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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寻找真正的杰拉尔德·福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福特总统时期：1974—1977
第十九章寻找真正的杰拉尔德·福特
↘与新总统一同起步
↘与纳尔逊·洛克菲勒聚餐：中东问题
↘我孙女与福特划分地球
↘陪同福特去符拉迪沃斯托克
↘犹太人移民问题与缓和
↘福特与尼克松之比较
与新总统一同起步
尽管水门事件引起了宪法上的动荡，但理查德·尼克松同杰拉尔德·福特的权力交接却是成功的，苏美缓和政策也得以继续。福特担任总统四个月后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了第一次最高级会谈，缓和达到了福特政府时期的最高点。在这个白雪皑皑的地方，他们确定了限制战略武器增长协议的大纲。但高潮也隐藏着低潮，从那以后，缓和就因勃列日涅夫的身体状况以及福特的国内困难等一系列原因而进入无情的衰落阶段。
1974年8月9日，福特宣誓继任总统职位后仅仅几小时，亨利·基辛格就邀请我到白宫，把我直接带进椭圆形办公室。这是新总统与一位外交代表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尽管还有点不习惯新职务，但福特总统看上去喜气洋洋。由于我们以前见过面并相互很熟悉，因此我们的谈话并不那么拘谨。
福特传递给勃列日涅夫的个人信息清楚地表明，他决心继续尼克松的改善对苏关系的政策。尼克松一天前就外交事务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告别谈话，详细地将他在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的会谈及会谈中做出的承诺告诉了即将上任的总统。新总统重申了他对勃列日涅夫翌年访问美国的邀请。如果准备充分的话，总统还准备在那之前在“中立地区”会见他。莫斯科已经提出了这一想法，基辛格把它命名为“小型最高级会谈”。福特要求基辛桂加以证实，基辛格以微笑予以确认。
总统说他认识基辛格已有很多年了，当年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曾邀请“普通国会议员福特”给他的学生讲国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福特继续说，他们相互之间非常了解，他赞赏基辛格关于美苏关系是第一要事的观点。因此，他想让我们知道，像尼克松与基辛格那样，他与基辛格同莫斯科打交道时将成为“高效率的搭档”。基辛格听到这番话显然十分高兴。
当我们准备离开他的办公室时，福特沉默片刻后说，在他就任总统的第一天，他还想让莫斯科知道一件事：在担任国会议员时，他曾以发表关于苏联问题的尖锐而不妥协的声明着称。他无法找到“准确而又优雅的词句”表达他想要说的话，但坦率地说，作为总统，他今后在发表公开声明时将极其慎重：他今后将以更负责任的态度处理外交事务。
我告诉总统，我国政府无疑将欢迎他继续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总之，我带着对新总统的良好印象离开了他的办公室。虽然他在外交政策方面是个新手，但我感到他已掌握了这一领域里的一些知识。我向莫斯科报告说，福特似乎准备进行通情达理的对话。
与总统会见之后，基辛格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交给我一封他写给葛罗米柯的私人信件，让葛罗米柯对福特放心。他说，无论葛罗米柯在此后的几周里“可能听到或读到”什么，福特总统都打算遵循和发展尼克松政府时期决定的对苏政策。他将是一位强有力的总统，基辛格写道，并将继续贯彻实施他们此前在莫斯科确定的政策。
我不能不注意到福特本人对基辛格的亲切态度及他对基辛格才智的赞赏，这种感情后来甚至在福特总统的回忆录中仍在继续。无可怀疑，基辛格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导航者，但他的潜力受到了限制。在福特政府中，国内政策和竞选战略——总统在两年内面临着再次大选——压倒了外交政策，包括苏美关系。
基辛格还与我谈了相当复杂的白宫过渡时期的情况。福特似乎正准备更换除基辛格之外的几乎所有内阁成员。基辛格一本正经地说，目前他将暂停他的中东穿梭外交，在华盛顿附近地区至少呆上两个月。基辛格说，福特正受到许多国会老朋友和共和党领袖的包围。他们也许都是好人，但他们在国际事务方面毫无经验，他们从对苏关系极不正常的战后时期的词典里借用一些“爱国词汇”，以此来掩饰这一点。福特是个有头脑的人，他非常了解这一点，因而，他正努力避免受他的老朋友的狭隘观点的影响。但他的老朋友们的影响也不能低估。
坦率地说，在福特政府初期，我主要将希望寄托在基辛格以及他的政策观点上。相比之下，对先是一名议员，后来成为众议院共和党议员领袖的福特，我所了解的是他坚定的保守信念，他在越南问题上是超级鹰派，通常不愿会见苏联代表，毫不掩饰他对苏联的极度敌视态度，在很少的几次公开讲话中，他关于我们的声明通常是公开敌对的。
总之，福特是冷战时期美国典型的爱国主义议员。他的上台不能不引起我的忧虑。作为尼克松的副总统，他的记录使我希望他能更好地理解尼克松和基辛格设计的缓和政策。当他可能继承尼克松的形势日益明朗时，我同他谈过两次话。他告诉我，他认为国会基本上忽略了苏联问题，很容易成为以杰克逊参议员为首的、组织良好的反苏运动的牺牲品。只有不屈不挠才能打破它。他还说，他完全支持与苏联谈判的政策，他一直把它说成是“基辛格的政策”，而没有将它说成是尼克松的政策。
遗憾的是，副总统的经历本身并非政策继续的保证。在这一点上有一个持久的证据，即哈里·杜鲁门继富兰克林·D.罗斯福担任总统后完全改变了对苏政策。但是，苏联（还有其他国家）的许多人认为，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是国务卿。实际情况并不总是这样。肯尼迪总统让迪安·腊斯克做他的国务卿，但在越南、古巴和军备控制问题上，肯尼迪却更多地听取他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意见；约翰逊总统基本上也是这样。尼克松的第一位国务卿是威廉·罗杰斯，但他的作用并不重要，是亨利·基辛格这位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受尼克松委托指导外交政策。正如约翰·杜勒斯一样，终于被任命为国务卿的基辛格在外交事务中也扮演着主角。
我有一种印象，甚至是下意识地确信，新总统准备让基辛格指导美国的外交政策。这将确保两国关系保持稳定，或者至少使它们比较容易预测。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苏联领导人过高估计了美国以缓和为双边关系准则的愿望。而美国政府，基辛格说，日益不满苏联对缓和的理解，特别是在有关第三世界的问题上，在那儿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竞争正变得公开化。我担心苏联和美国在缓和问题上日渐扩大的矛盾最终将毁掉缓和，但莫斯科对此并不担心，它坚信它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新政府上台后最初一段时间里，两国政府都认为有必要私下向对方重申，它们信守先前在相互关系方面的既定方针。勃列日涅夫对福特发出的第一个信息表示欢迎。仅在两天后，他就要我转告总统，他对福特政府决心遵循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政策并决定在当年举行一次工作会议表示赞赏。基辛格告诉我，福特认为再次举行最高级会议正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福特打算访问日本，并在那儿说明他的政策路线。基辛格说，最好是将总统与勃列日涅夫的首次会见与这次旅行联系起来，这样将使它看上去更自然一些。由于轮流举办的下一次最高级会谈已经定在第二年在美国举行，这样的安排在礼仪上也是重要的。
8月14日，福特再次邀请我到白宫去。在合影时，总统回忆了几个月前我们那次轻松的会见，当时，我的妻子和我请这位副总统和福特夫人[1]到我们的使馆参加非正式宴会。我们放了一些关于苏联的电影，其中包括一个相当有趣的有关西伯利亚乌苏里针叶森林中的老虎生活情况的纪录片。福特后来开玩笑说，这是一次未经事先计划的介绍，它展示了他与勃列日涅夫的第一次会见将遇到什么。
摄影师离开之后，福特问我：“你觉得我同勃列日涅夫在那一地区的某个地方，比如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谈怎么样？”我回答说这一主意值得认真考虑，但我必须将它报告给总书记。福特说，在事情取得进展之前，他无论如何想知道勃列日涅夫的意见。
他想知道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有多远。当我回答说纽约距莫斯科比莫斯科离符拉迪沃斯托克更近时，福特对我国的幅员辽阔感到吃惊，并说没有几个美国人能够领悟这一点。从来不会忘记三角外交的基辛格评论说，苏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会晤将使苏联最近的邻居中国人“高兴”。
福特将话转入正题。在他看来，他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第一次会晤应致力于对国际形势及苏美关系的主要问题进行实际、友好的全面回顾，对这些问题没有必要立即做出决定。同时，他还想讨论有关战略武器控制的建议，这些建议将由双方的官员在会晤前详细拟订，使他和勃列日涅夫能够就如何指导他们的代表团进一步谈判取得一致。我回答说，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已经将苏联方面的想法详细地告诉了尼克松，现在该轮到美国了。福特知道这一点，但他仍然想让勃列日涅夫指示他的专家继续寻找妥协方案。
在我们离开时，福特说他与他的妻子将很高兴再次应邀去使馆参加非正式宴会，这样他们能够看到更多的苏联纪录片，对那个国家有更深的认识，尽管这样做有悖于总统的外交礼仪。经过慎重考虑，他指着年初第二次结婚的基辛格说：“也许你能以祝贺新婚夫妻的名义安排一次六个人的宴会。”
我出去时，路过内阁会议室，注意到墙上挂的肖像发生了一些变化，艾森豪威尔仍在那儿，但罗斯福和威尔逊已经被林肯和一位民主党人——哈里·杜鲁门取代。
与纳尔逊·洛克菲勒聚餐：中东问题
8月下旬，福特宣布他决定提名纳尔逊·洛克菲勒[2]为他的副总统。这一职位原由福特担任，现在仍然空缺。基辛格毫不掩饰他对这一选择的满意之情，因为纳尔逊·洛克菲勒长期以来一直是他的庇护人。他开玩笑说，如果他不得不辞去国务卿职务的话，他总能指望得到洛克菲勒的一个秘书职位，无论如何“工资不会比现在少。”
国会关于这一提名的听证会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它为许多美国人了解他们极感兴趣的一件事——洛克菲勒到底有多少钱——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据基辛格说，纳尔逊·洛克菲勒自己并不确切知道他的财富有多少。他的财产主要包括大量的股票和证券，在美国和国外的巨大的不动产所有权——它们的价值正在稳步增长；还有大量的艺术收藏品，这是一笔无价之宝。
9月6日，我去参加基辛格安排的让我和洛克菲勒会见的三人宴会。但基辛格在白宫被耽搁了，因而我和洛克菲勒被面对面地留在聚会地。当我被带进去时，洛克菲勒正用电话同他的妻子海珮[3]通话，问她在哪家银行存钱，每个帐户上有多少钱。他对我解释说，他与她结婚时，他从不费心去了解她有多少钱，但现在他必须向国会提供这一信息。根据国会的命令，大约400名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实际上拜访了他的所有熟人，以此来对他进行审查。因为总统和副总统都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因其前任在丑闻阴云中的离职而被任命的，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洛克菲勒说，整个“透视程序”令人相当不快；但考虑到水门事件后国民对权力和当局的怀疑情绪，这又是不可避免的。他补充说，有时候情况可能会更糟。比如，在1964年他与巴里·戈德华特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这位参议员的一些热心支持者在洛克菲勒的一个鸡尾酒会上往饮料里放了某种东西——当然是在戈德华特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赶快补充说；结果造成一些客人的肚子不舒服，幸运的是未造成严重的疾病流行。“我们的政治习惯有时是野蛮的，但当你开始政治生涯时，你必须对它们有充分的准备。”洛克菲勒给我讲这类故事时显然很高兴，仿佛在借此证明他是美国政坛上的一位老手。
他承认发表过一些反苏声明，主要是在纽约州州长任上，在那儿他必须考虑纽约市的诸多犹太人选票。但他说，莫斯科可以放心地相信，他将支持福特和他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发展对苏关系。他提醒我说，他家族中一些“更讲求实际的”成员——暗指他的兄弟大通曼哈顿银行行长戴维·洛克菲勒——已开始同苏联做生意，因而他将“考虑借鉴这一好经验”。但是他请基辛格安排这次与苏联大使的会见是为了发展他个人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就苏美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简短地交换了意见，显然他对此了解的相当肤浅，并有些僵化，尽管他尽可能地令人觉得友好，试图证明我们将看到作为副总统的一个“新洛克菲勒”。
这时候基辛格赶了过来，宴会开始。基辛格首先声明，总统和副总统极为重视与苏联政府的代表建立个人接触。他说，新政府非常希望在美苏关系方面取得积极成果，以便能带着外交政策的成就参加1976年的总统竞选——本届政府并不仅仅把自己看作是两个总统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而是打算在白宫至少呆6年。
基辛格请我向洛克菲勒简要介绍一下苏联的外交政策，但他立即又补充说，我可以谈及两国关系中最机密的细节，因为他已向洛克作了介绍。我简要叙述了我们的观点，但当我谈到希望美国和苏联在中东事务上进行合作时，基辛格打断了我的话，洛克菲勒诧异地看着基辛格，他立即评论说：“华盛顿在这一领域的行动自由是有限的。”
基辛格未当着洛克菲勒的面详细阐述这一问题。但当我们在饭店漫步时，他又主动回到这一问题上。他说，他想以完全非正式的方式解释他的观点，不仅仅是中东问题，而且包括更广泛的内容。用基辛格的话说，华盛顿行动空间“有限”主要是因为北约盟国对苏美联合行动的“嫉妒与敏感反应”。他说，缓和无疑影响了两大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稳固；华盛顿发现它驾驭自己的盟国比同莫斯科打交道要困难的多。“从这个意义上讲，缓和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损害远比对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集团的损害要大。”国务卿评论说。
我在这里必须承认，苏联本身当时并没有解决中东问题的明确和独立的战略。我们的阿拉伯盟国滥用了我们答应保护其利益的承诺，经常在外交上利用我们来阻止任何调解倡议，无论它是美国提出的，还是其他方面提出的。这一切都使得美苏之间在中东问题上的建设性合作非常困难。我们双方基本上赞成同一个方式：以和平换取被占领土的归还。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外交有更为现实的一步步和解的计划。我们则追随阿拉伯国家，要求以色列军队立即撤出，而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撤军后是否承认以色列的问题上却含糊其词，因此这一方案是不现实的。
我孙女与福特划分地球
9月7日，福特接见了为完成翌年的太空轨道对接使命而正在接受训练的三名苏联宇航员和三名美国宇航员。两架将要对接的航天器的模型被放进白宫展览，苏联空军上校列昂涅夫[4]以纯正的英语主动向总统解释了对接的过程。
双方宇航员的妻子和孩子都出席了接见仪式，他们请求福特与他们合影。我五岁的孙女卡蒂娅与我的妻子和我也站在边上。她极想在照相机镜头前摆个姿势，她的祖母不得不阻止她。福特注意到了这个小姑娘，问她是否想同他一起照像。卡蒂娅勇敢地回答说：“是的，我想。”总统请她在他的办公室里选个地方照像，卡蒂娅走到一个和她一样高、放在地板上的五颜六色的大地球仪前，用她的手臂抱住半个地球仪说：“我们在这儿照吧！”总统笑着抱住另一半地球仪说，他们已经划分了地球。这张照片仍挂在我书房的墙上，上面有美国总统的签名，照片上他与一位俄国小姑娘隔着海洋和大陆互相努力将手伸向对方。我一直希望这一感人的场面能成为未来苏美合作的象征性前兆，但它在将近20年里并未实现。
照完像后，福特邀请两国宇航员和我与他一起乘总统的直升机飞往亚历山德里亚，它位于离华盛顿不远的波托马可河对岸，福特在搬进白宫前作为国会议员在那儿住过1/4世纪。
市政部门、消防队员和警察在那儿组织了一次蟹野餐，包括啤酒、蟹及当地的美食。当地居民大声欢呼着向总统和他的苏联客人致意。这一切都通过电视向全国作了转播。
在飞回华盛顿时，福特问我对他入主白宫后最初一段时间的印象。我回答说，我所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是，美国的公众舆论对水门事件显然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专注和激愤。我告诉福特，作为总统，他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我还告诉他，我希望他不久后能在外交政策、包括苏美关系领域起到同样积极的作用。福特说，我的评价同他接过权力时为自己制定的目标不谋而合。他承认，为改善气氛，他担任总统后的第一次行动就是下令清除椭圆办公室内的所有监听装置。
他说，对他来说，现在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外交政策上的时候了，他正期待着与勃列日涅夫举行工作会谈，并将此作为有效合作的出发点。他强调说，他重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条约，它对双边关系和他的总统竞选都是至关重要的。
陪同福特去符拉迪沃斯托克
如同在尼克松任期时一样，亨利·基辛格在最高级会谈之前对莫斯科进行了预备性访问，为最高级会谈做准备。他于10月23日至27日访问了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已正式确定于11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在基辛格与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会谈期间，福特给勃列日涅夫发去一封电报。电报说，他同他的前任尼克松一样，完全信任基辛格，并授予他讨论所有最高级会谈问题的全权。
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是莫斯科与基辛格谈判的中心问题，谈判的基础是尼克松几个月前最后一次访问莫斯科期间双方达成的谅解。双方互相通报了各自拥有武器的确切数量，从而为深入讨论一项有效期到1985年的条约提供了条件。
基辛格回国后告诉总统，开始时他担心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强硬立场，关于裁军问题的谈判可能无法取得任何进展。但在最后一天的谈判中，勃列日涅夫提出了一些建议。在基辛格看来，这些建议值得仔细研究，因为它们可能为达成协议铺平道路，尽管仍需要进行艰苦的谈判。
从11月13日到16日，基辛格与我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以便为会谈做准备。美国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最新建议趋于强硬；五角大楼已经设法影响了总统，他对过去有关这一问题谈判的复杂历史不太熟悉。基辛格和我还讨论了公报内容以及根据福特的要求各自就限制战略武器发表一个声明的问题。尽管某些条款仍存在问题，我们还是设法为最高级会谈准备好了主要的文件。
福特在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前，将于11月18日到22日访问日本，访问的目的是，在同中国接近后，加强并重建日美关系，以避免基辛格所看到的主要危险：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他说，美国政府的秘密分析表明，日本能够建立一个可转变为军用的民用生产基地，在三到五年内成为领先的军事大国特别是在与中国结盟的情况下——这种联盟不仅能够被用以反对苏联，而且也能反对美国。莫斯科马上将其视为基辛格在最高级会谈前夕情不自禁地打中国牌的一个迹象，认为基辛格甚至祭起了日本幽灵来增加其效果。但总的来看，基辛格所表达的是他深信不疑的观点，即从长远来看，美国和苏联可以相互合作来对付中日联合的压力。
总统的出发仪式在白宫的草坪上进行，福特向前来送行的人一一道别。当他走近我时，我注意到他没有戴帽子。即使在冬天，美国人也很少戴帽子。我告诉他最好戴一顶毛皮帽子去西伯利亚，在那儿，甚至连当地人也总是戴着帽子外出，对那里的天气决不能掉以轻心。福特有点惊慌失措地说，他没有帽子，他一生中还从来没有戴过毛皮帽子。所以我摘下我用在莫斯科买的海狸皮做的俄罗斯传统式样的帽子，递给他作为我的“西伯利亚礼物”。总统戴上去试试，正好合适。他在苏联外出时，总是戴着那顶帽子，并戴着它照像。
当天我即飞往莫斯科去赶政府的飞机，它将载着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飞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了祖国的辽阔。我们在空中飞行时得知一场暴风雪正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区肆虐，在那儿无法着陆。我们只得在哈巴罗夫斯克过夜，在此期间，驻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个苏联师被命令紧急清除当地机场厚厚的积雪。我们在第二天安全降落。
为了接待苏联和美国代表团，离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约20公里的乡村地区的一些小别墅被腾出来，那儿是当地党的领导人度假的地方。勃列日涅夫要我先去福特的别墅检查一下，看各项设施是否达到了“适当的标准”。在我到达时，总统的美国工作人员已在那里检查设施，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已经在那儿站岗守卫总统的卧室。我决定亲自试试他卧室里的电话，便用它给远在华盛顿的妻子打了个电话。这确实是一个距离非常长的长途电话——跨越了半个地球，我的妻子极为惊喜。别墅里的一切似乎都很完美。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在勃列日涅夫的率领下乘上一列郊区电气火车去空军一号准备降落的军事基地，这个基地通常是截击机使用的。然后，汽车把我们带到飞机场。在那儿我看到了超现实的景色：没有树木的广阔雪原上零星散布着几幢建筑（所有的军事设施和飞机库都在地下）。一切都被深埋在雪中，仅有一条跑道在夜里被清扫干净。福特走出飞机时显然也被这白色的静寂感动了。它使人想起杰克·伦敦[5]笔下的阿拉斯加。
在互相致意之后（没有举行正式的外交仪式），所有的人都上了汽车，前往一个峡谷乘坐正等待着我们的火车。火车一开动，勃列日涅夫就邀请福特到他的车厢“喝杯茶”，同时喝点儿白兰地。两位领导人谈起了他们过去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成就。谈到天气，福特抱怨说，在华盛顿，甚至一场小雪也会引起大的交通中断。勃列日涅夫微笑着向他许诺，可以派俄罗斯的扫雪机去那儿。然后，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稍事休息。
就在那一刻，勃列日涅夫中了风，叶夫根尼·恰佐夫[6]教授和其他医生设法控制住了病情，但坚持要勃列日涅夫推迟他与福特在第二天开始的谈判，勃列日涅夫断然拒绝，并要求他们对任何人都不要说。结果谁都没有透露这件事。相比之下，一位美国总统即使患一点小病，也会受到严密监控和广泛报道。谈判按计划在第二天进行。我应该补充一点，勃列日涅夫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他飞行了7000多英里，跨过整个俄罗斯来与他第一次见到的这位美国总统谈判。双方事先并未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因此谈判中必须全力以赴并做出艰难的决定。勃列日涅夫的随行医生已经察觉到了他的大脑动脉粥样硬化的最初迹象，但此事只有他们知道。当勃列日涅夫乘火车经蒙古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时，他再次中风失去知觉，恢复知觉后又继续旅行。此后不久，他对法国进行了一次国事访问，但他的致命疾病的漫长倒计时已经开始。
历史很少有界线明确的转折点，但这次中风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说缓和在某一时刻曾到达过顶峰，而后便开始衰落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的中风可能就是那一时刻，因为从那一刻起，最高级会谈的进程不可避免地慢了下来。
但双方也有其他方面的重要政治原因：犹太移民问题，一位未经选举的美国总统在政治行动上所受的束缚，我们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冲突以及莫斯科和华盛顿对缓和所持的根本不同的观点与期望。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福特极易受到政治攻击。在随后的吉米·卡特政府上台前，缓和政策不断地受到侵蚀。在论及卡特政府时，我们将再次讨论所有这些因素。但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谈是缓和的顶点，因此，福特与勃列日涅夫同样应当受到称赞。
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会谈于1974年11月23日至24日在当地一个很小的俱乐部里举行。与福特一起参加会谈的有基辛格、美国驻苏联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总统助理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和其他一些顾问人员；勃列日涅夫这边有葛罗米柯、外交部美国司司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还有我和勃列日涅夫的几位助手。
两天的会谈紧张而激烈，但十分讲求实际，没有通常的外交礼仪。第一天一整天都在拟订一个长期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谈判进行的十分艰难，这不仅是因为问题极为复杂，还由于美国的立场受到国内因素的极大影响，美国代表团几次离开谈判桌去讨论他们应采取什么立场。基辛格在谈判中发挥了首要作用，因为福待还不了解所有的细节。从另一方面说，总统能更为准确地预料到在国会面前为他达成的条约辩护时可能会涉及哪些问题。总统不愿卷入同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的长时间辩论，而是让基辛格去辩论。福特也不是那种极有幽默感的人，他是个稳健、一本正经的美国人，一旦理解，就意味着交易成功。在其他问题上，他倾听着争论，安静地抽着他的烟斗，依靠他的常识做出决定。
苏联代表团也有它的麻烦，美国的立场在基辛格访问莫斯科之后的那个月因来自五角大楼的压力而变得更加强硬，我们在谈判桌上不得不寻求新的妥协。勃列日涅夫不断向莫斯科打电话，协调他与其他领导人的立场。在一个问题上，他与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格列奇科反对做出任何进一步的让步，并坚持任何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都应把英国和法国的核力量计算进去，而勃列日涅夫在谈判中逐渐认识到，福特决不会在这一点上让步。作为一名军方代表，格列奇科还提出了其他过分要求。勃列日涅夫在葛罗米柯的支持下拒绝了这些要求。两人认为，如果迁就军方的过分要求的话，将会毁掉协议和整个最高级会谈。勃列日涅夫十分愤怒，他声色俱厉地拿出总书记的权威，这样格列奇科才作出让步。
第一天的会谈一直进行到午夜，双方取消了事先安排的宴会而改吃三明治。会议在一天中仅有两次短暂的休息，美国人利用它们来讨论自己内部的事情。尽管天寒地冻，他们因担心被窃听，仍到外面去谈。在一次休息期间，勃列日涅夫递给福特一个木雕肖像，这是一位从未见过福特的地方业余艺术家用质量很差的报纸照片做模特雕刻出来的，肖像一点儿不像福特——有个美国人说它更像弗兰克·西纳特拉[7]——但艺术家将他的感情与心灵注入了雕像，总统对它仍然很欣赏。
要了解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争论而又不为其技术细节所累就必须了解两国政府在长期谈判中面对的基本任务。两国领导人必须同意限制他们的战略武器，而这些战略武器在结构和部署上从一开始就完全不同。从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开始，美国人就以所谓的三位一体的核武器战略——即从陆地、海上和空中发射核武器——为基础来发展他们的战略武器。而作为一个没有海外基地的大陆国家，苏联从一开始就集中力量发展大型的陆基导弹。1974年谈判的焦点是在苏联的投掷重量和数量占优的陆基导弹与美国占优势的多弹头分导式导弹——这种导弹苏联当时非常少——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
基辛格在莫斯科已详细拟订了一个预备性的妥协计划，它允许每方最多拥有2400件战略武器运载工具——战略轰炸机以及从陆地和海下发射的弹道导弹。双方将被允许各拥有同样数量的多弹头分导式导弹，每方拥有导弹的数量到1988年年底将不超过1300枚。但仍有一些重大分歧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未得到解决，如怎样计算潜艇导弹和飞机发射装置（特别是我们的图—22M新式轰炸机，西方称之为逆火式轰炸机）以及被部署到欧洲前沿阵地从而能将原子武器投掷到苏联领土上的战斗轰炸机。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拟订一个为期10年的“框架协议”的想法，即具体规定任何一国都不能超过的同等上限，但每一方在数量规定范围内确定其陆、海、空战略武器的结构时可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这样的协议不会减少已经存在的武器水平，但至少它将规定一个上限。为了实现这一点，每方可以选择适合自身战略需要的导弹配置。收到这一建议后美国代表团立即要求休会。谈判的深度和广度都增加了。
最后，双方就最复杂的条款达成了妥协，同意为1995年以前的战略武器定出一个上限；每方将被允许拥有2400件陆基、海基和空基的战略武器运载工具，每方最多只能有1320枚导弹使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这消除了我们同尼克松经四年谈判达成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主要缺陷——导弹运载工具总数的不平等。在其他方面也达成了一些妥协，比如战略飞机。这一条款明确承认应逐渐实现数量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这对苏联具有极大的外交和军事重要性。与此同时，正像美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私下警告我们的那样，这一原则为福特政府带来了潜在的国内政治麻烦，美国公众还不习惯在军事战略上与苏联平等的观念。
其他国际问题则在第二天早上10点开始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这一天的会谈没有第一天那么紧张。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问题上，双方进行了有益的交流，美国人显然不愿承担可能使他们与他们的欧洲盟国发生龃龉的明确义务。谈判还包括中东问题，但未产生任何新的结果，美国人重弹他们与以色列的关系以及国内问题的复杂性的老调。
在中东问题上，他们勉强同意将有关恢复日内瓦会谈的一些有益的词句加到公报中。公报再次强调了“苏美最高级会谈的现实意义”。最高级会谈在干杯声中结束，与会者享用了当地产的人参伏特加和阿穆尔河[8]产的鱼籽酱。
会谈结束后，勃列日涅夫驱车送福特和基辛格穿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区去机场，途中为他们指点当地的风光。美国客人对于没有看到屋顶独特的中国式房子感到吃惊，建筑物的内部风格也是欧洲式的。美国人似乎受到了中国人积极的宣传活动的影响，中国人曾宣称对苏联远东的广大地区拥有主权。美国人原以为在城里能看到中国人过去留下的迹象，看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城市是由俄罗斯人建设的，我们在此已居住了一个多世纪。福特承认，他过去认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更像亚洲城市而不是俄罗斯的城市。基辛格开玩笑说，在他下次见到中国人时，他决不会告诉他们他在这座城市里实际见到的东西，以免惹恼他们。
在机场道别时，福特将他在阿拉斯加途中停留时得到的一件狼皮外套送给了勃列日涅夫。他在登机前把外套从身上脱下来递给勃列日涅夫，令新闻摄影记者感到高兴的是，勃列日涅夫立即将它穿在身上。他们象是老朋友那样分手了。
虽然时间短暂，但双方都对会谈结果表示满意。到达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空军基地时，福特将他同勃列日涅夫的会谈描述为“非常、非常好”。他后来存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结果超出了他的所有期望。勃列日涅夫在给政治局的报告里也认为这次会见是成功的，特别是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达成了谅解。他说，他认为他同福特总统的个人接触是有益的，他是“一个将来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
12月10日，按照我国政府的指示，基辛格和我交换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所达成的规定了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细节的秘密备忘录，协议在1977年10月到1985年12月期间有效。[9]基辛格同时正式确认总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作出的秘密保证，即美国自1983年以来已不再将西班牙大西洋海岸的罗塔海军基地作为它的一个核潜艇基地，今后仍将如此。这一协议的存在长期以来一直受到马德里的怀疑，但它从未被公布过。
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成为后来所有核裁军谈判的出发点。福特和勃列日涅夫成功地就限制进攻性战略导弹的框架达成了协议。考虑到仅在四个月前因尼克松的辞职而造成的混乱，这是一个显着的成就。不管它在技术上的优点或缺陷如何，符拉迪沃斯托克最高级会谈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指出了未来的方向。
但福特总统不久就受到来自左翼和右翼的强烈批评。缓和的反对者指责他屈从苏联的压力，他们特别抨击在战略武器及其限制方面的对等原则。最起劲地反对最高级会谈结果的人包括以罗纳德·里根为首的共和党右翼和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及其追随者。不幸的是，福特认为在大选之年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进程应暂时停止。但我认为，福特支持率的下降并非因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谈，而是因为9月8日他对理查德·尼克松的赦免。人们怀疑他同尼克松做了一笔交易，用赦免的许诺换取总统职位。新闻媒介也停止了与新总统的休战，福特发表的所有效果不好或者是错误的言论
都被广泛宣传，摄影师竞相拍下他最尴尬、最不雅观的镜头：被绊了一下或偶然跌倒等，虽然他是一名很好的运动员。一些反对派报纸开始不公正地将他称为意外总统。所有这些都伤害了总统的自尊，减少了他对自己的政策、包括缓和政策的信心。
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吵吵嚷嚷的辩论有害无益，因为几十年来美国人一直被告知，他们对我们拥有核优势。因此，总统同意核平等的消息引起了疑问甚至是担忧。大多数人不了解那些用于复杂技术谈判的新的英文缩写词，这就更增加了混乱。来自法语的“缓和”一词引起了更多的争论，它具有两种相当不同的意义：一个是“缓和紧张局势”，另一个是“扣动扳机”。在俄语中，我们从来不用这个优雅但却会引起混乱的外国词。一些美国人甚至把缓和看作是“协商”，这与苏美关系的实质相去甚远。所有这些混乱（真正的或者是人为的）都源于苏联和美国之间在缓和概念上的分歧与矛盾。尼克松年代因缓和思想而产生的欣慰感已经逐渐消失。
犹太人移民问题与缓和
对缓和的气氛破坏最甚者莫过于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问题了。甚至连克里姆林宫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并试图——尽管还有反复和犹豫不决——在福特上任后立即开始改变这种局面。8月14日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谈时，我提出了防止对苏贸易歧视的立法问题。我秘密地告诉总统，苏联政府向他作出口头保证，每年允许5万名犹太人离开苏联——1973年实际迁出的犹太人达到3.5万人——但莫斯科将不签署任何官方协议，以免杰克逊参议员用它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福特答应要研究这一建议，尽管他不能保证这会被犹太人游说集团所接受。
第二天他就会见了杰克逊、贾维茨和里比科夫，秘密地向他们传达了这一信息。福特宣称谈话是成功的，尽管杰克逊向来坚持顽固立场。他的对话者表示，如果政府给他们写一封澄清情况的信，他们愿意对杰克逊修正案做些修改。杰克逊与他的两位参议员同事的分歧是，他们准备接受口头保证，而杰克逊想要书面保证。
基辛格通知我，他正在起草给参议员的那封信。我告诉他，白宫和国会成员之间的通信当然是他的政府的内部事务。但根据我得到的指示，我必须再次提醒他，这封信不能提及关于移民数字的任何官方保证，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尽管事实上我们将不会反对增长到5万人的水平。并准备将此事通知福特总统。但基辛格仍然我行我素地写了这封信，杰克逊参议员极富煽动性地将它散发给新闻界。他宣称，这封信暗示苏联已保证每年不只是允许5万、而是允许6万人（他自己坚持的数字）移民。克里姆林宫非常愤怒：它克服极大困难所做出的秘密让步竟被广泛宣扬出去了。
第二天，我告诉基辛格，他已经违犯了他自己与葛罗米柯达成的秘密谅解：在官方的信件中不会有任何确切的移民数字被引用。我强调说，杰克逊宣称苏联已同意每年6万人的移民限额，这违反了我们之间的秘密谅解。基辛格显然感到不安，因为这种谅解确实存在。
一天后他通知我，他已同总统谈过，福特对杰克逊的行为感到愤慨，并认为这位参议员的“行为像一头猪”。他要向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说明事件经过。10月18日，福特同杰克逊谈话时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位参议员仅能告诉新闻界国会和白宫之间达成的基本协议，即给予苏联最惠国地位从而取消对它的贸易歧视。参议员可以说，之所以达成这一协议是因为苏联在移民问题上作出了让步，仅此而已。杰克逊并未被允许发表那封信。
但那位参议员刚一离开总统的办公室就在白宫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将信件原文公布给了新闻界。白宫散发了它自己的解释性声明，说苏联从未提到过任何数字，杰克逊的声明仅代表他自己的观点。基辛格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去参加最高级会谈的预备性会议。在那里，葛罗米柯递给他一封正式信件，强调说他为杰克逊的行为作出的解释已被“明确拒绝”。它毁掉了我们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妥协。但除了亲密助手外，基辛格未将这封信的内容告诉任何人，他仍希望在最高级会谈中，策略地解决这一事件。
这一切只能使我本人坚信：杰克逊参议员并不打算寻求妥协，而是希望这一问题悬而未决，以便为他的宣传目的和政治前途服务。美国政府尽管寻求妥协，但不得不考虑国会中的亲犹太人反对派，所以它以各种手段从中周旋。我们也或多或少地准备实现可行的妥协方案，但却不愿公开承认，担心这样会造成一种我们屈服于杰克逊参议员及其追随者的压力的印象。移民问题继续恶化着我们与美国的关系。
在最高级会谈结束后的12月18日，基辛格和我正在国务院共进早餐，他的一位助手急匆匆走进来，递给他一份刚刚由电台播出的措辞严厉的塔斯社声明的副本。声明公布了葛罗米柯评论“基辛格—杰克逊协议”的信件。声明还提到了将我们的移民政策与在美国享有的贸易权利联系起来的杰克逊一瓦尼克贸易法修正案。声明说：“苏联领导人断然拒绝对纯属苏联内政的事务进行干涉的任何企图，这种企图是不能接受的，不管它来自什么人。”
一开始，基辛格对莫斯科未事先通知他便发表葛罗米柯的信表示愤怒，他告诉我，那只会使贸易法案的通过变得复杂化。我感到我必须打断他。我说，目前提交给国会的贸易法案似乎比1972年两国政府开始推行缓和政策时所实行的法律更歧视苏联，新的法案不仅在贸易上歧视我们，而且在贸易信贷上也歧视我们（参议院于9月19日通过的斯蒂文森[10]修正案要求这样做）。我继续说，总统和国务卿在任何场合都未对这一尼克松曾许诺要加以否决的公开的歧视性立法提出过抗议。
基辛格平静了下来，并打电话给斯考克罗夫特。斯考克罗夫特确认了我刚才说的话，国务卿咒骂他未能得到消息并扔下话筒。随后他又给总统打电话重复了我的话。根据基辛格所说的话，我可以大致判断出，福特承认国会的形势对于苏美贸易关系十分不利，现在是政府介入的时候了。再过两天国会就将休会过圣诞节。福特让基辛格当天在白宫召开一个会议，讨论一下能做些什么。总统说，不应允许国会在苏美关系领域里继续“给政府使绊”。当新国会在新的一年里召开时，一定要做些事情。
但事情很清楚，政府无法在国会休会的日子里做任何事。国会在12月20日通过了贸易改革法，其中的许多修正案以苏美商务和信贷为条件，向我们的移民政策施加压力。它规定，苏联只有改变其移民政策才能得到最惠国待遇。这一政策将在18个月内（或者说在杰克逊参议员希望竞选总统之时）再提出来审议。美国进出口银行和商业信贷公司对苏联的信贷在四年内被限制为3亿美元。它还拒绝向苏联提供用于矿物开采的贷款——它主要影响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这一法律在很长时期内有效地阻止了我国与美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发展。
国会的投票出乎苏联领导人的意料，他们总是低估美国公共舆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因为他们在国内没有这类压力。他们无法想象美国总统竟然不是真正的最高统治者。震惊之余，他们的反应是迅速和愤怒的。12月25日，勃列日涅夫发给福特一封愤怒的信，声称贸易和信贷法案“根本无法接受”。他补充说：“不用说，这一法案免除了苏联方面因一系列的贸易和信贷协议而承担的义务（包括偿还租借法案债务的协议）。我们的贸易和经济关系遭到重大损害，它肯定也无益于苏美在其他领域的关系。”
1975年1月3日，福特签署了这一法案，他需要法案授予他的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谈判的广泛权力，因此他别无选择。莫斯科关于中止偿还租借法案债务的威胁做得恰到好处，这一协议是三年前尼克松和柯西金通过讨价还价友好地达成的。双方都宣称缓和本身将不受影响，试图粉饰这一事件，但缓和确实受到了影响。
当年夏季的一天，杰克逊参议员邀请我到他家共进早餐，为所发生的一切写下了一个注脚。那是7月里炎热的一天。杰克逊住在一幢二层小楼里，房间有意用不那么奢华的中档家具装饰，尽管它位于富人住宅区。这位参议员自豪地告诉我，他的孩子正在一所纯粹的公立学校上学，而他的邻居的孩子却被送到几乎全是白人学生的昂贵的私立学校就读。他把他的孩子们叫过来向苏联大使问好，然后我们两人便共进早餐。
杰克逊开玩笑说，苏联人在听到他的名字时也许会被吓着，就好像他是个长角的恶魔。我也以同样轻松的态度回答说，我必须告诉他，苏联人不那么容易被吓倒，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了非常严厉的生活大学：既不害怕魔鬼，也不害怕女巫，无论他们在哪儿被发现。我们的人民看到了他关于苏美关系的声明，坦率地说，他们对其中的大部分观点不能苟同。
参议员说他赞赏我的坦率，那正是他想与我会谈的原因。然后，他开始热心地阐述他的观点。他讲话的大致意思是，他对苏联的态度与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并非完全不同。两位总统必须玩弄政治手段，他表达观点时则更为坦率，而两届政府基本同意这些观点，尽管它们的观点更多地表现在行动上而不是言词上。
杰克逊声称，他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与苏联达成的战略武器协议，他提出批评主要是因为尼克松政府在1972年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上“对国会不诚实”，他掩盖了同苏联达成的秘密交易。我问他这些秘密交易大概是什么内容，他不愿直接回答。他认为，基辛格起初拒绝披露葛罗米柯10月26日那封扼杀了在移民问题上妥协的信，同样是不诚实。国会领袖，包括他自己，得到了一种虚假的印象，即如果他们保持压力，莫斯科在苏联移民问题上最终会让步。结果，他们很明显是错误的，但那时事态的发展已被情绪所左右，达成妥协为时已晚。最终的僵局对谁都不利。至于基辛格，杰克逊感到，尽管他愿望良好，但却弄巧成拙害了自己。
杰克逊抱怨说，莫斯科用“缓和”一词来描述它对美国的政策，但许多美国人对这个词一无所知，所以对它有极不相同的解释，有时候它甚至被解释成相反的意思。我告诉他，俄语中“razryadka”一词与这个意为“缓和紧张”的法语词汇相对应，但我们从不使用这个词，它是由美国人提出的。参议员表示，如果它原本就有这么明确的定义，那么美国不会有任何一位政治家敢于反对它。我回答说，现在他已确切地知道了莫斯科所说的意思，他可以毫不畏惧地支持缓和了。他面露微笑，但什么也没说。
在我们分手时，他要我转告勃列日涅夫，他没有、也从未受敌视苏联的思想所驱使。他说他支持美苏关系的缓和，但作为反对派的一员，他有时不得不在策略上而不是战略上批评政府。
尽管我的理解可能是错误的，但杰克逊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已开始认识到，他的外交政策纲领以反苏为基础对竞选总统是不利的。
福特与尼克松之比较
尼克松的被迫离职给共和党造成了严重损害，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私下向我承认，该党发现自己处于困难境地，除非采取措施改善国内状况，特别是经济状况，否则共和党将在下次大选，包括争夺白宫的斗争中遭受严重损失。
作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实际上每天都要与福特见面。斯科特继续说，不幸的是，尽管福特拥有广泛的总统权力，但他在他的党和国家面前并未表现出一位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的意志、勇气和其他素质。斯科特说，共和党领导人和福特自己寄希望于副总统洛克菲勒引进“最有希望的华尔街思想”来为政府服务，福特在自己试图争取这些人的努力失败后更是这样。
在某种程度上，福特并未摆脱他的国会议员心理，即他没有理解作为一位总统所拥有的广泛机会和特权，他担心不熟练或不适当地运用权力也许会损害他的政治前途。这一切使福特在作出重要决断时，特别是做出那些难免不受欢迎的解决经济问题的决断时过于谨慎。国会老朋友们的相互矛盾的观点使福特无所适从，更加缺乏决断。
当年年底，在一次私人宴会上，我们和基辛格对两位总统的表现做了比较分析，他们中的一位在史无前例的情况下将总统的指挥棒交给了另一位。
基辛格说，说起来也许有些奇怪，他发现在过去的几个月期间，与福特一起工作比与尼克松更容易，而他与尼克松曾一起工作了六年。尼克松对外交比较精通，在这一领域他会提出他的想法，而福特却不能。但尼克松的想法不易被改变，即使它看上去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总是为之固执地辩护。有时候，需要二三个星期巧妙地运用策略才能使他放弃某种想法。
与福特不同，尼克松对某一问题不会仅限于考虑一种选择，而是常常要求得到更多的资料。比如，一个决定可能会怎样影响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同苏联、中国、印度的关系等等。换句话说，对一个问题必须从各种可能的角度去处理，因此它消耗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福特不会提出侧面的问题，或者询问复杂的相互联系的问题。他希望问题得到明确的阐述，提交给他时带有如何行动的具体建议。福特是通过国内政策的多棱镜看问题的，即这个问题在国会、党内和国内将被怎样看待，仅在这以后他才会考虑它的国际意义。
基辛格说他正在试图使总统既从国内，也从国际观点看待他的决定；也就是说，基辛格试图避免因国内因素而影响他的各项外交政策行动。但在国内问题上，总统比基辛格老练得多，遇到这类问题时总是由他作出最终的决定，特别是考虑到总统大选即将到来。
在某种意义上，福特所持的信念使他比尼克松更保守。基辛格说，尼克松从本质上讲不是一个死顽固，尽管他在公众中以保守的反共斗士而闻名。他做出此类姿态是为了达到他的目标。当他认为必要时，他会背离自己的传统路线，比如他在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上就是如此。但福特在众议院呆了1/4世纪，而众议院比参议院更保守，也更局限于国内事务。令人遗憾的是，福特的这种倾向得到了他的国会老朋友们的支持，他们仍定期去拜访他。在这些人中有梅尔文·莱尔德，他曾出任尼克松的国防部长，并同军方保持着密切联系。
福特总统并非本来就有反苏的倾向，基辛格说，但他对“苏联的意图”感到担心。他并非故意要使军备竞赛升级，但他信奉一个“强大的美国”的爱国思想。他的所有信念都来自于“面向国内事务而不是国际事务的政治素养”。然而，后来他开始为外交事务所吸引，对它的细节表现出极大兴趣，尽管他在这方面的综合能力仍远远低于尼克松。
国务卿还注意到两位总统性格的极大差异。尽管享有在危机中处事极其果断的声誉，但尼克松在本质上是个犹疑不定的人，只是在痛苦的犹豫和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之后才会打定主意。福特不是这样，他喜欢简化的“明确组合”，倾向于快速做决定，做出决定后便难以劝阻。有时候，他甚至比尼克松更任性，尽管他平常与人打交道时更直率、更富于同情心、更平易近人和随时准备倾听他的助手的意见。总的来看，私人关系对福特的影响比对尼克松的影响要大得多。从这种意义上说，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与苏联领导人建立的明显的良好关系就变得特别重要。
我认识到，尽管过去的半年对美国来说充满了引人注目的事件，但苏美关系几乎是奇迹般地未发生任何重大变化。在这个史无前例的转变时期，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仍设法在一条相对稳定的航线上航行。但狂暴的天气即将来临。
[1]伊丽莎白·安妮·福特（ElizabethAnneFord，1918年4月8日——2011年7月8日），杰拉尔德·福特的妻子。1973—1974年任美国第二夫人。1974—1977年任第一夫人，期间因酗酒接受药物干预。1982—2005年任贝蒂·福特住院治疗中心主席。90年代公开支持堕胎权。2011年去世。
[2]纳尔逊·阿尔德里奇·洛克菲勒（NelsonAldrichRockefeller，1908年7月8日——1979年1月26日），美国商人、收藏家。1930年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1935—1940年任克里奥尔石油公司董事长。1938—1945年、1948—1951年任洛克菲勒公司总裁。1939—1941年、1946—1953年任现代艺术博物馆总裁。1940—1944年任国务院美洲事务协调员。1944—1945年任共和国事务助理国务卿。1945—1953年、1956—1958年任洛克菲勒公司董事长兼洛克菲勒收藏品中心主席。1947—1958年任国际基础经济公司总裁。1950—1953年任国际发展顾问委员会主席。1953—1954年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副部长。1954—1955年任总统外交事务特别助理。1956年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主席。1956—1958年任制宪会议临时国家委员会主席。1959—1973年任纽约州州长，在任期间于1971年血腥镇压阿提卡监狱暴动。1973—1975年任美国人关键选择委员会主席。1973—1976年任全国水质委员会主席。1974—1977年任副总统。1979年去世。
[3]玛格蕾塔·拉奇·“海珮”·洛克菲勒（MargarettaLarge"Happy"Rockefeller，1926年6月9日——2015年5月19日），美国慈善家，纳尔逊·洛克菲勒的第二任妻子。1974—1977年任第二夫人。
[4]阿列克谢·阿尔希波维奇·列昂诺夫（Алексе́йАрхи́повичЛео́нов，1934年5月30日——2019年10月11日），苏联宇航员。出身于矿工家庭。1955年入伍，同年参加了共青团。195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0年加入宇航员第一支队。1965年乘“上升—2号”宇宙飞船升空，并完成了航天史上的第一次太空行走。1975年乘“联盟—19号”宇宙飞船和美国“阿波罗21号”联合升空。1970—1991年任国际宇航培训中心副主任。1991年退休。1992—1993年任阿尔法银行第一副董事长。2000—2002年任阿尔法银行副行长。2002年参加统一俄罗斯党。2002—2019年任统俄党最高委员会委员。2019年在莫斯科逝世。
[5]杰克·伦敦（JackLondon，1876年1月12日——1916年11月22日），原名约翰·格利菲斯·伦敦（JohnGriffithLondon），美国现实主义作家。
[6]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恰佐夫（ЕвгенийИвановичЧазов，1929年6月10日——2021年11月12日），苏联医学家。1953年起开始从医。1965—1968年任苏联科学院疗法研究所所长。1967—1968年任卫生部主要局局长。1968—1986年任卫生部副部长。1976—1991年任全苏医学科学院心脏科学中心主任。198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7—1990年任卫生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7年任俄罗斯联邦医学科学院心脏科学中心主任。2021年逝世。
[7]美国电影演员。——译者
弗兰克·阿尔伯特·西纳特拉（FrancisAlbertSinatra，1915年12月12日——1998年5月14日），美国歌手、演员、主持人。
[8]即黑龙江。——译者
[9]关键条款如下：
新条约根据参加方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将特别规定下列限制在协议有效期内生效：
a）在新协定有效期间，每方将被允许拥有总数不超过2400件的战略武器运载工具，其中包括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ICBM发射器）、水下发射的弹道导弹发射器（SLBM发射器）以及装载着炸弹或射程不超过600公里的导弹的重型轰炸机；如果轰炸机所携带的空对地导弹的射程超过60必里，每枚导弹将被作为一件计入战略武器运载工具总数（2400件）之内。
b）在这一限度内，每方可自行决定其总数的构成，但须遵守限制建立新的地下发射井的协议。
c）每方装备有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水下发射的弹道导弹不得超过1320枚，在这一总数范围内，每方可自行决定它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类型和数量。
[10]阿德莱·尤因·斯蒂文森三世（AdlaiEwingStevensonIII，1930年10月10日——2021年9月6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52年入伍，参加了朝鲜战争。1954年转入预备役。1957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1957—1958年任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书记员。1958年起开始担任律师。1961年退役。1965—1967年任伊利诺伊州众议院议员。1969—1970年任伊利诺伊州财政部长。1970—1981年任参议院议员。1981年退出政坛，转而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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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理查德·尼克松下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十八章理查德·尼克松下台
↘尼克松的最后一位朋友
↘白宫内部发生动摇
↘再次准备最高级会谈
↘水门事件、白宫和克里姆林宫
↘最后一次最高级会谈
↘尼克松的最后日子
尼克松的最后一位朋友
苏联领导人不可能不注意到，阿以战争是在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在国内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的背景下进行的。10月末，在水门事件特别检查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1]被解职后，我从参议员富布赖特那儿听到一个内部消息。他说，尼克松正处于一种经常性的焦虑状态之中。他解释说，这是大众传播媒介对总统品格史无前例的攻击造成的。
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得到关于总统在水门事件中遇到麻烦的消息，其中不少是从尼克松本人那儿得到的。他通过我与他在戴维营的谈话将这些消息传达给勃列日涅夫。但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许多苏联领导人都认为，这一丑闻正被缓和政策的反对者用来反对尼克松。尼克松的谈话和他发出的信息导致他同勃列日涅夫之间的独特的个人交流，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当水门事件不利于总统时，勃列日涅夫表明他本人是尼克松的坚定朋友和支持者，或许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领导人中，他是尼克松的唯一一位朋友了。孤独而又受到围攻的尼克松也相应地做出了回报。
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易于感情用事的人，尼克松通过我传达给他的信息使他受到感动。11月10日，他发来一封私人信件，对尼克松表示同情。信中写道：“我从内心深处希望您能战胜各种困难，其原因局外人不易明白。但可以理解的是，我们希望您成功主要是为了发展苏美关系，我们继续从根本上改善苏美关系的决心并未因中东事态的发展而降低。”
四天后，我应总统的邀请会见了他。他的精神状态良好，但看上去相当憔悴，显然是受到了水门丑闻的影响。他说他已认真地阅读了勃列日涅夫的信，并准备做出答复。与此同时他要我转达他对总书记的谢意，因为总书记是他处于困境之中唯一给他以通情达理鼓励唯一的外国领导人，甚至连美国的盟国也没能这样做。他告诉我，这样的友好表示是不会被轻易忘记的，他还请我告诉勃列日涅夫，尽管他们最近出现了意见分歧，他仍决心继续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关系。
在我应邀于12月13日到白宫再次拜会他时，尼克松接着谈论了这些话题。这次私下会谈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不同寻常。在谈话中，他极为坦率地谈论了美国的国内问题。他说，他对“麻烦的中东”和即将召开的日内瓦和会的前景极为重视。他解释说，关于那一地区的问题他考虑了很多，这不仅是因为中东问题具有复杂的国际背景，还因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极有影响。
令人吃惊的是、尼克松接下来对以色列的政策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以色列实际上不想结束它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状态和实际上的冷战。他说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人集团渴望阻止苏美关系的任何改善，并想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持久对抗中获取利益。尼克松说，他仅在最近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他一开始甚至没有想到以色列会有这样的长远的目标。其结果是，以色列对中东问题的解决“拒不让步”，这种政策受到在美国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犹太人院外游说集团的鼓励，反过来它又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结果，美国发现自己的外交路线逐渐处于一种与整个世界——阿拉伯国家、苏联、美国几乎所有的西欧盟国及日本——对立的境地。
总统继续说，这是他决定寻求中东问题解决方案的原因之一。他知道他在面对以色列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时将不可避免地遇到麻烦。但他说他已准备开始行动，因为他已为以色列做了不少事。他认为以色列作为一个被它的敌人包围的小国，仍然需要帮助。他强调说，他在选票方面不欠犹太人的情，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大多数犹太人总是投票反对他，因而，在即将到来的谈判中，他能够采取更加不偏不倚的立场。他显然还为大众传播媒介在水门事件上的敌意行动所苦恼。总统说，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基本上受同一个犹太人圈子”的操纵。他带着很强烈的反感说，他们的活动没有节制，他们不知道礼仪，更不用说感激了。事实上，他所用的言词甚至比这更激烈。
随后他对基辛格做了奇妙的评价，对他的才智和工作给予了应有的赞赏，并指出他的犹太人身份使他不那么易于受到美国犹太人集团的攻击，那将是即将到来的中东和谈的一份资产。尼克松认为，基辛格有时会沉溺于以色列的民族主义感情之中,这一点他必须纠正。但从总体上看，总统相信基辛格在沿着正确的路线工作。
尼克松相当动感情地告诉我，他打算坦率地向全国发表演说，回击以色列和它的美国游说集团（他以前从未这样做过）。他还抱怨说，以参议员杰克逊为代表的游说集团在国会进行的反苏活动，正在阻碍他的政府为给予苏联平等贸易地位所做出的努力。他最后告诉我，不要相信美国新闻媒介关于他可能辞职，或受到弹劾的大呼小叫。他说他将呆在白宫，直到他的任期结束；他是一个百折不挠的人，他将言行一致——别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错误的估计。
我得到的总体印象是，他批评以色列和美国犹太社团是因为他将它们等同于传播媒介，而随着最后结局的临近，传播媒介对水门事件和政策问题的攻击使他感到极为气愤和不满。
12月26日，我带着勃列日涅夫的答复再次拜访尼克松总统。当时，我与总统之间的会谈几乎已经变成一项固定的安排。两位领导人通过我进行相当秘密的通信，这种活动此前从未向外界披露。
勃列日涅夫感谢尼克松的“真挚和坦率的精神，这种精神对我们的接触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他强调，总统关于中东问题所说的许多话及他对以色列的政策与苏联领导层的观点是一致的。两国必须联合寻求一种解决方案，以防止对抗的重新发生。关于贸易问题在国会陷入僵局，勃列日涅夫指出：“我们不是乞丐，这是一种相互间的事务。”结尾时，勃列日涅夫提到了尼克松关于水门事件的评论，他说：“感谢您继续留任的坚强决心。”
当我把谈话转向改善苏美关系的想法时，尼克松回答说，他在剩下的三年半任期中将尽其所能“坚持奉行在两次最高级会谈中制定的方针”。他承认他受到了许多美国人的批评：亲以色列组织，大众传播媒介，自由派，国会反对派及其他人，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野心和目的，但却结成同盟联合行动，对他的缓和政策发起攻击。
“荒谬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反对冷战，赞成与苏联保持更好的关系。”他说，美国的西欧盟国也做出了同样的急剧转变，它们先前给美国施加压力，要它减小同苏联对抗的风险。现在苏美关系已大为缓和，它们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批评白宫“与俄国人合谋”，猜测它们试图建立“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
就我所知，尼克松从未将我们两人长期谈话的内容告诉过任何人，连他的助手也被蒙在鼓里。他也未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它们，但我却将它们报告了莫斯科。它们在苏美关系的整个历史上是相当独特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期间，尼克松在同他的共产主义老对手谈话时就像同他的朋友谈话一样——如果说不是更加的话——坦率和直截了当，甚至有点玩世不恭。我认为，这位因水门事件而日益孤立的冷战斗士最终变得对苏联更为友好了。他与勃列日涅夫个人之间的友好接触和日益加深的关系对此也有帮助。毕竟我们都是人。
白宫内部发生动摇
1月17日，我邀请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到使馆吃饭。他承认尼克松处境艰难，但最终很可能守住他的阵地。曾担任众院共和党领袖的福特告诉我，尼克松要求他用他的关系帮助推行政府的计划，与此同时还应调节国会对水门事件的情绪。这位副总统并未掩饰他的政治抱负。他告诉我有朝一日他会竞选总统，但现在谈论它为时尚早。
然而，他已经在考虑总统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的权力，并且告诉我如果他“因命运安排而成为总统的话，”基辛格将是他的国务卿。福特对基辛格评价颇高，基辛格非常注意让副总统亲自了解外交政策。副总统说，他完全支持与苏联谈判而不是对抗的政策，他相信相当多的美国人也会这样做。在谈到外交事务时，他总是说“基辛格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尼克松的政策，尽管他讲话时对总统尼克松工作班子中与他关系最亲密的成员，其中包括基辛格本人，一再重复总统的话，说他不会辞职。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直到1974年7月——尼克松实际辞职前一个月——他还在“试图排除到目前为止仍不可想象的”总统辞职的“想法”。但我第一次听到他谈论这一问题是在六个月之前，即1974年的11月底。他306在几次私下谈话中确认,福特已请他继续担任国务卿，如果他继任总统职务的话。基辛格因而预见，在福特任总统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苏联的政策不会有任何重大变化。
基辛格告诉我，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他已开始考虑总统离职的可能，这是他先前不相信的事情。国务卿对白宫是否有能力保卫总统，使他免遭大量的指责已失去信心。他说，总统的主要不利之处是缺少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为他设计一个战略性的辩护计划，使政府的一切行动都服从于这一计划，而不要受每天都要发生的新的事件的干扰。尽管有六七个律师和几位助手定期与总统磋商，并且由尼克松亲自指挥他们的行动，基辛格说，但总统易于情绪冲动，致使他因愤怒而做出轻率的决定。
国会已经意识到白宫士气的瓦解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弱点，因而在外交政策方面变得更加强硬，这使得阻碍苏美关系发展的因素大大增加了。这一点特别反映在对我们继续实行歧视性贸易的立法上，政府软弱无力使它难以改变这一政策。在此期间，反苏力量得到了团结，并且加强了他们的活动。
由于尼克松的地位遭到削弱，基辛格本人的地位和影响也下降了。他不遗余力地穿梭于中东地区的各国首都，试图单枪匹马地解决中东问题。这使他远离华盛顿和水门事件。他利用埃及新的亲美倾向和我们在那一地区的僵硬政策，拒绝将苏联带入日内瓦和会的框架之中。
他的这些做法激怒了莫斯科，恶化了苏美关系，尽管莫斯科坚持拒绝与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及断然拒绝与以色列方面进行接触而造成的负作用对此也负有责任。如果我们执行一种公平的政策，我们本来能够更为积极和更为成功地发挥作用。苏联领导人在人权、特别是移民问题上坚持顽固、教条、甚至愚蠢的立场，更加无助于关系的改善，它使我们的反对者将美国国会变成了在美国反对我们的主要论坛和情感堡垒。
在尼克松政府内部，那些长期以来一直怀疑缓和的人也受到了鼓励，更加大胆地表达他们的立场。1月10日，长期以来对基辛格的思想和方法持批评意见的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提出了一个有限核战争的新理论，即将美国的战略武器从苏联的民用目标重新转向军事目标。苏联军事指挥部门欢迎这一决定，但并非没有顾虑。表面上它是为了避免平民的伤亡，但实际上却意味着在第一次打击中摧毁对方的军事潜力合法化。如果一方被剥夺了在敌方导弹和轰炸机发射之前对其进行报复的能力——对敌方空空如也的导弹发射井和机场进行还击当然是无意义的——战略均势将不复存在，而这种军事均势有助于保持缓和所包含的外交平衡。这种新原则实际上意味着战略核战争的合法化，实际上增加了对苏联的战略核威胁，因为美国拥有更多的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导弹。
施莱辛格坚持说，他让美国的导弹、轰炸机和核潜艇这三种战略武器重新确定目标的计划并非要获得第一次打击的优势。但克里姆林宫正是这样看待这一战略的，而且它与最近达成的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协定是相互矛盾的。五角大楼将核战略调整问题的讨论选择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刚刚开始和为6月莫斯科第三次最高级会议做准备之时。我们只能将它视为试图冻结缓和，表明美国政府中有影响的人物对进一步限制核武器和改善苏美关系没有多少兴趣。
一些美国历史学家认为，在第三次最高级会议之前及进行期间，苏联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由于尼克松的国内麻烦，是否还值得与他进行谈判。这是错误的。当然，莫斯科了解越闹越凶的水门丑闻及对缓和的攻击。但政治局在最后的分析中宁愿与一位碰巧赞成改善苏美关系的总统打交道，而且他仍拥有与外国谈判并达成协议的权力和意愿。而等待一位对其性格和观点不甚了解的新总统，可能什么也得不到。俄语及英语的一个古老格言说：“趁热打铁。”尽管共产主义学说并不认为政策是建立在个性基础之上，但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之间的奇妙个人感情，直到尼克松政府结束时仍能被感受到。
再次准备最高级会谈
1月底，基辛格和我开始讨论尼克松下次访苏的准备工作。他概括了总统关于与勃列日涅夫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态度。尼克松认为，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一份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完满协定，但他仍然想把该协定作为莫斯科最高级会议的主要议题。因此，总统建议准备一份更为有限的文件，将1972年的临时协定延长几年，限制双方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弹头数量。在此期间，关于广泛地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将继续进行。基辛格还提出了一些数字来解释美国的建议。当然，一些国际和双边问题也将像通常那样被讨论。
我认为尼克松的观点是合理的，因而许诺将它推荐给莫斯科。当我们通过秘密渠道为最高级会谈之前基辛格的预备性访问（当时几乎已成为一项例行公事）做准备时，尼克松于3月份给勃列日涅夫发了一封信。其要点是，总统保证将缓和作为一项不可逆转的政策。他评论了议事日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关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中东问题及双边合作——并加上了一份手写的附言：昨天，他刚刚在休斯顿会见了苏联的太空问题专家，发现他们“十分出色”。他指出，第一次最高级会谈的成果之一是联合（尼克松在这个词下划了线）太空飞行计划。他还说：“那也可以是我们在其他领域的目标。”勃列日涅夫两天后回信同意这一议事日程，他说最使他高兴的是尼克松对缓和不可逆性的支持，勃列日涅夫正是持这样的论点。在我看来，尼克松或多或少是在利用勃列日涅夫的希望。因为水门事件已经给一切事情投上了阴影。他的亲密战友正在被判刑；约翰·赛里卡[2]宣称，有充足的证据说明尼克松的卷入；国会的听证会将在5月6日开始。
在与莫斯科打交道时，基辛格使用的一个谈判技巧常常使双方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基辛格清楚地知道，无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葛罗米柯，在同他举行会谈期间都不能对他的任何建议马上作出反应，因为他们必须将建议提交政治局，这当然会使谈判时间拖长，而他在莫斯科的时间却是有限的。基辛格从华盛顿出发之前，通常向我概述美国的一些基本立场，以使莫斯科有时间讨论它们。通过事先私下通知我们，他知道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基础，这种讨论通常在他到达之前在苏联领导层内进行，它能使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不失时机地与他开始谈判，事先准备好他们的反建议和最终妥协方案。
葛罗米柯运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他是个保密狂，不到谈判开始时从不亮出底牌（甚至对我们自己的代表团成员也是如此）。他总是以一种从容不迫的方式准备详尽的对话，他不喜欢国务卿所运用的广泛而灵活的外交策略。此外，已被授予极大谈判权力的基辛格能够以一种更迅速和更灵活的方式工作，这使他更容易在策略上智胜葛罗米柯。除了他们性格的极大差异外，基辛格的行动只需得到尼克松一个人的同意。而葛罗米柯则必须与整个政治局商量；勃列日涅夫一个人也不会承担起就对美关系做出决定的责任。因而，葛罗米柯同美国官员谈判时是非常谨慎的。
但这一次，由于美国政府的注意力集中于水门事件，基辛格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之前的预备性访问不像以往那样有充分的准备。基辛格还把他的许多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中东的“穿梭外交”中，从而忽视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简要汇报。在美国国内，他面对着反对同苏联达成任何协议的运动，这一运动呼声日高，主要由杰克逊参议员和詹姆斯·施莱辛格领导。
基辛格从3月24日到28日呆在莫斯科，他同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的会谈以相当多的时间讨论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先前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只是一个将于1977年到期的临时条约，基辛格想将它延长几年，我们丕反对将它延长到70年代末；新的协定有可能在最高级会议上签署。但勃列日涅夫拒绝了美国的建议中关于限制导弹投掷重量的基础部分。如果接受这一部分的话，苏联将失去最大的导弹SS-18的主要优势，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导弹的全面优势。我认为，基辛格很了解这一点。结果双方未能达成妥协，但双方同意，在年底由双方高级官员参加的工作会议上，仍有机会达成协议。
基辛格在莫斯科期间，与他就中东问题解决方案进行的讨论也是困难、甚至是尖锐的，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葛罗米柯在他给政治局的总结中说：“美国百分之百地支持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和控制十分明显，无所不在。”在其他问题上则进行更富于建设性和讲求实际的对话。
水门事件、白宫和克里姆林宫
在基辛格访问莫斯科之后的4月份，基辛格和我就限制战略问题进行了大量而深入细致的交流。然后在4月29日，基辛格和葛罗米柯在日内瓦又进行了会谈。争论主要集中在导弹、包括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导弹的数量水平和类型上。
在此期间，莫斯科密切地关注着尼克松在国内地位的恶化。日渐增加的证据表明，尼克松正在变得无暇顾及外交政策事务，水门事件正在急剧恶化。但克里姆林宫仍然认为，其真正的根源是反苏和亲犹组织阴谋破坏尼克松与莫斯科保持良好关系的政策，甚至连葛罗米柯也持这种观点。我们的使馆试图向我们的领导人解释，尼克松被指控违犯了美国的法律和宪法；但莫斯科就是不（或者说不愿）理解美国总统怎么能因在它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受到起诉？苏联统治者的头脑就是不能理解这种情形，因为他们从未想过以这样的事情控告最高当局犯罪的可能性。总之，莫斯科直到最后一刻才相信尼克松可能被迫辞职。我应该承认，使馆在关于尼克松辞职的预测上也是谨慎的，但它认识到了它的一般可能性。
距最高级会谈仅有约一个月的时间，勃列日涅夫决定鼓舞尼克松的士气。5月28日，我到白宫拜访尼克松总统，向他转达勃列日涅夫的信息。我们私下交谈，没用翻译。我向他读了莫斯科发来的电报，电报首先礼节性地对最高级会议的结果表示乐观，然后转入正题，即向尼克松“面对面”地转达他以及他的同事的想法。电报承认，克里姆林宫并不真的理解水门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们能看到，有一股显然是相当强大的力量正在竭力反对您”。电报赞扬尼克松仍然关注外交事务，特别是苏美关系，并断言：
一位政治家坚信他所选择的路线是正确的，并能清楚地看到那些或因狭隘目的，或因目光短浅而站出来反对其政策的人的弱点，那么对他来说，这是唯一的行动方针。在这种情况下，您确实需要毅力和晴神力量，在美国及其他地方，确实有人期望理查德·尼克松屈服和崩溃。但是，正像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的那样，您在这方面不会让他们高兴。我们说这番话是基于我们的良好关系以及对即将到来的会见充满成功的信心。现在，我们正期待着您的国务卿5月底的来访，以完成拟于6月份举行的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
一位苏联领导人发给美国总统如此独特的电报在我们两国关系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封电报此前从未公开。在尼克松总统最窘迫之际，这无异是给他以精神支持的一种姿态，而这种姿态来自莫斯科。尼克松显然为这封电报所感动。沉默片刻之后，他要我转达他对勃列日涅夫这些好意言词的感谢。他认为，这些话是完全真诚的。他还要我告诉总书记，他的“身心完全健康”，并准备击退其对手的所有攻击，确信会有有利的结果。尼克松还说，在他看来，历史学家也许已经开始谈论作为苏美关系基础的“勃列日涅夫—尼克松主义”。尽管从未正式确认或宣布，但他说这样一种主义确实存在。它意味着苏联和美国的领导人不是相互对抗，而是尽其全力使两个伟大的民族，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即地球上的和平事业而共同行动。那也是总统希望他在1976年离开白宫时留下的主要遗产。尼克松强调，它将在与苏联领导人以及勃列日涅夫个人的密切合作中产生。在水门事件的阴云中，外交政策、特别是美苏关系中仍有一线光明，总统显然为这一事实所鼓舞。他的情绪振作了起来。
在最高级会谈前大约三周，即6月4日，我与基辛格为准备尼克松对莫斯科的访问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我们期望完成在前两次最高级会议中已经启动的范围广泛的一系列协定，但水门事件的阴影仍然给我们的会谈投下了阴影。白宫力图减少右翼在最高级会议方面上对总统的批评。基辛格不愿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过深地公开卷入，以免引火烧身，葬身于水门事件的政治旋涡。
水门事件削弱了尼克松的地位，从而增强了反对缓和的力量，这些力量实际上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莫斯科不可能就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进行认真的谈判。此外，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对苏美核武库进行比较的问题上也存在着激烈争论，因为它们的核武库结构具有很大的不同。五角大楼仍是主要障碍。
6月8日，基辛格告诉我，他已与几位参议员，包括纽约州的杰克逊、雅各布·贾维茨[3]和康涅狄格州的亚伯拉罕·里比科夫进行了私下会谈，讨论了我们的移民政策及其与苏美贸易自由化的联系问题。贾维茨和里比科夫两人都是犹太人，拥有大批的犹太人选民。他给我看了给杰克逊的一封信的草稿，信中解释了美国政府在联系问题上，以及寻求妥协以促成国会给予我们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立场。我首先看到了这样一段话，说尼克松政府“有理由相信每年至少有4.5万人将被允许从苏联移出”。我提出了在一封信里提出具体数字是否适当的疑问。但基辛格说，他最近同葛罗米柯在塞浦路斯会谈时，当他列举这一数字时，葛罗米柯并未对它提出异议。他补充说，他已设法将杰克逊一年10万人的过分要求减到4.5万，但杰克逊仍不满意。很明显，这一问题将长期困扰我们的关系。
最后一次最高级会谈
尼克松总统于6月27日飞往莫斯科，像以往一样，谈判主要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正式文件也在那里签署。此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飞往克里米亚，在雅尔塔附近的奥列安达进行两天的非正式会谈。勃列日涅夫在那儿有座夏季度假别墅。奥列安达会谈的安排与圣克利门特会谈一样。
我到克里米亚的旅行有点冒险的色彩。我们正式离开的时间定在下午4点，即克里姆林宫会谈预订结束后一小时。我决定利用这一间隙去家里拿几件个人物品。但勃列日涅夫并未遵守时间表，而是在会谈结束后马上到克里姆林宫去接尼克松，他们直接前往伏努克沃机场。在我到达机场时，所有参加谈判的人早已登上我们的飞机飞往克里米亚。我被一个人撇在那里，后来人们告诉我，勃列日涅夫在飞机上也奇怪我为什么不在那里。
幸运的是，尼克松自己的飞机仍在机场等候起飞，准备追随总统及其的随行人员前往克里米亚。美国机组人员认识我，他们同意让我搭乘。因而，我乘坐总统的座机舒服地飞到辛菲罗波尔，整个飞机上只有我一个乘客。由于总统的波音707飞得比勃列日涅夫的图—104快，我们首先到达克里米亚，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十分吃惊地发现我竟然在机场迎接他们。我的解释解除了他们的迷惑。只要外交家们决心抓住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机会，他们的生活便会具有冒险性，便会经常碰到这类事情。
由葛罗米柯、基辛格和两国的大使，即美国的沃尔特·斯托塞尔[4]与我参加的雅尔塔会谈集中讨论了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会谈在一个温暖、安静的海岸边进行，那儿建有两座政府别墅。在某种意义上，会谈加强了两位领导人之间在过去的年代里建立起来的个人关系，遗憾的是它未能持续太长。
在严格意义上的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中，大多数问题、特别是正式协定问题由基辛格和葛罗米柯讨论，基辛格是美国代表团的驱动力量。当我们讨论议事日程时，勃列日涅夫大声宣读了几份关于这一问题的纲领性声明。此后，在外交部长和国务卿随后的讨论期间，他会突然插进一些评论。限制战略武器是勃列日涅夫积极参加讨论的惟一问题，因为他对这一问题相当熟悉。但总书记对其他问题的细节不甚了解，尽管在其他方面他也装着极感兴趣以试图给我们留下印象。柯西金像以往一样熟练地指导我方关于经济问题的谈判。
不可避免的事实是，水门事件的阴影支配着尼克松的行动，这一丑闻使他在一个多月以后被逐出了他的办公室。他在会谈中常常缄默不语，一次，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期间，当他援引错误的数据时，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加以纠正。尽管在关键时刻尼克松也会简洁地陈述美国的立场，但大部分时间他似乎都忧心忡忡，专心地思考着个人的事情，从而让基辛格成为发言和谈判的主角。
基辛格后来曾写道，苏联领导人利用尼克松的虚弱来“减少他们的损失”。与美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及包括基辛格本人在内的官员们的观点相反，我可以证明，无论是水门事件，还是弹劾的前景，对我们的领导人的行为，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都没有任何明显的影响。他们像先前一样对促进和发展缓和与武器控制的进程感兴趣，尽管他们知道总统的权力已受到削弱。他们支持尼克松，因为他依然赞成缓和，虽然他们担忧他在政治上的衰落将造成的后果。尼克松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根据我的判断，水门事件的麻烦和弹劾听证会都未在第三次最高级会谈中扮演重要作用。我们事先得到的情报以及我在苏联期间的明确印象是，勃列日涅夫已经决定全力以赴实行缓和，并将他的筹码押在我最终能够幸存以及我有能力实现我的诺言上。”[5]
克里姆林宫确实仍然不相信尼克松突然退出政治舞台的可能性。勃列日涅夫甚至私下告诉尼克松，他确信总统将继续这一职务上直到任期结束。他并未排除在同一年与尼克松举行另一次会谈的可能性。我不知道勃列日涅夫为什么如此肯定，他很可能是试图给尼克松鼓劲。我个人的观点是，尼克松在几个月内肯定下台，而葛罗米柯认为他大约能坚持一年。无论如何，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都没有试图疏远尼克松。他们试图证明，苏联领导人将始终一贯地致力于缓和，无论美国总统是谁。
这次最高级会谈主要的也是可以预见的缺陷是，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未取得明显进展。水门事件不仅损害了尼克松的总统地位，而且也毁掉了访问期间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取得突破的任何机会。但尽管有水门事件，尼克松仍提出，在同一年的年底在第三国举行一次中期最高级会议，以再次尝试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达成一个协议，勃列日涅夫同意了尼克松的建议（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尼克松辞职前仅一个月完成的）。
在莫斯科签订了几个有益的协定：限制地下核试验的次数，其当量不得超过15万吨；将每一方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数量从两个削减为一个；禁止进行改变气候之类的环境战争；确立了战略武器的替代、拆除或销毁的原则。
从整体来看，这次最高级会谈在继续建设性地发展两国关系方面相当成功。我们讨论了包括欧洲、中东、印度支那和联合国的作用等外交政策问题。达成了诸如能源、建筑、人造心脏及移植、空间合作、运输、环境保护、文化交流和在纽约与基辅开设新领事馆的一系列双边协议。
在尼克松在美国大使馆为勃列日涅夫举行的正式宴会上，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勃列日涅夫提出了敏感的中国问题。他警告说，中国对和平是一个威胁，敦促苏联和美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防止中国人试图使两个大国卷入冲突的任何企图。勃列日涅夫从1970年起就一再提出这一问题，但尼克松总是回避它。奇怪的是，这一次尼克松当场告诉基辛格，在为拟议中的中期最高级会议做准备时，与多勃雷宁就这一想法进行秘密谈判。但基辛格后来悄悄扼杀了这一想法，我们的外交也没有去贯彻这一想法。
7月3日在莫斯科签署的联合公报宣布，双方领导人将“继续积极接触和磋商”。勃列日涅夫接受尼克松的邀请，将于1975年访问美国。联合公报强调，需要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对其数量和质量做出限制。双方还同意签署一个世界性的化学武器公约，尽可能早日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这些文件在随后的杰拉尔德·福特政府期间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们帮助该政府确定了其第一年与我们的关系。从整体来看，第三次最高级会议将缓和进程制度化，维持了它的发展势头，尽管程度有限。尽管尼克松在国内受到猛烈攻击，并将要离职，但苏联领导人在向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通报情况时，对尼克松访问结果的估价仍是一份乐观的秘密概要，听起来好像苏联领导人正期待着长时期的合作。电报说：“通过与美国总统举行的这次最高级会议和谈判，我们看到美国将巩固其和平共处的路线，这就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政治成果。尼克松已确认了美国方面渴望改善美苏关系和维持全球缓和路线的愿望。”
尼克松的最后日子
莫斯科会议之后，我们与华盛顿官方继续维持着正常的交往关系，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几乎是在白宫的最后一天，尼克松仍亲自关注着苏美关系。很难说得清是否因为它是心理上的一扇窗口，是正在迫近他的黑暗中的最后一线光明，还是他仍希望一个有利的结局。
7月9日，斯考科罗夫特要我向勃列日涅夫转达尼克松的谢意，感谢他的殷勤款待以及他们在苏联的坦率会谈。为了贯彻奥列安达谈判的一个问题，他要求得到关于犹太移民的更多资料，供尼克松在同国会领导人讨论苏联贸易问题时使用。我们提供了资料。但当时美国政府已无力与国会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对话了。
7月15日，我与基辛格就像水门事件根本不存在那样讨论了实现最高级会议决定的步骤，并拟定了详细的日程。我们主要讨论了将于9月份在日内瓦举行的下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他希望10月份到莫斯科讨论一个一揽子计划。
此后我们讨论了当前形势，我指出，最近一个时期美苏关系因美国政府缺乏有目的性的、思虑周密的计划而受到损害。这显然是水门事件的一个主要后果，水门事件不仅给美国带来了各种灾难，而且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方向而导致公众对苏美关系产生了认识上的混乱。
基辛格承认，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确实已使政府瘫痪，使它的外交政策根本无法得到贯彻。他评论说，过去的一年里有一些教训可以吸取：理想主义的手段和巨大的公众压力并未改善犹太移民从苏联移出的状况，其数量急剧减少，反而恶化了我们的关系；保守派对核武器谈判的尖锐攻击，不仅未加强美国的安全，反而主要导致了更大的军事开支；对缓和的讨伐将产生严重的国际影响，它造成的国内论争不仅未能澄清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反而在全国引起更大的混乱。事实上，我们同意政策不能仅仅建立在否定的基础上而不去努力争取某种积极的东西；政府权威正在被灾难性地削弱，国家陷于矛盾之中。
我们相当悲观的谈话以这种悲观的意见结束。结果它成为我同尼克松政府高级官员的最后一次会见。白宫将注意力几乎完全转向已迅速发展到顶点的水门危机。
尼克松8月8日在全国电视台上的最后一次露面以及他宣布辞职，在乘直升飞机从白宫草坪起飞之前同白宫工作人员的告别仪式，无疑是战后美国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时刻之一。
对苏联领导人来说，尼克松在访问莫斯科之后突然下台仍然是一个不愉快的意外事件。整个事件的进程已清楚地表明了其结局，然而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一直感到困惑，他们无法理解这种机制，一个强有力的总统竟然会在公众压力以及以美国宪法为基础的复杂的司法程序下被迫辞职，他们认为水门事件只是微不足道的违法行为。苏联历史上没有类似的事件。
勃列日涅夫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是给即将离任的总统发去一封个人电报：
我谨以个人以及我的同僚的名义，向您表达我们的友好感情，为改善苏美关系和使国际形势正常化，我们共同努力进行了富于成果的合作，达成了相互理解精神。在过去的一年中，您为苏美关系所做的一切，在我们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及全世界都受到高度评价。这些伟大成就不能不受到所有真正关心和平和人类未来的人的尊重。我还希望让您知道，我们已满意地收到福特总统旨在进一步扩大和加深我们的关系的进程的意向性声明，至于苏联，我们决心进一步发展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和平与合作关系的事业，这一事业是莪与您一起开创的。我已向福特总统通报了这一点。
我们向您、您的妻子和全家表示良好的祝愿！
诚挚的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1974年8月10日
尼克松向勃列日涅夫发了一封答复电报：
我已离开总统职位，我以个人名义向您道别。您和我为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做了许多事，因而在世界和平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我是带着这种自豪感离职的。
我知道福特总统同我一样，相信在外交政策上，没有什么比加强日渐增加的美苏友好关系更重要的了。他将在权限范围内尽一切努力来达致这一目标。
我向您个人及苏联伟大人民的未来繁荣表示良好祝愿！
您诚挚的
理查德·尼克松
1974年8月12日
两个不同世界的首脑就这样结束了他们之间的通信。
另一位总统已经离开了白宫，而且是在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条件下离开的。他是一位有着矛盾的观点、信念和行为的人。他对苏联的态度是复杂的，但他与充满精力的助手亨利·基辛格一起，在稳定和发展美苏关系方面扮演了积极作用。但他们在冷战中试图为美国外交政策确定的方向缺乏稳定性，而且易于受到改变和抵制。这种政策的特点与苏联领导人的保守主义和僵硬政策一起导致了反对缓和浪潮的新的高涨。
[1]小阿奇博尔德·考克斯（ArchibaldCoxJr.，1912年5月17日——2004年5月29日），美国法学家。出身于律师世家。1937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1938年起从事律师工作。二战爆发后进入副总检察长办公室工作。1943—1945年任劳工部助理律师。1946—1960年任哈佛大学教授。1961—1965年任总检察长。1965年辞职，返回哈佛法学院任教。1973年任司法部特别检察官，调查水门事件一案，最终迫使尼克松辞职。1974—1975年任剑桥大学教授。1975年返回哈佛大学任教。1980年创立健康影响研究所并担任创始主席。1980—1992年任“共同事业”监督组织主席。1984年从哈佛法学院退休，转而进入波士顿大学法学院任教。1992年退休。
