁瓦代表大会对我们的委托，根据海牙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 （1）我们将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定于1889年7月14日到以21日举行。 （2）议程与海牙代表会议确定者同。 （3）我们将邀请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参加这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应当为新旧两大陆一切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的联合奠定基础。 我们在巴黎任命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委托它最终组织国际代表大会和筹备接待外国代表的工作。 我们向全世界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国际工人解放万岁！ 波尔多全国委员会： 总书记雷·拉维涅 胥利旺街16号 特鲁瓦执行委员会： 总书记G．巴提斯 巴黎执行委员会： 巴黎工团联合会： 布累，贝塞，费兰，蒙索，鲁赛耳 巴黎的社会主义组织： 瓦扬，盖得，杰维尔，雅克拉尔，克雷潘，拉法格 巴黎市参议会社会主义者小组： 多马，龙格，肖维埃尔，瓦扬——市参议员 众议院的社会主义者小组： 费鲁耳，普郎托——议员 通讯处：巴黎，让·雅·卢梭街，劳动介绍所，鞋匠工会委员会，法国书记贝塞 巴黎郊区勒－佩勒，外国书记保尔·拉法格 以传单的形式在伦敦发表，并载于1889年5月10日“柏林人民报”第109号，1889年5月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号，1889年5月18日“工人选民”第1卷第20号和1889年5月26日“公益”杂志第176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注释： [588]这一呼吁书是在保·拉法格的积极参加下写成的，目的是向一切国家的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报道各国社会主义者海牙代表会议（1889年2月）关于即将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并邀请他们参加这次代表大会。1889年5月6日保·拉法格把呼吁书全文寄给恩格斯，恩格斯完全同意这个呼吁书，把它译成德文，并促成用英文和德文加以发表。该呼吁书的恩格斯的德文译本发表在1889年5月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李卜克内西的译本发表在5月10日“柏林人民报”上，用英文以传单形式发表过，并且在5月18日“工人选民”报、5月25日“公益”杂志上先后发表。本版中的呼吁书全文是根据恩格斯的德文译本译出的。——第58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Ⅱ．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Ⅱ．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589] 这篇登载在1889年5月25日“正义报”上的宣言，力图向全世界宣告有关上述代表大会的“明明白白的真相”。对这些“明明白白的真相”负责的是“社会民主联盟国际委员会”和“社会民主联盟总委员会”。我们不清楚这两个机构是由哪些人组成的。一个名字都没有提到，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如果注意到宣言的作者们喋喋不休地抱怨海牙“秘密会议”，它的参加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向任何人隐瞒自己的名字的话。然而社会民主联盟的总委员会也好，它的国际委员会也好，都是根本莫名其妙的东西。有人可能还记得，1888年10月23日，社会民主联盟总委员会以七票对二票的多数做出了一个谴责海德门先生“贿买”“正义报”的决议；海德门先生以极端蔑视的态度对待这个决议（1888年10月27日“正义报”），称它是“偶然的”，并且很快就以同样的或者还要多一点的多数票把这个决议取消了。在这以后，这个总委员会甚至甘冒自己被人称为“秘密会议”的危险而不列举人名，这是毫不足怪的；而事实上，在这以后列举人名与否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宣言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同志们的一个支部和其他非社会主义者一起通过一个决议，决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以便和我们的可能派同志利召开和组织的代表大会相对抗，决议要求说明大不列颠人数是多和力量最强的社会主义组织，即社会民主联盟的真实情况。” 这里提到的“非社会主义者”是哪些人呢，他们的名字被小心翼翼地隐瞒起来了，正如提出上面那种说法的人的名字被小心翼翼地隐瞒起来了一样；因此不能确定，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是“明明白白的真相”，或者不是。然而，这种说法不是有意识的诽谤，就是根本毫无意义的东西，当它从那个与可能派订立了紧密的攻守同盟的组织的代表们的口中说出来时，听起来是相当奇怪的，这些可能派在没有“其他非社会主义者”的帮助的情况下还从未能召开过一次代表大会。1883年，他们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出席的外国人只有以布罗德赫斯特先生为首的英国工联主义者的首领们，并且布罗德赫斯特先生非常满意会上的发言和通过的决议。他们的第二次代表会议就其成员而言同第一次代表会议没有多大差别，而1888年的伦敦代表大会甚至是由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召开的，大家都知道它的成员“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恰恰相反。 然而我们撇开这一点不谈。宣言的作者们利用这个机会提醒我们，社会民主联盟是“大不列颠人数最多和力量最强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件新闻在每一号“正义报”上一周复一周地宣布几乎已经有六年之久了，但毕竟有一些堕落的人竟敢怀疑社会民主联盟的伟大和实力；他们甚至敢于断言，这些发誓要人相信社会民主联盟的伟大和实力的话，恰好在社会民主联盟的实际伟大和力量衰败的时期说得特别频繁、响亮和令人厌恶。他们援引这样的事实：去年年底“正义报”的版面“只是在节日期间”才缩小一半；可是，这些节日却一直延长到今天，而且有些熟悉报纸情况的人断定，这家印数号称超过四千份的报纸现在的发行量几乎只及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还断定，联盟有一些这样的分部，它们从来没有举行过集会，连门面也不装潢一下，而在许多大工业城市里根本没有人读这份报纸。应当说，像波尔顿分部的报告（1888年5月28日“工人选民”报）——它同宣言不一样，不是匿名的而是由八名联盟盟员署名的——这样的报告对于证实这些说法是很有帮助的。当向敌人透露自己的被夸大了的力量的时候，无论怎样为这种军事上的计谋辩护都行，但是当这种计谋被用来蒙蔽自己的同盟者和同志们的时候，对它的评价就不可能有两种意见了。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打着第欧根尼的灯笼或许才能在联合王国找到一个绝无仅有的人会让自己受社会民主联盟的这些使人厌烦的吹嘘的欺骗。 我非常抱歉，我迫不得已用这样的口气来谈论一个做了不少好事，它本来还可以做更多好事，而且它的成员里有很多优秀分子的组织。但是，只要它像目前那样听人摆布，它就别指望获得它所企求的地位。 其次，宣言的作者们声明说，他们方面为了达成协议尽了一切努力，但是既然这看来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他们现在决定，仅限于“叙述从来没有人争辩的，明明白白的事实”。这些明明白白的事实共有十四件。 1．“法国可能派……曾受1886年工会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委托于1889年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出席这次1886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德国人的代表是格里姆佩。” 这件“明明白白的事实”确实是没有人争辩的；只是1886年会议当时不过称为“代表会议”，而现在，为了使它具有更大的分量，就把它变成了真正的“代表大会”。其次，有一个重要的疏忽：格里姆佩没有投票赞成这个决议，因此他出席代表会议绝对不等于“德国人”同意委托可能派办事。 2．“英国工联议会委员会不许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代表参加1886年工会伦敦国际代表大会是完全不正确的和不公平的。随后德国人宣布这个代表大会是‘残缺的代表大会’，而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一些人（目前他们正在组织一个对垒的巴黎代表大会），就号召其他民族的代表不要参加伦敦代表大会，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被允许参加这个代表大会。” 对这一点没有异议。 3．“然而1888年工会伦敦国际代表大会还是举行了，并且开得很成功。德国国会社会党人的特别亲密的盟友，法国的所谓马克思派或盖得派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是法尔雅。这个代表大会一致授权可能派召开并着手筹备1889年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法尔雅同其余的人一起投票赞成这个决议，比利时人的代表安塞尔和一个荷兰人［注：科·克罗耳。——编者注］也表示赞同。尽管如此，安塞尔和克罗耳却参加了海牙秘密会议。” 硬说法尔雅代表“所谓马克思派或盖得派”是与事实不符的。法尔雅是由伦敦代表大会之前几天在波尔多开幕的法国工会代表大会派往伦敦去的。只有把所有非可能派的法国工人都当做是“马克思派的或盖得派的”，才能把派遣了六十三名代表到波尔多去的二百五十个地方工会叫做“马克思派的或盖得派的”。波尔多代表大会也一致决议“召开并着手筹备1889年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而且它是在伦敦代表大会做出决议之前几天做出这个决议的。可是，既然派代表去波尔多的那些人全都被可能派像对待敌人一样地排斥了，那他们根本不可能想到授权这些可能派去召开代表大会，因此硬说“法尔雅投票赞成这个决议”简直是荒谬的，就像说“马克思派”应该受法尔雅的这次投票的约束一样荒谬，其实，他根本没有投票，就算他投过票，那也只是出于错误，连他本人也不能受其约束。 至于投票赞成上述伦敦决议的安塞尔和克罗耳竟然“参加了海牙秘密会议”这一情况，那它确实能使每一个会对我们所分析的宣言的“明明白白的真相”和“不可争辩的事实”感到满意的人难于置信。但是从这篇回答的附录［注：见本卷第613—616页。——编者注］中可以看出，安塞尔和克罗耳认为不仅需要到海牙去，而且需要完全避开可能派的代表大会并支持召开一个对垒的代表大会；这样做的不仅有安塞尔和克罗耳，而且还有其他的伦敦代表，而同他们站在一起的是欧洲社会主义的绝大多数代表。宣言的“明明白白的真相”他们全都早就一清二楚了，而他们得出的结论恰好仍然——人类天生的劣根性就是这样！——同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这样费尽心机地想强加给他们的结论相反。 4．“可能派无论在巴黎（那里他们获得了五万张选票）或外省都是绝对最强大的法国社会主义党派，在接连得到这两个委托以后，它就着手——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召开和组织1889年7月底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在市镇选举中可能派的确获得了近五万张选票，其中有很多是他们的反对者，集体主义派（所谓的马克思派）所投的，他们相当宽厚，只要有可能，他们总是努力抛弃派别分歧。可是断言可能派“无论在巴黎或是外省”都是“绝对最强大的法国社会主义党派”，这纯粹是撒谎。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巴黎是可能派的堡垒，然而即使在这里，可能派的状况从他们不仅公开同资产阶级激进派，而且还同机会主义派这帮成为目前法国官方集团腐败现象的化身的证券投机商人结盟以来就急剧地恶化了。可能派在同布朗热做斗争的借口下所结交的正是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的渎职罪行恰好为布朗热树立了声望，并且迫使所有各阶级的数以十万计的人大声疾呼：“宁愿要布朗热，宁愿要魔鬼，就是不要这个吸干我们的全部血液的腐败制度！”——这个事实吓跑了许多可能派过去的忠实信徒；而当可能派在１月选举中支持资产者雅克（他在市镇参议会上一贯投票反对一切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决议），并且实际上反对工人阶级的候选人布累的时候，他们队伍中的不满迹象就开始增加了。当他们的一位演讲人雷提在集会上为雅克辩护的时候，拥护布累的工人们纷纷向他提出问题和打断他的话；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讲台，并大声嚷叫：“是的！我将投雅克的票，可是我要报复那些迫使我干这个卑鄙勾当的人！”而布累，尽管遭到了可能派的疯狂反对，仍然获得了一万八千工人的选票。 在这之后，巴黎可能派内出现了瓦解的征兆，这是用不着惊奇的。4月16日巴黎第十四选区小组被代表委员会开除了，反对开除的只有两个人。4月23日阿列曼要求强迫两名党员交出某些信件，否则这些信件可能被用来损害某些领袖，这个建议被交给二十六个小组夫进行表决。但是十五个小组反对它，三个弃权，而第十三选区的许多重要组织都因此退出了联盟，同时声明说： “费里、克列孟梭和兰克的同盟者再也无权妄想留在一个以阶级斗争为自己活动的基础的党里。他们由于背叛了自己对工人阶级的义务而背弃了党；现在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支柱。” 这虽然还只是开始，但是勿庸置疑：甚至在巴黎，可能派首领们的统治也严重地动摇了。 至于断言可能派在外省是“绝对最强大的”，那末这不仅不是“明明白白的真相”和“不可争辩的事实”，而且简直是荒诞的。在法国所有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社会主义组织都没有加入可能派的联盟，而是同它敌对的。例如，里昂（五名市镇参议员是社会主义者）、马赛（一名省参议员是社会主义者）、鲁贝（两名市镇参议员）、阿尔芒提埃尔（五名市镇参议员）、蒙吕松（两名市镇参议员）、科芒特里（市镇参议会全体参议员以及市长都是社会主义者）、加来（两名市镇参议员）、利尔（在最近的市镇选举中拥护非可能派社会主义者的有四千票）、布尔日、维埃尔宗、罗昂、波尔多、纳尔榜、阿累斯等等，等等。在这些市镇参议员和省参议员中一个可能派也没有。在所有这些城市里一切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都无可争辩地掌握在可能派的反对者的手中。 的确，近几年来可能派在外省甚至都不敢露面。1887，他们想选择一个举行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哪怕是多少有点成功希望的地点，他们不得不选定阿尔登省的一个未必有人能在地图上找到的偏僻市镇。去年冬天，当他们宣布在特鲁瓦（在他们看来，当地工人代表是可以信赖的）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的时候，特鲁瓦地方委员会声明说，这一次代表大会的门将真正地，而不是仅仅虚有其表地向法国所有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敞开。当巴黎可能派的首领们弄清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他们就宁肯不出席自己的代表大会，也不愿同集体主义派和布朗基派见面，这两派人已来到特鲁瓦，并举行了由可能派召集的，但是被他们所抛弃的、而实际上是从他们那里夺取过来的代表大会。 可见，可能派是绝对最强大的这个“明明白白的真相”同宣言中关于社会民主联盟的伟大和实力的大吹大擂的声明是一类货色。 然而，不管他们强大还是不强大，他们“认为召开巴黎代表大会是自己的职责”。 这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为此目的而授与他们的全权是否有效的问题。 1886年的巴黎代表会议只有很少外国代表参加，——一般说来很难把它称为有代表性的会议——因此它的决议只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这种决议顶多对那些投票赞成它的人，就是说对可能派和英国工联主义者才有约束力。这些工联主义者在他们最近的赫尔代表大会上已经抛弃了巴黎决议。因而，剩下的就只有这样一件事实，即1886年可能派在巴黎自己授权自己于1889年召开巴黎代表大会。 现在谈谈伦敦代表大会。 伦敦代表大会不是全体工人的代表大会，这是工联召开的、除了工联主义者以外原则上没有让任何人参加的工联代表大会。这样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不是工联主义者的工人，或者对于所有社会主义者说来怎么能有约束力——这对我说来倒是个秘密。工联代表大会可以召开另一次工联代表大会，但止此而已。如果它召开工人代表大会，那就越权了；这种举动本身是可以获得我们的同情的，因为它标志着对陈旧的工联主义偏见的胜利，但事实终归是事实：召开代表大会不属于伦敦代表们的职权范围，因此这只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 无疑地，波尔多代表大会也只是工会的代表大会，因而，它关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在同样程度上也是无效的。但是，这项决定在同年12月为特鲁瓦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批准了，甚至连可能派也没有理由能够反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因为这次代表大会是他们自己召开的，如果说他们没有出席大会，那末这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 谈到由于故意不让德国和奥地利（这两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人数几乎等于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人数）的代表参加伦敦代表大会而使这次代表大会变成残缺的代表大会，这倒是“明明白白的真相”，真正“不可争辩的事实”；甚至连宣言也不反对这一点，它只是抱怨说，德国人给了代表大会一个这样的称呼，一个名副其实的称呼。 况且残缺的代表大会（它的少数派，可以说对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尽了很大的努力）在自己的活动中并不是不受拘束的。一旦英国的希普顿派工联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发生严重分歧，希普顿派就通过希普顿本人的口声明，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他们就宣布代表大会闭幕；他们完全可以这样做，因为会场是他们租的。这样一来，一开始就令社会主义者感到，他们处在爱尔兰佃农的地位，而他们的大地主希普顿已做好准备，如果需要，就借助于女王陛下的武装力量来行使他的强迁权。 社会主义者屈服了，而在当时情况下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可是他们没有提出正式抗议，这是个错误。然而他们毕竟没有忘记，由于奖励他们表现出来的信任，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并且，从这本小册子的附录中可以看出，他们坚决表示，这种情况绝不允许重演。 此外，议会委员会为代表大会准备了一大堆规章和指令，指望利用它们来堵住社会主义者的嘴，并使他们俯首听命。代表资格证的审查、议事日程、表决方式——实际上整个议事规程都是由希普顿派事先拟定好，并以立即驱逐作为威胁而强加给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的。伦敦代表大会并不比一个受雇为资本家工作的工人更自由，也不比一个从敲骨吸髓的大地主那里租种三、四英亩土地、面临要么接受他的条件，要么饿死的抉择的爱尔兰农民更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代表大会将载入工人运动史册这已经是够可耻的了；可是还要在这样的或者类似的条件下召开一个代表大会——这是绝不容许的！ 尽管如此，代表大会的社会主义者少数派仍然痛斥了希普顿多数派，以致议会委员会很快就对这一个打算冷淡下来了。它公开地把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首先是关于召开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当做一张纸片那样来对待。 因此，可能派从伦敦代表大会那里得到的委托是没有充分根据的，第一，因为它是工联代表大会颁发的，而工联代表大会是无权拿义务来约束没有参加工联的工人和一切社会主义者的；第二，因为伦敦代表大会不让德国人和其他人参加而成了残缺的代表大会；第三，因为它的行动是不自由的；以及第四，因为召开代表大会并在代表大会上构成多数派的那些人首先宣告了这个委托无效。 如果不是可能派和他们在社会民主联盟中的拥护者经常向我们提到伦敦代表大会的委托就像提到什么神圣的和没有瑕疵的东西一样，一般说来我是不会参加这场争论的。这个委托被看得高于一切；不用说，它一笔勾销了早先在波尔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后来又由特鲁瓦代表大会批准的决议；它不仅对于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投票赞成它的人有约束力，而且对于那些没有到伦敦去、甚至被有意排斥在外的人都有约束力。因此当这些奢望被提出来时，确定这个委托的真正价值就成为绝对需要的了。 应该说，虽然伦敦的委托就其实质而言是无效的，虽然它对其余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以及波尔多代表大会说来是当众打的一记耳光——诚然，这一记耳光并不是大多数投票赞成委托的人有意打的——毕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未参与委托的人对这个委托表示了极大的尊重，而且要不是这些可能派的无原则的行为，委托事实上或许已经终于为大家所同意了。 可能派宣布召开代表大会的第一个通告表明，他们不仅不谴责议会委员会用以束缚伦敦代表大会的自由的方式，而且认为这种专横霸道的行为开了一个先例，并觊觎议会委员会篡夺的那些权利。他们事先拟定了议事日程、表决和审查代表资格证的方式，而且代表资格证的审查应该由各个全国性的小组单独进行。一个字也没有谈到，这一切都只是临时性的，并且应当由代表大会来批准。 然而，伦敦代表大会不能授与可能派任何它本身并不具有的权力。任何代表大会都不能提出下次代表大会无权废除的决议。因而，伦敦代表大会没有权利授权可能派制定巴黎代表大会必须遵循的规章和指令。而且它也根本没有这样做。然而可能派却觊觎这样的权利。正是可能派的这些无耻的野心引起了随之而来的一切分歧和争论，由于他们不愿意明白清楚地表示放弃这些野心，因而导致了分裂和召开第二个代表大会。大多数欧洲社会主义者不希望再一次——这一次是他们眼睁睁地——落入圈套。 可见，争论的东西与其说是伦敦的委托，——这里要达成协议并不困难——不如说是可能派对委托的使用，他们的野心，即强行制定代表大会必须遵循的法律，从而把议会委员会对待伦敦代表大会的专横霸道行为推崇为今后一切代表大会的先例。 5．“马克思派虽然受到法尔雅的投票的约束，但对此表示抗议，并且鼓动德国人起来抗议，因为，按照他们的话说，可能派有不许自己的反对者参加代表大会并利用代表大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意图。这一指责是他们提出的，尽管可能派直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拒绝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参加任何一次代表大会，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明他们这一次打算要这样做。邀请书已向所有社会主义组织发出。” 这个“明明白白的真相”的主要部分已经被我们驳倒了。但是断言“可能派直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拒绝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参加任何一次代表大会，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他们这一次打算要这样做”——这或者是蓄意制造弥天大谎，或者是证明宣言的作者们对自己写的东西根本莫名其妙。在1882年5月中央联合会联盟（法国）第三次地方代表大会上，可能派宣布，代表大会允许一切社会主义者参加。然而当三十名集体主义派（即所谓马克思派）相信了这个声明，前来参加代表大会的时候，却被毫不容情地撵走了，借口是可笑的：他们由于采用了《FédérationduCentre》〔“中央联合会”〕的名称而同可能派的《UnionFédérative》〔“联合会联盟”〕进行了不光彩的竞争。1887年，当十二名集体主义派的代表根据多次发表的关于邀请一切社会主义者参加的声明前来出席这个联盟的第八次地方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们受到了喊叫声和嘲笑声的欢迎，并被迫离开了代表大会，当时还做了一项决定：“永远不许马克思派参加我们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比这更妙的是，1888年，当受委托组织可能派特鲁瓦全国代表大会的地方委员会威胁说，这一次要实现始终不断地重复的关于允许一切社会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话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可能派宁肯离开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就是不愿实践自己许下的虚夸的诺言。 在这一切发生以后，集体主义派确信“可能派有不许他们参加代表大会并利用代表大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意图”，这难道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 6．“不管怎样，拉法格、盖得和其他马克思派配合在帝国国会的党内的德国人和他们的朋友，召开了南锡代表会议。可能派是最后，即在代表会议应该召开之前一星期才被邀请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 南锡代表会议是德国人而不是拉法格召开的。相反地，拉法格反对召开代表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并想尽一切办法来取消它，他成功了。可能派不是“最后”被邀请的，而是和所有其余的人同时被邀请的。因此，第六件“明明白白的真相”是彻头彻尾的撒谎；但即使这一切都是真的，那它证明的又是什么呢？ 7．“南锡代表会议没有举行成，而代之以海牙代表会议。可能派又是最后被邀请参加这个代表会议的。作为对邀请的回答，他们写了几封包含有一系列极其重要的问题的信。对这些信一封都没有回答，而代表会议也就在没有他们参加的情况下立即举行了。” 再次断言可能派是最后被邀请的，还是撒谎。他们是和所有其余的人同时被邀请的；尽管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我们仍然专门把它讲清楚。代表会议订于2月28日召开，而2月17日当可能派举行他们的全国委员会会议时不仅已经接到了邀请书，而且已经收到了李卜克内西对他们的包含有“一系列极其重要的问题”的信的回答，也就是对那些，用宣言的话来说，“一封都没有回答”的信的回答。他们自己说，李卜克内西“没有回答他们的有关代表会议的议事日程的问题”。［注：见2月23日他们的正式机关报“无产阶级”[590]。］据我所知，他告诉他们说，他们将在这个代表会议上得到对这些问题的答复。或许，可能派是希望就先决条件问题进行长期的通信，从而把代表会议拖延到代表大会本身之后。但是那些认真致力于达成一个受到一切有关方面一致尊重的协议的人则根本不希望这样做。不管怎样，可能派后来没有出席代表会议，因此代表会议不得不在确实没有他们参加的情况下举行了。 8．“这次代表会议是在大不列颠、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甚至连社会民主联盟也没有得到它即将召开的消息。只有显然与可能派为敌的那些人才得到了邀请书。法国的唯一代表是拉法格自己，尽管他同可能派有多年的、激烈的私人性质的纷争！关于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不论当时还是事后都没有全文发表。” 9．“像这次这样的代表会议不是别的，而是在我们看来，一个追求不良目的的秘密会议。我们不得不怀着深深的遗憾说，我们尊敬的多梅拉·纽文胡斯同志在他给社会民主联盟的一封信中断定，这次代表会议是有意要秘密举行的。” 由于海牙代表会议是德国人召开的，他们邀请了那些同他们保持联系的外国社会主义者，即荷兰人、比利时人、丹麦人和瑞士人，以及两个法国党派（当时他们需要在这两派之间担当调停人）。派遣威·莫利斯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同盟是拉法格邀请的，而可能派也曾经可以用同样的方式邀请社会民主联盟；不管怎样，在这里，即在伦敦，谁也不清楚，谁被邀请了和谁没有被邀请，以及谁被授权邀请谁。至于被邀请的只是显然与可能派为敌的那些人，这是谎话。比利时人同他们已经保持了好几年的友好关系，并在今年复活节举行的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表明，最不希望因某事而引起他们的不满。[591]荷兰人、丹麦人和瑞士人也不是与他们为敌的，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显然为敌”。如果说拉法格成了法国的唯一代表，那末这只应归咎于不愿接受邀请的可能派。说拉法格同可能派的“多年的激烈的纷争”带有私人的性质，这是撒谎。拉法格、盖得、杰维尔以及一大批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组织同党的多数派断绝了关系，是因为多数派背弃了自己的纲领，而宁肯建立一个根本没有纲领的党。 在第八条和第九条里唯一正确的地方是，代表会议是“秘密的”，因为它不是公开的。公众和报刊的代表当然没有被邀请参加代表会议。如果它对可能派说来是“秘密的”，那只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出席代表会议。然而，代表会议之所以做出决议，就是专门为了要通知可能派，并且立即由沃耳德斯通知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对“秘密的”代表会议发出的这种埋怨究竟有什么意思呢？无论如何，代表会议比起要对宣言负责的两个谜一般的机构的会议来，它的“秘密”性质要少得多。全世界不仅知道它的各项决议——因为它们能够引起公众的关注，甚至连代表的姓名都知道。而邀请报刊的代表参加旨在为两个意见不一致的社会主义者的团体进行调解的代表会议，这当然是荒唐的。 10．“这样一来，这个关起门来开会的会议没有引起严重异议就通过了许多决议。可是沃耳德斯被派往巴黎，为的是把这些决议强加给可能派，好像它们起码是世界大会的指令一样，而伯恩施坦则以同样的腔调在伦敦写作。德国领袖们的信（但愿我们将不致于被迫发表它们），也是用非常恶毒的和盛气凌人的腔调写成的，而且威胁说，如果他们的命令不立即执行，就要召开对垒的代表大会。” 在对预谋的代表会议和秘密会议的做了各种含混的暗示之后，读者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会对这个“在我们看来，是追求不良目的”的、阴谋家的会议的可耻行径和卑鄙暴行进行惊人的揭露。而结局如何呢？在海牙通过了“许多没有引起严重异议的决议”！能说社会民主联盟国际委员会和总委员会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了吗？ 我们的作者们企图尽快地躲开这些决议。要知道，这些决议中所做出的让步比可能派希望能够得到的要多得多。然而未被允许参加伦敦代表大会的德国人，以及为伦敦代表大会所忽视的法国集体主义派表示愿意承认伦敦的委托，允许由此而废除波尔多和特鲁瓦的各项决议，和保留可能派召开和组织代表大会的权力，只要他们明白清楚地表示放弃强行规定代表大会必须遵循的规章和“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一切企图。终究必须指出，甚至连宣言也不能对海牙的各项决议吹毛求疵。 然而，又据说，主要的祸害不是决议本身，而是他们企图迫使可能派接受这些决议的方式。这里又开始臆造了。派沃耳德斯去为的是要“把这些决议强加给可能派”。沃耳德斯之所以被派到那里去，是因为他是海牙代表会议所有代表中唯一最坚决地为他们辩护的人！“伯恩施坦写作”的东西除了他本人以外，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力，像宣言的作者们现在应该知道的那样。尽管我没有权利代表“德国领袖们”说话，但我深信，如果我建议社会民主联盟和它的巴黎盟友发表所收到的这些领袖们的任何一封来信，他们是不会反对我的。 海牙的各项决议都公布了，可能派受到警告说，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些决议，那末有代表出席代表会议的那些组织就要召开另一个代表大会，也就是在波尔多和特鲁瓦做出决议要召开的那个代表大会。可能派或许会觉得这是“非常恶毒的和盛气凌人的”，然而这是开导他们的唯一办法，如果一般说来这是可能的话。 往下是最精彩的东西——的确是整个宣言的精华。 11．“虽然如此，可能派还是实际上承认了按照上述方式做出的并向他们提交的全部决议。” 12．“尽管有了这种承认，尽管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内部事务方面无论情况如何都将是有主权的，尽管每一方都可以把任何争执不下的事件提交全体代表大会解决，海牙秘密会议的信徒们现在仍然在巴黎召开了第二个代表大会。” 海牙代表会议的参加者们曾声明说，他们准备在下述两个条件下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第一，可能派应该同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协同召开代表大会，这些组织的代表应该同可能派一起签署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书。可能派断然拒绝履行这个条件，无论谁来签署都行，就是同他们对抗的法国集团的代表不行。如果宣言的作者们不知道这件事，那就请向“正义报”的编辑［注：海德门。——编者注］打听一下吧，这件事他知道得非常清楚。 第二个条件是，代表大会在审查代表资格证和制定议事日程方面应该是有主权的。对这个条件可能派不论在“实际上”还是在别的不管什么上也都没有承认。起初，他们规定，代表资格证的审查由每个民族的小组单独进行。对方声明说，应将这个问题提交全体代表大会解决，对此可能派回答说，特殊事件可以交由代表大会解决，然而什么事件才算是特殊的，却只字不提。不，他们在继续争吵哪些权利该交给代表大会，哪些不该交给，并且他们只是在接到召开“对垒的代表大会”的通告以后才终于迫不得已明确和直截了当地声称，全国性小组对代表资格证有异议的一切事件都将由代表大会来解决。如果他们及时发表这个声明，主要的困难就已经被克服了，当然，现在太晚了。 在议事日程问题上他们也玩弄了这种花招。他们不是把自己看做受委托来拟定——为使代表大会便于进行工作——将由代表大会自行决定批准或取消的临时性措施和建议的人；相反，他们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像支配未来代表大会的某种神秘的、实质上是无限的权力的体现者一样，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这种权利让出一部分，以讨好外国组织，然而后者为此就应该承认他们窃取控制代表大会的权力的其余的野心。只要看一看他们5月13日的最近的决议就够了，那时他们已经收到关于召开对垒的代表大会的通告（见5月25日“正义报”）。他们一直同丹麦人在议事日程上讨价还价，好像他们或者丹麦人受权解决唯有代表大会本身才有权解决的问题似的。后来他们慷慨地同意接受英国工联抗议委员会关于把召开和组织未来代表大会的规定列入议事日程的建议。“正义报”天真地对此补充说，即使还有不满的理由，“我们的德国同志们和其他同志们这一次总会同意了吧”。“只是这一次”请按我们的意见去做吧，而下一次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建议当然是诱人的，可是，很遗憾，去年在伦敦设法采用了这样的路线，并且“那一次”这样做也就已经够了。 可能派只要说一句话，协议也就达成了，即他们应该在他们所有的规章和指令里加上“临时性的”、“应由代表大会批准的”等字样。然而，就是这一点，任何力量都不能从他们那里争得；因此，第二个代表大会对于所有不希望再次成为希普顿化［shiptonized］的人来说才成为必要。 因为这次辩论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正义报”上进行的，所以十分明显，以社会民主联盟的名义说了第十二条里的那些话的人们，要么没有看他们自己的正式机关报，要么故意咬定与事实相抵触的东西。 13．“他们把他们的代表大会定在可能派为自己的代表大会所定的同一个时间开会，虽然他们在海牙一致做出了决议，决议中说，7月底是组织巴黎工人代表大会最不适宜和最不方便的时间，虽然安塞尔在给社会民主联盟的信中肯定，如果第二个代表大会将要召开，那它将在９月举行，而李卜克内西说，它将不在今年就在明年举行。” 可见，结论是，海牙代表会议的代表们似乎对可能派郑重承诺不在7月而“在9月”，或者“不在今年就在明年”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但是，要知道７月的第三个星期毫无疑问是“在今年”，因此对李卜克内西无论如何是无可非难的。为了尊重我们的读者，我们将不就这些幼稚的怨言进行辩论。不过，我可以说，选定7月14日至21日这个时间，首先是为了满足法国人的一致要求，而其次是因为，唯一的、还没有经过检验的使两个代表大会合并的方法，如果这一方法一般地说有可能的话，——那就是使它们同时开会。 14．“海牙秘密会议和巴黎对垒代表大会的主要筹划人是拉法格、盖得、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女士（拉法格同她的姐姐，卡尔·马克思的女儿结了婚）、伯恩施坦（“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表示完全赞同他们的活动方式。” 在最后这个“明明白白的真相”里，毕竟确实有哪怕是一部分真相。谁也不会反驳这件事实，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女士的姐姐是卡尔·马克思的女儿和拉法格的妻子；可是，宣言的作者们是这样表达这一思想的，即可以理解为，似乎拉法格女士是卡尔·马克思的女儿，而她的妹妹就不是了。虽然说伦敦的伯恩施坦或者还有什么人无论如何都是“海牙代表会议的筹划人”是绝对不正确的，他们同召开代表会议和确定它的组成丝毫没有关系，我想上述这些人中谁也不会否认，他们促进了“巴黎对垒代表大会”的召开，但是他们只是在可能派的行为使得这个促进成为不可避免以后才这样做的。宣言的作者们应该清楚，在4月初，“正义报”的调子刚刚变得不是那么“恶毒的”和“私人性质的”时候，爱·马克思－艾威林女士和伯恩施坦就到海德门先生那里去，以便预先获得他对缓和现存分歧问题的支持，而海德门先生也答应给他们这种支持。 在宣言末尾有下面一段不长的注。 “上述全文将译成几种欧洲文字，并向各国分发。” 附件的签字证明，几乎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里实质上问题已经解决了。大陆上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表示赞成集体主义派和布朗基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反对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唯独英国是社会主义者和一般工人直到现在意见还不一致的国家。因此，这篇答复将不译成任何一种外语。 我归纳一下： 1．1889年在巴黎应该召开两个代表大会：第一个是根据1888年10月至11月法国工会波尔多代表大会通过、法国社会主义者特鲁瓦代表大会在圣诞节批准的决定召开的；第二个是根据工会伦敦国际代表大会迟几个星期做出的决定召开的，而且委托可能派组织的代表大会。 2．如果可能派在最初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通告里就不追求伦敦代表大会本身没有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授予他们的权力，即追求主持代表大会内部事务的权利，事先规定审查代表资格证的方式、议事日程和整个议事规程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追求议会委员会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所追求和实施的那些权利，那末实现两个代表大会的合并几乎是没有阻碍的。 3．由于可能派过去和现在的活动使法国社会主义者其余各小组完全无法参加他们召开的代表大会，德国社会主义者——帝国国会议员试图借助于他们与之保持联系的全国性工人政党的领导人在两派之间进行调解。这样就产生了海牙代表会议（2月28日），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甚至我们所分析的宣言也认为，“原则上没有引起严重的异议”。 4．伦敦代表大会对可能派的委托在这些决议里被完全承认和批准了，但条件是可能派放弃他们想控制未来代表大会的野心。比利时人、荷兰人、德国人、瑞士人甚至非可能派的法国人表示准备参加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如果这将是个不受拘束的代表大会的话。可见，他们只提出了一个条件，然而它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和无可争辩的。 5．尽管如此，可能派拒绝承认这些决议，并在以后的通告里建议只做形式上的、实际上无所谓的让步。在根本问题，即关于代表大会在它的内部事务方面的主权问题上，他们坚持己见；谈判一直进行到４月底，但是毫无结果。 6．最后，由于可能派不愿做出保证不再重复伦敦代表大会发起人及其参加者的丢人行径的明确而负责的答复，法国集体主义派赞成某些全国性组织的意见订于7月14日召开波尔多和特鲁瓦已经通过决定要召开的代表大会。 7．从附件里可以明白看出，绝大多数欧洲的社会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们都表示赞成这个代表大会，不希望向世界重演可悲的场面——工人代表大会是在某某人的恩允下开会的，是被它的组织者强加给它的规章束缚住的。 海牙代表会议所承认的伦敦的委托，不仅妄图组织未来的代表大会，而且妄图操纵它并对它发号施令的可能派自己撕成碎片了。 现在，请允许用宣言的话做结束： “同志们和同胞们，事实你们是清楚的。你们必须关心，不要让那些本来应该首先为社会主义而牺牲个人利益的人给你们的事业，全世界工人的事业带来有意识的损害。” 1889年6月1日 1889年6月以小册子的形式在伦敦出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译的 注释： [588]这篇抨击性文章的初稿是伯恩施坦根据恩格斯的倡议，针对社会民主联盟的机会主义领导继续进行着支持可能派在巴黎召开的代表大会、阻碍马克思派筹备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成功的运动而写的。抨击文曾由恩格斯校订并以英文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组织委员会关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通知书”（见本卷第613—616页）作为附录收入了单行本。本文有一段摘要译成德文刊载在1889年6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两段英文摘要同时转载在同一天的“工人选民”报上。——第591页。 [590]“无产阶级”（《Prolétariat》）是法国的一家周报，可能派法国劳动社会主义者联合会的正式机关报；从1884年4月5日至1890年10月25日在巴黎用这个名称出版。——第604页。 [591]指1889年4月召开的比利时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决定，即既派代表参加马克思派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也派代表参加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第605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给“工人选民”报编辑部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给“工人选民”报编辑部的信[586] 鉴于你们对有关即将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一些问题经常发生兴趣，我相信你们会允许一个法国人，一个所谓法国马克思派的组织（AgglomérationParisienne）的成员说几句话，作为对巴黎劳动总会通报上发表的，并由4月27日“正义报”用英文转载的通告的答复。 巴黎劳动总会目前是一个完全掌握在可能派手中的组织。可能派在机会主义派和激进派[587]——巴黎市参议员——的帮助下攫取了这一组织，并且任何一个工会，只要它敢于公开反对可能派的原则和策略，就会立刻被开除。因此，上述通告虽然是以巴黎七十八个工会组织的名义发表的，但就像是可能派委员会自己发表的可能派的作品一样。 这一通告号召“法国工人阶级的一切组织，不管持什么观点（共和主义的也好，社会主义的也好）”，都在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中联合起来。看来，事情办得很公正。由于我们这一派法国社会主义者在省里完全排除了可能派，所以当他们一听到我们允许他们前来特鲁瓦出席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们竟不敢来，由于我们在各省的组织比起法国所有可能派的组织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所以，无疑地，假如保证实行代表资格的公正原则，甚至在可能派的代表大会上我们也会拥有法国代表的多数。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在这里。可能派委员会虽然为自己的代表大会搞出了一大堆规定，但正是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却从来连提都没有提过。谁也不知道，每个小组应当派多少个代表，是一个、两个还是更多，代表的人数是否应当视这个小组成员的人数而定。大家知道，可能派是巴黎最强大的组织，所以他们每个小组可以派两个或三个代表，而我们则由于自己老实，将只能派一个代表。他们想制造多少代表，就能制造多少代表。在巴黎他们的代表都是现成的，只要指定就行了。于是，这一切表面上看来很公正，而代表大会的法国支部就会变成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的一帮可能派，所以为了避免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诉诸代表大会。 仅仅出于这种考虑，我们也不能放弃代表大会在处理它的一切内部事务方面的主权，——如果一般说来有可能放弃这个头等的基本原则的话。我想，在伦敦人们还没有完全忘记，议会委员会去年１１月使当时的代表大会十分明显地感到，会场是它租的，因此，代表大会在那里举行是出自它的恩情。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在巴黎重演。 写于1889年4月底 载于1889年5月4日“工人选民”第1卷第1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工人选民”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586]这封信是法国社会主义者沙·博尼埃根据恩格斯的提议写给英国“工人选民”报编辑部的，博尼埃当时在伦敦积极参加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向英国工人揭露可能派在筹备代表大会方面的阴谋。从恩格斯1889年5月7日给拉法格的信中可以看出，这封信是恩格斯写的，而以博尼埃的名义发表。——第586页。 [587]激进派——见注271。——第586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I.答“正义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答“正义报”[574] “正义报”即“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在它1889年3月16日的那一号上，攻击了被它一般称之为“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那些人（不管他们是谁），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正式机关报”（指伦敦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对上述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立场。 “社会民主党人报”从我们的德国朋友根据德意志帝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不得拥有这种正式机关报，否则即犯有加入“秘密会社”之罪[575]的时候起，就不再是“正式的”机关报了。该报从那个时候起，正像它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样，甚至已不是“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而只不过是“讲德语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引以自豪的是：它享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充分信任，而这个党的力量远远不限于1887年投票赞成它的那七十七万个选民。 “正义报”认为：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但在大不列颠而且在美国，都使我们事业的宣传遇到困难，因为，他们用周围每一万个人当中连一个人也不懂的语言出版自己的报纸，虽然他们自己身在美国，无论如何应该学习英语。此外，他们把自己的活动严格局限在自己的民族俱乐部里。” 这种指责简直是闻所未闻的！按照“正义报”的说法，住在外国的德国人，应该放弃自己的本族语言，即他们在自己的同胞中间唯一可用的宣传工具，并且应该仅仅变成他们卜居的国家所能发生的任何运动的附属品。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专供讲德语的读者阅读的德文报纸。它的印数的十分之九是直接寄往德国的。它之所以不得不在英国出版，是因为比英国用来对付爱尔兰的手段更坏的非常法，迫使编辑部把自己的活动移到国外，而瑞士政府慑于俾斯麦的压力把编辑部的全体同事都赶出了瑞士。 “伦敦自由新闻”[576]是地方性的德文报纸。它已经存在三年多了，这足以证明需要有这种刊物。其实可以让它自己为自己说话。 对于在美国的德国人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为了说明“正义报”对他们提出的指责，我们可以指出：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577]（虽然它起初、甚至现在主要是由德国人组成的）那里，有许多非德国人支部——英美人支部、斯拉夫人支部、斯堪的那维亚人支部等等；除了可以全部自给或者几乎全部自给的为数众多的德文报纸以外，它还出版一种英文机关报“工人辩护士报”[578]，并且正在弥补它的平衡表中直到现在还有的那个相当大的赤字（见1889年3月2日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报”刊登的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它自己出钱保证一位英美工人的宣传员加赛德教授的生活；在美国有人指责它，说它是一小撮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竟干涉与他们无关、他们又不理解的美国事务。尽管在美国的德国人不是已经加入美国国籍就是打算加入并且定居美国，而人们还是这样对他们说。如果住在英国、而且大多数只是那里的临时居民的德国人遵循“正义报”给他们提出的教导，如果他们开始为英国读者出版英文报纸、积极参加在英国人中间的公开宣传、干预英国的政治生活、履行英国人的一切义务并要求英国人的一切权利，那末他们就会受到同样的指责，并且在指控者中间可能会有“正义报”。 至于在美国的德国人似乎“应该学习英语”这一主张，我只能说，这也是我的愿望。但是，很遗憾，情况远不是这样。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可能，有效而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宣传。在美国也好，在瑞士也好，在东欧和北欧也好，如果没有居住在这些国家的德国人的活动，那末社会民主党就不会占有它今天这样的地位。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他们都是第一个在不同民族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建立互相的联系，而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现在的地址是托登楠街托登楠大院路49号）早在1840年就是第一个国际社会主义组织。[579]如果“正义报”连这些事实也不知道，那末国际警察和国际资本对这些是了解得很清楚的。每四个被大陆的警察局迫害、缉拿或者驱逐的外国社会主义者之中，就有三个是德国人。现在美国国会正在审查的关于禁止外国社会主义者迁入的法案，主要是反对德国人的。 “正义报”继续说道： “现在谈谈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在1886年巴黎代表大会上，德国人有了自己的代表，而在1888年敦代表大会上，一致同意委托可能派组织1889年代表大会。当时对这点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所以，有理由期望最近几年的一切个人的小委屈都被排除。但是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正式机关报还在拚命嘲笑和辱骂可能派，而且它攻击到最后，就于2月28日在‘人人权利报’[580]的编辑部举行了秘密会议［注：此处原文系英文caucus，德文版注释为：拥有偕夺的全权的政治委员会。——译者注］，这个秘密会议很像当年瓦解旧‘国际’的那些卑鄙阴谋。在这一周里，‘社会民主党人报’又干起来了，——它从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引用了攻击我们的法国同志的话。但是，这实在是太过分了。无疑，我们的拉科夫同志和一切独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会同我们联合起来，真诚地谋求结束这种无谓的恶意的争吵和倾轧。” 为了弄懂所有这一切，必须知道1871年以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某些事实。在1871年公社的日子里被击溃的法国社会主义者，逐渐恢复了元气，并且重新出现在1879年马赛代表大会的舞台上，在那里他们组成了工人党；但是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每个派别都把自己叫做法国工人党（Partiouvrier），但是，最好是用它们彼此赠送的称号来叫它们，那就是可能派和马克思派。除了这两个集团以外，还有一个布朗基主义者集团，它有着自己的独立组织，虽然一般说来，它起先曾同工人党合作过，而分裂后又同所谓马克思派合作过。在这些不同派别的每一派的势力范围内，有许多工会（chambressyndicales）和其他工人联合会。一般说来，可能派在巴黎势力最大，而在地方却几乎完全是所谓马克思派的天下。这两个独立的集团之间的分歧的实质，我现在不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分歧是存在着的。但是，同样分成几个不同集团的英国社会主义者也好，只是在1875年才联合起来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好，都无权指责法国人缺乏统一。 可能派为了争得公认他们是法国唯一的真正的工人政党，就开始召开国际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第一次是1883年在巴黎，后来是在1884年（这次出席的外国代表主要是英国工联主义者），第三次是在1886年，当时也有其他国家的几个代表出席。在最后的这次代表会议上，决定1889年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并且委托可能派组织这次代表大会。但是，无论是德国代表格里姆佩，还是奥地利代表，都没有投票赞成这项决议。不管怎样，这次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除了可能派和英国工联主义者外，只有一小撮比利时人，一名澳大利亚人，一名德国人，一名伦敦德意志协会的代表，一名瑞典人和一名奥地利人）的决定，只是一种愿望而已。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有代表的人们，根本不认为这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对自己有约束力，这一点已经由英国工联证明，它们在赫尔代表大会上拒绝承认这次代表会议的许多决议。 1887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瑞士的圣加伦举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关于在1888年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当工联大约同时宣布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德国的工人政党表示准备放弃自己的代表大会，如果允许它的成员——只要允许！——参加伦敦代表大会的话。 工联在宣布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时声明说，只有bonafide〔可信任的，正式的〕工人组织的bonafide代表才允许参加代表大会。但是，要知道，在德国现在实行非常法的情况下，政府会把任何胆敢选出代表并把代表派往伦敦的工会组织立即解散，并且没收它的基金。工联理事会提出的条件，等于堵塞所有德国代表进入代表大会的道路。当时德国的工人政党派了我们著名的帝国国会成员奥·倍倍尔在本书作者的陪同下去伦敦。他拜会了议会委员会[581]和工联理事会的书记，并且同社会民主联盟和社会主义同盟[582]的代表们谈了话。随后保持了长时期的通信，德国人试图在通信中争取改变参加代表大会的条件。但是，工联理事会议会委员会的决议仍旧有效，我们进入代表大会的道路被有意识地堵塞了。这以后，我们党的执行委员会对这样的代表大会发表了抗议。 代表大会举行了。在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中，从来还没有在这样屈辱的条件下召开过工人的代表大会。以前召开的历次工人代表大会都认为自己是有主权的。它们的组织者可以初步制订规则，但是每个代表可以不同意这些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则由代表大会本身作出最后决定。而这一次，参加条件、议事规程、程序和表决的规则、讨论的问题，——实际上一切都是议会委员会这个反社会主义的工联伦敦理事会的反社会主义机关预先指示的。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仍然都接受了这种屈辱，因为不然，租有会址的工联理事会就会干脆把他们赶走，因为他们认为——而这也完全正确——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向世界证明英国工会组织的行列中存在着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少数派。但是，他们是应该表示抗议的，而他们没有这样做。 这样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甚至对于曾经向代表大会派出代表的那些人来说，也未必能够被认为是有约束力的，并且它的发起者即议会委员会本身，哪怕是由于拒绝贯彻决议中的一个决议（1888年11月的报告第2页）[583]，也就是背弃这些决议了。认为这些决议对于那些不但在代表大会上没有代表参加而且被有意识地排除在外和对此表示过抗议的人有约束力，这简直是荒谬的。不管怎样，代表大会已经决定，1889年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并且委托巴黎的可能派组织代表大会。 和伦敦代表大会同时，与法国的所谓马克思派有联系的法国工会在波尔多举行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它也决定1889年在巴黎组织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波尔多曾向伦敦代表大会派了一名代表，但是他只是在大会快完了的时候才到伦敦。 后来，法国可能派于去年12月在特鲁瓦召开了自己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但是，特鲁瓦的地方组织者——也是他们这一派的成员——声明，他们认为邀请法国所有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表参加这个代表大会是自己的义务。于是，可能派离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是在没有他们参加的情况下由承认波尔多通过的关于1889年在巴黎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所谓马克思派和布朗基派组织的。这样做只是自卫，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伦敦代表大会既然委托可能派在巴黎组织自己的代表大会，就是准备把一切不受可能派影响的法国工人从代表大会参加者的名额中排除出去，虽然伦敦代表大会实际上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样，1889年在巴黎就必须召开两个对垒的代表大会。虽然“正义报”完全不让自己的读者们知道法国各大工人团体已在1888年秋天在波尔多和特鲁瓦举行了会议（在波尔多有63名代表出席，代表马赛、利尔、里昂、鲁贝和其他城市的250个地方联合会；在特鲁瓦有36名代表出席，代表327个不同的组织，即各地方工会和社会主义小组），并且决定召开他们也会有代表出席的代表大会，——但是这些事实仍然传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那里。于是，德国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尽一切努力来防止这两个对垒的代表大会的召开（因为他们知道，这两个代表大会将互相敌视，并且必然两败俱伤），并且试图由这两个残缺的代表大会组织一个真正的代表大会。 为了这个目的，德国人——组成我们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帝国国会的成员——建议召开国际代表会议，并且邀请了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两个派别、以及和他们保持关系和通信的其他非德国人的社会主义组织参加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2月28日在海牙（荷兰）举行的，我不是作为代表而只是以观察员的身分出席了代表会议。法国的两派都被邀请了，但是可能派没有到会。拉法格代表了马克思派。代表中间有两名德国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名荷兰人（多梅拉·纽文胡斯和克罗耳）、两名比利时人（安塞尔和沃耳德斯）和两名瑞士人（赖歇耳和舍雷尔）。 当时应该解决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召开统一代表大会的措施；第二，制定参加统一代表大会的条件，凡是愿意在统一代表大会上有自己的代表的小组，任何一个也不会被排除在外；第三，代表大会在它的内部事务方面的主权。应该指出，可能派由于跟着工联议会委员会的脚印走，已经事先把他们打算用来束缚代表大会的守则和规章公布了。不但完全预定好了日程，而且此外还有一条规则，即不应该由整个代表大会，而应该由每个全国性的小组单独来审查和批准代表资格证。虽然代表大会后来可以接受或拒绝这个日程和这个审查代表资格证的方法，但是，接受或拒绝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疑应该给代表大会本身，何况，可能派规定的审查代表资格证的方法，实际上使他们有可能只许合乎他们愿望的法国代表参加代表大会。人们记得，几个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参加伦敦代表大会的代表——是怎样差一点被议事规程制定委员会排除掉的，在这个委员会里，英国工联同外国人比起来只占微不足道的多数。而巴黎是可能派的支柱，而且他们打算请求巴黎市政委员会提供5万法郎（200英镑）供代表大会之用，由他们支配这些款项。 于是，海牙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下面的决议： “下面签名的人建议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可能派的正式名称〉，根据1888年伦敦代表大会授予它的全权，协同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召开巴黎国际代表大会。 由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的全体代表签名的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书，应该尽快告知欧洲和美洲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 在这个通知书中应该声明： （1）巴黎国际代表大会定于1889年7月14日到21日举行； （2）各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都可以在适合每个国家的政治法令的条件下参加代表大会； （3）代表大会在审查代表资格证和确定议程方面将是有主权的。 议程暂定如下： （ａ）国际劳动立法——从法律上调整工作日（白天劳动，夜间劳动，假日，成年男工，女工和童工）； （ｂ）对工厂、作坊以及家庭工业实行监督； （ｃ）实现这些措施的手段和途径。 德国代表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 瑞士代表亚·赖歇耳亨·舍雷尔 荷兰代表斐·多·纽文胡斯科·克罗耳 比利时代表爱·安塞尔让·沃耳德斯 法国代表保尔·拉法格 1889年2月28日于海牙” 由此看来，代表会议向可能派百般让步了。根据伦敦代表大会的决定，代表大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委托给了他们，而他们的法国对手是被排除于这项工作之外的。人们要求可能派做的，只是公布一个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共同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同样也由其他一切有关的党派签署，并规定：（1）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2）参加代表大会的主要条件；（3）代表大会对议事规则和议程的主权。这种让所有在上面签字的组织负有义务的共同通知书的形式，是保证代表大会的真正普遍性和国际性的最好手段，更确切些说，是唯一的手段。共同通知书提出的参加代表大会的主要条件，可以防止重演不容许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代表参加的丑事，而由于这种丑事，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当代的无产阶级运动代表面曾经是如此不充分。在议会委员会企图创造先例和可能派仿效它的榜样之后，要求特别指出代表大会在它的一切内部事务方面享有主权，就成为必要了。这个要求涉及的仅仅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完全没有侵夺伦敦代表大会授给可能派的全权，因为伦敦代表大会并没有授权而且也不能授权世界上任何人来规定对以后的代表大会有约束力的规章。 海牙的决议根本不是以同伦敦代表大会相抵触的精神通过的；下面的情况证明了这点，即同意这个决议并且在它上面签了字的代表当中，有两名代表——根特的安塞尔和海牙的克罗耳——也是1888年11月在伦敦的代表，并且不仅是亲身出席的代表，而且是代表外国人的执行主席。这点还可以用另一种情况来证明，即没有被允许参加伦敦代表大会的两名德国人和没有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法国人，都同意可能派保留在那里能够享有和已经授给他们的一切全权。他们只要求一点：根据同其他代表平等的原则，保证他们有可能参加巴黎代表大会，并且在这个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代表大会本身能够最后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由于海牙代表会议敢于以这种和解的精神行事，“正义报”就称它为“秘密会议”！ 可能派拒绝了向他们建议的合作。他们同意外国的社会主义者同他们一起在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书上签字，但是，不属于他们这一派的任何一个法国社会主义者，都不应该签上自己的名字。由此可见，他们是在追求法国唯一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个角色，并且指望我们这些外国人承认他们就是这种组织。此外，他们不同意由整个代表大会规定代表资格证的审查方法，据说是有可能派事先指示的守则和规章，而代表大会应该毫不推诿地接受。 这些情况，会打消人们对去年11月在伦敦决定召开、并且委托可能派组织的代表大会并不只是一个假代表大会所抱的一切希望。我们可以等着看，在海牙有代表的团体现在会怎样做；不管怎样，它们已决定共同行动。 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正义报”硬说，似乎这家报纸在伦敦代表大会以后“拚命嘲笑和辱骂可能派”。“正义报”号召所有独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同我们联合起来，真诚地谋求结束这种无谓的恶意的争吵和倾轧”。 “正义报”用它那特有的调子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言论和行动，已经有好多年了，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对这种嘲笑和辱骂，或者对这种无谓的恶意的争吵和倾轧，一次也没有抱怨过。无论是在我们党内，或者是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其他国家的支部，我们德国人已经习惯于进行非常坦率的批评。我们非常清楚地懂得，把这个运动变成一个相互吹捧的协会或鼓动家彼此保险的保险公司，这对我们的敌人来说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那么娇嫩，已经能够忍受住“正义报”的攻击而不打一下哆嗦。但是要知道，我们来到英国，并不是为了放弃我们在俾斯麦面前曾经保持过的、英国人在过去光荣的革命战斗中争得并有理由引以自豪的那种自由批评权。所以，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我们就要不客气地公开说出自己对法国社会主义者，当然也有英国社会主义者的“争吵和倾轧”的意见。 可能派近来所奉行的政治路线，绝对不是一向得到其他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普遍赞同的，而他们在最近巴黎选举期间采取的立场，也没有任何理由。他们在把共和国从布朗热手里拯救出来的借口下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最会卖身投靠的分子，同靠吸法兰西的血而发财致富已经有十年的机会主义派[584]联合起来；他们拥护和投票赞成政府的候选人、酿酒资本家、“下流的候选人——法国的约翰·詹姆森”（1889年1月19日“正义报”）。而当社会主义者工人布累，即不久前组织了挖土工人大罢工的那个人被提为候选人与布朗热和雅克相对抗的时候，他们附和了资产阶级的合唱：不要在伟大的共和派的队伍中制造纠纷！在英国这里，伟大的自由党用同样的话不止一次地声明反对“正义报”提出的候选人。如果使工人们有可能投票赞成他们自己的代表中的一个，而不是使他们面临这样的选择，即要么投票赞成布朗热，要么赞成资本家中的一个（正是资本家想把法国的财富弄进自己腰包的贪欲，像海德门先生在1889年2月2日“正义报”上非常正确地指出的，才使布朗热成为他现在这个样子），对布朗热的斗争岂不是会更加成功。 对“正义报”应该公正［注：双关语：《Justice》有“公正”的意思，也是该报的名称。——编者注］：它既没有为可能派的这些行为辩护，也没有为“他们同资产阶级政党在某种程度上有损名誉的联系”（1月28日“正义报”）辩护；但是，它也对自己的读者只字未提可能派的机关报“工人党报”[585]曾经在反对布朗热的狂热中要求采取非常措施来对付“可恶的出版自由”［注：“我们应该不倦地重复，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危急时期，这种出版自由应该取消”——1889年3月18日（正是在这一天！）“工人党报”。］和结社自由。“正义报”用尽一切办法来瞒过自己的读者，既不让他们知道这个事实，也不让他们知道围绕着工人候选人的斗争和工人候选人仍然获得了17000张选票。由于我们公开地谈到可能派的这些可耻行径，这个不敢为它的可能派朋友的行为辩护的报纸就指责我们，说我们是在搞嘲笑和辱骂，是在搞无谓的恶意的争吵和倾轧。 问题在于，可能派现在实际上是一个政府——内阁社会主义者，并且享有这个地位的一切好处。当波尔多代表大会被当局禁止，受到警察局的迫害、并且只是由于它在一个市长有革命情绪的临近小城的市政厅里给自己找到容身之地才能举行的时候，当警察局向特鲁瓦代表大会进行了几次袭击，制止悬挂红旗的时候，——这些事实可能派的报纸既没有谴责，甚至也没有提到——这些“非常正派的”社会主义者却正在同巴黎的查理·沃伦之流非常和谐地合唱。当巴黎当局禁止了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筹划的要求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游行的时候，他们不仅不表示抗议，反而公开欢迎这个步骤。 由此看来，如果今年在巴黎举行两个代表大会的话，其中一个不但会得到警方的保卫，而且会得到赞助。它将得到政府、省当局和巴黎市政委员会的赏识。它将受到祝贺和百般的巴结。它将得到官方的外宾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所享有的一切优待和特权。 好心的共和派将躲开另一个代表大会，当局将警惕地注视着它，顶多只是不去打扰它而已。如果英国代表出席代表大会，他们会感到置身在巴黎就像突然又出现在特拉法加广场上了。 写于1889年3月 1889年3月以小册子的形式在伦敦出版，并载于1889年3月30日和4月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和1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小册子译的 注释： [574]这篇抨击文的初稿是伯恩施坦根据恩格斯的倡议写成的，用以答复刊载在1889年3月16日“正义报”上的编辑部短评“德国的‘正式’社会民主党人和巴黎国际代表大会”。抨击文的原文经恩格斯修改后，用英文在伦敦出了单行本，同时译成德文用本报编辑伯恩施坦的名义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这篇抨击文在揭发法国可能派的阴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可能派在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机会主义领袖的支持下，曾企图把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权和这次代表大会的领导权拿到自己的手里。 “正义报”（《Justice》）——从1884年1月起在伦敦出版的一家周报，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在1884—1925年用这个名字出版。——第573页。 [575]指帝国法院刑事厅批准1886年8月4日夫赖堡萨克森法庭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批领导人（倍倍尔、奥艾尔、弗罗梅等）同副名“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有联系而犯了加入“秘密会社”罪所作的判决。被告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法庭是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235）作出判决的。在帝国法院批准判决以后，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不带有党的机关报的比较正式的性质是适宜的，所以从1886年11月5日起，报纸就用“讲德语的社会民主党人机关报”这个副名出版了。这个决定得到恩格斯的赞同。——第573页。 [576]“伦敦自由新闻”（《LondonerFreiePresse》）——社会主义者周刊，由德国流亡者出版。从1886年起用“伦敦工人报”（《LondonerAr-beiter-Zeitung》）的名称出版，而从1887年10月至1890年6月用本名出版。——第574页。 [577]见注376。——第574页。 [578]“工人辩护士报”（《Workmen’sAdvocate》）——周报，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1885年在纽约创刊；1891年4月以前用本名出版。——第574页。 [579]见注250。——第575页。 [580]“人人权利报”（《RechtvoorAllen》）——荷兰社会主义者报纸，斐·多·纽文胡斯于1879年创办。——第575页。 [581]议会委员会是六十年代末英国各工会在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的名称下联合起来后的执行机关；从1871年起，它每年在工联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工联的领导中心。它提出工联的议员候选人，支持对工联有利的法案，筹备应届代表大会。奉行旧的、保守的工联主义的政策并依靠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分子在委员会中占有多数。1921年，议会委员会被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所代替。——第577页。 [582]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 社会主义同盟——英国社会主义者组织，1884年12月由一批不满社会民主联盟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而退出来的社会主义者创建。同盟的组织者中有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威廉·莫利斯等。在同盟存在的最初年代，它的活动家们曾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但是，在同盟的成员中无政府主义分子很快就占了上风，它的许多组织者，其中包括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都离开了同盟的队伍，于是到1889年同盟便瓦解了。——第577页。 [583]这里提到的议会委员会关于1888年伦敦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对在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1889年在巴黎召开新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的适宜性表示怀疑。——第578页。 [584]机会主义派——见注268。——第584页。 [585]“工人党报”（《PartiOuvrier》）——法国报纸，可能派的机关报，1888年3月在巴黎创刊。——第58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恩格斯同“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谈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恩格斯同“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谈话[572] 问题：社会主义在英国是不是正在顺利地发展着，就是说，英国的工人组织是不是在比过去更大的程度上接受社会主义对经济发展的批判，并且它们是不是——在比较大的规模上——力求达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呢？ 恩格斯：我完全满意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英国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主要在于群众的无产阶级意识的成长。正式的工人组织即工联（它们在某些地方有成为反动组织的危险），不得不当了尾巴，就像奥地利的民军一样。 问题：爱尔兰在这方面的情况怎样呢？那里除了民族问题以外是不是还有社会主义者能够指望的东西呢？ 恩格斯：在爱尔兰还要过很久才能期待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运动。那里的人们首先希望成为小的农民土地所有者，而当他们达到了这点的时候，抵押就会出现，并且使他们再次破产。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帮助他们摆脱大地主，即从半封建的条件转到资本主义的条件。 问题：英国工人对待爱尔兰运动的态度怎样呢？ 恩格斯：群众是赞助爱尔兰人的。组织则像一般工人贵族一样，是跟着格莱斯顿和自由资产阶级走的，但没有比他们走得更远。 问题：您对俄国是怎样想的呢？就是说您在怎样的程度上改变了大约六年以前，我［注：“纽约人民报”的代表泰·库诺。——编者注］在伦敦逗留期间，您和马克思所表示的看法，这个看法认为，由于虚无主义恐怖主义者当时获得的成就，欧洲革命运动的推动力或许可能来自俄国？[573] 恩格斯：就是现在，我也完全这样认为：俄国发生革命，甚至只不过在那里召开某种国民议会，就会在欧洲整个政治局势中引起一场变革。但是此刻这已经不是最近可能的事了。要知道，现在我们这里是另一个威廉［注：威廉二世。——编者注］。 恩格斯在回答他是怎样估计当前欧洲局势这个问题时说道：我手头已经七个星期没有一份欧洲的报纸了，因此，我不能对那里发生的任何事件发表评论。 谈话到此结束。 载于1888年9月20日“纽约人民报，第22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纽约人民报” 注释： [572]这是恩格斯于1888年9月19日在美国的旅行结束时同“纽约人民报”代表的一次谈话。恩格斯不愿意同在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组织的许多代表会晤（他对这些组织持否定态度），所以他是化名完成自己的旅行的，并且竭力避免同新闻界代表的任何接触。但是，“纽约人民报”的编辑约纳斯获悉恩格斯留在纽约之后，就派第一国际过去的活动家泰·库诺作为他的代表往访恩格斯，结果就有了这一次的谈话。谈话是在该报发表的，谈话全文预先没有同恩格斯商量过。这篇看来恩格斯没有异议的谈话，后来在10月13日曾转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71页。 [573]这个思想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是集”中文版第19卷第325—326页）中谈过的。——第57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弗·恩格斯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57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 （1887年5月创立于诺森伯兰） 原则 ［注：恩格斯在纲领中删去的词句置于尖括号内，他加上的话用黑体加重点。——编者注］ 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创立的宗旨是教育和组织人民群众以达到劳动的经济解放。 社会主义联盟完全同情和支持雇佣工人旨在获得在现存制度下的更好生活条件的任何努力，同时它力图消灭资本家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雇佣工人阶级，并力图使〈整个社会的工人〉全体社会成员联合在合作制的共和国中。 企业主阶级垄断一切取得和创造财富的手段，而雇佣工人阶级被迫〈首先〉为这些企业主的利润劳动，这种制度是压迫和奴役的制度。 这两个阶级的对抗〈导致〉表现在激烈的竞争中——在工人中间为受雇而竞争，在资本家中间为市场而竞争。这种情况〈引起阶级仇恨和阶级冲突〉使民族分裂而不利于它，使它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并且破坏真正的独立、自由和幸福。 现今的制度使寄生虫安逸和奢侈，让工人劳动和贫困，并且使所有的人退化；这种制度按其实质来说是不公正的，是应该被消灭的。现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市场的任何扩大都吸收不了那种过多的产品，因此生活资料和福利资料的丰富本身成了工商业停滞、失业、从而千百万劳动者贫困的原因，既然如此，这种制度就是可以被消灭的。 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请所有的人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给予社会主义联盟以协助。赞同者应该承认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所有的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是真理、正义和道德。他们应该承认：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写于1887年6月14日和23日之间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7年第1版第16卷第1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恩格斯亲笔修正的纲领译的 注释： [571]恩格斯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是他应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者约·L·马洪的请求写成的。恩格斯把自己的修正附在他6月22日给马洪的信中，他在这封信中对这个纲领作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工人阶级的本能的原则宣言”，同时力求提高这个反映英国先进工人在英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尝试的文件的理论水平。恩格斯的修正列入纲领的序言部分；它写在印有纲领本文的传单上。 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是一个工人组织，它是在从1887年2月底延续到同年6月24日的矿工大罢工的中期即1887年4月30日在诺森伯兰（英国北部）成立的。创立这个组织的发起人都是工人——社会主义同盟盟员约·L·马洪、宾宁、唐纳德等。在1887年期间，联盟在诺森伯兰的工人中间，主要是在矿工中间展开了积极的活动，但是它未能把自己的最初成就巩固下来，并且很快就不再存在了。——第569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法学家的社会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法学家的社会主义[561] 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事实上不存在内部统一的欧洲世界，为反对共同的外部敌人——萨拉秦人而通过基督教联合起来了。由一群在经常变化的相互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民族组成的西欧世界，则是通过天主教联合起来的。这种神学上的联合不只是观念上的。它不仅实际体现在这种联合的君主制中心即教皇身上，而且首先体现在按封建和等级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教会中。教会在每个国家大约占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它在封建组织内部拥有巨大的权势。拥有封建领地的教会是各国之间的真正的联系；封建的教会组织利用宗教把世俗的封建国家制度神圣化；而且，僧侣又是唯一的受过教育的阶级。因此，教会信条自然成了任何思想的出发点和基础。法学、自然科学、哲学，这一切都由其内容是否符合教会的教义来决定。 但是，市民阶级的势力在封建制度内部发展起来了。一个新的阶级起而反抗大土地所有者。市民首先是而且仅仅是商品生产者和商人，而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基础则本质上是狭小的范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自身消费，即一部分由生产者自己消费，一部分由征收贡赋的封建主消费。按封建制度的尺度剪裁的天主教世界观不能再满足这个新的阶级及其生产和交换的条件了。但是，这个新的阶级仍然长期受到万能的神学的束缚。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发生的一切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在宗教幌子下进行的与此有关的斗争，从它们的理论方面来看，都只是市民阶级、城市平民、以及同他们一起参加暴动的农民使旧的神学世界观适应于改变了的经济条件和新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反复尝试。但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很久的。到十七世纪时宗教的旗帜最后一次在英国飘扬，过了不到五十年，新的世界观就不带任何掩饰地在法国出现了，这就是法学世界观，它应当成为资产阶级的经典世界观。 它是神学世界观的世俗化。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权利为根据并由国家创造的。由于达到社会规模并且得到充分发展的商品交换产生了（尤其是由于预付和信贷制度）复杂的契约关系，从而要求只能由社会提供的公认的规章亦即国家规定的法律准则，于是人们以为，这些法律准则不是从经济事实中产生的，而是由国家正式规定的。由于竞争——这个自由商品生产者的基本交往形式——是平等化的最大创造者，因此法律面前的平等便成了资产阶级的决战口号。这个新的上升的阶级反对封建主和当时保护他们的君主专制的斗争，像一切阶级斗争那样，应当是政治斗争，是争取占有国家的斗争，应当为了法权要求而进行，——就是这一事实，促进了法学世界观的确立。 但是资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对立物——无产阶级，跟着又引起了新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在资产阶级最终夺得政权之前就已爆发了。正如资产阶级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一度按照传统抱有神学世界观一样，无产阶级起初也从敌人那里学会了法学的思维方式，并从中寻找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无产阶级的第一批政党组织，以及它们的理论代表都是完全站在法学的“权利基础”之上的，只不过他们为自己奠立的“权利基础”和资产阶级的“权利基础”不同而已。一方面，就法律平等必须用社会平等做补充这一点而言，平等的要求是扩大了；另一方面，从亚当·斯密的论点——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但劳动产品必须从劳动者手中分给地主和资本家共享——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这种分配是不正义的，必须彻底废除，或者至少把它改变得有利于劳动者。但是早期社会主义者中最杰出的思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就已感觉到，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单纯停留在法学的“权利基础”上，就不能消除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灾难，这就使他们完全抛开法学政治领域，并宣称一切政治斗争都是无益的。 要适当表现和全面概括工人阶级因其经济状况而产生的求解放的愿望，上面两种见解都同样是不恰当的。平等的要求也好，十足劳动收入的要求也好，当需要从法学上来具体表述它们的时候，都会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问题的实质，即生产方式的改造，则多少没有被触及。伟大的空想主义者放弃了政治斗争同时就是放弃了阶级斗争，也就是放弃了他们捍卫其利益的那个阶级的唯一可能的活动方式。两种观点都脱离了它们赖以存在的历史背景；双方都诉诸感情；一方诉诸正义感，另一方诉诸人性感。双方都给自己的要求披上虔诚愿望的外衣，至于这些要求为什么恰恰应当在现在而不是在一千年以前或一千年以后实现，那是无法说的。 工人阶级由于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任何所有权，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机制而一代传一代地处于这种毫无财产的状态，他们是不能在资产阶级的法学幻影中充分表达自己生活状况的。只有当工人阶级不是带着有色的法学眼镜，而是如实地观察事物的时候，它才能亲自彻底认清自己的生活状况。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帮助了工人阶级，他证明：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蒂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由此便产生了适合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斗争条件的世界观；和工人无财产相适应的只能是他们头脑中无幻想。现在这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正在全球环行。 不言而喻，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不仅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自由思考的工人和仍然受旧传统支配的工人之间进行。整个说来，维护旧世界观的是通常的政治家，他们提出的是通常的论据。但是还有一种所谓的博学的法学家，他们把法学当成一种特有的职业。［注：关于这一点参看弗·恩格斯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文章，载于“新时代”杂志第4卷第206页［见本卷第347—348页。——编者注］：“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国家法理论家和研究民法的法律家那里，跟经济事实间的联系最终消失了。为了要取得法律的确认，经济事实在每一个别场合都得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并且不用说要顾到全部现存法制体系。所以人们便觉得法律形式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毫无意义了。国家法和民法被看做是两个独立的领域，两者各有其独立的历史发展，两者都可受到有系统的说明，并要求通过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而达到这种系统化。”］ 迄今为止，这班先生们都妄自尊大，不屑于研究工人运动的理论方面。因此，当终于有一位真正的法学教授安东·门格尔博士先生肯屈尊从“法哲学”的观点来“教条地详尽阐述”社会主义史［注：Dr．AntonMenger．《DasRechtaufdenvollenArbeitsertragingeschi-chtlicherDarstellung》．Stuttgart，Cotta，1886，X，S．171〔安东·门格尔博士“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1886年斯图加特科塔出版社版第10卷第171页〕。］的时候，我们真应当感谢不尽。 事实上，社会主义者在此以前都误入歧途了。他们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 “只有当社会主义思想从关于人民经济和慈善事业的无尽无休的议论中净化出来……变成清醒的法权概念”（第111页）的时候，只有当一切“国民经济的装饰物”（第37页）都被抛弃的时候，才能着手解决“当代法哲学最重要的任务，即社会主义的法学改造”。 然而，在“社会主义思想”中谈的恰好就是人民经济关系，首先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这里关于人民经济的议论显然不单单是应予抛弃的纯粹“装饰物”。况且，经济学还是一门所谓的科学，而且比法哲学还要科学一些，因为它研究的是事实，而不像法哲学那样，单纯研究观念。但是对于职业法学家说来，这完全无所谓。经济研究在他看来跟慈善演说的价值一样。Fiatjustitia，pereatmundus．〔只要法律得胜，哪怕世界毁灭。〕 其次，马克思的“国民经济的装饰物”——这是我们的法学家最厌恶的东西——不单纯是经济研究。它本质上是历史的。它表明了从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起到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止的社会发展进程，表明了旧有各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消失，以及具有新的对立利益的新阶级的形成，这种对立的利益除了表现在其他方面外还表现在新的法权要求中。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法学家似乎也有个模糊的概念，因为他在第37页上发现，现代的 “法哲学……实际上不过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法律程序的反映”，可以把它“称为资产阶级的法哲学”，同它“并列在一起的，是以社会主义为表现形式的无产的人民阶级的法哲学”。 然而，假定如此，那末原因何在呢？这些拥有特殊的、与各自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法哲学的“资产者”和“无产的人民阶级”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法中来的呢，还是从经济发展中来的呢？马克思曾告诉我们说，各大社会阶级的法的观点都是由它们当前的阶级状况来决定的，难道除此而外，他还说过别的什么吗？门格尔是怎样加入马克思主义者之列的呢？ 然而，这不过是一种疏忽，是这位严格的法学家言不由衷地说出的对新理论的力量的无可奈何的承认，因此，我们仅仅把它记录下来。相反地，当我们这位法学大师站在他自己的法权基础上的时候，他就流露出对经济史的蔑视。衰落的罗马帝国是他爱举的例子。 他告诉我们说：“生产资料从来没有像半个阿非利加行省都归六人所有的时期那样集中过……，劳动阶级的苦难从来没有像几乎每个生产劳动者都是奴隶的时期那样深重过。当时也不乏——尤其在教父们那里——对当时社会状态的激烈批评，这些批评可以和现代最优秀的社会主义文献相媲美，然而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继之而来的却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中世纪的法律程序。”（第108页） 这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 “在民族面前没有呈现出一幅鲜明的，不带任何夸张的关于未来状况的图画”。 门格尔先生认为，在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现代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就已经存在了，缺少的只是对它的法学表述。因此封建主义便代替了社会主义，而唯物史观则被归结为adabsurdum！〔荒谬绝伦！〕 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法学家们如此巧妙地搞出的一套东西，不是封建法，而是罗马法，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的法律。由于依照门格尔先生的假定，法学观念是历史的动力，因此他在这里向罗马的法学家们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要求：他们不应提供当时的罗马社会的法权体系，而应提供恰恰相反的东西，即“鲜明的，不带任何夸张的”关于幻想的社会状况的“图画”。这就是应用于罗马法的门格尔法哲学！然而门格尔断言经济条件还从来没有像罗马历代皇帝时代那样对社会主义有利，这种说法简直荒诞极了。门格尔想驳倒的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胜利的保证在于生产本身的发展中，一方面由于工农业中机械化大企业的发展，生产日益社会化，而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这就迫使人们要消灭阶级差别以及把私人企业的商品生产转化成直接由社会来进行并且为了社会而进行的生产。另一方面，现代生产方式产生了一个愈来愈有力量和愈来愈关心使这个发展变成现实的阶级，这个阶级就是自由的劳动无产阶级。 现在试把帝政时期的罗马的情况和这比较一下，当时的罗马无论在工业中或农业中都谈不上有什么大机器生产。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地产的集中，然而要把这种现象和大企业中的社会化的劳动的发展等同起来，那就只有法学家才能做到。我们可以向门格尔先生举出以下三个关于地产的例子：一，有一个爱尔兰大地主，他占有五万英亩土地，租给五千个租佃者耕种，每户平均耕种十英亩；二，有一个苏格兰大地主，他把五万英亩土地变成了狩猎场；第三，一个面积为一万英亩的美国大农场，那里的小麦是用大工业的方式来培育的，门格尔先生看过这三个例子后一定会说，前两例生产资料的集中高于后一例五倍。 帝政时期罗马农业的发展，一方面使牧场的面积大大扩展，使乡村人口减少，另一方面则把地产划分成许多小块租地，租给隶农耕种，也就是建立起了依附的小农——后来的农奴的先驱——的细小农户，确立了一种孕育着中世纪生产方式的萌芽的生产方式。最尊敬的门格尔先生，除了别的种种原因而外，单是由于这一点，“中世纪的法律程序”便代替了罗马世界。诚然，有时在个别行省也出现了大农业企业，但这不是靠自由劳动者进行的机器生产，而是使用奴隶，使用属于各个不同民族的、往往是彼此言语不通的野蛮人来耕种的种植园。和奴隶相对立的是自由无产者，然而这不是劳动无产者，而是流氓无产者。今天，社会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依靠着无产者的劳动，他们愈来愈成为社会的存在所不可或缺的；而罗马的流氓无产者则是寄生虫，他们对社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因此，他们没有什么坚强的力量。 但是，在门格尔先生看来，生产方式和人民还从来没有像在帝政时期那样成熟到适于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同经济的“装饰物”离得尽可能远会得到多么大的优越性。 至于教父们的事，我们还是留给他去管吧，因为他避而不谈，究竟在哪一点上他们“对现存社会状态的批评，可以和现代最优秀的社会主义文献相媲美”。关于衰落的罗马社会的许多有趣的描述确实应归功于这些教父，但是，他们照例都没有对这个社会进行批评，他们只是满足于对它进行痛骂，而且使用的词句如此激烈，以致现代社会主义者的最激烈的言辞，甚至无政府主义者的愤怒的吼叫和它们比较起来都显得太温和。门格尔先生指的是不是这种“优越性”呢？ 门格尔在第2页上同样用我们刚刚指出的那种对待历史事实的轻蔑态度说，特权阶级不向社会做出个人酬谢而获得自己的收入。可见，统治阶级在其发展的上升阶段行使非常确定的社会职能，并恰恰因此而成为统治阶级这一事实，他是全然不知道的。社会主义者承认这些阶级有暂时存在的历史权利，而门格尔则在这里宣称它们占有剩余产品是盗窃。因此，当他在第122、123页上看到这些阶级正越来越丧失捍卫它们获得这种收入的权利的力量时，这只能使他感到惊讶。至于这个力量就包含在行使社会职能中，它将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随着这些职能的消灭而消失，这对这位大思想家说来纯粹是一个谜。 够了。教授先生是力求用法哲学的精神来解释社会主义，就是说，把社会主义归结为一些简短的法权公式，社会主义的“基本权利”，人权的十九世纪的新版。这种基本权利当然只有 “微小的实际效果”，但是作为“口号”，“在科学领域中也不无益处”（第5、6页）。 这样一来，我们已经降低到我们现在只有和口号打交道的地步了。先把一个强大运动的历史联系和历史内容取消，好单单给“法哲学”清出地方，然后，这个法哲学又被归结为实际上一钱不值的口号！这的确是费尽心机！ 这位教授先生发现，全部社会主义在法学上可以归结为三个这样的口号，三个基本权利，这就是： （1）十足劳动收入权， （2）生存权， （3）劳动权。 劳动权只是临时性的要求，“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马克思语）[562]。因此它与此无关。相反，统治着从巴贝夫起到卡贝和蒲鲁东止的整个法国革命社会主义的平等的要求却被遗忘了。不过门格尔先生未必能从法学上来表述这个要求，尽管或者可能正因为这个要求是以上所提到的一切中最具有法学性质的东西。于是剩下的精华就只有1和2两个贫瘠的命题了，而且它们还是互相矛盾的，关于这一点，门格尔终于在第27页上发现了，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断言，每种社会主义体系都必须在这些命题中运动（第6页）。然而很明显，把极不相同的国家和发展阶段的极不相同的社会主义学说硬塞到这两个“口号”中去定会歪曲整个叙述。每一种学说都有其特点，这正是该学说的历史意义之所在，但在这里这种特点不仅被当做无关紧要的东西弃置一旁，而且由于它偏离口号，和口号有矛盾，干脆被斥为虚伪的东西。 这部著作研究的只是第一号基本权利，即十足劳动收入权。 劳动者的十足劳动收入权，即每一个劳动者对他的个人劳动收入的权利，只有蒲鲁东的学说这样明确地谈过。生产资料和产品应当属于全体劳动者的要求和这完全不同。这个要求是共产主义的，正如门格尔在第48页上所发现的，它超过了第一号要求，这个发现使他颇为狼狈。因此他不得不时而把共产主义者归入第二号要求，时而千方百计地拉长和颠倒第一号基本权利，直到能把共产主义者纳入这一类。在第7页上就是这样做的。这里预先假定，在商品生产被消灭后，商品生产仍然继续存在。因此在门格尔先生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生产交换价值，因而也将生产用来出卖的商品，劳动价格也将继续存在，因而劳动力也将和从前一样作为商品出卖，这一切完全是自然的。在此他向自己提出的唯一的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劳动价格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应当保存得高一点呢，还是应当产生一个“确定劳动价格的崭新原则”。 在他看来，后者对社会的震动比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本身对社会的震动还要大！这种概念的混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的学者在第94页上谈到一种社会主义的价值理论，从而按照已知的范例设想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应当成为未来社会的分配标准。而且在第56页上更谈到，十足劳动收入完全不是什么确定的东西，因为它至少可以按照三个不同的标准计算出来，最后我们在第161、162页上读到，十足劳动收入是“自然的分配原则”，而且只有在一个存在公共财产但归个人使用的社会中，因而只有在一个今天任何社会主义者都不会把它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的社会中才是可能的！多么高明的基本权利！多么高明的工人阶级的法哲学家！ 这样一来，门格尔就轻易地完成了“批判地”阐述社会主义史的任务。我向你们说出三个意味深长的词，即使它们在人们的口中没有辗转传诵［注：这句话是根据席勒的“信仰的话”一诗中的诗句改写而成的。——编者注］，但对社会主义者在这里所应的中学毕业考试来说，仍然完全够用了。就这样，来吧，圣西门，来吧，蒲鲁东，来吧，马克思，不管你们是谁，你们发誓信第一号呢，还是信第二号，或者是信第三号呢？来吧，到我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来吧，凡是比床长的，我都当做国民经济的装饰物和慈善事业的装饰物砍掉！ 这里重要的只是，谁最先提到门格尔钦赐给社会主义的这三个基本权利；谁最先提出这三个公式中的一个，谁就是大人物。自然，在这样做的时候不犯可笑的错误是办不到的，尽管参考了全部学术资料。例如，他认为，在圣西门主义者看来，oisifs意味着有产阶级，而travailleurs意味着劳动阶级（第67页），而且是圣西门主义的著作的标题：《Lesoisifsetlestravailleurs．--Fer-mages，loyers，intérêts，salaires》（“寄生虫和劳动者——地租，租金，利息，工资”）[563]，在这个标题中不提利润，这已经应当使他醒悟了。在这一页上门格尔本人引用了圣西门主义的机关报“地球报”上的一个决定性的地方，这个地方把industriels即工厂主与oisifs相对立，把工厂主与学者和艺术家一起誉为人类的恩人；仅仅要求取消向oisifs即收地租、房租、利息的食利者的纳贡。利润在这个单子上又没有了。工厂主在圣西门主义体系中作为力量大待遇高的社会代理人而占有卓越的地位，所以门格尔先生今后从法哲学上对这一地位进行加工之前，应该更仔细地研究这一地位。 在第73页上我们听说蒲鲁东在他的“经济矛盾”[564]中“诚然是相当隐晦地”预示了一种在保存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条件下“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法”。教授先生在1886年还感到相当隐晦的东西，马克思早在1847年就看透了，证明它不过是一种陈腐的东西，并且能够预言蒲鲁东在1849年所遭到的破产。[565] 然而已经够了。我们在此以前所说的一切对于门格尔先生以及他的听众说来都是无关宏旨的。如果门格尔只写了第一号权利的历史，他的著作会无声无臭地消逝。这个历史不过是该书的一个借口，该书的目的是要诋毁马克思。而人们之所以读它，只是因为它议论的是马克思。自从马克思的体系深入人心，批评家再也不能投公众无知之机以来，要批评马克思早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只剩下一个办法：为了诋毁马克思，把他的功绩归之于那些谁也不注意、已经退出舞台、政治上和学术上再也没有什么意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希望用这种办法来清算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创立者以及这种世界观本身。门格尔先生所干的就是这种事情。要知道他只要不是一个空头教授，总应该搞出一点东西来。 问题解决得很简单。 现今的社会制度赋与地主和资本家取得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最大的一部分——的“权利”。第一号基本权利说，这个权利是不公平的，全部劳动收入都应当属于劳动者。如果撇开第二号基本权利不谈，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因而，谁最先说出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者取得一部分劳动收入的现有权利是不公平的，谁就是大人物，谁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而葛德文，霍尔和汤普逊就是这样的人物。门格尔抛掉所有无穷无尽的人民经济的装饰物以后，在马克思那里发现的法学残余就只是这种同样的见解。这样一来，马克思便剽窃了早先的英国人，尤其是汤普逊，同时又小心翼翼地秘而不宣自己的来源。证据俱在。 我们丝毫无意于使固执己见的法学家明白，马克思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提出过“十足劳动收入权”的要求，他在他的理论著作中根本没有提出过任何形式的法权要求。连我们的法学家在责难马克思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彻底论述十足劳动收入权”（第98页）的时候，也逐渐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对法权（它始终只是某一特定社会的经济条件的反映）的考察是完全次要的；相反地，对特定时代的一定制度、占有方式、社会阶级产生的历史正当性的探讨占着首要地位。任何一个人，只要把历史看做一个有联系的，尽管常常有矛盾的发展过程，而不是看做仅仅是愚蠢和残暴的杂乱堆积，像十八世纪人们所做的那样，首先会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感到兴趣。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但他同时证明，这种历史的正当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继续保存下去，已经日益愈来愈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愈来愈激烈的冲突中。而门格尔把这些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研究拖上他的狭小的法学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的企图，仅仅证明他自己完全不能理解超出狭隘的法学眼界以外的事物。他这样表述的第一号基本权利在马克思那里是绝对不存在的。 但是从现在起才谈到主题！ 门格尔先生在汤普逊那里发现了“剩余价值”这个名词，sur-plusvalue。因此，毫无疑问，汤普逊是剩余价值的发现者，马克思只是一个可怜的剽窃者： “从汤普逊的这些论述中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后来在许多社会主义者那里，其中也包括在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那里见到的那种思想进程，甚至表达方式。”（第53页） 可见，汤普逊无可争辩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杰出的创始人”（第49页）。但这种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呢？ “地租和资本利润是土地和资本所有者从十足劳动收入中所做的扣除”，这个观点“绝非社会主义所仅有，因为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许多代表，例如，亚当·斯密，所持的观点都与此相同。汤普逊及其信徒的独到之处仅仅在于，他们把地租和资本利润看做是和工人的十足劳动收入权相矛盾的不公平的扣除”（第53、54页）。 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不在于发现经济事实，在门格尔看来，在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已经为此操劳了，而简单地在于宣布这个经济事实是不公平的。这就是门格尔先生的观点。如果社会主义者真的如此轻易地看待自己的任务，那他们早就可以休矣，而门格尔先生也就免得因自己的法哲学而丢丑了。但是谁如果企图把世界历史性的运动归结为装在坎肩口袋里的法学口号，谁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 然而，从汤普逊那里盗窃来的剩余价值又是怎么回事呢？问题是这样的： 汤普逊在他的“为人类谋取最大福祉的财富分配原则”[566]一书第1章第15节中研究 “劳动者为了被称为资本的东西应当〈《ought》——直译是“有义务”，因而是“依法应当”〉把自己劳动产品的多大部分付给被称为资本家的资本所有者？”资本家断言，“没有这个资本，没有机器，没有原料等等，劳动本身不会生产出任何东西，因此劳动者为使用资本而付出某种东西完全是合理的”。汤普逊继续说道：“毫无疑问，劳动者如果他自己不幸没有占有资本的话，应当为使用资本而付出某种东西。问题在于，为了这种使用应当〈ought〉从他的劳动产品中扣除多大部分？”（1850年由佩尔整理出版的版本第128页） 这看起来已经完全不像“十足劳动收入权”。相反地，汤普逊认为劳动者由于使用了赈济他的资本而让出自己的一部分劳动收入，是理所当然的。对他说来，问题只在于，多少呢？这里有“两个标准，劳动者的标准和资本家的标准”。劳动者的标准是什么呢？ “付出的总额要能补偿资本的损耗，如果全部资本都消耗了的话则能补偿它的价值；此外，还包括付给资本的所有者和管理人（superintendent）的追加报酬，保证他们能够与真正从事（moreactivelyemployed）生产劳动的劳动者同样舒适。” 在汤普逊看来，这就是劳动者的要求。这里谁如果不能“一下子看出马克思的思想进程，甚至表达方式”，谁就将在门格尔先生的法哲学考试中落第而得不到怜悯。 然而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在哪里呢？亲爱的读者，请忍耐一下，我们马上就来谈这个问题。 “资本家的标准是同一数量的劳动由于利用机器或其他资本而生产出来的追加价值；因此这全部剩余价值都将为资本家所得，因为他有超人的才智和技能，依靠这些才智和技能他积累了自己的资本，把它提供供给劳动者，或者交给他们使用。”（汤普逊，第128页） 这一段逐字逐句的摘录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没有生产资料任何生产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里生产资料被置于资本的形式之下，亦即归资本家所占有。这样一来，如果劳动者不“使用机器或其他资本”而进行生产，那他就是企图做不可能的事情，他自然什么也生产不出来。但是如果他使用资本来进行生产，那末他的全部产品就将是这里被称为剩余价值的那种东西。因此我们继续往下看。在第130页上汤普逊让同一个资本家说了下面这段话： “在机器发明以前，在作坊和工厂建立以前，那时劳动者不用辅助手段单靠自己的力量生产的产品的量有多大呢？不管这个量的大小如何，他今后还是应当得到这个量……而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全部剩余价值则应当作为报酬属于那些建造了房屋或机器的人，或者那些通过自愿交换而获得这些东西的人”等等。 汤普逊的资本家在这里只是说出了工厂主的一个通常的错觉，似乎一个用机器等进行生产的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普通的手工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产生这种幻想的依据，是说这个资本家带着他或者可能还有几个别的资本家所独占的新发明的机器闯进在此以前属于手工劳动的部门而取得了一种特殊的“剩余价值”。这里手工业品的价格决定这一工业部门的全部产品的市场价格；而机器产品可能只值手工劳动产品的四分之一，因而给工厂主带来等于这个产品的成本价格的百分之三百的“剩余价值”。 当然新机器的普遍采用很快就结束这样一种“剩余价值”；可是那时候资本家会看出，当机器产品决定市场价格，并且这个价格愈来愈降低到机器产品的真正价值的情况下，手工业品的价格也同样要下降，并且降低到它的原来的价值以下，这样一来，机器劳动同手工劳动相比，仍然生产一定的“剩余价值”。汤普逊在这里把这种极其常见的自我欺骗暗示给他的工厂主了。但是汤普逊自己是怎样不大赞同这种自我欺骗的，可以从他在前面紧挨着的第127页上所说的话中清楚地看出来： “原料，建筑物，工资——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给自身的价值增添任何东西：追加价值只是由劳动产生的。” 这里我们请我们的读者原谅：我们认为仅仅为了门格尔先生的利益也有必要在这里特别强调指出，汤普逊的这个“追加价值”也绝对不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而是劳动附加于原料的全部价值，因而也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和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的总和。 只有现在，在这些不可避免的“人民经济的装饰物”之后，我们才能充分评价门格尔先生的勇敢精神，他以这种勇敢精神在第53页上说： “按照汤普逊的观点……资本家把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同他们由于机器和别的资本消耗而变得更有效果的劳动的实际收入之间的那种差别……看做是应当属于土地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剩余价值（surplusvalue，ad-ditionalvalue）。” 这段话应当是我们在上面引用过的汤普逊的著作第128页上那个地方的德文的“自由”转述。但是汤普逊的资本家所说的只是同量劳动（thesamequantityoflabour）在利用资本或不利用资本的条件下所生产的产品的差别，即等量的手工劳动和机器劳动之间的差别。门格尔先生只能把“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偷运进来，其实他是在直接伪造汤普逊的话。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汤普逊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不是汤普逊的“剩余价值”或“追加价值”；这两种价值中的任何一种更不是门格尔先生的“剩余价值”；所有这三种价值中的任何一种尤其不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 但是这丝毫也没有使门格尔先生感到难为情。他在第53页上继续写道： “因此，地租和资本利润不是别的，而是土地和资本所有者由于他们法定的权力地位而从十足劳动收入中所作的不利于劳动者的扣除”——这个论点从它的全部内容来看早在亚当·斯密那里就有了——然后他洋洋得意地大声疾呼道：“从汤普逊的这些论述中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后来在许多社会主义者那里，其中也包括在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那里见到的那种思想进程，甚至表达方式。” 换句话说：门格尔先生在汤普逊那里发现了surplusvalue（以及additionalvalue）即“剩余价值”这个名词，不过他只有用直接篡改的手法才能掩盖，汤普逊所说的surplusvalue或additionalvalue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而这两种意义又都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剩余价值”这个名词的意义完全不同。 这就是他的伟大发现的全部内容！这同他在序言中所做的冠冕堂皇的广告比较起来是多么可怜的结果： “我将在本书中证明，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的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从较早的英国和法国的理论家那里剽窃来的，而没有指出他们的观点的来源。” 在这句话之前所作的比喻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可悲： “如果有人在亚当·斯密关于国民财富的著作出版之后过了三十年又‘发现了’分工的学说，或者，如果某个作家在今天想把达尔文的发展论说成是自己的精神财产，他一定会被当成一个傻瓜或骗子。只有在几乎还完全没有历史传统的社会科学领域内，这样一种有成效的尝试才是可能的。” 这里我们且不谈门格尔仍然相信亚当·斯密“发现了”分工，其实配第早在斯密之前八十年就已经全面发挥了这一点。至于门格尔关于达尔文所说的话，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反转过来了。伊奥尼亚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还在公元前六世纪就提出了人是从鱼发展而来的观点，大家知道，现代进化论自然科学的观点也是如此，如果现在有人想出来声明说，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达尔文的思想进程，甚至表达方式，达尔文只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剽窃者，不过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来源隐蔽起来罢了，那么他对待达尔文和阿那克西曼德，恰恰就像门格尔先生实际上对待马克思和汤普逊一样。教授先生说得对：“只有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才有希望看到那种使“这样一种有成效的尝试”成为可能的无知。 既然我们这位精通社会主义文献和经济学文献的大师如此重视“剩余价值”一词，而不管它的含义究竟如何，那末我们就向他揭示一个秘密，不仅李嘉图已经用过surplusproduce〔剩余产品〕一词（在论工资那一章中）[567]，而且，除了西斯蒙第使用的mieux-value〔剩余价值〕一词而外，plus-value这个用以表示商品占有者不付任何代价的价值增长的用语，从很久远的时代起就在法国日常的商业生活中通用了。因此，门格尔所做的关于汤普逊发现了，或者更确切些说，汤普逊的资本家发现了剩余价值这一发现，对法哲学说来究竟有多大价值，看来也是很成问题的。 但是，门格尔先生对马克思还远远没有清算完毕。请听： “非常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错误地引证英国社会主义的〈其实就是汤普逊的〉这一基本著作已经有四十年了。”（第50页） 马克思不但四十年来对他的这个秘密的埃吉丽亚守口如瓶，他还必须错误地引用它！不止是一次，四十年来都是如此。这样做的不仅有马克思，而且还有恩格斯！一堆多么卑鄙的预谋！ 可怜的路约·布伦坦诺，你徒劳无功地在马克思那里寻找哪怕仅仅是一段错误的引文已经二十年了，你在这场狩猎中不仅烧伤了自己的手指，而且也使你的轻信的朋友，剑桥的塞德莱·泰勒遭到了不幸[568]，——你上吊吧，路约，这不是你发明得了的。而那种可怕的，四十年来一直在顽强进行的，而且还是“非常明显的”伪造——这种伪造由于恩格斯同样达四十年之久的罪恶的合作，已经具有居心叵测的阴谋的性质——究竟何在呢？ “……在错误地引证的同时，还指明该书的初版年代是1827年！” 而这本书在1824年就已经出版了！ “非常明显”，实际上——是对门格尔先生而言。然而这远远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唯一的——路约，注意！——唯一的伪造的引文，看来他们是靠经营伪造的引文为业的（甚至可能是江湖小贩？）。在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把霍吉斯金误写成霍普金斯，过了四十年（四十年好像是这两个居心不良的人命中注定的日期），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德译本序言中又犯了同样的罪行。[569]由于这位教授先生对一切刊误和笔误有敏锐的感觉，他没有在一家印刷厂当校对这确实是人类的一大损失。然而，不，我们必须收回这句恭维话。门格尔先生也不适宜于当校对，因为他也有抄错因而也就引错的时候。他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英文标题上，而且发生在德文标题上。例如，他对“这部著作”即“哲学的贫困”“的恩格斯的译文”的引证就是如此。从扉页上就可以看出，这不是恩格斯的译文。马克思提到霍普金斯的那个地方恩格斯在上述序言中是逐字援引的，因而，他有义务援引这个不确切的地方，如果他不想错误地引证马克思的话。但是这两个人从来也不能使门格尔先生感到满意。 然而我们的法哲学家如此津津乐道的细微末节已经谈得够多了。对于这个人和他这一类人说来，“非常明显”，他一般只是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才看到所有这些文献——他所引证的英国作家，没有一个不是马克思已经引证过的，或许除了霍尔和举世闻名的作家雪莱的岳父葛德文而外，——他居然认为必须显示一下他比马克思“在四十年前”，即在1847年要多知道两三本书。口袋里装有马克思引用过的全部书目，又拥有不列颠博物馆的现代参考书和便利条件，在这方面除了发现汤普逊的“分配”一书出版于1824年而不是1827年之外不能作出更重要的发现的人，的确用不着吹嘘图书学的渊博。 对当代许多其他社会改革家说来是合适的，对门格尔先生说来也合适，那就是说大话而实际结果（如果一般有实际结果的话）微不足道。本来说要证明马克思是剽窃者，而证明的却是，“剩余价值”这个名词在马克思之前已经有人使用了，虽然含义有所不同！ 门格尔先生的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也是这样。门格尔先生在序言中宣称，他认为 “社会主义的法学改造，是当代法哲学最重要的任务。这一任务的正确解决，将对通过和平改革来实现我们的法律程序的不可避免的变更做出重大贡献。只有当社会主义思想变成清醒的法学概念的时候，实际政治家才能认识到，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革现行法律程序以利于苦难的人民大众”[570]。 他想通过把社会主义作为法权体系来阐述的办法实现这个改革。 而社会主义的这种法学改造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结论”中说： “毫无疑问，制定一个完全受这些基本法权观念〈基本权利第一号和第二号〉支配的法权体系是遥远将来的事情。”（第163页） 在序言中看来是“当代”最重要的任务的东西，在结尾却被推延到“遥远的将来”。 “〈现存法律程序的〉必然变革，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途程中实现，就像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数世纪以来把封建制度瓦解和摧毁到要彻底消灭它，终于只需一击即可的情况一样。”（第164页） 说得很好，但是，如果社会的“历史发展”将引起必然的变革，那末还要法哲学干什么呢？在序言中说，正是法学家应该指明社会发展的途径；可是现在当法学家开始履行自己的诺言的时候，他就失掉了勇气，而嘟嘟哝哝地说起一切都能自动造得出来的历史发展来了。 “然而，我们的社会发展是朝着实现十足劳动收入权的方向前进呢，还是朝着实现劳动权的方向前进呢？” 门格尔先生声明说，他不知道。他现在如此卑劣地牺牲了他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权利”。可是，如果这些基本权利连一条狗也不能引诱过来，如果它们既不决定也不实现社会发展，而是相反，它们本身要由社会发展来决定和实现，那为什么要竭力把全部社会主义归结为基本权利呢？为什么要竭力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和历史的“装饰物”剥掉呢，如果我们在这之后不得不体验到，正是这些“装饰物”构成社会主义的实际内容？既然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只有通过对社会发展及其动因的研究才能认识，而不是通过把社会主义思想变成清醒的法学概念才能认识，这全部研究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为什么只是在最后才告诉我们呢？ 门格尔先生的智慧归根到底就是声明，社会发展将朝着哪个方向进行，他无法断定，但有一点是无疑的，这就是不应人为地加深“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的弊病”（第166页），并且他建议为了使这些“弊病”能继续保存而实行自由贸易，避免继续发行国家和地方公债！ 这些建议是门格尔先生的如此大叫大嚷和自我吹嘘的法哲学的全部具体结果！遗憾的是，教授先生没有向我们透露一个秘密：现代的国家和市镇不发行“国家公债和地方公债”如何能办好自己的事务。如果他掌握这个秘密，那就最好不要保守这个秘密。这将会比他在“法哲学”方面的成就更快地给他铺平“向上”攀登大臣位置的道路。 然而，不管这些东西在“有权势的人物”当中受到怎样的欢迎，无论如何我们相信可以担保，现在的和未来的社会主义者都会把门格尔先生的全部基本权利奉还给他，或者放弃同他争他的这个“十足劳动收入权”的任何企图。 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者拒绝提出一定的法权要求。一个积极的社会主义政党，如同一般任何政党那样，不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从某一阶级的共同利益中产生的要求，只有通过下述办法才能实现，即由这一阶级夺取政权，并用法律的形式赋予这些要求以普遍的效力。因此每个正在进行斗争的阶级都必须在纲领中用法权要求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要求。但是每个阶级的要求在社会和政治的改造进程中不断变化，在每个国家中，由于各自的特点和社会发展的水平，这些要求是不同的。因此，各个政党提出的法权要求，尽管最终目的完全一致，但在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中并不完全相同。它们是可变因素，并且有时重新修改，这种情况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那里可以看到。在进行这种修改时考虑到的是实际关系；相反，在现存的社会主义政党中还没有一个政党想到要从自己的纲领中造出一个新的法哲学来，就是在将来也不会想到要这样做。至少门格尔先生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可以作为前车之鉴。 这是他的小册子的唯一有用的方面。 写于1886年11月—12月初 载于1887年“新时代”杂志第2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注释： [561]“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是恩格斯在1886年10月间计划写的，起因是当时出版了一本奥地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安·门格尔的著作“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该书企图证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没有独创性”，他的结论似乎是从英国李嘉图学派空想社会主义者（汤普逊等人）那里抄袭来的。恩格斯认为不能对门格尔的这些诽谤谰言，以及他对马克思学说本身的实质的伪造置之不理，因此，决定在报刊上予以反击。但是，恩格斯考虑到，亲自出面反对门格尔，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被人利用来替这个在资产阶级科学界也只属三流的人物吹嘘，所以他认为用“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文章的形式，或者用该杂志编辑卡·考茨基的名义发表书评的形式回击门格尔是恰当的。因此恩格斯要后者写反对门格尔的文章。他本人起初打算写文章的基本部分，但是疾病中断了他已经开始的工作，文章也就由考茨基根据恩格斯的指示写成了。该文发表在1887年“新时代”杂志第2期上，没有署名，后来在1905年出版的“新时代”杂志索引中指出了文章作者是恩格斯和考茨基。1904年该文被译成法文作为恩格斯的文章发表在“社会主义运动”（《Mouvementsocialiste》）杂志第132期上。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只发表了文章的开头，把它同文章的基本部分人为地分开了。由于不能可靠地判明文章的哪一部分是恩格斯写的，哪一部分是考茨基写的（文章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所以在本版中文章全文发表在“附录”部分。——第545页。 [562]引自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7页）。——第553页。 [563]1831年3月7日在“地球报”上以这个名称发表了巴·普·安凡丹写的一系列文章中的一篇。这些文章从1830年11月28日至1831年6月18日陆续刊载在“地球报”上，然后于1831年又在巴黎出版单行本，总标题是：“政治经济学和政治”（《économiepolitiqueetpoli-tique》）。 “地球报”（《LeGlobe》）是1824—1882年在巴黎出版的日报，从1831年1月18日起成为圣西门学派的机关报。——第556页。 [564]指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Systèmedescontradictionséconomiques，ouPhilosophiedelamisère》．T．Ⅰ-Ⅱ，Paris，1846）一书。——第556页。 [565]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 1849年1月蒲鲁东企图根据他所发挥的“无息”贷款的空想原则建立“人民银行”。蒲鲁东打算通过这种银行在生产者获得自己劳动收入的全部等价物的基础上消灭利息和实行无货币交换，从而用和平的办法来实现他的社会改革。这种银行建起来后过了两个月就破产了。——第556页。 [566]见威·汤普逊“为人类谋取最大福祉的财富分配原则”。威廉·配尔准备的新版本。1850年伦敦版（W．Thompson．《AnInquiryintothePrinciplesoftheDistributionofWealthMostConducivetoHumanHappiness》．ANewEditionbyWilliamPare．London，1850）；本书的第一版于1824年发行。——第559页。 [567]见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第90—115页（D．Ricardo．《On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London，1817，p．90—115）。——第563页。 [568]指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布伦坦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进行的反对马克思的敌视运动。布伦坦诺指责马克思有意伪造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的演说中的一句话。格莱斯顿的这句几乎在1863年4月17日伦敦各家报纸（“泰晤士报”、“晨星报”、“每日电讯”等等）关于这次议会会议的所有报道中都引用了的话，在汉萨德出版的半官方议会议事录中被删掉了，因为议事录中收入的全文均由演讲者本人作了修改。这就给予布伦坦诺一个指责马克思在科学上不老实的借口。马克思在1872年5月23日和7月28日写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信中对这一诽谤提出了回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97—100、118—127页）。马克思逝世后，在1883年11月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泰勒又重复了这一指责。关于马克思伪造引文的说法，由爱琳娜·马克思1884年2月和3月在写给“今日”杂志的信中，其后，由恩格斯1890年6月在“资本论”德文第四版序言（参看“资本论”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中，以及在1891年写的一本小册子“布伦坦诺ｃｏｎｔｒａ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107—154页）中揭穿了。——第564页。 [569]马克思的书的原文中这个不确切的地方，恩格斯在1892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二版中已经更正了。恩格斯为德文第一版写的序中引证的话在第二版中也作了相应的订正（见本卷第209页），同时汤普逊的书的出版日期也订正了。——第564页。 [570]见安·门格尔“十足劳动收入权”1886年斯图加特版第Ⅲ页（A．Menger．《DasRechtaufdenvollenAribeitsertrag》．Stuttgart，1886，S．Ⅲ）。——第566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1849年的五月起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1849年的五月起义[560] 1849年5月席卷了莱茵各省和德国南部的起义，是由于大部分小邦政府拒绝承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所通过的宪法而引起的。这个国民议会从来没有掌握过物质力量，更糟的是，它不重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自己有这种力量；到它起草完不过是一纸空文的宪法的时候，它已经失去最后剩下的一点道义的影响。宪法虽然蒙着浪漫主义的色彩，但仍然是唯一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可以团结起来，设法开始新的运动，尤其是因为某些人根本不打算在胜利后实现它。 5月3日在德勒斯顿开始了起义；几天之后扩展到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和巴登大公国。大公［注：列奥波特。——编者注］看见军队与人民联欢，便慌忙逃走了。 1848年11月镇压了革命运动的普鲁士政府，解除了柏林的武装，在普鲁士实行戒严，并且充当其他各邦政府的保护人。它连忙派兵到德勒斯顿，经过四天的战斗，摧毁了起义者的英勇反抗。 但是要使普法尔茨和巴登公国屈服，还需要军队：普鲁士为了组成军队不得不征召后备军。在伊塞隆（威斯特伐里亚）和爱北斐特（莱茵普鲁士），后备军兵士拒绝出动。军队派去了。这两个城市筑起街垒自卫，拒绝军队入城。伊塞隆经过两天战斗以后才被占领。爱北斐特没有足够的物力来抵抗，几达一千人的起义者决定突破包围的军队，冲向起义处于高潮的南部。他们被击溃了，指挥官米尔巴赫被俘。但是很大一部分起义者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到达了南部。恩格斯当时是米尔巴赫的副官，但是米尔巴赫在实现他的计划之前就委派他到普军控制的科伦去了。这是因为米尔巴赫不愿意有一个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在他的队伍中，以免吓坏他所指望通过的地区的资产阶级。 这时起义扩展到了整个德国南部，但是革命者犯了一个与1871年在巴黎一样的致命的错误，即没有转为进攻。邻近小邦的军队士气消沉，正在寻找参加起义的借口：他们决定不与人民为敌。起义者本来可以宣布去解放被普军和奥军包围的法兰克福议会，从而发动这些邦的居民，并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新莱茵报”被封后前往曼海姆，建议起义军领导者向法兰克福推进。他们的意见被拒绝了。借口是：军队由于旧军官逃跑而瓦解，弹药不足，等等。 当起义者持枪观望的时候，普军开始了强行军，进攻起义地区，这时他们已经联合了巴伐利亚军，并且靠小邦军队得到加强，这些军队只要起义者大胆行事本来是可以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36000名反革命军队在一星期内清除了占领着普法尔茨的八九千名起义者；应该指出，普法尔茨的两个要塞本来就在反动势力手中。革命军的队伍里现在只有巴登的武装力量，包括约10000基干部队和12000名志愿兵。发生了四次大会战，反革命军队得以取胜只是由于数量上占优势和破坏了维尔腾堡的边界，这就使他们在决定性关头迂回了革命军。在开阔地上进行六个星期的战斗之后，起义军残部被迫退入瑞士。 在这次最后的战役期间，恩格斯是一支共产主义者志愿兵的队伍的指挥官维利希上校的副官。他参加了三次会战和最后一次在牟尔克河的决战。维利希上校流亡到美国，死时已膺将军衔，这是他在内战期间所得到的。 几千名起义者在既没有充分组织，又几乎没有火炮的情况下在开阔地的战斗中对纪律严格的普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表明我们莱茵河彼岸的社会主义者朋友在革命警钟响彻欧洲的那一天会做出什么事业来。 写于1885年11月中 载于1885年11月21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3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560]“1849年的五月起义”一文的基础是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在1885年11月14日写的一封信，他请恩格斯写这封信是因为他正在为国际社会主义杰出代表传记丛书编写恩格斯传，恩格斯传发表在“社会主义者报”上。文章作为恩格斯传第二部分于1885年11月21日在该报发表，发表时没有署名。——第54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格·亚·洛帕廷给玛·尼·奥沙尼娜的信的片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格·亚·洛帕廷给玛·尼·奥沙尼娜的信的片断[557] 1883年9月20日于伦敦 ……我不能不把我和恩格斯初次会晤的结果告诉您，因为我想他的一些意见会使您感到愉快的。 我们谈了很多俄国的事情，谈了我们的政治复兴和社会复兴的事业大概将怎样进行。果然不出所料，观点是极其近似的；我们往往说出了对方所想的和要说的话。他也认为（同马克思一样，也同我一样），目前俄国的革命党或行动党的任务并不在于宣传新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甚至也不在于力图借助于我们的同志组成的临时政府来实现这个还远远没有制定的理想，而在于调动一切力量，（1）或者迫使沙皇召开国民代表会议，（2）或者用威吓沙皇等办法来造成深刻的混乱，这种混乱会用另一种方式导致国民代表会议或类似的会议的召开。同我一样，他相信，这样的会议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激进的改造，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社会的改造。他相信选举时期的重大意义，这就是说，宣传的成效是一切小册子和凑近耳朵讲不能比的。他认为，纯粹自由主义的宪法，不要深刻的经济改造，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不怕这种危险。他相信在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况中已经为在新的基础上改造社会积累了足够的材料。当然，他不相信共产主义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会马上实现，而只是相信，在人民的生活和心灵里已经成熟了的东西会马上实现。他相信人民会给自己找到善于表达自己的需要和愿望等等的人。他相信，这种改造或革命一旦开始，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住它。因此，重要的只有一点，即摧毁致命的停滞力量，立即使人民和社会摆脱因循守旧的状况，制造一种混乱，这种混乱将迫使政府和人民从事内部改造，将掀动平静的人民的海洋，引起对全面的社会改造事业的全民注意和全民热情。而结果会自然而然出现，而且出现的那些结果，恰恰是在这个时代可能的、合乎愿望的、可以实现的。 所有这一切我写得太简单了，但是我现在不能写得更详细一些。况且所有这一切对您也许不完全合意，所以我要赶快把他称赞俄国革命党的其他意见一字不差地转告您。这些意见是：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最近的将来在彼得堡所要做出的事情，整个欧洲一切有思想、有远见和有观察力的人们的眼光现在都集中到了彼得堡。” “俄国是本世纪的法国。新的社会改造的革命首倡权理所当然地和合情合理地属于俄国。” “……沙皇制度的灭亡，将消灭欧洲君主制的最后堡垒，消除俄国的‘侵略性’，消除波兰对俄国的仇恨以及其他许多事情，这样就会导致列强的完全另外的组合，会把奥地利碰得粉碎，并且会在各国有力地推进内部改造。” “……德国未必敢利用俄国的混乱来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俄国去支持沙皇制度。但是假如德国这样做了，那会更好。这就会是它的现政府的灭亡和新时代的开始。把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归并于它是没有意义的和实现不了的。这样强占对面的（？）或毗邻的狭窄沿海地区和小块土地的行为，以及由此而出现的荒谬的国家形式，只有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才是可能的，而不是在现在。况且德国人在那里是微不足道的反动的少数，这对谁也不是秘密。”（我为Ю．П．加上这一点，因为她对这一点有极端爱国的意见。） “我也好，马克思也好，都认为委员会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558]，从其策略和心平气和的口气上来看是非常出色的。它证明，在革命者的队伍中间，是不乏具有政治才智之士的。” 这一切使您感到相当满意和愉快吗？您感谢我写的这些话吗？但愿如此。记得否我曾说过，马克思本人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恩格斯说，在布鲁斯、马隆等人同其他的人斗争的时期，马克思曾笑着说：“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559]…… 第一次载于1893年3月在日内瓦出版的“理论社会主义原理及其在俄国的应用”一书 俄文译自“理论社会主义原理及其在俄国的应用” 注释： [557]这里发表的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格·亚·洛帕廷给“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玛·尼·奥沙尼娜的信的片断，记述了他同弗·恩格斯谈话的内容，不言而喻，写信人自己的阐释，是带有他的民粹派观点的痕迹的。但是，根据记忆犹新的谈话印象写下的恩格斯的许多思想，看来洛帕廷是大致准确地传达出来了。信里写到的同恩格斯的会见，是在1883年9月19日，即在洛帕廷从沃洛果达省流放地逃到国外以后又过了几个月。由彼·拉·拉甫罗夫倡议并经恩格斯同意，这个片断第一次发表在1893年在日内瓦出版的“理论社会主义的原理及其在俄国的应用”一书中。——第539页。 [558]指1881年3月10日（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事件之后）“民意党”执行委员会致亚历山大三世的信。执行委员会在信中答应停止自己的恐怖活动，条件是：沙皇宣布对政治监禁犯普遍大赦，同意根据普选制实行人民代议机关的普选，并保证出版、言论、集会和提出竞选纲领的完全自由。执行委员会还声明，它将服从将来的人民会议的决定。——第541页。 [559]指马克思由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可能派的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中犯了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性质的错误而说出的一句讽刺话。后来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给拉法格的信中重新提到这句话时指出，马克思当时针对这些错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第541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美国旅行印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美国旅行印象[556] 我们通常都以为，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新不仅是就发现它的时间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美国人也总是竭力使我们相信这种看法。他们瞧不起我们，认为我们是迟疑的、带有各种陈腐偏见的、害怕一切新事物的不切实际的人；而他们这个前进最快的民族（themostgoaheadnation），对于每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会纯粹从它的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这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好的，差不多第二天就会立即付诸实行。在美国，一切都应该是新的，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一切都应该是实际的，因此，一切都跟我们不同。 在“柏林号”轮船上，我第一次遇到一大群美国人。他们大多数是很可爱的人，有男有女，比英国人容易接近，有时谈吐过于直率一些，而在其他方面，就跟任何地方穿着较好的人们差不多。他们的特点至多是一种独特的小资产阶级的姿态，这不是畏首畏尾、缺乏自信的德国小资产者的姿态，也不是英国小资产者的姿态；这种姿态由于同十分自信的举止结合，由于好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所以看起来就像是一种天性。年轻一些的女人尤其给人一种天真的印象，这在欧洲只有在小一些的城市里才可以看到。当她们手挽着手或者挽着男子的手臂，精神饱满地、几乎是横冲直撞地走在甲板上的时候，她们那种跳跳蹦蹦的步子，她们那种一阵风吹来便正正经经地按住裙子的姿态，都同我们的农村姑娘一模一样。她们老是使我想起瑞典女人，——她们和瑞典女人一样健壮高大，——我也总是觉得，她们随时准备向人行礼请安，就像瑞典女人所做的那样。我的美国旅伴们也继承了一点日耳曼种族所固有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笨拙，还完全没有克服掉。总之，我对美国人的第一个印象无论如何说明不了他们对欧洲人的民族优越性，也无论如何说明不了他们是一个崭新的、年轻的民族典型。相反地，我倒有这样的看法：他们是仍然顽固地坚持着继承下来的、在欧洲被认为是过时了的小资产阶级习惯的人；在这方面，我们欧洲人同美国人相比，就跟巴黎人同外省人相比一样。 在纽约，当我第一次走进我的卧室的时候，我发现了什么呢？令人想像不到的最老式的家具，带铜环或弓形拉手的抽屉柜，这在本世纪初是很时髦的，在欧洲只有农村里还保存着；紧挨着的是一些比较新式的英国或法国用具，不过也已经相当陈旧了，而且大部分都摆得不是地方；最新的东西是一张巨大的摇椅，摇动起来弧形有二百四十度，这也是过了时的。到处都是这样；椅子、桌子和衣橱，大部分看来都像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纽约街上的马车也是旧式的，乍看起来，好像这种式样的马车在欧洲任何一个农家的院子里都找不到。当然，如果再靠近一点仔细看看，就会发现这种马车是大大改进了的，很舒适，装有很好的弹簧，特别轻便，而且是用特别结实的木料制成的，尽管有这一切改进，旧的形式却仍然没有动。伦敦在四十年代初期还有出租马车，旅客从后面上车，在左右两边面对面地坐着，像在公共马车里一样；1850年以后，这种马车就绝迹了。而在波士顿，这种带轮子的厢子今天还很盛行——就我所知，波士顿是实际上还在用出租马车的唯一的美国城市。设备豪华、房间数以百计的现代美国旅馆，从它们纯粹美国式的布局中可以看出：它们是从人烟稀少的地方的偏僻的农民住户演变来的，而这些农民住户，就是在今天，还偶尔收费供给旅客食宿（这我回头再谈）。由此可见这些旅馆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我们看来，不仅是奇怪的，而且简直是太不合时宜了。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凡是想尝一尝三十年战争时期在欧洲旅行的滋味的人，都应该到美国随便哪个山区去一趟，旅行到铁路线的终点，再从这里坐乡间马车到野外去。我们四个人就这样到阿德朗达克山脉去游览了一次，我们从来也没有像坐在这辆马车的顶上那样哈哈大笑过。一辆样式无法形容的旧的破马车，有名的古代普鲁士拖车跟它比起来，就像是豪华的轿式马车了，车顶上和车厢里有六个或九个那样的坐位，这就是所谓马车。还有那公路，对不起，那简直不是公路；我们也很难管它叫路：上山和下山，有两道车轮走过的痕迹深深陷在沙质的粘土里……［注：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写于1888年9月底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年第1版第28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556]这个片断是恩格斯1888年9月下半月在他从美国和加拿大旅行归来所乘的“纽约号”轮船上写的。恩格斯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以及他自己的朋友卡尔·肖莱马一起，在美国住了一个多月（从8月17日到9月19日），在这段时间里，他从纽约出发，先到波士顿和附近的城市，再到尼亚加拉瀑布和安大略湖，并且顺便到加拿大作了一次旅行。恩格斯本想写一点这次旅行的旅途特写，描述一下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像这个片断和其他残稿所证明的。但是，他的这个想法未能实现。这里发表的写在轮船公文用笺上的片断，仅仅是想写的文章的开头。——第53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四章结束部分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四章结束部分提纲 Ⅰ．三个阶级：两个卑鄙龌龊，其中一个在衰落，一个在兴起；第三个是只要求资产阶级要fairplay〔光明正大地办事〕的工人。因此，在这后两个阶级之间随风转舵是合适的——可是办不到了！政策是：加强整个国家暴力，特别是使财政独立（铁路国有化，专营）。警察国家以及司法中的普鲁士法制原则。 1848年的两重性质——“自由主义的”和“民族的”性质，也在1870—1888年的德国显示出来。 俾斯麦不得不依靠帝国国会和人民，为此，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必须完全自由，哪怕是定个方向。 Ⅱ．1．建设［帝国］ ａ．经济上——恶劣的币制改革已经是主要成就。 ｂ．政治上——警察国家的再建和1876年的反资产阶级的审判法，法国审判法的恶劣抄本。——民法典的不确定。——帝国法庭是最后一环。1879年。 2．在献媚政策和侮辱俾斯麦［案件］中所表现的思想贫乏。sansphrase〔十足的〕俾斯麦党。 ａ．文化斗争。天主教神父不是宪兵和警察。资产阶级的狂喜。——失望。——卡诺萨之行[554]。唯一合理的结果：非宗教的婚姻！ 3．滥设企业的狂热和破产。他的参与。卑鄙龌龊的保守的容克同资产者一样无耻。 4．［俾斯麦］完全变成了容克。 ａ．保护关税等等；资产者和容克的联合，后者得到最大份额。 ｂ．1882年实行烟草专卖的尝试遭到失败。 ｃ．殖民狂热。 5．波拿巴式的社会政策。 ａ．反社会党人法；工人联合会和工人储蓄会遭迫害。 ｂ．社会改革之类的粪便［Sozialreformscheisse］。 Ⅲ．6．对外政策。战争的危险，兼并的结果。军队的扩充。七年期限法。[555]把各期应征人员完全征集起来以后，再把1870年以前的适龄人员也征集起来，以便再保持一个时期的优势。 Ⅳ．结果：ａ．这两个人［注：俾斯麦和皇帝威廉一世。——编者注］一死国内大势就会陷于瓦解状态：没有皇帝的帝国是没有的！无产阶级被逼上革命道路，社会民主党随着反社会党人法的废止而空前壮大，——混乱。 ｂ．这一切的结果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比战争还要坏的和平，不然就是世界大战。 写于1887年12月底—1888年3月 第一次发表于1895—1896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26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554]恩格斯借用“卡诺萨之行”一语暗讽俾斯麦在1878—1887年间对教权派和教皇利奥十三所作的巨大让步；这些让步等于承认“文化斗争”毫无效果，“文化斗争”完全取消。俾斯麦当他同天主教会冲突之初于1872年5月在帝国国会中曾声言：“我们决不到卡诺萨去”，但到七十年代末却需要天主教的中央党的支持（他以前的支柱——民族自由党已经失去影响），并向教皇献殷勤，把冲突时期颁布的反天主教的法律差不多全部废除，迫使一些反天主教政策的主要执行者辞职。 “卡诺萨之行”一语出自如下事件：德皇亨利四世于1077年屈辱地到卡诺萨城堡（意大利北部）去朝见教皇格雷哥里七世，恳求教皇收回开除他的教籍的成命。——第532页。 [555]七年期限法（Septennape）（来自拉丁文septem——七）是指1874年俾斯麦在他煽起的关于从法国方面来的“战争危险”的喧嚷声中，通过帝国国会实施一项关于批准以后七年的军事预算并在此期间把平时的常备军扩充到401000人的员额规定下来的法律。——第53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四章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四章提纲 （1）1848年。［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意大利，德国，波兰，匈牙利。 （2）波拿巴明目张胆的征服政策：民族要求与补偿相交换。意大利。 （3）作为回答——［普鲁士］军队的改组。冲突。俾斯麦。政策不新奇。 （4）德国局势。统一：（1）由革命实现，（2）由奥地利实现，（3）由普鲁士实现（关税同盟）。 （5）1864年和1866年的战争。各种革命手段。 （6）俾斯麦的好时光——1870年以前。 （7）对法战争。［注：此处还有恩格斯写在同一页上后又划掉的（看来是他在写作中使用过以后划掉的）简记：“1．作战方法。军税。自由射手。［窃取］挂钟。杖罚。容克的报复的残酷性——从上层到下层。——2．［第二］帝国之倾覆。——3．向巴黎致敬！4．数十亿和亚尔萨斯—洛林。”——编者注］帝国。对亚尔萨斯—洛林之兼并。俄国——仲裁者。 （8）俾斯麦终于成为反动分子，愚蠢了。文化斗争（非宗教的婚姻）。保护关税政策及大地主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殖民狂热。对俾斯麦的侮辱。——反社会党人法。[553]——对联合会的压制。——社会改革。——因兼并亚尔萨斯而产生的军国主义。——容克［在俾斯麦身上］突出到首位，因为缺乏其他思想。 写于1887年12月底—1888年3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版第10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553]指俾斯麦于1876—1877年把保守派的某些新闻记者和政治活动家交付法庭审判，给他们定了一个在报刊上对他进行侮辱的罪名，因为他们曾揭露他参与交易所的投机和滥设企业的狂热。这件事反映了俾斯麦政府和从右边批评他的政策的保守派之间当时已经尖锐化了的磨擦。 反社会党人法——见注235。——第53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序言草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序言草稿 本书是我的“欧·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一部分的再版，它包括了在该书中题为“暴力论”[551]的三章。这三章早先已被译成俄文而单独出现，作为附录收在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552]一书俄文版中。这一版只做了一些最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但对于单独出版来说，必须再做特别的增补。 既然我是用德文出版一本以“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为题的小册子，德国读者就有权要求我不隐瞒我对近三十年来暴力在本国历史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的看法。因此，我增加了一个第四章，这一章当然只能就主要的历史关节做些阐述。或许以后我能有机会更详细地论述这个题目吧。 写于1887年12月底—1888年3月 第一次发表于1895—1896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22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55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0卷第162—189页。——第528页。 [552]指恩格斯的小册子“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1884年日内瓦版）；这个小册子是由“劳动解放社”作为“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第2分册出版的。——第52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关于“农民战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关于“农民战争”[457] 宗教改革——路德的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这是包括农民战争这一危急事件在内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制度的瓦解，以及城市的发展，这两个过程引起了地方分权制；因此就产生了实行君主专制的直接必要性，通过君主专制把民族结合起来。君主专制必然是专制的，正是由于一切因素的离心性。但是，不应该庸俗地理解它的专制性质；［它］是在时而同等级的代表机关时而同叛乱的封建主和城市的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等级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被它取消；因此，应该宁可把它看成是等级的君主制（仍然是封建君主制，但却是瓦解中的封建君主制和萌芽中的资产阶级君主制）。 第一号革命——它是比英国革命更为欧洲式的革命，它成为欧洲式的革命比法国革命快得多，——在瑞士、荷兰、苏格兰、英格兰以及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瑞典（早在古斯达夫·瓦萨时期）和丹麦（在这里只是在1660年通过正统专制形式）都获得了胜利。 Ⅰ．［注：恩格斯标上罗马数字Ⅰ的这段话，在手稿中是放在标有罗马数字Ⅱ的那段话之后。——编者注］在德国的原因。德国历史溯源。在民族大迁徙的英雄时代以后，德国灭亡。由查理大帝实现的德国复兴仅仅来源于法国。与此同时而来的还有罗马帝国的思想。被奥托重新发扬。它在更大程度上是非德国的，而不是德国的。德国在霍亨施陶芬王朝时期由于这种政策——掠夺意大利各城市——而垮台。因此，分割的局面——exceptocasurevolutionis〔更不必说反叛事件〕——日益加剧。德国从“空位时期”[458]到十五世纪这一时期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德国从来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封建制度在诸侯的压迫下的瓦解（皇帝作为领主王公是帝国骑士的反对者，而作为皇帝是他们的维护者）。农民的逐渐解放，——直到十五世纪相反的过程开始为止。在经济方面，德国完全处于当时各国的水平上。——有决定意义的是：德国由于地方割据和长期未遭入侵，并不怎样强烈地感到需要民族统一，不像法国那样（百年战争），不像刚刚从摩尔人手中夺回的西班牙那样，不像不久前才赶走鞑靼人的俄国那样，也不像英国那样（蔷薇战争）；同样有决定意义的是，恰恰在这个时期，皇帝们也处于十分可怜的地位。 Ⅱ．从文艺复兴［开始］，文艺复兴在欧洲以封建制度普遍崩溃和城市繁荣为基础所采取的那种形式。然后，到处都是民族的君主专制，德国和意大利例外。 Ⅲ．宗教改革作为共同愿望等等的唯一可能的通俗表现形式所具有的性质。 写于1884年底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版第10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457]本提纲是恩格斯由于打算修改“德国农民战争”一书而写的（见注443），看来是他拟定的本书新版的导言（或绪论）计划的一个片断和草稿。提纲是在单页上写的。——第459页。 [458]空位时期指继1254年霍亨施陶芬王朝结束之后延续到1273年的各个王位追求者之间的争夺王位的斗争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各王公、骑士和城市彼此之间的接连不断的纷争和内讧；1273年，王公之一的哈布斯堡鲁道夫被选登德意志帝国（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王位。——第46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443] 当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贵族的疯狂争斗的喧叫充塞着中世纪的时候，被压迫阶级的静悄悄的劳动却在破坏着整个西欧的封建制度，创造着使封建主的地位日益削弱的条件。固然，在农村里贵族老爷们还是作威作福，折磨农奴，靠他们的血汗过着奢侈生活，骑马践踏他们的庄稼，强奸他们的妻女。但是，周围已经兴起了城市：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莱茵河畔，古罗马的自治市从灰烬中复活了；在其他地方，特别在德意志内部，兴建着新的城市，这些城市总是用护城墙和护城壕围绕着，只有用大量军队才能攻下，因此是比贵族的城堡强大得多的要塞。在这些城墙和城壕的后面，发展了中世纪的手工业（十足市民行会的和小的），积累起最初的资本，产生了城市相互之间和城市与外界之间商业来往的需要，而与这种需要同时，也逐渐产生了保护商业来往的手段。 在十五世纪，市民对社会来说，已经比封建贵族更为必要了。诚然，农业仍旧是广大居民的营生，因而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但是，少数分散的在某些地方尚未遭到贵族侵夺的自由农民却充分证明，在农业中最主要的东西并不是贵族的寄生和压榨，而是农民的劳动。而且，贵族的需求也增加和改变得如此之大，以致他们自己也离不了城市；他们唯一的生产工具（铠甲和武器）还是从城市得到的！本国的呢绒、家具和装饰品，意大利的丝织品，布拉班特的花边，北方的毛皮，阿拉伯的香水，列万特的水果，印度的香料——所有这一切，除了肥皂以外，贵族都是从市民那里买到的。某种程度的世界贸易发展起来了；意大利人在地中海上航行，并越过地中海沿大西洋岸直达弗兰德；汉撒同盟的人在荷兰人和英国人加紧竞争的情况下仍然控制着北海和波罗的海。南方和北方各海上贸易中心之间的联系通过陆地来保持，实现这种联系的道路则通过德意志。贵族越来越成为多余并且阻碍着发展，而市民却成为体现着进一步发展生产、贸易、教育、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阶级了。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生产和交换的这一切进步其实是很受限制的。生产仍然被纯粹行会手工业的形式束缚着，因而本身还保持着封建的性质。贸易仍然处于欧洲水域之内，并且没有超出欧洲和远东国家交换产品的列万特沿海城市以外。但是不管手工业及其市民手工业者多么微小，多么受限制，他们还是有足够的力量来推翻封建社会；他们至少是在前进，而贵族却是停滞不动的。 在这里，市民阶级有一件对付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货币。货币在中世纪早期的典型封建经济中几乎是没有地位的。封建主或者是用劳役形式，或者是用实物形式，从他的农奴那里取得他所需要的一切。妇女纺织亚麻和羊毛，缝制衣服；男人耕田；儿童放牧主人的牲口，给主人采集林果、鸟窝和垫圈草；此外，全家还要缴纳谷物、蔬菜、蛋类、奶油、干酪、家禽、幼畜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每一座封建庄园都自给自足，甚至军费也是征收实物。没有商业来往和交换，用不着货币。那时欧洲被压到很低的水平，一切都得再从头做起，因而货币当时所具有的社会职能比它的纯粹政治职能小得多：货币是纳税用的，并且主要靠掠夺取得。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改变了。货币重新成为普遍的交换手段，因而货币量大大增加。贵族没有货币也不行了。但是，由于他们很少有或者说没有东西可卖，再加上这时掠夺也完全不再那么容易，所以他们不得不决定向城市的高利贷者借贷。骑士的城堡在被新式火炮轰开以前很久，就已经被货币破坏了。实际上，火药只不过像为货币服务的法警而已。货币是市民阶级的巨大的政治平衡器。凡是在货币关系排挤了人身关系和货币贡赋排挤了实物贡赋的地方，封建关系就让位于资产阶级关系。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村中继续存在着古老朴拙的自然经济，但是已经有整个地区，例如在荷兰、比利时和下莱茵，农民都向主人缴纳货币，而不是徭役租和实物租了；在那里，主与奴都已经向变为地主与佃农迈出了踏实的第一步，因而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在农村中也丧失了它的社会基础。 在十五世纪末，货币已经把封建制度破坏和从内部侵蚀到何等程度，从西欧在这一时期被黄金热所迷这一点看得很清楚。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这种到远方去冒险寻找黄金的渴望，虽然最初是以封建和半封建形式实现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已经与封建主义不相容了，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农业，它对外征讨主要是为了取得土地。而且，航海业是确定的资产阶级的行业，它把自己的反封建性质也烙印到了现代的一切舰队上。 因此，在十五世纪时，封建制度在整个西欧都处于十分衰败的状态。在封建地区中，到处都楔入了有反封建的要求、有自己的法和武装的市民的城市；它们通过货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使封建主在社会方面甚至有的地方在政治方面从属于自己；即使在农村中，在农业由于特别有利的条件而得到发展的地方，旧的封建桎梏在货币的影响下也开始松弛了；只有在新征服的地方，例如在易北河以东的德意志，或者在其他远离通商道路的落后地区里，才继续盛行旧的贵族统治。但是，无论在城市或农村，到处都增加了这样的居民，他们首先要求结束连绵不断毫无意义的战争，停止那种总是引起内战——甚至当外敌盘据国土时还在内战——的封建主之间的争吵，结束那种不间断地延续了整个中世纪的、毫无目的的破坏状态。这些居民本身还过于软弱，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就向整个封建制度的首脑即王权寻求有力的支持。在这里，我们就从探讨社会关系进到了探讨国家关系，从经济方面转到政治方面来了。 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族人民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的民族〔Na-tionalitäten〕，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大家知道，大多数罗马旧行省内的被征服者即农民和市民，把胜利者即日耳曼统治者同化了。因此，现代的民族〔Nationalitäten〕也同样是被压迫阶级的产物。关于怎样在一个地方发生了融合，而在另一个地方却发生了分离，我们从门克编制的中洛林各区地图上［注：Spruner-Menke．《Hand-AtlasfürdieGeschichtedesMittelaltersundderneuerenZeit》．3．Aufl．，Gotha，1874，Karte№32〔施普鲁奈尔—门克“中古史和近代史教学地图集”1874年哥达第3版第32图〕。］可以看到一个明确的图景。只要看一下这个地图上的罗曼语和德语地名的分界线就知道，这条分界线在比利时和下洛林一段上，和一百年前法语与德语的分界线基本上是一致的。某些地方还可以看到狭窄的争议地带，即两种语言争夺优势的地方；但是大体上已十分清楚，哪儿应该仍然是德语地区，哪儿应该仍然是罗曼语地区。地图上大多数地名所具有的古代下法兰克语形式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形式证明，它们是九世纪的，最迟是十世纪的，所以，分界线到卡罗林王朝末期就已经基本上划定了。在罗曼语的那一面，特别是在语言分界线附近，可以找到由德语的专名和罗曼语的地名标志合并起来的混合地名，例如，在麦士河以西凡尔登附近有：Epponecurtis，Rotfridicurtis，Ingolinicurtis，Teudegisilo-villa，即今天的伊佩库尔、雷库尔-勒-克勒、厄尔河岸阿姆布兰库尔、提埃尔维耳。它们是罗曼语土地上的法兰克封建主的领地，小块的德意志移民区，先后被罗曼化的。在城市和某些农业地区里有较大的德意志移民区，它们比较长期地保存了自己的语言，例如“路易之歌”[444]就是在九世纪末从这种移民区里出现的；但是，842年的国王和王公的誓文[445]（在誓文中罗曼语已经作为法兰克王国的正式语言出现）则证明，法兰克的大部分封建主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罗曼化了。 一旦划分为语族（撇开后来的侵略性的和毁灭性的战争，例如对拉巴河地区斯拉夫人[446]的战争不谈），很自然，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litaten〕开始向民族〔Nation〕发展。洛林这个混合国家[447]的迅速崩溃，说明了早在九世纪的时候这一自发过程就已是如何强烈。虽然在整个中世纪时期，语言的分界线和国家的分界线远不相符，但是每一个民族，也许意大利除外，在欧洲毕竟都有一个特别的大的国家为其代表；所以，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uleStaaten〕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 在这每一个中世纪国家里，国王是整个封建等级制的最上级，是附庸不能撇开不要的最高首脑，而同时他们又不断反叛这个最高首脑。整个封建经济的基本关系（分封土地以取得一定的人身服役和贡赋），在处于最初和最简单的形式时，就已经为斗争提供了充分的材料；特别是当有这样多的人要找借口的时候更是如此。而到中世纪后期，当所有各地的采邑关系造成了一团乱麻般的权利和义务，——赐给的、剥夺的、重新恢复的、因罪过丧失的、作了改变的或另作限制的，——这团乱麻又不可能解开的时候，情况是怎样的呢？例如，大胆查理在他的一部分土地上是皇帝的臣仆，而在另一部分土地上则是法兰西国王的臣仆；但另一方面，法兰西国王，大胆查理的领主，在某些地区同时又是其附庸大胆查理的臣仆。这样，冲突怎能避免呢？因此，才有向心力和离心力在漫长的世纪中变化不定地起着作用，向心力使附庸归向中心即王权，因为只有这个中心才能保护他们防御外敌和互相防御，而向心力则经常地、必然地变为离心力；因此，才在王权和附庸之间进行着不断的斗争，凶野的喊叫在这整个漫长时期中淹没了一切，这时掠夺是自由的男子唯一值得干的行业；因此，才发生无穷无尽的、接连不断的一大串背叛、暗杀、毒害、阴谋和各种简直无法想像的卑鄙勾当，这些勾当又都隐藏在骑士精神的美妙名义后面，也没有妨碍无休止地大谈荣誉和忠诚。 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像王权倾向它们一样。王权和市民阶级的联盟发端于十世纪；这一联盟往往因冲突而破裂（要知道在整个中世纪期间，事情并不是一直朝一个方向发展的），破裂后又重新恢复，并且越发坚固、越发强大，直到这一联盟帮助王权取得最后胜利，而王权则以奴役和掠夺报答了它的盟友为止。 无论国王或市民，都从成长着的法学家等级中找到了强大的支持。随着罗马法被重新发现，教士即封建时代的法律顾问和非宗教界的法学家之间确立了分工。不言而喻，这批新的法学家实质上属于市民等级；而且，他们本身所学的，所教的和所应用的法律，按其性质来说实质上也是反封建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市民阶级的。罗马法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以致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但是，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所有制还同封建的限制密切交织在一起，例如，这种所有制主要由特权构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马法比当时的市民阶级的关系要先进得多。但是，市民阶级所有制进一步的历史发展，只能是而且事实上也正是变成纯粹的私有制。这种发展理应在罗马法中找到强大的助力；因为在罗马法中，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了现成的了。 诚然，在很多情况下，罗马法为贵族进一步压迫农民提供了借口，例如，当农民不能提出书面证明使自己免除普通的义务的时候，就是这样。但这并没有使问题的实质有所改变。即使没有罗马法，贵族也能找到各种这样的借口，并且每天都在找到这样的借口。不管怎样，实施这种绝对不承认封建关系和充分预料到现代私有制的法律，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我们已经看到，在中世纪后期的社会中，封建贵族是怎样在经济方面开始成为多余，甚至成为障碍；它是怎样在政治上也阻碍着城市的发展，阻碍着当时只有在君主制形式中才有可能存在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种情况在维持着封建贵族：直到此时为止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事上的垄断地位，没有他们就不能进行战争，一个仗也不能打。这种局面也必须改变，应该采取最后步骤向封建贵族表明：他们统治社会和国家的时期结束了，他们即使在战场上作为骑士也不再需要了。 同封建制度作斗争而使用本身就是封建的军队（这种军队的兵士同他们的直接的封建领主的联系要比他们同国王军队指挥官的联系更为紧密），显然意味着陷入绝境，走不了一步。所以，从十四世纪初起，国王们就力图摆脱这种封建军队，建立自己的军队。从这时起我们就看到，在国王军队中，由召募的或雇佣的军队组成的部分不断增长。最初，大部分是由城市游民和逃亡农奴——伦巴第人、热那亚人、德意志人、比利时人以及其他人组成的步兵，他们被用来驻防城市或围攻，在野战中开头几乎是不使用他们的。但是到中世纪末，我们就已经看到还有骑士同他们的不知用什么方法召集的扈从队去受雇于外国君主，这种迹象表明了封建的军事制度的彻底崩溃。 同时，在城市和在自由农民中间（在还保留着自由农民或重新出现自由农民的地方），形成了建立能作战的步兵的基本条件。在这以前，骑士和他们的骑兵扈从与其说是军队的核心，不如说就是军队本身；随军征伐的大群农奴后备步兵是不算数的，看来他们到战场上只是为了逃跑和抢劫。在封建制度继续繁荣时期，即十三世纪末以前，进行和决定一切战争的是骑兵。从这以后，情况改变了，而且各地是同时改变的。在英国，农奴制度逐渐消灭，组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自由农民即自耕农（yeomen）或佃农的阶级，他们是善于使用当时英国的民族武器——弓箭——的新步兵的来源。这种射箭手不论在行军中是否骑马，在作战时总是徒步的，他们的出现乃是使英国军队的战术起根本变化的推动力量。从十四世纪起，在地形和其他条件容许的地方，英国的骑士是选择徒步战斗的。射箭手先开始战斗，挫折敌人的斗志，后边就是徒步骑士的密集方阵等候敌人的攻击，或者待适当时机向前冲锋，只有一部分骑士仍然骑着马，以便在紧要关头侧击增援。当年英国人在法国不断取得胜利[448]，主要正是由于在军队中恢复了防御因素。这些战役大部分是结合着进攻性反击的防御战，像威灵顿在西班牙和比利时进行的战役一样。随着法国人采用新战术（可能是从他们雇佣的意大利弩手起着英国射箭手的作用的时候起），英国人的胜利就告终了。 同样，在十四世纪初期，弗兰德各城市的步兵已经敢于在平地战斗中对抗法国的骑士，并且时常取胜；而阿尔勃莱希特皇帝背信弃义，企图把帝国的瑞士自由农民出卖给奥地利大公（他本人也是奥地利大公）的结果，则是推动了第一支现代的、负有全欧威名的步兵的建立。[449]由于瑞士人战胜奥地利人，特别是战胜勃艮第人，才最终使铠甲骑士（骑马的或下马的）屈服于步兵，使封建军队屈服于新兴的现代军队，使骑士屈服于市民和自由农民。瑞士人为了一开始就证明自己的共和国——欧洲第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性质，立即便把他们的军事荣誉变成了金钱。一切政治上的考虑全都消失了：各州变成了召募事务所，为出价最高的人鸣鼓召募雇佣兵。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德意志，也响起了募兵的鼓声；但是，瑞士政府的厚颜无耻（它好像只是为了出卖自己的国民而存在），直到德意志各邦君在民族耻辱最深重时期超过它为止，始终是无人能及的。 其次，同样在十四世纪，阿拉伯人把火药和大炮的使用方法经过西班牙传到了欧洲。直到中世纪末，小型火器还不重要，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英国射箭手的弓在克雷西同步兵的滑膛枪在滑铁卢射得一样远，或许更准确些（虽然动作不同）。[450]野炮也处于幼年时期；相反，重炮却已经多次打穿骑士城堡的无掩蔽的石墙，向封建贵族宣告：他们的统治随着火药的出现而告终了。 印刷术的推广，古代文化研究的复兴，从1450年起日益强大和日益普遍的整个文化运动，所有这一切都给市民阶级和王权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带来了好处。 所有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由于这些原因朝同一方向日益加快的互相影响不断增长，其共同作用便一年年强大），在十五世纪下半叶就保证了对封建制度的胜利，尽管还不是市民阶级的胜利，而是王权的胜利。在欧洲各个地方，直到尚未走完封建制度道路的边远地区，王权都同时取得了胜利。在比利牛斯半岛，当地的两个属罗曼语族的部落合并成西班牙王国，于是说普罗凡斯语的阿腊贡王国就屈服于加斯梯里亚的标准语[451]；第三个部落则把它的各语言区（加利西亚除外）合并成为葡萄牙王国即伊比利安的荷兰；这个王国从内地分了出去，并且用它的海上活动证明了它独立存在的权利。 在法国，路易十一在勃艮第这个中间国家[452]灭亡以后，终于在当时还是极为残缺不全的法国领土上恢复了以王权为代表的民族统一，以致他的继承者［注：查理八世。——编者注］就已经能够干涉意大利的内乱[453]；而这个统一仅仅由于宗教改革[454]才一度在短期内成为问题。 英国终于停止了它在法国的唐·吉诃德式的会使它继续流血的侵略战争；封建贵族在蔷薇战争[455]中寻找补偿，也得到了更多的东西：他们互相毁灭了，都铎王朝登上了王位，权力之大超过了以前和以后的所有王朝。斯堪的那维亚各国早已合并。波兰自从和立陶宛合并[456]以后，在王权尚未削弱的情况下，进入了它的光辉时期；甚至在俄国，在征服了诸侯同时，又挣脱了鞑靼人的压迫，这种局面由伊万三世最后固定下来。全欧洲只剩下两个国家，那里没有王权，也没有那时无王权便不可能出现的民族统一，或者说，它们只是名义上存在，这就是意大利和德意志。 写于1884年底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35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6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443]恩格斯的这篇未完成著作，看来是为了准备他所计划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新版本，而于1884年最后几个月写成的。从恩格斯的书信中，特别是从他在1884年12月31日写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打算彻底修订这本书，即把1525年的农民战争作为“全部德意志历史的基石”加以阐述，为此就要在书的开头和结尾做许多历史补充。从手稿的内容来判断，这篇著作看来应该是新版本的引言或第一章中的一部分。后面发表的（见本卷第459—460页）与这篇手稿的内容相衔接、恩格斯称为“关于‘农民战争’”的提纲，大概就同这个计划有关。在给这本书做补充时，恩格斯也利用了自己以前写的德国历史提纲，特别是“关于德国的札记”的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47—654页）。但是，由于其他工作太多，恩格斯未能实现他的出版“德国农民战争”一书新的修订本的意图，虽然后来在九十年代他曾经又给自己提出这个计划。这篇著作的标题是俄文版编者加的。——第448页。 [444]“路易之歌”是中世纪一位无名诗人的诗作，用法兰克方言写于九世纪末。该诗是献给西法兰克王路易三世的颂词，赞扬他在881年打败了诺尔曼人。——第452页。 [445]指842年于斯特拉斯堡东法兰克王德意志路易和西法兰克王秃头查理以及他们的附庸相互间所作的效忠誓的原文，原文已保全下来，采用古代高地德意志语和罗曼语即古法兰西语写成。——第452页。 [446]拉巴河地区斯拉夫人是居住在从拉巴河（易比河）到奥得河的中欧地区的西方斯拉夫人部落组成的大集团。沿拉巴河地区斯拉夫人击退了德意志部落的频繁的入侵，而从十世纪起，他们又不断遭到德意志封建主的侵犯。虽然他们顽强抵抗，但在十二世纪，由于血腥的侵略战争的结果，德意志封建主们占领了他们的土地。斯拉夫居民一部分被消灭，一部分受德意志征服者奴役，并且被强迫德意志化。——第452页。 [447]指中法兰克国家。中法兰克国家是九世纪中叶由皇帝洛塔尔一世拨给他的儿子洛塔尔二世的土地即些耳德河、莱茵河、麦士河和索恩河之间的土地组成的，并按照洛塔尔二世的名字得名为洛林。在870年洛塔尔二世死后，洛林被分给（大致按语言分界线）他的两个兄弟即东法兰克王德意志路易和西法兰克王秃头查理。——第452页。 [448]指英国人在英法百年战争时期（1337—1453）的胜利。战争的起因是两国封建贵族的侵略野心，例如英法之间争夺弗兰德地区的工商业城市（英国羊毛的主要买主）以及英国国王觊觎法国王位。战争期间，英国人曾多次侵占法国的大块土地，但是最后终于被赶出法国。在英国人手中只剩下加来港。——第456页。 [449]恩格斯指的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皇帝阿尔勃莱希特一世拒绝承认他的前任拿骚的阿道夫所确认的瑞士联邦的核心即瑞士各州的自主权，并企图把这些州控制在奥地利大公的权力之下。在十四至十五世纪。瑞士各州在为争取自己独立而进一步斗争的进程中，终于粉碎了奥地利封建主的军队，最后争得了不受奥地利统治的国家地位，仅仅名义上从属于德意志帝国。——第456页。 [450]1346年8月26日，在克雷西（法国东北部）附近进行了百年战争中的一个大战役；以自由农民组成的步兵为基干的英国军队，击败了以纪律松弛的骑士队为主力的法国军队。 关于滑铁卢会战——见注286。——第457页。 [451]阿腊贡王国和加斯梯里亚王国是在1479年合并的。——第457页。 [452]勃艮第大公国是九世纪在法国东部塞纳河和卢瓦尔河的上游地区成立的，后来并入大片领土（法兰斯孔太，法国北部一部分和尼德兰），在十四至十五世纪成了独立的封建国家，十五世纪下半叶在大胆查理大公时代达到鼎盛。力图扩张自己属地的勃艮第大公国成了建立中央集权的法兰西君主国的障碍；勃艮第的封建贵族和法国封建主结成联盟，一齐抵抗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中央集权政策，并且对瑞士人和洛林进行了侵略战争。路易十一建立了瑞士人和洛林人的联盟来对付勃艮第。在反对联盟的战争中（1474—1477）大胆查理的军队被击溃，他本人在南锡附近的会战（1477）中阵亡。他的属地被分给路易十一和德意志皇帝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哈布斯堡。——第457页。 [453]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利用意大利的政治上的分裂和意大利各邦之间的纷争，侵入了意大利的领土并占领了那不勒斯王国。但是第二年，法国军队就被意大利各邦联盟在德意志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的支持下驱逐出去。查理八世的远征是所谓意大利战争（1494—1559）的开端，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意大利不止一次地遭到法国、西班牙和德国侵略者的侵犯，成了他们争夺亚平宁半岛统治权的长期斗争的场所。——第457页。 [454]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法国宗教改革，是指胡格诺运动，这个运动是十六世纪在加尔文教的宗教口号下开展起来的，但是实质上却与该教的资产阶级内容毫不相干。参加运动的是不同的社会阶层，也包括农民和手工业者；这一运动被封建显贵和贵族所利用，他们对正在形成的专制国家的中央集权政策不满，力图恢复他们的中世纪的地方“自由”。由于断断续续地从1562年延续到1594年的所谓胡格诺战争，被具有了反对封建性质的人民运动的规模吓坏的封建主和资产阶级联合在胡格诺教徒的前领袖纳瓦腊的亨利（波旁新王朝的代表）的周围，他接受天主教以后成为国王，号亨利四世。——第457页。 [455]指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家族的代表之间即约克派和朗卡斯特派之间的战争（1455—1485）。约克人的徽章上饰有白色蔷薇，朗卡斯特人的徽章上则饰有鲜红色蔷薇。在约克派方面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有骑士和市民；支持朗卡斯特派的则有北部诸郡的封建贵族。这次战争几乎完全消灭了古老的封建家族，在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实行了专制政体。——第458页。 [456]波兰和立陶宛合并的第一次尝试是在1385年进行的，当时两国签订了所谓克列沃合并条约，其目的主要是共同抵御日益严重的条顿骑士团的侵略。在十五世纪中叶以前，合并曾数度废除和恢复。合并逐渐从防御性的联合变成了波兰的和立陶宛的封建主反对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民的联合。1569年签订了卢布林合并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波兰和立陶宛组成为一个国家，名叫波兰贵族共和国；立陶宛保持自治权。——第45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459] 现在，让我们把我们的理论应用于今天的德国历史，应用于它的血和铁的暴力实践。从这里，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血和铁的政策暂时必然得到成功，为什么它最终必然破产。 维也纳会议在1815年瓜分了并卖掉了欧洲，它的这种做法向全世界表明了君主们和国家要人们完全无能。各民族反对拿破仑的普遍战争，是各民族的遭拿破仑践踏的民族意识的反映。为了报答这一点，参加维也纳会议的国君们和外交家们更加无耻地践踏了这种民族意识。最小的王朝比最大的民族还受重视。德国和意大利又被分割为各个小邦，波兰第四次被瓜分，匈牙利仍然被奴役。甚至不能说，这样对待这些民族是不公道的，谁叫它们容许这样做，谁叫它们把俄国沙皇［注：亚历山大一世。——编者注］当做自己的解放者来欢迎呢？ 可是，这种情况是长不了的。从中世纪末期以来，历史就在促使欧洲形成为各个大的民族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欧洲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正常政治组织，同时也是建立各民族协调的国际合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没有这种合作，无产阶级的统治是不可能存在的。要保障国际和平，首先就必须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这样，随着商业、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从而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势力的增长，民族意识也就到处发扬，被分割、被压迫的各民族都要求统一和独立。 因此，1848年革命的目的，到处（法国除外）都是既要满足自由要求又要满足民族要求。可是，在第一次冲击得胜的资产阶级的背后，到处都出现了威胁性的无产阶级形象；争得胜利的实际上是这一阶级，这就把资产阶级驱入了刚被打败的敌人亦即君主、官僚、半封建和军事的反动派的怀抱，革命在1849年也就败在这些反动派手里。在匈牙利，情况并不是如此，但俄国人闯进了匈牙利，镇压了革命。俄国的沙皇［注：尼古拉一世。——译者注］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来到了华沙，在那里，他以欧洲仲裁人的身分进行裁判。他任命他的驯服工具——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提安为丹麦的王位继承者。他使普鲁士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因为他不许普鲁士有一点点利用德国人的统一意愿的欲望，强迫它恢复联邦议会，强迫它屈服于奥地利。[460]这样，革命的全部结果乍看起来似乎只是：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建立了外表上立宪但精神上依旧的政体；俄国的沙皇比以前更甚地统治着欧洲。 可是，事实上，革命已用它的巨大力量甚至使各个四分五裂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德国的资产阶级脱离了旧的传统的常规。资产阶级取得了一部分、即使是小小的一部分政治权力，而资产阶级的每一个政治成就都被它用在促进工业繁荣方面。幸运地度过了的“疯狂年”[461]清楚地向它证明：现在必须永远结束旧日的昏睡和懒散状态。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雨以及其他种种情况，世界市场的联系空前扩大了，商业空前繁荣起来；在这里，就是要抓紧时机，要保证自己得到应得的一份东西。从1830年、特别从1840年以来，在莱茵河地区、萨克森、西里西亚、柏林以及南部个别城市出现的大工业萌芽，现在已迅速地发展和扩充起来，农业地区的家庭工业散布得日益广泛，铁路建筑的速度加快了，而这时已达到巨大规模的移民，则造成了不需要任何津贴的德国横渡大西洋的轮船航运业。德国商人规模空前地在一切海外商埠站住了脚，他们在世界商业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大，并且慢慢地不仅推销英国的工业品，而且开始推销起德国的工业品来。 可是，德国的小邦割据状况及其形形色色的工商业立法，必然很快就变成了束缚这种猛烈增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商业的一种不堪忍受的桎梏。每走几里路，便出现不同的票据法，不同的工业活动条件，到处都会碰到各种不同的挑剔、官僚的和国库的刁难，甚至还常常碰到行会限制，使官方的特许证也无济于事！此外，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户籍立法[462]和居留限制，使资本家无法把他们所支配的劳动力以足够的数量投到那些有矿石、有煤、有水力以及有其他有利的自然条件因而给工业企业提供了基础的地方去！无阻碍地大量利用本国劳动力的这种可能性，是工业发展的首要条件；可是，爱国的厂主从各处召集工人每到一个地方，就有警察当局和济贫所反对新移民定居。统一的全德国的公民权，全体帝国公民迁徙完全自由，统一的工商业立法——这些现在已不再是狂热的大学生们的爱国幻想，而是工业生存的必要条件了。 加之，在每一个邦和小邦里，都有各不相同的货币，各不相同的度量衡，往往在同一个邦里就有两三种度量衡。而在所有这些种类繁多的钱币和度量衡中，没有一种是得到世界市场承认的。因此，毫不奇怪：往来于世界市场或者被迫同进口商品竞争的商人和厂主们，除了使用自己的所有这许多钱币和度量衡以外，还必须使用外国的；棉线要按英磅来称，丝绸料子要按公尺来量，对外国要按英镑、美元和法郎来计算！在币制流通范围受到这种限制的情况下，怎样能产生大的信用机关呢？这里是古尔登纸币，那里是普鲁士塔勒，此外还有金塔勒，“新三分之二”塔勒，银行马克，流通马克，二十古尔登币制，二十四古尔登币制，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处在无限的行市计算和行市波动之中的。[463] 即使这一切最终都能克服，但是在所有这些摩擦中已花费了多少力量，消耗了多少金钱和时间啊！同时，在德国，人们最后也开始注意到：在今天，时间即金钱。 年轻的德国工业必须在世界市场上显一显身手，它只有通过输出才能壮大起来。为此，它在外国就必须享有国际法的保护。英、美、法三国的商人在国外甚至比在家里更能自由行动。他们的大使馆保护他们，必要时还有几艘军舰来保护他们。但是德国人呢？在近东，至少奥地利人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指望自己的大使馆，在其他地方，大使馆对他们就没有多大帮助。可是，当一个普鲁士商人在国外向他的大使诉说遭到损害时，他几乎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你完全自作自受，你在这儿寻求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呢？”而小邦的臣民则到处都是完全没有权利的。德国商人不管走到哪里，到处都请求外国——法国、英国和美国——保护，或者很快就归化于新的祖国。［注：恩格斯用铅笔在页边上写着：“维尔特”。——编者注］即使他们的大使想保护他们，但又有什么用呢？德国大使本身，在海外也是被人看做像擦皮鞋的人那样的。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统一的“祖国”的要求，是有一种强烈的物质背景的。这种要求已不再是德国大学生联合会会员们在瓦特堡纪念大会[464]期间所表现的一种烟雾般模糊的冲动了，那时，“勇气和力量在德国人的心灵中燃烧”，那时，按照法国的调子唱着：这种要求“使青年们怀着剧烈的痛苦为祖国而战，为祖国牺牲”［注：这两处引文，都引自卡·欣克耳的诗“同盟之歌”。——编者注］，以求恢复想像中的中世纪的帝国庄严，然而这些怀着剧烈痛苦的青年一上年纪，就变成了极平常的、专制君主的忠实奴仆。同时，这种要求也已不再是律师们和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汉巴赫大典[465]期间所发出的那种离地面近得多的统一呼声了，这些人自以为爱好自由和统一是为了自由和统一本身，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按照瑞士的方式把德国变成由各个州组成的共和国（这是他们中间最清醒的人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像上述大学生们的霍亨施陶芬帝国[466]一样。不，这是从讲求实际的商人和工业家的直接的业务需要中冒出的渴望，他们渴望扫清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阻碍工商业自由发展的全部小邦废物，他们渴望消除一切不必要的摩擦，因为要是德国商人想插足世界市场，就先要在家里消除这种摩擦，而他们的所有竞争者都已避免了这种摩擦。德国的统一已成了经济上的必要。而现在要求统一的人都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东西。他们是在商业中受的教育，并且是为了商业而受教育的，他们善于经营商业，并且善于讲价钱。他们知道：讨价必须很高，但让价也必须慷慨。他们歌唱“德国人的祖国”，其中也包括施梯里亚、提罗耳和“充满胜利和荣誉的奥地利强国”［注：引自恩·摩·阿伦特的诗“德国人的祖国”。——编者注］，他们并且歌唱： “从麦士到默麦尔， 从艾契河到贝耳特， 德国呀，至高无上的德国， 超过世界上的一切。”［注：引自霍夫曼·冯·法勒斯累本的诗“德国人之歌”。——编者注］ 可是，在现金交易中，他们甘愿同意给这一势将日益变得更辽阔的祖国[467]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25—30％。他们的统一计划已制订好了，可能很快就会实现。 但是，德国的统一不光是德国的问题。从三十年战争以来，如果没有外国的非常明显的干涉，就不再能解决一项全德性的事务。［注：恩格斯在页边上用铅笔写着：“威斯特伐里亚和帖欣的和约”[468]。——编者注］174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征服了西里西亚。[469]1803年，法国和俄国直接强迫按照帝国代表会议的总决议对神圣罗马帝国进行了改组。[470]后来，拿破仑根据自己的方便安排了德国。最后，在维也纳会议上［注：在手稿上，恩格斯在这一行上面亲笔写着：“德国—波兰”。——编者注］，主要是俄国，其次是英国和法国，又把德国分割成三十六个邦，共二百多块互相隔绝的大大小小土地，同时，德国的君主们，完全像在1802—1803年的累根斯堡帝国议会上一样[471]，真心一意地帮助这样做，从而使这种分割情况更加恶化。另外，德国有若干块土地还被割让给外国君主。这样一来，德国不仅变得软弱无力、孤立无援，在内部争斗中弄得精疲力尽，注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甚至工业上都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而且，更坏的是，法国和俄国由于已成的习惯，取得了分割德国的权利，正像法国和奥地利攫取了监视意大利、使它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权利一样。沙皇尼古拉在1850年由于享有这种所谓的权利，才极端蛮横地不许擅自对宪法做任何修改，强迫恢复联邦议会——德国虚弱无力的象征。 可见，争取德国的统一不仅要反对君主和其他内部敌人，而且也要反对外国。不然的话，就要依靠外国的帮助。而当时外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在法国，路易·波拿巴曾利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农民的帮助下当上总统，并在军队的帮助下登上帝座。可是，一个新的、由军队制造出来的、在1815年法国版图内的拿破仑皇帝，则是一种死产了的徒劳的事情。这个再生的拿破仑帝国，意味着把法国扩张到莱茵河地区，实现法国沙文主义的传统梦想。但是，首先，占领莱茵河地区并不是路易·波拿巴力所能及的。在这方面的每一个尝试，结果都会使欧洲结成反法同盟。然而，提高法国威望和使军队得到新荣誉的时机到来了，这种时机是由一场几乎为全欧洲一致同意进行的反俄战争引起的，原来俄国曾经利用西欧的革命时期，悄悄地占据多瑙河各公国，并准备一场新的征服土耳其的战争。英国同法国结成了同盟，奥地利对二者表示友好，只有英勇的普鲁士去吻昨天还打着自己的俄国鞭子，并且继续保持亲俄的中立。可是，无论英国或者法国都不想使敌人遭到严重失败，因此，战争便以俄国遭受小小屈辱和俄法结成反奥同盟而告终。［注：克里木战争是一个绝无仅有的错中错的大喜剧，在这个喜剧中，每换一场人们都会问：这一场谁将受骗？可是，这一喜剧是以无数的财富和一百多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在战争前夜，奥地利就进军多瑙河各公国；俄国人在奥地利人面前撤退。因此，在奥地利继续保持中立的时候，俄国在陆地边界上同土耳其作战就不可能了。但是，要使奥地利作为同盟国在这条边界上参加战争，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可能：使战争成为真正的战争，以便恢复波兰，使俄国的西部边界永远东移。这样一来，普鲁士也就会被迫参加（俄国那时还正在通过普鲁士得到它的全部进口商品）；俄国不论在陆上或者海上都会受到封锁。很快就会失败。但是，这并非各同盟国的意图。相反，它们感到高兴的是，现在能免除一场真正的战争的一切危险。帕麦斯顿建议把战场转移到克里木去——这是俄国所希望的，——而路易-拿破仑就很乐意地同意这样做了。战争在克里木进行，可能始终是一场假装的战争，这样，所有主要的参加者都会感到满意。但是，尼古拉皇帝却认为有必要在这里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而忘记了，这个地方对于一场假装的战争是极其有利的，而对于一场真正的战争就非常不利。俄国在防御方面的长处——它那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资源贫乏的广阔地区，——在俄国进行任何进攻战时都会变成对它本身不利的反面东西，而这一点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克里木这一方面表现得如此明显。按理要成为入侵敌人的坟墓的南俄草原，竟成了俄国军队的坟墓，因为尼古拉以残忍而愚蠢的轻率态度把俄国的军团一个个赶往塞瓦斯托波尔，一直到仲冬还在赶。当最后一支仓促召募起来的、装备很差的、粮食供应可怜的军队损失了三分之二人员（整营整营的人倒毙在暴风雪中），残余部队无力把敌人驱逐出俄国土地的时候，傲慢而愚蠢的尼古拉就可悲地垮台了，他服毒自杀了。从此以后，战争又成了假装的战争，而且很快就缔结了和约。］ 克里木战争使法国成了欧洲的领导强国，而使冒险家路易-拿破仑成了当代的伟人，这当然是用不着多说的。但是，克里木战争并没有使法国的领土增多，因而使法国孕育着一场新战争，在这场新战争中，路易-拿破仑要完成他的真正使命——成为“帝国扩大者”［注：恩格斯在这里使用了“帝国扩大者”（《MehrerdesReiches》）这一说法，这是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封号的一部分。——编者注］。这场新战争早在前一次战争时期就已这样做了准备：允许撒丁加入西方列强的同盟，充当法兰西帝国的仆从国，特别是充当该帝国反对奥地利的前哨；其次，这场战争也是在缔结和约时路易-拿破仑同以惩罚奥地利为最大满足的俄国达成协议[472]所准备好的。 路易-拿破仑现在成了欧洲资产阶级的偶像。这不仅是因为他在1851年12月2日“拯救了社会”，当时，他虽然借此消灭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但只是为了拯救它的社会统治。不仅是因为他表明了，普选制在有利的情况下可以变成压迫群众的工具；不仅是因为在他的统治下工业、商业、特别是投机事业和交易所欺骗勾当盛况空前。而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认为他是同它骨肉相连的第一个“大政治家”。他像任何真正的资产者一样，也是暴发户。他曾“历尽千辛万苦”：在意大利是烧炭党人的密谋家，在瑞士是炮兵军官，在英国是负债累累的贵族流浪汉和特别警察[473]，可是，无论在何时何地，他都是王位追求者，——就是这样一个人以自己的冒险经历，以自己在一切国家里的道德败坏行为，使自己成了法国人的皇帝，并成为欧洲命运的主宰，就像典型的资产者——美国人通过一系列真正的和欺骗性的破产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一样。他做了皇帝之后，不仅使政治为资本家发财致富和交易所欺骗勾当服务，而且完全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来推行政治本身，用“民族原则”[474]来进行投机。使德国和意大利处于分割状态，对法国以往所执行的政策来说，曾经是法国的一种不可让予的基本权利；路易-拿破仑则立即着手零星售卖这种基本权利以换取所谓补偿。他愿意帮助意大利和德国消除分割状态，但是有一个条件：德国和意大利向民族统一方面每前进一步，都要割让领土给他做报酬。这样一来，不仅使法国沙文主义得到满足，不仅使帝国逐步向1801年的疆界[475]扩展，而且又使法国重新处于特别开明的、解放各民族的强国地位，使路易-拿破仑处于各被压迫民族的保卫者的地位。于是，整个开明的、为民族理想所振奋的资产阶级——因为它非常关心从世界市场上肃清一切阻碍商业的东西，——都异口同声地欢呼这一解放世界的开明活动。 这种情况在意大利首先开始。［注：恩格斯用铅笔在页边上写着：“奥尔西尼”。——编者注］在这里，从1849年起便是奥地利的无限统治，而当时奥地利是全欧洲的替罪羊。克里木战争的小得可怜的结果，人们不是归罪于只想进行一场假装的战争的西方强国的不坚决，而是归罪于奥地利的动摇态度，但这种动摇态度却是西方列强本身应负最大责任的。而俄国则由于奥地利人进军普鲁特河——这是报答俄国1849年在匈牙利的帮助的——而遭到过伤害（虽然正是这种进军拯救了俄国），所以很高兴奥地利遭到任何攻击。普鲁士已不再算数了，在巴黎和会上它就已受到了encanaille〔毫不客气的〕侮辱。因此，在俄国协助下准备好的解放意大利“一直到亚得利亚海”的战争，在1859年春天开始，到夏天就在明乔河地区结束了。奥地利没有被赶出意大利，意大利没有“一直解放到亚得利亚海”，也没有得到统一，撒丁的领土是扩大了，但是，法国占领了萨瓦和尼斯，从而达到了它在意大利那边的1801年的疆界。[476] 可是，意大利人是不以此为满足的。在意大利，当时纯粹的工场手工业还占统治地位，大工业还处于襁褓之中。工人阶级还远远没有被完全剥夺和无产阶级化；它在城市中还占有它自己的生产资料，在农村里，工业劳动是占有土地的小农或者佃农的副业。因此，资产阶级的毅力还没有受到它和有阶级觉悟的现代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破坏。而因为意大利的分割状态仅仅是由于外来的奥地利统治才存在下来，在这种统治的保护下，君主们把苛政推行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占有土地的大贵族和城市人民群众也都站在资产阶级这一争取民族独立的先锋战士一边。可是，在1859年，外来的统治除了在威尼斯以外都被推翻了，法俄两国已使奥地利不能再干涉意大利，已不再有人害怕这种干涉了。而意大利也出了一个有古代风的英雄——加里波第，他能够创造奇迹，并且已创造了奇迹。他率领千人志愿军，推翻了整个那不勒斯王国，实际上统一了意大利，粉碎了波拿巴政策的人为罗网。意大利得到了自由，而且实际上得到了统一，——但是，这并不是由于路易-拿破仑施展了阴谋，而是由于进行了革命。 从意大利战争以来，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对外政策对任何人都不再是秘密了。战胜大拿破仑的人应受到惩罚，——但是，l'unaprèsl'autre——一个挨一个来。俄国和奥地利都已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接着就是普鲁士了。而普鲁士这时正遭到空前的鄙视；它在意大利战争期间的政策是胆怯的、可怜的，同它在1795年巴塞尔和约时期的政策一样。[477]由于实行“行动自由政策”[478]，它落得这样一个结果：它在欧洲完全陷于孤立；它的所有大小邻邦都喜欢看到普鲁士如何被粉碎这样一出戏；它的行动自由原来只是为了可以把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而已。 的确，在1859年以后的最初几年里，到处，首先在莱茵河地区本身，人们普遍都相信：莱茵河左岸不可挽救地要落到法国手里。诚然，人们并不怎样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可是都认为：这就同命中注定的厄运一样要来临的，同时——让我们尊重真实情况——人们也并不特别害怕。农民和小资产者，又想起了真正给他们带来了自由的法国人时代；在资产阶级中间，金融贵族，特别是科伦的金融贵族，已被深深地卷进巴黎的《CréditMobilier》[479]和其他波拿巴主义的空头公司的骗局，并且大声叫喊兼并。［注：当时，这是莱茵河地区的普遍情绪，这种情况，是马克思和我在当地屡次体验到的。顺便提一下，莱茵河左岸的工业家当时常问我：在实行法国的关税税率下，他们的工业将会怎么样。］ 但是，莱茵河左岸的丧失不仅会削弱普鲁士，而且也会削弱德国。而德国已比先前更加分裂了。由于普鲁士在意大利战争中采取中立，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比以往更加疏远了，小君主败类们以恐惧而又渴望的眼光注视着路易-拿破仑，把他看做是将来重新建立的莱茵联邦[480]的保护者——这就是官方德国的状况。而这种状况又发生在这样的时刻：只有全民族的联合力量才能避免分裂的危险。 可是，怎样把全民族的力量联合起来呢？几乎全是烟雾般模糊的1848年的尝试都已遭到了失败，但正由于这种失败，才使某些烟雾消散，在这以后，就有三条道路摆在人们面前。 第一条道路就是通过消除一切独立的邦而达到真正统一的道路，亦即实行公开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在意大利刚刚达到了目的；萨瓦王朝参加了革命，因而获得了意大利的王冠。但是，这样一种勇敢行动，我们德国的萨瓦分子——霍亨索伦王朝，甚至它的最大胆的卡富尔分子——俾斯麦之流，都是完全没有能力采取的。一切事情都要由人民自己来做，——而在争夺莱茵河左岸的战争中，他们也会做好必须做的事情。普鲁士人不可避免地将渡莱茵河而退却，莱茵河要塞附近将进行持久的围攻战，随后德国南部的君主们无疑将实行叛变，——这一切就足以引起一个使整个王朝制度土崩瓦解的民族运动。这样一来，路易-拿破仑便会是首先插剑入鞘的人。第二帝国只能对反动的国家作战，它在这些国家面前是以法国革命的继承者、各民族的解放者的姿态出现的。对付本身处在革命中的人民，它是软弱无力的；而且，胜利的德国革命还可能在推翻整个法兰西帝国方面起推动作用。这是最有利的情况；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即君主们成了运动的主宰的时候，莱茵河左岸就会暂时被割让给法国，君主们的积极或消极的背叛就会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并且会造成一种危急局面，使德国没有第二条出路，只有实行革命，赶走所有君主，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 按照当时的情况，只有在路易-拿破仑发动为建立莱茵疆界的战争的情况下，才能踏上这条统一德国的道路。然而，这场战争并没有发生——其原因，下面很快就会谈到。但民族统一的问题也随之不再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生死存亡问题，即在灭亡的威胁下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了。民族可以暂时等待一下。 第二条道路是在奥地利统治下的统一。1815年，奥地利自愿地保持了拿破仑战争强加于它的那种局面，即成为领土缩紧、领土集中的国家。它已不再要求先前从它那里分割出去的德国南部领土了；它只满足于把那些在地理上和战略上同保全下来的君主国核心有关联的新旧地区合并了过来。德意志的奥地利同德意志的其他部分分离的局面，由约瑟夫二世的保护关税政策开始造成，由弗兰茨一世在意大利的警察统治加剧，并由德意志帝国的解体[481]和莱茵联邦的建立而达到极点，这种局面，事实上在1815年以后仍然起着作用。梅特涅用一道真正的万里长城把自己的邦靠着德意志那边围起来。关税不放德意志的物质产品过去，书报检查则不放精神产品过去，无法形容的护照把戏使个人的交往减到最低限度。在邦内，实行一种甚至在德意志也是独一无二的横暴的专制制度，以防止任何即使是最微小的政治运动。因此，奥地利一直是同德意志的整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格格不入的。1848年，至少精神上的障壁大部分已经消除，但是，那一年的事件及其后果，并没有能够使奥地利同德意志的其他部分接近；相反，奥地利日益以自己的独立的大国地位自傲。因此，虽然驻联邦要塞[482]的奥地利士兵受到欢迎，普鲁士士兵受到憎恨和讥笑，虽然奥地利在天主教占优势的整个南部和西部仍然得人心和受尊敬，但是，除了德意志中小邦的一些君主以外，毕竟没有一个人认真地考虑过在奥地利统治下统一德意志。 而且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奥地利本身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尽管它仍悄悄地在做浪漫的帝国梦。奥地利的税界渐渐成了德意志内部唯一残存的障壁，因而显得更加突出。独立的大国政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只意味着为了特殊的奥地利利益，从而为了意大利、匈牙利等等利益而牺牲德意志的利益。不论在革命前或者在革命后，奥地利都始终是德意志的一个最反动、最厌恶现代潮流的邦，而且也是唯一保全下来的、以信仰天主教为特色的大邦。三月以后的政府[483]越是力图恢复教士和耶稣会教徒的旧统治，它就越是不可能取得新教徒占三分之一、二的国家的霸权。最后，要在奥地利统治下统一德意志，只有毁灭普鲁士才有可能。但是，如果说这后一种情况本身对德意志并不意味着不幸，那末，不论奥地利毁灭普鲁士或者普鲁士毁灭奥地利，在俄国革命于最近的将来胜利以前（在胜利以后，这种毁灭就是多余的，因为到那时成了多余的奥地利本身必然会崩溃），毕竟是极端危险的。 简言之，德意志在奥地利保护下的统一是一种浪漫的梦想；当德意志的中小君主1863年为了宣布奥地利的弗兰茨-约瑟夫为德意志皇帝而在法兰克福聚会时，就表明这是一种梦想。普鲁士国王干脆不参加，这出皇帝喜剧就可怜地化为泡影了。[484] 剩下的第三条道路是：以普鲁士为首的统一。这条道路实际上已采取了，所以它把我们从思辨的领域又引到实际的“现实政策”[485]的那种坚实的、即使颇为肮脏的土地上来。 从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普鲁士便像对待波兰那样把德意志只看做有待征服的领土，从这里能割走多少就割走多少，但是不言而喻，必须同别人一道瓜分这种领土。同外国一道——首先同法国一道——瓜分德意志，是普鲁士从1740年以来的“德意志使命”。《Jevais，jecrois，jouervotrejeu；silesasmeviennent，nouspartagerons》（我想，我会帮您大忙的；如果我得到王牌，那我们就分享），——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在第一次出征时给法国大使的临别赠言。[486]由于普鲁士忠实于这一“德意志使命”，它在1795年缔结巴塞尔和约时出卖了德意志，它为了换取扩张自己领土的诺言而预先同意（1796年8月5日的条约）把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并且确实也在俄法两国所强加的帝国代表会总决议中得到了出卖帝国的报酬。[487]1805年，一当拿破仑拿汉诺威来引诱它的时候（这个诱饵总是可以引它上钩），它就又做了一次出卖，这次是出卖了它的盟友俄国和奥地利；但是，它是这样陷到它所特有的愚蠢的狡猾之中，以致被卷进对拿破仑的战争，在耶拿城下遭到了应有的惩罚。[488]由于这次打击仍有余痛，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甚至在1813年和1814年的胜利以后还想放弃德国西部的全部前哨，只打算占有德国的东北部，像奥地利那样尽可能不过问德国的事情——这样做就会把整个德国西部变成受俄国或法国保护的一个新莱茵联邦。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国王事与愿违，被迫接受了威斯特伐里亚和莱茵省，同时也就被迫接受了一种新的“德意志使命”。 兼并至此暂告结束（小片土地的购买除外）。国内旧的容克官僚制度又渐渐兴旺起来；在极端危急时刻许给人民的实施宪法的诺言坚决不予履行。但是，不管怎样，资产阶级在普鲁士也日益兴起，因为这时如果没有工商业，即便是目空一切的普鲁士邦也等于零。必须慢慢地、固执地、一点一滴地在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做出让步。但另一方面，这类让步使普鲁士有理由指望，它的“德意志使命”将得到支持：当时普鲁士为了扫除楔入它的两半国土之间的外国税界，请求邻近的各个德意志邦建立统一的关税。这样就产生了关税同盟，它在1830年以前只不过是一种善良愿望（当时只有黑森—达姆斯塔德参加），但到后来，在政治、经济的发展逐步加速的情况下，很快就使德意志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在经济上归并于普鲁士。[489]不属于普鲁士的沿海各邦，一直到1848年以后仍然没有加入同盟。 关税同盟是普鲁士的一个巨大成就。它意味着战胜了奥地利的势力，这还算不了什么。主要的是：它把中小邦的整个资产阶级都吸引到普鲁士一边来。除了萨克森，德意志任何一个邦的工业发展程度都没有达到哪怕是接近普鲁士的工业水平；这不仅要归功于自然的和历史的前提，而且要归功于比较大的关税地区和国内市场。同时，关税同盟愈扩大，加入这一国内市场的小邦愈多，这些邦的新兴资产者也就愈习惯于把普鲁士看成是自己在经济上的前卫和将来在政治上的前卫。而资产者怎么唱，教授们也就怎么和。在柏林，黑格尔分子从哲学上论证普鲁士负有领导德意志的使命，而在海得尔堡，施洛塞尔的学生们，特别是霍伊塞尔和盖尔温努斯，则从历史上证明这一点。这样做当然是预定：普鲁士将改变它的全部政治体制，将实现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要求。［注：1842年，“莱茵报”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了普鲁士的霸权问题。1843年夏天，盖尔温努斯在奥斯坦德就对我说过：普鲁士必须领导德意志，但是，为此就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普鲁士必须实施宪法，必须实行出版自由，必须执行鲜明的对外政策。］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由于对普鲁士邦特别偏爱而产生的，并不像意大利资产者在皮蒙特公开站在民族运动和立宪运动前列以后就承认它是领导国家那样。不，这样做是不情愿的；资产者认为普鲁士的祸害最小，因为奥地利把他们排斥在它的市场之外，因为普鲁士同奥地利比起来，由于普鲁士在财政上吝啬，所以毕竟具有某种资产阶级的性质。有两种好制度使普鲁士优越于其他各个大邦：普遍义务兵役制和普遍义务教育制。它是在极端困难时期实行起这类制度的，而在比较好的日子里，它只满足于马虎地实行和有意地歪曲，而使它们失去在一定情况下所具有的危险性质。但在纸面上它们继续存在着，这样，普鲁士就仍然有可能把人民群众中的潜力有朝一日发挥到其他任何地方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都不可能达到的程度。资产阶级使自己适应了这两种制度；一年的志愿兵即资产阶级子弟的兵役义务，是在1840年左右通过行贿的办法，轻而易举地、相当廉价地免掉的，况且当时军队本身并不怎么重视从工商界征募来的后备军[490]军官。而由于施行义务教育的结果，在普鲁士无疑还留下相当多的具有一定基本知识的人，这对资产阶级是非常有用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这批人最后甚至不够用了。［注：甚至在“文化斗争”[491]时期，莱茵省的厂主也向我诉苦说，他们没有办法把在其他方面都很出色的工人任命为监工，因为这些工人缺乏足够的学校教育。在信仰天主教的地区，情况更是如此。］抱怨实行这两种制度开支大即征税多的呼声［注：恩格斯在页边上写着：“资产阶级中等学校”。——编者注］，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发出的；日益得势的资产阶级却考虑到，大国付出费用虽然讨厌，但却是不可避免的，是关系到未来的大国地位的，这些费用将从增高了的利润中得到绰绰有余的补偿。 简言之，德国的资产者并没有对普鲁士的盛情抱任何幻想。如果说，从1840年以来，普鲁士霸权的思想在他们中间开始流行，那末，这仅仅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和在这样的限度内：普鲁士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发展较快，因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居于德国资产阶级的前列；早就实施宪法的南方的罗泰克派和韦尔凯尔派被普鲁士北方的康普豪森派、汉泽曼派和米尔德派挤到后台，律师和教授们被商人和厂主们挤到后台。而且事实上，在1848年前几年，在普鲁士自由派中间，特别在莱茵河地区自由派中间，已能感觉到一种同南方的联邦自由派[492]迥然不同的革命气息。当时，出现了两首从十六世纪以来最优秀的政治性民歌：切希市长之歌和冯·德罗斯特-菲舍林男爵夫人之歌[493]，它们的大不敬性质今天简直使一些老年人震惊，而这些人在1846年曾经快活地合唱： 还从来没有过一个人， 像切希市长那样不幸， 他只不过差了两步， 未能击中这头肥猪！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不迅速改变。二月革命来到了，接着便是维也纳的三月时期和柏林的三月十八日革命。资产阶级没有经过严重的斗争就取得了胜利，它根本没有想到当斗争到来时进行严重的斗争。因为正是这个在不久前还向当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献媚（特别在莱茵河地区）的资产阶级，现在突然发觉，它不仅养育了个别工人，而且养育了一个工人阶级，即一个虽然还半在睡梦之中、但已渐渐觉醒的、按其真正的本性来说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同时，这个到处为资产阶级争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已经提出了——特别在法国——同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存在不相容的要求；1848年6月23日，巴黎第一次爆发了两个阶级之间的一场可怕的斗争；经过四天的战斗以后，无产阶级失败了。从此以后，在整个欧洲，大批资产阶级都站到反动派一边去，同在工人帮助下刚刚被它推翻的专制官僚、封建主和教士联合起来，反对“社会的敌人”，即回过头来反对工人。 在普鲁士，这种情况以下述形式表现出来：资产阶级抛弃了它自己选出的代表，以暗的或明的欣喜心情坐视政府在1848年11月驱散他们。从这时起在普鲁士当权十年之久的容克官僚内阁，虽然不得不以宪法的形式进行统治，但是却通过一系列烦琐的、甚至在普鲁士也是前所未闻的挑剔和压迫来进行报复，而受害最大的则是资产阶级。[494]但是，资产阶级悔罪认过，毫无怨言地忍受着百般踢打，把这看成是对它过去的革命贪欲的惩罚，它现在慢慢学会这样考虑，而后来它也这样宣布了：我们毕竟是狗啊！ 后来，摄政时期到来了。曼托伊费尔为了证明自己忠于王室，曾用密探包围王位继承者［注：威廉亲王，即后来的威廉一世皇帝。——编者注］，即现今的皇帝，就像现在普特卡默用密探包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一样。当王位继承者变成了摄政者以后，自然马上就把曼托伊费尔一脚踢开，“新纪元”[495]就开始了。这不过是换景而已。摄政王恩准资产者再度成为自由资产者。资产者满意地享用了这种恩准，但是他们却以为，现在他们已大权在握，普鲁士邦必须唯他们之命是听了。但是，这根本就不是御用报刊所说的“权威人物”的本意。军队的改组，不能不成为自由资产者付给“新纪元”的代价。政府这时只是要求把普遍兵役义务制实行到1816年左右曾经实行过的那种程度。从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立场出发，这一点根本就无法反对，否则就不可容许地同他们自己所说的关于普鲁士的威望和德意志使命的词句相矛盾。但是，自由主义反对派提出法定服役期最长为两年作为赞同的条件。这一点，就其本身来说，完全是合理的，但是问题在于是否能争得这种条件，国内的自由资产阶级是否愿意不惜任何牺牲把这种条件维护到底。政府坚持三年的服役期，议院则坚持两年；冲突爆发了。[496]而随着军事问题上的冲突，对外政策对国内政策来说又有了决定性意义。 我们已经看到，普鲁士由于它在克里木战争和意大利战争中所采取的态度，已经弄得没有人瞧得起它。这种可怜政策部分地是由军队的恶劣状况造成的。由于早在1848年以前就已经是未经各等级同意不得征收新税或举办公债，但为此召集各等级的代表又非所愿，所以，军队所需要的钱一直不够，在这种无限吝啬的情况下，军队就完全衰败了。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就已根深蒂固的阅兵精神和制式教练精神，更使事情糟糕透顶。这支用阅兵精神教育出来的军队1848年在丹麦战场上曾经是多么无用，可以在瓦德西伯爵的著作中看到。1850年的动员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什么东西都缺，不缺的又多半不适用。[497]诚然，议院批准的钱帮了些忙；军队摆脱了陈规旧习；野战勤务至少在多数情况下开始挤掉阅兵勤务。可是，军队的人数仍然同1820年左右一样，而其他所有大国，特别是法国（这时威胁也恰好是来自法国），都已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兵力。然而在普鲁士是普遍义务兵役制；每一个普鲁士人在纸面上都是士兵，但在人口由1050万（1817年）增长到1775万（1858年）的时候，军队的固定编制却不允许把三分之一以上能服兵役的人征集起来并加以训练。现在，政府要求把军队扩大到差不多完全同1817年以来的人口增长情况相适应。可是，正是自由派议员们，正是这些不断要求政府领导德国，要求它对外保持德国威望，恢复德国的国际威信的人，现在却吝啬得要命，讨价还价，要是不以两年服役期为基础就什么也不愿同意。那末，他们是否有力量去实现他们为此顽强坚持的意志呢？是否有人民，或者哪怕只有资产阶级，站在他们后面，愿意采取坚决行动呢？ 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欢呼他们对俾斯麦的口头斗争，但在实际上，它组织了一个虽然是不自觉、但其实却是反对普鲁士议院多数派政策的运动。丹麦对霍尔施坦宪法的干涉以及想用暴力使什列斯维希丹麦化的企图，引起了德国资产者的愤怒。[498]受大国鄙视，这是他们习以为常的；但遭到小小的丹麦脚踢，却使他们大为恼火。民族联盟[499]建立了；恰好是小邦的资产阶级构成了它的力量。而民族联盟尽管完全是自由主义的，但首先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全国统一，尽可能是在自由主义的普鲁士领导下，不得已时，现在这样的普鲁士也行。最后，要清除德国人在世界市场上居于第二流人物的可怜地位，惩罚丹麦，并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向各大国显一显威风，这就是民族联盟首先要求的。同时，由普鲁士领导的要求，现在已完全摆脱了直到1850年还免除不了的模糊和迷惘状态。人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种要求意味着把奥地利撵出德意志，实际上消灭小邦的主权，这两件事不经过内战、不经过瓜分德意志就不可能做到。但是，人们已不再害怕内战，而瓜分也不过是给奥地利的禁止性关税做个总结罢了。德国的工商业已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德国的布满世界市场的商行网已如此扩展和如此稠密，以致家里的小邦制度以及国外的无权和无保护状态已不能再忍受下去了。而当德国资产阶级历来所掌握的一个最强大的政治组织对柏林议员们实际上投不信任票的时候，这些议员们却还在为兵役期讨价还价！ 这就是俾斯麦准备积极干涉对外政策时的形势。 俾斯麦就是路易-拿破仑，是个从法国冒险主义的王位追求者变成了普鲁士土容克和德国大学学生会会员的路易-拿破仑。完全像路易－拿破仑一样，俾斯麦是一个头脑十分实际和非常狡猾的人，是一个天生的、巧于机变的生意人，换一换场合，真可以在纽约交易所里同万德比尔特家族和杰伊·古耳德家族较量一番，而他的私人事业也的确干得很不错。但是，同这种在实际生活方面发达的头脑相联系的，往往是一种相应的狭隘眼界，而在这方面，俾斯麦则超过了他的法国前辈。后者在流浪时期毕竟亲自制订了一种“拿破仑观念”[500]——诚然，是按照他自己的尺寸做成的，——而俾斯麦，我们将会看到，却从来没有弄出一点点自己的政治观念来，而只是把别人的现式观念拼凑在一起。可是，这种狭隘性恰好是他的幸运。否则，他就根本干不出从特殊的普鲁士观点出发去设想全部世界历史的事来；要是在他的这种极端普鲁士的世界观上面有一个小洞，透点阳光进来，那他就会对他的全部使命感到茫然，而他的荣誉就会到此结束。的确，当他按自己的方式执行了他的特殊的、外部强加于他的使命时，他也就走进了死胡同；我们将会看到，由于他根本缺乏合理的观念，由于他无法理解他自己所创造的历史形势，他不得不进行怎样的跳跃。 如果说，路易-拿破仑由于他过去的经历，已习惯于在选择手段方面无所顾忌，那末，俾斯麦从普鲁士政策的历史中，特别从所谓大选帝侯［注：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和弗里德里希二世政策的历史中，学会了更少顾虑地行事，从而他就能保持着一种自命高尚的想法：他在这一点上一直是忠实于祖国传统的。他那务实的敏感教导他，必要时应当收一收自己的容克贪欲；而一到看起来没有必要这样做时，这种贪欲就又突出地显露出来；这当然是一种没落的象征。他的政治的方法便是大学学生会会员的方法；他把在大学生酒馆中借以逃出圈套的那种对喝啤酒惯例所做的滑稽的字面解释，在议院中毫不客气地应用于普鲁士宪法；他在外交上所实行的全部新花招，都是从大学学生会的学生那里抄袭来的。但是，如果说路易-拿破仑在紧要关头往往摇摆不定，譬如在1851年政变时，莫尔尼不得不积极地用暴力迫使他去完成业已开始的事业，又如在1870年战争前夜，他的犹豫不决毁坏了他的整个地位；那末，应当说，在俾斯麦身上，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他从来没有失掉过意志的力量；在很久以前，这种力量就变成了公开的野蛮举动。而他的成功的秘密首先就在这里。德国的所有统治阶级，不论是容克还是资产者，已经失掉了最后一点点毅力，在“有教养的”德国，缺乏意志已经习以为常了，以致在他们中间唯一真正还有意志的人正因为如此就成了他们的最伟大人物和统治他们大家的暴君，在他面前，他们违背理智和良心，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情愿“跳过棍子”。当然，在“没有教养的”德国，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工人已经表明，他们有一种甚至俾斯麦的坚强意志也无法对付的意志。 在我们这位勃兰登堡的容克面前已展现了一种光辉前程，只要他有勇气和聪明去干就行了。难道路易-拿破仑不是由于驱散了资产阶级的议会、但增加了它的利润，因而成了它的偶像吗？而俾斯麦不是也同样有使资产者对假拿破仑深表钦佩的办事才干吗？像路易-拿破仑倾心于他的富尔德那样，俾斯麦不是也倾心于他的布莱希勒德吗？1864年在德国，在由于吝啬而想要缩短兵役期限的议院里的资产者议员同议院外的即民族联盟中的那些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民族功绩（为此就需要军队）的资产者之间，不是出现了矛盾吗？1851年在法国，在压制总统权力的众议院里的资产者同想要得到安定和强有力政府（不惜任何代价的安定）的议院外的资产者之间，不是也存在着同样的矛盾，而路易-拿破仑不是通过驱散议会空谈家并保证资产者得到安定而解决了这一矛盾吗？德国的情况岂不是更有利于进行一次勇敢的打击吗？资产阶级不是已经提出了一个非常现成的改组军队的计划，资产阶级本身不是强烈地要求有一位能实现它的计划、能把奥地利排除出德意志、能把各个小邦在普鲁士领导下联合起来的有魄力的普鲁士政治家吗？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一种不太客气的态度对待普鲁士宪法，不得不把议院内外的思想家撇在一边来奖赏他们的功劳，那末，不是也可以像路易·波拿巴那样依靠普选权吗？有什么东西能比实行普选权更民主呢？路易-拿破仑不是曾经证明，——只要处理得当，它就根本没有危险吗？如果资产阶级顽强起来，这种普选权岂不正好就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呼吁、向新兴社会运动卖弄风情的手段吗？ 俾斯麦着手干了。应当重复路易-拿破仑的政变，应当使德国资产阶级明白实际的力量对比，应当用暴力粉碎它的自由主义的自我欺骗，但应当实现它的那种同普鲁士的愿望相吻合的民族要求。首先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成了采取行动的借口。在对外政策方面已经准备好了基础。1863年，俾斯麦在反对起义的波兰人[501]的斗争中，由于作了警察式的效劳，已把俄国沙皇［注：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拉拢过来；路易-拿破仑也被说服了，他可能用他那心爱的“民族原则”来为他对俾斯麦计划采取冷淡（甚至是暗中促进）的态度进行辩护；在英国，首相是帕麦斯顿，他把矮小的约翰·罗素勋爵安插进外交部做大臣，好让他在那里出丑。可见，奥地利是同普鲁士竞争德意志霸权的，正是在这种勾当中它最不甘心落在普鲁士后面，何况在1850年和1851年它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曾经扮演过尼古拉皇帝的刽子手的角色，所作所为事实上比普鲁士还要卑鄙。[502]可见，形势是非常有利的。不管俾斯麦怎样仇恨奥地利，也不管奥地利怎样想在普鲁士身上泄愤，可是，在丹麦的弗雷德里克七世逝世以后，二者还是只好共同——在俄法两国的默许下——来干涉丹麦。只要欧洲仍然保持中立，胜利预先就有了保证；情况也就这样发生了：两个公国被征服，根据和约被割让。[503] 普鲁士在这场战争中还抱有一个附带目的，就是把它从1850年起按新原则训练的并在1860年改组和加强的军队在敌人面前试验一番。这支军队出乎意料良好地显了身手，而且是在各种各样的战争环境中显身手的。针发枪远远胜于前装枪，并且士兵懂得正确地使用它，这一点，已经在日德兰的吕恩比战斗中得到了证明，在战斗中，配置在一道绿篱后面的80名普鲁士兵用连射把比自己多了两倍的丹麦人打得落花流水。同时，有机会发现了，奥地利人从意大利战争中和从法国人的战斗方法中只取得了下面一个教训：射击是根本不适用的，真正的士兵必须立即用刺刀冲刺敌人；于是就把这一点牢牢地记住了，因为再好不过的事情莫过于敌军在后装枪枪口前面采取这种战术。为了使奥地利人有机会尽快地在实际上体会这一点，和约规定把两个公国交给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因此，就形成了一种纯粹暂时的局面，这种局面不能不使冲突接二连三发生，从而使俾斯麦完全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时机，利用这类冲突中的一个来对奥地利进行严重打击。在实行传统的普鲁士政策——用冯·济贝耳先生的话说，是“毫无顾忌地彻底利用”有利形势——的情况下，以把德国人从丹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为借口，把什列斯维希北部的大约二十万丹麦居民并入德国，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一无所得的人只是德意志各小邦和德国资产阶级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王位候补者——奥古斯滕堡公爵。 可见，俾斯麦在两个公国里是违背着德国资产阶级的意志而实现了它的意志的。他赶走了丹麦人，他向外国发出了挑战，而外国也没有动一动。可是，刚刚被解放的公国却被当做被征服的国家来看待，它们的愿望根本得不到考虑，奥地利和普鲁士直截了当地暂时把它们瓜分了。普鲁士又成了一个大国，它不再是欧洲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了；资产阶级的民族愿望正在完全实现，但是，所选择的道路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道路。因此，普鲁士的军事冲突继续进行，甚至越来越不容易得到解决。俾斯麦演出的第二幕就要开场了。 ※※※ 丹麦战争已实现了一部分民族愿望。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获得了“解放”，列强使德国受辱于丹麦的华沙议定书和伦敦议定书[504]也被撕毁，抛在列强的脚下，列强也默不作声。奥地利和普鲁士又站在一起，两国军队并肩作战，并且取得了胜利，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会想到去侵犯德国领土了。路易-拿破仑对莱茵河地区的贪欲——这种贪欲迄今为止一直由于别的事情（意大利革命、波兰起义、丹麦纠纷，最后还有对墨西哥的远征[505]）而被搁置——已不再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了。因此，对于一个保守的普鲁士政治家来说，世界局势从对外政策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合乎他的愿望的。但是，俾斯麦一直到1871年从来不是保守的，在这个时候特别不保守，而德国资产阶级也完全没有满足。 德国资产阶级仍旧处在那个尽人皆知的矛盾当中。一方面，它要求由自己，也就是说，由一个从自由主义议院多数派中选出的内阁独享政权；而这样一个内阁就得同国王所代表的旧制度进行十年的斗争，直到它的新权力最终被承认为止，而这就意味国内的十年虚弱。但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要求革命地改造德国，这种改造只有通过暴力、因而也只有通过真正的独裁才能实现。然而，从1848年以来，资产阶级在每一个决定性时刻都一再证明：它根本没有必要的毅力去实现其中的一个要求，更不用说实现两个要求了。在政治上，只有两种决定性的力量：有组织的国家暴力——军队和人民群众没有组织的自发的暴力。资产阶级在1848年就已不再向群众呼吁了；它害怕他们甚于害怕专制制度。可是，军队根本不是由它掌握的。掌握军队的自然是俾斯麦。 在仍然继续进行的宪法冲突中，俾斯麦极其坚决地同资产阶级的议会要求进行了斗争。但是，他却抱着实现它的民族要求的热烈愿望；要知道，这种要求是同普鲁士政策的最隐秘的内心愿望相吻合的。如果他现在再一次违背资产阶级的意志去实现它的意志，如果他按照资产阶级所拟定的那个样子去实现德国统一，那末，冲突就会自行消除，而俾斯麦也必然会像他的原型——路易-拿破仑那样，变成资产者的偶像。 资产阶级给他指明了目的，路易-拿破仑则给他指明了达到目的的途径；俾斯麦所要做的，只是实现这种目的而已。 要使普鲁士来领导德意志，不仅应当用暴力把奥地利赶出德意志联邦，而且应当使德意志各个小邦屈服。德国人反对德国人这样一种“活泼快乐的战争”[506]，对普鲁士的政策来说，历来就是扩张领土的一种主要手段；任何一个雄赳赳的普鲁士人都是不怕这类事情的。第二种主要手段——同外国人结成同盟反对德国人——同样也不可能引起任何怀疑。多情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是时刻愿意效劳的。路易-拿破仑从来不否认普鲁士在德意志所负的使命是起皮蒙特的作用，他十分乐意同俾斯麦做交易。如果有可能，他是宁愿通过和平途径，即以补偿的形式获得他所需要的东西的。加之，他根本不需要一下子获得整个莱茵河左岸；如果为了普鲁士的每个新进展而把左岸一部分一部分地、一片一片地给他，那末，这就会不那么引人注目，然而仍能达到目的。而在法国沙文主义者的心目中，莱茵河地区的一个平方德里就抵得上整个萨瓦和尼斯。于是，同路易-拿破仑的谈判就开始了，并且得到他准许扩张普鲁士并建立北德意志联邦。为此，曾经要给他莱茵河地区的一片德意志领土，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注：恩格斯用铅笔在页边上写着：“分界线——美因河线”（见本卷第497页）。——编者注］在同果沃内谈判时，俾斯麦谈到了莱茵巴伐利亚和莱茵黑森。[507]诚然，他后来曾经否认了这一点。可是，一个外交家，特别是普鲁士的外交家，对于他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在多大的程度上对真理施加温和的暴力，是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的。真理就是女人，也就是说，在容克的概念中，这种暴力对于她老实说是非常愉快的。路易-拿破仑不会那么愚蠢，要是普鲁士不答应给他报酬，他是不允许它扩张领土的；正像布莱希勒德不会无息贷款那样。可是，他对普鲁士人认识得很不够，最后他还是受骗了。总之，在把路易-拿破仑稳住以后，普鲁士就同意大利结成同盟，以“打击心脏”。 各国的庸人们对这一说法深感愤慨。这是完全不对的。Ãlaguerrecommeàlaguerre〔打仗就应当像个打仗的样子〕。这一说法只不过证明：俾斯麦是如实看待1866年的德国内战[508]的，就是说，把它看做革命；所以他决心用革命手段进行这场革命。而他也就这样干了。他对联邦议会的做法是革命的。他不服从这个联邦机关依据宪法做出的决定，反而责备它违背联邦条约，——这纯粹是一种遁辞，——他破坏了联邦，宣布了新宪法和一个在革命普选制基础上选出的帝国国会，最后还把联邦议会赶出法兰克福。[509]在上西里西亚，他组织了一个由革命将军克拉普卡和其他革命军官指挥的匈牙利军团，该军团的士兵是匈牙利的投诚分子和战俘，他们必须向他们自己的合法的大元帅开战。［注：恩格斯用铅笔在页边上写着：“誓词”。——编者注］在征服了波希米亚以后，俾斯麦发布了一个“告光荣的波希米亚王国居民”宣言[510]，这个宣言的内容也是同正统主义传统尖锐矛盾的。在签订和约以后，他还为普鲁士夺得了三个合法君主——德意志联邦成员——和一个自由市[511]的全部属地，而且对君主（他们同普鲁士国王一样都是“受命于天的君主”）的这种驱逐，并没有使他的基督教的和正统主义的良心有任何不安。简言之，这是一场用革命手段实现的完全彻底的革命。当然，我们决不因此而责备他。相反，我们要责备他的是：他是不够革命的，他只是一个从上面进行的普鲁士革命者，他开始整个革命时所采取的立场使他只能把革命实现一半；他一走上兼并的道路，就满足于四个可怜的小邦。 可是，现在小拿破仑从后面走了出来，要求给他报酬。在战争期间，他在莱茵河地区本来是能取得他想取得的一切东西的：因为无论整个领土或者要塞当时都处于无防御状态。他犹豫了起来，他期待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双方疲惫不堪，而现在却出现了这样一些迅速的打击：奥地利在八天之内就被打倒了。他首先要求得到俾斯麦对果沃内将军所说的那种可能的补偿——莱茵巴伐利亚和莱茵黑森（包括美因兹）。但是，即使俾斯麦愿意，他现在也不能这样做了。在战争中取得的巨大胜利，给他加上了新的义务。在普鲁士已经充当了保护德国的角色的时刻，它是不可能把打开莱茵河中部的钥匙——美因兹出卖给外国人的。俾斯麦以拒绝作为回答。路易-拿破仑愿意讲讲价钱；他只要求得到卢森堡、兰道、萨尔鲁伊和萨尔布吕肯采煤区。但是，俾斯麦现在连这一点也不能让步了，何况，这一次也对普鲁士领土提出了要求。谁叫路易-拿破仑不在适当时机，即在普鲁士人被牵制在波希米亚的时候自己去占领呢？总而言之，给法国的补偿成了一句空话。俾斯麦知道，这意味着以后同法国作战，但这一点正好是他求之不得的。 在签订和约时，普鲁士这一次并没有那么毫无顾忌地利用有利形势，像它过去在顺利时刻常干的那样。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萨克森和黑森—达姆斯塔德已被拉进新的北德意志联邦，因而得到了饶恕。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和巴登是应当得到宽待的，因为俾斯麦打算同它们签订秘密的攻守同盟。而奥地利——难道俾斯麦不是已经给它效了劳，把它同德国和意大利束缚在一起的传统羁绊斩断了吗？他不是已经第一次给奥地利造成了它梦寐以求的独立的大国地位了吗？当他在波希米亚战胜奥地利的时候，他实际上不是比奥地利本身更清楚地懂得什么东西对奥地利有好处吗？奥地利如果头脑健全，难道不是一定会明白，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在领土上唇齿相依，已经把普鲁士所统一的德国变成了它的必然的和天然的同盟者了吗？ 这样，普鲁士有生以来，第一次能够在自己头上罩上了宽宏大量的灵光，——因为它要抛香肠来引火腿。 在波希米亚战场上，被打垮的不仅有奥地利，而且还有德国资产阶级。俾斯麦向资产阶级证明了：他比它本身还知道得清楚，什么东西对它更有利。议院要使冲突继续下去已不能想像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奢望已经长期地被埋葬了，但是它的民族要求却一天天地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实现着。俾斯麦用使资产阶级本身感到惊奇的速度和准确性实现着它的民族纲领。所以，俾斯麦incorporevili——用它自己的污秽的身体——清楚地向它表明它是怎样委靡不振和没有毅力、怎样根本无能去实现自己的纲领以后，就对它表示宽宏大量，来到了现在实际上已被解除武装的议院，以便推卸在冲突时期违背宪法规定的责任。感激涕零的议院赞同了这种在目前已无害处的进步。[512] 然而，资产阶级仍然被提醒了：在凯尼格列茨城下[513]被打败的也有它。北德意志联邦宪法是按照在宪法冲突中得到正确解释的普鲁士宪法的样子仿制出来的。拒绝纳税已被禁止。普鲁士国王不依靠议会的什么多数就任命了联邦首相和他的大臣。已经由冲突而确立了的军队对议会的独立地位，在帝国国会面前也保持了下来。但是，这一帝国国会的议员们自以为了不起，认为他们是通过普选制选出来的。同时，有两个社会主义者［注：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坐在他们中间，这也向他们提醒（虽然是用不愉快的方式提醒）这一事实。在议会成员中，第一次出现了社会主义议员，无产阶级代表。这是一种不祥之兆。 最初，这一切并没有什么意义。现在要做的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去加强和利用新获得的国家统一（至少是北部的统一），并且用这种办法把德国南部的资产者也引诱到新的联邦中来。联邦宪法从各邦的主管范围内夺走了在经济上极为重要的立法部门，并把它们交给联邦去掌管：整个联邦领土内共同的公民权和迁徙自由，户籍权，以及工业、商业、关税、航行、铸币、度量衡、铁路、水路、邮电、特许证、银行、整个对外政策、领事馆、保护国外商业、卫生警察、刑法、诉讼程序等等方面的立法权。现在，这些问题的大部分，都通过立法的方式，一般按照自由主义的精神迅速地解决了。这样，小邦制度的最严重的赘瘤（这种赘瘤一方面极其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极其严重地阻碍了普鲁士统治者的欲望），终于（终于！）破消除了。可是，这决不是什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像现在已变成了沙文主义者的资产者大吹大擂的那样，而只是对法国革命早在七十年以前就已做过、其他一切文明国家也早已实现的事情进行了非常非常不及时的和不完全的模仿。何须大事吹嘘，倒是应当感到惭愧：“有高度教养的”德国在这方面来得最迟。 在北德意志联邦存在的整个时期，俾斯麦在经济方面是很乐意迎合资产阶级的，甚至在讨论议会的权限问题时，他所显示的也不过是带着天鹅绒手套的铁拳。这是他的最风头的时期；有时甚至会令人怀疑，他是不是真具有特殊的普鲁士狭隘性，他是不是真没有能力理解在世界历史中除了军队和以军队为基础的外交计谋以外还有其他更强大的力量。 对奥地利和平孕育着对法国战争，俾斯麦不仅知道这一点，而且也希望这样。正是这场战争应当提供一种手段来建立德国资产阶级期望于他的普鲁士德意志帝国。［注：早在对奥地利战争以前，德国某一个中等邦的大臣曾就俾斯麦的一套蛊惑性的德国政策提出询问，俾斯麦回答说：不管怎么说，他将把奥地利排除出德国，把德意志联邦毁灭。——“怎么，您认为德国各中等邦到那时会袖手旁观吗？”——“你们德国各中等邦将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么一来，德国人将会怎样呢？”——“到那时，我把他们带到巴黎去，在那里把他们统一起来。”（这是上述大臣在对奥地利战争前夕在巴黎叙述的，在战争期间由“曼彻斯特卫报”[514]驻巴黎通讯员克罗弗德夫人在该报上发表。）］想把关税议会[515]逐步变成帝国国会，从而把南部各邦慢慢拉进北部联邦的企图，在德国南部议员们高喊反对扩张权限的呼声中遭到了破产。那些刚在战场上吃了败仗的邦政府的态度更为不利。只有拿出一个新的、明显的证据，证明普鲁士不仅比这些政府强大得多，而且强大到足以保护它们的地步，——也就是说，只有进行一场新的、全德性的战争，才能很快地使它们投降。加之，美因河分界线[516]，虽然是由俾斯麦和路易-拿破仑事先在暗中商定的，但在胜利以后，看起来却像是后者强加给普鲁士的；因此，同德国南部联合一起，就是侵犯了这一次正式承认法国人享有的分割德国的权利，就是战争的理由。 同时，路易-拿破仑不得不进行探索，看看是不是能在德国边境的某个地方找到一片土地，把它当做对萨多瓦的补偿。在组成北德意志联邦的时候，是没有把卢森堡包括在内的，因此，它现在成了一个同荷兰组成为君合国，一般来说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同时，卢森堡几乎同亚尔萨斯一样法国化，它十分倾向于法国，而不倾向于它所真正痛恨的普鲁士。 卢森堡是中世纪末期以来德国悲惨的政治状况会使德法边界地区发生什么变化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尤其是因为，卢森堡在1866年以前一直在名义上属于德国，所以这个例子更显得突出。虽然它在1830年以前是由法国部分和德国部分各半组成的，但是德国部分也早已处在占优势的法国文化的影响之下。卢森堡王朝的德国皇帝[517]，按其语言和教养来说，都是法国人。从卢森堡被并入勃艮第领土（1440年）以来，它像其他尼德兰国家一样，同德国一直只保持着形式上的联系；1815年，接收它加入德意志联邦，也没有使这种情况发生什么变化。1830年以后，卢森堡的法国部分，还有德国部分的一个相当大的地区都归比利时所有。但是，卢森堡的残存的德国部分，一切东西仍然按照法国方式保存了下来：在法院里，在政府机构里，在议院里，一切手续都用法语来办理，所有公私文件、全部商业簿记都用法文来写，所有中等学校都用法语教学。有教养的人用的语言，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法语——当然，这是一种在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压力下像呻吟和喘息一样的法语。总之，在卢森堡使用两种语言：莱茵法兰克民间方言和法语，而高地德意志语始终是一种外地语。驻扎在首都的普鲁士驻军，与其说使这一切改善了，不如说使这一切恶化了。这种情况对德国来说是够可耻的，然而这是事实。而卢森堡的这种自愿法国化，使亚尔萨斯和德意志洛林的类似过程也得到真实的说明。 荷兰国王［注：威廉三世。——编者注］，卢森堡的握有主权的公爵，恰好非常需要现款，于是就表示愿意把公国出卖给路易-拿破仑。卢森堡人是会无条件地同意把自己并入法国的，他们在1870年战争时期所采取的立场便是证明。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普鲁士不可能提出什么不同意见，因为把卢森堡排除出德国的是它自己。它的军队是作为德意志联邦要塞的联邦驻军驻扎在卢森堡首都的；一旦卢森堡不再是联邦要塞，这支军队在那里就不再有任何驻扎的权利了。可是，它们为什么不回老家呢，俾斯麦为什么不能允许这种兼并呢？ 这只是因为：他陷入其中的那些矛盾，现在已暴露出来了。1866年以前，对普鲁士来说，德国只不过是一种供兼并的领土，必须同外国一道来瓜分它。1866年以后，对普鲁士来说，德国则成了受保护的领土，必须保卫它，以防止外国侵犯。诚然，德国的整片整片土地曾经为了普鲁士的利益而被排除在重新建立的所谓德国之外。但是现在，德意志民族对自己的领土所享有的权利，给普鲁士国王加上了这样一种义务：不让旧联邦的这几部分领土并入外国，要让它们将来能够加入新的普鲁士德意志国家。这就是意大利被阻止在提罗耳边境[518]上的原因，这就是卢森堡现在不能转入路易-拿破仑之手的原因。真正革命的政府是能够公开宣布这一点的，可是，皇家普鲁士的革命者却做不到，因为他已经最终地把德国变成了一种梅特涅的“地理概念”[519]。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他是自己置身于违法的地位，他只有对国际法做一番他所心爱的那一套大学学生会会员酒馆式的解释才能脱身。 如果说，他没有为此而直截了当地受到嘲笑，那只是因为：路易-拿破仑在1867年春天还根本没有准备进行一场大战。在伦敦会议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普鲁士人撤出了卢森堡；这个要塞被毁掉，公国宣布中立。[520]战争又延缓了。 路易-拿破仑是不可能因此就安心的。他只有在莱茵河地区得到相应的补偿的情况下，才会同意普鲁士势力增强。他愿意以得到少许东西为满足，甚至还可以因此而做出某种让步，但他一无所得，他完全受骗了。可是，波拿巴帝国若要在法国存在，只有在法国边界逐步向莱茵河推进，法国仍然是——实际上的或者哪怕是想像中的——欧洲的仲裁人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推进边界没有成功，仲裁人的地位已经受到威胁，波拿巴主义报刊大叫为萨多瓦报仇，因此，路易-拿破仑如果想保住他的王位，他就必须仍然忠实于他所扮演的角色，用暴力攫取他过去尽管帮了别人的忙，做好事，但并没有好好得到的东西。 因此，双方都既从外交上也从军事上积极准备进行战争。而这时又发生了下面一个外交事件： 西班牙在寻求一个王位候补者。3月间［注：1869年。——编者注］，法国驻柏林大使贝内代提风闻霍亨索伦王朝的列奥波特亲王觊觎这一王位，他受巴黎委托对此事进行查询。副大臣冯·梯勒以名誉担保：普鲁士政府对此一无所知。贝内代提回到巴黎时打听到皇帝的意见是：“这种候补分明是反民族的，该国将不会同意，一定会加以防范的。” 附带说一下，路易-拿破仑在这里证明了：他的地位已经十分不稳。事实上，“为萨多瓦报仇”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普鲁士亲王在西班牙即位，因为由此必然会引起种种不愉快事情，普鲁士将卷入西班牙各党派的内部关系之中，甚至可能会发生一场战争，微不足道的普鲁士舰队会遭到失败，在任何情况下普鲁士都会在欧洲面前陷入一种极端可笑的境地，可是，路易·波拿巴已经不能让自己演这一类戏了。他的威信已经大大低落，以致不得不受传统观点的支配，根据这种观点，如果一个德意志君主登上西班牙王位，就会把法国置于受两面夹攻的境地，因而这种做法是不能容忍的，——这是一种从1830年以来就显得幼稚可笑的观点。 这样，贝内代提就去拜访俾斯麦，以便从他那里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并向他阐明法国的立场（1869年5月11日）。他从俾斯麦那里没有打听到什么特别确定的东西。可是，俾斯麦却从他那里打听到了想要知道的东西：提出列奥波特为候补者就意味着立即对法作战。这样一来，俾斯麦就有可能爱在什么时候发动战争就在什么时候发动了。 果然，在1870年7月，列奥波特的候补地位又一次冒了出来，并且，不管路易-拿破仑怎样表示不愿意作战，还是立即引起了战争。路易－拿破仑不仅看到，他已陷入了别人的圈套。他也知道，问题已关系到他的帝位，他并不相信他的波拿巴主义硫磺帮[521]是诚实的，即使它曾向他保证：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一直到护腿套的最后一个扣子；他更不相信它的军事和行政才能。但是，他自己的过去经历的逻辑结果驱使他走向灭亡，他的动摇适足以加速他的毁灭。 相反，俾斯麦不仅在军事上已做了充分的战斗准备，而且这一次他实际上有人民作为后盾，因为在双方进行种种外交欺骗之后，人民只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场不仅为了莱茵河地区，而且为了民族生存的战争。预备兵和后备军士兵——1813年以来第一次——又心甘情愿地斗志昂扬地云集于战旗之下。不管这种种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也不管俾斯麦是否擅自把两千年民族遗产中的哪一部分许给了路易-拿破仑，都是无所谓的，——问题在于要使外国永远知道：它不应当干预德国的内部事务，德国没有义务要用割让德国领土的办法支持摇摇欲坠的路易-拿破仑宝座。于是，在这种民族高潮面前，一切阶级差别都消失了，德国南部各个宫廷关于莱茵联邦的一切打算以及被逐君主的一切复辟企图，都化为乌有了。 双方都寻找同盟者。路易-拿破仑对奥地利和丹麦有把握，对意大利也颇有把握。俾斯麦得到俄国的支持。可是，奥地利像往常一样没有准备，在9月2日以前没有能够进行积极的干涉，——而在9月2日，路易-拿破仑已成了德国人的俘虏；加之，俄国已通知奥地利：一旦奥地利进攻普鲁士，它将进攻奥地利。在意大利，路易-拿破仑所实行的下面那种两面派政策得到了报应：他想掀起民族统一运动，但同时却想在这种民族统一面前保护教皇；他继续用军队占领罗马，现在这支军队他在本国很需要，然而，要是不使意大利承担尊重罗马和教皇主权的义务，就不可能把军队撤回；而这又会妨碍意大利来帮它的忙。最后，丹麦从俄国得到命令，叫它不要乱动。 可是，比起一切外交谈判来，对战争局部化更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德国的武装力量从施皮歇恩和维尔特到色当的迅速打击[522]。路易-拿破仑的军队每战必败，最后有四分之三的人成了德国的战俘。这并不怪士兵，他们作战是够勇敢的，而是怪领导人和政府当局。但是，如果有人像路易-拿破仑那样，在一帮坏蛋的协助下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在十八年当中只通过让这帮坏蛋去剥削法国的办法来维持这个帝国，让这一帮人高踞国家的一切决定性职位，而让他们的帮凶占据一切次要的地位，那末，要是他不愿意被人抛弃，就不应当进行生死攸关的斗争。在不到五个星期里，多年来使欧洲庸人惊奇不已的整个帝国大厦崩溃了；9月4日的革命[523]只不过是清除瓦砾，而为了建立一个小德意志帝国而发动战争的俾斯麦，却突然在一个好日子里扮演了法兰西共和国缔造者的角色。 按照俾斯麦自己的宣言，进行战争并不是反对法国人民，而是反对路易-拿破仑的。随着后者的垮台，进行战争也就没有任何理由了。9月4日的政府也是这样想像的——在别的问题上决不是如此天真，——所以当俾斯麦现在突然露出了普鲁士容克的面目时，它就十分惊惶了。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像普鲁士容克那样痛恨法国人。问题不仅在于：免税的容克曾经在遭受虐待时期大吃苦头，这种迫害是法国人在1806—1813年间加在容克头上的，是由他们自己的骄傲自大引起的；而且，更坏的是：不信神的法国人用无法无天的革命搅乱了人们的头脑，以致容克们昔日的权势甚至在旧普鲁士也大部分被葬送了；穷得可怜的容克们不得不为了残存的权势而一年又一年地进行顽强斗争，而他们中间的一大部分人已经沦为衣履不全的寄生贵族。为了这些，必须对法国进行报复，而由俾斯麦指挥的军队里的容克军官所关心的也就是这个。在普鲁士制定了法国的战争赔款单，根据这个单子在法国确定各城市和各省份应缴战争赔款的数额，——当然，是对法国所拥有的财富做了多得多的估计的。用一种示威式的毫不留情的方式来征用食物、粮秣、衣服、鞋靴，等等。阿尔登的一个市长，由于声明无法交出这类东西，竟不由分说地被打了二十五棍；这件事巴黎政府曾经公布了官方的证明。那些似乎专门学过1813年普鲁士“民军条例”[524]而完全按照这个条例行动的自由射手们一经拿获，即被残忍地就地枪决。关于把挂钟送回国来的故事也是真实的，“科伦日报”本身就曾经报道过。只是在普鲁士人看来，这种挂钟并不是偷来的，而是在巴黎附近的荒废别墅里找到的一种无主之物，是为了祖国的亲人而没收的。由此可见，俾斯麦指挥下的容克们所关心的是：尽管士兵和不少军官的所作所为无可责难，但是战争还是要保持特殊的普鲁士性质，并且硬要法国人也明白这一点；可是，法国人却让整个军队对容克的卑劣行为负责。 不过，就是这帮容克还是要对法国人民表示史无前例的敬意。当想要解围巴黎的一切尝试遭到失败，全部法军都被击退，布尔巴基向德国人的交通线实行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也以失败告终的时候；当整个欧洲外交界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而让法国去听天由命的时候，挨饿的巴黎终于被迫投降了。[525]当容克们终于有可能胜利地进入不信神的人的巢穴，并对巴黎的造反分子彻底地进行报复——1814年俄国皇帝亚历山大和1815年威灵顿都没有让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心脏激烈地跳动起来了；现在他们可以痛痛快快地惩治一下革命的摇篮和故乡了。 巴黎投降了，它交出了两亿赔款；要塞交给了普鲁士人；城防军在胜利者面前放下了武器，交出了他们的野炮；巴黎要塞围墙的大炮都被拆除了；国家的所有一切反抗手段都接二连三地交出去了。但是，巴黎的真正保卫者——国民自卫军，武装的巴黎人民——仍然是不可侵犯的；没有人敢要求他们交出武器，无论是枪支或者是大炮。［注：正是这些属于国民自卫军而不是属于国家因而没有交给普鲁士人的大炮，梯也尔在1871年3月18日下令要从巴黎人那儿偷过来，这就成了起义的导火线，由此产生了公社。］为了向全世界宣告胜利的德国军队在武装的巴黎人民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了脚步，胜利者没有进入巴黎，只满足于获准把爱丽舍园——一个公园！——占领了三天，而这个地方四周都受巴黎人的哨兵保护、监视和包围！没有一个德国兵走进巴黎市政厅，没有一个德国兵踏上林荫道，而得以进入路弗尔宫去赏鉴艺术珍品的几个人必须请求批准，否则便是违反投降条件。法国被击溃了，巴黎被饿倒了，可是，巴黎人民用自己的光荣的过去为自己争得了这样的尊敬：没有一个胜利者敢要求他们解除武装，没有一个胜利者胆敢搜查他们的家，胆敢用胜利游行来玷污这些街道——经历了多次革命的战场。仿佛是那位新出炉的德国皇帝［注：威廉一世。——编者注］在活着的巴黎革命者面前脱帽致敬，就像他的哥哥［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当年在死难的柏林三月战士[526]面前脱帽致敬那样，仿佛是整个德国军队都站在皇帝背后，举枪致敬。 可是，这也是俾斯麦不得不承担的唯一牺牲。他竟说什么在法国并没有能同他签订和约的政府，——这既是真的又是假的，不论在9月4日或者在1月28日都是一样，——他以此为借口纯粹按普鲁士方式彻底利用他的胜利，直到彻底打倒了法国以后才同意签订和约。在签订和约时，他又按照美好的旧普鲁士方式“毫无顾忌地利用有利形势”。不仅榨取了五十亿战争赔款这样一笔空前巨大的款子，而且还从法国手中夺走了两个省——亚尔萨斯和德意志洛林（包括麦茨和斯特拉斯堡），把它们并入德国。[527]从这一兼并开始，俾斯麦第一次以独立政治家的姿态出现，他不再用自己的方法去实现从外面强加于他的纲领，而是去实现他自己脑子活动的产物了；在这里他就犯了他的第一个大错误［注：以下直到“俾斯麦已达到目的”（见本卷第513页）以前的各段文字，由于缺少这几页手稿，这一部分是按照“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原文复制的（见1895—1896年“新时代”第1卷第25期第772—776页）。——编者注］。 亚尔萨斯是在三十年战争中被法国基本上占领的。黎塞留这样做是背弃了亨利四世的下述坚定原则的： “让说西班牙语的地方归西班牙人，让说德语的地方归德国人，而让说法语的地方归我。” 黎塞留所根据的，是莱茵的自然疆界、古高卢的历史疆界这一原则。这是一件蠢事；但是，囊括了洛林、比利时的法语区、甚至法兰斯孔太的德意志帝国，却无权指责法国兼并说德语的地方。如果说，路易十四1681年在和平时期曾经借助于斯特拉斯堡的一个亲法政党而占领了该市[528]，那末，普鲁士没有必要对此表示愤懑，它在1796年也曾经对帝国自由市纽伦堡同样施加暴力（虽然未能成功），而且根本没有，一个普鲁士政党要它这样做。［注：人们指责路易十四，说他曾在最和平期驱使他的“归并议会”[529]觊觎不属于他的德国地区。因此，即使出于最恶毒的嫉妒也不能对普鲁士人说什么了。情况恰好相反。普鲁士人在1795年直接破坏帝国宪法而同法国单独媾和[530]，并且把分界线后头各个同样背信弃义的小邻邦团结在自己周围，结成了第一个北德意志联邦，在此之后，他们就利用了同奥地利结盟的不得不单独继续作战的德国南部帝国官员的窘境，企图在法兰克尼亚实行兼并。他们在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它们当时属于普鲁士）按照路易的样子建立了“归并议会”，对一系列邻邦提出了领土要求，相形之下，倒使路易的法律论据成了十分显然令人信服的。后来，当德国人被击退，而法国人进入法兰克尼亚的时候，以拯救者自命的普鲁士人就占领了纽伦堡周围地区，包括直到城墙的市郊在内，并且诱使心惊胆战的纽伦堡庸人签订了一项条约（1796年9月2日），在不许犹太人进入城内的条件下规定该市归普鲁士统治。但是，卡尔大公紧接着又转入进攻，于1796年9月3日和4日在维尔茨堡打败了法国人，于是普鲁士硬要纽伦堡人接受自己的德意志使命这样一种企图也就烟消云散了。］ 洛林是在1735年由奥地利根据维也纳和约出卖给法国的[531]，在1766年最终为法国占有。它在几世纪当中只是在名义上属于德意志帝国，它的历代公爵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法国人，而且几乎一直同法国结盟。 在法国革命以前，在佛日山脉中有许多小封君，他们在德国面前表示自己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帝国官员，而在法国面前则承认它对他们拥有主权；他们就从这种双重地位中得到好处，如果德意志帝国容忍这种情况，而不向邦君们追究责任，那末，当法国根据自己的主权保护这些地区的居民免遭被逐邦君侵犯的时候，德意志帝国就不应当抱怨。 整个来说，这片德国领土在革命前几乎完全没有法国化。在内部交往中，德语仍然是学校用语和官厅用语，至少在亚尔萨斯如此。法国政府保护着这些德国省份，这些省份经历了长期战争的破坏以后，现在，从十八世纪初期起，在自己的土地上再也看不到敌人了。由绵延不断的内战弄得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已不可能引诱亚尔萨斯人回到母亲的怀抱；他们至少能过着安宁与和平的日子，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因而居于领导地位的庸人们便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天定的道路。而且他们的命运并不是独一无二的，须知，霍尔施坦人也是受外来的丹麦统治的。 但是法国革命发生了。亚尔萨斯和洛林从来不敢指望从德国手中得到的东西，由法国送给它们了。封建枷锁打碎了。从属的、服徭役的农民变成了自由人，他们在许多场合下成了自己的宅院和土地的自由所有者。城市望族的统治和行会特权消失了。贵族也被赶走了。而在小邦君和贵族的领土上，农民效法邻人，赶走了邦君、政府机关和贵族，并宣布自己是自由的法国公民。在法国，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民参加革命的热情都不像说德语的地方那么高。所以，当德意志帝国向革命宣战的时候，当德国人不仅自己现在还服服贴贴地带着锁链，而且还让人利用自己来把旧的奴隶制重新强加于法国人，把刚被赶走的封建主重新强加于亚尔萨斯农民的时候，亚尔萨斯人和洛林人就不再属于德意志民族了，他们学会了憎恨和鄙视德国人，在斯特拉斯堡写出了“马赛曲”，配上了谱，而且首先由亚尔萨斯人唱起来。德意志的法国人不管语言和过去经历如何，在几百个战场上，在为革命进行的斗争中，已经同本来的法国人融合为一个民族〔Volk〕了。 大革命不是使敦克尔克的佛来米人、布列塔尼的克尔特人和科西嘉的意大利人发生了同样的奇迹吗？如果我们抱怨德国人也发生了这样的事，那末，我们岂不是忘记了使这样的事有可能发生的我们的全部历史吗？难道我们忘记了，整个莱茵河左岸即使只是消极地参加了革命，但是在1814年德国人再度攻入的时候仍然是亲法的，并且直到1848年革命使德国人在莱茵居民的心目中恢复名誉以前也一直是亲法的吗？难道我们忘记了，海涅的法国狂、甚至他的波拿巴主义也不过是莱茵河左岸人民普遍情绪的反映吗？ 1814年，联军在向前推进期间，正好在亚尔萨斯和德意志洛林遭到了最坚决的敌视，受到了人民本身最激烈的反抗；因为在这里人们感到有再度变成德国人的危险。而当时在那里人们还是几乎光说德语的。可是，当脱离法国的危险过去了的时候，当德国浪漫主义沙文主义者的兼并欲被打消的时候，人们就认为有必要在语言方面也更紧密地同法国融合在一起，从这时起，学校就像卢森堡人自愿实行过的那样法国化了。但这种转变过程毕竟是非常缓慢的；只有现在这一代资产阶级才真正法国化了，而农民和工人还是说德语的。这大致上同卢森堡的情况一样：除了一部分教会讲坛以外，书面德语已被法语排挤了，但德国的民间方言只是在语言交界处失去了地盘，而且，作为日常用语，它在这里比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应用得更为广泛。 这就是俾斯麦和普鲁士容克冒着危险要使之再度德国化的地方，他们是被那种看来同德国一切问题密不可分的沙文主义浪漫主义的复活支持着的。要想使“马赛曲”的故乡斯特拉斯堡德国化，就好像要想使加里波第的故乡尼斯法国化一样荒谬。但是在尼斯，路易-拿破仑至少还遵守了礼貌，他让兼并问题由投票来决定，——这一招成功了。撇开普鲁士人有充分理由厌恶这类革命措施不谈，——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某一个地方的人民群众要求归并于普鲁士的事情，——大家也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正是这里的居民比本来的法国人本身更一心一德地留恋法国。因此就赤裸裸地用暴力割了出来。这是对法国革命的一种报复行动；被夺走的正是由于革命才同法国融合为一的土地之一。 从军事上来看，这种兼并肯定是有一定目的的。占领了麦茨和斯特拉斯堡以后，德国就有了一道极其强固的防御线。只要比利时和瑞士保持中立，法国人就只能在麦茨和佛日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采取大规模进攻行动，此外，科布伦茨、麦茨、斯特拉斯堡、美因兹还能形成世界上最坚固、最巨大的四边形要塞区。但是，这种四边形要塞区，像奥地利在伦巴第的四边形要塞区[532]一样，也是一半处在敌人领土上，在那里充当镇压居民的基地的。而且，为了使四边形要塞区连成一气，就必须越出德语区，就必须兼并25万本来的法国人。 因此，战略上的巨大利益是唯一能够为兼并辩护的理由。可是，这种利益能不能比得上由此而遭到的损失呢？ 年轻的德意志帝国由于公开而率直地宣布粗野的暴力是自己的基本原则而使自己在道义上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对于这种损失，这位普鲁士的容克是不加考虑的。相反，他要的是倔强的、用暴力加以镇压的臣民；他们是普鲁士威力日益增强的证据；实际上他也从来没有什么别的证据。但是，他却不能不考虑兼并的政治后果。而这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早在兼并在法律上生效以前，马克思就在国际的一个通告中就兼并一事向全世界大声疾呼：亚尔萨斯和洛林的被兼并使俄国成为欧洲的仲裁人。[533]而且，在俾斯麦本人于1888年2月6日的帝国国会演说中向万能的沙皇——战争与和平的主宰诉苦，最终承认了这句话的真实[534]以前，社会民主党人也曾在帝国国会的讲台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过。 的确，这是非常明显的。由于从法国手中夺走两个狂热爱国的省份，于是就把法国投入了任何一个能给它带来收复这两个省份的希望的人的怀抱，并且使它变成了自己的永久的敌人。不错，在这方面当之无愧地并且诚心诚意地代表德国庸人的俾斯麦，要求法国人不仅应当在国法上、而且应当在道义上放弃亚尔萨斯—洛林，甚至应当欢迎革命法国的这两个地区“重归故国”（尽管这两个地区根本不想这个故国）。然而，很遗憾，法国人并不这样做，正像德国人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在道义上不放弃莱茵河左岸一样，虽然这一地区当时根本不希望回到德国人那里去。只要亚尔萨斯人和洛林人要求回到法国，法国将力图而且必然力图重新得到他们，将寻找而且必然寻找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因而包括寻找盟友。而它用来对付德国的天然同盟者就是俄国。 如果大陆西部的这两个最大最强的民族因彼此敌视而相互抵消，如果再加上在它们中间存在着永久性的纠纷的苹果而使它们相互斗争，那末，从中得利的只有当时行动更加自由的俄国，——而俄国的侵略野心越是有指望从法国得到无条件的支持，它就越少受到德国方面的阻挠。俾斯麦难道不是把法国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也就是使它不得不乞求同俄国结盟，只要俄国答应使失去的省份归还它，它就一定甘愿把君士坦丁堡让给俄国吗？如果说，虽然如此，和平仍然已经维持了十七年之久，那末，这难道不只是由于法国和俄国实行的后备军制度要提供足数受过训练的每年的兵员至少需要十六年，而德国在最近实行改革以后甚至需要二十五年吗？亚尔萨斯—洛林被兼并是在最近十七年中支配着整个欧洲政治的因素，这种兼并在目前不也是以战争威胁着我们这部分世界的全部危机的主要原因吗？消除这一事实，和平就有保证！ 那些说带有高地德意志语腔调的法语的亚尔萨斯资产者，混血种的纨袴子，一举一动比任何一个真正的法国人还要法国化，他们瞧不起歌德，而醉心于拉辛，但终究摆脱不了自己出身于德国这样一种秘密的亏心事，正是这个原因才使他们以轻蔑的口吻妄谈德国的一切，以致从来不适于充当德国和法国之间的调停人，——这些亚尔萨斯资产者诚然是些卑贱的家伙，不管他们是牟尔豪森的工厂主还是巴黎的记者。可是，使他们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不正是最近三百年的德国历史吗？几乎所有侨外的德国人，特别是商人，不是在不久以前还都同亚尔萨斯人一样吗？他们否认自己出身于德国，他们以一种真正的自我折磨的精神冒充着异邦的、自己新祖国的国籍，同时，像亚尔萨斯人那样自愿地把自己置于至少是同样的可笑境地，而亚尔萨斯人毕竟多少是由外界情况使然的。例如在英国，从1815年到1840年迁移到那里去的全部德国商人，几乎毫无例外地英国化了，他们在自己人中间也几乎只说英语，直到今天，例如在曼彻斯特交易所里，还有不少老德国庸人在那儿跑来跑去，只要能把他们看成是地道的英国人，他们就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半财产。从1848年以来，在这方面才发生了变化，而从1870年起，当甚至预备役尉官也来到了英国，而且柏林把自己的部队派到那里去的时候，普鲁士的高傲自大就代替了以往的卑躬屈节，这在外国同样把我们弄得很可笑。 难道从1871年起，同德国合并就使亚尔萨斯人更高兴一些吗？恰好相反。他们被置于独裁统治之下，而邻邦法国却是实行共和制度的。在他们那里实行了烦琐的、讨厌的普鲁士地方行政长官制度，而同这种制度比较起来，臭名远扬的法国行政长官的那种受法律严格调节的干涉制度还是可贵的。残存的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很快就取消了，固执的市政委员会也解散了，德国的官僚被任命为市长。相反地，对于“名流”，即完全法国化了的贵族和资产者，却百般奉迎，他们对即使不亲德、但是说德语的农民和工人——他们构成了还能试图与之和解的唯一因素——的压榨却受到了保护。而这样做得到了什么东西呢？得到的是：1887年2月，当整个德国受到恐吓，并且俾斯麦的卡特尔多数派被送进了帝国国会[535]的时候，亚尔萨斯—洛林选举了清一色的极端亲法派，而抛弃了哪怕有一点点同情德国人的嫌疑的人。 如果说，现在亚尔萨斯人是这个样子，那末我们有权对此大发雷霆吗？绝对没有。他们厌恶兼并是一个历史事实，对这一事实应当加以解释，而不应当破口大骂。在这里我们应当问一下自己：德国要犯好多好大的历史罪过，才使亚尔萨斯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情绪？如果企图使亚尔萨斯人重新德国化已经过了十七年，他们还异口同声地向我们大声疾呼：请不要对我们这样做吧，那末，我们的新德意志帝国从外面看上去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是否有权设想，两次顺利的战争和俾斯麦的十七年独裁就足以消除三百年的可耻历史的全部后果呢？ 俾斯麦已达到目的。他的新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已在凡尔赛路易十四的豪华宫殿里公开宣布成立。[536]法国无力地倒在他的脚下；他本人不敢碰一下的倔强的巴黎，被梯也尔挑动进行了公社起义，后来被遣返归国的前帝国军队的士兵打垮了。所有欧洲庸人现在都赞扬俾斯麦，就像他们在五十年代赞扬他的原型路易·波拿巴一样。在俄国的帮助下，德国成了欧洲的第一个强国，而德国的全部权力都落到了独裁者俾斯麦手中。现在的问题是他能利用这种权力做些什么。如果说，他迄今为止虽然不是用资产阶级的手段、而是用波拿巴主义的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的统一计划，那末现在，这个课题已大致完成了，现在应当制订自己的计划，应当表明他自己的头脑能产生什么样的思想来。而这一点一定会在新帝国的内部建设中表现出来。 德国社会是由大地主、农民、资产者、小资产者和工人组成的；他们又分成三个主要阶级。 比较大的地产都集中在少数富豪（特别是在西里西亚）和大量中等地主手中，后者在易北河以东的旧普鲁士各省最多。也正是这些普鲁士的容克，在整个这一阶级中或多或少地占着统治地位。他们通过管事来经营自己的大部分地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本身是农业主，此外，他们往往又是土豆酒厂和甜菜糖厂的老板。他们的地产只要有可能就作为长子继承的地产固定在家庭中。较小的儿子则参加军队或者担任国家文职，因此，这种占有土地的小贵族还拖带着一批更小的军官贵族和官吏贵族，这些人还在不断增加，因为从资产阶级的较高级军官和官吏中也产生出大批贵族。在这整个贵族族类的最底层，自然就形成了大量寄生贵族，即贵族的流氓无产阶级，他们靠借债、赌博、耍赖、乞讨和充当政治间谍过日子。整个这一帮人构成了普鲁士的容克阶级，成了旧普鲁士国家的主要支柱之一。可是，这个容克阶级的占有土地的核心本身，是站得极其不稳固的。必须按照该等级的身分来生活，因而就使开支与日俱增；把年轻较小的儿子扶育到尉官和陪审官，给女儿陪嫁，所有这一切都得花钱；而由于这些义务是其他一切考虑都必须让路的义务，因此，入不敷出以及订立票据，甚至典当，也就不足为奇了。总而言之，这整个容克阶级经常处于深渊的边缘；各种灾难，不管是战争、歉收或商业危机，都有使他们堕入深渊的危险；因此，一百多年来，他们只有依靠国家的各种帮助才免于灭亡，而且实际上只是由于有国家帮助才继续生存下去，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个只靠人工维持的阶级是注定要灭亡的；任何国家帮助都不能使它长期生存下去。可是，这个阶级一消失，旧的普鲁士国家也就要消失了。 农民是政治上不怎么积极的因素。在他们本身是所有者的情况下，他们就日益遭到破产，这是由于被夺走了古老的公共马尔克或公共牧场（没有这种牧场，他们就无法喂养牲畜）的小农经济这样一种不利的生产条件造成的。在他们是佃农的情况下，他们的状况就更糟。小农生产主要以自然经济为前提，在货币经济下它是要灭亡的。因此，债务越来越多，他们大批被抵押债权人剥夺，不得不借助家庭手工业以求不致完全被赶出自己的一块土地。在政治方面，农民多半是漠不关心的，或者是反动的：在莱茵河地区，由于对普鲁士人怀有旧恨，他们是教皇至上派；在其他地区，他们是分立派，或者是新教的保守派。宗教感情仍然是这一阶级的社会利益或政治利益的表现。 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谈过了。自1848年起，它经历了空前的经济繁荣。德国越来越多地参与了1847年商业危机以后由于当时海洋轮船航运业的创立、由于铁路的大规模扩建以及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而引起的巨大的工业发展。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渴望消除由小邦造成的交往阻塞状态，渴望在世界市场上同它的国外竞争者争得同等地位，才引起了俾斯麦的革命。这时，由于法国的数十亿金钱涌入德国，在资产阶级面前便展现了一个狂热地从事企业活动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它通过全德范围内的破产[537]第一次证明了：它是一个伟大的工业民族。它当时在经济上已经是居民中最强大的阶级；国家必须服从它的经济利益；1848年革命使国家具有了外表上的宪法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下，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同样在政治上进行统治并扩大它的这种统治。尽管如此，它离实际的政治统治仍然很远。在同俾斯麦的冲突中，它并没有取得胜利；冲突是通过从上面实现德国革命的办法消除的，这就更清楚地向它表明了，行政权这时至多也只是非常间接地依附于它的，它既不能撤换大臣或任命大臣，也不能支配军队。而且，它在强有力的行政权面前是胆怯而又软弱的；但容克也是这个样子，并且资产阶级由于同革命的产业工人阶级有着直接的经济对立，所以它比起容克来还有更多的理由。可是不容置疑：它必然要在经济上逐步消灭容克阶级，在一切有产阶级中，它是唯一有前途的阶级。 组成小资产阶级的首先是中世纪手工业者的残余分子，这种人在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德国要比西欧其他各国多得多；其次是没落的资产者；再其次是无产居民中上升为小商人的分子。随着大工业的扩展，整个小资产阶级的生存已丧失了最后的一点点稳定性；职业的改变和周期性的破产已成了常规。这个曾经构成德国庸人基本核心的、过去非常稳定的阶级，现在已不像先前那样满意、温顺、卑屈、虔诚和体面了，它已陷入了茫无前途、对上帝给它决定的命运感到不满的状态。手工业者的残余分子大叫大喊要恢复行会特权，其他人则有一部分已变成了温和的民主进步党人[538]，有一部分甚至同社会民主党接近，并且在有些地方直接参加了工人运动。 最后是工人。农业工人，至少德国东部的农业工人仍然处于半农奴状态，这些工人是不能算数的。相反，在城市工人中间，社会民主党已得到了迅速的进展，而且随着大工业使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化从而使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极度尖锐而日益发展。即使社会民主党工人在一定时期内还分裂成两个相互斗争的党[539]，但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以来，两个党之间的原则性对立几乎已完全消失了。正统拉萨尔主义及其想“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特殊要求，已渐渐消声匿迹，并已日益证明自己没有力量建立一个波拿巴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核心。个别领导人在这方面所造成的损害，已由群众的健全嗅觉弥补了。两个社会民主主义派别的联合，还受到差不多完全是个人问题的阻挠，而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实现的。但即使是在分裂时期，并且尽管是发生了分裂，运动还是足够强大的，因而使工业资产阶级感到恐惧，并且麻痹了资产阶级对还不依赖它的政府所作的斗争。其实，德国资产阶级自1848年以来就已经不能摆脱赤色幽灵了。 这种阶级划分，就是议会和邦议会中党派划分的基础。大地主和一部分农民构成了保守党人[540]；工业资产阶级构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右翼——民族自由党[541]，而它的左翼——被削弱的民主党或所谓进步党，是由得到一部分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工人支持的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最后，工人有了自己的独立政党——社会民主党，加入这个党的也有小资产者。 一个处于俾斯麦地位、并有俾斯麦的过去经历的人，如果对事态有一些了解，他就一定会对自己说：像当时那个样子的容克阶级是一个没有生存能力的阶级；在一切有产阶级中，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希望有前途（我们在这里且不谈工人阶级，我们并不想要求俾斯麦懂得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因此，他越是让他的新帝国逐步过渡到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帝国的生存就越是有可靠的保证。我们决不会要求他去做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做的事情。立即过渡到使帝国国会拥有决定性权力（类似英国下院所拥有的那种权力）的议会制是不可能的，在目前甚至是不明智的；议会形式的俾斯麦独裁，对他本人来说，在最初肯定还是必须实行的；我们绝不责备他在最初保持了这种独裁；我们只问：应当利用独裁达到什么目的。可以不必怀疑的是：奠定一种同英国宪制相当的制度的基础，是唯一的一条有希望保证新帝国拥有巩固的基础和得到平静的内部发展的道路。他的容克阶级中大部分是无法挽救的了；让这一部分遭到面临的灭亡的命运之后，看来仍然有可能从其余一部分和新的分子中组成一个独立的大地主的阶级，这一阶级本身将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装饰品；而资产阶级甚至在拥有充分权力时也一定会使它在国家中享有代表职位，同时还一定会使它享有各种肥缺和很大的势力。如果向资产阶级做出了反正不能长期拒绝做出的政治让步（至少从有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应当如此判断），向它慢慢地、甚至一点一滴地做出这些让步，至少能把新帝国引上这样一条道路：使它可以赶上在政治上遥遥领先的西欧其他国家，最终摆脱封建主义的最后残余，摆脱那种在官僚当中仍然很盛行的庸人传统，最主要的是使它可以在那些决不算年轻的缔造者们呜呼哀哉之前站得住脚。 况且，做到这一切根本不是怎么困难的。无论是容克或者是资产者，甚至连平平常常的毅力都没有。容克在最近六十年来已证明了这一点，在这六十年中，国家经常不顾这帮唐·吉诃德的反对而实行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措施。从漫长的历史中也习惯于让步的资产阶级，在冲突以后余痛犹深；从此以后，俾斯麦的成就更挫败了它的反抗力量，而它由于害怕越来越有威胁性的工人运动，更是什么都谈不上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实现了资产阶级民族愿望的人，在实现它的一般说来并不高的政治要求时，是不难保持合乎他心意的任何一种速度的。他只要认清目的就行了。 从有产阶级的观点看来，这是唯一合理的道路。从工人阶级的观点看来，要建立牢固的资产阶级统治显然已经太晚了。在德国，大工业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在这样的时候形成的：无产阶级已经能够几乎与资产阶级同时独立地走上政治舞台，因而，这两个阶级的斗争早在资产阶级争得独占的或主要的政治权力以前就已开始了。可是，即使在德国实行平静的和巩固的资产阶级统治已经太晚，但在1870年，从一般有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向这种资产阶级统治迈进仍然是最好的政策。的确，只有这样做才能肃清继续盛行于立法和行政部门的腐朽封建主义时代的大量残余；只有这样做才能把法国大革命的全部成果逐步地移植到德国的土地上来，简言之，只有这样做才能剪掉德国的过长而又过时的辫子，才能有意识地、最终地把它引上现代发展的道路，才能使它的政治状况适应于它的工业状况。以后，一旦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斗争终于发生，它至少会在正常的环境中进行，在这种环境中，每个人都能看到这种斗争是为了什么，而不像我们1848年在德国所看到的，是在一片混乱、模糊不清、利益混杂、茫然失措的状态中进行的。区别只在于：这一次将只有有产者感到茫然失措；工人阶级知道自己要求什么。 在1871年德国的形势下，像俾斯麦这样一个人实际上就不得不在各阶级之间采取一种随风转舵的政策了。这一点是无须责难他的。问题仅仅在于：这种政策追求什么样的目的。如果这种政策，不管采取的速度如何，但却是有意识地、坚定地走向建立最终的资产阶级统治，那末，在根据有产阶级立场而实行的政策一般所能做到的范围里说，它就是同历史发展相适应的。如果这种政策是走向保持旧普鲁士国家，走向使德国逐步普鲁士化，那末它就是反动的，是注定要遭到最后失败的。如果这种政策仅仅走向保持俾斯麦的统治，那末它就是波拿巴主义的政策，其结局必然同任何波拿巴主义一样。 ※※※ 最近的任务就是帝国宪法。作为材料，一方面有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另一方面有同德国南部各邦签订的条约。[542]俾斯麦制订帝国宪法时所要倚重的因素，一方面是在联邦会议中有代表的各个王朝[543]，另一方面是在帝国国会中有代表的人民。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和条约，已经给各王朝的要求设下了一定的范围。相反，人民却要求大大增加自己在政权中所占的一份。人民已经在战场上争得了不受外来干涉的独立和统一（在能谈到这一点的范围内）；正是人民首先要决定应当怎样利用这种独立，应当怎样具体地实现并利用这种统一。即使人民承认了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和条约中的法制基础，那也丝毫不妨碍他们在新宪法中享有一份比在以往宪法中更大的权力。帝国国会是实际上体现了新“统一”的唯一机关。帝国国会说的话愈有分量，帝国宪法愈摆脱各邦宪法的牵制，新帝国就一定会团结得愈紧密，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和普鲁士人就一定愈溶化于德国人。 对于每一个不光看到自己鼻子的人来说，这一点应当是十分清楚的。但俾斯麦不这样想。相反地，他却利用战后盛行的爱国狂热来诱导帝国国会的多数派不仅不去扩大人民权利，甚至不去明确规定人民权利，要他们只限于在帝国宪法中简单地重复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和条约中的法制基础。各个小党想在宪法中表现人民自由权的种种企图都遭到了拒绝，甚至天主教中央党提出要把普鲁士宪法的条文——保障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以及教会独立的条文——列入宪法的提议也遭到了拒绝。可见，普鲁士宪法尽管受到了双重、三重的限制，但比帝国宪法还是多一些自由主义的色彩。捐税不是每年进行表决，而是由“法律”一劳永逸地规定下来，因而，帝国国会就被剥夺了拒绝纳税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德国以外的立宪世界无法理解的普鲁士理论，就运用到德国来了，根据这一理论，人民代表只有权在纸面上否决支出，而政府却以现金的形式把收入装进腰包。可是，当帝国国会被这样剥夺了最好的权力手段，并被降到普鲁士议院——那个被1849年和1850年宪法修改[544]、曼托伊费尔作风、宪法冲突和萨多瓦所摧毁的普鲁士议院——的屈辱地位的时候，联邦会议基本上却享有旧联邦议会在形式上所占有的种种绝对权力，并且是实际上享有这种权力，因为它身上已解除了那些束缚联邦聚会的桎梏。联邦会议不仅在立法上同帝国国会一起拥有决定权，而且它也是最高的行政机关，因为它可以颁布实施帝国法律的细则，此外，它还可以对“实施帝国法律时所产生的缺点……”做出决定，即对在其他文明国家只有用新法律才可以纠正的缺点做出决定（第七条第三款，这一条看起来很像法律学中的诡辩）。 可见，俾斯麦并不是在代表民族统一的帝国国会中给自己寻找主要支柱，而是在代表分立主义分裂的联邦会议中给自己寻找主要支柱。虽然他也装扮成民族思想的代表者，但是并没有勇气真正站在民族或它的代表者的前列；民主应当为他服务，而不是他为民主服务；与其说他依靠人民，不如说他依靠幕后的阴谋，依靠那种巧妙使用外交手腕、依靠糖饼和鞭子在联邦会议中拼凑即使是不大听话的多数派。这里向我们暴露出来的短浅目光和卑劣观点，是完全同我们迄今所认识的这个人的性格相吻合的。然而，我们仍然不能不感到奇怪：他的巨大成就竟没有使他哪怕暂时升高到超出他本人的水平。 但是，实际情况却使问题归结为：使全部帝国宪法具有一个唯一的稳固的轴心——一个帝国首相。联邦会议应当处于这样一种地位，这种地位使其他责任行政权成为不可能，可能的只有帝国首相的责任行政权，因而使帝国责任大臣无法存在。实际上，想通过任命责任内阁来调整帝国行政的任何企图，都被看成是破坏联邦会议权利的行为，都遭到了无法克服的反抗。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宪法是“按照”俾斯麦的“身段剪裁”的。宪法是向实行他的个人统治的道路上更迈进了一步，这种统治是通过平衡帝国国会中各政党的力量、平衡联邦会议中分立主义各邦的力量来实现的，——即在波拿巴主义道路上更迈进了一步。 不过，不能说，新的帝国宪法——除开向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所做的个别让步以外——是一个直接的退步。但这也就是对它所能说的最好评语了。资产阶级的经济需要基本上得到了满足，而它的政治要求——只要它还提出——却受到了像在宪法冲突时期的那种阻碍。 只要它还提出政治要求！实际上也不能否认，这类要求在民族自由党手中已缩小到十分可怜的程度，而且还在一天天缩小。这班老爷们不仅不去要求俾斯麦做到使他们便于同他合作，反而一有可能就力图迎合他，甚至没有可能或者不能容许的时候也常常这样做。俾斯麦瞧不起他们，这一点没有一个人能归罪于他，——他的容克们难道就更好一些、更丈夫气一些（哪怕是一丝一毫）吗？ 另一个应当体现出帝国统一的领域——货币流通领域，已经用1873—1875年的货币法和银行法作了整顿。实行金本位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实行得很缓慢和摇摆不定，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最后巩固下来。已采用的币制——以三分之一塔勒为一个十进位的单位，取名马克，作为这种币制的基础——是泽特贝尔在三十年代末提出的；实际上货币单位是二十金马克的金币。把它的价值稍微变换一下，就能使它或者同英国的金镑、或者同二十五个金法郎、或者同五个金美元完全等值，因而就同世界市场上三大币制之一发生了联系。大家都宁愿建立独特的币制，从而就给贸易和兑换带来了不必要的困难。帝国国库券法和银行法，限制了各小邦和各小邦银行的证券投机活动，而且，由于这时发生了危机，这些法律还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谨慎态度，这种态度是完全适合在这一领域内还缺乏经验的德国的。在这里，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整个说来也得到了相应的保护。 最后，还应当在司法方面实施协同一致的立法。德国各中等邦为反对把帝国权限也扩展到实质性的民法方面去所进行的反抗，已被克服了；但民法典仍然处在草拟的过程中，而刑法典、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商业法、破产条例以及审判制度已经统一地制订出来。消除各小邦形式上的和实质性的各种各样法规，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向前发展所迫切需要的，而新法律的主要功绩也就在于消除上述法规，——它们的内容的功绩倒是小得多。 英国法学家所依据的是这样一种法的历史，这种历史经历了中世纪，它拯救了很大一份古日耳曼人的自由，它不知警察国家为何物（这种国家在萌芽状态中就被十七世纪的两次革命扼杀了），它在两百年来公民自由的不断发展中达到了最高峰。法国法学家所依据的是大革命，这一革命在彻底消灭了封建主义和专制的警察专横以后，把刚刚诞生的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在拿破仑颁布的它的经典法典中译成了司法法规的语言。而我们德国法学家所依据的历史基础是怎样的呢？无非是延长了数世纪之久的、被动的、大部分由外来打击所推动的、至今还没有完成的那种中世纪残余的瓦解过程；无非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封建容克和行会师傅像幽灵一样在徘徊，在寻找新的躯体；无非是这样一种法律秩序，这种秩序，即使君主们的秘密司法在1848年已被消灭，但警察专横还是一天天在它上面打开缺口。新帝国法典的编纂者，就是从一切坏学校中的这个最坏的学校毕业的，他们的大作也恰好与此相称。撇开纯司法方面不谈，政治自由在这类法典中是很受约束的。如果说，陪审员法庭[545]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拥有了参与压制工人阶级的手段，那末，国家则尽量利用限制陪审员法庭的办法使自己不致遭到资产阶级反对派复兴的危险。刑法典的政治条款往往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就好像这些条款是按照当前帝国法庭的身段剪裁的，而这种法庭又是按照这些条款的身段剪裁的一样。新的法典对普鲁士法来说是一个进步，这是不言而喻的，——像普鲁士法这样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在今天就连施特克尔也搞不出来了，即使给他行割礼他也搞不出来。可是，迄今一直实施法国法律的各省，却非常强烈地感觉到褪了色的复制本和经典原本之间的区别。正是由于民族自由党背离了自己的纲领，所以才有可能使国家暴力靠牺牲公民自由这样加强起来，才有可能造成这第一个真正的退步。 还应当提一下帝国出版法。刑法典基本上已规定了与此有关的实质性法律。因此，给整个帝国做出划一的、形式上的规定，并且清除在某些地方还存在的保证金和印花税，就成了这一法律的主要内容，同时，这也是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唯一进步。 为了让普鲁士能再一次证明自己是模范国，于是就在那里实行了所谓自治。任务是要肃清可恶的封建主义残余，同时实际上尽可能使一切原封不动。县组织法〔Kreisordnung〕便是为此服务的。[546]容克老爷们的领地警察权已经成了一种时代错误。它作为一种封建特权在名义上是被废除了，但在实际上又由于建立了独立的领地区［Gutsbezirke］而恢复了，在这里，地主或者亲自担任拥有乡长［ländlicherGemeindevorsteher］权力的领地区长［Gutsvor-steher］，或者任命这种领地区长；此外，也是由于把区［Amtsbezirk］的全部警察权和警察裁判权都交给了区长［Amtsvorsteher］，这种区长在农村中自然几乎无例外地都是大地主，从而乡也处在他们的监督之下。单个人的封建特权被废除了，但是与这种特权相联系的无限权力却转到了整个阶级手里。通过类似的魔法，英国大地主变成了治安法官，变成了农村行政机关、警察机关和下级司法机关的主人，从而使自己在现代化的新称号下继续享有各种重要的、但用旧的封建形式已无法维持的权力地位。然而，这是英国“自治”和德国“自治”之间的唯一相似之处。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个英国大臣敢于在议会中提议：被选出的乡镇官吏应当经过批准，在选举不适当的情况下由政府强制任命代替者，设置拥有普鲁士县长、专区政府〔Bezirksregierungen〕委员和总督那种权力的国家官吏，行使那种由县组织法规定的行政管理机关有干预乡镇、区和县的内部事务的权利，甚至提议采取在操英语和实施英国法律的国家闻所未闻的禁止诉诸法律保护的措施，像在县组织法的每一页上几乎都可以发现的那样。所以，县议会和省议会仍然按照旧的封建方式由三个等级——大地主、市和乡的代表组成，而在英国，甚至一个最保守的内阁也提出了一项法案，把各郡的全部管理权移交给了几乎按照普选制选出的机构。[547] 东部六个省的县组织法的议案（1871年）是第一个征兆，它表明，俾斯麦决不打算让普鲁士溶化于德国，相反地，他是想更加强东部这六个省，即旧普鲁士制度的巩固堡垒。容克们还是保留了一切重要的权力地位，不过把名称改变了一下，而德国的奴隶们，这些地区的农业工人——雇农和短工，却依然像过去一样实际上处于农奴地位，只准他们参加两种公共活动：当兵和在帝国国会选举时充当容克的一帮盲目投票者。俾斯麦这样做，给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帮的忙是无法形容的，是值得万分感谢的。 但是，对容克老爷们的蠢举能说些什么呢？他们竟像娇生惯养的孩子一样，拳打脚踢地反对这一专门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继续保持他们的特权（只是稍使名称现代化一番而已）而制订的县组织法。普鲁士的贵族院，或者更确切些说，容克院，最初否决了这个几乎整整拖了一年的议案，而在用二十四名新“老爷”来“革新贵族院”以后才通过了该议案。在这里，普鲁士的容克再一次表明了自己是小气的、顽固的和不可救药的反动分子，他们不能像英国大地主实际上所做的那样，形成一个能够在民族生活中起历史作用的独立大党的核心。因而，他们便证明了自己完全没有头脑；俾斯麦也只好向全世界表明，他们同样还完全没有性格。一种稍微巧妙的压力就把他们变成了sansphrase〔赤裸裸的〕俾斯麦党。“文化斗争”就是要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实现了普鲁士德意志帝国计划，必然使一切以旧日的单独发展为凭借的反普鲁士分子联合成一个政党，以作为反击。这些形形色色的分子，在教皇至上主义[548]中找到了一面共同的旗帜。由于常人理智（甚至是无数正统天主教徒的常人理智）对教皇永无谬误这一新教条的反抗，另一方面又由于教皇国被取消和教皇在罗马遭到所谓监禁[549]，就迫使天主教的一切勇于战斗的力量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于是，还在战争期间，即1870年秋天，在普鲁士邦议会中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天主教中央党；它只有五十七个人进入1871年第一届德意志帝国国会，但每经一次选举都有所增加，最后超过了一百个人。它是由十分复杂的分子组成的。在普鲁士，它的主要力量是那些仍然把自己看做“出于无奈的普鲁士人”的莱茵小农，此外还有威斯特伐里亚的闵斯德主教管区和帕德波恩主教管区的天主教大地主和农民以及天主教的西里西亚人。它的第二支大队人马，是由德国南部的天主教徒特别是巴伐利亚人组成的。可是，中央党的力量，与其说在于天主教的宗教，不如说在于它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目前要求统治德国的道地的普鲁士制度的反感。这种反感在天主教地区表现得特别强烈。同时，在那里还可以感到对现在被逐出德国的奥地利的同情。同这两种流行的情绪相适应，中央党采取了坚决的分立主义和联邦主义的立场。 中央党的这种基本上是反普鲁士的性质，很快就被帝国国会中其余小党团觉察出来了，这些小党团是由于地方性的原因——不是像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出于民族性质和一般性质的原因——而反对普鲁士的。不仅信奉天主教的波兰派和亚尔萨斯派，甚至还有信奉新教的韦耳夫派[550]，都同中央党结成了紧密的同盟。即使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党团从来没有弄清所谓教皇至上派的真正性质，但他们仍然表明了，他们对真正事态有一定了解，因为他们把中央党叫做“没有祖国”和“敌视帝国”的党……［注：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写于1887年12月底—1888年3月 第一次发表于1895—1896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22—26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手稿中没有的部分是按杂志译的） 注释： [459]本著作是恩格斯打算写、但没有完成的题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一小册子的一部分。原先，即在1886年底，恩格斯准备修改并单独出版“反杜林论”第二编中的三章，这三章所用的统一的标题是“暴力论”，目的是批评杜林的暴力论，并与此相对地阐明关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恩格斯还计划把该著作第一编中有关道德和法的两章——“永恒的真理”和“平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0卷）加以修改同上述三章编在一起。恩格斯本来打算把这本书叫做“论世界历史中的法和暴力”。后来，恩格斯改变了自己的计划，决定只出版一个小册子，内容包括上述三章和新加的第四章，这一章把前三章中所说的基本原理具体运用于1848年到1888年的德国历史，从批判“俾斯麦的全部政策”的观点来分析这段历史。小册子的书名先定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四章的写作工作，恩格斯大约是在1887年底开始的，一直继续到1888年的最初几个月。可是，他因忙于其他工作，在1888年3月中断了这一工作，看来，他后来就没有再进行下去。恩格斯逝世以后，在他的文稿里，在一个标有“暴力论”字样的专门封套中，发现了“反杜林论”的上述三章、计划写的小册子的未完成的第四章手稿和该小册子的前言的草稿、第四章的全部提纲、这一章的没有写完的结尾部分的提纲，以及从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德国历史、特别是从康·布勒的“现代史。1815—1885”1888年柏林第2版第1—4卷（C．Bulle．《GeschichtederneuestenZeit．1815—1885》．2．Aufl．，BdⅠ-Ⅳ，Berlin，1888）中所作的年表摘要。未完成的一章的手稿、前言的草稿和一些准备材料，第一次由爱·伯恩施坦发表在1895—1896年“新时代”杂志第22—26期上，标题为“新德意志帝国建立时期的暴力和经济”。伯恩施坦为手稿付印所做的准备工作，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肆无忌惮地对待恩格斯遗稿的一个例子：伯恩施坦竟不是复制手稿，而是擅自把手稿分成若干篇，给每一篇都按上一个他自己臆想出来的小标题，编上注释号码，并在恩格斯的原文中添进自己的话。可能是由于伯恩施坦采取令人不能容忍的草率态度，有一部分手稿（见本卷第506—513页）已经遗失。1896年，手稿译成法文发表在“社会发展”（《DevenirSocial》）杂志第6—9期上，一起发表的还有“反杜林论”的上述三章。1899年，恩格斯的著作以意大利文在罗马出版单行本，它是完全从发表在“新时代”上的德文转译的。这一著作的不完全的俄译文，于1898年发表在彼得堡的“科学评论”（《Научноеобозрение》）杂志第5期上。第一个同样不完全的俄文单行本，于1905年在基辅出版。在1923年于莫斯科出版的、题为“德意志帝国形成时期的暴力和经济”的版本中，除了第四章的手稿以外，还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了曾刊载在“新时代”上的为写小册子而准备的材料。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1937年版第16卷第1部）中，恩格斯这一著作第一次不是按照在“新时代”上所发表的样子，而是按照手稿本身刊载，并从原文中消除了由伯恩施坦所加的一切东西（如分篇，加小标题等等）。并且使标题也按恩格斯的想法作了更改。为写该著作而作的准备材料和摘要，第一次用俄文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0卷上。在本版中，除了“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一小册子的第四章手稿以外，还发表了为小册子写的前言的草稿、第四章整章的提纲和这一章的结尾部分的提纲，该提纲揭示了该著作中还没有完成的那一篇的内容。——第461页。 [460]关于1850年在华沙的谈判，关于当时普奥之间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结局——见注394。关于联邦议会——见注232。——第464页。 [461]“疯狂年”（《dastolleJahr》）是德国一些反动作家和历史学家对1848年的称呼。这一用语是从作家路德维希·贝希施坦那里借用来的，他在1833年曾用这一名称出版了一部描写1509年爱尔福特骚动的小说。——第464页。 [462]户籍立法（Heimatgesetzgebung）规定了定居在某一地点的国家公民的权利，还规定了贫困家庭从所属乡镇得到物质帮助的权利。——第465页。 [463]普鲁士塔勒合1/14马克（重量单位）纯银；1750年，它在普鲁士被采用，十九世纪上半叶（直到1857年），它也在德国北部各邦以及其他一些邦被采用；普鲁士塔勒分为银格罗申、先令和分尼的情况，在德国各个邦里是各不相同的。金塔勒是自由市不来梅的货币单位，它与德国的其他所有币制不同，一直到1872年还保留金本位；大约等于3．32马克。“新三分之二”塔勒是通行于汉诺威、梅克伦堡以及其他一些德国北部邦的一种银币，大约等于2．34马克。银行马克（MarkBanko）是汉堡银行用以计算批发商业的一种铸币，在很长时期内被用作国际计算单位。流通马克（MarkCourant）是一种流通铸币；从十七世纪起，就这样称呼票面额一直到0．5马克的银币，它是同金币、小辅币和纸币对立的。二十古尔登币制（Zwanzig-Guldenfuβ）是一种币制，按照这种币制，把一马克（重量单位）的纯银制造成20个古尔登或者13+（1/3）塔勒；1748年，奥地利采用了这种币制，巴伐利亚、萨克森选帝侯国、德国西部和南部的许多邦很快也采用了这种币制；在奥地利，这种币制一直存在到1857年。二十四古尔登币制（Vierundzwanzig-Guldenfuβ）是一种币制，按照这种币制，把一马克（重量单位）的纯银制造成24个古尔登；从1776年起，通用于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和德国南部其他各邦。——第466页。 [464]瓦特堡纪念大会是1817年10月18日为了纪念宗教改革三百周年和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四周年而举行的。纪念大会的发起者是德国大学生联合会——一个在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影响下产生的，拥护德国统一的德国大学生的组织。纪念大会成了反对派大学生反对梅特涅反动统治和拥护德国统一的示威游行。——第467页。 [465]汉巴赫大典于1832年5月27日在巴伐利亚普法尔茨地方的一个城堡汉巴赫附近举行，这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组织的一次政治性示威。参加大典的人发言号召全体德国人团结一致，反对德意志各邦君主，为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和制宪改革而斗争。——第467页。 [466]指创立于962年的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在霍亨施陶芬王朝时期（1138—1254），它是各封建公国和自由市的不巩固的联盟，其领土包括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部分意大利以及东欧一些由德国封建主所占领的斯拉夫人地区。——第467页。 [467]在这里，恩格斯讽刺地套用了恩斯特·摩里茨·阿伦特的名诗“德国人的祖国”中的一个叠句，该诗写于1813年，它号召德国人把“只要是说德语的”所有国家都联合起来。在阿伦特的诗中，这个叠句原来是这样的：“让祖国变得更辽阔”。——第468页。 [468]关于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见注278。