[2]约翰·约瑟夫·赛里卡（JohnJosephSirica，1904年3月19日——1992年8月14日），出身于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1926年毕业于乔治城法学院，同年开始担任律师。1930—1934年任哥伦比亚特区助理检察官。1957—1977年任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法官。1971—1974年任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首席法官。1973年参与调查了水门事件，同年被评为《时代杂志》年度人物。1977—1992年任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高级法官。1992年去世。
[3]雅各布·科佩尔·贾维茨（JacobKoppelJavits，1904年5月18日——1986年3月7日），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26年毕业于纽约大学法学院。1927年起开始担任律师。30年代初加入共和党。1942—1945年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1947—1954年任众议院议员。1955—1957年任纽约州总检察长。1957—1981年任参议院议员。1981年退党，参加了自由党。1986年去世。
[4]小沃尔特·约翰·斯托塞尔（WalterJohnStoesselJr.，1920年1月24日——1986年12月9日），美国外交官。出身于一个德国移民家庭。1968—1972年任驻波兰大使。1972—1974年任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1974—1976年任驻苏联大使。1976—1981年任驻西德大使。1982年任临时国务卿，同年2—9月任副国务卿。1986年去世。
[5]理查德·尼克松：《理查德·尼克松回忆录》，英文版第10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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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十月战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十七章十月战争
↘莫斯科，华盛顿和中东
↘战争开始
↘基辛格的花招
↘一场新的危机
↘超级大国增加赌注：美国发出战斗警报
↘战争结束，尼克松道歉
莫斯科，华盛顿和中东
1973年10月爆发的阿以战争使两个超级大国卷入了一场近乎于对抗的竞争，同时也使它们展开了一场合作，这一合作实际上就是主要通过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秘密渠道进行密切的日常接触。这两个国家发现自己被深深地卷了进去，一方面是寻求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的伙伴，一方面又是向各自的传统代理人提供武器援助的对手。与此同时，这场危机表明，可以使紧张局势地方化，也可以防止让紧张局势破坏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这是在缓和条件下出现的第一次严重的国际冲突，它对缓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尽管两个大国为结束这场战争而进行了合作，但它们（尤其是美国人）都试图操纵事件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扩大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双方都不愿意让自己陷入战争的泥潭，同时又要保持两国间的关系。但正如人们后来从基辛格的回忆录中看到的那样，他同时还准备打着缓和的幌子，利用甚至牺牲这种关系来削弱和——如果可能的话——消除苏联在中东的影响。他明确表示，美国不愿为了缓和而牺牲它的地缘政治立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人们常常忘记“缓和不是友谊，而是在对手之间建立一种关系的战略。我们的中东政策的首要目标最终是为了削弱苏联的地位和影响，正像苏联也想削弱我们的一样”。[1]
美国在这次战争期间的政策几乎是由基辛格一手制定的，尼克松在此期间完全被水门事件以及由它衍生出的一些问题缠住
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战争在美国方面是基辛格的战争。因此，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操纵阿以对立双方，使它们只听美国的摆布，并将苏联置于在和平进程中无足轻重的境地。
这就是美国对中东问题的态度，特别是基辛格对解决中东问题的看法与我们大相径庭之处。尽管勃列日涅夫和整个政治局在促进阿拉伯国家及其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极力协调苏美之间共同做出努力，但华盛顿实际上却在尽力排斥苏联，正如它在战争结束时及刚刚结束之后所做的那样。与此同时，华盛顿与莫斯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其用意是在对以色列最有利的时候和苏联共同倡议实现停火。
苏联在战争期间的目的十分单纯：重新赢得阿拉伯国家的信任，防止它们在军事上出现溃败，指望同尼克松政府建立的新的合作关系能够使我们共同参与和平进程。
甚至在1973年10月战争爆发之前，苏联政府已数次提醒尼克松和基辛格阿以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已越来越大。莫斯科认为，对苏联和美国来说，消除这场战争的唯一方式是协商制定出和平解决这场中东冲突的基本原则。当基辛格于5月份为准备最高级会谈来莫斯科时，苏联方面即首先向他提出了这一建议。在6月份举行最高级会谈期间，勃列日涅夫在圣克利门蒂同尼克松进行热烈讨论时又亲自发出了同样的警告。9月份，当葛罗米柯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尼克松和基辛格举行例行会谈时再次向他们重复了上述警告。
基辛格后来承认，他们将苏联提出的警告误认为是“心理战，因为我们认为以任何理由做出的战争选择都会损害苏联和阿拉伯国家的地位”。换句话说，尼克松和基辛格实际上拒绝了和苏联一道承担缓和紧张局势的责任。谁知道？或许两国政府可以联手采用更有力的手段，强迫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寻找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从而制止战争的爆发。
这场战争逼迫华盛顿和莫斯科为解决危机而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但合作过程却很不顺利。从10月6日战争开始直到10月20日停火，两国根据战斗发展的趋势以及各自对战争进程的判断，一会儿敦促迅速停火，一会儿又采取拖延战术推迟停火。双方重新开始向各自的战争代理人提供武器弹药，以此作为当它们认为时机成熟时逼迫交战双方实行停火的杠杆。
在这场战争最关键的阶段，即以色列打破停火的时候，华盛顿命令其武装部队处于戒备状态。人们认为这是对苏联威胁要单方面进行干预做出的反应，但促使华盛顿这样做的原因实际上一方面是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另一方面是以色列希望凭借着基辛格外交的支持在最后时刻获得额外的领土利益。我们两国最终商定了一项停火协议，并且共同主持了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谈判，尽管华盛顿（特别是基辛格）想方设法要将谈判置于它的单独控制之下。
在战争期间，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所有高层通信往来实际上都是通过基辛格—多勃雷宁秘密渠道进行的。我个人处于一个相当困难的境地，因为出于保守军事秘密或担心美国人破译我们的电报的考虑，莫斯科减少了发给我们驻华盛顿使馆的有关作战以及和这场战争有关的外交活动的情报。缺乏情报使我无法像往常那样对基辛格发表看法。后来，当我从基辛格的回忆录中读到他是如何富有技巧地与我进行谈话时不由得使我忍俊不禁，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但动机却截然不同。他再次证明自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外交家，尤其是当他为自己和以色列拖延时间时就更是如此。尽管如此，我相信我们彼此间还是非常理解的。
叙述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描写阿以战争的全面外交史，而只是为了回顾一下我亲自参与的苏美交换意见的情况。这中间包含着以前从未披露过的细节，它将充实其本身即极具戏剧性的许多事件的历史记录。
战争开始
对我来说，这场战争是在10月6日一大早开始的，当时我被基辛格于6时40分从纽约打来的一个电话唤醒了。他要我立即向莫斯科转告他即将告诉我的有关以色列面临着战争威胁的消息。他代表总统向苏联领导层保证，美国和苏联一样非常想阻止中东地区爆发又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美国人不是在做戏，他强调说，而是想立即采取有效行动，阻止中东地区发生的情况失去控制。
基辛格的电话令人非常惊讶。自从6月份勃列日涅夫在圣克利门蒂对尼克松谈到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正在日益增长以来，我还没收到过莫斯科就此问题发来的电报。我知道中东地区局势紧张，但我不知道战争已经如此临近。我们使馆没有收到有关安瓦尔·萨达特[2]在战争前夕与我国驻开罗大使进行谈话的消息，在这次谈话中这位埃及总统明确暗示了战争将要发生，但没有说出具体的日期。我们也没有收到苏联人的家属已从埃及和叙利亚撤离的消息。
几个小时之后，基辛格告诉我埃及和叙利亚已经沿苏伊士运河和戈兰高地停火线向以色列发动了全线进攻，这条停火线是沿着以色列在上一次中东战争，即1967年的六日战争期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建立的。基辛格已经到纽约参加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去了，他希望召集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他希望苏联和美国的代表都能得到采取一致立场的指示，而不要袒护各自的传统上的代理人。他说，美国打算提出一项决议案，呼吁双方停火并返回原先的位置，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解决这场冲突。
莫斯科迅速做出了答复：“苏联政府与你同时收到了有关中东地区爆发冲突的报告。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弄清楚这一地区发生的真实情况，因为我们收到的报告是非常矛盾的……我们像你一样正在考虑采取可行的措施来挽回局势。我们希望迅速与你取得联系以协调我们的行动。”
从10月6日到8日，莫斯科和华盛顿通过秘密渠道一直在紧张地交换着意见。勃列日涅夫极力反对在以色列这个长期以来的侵略者数年来一直霸占着阿拉伯领土的情况下召开安理会会议。他反对让阿拉伯国家从它们刚刚占领的土地上撤走，因为它们实际上只是赢得了本来就属于它们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勃列日涅夫在写给尼克松的信中说道，“在我们看来至关重要的是，如果以色列表示愿意从阿拉伯被占领土上毫无保留地撤出去，那么以色列和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将得到保障。以色列为什么不可以接受这一建议呢？”
在这场战争的最初几天，莫斯科受到了开罗和大马士革的强大压力，由于它们在战场取得了优势，因此它们不想让联合国进行干预。勃列日涅夫最初答应了它们的要求，尽管不是十分情愿，因为我们总的说来是反对这场战争的，此外，我们不相信阿拉伯国家最终能够获胜。就在此时，尼克松向勃列日涅夫表示他希望中东战争不要破坏苏美关系的成果。正是在这一关键的时刻，他不敢肯定以色列能够迅速取得最后的胜利，并且希望通过莫斯科保持同阿拉伯国家的联系，如果这些国家认为需要的话。
从10月10日至13日，莫斯科和华盛顿一直在通过秘密渠道频繁地交换着意见，与此同时，它们还通过秘密渠道紧张地讨论着安理会决议。莫斯科试图扩大这项决议的内容，即规定分阶段撤军，要求以色列军队在严格的期限内从它在1967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华盛顿根本不同意提到以色列撤退的事。
10月12日，基辛格让我通知莫斯科，美国不打算向中东派兵，除非苏联这样做。我向他询问有关美国援助以色列的军用物资正在急剧增加的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对此矢口否认。但在10月13日，基辛格通知我他得到报告说萨达特强烈反对达成一项停火协议。因此，尼克松将不再支持我们在安理会做出共同努力：让一切听其自然——此时以色列已开始重新获得优势。基辛格说总统将被迫修改有关限制给以色列提供补给的承诺，并将美国给以色列的援助调整到和苏联给阿拉伯国家的援助相等的水平上。由于轻易地拒绝尽早实现停火，显然萨达特犯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和战略错误，因为这种做法导致了几天后出现的军事灾难。
10月13日深夜，基辛格用保密电话和我通话。他说白宫仍认为应该实现就地停火（此时以色列人已夺回了某些领土）。我们仍然在强调阿拉伯国家提出的要求，即以色列必须撤到它在1967年战争前占据的边界上，但基辛格说他最多只能同意参照联合国第242号决议。战后通过的这项决议规定了以色列撤出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以换取同它的阿拉伯邻国和平相处的政策。基辛格说美国只能退让这么多，“即使这意味着要同阿拉伯国家和苏联发生一场冲突也罢”。
那天早些时候我参加杰拉尔德·福特的就职宣誓一一他接替因财政丑闻而被迫辞职的斯皮罗·阿格纽[3]担任了副总统-——仪式时，总统把我拉到一旁。他说他想让我转告勃列日涅夫，为了破坏缓和进程，四面八方都在对两位领导人进行煽动。许多人都想看到缓和失败，尼克松说，“但我们不应当上他们的当，因为两国人民的命运依赖于缓和。告诉总书记，我不会屈服于压力，并将遵守我和苏联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就在总统说他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煽动”的时候，他的国务卿却明显倒向了一边。
10月15日，富布赖特参议员来拜访我。富布赖特赞成与苏联建立良好关系，并且支持阿拉伯国家。他说，在白宫向国会领导人提供的一份简报中，五角大楼做出的秘密估计是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获得胜利已达到顶峰，用不了多久得到大量美国军援的以色列就会展开反攻，将阿拉伯人赶回苏伊士运河对岸。富布赖特认为有必要让“目光短浅的”萨达特相信，对他来说，最好的出路是接受安理会的停火决议并开始谈判。这将使美国和苏联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反过来，这样做又会进一步巩固——而不是削弱——缓和政策。亲以色列和反苏的势力已经联合起来竭力破坏缓和政策。
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准确的，所以向莫斯科做了汇报。与此同时，苏联和美国都开始向各自的保护国大幅度补充武器弹药。
10月16日，基辛格通知我们美国正在开辟一条空中补给线向以色列运送物资，随着战争的继续，运送物资的规模还将扩大。停火协议一旦生效，白宫即中止空运行动，苏联也应照此办理。实际上美国的空运是在10月22日开始的，而我们的空运更是在此前两天即开始了。美国向以色列空运了价值22亿美元的军事装备，我相信苏联提供给阿拉伯国家的也不会少于这个数。
基辛格的花招
与此同时，美苏之间仍在就联合国决议草案的措词进行协商。由于谈判和整个局势均已进入关键性阶段，因此基辛格向我暗示他或许有必要飞往莫斯科讨论一下呼吁停火的那项联合声明的文本。第二天，勃列日涅夫做出了答复，向这位国务卿发出了邀请，而尼克松也正式表示基辛格被授予全权。
不仅如此，基辛格抵达莫斯科（他是10月20日到达的，我陪他一同前往）之后又收到尼克松的另一封密电，尼克松让他把电报内容口头转达给勃列日涅夫。这封电报标志着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尼克松说，他同意勃列日涅夫6月份在圣克利门蒂发表的意见，认为代表着两个伟大国家的两位领导人“必须进行干预，为实现公正解决而确定一个恰当的行动方针，然后向各自的盟友施加必要的压力，要求他们接受一项最终能给这一动荡不安的地区带来和平的解决办法”。这项极端重要的建议如果得到贯彻，未来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整个方针都会发生变化。但基辛格根本没把这一信息转告给勃列日涅夫，因为它彻底打乱了他的安排。
在基辛格动身赴莫斯科之前，他显然将就拟订一项联合国决议展开谈判的时间拖延了一两天，目的是为以色列军队向前推进赢得时间。以色列军队已经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并开始对困守在西奈半岛东岸的埃及军队展开翼侧包围。完成这次战场上的翼侧包抄行动将能够增加他在谈判中进行讨价还价的力量。但是，尼克松最近发出的这项要求同莫斯科合作强行解决中东问题的明确指示完全打乱了基辛格的战略部署。“它将彻底破坏我目前掌握的那点讨价还价的力量，”基辛格在电报中对他的副手斯考克罗夫特说。随后他又打电话向黑格发牢骚。黑格此时已从五角大楼调回来接替霍尔德曼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但黑格不愿干预此事，他对基辛格说他自己也遇上了麻烦。刚刚晋升职务的黑格将军正是进行着一场星期六夜晚大屠杀：尼克松解除了司法部长以及司法部其他一些级别较低的官员的职务，因为他们拒不解雇水门事件检查官。
基辛格故意无视总统的指示，尽管他没有直接承认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表示，他遵循了早在他前往莫斯科之前总统即已批准的那项有关联合国决议的计划，但他只字未提有关向勃列日涅夫阐述美国新的立场的事。我不记得他在同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进行的数小时谈话中曾说过这样的话。
令基辛格感到惊讶的是，苏联领导人异常迅速地同意拟订一项妥协性停火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呼吁立即实现停火并依从第242号决议（这一决议基本上是美国人起草的）。莫斯科接受了这一决议草案，它认为它将是一个公平的文件，同时它也知道军事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地朝着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转变（萨达特这时祈求我们赶紧达成一项停火决议）。这就是勃列日涅夫为什么向基辛格建议由我们两国立即共同在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案的原因。
但基辛格显然想拖延一些时间。他说他需要时间进行磋商。在他从莫斯科回国的途中，他打算在以色列停一下，说服以色列人同意实现停火。勃列日涅夫无奈只好同意延迟。勃列日涅夫不可能知道的是，当基辛格说服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将意识到他们可以利用停火刚生效后几小时的混乱，包围在苏伊士运河东岸的埃及第三军团。实际上这是从一开始即预谋要违反协议。后来，基辛格以赞同的口吻描述了以色列的行动。唯一不清楚的是尼克松是否知道他的国务卿所耍的花招。
10月22日深夜，安理会采纳了一项重要的决议，即第338号决议，宣布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不管两个超级大国的对立有多么严重，但这项决议是它们共同倡议的。
一场新的危机
尽管这场危机表面上得到了和平解决，但它的高潮事实上还没有过去。停火仅几个小时，协议便遭到了破坏。以色列军队违背承诺向苏伊士运河推进，企图包围并粉碎仍然留在苏伊士运河东岸、具有大约2.5万人的埃及第三军团。
第二天，尼克松接到勃列日涅夫生气地通过热线发来的一封电报：“总统先生，以色列已经全面违反了有关在中东实现停火的安理会决议。刚刚于两天前才达成的协议被以色列领导人的这一行动给蓄意破坏了，我们为此感到震惊。您所处的地位可以使您更清楚地知道以色列为什么会采取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我们看出只有一种办法能够挽救局势和实施这项决议。唯一的办法是强迫以色列立即贯彻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情况万分危急，这不仅是针对中东局势，而且也是针对我们两国的关系而言。”
尼克松答复说，美国“将承担全部责任，保证让以色列中止军事行动”。但他在答复中还说，根据他掌握的情报，应该承担破坏停火的责任的是埃及。“您和我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解决办法”，他写道，“我们不应使它遭到破坏。”
在这一天当中，白宫和苏联使馆进行了积极的接触，以协调我们在安理会为讨论停火而召集的另一次会议上的立场。勃列日涅夫通过热线再次向尼克松表示：“我很高兴地通知您，埃及方面愿意立即停火，如果以色列军队也这样做的话。您可以明确告诉以色列政府这封电报强调了苏美在安理会采取一致立场的必要性。
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参加讨论这次危机的政治局会议。我听到安瓦尔·萨达特用特殊电话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这位埃及总统请求“救救我和埃及首都，它已经被以色列坦克包围了”。当勃列日涅夫给我国驻开罗首席军代表打电话问及此事时，这位军代表回答说开罗尚未面临直接的威胁，但他又说，当萨达特获悉几辆以色列坦克越过苏伊士运河，正在向开罗挺进时，“他完全丧失了信心”。事实上这只不过只由三四辆坦克组成的侦察部队，它们不久便撤了回去。
但是，事态发展的真正核心问题是埃及的第三军团，它目前被以色列人包围在苏伊士地区。除非停火立即生效，否则第三军团将被粉碎。由苏联和美国共同倡议的另一项安理会决议，即10月23日的第339号决议，很快就获得通过。它要求双方退回各自的停火位置并派出联合国观察员。
第二天早晨，勃列日涅夫气愤地通知尼克松，“当第二个呼吁立即停火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刚刚生效后几个小时”，以色列军队即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和东岸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表示相信总统将能够向以色列施加影响，停止其违反这项新的决议的做法。苏联领导层本身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办法来影响事态的发展，这使克里姆林宫感到十分恼火。克里姆林宫对以色列和美国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因为它坚信以色列至少和白宫达成了默契，否则它不可能采取行动。
苏联政府就“以色列背信弃义地”向埃及军队和人口密集区发动进攻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声明说：“苏联政府提醒以色列政府注意继续向埃及和叙利亚实施侵略行动将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后果。”紧接着，莫斯科收到了我国驻埃及首席军事代表发来的另一封急电。电报说以色列人仍在进攻，埃及第三军团已被包围，除非停火协议立即生效，否则它将被歼灭。我国驻开罗使馆报告说萨达特的统治即将崩溃。
当天晚上，勃列日涅夫召集了一次政治局紧急会议。作为葛罗米柯的助手随同他参加这次会议的瓦西里·格鲁比亚科夫[4]后来告诉我，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提出了极为过分的意见。他坚持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地“显示我们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他的观点得到了波德戈尔内的支持。柯西金明确表示反对，葛罗米柯对他表示支持。态度谨慎、试图在阿拉伯国家和美国之间玩弄平衡策略的勃列日涅夫也反对让我国军队卷入这场冲突。
于是，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他们最终同意给尼克松发一封电报，电报的措词非常强硬，但不包含任何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威胁。然而，当这封电报发到华盛顿，电文中出现了一段有关我们要卷入这场冲突的较强硬的话。没有人能够猜出这段话是如何以及在什么时候被塞进电报中去的，因为这次会议的主要参与者已经不在世了。最后的决定可能受到了萨达特通过电话发出的最后呼吁的影响。
结果，这封电报提醒尼克松注意，由于以色列破坏了停火，因此它在“公然向苏联和美国进行挑战，因为安理会决议是根据两国的一致意见达成的”。勃列日涅夫建议派遣苏联和美国部队进驻埃及，他直截了当地警告说，“如果你们认为在这方面与我们合作是不可能的”，他愿意单独采取行动。勃列日涅夫最后说：“让我们在这一特殊的问题上和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共同履行这项协议吧。这将成为我们两国为了和平利益而采取一致行动的典范。”正如最后这段话所显示的那样，苏联领导人此时仍希望与美国政府进行某种合作。
为了进一步施加压力，苏联空军在外高加索地区举行了几次象征性的演习，有一两架苏联运输机飞抵开罗。但正如我后来从莫斯科了解到的那样，华盛顿根本不必真的感到惊恐，因为苏联政治局从未打算干涉中东。这样做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不可行的，因为当时苏联没有对这一地区进行大规模干涉的力量。即使我们有这个力量，这样做也将把这场阿以间的战争变成苏美间的直接冲突。莫斯科没人想这么做。
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声称华盛顿担心苏联进行干预。事实也许如此。但致使美国人产生这种担心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他们不同意苏美联合采取军事行动以监督或观察由联合国主持的停火，这种推测显然更接近于事实。在美国政府看来，那样做等于允许苏联向中东地区进行军事渗透，对此基辛格是不会接受的。
当我于10月24日傍晚通过我们的保密电话线向基辛格宣读勃列日涅夫的来电时，基辛格说话的声音听上去显得很紧张。他把电文又向我复述了一遍，以便弄清楚他的理解是否正确，并答应立即向总统报告此事。
晚上10点15分他回电话说，尼克松已命令总统顾问和白宫助手们召开一次会议。总统希望能够等到会议结束，在此期间苏联不要单独采取行动，以免造成严重局势。
尼克松在答复中表示同意勃列日涅夫的意见，即我们共同采取协调一致的维和行动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他拒绝了勃列日涅夫提出的联合向埃及派出苏美军事力量的建议，认为“在当前的环境下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尼克松说，华盛顿没有得到以色列明显违反停火决议的任何情报。因此，他强调说，苏联发出单方面采取行动的警告造成了极大的忧虑并可能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尼克松表示他愿意增加人力和设备，加强联合国监督停火部队的力量，并宣布他本人同意让某些美国和苏联非战斗人员加入联合国监督停火部队，如果勃列日涅夫所说的向中东地区联合派遣部队就是这种含义的话。
超级大国增加赌注：美国发出战斗警报
收到尼克松的电报后不久，我们使馆即从收音机里听到消息，美国武装力量正在进入战备状态。官方没有对此消息加以证实，最初报道中也未提及苏联。但接下来我们又从广播中听到苏联蓄意威胁要向中东派兵以强制实现停火，即便美国不参加也罢。广播报道说苏联飞机正在靠近这一地区，并强调白宫拒绝屈从苏联的压力。“白宫采取的”坚定立场是——广播中说道——“阻止苏联对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干涉。
坦率地说，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相比，我听到这些报道时并没有过分地感到惊讶。但我感到极为气愤。我用专用电话给基辛格打电话，并且以在我们的私人关系中极不寻常的声调要求他做出解释——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在我们私下谈话时，基辛格丝毫没有暗示美军进入战备状态的可能性。我强调指出，这种做法显然是和他最近在莫斯科谈判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我看不出美国政府极力制造一场危机即将来临的印象的理由何在。
基辛格为自己辩解说，莫斯科不应将白宫命令进行有限的战斗准备看成是美国政府采取的一个敌视行动，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国内的考虑”。他向我保证第二天即会取消这道命令，与此同时，我可以极其秘密地紧急向勃列日涅夫做出通报。的确，这道命令在10月26日即被取消了。
基辛格没有特意说明他所谓的国内考虑指的是什么。我这方面则强调美国发出战斗警报是和我们一直在尽力促进的两国关系的总体水平是完全不兼容的。那天晚上，当我们两人因在肯尼迪剧院观看一出新歌剧的首场演出（在一场“严重危机”期间！）而不期而遇时，我们又进行了一次类似的紧张谈话。唐纳德·肯德尔[5]碰巧也去看戏，他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对他说：“噢，那只不过是亨利耍的一个花招。”
战争结束，尼克松道歉
我当然没有出席10月24日夜里举行的那次白宫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下达了进入战备状态的命令——但两个星期
之后，我在副国务卿拉什的住所与他共进午餐时从他那里听到了有关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这次午餐会是在两个星期前即安排好的。（尼克松曾一再暗示他有可能任命拉什担任国务卿，但他最后还是任命了基辛格，而让拉什做了他的副手。这件事显然刺伤了拉什的感情。）尼克松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其原因拉什也不清楚。
后来官方解释说总统被水门事件拖住了，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白宫认为苏联真的像基辛格后来所写的那样要对中东进行干涉——那很可能引发一场冲突——的话，那么总统肯定要参加这次会议的。但他为什么没有在那里？难道他还不如他的某些助手那样担心吗？后来他为什么就发给勃列日涅夫的电报表示歉意？
根据拉什所说，参加那次会议的有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6]、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摩尔[7]海军上将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柯尔比[8]。他们得到了有关苏联空军行动的情报，并讨论了发生对抗的可能性，但未能就苏联是否真想同美国进行较量达成一致看法。与此同时，他们知道以色列已经违反了安理会星期天的决议，利用停火尽可能多地占据了埃及的领土。
根据拉什所说，基辛格在他主持的这次会议期间一直表现得焦虑不安。他宣称弄清楚俄国人——他们打算向中东派出军队以巩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的真实意图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基辛格强烈反对向中东派去一支苏美联合部队的的原因——俄国人肯定会利用这一机会重新确立他们在埃及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实际地位。他接着建议让美国武装力量立即处于临时战备状态，以此来显示华盛顿坚决反对苏联军队介入中东地区的决心。
并不是所有的与会者都当即同意了这一计划。有人建议必要时可警告莫斯科，如果苏联开始实施单方面向中东地区派兵的计划，美国将命令其军队处于戒备状态。但基辛格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几个小时之后，总统批准了那项决定。拉什认为基辛格在那次会议上表现出深刻的亲以倾向，即使因此损害苏美关系也在所不惜。但我认为像往常一样是在追求他的主要战略目标，这就是使美国在中东地区具有影响力并占据主要地位。
就在同一天，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通过向中东地区派出一支维和部队而结束了这场战争。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决议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军队排除在维和部队之外。第二天，即10月26日，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都公开表示支持建立一支联合国监督维和部队。战争结束了。
尼克松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声称中东调停是值得称赞的——他的确需要得到一次赞扬来抵消水门丑闻的影响。他把美国政府成功地避免了一场对抗归结于他和勃列日涅夫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并把这一切比做古巴危机。第二天我给基辛格打电话说这两件事几乎无法比较，这样比较根本是不正确的。两小时后他给我回了电话，告诉我总统同意我的看法，认为这样比较是牵强附会的。
对结局感到极为不满的勃列日涅夫第二天，即10月28日，给尼克松发来了一封十分气愤的电报。电报说“正如我和我的同事们所看到的那样，一场信任危机出现了”。他说，美国在一个多星期以来对莫斯科和开罗做出的所有有关实现停火和履行安理会决议的保证仅仅证实了它直接“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而以色列的挑衅性军事行动一直具有明显的，或者可以说是赤裸裸的目的”。他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总统得到的是错误的，甚至是带有欺骗性的情报，某些人捏造这种情报的“目的是鼓励侵略，损害苏美关系以及……削弱我们个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勃列日涅夫没有掩饰他本人及他的同事们的怀疑，即基辛格是这场麻烦的始作俑者。勃列日涅夫的电报显然给尼克松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此他请我于10月30日到戴维营和他私下讨论一下这件事。他用一种和解性的，甚至是道歉式的态度和我谈话。他强调他打算继续奉行改善苏美关系的政策。他说他把上个星期发生的事看作是两国关系中发生的一个不愉快的插曲，并请我亲自转告勃列日涅夫，他不会允许以色列人消灭被包围的埃及第三军团。他还表示愿意与我们合作，通过安理会解决这次危机。
“请告诉总书记，”他最后说，“只要我活着并担任总统职务，我就决不允许同苏联进行实际对抗。”他承认在危机期间他可能有点儿不冷静，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可归结于他的政敌和与他有私人恩怨的人对他进行的围攻，这些人想借水门事件削弱他的权力。坦率地说，他说，他现在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尼克松承认因水门事件他在国内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谈话时基辛格不在场，尼克松或许不想把自己和国务卿在危机期间的某些行为联系在一起。对此我不敢加以肯定。
基辛格本人及时地发现——出于其自身考虑——有必要为发出战斗警报表示歉意。11月初，他向我承认“白宫下令让它的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是犯了一个错误。总书记事实上比总统还紧张。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我们采取的是一个损害美苏关系的轻率的举动。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对我们大家来说，主要的问题是不要因为进一步相互指责和攻击而加深这种损害，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已经承认我方可能犯了一个大错误”。
许多美国历史学家认为，这场中东战争和古巴导弹危机一样，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形成了一场致命的危机。尽管这场战争的确是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对我们两国的关系产生了令人相当不快的影响，但它没造成两国间产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威胁。至少莫斯科当初是，现在也是这样估计的。我们没有仅仅因为美国的行动而采取措施，让我们的军队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且我们肯定没有像美国人那样向我们的战略核力量发出战斗警报。人们不禁要想，参与处理这些事件的美国高级官员是不是为了替他们在这次危机期间所扮演的相当不光彩的角色进行辩护才制造出他们使中东地区免遭苏联武装入侵的神话。
然而，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的确是由于莫斯科和华盛顿积极的幕后干预才告结束的。合作与对立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次干预的特点。两国共同努力解决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这场危机，并且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达成了停火协定。尽管是处在缓和年代，但这场冲突清楚地表明，两国不一定会有相同的目标和利益。和古巴危机相比，中东战争从未演变成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其原因就在于苏美关系明显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此外，使这场冲突得以结束的直接原因是苏联和美国11月在日内瓦共同主持达成的一项阿以协议。这一切都说明缓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特别是两国政府在这场冲突期间及此后都没有对缓和进程提出疑问或否定它的作用。与此同时，中东战争的发生表明缓和是极为脆弱的，它的不稳定性损害了两国领导层之间的相互信任。
战争结束后，政治局立即讨论了十月危机及美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中东政策真的表明，当事情确实和苏联有关时，他们不打算和它进行合作吗？他们真想和我们发生军事冲突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应如何看待两国间的缓和？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它们使最高级会谈之后在莫斯科盛行的那种对缓和感到兴奋的情绪稍微冷却下来。然而，这次全面而热烈的讨论所得出的结论是再次肯定缓和是一项有益和重要的政策，同时它也承认在某些领域——如中东问题——-里要弥合两国之间的分歧是非常困难的。对立仍将存在。缓和是有限度的。
[1]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82年版，第600页。
[2]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MohamedAnwaral-Sadat，1918年12月25日——1981年10月6日），埃及政治家。1938年入伍。1939年参加“自由军官”小组，两次被英国当局逮捕。1950年加入自由军官组织。1952年参加七月革命，参与推翻了法鲁克王朝。1954—1959年任国务部长。1959—1964年任总工会书记。1960—1968年任埃及国民大会主席。1964—1966年、1969—1970年任副总统。1970—1981年任总统，在任期间于1971年发动政变，大规模逮捕纳赛尔的支持者，复辟伊斯兰文化。1973年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即十月战争）。1974—1975年期间签订《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1978年签订《戴维营协议》，承认以色列合法地位，同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1年在十月战争八周年阅兵式上遇刺身亡。
[3]斯皮罗·西奥多·阿格纽（SpiroTheodoreAgnew，1918年11月9日——1996年9月17日），出身于一个希腊移民家庭。1941年应征入伍，二战期间曾在英国和德国作战。1945年退役，参加了民主党。1947年参加共和党。1951—1952年期间参加了朝鲜战争。1955—1956年任巴尔的摩县法官。1956—1957年任巴尔的摩县分区上诉委员会委员。1957—1960年任巴尔的摩县分区上诉委员会主席。1960—1962年任巴尔的摩县巡回法院法官。1962—1966年任巴尔的摩县县长。1967—1969年任马里兰州州长。1969—1973年任副总统。1973年因财政丑闻被迫辞职。1974年被吊销律师资格，转而经营商业咨询公司。1996年去世。
[4]瓦西里·费多洛维奇·格鲁比亚科夫（ВасилийФёдоровичГрубяков，1911年5月5日——1992年10月7日），苏联外交官。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43—1945年任驻土耳其大使馆雇员。1945—1947年任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1947—1953年任外交部长助理。1953—1956年任常驻联合国高级顾问。1956—1957年任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1957—1962年任外交部长高级助理。1962—1964年任外交部第一欧洲司司长。1964—1967年任外交部人事司司长。1967—1969年任驻比利时大使。1969—1974年任驻土耳其大使。1975—1984年任外交部第五欧洲司司长。1984年退休。
[5]唐纳德·麦金托什·肯德尔（DonaldMcintoshKendall，1921年3月16日——2020年9月19日），出身于一个奶牛场主家庭。1942—1945年服役于美国海军，参加了莱特岛战役、马尼拉战役等。1947年进入百事可乐公司工作。1956—1963年任百事可乐公司营销副总裁。1963—1965年、1971—1986年任百事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2020年去世。
[6]詹姆斯·罗德尼·施莱辛格（JamesRodneySchlesinger，1929年2月15日——2014年3月27日），美国经济学家。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5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63—1969年期间在兰德公司工作。1969—1971年任预算局副主任。1971—1973年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1973年2—7月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73—1975年任国防部长。1977—1979年任能源部长。1995—2002年任美国国家公共管理学院主席。2002—2004年任国土安全顾问委员会主席、国防部顾问兼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2004年任审查国防部拘留行动独立小组主席。2006—2007年任军备控制和不扩散咨询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科学委员会国防部能源战略研究联合主席。2007年任国家天基定位、导航和授时顾问委员会主席。2014年去世。
[7]托马斯·辛曼·摩尔（ThomasHinmanMoorer，1912年2月9日——2004年2月5日），出身于牙医家庭。1933年入伍。二战期间参加了荷属东印度群岛战役。1964—1967年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兼大西洋舰队司令。1967—1970年任海军作战部长。1970—1974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74年退役。
[8]威廉·埃冈·柯尔比（WilliamEganColby，1920年1月4日——1996年4月27日），1941—1945年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二战期间在挪威和法国作战。二战结束后进入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工作。50年代进入中央情报局。1959—1962年任中央情报局西贡站副站长。1962—1968年任中央情报局远东分局副局长。1968—1971年任中央情报局越南站副站长。1971—1973年任中央情报局执行董事。1973年3—8月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73—1976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此后从事律师工作。1996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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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在美国再次举行最高级会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十六章在美国再次举行最高级会谈
↘缓和及由此造成的问题
↘犹太移民和反缓和联盟
↘尼克松改组政府
↘勃列日涅夫强迫基辛格“在协议草案上签字”
↘勃列日涅夫在美国
↘最高级会谈的影响
缓和及由此造成的问题
1973年，苏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战后以来从未达到过的和睦阶段。各种情况表明，缓和政策的生存——尽管曾经出现过反复——主要取决于美国一方。的确，在实际贯彻的过程中，缓和这一特殊概念是突然降临到美国人中间的，许多人完全是下意识地接受了这一概念。这种转变还造就出一些新奇的国内联盟，最爱寻衅滋事的右翼分子、自由派反共人士以及犹太人团体一起要求苏联允许自由移民并使人享有另外一些人权。他们的活动迫使国会批准了杰克逊—瓦尼克[1]修正案，将对苏联的贸易让步与其放松国内政策联系了起来。因此，与在苏联产生的情绪相比较，说美国人的思想倾向已经转变为赞成稳固发展两国的关系尚为时过早。
但是，对美国的发展产生最大影响的是水门事件，它造成了美国宪法规定的民主制度的一场危机。起初，1972年6月8日非法闯入设在华盛顿水门公寓内的民主党总部似乎只是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尽管这些窃贼后来被发现是按照尼克松政治班子的核心机构的旨意行事的，但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我仍未充分注意对后来把白宫牵扯进来的那些蛛丝马迹所做的初步报道。我认为像尼克松这样一位具有丰富的政治阅历的人根本不会允许他的办公室卷入如此卑劣的冒险活动中。
苏联及其政府很难理解美国舆论何以能够抛弃尼克松总统，尽管他在爬向权力顶峰的过程中曾经不择一切手段，但他肯定是他那个时代中最为能干的领导人之一。以明显多数票当选连任的这位总统因被人们看做是微不足道的一桩小事而面临着被弹劾的危险。苏联公民当时认为，利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他的白宫办公室所享有的相当大的权力对一位国家元首来说是很自然的事。谁会在意这样做是否违反了宪法？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水门事件是他的政敌策划的一场旨在推翻他的阴谋。在莫斯科，他的大多数政敌都被认为是反对改善对苏关系的人。尽管这一切在短时间内不会对缓和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但人们终究会认识到它随时都可能破坏这一进程。它肯定是一颗最终会摧毁这个人的总统宝座的定时炸弹，而我们认为这个人在美国是支持缓和政策的主要力量。
犹太移民和反缓和联盟
第一次最高级会谈之后，一个反苏联盟已在美国政坛的对立面中形成。保守势力越来越积极地反对缓和——这项政策和它们敌视苏联和共产党国家的传统以及延长军备竞赛的决心全然相悖——或许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然而，认为向苏联的移民政策，特别是犹太移民政策发起挑战的时机已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支持持不同政见运动的自由派人士也加入到了保守势力的行列中。或许我们应该预先对犹太极端主义团体的活动所造成的情绪有所警觉。1970年，犹太极端主义团体几乎天天都要在我们使馆周围设置纠察线。它们在驻华盛顿的苏联办事机构外面搞爆炸活动。纽约城苏联驻联合国使团以及位于郊区的使团住宅的窗户遭到了步枪的袭击，罗杰斯国务卿公开谴责这种枪击行为是“野蛮行径”。在大街上和商店里针对单个苏联公民采取的流氓行动已司空见惯。最为残暴的行动是由拉比·梅厄·卡亨领导的保卫犹太人同盟实施的。拉比·梅厄·卡亨[2]后来在以色列建立了一个极端主义政党并且成为阿拉伯人在美国进行的一次暗杀行动的牺牲品。他非常明确地表示，他采取这类行动就是为了“造成苏美关系的危机”。
与这种情况形成讽刺对比的是，我们的使馆以及其他一些苏联驻美机构一般说来都赞成改善两国关系，赞成苏联解除对犹太人移民所做的毫无道理的限制，我们向莫斯科提出的正是这样的建议。但是，上述暴行严重伤害了苏联外交官们的感情，他们再也不愿意继续为说服我国领导层而做出努力。
许多犹太领导人和美国政府的官员在私下与我们交谈时都谴责了这种袭击行为。尽管国务院把它自己的特工人员派来保护我们，但它仍正式要求我们提醒居住在华盛顿的所有苏联外交官以及他们的家属小心为上，这使得苏联外交官这一段时期在华盛顿生活得极为不快。当葛罗米柯开完联合国大会准备飞回国内时，他在机场接到一个电话，电话警告说有人打算伤害他。他的座机被移到机场的一个角落里，他本人则呆在机库里，直到警报解除为止。
正当我们为第二次最高级会谈以及勃列日涅夫访问做准备的时候，美国国内出现了要求苏联允许自由移民的运动。这场运动来势凶猛，政治背景极为复杂，它得到了以参议员亨利（斯库普）·杰克逊为首的一批美国国会议员的积极支持。杰克逊是一名来自华盛顿州的保守的民主党人，他有着当总统的强烈野心，长期以来一直反对苏联。
这场反苏运动把尼克松1973年春请求国会给予苏联“最惠国”贸易待遇一事牵涉了进来。获得最惠国待遇意味着我们同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基本上享有同样的商业地位。自由派人士想把我们的最惠国待遇同莫斯科解除对移民的限制联系起来。保守派人士则反对给予我们最惠国待遇，其理由仅仅是他们反对缓和。这一切促使双方展开了一场辩论，其结果是损害了此后的美苏关系。
让我解释一下这一声名狼藉的辩论题目——犹太人从苏联移民——的历史背景。这种事现在已难以让人相信，但在斯大林独裁时期，想移民的人都会被看成是“祖国的叛徒”，他们将被囚禁或流放。斯大林去世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但苏联政府仍然极不愿意让苏联公民离开。移民丝毫不比通过宇航员训练容易。
我从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允许犹太人移民。这样做能对这个国家造成什么损害呢？相反，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能够彻底摆脱造成我们和西方国家，尤其是和美国长期不和的一个根本问题。当人们私下里向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政治局成员询问他们是如何看待移民问题时，甚至连他们也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明确回答。他们中的某些人仍然受斯大林观点的影响，认为移民者是叛徒。另一些人则声称许多苏联犹太人知道国家机密，因为他们在应用科学和技术的军工企业中工作，或从事其他的敏感工作；他们还认为犹太移民会参加到国外喧闹的反苏运动中去。其次还有我们的中东政策的影响：阿拉伯国家一直在抗议犹太人移民，它们认为这将扩大以色列的人口和技术，从而加强以色列的实力。
在莫斯科常常能听到这些理由。但最为重要的一个理由却是不能常常听到的。在苏联这个封闭社会中，克里姆林宫担心出现大规模的移民（不论民族和宗教），生怕在这个社会主义幸福国家出现的一个紧急出口会提供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从而造成国内局势的不稳。因此，苏联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是，美国想向苏联输出它的自由人道主义和商业价值观，苏联则只想通过贸易获得商业利益，而不想接受它的价值观念。
然而，苏联政府不可能完全无视来自国内外的日益增大的压力，因为它试图改善通过莫斯科和华盛顿最高级会谈已经确定下来的苏美关系。因此，犹太移民问题通过基辛格和我之间的秘密渠道得到了认真的讨论。
尼克松政府明白最好不要公开讨论这一问题，它正确地推测出如果没有受到公开挑战，莫斯科很可能会改变它的实际做法。的确，在策划1972年第一次最高级会谈时，基辛格已经向苏联领导层转达过尼克松的保证，即总统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将不会代表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发出呼吁。莫斯科尽管不情愿，但还是开始悄悄地改变它的移民政策。1968年，苏联犹太人获准移民的人数只有400人，相比之下，1968年获准移民的人数已达到将近3.5万人。
这一进程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72年8月3日颁布的一项法令给破坏了，这项法令规定向移民征收出境税，借口是让他们“归还”因在苏联享受免费教育而欠国家的费用。这项法令让我既感到惊讶又疑惑不解，这不仅仅是因为这项法令几乎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也是因为在苏美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双方都宣称此次会谈取得了重大成就——刚结束不久即发生了这种事。我给外交部发了一封电报，指出这一措施很可能在美国引起负作用，要求他们向我解释做出这一决定的目的何在。我从未收到过这样的解释。
后来，当我在莫斯科开会期间，我终于发现了这件希奇古怪的事的原委。原来是我们的教育部提出了要求赔偿的主意。在征收这项税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正在黑海休假。党内第二号人物兼首席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工作。他一直不太愿意采取这一新的、比较开明的移民政策，认为这项新税收是个非常好的主意，于是这项税收就成了法令。葛罗米柯休假回来之后马上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极为荒唐的政治举措。我们逐渐说服勃列日涅夫和政治局将它废除了。但危害已经造成了，这件事在美国煽动起一场把犹太人移民问题和对苏贸易问题连在一起的辩论。
3月15日，在73名参议员的支持下，参议员杰克逊对尼克松贸易改革法案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即以杰克逊和这一修正案的另一名发起人众议员查尔斯·瓦尼克的名字命令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这项修正案不准苏联获得最惠国待遇和贸易信贷，直到它解除移民限制为止。
这一大规模的运动逐渐引起了苏联统治者的警觉。3月30日，勃列日涅夫指示我按照总统本人的请求，将犹太人移民的秘密资料交给尼克松。资料表明，1972年，在申请移居以色列的人中有95.5%得到批准。资料还表明，从1971年到1973年，总共有6万名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勃列日涅夫还在同一封信中告诉尼克松，苏联已经废除了移民税。
无论是尼克松还是基辛格都问我他们是否可以在同国会讨论那项贸易法案时利用苏方提供的所有资料。莫斯科的回答表明它在第二次最高级会谈即将举行之际对苏美关系是多么的重视。它同意尼克松将勃列日涅夫的信当做一份苏联的正式声明向国会通报。
4月18日，尼克松将此情况向国会领导人作了简要介绍。多数党领导人麦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以及一些重要的共和党参议员——其中包括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休·斯科特[3]和来自佛蒙特州的乔治·艾肯[4]——得知这一消息后都表示满意。然而，杰克逊参议员却没有被说服。他说，这份报告并没有对今后的情况做出保证。他要求苏联公开承诺让数字固定的一大批人移居国外，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不对希望从苏联移民的人数做出任何限制。他的意见得到了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5]和其他一些不担心因对苏联移民问题态度软弱而受到指责的参议员的支持。
美国政府及政府内部的苏联反对派仍在试图达成某种妥协。我认为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威胁已经引起苏联政府对犹太移民问题的高度重视，但杰克逊仍在逐步提高他的要求，其目的是为了扩大他在犹太选民中的影响，以实现他爬上总统宝座的愿望。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杰克逊以及他采用的破坏性手段，我们本可以找到一种解决办法。尼克松甚至指示基辛格要求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不要煽动美国犹太人社团反对苏联和美苏移民协议。但这一做法没有收到明显效果。
1973年5月举行的华盛顿最高级会谈没能确定我们两国间未来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国会把贸易和经济问题同移民自由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最高级会谈期间，尼克松就这些情况向勃列日涅夫做了详细解释，并允诺帮助解决这一问题，但他警告说，最后的决定掌握在国会手里。勃列日涅夫不可能因为杰克逊法案受到了有组织的民众运动的支持就表示对它的承认。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这样做无异于被迫同意美国干涉苏联的内部事务。由于缺乏政治勇气和远见，他们没有能够越过这一障碍。
尽管如此，双方毕竟认识到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痛点。为了解开这个结，双方通过秘密渠道又做出了另外一些尝试。统计资料表明移民人数仍在不断增加，但这一事实反而使得杰克逊参议员进一步利用这一问题来提高他的政治地位。他和他的支持者们不满意美国政府的温和外交；他们想让莫斯科屈从他们的要求。最典型的事实是在勃列日涅夫来美国参加最高级会谈前一个星期，杰克逊要求取消他的这次访问。这位参议员要的是对抗，而不是达成协议或实现缓和。直到冷战结束之后，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仍然保留在法令全书中。
尼克松改组政府
新年伊始，基辛格告诉我，为了准备预计于5月或6月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的会谈，尼克松建议2月份通过秘密渠道全面讨论一下所有的问题。他打算着手准备联合文件的文本，这样甚至可以在最高级会谈举行之前就这些文本差不多达成一致意见。国务院在准备工作中再次充当了不太重要的角色。基辛格在新年之前就已经告诉我，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改组政府，特别是国务院。罗杰斯将再呆上大约6个月，驻西德大使、尼克松的朋友和他在大学读书时的法学教授肯尼思·拉什可能取代他。早先曾担任过副国务卿的埃利奥特·理查森[6]将担任国防部长。基辛格解释说：“这样做将使总统和我管起五角大楼来更容易一些，因为理查森相当灵活，而且懂得军事和政治事务。”尼克松还想撤换商业部长彼得·彼得森[7]，基辛格说这个人“在白宫会议上过于健谈了”。（总统喜欢听简洁的报告和建议。）此外，基辛格说彼得森的妻子“非常饶舌”，她抨击总统的言论已经从华盛顿的沙龙传到了白宫。
就白宫内部而言，这次改组将亚历山大·黑格送回了五角大楼。黑格将从国家安全顾问副手的位置上调到陆军任副参谋长，他原来的位置将被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取代。斯考克罗夫特是一位47岁的空军准将，原来担任总统的高级军事助理。基辛格认为斯考克罗夫特缺乏黑格具有的政治技巧和经验——后来他改变了这一看法——所以他决定让他人分担他的副手承担的职责。斯考克罗夫特将掌管军事事务，外交问题则交给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8]处理，尽管他并不喜欢索南费尔特的“傲慢无礼”。索南费尔特和基辛格一样也是在德国出生的，在基辛格访问莫斯科时他一直陪伴左右。由于他如影子般到处跟着他的上司，因此人们称他为“基辛格的基辛格”。
基辛格还说道，总统对他说，他将被留下来再担任4年总统的外交事务主要助手，也就是说要呆到总统的第二个任期结束。基辛格说他很愿意接受这一任命。在那个时候，基辛格的政治声望已经达到了顶峰。在民意测验中，他是美国最受欢迎的人物，其次是比尔·格雷厄姆[9]，已经因水门事件受到怀疑的尼克松排名第三。他的人像已在伦敦腊像博物馆展出，甚至连参加世界小姐选美庆典的佳丽们也热情地把他选为“最杰出的国际人物”。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不愿意升迁到国务卿这个位置上，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政治选民。他写道，他一直打算在越南战争结束后从白宫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因为完全有赖于总统支持的白宫顾问本应该是默默无闻的，而他的名声使他无法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呆下去。他指出总统让他出任国务卿也是不得已的事，因为除此之外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尼克松的权力来源于总统享有的权限，现在这种权限已经受到水门事件的削弱，因此尼克松需要他出任公职，以保证他们制定的政策能够沿续下去。
让我再补充一些我个人的看法。基辛格在5月份曾亲口秘密地对我说，总统曾让他决定由谁来取代罗杰斯担任的国务卿一职：是拉什还是基辛格本人。罗杰斯被解职一事将于7月份他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之后宣布。基辛格显然对总统让他出任这一职务感到荣幸，尽管这将给他带来某种不便，例如他要承受礼节方面的沉重负担以及定期向国会委员会做出解释。
尼克松本打算让罗杰斯出任美国驻任何国家的大使，或者出任政府的其他任何职务，但基辛格认为罗杰斯最好还是重操法律旧业，他早先担任公司法律顾问时收入极为丰厚。然而，到了8月份，水门事件已开始左右总统的决策，基辛格说尼克松想让罗杰斯担任司法部长，为他组织辩护工作。令尼克松感到烦恼的是罗杰斯拒绝出任这一职务，总统最后决定把他摆脱掉。
8月22日，基辛格从圣克利门蒂打电话告诉我，总统最后决定任命他为国务卿。这一任命将在当天晚上宣布。基辛格同时还继续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我们的秘密接触，包括午餐会和晚餐会将继续进行。罗杰斯将于9月3日离职。
旷日持久的猜测就这样结束了，基辛格成了这场幕后斗争的胜利者，对此我没有感到惊讶。这一情况意味着苏美关系的管理运作将得到改善，其原因仅在于它将结束白宫把国务卿乃至他领导的整个部门都蒙在鼓里的那种混乱而又不稳定的状况。通过秘密渠道达成的协议经国务院外交人员之手将变得更容易付诸实施，从而消除了我们早先曾遇到过的许多困难。因此，我欢迎对基辛格的任命，并且真诚地向他表示祝贺。
基辛格向我解释了担任国务卿后他将如何重新安排他的工作日程。由于他的工作必须和总统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获得成功，因此他在每个工作日开始的时候仍将于早晨8点至9点与总统在白宫会晤，讨论重要和急迫的外交政策问题。他还要继续参加白宫工作班子每天上午举行的例会，密切关注它的看法及国内问题。
他打算随后去国务院办公，在那里从上午11点呆到晚上，虽然他仍然会在白宫呆几个晚上。不用说，他还要去白宫参加由总统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所有会议。作为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仍担任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因此他继续主持着有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长参加的联席会议。这些会议将仍在白宫而不是挪到国务院举行，其目的是强调白宫仍掌管着外交政策。基辛格希望任命他担任国务卿会加强白宫对美国庞大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机器的控制，使其工作更有成效，而且更加可靠。这是他要想方设法实现的目标。
勃列日涅夫强迫基辛格“在协议草案上签字”
5月初，基辛格访问了莫斯科，我像往常一样陪同他进行访问。基辛格不仅和葛罗米柯，而且还和勃列日涅夫本人举行了会谈。勃列日涅夫积极参与了此次会谈，特别是军事和政治问题的会谈。会谈是在勃列日涅夫非常喜欢的扎维多沃狩猎区举行的。这个地方距离莫斯科大约有80英里远，他们在那里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起草一项防止核战争的协议。勃列日涅夫认为这项协议是特别重要的。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插曲，它完全体现了勃列日涅夫，实际上也是整个苏联领导层对尼克松和美国政府的态度。当协议起草工作完成后，勃列日涅夫建议基辛格草签这项协议。但基辛格拒绝这样做，他说他没有得到授权。与此同时，他表示相信总统会完全同意这项协议的。
勃列日涅夫发起了脾气（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故意的），他声称如果知道这项工作会以不承担责任的会谈而告结束，他肯定花两天的时间和基辛格进行讨论。结果是勃列日涅夫最终迫使基辛格在一张纸上写下了美国政府愿意签署已经草拟好的这项协议的保证。尽管这一保证没有什么法律效力，然而它还是让勃列日涅夫获得了某种满足感。他似乎把它看成是一种个人的巨大的外交成就，并且告诉政治局委员们他是如何“拉着基辛格的手，强迫他在协议草案上签字的”。但是，这一情景和果戈里的喜剧《死魂灵》中奇奇科夫和索巴科维奇这两个互不信任的人物进行讨价还价那一幕是多么的相似。
当我返回华盛顿后与尼克松谈话时，这位总统对苏联领导层不相信通过基辛格转达的他所做的保证感到非常惊讶。他说，即便是基辛格签了字，如果他作为总统最后决定不同意这一协议，那么这种签字仍是无效的。我竭尽全力消除了这件事所产生的影响。坦率地说，我本人不太喜欢勃列日涅夫的这种做法。
勃列日涅夫一遇到基辛格和他的顾问们就喜欢开玩笑。会谈期间，他们在一次短暂的休息时聊起了各自的手表。基辛格的助手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自豪地炫耀着他的瑞士手表。勃列日涅夫突然用手把自己的手表蒙起来不让索南费尔特看到，然后建议进行相互交换。索南费尔特有些犹豫，但他接下来又改了主意。他显然认为共产党总书记的表肯定是非常精美而昂贵的。等他接过来一看，才发现勃列日涅夫戴的是一块普通的苏联手表。这是莫斯科手表厂的工人们送给勃列日涅夫的礼物。这块表质量不错，但它是钢质的，而不像索南费尔特期待的那样是一块金表。唯一能够使他感到安慰的是他从这位苏联领导人那里得到了一块纪念表。
会谈结束后，勃列日涅夫邀请基辛格驾车绕着扎维多沃风景如画的乡村驾车兜风。基辛格说他很高兴这样做。他根本不知道勃列日涅夫是一位鲁莽的驾驶员，他们是在进行一场冒险活动。他们在一条弯弯曲曲的狭窄道路上驾车飞奔了大约半个小时，安全警卫人员驾驶着另一辆车跟在他们后面。交通民警根本不敢阻拦总书记的车。谁敢这样做？这次鲁莽的驾车兜风是一次痛苦的经历。此后，他们还曾冲劲十足地驾驶着一艘马力强劲的摩托艇在伏尔加上游水域中来回驰骋。这回可真让基辛格感到惊心动魄，就连他那惯有的幽默感一时间也被吓得不知去向了。
5月初，基辛格还曾秘密地对我谈起过水门事件，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表明他没有卷入此事，这件事不会影响他在白宫的地位。相反，他声称，由于总统的两名亲密助手H.R·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10]已被解职，他在白宫的地位反而更巩固了。由于水门事件，基辛格和这两个人的关系一直相处的不好。
基辛格强调说，总统根本不会因水门事件而“考虑辞职”，然而这件事还是让尼克松感到很不愉快。与此同时，尼克松认为他的政治对手还会把这件事张扬上几个月，但它终究会平息下来的。据基辛格说，尼克松对他的同胞无视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而他的对手又无限夸大“按美国标准衡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既生气又心烦意乱。
基辛格顺便说到，总统有很强的记忆力，在剩下的三年半时间的总统任期内，他肯定要对伤害他的人进行报复。他还说，反对派报纸要求推迟与勃列日涅夫的会谈没有对总统产生任何影响。恰恰相反，他越来越相信最高级会谈应该按计划如期举行，并且相信它一定会取得成功。“总统决不会让它流产，”基辛格说。
说来可能令人难以相信，但莫斯科确实没有为了本国的目的而利用尼克松迫切希望最高级会谈获得成功的心情。它也没有对我们在新的最高级会谈举行之前与美国人讨价还价产生影响，莫斯科并没有为了从尼克松那里获得更多的好处而施加更大的压力。首先，莫斯科并不想给一位刚刚开始着手改善苏美关系的总统增加额外的困难。但主要的原因是在1973年中期，苏联领导人（我必须承认，包括我国驻华盛顿使馆在内）仍不相信水门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政治危机。就我所知，直到1974年初，政治局才开始认真讨论这一问题。
5月底，尼克松将一份详细的访美计划送交给勃列日涅夫，以征得他的同意。尼克松已经决定，为了强调这次访问的重要性，这次最高级会谈将打破既定的外交准则，在白宫、戴维营和圣克利门蒂三地举行。尼克松建议在两天之内签署两个重要的协议（防止核战争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基本原则”），以强调它们的极端重要性。但是，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一直拖到6月初才签署。尼克松在最后一刻又在协议文本中加进了两条含义明确的修正案，尽管不太情愿，但勃列日涅夫还是被迫接受了。
这件事令勃列日涅夫非常生气，他拒绝接受尼克松让他去圣克利门蒂他的私人住所做客的邀请。他提出的借口是他的医生建议他不要做长时间的飞行。〔这是不顾一切草签协议造成的一个后果，但这件事没有闹大，甚至在最高领导层中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6月11日，基辛格和我对要在最高级会谈期间签署的所有文件都认真检查了一遍，并继续精心推敲着联合公报的文字。会谈结束时，基辛格“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尼克松因勃列日涅夫拒绝访问圣克利门蒂而受到了深深地伤害。我深信圣克利门蒂是一个举行非正式会谈的好地方，因此打电报给莫斯科，建议勃列日涅夫重新考虑。
第二天，勃列日涅夫通知尼克松，他已经决定“不顾医生的劝告”，访问加利福尼亚。午夜时分，尼克松亲自打电话，请我转达他对勃列日涅夫的谢意。他之所以邀请勃列日涅夫住到他家里，原因是他认为勃列日涅夫在他家做客将有助于他们之间建立起比较密切的私人关系；他相信他们两人在一起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这根本不是自我标榜或自以为是，”尼克松接着说道，“这是一个历史的现实。我在加利福尼亚的住宅被称作“卡萨·帕西菲科”，它在西班牙语中是“和平之屋”的意思。这是一个古老而又非常普通的名字，但现在它却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尼克松有时喜欢夸大其辞。
所有的协议草案事先已经准备完毕，就等着勃列日涅夫在访问期间签署了。因此，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即将举行的会谈不会涉及任何谈判问题或拟订协议的问题，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就广泛的问题自由交换意见。
勃列日涅夫在美国
6月18日，在包括葛罗米柯在内的一批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勃列日涅夫乘专机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他们受到国务卿罗杰斯的迎接。我陪同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乘直升飞机飞往戴维营，他们将在那里过夜。勃列日涅夫很喜欢这个带有乡村气息的地方（它使他想起了他的狩猎小屋），他立即通过特意为他安装的无线电话把他的良好印象告诉了政治局其他委员。
第二天，他飞到华盛顿，与尼克松举行会谈。我现在仍然记得6月19日举行的那次欢迎仪式。白宫南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勃列日涅夫和美国总统站在一张特制的讲台上。对勃列日涅夫而言，这是他最辉煌的时刻。在苏联的核力量、导弹以及核弹头与美国——有的国家中最为强大的——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还有什么能比和美国总统平等地站在一起更了不起呢？甚至连灿烂的阳光似乎也在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
庄严的仪式，乐队演奏两国国歌，仪仗队，全世界都看到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和美国总统并肩站在一起——对苏联领导层来说，这一切都意味着国际社会已经最大限度地承认了它的力量和影响。我必须承认，对于我们这些陪同勃列日涅夫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自豪的时刻。与这一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尼克松——西方最强大国家的总统——的影响和权力正在下降。电视转播的水门事件听证会正在进行当中，尽管在勃列日涅夫访问期间听证会暂停了一个星期。
这次访问导致了两个重要协议的产生，一个是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另一个则勾划了限制战略武器的“基本原则”。在其他方面还达成了一些协议，例如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进行科学和技术合作；在农业、运输业、海洋研究方面进行合作；关税协定，等等。在勃列日涅夫——他想使缓和听上去象是一项不可逆转的政策的坚持下，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促进苏美友谊是世界和平的一个永久性因素。联合公报还包括双方就定期举行最高级会谈达成了一致意见；勃列日涅夫邀请尼克松在1974年访问苏联，尼克松接受了这一邀请等内容。
这次最高级会谈还有助于其他一些问题的解决。在这次最高级会谈结束后的第二个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和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终于同意10月30日在维也纳就相互削减各自在欧洲的武装力量开始进行谈判。35名外交部长开始为召开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做准备工作，这次会议于9月18日在日内瓦开幕。这样，由于双方都做出了让步，苏联和它的盟国实现了它们一直在追求的召开一次欧洲会议的目的，而美国和它的盟国也实现了就削减中欧驻军展开谈判的目的。
苏联领导层把著名的防止核战争协议看成是勃列日涅夫访美的主要成就，所以苏联新闻媒介为之大声喝彩。然而，美国对此项协议持批评意见的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把这项协议看成是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基本军事战略——以核反击来保卫西欧，使之免遭常规力量的打击——的一种威胁。基辛格写道，他认为是苏联为建立苏美共同管治的格局而进行的一种尝试，其目的是支持苏联可能发动的对中国的进攻。然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即使做梦也不会想到这种事。
我们的基本政治思想理论决定了我们只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实行和平共处，而不会同它进行共同统治。克里姆林宫公开地愤怒谴责“有关超级大国共同统治的谎言”。对莫斯科而言，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是在缓和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或者正如美国作家雷蒙德·加特霍夫正确指出的那样，是朝着用某种办法控制危机和在危机出现便缓和紧张局势，从而防止危机发生迈进了一步。但它也仅仅是迈进了一步，因为这项协议从未形成制度。就中国问题而言，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天真到要同华盛顿结盟反对北京的地步，因为它知道华盛顿根本不愿意这样做，它的同情心无论如何也在中国一边。许多年过后，基辛格向我承认他曾经错误地把他的认识建立在苏联必定会对中国发动一场进攻的基础之上。
在回忆录中，基辛格自豪地描述了在勃列日涅夫访美期间，他如何想方设法阻止了莫斯科设想的“核共管”策略，最终说服勃列日涅夫同意将他最初定的目标打个折扣后写到防止核战争协议中。但是，基辛格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就是苏联的原定目标是相互保证不首先十月核武器。因此，基辛格没有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政府以及他这位国务卿反对不使用核武器（说这种话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而是在措词上巧妙地兜了个圈子，说他和尼克松反对与苏联进行“核共管”。说得婉转些，这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只要稍稍回顾一下防止核战争协议的历史过程就可以弄清楚事实真相。
从60年代开始，苏联在不同的场合就不断提出共同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建议。美国和它的盟国渴望保持对常规进攻的核威慑，因此它们一再反对苏联提出的这个建议。勃列日涅夫在和基辛格谈话时以及在同尼克松首次举行最高级会谈时都要求继续讨论这一问题，但尼克松对此问题完全持回避态度，尽管他同意通过基辛格—多勃雷宁渠道对一项不承担任何义务的草案进行讨论。但我们的美国同伴一直在进行拖延，我明显感觉到基辛格就是这样做的。
事实证明，在为华盛顿最高级会谈做准备时，这个问题是最困难的。美国人最后决定同意达成一项协议，但他们极力想把重点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转移到不使用武力这样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上去。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我们达成了一项妥协：协议中将不包括有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共同保证——这是莫斯科最初想得到的——但承认我们的军事均势，并且宣布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实现政治目的都是不恰当的。这项协议的真正意义在于它阐述了我们的基本政策，这就是在出现危机或危机已迫在眉睫的时候，通过紧急磋商来缓解政治紧张局势，从而避免出现对抗或胃战争的风险。总的看来，这项协议是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个进步。但是，由于双方都不愿承担危机出现时进行磋商的义务，因此这份文件含义不清，而且不具备约束力。
当然，这项协议以及1972年最高级会谈中达成的关于苏美关系基本原则的声明存在的主要缺点是，这两份文件都没有包含能将这些原则付诸实施的有效措施。这一缺陷很快便清楚地显露出来，在此后不到6个月爆发的阿以战争期间，由于缺少相互信任和明确的承诺，共同磋商的主张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然而，人们很容易低估这项协议对国际环境和苏美关系产生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影响。在联合公报中，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宣称这项协议标志着双边关系中的一个历史性转折。在我国外交部分发给苏联驻外使节的一份秘密总结报告中，勃列日涅夫的访问被描绘成摆脱核战争威胁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有关勃列日涅夫访美组织工作的一些细节是很独特的。勃列日涅夫曾亲自指示苏联特工部门，他的这次访问要按照下达要求进行安排，即他在美国人面前决不能显出低于美国总统的样子。这一指示有时导致了一些奇特现象的出现。首先，为勃列日涅夫提供的电话服务要同尼克松的完全相同。除了当地的专线电话外，他还要通过由苏联接线员操纵的一个苏联专线网络同苏联代表团成员可能出现的华盛顿市的任何一个地方取得联系。此外,他还可以同莫斯科进行直接、即时的联系，这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美国人察觉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心理，因此他们甚至允许我们将我们的某些内部通话设备安装在白宫，以备勃列日涅夫在访美期间感到需要进行紧急磋商时使用。（可以料到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勃列日涅夫对苏联技术进步的这些成果能在他旅行时陪伴着他感到特别高兴，并开始同在华盛顿的苏联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同在莫斯科的妻子以及同莫斯科领导层中的朋友们的家里进行通话，告诉他们他刚一到达戴维营就对美国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在华盛顿期间，他住在白宫对面首屈一指的政府宾馆——布莱尔饭店——里，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出于安全考虑，美国首都的主要街道之一，宾夕法尼亚大街靠近白宫一段的交通被切断了，这样勃列日涅夫就可以步行穿越这条大街。在美国首都的历史上，关闭这条中央大街这还是头一次。
在戴维营，尼克松送给勃列日涅夫一辆最新型的林肯牌大陆型小汽车，因为他知道勃列日涅夫热衷于搜集外国小汽车（勃列日涅夫事先已通过秘密渠道明确暗示了这一点）。勃列日涅夫非常喜爱他得到这件新礼物，并且迫不及待地立即试车，想给尼克松展示一下他的驾驶技术（我给他们充当翻译）。总书记是一位驾车高手，但他不熟悉林肯车和它强劲的发动机功率。我提醒他注意这一点，但他早已跃跃欲试了。他一上来即用脚猛踩离合器。汽车猛地窜了出去。公路上出现了一个急转弯，勃列日涅夫不得不急踩刹车，他和尼克松（总统坐在前座上，我坐在后排）差点把头撞在挡风玻璃上。戴维营弯弯曲曲的公路显然不适合赛车，通常只有一些小型电瓶车在这里行驶。尼克松尽管受了惊吓，但他还是尽力敷衍着说：“总书记先生，你开得真不错。”勃列日涅夫竟然把这话当真了。在送给勃列日涅夫的礼品中还有一只用斯托本玻璃[11]做的鹰，勃列日涅夫根本不了解美国传统的象征物，也不知道这件玩具的制作人是一位名家，因此他很奇怪为什么尼克松会把这么一样东西送给他。“我不需要这件东西，”他对我说，“你拿走吧。”我说这真是太好了，但告诉他这是件非常昂贵的礼物。它值多少钱？3.5万美元，
我说。“真的？”他十分惊讶地说道，“把它还给我。”
在正式的礼节性活动中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紧接着欢迎苏联领导人的官方宴会举行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这次盛大集会被安排得非常得体，无懈可击，尤其是考虑到白宫完全是破天荒第一次举办这一性质特殊的活动，而且冷战此时仍未结束。我仍然记得仪式主持人大声宣布勃列日涅夫进入会场，请所有的人起立时的庄严情景：“女士们先生们！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到。”在白宫听到这样的宣告在历史上肯定是第一次。勃列日涅夫和他的随从们以及其他在场的人都认识到这是非同寻常的。根本没有人能够想到，20年之后苏联将不再有这样一个政党，在美国人看来，这个党长期以来——即便在那一时刻也是如此——一直是一个邪恶帝国的象征。
勃列日涅夫在使馆为尼克松举行了一个答谢宴会。为了充分显示俄罗斯的烹饪，所有的食品都是用专机从莫斯科运来的。餐桌上摆着伏特加酒和高加索葡萄酒，宴会是在使馆的金色大厅里举行的，气氛轻松而友好。参加宴会的大约有100位来宾，包括总统和他的夫人。此时仍未结婚的基辛格领着一位刚露头角的年轻女演员前来赴宴。他请求不要按照外交礼节让她坐在他的身边，以免使她感到窘迫。他的请求得到了满足。顺便说一下，尼克松非常了解这一习惯，早在1971年，霍尔德曼就交给礼宾官员一份内容诙谐的备忘录，上面写着基辛格“在国宴上不必和那位最美丽的女士坐在一起”。
勃列日涅夫对宴会很满意，他希望“看看大使和大使夫人住的地方”。我们上了三楼来到我们的住室。品尝过美味佳肴后舒舒服服地坐下聊天使勃列日涅夫显得极为风趣幽默，他开始询问起我们在华盛顿的生活情况。生动活泼的谈话被那位特工头头给打断了，他点点头，示意我跟他出去。勃列日涅夫注意到了他的动作，厉声说道：“你不必和他说悄悄话。我们彼此非常熟悉。过来给我们讲讲是怎么回事。”
这位特工官员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刚刚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说大使馆被安放了一颗炸弹。他建议勃列日涅夫立即返回布莱尔饭店。我也力劝总书记不要冒险。
“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勃列日涅夫问道。我妻子说这种电话已司空见惯，我们一般是该干什么就还干什么，因为我们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勃列日涅夫宣称他“也不想惊慌失措”，尽管大家都努力劝说他离开这里，但他又呆了半个小时，直到午夜时分才走。结果一切都很正常，尽管我因感到责任重大而忐忑不安。
勃列日涅夫访美的另一个不寻常阶段是乘总统专机和尼克松一道去他在加利福尼亚圣克利门蒂的私人寓所做客。到达当地机场后，电话把戏又上演了一次。由于没有安排正式仪式，所以只有很少一些人到机场迎接，其中绝大部分是特工和陪同人员。但是，在附近的桌子上架设着一部我们的保密电话；以备总书记临时需要同莫斯科紧急通话时使用。苏方坚持要求安装这部电话纯粹是为了面子，而不是为了工作。勃列日涅夫没有使用它。
在这里我还应该再补充几句。在即将回国之前，勃列日涅夫慷慨地提出让我保留使馆和莫斯科之间通过卫星直拨的电话线路，尽管这样做开支极大。我对他表示感谢，但表示不能接受他的建议，因为保留这条线路以及为管理这条线路而额外增加人员的费用十分庞大。此外，我说，我们和莫斯科之间现在已经有了不间断的电讯联系。其实我拒绝保留这条线路的真正原因非常简单：我已经受够了在勃列日涅夫抵达前一个星期安装的那部电话给我带来的麻烦了。在最高级会谈举行之前的整整一个星期里我简直就没法睡觉。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很愿意试试这条新线路，常常是随便找个什么借口，或者干脆不要什么借口就从莫斯科给我打电话，问些个诸如“华盛顿的天气怎么样呀”之类的问题。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有8个小时的时差，所以电话打到华盛顿时往往是半夜。我逐渐讨厌起这部电话，并且拒绝保留它。至于勃列日涅夫，他以为我是想为国家节省资金，因此对我的想法表示赞赏。
在克利门蒂，勃列日涅夫和总统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我们是6月22日晚上到达那里的。由于从华盛顿到这里飞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在6点钟左右和总统简短地寒暄几句后，勃列日涅夫即决定早早休息了。但过了两个小时之后他仍然无法入睡。于是他走到院子里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我碰巧也在院子里（我方的其他人员都回各自的住所休息了）。勃列日涅夫开始对我讲他是如何喜欢尼克松这幢西班牙风格的房子。正在这时，尼克松突然出现在院子里。他是孤身一人，所以我不得不给他们当翻译。简单地讨论了一下卡萨·帕西菲科的建筑之后，尼克松邀请勃列日涅夫进了他的房间，并且给他端来了茶、葡萄酒和威士忌。列昂尼德·伊里奇喜欢喝纯威士忌酒——他不愿“兑上水把它糟蹋了”——不一会儿他就醉醺醺的了。谈话的内容也从讨论国际问题变成了感情的宣泄。勃列日涅夫抱怨说当总书记真不容易。他不得不倾听政治局其他成员所说的“各种各样的蠢话”，而且还得重视他们的意见他的某些同事，他主动说道，正试图削弱他的权力，所以他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他还说出了这些人的名字。
尼克松听着勃列日涅夫的表白明显感到不安，尽管他对此显然很感兴趣。这种情景自然令我极为尴尬。事实上，这是我在从事外交工作的全部岁月里所遇到的最不寻常的情况。勃列日涅夫还特别批评了柯西金和波德哥尔内。我极一切努力避免将克里姆林宫幕后关系中最敏感的细节翻译过去，这里面有些事甚至连我都不知道。
我终于想办法把喝醉了的勃列日涅夫扶进了他的房间，幸运的是他的房间就在旁边。尼克松也过来帮了一把。第二天，勃列日涅夫问我：“阿纳托利，昨天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我告诉他是说得太多了，但我注意没有把所有的话都翻译过去。“做得对，”他说，“该死的威士忌，我不习惯喝这种酒。我不知道我喝不了那么多。”
那天夜里还发生了另外一件极不寻常的事。凌晨2点左右，勃列日涅夫的警卫站在院子里正对着尼克松卧室的地方监视着勃列日涅夫房间周围的动静。就在这时，他看见总统住处的房门开了，他的夫人帕特穿着一件长睡衣走了出来，她的手直直地向前伸着，眼睛盯着远处，显然是发疮症的样子。她走到我们的警卫身边停了下来，什么也没说。这名警卫想让尼克松夫人转回去，但她拒不移动，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稍稍犹豫了一下之后，那名苏联警卫——克格勃官员——架着尼克松夫人的胳膊把她送回了她刚刚走出来的那个房间，那是她的卧室。他刚把她放倒在床上，特工人员就到了。他们挥挥手，微笑着对我们的人说：“好，好，谢谢。”他们对这一切显然并不感到惊讶。我们的警卫离开了，他很奇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上级告诉他不许将此事张扬出去。
第二天，也就是6月23日，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于中午举行了一次告别会谈。应勃列日涅夫的提议，会谈主要讨论的是中国问题。苏联领导层非常担心美国和中国的合作会发展到出售军事装备这样的程度，因此想阻止这种合作。勃列日涅夫强有力地、固执地并且情绪激动地告诫美国人不要和北京缔结任何军事协定。尼克松向他保证这种复杂的关系决不是针对苏联的。但勃列日涅夫仍抱怨中国“背信弃义地试图挑动苏美之间发生冲突”。他要求得到更为有力的保证。尼克松再次向他做出保证，但言辞极为小心谨慎，这就使莫斯科依然弄不清美国将来究竟会奉行什么样的方针。
下午4时，为了表达对勃列日涅夫的敬意，尼克松在游泳池边举行了一次招待会，邀请好莱坞和加利福尼亚的一些名流——其中包括未来的总统罗纳德·里根——出席。但是喜欢美国西部电影的勃列日涅夫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那些牛仔明星身上，很少注意出席招待会的其他一些演员，这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他特别喜欢查克·康纳斯[12]，此人送给他一条牛仔腰带，上面还别着两杆枪。（后来勃列日涅夫常常向他的同事们炫耀这两支手枪。在从美国飞回莫斯科途中，他系着那条武装带，像个牛仔一样熟练地玩弄着手枪，模仿电影上的牛仔逗他的工作人员开心。）
招待会结束后，尼克松设晚宴招待少数几位重要人物，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基辛格、罗杰斯、葛罗米柯和我。葛罗米柯和基辛格白天已经就中东问题单独举行了一次毫无成效的讨论。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要离开圣克利门蒂，所以晚餐之后，勃列日涅夫突然决定亲自和尼克松讨论这一问题。经过仓促而又令人窘迫的临时布置，会谈于夜里11时左右在尼克松的书房里举行，参加会谈的有基辛格、葛罗米柯和我。会谈进行了好几个小时，一直持续到深夜。勃列日涅夫中午睡了一个小时，因此精神很好。相比之下，按习惯此时已上床就寝的尼克松却显得迟钝而又疲倦，会谈结束前一直把头倚在枕头上。再者说他对这一问题也不感兴趣。显然不可能在这里就中东问题达成一项解决办法。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一点，只有勃列日涅夫例外。他显然认为他是在捍卫一项正义的事业，他的雄辩能够说服尼克松。恰恰相反，他的坚持己见给人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即苏联领导层急于同尼克松就中东问题达成一项秘密协议，这引起了总统的警觉。实际上勃列日涅夫在打着解决中东问题的如意算盘：美国和苏联联合采取外交手段，按照阿拉伯国家所提的条件实现和平，其基础是以色列全部撤军，以此换取对它的安全保证——这一点没有公开说出来。尼克松对此是断然不会接受的。
我们大约是在凌晨两三点钟分手的，像通常遇到这类情况时一样，临走时提出将这一问题留给部长级会谈做进一步的讨论。
但是，在勃列日涅夫就中东问题提出的建议中，有一个新的重要因素本应该引起尼克松的重视。根据我的观察，无论是尼克松还是基辛格显然都对整个谈话感到厌倦，没有认真地加以对待。这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局曾特意指示勃列日涅夫让总统注意爆发新的阿以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苏联发现越来越难以控制它的阿拉伯盟国。在莫斯科看来，这种情况可以使美苏两国进一步密切合作，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防止这场战争的爆发。勃列日涅夫确实不厌其烦地对尼克松讲了这一情况，尽管其方式极为冒失和笨拙，因此很难使尼克松总统相信有必要在这个敏感而又极易爆发危机的地区加强合作。根据其回忆录判断，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勃列日涅夫只是想利用战争的威胁来强迫他们答应苏方在谈判期间提出的策略目标。事实证明他们错了。一场新的阿以战争于10月份爆发了。