帖欣和约——是以奥地利为一方同普鲁士和萨克森为另一方于1779年5月24日在帖欣签订的和约，它结束了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1779）。根据这一条约规定，普鲁士和奥地利得到了巴伐利亚的几部分领土，而萨克森则得到了金钱补偿。在签订条约时充当调停人的俄国，同法国一起又成了条约的保证者。——第468页。 [469]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1740—1748）占领了西里西亚，引起战争的原因是欧洲许多封建国家，首先是普鲁士，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野心，这些领地是在查理六世皇帝死后，鉴于没有男嗣而留给他的女儿玛丽-泰莉莎的。1740年12月，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进攻属于奥地利的西里西亚。法国和巴伐利亚对普鲁士采取友好的中立态度，而在奥地利军队遭到几次失败以后，它们就公开同普鲁士联合起来。站在奥地利一边的有英国——法国在商业上的竞争者，在军事上和外交上支持奥地利人的有撒丁、荷兰和俄国。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这一战争中两次出卖了它的盟国，同奥地利单独媾和（1742年和1745年）；1742年，确认大部分西里西亚归普鲁士管辖，而在战争结束以后，则确认整个西里西亚都归普鲁士管辖。——第468页。 [470]见注238。——第468页。 [471]指累根斯堡帝国议会——神圣罗马帝国的由德意志各邦代表组成的最高机关——讨论和批准由法俄两国强加的关于解决德国莱茵河地区领土问题的决议（见注238）一事。——第468页。 [472]恩格斯指1859年3月3日（2月19日）俄法两国在巴黎签订对付奥地利的秘密条约。根据该条约规定，以法国和撒丁为一方同以奥地利为另一方一旦发生战争，俄国对法国应采取友好的中立态度。法国答应提出关于修改1856年结束克里木战争的巴黎和约中有关限制俄国黑海主权的条款的问题。可是，到后来，鉴于拿破仑第三不愿履行自己的诺言，又由于在其他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而就使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冷淡了。——第470页。 [473]1848年4月10日，住在英国的路易·波拿巴参加了破坏宪章派示威游行的活动，他加入了特别警察部队即所谓特别警察的行列。——第471页。 [474]“民族原则”是第二帝国的当权派提出的，他们普遍地利用它来从思想上掩盖侵略计划和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拿破仑第三冒充是“民族的保卫者”，利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以便巩固法国的霸权并扩大其疆域。“民族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其目的是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运动变成互相竞争的大国的反革命政策的工具。对波拿巴的“民族原则”的揭露，见卡·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26—587页）和弗·恩格斯的著作“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70—183页）。——第471页。 [475]指吕内维尔和约所规定的法国疆域，该和约是法奥之间于1801年2月9日在第二次反法同盟军队失败以后签订的。和约确认由于反对第一次和第二次同盟的战争结果而扩大的法国疆域，包括对莱茵河左岸、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兼并；和约并且准许法国实际上统治1795—1798年建立的依附于它的巴达维亚、海尔维第、利古里亚和南阿尔卑斯等共和国。——第471页。 [476]法国和撒丁（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是由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企图在“解放”意大利的旗帜下（在战争宣言中，拿破仑第三蛊惑性地答应把它“一直解放到亚得利亚海”），通过对外冒险来掠夺领土并巩固法国波拿巴制度。意大利的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希望通过战争在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统治下实现意大利的统一。战争开始于1859年4月29日。在索尔费里诺发生决战（1859年6月24日），奥军遭到失败并退到明乔河，以后，拿破仑第三由于害怕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增长和不愿促使建立统一而独立的意大利国家，就于7月11日背着撒丁同奥地利在维拉弗兰卡城签订了初步和约。根据这一和约，威尼斯仍然归奥地利统治，伦巴第转到了法国手里，后来法国又把它转交给皮蒙特，以换取萨瓦和尼斯。维拉弗兰卡条约所规定的条件成了1859年11月10日在苏黎世签署的最后和约的基础。——第472页。 [477]1795年巴塞尔和约是普鲁士在4月5日单独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的，因而普鲁士就在第一次反法同盟中出卖了自己的盟国。——第473页。 [478]普鲁士外交大臣冯·施莱尼茨在1859年以此说明普鲁士在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战争时期所执行的对外政策。按照当权派的官方解释，这一政策就在于：既不参与斗争的任何一方，也不宣布中立。——第473页。 [479]《CréditMobilier》，全名为《SociétéGénéraleduCrédit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1852年创办。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进行投机。《CréditMobilier》同第二帝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DailyTribune》）发表的许多文章中揭示了《CréditMobilier》的真正本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3—40、218—227、313—317页）。——第473页。 [480]莱茵联邦是1806年7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联盟。由于1805年击溃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仑得以在德国建立这样一个军事政治堡垒。最初有16个邦（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等）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5个邦（萨克森、威斯特伐里亚等）加入，它们实际上成了法国的藩属。由于拿破仑军队战败，莱茵联邦在1813年瓦解。——第474页。 [481]在拿破仑法国于1805年7月击溃了奥地利以后，在宣布同德意志帝国断绝关系的德意志各邦组成了莱茵联邦以后，1806年8月6日，早在这以前就接受了奥皇封号（帝号弗兰茨一世）的弗兰茨二世放弃了德意志帝国的王位，因而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或者德意志帝国便不复存在了。——第477页。 [482]指主要靠近法国边界的德意志联邦要塞；这些要塞的驻军由联邦中比较大的邦的武装力量，主要是由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组成。——第478页。 [483]指1848年11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以后成立的施瓦尔岑堡公爵的反动政府，这次革命的开端是1848年3月13日的维也纳人民起义。——第478页。 [484]根据奥皇弗兰茨-约瑟夫的倡议，1863年8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了德意志各邦君主会议，讨论旨在由奥地利实际上操纵霸权的德意志联邦的改革草案。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拒不参加会议；一些次等的邦也不完全支持奥地利，因而会议毫无结果。——第479页。 [485]“现实政策”一词是用来说明俾斯麦政策的，那时的人认为他的政策是以利害关系为基础的。——第479页。 [486]指弗里德里希二世同法国驻柏林的特派公使博沃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关于这次战争，见注469）爆发前的谈话。——第479页。 [487]1796年8月5日，普鲁士和法兰西共和国在柏林签订了秘密条约。根据该条约规定，普鲁士国王为了换取许给的领土报酬，就同意法国保持由它的军队所占领的莱茵河左岸的领土，这些领土先前主要属于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宗教公国。在通过唯拿破仑之命是听的所谓帝国代表会议（见注238）解决领土问题时，普鲁士于1803年得到了世俗化了的闵斯德主教管区以及德国西部的其他一些领地作为报酬。——第479页。 [488]普鲁士拒绝参加欧洲国家（英国、奥地利、俄国、瑞典和那不勒斯王国）在1805年组成的第三次反拿破仑法国同盟，宣布自己中立；1805年11月，它在波茨坦同俄国签订了一项条约，条约规定：一旦它在法国和第三次同盟之间进行调停的尝试遭到拒绝，它就要出来反对拿破仑。可是1805年12月15日，普鲁士同法国签订了一项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它在莱茵河地区和其他地方作一些领土上的小让步，从而换得了汉诺威选帝侯国。在拿破仑战胜了第三次同盟，从而在德国西部和南部确立了霸权以后，普鲁士终于被迫于1806年9月站在第四次同盟（英国、俄国、普鲁士、瑞典）一边参加反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6年10月14日，在两个同时进行的会战中，即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会战中，普鲁士军队被消灭，普鲁士邦也被彻底摧毁。——第479页。 [489]见注420。——第480页。 [490]后备军是普鲁士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1813年在反对拿破仑军队的斗争中作为民团产生的普鲁士后备军，包括年龄较大的在常备军及其预备队中服役期满的应征人员。在平时，扣备军部队只是进行一些集训。在战时，第一类后备军（年龄从26岁到32岁的应征人员）用来补充作战部队；第二类后备军（年龄从32岁到39岁的应征人员）则用来担任警备勤务。——第481页。 [491]“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法律措施所起的一个广为流行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支持普鲁士天主教地区和德国西南部的地主、资产阶级和部分农民的分立主义和反普鲁士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在反对天主教斗争的借口下，俾斯麦政府还在受普鲁士统治的波兰地区加强民族压迫。俾斯麦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煽起宗教狂热的办法使工人脱离阶级斗争。在八十年代初，在工人运动增长的条件下，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第481页。 [492]恩格斯对自由派的讽称，这些人主张把德国变成像瑞士那样一个划分为自治州的联邦国家。——第482页。 [493]切希市长之歌是一首讥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讽刺性民歌，来源于施托尔科夫市前任市长亨·切希于1844年7月26日行刺未遂一事。冯·德罗斯特-菲舍林男爵夫人之歌是一首针对天主教士的讽刺性民歌；在民歌中，谈笑了似乎四十年代在特利尔出现的所谓“治病奇迹”的组织者的一套把戏。——第482页。 [494]指1848年11—12月的普鲁士政变和继之而来的反动时期。1848年11月1日，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反革命内阁取得了政权；1848年11月9日，国王下诏把普鲁士国民议会会议从柏林搬到一个偏僻小城勃兰登堡去；继续留在柏林开会的议会多数派，1848年11月15日被弗兰格尔将军的军队驱散；政变的最后完成是1848年12月5日的解散议会，以及所谓钦定宪法的公布；根据宪法规定，实行两院制，并且承认国王不仅有权取消议院决议，而且有权修改宪法本身的各别条文。可是，在该宪法中还保留了若干民主成果，特别是普选制。1849年4月，弗里德里希-威廉解散了根据钦定宪法选出的议院，并于1849年5月30日颁布了新的选举法，规定了以高额财产资格限制和居民各阶层选派议员不相等为基础的三级选举制。在新的众议院中奴颜婢膝的多数支持下，国王使议院通过了更加反动的宪法，从1850年1月31日起生效。在普鲁士保留了主要由封建贵族议员组成的上院（“贵族院”）。宪法规定政府有权设立特别法庭来审理叛国案件。1850年12月，曼托伊费尔内阁代替了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在前者执政时期，即一直到1858年11月为止，普鲁士在政治上始终是反动透顶的。——第483页。 [495]由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害了不治的精神病，他的弟弟威廉亲王最初（1857年）被任命为他的代理人，而从1858年10月起又被任命为摄政。摄政期一直继续到1861年1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死的时候，这时，摄政就变成了国王，帝号为威廉一世。1858年摄政王解散了曼托伊费尔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掌政权。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的。“新纪元”实际上给1862年9月上台执政的俾斯麦实行独裁作了准备。——第483页。 [496]1860年2月，普鲁士议会下院（众议院）的资产阶级多数派拒绝批准陆军大臣罗昂提出的军队改组计划。但是政府不久设法从议院那里获准了“保持军队战斗准备”的拨款，这事实上意味着打算进行的改组开始实现。而到了1862年3月，当议院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军费，并要求有一个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决定进行新的选举。1862年9月底，俾斯麦内阁组成。它在同年10月又解散了议会，并且着手实行军事改革，不经过议会的批准就开支这笔款项。普鲁士政府和议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多数之间的这一所谓宪法冲突直到1866年才得到解决，在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以后，普鲁士资产阶级就向俾斯麦投降了。——第484页。 [497]关于1848—1850年普鲁士对丹麦的战争和1850年的动员，见注394。——第484页。 [498]根据1852年5月8日由俄国、奥国、英国、法国、普鲁士和瑞典同丹麦代表一道签署的关于保持丹麦君主国完整的伦敦议定书的规定，霍尔施坦公国仍然留在德意志联邦内，同时也归入丹麦；什列斯维希公国则归入丹麦王国，它保留若干特殊权利，但丹麦统治阶级并不尊重这些权利。它们继续企图使这两个公国完全听命于自己；1855年，颁布了一个适用于丹麦王国各部分的宪法，它也被用于这两个公国；只是由于德意志联邦议会施加压力，丹麦政府于1858年才同意霍尔施坦不受宪法约束，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该公国参与国家开支；但是什列斯维希仍然完全留在丹麦王国内。1863年11月13日，丹麦议会通过了新宪法，宣布什列斯维希完全并入丹麦。——第485页。 [499]民族联盟是1859年9月15—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大会上建立的。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联盟的组织者所抱的目的是，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全德，奥地利除外。在奥普战争和北德意志联邦成立以后，联盟于1867年11月11日自己宣布解散。——第485页。 [500]暗指1839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波拿巴“拿破仑观念”（Napoléon-LouisBonaparte．《Desidéesnapoléoniennes》．Paris，1839）一书。——第486页。 [501]1863年2月8日，在波兰民族解放起义时期，根据俾斯麦的提议，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和普鲁士政府代表阿尔文斯累本在彼得堡签署了一项协定，规定两国军队对起义者采取协同行动，甚至规定军队有权越过国境。早在协定签署以前，普鲁士军队就封锁了边境，旨在不让起义者转入普鲁士境内。虽然协定没有被批准，但是协定的签订已大大地便利了沙皇政府对波兰起义的镇压。——第489页。 [502]恩格斯指在1848—1850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反对丹麦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奥地利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上所起的反革命作用，当时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其他一些邦都站在两公国一边（见注394）。奥地利同欧洲其他强国一道支持丹麦君主国，在它们的压力下，普鲁士于1850年7月同丹麦签订了和约，此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就被粉碎了。根据奥地利的提议，1850—1851年冬天，奥军和普军被派往霍尔施坦，目的是加速解除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的武装。——第489页。 [503]在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死以后，奥地利和普鲁士于1864年1月16日向丹麦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要它把宣布什列斯维希完全归并丹麦的1863年宪法废除。丹麦拒绝接受最后通牒，于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就开始采取军事行动，到1864年7月，击溃了丹麦军队。法国和俄国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对奥地利和普鲁士保持友好的中立态度。按照1864年10月30日在维也纳签订的和约的规定，两个公国的领土，其中包括住有德国居民的各个部分，被宣布为奥地利和普鲁士共有，而在1866年的奥普战争以后，这些领土就完全归并于普鲁士了。——第489页。 [504]根据俄国和丹麦代表签署的1851年6月5日（5月24日）华沙议定书以及1852年5月8日伦敦议定书（见注498）的规定，确定了丹麦王位的领地（包括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公国）不可分割的原则。——第491页。 [505]对墨西哥的远征是1862—1867年法国最初同英国和西班牙一起进行的武装干涉；它的目的是镇压墨西哥革命并使墨西哥沦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英国和法国还企图占领墨西哥，利用它的领土作为自己站在奴隶占有制的南部一边干涉美国国内战争的跳板。虽然法军占领了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并宣布成立以拿破仑第三的傀儡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为皇帝的“帝国”，但是由于墨西哥人民进行了英勇的解放斗争，法国干涉者遭到了失败并被迫在1867年把军队撤出了墨西哥。法国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对墨西哥的远征，使第二帝国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第491页。 [506]“活泼快乐的战争”（《einfrischerfröhlicherKrieg》）这一用语，最初是由反动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亨·利奥于1853年6月在“城乡人民小报”（《VolksblattfürStadtundLand》）第61号上使用的，在以后的年代中，军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也采用了这一用语。——第492页。 [507]指俾斯麦对1866年普奥战争所作的外交准备。1866年3月初，普鲁士驻巴黎大使冯·德·哥尔茨同拿破仑第三谈判的结果，终于使法国皇帝声明：一旦普鲁士同奥地利进行战争，他将对普鲁士采取友好的中立态度，将支持它在统一德国北部各邦中起领导作用的要求，条件是要给法国以一定的报酬。同时，俾斯麦还在柏林同意大利果沃内将军就意大利和普鲁士共同进行反奥战争一事举行了谈判。在同果沃内会谈时，俾斯麦估计拿破仑第三会知道会谈的内容，就表示：如果法国不阻挠成立普意反奥同盟，他将不反对把莱茵河和摩塞尔河之间的德国领土转让给法国。同果沃内谈判于1866年4月8日结束，签署了一项普意之间关于攻守同盟的秘密条约。条约规定，一旦战胜了奥地利，就把威尼斯转让给意大利。——第492页。 [508]在1866年奥普战争中，萨克森、汉诺威、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黑森选帝侯国、黑森—达姆斯塔德以及德意志联邦的其他成员都站在奥地利一边；站在普鲁士一边的有：梅克伦堡、奥登堡和其他德国北部各邦，另外还有三个自由市。——第493页。 [509]1866年春天，奥地利向联邦议会控诉普鲁士破坏关于共同治理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协定；俾斯麦拒绝服从议会根据奥地利的提议而对普鲁士宣战的决议。在战争进程中，由于普军取得了胜利，联邦议会被迫从法兰克福迁往奥格斯堡，它于1866年8月24日在那里宣布停止活动。——第493页。 [510]“告光荣的波希米亚王国居民”宣言刊登在1866年7月11日“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PreuβischerStaats-Anzeiger》）第164号上。——第493页。 [511]普奥战争结束以后，1866年8月23日在布拉格签署了一项和约。关于普鲁士兼并三个王国和一个自由市，见注233。——第493页。 [512]1866年9月，普鲁士众议院以230票对75票通过了俾斯麦提出的一项法案，旨在解脱政府对宪法冲突时期未经立法手续批准的经费开支所负的责任（见注496）——即所谓豁免责任法。因此，冲突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反对派彻底投降。——第495页。 [513]指奥普战争的决战，决战于1866年7月3日发生在捷克萨多瓦村附近的凯尼格列茨城（今名为赫腊德茨-克腊洛佛）。萨多瓦会战以奥军遭到严重失败告终。——第495页。 [514]“曼彻斯特卫报”（《TheManchesterGuardian》）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是自由贸易维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1821年创刊于曼彻斯特。——第497页。 [515]关税议会是关税同盟的领导机构，该同盟是在1866年战争和普鲁士于1867年7月8日同德国南部各邦签订条约以后成立的；根据条约规定，建立了这一机构。议会由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和德国南部各邦——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和黑森——专门选出的代表组成。它本来只应当研究商业和关税政策问题；俾斯麦却力图逐步扩大它的权限，把它扩展到其他政治问题上去，他的这种企图遭到了南德代表的顽强反抗。——第497页。 [516]美因河是北德意志联邦和德国南部各邦间的分界线。——第497页。 [517]卢森堡王朝的皇帝最初只占有一个小小的的伯国——卢森堡，从1308年起到1437年止数度占据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的帝位；同时，这一王朝还占有捷克王位（1310—1437）和匈牙利王位（1387—1437）。——第498页。 [518]根据1866年10月3日在维也纳签订的对奥地利和约，把威尼斯归还站在普鲁士一边参加普奥战争的意大利，但由于普鲁士的反对，意大利所提出的把原属于奥地利的南提罗耳和的里雅斯特转让给它的这一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第499页。 [519]梅特涅的“地理概念”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用于意大利（“意大利是一个地理概念”）的一个用语，他在1847年8月6日给驻巴黎大使阿波尼伯爵的一个紧急通知中使用了它，后来，他还把它应用于德国。——第499页。 [520]伦敦会议是奥地利、俄国、普鲁士、法国、意大利、尼德兰和卢森堡的代表为讨论卢森堡问题从1876年5月7日至11日在英国外交大臣主持下举行的。按照5月11日签署的条约，卢森堡公国（公爵的封号像过去一样经常由尼德兰国王享有）被宣布为一个中立国，它的中立由缔约国来保证；普鲁士应立即从卢森堡要塞撤出自己的驻军，而拿破仑第三应放弃把卢森堡并入法国的要求。——第500页。 [521]见注389。——第501页。 [522]在1870年8月6日的施皮歇恩（洛林）和维尔特（亚尔萨斯）会战中，普鲁士军队击败了几个法国军团。1870—1871年普法战争初期，普鲁士在这两场会战中得手，使它的司令部能实行进攻，在进攻的过程中，法国军队被驱散，后来又被包围和各个击破。关于色当会战，见注282。——第502页。 [523]在获悉法国军队在色当被击溃一事以后，1870年9月4日巴黎出现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发动，结果引起了第二帝国制度的崩溃和宣布共和国成立。可是，参加这个新组成的临时政府的，除了温和的共和派以外，还有君主派。这个以巴黎军事总督特罗胥为首的政府（它的实际鼓舞者是原先不担任政府正式职务的奥尔良君主派首领——反动分子梯也尔），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投降情绪和对人民群众的恐惧心理，并走上了出卖民族和背叛性地勾结外敌的道路。——第503页。 [524]“民军条例”是普鲁士在1813年4月21日通过的一项法律，它规定了建立志愿军部队（“自由射手”），他们不穿军服，用游击战的方法在拿破仑军队的后方和翼侧行动。一切不属于军队的能作战的男性居民都要应征加入民军。关于普鲁士军队野蛮地对待法国的自由射手一事，见恩格斯的“战争短评”一组论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176—180、214—218页）。——第504页。 [525]恩格斯指德国军队同布尔巴基指挥下的法国东方军团于1871年1月15—17日所进行的埃里库尔（在伯尔福附近）会战，东方军团进入佛日山脉东部地区，以便在那儿对围困巴黎的德国军队的主要交通线进行侧击。东方军团的进攻被德国人击败了，它不得不退却，在退却过程中，它被紧逼到瑞士边界，被拘禁在瑞士境内。在实行这种退却期间，国防政府的代表法夫尔于1871年1月28日同俾斯麦签署了关于停战和巴黎投降的议定书。——第504页。 [526]指普鲁士1848年三月事件中的下面一件事情：柏林3月18日人民起义胜利以后，起义者于3月19日早晨强迫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走上皇宫阳台，要他向阵亡的街垒战士的尸体脱帽致敬。——第505页。 [527]关于停战和巴黎投降的议定书在1871年1月28日签订以后，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军事行动就没有再起。以梯也尔为首的法国投降派统治集团于1871年2月26日匆忙地按照俾斯麦规定的条件签署了初步和约。1871年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署了最后和约，确认由德国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东部。根据法兰克福条约，法国支付五十亿法郎赔款的条件更苛刻了，德军占领法国领土的期限延长了，——这是俾斯麦帮助凡尔赛政府镇压公社的代价。——第506页。 [528]根据结束了全欧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规定，虽然亚尔萨斯成了法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斯特拉斯堡仍然留在德意志帝国版图内。按照路易十四于1681年9月30日发布的敕令，法国军队占领了属于亚尔萨斯的斯特拉斯堡市。以菲尔施坦堡主教为首的斯特拉斯堡天主教派欢迎归并于法国，并促使对法国人采取不反抗行动。——第506页。 [529]“归并议会”是路易十四在1679—1680年建立的，其任务是从法律上和历史上来论证法国对邻国某些领土要求的合理性，此后即由法国军队进占这些领土。——第506页。 [530]见注477。——第506页。 [531]指奥地利和法国于1735年10月3日在维也纳签署的、结束了所谓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的初步和约；在这场战争中，俄国和奥地利支持萨克森选帝侯（从1734年起是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为波兰王位继承人，而法国则支持国王路易十五的岳父斯塔尼斯拉夫·列申斯基。根据和约的条件，路易十五放弃了让自己的岳父取得波兰王位的要求，并向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作了其他一系列让步，以便把洛林公国（在这以前统治该公国的洛林的弗兰茨·斯蒂凡得到托斯卡纳作为补偿）换给斯塔尼斯拉夫·列申斯基，而该公国应于他逝世以后转交给法兰西王室。初步和约的条件最后由1738年的维也纳和约固定下来。——第507页。 [532]指北意大利的要塞——维罗那、列尼亚哥、曼都亚和培斯克拉——所组成的极其坚固的筑垒阵地。关于作为奥地利在北意大利进行统治的堡垒的这个四边形要塞区的作用，见恩格斯的著作“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和“波河与莱茵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13—220、247—299页）。——第510页。 [533]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5—294页）。——第510页。 [534]在改组德国武装力量法案的讨论期间，俾斯麦在他的1888年2月6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中，坚持有必要加强德意志帝国的军事威力，实际上承认有可能产生法国和沙皇俄国的反德同盟，然后就百般赞扬亚历山大三世的对德政策，把这一政策同当时俄国报刊上进行的反德运动对立起来。——第510页。 [535]1886—1887年冬天，俾斯麦利用对法关系中的某些紧张局面和报刊上掀起的关于“战争威胁”的叫嚣，要求帝国国会通过大大扩充军队和批准今后七年军事预算的法案。大多数议员都拒绝通过俾斯麦所要求的七年预算，而只限于三年，于是帝国国会被解散。在1887年2月21日的选举中，表示支持俾斯麦的各个党派（保守党、“自由保守派”和民族自由党）得到了多数票，它们在这一基础上联合成所谓“卡特尔”。新的帝国国会批准了俾斯麦所要求的预算。——第513页。 [536]恩格斯指1871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宣布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德国皇帝一事。——第513页。 [537]指1873年5月在德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在危机以前，工业曾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同时还出现了狂热的创业活动和大规模的投机活动。——第515页。 [538]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来右翼，它投降俾斯麦并组织了民族自由党。与民族自由党不同，进步党在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以后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84年进步党人同由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成为德国自由思想党。——第516页。 [539]指1863年建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和1869年在爱森纳赫举行了成立大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工人阶级的全德政治性组织，但它是受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机会主义观点的影响的，他们力图把工人运动导向改良主义道路，他们反对罢工斗争和组织工会，支持俾斯麦实行的从上面统一德国的政策，并企图同他达成协议。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下建立的，是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该党曾加入第一国际。尽管它的纲领有一系列错误的论点，但整个说来它还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基地上的，它在统—德国问题和其他问题上还是实行革命无产阶级路线的，它揭露拉萨尔派首领的改革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德国工人有要求合并的愿望的影响下，同时由于拉萨尔派组织中的普通成员对自己首领的教条和策略感到失望，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成了一个统一的党，这个党在1890年以前一直叫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样就克服了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分裂状态。可是，哥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统一党的纲领却包含着严重的错误和对拉萨尔派的让步，因而遭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尖锐批判。在哥达种下的思想上的妥协，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分子进一步加强。——第517页。 [540]保守党是普鲁士容克、军阀、官僚上层和路德派僧侣的政党。它是从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中极右的君主专制集团发展起来的。保守党人的政策充满好战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精神，其目的是在国内保持封建主义的残余和反动的政治制度。在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以后，在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保守党人是从右边反对俾斯麦政府的反对派，他们耽心俾斯麦政府的政策会使普鲁士“溶化”于德国。但是从1866年起，这个党分出了一个叫“自由保守”党（或者“帝国党”）的党，这个党反映大地主和一部分工业巨头的利益，并且无条件地支持俾斯麦。——第517页。 [541]见注231。——第517页。 [542]关于南德各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条约，是在1870年11月签订的。条约规定对北德意志联邦宪法作若干修改，使加入联邦的各邦享有比较大的独立性。在1871年4月16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中，根据上述条约给予南德若干邦的特权得到了确认。特别是在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还保留了烧酒和啤酒的特别税以及管理邮电的特权；巴伐利亚除此以外还在管理自己军队和管理铁路方面保留了某种独立性。——第520页。 [543]根据北德意志联邦宪法的规定，联邦会议由参加联邦的所有德国各邦的政府所任命的代表组成。会议的职能是批准法律。——第520页。 [544]见注494。——第521页。 [545]陪审员法庭是德意志帝国的最低级的法庭，1848年革命以后在许多德意志邦内建立，自1871年以后则在整个德国建立。法庭当时由一个皇室法官和两个代表（陪审员）组成，和革命前的陪审员不同，他们不仅确定被告的罪行，而且同法官一道规定惩罚的办法；执行陪审员职能，要求一定的年龄条件、定居期限以及相当数量的财产。陪审员法庭受理较轻的罪案。——第524页。 [546]是指1872年普鲁士的行政改革，按照这次改革，废除了地主在农村中的传统的世袭领地权力，并在地方上实行了某些自治：在各乡镇设立选举产生的乡镇长、在县长下面设立按等级选举的县议会，等等。改革的目的是巩固国家机构和加强集权，以利于整个容克阶级。同时，容克地主们亲自或通过自己的傀儡占据了大部分选举产生的职位，实际上保持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第524页。 [547]指英国的地方行政改革，改革法案于1888年3月由索耳斯贝里政府（1886—1892）提出，于同年8月由议会通过。根据这一改革，郡长的职能转交给由选举产生的管理征税和地方预算等等的郡参议会。凡享有议会选举权的一切人以及年满30岁的妇女，都可以参加郡参议会的选举。保守党政府企图通过实行这一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转移广大阶层对用于军队、舰队和侵略性对外政策的费用日增的注意。——第525页。 [548]教皇至上派是天主教的一个极端反动的派别，它反对民族教会的独立性，捍卫罗马教皇干涉任何国家内部事务的权利。教皇至上派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影响的加强，表现在欧洲若干国家建立了天主教党，表现在梵蒂冈宗教会议于1870年通过了教皇“永无谬误”等等教条。——第526页。 [549]1870年9月20日，意大利王国军队开进了在这以前处于教皇权力之下的罗马。根据教皇国10月2日举行的投票（在投票时，绝大多数居民都赞成合并于意大利），意大利政府宣布把这一地区划归意大利王国版图。这样一来，就完成了国内的政治统一。教皇的世俗权力被废除了。1871年通过的“保障法”把教皇的国家主权仅限于梵蒂冈和拉特兰宫以及城外府邸的范围以内。针对上述一切，教皇把夺取罗马的策划者革除出教会，拒绝承认“保障法”，并宣布自己是“梵蒂冈的囚徒”。教皇和意大利政府之间延续了多年之久的冲突，一直到1929年才得到正式解决。——第526页。 [550]指帝国国会中波兰人和亚尔萨斯人的议员小团体以及1866年以后在汉诺威形成的分立派，该派成员主张恢复以韦耳夫王朝为首的独立的汉诺威君主国，这个王朝在1866年汉诺威合并于普鲁士以前一直占据那里的王位。——第527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论未来的联合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论未来的联合体[441] 迄今存在过的联合体，不论是自然地形成的，或者是人为地造成的，实质上都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但是这些目的被意识形态的附带物掩饰和遮盖了。古代的巴力斯[442]、中世纪的城市或行会、封建的土地贵族联盟——这一切都有意识形态的附带目的，这些附带目的，它们是奉为神圣的，而在城市望族的血族团体和行会中，则来源于氏族社会的回忆、传统和象征，同古代的巴力斯的情况差不多。只有资本主义商业社会才是完全清醒的和务实的，然而是庸俗的。 未来的联合体将把后者的清醒同古代联合体对共同的社会福利的关心结合起来，并且这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写于1884年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7年第1版第16卷第1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441]这个片断看来是恩格斯在他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时候写的。从内容上看，这个片断是同这本书的第九章谈到在中世纪的贵族、城市望族和农民的血族中保存着氏族制度的残余的地方相衔接的（见本卷第193页）。但是，由于缺乏其他的任何资料，这个手稿片断的写作日期仍然仅仅是一种推测。这个片断写在一张单页上。标题是俄文版编者加的。——第447页。 [442]巴力斯即城邦，是公元前八至六世纪在古希腊形成的最典型的奴隶占有制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形式之一。每个巴力斯都是由城市本身和它附近不大的地区构成的公社。只有拥有地产和占有奴隶的巴力斯本地居民，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巴力斯公民。——第447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资产阶级让位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资产阶级让位了[438] 在各国资产阶级中，至今还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着自己的阶级意识即政治意识的，无疑是英国资产阶级。我们德国的资产阶级又愚蠢又胆怯；它甚至不会抓住工人阶级在1848年为它争得的政治统治，并保持在自己手里；在德国，工人阶级首先必须清除本国资产阶级早就应当消灭的封建制度和宗法式专制制度的残余。法国资产阶级比起别国资产阶级来，是最自私、最贪图享乐的，它利令智昏，甚至看不到自己未来的利益；它只顾眼前，不管将来；它由于疯狂地追逐暴利，正干着极端可耻的贿买勾当，把实行所得税制宣布为社会主义者的叛国罪，每一次罢工它都一定是用步枪齐射来对付，其结果是，在这个实行普选权的共和国里，工人要取得胜利，除了暴力革命外，几乎没有别的办法。英国资产阶级既不像法国资产阶级那样贪婪到愚蠢的程度，也不像德国资产阶级那样胆怯到愚蠢的程度。它在自己大凯旋时期经常向工人做让步；就连它的眼光最短浅的那一部分，即保守的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也不怕给城市工人相当规模的选举权，仅仅由于工人们自己的过错，从1868年以来在议会里没有得到四十至五十个席位。但是从那时起，整个资产阶级——保守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也使扩大了的选举权适用于农业区，使各选区的规模大致相等，这样一来至少有三十个新选区交给了工人阶级支配。德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能力作为一个统治阶级来领导和代表国家，法国资产阶级每天都在证明——在新近举行的选举[439]中又一次证明，——它已经完全丧失了它一度比其他任何一国资产阶级都更多地具有的这种能力，而英国资产阶级（包括溶合于它的所谓贵族在内）则直到最近还显示出它有一定的能力来发挥——尽管是到某种程度为止——领导阶级的作用。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看来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 在伦敦，同旧的市政管理——同西蒂本身的设施和管理——有关的一切，都还是纯粹中世纪的东西。伦敦港这个世界上第一流港口也属于这一类。码头主（wharfingers）、驳船主（lightermen）和船夫（watermen）组成了各种享有特权的、有的甚至还带有中世纪的外表的真正的行会。这些古老的行会特权近七十年来由于码头公司的垄断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整个巨大的伦敦港就转入少数对它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削的特权的行帮手中。所有这些特权的、畸形的东西，由于无数乱糟糟的和矛盾百出的议会法令的促成和助长——甚至这个法律迷宫成了它们最好的护符，——就永久化了并且成了所谓不可侵犯的。但是，在这些行帮对商界夸耀自己中世纪特权并使伦敦成为世界上收费最高的港口的同时，这些行帮的成员也就变成了真正的资产者，他们除对自己的主顾外还对自己的工人进行无耻透顶的剥削，用这种方法同时享受中世纪行会的利益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 但是，既然这种剥削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进行的，那末即使有中世纪的外表，它还是要服从这个社会的规律。大企业吞并小企业，或者至少是把它们拴在自己的凯旋车上。大码头公司成了码头主、驳船主和船夫的行会的主宰，从而成了整个伦敦港的主宰。这样一来，在它们面前就展开了利润源源而来的前景。这个前景使得它们眼花缭乱。它们花了成百万的钱去办荒唐事；因为这样的公司有好几个，所以它们之间就展开了竞争战，这又花了成百万的钱，又增添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建筑物，使得公司濒临破产，直到最后即大约两年前它们才联合起来。 在这期间，伦敦的贸易已经走过了它的顶点。哈佛尔、安特卫普、汉堡以及开凿了新的海上运河的阿姆斯特丹，把原先以伦敦为中心的贸易中愈来愈大的一部分吸引去了。利物浦、赫尔和格拉斯哥也都占去了自己的一份。新建的码头都空着，股息减少了，有的甚至一点也得不到，股票也下跌了；那些固执的、在旧时良辰美景中养尊处优惯了的码头经理和傲慢不逊的金融巨头，都不知所措。伦敦港贸易额相对下降和绝对下降的真正原因他们不想承认。而只要这些原因带有地方性质，那末成为原因的就仅仅是这些人本身的毫无道理的傲慢以及造成这种傲慢的根源，即他们的特权地位、西蒂和伦敦港的中世纪的、早已过时的制度，这种制度按理说早该送进英国博物馆同埃及木乃伊和亚述石怪陈列在一起了。 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也没有容忍过类似的狂妄行为。在利物浦，这种情况刚一露头，在萌芽状态就被消除了，而港口的整个制度都现代化了。在伦敦，商界在受害，在抱怨，但还是容忍了这一切。资产阶级（其广大成员要为这些荒唐事付出代价）在垄断组织的面前低了头，——虽然不情愿，但还是低了头。它已经没有更多的精力来摆脱这种使整个伦敦生存条件随时有停顿危险的非常可怕的事情。 但就在这时爆发了码头工人的罢工。[440]暴动并不是受码头公司掠夺的资产阶级掀起的，而是受它们剥削的工人掀起的；穷人中最穷的人，东头无产者的最底层，向码头巨头们挑战了。这时资产阶级终于想起，码头巨头们也是它的敌人，罢工工人展开斗争不仅合乎他们本身的利益，而且间接也合乎资产阶级的利益。公众同情罢工，资产阶级人士空前慷慨地解囊相助，其奥秘也就在这里。但也是只此而已。工人投入了战斗，资产阶级为他们呐喊和鼓掌助威；工人打了胜仗，他们不仅证明高傲的码头公司巨头们是可以战胜的，而且以自己的斗争和胜利震动了整个舆论界，以致使港口的码头垄断和封建制度现在不能再继续存在下去了，不久的将来恐怕就要送进英国博物馆。 这个任务资产阶级早就应该完成了。但是它不能或者不想去做。现在工人担当了下来，而且立即就要完成了。换句话说，这是资产阶级自己把自己的使命推给了工人。 下面是另一番情景。现在让我们撇开中世纪的伦敦，而来谈谈郎卡郡的现代化纺纱工厂。现在，这里1888年收获的棉花已经用完，而1889年的还没有上市，所以这正是原棉投机的大好时机。有一个姓斯廷斯特兰德的荷兰富翁，同其他一些同行的商人组成了一个“瑞恩”来收购全部现有棉花并相应抬高价格。纺纱工厂主们反抗的办法只能是缩减消耗，即在新棉上市以前使各自的工厂每周停工几天或完全停工。这种试验他们已经进行了六个星期了。但事情正如以前每逢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一样，总是搞不好，因为这些工厂主中有很多人负债累累，部分或者全部停工会使他们濒于毁灭。而另一些人甚至希望大部分工厂停工，从而抬高纱价；而他们自己则打算继续开工，从较高的纱价中获利。十多年来已经表明，只有一个办法能迫使棉纺织工厂全部停工，——且不论最终目的是什么——这个办法就是：降低工资，譬如说，降低6％。这样就会发生罢工，或者是工厂主们自己会关闭工厂；而这样一来，在反对工人的斗争中，工厂主们就无条件团结了起来，就连那些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再使自己的机器转动起来的人，也会把自己的机器停下来。 在既成的情况下，今天降低工资是不适宜的。但是，不这样做又怎么能使所有工厂停工呢？而由于没有普遍停工，才使纺纱工厂主们毫无办法地让投机商摆布了六个星期。因此，就采取了一个现代工业史上绝无仅有的步骤。 厂主通过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正式”吁请工业中央委员会：让有组织的工人为共同利益通过组织罢工的办法迫使那些反抗的厂主们停工。厂主老爷们承认自己无能采取共同行动，请求以前他们痛恨的工会俯允对他们自己，即对厂主采取强迫手段，使他们，即厂主，迫不得已终于作为一个阶级为本阶级的利益而一致行动。他们是为工人所迫这样做的，因为他们自己对此无能为力！ 工人俯允了，而且只要威胁一下就行。过了二十四小时，棉花投机商们的“瑞恩”就被摧毁了。这表明：厂主能做到什么，而工人又能做到什么。 这样一来，在这里，在现代各大工业部门中最现代化的一个部门里，也像在中世纪的伦敦那样，资产阶级暴露出自己无能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不仅如此，它还对此直认不讳，由于它吁请有组织的工人强迫厂主自己维护自己的基本的阶级利益，因而它不仅自己声明自己让位，而且认为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是自己的有能力的、负有执政使命的继承者。它自己宣布：即使每一单个的厂主还能够领导他自己的工厂，只有有组织的工人才能领导整个棉纺织工业。这换成普通话来说就是：厂主只有一个使命，那就是作为领薪金的企业领导人来为有组织的工人服务。 写于1889年9月底—10月初 载于1889年10月6日“社会民主第40号报”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党人报” 注释： [438]恩格斯的“资产阶级让位了”一文曾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各国社会主义者里引起很大兴趣：1889年10月11日该文转载于维也纳的“工人报”，1889年10月12日译成英文（稍有删节）载于“工人选民”，10月26日载于“柏林人民论坛”报（文字上稍有修改，并标题为：“资产阶级所做不到的和工人所做得到的”）；该文还在德国和美国的其他一些报纸上发表。1890年该文被译成俄文载于1890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1期。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889年在维也纳创刊。 “社会民主党人”是“劳动解放社”于1890—1899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文学政治杂志；不定期出版，总共出过4期。——第439页。 [439]指1889年9月22日法国众议院的初选，当时共和派共获得216个席位，而各保皇派集团（正统派、波拿巴派及布朗热派）总共获得140个席位。——第440页。 [440]见注436。——第441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关于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关于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436] 我羡慕你们，羡慕你们参加码头工人的罢工。这是我们近年来最有希望的一次运动，我一还能看到这次运动，感到很自豪，很高兴。如果马克思还活着并亲眼看到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如果这些不幸的、被压迫的人们——他们已经沦为无产阶级最底层，被各行各业所所遗弃，为了得到工作每天早晨在码头的大门口简直是在打架，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并以自己的坚定的精神使强大的码头公司害怕，那的确我们就无须乎为工人阶级的任何一部分感到悲观失望了。这一事件意味着在东头[437]真正的生活已经开始，一旦获得成功就会改变这个地方的整个性质。要知道，这里的居民，那些在极端贫困中挨日子的穷人，由于没有自信心和缺乏组织，所以对于他们可以说：lasciateognisperanza…〔把一切希望抛弃吧……〕［注：但丁“地狱篇”第三首歌。——编者注］如果码头工人组织起来，其他各种工人也一定会跟随着他们这样做……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运动，我对那些能够参加这个运动的人再一次表示羡慕。 写于1889年8月20日和26日之间 载于1889年8月31日“工人选民”第2卷第3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工人选民”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436]这篇短评看来是恩格斯写给爱琳娜·马克思的信的片断。这个片断曾发表于“工人选民”上，并译成德文转载于1889年9月25日“纽约人民报”和1889年10月26日“柏林人民论坛”。 1889年8月12日至9月14日举行的伦敦码头工人罢工，是十九世纪末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最大事件之一。参加罢工的有码头工人3万，其他行业的工人3万以上；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没有参加任何工联的非熟练工人。罢工工人由于自己的坚定性和组织性而使自己的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码头工人的罢工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团结（捐来的罢工基金约有5万英镑），而且也进一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成立了码头工人工会及其他联合了大批非熟练工人的工会；次年工联的总人数即增加一倍多。 “柏林人民论坛”（《BerlinerVolks-Tribün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政治周报，同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接近；从1887年至1892年出版。——第438页。 [437]东头——见注223。——第43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1889年鲁尔矿工的罢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1889年鲁尔矿工的罢工[428] 德国矿工的罢工对我们说来是一件大事。像宪章运动时期英国矿工那样，德国煤矿工人也最后进入运动，而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步。运动是在威斯特伐里亚煤矿区的北部开始的，——在这个地区每年可以采煤4500万吨，而开采的地区甚至还不到一半，因为那里的煤要从500码的深处采出。这个地区的矿工过去一直是善良的臣民，爱国、听话，而且信教；他们为第七军输送了极好的步兵（我很了解他们，我生长的城市只在这个煤矿区南面六七英里）。现在他们由于当地资本家的欺压而愤慨到了极点。在矿场——差不多全是股份企业——支付大量股息的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却不断下降。可是，名义周工资仍保持在原有水平上，有时甚至好像还有所提高，因为工人被迫加班工作很多时间：每班连续工作不是8小时，而是12—16小时，等于每周做9到12班。广泛开设雇主店铺［truck-shops］，冒充“合作”商店。在计算采煤量时工人通常要受骗；整车整车的煤都被认为装的是劣质煤或分量装得不够而报废。从去年冬天开始，工人一再警告说，如果情况不改善，他们就要宣布罢工。但是一切仍然如故，他们终于罢工了，而他们要这样做是预先警告过的；矿主撒谎否定这一事实。一星期以后有7万人罢工。雇主不得不出钱支持罢工，因为他们每月只给工人发一次工资，他们手里总是控制一个月的工资，现在他们必须把这一个月的工资发给罢工者。这样一来，雇主们就落进了自己设下的网罗。后来工人派了一个有名的代表团去见皇帝［注：威廉二世。——编者注］——这是个虚荣、自负的纨袴小儿，——他接见了代表团，威胁说：如果他们转向社会民主党方面，并使当局蒙受耻辱，他就要下令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枪毙。[429]（实际上在波洪已经这样试办了，那里有一个中尉，一个十九岁的小子，命令他的士兵向罢工者开枪，但大多数都是朝天打的。）然而整个帝国还是为这些罢工者所震惊。派到罢工区去的有一个军区司令［注：阿耳贝迪耳。——编者注］，还有内务大臣［注：黑尔富特。——编者注］；为了说服矿主让步用尽了一切办法。皇帝甚至建议他们慷慨一些，并在内阁中声言：“我的士兵驻在那里是为了维持秩序，而不是为了保证矿主得到大量利润”。 由于自由主义反对派（他们在国会里的席位一个接一个地失掉，因为工人都转到我们这边来了）的干预，取得了妥协，矿工也复工了。但他们刚刚开工，雇主就食言了：开除了几个为首的人（他们原来是答应不这样做的），不顾讲定了的条件，不经工人同意就加班加点，等等。罢工再起的危险出现了。冲突还没有解决，但是我确信被吓坏了的政府定会迫使雇主让步，至少是暂时让步。后来罢工扩展到二号和三号煤矿区。这个地区暂时还没有被“社会主义传染病”侵入，因为凡是到那里去进行鼓动的人，一旦落入法网，在德国其他任何地方可能只蹲几个月监狱，在这里就要蹲几年。政府的确对工人做了让步，但这是否就够了呢，将来自有分晓。学习威斯特伐里亚矿工榜样的有萨克森煤矿区的工人，还有更东一些的两个西里西亚煤矿区的工人。可见，最近三星期在德国至少有12万煤矿工人罢工。受他们“传染”的有比利时和波希米亚的矿工，而在德国，那些早在今年春天就已经在酝酿罢工的工业部门，都已经停工了。[430]这样一来，毫无疑问，德国煤矿工人是同自己的兄弟联合在一起进行反对资本的斗争的；这对我们的队伍是一个重要的增援，因为他们都是些出色的人，而且差不多都服过兵役。他们对皇帝和神甫的信念动摇了。所以，任何一个政府，不管它做了些什么，如果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满足工人的要求。德国政府是既不可能，甚至也不愿意做这种尝试。在德国，政府是第一次被迫做出一副对罢工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的样子。因此，它就永远失去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贞操。威廉也好，俾斯麦也好，都不得不在十几万罢工工人的大军面前低下头来。单单这一点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了。 写于1889年5月底 载于1889年6月“工人领袖”杂志第1卷第5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工人领袖”杂志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60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6期 注释： [428]本文是恩格斯写给“工人领袖”杂志编辑詹姆斯·凯尔·哈第的信，曾经发表在该杂志“矿工简讯”栏中，没有加标题。 鲁尔的德国矿工罢工是十九世纪末德国工人运动最重大事件之一，罢工于1889年5月4日在格耳晋基尔恒矿区开始，之后席卷了整个多特蒙特区。在罢工规模最大的时期，参加者达9万人。一部分罢工者是受社会民主党人影响的。罢工者的主要要求是：提高工资；将工作日缩短为8小时，包括上下井的时间在内；承认工人委员会。罢工的规模使得政府机关害怕起来，在它们的影响下企业主们答应满足工人的某些要求，于是在5月中部分地复工了。但是由于矿主们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所以矿工代表会议于5月24日作出继续罢工的决定。一方面受到镇压措施的压力，另方面由于矿主们作出了新的诺许，罢工才不得不于6月初停止。工人的要求只是在很小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但是罢工使矿工的阶级觉悟和组织性得到了提高，使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得到了增强。这次罢工对德国工人运动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工人领袖”（《TheLabourLeader》）是从1887年起出版的一家英国月刊，最初刊名是“矿工”（《Miner》），从1889年起改用本名称，是苏格兰工党的机关刊物；从1893年起是独立工党的机关刊物。从1894年起改为周刊。在1904年以前，该刊的编辑是詹姆斯·凯尔·哈第。——第432页。 [429]罢工矿工三人代表团是经帝国国会某些自由派议员的努力而组成的，这些议员力图不让社会民主党对煤矿工人的影响增加，利用了部分矿工政治觉悟程度不够这一点组成了代表团。代表团于5月14日为威廉二世所接见。——第433页。 [430]1889年5月中矿工罢工运动扩展到上西里西亚和下西里西亚，在这里罢工席卷了大部分矿井（2万人），从5月14日一直继续到24日；这次罢工运动还扩展到了萨克森，在这段期间当地有1万人罢工。在萨尔区，某些矿井的矿工罢工开始于5月14—16日，5月23日罢工人数就达12000；乌尔姆矿区矿工的罢工开始得更早，罢工的约有8000人。到5月31日才复工。1889年5月24日在捷克的克拉德诺区也发生了矿工大罢工。 5月底在德国不同城市和地区发生了要求提高工资，有时也要求缩短工作日的罢工。例如，在柏林5月25日约有2万泥瓦匠罢工；在弗莱因瓦尔德有铁路员工的罢工，在施特廷和科尼斯堡有彩画匠和木匠的罢工，等等。——第43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可能派的代表资格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可能派的代表资格证[431] 可能派巴黎代表大会的几个拥护者——“星报”[432]的多少有点名气的斯密斯·赫丁利先生，周刊的赫·伯罗斯先生和贝赞特女士——没完没了地重复说，他们的代表大会是真正具有代表性的，而马克思派代表大会仅由一些只代表自己的人组成，所以他们不敢答应可能派的要求：向可能派出示自己的代表资格证。马克思派代表大会的英国代表无疑会寻找而且一定会找到机会来证实对他们的非难是造谣，因此我们可以暂时不谈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只指出，可能派要求马克思派承认在第二天（或许在第三天？）进行的对他们自己的代表资格证的审查无效，并要求重新审查这些代表资格证，可能派能够对马克思派代表大会加的侮辱莫过于此了；然而，可能派自己在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里却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他们把自己的代表资格证交由马克思派审查这一义务。 上面的话是如何正确地说明了问题，可能派是如何比马克思派更有理由仅仅向自己的朋友出示自己的代表资格证，这些可以由阿德勒博士在马克思派代表大会上就他所知关于可能派的“奥地利”代表的情况做的报道来证明。由于这个报道说明可能派用什么方法制造了“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代表，所以就应该把这一方法公诸于世。 在可能派的代表名单里，“奥地利”一栏里有下列组织：“维也纳面包工人联合会”、“上奥地利和萨尔茨堡联合会”、“波希米亚、莫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工人联合会”。阿德勒博士在最近三年来惊人坚毅地、极有步骤地和坚定地从事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改组工作，他知道奥地利任何一个城市的每一个工人团体，他向代表大会报告说，所有这些团体不管有些什么优点，但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它们并不存在。 当巴黎知道马克思派代表大会于星期日开幕并有奥地利的代表出席之后，星期一就有两个奥地利人找到代表大会来，同阿德勒博士见了面。他们对他说，他们是面包工人，在巴黎已经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了，有一个姓多博希的匈牙利面包工人邀他们作为“代表”参加工人代表大会；就是这个代表大会吗？阿德勒向他们询问了详情，把事情弄清楚了：他们被邀请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都有出席证；他们同时还对邀请他们的人说，他们除代表自己外绝对不代表任何人，但他们得到回答说，这毫无关系，因为奥地利是一个专制国家，所以不要求有真正的代表资格证；现在他们才知道，真正的奥地利代表出席了另一个代表大会；他们现在怎么办呢？奥地利代表对他们说，他们无论在这个还是在那个代表大会上都没有权利当代表。他们约定下次会面。过了一两天他们又来了，出席了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的会议，之后他们说他们认为必须摆脱这种假代表的处境，——但怎样摆脱呢？有人建议他们退还代表资格证。原来他们没有这种东西。那就退还你们的出席证。他们答应这样做，后来回来说，他们已经这样做了。 这就是可能派及其英国拥护者们所谓“真正代表性”的例证。而在匈牙利团体的印得满满的名单里，名称都用一些错字很巧妙地遮掩起来，只能认出几个似乎真设有团体的地点。这些社团，据马克思派代表大会真正的匈牙利代表们说，也只存在于可能派想出来的奇异的国境里；在这里谎撒得太不像话了。“社会问题研究小组及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达尔马戚亚、的里雅斯特和阜姆联盟”——在这个响亮的名称上盖上了它那一眼就看得出是在巴黎刻制的图章。但在所有这一切的后面，竟连三个土利街的裁缝[433]都没有，真难以设想！ 其次，有人对我们说，把可能派的代表大会说成只不过是工联代表大会，这是绝对不符合事实的。赫伯特·伯罗斯先生就曾对这个诬蔑极为恼火，他说：除一些英国工联主义者以外，“所有的代表”都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都以这样的身分代表着自己相应的团体。好吧，我们仅仅举一个例子来看看。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报”[434]（7月26日）关于西班牙的可能派代表说了些什么呢？它说，“他们说他们代表着两万社会主义者，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那些既让卡洛斯派[435]加入也让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加入的团体”的代表，是根本不问政治的俱乐部的代表，也就是说，实际上是英国称之为工联的那些组织的代表而已。 写于1889年8月初 载于1889年8月10日“工人选民”第2卷第3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工人选民” 注释： [431]“可能派的代表资格证”一文是恩格斯写来反对机会主义集团（法国的可能派及其来自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拥护者）掀起的旨在破坏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威信的运动的，这个代表大会主要受欧洲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影响于1889年7月14至21日在巴黎举行。最初可能派试图一手包办代表大会的筹备事宜，并在代表大会上充当领导角色，但是遭到了失败，于是就在巴黎召开了一个平行代表大会，出席的只有少数外国代表，而且大多数人的代表资格纯粹是伪造的。把两个代表大会统一起来的尝试没有成功，因为可能派的代表大会提出条件要求重新审查马克思派代表大会代表们的代表资格证。关于1889年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经过，详见本卷第575—612页。本文曾载于1889年8月10日“工人选民”第32号。 “工人选民”（《TheLabourElector》）是英国一家社会主义派的周报，从1888年6月至1894年7月在伦敦出版。 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分裂的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关于这个派别详见本卷第575—577、583—585、595—599页。——第435页。 [432]“星报”（《Thesta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党的机关报，从1888年起在伦敦出版；在创办的最初几年，与社会民主联盟接近。——第435页。 [433]“三个土利街的裁缝”是一句流行话，根据是：英国国家活动家乔·坎宁说过，有三个伦敦士利街的裁缝向下院提出请愿书，开头一句话是：“我们，英国的人民”。——第437页。 [434]“社会主义者报”（《ElSocialista》）——日报，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从1885年起在马德里出版。——第437页。 [435]卡洛斯派是西班牙的反动的教权派专制集团，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支持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后来又支持他的后裔；它所依靠的是军阀、天主教僧侣和一部分地主。——第437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卡尔·马克思的小册子“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 卡尔·马克思的小册子“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序言[410] ［注：这是正在纽约出版的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由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译成德文；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附录二，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第188页及以下各页）的序言（由本文作者自译）。因为这篇序言首先是为美国读者写的，所以德国的保护关税政策只能顺便提到。不久本文作者也许还有机会专门就德国的情况来探讨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德译文上加的注。）］ 1847年底，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会议。[411]这是英国工厂主在他们当时开展的争取自由贸易运动中的一次战略机动。他们一面庆祝国内1846年废除谷物法[412]的胜利，一面到大陆去，以大陆各国向英国自由输入谷物的权利为交换条件，要求让英国的工业品自由输入大陆各个市场。在这次会议上，马克思报名为演讲人之一，但是，不出所料，事情是这样安排的：该他发言之前，会议就闭幕了。因此，马克思只好把原来准备说的关于自由贸易的话，对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讲了，他当时是这一国际组织的副主席之一。[413] 由于实行自由贸易还是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这一问题目前在美国已经提上日程，所以人们认为发表马克思演说的英译文是有好处的，并且请我为这个英译文写一篇序言。 马克思说：“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用暴力方法缩短由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414]保护关税制度在十七世纪产生的时期是这样，在十九世纪的许多年代里，仍然是这样。保护关税制度当时被认为是西欧一切文明国家的正常政策。只有德国的小邦和瑞士的州是例外，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喜欢这种制度，而是因为在这样小的领土上无法采用这种制度。 现代工业体系即依靠用蒸汽发动的机器的生产，就是在保护关税制度的卵翼之下于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中在英国发展起来的。而且，好像保护关税率还不够似的，反对法国革命的几次战争又帮了忙，确保了英国对新工业方法的垄断。英国的战舰割断英国在工业上的竞争者同他们的殖民市场之间的联系达二十多年之久，同时又用武力为英国贸易打开了这些市场。南美各殖民地脱离了它们的欧洲宗主国，英国侵占了法国和荷兰的所有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被逐渐征服——这就把所有这些广大领土的居民变成了英国商品的消费者。于是，英国在国内市场上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又用在国外对它的商品的一切可能的消费者实行自由贸易作了补充。由于两种制度的这样巧妙的结合，到战争终了时，即1815年，英国就已经成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世界贸易的实际垄断者。 在战后的和平年代中，这种垄断权力继续扩大和加强。英国在战争时期所取得的优势逐年增长；看来，它把它的一切可能的竞争者愈来愈远地抛在后面了。使输出工业品的数量不断增长，实际上成了关系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它的道路上看来只有两个障碍：其他国家的禁止性立法或保护关税立法以及输入英国的原料和食品进口税。 于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重农学派及其英国继承者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就在约翰牛的国家里流行起来。在国内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对工厂主说来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们打败了一切外国竞争者，他们的生存本身也依赖于出口的扩大。在国内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只有利于食品和原料的生产者，只有利于有农业收入的人，在英国当时的条件下也就是收地租的人，即土地贵族。而对于工厂主，这种保护关税制度是有害的。由于征收原料税，用这种原料加工的商品的价格便提高了；由于征收食品税，劳动的价格便提高了；保护关税制度使英国工厂主在这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外国竞争者处于不利的地位。而由于其他所有国家主要是向英国输出农产品并且主要是从英国输入工业品，所以，废除英国对谷物和原料的保护关税，一般地说同时也就是呼吁其他国家废除，或者至少是降低英国工业品的进口税。 经过长期的、剧烈的斗争以后，英国的工业资本家取得了胜利，他们在当时实际上就已经是全民族的领导阶级，他们的阶级利益当时被认为是主要的民族利益。土地贵族被迫让步。谷物税和其他原料税被废除了。自由贸易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当时英国工厂主及其代言人即政治经济学家的下一个任务是，使其他一切国家都改信自由贸易的宗教，从而建立一个以英国为大工业中心的世界，而其他一切国家则成为从属的农业区。 这就是召开布鲁塞尔会议和马克思准备这篇演说的时代背景。虽然他承认，在某些条件下，例如在1847年的德国，保护关税制度还可能有利于工业资本家；虽然他证明，自由贸易并不是能够消除工人阶级身受的一切祸害的万应灵药，甚至还可能加重这些祸害。但是，他归根结蒂并且在原则上还是表示赞成自由贸易。在他看来，自由贸易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条件。只有实行自由贸易，蒸汽、电力、机器的巨大生产力才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这种发展的速度愈快，也就会愈快、愈充分地实现其不可避免的后果：社会分裂为两个阶级——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一边是世袭的富有，另一边是世袭的贫困；供过于求，市场无法容纳日益增加的工业品产量；不断重复出现周期——工商业繁荣、生产过剩、危机、恐慌、经常的萧条、逐渐复苏，而复苏并不是长期好转的先兆，而是新的生产过剩和新的危机的先兆；一句话，生产力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生产力所依赖的社会制度变成了生产力不能忍受的桎梏；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实行社会革命，把社会生产力从过时的社会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把真正的生产者、广大人民群众从雇佣奴役状况中解放出来。而由于自由贸易是这种历史演进的自然的、正常的环境，是最迅速地使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所必需的条件得以造成的经济培养基，——由于这个原因，而且只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才宣布赞成自由贸易。 无论如何，紧接着自由贸易在英国获胜以后的那些年代，看来是证实了对于随这个胜利而来的繁荣所抱的最大希望。不列颠的贸易达到了神话般的规模；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新的冶铁厂和新的纺织厂大批出现，到处都在建立新的工业部门。诚然，在1857年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但是，危机被克服了，贸易和工业很快又重新蓬勃高涨起来，直到1866年爆发了新的恐慌为止，这次恐慌看来标志着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新的转折点。 1848年到1866年期间不列颠工业和贸易的空前发展，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废除食品和原料的保护关税引起的。但是，也不仅是这个原因。同时还发生了其他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也促进了这一发展。在这些年代中，发现并开采了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从而极大地增加了世界市场上的流通手段；在这些年代中，用蒸汽发动的运输工具最后战胜了其他各种运输工具；在海洋上，轮船现在已经排挤了帆船；在陆地上，铁路在一切文明国家中都占第一位，碎石公路次之；运输现在变得比过去快三倍，而过去的运费比现在贵三倍。因此，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利用蒸汽进行生产的英国工业，依靠损害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外国家庭工业而扩大了自己的统治，这就不足为怪了。但是，难道其他各国就应该袖手而坐，温顺地听任这些变化使自己沦为英国这个“世界工厂”的简单的农业附庸吗？ 其他各国并没有这样做。法国在将近两百年中在自己的工业的周围筑起了一道保护关税和禁止性关税的真正的万里长城，并且在一切奢侈品和工艺品的生产方面达到了甚至连英国也不敢不服气的优越地位。瑞士在实行彻底的自由贸易的情况下，拥有了英国的竞争也损害不了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业部门。德国实行了比欧洲大陆其他任何大国都自由化得多的税率，以一种甚至比英国还要快的速度发展着自己的工业。而美国由于1861年的内战一下子使它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也不得不设法满足突然产生的对各种工业品的需求，而它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建立自己本国的工业。随着战争的停止，战争所产生的需求没有了；但是新的工业依然存在，并且要碰上英国的竞争。由于战争，在美国人们的一个认识便成熟了，这就是：一个人口达三千五百万的民族，其人口至多在四十年内就能增加一倍，又具有巨大的资源，而周围的邻国在许多年中还不得不主要从事农业，那末这样的民族有“天定命运”（《manifestdestiny》）[415]在主要消费品方面不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不依赖外国工业。于是，美国实行了保护关税制度。 大约在十五年以前，我和一个看来是同制铁业有关系的、有学识的格拉斯哥商人同乘火车。当话题谈到美国的时候，他就向我大发关于自由贸易的老一套高论：“像美国人这样精明的生意人居然向自己本地的冶金工业家和工厂主进贡，而他们本来可以在我们国家里买到的商品即使不是更好，至少也是同样好，而且比他们的便宜得多，这难道不令人费解吗？”他还向我举出例子，证明美国人为了使几个贪婪的冶金工业家发财，担负着多么高额的赋税。我回答说：“我想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您知道，在煤炭、水力、铁矿和其他矿藏、廉价食品、本国棉花和其他各种原料方面，美国拥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没有的大量资源和优越条件；而只有当美国成为一个工业国的时候，这些资源才能得到充分的开发。您也应该承认，现在，像美国人这样一个大民族不能只靠农业为生，因为这等于让自己法定永远处于野蛮状态和从属地位；在我们的时代，任何一个大民族没有自己的工业都不能生存。所以，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工业国，如果它有一切希望不仅赶上而且超过自己的竞争者，那末在它面前就敞开着两条道路：或者是实行自由贸易，进行比如说五十年的费用极大的竞争斗争来反对领先于美国工业约一百年的英国工业；或者是用保护关税在比如说二十五年中堵住英国工业品的来路，几乎有绝对把握地坚信，二十五年以后自己就能够在自由的世界市场上占有一个地位。这两条道路中哪一条最经济、最短捷呢？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您想从格拉斯哥到伦敦去，您可以乘议会火车[416]，每英里花一辨士，每小时走十二英里。但是您不会这样做。您的时间太宝贵了，您会坐特别快车，每英里花二辨士，每小时走四十英里。所以，美国人情愿花特别快车的钱，以特别快车的速度前进。”我这位苏格兰的自由贸易论者无言以对。 因此，作为人为地制造工厂主的手段，保护关税制度不仅可以有益于还在继续同封建制度作斗争的尚未充分发展的资本家阶级，而且也可以有益于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它从未见过封建制度、但是已经达到势必从农业向工业过渡这一发展阶段——的新兴资本家阶级。美国既处于这种状况，便决定转而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自从实行了这一决定以来，大约经过了我对我的旅伴所说的那个二十五年，如果当时我没有讲错的话，那末保护关税制度对美国已经应该起到了自己的作用，而现在要变成障碍了。 这就是我一些时间以来所持的看法。大约两年以前，我对一位美国的保护关税论者说过：“我确信，如果美国实行自由贸易，它十年以内将在世界市场上打败英国。” 保护关税制度再好也不过是一种无穷螺旋，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把它转到头。你保护一个工业部门，同时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其他一切工业部门，因此你就必须把它们也保护起来。这样一来你又会给你原先保护的那个工业部门造成损失，你就必须补偿它的亏损，这一补偿又会像前面的情况一样，影响到其他一切部门，并且使它们也有权利要求补偿，——就这样继续下去，ininfinitum〔没有尽头〕。美国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用保护关税制度扼杀一个重要工业部门的令人吃惊的例子。1856年合众国的航运进出口总额共计641604850美元；其中75．2％用美国船只载运，只有24．8％用外国船只载运。不列颠的远洋轮船当时就已经排挤美国的帆船了，但是，在1860年的海上贸易总额762288550美元中，美国船只的载运量仍然占66．5％。内战爆发了，对美国的造船业实行了保护关税制度；这一措施非常成功，以致美国国旗在公海上几乎完全消失了。1887年合众国的海上贸易总额共达1408502979美元，但是其中只有13．8％用美国船只载运，而86．2％都用外国船只载运。1856年美国船只载运的商品总值为482268274美元，1860年为507247757美元。1887年就下降到194356746美元。［注：《AnnualReportoftheSecretaryoftheTreasury，etc，fortheYeat1887》．Washington，1887，ｐｐ．ⅩⅩⅧ，ⅩⅩⅨ〔“财政部长1887年年度报告”1887年华盛顿版第ⅩⅩⅧ、ⅩⅩⅨ页〕[417]。］四十年前，美国国旗是不列颠国旗的最危险的竞争者，在海洋上大有超过不列颠国旗之势；现在它完全不行了。在造船业方面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既扼杀了航运业，又扼杀了造船业。 还有一点。生产方法的改进在当代是这样迅速地接连不断地出现，是这样突然而彻底地改变着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的性质，以致昨天还可能有不少好处的一种保护关税税率，到今天就变了。我们从财政部长1887年度的报告中再举另一个例子吧： “近年来在羊毛精梳机上实现的改进，使所谓精梳毛织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致精梳毛织品在很大程度上排挤了做男服用的普通毛织品。这种变化……给我们本国的这些〈精梳毛织类的〉商品的生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因为用来制造这些商品的羊毛，同用来制造普通毛织品的羊毛，所抽的税是一样的；然而，普通毛织品每磅价格在80分以下的，税额是每磅35分和advalorem〔价值的〕35％，而精梳毛织品价格在80分以下的，税额是每磅10分至24分和advalorom35％。在某些情况下，用来制造精梳毛织品的羊毛，所抽的税竟超过了成品税。” 这样一来，昨天保护本国工业的措施，今天变成了对外国进口商的奖励，财政部长［注：查理·费尔柴耳德。——编者注］说得对： “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认为，如果税率不做相应的改变，精梳毛织品的生产在我国很快就要停止。”（第ⅩⅨ页） 但是，要改变税率，你就必须同从目前这种情况中得到好处的制造普通毛织品的工厂主作斗争；你就必须大干一场，以便在国会两院中赢得多数，并且最后赢得国内的社会舆论；于是问题就是：这样做上算吗？ 但是，保护关税制度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一旦实行起来，就不容易再摆脱了。无论确定公平的税率是多么困难，但怎么也没有转过来实行自由贸易的困难大。使英国有可能在不多的几年中就实现了这一过渡的那些条件是不会重新出现的。但是，就是在英国，1823年（哈斯基森）开始的斗争也是在1842年才获得初次的成功（皮尔税则）[418]，而且在谷物法废除以后又继续了好几年。所以，在丝纺织业（还害怕外国竞争的唯一的工业部门）中保护关税制度起初就延长了许多年，后来又被允许以另一种十分可耻的形式存在下去；纺织工业的其他部门都遵从限制女工、未成年工和童工工作时间的工厂法令[419]，丝纺织业却作为重大例外享有不受一般规则约束的优待，可以雇用比纺织工业其他部门年龄更小的童工，可以强迫童工和未成年工工作更长的时间。伪善的自由贸易派对外国竞争者取消了垄断地位，但是他们又用损害英国儿童健康和生命的办法恢复了它。 但是在将来，任何一个国家从保护关税制度向自由贸易过渡的时候都不可能处于英国当时所处的那种状况，当时英国工业的一切部门，或者说几乎一切部门都能够在自由市场上同外国竞争相对抗。早在可以期望有这种幸运的状况以前很久，就会出现实现这一过渡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会在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中在不同的时间表现出来；这些部门的彼此矛盾的利益将会引起最有启发意味的争吵、议会走廊中的阴谋诡计和议会会场内的勾心斗角。机器制造厂、机械厂或造船厂的厂主可能认为，对铁工厂厂主的保护关税制度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商品的价格。这一点，而且仅仅只是这一点阻碍着他们的出口；制造棉织品的厂主会说，如果不是纺纱厂的厂主处于保护关税制度的保护之下，使他不得不用高价去买棉纱的话，他本来是可以把英国布从中国和印度的市场中排挤出去的，如此等等。民族工业的某一个部门一旦彻底占领了国内市场，出口便成了它的必然要求。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一个工业部门不是扩大，就是衰落。一个行业不可能维持原状不变；停止扩大就是破产的开始；力学和化学方面的进步不断排挤着人的劳动，并且促使资本更加迅速地增殖和积聚，从而在每一个停滞的工业部门中都造成工人和资本的过剩，过剩的工人和资本在任何地方都用不上，因为同一过程也发生在其他一切部门。于是，从国内贸易向出口贸易过渡便成为各有关工业部门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了，但是，另外一些人的既定的权利和既得的利益却同它们发生矛盾，因为对于这些人，保护关税制度在目前比自由贸易更可靠、更有利。这样便发生了自由贸易派同保护关税派之间的长期而顽强的斗争；双方对于这一斗争的领导权很快就会从直接有利害关系的人手中转入职业政治家、各传统政党的头目们的手中，对这些人有好处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问题永远悬而不决；在花去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以后，实行了有时是有利于这一方、有时是有利于那一方的一系列妥协，这些妥协虽然决不是重大的，但也是朝自由贸易方向的缓慢进步，——在保护关税制度没有使民族完全不能容忍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而这种情况看来恰好在现在也正在美国发生着。 可是，还有另一种最坏的保护关税制度，——就是德国正在实行的那种。德国在1815年以后也马上开始感到有必要更迅速地发展自己的工业。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第一个条件就是废除德国各小邦之间的无数关税壁垒和它们的形形色色的财政立法以建立国内市场，换句话说，就是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即Zollverein[420]。要实现这一点，基础只能是与其说旨在保护本国生产不如说旨在增加国家收入的自由主义税率。在其他任何条件下，都无法说服各小邦加入关税同盟。因此，新的德国税率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保护了一些工业部门，但是在它实行的当时，却是自由贸易立法的典型。现在它还是那样，尽管从1830年以来大多数德国工业家就已经大声疾呼要求向保护关税制度过渡。但是，在实行这种非常自由主义的税率的情况下，尽管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的德国家庭工业遭到依靠蒸汽进行生产的英国工厂竞争的无情压制，从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的过渡在德国还是逐渐地实现了；现在这一过渡几乎已经完成。德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也是以同样速度进行的；从1866年开始，一些有利的政治事件也促进了这个转变，这就是：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全德国的立法机关，从而保证了工商业立法的一致，以及币制的统一和度量衡制度的统一；最后是法国的几十亿的流入。这样一来，到1874年，德国在对外贸易额方面在世界市场上就占居了第二位而仅次于大不列颠［注：1874年的进出口总额（单位为百万美元）：大不列颠——3300；德国——2325；法国——1665；合众国——1245（科尔布“统计”1875年莱比锡第7版第790页[421]）。］，而在工业和交通方面德国采用的蒸汽发动机，比欧洲大陆的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因此，这也就证明，甚至在现在，尽管英国工业领先很远，一个大国也能够成功地在自由市场上同英国竞争。 这时，阵线突然发生了变化：正当自由贸易看来对德国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的时候，德国却转而实行了保护关税制度。这一转变毫无疑问是荒唐的，但却是可以解释的。当德国还是粮食输出国的时候，整个农业集团，正如整个航运业一样，都狂热地主张自由贸易。但是在1874年德国不仅不能出口粮食，而且需要进口大量的粮食。大概就是这个时候，美国大量的廉价谷物开始涌向欧洲市场；这些谷物到了哪里，那里的土地的货币收入就会减少，地租也会因此减少；从这个时候起，整个欧洲的农业集团就开始大声疾呼要求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与此同时，德国工业家由于法国的几十亿的流入造成的生产极度过剩的后果而吃着苦头，英国则由于工业从1866年危机以后一直处于经常萧条的状况中，用国内卖不出去的商品充斥它能进入的一切市场，以不惜亏蚀的低价在国外抛售这些商品。当时德国工业家虽然本身也与出口有莫大的利害关系，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把保护关税制度看做保证自己独占国内市场的手段了。而完全由土地贵族和地主掌握的政府便非常高兴地利用这一机会，为地主和工业家提供保护关税借以使收地租者获利。1878年，便对农产品和工业品都实行了高额的保护税率。[422] 结果，德国工业品的出口从此以后便直接由本国消费者承担费用了。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可能，就成立了“瑞恩”或者“托拉斯”来调节出口贸易，甚至调节生产本身。德国的制铁业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公司，大部分是股份公司的手中，它们合在一起能够生产的铁，比全国所能吸收的一般消费量大约多三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互相竞争，这些公司成立了托拉斯，负责在这些公司之间分配同外国人签订的合同，在每一个具体场合都确定应该由哪一家公司来具体供应。这个托拉斯在几年以前甚至还同几个英国铁工厂的厂主达成了协议，但是协议已经不再存在了。同样，威斯特伐里亚各煤矿（它们每年生产3000万吨左右）也成立了托拉斯来调节生产、定货和价格。总之，任何一个德国工业家通常都会告诉你，保护关税给予他的只有一点：他在国外市场上被迫以不惜亏蚀的价格出售商品而遭受的损失可能在国内市场上得到补偿。但是，不仅如此。这种对工业家实行的荒唐的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给他们的一种贿赂，以便诱使他们支持一种更荒唐的给予农业集团的垄断权。不仅所有农产品要征收与年俱增的高额进口税，而且由容克老爷在他们领地上经营的某些加工农业原料的企业，实际上也由公众掏钱津贴。甜菜糖工业不仅受到关税的保护，而且还得到作为出口奖金的巨额款项。一位熟悉内情的人指出，即使把出口的糖全部抛在海里，工厂主还是可以从政府奖金中取得利润。同样地，由于一项最新立法，马铃薯酒厂的厂主们也每年从公众的腰包中得到大约900万美元的赠款。由于在德国的东北部几乎每一个大土地所有者都或者有一个甜菜糖厂，或者有一个马铃薯酒厂，或者两者同时兼有，所以毫不奇怪，世界上就真正充满着他们的产品了。 这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导致破产的政策，对于一个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自己的工业在中立市场上的地位的国家来说，会加倍地导致破产。在德国，因为存在大量人口（尽管人口外流，人口还在迅速增加），甚至在情况最好的时候工资也只能维持在吃不饱的水平上，而由于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引起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工资就要提高。那时，德国的工业家就不能够像现在极其常见的那样，用克扣自己工人的正常工资的办法来补偿自己商品的不惜亏蚀的低价了，他们就会被排挤出市场了。德国的保护关税制度正在杀害一只下金蛋的母鸡。 法国也由于保护关税制度的后果而吃了苦头。在这里，这种独占统治地位达二百年的制度几乎成了民族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同时它仍然愈来愈成为绊脚石。生产方法的经常变化已经处在日程上了，但是保护关税制度挡住了这条道路。丝绒的背面现在都用细棉丝织成；法国工厂主或者要为购买这种棉线付出由保护关税造成的高价，或者要遭到官厅无限期的延宕，这种延宕完全抵消了政府由于这一价格而给的出口补助费，所以，丝绒工业就从里昂向克雷弗尔德转移，因为那里细棉线的进口税要低得多。前面已经谈到，法国出口的主要是奢侈品；在这个部门中法国货的精美程度直到现在还是无法超过的，但是在全世界这种产品的主要消费者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毫无审美能力的我们当代的资本家暴发户，别人常常把便宜而低劣的德国或英国的假货冒充真正的法国货以极其昂贵的价钱卖给他们，他们也感到十分满意。销售这种除法国以外哪里也不能制造的特产的市场正在不断缩小，法国工业品的出口额只是勉强能保持原来的水平，不久就要下降。法国能够用什么样的新商品去代替那些出口销路正在衰落的商品呢？如果说这里还有什么办法的话，那就只是实行大胆的自由贸易办法，把法国工业家从他们所习惯的温室般的环境中带到同外国对手竞争的新鲜空气中去。的确，如果不是由于科布顿的1860年条约[423]而采取了走向自由贸易的软弱而不坚决的步骤，整个法国贸易早就会开始缩减了。但是，这一步骤的作用几乎已经消失了，需要有更加强有力的这一类滋补剂。 俄国未必值得一提。在那里，关税要用黄金，而不是用国内流通的贬了值的货币来支付，而保护税率首先也是用来为贫困的政府提供它同外国债主打交道所必需的硬币；这种税率用彻底排挤外国商品的办法完成它的保护关税的使命的一天，也就是俄国政府破产的一天。但是，这个政府却在安慰它的臣民，要他们相信有希望靠这种税率把俄国变成一个食品、原料、工业品、工艺品都不仰仗外国人的完全自给的国家。相信这个幽灵般的、隔绝和孤立于世界其他地方之外的俄罗斯帝国的人，其水平同一个爱国的普鲁士中尉不相上下，这个中尉到店里去要买一个球形仪——不是地球仪或天球仪，而是普鲁士球形仪。 现在还是回过来谈美国吧。已经有足够的征兆说明，保护关税制度已经为合众国尽到了力，这一制度取消得愈早，对一切人就愈好。这些征兆之一，就是在受保护的工业部门中成立了“瑞恩”和“托拉斯”，为的是更充分地利用给予它们的垄断权。“瑞恩”和“托拉斯”是道地的美国组织；凡是它们利用了天然优势的地方，人们尽管不乐意，一般也要服从它们。宾夕法尼亚的石油生产变成垄断组织“美孚油公司”[424]，是完全合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过程。但是，精糖厂的厂主们企图把民族给予它们防御外国竞争的保护变成垄断权来反对本国消费者，即反对给予这一保护的民族本身，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然而，大糖厂主成立“托拉斯”的目的正是在这里。[425]而糖业托拉斯也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在受保护的工业部门中成立类似的托拉斯，是一种最可靠的标志，表明：保护关税制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它保护生产者，已经不是为了防御外国进口商，而是为了防御国内消费者；它至少在该部门中已经生产出足够多的，甚至是太多的工厂主；它塞到这些工厂主的钱袋中去的钱，是舍掉的钱，——同德国的情况完全一样。 在美国以及其他各国，有一个为保护关税制度辩护的论据，说自由贸易只会对英国有利。有一个事实再好不过地证明情况相反，就是在英国不仅农业主和大地主，甚至连工厂主也都成了保护关税制度的拥护者。就在自由贸易论者“曼彻斯特学派”[426]的故乡，在1886年11月1日，曼彻斯特商会讨论了下面这个决议： “本商会原指望其他各国会以英国为榜样实行自由贸易，但是在徒然等待了四十年以后，本商会认为，已经是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诚然，决议是被否决了，但是是22票对21票！况且这是发生在棉纺织工业的中心，即英国工业在自由市场中仍然无疑占着优势的唯一的一个部门的中心！但是问题在于，甚至在这个部门中，发明创造的天才也已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去了。棉纺织工业的纺纱机和织布机方面的最新改进几乎全部都出自美国，而曼彻斯特不得不只是加以采用。在各种工业发明方面，美国已经肯定地起着主导作用，而德国正在同英国争夺第二位。英国越来越认识到，它的工业垄断地位是一去不复返地丧失了，同其他各国相比，它正在不断丧失地盘，而它的竞争者却正在取得进展，它将落到只得满足于作为许多工业国之一的地位，而不再像过去梦想的那样，要成为“世界工厂”。为了躲开这种迫在眉睫的命运，那些在四十年前认为唯有自由贸易才是救星的人的儿子们，现在却如此狂热地呼吁实行用“诚实的贸易”和惩罚性税率等要求拙劣地掩盖起来的保护关税制度。当英国工业家开始认为自由贸易会使他们破产，并要求政府保护他们对付外国人竞争的时候，这些竞争者抛弃今后毫无用处的保护关税制度并且用英国自己的武器——自由贸易去摧毁日益软弱的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关头也就来到了。 但是，我已经谈过，保护关税制度实行起来容易，摆脱就不那么容易了。立法机关采用了保护关税制度以后，就造成了一些同这一制度有了很大的利害关系的集团，并且对这些集团承担了责任。而在这些与此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各种不同的工业部门——中，并不是每个集团在同一时间都同样决心面对公开的竞争。有些人会在后面拖拖拉拉地走，另一些人则已经不需要保护关税制度这个保姆。这种处境上的差别，将引起常见的议会走廊上的阴谋，而且本身也就是一种可靠的保证，可以在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自由贸易的时候，使那些被保护的工业部门受到非常宽厚的待遇，正如在1846年以后英国有关丝纺织业的情况那样。在目前条件下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这种过渡只是在原则上解决，自由贸易派就必须屈从于这种情况。 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制度的问题，完全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范围内兜圈子，因此对于我们，即争取消灭这一制度的社会主义者说来，没有什么直接的兴趣。但是，它间接使我们感到兴趣，原因在于我们应该希望现代生产制度尽可能自由地、迅速地发展和扩大，因为同它一起，也将发展起作为它的必然后果并且必定要把它整个加以摧毁的经济现象：生产过剩造成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贫困；这种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周期性的市场充斥和伴随着恐慌的危机或者生产和贸易方面的经常停滞；社会划分成人数很少的大资本家阶级和人数众多的实际是世袭的雇佣奴隶——无产者阶级，这些无产者的人数在不断增长，但同时却受到节约劳动的新机器的排挤；一句话，社会走进了死胡同，除了彻底改造构成这个社会的基础的经济制度以外，没有别的出路。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在四十年前宣告原则上赞成自由贸易这个更进步的办法，也就是能更快地把资本主义社会带进那个死胡同的办法。但是，如果说马克思根据这个理由宣告赞成自由贸易，那末，这不是会成为现代社会秩序的每一个拥护者反对自由贸易的理由吗？如果确定说自由贸易是革命的，那末，一切好公民不是就要投票赞成保护关税制度这个保守的办法了吗？ 如果目前有一个国家要实行自由贸易，那当然不是为了使社会主义者高兴。其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自由贸易已经成了工业资本家的一种必要。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拒绝自由贸易而要抓住保护关税制度不放，以便使社会主义者对期待中的社会浩劫大失所望，那末这也丝毫无损于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注：在德文版中不是“那末这也丝毫无损于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而是“那末最失望的将不是别人，而是这个国家本身”。——编者注］。保护关税制度是人为地制造工厂主的办法，因此也是人为地制造雇佣工人的办法。不能造成前者而不造成后者。雇佣工人到处都跟踪着工厂主；他们像贺雷西的“黑色的关怀”一样坐在骑士背后，无论骑士跑到哪里都无法摆脱它。[427]逃避自己的命运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逃避自己的行动的必然后果是不可能的。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使财富同受雇的、受剥削的工人人数成比例地增长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增加雇佣工人阶级亦即法定有朝一日要摧毁这个制度本身的那一阶级的人数。同时，也没有任何解救办法；你总要继续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总要加速资本主义财富的生产、积累和集中，同时也就要加速生产革命的工人阶级。是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还是实行自由贸易，对于最终结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而在最终结局到来以前的延缓时期也未必会有什么关系。在这一天到来以前很久，保护关税制度对于任何一个有希望获得成功而力求在世界市场上取得独立地位的国家都会变成不能忍受的镣铐。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1888年4月—5月初 由作者译成德文载于1888年7月“新时代”杂志第7期，用英文载于1888年8月“劳动旗帜”周报，并载于1888年在波士顿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小册子“自由贸易”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小册子“自由贸易”，并根据德译本校对过 注释： [410]这篇文章是恩格斯用英文写的，用作马克思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页）美国版序言。恩格斯还审阅了由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翻译的这篇演说的译文手稿，并亲自把自己这篇序言译成德文，于是序言便首先用德文发表在1888年7月“新时代”杂志第7期上了。1888年8月下半月，序言的英文原文发表在纽约的“劳动旗帜”上。出版马克思演说的单行本的工作延搁下来了，因为许多出版者拒绝印这本书，只是在1888年9月，小册子才由波士顿的李—谢泼德出版社出版。此外，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还用德文发表在1888年10月27日的纽约报纸“社会主义者报”上。 “劳动旗帜”（《TheLaborStandard》）是社会主义派的一家周报，1876—1900年在纽约出版。——第413页。 [411]关于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76—281和285—296页弗·恩格斯的两篇文章。——第413页。 [412]见注220。——第413页。 [413]见注255。——第413页。 [414]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参看“资本论”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835页）。——第414页。 [415]《Manifestdestiny》（“天定命运”）是十九世纪美国统治集团的扩张主义政策的思想家为了为这一政策辩护而广泛使用的说法。这种说法最先是由“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U．S．MagazineandDemocraticReview》）杂志的编辑约·奥沙利文在1845年7—8月该杂志第17卷第5页上使用的。——第418页。 [416]议会火车是十九世纪英国对1844年法律规定的特别的第三等火车的讽称；根据这项法律规定，第一个铁路公司都必须在所辖的各铁路线上每天开一趟这种火车，速度每小时不得低于十二英里，车费每英里不得高于一辨士。——第418页。 [417]“财政部长关于1887年度财政状况的年度报告”1887年华盛领版第ⅩⅩⅧ、ⅩⅩⅨ页（《AnnualReportoftheSecretaryoftheTreasuryontheStateoftheFinancesfortheyear1887》。Washington，1887，ｐｐ．ⅩⅩⅧ，ⅩⅩⅨ）。——第420页。 [418]1823年威·哈斯基森当了英国贸易大臣，根据他的倡议，在二十年代中实行了一系列改组过时的关税制度的措施，废除或降低了几种原料、粮食和其他商品的进口税，谷物税调节制代替了谷物的禁止性关税，按照谷物税调节制，国内粮价下跌时进口税就提高，国内粮价上涨时进口税就降低。 1842年，罗·皮尔政府进一步降低了关税税率。——第421页。 [419]指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只适用于未成年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第421页。 [420]关锐同盟是1834年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以前，普鲁士从1819年起只是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斯塔德）签订了关税协定。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逐渐包括了几乎德意志所有的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卢卑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由于建立全德市场的必要性而成立的关税同盟，促进了于1871年完成的德国在政治上的统一。——第423页。 [421]指格·弗·科尔布“各国人民的状况及其国家生活比较统计手册”1875年莱比锡第7版（G．F．Kolb．《HanduchdervergleichendenStatistikderVölkerzustands-undStaatenkunde》7．Aufl．，Leipzig，1875）一书；科尔布书中引用的金额单位是百万塔勒。——第424页。 [422]关于必须改革关税税率以提高工业品和农产品的进口税的声明，是1878年10月由一批国会议员提出的。1878年12月，俾斯麦向专门建立的委员会提出了他的初步改革方案。从1879年5月起，定案就在国会中进行讨论，并于1879年7月12日通过。新的关税税率规定大大提高铁、机器、纺织品，以及谷物、牲畜、油脂、亚麻、木材等的进口税。——第424页。 [423]指1860年1月23日签订的英法商约，在签订商约时英国的首席会议代表是自由贸易论者理·科布顿。商约规定，法国放弃禁止性关税政策，代之以不得超过货物本身价值百分之三十的进口税。商约授予法国向英国免税输入大部分法国货的权利。商约签订后，由于英国货大量流入法国，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引起了法国工业家的不满。——第427页。 [424]“美孚油公司”是约·戴·洛克菲勒于1870年在俄亥俄州开办的，拥有资本100万美元。在七十年代，该公司广泛进行投机阴谋活动，垄断了石油的运输业和加工业，几乎控制了美国整个石油工业。1882年，该公司改组成同名的托拉斯，已经控制的资本总额达7500万美元。后来，“美孚油公司”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之一，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对内政策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的鼓舞者之一。——第427页。 [425]糖业托拉斯，又称精糖厂公司，成立于1887年，1891年改组成美国精糖公司。该托拉斯在成立的初年几乎垄断了美国整个制糖工业。后来，虽然成立了许多强大的、进行竞争的公司，但是该托拉斯根据参与制对其中一些公司建立了监督，同另一些公司建立了联系，因此仍然是这个工业部门中最大的垄断组织。——第428页。 [426]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论者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论者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他们在1838年组织了反谷物法同盟。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论者是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了英国自由党的左翼。——第428页。 [427]恩格斯指的是贺雷西颂诗集第三卷中的第一首颂诗。——第43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序言 ［注：见本卷第301—353页。——编者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在柏林出版）的序言中说，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特别是由马克思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同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耗子的牙齿去批判了”[407]。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十多年，马克思也已逝世了。不论他或我，都再没有过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某些地方做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说得不够全面系统。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 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语言中都找到了代表。另一方面，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好像有点要复活的样子。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衷主义残羹剩汁，看来已惹得人人都讨厌起来了。 因此，我越来越觉得把我们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即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并且怎样同它脱离，做一个简要而有系统的说明是很必要的了。同样地，我认为我们还欠着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所以，当“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要我写一篇批评文章来评述施达克那本论费尔巴哈的书[408]时，我也就欣然同意了。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该杂志1886年第4期和第5期上，现在这个版本是经过修订的单行本。 把这几页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重读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一部分是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在旧稿里面对于费尔巴哈的学说本身没有批判；所以，旧稿对于我们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可是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拿来作为本书的附录。[409]这是一份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这些笔记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2月21日于伦敦 载于1888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第21卷译出 注释： [40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0页；这段引文中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1—640页）。——第411页。 [408]C．N．Starcke．《LudwigFeuerbach》．Stuttgart，1885．——第412页。 [40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6页。——第41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396] “宣言”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起初纯粹是德国工人团体，后来成为国际工人团体，而在1848年以前欧洲大陆的政治条件下必然是秘密团体的工人组织的纲领发表的。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手稿于1848年1月用德文写成，并在2月24日的法国革命前几星期寄到伦敦付印。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前不久在巴黎出版。第一个英译本是由艾琳·麦克沙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刊载在乔治·朱利安·哈尼的伦敦“红色共和党人”[397]杂志上。同时也出版了丹麦文译本和波兰文译本。 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这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第一次大搏战的失败，又把欧洲工人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要求暂时推到后面去了。从那时起，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又像二月革命以前那样只是在有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之间进行了；工人阶级被迫局限于争取一些政治上的活动自由，并采取资产阶级激进派极左翼的立场。凡是继续显露出生机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例如，普鲁士警察发觉了当时设在科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于是委员们都被逮捕，并且在经过十八个月监禁之后于1852年10月被交付法庭审判。这次有名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从10月4日一直继续到11月12日；被告中有七个人被判处了三年至六年的要塞监禁。宣判之后，同盟即由剩下的成员正式解散。至于“宣言”，似乎注定从此要被人遗忘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重新聚集了足以对统治阶级发动另一次进攻的力量的时候，便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但是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申述的那些原则。国际应该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注：拉萨尔本人在和我们接触时总是自认为，他是马克思的学生，而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在1862—1864年间进行的公开鼓动中，却始终没有超出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当时是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互相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智慧的发展。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当1874年国际解散时，工人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已经是奄奄一息，甚至那些很久以前大半已同国际决裂的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展，以致它们去年举行的斯温西代表大会的主席［注：比万。——编者注］能够用它们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398]的确，“宣言”的原则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都已传播得很广了。 这样一来，“宣言”本身就重新提到前台上来了。从1850年起，德文原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重版过数次。1872年，有人在纽约把它译成英文，并在那里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399]上发表。接着又有人根据这个英文本把它译成法文，刊载在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报”上。[400]以后在美国又至少出现过两种多少有些曲解的英文译本，其中一种还在英国重版过。由巴枯宁翻译的第一个俄文本约于1863年在日内瓦由赫尔岑办的“钟声”印刷所刊印[401]；由英勇的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本，则于1882年同样在日内瓦出版。[402]新的丹麦文译本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新的法文译本于1886年刊载在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报”上。有人根据这后一版本译成西班牙文，并于1886年在马德里出版。[403]至于德文的翻印版本，则为数极多，总共至少有十二个。阿尔明尼亚文译本原应于几个月前在君士坦丁堡印出，但是没有出版问世。有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出版人害怕在书上标明马克思的姓名，而译者又拒绝把“宣言”当做自己的作品出版。关于后来用其他文字出版的译本，我虽然听说过，但是没有亲眼看到。因此，“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可是，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变成纯粹的宗派，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都答应要用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一切社会病痛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工人阶级中那些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认为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分子，他们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已在工人阶级当中强大到足以形成法国卡贝的和德国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可见，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方面，是“有身分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404]，所以我们也就丝毫没有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终究认为必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这个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应该对历史学做出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从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注：《TheConditionoftheWorkingClassinEnglandin1844》．ByFrederickEngels．TranslatedbyFlorenceK．Wishnewtzky．NewYork，Lovell-London，W．Reeves，1888．］一书中可以明白看出，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了何种程度的进展。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的叙述中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 现在我从我们共同为1872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引录如下一段话：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在个别地方本可做某些修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独立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从1848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组织也跟着有了改进和增长，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1871年伦敦特鲁洛夫版第15页，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405]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做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第四章）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406] 本版译文是由译过马克思“资本论”一书大部分的赛米尔·穆尔先生翻译的。我同他一起把译文校阅过一遍，并且我还加进了一些历史备考性的附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1月30日于伦敦 载于1888年在伦敦出版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共产党宣言” 注释： [396]“共产党宣言”正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第403页。 [397]“红色共和党人”（《TheRedRepublican》）是1850年6—11月由乔·哈尼出版的宪章派周刊。“共产党宣言”曾摘要发表在该周刊第21—24期上。——第403页。 [398]这句话恩格斯引自斯温西市工联理事会主席比万于1887年在该市举行的工联年度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的报道刊载在1887年9月17日的“公益”上。——第404页。 [399]“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andClaflin'sWeekly》）是一家美国周刊，于1870年至1876年在纽约由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维·伍德赫尔和田·克拉夫林出版。 “共产党宣言”于1871年12月30日在该周刊上发表（有删节）。——第407页。 [400]“社会主义者报”（《LeSocialiste》）是1871年10月至1873年5月在纽约出版的法文周报，1871年12月至1872年10月是在美国的第一国际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它支持第一国际北美联合会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裂分子；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与国际断绝了关系。 “共产党宣言”于1872年1—2月在该报上发表（有删节）。——第407页。 [401]“钟声”（《Koлokoл》）是一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主办，1857年至1867年由赫尔岑创建的“自由俄国印刷所”用俄文出版；1868年至1869年该报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1865年以前在伦敦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 “共产党宣言”由“自由俄国印刷所”于1869年在日内瓦出版，该出版社是赫尔岑于1867年转让给出版社同人切尔涅茨基的。——第407页。 [402]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跋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94—510页）曾说这个课本是由普列汉诺夫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自己在“宣言”1900年版上也指明这个译本是他译出的。——第407页。 [403]这里提到的丹麦译本——K．MarxogF．Engels《DetKommunistiskeManifest》．KΦbenhavn，1885——有一些删节和不确切的地方。恩格斯在“宣言”德文第四版序言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61—68页）指出了这一点。法文译本发表在1885年8月29日至11月7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以后又作为附录转载于1886年巴黎出版的梅尔麦“社会主义法国”（Mermeix．《LaFrancesocialiste》．Paris，1886）一书。西班牙文译本发表在1886年7月至8月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并出版过单行本。——第407页。 [404]这一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的一系列著作中都表述过；这里的提法参看“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页和第17卷第475页）。——第408页。 [40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55页。——第409页。 [40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4—105页。——第41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1887年12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384] （1887年12月15日） 本书作者西吉兹蒙特·波克罕1825年3月29日生于格洛高。1844年他在柏林读完中学后，先在布勒斯劳、后又在革利夫斯瓦特和柏林读大学。1847年为了服兵役，他不得不作为服役期三年的志愿兵参加了格洛高的炮兵，因为他太穷，担负不起服役期一年的花费。1848年革命爆发后，波克罕参加民主集会，因而被军事法庭侦讯，以逃往柏林而得免。在柏林，他起初没有遭到追捕，仍然在运动中积极活动，并且坚决参加了攻打军械库。[385]为此他将遭逮捕，又以逃亡而得免，这次他逃往瑞士。当司徒卢威于1848年9月间在瑞士组织志愿军向巴登黑林山脉进军时[386]，波克罕参加了进军并被俘，一直被囚到1849年5月巴登革命[387]释放囚人的时候。 波克罕去卡尔斯卢厄，以便作为一个兵士为革命出力。当约翰·菲力浦·贝克尔被任命为全部人民自卫团的指挥官时，他委托波克罕建立一个炮队，但政府最初给炮队发的只是些没有马匹的火炮。马匹一直没有领到，而六月六日运动[388]爆发了，较坚决的人想用这次运动迫使萎靡不振的、其中一部分人纯粹是叛徒的临时政府比较有力地行动起来。波克罕也和贝克尔一道参加了示威游行，示威游行的直接效果仅仅是：贝克尔以及他的全部志愿军和人民自卫团都被调出卡尔斯卢厄，派往尼喀河战场。波克罕和他的炮队无法跟着贝克尔走，他还没有领到拉炮的马匹。当他终于领到马匹时，——因为政府首脑布伦坦诺先生那时一心要甩开革命的炮队，——普鲁士军队已经占领了普法尔茨，所以波克罕炮队的第一个战役就是占领克尼林根桥附近的阵地，掩护普法尔茨的军队向巴登的领土转移。 波克罕的炮队同普法尔茨部队以及尚在卡尔斯卢厄地区驻扎的巴登部队一起，这时向北推进。6月21日，炮队投入布兰肯洛赫附近的战斗，并且光荣地参加了乌布施塔特战役（6月25日）。在为占领牟尔克河的阵地而改编军队时，波克罕和他的所有火炮都配属给奥博尔斯基师，并且在争夺库本海姆的战斗中卓著功勋。 革命军队向瑞士领土退却后，波克罕去日内瓦。在那里，他遇见了他的老首长和朋友约·菲·贝克尔，以及一些比较年青的战友，他们已经结成了一个在苦难的流亡生活中极尽欢乐之可能的集体。1849年秋天我路过日内瓦时，曾和他们度过几天欢乐的日子。由于卡尔·福格特先生的骇人谎言而得到一个最冤枉的身后恶名“硫磺帮”的，就是这个集体。[389] 但是，欢乐持续不久。1850年夏天，无情的联邦委员会的权力也压到无辜的“硫磺帮”身上来了，大多数欢乐的年青人必须离开瑞士，因为他们属于应予驱逐的那一类流亡者。波克罕去巴黎，以后又去斯特拉斯堡。但是在这里他也呆不下去。1851年2月，他被逮捕并被押送到加来，以便乘船送往英国。在三个月当中，他被人从一个地方拖到另一个地方，多半是带着镣铐，先后经过二十五个监狱。但是，他每到一处，共和派事先就知道了，他们迎接这位被押送的囚人，给他送去丰盛的食物，款待和贿赂宪兵和官吏，尽可能安排下一步的行程。就是这样，他最后来到了英国。 的确，他在伦敦遇到了比在日内瓦或者甚至比在法国都严重得多的流亡困苦，但是在这里他也没有失掉他那种与生俱来的机智。他寻找任何一种工作，最初在利物浦的一家侨民企业里找到了事做，那里需要德籍职员做翻译，来应付大批离开了又一次幸运地被安抚下去的古老祖国的德国流亡者。同时，他还寻找别的事务关系，而且是这样顺利，竟然在克里木战争之初弄了一轮船各种各样的货物开到巴拉克拉瓦去，以高得出奇的价格分别卖给了军队指挥部和英国军官。他回来时净纯利15000英镑（30万马克）。但是，这一次成功却促使他进一步去作投机活动。他又联系上了一项为英国政府供货的合同。这时已经进行媾和谈判，所以政府就在合同里提出一个条件：如货到之日媾和的先决条件已被接受，政府可以拒绝收货。波克罕同意了这点。当他和他的轮船到达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和约已经签订了。轮船租的只是去程，轮船的船长这时由于可以得到大宗有利可图的返航载货，于是就要求马上卸货，可是波克罕在挤得满满的港口里根本无法找到一个地方存放归他处理的货物，于是船长就把所有货物随便卸到了一处海岸上。波克罕就这样和他的那些枉费力气运来的箱子、货包和大木桶呆在那里，束手无策地看着当时从土耳其的各个角落和整个欧洲跑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各种恶棍把他的货物偷个精光。他回到英国后又成了一个像过去一样的穷人，15000英镑全丢了。但是他那种不可摧毁的机智的性格并没有丢失。他在投机活动上丢掉了金钱，但是却学会了在实业界办事和交往的本领。他还发现，他对酒类的质量有一种特别敏锐的鉴别力，并且成功地为波尔多的各家出口商号做代理人。 但同时他尽可能地参加政治运动。在卡尔斯卢厄和日内瓦，他认识了李卜克内西。由于福格特的丑剧，他同马克思建立了联系[390]，这也就是我和他再次会见的原因。波克罕虽然没有用一定的纲领来约束自己，却一直追随着最革命的党派。他的主要的政治活动，是同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即俄国专制制度作斗争。为了更好地观察俄国的旨在征服巴尔干国家和间接统治西欧的阴谋，他学会了俄文，并且研究俄国的报刊和流亡者的作品多年。同时，他还译出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的“我们俄国情况”[391]一书，书中抨击了由赫尔岑开其端（后来由巴枯宁所继承）并为西欧的俄国流亡者所效法的虚伪风气，即在西欧不是传播他们所熟知的俄国真相，而是散布合乎他们的民族的和泛斯拉夫主义的口味的通常奇谈。他还在柏林的“未来报”[392]、“人民国家报”以及其他报纸上写了很多论俄国的文章。 1876年夏天，他在去德国的路上于巴登魏勒尔得了中风症，整个左半身终身瘫痪。他不得不放下他的事业。几年以后，他的妻子死去。他由于患肺病而不得不搬到海斯丁斯去，到温和的海洋性气候的英国南海岸去。瘫痪也好，疾病也好，微薄的、不能经常得到保证的生活费用也好，都不能摧折他那无比坚强的精神力量。他的书信中总是洋溢着激奋的欢乐，他的笑声感染着同他见面的人。他爱好的读物是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1885年12月16日，他患肺炎去世。 “极端爱国主义者”一文在对法战争结束后就在“人民国家报”上出现，此后不久又出单行本。这本书，对于官方的和资产阶级的德意志一向沉湎于超爱国主义的陶醉于胜利的情况来说，已成了一付非常有效的解毒剂。的确，最好不过的清醒剂莫过于回忆一下现在被捧到天上的普鲁士当年曾经在法国人的进犯之下，即在现在被蔑视为战败者的法国人的进犯之下被可耻地摧毁。而这付药剂也应该有特别大的效力，因为，关于十分糟糕的事实的叙述是从这样一本书中摘来的，在这本书中，一位普鲁士将军［注：爱德华·冯·赫夫内尔。——编者注］，而且还是高级军事学校的校长，根据普鲁士的官方文件描绘了这个可耻的时代；而且应该承认描绘得很客观：并不夸大[393]。一支大的军队，像任何其他的大的社会机体一样，在一次大失败以后最好是好好想一想，承认自己过去的过失。在耶拿战役之后，普鲁士人就处于这种状态。另一次是在1850年之后，的确，他们那时没有遭到大的失败，但是在一系列小征伐——对丹麦和对南德的征伐——之后以及在1850年第一次大动员过程中，他们的军事上的十分衰败，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完全清楚的了；也是在那时，他们只有以华沙的和奥里缪茨的政治耻辱为代价才主动避免了真正的失败。[394]为了懂得如何改进，他们曾不得不对自己的过去进行无情的批判。他们的军事学术界（其中曾出现了克劳塞维茨这样的第一流人物，但从那时起便无止境地降低了自己的水平）在这种必不可免的自我检查的情况下这时又重新振兴起来。这次自我检查的成果之一就是赫夫内尔的著作，波克罕的书即取材于此。 即使现在，仍然有必要经常使人回忆一下这个时代：傲慢和失败、国王无能的时代，迷恋于自己的两面手法的普鲁士外交官愚蠢奸诈的时代，贵族军官在极其懦怯的叛卖中仍然大言不惭的时代，完全背离人民的、建立在说谎和欺骗之上的国家制度总崩溃的时代。德国的庸人（也包括贵族和王公）现在有时比当时更为妄自尊大和沙文主义；外交行动显然更蛮横了，不过还保留着过去的两面手法；贵族军官人数的自然的增加和人为的增加已使他们又能占据先前那种在军队中的统治地位，国家也日益背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变成一个大地主、交易所经纪人和大工业家的集团来剥削人民。当然，如果再走到战争的地步，普鲁士德意志的军队凭它在组织上是所有别的军队的榜样这一点来说，是会比它的敌人和它的盟友占有相当大的优势的。但是，它再也得不到像在最近两次战争[395]时期那样的优势了。举例来说，那时由于特殊的幸运情势而形成的高级指挥的统一，以及下级指挥官的相应的绝对服从，都不见得会照样再一次出现。目前流行于土地贵族以及军人贵族——一直到皇帝的侍卫官——同交易所投机家之间的事务勾结关系，对于前线军队的供给很容易地会成为致命的东西。德意志会有它的盟友，但是一有机会，它就会抛弃盟友，而这些盟友也就会抛弃它。最后，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 如果已达顶点的军备竞争制度终于产生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前景就是这样。国王和国家要人老爷们，这就是你们的才略把旧欧洲所弄到的地步。如果你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开始跳一场最后的大战舞，那我们是不会哭泣的。就算战争可能会把我们暂时抛到后面去，就算它会把我们已经争得的某些阵地夺去。但是，如果你们放纵你们以后将无法对付的力量，那末不管那时情况如何，在悲剧结束时你们必将垮台，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已经争得，就是终于不可避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2月15日于伦敦 载于1888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西·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 注释： [384]S．Borkhoim．《ZurErinnerungfürdiedeutschenMordspatrioten．1806—1807》．Hottingen-Zürich，1888．这本书是根据恩格斯的倡议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第二十四分册出版的。“序言”的后半部分早在该书出版以前，就以“欧洲面临什么”为标题发表于1888年1月15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6页。 [385]1848年6月14日，因普鲁士国民议会背弃三月革命（关于这点，见弗·恩格斯的“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72—89页）而愤怒的柏林工人和手工业者攻占了军械库，以便武装人民捍卫革命的成果并把革命推向前进。但是柏林工人的发动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及时赶到的援军和资产阶级的市民自卫团一起迅速地击退了人民，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第396页。 [386]指1848年9月底在巴登发生的共和派起义；起义是由古斯达夫·司徒卢威为首的一批德国流亡者发动的，9月21日从瑞士进入巴登地区。在巴登民主派的武装队伍和当地市民自卫团的支持下，司徒卢威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几天以后，起义遭到巴登军队的镇压，司徒卢威和其他许多参加起义的人被逮捕，他们被判处长期徒刑。——第396页。 [387]见注355。——第396页。 [388]六月六日运动——见注356页。——第396页。 [389]“硫磺帮”——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恶名昭著；后来“硫磺帮”一词成了标志一切犯罪分子和嫌疑分子的团体的普通用语。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工资的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卡·福格特在1859年出版的一本反对马克思和以他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诬蔑性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里，歪曲了事实，称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为“硫磺帮”，他把这个“硫磺帮”描绘成一个干政治上的龌龊勾当的团体。其实，1849—1850年在日内瓦有一个玩笑地以“硫磺帮”为名的德国流亡者小集团（波克罕是它的一个成员），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和这个小集团是毫无关系的；而且小集团本身是没有政治性的，它里面所联合的是一群无害的、欢乐的闲人。马克思在他的那本1860年写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里，给福格特以歼灭性的回击；同时他也驳斥了福格特关于“硫磺帮”的臆造。——第397页 [390]1860年2月，马克思请西·波克罕把关于日内瓦的“硫磺帮”的资料寄给他。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里，利用了波克罕2月12日的答复来揭露福格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06—409页）。——第399页。 [391]亚·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的小册子俄文版的标题是：“我们的家务事。就‘秩序在胜利’（“钟声”第3卷第233号）一文答赫尔岑先生”1867年斐维版。在波克罕的译本中，小册子的标题是：《UnsereRussischenAngelegenheiten．AntwortaufdenArtikeldesHerrnHerzen：《DieOrdnungherrscht！》（KolokolNr233）》．Leipzig，1871．德文版包括波克罕的序言和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小册子的本文，后者的标题是：《UnserehäuslichenAngelegenheiten》。——第399页。 [392]“未来报”（《DieZukunft》）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人民党的机关报；从1867年起在科尼斯堡出版，1868年至1871年在柏林出版。——第399页。 [393]指爱·赫夫内尔“一八○六年和一八○七年战争。普鲁士军队简史，根据军事档案材料写成”1855年柏林第2版第1—4卷（E．Höpfner．《DerKriegvon1806und1807．EinBeitragzurGeschichtederPreuβischenArmeenachdenQuellendesKriegs-Archivsbearbeitet》．2．Aufl．，Bd．Ⅰ-Ⅳ，Berlin，1855）一书。——第400页。 [394]谈到1850年对丹麦的征伐，恩格斯是指普鲁士因什列斯维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而同丹麦战争时期对丹麦作战的最后阶段。在1848年革命时期，力求和德意志合并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居民发动了民族解放起义，反对丹麦统治。在德意志的舆论的压力下，普鲁士统治集团和德意志联邦的其他的国家一道开始了虚张声势的对丹麦的战争；但是，他们每走一步都出卖革命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军队，并且在1848年8月26日签订了为期七个月的停战协定，协定的条款使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一切民主成果都化为乌有。战争在1849年3月底又重新开始。战争中双方互有胜负，最后以普鲁士再一次的出卖行动而结束，即普鲁士在1850年7月2日同丹麦签订和约，让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居民用自己的力量继续战争。1850年7月，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军队被丹麦军队击溃，两公国仍属丹麦王国。关于1850年普鲁士对南德的征伐，恩格斯是指由于1848—1849年革命后普奥之间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尖锐化，普军在1850年11月进入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库尔黑森）一事。1850年秋天，库尔黑森发生的革命行动给奥普提供了干涉其内政的借口，而且双方的每一方都企图以主要的德意志国家的身分去担当运动镇压者的角色。普鲁士政府看到奥地利—巴伐利亚军队进入库尔黑森，便在1850年11月初宣布动员，并且它自己也往那里派了军队。11月8日奥地利—巴伐利亚的先头部队和普鲁士的先头部队在布隆采耳附近发生一次小战斗。在动员过程中暴露出普鲁士军事制度的严重缺点和普军的装备陈旧，同时，在德国冲突中支持奥地利的俄国也坚决反对，这就迫使普鲁士放弃了军事行动并向奥地利投降。早在普鲁士军队进入库尔黑森以前，在1850年10月华沙会议上，俄皇尼古拉一世就作为奥普之间的仲裁人出来反对建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的统一的企图。11月29日在奥里缪茨（捷克称作：奥洛摩茨）城，奥普之间签订一项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普鲁士必须放弃它的统一德意志的计划，并且加入为奥地利所恢复的德意志联邦，——第400页。 [395]指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普法战争。——第401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给巴黎国际联谊节组织委员会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给巴黎国际联谊节组织委员会的信[383] 公民们： 我们现在面临着极严重的危险。战争在威胁着我们，痛恨战争而且具有唯一的共同的利益的法国和德国无产者将在这次战争中被迫互相残杀。 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是军国主义，是在大陆各大国施行了普鲁士式的军事制度。 这个制度被说成是武装全民以保卫本国领土和本国权利。这是撒谎。 普鲁士制度取代了有限征兵制和富人可出钱找代役者的代役制，因为它把国家的一切资源——人力和物力的资源都交由掌权者支配。但是它没有能够建立一支国民军。 普鲁士制度把应征服兵役的公民分为两类。第一类编入常备军，而第二类则立即被派定为后备军或地方部队。这后一类得不到或者几乎得不到任何军事训练；但前一类则一直服役两三年，——这段时间足以把他们造成一支俯首贴耳、按纪律机械行动的军队，时刻准备对外进行征服，对内残酷镇压人民运动。这是因为——我们不应该忘记——采用这个制度的一切政府，害怕本国工人比害怕国外与之竞争的政府要厉害得多。 这个制度由于有弹性所以能大大扩张。的确，哪怕仅仅还有一个年轻人没有被编入队列，现有资源就不能算已经用尽。因而各国之间才这样为拥有一支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军队而进行无休止的竞争；某个国家增加一次武装力量，别的国家就都会这样做，甚至有过之无不及。而这是非常花钱的。人民已经被军费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和平越来越变得几乎比战争更花钱，于是战争终于已经不是什么可怕的灾难，而成了一种能够结束不堪忍受的状况的救世的危机。 这就使各国的阴谋家，那些热衷于浑水摸鱼的家伙，得以把人民推向战争。 那末，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呢？ 废除普鲁士式的制度，代之以真正的国民军这所普通的学校，使每个能够扛枪的公民都加入这所学校，时间要严格规定，以学会当兵的本领所必须的时间为限；把经过这种训练的人造就成预备队的基干人员，按地区很好地组织起来，使每个城市、每个县都有它自己的一个营，这个营的人都彼此认识，团结一致，有武器、服装，必要时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随时出动。这就是说，每个人家里都有枪械和装备，象瑞士那样。 首先实行这种制度的那国人民，会使自己的军事实力增加一倍而同时还会使自己的军事预算减少一半。他们将用武装本国全体公民这一事实来证明他们对和平的热爱，因为这支由人民自己组成的军队是根本不能用来对外进行征服的，正像在保卫祖国领土时是根本不可战胜的一样。而且，如果每个公民家里都有一支枪和五十发子弹，还会有哪一个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2月13日于伦敦 载于1887年2月26日“社会主义者报”第79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383]这封信是恩格斯为国际兄弟联谊节而写的，国际兄弟联谊节由法国的一系列外国社会主义者组织发起，于1887年2月19日在巴黎举行，参加的人有德国、斯堪的那维亚、波兰和俄国的流亡社会主义者。联谊节的目的是要对欧洲的军备竞赛和备战活动表示抗议。恩格斯的信曾在联谊节上宣读，并载于2月26日的“社会主义者报”，还译成德文载于3月11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同年3月19日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报”。——第393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美国工人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美国工人运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374] 自从我应译者［注：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编者注］的希望写完本书的“附录”［注：见本卷第292—298页。——编者注］以来，已经过去十个月了。在这十个月中，美国社会发生了一次在其他任何国家中至少需要十年才能完成的变革。1886年2月，美国的社会舆论在一点上几乎是一致的，即认为：美国没有欧洲式的工人阶级［注：我在1844年写的那本书用英文出版是有道理的，这恰恰是因为，现代美国的工业所处的状况几乎正好相当于四十年代，也就是我所考察的时期的英国工业的状态。情况相似到何等程度，发表在伦敦“时代”月刊3、4、5和6月号上的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论“美国工人运动”的那些文章[375]已经证明。我之所以更乐意提到这些出色的文章，还因为这使我有可能同时批驳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毫无顾忌地散布的对艾威林的可恶的诽谤。[376]（恩格斯在1887年的单行本上加的注。）］，因此，使欧洲社会四分五裂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美利坚共和国不可能发生，所以社会主义是一种从外国引入的植物，它决不能在美国的土壤上生根。然而正是在那个时候，越来越近的阶级斗争已经呈现出它的巨大阴影：宾夕法尼亚的煤矿工人[377]和其他许多工业部门的工人举行了罢工，特别是全国都在准备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广大运动，这个运动说在5月开始就在5月开始了。[378]我的“附录”表明，当时我已经正确地估计了这些征兆，预料到会有一个全国性的工人运动。但是，当时谁也不能料到，运动会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以这样不可遏制的力量爆发出来，会以燎原烈火的速度蔓延开来，会从根本上震撼［注：在德文版中不是“震撼”，而是“现在已经在震撼。——编者注］美国社会。 但是事实摆在那里，驳不倒也辩不掉。我很有趣地听去年夏天赏光访问我的美国记者们告诉我，美国统治阶级对此是感到多么惊慌；“新的转折”使他们束手无策，陷入了恐惧和张皇失措的状态。但是，那时运动还刚刚开始，那个由于黑奴制度的废除和工业的迅速发展而成为美国社会最底层的阶级只不过举行了一连串杂乱的、显然是互不联系的骚动。在年底以前，这种混乱的社会痉挛就开始采取确定的方向了。广大工人群众在国内辽阔的地区掀起自发的本能的运动，他们对于到处都是同样的、由同样原因造成的悲惨的社会状况的普遍不满同时爆发出来，这就使这些群众意识到一个事实：他们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一个新的、特殊的阶级，一个实际上多少是血统的雇佣工人即无产者的阶级。这种意识由于一种纯粹美国人的本能使他们迅速地采取解放自己的下一步骤——组织具有自己的纲领并以夺取国会大厦和白宫为目标的工人政党。5月，掀起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芝加哥和密尔窝基等地发生了骚动，统治阶级试图用暴力和残酷的阶级的司法机关来镇压工人阶级方兴未艾的反抗高潮。11月，在所有的大城市里都组成了新的工人政党，而且在纽约、芝加哥和密尔窝基进行了选举。[379]在此以前，5月和11月只能使美国资产阶级想起凭合众国公债息票取息；从今以后，5月和11月将使他们同时想起美国工人阶级拿出自己的息票要求付息的日期了。 在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经历了许多年才完全相信，他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的、在现存社会关系下是固定的阶级；又经历了好多年，这种阶级意识才引导他们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特殊的、独立于统治阶级各种派别所组织的一切旧政党并且同这些政党对立的［注：在德文版中不是“对立的”，而是“敌对的”。——编者注］政党。美国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而且在一开始有历史的时候已经有了十七世纪形成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因素，在这个较为良好的土地上，工人阶级在十个月中就经历了本身发展的这两个阶段。 但是，这一切还只是一个开始。工人群众感觉到他们的悲惨状况的共同性和他们的利益的共同性，感觉到同其他一切阶级对立的阶级团结；他们为了表达这种感觉并把它变成行动，已经把每个自由国家里为这种目的而预备的政治机器开动了起来，——这仅仅是第一步。下一步是要找到一剂医治这些共同苦难的共同药物，并且把它体现在新的工人政党的纲领中。而整个运动中最重要最困难的这一步，在美国尚待完成。 新的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细节上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本身的发展而改动，但是在每一个时期内都必须为全党所赞同。只要这种纲领还没有制订出来或是还处于萌芽状态，新的党本身也将处于萌芽状态；它可以作为地方性的党存在，但还不能作为全国性的党存在；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党。 这个纲领，无论它最初的形式如何，但必须朝着预先可以确定的方向发展。在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造成鸿沟的原因，在美国和在欧洲是一样的；消除这种鸿沟的手段到处也都是相同的。因此，美国无产阶级的纲领在最终目的上，归根到底［注：在德文版中不是“归根到底”，而是“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编者注］一定会同经过了六十年的分歧和争论才成为欧洲战斗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公认的纲领相一致。这个纲领将宣布，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便实现整个社会对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的直接占有，供全体为了全体利益而共同利用。 但是，如果说美国的新的党也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凭借着它的形成这一事实本身就力图夺取政权，那末它在怎样对待一旦夺得的［注：在德文版中删去了：“一旦夺得的”。——编者注］政权这个问题上还远远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在纽约和东部的其他大城市里，工人阶级的组织是按职业联合的路线进行的，每一个城市都组织了强大的中央劳动联合会。在纽约，中央劳动联合会于去年11月把亨利·乔治选为他们的旗手，因此，联合会的临时竞选纲领中浸透了他的原则。在西北部大城市里，竞选是在很不明确的工人纲领的基础上进行的，亨利·乔治的理论的影响即使已经看得出来，那也只是刚刚看得出。在这些人口和工业集中的大中心里，新的阶级运动已经充分带有政治性，同时，在全国，我们发现两个分布很广的工人组织，即“劳动骑士”[380]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其中只有后者才具有符合上述现代欧洲观点的纲领。 在美国工人运动所表现的三种多少已经确定的形式中，第一种，即亨利·乔治领导的纽约的运动，目前主要是地方性的。纽约无疑是合众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城市，但纽约不是巴黎，合众国不是法兰西。我认为亨利·乔治的目前这样的纲领是太狭隘了，它不能作为越出地方性运动范围以外的任何运动的基础，即使作为总运动中的一个短期阶段的基础也不行。在亨利·乔治看来，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土地，是人们分裂为富人和穷人的主要的、笼罩一切的原因。但从历史上看来，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在罗马共和国衰落时期，当自由的意大利农民被剥夺了田地的时候，他们形成了一个同1861年以前南部各蓄奴州里的“白种贫民”相似的阶级；在奴隶和“白种贫民”［注：在德文版中不是“白种贫民”，而是“贫穷的自由人”。——编者注］这两个同样无力解放自己的阶级存在的情况下，古代世界崩溃了。在中世纪，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剥夺而离开了土地，相反地，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而离不开它。农民虽然保有自己的土地，但他们是作为农奴或依附农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必须以劳动或产品的形式给地主进贡。直到近代的黎明时期，即到十五世纪末，农民大规模被剥夺才给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奠定了基础［注：在德文版中不是“农民大规模被剥夺给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奠定了基础”，而是“农民大规模被剥夺了，并且这次是在这样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种条件逐渐把成为无产者的农民变成了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变成了人”。——编者注］，这些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除了向旁人出卖劳动力以外就不能生活。但是，如果说土地被剥夺使这个阶级产生，那末，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即现代的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则使它长存下去，使它人数增加，并使它形成一个具有特殊利益和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特殊阶级。所有这些，马克思都详细地论述过了（“资本论”第七篇“所谓原始积累”[381]）。马克思认为，现代的阶级对抗和工人阶级的处境恶化［注：在德文版中不是“处境恶化”，而是“现今的屈辱”。——编者注］，原因就是工人阶级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其中当然也包括土地。 亨利·乔治既然宣布土地垄断是贫穷困苦的唯一原因，自然就认为医治它们的药剂是把土地交给整个社会。马克思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要求把土地交给社会，但不仅是土地，而是同样还有其他一切生产资料。但是，即使我们撇开其他生产资料的问题不谈，这里也还有另外一个差别。土地如何处理呢？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者要求共同占有土地和为共同的利益而共同耕种，对其他一切社会生产资料——矿山、铁路、工厂等等也是一样；亨利·乔治却只限于像现在这样把土地出租给单个的人，仅仅把土地的分配调整一下，并把地租用于公众的需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于私人的需要。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是实行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全面的变革；亨利·乔治所要求的，是把现在的社会生产方式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实质上［注：在德文版中，“实质上”的后面加有：“早已”。——编者注］就是李嘉图学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的极端派提出的东西，这一派也要求由国家没收地租。 当然，如果认定亨利·乔治已经把话一下子说完了，那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只有照我现在所看到的样子来考虑他的理论。 美国工人运动的第二个大派别是由劳动骑士组成的。看来，这一派对运动的现阶段来说是最典型的，同时无疑也是最有力的。这是一个以无数的“集会”形式扩展到全国广大地区的巨大团体，它代表着工人阶级内部的各种色彩的个人的和地方的意见。他们共有着一个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不明确的纲领，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与其说是实际上无法遵行的章程，不如说是这种本能的感觉：他们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团结起来这一事实本身就使他们成为国内的一支伟大力量。这是真正美国式的怪现象：最现代的趋向披上了最中世纪的外衣，而最民主的、甚至叛逆的精神隐藏在表面的、但实际上毫无力量的专制之下，——这就是劳动骑士向欧洲观察家展示的一幅图画。但是，如果我们不停留在这种纯粹是表面的怪现象上，我们就不可能不看到，在这个广泛的团体中蕴藏着巨大的潜力，这种巨大的潜力正在缓慢地但确实地发展成实际的力量。劳动骑士是整个美国工人阶级所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不管它的起源和历史如何，不管它有什么样的缺点和细小的怪诞行为，不管它的纲领和章程怎样，这里存在的是美国实际上整个雇佣工人阶级的产儿，是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唯一的全国性的纽带，它不仅使他们的敌人，而且也使他们自己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并使他们对未来的胜利满怀骄傲的希望。只说劳动骑士有能力发展，那是不确切的；他们是经常处于蓬勃的发展和改造的过程中。这是一块正在涌起正在发酵的由可塑性材料构成的实体，并且正在寻找适合它本性的形式。这种形式无疑是会找到的，因为历史的发展像自然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到那时，劳动骑士是否保留现在这个名称，那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一个局外观察家可以清楚地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原料必定锻造出美国工人运动的未来，从而锻造出整个美国社会的未来。 第三个派别是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党只有一个虚名，因为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它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作为一个政党出现。而且，它对美国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外来的，因为直到最近，它的成员几乎全是德国移民，他们用的是本国语言，并且大多数人都不大懂得美国通用的语言。但是，如果说这个党是起源于外国，那末，它同时也就具备了欧洲多年来阶级斗争所取得的经验，并且具备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一般条件的理解［注：在德文版中“理解”后面的那句话改做：“这是迄今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能从美国工人中看到的理解”。——编者注］，这种理解远远超过了美国工人迄今所达到的理解水平。这对美国无产者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可能掌握并利用欧洲的阶级伙伴在四十年斗争中所得到智慧上和精神上的成果，从而加速他们自己的胜利的到来。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毫无疑问，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欧洲的整个战斗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负有在运动中起极重要作用的使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掉外国服装。它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民，因此，应当向占绝大多数的而且是本地人的美国人靠拢。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学习英语。 参加运动的广大群众的各种分子——他们实质上并不敌对，但是由于出发点不同而在实际上彼此隔膜——融合一起的过程，需要有一些时间，并且不能不发生一些摩擦，这种摩擦在某些地方现在已经看得出来了。例如，劳动骑士在东部城市的某些地方和有组织的工会进行着地方性的斗争。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摩擦也发生在劳动骑士内部，那里根本谈不到和平和协调。这并不是能使资本家欢呼的那种瓦解的象征。这只是标志着，初次［注：在德文版中不是“初次”，而是“现在终于”。——编者注］按共同方向行动的无数的工人群众还没有找到适当地表达他们共同利益的东西，也没有找到最适合于斗争的组织形式，也没有找到保证胜利所必需的纪律［注：在德文版中删去了：“也没有……纪律”。——编者注］。这在目前只是为了伟大的革命战争而进行的第一次群众性征兵，是就地独自集合和装备起来的队伍，它们正在为组成一支统一的大军而汇合起来，但是还没有正规的编制和统一的进军计划。正在汇合的各部队往往彼此阻挡道路；出现了混乱、怒气冲冲的争论，甚至有发生冲突的危险。但是，最终目的的一致性终究会战胜一切小风波。这些分散的争吵不休的队伍很快就会列成一个长长的战斗横队，将在敌人面前摆成一条严整的战线，在威严的沉寂里闪射出武器的寒光，有勇敢的先驱兵在前，有坚定的预备队殿后。 达到这种结果，把各种独立的部队联合成一支具有临时［注：在德文版中不是“临时”，而是“共同的”。——编者注］纲领——不管这个纲领如何不够，但只要它真正是工人的纲领就行——的全国性的工人大军，这就是在美国须要完成的下一个巨大的步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和制定无愧乎这个运动的纲领，社会主义工人党能够做许多事情，只要它愿意像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只占工人阶级少数的时候那样行动就行。这个策略在1847年“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是用以下的话陈述的： “共产党人”，——这是我们当时采用的、而且在现在也决不想放弃的名称，——“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82] 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还有我以及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各国社会主义者四十多年来所遵循的策略；结果，这个策略到处都引向胜利，目前欧洲所有的广大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国和法国，在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在丹麦和瑞典，以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就像一支在同一旗帜下的统一的［注：在德文版中，“统一的”的后面加有：“伟大的”。——编者注］军队一样在战斗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月26日于伦敦 载于1887年在纽约出版的弗·恩格斯“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并由作者译成德文载于1887年6月10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4和2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并根据德译本校对过 注释： [374]恩格斯这篇文章是作为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1887年5月在纽约出版）的序言发表的。同年，本文由作者译成德文，以“美国工人运动”为题发表在6月10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此后，在7月又分别以德文和英文在纽约出版单行本，并译成法文发表在7月9、16和23日“社会主义者报”上。这篇文章在书的出版以前，未得恩格斯的同意就被译成德文，并于1887年4月在“纽约人民报”上发表了，这引起了恩格斯正式抗议，他不满意译文的质量。——第383页。 [375]指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87年发表在“时代”杂志上的一组文章。 “时代”（《Ｔｉｍｅ》）是英国一家社会主义派月刊；1879—1891年在伦敦出版。——第383页。 [376]恩格斯指的是有许多拉萨尔分子参加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英国社会主义者爱德华·艾威林的诽谤性的指责。艾威林和他的妻子——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及德国社会主义者威·李卜克内西一起，在1886年9月到12月斯间到美国做了一次宣传旅行，拉萨尔分子指责艾威林向执行委员会报了假账；恩格斯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好几个月的通信，并帮助艾威林证实这种非难是完全荒谬的和诽谤性的。 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于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而在1876年费拉得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本地工人联系很差。党内在主要由拉萨尔派构成的改良主义领导和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弗·阿·左尔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进行过斗争。该党曾宣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自己纲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采取宗派主义政策，轻视在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的工作，党未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第383页。 [377]见注307。——第383页。 [378]指美国1886年5月1日和以后几天以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为斗争口号的大罢工。这次罢工席卷了国内的主要工业中心——纽约、费拉得尔菲亚、芝加哥、路易斯维耳、圣路易斯、密尔窝基、巴尔的摩；罢工结果大约有二十万工人缩短了工作日。但企业主们马上就开始了反攻：5月4日，在芝加哥有人向警察队投了一枚炸弹进行挑衅，这给警察提供了用武器对付工人和逮捕好几百人的借口。进行了审讯，对芝加哥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们作出严厉的判决，其中四人在1887年11月被处绞刑；在这以后的几年中，美国工人在1886年五月大罢工中取得的成就全被企业主们一笔勾销了。为了纪念这次罢工，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全世界工人每年都要庆祝五一节。——第384页。 [379]1886年秋天，在准备纽约市政选举期间，为了工人阶级的统一的政治行动，建立了统一工人党。建党的倡导者是纽约的中央劳动联合会，即1882年成立的市的工会联合会。以纽约为榜样，这样政党在其他许多城市里都建立起来。工人阶级在新的工人党领导下，在纽约、芝加哥和密尔窝基的选举上获得了重大的成就：统一工人党提出的纽约市长候选人，亨利·乔治得到全部选票的31％；在芝加哥，工人党拥护者把一名参议员和九名众议员选入了州的立法议会，工人党的美国国会议员候选人只差六十四票就当选了；在密尔窝基，工人党把自己的候选人选为市长，把一名候选人选为州的立法议会的参议员和六名候选人选为众议员，并把一名候选人选为美国国会议员。——第384页。 [380]“劳动骑士”即“劳动骑士团”的简称，是1869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创建的美国工人组织，在1878年以前，是一个带有秘密性的团体。该骑士团主要联合了非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黑人，它以建立合作社和组织互助为目的，并参加工人阶级的许多发动。但是，骑士团的领导实际上拒绝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并主张阶级合作；1886年，骑士团的领导反对全国性罢工，禁止它的成员参加罢工，尽管如此，骑士团的普通成员还是参加了罢工。此后，骑士团失去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到九十年代末就瓦解了。——第386页。 [381]参看“资本论”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4章。恩格斯提到的那一章在“资本论”第3版第1卷中编入第8篇，而从第4版开始这章编入第7篇。——第387页。 [38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9和502页。——第39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论住宅问题”[362]一书第二版序言 本书是我1872年发表在莱比锡“人民国家报”[363]上的三篇文章的再版。恰好在那时，法国的几十亿法郎涌入了德国[364]；国债偿清了，要塞和兵营建筑起来了，武器和军事装备更新了。游闲的资本以及流通中的货币额都突然大大增加，而这一切都恰好发生在德国不仅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并且还作为一个大工业国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这几十亿法郎有力地推动了年轻的大工业；首先是这几十亿法郎，在战后引起了一个短暂的富于幻想的繁荣时期，随后又在1873年至1874年引起了一次巨大的破产，这次破产证明德国是一个有能力在世界市场上活动的工业国家。 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缺乏”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旧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在一开始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几乎不存在。例如曼彻斯特、里子、布莱得弗德、巴门—爱北斐特就是这样。相反，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地方，住宅缺乏现象曾经具有急性病的形式，而且大部分像慢性病那样继续存在着。 正是这种标志着德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急性病似的住宅缺乏现象，使当时的报刊上登满了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各种社会庸医乘机而出。在“人民国家报”上也出现了一系列这样的文章。一位匿名作者，后来自称是维尔腾堡的医学博士阿·米尔柏格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利用这个问题让德国工人领悟一下蒲鲁东的社会万应灵丹的奇效[365]。当我向编辑部表示我对于刊载这些奇文感到惊异的时候，编辑部就请我对这些文章做一个答复，而我也就照办了（第一篇：“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在这一组文章以后不久，我又发表了另一组文章，这里我以艾米尔·扎克斯博士所著的一本书[366]为例分析了这个问题上的资产阶级慈善主义观点（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米尔柏格博士先生过了很久以后对我的文章赐予了答复[367]，迫使我不得不进行答辩（第三篇：“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这场论战以及我对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便到此结束。这就是出过单行本的这三组文章的产生经过。既然现在需要出新版，那末我无疑要再一次归功于德意志帝国政府的盛情关怀，它的禁令像往常一样使销路大增，所以我在这里谨向它深致谢意。 为了出新版，我把正文校阅了一遍，稍微做了一些增补和注释，并在第一篇中改正了一个小小的经济学错误[368]，因为我的论敌米尔柏格博士很可惜没有发觉它。 在作这次校阅时，我深深感到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十四年来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那时的事实还是：“二十年以来，除了蒲鲁东的著作以外，操罗曼语的工人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369]，至多再加上“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对蒲鲁东主义所做的更加片面的说明，在巴枯宁的眼中，蒲鲁东是“我们共同的导师”——notremaÎtreànoustous。虽然当时蒲鲁东主义者在法国只是工人中间的一个小小的宗派，但是只有他们才具有明确规定的纲领，才能够在巴黎公社时期担任经济方面的领导。在比利时，蒲鲁东主义曾在瓦龙工人中间独占统治，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工人运动中，所有的人，除了极少数例外，只要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就都是坚决的蒲鲁东主义者。现在呢？在法国，工人已经完全抛弃了蒲鲁东；他只是在激进资产者和小资产阶级中间还有一些信徒，这些人作为蒲鲁东主义者，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可是社会主义的工人却对他们进行最激烈的斗争。在比利时，佛来米人已经把瓦龙人从运动的领导地位上排除出去了，已经废黜了蒲鲁东主义而大大提高了运动的水平。在西班牙，像在意大利一样，七十年代的无政府主义汹涌来潮已经退落下去，并把蒲鲁东主义的残余也带走了；在意大利，新的党还处在纯洁化和形成的过程中，而在西班牙，一直忠实于国际总委员会的新马德里联合会，已经由一个小小的核心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党[370]，从共和派的报刊本身可以看出，它在消除资产阶级共和派对工人的影响方面，要比它那些吵吵嚷嚷的前辈即无政府主义者所做的有效得多。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间，蒲鲁东的著作已经被遗忘而由“资本论”、“共产主义宣言”以及马克思学派的其他许多著作代替了；马克思的主要要求——由上升到政治独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以社会的名义夺取全部生产资料，——现在也成了罗曼语各国一切革命工人阶级的要求。 但是，既然蒲鲁东主义甚至已经被罗曼语各国工人彻底抛弃，既然它现在已经按照自己的真正使命，只是表达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资产阶级激进派所怀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欲望，那么今天何必再来谈论它呢？又何必把这些文章翻印出来，再对一个已经死了的论敌作斗争呢？ 第一，因为这些文章并不仅限于同蒲鲁东及其德国代表进行论战。由于马克思和我之间有分工，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定期报刊上，因而特别是要在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以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必须采用论战的形式即在反对其他种种观点的过程中，来叙述我们的观点。这次也是这样。本书第一篇和第三篇不仅包含对蒲鲁东关于这个问题所持见解的批判，而且包含对我们自己观点的叙述。 第二，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以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忘掉。虽然他在理论上已经被驳倒，在实践中已经被排斥在一边，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历史的意义。谁要是稍微详细地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也就应当研究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371]一书，是在蒲鲁东提出他的实际的社会改良方案以前几年问世的；马克思当时只能发现蒲鲁东交换银行的萌芽，并加以批判。因此，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著作就由这本小册子来补充，可惜补充得很不够。马克思自己一定会把这一切做得好得多，令人信服得多。 最后，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直到现在在德国还有很多的代表。一方面是以讲坛社会主义者和各种慈善家为代表，在他们那里把工人变为自己住宅所有者的愿望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因而我这部著作用来反对他们也仍然是适时的。另一方面，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包括帝国国会党团在内，就存在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它在那里采取的表现形式是：虽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变一切生产资料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正确的，但是认为实现这点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无限渺茫的未来才有可能。因此，现在只须从事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甚至可以根据情况而同情那些极反动的所谓“提高劳动阶级”的意图。这样一种倾向的存在，在德国这个市侩气parexcellence〔占优势〕的国家里，尤其是在工业发展强制地和大规模地铲除着这个历来根深蒂固的市侩气的时候，完全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倾向对于运动一点也不危险，因为我国工人在最近八年来反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反对警察和法官的斗争中辉煌地表现出他们具有惊人健全的头脑。但是必须完全明白地认识到，这样一种倾向是存在着。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为明确的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那末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蒲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 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关于“住宅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核心就是工人对自己住宅的所有权。但是，近二十年来德国的工业发展，对这一点作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注解。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没有这样多的雇佣工人不仅是自己住宅的所有者，而且是自己菜园或土地的所有者；同时，还有其他许多工人以租佃者的身分在事实上相当稳定地占有的条件下使用带菜园或土地的房屋。同园艺业或小农经济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就构成德国新兴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在西部，工人多半是自己家园的所有者，而在东部，多半是自己家园的租佃者。家庭工业同园艺业和耕作业，以及同稳定的住宅的这种结合，不只是在手工织布业还跟机器织机作斗争的地方，例如下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萨克森厄尔士山脉和西里西亚到处可以看见，而且只要在有某个家庭工业部门作为一种农村副业扎住了根的地方，例如在绍林吉亚山和勒恩一带，也到处可以看见。在讨论烟草专营问题时已经查明，甚至雪茄烟制造业也已经具有了农村家庭工业的性质。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小农中间出现了严重的贫困，例如几年前在艾费耳[372]那样，资产阶级报刊立刻就叫嚷要培植适宜的家庭工业，作为唯一的救济办法。事实上，德国小农中间日益加剧的贫困，以及德国工业的一般状况，都使农村家庭工业继续推广起来。这是德国特有的现象。我们在法国只是作为一种例外才能找到类似的情况，例如在养蚕业地区；在没有小农存在的英格兰，农村家庭工业是靠农业短工的妻子儿女的劳动来维持的；只有在爱尔兰，我们才像在德国一样可以看见由真正的农民家庭经营的成衣业中的家庭工业。我们在这里自然不用去说俄国和其他还没有进入世界工业市场的国家了。 所以，在德国的辽阔的土地上，目前工业的状况初看起来相当于采用机器以前到处盛行过的那种状况。但只是初看起来才是这样。先前那种同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至少在工业正在发展的国家里，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但同时也是工人阶级精神上和政治上极其低下的基础。手工劳动产品及其生产费用决定了市场价格；并且在当时劳动生产率远较今日为低的条件下，市场的销售量通常比供应量增长得更快。十八世纪中叶在英国和在法国的一部分，特别是纺织工业中的情况，就是这样。而当时刚从三十年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并且处在最不利条件下的德国，情况当然就完全不同了；这里为世界市场而生产的唯一家庭工业，即亚麻织布业，经受着各种捐税和封建义务的重压，以至兼做织工的农民的生活并没有超过其他农民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虽然如此，当时家庭工业工人终究是过着在某种程度上有保障的生活。 随着机器的采用，这种情形就改变了。这时价格已经由机器生产的产品来决定，家庭工业工人所得的工资就随着这种价格而跌落下去。但工人不能不接受这种工资，否则就必须另找工作，而他要这样做就只有变为无产者，也就是说要抛弃自己的——不论是自己所有的或者租来的——小屋子、菜园和小块土地。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会走这一步。因此，旧日农村手工织工经营园艺业和耕作业，就成了手织机同机器织机的斗争到处都拖得如此长久的原因，这个斗争在德国至今还没有结束。在这个斗争中，特别是在英国，初次显示出：以前是工人较好生活的基础的那种情况，即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现在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障碍和不幸了。在工业方面，机器织机打败了他们的手织机；在农业方面，大农业战胜了他们的小农业。然而，当许多人共同劳动以及应用机器和科学在这两个生产部门中都已经成为社会通例的时候，小屋子、菜园、小块土地和他们的织布机仍然把他们束缚在已经陈旧的个体生产和手工劳动的方式上。现在占有房屋和菜园已经远不及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流动那样有价值了。任何一个工厂工人都不会同一个在缓慢地饿死然而肯定要饿死的农村手工织工交换地位了。 德国在世界市场上出现得晚；我们的大工业产生于四十年代，它通过1848年的革命获得了初步的高涨，并且只是在1866年和1870年的革命至少为它扫除了最严重的政治障碍以后，才充分发展了起来。然而，这时它发现，世界市场大部分已经被占据了。供应日用品的是英国，供应精致奢侈品的是法国。德国既不能用价格来击败英国，又不能用质量来击败法国。因此，只好循着德国生产已经走惯了的道路，首先是带着对英国说来太琐碎、对法国说来太低劣的商品挤进世界市场。德国人惯用的先送优良货样后交劣等商品的骗人手法，自然很快就在世界市场上受到了严酷的惩罚，几乎完全不能施展了；另一方面，在生产过剩条件下进行竞争，甚至渐渐促使体面的英国人走上了降低产品质量的歪路，从而帮助了在这一行里无可匹敌的德国人。这样，我国就终于建立了大工业，并且开始在世界市场上起一定作用了。但是我国大工业几乎是专为国内市场工作（只有制铁业是例外，它的生产水平大大超过了国内的需要），所以构成我国大宗出口的是大量的小商品，大工业至多只为小商品供应必需的半成品，而小商品本身则大部分由农村家庭工业来供应。 于是，自己的小屋子和小块土地的占有给予现代工人的“恩惠”，就十分辉煌地表现出来了。任何地方——甚至爱尔兰的家庭工业也不见得要除外——的工资都不像德国家庭工业中的工资那样低到了可耻的地步。全家人从自己的菜园或小块土地上辛苦得来的东西，被资本家用竞争从劳动力价格中扣除了；工人不得不同意接受任何一种计件工资，因为不这样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而单靠自己的农产品又不能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农业和土地所有制把他们束缚于一个地点，阻碍他们另找职业。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德国才具有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一系列小商品的竞争能力。资本的全部利润都用扣除正常工资的方法榨取出来，而全部剩余价值则可以白送给买主。这就是大部分德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廉得令人吃惊的秘密。 正是这种情况，比其他任何情况都更甚地把其余各个工业部门的德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也保持在西欧各国工人的水平之下。这种传统地保持在大大低于劳动力价值以下的劳动价格，像铅秤锤一样也压低了城市工人甚至大城市工人的工资，使它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之下；而且，城市中劳动报酬很低的家庭工业也占据了旧日的手工业的地位，并且在这里也压低了一般的工资水平。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比较早的历史阶段上曾经是工人较好生活的基础的东西——农业与工业的结合，占有房屋、菜园和土地，稳定的住宅——现在在大工业的统治下，不仅成了工人最沉重的枷锁，而且成了整个工人阶级最大的不幸，成了工资无比地低于正常水平的基础，并且不仅个别工业部门和个别地区是这样，全国各地也是这样。无怪乎靠这样不正常地扣除工资过活和发财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总是醉心于农村工业，醉心于工人占有住宅，认为推行新的家庭工业是救治一切农业灾难的唯一单方！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可是它还有相反的一面。家庭工业已经成了德国出口贸易以及全部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因此，它广泛散布于德国，并且还在一天比一天广地散布开来。小农自从他的为满足自己消费的家庭工业劳动被成衣业和机器工业的廉价产品所消灭，而他的牲畜以及厩肥生产因为马尔克制度、公共马尔克和强制的轮作制遭受破坏而被消灭的时候起，就不可避免地要破产，这种破产就把备受高利贷者盘剥的小农强迫地赶到现代家庭工业中来。正像爱尔兰地主的地租一样，德国的高利贷者的抵押利息也不能由土地的收益来偿付，而只能由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的工资来偿付。而随着家庭工业的散布，一个个农民地区就相继卷入了现代的工业运动。这种由家庭工业造成的农业地区的革命化，就使德国境内工业革命散布的地区要比英国和法国广阔得多；我国工业发展的水平较低，就使这个革命尤其有必要向横阔方面散布。这就说明，为什么德国同英国和法国相反，革命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广大地区得到这样有力的传播，而不只是局限于中心城市。这又说明，为什么这个运动的发展是平静的、稳定的和不可遏止的。很清楚，在德国只有当大多数小城市和大部分农村地区已经成熟到实行变革的时候，首都和其他大城市中的胜利起义才有可能。在多少正常的发展条件下，我们决不可能像巴黎人在1848年和1871年那样去取得工人的胜利，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这里革命的首都也就不会像巴黎在上述两个场合那样败于反动的外省。在法国，运动一向都是发源于首都，而在德国则是发源于大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地区；首都只是后来才被攻克。因此，可能将来首先发动的也仍然是法国人，但是彻底的结局只能在德国打出来。 然而，这种由于散布广阔而成为德国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同时又使德国农民阶级越来越革命化的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本身又不过是进一步变革的始初阶段。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了的那样（“资本论”第3版第1卷第484—495页[373]），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机器和工厂生产也会为它们敲响丧钟。敲响丧钟的时刻看来已经很近了。但是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和工厂生产所消灭，在德国就意味着千百万农村生产者的生计被断绝，几乎一半德国小农被剥夺，不只是家庭工业转化为工厂生产，而且是农民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和小地产转化为领主的大农场——也就是意味着一场牺牲农民而有利于资本和大地产的工业和农业的革命。如果德国注定连这个变革也要在旧的社会条件下完成，那末这样的变革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如果那时其他任何一国的工人阶级都还没有首先发动，那末德国一定会开始攻击，而“光荣战斗军”的农民子弟一定会给予英勇援助。 这样，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给每个工人一幢归他所有的小屋子，从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缚在他的资本家那里——现在就变成完全另一个样子了。实现这种空想，就是把一切小的农村房主变成为工业的家庭工人，结束那些被卷入“社会漩涡”的小农旧日的闭塞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上极其低下的状况；就是使工业革命推广到农业地区，从而把居民中最不活动最保守阶级变成革命的苗圃，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使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强迫走上起义的道路。 只要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慈善家在执行其资本家的社会职能时，还在继续颠倒地实现他们的理想而有利于社会革命，我们是乐于让他们去自我欣赏这个理想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月10日于伦敦 载于1887年1月15和2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和4号，并载于1887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论住宅问题” 注释： [36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33—321页。——第372页。 [363]“人民国家报”（《Der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起初每周出版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这家报纸因为发表大胆的革命言论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该报编辑部保持着密切联系，该报经常刊载他们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民国家报”的活动评价很高，同时密切注视它的工作并批评它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纠正报纸的路线，该报因此成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第372页。 [364]指普法战争结束后缔结的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规定的法国的赔款50亿法郎。——第372页。 [365]米尔柏格所写的以“住宅问题”（《DieWohnungsfrage》）为题的六篇文章，曾不署名地载于1872年2月3、7、10、14、21日和3月6日的“人民国家报”上。——第373页。 [366]艾·扎克斯“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1869年维也纳版（E．Sax．《DieWohnungszuständederarbeitendenClassenundihreReform》．Wien，1869）。——第373页。 [367]米尔柏格对恩格斯的文章的答复载于1872年10月26日“人民国家报”，标题是：“住宅问题（阿·米尔柏格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ZurWohnungsfrage（AntwortanFriedrichEngelsvonA．Mülberger）》）。——第373页。 [36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56—257页及该卷注231。——第373页。 [36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58页。——第374页。 [370]新马德里联合会是由“解放报”编辑部的那些因该报揭露秘密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而被无政府主义多数派开除出马德里联合会的委员们于1872年7月8日成立的。保·拉法格积极参加了组织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工作及其活动。新马德里联合会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接受它之后，便向总委员会申请，总委易会于1872年8月15日承认它是国际的一个联合会。新马德里联合会同无政府主义影响在西班牙的传播进行了坚决斗争，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努力争取在西班牙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恩格斯曾为该联合会的机关报“解放报”撰稿。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委员们是1879年成立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者。——第374页。 [37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第375页。 [372]拥有山地和大片沼地和荒地的艾费耳高原区（普鲁士莱茵省），土壤气候条件不很适于农业；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是由力量单薄的小农户用落后的农业技术进行的；这一切引起了周期性的歉收和小农贫困的尖锐化；在恩格斯这篇文章中指的是1882年发生的事件，在前几年的连续歉收和农产品跌价以后，在艾费耳高原地区闹过饥荒。——第377页。 [373]参看“资本论”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3章。——第381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死亡又一次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的先进战士的行列中打开了一个缺口。12月7日，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在日内瓦逝世了。 1809年，贝克尔生于福兰肯塔尔（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早在二十年代，刚刚脱离童年他就参加了自己故乡的政治运动。七月革命之后，三十年代初期，这个运动具有了共和主义性质，贝克尔就成了这个运动最积极最坚决的参加者之一。他曾多次被捕，被交付法庭审讯，被宣告无罪，但是最后不得不从得胜了的反动派那里逃出来。他来到瑞士，定居在俾尔，取得了瑞士公民权。在这里他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一方面他关心各德国工人联合会的事务，关心德国、意大利及其他欧洲流亡者的革命尝试，另一方面他也关心瑞士民主派夺取各别州的政权的斗争。大家知道，这个斗争，特别是在四十年代初，汇成了对贵族州和教权派州的一系列武装进攻。贝克尔跟大多数这种“叛乱”都或多或少有些牵连，所以他终于被判处逐出他的新家乡伯尔尼州十年。这些小型的战斗的使命终于在1847年由对宗得崩德的战争[353]完成了；贝克尔当时是瑞士军队的军官，他忠于自己的职守，在向琉森进军中，他带领了他所在的那个师的前卫部队。 1848年的二月革命爆发了，随后在志愿队的支持下在巴登作了实行共和制的尝试。在黑克尔进军[354]时，贝克尔组织了一个流亡者军团，但只是在黑克尔已经再次被打退以后他才赶到边界。这个后来大部分被拘留在法国的军团，在1849年成了普法尔茨军和巴登军某些优秀部队的核心。 1849年春在罗马宣布成立共和国的时候，贝克尔想用这个军团为罗马组成一支辅助部队。他到马赛去组织骨干，着手招兵。但是，大家知道，法国政府当时准备扼杀罗马共和国，让教皇［注：庇护九世。——编者注］回去。自然它要阻挠调军队去援助它的罗马的敌人。贝克尔已经雇好了船，但却接到一个坚决的声明说，船只如果有丝毫离港的企图，就将被击沉。 正在这时爆发了德国的革命。[355]贝克尔立即赶到卡尔斯卢厄；军团也跟着他去了，后来在伯宁指挥下加入了战斗，而由维利希在伯桑松组成的1848年旧军团的另一部分，成了维利希的志愿队的核心。贝克尔被任命为全巴登人民自卫团长官，也就是除常备军外所有部队的长官，于是他立即着手组织人民自卫团。一开始他就遭到受反动资产阶级支配的政府及其首脑布伦坦诺的反抗。贝克尔的命令遇到了相反的命令，他对武器和军用装具的要求被忽视，或者干脆被拒绝。6月6日开始以革命武装力量恐吓政府，贝克尔非常积极参与行动，这次尝试没有发生决定性的效果[356]，但是贝克尔及其部队此时却被匆忙地从卡尔斯卢厄调到尼喀河去对付敌人。 在这里战事渐渐展开，而结局也快见分晓了。贝克尔带领他的志愿队和人民自卫团占领了奥登林山。他既没有炮兵，也没有骑兵，不得不把自己人数不多的部队分散占领广阔的、不利的地点，这样一来他也就没有足够力量转入进攻。然而，他在6月15日打了一次漂亮仗，把他那些被波伊克尔的帝国军队围困在希尔施霍恩城堡中的哈瑙体操家们[357]解救了出来。 当梅洛斯拉夫斯基担任革命军最高统帅的时候，贝克尔是第五师（全是人民自卫团，而且只有步兵）师长，任务是抗击在人数上至少六倍于他的波伊克尔军。但是后来不久就发生一些事件：普鲁士第一军越过莱茵河到了盖尔曼尔斯海姆，梅洛斯拉夫斯基迎着这个军运动，6月21日瓦格霍伊泽尔战败。贝克尔这时占领着海得尔堡，从北面来进攻的是冯·格勒本的普鲁士第二军，从东北进攻的是波伊克尔军，各有两万多人；在西南是希尔什菲尔德的普鲁士人，人数也在两万以上。从瓦格霍伊泽尔逃出来的人，即大批巴登军、常备军和人民自卫团，都拥向海得尔堡，以便绕过平原上对他们封锁了的道路翻山走长途前往卡尔斯卢厄和拉施塔特。 这次退却要由贝克尔率领他那些刚刚招募来的、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来掩护，而且像往常一样，没有骑兵和炮兵。他让退却者得以退却到相当距离以后，在22日晚8时从海得尔堡出动到讷卡格芒德，在那里休息了几个小时，在23日到达辛斯海姆，在这里虽然同敌人极其接近，但他还是让部队休息了几小时，同时保持战斗队形，在当晚到达艾宾根，而在24日晚8时越过布列顿到达杜尔拉赫，在这里又被卷入此时已经联合起来的普法尔茨—巴登部队无秩序的退却。贝克尔在这里接收了残余的普法尔茨部队归自己指挥，这时不仅要掩护梅洛斯拉夫斯基退却，而且要守住杜尔拉赫，直到完全里出卡尔斯卢厄为止。像往常一样，他现在还是没有炮兵，因为配属给他的炮兵已经离开了。 贝克尔尽可能加紧挖战壕以加强杜尔拉赫，第二天（6月25日）早晨两个普鲁士师和波伊克尔的帝国军队就从三方面发起进攻。他不仅打退了一切进攻，而且尽管只能用步骑枪射击去对付敌人的火炮射击，他还是不止一次地转为进攻；经过四小时的战斗以后，他率领部队秩序井然地退却了，没有遇到被派出来迂回的队伍的阻挠；而且他只是在得知卡尔斯卢厄已经撤退，交给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之后，才实行退却。 这无疑是整个巴登—普法尔茨战役中最光辉的一段。贝克尔率领的人大多数不过是两三个星期以前才招募来的，而且都是些毫无经验的新兵，由临时客串的军官和军士勉强训练了一下，差不多不知道纪律是什么东西，——他率领这样的人在四十八小时之内走了八十公里以上或者说十一德里以上的路程，而且还是作为被击溃的、被消灭了一半的军队的后卫部队在退却。他在夜间开始了这次转移，带领他们通过敌人的战线到达杜尔拉赫，秩序井然，所以第二天一早他们能对普鲁士人进行这次战役中为数不多的战斗之一，在这次战斗中革命军完全达到了目的。这次战绩即使对老部队说也是很荣誉的，而对这样一些年轻的兵士说来则是极罕见极光荣的事情。 到达牟尔克河以后，贝克尔就带着他那一师占领了拉施塔特以东的阵地，并光荣地参加了6月29日和30日的战斗。其结果是人所共知的：比他多五倍以上的大批敌人越过维尔腾堡的地界迂回了这个阵地，并从右翼向这个阵地进攻。此时战局的命运表面上也已经决定了：战局是以革命军被迫转移到瑞士境内而告终的。 到这时为止贝克尔主要是一个普通的民主共和主义者；以后他大大前进了一步。对德国特别是南德的“纯粹的共和派”再进一步的认识和1849年革命时所取得的经验，都向他证明，今后必须用另一种方式来行动。贝克尔从青年时代起对无产阶级就有深切的同情，现在这种同情有了更加具体的形式；他明白，资产阶级到处都是反动政党的核心，而真正革命力量的核心则只能是无产阶级。一个凭感性的共产主义者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了。 他还有一次曾经试图组织志愿队；这是在1860年，加里波第胜利进军西西里岛之后的事情。贝克尔从日内瓦出发前往热那亚，以便和加里波第协同进行准备工作。但是加里波第的迅速胜利以及为君主制的利益而利用胜利果实的意大利军队的干预，使运动终止了。同时到处都在预料，来年会爆发对奥地利的新战争。大家都知道，俄国想利用路易-拿破仑和意大利向奥地利实行报复，并完成它在1859年的未竟之业。意大利政府派了一个总参谋部的高级官员到热那亚去见贝克尔，向他表示：如果他同意在德国进行有利于意大利的反奥宣传，就可以得到意大利军队的一个上校军衔，拿优厚的薪金和出差费，还可以指挥由他自己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编组的军团。但无产者贝克尔断然拒绝了；他决不想为君主们效劳。 这是他组织志愿队的最后一次尝试。不久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贝克尔就是它的创立者之一。他出席了为国际奠基的有名的圣马丁堂群众大会。[358]他组织了瑞士罗曼语区的德国工人和当地工人，创办了该团体的机关刊物“先驱”[359]，他出席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并站在对《AlliancedelaDémocratiesocialiste》[360]和瑞士汝拉地区的巴枯宁派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最前列。 国际解体以后，贝克尔公开出面的机会就比较少了。但尽管这样，他总是深入工人运动，并且利用广泛的通信和许许多多到日内瓦来拜访他的客人，不断地影响运动的进程。1882年马克思曾在他那里度过一天，今年9月间七十七岁的贝克尔还经过普法尔茨和比利时旅行到伦敦和巴黎，在这个期间我很幸运地把他接到我这里住了两个星期，同他在一起谈古论今。但是过了不到两个月，电报竟传来了他逝世的消息！ 贝克尔是一个少有的人。完全可以用强健这样一个词来形容他。直到他生命结束前他的身心还是很健全的。他像个巨人，很有力气，而且仪表堂堂，由于难能可贵的禀赋和健康有益的活动，他像他的身体那样和谐地发挥了他那虽没有上过学但决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才智。他是少数全凭天性来选择正确道路的人中的一个。因此他才这样容易同革命运动的发展步调一致，在第七十八年的时候也像在十八岁那样精神抖擞地站在最前列。1814年他还是一个同过往的哥萨克玩耍的小孩子，1820年看到了刺杀科采布的桑得被处死，二十年代时还是一个不明确的反对派，但一直在不断发展，到1886年就完全达到运动的高水平。同时他并不像1848年大多数“严肃的”共和派那样，是一个抑郁寡欢而不明事理的人，——他是欢乐的普法尔茨的真正乐观的儿子，对酒、女人和歌曲的喜爱并不亚于其他任何人。他生长在“尼贝龙根之歌”[361]的故乡，伏尔姆斯附近，甚至在晚年也还像我国古代英雄史诗中的人物那样，在击剑的间隙快活而诙谐地向敌人呼喊，在没有人可砍杀的时候就编写民歌：提琴手福耳克尔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而且只能是这个样子。 但他最出色的才能无疑是军事才能。在巴登他所做的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得多。别的从常备军学校中训练出来的军官觉得在这里的是一些和自己完全格格不入的，几乎不服管教的还不成其为兵士的人，而贝克尔却在瑞士民兵这所简陋的学校里学会了他自己一整套组织艺术、战术和战略，所以国民军对他说来并不是什么格格不入的东西，其不可避免的缺点也不是什么怪事。在其他人精神沮丧或非常激动的场合下，贝克尔却仍然从容不迫，寻找一个又一个出路；他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人，善于用开玩笑来给他们鼓劲，终于控制了他们。1870年的普鲁士将军中，妒忌他带着一师新兵从海得尔堡转移到杜尔拉赫这件事的岂止一人而已，那时他率领的新兵几乎完全没有受过训练，但是却保持着立即投入战斗并顺利地进行战斗的能力。也正是在这次战役中，他竟能使配属给他的、任何人对之都无法可想的普法尔茨兵士投入战斗，甚至迫使他们在开阔地上转入进攻。贝克尔的逝世，使我们丧失了我们有过的唯一一位德国革命将领。 这是一个光荣地参加过三代人的解放斗争的人。 工人们将把他作为自己最优秀的代表之一铭记在心里。 1886年12月9日于伦敦 载于1886年12月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1号 署名：费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注释： [353]宗得崩德是瑞士经济落后的七个天主教州在1843年缔结的单独联盟，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宗得崩德的反动企图遭到了四十年代中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代表会议里取得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1847年7月瑞士联邦代表会议关于解散宗得崩德的决议成了宗得崩德11月初向其他的州开始采取军事行动的导火线。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第365页。 [354]指1848年4月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黑克尔和古·司徒卢威领导在巴登举行的共和派起义；到4月底，这一准备不足和组织拙劣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第365页。 [355]指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帝国宪法于1849年3月27日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但以普鲁士为首的许多德意志邦拒绝承认。1849年5月在萨克森和莱茵省，1849年5—7月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和巴登等地都曾发生起义。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但是主要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所领导的这次起义具有孤立和自发的性质，因而于1849年7月中被镇压下去了。关于恩格斯曾亲自参加的这些起义的性质和经过，见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第366页。 [356]对布伦坦诺政府采取投降政策和在政府中加强右派分子感到不满的巴登的左派民主主义者，于1849年6月5日建议布伦坦诺把革命扩展到巴登和普法尔茨境外，在政府中增加激进派活动家。建议遭到拒绝后，他们于6月6日试图以武装示威游行来威胁政府。但是政府得到了资产阶级的市民自卫团和其他武装部队的援助，迫使他们投降。——第366页。 [357]指参加过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哈瑙市（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体操团体的志愿队。——第367页。 [358]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了工人的盛大的国际性会议，大会是伦敦各工联的领导人和一个由巴黎来的蒲鲁东派工人代表团筹备的，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意大利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中的代表，以及欧洲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大会通过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后来通称为第一国际）的决议。——第369页。 [359]“先驱”（《DerVorbote》）月刊是瑞士的第一国际德国人支部的正式机关刊物；1866年至1871年在日内瓦以德文出版；主编是约·菲·贝克尔。该杂志总的说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有系统地发表国际的文件，报道协会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第369页。 [360]《AlliancedelaDémocratiesocialiste》（“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巴枯宁于1868年10月在日内瓦创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性组织，其中包括他早先创建的阴谋家的秘密联盟；同盟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国家的工业不发达的地区和法国南部都有自己的支部。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支部。巴枯宁加入国际后，实际上并未服从这个决定，而是打着国际的日内瓦支部的幌子使同盟混入国际，实则仍保留了同盟的名称。巴枯宁派进行了公开的和秘密的分裂活动反对国际，力图把总委员会掌握在自己手里，从而使国际工人运动听从自己的指挥；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群众性的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导致工人运动直接听命于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坚决地对同盟进行了斗争，揭露它是力图分裂工人运动并使其离开独立发展道路的敌视工人运动的宗派。在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给予巴枯宁派以致命的打击，巴枯宁被开除出国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以前的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取得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胜利。——第369页。 [361]“尼贝龙根之歌”——见注47。——第37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欧洲政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欧洲政局[346] 1878年3月，迪斯累里把四艘装甲舰派往博斯普鲁斯海峡；单是这些军舰的出现，就制止了俄军胜利进军君士坦丁堡和破坏圣斯蒂凡诺条约。柏林和约暂时调整了东方局势。[347]俾斯麦得以使俄国政府与奥地利政府达成协议。奥地利不公开地得到了对塞尔维亚的统治权，保加利亚和鲁美利亚则被置于俄国的极大影响之下。这种情况使人能够设想，如果俾斯麦将来让俄国人占领君士坦丁堡，他就会把萨罗尼加和马其顿留给奥地利。 但是此外，波斯尼亚已经给奥地利了，正如俄国在1794年把大部分波兰本土让给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然后在1814年再把它收回一样。[348]波斯尼亚是奥地利的一个固定吸血罐，是匈牙利和奥地利西部的纠纷的苹果，而且是土耳其的一个证据，证明奥地利人也像俄国人一样为它准备着波兰的命运。从此以后，土耳其不再信任奥地利，这是俄国政府政策的重要胜利。 在塞尔维亚曾经有斯拉夫主义、因此也是俄罗斯主义的倾向，但是自从它解放以来，它沿袭了奥地利资产阶级发展的全部办法。年轻人到奥地利的大学上学，官僚制度、法典、诉讼程序、学校，都照抄奥地利的样子。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俄国不能让保加利亚也这样效法他人，它不愿意为奥地利火中取栗。因此保加利亚就被建成为俄国的总督管辖区。官厅、军官和士官、官吏，总之一切制度都是俄国式的。赏给保加利亚的巴滕贝克就是亚历山大三世的表弟。 俄国政府的统治（先直接，后间接），不到四年就破坏了保加利亚人对俄国的一切好感，虽然这种好感曾经是情深意挚的。居民们对于“解放者”的厚颜无耻越来越反感，甚至像巴滕贝克这样一个没有政治观点、只愿效忠沙皇、但是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温和的人，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驯服了。 同时在俄国，事态也在发展着；政府用严厉的措施才得以暂时驱散了虚无主义者。但是这还不够，它还需要舆论的支持，它必须转移人们对国内日益增长的社会和政治困难的注意，最后它还需要一点爱国幻影。在拿破仑第三时期，莱茵河左岸曾把革命的激情转移到国际事务上；俄国政府也同样建议激动不安的人民去征服君士坦丁堡，“解放”受土耳其人压迫的斯拉夫人，把他们联合成一个俄国领导下的大联邦。但是只引出这个幻影还是不够的，必须再做些事情，以便把这个幻影弄到现实中来。 情势是有利的。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兼并，播下了法国和德国不和的种子，看来这会使这两个国家保持中立。奥地利单独是不能对付俄国的，因为它的最有效的进攻武器——号召波兰人——始终会被普鲁士打掉。而占领波斯尼亚这一强盗行为，又造成了奥地利和土耳其之间的亚尔萨斯。意大利站在标价最高的方面，也就是说，站在俄国方面，俄国给它提供了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又加上了达尔马戚亚和的黎波里。英国的态度如何？主张和平的亲俄派格莱斯顿，听从俄国的诱劝，在和平时期关于占领了埃及。[349]这就造成了英法之间的长期不和，这也使土耳其人不能与掠夺了土耳其，即把土耳其的领地埃及攫为己有的英国人结成同盟。此外，俄国人在亚洲的军事准备已有相当的进展，能够在战争一爆发就给英国人在印度增添许多麻烦。俄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得心应手，他们的外交获得了全线的胜利。 保加利亚人对于俄国的暴政的愤懑，成了开始军事行动的借口。1885年夏，保加利亚与鲁美利亚开始受到诱骗，说它们可以合并（这种合并，圣斯蒂凡诺和约保证过，柏林条约又取消了）；人们对它们说，如果它们再投入俄国这个解放者的怀抱，俄国政府就会执行自己的使命，完成这种合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保加利亚人应当首先赶走巴滕贝克。后者及时做了戒备，他破例地采取了迅速而坚决的行动。他实现了完全于自己有利的、俄国本想用来对付他的那种合并。从此以后，巴滕贝克和沙皇之间便开始了不可调和的斗争。 这个斗争起初是隐蔽的，曲折的。人们为巴尔干的小国制造了路易·波拿巴的妙论的新版，按照这种妙论，如果至今还是分散的民族〔Volk〕，例如意大利或德意志，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族〔Nation〕，那末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就有权要求领土补偿。塞尔维亚吞下了这枚诱饵，向保加利亚宣战。俄国的胜利就在于：为它的利益而燃起的这场战争，全世界都看到是在奥地利保护下进行的，奥地利不敢阻止这场战争，它害怕俄国派会在塞尔维亚上台。而俄国方面则瓦解了保加利亚的军队，它召回全体俄国军官，即整个总参谋部和全部校级军官，一直到营长。 然而，出乎一切意料，保加利亚人在没有俄国军官的情况下，以二比三的力量击溃了塞尔维亚人，赢得了惊愕的欧洲的尊敬和钦佩。胜利的原因有二：首先，亚历山大·巴滕贝克虽然是一个很差的政治家，然而却是一个很好的军人；他用在普鲁士学校中学到的东西来指挥战争，而塞尔维亚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是模仿奥地利的。因此这是1866年波希米亚战役的再版。[350]此外，塞尔维亚人六十年来生活在奥地利的官僚主义制度下，这个制度既没有给予他们有力的资产阶级，也没有给予他们独立的农民（农民的土地都已经抵押出去了），反而破坏和瓦解了曾经构成他们对付土耳其人的力量的氏族公社的残余。相反地，在保加利亚人那里，土耳其人并没有触动这些原始的制度；这也是保加利亚人特别勇敢的原因。 所以，对于俄国说来，这是一次新的失败；一切得从头开始。为对抗革命因素而煽起的斯拉夫主义沙文主义，一天比一天增强，已经成为政府的危险。沙皇前往克里木，俄国报纸报道他将完成一番伟绩；他竭力拉拢苏丹，不断向苏丹表明：他的昔日盟友（奥地利和英国）正在出卖他，掠夺他；而法国已完全受命于俄国，并且盲目地跟着它走。但是苏丹竟充耳不闻，所以大批武装仍放在俄国的西部和南部暂不动用。 沙皇从克里木回来了（在今年6月）。但是在这段时期，沙文主义的浪潮高涨，政府对于这种日益蔓延的运动不能制止，反而连自己也越来越被卷了进去；所以不得不让莫斯科市长［注：尼·亚·阿列克谢也夫。——编者注］在他的向沙皇的献辞中大叫占领君士坦丁堡。[351]受将军们影响和庇护的报纸公开说，它们等待着沙皇对他的障碍物奥地利和德国采取有力的行动；而政府却缺少勇气迫使报纸不说话。斯拉夫主义沙文主义比沙皇更强有力，后者由于害怕革命，由于担心斯拉夫主义者与立宪派、虚无主义者，最后，与所有心怀不满的人联合起来，只好让步了。 财政困难使局势复杂化。谁也不愿意借钱给这个从1870年至1875年在伦敦已经借了100075万法郎和正在威胁着欧洲和平的政府。两三年以前，俾斯麦帮助这个政府在德国借到37500万法郎，但是这笔借款老早就已经吃光了，而没有俾斯麦的签字，德国人是不会拿出一文钱来的。而这个签字只有以屈辱性的条件为代价才能得到。国家纸币发行量太大了，一个银卢布值四个法郎，一个纸卢布值两个法郎二十生丁。武装耗费了巨款。 总之，得采取行动。或者是在君士坦丁堡问题上获胜，或者是革命。吉尔斯曾访问俾斯麦，并向他介绍了形势，此人对形势有很好的了解。为了奥地利的利益，俾斯麦本来是愿意节制沙皇政府的食欲的，这个政府的贪而无厌使他不安。但是，俄国的革命意味着俾斯麦制度的垮台。没有俄国这个反动势力的巨大的后备军，容克地主在普鲁士的统治连一天也维持不住。俄国的革命会立刻改变德国的局势，它会一举而破坏对俾斯麦万能的盲目信仰（这种信仰是他取得统治阶级支持的保证），它会促进德国革命的成熟。 俾斯麦知道沙皇制度的存在是他的全部制度的基础，他急忙到维也纳去通知他的朋友，说面对着这种危险应该丢开自尊心的问题，必须给沙皇一点成功的面子，奥地利和德国为了自己的正确利益应该向俄国屈膝。此外，如果奥地利的先生们一定要干涉保加利亚，他就撒手不管了；到那时他们就会看到结局如何。卡耳诺基让步了，亚历山大·巴滕贝克成了牺牲品，于是俾斯麦便急忙亲自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吉尔斯。 不幸，保加利亚人表现了出人意料的、“被神圣俄罗斯解放的”斯拉夫民族所不应该有的魄力和政治才能。巴滕贝克夜间被捕，可是保加利亚人也抓到了密谋者，并且任命了一个能干的、果断的廉洁的政府——这是一种刚被解放的民族完全不应该有的品质。他们又要巴滕贝克回来，然而后者暴露了自己的整个弱点，逃走了。但是保加利亚人是改不了的。无论有无巴滕贝克，他们总是反抗沙皇的无上命令，迫使英雄的考耳巴尔斯在整个欧洲面前当众出丑。[352] 沙皇盛怒可想而知。拉拢了俾斯麦，击败了奥地利的反抗，如今却受到这个小国的阻挠，而这个小国只不过昨天才存在，多亏他或他的父亲［注：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才享有“独立”，但却不愿去理解这种独立仅仅意味着盲目服从“解放者”的命令。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是已经忘恩负义了，可是保加利亚人却越出了一切界限。当真接受独立了！真是罪该万死！ 为了从革命中得救，可怜的沙皇不得不向前迈出新的一步。但是每走这样一步却越来越危险，因为这是在冒着引起俄国外交一向竭力避免的欧洲战争的风险。当然，如果俄国政府直接干涉保加利亚，如果这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那末俄国和奥地利的利益公开敌对的时刻就会到来。那时就不可能是局部战争，而是全面战争了。如果对统治欧洲的那些骗子手的高尚品质有所了解，就不可能预料双方的阵容。俾斯麦如果不能用其他方法制止俄国的革命，他是能站在俄国方面去反对奥地利的。但是更可能的是，俄国和奥地利之间战争一旦爆发，德国就会援助奥地利，以防它完全覆灭。 在春天来临以前——因为在冬季，在4月以前，俄军在多瑙河不能展开大战，——沙皇竭力诱骗土耳其人入其圈套，而奥地利和英国对土耳其的背信，又减轻了他的负担。他的目的是占领达达尼尔，从而把黑海变成俄国的内湖，以此造成一个攻不进的避难港来建立强大的海军，从这里控制拿破仑所谓的“法国的内湖”，即地中海。但是这个目的还没有达到，而他的索非亚的拥护者已经把他的秘密计划泄露出来了。 局势就是如此。为了避免俄国的革命，沙皇需要君士坦丁堡。俾斯麦动摇不定，他很想找到一个避免这两种情况的方法。 ※※※ 而法国呢？ 十六年来一直想报仇的法国爱国者认为，再也没有比利用可能出现的情况更自然的了。然而，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正如这个问题对于沙文主义的先生们说来也不简单一样。在俄国的帮助和保护下进行一场复仇战争，可能会在法国引起革命或反革命。在发生革命而使社会主义者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与俄国的联盟就会垮台。首先俄国人就会立即与俾斯麦媾和，以便与德国人一同扑向革命的法国。那时，在法国掌握了政权的社会主义者，就不会通过战争来阻碍俄国革命。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可能的是保皇派的反革命。沙皇很希望他的密友奥尔良王朝复辟，只有这个政府才答应他根据优惠的条件结成巩固的联盟。而一旦开始战争，就会使用保皇派军官来准备这个复辟。如果遭到一点点局部的挫折——这是难免的，——就可以大叫：这是共和制的过错；为了得到胜利和俄国无条件的支持，需要一个巩固的君主政府，一句话，需要菲力浦七世［注：奥尔良的路易·菲力浦·阿尔伯，巴黎伯爵。——编者注］。保皇派将军们将要消极怠工，这样才能把失败归咎于共和制政府；这样君主制就恢复起来。果真菲力浦七世登上王位，那些国王和皇帝就立即会彼此商量，他们将不是互相吞并，而是瓜分欧洲，吞并小国。在消灭法兰西共和国以后，就会召开新的维也纳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法国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罪孽可能成为夺走它全部或部分亚尔萨斯—洛林的借口。君主们就会嘲笑那些共和主义者们太天真了，竟然对沙皇政府与共和国之间结成真诚联盟的可能信以为真。 此外，布朗热将军对凡是愿意听他讲话的人所讲的“需要战争来阻碍社会革命”这句话是否真实呢？如果这句话是真实的，那就让这句话作为对社会主义政党的警告吧。布朗热这位好心人有说大话的习气，这对于一个军人说来也许情有可原，但是这表明他是一个缺少政治头脑的人。他无论如何拯救不了共和国。他处于社会主义者和奥尔良派之间，可能与后者达成协议，只要后者向他保证与俄国结成联盟。总而言之，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处境也和沙皇一样，社会革命的幽灵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他们只知道一个解救的办法——战争。 在法国、俄国和德国，种种事件都于我们有利，所以我们目前可以希望仅仅维持stausquo〔现状〕。如果革命在俄国爆发，它就会引起最有利条件的聚合。相反，全面战争则会把我们抛进一个无法预料的领域。革命在俄国和法国都会推迟；我们的党在德国就会遭到1871年巴黎公社的命运。毫无疑问，事件归根结底是会有利于我们的，但是，这要失去多少时间，遭到多少牺牲，克服多少新的障碍啊！ 把欧洲推向战争的力量是巨大的。到处采用的普鲁士军事制度，要全面贯彻，需要十二年到十六年的时间。经过这段时间以后，后备部队的骨干就都是有掌握武器能力的人了。这十二年到十六年到处都已过去了，到处都有在军队中服役十二年到十六年的人。因此，到处都已准备好战争，所以德国人在这方面并没有特别的优越之处。这意味着，威胁我们的战争会把上千万的兵士投入战场。那时老头子威廉也许死了。俾斯麦的地位会有所动摇，他可能掀起战争，以保全自己。而各地的交易所实际上已经相信，老头子刚一闭眼，战争就要爆发。 这场战争如果开始，其目的只能是阻碍革命；在俄国，是要预防斯拉夫主义者、立宪派、虚无主义者、农民这些不满分子的总发动；在德国，是要支持俾斯麦；在法国，是要压制社会主义者的胜利的运动和恢复君主制。 对于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说来，并不存在亚尔萨斯问题。德国社会主义者清楚地知道，他们从来就反对的1871年的兼并，是俾斯麦反动的内外政策的支点。两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同样关心维护和平，因为正是他们必须支付全部战费。 于1886年10月25日 载于1886年11月6日“社会主义者报”第63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注释： [346]“欧洲政局”一文是1886年10月25日恩格斯给拉法格的一封信，只是作了不大的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该文曾译成德文转载在1886年11月20、27日和12月4日的纽约“社会主义者报”上，译成罗马尼亚文转载在1886年12月“社会评论”杂志第2期上。1886年12月12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曾用德文刊登了这篇文章的摘要。 “社会主义者报”（《DerSozialist》）是一家周报，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从1885年至1892年用德文在纽约出版。 “社会评论”（《RevistaSocialǎ》）是罗马尼亚的一家杂志，从1884年至1887年在雅西出版，主编是社会主义者若·纳杰日杰。——第356页。 [347]圣斯蒂凡诺初步和约是1877—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以后，俄国和土耳其于1878年3月3日（2月19日）在圣斯蒂凡诺（君士坦丁堡附近）签订的。这个条约意味着俄国对巴尔干影响的加强，它引起德国暗中支持的英国和奥匈帝国的激烈反对。在外交和军事威胁的压力下，俄国政府被迫把条约交给1878年6月13日至7月13日在柏林举行的国际会议审查。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有俄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大不列颠、意大利和土耳其的代表，会议的结果，签订了柏林条约，根据柏林条约，圣斯蒂凡诺和约的条款被大大修改，变得不利于俄国和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族人民了。圣斯蒂凡诺和约规定的自治的保加利亚的领土被割掉二分之一以上，巴尔干山脉以南的保加利亚各地区成立了“东鲁美利亚”自治省，仍受苏丹管辖；门的内哥罗的土地也被割去很大一部分。柏林条约承认圣斯蒂凡诺和约的规定，把1856年从俄国夺去的贝萨拉比亚的一部分归还俄国，同时也批准了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占领。在会议的前夕，英国侵占了塞浦路斯。柏林会议的决定在巴尔干造成了孕育着新战争的新的国际矛盾的策源地。——第356页。 [348]1794年波兰贵族共和国的民族解放起义被镇压以后，1795年波兰便遭到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的第三次瓜分。根据维也纳会议（1814—1815）的决定，波兰王国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普鲁士和奥地利在第三次瓜分波兰贵族共和国时所掠夺的大部分土地。——第356页。 [349]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和法国利用埃及政府的财政困难，建立了对埃及的财政监督。埃及人民为保护自己的民族独立，进行了反对外国资本扩张的斗争。1882年，英国挑起了同埃及的冲突，开始了军事行动，占领了埃及，实际上已把埃及变成自己的殖民地。——第357页。 [350]指1866年普奥战争，结果是普鲁士获胜；主要的战场是波希米亚（捷克）。 恩格斯把保加利亚在1885年11月2日开始的同塞尔维亚的战争中采取的军事行动同这次战役作了比较。战争的起因是塞尔维亚的统治集团在奥匈帝国政府的怂恿下，要求保加利亚赔偿领土，因为东鲁美利亚曾在1885年9月与保加利亚重新合并。在战争的头一个月里，保加利亚军队就击败了塞尔维亚军队，很快进入了塞尔维亚的领土。在奥匈帝国的压力下，保加利亚的军队不再向前推进，在承认统一的保加利亚的边界的基础上，于1886年3月3日在布加勒斯特签订了和约。——第359页。 [351]1886年5月13日（25日）在莫斯科举行迎接亚历山大三世从克里木归来的仪式上，莫斯科市长阿列克谢也夫在欢迎词中宣称：“我们日益坚信：基督的十字架将在圣索菲娅闪耀”（阿列克谢也夫指的是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娅大教堂）。——第359页。 [352]当亚历山大·巴滕贝克在沙俄的压力下放弃保加利亚王位和成立摄政政府以后，沙皇政府于1886年9月把尼·瓦·考耳巴尔斯将军作为军事委员派往保加利亚，以便恢复俄国在保加利亚的影响，并为挑选一个俄国人做保加利亚国王准备条件。考耳巴尔斯的使命并未成功，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各国在保加利亚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其原因之一。同年11月，考耳巴尔斯被召回，同时沙皇政府与保加利亚断绝外交关系。——第361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关于里昂玻璃厂工人的罢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关于里昂玻璃厂工人的罢工 看来，法兰西共和国政府[343]决心要百般表明，它像历届政府一样，完全是资本家的政府。它不以曾经袒护德卡兹维耳的矿业公司[344]为满足，现在在里昂表现得更加厉害了。在那里，一家玻璃工厂发生了罢工；有几个工贼继续上工，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被搬到工厂来住。他们当中有一人是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名叫利特内尔，当他的家用什物运往工厂的时候，罢工工人跟在后面向他发出嘘叫声。装家用什物的小车刚到里面，工厂大门刚刚关上，从窗口向围墙外的人们的射击便开始了，手枪子弹和大粒的霰弹四处纷飞，打伤了三十人左右。人群当然四散了。后来警察和司法当局出面干涉。但是，不是去逮捕曾经开枪的资本家和他们的仆从，不是的！而是去逮捕许多罢工工人，说他们侵犯了劳动自由！刚刚发生的这个事件，在巴黎引起了很大的激动。德卡兹维耳使巴黎投社会主义者的票数从三万张增加到十万多张[345]，而里昂附近的拉-缪拉提埃尔所发生的流血事件的后果将更加巨大。 写于1886年5月8日和14日之间 载于1886年5月15日“公益”杂志第18期 署名：弗·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公益”杂志 注释： [343]指弗雷西讷政府（1886年1月7日—12月3日），这届政府不同于过去大多数内阁，基本上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温和的共和派组成的，而激进派过去对于历届内阁总是采取反对的立场。——第355页。 [344]1886年1月底，在德卡兹维耳城（法国南部）有两千名煤矿工人开始罢工，这是因阿韦龙矿业公司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而引起的；政府派军队到德卡兹维耳。罢工一直继续到6月中，并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响应。在罢工的影响下，众议院形成了一个维护工人的阶级要求的不大的工人派。——第355页。 [345]指1886年5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众议院补充选举，当时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厄内斯特·罗什得到了100795张票。——第355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给“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给“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声明[342] 圣路易斯市“密苏里共和党人报”上出现关于该报记者访问我的报道，因此我必须作如下声明： 的确，麦肯尼斯先生曾经作为该报代表访问过我，并且向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时他以名誉担保，答应我在未经我过目以前决不发表一个字。但是后来他就再也没有到我这里来了。因此我特声明：本人对于他所发表的材料不负任何责任，尤其是我曾有机会亲自证实，麦肯尼斯先生没有足够的知识，即使他有最好的愿望，恐怕也未必能正确理解我的谈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于伦敦 写于1886年4月29日 载于1886年7月8日“纽约人民报”第16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纽约人民报” 注释： [342]给“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声明是恩格斯因圣路易斯发行的一家美国民主派报纸“密苏里共和党人报”的记者麦肯尼斯对他的访问而于1886年4月底写的。恩格斯相信麦肯尼斯不会正确报道他的谈话，所以他要求左尔格在报刊上一旦出现访问记，立刻在一家美国社会主义报纸上刊登这篇声明。 “纽约人民报”（《NewYorkerVolkszeitung》）是美国的一家社会主义日报，从1878年至1932年用德文出版。——第35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308] 今天晚上全世界的工人和你们一起同时纪念无产阶级发展过程中的最光荣和最富悲剧性的一个阶段。1871年，工人阶级从有自己的历史以来第一次在一个作为首都的大城市中掌握了政权。但是，很可惜！这像梦一样消逝了。受到前法兰西帝国雇佣军和普军两面夹攻的公社，由于遭到空前的、永远不能从我们记忆中消失的屠杀，很快就被扼杀了。胜利了的反动派恣意横行；好像社会主义已经淹死在血泊之中，而无产阶级已经注定要永世受奴役了。 从这次失败以来，已经过了十五年。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在一切国家中，为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效劳的政权，不择手段，企图摧毁工人的任何一点起义意图。它们究竟得到些什么呢？ 放眼环顾一下吧。革命的工人社会主义比任何时候都富有生命力，它现在已经是一支使所有掌权者——无论是法国激进派、俾斯麦、美国的交易所巨头，或者是全俄罗斯的沙皇——胆战心惊的力量。 但是，岂止如此而已。 我们已经能使我们的所有敌人，不管他们做什么，都得事与愿违地为我们工作。 他们想置国际于死地。而无产者的国际团结，各国革命工人的友谊，已经比公社前夕巩固千倍，广泛千倍。国际不再需要原来意义上的组织了；国际赖有欧洲和美洲工人自然的真诚的合作而活着并且在成长着。 在德国，俾斯麦用尽了一切手段，直到最卑鄙的手段，来扼杀工人运动。结果是：在公社以前他的对头有四个社会主义议员，在他迫害以后，目前选出了二十五个。工人们嘲笑这位首相：即使出钱雇他，他的革命宣传也不会做得比现在更出色了。 在法国，你们被强加了一个连名投票法[309]，这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制度，是专门为了保证只让律师、记者和其他政治冒险家——资本的代言人——当选而发明的。这个选举富人的制度给资产阶级带来了什么呢？它在法国议会内部造成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党仅仅出现在舞台上，就足以在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队伍中造成混乱。 我们的形势就是这样。所有事件都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为阻挠无产阶级成功而精心策划的种种措施，只是加速无产阶级的胜利进军。敌人在做对我们有利的事，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而且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又多又好，所以今天，1886年3月18日，千百万工人，从加利福尼亚和阿韦龙的无产者矿工到西伯利亚的苦役矿工，都从内心发出了一致的呼声： “公社万岁！工人的国际团结万岁！” 写于1886年3月15日 载于1886年3月27日“社会主义者报”第31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注释： [308]这封信是恩格斯应法国社会党人的请求而写的，他们请求恩格斯在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时公开表示与他们一致。信载于1886年3月27日“社会主义者报”，标题是：“恩格斯的信”。——第299页。 [309]1885年以前在法国行使“小区”选举制，当时每一个选区选一名代表参加众议院。1885年6月，根据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创议，实施按各省名单选举的制度。根据这个到1889年以前一直有效的制度，小选区归并为较大的选区，每个选区相当于一个省。在这个选区内，选举人按照包括各党候选人在内的名单投票，但又必须按照该省应有的议席总数（每七万居民有一名议员）投票。在初选中，议员获得投票数的绝对多数，才算当选；在复选中，只要相对多数就可当选。——第30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301] 用讲英语的读者的本族语言呈献给他们的这本书，是四十多年以前写的。那时作者还年轻，只有二十四岁，所以这本书就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反映着他青年时代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无论优点或缺点都没有什么使他脸红的地方。这本书译成英文，完全不是作者倡议的。不过他还是可以讲几句话，为他没有阻止出版这个译本“作个辩护”。 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的那些琐细的骗人伎俩，那些使他们在本国获得很多好处并为大家所通用的狡猾手段，只要一到汉堡或柏林，就显得陈旧过时，不合用了。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呆上几个月，他就会发现，要想廉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粗鄙的手段和手腕，虽然这些手段和手腕在他本国被看做智慧的顶峰。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纯粹是为了节约时间和劳动。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情况也正是这样。谷物法的废除[302]、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印度的家庭手工织布业几乎完全被排挤、加强对中国市场的渗透、全世界的铁路和轮船运输的迅速增长以及其他的次要原因，引起了英国大工业这样巨大的发展，以致1844年的工业状况同这种巨大的发展相比，都显得是原始的和微不足道的了。与这样的发展同时，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工厂主靠着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这些手段对拥资百万的工厂主说来已毫无意义，仅仅对那些在任何地方只要能抓到一文钱就很高兴的较小的生意人彼此之间保持竞争还有用处。这样，实物工资制［truck-system］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303]，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较次要的其他改良措施，——这十分违反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的精神，但是却十分有利于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竞争的大资本家。此外，企业规模愈大，雇用的工人愈多，工厂主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困难也就愈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把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看做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力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使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对他们说来早年的那种小器的额外勒索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严重的障碍——手中的手段，是最迅速而有效地消灭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手段。这样，——至少是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远不是这样——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的发展本身已经足以免除所有那些在这一发展的较早阶段使工人命运恶化的小的病痛。这样一来，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愈来愈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病痛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雇佣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报酬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根据合同的实际内容，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小时，以便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愈来愈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万德比尔特们，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工人的某些小的病痛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已从英国资本主义1847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疾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我不得不描写的那些最坏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了，“七日规”[304]跟着也将被清除。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1844年时我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整批地陷入了同样的破落、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只是猪和垃圾堆再也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进了一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305]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它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 但是，如果说英国现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那末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对手，它们如同我在1844年所预见的一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而且，看起来很有趣，现在已经达到与1844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英国工人很不相同，但是，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属于同一性质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工作日、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时间特别是限制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306]，——“老板”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我刚刚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乃尔斯威尔区12000名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的报道，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的关于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307]的描写一样。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公司的小宅子来粉碎矿工们的抵抗。 在美国，有两种情况长期阻碍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充分显露出来。这就是：私人购买土地容易和廉价以及移民的流入。在许多年中，这使得大多数的美国本地居民在年青力壮的时候就“退出”雇佣劳动，变成农场主、商人或雇主，而沉重的雇佣劳动，当一辈子无产者的境遇，多半落到移民的身上。但是美国已经度过这个早期阶段。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已经消失，更为无边无际的大草原越来越快地从国家和各州的手里转到私有者手里。防止无产者形成一个固定阶级的大安全阀，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了。美国目前存在着一个终身的甚至世袭的无产者阶级。一个六千万人口的国家，一个正在顽强地——而且十分有可能成功地——力图成为世界上主导工业国的国家，是不能经常给自己输入雇佣工人阶级的，即使每年有50万移民流入也不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趋向是要使社会彻底分裂成两个阶级——一方面是少数的百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这种趋向，尽管经常受其他的社会因素的反对和抵抗，在美国还是比在其他地方表现得强有力；结果就形成了美国本地的雇佣工人阶级，诚然，他们和移民比起来是雇佣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但是他们一天天地愈来愈觉悟到他们和移民的团结，日益尖锐地感觉到自己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因为他们还记得过去他们比较容易地上升到较高的社会阶梯的那些日子。所以美国工人阶级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真正美国的毅力，既然大西洋彼岸事变的发展至少要比欧洲快一倍，那末我们也许还可以看到，美国将怎样在这方面也占居主导地位。 我不打算在这个译本中使本书的叙述继续到目前，或详细地一一列举1844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要做到过得去，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而翻译本书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使我不能着手这项工作；第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即将出版），已经极为详细地描述了1865年左右，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了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样，我就得重复马克思的名著里已经讲过的东西。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劳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的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表明，这种周期实际上是十年，中间的波动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日趋消失。从1868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在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其中包括青年人的热情使我大胆做出的英国将在最近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现了，而且当时我就已经预见到的（的确，我把时间估计得过分早了一些）德国、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的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已经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而且有责任使本书和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曾以“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注：见本卷第224—231页。——编者注］为题发表在1885年3月1日伦敦“公益”杂志上的文章转载于此。这篇文章同时也简单地叙述了这四十年间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6年2月25日于伦敦 载于1887年在纽约出版的弗·恩格斯“一八四四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一八四四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注释： [301]本文是恩格斯由于准备在美国出版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而写的，美国版是这本书的第一个英译本。恩格斯最初预计把这篇文章作为本版的序言或跋；但是，因为未能马上找到出版者，书的出版大大耽搁下来，所以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先为该书写篇新的序言（见本卷第383—392页）、而本文就作为该书的附录。1892年，恩格斯把这篇文章几乎全部包括到他的这本著作的英文版和德文第二版的序言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11—325和367—383页）里。——第292页。 [302]见注220。——第293页。 [303]Truck-system是工人劳动的实物工资制。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这种制度做了介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7—469页），1831年通过了禁止实行实物工资制的法律；但很多厂主并不遵守。 只适用于未成年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1847年6月8日英国议会通过的。——第293页。 [304]“小爱尔兰”（《LittleIreland》）是曼彻斯特南部的一个工人街区，在这里居住的主要是爱尔兰人。关于这个地方的详细描述，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42—343页）。 “七日规”（《SevenDials》）是伦敦中部的一个工人街区。——第294页。 [305]指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工人阶级居住条件的报告。英格兰和威尔士”（《ReportoftheRoyalCommissionontheHousingoftheWorkingClasses．EnglandandWales》．1885）。——第295页。 [306]小宅子制——工厂主以极苛刻的条件给工人提供住所，房租由工人的工资中扣除（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9—470页）。——第295页。 [307]指1886年1月22日至2月26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万多矿冶工人的罢工。在罢工过程中炼铁工人和炼焦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部分地得到了满足。 关于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的罢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42—548页。——第295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路德维希·弗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路德维希·弗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310] 一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注：《LudwigFeuerbach》，vonC．N．Starke，Dr．phil．-Stuttgart，Ferd．Encke，1885〔哲学博士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斐·恩克书店版〕。］使我们返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时间来说距离我们不过一代之久，但是它对德国现在的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相隔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这终究是德国准备1848年革命的时期；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1848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 正像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同呵！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反之，德国人是一些教授，是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不正是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者的人即自由派激烈反对这种使头脑混乱的哲学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311] 举个例子来说吧。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312] 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这样想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现存的决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 所以他决不承认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黑格尔本人举“某种税制”为例——都已经无条件地是现实的。[313]但是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理的。所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在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时，意思只是说：这个国家在它是必然的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是合乎理性的。如果说，在我们看来，它终究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它仍旧继续存在，那末，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该有的政府。 但是，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谈论这次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的）来把它消灭掉。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同样，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注：歌德的悲剧“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中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的套用。——编者注］ 但是，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顶峰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这不仅在哲学认识的领域中是如此，就是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中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中也是如此。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相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去研究这种看法是否完全跟自然科学的现状相符合的问题，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的可能的末日和它的可居性的相当确实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也有下降的过程。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距离社会历史开始下降的转折点还相当远，我们也不能要求黑格尔哲学去研究当时还根本没有被自然科学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 但是这里必须指出一点：黑格尔并没有这样清楚他作出如上的阐述。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作出这个结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314]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他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变为起点，因为在这里，终点，即绝对观念——其所以是绝对的，只是因为他关于这个观念绝对说不出什么来，——使自己“外化”（即转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思维中和在历史中，再返回到自身。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这样：人类将达到正是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哲学的认识是这样，历史的实践也是这样。人类既然通过黑格尔想出了绝对观念，那末在实践中也一定达到了能够把这个绝对观念变成现实的地步。因此，绝对观念就不必向自己的同时代人提出太高的实践的政治要求。因此，我们在“法哲学”的结尾发现，绝对观念应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这么顽强而毫无结果地向他的臣民约许的那种等级制君主政体中得到实现，就是说，应当在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到实现；在这里还用思辨的方法给我们证明了贵族的必要性。 可见，单是体系的内部需要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的特殊形式当然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地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以前的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巨大领域，而且没有妨碍它在这一领域中发展了现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做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做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而精神哲学又分成各个历史部门来研究，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出贯穿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同时，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当然，由于“体系”的需要，他在这里常常不得不求救于强制性的结构，这些结构直到现在还引起他的渺小的敌人如此可怕的喊叫。但是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充分的价值。在一切哲学家看来，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既然我们了解到（对获得这种了解来说，归根到底没有一个人比黑格尔本人对我们的帮助更大）：这样给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别人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 可以理解，黑格尔的体系在德国的富有哲学味道的气氛中曾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这是一次胜利进军，它延续了几十年，而且决没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停止。相反地，正是在1830到1840年这个时期，“黑格尔主义”的独占统治达到了顶点，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敌人；正是在这个时期，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浸入了各种科学，甚至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而普通的“有教养的意识”就是从这些通俗读物和日报中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的。但是这一全线胜利仅仅是一种内部斗争的序幕罢了。 黑格尔的整个学说，如我们所看到的，给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都留下了广阔的活动场所；而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特别重视黑格尔的体系的人，在两个领域中都可以成为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是主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以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费的“艰苦的思想工作”的确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费的要多得多。到三十年代末，他的学派内的分裂愈来愈明显了。左翼，即所谓青年黑格尔派，在反对正统的虔信派教徒和封建反动派的斗争中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在哲学上对当前的紧迫问题所采取的超然态度，由于这种态度，他们的学说直到目前为止曾经得到了政府的容忍、甚至保护；到了1840年，正统教派的伪善和封建专制的反动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上了王座，这时人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公开站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了。斗争依旧是用哲学的武器进行的，但已经不再是为了抽象的哲学目的；问题已经直接是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家了。如果说，在“德国年鉴”[315]中实践的终极目的主要还是穿着哲学的外衣出场，那末，在1842年的“莱茵报”[316]上青年黑格尔派已经直接作为努力向上的激进资产阶级的哲学出现，只是为了迷惑书报检查机关才用哲学伪装起来。 但是，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这一斗争，特别是从1840年起，间接地也是政治斗争。1835年出版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317]成了头一个推动力。后来，布鲁诺·鲍威尔反对该书中所阐述的福音神话发生说，证明许多福音故事都是作者自己虚构的。两人之间的争论是在“自我意识”对“实体”的斗争这一哲学幌子下进行的。神奇的福音故事是如何发生的，是在宗教团体内部通过不自觉的、传统的神话发生的途径形成的呢，还是福音书作者自己虚构的，——这个问题竟扩展为这样一个问题：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实体”呢，还是“自我意识”；最后，出现了施蒂纳，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知（巴枯宁从他那里抄袭了好多东西），他用他的至上的“唯一者”[318]压倒了至上的“自我意识”。 我们不打算更详细地考察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的这一方面。在我们看来，更重要的是：由于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际必要性，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返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他们在这里跟自己的学派的体系发生了冲突。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做唯一现实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好像是这个观念的退化；无论如何，思维及其思想产物即观念在这里是本原的，而自然界是派生的，只是由于观念的下降才存在。他们就在这个矛盾中徬徨，尽管程度各不相同。 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319]出版了。它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解除了；“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一旁，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像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像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的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320]中看出来。 甚至这部书的缺点也加强了它的一时的影响。美文学的、有时甚至是夸张的笔调赢得了广大的读者，无论如何，在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的长期统治以后，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对于爱的过度崇拜也是这样。这种崇拜，虽然不能加以辩护，但是情有可原，因为它是反对已经变得不能容忍的“纯粹思维”的专制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从1844年起在德国的“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把费尔巴哈的这两个弱点当做自己的出发点的。它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卡尔·格律恩先生。 还有一点不应当忘记，这就是：黑格尔学派虽然解体了，但是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地克服。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各自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在论战中互相攻击。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并且干脆把它抛在一旁。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任务是怎样实现的。 但是这时，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气地把任何哲学都撇在一旁，正如费尔巴哈把他的黑格尔撇在一旁一样。这样一来，费尔巴哈本人也被挤到后台去了。 二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注：在蒙昧人和低级野蛮人中间，现在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梦中出现的人的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因而现实的人应当对自己出现于他人梦中时针对做梦者而采取的行为负责。例如伊姆·特恩于1884年在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中就发现了这种情形。[321]］，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末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到处引起这种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的，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由普遍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困境：不知道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究竟怎么样了。同样，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这些神愈来愈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由于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 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 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也就是那种使世界成为绝对观念的逐渐实现的东西，这个绝对观念是从来就存在的，是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但是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这是十分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在这里，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但是这决不妨碍黑格尔从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证中做出进一步的结论：因为对他的思维来说他的哲学是正确的，所以他的哲学也就是唯一正确的；只要人类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按照黑格尔的原则来改造全世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会得到证实。这是他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所共有的幻想。 但是，另外还有许多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费尔巴哈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植物和动物身体中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田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322]，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如果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复活康德的观点，而英国的不可知论者企图复活休谟的观点（在那里休谟的观点从来没有绝迹），那末，鉴于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推翻，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作法。 但是，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像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义体系也愈来愈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力图用泛神论的观点来调和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因此，归根结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 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施达克在他对赞尔巴哈的评述中，首先研究赞尔巴哈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的立场。在简短的导言里，作者对以前的、特别是从康德以来的哲学家的见解，都是用不必要的晦涩难解的哲学语言来阐述的，并且由于过分形式主义地死守黑格尔著作中的个别词句而大大贬低了黑格尔。在这个导言以后，他详细地叙述了费尔巴哈的有关著作中一贯表现出来的“形而上学”本身的发展进程。这一部分叙述得很用心，很明白，不过像整本书一样，决不是到处都不能避免的哲学用语堆砌得太多了。作者愈是不保持同一学派或者哪怕是费尔巴哈本人的用语，愈是把各种学派、特别是在今天像传染病一样流行的、自称为哲学派别的那些学派的用语混在一起，这种堆砌所造成的混乱就愈大。 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的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最后，他不可遏止地意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他不能克服通常的哲学偏见，即不反对事情本质而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词的偏见。他说： “在我看来，唯物主义是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我认为它不是像生理学家、狭义的自然科学家如摩莱肖特所认为的那样，不是像他们从他们的观点和专业出发所必然主张的那样，即不是大厦本身。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323] 费尔巴哈在这里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十八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不仅如此，他还把唯物主义同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的形式混为一谈，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现在就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于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头脑中，并且被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在五十年代拿着到处叫卖。但是，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 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刚体（天空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量的力学。化学刚刚处于幼稚的燃素说的形态中。生物学尚在襁褓中；对植物和动物的机体只作过极粗浅的研究，并用纯粹机械的原因来加以解释；正如在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力学定律虽然也起作用，但是被其他较高的定律排挤到次要地位），这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的一个特有的、但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这种唯物主义的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人们知道自然界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但是根据当时的想法，这种运动是永远绕着一个圆圈旋转，因而始终停留在同一地点；总是产生同一的结果。这种想法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的太阳系发生说刚刚提出，而且还只是被看做纯粹的奇谈。地球发展史，即地质学，还完全没有人知道，而关于现今的生物是由简单到复杂这样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的看法，当时还根本不可能科学地提出来。因此，对自然界的非历史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这一点大可不必去责备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因为连黑格尔也有这种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在时间上不能发展，只是在空间中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和一个挨着一个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总是同一的过程。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界，恰恰是在地质学、胚胎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学以及有机化学都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这些新科学的基础上到处都产生了预示后来的进化论的天才猜测（例如歌德和拉马克）的时候。但是，体系要求这样，因此，方法为了要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 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 五十年代在德国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小贩们，丝毫没有越出他们的老师们的这个范围。自然科学后来获得的一切进步，仅仅成了他们否认有世界创造主存在的新论据；而在进一步发展理论方面，他们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做。如果说，唯心主义当时已经智穷才竭，并且在1848年革命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那末，使它感到满足的是，唯物主义在这个时候更是江河日下。费尔巴哈拒绝为这种唯物主义负责是完全对的；只是他不应该把这些叫卖者的学说同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 但是，这里应当注意两种情况。第一，当费尔巴哈在世时，自然科学也还是处在剧烈的酝酿过程中，这一过程只是在最近十五年才达到了足以澄清问题的、相对完善的地步；新的认识材料以空前的规模被提供出来，但是，只是到最近才有可能在这种接连而来的发现的混乱状态中建立起联系，从而使它们条理化。虽然这三个决定性的发现——细胞、能量的转化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费尔巴哈全看到了，但是，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充分研究科学，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就是在自然科学家当中，当时有一部分人还对这些发现持有异议，有一部分人还不懂得充分利用这些发现。这里唯一可以非难的，是德国的可怜的状况，由于这种状况，当时哲学讲席全被那些故弄玄虚的、折衷主义的、打小算盘的人所占据，而比这些家伙高明百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因而，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排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片面性的、历史的自然观，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这就不是他的过错了。 第二，费尔巴哈说，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 “是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不是大厦本身”， 这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个任务费尔巴哈是完成不了的。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他说： “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是一致的；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 但是在这里，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没有超过自己在1840年或1844年的观点，这仍旧主要是由于他的孤寂生活，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和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得出自己的思想。费尔巴哈在这个领域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唯心主义者，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详细的考察。 这里还应当指出，施达克在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时找错了地方。他说： “费尔巴哈是唯心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进步。”（第19页）“唯心主义仍旧是一切的基础，根基。在我们看来，实在论只是在我们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意图时使我们不致误入迷途而已。难道同情、爱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不是理想的力量吗？”（第Ⅷ页） 第一，在这里无非是把对理想目的的追求叫做唯心主义。但这些目的必然地至多是同康德的唯心主义及其“绝对命令”有联系；然而连康德都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先验的唯心主义”，这决不是因为那里面也讲到过道德的理想，而完全是由于别的理由，这理由施达克是会记得的。有一种偏见，认为哲学唯心主义的中心就是对道德理想即对社会理想的信仰，这种偏见是在哲学之外产生的，是在那些把席勒诗歌中符合他们需要的少数哲学上的只言片语背得烂熟的德国庸人中产生的。没有一个人比恰恰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更尖锐地批评了康德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它之所以软弱无力，是因为它要求不可能的东西，因而永远达不到任何现实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辛辣地嘲笑了席勒所传播的那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想的庸人倾向（参见“现象学”[324]）。 第二，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饥渴引起的，并且是由于同样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饱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末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这样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 第三，认为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神论者[325]伏尔泰和卢梭一样，几乎狂热地抱有这种信念，并且往往为它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就这句话的正面的意思说）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末，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由此可见，施达克把这一切说成是唯心主义，这只是证明：“唯物主义”这个名词以及两个派别的全部对立，在这里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 事实上，施达克在这里向庸人的那种由于教士的多年诽谤而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产生的偏见做了不可饶恕的让步，虽然这也许是不自觉的。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总之，对“美好世界”的信仰，——他在别人面前夸耀这个“美好世界”，但是他自己至多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才相信这个“美好世界”，这时，他由于自己平时的“唯物主义的”放纵而必然感到懊丧或遭到破产，并因此唱出了他心爱的歌：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在其他方面，施达克极力保护费尔巴哈，反对现今在德国以哲学家名又大吹大擂的大学讲师们的攻击和学说。对关心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些不肖子孙的人们来说，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对施达克本人来说，这也许是必要的。不过我们就此饶了读者吧。 三 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费尔巴哈决不希望废除宗教，他是希望使宗教完善化。哲学本身应当溶化在宗教中。 “人类的各个时期彼此借以区别的，仅仅是宗教的变迁。其一历史运动，只有在它深入人心的时候，才是根深蒂固的。心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宗教也不应当存在于心中；心是宗教的本质。”[326]（引自施达克的书第168页） 按照费尔巴哈的看法，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过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的虚幻反映中（借助于一个神或许多神这些人类特性的虚幻反映）寻找自己的真理，现在却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在我和你之间的爱中寻找自己的真理了。归根到底，在费尔巴哈那里，性爱即使不是他的新宗教借以实现的最高形式，也是最高形式之一。 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现存的实在的宗教只限于使国家对性爱的管理即婚姻立法高度神圣化；这种宗教也许明天就会完全消失，但是爱情和友谊的实践并不会发生丝毫变化。在法国，在1793到1798年这个期间，基督教的确曾经消失到这种程度，连拿破仑去恢复它也不能不遇到抵抗和困难，但是在这一期间，并没有感觉到需要用费尔巴哈的新宗教去代替它。 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就在于：他不是直截了当地按照本来面貌看待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即性爱、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等，而是把这些关系和某种特殊的、在他看来也属于过去的宗教联系起来，断定这些关系只有在人们用宗教一词使之高度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在他看来，主要的并不是存在着这种纯粹人的关系，而是要把这些关系看做新的、真正的宗教。这些关系只是在盖上了宗教的印记以后才被认为是完满的。宗教一词是从religare一词来的，本来是联系的意思。因此，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这种语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加在这个词上的意义，并不是通过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得到的，而是按照语源所应该具有的。因此，为了宗教这个对唯心主义回忆很宝贵的名词不致从语言中消失，性爱和性关系竟被尊崇为“宗教”。在四十年代，巴黎的路易·勃朗派改良主义者正是这样说的，他们也认为不信宗教的人只是一种怪物，并且对我们说：Donc，l'athéismec'estvotrereligion！〔因此，无神论就是你们的宗教！〕费尔巴哈想根据一种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建立真正的宗教，这等于把现代化学当做真正的炼金术。如果无神的宗教可以存在，那末没有哲人之石的炼金术也是可以存在的了。况且，炼金术和宗教之间是有很紧密的联系的。哲人之石有许多类似神的特性，公元头两世纪埃及和希腊的炼金术士在基督教学说的形成上也出了一分力量。柯普和拜特洛所提供的材料就证明了这一点。 费尔巴哈的下面这个论断是绝对错误的： “人类的各个时期彼此借以区别的，仅仅是宗教的变迁。” 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旧的自发产生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不进行宣传，一旦部落或民族的独立遭到破坏，它们便失掉任何抵抗力；在日耳曼人那里，甚至只要他们一接触正在崩溃的罗马世界帝国，一接触它刚刚采用的、适应于它的经济、政治、精神状态的世界基督教，这种情形就发生了。仅仅在研究这些多少是人工造成的世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一般的历史运动带有宗教的色彩，而且，甚至在基督教的领域中，这种宗教色彩，对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革命来说，也只表现在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即从十三世纪起到十七世纪止；同时，这种色彩不能像费尔巴哈所想的那样，用人的心灵和人的宗教需要来解释，而要用整个中世纪的历史来解释，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但是到了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得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这时他们才进行了他们的伟大而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而且仅仅诉诸法律的和政治的观念，只是在宗教堵住他们的道路时，他们才理会宗教；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要用某种新的宗教来代替旧的宗教；大家知道，罗伯斯比尔在这方面曾遭受了怎样的失败。 在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里，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我们没有理由去把这种感情尊崇为宗教，从而更多地破坏这种可能性。同样，对历史上的伟大的阶级斗争的理解，特别是在德国，也已经被流行的历史编纂学弄得够模糊了，我们没有必要去把这一斗争的历史变为教会史的单纯附属品，使这种理解成为完全不可能。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已经超过费尔巴哈多么远了。现在连他那赞美新的爱的宗教的“最美丽的篇章”都不堪卒读了。 费尔巴哈认真地研究过的唯一的宗教，是基督教这个以一神教为基础的西方的世界宗教。他指出，基督教的神只是人的虚幻的反映，人的映像。但是，这个神本身是长期的抽象过程的产物，是以前的许多部落神和民族神集中起来的精华。与此相应，这个神所反映的人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人，而同样是许多现实的人的精华，是抽象的人，因而本身又是一个想像的形象。费尔巴哈在每一页上都宣传感性，宣传专心研究具体的东西，研究现实，可是这同一个费尔巴哈，一谈到某种比人们之间的纯粹性关系更进一步的关系，就变成完全抽象的了。 他在这种关系中仅仅看到一个方面——道德。在这里，和黑格尔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惊人的贫乏又使我们诧异。黑格尔的伦理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1）抽象的法，（2）道德，（3）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在这里，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法律、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在这里。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就形式讲，他是现实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在宗教哲学里，我们终究还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但是在伦理学里，连这最后一点差别也消失了。的确，在费尔巴哈那里间或也有这样的命题： “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327]——“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营养物，那末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食物了。”[328]——“政治应当成为我们的宗教。”[329]等等。 但是，费尔巴哈完全不知道利用这些命题，这些命题仍旧是纯粹的空话，甚至施达克也不得不承认，政治对费尔巴哈是一个不可通过的区域，而 “关于社会的科学，即社会学，对他来说，是一个terraincognita〔未知的地带〕”[330]。 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尔比起来也是很肤浅的。黑格尔指出： “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331]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甚至他的名言： “当人刚刚脱离自然界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而不是人。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332]—— 甚至这句名言在他那里也仍然是毫无结果的。 从上述一切可以明白，关于道德，费尔巴哈所告诉我们的东西是极其贫乏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下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成为一切道德的基础。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双重的矫正。第一，受到我们的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酒醉之后，必定头痛；放荡成习，必生疾病。第二，受到我们的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要是我们不尊重他人追求幸福的同样的欲望，那末他们就会反抗，妨碍我们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由此可见：我们要满足我们的这种欲望，就必须能够正确地估量我们的行为的后果，同时还必须承认他人的相应的欲望的平等权利。因此，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永远是爱！），这就是费尔巴哈的道德的基本准则，其余的一切都是从这个准则推出来的。无论费尔巴哈的妙语横生的议论或施达克的热烈无比的赞美，都不能掩盖这几个命题的贫瘠和空泛。 当一个人专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是对己对人都有利。他需要和外部世界来往，需要满足这种欲望的手段：食物、异性、书籍、谈话、辩论、活动、消费品和操作对象。