这场深夜会谈结束后，葛罗米柯和我把勃列日涅夫送回他的房间。当我们进门时，勃列日涅夫猛然想起政治局指示他同尼克松商定一项购买几百吨谷物的协议。由于按计划将不再举行会谈，而且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要离开，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讨论购买粮食的交易，因为尼克松留在了他自己的房间里。
葛罗米柯立刻建议我去找基辛格。基辛格被分配住在一幢单独的别墅里，此刻他已经去那里休息了。葛罗米柯向勃列日涅夫保证，即使是深夜，基辛格也能想办法同尼克松取得联系，并让他同意出售这批粮食。
我向葛罗米柯指出，基辛格可能已经上床就寝，我如果闯进去那可能太尴尬了。但勃列日涅夫欣然支持葛罗米柯的意见。他说我可以说是在转达总书记个人的请求，“亨利肯定能够理解我们并提供帮助”。勃列日涅夫不想在没有贯彻政治局指示的情况下离开这里。他相信我和基辛格能找到共同语言。
说得婉转些，当我走进基辛格的别墅时，他感到非常惊讶。他说在这个时候叫醒总统是绝对不行的。但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他当然不能一下子就回绝勃列日涅夫的请求。对了，他说，他们还有可供出售的粮食，总统极有可能同意把这些粮食卖给苏联。
基辛格建议采取如下的办法：他一大早就将把这件事报告给总统，他希望能够得到总统的批准。但如果总统不同意，基辛格将立即给我打电话，让我向勃列日涅夫做出解释。幸运的是，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不必向勃列日涅夫做任何解释。早晨，基辛格通知我总统已原则上批准了这笔粮食交易，勃列日涅夫为此向尼克松表示感谢。
6月24日一清早，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住宅的草坪上相互道别。接着，他们乘一架直升机飞到离此地不远的一所海军陆战队空军基地。两个人的情绪都很不错。勃列日涅夫真诚地感谢尼克松的热情款待，并邀请总统来年访问苏联。
最高级会谈的影响
勃列日涅夫访美有助于加快因尼克松首先访问莫斯科而起动的改善苏美关系的进程。我现在仍然认为两位领导人真诚地希望两国关系能获得长期稳定，并能进一步进行合作。他们的私人关系也在加强。他们交换了一系列信件。8月中旬，基辛格告诉我尼克松曾对他说过，在如此信任的基础上交换意见即使与美国的某些盟国也是难以想象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可以说是一种外交成就，但我认为，当水门事件加剧了尼克松的政治和人身孤立的时候，两位领导的个人关系却越来越密切了。几个月之后，我从我本人同尼克松进行的谈话中得到了这一印象。
当然，两国政府都会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机会获得战略上的好处。缓和进程不仅改善了苏美关系，而且通过缓和全球外交，对所有大国都产生了影响。
勃列日涅夫的这次访问没过多久就再次引起这个新的三角世界中的另一极的怀疑。此次访问结束后不久，中国大使即紧急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件交给呆在圣克利门蒂的尼克松（与总统呆在一起的基辛格于7月6日打电话将信的内容告诉了我）。这封信抱怨说，中国领导层抱怨说，美国签署防止核战争协议是亲苏行为。这封信还抨击这项协议是“两个大国朝世界霸权”迈出的一步，并且告诫美国“苏联的话是不可相信的”。这位大使一边挥舞着大棒，一边又拿起了一根胡萝卜——周恩来邀请基辛格在8月上旬访问北京。
后来，在商量基辛格再次访问北京的有关事宜时，中国人向他暗示，他们准备同美国达成一项类似的协议。总统的脑子里仍然记着与勃列日涅夫就这一问题所进行的热烈讨论，因此对这一暗示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至少基辛格是这样对我说的。这场地缘政治三角关系游戏仍在继续。
两国关系的改善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7月17日，我通知基辛格，莫斯科准备讨论限制分导式多弹头导弹问题。华盛顿自从获悉我们成功地试验了我们自己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之后便开始寻求与我们就限制这种导弹进行讨论。基辛格对此表示满意，但他指出核查可能是主要的难题。这使我不由得注意到了军备控制这个历史的讽刺：随着每一方取得的技术上的进步，我们各自的立场也将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1967年是反弹道导弹系统，现在则是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当双方都拥有这种武器时，它就会打破战略平衡。只是到了这种时候，莫斯科和华盛顿才开始着手寻求妥协。基辛格和我通过秘密渠道积极参与了达成妥协方案的活动。
7月底，基辛格根据尼克松的指示提出了水门事件这一问题。基辛格说，尼克松“决不会”（他把这个词重复了两遍）辞职，莫斯科不应相信这类猜测，包括有关弹劾的猜测。他说，总统决心干满他的任期，继续积极从事他的各种工作，特别是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与此同时，他还期望着参加下一年在莫斯科举行的最高级会谈。
基辛格最后说，由于同苏联领导层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所以尼克松把勃列日涅夫看成是唯一一位有必要以如此坦率和充满信任的方式向其澄清这一纯属美国内部问题的外国领导人。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极为友善的表示：它非但没有表现尼克松的地位有多么巩固，反而承认他越来越意识到国内压力的沉重，与此同时，他急切地向勃列日涅夫（和他本人）重申，他决心继续坚持他制定的苏美关系方针。苏联政府开始认识到他遇上了严重的麻烦，但仍认为他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巩固两国关系的进程将会继续下去。但是，在美国国会、法庭和新闻媒介中发生的某些事情以及世界某些地区发生的一些争端将表明，我们想使缓和成为不可逆趋势的希望很快就会灰飞烟灭。
[1]查尔斯·阿尔伯特·瓦尼克（CharlesAlbertVanik，1913年4月7日——2007年8月30日），1938—1939年任克利夫兰市议会议员。1940—1942年任俄亥俄州参议院议员。1942—1946年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1946—1954年任克利夫兰市法官。1955—1981年任众议院议员。1982年作为副州长候选人参加俄亥俄州州长选举，竞选失败后退出政坛。
[2]梅厄·大卫·哈科恩·卡亨（MeirDavidHaKohenKahane，1932年8月1日——1990年11月5日），美国犹太裔正统犹太教拉比。出身于一个正统犹太教徒家庭。年少时即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抗议英国限制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地区。1947年因向英国外交大臣厄内斯特·贝文投掷西红柿而被捕。1958年起担任拉比，不久担任联邦调查局顾问。60年代初公开鼓吹反共主义，支持越南战争。1968年组建犹太人防御联盟，鼓吹政治极端主义。1971年移居以色列，同年因密谋制造炸药被判处五年缓刑。1975年因密谋绑架苏联外交官及轰炸伊拉克驻华盛顿大使馆而被捕并被判处一年监禁。1984—1988年任以色列议会议员。1988年被禁止参加议会选举。1990年在纽约被一名美籍阿拉伯人刺杀身亡。
[3]小休·多格特·斯科特（HughDoggettScottJr.，1900年11月11日——1994年7月21日），1922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并开始担任律师。1926年加入共和党。1926—1941年任费城助理检察官。1938—1940年任地方法官制度改革委员会委员。1940年入伍，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参与占领日本。1941—1945年、1947—1959年任众议院议员。1948—1949年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52年担任艾森豪威尔竞选总部主席。1959—1977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69年任共和党党鞭，1969—1977年任共和党会议领袖兼共和党领袖。1974年劝说尼克松辞职。1977年退休。
[4]乔治·大卫·艾肯（GeorgeDavidAiken，1892年8月20日——1984年11月19日），出身于园丁家庭。1931—1935年任佛蒙特州众议院议员。1933—1935年任佛蒙特州众议院议长。1935—1937年任佛蒙特州副州长。1937—1941年任佛蒙特州州长。1941—1975年任参议院议员。1950年公开反对麦卡锡主义。1975年退休。
[5]亚伯拉罕·亚历山大·里比科夫（AbrahamAlexanderRibicoff，1910年4月9日——1998年2月22日），出身于一个德裔犹太人家庭。1933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同年开始担任律师。1938—1942年任康涅狄格州众议院议员。1941—1943年、1945—1947年任哈特福德警察法院法官。1949—1953年任众议院议员。1955—1961年任康涅狄格州州长。1961—1962年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1963—1981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74—1981年任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1981年退休。
[6]埃利奥特·李·理查森（ElliotLeeRichardson，1920年7月20日——1999年12月31日），出身于医生家庭。1942年作为军医入伍，参加了诺曼底战役。1945年退役。1947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1959—1961年任马萨诸塞州律师。1965—1967年任马萨诸塞州副州长。1967—1969年任马萨诸塞州总检察长。1969—1970年任副国务卿。1970—1973年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1973年历任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同年因拒绝解雇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而辞职。1975—1976年任驻英国大使。1976—1977年任商务部长。1977—1980年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无任所大使。此后继续从事律师工作。1988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99年去世。
[7]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GeorgePeterson，1926年6月5日——2018年3月20日），美国投资银行家。1947年毕业于凯洛格学院，随后开始经商。1972—1973年任商业部长，1973年兼任全国生产力委员会主席兼美苏商业委员会主席。1973—1984年任雷曼兄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1985—2007年任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2000—2004年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2007年退休。
[8]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HelmutSonnenfeldt，1926年9月13日——2012年11月18日），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绰号“基辛格的基辛格”。出身于德国一个犹太人家庭。1944—1945年期间服役，参与占领菲律宾和德国。1952年进入国务院工作。1963—1969年任国务院苏联和东欧研究办公厅主任。1969—1974年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职员。1974—1977年任国务院参事。1978年起在布鲁金斯学会工作。2012年去世。
[9]小威廉·富兰克林·格雷厄姆（WilliamFranklinGrahamJr.，1918年11月7日——2018年2月21日），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牧师。
[10]约翰·丹尼尔·埃利希曼（JohnDanielEhrlichman，1925年3月20日——1999年2月14日），1943—1945年期间服役于陆军航空队。1951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随后开始担任律师。1960年起为尼克松服务。1969年任白宫法律顾问。1969—1973年任白宫内政顾问，参与策划了水门事件。1973年被迫辞职。1975年被捕并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获释后其律师资格也被吊销。此后从事写作。1999年去世。
[11]斯托本是纽约州的一个县，以出产精致的玻璃器皿着称。——译者
[12]凯文·约瑟夫·阿洛伊修斯·“查克”·康诺斯（KevinJosephAloysius"Chuck"Connors，1921年4月10日——1992年11月10日），美国演员、作家、职业篮球和棒球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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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最高级会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十五章最高级会谈
↘基辛格和我开始为最高级会谈做准备
↘三角外交
↘越南和最高级会谈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
↘置身于缓和的气氛中
↘莫斯科、华盛顿以及越南战争的结束
基辛格和我开始为最高级会谈做准备
1972年1月17日，勃列日涅夫在写给尼克松的一封信中建议我们开始着手为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准备议事日程。勃列日涅夫说，最紧迫的问题是柏林问题、欧洲安全问题、越南问题、中东问题、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以及我们两国间的经济关系问题——这真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议程表。
越南问题占有特殊的地位。尼克松和基辛格从第一次与我们进行会谈时就开始强调它的重要性。但是，实际对话却进展缓慢。双方都有结束战争的愿望，然而，各自可以接受的条件却完全不同。最为重要的是，它们把解决问题的着眼点全都集中在准备让河内做些什么上了。不过，华盛顿和莫斯科在这场战争期间始终保持着联系。双方并不指望在最高级会谈期间讨论越南战争问题时能取得什么成果，但它们仍然想继续对话。尼克松一直希望尽可能使莫斯科成为华盛顿和河内之间的调停者。然而，当他宣布10月份将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时，他仍特意命令增加对北越的轰炸，因为他害怕右翼分子指责他与共产党人妥协。北越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突然中止了对话。1月份，尼克松要我给勃列日涅夫带个口信，请他转告河内，美国政府准备恢复对话。
国务院和罗杰斯国务卿一心期待着参加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为此，罗杰斯打算与我举行几次会谈。
这一情况促使基辛格于2月初与我会谈，讨论一个他称之为“非常敏感的问题”。我对此颇感兴趣。他说他想极为秘密地告诉我，国务卿对苏美关系，特别是苏联大使和白宫之间交换意见的情况到底了解到什么程度，因为国务卿“知道得很少”。他要我在同罗杰斯交谈时记住这一点，避免谈那些他并不知道的事情。即使是勃列日涅夫写给尼克松的私人信件，在给罗杰斯看之前也要做剪辑，所有涉及秘密渠道的语句都要被删掉。有些信压根就不给他看，其中包括一些涉及最高级会谈议事日程这一敏感问题的信件，这些问题只是在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的私人通信中讨论过。另一方面，最高级会谈中所有双边问题的准备工作均由国务院和罗杰斯完成。
这真令我惊讶不已。在我的外交生涯中，这种事还是头一次遇到——总统的助手暗地里告诉一位外国大使有关我们与总统进行联系的秘密情报，总统的国务卿了解哪些，不了解哪些。当我第二天与罗杰斯谈话时，显然他确实不知道我同基辛格秘密会谈的事。（在1972年一年中，我们共进行了130余次会晤。）显然，白宫将会对一切与最高级会谈有关的重要问题保守秘密，不让国务院介入其中。有了这种非同寻常的约定，面对罗杰斯，我感到很不自在。这种做法对尼克松的外交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我不得而知。然而，尼克松宁愿最大限度地严守秘密，而且特别担心把它泄漏给新闻界和国会。
此外，尼克松传统的反共态度也是一个问题。它导致了政府官员敌对情绪的爆发，白宫对此是否采取了纵容的态度，我们从不知道，但总统肯定没有加以制止。
2月底，勃列日涅夫致信尼克松，对美国在对苏关系中采取“双重标准”表示出一定的不满。信中指出，当“热烈的、富于建设性的对话”正在通过秘密渠道进行着的时候，尼克松政府中的某些成员，例如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1]，却在哇啦哇啦地发表反苏言论。“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勃列日涅夫问道，“当然啦，认识水平不一样是没法打交道的。提出那种要求是不切实际的，是不现实的。应该对这个重要的问题有一个一致的认识。”
当我把这封信转交给基辛格时，我对他做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基辛格没有就此进行争辩，但他强调我们只应该相信总统本人所说的话。一个星期后，基辛格向我转达了尼克松对勃列日涅夫来信所做的充满调和色彩的答复，并保证今后将小心行事。
三角外交
尼克松访华无疑是总统和基辛格的个人外交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它表明包括美国、苏联和中国在内的三角外交战略模式正式形成。这种战略模式的首次显示是中国于1970年4月邀请一支美国乒乓球队前往中国进行比赛。接待基辛格访华的协议是在1971年5月秘密签订的，7月份宣布了尼克松准备访华。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2月21日至28日访问了中国。不用说，尼克松访华并不能“改变世界”，尽管他在北京的欢迎宴会上以其特有的夸张语言讲了这番话。他的访问也不能使美中之间的外交关系完全正常化（双方直到1973年才互派外交使团，1979年才相互正式承认）。
然而，尼克松访华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对华盛顿和莫斯科的交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们不再把自己当成是激烈竞争中的天平两端仅有的两只有分量的祛码。第三股力量已经加入到均势之中。它不仅对另外两股力量发出了挑战，而且为它们实施更为灵活的外交策略提供了机会。中国当然也非常愿意参加这场游戏。尼克松访华回来后私下里对国会领导人说，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受两种因素的驱动：第一，他们急于使中国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第二，他们同苏联的关系不太好。
陪同总统访问中国回来后，基辛格向我承认他们没能就越南问题与中国人取得一致的意见。尼克松总统清楚地表明，如果北越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谅解态度，那么河内基本上能够得到它在这两三年中一直想得到的东西。尼克松暗示有可能像河内所寻求的那样对南越政治结构进行某种变革，当然这不能以损害美国的威望为前提。他告诫中国人，尽管河内在军事上尽了一切努力，但它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即使北越人无限期延长这场战争也罢。历史证明尼克松错了。在美国人民越来越反对这场战争的巨大压力下，最终他被迫首先做出了让步。
尼克松从中国回来以后，基辛格安排我们到白宫赴宴。来到白宫后，我惊喜地发现：总统本人和我们一起参加了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他首先说道，在今后两个月中，他的主要政治活动是为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做准备，他希望这次会谈能够获得成功。他强调指出，他很高兴能与勃列日涅夫坦率地交换意见，并且说同他与中国人进行的会谈相比，他在莫斯科的会谈将无须从最初级的水平起步，而且可以立即讨论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苏美关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我请尼克松谈谈他对最高级会谈的想法。总统答应了，随后指着坐在他身边一直没有说话的基辛格说：“这该由我完全信任的亨利来说。不管他说什么都直接代表着我的意见。在政府中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权代表我讲话。这是真的，比尔·罗杰斯是我的老朋友，而且拥有一名国务卿所必须拥有的一切必要的权力。但是，他同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联系在一起。他的官员无法控制，也不能严格地保守秘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通过基辛格做这种事情的原因。”
尼克松说，有两个非常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要同苏联领导人进行讨论，这就是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和中东问题。美国将通过基辛格就第二个问题大胆地发表意见。但是，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将是衡量我们两国今后关系的标准，特别是美国舆论判断两国关系的标准。如果我们能够就此问题达成协议，那么它将被看作是一个良好的象征，它表明我们两国的关系已经建立在一个新的、更加稳固的基础之上。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协议，人们将把最高级会谈看成是一个大失败，其原因主要在于我们只能就第二个重要问题，即中东问题达成一个初步的秘密协议，因为如果公开在美国讨论这个问题，那就太容易造成人们情绪上的波动。我同意他的看法。
现在是做出政治决定的时候了，尼克松继续说道。他准备在战略武器问题上建立起均势关系，虽然这一想法不太容易让美国一些有影响的组织所接受。所以，他说：“让我们在不损害我们两国的防御利益的情况下从政治立场出发看待形势的发展。”他希望立即达成一项根本性的协议，以免双方决定进一步建立新的战略体系，这种体系能够决定70年代剩余几年中的军备竞赛规模。
与尼克松总统进行的会谈给莫斯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特别是他准备同意与苏联建立战略均势——这是苏联领导层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勃列日涅夫写信就最高级会谈的议事日程问题做出了答复。他认为议事日程中应包括欧洲问题、西柏林问题、中东问题和越南问题。他说莫斯科已具体考虑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他写道，双方在反弹道导弹系统和陆基导弹发射装置方面的意见已经相当接近，并说苏联正在研究美国提出的冻结潜艇发射的导弹的建议。
当我把这封信交给基辛格时，他说总统越来越觉得他与苏联领导人进行的会谈将可能成为他的政治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当然，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外交辞令，但它同时表明尼克松总统越来越认识到苏美关系的重要性。好像是为了证实这一点，基辛格提出了另一个“敏感的问题”。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结束后，尼克松总统将前往伊朗，在此之后，他将应邀访问波兰。考虑到“东欧是苏联的特殊利益范围”，基辛格说，总统想事先同总书记进行私下磋商，因为他对华沙的访问将紧接着访问莫斯科之后进行。勃列日涅夫对他的旅程没有提出异议，尤其是因为在尼克松表明他已经考虑到我们的敏感心理之后。
越南和最高级会谈
4月3日，基辛格请求进行一次紧急会谈。他表现出异常不安的样子。他想代表总统向苏联领导层通报北越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跨过了非军事区，向南推进了10至15英里。基辛格说，总统将采取军事对策，他希望莫斯科不要将美国的行动视为损害苏联利益的敌对行为，同时也不希望这些军事行动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举行前夕影响到我们两国的关系。
基辛格又说，向前推进的北越军队所使用的“武器90%是苏联制造的”。北越指挥部几乎集中了它的全部正规军展开进攻。
过了几天之后，也就是在4月9日，星期天，我应邀去白官观看一部报道基辛格两次秘密访华的新闻纪录片。这些纪录片是由中国摄影记者拍摄并由周恩来作为礼物赠送给基辛格的。观看电影的还有基辛格的父母——这对恩爱夫妻特意从纽约赶来——以及基辛格本人。客人只有我夫人和我。电影是在情报室里放映的。电影播放完之后，基辛格和我进行了简短而又坦率的谈话。他再次提到越南局势的最新发展，并且暗示总统很想通过我们从河内得到“一句话”，尤其是他们是否想与基辛格举行秘密会谈，假使是这样的话，白宫在为报复北越的进攻而采取的行动中将表现出一定的克制态度。显然，总统已经不在乎我们是不是愿意充当调停人了。
那天晚上给人留下了不仅奇特而且有些荒谬的印象：一些举止高雅的人们坐在一间舒适的屋子里观看一部优美的新闻纪录片，而数千英里以外的越南丛林中正在进行着血淋淋的战斗。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战争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第二天，我们再次在白宫会面，参加签署禁止使用细菌武器条约的盛大仪式。出席仪式的有外交使团、政府官员以及新闻记者。我代表苏联签了字（我现在仍然保留着那支笔）。仪式结束后，尼克松把我拉到一旁说，他同意基辛格前一天就越南问题对我说的那一番话。他只想补充一点，即在经受这场危机的过程中，他希望我们两国政府能够自我控制，尽可能别让苏美关系受到损害。虽然总统没有明说，但我离开时已经感觉到白宫正在准备对北越发动新一轮猛烈进攻。
几天后，基辛格通知我说，鉴于越南局势严重恶化，总统认为基辛格应该对莫斯科进行一次短暂的访问，与葛罗米柯和勃列日涅夫进行会谈。随后，基辛格将从莫斯科飞往巴黎，与河内代表进行秘密会谈。这次莫斯科之行要绝对保密，甚至不能让美国使馆知道，因此，基辛格抵达莫斯科后应住在苏方提供的住所内。
尼克松政府正试图把莫斯科拉进它与越南进行的外交游戏中去。看来，莫斯科很愿意参加进去，它以为自己能够帮助解决这场冲突。4月13日，我通知基辛格我们同意接待他，并帮助完成他所肩负的秘密使命。基辛格说，如果北越人愿意的话，他很想在莫斯科会见他们（北越人表示他们更愿意在巴黎进行会谈）。他向我简要说明了美国的基本立场，但河内领导人却没让我们知道他们的立场是什么。
两天之后，基辛格代表尼克松再次约见我。他并不打算掩饰他的气愤。他没有做任何解释，而是直截了当地说到，北越人刚刚通知美国人，说他们取消了与他进行会谈的安排。与此同时，他们继续向非军事区南部地区展开军事行动，这促使总统下令对河内—海丰地区的非军事目标进行轰炸。如果河内同意于4月24日或27日举行会谈，轰炸将会停止。基辛格警告说，如果河内继续寻求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并且在把林登·约翰逊逼下台之后“试图推翻另一位总统”，美国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几天之后，河内和华盛顿匆匆忙忙地通过莫斯科就基辛格同北越人谈判的日期进行了讨论，最后，基辛格告诉我，他准备前往莫斯科讨论越南危机并为最高级会谈做准备。我将和他一道去。
4月20日，基辛格乘飞机前往莫斯科。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我于深夜时分驾驶一辆使馆的小汽车来到预先安排好的地点，那里有一辆白宫的小型客车在等候着我。这辆车将我拉到了华盛顿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基辛格也是秘密到达这里的。在飞往莫斯科途中，我们在位于英国的北大西洋组织空军基地停下来加了油。基辛格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不要走下飞机活动，如果他们看到苏联大使在他们的秘密基地走来走去的话，他们会惊慌失措的。为了严守秘密，他本人也没有下飞机。
基辛格在莫斯科会见了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由于美国的炸弹正越来越多地落在越南的土地上，与尼克松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主意此时丝毫引不起苏联领导人的兴趣，这种情况迫使尼克松表现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基辛格说，美国正在尽力克制自己，但越南“过分的侵略”行为很可能迫使美国政府采取“更为猛烈的行动”。
就最高级会谈问题本身，讨论首先集中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正如我曾经提到的那样，双方达成了一项停止建造新的导弹潜艇的协议。
按照基辛格所提出的严格保密的要求，他被安置在列宁山一座单独的小楼里，而且只让苏联工作人员为他提供服务。无论是美国使馆还是大使本人都不知道基辛格在莫斯科。直到最后一天，他才提出要同美国大使谈话。这位大使被带到政府宾馆后发现基辛格呆在那里，这不禁使他感到大为惊讶。
回到华盛顿后的第二天，基辛箱告诉我总统对他在莫斯科讨论的结果表示“非常的满意”，并希望继续缩小我们之间的分歧，确保最高级会谈获得成功。另外还有一件事：总统想知道他在莫斯科时是否能够去教堂做一次礼拜。这样做并不完全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而是为了国内政治目的；他参观莫斯科的教堂将在国内进行全国电视转播，因此他对被美国人称为“不信上帝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首都所进行的访问将会给人们留下良好的印象。我说，我们绝对不反对尼克松去莫斯科的任何一座教堂。
随着最高级会谈的日益临近，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越南战争很可能会毁掉这次会谈。5月初——离规定的会谈日期还有三个星期——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之间的书信往来十分频繁。5月1日，勃列日涅夫致信尼克松，要求美国在越南采取克制态度，特别是要减少空中轰炸，因为美国的轰炸行动对苏美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基辛格回答说，总统认为——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河内一心想利用最高级会谈实现它自身的目的：首先是实现其军事目的，同时还要实现其外交上的目的，这就是煽动莫斯科和华盛顿彼此不和。“但愿他们的努力不会获得成功，”基辛格拖长了声音说道。
第二天，总统向勃列日涅夫通报说，同越南人进行的谈判“非常令人失望”。基辛格说，北越的首席谈判代表黎德寿[2]直言不讳地对他说，尼克松应该停止同莫斯科讨论越南问题，应该并且只能直接同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谈判。“这个人非常傲慢，好像他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似的。”基辛格说。
5月6日，勃列日涅夫又发来一信，再次呼吁美国在最高级会谈举行前夕要采取克制态度。基辛格表情严肃地说：“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就越南问题进行的讨论没有使该问题取得半点儿进展。我们没有向苏联方面提出这方面的要求。美国将尽力促成最高级会谈的举行，并使其产生良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只能根据军事和政治形势的需要在越南采取行动。”
基辛格还进一步证实了美国曾试图在越南问题上取得中国人的帮助，但中国人指出与越南的军事行动利益相关的不是北京，而是莫斯科，以此来回绝美国提出的请求。他们告诉基辛格，苏联想向华盛顿施加压力，迫使它在欧洲和中东问题上做出让步，这是苏联在最高级会谈上向美国讨价还价的一部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不可能把越南问题放在第一位。
5月8日，尼克松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郑重宣布将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切断对北越的武器援助。在通往北越港口的通道上将布雷并对它们加以封锁，铁路网将遭到轰炸，对其军事目标实行的空中和海上打击将继续进行。讲话还表示极为关注与苏联的关系。尼克松指出，北越人之所以能够发动侵略，其原因就在于它从苏联及其他国家得到了军事援助，但他也列举了最近苏美关系所取得的进展，在讲话结束时，他呼吁莫斯科把它与华盛顿的关系置于它与河内关系的前面。
在电视讲话发表前一小时，我被召到了白宫。基辛格将尼克松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一封私人信件交给了我。总统在信中提到北越在谈判中毫不让步以及它对南越采取的军事行动，并宣布他已决定“剥夺侵略者实施侵略的手段”。他说他即将宣布美国的军事行动，但只要在整个印度支那地区实现国际监督下的停火，这些军事行动马上会停止实施。信中还进一步要求在这个“展示政治家才能的时刻”，要尽力维护我们的关系。基辛格代表总统对这一呼吁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我尖锐地批评说，美国采取的军事行动严重地违反了国际法，包括在公海上自由航行的准则。基辛格极力为之辩解，并且说苏联的船只不会受到攻击。总的说来，谈话的气氛十分紧张，特别是当我坚持要求删除尼克松声明草稿中极富攻击性的一段话时就更是如此。坦率地说，我开始为最高级会谈感到担忧。
两天后，我受命向基辛格提出抗议，强烈谴责“美国空军的犯罪行径”杀害了在北越水域航行的一些苏联船只上的船员。我们还要求美国保证苏联船只和苏联船员的生命安全。这一抗议立即被上报到总统那里。
10分钟后，基辛格回来了。他说总统请我向勃列日涅夫转达他本人深深的歉意，特别提出愿意向那些伤亡人员提供赔偿。他保证他将命令军事指挥部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政治局多次讨论了越南的复杂局势。它已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它想阻止美国的轰炸，另一方面它又要着手准备同下令进攻北越的尼克松总统举行最高级会谈。它难于做出决断，所以苏美之间开始了紧张的讨论。第二天，我转交了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此信对尼克松宣称对北越将实行军事升级的来信做出了答复。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充满了指责之辞，完全袒护越南，并指出军事升级对我们两国关系造成了危害。“总统先生，在这个苏美关系和整个世界局势都非常紧张的时刻，我和我的同事们期望美国方面尽其所能避免对我们两国关系的现在和未来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
信中丝毫没有提及最高级会谈，这是一个不详之兆。基辛格马上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那么，莫斯科最高级会谈怎么办？总书记一点儿也没有说到它。”在谈话过程中，基辛格以各种方式反反复复地提出这个问题。最后，他问我们是否同意白宫发表一项声明，宣布它已经收到苏联领导层肯定最高级会谈仍将举行的答复。
我说，发表这样一个声明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双方的书信来往中并没有直接谈到最高级会谈问题。
基辛格随后又问道，他是否至少可以对总统说苏联政府肯定准备按计划举行最高级会谈。我不得不再次说道，从双方的书信来往中看得很清楚，我们根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
基辛格向我断言，总统对能否在我们已经确定的日期举行最高级会谈深感忧虑。他代表尼克松要我转告勃列日涅夫，美国将采取严厉措施，避免使停在北越港口和在公海上行驶的苏联船只遭到任何意外事故。此外，美国准备在最高级会谈举行期间减少对北越的轰炸，并完全停止轰炸河内。这些保证并没有减轻我们对最高级会谈的忧虑，这一点我们双方都感觉到了。
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问题确实前途未卜。政治局仍在认真地讨论当美国正在轰炸苏联的一个事实上的盟国的时候，是否应该在莫斯科接待尼克松。以格列奇科元帅为首的军方领导人反对举行最高级会谈，波德戈尔内主席也持这种意见。柯西金和葛罗米柯赞同举行最高级会谈，而首席理论家苏斯洛夫以及党内很多著名领导人却举棋不定。勃列日涅夫犹豫不决，尽管出于他个人的原因，他渴望和美国总统进行首次会谈。此外他完全知道，如果他拒绝接待尼克松将会对我们两国的关系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这场争论终于因下述事实而有了结果。河内领导集团——虽然是我们意识形态方面的盟友——拒不告诉我们他们在东南亚地区的长期计划以及他们的对美政策，尽管我们向他们提供了相当大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结果，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往往令我们感到意外，并将我们置于困难的境地。实际上他们并不十分在意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与华盛顿的关系。关于他们同华盛顿谈判的情况，我们从美国人那里了解到的消息要比从他们那里得知的多得多。这一切引起了莫斯科的恼怒。政治局最后的结论是着手准备最高级会谈，因为政治局委员们认识到，在迫使美国停止轰炸和尼克松举行最高级会谈之间做出选择等于给了河内否决我们同美国关系的权利。
政治局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还有一些与越南毫不相干的原因。首先，在尼克松到达的前几天，苏联同联邦德国达成的一些协议将得到批准，因此，取消最高级会谈可能会导致苏德关系恶化，并且使西德极右势力得到反对这些协议的借口，从而使协议无法得到批准。莫斯科完全清楚这一点。此外，莫斯科还认识到，拒绝接待尼克松来访将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使我国同美国政府的关系变得复杂化，例如无限期地推迟最高级会谈，无法就反弹道导弹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协议，并促成新一轮军备竞赛等。而且，我们拒绝与尼克松会谈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助于越南人民；相反，美国甚至会在更大程度上增加其军事压力，包括对北越进行轰炸。
正是为了稳妥起见，苏联领导人秘密决定将问题提交5月份召开的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大约有200名中央委员和政府领导人出席的这次会议通过了按期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决议。事实证明，这次最高级会谈在我国外交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进一步巩固了和平共处的政策，并且为促进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开辟了道路，尽管我们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差异，而且我们信奉“受帝国主义压迫者加强国际团结”的理论。让意识形态分歧服从于如此重要的问题，这或许还是第一次，虽然这种分歧并没有完全消除并且在其他问题上还会表现出来。
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识到，当他们的飞机正在轰炸我们的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盟友的时候，让担当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莫斯科同意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并非易事，而且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苏联可能会取消这次最高级会谈。所以，当我带着最后的答复来到白宫时，基辛格想用开玩笑的方式来掩饰他和总统的担心。他提出用一箱子香槟酒打赌，他能猜出我们的答复。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他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他所猜想的答复内容并把它握在手里。我随后告诉他我们准备在已经商定的日期举行最高级会谈，没有做出任何变动。他猜测的答复是：“最高级会谈不会取消，但要推迟，具体日期日后商定并能够达成一致。”我现在仍然保留着这张纸条，把它当作那个非凡时刻的纪念品。当然，亨利从不愿意赌输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双方对最后的结果都感到满意，因为我们曾经为准备最高级会谈做出了艰苦的努力。苏美关系的缓和已成功地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但是，基辛格仍然欠着我的香槟酒。
危机解除之后，基辛格和我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工作会谈，就最高级会谈的安排进行协调，并且尽可能完善已经准备好的协议和文本。我们还达成了一些友好的秘密协议。他告诉我他准备接受葛罗米柯建议使用的某些措词，但条件是只有在莫斯科与葛罗米柯会谈时才正式公布这一点，其目的“只是为了让他高兴”。他遵守了他的诺言。此外，在一些协议的措辞上，基辛格对葛罗米柯做出了让步。为了就某些大的问题达成广泛的协议，他尽量迁就苏联的表达习惯。他知道当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汇报时，措辞方式对他是很重要的，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只要问题的实质可以接受，如何措辞是无所谓的。
在为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做最后准备时，总统本人采取了非同寻常的做法。他邀请我于5月18日通宵留在戴维营，全面讨论所有的细节。尼克松表现出很轻松的样子。这是一次重要的而且是令人愉快的会晤。我们自始至终一直是在单独进行会谈。莫斯科指示我向总统指出，我们认为最高级会谈很有可能会取得有助于促进我们两国关系并改善世界局势的实际成果。所以，我对总统说：“为了使最高级会谈获得成功，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最有效地利用今天的机会，无疑将取决于最高级会谈时双方所持的立场，也取决于会谈时的气氛。”
这决不仅仅是外交辞令。莫斯科仍然担心尼克松可能向越南发动新的打击，虽然苏联领导人认识到他和他们一样盼望最高级会谈能够取得成功。此外，正是莫斯科同意接待尼克松访问的事实使他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因为这很可能使河内陷入外交上的困境。然而，美国人同样害怕河内在最高级会谈期间发动一场大规模地面行动，正如尼克松夫人[3]在同我妻子伊琳娜讨论她的访问计划时所说的那样。
在戴维营，尼克松带我参观了小木屋——我认为它们是“乡间别墅”，他期待“苏联领导人第二年回访时”能在那里下榻。随后，他带我来到他的私人书房。书桌上摆放着一些有关苏联问题的厚厚的卷宗，有两个文件夹标着“勃列日涅夫”的字样，一个放着勃列日涅夫和基辛格的谈话，另一个是勃列日涅夫重要的公开讲话的选编，开头一篇即是他在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发展经济和实现国际和解的政策。
在长时间的谈话过程中，我们详细讨论了最高级会谈的主要问题。公道地说，他非常清晰并且十分在行地阐述了他对这些问题以及可能达成的协议的看法。
尼克松对我说，他认为，当这些协议按照我们的愿望在莫斯科签署之后，白宫与苏联驻华盛顿大使之间的秘密接触会变得更加频繁。他又说道，他们正在考虑在我的使馆办公室和基辛格的白宫办公室之间安装一条直通秘密电话线。这条新的热线——它不需拨号，而且不用通过普通电话网——是在尼克松访问莫斯科之后安装的，基辛格和我一直在使用它。这条热线的存在直到今天仍是个秘密。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
5月22日下午4时，尼克松总统乘坐的飞机降落在伏努科沃机场，他开始了历时8天的国事访问。陪同尼克松来访的有罗杰斯、基辛格以及其他一些官员。尼克松到达的时候，天上正下着蒙蒙细雨。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按照礼节主持了正式的欢迎仪式，但总的气氛却显得有失诚意。莫斯科的街道上冷冷清清，没有欢迎的人群出来迎接这位总统。
美国代表团最初不敢肯定勃列日涅夫会如何对待他们。他们显然担心他一开始就会因轰炸越南而教训他们，特别是教训尼克松。这将会使尼克松处于尴尬的境地，而且真的会使整个会谈受到损害——这样的事曾在1959年发生过，当时赫鲁晓夫因为间谍飞机飞越苏联领空的事教训了艾森豪威尔，从而导致巴黎最高级会谈的失败。当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第一次面对面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会谈时，美国人的担心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当时只有一名苏联翻译在场。双方代表团都忧心忡忡地等候在外面。罗杰斯紧张不安，基辛格也是如此，只不过程度稍轻一些。他们焦急地询问隔壁大厅里的苏联与会者勃列日涅夫究竟在对尼克松谈些什么。然而，结果表明这些人的恐慌是没有根据的。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谈得非常顺利。它为在莫斯科进一步进行成功的谈判——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也参加了——开辟了道路。尼克松还到基辅和列宁格勒进行了短暂的访问。
事实证明，这次会谈是苏美关系中的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它表明双方都渴望开始缓和的进程。会谈涉及到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联系以及限制战略武器问题。5月31日，也就是尼克松走后第二天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表明我们两国的关系得到了稳定发展。我认为在最高级会谈中产生的所有文件中有两份最为重要，一份是关于我们两国关系的准则，另一份则是关于军备控制。
5月29日——最呙级会谈的最后一天——在克里姆林宫大厅庄严的气氛中，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题为“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关系的基本原则”的联合文件上签了字。这份文件是按照苏联的倡议而制定的，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它是奠定新的缓和政治进程基础的重要政治声明。苏联领导层赋予这一文件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公开地共同确立了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国际行为准则。首先，它指出核时代的相互关系只能建立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之上。它还承认“平等的原则是两国安全的基础”。从广义上说，这次最高级会谈及会谈产生的文件象征着美苏作为两个大国已互相承认彼此拥有平等的地位。
对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来说，这件事不仅提高了他们的声望，而且将苏美关系置于一个更加稳定的基础之上。这一文件在苏联得到了广泛的宣传，甚至在罗纳德·里根执政时期出现新的冷战的时候，这一文件在苏联还经常被引证。虽然在莫斯科宣布的这些原则是正确的，但文件存在的主要缺点是，尽管它宣称这些原则是多么的重要，但它并没有提出如何贯彻这些原则，也没有制定确保这些原则得到实施的措施。在此后几年中也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
这一文件在美国没有得到广泛的宣传。美国政府并没有特别认真地对待它，大概是因为它是苏联不屈不挠争取到的结果，而且美国政府本身并不敢肯定美国舆论是否会接受它。不管怎样，这一文件得以产生主要是因为基辛格持和解的态度。他是参加文件起草工作的唯一一名美方谈判者，而罗杰斯则是在最后一刻才知道有这么一份文件的。后来，基辛格公开称这份文件是一个哲学概念，而不是指导具体工作的方针。
我同基辛格的认识是一致的。美国政府没有抛弃这一文件,主要是因为它在文件上面签了字。的确，文件承认了我们的平等地位，但实际上这只是在相互安全和军备方面的平等。至于其他一些说法，比如“和平共处”，它们不会对美国方面造成任何特别的伤害，但特别为苏联领导人所喜爱，这首先是出于国内原因。因此，这项声明在苏联人民中间造成了一种印象，即他们的政府在这一重要原则问题上最终战胜了美国——尽管我们早已将这一原则当成是战争或和平的基本问题，但长期以来美国都不愿意接受它。由于签署了这一文件，尼克松本人被苏联公众看成是比较值得称道的人物。
这份联合公报的全部重要性就在于它为我们两国的关系营造了友好的氛围，一种与纯粹的对抗完全不同的合作的氛围——它很快便以缓和时代而闻名。它为在尼克松政府期间签署一系列的协议打下了基础并且扫清了道路。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取得的另一个基本成就是签署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其中包括限制双方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议，而且首次就限制战略性进攻武器的某些步骤达成了临时协议——这是经过好几个月的谈判才获得的成果。临时协议规定用5年的时间继续就削减远程武器进行谈判。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是向军备控制迈出的前所未有的一步，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进程提供了双方一致同意的具体条件：在国际控制下对核军备先限制，后削减。这就是缓和的具体基础。
在尼克松访苏期间还签署了一些特殊的双边协议：关于和平利用空间；关于进行科学、技术、医药及公众卫生合作；关于防止海上突发事故；关于在环境保护方面进行合作，等等。尼克松是对的。第一次最高级会谈使双方克服了相互间的严重猜疑，使双方建立了更富有建设性的关系，虽然它们在国际竞争舞台上仍在追求各自的目标。
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几乎都是美国人造成的。清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租借美国物资所欠债务问题的谈判是和双边贸易协议谈判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尼克松允诺要采取行动为建立苏美贸易关系创造更加正常的环境，并且取消商业和财政上的歧视性待遇。具体事宜交由一个苏美专门委员会处理，后来这个委员会达成了一揽子协议，包括两国将取消特别关税并且相互给予所谓的最惠国贸易待遇，而且美国将通过进出口银行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租借债务解决得比较迅速和顺利。
两国对债务的估计存在着将近10亿美元的巨大差异。美国坚持说债务总额达12亿美元，而苏联方面则说是2亿美元，并且声称本国在那场灾难性的战争中损失惨重，它已用鲜血偿付了债务。代表苏联方面处理这一问题的柯西金提出以比较务实的态度来解决这一问题，并说苏联准备额外支付1亿美元。尼克松当即同意讨价还价，把美国的索赔相应地减少了1亿美元。然后，在房间里一片静悄悄的气氛中，他们仿佛展开了一场拍卖活动，柯西金叫出增加1亿美元，尼克松就减少相同的数额。他们花了1分半钟的时间便就这一持续了一代人的争执达成了妥协。他们相互向对方的要价靠拢，最后决定赔偿6亿美元。
虽然这种解决办法并不具有戏剧性，但是，我们就其他问题进行谈判的气氛是富有建设性的，没有发生尖锐的冲突。尼克松总是代表美国方面就每个问题发言，清晰、简要地阐明美国的基本立场。基辛格接着便同苏联方面展开讨论，并且进行大量的谈判工作。尼克松在关键时刻也参加讨论，但总的说来，基辛格在谈判桌上显然享有真正的自由。他们两人当然要在策略上协调一致，尽管尼克松在莫斯科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因为作为外宾，苏联人给了他罕见的待遇，让他住进了克里姆林宫。由于害怕有窃听装置，所以尼克松总统觉得不能同基辛格在克里姆林宫住所进行商谈。相反，他们把自己锁在总统的轿车里——它被空运到莫斯科并且就停在克里姆林宫内。
苏联方面有自己的工作分工。柯西金主管经济问题，勃列日涅夫负责军事和政治问题，葛罗米柯积极协助他处理具体的外交问题。因此，谈判常常变成葛罗米柯和基辛格两人之间的双向讨论，他们当着各自上司的面讨论问题，他们的上司只是偶尔插几句话。
当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指示军事工业部副部长列昂尼德·斯米尔诺夫[4]帮助葛罗米柯。斯米尔诺夫十分熟悉战略武器问题，并负责就此问题同基辛格进行谈判。基辛格肯定会注意到葛罗米柯通常是阐述苏联的官方立场，而斯米尔诺夫则进行具体的讨价还价。与葛罗米柯恰恰相反，斯米尔诺夫对所有的武器都很了解，但没有外交谈判的经验。为了最后定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苏方在同尼克松谈判期间还额外召开了一次政治局秘密会议。
双方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国际问题上，虽然在对中东问题、朝鲜问题、古巴问题以及欧洲安全与缓和问题等进行广泛讨论的过程中并没有解决具体的问题。我们紧接着提出在尼克松同意的时间内召开欧洲安全会议；他同意会议在下一年度举行。
勃列日涅夫直截了当地对尼克松说，中国领导层试图在国际关系中挑拨离间，利用苏联同美国以及同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尼克松仅就个别问题说了几句他本人对中国立场的看法。苏联方面指出重申双方继续承认并履行其1962年关于古巴问题的协议是非常重要的。尼克松没有表示异议，于是就这样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做了通报。在联合公报中，双方重申了它们对越南战争的看法，但是，这一问题在全体会议上几乎没有得到讨论。
为了不破坏友好认真的谈判气氛，政治局决定在政府乡间别墅最后一次宴请尼克松，与他秘密讨论越南问题。他们试图使尼克松改变或调整他对越南人的看法，但是由于他们提不出新的建议，因此他们自然未能获得成功。然而，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事情是能够向河内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通报说他们已经做出了努力，这样他们在越南人面前就可以问心无愧了。
尼克松打算用一天的时间游览列宁格勒的风光。他来到莫斯科机场，那里有一驾专机在等候他和陪同他参观的柯西金。他们走进机舱后闲聊了10到15分钟，白白等了半天，飞行员也没有出现。柯西金命令把飞行员叫来。飞行员终于来了，他窘迫地红着脸报告说，有一个引擎失灵了，他们不得不换乘飞机。柯西金大为尴尬，把飞行员大骂了一通。
尼克松问他出了什么事。柯西金做了解释，并说驾驶员将因为没能使飞机做好飞行准备而受到惩罚。尼克松请他冷静下来，并说飞行员应该受到奖赏而不是受到制裁。大惑不解的苏联总理弄不明白飞行员为什么要受到奖赏。总统便讲起在非洲发生的一起类似的事情。一位美国飞行员知道有一个引擎运转得不正常，但没有报告他遇到了麻烦，而是指望能够侥幸完成这次短暂的飞行。但是，引擎坏了，飞机被迫紧急降落在沙漠中，尼克松总算是死里逃生。尼克松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们的飞行员应该受到奖赏的原因，因为他说了实话。”驾驶员显然很感激尼克松为他说情。柯西金对驾驶员恩威并施，并下令换备用飞机。
在列宁格勒，当尼克松向皮斯卡廖夫公墓敬献花圈的时候，他被深深地感动了。在这所公墓里埋葬着大约100万列宁格勒居民，他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对这座城市实行的几乎长达3年的残酷围困中被枪杀或饿死的。特别是一个小姑娘的日记使他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个小姑娘记述了她的家人因饥饿一个接一个死去的情形。她记下她妈妈的死亡之后，自己也死去了。
基辛格也有值得他个人关心的事情。因为他在莫斯科期间恰逢他的生日，所以克里姆林宫制做蛋糕的厨师准备了一个大个儿生日蛋糕。当他早晨起来走出卧室的时候，一位负责克里姆林宫安全保卫工作的克格勃将军把蛋糕送给了他。苏联和美国官员们纷纷祝他长寿。勃列日涅夫以个人名义向他表示祝贺。回到华盛顿，他的工作人员送给他一样礼物——一个正在踢足球的木制熊（基辛格是美国少有的足球迷之一，而且可能是一位最有名气的足球迷）。两国最高级领导人也互送了礼物。勃列日涅夫送给尼克松一只水翼艇。尼克松在重新当选总统的第二天携其夫人、女儿及女婿首次驾驶这艘汽艇在佛罗里达州比斯坎湾要隘他家附近的水域里兜风。这条船非常安全，很适合航海，因此特工人员破例违反总统安全保卫规定，允许他亲自驾驶这条船。尼克松事先得知勃列日涅夫喜欢驾驶大型高速卧车，所以他送给他的东道主一辆崭新的卡迪拉克牌汽车。
5月30日，当尼克松离开苏联前往伊朗访问之后，政治局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这次访问的情况。政治局对这次访问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苏联领导层感到自己对尼克松的偏见减少了，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把他看成是冷战的急先锋，认为他的反苏思想根深蒂固，想就重大问题同他达成协议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莫斯科达成协议一事表明他是一个办事有条不紊而又讲求实效的人。这些协议标志着我们两国关系出现了重大的转折。
“你能够和尼克松打交道，”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概括他所得到的印象的。“现在是准备回访美国的时候了。”
勃列日涅夫对基辛格的印象也不错。在莫斯科谈判期间，基辛格以其独特的作风和魅力尽力寻找对待勃列日涅夫的正确方式。葛罗米柯没有像勃列日涅夫那样称赞基辛格是“精明的亨利”。他欣赏作为职业外交家的基辛格，但是不喜欢他这个人，其原因部分在于基辛格在国际新闻界中非常出名，而且他对自己很容易就能引起新闻界的频频关注沾沾自喜，这使得性格执拗的葛罗米柯感到不舒服。
我认为此次最高级会谈获得了重大的成功，它改善了我们两国的关系，并且确立了缓和政策。我必须承认，我们把许多美好的希望和这项政策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冷战的包袱还没有完全卸掉，所以我必须坦言，我禁不住对莫斯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感到疑惑。它真的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缓和紧张关系的开端吗？或者这仅仅是使一代人陷入相互猜疑和仇恨的对抗中的又一段插曲？它意味着尼克松政府渴望在两国之间建立更加务实的关系，并且实行互利合作吗？寻找问题的答案在当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全明朗。尽管我仍抱有一定的乐观态度，但我必须承认我的乐观缺乏真实的根据，我只是凭着职业经验和直觉而形成了这种看法。
确实，这次最高级会谈结束之后，苏美之间诸如此类的会谈成了加强我们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而且使两国关系没有出现失控局面。当6月8日我回到华盛顿时，基辛格交给我一封尼克松写给勃列日涅夫的私人信件。像勃列日涅夫本人一样，总统在信中表示他已经在考虑再次举行会谈的问题。探讨了一些在莫斯科尚未解决的问题之后，尼克松写道：“由于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多重大分歧，通往下一次最高级会谈的道路无疑是不顺畅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如何为它做准备，因此我们能够加快这一进程。”勃列日涅夫在回信中完全赞同总统所做出的积极评价，他写道：“苏美关系的迅速发展已经具备了稳固的基础。我们现在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坚定地履行我们的协议。”
然而，基辛格对我说，从现在直到11月份，尼克松必须集中精力再次竞选总统。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地位是极其稳固的，当然除了越南问题之外——这一问题无疑将是竞选辩论的中心问题。基辛格要我理解，为了推动越南问题的解决，总统将不惜与中国人玩把戏，并将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成功当成一张王牌，向越南人施加更大的压力。
此后不久，基辛格应中国的邀请再次访问北京。我们还得知，因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即将访问河内——我们已经向华盛顿通报了这一消息——所以总统特别命令停止轰炸河内和海丰港，并减少美国空军在北越上空的行动。但是，我们想扮演中间人的意图却没有实现。勃列日涅夫很快给尼克松写信说，波德戈尔内对越南领导人略述了美国关于结束这场战争的立场。但是，河内仍然要同美国在巴黎进行直接谈判，并且让波德戈尔内告诉华盛顿，河内的首席谈判代表黎德寿将很快回到巴黎的谈判桌前。
基辛格的北京之行不很顺利。他回来后对我做了简要介绍。显然，他没有能够和中国人就越南问题达成协议。由于对日益临近的11月份总统大选的结果没有任何把握，所以美国人不得不重新与北越人展开直接的谈判。
置身于缓和的气氛中
7月12日，我因公到旧金山我国领事馆出差时，基辛格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尼克松很高兴邀请我和我的妻子到圣克利门蒂的西部白宫休息几天。我们沿太平洋海岸线向南驾车行驶在如诗如画的加利福尼亚1号高速公路上，像很多美国人一样，我们尤其被卡莫尔小镇以及该镇的作家和画家迷住了。我们在那里停留了半天。
到达圣克利门蒂后，尼克松带领我们参观了他那幢墨西哥风格的漂亮的房子。这幢名叫“卡萨·帕西菲科”[5]的房子坐落在海滩上，可以俯瞰大海。他还领我参观了供他和他的白宫工作人员工作之用的办公室。他带我参观了他同华盛顿、美国境内和世界重要地区的美军指挥部以及最重要的使馆进行直接联系的通讯设备。尼克松能够通过电话在两三分钟内同上述部门的任何人取得联系，并且能够收到传真文件。当时这全都是些非常先进的通讯设备，因此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尼克松夫人还带我妻子参观了这所房子。我妻子和我都很喜欢这所房子，我认为这个地方很适合用作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来年举行秘密会谈的场所。
在不拘礼仪的气氛中，我和尼克松及基辛格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我们首先回顾了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成果，接着尼克松便谈到了主要的问题。他说我国政府现在应该集中精力为另一重要步骤，即在华盛顿举行最高级会谈做准备。当然，他首先得赢得选举。他说：“我不愿被人看成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吹牛家，但我想我要设法战胜麦戈文[6]。”（来自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乔治·麦戈文是主张和平的总统候选人，他受到自由派人士强有力的支持。他是尼克松的民主党竞选对手。事实证明，尽管尼克松做了比较谦虚的预言，但他的失败比尼克松预言得还惨。）
接下来尼克松以非常自信的语气谈起对下次最高级会谈的设想。他提议在1973年5月或6月举行会谈，并且要提前宣布举行会谈的日期。他认为这将对今后国际局势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提前进行准备，美国和苏联将签署一些重要协议，虽然很难达到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签署协议的数量。作为最高级会谈的一部分，他建议勃列日涅夫在美国进行广泛的参观访问，亲自看看美国的情况。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取得的成功最终向总统表明，举行一连串的最高级会谈是可行的。他建议定期举行最高级会谈，并且表示如果重新当选总统，他将不反对1973年在美国举行最高级会谈之后，每年继续进行互访活动。
尼克松说，准备工作可以在基辛格9月份访问莫斯科时展开,尼克松直接安排的议事日程是这样的：欧洲不会出现重大的麻烦，因此他同意就欧洲安全问题召开一次东西方会议，因为很多欧洲国家都在寻求召开这样一个会议，莫斯科对此也表示支持；他确信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会得到批准，所以他建议我们要开始通过秘密渠道就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交换意见，美国还要就限制常规武器问题试探其盟国的态度；在莫斯科开始进行的有关贸易和经济的讨论应该继续下去，因为这些讨论有希望获得成功，但他又说它们有可能会在国会遇到阻力；他还打算就中东问题和越南问题，尤其是就后一问题采取联合行动，因为从刚刚开始的竞选来看，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尼克松还请我向我们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转达他本人的邀请，请他在他方便的时候访问美国并和美国军方人士举行会谈。尼克松认为在两国国防部之间建立联系是很重要的，然而，莫斯科并不打算这么做，其主要原因是格列奇科本人持保守态度。
我清楚地记得在太平洋岸边圣克利门蒂与尼克松无拘无束地进行交谈的情景。这和我们在白宫进行正式会谈时的氛围大不相同。私人谈话非常容易产生相互影响。总统本人非常轻松自在。他谈吐随意，语言诙谐，而且准备以非同一般的坦诚态度发表他个人对外交政策的看法。他对进一步发展苏美关系的构想内容广泛而且富于想象力。他的言论表明他正在思考的问题和建立苏美共管制度的思想是十分接近的。我丝毫不了解这一制度的情况，但尼克松关于每年进行一次最高级会谈以及两国政府最高层领导进行经常性接触的计划不仅会推动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而且将会对整个国际关系——每当两个超级大国就其中任何问题采取相同立场的时候——产生深远的影响。
尼克松的整个设想并没有因为出现水门窃听丑闻而受到重大影响——在当时，水门事件只不过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一团阴云。然而，对于他的国内的反对派——他们已经在指责他试图建立一个总统制帝国——来说，这一设想太过分了，因此他们不能接受。
工作之余，基辛格和我安排了一天半的短暂休假。我们躺在海滩上，甚至在加利福尼亚温暖日光照耀下的沙滩上睡了两个小时。此情此景准会使驻华盛顿的外交使团大为震惊，更不用说尼克松的右翼政治反对派了：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和苏联大使只穿着游泳裤，躺在一起睡觉，一位安全警卫看管着他们的文件和私人财物。
基辛格带着我们去了好莱坞，在那里我们参观了电影制片厂，观看了电影制作过程和惊人的表演。基辛格看来和电影明星们很熟，我妻子和我被这个我们以前一无所知的世界强烈地吸引住了。我们被请到折迭椅上坐下，好像我们是著名导演似的。我们此时住在莫斯科的公寓里却仍能回想起我们参观好莱坞的情景。
在一所电影制片厂，我们应著名悬念大师艾尔弗雷德·希区柯克[7]的邀请和他一道共进午餐。这位大师提出想在克里姆林宫拍一部惊险影片。他认为这部电影将会获得巨大的成功。我不怀疑成功的可能性，但是我担心莫斯科领导层是否能够充分认识这一想法的深刻性和独特性。“时机还不成熟，”我沉吟着说。我不能告诉他拍这部影片到底要等多长时间。但是我们彼此能够理解。
那天晚上，我们同以喜剧大师鲍勃·霍普[8]为首的一些著名电影演员共进晚餐。事实证明，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非常令人愉快且聪明机智的人，远不像他们的媒介描绘得那个样子。霍普是一个机智诙谐的人，肚子里有一大堆奇闻秩事和滑稽故事，但他确实不太善于谈论他遇到的新的不太熟悉的话题，这种时候显不出他有聪明过人之处。他十分坦率地告诉我，他有一个作家班子为他写滑稽故事。
基辛格还邀请我妻子和我到旁边一家很小的墨西哥餐馆吃饭，在那里我们第一次尝试了用13种配料制成的玛格丽塔葡萄酒。我们三人喝了两大罐这种厉害的鸡尾酒。这是一次美好的聚会，特别是因为我们没有谈到一句有关政治的话。
回到华盛顿后，我收到了一封尼克松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信中概述了他在圣克利门蒂与我会谈时提出的想法，并且对苏联领导层通过波德戈尔内访问河内、帮助重新恢复美国和越南的巴黎谈判表示感谢。信中强调了秘密渠道在创立“一种新的合作精神”时所起到的作用，这种合作精神现在成为两国关系的特征，并且将推动两国关系在未来的岁月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莫斯科、华盛顿以及越南战争的结束
当基辛格与越南人在巴黎重新展开谈判的时候，美越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似乎也开始缓和下来。基辛格告诉我，黎德寿在攻击美国时已经不是那么苛刻和无所顾及了，基辛格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应归功于波德戈尔内访问河内产生的积极影响。到了10月中旬，他对我说谈判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甚至极有可能在11月7日——美国大选之日以前达成最后的协议。他极为秘密地告诉我，他和黎德寿已就结束战争协议的初步内容达成了一致意见。尼克松已命令基辛格把长达14页的秘密草案连同他写的说明通报给勃列日涅夫。而越南人却没有告诉我们有关这份草案的情况。
10月15日，基辛格交给我一封尼克松写给勃列日涅夫的紧急信件，信中提出，“鉴于有关越南问题的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因此要求了解苏联的武器援助政策。尼克松想知道，如果美国同意采取一项限制美国向南越进行军事援助的和平解决办法，苏联是否还会继续向北越提供军事援助。
对此，我谈了我个人的看法：把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谈判与苏联单方面承担的义务联系在一起，好像它们是达成一致意见的唯一一个关键的先决条件，这样做为时尚早。我们没有参与谈判。我们不能因为对白宫同越南人进行的谈判做出承诺而使自己受到束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强调说，“我们不愿意促成越南问题尽快得到解决。恰恰相反，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基辛格仅表示总统感谢我们做出的努力。
从10月19日到23日之间，莫斯科和华盛顿就越南问题频繁地交换着信件。与此同时，基辛格在巴黎和北越人进行着深入细致的谈判。美国方面一直在秘密地向我们通报谈判的详细情况，从而使北越人失去了利用美国人实际上已交给我们的那些宝贵资料的机会。
在美国大选前夕，河内采取了强硬的态度。10月23日，基辛格回到华盛顿，并告诉莫斯科河内最后做出的反应听上去非常吓人。但是，基辛格“向河内以及它的朋友苏联保证，即使在选举结束之后，总统仍旧会恪守他的诺言，并且会承认巴黎协议的。”
接下来尼克松便开始和勃列日涅夫就越南问题交换意见。勃列日涅夫的态度是：“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了最终解决越南问题的明确迹象。但我们不能忽略礼节和威信正在占据上风，并且在毁坏整个事业。”
这就是基辛格在大选前一个月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著名的，并且可能是愚蠢的讲话——他说：“我们相信和平在望”——时发生的事。很多人认为基辛格编造这番话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尼克松再次当选，很可能真是这么回事。但就在这时美越之间似乎真的快要达成一次协议了，尽管它再快实际上也只是谈判结尾的一部分。美国人坚持要让它们的西贡盟友来批准和平条款，所以这就意味着签订协议的时间至少要推迟到11月底，因为西贡不希望按照原定进程达成协议，为此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河内则想在总统大选前达成协议，以免一位新总统当选后会出现进一步的麻烦。
大选之后，基辛格飞抵巴黎与黎德寿进行新的会谈。当我打电话祝贺尼克松重新当选总统时，他告诉我他认为他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要签定一项最终结束越南战争的协议，而且他希望签定协议的时间最迟也不要晚于下个月。他还对苏联领导层在交换情报和实施外交压力方面所起的作用表示感激。但是，和平仍然没有来临。
到了下一个月，谈判出现了困难，华盛顿与河内之间发生了争执，与此同时，尼克松和基辛格不断向苏联发出呼吁，敦促我们对北越施加影响。基辛格甚至把他和黎德寿谈话的速记本拿给我看。美国人提供的情报并不一定总是和越南人提供的情报相吻合，反过来也是如此；双方都不会总是向我们提供重要的细节。但是，美国人向我们提供的情况更为全面，也更为机密一些，这使得我们可以就具体问题同越南人进行坦率的谈话，劝他们不要过分推迟达成协议的时间。他们不喜欢我们这样做，并且一直敦促我们向美方施加压力。双方对我们的调解都不满意。每一方都想向另一方施加更多的压力，这使得我们扮演的这个角色既不轻松，也不特别有效，因为我们并不想深深地卷入这场争执不休的谈判之中，也不想袒护任何一方。
11月1日上午10点，我接到尼克松亲自打来的电话。他说他想把他对巴黎谈判的估计告诉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事，这场谈判现在已进入关键阶段。他首先感谢苏联领导层密切关注着这场谈判，感谢他们提供的非正式的帮助。他充满感情地说道，他希望苏联能够帮助他打破同河内谈判时出现的“最后的僵局”。两个星期之后，基辛格告诉我尼克松曾指示他中止同黎德寿的谈判，等到他们能够确定河内是准备同意签署协议，还是仍然要求美国做出新的让步时再说。基辛格交给我一篇反映美国谈判意见的文章和一份题为“巴黎谈判中的重点问题”的文件。他还给了我一份已和黎德寿讨论过了的完整的和平协议计划草案以及他同北越谈判代表会谈的一些记录。他要求我不要让越南人知道他给了我这些文件。
三天后，我正要启程回莫斯科参加苏联建国50周年庆祝活动时，基辛格把一封尼克松给勃列日涅夫的私人信函交给了我。信中对我们两国的关系，特别是对勃列日涅夫将在下一年度进行的访美计划做出了乐观的评价，显然，尼克松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鼓动勃列日涅夫向河内施加压力。但是，写信的时机却不对：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都在莫斯科出席庆祝活动，而且苏联已经说了很多有关“和越南保持兄弟般团结”的话。越南人极为聪明地利用了这一点。胡志明知道我们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不仅是苏斯洛夫，其他人也都是如此——因此他们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继续利用这一点。他们对莫斯科的每一位领导人都说，美国人过于斤斤计较了，因此延长了这场战争。他们暗示，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应该迫使华盛顿解决越南问题。就我们自身而言，我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因为它影响着我们与美国的关系。
当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尼克松下令展开自越南战争开始以来最为猛烈的轰炸行动。我们完全理解这一轰炸行动的政治实质；美国政府已经把全部的地面战斗转交给南越进行，现在需要结束战争并把它的战俘带回家。经过四年执政和两年谈判之后，尼克松政府现在实际上已不再关心究竟由谁来执掌越南政权。基辛格和尼克松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需要找到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以便摆脱越南问题，因为出于国内的原因，他们需要和平。
12月28日，我刚一返回华盛顿便接到基辛格打来的电话——他正和总统在加利福尼亚短期渡假。我们谈的完全是越南问题。我对基辛格说，苏联领导层认为在这场战争的最后阶段，美国应该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首先要做的是立即停止轰炸北越。这有助于双方放弃拖延战术，从而迅速缔结和平协议。
基辛格非常生气地说道，和固执的越南人打交道太难了，他们在会谈桌前一点儿也不通情达理。“当美方试图在轰炸声的伴随下把它的论点说得更令人信服时，它就是那么通情达理吗？”我反问道。但是，我们在一件事情上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两国之间不要出现毫无必要的紧张关系。
过了几个小时，基辛格又打来电话说，他已经把莫斯科的态度告诉了尼克松总统。尼克松决定同意河内提出的由黎德寿于1月8日在巴黎与基辛格进行会谈的建议。与此同时，他下令从第二天——12月29日起，停止对北纬20度以北地区的轰炸。河内还没有得到通知，所以他们要求我们不要告诉它。美国将直接通知他们。基辛格给我念了已经写好了的致河内信件的全文。谈判又重新开始了。
1973年1月27日，美国人、南越人、北越人及越共在巴黎签署了一项和平条约。第二天，停火协议生效。而且就在那一天，我把勃列日涅夫写的一封信转交给了尼克松，信中说：“越南实现和平为加强苏美关系和全面改善国际局势提供了新的可能。”
基辛格异常高兴。他说总统认为现在是确定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日期的时候了。他还说，为了在稳固的基础上建立同莫斯科的关系，尼克松已私下安排前国务卿迪恩·腊斯克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一职。但是，遗憾的是，腊斯克拒绝重新回到公共生活中来，宁愿留在佐治亚州立大学继续教书。
尼克松在回信中表示同意勃列日涅夫关于战争结束将有利于苏美关系的观点，并强调现在应该加快缓和的进程。他请勃列日涅夫告诉他访问美国和举行下一次最高级会谈的最方便的日期。
不可否认，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信都反映出他们对越南战争结束的满意和如释重负的真实感情，虽然其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两人都认为战争的结束为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至于我，由于经历了三位总统艰难的执政时期，感受到长期以来他们因为越南问题对我们两国的影响而产生的烦恼，所以，从我个人的职业角度来讲，我真的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前面还有更富有建设性的工作等待着我们。现在，两国政府已经确定了举行下一次最高级会谈的坚定方针。
[1]梅尔文·罗伯特·莱尔德（MelvinRobertLaird，1922年9月1日——2016年11月16日），1943年入伍，参加了太平洋战争。1946年退役。1953—1969年任众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67—1969年任共和党会议主席。1969—1973年任国防部长。1973年辞职。1973—1974年任总统内政顾问。1974年辞职，同年获总统自由勋章。2016年去世。
[2]黎德寿（LêĐứcThọ，1911年10月14日——1990年10月13日），1928年参加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30年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昆仑岛。1936年获释。1939年再次被捕。1944年获释，同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入选中央委员会常设局。1945年参加越南独立同盟。1945—1951年期间历任印度支那共产党南方局副书记、交趾支那组织部长等。1951年起任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此后曾任劳动党中央联络部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等。1971年、1973年两次与基辛格会晤，商讨停火事宜，同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但拒绝领奖。1975年参加了西贡战役。1978—1982年任越南救国联合阵线首席顾问。1979年任柬埔寨人民共和国首席顾问。1980—1982年任越南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书记。1982—1986年任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委员。1986—1990年任越共中央顾问。1990年逝世。
[3]帕特里娅·瑞安·尼克松（PatriciaRyanNixon，1912年3月16日——1993年6月22日），美国教育家，尼克松的妻子。1953—1961年任第二夫人。1969—1974年任第一夫人。
[4]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斯米尔诺夫（ЛеонидВасильевичСмирнов，1916年4月16日——2001年12月18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43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3年任装备部TsNII-173所长。1951—1952年任军备部火箭和空间技术总局局长。1952—1957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机械制造厂厂长。1956—196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57—1961年任部长会议国家委员会国防技术委员会主席。1961—1963年任国防技术部长会议国务委员会主席。1963—1985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军事工业问题部长会议主席团国家委员会主席。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年退休。
[5]西班牙语“和平之屋”的意思。——译者
[6]乔治·斯坦利·麦戈文（GeorgeStanleyMcGovern，1922年7月19日——2012年10月21日），1942年加入空军陆战队，二战期间在意大利作战。1945年退役。1946年毕业于达科他州卫斯理大学。1949年获西北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1953年加入民主党，并担任南达科他州民主党执行秘书。1957—1961年任众议院议员。1961—1962年任和平粮食署署长。1963—1981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68—1977年任营养与人类需求特别委员会主席。1965年起反对越南战争。1972年参加总统竞选，但败给了尼克松。1992—1997年任中东政策委员会主席。1998—2001年任驻联合国粮食和农业机构大使。2001—2011年任联合国世界饥饿问题全球大使。2008年获世界粮食奖。2012年去世。
[7]阿尔弗雷德·约瑟夫·希区柯克爵士（SirAlfredJosephHitchcock，1899年8月13日——1980年4月29日），英国编剧、电影导演、电影制作者。绰号“悬疑大师”。
[8]莱斯利·汤斯·“鲍勃”·霍普（LeslieTownes"Bob"Hope，1903年5月29日——2003年7月27日），美国歌手、作家、脱口秀喜剧演员、杂耍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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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地缘政治中的三角关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十四章地缘政治中的三角关系
↘走进中国
↘尼克松开始同勃列日涅夫进行对话
↘最高级会谈的预演
↘印巴战争
走进中国
1971年7月15日上午9时，我被召到白宫，通过保密电话与基辛格——他刚从亚洲回来，现在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利门蒂总统度假别墅和总统呆在一起——进行谈话。这个电话来得非常突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基辛格说，总统将在当天晚些时候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将宣布基辛格已于7月9日至11日访问了北京，同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这与总统本人的愿望完全一致——于1972年3月前访问中国。总统“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基辛格的声音听上去显得十分兴奋，它显然是在暗示我们对总统举行苏美最高级会谈的请求表现出的拖延态度使中国得到了好处。在内心深处我只能同意他说的话。他继续说道，尼克松总统要求他向苏联政府转达一个口信，这显然是要抵消突然宣布他访华的新闻对美苏关系造成的不利影响。
尼克松在口信中说道，苏联政府知道在他宣布访华之前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美国政府已经一再申明其外交政策的要点，总统愿意重申和强调基辛格于6月10日在戴维营及6月30日在华盛顿对多勃雷宁大使讲话的精神。总统宣布他的访华计划并不是直接针对任何第三国的，两国关系最近出现的积极发展的势头如果有任何的倒退，无疑将对我们两国造成严重的后果。总统希望苏联政府不要误解他的访华意图。总统通过基辛格转达说：“您，大使先生，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我们在这两年里为发展两国关系所做出的努力，特别是了解我们将安排两国领导人会谈的问题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基辛格坚持认为我国领导人最近做出的拖延最高级会谈的决定促使尼克松把他与中国人的会谈提前了，但是，这并不会给美苏关系造成什么影响。双方现在都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方面，双方可以迅速推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很多问题得到解决——美国方面特此宣布它愿意这样做；或者，双方可能倒退回去，对我们两国的关系重新做出估价。尼克松准备接受任何一种选择，但是“我们更宁愿遵循我们现行的方针”。
7月19日，基辛格刚从圣克利门蒂回来便邀请我去白宫吃饭，并在总统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把他的意见告诉了我。他显然想为尼克松访问北京的计划进行辩解，虽然我本人并不打算提出这一问题。
他的话归结起来就是，美中协议并不会直接违背苏联的利益。他重点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尼克松曾经一再提出与苏联领导人会谈的问题，而他们一直未给予一个明确的答复，对此我不能予以否认。我感到我们无可奈何地听任美国人和中国人击败了我们自己，虽然我肯定不会让基辛格知道这一点。
基辛格强烈地抱怨道，由于存在着“心理上的”困难，所以很难在尼克松总统和苏联领导人之间建立起充分的个人谅解，也很难对双方的动机做出不带偏见的估计。他说，他们之间关系的特点是双方对相互做出的保证“极端地不信任”，这有损于整个事业，因此双方应该克服“心理上的障碍”。他说，总统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继续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而且他对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他希望最高级会谈能在1972年4月或5月举行。
基辛格还对我详细介绍了他此次访华的情况，很明显，他想借此消除我们的疑虑、据他说他们几乎没有谈及苏联，他甚至觉得中国最担心的实际上并不是苏联，而是日本。中国领导人对日本经济力量的迅速增长以及它正在成为一个核大国的前景表示不安。他们还详细讨论了东南亚战争，但基辛格不愿对我细说此事。他只是说两国政府还要进行长期的对话。尽管双方在东南亚问题上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但是他仍然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即可以通过使该地区中立化并防止外部势力进行干预的方式使问题得以解决。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台湾问题，而不是东南亚问题。基辛格对我说，他打算让“苏联政府自行判断”，是否在同河内进行讨论时尽量利用他提供的情报。
在谈判结束时，基辛格大度地说，如果莫斯科对他的中国之行有什么问题的话，他奉总统的命令将给予“坦率的”回答。但莫斯科后来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7月27日，尼克松再次向莫斯科做出善意的表示，即通过基辛格提出就减少意外爆发核战争的危险缔结一项协议。在历时10年的裁军谈判期间，美国曾经拒绝过我们提出的类似意见，但是现在尼克松建议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协议来签定。9月30日，在苏联外交部长访问华盛顿期间，葛罗米柯和罗杰斯签署了这项协议。
尼克松开始同勃列日涅夫进行对话
做出这些友好姿态之后，基辛格代表总统提出了一个极不寻常的要求。尼克松第一次想直接给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写信，目的是同他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在此之前，尼克松和他的前任们一直按照传统的外交礼仪，通过作为总理的柯西金给苏联领导层写信，因为从官方角度讲，柯西金的级别比党的任何官员都要高。当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中为充当能与外国首脑打交道的角色而进行斗争时，葛罗米柯悄悄地帮了他一把。他给苏联大使们下达了特别指示，并且专门指示我跟基辛格私下谈谈，向他解释这些情况。我接到了要我说明将总统的信件交给勃列日涅夫“更为适宜”的指示，我遵照执行了。
基辛格说，这封信中没有直接说明尼克松提议要和苏联领导层举行会谈，因为他希望不要显得过于强求了。然而，他说，在尼克松明年实现访华之前宣布举行苏美最高级会谈的日期和日程将是有利的。因此，信中就我们两国关系提出了“一些看法”，并且强调了它们的重要性。这些看法中包括华盛顿理解苏联在东欧的特殊利益。信中还解释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且肯定美国对推动苏美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西柏林问题、中东问题以及东南亚问题展开对话很感兴趣。
信中谈到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基辛格说，就是尼克松特别希望能从宏观的角度讨论一些问题，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上。这些问题可以而且应该在最高层领导人之间达成原则性协议之后由有关部门进行详细讨论。尽管这封信颇有感召力，但信中表达的观点却难以为当时的苏联领导层所接受。勃列日涅夫相当缺乏对外交政策的理性认识。因此他只能把全部信心寄托在葛罗米柯身上，但相比之下，葛罗米柯更愿意处理具体问题和执行具体决定，他始终都在根据国内政治的需要调整外交政策。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对外交事务知之甚少，因而难于站在理性的高度展望未来，或者难于筹划并随后实施复杂的策略行动。这种状况促使葛罗米柯形成了上述工作作风。由于勃列日涅夫给外国领导人的所有信件必须得到全政治局委员的批准才行，所以葛罗米柯认为很难起草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信件并使之获得通过。相比之下，尼克松亲自起草信件或者只同基辛格商议，这样他就能够制定出具有战略和策略水平的政策。
尽管说美国的民主是不完善的——它确实存在着很多缺陷——但我必须承认，比起勃列日涅夫来，尼克松在推行他的政策方面更具独立性，在处理外交事务过程中也享有较大的自由，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更是如此。或许这种情况听起来令人感到惊讶，但事实确实如此。
如果了解尼克松在白宫进行日常工作的某些细节，便可以得知他和苏联领导层为什么不可能具有相同的战略思想。基辛格解释说，总统从一开始就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他不受琐碎事务的拖累，这样他将能够有时间去关注重大问题。尼克松——一个学究式的人物——坚持不懈地遵守这一原则。每天晚饭后他都要回到没装电话的私人小书房里，花上两三个小时思考主要问题。在他自己独自思索的时候，任何人——甚至包括他的助手——都不能打扰他。
如果把不重要的问题或极具体的事情报告给他，便会招致他发火，并且严厉地指责那些自己不能解决问题的下属。这就使得白宫外面有些人对尼克松产生了不满，认为他在各方面都给了他的助手们太多的权力，这些助手中当然包括正在向我解释总统的日常工作情况的这位亨利·基辛格。