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费尔巴哈的道德是以每一个人无疑地都有这些满足欲望的手段和对象为前提，或者它只向每一个人提供无法应用的忠告，因而它对于没有这些手段的人是一文不值的。这一点，费尔巴哈自己也是说得很直截了当的： “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营养物，那末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食物了。” 关于他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情况是否好一些呢？费尔巴哈无条件地提出这种要求，认为这种要求是适合于任何时代和任何情况的。但是这种要求从什么时候起被认为是适合的呢？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难道谈得上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吗？被压迫阶级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无情地和“由于正当理由”变成了统治阶级的这种欲望的牺牲品吗？——是的，这也是不道德的，但是现在平等权利被承认了。自从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并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不得不废除一切等级的即个人的特权，而且起初在私法方面、后来逐渐在公法方面实施了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以来，平等权利在口头上是被承认了。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理想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一般说来多些，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关于幸福的精神手段、教育手段，情况是否好一些呢？就连“萨多瓦的小学教师”[333]不也是一个神话人物吗？ 不仅如此。根据费尔巴哈的道德论，证券交易所就是最高的道德殿堂，只要人们的投机始终都是得当的。如果我追求幸福的欲望把我引进了交易所，而且我在那里又善于正确地估量我的行为的后果，因而这些后果只使我感到愉快而不引起任何损失，就是说，如果我经常赚钱的话，那末费尔巴哈的指示就算执行了。我也并没有因此就妨碍另一个人追求幸福的同样的欲望，因为另一个人和我一样地是自愿到交易所里去的，他和我成立投机交易时是按照他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正如我是按照我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一样。如果他赔了钱，那末这就证明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因为他盘算错了，而且，在我对他执行应得的惩罚时，我甚至可以摆出现代拉达曼的架子来。在交易所里，只要爱不纯粹是一个温情的字眼，也是由爱统治一切的，因为每个人都靠别人来满足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而这就是爱应当完成和实际从事的事情。同时，如果我在那里正确地预见到我的行动的后果，因而赌赢了，那末我就执行了费尔巴哈道德的一切最严格的要求，而且我还会成为富翁。换句话说，费尔巴哈的道德是完全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管他自己多么不愿意或想不到是这样。 可是爱呵！——真的，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他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成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 简单扼要地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至于那要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剥削中。 但是，费尔巴哈所提供的强大推动力怎么能对他本人也毫无结果呢？理由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但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需把这些人当作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而费尔巴哈反对这样做，因此，他所不了解的1848年对他来说只意味着和现实世界的最后分离，意味着退入孤寂的生活。在这方面，主要又要归咎于德国的状况，这种状况使他落得这种可怜的结局。 但是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 四 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就他们没有离开哲学的立足地这一点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支脉。施特劳斯写了“耶稣传”和“教义学”[334]以后，就只从事于写作勒南式的哲学和教会史的美文学作品；鲍威尔只是在基督教起源史方面做了一些事情，虽然他在这里所做的也是一些重要的事情；施蒂纳甚至在巴枯宁把他同蒲鲁东混合起来并且把这个混合物命名为“无政府主义”以后，依然是一个宝贝；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是，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不仅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且，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做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来和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抗衡。 但是，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产生真实结果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注：请允许我在这里作一点个人的说明。近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因此，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几句话，把这个问题澄清。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几个专门的领域外，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 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产生的结果。这就是说，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人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只是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 黑格尔不是简单地被放在一边，恰恰相反，上面所说的他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是被当做出发点的。但是这个方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绝对概念不仅是从来就存在的（不知在哪里？），而且是全部现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它通过在“逻辑学”中详细探讨过并且完全包含在它自身中的一切预备阶段而向自身发展；然后它使自己“外化”，转化为自然界，它在自然界中并没有意识到它自己，而是采取自然必然性的形式，经过新的发展，最后在人身上重新达到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在历史中又从粗糙的形式中挣脱出来，直到绝对概念终于在黑格尔哲学中又完全地达到自身为止。因此，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但无论如何是同任何能思维的人脑无关的。这种意识形态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也是如此。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注：见“一个手艺人所阐述的人脑活动的实质”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335]］ 而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同时也摆脱了那些曾经在黑格尔那里阻碍它贯彻到底的唯心主义装饰。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具体地实际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末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人们也不再敬重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牟地盘据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科学中的情形正是这样。认为事物是既成的东西的旧形而上学，是从那种把非生物和生物当作既成事物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中产生的。而当这种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研究植物机体和动物机体中的过程的生理学，研究单个机体从胚胎到成熟的发育过程的胚胎学，研究地壳逐渐形成过程的地质学，——所有这些科学都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产儿。 但是，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第一是发现了细胞，发现细胞是这样一种单位，整个植物体和动物体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发育起来的。由于这一发现，我们不仅知道一切高等有机体都是按照一个共同规律发育和生长的，而且通过细胞的变异能力指出了使有机体能改变自己的物种并从而能实现一个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第二是能的转化，它向我们表明了一切首先在无机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所谓力，即机械力及其补充，所谓位能、热、放射（光或辐射热）、电、磁、化学能，都是普遍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些运动形式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转变为另一种，因此，当一种形式的量消失时，就有另一种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现，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最后，达尔文第一次从联系中证明了，今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而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过化学途径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成的。 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像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 现在也被我们理解为历史发展过程的自然界的情况是这样，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 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即使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期望的目的，在表面上，总的说来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个别的人所期望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 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因此，它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旧唯物主义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反之，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例如黑格尔，他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定，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实现[336]。在这里，黑格尔关于古希腊人作了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评论，但是这种只是一些空谈的说明现在已经不能使我们满足了。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自从工人不再像1848年在莱茵河流域那样简单地捣毁机器以来，工人已经丝毫不能容忍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应用机器了。 但是，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landed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cl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 但是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初看起来，从前大规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首先是）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这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就不行了。在这里，显而易见，这两个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而同样明显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由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确切些说，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两个阶级。最初是从行会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的过渡，随后又是从工场手工业到使用蒸汽和机器的大工业的过渡，使这两个阶级发展起来了。在一定阶段上，资产阶级使用的新的生产力——首先是分工和许多局部工人在一个综合性手工工场里的联合——以及通过生产力发展起来的交换条件和交换需要，同现存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而且被法律神圣化的生产秩序不相容了，就是说，同封建社会制度的行会特权以及许多其他的个人特权和地方特权（这些特权对于非特权等级来说都是桎梏）不相容了。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起来反抗封建土地占有者和行会师傅所代表的生产秩序；结局是大家都知道的：封建桎梏被打碎了，在英国是逐渐被打碎的，在法国是一下子被打碎的，在德国还没有被打碎。但是，正像工场手工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曾经和封建的生产秩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现在已经同代替封建生产秩序的资产阶级生产秩序相冲突了。被这种秩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愈来愈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地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 因此，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从传统的观点看来（这种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性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表面现象是和这种看法符合的。就个别人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要问一下，这个仅仅是形式上的愿望（不论是个别人的或国家的）有什么内容呢？这一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人们所期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愿望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的现代，国家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那末，以前的一切时期就必然更是这样了，那时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还没有使用这样丰富的辅助手段来进行，因而这种生产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既然在今天这个大工业和铁路的时代，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那末，在以前的时代，国家就必然更加是这样了，那时每一代人都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费一生中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因而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地依赖于这种物质需要。对从前各个时代的历史的研究，只要在这方面是认真进行的，都会最充分地证实这一点；但是，不用说，在这里不能进行这种研究了。 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末不言而喻，私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但是，这种确认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法权形式的很大一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意，就像在英国与民族的全部发展相一致而发生的那样；但是人们也可以像在西欧大陆上那样，把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以及它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契约、债务等等）所作的无比明确的规定作为基础。这样做时，为了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半封建的社会的利益，人们可以或者是简单地通过审判的实践贬低这个法律，使它适合于这个社会的状况（普通法），或者是依靠所谓开明的满口道德说教的法学家的帮助把它改造为一种适应于这种社会状况的特殊法典；这个法典，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从法学观点看来也是不好的（普鲁士国家法）；但是这样做时，人们也可以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以同一个罗马法为基础，创造像法兰西Codecivile〔民法典〕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因此，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末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 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愈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愈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愈加独立。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对这一政治斗争同它的经济基础的联系的认识，就日益模糊起来，并且会完全消失。即使在斗争参加者那里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在历史家那里差不多总是这样的。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 但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的独立力量，马上就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经济事实要取得法律上的承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下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而且，因为在这里，不言而喻地要考虑到现行的整个法律体系，所以，现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做两个独立的领域，两者各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本身都可以系统地加以描述，并要求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以便作出这种描述。 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在前一世纪的那些往往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经济学家的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这种情形是表现得很明显的，而在黑格尔学派那里，这一情况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过了。 现在我们再简略地谈谈宗教，因为宗教离开物质生活最远，而且好像是同物质生活最不相干。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作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了。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因此，大部分是每个有血统关系的民族集团所共有的这些最初的宗教观念，在这些集团分裂以后，便在每个民族那里依各自遇到的生活条件而独特地发展起来，而这一过程对一系列民族集团来说，特别是对雅利安人（所谓印欧人）来说，已由比较神话学详细地证实了。这样在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线以外，就由别的神无可争辩地统治了。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罗马世界帝国使得旧有的民族没落了（关于罗马世界帝国产生的经济条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研究），旧有的民族的神就灭亡了，甚至罗马的那些仅仅适合于罗马城的狭小圈子的神也灭亡了；罗马曾企图除本地的神以外还承认和供奉一切多少受崇敬异族的神，这种企图清楚地表现了拿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实世界帝国的需要。但是一种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这样用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的。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我们必须重新进行艰苦的研究，才可以知道基督教最初是什么样子，因为它那流传到我们今天的官方形式仅仅是尼西亚宗教会议为了使它成为国教并使它适合于成为国教这个目的而赋予它的那种形式。[337]它在二百五十年后已经变成国教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它是适应时势的宗教。在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形成为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教阶制的宗教。当市民阶级兴起的时候，新教异端首先在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中间、在那里的城市最繁荣的时代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对抗而发展起来。[338]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市民阶级从最初起就给自己制造了一种由无财产的、不属于任何公认的等级的城市平民、零工和各种仆役所组成的附属品，即后来无产阶级的前身，同样，宗教异端也早就分成了两派；市民温和派和甚至也为市民异教徒所憎恶的平民革命派。 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绝是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适应的；当这个市民阶级已经充分强大的时候，他们从前的主要是同封建贵族进行的地方性斗争便开始采取民族的规模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发生在德国，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那时市民阶级既不够强大又不够发展，不足以把其他的叛乱等级——城市平民、下级贵族和乡村农民——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贵族首先被击溃；农民举行了起义，形成了这次整个革命运动的顶点；城市背弃了农民，革命被各邦君主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这些君主囊括了革命的全部果实。从那时起，德国有整整三个世纪从那些能独立地干预历史的国家的行列中消失了。但是除德国人路德外，还出现了法国人加尔文，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在这里，加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因此，在1689年革命由于一部分贵族同资产阶级间的妥协而结束以后，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339]英国的国家教会恢复了，但不是恢复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而是强烈地加尔文教化了。旧的国家教会庆祝欢乐的天主教礼拜日，反对枯燥的加尔文派礼拜日。新的资产阶级化的国家教会，则采用后一种礼拜日，这种礼拜日至今还在装饰着英国。 在法国，1685年加尔文教的少数派曾遭到镇压，被迫归依天主教或者被驱逐出境。[340]但是这有什么用处呢？那时自由思想家比埃尔·培尔已经在进行活动，1694年伏尔泰诞生了。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只是方便了法国的市民阶级，使他们可以赋予自己的革命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出席国民会议的不是新教派，而是自由思想家了。由此可见，基督教已经踏进了最后阶段。此后，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了；它愈来愈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同时，每个不同的阶级都利用它自己认为适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则利用唯理派，至于这些老爷们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各自的宗教，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这样，我们看到，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在这里只说这一点就够了。 上面的叙述只能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个概述，至多也只能是一些说明。证据只能由历史本身中提供；而在这里我敢肯定地说，在其他著作中这种证据已经提供得很充分了。但是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 随着1848年革命的爆发，“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已经为真正的大工业所代替；德国重新出现在世界市场上；新的小德意志帝国[341]至少排除了由于小邦割据、封建残余和官僚制度在这一发展道路上造成的最显著的弊病。但是随着思辨［注：原文是《Spekulation》，在这里是一个双关语，既有“思辨”的意思，又有“投机”的意思。——译者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失去了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地热中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诚然，德国的官方自然科学，特别是在专门研究的领域中仍然保持着时代的高度，但是，正如美国“科学”杂志已经公正地指出的，在研究个别事实之间的巨大联系方面，在把这些联系概括为规律方面所获得的决定性的成就，现在更多地是出在英国，而不像从前那样出在德国。而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的毫无掩饰的思想家，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代。 德国人的理论兴趣，现在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虑，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反之，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寻找不到也期望不到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写于1886年初 载于1886年“新时代”杂志第4期和第5期，并于1888年以单行本在斯图加特出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第21卷译出 注释： [310]弗·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书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其哲学先驱——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杰出代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并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作了系统的叙述。这本著作最初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新时代”上，后来出了单行本，恩格斯专门为单行本写了序言（见本卷第411—412页）。1889年在彼得堡的杂志“北方通报”第3期和第4期上曾以“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危机”为题刊登了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俄译文，但是没有指明作者，而且有许多增添和脱离原文之处；文章下面是译者格·弗·李沃维奇的署名：格·李·1892年“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用单行本出版了由格·瓦·普列汉诺夫翻译的这部著作的全部译文；同年又出版了这部著作的保加利亚文译本。1894年，巴黎的杂志“新纪元”第4期和第5期上登载了劳拉·拉法格翻译并经恩格斯审阅过的译文。在恩格斯生前没有出版过这部著作的其他版本；后来，这部著作在德国用德文，也用俄文和许多其他文字多次再版。 “新纪元”（《L’èrenouvelle》）是法国社会主义的月刊，1893—1894年在巴黎出版；茹·盖得，让·饶勒斯，保·拉法格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都曾为该杂志撰稿。——第301页。 [311]恩格斯指海涅关于德国哲学革命的言论，这些言论包含在海涅的著作“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这部著作发表于1834年，它是对德国精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评论（一部分发表于1833年）的继续。海涅的这些言论贯彻了这样的思想：当时由黑格尔哲学总其成的德国哲学革命，是德国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的序幕。——第306页。 [312]恩格斯在这里套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GrundlinienderphilosophiedesRechts》．Vorrede）中的话。这部著作的第一版于1821年在柏林问世。——第306页。 [313]见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缩写本。第一部。逻辑”第147节；第142节附释（G．W．F．Hegel．《EncyclopädiederphilosophischenWissenschaftenimGrundrisse．ErsterTeil．DieLogik》，§147；§142，Zusatz）。该书第一版于1817年在海得尔堡问世。——第306页。 [314]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1812—1816年纽伦堡版（G．W．F．Hegel．《WissenschaftderLogik》．Nürnberg，1812—1816）。这一著作由三部分组成：（1）客观逻辑，存在论（出版年代是1812）；（2）客观逻辑，本质论（出版年代是1813）；（3）主观逻辑，或概念论（出版年代是1816）。——第309页。 [315]“德国年鉴”（《DeutscheJahrbücher》）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艺哲学杂志“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JahrbücherfürWissenschaftundKunst》）的简称。该杂志曾以日报的形式在莱比锡出版。从1841年7月到1843年1月，杂志用上述名称出版；以前（1838—1841）曾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JahrbücherfürdeutscheWissenschaftundKunst》）的名称出版；1841年6月以前由阿•卢格和泰•艾希特迈耶尔在哈雷主编，而从1841年7月起则由阿•户格在德勒斯顿主编。由于“哈雷年鉴”在普鲁士境内遭到停刊的威胁，编辑部从普鲁士的哈雷城迁往萨克森，并更改了杂志的名称。但是，即使用了新的名称，杂志也没有出版多久。1843年1月萨克森政府查封了“德国年鉴”，同时联邦议会决定禁止它在全德境内出版。——第312页。 [316]“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ZeitungfürPolitik，HandelundGewerbe》）是自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抱对立情绪的资产阶级代表创办的。它曾吸收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当局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312页。 [317]大•弗•施特劳斯“耶稣传”1835—1836年杜宾根版第1—2卷（D．F．Strauβ．《DasLebenJesu》．Bd．1—2，Tübingen，1835—1836）。——第312页。 [318]指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M．Stirner．《DerEinzigeundseinEigenthum》．Leipzig，1845）一书。——第313页。 [319]L．Feuerbach．《DasWesendesChristenthums》．Leipzig，1841．——第313页。 [32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268页。——第313页。 [321]恩格斯大概指的是埃•斐•伊姆•特恩的著作“在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中间”1883年伦敦版第344—346页（E．F．imThurn．《AmongtheIndiansofGuiana》．London，1883，ｐ．344—346）。第315页。 [322]指1846年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加勒发现的海王星。——第318页。 [323]恩格斯在这里引证了费尔巴哈的箴言。这段引文在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166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1874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版第2卷第308页（K．Grün．《LudwigFeuerbachinseinemBriefwechselundNachlasssowieinseinerPhilosophischenCharakterentwicklung》．Bd．Ⅱ，LeipzlgundHeidelberg，1874，Ｓ．308）。——第319页。 [324]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G．W．F．Hege1．《phänomenologledesGeistes》）。该著作第一版于1807年在班堡和维尔茨堡问世。——第324页。 [325]自然神论者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的拥护者。这种学说承认神是世界的无个性的理性的始因，但否认神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不止一次地从唯理论立场出发，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行为。但是，自然神论者同时又与宗教妥协，主张为人民群众保留具有合理形式的宗教。——第324页。 [326]这段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哲学原理。变化的必然性”（《GrundsätzederPhilosophie．NothwendigkeiteinerVeränderung》），载于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74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版第1卷第407页（K．Grün．《LudwigFeuerbach》．Bd．Ⅰ，LeipzigundHeidelberg，1847，S．407）。——第326页。 [327]这段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驳驱体和灵魂、肉体和精神的二元论”（《WiderdenDualismusvonLeibundSeele，FleischundGeist》）。见“费尔巴哈全集”1846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363页（《LudwigFeuerbach'ssämmtlicheWerke》Bd，Ⅱ，Leipzig，1846，S．363）。——第330页。 [328]这段引文在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254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贫穷操纵并取消所有法律”（《NothmeistertalleGesetzeundhebtsieauf》），载于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74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版第2卷第285—286页。——第330页。 [329]这段引文在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280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哲学原理。变化的必然性”（《GrundsätzederPhilosophie．NothwendigkeiteinerVer-änderung》），载于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74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版第1卷第409页。——第330页。 [330]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280页。——第330页。 [331]恩格斯在这里概述了黑格尔主要发表在下述著作中的思想：“法哲学原理”第18、139节以及“宗教哲学讲演录”第3部第2篇第3章（《VorlesungenüberdiePhilosophiederReligion》．DritterTheil．Ⅱ，3）。后面这本著作的第一版于1832年在柏林出版。——第330页。 [332]见路•费尔巴哈的著作“我的哲学经历的特征描述片断”（《FragmentezurCharakteristikmeinesPhilosophischenCurriculumvitae》，载于“费尔巴哈全集”1846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411页）。——第331页。 [333]普军在萨多瓦一役获胜（在1866年奥普战争中）后，德国资产阶级政论中的流行用语，意思是说普鲁士的胜利似乎是由于普鲁士国民教育制度的优越。这一用语源出奥格斯堡“外国”杂志的编辑奥•佩舍耳，他在该杂志1866年7月17日第29期上的一篇文章“最近的战争历史的教训”（《DieLehrenderjüngstenKriegsgeschichte》）中使用了这个用语。——第332页。 [334]指大•弗•施特劳斯“基督教教理的历史发展及其和现代科学的斗争”1840—1841年杜宾根和斯图加特版第1—2卷（《DiechristlicheGlaubenslehreinihrergeschichtlichenEntwicklungundimKampfemitdermodernenWissenschaft》．Bd．Ⅰ-Ⅱ，Tübingen-Stuttgart，1840—1841）；这本著作的第二部，根据它的主要内容，名为“基督教教理（教义学）的物质内容”（《DermaterialeInbegriffderchristlichenGlaubenslehre（Dogmatik）》）。——第335页。 [335]恩格斯指的是约•狄慈根“人脑活动的实质。一个手艺人的描述。纯粹的和实践的理性的再批判”1869年汉堡版（《DasWessendermenschlichenKopfarbeit．DargestelltvoneinemHandarbeiter，EineabermaligeKritikderreinenundpraktischenVernunft》．Hamburg，1869）一书。——第337页。 [336]见乔•威•弗•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第2部第2篇（G．W．F．Hegel．《VorlesungerüberdiePhilosophiederGeschichte》．ZweiterTheil，ZweiterAbschnitt）。这本书的第一版于1837年在柏林问世。——第343页。 [337]尼西亚宗教会议——第一次所谓罗马帝国基督教会世界主教会议。这次会议是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召开的。会议通过了一切基督徒必须遵守的信条（正统基督教会教义的基本原则），不承认信条以叛国罪论。——第349页。 [338]阿尔比派是一个教派，十二至十三世纪广泛流行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中。它的主要发源地是法国南部阿尔比城。阿尔比派反对天主教的豪华仪式和教阶制度，它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居民对封建制度的抗议。法国南部的部分贵族也加入了阿尔比派，他们企图剥夺教会的土地。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组织十字军征伐阿尔比派。经过二十年战争和残酷的镇压，阿尔比派运动终于失败。——第349页。 [339]指1688年英国政变。改变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二世，宣布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王；从1689年起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第350页。 [340]鉴于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起对胡格诺教徒（加尔文派新教徒）所施加的政治迫害和宗教迫害加剧了，路易十四于1685年取消1598年颁布的南特勒令。这个勒令曾给予胡格诺教徒以信教和敬神的自由；由于南特勒令的取消，数十万胡格诺教徒从法国流亡他方。——第351页。 [341]指1871年1月在普鲁士领导下建立的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帝国。——第35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299]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 “雾月十八日”在初版问世三十三年后还需要印行新版，证明这个篇幅不大的著作就是在今天还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 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紧接着一个事变之后，——这个事变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有的人把它看做是从革命中解救出来的办法和对于革命误入迷途的惩罚，但是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紧接着这样一个事变之后，马克思发表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300]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英雄除了给予完全应得的蔑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 此外还有另一个情况。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三十三年，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弗·恩· 写于1885年 载于1885年在汉堡出版的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注释： [29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第290页。 [300]指1848年12月10日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职务的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在法国举行的政变：立法议会和国务会议被解散，许多议员被逮捕，在三十二省内宣布处于战时状态，社会党和共和党的领导人被驱逐出法国。1852年1月14日通过了新宪法，根据新宪法规定，一切权力都集中在总统手中，而在1852年12月2日宣布路易·波拿巴为法国皇帝，帝号拿破仑第三。——第29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威·沃尔弗的小册子“西里西亚的十亿”的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威·沃尔弗的小册子“西里西亚的十亿”的导言[275] 为了使人了解沃尔弗这一著作，我认为有必要在它前面写几句话。 德国在易北河以东、厄尔士山脉和理森山以北的地区，是中世纪下半叶从入侵这里的斯拉夫人手中夺过来并被德国移民重新日耳曼化了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被分赐给参加征服行动的德国骑士和男爵，他们以村庄的“创业者”的身分出现，把自己的领地划成一块块村庄耕地，而每块村庄耕地又分成某些大小相等的农民份地，即胡菲。每一块胡菲在本村庄都有一块带院子和菜园的宅基。这些胡菲用抽签的办法分配给从法兰克（莱茵法兰克尼亚和尼德兰）、萨克森、弗里西安迁到这里来的移民，为此，移民有义务对创业者，即骑士或男爵，担负很有限的、固定不变的代役租和工役。农民只要担负这些赋役，就是自己胡菲的世袭占有者。此外，他们在创业者（后来的领主）的森林中还享有西德意志农民在他们公共马尔克中享有的同样的权利，如采伐、放牧、采集橡实饲料等等。村庄的耕地实行强制的轮作制，大多数是按照三圃制分为冬耕地、春耕地、休闲地来耕种。休闲地和留茬地供创业者和农民共同放牧之用。村庄中的一切事务都在同村人即胡菲所有者的会议上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贵族创业者的权利只限于征收贡赋、在休闲地和留茬地上共同放牧、收取森林收益的剩余部分并主持同村人会议，而同村人全都是人身自由的人。这就是从易北河直到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的德国农民的基本状况。这种状况总的说来要比当时西德意志和南德意志农民所处的状况好得多；后者那时为了自己旧日的世袭权利，已经同封建主进行激烈的、经常爆发的斗争，并且大多数人已经陷入了一种痛苦得多的、威胁着甚至完全剥夺了他们的人身自由的依附形式。 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封建主不断增长的对货币的需要，自然在东北部也产生了违反过去的契约、压榨和剥削农民的企图，但是其规模和成效远没有南德意志那样大。易北河以东人口还很稀少，荒地很多；开垦这些荒地、扩展农业、建立可以收取地租的新村庄，在这里对大封建地主说来也仍然是发财致富的最可靠的手段。而且在这里，在德意志帝国同波兰交界的地方，已经形成了一些比较大的邦：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萨克森选帝侯国（西里西亚属于奥地利），因此，同处于分散割据状态的莱茵各省、同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相比，这里的内部和平维持得较好，贵族的纷争和掠夺也受到了比较有力的压制；而受这样的连年战争之苦最深的总是农民。 只是在同被征服的波兰普鲁士或立陶宛普鲁士的村庄毗邻的地方，贵族的企图才比较经常地表现出来，他们企图使根据德国封建习惯法迁来的移民屈服于农奴依附状态，同他们的普鲁士和波兰的臣民一样。在波美拉尼亚，以及在普鲁士的骑士团[276]领地中，就有这种情况；在西里西亚，这种情况比较少些。 易北河以东的农民，由于处在这种比较有利的状况中，所以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前后五十年左右，几乎没有受到南德意志和西德意志的强大农民运动的影响；当1525年革命爆发的时候，也只是在东普鲁士有一点微弱的回声，没有费多大力气就被镇压了下去。易北河以东的农民把自己的起义兄弟交给命运支配，因而得到了应有的报偿。在伟大的农民战争曾经剧烈进行的那些地方，农民径直被变成了农奴，担负着毫无限制的、完全由封建领主任意决定的徭役和赋役，而他们的自由的马尔克干脆成了领主的财产，只是在封建主开恩的情况下他们才继续享有。德国贵族徒然地追求了整个中世纪而现在在封建经济解体时期终于达到了的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理想状态，也开始渐渐扩展到易北河以东的土地上来了。不仅农民根据契约规定使用领主森林的权利——在这种权利还没有受到限制的场合——变成了封建领主可以随时取消的恩准，不仅违法地增加了徭役和代役租，而且还增加了各种新的赋役，例如被认为是农奴依附状态的特征的接租费（农户户主死亡时向封建主缴的费用）；或者使通常的传统的赋役具有只是农奴而不是自由人担负的那种赋役的性质。这样一来，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易北河以东的自由农民，起初是在事实上，很快又在法律上变成了农奴。 同时，封建贵族愈来愈资产阶级化了。他们欠城市货币资本家的债务愈来愈多，因此，货币便成了他们的迫切需要。但是，能够从农民即自己的农奴身上榨取的并不是货币，而首先只是劳动或农产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营的农民经济，除了维持从事劳动的占有者的最低下的生活以外，只能提供最少量的剩余农产品。而在近旁，就是面积广、收入大的寺院土地，这些土地是由占有者出资，在内行的监督下，用依附农或农奴的徭役劳动来耕种的。这种经营方法，小贵族在此以前在自己的领地上几乎从来不能够运用，就是大贵族和诸侯能够这样做的也只是一种稀有的例外。而现在，由于国内安定，到处都能够经营大规模的经济了，另一方面，不断增长的对货币的需要，也日益迫使贵族这样做。于是由封建领主出资依靠农奴的徭役劳动来耕种大庄园，就逐渐成了贵族的收入来源，用来补偿由于不再从事过了时的骑士掠夺而遭受的损失了。但是，从哪里得到所需要的土地呢？诚然，贵族都占有面积多少是比较大的土地，但是这些土地，除了少数例外，已经全部租给了世袭的佃农[277]，这些佃农只要担负规定的赋役，他们对于自己的田庄和胡菲以及公有地便享有与领主本人同样的权利。这里必须找个解决办法，为此，首先需要把农民变为农奴。其实，即使把农奴从他们的家园中驱逐出去，从违法和使用暴力方面说来是一种不亚于驱逐自由佃农的行为，但是，用已经通行的罗马法为驱逐农奴作辩护还是要容易得多。一句话，在把农民变成了农奴之后，便按照所需要的数量把他们从土地上驱逐出去，或者使他们作为无地农，即仅有茅屋和小菜园的短工，再定居在领主的土地上。贵族从前的筑垒城堡已经让位给新的、多少开放了些的农村府第，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去的自由农民的数量多许多倍的田庄就应该让位给农奴的简陋茅屋了。 领主的地产——在西里西亚叫做农庄——安排妥当之后，乘下的问题只是用农民的劳力来耕种。于是农奴制的另一个有利方面又在这里表现出来了。以前契约上有一定规定的农民的各种徭役已经完全不合乎这个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徭役义务都只限于从事公益劳动，例如建筑道路、桥梁等，以及领主城堡中的建筑劳动、妇女和少女在城堡中从事各种工艺劳动和杂役。但是一旦农民变成了农奴，而以罗马法为依据的法学家又把这种农奴和罗马的奴隶等同起来，领主们也就唱起完全不同的调子来了。现在，他们在法院里有法学家的支持，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要求农民从事各种毫无限制的工役。只要领主一有吩咐，农民就是荒废自己的田地，让自己应收获的庄稼泡在雨水中烂掉，也得去为领主服徭役、搬运、耕耘、播种、收割。而农民用谷物或货币交纳的代役租也同样被提高到了最高限度。 不仅如此。同样高贵的领主王公——这种领主王公在易北河以东到处都有——也需要货币，需要大量的货币。他们允许贵族压榨自己的农民，为此，贵族也允许他们向农民征收国税——贵族本身当然是免税的！而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就是，这个领主王公还在实际上批准把封建领主过去早已废除的主持封建的自由农民裁判所的权利，变为实行领主裁判和建立领地警察的权利；因此，领主不仅成了警察头子，而且甚至在涉及他们自身的案件中也成了审判自己的农民的唯一裁判官，因而农民只能向领主本人控诉领主。这样一来，领主身兼立法者、裁判官和判决执行人，他成了自己领地上的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统治者。 甚至在俄国也不可能找到类似的不光彩的状况，因为在俄国农民总算还有他们的自治团体。这种不光彩的状况，在三十年战争和起了救命作用的耶拿之败[278]之间的这段时期中，达到了顶峰。三十年战争的灾难，使贵族得以彻底奴役农民；由于无数农民经济的荒废，就有可能毫无阻碍地把它们并入骑士领地的农庄。在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强制下到处流浪的居民开始定居下来，就使贵族有了方便的借口把农村居民作为农奴捆缚在土地上。但即使这样，也为时不长。因为，当战争所造成的可怕创伤在以后的五十年中刚开始结疤，田地刚重新开始耕种，人口刚开始增加的时候，高贵的封建领主又对农民土地和农民劳动起了贪心。领主农庄还不够大，容不下可以从农奴身上榨取的全部劳动——榨取在这里用的是它字面上的意义。把农民贬为无地农、农奴般的短工的办法，发挥了出色的作用。从十八世纪初开始，这种办法便日益盛行起来了，它现在叫做“驱逐农民”。根据情况能“驱逐”多少农民就“驱逐”多少；最初还留下为完成驱使畜力的劳役所必需的一定数量的农民，而使其余的农民都变成无地农（打谷工，茅屋工，合同工[279]以及其他具有类似名称的人）。他们为了一间茅屋和一小块种马铃薯的地，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在领地上做苦工，而得到极其微薄的日工资——谷物和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凡是领主比较富裕，能够使用自己耕畜的地方，就把其余的农民也“驱逐”出去，而他们的胡菲便并入领主的经济。可见，德国贵族特别是易北河以东的贵族的一切大地产，都是由掠夺来的农民土地构成的；即使把这些土地无偿地从掠夺者手中夺回来，也不能说是使他们完全得到了应有的恶报。实际上，还应该向他们要求赔偿。 逐渐地，领主王公们开始注意到，这种对贵族极其有利的办法完全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在农民没有被驱逐以前，他们还缴纳国税，而自从他们的胡菲被并入免税的农庄以后，国家从这里不能得到分文，而从重新定居下来的无地农那里得到的也不过是一点小钱。被逐农民中有一部分对经营农庄说来是多余的，他们便干脆被赶走了；于是这些农民就成了自由人，也就是说，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农村人口在缩减，而当领主王公开始用在农民中征兵的廉价方法来补充自己的费用庞大的雇佣军的时候，这对他们远远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因此，在整个十八世纪中，特别是在普鲁士，为了制止驱逐农民发布了一道又一道的命令。但是，这些命令的命运同查理大帝的敕令[280]以后历届德国政府所写的无数文牍废纸中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命运一样，仍然是纸上空谈；贵族对它们毫不在意，驱逐农民继续进行。 甚至法国大革命给予顽固的封建贵族的严厉教训，也只是在一个很短时间使他们感到恐惧。一切依然如故；弗里德里希二世无法做到的事情[281]，他的软弱而目光不远的侄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更无法做到。但是，报复临头了。1806年10月14日，整个普鲁士国家一天之内就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被打碎了。普鲁士农民有一切理由比庆祝普鲁士从莫耳维茨到色当的胜利更隆重地庆祝这个日子，像庆祝1848年3月18日那样。[282]只是到这时，被赶到俄国边境的普鲁士政府才终于模糊地理解到，依靠经常处于被逐出自己家园的威胁之下的服徭役的农奴的子弟，是无法战胜自由的、占有土地的法国农民的子弟的。只是到这时，普鲁士政府才终于觉察到，农民竟也是人。现在应该采取措施了。 但是和约刚刚缔结，宫廷和政府刚刚回到柏林，高尚的意念便像三月阳光下的冰雪一样化掉了。有名的1807年10月9日敕令虽然在纸面上废除了农奴制或世袭依附关系这种名称（而这也只是从1810年圣马丁节才开始！）[283]，但是实际上几乎一切都依然如故。事情至此就停了下来。怯懦透顶、昏庸透顶的国王照旧万般听命于掠夺农民的贵族，结果从1808年到1810年就颁布了四个命令，不顾1807年敕令，重新允许领主在一系列场合下驱逐农民。[284]只有当拿破仑对俄战争已经迫近的时候，才又想到需要农民，于是颁布了1811年9月14日敕令[285]，建议农民和领主在两年以内就赎免徭役和赋役以及向领主赎免最高所有权的问题达成一个和睦的协议，而且过了这一期限，皇家委员会就要根据规定的条例强制地实行这种协议。条例的基本原则规定，农民如果让出自己土地的三分之一（或付出其货币价值），应该成为他剩下的土地的自由的所有者。但是，甚至这种对贵族非常有利的赎免办法仍然是一种幻想，因为贵族为了得到更多的东西而阻挠这种办法的实现；于是两年以后，拿破仑又打到国内来了。 为了赶走拿破仑，吓破了胆的国王曾经不断许愿在将来制定宪法和实行人民代议制度，但是拿破仑刚刚被赶出国去，一切动听的诺言又被忘得干干净净。在1816年5月29日——滑铁卢胜利后还不到一年！——便颁布了关于1811年敕令的声明，腔调完全变了。[286]可以赎免封建赋役的事情，在这里已经不再是一种规定，而是一种例外了：它只适用于已经在土地税务簿上登记了的（因此是面积比较大的）耕地，而且农户使用这些耕地在西里西亚要从1749年算起，在东普鲁士要从1752年，在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要从1763年［注：普鲁士的奸猾是无孔不入的。在这里这种奸猾的作风甚至也表现在日期上。为什么选择1763年呢？这只是由于次年即1764年7月12日弗里里希二世颁布了一个严格的敕令，责成顽固的贵族在一年以内，使有关的占有者在那些从1740年特别是七年战争[287]开始以后被大量侵占的农民家园和无地农居住地上定居下来，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如果说这个敕令产生了一些效果的话，那末这些效果也由于照顾贵族的利益在1816年又被取消了。］，在西普鲁士要从1774年算起！而且也允许保留播种和收获时的一些徭役。而当1817年终于认真地处理赎免委员会问题的时候，土地立法的退步大大超过了土地委员会的进步。接着，在1821年6月7日，又颁布了新的赎免条例[288]，重新规定对赎免权利加以限制，只把这种权利授予比较大的农户，即所谓的自给户[289]，而对于小农户——无地农、茅屋工、打谷工，一句话，一切定居下来的短工——都明确地规定要永远担负徭役和其他各种封建赋役。从此以后，这便成了一种通例。只是从1845年起，才破例地允许萨克森[290]和西里西亚不经领主和农民双方协议（这当然用不着法律规定）而赎免这种赋役。[291]此外，还把以货币或谷物计算的，用来永远赎免赋役的资本化的款额规定为地租的二十五倍；每次付款都不得少于一百塔勒［注：塔勒是普鲁士旧时银币，一塔勒等于3马克。——编者注］，而早在1809年，在国有土地上已经允许农民用地租的二十倍进行赎免了。一句话，这个“理性的国家”[292]的有名的开明土地立法只追求一个目的：从封建制度下挽救一切还可以挽救的东西。 实际的结果是与这些可怜的措施相称的。土地委员会完全领会了政善良愿望，正如沃尔弗用具体例证清楚地说明的，这些委员会所关心的是在赎免时妥善的办法欺骗农民，使贵族得利。从1816年到1848年，有70582个农户面积总计达5158827摩尔根土地被赎免了，这个数目占负有徭役义务的比较大的农户总数的七分之六。但是，小农户中赎免的却只有289651户（其中西里西亚、勃兰登堡、萨克森的农户占228000户以上）。一年赎免的徭役总日数共计：畜力劳役5978295日、人力劳役16869824日。高贵的贵族由此获得的补偿是：应清偿资本化的款额18544766塔勒，货币地租每年1599992塔勒，以实物地租交纳的黑麦每年260069舍费耳［注：舍费耳是普鲁士旧时容量单位，一舍费耳等于54．962公升。——编者注］，最后还有农民让出的土地1533050摩尔根［注：关于这个统计数字，见奥·麦岑“普鲁士国家的土地”第1卷第432页及以下各页。[293]］。这样一来，除了其他各种补偿以外，原来的封建领主还得到了从前属于农民的土地的整整三分之一！ 1848年终于使鼠目寸光而又高傲自大的普鲁士土容克们醒悟过来了。农民——特别是在大地产制度和与此相联系的强制地使居民变为做短工的无地农的现象获得了最充分发展的西里西亚——袭击了城堡，烧毁了已经签订的赎免文契，并且迫使领主立据保证以后不再征收赋役。诚然，就连当时执掌政权的资产阶级也看做是大逆不道的这些过火行为，被军事力量镇压下去了，并且招致了严厉的惩罚。但是，当时即使最没有脑筋的容克脑壳也明白：征徭役已经不可能了，与其要求这些造反的农民服徭役，不如根本不再征徭役！现在的问题只是要挽救一切还可以挽救的东西；而占有土地的贵族也就真的恬不知耻地为放弃这些已经无法得到的赋役而要求补偿。于是，当反动派稍微感到已经多少站稳了脚跟的时候，就满足了这种要求。 可是起初还是颁布了1848年10月9日法令，它规定停止办理一切至今尚未结束的赎免案件和与此有关的诉讼事务，以及领主和农民之间的一系列其它诉讼事务。[294]因此，1807年以来的全部有名的土地立法都遭到了这个法令的谴责。但是当柏林的所谓国民议会刚刚被顺利地驱散，并成功地实行了政变［注：见本卷第232—233页。——编者注］以后，封建官僚的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认为自己有足够力量来为贵族采取有效的步骤。1848年12月20日，这个内阁发出了一个临时法令，规定除了少数例外，在原来的基础上恢复农民的赋役等等，直到将来进行调整时为止。[295]这一法令便成了我们的沃尔弗在“新莱茵报”上阐明西里西亚农民状况的导因。 但是，又过了一年多，直到1850年3月2日才通过了新的、最后的赎免法。[296]对于直到现在仍然被普鲁士爱国者捧上了天的1807—1847年间的土地立法的谴责，最尖锐的莫过于在这一法律的绪论中——当然这是违反他们的心愿的，——而且是由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亲口发出的谴责。 简言之，有一些无关紧要的赋役简单地被废除了，而其他各种赋役则规定化为货币地租，加以资本化，折合为十八倍的款额加以赎免；为了在支付资本化的款项时进行仲裁，成立了地租银行，银行采取众所周知的分期付款办法以地租的二十倍向领主交付款额，而农民只有在五十六年中分期付清了欠款以后才能摆脱一切义务。 内阁在它的绪论中谴责了过去的全部土地立法，而议院的委员会则谴责了新法律。这一法律是不应当适用于莱茵河左岸地区的，因为法国革命早就使这个地区摆脱了这一切破烂东西。委员会同意做这种限制，其理由是该法案的第一○九条条文中最多只有一条适用于这个地区， “而其余的一切规定对于这些地方完全不合适，不仅如此，而且还很容易在那里引起混乱和不必要的骚动……因为莱茵河左岸地区的立法在废除土地赋役方面大大超过了现在打算采取的步骤”[297]， 所以，不能指望莱茵地区的居民愿意再一次使自己处于新普鲁士的理想环境中。 现在终于认真地着手清除封建的劳动形式和剥削形式了。在几年的时间内，农民的赎免工作已经进行完毕。从1850年到1865年底通过赎免而获得自由的有：（1）剩下的那部分比较大的农民土地所有者，他们只有12706人，土地面积为352305摩尔根；（2）包括无地农在内的小土地所有者，在1848年以前赎免的将近29万人，而在以后15年中赎免的有1014341人。这样的结果，大农户所赎免的劳役是：畜力劳役只有356274日，赎免的人力劳役是6670507日。用土地作补偿的也只是比较大的农户，总共只有113071摩尔根，必须用黑麦交纳的年地租是55522舍费耳。同时，土地贵族得到了3890136塔勒的新的年货币地租，此外在农民最后清偿了资本化的数额时还得到了19697483塔勒［注：这些数字是麦岑的两个统计表上的总计数的差额（第1卷第432和434页）。[298]］。 普鲁士的所有封建地产，包括国有农庄在内，为了自愿地把过去——包括本世纪在内——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土地的一部分归还给农民而迫使农民从口袋中付出的款额，根据麦岑计算（第1卷第437页）是213861035塔勒。但是这个数目大大缩小了。因为在这里“只”把每摩尔根的耕地算20塔勒，每摩尔根林地算10塔勒，每舍费耳黑麦算1塔勒，就是说比实际价格低得多。况且，这里所根据的只是“完全确实有案可查的契约”，就是说，至少是那些由双方私人达成的协议都未估计在内。麦岑本人也说，他所引用的关于被赎免的赋役，自然，还有关于为此而付出的补偿费的资料，只不过是“最起码的”。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农民为了摆脱非法地加在他们身上的赋役而交付给贵族和官厅的款额，至少也有3亿塔勒，而且可能达10亿马克。 10亿马克，只不过把在四百年内掠夺去的土地以免征赋役的形式挽回很小很小一部分！这是很小很小一部分，因为贵族和官厅已把大得多的部分作为世袭领地以及其他贵族领地和国有农庄攫为己有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5年11月24日于伦敦 载于威·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1886年霍廷根—苏黎世版）一书，作为导言的第二部分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西里西亚的十亿” 注释： [275]恩格斯的著作“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是作为根据他的倡议出版的威·沃尔弗关于西里西亚农民状况的文集的单行本（见注23）的导言的第二部分而写的。恩格斯于1876年发表的文章“威廉·沃尔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1—106页）经作者做了很大删节后，成了导言的第一部分。——第277页。 [276]条顿骑士团是1190年十字军远征时建立的德意志僧侣骑士团。骑士团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夺取了许多领地。十三世纪时，用征服和消灭波罗的海沿岸的普鲁士部落和一部分立陶宛部落的办法而夺取的维斯拉河和尼门河河口之间的大片领土，都由骑士团统治。这个地方就成了骑士团对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各公国进行侵略的堡垒。在1242年楚德湖之战（冰上激战）和1410年格吕沃尔德之战失败以后，骑士团就一蹶不振，后来只保全了不大的一份领地。——第278页。 [277]世袭佃农是享有人身自由、但是有义务为了归他们世袭占有的份地而用货币或实物贡赋交付一定的租金（世袭封建地租）的依附农。——第280页。 [278]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整个欧洲的战争，它是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间的斗争而引起的。德国是这次斗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的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它遭受了相互竞争的外国掠夺者的多次入侵。这次战争于1648年以缔结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而结束，这一和约加深了德国的政治分裂。 耶拿之败指1806年10月14日普鲁士军队被粉碎，结果普鲁士向拿破伦法国投降，这证明霍亨索伦封建君主政体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全部腐朽性。——第281页。 [279]指几种不占有耕地的依附农。 打谷工（Dreschgärtner）——在德国的某些地方，特别是在西里西亚，人们对那些从地主那里得到一小块带茅屋的菜地，因而必须为地主劳动（主要是打谷），而得到微不足道的一点实物或钱的依附农的称呼。 茅屋工（Häusler）是从地主那里得到一间茅屋以及随带的一小块不足于养家活口的土地，而被迫要为地主做短工的依附农。 合同工（Instleute）是那些根据一定年限的合同为地主做工的日工，他们因此在这个年限内可以得到住房、一小块可耕种的土地以及极其微少的实物和货币报酬。——第282页。 [280]查理大帝敕令是作为法兰克王国的主要立法文献之一的国王谕旨。——第283页。 [281]为了保证普鲁士国家的物资收入和征收新兵的工作，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颁布了旨在反对地主把农民驱逐出份地的一系列法令；但是这些法令很少付诸实现。——第283页。 [282]1848年3月18日在柏林发生了武装起义，这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时期，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于1741年4月10日在莫耳维茨（西里西亚的一个农村）击败了奥地利军队。在色当（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地区，于1870年9月1日发生了普法战争（1870—1871）的最大会战之一，结果9月2日法军投降了，这加速了第二帝国的破产。——第283页。 [283]见“从1806年到1810年10月27日颁布的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22年柏林版第170—173页（《Sammlungderfürdie KöniglichenPreuβischenStaatenerschienenenGesetzeundVerordnungenvon 1806．biszum27stenOktober1810》．Berlin，1822，S．170—173）。——第283页。 [284]指1808年2月14日、1809年3月27日、1809年4月8日和1810年1月9日的几个命令（见注283中谈到的“汇编”第189—193、552—555、557—561、626—629页）；在1809年4月8日命令中说明，废除世袭人身依附关系不应该理解为废除农民履行的封建义务。——第283页。 [285]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1年”柏林版第281—299页（《Gesetz-Sammlungfürdie Königlich-PreuβischeStaaten．1811》．Berlin，S．281—299）。——第284页。 [286]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6年”柏林版第154—180页。 英荷联军和普鲁士军队于1815年6月18日在滑铁卢（比利时）战胜了拿破仑军队。——第284页。 [287]七年战争（1756—1763）是由各封建专制国家的侵略野心和法英两国的殖民竞争而引起的一次全欧性战争。英国联合普鲁士共同反对奥地利、法国、俄国、萨克森和瑞典的同盟。由于战争的结果，法国被迫把自己一些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东印度领地等）割让给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萨克森保持了战前的疆界。——第284页。 [288]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21年”柏林版第77—83页。——第284页。 [289]自给户（Ackernahrung）是在普鲁士人们对一种农户的称呼，这种农户拥有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可以使家庭成员不用雇佣别人的劳力，也不用从事其他副业，而只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第285页。 [290]指普鲁士的萨克森省。——第285页。 [291]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5年”柏林版第502—505、682—684页。——第285页。 [292]“理性的国家”是一个流行的俗语，指普鲁士国家，常用于讥讽的意思；源出于黑格尔1816年10月28日在海得尔堡大学讲授哲学史这门课程开讲时所作的开场白，黑格尔认为，正是普鲁士国家建筑在理性上面。——第285页。 [293]奥·麦岑“1866年以前普鲁士国家边陲地带的土地和农业关系”1868—1871年柏林版第1—4卷（A．Meitzen．《DerBodenund dielandwirthschaftlichenVerhältnissedesPreussischenStaatesnachdem Gebietsumfangevor1886》．Bd，Ⅰ-Ⅳ，Berlin，1868—1871）。——第286页。 [294]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8年”柏林版第276—279页。——第286页。 [295]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8年”柏林版第427—441页。——第287页。 [296]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50年”柏林版第77—111页。——第287页。 [297]恩格斯引的是普鲁士第二议院农业委员会就1850年3月2日颁布的关于赎免封建义务的法律草案所作的报告；报告被提交议院1849年11月23日会议讨论；见“根据1849年5月30日王室命令召集的第二议院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11月23日第五十九次会议（《Stenographische BerichteüberdieVerhandlungenderdurchdieAllerhöchsteVerordnungvom30．Mai 1849einberufenenZweitenKammer》．NeunundfunfzigsteSitzung，23．November 1849）。——第287页。 [298]恩格斯指的是麦岑书中的两个统计麦，在第一个表中引用了从1816年到1848年的赎免情况的总计数，在第二个表中引用了从1816年到1865年底的赎免情况的总计数。——第28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272] “资本论”第一卷，就问题涉及把它译成外文而论，是公共财产。因此，虽然在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当中都很清楚地知道，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正在进行，并将由马克思遗著受托人负责出版，但是，在这个译本出版以前，如果出现另一个准确的好译本，谁也没有理由反对。 约翰·布罗德豪斯翻译的本卷开头几页的译文刊登在10月份的“今日”杂志上。我肯定地讲：译文远远没有忠实地表达原文，这是因为布罗德豪斯先生完全没有具备一个马克思著作的翻译者应该具备的才能。 翻译这样的著作，只是通晓标准德语是不够的。马克思精于使用日常生活用语和各地方言中的成语；他创造新词，他举例时涉及一切科学部门，他援引十几种文字的书刊；要理解他的著作，必须彻底精通德语——口头语和标准语，另外还要知道一些德国人的生活。 举个例子来说。有一次，几个牛津大学毕业班的学生划着一只四桨小船横渡多维尔海峡。报纸报道说：其中有一个人《catchacrab》［注：直译是：“捉住了一只螃蟹”；转意是：“桨入水过深而难举”。——编者注］。“科伦日报”驻伦敦记者照字面上理解了这句话，并且老老实实地向自己的报纸报道说，“螃蟹夹住了一个划船人的桨”。如果说，一个在伦敦住过多年的人，遇到他不熟悉的部门的术语，都会犯这样荒唐的粗暴的错误，那末一个只是马马虎虎懂得一点书面德语的人，着手翻译一个最难翻译的德国作家的作品，又会弄出什么结果来呢？而我们的确也将看到，布罗德豪斯先生是一个“捉螃蟹”的头等能手。 但是，在这里，对翻译者还有更多的要求。马克思是当代具有最简洁最有力的风格的作家之一。为了确切地表达这种风格，不仅要精通德语，而且要精通英语。布罗德豪斯先生看来虽然是个相当有才能的新闻工作者，但他所掌握的英语只限于满足一般的写作要求。对于这种目的，他的英语知识足够了，但是，这种英语却不能用来翻译“资本论”。富有表现力的德语应该用富有表现力的英语来表达，必须使用最好的词汇，新创造的德文名词要求创造相应的新的英文名词。但是，布罗德豪斯先生一碰到这些问题，他不仅缺乏词汇，而且缺乏勇气。稍微增加一点他的有限的惯用的词汇，稍微有一点超出英文日常书刊惯用语的新东西，都使他感到可怕。于是他不敢去冒这种异端的危险，而宁愿用他以为不刺耳、但是模糊了作者原意的比较含混的用语来表达难译的德文词，或者，更坏的是，当这样的词一再出现时，他却用许多不同的词来翻译，忘记了一个术语始终都应该用一个意思相同的词来表达。例如，就在第一章的一个标题中，他把Wertgrösse〔价值量〕译成了《extentofvalue》，忽略了Grösse〔量〕是固定的数学名词，意思和《magnitude》这个名词一样，或者是一定的数量，而《extent》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别的含意。又如，甚至像Arbeitszeit即“劳动时间”［《labourtime》］这样一个简单的新词，他都感到太难办了，他把这个词译成：（1）《time-labour》，这个词的意思是——如果说它有什么意思的话——按照时间付酬的劳动或是“服”一定期限［time］苦役［hardlabour］的人所付出的劳动；（2）《timeoflabour》［“劳动的时间”］；（3）《labour-time》［“劳动时间”］；（4）《periodoflabour》［“劳动期间”］（Arbeitsperiode）——这个名词，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指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同时，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劳动时间这个“范畴”是整本书中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在不到十页的译文中就把它译成了四种不同的名词，这是决不能宽恕的。 马克思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商品首先是有用的物品；作为有用物的商品既可以从质的方面也可以从量的方面来考察。“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业。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一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一部分是约定俗成的。”［注：“资本论”1883年第三版第一卷中这一段话的德文原文如下：《JedessolchesDingisteinGanzesvielerEigenschaftenundkanndahernachverschiedenenSeitennützlichsein．DieseverschiedenenSeitenunddaherdiemannigfachenGebrauchsweisenderDingezuentdeckenistgeschichtlicheTat．SoistdieFindunggesellschaftlicherMassefürdieQuantitatdernützlichenDinge．DieVerschiedenheitderWarenmasseentspringtteilsausderverschiedenenNaturderzumessendenGegenstände，teilsausKonvention》。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段话的英文译文如下：《Anysuchthingisawholeinitself，thesumofmanyqualitiesorproperties，andmaythereforebeusefulindifferentways．Todiscoverthesedifferentwaysandthereforethevarioususestowhichathingmaybeput，istheactofhistory．So，too，isthefindingandfixingofsociallyrecognisedstandardsofmeasureforthequantityofusefulthings．Thediversityofthemodesofmeasuringcommoditiesarisespartlyfromthediversityofthenatureoftheobjectstobemeasured，partlyfromconven-tion》。——编者注］ 布罗德豪斯先生把这段话译成下面这样： “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有用形式，是时间的事情。因此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容量之所以不同，一部分是由于不同的性质”［注：布罗德豪斯的译文如下：《Todiscoverthesevariousways，andconsequentlythemultifariousmodesinwhichanobjectmaybeofuse，isaworkoftime．So，consequently，isthefindingofthesocialmeasureforthequantityofusefulthings．Thediversityinthebulkofcommoditiesarisespartlyfromthedifferentnature》，etc。——编者注］等等。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找到物的各种有用方面构成历史进步的实质部分，按照布罗德豪斯先生的说法，这只是时间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社会尺度的确定也是这样。按照布罗德豪斯先生的说法，“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还是“时间的事情”；当然，马克思从来没有为这种尺度费过心思。最后，布罗德豪斯错误地把Ｍａβｅ（尺度）和Ｍａｓｓｅ（容量）混为一谈，从而把不知什么时候捉住的一只头号“螃蟹”送给了马克思。 往下马克思说道：“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实现占有和分配的特殊占有制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注：这句话的德文原文如下：《GebrauchswertebildendenstofflichenInhaltdesReichtums，welchesimmerseinegesellschaftlicheFormsei》．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句话的英文译文如下：《Use-valuesformthematerialoutofwhichwealthismadeup，whatevermaybethesocialformofthatwealth》。——编者注］布罗德豪斯先生译为： “使用价值构成财富的真实基础，这种基础始终是使用价值的社会形式。”［注：布罗德豪斯的译文如下：《Usevaluesconstitutetheactualbasisofwealthwhichisalwaystheirsocialform》。——编者注］ 这不是自恃过高的鄙俗，就是彻头彻尾的荒唐。 商品的第二个方面是它的交换价值。一切商品都可以按照一定的不断改变的比例互相交换，即一切商品都有交换价值，——这个事实说明，这些商品含有种共同的东西。我不谈布罗德豪斯先生在这里翻译马克思这本书的一个最细致的分析时所采取的轻率态度，我径直谈谈该书中下面这个地方，马克思在这个地方说：“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在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的时候，才加以考虑。”他接着说：“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掉。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注：这段话的德文原文如下：《Diesgemeinsamekannnichteinegeometrische，physikalische，chemischeodersonstigenatürlicheEigenschaftderWarensein．IhrekörperlichenEigenschaftenkommenüberhauptnurinBetracht，soweitselbesienutzbarmachen，alsozuGebrauchswerten．AndrerseitsaberistesgeradedieAbstraktionvonihrenGebrauchswerten，wasdasAustauschverhältnisderWarenaugenscheinlichcharakterisiert．InnerhalbdesselbengilteinGebrauchswertgradesovielwiejederandre，wennernuringehörigerProportionvorhandenist》。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段话的英文译文如下：《Thissomethingcommontoallcommoditiescannotbeageometrical，physical，chemicalorothernaturalproperty．Infacttheirmaterialpropertiescomeintoconsiderationonlyinsofarastheymakethemuseful，thatis，insofarastheyturnthemintouse-values．Butitistheveryactofmak-ingabstractionfromtheiruse-valueswhichevidentlyisthecharacteristicpointoftheexchange-relationofcommodities．Withinthisrelation，oneuse-valueisequivalenttoanyother，solongasitisprovidedinsufficientproportion》。——编者注］ 而布罗德豪斯先生译为： “但是，另一方面，商品交换比例的特点，显然正是这些被抽出的使用价值。只要比例相同，一种使用价值本身就和另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注：布罗德豪斯的译文如下：《Butontheotherhand，itispreciselytheseuse-valuesintheabstractwhichapparentlycharacterisetheexchange-ratioofthecommodities．Initself，oneuse-valueisworthjustasmuchasanotherifitexistsinthesameproportion》。——编者注］ 这样一来，布罗德豪斯先生——我们暂且撇开他的较小的误译不谈——就强迫马克思说出与他实际上讲的恰恰相反的话来。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关系的特点是下面这个事实：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完全抽象掉，商品被看做是根本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而马克思著作的翻译者则强迫马克思说：交换比例（这里根本谈不到这个）的特点正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只不过是“被抽出的”罢了！而往下隔了几行，他的笔下就出现了马克思的这样一句话：“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不管它是抽象的使用价值还是具体的使用价值。我们有理由问：“你懂不懂你读的东西？” 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看到，布罗德豪斯先生一再重复这种错误的理解。马克思在刚刚提到的那句话后面继续说道：“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即抽象掉〉，商品体就只剩下了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象掉，那末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成分和形式抽象掉。”［注：这段话的德文原文如下：《SiehtmannunvomGebrauchswertderWarenkörperab，sobleibtihnennurnocheineEigenschaft，dievonArbeitsprodukten．JedochistunsauchdasArbeitsproduktbereitsinderHandverwandelt．AbstrahierenwirvonseinemGebrauchswert，soabstrahierenwirauchvondenkörperlichenBestandteilenundFormen，dieeszumGebrauchswertmachen》。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段话的英文译文如下：《Now，ifweleaveoutofconsideration》（thatis，makeabstractionfrom）《theuse-valuesofthecommodities，thereremainstothembutoneproperty：thatofbeingtheproductsoflabour．Buteventhisproductoflabourhasalreadyundergoneachangeinourhands．Ifwemakeabstractionfromitsuse-value，wealsomakeabstractionfromthebodilycomponentsandformswhichmakeitintoause-value》。——编者注］ 布罗德豪斯先生把这段话译成英文后成了这样： “如果我们把使用价值和商品的实体分开，那就只剩下了〈在哪里？在使用价值中还是在实体中？〉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就大改旧观。如果我们撇开劳动产品而抽出它的使用价值，那末也就是抽出它的使用价值所由构成的本质和形式。”［注：布罗德豪斯的译文如下：《Ifweseparateuse-valuesfromtheactualmaterialofthecommodities，thereremains》（where？withtheusevaluesorwiththeactualmaterial？）《onepropertyonly，thatoftheproductoflabour．Buttheproductoflabourisalreadytransmutedinourhands．Ifweabstractfromititsuse-value，weabstractalsothestaminaandformwhichconstituteitsuse-value》。——编者注］ 马克思又说：“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如果真正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象掉，就得到它们的上面所确定的价值。”［注：这段话的德文原文如下：《ImAustauschverhältnisderWarenselbsterschienunsihrTauschwertalsetwasvonihrenGebrauchswertendurchausunabhangiges．AbstrahiertmannunwirklichvomGebrauchswertderArbeitsprodukte，soerhältmanihrenWertwieerebenbestimmtward》。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段话的英文译文如下：《Intheexchange-relationofcommodities，theirexchange-valuepresenteditselftousassomethingperfectlyindependentoftheiruse-values．Now，ifweactuallymakeabstractionfromtheuse-valueoftheproductsoflabour，wearriveattheirvalue，aspreviouslydeterminedbyus》。——编者注］布罗德豪斯先生把这段话译成这样： “在商品的交换比例中，商品的交换价值看起来是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如果现在真正撇开劳动产品而抽出使用价值，就得到它们的那时所确定的价值。”［注：布罗德豪斯的译文如下：《Intheexchange-ratioofcommoditiestheirexchange-valueappearstousassomethingaltogetherindependentoftheiruse-value．Ifwenowineffectabstracttheuse-valuefromthelabour-products，wehavetheirvalueasitisthendetermined》。——编者注］ 毫无疑问，对于布罗德豪斯先生说来，除了从钱柜或金库中取钱这种物理方式的抽法以外，他再也没有听见过任何别的抽法了。但是一个翻译马克思著作的人，把抽象法和减法［abstractionandsubstraction］等同起来是决不应当的。 再举一个把德文的意思译成英文后变得毫无意思的例子。马克思最细致的分析之一就是揭示劳动的二重性的分析。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的劳动是与作为价值的创造者的劳动不同的特殊性质的劳动。一种是特定种类的劳动，如纺纱、织布、耕地等；另一种是人的生产活动的共同属性，是纺纱、织布、耕地等等所共有的、可以用一个共同的名词“劳动”把这一切包括进去的属性。一种是具体劳动，另一种是抽象劳动。一种是技术意义上的劳动，另一种是经济意义上的劳动。简言之：英文有能够表示这两种劳动的名词——一个是不同于labour的work；一个是不同于work的labour。马克思做了这个分析之后，接着说道：“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注：这段话的德文原文如下：《UrsprünglicherschienunsdieWarealseinZwieschlachtiges，GebrauchswertundTauschwert．Späterzeigtesich，dassauchdieArbeit，soweitsieinWertausgedrücktist，nichtmehrdieselbenMerkmalebesitzt，dieihralsErzeugerinvonGebrauchs-wertenzukommen》。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段话的英文译文如下：《Originallyacommoditypresenteditselftousassomethingduplex：Use-valueandExchange-value．Furtheronwesawthatlabour，too，asfarasitisexpressedinvalue，doesnolongerpossessthesamecharacteristicswhichbelongtoitinitscapacityasacreatorofuse-value》。——编者注］布罗德豪斯先生硬要证明，他丝毫也不懂得马克思的分析，他把上面这句话译成这样： “首先我们看到，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混合物。后来我们看到，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它具有那种属性只是因为它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者。”［注：布罗德豪斯的译文如下：《WesawthecommodityfirstasacompoundofUse-valueandExchange-value．Thenwesawthatlabour，sofarasitisexpressedinvalue，onlypossessesthatcharactersofarasitisageneratorofuse-value》。——编者注］ 马克思说“白”的时候，布罗德豪斯先生看不出为什么他不能译成“黑”。 这个例子就谈到这里吧。我们再举个更滑稽的例子。马克思说：“在市民社会中，流行着一种fictiojuris〔法律上的虚构〕，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购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273]虽然“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纯粹是个英文词，而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274]也出版一百多年了，但布罗德豪斯先生还是觉得这个名词太难办。他把它译成“在普通人中间”［《amongstordinarypeo-ple》］，于是就把这个意思变成了毫无意思的东西。因为正是“普通人”经常苦于不知道自己需要购买的商品的本性和价值而受到小店主的欺骗等等。 使用价值的生产（Herstellung）被译成“使用价值的确定［establishing］”。马克思说：“假如能用不多的劳动把煤变成金钢石，金钢石的价值会低于砖的价值。”布罗德豪斯先生看来不知道金钢石是碳的同素异形体，因此把煤变成了焦炭。同样，他把“巴西金钢石矿的总产量”［注：这句话的德文原文如下：《GesamtausbeutederbrasilischenDiamantgru-ben》。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句话的英文译文如下：《TotalyieldoftheBra-ziliandiamondmines》。——编者注］变成了“总产量的利润总额”。［注：布罗德豪斯的译文如下：《Theentireprofitsofthewholeyield》。——编者注］“印度的原始公社”在他的笔下成了“可敬的［venerable］公社”。马克思说：“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ｓｔｅｃｋｔ，这最好译做“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时耗费了”〉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劳动。”［注：这句话的德文原文如下：《IndemGebrauchswertjederWaresteckteinebestimmtezweckmassigproduktiveTätigkeitodernützlicheArbeit》。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这句话的英文译文如下：《Intheuse-valueofacommodityiscontained》（steckt，whichhasbetterbetranslated：Fortheproductionoftheuse-valueofacommoditytherehadbeenspent）《acertainproductiveactivity，adaptedtothepeculiarpurpose，oracertainusefullabour》。——编者注］布罗德豪斯先生则说： “商品的使用价值包含着一定量的生产力或有用劳动，”［注：布罗德豪斯的译文如下：《Intheuse-valueofacommodityiscontainedacertainquantityofproductivepowerorusefullabour》。——编者注］ 这样一来，就不仅把质变成了量，而且把已经耗费的生产活动变成了应当耗费的生产力。 够了。我本来可以举出十倍以上的例子来证明，布罗德豪斯先生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是一个能够翻译马克思著作的人，特别是因为他显然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注：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资本论”不是一本可以根据合同来翻译的书。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正由卓越的翻译家们进行，但是，由于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投入这项工作，所以，耽误了。现在虽然还不能准确地确定出书日期，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读者明年定能读到英文版的“资本论”。］ 写于1885年10月 载于1885年11月“公益”杂志第10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公益”杂志志 注释： [272]本文批判地分析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一部分（参看“资本论”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1章）的英译文，译文载于1885年10月“今日”杂志第4卷第22期第429—436页。译文出自社会民主联盟领导人亨·迈·海德门（笔名约翰·布罗德豪斯）之手。在恩格斯写了这篇文章以后，海德门继续在“今日”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译文直到1889年5月为止；总共发表了第一卷中的七章和第八章的大部分。由赛·穆尔翻译并经恩格斯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科学的英译本于1887年出版。 “今日”（《To-day》）是英国的一家社会主义派月刊；1883年4月至1889年6月在伦敦出版；1884年7月至1886年，亨·迈·海德门是该杂志的主编。——第266页。 [27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44页。恩格斯在这里把《inderbürger1ichen Gesellschaft》一语译成“在市民社会中”；在1872—1875年由作者亲自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以及在1887年出版的经恩格斯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中，则译成“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第274页。 [274]亚·弗格森“市民社会史试论”1767年爱丁堡版（A．Ferguson．《AnEssayontheHistoryofCivil Society》．Edinburgh1767）。——第27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致“社会主义者报”编辑委员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致“社会主义者报”编辑委员会 公民们： 贵报在17日摘载了我写给一位编委的私信［注：见本卷第262—263页。——编者注］。这封信写得很匆忙，因为怕误了邮班，甚至没有来得及再看一遍。因此，请允许我澄清一下这封信中我的思想表达得不够清楚的地方。 我在谈到克列孟梭先生是法国激进主义的旗手时说过：“非常重要的是：让他不是以反对共产主义者的私有制维护者的身分，而是以反对君主国的共和国拯救者的身分取得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被迫或多或少地遵守自己的诺言；反之，他就（这里应该加：可能）会效法其他像路易－菲力浦那样的人，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共和国：我们掌握政权，共和国就可以高枕无忧；只要内阁在我们手中，就不必再向我们提起那些所许诺的改革。” 首先，我没有任何权利断言：如果克列孟梭先生采用通常的议会政府途径取得政权，他就一定会“效法其他人”。其次，我不是一个仅仅以政府善意或恶意来解释政府的行动的人；这种意愿本身取决于不以政府为转移的原因，即取决于总的形势。因此，这里谈的不是克列孟梭先生的善意或恶意。谈的是：为了工人政党的利益，让激进派在实施他们的纲领成了他们保持政权的唯一办法的形势下取得政权。我们希望：议会中的二百名保皇派将足以造成这样的形势。 弗·恩格斯 1885年10月21日于伦敦 载于1885年10月31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0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当前的形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当前的形势[268] 1885年10月12日于伦敦 ……只要你们不抱各种错觉，我就不认为10月4日是一个失败。问题是要压倒机会主义派，——他们的确被压倒了。但是为了压倒他们，需要从两个对立的方面即从右面和左面施加压力。毫无疑问，右面的压力比原来预料的更强。但是因此也就正在形成革命得多的形势。 资产者，不管是大的或小的，都宁愿要公开的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而不要隐蔽的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宁愿要已经把国家盗窃一空而发了财的人，而不要想靠国家发财的人；宁愿要昨天的保守派，而不要明天的保守派。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在法国，仅仅从王位觊觎者人数众多这一点来说，君主国就不可能存在。如果它可能存在，那就要成为一个迹象，表明俾斯麦派有理由说法国在退化了。但是正在退化的只是资产阶级，而且德国和英国，情况同法国一样。 共和国一直是最少引起三个君主派[269]纷争的政府，这个政府使三派联合成一个保守党。一当君主制复辟的可能性提上日程，保守党马上就会分裂为三派，而共和党人则不得不聚集在一个唯一可能的政府周围；目前，这样的政府大概可能是克列孟梭的内阁。 克列孟梭无论如何总比费里和威尔逊进步些。非常重要的是：让他不是以反对共产主义者的私有制维护者的身分，而是以反对君主国的共和国拯救者的身分取得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被迫或多或少地遵守自己的诺言；反之，他就会效法其他像路易-菲力浦那样的人，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共和国”[270]：我们掌握政权，共和国就可以高枕无忧；只要内阁在我们手中，就不必再向我们提起那些所许诺的改革。 我想，4日投票选举君主派的人，已经被自己的胜利吓倒了；18日会产生多少有利于克列孟梭的结果[271]，机会主义派会取得某些胜利，这并不是由于受到尊重，而是由于受到鄙视，庸人会对自己说：有了这么多的保皇派和波拿巴派，到头来我还需要一些机会主义派。不过，18日的形势将被确定；法国是一个充满意外事件的国家，所以，我暂不发表最后的意见。 但是，激进派和君主派无论如何是会彼此对峙的。共和国将要遭到的危险，足以迫使小资产者稍多地倾向极左派，而在其他情况下，他们是决不会这样做的，这正是我们共产主义者所需要的形势。至今我还没有什么根据来认为法国这种特别彻底的政治发展进程会发生偏向：逻辑跟1792—1794年一样，只不过那时危险来自反法同盟，而现在危险是来自国内各君主派的同盟罢了。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次危险将小于那次…… 载于1885年10月17日“社会主义者报”第8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注释： [268]恩格斯的这个短评是给保尔·拉法格的信的片断，信中专门分析了法国在1885年10月4日众议院初选后的国内政治局面。从1879年起执政的、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所谓“机会主义派”）的政党失去了相当大的一部分选民的信任，其原因是：国家预算出现赤字，捐税增加，滥用公债，没有履行它的大部分诺言（废除参议院，教会和国家分立，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以及不受人民欢迎的、特别是在越南的殖民冒险。加之，党的许多领导人都与卑鄙的财政阴谋和贪污有关，这被保皇派在竞选运动中利用了。在初选的当选人中大多数是保皇派。由于法国社会主义者把这次结果估计为一个失败，恩格斯便写了这封信。信的这一片断载于10月17日“社会主义者报”上，编辑部加的标题是：“当前的形势”（《LaSituation》）。接着恩格斯又写信给“社会主义者报”编辑部，这封信载于1885年10月31日该报上（见本卷第264—265页）。 “社会主义者报”（《LeSocialiste》）是一家法国周报，是茹·盖得1885年在巴黎创办的。1902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1902年至1905年是法兰西社会党机关报，从1905年起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八十至九十年代弗·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262页。 [269]指奥尔良派、波拿巴派和正统派。——第262页。 [270]1830年路易-菲力浦即位后不久，巴黎市政委员会在其致新国王的报告中曾用这句话来表明自己对法国七月王朝的态度。——第263页。 [271]这里指1885年10月4日选举的结果，大多数候选人没有获得当选所需的选票，于是规定在10月18日进行二选，在二选过程中绝大多数共和派候选人当选。结果，法国众议院中就有372名共和派（其中有许多激进派）和202名保皇派。 激进派是八十至九十年代的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从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该党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教会和国家分立，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提出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了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263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致“北方通报”杂志编辑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致“北方通报”杂志编辑部[241] 1885年8月25日于泽稷 阁下： 我在亡友卡尔·马克思的文稿中发现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的答复。这一答复不知当时为什么没有发表，由于目前仍然可能引起俄国读者的兴趣，特寄上请您处理。 请接受我的致意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年第1版第29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241]这封信是尼·弗·丹尼尔逊建议恩格斯写的，他告诉恩格斯，在“北方通报”杂志上可能刊登马克思给“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хЗаписок》）编辑部的这封未发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26—131页）。但是，这一杂志没有刊登马克思的信，第一次用俄文发表那封信的是1886年日内瓦“民意导报”（《ВестникНароднойВоли》）第5期，而刊载在俄国合法的刊物上则是1888年10月的“司法通报”（《Юридическийвестник》）杂志。 “北方通报”（《CевеpНblǔвесmнuk》）是文学、科学和政治月刊。于1885—1898年在彼得堡出版；到1891年年中，具有自由主义民粹派倾向，后来转到颓废派手中；在八十年代末该杂志曾刊载保·拉法格和其他西欧社会主义者的文章。——第24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10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242] （1885年10月8日） 从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被判决时起，便结束了德国独立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但它从1836年起持续到了1852年，并且随着德国工人在国外的散布，这个运动差不多在一切文明国家中都曾展开过。而且还不仅如此。目前的国际工人运动实质上是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的直接继续，那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一般说来是第一次国际工人运动，并且产生出许多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起了领导作用的人。而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847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在旗帜上的理论原则，则是目前欧洲和美洲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牢固的国际纽带。 直到现在，关于这个运动的有系统的历史只有一个主要来源。这就是所谓的黑书：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和1854年柏林版，上下两卷[243]。本世纪两个最卑鄙的警棍制造的这本充满故意捏造的书，至今还是一切论述那一时期的非共产主义著作的蓝本。 我在这里所能谈的只是一个梗概，这个梗概也只限于同盟本身；只能谈一谈为了解“揭露”［注：即“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编者注］所绝对必要的东西。我希望，将来还能有机会，把马克思和我收集的关于国际工人运动这一光辉青春时期的历史的丰富材料整理一下。 ※※※ 1836年，从德国流亡者于1834年在巴黎建立的民主共和主义的秘密同盟“流亡者联盟”中分出了最急进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分子，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秘密同盟——正义者同盟。原先那个只剩下雅科布·费奈迭这类最不活动的分子的同盟，很快便完全消失了：当警察在1840年破获它在德国的几个支部时，它几乎只剩下一个影子。相反地，新的同盟却发展得比较迅速。它原是当时在巴黎形成的具有巴贝夫主义[244]传统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一个德国分支；它要求实行财产共有，作为实现“平等”的必然结果。它的宗旨同当时巴黎各秘密团体的宗旨一样，都是半宣传、半密谋的团体，而巴黎也一向被看做革命活动的中心，虽然在德国也决不是没有在适当时机准备起义的可能。但是，由于巴黎仍是决战的场所，所以事实上这个同盟在当时不过是法国各秘密团体，特别是它与之有密切联系的由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的Sociétédessaisons〔四季社〕的德国分支。法国人在1839年5月12日举行了起义；同盟各支部曾同他们一起行动，因而也同他们一起遭到了失败。[245] 德国人之中被捕的有卡尔·沙佩尔和亨利希·鲍威尔；路易-菲力浦政府满足于把他们比较长期地监禁之后驱逐出境。[246]两人都到伦敦去了。沙佩尔出生在拿骚的魏耳堡；他在吉森的林学院学习时于1832年参加了格奥尔格·毕希纳组织的密谋活动，于1833年4月3日参加了袭击法兰克福警察岗哨的行动[247]，逃亡国外，并于1834年2月参加了马志尼向萨瓦的进军。[248]他身材魁伟，果决刚毅，时刻准备牺牲生活幸福以至生命，是三十年代起过一定作用的职业革命家的典型。正像他从“蛊惑者”[249]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所证明的，他虽然思维有些迟缓，但决不是不能较深刻地理解理论问题，并且一经理解就更加坚定地奉行。正因为如此，他的革命热情有时和他的理智是有距离的，但他事后总是发现自己的错误，并公开承认这些错误。他是个纯粹的人，他在建立德国工人运动方面所做的一切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亨利希·鲍威尔生于法兰克尼亚，是皮鞋匠；他是个活泼、灵敏而诙谐的小伙子；但在他那矮小的身体里也蕴藏着许多机警和果断。 鲍威尔到达伦敦后，遇见了曾在巴黎当过排字工人的沙佩尔，他靠教授语文维持生活；他们两人一起恢复了同盟的各种中断了的联系，使伦敦成了同盟的中心。在这里（或许更早些时候在巴黎）同他们联合起来的有科伦的钟表匠约瑟夫·莫尔；这是个中等身材的大力士——他同沙佩尔一起（屡次！）胜利地抵挡住成百个企图闯进厅门的敌人，——在毅力和决心方面无论如何不亚于他的两个同志，而在智慧上则胜过他们。他不仅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多次作为全权代表出差获得的成功证明了这点，而且，对于理论问题也比较容易领会。1843年我在伦敦认识了他们三人，这是我遇到的第一批革命无产者。尽管我们当时的观点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对于他们的狭隘平均共产主义［注：我把平均共产主义，如上所述理解为全部或主要以要求平等为依据的共产主义。］，我当时还用在某种程度上同样狭隘的哲学高傲态度与之对立，——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三个真正的人在我自己还刚刚想要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所留给我的良好印象。 在伦敦，也像在瑞士（在较小的程度上）一样，结社、集会的自由便利了他们。早在1840年2月7日，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就已经成立，它直到今天还存在着。[250]这个协会成了同盟吸收新盟员的地方；因为共产主义者一向是最活动最有知识的会员，协会的领导权自然就完全掌握在同盟手中。不久，同盟在伦敦便建立了一些支部，当时尚称为“秘所”。这个十分明显的策略在瑞士和其他地方也是采用的。凡是能够建立工人协会的地方，都以同样的方式利用了它们。在法律禁止这样做的地方，同盟的盟员便参加歌咏团、体操会等团体。联系主要是靠不断来往的盟员来维持，这些盟员在必要时也充任特使。在这两方面，各政府的高明才略给了同盟很大帮助，这些政府把它们看不惯的工人——十有九个是同盟盟员——全都驱逐出境，结果就把他们变成了特使。 恢复了的同盟大大扩展起来了。例如在瑞士，魏特林、奥古斯特·贝克尔（一个智慧非凡的人，但也像许多德国人一样由于本身的不稳定而垮台）和其他人建立了一个或多或少于魏特林共产主义体系的坚强组织。这里不是批评魏特林共产主义的地方。但是，对于它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独立理论运动所具有的意义，至今我还同意马克思在1844年巴黎“前进报”上所说的话：“（德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这双无产阶级巨人的童鞋拿来和资产阶级侏儒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这位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251]这个大力士今天已站在我们面前，虽然他还远远没有发育完全。 在德国也有了许多支部，这些支部由于当时的情况而带有短暂的性质；但是，新成立的支部远远多于瓦解的支部。警察只是在七年以后（1846年底）才在柏林（门特耳）和马格德堡（贝克）发现了同盟的踪迹，但进一步追寻就无能为力了。 在巴黎，1840年还住在那里的魏特林在他去瑞士以前，也把分散的成员重新聚集起来。 同盟骨干是裁缝。德国裁缝在瑞士，在伦敦，在巴黎，到处都有。在巴黎，德语在裁缝业中占有如此主要地位，以致1846年我在那里认识的一个从德隆赫姆航海直达法国的挪威裁缝，在一年半内几乎没有学会一个法文字，而德语却学得很好。1847年，在巴黎各支部中，有两个主要是由裁缝组成的，有一个主要是由家具工人组成的。 自从重心由巴黎移到伦敦，便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同盟逐渐从德国的变成国际的了。参加工人协会的，除了德国人和瑞士人以外，还有主要是用德语同外国人交往的一切民族的代表，这是斯堪的那维亚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方斯拉夫人以及俄国人和亚尔萨斯人。1847年，一个穿军服的英国近卫掷弹兵也成了常客。协会不久便命名为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在会员证上至少用二十种文字写着（虽然某些地方不免有错误）“人人皆兄弟！”这句话。像公开的团体一样，秘密的同盟不久也具有了更大的国际性；起初这种国际性还是狭义的：在实践上，是由于盟员的民族成分复杂，在理论上，是由于认为任何革命要取得胜利，都必须是欧洲规模的。当时还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但基础已经打下了。 通过流亡在伦敦的1839年5月12日的起义伙伴，同盟和法国革命者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同样也和波兰急进派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波兰的官方流亡者，也和马志尼一样，当然与其说是盟友，毋宁说是敌人。英国的宪章派，由于他们的运动具有特殊的英国性质，被看做不革命的而抛到一边。同盟的伦敦领导者们只是后来通过我才同他们建立了联系。 此外，随着事变的发展，同盟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人们仍然把巴黎看作革命策源地，当时也有充分理由这样看，但是已经摆脱对巴黎密谋活动家的依赖性。随着同盟的发展，它的自觉性也提高了。人们可以感到，运动日益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扎根，这些德国工人负有成为北欧和东欧工人的旗手的历史使命。他们拥有魏特林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理论家，可以大胆地把他放在同当时他的那些法国竞争者相匹敌的地位。最后，5月12日的经验表明，举行盲动的企图已经应该放弃。如果说当时人们仍然把每个事变解释为风暴来临的预兆，如果说当时人们仍然完全保留着半密谋性的章程，那末，这主要是由于老革命者固执己见，他们的见解已经开始同那些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比较正确的观点发生冲突。 另一方面，同盟的社会学说很不确定，它有一个很大的、根源于社会关系本身的缺点。一般地说，同盟的成员是工人，但他们几乎都是地道的手工业者。即使在世界各大城市，剥削他们的也多半只是小作坊师傅。就是在规模很大的裁缝业中，在由于裁缝手工业变成了替大资本家工作的家庭工业而形成的今天所谓的服装业中的剥削，当时甚至在伦敦也还刚刚产生。一方面，剥削这些手工业者的是小作坊师傅；另一方面，这些手工业者全都希望自己最终也能成为小作坊师傅。此外，当时的德国手工业者还有许多流传下来的行会观念。这些手工业者的最大光荣是：虽然他们本身还不是真正的无产者，而只不过是刚刚向现代无产阶级转变的、附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还没有同资产阶级即大资本处于直接对立地位，但他们已经能够本能地预料到自己未来的发展，并且能够组成为（虽然还不是充分自觉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了。但是，有一点也是不可避免的：每当问题涉及具体批判现存社会，即分析经济事实的时候，他们的手工业者旧有的成见对于他们就成为一种障碍。我不相信当时在整个同盟里有一个人是读过一本经济学书籍的。但这没有多大关系；“平等”、“博爱”和“正义”暂时还有助于克服一切理论上的困难。 但是，除了同盟和魏特林的共产主义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根本不同的共产主义正在形成。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252]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 但是，这个在历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这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说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的发现，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却有了直接的意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现在不再像是一种也可能不发生的偶然现象了。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做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做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做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是这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我们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取得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253]，该报一直到二月革命始终是我们的机关报。我们通过朱利安·哈尼同英国宪章派中的革命部分保持着联系，哈尼是宪章运动中央机关报“北极星报”[254]的编辑，我是该报的撰稿人。我们也和布鲁塞尔的民主党人（马克思是民主协会副主席），以及“改革报”[255]（我向该报提供关于英国和德国运动的报道）方面的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结成了某种联盟关系。总之，我们同激进派的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刊物的联系是再好也没有了。 我们同正义者同盟的关系有如下述。存在这样一个同盟，我们当然是知道的；1843年沙佩尔建议我加入同盟，当时我自然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是，我们不仅同伦敦的盟员经常保持通讯联系，并且同巴黎各支部当时的领导人艾韦贝克医生有更为密切的交往。我们不参与同盟的内部事务，但仍然知道那里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影响着最杰出的盟员的理论观点。我们在问题涉及当时正在形成的共产党内部事务的特殊场合，向世界各处的朋友和通讯员分发各种石印通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些通告有时也涉及同盟本身。例如，有一个年轻的威斯特伐里亚大学生海尔曼·克利盖，到了美洲，在那里作为同盟特使出现，和一个疯子哈罗·哈林建立了联系，企图利用同盟在南美洲掀起变革，他创办了一家报纸［注：“人民论坛报”。——编者注］，在报纸上以同盟的名义鼓吹一种以“爱”为基础、充满着爱、十分多情、陶醉于爱的共产主义。我们在一个通告里反对了他，这个通告立即发生了作用：克利盖从同盟舞台上消失了。[256] 后来，魏特林到了布鲁塞尔。但这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天真年青的帮工裁缝，被自己的才能所震惊，力求弄清共产主义社会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了。这时他是一个由于自己卓越而受忌妒者追逐的大人物，到处都觉得有竞争者、隐蔽的敌人和陷阱；这个从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国家的预言家，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副药方。他在伦敦时就已经和同盟盟员发生争吵，在布鲁塞尔（在那里特别是马克思夫妇对他表现了几乎是超人的耐心）他也还是同任何人都合不来。所以不久他就到美洲去了，想要在那里完成他的预言家的使命。 所有这些情况都促进了同盟中，特别是伦敦领导者当中不知不觉发生的转变。他们越来越明白，过去的共产主义观点，无论是法国原始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还是魏特林共产主义，都是不够的。魏特林所著《贫苦罪人们的福音》[257]一书中有个别的天才论断，但他把共产主义归结为原始基督教，这就使瑞士的运动多半起初是掌握在阿尔勃莱希特这种蠢货手中，后来又掌握在库尔曼这种诈取钱财的骗人预言家手中。由几个美文学家所传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把法国社会主义语句翻译成陈腐的黑格尔德文和伤感的陶醉于爱的幻想（见《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一节）[258]，这种通过克利盖和有关著作传入同盟的社会主义，仅仅由于它软弱无力就已经必然会引起同盟中老革命者的厌恶了。过去的理论观念的毫无根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上的错误，愈来愈使伦敦的盟员相信马克思和我的新理论是正确的。当时伦敦领导者中有两个人无疑促进了这种体会，他们在理论理解能力上大大超过上面所说的那些人。这两个人，是海尔布朗的细工画家卡尔·普芬德和绍林吉亚的裁缝格奥尔格·埃卡留斯。［注：普芬德约在八年前死于伦敦。他具有一副精细独特的头脑，有诙谐、讥讽和舌辩的才能。埃卡留斯，大家都知道，后来曾多年任国际工人协会总书记，在参加协会总委员会的人当中，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如下老盟员：埃卡留斯、普芬德、列斯纳、罗赫纳、马克思和我。后来埃卡留斯完全献身于英国工会运动。］ 一句话，1847年春天莫尔到布鲁塞尔去找马克思，接着又到巴黎来找我，代表他的同志们再三邀请我们加入同盟。他说，他们确信我们的观点一般正确，也确信必须使同盟摆脱陈旧的密谋性的传统和方式。如果我们愿意加入同盟，我们将有可能在同盟的代表大会上以宣言形式阐述我们的批判的共产主义，然后可以作为同盟的宣言发表；同时我们也将有可能帮助同盟用新的符合当时条件的适当组织来代替它的过时的组织。 至于说在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必须有一个哪怕只以宣传为目的的组织，至于说这个组织由于它将不只具有地方性质，所以即使在德国境外也只能是秘密的组织，对此我们是没有怀疑过的。而同盟就正是这样一个组织。我们以前认为是同盟的缺点的地方，现在同盟代表们自己承认，并且已经消除；甚至还邀请我们参加改组工作。我们能拒绝吗？当然不能。于是我们加入了同盟。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把比较靠近我们的人组成同盟的支部，而我则经常到巴黎的三个支部去。 1847年夏天在伦敦举行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威·沃尔弗代表布鲁塞尔各支部，我代表巴黎各支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里首先进行了同盟的改组。密谋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旧的神秘名称都被取消了；同盟现在已经是由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以及代表大会构成的了，并且从这时起它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章程第一条这样说。[259]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而同盟——至少在平常的和平时期——已变成一个纯粹宣传性的团体。这个新章程曾交付——现在一切都按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各支部讨论，然后又由第二次代表大会再次审查并于1847年12月8日最后通过。这个章程载于维尔穆特和施梯伯的书第一卷第239页附录十。 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于同年11月底至12月初举行的。马克思也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在长时间的辩论中——大会至少开了十天——捍卫了新理论。所有的分歧和怀疑终于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马克思和我被委托起草宣言。宣言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二月革命前几个星期它就被送到伦敦去付印。自那时起，它已遍历全世界，差不多译成了所有各种文字，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同盟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已由公开宣布斗争的国际性的新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代替。十七年以后，这个口号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战斗号角响彻全世界，而今天世界各国斗争着的无产阶级都已把它写到自己的旗帜上。 二月革命爆发了。伦敦中央委员会立刻把它的职权转交给布鲁塞尔总区部。但当这个决定传到布鲁塞尔时，那里事实上已经完全处于戒严状态，德国人已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举行集会了。我们大家都已准备到巴黎去，而新中央委员会因此也决定解散自己，把它的全部职权交给马克思，并且授权他在巴黎立刻成立新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议（1848年3月3日）的五个人刚一分手，警察就闯进了马克思的住宅，把他逮捕起来，并迫使他第二天就动身，前往他正好要去的法国。 不久我们大家又在巴黎会面了。在这里拟定了下面的由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签署的文件，这个文件曾在整个德国传播，并且许多人直到今天还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东西。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260] 1．全德国宣布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3．发给人民代表薪金，使德国工人也有可能出席德国人民的国会。 4．武装全体人民。 7．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一切矿山、矿井等等，全部归国家所有。在这些土地上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大规模地经营农业，以利于全社会。 8．农民的抵押地宣布为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缴纳给国家。 9．在租佃制流行的地区，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缴纳给国家。 11．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局等。它们全部归国家所有，并且无偿地由无产者阶级支配。 14．限制继承权。 15．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 16．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 17．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 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利益，必须尽力争取实现上述各项措施；因为只有实现这些措施，德国千百万一直受少数人剥削、少数人今后仍力图使之受压迫的人，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和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所应有的权力。 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卡尔·沙佩尔亨·鲍威尔 弗·恩格斯约·莫尔威·沃尔弗 当时在巴黎人们热中于组织革命义勇军。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波兰人和德国人，都组成队伍，准备去解放自己的祖国。德国义勇军是由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和伯恩施太因三人领导的。由于一切外国工人在革命以后不但立刻失掉工作，而且还在社会上受到排挤，所以愿意加入这种义勇军的人数是很多的。新政府想利用组织义勇军的办法来排除外国工人，于是决定给予他们l'étapedusoldat，即行军营舍和每日五十生丁的津贴，直到他们到达边境为止，在那里，经常被感动得流泪的外交部长、饶舌家拉马丁就有办法把他们出卖给有关政府。 我们十分坚决地反对了这种把革命当做儿戏的做法。正在德国发生骚动的时候侵入德国，以便从外面强行输入革命，那就等于破坏德国的革命，加强各邦政府，并且使义勇军徒手去受德国军队摆布，——这一点是有拉马丁作保证的。由于维也纳和柏林的革命取得胜利，组织义勇军已经毫无意义；然而，儿戏一开始，就停不下来了。 我们建立了一个德国共产主义俱乐部[261]，在里面说服工人不要去参加义勇军，而应当单个返回祖国，在那里为加强运动而进行活动。我们的老友弗洛孔当时任临时政府委员，为那些由我们派回国的工人争得了许给义勇军的同样的旅途便利。这样我们就送了三四百个工人回到德国去，其中绝大多数是同盟盟员。 当时很容易预见到，在正在高涨的人民群众的运动面前，同盟是个极其软弱的工具。过去在国外侨居的同盟盟员，有四分之三回国后就改变了自己的住址。他们以前的支部因此大部分都解散了，他们和同盟的联系完全断绝。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比较爱出风头的人，甚至不想恢复这种联系，而各人自行其是，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开展小小的分散的运动。最后，各小邦，各省份，各城市的条件是非常不同的，以致同盟要发指示也只能发出极为一般的指示；而这种指示通过报刊来传播是要好得多的。一句话，自从使秘密同盟需要存在的原因消失时起，这样的秘密同盟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而这对于刚刚使这个秘密同盟摆脱了最后一点密谋性残余的人们来说，是毫不奇怪的。 但同盟却是一个极好的革命活动学校，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证明了。在有《新莱茵报》作为坚强中心的莱茵河一带，在拿骚，在莱茵黑森等等地方，到处都是由同盟盟员领导极端民主运动。在汉堡也是如此。在德国南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优势地位妨碍了这样做。在布勒斯劳，威廉·沃尔弗成效卓著地活动到1848年夏天；他并且在西里西亚获得了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委任状。最后，曾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作为同盟盟员积极活动的排字工人斯蒂凡·波尔恩，在柏林建立了“工人兄弟会”，这个组织有过很广泛的发展，并且一直存在到1850年。波尔恩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但是他太急于作为政治活动家出来活动。他竟和各色各样的坏家伙“称兄道弟”起来，只图在自己周围纠合一群人。他完全不是一个能统一各种矛盾意向、澄清混乱状况的人物。因此，他那个兄弟会所发表的正式文件往往混乱不堪，竟把《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观点的残屑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一起；一句话，这些人想讨好一切人。他们特别致力于组织罢工，组织工会和生产合作社，却忘记了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取得一个唯一能够牢固地、可靠地实现这些东西的活动场所。所以，当反动势力的胜利迫使这个兄弟会的首脑们感到必须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时候，原先集合在他们周围的落后群众就自然而然地离开了他们。波尔恩参加了1849年5月德勒斯顿的起义[262]，侥幸得免于死。但是，工人兄弟会则对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运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成为一个孤独自在的团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纸上存在，它的作用小到极点，所以直到1850年反动派才觉得必须取缔它，而它的分支则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被取缔。真姓是布特尔米尔希的波尔恩没有成为政治活动家，而成了瑞士的一个小小的教授，他不再把马克思著作译成行会语言，而是把温和的勒南的作品译成甜腻的德语。 随着1849年巴黎的六月十三日[263]，随着德国五月起义的失败和俄国人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1848年革命的整个伟大时期便结束了。但是，反动派的胜利这时还决不是最后的胜利。必须把分散的革命力量以及同盟的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像1848年以前一样，形势使得无产阶级任何公开组织都不可能；因此，不得不重新秘密地组织起来。 1849年秋天，以前各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大多数成员重新聚集在伦敦；只缺少沙佩尔和莫尔。沙佩尔当时被监禁于维斯巴登，1850年春天被释后也到了伦敦。莫尔在完成了许多极危险的执行任务和进行宣传的出差以后——最后他在莱茵省普鲁士军队中为普法尔茨炮兵队召募骑乘炮手——加入了维利希部队的伯桑松工人连，在牟尔克河战役中在罗腾菲尔斯桥边头部中弹牺牲。但这时维利希在舞台上出现了。维利希是1845年以来在德国西部常见的感情用事的共产主义者之一；只从这一点来说，他就本能地对我们批判派暗中抱对立态度。但他不仅仅是这样，他还是一个十足的预言家，深信自己命定要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者，并以这种预言家身分直接要求取得政治独裁和军事独裁。这样，除了过去由魏特林所鼓吹的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之外，又产生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伊斯兰教。不过，这一新宗教的宣传暂时还没有越出维利希所指挥的流亡者兵营的范围。 同盟就这样重新组织起来，发表了刊登在附录（九，第一号）中的1850年3月的《告同盟书》[264]，亨利希·鲍威尔作为特使被派到德国去。由马克思和我校审的这篇告同盟书直到今天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一个政党，它在即将来临的下一次欧洲震动（各次欧洲革命——1815年、1830年、1848—1852年、1870年——间隔的时间，在我们这一世纪是十五年到十八年）中在德国无疑会作为使社会摆脱共产主义工人的救星而首先获得政权。因此，在那里所说的，有许多今天也还适用。亨利希·鲍威尔的出使得到了完全的成功。这个矮小快活的皮鞋匠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把有些是离开了工作，有些是独立进行工作的过去的盟员重新集合在一个积极的组织内，其中也包括“工人兄弟会”当时的领袖。同盟开始在各个工人团体、农民团体和体育团体中起着比1848年以前还要大得多的领导作用，所以在1850年6月印出的最近一期（三个月一期）告各支部书已经可以指出：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周游德国的波恩大学生叔尔茨（后来在美国作过部长）“发现所有可用的力量已经都掌握在同盟的手里”（见附录九，第二号）[265]。同盟无疑是在德国唯一有意义的革命组织。 然而这个组织应当怎样进行自己的活动，这主要取决于革命新高涨的前景能否实现。而这一点在1850年期间愈来愈不大可能，甚至完全不可能了。曾经准备了1848年革命的1847年工业危机已经消除；一个新的、空前未有的工业繁荣时期已经开始。每个长着眼睛来看事物，并且用它看过事物的人，都应该很清楚地知道：1848年的革命风暴正在逐渐平息。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地，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目前还十分巩固，并且，——这是反动派不知道的——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义愤和一切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在这个基础上碰得粉碎。”马克思和我在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1850年5月至10月国际述评”一文里这样写过（1850年汉堡版第5、6两期合刊第153页）。[266] 但是，对局势的这一清醒看法在当时竟被许多人看做邪说，那时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马志尼、科苏特以及那些不大显要的德国名人像卢格、金克尔、戈克等等一类人，群集在伦敦，他们不但为各自的祖国，并且为全欧洲建立了一些未来的临时政府，而全部问题不过是要用举借革命贷款的办法在美国取得必要的经费，以便马上实现欧洲革命，从而建立理所当然的各个共和国。因此，像维利希这样一个人落入这种圈套，连怀有旧日革命热情的沙佩尔也任人愚弄，以及多数伦敦工人（大部分是流亡者）也跟着他们滚入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制造者的阵营，也就不足为怪了。一句话，我们所坚持的沉着态度并不合乎这班人的口味；他们认为，应该开始制造革命；我们极为坚决地拒绝了这种做法。于是发生了分裂。关于以后的情况，可在《揭露》里读到。接着，诺特荣克首先被捕，后来又有豪普特在汉堡被捕，后者成了叛徒，竟泄露了科伦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姓名，并且还必须在法庭审判时充当主要证人；他的亲戚不愿蒙受这种耻辱，便把他送到里约热内卢去了，后来他在那里做了商人，由于他有功，先被任命为普鲁士总领事，后又被任命为德国总领事。现在他又在欧洲了。［注：沙佩尔在六十年代末在伦敦去世。维利希参加了美国内战，并且著有战功；他任准将时在默尔弗里斯博罗（田纳西州）战役中胸部受伤，但又治愈；约于十年前在美国去世。关于上面说过的其他人，我还要指出：亨利希·鲍威尔在澳大利亚失踪了，魏特林和艾韦贝克在美国去世。］ 为了使人更好地理解《揭露》，我把科伦被告的名单列在下面：（1）彼·格·勒泽尔，雪茄烟制造工人；（2）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后来去世时是进步党邦议会议员；（3）彼得·诺特荣克，裁缝，数年前在布勒斯劳去世，那时正作摄影师；（4）威·约·赖夫；（5）海尔曼·贝克尔博士，现任科伦市市长，上议院议员；（6）罗兰特·丹尼尔斯博士，医生，案件以后几年死于在狱中所得的肺病；（7）卡尔·奥托，化学家；（8）阿伯拉罕·雅科比博士，目前在纽约当医生；（9）约·雅·克莱因博士，目前在科伦当医生并任市议员；（10）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但他当时已在伦敦；（11）约·路·埃尔哈特，店员；（12）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裁缝，目前住在伦敦。经过1852年10月4日至11月12日的公开审判，他们之中由陪审法庭按叛国罪判处六年徒刑的有勒泽尔、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荣克，判处五年徒刑的有赖夫、奥托和贝克尔，判处三年徒刑的有列斯纳；丹尼尔斯、克莱因、雅科比和埃尔哈特宣告无罪。 从科伦案件时起就结束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第一时期。紧接着判决之后，我们解散了我们的同盟；又几个月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宗得崩德[267]也一命呜呼了。 ※※※ 从那时到现在已有一个世代。那时，德国是一个手工业和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家庭工业国家，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工业不断急遽发展的大工业国了。那时，只有极少数工人认识到自己作为工人的地位和自己同资本在历史上经济上的对立，因为那时这种对立本身还刚刚产生。现在，哪怕只是想稍稍延迟一下德国无产阶级发展到完全理解它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地位的过程，也必须对整个德国无产阶级使用非常法了。那时，已理解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少数人，不得不秘密地聚集在一起，分成三个人到二十人悄悄地举行集会。现在，德国无产阶级不再需要正式的组织，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思想一致的阶级同志间的简单的自然联系，即使没有任何章程、委员会、决议以及诸如此类的具体形式，也足以震撼整个德意志帝国了。俾斯麦在欧洲、在德国境外是公断人；而在国内，却如马克思还在1844年就已预见到的，德国无产阶级赫然可畏的大力士形象日益增长，对这个巨人来说，那个专供庸人使用的狭小的帝国建筑已经过于狭窄，他那魁伟的体格和宽阔的两肩不断壮大，有朝一日他从自己座位上站起来，就可以使帝国宪法的整个建筑变为废墟。不仅如此，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现在已壮大到如此地步，以致不仅它那狭窄的第一个形式即秘密同盟，而且连它那更广泛无比的第二个形式即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对它来说也成为一种桎梏了；单靠那种认识到阶级地位的共同性为基础的团结感，就足以使一切国家和操各种语言的工人建立同样的伟大无产阶级政党并使它保持团结。同盟在1847年至1852年所代表的学说，那时曾被聪明的庸人带着嘲笑的神情看做狂人呓语，看做几个孤单的宗派分子的秘密学说，现在，这个学说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在西伯利亚矿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采金工人中，拥有了无数的信徒；而这个学说的创始人、当时受到人们的憎恨和诽谤最多的一个人——卡尔·马克思，临到逝世时，却是新旧两大陆无产阶级的经常被请教的和永远乐于帮助的顾问。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5年10月8日于伦敦 载于1885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卡尔·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并载于1885年11月12、19和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6—4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注释： [242]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是作为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德文第三版的引言而写的，第一次载于1885年11月12、19和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6、47和48号，并载于1885年11月下半月出版的小册子：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新版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引言和几个文件”1885年霍廷根—苏黎世版（K．Marx.《EnthüllungenüberdenKommunisten-ProzesszuKoln．NeuerAbdruckmitEinleitungvonFriedrichEngelsundDokumenten》．Hottingen-Zürich，1885）。在这本书中，除了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外，还包括：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的第四篇附录（“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26—734页），马克思给这本抨击性著作德文第二版写的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24—627页），以及中央委员会1850年3月和6月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和359—366页）。——第241页。 [243]Wermuth-Stieber．《Die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desneunzehntenJahrhunderts》．Berlin，ErsterTheil，1853，ZweiterTheiｌ．1854．该书的第一卷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它是警察的指南），在它的附录中转载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第二卷的全文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的“黑名单”以及他们的履历表。——第241页。 [244]巴贝夫主义是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流派之一，由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家格拉古·巴贝夫及其拥护者创立。——第242页。 [245]SociétédesSaisons（四季社）是在奥·布朗基和阿·巴尔贝斯领导下于1837—1839年在巴黎进行活动的秘密的共和派社会主义的密谋性组织。 1839年5月12日在巴黎举行的起义（革命工人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是由四季社筹划的；这次起义没有广大群众做依靠，被政府军队和国民自卫军击溃。——第242页。 [246]沙佩尔在1839年5月12日起义后立即被捕，经过七个月监禁后被逐出法国；鲍威尔仍在巴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在1842年被逮捕，也被驱逐出境。——第242页。 [247]指德国民主主义者同维也纳会议后在德国建立的反动统治进行斗争的事件之一（这一事件被称为法兰克福的袭击岗哨事件）；1833年4月3日，一群主要来自学生界的激进分子企图通过袭击德意志联邦中央机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联邦议会在国内掀起变革，宣布成立全德意志共和国；这一准备得很差的发动被军队镇压了下去。——第242页。 [248]1834年2月，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志尼组织了他在1831年创建的“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员以及一群外国革命流亡者，从瑞士向属于撒丁王国（皮蒙特）的萨瓦进军，目的是在那里发动人民起义，以便统一意大利和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意大利共和国；进入萨瓦的部队被皮蒙特的军队击溃。——第242页。 [249]“蛊惑者”是德意志反动集团从1819年起对德国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体操团体成员中间那些在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以后的时期内参加反政府运动的人的称呼。参加这一运动的人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了政治性的游行示威，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反动当局对“蛊惑者”实行了迫害。——第243页。 [250]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在二十世纪，许多俄国政治流亡者访问过协会。——第244页。 [251]恩格斯援引的是马克思写的一篇文章：“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83页）。 “前进报”（《Vrowärts！》）是1844年1月至12月在巴黎出版的德国报纸，每周出两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马克思从1844年夏天起直接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该报对普鲁士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评。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内阁于1845年1月下令把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撰稿人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第244页。 [252]“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247页。 [253]“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1847年1月至1848年2月出版。起初，该报的方针是以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力求调和激进和民主营垒的各种派别这种意图决定的。但从1847年夏天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报纸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发生直接的影响，1847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第248页。 [254]“北极星报”（《TheNorthernStar》）是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年创刊，1852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始人和编辑是菲·奥康瑙尔，乔·哈尼也是编辑之一。自1843年至1850年该报发表过恩格斯的论文和短评。——第248页。 [255]民主协会于1847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它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对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律·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巨大中心之一。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成分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和比利时当局惩治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不能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民主协会的活动就成了更狭窄和纯地方性的了；到1849年它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 “改革报”（《LaRéform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到1848年1月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248页。 [256]指“人民论坛报”（《DerVolks-Tribun》），它是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创立的周报。于1846年1月5日至12月31日出版。“反克利盖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0页。——第249页。 [257]W．Weitling．《DasEvangeliumeinesarmenSünders》．Bern，1845．——第250页。 [25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95—498页。——第250页。 [259]恩格斯援引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一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72页）。——第251页。 [260]“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3月21日和29日之间在巴黎写成的。这些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刚开始的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3月30日左右，“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印成了传单，4月初发表在一系列民主报纸上。“要求”是作为指示性文件分发给回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在革命的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竭力在人民群众中宣传这个纲领性的文件。1848年9月10日以前，“要求”在科伦印成了传单，并由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在莱茵省的许多地方散发。1848年10月在柏林召开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博伊斯特以社会问题处理委员会的名义，建议通过一个措施纲领，这个纲领几乎完全摘自“要求”。1848年11月和12月在科伦工人联合会的各次会议上曾讨论过“要求”中的个别条文。1848年底或1849年初，“要求”在莱比锡也摘要以单行本发表。 恩格斯没有全部引用这个文件。——第253页。 [261]指德国工人俱乐部，它是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的提议于1848年3月8—9日在巴黎建立的。马克思在这个团体中起了领导作用。建立俱乐部的目的是要团结在巴黎的德国工人流亡者，向他们说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第254页。 [262]1849年5月3—8日在德勒斯顿发生了武装起义。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宪法和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几乎没有参加斗争，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街垒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起义遭到政府军队和开抵萨克森的普鲁士军队的镇压。德勒斯顿起义为捍卫帝国宪法的斗争奠定了基础。这一斗争是在1849年5—7月期间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发生的，斗争以民主力量的失败告终。——第256页。 [263]1849年六月十三日——见注27。——第256页。 [264]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第257页。 [265]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6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9—366页）。——第257页。 [266]恩格斯在这里援引的是“国际述评（三）。从5月到10月”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13—514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Rheinische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Revue》）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1850年11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见注4）的继续。该杂志在1850年3月到11月总共出了6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此外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258页。 [267]宗得崩德（特殊联盟）原来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瑞士的反动天主教诸州的单独联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一名称来讽刺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独自成立了独立的组织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集团。这个集团的活动方便了普鲁士警察当局破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国地下支部，使它得到借口于1852年在科伦制造了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活动家的案件。——第26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225] 为了更好地理解下面的审讯，只要把有关这些审讯的主要事件汇集起来就够了。 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1848年3月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封建官僚专制的反动势力已经大大恢复了元气，以致到10月底就面临了第二次决定性战斗。维也纳在经过长期的英勇抵抗之后终于陷落，这也给了普鲁士权奸搞政变的勇气。在他们看来，驯顺的柏林“国民议会”还是太狂放了。议会应当解散，革命应当结束。 1848年11月8日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组成。9日它决定把议会所在地由［人民版此字后面还有：柏林迁往勃兰登堡，让议会能够在刺刀的保护下“自由”开会，而不受柏林革命影响的惊扰。议会拒绝迁移；市民自卫团拒绝起来反对议会。市民自卫团还没有起来抵抗，——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内阁就把它解散了，并且解除了它的武装，宣布柏林戒严。议会于11月13日控告内阁叛国，以此作为回答。内阁就把议会从柏林的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11月15日议会决定，在议会不能自由地在柏林继续开会以前，勃兰登堡内阁无权动用国家资金和征税。 这个拒绝纳税的决议只有在人民武装抗税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当时在市民自卫团手中还保留着足够的武器。尽管如此，几乎到处都只限于消极抵抗。只有少数地方准备以暴力对抗暴力。科伦莱茵省民主联合会委员会的呼吁书就是采取这种行动的最勇敢的号召，该委员会由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组成。[226] 进行斗争来反对在柏林胜利完成了的政变，这在莱茵地区不可能取得成果，对这一点委员会并没有发生误解。莱茵省有五个要塞；仅仅在莱茵本省、在威斯特伐里亚、美因兹、法兰克福和卢森堡就几乎驻有普鲁士全部军队的三分之一，其中有许多团是从东部各省调来的。市民自卫团在科伦和其他城市已经被解散并且被解除了武装。但是，问题并不是要在科伦这个本身于数周前才解除戒严的城市里取得直接的胜利。问题在于给其他省份作出一个榜样，从而挽回莱茵省的革命荣誉。而这一点是已经做到了。 普鲁士资产阶级——它曾经由于害怕当时正在觉醒的无产阶级突然发动，而把自己的重要的阵地一个一个让给了政府，它早就为自己过去的权力欲感到了后悔，它从3月开始就完全被吓昏了，因为威胁性地面对着它的，一方面是纠集在专制制度周围的旧社会的各种势力，一方面是逐渐觉悟到自己阶级地位的年轻的无产阶级，——这个普鲁士资产阶级采取了它在紧要关头一贯采取的做法：它屈服了。而工人并不那么愚蠢，在没有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去为资产阶级作斗争；对他们来说——特别是在莱茵——普鲁士问题本来就是纯粹地方性的问题；如果工人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赴汤蹈火，那也是在整个德国范围内，是为了整个德国。“普鲁士的领导地位”[227]那时在工人当中就已经没有作用了，——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征兆。 一句话，政府胜利了。一个月以后，在12月5日，政府得以彻底解散还在苟延残喘的柏林议会，并强行制定了一个新宪法，而这个宪法也只是在它完全变成一出制宪闹剧之后，才真正生效。 呼吁书发表的第二天，即11月20日，三个署名的人被传到法院侦查员那里，以煽动判乱罪对他们起诉。当时甚至在科伦也还谈不到逮捕。2月7日“新莱茵报”经受了它的第一次报刊案件；马克思、我和发行负责人科尔夫出席陪审法庭受审，并被宣判无罪。[228]第二天，审理了委员会案件。[229]人民已经预先做出了自己的判决，在十四天以前把被告施奈德尔选为科伦议员。 马克思的辩护词自然构成审讯的最高潮。这个辩护词特别从两方面来看是很有意思的。 第一，一个共产主义者不得不在这里向资产阶级陪审员们说明，他所进行的，使他成为站在他们面前的被告的这些事情，其实是他们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不仅有义务和责任去完成，而且应当由此得出最坚决的结论。仅仅这一个事实就足以表明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的态度。问题是应当由谁来统治，是纠集在专制君主制周围的社会势力和国家势力——封建大地主、军队、官僚、僧侣——还是资产阶级？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之所以关心这一斗争，仅仅因为它将由于资产阶级的胜利而获得本身发展的场地，将在它总有一天会战胜其他一切阶级的斗争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当与他们为敌的政府在他们主力所在地袭击他们，解散他们的议会，解除市民自卫团的武装并对他们本身实行戒严的时候，他们丝毫也没有采取行动。这时共产主义者补上了这个缺口，号召资产阶级去完成纯粹是它分内的事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应该组成与旧的封建社会相反的新社会，应该一致行动。号召当然没有奏效，同时却出现了这样的历史讽刺：现在，同一个资产阶级一方面审判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审判反革命的政府。 第二，——这一点使辩护词在现在仍然有特别的重要性——它维护了革命观点，反对了政府的虚伪的法制，它这样做所采取的方式，在今天对某些人来说还可以当做范例。——我们那时号召过人民拿起武器来反对政府吗？是的，我们是这样做了。而且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破坏了法律，抛弃了法制基础吗？是的，然而政府早在我们破坏这些法律以前就撕毁了它们，把它们掷在人民的脚下，法制基础也就不再存在了。可以把我们作为战败了的敌人消灭，但不能判我们有罪。 各个官方政党，从“十字报”到“法兰克福报”[230]都指责社会民主工党，说它是革命党，说它不想承认1866年和1871年制定的法制基础，从而就置身于公法之外——所有的人，直到民族自由党为止，至少都是这样说。[231]我且不谈这种怪论：仿佛某一个人维护某种意见就会置身于公法之外。真正的警察国家就是这样的，它认为，最好是悄悄地采取行动，而在口头上鼓吹法治国家。1866年的法制基础难道不是革命的基础吗？联邦宪法破坏了，又向联邦成员宣了战。[232]俾斯麦说，不，是别人破坏了联邦。对此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一个革命政党如果不能为每一次武装发动找到一些至少像俾斯麦为他在1866年的活动而找到的同样好的法制基础，那它就太愚蠢了。然后，内战被挑起了，因为1866年战争不是别的，正是内战。但是，任何内战［注：“内战”一词，原文为Bürgerkrieg，俄文为ｒｐａжданскаявойна，中文译为“内战”。按此词源出于古罗马，采指一部分罗马公民与另一部分罗马公民之间的武装斗争（直译应为“公民战争”）。后来用此词专指国内各政党、各阶级之间的武装斗争，与innerKrieg，Meждоусобнаявойна（亦译“内战”）意义不同。——译者注］都是革命战争。这次战争是用革命的手段进行的。人们同外国联合起来反对德国人，把意大利的军队和舰只引进战斗，把可以获得德国莱茵地区这一前景作为对波拿巴的钓饵。匈牙利军团被组织起来了，这个军团应当为了革命的目的去反对自己世袭的君主；在匈牙利依靠克拉普卡，正像在意大利依靠加里波第那样。胜利了，吞并了三个受命于天的王国：汉诺威、黑森选帝侯国、拿骚，这三个国家之中的任何一个至少都像普鲁士王国那样，是正统的、“世袭的”和“受命于天的”。[233]最后，把帝国宪法强加给联邦其他成员，这些邦，例如萨克森，就做普鲁士当年接受提尔西特和约一样，自愿地接受了这部宪法。[234] 对此我应当埋怨吗？不，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要这样做。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但是对于那些做过这一切事情的人，完全有权要求他们不要指责别人是革命者。德意志帝国是革命的产物，当然，这是一个特种的革命，但毕竟还是革命。一个人可以做的，别人做做也无妨。革命仍然是革命，不管由普鲁士国王完成，还是由锅炉修补工完成，都是一样。如果现存的政府利用现行法律来摆脱它的反对者，那末它所做的是任何一个政府所做的。但是，如果它以为要完全把他们吓倒只需要大喝一声：你们是革命者！那末它用这种办法最多只能吓倒庸人。整个欧洲却会响起一个回声“你自己就是革命者！” 但是，如果要求放弃从历史关系中必然产生的革命本质，而被这样要求的政党又是先被置于公法之外，即法律之外，然后又要求它承认正是对它说来是废止了的法制基础[235]，那简直就可笑极了。 关于这一点居然还要费一番唇舌，这又一次证明了德国在政治上的落后。在世界其他国家，每个人都知道，目前整个政治情况正是革命的结果。法国、西班牙、瑞士、意大利——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受命于革命的政府。在英国，甚至连辉格党人马考莱也承认，现代法制是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revolutionsheapeduponrevolutions）的基础之上的。近百年来，美国每逢7月4日都纪念自己的革命。[236]在这些国家里，大多数都存在着一些在现存法制不能加以约束时就不再受其约束的政党。但是，如果有人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里指责保皇党人或波拿巴派是革命者，那他准会受到嘲笑。 只有在德国，——在那里，政治上还没有彻底解决过什么问题（否则它就不会被割裂为两部分，即奥地利和所谓德国），正因为这样，过去了的、但刚刚被克服了一半的时代的观念也就在人们头脑中不朽地存在下去（因此德国人才自称为思想家的民族），——只有在这样的德国还会要求一个政党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受现存的所谓法制的约束；要求这个政党预先保证，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也不要推翻它与之斗争的法制基础，即使能做到也不要做，换句话说，它必须承担使现存政治制度永世长存的义务。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再是“革命者的”用意只此而已。 但是，德国小市民——他们的意见仍然代表着德国的舆论——是特别的人。他们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革命。1848年革命是工人替他们进行的，而这次革命使他们感到害怕。但是他们却忍受了更多的革命。因为在德国，近三百年来革命是由诸侯进行的，而革命也就适合诸侯们的要求。他们在自己领土上的全部最高权力以至于他们的主权都是反叛皇帝的成果。普鲁士首先为他们做出好榜样。普鲁士只是在“大选帝侯”［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勃兰登堡选帝侯。——编者注］胜利完成反对其宗主波兰王国的暴动并建立不依附于波兰的普鲁士公国以后，才成为一个王国。[237]从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普鲁士的反德意志帝国的暴动是经常进行的；它“唾弃”帝国宪法的程度比我们勇敢的白拉克唾弃反社会党人法的程度还要严重。后来发生了法国革命，诸侯和小市民都同样悲哀和叹息不已地忍受了这次革命。根据1803年帝国代表会议的决议，法国人和俄国人用最革命的方法把德意志帝国分配给德国的诸侯，因为这些诸侯自己对于瓜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238]然后来了拿破仑，他让那些受到他特别保护的巴登、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的诸侯能够占据所有在他们领土之内和在他们领土之间而直接参加帝国的伯爵领地、男爵领地和城市。接着这三个叛国者成功地发动了反对它们皇帝的最后一次叛乱，在拿破仑的帮助下获得主权，从而彻底摧毁了古老的日耳曼帝国。[239]从此以后，德国实际上的皇帝拿破仑几乎每隔三年就把德国在他的忠实奴仆，德国的以及其他的诸侯中间重新分配一次。最后，终于从外国的统治下光荣解放出来了，维也纳会议，即俄国、法国和英国，为了奖赏，就把德国当做一块供普遍赔偿之用的土地分配和拍卖给没落的诸侯，居住在大约两千块互相隔离的小块土地上的德国小市民像绵羊一样被分配给三十六个不同的君主，在今天他们对这些君主中的大多数人还像对他们世袭的君主一样表现出“顺民的忠诚”。这一切难道不是革命的吗，施纳普汉斯基-利希诺夫斯基在法兰克福议会中大声说道：历史权利没有任何日期！[240]他说得多么正确。它确实是从来就没有日期的！ 因此，德国小市民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要求，就只有一个意义：这个党应当成为像小市民自己那样的小市民的党，决不要参加革命，而只是忍受革命。但是通过反革命和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府也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只能意味着：当革命由俾斯麦为了俾斯麦及其同伙而进行的时候，它就是好的，但是，当革命为了反对俾斯麦及其同伙而进行的时候，它就是坏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5年7月1日于伦敦 载于1885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小册子“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小册子“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 注释： [225]“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对被控号召武装反抗的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城委员会的审判”1885年霍廷根-苏黎世版（《KarlMarxvordenKölnerGeschwornen．ProzeβgegendenAusschuβderrheinischenDemokratenwegenAufrufszumbewaff-netenWiderstand》．Hottingen-Zürich，1885），这本小册子于1885年10月初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第二分册出版，这个丛书当时在苏黎世，后来于1885—1890年在伦敦用德文出版。小册子还收入了根据1849年2月19、25、27和28日“新莱茵报”第226和231—233号转载的审讯记录。——第232页。 [226]指1848年11月18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关于拒绝纳税的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9页）。——第233页。 [227]“普鲁士的领导地位”（《preuβischeSpitze》）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3月20日的演说中使用的一个词；他在演说中宣布，“为了拯救德意志”他愿意站在“整个祖国的首位（andieSpitze）”。在争取德意志统一时期，这一词用来表示普鲁士想在自己的领导下统一国家的意图。——第233页。 [228]在1849年2月7日举行的对“新莱茵报”审判中，该报总编辑马克思、编辑恩格斯和发行负责人海·科尔夫被控的罪名是，在1848年7月5日“新莱茵报”第35号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逮捕”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90—193页）中侮辱检察长茨魏费尔和诽谤逮捕哥特沙克和安内克的宪兵。虽然法庭从7月6日起就开始侦讯，但是首次开庭审讯规定在12月20日才进行，后来又延期。在2月7日的庭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护律师是施奈德尔第二，科尔夫的辩护律师是哈根。当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时，“出席旁听的广大群众发出了一片欢呼声”——审讯记录中这样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次审判中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62—285页。——第234页。 [229]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是在1849年2月8日进行的。卡·马克思、卡·沙佩尔和律师施奈德尔第二曾出席科伦陪审法庭受审。他们被控的罪名是煽动叛乱，根据是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城委员会曾于1848年11月18日发表了号召拒绝纳税的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9页）。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马克思在这次审讯中的辩护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86—306页）。——第234页。 [230]“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ZeitungundHandelsblatt》）是德国的一家日报，从1856年至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从1866年起用这个名称）；八十年代成为德国西南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德国人民党的机关报。——第235页。 [231]指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在普奥战争中普鲁士起来反对德意志联邦的多数成员国（见注232），在这次战争结束后，于1867年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以代替德意志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是在德国的民族统一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普法战争是通过王朝战争和“铁血”政策“从上面”统一德国的完成阶段。 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在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大资产阶级和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其中包括1866年纲领中提出的必须“首先捍卫预算法”的要求。——第235页。 [232]指德意志联邦，即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最初它包括三十四个邦和四个自由市。联邦既没有集中的军队，也没有财政经费，它保存了封建分散状态的一切主要特征；它的中央组织——联邦议会——在奥地利代表的主持下举行会议。这个组织没有发挥中央政府的职能，而起了反革命的作用，它干预德意志各邦的内部事务只是为了镇压在各邦发生的革命运动。曾经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解散的德意志联邦于1850年又重新建立。联邦是在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最后告终的。——第235页。 [233]指的是俾斯麦政府下列一些与1866年普奥战争有关的活动： 1866年4月8日普鲁士和意大利缔结了秘密同盟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如果普鲁士在缔约后三个月内对奥地利开始采取军事行动，意大利有义务反对奥地利； 1865年底和1866年初俾斯麦同拿破伦第三举行了几次会谈，在这些会谈中俾斯麦希望法国保证，在他准备进行的战争中保持中立，他力图给拿破仑第三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战争将会使普鲁士耗费极大的力量，并且含混地暗示，法国可以侵占比利时和卢森堡以及普鲁士在莱茵地区的一些属地来扩大自己的领土； 1866年7月在西里西亚建立了一个由原来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役，后来在战争中被普鲁士人俘虏的匈牙利士兵组成的军团；这个军团由参加过1848—1849年革命的匈牙利将军迪·克拉普卡和其他参加过革命的，特别是这时从流亡中回到普鲁士来参加战争的匈牙利军官指挥；军团越过匈牙利国界，但很快又回到西里西亚，后来由于战争结束而解散了； 在战争中曾经站在奥地利方面的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拿骚公国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自由市被兼并，并根据1866年9月20日的法律划归普鲁士。——第236页。 [234]指1867年4月17日由联邦制宪议会通过的北德意志联邦（包括十九个邦和三个自由市）的宪法，这部宪法巩固了普鲁士在联邦中的实际统治。普鲁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被授予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在普选权基础上产生的联邦国会的立法权受到严格限制：它所通过的法律要经过成员反动的联邦会议的同意和联邦元首的批准才能生效。联邦宪法后来成了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基础。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站在奥地利一边的萨克森，1866年战争结束后不得不加入北德意志联邦，接着它又赞同了这部宪法。 提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签订的和约。和约条件对普鲁士极为苛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俄国没有丧失任何领土，但是被迫承认法国在欧洲的地位的加强，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谓大陆封锁）。拿破仑第一强迫签订的这个掠夺性的提尔西特和约，引起了德国人民的极端不满，从而为1813年的反拿破仑统治的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第236页。 [235]指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个法律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和“极左的”分子，它能够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个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36页。 [236]当北美的英国殖民地进行争取独立的战争期间，在费拉得尔菲亚举行的十三个英国殖民地的代表会议于1776年7月4日通过了由托·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在这个文件中宣布北美各殖民地脱离英国，并建立独立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在文件中也制定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原则。——第237页。 [237]1618年勃兰登堡选帝侯国与十六世纪初由条顿骑士团领地组成的、并臣属于波兰贵族共和国的普鲁士公国（东普鲁士）合并。作为普鲁士领主的历代勃兰登堡选帝侯在1657年以前一直是波兰的藩臣，1657年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利用波兰在对瑞典战争中的困难，使波兰承认了普鲁士领地的主权。——第237页。 [238]1801年10月法国和俄国缔结了一项秘密协定，该协定借口补偿德意志各邦由于法国在反对第一次和第二次同盟的战争后占去了莱茵河左岸属地面受到的领土损失，规定了有利于拿破仑法国的解决德国莱茵省领土问题的办法。在协定条款实现以后，有总人口为300万的112个德意志邦（几乎包括全部教会领地和帝国城市）被取消，它们的领地很大一部分划归完全依附拿破仑法国的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和巴登以及普鲁士。这些措施在形式上是根据所谓帝国代表会议——这是一个早在1801年10月由帝国议会选出的德意志帝国各邦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的决议来实施的，这个决议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并在法国和俄国代表的压力下才于1803年2月25日由会议通过。——第238页。 [239]根据1805年12月26日法国和奥地利在普勒斯堡（布拉的斯拉发）签订的和约的规定，曾经参加拿破仑法国反对第三次同盟的战争的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获得了建立独立王国的权利。在这次战争中也站在法国方面的巴登，在神圣罗马帝国瓦解后，于1806年成了独立的大公国。——第238页。 [240]恩格斯引用了普鲁士军官费·利希诺夫斯基公爵在1848年7月25日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关于波兰问题的讲话中的一句话（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16页）。——第23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216] 四十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显然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地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经常停滞时期，就是短短的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热病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破产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地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威胁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去，而且，如约翰·布莱特所说，“让这些饥民不是作为乞求面包的穷人，而是作为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去涌入这些地区。城市工人群众要求参预政权——实行人民宪章[217]；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他们，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该用物质力量，还是用精神力量［注：在德译本中不是“用物质力量，还是用精神力量”，而是“用暴力，还是用合法手段”。——编者注］来实现宪章。这时1847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 1848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引起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瓦解。宪章运动正当它应该显示全部力量的时候，却在1848年4月10日[218]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工人阶级的活动［注：在德译本中不是“活动”，而是“政治活动”。——编者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的胜利。 1831年的议会改革[219]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谷物税[220]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有着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注：在德译本中不是“有着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而是“一致或有密切关系”。——编者注］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民族的阶级的利益。而这个阶级也就努力地做起这些事来。工业生产上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容情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使之服从于一个目的，然而对工业资本家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目的：减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其他一切国家对于英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供给它原料和粮食。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爱尔兰［注：在德译本中不是“爱尔兰”，而是“卫星”。——编者注］都围绕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呵！ 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健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则，这是他们一向和大陆上器量较小的［注：在德译本中不是“器量较小的”，而是“沾染市侩习气较深的”。——编者注］竞争者不同的地方。宪章运动已奄奄一息。1847年危机过去之后自然而然地［注：在德译本中不是“自然而然地”，而是“自然而然地、几乎是当然地”。——编者注］重新出现的商业繁荣，被人说成完全是自由贸易的功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就变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工厂主所领导的党的尾巴。这种有利的局面既已取得，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所反对［注：在德译本中不是“反对”，而是“激烈反对”。——编者注］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而是把自由贸易变成有关国家存亡的唯一问题，工厂主从这种反对立场中了解到，并且越来越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被所有工厂主视为可畏之物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而且还容许把它推广到差不多所有部门中去。以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观点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1848年还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罢工，现在也逐渐被认为有时很有用处，特别是当工厂主老爷们在需要时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使工人地位低于雇主或不利于工人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际上已经成了那些曾经誓死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财产资格限制”[221]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本国的法律。1867年和1884年的议会改革[222]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现存的那种普选权；目前正在议会中讨论的关于重新分配各选区席位的新的法律草案，规定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说来不会比德国的更不平等。“议员支薪”和缩短任期——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议会”——显然不久定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宪章运动已经死亡。 1848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同路人和继承人［注：在德译本中不是“奇特的同路人和继承人”，而是“奇特的命运”。——编者注］。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独立［注：在德译本中不是“独立”，而是“某种程度的独立”。——编者注］，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不得不［注：在德译本中不是“不得不”，而是“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编者注］使人民宪章生效。 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结果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过去应用蒸气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和1850—1870年这二十年间的巨大产量比起来，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这些大变动现在已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命中注定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人口［注：在德译本中不是“农业人口”，而是“农业工人”。——编者注］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把他们的工作日规定在较为合理的限度内，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恢复［注：在德译本中不是“工作日”，而是“通常工作日”，不是“恢复”，而是“一定程度的恢复”。——编者注］，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1848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间，尽管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这是那些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机械工、粗细木工、泥瓦工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泥瓦工就是这样。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十五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非常满意他们，而且他们也非常满意雇主。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里维先生和吉芬先生［注：在德译本中这里加有：“（以及可敬的路约·布伦坦诺先生）”。——编者注］的模范工人；对每个懂事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现在的确是非常可爱、非常随和的人。 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223]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少数享有特权的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中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的轮子压轧着工人。 这就是1847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工业资本家二十年的统治所造成的状况。但是以后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1866年的破产之后，1873年左右有一次微弱而短暂的复苏，但这次复苏并没有延续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该到来的时候即1877年或1878年发生，但是从1876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停滞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工业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萧条，所有部门的所有市场上都出现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在其中生活了将近十年的状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该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是一个纯粹的妄想。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创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居民看不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大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赤贫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他们就坚决地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享有了将近一百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果是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起来，连刚果的黑人也正在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泰福郡的陶器和北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掌握在英国工厂主手中的那个最大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结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1883年不列颠协会南港会议上，该协会的经济组主席英格利斯·鲍格雷夫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 “英国获得巨额利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有些大工业部门的发展停顿了。几乎可以说，英国正进入停滞状态。”[224] 但是结果会怎样呢？资本主义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它必须继续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即使现在，仅仅缩减一下英国在世界市场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额，就意味着停滞、贫穷，一方面资本过剩，另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 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经常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而这种经常的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必然灭亡的究竟是哪一个？ 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1848—1868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广大的工人群众的状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少数享有特权的“受保护的”工人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末，当这个耀眼的时期最终结束时，当目前这种惨淡的停滞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状况变成英国工商业的经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又将怎样呢？ 真实的事情是：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是分沾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并居于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弟兄处于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 写于1885年2月中 载于1885年3月1日“公益”杂志第2期，并由作者译成德文载于1885年6月“新时代”杂志第6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公益”杂志，并根据德译本校对过 注释： [216]“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是恩格斯为“公益”杂志写的，后来这篇文章由他译成德文，刊登在1885年6月的“新时代”杂志上。恩格斯以后把这篇文章全部包括到1887年出版的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的附录（见本卷第292—298页）里，1892年他把它包括到这本著作的英文版和德文第二版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11—325、367—383页）里。 “公益”（《TheCommonweal》）是英国的一家周刊，1885—1891年和1893—1894年在伦敦出版；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报；1885—1886年，恩格斯在这家周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第224页。 [217]包括了宪章派的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案公布。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1839年、1842年和1849年宪章派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三个请愿书都被议会否决了。——第224页。 [218]宪章派原定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示威者要前往议会大厦，递交第三封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政府禁止这次示威游行，为了阻挠游行示威的进行，在伦敦集结了大批军警。宪章派的领导人（其中有许多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且劝说游行的群众解散。反动势力利用游行示威的失败向工人进攻和迫害宪章派。——第225页。 [219]指选举法的改革。选举法改革法案于1831年为英国下院所通过，1832年6月为上院最后批准。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议会的大门。为实现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欺骗而没有获得选举权。——第225页。 [220]英国的谷物税是根据所谓的谷物法征发的。谷物法的目的是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是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因谷物法而引起的工业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由于1846年通过了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而告结束。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是对土地贵族的一个有力的打击，并且加快了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发展。——第225页。 [221]这里和这一段下面的一些带引号的话是恩格斯转达人民宪章主要要求的内容。——第226页。 [222]1867年，英国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改革运动。按照新的法律，各郡中的选民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每年缴纳房租十二英镑；在城市中，一切房主和房屋承租者以及居住不下一年、所付房租不下十英镑的房客都获得投票权。由于1867年的改革，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工人作获得了选举权。 1884年英国在农村地区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经过这次改革，1867年为城市居民规定的享有投票权的条件，作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第三次选举改革以后，在英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农村无产阶级、城市贫民以及所有的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第227页。 [223]东头（East-End）——伦敦的东部，包括无产阶级和贫民居住的各区。——第229页。 [224]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1883年9月在南港举行的第五十三次会议的报告”1884年伦敦版第608—609页（《ReportoftheFifty-ThirdMeetingoftheBritish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Science；heldatSouthportinSeptember1883》．London，1884，ｐ．608—609）。 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成立于1831年，在英国一直存在到今天。协会每年年会的资料都以报告形式发表。——第23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帝俄高级炸药顾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帝俄高级炸药顾问[211] 大家知道，俄国政府使用一切手段要同西欧各国签订关于引渡流亡的俄国革命者的协议。 大家也知道，这个政府首先需要同英国达成这样的协议。 最后，大家知道，俄国官方要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 于是，1885年1月13日俾斯麦同俄国签订协议，规定任何一个俄国政治流亡者，只要俄国随心所欲地控告他是可能的弑君犯或炸药使用者，就应该被引渡。[212] 1月15日奥里珈·诺维柯娃女士，就是那位在1877年和1878年土耳其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为俄国的利益而非常出色地使高贵的格莱斯顿先生上了当的诺维柯娃女士，在“派尔－麦尔新闻”上发表了一篇对英国的呼吁书。[213]呼吁书要求英国，再也不要容许加特曼、克鲁泡特金及斯捷普尼亚克这样一些人在英国领土上进行“目的是在俄国杀害我们”的秘密活动，——现在炸药转眼就要在英国人自己的脚下爆炸了。俄国在对待俄国革命者的问题上要求于英国的，难道不正是英国自己在对待爱尔兰炸药使用者问题上现在必须要求于美国的吗？ 1月24日早晨在伦敦公布了普俄协议。 而1月24日午后2时在一刻钟之内伦敦就发生了三起炸药爆炸，造成的损失比以前各次爆炸加在一起还要重大，至少伤了七个人，又有消息说是十八个人。 这些爆炸发生得太巧了，使人不能不产生一个问题：这些爆炸对谁有好处？这些在其他方面毫无目的的爆炸，这些不是对付某一个人的、威胁性的爆炸（其受害者不仅有下级警官和资产者，而且有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究竟最合谁的利益呢？谁呢？是那些受尽英国政府残酷折磨——特别是在被监禁期间——，并且被怀疑安放炸药的爱尔兰人呢？还是那个不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施加特别的压力，以促使英国舆论对炸药使用者产生盲目狂怒，就不能达到自己目的——签订关于引渡的协议——的俄国政府呢？ 当波兰流亡者——除极少数人以外——不愿意按照俄国外交和警察方面的希望伪造俄国纸币的时候，俄国政府曾经把包括枢密官卡缅斯基在内的代理人派到国外去怂恿流亡者这样干，当这样做也不成功的时候，卡缅斯基先生以及和他一伙的先生们就自己动手伪造起俄国纸币来了。所有这一切在亨·乔治1875年于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货币伪造者或俄国政府的代理人”[214]中有详细叙述。瑞士的、伦敦的，大概还有巴黎的警察，都能说出一些他们在追缉俄国的货币伪造者的时候，照例总是怎样碰到一些俄国使馆坚决阻挠他们追缉的人。 俄国官方为了用毒药和匕首等等除掉妨碍它的人能干出什么事情来，巴尔干半岛近百年的历史可以提供足够的实例。仅仅提出1855年在巴黎出版的埃利阿斯·雷尼奥的“多瑙河各公国史”[215]这本著名的书就够了。俄国外交机关经常掌握着各种各样的代理人，其中也有被利用来干各种卑鄙勾当，然后就被丢在一边的人。 因此，我暂时还没有根据来确定1885年1月24日伦敦的爆炸事件是俄国干的。炸药可能是爱尔兰人安放的，但更可能的是他们按照俄国的主意和收受俄国的钱财而干出来的。 俄国革命者采取的斗争方式是由需要决定的，是由他们的敌人本身的行动决定的。他们为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对本国的人民和历史负责。但是那些没有必要在西欧像小学生那样学步这种斗争的先生们，却竭力把革命弄到施因德汉斯的水平，他们的枪甚至不是用来对付真正的敌人，而是对付一般公众，——这些先生们绝对不是俄国革命的追随者和同盟者，而是它的最凶恶的敌人。除俄国官方以外这些功绩不合任何人的利益，这一点搞清楚以后，问题只在于：这些先生中间谁是俄国沙皇政府的不自主的代理人，而谁是自愿的、领津贴的代理人。 1885年1月25日于伦敦 载于1885年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号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注释： [211]本文是恩格斯于1885年1月25日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的。大概在同一天，他寄给保·拉法格一封信，叙述了同样一些事实和见解，只是说法上有些不同，而且更为扼要。拉法格把这封信转给茹·盖得，后者即根据这封信写了一篇文章，于1885年1月31日作为“人民呼声报”的社论发表。盖得在文章中大量摘引了恩格斯的信，而没有说出他的姓名，但是他说这封信是他从伦敦“我们伟大社会战斗中一员宿将”那里收到的。 “人民呼声报”（《LeCriduPeuple》）是法国一家社会主义日报，1871年2—5月在巴黎断续出版，之后从1883年10月一直出版到1889年2月。——第221页。 [212]指俄普之间于1885年1月13日（1日）互换照会，照会是关于互相引渡那些被控犯有反对缔约双方任何一方君主或其家属以及制造或贮藏爆炸物等罪行的人。——第221页。 [213]1876年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土耳其战争和1877—1878年俄土战争，是在七十年代巴尔干斯拉夫人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情势下爆发的。在战争中，俄国女政论家奥·阿·诺维柯娃——她于1876—1877年住在伦敦，同俄国统治集团及英国自由党领导集团都有联系——同格莱斯顿密切接触，积极参与在英国和俄国开展的反对迪斯累里的保守党政府企图把英国拖入站在土耳其一边反对俄国的战争的运动。这个运动对英国不参加这次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恩格斯所提到的奥·阿·诺维柯娃的文章叫做“英国的俄罗斯化”。 “派尔-麦尔新闻”（《ThePallMallGazette》）是1865年至1920年在伦敦出版的一家英国日报，在六十至七十年代采取保守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0年7月至1871年6月曾同这家报纸保持联系。1870—1871年该报曾刊载恩格斯一组关于普法战争的文章，还刊载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的摘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派尔-麦尔新闻”有一段时期曾经是“伦敦唯一没有被收买的报纸”。但是在1871年6月底，该报参加了资产阶级报刊因巴黎革命而发起的反对第一国际的全面的诽谤运动。这种情况迫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该报断绝了一切联系。——第221页。 [214]这个小册子曾出过俄文版。——第222页。 [215]E．Regnault．《Histoirepolitiqueetsocialedesprincipautésdanubiennes》．Paris，1855．——第22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186] 本书是1846年到1847年那个冬天写成的，那时候，马克思已经彻底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当时刚刚出版的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7]一书，使他有机会发挥这些基本点，以同这个从那时起就要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居于最重要地位的人的见解对立。自从他们两人在巴黎常常终夜争论经济问题以来，他们的道路是越离越远了；蒲鲁东的著作证明，两人之间现在已经横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置之不理在当时已经不可能了；所以，马克思在他的这一个答复里也就确认了这个不可弥合的裂口。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总的评价，可以在这篇序言后面的那篇于1865年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17和18号上发表的文章里[188]看到。这是马克思为该报写的唯一的一篇文章；不久，冯·施韦泽先生把那家报纸引上封建的、政府的轨道的企图暴露了，这迫使我们在几星期后就公开声明不再为该报撰稿。[189] 对于德国，本书恰恰在现在这个时候具有马克思本人从来也料想不到的意义。他怎么能知道，他向蒲鲁东开火，却命中了他当时连姓名都不知道的今日的利禄之徒的神灵洛贝尔图斯呢？ 这里不是详谈马克思同洛贝尔图斯的关系的地方；这件事，我很快就有机会来做的。[190]这里只想指出，洛贝尔图斯指责马克思“剽窃”他、“在自己的‘资本论’中不指明出处大量利用了”[191]他的“认识”[192]一书，这样的指责是因热狂而进行诽谤。这种诽谤只能解释为这位无人赏识的天才十分烦恼，和他对普鲁士以外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和经济学文献的惊人的无知。马克思既没有看到这个指责，也没有看到洛贝尔图斯的上述著作；关于洛贝尔图斯，他所知道的，总共只有那三封“社会问题书简”[193]，而且就连这些也决不是在1858年或1859年以前知道的。 洛贝尔图斯更有理由地宣称，在这些信里，他早在蒲鲁东之前就已经发现了“蒲鲁东的构成价值”[194]；当然他在这里是再度错误地自炫为第一个发现者。不管怎样，这样一来他在我们这本书里也一起受到了批判，而这也就使我必须简略地分析一下他的“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这本“创业的”小书（1842），因为这本小书除了（又是不自觉地）包含着魏特林式的共产主义之外还预先披露了蒲鲁东的见解。 现代社会主义，不论哪一派，只要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出发，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相衔接。李嘉图在1817年他的“原理”[195]中，一开头就提出两个原理：第一，任何商品的价值仅仅取决于生产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第二，全部社会劳动的产品分配于土地所有者（地租）、资本家（利润）和工人（工资）这三个阶级之间。在英国，早在1821年，就已经从这两个原理中做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196]，并且有一部分提得这样尖锐和这样果断，使得那些现在几乎完全被忘记了的、很大一部分靠马克思才再次发现的文献，在“资本论”出版以前，一直是不可超越的东西。这些情况改次再谈吧。所以，如果说洛贝尔图斯自己在1842年从上述原理引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那对于一个德国人来说在当时肯定是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但是，至多只是在德国才算一个新发现。马克思在批判有类似妄想的蒲鲁东时已经证明，这样应用李嘉图的理论是毫不新奇的。 “只要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一点点了解，就不会不知道，这个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候几乎都提倡过平均主义地（即社会主义地）应用李嘉图的理论。我们可以给蒲鲁东先生指出如下一些著作：霍吉斯金的‘政治经济学’（1827年版），威廉·汤普逊的‘为人类谋取最大福社的财富分配原则’（1824年版），托·娄·艾德门茲的‘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1828年版）等等，这一类的著作的名称还可以写上四页。现在我们且来听听一位英国共产主义者布雷先生是怎么说的。这里引用他的出色的著作‘劳动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1839年里子版）中最重要的几段话。”[197]单单这里从布雷的著作中引出的几段话，就把洛贝尔图斯要求的优先权取消了很大一部分。 那时候，马克思还从来没有到过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除了巴黎和布鲁塞尔图书馆的书籍，除了我的书籍和札记以外，他只是在我们于1845年夏天一起到英国作六星期的旅行的时候，浏览了曼彻斯特可以找到的书籍。可见，上述的书籍在四十年代并不像现在这样难找到。如果说，尽管这样，洛贝尔图斯始终不知道有这些书籍，那完全要怪他的普鲁士的地方局限性。他是普鲁士所特有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奠基人，而现在也终于被公认为这样的人了。 但是，就在他可爱的普鲁士，洛贝尔图斯也不是一直都很安宁的。1859年，在柏林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198]。其中，在第40页上从经济学家对李嘉图提出的种种非难中举出了下述第二个责难： “如果一个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一个劳动日的交换价值就等于一个劳动日的产品。换句话说，工资应当等于劳动的产品。但是实际情形恰好相反。”马克思对此加了下面的注释：“经济学家［注：马克思写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编者注］对李嘉图的这种非难，后来被社会主义者抓住了。他们假定这个公式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责备实际与理论相矛盾，要求资产阶级社会在实践中贯彻它的理论原则的臆想的结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至少就是这样把李嘉图的交换价值公式倒转过来反对政治经济学。”[199]在同一个注释里提到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这本书当时在哪一个书店里都可以找到。 因此，洛贝尔图斯有充分机会来亲自确定，他的1842年的发现究竟是不是新的。他不这样做，反而一再宣告他的新发现，简直把这点看成是举世无双的，以致根本想不到，马克思也能像他洛贝尔图斯一样，独自从李嘉图的理论中引出自己的结论。决不可能！马克思“剽窃”了他，——然而正是这个马克思向他提供过一切机会来让他确信，这些结论早在他们两人之前很久，至少是以洛贝尔图斯还保持着的那种粗糙形式，在英国已经有人说到了！ 上面说的就是李嘉图理论的最简单的社会主义的应用。这样应用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都产生了李嘉图望尘莫及的对于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的认识；洛贝尔图斯也是其中的一个。先不说他在这方面除了别人早已说过，并且说得至少是同样好的以外，什么也没有提供；他的叙述还犯了同他的前辈一样的毛病，——把劳动、资本、价值等等经济学范畴，按经济学家们传授给他的那种粗糙的、只看表面现象的样子盲目地接受下来，而不研究它们的内容。这样一来，他就不仅切断了自己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同马克思相反，马克思是第一个从这几条六十四年来被反复背诵的原理中得出一些东西的人，——而且为自己开辟了通向乌托邦的大道，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 李嘉图理论的上述应用，——认为全部社会产品，即工人的产品属于唯一的、真正的生产者，即工人，——直接引导到共产主义。但是，马克思在上述的地方也指出，这种应用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因为这只不过是把道德运用于经济学而已。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如果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那末这句话同经济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不过是说，这些经济事实同我们的道德感有矛盾。所以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我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他只说了剩余价值由无酬劳动构成这个简单的事实。但是，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事实，如当年的奴隶制或徭役制，是不公正的，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已经过时，其他经济事实已经出现，因而原来的事实已经变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维持了。因此，在经济学的形式的谬误后面，可能隐藏着非常真实的经济内容。不过这里不是详细探讨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和历史的地方。 除此以外，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中还可以引出别的结论，而且这一点已经做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决定的。但是，情况却是，在这个可恶的世界上，商品的出售时而高于价值时而低于价值，并且这还不只是竞争引起的波动所产生的结果。利润率也具有一种对所有资本家保持同一水平的平均化趋势，正如商品价格具有借供求关系把自己恢复到劳动价值的趋势一样。但是，利润率是按照投入一个工业企业的总资本来计算的。由于在两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中，年产品可以体现出同样的劳动量，因而代表同等价值，两部门的工资又同样高，但是一个生产部门的预付资本可以并且常常是另一个生产部门的两倍或三倍，这里，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就同利润率平均化的规律矛盾了，这一点李嘉图本人已经发现。如果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利润率就不可能是平均的，如果利润率平均了，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就不能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所以我们在这里遇到两个经济规律的矛盾，两个经济规律的二律背反；这个矛盾的实际解决，照李嘉图的说法（第1章第4节和第5节[200]），占上风的照例是利润率而不是价值。 李嘉图的价值定义，尽管有不祥之兆，但是也有使善良的资产者喜爱和珍贵的一面。它以不可抗拒的威力诉诸他们的公平感。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个认识一经确立，善良的资产者必然会因世界的邪恶而感到自己最高尚的感情深受伤害，这个世界，虽然名义上承认公平原则，但是事实上时时刻刻都在肆无忌惮地抛弃公平原则。特别是小资产者，他们的诚实劳动——即使只是他的帮工和学徒的劳动——在大生产和机器的竞争下天天跌价，特别是小生产者，必然会迫切希望有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产品按它的劳动价值来交换终于成为完全的毫无例外的真理，换句话说，他们必然迫切希望有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只有商品生产的一个规律绝对地不折不扣地发生作用，而唯一能够保证这条规律发生作用的那些条件，即商品生产以至资本主义生产的其他规律都排除了。 这种空想在现代小资产者（现实的或精神的）的思想中是多么根深蒂固，由下述事实就可证明：这种空想早在1831年已经由约翰·格雷系统地发挥过[201]；在三十年代，英国还在实际上试办并在理论上宣扬过；1842年洛贝尔图所在德国，1846年蒲鲁东在法国，都把它宣布为最新真理；1871年洛贝尔图斯再次把它宣称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并当做他的社会遗嘱[202]；1884年，它又在一群利禄之徒中间找到了信徒，这些人以信奉洛贝尔图斯为名，准备借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谋取一己的私利。[203] 马克思不论在反对蒲鲁东还是在反对格雷（见本书附录[204]）的时候，都极其透彻地批判了这种空想，因此，我在这里只就洛贝尔图斯所特有的对这种空想的论证和描绘的形式发表几点意见。 前面已经说过，洛贝尔图斯把经济学概念的传统的定义完全按照经济学家所传授给他的样子接受了下来。他丝毫没有想到要加以研究。他认为，价值是 “一物同另一物相比在数量上的值，而这个值被理解为尺度”[205]。 这个说得轻一点也是非常模糊的定义，至多告诉我们价值大致像个什么样子，却决没有说出它是什么。可是，洛贝尔图斯关于价值能向我们说的全在这里了，可见，他是在寻求一个处于价值之外的价值尺度。他运用了使阿道夫·瓦格纳先生称赞不已的抽象思维能力[206]，以三十页篇幅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乱七八糟地搅和在一起，然后得出结论说：真正的价值尺度并不存在，我们必须以一个代用的尺度为满足。劳动可以充当这种代用的尺度，但是只有在等量劳动的产品总是用等量劳动的产品交换时才是这样，不管“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或者由于采取了措施”[207]才保证是这样。因此，尽管整个第一章都是向我们解释商品的代价“是劳动”，而且仅仅是劳动，以及为什么是劳动，但是价值和劳动仍然是没有任何实际联系的。 劳动也是按照经济学家们那里的样子被盲目地接受下来的。不仅如此，洛贝尔图斯虽然也用两句话提到了劳动强度的差别，但是劳动还是非常笼统地当做“成为代价的东西”，从而也就是衡量价值的东西提出来，而不问这个劳动究竟是不是在正常的社会平均条件下付出的。生产者为了生产一天可以生产出来的产品，是费了十天，还是只费一天，他们用的工具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他们的劳动时间是耗费在生产社会必需的物品和生产社会需要的数量上，还是耗费在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上，或者虽然需要但却在数量上是多于需要还是少于需要，——对于所有这些却一字不提，只是说：劳动就是劳动，等量劳动的产品必须同等量劳动的产品交换。在其他方面，不管适当不适当，洛贝尔图斯总还随时准备站在全国观点上，从社会了望台的高处俯瞰单个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他却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种做法。其所以如此，只因为他从自己那本书的第一行起就笔直地驶向劳动货币的乌托邦，而对劳动的创造价值的特点进行的任何研究，都会在他的航道里投下无法通过的礁石。在这里他的本能比他的抽象思维能力强得多，——顺便说说，在洛贝尔图斯那里，抽象思维能力只是通过最具体的思想空虚才揭示出来的。 过渡到乌托邦的事，一挥手之间就完成了。为保证按劳动价值进行商品交换成为毫无例外的常规而采取的“措施”，没有引起任何困难。这一派的其他空想家，从格雷到蒲鲁东，都煞费苦心地揣摩过用什么社会机构来实现这个目的。他们至少是设法通过经济途径，通过进行交换的商品所有者本身的活动，来解决经济问题。洛贝尔图斯却解决得轻便多了。他作为一个道地的普鲁士人，求助于国家：国家政权的一道命令就能实行这个改革。 这样一来，价值就幸运地被“规定”了，但是，这绝对没有规定出洛贝尔图斯痴心妄想的对这规定的首创权。相反，格雷和布雷以及其他许多人早在洛贝尔图斯以前很久，就令人生厌地反复表示过同样的思想：他们一心希望有一些措施能使产品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只按它们的劳动价值相互交换。 国家这样规定了价值——至少是一部分产品的价值，因为洛贝尔图斯也是有分寸的，——之后，就发行它的劳动纸币，预支给工业资本家，工业资本家用它给工人发工资，工人再用他们得到的劳动纸币购买产品，于是劳动纸币又流回它的出发点。这进行得多么奇妙，我们应该听听洛贝尔图斯本人说的话： “至于第二个条件，那末，要使票券上注明的价值真正在流通中存在，必要的措施是，只有真正交出一件产品的人才能取得一张精确标明生产那件产品的劳动量的票券。谁交出了一个两天劳动的产品，谁就取得一张标明‘两天’的票券。只要严格遵守这条规则来发行票券，第二个条件也一定能实现。因为照我们的假定，货物的真正价值总是同制造这个货物所耗费的劳动量一致的，而这个劳动量的尺度就是普通的计时单位，所以无论谁交出一件耗费两天劳动的产品，得到注明两天的票券，这表明或者证明的不多不少恰恰是同他实际交出的一样的价值，——并且，因为只有真正把一件产品投入流通的人，才能取得一个这样的证明，所以，毫无疑问，票券上注明的价值也就一定存在着，足以满足社会的要求。不论我们把分工的范围想像得多么广阔，只要严格遵守这条规则，实际上存在的价值总额必定恰恰等于票券上注明的价值总额。可是因为票券上注明的价值总额恰恰等于被证明的价值总额，所以后者也必然会与实际存在的价值相符，一切要求都会得到满足，清算也会正确地进行。”（第166—167页） 如果说，洛贝尔图斯以前的不幸是他的新发现总是来得太迟，那末，这一次他至少在一种独创性上建立了功勋：在他的竞争者中间还找不到一个人敢于以这样幼稚天真、透彻明净、可以说道地的波美拉尼亚形式说出关于劳动货币乌托邦的痴话。既然对于每一张票券都提供了一个相应的价值对象，而且没有一个价值对象不是取得一张相应的票券而交出的，所以，票券上的总额必然总是同价值对象的总额相抵，计算下来连一丝一毫余额也没有，一秒钟劳动都不差，连资格再老的国库出纳处的会计也不能找出丝毫计算上的差错。还能要求些什么呢？ 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工业资本家都是完全由自己负责进行生产的，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都随他的意。但是，对他说来，社会需要永远是一个未知数，无论是所需要的对象的质量、品种，还是它们的数量，都是这样。今天还不能充分迅速供应的东西，明天可能供应得大大超过需要。尽管如此，需要毕竟是这样那样地好坏得到了满足，而总的说来生产的毕竟也是需要的东西。矛盾是怎样解决的呢？通过竞争解决的。竞争又怎样解决问题的呢？非常简单：凡是品种、数量不符合当前社会需要的商品，竞争就使它们的价格落到它们的劳动价值之下，通过这种曲折的途径，使生产者感觉到，他们或者是生产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或者东西本身虽然需要，但生产的数量已经超过需要、成为多余的了。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商品价格对商品价值的不断背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并由于这个条件，商品价值才能存在。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因此，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通常看来同它所表现的价值多少有些不同，这种命运是价值和大多数社会关系所共同的。国王和他所代表的王国在大多数场合下看来也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在一个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如果谁想把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确立起来，而又禁止竞争用加压力于价格的办法，即一般说来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来确立这种对价值的决定，那就不过是证明，至少在这方面，他采取了空想主义者惯有的轻视经济规律的态度。 第二、竞争使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在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发生作用，从而也就使得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社会生产组织和制度得以实现。单个的商品生产者只有通过产品的跌价和涨价才亲眼看到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但是，洛贝尔图斯等人代表着的那种空想却恰恰要废除这个唯一的调节者。如果这时我们问，我们有什么保证，能使每种产品都生产必要的数量而不是过多，能使我们不致一面缺乏谷物和肉类，同时却窒息在甜菜糖堆里和淹死在马铃薯酒里，能使我们不致一面裸着身体没有裤子穿，同时却有千千万万裤子钮扣滚滚而来，——那末，洛贝尔图斯就会得意洋洋地把他那本漂亮的账指给我们看，按照这本账，对每一磅多余的糖、每一桶销不出去的酒、每一颗缝不到裤子上去的钮扣，都发过正确无误的票券，一切都严格“相符”，“一切要求都会得到满足，清算也会正确地进行”。谁要是不信，可以去请教波美拉尼亚的那位国库出纳处的会计Ｘ，他审核过账目，查明无误，这个人在出纳上从未出过差错，完全可靠。 现在，我们再看看洛贝尔图斯的又一个天真的表现——用他的空想消除工商业危机。从商品生产以世界市场的范围来进行之后，按私人打算进行生产的单个生产者同他们为之生产、却对其需求的数量和质量或多或少是不了解的市场之间的平衡，是靠世界市场的风暴、靠商业危机来实现的。［注：至少直到不久以前的情况还是这样。自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由于法国、德国、特别是美国参加世界贸易而被打破以后，似乎有一种新的平衡形式在起作用。危机前的普遍繁荣时期一直没有到来。如果它永远不再出现，则经常的停滞加一些轻微的波动将成为现代工业的常态。］因此，如果禁止竞争通过价格的起落把世界市场情况告诉单个生产者，那他们就完全被蒙住了眼睛。把商品生产安排得使生产者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为之生产的市场的情况，——这的确是一个医治危机症的妙方，甚至艾曾巴尔特医生也会因此羡慕洛贝尔图斯呢。 现在可以理解了，为什么洛贝尔图斯径直用“劳动”未决定商品价值，顶多只提到了一下劳动的不同强度。如果他研究过劳动通过什么和怎样创造、从而决定价值并成为价值的尺度，他就会得出社会必要劳动，——不论从个别产品对同类其他产品的关系上来说，还是从它对社会总的需求方面来说都是必要的劳动。这就会使他遇到一个问题：单个商品生产者的生产是怎样适应社会的总的需求的；而同时他的整个乌托邦也就搞不成了。这一次，他的确是宁可“抽象”，亦即把问题的实质“抽象”掉。 现在，我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地方，这里洛贝尔图斯真的向我们显示了一些新鲜东西，一些把他同他的无数伙伴——劳动货币的交换经济论者——区别开来的东西。那些人要求实行这种交换制度，目的是要废除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每个生产者应该取得他的产品的十足劳动价值。他们在这一点上，从格雷到蒲鲁东，都是一致的。洛贝尔图斯说，无论如何不能这样。雇佣劳动和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要保留下来。 第一、工人在任何可以设想的社会制度下都不能取得他的产品的全部价值以供消费；总存在许多在经济上是非生产性的，但又是必要的职能，它们的费用要从生产出来的基金中开支，而有关人员的生活费用也要从中开支。——这一点，只有在现在这种分工还起作用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在一个普遍有义务参加生产劳动的社会中——这样的社会也是“可以设想的”啊——这种情况就会消失。但是，社会储备和积累基金的必要性总还是存在的，因此，到了那时，虽然这些工人即所有的人都将占有和享受他们的全部产品，但每一个单个的人也还不会享受到他的“十足的劳动收入”。对于从劳动产品中拿出一部分来维持经济上非生产性的职能这一点，其他的劳动货币空想家也没有忽视。不过，他们是让工人为这个目的通过一般的民主途径向自己征税，而洛贝尔图斯则相反，他的1842年的全部社会改革方案都是为当时的普鲁士国家而安排的，把事情全部交给官僚去决定，由他们从上面规定工人应在自己的产品中分得多少并且把这一部分恩赐给工人。 第二、可是地租和利润也应该不折不扣地保存下去。因为地主和工业资本家也从事了一定的，即使从经济方面说是非生产性的、但是对社会是有益的或者甚至是必需的活动，因此，他们以地租和利润的形式得到一定的报酬，——显然，这就是在1842年也根本不算什么新论点。实在说，凭他们做的那一点事情，并且做得够坏的，他们现在所得到的真是太多了，但是洛贝尔图斯偏认为一个特权阶级至少在今后五百年内还是必要的，所以，现在的剩余价值率——为了表达确切，我用了这个说法——还应该继续存在下去，不过不应该再提高。现在的剩余价值率，洛贝尔图斯假设为200％，即工人在一天劳动十二小时以后得到的不是十二小时而是四小时的票券，其余八小时生产的价值应当在地主和资本家之间分配。因此，洛贝尔图斯的劳动券简直是个骗局。只有波美拉尼亚的骑士领主才能设想，工人阶级会同意为了四小时的票券而工作十二小时。如果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戏法翻译成这样坦白的话，它就成了赤裸裸的抢劫，那末，它就不可能存在下去了。发给工人的每一张票券就会变成直接教唆叛乱的东西，并且触犯德意志帝国刑法典第一一○条[208]。只有除了波美拉尼亚骑士领地上的实际上还处于半农奴地位的短工以外从没有见过任何别的无产阶级的人，——在那些领地上，棍子和鞭子当权，村里所有漂亮女人都归入领主老爷的后宫，——才想得出这样来侮辱工人。我们的保守派倒真是我们的最大的革命家。 不过，如果我们的工人非常温顺地让人愚弄，以为辛苦劳动了整整十二个小时实际上只劳动了四个小时，那末他们在工资上就会得到一个保证：从此以后他们从自己产品中得到的份额永远不会低于三分之一。这实际上是用孩子的喇叭吹出的未来的音乐，根本不值一谈。因此，如果说洛贝尔图斯在劳动货币交换乌托邦方面有了什么新贡献，那末，这个新贡献就是幼稚，远远落在他以前和以后无数同道的贡献之下。 洛贝尔图斯的“认识”一书，在出版的当时，无疑是一本重要的书。它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继续发展，在一个方向上是颇有希望的开端。尽管这一著作只是对他来说和对德国来说才是新东西，但是总的说来它还是同比他高明的英国先驱者们的著作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从这一点出发，只是通过寻根究底的、批判的、进一步的工作，才能在理论上有真正的收获。但是，他一开头也在第二个方向即乌托邦的方向上继续发展李嘉图的理论，从而切断了自己上述发展的道路。于是他失去了一切批判的第一个条件——不抱偏见。他为事先确定的目标而全力以赴，成了一个有偏见的经济学家。他一陷入自己的乌托邦的圈套，就断绝了在科学上进步的一切可能。从1842年直到死去，他一直在兜圈子，老是重复他第一本书已经说过或暗示过的同一思想，他感到自己不被人所了解，在没有东西可供剽窃的地方发觉被人剽窃，最后，并非无意地拒绝承认自己只是重新发现了实际上人家早已发现的东西。 译文有些地方同已经出版的法文原文不同。这是以马克思亲笔的订正为根据的，已经准备好的一个法文新版本中也做了这些订正。[209] 本书用语同“资本论”不尽相同，例如这里说的是作为商品的劳动［Arbeit］、劳动的买卖，而不是劳动力［Arbeitskraft］，看来这一点无须再提请注意了。 本版收入下列附录作为补充：（1）1859年柏林出版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论述第一个，即约翰·格雷提出的劳动货币交换乌托邦的一段，（2）马克思1848年在布鲁塞尔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210]的译文，这个演说和“哲学的贫困”属于著者的同一个发展时代。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4年10月23日于伦敦 载于1885年1月“新时代”杂志第1期和1885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1892年德文版本译的 注释： [186]本文是恩格斯为卡·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这部著作是在1847年用法文写成并出版的，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全文再版过。恩格斯还为德文第一版写了许多注释，并校订了译文。该书于1885年1月下半月问世，书名是：《DasElendderPhilosophie.AntwortaufProudhons《PhilosophiedesElends》》．Stuttgart，1885；同年1月初，序言就已经根据恩格斯的提议以“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为题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序言还被收在1892年出版的该书德文第二版中；恩格斯又为这一版专门写了一个短短的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33页）。序言最初由维·查苏利奇译成俄文，载于1886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的马克思这一著作的俄文第一版中。 “新时代”（《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在斯图加特出版，1883年至1890年10月每月出版一次，以后至1923年秋每周出版一次。杂志的编辑从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从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库诺夫。在1885—1894年弗·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许多文章，并不断以自己的劝告帮助杂志的编辑部，时常因杂志上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而对它提出批评。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登载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第205页。 [187]P．J．Proudhon．《Systèmedescontradictionséconomiques，ouPhilosophiedelamisère．T．Ⅰ-Ⅱ，Paris，1846．——第205页。 [188]指马克思的文章“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8—36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是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从1864年12月15日至1871年用该名称在柏林出版；1864—1865年约·巴·施韦泽担任编辑。——第205页。 [189]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他们停止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声明于1865年2月由他们寄给该报编辑部；由于马克思采取了措施，声明不久便在许多德国报纸上发表了。因此，施韦泽才被迫于1865年3月3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95—98页）。——第205页。 [190]恩格斯指的是他于1885年5月5日写成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一版的序言（参看“资本论”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206页。 [191]对马克思的这些诽谤包含在洛贝尔图斯1871年11月29日给鲁·迈耶尔的信中（见《BriefeundSocialpolitischeAufsätzevonDr．Rodbertus-Jagetzow．HerausgegebenvonDr．R．Meyer》．Bd．Ⅰ，Berlin，S．134．——“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迈耶尔博士出版”柏林版第1卷第134页），和洛贝尔图斯1875年3月14日给Ｊ．泽勒尔的信中（见《ZeitschiftfürdiegesammteStaatswissenschaft》．Bd．35，Tübingen，1879，S．219——“一般政治学杂志”1879年杜宾根版第35卷第219页）。——第206页。 [192]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新勃兰登堡和弗里德兰德版（Rodbertus-Jagetzow．《ZurErkenntniβunsrerstaatswirthschaftlichenZustände》．NeubrandenburgundFriedland，1842）。——第206页。 [193]恩格斯指的是1850年和1851年在柏林以“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SocialeBriefeanvonKirchmann》）为题出版的洛贝尔图斯的三本单独的著作。——第206页。 [194]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二封：基尔希曼的社会理论和我的社会理论”1850年柏林版第54页（Rodbertus．《SocialeBriefeanvonKirchmann．ZweiterBrief：Kirchmann'ssocialeTheorieunddiemeinige》．Berlin，1850，S．54）。——第206页。 [195]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D．Ricardo．《On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London，1817）。——第206页。 [196]1821年在伦敦出版了一本匿名的抨击性小册子，标题是：“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根源及其解决办法。给约翰·罗素勋爵的信”1821年伦敦版（《TheSourceandRemedyoftheNa-tionalDifficulties，deducedfrom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inALettertoLordJohnRussell》．London，1821）。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一版序言（参看“资本论”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中对这本抨击性小册子做了评价。——第206页。 [197]见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10页）；着重号和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加的。——第207页。 [19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页。——第208页。 [19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2页。——第208页。 [200]D．Ricardo．《On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1817年在伦敦出版的该书第一版中，没有恩格斯所援引的把章分成节的情况；只是从1819年出版的第二版开始，李嘉图才做了这种划分；1821年出版了经作者做了很大修改的该书第三版。——第210页。 [201]约·格雷“社会制度。论交换原理”1831年爱丁堡版（J．Gray．《TheSocialSystem：ATreatiseonthePrincipleofExchange》．Edinburgh，1831）。——第211页。 [202]1871年洛贝尔图斯发表了“标准的工作日”（《DerNormal-Arbeits-tag》）一文；文章载于9月16、23和30日的“柏林评论”（《BerlinerRevue》）杂志，接着又于同年在柏林出版了单行本。——第211页。 [203]指参加出版洛员尔图斯-亚格措夫的遗著，特别是他的著作“资本。给冯·基尔希曼的第四封社会问题书简”1884年柏林版（《DasKapital．ViertersocialerBriefanvonKirchmann》．Berlin，1884）的那批人；这一著作的出版者及其导言的作者是泰·科察克；而序言是德国庸俗经济学家阿·瓦格纳写的。——第211页。 [204]指卡·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部分，其中批判了约·格雷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3—76页）。这一部分曾经作为附录之一收入了“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第211页。 [205]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新勃兰登堡和弗里德兰德版第61页。——第211页。 [206]指阿·瓦格纳为洛贝尔图斯的著作“资本。给冯·基尔希曼的第四封社会问题书简”而写的序言的如下一段话：“洛贝尔图斯在这里表现了只有最伟大的睿智才特有的抽象思维的巨大力量。”（见C．Rodbertus-Jagetzow．《DasKapital．ViertersocialerBriefanvonKirchmann》．Berlin，1884，S．Ⅶ—Ⅷ）。——第212页。 [207]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新勃兰登堡和弗里德兰德版第62页。后面作分析和引用了这一著作。——第212页。 [208]1871年生效的德意志帝国刑法典第一一○条规定，凡以书面形式公开号召不服从德意志帝国现行法律或命令者，判处六百马克以下的罚款或两年以下监狱监禁。——第218页。 [209]指当时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正准备出版的“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二版；但是这一版的准备工作拖延了，只是到恩格斯逝世以后，在1896年，这一版才在巴黎出版。——第219页。 [21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页。——第220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一八八四年单行本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一八八四年单行本前言[184] 这部著作最初问世是在1849年，从4月4日起以社论的形式陆续发表在“新莱茵报”上。它的基础是1847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185]做的几次讲演。这部著作在报纸上没有载完；虽然在第269号上的文章末尾曾刊有“待续”字样，但这个诺言并未执行，因为当时爆发的事变——俄国人开进了匈牙利，德勒斯顿、伊塞隆、爱北斐特、普法尔茨、巴登等地发生起义——使报纸本身被查封了（1849年5月19日）。 写于1884年6月 载于1884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小册子“雇佣劳动与资本”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1891年版本译的 注释： [184]这个前言是恩格斯在1884年为了再版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3—506页）而写的；1891年恩格斯把前言全文收入他写的马克思这一著作的新版导言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34—243页）。——第204页。 [185]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龙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204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九、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九、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我们已经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这三大实例，探讨了氏族制度的解体。最后，我们来研究一下那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已经破坏了氏族社会组织，而随着文明时代的出现又把它完全消灭的一般经济条件。在这里，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我们来说是和摩尔根的著作同样必要的。 氏族在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发生，在高级阶段继续发展起来，就我们所有的资料来判断，到了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它便达到了全盛时代。现在我们就从这一阶段开始。 这一阶段应当以美洲红种人为例；在这一阶段上，我们发现了已经充分发展的氏族制度。一个部落分为几个氏族，通常是分为两个［注：“通常是分为两个”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最初的氏族每一个又分裂为几个女儿氏族，对这些女儿氏族来说，母亲氏族便是胞族；部落本身分裂成几个部落，在其中的每一个部落中，我们多半又可以遇到那些老氏族；部落联盟至少在个别场合下把亲属部落联合在一起。这种简单的组织，是同它所由产生的社会条件完全适应的。它无非是这些社会条件所特有的、自然长成的结构；它能够处理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内部一切可能发生的冲突。对外的冲突，则由战争来解决；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但决不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终。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在氏族制度内部，权利和义务之间还没有任何差别；参加公共事务，实行血族复仇或为此接受赎罪，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种问题，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在印第安人看来，这种问题正如吃饭、睡觉、打猎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的问题一样荒谬。同样，部落和氏族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不可能的。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这种社会状态的经济基础加以研究了。 人口是极其稀少的；只有在部落的居住地才是比较稠密的，在这种居住地的周围，首先是一片广大的狩猎地带，其次是把这个部落同其他部落隔离开来的中立的防护森林。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食物和衣服——做饭、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渔猎用具的所有者，妇女是家庭用具的所有者。家庭经济是共产制的，其中包括几个、往往是许多个家庭。［注：特别是在美洲的西北沿岸，见班克罗夫特的著作。在沙罗特皇后群岛上的海达人部落中，还有700口人聚居为一家的家庭经济。在努特卡人中间，常常是整个部落聚居为一家。］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如房屋、园圃、小船。这样，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才真正存在着文明社会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捏造的“自己劳动所得的财产”——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还依恃着的最后的虚伪的法律根据。 但是，人并不是到处都停留在这个阶段。在亚洲，他们发现了可以驯服和在驯服后可以繁殖的动物。野生的雌水牛，需要去猎取；但已经驯服的牛，每年可生一头小牛，此外还可以挤奶。有些最先进的部落——雅利安人、闪米特人，也许以至图兰人，——其主要的劳动部门起初就是驯养牲畜，只是到后来才是繁殖和看管牲畜。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而且也不相同。同其余的野蛮人比较，他们不仅有数量多得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山羊毛和随着原料增多而日益增加的纺织物。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在更早的阶段上，只能有偶然的交换；制造武器和工具的特殊技能，可能导致暂时的分工。例如，在许多地方，都发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作坊的不可置疑的遗迹；在这种作坊中发展了自己技能的匠人，大概是靠全体和为全体工作，正如印度的氏族公社的终身手艺人至今仍然如此一样。在这个阶段上，除了部落内部发生的交换以外，决不可能有其他的交换，而且，即使是部落内部的交换，也是一种例外的现象。相反地，自从游牧部落分离出来以后，我们就看到，各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来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间通过各自的氏族首长来进行交换；但是当畜群开始变为特殊财产［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特殊财产”（《Sondereigenthum》），而是“私有财产”（《Privateigenthum》）。——编者注］的时候，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换便越来越占优势，终于成为交换的唯一形式。不过，游牧部落用来同他们的邻人交换的主要物品是牲畜；牲畜变成了一切商品都用它来估价并且到处乐于同它交换的商品——一句话，牲畜获得了货币的职能，在这个阶段上就已经当货币用了。在商品交换刚刚产生的时候，对货币商品的需求，就以这样的必然性和速度发展起来了。 园圃种植业大概是野蛮低级阶段的亚洲人所不知道的，但它在那里作为农田耕作的先驱而出现不迟于中级阶段。在图兰平原的气候条件下，没有供漫长而严寒的冬季用的饲料储备，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牧草栽培和谷物种植，在这里就成了必要条件。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但谷物一旦作为家畜饲料而种植，它很快也成了人类的食物。耕地仍然是部落的财产，最初是交给氏族使用，后来由氏族交给家庭公社使用，最后［注：“交给家庭公社使用，最后”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便交给个人使用；他们对耕地或许有一定的占有权，但是更多的权利是没有的。 在这一阶段工业的成就中，特别重要的有两种。第一是织布机；第二是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铜、锡以及二者的合金——青铜是顶顶重要的金属；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才能做到，而当时还不知道冶铁。金和银已开始用于手饰和装饰，其价值肯定已比铜和青铜高。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被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场所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至于畜群怎样并且在什么时候从部落或氏族的共同占有变为各个家庭家长的财产，我们至今还不得而知。不过，基本上，这一过渡一定是在这个阶段上发生的。随着畜群和其他新的财富的出现，在家庭中便发生了革命。谋取生活资料总是男子的事情，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是由男子制造的，并且是他们的财产。畜群是新的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最初对它们的驯养和以后对它们的照管都是男子的事情。因此，牲畜是属于他们的；用牲畜换来的商品和奴隶，也是属于他们的。这时谋生所得的全部剩余都归了男子；妇女参加它的消费，但在财产中没有她们的份儿。“粗野的”战士和猎人，以在家中次于妇女而占第二位为满足，但“比较温和的”牧人，却依恃自己的财富挤上了首位，把妇女挤到了第二位。而妇女是不能抱怨的。家庭内的分工决定了男女之间的财产分配；这一分工仍然和以前一样，可是它现在仍然把迄今所存在的家庭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这纯粹是因为家庭以外的分工已经不同了。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失掉了意义；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在这里就已经表明，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越来越要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随着男子在家庭中的实际统治的确立，实行男子独裁的最后障碍便崩毁了。这种独裁，由于母权制的倾覆、父权制的实行、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逐步过渡而被确定下来，并且永久化了。但这样一来，在古代的氏族制度中就出现了一个裂口：个体家庭已成为一种力量，并且以威胁的姿态与氏族对抗了。 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所谓最后的，是指直到马铃薯的出现为止。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所有这些，都是逐渐实现的；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软。所以，石器只是慢慢地消失的；不仅在“希尔德布兰德之歌”中，而且在1066年的海斯丁斯会战中都还使用石斧。[178]但是，进步现在是不可遏止地、更少间断地、更加迅速地进行着。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经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财富在迅速增加，但这是个人的财富；织布业、金属加工业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离的手工业，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农业现在除了提供谷物、豆科植物和水果以外，也提供植物油和葡萄酒，这些东西人们已经学会了制造。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生产的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提高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本质的组成部分；奴隶们不再是简单的助手了；他们被成批地赶到田野和工场去劳动。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还有海外贸易。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很不发达；贵金属开始成为占优势的和普遍性的货币商品，但是还不是铸造的货币，只是简单地按重量交换罢了。 除了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间的差别，——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仍然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在这种公社范围内进行的共同耕作制。耕地起初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完成的，是与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平行地完成的。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溶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民族的军事首长——勒克斯，巴赛勒斯，提乌丹斯，——成了不可缺少的常设的公职人员。还不存在人民大会的地方，也出现了人民大会。军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构成了发展为军事民主制的氏族社会的各机关。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濠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内部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人们最初是容忍，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民、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但是，如果不是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成富人和穷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马克思语）[179]，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存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可耻的活动，那末这种情况是决不会发生的。 ※※※ 这样，我们就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了。它是由分工方面的一个新的进步开始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留下的剩余物。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我们看到游牧民族已有牲畜作为财产，这种财产，到了成为相当数量的畜群的时候，就可以经常提供超出自身消费的若干余剩；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游牧民族和没有畜群的落后部落之间的分工，从而看到了两个并列的不同的生产阶段，从而也就看到了进行经常交换的条件。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进一步发生了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从而发生了直接为了交换的、日益增加的一部分劳动产品的生产，从而使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变成了社会的迫切需要。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在它以前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阶级的形成的一切发端，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成了较大规模的和较小规模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予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两者进行剥削。在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可以使他们的产品的销路一直扩展到遥远的市场，从而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似乎最有用的居民阶级的借口下，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形成了，它从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上榨取油水，作为对自己的实际上非常有限的贡献的报酬，它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正因为如此，它在文明时期便取得了愈来愈荣誉的地位和对生产的愈来愈大的统治权，直到最后它自己也生产出自己的产品——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为止。 不过，在我们正在考察的这个发展阶段上，年轻的商人阶级还丝毫没有预感到它所面临的伟大事业。但是这个阶级正在形成并且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而这就够了。随着它，出现了金属货币即铸币，随着金属货币就出现了非生产者统治生产者及其生产的新手段。商品的商品被发现了，这种商品以隐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一切商品，它是可以任意变为任何随心所欲的东西的魔法手段。谁握有它，谁就统治了生产世界。但是谁首先握有了它呢？商人。对货币的崇拜掌握在他手中是万无一失的。他尽心竭力地叫人们知道，一切商品，从而一切商品生产者，都应该毕恭毕敬地匍匐在货币面前。他在实践上证明，其他一切财富形式，在这种财富本身的化身面前都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以后货币的权力再也没有像在它的这个青年时代那样，以如此原始的粗野和横暴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使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出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出现了利息和高利贷。后世的立法，没有一个像古雅典和古罗马的立法那样残酷无情地、无可挽救地把债务者投在高利贷债权者的脚下，——这两种立法，都是纯粹由于经济强制，作为习惯法而自发地产生的。 除了表现为商品和奴隶的财富以外，除了货币财富以外，这时还出现了表现为地产的财富。各个人对于原来由氏族或部落给予他们的小块土地的占有权，现在变得如此牢固，以致这些小块土地作为世袭财产而属于他们了。他们最近首先力求实现的，正是要摆脱氏族公社索取这些小块土地的权利，这种权利对他们已成为桎梏了。这种桎梏他们是摆脱了，但是不久他们也失去了新的土地所有权。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不仅意味着毫无阻碍和毫无限制地占有土地的可能性，而且也意味着把它出让的可能性。只要土地是氏族的财产，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但是，当新的土地占有者彻底摆脱了氏族和部落的最高所有权这一桎梏的时候，他也就挣断了迄今把他同土地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纽带。这意味着什么，和土地私有权同时被发明出来的货币，向他做了说明。土地现在可以成为出卖和抵押的商品了。土地所有权刚一确立，抵押制就被发明出来了（见关于雅典的一节）。像杂婚和卖淫紧紧跟着一夫一妻制而来一样，如今抵押制也紧紧跟着土地所有权而来了。你们希望有完全的、自由的、可以出售的土地所有权，现在你们得到它了——tul'asvoulu，GeorgeDandin！〔这就是你所希望的，乔治·唐丹！〕［注：莫里哀“乔治·唐丹”第一幕第九场。——编者注］ 这样，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和抵押制的产生，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新的财富贵族，既然从一开始就已经同旧的部落贵族不相符合，就把部落贵族完全排挤到后面去了（在雅典，在罗马，以及在德意志人中间）。随着这种按照财富把自由人分成各个阶级的划分，奴隶的人数特别是在希腊便大大增加起来［注：雅典奴隶的人数见前第117页［见本卷第135页。——编者注］。在科林斯城全盛时代，奴隶的人数达46万人，在埃吉纳达47万人；在这两个地方奴隶的人数都等于自由民的十倍。］，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 现在我们来看看，在这种社会变革中，氏族制度怎么样了。面对着没有它的参予而兴起的新因素，它显得软弱无力。氏族制度的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同一地区中。这种情况早已不存在了。氏族和部落到处都杂居了起来，到处都有奴隶、被保护民和外地人在自由民中间居住着。直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末期才达到的定居状态，由于居住地受商业活动、职业变换和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影响而变动不定，所以时常遭到破坏。氏族团体的成员再也不能集会来处理自己的公共事务了；只有不重要的事情，例如宗教节日，还可勉强进行。除了氏族团体有责任并且能够予以保证的需要和利益以外，由于生产条件的变革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中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需要和利益，这些新的需要和利益不仅同旧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而且在各方面都是同它对立的。由于分工而产生的手工业集团的利益，同乡村对立而产生的城市的特殊需要，都要求有新的机关；但是，每一个这种集团都是由属于极不相同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甚至还包括外地人在内；因此，这种机关必须在氏族制度以外，与它并列地形成，从而又是与它对立的。——而在每个氏族团体中，也表现出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由于富人和穷人、高利贷者和债务人结合于同一氏族和同一部落中而达到最尖锐的地步。——此外，又加上了大批新的、与氏族公社无关的居民，他们在国内已经可以成为一种力量，像罗马的情况那样，同时他们人数太多，不可能被逐渐容纳到血缘亲属的氏族和部落中来。氏族公社作为一种闭关自守的享有特权的团体对抗着这一批居民；原始的自然产生的民主制变成了可憎的贵族制。——最后，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要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进行。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 ※※※ 前面我们已经分别研究了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国家中了。最后，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氏族制度是不能提供任何手段来统治这样广阔的领土的。但是，由于同这种征服相联系的，既不是跟旧有居民的严重斗争，也不是更加进步的分工；由于被征服者和征服者差不多处于同一经济发展阶段，从而社会的经济基础仍然和从前一样，所以，氏族制度还能够以改变了的、地区的形式，即以马尔克制度的形式，继续存在几个世纪；甚至在以后的贵族氏族和城市望族的氏族中，甚至在农民的氏族中，例如在迪特马尔申［注：对于氏族的本质至少已有大致概念的第一个历史学家，是尼布尔，这应归功于他熟悉迪特马尔申[180]的氏族。但是他的错误也是直接由此而来的。］，还以削弱了的形式复兴了一个时期。 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181]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由血缘关系形成和保持下去的旧的氏族公社，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已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它们是以氏族成员与一定地区的联系为前提的，而这种联系早已不复存在。地区依然，但人们已经是流动的了。因此，按地区来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因此，我们才觉得这种办法很自然；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当它在雅典和罗马能够代替按血族来组织的旧办法以前，曾经需要进行多么顽强而长久的斗争。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奴隶也包括在居民以内；9万雅典公民，对于365000奴隶来说，只是一个特权阶级。雅典民主制的国民军，是一种贵族的、用来对付奴隶的公共权力，它控制奴隶使之服从；但是如前所述，为了也控制公民使之服从，宪兵队也成为必要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在阶级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僻远的地区，这种公共权力可能极其微小，几乎是若有若无的，像有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样。但是，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经把公共权力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 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十分熟悉它了。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关于这点，老欧洲也已经有不少故事可讲了。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日益同社会脱离的权力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由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关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法兰西第一帝国特别是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也是这样，它唆使无产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又唆使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显得同样滑稽可笑的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俾斯麦民族的新德意志帝国：在这里，资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并为了衣不蔽体的普鲁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骗。 此外，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在按照财产状况划分阶级的雅典和罗马，就已经是这样。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中，也是这样，在这里，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这也表现在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的选举资格上面。但是，对财产差别的这种政治上的承认，决不是本质的东西。相反地，它标志着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这种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是这方面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而公债愈增长，股份公司愈是不仅把运输业而且把生产本身集中在自己手中，愈是把交易所变成自己的中心，这一联盟就愈容易实现。除了美国以外，最新的法兰西共和国，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显著例证，甚至一本正经的瑞士，在这方面也作出了一份贡献。不过，为了使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这种兄弟般的联盟，并不一定要有民主共和国，除英国以外，新德意志帝国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德国，很难说普选制究竟是把谁抬得更高些，是把俾斯麦还是把布莱希勒德。最后，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用普选制来统治的。只要被压迫阶级——在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 所以，根据以上所述，文明时代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 在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归结为产品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公社内部的直接分配。生产的这种共同性是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的，但是它的伴侣是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支配。他们知道，产品的结局将是怎样：他们把产品消费掉，产品不离开他们的手；只要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产者的支配范围，也不会产生鬼怪般的、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时代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 但是，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交换，——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前面已经探讨过了。商品生产逐渐地成了统治的形式。 随着商品生产，即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交换的生产的出现，产品必然易手。生产者在交换的时候交出自己的产品；他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将会怎样。当货币以及随货币而来的商人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介人插进来的时候，交换过程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产品的最终命运就变得更加不确定了。商人是很多的，他们谁都不知道谁在做什么。商品现在已经不仅是从一手转到另一手，而且是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生产者丧失了对自己生活领域内全部生产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商人也没有得到。产品和生产都任凭偶然性来摆布了。 但是，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愈是越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愈是越出他们支配的范围，愈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愈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这种规律也支配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偶然性：它们作为异己的、起初甚至是莫名其妙的、其本性尚待努力研究和认识的力量，同各个生产者和交换的参加者相对立。商品生产的这些经济规律，在这个生产形式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都有所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文明期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力量，终归是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起着自己的作用。 我们已经看到，在较早的生产发展阶段上，人的劳动力就能够提供大大超过维持生产者生存所需要的产品了，这个发展阶段，基本上就是产生分工和个人之间的交换的那个阶段。这时，用不着多久就又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人变为奴隶，人力［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人力”，而是“人的劳动力”。——编者注］也是可以变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 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文明时代所由以开始的商品生产阶段，在经济上有下列特征：（1）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2）出现了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介阶级的商人；（3）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制；（4）出现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与文明时代相适应并随着它而彻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家庭形式是一夫一妻制、男子对妇女的统治，以及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此外，文明时代还有如下的特征：一方面，是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另一方面，是实行所有者甚至在死后也能够据以处理自己财产的遗嘱制度。这种同古代氏族制度直接冲突的制度，在雅典直到梭伦时代之前还没有过；在罗马，它很早就已经实行了，究竟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注：拉萨尔的“既得权体系”[182]一书第二部的中心，主要是这样一个命题：罗马的遗嘱制同罗马本身一样古老，以致在罗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无遗嘱制的时代”，遗嘱制勿宁说是在罗马以前的时期从对死者的崇拜中产生的。拉萨尔作为一个虔诚的老年黑格尔派，不是从罗马人的社会关系中，而是从意志的“思辨概念”中引伸出罗马的法权规范，从而便得出了上述的完全违反历史的论断。这在该书中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该书根据同一个思辨概念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在罗马的继承制中财产的转移纯粹是次要的事情。拉萨尔不仅相信罗马法学家，特别是较早时期的罗马法学家的幻想，而且还比他们走得更远。］；在德意志人中间，这种制度是由教士引入的，为的是使诚实的德意志人能够毫无阻碍地将自己的遗产遗赠给教会。 以这些制度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这个社会内部，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一切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机器的采用，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末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 但是，这并不是应该如此的。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统治阶级是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的——也应该是好的。所以文明时代愈是向前进展，它就愈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第一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举行叛乱，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注：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见于沙尔·傅立叶著作中的对文明时代的卓越的批判，同摩尔根和我自己对文明时代的批地判并列。可惜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工作了。现在我只想指出，傅立叶已经把一夫一妻制和土所有制作为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他把文明时代叫做富人对穷人的战争。同样，我们也发现他有一个深刻的观点，即认为在一切不完善的、分裂为对立面的社会中，个体家庭（lesfamillesincohérentes）是一种经济单位。］ 现在把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评断引在下面作一个结束：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末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分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摩尔根“古代社会”第552页）[183] 注释： [178]“希尔德布兰德之歌”——见注158。 1066年侵入英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的军队在海斯丁斯附近同盎格鲁撒克逊人发生了战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军队由于在自己的军事组织中还保持着公社制度的残余，使用的武器装备也是原始的，因此被击败了。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哈罗德阵亡，而威廉则成了英国国王，号称征服者威廉一世。——第186页。 [179]卡·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153—154页）。——第188页。 [180]迪特马尔申——现在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西南部的一个地区。在古代那里居住着撒克逊人，八世纪时为查理大帝所征服，后来为各种僧俗封建主所占有。从十二世纪中叶起迪特马尔申的居民（其中多半是自由的农民）逐渐取得独立，从十三世纪初到十六世纪中叶已实际上享有独立，胜利地打退了丹麦国王和霍尔施坦公爵想征服这个地区的多次图谋。迪特马尔申的社会发展经过了非常独特的道路：旧的地方贵族到十三世纪事实上已经消失，在独立时期迪特马尔申乃是自治的农民公社的总和，这些农民公社的基础在许多地方都是旧有的农民氏族。到十四世纪，迪特马尔申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土地自由占有者大会，后来转归三个选举产生的委员会。1559年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和霍尔施坦公爵约翰和阿道夫的军队摧毁了迪特马尔申居民的反抗，胜利者瓜分了这个地区。但是公社制度和部分自治在迪特马尔申一直保存到十九世纪下半叶。——第193页。 [181]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57和360节（G．W．F．Hegel．《GrundlinienderPhilosophiedesRechts》）；该书第一版于1821年在柏林出版。——第194页。 [182]斐·拉萨尔“既得权体系”第二部：“罗马和日耳曼继承权在历史—哲学发展中的实质”（F．Lassalle．《DasSystemdererworbenenRechte》．Th．Ⅱ．《DasWesendesRömischenundGermanischenErbrechtsinhistorisch-philosophischerEntwickelung）；该书的第一版于1861年在莱比锡出版。——第200页。 [183]这段引文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也部分地援引了（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56—57页）。——第203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八、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八、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据塔西佗说，德意志人是人口众多的民族。我们从凯撒的著作中可以得出一个关于各德意志民族人数的大致概念；他认为住在莱茵河左岸的乌济佩特人和邓克泰人的人口，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共为18万人。因而，每个民族大约有10万人［注：这里所举的数字，在狄奥多洛斯关于高卢的克尔特人的一节文字中可以得到证实。他说：“在高卢住着人口不等的许多民族，其中最大者，人口约为20万人，最小者约为5万人。”（DiodorusSiculus，V，25，）因而，平均起来是125000人：各个高卢民族，由于其发展程度较高，所以人口一定比德意志人多一些。］，这已经大大超过例如易洛魁人在其全盛时代的总数，那时易洛魁人不到2万人，但已成为自大湖至俄亥俄河和波托马克河整个地区的可怕力量。如果我们根据现有材料，把莱茵河附近定居的比较著名的民族的位置在地图上画出来，那末每一个这样的民族所占的面积平均约等于普鲁士的一个行政区，即约为1万平方公里，或182平方地理里。但是，罗马人的GermaniaMagna〔大日耳曼尼亚〕，直到维斯拉河为止，占有依整数计共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如果一个民族的平均人口为10万人，那末整个GermaniaMagna的人口总数，应达500万；对于野蛮时代的民族集团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虽然就今日的条件——一平方公里10人，或一平方地理里550人——来说这是极其微小的数目。但是这并不包括生活在那个时候的全部德意志人。我们知道，沿喀尔巴阡山脉直至多瑙河口，都居住着哥特系的德意志民族——巴斯塔尔人、佩夫金人以及其他人，——它们的人数非常之多，因而，普林尼认为他们是德意志人的第五个基本集团[169]，而这些在公元前一百八十年已经替马其顿王柏修斯作过雇佣兵的部落，还在奥古斯都在位的初年就已突进到阿德里安堡附近了。假定他们的人数只有100万人，那末到公元初，德意志人的大概数目，就至少有600万了。 在他们定居日耳曼尼亚以后，人口一定是日益迅速地增长的；单是上面提到的工业方面的进步，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什列斯维希沼地所发现的古物，就其中的罗马硬币来判断，是属于三世纪的。由此可见，到这个时候，在波罗的海沿岸金属业和纺织业已经很发达了，跟罗马帝国已有频繁的商务往来，比较有钱的人已享有某些奢侈品，——这一切都是人口更为稠密的迹象。而在这个时期，德意志人在莱茵河、罗马边墙和多瑙河全线，从北海起到黑海止，也开始了总进攻，——这也是人口日益增多，竭力向外扩张的直接证明。斗争持续了三百年，在斗争期间，哥特民族的整个基本部分（斯堪的那维亚的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除外）向东南推进，形成了漫长的进攻线的左翼；进攻线的中央是高地德意志人（赫米奥南人），向多瑙河上游突进；右翼是易斯卡伏南人即现今所谓法兰克人，沿莱茵河突进；征服不列颠的任务，就落在印格伏南人身上。到五世纪末，罗马帝国已是那么衰弱，毫无生气和束手无策，因而为德意志人的入侵敞开了大门。 上面我们是站在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摇篮旁边。这里我们却站在这一文明的坟墓旁边了。罗马的世界霸权的刨子，刨削地中海盆地的所有地区已经有数百年之久。凡在希腊语未予抵抗的地方，一切民族语言都不得不让位于讹误百出的拉丁语；一切民族差别都消失了，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利古里亚人、诺里克人都不再存在，他们都变成罗马人了。罗马的行政和罗马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这样也就摧毁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后残余。新赐予的罗马公民权并未提供任何补偿；它并不表现任何民族性，它只是民族性缺乏的表现。新民族〔neueNationen〕的要素到处都已具备；各行省的拉丁方言日益分歧；一度使意大利、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成为独立区域的自然疆界依然存在，依然使人感觉得到。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具备能够把这些要素结成新民族〔neueNation〕的力量，任何地方都还没有显示出发展力或抵抗力的痕迹，更不用说创造力了。对于广大领土上的广大人群来说，只有一个把他们联结起来的纽带，这就是罗马国家，而这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成了他们最凶恶的敌人和压迫者。各行省摧毁了罗马，罗马本身变成了行省的城市，像其他城市一样；它虽然有特权，但已经不再是统治的了，已经不再是世界帝国的中心了，甚至也不再是皇帝和副皇帝的所在地了，他们现在住在君士坦丁堡、特利尔、米兰。