这里举柏林问题为例。总统知道谈判的主要方针，但仅此而已。当苏联领导人向他提出柏林问题时，他拿出了白宫所谓的“原则性决定”：美国应该在有利的情况下，按照合适的期限达成一项积极的解决方案。于是，对总统来说问题到此就算“结束了”。随后出现的一切附带问题都留给基辛格处理，“其中包括同埃贡·巴尔以及苏联驻波恩大使瓦连京·法林举行会谈，”基辛格直截了当地说。接着，基辛格将代表总统就在波恩举行三方会谈问题做出适当的决定。只是在个别的情况下，他才和总统就特别重要的问题进行磋商。
由于苏联领导层不断向总统提出柏林谈判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并且逐渐地把它们与最高级会谈联系在一起，总统开始不耐烦了。在他看来，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莫斯科不断提出要求只能表明苏联方面不相信他说的话，不相信他做出的柏林谈判最终将会达成一项具体协议的承诺。
但是，据基辛格说，“不论是好是坏”，尼克松在他喜爱的全球性问题方面称得上是一位专家，而且他总是愿意在没有一大群官员和顾问参与的情况下独自做出重大决定。如果总统认准了某件事，那他就会大幅度地改变他的政策。中国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总统根本不会让国务院参与进来，甚至不和它进行商量，因为国务院众多的官员很可能会把他的倡议变成微小的、互不相连的步骤，结果是仍然因袭原有的方针。但总统要独立做出决定，并把它变成实际要求，国务院除了贯彻实施外别无选择。
总统愿意以同样的态度和苏联领导层打交道，基辛格说，但这丝毫没有用。尼克松屡次要求莫斯科就中东问题安排一次宏观讨论，他还希望莫斯科能帮助安排与越南——它是苏联的盟国——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双方未能就其中任何一个问题进行过重要的讨论。每一次都是因为长时间的拖延或因提出虽然重要，但并不影响总方针的具体策略问题而使得尼克松的提议不了了之。苏联领导层的集体领导方式不可能激发其成员的想象力和灵活性，他们很难按照非常有助于重新归纳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针来实施外交政策。
基辛格指出他不只一次地试图用比较富有理性的措辞同葛罗米柯交谈，但他的苏联伙伴总是闪烁其辞。显而易见，不论是尼克松还是基辛格都没有弄清楚莫斯科制定外交政策的方式。实际上，他们正在寻求的重大决策不可能是在没有政治局同意的情况下，由葛罗米柯或者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做出的。这就是为什么葛罗米柯不能非常自由地谈论苏美关系问题的原因。他之所以言不尽意，既不是因为无知，也不是因为不愿意讲，而是因为他没有必要的权力。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小心谨慎的葛罗米柯决不会进行危险的临场发挥。
远离祖国使我享有较多的自由，因为在某些场合我可以说我是在发表个人见解。这使得我能够向美国人说出我的看法，同时又不致于使我自己或我国政府承担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我被允许在有限的范围内即席发表意见，这可以使莫斯科拥有更多的选择。莫斯科一点一点地适应了大使有时可以逾越下达给他的指示的情况；我对他们构不成威胁，这很中他们的意。这有助于使葛罗米柯在政治局严格的束缚下获得一点儿灵活性。在我国的外交部门，甚至在我国整个的官僚机构中都非常缺乏这种渴望临场发挥的精神，而我却渐渐地更敢于临场发挥了。这很可能就是我为什么能够在华盛顿长期担任大使的根本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讲，有时我敢于说一些不能向我的上司们说的话，这有助于莫斯科采取一些新的做法，因为我可以根据同美国最高级官员进行的非正式会谈向政治局提出新鲜的建议和意见。
这样，我向莫斯科提交的报告就比一般的外交电报具有更丰富的内容。我的大部分电报（除了极其秘密的电报之外）都要在政治局委员中间传阅。当我提出一项建议时，葛罗米柯要做出两种选择：或者就我提出的问题拟定一个答复草案交政治局批准，或者等待其他政治局委员提出意见。我完全清楚这一做法，所以在我的电报中总要有这样一段话“除非另有指示”，否则我将按照我们建议的方针工作。大使们的电报一般都是以“听候您的指示”这句话结尾的，但我的表述方法却是：如果葛罗米柯同意我正在做的事，那么他要做的就是在我的电报被传阅时保持沉默。其他政治局委员即使想提出质疑或反对意见也很少主动为自己的发言做准备。他们当然可以在下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问题或发表反对意见，但很少有人这么做。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愿意涉足外交领域，而且，他们也根本不了解我们与华盛顿关系的具体情况。由于政治局并不是每次都要做出正式批准，所以这种不正规的程序有助于加快我们的工作进程。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谈尼克松8月5日给勃列日涅夫写信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葛罗米柯给我下达的某些指示才导致尼克松写了这封信。在葛罗米柯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雅各布·比姆[1]仅有的几次会谈中，有一次他强调说勃列日涅夫本人对和华盛顿建立关系有极大的兴趣，并且就此问题谈了他的一些想法。据比姆说，葛罗米柯认为总书记在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尼克松和国务院不会无视葛罗米柯做出的这个异乎寻常的表示，它确实引起了尼克松的注意。
罗杰斯命令国务院为比姆准备一个答复葛罗米柯的意见，白宫对此没有表示异议，因为这个答复只是泛泛而谈。与此同时，尼克松通过基辛格发出了他自己的密信，基辛格请我向莫斯科解释这一“敏感的问题”，以免勃列日涅夫被华盛顿两封不同的信件——一封是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的，另一封是通过国务院转交的——搞糊涂了。他要我强调只有尼克松8月5日通过基辛格和我传递的那封信才具有权威性——它提出在最高级会谈中可能与勃列日涅夫进行对话，比姆和罗杰斯对此信件全然不知。然而，除了把国务院排斥在外，总统，特别是基辛格也不愿让葛罗米柯知道内情，因为不能让他和同样被排斥在圈外的比姆大使讨论我们两国关系中的某些最重要的问题。外交部长几乎难以抑制他的愤怒，因为他自己作为中间人和谈判者的作用因此将失去价值。当然，葛罗米柯知道正在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的情报，但是他自己不能像基辛格那样为此目的而利用美国大使。
它是尼克松或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首次写给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实现了预期的效果。勃列日涅夫很快同意宣布将举行最高级会谈。8月10日，我接到特别指示，要我告诉基辛格：根据尼克松的愿望，他可以于1972年5月或6月访问莫斯科，具体日期很快将确定下来。
一个星期后，基辛格通知我，尼克松提议在1972年5月22日举行最高级会谈，一旦苏联同意了这个日期，他和我必须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安排好会谈议程。至于国务卿，基辛格说，总统将于9月7日——届时，尼克松将从加利福尼亚西部白宫返回——通知罗杰斯。国务卿对如此重大的事情一无所知是前所未有的，这确实使莫斯科感到非常奇怪。基辛格说他将同尼克松一起乘飞机去加利福尼亚。我们应设法保持联系，如果需要的话，就通过白宫里的政府通讯线路进行联络。作为最后一招，我还可以使用白宫的飞机——该机每天往返于华盛顿和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住地。
基辛格于8月底从加利福尼亚返回。我们用了几天的时间讨论尼克松访苏的公开声明，因为最初我们的意见不能统一：究竟是说明尼克松将应苏联政府的邀请访问莫斯科呢（像尼克松本人希望的那样），还是使用一个中性的词（莫斯科希望不要提邀请这个词，因为在尼克松的访华声明中就没有提到邀请一词）。最后我们决定发表一项简短的声明，指出去年一年的会谈取得了未曾特别提到过的进展，并宣布“已经达成了将于1972年5月下旬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谈的协议。尼克松总统和苏联领导人将本着进一步改善两国间双边关系并巩固全球和平的目的，讨论所有的重要问题。”10月20日，这项声明同时在两国首都发表了。
漫长的谈判终于结束了，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两天后，我转交了勃列日涅夫对尼克松8月5日来信的答复。这位苏联领导人表现得很理智。“坦白地说，”他写道，“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我们对那些决定着国家政策——特别是那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政策——的重大问题是否具有相似的看法。最终的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他对双方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大加称颂，然而他又说诸如裁军问题、中东问题、越南问题和中国问题等特殊问题“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且美国的某些观点也使我们迷惑不解”。但他最后仍表示希望最高级会谈“能够成为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因为莫斯科感到有足够的积极因素能够使这次最高级会谈成为一次重要会议。
最高级会谈的预演
在声明即将发表之前，苏联政府于9月13日签署了1971年最为重要的一项协议，这就是由苏联、美国、英国及法国就西柏林问题达成的所谓四国协议。回顾过去，我们可以说，在葛罗米柯的敦促下，政治局通过拖延同尼克松的会谈最终赢得了这笔长期以来一直想得到的交易。然而其结果却是迫使尼克松先去了中国。究竟值不值得搞这种拖延战术呢？这很难说。我一直认为尽早解决柏林问题，消除这一可能会引发灾难性危机的永久性隐患是非常重要的。
四国协议使自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时期便开始的、断断续续进行了多年的艰难谈判终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签署协议的最后准备工作在8月底尼克松仍住在加利福尼亚时就已经完成了。在波恩举行最后阶段谈判时又耽搁了些时间，对通过秘密渠道做出的安排一无所知的罗杰斯此时插手谈判并把事情搞乱了。尼克松不得不把拉什叫到圣克利门蒂，亲自给他下达了最后的指示。
四国协议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妥协性方案。它为柏林西半部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提供了一条自由走廊，为西柏林和东柏林，西柏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提供了比较便利的通讯条件。该协议包括了一系列切实可行并且合乎法律的规定；这样，经过多年的争论之后，最终确定了西柏林的合法地位。
葛罗米柯在来美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期间，于9月29日与尼克松在白宫讨论了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出席会谈的还有罗杰斯、基辛格和我本人。但是，总统一开始只与葛罗米柯进行了单独交谈。尼克松说，首先要指出把他说成是对苏联不友好的人是错误的。他尊重苏联和苏联人民，并认为稳固的和平只能建立在苏联和美国共同合作的基础之上。两国应该避免对抗，并在最大程度上寻求就更多的问题达成协议。他说，至少在25年内有必要采取这种维持和平的方式。随后他又谈到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同勃列日涅夫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并且表示他完全了解勃列日涅夫作为总书记所占据的首要地位以及他在决定外交政策中的作用。
后来，在罗杰斯、基辛格和我在场的情况下，尼克松和葛罗米柯讨论了一些问题。他们主要讨论的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此外还谈到了欧洲安全问题、中东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对抗以及我们两国间的关系问题。我们正准备离开时，看到很多汽车开进了白宫。尼克松解释说他要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团，并且半开玩笑地问苏联是否打算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葛罗米柯回答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上去最符合亿万富翁们的利益，“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在那里占有一席之地”。他几乎没有想到20年后俄罗斯将寻求加入这个富翁俱乐部。
10月中旬，在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回来之后，我在使馆请他吃晚餐，并交给他一封勃列日涅夫写给尼克松的私人信件。勃列日涅夫在信中表示他对举行最高级会谈感到满意。基辛格“以友好的态度”指出苏联的一个舰艇编队——其中有潜水艇——正从大西洋中向古巴方向移动，美国新闻界正在大肆渲染此事。他希望苏联方面能够尽力避免发生任何可能使最高级会谈蒙上阴影的事情。
我必须承认，苏联的海军演习有时会给我们带来外交和政治上的麻烦。每一年度的军事演习安排是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制定的，并且每年向最高国防委员会报告一次。整个政治局中只有两名委员，即外交部长和情报机构的首脑同时兼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由党的总书记——当时是勃列日涅夫——主持，总书记还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
当演习计划呈交最高国防委员会批准时，葛罗米柯便要就在一些特定的区域内进行特殊的演习是否会影响到那里的政治局势发表意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年当中在世界的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将不可避免发生新的情况，而葛罗米柯则很容易忘记已经定下的军事演习计划；这是一项绝密计划，为了安全起见，不在外交部存留复印件！然而，除非总书记根据葛罗米柯或国防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劝告阻止并否定演习计划，否则总参谋部将严格按计划实施演习。在这些问题上难以协调一致也给外交工作带来了麻烦，因为大使们根本不知道演习的事。
我们还讨论了中东问题，因为基辛格对葛罗米柯说过他正在参与这一地区的事务并且要挤掉罗杰斯，虽然基辛格到目前为止对解决该地区问题的可能方案只有一个大概的想法。后来，我同西斯科——罗杰斯命令他为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做准备——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西斯科希望能够直接得到基辛格的指示，因为只有基辛格能够明确下达有关白宫实际要求国务院做些什么的指示。
西斯科的谈话清楚地表明，他并不知道白宫对中东问题已经改变了看法，当我们于11月份和罗杰斯举行私人会晤时，事实显然变得更为棘手了。国务卿说，他认为由他前往莫斯科为最高级会谈做前期准备是个好主意，虽然听起来他并没有什么把握，因为他还没有和总统谈过此事。第二天，我又进行了一次私人会谈，这次是和基辛格会谈。相比之下，基辛格说得更为直率，他说总统想让他1月份去莫斯科做准备工作。
几天后，莫斯科来电表示不反对基辛格来访。基辛格显然对莫斯科的答复感到满意，但他又说，他和罗杰斯的私人关系将会变得更为复杂；他必须要就此事与总统谈谈。基辛格再次击败了罗杰斯。莫斯科同样愿意利用“基辛格渠道”，特别是就重大的秘密问题，因为克里姆林宫根据经验得知这条联系渠道比国务院更为有效。
印巴战争
亨利·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1971年印巴冲突期间，他首次运用了他和尼克松创立的利用莫斯科和北京矛盾的均势外交。这种做法导致基辛格明显地向巴基斯坦一方“倾斜”。但是，这场新的战略游戏并没有能够阻止东西巴基斯坦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分别两个单独的国家。
基辛格最初公开做出了保持中立的样子。印度驻美大使L.K.哈杰[2]告诉我，基辛格在前往中国途中途经德里做短暂停留时曾突如其来地对印度领导人说，美国对在亚洲保持“必要的力量平衡”很感兴趣，并说万一中国进攻印度，德里可以指望从美国得到全面援助。印度政府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它从未提出过这个问题。它猜测美国做此表示是想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在亚洲采取的当时仍不为亚洲人所知的某些行动在德里造成的不利影响——当基辛格出访中国的使命昭然于世的时候，他们才发现美国所采取的那些行动的实质。德里也很担心美国向巴基斯坦增加武器援助，看来这是因为基辛格安排尼克松秘密访华时，巴基斯坦帮助他同北京保持了非正式的联系，所以尼克松向它提供了酬谢。
夏秋时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局势逐渐发展成苏联支持一方，美国和中国支持另一方的样子。8月，莫斯科和德里签定了一项友好条约，尽管英迪拉·甘地[3]此时寻求的并不是互助条约。由于印度仍然呆在核俱乐部之外，所以苏联领导层一直在考虑向它提供核保护，以抵御中国的核威胁，但它最终还是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别忘了苏中关系在那段时间里非常紧张。从1968年到1972年间，驻扎在蒙古边界的苏联军队从15个师增加到45个师，甚至比驻在中欧的军队还要多。）
由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在10月份进一步恶化，因此我们一直在通过秘密渠道频繁地交换着意见，但最后仍未能阻止冲突的爆发。美国政府在暗地支持着巴基斯坦。当巴基斯坦军队未到达指定位置时，它极力敦促苏联进行干预，对积极支持东巴基斯坦分离主义运动的印度进行遏制。从基辛格的言行判断，白宫因为没有找到对其盟国——它所实行的报复性政策以及它在东巴基斯坦采取的惩罚性行动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不满——进行有效的军事援助的适当借口而显得紧张不安。但是，白宫也不愿意毁掉它同印度的联系。
从12月6日至10日，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频繁地交换着意见，双方都在设法避免发生军事对抗，但同时又急于援助自己的盟国。对于白宫来说这尤为重要，因为它感到巴基斯坦在军事力量上是很脆弱的。12月10日，尼克松要求我们和他一起联合发出全面停火的呼吁。显而易见，尼克松是想向苏联和印度施加压力，为此，他向苏联领导层透露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秘密。他让基辛格极其秘密地告诉我们，在美巴协议中有一项秘密条款（该协议是在肯尼迪政府时期起草的，并由美国大使于1962年11月5日交给了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4]），它规定美国政府将援助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的侵略。
为了施加压力，基辛格告诉尤利·沃龙佐夫（我回莫斯科磋商期间，他担任临时代办）美国军队已经奉命开始准备以重新部署海军力量的名义——包括从东南亚派去一支航空母舰特遣舰队——援助巴基斯坦。苏联对此做出的反应是从印度洋舰队中派出一批军舰向北进发。
基辛格明确表示，美国最关心的是印巴西部前线，华盛顿害怕它会失陷。正如基辛格后来所写的那样，他认为甘地夫人打算进攻克什米尔地区中被巴基斯坦人据守的那一部分，使之归还印度，并通过让巴基斯坦蒙受失败的耻辱加速使仍控制在巴基斯坦手中的西部阵地土崩瓦解。（在东部，白宫不得不承认印度实际上已经打赢了。）作为整个策略的一部分，基辛格请沃龙佐夫转告莫斯科，白宫并没有就此次冲突同北京进行接触，尽管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很密切。他同时建议把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解决。
12月12日，我从莫斯科回来后，紧张的局势立即得到了缓解。莫斯科给尼克松发来一封特别重要的信件：“我们和印度总理甘地进行的接触表明，印度政府无意采取任何进攻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基辛格明显地松了口气，他说这可真是个好消息。与此同时，他抱怨印度的保证不够明确，因此提出我们要继续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密切磋商。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由于尼克松和基辛格为报答巴基斯坦帮助他们打开与中国联系的大门而站在了巴基斯坦一边，所以他们不得不相信莫斯科所说的印度不会进攻西巴基斯坦的话。
就这样，苏联通过进行外交干预，致使这场军事冲突没有发展到导致西巴基斯坦全面失败和崩溃——不只是割让距其1500英里以外的东部省份——的地步。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巴基斯坦在刚开始发生冲突时所表现出的傲慢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基辛格通过外交操纵造成的。基辛格的外交活动给人造成的印象是，美国将永远站在巴基斯坦一边，因为它帮助了美国。但是，尼克松政府辜负了巴基斯坦军政权对它所抱的极大的期望。结果，巴基斯坦——它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盟国——失掉了它的一半领土。这是尼克松政府外交史上最不光彩的一件事。
1月份，当我们开始与基辛格一道为最高级会谈做具体准备工作时，他对这一阶段的外交活动进行了总结。他承认他对苏联在印巴战争期间的意图过于敏感了，这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他在那个时期采取了某些“不理智的做法”。他承认我们在那个关键时刻做出的印度不打算进攻巴基斯坦的保证是结束战争的关键所在。对他说来，做出这种表白是非同寻常的，但是，他没有把它公开讲出来。
[1]雅各布·戴恩利·比姆（JacobDyneleyBeam，1908年3月24日——1993年8月16日），美国外交官。1929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31—1934年任国际联盟副法律顾问。1934—1940年任驻柏林大使馆三秘。二战期间曾任驻伦敦大使馆二秘。二战后回国。1949—1951年任驻印度尼西亚参赞。1951—1952年任驻南斯拉夫参赞。1957—1961年任驻波兰大使。1966—1969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69—1973年任驻苏联大使。1993年去世。
[2]拉克希米·卡特·哈杰（LakshmiKantJha，1913年11月22日——1988年1月16日），印度政治家。早年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曾任英属印度政府供应部副部长。印度独立后曾任工业部、商业部和财政部秘书。1964—1967年任总理秘书。1967—1970年任印度中央银行行长。1970—1973年任驻美国大使。1973—1981年任查谟—克什米尔邦主席。1981—1988年任经济管理改革委员会主席，期间曾兼任总理经济事务顾问。1988年去世。
[3]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尼·甘地（IndiraPriyadarshiniGandhi，1917年11月19日——1984年10月31日），尼赫鲁的女儿。1941年肄业于牛津大学。50年代担任尼赫鲁的私人助理。1959年参与解散喀拉拉邦的共产党政府。1959—1960年任尼赫鲁的幕僚长。1959—1962年任国民大会党主席。1964年起担任上议院议员。1964—1966年任新闻和广播部长。1966—1977年第一次担任总理，在任期间，于1967—1969年兼任外交部长，1969—1970年兼任财政部长，1970—1973年兼任内政部长，1975年兼任国防部长。1969年被开除出党，随即另立国大党（甘地派）（IndianNationalCongress(Requisitionists)）并担任党主席。1975年因选举舞弊被法院宣判解除一切职务，为此大规模逮捕反对派，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1977年在大选中战败后下野。1980—1984年第二次担任总理，在任期间于1980—1982年兼任国防部长，1984年兼任外交部长。1984年起大规模迫害锡克教徒，同年10月31日被锡克教卫兵枪杀。
[4]穆罕默德·阿尤布·汗（MuhammadAyubKhan，1907年5月14日——1974年4月19日），巴基斯坦政治家。1926年入伍。二战期间参加了缅甸战役。巴基斯坦独立后，于1951—1958年任陆军总司令。1958年发动政变，推翻政府，随后于1958—1969年任总统。1961年废除一夫多妻制。1969年全国暴动后被迫辞职。1974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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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攀援最高级会谈之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十三章攀援最高级会谈之山
↘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想做成一笔艰难的交易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反弹道导弹和最高级会谈
↘为举行最高级会谈而施展策略：与中国建交在即
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想做成一笔艰难的交易
1971年新年前夕，莫斯科对尼克松越来越感到恼怒和不耐烦了。他已经任总统两年了，但是他对苏联究竟持什么打算仍然不明朗。葛罗米柯和克格勃首脑尤里·安德罗波夫就苏美关系问题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交政治局进行讨论。两位作者当时对两国关系很快能得到改善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更不用说能变得友好起来了。
这份备忘录警告说，在尼克松担任总统的头两年里，其对外政策只是反应出它特有的性质和策略上的拖延，同民主党前任相比没有重大的变化。“美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对抗显然将持续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备忘录宣称。它强调指出，尼克松政府“必须认识到西方国家需要对苏联的利益加以认真的考虑”，并且列举了我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其中包括保持苏联的军事实力，以便使“美国统治集团”相信，奉行避免同苏联进行直接对抗的外交政策是“符合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的”。与此同时，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提出我们应坚持与美国实行和平共处的方针,并且强调达成符合我国利益的协议的必要性。
苏联领导层批准了这一政策，他们认为尼克松为了在下一年的选举中再次当选，肯定希望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以提高其政治声望。苏联领导层也希望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因为——正如备忘录中所说——证实进一步发展苏美关系的可行性“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尽管这种关系一直是不稳定的”。因此，政治局做出了要更加积极地同尼克松打交道的重要决定。
作为大使，我对这些外交方针已经考虑了好几个月，而且我建议莫斯科在处理最高级会谈问题时要坚持同样的方针。领导着强大的苏联海外情报机构的安德罗波夫当时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已经非常活跃。他渐渐地同葛罗米柯一道成为准备提交给政治局的重要外交政策的制定着之一。葛罗米柯对此丝毫没有介意，因为它能确保他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议得到批准。他们的个人关系不错，因为安德罗波夫非常谨慎，从不干预葛罗米柯对外交政策的日常管理工作，葛罗米柯则很尊重安德罗波夫在政治局里享有的越来越大的影响。
政治局的政策变化与尼克松本人的竞选政治计划出现了奇妙的巧合。尼克松开始对两国关系以及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可能性重新产生了兴趣。越南战争仍然是一个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对总统说来就更加重要了。
基辛格随之也对两国关系，特别是对与我就限制战略武器和安排最高级会谈问题交换意见表现出了比较积极的态度。秘密渠道渐渐繁忙了起来。政治局认为，尼克松既然想让莫斯科同意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那么这种愿望将会促使美国政府寻求就柏林问题达成新的协议，并且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采取更加积极的立场。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对能否举行最高级会谈并没有把握，但他们认为值得试一试。尽管我对这件事也拿不准，但我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也许这是因为我比葛罗米柯还赞成举行这么一次最高级会谈。
总之，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制定的战略不仅有助于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而且有助于解除对美国援建卡马河汽车厂的限制，这些限制曾经使亨利·福特二世感到十分恼火（虽然福特此时已经失去了兴趣）。双方为促进双边关系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就苏美热线现代化以及就降低发生核事故的危险达成了协议，葛罗米柯和罗杰斯后来在华盛顿签署了这两项协议。当然双方还达成了于1992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协议。
1971年1月9日，我和专程从南加利福尼亚海岸圣克利门蒂尼克松度假别墅飞回的基辛格举行了会谈。他要我把总统的想法转告给苏联领导层。他说，尼克松同意苏联领导层的看法，认为我们两国关系还有许多有待改善之处，他现在感到他可以在1971年——在他把注意力转到竞选活动之前——这一年当中尽力改善两国关系。
接着，基辛格提到了有待讨论的主要问题：柏林问题（总统建议通过我们的直接渠道极其秘密地交换意见），中东问题（总统提议恢复双边对话，以达成一项解决方案），以及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总统建议首先就防御性武器问题达成协议，然后再准备就进攻性武器问题达成协议）。基辛格特别强调了举行最高级会谈对解决上述所有问题的重要性。
他随后提出了一个“很微妙的请求”：美国方面强烈希望，如果苏联准备就国际问题提出重要建议，他们应该直接向美国政府提出，而不要通过缅因州民主党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1]提出。马斯基很快就要访问莫斯科，并打算在下一年和尼克松竞选总统。
我得到的印象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已经在圣克利门蒂进行了重要讨论，他们一致认为需要恢复苏美对话并使之向举行最高级会谈方向发展。不管怎样，他给我带来的信息确实表明他们已开始尝试认真做这件事。我把我得出的结论向莫斯科做了汇报，并且建议我们应该做出积极的反应。选举因素已经在起作用了！
莫斯科很快做出了答复。1月23日，我通知基辛格莫斯科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并建议会期定在当年夏季的后半段。总统提出的议事日程是可以接受的，根据我们的理解，它应该包括欧洲问题，西柏林问题，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解决中东问题的合理方案以及印度支那战争。简言之，苏联的反应为我们两国这一年的关系直接莫定了现实的基础。
5天之后，基辛格告诉我总统已经同意了苏联提出的建议，但他又说，对他们两人来讲，同时就三个重要问题——西柏林问题、核武器问题和中东问题——进行预备性会谈“实在困难”。基辛格随后建议“眼下”我们应利用秘密渠道集中精力讨论前两个问题。他把中东问题慷慨地留给了罗杰斯和国务院去解决，因为他非常清楚那是一个很难砸开的硬果子。我们对这样的分工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反弹道导弹和最高级会谈
正是从1969年11月及1970年这一年开始，我国代表团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进行了长期、复杂的讨论，但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涉及到两种不同类型的战略力量：即进攻性核武器系统和防御性反弹道导弹系统。苏联方面首先提出了以欧洲为基地以及以地中海和北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为基地的美国飞机问题，但华盛顿拒绝讨论。美国战斗轰炸机可以利用这些所谓的前进基地系统进入我国领土。这些问题最终在1972年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签署之后开始的后几轮谈判中得到了讨论。
谈判在进攻性武器问题上陷入了僵局。进攻性武器种类繁多，而两国核力量结构的不同又使这类武器系统变得更为复杂。我国的核力量主要依靠陆基重型导弹，而西方则有着地面、空中和水下“三位一体”的导弹体系。此外，由于正在研制更加先进的导弹，所以军事技术的发展已经走在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前边。例如，广泛、公开的讨论已进行了较长时间，却忽略了重要的多弹头导弹，即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问题，这种导弹一旦到达目标区域，便可以向一些不同方向的特定目标发射多枚弹头。这一问题最初并没有拿到谈判桌上讨论，虽然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和反弹道导弹系统实际上是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美国方面首先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上取得了技术突破，因此尼克松政府试图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它的优势。到1970年时，美国已在准备部署分导式多弹头导弹，而苏联此时甚至还没有开始进行试验。所以，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期间，美国对讨论分导式多弹头导弹问题并不热心，而且他们肯定也不愿意禁止使用这种武器。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基辛格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建议禁止制造你们没有而我们已经有了的武器，真是够聪明的。”
所以，当美国方面开始寻求对洲际弹道导弹——包括我国的重型导弹——做出明确限制的时候，莫斯科正式提出了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问题，因为简单地计算导弹数量而不将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计算在内将会使美国取得明显的优势。后来美国同意了计算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但是却相当巧妙地提出了一个尼克松政府（特别是基辛格）知道莫斯科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即把禁止制造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和现场检查禁令的实施情况联系在一起。不出所料，这个建议立即遭到苏联方面的反对。此外，美国提出的减少洲际弹道导弹数量的建议隐含着这样的条件：大幅度减少苏联的而不是美国的主要重型导弹。
美国对其技术优势的自信在核裁军的整个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对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争论一直到罗纳德·里根梦寐以求的星球大战防御计划，很容易看出美国渴望在某种最尖端的武器方面确保对苏联的优势，而不管这种愿望可能是多么的虚无飘渺。军备竞赛的整个历史表明，任何一方都不会让另一方走到自己的前边。美国在多导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方面的优势只保持了两三年的时间，随后苏联便制造了自己的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
美国拒绝禁止制造这种导弹是它在整个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过程中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事实证明，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没有认识到努力使双方相互放弃多弹头分导式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必要性，从而失去了及早控制苏美战略军备竞赛的又一个机会。尼克松政府没有做出这样的努力。直到90年代初期，也就是20年后，两国政府才在1993年达成的协议中认识到这一点，使销毁分导式多弹头导弹成为两国全面裁减战略军备的一部分。
因为限制生产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弹头或全面禁止生产此种导弹，势必受到五角大楼及其右翼政治支持者的反对，所以尼克松和基辛格逐渐决定只寻求对反弹道导弹系统实行限制。与此同时，白宫期待着达成某项协议，以表明它准备继续寻求对战略武器进行限制。由于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陷入了僵局，因此秘密渠道为了在最高级会谈上能够达成军备控制协议相应地加快了工作节奏。
我代表莫斯科向基辛格提议，先单独把反弹道导弹问题列出来，集中精力解决这一问题，以便当年达成一项协议，同时把陷入僵局的控制进攻性武器问题先搁置起来。但是，基辛格想就进攻性导弹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参加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卢埃林·汤普森告诉我，除非就进攻性武器至少达成一项有限的、哪怕是象征性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否则尼克松将不签署单独的反弹道导弹协议。这至少是给美国代表团下达的指示。
关于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讨论也并不简单。是将它们全部取消，还是允许它们用于保卫首都、国家指挥机构及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由于两国政府内部一直在就此问题争论不休，所以使它变得更为复杂和混乱。在莫斯科，有些政治领导人准备就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向美国人提出无选择建议。但是，军方大多数首脑人物反对全面禁止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他们认为该系统已经开始部署在我国首都周围，尽管对这种系统存在着技术上的反对意见，即该系统并不完善，而且进一步部署将耗资巨大。军方的反对使得苏联领导层未能做出决断。
美国方面自身也存在着意见分歧，而且无论如何它也把苏联方面本来已经十分混乱的想法理解错了。结果，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后，就反弹道导弹系统提出的无选择建议也被放弃了。最终产生的协议允许双方各有权建造一个保护首都和——如果愿意的话——一个洲际弹道导弹基地的反弹道导弹发射场。对双方而言这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因为在未建造之前就将反弹道导弹系统断然放弃将能够解决一个最为关键的裁军问题。要想理解我们丧失了一个多么重要的机会，只要回想一下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想法怎样在大约10年之后发展成为罗纳德·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就够了。
基辛格和我为建立一个外交体系，以便达成双方在政治上均可接受的裁军协议而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在谈话过程中，我们达成了“一种谅解”，这一谅解最终形成了把反弹道导弹系统和对洲际弹道导弹的某种限制联系在一起的想法。这一想法成为未来的特别谈判的议题。两国政府决定通过尼克松和柯西金秘密交换信件把我们的谈话结果变成正式的协议，在5月份期间基辛格和我一直在推敲着文件的措词。
1971年5月20日，华盛顿和莫斯科同时公布了这个突破性进展。公告指出，美国和苏联同意努力制定一项反弹道导弹协议，和制定某些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措施。协议和限制究竟是什么样的将留待在最高级会谈之前举行的进一步谈判决定。
罗杰斯对基辛格和我为拟订这项协议而进行的多次会谈又是一无所知。当他得知公告即将发表时，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根据总统的办公厅主任H.R.霍尔德曼[2]在回忆录中所说，罗杰斯问霍尔德曼：“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正在做这件事？你们大可不必让我参与这件事，但无论如何也得让我知道啊。”
基辛格派去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人员也对此恼怒万分。他们后来指责基辛格为了尽快达成一项协议以便渲染在他们看来是尼克松非常想举行的最高级会谈而出卖了他们。我不能为他们或美国代表团进行辩护，但我个人得到的印象是双方都不想过分拖延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时间。造成一种一切成果都是通过秘密渠道取得的印象是不公正的。代表团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经过好几个月的艰苦谈判，代表团帮助分析、澄清和系统阐述了双方的具体立场观点。但是，秘密渠道为两国政府在僵持的问题做出相互妥协，在谈判的关键时刻做出最后决定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两国代表团团长气愤地感到秘密渠道的参与者剥夺了他们的劳动成果的原因。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气愤，特别是因为他们一直在非常努力地工作。
有一个小插曲可以说明这种双重谈判方式的复杂性。5月中旬，我接到基辛格打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说的是出席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杰勒德·史密斯回到了华盛顿。史密斯向尼克松提交了一份有关他和苏联代表团团长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3]在日内瓦湖上划船时进行的长时间谈话的备忘录。这份秘密备忘录概述了谢苗诺夫的建议。按照史密斯所言，谢苗诺夫的这些建议最终为达成协议开辟了道路。
使总统和基辛格大为吃惊的是，谢苗诺夫在备忘录中提出的建议竟然包括了总统本人通过秘密渠道和苏联政府交换意见时提出的主要观点，而他们认为史密斯和他的代表团根本不可能了解秘密渠道的情况。基辛格强烈指责苏联方面对秘密渠道不负责任，并且无视总统渴望与苏联领导层保持秘密接触的心情。他说，苏联方面更愿意采取正常的外交联系方式，虽然它已经充分意识到这种做法可能会泄露消息，从而给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造成困难。“我们很可能停止使用秘密渠道。”他警告说。
我回答说，任何一方都可以决定是否使用秘密渠道，但我相信这一偶然事件是由于误会或处理不当造成的，这种情况在双重谈
判的困难条件下是很难避免的。
这件事的原委是这样的：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职务的谢苗诺夫从他在莫斯科的朋友那里得知了秘密渠道以及它的运作情况，因此决定按照同样的思路主动提出一项建议，当然他没有向任何人泄露他知道秘密渠道的情况。他希望以他的即兴发挥给莫斯科一个惊喜，并能够获准继续按照同样的思路进行谈判。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而且，葛罗米柯在莫斯科进行了一次秘密调查，试图搞清楚谢苗诺夫的消息来源，但没能查清楚。不管怎样，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仍在继续，谢苗诺夫仍然担任我国代表团的团长，但不了解通过秘密渠道正在交换着的情报。
显然是为了鼓励我们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继续进行磋商，基辛格于5月24日通知我，尼克松决定从需要商业部事先批准的项目清单上将出口给苏联的小麦和其他谷物删除掉。与此同时，他们取消了另外一个要求，即全部小麦的一半要由美国船只（他们的货船的载重量要比我们的大）运载。美国政府在11月同意向苏联出售价值1.36亿美元的谷物。
这里还需要澄清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最后一个敏感问题，这就是有关海上发射的弹道导弹，更准确地说，是有关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问题。早在1970年1月，当基辛格和我第一次讨论反弹道导弹系统与可能冻结战略导弹的关系时，我问他从海上发射的导弹是否也包括在内。他说美国准备同时采纳这两个方案。我表示我个人认为苏联不愿意把这种导弹也列入被冻结的范围之内，我们的讨论就是这样结束的，我把讨论的结果向莫斯科做了汇报。
2月4日，我向基辛格进一步证实，政治局同意把签定反弹道导弹协议和“停止部署进攻性导弹”联系起来的意见。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问题没有被单独提起，因为莫斯科认为基辛格已经接受了我们对此问题的立场。这次，基辛格还是没有向我提出这一问题。
事实上，直到1971年5月20日，也就是苏美就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初步达成的协议发表联合声明的那一天，我们所达成的谅解仍然是有效的。但是，后来的情况表明，只有苏联方面和基辛格承认这一谅解，因为五角大楼和参与正式会谈（不是通过秘密渠道举行的会谈）的其他美国谈判人员认为，将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纳入一项全面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当时已经在战略潜艇方面取得了优势，而苏联仍在组建潜艇舰队，企图追赶上去。总之，通过正式协议冻结潜艇发射的导弹将对美国而不是对苏联有利，因为这样做可以使美国保持军事优势。这就是为什么在和基辛格讨论这一问题时，我首先对这一观点提出反对意见的原因。
我不知道基辛格是否还记得这一切（他脑子里还装着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也不知道他是否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限制陆基战略导弹上——他们认为这种导弹是苏联整个战略武器库中最危险的武器。总之，在谈判的最初阶段，他没有给予海上发射的导弹应有的重视。直到1971年底他才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不顾我们的反对竭力调整他的立场。只是在1972年4月他出访莫斯科期间同勃列日涅夫为准备举行最高级会谈而进行谈话时，他才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双方的分歧。
基辛格访苏的结果是达成了一项停止建造新型导弹潜艇的协议。美国历史学家把这项协议看成是基辛格取得的重大成就。事实的确如此，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在同意停止建造新型导弹潜艇的同时，苏联方面还同意接受一个最高限度，这个最高限度保证苏联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建造一些已经列入计划的潜艇导弹发射装置。基辛格也知道这一点。但双方却不愿公布这件事。
为举行最高级会谈而施展策略：与中国建交在即
当我正准备以代表身份回莫斯科出席党的第24次代表大会时，基辛格要我向苏联领导层转达尼克松的一个口信。这是他们施展的一个很有典型性的巧妙策略。
坦率地说，基辛格说道，总统想让莫斯科知道，他感到很难描述苏美关系到底如何。在前两个月里，苏联政府一直坚持要求就西柏林问题达成一项解决方案，然而，当尼克松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时，基辛格说，苏联方面对总统同样重视的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却反应过于迟钝。另外，苏联方面对他在2月中旬发出的一封对苏联潜艇日益频繁地在古巴港口进行维修的活动表示关注的信函没有做出反应。
总统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也许，基辛格说，这种感觉是错的——这就是拟议中的最高级会谈笼罩着“一层不稳定的阴影”。尼克松仍然相信，如果双方在——比如说——7月份就西柏林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并能在大约同一时准备出一份反弹道导弹协议供最高级会议签署，那还是有益的。最后，尼克松还提出有可能在1972年最高级会谈期间召开一次欧洲安全会谈，而且他还准备讨论中东问题。
尽管这些提议是非正式的，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尼克松表明他已经为在1971年——甚至在他出访中国之前——举行一次苏美最高级会谈做好了准备，尽管很多美国厉史学家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尼克松是为了加强他对莫斯科的影响才打出中国这张牌的。转达这一口信的目的无疑也是为了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对苏联领导层施加影响——这次党代表大会将讨论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事实上，克里姆林宫对他的这个口信非常赞赏，此外，它还加强了勃列日涅夫改善对美关系的愿望。但是，这个口信仍不足以使最高级会谈能够尽快举行，直到1972年，最高级会谈才得以举行。莫斯科试图逼迫美国在举行最高级会谈之前就能够在西柏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但这反而促使尼克松更快地访问了中国，这些情况当时我们当然不知道，而且也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次党代表大会从1971年3月30日开到了4月9日，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党来说，它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苏联领导层认识到国家正处在困难的形势下。苏联经济和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例如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和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地下出版物的出现表明不满情绪正在我国知识分子中间滋长。我们与中国关系的急剧恶化以及与美国关系的不稳定致使军备开支大幅度增加，从而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党的精英们渐渐开始认识到必须比较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并且要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缩小同西方国家的差距。但是，党仍不准备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化来解关国内问题。持不同政见者被视为政权的敌人，那些在国外发表作品的作家遭到了报复。不墨守陈规的人仍然受到排斥。总之，我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没有发生变化。
然而，世界其他国家的现实情况以及我国国内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促使苏联领导层下决心改善同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关系。我国对外政治宣传的基调也逐渐建立在与这些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基础上，尽管它们的社会制度与我们的不同。在克里姆林宫内部，这种观点因与尼克松就举行最高级会谈进行的对话而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因此，召开这次党代表大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宣布党的和平计划，而且呈现在这个国家面前的也是这样的结果。
改善我国与美国的关系是我们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之一。与此同时，我们仍然经常对美国在各个地区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评，并且声称“资本主义危机在不断加深”。但是，党的总书记在总结报告中还是首次强调要在新的五年计划中优先考虑消费品的生产。他还强调指出，苏联将继续致力于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党代表大会本身提供的支持使他感到，他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安排他和尼克松首次会谈方面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
党代表大会结束后，政治局开会听我转达尼克松的口信，并且讨论我们应做出的反应。我发表意见说，尼克松提出的条件为举行最高级会谈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柯西金支持我的观点。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也开始倾向于同意这一意见。但使我大为惊讶的是，葛罗米柯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利用尼克松急于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心理，首先解决西柏林问题。不管这一问题对苏联来说有多么重要，反正它是“上届美国政府遗留给下一届政府的问题”。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葛罗米柯的意见，认为“和尼克松的会谈可以等一等”，尤其是在印度支那战争正在进行以及美国总统选举日益临近——这当然是尼克松想举行最高级会谈的确切原因——的情况下。
除了和外交事务有关的少数人——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柯西金、安德罗波夫及军方代表之外，政治局委员中很少有人真正了解美国。他们对美国的看法仅限于从《真理报》和《消息报》上读到的东西，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听上去非常象是从这两份报纸的专栏上摘下来的。他们可以收到我的电报，但对我提出的问题却置之不理，除非这些问题确实要在会上进行讨论。对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来说，美国和外交政策并不在他们的职权范围之内；每一位政治局委员都有自己的管辖范围，他们不欢迎另一位政治局委员进来干预，所以对于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外交工作，他们都采取一致的行动。他们大都发表最正统的观点，很少提出有影响的建议。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支持总书记提出的外交建议。
在西方国家中，很多人认为共产党总书记是不对任何人负责的真正的独裁者。对斯大林而言，事实的确如此，但对他的继承人而言，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勃列日涅夫也不例外。他的确是领导层中的第一把手，然而，即使作为地位相当的一班人中的第一把手,他也不能总是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其他政治局成员。政治局的每一位成员都有权对列在每周例会——通常在星期二举行——议程表上的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需要讨论紧急问题时可以随时召集会议。
所有的会议都是在克里姆林宫里一间被称作是政治局会议室的房间里举行的。这间屋子相当宽敞，但陈设简朴，丝毫没有克里姆林宫那种华丽的格调。委员们按事先排好的次序坐在一张长会议桌的两侧，这和白宫的内阁会议非常相似。在会议桌的首席坐着主持会议的总书记。当他宣布会议讨论的议题之后，便由提出议题的委员或代表总书记准备议题的委员发言。接着进行一般性讨论，有时讨论会持续很长时间并且进行得很热烈，例如讨论当尼克松仍在轰炸北越的时候，我们是否还应和他举行会谈时就是如此。讨论由总书记宣布结束并做总结性发言。一般说来，决议都会得到一致通过，投票表决的情况极为罕见。如果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总书记一般会推迟到下次会议再做决定，这表示他要趁两次会议间歇的时间和他的每一位同事在幕后进行私下会晤，以便找出一项妥协办法。任何一位总书记自然都会有很多能够使他的意见得到政治局批准的说服办法，但他始终小心翼翼，以免不必要地引起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对抗。他们毕竟可以反对并撤换他，就像他们对待赫鲁晓夫那样。
关于所有重要的国际问题，外交部长——在我从事外交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里，葛罗米柯一直担任此职——必须提出一份意见草案，供政治局讨论、批准。为了获得支持，他通常事先要和总书记以及政治局中某些有影响的委员讨论他提出的建议。有时，政治局会邀请大使们汇报各自驻在国的情况，我就被邀请过很多次。
当勃列日涅夫打算出国访问或同外国领导人进行会谈时，他本人或者外交部要向政治局提交一份他将遵循的基本指导方针的书面草案，以求得批准。这份草案是在葛罗米柯的协助下起草的。尽管他有机动的余地，但基本上还得遵循政治局批准的指示方针。此后，总书记一般要将口头或书面报告提交给政治局审议。其他政治局委员接见外宾或出国参加谈判也要遵循同样的程序。
美国总统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拥有较大的自由。他们没有义务告诉任何人他们与外国领导人会谈的细节。但是，我们党的总书记也可以用不止一种办法来推行他们的政策，虽然得不到政治局的同意就不能做出实质性的决定。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勃列日涅夫私下对我说，虽然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不同意立即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意见必须得到尊重，但我提出的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的意见是正确的，应该“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他又说：“最高级会谈很可能在明年举行。”他向我透露说，他非常愿意访问美国，而且希望在尼克松访问苏联之后做这件事。他以我们通常进行友好交谈的方式很随意地命令我“继续按同一方针办”。
对我来说，这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我的外交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由于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不得不定期同华盛顿的最高级官员进行会谈；我也因此从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晋升为中央委员。
回到华盛顿后，我于4月23日在白宫会见了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莫斯科发生的事情。他们当然已经听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公开讲话，基辛格说总统欢迎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对两国关系应该持建设性态度的观点。我告诉基辛格，苏联政府准备就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与总统互通信函，他评论说：“这是有助于达成协议的一个重要步骤。”
接下来我说到了举行最高级会谈的问题。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我吿诉他尽管尼克松总统已经得知苏联政府基本上持积极的
态度，但是，我声称“我个人对能否举行这次会谈存有很大的疑虑”，除非我们能够首先就西柏林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基辛格显然非常吃惊，随之做出了十分激动的反应。他强硬地表示他不可能接受苏联方面的最后通牒，以签订一项有关西柏林问题的协议为代价来换取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这将使总统除了放弃最高级会谈别无选择。
我对他说他没必要如此气愤。这决不是一项最后通牒。如果西柏林的紧张局势仍在持续，那么很多国家的包括我们国家的——公众都将对举行苏美最高级会谈疑惑不解。我完全知道基辛格为什么很不高兴，但是我必须服从政治局的决定。我们在柏林问题上做出的强硬反应迫使尼克松调整了他的政治目标，在访问苏联之前访问了中国，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这是葛罗米柯在政治局提出的建议造成的直接后果。
4天后，应基辛格的邀请，我再次与他举行了会谈。他说，总统指示他讨论三个问题：最高级会谈问题、西柏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
他说尼克松很长时间以来已经注意到苏联领导层对最高级会谈问题一直表现得犹豫不决，不管莫斯科私下里有什么原因，他觉得再不值得提出确定举行最高级会谈日期的问题了——他也不可能接受把最高级会谈和其他问题（指西柏林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的意见，虽然他准备讨论其他任何国际问题。所以他将无限期地把举行最高级会谈问题搁置起来，虽然他准备在莫斯科愿意的时候再次讨论这一问题。
关于西柏林问题，基辛格说，很遗憾，谈判的进展显然比预想的要慢得多，然而，总统准备为寻求达成一项协议而继续做出努力。基辛格本人已和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负责东西方关系问题的私人助理埃贡·巴尔[4]进行了讨论。埃贡·巴尔希望能够达成一项协议。（巴尔为改善波恩和莫斯科的关系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基辛格用了几天的时间平抑并否定——尼克松知道这一情况——美国新闻媒介做出的政府出于反苏的目的正在同北京发展关系的推测。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通过互派非官方代表团和运动队——第一支访美运动队是以“乒乓外交”而闻名的——已经升温。看来，白宫正在努力消除因它主动与北京接触而对苏美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但它决不会停止和我们玩外交游戏。
6月10日，基辛格邀请我到戴维营总统在华盛顿以北山区的休养所——和他进行非常随意的会谈。这是对一位外国大使做出的最不寻常的友好姿态。我们俩人乘直升机飞抵那里。基辛格说，根据总统的指示——尼克松当时没在那里——他愿意从从容容地回顾一下我们两国在某些特殊问题上的关系。我们俩人很轻松地谈了6个小时，双方在谈话中对几乎所有的问题显然都持积极的态度。最后，基辛格再次提出尼克松期待的出访苏联的问题。我始终觉得基辛格兜了这么个大圈子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谈话引到主要话题——最高级会谈——上来。
基辛格说，总统愿意讨论双方就欧洲问题提出的具体动议，以便“着手解决”欧洲问题。基辛格继续强调说，总统对中东问题极为重视，并且希望能够将它提到议事日程上，这样总统和勃列日涅夫就可以在没有其他美国人在场的情况下（他甚至愿意只让一名苏联翻译在场）讨论这一问题。如果通过这种坦率的会谈能够和苏联领导层达成绝对秘密的协议，基辛格说，那么总统将会千方百计保证履行他答应的条件而无需向任何人做出解释。
遗憾的是，莫斯科没有利用尼克松对找到一个双方均可以接受并且有利于解决问题的重要步骤所表现出来的兴趣。这是一次机会，因为华盛顿对苏联向阿拉伯国家提供军事援助感到担忧。我们刚刚和埃及签定了一项友好条约，并且继续向叙利亚提供战斗机和地对空导弹；我们还派去了军事顾问。但是，我们同阿拉伯国家之间过分紧密的关系使我们难以在中东实行更为灵活的政策，并且不能与华盛顿采取一致行动。
在谈话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让我转告苏联领导层尼克松计划访苏的日期，假如克里姆林宫认为这一访问在原则上是可行的
话。他说9月份是最为合适的时间（看来，尼克松仍然希望把最高级会谈安排在1971年——尽可能在他访问北京之前——举行）。另一个可以接受的日期是1972年3月至5月期间。
我本人则向他提供了我们对西柏林问题的详细意见。在柏林举行的随后几轮会谈中，西柏林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后来在波恩又结合着勃兰特访问华盛顿一事讨论了这一问题。基辛格指出，苏联、美国和德国在柏林举行的会谈既关键又非常秘密。美国方面只有三个人直接参与此事，他们是总统、基辛格以及美国驻波恩大使肯尼思·拉什[5]。拉什曾是尼克松在杜克大学读书时的法学教授，故被看成是圈里人并且受到信任。国务院包括罗杰斯国务卿在内——一点不知道有关秘密交换意见的情况，并且仍在继续执行由西方四大国批准了的指导方针。
后来，我听基辛格和西德驻美大使罗尔夫·保尔斯[6]秘密地对我说起与维利·勃兰特就西柏林问题进行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保尔斯对我说，尼克松告诉勃兰特，他对西柏林问题比勃兰特上次访问时更为乐观。总统的乐观态度建立在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苏联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但是，在柏林会谈上取得的进展很可能是和最高级会谈必然联系在一起而得到的结果，在政治局秘密会议上已经这么做了。
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我于6月底拜访了尼克松，向他详细说明苏联呼吁五个核国家举行会议，讨论核裁军问题的声明，并将声明文本交给了他。总统表示他将认真考虑这一建议，但他又说他想提出一些坦率的，然而却是极为秘密的初步意见。他强调说，他希望这些意见能引起苏联政府的注意，但是不要让有关记录出现在美国国务院和我国外交部之间的正式谈判中。
“我不想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尼克松说，“我和苏联领导人一样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是，世界上只有两个真正的核大国，他说，它们当然是苏联和美国。就核潜力而言，其他三个国家是无法与它们相提并论的。尽管它们用不恰当的方式提高了自己的声望，但它们要用很长时间才能弥补这一差距。考虑到这种状况，他提出，召开这样一次五国会议的结果难道不是让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削减两个核超级大国的核军备上，而对其他三国产生不了什么重要影响吗？甚至在讨论削减它们为数并不太多的核武器之前，它们就可能首先要求把苏联和美国的核力量削减到和它们一样的水平上。最后，他建议我们继续通过秘密渠道交换意见。在我看来，他的论点是站得住的。
总统接着又把话题转到苏美关系上来。他认为两国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虽然改善的程度仍不十分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说，我们两国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充满考验和机会的新的重要时期，鉴于我们双方都有良好的愿望，在美国将精力集中于明年年中举行的选举之前，苏美关系将有可能取得进展。
“目前，”总统继续说道,“我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两国关系中存在着两个需要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这就是就西柏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协议。还存在着另外的一些问题，比如中东问题，但这不是轻而易举能够解决的。”
谈到中东问题时，他说，莫斯科和华盛顿应该注意避免爆发新的武装冲突。接着，总统明显带着几分犹豫神色说道，苏联领导层应该理解最近基辛格根据他本人的指示向苏联大使转达的他本人就“一个重要问题”提出的建议（尼克松显然指的是最高级会谈问题，但他避免用这个词）。他希望苏联领导层能像对待他就其他问题——包括柏林问题——向莫斯科提出的建议一样，对此建议给予充分的关注。总统最后说，总的说来，他相信在竞选前的几个月中美苏关系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我表示我个人同意他的看法。
我们没有讨论同北京的关系，它已经成为令人伤脑筋的地缘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成为华盛顿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优先考虑的问题。美国政府一直在隐瞒它与中国人进行的接触。这些接触是由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最高领导层秘密进行的。只有有限几位密友参与了此事。
然而，美国政府内部却展开了一场全面的讨论。仍然在白宫和国务院担任顾问的卢埃林·汤普森6月中旬私下对我说，在美国领导层内部——包括国务院的最高级官员——就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及其对美苏关系的影响展开了争论。
美国领导层内部基本上存在着两大派别，汤普森说，一派倾向于优先考虑同苏联达成协议，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因为苏联和美国在世界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另一派的观点则是要优先考虑打开中国的大门——自1949年共产党掌握政权以来，美国同中国几乎没有进行过官方接触，也没有建立任何正式关系。这一派认为，中国可能有助于尽快结束越南战争，其原因部分在于它可以向苏联施加压力。他们推测莫斯科几乎不可能做出同时与华盛顿和北京处于紧张状态的选择。汤普森通过和总统私下交谈得到的印象是，尼克松眼下正在尝试同时保留两个机会。
此后不久，基辛格便去了亚洲，他甚至还在6月30日请我去谈论了此次访问的情况。此行的目的据说是去了解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日益严重的紧张关系，也许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巴基斯坦后来成了他秘密访华的起点站，访华自然才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他对此保持缄默。
在基辛格出访的时候，莫斯科终于将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时间定在11月或12月，这样实际上便将会谈拖到了年底。我把这封电报转交给基辛格的副手亚历山大·黑格，他显然对这一所谓的“好消息”感到高兴，并且说他要立即向总统和基辛格报告此事。鉴于美国和共产党政府领导下的中国有着长期不和的历史，所以，莫斯科根本没有想到两国之间当时正在秘密商议恢复邦交的可能性。当克里姆林宫得知尼克松计划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在他与勃列日涅夫于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之前先去访问中国的消息时，再没有谁比它更为惊讶，更为迷惑不解了。
[1]埃德蒙·西图斯·马斯基（EdmundSixtusMuskie，1914年3月28日——1996年3月26日），出身于一个波兰裔家庭。1939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1940年起担任律师。1942—1945年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1946—1955年任缅因州众议院议员。1955—1959年任缅因州州长。1959—1980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75—1980年任预算委员会主席。1967—1969年任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主席。1968年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加大选，但败给了尼克松。1980—1981年任国务卿。1981年退休。晚年继续从事律师工作。1987年任总统特别审查委员会委员。1996年去世。
[2]哈里·罗宾斯·“鲍勃”·霍尔德曼（HarryRobbins"Bob"Haldeman，1926年10月27日——1993年11月12日），二战中服役于美国海军。1949年起在广告公司工作。50年代结识尼克松。1969—1973年任白宫办公厅主任。1973年因卷入水门事件被迫辞职。1975年被捕并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978年获假释出狱。晚年在佛罗里达经商。1993年去世。
[3]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谢苗诺夫（ВладимирСемёновичСемёнов，1911年2月16日——1992年12月18日），苏联外交官。1938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任驻立陶宛参赞。1940—1941年任驻德国参赞。1941—1942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第三欧洲司司长。1942—1945年任驻瑞典外交使团高级顾问。二战结束后，于1945—1946年任驻东德军事管理局副政治顾问，1946—1949年任政治顾问。1949—1953年任东德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政治顾问，在任期间于1953年参与镇压东柏林六月起义。1952—196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3—1954年任驻德国高级专员兼驻东德大使。1954年因车祸受伤回国。1954—1955年任外交部第三欧洲司司长。1955—197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66—198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9年任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苏方代表团团长。1976—1986年再次担任驻东德大使。1986年退休。苏联解体后移居德国。1992年在科隆逝世。
[4]埃贡·卡尔—海因茨·巴尔（EgonKarl-HeinzBahr，1922年3月18日——2015年8月19日），出身于银行雇员家庭。1942—1944年被强征入伍。二战结束后担任《柏林日报》驻西柏林记者。1956年加入社民党。1959—1960年任驻加纳大使馆新闻参赞。1960—1966年任柏林市议会发言人。1966—1969年任外交部政治规划办公厅主任。1969—1974年任总理东西方问题事务私人助理。1972—1974年任特殊任务部长。1974—1976年任经济合作部长。1972—1990年任联邦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80—1990年任裁军和军备控制小组委员会主席。1976—1981年任社民党政治书记。2015年逝世。
[5]大卫·肯尼思·拉什（DavidKennethRush，1910年1月17日——1994年12月11日），美国外交官。193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36—1937年任杜克大学副教授。1939—1966年任联合碳化物公司副总裁。1966—1969年任联合碳化物公司总裁。1969—1972年任驻西德大使。1972—1973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73—1974年任副国务卿。1974年任总统顾问。1974—1977年任驻法国大使。1977年退休。
[6]罗尔夫·弗里德曼·保尔斯（RolfFriedemannPauls，1915年8月26日——2002年5月4日），德国外交官。出身于新教牧师家庭。1934年入伍。1941年在苏德战争中失去了一条左臂。1942—1944年任驻安卡拉大使馆武官。1944年参与了“七·二〇政变”，但没有被捕。二战结束后退役。1949年毕业于波恩大学。此后曾任外交部国务秘书私人顾问、驻卢森堡副领事等。1956—1960年任驻美国参赞。1960—1963年任驻希腊大使。1963—1965年任外交部贸易和发展司司长。1965—1968年任驻以色列大使。1968—1973年任驻美国大使。1973—1976年任驻中国大使。1976—1980年任常驻北约代表。1980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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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尼克松总统时期：1969—1974
第十二章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
↘70年代的苏美关系
↘进入尼克松和基辛格时期
↘与尼克松政府进行谈判
↘1970年的华盛顿和莫斯科：观望和怀疑的一年
70年代的苏美关系
70年代因缓和的出现而在战后苏美关系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70年代中期，最高级会谈就限制两国战略核武器增长达成了协议，从而使缓和达到了高潮。
苏联和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如何描述在理查德·尼克松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年代促使紧张局势得到缓解的国际环境看法不一致。政策专家们在谁迫使谁走向缓和这个基本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在美国政治文献中有不少看法都认为缓和的出现是因为苏联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它们推测苏联态度的变化是缓和得以实现的唯一原因。这种推测只对了一部分；美国方面的态度同样也发生了变化。但还是让我首先考查一下苏联对美态度的演变过程吧。
苏联的外交政策总是与共产党的哲学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一直是党的全部政治纲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917年革命之初开始，在国家领导人和党的领导层中间就围绕着国家发展的方向及外交政策方针展开了斗争。列宁和托洛茨基分别是这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
极端主义分子鼓吹说，俄国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开始，并且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对全世界资产阶级的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将证明革命战争是正确的。实际上，在通往最后胜利的道路上，为了实现那些最高目标，甚至可能需要暂时牺牲一些革命成果。想一想党多年来一直在呼喊的一个口号吧，这个口号译成英语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列宁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自己的国家里进行革命，使其变成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国家的存在和不断获得成功本身将是俄国履行其对全世界无产者所承担的责任的最好方式。资本主义可以与社会主义和平共处，但是，历史最终将对这两种制度的优劣做出评判。
后来，这两种观点在国家领导层和共产党员的脑子里奇妙地结合了起来。尽管列宁主义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另一种观点从来也没有被完全放弃，因为它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显然是该观点能够吸引人的主要原因。
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吸收了新的、不那么好斗的战争与和平概念。但是，昔日的遗产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其方式是试图保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并显示党的革命正统性。因而，战争并非绝对不可避免的这一新的观点，在添加了战争危险仍然存在的这类套话之后便可能为人们所接受了。总之，这种思想观点认为，如果发生战争，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而这一胜利将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之上。
虽然这种赞扬和平共处的观点被承认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但它是在做出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即把和平共处说成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之后才变得比较受欢迎的。理论家们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把“国际主义”——其定义是与国外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斗争团结一致——和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结合在一起，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劳动人民同梓也在进行斗争。这种新政策强调，它不打算放弃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苏联向全世界宣布，它决不会拒绝向民族解放运动提供全面的援助。
东西方的对抗实际上是苏联领导层试图把这两种思想原则结合在一起，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某种平衡而造成的结果。但是，这种做法也导致我们毫无必要地与美国在第三世界进行一场超级大国间的对抗。这一切还使得我们一度与中国人展开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
毋庸置疑，在党的历史上，任何一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决定政策方针时总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勃列日涅夫算不上一名理论家，但是，他经历过一场毁灭性的战争，毫无疑问，他知道我国人民把和平看得重于一切。自从担任总书记职务以来，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小心谨慎地观察着国际事务复杂的运作情况。但是，直到约翰逊任职中期，确切地说是到了尼克松总统任期开始的时候，他才开始相当坚定地相信有必要促进同西方国家，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尽管他对当时在意识形态方面被认为是十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表现出了恰如其分的尊重。
促使勃列日涅夫以及党和国家最高层官员调整其外交政策观点的是下列一些因素。
第一，核战争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正如古巴危机曾经明确证实的那样。第二，军备开支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尽管在约翰逊刚一担任总统时双方便试图削减军费，但却未能获得成功。第三，如果美国加以阻挠，通过所谓的柏林协议改善苏联与西欧，特别是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系的进程将会变得极为复杂化，而美国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进展情况。第四，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苏中关系急剧恶化，因此有必要阻止或抵消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进行的任何勾结。第五，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无疑会巩固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在苏联国内的威望。
应该承认，苏联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是根据临时的设想，而不是按照某个宏伟规划制定的。要证明这一点，只需回顾一下自1962年古巴危机到中东战争以及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时期内所发生的重大危机就足够了。
对于我国的外交人员而言，当时最主要的困难在于不太了解实际情况，没有为进行裁减军备的重要谈判做充分的准备，这样就很难在这个涉及双边关系和国际关系的主要领域中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国务院及其工作人员的准备工作和我们相比要充分得多。他们的外交官和谈判人员与五角大楼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两种部门中都设有处理裁军问题的专门机构。而我们则没有这类机构。苏联外交部的官员们只能自行其事。他们甚至连一个能够使其在裁军问题发挥专长或施加官僚政治影响的组织或专门机构都没有。起初，这一题目被委托给外交部的美国司的一小部分人来进行研究。但是，他们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接触到有关我国核武器及其生产情况的任何情报。他们所知道的大都是从美国的公开出版物中看到的。作为大使，我能够与美国官方与我地位相当的人及美国科学家直接交往，所以我的情况稍微好些。
这种状况造成了某些不合理的现象。在重要的谈判开始之后，我们的外交官不得不重新提起裁军问题的细节以及在美国军界、外交界及科学界已经反复讨论了好几年的那些极其复杂的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的人在公开场合或自己人之间一直用美国英语的缩写词来表示美国和苏联的战略系统。最为令人惊讶的是，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这一协议最终于1975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1]最高级会谈中得到了勃列日涅夫和杰拉尔德·福特的批准——的谈判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没有主动提出过苏联的军事数据，尽管在适当的时候，反应我方立场的数据将必须成为任何一个协议的组成部分。美国方面不仅对他们的武器装备，而且对我们的武器装备提出限定数额，而我们只是表示同意或提出修正意见。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和我国军方建立起应有的联系，并且在莫斯科成立了适当的合作机构，以便为谈判做准备。与此同时，尽管速度相当缓慢，但我们的最高政治领导层还是在逐步掌握军工生产以及有关裁军问题的详细情况。在政治局成员中，只有我们的国防部长们——格奥尔吉·朱可夫、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以及后来的安德烈·格列奇科全都是拥有苏联元帅军衔的军人——对这些问题比较熟悉。但是，甚至连他们了解的情况也不够全面，因为作为一名国防部长通常是不太懂得军工生产的具体情况的，更不必说把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运用到裁军过程中去了。只是到了福特政府上台初，由季米特里·乌斯季诺夫——此人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开始和兵器打交道——接替格列奇科担任国防部长之后，这一缺陷才得以弥补。然而，季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并不赞成搞裁军，因而他必须时时受到勃列日涅夫——他对军工企业十分内行——的督促。
对于美国来说，这个阶段证明是对冷战的政治准则进行痛苦的重新估计的时期。美国与苏联发展比较正常的关系也有着一些客观原因：苏联的核导弹潜力此时已和美国并驾齐驱；以西德和法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越来越寻求实行更为独立的政策，并且试图发展它们与莫斯科的关系；国家在越南进行的冒险活动使美国社会和经济问题严重恶化，美国不可能既拥有大炮又拥有黄油，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楚了。此外，尼克松政府显然渴望大肆渲染其在对俄、对华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成就，其目的是为了减轻其未能结束东南亚战争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从而在1972年的总统选举中增加重新当选的机会。
尼克松—基辛格政府试图实现美国外交政策上的某些重要的短期和长期目标。这些目标是：以最小的代价结束越南战争，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解决诸如西柏林问题这样一些比较具有爆炸性的战后问题；通过限制军备以及建立一个能够使双方在处理某些地区性突发问题时采取克制态度的苏美协商机构来减少苏美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危险；重新组合美国和盟国的力量，以便维持现状并满足美国的利益需求；通过实现苏美关系正常化以保证美国能够更为随意地调整与其盟国的关系，进而巩固它在全球性东西方对抗中所占据的协调地位；最后是防止国内出现两极分化和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现象。可以想象，所有这一切将会提高尼克松及其政府在国内外的声望和权威。
推动这一进程的美国主要领导人当然是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这两个人都是美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能够理性地看待问题，而不是被一些不太重要的枝节问题搞得无所适从。他们两人对全球外交策略和强权政治规则都颇感兴趣。此外，基辛格是一位出色的谋略家，这一点在直接的和受其幕后操纵的谈判（我亲眼目睹过这些谈判）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总的说来，他们的政府在冷战时期既为推进苏美关系尽到了责任，又没有忽略美国的利益。
但是，当我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根据他们两人的回忆录以及评论家们所写的大量书籍及论文，根据我对他们的所做所为进行的全面分析来确切评价他们的活动时，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实际上并不打算在苏美关系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性进展，也不打算结束冷战和军备竞赛。
他们的对苏政策基础是威慑与合作的结合，短期考虑和长远打算的汇集。无论是尼克松还是基辛格实际上都没有为限定和苏联进行战略军备竞赛的界限，从而加强对战略武器的控制，限制发展更加尖端的武器而做出努力。他们试图造成一种比较稳定、比较容易控制的战略态势，同时又不削减高水平的武器装备数量；这种做法成为一种本质上依靠军事实力，同时又能根据他们的需要调和国家利益的政策的基础。他们为控制军备而做出的努力因此而成为这种实力政策的伪装，只不过这种伪装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罢了。从本质上说，无论是总统还是他的亲密助手都没有能够冲出冷战的影响范围，尽管他们比其他几位白宫的冷战斗士表现出更注重实效、更现实的态度。
进入尼克松和基辛格时期
尼克松1968年当选总统引起了苏联相当大的警惕。政治局一致认为，他一贯坚持的反共态度预示着苏美关系将进入一个困难时期。我国驻华盛顿使馆最初也持有类似的看法，而且理由非常充分，这是无需隐瞒的事实。尼克松入主白宫时已经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机会主义在美国政界根深蒂固，尼克松也不例外。他的经历中充满着反苏、反共和好战的色彩。他非常善于对他的政治对手以及另外一些他认为有懈可击的人进行不负责任的煽动性攻击，借此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
作为美国政治生活一个重要特征的反共运动是冷战的产物。在冷战时期，苏联及其思想理论被看作是对美国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直接威胁。但是，使我一直感到惊讶的是在美国出现的这场反共斗争的规模和狂热程度，虽然这场斗争的对手显然是根本不存在的。上至拥有庞大情报网的强有力的联邦调查局，[2]下至大群志愿坐探和真诚的爱国者都在全国各地一从好莱坞到华盛顿、从时代和生活大厦的高层人物到遍布东海岸的码头装卸工人工会——到处找寻颠覆分子。这场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搜捕共产党人的行动除了发现极个别共产党人在密谋推翻美国制度之外,可以说是一无所获。
然而，与欧洲相比，当时的美国共产党人为数并不太多。一些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拥有大批的追随者，政治上很有势力。即使在缓和的年代里，美国共产党也不过拥有1万或1.5万名党员，而且莫斯科对美国共产党领导层提供的这一数字甚至也表示怀疑。我们认为他们人数最多也只能是这个数字的一半。我可以向读者保证（因为我在莫斯科担任过两年负责国际事务的共产党中央书记），在整个战后时期，莫斯科从未把美国共产党真正看成是一支政治力量。莫斯科对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上发表支持我党政策的强有力的演说感到非常满足，这是我们要求它承担的唯一责任。作为大使，我一年里总要有两三次在纽约我国驻联合国使团设午宴或晚宴款待他，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他总是避免不谈美国共产党员的准确数字，我觉得他试图夸大美国共产党在劳动人民中的影响作用。虽然我从未就党的事务向他提出过建议，但我很有兴趣听他对国内形势和这个国家的精神状态进行评价。
在苏联领导层中，没有一个人——包括共产主义最热忱的支持者——曾经认真谈论过共产主义在美国到底能发展成什么样子。不用说，我根本不相信共产主义在美国能有什么发展，其原因主要是我在美国生活了许多年。即使做最大胆的设想，我也仅仅认为在遥远的将来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融合起来。尽管当代人所持有的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以庞大的公共机构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组织的出现而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但当时它在莫斯科仍然属禁忌之列。
然而，尼克松究竟是真的认为美国存在着共产主义的威胁，还是仅仅把宣扬这种威胁当成爬上政治阶梯的便利手段？在我想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在他走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中，他渐渐地不再把共产主义的威胁看成是存在于美国国内生活中的现实情况，而把它看成是与反对共产主义世界，首先是反对苏联和中国的斗争的外交政策有关的因素。于是，反共便从一个国内问题逐渐转化成一个国家间关系问题。这种变化的出现确实提供了与新总统展开对话，甚至同他达成协议的某种可能性，尽管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这就是1969年尼克松就任总统时我的想法。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9年，当时我担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而他作为副总统来莫斯科主持一个美国家庭展览会的开幕仪式。就在这次展览会上，他同赫鲁晓夫就两国社会制度各自具有的长处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当时，赫鲁晓夫正因美国国会刚刚通过的一项有关东欧各国“被控制民族”的反苏决议案而恼怒不已，而且这位总理把他的不满情绪毫无顾忌地发泄了出来。辩论结束后，赫鲁晓夫陪同尼克松乘坐摩托艇游览风景如画的莫斯科河。那天是个周末，摩托艇停靠在一片沙滩上，赫鲁晓夫把尼克松介绍给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普通公民。随后他以开玩笑的口吻大声问他们是否觉得受到了压制。回答当然是一片哄堂大笑。在整个游览过程中，他一直在教训和取笑尼克松。尼克松被这位虚张声势的主人搞得很不舒服。
不用说，当我在尼克松高就新职后首次和他会谈时是不会向他提起我们过去的那次会见的。1967年2月17日，在宣誓就职大约四个星期之后，尼克松在白宫的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里接见了我。自约翰逊离职后，这间屋子已经彻底装修过，地毯和窗帘都换成了金黄色的。墙上挂着总统女儿制做的一幅漂亮的绣制品，上面绣着美国的国徽。办公桌两旁摆放着国旗和不同颜色的军旗，它们象征着总统拥有军权和行政权。总统说他特别喜爱这张办公桌，因为自第一次被选举担任公职以来，他就一直在使用着它。
感谢尼克松总统，是他使我们对那间椭圆形办公室仍旧保留着一种家庭般的温馨记忆，那就是我三岁的孙女带着一种煞有介事的神态坐在总统办公桌前留下的一张绝妙的彩色照片。照片上有尼克松总统亲切的题词。拍摄这张照片最难的是让她安安静静地坐着，并且不能让她一心只顾着拉开美国最高级官员的办公桌抽屉并把手伸进去。
我受命向尼克松阐述了我国政府对苏美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中的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以此方式来建立我们与这位新总统的关系。莫斯科对他仍持有戒心。
我告诉他，苏联赞成和平合作，如果美国也愿意遵循这一原则，那么解决紧迫的国际问题将大有可能。在我们看来，主要的目标是实施防止核扩散条约，寻找一种能导致美国从越南撤军的政治解决办法，双方为解决中东争端而交换意见，将我们对欧洲的行动和政策建立在保持战后现状的基础之上，继续使苏美就战略武器问题交换意见，以便使两国的军备竞赛得到控制。
尼克松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些目标，并且认为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他意识到两国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他必须防止这些分歧达到尖锐化的程度。他还希望避免在苏美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之外，即在第三世界和其他地方因地区性冲突以及类似的问题——我们称之为“边缘问题”——而发生对抗。
尼克松建议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但是他说这需要做全面的准备，需要有时间比较全面地了解国际事务以及一些特殊问题的细节。我本人对他提出的召开苏美最高级会谈的建议表示欢迎，虽然我知道莫斯科要接受这个想法也要花些时间。第一次举行最高级会谈是两年多以后的事了，但是在此后的三年中——1972年、1973年和1974年——又史无前例地接连举行了三次最高级会谈。
接下来，尼克松总统又谈起了通过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建立一条秘密渠道的事。后来的情况表明，这条秘密渠道被使用的广泛程度在我的经历中，或许在外交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除了我同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进行例行的官方接触之外，总统还希望能够和苏联领导层紧急、秘密地交换意见，而且他想通过我和基辛格之间的联系来做这一工作，基辛格将与我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只向总统汇报情况。
尼克松似乎想尽力证明这种双重联系的安排具有某种非同寻常的意义。他说，通过罗杰斯——虽然他“非常信任这位国务卿”——进行联系的不利条件是双方交换意见的情况将会被一大批官员知道。这种情况有时可能会引起意想不到的泄密。但有些问题只能让极少数人知道，有些事情则只能让总统一人知道。总统将通过基辛格和多勃雷宁的渠道获得情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我们两人可以不用翻译而进行秘密谈话。
我表示愿意重新开通这条秘密渠道。尼克松已经得知早在其他几位总统任职期间，这条渠道就曾以各种形式而存在。他对苏联使馆从未泄露过有关秘密渠道的情况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总的说来，他表现出友好的态度，没有提出任何有争议的问题。这次会谈坚定了我的信心——我们可以和他开展对话。
四天以后，即2月21日，基辛格提议我们在他的白宫办公室举行会谈。像我与尼克松所进行的大多数会谈一样，我和基辛格所有会谈都是单独进行的，没有翻译和秘书在场。这意味着除了我们自己保留的笔记之外，会谈没有留下正式记录。尽管这样做常常会导致对实际说过的话以及真实的意思做出不同的解释（因为与会者都可能禁不住想把自己的表现描绘得尽量好一些，特别是日后在他们的回忆录和自传里），但是，在实际谈话和谈判过程中没有因前次会谈中到底说过些什么而产生异议和争论。我们对在正式场合所说的话总能达成明确的谅解，它和我们在一种比较随意的情况下所说的话截然不同。在这种场合，我们可以在个人的基础上探索新的观点和见解。这使得我们能够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坦率地交换看法，并且在谈判中保守秘密。这就是我们建立的联系渠道对两国政府具有极大价值的原因所在。它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按照尼克松的指示，基辛格强调说总统希望进一步改善我们两国政府间的关系，其中包括解决我已经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至于更为紧迫的越南问题，基辛格说，新一届美国政府准备根据两项原则进行谈判：第一，美国不能接受一个看起来象是军事失败的解决方案；第二，尼克松政府不准备接受一个会直接导致越南政府更迭的解决方案，因为这样做将会使政策发生突然性变化，虽然他们不反对循序渐进的变革。
他还表示，尼克松认为不应该改变战后欧洲关系的格局，莫斯科和华盛顿应该继续就中东问题交换意见。
我提出了——莫斯科也同样提出了——一个被遗漏的问题，即基辛格忽略了我们提出的重新开始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交换意见——自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它已中断了数月——的建议。当我向基辛格指出这一问题时，他说尼克松政府稍后准备讨论这一问题，但没有做详细说明。
这次会谈使我对基辛格产生了一个良好的印象。他谈话有条有理，不含糊其词或回避某些具体问题。当我们后来着手进行认真的谈判时我体会到，虽然他能把你搞得非常头疼，但他很机敏而且极为内行，从未表现出头脑迟钝或官僚主义的样子。在此后几年中，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这条秘密渠道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一直发挥着作用。我们通过相互邀请私下共进早餐或午餐的方式来利用这条秘密渠道，但大多数情况下是我通过供工作人员进出的大门进入白宫拜访基辛格。我们举行会谈的地点通常是在和总统办公室相邻的他的办公室里，在就越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展开旷日持久的谈判之后，会谈地点则换到一楼庄严、宁静的地图室里，富兰克林·罗斯福战时常常是在这里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的。后来，由于我们的接触变得更加频繁，几乎每天都要举行会谈，所以总统下令在白宫和苏联使馆之间架设一条保密的直接电话线，供基辛格和我专用；我们不用拨号，只要拿起电话筒就可以谈话。
多亏这条秘密渠道才使苏联领导层与尼克松总统建立了稳妥且可靠的联系。在政治局内部，由于讨论和会议记录绝对秘密，所以更能够保守秘密。这条渠道还能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某些时候摆脱国会和公众舆论的压力。因此，白宫不仅制定美国的政策，而且能够在不受国会和公众——它们根本不知道这条秘密外交渠道的存在——干扰的情况下直接将其贯彻实施。
回顾过去，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条秘密渠道，就一些复杂而且有争议的问题达成许多关键性协议是决不可能实现的，围绕柏林、古巴或中东问题而形成的严重的紧张局势也不会很快地缓和下来。就限制战略武器达成的基本协议以及最后为准备最高级会谈而进行的最为敏感的谈判全都是通过我们的秘密渠道进行的。这条秘密渠道是我们与尼克松和基辛格政府之间的独特关系的起点。在许多问题上，我们既是对手，又是维持和平的伙伴。
与基辛格建立的良好私人关系的基础是我们都愿意倾听对方的意见和相互谅解，愿意为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而寻求某种令人满意的办法或妥协方式，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克服或减少我们在正式接触或谈判中遇到的困难。当然，我们也曾就某些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但是这种争论从未变成私人间的对抗。我一直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亨利极富幽默感，对此我总是尽最大努力以同样的方式做答。幽默毕竟有助于打动你的伙伴的内心情感。
与尼克松政府进行谈判
根据尼克松、基辛格及其他一些美国谈判人员的回忆录判断，尼克松在担任总统职务的最初阶段并没有把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看成是极为重要的事。在美国安全委员会1969年春准备的一份备忘录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不是美国最优先考虑的问题。美国当时优先考虑的是越南问题、中东问题及军事政策问题，所有这些都得到了总统的认可。这种情况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直到1972年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达成的全部协议中成为最关键的协议，它才逐渐成为比较重要的问题。
促使尼克松政府采取不慌不忙的前进步伐的原因是莫斯科给人留下了比华盛顿更急于达成一项协议的印象。由于尼克松和基辛格迫切需要争取时间协调他们的谈判立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拖延了开始会谈的日期，希望通过把会谈和其他一些问题联系起来的办法迫使莫斯科做出让步。至少，我的印象是这样的。
7月10日，葛罗米柯向最高苏维埃提交了一份外交政策报告，强调苏联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位外交部长照例提到了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深刻的阶级矛盾”，但是他也说：“就维护和平而言，苏联和美国能够找到一种共同语言。”然而，新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保持着沉默，于是莫斯科决定尽力与华盛顿展开对话，其主要原因在于有确切的迹象表明尼克松政府正在主动向中国做出姿态。
10月20日，我拜访了尼克松总统，告诉他苏联政府已准备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进行正式讨论。与此同时，我含蓄地暗示我们反对美国试图利用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分歧，当时这已经成为一个实际问题。尼克松理解了这一暗示，并且向我保证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是针对苏联的”。这话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因为总统的对华政策——在基辛格的推动和积极执行下——使美国能够在由莫斯科、华盛顿和北京组成的战略三角关系中占据主动灵活的位置，而中国牌则是这种战略三角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个人认为，由于我们向新政府显示出对中国的忧虑，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
会谈结束时，总统表示同意就限制战略武器展开讨论。10月25日，双方宣布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于1969年11月7日在赫尔辛基举行。国务卿公开强调说，美国不打算把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方面取得的进展与其他方面的政治发展状况联系起来。这番话据说是在我们逼迫下迫不得已才说的，然而，这项连锁政策——这是它后来得到的称谓——在一直延伸到福特和卡特政府时期的此后若干年中实际上都是美国战略和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什么尼克松同意开始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呢？我认为除了探索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对美国安全具有内在的重要意义之外，还因为尼克松已经认识到可以将这些谈判用作与苏联在其他领域展开外交活动的重要手段。他就职已经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他不曾坐到谈判桌前，这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此外，时间变得越来越紧迫；他已经渡过了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的四分之一，而苏联领导人在任的时间比他可能会长得多。
我们两国之间就限制核武器展开的长期会谈就此开始了。在多年当中，这些谈判成了我们同美国关系的晴雨表。尽管这些会谈经历了上下起伏，并且经常延期、耽搁或休会，但它们毕竟是我们两国一直在直接参与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尼克松—基辛格政府执政期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结构是前所未有的。会谈是在两个层次上进行的，11月公开宣布的只是双方正式代表团构成的那一个层次。赫尔辛基预备会议从1969年11月17日开始到12月22日结束，共持续了五个星期。经过短暂的休会，历时30个月的另外7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接着又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轮流举行，直到1972年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为止。
通过基辛格—多勃雷宁秘密渠道进行的谈判是在1969年初开始的，几个月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才开始在欧洲正式举行。与此同时，我们在华盛顿以极为秘密的方式也在进行着谈判。不管是普通公众，还是美国国务院和苏联外交部的外交官，甚至包括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举行会谈的谈判者们都丝毫不知道这些秘密交谈正在进行着。除了政治局的高级官员、葛罗米柯和苏联外交部美国司司长之外，没有人知道这些情况。在美国也只有总统和基辛格属于知情者之列。
通过秘密渠道交换意见使两国领导层能够越过正在进行的谈判，干预并解决很多重要而又争执不下的棘手问题。另一方面，在两个不同层次上同时举行的谈判在进行过程中有时会造成某种混乱和偶尔的误解。美国代表团发现他们比我们更难应付这种状况，因为谈判正式说来是由国务院主持的，但美方的一切事务实际上都是由基辛格在幕后操纵的。尽管他具有出色的外交才能，精通为官之道，但他却不可能切实掌握所有的细节和谈判中出现的细微的差异。
苏联代表团的处境大体也是如此，但我们监督和指导谈判的方式却截然不同。莫斯科单独有一个小组向我们的谈判代表和秘密渠道提供帮助。但是，单独操纵谈判的基辛格却不得不处理所有的复杂事务，通过严格限制使用秘密渠道的情报而将参与谈判的所有外交和军事人员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美方代表团团长杰勒德·史密斯[3]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是偶尔地发现存在着这条秘密渠道的。他和负责在谈判中与苏联密切联系的代表团成员雷蒙德·加特霍夫[4]对这种平行谈判方式即使没有表示愤怒，肯定也会感到不满。不论是苏联外交部还是像国防部等参加正式谈判的部门，没有一个人乐意让这条秘密渠道成为两国政府间主要的谈判途径。但是，由于用高度集中和保密的方式来操纵谈判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主意，所以莫斯科也就接受了这一主张并付诸实施。
相比之下，基辛格对中东和平谈判表现得并不积极。他显然认为在中东地区取得实际进展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他不愿意将自己卷进去。从本届政府执政之初，他就很策略地将这一荣誉让给了罗杰斯国务卿。我猜测基辛格肯定知道在那一阶段举行的谈判将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声望，于是他的机会将之来临。负责外交政策事务的这种双重结构——即罗杰斯掌管的正式机构与基辛格和我之间的秘密渠道——在华盛顿名人基辛格和说话很中听的企业律师罗杰斯之间造成了长期的对立和摩擦。每当基辛格知道我去过国务院之后，他总要提醒我记住罗杰斯还不知道这个、那个，或者正在讨论的问题的其他某些方面，而我确实不会告诉罗杰斯这些情况。
美国政府在中东问题上有着双重的考虑。它一方面加强对以色列的援助，一方面却试图阻止苏联对阿拉伯国家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并防止苏联在今后政治解决中东问题时扩大影响。我们主要向埃及——它的军队在1967年中东战争中几乎丧失了所有的军事装备——提供援助，在送去物资的同时还派去了顾问，甚至派去苏联飞行员驾驶我们的米格战斗机。我们应纳赛尔的请求前去保护开罗和其他主要城市免遭以色列的空袭，但他们并没有飞过以色列和埃及军队互相对峙的苏伊士运河。
尼克松和柯西金就这些情况交换了意见。3月25日，罗杰斯建议我们重新开始举行秘密谈判，并提出谈判应在我和负责中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5]这一级举行。秘密谈判从4月1日开始，就我所知，从未出现过有关这些谈判的报道。这项复杂的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但是在数周之后，我们还是设法通过了12项条款。由于以色列通过西斯科指责埃及利用谈判为其军事行动进行辩护，谈判工作突然停止了。（纳赛尔不明智地单方面将他的防空炮兵部队向前推进了两三公里，进入了非军事化区。）
7月19日，西斯科通知我说，美国打算采取新的主动行动，即建议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和以色列的代表在“某个城市或某座建筑物中”举行间接会谈，由瑞典大使贡纳尔·雅林[6]充当会谈的中间人。我问我们在以前的会谈中所取得的成果该怎么办？他犹豫了一下回答说，这个问题以后再处理。第二天，罗杰斯向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以色列加上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和苏联发出呼吁，要求给予支持。这一建议被吹捧为“罗杰斯计划”。与此同时，美国推迟了苏美就中东问题进一步展开谈判的时间。
当我应邀去罗杰斯的寓所吃晚饭的时候，他说莫斯科无法想象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7]的政府给美国施加了多么大的压力，梅厄认为苏联空军飞行员出现在埃及意味着苏联决心要摧毁以色列。她恳求华盛顿不要让以色列“和苏联进行面对面的较量”。这位国务卿显然急于从我们这里得到我国的军事人员将不会过分靠近苏伊士运河的保证，因此我告诉他我们的飞行员已经得到不要飞越运河区的命令。
这种权力分割的状况使葛罗米柯非常恼火。我当时正在和西斯科打交道，此人精明、博学同时又极为固执。他从躲在幕后的基辛格那里接受了所有的命令，尽管从表面上看他是为罗杰斯工作的并尽可能迁就罗杰斯。当葛罗米柯来出席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时，我向他报告说，西斯科和我在拟定一份可供发表的中东问题声明的文本时陷入了困境。葛罗米柯决定在吴丹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外交部长安排的午餐会上直接和罗杰斯商谈这一问题。葛罗米柯事后对我说，他发现罗杰斯是一个相当通情达理的人，因此肯定能够找到一种妥协办法。他想把这种好印象报告给政治局。
我建议他不要匆忙给莫斯科发电报，至少要等到第二天已经安排为罗杰斯、葛罗米柯、西斯科和我四个人在那天共进午餐——再说。他勉强同意了推迟发报的时间。
在午餐会上，葛罗米柯率先解释他的立场，罗杰斯表示“基本上”同意。
我非常清楚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我将不得不和西斯科单独坐下来正式起草协议——这时将会真的开始出现分歧。
所以，当着葛罗米柯和罗杰斯的面，我转过身对西斯科说到：“乔，我们今天的工作非常简单。我们只要坐下把我们的部长已经同意了的事写出来就行了。”接着，我把葛罗米柯说过的话概述了一遍。西斯科急忙说到：“我的印象是葛罗米柯先生并没有完全理解罗杰斯国务卿所说的话。”
我看了看葛罗米柯。
葛罗米柯十分生气：“我到这儿来是和国务卿谈判的。我不想听你的。”
午餐结束后，葛罗米柯问我：“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向莫斯科报告些什么呢？”
“现在什么也别报告，”我回答说，“让我们等着和总统进行会谈吧。”
这时，葛罗米柯真的动了肝火。“这是什么国务卿？”他说。
第二天，葛罗米柯和尼克松进行了会谈，他很自然地发现罗杰斯对他说过的话既不反映总统的政策，又不反映基辛格的政策。他事后对我说：“你建议不发电报是对的，但我对整个事情很不满。我首先和国务卿谈话，然后同基辛格和总统谈话，然而，他们的观点和罗杰斯的却截然不同。”
不用说，就中东冋题发表声明的协议没有达成。后来，当我对基辛格谈起此事时，他笑了笑，但什么也没说。我正在学着适应美国政府内部这种反常的状况，但葛罗米柯却不是这样。他想知道：“我回国后应该给华盛顿的哪个人写信？是罗杰斯，还是基辛格？”
1970年的华盛顿和莫斯科：观望和怀疑的一年
事实表明整个1970年是坐以观望、小心谨慎的一年。虽然旷日持久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仍在进行之中，但是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和苏美关系问题上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主动行动。它表现的既消极——例如在阻止召开欧洲安全会议问题上，又不合作——例如在中东问题上。它正在向中国发出信号，试图同它建立关系。总统还接待了德国、法国及英国的总理（首相），同他们重新建立了私人关系，并且表示希望抑制他们与苏联进一步扩大合作关系的愿望，尤其是在维利·勃兰特[8]总理提出与德国战时的敌对国改善关系的新东方政策的情况下。
必须结束越南战争自然是尼克松政府在国际事务方面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尼克松政府实际上已放弃了用政治方式解决越南问题的想法。自1970年5月29日美国入侵柬埔寨起，美国政府便强调要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包括打着“越南化”的旗号，让南越人自己承担主要的作战任务。
尼克松对苏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它包含着两种相互对立同时又密不可分的思想观念。一种是为了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而一贯坚持的敌视态度；另一种则是避免冒使两国关系极度恶化的风险，以便保持接触，寻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尽管他们在具体问题上从未表现出打算这样做的明确愿望。这种政策只能把两国关系搞得更僵。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苏美关系没有出现过一次重大危机。尼克松认识到与苏联关系的极大恶化以及实行对抗政策将有悖于美国的利益，并可能使这个国家陷于惊恐之中。这就是他为什么要重申他的格言——“是谈判而不是对抗的时代”，但是，和1969年相比，他在1970年公然宣称“谈判不一定意味着达成协议”，从而使那条格言的含义更加清楚了。
苏联领导层准备等待尼克松的下台，因为他的政府的真实倾向尚不明朗。莫斯科为此采取了措施。4月6日，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概括说明了我们与美国新政府的关系。其主要观点是：对我们有利的做法是让美国意识到实行与苏联对抗的政策是没有希望的，也是无利可图的，同时还应让它认识到我国准备在相互都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发展苏美关系。一年来我们与尼克松政府交往的经验表明，这一方法是正确的。政治局批准了这项政策。
在尼克松政府执政的头两年里，我同基辛格接触时多次涉及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的问题，但是，只是到了下一年，即1971年中期，它才成为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声称，苏联方面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它对在1970年期间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提出的条件是莫斯科和华盛顿结成事实上的反华同盟，召开一次欧洲安全会议以及按照苏联的条件签署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他写道，尼克松不愿意答应任何一项要求，因此苏联“一无所获”。
我不记得苏联提出过任何有关建立反华同盟的要求，我也不记得他根据什么做出了“串通起来共同反华是苏联为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而提出的实际条件”这种耸人听闻的结论。苏联领导层并没有那么天真。我们不可能设想与美国，特别是与以坚持反苏立场而闻名的理查德·尼克松领导下的美国结成反华同盟。至于达成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双方在1970年，甚至在1971年都没有做此准备；直到1972年举行最高级会谈时才达成了这样的一份协议。
我还知道当时不可能就举行最高级会谈做出决定，因为谁——勃列日涅夫还是柯西金——将代表苏联领导层参加会谈仍
不明确。在尼克松担任总统的头两年中，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之间的斗争一直在继续，直到勃列日涅夫凭借他作为总书记——柯西金从未想过担任这一职务——的权力，利用党获得了突出地位之后，他们的内讧才告一段落。柯西金也不准备为取得掌握我国高层外交活动的权力而同勃列日涅夫进行斗争。
尼克松政府令他的支持者们感到迷惑不解。戴维·洛克菲勒[9]告诉我说，总统给他的银行伙伴们留下的印象是他“一心想着在全球范围内与俄国人竞争”，而且尼克松认为我们正在“以一切可以想象的方式”向他挑战。亨利·福特二世[10]——1964年他陪同我参观底特律装配线时我第一次同他见面——路过莫斯科曾和我一同进餐。他打算在卡马河畔建造一座汽车厂，但他回国后才知道这个项目已经被政府否决了，其原因可能是苏联对美国入侵柬埔寨做出了强烈反应。
哈里曼也告诉我说，基辛格和尼克松因我们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而觉得受到了不友好的对待，他们对苏联海军在古巴周围进行活动感到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坚持反对莫斯科的强硬立场无论如何也不会对共和党在11月国会选举中的结果产生不利影响，虽然他们并不打算挑起一场直接冲突。总而言之，美国政府在1970年并没有真的把发展苏美关系当成一项需要优先考虑的外交政策。明显的证据就是除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之外，基辛格在这一领域几乎没有采取过积极行动。秘密渠道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1]即海参崴（俄罗斯海港城市）。——译者
[2]基辛格有一次对我开玩笑说，美国政府从财政上维持着美国共产党的运转,因为其50%的党员是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他们用从联邦调查局得来的钱缴纳党费。
[3]杰勒德·科德·史密斯（GerardCoadSmith，1914年5月4日——1994年7月4日），美国律师、辩护专家。193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38年毕业于耶鲁法学院。二战期间在海军部工作。1950—1954年任原子能委员会委员。1955—1957年任国务卿原子能事务特别助理。1957—1961年任政策规划总监。1969—1972年任军备控制与裁军署主任。1973—1977年任日本—西欧—北美三边委员会主席。1977—1981年任总统核不扩散问题特别代表。此后经营私人咨询公司。
[4]雷蒙德·莱昂纳德·“雷伊”·加特霍夫（RaymondLeonard"Ray"Garthoff，1929年3月26日——），美国外交官。195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57—1961年任中央情报局国家估计办公室分析师。1961—1969年任国务院特别助理。1969—1970年任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美方代表团执行秘书。1970—1977年任国务院政治军事局副局长。1977—1979年任驻保加利亚大使。1980—1994年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5]约瑟夫·约翰·西斯科（JosephJohnSisco，1919年10月31日——2004年11月23日），美国外交官。1942—1945年期间服役，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50年进入中央情报局工作。1951年进入国务院工作。1965—1969年任国际组织事务助理国务卿。1969—1974年任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1974—1976年任政治事务助理国务卿。1976—1980年任美国大学校长。1980年起担任CNN专栏作家。2004年去世。
[6]贡纳尔·瓦尔弗里德·雅林（GunnarValfridJarring，1907年10月12日——2002年5月29日），瑞典外交官。出身于农民家庭。1940—1941年任驻安卡拉外交事务专员。1941—1945年任驻伊朗代办。1945—1946年任驻巴格达大使馆代理一秘。1946—1948年任驻埃塞俄比亚参赞兼代理代办。1952—1956年任外交部政治系主任。1956—1958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58—1964年任驻美国大使。1964—1973年任驻苏联大使。1965—1973年兼任驻蒙古大使。1973年退休。
[7]果尔达·梅厄（GoldaMeir，1898年5月3日——1978年12月8日），以色列政治家。出身于一个乌克兰犹太人移民家庭。1906年移居美国。1915年加入锡安工人，自此支持犹太复国主义。1921年移居巴勒斯坦。1928—1932年任工人总联合会女工委员会书记。1934—1938年任犹太工人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政治部部长。1948年参与签署《以色列独立宣言》。以色列建国后，1948—1949年任驻苏联大使。1949—1974年任国会议员。1949—1956年任劳工部长。1956—1966年任外交部长。1966—1969年任工党总书记。1969年参与创立以色列工党。1969—1974年任总理。1974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战败后被迫退休。1978年病逝。
[8]维利·勃兰特（WillyBrandt，1913年12月18日——1992年10月8日），原名赫伯特·弗拉姆（HerbertFrahm）。1929年加入社会民主工人青年团。1930年加入社民党。1931年退党，参加了社工党。纳粹党上台后流亡挪威，领导社工党青年组织德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1936年秘密回国，与转入地下的社工党成员取得联系。1937年赴西班牙报道内战情况，支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40年挪威沦陷后短暂被捕，获释后流亡瑞典。1945年回国，并返回社民党。1946年参与报道纽伦堡审判。1949—1957年、1961年、1969—1992年任联邦议会议员。1950—1971年任西柏林市议会议员。1955—1957年任西柏林市议会主席。1957—1958年任联邦委员会主席。1957—1966年任西柏林市长。1964—1987年任社民党主席。1966—1969年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69—1974年任总理，在任期间推行新东方政策。1974年因间谍丑闻被迫辞职。1976—1992年任社会党国际主席。1977—1980年任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主席。1979—1983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92年逝世。
[9]戴维·洛克菲勒（DavidRockefeller，1915年6月12日——2017年3月20日），美国银行家。1940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40—1941年任纽约市长秘书。1941—1942年任美国国防、健康和福利服务办公室助理区域主任。1943—1945年期间服役。1945年任驻巴黎大使馆副武官。1946年进入大通银行工作。1955年参与筹建摩根大通银行。50年代加入共和党。1969—1981年任摩根大通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1970—1985年任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主席。2017年逝世。
[10]亨利·福特二世（HenryFordII，1917年9月4日——1987年9月29日），194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1945—1960年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1960—1980年任福特汽车公司主席。1969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8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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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林登·;约翰逊的下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十一章林登·;约翰逊的下台
↘越南战争变成了“约翰逊的战争”
↘辞职策略未能奏效
↘汉弗莱谢绝莫斯科提出的帮助他竞选的秘密建议
↘约翰逊迫切希望举行最高级会谈，布拉格事件使之化为泡影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约翰逊总统固执地要求举行最高级会谈
越南战争变成了“约翰逊的战争”
1968年伊始，战争成了华盛顿谈论的话题；在所有的官方会议、外交会谈以及社交场合中，人们谈论的大都是这场战争。肯尼迪政府留下来的人纷纷离职而去。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1967年底告诉我他打算辞职，去担任世界银行行长。他直截了当地说他太累了，再也不愿意与他的高级将领们打交道了。越来越多的总统助手都在想方设法摆脱自己与政府在越南奉行的灾难性方针的干系。只有总统本人因在越南采取的冒险行为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而承受着指责，虽然制定这些政策时一直有人在支持他。
最初已决定放弃对本党在位总统进行个人政治挑战的罗伯特·肯尼迪告诉我，他正在“痛苦地思考着”是否同约翰逊竞争总统职位。1966年他竞选代表纽约的参议员并取得了胜利，但是1968年3月16日，也就是参议员尤金·麦卡锡[1]在新罕布什尔民主党总统预选中以反战的纲领赢得了42%的选票，从而使约翰逊总统在政治上大失脸面的四天之后，肯尼迪宣布他将竞选总统，不料刚过三个月，他便在加利福尼亚参加竞选活动时遭到暗杀。这使得副总统赫伯特·H.汉弗莱成为最有希望获得提名的人选。
实际上，很久以前——即在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以及肯尼迪前三届政府执政期间——就已经埋下了干涉越南问题的根子，虽然前几任总统很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在这一地区为了“把越南从共产主义制度下挽救出来”而采取的政治、军事及心理行动造成的最终结果。约翰逊继承并且发表了这一方针，却没有注意它们产生的后果。起初，美国两大政党都赞成军事升级政策，尽管到了1968年，很多自由派民主党员转而开始反对这一政策以及约翰逊本人。共和党人——包括将要接替约翰逊入主白宫的理查德·尼克松和当时担任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在尼克松之后担任总统的杰拉尔德·福特——顽固地支持对越南轰炸的不断升级，尽管他们提出了一项限制美国地面部队卷入战争的政策——即著名的“越南化”政策，以此表明美国军队的惨败与他们没有关系。对于约翰逊而言，这一切的结果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越南战争变成了约翰逊的战争。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哈里曼气愤地告诉我：“很难相信，经过几年的战争之后，约翰逊竟没有一个摆脱这场战争的明确计划。”哈里曼还说，约翰逊也没有制定改善对苏关系的战略方针，只有三个接近总统的人了解苏美事务中的某些问题：他们是汤普森、哈里曼本人以及查尔斯（奇普）·波伦[2]大使——此人于1968年初回国担任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
富布赖特告诉我，约翰逊的一些政治顾问正竭力说服他对北越正式宣战，而富布赖特则极力劝说约翰逊不要那样做，因为无论如何都很难使国会通过这一提议。这些顾问们争辩说，对越宣战将会使这场战争变成一个爱国主义问题，而且最终将使约翰逊赢得总统选举。约翰逊对此举棋不定，一直在征求他的老朋友们的意见。富布赖特把这一计划称为冒险主义。
1月5日，我和腊斯克进行私人会谈，对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他首次正式提出了一项关于两大对立阵营各自削减其军事力量的建议。根据这项建议，美国将大幅度——他将这个词重复了两遍——削减它在欧洲的军队，如果苏联也打算这样做的话。此外,美国将不会把从欧洲撤下来的军队派往越南，这样，中国就不会批评苏联签署这项协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建议。我立即向苏联领导层做了汇报。早在肯尼迪政府时期，苏联领导层就已经提出过削减驻德军队的类似建议。但是，这一次苏联领导层却没有做出答复。正如我后来所得知的那样，苏联政府对苏联大规模撤军后能否维持东欧的稳定没有把握，而且它怀疑腊斯克的建议是专门为了削减苏联驻东欧的军队而故意提出的。
我们再次进行会谈是在2月份。腊斯克就我们最近抗议美国多次轰炸苏联在海防港口的船只做出了答复。他向我保证那都是些偶然事故。他再次希望利用我们作为中间人，以了解“河内最起码的想法”；这或许会使完全停止轰炸成为可能，约翰逊总统总不能“不明不白地”停止轰炸吧。他回顾了普韦布洛事件，当时北朝鲜人在他们的海岸线俘获了一艘美国船只，在我们的安排下，全体船员获得释放，那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还提到塔什干[3]，在那里苏联充当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调停人。腊斯克最后直言不讳地说道：“为什么莫斯科这次不能再安排一次解决越南冲突的塔什干会晤呢？”
我怎么可能告诉他越南人将不会接受我们或其他任何人的调停呢？所以我只能重复我们说过好多遍的话，即这件事需要由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通过谈判加以解决。莫斯科对这次会谈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它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
事实上，莫斯科对北越领导集团内部就继续进行战争还是结束战争的战略方针可能产生的分歧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从表面上看，北越领导集团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波兰大使耶日·米哈伊洛夫斯基对我讲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在他被任命为驻华盛顿大使前，他曾在越南和老挝国际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是根据日内瓦协议建立起来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当时仍经常访问河内。1968年2月，根据波兰政府的指示，他被派到越南，向他在那里结交的很多朋友了解第一手情报。在私下会谈中，范文同[4]总理明确地对他说，由于战争进行得越来越艰难，他倾向于考虑承认南越成为“类似柬埔寨一样”的中立国，尽管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他的“内心想法”，而不是整个领导层的决定。其他与米哈伊洛夫斯基谈过话的领导人则仍旧坚持美国必须撤出南越的观点，这也是北越人在莫斯科一贯重申的政治方针。他们敦促我们在与美国打交道中支持这一方针。我们正是这样做的。
辞职策略未能奏效
在这种越来越糟糕的形势下，我意外地被邀请于3月31日下午6时——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间——到白宫与约翰逊总统进行会谈。我被带到二楼的总统起居室，这就更是非同一般。约翰逊夫人端给我一杯咖啡，并说总统很快就会回来。不久总统走了进来。他看上去面容疲惫，而且紧张不安。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总统告诉我当天晚上他将就越南问题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但是在讲话之前，他想把他个人的打算以及为了减少在越南的流血已经采取的措施向苏联政府做一些额外的说明。他希望他采取的措施能够开创和平进程。接着，他首先从苏联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角度，其次从苏联作为日内瓦协议两主席之一的地位的角度，向我们发出呼吁。他说：“我们期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解决这一问题发挥积极的影响。”
随后，约翰逊总统告诉我他正在采取使冲突降级的第一个步骤，这就是单方面大规模减少军事行动——包括空军和海军的军事行动。有90%的北越人口及大部分领土将不会受到轰炸。即使继续进行的轰炸——它的规模也将大规模降低——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停止，如果河内对华盛顿的克制态度也做出克制反应的话。
约翰逊说：“我请求日内瓦会议两主席竭尽所能将我单方面采取的行动演变成真正的和平。我准备派我的代表出席任何会谈。我任命哈里曼作为我的个人代表去参加这样的会谈或讨论。我希望胡志明将做出积极的反应。”他确信苏联政府对解决这场冲突可以起到不同凡响的作用，在塔什干充当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调停人的事实说明苏联具有潜在的影响力。
他说，他并不打算非要用军事手段解决越南问题不可，此外他意识到了苏联在防止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军事冲突方面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即使在目前进行越南战争的困难时期——这场战争使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疏远了——他也在尽力与苏联维持最低限度的正常关系。“我将继续坚持维护美苏关系的方针，”他说，“我希望苏联领导层持有同样的观点。”
最后，约翰逊强调说，苏联对越南问题负有特别的责任，并且起着特殊的作用。“如果不是你们的支持，我们的对手不可能坚持那么长时间，你们的支持使他们应付自如。但是，我们欣赏你们的原则立场。现在我们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虽然我们对此并不是无动于衷，绝对不是的。我们美国在越南问题上可能会犯——而且显然已经犯了——某些错误。但为了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我们现在的确准备进行认真的对话。请把这话告诉莫斯科。我急切地希望苏联政府能够毫不拖延地认真考虑我的建议。”
当然，这显然是请求苏联政府帮助结束发生在越南的这场军事冲突，然而基本上还要按照总统提出的条件。我对他所提到的措施中不包括全面停止轰炸表示遗憾。约翰逊立即紧张地回答说，他不能听任驻扎在南越，特别是驻扎在非军事化区附近的美国驻军和据点受到在那一带作战的大约5个北越师的蹂躏。如果美国军队被北越的那几个师消灭将会在美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应，美国将难以保持态度，它必定要动用在越南的全部军事力量。总统说，他不希望事态朝那个方向发展，所以他不得不将轰炸局限于军事化区以北的那一块地区，尽管这种轰炸也将保持在最低限度上并且纯粹是为了军事目的。“我别无选择，”他情绪消沉地说。
当我们分手时，他把电视讲话的文本交给了我。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对约翰逊总统、对这个国家的命运将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随后我去了白宫西楼拜访了沃尔特·罗斯托，与他讨论了一些日常事务。我们一起呆了大约一个小时。
当我离开他的房间，沿着走廊走出来时，我碰见了约翰逊总统。总统叫住了我。他犹豫片刻之后说道，他想非常秘密地告诉我，在电视讲话结束时他打算宣布他将不再竞选下一届总统职位了。他希望他做出的退出竞选的这一艰难决定将有助于平息竞选期间围绕越南问题进行的激烈论战，有助于解决整个越南冲突。
“我想向他们表明，我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迷恋权力。我想用我的余生为国家服务，而不是为党派服务。”约翰逊说道。
总统又说，我是第一个得知他的决定的外国人，到目前为止，只有四五个美国人知道这件事，其中包括他的夫人。约翰逊说起话来显得很艰难，几乎掩饰不住他的伤感。他的气色很不好。显而易见，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他经过了长时间的痛苦思索。他想必已经认识到，由于这一决定是在距他的总统任期届满差不多还有一年之前做出的，因此在剩下的一段执政时期内他对国内外事务的影响力必将大大下降。看来，这是一个绝望的举动，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尝试，其目的是为了向那些指责他残酷地进行战争纯粹是为了保全他自己的面子并确保他再次当选的人们证明，他准备以牺牲再次担任国家最高职位为代价平息公众的不满，进而努力使越南问题得到体面的解决。
总的看来，约翰逊能否在下届总统选举中获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怀疑。事实最终表明越南战争是一座陷阱。实际上，约翰逊试图通过宣布拒绝当总统候选人来放松紧张的神经——他的神经显然已紧张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他看上去非常象是一个做出了艰难、重要然而又是痛苦的决定之后感到浑身轻松的人。
晚上9点，约翰逊在白宫的书房向全国电视观众发表了放弃参加竞选的戏剧性讲话。他的家庭成员在现场陪伴着他，但他们站在镜头外边。演说的第部分并没有使全国7500万电视观众感到惊讶。只有少数知道他做出戏剧性决定的白宫官员和我怀着极大的不安等待着他演讲到最后部分。他停顿了片刻，似乎是在坚定他的决心，然后向美国公众宣布，他既不打算再次竞选，也不接受本党提名他作为下届总统的候选人。
这次电视讲话引起了轰动。事实证明，越南问题对约翰逊的总统生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他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此外，第二天去芝加哥出席全国广播协会的一次会议时，他在讲话中神经质地指责该协会成员要对美国在越南的失败负责。总统宣称他们鼓动起整个国家来反对他。不用说，这次讲话没有给他带来荣誉。
从个人角度说，我对约翰逊总统做出的决定感到惊讶。莫斯科也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决定使预计将同约翰逊举行的最高级会谈几乎变得毫无价值了。从另一方面讲，约翰逊的这一决定更加坚定了北越领导人战斗到底的决心，尽管他们仍然希望美国人在真的开始谈判时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美国商业界把约翰逊的讲话看作是一项破产声明，它表明约翰逊承认他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越政策失败了。股票和商品市场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一时间约翰逊甚至重新赢得了他以往的声誉，虽然反战运动仍在激烈进行着。
第二天，我应哈里曼的邀请，与他共进晚餐。我们进行了热烈的交谈，谈话内容很自然集中在总统做出的那项令人惊讶的决定上面。哈里曼认为这项决定不是一个政治计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最终决定，尽管做出这一决定是非常痛苦的。他在那天早些时候已经得知，只有总统的妻子伯德夫人[5]、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腊斯克以及新任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6]事先得到了通知。甚至连罗斯托和哈里曼都不知道。哈里曼惋惜地说，要不是越南战争的纠缠，约翰逊很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
哈里曼认为约翰逊做出不谋求连任的决定将会促使汉弗莱参加竞选。然而他当选的可能性并不大。他不会得到全国和党内的广泛支持。由于汉弗莱“不只是百分之百，而是百分之一百三十地”支持约翰逊的对越政策（哈里曼说：“这是他为了表明忠于总统而采取的夸大其辞的说法），所以他失去了党内自由派的支持。与此同时，他也没有赢得党内具有影响力的保守派人士的支持。哈里曼怀疑约翰逊是否真的会支持汉弗莱，尽管出于面子，他很可能说一些支持他的副总统的话。那天早些时候，约翰逊本人已告诉哈里曼他不愿为支持汉弗莱而使自己卷入党派斗争或竞选活动。哈里曼从上述情况中发现了一个积极因素，那就是不管谁在11月当选，他确信“顽固的腊斯克”和罗斯托都将被迫辞职，他认为他们是“美国的拉斯普廷[7]”。[8]
几天后，哈里曼通知我河内已同意与美国开始进行谈判；他将在赛勒斯·万斯协助下代表美方参加谈判。北越人显然想通过试探美国政府来确定约翰逊做出不竞选总统这一决定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是，因为双方都没有改变立场，在巴黎举行的这次谈判从一开始就陷入僵局。
当莫斯科向河内询问有关情况时，河内回答说，在美国继续轰炸越南的情况下，此次谈判不可能取得成功；但如果轰炸停止，它的立场可能会变得更为灵活一些。莫斯科再次误入歧途，虽然苏联领导人完全知道试图在河内和华盛顿之间进行调停是毫无意义的，扮演那个角色的确是毫无意义的。
7月15日，我奉命将柯西金的一封信函转交给了约翰逊。信中说：“我的同事和我都相信——而且我们的信念不是凭空产生的——美国完全停止轰炸以及其他一切军事行动可以彻底扭转局势，并且可以在巴黎谈判中为和平解决……开辟新的道路，那里的谈判至今仍未取得任何进展。”
白宫在起草约翰逊的复函时，对柯西金的来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约翰逊复函的核心内容是美国政府认为不可能全面停止轰炸。哈里曼告诉我，克利福德、万斯和哈里曼本人坚持要求对柯西金的来信做出积极的答复，而腊斯克、罗斯托和邦迪却拼命反对。美国政府做出的这一反应降低了莫斯科原本可能充当调解人的热情。巴黎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汉弗莱谢绝莫斯科提出的帮助他竞选的秘密建议
4月23日，在白宫举办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休伯特·汉弗莱私下告诉我，他打算在总统选举中碰碰运气，并且很快就会宣布参加竞选。汉弗莱说，他一直认为美苏关系是影响到战争与和平前景的主要因素，而且他一直在努力改善美苏关系。他要我把他的话告诉莫斯科，附带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表示他个人的问候。几天之后，苏联领导层指示我向他表示祝愿他竞选成功。莫斯科认为，就与华盛顿的关系而言，汉弗莱将可能成为当时最好的总统。
在谈话中，汉弗莱饶有兴趣地回忆了他对苏联的一次访问；那次访问变成了狩猎探险。在莫斯科，他对我国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9]元帅提起他非常喜欢打猎。酷爱狩猎的格列奇科立即建议他们一起去打野猪，汉弗莱同意了。汉弗莱对我说，当他们来到狩猎的山林小屋时，格列奇科招待他吃了晚餐。元帅提议为约翰逊总统，为勃列白涅夫总书记，为他们两位的夫人，为改善苏美关系，为他们的部长们的健康，为部长夫人们的健康，为狩猎成功，等等干杯，每一次祝酒后格列奇科都坚持要汉弗莱喝干杯里的酒。总之，他们为打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汉弗莱能够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格列奇科的将军们小心翼翼地伸手搀着他走进卧室，“在打猎前稍稍休息一会儿”。第二天早晨汉弗莱醒来时，他们郑重地递给他一件纪念品，并且称这是格列奇科和他捕杀的野猪头。后来，这件纪念品被送上了汉弗莱的飞机。
在竞选总统的活动中，汉弗莱曾经寻求肯尼迪家族的支持。特德·索伦森[10]告诉我，只有汉弗莱的确表示反对轰炸北越，并且赞同在南越组成一个包括民族解放阵线在内的联合政府，肯尼迪家族才会支持他。汉弗莱回答说，尽管他赞成这项政策，但他不可能公开表示这种意见，因为他是现政府中的一员，此外，像这样改变立场将会在民主党候选人提名大会上遭到排斥。总而言之，索伦森说，汉弗莱的处境极为糟糕。
这种情况所导致的一种极为荒谬的后果是，只要北越能够促使巴黎谈判取得某些进展，它就有可能使汉弗莱在竞选中获胜，帮助他当上总统。这种情形在很多方面与吉米·卡特的遭遇相似，卡特能否连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朗人对待美国人质的态度。人质危机是卡特竞选连任时始终存在的问题。
在一次喧嚣吵闹的民主党大会——这次大会痛苦地表明了战争给美国社会造成的创伤——上，汉弗莱获得了总统候选人提名。此后，他在8月份对我说，约翰逊并没有向他提供明显的支持；总统遵循他所做的保持中立的承诺，不介入竞选活动。但是，约翰逊就这场战争做出的公开声明也使得汉弗莱在越南问题上无法采取较为灵活的立场。“我甚至不知道约翰逊究竟愿意让谁担任下届总统，是尼克松还是我！”汉弗莱讥讽地说。由于他在本届政府中干了四年，所以他和政府，尤其是和越南问题的关系是清清楚楚的，事实证明这将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对他产生致命的影响。
在莫斯科看来，汉弗莱肯定是比理查德·尼克松更可取的人选，后者已经把反共当成了自己的事业，并且被认为是一个极端反苏的人。我们领导层越来越担心尼克松会在选举中获胜。结果，苏联最高领导人采取了一个苏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非常举措，即在竞选活动中向汉弗莱秘密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包括财政援助。
我收到了葛罗米柯亲自给我下达的绝密指示，但我竭力劝他不要搞如此危险的冒险行动——一旦被发现，它肯定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使汉弗莱必败无疑，更不用说它会给苏美关系造成多大的麻烦了。葛罗米柯简单地回答说：“已经做出决定了，你执行吧。”
不久之后，我恰好去汉弗莱家与他共进早餐。我们很自然地谈起了竞选，所以我试图借此机会尽可能巧妙地执行给我下达的命令。我先是问他竞选活动进展如何，然后运用外交辞令将话题转到他的竞选经费问题上。我必须承认，汉弗莱不仅是一个非常理智，而且是一个非常机敏的人。他马上明白接下去要发生什么事了。他告诉我，对他来说，得到莫斯科良好的祝愿——对此他十分感激——就足够了。事情得到这样的解决使我们俩人都感到释然，此后我们再没有讨论过这件事。
这件事以前从未被披露过。由于美国总统选举对苏美关系具有潜在的影响，所以，政治局对此一直密切地加以关注，并且通常持有某种倾向，但极少表现出来或通过提供外交或其他方面的帮助来支持某位候选人。就我所知，这是莫斯科唯一一次试图直接介入竞选，帮助一位自己偏爱的总统候选人——结果是一无所获。
大使们当然有责任对一场选举可能出现的趋势及时提出意见。尽管我尽力做出可靠的引导，但是我认为自找麻烦做出肯定的推断不仅不必要，而且不明智。我们一位驻伦敦的同事就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在哈罗德·威尔逊首相落选离职——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失败是出乎意料的——前不足一个月时，他告诉莫斯科接受他进行选举前的访问是没有风险的。这位大使因提出了这一轻率的意见而被解除了职务。
约翰逊迫切希望举行最高级会谈，布拉格事件使之化为泡影
自从约翰逊宣布放弃在白宫再当一任总统之后，他便令人不可思议地开始为与柯西金再进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展开了活动。7月2日，即签署防止核扩散条约后的第二天，腊斯克要我向柯西金报告，总统有意举行一次会谈，而苏联方面却认为没必要举行会谈。
莫斯科面临的问题是它不相信和即将离职的总统能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尽管约翰逊试图将自己置于政治斗争之外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他错误地希望他将因此而被看成是一位更有价值的对话者。此外，不仅是我国的领导层无法断定是否能够就重大问题做出任何决定，而且勃列日涅夫也不想再给柯西金一次在国际事务中表现自己的机会。约翰逊一直是和柯西金，而不是和勃列日涅夫进行通信联系的，这种情况使得勃列日涅夫很难接受约翰逊提出的和他的对手进行会谈的请求。
出于这些原因，莫斯科迟迟不做答复，但它又不想直截了当拒绝这一建议。情况一直让人捉摸不定，也让我相当难堪。腊斯克一再问我柯西金的答复是否到了，而我不得不一再告诉他还没有到。
7月份共和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尼克松提出了访问莫斯科的非正式请求，苏联政府对此表示同意，这就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了。我受命将此情况通知约翰逊和汉弗莱，我决定请腊斯克披露这一新闻。腊斯克十分沮丧地说，如果莫斯科准备接待尼克松——他指出尼克松“还没有当上总统”——那它也应该同意与仍然是美国总统的那个人进行会谈。他补充说他自己是在开玩笑。而约翰逊却的确是认真的。总统愿意去日内瓦、甚至愿意去列宁格勒，腊斯克请求只要莫斯科对总统提出的举行会谈的建议——做出答复，我应亲自直接给他打电话，“无论何时，无论是往办公室还是往家里”。10天之后，腊斯克再次问我是否收到了对总统发出的那封“极为重要的秘密信函”的答复，然后他对在过去两周内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表示不满，他原本指望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能够收到一个“起码是出于礼节”而做出的答复。
我又一次无言以告。我把我和腊斯克的谈话向莫斯科做了汇报，并且指出有必要以某种方式做出答复，因为这影响到约翰逊个人与莫斯科的关系，而且他至少在未来六个多月内仍然掌握着权力。
7月25日，当我把柯西金建议在一个月或六个星期内举行核武器谈判的一封信函交给腊斯克时，他再次问我：“嗯，主要的问题怎么样了？我能对约翰逊总统说些什么呢？”
我回答说我还没得到莫斯科就与约翰逊会谈下达的指示；这一回答显然使腊斯克很生气。国务卿对我说，在尼克松和约翰逊最近进行的一次会谈中，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极为秘密地”告诉约翰逊他打算访问莫斯科，约翰逊回答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腊斯克不无讥讽地补充说，约翰逊至少对先从我们这儿得知尼克松要访问莫斯科，而不是先由尼克松本人告诉到他这件事感到满意。
与此同时，我还非正式地从国务院那里获悉，约翰逊很乐意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限制战略武器的第一阶段双边会谈。虽然约翰逊显然是急于提高他的国际声望，但是国务院对他亲自参加这些技术性谈判反应冷淡。
8月15日，腊斯克再次提醒我说，总统仍在等待对他提出的举行最高级会谈的秘密请求做出答复，于是我又一次给莫斯科发出紧急电报，要求给予回答。这次我大胆地向政治局提出了我个人的意见，即我们的沉默越来越使人尴尬，而且正在超出正常外交关系的界限。
两天之后，终于传来了邀请约翰逊访问莫斯科的肯定答复。腊斯克非常高兴，随后他对我讲了他本人对尼克松及其政策的看法。他预言道，尼克松将会小心谨慎地避免同苏联进行任何对抗，尽管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根本不可能主动为促进两国关系而采取任何措施。尼克松支持加强美国的武装力量，但是，根据他在访问得克萨斯约翰逊的一个农场时对约翰逊所说的一番话来判断，如果他当选，他将继续和苏联进行战略核武器会谈。这不是一位“新尼克松”——像他正在广泛标榜的那样——腊斯克说，因为他在信仰上是一个天生的保守主义者。但是，他开始意识到随着世界的变化，对国际问题需要采取新的处理办法。腊斯克说，尼克松究竟对这种变化有多深刻的认识以及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则是另外一回事，还需要等等看。实际上，尼克松和他的外交政策的主要顾问及执行者基辛格比腊斯克和约翰逊更能适应这些变革。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对地缘政治的上述看法和精心做出的政治分析都被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彻底推翻了。1967年，随着反对斯大林主义在文化、政治、经济及其他诸多方面进行统治的情绪不断高涨，在布拉格，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11]为首的一批改革者们试图提出他们的“有人性的社会主义”观点。不幸的是，“布拉格之春”恰好遇上了苏联保守主义势力加强其国内统治政策的时候。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使该国和华沙条约组织其他成员国产生了严重争执。但是，采取军事行动推翻改革派政权的做法在克里姆林宫内并没有得到一致赞成。性格优柔寡断的勃列日涅夫甚至当军队已做好进攻准备时，对是否应采取军事行动仍没有把握。柯西金也对此表示怀疑，但是，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大多数成员都坚持反对布拉格改革派的强硬路线。政治局全体委员，其中包括彼得·谢列斯特[12]、德米特里·波利扬斯基[13]、基里尔·姆斯祖佐夫[14]、安德烈·基里连科[15]和阿尔维德·佩尔谢[16]，中央委员会书记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康斯坦丁·卡图谢夫[17]及彼得·杰米契夫[18]，最后还有几乎所有的元帅——他们都是中央委员——都表示赞成出兵。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19]——此人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最信赖的助手之一——当时领导着中央委员会宣传部，该部为苏联镇压改革派的全部行动提供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支持。作为驻华盛顿的大使，我事先并不知道我国的计划，但是，在我看来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这场入侵肯定会毁掉与美国进行最高级会谈的计划，并将全面破坏我国与西方的关系。
华沙条约组织的入侵行动是在8月20日上午11时开始的，那天是星期日。那天清早，我吃惊地收到了莫斯科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我安排与约翰逊总统会面，解释我们采取行动的原因。（我收到了我们的正式“解释”的文本。）由于入侵行动发生在周末，因此使形势变得十分复杂，一接到通知就要在当天与总统会面实在是太困难了。此外，我得到的指示是将与总统会谈的时间准确地安排在华盛顿时间下午6时至8时之间，或者说恰好安排在坦克即将开进布拉格的时候。
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我决定不通过正常途径提出会见的正式请求。通过正常途径提出请求可能会被耽搁下来，尤其是在星期天。我决定直接和总统本人联系。我记得几年前拜访沃尔特·罗斯托时，总统本人曾给了我他的私人电话号码“以防万一”，但此前我从未用过它。这件事确实紧急，应该给他直接打电话了。约翰逊也没问个究竟便立即同意见面，并建议我中午就来。但我必须严格遵守莫斯科规定的时间表，所以我以必须翻译我将要交给他的电报为借口，要求他在下午6时以后接见我。他同意了。
晚上8点我来到白宫。约翰逊在内阁会议室接见了我。我们在一张表面非常光洁的长桌旁坐下，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默默地坐在一旁。总统首先回顾了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的情况。他刚刚看过一部有关那次会谈的纪录影片，并且高兴地谈到当地居民对与会者给予了友好的欢迎。
接下来，我宣读了莫斯科的电报，电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一个由国内外反动势力组成的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集团”，苏联及其华沙条约组织盟国对布拉格政府寻求帮助的呼吁做出了反应。“因此，”电报继续说道：“苏联军队已奉命开进捷克斯洛伐克。毫无疑问，威胁安全的现实危险一旦被消除，他们将立即撤出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电报最后说，莫斯科保证不会损害苏美关系，“苏联政府极为重视这一关系”。
约翰逊总统仔细地听着，但他显然没能迅速理解这一消息的重要性。令我十分惊讶的是，他对此全然没有做出反应，只是感谢我通报了这一消息，并说他将于次日上午与腊斯克及其他一些人讨论这一声明，如果有必要，将给我们一个答复。
接着他又谈起了另外一个话题——对此他显然更感兴趣。他说，他正等待我们对他打算宣布将出访苏联的计划做出反应。宣布这一计划的时间已经定在次日上午10点。（几天前，莫斯科已表示原则上同意他的访问，但现在实现访问计划的希望自然是非常渺茫了。）
总统又说，他已邀请他的一些朋友明早来白宫共进早餐，届时将宣布他访苏的消息，随后还要向新闻界郑重宣布这件事。由于约翰逊仍然一点儿没有意识到布拉格此时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产生的影响，所以他要求我们在次日早晨聚会前——或不迟于上午8点至9点——对他访问莫斯科的计划做出答复。
他看上去很高兴，并且说他极为重视即将与苏联领导人举行的会谈；他希望讨论一些重大问题，其中包括越南问题和中东问题。约翰逊指出，这一次他“享有较大的行动自由”，并且期待会谈取得切实的成效。
接下来约翰逊又把话题转到他与柯西金在葛拉斯堡罗进行的会谈上。他仔细回顾了他仍然记着的一些细节问题，并且对整个会谈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他递给我一杯威士忌（在那个时候我当然愿意喝点什么！）并开始给我讲起有关得克萨斯的各种有趣的故事。他很善于讲故事。
在总统滔滔不绝地谈论未来的访问、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以及其他一些令他高兴的事情时，罗斯托——此次会谈的唯一目击者——阴沉着脸坐在那里，他没有打算打断总统的谈话。当我们分手时，约翰逊的态度非常友好，并且再次提醒我他正等待着我们的答复，以便使他能够宣布他将访问苏联。
我回到使馆后向莫斯科紧急报告了我们的谈话情况。我极力建议接受他提出来的宣布他将访问苏联的建议，因为一正如我所解释的那样——我断定腊斯克和罗斯托毫无疑问现在正竭尽全力迫使总统重新考虑这次旅行计划。政治局几乎没有料到约翰逊对布拉格事件的反应竟然如此平和，因此立即发出了他极其渴望得到的邀请。数小时之后我便得到了答复。然而事态的发展还是太快了。
就在那天深夜，腊斯克把我请到了国务院。他告诉我他刚刚从白宫开会回来，总统要他传达一个口信，即他不知道布拉格事件是否和非共产党国家有关，也不知道布拉格是否公开请求提供帮助。“最后，”口信中提到：“我们感到应该对宣布我们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的可能性重新进行认真的考虑。我们将就此事与你保持联系。”
腊斯克按照笔记宣读了这个声明。然而他并没有表现出美国方面改变了对拟议中要举行的这次会谈的态度。总的说来，腊斯克表现得沉着镇静，然而有一点很清楚，即他对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行动绝对持否定态度，而且他将不遗余力地促使约翰逊总统像他一样坚决地反对这种做法。但是，这项声明以及这一整夜华盛顿的事态发展最令人瞩目之处是约翰逊不顾一切地仍然希望去莫斯科参加会谈！
三天之后，我再次去国务院拜访腊斯克。他在那里对我说，他早先和总统讨论时曾说过，他“可以断定苏联不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所以他请求我私下告诉他入侵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随后他又十分出人意料地说道：“下一个会不会是罗马尼亚？那就太过分了，而且我们根本不可能控制住公众舆论。”由于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约翰逊的日子已经相当不好过：就在那天一大早，他会见了大约20位国会领导人，并且“忍受了”他们对他在对待苏联入侵问题上所持的温和态度而提出的尖锐批评。
腊斯克强调指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对两国关系的前景已经没有把握，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总统的极大关注。约翰逊同样也不得不顾及目前的公众情绪——它不可能理解或接受总统目前在东西方关系中表现出的主动性。到目前为止，总统和美国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袖手旁观，期待事态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在约翰逊政府剩下几个月的执政期内已经没有时间实现这种好转了。我觉得与腊斯克进行的谈话表明了美国政府对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混乱状态，这种印象被我在后来几天中获悉的情况所证实。
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5天以后，专栏作家德鲁·彼尔森[20]对我讲了总统私下会见国会领导人的情况，立法和行政机构试图通过国会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做出适当的反应。约翰逊对国会指责他对苏联入侵行为没有采取更为激烈的反对态度十分恼火，他说：“你们是不是建议我们把美国军队派到那儿去？”进行军事报复是“根本不可能的”，总统告诉国会领导人，除了进行宣传之外不可能采取其他任何行动。怒气冲冲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接着，汤普森又对我讲了总统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的另一次会谈的情况。这次会谈就美国不能使用武力反对苏联的入侵行动达成了一致。此外，总统命令，除了约翰逊和腊斯克已经对苏联做出的批评性声明之外，不得再进行公开的谴责。约翰逊甚至半开玩笑地对高级军事官员说：“真希望莫斯科能认识到我们不是美国这个地方的恶棍。”
但是，紧张的气氛仍在持续。8月28日，腊斯克紧急召见了我。他说他听到在24小时之内苏联军队将沿罗马尼亚边界展开非同寻常的积极行动。西方国家已经推测苏联有可能入侵罗马尼亚，其主要根据是罗马尼亚拒绝和其他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一道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联合行动。的确，莫斯科对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非常恼火，苏联军队也确实在罗马尼亚边界附近实施了示威性战术行动。但是，莫斯科并不是真想入侵罗马尼亚，因为它一直坚信那里的共产党政权是稳固的。
然而，苏联的军事行动受到了西方情报机构的密切追踪，有关情况很快送到了约翰逊总统手里。约翰逊当时呆在得克萨斯州的农场里，打电话将此情况通报给了腊斯克。当我到达国务院时，腊斯克已经把发给苏联政府的电报准备好了。这封电报极具感情色彩。“我们代表人类，”他说，“请求你们不要入侵罗马尼亚，因为其后果是无法预料的。我们还希望不要对西柏林采取行动，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引发一场严重的国际危机，我们希望无论如何也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一切对苏美关系和整个世界都将是一场灾难。”
我急切地建议莫斯科紧急做出答复以稳定局势，很快我就带着莫斯科的答复回到了国务院。
“我奉命通知你，”我对腊斯克说，“有关苏联军队对罗马尼亚将要采取行动的报道是某些人为误导美国政府而刻意编造的，这些报道与事实完全不符。有关西柏林问题的报道也同样如此。”
听到这一消息，腊斯克显然松了口气。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逐渐缓和下来，但是这场入侵行动使我们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捷克斯洛伐克公众的情绪突然变得和我们对立起来。抗议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世界。甚至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也首次公开站出来反对政府。在西方报刊上和某些西方官员中间还出现了他们称之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揣测。虽然在莫斯科的政治局会议上从来没有宣布过，甚至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样的政策，但是，决不允许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落入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的决心实际上真实地反映了那些掌握着苏联命运的人的思想情绪。
苏联政府并未正式制定一项外交政策原则，但是，在为召开共产党代表大会或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做准备时都要对外交政策纲要进行十分细致的审查。政治局将会讨论总书记所做的总结报告草案以及准备提交给大会的决议草案，这其中总有一部分涉及到外交政策。这两份文件经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批准之后实际上就构成了苏联共产党的“总路线”或原则，并且自动成为政府的指导方针。
然而，在相隔5年才举行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期间，每逢遇到紧急情况就需要对国际形势做出分析。在这种关键时刻——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就是如此——外交部通常要准备一份专门的分析报告提交政治局讨论。一旦得到批准，这份文件就成为此后一个时期的外交政策指导方针。
1968年9月16日，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题为“外交政策方针及苏美关系状况估计”的报告。这份文件实际上详细阐述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份文件得到政治局的认可，它确定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方针和今后几年苏美关系的发展范围。这份文件表明了这样一些新的思想，即未来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要与诸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西方经济和安全机构展开竞争，这是苏联领导层首次明确宣布这一目标，尽管我们可以说这是关起门来秘密宣布的。文件要求和美国打交道时要把“坚定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并且指出美国领导集团正利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损害我国的国际声誉。……另一方面，苏联在处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时所采取的果断行动使得美国领导人对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力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并使他们再次看到了我国领导层捍卫苏联根本利益的坚强决心。”
由此看来，苏联领导层如何判断西方国家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所做出的比较软弱的反应是很清楚的；它使莫斯科相信西方政府不准备在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这种判断对克里姆林宫在10年多一点儿后决定对阿富汗发动一场新的入侵行动时起了推动作用。
这些事件对我国外交事务产生的消极影响并没有它对国内的影响大。原因之一可能是当时越南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当中。在西方公众中，政治行为的道德标准被降低了，其原因部分在于越南战争使得美国总统自己无法用道德准则来衡量其他国家的行为和动机。
约翰逊总统固执地要求举行最高级会谈
当美国政府进一步提出约翰逊访问莫斯科的迫切要求时，我国领导人肯定没有考虑这件事，他们原以为入侵事件发生后美国人会放弃这一计划的。然而，使我大为吃惊的是，9月9日，罗斯托与我私下共进晚餐时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约翰逊总统首先想知道的是,苏联政府是否认为最高级会谈能够在三个关键性问题——导弹问题、中东问题、越南问题上取得成果。我指出，尽管这些问题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美国方面看起来是要确定某些先决条件，或试图事先得到使会谈获得成功的保证，用这种方式对待最高级会谈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只有进行充分的准备才可能确保最高级会谈取得具体的成果。
但是，罗斯托对我的观点不感兴趣。他只是重复总统的“主要想法”：约翰逊希望与柯西金进行的会谈能够取得进展，以便在美国产生重大的政治反响，从而使尼克松无法攻击最高级会谈是民主党进行竞选的骗人把戏。罗斯托又说，任何人——甚至包括腊斯克在内——都不知道我们的谈话。第二天，罗斯托打电话通知我他不再管这件事了，总统已经委托腊斯克处理此事。看来，约翰逊对罗斯托的外交能力评价并不太高。
9月13日，莫斯科做出了答复。腊斯克当时不在华盛顿，所以我将这封电报交给了罗斯托。电报说道，莫斯科仍然愿意与约翰逊总统举行一次会谈，希望这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准备就总统提出的三方面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进行讨论。电报甚至拟定了一个预想的讨论日程。
我们正在谈话当中，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总统本人打来的，他听说我在罗斯托那里，因此想知道莫斯科是如何答复的。我把电报的大致内容告诉了他，总统请我转达他对迅速得到答复而表示的谢意。
此后，我有一个月的时间没和约翰逊进行联系。显然，美国政府内部仍然在讨论这一问题。10月14日，腊斯克私下告诉我，约翰逊总统还没有做出决定。腊斯克认为在进行选举以前最好不要举行什么最高级会谈，他甚至毫不隐晦地表示，现在举行最高级会谈为时已经太晚了。
整个10月份，腊斯克、罗斯托和我就越南问题以及可能采取的解决办法积极地交换了意见。苏联总理敦促约翰逊停止轰炸北越，以促进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巴黎进行的谈判。约翰逊犹豫不决。他不愿作为一位找不到摆脱越战困境办法的总统而留名史册。最后他终于决定接受河内在我们全力支持下提出的条件，完全停止轰炸，同意南越作战各方，包括越共在内，全部参加谈判。
总统选举的日期已经临近，而汉弗莱在民意测验中落在后面，其主要原因在于他认同了约翰逊处理这场战争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腊斯克于10月31日打电话通知我说，总统将宣布从次日开始全面停止对北越的轰炸。那天深夜，腊斯克给柯西金发去了约翰逊的正式电报：“现在已经停止了对北越的轰炸，因此我希望并且期待苏联利用其全部影响打破僵局，尽可能快地给东南亚带来可靠而持久的和平。”第二天，柯西金对约翰逊的做法表示了赞赏。但是，美国对越政策改变得太晚了，已经挽救不了汉弗莱的失败，尼克松以微弱多数赢得了总统选举。
11月24日，我应尼克松的助手罗伯特·埃尔斯沃思[21]的邀请，与他共进私人晚餐。他非常庄重地对我说，尼克松要他告诉我，他，埃尔斯沃思，受权就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与苏联大使保持正式联系。虽然尼克松还不是总统，并且深知政权交替带来的敏感性问题，但他仍想打开一条与莫斯科进行秘密接触的便捷渠道，“以便”能够就他宣誓就职后我们将面临的问题交换意见。
埃尔斯沃思显然为他担负的使命而感到自豪，但是对这一使命所包含的责任可能有些畏惧。他接着又向我提起了尼克松在迈阿密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即苏美关系现在到了从对抗时代走向谈判时代的时候了。这不是为了拉选票，埃尔斯沃思宣称，是反映了尼克松总统的基本态度。
因为尼克松知道我将要回莫斯科就下一届美国政府的情况进行磋商，所以他派埃尔斯沃思来请求我试探一下苏联领导层对越南和中东问题，另外还有裁军问题和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看法。埃尔斯沃思说，我从莫斯科回来后就可以开始同当选总统讨论某些具体问题，并可以使尼克松和苏联领导通过互相传递口信和信件的方式秘密交换意见。
腊斯克也想和我谈谈我的莫斯科之行，并且再次提出了拟议中的最高级会谈问题。约翰逊直到这个时候还惦记着举行最高级会谈，这真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腊斯克说，如果最高级会谈能够在12月中旬——离约翰逊离职大约只有一个月——举行，它必将产生积极的效果，会谈的主要议题应该是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苏联政府确信会取得积极的效果吗？莫斯科能够为推动中东和东南亚地区的进步做些什么呢？”显然，腊斯克对他认为是被延误了的最高级会谈表示怀疑。
我对他说，两国领导人已经反复讨论了这一问题，没必要再进行新的讨论。腊斯克点点头，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
几天过后，埃尔斯沃思请我再次去他那里讨论华盛顿正在流传的有关即将离职的总统和即将上任的总统可能一道参加与苏联领导人举行的最高级会谈的谣言。他说，尼克松对此极为反感，因为他认为约翰逊的真实目的是想提高他的历史地位，而不是促进美苏关系，而且这样做只会损害两国关系。埃尔斯沃思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为举行战略武器谈判进行认真的准备了，然而举行最高级会谈却会提高人们的期望值。约翰逊留在白宫的日子只有40天了，而尼克松则要在白宫呆上4年，如果最高级会谈失败了，他将不得不承受人们的愤怒指责。至于尼克松本人，埃尔斯沃思向我保证说，他的态度是积极认真的，但不想草率行事，同时他要求我把这一切转告给苏联政府。（后来，我从约翰逊的回忆录中了解了很多情况：大选之后，他确实试图说服尼克松与他一道或派代表参加和苏联领导人进行的最高级会谈。尼克松拒绝了。）
莫斯科此时已经明白不可能和约翰逊举行最高级会谈了。一个星期后，我向埃尔斯沃思转达了莫斯科的答复。莫斯科表示尼克松可能还不知道想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的是约翰逊总统，因此“美国方面应该表明自己对召开这样一次最高级会谈的态度。而我们则不打算为了暂时的利益而改变自己的看法。”约翰逊为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所做出的反复无常、摇摆不定的尝试最终就这样结束了。
我对在美国发生的这种荒唐的情况不得不表示惊讶——经过总统选举已经被这个国家抛弃的那位总统根据宪法仍然要留任近三个月的时间。尽管他仍然是正式的行政首脑，但他的决定和行为已受到限制。怪不得这类官员在美国被称为“瘸脚鸭”呢。[22]
随着约翰逊的总统任期接近尾声，越南战争葬送了总统实现“伟大社会”的希望，这项计划作为美国的道德和政治写照甚至受到了本国公民的极大怀疑。腊斯克离职后，我在他即将前往亚特兰大之前举办了一次私人晚餐为他送行。腊斯克是开着他的旧汽车来赴宴的。他颇为苦涩地说道，在他担任国务卿的8年期间有各种各样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供他支配，而现在他不得不重新学习驾驶汽车，而且还得亲自预定机票。他的退休金微薄，也没有什么积蓄，囱此雇不起工作人员。但是这种困难的过渡决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他再也不能够忙于重要而又令人感兴趣的国家事务了，他公开承认这一点——虽然他以前曾对我说他对长期担任国务卿一职已经感到极其厌倦了。
在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中，他表现得非常达观。他承认，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任内，的确犯过一些错误，而且他对这些错误负有很大的责任。他自己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但是，“覆水难收”，而且他也不打算寻找借口。这就是他为什么不愿意写回忆录的原因。让历史做出判断吧。我陪他走出大门。我们在使馆外分手，当我站在那里看着那辆旧汽车发动、开走时，我不禁想到它象征着约翰逊政府的完结。腊斯克在他的老家佐治亚州定居后成为州立大学的一名教授。他的儿子终于说服了他，两人共同合作写出了一部回忆录。直到最后他仍然忠实于他的信念，虽然他并未试图把它们强加于其他人或公开宣扬它们。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
多年以后，我参观了得克萨斯州的约翰逊纪念图书馆。这位前总统已经谢世。当我仔细观看展品，特别是看到那些分阶段记录约翰逊总统任内活动的陈旧褪色的照片和其他展示苏美关系的状况、林登·B·约翰逊的荣辱的物品时，我感到自己的内心充满了忧伤和悲哀。这一切都在讲述着那个破灭了的希望。参观的人寥寥无几。其中有一个人沉思着说到：“他死的时候非常伤心。”
在苏联，约翰逊的名字一直和美国对越南进行的军事干预——这件事决定了苏联对他的态度——联系在一起。在其他方
面人们对他知之甚少，而且对他不大感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约翰逊在苏美关系中是一位有点被人遗忘的不太重要的政治人物。然而，在和我们打交道时他决不是一位糟糕的总统，至少不比美苏两国历史学家一直以赞美的语言来描述其品格和成就的约翰·F·肯尼迪差。如果不是因为越南战争，苏美关系的缓和甚至可能在尼克松入主白宫之前，即早在约翰逊时代就已经实现了，尽管这一点现在已无法确认了。
早在担任副总统期间，特别是在50年代，约翰逊就以坚决支持对苏采取立场强硬的政策而闻名。但是，甚至在他与戈德华特竞选总统期间，他还是非常现实地支持阻止而不是增加核战争危险、促使苏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而不是使之恶化的政策。作为总统，他努力把对和平至关重要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与其他的国际问题区分开来。无论这些国际问题有多么复杂，但除非它们恰好与东西方的根本冲突联系在一起，否则就不会形成令人同样恐怖的威胁。
的确，把肯尼迪和约翰逊推行的实际政策进行一番较为细致的比较就可以看出一个与通常的认识不同的有趣的差异：在约翰逊时代，在苏美关系中没有出现过诸如柏林对峙、在欧洲示威性地集结武装力量或者古巴危机等严重的冲突。此外，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可能造成不稳定的事件也是以比较平静的方式进行的。我们正是和约翰逊政府达成了防止核武器扩散和禁止在外层空间进行核试验的重要协议；我们正是和约翰逊政府就限制反弹道防御性武器展开了谈判，并且着手准备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我们正是和约翰逊政府一起做出了扩大美国与东欧国家的贸易的尝试，（而美国国会却用这一计划来钳制我们在其他领域的政策。）除了苏美领事协定外，我们还签订了包括了直接开通航线、宇航员援救、利用核能脱去水中盐分和捕鱼等方面的协议。