罗马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税捐、国家的差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渊；地方官、收税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权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说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 社会状况也同样是绝望的。从共和制的末期起，罗马的统治已经建立在残酷剥削被征服的各行省的基础上；帝制不但没有消除这种剥削，反而把它变成了常规。帝国越是走向没落，税捐和赋役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无耻地进行掠夺和勒索。商业和工业向来不是统治着各民族的罗马人的营生；只有在高利贷方面，他们才超过这些民族而空前绝后，商业所得到所保持的东西，都在官吏的勒索下毁灭了；而残存下来的东西，仅在帝国东部的希腊才有，不过，这一部分不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统治的最终结果。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是这样了。在意大利，从共和制衰亡的时候起就几乎遍布全境的面积巨大的大庄园（Latifundien），是用两种方法加以利用的：或者当作牧场，在那里居民就被牛羊所代替，因为看管牛羊只用少数奴隶就行了；或者当作田庄，在那里使用大批奴隶经营大规模的园艺业，——部分地为了满足领主的奢侈生活，部分地为了在城市市场上出售。大牧场保存了下来，甚至还扩大了；但田庄田产及其园艺业却随着领主的贫穷和城市的衰落而衰败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不再有利可图；而在当时它却是大规模农业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现在小规模经营又成为唯一有利的耕作形式了。田庄一个一个地分成了小块土地，分别租给缴纳一定款项的世袭佃农，或专租给partiarii〔分成制农民〕，这种分成制农民只能获得他们一年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或者仅仅九分之一，他们与其说是佃农，勿宁说是田产看管人。但是这种小块土地主要地却是租给隶农，他们每年缴纳一定的款项，附着在土地上，并且可以跟那块土地一起出售；这种隶农虽不是奴隶，但也不被认为是自由人，他们不能和自由人通婚，他们相互间的婚姻也不被认为是合法的，而是像奴隶的婚姻一样，只被看做简单的同居（contubernium）。他们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辈。 古代的奴隶制，已经过时了。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都已经不能提供足以补偿所耗劳动的收益，因为销售它的产品的市场已经消失了。帝国繁荣时代的庞大的生产已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这种小农业和小手工业都不能容纳大量奴隶了。只有替富人做家务和供他过奢侈生活用的奴隶，还存留在社会上。但是，日趋灭亡的奴隶制却仍然能够使人认为，一切生产劳动都是奴隶的事，不配由自由的罗马人来做，而现在人人都是这种自由的罗马人了。因此，一方面，多余而成了累赘的被释放的奴隶的数目日益增加；另一方面，隶农和贫困化的自由人（就像从前美国各蓄奴州poorwhites〔白种贫民〕一样）的数目也日益增多。基督教对于古代奴隶制的逐渐灭亡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在罗马帝国和奴隶制和睦相处了好几世纪，以后也从来没有阻碍过基督徒买卖奴隶，——既没有阻碍过德意志人在北方或威尼斯人在地中海的买卖奴隶，也没有阻碍过后世的买卖黑奴。［注：据克雷莫纳的主教利乌特普朗德说，十世纪在凡尔登，也就是说，在神圣德意志帝国，制造阉人成了一个主要的行业，因为把这些阉人输入西班牙，供摩尔人的后宫使用，可获厚利。[170]］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而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于是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打破这种绝境。 各行省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我们所有的材料，以关于高卢的为最多。在这里，与隶农并存的，还有自由的小农。为了不受官吏、法官和高利贷者的粗暴蹂躏，他们往往托庇于有权势者以求保护；不仅农民个人这样做，而且整个公社也这样做，以致四世纪的皇帝们屡次发布命令，禁止这种行为。但是寻求保护的人这样做得到了什么好处呢？保护者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条件：他们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转让给他，而他则保证他们终身使用这块土地，——这也就是神圣的教会所注意到，并且在九和十世纪竭力用来扩张神的统治和教会地产的诡计。诚然，在那个时候，即公元475年左右，马赛的主教萨耳维安还愤怒地反对这种掠夺，说罗马官吏和大地主的压迫已经达到不可忍受的地步，以致许多“罗马人”纷纷逃往野蛮人所占领的地方，而移居那里的罗马公民最怕的是重新落入罗马统治之下。[171]那时常常发生父母因贫穷而把自己的子女卖为奴隶的事情，为禁止这种行为而颁布的法律就证明了这一点。 德意志野蛮人把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解放了出来，为此他们便强夺了罗马人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来自己分配。这一分配是按照氏族制度进行的；由于征服者的人数比较少，所以有广大的土地未被分配，而是部分地归全体人民所有，部分地归各个部落和氏族所有。在每个氏族内，则用抽签方法把耕地和草地平均分给各户；后来是否进行过重新分配，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做法在罗马各行省不久就取消了，单块的份地变为可以转让的私有财产即自主地。森林和牧场没有分配而共同使用；这种使用，以及所分得的耕地的耕种方式，都是按照古代的习俗和全体的决定来调整的。氏族在自己的村落里定居愈久，德意志人和罗马人愈是逐渐融合，亲属性质的联系就愈让位于地区性质的联系；氏族消失在马尔克公社中了，但在马尔克公社内，其成员间原先的亲属关系的痕迹还往往是很显著的。这样，至少在马尔克公社保存下来了的各个国家——在法国北部，在英国，在德国，在斯堪的那维亚，——氏族组织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组织，因而才能够和国家相适应。但是，它仍保存了它那种自然形成而为整个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民主性质；甚至在它后来被迫蜕变的时候，也还留下了氏族制度的片断，从而在被压迫者手中留下了一种武器，直到现代还有其生命力。 这样，如果说氏族中的血缘关系很快就丧失了自己的意义，那末，这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在部落和整个民族〔Volk〕内因征服而蜕变的结果。我们知道，对被征服者的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大规模地看到这一点。各德意志民族做了罗马各行省的主人，就必须把所征服的地区加以组织。但是，它们既不能把大量的罗马人吸收到氏族团体里来，又不能通过氏族团体去统治他们。必须设置一种代替物来代替罗马国家，以领导起初大部分还继续存在的罗马地方行政机关，而这只有另一种国家才能胜任。因此，氏族制度的机关便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地进行。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来到了，这一转变也终于实现了。 就拿法兰克王国来说。在这里，胜利了的撒利法兰克人不仅完全占有了广大的罗马国有领地，而且还完全占有了一切不曾分配给大大小小的区域公社和马尔克公社的大片土地，特别是全部较大的森林地区。从一个普通的最高军事首长变成了真正君主的法兰克国王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这种人民的财产变为王室的财产，从人民方面把它盗窃过来而以礼物或恩赐的方式分给他的扈从队。这种起初由他的私人扈从以及其余的下级军事首长组成的扈从队，不久就膨胀了起来，这不仅由于其中补入了罗马人即罗马化的高卢人，这些人因为能书写、有教养，懂得罗曼口语、拉丁文言和当地法律而很快就变成他所离不了的人，而且还由于，其中也补入了奴隶、农奴和被释放的奴隶，这些人构成了他的宫廷，他就从他们中间挑选自己的宠幸者。所有这些人都得到了大片的人民的田地，这些田地起初多半是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后来就以采邑的方式赐给他们——起初多半是享用到国王逝世时为止。[172]这样，就靠牺牲人民而造成了新贵族的基础。 不仅如此。由于国家幅员广阔，所以就不能利用旧的氏族制度的工具来管理了；氏族首长议事会即使没有老早消失，也已经不能召集了，它很快就被国王的固定亲信所代替；旧的人民大会还继续存在着做做样子，但是也愈来愈变成纯粹是下级军事首长和新贵人的会议。正如从前共和制末期罗马的农民一样，法兰克的人民大众，即占有土地的自由农民，也由于连年内战和征服战争、特别是查理大帝时期的征服战争而弄得疲惫不堪和彻底破产了。这种起初构成全部军队，而在征服法兰西地区以后，又构成军队核心的农民，到九世纪之初，已穷困到五个人之中难得抽出一个人出去作战了。以前由国王直接召集的自由农民的自卫军，现在已经由新贵人的家仆所组成的军队代替。在这些家仆中，还有一些依附农民，他们是那些先前只知有国王而不知有其他主人，而更早一点根本不知有任何主人，甚至也不知有国王的农民的后裔。在查理大帝的后代统治时，由于国内战争、王权的削弱和贵人的相应的跋扈（在这种贵人之中还加上了查理大帝所任命的那些力图把自己的职位变成世袭的郡守[173]），最后，还由于诺曼人的侵犯，法兰克的农民等级就完全破产了。查理大帝死后五十年，法兰克王国便软弱地伏在诺曼人的脚下，正和四百年前罗马帝国伏在法兰克人的脚下一样。 不仅从无力抵御外敌来说是这样，而且从内部社会的秩序（不如说是社会的无秩序）来说，差不多也是这样。自由的法兰克农民陷入了与他们的前辈即罗马的隶农一样的处境。被战争和掠夺弄得破产的他们，不得不去乞求新贵人或教会的保护，因为国王的权力太弱了，已不能保护他们；不过这种保护使他们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像以前高卢农民那样，他们必须将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交给保护人，再以各种不同的和经常变化的租佃形式——不过总不外是力役和代役租——从他那里把这块土地作为租地而租回来。一经陷入这种依附形式，他们就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人身自由；经过几代之后，他们大多数都变成了农奴。自由农民等级消灭得多么迅速，这从伊尔米农所编的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当时在巴黎附近，现在在巴黎市内）的地产登记册[174]中可以得到证明。这个修道院的地产散布四周，面积极为广大。还在查理大帝在世的时候，就住有2788户人家，差不多全是取德意志名字的法兰克人。其中2080户是隶农，35户是半农奴，220户是奴隶，只有8户是自由的佃农！保护人让农民把自己的土地交归他所有，然后再将这块土地交给农民终身使用，这个曾被萨耳维安宣布为背神行为的习俗，如今到处被教会施加在农民身上了。现在日益盛行的徭役，其原型既是罗马的安加利，即为国家所服的强制劳役[175]，又是德意志马尔克公社成员为修桥、筑路，以及其他共同目的而出的工役。这样一来，广大民众在过了四百年以后好像完全又回到他们原来的状况上去了。 然而，这不过证明：第一，没落时期罗马帝国的社会分化和财产分配，是跟当时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水平完全相适应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第二，这一生产水平在以后四百年间，并没有根本性的下降和上升，因此，才以同样的必然性重新产生了同样的财产分配和同样的居民阶级。在罗马帝国存在的最后数百年间，城市丧失了它从前对乡村的统治，而在德意志人统治地位的最初数百年间，也没有恢复这一统治。这是以农业与工业的发展程度很低为前提的。这样一个总的状况，必然产生占统治的大地主和依附的小农。要把使用奴隶劳动的罗马大庄园经济或使用徭役的新的大规模经营嫁接在这种社会上面是多么不可能，这可以从查理大帝的规模庞大的然而几乎没有留下痕迹的有名的皇室田庄的实验中得到证明。只有修道院才又继续了这种实验，也只是对修道院说来这种试验才有一些成效；但是修道院乃是以独身生活为基础的非正常的社会组织；它们可能会有例外的成绩，然而正因为如此，才不能不是一个例外。 但在这四百年间，毕竟是前进了一步。即使我们在这一时期的末尾所看到的主要阶级差不多跟初期一样，但构成这些阶级的人毕竟已经不同了。古代的奴隶制已经消失了；破产的、贫穷的、视劳动为奴隶贱事的自由人也已经消失。介于罗马隶农和新的农奴之间的是自由的法兰克农民。正在灭亡中的罗马国粹，它的“无益的回忆与徒然的斗争”已经死亡并且被埋葬了。九世纪的社会阶级，不是在垂死的文明的衰亡中，而是在新文明诞生的阵痛中形成的。新的世代，无论是主人还是仆从，跟他们的罗马前辈比较起来，已经是成年人的世代了。有权势的地主和服劳役的农民之间的关系，对罗马人来说曾经是古代世界毫无出路的没落形式，现在对新的世代来说成了新的发展的起点。其次，不论这四百年看起来多么像白白度过，可是却留下了一个重大的成果：这就是一些现代的民族〔moderneNationalitäten〕，亦即西欧人类为了未来的历史而实现的新的形成和新的组合。德意志人确实重新使欧洲有了生气，因此，日耳曼时期的国家破坏过程才不是以诺曼－萨拉秦人的征服而告终，而是以采邑制度和保护关系（依附制度[176]）的进一步发展为封建制度而告终，而人口也有了这样巨大的增长，以致能够完好无恙地经受了不到二百年后的十字军远征的大流血。［注：从“而人口也有了这样巨大的增长”起直至句末，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然而，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是不是像我们的沙文主义的历史著作所虚构的那样，德意志种族天生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呢？决不是。德意志人，尤其在当时，是一个天资高的雅利安部落，并且正处在充满生命力的发展中。但是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 他们的个人才能和勇敢，他们的爱好自由，以及把一切公共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的民主本能，总之，是罗马人所丧失的一切品质，——只有这些品质才能从罗马世界的污泥中造成了新的国家，养成了新的民族〔neueNationaliäten〕——所有这一切，如果不是高级阶段野蛮人的特征，如果不是他们的氏族制度的果实，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德意志人改革了一夫一妻制的古代形式，缓和了男子在家庭中的统治，给了妇女以比古典世界任何时期都更高的地位，那末，使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不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习惯，如果不是他们仍有母权制时代的遗风，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他们至少在三个最重要的国度——德国、法国北部和英国——以马尔克公社的形式保存下来一部分真正的氏族制度，并把它带到封建国家里去，从而使被压迫阶级即农民甚至在中世纪农奴制的最残酷条件下，也能有地方性的团结和抵抗的手段，而这两种东西无论在古代的奴隶那里或者在近代的无产阶级那里都没有这样现成，那末，造成这种情况的，如果不是他们的野蛮状态、如果不是他们的纯粹野蛮人的按氏族定居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最后，如果说，他们能把那种在他们的故乡已经实行的比较温和的隶属形式——在罗马帝国奴隶制也日益转化为这种形式——发展起来，并提高到普及的地位，而这种隶属形式，正如傅立叶最早指出的[177]，给被奴役者提供了一个使自己作为阶级而逐渐获得解放的手段（fournitauxcultivateursdesmoyensd'affranchisse-mentcollectifetprogressif［注：给土地耕种者提供了一个获得集体和逐渐解放的手段。——编者注］），因此之故，这种形式大大胜过于奴隶制——在奴隶制下，只能有单个人不经过过渡状态而立即获得释放（古代是没有用胜利的起义来消灭奴隶制的事情的），而中世纪的农奴实际上却作为阶级而逐渐实现了自己的解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这一切如果不是归功于他们的野蛮状态（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们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又归功于什么呢？ 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而德意志人在民族大迁徙之前所努力达到并已经达到的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对于这一过程恰好最为适宜。这就说明了一切。 注释： [169]普林尼“博物志”三十七卷本，第4卷第14章。——第167页。 [170]克雷莫纳的利乌特普朗德“奖赏”第6卷第6章。——第170页。 [171]马赛的萨耳维安“论神的统治”（《Degubernationedei》）第5册第8章。——第171页。 [172]采邑（beneficium，字面意思是：“恩赐”）——八世纪上半叶在法兰克王国盛行的一种赏赐土地的形式。一块块的土地连同居住在土地上的依附的农民一起以采邑的形式授与领用人（采邑主）终身享用，条件是要完成一定的多半是军事性的义务。在领用人或采邑主死亡，或未完成义务以及田园荒芜的情况下，采邑就应当归还给原主或他的继承人，若要恢复采邑关系，就须第二次赏赐。实行分配采邑的不仅有王权，教会，而且还有豪绅巨富。采邑制度促进了封建主阶级、特别是中小贵族的形成，使农民群众处于更加受奴役的地位，同时促进了藩属关系和封建等级制的发展。后来采邑变成了世袭封地。恩格斯在“法兰克时代”这篇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39—599页）中揭示了采邑制度在封建制度形成史上的作用。——第173页。 [173]郡守（Gaugrafen）——法兰克王国担任州郡领导的王室官吏。每一个郡守在自己的区域内都享有司法权，可以征税和管辖军队，并在出征的时候统率它。郡守在任内可以享有王室在该郡的收入的三分之一，并获得土地的赏赐作为酬劳。后来郡守逐渐由王室委派的官员变成了大封建领主，拥有自主权，特别是在877年以后，正式建立了郡守官职的世袭制。——第174页。 [174]指九世纪编成的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地产登记册（地产、人口和收入登记册），以“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的地产登记册”的名称而闻名。恩格斯从地产登记册中引用的材料大概载于保·罗特“从上古到十世纪的采邑制度史”1850年厄兰根版第378页（P．Roth．《GeschichtedesBeneficialwesensvondenältestenZeitenbisinszehnteJahrhundert》．Erlangen，1850，Ｓ．378）。——第174页。 [175]安加利——在罗马帝国派给居民的义务，规定居民必须提供马匹和担夫为政府运输；后来范围更加扩大了，成为居民的沉重负担。——第175页。 [176]依附制度——从八至九世纪起在欧洲盛行的农民受封建主“保护”，或者小封建主受大封建主“保护”的形式之一，接受保护要履行一定的条件，即为“保护人”服兵役和其他徭役，并把自己的土地交给“保护人”，然后以有条件地占有的形式领回这些土地。这对于那些迫于暴力而不得不如此做的农民来说，意味着人身自由的丧失，而对于小封建主来说，则意味着处于大封建主的藩属的地位，因而依附制度一方面促使农民沦入受奴役的境地，另一方面巩固了封建等级制度。——第176页。 [177]沙·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3版；“全集”1846年巴黎版第1卷第220页（Ch．Fourier．《Théoriedesquatremouvementsetdesdestinéesgénérales》，3-meéd；Oeuvrescomplètes，t．Ⅰ，Paris，1846，ｐ．220）；该书第一版于1808年在里昂匿名出版。——第177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七、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七、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注：“德意志人”，过去译为“日耳曼人”。在我国习惯上，“日耳曼人”是指中古以前的德意志人，“德意志人”是指那以后的德意志人。但在德文中和恩格斯这篇著作中，却没有这样的区别。恩格斯在本卷第105页指明：“德意志人的最初的历史总称为‘日耳曼人’是由克尔特人给他们取的……”。本篇中所用的“德意志人”、“德语”、“高地德意志语”、“德意志国家”等等词，都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译为“德意志”，不再一一加以区别。恩格斯在个别地方使用日耳曼一词的，则依原文译为“日耳曼”。——译者注］ 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不能详细研究今天仍然在各种不同的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中间以或多或少纯粹的形式存在着的氏族制度，或者亚洲的文化民族的古代历史上的氏族制度的痕迹了。［注：以下直到“在这里，我们只对克尔特人……作若干简短的评述”以前的一段文字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这两者是到处都可以见到的。只举几个例子：在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氏族的时候，那一位曾经费了莫大气力去搅混氏族问题的麦克伦南，就已经表明了氏族的存在，并且大体上正确地描述了卡尔梅克人、切尔克斯人、萨莫耶特人［注：过去称涅涅茨人。——编者注］的氏族，以及三个印度民族——华拉耳人、马加尔人、曼尼普尔人的氏族。[146]不久以前，马·柯瓦列夫斯基也发现并描述了北萧胡人、显胡苏人、斯万人和高加索部落的其他氏族。[147]在这里，我们只对克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氏族的存在，作若干简短的评述。 克尔特人的保存到今天的最古的法律，使我们看到了仍然充满着活力的氏族；在爱尔兰，甚至到今天，在英国人用暴力破坏了氏族以后，它至少还本能地存在于人民的意识中；在苏格兰，在上世纪中叶，它还处于全盛时期，在这里它也只是由于英国人的武器、立法和法庭才被消灭的。 在威尔士被英国人征服以前数世纪[148]，即至迟于十一世纪所制定的古代威尔士的法律，还表明有整个村落共同耕作的事情，虽然这只是一种普遍流行的早期习俗的稀有残余；每个家庭有供自己耕作的五英亩土地；此外，另有一块土地共同耕种，收获物实行分配。就其跟爱尔兰和苏格兰类似这一点来说，毫无疑问这种农村公社乃是一种氏族或氏族分支，即使对威尔士法律的重新考查——我没有时间去这样做（我的摘要是在1869年做的[149]）——未必能直接证实这一点。然而，威尔士以及爱尔兰的材料却直接证明，到十一世纪时，克尔特人的对偶婚还根本没有被一夫一妻制所代替。在威尔士，婚姻只有满了七年之后才是不能解除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才是不能取消的。甚至只差三夜就满七年，夫妻还是可以分离的。那时财产便要分开：由妻子划分，丈夫任选一份。家具是按一定的非常有趣的惯例来分的。如果是丈夫提出离婚的，那他必须把妻子的嫁妆和其他某些东西还给她；如果是妻子提出离婚的，那她便少得一点。如有三个子女，丈夫分两个，妻子分一个，即当中的一个。如果妻子在离婚后重新结婚，而她的前夫想重新要她时，即使她的一只脚已经踏上新夫的床，也要顺从前夫的要求。但是如果他们业已同居七年，即使以前并未正式结婚，他们也就成了夫妻。在结婚以前，少女的贞操完全不严格遵守，也不要求遵守；与此有关的规定，具有非常轻佻的性质，是和资产阶级的道德完全不相适应的。如果妻子与人通奸，丈夫可以殴打她（这是允许他这样作的三种场合之一，在其余场合殴打妻子是要受罚的），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无权要求别的补偿了；因为 “对于同一罪行，或者要求赎罪，或者要求报复，但两者不可得兼”。[150] 妻子可据以要求离婚而且在分财产时自己的权利又丝毫不受损失的原因，是非常多样的：只要丈夫口有臭气就够了。为赎回初夜权而付给部落首领或国王的赎金（gobrmerch，中世纪的marcheta这个名称、法语的marquette就是由此而来的）在法典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妇女在人民大会上享有表决权。我们再补充一点，在爱尔兰已经证明有类似情况存在；在那里，暂时性的婚姻也非常流行，在离婚时，妻子享有很大的明确规定的照顾，甚至对她的家务劳动也要给以报酬；在那里，还有“长妻”与其他诸妻并存的事；而在分配遗产时，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没有任何差别。这样，我们便看到了一幅对偶婚的图景，与这种对偶婚比较起来，北美现行的婚姻形式，似乎是严格的，不过，对于一个在凯撒时代还过着群婚生活的民族来说，在十一世纪有这种情形，是不足为奇的。 爱尔兰氏族（即sept；部落称为clainne，克兰）的存在是千真万确的，它不仅记在古代法典中，而且在十七世纪被派到爱尔兰以便把克兰的领地变成英王王室领地的英国法学家们也对它作过记述。直到那时，土地只要未被首领变为自己的私有领地，就仍是克兰或氏族的公共财产。如果某一氏族成员死亡，因而一户经济不再存在，氏族首长（英国法学家称之为caputcognationis）便把全部氏族土地在其他各户中间进行一次重新分配。这种分配，大体上一定是依照德意志通行的惯例来进行的。即在今日，还可以见到一些属于所谓rundale〔朗得尔〕制度的村田，在四五十年前，这种村田是很多的。农民们，即租种以前属于整个氏族而后来被英国征服者所侵占的土地的个体佃农们，每人为自己承租的地段交纳租金，但却把全部耕地和草地合并起来，按照方位和土质分成许多《Gewanne》〔“块”〕，如摩塞尔河沿岸所称呼的那样；每个人在每一块中都有一份；沼地和牧场归公共使用。在五十年前，重新分配土地依旧时常举行，有时每年举行。这种实行朗得尔制度的村落的地界图，看去极似摩塞尔河沿岸或霍赫瓦尔特山脉的德意志人的那种农家公社。氏族此外还继续存在于《factions》〔“帮”〕中。爱尔兰农民常常分成各种帮，它们是以看来毫无意思和十分荒诞的差别为根据的，这种差别为英国人所全然不解，并且它们除了彼此之间进行心爱的盛大殴斗而外，似乎别无任何目的。这是被消灭了的氏族的人工的复活，氏族灭亡后才产生的代替物，这种代替物以特殊的方式证明了遗传下来的氏族本能的存在。此外，有些地方，同氏族人还一道住在他们旧有的地区内；比如在三十年代，莫纳根郡的绝大多数居民只有四个姓，换言之，即起源于四个氏族或克兰。［注：在爱尔兰度过的那几天中[151]，我重新鲜明地意识到那里的乡村居民还是多么厉害地生活在氏族时代的观念中。农民向土地所有者租地耕种，土地所有者在农民的眼中还俨然是一种为了全体的利益而管理土地的克兰的首领；农民以租金的方式向他纳贡，但认为在困难时也应得到他的帮助。在那里还认为，一切比较富裕的人，当自己的比较贫苦的邻居有急需时，必须帮助他们，这种帮助，并不是施舍，而是比较富有的克兰的成员或克兰的首长理所当然地应给予比较贫苦的克兰的成员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们抱怨无法使爱尔兰农民接受现代资产阶级的财产概念，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有权利而无义务的财产概念，绝不能灌输到爱尔兰人头脑中去。当具有这种素朴氏族观念的爱尔兰人突然投身到英国或美国的大城市，落到一个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全然不同的环境中时，他们在道德和法律问题上会多么容易迷惑惶乱，失去一切依托并且往往大批地成为伤风败俗的牺牲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加的注。）］ 在苏格兰，氏族制度是随着1746年起义的被镇压而灭亡的。[152]至于苏格兰的克兰是这个制度的哪一环节，尚待研究；但它是这样一个环节，则是没有疑问的。在瓦尔特·司各脱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苏格兰高地的这种克兰的生动描写。摩尔根说，这种克兰， “就其组织和精神而言，乃是氏族的最好的标本，氏族生活支配氏族成员的显著实例……从他们的纷争和血族复仇上，从按克兰划分地区上，从他们的共同使用土地上，从克兰的成员对于首领的忠诚以及彼此间的忠诚上，我们处处都看到氏族社会的那种通常的、持久的特征……世系是按照父权制计算的，因此男子的子女仍留在克兰内，而妇女的子女则转入他们父亲的克兰里去”[153]。 至于从前在苏格兰盛行过母权制，这从下述事实中可以得到证明，据贝达说，皮克特人的王室是按照女系继承的。[154]甚至普那路亚家庭的残余，在威尔士人以及苏格兰人中间还以初夜权的形式一直保存到中世纪，那时，要是初夜权没有赎回，克兰的首领或国王，便可以作为以前的共同丈夫的最后代表者，对于每个新娘享有这个权利。［注：在1884年版中在这句话后面接着还有一段话，恩格斯后来在1891年版中把它略去了。这段话是：“这种权利——在北美洲的最西北部地区经常可以见到——在俄国人当中也流行过：到十世纪时被奥里珈女大公废除。”住下是一段叙述“尼韦尔内和法兰斯孔太的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地区的斯拉夫人家庭公社相似的共产制的农奴家庭”的话，这段话，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把它移到第二章中，略加修改后作为一个补充列入该章（见本卷第71—72页）。——编者注］ ※※※ 德意志人在各民族大迁徙以前，曾组织成为氏族，这是没有疑问的。他们只是在公元前数世纪，才占居了多瑙河、莱茵河、维斯拉河和北海之间的地区；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正处在大迁徙中，而苏维汇人只是到凯撒时代才稳定地定居下来。凯撒谈到苏维汇人时明确地说过：他们是按氏族和亲属关系（gentibuscognationi-busque）分开居住的[155]；而在gensJulia〔尤利氏族〕的一个罗马人的口中，gentibus这个名词有着完全确定的和不容误解的意义。这适用于全体德意志人；他们甚至在被征服的罗马各行省似乎还按氏族居住。从“阿勒曼尼法典”中可以得到证实，在多瑙河以南的被征服的土地上人们是按血族（genealogiae）分开居住的。[156]这里使用的genealogia一词，与后来的马尔克公社或农村公社的意义完全相同。［注：以下直到“像在墨西哥人和希腊人那里一样，在德意志人那里，”（见本卷第156页）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以代替1884年版中的如下一段文字：“这样我们就看到，德意志民族之一，并且恰恰又是苏维汇人，在这里是按氏族即gentes分居的，每个氏族都分有确定的地区。勃艮第人和伦巴德人的氏族称为fara，而‘勃艮第法典’中所使用的氏族成员（fara-manni）一词，同时也指勃艮第人，这是针对着罗马居民说的，后者自然不包括在勃艮第氏族内。因而在勃艮第人那里，土地的分配也是按照氏族进行的。日耳曼法学家们好几百年为之绞尽脑汁的faramanni问题，这样就可解决。在德意志人中并不是到处都把氏族称为fara，尽管我们在一个哥特系的民族和另一个赫米奥南（高地德意志）系的民族那里可以发现这个名称。在德语中用来表示亲属关系的字根是很多的，这些字根同时使用在我们可以推断是和氏族有关的词语中。”——编者注］不久以前，柯瓦列夫斯基提出了一种见解，说这些genealogiae都是大家庭公社，土地在它们之间进行分配，农村公社只是后来才从它们当中发展起来的。[157]关于fara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勃艮第人和伦巴德人那里，——从而，在哥特部落和赫米奥南部落或高地德意志部落那里，——fara一词的含义和“阿勒曼尼法典”上的genealogia一词的含义虽不完全相同，却也相差无几。这里在我们面前的究竟是氏族还是家庭公社，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在一切德意志人中是否有一个表示氏族的共同名词，这个名词又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语言的遗迹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在语源上，哥特语的kuni，中部高地德意志语的künne是和希腊语的genos，拉丁语的gens相当的，而且是在相同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妇女的名字来自同一个词根，如希腊语的gyne、斯拉夫语的zena、哥特语的qvino，古斯堪的那维亚语的kona，kuna等，这表明曾存在过母权制时代。——在伦巴德人和勃艮第人那里，像刚才说过的，我们看到fǎra一词，这个词被格林假定来源于词根fisan，意即生育，我则倾向于认为它来源于更显而易见的词根faran，意即骑马［注：德语是fahren。——编者注］、游牧、返回，用来表示不言而喻只是由亲属构成的游牧群的某个一定的部分。这个词，在起初是向东方，后来又向西方迁徙的许多世纪中，渐渐地被用来指血族共同体本身了。——其次，哥特语的sibja，盎格鲁撒克逊语的sib，古代高地德意志语的sippia，sippa，都是亲属［注：德语是Sippe。——编者注］的意思。在古代斯堪的那维亚语中，仅有复数的sifjar（亲属）一词；单数只用作女神西芙［Sif］的名字。——最后，在“希尔德布兰德之歌”[158]中还见到另外一种用语，它出现在希尔德布兰德问哈杜布兰德的话中： “在人民中间的男子中，谁是你的父亲……或你是哪一血族的？”（《eddohuêlîhhescnuoslesdusîs．》） 要是德意志语有表示氏族的共同名称，那末这恐怕就是哥特语的kuni了；这不仅因为它和亲属语中相应的说法一致，而且因为最初表示氏族长或部落长的kuning（王［注：德语是König。——编者注］）一词就是从kuni这个字演变来的。sibja（亲属）这个词似乎无须加以考虑；至少，sifjar在古代斯堪的那维亚语中，不仅表示有血亲关系的人，而且也表示有姻亲关系的人，即包括至少两个氏族的成员；因此，sif这个词本身是不能表示氏族的。 像在墨西哥人和希腊人那里一样，在德意志人那里，骑兵队和楔形步兵纵队的战斗队形，也是按氏族的组织来编的；如果说，塔西佗说的是按家庭和亲属关系[159]，那末这种不明确的用语的来由是，在塔西佗时代氏族在罗马早已不再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团体而存在了。 有决定意义的是塔西佗的这一段话，在那里他说：母亲的兄弟把他的外甥看做是自己的儿子；有些人甚至认为舅父和外甥之间的血缘关系，比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还要神圣和密切，所以当要求人质的时候，那个将受到约束的人的姊妹的儿子被认为是比他自己的儿子还要大的保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按照母权制组织起来的、因而是最初的氏族活生生的残余，而且这种残余还被当作德意志人所特有的一种东西。［注：起源于母权制时代并在许多民族中间都可以看到的舅父和外甥之间的特别密切的关系，希腊人从英雄时代的神话中才知道。据狄奥多洛斯（第4卷第34章）说，梅里格尔杀死了铁斯特士的儿子们，也就是自己母亲阿耳泰娅的兄弟们。阿耳泰娅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无可饶恕的罪行，她诅咒凶手——她自己的儿子，并祈求他死。“据说，诸神听从了她的愿望，结束了梅里格尔的生命。”又据狄奥多洛斯（第4卷第43—44页）说，海格立斯率领下的亚尔古船英雄在色雷斯登陆，他们在那里发现，菲尼士由于受到他的新妻子的教唆，残酷虐待被他遗弃的前妻——博雷阿德族的克利奥帕特腊所生的两个儿子。但在亚尔古船英雄中间，也有博雷阿德族的人，即克利奥帕特腊的兄弟们，也就是被虐待者的母亲的兄弟们。他们立刻保护他们的两个外甥，释放他们并杀死看守者。[160]］假使这种氏族成员把自己的儿子当作某一庄严义务的担保物，而这个儿子却成了父亲违约的牺牲品，那末这只是父亲本人的事情。但是假如成为牺牲品的是姊妹的儿子，那末这就违反了最神圣的氏族法规；孩子或青年的最近的同氏族亲属，即首先负有保护他的义务的人，便对他的死负有责任；这个同氏族亲属或者是不应当把他作为人质，或者是必须履行契约。即使我们没有发现德意志人氏族制度的其他任何痕迹，那末仅仅这一个地方也就够了。［注：以下直到“但是，在塔西佗时代，”（见本卷第157页）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在古代斯堪的那维亚的关于诸神的晚景和世界的毁灭的《Völuspâ》[161]中，有一个地方更具有决定的意义，因为那是关于大约八百年以后的事情的。在这个“女预言者的预言”中，——如现在班格和布格所证明的[162]，这首歌中也包含有基督教的因素，——在描述大灾难前的普遍堕落和道德败坏的时代时说道： 《Broedhrmunuberjaskokatbönumverdask， munusystrungarsifjumspilla》． “兄弟们将互相仇视，互相杀戮， 姊妹的儿子们就要毁坏亲属关系了。” Systrungr一字是母亲的姊妹的儿子的意思，在诗人看来，姊妹的子女否认相互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比兄弟互相残杀还要罪大恶极。起加强作用的是表示母方亲属关系的systrungar一词；要是不用这个词，而用syskina-börn（兄弟和姊妹的子女）或syskinasynir（兄弟和姊妹的儿子们），那末第二行对于第一行就不是加强，而是减弱了。由此可见，甚至在产生“女预言者的预言”的海盗时代，在斯堪的那维亚关于母权制的回忆还没有消失。 但是，在塔西佗时代，至少在他较为熟悉［注：“至少在他较为熟悉的”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的德意志人中间，母权制已经让位给父权制了；父亲的遗产由子女继承；如果没有子女，就由兄弟及叔伯和舅父继承。容许母亲的兄弟参加继承这一事实，是和刚刚所说的习俗的保存有关系的，并证明德意志人的父权制在当时还是多么新近。直到进入中世纪很久之后，也仍然可以见到母权制的残余。那时，在人们中间，特别是在农奴中间，似乎仍然不大信赖父亲的血统；所以，当领主向某个城市要求追回逃亡的农奴的时候，在奥格斯堡、巴塞尔和凯则尔斯劳顿，就要求有六个最近的血缘亲属，而且是只限于母方的亲属来宣誓证实被告的农奴身分（毛勒“城市制度”第1卷第381页[163]）。 当时刚刚灭亡的母权制，还有一个残余，这就是在罗马人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德意志人对于女性的尊敬。在同德意志人缔结条约时，贵族家庭的少女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人质；想到自己的妻女可能被俘而作奴隶，这对于德意志人说来是很可怕的，并且最能鼓舞他们的战斗勇气；他们认为妇女是一种神圣的和先知的东西；他们也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听取妇女的意见；例如，利珀河畔布鲁克泰人的女祭司魏勒妲，就曾经是巴达维人起义的灵魂，在这次起义中，戚维利斯领导德意志人和比利时人动摇了罗马人在高卢的全部统治。[164]在家庭内妻子的统治看来是无可争辩的；自然，一切家务也都由妻子、老人和子女关照；丈夫则打猎，饮酒或游手好闲。塔西佗就是这样说的；但是由于他没有说谁耕田种地，并且确定地说，奴隶只纳贡，不服任何劳役，因此，耕种土地所需要的少量劳动，看来就必须由成年男子来负担了。 如前所述，婚姻的形式是逐渐接近一夫一妻制的对偶婚制。这还不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因为还允许显贵实行多妻制。少女的贞操，一般说来，是严格遵守的（这和克尔特人相反），同样，塔西佗也特别热情地说到德意志人的婚姻关系的不可破坏性。他只是举出妻子的通奸，作为离婚的理由。不过，他的话在这里留下了很多漏洞，而且过于明显地用来给淫荡的罗马人作为美德的镜子了。有一点是真实的：即使德意志人在自己的森林中曾经是这种世上少有的美德骑士，那末，只要和外界稍一接触，便足以使他们堕落到其余一般欧洲人的水平；在罗马世界中，严格道德的最后痕迹消失得比德语还要快。只消读一读图尔的格雷哥里的作品，就可以相信这点了。不言而喻，在德意志人的原始森林中，不可能像在罗马那样，盛行骄奢淫逸的享乐生活，因此，在这方面，即使我们没有给德意志人加上那种从未成为任何一个地方的整个民族的通例的节欲行为，他们也比罗马世界优越得多。 从氏族制度中产生了继承父亲或亲属的友谊关系和仇敌关系的义务；同样，也继承用以代替血族复仇的杀人或伤人赎金。这种赎金，在上一代还被认为是德意志人特有的制度，但现在已经证明，在成百个民族中都是这样，这是起源于氏族制度的血族复仇的一种普遍的较缓和的形式。这种赎金，就像款待客人的义务一样，我们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也可以看到；塔西佗关于款待客人的情形的描述（“日耳曼尼亚志”第21章），与摩尔根关于印第安人款待客人的情形的描述，几乎在细节上都是一致的。 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是否已最终分配了耕地以及与此有关的那些地方应如何理解，像这种热烈而无止境的争论，如今已是过去的事了。既然已经证明，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实行过土地由氏族后来又由共产制家庭公社共同耕作，——据凯撒证明，在苏维汇人当中就是如此，[165]——继而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实行过把土地分配给单个家庭并定期实行重新分配；既然已经确定，耕地的这种定期重新分配的办法在德意志本土有些地方还保存到今日，关于这问题就不必再费一词了。如果从凯撒到塔西佗的一百五十年间，德意志人从凯撒所明确指出的苏维汇人那里有过的共同耕作（他说，他们完全没有被分割的或私有的土地）过渡到了土地每年重新分配的个体耕作，那末这确实是个很大的进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而且没有任何外来干涉，要从共同耕作过渡到土地完全私有，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在塔西佗的著作中只读到他说得很简洁的话：他们每年更换（或重新分配）耕地一次，同时还留下充分的公有土地。[166]这是和德意志人当时的氏族制度完全相适应的一种耕作和土地占有阶段。［注：以下直到“在凯撒时代，一部分德意志人……”（见本卷第161页）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上面这一段，我仍照以前各版的样子保留下来，未加改变。在这个期间，问题已转到另一方面了。柯瓦列夫斯基已经证明（见前述书第44页［注：见本卷第70—71页。——编者注］），家长制家庭公社乃是母权制共产制家庭和现代的孤立的家庭之间的中间阶段，它虽不是到处流行，但却流行很广。在这以后，问题已经不再像毛勒积瓦茨争论不下的那样——是土地公有还是土地私有，而是关于土地公有的形式是什么了。毫无疑问，在凯撒时代，苏维汇人不仅有过土地公有，而且也有过共同核算的共同耕作。至于他们的经济单位是氏族，还是家庭公社，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共产制亲属集团，或者是所有三种集团依土地条件的不同都存在过，关于这些问题将来还会长久争论的。但柯瓦列夫斯基认定，塔西佗所描述的状况，不是以马尔克公社或农村公社为前提，而是以家庭公社为前提的；只是过了很久，由于人口增加，农村公社才从这种家庭公社中发展起来。 按照这个观点，德意志人在罗马时代在他们所占据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以及后来在他们从罗马夺取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不是由村落组成，而是由大家庭公社组成的，这种大家庭公社包括好几代人，耕种着相当的地带，并和邻居一起，像一个共同的马尔克一样使用四周的荒地。在这种情况下，塔西佗著作中谈到更换耕地的那个地方，实际上就应当从农学意义上去理解：公社每年耕种另一块土地，将上年的耕地休耕，或令其全然荒芜。由于人口稀少，荒地总是很多的，因之，任何争夺土地的纠纷，就没有必要了。只是经过数世纪之后，当家庭成员的人数大大增加，以致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共同经营已成为不可能的时候，这种家庭公社才解体；以前公有的耕地和草地，就按人所共知的方式，在新形成的单个农户之间实行分配，这一分配起初是暂时的，后来便成为永久的，至于森林、牧场和沼地依然是公共的。 这一发展过程，对于俄国，已是历史上完全证实了的。至于德意志，乃至其余的日耳曼诸国，不可否认，这个推测，在许多方面，较之以前流行的把农村公社的存在追溯到塔西佗时代的见解，能更好地诠释资料，更容易解决困难。最古的文件，例如CodexLau-reshamensis[167]，一般说来，用家庭公社来解释，就比用农村马尔克公社来解释要好得多。另一方面，这种解释又造成了新的困难和引起了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只有新的研究才能作出解决；但是，我不能否认，作为中间阶段的家庭公社，在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以及英国很可能也都有过。 在凯撒时期，一部分德意志人刚刚定居下来，一部分人尚在找寻定居的地方，但在塔西佗时代，他们已有整整百年之久的定居生活了；与此相适应，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面也有了无可怀疑的进步。他们居住在木屋中，穿的还是很原始的林中居民的衣服：粗糙的羊毛外套，兽皮；妇女和贵人则穿麻布内衣。食物为乳、肉、野生果实，以及像普林尼所补充的燕麦粥[168]（直到今日，这还是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克尔特人的民族食物）。他们的财富是家畜，但是品种很差；牛矮小难看，没有角；马是小马，不善奔驰。货币很少使用，数量有限，而且只是罗马货币。他们不制造金银装饰品，也不重视这些。铁是很少见的，至少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诸部落中间似乎主要靠输入，而不是自行开采的。鲁恩文字是模仿希腊和拉丁字母造成的，仅仅用作暗号，并且专供宗教巫术之用。把人当作祭品的做法还在流行。一句话，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种刚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进到高级阶段的民族。不过，虽然与罗马人直接接壤的各部落由于输入罗马的工业品极为容易，因而其金属业和纺织业的独立发展受到了阻碍，但是在东北部，在波罗的海沿岸诸部落中，则毫无疑问建立起了这样的工业。在什列斯维希沼地所发现的武器——长的铁剑、环甲、银盔等等，和二世纪末的罗马铸币一起——以及由于民族大迁徙而流传各地的德意志金属制品，这些东西即使起初是模仿罗马式样的，但都是相当讲究和独具风格的。向文明的罗马帝国的迁徙，使这种独立发展起来的工业，除了在英国以外，到处都绝迹了。至于这种工业是怎样一致地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可以拿青铜手镯为例来说明。在勃艮第、罗马尼亚、阿速夫海沿岸发现的青铜手镯，看来可能跟英国和瑞典的青铜手镯同出于一个作坊，但它们同样无疑地是由日耳曼人生产的。 他们的制度也是跟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相适应的。据塔西佗说，到处都有氏族首长（principes）议事会，它处理比较小的事情，而比较重大的事情则由它提交人民大会去解决；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上，至少在我们知道有人民大会的地方，例如在美洲人那里，仅仅氏族才有人民大会，而部落或部落联盟是没有的。氏族首长（principes）和军事首领（duces）还有显著的区别，正像在易洛魁人那里一样。氏族首长已经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他们——如在美洲一样——大半是从同一家庭中选出的；向父权制的过渡，像在希腊和罗马一样，使官职由选举逐渐变为世袭，从而促进了各氏族中贵族家庭的产生。这种古代的所谓部落贵族，大多数在民族大迁徙中或在它以后不久便消灭了。军事首长完全是按才能来选举的，与世系无关。他们的权力很小，必须以自己的榜样来影响别人；至于军队的实际惩戒权，塔西佗确定地说，是握在祭司们手里的。真正的权力集中在人民大会上。王或部落长是大会主席；决定由人民来作：怨声表示反对，喝采、敲打武器表示赞成。人民大会同时也是审判法庭；各种控诉都向它提出，并由它作出判决，死刑也在这里宣判，但只有对卑怯、背叛和反自然的淫行才判处死刑。在氏族和其他分支中，也是由以氏族首长为主席的全体大会进行审判；像在德意志人的一切最早的法庭上一样，氏族首长只能是诉讼的领导者和审问者；德意志人的判决，不拘何时何地，都是由全体作出的。 部落联盟从凯撒时代起就组成了；其中有几个联盟已经有了王；最高军事首长，像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间一样，已经图谋夺取专制权，而且有时也达到了目的。但这种侥幸的篡夺者决不是绝对的统治者；不过他们已经开始粉碎氏族制度的枷锁了。被释放的奴隶一般是处于低微地位的，因为他们不能属于任何氏族，而在新王的手下，他们当中的受到宠幸的人却往往获得高官、财富和荣誉。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在成了大国国王的军事首长那里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在法兰克人中间，国王的奴隶和被释放者，起初在宫廷里，后来在国家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新的贵族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他们当中产生的。 有一种制度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队制度。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就已经看到，与氏族制度并行，还形成了一种独立自主地进行战争的私人团体。这种私人团体，在德意志人中间，已经成为经常性的团体了。博得了声誉的军事首领，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贪图掠夺品的青年人，他们对他个人必须效忠，而他对他们亦然。首领养活他们，奖赏他们，并且按等级制来组织他们；对于小规模的征战，他们充当卫队和战斗预备队；对于大规模的征战，他们是现成的军官团。不管这种扈从队必然是多么弱小，像后来在意大利奥多亚克麾下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他们仍然包含着古代的人民自由走向衰落的萌芽；在民族大迁徙时期和迁徙以后，他们也表明自己的作用正是这样。因为，第一，他们促进了王权的产生；第二，如塔西佗已经指出的，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和抢劫，才能把他们纠合在一起。掠夺成了目的。如果扈从队首领在附近地区无事可做，他就把他的队伍带到发生了战争、可以指望获得战利品的别的民族那里去；由德意志人组成的辅助军，在罗马的旗帜下，甚至大举对德意志人作战，这种辅助军有一部分就是由这种扈从队编成的。德意志人的耻辱和诅咒——雇佣兵制度，在这里已经初具雏形。在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国王们的这种扈从兵，就同非自由人和罗马人出身的宫廷奴仆一起，成了后来的贵族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一般说来，在联合为民族〔Volk〕的德意志各部落中，也有过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和所谓王政时代的罗马人那样的制度，即人民大会、氏族首长议事会和企图获得真正王权的军事首长。这是氏族制度下一般所能达到的最发达的制度；这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模范制度。只要社会一越出这一制度所适用的界限，氏族制度的末日就来到了；它就被炸毁，由国家来代替了。 注释： [146]约·弗·麦克伦南“原始婚姻”1865年爱丁堡版。——第149页。 [147]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第149页。 [148]英吉利人征服威尔士在1283年完成，但威尔士在这以后继续保持自治；到十六世纪中叶它才完全并入英国。——第150页。 [149]1869—1870年恩格斯着手编写一部篇幅较大的爱尔兰史，但未完成（已写成的片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23—571页，为写这本书而准备的部分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0卷第100—263页），并由于研究克尔特人的历史也研究了古代威尔士的法律。——第150页。 [150]恩格斯引用的这段话出自“威尔士的古代法律和规章”1841年版第1卷第93页（《AncientLawsandInstitutesof Wales》．Vol．Ⅰ，1841，ｐ．93）。——第151页。 [151]1891年9月恩格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作了一次旅行。——第152页。 [152]1745—1746年在苏格兰爆发了山区的克兰的起义，反对英格兰苏格兰的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夺地运动；山民为保持古老的氏族组织而斗争。苏格兰高地的一部分贵族利用了山民的不满，他们希望保存封建家长式的氏族制，并提出恢复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的王位作为起义的目的。起义军在初期获得了短时间的胜利以后就被击溃了。起义被镇压下去了，结果，苏格兰山地的氏族制度被破坏，氏族土地占有制的残余被消灭，苏格兰农民从土地上被赶走的进程加剧了，氏族法庭被废除，某些氏族的习俗被禁止。——第153页。 [153]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357、358页。——第153页。 [154]贝达大师“盎格鲁教会史”（BedaVenerabilis．《Historiaecclesias-ticagentisAnglorum》）第1册第1章。——第153页。 [155]凯撒“高卢战记”第6卷第22章。——第154页。 [156]“阿勒曼尼法典”——从五世纪起占有现在的亚尔萨斯、瑞士东部和德国西南部这一地区的阿勒曼尼（阿拉曼尼）德意志部落联盟的习惯法汇编；这一法典产生于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和八世纪。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是“阿勒曼尼法典”第八十一（八十四）条。——第154页。 [157]指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原始法权。第一分册。氏族”1886年莫斯科版和“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第154页。 [158]“希尔德布兰德之歌”——英雄史诗，八世纪古代德意志叙事诗文献，保留下来的是一些片断。——第155页。 [159]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7章。——第156页。 [160]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史学丛书”第4卷第34章、第43—44章。——第156页。 [161]《Völuspâ》（“女预言者的预言”）——“老艾达”中的一首歌（见注48）。——第157页。 [162]指下列著作：安·克·班格“女预言者的预言和西维拉的卜辞”1879年版（A．Ch．Bang．《Vøluspáogdesibyllinske orakler》．1879）和索·布格“斯堪的那维亚关于神和英雄的传说的起源问题探讨”1881—1889年克利斯提阿纳版（S．Bugge．《Studier overdenordiskeGude-ogHeltesagnsOprindelse》．Kristiania，1881—1889）。——第157页。 [163]G．L．Maurer．《GeschichtederStädteverfassungin Deutschland》．Bd．Ⅰ，Erlangen，1869．——第158页。 [164]戚维利斯领导的德意志部落和高卢部落反对罗马统治的起义，发生在69—70年（有些史料认为发生在69—71年），起义是由于增加赋税，加紧募兵和罗马官吏的胡作非为所引起的，它席卷了高卢和被罗马统治的德意志地区的大部分，使罗马有失去这些地区的危险。起义者在起初获得了一些胜利之后遭到了几次失败，于是被迫同罗马媾和。——第158页。 [165]凯撒“高卢战记”第4卷第1章。——第159页。 [166]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26章。——第160页。 [167]《Codex Laureshamensis》（“洛尔希寺院文书”）——授与洛尔希寺院的证书和特权的副本集子，这个寺院是八世纪下半叶在法兰克王国建立的，距伏尔姆斯城不远，它是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巨大的封建领地；这个集子在十二世纪编成，是八至九世纪关于农民和封建土地占有制的最重要史料之一。——第161页。 [168]普林尼“博物志”三十七卷本，第18卷第17章。——第162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六、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六、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从罗马建城的传说中可以看出，最早在这里定居的是由许多拉丁氏族（传说有一百个）联合而成的一个部落；不久又加入了一个萨伯力安部落，似乎也有一百个氏族；最后加入的是一个由各种不同的分子构成的第三个部落，据传说它也有一百个氏族。初看起来，这全部故事证明，在这里除了氏族以外，再没有自然形成的任何东西，连氏族本身在许多情况下，也只不过是在故土上继续存在的母亲氏族的分支而已。各个部落都带有人工构成的痕迹，但它们大部分都是由有亲属关系的分子构成的，并且不是按照人工造成的部落而是按照古代自然长成的部落的样子构成的；也可能，有一个真正的老部落作了三个部落中每一个部落的核心。中间环节——胞族，是由十个氏族组成的，叫做库里亚；因此，共有三十个库里亚。 人们公认，罗马氏族的制度和希腊氏族的制度是相同的；如果说，希腊氏族是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发现其原始形态的那种社会单位的进一步发展，那末，这对于罗马氏族也完全适用。因此，我们在这里只须简单地谈谈。 罗马的氏族，至少在该城存在的早期，有以下的制度： 1．氏族成员的相互继承权；财产仍保留在氏族以内。在罗马氏族里，也像在希腊氏族里一样，由于父权制已经盛行，所以女系后裔已经没有继承权。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最古的罗马成文法即十二铜表法[136]，首先是子女作为直接继承人继承财产；要是没有子女，则由阿格纳蒂（男系亲属）继承；倘若连阿格纳蒂也没有，则由同氏族人继承。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财产都是留在氏族以内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由财富的增加和一夫一妻制所产生的新的法律规范已逐渐渗入氏族的习俗：同氏族人的原先是平等的继承权，起初——如前面所说的在很早的时期——在实践上限于阿格纳蒂，最后只限于亲生子女及其男系后裔；不言而喻，这和十二铜表法上的顺序是相反的。 2．占有共同的墓地。克劳狄名门氏族，在由勒吉利城迁到罗马时，得到了一块土地，此外还在城内得到了一块共同墓地。还在奥古斯都时代，死在条多堡森林的瓦鲁斯的首级运到罗马后[137]，即埋在gentilitiustumulus〔氏族坟山〕；可见他的氏族（昆提利）还有独特的坟山。［注：“可见他的氏族（昆提利）还有独特的坟山”这句话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3．共同的宗教节日。这些sacragentilitia〔氏族祭典〕是众所周知的。 4．氏族内部不得通婚。这在罗马似乎从来没有成为一种成文法，但却是一种习俗。在名字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大量罗马人夫妇中，没有一对夫妇的氏族名称是相同的。继承权也证实了这一惯例。妇女出嫁后就丧失了她的阿格纳蒂的权利，而退出自己的氏族；不论她或她的子女都不能继承她的父亲或这个父亲的兄弟，因为不然的话，父亲的氏族就会失掉一部分财产。这一惯例只有在女子不许和同氏族人结婚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5．土地共有。这在原始时代，从部落土地开始实行分配的时候起，始终是存在的。在各拉丁部落中间，我们看到，土地一部分为部落所有，一部分为氏族所有，一部分为家庭所有，那时这种家庭未必是［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未必是”，而是“并不定然是”。——编者注］个体家庭。相传罗慕洛第一次把土地分配给了个人，每人大约一公顷（二罗马亩）。但是后来我们也看到为氏族所有的土地，至于那为共和国全部内政史所环绕的国有土地，就更不必说了。 6．同氏族人有互相保护和援助的义务。关于这一点，成文历史仅有片断的记载；罗马国家，一开始就表现为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以致防御侵害的权利就不能不落到了它的手里。当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被捕时，他的氏族的全体成员，包括他的私敌在内，都穿上丧服。在第二次布匿战争[138]时，各氏族都联合起来，赎回他们的被俘的同氏族人；元老院则禁止它们这样做。 7．用氏族名称的权利。这种权利一直到帝政时代还保持着；被释放的奴隶，可以采用他们从前的主人的氏族名称，但不能获得氏族的权利。 8．收养外人入族的权利。其办法是收养到某一家庭中（像印第安人所做的那样），然后就算收养入族。 9．关于选举和撤换首长的权利，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过。但是，由于在罗马存在的最初时期，从选举产生的王起，自上而下一切官职都是选举或任命的，同时，库里亚的祭司也是由库里亚选举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氏族首长（principes）也定然如此，虽然氏族首长从氏族内同一家庭选出的办法可能已成为惯例。 罗马氏族的职能就是这样。除了已经完成向父权制的过渡这一点以外，都完全是易洛魁氏族的权利与义务的再版；在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易洛魁人”[139]。 直到今天［注：以下直到“从而证明蒙森说得不对，而摩尔根是正确的”（见本卷第143—144页）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们关于罗马氏族制度的概念还是多么混乱，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在蒙森关于共和时代和奥古斯都时代罗马氏族名称的著作（“罗马研究”1864年柏林版第1卷[140]）中，有这样一段话： “除了血族的一切男性成员以外，——被收养入族和受保护的人包括在内，但奴隶当然除外，——血族的名称也给予妇女……部落〈蒙森在这里如此翻译gens一词〉这是……一个从共同的——真实的、假定的、甚至虚构的——世系中产生的，由共同的节日、墓地和继承习惯联合起来的共同体，一切有人身自由的个人，因而也包括妇女，都可以而且必须算在该共同体内。但是，确定结了婚的妇女的氏族名称却成了一种困难。当妇女只能同自己血族的成员结婚时，这一困难自然是不存在的；所以可以证明，有一个长时期，妇女和氏族以外的人结婚，比同血族以内的人结婚要困难得多，因为这种在血族以外结婚的权利（gentisenuptio）到第六世纪时，还被当作赏给个人的特权……但是，凡是实行这种在血族以外结婚的地方，妇女在最古的时代一定要转入夫方的部落。毫无疑问，依照古代的宗教婚姻，妇女完全加入夫方的法权的和宗教的公社，而脱离她自己的公社。谁不知道出嫁的妇女就丧失了在本氏族内继承遗产或将自己的遗产传给本氏族成员的权利，而加入同自己的丈夫、子女以及他们的所有同氏族人的继承团体呢？假使她被她的丈夫家收养为孩子而加入他的家庭，那末她怎能和他的血族不相干呢？”（第8—11页） 可见，蒙森断言，属于某一氏族的罗马女子，最初只能在她的氏族内部结婚，因而，罗马的氏族是内婚制，不是外婚制。这种跟其他民族的全部经历相矛盾的观点，主要是（即使不完全是）以李维著作中引起很多争论的唯一的一段话（第39卷第19章）[141]为依据的，这段话说，元老院于罗马城建立568年即公元前186年，曾作出如下的决议： 《utiFeceniaeHispalaedatio，deminutio，gentisenuptio，tu-torisoptioitemessetquasieivirtestamentodedisset；utiqueeiingenuonubereliceret，neuquideiquieamduxisset，obidfraudiignominiaeveesset》——“费策妮娅·希斯帕拉有处理她的财产、减少她的财产、在氏族以外结婚、给自己选定保护人的权利，如同她的〈已故的〉丈夫曾用遗嘱把这个权利授予她一样；她可以和一个完全自由的人结婚，不能认为娶她为妻的人是做了不好的或可耻的事情”。 毫无疑问，在这里，一个被释放的女奴隶费策妮娅获得了在氏族以外结婚的权利。同样无疑的是，丈夫也有权用遗嘱的方式允许妻子在他死后有权在氏族以外结婚。但是在哪一个氏族以外呢？ 如果像蒙森所推测的那样，妇女必须在她的氏族内部结婚，那末她在结婚以后仍然是留在该氏族以内的。不过，第一，正是这个关于氏族内部通婚的断言，尚待证明。第二，如果妇女必须在她的氏族内部结婚，那末，男子自然也应当如此，因为不如此他就会找不到妻子。这样一来，就成了丈夫可以用遗嘱把一项他自己也没有并且自己也享受不到的权利传给他的妻子了；这从法律的观点来看是荒谬的。蒙森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又推测道： “为了在氏族以外结婚，在法律上，大概不仅需要得到掌权者的同意，而且需要得到全体氏族成员的同意。”（第10页注） 这首先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推测；其次，它跟上面所引的那段话的明确语意相矛盾；元老院是代替她的丈夫把这个权利给予她的；元老院给予她的显然不多不少恰恰和她的丈夫可能给予她的一样多；但是元老院给予她的乃是没有任何其他限制的绝对权利，以便她如果使用这个权利，她的新丈夫也不应因此而受到损害；元老院甚至责成现在的和将来的执政官和大法官注意不要使她因此而遭到任何烦恼。这样，蒙森的推测便全然不能成立了。 或者，再假定，一个妇女和别的氏族的男子结婚，而她本人仍留在她原来的氏族内。这样一来，依照上面所引的那一段文字，她的丈夫就是有权允许他的妻子在她自己的氏族以外结婚。这就是说，他有权处理他所不属于的那个氏族的事务了。这是十分荒谬的事，用不着多说的。 因此，剩下的只有这样一个推测，即妇女第一次结婚是嫁给别的氏族的男子，结婚后她便立即转入夫方的氏族，如蒙森事实上对于这类场合所容许的那样。这样一来，一切相互关系立刻就不言自明了。妇女由于结婚而脱离她的氏族，加入新的、夫方的氏族团体，这样她便在那里占着一个完全特殊的地位。虽然她也是氏族的一员，但她并不是血缘亲属；她加入氏族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使她不受因结婚而加入的那个氏族禁止内部通婚的一切规定的束缚；其次，她已经被接受到氏族的婚姻团体中来，可以在她的丈夫死亡时继承他的财产，即一个氏族成员的财产。为了把财产保存在氏族以内，她必须同她的第一个丈夫的同氏族人结婚而不得同别的任何人结婚，这岂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如果一定要造成例外，那末除了把这份财产遗留给她的第一个丈夫之外，试问谁有资格授权她这样做呢？在他把一部分财产遗留给她，而同时允许她通过结婚或当作结婚的结果而把这一部分财产交给别的氏族的瞬间，这份财产还是属于他的；因而，他实际上只是处置他自己的财产。至于这个妇女本身以及她和她的丈夫的氏族的关系，那末，正是他通过自由意志的行为——结婚，使她加入了这个氏族；因此，同样自然的是，也正是他可以授权她通过第二次结婚而退出这个氏族。一句话，只要我们抛弃罗马氏族实行内婚制的奇怪观念，而同摩尔根一起承认它最初是实行外婚制的氏族，那末问题就很简单而不言自明了。 还有最后一种推测，这种推测也有它的拥护者，而且它的拥护者似乎最多。根据这个推测，上面那段话似乎只是说： “被释放的奴婢（libertae）没有特别的许可，不得egenteenubere〈在氏族以外结婚〉，也不得作出任何同capitisdeminutiominima〔丧失家庭权利〕有关，结果使liberta脱离氏族团体的行为。”（朗格“罗马的古迹”1856年柏林版第1卷第195页，那里谈到我们从李维著作中引用的那段话时，引用了胡施克的话[142]） 如果这一推测是正确的，那末这段话对于完全自由的罗马妇女的地位根本就什么也没有证明；更谈不上她们应在氏族内部结婚的义务了。 Enuptiogentis〔在氏族以外结婚〕一语，只有上面那段话提到它，在全部罗马文献中再没有遇见过；enubere——与外人结婚——一语只遇见三次，也是在李维的著作中，而且和氏族无关。那种虚幻的、认为罗马妇女只能在本氏族内部结婚的看法，其来源仅仅是这一段话。但是这种看法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段话或者只是与被释放的女奴隶所受的特殊限制有关，那末它对于完全自由的妇女（ingenuae）就根本没有证明什么东西；或者它也适用于完全自由的妇女，那末它倒证明妇女按照通例是在本氏族以外结婚的，而结婚以后便转入夫方的氏族，从而证明蒙森说得不对，而摩尔根是正确的。 在罗马建城差不多三百年后，氏族联系还这样牢固，以致一个名门氏族，即法比氏族，经元老院许可，竟以自己的力量征伐了邻近的魏伊城。据说有三百零六个法比人出征，尽为伏兵所杀；只剩下一个男孩，延续了这个氏族。 我们已经说过，十个氏族构成一个胞族，胞族在这里叫做库里亚，它有着比希腊胞族更重要的社会职能。每一个库里亚都有自己的宗教仪式、圣物和祭司；全体祭司构成罗马祭司团之一。十个库里亚构成一个部落，这种部落，像其余的拉丁部落一样，最初大概有一个选举的首长——军事首长兼最高祭司。所有三个部落合在一起，构成罗马人民，即populusromanus。 这样，只有身为氏族成员，并且通过自己的氏族而为库里亚成员和部落成员的人，才能属于罗马人民。罗马人民最初的制度是这样的：公共事务首先由元老院处理，而元老院，正像尼布尔最先正确地叙述的那样，是由三百个氏族的首长组成的[143]；正因为如此，他们作为氏族的首长被称为patres，即父老，而他们全体则构成元老院（长老议事会，由senex——老者一词而来）。氏族首长总是从每个氏族的同一家庭中选出的习俗，在这里也造成了最初的部落显贵；这些家庭自称为贵族，并且企求加入元老院和担任其他一切官职的独占权。随着时间的进展，人民容忍了这种企求，这种企求就变成实际的权利，这一点在关于罗慕洛赐给第一批元老及其子孙以贵族身分和特权的传说中得到了反映。元老院像雅典bulê〔议事会〕一样，在许多事情上有决定权，有权预先讨论其中比较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新法律。这些新法律，最后由叫做comitiacuriata（库里亚大会）的人民大会通过。来参加大会的人民按库里亚分组，而在每个库里亚内大概又按氏族分组；在通过决议时三十个库里亚各有一票表决权。库里亚大会通过或否决一切法律，选举一切高级公职人员，包括勒克斯（所谓王）在内，宣战（但由元老院媾和），并以最高法院资格，在一切事关判处罗马公民死刑的场合，根据各方的上诉作最后的决定。最后，与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并列的，还有勒克斯，他完全相当于希腊的巴赛勒斯，但决不像蒙森所描述的那样[144]几乎是专制君主。［注：拉丁语的rex〔勒克斯〕，相当于克尔特-爱尔兰语的righ（部落长）和哥特语的reiks。Reiks一词，像德语Fürst的本义（与英语的first，丹麦语的foSrste相同，意即“第一”）一样，也是氏族长或部落长的意思，这从哥特人在四世纪时对于后世的王即全体人民的军事首长已有特别名称即thiudans〔提乌丹斯〕一事中已可以看出来。在乌尔菲拉所翻译的圣经中，不是把阿尔塔薛西斯和希罗德叫做reiks，而只是叫做thiudans，把提比利乌斯皇帝的国家不叫做reiki，而叫做thiudinassus。在哥特的thiudans（我们不大确切地把这个词译为王Thiudareiks）的名字Theodorich〔狄奥多里希〕亦即迪特里希中，两种意义合而为一了。］他同样也是军事首长、最高祭司和某些法庭的审判长。他不掌握民政方面的权力，也决没有处理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力，除非这些权力来自军事首长的惩戒权或法庭审判长的判决执行权。勒克斯的职位不是世袭的；相反地，他大概是由其前任推荐，先由库里亚大会选出，然后在第二次大会上正式就职的。他也是可以撤换的，高傲的塔克文的命运，便是证明。 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一样，罗马人在所谓王时代也生活在一种以氏族、胞族和部落为基础，并从它们当中发展起来的军事民主制下。诚然，库里亚和部落可能一部分是人为的组织，但它们都是按照它们所由发生并且还从四面包围着它们的那种真正的、自然产生的社会的模型造成的。尽管自然产生的贵族已经获得了牢固的基础，尽管担任勒克斯的人力图逐渐扩大自己的权力，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制度的最初的根本性质，而全部问题就在于此。 这时，罗马城以及靠征服而扩大了的罗马地区上的人口日益增加；增加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外来移民，一部分是被征服地区，主要是拉丁地区的居民。所有这些新的臣民（关于被保护民的问题，这里暂且不谈），都处在旧的氏族、库里亚和部落之外，因而，不是populusromanus即道地的罗马人民的组成部分。他们是人身自由的人，可以占有地产，必须纳税和服兵役。可是他们却不能担任任何官职；既不能参加库里亚大会，也不能参与征服得来的国有土地的分配。他们构成被剥夺了一切公权的平民。由于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由于他们受过军事训练并有武装，于是就成了一种同现在根本禁止增加外人的旧的populus相对抗的可怕力量了。加以土地看来几乎是平均分配于populus和平民之间的，而商业和工业的财富，虽然还不十分发达，也主要是在平民手中。 由于全部传说的罗马上古史都被浓厚的黑暗所笼罩，这种黑暗又因后世受过法学教育的著作家们（他们的著作还是我们的材料来源）的唯理主义-实用主义的解释和报告而更加浓厚，因而，关于使古代氏族制度终结的革命发生的时间、进程和动因，都不可能说出什么确定的意见。只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革命的原因在于平民和populus之间的斗争。 据说是由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这位勒克斯依照希腊的榜样特别是梭伦的榜样制定的新制度，设立了新的人民大会；能参加或不许参加这个大会，不分populus和平民都依是否服兵役而定。凡是应服兵役的男子，都按其财产分为六个阶级。前五个阶级中每个阶级的最低财产额为：一、10万阿司；二、75000阿司；三、5万阿司；四、25000阿司；五、11000阿司；据杜罗·德·拉·马尔计算，这些数目大约相当于14000、10500、7000、3600和1570马克[145]。第六阶级为无产者，是由那些没有什么财产、不服兵役和不纳税的人构成的。在新的百人团人民大会（comitiacenturiata）上，公民以军队方式按连队来编组，每队100人，称百人团，每个百人团有一票表决权。但是，第一阶级出80个百人团，第二阶级出22个，第三阶级出20个，第四阶级出22个，第五阶级出30个，而第六阶级，为了体面起见，也准出一个。此外，还有从最富裕的公民中征集的骑士所组成的18个百人团；一共有193个百人团；多数票为97票。但骑士和第一阶级合在一起就有98票，即占多数；只要他们意见一致，就可以不征询其余阶级的意见，决议也就有效了。 以前库里亚大会的一切政治权利（除了若干名义上的权利以外），现在都归这个新的百人团大会了；这样一来，库里亚和构成它们的各氏族，像在雅典一样，就降为纯粹私人的和宗教的团体，并且作为这样的团体还苟延残喘了很久，而库里亚大会不久就完全消失了。为了把三个旧的血族部落也从国家中排除出去，便设立了四个地区部落，每个地区部落居住罗马城的四分之一，并享有一系列的政治权利。 这样，在罗马也是在所谓王政被废除之前，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就已经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公共权力在这里体现在服兵役的公民身上，它不仅被用来反对奴隶，而且被用来反对不许服兵役和不许有武装的所谓无产者。 只是在那一位僭取了真正王权的最后一个勒克斯，即高傲的塔克文被驱逐以后，在两个拥有同等权力（像在易洛魁人那里那样）的军事首长（执政官）代替了一个勒克斯以后，这个新制度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罗马共和国的全部历史也就在这个制度的范围内演变，这里包括，共和国的贵族与平民为了担任官职以及分享国有土地而进行种种斗争，最后贵族溶化在大土地所有者和金钱巨头的新阶级中，这种大土地所有者和金钱巨头逐渐吞并了因兵役而破产的农民的一切地产，并使用奴隶来耕种由此产生的广大庄园，把意大利弄到十室九空的地步，从而不仅给帝政而且也给帝政的后继者德意志野蛮人开辟了道路。 注释： [136]十二铜表法——是最古的罗马法文献，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编成，是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的成果，它代替了原先在罗马有效的习惯法；十二铜表法反映了罗马社会财产分化的过程，奴隶制的发展和奴隶主国家的形成的过程；法律条文写在十二块牌子（铜表）上。——第138页。 [137]指公元9年起义反对罗马侵略者的各德意志部落和由瓦鲁斯率领的罗马军队在条多堡森林进行的会战。会战以罗马人的被歼及其统帅的自杀而告终。——第138页。 [138]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在公元前451年和450年被选进十人委员会（十人团），委员会受托制定法律，即著名的十二铜表法；在此期间，委员会享有充分权力；但是在期满以后，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同十人团的其他人一起企图用篡夺的方法把委员会的权力延长到公元前449年；但是十人团尤其是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的专横和暴力引起了平民的起义，结果推翻了十人团；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被关进了监狱，不久就死在那里。 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古代两个最大的奴隶制国家——罗马和迦太基为了在地中海西部建立统治、为了争夺新的领土和奴隶而进行的许多次战争之一。这次战争以迦太基的失败而告终。——第139页。 [139]这里恩格斯再次引用马克思关于希腊氏族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134页）。——第140页。 [140]Th．Mommsen．《RömischeForschungen》．2．Aufl．，Bd．Ⅰ，Berlin，1864.——第140页。 [141]梯特·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第141页。 [142]朗格在他的“罗马的古迹”（《RömischeAlterthümer》．Bd．I，Berlin，1856，Ｓ．195）一书中引用了胡施克的学位论文：菲·爱·胡施克“关于元老院决议赋予费策妮娅·希斯帕拉的特权（李维。第39卷第19章）”1822年哥丁根版（Ph．E．Huschke．《DePrivilegiisFeceniaeHispalaesenatusconsultoconcessis（Liv．ⅩⅩⅩⅨ，19）》．Gottingae，1822）。——第143页。 [143]巴·格·尼布尔“罗马史”第1—3部（B．G．Niebuhr．《RömischeGeschichte》．Th．Ⅰ—Ⅲ）；恩格斯引用的这段话出自第一部，该书的第一版于1811年在柏林出版。——第144页。 [144]泰·蒙森“罗马史”第1卷第1册第6章（Th．Mommsen．《RömischeGeschichte》．Bd．Ⅰ，BuchⅠ，Kap．6），该书第一卷第一版于1854年在莱比锡出版。——第145页。 [145]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第1—2卷（DureaudeLaMalle．《économiepolitiquedesRomains》．T．Ⅰ-Ⅱ，Paris，1840）。指附在第一卷书末的新旧度量衡以及货币单位比较表。——第147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四、希腊人的氏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四、希腊人的氏族 希腊人，像皮拉斯基人以及其他起源于同一部落的民族一样，在史前时代，就已经按照美洲人的那种有机的序列——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而组织起来了。胞族可能是没有的，在多立斯人中间就是这样；部落联盟也可能不是到处都成立的，但无论如何氏族是基本的单位。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处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他们与上述美洲部落之间，横着差不多整整两个很大的发展时期，亦即英雄时代的希腊人超过易洛魁人两个时期。所以，希腊人的氏族已经不再是易洛魁人的那种古老的氏族了，群婚［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的痕迹正开始显著地消失。母权制已让位给父权制；与此同时，正在产生的私有财富在氏族制度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第二个缺口是第一个缺口的自然结果：既然在实行父权制以后，富有的女继承人的财产在她出嫁时应当归她的丈夫所有，从而归别的氏族所有，所以，这便摧毁了整个氏族法权的基础，于是，为了把少女的财产保存在氏族以内，不仅容许少女在氏族内出嫁，而且还非这样做不可了。 根据格罗特的希腊史[109]，其中雅典的氏族是建筑在以下的基础上面的： 1．共同的宗教节日和祀奉一定的神的独占权。这种神被认为是氏族的祖先，并具有独特的别名以表明其地位。 2．共同的墓地（参看狄摩西尼“反驳欧布利得”[110]）。 3．相互继承权。 4．在受到侵害时提供帮助、保护和支援的相互义务。 5．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在事关孤女或女继承人的时候，在氏族内部通婚的相互权利和义务。 6．拥有——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共同财产以及自己的Archon（首长）和司库。 此后，几个氏族结合而为一个比较不那么密切的胞族；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相互权利与义务，特别是共同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以及在胞族成员被杀害时进行追究的权利。一个部落的所有胞族，又有共同的定期举行的祭典，由一个从贵族（Eupa-triden）中间选出的Phylobasileus（部落长）主持。 格罗特所说的，就是这样。马克思补充说：“但是，透过希腊氏族，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蒙昧人（例如易洛魁人）。”[111]要是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那就看得更加清楚。 事实上，希腊的氏族还具有以下的特征： 7．按照父权制计算的世系。 8．禁止氏族内部通婚，但和女继承人结婚例外，这一例外及其成为律令，就证实古时的惯例仍然有效。这也是从下述普遍通行的惯例中产生的，即妇女出嫁后，就不再参与本氏族的宗教仪式，而改行她丈夫的氏族的宗教仪式，加入她丈夫的胞族。根据这一点以及狄凯阿尔科斯的著名的一段话看来[112]，可知外婚乃是通例，而贝克尔在“哈里克尔”一书中径直认为，无论什么人都不得在本氏族内部通婚。[113] 9．收养外人入族的权利；这是用家庭收养的办法来实现的，但是有公开的手续，而且只限于例外情形。 10．选举和撤换首长的权利。我们知道，每一氏族都有自己的首长；但是，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过这一职务是在一定的家庭里世袭的。在野蛮时代结束以前，总是不大可能有严格的［注：“严格的”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世袭制的，因为这种世袭制是同富人和穷人在氏族内部享有完全平等权利的秩序不相容的。 不仅格罗特，而且尼布尔、蒙森以及先前的其他一切古典古代历史家，都没有解决氏族问题。不论他们多么正确地叙述了氏族的许多特征，但是他们总是把氏族看做家庭集团，因此便不能理解氏族的本性和起源。在氏族制度之下，家庭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组织单位，因为夫与妻必然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氏族整个包括在胞族内，胞族整个包括在部落内；而家庭却是一半包括在丈夫的氏族内，一半包括在妻子的氏族内。国家在其公法上也不承认家庭，到今日为止，家庭不过存在于私法上而已。然而我们的全部历史科学直至现在都是从一个荒诞的假定出发的，这种假定尤其是在十八世纪已成为不可侵犯的了，即以为那未必早于文明时代的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曾是社会和国家在其周围逐渐凝结起来的核心。 马克思补充说：“格罗特先生应当进一步指出，虽然希腊人是从神话中引伸出他们的氏族的，但是这些氏族比他们自己所造成的神话及其诸神和半神要古老些。”[114] 摩尔根爱引用格罗特的话，因为后者是一个很有威望的和十分值得信任的证人。格罗特又说到，每个雅典氏族都有一个从它的想像中的祖先传给他们的名称；在梭伦时代以前，死者的财产一律由同氏族人（gennêtes）继承，在梭伦时代以后，死者如无遗言，其财产亦由同氏族人继承；遇有杀害事件，首先是被害者的近亲有权利和义务向法庭控告犯罪者，其次是同氏族人，最后是胞族成员： “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最古的雅典法律的一切，都是以氏族及胞族的区分为基础的。”[115] 氏族起源于共同祖先，成了“庸人学者”（马克思语）[116]绞尽脑汁而不能解决的难题。既然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这种祖先纯粹是神话人物，他们便根本没有可能解释氏族是怎样从许多彼此相邻的、甚至起初没有亲属关系的家庭中产生出来的，然而单是为了解释氏族的存在，他们还是非这样做不可。这样他们便陷入了说空话的圈子，不能超出这样一个论题：系谱的确是一种虚构，但氏族是一个现实，因之，格罗特终于说（括弧内的话是马克思加的）： “我们很少听到这种系谱，因为仅仅在一定的、特别隆重的场合才公开把它提出来。可是，比较不出名的氏族也有其共同的宗教仪式”（这真稀奇呵，格罗特先生！），“有共同的超人的祖先和系谱，像比较有名的氏族一样”（格罗特先生，这在比较不出名的氏族那里真十分稀奇呵！）；“根本的结构和观念的基础”（亲爱的先生！不是观念的而是现实的，用普通德语说是肉欲的！）“在一切氏族中间都是相同的。”[117] 马克思把摩尔根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概括如下：“与原始形态的氏族——希腊人像其他凡人一样也曾有过这种形式的氏族——相适应的血缘亲属制度，使氏族一切成员得以知道相互的亲属关系。他们从童年时代起，就在实践上熟悉了这种对他们极其重要的事物。随着一夫一妻制家庭的产生，这种事物就湮没无闻了。氏族名称创造了一个系谱，相形之下，个体家庭的系谱便显得没有意义。这种氏族名称，现在应当证明具有这种名称的人有共同世系；但是氏族的系谱已经十分湮远，以致氏族的成员，除了有较近的共同祖先的少数场合以外，已经不能证明他们相互之间有事实上的亲属关系了。名称本身就是共同世系的证据，而且除了收养外人入族的情形以外，也是不可争辩的证据。反之，像格罗特［注：在马克思的手稿上不是格罗特，而是格罗特经常引用其著作的公元二世纪的古希腊学者波克鲁斯。——编者注］和尼布尔所做的那样，实际否定氏族成员间的任何亲属关系，从而把氏族变为纯粹虚构和幻想的产物，这是只有‘观念的’、亦即蛰居式的书斋学者才能干得出来的事情。由于血族的联系（尤其是一夫一妻制发生后）已经湮远，而过去的现实看来是反映在神话的幻想中，于是老实的庸人们便作出了而且还在继续作着一种结论，即幻想的系谱创造了现实的氏族。”[118] 胞族，像在美洲人那里一样，是一种分裂成几个女儿氏族同时又把它们联合起来的母亲氏族，这种母亲氏族常常表示所有这些女儿氏族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比如，据格罗特说： “赫卡泰胞族的所有同时代的成员，都承认在第十六亲属等级内有一个共同的神为其祖先。”[119] 所以，这一胞族的一切氏族都是真正的兄弟氏族。在荷马的诗篇中，还把胞族看做军事单位，在那著名的一段中，奈斯托尔劝告亚加米农说：要按照部落和胞族来编制军队，以便胞族可以帮助胞族，部落可以帮助部落。[120]此外，胞族在其成员被害时有追究的权利和义务；可见在较早的时代，胞族也有血族复仇的义务。其次，胞族有共同的神殿和节日，而且，从古代雅利安人的传统的对自然的崇拜而来的全部希腊神话，其发展本身，实质上也是由氏族及胞族所制约并在它们内部进行的。再次，胞族有一个胞族长（phratriarchos），据德·库郎歇说，它还有全体大会，通过必须执行的决定，拥有审判的和行政的权力。[121]甚至以后的轻视氏族的国家，也给胞族保留下了若干公共的行政性的职能。 几个亲属胞族构成一个部落。在阿提卡，共有四个部落，每个部落有三个胞族，每个胞族有三十个氏族。这样细密的集团划分，是以有意识的和有计划的干涉自发造成的秩序为前提的。至于这是怎样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以及为什么发生的，希腊历史都没有提到，希腊人自己关于他们的历史所保存下来的记忆仅仅追溯到英雄时代为止。 聚居在一个比较不大的地区上的希腊人，其方言上的差异不像在广大的美洲森林中那样显著；但是就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只有基本方言相同的部落才结合成为一个大的整体；甚至小小的阿提卡也有独特的方言，这一方言后来获得了统治的地位而成为共同的散文语言。 在荷马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在大多数场合已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kleineVölkerschaften〕；在这种小民族内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着它们的独立性。它们已经住在有城墙的城市里；人口的数目，随着畜群的增加、农业的扩展以及手工业的萌芽而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就产生了财产上的差别，随之也就在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制内部产生了贵族分子。各个小民族〔Völkchen〕，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为了掠夺战利品，进行着不断的战争；以俘虏充作奴隶，已成为公认的制度。 这些部落和小民族的组织如下： 1．常设的权力机关为议事会（bulê），这种议事会最初大概是由各氏族的首长组成的，后来，由于其人数增加得太多，便由其中选出的一部分人组成，这就造成了发展和加强贵族分子的机会；狄奥尼修斯所描述的英雄时代的议事会正是这样由贵族（kratistoi）组成的[122]。议事会对于一切重要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例如，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就谈到过忒拜议事会曾作了一个当时必须遵守的决定，即为伊托克利斯举行荣誉葬礼，而波吕涅克斯的尸体则让狗吃掉。[123]随着国家的设立，这种议事会就变为元老院了。 2．人民大会（agora）。我们在易洛魁人中间已经看到，当议事会开会时，人民——男男女女都站在周围，按照规定的程序参加讨论，这样来影响它的决定。在荷马所描写的希腊人中间，这种“围立”〔Umstand〕（这是古代德意志人的法庭用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人民大会，这种情形在古代德意志人那里也有。人民大会由议事会召集，以解决各项重要问题；每个男子都可以发言。决定是用举手（见埃斯库罗斯的“求援女”）或欢呼通过的。人民大会是最高级的权力，因为，正如舍曼所说（“希腊的古迹”）， “当谈到一件须要人民协助来执行的事情的时候，荷马并未向我们指出任何可以违反人民意志而强迫他们来这样做的手段”。[124] 原来，当部落中的每个成年男子都是战士的时候，那脱离了人民的、可以用来和人民对抗的公共权力还不存在。自然长成的民主制还处于全盛时期，所以无论在判断议事会或者在判断巴赛勒斯的权力与地位时，都应当以此为出发点。 3．军事首长（巴赛勒斯）。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说道：“欧洲的学者们大都是天生的宫廷奴才，他们把巴赛勒斯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君主。美国共和主义者摩尔根是反对这一点的。他极其辛辣地、但很公正地说到阿谀逢迎的格莱斯顿先生和他的‘世界的少年时代’一书[125]： ‘格莱斯顿先生向我们把英雄时代的希腊领袖描写成国王和公侯，而且添加了绅士的风味；但是他本人不得不承认：整个说来，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长子继承的习惯或法律虽然已经规定得很充分，但不是十二分地明确’。”[126] 大概，带有这种保留条件的长子继承制，在格莱斯顿先生本人看来，也是已经充分地尽管不是十二分明确地失掉了任何意义的。 我们已经看到，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的酋长职位是怎样继承的。一切职位多数场合都是在氏族内部选举的，因而是在氏族范围内世袭的。在递补遗缺时，最亲近的同氏族亲属——兄弟，或姊妹的儿子，逐渐享有了优先权，除非有理由摈弃他。因此，如果说在希腊人中间，在父权制统治之下，巴赛勒斯的职位通常是传给儿子或儿子中的一个，那末这仅仅证明，儿子们在这里可能指望通过人民选举而获得继承权，但决不是说不经过人民选举就承认继承合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易洛魁人和希腊人中间所看到的，是氏族内部的特殊的显贵家庭的最初萌芽，而在希腊人那里，还是未来的世袭元首或君主的最初萌芽。因此，可以推想希腊人的巴赛勒斯，正像罗马的“王”（勒克斯）一样，必须是或者由人民选举的，或者为人民的公认的机关——议事会或人民大会——所认可的。 在“伊利亚特”里，“勇士的统领”亚加米农，并不是作为希腊人的最高国王，而是作为围城盟军的最高统帅而出现的。当希腊人中间发生内讧时，奥德赛在一段著名的话中指明了他的这一地位：多头制是不好的，应该有一个人做统帅等等（此外还有一节人人爱诵的关于权杖的诗，但这是后人加的）。[127]“奥德赛在这里并不是讲述统治的形式，而是要求服从战争中的最高统帅。对于在特洛伊城下仅仅作为军队出现的希腊人说来，人民大会是进行得十分民主的。阿基里斯在说到赠品，即说到分配战利品时，他总是认为应该由‘亚该亚人的儿子们’即人民来分配，而不是由亚加米农或其他某个巴赛勒斯来分配。‘宙斯所生的’，‘宙斯所养的’这一类称号，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因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而部落首长的氏族则是起源于一个‘更显赫’的神，在这里就是起源于宙斯。甚至非自由民，如牧猪人优玛士以及其他的人，都是‘神的’（dioi和theioi），这是在‘奥德赛’中所描述的情形，即在比‘伊利亚特’晚得多的时期中发生的情形；在这本‘奥德赛’中，‘英雄’的称号还给予传令官木利奥斯和盲人歌手德莫多克［注：在马克思的手稿上接着还有一句为恩格斯所省略的话：“奥德赛用来称呼亚加米农的‘科伊腊诺斯’（xο¡ρανοs）这个词和‘巴赛勒斯’这个词一样，也仅仅意味着‘战争中军队的统帅’。”——编者注］。简言之，希腊著作家用来表示荷马所说的王权的basileia〔巴赛勒斯〕一词（因为这一权力的主要特征是军事的统率），在同时存在议事会和人民大会的情况下，其意不过是军事民主制而已。”（马克思语）[128] 巴赛勒斯除军事的权限以外，还有祭祀的和审判的权限；审判的权限没有详细规定，但祭祀的权限是他作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最高代表而被赋与的。关于民政、行政的权限从来没有提到过；但是巴赛勒斯由于职位的关系大概也是议事会的成员。这样，把“巴赛勒斯”一词译成德语的《König》在语源上是完全正确的，因为《König》（Kuning）是由Kuni、Künne而来的，即“氏族首长”的意思。不过，古希腊文的“巴赛勒斯”跟现代意义的《König》（国王）一词是完全不相符合的。修昔的底斯把古代的basileia很确定地叫做patrikê，即由氏族产生的意思，并说，basileia有明确规定的、因而是有限的权限。[129]亚里士多德也说，英雄时代的basileia是对自由人的统率，巴赛勒斯是军事首长、法官和最高祭司[130]；可见，巴赛勒斯并未握有后世所谓的统治权力。［注：就像对于希腊的巴赛勒斯一样，阿兹蒂克人的军事首长也被误解为近代的王公。摩尔根最先对于西班牙人的起初是出于误会和夸张，后来简直是说谎的报告作了历史的批判，并证明，墨西哥人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但他们的发展程度略微超过了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他们的社会制度在根据被曲解了的报告来推论的范围内说，相当于以下的情形：这是一个包括三个部落的联盟，它征服了其他几个部落并使之朝贡；它由联盟议事会和联盟军事首长来管理，西班牙人就是把这个联盟军事首长变成了“皇帝”。］ 这样，我们看到，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也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显贵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可以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可以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会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的新形式，因而是给不断加速的财富积累，盖上社会普通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可以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可以使有产阶级剥削无产者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 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 注释： [109]乔·格罗特“希腊史”第1—12卷（G．Grote．《AHistoryofGreece》．Vol．Ⅰ—Ⅻ）；这本著作的第一版于1846—1856年在伦敦出版；这里所引用的话，见1869年在伦敦出版的第3卷第54—55页。——第114页。 [110]指狄摩西尼在法庭上反驳欧布利得的演说词。在这个演说词中提到在氏族墓地只能埋葬本氏族死人的习俗。——第115页。 [111]卡·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134页）。——第115页。 [112]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古希腊哲学家狄凯阿尔科斯的没有流传下来的著作中的片断引自瓦克斯穆特的著作：《HellenischeAlterthumskundeausdemGesichtspunktedesStaates》．Th．Ⅰ，Abth．Ⅰ，Halle，1826，S．312。——第115页。 [113]威·阿·贝克尔“哈里克尔。古代希腊习俗状况。对希腊人的私生活的较详细的介绍”1840年莱比锡版第2部第447页（W．A．Becker．《Charikles．BilderaltgriechischerSitte．ZurgenauerenKenntnissdesgriechischenPrivatlebens》．Th．Ⅱ，Leipzig，1840，S．447）。——第116页。 [114]卡·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136页）。——第117页。 [115]乔·格罗特“希腊史”1869年伦敦版（新版）第3卷第66页（G．Grote．《AHistoryofGreece》．ANewEd．，vol．Ⅲ，London，1869，ｐ．66）。——第117页。 [116]卡·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137页）。——第117页。 [117]乔·格罗特“希腊史”1869年伦敦版（新版）第3卷第60页。引文出自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括弧内的意见是马克思的（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138页）。——第117页。 [118]卡·马克思“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138—139页）。——第118页。 [119]乔·格罗特“希腊史”1869年伦敦版（新版）第3卷第58—59页。——第118页。 [120]荷马“伊利亚特”第二首歌。——第118页。 [121]指甫斯特耳·德·库郎歇“古代城市”第3册第1章（FusteldeCoulanges．《Lacitéantique》，livreⅢ，chap．Ⅰ）一书；该书第一版于1864年在巴黎—斯特拉斯堡出版。——第119页。 [122]哈利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古代罗马史”第2册第12章。——第120页。 [123]埃斯库罗斯“七个反对忒拜的人”。——第120页。 [124]G．F．Schoemann．《GriechischeAlterthümer》．Bd．Ⅰ，Berlin，1855，S．27．——第120页。 [125]指威·尤·格莱斯顿“世界的少年时代。英雄时代的神和人”第11章（W．E．Gladstone．《JuventusMundi．TheGodsandMenoftheHeroicAge》，chap．11）一书；这本著作的第一版于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121页。 [126]卡·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143页）；这段话引自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248页。——第121页。 [127]荷马“伊利亚特”第二首歌。——第122页。 [128]见卡·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案9卷第144—145页）。——第122页。 [129]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册第13章。——第123页。 [13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册第10章。——第123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五、雅典国家的产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五、雅典国家的产生 国家是怎样部分地靠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的办法来排挤掉它们，最后全部代之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而发展起来的；受这些国家权力机关支配的，因而也可以被用来反对人民的，武装的“公共权力”，又是怎样代替了氏族、胞族和部落中自己保卫自己的真正的“武装的人民”的——关于这一切，至少是它的始初阶段，再好莫过于从古雅典来加以研究。各种形式的更替，基本上已由摩尔根描绘出来了，我要补充的大半是引起这种形式更替的经济内容。 在英雄时代，雅典人的四个部落，还分居在阿提卡的各个地区；甚至组成这四个部落的十二个胞族，看来也还有自己单独的居住地，即凯克罗普斯的十二个城市。制度也是英雄时代的制度：人民大会，人民议事会和巴赛勒斯。从有成文历史的时候起，土地已被分割而成了私有财产，这种情形正是和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末期已经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商品交易相符合的。除了谷物以外，还已经生产葡萄酒和植物油；爱琴海的海上贸易，已经逐渐脱离腓尼基人的控制而大半落于阿提卡居民之手。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在胞族和部落的地区内，移来了这样的居民，他们虽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并不属于这些团体，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做外人。在和平时期，每一个胞族和每一个部落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也不向雅典的人民议事会或巴赛勒斯请示。但是那些住在胞族或部落的地区内而不属于这个胞族或部落的人，自然是不能参与这种管理的。 这就扰乱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正常活动，以致在英雄时代就需要设法补救。于是实行了提修斯所规定的制度。这一改变首先在于，在雅典设立了一个中央管理机关，就是说，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的事务，而移交给设在雅典的总议事会管辖了。由于这一点，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进了一步：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合并为统一的民族〔Volk〕所代替了。于是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权习惯之上的一般的雅典民族法；只要是雅典的公民，即使在非自己部落的地区，也取得了确定的权利和新的法律保护。但这样一来就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因为这是后来容许不属于全阿提卡任何部落并且始终都完全处于雅典氏族制度以外的人也成为公民的第一步。提修斯所制定的第二个制度，就是把全体人民，不问氏族、胞族或部落，一概分为Eupatriden（贵族）、Geomo-ren（农民）和Demiurgen（手工业者）三个阶级，并赋予贵族以担任公职的独占权。不过这一划分，除了由贵族担任公职以外，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除此以外，它并未规定各个阶级之间的任何法权上的差别。［注：在1884年版中这句话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因为其余两个阶级并未获得任何特殊的权利”。——编者注］但它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向我们揭示了新的、暗中发展起来的社会要素。它表明，由一定家庭的成员担任氏族公职的习惯，已经变为这些家庭担任公职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这些因拥有财富而本来就有势力的家庭，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联合成一种独特的特权阶级；而刚刚萌芽的国家，也就使这种霸占行为神圣化。其次，它表明，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已经如此牢固，以致使以前氏族和部落的划分在社会意义方面已不是最重要的。最后，它宣告了氏族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建立国家的最初企图，就在于破坏氏族的联系，其办法就是把每一氏族的成员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把非特权者又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两个阶级，从而使之互相对立起来。 以后的雅典政治史，直到梭伦时代，知道得很不完全。巴赛勒斯一职已经丧失了它的意义；国家首脑人物已由贵族中所选出的执政官来充任。贵族的统治日益加强，到了公元前600年左右时，已经变得令人不能忍受了。这时，货币和高利贷已成为压制人民自由的主要手段。贵族们的主要居住地是雅典及其近郊，在那里，海上贸易以及附带的有时仍然进行的海上掠夺，使贵族们发财致富，并使货币财富集中在他们手中。由此而日益发达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阿提卡小农的破产是与保护他们的旧的氏族联系的松弛同时发生的。债务契约和土地抵押（雅典人已经发明了抵押办法）既不理会氏族，也不理会胞族。而旧的氏族制度既不知有货币，也不知有贷款，更不知有货币债务。因此，贵族的日益扩展的货币统治，为了保护债权人以对付债务人，为了使货币所有者对小农的剥削神圣化，也造成了一种新的习惯法。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处都竖立着抵押柱，上面写着这块地已经以多少钱抵押给某某人了。没有竖这种柱子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期付还押款或利息而出售，归贵族高利贷者所有了；农民只要被允许作佃户租种原地，能得自己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以维持生活，把其余六分之五以地租的形式交给新主人，那他就谢天谢地了。不仅如此，如果出卖土地所得的钱不够还债，或者债务没有抵押保证，那末债务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国外去做奴隶，以偿还债务。父亲出卖子女——这就是父权制和一夫一妻制的第一个果实！要是吸血鬼还不满足，那末他可以把债务人本身卖为奴隶。雅典人的文明时代的欢乐的曙光，就是如此。 以前，当人民的生活条件和氏族制度还相适应时，这样的变革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这一变革发生了，人们不知道它是怎样发生的。我们暂且回转来看一下易洛魁人吧。这时强加在雅典人身上而他们可以说并未参与策划并且又确乎违反他们意志的状况，在易洛魁人中间是不能想像的。在易洛魁人那里，年年不变的生产生活资料的方式，决不会产生这种仿佛从外面强加的冲突，这种富人与穷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易洛魁人离支配自然的地步还远得很，但是在他们所能达到的自然界限以内，他们是支配着自己的生产的。除开他们的小小园圃中的歉收，他们的河流湖泊内的鱼类的罄竭以及森林中猎物的绝迹以外，他们知道他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会产生什么结果。所产生的一定是生活资料，尽管有时很少，有时较多；但是决不会产生那种无意中产生的社会变革，氏族联系的破裂，或同氏族人和同部落人分裂为互相斗争的对立阶级。生产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但生产品完全由生产者支配。这是野蛮时代的生产的巨大优越性，这一优越性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便丧失了。夺回这一优越性，但却以今日人类所获得的对自然的有力支配以及今日已有可能的自由结合为基础，这将是下几代人的任务。 希腊人的情形就不同了。业已出现的对畜群和奢侈品的私人占有，引起了单个人之间的交换，使产品变成了商品。这就包含着随之而来的全部变革的萌芽。当生产者不再直接消费自己的产品，而是通过交换把它转让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对自己的产品的支配权力。他们已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如何。于是利用产品来反对生产者、剥削和压迫生产者的可能性便产生了。因此，不论哪一个社会，只要它不消灭单个人之间的交换，它便不能长久保持对它自己的生产的支配，不能长久保持对自己生产过程的社会后果的控制。 然而，产品是怎样在单个人之间的交换发生以后以及随着产品变成商品而迅速地支配了它的生产者的——这一点雅典人不得不亲自来体验了。随着商品生产，出现了个人单独经营的土地耕作，以后不久又出现了个人的土地所有制。随后就出现了货币，即其余一切商品都可以和它交换的普遍商品。但是当人们发明货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一种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通力量。这种未经它自身创造者的预知并违反其意志而突然崛起的新力量，就以其全部青年时代的粗暴性使雅典人感受到它的支配了。 怎么办呢？古老的氏族制度，不仅无力反对货币的胜利进军，而且它也绝对没有办法能在自己的结构内部给货币、债权人、债务人以及逼债等找到立足之地。但是新的社会力量已经存在；挽回旧的美好时光的虔诚愿望和渴望，都没有能再把货币和高利贷从世界上消除。而且，在氏族制度中已经打穿了一系列其他次要的缺口。在全部阿提卡境内，特别是在雅典城本身，各氏族和胞族的成员相互杂居，已经一代比一代厉害了，尽管这时雅典人仍然只能把土地而不能把自己的住宅卖给本氏族以外的人。随着工业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生产部门——农业、手工业（在手工业内又有无数行业）、商业、航海业等——之间的分工日益充分地发展起来；居民现在依其职业分成了相当稳定的集团；其中每个集团都有好多新的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在氏族或胞族内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因而就需要创设新的官职为这种利益服务。奴隶的数量已经大大增加，在那个时候大概就已经大大超过自由的雅典人；氏族制度最初是不知道奴隶制的，因而也就不知道控制这大批非自由人的手段。最后，贸易把许多外地人吸引到雅典来，这些外地人是为了易于赚钱而移居这里的；按照旧制度，他们既没有权利，也不受法律保护，所以尽管有传统的容忍精神，他们仍然是人民中间令人不安的异己分子。 一句话，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即使是最严重的坏事在它眼前发生，它也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铲除了。但在这时，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了。最初在城市和乡村间，然后在各种城市劳动部门间实行的分工所造成的新集团，创立了新的机关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各种官职都设置起来了。这时，年轻的国家首先就需要一支自己的军事力量，而在操航海业的雅典人中间，起初只能是一支海上的军事力量，用以进行个别的小规模战争和保护商船。在梭伦以前的一个不能确知的时期，设置了诺克拉里，即小规模的区，每个部落设十二个；每一诺克拉里必须提供一只战船，配备上武器和船员，此外，还要提供两个骑士。这个设施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的破坏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截了当同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相符合的公共权力；第二，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这有什么意义，可以从下面看出来。 既然氏族制度对于被剥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帮助，于是就只有期望正在产生的国家。而国家也确实以梭伦制度的形式给予了这种帮助，同时它又靠牺牲旧制度来增强自己。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至于他在公元前594年实现改革的方式，我们在这里可以不谈。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债务简单地被宣布无效了。详情我们虽然不太清楚，但是梭伦在他的诗中自夸说，他清除了负债土地上的抵押柱，使那些因债务而被出卖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都重返家园。这只有通过公开侵犯了财产所有权才能做到。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做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所以毫无疑问，二千五百年来私有制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 但现在必须防止这种使自由的雅典人变为奴隶的情形重演。这一点，首先是通过普遍实行的措施，例如禁止缔结以债务人的人身作抵押的债务契约而做到的。此外，又规定了个人所能占有的土地的最大数额，以便至少把贵族对于农民土地的无限贪欲限制一下。然后又对制度本身作了修改；对我们说来，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议事会规定由四百人组成，每一部落为一百人；因此在这里，部落依然是基础。不过这是新的国家组织从旧制度中接受下来的唯一方面。至于其他方面，梭伦把公民按照他们的地产和收入分为四个阶级；五百、三百及一百五十袋谷物（一袋约等于四十一公升），为前三个阶级的最低限度的收入额；地产少于此数或完全没有地产的人，则属于第四阶级。只有三个上等阶级的人才能担任一切官职；只有第一阶级的人才能担任最高的官职；第四阶级只有在人民大会上发言和投票的权利，但是，一切官吏都是在这里选出的，一切官吏在这里都要作关于自己活动的报告；一切法律都是在这里制定的；而第四阶级在这里占多数。贵族的特权，部分地以财富特权的形式恢复起来，但人民却保留有决定的权力。此外，四个阶级都是新的军队组织的基础。前两个阶级提供骑兵，第三阶级提供重装步兵，第四阶级提供不穿甲胄的轻装步兵或在海军中服务，大概还领饷银。 这样，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他们的地产的多寡来规定的，于是，随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 然而，按照财产来规定政治权利的办法，并不是国家不可缺少的设施。虽然这种办法在国家制度的历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许多国家，而且恰好是最发达的国家，都是不需要它的。即使在雅典，它也只起了暂时的作用；从亚里斯泰迪兹的时候起，一切官职对每个公民都是开放的。[131] 其后八十年间，雅典社会就逐渐采取了一个它在以后数百年中都遵循着的发展方向。在梭伦以前的时代盛行的农村高利贷，以及地产的无限制的集中，都受到了节制。商业以及靠奴隶劳动日益大规模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和精巧手工艺，都成了流行的职业。人们也比较开通了。旧时残酷剥削自己同胞的方法，已经弃而不用，如今主要是剥削奴隶和雅典以外的买主了。动产，即由货币、奴隶以及商船构成的财富，日益增加，但是，这时它已经不是单单用作购置地产的手段，像在眼光狭小的最初时期那样，——它已经变成目的本身了。结果，一方面发生了新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权力的胜利竞争，另一方面，就使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现在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都遍布于全阿提卡并完全杂居在一起，因此，氏族、胞族和部落已不适宜于作为政治集团了；大量的雅典公民不属于任何氏族；他们是移民，他们虽然取得了公民权，但是并没有被编入任何旧的血族团体；此外，还有不断增加的仅仅受人保护的外来的移民。[132] 这时，党派斗争在进行着；贵族想夺回他们以前的特权，并在短时期内占了上风，直到克利斯提尼革命时（公元前509年）才最终被推翻，但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也随之而灭亡了。[133] 克利斯提尼的新制度撇开了以氏族和胞族为基础的四个旧部落。代替它们的是一种全新的组织，这种组织是以已经用诺克拉里试验过的只依居住地区来划分公民的办法为基础的。有决定意义的已不是血族团体的族籍，而只是经常居住的地区了；现在要加以划分的，不是人民，而是地区了；居民在政治上已变为地区的简单的附属物了。 全阿提卡被划分成一百个自治区，即所谓德莫。居住在每个德莫内的公民（德莫特），选举出自己的区长（德马赫）和司库、以及审理轻微案件的三十个法官。各个德莫同样也有自己的神殿及守护神或英雄，并选出祀奉他们的神职人员。德莫的最高权力，属于德莫特大会。摩尔根说得对，这是美洲市镇自治区的一种原型。[134]当时在雅典正在产生的国家开始时所依据的单位，正好和现代国家在最高发展阶段上最后要达到的单位相同。 十个这样的单位，即德莫，构成一个部落，但是这种部落和过去的血族部落不同，现在它被叫做地区部落。地区部落不仅是一种自治的政治组织，而且也是一种军事组织；它选出一个菲拉尔赫［注：来源于古希腊文的“菲拉”（部落）一词。——编者注］即部落长，指挥骑兵；一个塔克色阿赫，指挥步兵；一个兵法家，统率在部落境内招募的全体军人。其次，它提供五艘配有船员和船长的战船；并且有阿提卡的一位英雄作为自己的守护神，英雄的名字也就是部落的名称。最后，它选举五十名代表参加雅典议事会。 最终的结果是雅典国家。它是由十个部落所选出的五百名代表组成的议事会来管理的，最后一级的管理权属于人民大会，每个雅典公民都可以参加这个大会并享有投票权；此外，有执政官和其他官员掌管各行政部门和司法事务。在雅典没有总揽执行权力的最高官员。 由于实施这个新制度和容纳大量被保护民——一部分是移民，一部分是被释放的奴隶，——血族制度的各种机关便受到排挤而不再过问社会事务；它们下降为私人性质的团体和宗教会社。不过，旧氏族时代的道德影响、因袭的观点和思想方式，还保存很久，只是逐渐才消亡下去。这一点从下面的一个国家设施中可以看出来。 我们已经看到，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雅典在当时只有一支国民军和一支直接由人民提供的舰队，它们被用来抵御外敌和压制当时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对于公民，这种公共权力起初只不过当作警察来使用，警察是和国家一样古老的，所以十八世纪的质朴的法国人才不讲文明民族而讲警察民族（nationspolicées）［注：双关语：《policé》——“文明的”，《police》——“警察”。——编者注］。这样，雅典人在创立他们国家的同时，也创立了警察，即由步行的和骑马的弓箭手组成的真正的宪兵队，或者如德国南郊和瑞士所说的Landjäger［注：方言，意即宪兵。——译者注］。不过，这种宪兵队却是由奴隶组成的。这种警察职务，在自由的雅典人看来是非常卑贱的，以致他们宁愿叫武装的奴隶逮捕自己，而自己却不肯去干这种丢脸的事。这仍是旧的氏族思想。国家是不能没有警察的，不过国家还很年轻，还未享有充分的道义上的威望，足以使那种必然要被旧氏族成员视为卑贱的行业受到尊敬。 现在已经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况，这可以从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证明。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建立于其上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到了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万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被保护民——外地人和被释放的奴隶为45000人。这样，每个成年的男性公民至少有18个奴隶和两个以上的被保护民。大量奴隶的存在，是由于许多奴隶在监工的监督下在房屋很大的手工工场内一起工作。但是，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发生了财富积累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及大批自由公民贫困化的现象；摆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者从事手工业去跟奴隶劳动竞争，而这被认为是可耻的、卑贱的职业，并且不会有什么成功；或者变成穷光蛋。他们在当时条件下必不可免地走上了后一条道路；由于他们数量很大，于是就把整个雅典国家引向了灭亡。所以，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像欧洲那些讨好君主的学究们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 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庇西特拉图的篡位为时很短，并未留下任何痕迹[135]，——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最后，因为我们是充分知道这个国家形成的一切重要详情的。 注释： [131]这里是指赋予雅典第四阶级的公民——自由的贫民担任民政职务的权利的事，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亚里斯泰迪兹（公元前五世纪）做的。——第132页。 [132]指所谓“麦特克”——迁到阿提卡定居的外地人；他们虽是自由人，但没有雅典的公民权利（如担任公职，参加人民大会，占有不动产等等的权利）。他们主要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必须缴纳特别的捐税，必须有全权的公民作为自己的“保护人”，只有通过这些“保护人”他们才能和管理机关打交道。——第133页。 [133]公元前510—507年阿尔克梅奥尼德氏族的代表克利斯提尼领导了雅典平民反对旧氏族贵族的统治的斗争；结果贵族的统治被推翻了，实行了目的在于消灭氏族制度残余的改革。——第133页。 [134]见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271页。——第134页。 [135]公元前560年贫困破产的贵族氏族的代表庇西特拉图夺取了雅典的政权，建立了个人统治的制度——僭主政体。这种制度在庇西特拉图逝世（公元前527年）之前有过中断（庇西特拉图曾两次被逐出雅典并重新返回），直到公元前510年他的儿子希庇亚斯被逐为止，此后不久，在雅典便建立了以克利斯提尼为首的奴隶主民主派的统治。庇西特拉图的旨在保护中小地主的利益反对氏族贵族的活动，没有引起雅典国家政治结构的重大改变。——第136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三、易洛魁人的氏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三、易洛魁人的氏族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摩尔根的另一发现，这一发现至少与他根据亲属制度把原始家庭形式恢复起来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摩尔根证明：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内部用动物名称命名的血族团体，实质上是与希腊人的genea〔氏族〕和罗马人的gentes〔氏族〕相同的，美洲的形式是原始的形式，而希腊—罗马的形式是晚出的、派生的形式；上古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全部社会组织，跟美洲印第安人的组织极其相似；氏族，直到野蛮人进入文明时代为止，甚至再往后一点（就现有资料而言），是一切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摩尔根证明了这一切以后，便一下子说明了希腊、罗马上古史中最困难的地方，同时，出乎意料地给我们阐明了国家产生以前原始时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虽然这个发现在人们知道它之后显得十分简单，但是，摩尔根只是最近才做到这一点的；在他于1871年出版的前一部著作[100]中，他还没有看透这个秘密，而这个秘密一揭开之后，就使一向那样自信的英国原始历史学家们暂时［注：“暂时”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沉默了下去。 摩尔根到处用以表示这种血族团体的拉丁语gens〔氏族〕一词，像同意义的希腊语genos一词一样，来源于一般雅利安语的字根gan（德语为kan，因为在德语中，通例是用k代替雅利安语的g），gan的意思是“生育”。Gens，genos，梵语的dschanas，哥特语（依照上面所说的通例）的kuni，古代斯堪的那维亚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的kyn，英语的kin，中古高地德意志语的künne，都同样表示血族、世系，不过拉丁语的gens和希腊语的genos，都是专用以表示这样的一种血族团体，这种团体自夸有共同的世系（这里指的是出自一个共同的男祖先），并且借某种社会的和宗教的制度而组成一个特殊的公社。但是这种公社的起源与本性，我们的一切历史家迄今为止却一直弄不清楚。 我们在前面，在研究普那路亚家庭时，已经看到原始形式的氏族是怎样构成的。它所包括的成员，是一切由于普那路亚婚姻，并依照这种婚姻中必然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而构成一个确定的女祖先即氏族创立者的公认后代的人。由于在这种家庭形式下父系血统不能确定，所以只承认女系。又因为兄弟不得娶自己的姊妹为妻，只能同其他世系的妇女结婚，所以，根据母权制，同这些异族妇女所生的子女，便列在氏族以外。这样，留在血族团体内部的只有各代女儿的子孙；儿子的子孙则归入其母亲的氏族。当这种血缘亲属集团构成一个与同一部落内其他类似集团相对来说的特殊集团时，它又是什么样子呢？ 摩尔根举出易洛魁人的氏族，特别是塞讷卡部落的氏族，作为这种原始氏族的古典形式。这个部落内有八个氏族，都以动物的名称命名：（1）狼，（2）熊，（3）龟，（4）海狸，（5）鹿，（6）鹬，（7）苍鹭，（8）鹰。每个氏族内都盛行以下的习俗： 1．氏族推选一个酋长（平时的首脑）和一个首领（军事领袖）。酋长必须从本氏族成员中选出，他的职位在氏族内世袭，亦即一有空缺，必须立刻重新补上；军事首领，也可以从氏族以外的人中选出，有时他的职位可以暂缺。由于易洛魁人奉行母权制，因而酋长的儿子属于别一氏族，所以从不选举前一酋长的儿子做酋长，而是往往选举他的兄弟做酋长，或者选举他的姊妹的儿子做酋长。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参加选举。不过选举须经其余七个氏族确认，只有在这以后，当选为酋长的人才正式就职，就职仪式则由全易洛魁联盟的总议事会举行。这样做的意义，在后面就可以看出来。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德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此外，由于他的职位，他也是塞讷卡部落议事会以及全体易洛魁人联盟的议事会的成员。军事首领仅仅在出征时才能发布命令。 2．氏族可以任意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这仍是由男女共同决定的。被撤换的人，此后便成为和其他私人一样的普通战士。此外，部落议事会也可以甚至违反氏族的意志而撤换酋长。 3．氏族的任何成员都不得在氏族内部通婚。这是氏族的根本规则，维系氏族的纽带；这是极其肯定的血缘亲属关系的否定表现，赖有这种血缘亲属关系，它所联合起来的个人才成为一个氏族。摩尔根由于发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就第一次阐明了氏族的本质。从前关于蒙昧人和野蛮人的报告，把构成氏族制度的各种集团，糊里糊涂地、不加分别地混为一谈，统称为部落、克兰、宗族等等，而且往往说，在这种集团内部禁止通婚，这证明以前人们对于氏族的本质是多么不了解。这便造成了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麦克伦南先生就在这个混乱中得以充当拿破仑，用强力的判决建立了这样的秩序：一切部落分为部落内部禁止通婚的（外婚制的）和许可通婚的（内婚制的）两种。他这样把问题彻底混淆以后，便埋头于最深沉的研究中，去探讨在他的两个荒诞无稽的范畴中，究竟哪一种较古：是外婚还是内婚。自从发现了那以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其成员间不能通婚的氏族之后，这种荒谬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不言而喻，在我们所见到的易洛魁人所处的那种发展阶段上，氏族内部禁止通婚是被严格遵守着的。 4．死者的财产转归其余的同氏族人所有，它必须留在氏族中。由于易洛魁人所能遗留的东西为数很少，所以他的遗产就由他最近的同氏族亲属分享；男子死时，由他的同胞兄弟、姊妹以及母亲的兄弟分享；妇女死时，由她的子女和同胞姊妹而不是由她的兄弟分享。根据同一理由，夫妇不能彼此继承，子女也不得继承父亲。 5．同氏族人必须相互援助、保护，特别是在受到外族人伤害时，要帮助报仇。个人依靠氏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且也能作到这一点；凡伤害个人的，便是伤害了整个氏族。因而，从氏族的血族关系中便产生了那为易洛魁人所绝对承认的血族复仇的义务。假使一个氏族成员被外族人杀害了，那末被害者的全氏族必须实行血族复仇。起初是试行调解；行凶者的氏族议事会开会，大抵用道歉与赠送厚礼的方式，向被害者的氏族议事会提议和平了结事件。如果提议被接受，事情就算解决了。否则，受害的氏族就指定一个或几个复仇者，他们的义务就是去寻出行凶者，把他杀死。如果这样做了，行凶者的氏族也没有诉怨的权利，事情就算了结了。 6．氏族有一定的名称或一套名称，在全部落内只有该氏族才能使用这些名称，因此，氏族个别成员的名字，也就表明了他属于哪一氏族。氏族的名称一开始就同氏族的权利密切联系在一起。 7．氏族可以收养外人入族，并用这个办法吸收他们为整个部落的成员。这样，未杀死的俘虏，由于被一个氏族收养入族，就成为塞讷卡部落的成员，从而获得了氏族和部落的一切权利。收养外人入族的事情，是根据氏族的个别成员的提议而实行的：男子可以提议收养外人为兄弟或姊妹；女子可以提议收养外人为自己的孩子；为了确认这种收养，必须举行入族典礼。某些因特殊情形而人丁不旺的氏族，常常由于大批收养别一氏族（得到它的同意）的人入族而重新兴旺起来。在易洛魁人中间，入族典礼是在部落议事会的公共集会上举行的，实际上已经把它变为一种宗教仪式。 8．印第安人的氏族有无特殊的宗教节日，很难确定；不过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多少都是和氏族联系在一起的。在易洛魁人的每年六个宗教节日期间，各个氏族的酋长和军事首领，由于他们的职位，都被列在“信仰守护人”以内，而执行祭司的职能。 9．氏族有着共同的墓地。纽约州境内四周都为白种人包围的易洛魁人，他们的墓地现在已经绝迹了，但从前是存在过的。在其他印第安人中间，这种墓地还保存着；例如，和易洛魁人有近亲关系的吐斯卡罗腊人，他们虽然是基督徒，但在墓地上，每一氏族都独成一排，所以，总是把母亲而不是把父亲和孩子埋在一排。而在易洛魁人中间，死者的全氏族都要参加葬仪，安排坟墓，宣读悼词等等。 10．氏族有议事会，它是氏族的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决权的民主集会。这种议事会选举、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以及其余的“信仰守护人”；它作出为被杀害的氏族成员接受赎金（Wergeld）或实行血族复仇的决定；它收养外人加入氏族。总之，它是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 典型的印第安人氏族的职能就是这样。 “它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个人权利方面平等，不论酋长或军事首领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由血族关系结合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表述为公式，但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而氏族又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单位，是有组织的印第安人社会的基础。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印第安人具有那种受到普遍承认的强烈的独立感和自尊心。”[101] 到发现美洲的时候，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都已依照母权制而组成为氏族。仅在某几个部落如达科塔人中间，氏族才衰落下去了；在另外几个部落中间，如在奥季布瓦，奥马哈等部落中间，氏族已经是依照父权制而组成的了。 在许多有五六个以上氏族的印第安人部落中间，我们可以遇到一种特殊的集团，每个集团有三、四个或更多的氏族；摩尔根用希腊语确切地表达了印第安语的名称，把这种集团叫做“夫拉特里”（胞族）。例如，塞讷卡部落有两个胞族；第一个胞族包括1—4四个氏族，第二个胞族包括5—8四个氏族。更详细地研究起来便可发现，这种胞族大抵是当初由部落分裂成的最初的氏族；因为在氏族内部禁止通婚的情况下，每个部落必须至少包括两个氏族才能独立存在。随着部落的增殖，每个氏族又分裂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这些氏族如今也作为单个的氏族而存在；而包括一切女儿氏族的最初的氏族，则作为胞族而继续存在。在塞讷卡人和大多数其他印第安人中间，一个胞族内的各氏族被认为是兄弟氏族，而别个胞族的各氏族则被认为是它们的从兄弟氏族，——这种称呼，在美洲亲属制度中，像我们在前边所看到的，都具有极现实而明确的意义。塞讷卡人起初也不能在胞族内通婚，但是这种习俗久已废除了，如今只限于氏族。塞讷卡部落有一种传说，“熊”和“鹿”两个氏族是最初的氏族，其他氏族都是从这两个氏族派生的。这个新组织建立以后，便根据需要而加以改变；要是某一胞族的一些氏族灭亡了，那末为平均起见，有时就从别的胞族中拨几个氏族去补充它。因此，我们在不同的部落中间，可以看到名称相同的氏族以不同的方式集结在各胞族中。 易洛魁人的胞族的职能，部分地是社会性质的，部分地是宗教性质的。（1）胞族间互作球戏；每一胞族选出自己的优秀球员，其余的人按胞族旁立观看，并以本胞族球员的获胜打赌。（2）在部落议事会上，每个胞族的酋长和军事首领坐在一起，两个胞族彼此相对，每个演说者在讲话时，都把各胞族的代表当作特别的团体。（3）如果部落内发生杀人事件，而行凶者与被害者不属于同一个胞族时，被害者的氏族往往诉诸自己的兄弟氏族；于是这些氏族就举行胞族议事会，把对方胞族作为一个团体进行交涉，使对方胞族也召集自己的议事会，以谋求事件的解决。因此，在这里，胞族又以最初的氏族的资格出现，并且比它派生的较微弱的单个氏族更有获胜的希望。（4）在重要人物死亡时，对方胞族办理安葬和丧礼，而死者胞族的成员则以死者的近亲服丧人资格参与葬仪。酋长死时，对方胞族将缺位一事通知易洛魁人的联盟议事会。（5）在选举酋长时，胞族议事会也出面参预。兄弟氏族对选举的确认，被认为是一种当然的事情；但另一个胞族的氏族则可能提出异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胞族的议事会即召开会议；如果议事会认为异议是正当的，选举就算无效。（6）从前，易洛魁人有一种特殊的宗教神秘仪式，白种人把它称为medicine-lodges〔巫术集会〕。这种神秘仪式在塞讷卡人那里，是由两个宗教团体举行的；新会员入会时还举行正式的入会的仪式；两个胞族中各有一个这样的团体。（7）在征服时期[102]，住在特拉斯卡拉四个区的四个lineages（血族），如果是——而这差不多是肯定的——四个胞族的话，那末这证明，像希腊人的胞族以及德意志人的类似的血族团体一样，这种胞族也都有军事单位的意义；这四个lineages在作战时各成一队，各穿自己的制服，有自己的旗帜和自己的首领。 正如几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一样，几个胞族就古典形式来说则组成一个部落；而那些大大衰微的部落则往往没有胞族这种中间环节。那末，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有什么特征呢？ 1．有自己的地区和自己的名称。每一部落除自己实际居住的地方以外，还占有广大的地区供打猎和捕鱼之用。在这个地区之外，还有一块广阔的中立地带，一直延伸到邻近部落的地区边上；在语言接近的各部落中间，这种中立地带比较狭小，在语言不接近的各部落中间，中立地带比较大。这种地带跟德意志人的边境森林、凯撒的苏维汇人在他们地区四周所设的荒地相同；这也跟丹麦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îsarnholt（丹麦语为jarnved，limesDanicus）、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萨克森森林和branibor（斯拉夫语，意即“防卫林”，勃兰登堡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相同。由这种不确定的疆界所隔开的地区，乃是部落的公有土地，而为相邻部落所承认，并由部落自己来防卫，以免他人侵占。疆界的不确定，多半仅在人口巨量增加的时候，才会在实际上感到不方便。部落的名称，看来多半是偶然发生的，而不是有意选择的。随着时间的进展，往往一个部落被邻近各部落取了另外的名称，与该部落给自己取的名称不同，像德意志人的最初的历史的总称为“日耳曼人”是由克尔特人给他们取的一样。 2．有独特的、仅为这个部落所有的方言。事实上，部落和方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分裂而形成新部落与新方言的事情，不久以前还在美洲发生，即至今日，也未必完全停止。在两个衰落的部落合而为一的地方，有时例外地在同一个部落内说着两种极为相近的方言。美洲各部落的平均人数在2000人以下；但是彻罗基部落却有26000人，这是在合众国说同一方言的数目最多的印第安人。 3．有宣布氏族所选出的酋长和军事首领正式就职的权利。 4．有撤换他们的权利，甚至可以违反他们氏族的愿望而撤换他们。由于这些酋长和军事首领都是部落议事会的成员，所以部落对待他们有这种权利乃是当然的。凡已经组成部落联盟以及加入该联盟的一切部落都有代表参加联盟议事会的地方，上述权利便转归联盟议事会了。 5．有共同的宗教观念（神话）和崇拜仪式。 “印第安人，是一个按照野蛮人方式信教的民族。”[103] 他们的神话迄今还远没有批判地加以研究；他们已经给自己的宗教观念——各种精灵——赋予人的形象，但是他们还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所以还不知道具体的造像，即所谓偶像。这是一种正向多神教发展的对大自然与自然力的崇拜。各部落各有其正规的节日和一定的崇拜形式，即舞蹈和竞技；舞蹈尤其是一切宗教祭典的主要组成部分；每一部落各自庆祝自己的节日。 6．有讨论公共事务的部落议事会。它是由各个氏族的酋长和军事首领组成的——这些人是氏族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们是随时都可以撤换的；议事会公开开会，四周围着部落的其余成员，这些成员有权加入讨论和发表自己的意见；决议则由议事会作出。按照通例，每个出席的人都可以随意发表意见，妇女也可以通过她们所选定的发言人陈述自己的意见。在易洛魁人中间，最后的决定需要一致通过，跟德意志人的马尔克公社在解决某些问题时一样。特别是，调整同其他部落的关系也包括在部落议事会的权限之内；部落议事会接受和派遣使者，宣战及媾和。要是发生战争，大半都出志愿兵来进行。在原则上，每一个部落只要没有同其他部落订立明确的和平条约，它同这些部落便都算是处在战争状态中。反对这种敌人的军事行动，多半由一些优秀的战士来组织；这些战士发起一个战争舞蹈，凡参加舞蹈的人，就等于宣告加入了出征队，队伍便立刻组织起来，即时出动。部落的领土若被侵犯，其防卫也多半由志愿兵来担任。这种队伍的出发和归来，总要举行公共的典礼。这种出征并不需要得到部落议事会的同意，没有人去征求这种同意，也没有人给予这种同意。这正和塔西佗所记述的德意志人扈从队伍的私人出征一样[104]，不过德意志人的扈从队伍，已具有比较经常的性质，而成为一种在平时也有组织，在战时团结其他志愿兵的强固核心了。这种武装队伍的人数一般不多；印第安人的最重要的出征，即使到距离很远的地方去，也是由不大的战斗力量来进行的。假如有几支这样的队伍为了一次大规模战事而联合起来时，其中每支队伍只服从它自己的首领；作战计划的统一，则有这些首领的议事会作一定程度的保证。据阿米亚努斯·马尔塞利努斯的记载，四世纪阿勒曼尼人在上莱茵的作战方法，就是如此。 7．在有些部落中间，有一个最高的首领，但他的权力并不大。他是酋长之一，当需要紧急行动时，他应当在议事会召集会议作出最后决定之前采取临时的措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具有执行权力的官员的微弱萌芽，不过它在进一步发展方面多半都没有结果；这种官员，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虽不是到处，但在多数场合，都是由最高军事首长发展来的。 绝大多数的美洲印第安人，都没有超过联合为部落的阶段。他们的人数不多的部落，彼此由广大的边境地带隔离开来，而且为不绝的战争所削弱，这样他们就以少数的人口占有辽阔的地面。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但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跨出了形成民族〔Nation〕的第一步。在合众国，我们在易洛魁人中间，便可以见到这种联盟的最发达的形式。他们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大概是巨大的达科塔族的一个分支）迁移出来，经过长期漂泊才定居在今日的纽约州，而分成了五个部落：塞讷卡，卡尤加，奥嫩多加，欧奈达及摩霍克。他们以捕鱼、打猎及原始园艺为业；住在大半用栏栅防卫起来的村落中。他们的人数从未超过二万；五个部落中有几个共同的氏族；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的非常近似的方言，占有互相连结的、为五个部落所瓜分的地区。由于这个地区是他们不久以前才征服得来的，所以这些部落便惯于团结起来，以对付被他们所驱逐的部落，这是自然而然的事。这样至迟到十五世纪初，就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永世联盟”，这种联盟，一经意识到它所具有的力量，便立刻具有了进攻的性质，在1675年前后，当它达到了强盛的顶峰的时候，便征服了它四周的广大土地，把这些地方上的居民一部分驱逐出境，一部分使之纳贡。易洛魁人联盟是尚未越过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印第安人（因而，墨西哥人、新墨西哥人[105]和秘鲁人除外）所曾达到的最进步的社会组织。联盟的基本特点如下： 1．五个血缘亲属部落，以在部落的一切内部事务上完全平等和独立为基础，结成永世联盟。这种血缘亲属关系是联盟的真实基础。五个部落中有三个称为父亲部落，互为兄弟部落；其余两个称为儿子部落，也互为兄弟部落。有三个氏族——最老的——在五个部落中都还存在着，另外有三个氏族在三个部落中都还存在着；这些氏族中的每一个氏族，其成员在所有五个部落中都被认为是兄弟。仅在方言上有差异的共同语言，便是共同世系的表现和证明。 2．联盟的机关是联盟议事会，由五十个地位和权限平等的酋长组成；这个议事会对联盟的一切事务作最后的决定。 3．这五十个酋长，在联盟成立时，被分配在各部落和氏族中，担任专为联盟目的而设立的新的公职。当出现缺位时，有关的氏族便重新进行选举，同时有关的氏族也可以随时把他们撤换下来；不过委任权则属于联盟议事会。 4．联盟的这些酋长们，在他们各自的部落中也是酋长，享有参加部落议事会和表决的权利。 5．联盟议事会的一切决议，须经全体一致通过。 6．表决是按部落举行的，这样，每个部落以及每个部落内的议事会全体成员，都必须一致赞成，决议才算有效。 7．五个部落议事会中每一个都可以召集联盟议事会，但联盟议事会本身不得自行召集。 8．会议在聚集起来的民众面前公开举行，每个易洛魁人都可以发言；但只有议事会才能作决定。 9．联盟没有一长制首长，即没有主掌执行权的首脑。 10．但联盟有两个具有平等职能和平等权力的最高军事首长（类似斯巴达人的两“王”，罗马的两执政官）。 易洛魁人在其中生活了四百余年、而且直至今日还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就是如此。我依据摩尔根，详细地叙述了这种制度，因为我们在这里有可能去研究还不知有国家的社会组织。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经常有关的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所以毛勒凭其正确的直觉，确认德意志的马尔克制度是一种纯粹社会的制度，虽然它以后大部分成了国家的基础，但在本质上它是和国家不同的。因此，毛勒在他的一切著作中所研究的，是公共权力逐渐从马尔克、村落、田庄、城市等最初的组织中产生，并与之并行而产生的情形。[106]我们从北美印第安人那里可以看出，一个原来统一的部落怎样逐渐散布于广阔的大陆；各部落怎样通过分裂而转化为各氏族〔Völker〕，转化为整个的部落集团；语言怎样改变，以致不仅成了互相不懂的东西，而且差不多消失了原来统一性的任何痕迹；与此同时，在部落内部，个别氏族怎样分裂为好几个氏族，老的母亲氏族以胞族的形式保存下来，但是这些最老的氏族的名称，在彼此相距极远的、老早就分离了的部落中间仍是一样的——“狼”和“熊”在大多数印第安部落中仍然是氏族的名称。一般说来，上述的社会制度适用于印第安人的一切部落，只是有许多部落没有达到亲属部落联盟的程度罢了。 我们也看到，氏族一旦成为社会单位，那末差不多以不可克服的必然性（因为这是极其自然的）要从这种单位中发展出氏族、胞族及部落的全部组织。这三种集团代表着不同程度的血缘亲属关系，并且它们之中每个都是闭关自守，各管各的事情，但是又互相补充。归它们管辖的事情，包括低级阶段上的野蛮人的全部公共事务。所以，我们凡遇见某一民族是把氏族作为社会单位时，我们也就可以去找出类似前面所讲的那种部落组织；凡有充足资料的地方，如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我们不仅能找出这种组织，而且会确信，即使在没有这种资料的场合，只要与美洲社会制度作一比较，也有助于我们解决最困难的争论与疑难。 而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家庭经济都是由若干个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乃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庭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他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当易洛魁人在1651年前后征服伊利部落和“中立民族”[107]的时候，他们曾建议这两个部落作为完全的平等的成员加入他们的联盟；只是在被征服者拒绝了这个建议之后，才被驱逐出自己所居住的地区。凡与未被腐化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这些称赞证明了，这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 不久以前，我们在非洲看到了这种勇敢的榜样。卡弗尔人-祖鲁人，在数年前，也像努比亚人在数月前一样，——两者都是至今还保存着氏族制度的部落——曾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的事情。[108]他们没有枪炮，仅仅用长矛和投枪武装起来，在英国步兵——在密集队形战斗上被公认为世界第一——的后装枪的弹雨之下，竟然一直向前冲到刺刀跟前，不止一次打散英军队伍，甚至使英军溃退，尽管在武器上非常悬殊，尽管他们没有受过任何军职训练，也不知道什么是队列动作。英国人诉苦说，卡弗尔人比马走得还快，一昼夜比马走得还远，这就可以证明这种野蛮人的能力和毅力。“他们的最小的一条筋都暴栗起来，坚硬如钢，像鞭条一样。”——一位英国的画家这样说。 在没有分化为不同的阶级以前，人类和人类社会就是如此。要是我们把他们的状况和现代绝大多数文明人的状况作一比较，那末就可以看出，在今日的无产者或小农同古代自由的氏族成员之间，差别是极其巨大的。 这是一个方面。但我们不要忘记，这种组织是注定要灭亡的。它没有超出部落的范围；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部落联盟的建立就已经意味着这种组织开始崩溃，易洛魁人征服其他部落的企图也表明了这一点。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只是到后来，才因物质利益的影响而稍微缓和一些。全盛时期的氏族制度，如我们在美洲所见的，其前提是生产极不发达，因此广大地区内人口极度稀少；因此，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陌生的、对立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观念中。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别一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这个时代的人们，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值得赞叹，但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注：参看马克思“资本论”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5页。——译者注］。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而这一新社会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而这种情形，现在比从前更加厉害了。 注释： [100]见注56。——第98页。 [101]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85—86页；恩格斯是根据马克思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来叙述这段引文的（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71页）。——第103页。 [102]指1519—1521年西班牙侵略者征服墨西哥。——第105页。 [103]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115页。——第106页。 [104]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指的是塔西佗的著作“日耳曼尼亚志”。——第107页。 [105]新墨西哥人——见注33。——第108页。 [106]指格·路·毛勒的著作：“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EinleitungzurGeschichtederMark-，Hof-，Dorf-undStadt-VerfassungundderöffentlichenGewalt》．München，1854）；“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厄兰根版（《GeschichtederMarkenverfassunginDeutschland》．Erlangen，1856）；“德国地主家庭、农民家庭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厄兰根版第1—4卷（《GeschichtederFronhöfe，derBauernhöfeundderHof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Ⅰ-Ⅳ，Erlangen，1862—1863）；“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厄兰根版第1—2卷（《Geschichtederorf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Ⅰ-Ⅱ，Erlangen，1865—1866）；“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厄世根版第1—4卷（《GeschichtederStädte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Ⅰ-Ⅳ，Erlangen，1869—1871）。——第110页。 [107]“中立民族”——指十七世纪时居住在伊里湖北岸的几个与易洛魁人血缘相近的印第安部落所组成的军事联盟。这个名称是法国殖民者加给这个联盟的，因为它在易洛魁人和古朗人的战争中保持了中立。——第111页。 [108]指祖鲁人和努比安人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民族解放斗争。1879年1月英国人向祖鲁人进攻，祖鲁人在自己的领袖开芝瓦约的领导下非常顽强地抵抗了英国殖民军达半年之久。后者只是由于在武器装备方面占巨大优势而在经过一系列战斗之后才取得胜利的。