正像约翰逊本人在其回忆录中颇为自豪地指出的那样，在他从1963年至1969年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和苏联在各个领域所签订的协议，比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30年来所签订的协议还要多。作为总统，他本人对促进苏美两国关系的态度是积极的，而且他从未向彻头彻尾的反苏主义让过步，虽然冷战观念一直主宰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加快了战略军备竞赛的步伐，并且自然而然地使美国下决心把越南战争当作是它在全球范围内与共产主义进行对抗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越南战争必然失败已成为越来越明显的事实，约翰逊的主要目的便成为不失脸面地撤出越南。他试图诱导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向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施加压力，逼迫它接受美国的条件。他不可能充分认识到苏联领导层在意识形态上盲目坚持“国际团结”的思想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使得莫斯科本身所做的任何调停努力都失去了作用。这些半心半意、凭一时冲动而做出的努力时而使人们看到了希望——这些希望最终都化为泡影，时而使双方遭受到重大的挫折，因为当时正在进行着一场可以说是资本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战争，双方领导人都感到自己无力制止这场战争。这种僵持局面显然说明，在跨入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们应该对两国的外交政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新的认识。
[1]尤金·约瑟夫·麦卡锡（EugeneJosephMcCarthy，1916年3月29日——2005年12月10日），1935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1943年曾在本笃会进修。1948年加入明尼苏达农工党。1949—1959年代表民主党担任众议院议员。1959—1971年任参议院议员。1968年参加总统选举，但在党内初选中败给了汉弗莱。1972年退出民主党。1976年、1988年、1992年三次竞选总统，仍以失败告终。1992年返回民主党。2005年去世。
[2]查尔斯·“奇普”·尤斯蒂斯·波伦（Charles"Chip"EustisBohlen，1904年8月30日——1974年1月1日），美国外交官。出身于政治世家。192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29年进入国务院工作。1934—1940年任驻莫斯科大使馆雇员。1940—1941年任驻东京大使馆雇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捕。1942年获释后回国。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担任罗斯福的翻译。波茨坦会议上担任杜鲁门的翻译。1947年参与制定马歇尔计划。1949—1951年任驻法国公使。1953—1957年任驻苏联大使。1957—1959年任驻菲律宾大使。1962—1968年任驻法国大使。1943—1968年任总统顾问。1968—1969年任国务卿顾问。1974年去世。
[3]1965年9月6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因克什米尔纠纷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激烈的战斗进行了17天后停止。在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调解下，印巴两国总理于1966年1月4日在原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塔什干会晤。经过谈判，双方就解决武装冲突及恢复和平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塔什干宣言。——译者
[4]范文同（PhạmVănĐồng，1906年3月1日——2000年4月29日），越南共产党人。1926年在广州加入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27年回国，领导学生运动。1929年任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南圻分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5—7月任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年7月被捕并被判处10年苦役。1930年在狱中参加印度支那共产党。1936年获释。1936—1938年任《印度支那人意志报》主编。1938年流亡中国。1941年回国并创立越南独立同盟。1945年当选为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于1945年8月担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1946年任越共中央和北越政府驻南越全权代表。1949—1955年任副总理。1954—1981年任外交部长。1955—1981年任总理。1981—1987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87年退休，此后曾任越共中央顾问。2000年在河内逝世。
[5]克劳迪娅·阿尔塔·“伯德夫人”·约翰逊（ClaudiaAlta"LadyBird"Johnson，1912年12月22日——2007年7月11日），林登·约翰逊的妻子。1961—1963年任美国第二夫人。1963—1969年任美国第一夫人。
[6]克拉克·麦克亚当斯·克利福德（ClarkMcAdamsClifford，1906年12月25日——1998年10月10日），美国律师。1928年起担任律师。1944—1946年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1946—1950年任白宫法律顾问。1961—1963年任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委员。1963—1968年任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1968—1969年任国防部长。1980年任总统驻印度特使。1982—1991年任第一美洲银行董事长。1998年去世。
[7]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廷（Григо́рийЕфи́мовичРаспу́тин，1869年1月9日——1916年12月17日），绰号“妖僧”。1893年皈依东正教。1905年起与尼古拉二世结交，通过治疗尼古拉二世之子阿列克谢·罗曼诺夫与之交好。1912年起开始干预政务。1914年反对发动战争。1916年呼吁停战媾和，12月17日被尤苏波夫亲王等人刺杀身亡。他的死敲响了罗曼诺夫王朝的丧钟。
[8]拉斯普廷（1872？—1916）是沙皇时代的一个农民“神医”，因治好了王子的病而得宠于沙皇尼古拉二世，后因干预朝政被保守派谋杀。——译者
[9]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格列奇科（АндрейАнтоновичГречко，1903年10月4日——1976年4月26日），1919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任南部阵线第12军团司令、第47军团司令、沃罗涅日部队副司令。1945—1953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953—1957年任苏联驻东德部队总司令，期间参与镇压了东德1953年6月起义。1957—1960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1957—1967年任苏联第一国防部副部长。1960—1967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1967—1976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68年参与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1961—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3—197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在莫斯科逝世。
[10]西奥多·柴金·索伦森（TheodoreChaikinSorensen，1928年5月8日——2010年10月31日），美国作家、律师。出身于政治世家。1953—1960年任约翰·肯尼迪的首席立法助理。1961—1964年期间担任肯尼迪的特别顾问兼演讲撰稿人。1964年辞职。此后继续从事律师工作。1968年担任罗伯特·肯尼迪的竞选顾问。2010年去世。
[11]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Dubček，1921年11月27日——1992年11月7日），1939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斯洛伐克傀儡政权建立后回国，开展地下工作。1944年参加斯洛伐克民族起义。1949—1951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特伦钦省委第一书记。1951—1952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班斯卡—米斯特里察省委第一书记。1951—1955年任斯洛伐克国民议会副主席。1958—1960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布拉迪斯拉发省委第一书记。1960—1969年期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书记、中央第一书记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副主席、主席。1968—196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期间大力推行改革，出现了“布拉格之春”。1969年苏联领导华约组织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将其逮捕被押回苏联。后在两国斡旋下获释回国。1969年被解职。1969—1970年任捷克斯洛伐克驻土耳其大使。1981年被迫退休。1989年积极参加天鹅绒革命。1989—1992年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主席。1990年发起成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1992年因车祸身亡。
[12]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ПётрЕфимовичШелест，1908年2月14日——1996年1月22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加入联共（布）。1936—1937年服役于红军。1950—1954年任基辅473号工厂厂长。1953年兼任基辅市苏维埃第一副主席。1954—1957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基辅省委第二书记。1957—1962年任乌共基辅省委第一书记。1958—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3—1964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3—1972年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64—1973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197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2—197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73年退休。
[13]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波利扬斯基（ДмитрийСтепановичПолянский，1917年10月25日——2001年10月8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0年加入红军。1949—1952年任苏共克里米亚省委第二书记。1949—197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4年任克里米亚执行委员会主席。1954—1955年任苏共克里米亚省委第一书记。1955—1957年任苏共奥伦堡省委第一书记。1957—1958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57年积极支持赫鲁晓夫击败“反党集团”。1958—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8—1962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60—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2—1965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64年参加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65—1973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1976年任农业部长。1976—1982年任驻日本大使。1982—1987年任驻挪威大使。1987年退休。
[14]基里尔·特罗菲莫维奇·姆斯祖佐夫（КириллТрофимовичМазуров，1914年4月5日——1989年12月19日），1936—1938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1年任共青团戈梅利市委书记兼白俄罗斯共青团布列斯特省委第一书记。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1942年转入地下，在白俄罗斯领导地下游击队。1943—1944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44—1947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49—1950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明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50—1953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明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0—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56年任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1956—1965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8—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65—1978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8年退休。1986—1989年任全苏战争和劳工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同年12月19日在莫斯科逝世。
[15]安德烈·巴甫洛维奇·基里连科（АндрейПавловичКириленко，1906年9月8日——1990年5月12日），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1年、1944—1947年任乌共（布）扎波罗热省委第二书记。卫国战争爆发后，于1941—1942年任南方面军第18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4—1947年兼任乌共（布）扎波罗热市委书记。1947—1950年任联共（布）尼古拉耶夫省委第一书记。1950—1955年任乌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0—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6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55—1962年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6—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1—1966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起义。1962—198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1982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2年因病退休。
[16]阿尔维德·亚诺维奇·佩尔谢（АрвидЯновичПельше，1899年2月7日——1983年5月29日），苏联历史学家。1915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随后参加了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参与筹备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年加入契卡。1919年参加拉脱维亚革命，革命失败后返回苏俄。1919—1929年期间在红军从事教学工作。1941—1959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委员会书记。1946—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9—1966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1—198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6—1983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年逝世。
[17]康斯坦丁·费多洛维奇·卡图谢夫（КонстантинФёдоровичКатушев，1927年10月1日——2010年4月5日），出身于教师家庭。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3—1965年任苏共高尔基市委第一书记。1965—1968年任苏共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66—1984年、198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8—1977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77—1980年任驻经互会代表兼部长会议副主席。1982—1985年任驻古巴大使。1985—1988年任对外经济关系国家委员会主席。1988—1991年任对外经济关系部长。1991年退休。苏联解体后，在多家商业银行担任高管。2010年去世。
[18]彼得·尼洛维奇·杰米契夫（ПетрНиловичДемичев，1918年1月3日——2010年8月10日），1937年加入红军。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6—1958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1959—1960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1959—1961年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主席团成员。1960—1962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主持了将斯大林灵柩移出列宁墓的行动。1961—1974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4—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4—1986年任文化部长。1986—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88年退休。
[19]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Яковлев，1923年12月2日——2005年10月18日），俄罗斯历史学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941—1943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3年因伤退役。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5年起就读于多所院校。1958—195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培训，期间秘密倒向反共阵营。1965—1973年任宣传部第一副部长。1966—1973年任《共产主义》杂志编委会委员。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3—1983年任驻加拿大大使。1983年与戈尔巴乔夫结识。1983—1985年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85—1986年任宣传部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7年1—6月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1—7月任总统高级顾问。1991年9—12月任国家特别任务顾问兼总统政治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任期间大力推行“公开化”改革，开展反共活动。苏联解体后，公开鼓吹反共主义，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诬蔑列宁为“德国间谍”。1992年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副主席。1992—1993年任政治镇压受害者康复委员会主席。1993—1995年任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局局长兼俄罗斯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主席。1994—1995年任文件解密委员会委员。1995年创立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于1995—2000年任党主席。1995—1998年任俄罗斯公共电视台（CJSC）主席。1998—2001年任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名誉主席。2000—2002年任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名誉主席。2005年死于莫斯科。
[20]安德鲁·拉塞尔·彼尔森（AndrewRussellPearson，1897年12月13日——1969年9月1日），美国记者、专栏作家。1919—1921年任公谊服务委员会委员。1925年起担任记者。1929—1932年任《巴尔的摩太阳报》驻华盛顿通讯员。1932—1941年任《华盛顿先驱报》记者。1935年起从事广播工作。1941年起担任《华盛顿邮报》记者，领导“旋转木马”专栏，积极披露政治丑闻。1941—1943年任全国广播公司（NBC）评论员。1948年起反对麦卡锡主义。1952年起担任主持人。1969年去世。
[21]罗伯特·弗雷德·埃尔斯沃思（RobertFredEllsworth，1926年6月11日——2011年5月9日），美国外交官。1949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1961—1967年任众议院议员。1969—1971年任常驻北约代表。1975—1977年任国防部副部长。晚年担任联邦海事委员会副主席。2011年去世。
[22]指任期届满而又未被重新选上的官员。——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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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苏联寻求稳定的政策方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十章苏联寻求稳定的政策方针
↘柯西金努力调解越南问题
↘政治局提出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六日战争
↘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
柯西金努力调解越南问题
1967年2月初，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讨论英苏之间的主要问题而出访伦敦。但此行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此。河内曾秘密地请求我们利用哈罗德·威尔逊[1]首相——支持约翰逊越南政策的为数不多的欧洲人之一领导的英国政府给华盛顿施加压力，以实现越南问题的和平解决。苏联领导层也非常重视这一问题。约翰逊政府方面也渴望利用柯西金在越南问题上进行斡旋。它一直在急切地寻求能够接近河内领导层的国家和个人作为中间人来安排一种解决办法。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将约翰逊写给胡志明的一封秘信交给了我们，信中提出一项新的建议，即美国停止轰炸北越和集结军队，以换取越南民主共和国保证不再向南越派遣军队。我们得知这一建议已经被转交给河内，但腊斯克抱怨说华盛顿没有得到答复。
根据威尔逊的请求，约翰逊的建议通过莫斯科，由柯西金本人转达给了河内。这意味着威尔逊本人对约翰逊政府的建议持支持的态度。柯西金在给胡志明的函件中附加了一封说明信，以个人的名义劝说胡志明一起来寻求结束越南战争的妥协方案。出于个人地位的原因，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提出这一倡议不太高兴，但不管多么不情愿，他还是让柯西金继续做下去，免得让人认为他是在阻挠越南问题的解决。
在等待越南做出反应期间，约翰逊再次宣布暂停对北越的轰炸。但是，当停止轰炸的期限已到，而北越仍没有做出任何答复时，他拒绝了柯西金提出的延长停止轰炸的期限以等待河内方面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的建议。这样，苏联总理的调停活动便以失败告终，虽然在伦敦的国际新闻界面前，威尔逊在柯西金的支持下——曾经几次颇富戏剧性地公开请求约翰逊延长暂停轰炸的期限。当柯西金在伦敦出席一次电视转播的记者招待会时，约翰逊传话说他希望苏联总理采用“恰当的措词”来回答提问，以免激怒美国国内越来越好斗的右翼势力。腊斯克试图以一直存在着某种“误解”这样一个难以令人信服的解释为美国恢复对北越的轰炸进行辩解。
柯西金为这一切感到苦恼。他本以为前一年他在塔什干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总理所进行的成功调停会再次重演。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种情况使莫斯科坚信在越南和美国之间进行调停不会取得任何结果。它将通过向河内提供军火来履行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这就够了。不久，腊斯克就越南问题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议：如果苏联愿意考虑双方互相“减少”对越南的军火供应的话，美国则可以考虑停止轰炸北越。莫斯科对此建议根本就没有做出反应。
政治局提出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使国际舆论对美国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批评，美国国会也对约翰逊总统可以不受限制地派遣军队的权力提出了质疑，约翰逊“伟大的社会”计划随后亦遭破产。由于造成我们两国之间大多数不幸的原因是一场冒险——这场冒险被看成是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全球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形成稳定关系显然是一种反常的现象。但是，两国的长远利益不允许苏美关系走上极端，这一点可以通过在本书中首次公开的1967年初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提交的一份重要报告来说明。这份报告构成了我们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并且表明了我们为驶过充满惊涛骇浪的外交海洋做出了多大的努力。
在莫斯科，我国领导层试图对苏美关系做出评价，因此指示外交部提出一份能够成为我国未来政策基础的详细分析报告。1967年1月13日，葛罗米柯代表外交部将此报告提交给政治局。这一报告的重要性在于它不是为了让公众了解或为了进行宣传而准备的，而是供政治局委员——而且是仅供他们——内部做出评价并批准的，他们的确这样做了。研究苏联政策的人将会认识到——或许带有几分惊讶——这份报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和我们已经公开阐明的政策是一致的。
但是，当时曾认为苏联在实施一项旨在征服世界的计划的那些人以及现在仍然可能持有这种想法的那些人如果那时能够读到这份秘密备忘录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感到迷惑不解的。
尽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将北越对南越的攻击看成是共产党人征服世界的总计划的开始，但我们的官方分析却没有为这种军事侵略行为进行过辩护。这份备忘录最为引人注意之处就是它对我们的社会制度会取得最终胜利充满了信心——历史证明这种信心放错了地方。但是，那些想找到苏联为推行其社会制度，甚至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而筹划战争的证据的人肯定会枉费心机。
这份备忘录开宗明义地指出：“总的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不符合苏联及其盟友的国家利益。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要求
维持和平。在缓和的状况下，更有利于巩固和提高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
这份文件讲到了外交政策中所有重要的政治和地缘政治问题。文件中表现出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表明了我们在“同帝国主义做斗争”的同时推行社会主义思想的愿望。但是，这份文件强调了苏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并且指出“全球性核导弹战争是否会爆发完全取决于苏美关系的状况”。
此外，同美国建立良好关系还被看成是阻止中国领导人的“冒险计划”的一种保障；是中国领导人——而不是莫斯科——认为华盛顿想发动战争。至于苏联，文件指出，“我们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国内问题上，这完全符合列宁的论断，即创造一种新的、极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将是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基本保证。”
下面就是莫斯科对美国干涉越南所持的态度：
至于美国侵略越南及其对双边关系产生的影响，我们一方面应继续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全面援助，以加强其击退侵略的防御能力，同时也不要直接卷入这场战争。我们必须让美国人知道，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进一步升级将迫使苏联向这个国家提供更大规模的援助，摆脱目前局势的唯一途径是在尊重越南人民的合法权利的基础上达成一项政治解决协议。此外，结束越南冲突无疑会对苏美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将为解决某些国际问题提供新的可能性。
我们不应回避就某些与我们利益相关的问题同美国达成协议，只要这些协议同我们对待越南问题的原则立场不相矛盾即可。不言而喻，我们应该避免出现我们将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也就是对中国和美国——作战的局面。将苏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将是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诸多因素之一。
外交部的这份备忘录得到了苏联领导层的批准，并且成为约翰逊总统任期内苏联对美外交政策的基石。这份备忘录提出的各项原则成为指导我和我国驻华盛顿使馆工作的基本方针，但是，保持我国与美国的关系以及稳定国内强硬派人士的情绪对我来说仍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六日战争
苏联与以色列的关系史颇具戏剧性，而且彼此都抱有很深的成见。起初，苏联对以色列的态度并不带有偏见。在反对纳粹的战争中，俄罗斯人和犹太人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因此我们彼此相互同情。1947年，莫斯科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甚至先于美国表示同意承认以色列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此后不久，两国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在两国首都设立了使馆。
但是，由于实行了反对犹太人移民，并且把任何移民要求都看成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天堂表示不满的证据这样一种完全错误的政策，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深厚的友好关系逐渐化为乌有。任何人如果轻率地表示想离开苏联都会被看成是对这个国家的一种恶毒的侮辱！更为糟糕的是，苏联领导层没有把苏联犹太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想逃避现有的政治体制到以色列去——问题和像大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2]以及在战争时期曾担任官职，坐过苏联内务部劳改局的监狱，后来成为作家并且是对苏联制度，特别是人权问题最有影响的批评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3]这样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混为一谈。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及其盟友与犹太人组织或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并没有联系，虽然在克里姆林宫的很多人看来，这些人全都混在一起成为苏维埃国家——这是斯大林留下的一大宗遗产——的敌人。
苏联当局禁止犹太人移民的政策致使苏联与以色列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而且引起了美国国内激烈的反苏运动，反过来这又使苏联政府采取了报复行动，进一步坚定了其禁止犹太移民的立场：苏联领导层把对这一立场的任何松动都看成是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种让步。结果，任何苏联公民——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其他任何人一一都不得移民，甚至不得以任何理由出国旅行，只有官方批准的商业和文化交流例外。
正如后来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反共政客们——最有名的是华盛顿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4]——与美国的犹太人组织联合起来，把犹太移民问题变成了踢来踢去的政治皮球。他们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而极力阻挠莫斯科和华盛顿实现缓和。我们最大的失误在于妄自尊大，不允许很多想离开苏联的犹太人移民。如果放他们走，我们几乎不会付出什么代价，反而可以获得很多的收益。与此相反，我国领导层却把它变成了一次意志的较量，结果还是我们失败了。
反对亲犹太人主义在俄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革命时期情况开始出现变化：一半以上的革命领导人是犹太人，其中包括列宁的一些亲密同事。在国内战争的岁月里或者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都没有出现反亲犹太人主义的情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在长期搜寻敌人的过程中发现了“世界性阴谋”才造成了这一问题。后来的政策也一直是错误的。60年代中期，苏联的反犹太人，特别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倾向发展成为一种对西方国家，尤其是对美国支持苏联犹太人的示威和宣传运动的回击。某些犹太人长期以来直言不讳地要求离开苏联去以色列，再加上某些“被当局禁止移居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的名气使得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他们在苏联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公愤：为什么在谁都不能出国时他们能够出去？
此外，以色列和美国的战略关系渐渐地变得十分明显；并且受到了苏联政府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强烈批评，尤其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1967年进行了六日战争——它唤起了全世界的犹太人，包括苏联的犹太人的自尊和激情——之后，对以色列和美国关系的批评越来越激烈。自以色列国家建立起来，任何促使苏联犹太人要求移民的动因都莫过于以色列取得战争的胜利，因为它使苏联犹太人相信祖国——以色列国——的安全和长期存在是有保证的。只是到了80年代中期，局势才开始逐渐地正常化，现在实际上已不限制任何人办理出境签证。由于俄罗斯和以色列建立了很多的商业和文化联系，以色列已经成为俄罗斯人最频繁访问的国家之一。
六日战争对苏联处理中东问题的方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虽然在肯尼迪总统任内以及约翰逊政府执政的第一年中中东的势一直很紧张，但它没有发展成一场涉及到两个超级大国的严重冲突。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没有就地区性事务正式交换过意见，而且中东问题也不像欧洲和东南亚问题那样在苏美关系日程表上占有显着位置。
1967年春季，中东局势开始恶化。3月27日，柯西金致函约翰逊，要求他制止发生一场军事冲突，并且指出他认为这是约翰逊能够办到的事情，因为，他说，以色列是否做出进攻阿拉伯国家的决定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如果以色列开始采取军事行动，他警告说，苏联政府将向“遭受侵略的一方”提供援助。
6月5日，星期一，以色列开始了军事行动，在埃及要求联合国军队撤离沙姆沙伊赫，有效地堵住了以色列从南方出海的通道之后，以色列发动了突然袭击，将埃及空军摧毁在机场上。随后，约旦和叙利亚相继参战。苏联政府宣布支持阿拉伯国家；为使战斗停下来，它指示苏联驻联合国大使呼吁召开一次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还呼吁约翰逊总统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约翰逊总统于6月6日答复说，美国正在运用它的一切影响呼吁停止战斗。6月7日，安理会一致同意要求首先实行无条件停火，但是，军事行动仍没有被抑制住。
由于以色列正在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莫斯科于6月10日断绝了与耶路撒冷的外交关系。这一举措很不明智。从长远看，这种做法肯定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因为它实际上使苏联在解决中东问题时不能发挥任何重要的作用。同一天，柯西金通过热线与约翰逊紧急通话，要求以色列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数小时之内无条件停止其军事行动。苏联政府宣布，除非以色列执行安理会决议，否则苏联方面将采取必要的制裁措施。柯西金向约翰逊总统发出的呼吁暗示了苏联甚至可能采取军事行动。这一呼吁引起了白宫的警觉。驻扎在地中海的美国第6舰队奉命急速驶向爆发冲突的地区。
正如约翰逊总统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所承认的那样，在形势变得相当紧张的时刻，约翰逊和柯西金通过热线电话进行了一次更为认真的交谈。这次通话使白宫和克里姆林宫有可能控制住日益危险的局势，并且使紧张状况逐渐缓解下来。在形势极其严峻的那一段时间里，约翰逊、腊斯克、麦克纳马拉以及他们的主要助手一直呆在白宫的情报室里。在莫斯科，政治局一直在开会。“热线”对保持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不间断的联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防止了一方认为另一方正在极为危险地打算突然采取轻率的行动以支援各自支持的国家。实际上，克里姆林宫确实没有打算对以色列采取任何明确的军事行动。它只是考虑应阿拉伯国家的请求，进一步向它们空运军事装备，而且我们这样做是和西方国家早在战争爆发第二天就开始向以色列提供新的援助是一致的。
6月10日晚，以色列在全线停止了军事行动，并签署了停火协定。六日战争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并且使克里姆林宫陷入了窘困的状态中。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威望由于其保护国的失败而受到相当大的损害，因此它必须制定一项新的中东政策。这项政策再次倒向阿拉伯国家一边，因为苏联领导层想恢复它在中东的地位，防止美国控制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但是，这一政策使我们失去了灵活性，因为我们经常盲目地追随我们的阿拉伯盟国，它们反过来又利用我们扼杀了很多和平解决争端的倡议。
7月17日联合国大会就中东问题召开了紧急会议，苏联和美国代表开始合作，以便达成一项妥协。柯西金率领苏联代表团，努力劝说埃及外长穆哈默德·法齐[5]接受以正式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来换取归还被占领土的妥协办法，但是，法齐的态度非常强硬。由于没有希望达成一项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美国在以色列撤军问题上的立场开始变得强硬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色列院外活动集团和美国政府中的亲以色列官员——包括阿瑟·戈德伯格[6]和罗斯托兄弟——游说的结果。联大会议暂时停止，由于意见分歧问题被移交给安理会解决，美国故意拖延了谈判进程。我与戈德伯格多次举行会谈。他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草案在我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我向莫斯科做了汇报。
经过同阿拉伯国家政府进行长期、复杂的协商，莫斯科接受了戈德伯格提出的妥协方案，我将此情况通知了他。但随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突然坚持说他没有提出任何方案；那种说法完全是“令人遗憾的误会”。我一直保留着一页笔记，上面记载着戈德伯格亲笔写下的他所提出的妥协方案的内容.。我把这页笔记拿给腊斯克看，腊斯克承认这是那位大使的手迹。但是，戈德伯格说他想不起来他什么时候写过这些文字，腊斯克则在暗中支持他。
盛怒之下，莫斯科通过柯西金给约翰逊发出了一封电报，要求在更高级别上举行对话。1967年11月22日，我们终于通过了安理会第242号决议。根据这项决议，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应该以被占领土换取安全保障，即后来所说的“以土地换和平”。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隐藏住一个事实，即在此后的许多年里，苏联实际上被排除在中东外交之外。勃列日涅夫逐渐认识到我们的一边倒政策走得太远了。我私下与他谈过多次，竭力使他相信苏联1967年和以色列断绝关系是错误的。许多人并不知道，70年代后期，勃列日涅夫曾经提出过一项逐渐恢复与以色列关系的建议，并要求首先恢复两国间的磋商。政治局同意责成外交部审查这一问题。但是，葛罗米柯和苏斯洛夫当时正在休假。他们度假回来后强烈反对对我国政策做任何改变，除非中东问题得到彻底的和平解决。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做出让步。有一段时期，葛罗米柯对我所起的作用很是恼火。只是到了80年代中期，局势才开始趋于正常，苏联恢复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这实际上等于承认苏联在1967年断绝同以色列的关系是错误的。
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
柯西金出席联合国大会为他与林登·约翰逊——他仍然希望借助莫斯科的力量与河内开始谈判——举行最高级会谈提供了一个意外的机会。约翰逊总统同时还特别希望使苏联政府牢牢记住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危险性。
美国人得知柯西金将要来纽约之后立即提出了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建议。出于某种政治上的原因，双方就会议的地点问题进行了数日的讨论。约翰逊总统通过汤普森大使邀请柯西金访问华盛顿。已经抵达纽约的柯西金立即征询政治局的意见。苏联领导层，特别是柯西金的对手勃列日涅夫对此做出的反应相当冷淡。莫斯科一方面表示举行一次会谈是可行的，一方面又发出一封电报说举行会谈的地址必须“在纽约，最起码也应在纽约周围，同时应明确表示约翰逊将来此拜访苏联总理，而不是A.N.柯西金去总统那里进行会谈”。
约翰逊理解柯西金不愿去华盛顿的原因——“他考虑的是阿拉伯国家可能做出的反应，更别说北京的反应了，”他对汤普森这样说。但是，总统本人同样对外交礼节很敏感，所以他拒绝去纽约会见柯西金。
后来美国方面建议在新泽西州的麦圭尔空军基地举行会谈，从曼哈顿开车去那里大约需要1小时。柯西金断然拒绝在任何军事基地举行会谈。经过认真的考虑，在新泽西州州长理查德·休斯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一个折衷办法，决定在距纽约60英里远的一个名叫葛拉斯堡罗的小学院城举行会谈。
葛拉斯堡罗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小城镇。学院院长托马斯·罗宾逊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他为这一不平凡的事件以及新闻界的极大关注而激动不已。最高级会谈结束之后我和他进行了交谈。当我提出来了这么多人可能会给学校的建筑或财产造成一定的损失时，他说情况恰恰相反。他对苏美最高级会谈在他的学院举行感到非常的高兴。院长承认政府除了进行广泛的宣传以外，还出资对学院房屋进行了彻底修缮，并且另外安装了电话线。学院本身根本不可能负担如此大的开支。总而言之，他对客人表示毫无保留的欢迎。
柯西金在葛罗米柯和我的陪同下，于6月23日上午11时稍过,便从纽约到达了总统的住处。严重的交通阻塞使我们在路上耽搁了。那是一个炎热潮湿的夏日，大楼外面有一大群当地居民、记者以及其他一些好奇的人们在等待我们。他们已经等待了好几个小时，渴望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小贩们在卖着热狗和冷饮，我国总理饶有兴趣地观看着这幅典型的美国风景画。
约翰逊总统在其下榻寓所的走廊欢迎柯西金。腊斯克、麦克纳马拉、邦迪及沃特·罗斯托陪同总统一起在此迎接。会谈即将开始之前，他们和总统夫人以及柯西金的女儿一起合影留念。当约翰逊和柯西金发表讲话时，人群中爆发出热情的掌声。这一场面再次被拍了下来。最后，全体与会人员进入室内。
约翰逊建议先进行一次只有翻译人员在场的短暂的单独会谈。柯西金表示同意。其余的人坐在另一间屋里，一边交谈一边等待两位领导人会谈结束。他俩谈得非常投入，以至于原先安排的“短暂会谈”一直持续到吃中午饭的时候。
柯西金在会谈开始便对美国的政策倾向提出质疑。他指出美国政枣目前致力于实现军事目的：军费开支大幅度增加，扩大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以及使中东的军事形势出现恶化。他警告说，美国已展开了一场其他国家必定会加入其中的军备竞赛，这一切可能使整个世界面临核战争的威胁。
约翰逊对此表示异议。他有些激动地说到，美国丝毫不想造成一种可能会导致战争的局面，不管它的政府过去做过些什么，其动因都是为了提高其防御能力，而不是为了提高其进攻能力。他又说，他把美苏关系看成是最重要的问题，并且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和平地发展两国关系，而且他一直希望避免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
柯西金“注意到了”约翰逊做出的保证。在随后两天的会谈中讨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主要议题是越南问题、中东问题及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然而在这些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柯西金特别重视战后中东问题，强调应通过联合国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约翰逊并不打算为以色列的政策辩护，而是重申美国赞成以色列撤军，以此换取对该地区所有国家领土完整的保障。
约翰逊最为关心的是越南问题。双方再次就轰炸北越及美国军队撤军问题重申了各自的立场观点，约翰逊政府紧接着直接了当地问道，一旦美国与越南人开始谈判，苏联是否能够帮助美国。他希望我们在解决越南问题时充当第三者的角色，这样就可以使美国撤出它的全部军队。
柯西金没有就此做出承诺，因为他没有得到授权。他只是说美国和北越应该直接谈判。（当柯西金向莫斯科汇报会谈中的这部分内容时，他承认他本人不敢肯定河内是否打算谈判，即便美国停止轰炸北越也罢。）
在会谈的第二天，约翰逊带来了一项新的建议。该建议不再要求北越人做出在南越停止军事行动的保证。他说如果河内愿意立即开始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将停止空袭。
柯西金根本不了解北越领导人的态度；他们正在打自己的算盘，很少让我们知道他们对达成一项合理的妥协方案到底持什么看法。所以，柯西金只好坚持苏联的立场，即除非美国停止轰炸北越并从南越撤出其武装力量，否则冲突将不可能得到解决。（大约一个月后，腊斯克询问我们是否得到了河内方面就约翰逊在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上提出的开始谈判的建议所做出的反应。我回答说河内已经拒绝了这项建议，理由是驻在越南美军部队仍在不断增加。后来我从哈里曼那里获悉，虽然华盛顿想进行谈判，但是只要河内拒绝谈判，美国将继续集结其军事力量。）
于是，双方显然陷入了一个可悲的恶性循环之中，虽然我能够促使对它实行重要的军事上的限制：我提出在越南是否会爆发原子战争的问题，并且得到哈里曼以及其他一些总统身边的人做出的保证，即约翰逊不会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或入侵北越。莫斯科知道这些私下做出的保证，尽管它们从未被正式公布过。
在与柯西金会谈时，约翰逊对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明确表示他宁愿将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时间向后推迟。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公众，一种办法就是宣布将很快与苏联代表就此问题交换看法，比如说，在一个星期之内。他准备派麦克纳马拉去我们希望他去的任何地方，而且麦克纳马拉将得到讨论全面削减军事预算的问题的授权。约翰逊总统说他已经将决定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时间推迟三个月。将此会谈公之于众将有助于他继续抵制军方及其在国会中的同盟者施加的沉重压力。
柯西金在回答中阐述了苏联的基本观点，即，从理想主义的观点出发，冻结防御性武器的最好办法是削减进攻性武器或一揽子讨论裁军问题。为了驳斥约翰逊在反弹道导弹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捍卫自己的立场，他险些发起脾气（发生这种事是很反常的）。他声音宏亮、语气坚决地说道：“防御是合乎道德的，侵略则是不道德的！”不过他并没有就拟议中的会谈给约翰逊一个明确的回答，因为他需要得到其他苏联领导人的同意，而且他知道莫斯科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
约翰逊提出让麦克纳马拉作为他的主要代表参加会谈并不是偶然的。在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开始前两天，麦克纳马拉告诉我让他与约翰逊和柯西金私下单独谈话将是非常有益的。他说他准备带来最新的美国秘密科学和军事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证明反弹道导弹系统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我问柯西金他是否打算听麦克纳马拉的陈述，他回答说可以。在最高级会谈的第一天，麦克纳马拉一直紧张不安地等候在接待大厅里。但约翰逊始终没有召他进会议室。中午，约翰逊设宴招待柯西金，邀请下至礼宾官的全部陪同官员参加。总统看见了麦克纳马拉，突然想起他的承诺，于是建议麦克纳马拉当场介绍他的想法。麦克纳马拉对此没有准备，因为在场的许多人并没有得到接触他在情报介绍中将透露的那些秘密材料的安全许可。但比这更为重要的是他已经提出要向两位领导人秘密介绍情况，以免使他的立场公之于众。否则的话，那些正在逼迫政府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人肯定会对他进行公开指责。
麦克纳马拉被搞得有些慌乱，不安地开始整理他的文件，试图从文件夹中选出最不保密的图表和表格。他的主要论点是，进行一场防御性武器军备竞赛只能加速进攻性武器的发展，以便突破更为复杂的防御体系，这样就会破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十分脆弱的核威慑力量平衡。但由于他的汇报是临时重新组织的，所以缺乏连贯性，没有说服力，不能引发人的兴趣，事实上，那天晚上柯西金对我说，他对麦克纳马拉的谈话感到失望。他在吃晚餐时对麦克纳马拉的谈话进行了一番评论，指出苏联在莫斯科和塔林周围建立的导弹防御系统旨在保卫苏联公民的生命安全，我们首先应该就减少战略体系内的进攻性导弹达成协议，而不是通过谈判取消导弹防御系统。
尽管转天约翰逊试图提出让麦克纳马拉做情况介绍以弥补他处理问题的愚笨，但是，柯西金不准备就反弹道导弹问题开始谈判；当时莫斯科首先寻求的是在战略性进攻武器方面取得核平衡。
9月中旬，美国政府宣布打算部署一个部分反弹道导弹系统。腊斯克向我陈述了三个理由：第一，设计有限系统是为了抵消中国的核威慑，对我们两国之间相互的核威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第二，国会和共和党正在指责约翰逊“缺乏主动性”；第三，美国建议就此问题进行讨论，但没有得到任何反应。
就这样，苏联政府错过了这个历史性的机会，反而做出了在莫斯科和塔林周围加速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反应。直到几年之后下一届美国政府执政时才开始进行这场谈判，事实证明这些谈判进行得很困难。我确信当时我们有可能就反弹道导弹问题与约翰逊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特别是在他宣布不再竞选下届总统的决定之前。我们本可以避免一场使苏美关系的其他领域蒙受损失的争吵。然而，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首次促成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这些谈判最终使双方于1972年缔结了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这次会谈还导致苏联和美国在1968年共同提出了一项联合国决议，这项决议转过来又使这两个超级大国和其他60个国家一道于7月1日签署了防止核扩散条约。
总的来说，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进行得很顺利。约翰逊是一个不错的东道主。他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并进行了周密的论证。会谈全部结束时，他表示希望一年至少举行一次这样的苏美最高级会谈。柯西金讲话不多，但其讲话条理分明，态度明确。他向政治局报告说：“约翰逊和他的助手们对我们十分友好，十分重视我们的意见，并极力表明他们迫切希望找到解决重要问题的办法。”
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显然没有产生具体的结果，这一事实也可以用会议召开得太仓促来解释；由于会议安排得过于草率，所以很难期望它会取得重大的进展。但是，更为主要的原因是不具备在任何重要的问题上获得突破性进展的真正的潜力，而且勉强出席会谈的柯西金并没有从政治局得到就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就反弹道导弹问题进行有建设性谈判的指示，而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却希望在这一问题上有所收获。柯西金最为关心的是让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压力，逼迫它从六日战争中占领的土地上撤退以及美国撤离越南问题。葛拉斯堡罗会议也是唯一一次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没有出席的最高级会谈，勃列日涅夫不太愿意促使柯西金取得成功。但是，这次会谈确实使政治局找到了一个比较稳妥的接触约翰逊的办法。遗憾的是，在他的总统任期内再也没有举行过最高级会谈。
[1]詹姆斯·哈罗德·威尔逊（JamesHaroldWilson，1916年3月11日——1995年5月24日），工党政客，1964年10月19日——1970年6月19日、1974年3月4日——1976年4月5日两次出任首相。
[2]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АндрейДмитриевичСахаров，1921年5月21日——1989年12月14日），苏联原子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1960年以后是苏联人权运动领导人。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0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高尔基城。1986年返回莫斯科。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同年12月14日因突发心脏病在莫斯科逝世。
[3]亚历山大·伊萨维奇·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ИсаевичСолженицын，1918年12月11日——2008年8月3日），俄罗斯作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936年加入共青团。卫国战争后入伍。1943年授中尉军衔。此后对斯大林产生怀疑，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攻击斯大林。1945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1953年出狱，但已抛弃马克思主义，转向东正教思想。1956年获释。1957年平反。1959年出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3年出版《第一圈》。1966年出版《癌病房》。1967年起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领导人。1968年反对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因出版《古拉格群岛》被吊销国籍并被驱逐出境。1975年流亡美国，支持越南战争。1976年公开支持西班牙弗朗哥政权。1990年恢复国籍。1994年回国。在此期间公开反对叶利钦的政策。2002年以后支持普京。2010年逝世。
[4]亨利·马丁·“斯古普”·杰克逊（HenryMartin"Scoop"Jackson，1912年5月31日——1983年9月1日），出身于一个挪威移民家庭。1935年起担任律师。1941—1953年任众议院议员。二战中入伍。1945—1947年任众议院印第安人事务委员会主席。1953—1983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63—1977年任内政和岛屿事务委员会主席、1977—1981年任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1960—1961年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83年去世。
[5]穆罕默德·法齐（MahmoudFawzi，1900年9月19日——1981年6月12日），埃及外交家。1926年任驻神户领事馆领事。1942—1947年任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总领事。1947—1952年任驻联合国代表。1952年任驻英国大使。埃及共和国成立后，于1952—1970年任外交部长。1958—1961年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1970—1972年任总理。1972—1974年任副总统。1974年退休。
[6]阿瑟·约瑟夫·戈德伯格（ArthurJosephGoldberg，1908年8月8日——1990年1月19日），出身于一个俄国犹太人移民家庭。1938年起担任律师。二战中入伍，曾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此后参加了民主党。1961年任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1961—1962年任劳工部长。1962—1965年任最高法院副法官。1965—1968年任驻联合国大使。1966—1989年再次担任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1970年竞选纽约州州长，但以失败告终。此后曾任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主席。晚年继续从事律师工作。1990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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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试图混潸和平与战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九章试图混潸和平与战争
↘约翰逊把他的总统职位押在结束越战上
↘莫斯科关注越南问题
↘裁军的复杂后果
↘麦克纳马拉、核战略及反弹道导弹
约翰逊把他的总统职位押在结束越战上
到了1966年，美国在南越的武装力量已经急剧增加到约40万人，美国军队最终成为对付越南国内抵抗力量的主要力量。对北越的轰炸正在扩大，对河内和海防进行的空中打击很快便接踵而至。
由于美国使越南战争逐步升级，与此同时它还增加了它的核军备及导弹力量，以保证它的全球优势，因此，防止因越南问题而削弱苏美关系就变得很困难了。尽管如此，苏美关系中的一些特殊问题还是得到了解决，或者至少在探讨解决的办法。两国政府恢复了它们秘密交换信件的做法，并且在考虑诸如利用原子能开发矿山和土地资源以及和平开发月球和外层空间这样一些想法。在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1966年底我们签署了直接开通两国空中航线的协议。1967年1月，我们又就开发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原则签订了协议。但最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为了反击某些国会议员和军事工业联合企业要求在军备竞赛中采取新措施而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对签订一个限制两国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约翰逊实际上已经开始意识到，除非在1967年结束越南战争，否则他就很难指望在下届大选中重新当选总统；随着战争的扩大，全国各地随之出现了反战活动。富布赖特对我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总统感到必须对北越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从而推动越南问题得以解决的原因。6月初，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1]——他越来越激烈地反对总统的战争政策——在他家中与我共进午餐时告诉我,约翰逊和腊斯克现在不再对和平解决越南问题感兴趣了，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用军事手段在1968年大选之前结束战争上。
我还听说在总统的核心圈子中还有一位积极主张扩大战争的人。5月末，在哈里曼家共进晚餐时，他提醒说新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2]（他接替了邦迪的职务）是政府中最危险的鹰派人士。他总是无条件地赞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并且要求扩大空袭范围，其目的正如哈里曼所说是为了“使河内深切认识到美国就是要这样干”。在麦克纳马拉的支持下，约翰逊没有接受扩大空袭的要求，但他对腊斯克提出的应该继续奉行有限轰炸的政策表示赞同。他打赌地面战争能够取胜；为了使美国能在下一年打败越共军队的主力，1966年将按计划向越南派遣更多的军队。
6月初，我初次结识罗斯托，在一起共进了午餐。他说话的语气听起来相当乐观。他认为越南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他承认他们想直接得到中国人的帮助以达成和平解决越南问题方案的一直努力都失败了；在美国和中国驻华沙大使定期举行的会谈——这是两国政府间唯一的直接接触中，这一问题已经被提了出来。但是他强调，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美国不会进攻或轰炸中国大陆，中国起码不会使其军事力量介入越南战争。中国领导层表面上在“大叫大嚷”，实际上“对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问题却极端谨慎”。罗斯托说，中国正在进行的潜在的权力斗争——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中国未来的外交和国内政治方针起着决定性作用。
约翰逊总统同时还密切注视着欧洲形势的发展以及与苏联的关系，罗斯托说，但是他意识到只要越南战争仍在继续，“人们就很难期待”欧洲事务取得更大的进展。这位国家安全顾问显然对裁军问题不感兴趣，而且在我们以后举行的会谈中他也从未对这一问题表示出任何兴趣。总的说来，我得出这样的印象：他很警惕，不急于向苏联大使透露更多的东西。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次，罗斯托想把一封约翰逊总统写给柯西金总理的秘密信件交给我，并要我在夜里11点去他家取信。他住在华盛顿郊区的某个地方。到了他家，我从头到尾读了这封信后，发现其中有段话的意思非常模糊。我向罗斯托指出了这一点，并问他，“应该怎样正确解释这段话的意思才不会引起莫斯科的误会？”罗斯托回答他无权解释总统的信件。我告诉他我不要求做出解释，而是要求澄清它的含义。但他坚持不说。由于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我要他给总统打电话，在电话中澄清此信的含义。罗斯托拒绝了，他说时间太晚了，不便打扰总统。
我请求使用他的电话。拨通了白宫值班员——我认识这个人——的电话后，我问他总统是否已经就寝。我的决心给罗斯托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从我的手里抓过听筒，问对方总统在做什么。值班员回答说约翰逊正在看电视。
罗斯托跟总统通话时显得非常勉强和胆怯，约翰逊让罗斯托把听筒交给我。我请总统说明信中那段话的意思，他表示非常愿意这样做。“罗斯托太喜欢玩外交游戏了。他不会用坦率的语言和外国人讲话，”约翰逊说，“他完全知道我这封信的意思。”
接着，约翰逊把他在白宫的私人电话号码给了我，这样在遇到紧急问题时我就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而不必通过罗斯托了。后来，我不得不几次使用这个号码给他打过电话，最重要的一次是在一个星期天安排了一次紧急约会，通知他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事。
莫斯科关注越南问题
莫斯科不像华盛顿那么担心越南战争会影响苏联和美国，实际上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国家的关系。很多政治局委员在与我私下谈话时以及他们自己在私下交谈时都诅咒美国人、中国人和越南人不愿为解决越南问题而寻求一种妥协办法。勃列日涅夫曾经气愤地对我说，他不希望“陷入越南这片沼泽中”。尽管苏联领导层对约翰逊试图把美苏关系同他在越南问题上顽固坚持的政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区别开来的想法表示欢迎，但它仍旧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原则，对河内给予援助。它根本不可能接受美国政府试图不顾越南战争的存在而实现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的办法。
当1966年5月我作为一名代表参加第23次共产党代表大会时，我感受到了我国政府的窘困。政治局在准备大会报告时特别注重对苏美关系立场的阐述。大会在总结报告中指责美国应承担这场战争的责任，但又指出“我们曾经一再表示准备发展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现在我们仍然坚持这一立场。但这需要美国停止实行它的侵略政策”。于是，我们依旧对一个为了国家重新统一而向一个实力强大的超级大国挑战的社会主义小国表示了基本的、公开的同情。但是，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就与美国的关系问题采取更为灵活的立场。政治局懂得这一点，但却找不到摆脱困境的明确方法。
不用说，华盛顿对这次党代会极为关注，汤普森向我转告了美国对会议结果的分析，即苏联政府没有改变其外交政策，并打算把精力集中在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建设上。
腊斯克本人对这次党代表大会颇感兴趣，并且说美国政府已经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谈到越南问题时措辞很尖锐。他向我建议：“莫斯科应该考虑到，河内没有给美国留下选择的余地，因此它只能奉行现行路线。”在我们最近的一次会谈中，腊斯克谈到越南问题时差点发起脾气来。我不禁感到美国政府内部在越南问题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而腊斯克不得不在找不到摆脱困境的明显出路的情况下天天应付这种压力。这种状况表明了这位一贯性情平和的人的心境和情绪。
10月10日，葛罗米柯和约翰逊在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照例在白宫举行了会谈。会谈一开始，他们两人就争论起造成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应由谁来承担，约翰逊说苏联，特别是苏联报纸对他的人身攻击使他极为烦恼。
当会谈气氛相对平和下来时，约翰逊说他将很高兴在美国接待苏联领导人，或者亲自访问苏联，“我们见面的次数越多，对我们双方就越有好处。”他说。
约翰逊再次说到他仍准备和北越进行谈判，并且要求苏联帮忙把它的朋友拉上谈判桌。葛罗米柯回答说，美国要求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的所有声明，只要包含着前提条件就会使对方根本无法接受，因为它们完全意味着投降。
“问题在于，”葛罗米柯神情严肃地继续说道，“如果美国继续执行这条路线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其他的国家，包括苏联，当然会向越南提供更大规模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苏联，将会发现自身陷入了这种发展状态中。是历史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就是如此吗。尽早结束战争的钥匙掌握在美国手中。它取决于你们的政策。”
他坚持认为，美国首先应做的是停止轰炸北越。但是，令人非常难以理解的是，除了提出这一简单的要求之外，苏联政府对解决这场冲突没有制定出任何明确的计划。它只能依靠河内，而河内却不向莫斯科披露它的具体计划。像以前一样，这次会谈结束后仍未就结束越南冲突的条件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总的说来这次会谈起到了帮助华盛顿和莫斯科回顾各自的观点并思考潜在的危险的作用。
会谈结束时，约翰逊强调说需要经常举行高级会谈。他说：“我们会谈的次数越多，对我们大家就越有好处。”
尽管在越南问题上陷入了僵局，约翰逊仍然表示他对签定诸如文化交流、利用外层空间、捕捞以及航空等一系列协定很感兴趣。
“1966年11丹签订了一项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开辟直接航线的协议。从莫斯科直接飞往纽约的首次航班是由著名飞行员鲍里斯·布加耶夫[3]……后来他成为勃列日涅夫的私人飞行员，再往后又担任了苏联民航部长——率领的一个苏联机组飞行的。鲍里斯·布加耶夫的领航员被认为精通英语。当飞机临近肯尼迪机场时，领航员和美国机场指挥塔取得了联系，并且要求准许飞机降落。他得到的命令是和其他飞机一起按秩序进入着陆位置。
领航员没能领会这一命令的意思，而是兴奋地通过无线电回答：“很好，我正在降落。”他再次被告之按秩序等待，但他仍然没有听懂这一命令。他更为响亮地重复说已经一切准备就绪，正在进行降落。惊恐万状的航空调度人员命令着陆航线上的所有飞机立即“为发疯的俄国人”让出跑道。着陆本身完成得非常精彩，机舱内的每一位乘客都显得兴高采烈，全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死里逃生。
当晚为庆祝此次飞行举办了一次宴会。客人们相互交谈、祝酒。气氛十分友好，几乎没有人想到曾经发生的事。但是美国航空交通管理部门的头头笑着对我描述了这段插曲，随后非常严肃地建议我们的飞行员和领航员进行一个星期的无线电英语通讯的训练。
起初，机组人员根本不愿意听取这类意见。作为出色的飞行员和领航员——他们确实很出色，他们坚持认为他们无需接受任何额外的训练。我不得不与莫斯科联系，并建议命令机组人员进行专门的语言训练。莫斯科迅速做出了反应。我得到命令对美国提出的提议表示感谢，机组人员得到指示，要他们立即开始接受培训。全体机组人员随后即飞往纽约接受这种训练。
裁军的复杂后果
人们常说漫无止境的裁军建议、讨论和谈判是表明苏美关系基本状况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天气晴朗的时候，关于控制军备的谈判就有进展，否则这次谈判会因自私自利和相互猜疑而布满阴云。让我们想一想那个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以曼斯菲尔德修正案而闻名的提议吧。这一提议要求把美国驻扎在西欧——当时这一地区是北大西洋联盟和华沙条约组织的主要力量有可能发生对抗的最危险地区——相当数量的军队遣送回国。在那里一旦发生战争，将不仅仅是远方丛林中的一场冲突，它很可能会摧毁整个人类文明，虽然自60年代初围绕着柏林问题出现了数日的紧张状况之后，那里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了、
曼斯菲尔德参议员以紧张财政以及越南战争的需要为理由，要求从欧洲撤回一些美国军队，其建议赢得了他的同事们的极大支持。约翰逊政府则反对减少美国在欧洲现有的军事力量，和历届美国政府一样，它认为这样做同时将意味着削弱美国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在这一问题上，约翰逊政府首先得到了波恩最有力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普遍支持，然而，美国的公众舆论越来越倾向减少驻在欧洲的美国军队，其原因不仅仅在于财政上的因素，而且在于美国对越南的干涉行为引起了日益高涨的反战情绪、
为了解释他的提议并寻求莫斯科对这一提议的支持，曼斯菲尔德拜访了我，并向我讲述了上述情况。如果苏联能够宣布它准备从东欧撤出一些军队的话，参议员说，他肯定参议院将会通过他的提议，其结果必将有助于苏美关系的改善。后来，参议员埃德华特·肯尼迪[4]和迪克·克拉克[5]又分别给我打电话，提出了同样的请求。
当然，我把这一切向苏联领导层做了汇报，政治局讨论了这一问题。政治局最后决定不做任何支持曼斯菲尔德参议员的议案的表示，其主要原因在于苏联政府担心、如果苏联从东欧撤出一些军队，可能会使那里并不稳定的局势出现恶化，而且美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会反对这一议案的。然而，曼斯菲尔德又在后来的几年里一再提出他的修正案，但是始终未被通过。
为了核查两个大国的军备竞赛情况，我们还定期交换情报。其背景可以追溯到约翰逊总统任职的最初几天——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姿态，腊斯克曾于1963年12月9日请我通知莫斯科，美国政府打算在1964—1965年财政年度削减1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削减幅度为2个百分点。
三天之后，即12月12日，莫斯科答复说，苏联政府也打算在1964年削减6亿卢布的军费开支。这与美国的削减幅度差不多，但是，比较两国削减军费数额的真正难题是两国政府计算军费预算的方法不同，双方在国民预算的某些方面都隐含着军事开支，苏联尤其如此。
同一天，腊斯克提醒我他曾向葛罗米柯提出过一项建议，要求双方拆毁各自的B-47级轰炸机群，他补充说，他们还准备讨论在双方商定的地点相互销毁其他类型的武器。我回答道，我国政府指示我说明，这样的相互销毁并不能表明是向共同裁军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为每一方都可以销毁它已过时的武器，而立即用新的、更尖端的武器取而代之。苏联仍然认为双方应该共同商定一个旨在全面而且彻底地进行裁军的计划，每一方都应该明确它自己及对方在每个阶段所承担的义务：
坦率地说，我不赞成这种要么就全面裁军，要么就不裁军的方针，我对葛罗米柯也是这样说的。哎，多年以来，他在这一领域所喜欢谈论的话题恰恰就是这项“全面、彻底裁军”的政策——这只不过是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联盟就曾进行过的一种宣传。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甚至不可能考虑采取一些较小的、不太连贯的措施，更不会采取通过外国人在我国领土上进行检查来核实军备状况的行动。事实证明，这就是造成很多裁军倡议难以实施的障碍。
但是，最根本的争实是，苏联领导人，尤其是赫鲁晓夫非常怀疑在进行军备竞赛的那个时期采取实际的裁军措施是否能够产生效果。他们不相信这样做真的有可能实现裁军，而且他们也没有对此做好思想准备。因此，在赫鲁晓夫当政的年代中，他们浪费了开创共同裁军进程的现实机会。他们认为，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相互削减一些军费开支。
1966年10月，苏联领导层决定把工作重心放在防止核武器扩散上，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在讨论在其成员国内部发展共同的核力量的想法，其目的在于使它们感到自己也能利用核武器，而不要认为美国独家掌握着它们的命运。然而，值得称道的是，或许正是这种对美国势力自我否定式的限制，使我们警觉到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的手指已经靠近了核按钮。所以，我代表我国政府告诉腊斯克，这一想法是阻止达成防止核扩散协议的主要障碍：苏联准备就限制核武器扩散问题进行谈判，但是美国政府必须在签订防止核扩散协议和发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力量之间做出选择。
就签订防止核扩散条约进行的长期谈判是在1967年底结束的，正式签署的时间最后于1968年7月1日，在三个条约保存国——苏联、美国和英国——的首都同时进行。在华盛顿签署这项条约的有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苏联及英国驻美大使以及50多个国家的大使。庄严的签字仪式是在白宫举行的，出席仪式的有总统、政府高级官员、国会议员以及新闻界人士。莫斯科和伦敦在同一天也举行了签字仪式。
到1968年底，已有83个国家在该条约上签了字，而且签字国还在继续增加。这一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控制核武器扩散，虽然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印度和巴基斯坦、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以及北朝鲜和南朝鲜。然而，核国家已经开始着手寻求制定控制核武器的有效办法，这项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核时代减少核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一个基本协议。
签字仪式结束后，约翰逊总统发表了一个庄严的声明，他说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已经达成了一项关于开始讨论减少战略核武器的发射系统和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议。
遗憾的是，由于约翰逊固执地要求把进行这一讨论和与苏联领导人进行最高级会谈联系在一起，同时也由于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使外交气氛变得令人不愉快，因此在约翰逊政府的最后阶段，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没能在1968年得到美国的批准。这一条约不得不等到转年尼克松政府时期开始后才得到批准。
但是，在约翰逊政府时期以及后来的几年中，我们在裁军领域倾注了主要精力的问题是要不要建立一个庞大而且昂贵、但其有效性尚未得到证实的反弹道导弹（ABM）系统。在60年代中期，苏联研究人员已在研究在莫斯科周围和苏联西部爱沙尼亚的塔林附近部署第一个反弹道导弹网络的方案。在莫斯科看来，防御导弹——特别是为了保护平民——是合法的事情，这种做法在国外不应该受到怀疑。
这一计划开始引起五角大楼的注意。美国军方人士坚持认为，美国必须部署一个类似的系统以抵销据说已经部署完毕的苏联反弹道导弹系统。然而，美国政府认为，与其建立一个耗资如此昂贵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应付苏联的挑战，倒不如和莫斯科达成协议，相互限制导弹制造为好，特别是因为没有人能够确定反弹道导弹系统是否真能阻止入侵的导弹。此外，某些高级官员认为，对美国来说，改进和加强进攻性核导弹力量，使其能够比较容易地穿过反弹道防御体系是一件更为合算的事。有趣的是，提出放弃反弹道导弹计划的竟然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而不是外交官腊斯克。腊斯克从没和我谈论过反弹道导弹系统；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越南问题上。人们应该记住，麦克纳马拉是在美国首先全面提出限制战略武器主张的人。
美国政府内部就反弹道导弹系统所进行的秘密讨论自然没有向我们透露。但是，美国方面私下还是进行了一些试探。1964年1月16日，即约翰逊宣誓就职不足两个月的时候，麦克纳马拉的心腹、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威廉·福斯特[6]在与我共进午餐时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争辩说两国放弃建立一个较大规模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是可行的，他估计此项开支至少需要15亿到20亿美元。福斯特认为，如果在两国政府首脑之间能够达成某些初步的秘密协议将表明向前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鉴于约翰逊总统尚未公开表态，这样做就显得更为重要。没有时间可浪费了，福斯特最后说道。他微笑着向我提出警告：“别公开谈论这件事，否则我会被召到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那里去。”在整个1966年期间，福斯特一次又一次地向我提及此事。
1966年12月初，卢埃林·汤普森向我透露，美国对有关苏联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报告感到惊讶。这些报告重新激起五角大楼和国会支持美国部署类似系统的情绪。甚至麦克纳马拉——虽然他没有向我们提出正式建议——在白宫的一次招待会上与我谈话时也提到这一问题。当时我们已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他的意思大致如下：据报告，研究和发展反导弹系统的工作有望获得成功,而很多五角大楼的高级军官经劝说接受了这一看法。他们走访了他们在国会山的朋友们，并且赢得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国会议员的支持。但是，在对此计划进行研究之后，麦克纳马拉发现这一计划耗资巨大，而且从根本上说它不可能产生什么效果：只要增加新的导弹数量，反弹道导弹系统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击破。因此，相互克制看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向莫斯科发出过许多有关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报告，但是却没有得到正式的反应，其托词是我与华盛顿就此问题所进行的接触都是非官方和非正式的。与此同时，我们使馆获得了可靠的情报，断言美国正在大力发展一种反弹道导弹系统。我向莫斯科提出了一份详细报告。同时，我极力向政治局提出建议，我们至少要明确我们的立场，以免使我们自己走入更加激烈的军备竞赛的新阶段。
在莫斯科，政府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以柯西金为首的一些部长们认为，反弹道导弹系统分明是用于保护人类安全的，所以不需要通过谈判证实这一点。人们怎能拒绝保护人类免遭导弹袭击呢？我国军工联合企业则持赞成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意见。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7]和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列夫·斯米尔诺夫[8]认为，苏联第一个反弹道导弹计划看来有望成功；如果苏联沉缅于没完没了的初步讨论的话，它就可能落在美国的后面。
但是，熟悉国防和工业问题的勃列日涅夫指出，麦克纳马拉通过增加进攻性导弹数量可以制服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话是有道理的。然而，勃列日涅夫并不愿意完全放弃我们研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工作。与此同时他又说，为了对付美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挑战”，我们必须寻求做出一种相应的明确反应。葛罗米柯提出继续坚持我们的那个众所周知的观点——要么要整个面包，要么什么都不要，即实行“普遍而全面的裁军”。这个建议实际上等于是一种敷衍。
在政府进一步讨论的过程中，莫斯科提出了比较现实的意见，即把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结合起来谈。其基础是我们要达到在战略武器上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主要目标。结果，1966年3月18日，我受命向福斯特亮明这个观点。我告诉他，反弹道导弹系统应该得到我们的关注。这个问题可以和核发射装置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
对此，福斯特合情合理地说直就反弹道导弹系统达成的协议没必要包括任何关于控制和检查的条款，因为此系统上巨大的反导弹支撑设备、寻的装置以及跟踪雷达都不可能藏匿起来。但是，进攻性核武器却不是这样，它需要受到密切的监视。福斯特同时还明确表示，对美国人来说，任何关于不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议都不会影响对此进行的研究和开发。
我们就是这样首次接触控制导弹和反导弹系统问题的，这个控制军备的过程使两个超级大国陷入了一场持续了一代人的对话之中。1966年6月27日，约翰逊托人向莫斯科转交了一封信函，信中建议在日内瓦举行一次“最高级”官员的会谈，讨论相互限制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问题。信中提出了建立一种“相互可以接受的、可以通过国家控制手段进行检查的稳定的力量平衡”，从而实现控制战略武器竞赛的想法。已经回到莫斯科再次担任大使的卢埃林·汤普森递交了这封信函并且补充说，美国政府接受苏联提出的此次会谈应该包括讨论尽早停止部署额外的战略性武器以及反导弹防御设施问题的建议。美国准备把注意力放在建立自我控制的国家检查体系上，尽管它没有排除现场检查的可能性。而且在谈判期间，任何一方都不能对自己的战略体系进行任何重大的更改，否则另一方也可以这样做。
这封信代表着约翰逊政府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华盛顿几乎只对反弹道导弹感兴趣，而莫斯科则只对战略性武器感兴趣，所以，双方进一步交换意见的工作进展一直很缓慢，直到1967年才由约翰逊和柯西金在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上直接讨论这一问题。
麦克纳马拉、核战略及反弹道导弹
就反弹道导弹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加深了我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个人之间的友谊。他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非常善于调整自己的观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他又是一个不受意识形态摆布的实用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我们习惯于随时会面我特别记得1967年4月11日——约翰逊和柯西金举行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前的几个月——在他家共进私人午餐的情景。我们的整个会谈几乎都在谈论战略核导弹以及对其进行控制的手段问题，
麦克纳马拉解释说，美国军事理论的基础是美国应该准备在承受核导弹的突然袭击的同时保存自己的反击能力并使敌人受到无可挽救的损失，就他所知，麦克纳马拉说，苏联的军事理论也是建立在同样的原则基础之上，他确信双方都具备这种能力。正是这一因素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维护了稳定的局势并充分保证两个超级大国中的哪一方都不会攻击对方，因为它们各自都十分清楚攻击对方即意味着自杀。这一理论当然是很有道理的，我得到的印象是，麦克纳马拉坚信保持恐怖平衡——正如某些人所说的——的确是在维持和平。
但是，麦克纳马拉坦率地承认，美国拥有的核武库已超出了维持这一理论的需要，专家们知道这一理论的含义是“相互确保摧毁”——按其首写字母也可非常恰当地写为MAD。然而，美国发现自己拥有的导弹数量超过了足以保证实践其军事理论的导弹数量纯粹是偶然的。肯尼迪上台后，由于他曾极力指责共和党听凭“导弹差距”不断加大，从而使美国落在苏联后面，所以他的政府决定集中精力迅速发展本国的核导弹。这一决定建立在美国对苏联导弹潜力所做估计的基础之上。但是，对这种潜力的估计显然过高了，因为苏联政府虽然曾决定把资源大规模地从民用转移到军事需求上，但它实际上并没有像它所说的那样进行资源转移。然而，1961年的柏林危机加快了美国的导弹发展计划，而当时苏联建立导弹力量的速度并不像美国情报机构认定的那么快。这种状况导致美国拥有比苏联数量更多的核导弹，而苏联也拥有足够的核导弹可以使它按照相互自杀的理论确保自己的安全。
反弹道导弹系统将引入一个全新的因素。麦克纳马拉，根据他所掌握的资料，他完全相信建造一个可靠的反导弹体系是不可能的。如果对方在这个项目上领先，那么美国为了保证相互自杀的基本理论行之有效，只能决定增加新型进攻性武器的数量（这样做开支更少）。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作为对苏联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反应——在考虑部署其自身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之前先增加其战略核导弹潜力的原因。
麦克纳马拉强调说，华盛顿充分认识到相互谅解或者进一步达成具体协议是很困难的，由于两国的主要目的不同以及缺乏相互信任，因此出现这些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但他认为我们无论如何也应该做出尝试。概括地说，美国清楚地认识到不可能很快地或轻而易举地就反弹道防御体系问题达成协议，但是，尽管有这么多的困难，美国仍然希望达成相互间的谅解。
麦克纳马拉准备前往莫斯科会见苏联方面与他职位相当的官员，然而他清楚地意识到，由于越南战争正在进行，他“不是此行的最佳人选”。但是，如果需要的话，麦克纳马拉将派他的助手和汤普森大使一起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因为他们都非常了解这一问题。他还表示他准备继续在华盛顿就这一问题与我进行对话。但与此同时，美国希望至少得到莫斯科对他在这次午餐谈话中所提出的有关问题的一个初步反应。
这确实是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首次直接向苏联大使谈及——尽管是非正式的——他对限制核武器这一重要问题的看法。但是，莫斯科没有对此做出反应。我们的会谈再次引起苏联领导层内部就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甚至在几个月后，当约翰逊和柯西金在葛拉斯堡罗进行会谈时，这场争论仍在继续。两位领导人没能达成一项协议。然而，这些会谈为后来的、以东西方重要的联系渠道而闻名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或称SALT[9]——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回顾过去，我必须承认莫斯科拒绝就尽早禁止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同美国达成一致是犯了一个重大的而且代价高昂的错误。苏联所犯的另一个严重的而且同样代价巨大的错误是决定在欧洲部署我们的SS-20导弹，这件事使我们与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在欧洲部署中程核武器——或称INF[10]——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并且十分激烈的争论。这一问题直到90年代初签署了一项销毁所有中程导弹的条约后才得以解决。
不幸的是，1968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破裂几乎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战略武器的性能和威力正在发生重大的实质性变化，如果当时能够达成一项相互间的协议，这一变化有可能被阻止住。过了很久以后他们才产主了共识，但为时太晚了，已经不能阻止军备竞赛进入另一个阶段，这就是分导式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导弹），多弹头导弹，或者就简称为MIRN[11]。一枚分导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导弹）能够取代多枚战略导弹；它能够增加一个核武器库的进攻潜力而不被另一方察觉。
只是到了尼克松政府时期莫斯科和华盛顿才小心谨慎地同意开始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双方最终认识到必须为放慢耗资巨大而且极其危险的核武器竞赛速度而做些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拒绝对技术发展做出限制，它只愿意限制武器的数量。参谋长们说服了尼克松总统，军方的这种观点构成了美国在限制核武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态度。1968年美国开始试验海神式和民兵式分导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导弹），第二年苏联试验了它的SS-9三弹头导弹。这标去着分导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导弹）时代的到来。25年过去后，美国和苏联在1993年宣布，发展这样的武器是一种荒唐行为，它破坏了战略平衡，这类武器大部分应该被销毁，耗资巨大而且极其危险的战略武器螺旋式上升状态就这样停止了。如果我们从葛拉斯堡罗会谈就开始着手限制战略武器，那我们也许就能够阻止或至少大大放慢这一轮危险的竞赛。谁能说得清呢？无论如何，克里姆林宫领导层和苏联外交机构当时对提出这样大胆的建议都没有做好准备。
[1]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1889年9月23日——1974年12月14日），美国作家、记者、政治评论员。出身于德裔犹太人家庭。早年参加了美国社会党。1913—1918年任《新共和国》杂志编辑。1918—1919年期间服役。1919年参与起草威尔逊的“十四点演讲”。1947年首先提出“冷战”概念。1958年获普利策新闻特别奖。1962年获普利策国际报道奖。1964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67年退休。
[2]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WhitmanRostow，1916年10月7日——2003年2月13日），美国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出身于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1904年移居美国。二战期间在战略情报局工作。1945—1946年任国务院驻华盛顿特区德奥经济司副司长。1947年参与制定马歇尔计划。1961年任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61—1966年任国务院参事兼政策规划总监。1966—1969年任国家安全顾问，在任期间推动越南战争扩大化。晚年在大学任教。
[3]鲍里斯·巴甫洛维奇·布加耶夫（Бори́сПа́вловичБуга́ев，1923年7月29日——2007年1月13日），苏联飞行员。1941年加入红军。1943—1945年期间参加卫国战争。1957—1961年任民航别动队司令，期间开始担任勃列日涅夫的私人飞行员。1966—1967年任民航部副部长。1967—1970年任民航部第一副部长。1970—1987年任民航部长。197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7年晋升为航空元帅军衔。1987—1991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2007年去世。
[4]埃德华特·穆尔·肯尼迪（EdwardMooreKennedy，1932年2月22日——2009年8月25日），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的弟弟。1951—1953年期间服役。195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59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1961—1962年任马萨诸塞州萨福克郡助理检察官。1962—2009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69—1971年任民主党党鞭。1979—1981年任司法委员会主席。1980年参加总统选举，在党内初选中败给了卡特。1987—1995年、2001年、2001—2003年、2007—2009年任健康委员会主席。1995年起领导党内进步派。2009年去世。
[5]理查德·韦恩·克拉克（RichardWayneClark，1933年5月9日——2019年10月5日），美国民主党政治家。1968—1976年任佛罗里达州众议院议员。
[6]威廉·查普曼·福斯特（WilliamChapmanFoster，1897年4月27日——1984年10月15日），一战中入伍。1922年起经商。1944—1946年任陆军军种采购处副处长。1946—1948年任商务部副部长。1951—1953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3年起任制造化学家协会主席。1961—1969年任军控与裁军署署长，期间参与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1971年创立军备控制协会并担任主席。1984年去世。
[7]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乌斯季诺夫（ДмитрийФёдоровичУстинов，1908年10月30日——1984年12月20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18年进厂做工。1922年加入红军。1923年参与镇压巴斯马奇叛乱。1927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6年任军备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军备部长。1946—1950年、1954—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8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7年任国防工业部长。1957—196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军事工业问题委员会主席。1963—1965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5—197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1984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4年任国防部长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4年逝世。
[8]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斯米尔诺夫（ЛевНиколаевичСмирнов，1911年6月21日——1986年3月23日），1936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1941年加入红军。1945年加入联共（布）。1946年参加了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和伯力审判。1957—1962年任最高法院副院长。1962—1972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院长。1970—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2—1984年任最高法院院长。1976—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年逝世。
[9]SALT，即StrategicArmsLimitationTalk（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译者
[10]INF，即InmmedieiteRangeNuclearForces（中程核武器）。——译者
[11]MIRV，即MultipleIndependentlyTargctableReentryVehicle（分导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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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莫斯科和越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八章莫斯科和越南
↘莫斯科宫廷政变
↘约翰逊竞选获胜
↘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越南战争升级
↘华盛顿的主战派
↘我们自身的越南综合症
莫斯科宫廷政变
1964年10月，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阴谋活动获得成功，尼基塔·赫鲁晓夫被强行解除了职务。这是一次真正的宫廷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是在赫鲁晓夫被从休假地召回，并被迫在一次主席团会议——后来被称为政治局——上宣布辞职后才召开的。召开中央全会仅仅是为了批准该项决定并为它披上合法的外衣。
在那个时候，赫鲁晓夫已经丧失了威信；他所做出的许多决定已经被证明是肤浅的，他制定的政策产生了微不足道的结果。尽管他揭露、批判并试图克服斯大林主义，但是他不打算进行实质性的改革。赫鲁晓夫无法想象除了建立在共产党统治基础上的制度之外，还有其他任何制度能够在他的国家存在。他也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
发动这场政变的主要策划者是尼古拉·波德戈尔内、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以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他们得到了其他一些人的支持。他们既不是因为拥有共同的政治目标而团结起来的，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相反，驱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出于个人利益——首先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想获得并保住权力，或者是出于害怕丧失他们的高级职位。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们根本没有建议做任何改变。新的领导人为了巩固他们在国际上的地位，毫不迟缓地采取了行动。我接到了一项紧急指示，要求我与约翰逊总统进行会谈，对形势做出解释。
10月16日，我一大早就去白宫拜访了总统，向他通报赫鲁晓夫已经辞职，勃列日涅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阿列克谢·柯西金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按照给我的指示，我说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将不会改变。
对约翰逊来说，就像对其他任何人一样，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立即询问了赫鲁晓夫的命运。他这样做从很大程度上说并不是出于他个人对赫鲁晓夫的同情——他从没有见过他——而是出于正常的好奇心。他更为感兴趣的是苏联的新领导人以及他们的政策方针；苏联领导人紧急命令我与他进行会谈并向他保证他们渴望与他发展良好关系一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他对此表示赞赏并祝愿他们成功。
接着，他表示他个人愿意扩大和苏联新领导层的关系，并要求我转达他个人的想法——他用他本人特有的那种朴实的语言表达了这种想法。他重申他将奉行肯尼迪的和平政策。他说，如果能够重返白宫[1]，他期望在裁军方面取得进展。他想明确无误地表示：“我们不想埋葬苏联，但同时我们也不想被消灭。”（这是指赫鲁晓夫关于压倒和消灭资本主义世界的著名恐吓。）他说，无论哪一方都没有任何理由害怕对方，他“准备在苏联大使的房里住上一夜，枕头下不放手枪”——他相信大使也会这样做。问题是使我们两个国家都相信这一点，这样，公共资金便可以用于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上，而不是用于军事方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放弃过去的对抗”。他进一步表明他准备去任何地方，同任何人进行会谈，只要这样做能够取得积极的结果。
谈到越南问题时，约翰逊表示他相信苏联与那些想统治这个地区的人（也就是说，与中国人）产生的矛盾将比同美国产生的矛盾更多，但是这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事。他脑子里肯定想着的事情之一是中国第一个核装置正好在那一天爆炸成功的新闻，但他并没有直接提及此事。
他把中国与越南问题联系起来并试图把我们也卷进去，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8月份，赫鲁晓夫就曾发出一份照会，询问假如北越人袭击美国在东京湾的驱逐舰——总统将它用作扩大战争的法律依据——美国将怎样看待。总统回答说，苏联所能采取的遏制北越或北京进一步实施不负责任的行动的任何步骤都将是有益的。这是越南战争对我们两国关系第一次产生的明显影响。
最初，新的苏联领导层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构成人员的名单上。赫鲁晓夫担任的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位现在被政治老手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取代了。勃列日涅夫作为主席团成员之一本已经在党内占据了重要的领导地位，虽然他还没有当上第二把手。第二把手的位置属于“灰色的红衣主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然而，苏斯洛夫从没有渴望成为第一把手；他宁愿躲在暗地里当一名拥立国王的人，而不愿意当国王。苏斯洛夫是一个非常乏味、非常教条、在意识形态方面思想狭隘的人。但是多年来他把持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整个机构，这是他真正的力量所在。他不喜欢进行改革，而且他总是试图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会使国内形势出现不稳定的惊人举措。他对赫鲁晓夫——他的同事们认为他在决策过程中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和主观愿望——的下台负有主要责任。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与他的前任完全相反。他是一名通晓通往克里姆林宫权力之路的政客；他是一个善于与别人合作的人，而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勃列日涅夫做事谨慎，不慌不忙，惯于倾听同事的意见。他既没有赫鲁晓夫的天赋，又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容易感情冲动的改革者。他尽力避免突然出现的转折和激进的改革，宁愿保持可以预料的稳定。人们不会称他是一位伟人、一位强有力的人物，甚至不会称他是一位个性坚强的人。他从一开始即表现得仅仅象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他希望受到人们的喜爱，他爱讲故事，并且喜欢与老朋友一起饮酒。
成为总书记之前，勃列日涅夫在赫鲁晓夫领导的政治局中主管军事工业联合企业及军工生产，他对这一领域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勃列日涅夫喜爱军人，军人们也喜欢他。如果他们想向他展示某种新的成就，他们就会邀请他去工厂，他也总会兴致勃勃地前去视察。外层空间项目也归他掌管。他为在战略武器方面取得与美国平等的地位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这一竞赛将国家的经济资源消耗殆尽。他对自己身着陆军元帅制服的样子颇为自豪。有一次我去他家里看望他，他让我坐下喝杯茶，而他走了出去。他再次出现时穿了一身华丽的制服，上面挂着他的全部勋章。他问道：“我看上去怎么样？”我回答说：“漂亮极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勃列日涅夫不太关心意识形态问题，但他坚定地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他百分之百地正统，因此从不干涉苏斯洛夫主管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他对外交事务也知之甚少；起初，这一领域之所以吸引他，主要是因为它表面上的礼仪性的一面——仪仗队、在克里姆林宫欢迎外国领导人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充满阿谀奉承的宣传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活动。他希望有人为他拍照，并将照片收入他的影集；他喜欢向别人展示他的影集。他愿意出席签署最后文件的盛大仪式，而不愿参与拟定文件的工作。但他基本上赞成与美国建立较好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
每当我回到莫斯科时，我都要单独向勃列日涅夫详细讲述美国的情况（他对美国总是很感兴趣）。然后我总要问他“对今后工作的指示”。勃列日涅夫则总是一成不变地回答说：“你需要什么指示？你比我更知道怎样和美国人打交道。让那里保持安宁，这是最主要的。”
从他担任总书记开始直到结束，勃列日涅夫在有关外交政策的所有重大问题上都依靠葛罗米柯，只有削减战略武器问题是个例外——他在我国军事工业部门工作过的经历使他在这一问题上很有经验。葛罗米柯对他的影响就像当年杜勒斯对艾森豪威尔的影响一样大，然而，我们这位精明的部长并不想在政治局的同事中表现出他的优越地位。安德烈·葛罗米柯即使在跻身于国家最高权力层——这只不过是强调他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的特殊地位——时仍然保持着一名外交官的身份。与赫鲁晓夫相反——赫鲁晓夫时常把他的意志强加给葛罗米柯（同样也强加给他的其他同事们），勃列日涅夫则对他的外交部长完全放任，因为他知道葛罗米柯与他相比显然是一位更为出色的国际问题专家。除此之外,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是朋友。这一友谊是建立在他们（实际上每个星期）一起去距离莫斯科大约120公里、位于扎维多沃村的勃列日涅夫别墅狩猎的基础上的。葛罗米柯以前根本不喜欢打猎，有些不怀好意的饶舌者称他为了接近勃列日涅夫，在50岁的年纪成了一名“酷爱运动的人”。
尽管如此，葛罗米柯对勃列日涅夫的影响总的来说是积极的。作为一个聪明人，他巧妙地满足了总书记奉行稳健的、而不是赫鲁晓夫那种感情宣泄式的外交政策的愿望。人们可以不同意葛罗米柯的某些观点，但是公平地说，他制定的政策总是具有连续性和预见性。亨利·基辛格曾经半开玩笑地称这种政策是“一部固执地开往目的地的沉重的压路机”。只要目的正确，这句话甚至也可以被看作是溢美之辞。但是，葛罗米柯作为一名政治家的主要特点在于他一直在尽力阻止他的国家卷入和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去。尽管没有人指责他公然表明这一政策，但是他内心总是喜欢促进与华盛顿的关系，同时又不允许自己逾越意识形态这一主要障碍。
约翰逊和勃列日涅夫从来没有见过面。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两人很相像。两个人的年龄相仿，都出身于平民家庭，两个人都是精通国内政治策略的能手，而且对外交政策问题都缺乏深入的了解——不幸的是，这是一个没有引起他们注意的弱点。两个人都喜欢打猎和开快车，都对读书不感兴趣，都看过很多的电视节目，都喜欢美国西部电影和足球，两个人都不反对干上一两杯，两个人都喜欢讲笑话并且公开（或在对话的人面前）炫耀，而且两个人都试图引导会谈，这样每一方都是满意的。他们都是急脾气（虽然并不公开表现）并且容易产生积怨，然而，他们都喜欢表现出他们是善良且充满同情心的。
两个人都喜欢公开露面，喜欢拍照供报刊发表。约翰逊甚至对电视摄影记者发出一项专门的指示，要从左侧拍摄他，因为他认为那样他会更上相。苏联报纸摄影师知道勃列日涅夫希望他胸前佩戴的大量的勋章和奖章能在照片上看得清楚。约翰逊由于渴望在电视上显得更加吸引人而把普通眼镜换成隐形眼镜，并且使用舞台专用化妆品和一种电子提词机。勃列日涅夫没有用此类道具，但并不是因为他对此不屑一顾。当时苏联还没有这样一些东西。当勃列日涅夫一了解到约翰逊为什么不必看着讲话稿讲话并且能够直视观众时，他立即命令他的助手买来一台讲话提示器。（后来，美国企业家阿曼德·哈默[2]——此人称他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列宁——作为礼物送给他一台讲话提示器。）但是，勃列日涅夫从未能够习惯于用这种方式进行电视讲话，很快又重新手拿讲稿发言了。
约翰逊和勃列日涅夫之间的区别在于美国总统的行为追求的是宣传个人。在担任总统的第一年中，约翰逊在电视上露面的次数比肯尼迪在白宫大约三年的时间里上电视的次数还多。约翰逊在五年中举行了126次记者招待会，其中大多数是在他任职前两年——在越南战争的局势对他不利之前——举行的。勃列日涅夫则坚决拒绝举行任何记者招待会。他知道他的举止笨拙，而且离开讲稿就不敢讲话。同时他喜欢发表内容广泛、书写清楚的讲话，而且喜欢有个好名声。
他们两人都喜欢大众新闻媒介发表他们的讲话。勃列日涅夫在苏联这样做当然没问题，但在国外情况就不同了。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们挑选了对他们的上司最有利的文章和照片，甚至连了解勃列日涅夫这一弱点的大使们也常常从外国的期刊上剪下赞美文章寄回。他总是阅读这些文章并且有时在政治局会议上引用。约翰逊所处的环境却不是这么简单，因为美国新闻是独立的，所以他总是试图制服记者以期他们将会以称赞的目光介绍他。他邀请选拔小组到白宫来，向他们展示其令人生畏的个人魅力。在实行“伟大社会”计划以及民权运动的初期，他将这一技巧运用得非常成功。但随着越南战争的进一步恶化，这种做法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他为此受到了谴责。
很难说这两个人之间的个人会谈能取得什么样的结果，然而，我认为它可能比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的会谈更为成功。简而言之，这两个人都是相当有魅力的人物，但是勃列日涅夫把持最高权力的时间太长了。他的晚年时光过得并不愉快，但那几乎是20年以后的事了。
约翰逊竞选获胜
由于约翰逊对勃列日涅夫执掌政治局权力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勃列日涅夫感到非常高兴，于是决定甚至在约翰逊参加选举前就对他表示明确的支持。（克里姆林宫总是关注着美国大选及其他重要选举以便不会因为支持落选者而陷入危险境地。）11月3日，也就是大选投票之日，我把苏联政府给总统——他正在得克萨斯州的农场——的照会文本交给了汤普森。照会表示理解约翰逊关于削减军事开支的意图。为什么双方没有能够同时进一步削减军费，甚至在一年多前没有能够达成一项正式协议呢？苏联政府进一步提出双方相互削减在欧洲的军队，但双方仅仅削减了他们大约一个师的兵力。照会还说苏联政府确信尚有很大的潜力促进在诸如裁军和欧洲安全这样的领域中的发展。照会指出，所有的国家——大国和小国，你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朋友——都能够从缓和中获得好处，这是问题的实质。（在俄国，我们不用法语“dewnte”（“缓和”）一词，西方国家喜欢用这个词，我们宁愿使用俄语中意思相同的“减轻紧张局势”这个词。）
照会结尾写道：“我们愿意重申，苏联政府珍惜它与约翰逊总统相互信任的关系，并且认为保持和发展这一关系——包括通过建立秘密通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汤普森告诉我他将毫不耽搁地把这一照会转交约翰逊，因为总统一定会特别欣赏苏联领导人在大选结果尚未揭晓之前就表达了他们的心意的做法。莫斯科有些人怀疑，在尚不知道选举结果之时发出这样的照会是否明智，但是勃列日涅夫想给予约翰逊精神上的支持。勃列日涅夫成功了,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约翰逊第二天以160万张选票的绝对优势战胜了戈德华特。
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越南战争升级
1965年1月14日，汤普森交给我一封总统的私人信件，此信是对大选前夕他收到的那个令他十分兴奋的苏联政府照会的答复。
他的确为减缓军备竞赛速度增加了赌注——他通知克里姆林宫，在新的财政年度里，美国政府在申请军费拨款时将少要20亿美元。他还建议让苏联领导层中的某位成员来美国访问，以便面对面地全面讨论问题。汤普森以外交方式表示，希望这封信不会被理解成是美国政府急于促成访问的一个轻率行为，他解释说，约翰逊使用了“苏联领导层”这样一个宽泛的词汇，其目的在于让苏联方面决定究竟谁将来访。后来双方又交换了意见，苏联领导人表示更希望约翰逊访问莫斯科，其原因部分在于他们之间无法就谁去访问华盛顿达成一致意见。尽管在越南的对抗突然加剧，访问华盛顿很快就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问题。
但是，总统含糊不清地向“苏联领导人”——而不是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3]个人——发出邀请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赫鲁晓夫辞职以后，约翰逊收到的多封发自莫斯科的信件都没有署名，因此，他的顾问们不知道怎样把总统的信发给莫斯科与他地位相当的人物。
他们之所以困惑不解，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为了谁在给外国领导人的信函上签字而在幕后展开了一场权力斗争。柯西金认为这一荣誉是属于他的，因为根据国际礼节，他作为政府首脑有权向外国政府首脑发出信函。勃列日涅夫渴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但是柯西金认为，勃列日涅夫作为党的领导人，不能取代他作为苏联国家的公开代表和发言人的作用。最后，柯西金在苏联领导层内部占了上风，并且被授权签署政府信函，然而斗争并没有结束。葛罗米柯暗地里支持勃列日涅夫。他私下指示大使们要审慎地向他们驻在国的领导人介绍苏联领导层中“谁是最有影响的人物”。结果，勃列日涅夫逐渐占了上风，但是在约翰逊政府期间，信函仍然发给柯西金。
这里要稍微谈一谈阿列克谢·柯西金的情况。对西方人来说，他一直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而且常常被看成是一个缺乏幽默感、性格阴郁的人。这种看法和真实情况相去甚远。但是，作为斯大林时代一名幸存者，柯西金已经学会了如何保守秘密，而且不愿意和任何人过于接近。他没有在党的机关工作过，只在政府机构担任职务，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的政治地位。
柯西金是一个诚实、聪明并且极有见识的人，处理政府事务的能力非常强，而且精通经济、工业和财政。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即可看出他在行政管理方面表现的聪明才干和深谋远虑。苏联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将核爆炸和平利用于某些非常诱人的工程项目中的可能性，例如使充沛的西伯利亚河水倒流向干旱的中亚地区，而不是流向北冰洋。核科学家和水利专家将有说服力的投资和效益评估报告提交给由柯西金领导的部长会议。但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一位科学家的敦促下，柯西金提出要对比较温暖的河水不再流入冰冷的海洋对大气温度和整个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准确的预测。没有人能够确切地回答这个渔业和矿业资源丰富的地区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柯西金命令将这一方案退回去“修改”。幸运的是，这个方案再也没有上报，因为真正的缺陷在于核爆炸带来的致命的放射性尘埃将会在未来数年中污染土壤。
从本质上讲，柯西金不是一个蛊惑民心的政客，这一点使他在党内和全国上下得到了尊敬。他不是一个外交事务专家，但由于他具有丰富的一般性知识，使得他能够比政治局的其他成员——除了葛罗米柯之外——更好地把握与外国对手的讨论和谈判，当然比勃列日涅夫把握得好。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内心嫉妒柯西金，并且不喜欢他。但众所周知，柯西金不想成为总书记，爬上党内权力的顶峰。他不介入政治斗争，因此勃列日涅夫才容忍他担任总理。
在黑海避暑胜地，我曾两次应柯西金之邀——他也正巧在那里休假——出席纯私人性的晚宴。宴会之后，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轻松的谈话，一直谈到深夜。他直截了当地向我询问了许多有关美国的问题：它的社会和人民，它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他是一名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同时他又是一个相当坦率的人。在他的别墅里，他向我描述了我国的最高层领导人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
2月10日，一支强大的越南共产党武装向驻扎在南越波来古城附近的美国军营发起了突然袭击，出于巧合，柯西金于2月初也正好在河内访问。约翰逊命令大举轰炸北越，以此实施报复，而柯西金此时尚未离开那里。后来，富布赖特参议员私下告诉我，约翰逊曾为是立即轰炸北越还是等柯西金离开后再进行轰炸而犹豫不决。他的很多顾问都建议立即开始进行轰炸。他们认为尽管这样做无疑将会使美苏关系暂时恶化，但与此同时，空袭将向北越、中国以及苏联表明美国的决心。此外他们还认为，形势急剧恶化将会使通过谈判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达成一项更有利于美国的解决方案变得更为容易。约翰逊对他的助手们重申，他反对把和莫斯科的关系搞糟。但是，富布赖特说，他还告诉他们：“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他必须反对中国和毛泽东本人对美国意志的挑战。”
当我和腊斯克会谈时，他已完全意识到了局势的敏感性。所以他一直对我说，总统不想损害我们的关系，他希望两国关系得以改善，如果河内停止干预，美国准备从越南撤出来，等等。我拒绝接受这些辩解。事实是我国总理在那里访问时，他们轰炸了这个国家事发之后不久，苏联政府即向约翰逊总统发出了一封措辞十分强硬的秘密信函，信中谴责了美国在越南采取的行为。柯西金对他在越南访问期间发生的轰炸事件极为气愤，并转而反对约翰逊，虽然以前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他对约翰逊持较为赞赏的态度
北越人的做法也有点不合适宜，他们恰好在柯西金访问河内期间发动了进攻，事先又没有通知我们。实际上，他们正在竭尽全力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制造不和。局势变得十分荒谬。一方面，苏联领导人非常清楚越南人正在打什么牌，知道越南人正在背后诅咒他们，特别是勃列日涅夫，他和葛罗米柯一样，不想无缘无故地使苏美关系恶化起来。当然，我们也希望因美国卷入了东南亚问题而能够转移华盛顿对欧洲的注意力，但是归根到底，由于莫斯科坚持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因此它将无情地驱使我们的国家沿着一条错误的、变化无常的路线走下去。
我们的古巴朋友同样也不让我们得到安宁。他们试图通过我国使馆给白宫施加压力。应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秘密请求，莫斯科命令我就“美国对古巴进行的挑衅行动”次数的不断增加，包括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它设立在古巴岛的一块美国飞地上——采取的一些军事行动等问题，向汤普森再次发出正式声明。
总而言之，我们的盟国——越南和古巴，这是我们与美国关系中引起麻烦的两个主要地方——的行为自然而然地阻止了我们对两国关系中其他一些真正重要的问题进行理智的讨论。
华盛顿的主战派
3月21日，我和腊斯克再次举行会谈。他极为不安地说，通过与北京及河内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接触，有一个问题已经弄清楚了，即河内不打算停止它在东南亚采取的行动。现在它正在利用老挝领土向南越渗透，从而违反了日内瓦协定。苏联对保证日内瓦协定的贯彻实施负有部分责任。我们一直指责美国干预东南亚事务，但腊斯克却顽固地把问题归结为北越干涉了南越。
与此同时，华盛顿内部正进行着一场争论，很多高级官员从更为广泛的、更具有威胁性的地缘政治角度看待这场战争。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受尊重的亚洲问题权威麦克·曼斯菲尔德[4]参议员对我说，主张美国对越南实行干涉政策的策划者和主要倡导者是麦克纳马拉、邦迪兄弟（威廉·邦迪[5]是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五角大楼里的这伙人认为，中国直接介入越南问题将为炸毁中国的核设施，从而把中国无限期地排除在核大国行列之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借口。富布赖特参议员也告诉我，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一些官员已在华盛顿联合组成了一个“主战派”。自选举以来，富布赖特说，总统已变得难于交谈，尽管他们是老朋友。约翰逊几乎不听与他谈话的人所说的话，而是打断他们的话，只顾自己夸夸其谈，竭力想向听者表明他有充足的事实依据，有富有说服力的辩术以及出色的政治家才能。他只听取五角大楼的军事专家以及国务院某些高级官员——主要是腊斯克，开始还包括他的副手乔治·鲍尔[6]那样一些人——的意见，在总统的私人顾问班子中，乔治·鲍尔一直反对战争升级，直到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失败并且辞职为止。
富布赖特对总统的立场做了如下描述：约翰逊想趁为时还不算太晚先阻止住中国的行动。放弃南越非但无助于亚洲的稳定，而且会得到恰恰相反的结果，因为中国领导集团不会停止在越南采取行动。因此在中国还没有成为重要的军事大国，而且它在亚洲的扩张能力还相当有限的时候，西方国家必须毫不迟缓地进行“挑战”。河内完全听从于北京，实际上，它对东南亚以及南亚以外地区未来发展与北京的看法一致。因此，约翰逊认为，美国必须利用空中轰炸继续施加军事压力，直到越南接受一项建立在1954年维也纳协议框架之内的和平解决方案为止。当然，这就是越南失败将波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臭名昭著的“多米诺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戴高乐驻纽约代表的法国大使埃尔韦·阿尔方[7]与法国总统的关系十分密切，他试图让约翰逊和腊斯克牢牢记住他的国家因卷入越南战争而留下的惨痛教训。但是他告诉我，约翰逊认为他本人参加到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全球斗争中，这确实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划定了一个界限，就像在两大阵营之间划出一条分裂欧洲的界限一样。他告诉我，白宫相信，由于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对抗正在加剧，莫斯科在越南问题上将不敢冒从根本上恶化它与华盛顿的关系的危险。
3月12日，在与休伯特·汉弗莱[8]副总统共进私人午餐时我又追问起这个问题。汉弗莱说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北京将美国看成是“纸老虎”，中国人和北越人因而赋予越南冲突地缘政治的性质，对此美国政府再不可忽视。因此美国不允许自己在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政治解决方法的情况下被迫撤退，这就是华盛顿为什么断然拒绝河内提出的在进行谈判之前美国军队先撤离南越这一先决条件的原因。
总统所持的立场归结起来就是进行一场交易：如果河内停止其针对南越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即停止它针对北越采取的行动；然后谈判可以开始。约翰逊政府准备接受南越的任何政府，即使它最终转向社会主义也罢，他说，但对美国政府来说，主要的问题是美国不能屈服于北京的压力。他又说，总统准备采取和平解决办法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避免苏美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一点与阿尔方所说的不一样。阿尔方说美国政府认为我们之所以没有附和它是因为我们害怕中国。）尽管约翰逊同样意识苏联不得不向北越提供军事援助，但是他知道，这只能导致苏联和美国在更大程度上卷入越南问题。北京为了避免莫斯科和华盛顿建立友好关系，因而希望进行战争。
我一边听汉弗莱谈话，一边想他的分析是对的。从广泛的意义上说，结束战争，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确实符合苏联的真正利益。然而，河内顽固地拒绝接受这种解决办法，特别是拒绝停止它为了把南方“从美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并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统一整个越南而采取的军事行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河内进行了10多年的紧张斗争。他们是否能通过接受1964年协议尽早并且更容易地实现这一目标呢？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腊斯克以极具试探性的、非正式的、私人的方式，向我做出了和平的姿态以试探我的反应。5月8日，在国务院为招待外交使团而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招待会上，他和我谈起了越南问题。他强调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应受其伙伴的束缚，想通过这种办法使我认识到我们两国可以联合起来（不公开地）达成一个分阶段的解决方案。他说，假定华盛顿和莫斯科可以就越南问题私下达成一项秘密协定，这样，如果苏联同时郑重向北越做出反对美国轰炸的军事担保的话，美国将不会把它看成是一种挑战行为。这些进展大体上可以看作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即将发生对抗的情况下达成的妥协。与其他情况相比，这将是中国受到的一大挫折。
腊斯克谈到两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地依赖于它们的盟国，此话说得实在是太对了。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尽管美国政府大谈特谈其对地缘政治的高度重视，实际上它已经开始担心越南危机正在陷入僵局。在发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我强调了腊斯克对我说的这番话的重要性。
两天之后，腊斯克要我紧急通知苏联政府，作为对我们提出的呼吁的答复，美国对北越的空袭暂时停止一段时间，他称其为有限的观察阶段。华盛顿希望河内将相应减少它在南越的军事行动，如果河内不这样做，美国将重新发起攻击。
毫不奇怪，勃列日涅夫对腊斯克的想法很感兴趣，并且要求葛罗米柯认真加以考虑。葛罗米柯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腊斯克的建议很难付诸实施。北越拼命反对在与美国人谈判时有第三者进行调停；河内想直接和美国人打交道。如果华盛顿有任何具体的建议，我们可以转告河内。腊斯克后来又提出过类似的建议，第一次是5月中旬在维也纳参加奥地利国家条约签订10周年纪念会期间他与葛罗米柯会谈时提出的，第二次是通过驻莫斯科大使富耶·科勒[9]提出的。葛罗米柯直截了当地说，苏联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就越南问题与任何国家，其中包括美国进行谈判
我们自身的越南综合症
7月3日，临休假之前，我与腊斯克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他说东南亚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苏联对此问题的态度让美国政府捉摸不定，莫斯科没有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屛也说，美国搞不清楚莫斯科是否自愿接受了河内的否定意见。他指出，葛罗米柯告诉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除非美国停止轰炸北越，否则就不会有和平解决问趣的机会。但是，当科勒询问如果空袭停止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时，葛罗米柯所说的只是这样一句话，“你们先停止空袭，然后我们将考虑考虑。”
腊斯克想让莫斯科知道，美国试图与河内建立秘密渠道以讨论和平解决方案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美国方面意识到，莫斯科像华盛顿一样有自己的头疼事，但是，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仍然坚信战争与和平的命运归根到底掌握在苏联和美国手中。看来双方都对通过解决越南问题而逐步改善两国关系感兴趣。
然而，根据我得到的指示，我把刚刚从莫斯科收到的分析意见告诉了腊斯克，这就是在最近几个月里，美国政策已经变得极为糟糕，并且根本不符合肯尼迪政府的政策原则。我必须承认，这种批评完全没有什么根据，而腊斯克显然被这种比较刺痛了，他认为这种比较缺乏根据并且是错误的。在肯尼迪时代，围绕柏林和古巴问题出现过极为严重的紧张局势，腊斯克急于证明（不是没有理由）我们之间的很多争执，包括越南问题本身，都起源于肯尼迪时代。总的说来，此次会谈使我们两人都感到很不愉快。
在莫斯科休假期间，我参加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并目同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及其他一些领导人进行了交谈。他们全都认为越南问题以及它对我国与美国关系的影响是我国对外政策遇到的重大问题之一。然而，我们的领导人一致承认，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是第一位的，而越南问题并不涉及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苏联公众对这个遥远的国家根本就不大了解。因此，我们的政治路线应该是明确的，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强大因素——“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际团结”——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思想中。它一直影响着我们与美国的关系，不时损害着我们自身的根本利益，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很多苏联领导人在与我私下谈话时都承认这一点。但是，一旦要采取实际行动时，苏联则患上了自身的越南综合症，这一综合症一直是我们与美国关系的沉重负担，而且多年以来一直妨碍着我们两国关系的缓和。
[1]指竞选成功，再度担任总统。——译者
[2]阿曼德·哈默（ArmandHammer，1898年5月21日——1990年12月10日），美国资本家、收藏家。
[3]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АлексейНиколаевичКосыгин，1904年2月8日——1980年12月18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8—1939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9—1940年任纺织工业人民委员。1939—198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3—1946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46年3月15—23日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46—198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年2—12月任财政部长。1948—195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8—1953年任轻工业部部长。1953年3—8月任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长。1953—1954年任消费品工业部长。1953—1956年、1957—196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9—196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60—1964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0—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4—1980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66—198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8年起推行“改革”，在苏联国内推行资本主义。1980年逝世。
[4]麦克·约瑟夫·曼斯菲尔德（MichaelJosephMansfield，1903年3月16日——2001年10月5日），出身于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一战中入伍。1920—1922年期间服役于海军陆战队。1940年参加民主党。1943—1953年任众议院议员。1953—1977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57—1961年任多数党党鞭。1961—1977年任民主党核心小组主席兼多数党领袖。1977—1988年任驻日本大使。1989年获总统自由勋章。2001年去世。
[5]威廉·普特南·邦迪（WilliamPutnamBundy，1917年9月24日——2000年10月6日），美国律师、情报专家。出身于政治世家。二战中入伍，从事情报破译工作。1947年起担任律师。50年代加入中央情报局。1960—1964年任副国际安全事务部长助理。1964—1969年任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
[6]乔治·怀德曼·鲍尔（GeorgeWildmanBall，1909年12月21日——1994年5月26日），美国银行家。早年担任律师。1944—1945年任伦敦战略轰炸调查局主任。1950年参与起草舒曼计划和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1961年任经济事务副国务卿。1961—1966年任副国务卿，在任期间支持推翻吴庭艳政权，反对越南战争扩大化。1966年辞职。1968年任驻联合国大使。此后在雷曼兄弟工作。1982年退休。
[7]埃尔韦·阿尔方（HervéAlphand，1907年5月31日——1994年1月13日），法国外交官。出身于外交官家庭。1934—1936年任驻土耳其财务专员。1939—1941年任驻华盛顿大使馆财务顾问。维希政府成立后，于1941年辞职，参加了自由法国运动。1941—1944年任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国家经济、金融和殖民地专员。1944年参与起草布雷顿森林协议。1944—1947年任外交部经济事务主任。1952—1954年任常驻北约代表。1955—1956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56—1965年任驻美国大使。1965—1972年任外交部秘书长。1977年退休。
[8]小休伯特·霍拉蒂奥·汉弗莱（HubertHoratioHumphrey,Jr.，1911年5月27日——1978年1月13日），出身于一个挪威移民家庭。1940年毕业于路易斯安那大学，随后留校任教。1941年加入美国教师联合会。1943年任战争人力委员会副主任。1944年参加民主党。1945—1948年任明尼阿波利斯市长，期间倒向反共阵营。1949—1950年任反共组织美国人民主行动主席。1949—1964年、1971—1978年任参议院议员。1961—1964年任民主党党鞭。1965—1969年任副总统。1968年在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选举，但败给了尼克松。1977—1978年任参议院临时副议长。1978年去世。
[9]富耶·大卫·科勒（FoyDavidKohler，1908年2月15日——1990年12月23日），美国外交官。1931年毕业于俄亥俄大学，随后进入外交部工作。1945—1946年任外交部近东事务司副司长。1962—1967年任驻苏联大使。1967年退休。晚年在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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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开始了解新总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约翰逊总统时期：1963—1969
第七章开始了解新总统
↘约翰逊的外交政策
↘第一次与约翰逊单独会谈
↘一名苏联外交官的生活
约翰逊的外交政策
作为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一直被排斥在肯尼迪的核心圈子之外。面对一系列重大事件，他只能做一名旁观者，这种状况令这位生气勃勃的人非常烦恼。由于发生了总统遇刺的灾难性事件，约翰逊的苦恼和忍耐得到了命运的报偿，但结果证明他的命运是不可思议的。作为制定国内政策和在国会玩弄幕后交易的大师，他试图以“伟大的社会”计划和民权立法将全国团结起来。他显然相信激发他做“全体人民的总统”的那种单纯的良好意愿无论如何也会在外交事务中产生同样的魅力。但是在越南，这种单纯的愿望却使约翰逊陷入了泥沼，使他本人处于窘困的境地，并成为他总统任内的悲剧，也成为这个国家的悲剧。
莫斯科和华盛顿最初都希望扩大由肯尼迪开始了的对话，实际上，我们就裁军问题的对话仍在继续，我们还签订了几个双边有分限协议。但是约翰逊错误地认为他可以将越南问题与我们有关的其他国际问题——比如军备控制和欧洲安全问题分隔开来。随着美国军事干预的扩大，他和我们进行的对话几乎变成了呼吁苏联充当越南问题的调停人的绝望请求，但他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双手几乎被我们自己的思想信仰牢牢地束缚住了，就如同他的双手被他对这种思想信仰的极力反对牢牢束缚住一样。苏联领导层几乎像华盛顿一样对河内的决定和遮遮掩掩的做法感到气恼，虽然美国遭受的损失比苏联大得多。
当约翰逊接任总统职务时，部署在南越的美国军队大约已达1.5万人。在越南这场接力赛中，他已从肯尼迪手上接过了接力棒。但是与肯尼迪——他似乎一直在考虑撤出军队——相比，受竞选、党内好斗的保守分子以及五角大楼推动的约翰逊更深地卷入了这场冲突，并且希望以强硬的立场来解决它。另一方面，莫斯科对北越持同情态度，因为它“正在进行一场解放战争”。除此之外，莫斯科不想对胡志明施加强大的外交压力，以免将他赶到中国人的怀抱里。虽然约翰逊和赫鲁晓夫都试图把越南战争与苏美关系范围分隔开来，但这样做越来越困难了。
但是，为什么双方听任各自的保护国将自己纠缠住，而不愿努力组成某种外交阵线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至少摆脱这个问题——并着手处理比这更为重要的裁军问题、欧洲安全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呢？首先，双方以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来看待围绕越南统一问题而产生的这场争端：它是像苏联方面看待的那样是一场解放战争？还是像美国方面看待的那样是一场侵略
战争？统一后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第二个原因是地缘政治的：华盛顿正试图在东南亚划出一条反对共产主义的界线。
在约翰逊担任总统期间，我反复琢磨是什么原因驱使他非要把越南战争打到最后胜利不可。实际上，当他出乎意料地成为总统时，他并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因对越南做出过承诺而受到束缚。此外，美国军队的军事卷入相对来说是有限的；除了华盛顿和纽约制定公共政策的精英人物之外，这一问题尚未引起美国公众的特别关注。作为一名新总统，约翰逊完全有机会不把这个国家进一步拖入越南的军事行动中。我看他未必会因为退却而受到指责。
然而，出乎许多人的意料，约翰逊迅速并且是自愿地充当了越南保护人这一毫无把握的角色。他一进入白宫便立即对此事做出了承诺，虽然美国在这个前法国殖民地国家并没有重大的利益。J·威廉·富布赖特[1]参议员——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向我吐露，就在举行肯尼迪葬礼的那一天，新总统曾坚定地对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2]表示，他“不想失去越南”。
约翰逊不像他的前任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那样牢牢地控制着军方，他非常相信他们的能力，并且越来越依赖他们以及他的那些主张用军事手段解决越南问题的密友们的意见。约翰逊开始坚定地，甚至顽固地沿着这条用武力解决问题的道路走下去了。
用什么理由才能解释这种行为呢？因为他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他确信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将会在越南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因为他想表明他和他并不很喜欢的肯尼迪一样具有坚强的意志并且像肯尼迪在古巴危机时一样有能力接受和战胜来自越南的挑战？还是因为他容易冲动的性格以及他缺乏洞察越南战争全部后果的能力？
答案显然不是单一的。每一个因素肯定都产生了作用。随着战争的拖延，越南战争对他来说逐渐成为个人的事情，成为一种自我考验。谁能获得胜利呢。是约翰逊还是胡志明？是约翰逊还是毛泽东。我的确几次听他说过这样的话。这场战争正在变成他个人的战争。既然已经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他就再不能背离它了。此外，约翰逊容易冲动的性格以及他的执迷不悟进一步推动了在越南进行的这场毫无意义的冒险行动。结果，这一冒险行动使他没有能够连任总统，使国家蒙受了严重的创伤，使苏美关系受到了损害，使裁减军备的机会大大地减少了。
除了越南问题之外，约翰逊最初并不太关心外交事务，而是指示腊斯克——约翰逊让他继续担任国务卿（腊斯克曾向我预言约翰逊可能会这样做）——继续遵循肯尼迪的外交政策方针。实际工作主要由腊斯克来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肯尼迪政府留任的另一位官员麦乔治·邦迪也参与这项工作。国务卿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了，在对苏关系方面，他背地里比另外一些总统顾问，甚至比约翰逊本人都更趋于保守。冥顽不灵、政治观点极为保守的腊斯克对越南的悲剧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后来，他颇为勇敢地承认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并非总是正确的。
12月，我和邦迪进行了会谈，他表示对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感兴趣，条件是它能够导致达成某种协议，以免会谈失败给约翰逊在下一年的竞选活动带来危害。他还告诫我们不要期待他们撤离越南，因为“这等于是约翰逊的政治自杀”。但是，在我和腊斯克举行会谈时，他从未提到过举行最高级会谈的事，所以，邦迪显然是自做主张进行试探，虽然他这样做得到了约翰逊的事先批准。在莫斯科方面，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对举行最高级会谈颇感兴趣，但葛罗米柯却不是这样，他担心赫鲁晓夫可能会感情用事，因事先没有进行认真的准备而彻底毁掉两国关系。
邦迪在新年之际告诉我，总统在大选之年实在没功夫参加最高级会谈，而且在没有在职副总统的情况下他也不能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后来得知是腊斯克或多或少地鼓动约翰逊不要参加最高级会谈：国务卿认为他尚未做好参加会谈的准备。这个插曲决不是此类事件中的最后一桩，它清楚地表明约翰逊容易感情冲动的天性以及他没有能力预测他的行动最终会得到什么结果。他最初显然很想和赫鲁晓夫会谈，但过了几天他就开始犹豫了，随后他对此事不再感兴趣并且把它无限期地推迟了下去。莫斯科——说得婉转些——则对这一做法大惑不解。这两位领导人从未进行过会谈，这又是一个被错过的机会。
我把进一步了解约翰逊的个性当成了我的工作，在他担任总统职务的最初几个月中，我从他的亲密助手那里听到了一些深刻的描述。
阿贝·福塔斯[3]——约翰逊20多年的朋友及私人法律顾问——对他的心理状况做了一些介绍。福塔斯说，约翰逊在50年代曾两次心脏病发作，因此尽管他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内心深处却十分害怕再次遭受心脏病的打击。这是患过心脏病的人的典型症状，这种病留下了后遗症。约翰逊本能地回避那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决定下来的、复杂的问题以及那些后果难以预料的重大问题；他往往拖着不办这些事情。与此相反，他很乐意做一些能提高他的声望的“比较令人愉快”的事情，或者做一些不需要耗费体力和精力的事情。为了就一个复杂的或者有争议的问题做出决定，他需要舒舒服服地进行考虑的时间和机会。如果出现困难的形势，例如发生了国际危机，他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求他在关键时刻做出紧急决定，在这种时候——福斯特说——约翰逊可能会失去控制，做出他以后将会后悔的事来。
约翰逊最亲近的助手杰克·瓦伦蒂[4]（他曾说过他晚上之所以能够平安地睡觉是因为他知道约翰逊当了总统，这句话后来使他出了名）对我说，约翰逊把他能否竞选成功押在解决国内问题上,
与此同时，共和党人则把重点放在对外政策方面。这就是总统为什么至少在目前要尽力维持国际现状，在可能的情况下改善一下两国关系，但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恶化圉际局势，从而使共和党人受益的行动的原因。
皮埃尔·塞林杰指出，越南和古巴是影响约翰逊当选的最具有潜在危险的对外政策问题。他说，在南越遇到的主要威胁可能会使形势出乎意料地出现逆转，它将迫使约翰逊在竞选活动达到高潮时做出痛苦的政治决策。塞林杰认为美国已被“牢牢困在了”南越，但是出于竞选的考虑，约翰逊也感到除了遵循目前的方针之外别无选择；他确信撤出越南将会使他输掉这场选举。塞林杰说，约翰逊不喜欢主持大型的，特别是电视转播的记者招待会，因为他担心某个他不甚了解的外交政策问题会使他陷入困境。这就是为什么共和党人一直向他提出挑战，要求同他进行电视辩论，而他却不急于应战的原因。
不久之后便接替塞林杰担任新闻秘书的乔治·里迪[5]告诉我，约翰逊阅读了大量的报纸，其注意力集中在国内栏目上。他不喜欢读书。瓦伦蒂白天总要向他报告重大新闻。作为国家安全顾问，邦迪的任务是让总统及时了解外交政策的最新发展情况，但后来总统开始直接和腊斯克——他经常到白宫来同约翰逊共进工作午餐——讨论这些问题。然而，约翰逊总的说来和肯尼迪不同，他认为白宫无须介入联邦政府各部门的基本日常工作。
第一次与约翰逊单独会谈
4月17日，应总统的邀请，我第一次与他在白宫进行了单独会谈。我们在同一间椭圆形办公室——我曾和肯尼迪在此会谈——里进行私下交谈，但办公室的格调已经变了。前任总统所钟爱的海洋纪念品以及他本人的那种高雅情调都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出自美国西部的一些并不高级但色彩浓重的装饰品。
约翰逊非常友好。他请我转达他对赫鲁晓夫70岁寿辰的良好祝愿。总统领我观看了白宫花园和他的爱犬。他告诉我打猎是他的业余爱好，而且他知道苏联总理是一个运动健将：“和他比赛狩猎一定很不错。高尔夫球不适合我，我喜欢骑马和狩猎。”他的强壮身躯使我相信了他的话。
随后，我们回到了椭圆形办公室。在这里约翰逊告诉我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想和苏联大使谈谈我们两国的关系。他说，总的来看，他对苏美关系是满意的，然后他问道：“你的看法呢？”我同意促进国际形势和苏美关系发展的“一些前提条件”确实已经具备，但是，我们需要继续做出努力，尤其是要限制军备竞赛。我说，我猜想目前没能这样做的原因是美国政府正忙于选举。
约翰逊立即表示赞同：“噢，是的。目前美国外交政策正是基于这些考虑而决定的。”他说，仅在几天之前，他公开表示欢迎赫鲁晓夫所做的和平声明的时候，芝加哥一家主要报纸指责他尽管费尽心机，结果还是“公开拥抱了一名共产主义分子”。而且这不是唯一的例子，约翰逊补充道。他还遭到了戈德华特及其盟友的猛烈攻击。白宫的民意测验表明，舆论赞同我们两国之间发展更好的关系，但很多人仍然听戈德华特、理查德·尼克松以及共和党右翼分子的话。这些人反对和苏联签定协议，实际上他们赞成把两国关系搞得更糟一些。他说，他们的影响不可低估。
约翰逊总统说，他愿意宣布采取某些行动，即使是微小的行动，以此向美国公众表明他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因此他想向赫鲁晓夫传达这一个新的信息，建议削减可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裂变物质的生产。非常凑巧，我已带来赫鲁晓夫类似的提议。赫鲁晓夫建议把另外两个西方核国家法国和英国包括进来，但是约翰逊承认他对“巴黎的那个家伙”（指戴高乐总统）没有什么影响力，所以他请求赫鲁晓夫同意做出双边的承诺，而不必等候其他国家参加进来。一份表明这类意思的联合声明很快被起草出来。
约翰逊还提出与赫鲁晓夫在两国互相进行电视讲话，并且对我们抱怨美国飞机正在侵入苏联边境进行挑衅以便探查苏联防空设施的位置一事做出了答复。他说美国空军已经得到了不得入侵苏联领空的严格命令，并且提出如果美国飞机因“无意过失”在边界上空飞偏了，请我们“不要采取极端措施”。（赫鲁晓夫在5月15日的答复中对他的回答表示满意。）
值得指出的是，这次会谈几乎没有提到过越南问题，尽管约翰逊总统相当健谈，这一点与我认识的其他几位总统确实很不一样。他谈话时经常打手势，而且在谈到最重要的问题时，他习惯把脸靠近与他正在交谈的人的脸，实际上碰到了对方的鼻子。约翰逊直视着他的对话者的眼睛，常常拉着对方外套的翻领使其靠近自己，竭尽全力想说服他。他真正有兴趣谈论的是诸如国内政治及国会——对此类问题，约翰逊很有辩才——这样的一般性问题，对外交问题（显然，他很讨厌这类问题）则不愿多谈。他总是表现得很友好，而且避免进行尖锐的争论，尽力使谈话双方彼此感到满意。
但是，他无疑把他的全部精力和兴趣都集中在他的选举上，而且他是从同一面政治反光镜中观察国际事件的，这就意味着苏美关系的主要问题的解决不得不等待时日。汤普森坦率地对我说事实确实如此。
然而，赫鲁晓夫并不想为等待选举结果而耗费整整一年的时间。6月5日，他给约翰逊发出一封内容详尽而又坦率的信件——该信件由我口头转达给汤普森。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相互减少驻扎在欧洲的军队问题、美国进攻古巴的问题、德国问题以及东南亚问题。
“我知道这对我们双方都是一个不愉快的话题，”赫鲁晓夫在他的信中说道，“但是每个人都同样需要和平。”他认为必须消除紧张局势，特别是南越和柬埔寨的紧张局势，根据1954年和1962年日内瓦协议而建立的体系，在这一地区正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信中还谈到，德国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两国的武装力量都集中在那里并相互对峙。如果德国问题得到解决，那么“在约翰和伊万之间就没有什么重大的对抗了”。赫鲁晓夫继续表示说，他坚信西德决不可能成功地吞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使资本主义制度100年后仍然存在，他们——复仇主义者——也不可能获取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即占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是现实，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它。”显然，赫鲁晓夫不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
但是，赫鲁晓夫仍在步步紧逼。6月10日，他委派我秘密通知约翰逊总统，苏联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已经决定签署一项名为“友谊、合作及互相援助条约”的协议。我把这一情况转告给腊斯克——他并不打算掩藏他的不满情绪。他只是挖苦说苏联的外交政策——正如他长期以来一直怀疑的一样——显然可以归结成一个极其简单的公式：“我的东西是我的，你的东西则要分给我一半。”
但事实上，仅在几个月之后，即10月份，在我和邦迪一边共进晚餐，一边以“以同行的身份”谈论约翰逊政府时，我听到了全然不同的观点。他十分谨慎地承认，美国政府中对外政策的策划人设想，德国只有成为北大西洋联盟之外的中立国家才能统一，因为他们认识到莫斯科决不会同意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出现统一的德国。他们搞不明白为什么苏联不赞成建立一个中立、统一的德国，因为这样做至少将会使莫斯科在宣传上多得几分。（的确，波兰外交部长亚当·腊帕茨基[6]因提出与此极为相似的建议而使他本人及他的国家名声大噪。）
对这个问题现在可以做出回答了，其内容极为简单：赫鲁晓夫绝对不同意德国重新统一，因为他把他的政策全部押在了一个独立的“德国工人国家”之上。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同样也没有认真讨论过德国中立化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但是，德国和欧洲安全当时并不是美国政府关注的首要问题；美国政府将其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在了东南亚问题上。在我转达了赫鲁晓夫的紧急口信之后，腊斯克反过来又向我转达了约翰逊关于老挝问题的口信。约翰逊在口信中指出、就老挝问题达成的协议表明了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总统个人之间达成的谅解，现在必须迅速、全面地履行有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在各派力量之间分配权力。腊斯克为美国在老挝采取的军事行动进行了辩护，他说美国想向巴特寮共产党人和其邻国的河内政府表示，它们不可能接受这个国家。
所有这些——约翰逊的口信、腊斯克的论证以及在东南亚扩大军事行动——都是枝节问题如何干扰了苏美关系的发展、如何造成了紧张局势、如何拖延了解决真正重要问题的时间的典型例证。
7月12日，在我即将乘飞机回莫斯科渡假前两个小时，邦迪把我请到白宫，向我提供了“某些情报，供你在莫斯科和苏联领导人会谈时使用”。戈德华特显然将成为约翰逊的竞选对手，但是邦迪想使我们相信，总统不打算放弃要与苏联达成谅解的想法。可是他想让我提醒克里姆林宫，约翰逊在同戈德华特逬行辩论时，可能不得不说一些令莫斯科感到不快的话。因此，莫斯科必须认识到约翰逊在竞选达到高潮时所使用的措辞决不说明他的对苏立场发生了变化。此外，邦迪还暗示，如果苏联方面在某个时候对约翰逊也提出批评，约翰逊阵营的人将不会在意，虽然他要求这种批评能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以内”，免得过分尖锐的攻击对我们的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
我十分清楚这一类反共言论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而且我学会了如何理解它，这样便能够断定什么时候它是认真的，什么时候它仅仅是做个样子。但是，向莫斯科解释这一切有时却比较因难。我向莫斯科讲了邦迪的忠告——这显然是一场竞选活动的组成部分（在美国这是司空见惯的），其目的是保护约翰逊，免得戈德华特从侧面指责他“同情共产主义”。虽然莫斯科人可能存有疑虑，但他们承认我对美国政治有所了解，所以总是同意我的判断。
一名苏联外交官的生活
回忆起当年我们曾生活在那样严密的控制和孤立状态之中往往令人感到痛苦难忍，那种孤立状态部分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部分是东道主出于猜疑而强加给我们的。我曾经竭尽全力试图摆脱那种压抑，作为一位大使，我的生活故事如果在讲述我是如何处理重大的政策问题和外交问题——这些是本书的主要内容——的同时，不涉及我是如何处理这一类属于另一层次的问题的话那它就是不完整的。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我们在华盛顿的使馆小楼过分拥挤。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苏联政府终于决定拨款在美国首都买一块地建造新楼。
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地址就花费了几年的时间。我们多次遇到了房地产主和他们的邻居们的反苏歧视，他们大吵大闹地起哄。他们抗议他们将要被迫生活在苏联人周围；他们设想苏联人会将其使馆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使馆周围将站满荷枪实弹的士兵，受过训练的狗会乱咬美国人的孩子——典型的好莱坞式对苏联制度的看法。
有关我们如何野蛮和恐怖的故事在广泛流传。最为恶劣的是说我们使馆里有自己的原子弹，而且这一传闻竟然传到了总统那里。在肯尼迪遇刺30周年时，《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由其60年代驻白宫记者休·赛迪[7]撰写的回忆文章。文章回忆说，肯尼迪曾私下向出席晚餐会的客人透露了一个消息，说我们利用外交邮袋运来的零件装配了一枚核弹。“如果战争爆发，他们就按动电钮摧毁华盛顿，”肯尼迪在1961年与赫鲁晓夫进行了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之后来到佛罗里达渡假时，在棕榈滩举行的一次晚宴上对惊恐万分的客人们这样说。赛迪有比编造这类离奇故事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且他并没有在当时发表它。虽然这个故事肯定是编造的（从来没有人费心向我打听此事），但是，单单是它的存在以及它被人们得意洋洋地到处传播，就表明了我们苏联外交官在冷战高峰时期生活在多么紧张的氛围之中。
在我们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地皮之后，我们的律师和不动产代理人不得不两次控告那些反对这笔预计可以成交的土地买卖的人。我们在地方法院的判决中获胜，但是邻里协会又继续上诉并成功地推翻了地方法院的判决。有些争执的确令人十分好笑。一位在弗农山国家公园（乔治·华盛顿故居所在地）旁边拥有一块地产的人同意把他在波托马克河附近的一块地卖给我们。这位地产主没有好争吵的邻居，而且他本人对苏联也没有敌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一艘驱逐舰上担任舰长，负责为满载重要作战物资驶向摩尔曼斯克的船队护航。多年来他一直想把这块土地出售给国家公园管理局，但该局却以资金困难为借口拖拖拉拉不愿协商此事。当这位地产主刚一通知公园管理机构，说他将要把这块地卖给苏联使馆时，公园购买这块土地的资金像变魔术般地立即筹集到了，于是我们又一次空手而归。
此后，我们试图在麦克莱恩附近，也就是远至波托马克河弗吉尼亚一边的郊区寻找一块合适的地皮。这回出来干预的是中央情报局，它声称这一地点离它的总部太近了。
公正地说，美国政府无论是肯尼迪政府还是约翰逊政府——都试图帮助我们。当我们的案件交到上诉法院审理时，国务卿给法院写了一封信，为我们进行了辩护。哎呀，那封信同样没有帮上忙。
我们准备向更高一级的法院提起诉讼，但腊斯克建议我们不要这样做，他说，此案已经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而且新闻媒介已把此事渲染成了一桩丑闻。后来美国政府允诺在联邦的地产中找一块地皮。但是，很长时间过去了，最后直到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政府才在威斯康星大街上给了我们一个建馆地点，旧联邦阿尔托山医院就坐落在那里。苏联政府随后在莫斯科拨了一块地，供建造新的美国使馆之用。新的使馆大楼在华盛顿和莫斯科按时建成，但是，由于在建筑过程中双方使馆楼都被秘密安置了麦克风和发报机而引起了丑闻，在问题首次被提出后的很长时间内，两座新使馆都没有被使用。
我们的监听设备在莫斯科美国使馆楼的建筑结构中被发现后，美国国会便立即严令禁止使用那里的新馆设施，并且阻拦继续建造华盛顿的苏联新使蓿。两座使馆都被关闭，（而且还展开了一场要求苏联对莫斯科的美国使馆建筑——美国说它根本不能安全使用——提供赔偿的激烈争论。）
我离开华盛顿之后，曾于1991年12月在莫斯科与罗伯特·斯特劳斯[8]——他是我在华盛顿的老相识，当时正担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共进午餐。他神秘莫测地微笑着，要我猜一猜当天早些时候他刚拜访了哪位苏联领导人。我想了片刻后说猜不出来。他一本正经地说：“我拜会了巴卡京[9]，克格勃的头儿。”我有些吃惊，便问他们谈了些什么。
“你永远也猜不出来。”他回答道。他说克格勃允诺要提供有关苏联在新的美国使馆大楼里安装的窃听设备的设计和位置的全部情况，显然，这是苏联公开化新政策的组成部分。他说华盛顿对此感到相当惊讶，“但无论如何这种做法也是受欢迎的”。
“那么，对这一恩惠的回报是什么呢？”我问大使，同时也间接提到了我们在华盛顿的新使馆里也有美国人装的窃听仪器。他对此付之一笑，并说美国人暂时还不准备实行开放政策。事实上，这个问题没过几年便得到了解决。当我于1994年为写作本书做准备而访问华盛顿时，我终于能够住进坐落在乔治城正北、威斯康星大街阿尔托山的新使馆大楼——从我最初开始寻找建设新馆地址起125已经过去了30多年。
相对于我们与美国极为紧张的关系而言，我国一些世界著名的音乐家、芭蕾舞团及歌剧团的访美活动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例外。他们中间有钢琴家斯维亚托斯洛夫·里克特[10]、芭蕾舞主要女演员玛亚·普利谢茨娃[11]和大提琴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洛波维奇[12]及他的妻子、女高音歌唱家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13]；有莫斯科大芭蕾舞团、列宁格勒歌剧暨芭蕾舞团、莫伊谢耶夫舞蹈团以及其他一些艺术团体。它们无一例外地获得了巨大的、同时也是理应获得的成功。这里面也有来自革命前俄国的一位美国经纪人索尔·赫罗克[14]的一份相当大的功劳。
我仍然记得里克特的来访，不过不是从艺术观点的角度（虽然他的演出夸不胜夸），而是联想到当时我国艺术家们出国行、访问活动中一直存在的羞辱性的习惯做法。在所有这些出访旅行中，特工人员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乔装打扮跟踪着他们。这些人的任务就是暗中监视这些艺术家，观察他们的交往，制止他们定居国外的企图，顺便提一下，这种监视活动根本没能阻止住那些真想外逃的人。
绝大多数演员是爱国的，因此这种监视是对他们的污辱。里克特极为敏感，并且受到高等教育，他也是那些特别不能容忍这种监视行为的艺术家中的一个。他被一名“政府官员”伴随着，此人探听里克特的一切事务，甚至打探他的私生活。（里克特的母亲住在西德，他常常给她打电话。）
我妻子和我觉察到我们十分熟悉的这位艺术家几乎快要神经崩溃了。因此我向莫斯科发出一份紧急电报，坚持认为他的“同伴”必须回国，里克特应该单独留下。莫斯科的那些人看来理解了这种情况，所以把监视里克特的那名特工召回去了。当我告诉他可以在他想去的美国任何地方继续举行音乐会并且没有任何“陪同”时,他那种如释重负的表情令人大为感动。过了些时候，我妻子和我与里克特同乘一架英国班机回国。当飞机飞到大西洋中部时，我妻子收到了他定购的——一大束玫瑰花，以此感谢我们的殷勤款待以及帮助他摆脱了官方的监护。
但是，所有苏联公民出国——不论是短期旅行还是被长期派驻使馆或贸易代表团工作——都要受到众多权力机关的全面检查。最终的决定是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专门部门作出的。每个出国的个人都被叫到这个部门，以便审查他或她的公开立场和私生活以及他们对“苏联公民在国外行为规则”的理解情况。这些规则是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它们以书面指示的形式出现，因此每一个出国人员都必须耐着性子读完对该规则的解释，并在一份说明他已阅读并理解了这些规则的声明上签字。
大部分规则列举禁止或不赞成苏联公民在外国做的事情。它们被想象为能够防止我们在大街上、商店里、影剧院中，在参加招待会以及其他我们可能被邀请出席的场合“被外国情报机构煽动或吸收为成员”。实际上，列举出允许做的事项比列举出所有的守则或许更容易些。违反规则便意味着或者立即被遣送回国，或者再也得不到出国许可。
这些规则有时会造成极为荒唐的事情。一位新任命的大使的夫人应召就这些守则问题进行例行谈话。她曾跟随她的丈夫多次出国。当指导员向她宣读了所有的规则并要求她在表示她已理解如何去做的声明上签字时，这位女士非常气愤，并问他是否出过国。得知他不曾出过国后，这位女士拒绝接受审查，并且坚持说她不想听只是从书面指示中了解生活的官僚主义者讲话。这件事传到了上级部门。这位女士被告诫“在中央委员会总部要自我克制一些”，而那位指导员则被告之他对召来一位大使的配偶进行审查有点“过分热情”了。幸运的是，我知道她丈夫的前程没有受到影响，因为这位女士就是我妻子。
有一个令人十分好笑的事件牵扯到这个特殊部门的头头出访巴黎的事。这位名叫巴兰尼科夫的高级官员跟随某个代表团到巴黎旅行。当他抵达巴黎后，他向大使[15]吐露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去看一看“疯狂的牧羊女”这间夜总会。但是，那些臭名昭著的规则是严禁光顾这种地方的。大使偷偷地建议巴兰尼科夫隐姓埋名地去看看“疯狂的牧羊女”里面著名的歌女，并派他的助手——此人十分熟悉巴黎——给他做导游。这名助手费尽心机买了前排的票。在演出中，一位舞女从舞台上走下来，走近这位部门领导，邀请他与她共舞。她拉住了他的手，而巴兰尼科夫完全被震惊了，他把手猛地抽了回来。舞女耸了耸肩离他而去。这件事似乎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大使和他的那位担任要职的客人对此都非常满意。
过了两个星期，莫斯科外交部法国司收到了一个定期从巴黎寄来的报纸邮包。法国司的外交官们从其中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一张那位中央委员会部门领导和酒吧舞女在一起的照片。他的名字没有被提到，文中只把他说成是某个“行为怪异的外国人”。
外交部官员最初认为这是一起挑衅行为，发表这张集成照片是为了诋毁一位重要的共产党员的名誉。他们甚至打算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在采取行动之前，我们驻巴黎的大使不得不介入此事并向部长解释了所发生的事情。此事被压了下来，从未向最高层汇报。但是，这位“行为规则”专家着实让外交官们大大开了一心。
[1]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JamesWilliamFulbright，1905年4月9日——1995年2月9日），1925年毕业于阿肯色大学。1928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934年起担任律师。1939—1941年任阿肯色大学校长。1942年参加民主党。1943—1945年任众议院议员。1945—1974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55—1959年任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1959—1974年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1947年支持马歇尔计划。1951年起公开反对麦卡锡主义。1961年反对猪湾入侵计划。1966年起反对越南战争。1974年议员连任失败后，继续从事律师工作。1993年退休。
[2]小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CabotLodgeJr.，1902年7月5日——1985年2月27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24—1931年期间在报刊工作。1933—1936年任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员。1937—1944年、1947—1953年任参议院议员。二战期间两次入伍参战。1953—1960年任驻联合国大使。1960年作为尼克松的副总统候选人搭档竞选，但以失败告终。1961—1962年任大西洋研究所总干事。1963—1964年、1965—1967年两次担任驻南越大使，期间策划了暗杀吴庭艳的行动。1967—1968年任无任所大使。1968—1969年任驻联邦德国大使。1970—1977年任总统驻梵蒂冈教廷私人代表。1985年去世。
[3]亚伯拉罕·福塔斯（AbrahamFortas，1910年6月19日——1982年4月5日），美国法学家。193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毕业后曾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罗斯福政府任内曾任公共工程管理局总法律顾问和内政部副部长。1946—1965年期间担任律师，曾为受麦卡锡主义迫害的人辩护。1965—1969年任最高法院大法官。1969年因卷入道德丑闻而被迫辞职。此后继续担任律师。1982年去世。
[4]杰克·约瑟夫·瓦伦蒂（JackJosephValenti，1921年9月5日——2007年4月26日），美国政治顾问。出身于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二战期间入伍。1946年毕业于休斯顿大学。1948年获哈佛大学MBA学位。1952年创办广告公司。1956年起与林登·约翰逊结为至交。1963—1966年任总统特别助理。1966—2004年任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在任期间创立电影分级系统。2004年退休。
[5]乔治·爱德华·里迪（GeorgeEdwardReedy，1917年8月5日——1999年3月21日），1938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随后进入联合出版社工作。1964—1965年任白宫新闻秘书。1965年因反对约翰逊对越南战争的政策而辞职。1968年短暂担任总统特别助理。1972—1976年任马凯特大学新闻学院院长。1976年辞职，但继续留校任教。1999年去世。
[6]亚当·腊帕茨基（AdamRapacki，1909年12月24日——1970年10月10日），波兰外交家、经济学家。1929年起参加左翼青年组织。1931年加入独立社会主义青年联盟（ZwiązekNiezależnejMłodzieżySocjalistycznej）。1933—1934年期间服役。1939年8月24日应征入伍，9月22日被德军俘虏并被囚禁于战俘营。二战结束前被盟军解救。1945年8月加入波兰社会党。1946—1948年任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47—1950年任航运部长。1948年加入统一工人党。1948—1968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1948—1954年、1956—1968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0—1951年任高等教育部长。1951—1956年任高等教育和科学部长。1954—1956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候补委员。1956—1968年任外交部长。1968年退休。
[7]休·斯旺森·赛迪（HughSwansonSidey，1927年9月3日——2005年11月21日），美国记者。早年毕业于爱荷华大学。1955—1957年任《生活》杂志记者。1957年起任《时代》杂志记者，曾采访艾森豪威尔到克林顿期间的多任总统。1998—2001年任白宫历史协会董事会主席。2005年去世。
[8]罗伯特·施瓦茨·斯特劳斯（RobertSchwarzStrauss，1918年10月19日——2014年3月19日），出身于一个德国犹太移民家庭。1937年加入联邦调查局。二战后参加民主党。1970—1972年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司库。1972—1977年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77—1979年任贸易代表。1979年任驻中东特使。1988—1989年任国家经济委员会联合主席。1991年任驻苏联大使。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驻俄罗斯大使。1992年辞职后继续从事律师工作。晚年在大学任教。
[9]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Вади́мВи́кторовичБака́тин，1937年11月6日——），196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3—1975年任苏共克麦罗沃市委第二书记。1975—1977年任苏共克麦罗沃市委建设部长。1977—1983年、1987年任苏共克麦罗沃市委第一书记。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巡视员。1985—1987年任苏共基洛夫省委第一书记。198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0年任内政部长。1991年公开反对八一九事件。1991—1992年任克格勃主席。1992年以后从事经济工作。
[10]斯维亚托斯洛夫·特奥菲洛维奇·里克特（Святосла́вТеофи́ловичРи́хтер，1915年3月20日——1997年8月1日），苏联钢琴家。
[11]玛亚·米哈伊洛夫娜·普利谢茨娃（Ма́йяМиха́йловнаПлисе́цкая，1925年11月20日——2015年5月2日），苏联芭蕾舞蹈家。
[12]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多维奇·罗斯特洛波维奇（Мстисла́вЛеопо́льдовичРостропо́вич，1927年3月27日——2007年4月27日），苏联大提琴家、钢琴家、指挥家、作曲家。
[13]加林娜·巴甫洛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Гали́наПа́вловнаВишне́вская，1926年10月25日——2012年12月11日），苏联演员、戏剧导演、女高音歌唱家。
[14]索尔·赫罗克（SolHurok，1888年4月9日——1974年3月5日），原名索洛蒙·伊兹拉洛维奇·古尔科夫（СоломонИзраилевичГурков），俄裔美国经纪人。
[15]指苏联驻法国大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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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学会共同生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六章学会共同生存
↘建立“热线”
↘老问题重新出现
↘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
↘我与约翰·F·肯尼迪最后的会谈
↘肯尼迪总统遇剌
↘重新审视肯尼迪时代
建立“热线”
古巴危机过后，我们同肯尼迪政府的关系渐渐形成了一种更为现实的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的是联系、讨论、谈判以及在这两个已开始被看成世界超级大国之间出现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不断进行的调整。古巴问题仍然很敏感，卡斯特罗政府在拉丁美洲以及后来在非洲进行的冒险行动更是如此。但是，尽管美国公众几乎一致希望除掉卡斯特罗，美国政府却不愿意为此而冒同苏联打仗的风险。此外公众中还出现了对核战争的恐惧，这是我在古巴危机前所未曾看过的。
显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对双方的通讯系统进行全面的检查并使之现代化，其目的是为了能够及时地消除下一次对抗。这种现代化的通讯方式被称为“热线”——苏联和美国政府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直接联系的一条渠道。
现在的人几乎想象不出，在古巴危机那段恐怖的日子里，我们使馆与莫斯科的通讯联系手段是多么的原始。每当我想给莫斯科拍发急电，汇报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重要谈话时，首先要把电报译成密码（开始用手工，后来才用机器），然后我们给西部联合电报公司打电话。电报公司便会派一位信使来取电报。来取电报的是同一名年轻黑人，他骑一辆自行车来到使馆。然而，等他带着我的紧急电报蹬着自行车离开后，我们使馆的人只能祈祷，盼望他能毫不耽搁地把电报送到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办公室，千万别在半路上停下来和某个姑娘聊天！
这种原始的通讯手段就是赫鲁晓夫在那个关键的日子——10月28日，星期天——为什么要采取极不寻常的方式将他的紧急答复送交给肯尼迪总统的原因。由于克里姆林宫知道最后期限已到，古巴危机结局如何将有赖于他的答复，因此，赫鲁晓夫不仅用密码电报给我发来了他的紧急答复，并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送去电报的副本，而且指示莫斯科电台立即用英语全文广播他的答复。赫鲁晓夫的助手率领的车队一路鸣着警笛，速度飞快地从赫鲁晓夫的别墅驶向广播电台，电台立即广播了给肯尼迪总统的信。我本人也是从广播中——而不是从两小时后经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转到使馆的电报中一一得知赫鲁晓夫答复的全文的。
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也以我们和莫斯科联系的同样方式，即通过商业电报和华盛顿进行联系。长期以来，双方使馆一直被禁止安装无线电通讯所必需的巨型屋顶天线，因为双方情报机构都担心对方可能会利用这些电线在本国首都窃听政府及其他机构内部的无线电谈话。正如多年以后我们了解到的那样，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之所以坚决拒绝搬到另一处更为宽敞、风景更加秀丽的地方（苏联当局曾建议相互提供建立较大的现代化使馆楼的地址），原因之一即是旧使馆楼坐落在加里宁斯基大街一一莫斯科主要的公路——附近，我们的头头们从他们的别墅出来，正是沿着这条公路坐汽车上班的。在他们的汽车后部安装了无线电话——但没带扰频器，赫鲁晓夫，特别是尼古拉·波德戈尔内[1]主席，在他们上班路上经常和他们的同事们谈话，讨论公务或闲聊。由于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就坐落在他们上班路线的附近，因此他们不用大型屋顶天线——它可能泄露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就能窃听并录下这种无线电通讯。在华盛顿，由于我们的使馆离白宫只有6个街区，所以我们的情报机构也曾尽力想从附近空域查寻能测听到的一切无线电通话，但美国人在技术领域显然把我们甩在了后边，因为美国政府的无线电通话绝大部分都是加密的。