直到1887年，英国人由于利用了他们在祖鲁人中间挑起的连续几年的部落混战，才得以最后征服祖鲁人。 以伊斯兰教传教士穆罕默德-阿罕默德（他自称“马赫迪”，意即“救世主”）为首的苏丹的努比亚人、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解放起义，爆发于1881年，1883—1884年获得卓越的胜利，几乎全部国土都从七十年代开始侵入苏丹的英国殖民军队手中解放了出来。在起义的过程中成立了独立的统一的马赫迪国家。只是到1899年，英国殖民军利用这个国家由于不断打仗和发生部落纷争而造成的内部削弱，同时依靠武器的绝对优势，才征服了苏丹。——第111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一、史前各文化阶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一、史前各文化阶段 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直到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时为止，看来依旧是有效的。 在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中，不消说，他所研究的只是前两个时代以及向第三个时代的过渡。他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又把这两个时代中的每一时代分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因为，他说： “这一生产上的技能，对于人类的优越程度和支配自然的程度具有决定的意义；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类达到了几乎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是跟生存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32] 家庭的发展是与此并行的，不过，这一发展对于时期的划分没有提供这样显著的标志罢了。 1．蒙昧时代 1．低级阶段。这是人类的童年。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即住在热带的或亚热带的森林中。他们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上，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在大猛兽中间还能生存。他们以果实、坚果、根茎作为食物；分节语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在有史时期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已经没有一个是处在这种原始状态中的了。虽然这一状态大概延续了好几千年之久，但我们却不能根据直接的证据去证明它；不过，我们既然承认人是起源于动物界的，那末，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种过渡状态了。 2．中级阶段。从采用鱼类（虾类、贝壳类及其他水栖动物都包括在内）作为食物和使用火开始。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着的，因为鱼类食物，只有用火才能做成完全可吃的东西。而自从有了这种新的食物以后，人们便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了；他们沿着河流和海岸，甚至在蒙昧状态中也可以散布在大部分地面上了。石器时代早期的粗制的、未加磨制的石器，即所谓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这些石器完全属于或大部分都属于这一阶段）遍布于一切大陆上，就是这一移居的证据。新移居的地带，以及不断的活跃的探索欲，加上掌握了摩擦取火的本领，就提供了新的食物：在热灰和烧穴（地灶）中煨烤的淀粉质的根茎和块根，以及随着最初武器即棍棒和标枪的发明而间或取得的附加食物——猎物。像书籍中所描写的纯粹的打猎民族，即专靠打猎为生的民族，是从未有过的；靠猎物来维持生活，是极其靠不住的。由于食物来源经常没有保证，在这个阶段上大概发生了食人之风，这种风气，后来保持颇久。即在今日，澳大利亚人和许多波利尼西亚人还是处在蒙昧时代的这个中级阶段上。 3．高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日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普通的劳动部门之一。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如果把已经知道弓箭，但还不知道制陶术（摩尔根认为向野蛮时代过渡就是从制陶术开始）的各民族，彼此对照一下，我们的确就可以看到，已经有定居而成村落的某些萌芽，以及对生活资料生产的某种程度的掌握，如：木制的容器和用具，用木质纤维作成的手工织物（没有织机），用树皮或芦苇编成的篮子，以及磨制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能够制造独木舟，有的地方已经使人能够用木材和木板来建筑房屋了。例如，在美洲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切进步，这些印第安人虽然已经使用弓和箭，但还不知道制陶术。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 2．野蛮时代 1．低级阶段。从学会制陶术开始。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其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在此以前，我们可以把发展过程看作是一般的，适用于一定时期的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生活的地域如何。但是，随着野蛮时代的到来，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两大陆的自然条件上的差异，就有了意义。野蛮时代的特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东大陆，即所谓旧大陆，差不多有着一切适于驯养的动物和除一种以外一切适于种植的谷物；而西大陆，即美洲，在一切适于驯养的哺乳动物中，只有羊驼一种，并且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而在一切可种植的谷物中，也只有一种，但却是最好的一种，即玉蜀黍。由于自然条件的这种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 2．中级阶段。在东大陆，是从驯养家畜开始；在西大陆，是从靠灌溉之助栽培食用植物以及在建筑上使用干砖（即用阳光晒干的生砖）和石头开始。 我们先从西大陆说起，因为在这里，在美洲被欧洲人征服以前，不论什么地方，都还没有越过这个阶段。 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印第安人（凡是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都属于这种印第安人），到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已经知道在园圃里种植玉蜀黍，可能也知道种植南瓜、甜瓜及其他园圃植物的某种方法，这些东西构成他们食物的极为重要的部分；他们住在木造的房子里，村落用木栅围起来。西北各部落，特别是住在哥伦比亚河流域的各部落，尚处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他们既不知道陶器的制造，也不知道任何植物的种植。反之，新墨西哥的所谓普韦布洛[33]印第安人，以及墨西哥人、中美洲人和秘鲁人，当他们被征服时，已经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他们住的房屋是用干砖或石头造成的，类似城堡，并且在人工灌溉的园圃内种植玉蜀黍和其他各种依所住地区和气候而不同的食用植物，这些东西是他们食物的主要来源，他们甚至已经驯养了若干种动物：墨西哥人饲养吐绶鸡及其他禽类，秘鲁人饲养羊驼。而且，他们还知道了金属的加工——唯有铁除外，因此他们还仍然不得不使用石制的武器和工具。西班牙人的征服打断了他们的任何进一步的独立发展。 在东大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是从驯养供给乳和肉的动物开始的，而植物的种植，这里在这一时期似乎很久还不知道。牲畜的驯养和繁殖以及较大规模的畜群的形成，看来是使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的原因。在欧亚两洲的雅利安人中间，家畜的名称还是共通的；而所栽培的植物的名称却差不多总是互异的。 畜群的形成，在适于畜牧的地方导致了游牧生活：闪米特人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草原上，雅利安人在印度、以及沿奥克苏斯河及亚克萨尔特河、顿河和德涅泊河的草原上。动物的驯养，最初大概是在这种牧区的边缘上实行的。因此，后人便以为游牧民族是起源于这样一些地方，这种地方在实际上不仅根本不能成为人类的摇篮，而且相反地，对于蒙昧时代的人类祖先，甚至对于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人们，都几乎是不适于居住的。反之，自从这些处于中级阶段的野蛮人习惯于游牧生活以后，再也不会想到从水草丰美的河谷自愿地回到他们的祖先居住过的森林区域去了。甚至当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继续被挤向北部和西部的时候，要不是他们已经能够通过谷物的种植在亚洲西部的和欧洲的森林地带这种不大适宜的土壤上养活他们的牲畜，特别是在这里过冬，那他们也是不会移居这里的。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这里首先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 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这两个人种的比较好的发展，或许应归功于他们的丰富的肉乳食物，特别是这种食物对于儿童发育的优良影响。的确，不得不差不多专以植物为食的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他们的脑子比那些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而吃肉类和鱼类较多的印第安人的脑子要小些。不管怎样，在这个阶段上，食人之风已在逐渐消失，仅仅当做一种宗教活动或魔法仪式（在这儿差不多是一回事）而保存着。 3．高级阶段。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这一阶段，前面已经说过，只是在东半球才独立经历过，其生产的进步，要比过去一切阶段的总和还要来得丰富。英雄时代的希腊人、罗马建立前不久的各意大利部落、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海盗［注：海盗（Wikinger）系指中世纪斯堪的那维亚各国扰害英国、法国、南意大利、俄国等国沿海地区的半商海盗。——译者注］时代的诺曼人［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海盗时代的诺曼人”，而是“凯撒时代的德意志人（或者是我们更爱说的，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编者注］，都属于这个阶段。 首先，我们在这里初次看到了带有铁铧的用家畜拉的耕犁；有耕犁以后，大规模的耕种土地，即田间耕作，从而食物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无限制地增加，便都有可能了；其次，我们也看到，清除森林使之变为耕地和牧场，如果没有铁斧和铁锹，也是不可能大规模进行的。同时，人口也开始急速增长起来，稠密地聚居到不大的地域内。而在田间耕作产生以前，要有极其特殊的条件才能把50万人联合在一个统一的中央领导之下；这样的事大概从来都没有过。 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完善的铁器、风箱、手磨、陶工的辘轳、榨油和酿酒、转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圆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雉堞和炮楼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如果我们把凯撒，甚至塔西佗对日耳曼人（那时日耳曼人尚处在这个文化阶段的初期，而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已经准备由这个文化阶段过渡到更高的阶段了）的记述[34]跟这种成就作一比较，便可看出，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生产的发展上已取得如何丰富的成就。 我在这里根据摩尔根的著作而描绘的这幅人类经过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而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发展图景，已经包含有足够多的新特征了，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特征都是不可争辩的，因为它们是直接从生产中得来的。不过，这幅图景跟我们研究终了时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幅图景比较起来，就要显得太暗淡和可怜了；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充分看到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以及两者之间的显著对立。现在我们可以把摩尔根的分期法概括如下：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 注释： [32]见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19页（L．H．Morgan．《AncientSociety》．London，1877，ｐ．19）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4页。——第32页。 [33]普韦布洛是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群体的名称，这些部落原住在新墨西哥（现在的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由于历史和文化的一致性而联合起来。这个名称起源于西班牙文的pueblo（人民、村庄、公社）一词，西班牙的征服者给他们取了这个名称，是因为他们的村庄具有特殊性质，这种村庄是一些五、六层高的坡堡式公社大屋，这些大屋可容纳上千人；这个名称也用来称呼这些部落的村庄。——第35页。 [34]恩格斯指的是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的“高卢战记”和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第38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二、家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二、家庭 摩尔根一生的大部分，是在易洛魁人中间度过的，这种易洛魁人现在还居住在纽约州。他并且被一个易洛魁人部落（塞讷卡人部落）收养入族。他发现，易洛魁人奉行着一种同他们的实际的家庭关系矛盾的亲属制度。在易洛魁人中间盛行的，是一种双方可以轻易离异的个体婚制，摩尔根把它称为“对偶家庭”。因此，这种夫妻的子女，是众所周知和大家公认的：对谁应该用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兄弟、姊妹等称呼，是不会有疑问的。但是，这些称呼的实际使用，却与此矛盾。易洛魁人的男子，不仅把自己亲生的子女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且把他兄弟的子女也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他们都称他为父亲。另一方面，他把自己姊妹的子女称为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女，他们称他为舅父。相反地，易洛魁人的女子，把自己姊妹的子女和她自己亲生的子女都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他们都称她为母亲。她把自己兄弟的子女称为自己的内姪和内姪女，她自己被称为他们的姑母。同样，兄弟的子女们互称兄弟姊妹，姊妹的子女们也互称兄弟姊妹。反之，一个女人的子女和她兄弟的子女，则互称为表兄弟和表姊妹。这并不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称呼，而是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亲属关系的亲疏异同的观点的表现；这种观点是一个完备地制定了的亲属制度的基础，这种亲属制度可以表现单个人的数百种不同的亲属关系。不仅如此，这种亲属制度不仅在所有美洲印第安人中（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过例外）完全有效，而且在印度最古的居民中，在德干的达罗毗荼人部落和印度斯坦的戈拉人部落中，也差不多毫无变更地实行着。南印度的泰米尔人和纽约州的塞讷卡部落的易洛魁人用来表示亲属关系的名称，即使现在，也还有二百种以上不同的亲属关系是相同的。在印度的这些部落中间，正和在所有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一样，从现行家庭形式中产生的亲属关系，也是同亲属制度相矛盾的。 怎样来说明这一点呢？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只用说空话来抹煞这一如此广泛流行的制度的意义。在美洲普遍流行的制度，在人种全然不同的亚洲各民族中间也存在着，在非洲和澳洲各地也经常可以发现它的多少改变了的形式，——像这样的一种制度，是需要从历史上来说明的，决不能含糊过去，像麦克伦南所企图做的那样。[35]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说明终于找到了。在散得维齿（夏威夷）群岛上，本世纪上半叶还存在着一种家庭形式，这种家庭所产生的父亲和母亲、兄弟和姊妹、儿子和女儿、舅父和姑母、外甥和外甥女、内姪和内姪女，正好同美洲及古印度人的亲属制度所要求的一样。然而，好奇怪！夏威夷群岛上流行的亲属制度，又是同当地事实上存在的家庭形式不相符合的。就是说，那里凡是兄弟姊妹的子女，都毫无例外被看做兄弟姊妹；他们不仅被看做自己母亲及其姊妹或自己父亲及其兄弟的共同的子女，而且毫无差别地被看做自己双亲的一切兄弟姊妹的共同的子女。因此，如果说美洲的亲属制度，是以在美洲已经不存在，而在夏威夷群岛上尚可确实找到的比较原始的家庭形式为前提，那末，另一方面，夏威夷的亲属制度却向我们指出了一种更加早期的家庭形式，诚然，这一家庭形式的存在，现在我们已经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证明了，但是它一定是存在过的，否则，就不会产生与它相适应的亲属制度。 “家庭，——摩尔根说，——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只不过是过一个长久的时期把家庭逐渐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是在家庭已经急剧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急剧的变化。”[36] “同样，——马克思补充说，——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哲学的体系，一般都是如此。”[37]当家庭继续发展的时候，亲属制度却僵化起来；当后者以习惯的方式继续存在的时候，家庭却已经超过它了。不过，正像居维叶可以根据巴黎附近所发现的有袋动物骨胳的骨片，而确实地断定这种骨胳属于有袋动物，并断定那里曾经有过这种已经绝迹的有袋动物一样，我们也可以根据历史上所留传下来的亲属制度，同样确实地断定，曾经存在过一种与这个制度相适应的业已绝迹的家庭形式。 刚刚讲过的那些亲属制度和家庭形式，同现在所盛行的亲属制度和家庭形式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每个孩子有几个父亲和母亲。按照美洲的亲属制度（夏威夷的家庭是与它相适应的），兄弟和姊妹不能成为同一个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反之，夏威夷的亲属制度，却以通常都是这种情形的家庭为前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系列家庭形式，这些家庭形式，是同那些迄今习惯上认为唯一通行的形式正相矛盾的。传统的观念只知道有个体婚制，以及和它并存的一夫多妻制，甚至还有一妻多夫制，同时，正如满口仁义道德的庸人所应当做的那样，却把实践偷偷地但却毫不羞涩地逾越官方社会所定的界限这一事实完全隐瞒不说。反之，原始历史的研究却向我们表明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男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而他们的妻子同时也过着多夫制的生活，所以，他们两者的子女都被看做大家共有的子女；这种状态，在彻底向个体婚制过渡以前，又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是这样的：被共同的婚姻纽带所连结的范围，起初是很广泛的，后来越来越缩小，直到最后只留下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成对配偶为止。 摩尔根在这样追溯家庭的历史时，同他的大多数同行一致，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的状态，那时部落内部盛行毫无限制的性交关系，因此，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这种原始状态，早在上一个世纪就有人谈过，不过只是一般谈谈而已；只有巴霍芬才第一个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并且到历史宗教的传说中寻找这种原态的痕迹[38]，——这是他的伟大功绩之一。现在我们知道，他所找出的这些痕迹，使我们并不是返回到杂乱性交关系的社会阶段，而只是返回到晚近得多的一个形式，即群婚制。那个原始社会阶段，即使确实存在过的话，也是属于非常遥远的时代，以致在社会的化石中间，在落后了的蒙昧人中间，未必可以找到它在过去存在的直接证据了。巴霍芬的功绩，就在于他把这个问题着重提了出来进行研究。［注：巴霍芬把这种原始状态叫做杂婚，从而表明，他是多么不了解他所发现的，或者正确些说，他所猜到的东西。希腊人使用杂婚这个名词，是表示未婚男子或过个体婚生活的男子跟未婚的女子的性关系；这种情况，总是以一定的婚姻形式的存在为前提，在这个形式之外发生这种关系；并且至少包含着已有可能发生的卖淫。这个名词，从来没有在别的意义上使用过，我和摩尔根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的。巴霍芬的极端重要的发现，到处都被他的幻想——即认为历史上发生的男女之间的关系，总是起源于当时人们的宗教观念，而不是起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弄得神秘化了，令人难以置信。］ 近年来，［注：这一段和“血缘家庭”（见本卷第49页）那一节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否认人类性生活的这个初期阶段，已成时髦了。人们想使人类免去这一“耻辱”。在这里，人们不仅以缺乏任何直接的证据为口实，而且还特别引用其他动物界的例子；从其他动物界里，勒土尔诺（“婚姻和家庭之进化”1888年版[39]）搜集了许多事实，表明完全杂乱的性交关系在这里也是较低级发展阶段上的东西。但是，我从这一切事实中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它们对于人类及其原始生活条件绝对证明不了任何东西。脊椎动物长期的成对同居，用生理的原因足以说明：例如，在鸟类方面，是由于雌鸟在孵卵期间需要扶助；但是鸟类方面的牢固的一夫一妻制的例子，对于人类丝毫不能有所证明，因为人类并非起源于鸟类。如果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是各种美德的最高峰，那末优胜的棕叶就应当属于绦虫了，因为绦虫在其50—200个关节或体节的每一节中都有完备的雌雄性器官，终都在每个体节中自行交合。如果我们限于谈哺乳动物，那末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找出性生活的一切形式——杂交、类似群婚的形式、多妻制、个体婚制；所缺乏的只是多夫制，只有人类才能达到这一点。甚至我们的近亲——猕猴类，在雌雄的配合上也显露了种种可能的差别；如果再缩小范围，仅仅考察一下四种类人猿，那末在这里勒土尔诺只能说，它们有时是一夫一妻制，有时是多偶制，而索绪尔则根据吉罗－特龙的意见，断言它们是一夫一妻制的。[40]最近韦斯特马尔克（“人类婚姻史”1891年伦敦版[41]）关于类人猿一夫一妻制的断语，也远不能作为证据。总之，现有的材料都是这样一种性质，以致诚实的勒土尔诺承认： “不过，在哺乳动物中，智力发展的程度和性交关系的形式之间，根本没有严格的关系。”[42] 而埃斯潘纳斯（“论动物的社会”1877年版）则率直地说： “群是我们在动物中所能看到的最高的社会集团。它看来是由家庭构成的，但是家庭和群一开始就处在对抗之中，它们是以反比例发展的。”[43] 从上述一切已经可以看出，我们关于类人猿的家庭集团及其他共居生活集团还几乎没有丝毫确定的知识；现有的材料都是直接互相矛盾的。这原没有什么稀奇。甚至我们关于蒙昧时代人类部落的一切材料，也是多么矛盾，多么需要批判的检验和精选呵！而观察猿猴社会，比观察人类社会，还要困难得多。因此，凡根据这样绝对不可靠的材料而作的任何结论，目下我们都应该加以驳斥。 反之，上面所引的埃斯潘纳斯的论点却给了我们一个比较牢固的支点。高等动物的群和家庭并不是互相补充，而是互相对立的。埃斯潘纳斯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雄性在交尾期内的嫉妒是怎样地削弱或者暂时瓦解任何共居生活的群。 “在家庭紧密结合的地方，群只是一种稀有的例外。反之，在自由的性交关系或多偶制盛行的地方，差不多是自然地组成了群……为了使群能够组成，家庭的纽结须要放松，个体须要重新自由。因此，我们在鸟类中才极少见到有组织的群……反之，我们在哺乳动物中所以能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有组织的社会，正因为个体在这里没有被家庭所吞没……所以，群的集体感在其发生时的大敌，莫过于家庭的集体感。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说已经发展起来了一种比家庭更高级的社会形式，那末这只是由于它把起了根本变化的家庭溶化在自身之中才能发生；并且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些家庭才有可能以后在无限优越的环境中重新组织起来。”（埃斯潘纳斯“论动物的社会”；转引自吉罗－特龙“婚姻与家庭的起源”1884年版第518—520页） 由此可见，动物社会对于推断人类社会确具有某种价值，——但只是反面的价值而已。在较高等的脊椎动物中，据我们所知，只有两种家庭形式：多妻制和成对配偶制；在这两种场合，都只许有一个成年的雄者，只许有一个丈夫。雄者的嫉妒，既联系又限制着动物的家庭，使动物的家庭跟群对立起来；由于这种嫉妒，作为共居生活最高形式的群，在一些场合成为不可能，而在另一些场合则被削弱，或在交尾期间趋于瓦解，在最好的场合，其进一步的发展也要受到阻碍。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动物的家庭和人类的原始社会是两不相容的东西；脱离动物状态的原始人类，或者根本没有家庭，或者至多只有动物中所没有的那种家庭。一种没有武器的像正在形成中的人这样的动物，即使互相隔绝，以成对配偶为共居生活的最高形式，就像韦斯特马尔克根据猎人的口述所断定的大猩猩和黑猩猩那样，也还能以不多的数量勉强活下去。但是，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从现今类人猿那样的生活条件向人的状态过渡，是根本无法解释的；这种类人猿给我们的印象，勿宁说是一种正在逐渐灭绝的、至少也是处于衰落状态的脱离正轨的旁系。只此一点，已足以使人推翻把它们的家庭形式同原始人类的家庭形式相提并论的任何说法了。而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嫉妒的消除，则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只有在这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转变。的确，我们发现历史上可以确切证明并且现在某些地方还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什么呢？那就是群婚，即整个一群男子与整个一群女子互为所有，很少有嫉妒余地的婚姻形式。其次，在较晚的一个发展阶段上，我们又发现了多夫制这种例外形式，这一形式更是直接同一切嫉妒的感情相矛盾，因而是动物所没有的。不过，我们所知道的群婚形式都伴有特殊的复杂情况，以致必然使我们追溯到各种更早、更简单的性交关系的形式，从而归根结蒂使我们追溯到一个同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交关系的时期，这样，动物婚姻形式的引证，就使我们恰好回到这些引证本来要使我们永远离开的那一点上去了。 那末，所谓杂乱的性交关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现在或较早时期通行的禁例在那时是没有效力的。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嫉妒而造成的限制是怎样崩溃的。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确定的话，那就是：嫉妒是一种较后发展起来的感情。血亲婚配的观念，也是如此。不仅兄弟和姊妹起初曾经是夫妇，而且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性交关系今日在许多民族中也还是允许的。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1875年版第1卷[44]）证明，白令海峡沿岸的加惟基人、阿拉斯加附近的科迪亚克岛上的人、英属北美内地的提纳人，都有这种关系；勒土尔诺也提出了关于印第安赤北韦人、智利的库库人、加勒比人、印度支那半岛的克伦人的同样事实的报告；至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关于帕提亚人、波斯人、斯基台人、匈奴人等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必说了。在血亲婚配尚未发现之前（这的确是一种发现，而且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发现），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性交关系所引起的憎恶，并不大于其他不同辈的人们之间的性交关系；而后者即使今日在最市侩气的国家里也还在发生，而且并不引起多大的惊愕；甚至年逾六十的老“姑娘”，如果她们十分富有的话，有时也可以嫁给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男子。不过，如果我们从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家庭形式上抛弃那种与它们有关的血亲婚配的观念，——这种观念跟我们的观念完全不同，而且往往是跟它们直接冲突的，——那末我们就得出一种只能叫做杂乱的性交关系的形式了。所谓杂乱，是说后来由习俗所规定的那些限制那时还不存在。但是由此决不能说，在这种关系的日常实践中也必然是乱得毫无秩序的。短时期的成对配偶，像现在甚至在群婚制中在大多数场合也有的那样，决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说韦斯特马尔克（他是最近的一个否认这种原始状态的人）把两性在生孩子以前成对同居的一切场合，都叫做婚姻，那末就应该说，这种婚姻也是完全可以在杂乱的性交关系状态下发生的，它跟杂乱状态，即没有由习俗规定的对性交关系的限制那种状态并不矛盾。当然，韦斯特马尔克是从如下的观点出发的，他认为： “杂交状态包含着对个人爱好的压抑”，因而“卖淫是这种状态的最真实的形式”[45]。 而我却以为，如果戴着妓院眼镜去观察原始状态，那便不可能对它有任何理解。我们在研究群婚时，再来谈这个问题吧。 按照摩尔根的意见，从这种杂乱性交关系的原始状态中，大概很早就发展出了以下几种家庭形式： 1．血缘家庭——这是家庭的第一个阶段。在这里，婚姻集团是按照辈数来划分的：在家庭范围以内的所有祖父和祖母，都互为夫妻；他们的子女，即父亲和母亲，也是如此；同样，后者的子女，构成第三个共同夫妻圈子。而他们的子女，即第一个集团的曾孙和曾孙女们，又构成第四个圈子。这样，这一家庭形式中，仅仅排斥了祖先和子孙之间、双亲和子女之间互为夫妻的权利和义务（用现代的说法）。同胞兄弟姊妹、从（表）兄弟姊妹、再从（表）兄弟姊妹和血统更远一些的从（表）兄弟姊妹，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一概互为夫妻。兄弟姊妹的关系，在家庭的这一阶段上，也包括相互的性交关系，并把这种关系看做自然而然的事。［注：马克思在1882年春季所写的一封信中[46]，以最严厉的语调，批评瓦格纳的“尼贝龙根”歌词对原始时代的完全曲解。歌词中说：“谁曾听说哥哥抱着妹妹做新娘？”[47]瓦格纳的这些“色情之神”，完全以现代方式，用一些血亲婚配的事情使自己的风流勾当更加耸人听闻；马克思对此回答道：“在原始时代，姊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恩格斯在1884年版上加的注。） 瓦格纳的一位法国友人和崇拜者，不同意这个注，说在瓦格纳所根据的“老艾达”中，在“厄革斯德列克”中，洛基就曾指责弗莱雅说：“在诸神面前，你拥抱自己的哥哥。”似乎由此就可以看出，兄弟和姊妹结婚在那时候已经被禁止。不过，“厄革斯德列克”乃是对古代神话的信仰已经完全丧失的那一时代的表现；这是纯粹琉善式的对神的讽刺。要是作为靡菲斯特斐勒司的洛基在这里对弗莱雅作了这样的指责，那末这倒是反驳了瓦格纳了。而且，在后边数行诗中，洛基对尼奥德尔说：“你同你的妹妹生了一个（这样的）儿子”（vidhsysturthinnigaztuslikanmög）[48]。尼奥德尔本不是亚萨神，而是瓦那神，所以他在“英格林加传说”中说，兄弟和姊妹结婚，在瓦那国是很普通的，但在亚萨神中间并不如此。[49]这大概是表明，瓦那神是比亚萨神更古的神。无论如何，尼奥德尔是作为同亚萨神一样的神生活在亚萨神中间的，因此，“厄革斯德列克”勿宁说是证明，在挪威的关于诸神的传说产生的时代，兄弟和姊妹结婚至少在诸神之间尚未引起任何憎恶。要是想为瓦格纳辩护，引用“艾达”倒不如引用歌德，歌德在关于神和舞妓的叙事诗中，说到妇女在寺院献身的宗教义务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过于把这种风俗习惯比作现代的卖淫了。（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补加的注。）］这种家庭的典型形式，应该是一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一代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互为夫妻。 血缘家庭已经绝迹了。甚至在历史所记载的最蒙昧的民族中间，也找不出它的，一个不可争辩的例子来。不过，夏威夷的亲属制度（这种制度至今还在整个波利尼西亚通行），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家庭一定是存在过的，因为它所表现的血缘亲属等级只有在这种家庭形式之下才能发生；同时，家庭后来的全部发展，也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因为这种发展要求以这一家庭形式的存在作为必然的最初阶段。 2．普那路亚家庭。如果说家庭组织上的第一个进步在于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的性交关系，那末，第二个进步就在于对于姊妹和兄弟也排除了这种关系。这一进步，由于当事者的年龄比较接近，所以比第一个进步重要得多，但也困难得多。这一进步是逐渐实现的，大概［注：“大概”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先从排除同胞的（即母方的）兄弟和姊妹之间的性交关系开始，起初是在个别场合下，以后逐渐成为惯例（在夏威夷群岛上，在本世纪尚有例外），最后甚至禁止旁系兄弟和姊妹之间的结婚，用现代的称谓来说，就是禁止同胞兄弟姊妹的子女、孙子女、以及曾孙子女之间结婚；按照摩尔根的看法，这一进步可以作为 “自然选择原则是在怎样发生作用的最好例证”[50]。 不容置疑，凡血亲婚配因这一进步而受到限制的部落，其发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之间的结婚当作惯例和义务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这一进步的影响有多么强大，可以由氏族的建立来作证明；氏族就是由这一进步直接引起的，而且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它构成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多数的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并且在希腊和罗马我们还由氏族直接进入了文明时代。 每个原始家庭，至迟经过几代以后是一定要分裂的。原始共产制的共同的家庭经济（它毫无例外地一直盛行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后期），决定着家庭公社的最大限度的规模，这种规模虽然依条件而变化，但是在每个地方都是相当确定的。不过，一旦发生同母所生的子女之间不许有性交关系的观念，这种观念就一定要影响到旧家庭公社的分裂和新家庭公社的建立（这种新的家庭公社这时不一定要同家族集团相一致）。一列或者数列姊妹成为一个公社的核心，而她们的同胞兄弟则成为另一个公社的核心。摩尔根称之为普那路亚的家庭形式，便经过这样或类似的途径而由血缘家庭产生出来了。按照夏威夷的习俗，若干数目的姊妹——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即从（表）姊妹，再从（表）姊妹或更远一些的姊妹——是她们共同丈夫们的共同的妻子，但是在这些共同丈夫之中，排除了她们的兄弟；这些丈夫彼此已不再互称为兄弟，他们也不必再成为兄弟了，而是互称为普那路亚，即亲密的同伴，即所谓associé〔伙伴〕。同样，一列兄弟——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则跟若干数目的女子（只要不是自己的姊妹）共同结婚，这些女子也互称为普那路亚。这是家庭结构的古典形式；这种形式后来又经历了一系列改变，它的主要特征是一定的家庭范围内相互的共夫和共妻，不过在这个家庭范围以内是把妻子的兄弟（起初是同胞的，以后更及于血统较远的）除外，另一方面也把丈夫的姊妹除外。 这种家庭形式十分精确地向我们提供了美洲的制度所表现的亲属等级。我母亲的姊妹的子女，依然是我母亲的子女，同样，我父亲的兄弟的子女，也依然是我父亲的子女，他们全都是我的兄弟姊妹；但是我母亲的兄弟的子女，现在都是我母亲的内姪和内姪女，我父亲的姊妹的子女，现在都是我父亲的外甥和外甥女，而他们全都是我的表兄弟和表姊妹了。因为，固然我母亲的姊妹的丈夫们依然是我母亲的丈夫们，同样，我父亲的兄弟的妻子们也依然是我父亲的妻子们——即使事实上不总是如此，在法理上却是如此——，但由于社会对于同胞兄弟姊妹之间的性交关系的非难，结果就使兄弟姊妹的子女（本来是毫无差别地被承认为兄弟姊妹的）划分为两类：有一些人像过去一样，相互之间依然是（血统较远的）兄弟姊妹，另一些人即一方面兄弟的子女和另一方面姊妹的子女，已经不能再成为兄弟姊妹，已经不能再有共同的双亲了——无论是共同的父亲，共同的母亲，或是共同的父母；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发生了分为外甥和外甥女、内姪和内姪女、表兄弟和表姊妹这些类别的必要，而这些类别在从前的家庭制度之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美洲的亲属制度，在以某种个体婚制为基础的任何家庭形式下，似乎是极其荒诞的事情，现在它在普那路亚家庭中，连最细微的地方，都获得了合理的解释和自然的根据。普那路亚家庭或某种与它类似的形式［注：“或某种与它类似的形式”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至少也应该和美洲的亲属制度同样流行过。 如果波利尼西亚的虔诚的传教士，像美洲早先的西班牙修道士一样，能够在这种反基督教的关系中看出一种比简单的“丑事”［注：被巴霍芬认为是他发现的，杂乱的性交关系（他把这种性交关系叫做“污泥生殖”［《Sumpfzeugung》］）的遗迹[51]，是来自群婚制的，现在关于这一点再不容怀疑了。“如果巴霍芬认为这种‘普那路亚’婚姻是‘非法的’，那末，那一时代的人也许要认为今日从兄弟姊妹或表兄弟姊妹之间的结婚，近的和远的，大多数都是血亲婚配，正如亲兄弟和亲姊妹之间的结婚一样。”（马克思语）[52]］更重要的东西，那末，大概在整个波利尼西亚都可以找到这种已被证明确实存在于夏威夷群岛上的家庭形式。如果说，凯撒曾告诉我们说，当时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布列吞人，“每十个或十二个男子共妻，而且多半是兄弟和兄弟，父母和子女”[53]，那末，这最好解释为群婚［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野蛮时代的母亲不会有十个至十二个这样年龄的儿子，以致可以有共同的妻子们；而跟普那路亚家庭相适应的美洲的亲属制度，却能提供好多兄弟，因为每个男子的一切血统近的和远的兄弟都是他的兄弟。凯撒所谓“父母和子女”，大概是弄错了；在这个制度下，固然还没有绝对排除父亲和儿子或母亲和女儿属于同一婚姻集团的可能性，但是却不许父亲和女儿或母亲和儿子处在同一婚姻集团内。同样，从这种群婚形式或与它类似的群婚形式［注：“或与它类似的群婚形式”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出发，最容易说明希罗多德及其他古代著作家关于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中共妻情况的叙述。这也可以说明沃森和凯（“印度的居民”[54]）所叙述的关于奥德（在恒河以北）的蒂库尔人的情况，即： “他们共同地生活〈即在性交关系上〉在大公社中，差不多毫无差别，要是他们之间有二人被视为夫妻，那末，这种关系只不过是名义上的。” 看来，氏族制度，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直接发生的。诚然，澳大利亚的级别制度也可以成为氏族的出发点[55]：澳大利亚人有氏族，但他们还没有普那路亚家庭，而只有更粗野的群婚形式。［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而只有更粗野的群婚形式”，而是“他们的组织具有十分个别的性质，我们无须加以注意”。——编者注］ 在一切形式的群婚家庭中，谁是某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能确定的，但谁是孩子的母亲却是知道的。即使母亲把共同家庭的一切子女都叫做自己的子女，对于他们都担负母亲的义务，但她仍然能够把她自己亲生的子女同其余一切子女区别开来。由此可知，只要存在着群婚，那末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一切蒙昧民族和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民族，实际上都是这样，所以巴霍芬的第二个大功绩，就在于他第一个发现了这一点。他把这种只从母亲方面确认世系的情况和随着时间的进展而由此发展起来的继承关系叫做母权制；为了简便起见，我仍然保留了这一名称；不过它是不大恰当的，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上，还谈不到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如果我们现在从普那路亚家庭中取它的两个典型集团之一，即由一群姊妹——同胞的和血统较远的，亦即同胞姊妹所派生的第一等级、第二等级或更远的姊妹——连同她们的子女以及她们母方的同胞兄弟和血统较远的兄弟（按照我们的前提，他们不是她们的丈夫）所组成的集团来看，那末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群人正是后来构成原始形式的氏族的成员。她们全体有一个共同的女祖先；由于出自同一个女祖先，后代的所有女性每一代都是姊妹。但是，这些姊妹的丈夫们，已经不能是她们的兄弟，从而不能是出自这个女祖先的，因而也不包括在后来成为氏族的这个血缘亲属集团以内了；然而，他们的子女却属于这个集团，因为只有唯一确知的母方世系才具有决定的作用。自一切兄弟和姊妹间，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间的性交关系的禁例一经确立，上述的集团便转化为氏族了，换言之，即组成一个确定的、彼此不能结婚的女系血缘亲属集团；从这时起，这种集团就由于其他共同的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而日益巩固起来，并且与同一部落内的其他氏族区别开来了。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详细谈到。不过，我们既然看到氏族不仅是必然地，而且简直是自然而然地从普那路亚家庭发展起来的，那末我们就有理由认定，在氏族制度可得到证实的一切民族中，即差不多在一切野蛮的和文明的民族中，几乎毫无疑问地都曾经存在过这种家庭形式。［注：以下直到“对偶家庭”那一段（见本卷第57页）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当摩尔根写他的著作的时候，我们关于群婚的知识还是非常有限的。仅略略知道那组织为级别的澳大利亚人实行群婚，此外就是摩尔根早在1871年发表了他所得到的关于夏威夷普那路亚家庭的材料[56]。普那路亚家庭，一方面，对美洲印第安人中盛行的亲属制度（这一制度曾经作为摩尔根的全部研究的出发点）做了完备的说明；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一个可以引出母权制氏族的现成的出发点；最后，它乃是比澳大利亚的级别制度更高的一个发展阶段。因此，摩尔根把这个形式看做必然先于对偶婚存在的一个发展阶段，并且认定它普遍流行在更早的时代，这是可以理解的。自从我们了解了群婚的一系列其他形式以后，现在才知道摩尔根在这里走得太远了。不过，他仍然很幸运，在他的普那路亚家庭中碰到了最高的、典型的群婚形式，亦即可以用来最容易地说明向更高形式过渡的那种形式。 使我们的关于群婚的知识大大丰富起来的，是英国传教士劳里默·法森，他在这种家庭形式的古典地区——澳大利亚，对群婚做了多年的研究。[57]他在南澳大利亚的芒特-甘比尔地区的澳大利亚黑人中发现了最低的发展阶段。在这里，整个部落分为两个级别：克洛基和库米德。每个级别内部都严格禁止性交关系；反之，一级别的每个男子生来就是另一级别的每个女子的丈夫，而后者生来也是前者的妻子。不是单个人，而是整个集团相互结婚，即级别和级别结婚。而且应当指出，这里除了两个外婚制级别的划分所造成的限制以外，不论年龄上的差别或亲近的血缘亲属关系，都不能成为性交关系的阻碍。对克洛基的任何男子说来，库米德的每个女子都是他的当然的妻子，但是，他自己的女儿，既是库米德女性所生，根据母权制也是库米德，所以，她生来就是每个克洛基男人的妻子，从而也是自己父亲的妻子。不论如何，我们所知道的那种级别组织，对于这一点是没有设下任何障碍的。所以，或者是在这种组织发生的那个时期，虽然已有限制血亲婚配的朦胧意向，但是人们还不把父母和子女间的性交关系看做怎样特别可怕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级别制度就是从杂乱性交关系的状态中直接产生的；或者是在级别发生的时候，父母和子女间的性交关系业已为习俗所禁止，——在这种情况下，当前的状态就表明在它以前曾经存在过血缘家庭，而它是走出血缘家庭的第一步。后面这一种情况，比较可信。据我所知，在澳大利亚，父母和子女间的婚姻关系的例子，还没有人提到过；而比较晚一些的外婚形式，即母权制氏族，照例也默然以禁止这种关系为前提，把这种禁例看做一种在氏族产生时就已存在的事情。 两个级别的制度，除了南澳大利亚的芒特-甘比尔地区以外，在更靠东部的达令河流域和东北部的昆士兰也是有的，所以，这个制度通行颇广。它只排除母方兄弟姊妹间、母方兄弟的子女间、母方姊妹的子女间的结婚，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同一级别的；反之，姊妹的子女和兄弟的子女却能相互结婚。进一步阻止血亲婚配的办法，可以在新南威尔士达令河流域的卡米拉罗依部落中间看到，在那里，两个最初的级别分成四个，而这四个级别之中每一级别全体又都跟其他某一个一定的级别结婚。最初的两个级别生来就互为夫妻；根据母亲属于第一或第二级别，她的子女就属于第三或第四级别；这后两个同样互相结婚的级别，其子女又加入第一和第二级别。这样，一代总是属于第一和第二级别，下一代则属于第三和第四级别，第三代又重新属于第一和第二级别。根据这一制度，兄弟姊妹的子女（母方的）不得为夫妻，但是兄弟姊妹的孙子孙女却可以为夫妻。这一特别而复杂的制度，由于母权制氏族的插入——无论如何是在较后的时期——而更加复杂。不过，在这里我们不能研讨这个了。这样，我们看到，阻止血亲婚配的意向，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然而这是本能地自发地进行的，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意识。 群婚在澳大利亚还是一种级别婚，它是往往分布于全大陆的整个一级别的男子和同样广布的一级别的女子的群众性夫妻关系，——这种群婚，如果加以详细的观察，决不像习惯于娼妓制度的庸人幻想所描绘的那样可怕。相反地，过了许多年以后，人们才仅仅开始猜测到有这种婚姻存在，只是不久以前才又对它争论起来。在皮相的观察者看来，它是一种不牢固的个体婚制，而在某些地方则是间或有通奸行为的多妻制。只有像法森和豪伊特那样，花费许多年工夫，才能在这些婚姻关系（普通的欧洲人喜欢在这些婚姻关系的实践中看到某种类似他的故乡现有的婚姻关系）中发现一种调节法则，根据这种法则，一个外地的澳大利亚黑人在离开本乡数千公里的地方，在说着他所不懂的语言的人们中间，往往依然可以在一个个地方或一个个部落里，找到没有一点反抗和怨恨地甘愿委身于他的女子，而有着几个妻子的男人，也愿意让一个妻子给自己的客人去过夜。在欧洲人视为不道德和无法纪的地方，事实上都盛行着一种严格的法则。这些女子属于客人的通婚级别，因而她们生来就是他的妻子；把他们彼此结合起来的那个道德法则，同时又用剥夺权利的惩罚方法，禁止相互所属的通婚级别以外的任何性交关系。甚至在经常抢劫妇女的地方（某些地方还把这当作通例），也很慎重地遵守级别的法则。 顺便提一下，抢劫妇女的现象，已经表现出向个体婚制过渡的迹象，至少是以对偶婚的形式表现出这种迹象：当一个青年男子，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劫得或拐得一个姑娘的时候，他们便轮流同她发生性交关系；但是在此以后，这个姑娘便被认为是那个发动抢劫的青年男子的妻子。反之，要是被劫来的女子背夫潜逃，而被另一个男子捕获，那末她就成为后者的妻子，前者就丧失了他的特权。这样，与继续存在的群婚并行，并且在它的范围以内，又产生了一种排斥他人的关系，即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以及与此并行的多妻制，于是在这里群婚也开始消亡，问题只在于：在欧洲人的影响下，首先消失的是什么——是群婚制还是奉行群婚制的澳大利亚黑人。 像澳大利亚所盛行的那种整个级别的结婚，无论如何，乃是群婚的一种十分低级的、原始的形式；而普那路亚家庭，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论，则是群婚的最高发展阶段。前者大概是同漂泊不定的蒙昧人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后者则是以比较牢固定居的共产制公社为前提，并且直接导向下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这两种婚姻形式之间，我们无疑还会发现某些中间阶段；在这里，目下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是一个刚刚敞开而尚未有人进入的研究领域。 3．对偶家庭。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在群婚制下，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还不能称为爱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也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一个主夫。这种情况，在不小的程度上助长了传教士头脑中的混乱，这些传教士们有时把群婚［注：在1884年版中，这一句和前一句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看做一种杂乱的共妻，有时又把群婚看做一种任意的通奸。但是，这种习惯上的成对配偶制，随着氏族日趋发达，随着不许互相通婚的“兄弟”和“姊妹”类别的日益增多，必然要日益巩固起来。氏族在禁止血缘亲属结婚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使情况更加向前发展了。这样，我们就看到，在易洛魁人和其他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大多数印第安人那里，在他们的亲属制度所承认的一切亲属之间都禁止结婚，其数多至数百种。由于这种婚姻禁例日益错综复杂，群婚就越来越不可能；群婚就被对偶家庭排挤了。在这一阶段上，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不过，多妻和偶尔的通奸，则仍然是男子的权利，虽然由于经济的原因，很少有实行多妻制的；同时，在同居期间，多半都要求妇女严守贞操，要是有了通奸的情事，便残酷地加以处罚。然而，婚姻关系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撕破的，而子女像以前一样仍然只属于母亲。 在这种越来越排除血缘亲属结婚的事情上，自然选择的效果也继续表现出来。用摩尔根的话来说就是： “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创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了，新生一代的颅骨和脑髓便自然地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才能的程度。”[58] 这样，实行氏族制度的部落便必然会对落后的部落取得上风，或者带动它们来仿效自己。 由此可见，原始时代家庭的发展，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并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由于次第排斥亲属通婚——起初是血统较近的，后来是血统愈来愈远的亲属，最后是仅有姻亲关系的——，任何群婚形式终于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了，结果，只剩下一对结合得还不牢固的配偶，即一旦解体就无所谓婚姻的分子。从这一点就已经可以看出，个体婚制的发生同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性爱是多么没有关系了。所有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各民族的实践，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在以前的各种家庭形式下，男子是从来不缺乏女子的，相反，女子倒是多了一点；而现在女子却稀少起来，不得不去寻找了。因此，随着对偶婚的发生，便开始出现抢劫和购买妇女的现象，这是发生了一个深刻得多的变化的普遍迹象，不过只是迹象而已；但是苏格兰的学究麦克伦南，却根据这些仅仅是有关求妻方法的迹象，虚构了他所谓的“抢劫婚姻”和“买卖婚姻”这两种特殊的家庭。此外，在美洲印第安人和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民族中间，缔结婚姻并不是当事人本人的事情（甚至往往不同他们商量），而是他们的母亲的事情。这样，订婚的往往是两个彼此全不相识的人，只是到婚期临近时，才告诉他们业已订婚。在婚礼之前，新郎赠送礼物给新娘的同氏族亲属（即新娘的母方亲属，而不是她的父亲和父亲的亲属）；这种礼物算是被出让的女儿的赎金。婚姻可以根据夫妇任何一方的意愿而解除，但是在许多部落中，例如在易洛魁人中，逐渐形成了对这种离婚采取否定态度的社会舆论；在夫妇不和时，双方的同氏族亲属便出而调解，只有在调解无效时，才实行离婚，而且，子女仍归妻方，以后双方都有重新结婚的自由。 这种对偶家庭，本身还很脆弱，还很不稳定，不能使人需要有或者只是愿意有自己的家庭经济，因此它根本没有使早期传下来的共产制家庭经济解体。但是共产制家庭经济意味着妇女在家庭内的统治，正如在不能确认生身父亲的条件下只承认生身母亲意味着对妇女即母亲的高度尊敬一样。那种认为妇女在社会发展初期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我们从十八世纪启蒙时代所继承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这种地位到了对偶婚时期是怎样的情形，可以由在塞讷卡部落的易洛魁人中做过多年传教士的阿瑟·莱特作证明。他说： “讲到他们的家庭，当他们还住在老式长屋〈包含几个家庭的共产制家庭经济〉中的时候……那里总是由某一个克兰〈氏族〉占统治地位，因此妇女是从别的克兰〈氏族〉中得到丈夫的……通常是女方在家中支配一切；贮藏品是公有的；但是，倒霉的是那种过于怠惰或过于笨拙因而不能给公共贮藏品增加一分的不幸的丈夫或情人。不管他在家里有多少子女或占有多少财产，仍然要随时听候命令，收拾行李，准备滚蛋。对于这个命令，他甚至不敢有反抗的企图；家对于他变成了地狱，除了回到自己的克兰〈氏族〉去或在别的克兰内重新结婚（大多如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出路。妇女在克兰〈氏族〉里，乃至一般在任何地方，都有很大的权力。有时，她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撤换酋长，把他贬为普通的战士。”[59] 在共产制家庭经济中，全体或大多数妇女都属于同一氏族，而男子则属于不同的氏族，这种共产制家庭经济是原始时代到处通行的妇女统治的物质基础，这种妇女统治的发现，乃是巴霍芬的第三个功绩。——为补充起见，我还要指出：旅行家和传教士关于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妇女都担负奇重工作的报告，同上面所说的并不矛盾。决定两性间的分工的原因，是同决定妇女社会地位的原因完全不同的。有些民族的妇女所做的工作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多得多，这些民族常常对妇女怀着比我们欧洲人更多的真正尊敬。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后者在本民族中被看做真正的贵妇人（ladyfrowa，Frau＝夫人），而就其地位的性质说来，她们也确是如此。 要弄清现在美洲的群婚［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是否已完全被对偶婚所排除的问题，必须更加仔细地研究一下还处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的西北部民族、特别是南美的各民族。关于后者，流传着各种各样的随便性交的事例，使人很难设想在这里旧时的群婚已经完全克服。［注：这句话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无论如何，群婚的遗迹还是没有完全消失的。在北美的至少四十个部落中，同长姊结婚的男子有权把她的达到一定年龄的一切妹妹也娶为妻子——这是一整群姊妹共夫的遗风。而加利福尼亚半岛的居民（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据班克罗夫特说，则有一些节日，在节日里几个“部落”聚集在一起，进行不加区别的性交[60]。显然，这是指一些氏族，它们在这些节日里，对于从前一个氏族的妇女以另一氏族的所有男子为她们的共同丈夫，而男子则以另一氏族的所有妇女为他们的共同妻子的时代，还保存着一点朦胧的记忆。［注：以下直到“对偶家庭产生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交替的时期”（见本卷第64页）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在1884年版中，这一段的结尾是如下一段被恩格斯在1891年版中部分地利用又部分地删节了的文字：“古代世界的这类实践的遗迹是众所周知的，例如，腓尼基姑娘在阿斯塔尔塔节在寺庙中献身于过路男人的风俗；甚至中世纪的初夜权，也是大概由于克尔特氏族〈克兰〉而保持下来了的普那路亚家庭的残余，尽管德国的新浪漫派竭力抹煞这个事实，初夜权却极其顽强地存在着”。——编者注］这种习俗在澳大利亚仍然盛行着。有些民族中，还有这种情形，即男性长者，酋长和巫师，利用共妻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自己独占大多数妇女；但是，他们在一定节日和民众大集会时，必须恢复以前的共妻制，让自己的妻子去和年轻的男子们寻乐。韦斯特马尔克在他的“人类婚姻史”一书第28—29页，举了许多例子，表明在印度的霍人、桑塔尔人、潘札人和科塔尔人部落中，在某些非洲民族和其他民族中，都有这种定期的沙特恩节[61]，即在一个短时期内重新恢复旧时的自由的性交关系。奇怪的是，韦斯特马尔克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这并不是他所否认的群婚的残余，而是原始人和其他动物所共有的交尾期的残余。 在这里，我们便接触到了巴霍芬的第四个伟大的发现：广泛流行的从群婚到对偶婚的过渡形式。被巴霍芬说成是对违反古代神戒的赎罪，即妇女用以赎买贞操权利的赎罪，事实上不过是对一种赎身办法的神秘化的说法，妇女用这种办法，把自己从古时存在过的共夫制之下赎出来，而获得只委身于一个男子的权利。这种赎身，是一种有限制的献身：巴比伦的女子每年须有一次在米莉塔庙里献身给男子；其他前亚细亚各民族把自己的姑娘送到阿娜伊蒂斯庙去住好几年，让她们在那里同自己的意中人进行自由恋爱，然后才允许她们结婚；穿上宗教外衣的类似的风俗，差不多在地中海和恒河之间的所有亚洲民族中间都可遇到。为赎身而做出的赎罪牺牲，随着时间的进展而愈来愈轻，正如巴霍芬已经指出的： “年年提供的这种牺牲，让位于一次的供奉；从前是妇人的杂婚制，现在是姑娘的杂婚制；从前是在结婚后进行，现在是在结婚前进行；从前是不加区别地献身于任何人，现在是只献身于某些一定的人了。”（“母权论”第ＸＩＸ页） 在其他民族中，没有这种宗教的外衣：在有些民族中——在古代有色雷斯人、克尔特人等，在现代则有印度的许多土著居民、马来亚各民族、太平洋地区的岛民，和许多美洲印第安人——姑娘在出嫁以前，都享有极大的性的自由。特别是在南美洲，差不多到处都是如此，只要到过该大陆内地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阿加西斯（“巴西旅行记”1886年波士顿和纽约版第266页[62]）曾经谈到一个印第安人世系的富有家庭。当他被介绍同这一家的女儿认识时，他问到她的父亲，意思是指她母亲的丈夫，一个正在参加对巴拉圭战争的军官，但是母亲含笑回答道：Naõtempai，éfilhadafortuna——她没有父亲，她是一个偶然生的孩子。 “印第安妇女或混血种妇女，总是这样毫不害羞、毫无愧悔地谈到她们的非婚生子女；这完全不是例外，似乎倒是相反的情形才是例外。孩子们……往往只知道母亲，因为一切的照顾和责任都落在她的身上；他们对于父亲却毫无所知；看来妇女也从来没有想到她或她的子女对他有什么要求。” 在这里使文明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按照母权制和在群婚制却是一种通例。 在另一些民族中，新郎的朋友和亲属或请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在举行婚礼时，都可以提出古代遗传下来的对新娘的权利，新郎按次序是最后的一个；在巴利阿里群岛和在非洲的奥及娄人中，在古时都是如此；而在阿比西尼亚的巴里人中，现在也还是如此。在另一些民族中，则由一个有公职的人，——部落或氏族的头目、酋长、萨满、祭司、诸侯或其他不管是什么头衔的人，代表公社行使对新娘的初夜权。尽管新浪漫主义者竭力掩饰这一事实，但这种jusprimaenoctis〔初夜权〕至今还作为群婚的残余，存在于阿拉斯加地区的大多数居民（班克罗夫特“土著民族”第1卷第81页）、墨西哥北部的塔胡人（同上，第584页）及其他民族中；在整个中世纪，它至少存在于原为克尔特人的各个国家中，例如在阿腊贡；在这些地方，它是直接由群婚传下来的。在加斯梯里亚，农民虽然从来没有成为农奴，但在阿腊贡却盛行过极丑恶的农奴制，直到1486年天主教徒斐迪南做出裁决为止[63]。在这个文件中说： “兹决定并宣告，上述领主〈senyors，男爵〉……亦不得在农民娶妻时与其妻同睡第一夜，或在结婚之夜，当新娘躺在床上时，跨越该床及该女子，作为自己统治的标志；上述领主亦不得违反农民的女儿或儿子的意志去差使他们，无论偿付报酬与否。”（据祖根海姆“农奴制度”1861年彼得堡版第355页上的卡塔卢尼亚语原文。[64]） 其次，巴霍芬坚决地断定，从他所谓的“杂婚制”或“污泥生殖”向个体婚制的过渡，主要是由妇女所完成，这是绝对正确的。古代遗传下来的两性间的关系，愈是随着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从而随着古代共产制的解体和人口密度的增大，而失去素朴的原始的性质，就愈使妇女感到屈辱和难堪；妇女也就愈迫切地要求取得保持贞操、暂时地或长久地只同一个男子结婚的权利作为解救的办法。这个进步决不可能发生在男子方面，这完全是由于男子从来不会想到甚至直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放弃事实上的群婚的便利。只有在由妇女实现了向对偶婚的过渡以后，男子才能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自然，这种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妇女而言的。 对偶家庭产生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交替的时期，大部分是在蒙昧时代高级阶段，只有个别地方是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这是野蛮时代所特有的家庭形式，正如群婚之于蒙昧时代，一夫一妻制之于文明时代一样。要使对偶家庭进一步发展为牢固的一夫一妻制，除了我们已经看到的一直起着作用的那些原因之外，还需要有别的原因。在成对配偶制中，群已经减缩到它的最后单位，仅由两个原子组成的分子，即一男和一女。自然选择已经通过日益缩小婚姻关系的范围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这一方面，它再也没有事可做了。因此，如果没有新的、社会的动力发生作用，那末，从成对配偶制中就没有任何根据产生新的家庭形式了。但是，这种动力开始发生作用了。 我们现在撇开美洲这个对偶家庭的古典地区不谈吧。没有任何迹象可以使我们做出结论说，在美洲曾经发展起更高级的家庭形式，或者在美洲被发现和被征服以前，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曾经存在过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而旧大陆的情况却不是这样。 在旧大陆，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直到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固定的财富差不多只限于住房、衣服、粗糙的装饰品以及获得食物和制作食物的工具：小船、武器、最简单的家庭用具。天天都要重新获得食物。现在，日益前进的游牧民族——住在印度五河和恒河地区，以及当时水草更丰富的奥克苏斯河和亚克萨尔特河流域的雅利安人，住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闪米特人——已经有了马、骆驼、驴、牛、绵羊、山羊和猪等畜群，这些财产，只须加以看管和最简单的照顾，就可以愈来愈多地繁殖起来，供给非常充裕的乳肉食物。以前一切获取食物的方法，现在都退居次要地位了；打猎在从前曾经是必需的，如今也成为一种消遣了。 但是，这些新的财富归谁所有呢？最初无疑是归氏族所有。然而，对畜群的私有制，一定是很早就已发展起来了。很难说，亚伯拉罕族长被所谓摩西一经的作者看做畜群的占有者，究竟是由于他作为家庭公社首领所拥有的权利，还是由于他作为实际上世袭的氏族首长而具有的地位。只有一点没有疑问，那就是我们不应该把他设想为现代意义上的财产所有者。其次，没有疑问的是，在成文历史的最初期，我们就已经到处都可以看到畜群乃是一家之长的特殊财产［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特殊财产”，而是“私有财产”。——编者注］，完全同野蛮时代的工艺品一样，同金属器具、奢侈品以及人畜——奴隶一样。 因为这时奴隶制度也已经发明了。对于低级阶段的野蛮人来说，奴隶是没有用处的。所以，美洲印第安人处置战败敌人的办法，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们的处置办法，完全不同。男子被杀死或者当作兄弟编入胜利者的部落；妇女则作为妻子，或者把她们同她们的残存的子女一起收养入族。在这个阶段上，人的劳动力还不能生产超出维持它的费用的显著的余额。随着牧畜、金属加工、纺织以及田间耕作的采用，情况就改变了。正如以前容易得到的妻子现在具有了交换价值而可以购买一样，劳动力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特别是在畜群完全转归家庭所有［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家庭所有”，而是“私人所有”。——编者注］以后。家庭并不像牲畜那样迅速地繁殖起来，现在需要有更多的人来看管牲畜；为了这个目的，正可以利用被俘虏的敌人，何况这些敌人像牲畜一样，也是很容易繁殖的。 这些财富，一旦转归各个家庭［注：“各个家庭”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私有并且迅速增加起来，就给了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有力的打击。对偶婚给家庭添加了一个新的因素。除了生身的母亲以外，它又确立了确实的生身的父亲，而且这个生身的父亲，大概比今天的许多“父亲”还要确实一些。按照当时家庭内的分工，丈夫的责任是获得食物和为此所必需的劳动工具，从而，他也取得了劳动工具的所有权；在离婚时，他就随身带走这些劳动工具，而妻子则保留有她的家庭用具。所以，根据当时社会的习惯，丈夫也是食物的新来源——家畜的所有者，而后来又是新的劳动工具——奴隶的所有者。但是根据同一社会的习惯，他的子女却不能继承他的财产，因为关于继承问题有如下的情形。 根据母权制，就是说，当世系还是只按女系计算的时候，并根据氏族内最初的继承制度，氏族成员死亡以后是由他的同氏族亲属继承的。财产必须留在氏族以内。最初，由于构成财产的物品不多，在实践上大概就转归最亲近的同氏族亲属所有，就是说，转归母方的血缘亲属所有。但是，男性死者的子女并不属于死者的氏族，而是属于他们的母亲的氏族；最初他们是同母亲的其他血缘亲属共同继承母亲的，后来，可能就首先由他们来继承了；不过，他们不能继承自己的父亲，因为他们不属于父亲的氏族，而父亲的财产应该留在父亲自己的氏族内。所以，畜群的所有者死亡以后，他的畜群首先应当转归他的兄弟姊妹和他的姊妹的子女所有，或者转归他母亲的姊妹的子女所有。他自己的子女是不许继承的。 因此，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居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这并不像我们现在所想像的那样困难，因为这一革命——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并不需要侵害到任何一个活着的氏族成员。氏族的全体成员都仍然能够保留下来，和以前一样。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规定以后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留在本氏族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离开本氏族，而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就行了。这样就废除了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而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是怎样和在何时发生的，我们毫无所知。它是完全属于史前时代的事。不过这一革命确实发生过，关于这一点，特别是巴霍芬所搜集的关于母权制的许多遗迹的材料可以充分证明；至于这一革命是怎样容易地完成的，可以从许多印第安部落的例子上看出来；在那里，部分地由于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改变了的生活方式（从森林移居大草原）的影响，部分地由于文明和传教士的道德上的影响，这一革命不久以前方才发生，现在还在进行。在密苏里河流域的八个部落中，有六个是实行男系世系和男系继承权的，只有两个还按女系。在肖尼人、迈阿米人和德拉韦人各部落中，已形成一种习俗，即用父亲氏族的族姓之一来给子女取名字，用这种方法把他们列入父亲的氏族，以便他们能继承自己的父亲。“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当直接利益十分冲动时，就寻找一个缝隙以便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马克思语）[65]因此，就发生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混乱，这种混乱只有通过向父权制的过渡才能消除，而且确实这样部分地被消除了。“一般说来，这似乎是一个十分自然的过渡。”（马克思语）[66]至于［注：由此到本段结束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研究比较法的法学家们对这一过渡在旧大陆的各文化民族中是如何完成的说法，——当然几乎全部只是一些假说而已，——见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67]。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妇女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在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间，表现得特别露骨，虽然它逐渐被伪善地粉饰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了较温和的外衣，但却是丝毫也没有消除的。 这样确立的男子独裁制的第一个结果，表现在这时发生的家长制家庭这一中间形式上。这一形式的主要特点不是多妻制（关于这一点后边再讲），而是 “若干数目的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在家长的父权之下组成一个家庭。在闪米特类型的家庭中，这个家长过着多妻的生活，非自由人也有妻子和子女，而整个组织的目的在于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以内照管畜群”[68]。 这种家庭的主要标志，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一是父权；所以，这种家庭形式的完善的典型是罗马的家庭。Familia〔家庭〕这个词，起初并不是表示现代庸人的那种脉脉温情同家庭龃龉相结合的理想；在罗马人那里，它起初甚至不是指夫妻及其子女，而只是指奴隶。Famulus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奴隶，而familia则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还在盖尤斯时代，familia，idestpatrimonium（家庭，即遗产），就是按遗嘱传授的。这一用语是罗马人所发明，用以表示一种新的社会机体，这种机体的首长，以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 “因此，这一用语并不比拉丁部落的严酷的家庭制度更早，这种家庭制度是在采用田间耕作和奴隶制合法化以后，也是在雅利安意大利人同希腊人分离以后发生的。”[69] 对这一点，马克思补充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70] 这种家庭形式表示着从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为了保证妻子的贞操，从而保证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注：以下直到“在说到随着母权制的覆灭……”（见本卷第72页）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随着家长制家庭的出现，我们便进入成文历史的领域，同时也进入那比较法学能给我们以很大帮助的领域了。而比较法学在这里也确实促成了重大的进步。我们感谢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第60—100页），他向我们证明了，今天我们在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中还可以见到的那种称为Zádruga〔扎德鲁加〕（大意为大家庭）和Bratstvo（胞族社）的家长制家庭公社，以及在东方各民族中所见到的那种形式有所改变的家长制家庭公社，乃是一个由群婚中产生并以母权制为基础的家庭到现代世界的个体家庭的过渡阶段。至少对于旧大陆各文化民族说来，对于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说来，这一点看来是已经得到证明了。 南方斯拉夫的扎德鲁加是这种家庭公社的现存的最好的例子。它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他们住在一起，共同耕种自己的田地，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储存，共同占有剩余产品。公社处于一个家长的最高管理之下，家长对外代表公社，有权出让小物品，掌管账目，并对账目和对整个家务的正常经营负责。他是选举产生的，不一定是最年长者。妇女和她们的工作受主妇领导，主妇通常是家长的妻子。主妇在公社姑娘择婿时，也起着重要的，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最高权力集中在家庭会议，即全体成年男女的会议。家长向这个会议作报告；会议通过各项最后的决定，对公社成员间的争端进行裁判，以及对比较重大的买卖特别是地产的买卖等做出决定。 只是在大约十年以前，才证明了在俄国也还继续存在着这种大家庭公社[71]；现在大家都承认，这种家庭公社，像农村公社一样在俄国的民间习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子。在俄罗斯最古的法典——即雅罗斯拉夫的“真理”[72]中，曾经提到它们，其名称（vervj）和达尔马戚亚法典[73]中所用的相同；在波兰和捷克的史料中，也可以找到它们。 根据霍伊斯勒（“德意志私法制度”[74]）的意见，德意志人的经济单位起初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家庭，而是由几代人或者说几个个体家庭所构成的、并且往往还包括许多非自由人的“家庭公社”。罗马的家庭也被归在这种类型以内，因此，家长的绝对权力，以及其他的家庭成员对家长的无权地位，近来是受到很大怀疑的。在爱尔兰的克尔特人中，大概也存在过类似的家庭公社；在法国的尼韦尔内，直到法国革命时期，这种家庭公社还以parçonneries为名称保存着；而在法兰斯孔太，它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卢昂地区（在索恩—卢瓦尔省），还可以见到巨大的农民住房，中间是公用的很高的、直达屋顶的大厅，四周是卧室，由六级至八级的梯子登入，在这里住着同一家庭的好几代人。 在印度，实行共同耕作的家庭公社，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奈阿尔科斯[75]就已经提到过，它今天也还存在于原来那些地方，即旁遮普和该国的整个西北部。在高加索，柯瓦列夫斯基本人就可以证明这种家庭公社的存在。在阿尔及利亚，它还存在于卡比尔人中间。甚至在美洲，它大概也曾经存在过；苏里塔所记述的古墨西哥的《calpullis》[76]，人们就想把它看做是家庭公社；而库诺夫（“外国”杂志1890年第42—44期）[77]十分清楚地证明，在秘鲁被征服时，存在过一种类似马尔克制度的东西（而且很奇怪，这种马尔克也叫做marca），实行定期的重新分配土地，从而实行土地的个体耕作。 无论如何，实行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耕作的家长制家庭公社，现在就具有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对于它在旧大陆各文化民族和其他若干民族中，在从母权制家庭向个体家庭的过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不能有所怀疑了。在以后的阐述中，我们还要说到柯瓦列夫斯基所作的进一步的结论，即这种家长制家庭公社也是一个过渡阶段；实行个体耕作以及起初是定期的而后来是永远的分配耕地和草地的农村公社或马尔克公社，就是从这个过渡阶段中发展起来的。 谈到这种家庭公社内部的家庭生活，应当指出，至少在俄国，大家都知道，家长对于公社的年轻妇女，特别是对他的儿媳常常滥用他的地位，而且往往把她们作为后房；俄罗斯民歌对于这点有很好的描写。 在说到随着母权制的覆灭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夫一妻制以前，我们再就多妻制和多夫制说几句话。这两种婚姻形式，只能算是例外，可以说是历史的奢侈品，除非它们在某一个国家内同时并存，但是大家知道这是没有的事。因此，由于被多妻制所排除的男子并不能向因多夫制而成为多余的妇女求得安慰，而且男女的数目，不管社会制度如何，迄今又差不多是相等的，所以，不论多妻制或多夫制的婚姻形式都不能成为普遍通行的形式。事实上，一夫多妻制，显然是奴隶制度的产物，只有占居特殊地位的人物才能办到。在闪米特人的家长制家庭中，只有家长本人，至多还有他的几个儿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其余的人都以一人一妻为满足。现在整个东方还是如此；多妻制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多妻主要是用购买女奴隶的方法取得的；人民大众都是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印度和西藏的多夫制，也同样是个例外；关于它起源于群婚［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这个无疑是不无兴趣的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而在实践上，多夫制的容让性看来要比伊斯兰教徒的富于嫉妒的后房制度大得多。例如至少在印度的纳伊尔人中间，虽然每三、四个或更多的男子共有一个妻子，但是他们每人同时还可以和别的三个或更多的男子共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第四个……妻子。奇怪的是，麦克伦南在叙述这种婚姻俱乐部时（其成员可以同时加入几个俱乐部），竟没有发现俱乐部婚姻这个新的范畴。不过，这种婚姻俱乐部的风俗，决不是真正的多夫制；恰好相反，正如吉罗-特龙所已经指出的，这只是群婚的一种特殊形式；男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而妇女则过着多夫制的生活。［注：最后一句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4．一夫一妻制家庭。如上所述，它是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交替的时期从对偶家庭中产生的；它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而确定出生自一定的父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一夫一妻制家庭和对偶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婚姻关系要坚固得多，这种关系现在已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这时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离弃他的妻子。破坏夫妻忠诚这时仍然是丈夫的权利，这一点至少有习俗作保证（CodeNapoléon〔拿破仑法典〕明确地规定丈夫享有这种权利，只要他不把姘妇带到家里来[78]）；而且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权利也行使得愈来愈广泛；如果妻子回想起昔日的性的实践而想加以恢复时，她就要受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严厉的惩罚。 这种新的家庭形式的最严酷的例子，我们在希腊人中间可以看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79]，神话中的女神的地位表明，在更早的时期妇女还享有比较自由和比较受尊敬的地位，但是到了英雄时代，我们就看到妇女已经由于男子的统治和女奴隶的竞争而降低了。［注：在1884年版中，这句话的末尾是这样的：“但是到了英雄时代，我们就看到，妇女处于半幽禁的地位，以便保证子女确凿可靠地出生自一定的父亲”。以下直到“但是，尽管有这些幽禁和监视”（见本卷第77页）以前的一段文字，除利用了1884年版中原有的几句话以外，几乎完全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只要读一下“奥德赛”，就可以看到特里曼珠是怎样打断他母亲的话并迫使她缄默。[80]在荷马的史诗中，被俘虏的年轻妇女都成了胜利者的肉欲的牺牲品；军事首领们按照他们的军阶依次选择其中的最美丽者；大家也知道全部“伊利亚特”都是以阿基里斯和亚加米农二人争夺这样一个女奴隶的纠纷为中心的。荷马的史诗每提到一个重要的英雄，都要讲到同他共享帐篷和枕席的被俘的姑娘。这些姑娘也被带回胜利者的故乡和家里去同居，例如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亚加米农对珈桑德拉就是这样做的[81]；同这些女奴隶所生的儿子可以得到父亲遗产的一小部分，并被认为是自由民；特夫克尔就是铁拉孟的这样一个非婚生的儿子，他可以按父名给自己取名字的。对于正式的妻子，则要她容忍这一切，要她自己严格保持贞操和夫妻的忠诚。虽然英雄时代的希腊妇女比文明时代的妇女更受尊敬，但是归根结蒂，她对于男子说来仍不过是他的婚生的嗣子的母亲、他的主要的管家婆和女奴隶的总管而已，他可以随意纳这些女奴隶为妾，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正是奴隶制与一夫一妻制的并存，正是完全受男子支配的年轻美貌的女奴隶的存在，使一夫一妻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这种性质它到现在还保存着。 谈到较后时期的希腊人，应该把多立斯人同伊奥尼亚人区别开来。前者以斯巴达为典范，他们的婚姻关系在许多方面甚至比荷马本人所描写的婚姻关系还要古老。在斯巴达，是一种由国家根据当地的观点而改变了的对偶婚制，这种对偶婚制在许多方面还像群婚。不育子女的婚姻可以解除：国王阿拿克散德里德（公元前560年）由于妻子不育，另娶了一个，有着两个家庭；大约在同一时期，国王阿里斯东曾有两个妻子不育，便娶了第三个，而把前两人中的一个退了。另一方面，几个兄弟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妻子；一个人如果喜欢自己朋友的妻子，就可以和那个朋友共同享有她，而把自己的妻子交给一个像俾斯麦所说的壮健的“种马”去支配，即使这个家伙本人并不属于公民之列，也认为是合乎体统的事情。在普卢塔克的作品中，有一个地方谈到一个斯巴达妇女，叫一个向她求爱的人，去取得她的丈夫的许可，按照舍曼的看法，可以认为在习俗上甚至存在着更大的自由。[82]所以，真正的通奸，妻背夫不贞，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另一方面，斯巴达至少在其全盛时代，还不知有家庭奴隶，而处于农奴地位的赫罗泰则另自居住在庄园里，因此，斯巴达人[83]占有他们妻子的机会比较少。在这些条件下，斯巴达的妇女自然要比其他希腊妇女占着受人尊敬得多的地位。斯巴达的妇女和一部分优秀的雅典艺妓，在希腊，是受古人尊崇并认为她们的言行是值得记载的唯一的妇女。 我们看到，在以雅典人为代表的伊奥尼亚人中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姑娘们只学习纺织缝纫，至多也不过学一点读写而已。她们过着差不多是幽居的生活，只能同别的妇女有所交往。妇女所住的房间是在家中的单独一部分，在楼上或者在后屋中，男子，特别是陌生人不容易入内，如果有男子来到家里，妇女就躲到那里去。妇女没有女奴隶作伴就不能离家外出；她们在家里实际上受着严格的监视；阿里斯托芬曾经提到摩罗西安狗，说人们饲养它们是为了吓走通奸者[84]，而且，至少在亚洲各城市，还用阉人来监视妇女，早在希罗多德时代，在希沃斯岛上就制造这种阉人出售，据瓦克斯穆特说，并不是只卖给野蛮人[85]。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妻子被称为oikurema[86]，即用来照管家务的一种物件（这个词是一个中性名词），所以在雅典人看来，妻子除生育子女以外，不过是一个婢女的头领而已。丈夫从事竞技运动和公共事业，而妻子不许参加；此外，丈夫还常常有女奴隶供他使用；而在雅典的全盛时期，对他来说广泛盛行至少是受国家保护的卖淫。超群出众的希腊妇女，正是在这种卖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们由于才智和艺术趣味而高出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妇女的一般水平之上，正如斯巴达妇女由于性格而高出一般水平之上一样。但是，在做妇人之前，必须先当艺妓，这种情况成了对雅典家庭的最严厉的非难。 这种雅典家庭随着时间的进展，成了一种范例，不仅其余的伊奥尼亚人，而且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所有希腊人都逐渐按照这种范例来建立他们的家庭关系。但是，尽管有这些幽禁和监视，希腊妇女仍然常常可以找到欺瞒自己丈夫的机会，而耻于向自己的妻子表示任何爱情的丈夫，就同艺妓纵情取乐；但对妇女的侮辱，却在男子身上得到了报复，而侮辱了男子本身，直到他们堕落到违反自然地玩弄男童，并且用加尼米德的神话使他们的神以及他们自己都受到侮辱为止。 根据我们对古代最文明、最发达的民族所能做的考察，一夫一妻制的起源就是如此。它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同个人性爱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婚姻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经济条件”，而是“社会条件”；从“即以私有制”起的后半句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是他自己的并且应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这就是希腊人坦率宣布的个体婚制的唯一目的。在其他方面，个体婚制对希腊人说来就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必须履行的对神、对国家和对自己祖先的义务。在雅典，法律不仅规定必须结婚，而且规定丈夫必须履行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所谓夫妇义务［注：最后一句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可见，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所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在马克思和我于1846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87]现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财富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来性质。 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决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 “旧的婚姻制度，虽然由于普那路亚集团的逐渐消亡而缩小到更加狭小的范围内，但仍然围绕着正在向前发展的家庭，并且伴随着它直到文明时代的最初期……这种旧制度最后终于消失在新的杂婚形式中，这种新的杂婚形式在文明时代仍然伴随着人类，就像一个暗影一般罩在家庭上面。”[88] 摩尔根所说的杂婚制，是指与个体婚制并存的男子和未婚妇女在婚姻之外发生的性交关系，这种性交关系，大家知道，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盛行于整个文明时代，而且日益变为公开的卖淫了。［注：以下直到“杂婚制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见本卷第79页）以前的一段文字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这种杂婚制直接起源于群婚制，起源于妇女为赎买贞操权利而作的献身牺牲。为金钱而献身，最初是一种宗教行为，它是在爱神庙举行的，所得的钱最初都归于神庙的财库。阿尔明尼亚的阿娜伊蒂斯庙、科林斯的阿芙罗狄蒂庙的庙奴[89]，以及印度神庙中的宗教舞女，即所谓Bajaderen（葡萄牙语bailadeira——舞女一词的讹误），都是最初的娼妓。这种献身起初是每个妇女的义务，后来便只由这些女尼代替其他所有妇女来实行了。在其他各民族中，这种杂婚制起源于允许姑娘们在结婚前有性的自由，因此也是群婚制的残余，只不过这种残余是通过其他途径传到今天的。随着财产不均现象的产生，亦即早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与奴隶劳动并存就零散地出现了雇佣劳动，同时，作为它的必然伴侣，也出现了与强制女奴隶献身于男性的现象并存的自由妇女的职业卖淫。由此可见，群婚制传给文明时代的遗产是两重的，正如文明时代所产生的一切都是两重的、口不应心的、分裂为二的、自相矛盾的一样：一方面是一夫一妻制，另方面则是杂婚制以及它的最极端的形式——卖淫。杂婚制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使旧时的性的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别为统治阶级所乐于实行的杂婚制，在口头上是受到非难的。但是实际上，这种非难决不是针对着参与此事的男子，而只是针对着妇女：她们被排除出去，被排斥在外，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男子对妇女的绝对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但是，在一夫一妻制内部第二种矛盾也因此而发展起来了。同靠杂婚制取乐的丈夫并存的还有一个被遗弃的妻子。［注：这句话和前一句话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正如吃了半个苹果以后就再不能有一个整苹果一样，没有矛盾的另一面，就不可能有矛盾的这一面。尽管如此，男子的想法似乎仍然不是这样，直到他们的妻子教训了他们，使他们更明白为止。随着个体婚制，出现了两种经常性的、以前所不知道的特有的社会人物：妻子的经常的情人和戴绿帽子的丈夫。男子获得了对妇女的胜利，但是桂冠是由失败者宽宏大量地给胜利者加上的。虽然加以禁止、严惩但终不能根除的通奸，已成为与个体婚制和杂婚制并行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制度了。子女是否确凿无疑地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像从前一样，至多只能依据道德的信念；所以，为了解决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CodeNapoléon〔拿破仑法典〕在第三一二条规定： 《L'enfantconçupendantlemariageapourpèrelemari》——“凡在结婚以后怀胎的婴儿，以该夫为父”。 个体婚制三千年来存在的最后结果，便是如此。 这样，在个体家庭中，在它仍然忠实于自己的历史起源，并且男女之间的冲突由于丈夫的独占统治而明白显露出来的场合，我们就看到了，它是自文明时代起分裂为各个阶级的社会在其中运动着、但是既不能解决又不能克服的那些对立和矛盾的一幅缩图。自然，我在这里所说的，只是指个体婚制的如下一些场合，即夫妻生活确实是按照整个这一制度的最初性质所体现的规则来进行，而妻子反抗丈夫的统治的场合。至于说并不是一切婚姻都是这样进行的，这一点再没有人比德国庸人知道得更清楚了，他不知道怎样做家中的主人，正如他不知道怎样做国家的主人一样，所以，他的妻子有充分权利夺取不配由他掌握的权柄。但是他却自以为，他比他的同样不幸的、比他本人更常遇到恶劣得多的境遇的法国同志要优越得多。 不过，个体家庭决不是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具有像希腊人中间所有的那种古典的粗野形式。罗马人作为世界的未来征服者，具有虽不比希腊人细致但比他们远大的见识，在罗马人中间，妇女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尊敬。罗马的男子认为，妻子的贞操已经由于他对妻子有生杀之权而得到了充分的保证。此外，这里妇女同男子一样，可以自由解除婚姻关系。但是，在个体婚制发展方面的最大进步，无疑是随着德意志人登上历史舞台而发生的，因为在德意志人中间，大概由于他们贫穷的缘故，一夫一妻制在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从对偶婚中完全发展起来。我们是根据塔西佗所提到的如下三种情况而得出这个结论的。第一，尽管婚姻十分神圣，——“他们以一个妻子为满足，妇女生活在被贞操防卫起来的环境中”[90]，——但是在他们的显贵和部落首长中间仍然盛行多妻制，正如我们在实行对偶婚的美洲人中间看到的情况一样。第二，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在他们那里只是在前此不久的时候才得以完成，因为母亲的兄弟——按照母权制是最近的男性的同氏族亲属——在他们那里仍然被认为是比自己的生身父亲更亲近的亲属，这一点也是与美洲印第安人的观点相一致的；正如马克思所常常说的，他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找到了一把了解我们自己的原始时代的钥匙。第三，在德意志人中间，妇女享有很大的尊敬并且对公共事务也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同一夫一妻制所特有的男子的统治直接矛盾的。差不多在这一切方面，德意志人都是与斯巴达人相一致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斯巴达人中间，对偶婚也是没有完全消失的。［注：前半句话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因此，在这一方面，一个崭新的要素也随着德意志人的出现而获得了世界的统治。在各民族混合的过程中，在罗马世界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新的一夫一妻制，使丈夫的统治具有了比较温和的形式，而使妇女至少从外表上看来有了古典古代所从未有过的更受尊敬和更加自由的地位。从而就第一次造成了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的基础上，从一夫一妻制之中——因情况的不同，或在它的内部，或与它并行，或违反它——发展起来了我们应归功于一夫一妻制的最伟大的道德进步：整个过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现代的个人性爱。 但是，这个进步无疑是由这样的情况所引起的，即德意志人还生活在对偶家庭中，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把适应于对偶家庭的妇女地位搬用于一夫一妻制；这一进步决不是由于德意志人的什么传奇性的、神奇的酷爱道德纯洁的癖性所引起的，这种癖性可以归结为：对偶婚制在实际上并不像一夫一妻制那样具有明显的道德的矛盾。反之，德意志人在其迁徙时期，特别是在向东南方，即黑海沿岸草原游牧民族区迁徙时期，在道德上堕落得很厉害，除骑马术以外，他们还从这些游牧民族那里染上了丑恶的反自然的恶习，阿米亚努斯关于泰发耳人，普罗科皮阿斯关于海鲁莱人的叙述就是明显的证明。[91] 但是，如果说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家庭形式中，一夫一妻制是现代的性爱能在其中发展起来的唯一形式，那末这并不是说，现代的性爱完全或主要是作为夫妇相互的爱而在这一形式中发展起来的。在丈夫统治下的牢固的个体婚制的本质，是排斥这一点的。在一切历史上主动的阶级中间，即在一切统治阶级中间，婚姻的缔结，仍然和对偶婚以来的作法相同，——即仍然是一种由父母安排的、权衡利害的事情。所以，第一个出现在历史上的性爱形式，亦即作为热恋，作为每个人（至少是统治阶级中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热恋，作为性的冲动的最高形式（这正是性爱的特性），而第一个出现的性爱形式，那种中世纪的骑士之爱，就根本不是夫妇之爱。恰好相反，古典方式的、普罗凡斯人的骑士之爱，正是极力要破坏夫妻的忠实，而他们的诗人们又加以歌颂的。《Albas》，用德文来说就是破晓歌，成了普罗凡斯爱情诗的精华。[92]它用热烈的笔调描写骑士怎样睡在他的情人——别人的妻子——的床上，门外站着侍卫，一见晨曦（alba）初上，便通知骑士，使他能悄悄地溜走，而不被人发觉；接着是叙述离别的情景，这是歌词的最高潮。北部法兰西人和堂堂的德意志人，也学到了这种诗体和与它相适应的骑士爱的方式，而我们的老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也以这种挑逗性的主题留下了三首美妙的诗歌，我觉得这些诗歌比他的三篇很长的英雄诗更好。 在今日的资产阶级中间，缔结婚姻有两种方式。在天主教国家中，父母照旧为年轻的资产阶级儿子选择适当的妻子，其结果自然是一夫一妻制所固有的矛盾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丈夫方面是大肆实行杂婚，妻子方面是大肆通奸。天主教会禁止离婚，恐怕也只是因为它确信对付通奸就像对付死亡一样，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治的。相反地，在各个新教国家中，通例是允许资产阶级的儿子有或多或少的自由去从本阶级选择妻子；因此，恋爱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成为结婚的基础，而且根据新教伪善的精神，为了体面，也经常以此为前提。在这里，丈夫实行杂婚并不那么厉害，而妻子的通奸也比较少些。不过，在任何婚姻形式下，人们结婚后和结婚前仍然是同样的人，而各个新教国家的资产者又大多数都是些庸人，所以，这种新教的一夫一妻制，即使拿一般最好的场合来看，也只不过是导致被叫做家庭幸福的极端枯燥无聊的夫妇同居罢了。小说就是这两种婚姻方式的最好的镜子：法国的小说是天主教婚姻的镜子；德国的［注：在1884年版中是：“德国的和瑞典的”。——编者注］小说是新教婚姻的镜子。在两种场合，“他都有所得”；在德国小说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国小说中是丈夫得到了绿帽子。两者之中究竟谁的处境更坏，不是常常都可以弄清楚的。因此，法国资产者害怕德国小说的枯燥，正如德国的庸人害怕法国小说的“不道德”一样。可是，最近，自从“柏林成为世界都市”以来，德国小说也开始不那么胆怯地描写当地早就为人所知的杂婚和通奸了。 但是，在这两种场合，婚姻都是由双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注：以下直到“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以前的一段文字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为最通常。妻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所以，傅立叶的一句话，可适用于一切权衡利害的婚姻，他说： “正如在文法上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道德上两个卖淫则构成一种美德。”[93] 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而在今天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爱才可能成为并且确实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不管这种关系是否为官方所认可。不过，在这里，古典的一夫一妻制的全部基础也就除去了。在这里没有任何财产，而一夫一妻制和男子的统治原是为了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因此，在这里也就没有建立男子统治的任何刺激了。况且，在这里也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维护男子统治的资产阶级法权，只是为了有产者和为了他们同无产者的相互关系而存在的；是要钱的，而因为工人贫穷的缘故，它对于工人对他的妻子的关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完全是另一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此外，自从大工业迫使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们变为家庭的供养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自一夫一妻制出现以来就扎下了根的对妻子的虐待也许还遗留一些以外，男子的统治的最后残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这样一来，无产者的家庭，即使在最热烈的爱情和双方都保持最牢固的忠实的情况下，也不管有可能得到什么宗教的和世俗的祝福，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了。所以，一夫一妻制的经常伴侣——杂婚和通奸，在这里只有极其微小的作用；妻子事实上收回了离婚的权利，当双方不能和睦相处时，他们就宁愿分离。一句话，无产者的婚姻之为一夫一妻制，是在这个名词的词源学意义上说的，决不是在这个名词的历史意义上说的。［注：这一章以下的所有文字，除了最后一段，即以“现在让我们再回过来谈摩尔根吧”（见本卷第97页）开始那一段以外，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诚然，我们的法学家认为，立法的进步使妇女愈来愈失去申诉不平的任何根据。现代各文明国家的立法愈来愈承认，第一，为了使婚姻有效，它必须是一种双方自愿缔结的契约；第二，在结婚同居期间，双方在相互关系上必须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如果这两种要求都能彻底实现，那末妇女就有了她们所能希望的一切了。 这种纯法律的论据，同激进的共和派资产者用来击退和安抚无产者的论据完全一致。劳动契约仿佛是由双方自愿缔结的。但是，这种契约的缔结之所以被认为出于自愿，只是因为法律在纸面上规定双方处于平等地位而已。至于不同的阶级地位给予一方的权力，以及这一权力加于另一方的压迫，即双方实际的经济地位，——这是与法律毫不相干的。而在劳动契约有效期间，只要任何一方没有明白表示抛弃自己的权利，双方仍然被认为是权利平等的。至于经济地位迫使工人甚至把最后一点表面上的平等权利也抛弃掉，这仍然与法律毫不相干。 在婚姻关系上，即使是最进步的法律，只要当事人在形式上证明是自愿，也就十分满足了。至于法律幕后的现实生活是怎样的，这种自愿是怎样造成的，关于这些，法律和法学家都可以置之不问。但是，把各国的法制做一个最简单的比较，也会向法学家们表明，这种自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法律保证子女继承父母财产的应得部分，因而不能剥夺他们继承权的各国，——在德国，在采用法国法制的各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中——子女的婚事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在采用英国法制的各国，法律并不要求结婚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在这些国家，父母在传授自己的遗产时有着完全的自由，他们可以任意剥夺子女的继承权。很明显，尽管如此，甚至正因为如此，在英国和美国，在有财产可继承的阶级中间，结婚的自由在事实上丝毫也不比在法国和德国更多些。 男女在婚姻方面的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情况也不见得更好些。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在包括许多夫妇和他们的子女的古代共产制家庭经济中，委托妇女料理的家务，正如由男子获得食物一样，都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劳动。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改变了。家务的料理失去了自己的公共的性质。它不再涉及社会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事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只有现代的大工业，才又给妇女——只是给无产阶级的妇女——开辟了一条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但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她们仍然履行自己对家庭中的私人事务的义务，那末她们仍然会被排除于公共的生产之外，而不能有什么收入了；如果她们愿意参加公共的劳动而有独立的收入，那末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义务了。在这方面，不论在工厂里，或是在一切劳动部门直到医务和律师界，妇女的地位都是这样的。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现在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须是有收入的人，赡养家庭的人，至少在有产阶级中间是如此，这就使丈夫占居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不过，在工业领域内，只有在资本家阶级的一切法律上的特殊权利被废除，而两个阶级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的权利确立以后，无产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的独特性质，才会最明白地显露出来；民主共和国并不消除两个阶级的对立；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一个为解决这一对立而斗争的地盘。同样，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那时就可以看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 这样，我们便有了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对偶婚制和一夫一妻制之间，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 以上全部论述证明，在这种顺序中所表现的进步，其特征就在于，妇女愈来愈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的确，群婚对于男子到今天事实上仍然存在着。凡在妇女方面被认为是犯罪并且要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却被认为是一种光荣，至多也不过被当作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但是，自古就有的杂婚制现在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影响下愈是变化，愈是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愈是变为露骨的卖淫，它在道德上的腐蚀作用也就愈大。而且它在道德上对男子的腐蚀，比对妇女的腐蚀要厉害得多。卖淫只是使妇女中间不幸成为受害者的人堕落，而且即令她们也远没有堕落到普通所想像的那种程度。与此相反，它败坏着全体男子的品格。所以，举例来说，长期的未婚夫状态，十之八九都是婚后不忠实的真正的预备学校。 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走向一种社会变革，那时，一夫一妻制的迄今存在的经济基础，以及它的补充物即卖淫的基础，不可避免地都要消失。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任何人的子女。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所以这种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根本没有妨碍丈夫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多偶制。但是，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至少将把绝大部分耐久的、可继承的财富——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从而把这一切传授遗产的关切减少到最低限度。可是，既然一夫一妻制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那末当这种原因消失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消失呢？ 可以不无理由地回答：它不仅不会消失，而且相反地，只有那时它才能十足地实现。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卖淫将要消失，而一夫一妻制不仅不会终止其存在，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 这样一来，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妇女的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庭经济变为社会的劳动部门。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业；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因此，对于“后果”的担心也就消除了，这种担心在今天成了妨碍少女毫无顾虑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既是道德的也是经济的因素。这会不会成为更自由的性交和随之而来的社会舆论对于处女荣誉及女性耻辱的更加宽容的态度逐渐产生的原因呢？最后，难道我们没有看见，在现代世界上一夫一妻制和卖淫虽然是对立物，但却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物，是同一社会秩序的两极吗？能叫卖淫消失而不叫一夫一妻制与它同归于尽吗？ 在这里，一个在一夫一妻制发展的时候最多只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因素——个人的性爱，开始发生作用了。 在中世纪以前，是谈不到个人的性爱的。不言而喻，体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旨趣等等，曾经引起异性间的性交的欲望，同谁发生这种最亲密的关系，无论对男子还是对女子都不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是这距离现代的性爱还很远很远。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忒俄克里托斯和莫斯赫都向我们歌颂牧人的爱情的喜悦和痛苦，这些牧人以及郎格的达夫尼斯和赫洛娅[94]，全都是不参与国家事务，不参与自由民生活的奴隶。而在奴隶的爱情关系以外，我们所遇到的爱情关系只是灭亡中的古代世界的崩溃的产物，而且是与同样也处在官方社会以外的妇女——艺妓，即异地妇女或被释放的女奴隶发生的关系：在雅典是在它灭亡的前夜，在罗马是在帝政时代。如果说在自由民男女之间确实发生过爱情关系，那只是就婚后通奸而言的。所以，对于那位古代的古典爱情诗人老阿那克里翁来说，现代意义上的性爱竟是如此无关紧要，以致被爱者的性别对于他来说也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情。 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作孤注，而这种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奸的场合才会发生。最后，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的？自然，在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实践中，这个新的标准，并不比其他一切道德标准更受重视——对它简直就置之不理。不过，对它也不见得更轻视；它和其他道德标准一样——在理论上，在纸面上，也是被承认的。目前它也不可能有更高的要求。 中世纪是从古代世界随性爱的萌芽而告停顿的时候开始的，即是从通奸开始的。我们已经叙述过那创造了破晓歌的骑士爱。从这种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到那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这段路程骑士们是走不到头的。甚至我们由轻浮的罗曼语系民族进而考察有德行的德意志人时，在“尼贝龙根之歌”中也可以发现，克里姆希耳德虽然暗中钟情于齐格弗里特，并不亚于齐格弗里特对她的钟情，但是当贡特尔宣布已把她许配给一个骑士（他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时，她却简单地回答道： “您不必问我；您要我怎样，我总是照办；老爷，您要我嫁给谁，我就乐意和他订婚。”[95] 她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她的爱情在这里一般说来是可以加以考虑的。贡特尔向布龙希耳德求婚，埃特策耳向克里姆希耳德求婚，他们一次也不曾见过她们；同样，在“古德龙”[96]中，爱尔兰的齐格班特向挪威的乌黛求婚，黑盖林格的黑特耳向爱尔兰的希尔达求婚，以及莫尔兰的齐格弗里特、诺曼的哈尔特木特和西兰的黑尔维希向古德龙求婚，都是如此；只有古德龙才第一次自愿嫁给黑尔维希。按照通例，年轻王公的未婚妻都是由父母选择的，要是他们还活着的话；反之，在双亲已去世的时候，他就同大诸侯们商议，自行选择，在这种场合，大诸侯们的意见总是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也不能不如此。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种条件下，关于婚姻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怎能属于爱情呢？ 中世纪城市的行会市民，也是如此。单是保护着他的那些特权，附有各种限制的行会规约，在法律上把他或者同别的行会、或者同本行会的同事、或者同他的帮工和学徒分开的种种人为的界限，就大大缩小了他寻求适当的妻子的范围。至于这些女子当中谁是最适当的，在这种复杂错综的体系下，决定这个问题的绝对不是他个人的意愿，而是家庭的利益。 因此，直到中世纪末期，在绝大多数场合，婚姻的缔结仍然和最初一样，不是由当事人自己决定的事情。起初，人们一出世就已经结了婚——同整个一群异性结了婚。在较后的各种群婚形式中，大概仍然存在着类似的状态，只是群的范围逐渐缩小罢了。在对偶婚之下，通例是由母亲给自己的子女安排婚事的；在这里关于新的亲戚关系的考虑也起着决定的作用，这种新的亲戚关系应该保证年轻夫妇在氏族和部落中占有更牢固的地位。当父权制和一夫一妻制随着私有财产的份量超过共同财产以及随着对继承权的关切而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婚姻的缔结便完全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愈来愈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的。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至多只是在浪漫事迹中，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从地理发现的时代起，资本主义生产通过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而准备取得世界统治的时候它所遇到的状况。应该认为，这种结婚方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是非常合适的，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是——世界历史的讽刺是无穷无尽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注定要把这种结婚方式打开一个决定性的缺口。它把一切变成了商品，从而消灭了过去留传下来的一切古老的关系，它用买卖、“自由”契约代替了世代相因的习俗，历史的法。英国的法学家亨·萨·梅恩说，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步就在于fromstatustocontract〔从身分到契约〕，从过去留传下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约所规定的状态[97]，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它的正确而言，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早已说过了[98]。 然而，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身、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人们才能缔结契约。创造这种“自由”而“平等”的人们，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虽然这在最初不过是半自觉地发生的，并且穿上了宗教的外衣，但是自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以来，就牢固地确立了一个原则，即一个人只有在他握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动时，他才能对他的这些行为负完全的责任，而对于任何强迫人从事不道德行为的做法进行反抗，乃是道德上的义务。但是这同迄今为止的订立婚约的实践怎么能协调起来呢？按照资产阶级的理解，婚姻是一种契约，是一种法律行为，而且是一种最重要的法律行为，因为它决定了两个人终身的肉体和精神的命运。不错，这种契约那时在形式上确是自愿缔结的；没有当事人双方的同意就不能解决问题。不过人人都非常明白，这一同意是如何取得的，实际上是谁在订立婚约。既然在缔结别的契约时要求真正自由的决定，那末在订立婚约时为什么不要求这种自由呢？难道两个将要结合的青年人没有权利自由地处理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器官吗？难道性爱不是由于骑士而成为时髦，难道夫妇之爱不是性爱的正确的资产阶级形式而同骑士的通奸之爱相反吗？既然彼此相爱是夫妇的义务，难道相爱者彼此结婚而不是同任何别人结婚不同样也是他们的义务吗？难道相爱者的这种权利不是高于父母、亲属以及其他传统的婚姻中介人和媒妁的权利吗？既然自由的、个人选择的权利已经无礼地侵入教会和宗教的领域，它怎么能在老一代支配下一代的身体、精神、财产、幸福和不幸这种难以容忍的要求面前停步呢？ 这些问题，在社会的一切旧有的联系已经松弛，而一切因袭的观念已经动摇的时候，是不能不提出来的。世界一下子大了差不多十倍；现在展现在西欧人眼前的，已不是一个半球的四分之一，而是整个地球了，他们赶紧去占据其余的七个四分之一。传统的中世纪思想方式的千年藩篱，同旧日的狭隘的故乡藩篱一起崩溃了。在人的外界视线和内心视线前面，都展开了无限广大的视野。在为印度的财富、墨西哥和波托西的金矿银矿所引诱的青年人看来，循规蹈矩以及好几世代留传下来的荣耀的行会特权能有什么意义呢？这是资产阶级的漫游骑士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有自己的浪漫事迹和爱情幻想，但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而且归根到底是抱着资产阶级的目的。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在现存制度最受动摇的新教国家里，都愈来愈承认在婚姻方面也有缔结契约的自由，并用上述的方式来实现这一自由。婚姻仍然是阶级的婚姻，但在阶级内部则承认当事者都享有某种程度的选择的自由。在纸面上，在道德理论上以及在诗歌描写上，再也没有比认为不以相互性爱和夫妻真正自由同意为基础的任何婚姻都是不道德的那种观念更加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了。总之，由爱情而结合的婚姻被宣布为人的权利，并且不仅是droitdel'homme［注：双关语：《droitdel'homme》既有“人的权利”的意思，也有“男子的权利”的意思。——编者注］而且在例外的情况下也是droitdelafemme〔妇女的权利〕。 但是，人的这种权利有一点是与人的其他一切所谓权利不同的。当后者在实践上只限于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而对于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则直接或间接地化为乌有的时候，历史的讽刺又重新出现了。统治阶级仍然为众所周知的经济影响所支配，因此在他们中间，真正自由缔结的婚姻只是例外，而在被压迫阶级中间，像我们所已看到的，这种婚姻却是通例。 因此，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既然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虽然这种排他性在今日只是对妇女才完全有效，——那末，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我们已经看到，巴霍芬认为由群婚向个体婚的过渡这一进步主要应归功于妇女，是多么的正确；只有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进步才应归功于男子；在历史上，后一进步实质上是使妇女地位恶化，而便利了男子的不忠实。因此，只要那种迫使妇女容忍男子的这些通常的不忠实行为的经济考虑——例如对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对自己子女的未来的担心——一旦消失，那末由此而达到的妇女的平等地位，根据以往的全部经验来判断，与其说会促进妇女的多夫制，倒不如说会在无比大的程度上促进男子的真正的一夫一妻制。 但是，一夫一妻制却会非常肯定地失掉它因起源于财产关系而被烙上的特征，这些特征就是：第一，男子的统治，第二，婚姻的不可离异性。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婚姻的不可离异性，部分地是一夫一妻制所赖以产生的经济状况的结果，部分地是这种经济状况和一夫一妻制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正确地理解并且被宗教加以夸大的那个时代留下的传统。在今天，这种不可离异性已经遭到千万次的破坏。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末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子中间，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这只会使人们省得陷入离婚诉讼的无益的泥污中。 这样，我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知道他们应该怎样行动，他们自己将造成他们的与此相适应的关于各人行为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来谈摩尔根吧，我们已经把他丢开很远了。对于在文明时期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进行历史的考察，是超出了他的著作的范围的。所以，他只是非常简单地论述了一下一夫一妻制在这一时期的命运。他也认为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进步，是一种向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接近，而这一目标他并不认为已经达到了。不过，他说： “如果承认家庭已经依次经过四种形式而现在正处在第五种形式中这一事实，那就要产生一个问题：这一形式在将来会不会永久存在？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它正如过去的情形一样，一定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它将反映社会制度的发展状况。既然一夫一妻制家庭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已经改进了，而在现代特别显著，那末至少可以推测，它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改进，直至达到两性的平等为止。如果一夫一妻制家庭在遥远的将来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那就不能事先预言，它的后继者将具有什么性质了。”[99] 注释： [35]恩格斯在写他这部著作第一版的过程中，利用了麦克伦南著的下列各书：“原始婚姻。关于婚礼中抢劫仪式的起源的研究”1865年爱丁堡版（《Primitive Marriage．AnInquiryintotheOriginoftheFormofCaptureinMarriage Ceremonies》．Edinburgh，1865）；“古代史研究。附重印的‘原始婚姻。关于婚礼中抢劫仪式的起源的研究’”1876年伦敦版（《Studies inAncientHistorycomprisingaReprintof《PrimitiveMarriage．AnInquiryinto theOriginoftheFormofCaptureinMarriage Ceremonies》）．London，1876）；后来，在准备第四版（1891年）的过程中，恩格斯还参考了1886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的麦克伦南后一著作的新版。——第40页。 [36]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435页。——第41页。 [37]卡·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21页）。——第41页。 [38]指约·雅·巴霍芬“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和法权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1861年斯图加特版（J．J．Bachofon．《Das Mutterrecht．EineUntersuchungüberdieGynaikokratiederaltenWeltnachihrer religiösenundrechtlichenNatur》．Stuttgart，1861）。——第42页。 [39]Ch．Letourneau．《L'évolutiondumariageetdelafamille》．Paris，1888．——第43页。 [40]索绪尔的这种提法引自阿·吉罗-特龙的书“婚姻和家庭的起源”1884年日内瓦、巴黎版第ⅩⅤ页（A．Giraud-Teulon．《Les originesdumariageetdelafamille》．Genève，Paris，1884，p．ⅩⅤ）。——第44页。 [41]E．Westermarck．《TheHistoryofHumanMarriage》．Lon-donandNew York，1891．——第44页。 [42]沙·勒土尔诺“婚姻和家庭之进化”1888年巴黎版第41页。——第44页。 [43]A．Espinas．《Dessociétés animales》．Paris，1877；恩格斯转引自吉罗-特龙的书（见注40）第518页，埃斯潘纳斯的这一著作的片断作为附录载于该书中。——第44页。 [44]H．H．Bancroft．《TheNativeRacesofthePacificStatesofNorth America》．Vol．Ⅰ-Ⅴ．NewYork，1875．——第46页。 [45]见爱·韦斯特马尔克“人类婚姻史”1891年伦敦和纽约版第70—71页。——第47页。 [46]马克思的这封信，我们没有见到。恩格斯在1884年4月11日给考茨基的信中提到了这封信。——第48页。 [47]指的是理·瓦格纳的歌剧四部曲“尼贝龙根的戒指”的歌词，这部歌剧是作曲家瓦格纳自己根据斯堪的那维亚史诗“艾达”和德国史诗“尼贝龙根之歌”写成的。见理·瓦格纳“尼贝龙根的戒指，第一天，瓦尔库蕾”第二幕（R．Wagner．《Der RingdesNibelungen，ersterTag，dieWalküre》，zweiterAufzug）。 “尼贝龙根之歌”是根据所谓民族大迁徙时期（三至五世纪）的古代德意志神话和传说创作出来的德意志民间英雄史诗的极其重大的文献。我们所见到的这部叙事诗是在公元1200年左右形成的。——第48页。 [48]“艾达”是一部斯堪的那维亚各民族的神话和英雄的传说与歌曲的集子；保存下来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十三世纪时的手稿，1643年为冰岛主教斯魏因森所发现（即所谓“老艾达”），另一种是十三世纪初诗人和编年史家斯诺里·斯土鲁森所编的古北欧歌唱诗人诗歌论集（即所谓“小艾达”）。“艾达”中的诗歌反映了氏族制度解体和民族大迁徙时期斯堪的那维亚社会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民间创作中的一些形象和情节。 “厄革斯德列克”是“老艾达”诗歌集中属于较晚时期的歌词之一。恩格斯在这里引的是这首诗歌的第32和36节。——第48页。 [49]亚萨神和瓦那神是斯堪的那维亚神话中的两类神。 “英格林加传说”是中世纪冰岛诗人和编年史家斯诺里·斯土鲁森所著关于挪威国王（从远古到十二世纪）的“地球”（《Heimskringla》）一书中的第一个传说，该书是作者在十三世纪上半叶根据有关挪威国王的历史记述以及冰岛和挪威的氏族传说编写成的。恩格斯引的是第一个传说的第四章。——第48页。 [50]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425页。——第49页。 [51]见约·维·巴霍芬“母权论”1861年斯图加特版第ⅩⅩⅢ、385和其他各页。——第51页。 [52]卡·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187页）。——第51页。 [53]凯撒“高卢战纪”第5卷第14章。——第52页。 [54]“印度的居民”。由约·福·沃森和约·威·凯出版。1868—1872年伦敦版第1—4卷（《ThePeopleofIndia》．Editedby J．F．Wat-sonandJ．W．Kaye．Vol．Ⅰ-Ⅵ，London，1868—1872）；恩格斯引的是这一版的第2卷第85页。——第52页。 [55]指的是婚姻等级或组别，澳大利亚的大多数部落都分成这样的特别集团。每一集团的男子只能与另一个一定的集团的女子通婚；每一个部落中都有四个至八个这样的集团。——第52页。 [56]路·亨·摩尔根“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71年华盛顿版（L．H．Morgan．《SystemsofConsanguinityand AffinityoftheHumanFamily》．Washington，1871）。——第54页。 [57]法森和豪伊特共同取得的研究成果，载于劳·法森和阿·威·豪伊特“卡米拉罗依和库尔奈”1880年墨尔本、悉尼、阿得雷德和布里斯本版（L．Fison andA．W．Howitt．《KamilaroiandKurnai》．Mel-bourne，Sydney，Adelaide，and Brisbane，1880）一书中。——第54页。 [58]见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459页；恩格斯转引自马克思的记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28页）。——第58页。 [59]阿·莱特的信，恩格斯是根据摩尔根书中（见L．H．Morgan．《Ancient Society》．London，1877，ｐ．455，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26—27页）的摘引转引的。这封信（它的确切日期是1874年5月19日，摩尔根指明是1873年）的全文发表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梅纳沙出版的“美国人类学家”杂志（新辑）1933年第1期第138—140页（《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Series．Menasha，Wisconsin，U．S．A．，1993，№1，ｐ．138—140）。——第60页。 [60]休·豪·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1875年纽约版第1卷第352—353页。——第61页。 [61]沙特恩节是古罗马每年在冬至时期由于农事结束而举行的纪念沙特恩神的节日。在节日期间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饮；奴隶也可以参加沙特恩节，允许他们与自由民同席。在沙特恩节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一词成了表示纵情欢乐的盛宴和狂饮的普通名词。——第62页。 [62]指路·阿加西斯和他的妻子合著的书：ProfessorandMrs．LouisAgassiz．《AJourneyin Brazil》．BostonandNewYork，1886；这一著作的第一版于1868年出版。——第63页。 [63]指1486年4月21日的所谓“瓜达路普诏谕”——西班牙国王天主教徒斐迪南五世在卡塔卢尼亚农民起义的压力下作出的裁决；国王在这里是以起义农民和封建主之间的仲裁人的身分出现的。裁决规定废除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情况，并且取消农民最痛恨的一系列封建义务，其中包括初夜权；为此农民必须付出大量的赎金。——第64页。 [64]赛·祖根海姆“直至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废除农奴制度和人身依附的历史”1861年圣彼得堡版（S．Sugenheim．《Geschichteder AufhebungderLeibeigenschaftundHörigkeitinEuropabisumdieMittedes neunzehntenJahrhunderts》．St．Petersburg，1861）。——第64页。 [65]卡·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111页）。——第68页。 [66]卡·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112页）。——第68页。 [67]M．Kovalevsky．《Tableaudesoriginesetdel'évolutiondelafamilleetde lapropriété》．Stockholm．1890．——第69页。 [68]见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465—466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29页。——第69页。 [69]见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470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31页。——第70页。 [70]卡·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31页）。——第70页。 [71]指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原始法权。第一分册。氏族”1886年莫斯科版。在这一著作中，柯瓦列夫斯基引用了1875年奥尔山斯基和1878年亚·雅·叶菲缅科提供的关于俄国的家庭公社的资料。——第71页。 [72]雅罗斯拉夫的“真理”是对古俄罗斯的法典“俄罗斯真理”古本第一部分的名称，“俄罗斯真理”是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在当时的习惯法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第71页。 [73]达尔马戚亚法典是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在波利察（达尔马戚亚的一部分）通行的法律汇编；以波利察法规著称。——第71页。 [74]见安·霍伊斯勒“德意志私法制度”1886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271页（A．Heusler．《InstitutionendesDeutschen Privatrechts》．Bd．II，Leipzig，1886，S．271）。——第71页。 [75]正文中提到的奈阿尔科斯的报道，见斯特拉本“地理学”第15卷第1章。——第72页。 [76]Calpullis是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在他们被西班牙人征服时期的家庭公社；每一个家庭公社（Calpulli）的全体成员都有着共同的世系，家庭公社占有一块公共的土地，土地不得让渡，也不得在继承者之间分配。阿隆索·德·苏里塔在他的著作“关于新西班牙的各种首领、居民的法律、习俗、被征服前后确定的赋税等等的报告”（《Rapport surlesdifférentesclassesdechefsdelaNouvelle-Espagne，surleslois，les moeursdeshabitants，surlesimpôtsétablisavantetdepuisla conquète，etc．，etc．》）中记述了calpullis，这一著作第一次载于“有关美洲发现史的游记、报告和回忆录原本，由Ｈ．太诺-孔庞第一次用法文发表”1840年巴黎版第11卷第50—64页（《Voyages，relations etmémoiresoriginauxpourserviràl'histoiredeladécouvertede l'Amérique，publièspourlapremièrefoisenfrançais，par H．Ternaux-Compans》．Vol．11，Paris，1840，ｐｐ．50—64）上。——第72页。 [77]指发表在1890年10月20日和27日、11月3日“外国”杂志上的亨·库诺夫“古秘鲁的农村公社和马尔克公社”（《Die altperuanischenDorf-undMarkgenossenschaften》）一文。 “外国”（《Das Ausland》）是1828—1893年间出版的关于地理学、民族学和博物学问题的一家德国杂志，最初是日刊，从1853年起改为周刊，从1873年起在斯图加特出版。——第72页。 [78]指1804年在拿破仑时期通过的民法典第二三○条。——第74页。 [79]见卡·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9卷第32页）。——第74页。 [80]荷马“奥德赛”第一首歌。——第74页。 [81]埃斯库罗斯“奥列斯特。亚加米农”。——第75页。 [82]普卢塔克“斯巴达妇女的格言”第5章；并见格，弗·舍曼“希腊的古迹”1855年柏林版第1卷第268页（G．F．Schoemann．《Grie-chische Alterthümer》．Bd．Ⅰ，Berlin，1855，S．268）。——第76页。 [83]斯巴达人是古斯巴达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 赫罗泰是古斯巴达无权的居民，他们固着在土地上并且必须向斯巴达地主缴纳一定的贡赋。赫罗泰的状况与奴隶的状况实质上毫无区别。——第76页。 [84]阿里斯托芬“费斯莫佛里节日中的妇女”。——第76页。 [85]希罗多德“历史”第8册第105章；并见威·瓦克斯穆特“从国家观点研究希腊古代”1830年哈雷版第2部分第2篇第77页（W．Wachsmuth．《Hellenische AlterthumskundeausdemGesichtspunktedes Staates》．Th．Ⅱ，Abth，Ⅱ，Halle，1830，S．77）。——第76页。 [86]欧里庇得斯“奥列斯特”。——第76页。 [87]恩格斯引的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思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35页）。——第78页。 [88]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504页。——第78页。 [89]庙奴是古希腊和希腊殖民地中属于神庙的男女奴隶。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前亚细亚的城市中和在科林斯，女庙奴都在神庙中从事卖淫。——第79页。 [90]见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18—19章。——第81页。 [91]阿米亚努斯·马尔塞利努斯“历史，三十一卷集”第31卷第9章；凯撒里亚的普罗科皮阿斯“和哥特人的战争史”第2卷第14章（“查士丁尼和波斯人、汪达尔人及哥特人的战争史”第6卷）。——第82页。 [92]指十一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法国南部的行吟诗人们的诗歌。——第83页。 [93]恩格斯在这里是套用了沙·傅立叶的话，见傅立叶的著作“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第2版第3卷；“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4卷第120页（《Théorie del'unité universelle》，Vol．Ⅲ，2-meéd；Oeuvrescomplètes，t．Ⅳ，Paris，1841，ｐ．120）；这部著作第一版称作：“论家务农业协作”1822年巴黎—伦敦版第1—2卷（《Traité del'asso-ciationdomestiqueagricole》．T．Ⅰ-Ⅱ，Paris-Londres，1822）。——第84页。 [94]达夫尼斯和赫洛娅是二至三世纪古希腊的一部小说的两个主人公；关于这部小说的作者朗格，没有保存下任何资料。——第90页。 [95]见“尼贝龙根之歌”第十首歌。——第91页。 [96]“古德龙”（也称“库德龙”）是十三世纪的德国的一部中世纪叙事诗。——第91页。 [97]亨·萨·梅恩“古代法：它与社会早期历史的联系和它与现代法律观念的关系”（H．S．Maine．《AncientLaw：itsConnection withtheEarlyHistoryofSociety，anditsRelationtoModern Ideas》；这一著作的第一版于1861年在伦敦出版；恩格斯提到的那个地方见这一版第170页。——第93页。 [98]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5—471页）。——第93页。 [99]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491—492页。——第97页。 [97]亨·萨·梅恩“古代法：它与社会早期历史的联系和它与现代法律观念的关系”（H．S．Maine．《AncientLaw：itsConnection withtheEarlyHistoryofSociety，anditsRelationtoModern Ideas》；这一著作的第一版于1861年在伦敦出版；恩格斯提到的那个地方见这一版第170页。——第93页。 [98]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5—471页）。——第93页。 [99]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491—492页。——第97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第一版序言 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遗言。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着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正如德国的职业经济学家多年来热心地抄袭“资本论”同时又顽强地抹煞它一样，英国“史前”科学的代表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注：《AncientSociety，orResearchesintheLinesofHumanProgressfromSavagerythroughBarbarismtoCivilization》．ByLewisH．Morgan．London，MacmillanandCo．，1877〔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进步过程的研究”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877年版〕。该书在美国刊印，在伦敦极难买到。作者已于数年前去世。］，也用了同样的办法。我这本书，只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不过，我手中有他写在摩尔根一书的详细摘要[30]中的批语，这些批语我在本书中有关的地方就加以抄录。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 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注：见本卷第149页注①。——译者注］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但是，他的著作决不是一朝一夕的劳动。他研究自己所得的材料，到完全掌握为止，前后大约有四十年。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本书才成为今日划时代的少数著作之一。 在后面的叙述中，读者大体上很容易辨别出来，哪些是原来属于摩尔根的，哪些是我新补充的。在关于希腊和罗马历史的章节中，我没有局限于摩尔根的例证，而是补充了我所掌握的材料。关于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章节，基本上是属于我的；在这里，摩尔根所掌握的差不多只是第二手的材料，而关于德意志人的章节——除了塔西佗以外——还只是弗里曼先生的不高明的自由主义的赝品[31]。经济方面的论证，对摩尔根的目的来说已经很充分了，对我的目的来说就完全不够，所以我把它全部重新改写过了。最后，凡是没有明确引证摩尔根而做出的结论，当然都由我来负责。 注释： [30]指卡·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1年俄文版第9卷第1—192页。——第29页。 [31]指爱·奥·弗里曼“比较政治”1873年伦敦版（E．A．Freeman．《ComparativePolitics》．London，1873）一书。——第31页。
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29] 第一版序言 一史前各文化阶段 1．蒙昧时代 2．野蛮时代 二家庭 三易洛魁人的氏族 四希腊人的氏族 五雅典国家的产生 六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七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八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九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写于1884年3月底—5月26日 1884年以单行本在苏黎世出版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1891年版本译的，并根据1884年版本校对过 注释： [29]“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科学地分析了人类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阐明了阶级社会的一般特征，弄清了各个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家庭关系发展的特点，剖析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证明了国家随着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彻底胜利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恩格斯在1884年3月底至5月底这两个月内写成的。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手稿时，发现了马克思在1880年到1881年间对美国进步科学家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详细摘要，其中包含有马克思的许多批语和马克思自己的论点，以及其他补充材料。恩格斯研究了这个摘要以后，确信摩尔根这本书证实了马克思和他两人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他们对原始社会的看法，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广泛利用马克思的批语，以及摩尔根这本书中的某些结论和实际材料，来写一部专门的著作。恩格斯把这看做“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恩格斯引用了他自己研究希腊和罗马、古代爱尔兰、古代德意志人等等的许多种类不同的补充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所载的恩格斯著作“马尔克”、“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以及其他著作）。 起初恩格斯打算把自己的著作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公开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他认为，在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条件下，这部著作按其政治方向来说，是不可能在德国发表的。1884年10月初，本书在苏黎世问世。最初德国当局阻挠这本书的发行，但是后来这些困难被克服了，本书的后两版（第二版在1886年，第三版在1889年）已经是在斯图加特出版了。同第一版相比较，这两版未做任何修改。本书的第一批外文译本（波兰文译本、罗马尼亚文译本和意大利文译本）于1885年出版，而且意大利文译本是恩格斯亲自审定的。恩格斯还审定了1888年出版的丹麦文译本。第一版也译成了塞尔维亚文。 1890年，由于积累了有关原始社会史的新材料，恩格斯便着手准备把这本书出新版。在新版准备过程中，他研究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最新文献，其中包括俄国科学家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对原文作了许多修改和订正，并且考虑到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最新成就，特别对“家庭”这一章还作了重要的补充（在第四版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修改，在本卷脚注中都加以说明）。但是，这些修改和订正并没有触动恩格斯的结论，相反地恩格斯的结论在新的科学资料中得到了新的证实。这些结论就是在以后也完全保持了自己的意义；后日的科学发展证明了恩格斯著作的基本论点的全部正确性，虽然从摩尔根的书中引来的某些细节，需要根据新的科学的资料做一些订正（例如，摩尔根的原始历史分期法，以及他因此而使用的术语等）。 恩格斯这本书的经过修改和补充的第四版于1891年底在斯图加特出版，以后就再也没有做任何修改了；恩格斯还为第四版写了一篇新的序言，这篇序言曾以“论原始家庭的历史”为题作为单篇文章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46—259页）。 恩格斯生前还出版了两版——第五版（1892年）和第六版（1894年），这两版都是第四版的翻印。这一版还首次被译成法文（1893年，译文由劳拉·拉法格校订，并经恩格斯审阅）、保加利亚文（1893年）、西班牙文（1894年）；本书只是到1902年才用英文出版。恩格斯这本书的俄文译本第一次于1894年在彼得堡出版，是由德文第四版译出的；这是在俄国公开出版的恩格斯的第一部著作。在十月革命以前，在1894—1910年间，本书在俄国共出了十版。后来，本书又不止一次地用俄文和其他文字出版，有几版是十月革命后出版的。——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