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注意到了在古巴危机的紧要关头突然暴露出来的通讯问题，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尽快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6月20日，在日内瓦签署了一份建立“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通讯热线备忘录。
备忘录规定在两国首都之间设置一条经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伦敦传递紧急电报的全天候电报线路。与此同时还安装了一条从莫斯科经丹吉尔到华盛顿的全天候无线电通讯线路，这条线路被用于补充通讯联络以及在两个终端站之间进行协调联系。后来，由于一位芬兰农民在种地时无意中砍断了第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电话线——这件事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极大不安——所以又铺设了第二条电话线。最后，莫斯科和华盛顿安装了一条由卫星传送信号的无线电话线。
老问题重新出现
然而，老问题——德国和柏林问题、寻求缔结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以及我们长期争论的其他一些问题一一又重新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3月12日，即古巴危机过去大约6个月后，罗伯特·肯尼迪和我私下共进了一次时间很长的午餐，其时回顾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在谈话中提到了一个十分令人感兴趣的历史插曲：约翰·肯尼迪刚一当上总统就建议他的弟弟罗伯特学习俄语，因为他想任命他驻莫斯科大使。这个冒险计划后来被放弃了，尽管罗伯特·肯尼迪并没有说明其原因何在。
罗伯特·肯尼迪说，总统衷心希望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的子孙后代”。他认为缔结这样一个条约将有助于使国际形势正常化。他还提出是否可以再次举行最高级会谈，以讨论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留在古巴的苏联军队等问题。两国领导人可以讨论其他的、更为复杂的国际问题，例如德国及柏林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最高级会谈解决，而不能通过一般外交方式解决。
当我汇报了我们的会谈之后，莫斯科问我肯尼迪兄弟对举行最高级会谈到底有多大的诚意。我回答说，他们确实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但在我看来，总统考虑这件事的着眼点首先是在国内问题上。如果最高级会谈最终获得成功，哪怕只是被描述成开得很成功的样子，那它肯定能使肯尼迪在1964年的大选中获胜。与此同时，我还告诉莫斯科，罗伯特·肯尼迪在谈到德国及柏林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要在最高级会谈中或在其他任何场合做出妥协的意思，因此我向莫斯科建议我们应该等待腊斯克或汤普森这样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人”做进一步的澄清。
但是，赫鲁晓夫仍然顽固地试图在德国及柏林问题上自行其事，尽管他为摆脱古巴危机已使自身地位受到了削弱。虽然我认为由于赫鲁晓夫的过分要求，讨论举行最高级会谈之事很可能失败，但我仍得到着手进行长时间的并且是复杂的讨论的命令。不过，外交对话本身还是可以为消除对立情绪提供机会的。
3月26日，这场讨论以与腊斯克进行的一次深入交谈而拉开了帷幕。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我向他阐明了我们的立场，这一立场是以赫鲁晓夫提出的那个众所周知的建议作为基础的。听过我的阐述之后，腊斯克指出，虽然许多人认为讨论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没有多大的意义，但肯尼迪总统仍准备继续寻找一种解决办法，至少也要找到消除这一问题所带来的危险的方式。
接着，腊斯克开始详细询问我们的观点，并向我再次保证在德国问题上缓和紧张关系是真的。最后他直接了当地问我：难道我们不认为“时间将会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危险将会渐渐地自行消失吗？确实，这就是美国人解决德国及柏林问题的基本思想——它打算保持现状，等待时机，看下一步该做些什么。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明确指示，我该如何回答他呢？
腊斯克和我就这样又开始了新一轮马拉松式的会谈。这些会谈很快变成了异常乏味而又不断重复的仪式，腊斯克因此开玩笑地把我们的问话和答话编上了号码。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的关系变得比较密切了。尽管我国政府不愿让外国人观看苏联发射宇宙飞船的情况，但我却应邀在卡纳维拉尔角观看了一次激动人心的发射实况。经肯尼迪总统特批，我还到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工程师们正在这里研究登月技术——参观了严格保密的设备。我被允许坐到了登月车的座舱模型里。作为一名受过训练的工程师，美国的技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向莫斯科也是这样汇报的。
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
苏美关系在1963年期间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就禁止核试验问题展开了谈判。肯尼迪之所以寻求达成一项彻底禁止核试验的协议，部分原因在于他比他的前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核扩散的危险。在核大国之间缔结一项禁止核试验的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阻止核武器扩散到那些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中去。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大气中进行核试验而造成的放射性尘埃的危害，两国舆论界对此正进行着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尽管相比之下，苏联舆论界批评的激烈程度要弱一些——苏联的核试验是在更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也开始考虑停止核试验的可行性和实际利益。在加勒比海地区发生的危机以及在危机期间发生的所有过分行为已经向全世界表明了两个核大国的存在。两国之间缔结一项停止核试验的条约，在某种意义上将再次肯定苏联拥有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的地位。此外，苏联的一些科学家和军事领导人认为，进一步的核试验只能有利于美国提高其核武器的质量，而不能帮助苏联赶上去。
但是，缔结条约的关键性障碍仍然是为确保双方停止核试验而进行监督的问题。赫鲁晓夫对此有很大的疑虑，而且他深受其顾问们的影响。他们没有能够从下述条件中做出选择：利用国家手段实行监督，这意味着自行监督；有限地利用两国境内的自动观测站（即所谓的黑匣子）；或者由那些被允许以观察员身份巡视缔约国领土的外国专家进行监督。此外，还存在着一个技术性问题。尽管可以利用科学手段，从落在其他国家的放射性尘埃中探测出在陆地、海洋或外层空间进行的核试验，但记录地下核试验的信号可能和记录地震的地震数据混淆起来。如果想弄清楚是否违反了协议，有时必须派一名专家前去检查地震仪所记录的震动发生地点，以确定已经发生的究竟是地震还是核爆炸。问题的要害正是现场检查。在赫鲁晓夫看来，是否允许检查人员进入我国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
古巴危机刚一过去，赫鲁晓夫便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他以一种和解的态度，通过秘密渠道——现在完全由罗伯特·肯尼迪和我操纵——通知肯尼迪总统，苏联政府将第一次同意每年可以在每个核大国境内进行2至3次检查。
遗憾的是，肯尼迪政府非但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反而就增加检查次数问题展开了漫无休止的争论。美国方面没有意识到首次决定允许即便是为数很少的几名外国观察员进入苏联境内使莫斯科承受了多大的心理负担，而且是多么富有创新精神（很多政治局委员根本就不同意这样做）。
于是，总统回答赫鲁晓夫说，他对苏联同意现场检查表示欢迎，但他指出美国希望每年的检查次数不是2至3次，而是8至10次，对此赫鲁晓夫以次数过多为由予以拒绝。
3月份我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以及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如J·罗伯特·奥本海默[2]、利奥·西拉德[3]和总统的科学顾问杰罗姆·威斯纳[4]进行了数次开诚布公的谈话。麦克纳马拉对我说，美国的核物理学家们已告诉总统，他们预计在最近一段时期内不会制造出任何名副其实的新型核武器，所以从军事和技术的角度看，继续进行核试验竞赛显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从政治角度看，麦克纳马拉继续说道，国会和公众仍然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就此问题进行的激烈的争论造成的——继续进行核试验将使美国保持在核武器方面不可取代的领先地位。十分荒谬的是，他说，政府自己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因古巴危机而加深的对核战争的恐惧反而支持加强核军备和继续进行核试验，尽管存在着对放射性尘埃的担心。这一切正在被共和党人以及像爱德华·泰勒[5]这样的支持共和党人的科学家巧妙地加以利用。
奥本海默和西拉德曾先后对我说过，他们对这种情绪感到忧虑。他们敦促我们为达成协议而寻找一种合理的妥协办法，并且强调指出，如果我们打算阻止为研制更为复杂、更为可怕的核武器而进行的一场核竞赛，那么“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威斯纳暗示5至6次检查次数是可能得到美国同意的数字。
4月初，汤普森私下告诉我，他为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关系的发展趋势表示担忧，并且说他正考虑提出建议，让总统派他的亲密助手——可能是腊斯克、罗伯特·肯尼迪或无任所大使W·埃夫里尔·哈里曼[6]去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会晤。我喜欢这个主意，并且告诉他我准备对它表示支持。在我看来出访莫斯科的最佳人选是腊斯克。
汤普森说，对于总统来说，选举成败的关键在于他能否解决几个具体问题，那些与他关系密切的人认为，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其中最有希望做成的一件事，接下来就是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于8月或9月举行会谈，届时他们将互换批准书，讨论国际局势，或许还将签署诸如民航协议之类的双边条约。此外还可以讨论德国和裁军问题，以便为双方的谈判人员指明方向。肯尼迪在4月11日致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中大体采纳了上述意见。
几天之后，腊斯克交给我一份将由四个核大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签署的联合声明的草案，声明保证既不直接也不间接地通过军事联盟向任何无核国家转让核武器，同时还保证它们将不会帮助无核国家生产核装备。4月29日，我向肯尼迪转达了一个口信——赫鲁晓夫准备接见总统的特别代表，以便非正式地交换意见。
但是，通往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道路并不平坦。大约在同一时候，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见了美国和英国的大使，两位大使带来了肯尼迪总统和哈罗德·麦克米伦首相内容完全一致的口信，敦促他同意将检查次数增加到3至7次。
“这么说你们是想让我们单方面地向外国情报机构开放我国所有的地区了？”赫鲁晓夫答复道，“即便苏联政府同意每年进行2至3次检查，西方大国仍然会想方设法地把差不多半个国家都纳入受检查的范围之内。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对自己同意在苏联境内进行2至3次检查已深感不快。现在我认为我们应该收回这一建议。为了进行完全必要的监督，建立2到3个自动地震监测站就足够了。都是由于你们我才愚弄了自己，因为我们刚一提出建议就得到了要求同意每年进行8至10次检查的回答，现在又说是一年进行7次，对此苏联是不会接受的。我们将不会对肯尼迪再做出任何让步，但可以向（共和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7]和其他‘鹰派人士’做出让步。”
（曾经领导过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格伦·西博格[8]是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他后来曾不无遗憾地告诉我，说服肯尼迪为进行更多的检查而讨价还价的正是他；每年进行8至10次检查是他首先提出的。他曾经确信双方将会取中，在每年检查5次或7次这个范围内达成某些妥协。西博格对我说，如果他当时知道赫鲁晓夫甚至可能收回每年进行2至3次检查的建议的话，他肯定会劝说总统接受赫鲁晓夫的建议。）
不过，互派私人代表的计划仍在进行，而且总统决定派腊斯克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一一这个选择也得到了汤普森的赞同——虽然他7月28日才能到。与此同时，关于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将在莫斯科重新开始，总统挑选哈里曼出任他的代表。哈里曼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莫斯科和赫鲁晓夫本人都十分尊重他。哈里曼是一位可以信赖的谈判者，他能够直接接触上层人物——在如此复杂的谈判中这往往是一个有利条件。在谈判的最后一天，由于葛罗米柯在一个特殊问题上坚持他的立场，所以哈里曼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场争论实际上并不涉及原则问题，美国可以满足苏联方面的愿望。接着他要求立即接通肯尼迪总统的电话。谈判是在阿历克谢·托尔斯泰大街外交部的一所房子内举行的。哈里曼的要求在那里引起了一场骚动，因为此前还没有从莫斯科直接往华盛顿打电话的先例。然而，一个半小时之后，他们接通了总统的电话。仍然坐在谈判桌前的哈里曼解释了一下情况之后便请求总统同意他提出的解决方案。肯尼迪问了两个问题，随后便同意了他的建议。美国政府最高层的决策速度给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肯尼迪总统非常尊重哈里曼，而哈里曼也像父亲一样关心着肯尼迪，并且总是给予他有力的支持。他与我们打交道的长期经历可以追溯到战争时代，那时他是罗斯福的驻莫斯科大使。他以此资历在我国赢得了极大的尊重和喜爱，后来的领导人也同样尊重和喜爱他，直到他寿终正寝为止。他享有这种尊重是当之无愧的：尽管他是一个真正的公民和爱国主义者，但他却在尽力寻找能够使我们两国团结起来的共同点，而不是把两国隔离开来。然而这从未阻止他坦诚地表达他的不同意见。这种做法反而使他更加受到苏联领导人和肯尼迪总统的爱戴。因为他总是坚定地捍卫自己的信念，所以总统和朋友、亲密的助手们在一起时，总是开玩笑地称哈里曼是“鳄鱼”。总统曾经送给他一个刻有鳄鱼字样的小青铜鳄龟，哈里曼为此深感骄傲。
我妻子和我是哈里曼家的常客。他家住在乔治城，此地以华盛顿政界要人，比如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外交官、新闻记者以及知名人士和政治家，在首都聚会的一个永久性地点而闻名。在夫人去世之后，他又和温斯顿·丘吉尔儿子的遗孀帕梅拉[9]结了婚。帕梅拉是一个聪明、充满活力而且十分迷人的女性，她不仅很快加入了美国国籍，而且成为民主党最积极的捐助人。我们十分珍惜与哈里曼夫妇的友谊。
在莫斯科领导谈判的是葛罗米柯、哈里曼和英国保守派政治家黑尔什姆[10]爵士。这场谈判持续了大约两个星期，最终达成了一项在三个范围——大气层、陆地、海洋——内部分禁止核试验的协议，但地下核试验除外，因为在无法进行现场检查的情况下，只有这种试验是难以监控的。该协议于8月5日在莫斯科签署。
7月15日，赫鲁晓夫与哈里曼和黑尔什姆进行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谈。赫鲁晓夫在会谈中以其特有的粗鲁风格阐述了苏联的观点，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检查这一问题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苏联将不会同意进行检查，即便是建议只进行2次或3次检查也不行，”他说，“我们准备同意停止一切核试验，但只能使用‘黑匣子’这种手段进行监督，但不能进行实地检查。我们将不会同意以任何形式进行检查，哪怕是一次也不行。至于在那些不需要进行检查便可核实的范围内搞的核试验，我们可以签订这样一个协议。关于间谍活动，看来我们对其含义有着不同的概念。我们很难认同西方国家在此方面的观点。当猫承诺它将只抓老鼠而不碰猪油时，很可能它的确相信自己说的是真话，但毫无疑问，在没人看着时它也会偷猪油。”
由于现场检查问题没有解决而未能就禁止地下核试验达成协议，因此核大国丧失了一个至今仍未重新得到的重要机会，这也是在漫长的苏美关系史中所丧失的众多机会中的一个。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协议对限制军备竞赛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多弹头——也叫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和核弹头巡航导弹也许不会出现，因为它们的新弹头不可能得到试验。回过头来看，这一失败表现出那个时期我们的部分领导人的极度轻率，他们不准备搞得如此开放。
现在，根据各种不同的条约每年都要在外国领土上进行数百次的检查。
8月5日，《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在莫斯科签订——这是放慢军备竞赛速度并且使世界免受放射性尘埃危害的第一个具体步骤。腊斯克参加了签字仪式，然后前往高加索地区黑海岸边上的比祖达——赫鲁晓夫正在此地渡假——他们进行了愉快的谈话，然而没有取得任何明显的突破——没有人指望在刚刚签定了禁止核试验条约后便出现什么新突破，但是当腊斯克提出举行最高级会谈时，赫鲁晓夫对此建议表示支持，同时又说对此次会谈应进行充分的准备。
在比祖达举行的会晤显然是非正式的。使摄影师喜出望外的是他们甚至在一起打了羽毛球。我妻子伊琳娜——一个家庭摄影迷——脱掉鞋子站在谈判桌上为比赛拍照。赫鲁晓夫笑着说她肯定吸收了美国人的冒险精神。
我与约翰·F·肯尼迪最后的会谈
8月中旬，赫鲁晓夫委派我同肯尼迪总统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一次详细的讨论。他在一封由我转交给总统的特别信件中说明了对我的委派。8月26日，我和肯尼迪在白宫进行了单独会谈，这将是我同他进行的最后一次会谈。会谈一开始他即询问了赫鲁晓夫的健康情况，但是还未等我做出回答，他便又笑着说，从腊斯克对他和赫鲁晓夫的羽毛球比赛所做的生动描述看，我的提问显然是多余的了。
肯尼迪表示他对在莫斯科签定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很满意，但是当我们谈到参议院为审批这一协议而召开的听证会时，他便有些黯然神伤。“对（爱德华·）泰勒或戈德华特参议员这样的人我又能怎么样呢？”肯尼迪说，“他们和戴高乐一样不讲道理，满嘴的奇谈怪论。然而我想指出的是，政府和我本人都盼望能成功地签定这项协议，我将尽一切努力这样做。你可以让莫斯科放心。”
我转交了赫鲁晓夫的信。他在信中阐述了巩固两国关系的必要性。总统同意条约一经批准之后，首先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应该就防止突然袭击的措施、发表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试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声明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交换意见。
根据得到的指示，我再次提出了以和平手段解决德国问题的想法。我说道，在我们看来，虽然自修筑柏林墙和在东西德国之间划定边界以来的两年时间里局势有所缓和，但是，苏联政府认为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仍然成问题。我说，实际上每个人都认为现有的边界不能通过战争来改变，总统对此点头表示同意。既然如此，最好是大家协调一致并且从法律上承认这一边界，因为世界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人们可能会失去耐心和希望。我提醒肯尼迪，他本人曾经私下告诉葛罗米柯他承认现有的德国边界已是既成事实，所以让我们采取下一个步骤，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吧。
肯尼迪肯定了他曾对葛罗米柯说过的话，但是他说美国政府尚不准备同意发表一个正式的声明。它最多可以承诺不使用武力改变边界。肯尼迪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美国的盟国——特别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法国——的立场。在与我讨论互不侵犯条约中，总统同样试图把责任推到他的盟友——首先是波恩和戴高乐，特别是戴高乐——身上。他说，法国总统反对签订任何类似的条约，并且很难和他谈到一块儿，因此法美关系仍然是紧张的。
肯尼迪主动提出了另外一些问题，看来他显然是想改善与我们的关系。他说他希望扩大两国间的贸易，并且已经指示国务院和商业部立即着手处理此事。他还让我告诉赫鲁晓夫两国在外层空间进行更加积极的合作对双方都有利，这样做可以共同分担我们付出的巨大投资；在适当的时候苏美可以联合进行登月飞行，虽然他是随意提出这个建议的。
接着，肯尼迪总统把谈话转到了古巴问题上，并向我打听驻扎在那里的苏联军事人员的情况。我说我们的军队已经撤出，只有教练和其他军事专家将留到古巴人掌握了我们的军事设备的使用方法为止。他问赫鲁晓夫将访问古巴是不是真的，我告诉他是真的。总统小心翼翼地说出了一个期望，即当赫鲁晓夫与古巴人会谈时,当他在那里公开发表讲话时，他应该记住这一切在美国都是极其敏感的，特别是他还面临着下一年的再次竞选问题。会谈结束时，总统请我转告赫鲁晓夫及其夫人，感谢他们对他的新生儿子帕特里克的夭折所表示的慰问。随后他提议我们在向新闻界通报这次会谈的情况时应统一口径，应该透露赫鲁晓夫在信中表示的希望禁止核试验条约能够促成更多的协议的意见，肯尼迪强调说他也抱有同样的希望。我对此表示同意，我离开白宫时，实际上就是以这种方式向新闻界简单地介绍了我们的会谈。
显然，美国政府在那一年的秋季一直对苏联实行了一种积极和解的外交政策。汤普森曾试探过我对在国际检查站的监督下逐步撤军的意见，这些检查站不仅应设在苏联和西欧领土上，甚至应设在美国东海沿岸各港口中，以保证不会再次发生入侵古巴的行为。这是一个十分有诱惑力的想法，但由于莫斯科因一贯不喜欢被检查而对此意见置之不理，所以肯尼迪对它也失去了兴趣。与此同时，美国建议签订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使用核武器的协议，这一建议得到了经联合国大会一致批准的一项苏美决议案的支持。1月15日，罗伯特·肯尼迪根据总统的旨意私下对我说，我们两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良好的私人关系以及他的兄长与赫鲁晓夫之间的相互理解，并且说如果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能花上两天或三天的时间，“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所有的问题”，那么他们再次举行会谈将是很有益的。
在古巴危机爆发后的那一年里，这是美国首次提出有可能举行最高级会谈。罗伯特·肯尼迪还建议进行互访，并说总统或许在下一年年初将首次访苏。但是这一计划却没有实现。我们的会谈结束一周之后，约翰·肯尼迪就对达拉斯进行了灾难性的访问。
肯尼迪总统遇剌
11月22日，我向莫斯科发出了一封紧急而又悲惨的电报：“收音机刚刚广播肯尼迪总统在得克萨斯州遇刺受伤身亡。约翰逊自然成为美国总统。”
那天发生的事情颇具戏剧性。我一大早就预约了我的牙科医生。当我坐在牙科医生的椅子上时听到旁边一间屋子里的收音机正在播放音乐。接着音乐停止了，只听到一个激动的声音反复提到肯尼迪的名字。我听不清收音机里正在说什么，便请医生把音量放大些。他刚一过去便又返回来说——虽然相当冷静——总统被暗杀了。说完之后，他要我再次张开嘴，以便让他继续工作。
不用说在这种时候我根本顾不上看我的牙了。我必须立即返回使馆。令我大为吃惊的是，牙科医生一边说“总统被杀害真是太糟糕了”，一边又说，他不是肯尼迪的支持者，因为总统过分关心黑人的权利，并且“把他们惯坏了”。他说这件事是种族不和造成的。他希望新总统不要过分“玩弄民主”。后来，一家美国报刊了解到这位牙科医生的情况后写道：“美国特工机构将从这个笨蛋的嘴里得到一切。”他们并不知道牙科医生到底说过些什么。
事态发展得极为迅速，并且对我们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影响。11月22日，总统遇刺当天，得克萨斯州警察当局以涉嫌谋杀总统的罪名逮捕了一个名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11]的24岁的美国人。据说奥斯瓦尔德是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的一个地方分支机构的主席。收音机还报告说奥斯瓦尔德在此前某个时候曾去过苏联，并且与一位俄罗斯女子结了婚。11月23日，奥斯瓦尔德被正式指控谋杀肯尼迪。
随着反共、反古巴运动在美国愈演愈烈，显然，我们将作为这场阴谋的参与者受到怀疑，即使事实并非如此也罢。忧心忡忡的腊斯克立即与林登·约翰逊讨论可能造成的国际影响。使馆收到了一些恐吓信。关于苏美关系陷入新的危机的谣言开始流传。尽管形势变得越来越令人恐惧，但我确信苏联与美国发生的这场戏剧性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即使与这件事有着微不足道的牵连都将动摇苏美关系的基础。
我立即召来了使馆的情报首脑。他向我保证他们与奥斯瓦尔德没有任何联系，我与美国当局谈话时可以讲明这一点。（多年以后我在莫斯科得知，当奥斯瓦尔德第一次来苏联并在明斯克住下时，国家安全机构曾对他产生了某种兴趣。然而，因为他平平庸庸而且缺乏教养，他们很快就不再理会他了。在他工作的无线电厂里，他被看作是无用之辈，尽管他声称自己是技术专家。奥斯瓦尔德积极参加工厂射击俱乐部的活动，但是每次比赛他都是最后一名。由于他好争吵而且缺乏才能，所以当他决定回美国时苏联官方并没有正式提出反对意见，我们使馆里后来也没有人与他保持任何联系。）
我把这些情况迅速告诉了莫斯科，特别强调由于奥斯瓦尔德而使苏联意想不到地卷入了这一事件中，美国方面对刺杀肯尼迪事件所进行的戏剧性报道中正是这样说的。我还报告说，根据我们使馆领事部门的报告，奥斯瓦尔德曾在明斯克住过几年，并且在那里与一个名叫玛利亚·普鲁斯科娃[12]的人结了婚。1962年7月，他们一块回到美国。1963年3月——在肯尼迪遇刺仅仅9个月前——奥斯瓦尔德的妻子及其女儿提出了重返苏联的申请，他本人也想陪她们一同回去。由于苏联方面没有人想因为他们而招惹任何麻烦，所以他们的申请没有被批准。领事部门保留了与奥斯瓦尔德的所有通信，而且这些信件的内容无可非议。我向我国政府建议应让美国人了解这些信件的内容，莫斯科很快表示同意。
我们立即把通信的复印件交给了腊斯克，他对我们积极主动的做法表示感谢，并询问是否可以把这些复印件交给以大法官厄尔·沃伦为首的正在调查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委员会。我告诉腊斯克一切由他本人决定。
国务卿显然没有想到我们会做出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而且他毫不掩饰他满意的心情。腊斯克显得十分疲惫，两只眼睛由于缺乏睡眠而熬得通红——“一夜睡不到三四个小时，”他说——但是他仍然精神抖擞，情绪乐观，看上去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充满了自信，尽管换了一位总统。他采取了一切能够采取的措施以维护我们在肯尼迪执政时期苦心建立起来的关系。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根据它得到的情报，无论俄国、古巴，还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与这起暗杀事件无关。塞林杰告诉我，腊斯克为了尽可能不使国际局势复杂化而批准了这一声明。
肯尼迪遇刺后的第二天，我同汤普森进行了交谈，发现他的情绪极度低落。他说，肯尼迪去世对我们两国关系，特别是对我们两国领导人之间独特的秘密联系——其价值已被证实一一是一个重大打击。汤普森说他不知道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还建议说，为了安全起见，米高扬——他将作为我国代表与众多其他国家的高级代表一起出席肯尼迪葬礼——事后不可在华盛顿逗留。我本人已经以个人的名义向杰奎琳·肯尼迪[13]、罗伯特·肯尼迪及腊斯克发出了唁函。
第二天，11月24日，我与汤普森再次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他告诉我尽管约翰逊总统听说过很多有关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私人通信的事情，但他并不知道所有的情况。比如，他不知道在古巴危机期间他们就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问题达成的口头协议。约翰逊曾多次出席总统主持的对外政策会议，并且在某些场合发过言，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保持沉默。
汤普森期望在对外政策领域约翰逊和腊斯克之间的关系能像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一样密切。然而，腊斯克不是杜勒斯，约翰逊也不是艾森豪威尔。约翰逊比艾森豪威尔更为强硬，更为雄心勃勃并且性子更急。他推测约翰逊将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国内政策以及政府和国会的关系上来——他曾经是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我还被告之，约翰逊已明确决定1964年要竞选总统，现在他正在为竞选做准备。汤普森听约翰逊说他或许会考虑挑选罗伯特·肯尼迪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与他一起参加竞选，但是眼下谈论这些还为时尚早。腊斯克刚刚告诉汤普森，约翰逊指示他要坚持贯彻肯尼迪对外政策的主要路线方针，而且汤普森将仍旧担任腊斯克的苏美关系首席顾问。他个人担心的一件事是，他在担任驻莫斯科大使时曾批准奥斯瓦尔德返回美国，他希望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不会被人提出来并给他招来麻烦，事实上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肯尼迪葬礼于11月25日举行。大批极其悲痛的美国人前来观看送葬的队伍。很多人在哭泣。灵柩后面跟随着总统的亲友、由总统和总理率领的来自世界各国的众多代表团、外交使团成员、内阁和国会成员、知名政治家以及军事人员。米高扬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列。
那天晚上白宫举行了一个悼念会。平时用作举行节日招待会和官方庆典活动的大厅，此刻十分肃穆而且充满了悲哀的气氛。外国代表团依次向总统的遗孀表示慰问。她很少说话，只是点点头；她的自我控制能力和沉着镇静的神态给所有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当米高扬和我走近杰奎琳·肯尼迪并向她转达赫鲁晓夫及其夫人的深切哀悼时，她眼含热泪深情地说：“我丈夫被杀害的那天，他在一清早还未吃早饭之前，在我们下榻的旅馆里突然对我说，应该尽一切努力发展和俄国的关系。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说这些话，但是它们听起来象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我相信赫鲁晓夫总理和我丈夫寻求和平的努力会获得成功，他们俩人都在追求和平。现在，我国政府必须继承这一事业并且把它进行到底。”
我们——米高扬和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对于我来说，肯尼迪夫人叙述她丈夫关于俄国的一席话听起来就像仅仅一个星期前罗伯特·肯尼迪代表总统对我说过的那些话的下文一样。
接着，肯尼迪夫人后来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提到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尊重以及对核战争的担心，并且非常令人感动地表示她本人坚信约翰逊将会继续她丈夫曾坚定奉行的“控制和抑制”政策。赫鲁晓夫深受感动，并且让所有的政府官员传阅了这封信。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任内悲剧性历史的最后一页。
重新审视肯尼迪时代
肯尼迪遇刺对苏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家电视台转播了葬礼情况。报纸上充满了悼念文章。眼含热泪的人群排成长队等候在美国使馆外边，为的是在吊唁簿上签字。那段哀伤的日子在苏联人民中间营造出某些关于肯尼迪的神话，虽然从政治上说，肯尼迪时代在促进苏美关系方面并不是大有作为的。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的秘密通信情况；他们之间的秘密渠道是绝对保密的。
留在我记忆中的总统正值盛年，看上去非常乐观，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在与他接触的两年中，我亲眼看到作为国家的行政首脑，他的进步有多快。入主白宫仅几个月，他在与我谈论苏美事务时便表现出对主要问题有着深刻的了解，在这一点上他比另外几位美国总统明显强一些。他很熟悉欧洲的情况，并且乐于讨论有关军备控制的复杂问题。然而他对苏联的认识却相当保守。他懂得在谈话过程中如何控制自己的感情。与他弟弟罗伯特不同，他常常在谈话中建立感情，以免出现过分紧张的情况。与此同时，在就各种国际问题进行积极的对话时，他总能巧妙地坚持其立场。
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发生很多重大而且复杂的事件——古巴危机、禁止核试验条约、围绕西柏林问题出现的紧张形势以及就老挝问题达成协议，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两国的关系从核战争边缘到首次达成限制令人诅咒的核武器的协议经历了巨大的起伏。
尽管如此，苏联公众对这位总统却普遍持赞许的态度。在我看来，造成这种自相矛盾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古巴危机以及他遇刺身亡的个人悲剧。世界濒临战争边缘长达一星期之久，我们两国都处于极为痛苦的紧张状态中。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惊。所以，成功地解决古巴危机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极大的宽慰。它逐渐营造出一种期望和乐观的气氛。这种期望和乐观的气氛可能为获得更多的成就奠定了基础，而肯尼迪总统也成了这种期望和乐观的象征。总统遇刺使这一切突然中止，除了人类怜悯和同情的自然情感之外，它还给两国人民造成了深刻的心灵创伤。人们下意识地认为（特别是在苏联）这位可爱的年轻总统是在努力改善国际形势，尤其是在改善与苏联关系的时候倒下的。
苏联领导层对他的去世持什么看法呢。根据赫鲁晓夫的命令，克格勃准备了一份绝密报告。这份报告的基本结论是，这次暗杀行动是美国的极端保守派和政治恐怖分子策划的一场阴谋造成的，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美国政策中反动的和富有侵略性的一面。
如果肯尼迪还活着——我们这些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经常这样想！——我相信两国间的关系确实会得到改善，如果最高级会谈在下一年召开了的话就更是如此。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一样，期待着这次会谈。此外，像肯尼迪一样，他不希望令人痛苦而又带有破坏性的1961年维也纳最高级会谈再度出现。与美国总统进行两次不成功的会谈肯定有损于他自己的政治声誉。他必须表明已取得了某些成就，这样才能得到国内公众舆论的支持。
这就是赫鲁晓夫最终秘密指示葛罗米柯要为同肯尼迪举行新的成功会谈打下基础的原因。葛罗米柯向我下达了同样的指示。对葛罗米柯和赫鲁晓夫来说，肯尼迪遇刺对他们的政策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因为他们已经建立起私人关系，而且一方采取的行动已逐渐能够被另一方所预见。换上一位新总统，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
那么，肯尼迪时代的苏美关系是否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人们必须承认，肯尼迪的外交政策保持了其前任们的主要倾向，即与苏联进行全球性对抗。这一方针一直受到保守分子的积极拥护。这些人打下了冷战的基础，并且一直是改善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
然而，世界潮流在逐渐发生着变化。50年代末，美国丧失了对核武器的垄断地位。因此，在此形势下与苏联进行严重的军事对抗不仅会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同样也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种危险性，肯尼迪总统才逐步接受了由于两国核力量日益均衡所造成的现实，即人们后来所说的大体上的“恐怖平衡”。基于这种认识，肯尼迪总统得出了结论：为防止我们两国间的对抗演变成一场核冲突，必须针对苏联采取一些防护性措施。肯尼迪知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必须在两国有着共同利益的某些特殊领域中与苏联进行合作。在就任总统之前他曾写到，这些领域可能是禁止核试验、控制核武器扩散以及单纯的双边冲突。在冷战高峰时期，这确实不是美国人的惯常看法。
赫鲁晓夫事实上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肯尼迪的主要对手对华盛顿战后第一次承认莫斯科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核大国的确很满意。此外，华盛顿显然要寻找两国利益相同之处，这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思想很相似。
肯尼迪甚至走得更远。他谨慎地提出建议：战略和政治现状不得改变；双方均不得损害对方的根本利益，以免使东西方的力量平衡发生明显的倾斜。肯尼迪在维也纳与赫鲁晓夫会谈时以及在华盛顿与米高扬会谈时都明确提到了这一点。
这个原则本身显然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当代现实政策领域中，它是难以付诸实践的。美国仍在竭力推行一项以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为基础的政策。苏联则竭尽全力做它认为是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事情并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推行其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因为它认为未来是属于这些思想观念的。因此，两国间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对抗仍然是显着改善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
同样，将维持现状原则运用到那些双方认为涉及到各自根本利益的地区——尤其是在欧洲——是相当困难的。肯尼迪为了维护位于欧洲心脏的德国的现状，特别是为了在西柏林问题上有所收获而拼命地进行斗争，因为这样做可能使整个欧洲错综复杂的平衡关系发生变化。30年后，当柏林墙倒塌，平衡被打破，德国重新统一时，事实终于证明了这一点。当肯尼迪同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谈论维持现状的重要性时，他首先想到的常常是柏林和德国。但是，当时的现状已不再符合莫斯科领导人的意愿了，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两个德国，这样就可以使德国的分裂固定下来并使其合法化。
总而言之，维持现状只能是有选择性的。在冷战的环境下，无论是肯尼迪还是赫鲁晓夫都认为很难使苏美关系问题与其他事情割裂开来，或很难使两国外交政策中两个最为重要的而又相互对立的方面——一方面必须消除核战争的威胁并寻求和解，另一方面两国都希望通过除了核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来扩大自己在世界上的影响——协调起来。尽管在此后的1/4世纪中，克里姆林宫和白宫的领导人接了一茬又一茬，但这一矛盾始终是苏美关系的基础。
两国的特殊政治形势在这方面起着重要的，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苏联方面没有在苏美关系方针问题上产生过特别的争议——莫斯科认为这一方针的主要目标是缓和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但美国却不是这样。古巴危机之后，美国社会政治力量两极分化的情况变得更为明显。在对苏政治战略和策略方面的公开分歧更为加剧。在人权和犹太移民问题方面出现了敌对性运动。两国都强调特殊的核战略和一般的军事战略是政治战略的一部分。在古巴遭到的失败使苏联加快了建立核军备的步伐。苏联核军备已经逐渐赶上了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正逐步对我们的盟友——北越人——实行军事对抗政策。
这一切或多或少地一直在削弱我们两国关系的基础，直到80年代中期两国关系才趋于稳定，其原因部分在于就控制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达成协议这一问题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苏联的国内政策发生了变化。
以90年代的眼光回过头看肯尼迪时代，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人类，特别是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大国的行为，说得婉转些也是相当缺乏理智和责任感的。两国在军事力量方面耗费了无数资金。1993年初，美国和俄国为了达成一项影响深远的协议，将其军事力量大幅度削减2/3——也就是说，回到大体和肯尼迪—赫鲁晓夫时期相等的水平，不得不克服由于核潜力迅速增长而带来的重重国际危机。如果我们在经历了漫长而且耗资巨大的跋涉之后必须重新回到我们的起点的话，那我们为什么非要坚持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呢？
许多机会被浪费了。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些机会，那么即便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我们也可以大大缩短这一旅程。但是，在后来的岁月中情况依然如此，正如我们在本书以后的章节中将会看到的那样，两国以及它们在克里姆林宫和白宫的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心理上以及最高权力上的分歧极大地阻碍了这一进程。虽然决定性因素最终是我国内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大约过了1/3世纪之后，两个主要的参与国才认识到了冷战的腐朽性和毁灭性，才认识到结束冷战的紧迫性，并开始为转向相互理解、合作和建立伙伴关系而努力。
[1]尼古拉·维克托洛维奇·波德戈尔内（НиколайВикторовичПодгорный，1903年2月5日——1983年1月11日），1917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1944—1946年任乌克兰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40—1942年任苏联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42—1944年任莫斯科食品工业技术学院院长。1950—1953年任乌共哈尔科夫省委第一书记。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1953—1957年任乌共中央第二书记。1954—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3年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0—197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3—196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4年参与推翻赫鲁晓夫。1965—197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77年被迫退休。
[2]尤里乌斯·罗伯特·奥本海默（JuliusRobertOppenheimer，1904年4月22日——1967年2月18日），美国物理学家，绰号“原子弹之父”。
[3]利奥·西拉德（LeoSzilard，1898年2月11日——1964年5月30日），美国匈牙利裔发明家、物理学家。
[4]杰罗姆·贝特·威斯纳（JeromeBertWiesner，1915年5月30日——1994年10月21日），美国电气工程学专家。1938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1942年起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1961—1964年任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1971—1980年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1994年逝世。
[5]爱德华·泰勒（EdwardTeller，1908年1月15日——2003年9月9日），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绰号“氢弹之父”。
[6]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WilliamAverellHarriman，1891年11月15日——1986年7月26日），191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后加入共和党。1915年起开始经商。1915—1917年任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副总裁。1928年加入民主党。1931—1942年任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1932—1946年任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董事长。1934—1935年任国家复苏局局长。1937—1939年任商业咨询委员会主席。1941年任总统欧洲特使。1943—1946年任驻苏联大使。1946年4—6月任驻英国大使。1946—1948年任商务部长。1950—1952年任总统特别助理。1951—1952年任北大西洋防务计划委员会主席。1952年、1956年两次参加总统大选，但在民主党初选中都败给阿德莱·史蒂文森。1955—1959年任纽约州州长。1961—1963年任助理国务卿。1963—1965年任副国务卿。1965—1969年任无任所大使。1969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86年逝世。
[7]巴里·莫里斯·戈德华特（BarryMorrisGoldwater，1909年1月2日——1998年5月29日），1941年参加美国陆军。1947年转入美国空军，参加了朝鲜战争。1953—1965年、1969—1987年任参议院议员。1964年代表共和党参加总统大选，但最终败给林登·约翰逊。1974年迫使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1986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87年退休。1998年逝世。
[8]格伦·西奥多·西博格（GlennTheodoreSeaborg，1912年4月19日——1999年2月25日），美国化学家，1951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9]帕梅拉·贝尔伊·哈里曼（PamelaBerylHarriman，1920年3月20日——1997年2月5日），美国外交官。早年在英国生活。1939年嫁给温斯顿·丘吉尔的儿子兰多夫·丘吉尔。1945年离婚。1971年嫁给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同年取得美国国籍。1993—1997年任驻法国大使。1997年在法国逝世。
[10]奎因·麦加雷尔·霍格，圣马里波恩的黑尔什姆男爵（QuintinMcGarelHogg,BaronHailshamofStMarylebone，1907年10月9日——2001年10月12日），出身于政治世家。早年加入保守党。1938—1950年、1963—1970年任国会议员。二战期间入伍，在非洲作战，参加了沙漠战役。1945年4—8月任航空事务副大臣。1950—1963年、1970—2001年任上议院议员。1956—1957年任海军大臣。1957年任教育大臣。1957—1960年任副首相。1957—1964年任科学和技术大臣。1959—1960年任枢密院议长。1960—1963年任上议院议长。1960—1964年任下议院议长。1962—1964年任体育大臣。1966—1970年任影子内政大臣。1970—1974年、1979—1987年任影子首相。1987年退休。
[11]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HarveyOswald，1939年10月18日——1963年11月24日），1956年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1959年投奔苏联。1962年回国。1963年11月22日因被控刺杀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被捕，11月24日在转押监狱途中神秘遇刺身亡。
[12]玛丽娜·奥斯瓦尔德·波特（MarinaOswaldPorter，1941年7月17日——），原名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普鲁斯科娃（МаринаНиколаевнаПрусакова），早年担任药剂师。1961年嫁给李·哈维·奥斯瓦尔德。1963年奥斯瓦尔德涉嫌刺杀肯尼迪被捕后，先后赴警局和沃伦委员会作证。此后定居美国。
[13]杰奎琳·李·鲍维尔·肯尼迪·奥纳西斯（JacquelineLeeBouvierKennedyOnassis，1929年7月28日——1994年5月19日），美国作家、摄影师。1953年嫁给约翰·肯尼迪。1961—1963年任第一夫人。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多次参与其纪念活动。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后罹患抑郁症，同年嫁给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后赴法国定居。1975年奥纳西斯去世后回国。1979年支持特德·肯尼迪竞选总统。1990年支持克林顿参选总统。1994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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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古巴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五章古巴危机
↘赫鲁晓夫向古巴提供核导弹，卡斯特罗接受了
↘苏联使馆被排斥在圈外
↘危机爆发：处在解决问题的中心位置上
↘一次及时的问答打破了僵局
↘危机过后：教训及评注
赫鲁晓夫向古巴提供核导弹，卡斯特罗接受了
古巴导弹危机是我在华盛顿任职的1/4世纪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冷战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这场危机将两个大国最大限度地拖到了核战争的边缘，因此它成为人们推断两个大国的对抗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的界石，同时也告诉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防止核战争。在此后的30年里，古巴危机期间的某些做法成为核游戏的规则和界限，同时也成为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重要的、反复无常的、危睑的关系中的规则和界限。
重新审视一下我们怎样因这个距离美国大陆90英里的小岛而走上了战争的边缘可能是有意义的。自从1961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古巴流亡者进行的入侵行动失败后，美国一直在对古巴施加压力。1962年1月，美国一手操纵将古巴驱逐出了美洲国家组织，并且对古巴实行贸易封锁。1962年夏季和秋季，加勒比海的局势更为恶化。许多艘美国军舰驶向古巴沿海，这个岛国的上空昼夜有美国的军用飞机在巡逻。正如人们后来所知道的，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已经制定了一项被称为“曼古斯塔”的秘密计划，目标是削弱和彻底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这项计划已得到肯尼迪总统的批准。在对古巴加强心理压力的同时，美国还展开了一场宣传活动，告诫苏联不要冒险向古巴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11月11日，苏联通过塔斯社提出一项严正声明，声明谴责了美国的宣传攻势，并且警告说：“这次如果有人攻击古巴，他必将受到惩罚。”
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的是，5个月前，即1962年5月，苏联领导层已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达成了重要的秘密协议。苏联驻古巴使馆的参赞、克格勃官员亚历山大·阿列克谢夫[1]出人意料地被从哈瓦那召回莫斯科，并且受到赫鲁晓夫的召见。阿列克谢夫会讲西班牙语，而且和卡斯特罗建立了友好且相互信任的关系。卡斯持罗宁愿和他打交道也不愿和我们的大使谢尔盖·库德里亚夫采夫[2]打交道。大使没有能够和古巴领导人建立起恰当的联系，莫斯科注意到了这一点。
阿列克谢夫到达莫斯科后，赫鲁晓夫立即通知他，已经提名让他担任大使。数年之后，阿列克谢夫让我看了当时他写的一些笔记，并且说赫鲁晓夫曾告诉他：“你的使命是和我们决定在那里部署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联系在一起的。这是防止美国全面入侵古巴的唯一办法。你认为菲德尔·卡斯特罗会同意我们采取这样一个行动吗？”
阿列克谢夫大大地吃了一惊，他犹豫了一会儿才回答说，卡斯特罗在他本人以及古巴与其他拉美国家团结一致的基础上，已经建立起保卫古巴革命的完整战略，因此他不大可能同意采取我们建议的行动。即使他同意了，美国也会以苏联在古巴的军事存在为借口，使他和他的政府完全孤立于其他拉美国家。
第二天是个星期日，赫鲁晓夫仍然召来了政治局成员、安德烈·葛罗米柯和几位军队领导人。他邀请他们到他的夏挙别墅“喝杯茶”。阿列克谢夫对我说：“赫鲁晓夫说道，‘我们的决定会使菲德尔·卡斯特罗感到恐慌，他可能不同意部署导弹。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并且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不应告诉卡斯特罗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而应该公开宣布，为了挽救古巴革命，迫切需要采取一个大胆的措施，同时还应宣布，由于该地区的力量组合对我们不利，所以苏联政府甚至可能考虑在得到卡斯特罗认可的前提下，在古巴部署苏联的导弹。"
赫鲁晓夫继续说：“我们必须采取一切预防措施，悄悄地运送和部署导弹，以便给美国造成一个既成事实。如果我们不想让那里的局势恶化，那就必须保证在11月4日美国国会选举结束前不把消息透露给新闻界。一旦选举结束，选举的紧张空气缓和下来，美国人除了吞下这颗苦果之外将别无选择。我们对美国在土耳其部署导弹不也是无可奈何吗？”
赫鲁晓夫进一步指出，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考虑应该采取何种方式和手段防止古巴革命受到美国的全面侵略。当他在瓦尔纳——保加利亚的一个海滨胜地——休假时，他就有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想法。
促使赫鲁晓夫做出这一决定的仅仅是他保卫古巴的愿望——这种愿望的确是真诚的吗？对此我表示怀疑。这一行动是一项
内容广泛的地缘政治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实施这一战略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更大程度上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不仅对苏联参加柏林问题的辩论有帮助，而且对它就其他问题进行谈判也有帮助。[3]但是在那次会议上他们只讨论了古巴问题。
阿列克谢夫返回古巴时，陪同他的是谢尔盖·比留佐夫[4]元帅，他和另外几位导弹专家一样在旅途中隐匿了真实身份。使这位新大使十分惊讶的是，卡斯特罗对在古巴部署我国的导弹的建议反应很平静。他稍停了一会儿说道：“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动。在采取行动之前，我必须和我最亲密的助手商量一下。但是，如果做出这样的决定对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我想我们会同意把苏联导弹部署在我们这个岛上。我们可能是和美帝国主义摊牌的第一个受害者！”
阿列克谢夫再次强调提出这个建议的唯一原因就是防止古巴受到美国可能发动的侵略。
6月份，劳尔·卡斯特罗——菲德尔的弟弟及国防部长——对苏联进行了一次工作访问，在那里他与国际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草签了一项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的秘密条约。后来，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他从卡斯特罗打游击起就是他的一名亲密助手，并且是卡斯特罗在拉丁美洲的主要发言人——接替了劳尔·卡斯特罗的工作。格瓦拉根据卡斯特罗的建议，对这项已经草签但还没有正式签署的条约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赫鲁晓夫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些修改意见，但是由于此后不久便发生了加勒比海危机，所以双方从未正式签订过这项条约。
根据阿列克谢夫大使和参与谋划和指挥古巴行动的阿纳托利·格里布科夫[5]将军所说，在古巴共部署了42枚中程核导弹以及大约4万苏联军人。导弹能够袭击美国的主要城市，直至加拿大边界。这些核弹头的爆炸力和摧毁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相当。所有的导弹都由苏联人严格控制着，并且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以防止古巴人掌握它们。格里布科夫将军说，用来向古巴运送人员和物资的船量超过了85艘，经过伪装之后，这些船只从不同港口共开行了183次以上。
苏联使馆被排斥在圈外
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所有这些危险的活动不仅对公众保密，而且也对苏联外交机构保密。即使是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的瓦列里安·佐林和担任驻美大使的我对这些情况也绝对是一无所知。更有甚者，我们不断收到内容相同的一般性指示，它要求我们在回答有关古巴导弹的问题时只能说苏联仅仅向古巴提供了“防御性武器”，而不要涉及任何细节。我们曾设想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不具备发射到美国本土的射程。但是我们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正式认定。无论是赫会晓夫还是葛罗米柯都从未对我的答复做过更正。
为了保守秘密，莫斯科不仅没有将它已计划在古巴部署核武器这样重要的情况通知我，而且实际上把它的大使当成了不自觉的欺骗工具，因为我一直在固执地对美国人说，我们在古巴部署的仅仅是防御性武器。佐林感到他自己处在一个更为窘迫的境地，因为他一直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讲着同样的话。
几年后，迪安·腊斯克告诉我，当美国对古巴的侦察照片显示出有我国导弹的存在从而将这场危机挑明时，白宫内部立即展开了一场争论，内容是政府是否应以“蓄意欺骗”美国政府的名义，要求莫斯科把我召回去。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我不了解详细情况，因此指责我进行欺骗是不公正的。
在事后对我们造成的这场历史性危机所进行的许多调查分析中出现了一个荒唐的插曲。1989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古巴危机苏美讨论会。与会者中有葛罗米柯和我。有一个美国人直截了当地问我事先是否知道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我说不知道，并且请葛罗米柯作出解释。葛罗米柯回答说：“你不了解情况当然会令人感到奇怪，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没有什么事情会对你保密。”
葛罗米柯没有说真话。不告诉我们真实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整个古巴行动都非常保密，因此莫斯科可能决定不用电报向佐林和我传达任何有关情况，因为电报可能会被监听并被破译。更带有讽刺意味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我们不了解事实，就能更好地为政府错误的古巴战略进行辩护。这种政府蓄意利用自己的一位大使欺骗美国政府的做法，在后来很多年中对我都是一种精神打击，而且使我以更为谨慎的批评态度对待来自莫斯科的情报。
现在我相信，当美国政府通过空中侦察比我早几天得知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时，它和我一样感到极为惊讶。白宫在危机发生前夕的基本态度完全可以从10月中旬肯尼迪总统为评论国际局势的一批重要编辑人员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看出来。他特别强调柏林——而不是古巴——可能成为危机的根源，并说除非古巴确实侵犯了它的西半球邻国，否则将不会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实行这一政策的目的是迫使苏联尽可能多地为古巴问题付出代价，而且不会以放弃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基地为代价来换取苏联放弃它在古巴的基地。
由于几天之后形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因此肯尼迪不得不对古巴问题重新做出评估。10月14日，美国空军飞行员驾驶的U-2飞机准确地测定并拍摄了古巴境内的中程导弹发射场。10月16日，经过照像侦察得到的照片被送交肯尼迪和导弹专家，这些专家肯定辨认出部署在古巴国土上的导弹是我们的。白宫成了总统亲自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处理危机小组——后来被称为执行委员会——频繁召开会议的场所。大多数鹰派成员都声称他们赞成立即轰炸导弹发射场，接着便由美国军队登陆古巴。据说有些将军甚至提到了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但我相信这个想法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几经考虑之后，总统终于明确作出决定：在施加必要的军事压力的同时，应该优先采取外交、对话及和解的办法。
虽然我的政府当初曾将我置于圈外，但根据华盛顿的要求，我成为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与莫斯科联系的主要秘密渠道。由于博利沙科夫被认为没有能力掌管两国政府间重要而又微妙的通讯联络，所以他那条联系渠道实际上已被取消。罗伯特·肯尼迪和我在危机期间几乎每天都要举行会谈。他不断向我暗示，在总统处理危机小组成员中存在着紧张情绪。有时他显然过分强调了军方要求苏联撤走导弹的压力以及总统对这种压力的抵制。但总的来说，他还是相当确切地反映了白宫内部的紧张空气。我向莫斯科报告了这些情况，这有助于使赫鲁晓夫了解他一手造成的这种局势有多么严重。这些急电显然都到了他手里并且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因为在他的回忆录中生动地引用了其中几份电报的内容。
与此同时，肯尼迪总统开始与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其中包括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和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6]——进行一系列的协商。在与盟国进行秘密协商期间，总统于10月18日会见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葛罗米柯已从纽约——他在那里参加联合国大会的秋季例会——来到了华盛顿。
我出席了这次非常特殊的会谈。很多年过后，葛罗米柯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在48年的外交生涯中，他曾与九位美国总统举行过多次会谈，这次会谈很可能是其中最为艰难的一次。谈话中常常出现突然转移话题或者疏漏某些问题的情况。肯尼迪和葛罗米柯都很紧张，虽然双方都在竭力进行掩饰。他们围绕着苏联和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和古巴问题本身讨论来讨论去。总统一直在暗示，由于苏联向古巴运输军事装备致使局势正在不断地恶化，然而他的态度并不特别过分。他甚至一再承认——最初在维也纳就承认过——上一年入侵古巴是错误的。
围绕在古巴部署的是“防御性”还是“进攻性”武器而展开的这场对话颇符合传统的外交谈判模式——双方根本没有提到过导弹这个词。葛罗米柯重申苏联将不会向古巴输入进攻性武器。总统完全没有提及苏联导弹已经部署在古巴一事，虽然我们后来才知道，空军拍摄的导弹发射场照片当时就放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所以我没有必要回答这些武器是不是部署到了古巴的问题，”葛罗米柯后来就是这样向他的回忆录读者为自己辩解的。葛罗米柯此后一直坚持说，他没有被专门问及导弹问题，这就是他为什么没有谈论这一问题的原因。这是否像肯尼迪总统及其幕僚们后来所说的那样是在故意骗人？请读者自己做出判断。为什么总统本人也没有提导弹的事呢？这个问题无法回答，但我认为当时他还没有制定出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因此他不想与葛罗米柯进行毫无意义的讨论，
在会谈过程中，葛罗米柯代表苏联领导层建议举行苏美最高级会谈。肯尼迪表示赞成，但是就在当天的晚些时候，葛罗米柯接到了腊斯克的一个电话。腊斯克在电话中说，如果在下个月举行会谈，就不会有足够的时间为取得积极成果而进行准备。在没有拒绝举行最高级会谈这么一个建议的同时，华盛顿以此方式无限期地推迟了最高级会谈的开会时间。例如，肯尼迪和葛罗米柯只是泛泛地谈了谈德国问题。
总的来说，葛罗米柯对此次会谈感到满意。他完全误解了肯尼迪的举动，这一点可以从他会后立即拍发给政治局的一封充满乐观情绪的电报中得到证实。葛罗米柯写道：“根据我们对美国对古巴问题所持立场的了解，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总的看来，形势相当令人满意。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一部分美国官员的正式谈话，包括肯尼迪总统10月18日与我们会谈时的讲话得到证实，还可以从我们的外交官从非官方渠道了解到的一系列情报中得到证实。有理由相信，美国目前没有侵略古巴的计划。与此相反，它打算在古巴与苏联的经济联系中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以此破坏古巴的经济,在这个国家中造成饥荒，从而煽动对政府的反抗。”
接下来他不无骄傲地说道，美国人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华盛顿对“苏联打算援助古巴的大胆行动”感到惊讶。他写道，美国政府推断，莫斯科不仅仅意识到了美国人极端重视古巴这个国家及其地理位置，而且也意识到了古巴问题已经严重到令美国大伤脑筋的程度。但是，如果苏联在已经了解这一情况之后仍然决定向古巴提供援助，那么，如果美国入侵古巴，苏联就更会下决心进行抵抗。据葛罗米柯称，尽管舆论对苏联在哪里抵抗或如何进行抵抗说法不一，但没有人怀疑苏联会这么做。
葛罗米柯继续写道，美国的反古巴运动已略有减弱，为了转移公众对古巴的注意力，舆论的重点已经转向柏林问题——白宫肯定从中起了作用。葛罗米柯报告说，甚至有谣传说苏联已经表示愿意缓和它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条件是美国在西柏林问题上也得这样做。然而，他又告诫说，尽管目前还不能保证美国不对古巴采取粗暴的行动，但所有的客观情况及官方保证均证明美国没有制定入侵古巴的计划——这样做无疑会束缚华盛顿的手脚，因此可以断定美国几乎不会在古巴进行军事冒险。我竭力劝他谨慎做出估计，但他不愿意听。显然他想博得赫鲁晓夫的欢心。
危机爆发：处在解决问题的中心位置上
10月22日，星期一——命运攸关的那个星期的头一天——我飞往纽约去送葛罗米柯乘坐专机返回莫斯科。他仍然没有谈论我们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情况。（我必须承认，我也没有详细地问他，对我来说，知道我们的武器是“防御性”的就足够了。）中午时分，他的飞机刚刚起飞，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位官员就在机场上交给我一封腊斯克的邀请信，要我当天下午6时到国务院见他。当晚我已在纽约安排了一个事务性约会，所以我问腊斯克的信使能否将会谈推迟到第二天。他显然得到了国务卿的明确指示，无论如何也要让我当晚去华盛顿见面。虽然腊斯克的信使说他不知道会谈的议题，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一定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以前腊斯克从没有如此坚决地限定会谈的时间，相反，他总是在半道上碰见我时商定我们的会谈时间。所以，我感到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但却不能确定这件事和古巴有关还是和西柏林有关。
我立即乘飞机回到华盛顿，并在约定的时间一一10月22日下午6时——走进腊斯克的办公室。腊斯克的表情异常的严肃。他说总统命令他通过我向赫鲁晓夫转交一封有关古巴问题的私人信函，此外还将把总统将在当晚7时通过电视和收音机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的讲稿交给我，供我们参考。腊斯克预先告诉我，他已得到指示，这个时候他既不能就这两个文件回答任何问题，也不能对它们作出评论。
“文件中都讲到了。”他说。
那天晚上，肯尼迪在向全国发表讲话中告诫国民，苏联在古巴部署的导弹已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并且宣布“将对正在用船只运往古巴的所有进攻性武器进行严格的检查”。总统在他写给赫鲁晓夫的私人信件中指出，就像在德国问题上一样，他早已公开表明，如果古巴的形势发生了某种变化，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卫自己及其盟国的安全。尽管如此，苏联还是着手在古巴设立了远程导弹基地，并部署了其他进攻性武器。总统写道：“我必须告诉你，美国决心消除这个威胁我们这半球安全的隐患。”他又说，他仅采取了“最为必要”的行动，并希望苏联政府能够抑制自己，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以免加深原本已非常严重的危机，这样将有助于以和平的方式，通过谈话来解决问题。
我对腊斯克表示了我的惊讶：无论是总统还是腊斯克在四天前刚刚举行的会谈中都没有认识到有必要与葛罗米柯讨论这些问题；现在美国政府正在通过猛烈的宣传活动来制造一场严重的危机。腊斯克的精神状态显然十分紧张，他说眼下他们还不打算公开肯尼迪给赫鲁晓夫的私人信函，虽然不能排除这样做的可能性。我们的会谈实际上到此即结束了。
我们与美国的关系现在分明正面临着一场重大的、十分险恶的危机。我立即回到了使馆，但我先是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呆了大约15分钟，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尽可能准确地估计了一下形势。我感到极为困惑，因为我没有从我的政府那里得到任何指示或事先警告。我毫不拖延地向莫斯科汇报了我与腊斯克的谈话，并且完全意识到继葛罗米柯那份令人宽心的电报之后，我的这份电报将引起巨大的、令人不快的震动。在此之前，经验丰富、办事谨慎的葛罗米柯从没有做过如此错误的预测。
当然，致命的错误预测是赫鲁晓夫本人做出的。他预先没有想到他的冒险挺进将会被及时发现，致使肯尼迪能够组织起猛烈的反击，包括进行直接对抗的威胁。他没有制定在遭受挫折时用来应付局面的退却计划，因此被迫采取临时措施，结果搞得非常狼狈，并使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最终提前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他感到非常害怕，以致于没有打出他手中的一张好牌——肯尼迪同意从土耳其撤出美国的导弹。其实本应该将此事公之于众，以此为筹码，以美国人撤出他们的基地作为我们撤出基地的条件，肯尼迪和腊斯克只能将此当作最后一着来接受。如果赫鲁晓夫做出这些安排，这场危机最终就不会以如此不光彩的撤退来得到解决。
然而，他大大低估了他的对手的心理素质。如果他事先征求使馆的意见，我们将会预先说明，一旦他的冒险行动被发觉，美国必定做出强烈反应。值得一提的是，卡斯特罗明白这一点。他曾向赫鲁晓夫建议，哈瓦那和莫斯科应该通过签订一项合法的协议，正式公布同意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就像美国在其欧洲盟国的土地上正在做的那样。但是赫鲁晓夫想使华盛顿大吃一惊；当他的秘密最终暴露时，大吃一惊的却是他自己。
我一发出与腊斯克会谈的电报，就立即召集使馆高级官员开会。我要求他们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同时强调了局势的严重性，这可能会使使馆自身面临复杂的情况。外交官要24小时守候在使馆。住在使馆外面的外交官家属要特别小心。我还单独召开了高级情报官员的会议，讨论即将发生的危机以及如何协调我们提供给莫斯科的情报。使馆的气氛当然不轻松，但没有出现任何恐慌和混乱。使馆仍像正常情况下一样在有效地运转。某些西方评论家报道说，我们烧毁了文件——这是两国关系即将破裂或战争迫在眉睫时的典型做法——但那不是真的。
10月23日，星期二，赫鲁晓夫复电肯尼迪，指出总统采取的措施是对古巴和苏联的侵略，是对古巴内部事务不可接受的干预，侵犯了古巴“抵御侵略”的权利。电报否认美国拥有在国际海域控制海上通行的权利。赫鲁晓夫表示希望取消肯尼迪宣布的那些措施，以免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就在我们使馆给莫斯科打电报的同一天，全美各地在总统讲话发表后都展开了运动，从而使局势更加动荡不定。麦克纳马拉在星期一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如果苏联向古巴运送进攻性武器的船只拒绝遵守美国军舰发出的命令，美国将毫不犹豫地将它击沉。根据我们通过私人关系及技术侦察得来的情报，在总统就古巴问题采取行动之前，美国政府高层人士曾秘密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总统身边的人越来越相信，国际力量均势正在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倾斜，因此，为了防止莫斯科得出华盛顿已不愿在世界各地抵制苏联压力的印象，一定要扭转这一状况。我们报告说，他们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通过对古巴使用武力而强迫苏联退却从战略上讲是否对美国更为有利。对古巴使用武力将使美国在柏林问题上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同时还会获得较为明显的地理和军事战略优势。他们敦促肯尼迪总统对古巴问题持强硬态度，要表现出他的个性。
驻华盛顿使馆还报告说整个首都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我们注意到，美国人正在紧张不安地等待着苏联第一艘船只驶近古巴。很多美国人直接向使馆询问，第一次武力较量的结果将会是怎样的？华盛顿时间下午2时，当总统发布的对向古巴运送“进攻性”武器的船只进行检查的命令正式生效时，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非常不安，因为我还没有从莫斯科得到有关如何对待这种检查的任何指示或任何消息。[7]
10月23日晚上，罗伯特·肯尼迪来拜访我。他处于一种激动不安的状态中，他所说的显然是过去已说过的那些话。这些话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他主动来见我是为了解释造成目前的严重事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最为关注的问题是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理的私人关系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这种关系原本是非常重要的。总统曾经公开表示，苏联援助古巴的那些武器纯粹是防御性的——尽管某些共和党人提出过不同意见——从而“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了”苏联就古巴问题所做的保证上。现在，古巴出现了苏联的中程导弹，其射程几乎可以覆盖美国全境。这些中程导弹肯定不是大使、葛罗米柯、苏联政府以及赫鲁晓夫所谈论的那种“防御性”武器。总统认为这是一种蓄意的欺骗。这种行为使秘密渠道也受到了损害，因为“甚至连苏联大使——就我们所知，他受到本国政府的完全信任——都不知道能够打击美国的中程导弹已经被运往古巴，而且这些导弹也并非用于保卫古巴，使它免遭即将来临的攻击。此外，甚至连大使本人在我们上次会谈时都没有得到可靠的情报”。他说的是对的，我除了承认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任何真实情报之外，再没有别的话可以回答他。谈话的气氛很紧张，而且令我相当窘迫。
临告别之前，他显然已经冷静下来。因此他有点漫不经心地问道，自总统发表讲话及颁布了隔离检查令——这项命令已扩大到使用武力制止更多的进攻性的导弹运到古巴——之后，开往古巴的苏联轮船的船长们接到了什么命令。我回答道，我听说早就发布了严格的指示：船长们不得屈从任何在公海进行搜查的非法要求，因为这有悖于保障海上航行自由的国际法。我又说，就我所知，那些指示仍然有效。罗伯特·肯尼迪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了结，因为美国将着手使用武力阻止我们的船只前进。
“但那样做将是一种战争行为。”我提醒道。他摇了摇头走了。
我犹豫了一下，随后把罗伯特·肯尼迪严厉的谈话，包括那些全然不会令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高兴的言辞原原本本地向莫斯科作了汇报。我希望使莫斯科认识到总统周围的人的确处于焦虑不安的状态中。我认为这样做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克里姆林宫想象到在华盛顿弥漫着的紧张空气。（葛罗米柯的助手们后来告诉我，葛罗米柯指示他们不要把我的报告交给苏联领导层的成员传阅，因为他打算亲自呈送给赫鲁晓夫。接下去发生了什么事目前仍不清楚，但是他从未把我的报告交还给他的助手们，我也没有在档案中找到它。）
在古巴危机期间，为了使我们的会谈严格保密，罗伯特·肯尼迪与我通常把会谈的时间安排在午夜以后，大约从凌晨1点到3点之间。我们会谈的地点或者在使馆，或者在司法部他的办公室里。当他来拜访我时，我常常在门口迎接他，然后一起上到三楼我的起居室，在万籁俱寂的深夜举行会谈。参加会谈的除了我们俩人之外，再没有第三人。我妻子通常为我们送上咖啡后便去就寝。这一切使得会谈的气氛有点儿神秘，同时也反映出华盛顿当时的紧张空气。由于罗伯特·肯尼迪根本不善于社交而且缺乏适当的幽默感——一旦讨论变得复杂起来，适当的幽默感常常会起很大的帮助作用，而当时的讨论确实很复杂一一从而使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此外，他容易感情激动，而且过于敏感。但我们还是尽力使我们的谈话——一般说时间总是拉得很长——有条有理地进行。
即使到了那个时候，莫斯科仍然没有告诉使馆任何情况。我们的外交部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8]后来对我说，我得不到确切情报的原因是赫鲁晓夫及其同僚在其秘密计划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之后完全陷入了手足无措的慌乱状态中。
我与罗伯特·肯尼迪首次进行会谈之后，总统于10月23日又给赫鲁晓夫发了一封电报。总统在电报中表示，希望赫鲁晓夫能立即命令苏联船只服从隔离检查的要求。同一天赫鲁晓夫回电说，苏联政府把违反在公海及国际空域自由航行的做法视为“一种将人类推向核导弹战争深渊的侵略行为”。因此，苏联政府不会命令它的船只服从正在封锁古巴的美国海军力量的命令。电报说，不言而喻，“对美国船只在公海上的海盗行为，我们将不会袖手旁观。那时我们将被迫采取我们认为必要而又适当的措施，以保护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拥有采取这些措施所必需的一切手段。”
10月24日，星期三，这一天可能是我担任驻美大使期间最难忘的日子。那些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还能回忆起我们大家在使馆里观看美国电视播放的一条苏联货船越来越靠近那条假想线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极度紧张的心情。如果这条货船越过那条线，就意味着闯入了在古巴周围划定的隔离区，这样美国军舰就可以阻止这条船前进并且把它扣押起来，如果船长拒不停船，美国军舰甚至还可以开炮射击。
电视播音员用一种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的嗓音倒数着在美国军舰和作战飞机监护下的那条苏联货船距离假想线的英里数。4英里，3英里，2英里，最后只剩下1英里——那条船会停吗？最后那条船越过了隔离线，驱逐舰却没有开炮。这时，所有的人一一首先是我们便馆的工作人员——都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有些货船——那些装载着核武器的船——已经折回并且停在隔离线以外。我们没有从莫斯科得到有关通知。使馆是从美国电视上得到这一消息的。
这样，在海上发生直接冲突的威胁被暂时解除了，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积极探索还在继续。后来，当危机发展到顶点时，所有的苏联船只都停在离检查线不远的地方，以免引发危险的冲突。与此同时，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的工作却仍在继续。
但我们仍然向我国政府汇报说，华盛顿的绝大多数人担心危机进一步升级。据新闻媒介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通过大规模轰炸摧毁正在建设中的导弹发射基地。有消息说，罗伯特·肯尼迪、邦迪，还有那些军人是政府中的战争贩子，他们坚持主张表示出强硬的态度，以便除掉古巴的导弹基地，必要的话，甚至可以入侵这个岛国。我们在电报中指出，这一消息很可能是官方散布的，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向我们施加压力。但同时我们还警告说，总统本人就像一个赌博者一样，实际上正在把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声誉以及在1964年重新当选的机会全部押在这次危机的结局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排除——持别是在已知总统周围尽是些好战分子的情况下——可能出现诸如空袭古巴导弹基地甚至入侵古巴这样一些不顾后果的反应，尽管后一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显然要小一些。
使馆还指出，由于新闻媒介推波助澜，美国各地的气氛已越来越紧张。新闻媒介报道说，各州正在使其民防系统和核炸弹掩体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并且正在为其居民储备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我们还报告说，腊斯克当天把美国一些有影响的新闻记者召到国务院，对他们说，某些报纸宣称，紧张局势已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缓和（在苏联第一艘货船越过封锁线之后），这种说法与事实有出入。腊斯克强调说，政府将使用“一切”手段消除古巴的导弹基地，这一决心从未改变过。他还否定了颇有影响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发表的报道，即肯尼迪政府正在权衡是否以从其他国家——如土耳其——拆除美国的导弹基地来换取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尽管这种交易必定会成为解决这场危机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在那个场合腊斯克不想对我们或对美国公众舆论表示出这种妥协态度。
星期四晚上，我们收到了肯尼迪写给赫鲁晓夫的一封信。肯尼迪在信中声称造成古巴局势紧张的始作俑者不是美国，因为苏联已经提供了军事援助，尽管它们一律被称为防御性武器。但那些可以袭击美国的导弹证明了他最近对古巴采取的行动是正当的，同时他还呼吁“将局势恢复到以前的状况”。
10月26日，星期五。整整一天使馆都在报告说，美国新闻媒介显然得到了政府高层人士的暗示，因此不断地发布消息说古巴仍在建筑导弹基地并且使导弹进入了发射状态。那天傍晚，国务院和白宫发表了正式声明，明确表示这种状况可能迫使美国对古巴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尽管新闻界坚持说入侵古巴仍然是可能的，但它更加强调轰炸导弹基地的可能性。
有些美国作家认为，博利沙科夫曾经向罗伯特·肯尼迪传达了米高扬的一个口信，米高扬在口信中坚持说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根本打不到美国。我在我们的档案里没有发现这一口信的记录。但是，在赫鲁晓夫时代，尤其是在他遇到压力的时候，这样的事是可能发生的。如果有过这样一个口信的话，那它确实是错得一塌糊涂，但罗伯特·肯尼迪从来没对我提起过它。
据我国驻哈瓦那使馆发来的一份报告说，菲德尔·卡斯特罗星期五晚上到过苏联使馆，并且一直呆到星期六，即10月27日凌晨5时。他为看不出这场危机将如何得到解决而忧心忡忡。双方都不愿改变自己的立场。卡斯特罗认为美国有可能轰炸古巴。他甚至建议我们的大使与他一起撤到他的指挥所的钢筋水泥地堡中去——这个指挥所设在哈瓦那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卡斯特罗在发给赫鲁晓夫的一封电报中建议，苏联在与美国进行谈判中应以使用核武器打击美国的威胁手段来击败美国对古巴的任何威胁。
但是，赫鲁晓夫的态度远没有这么强硬，卡斯特罗的电报只不过更坚定了他寻求妥协以避免核战争的决心。在莫斯科于星期六收到卡斯特罗的电报之前，这个决定无论如何也已经作出了。在星期六之前，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已经将赫鲁晓夫发来的一封内容十分详细的电报交给了肯尼迪。这封电报重申运到古巴的苏联导弹纯粹是防御性的，而且是应古巴政府的请求才运去的。赫鲁晓夫再次批评了美国的隔离检查命令，并且向总统保证，正在开往古巴途中的苏联轮船没有运载任何军用物资。苏联没有进攻美国的意图，因为苏美两国之间如发生战争将无异于自杀：、意识形态的分歧应该通过和平手段加以解决，所以“让我们使我们的关系正常化吧。
赫鲁晓夫呼吁双方都应表现出通情达理的态度。他建议苏联宣布开往古巴的船只没有装载任何军用物资，而美国则宣布不对古巴进行武力干预并且不支持任何侵略势力。赫鲁晓夫暗示，这样一个解决办法将会完全消除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理由。这一重要的暗示表明，赫鲁晓夫正通过他的第一封求和电报寻求政治妥协。
星期六是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的一天。赫鲁晓夫没等美国人对星期五的信函做出回答就又给肯尼迪发出一封急电。他在电报中提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妥协方案：苏联方面愿意从古巴撤出被肯尼迪说成是进攻性的武器，以换取美国从土耳其撤出同样的武器。相互间的承诺将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两国政府的特别代表加以认定。
在这两封函电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意图？赫鲁晓夫预料美国随时都会对古巴的导弹基地进行空中打击。起初他一直担心坚持要求美国从土耳其撤出导弹会使尽快解决古巴问题的努力变得复杂化。但是，在某些同僚的逼迫下，经过重新考虑之后，他最后做出了孤注一掷的尝试——以撤除部署在古巴的苏联导弹为筹码，换取美国撤除其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然而，这张牌他打得太晚了。
肯尼迪在星期六所做的答复中故意不理睬赫鲁晓夫在第二封电报中提出的从两国的保护国撤除导弹的建议。总统显然觉察到了赫鲁晓夫的内心慌乱和犹豫，因此根本不想在此时此刻讨论土耳其的导弹问题。肯尼迪在回电中对赫鲁晓夫愿意尽快寻求一种解决办法表示欢迎，但是他坚持认为首先应该把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的所有工作都停下来，而且应该在国际监督下将部署在古巴的所有进攻性武器置于无法使用的状态。与此同时，他表示愿意在下列基础上，就永久解决古巴危机问题达成一项协议：苏联将从古巴撤除所有的导弹及其他进攻性武器；美国将取消封锁，并且保证无论是美国还是西半球其他的国家都不会入侵古巴。
一次及时的问答打破了僵局
星期六深夜，罗伯特·肯尼迪邀我到司法部与他进行一次紧急的私下会谈。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谈话，它给了赫鲁晓夫一个信号，即他最终可以通过在古巴和土耳其之间进行一次导弹交易来保全面子。[9]
总统的弟弟在谈话一开始便指出古巴危机正在迅速恶化。刚刚收到的一份报告说，美国一架非武装飞机在古巴上空进行侦察时被击落，现在美国军方正要求总统允许进行报复。罗伯特·肯尼迪解释说，美国不可能停止这类飞行，因为进行飞行的目的是为了及时了解那些威胁着美国国家安全的古巴导弹基地的情况。但是以牙还牙的做法将会引起难以遏制的连锁反应。
在处理关键的古巴导弹基地问题时也同样会遇到这种情况。美国政府决心除掉基地，并且已准备在出现最坏情况时将这些对美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基地炸掉。但罗伯特·肯尼迪同时也承认，轰炸这些基地可能使苏联人遭受伤亡，这无疑会引起苏联政府在欧洲实施报复行动。那时将会爆发一场真正的战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和俄国人将会死亡。美国方面无论如何也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他相信苏联政府也会这样做。然而，如果迟迟找不到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可能造成局势失控的重大危险。为了强调这一点，他附带着指出，有许多失去理智的美国将军——而且不仅仅是这些将军“一心想打一仗”。
罗伯特·肯尼迪继续说道，这就是总统为什么认为赫鲁晓夫10月26日发出的第一封电报以及10月27日那天发出的复电为解决这场危机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基础的原因。对美国人来说，重要的事情在于尽早使苏联政府同意停止一切在古巴进一步建设导弹基地的活动，并同意采取国际监督的办法使导弹不可能点火发射。作为回报，他说，美国政府将不仅愿意取消对古巴的隔离，而且将保证不再入侵古巴。美国同时还肯定西半球其他国家也将会愿意做出同样的保证。
我稍微思考了一会儿。这一妥协办法——以及总统27日那天的复电——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包括“导弹基地对导弹基地”的交换条件。我仍然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有关指示，而且还没有从莫斯科收到赫鲁晓夫第二封电报的全文，因为电报在当天才被交给美国驻莫斯科使馆。所以我决定提个问题：如何处理土耳其导弹基地这个问题？
果然，罗伯特·肯尼迪对此问题早有准备。总统已授权他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尚未告诉赫鲁晓夫。他回答说，如果土耳其导弹问题成为按照刚才提出的条件解决危机的唯一障碍的话，总统认为这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他的主要问题是难以公开宣布：在土耳其设立导弹基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采纳的一项正式决定的结果。总统现在宣布单方面决定从土耳其撤出导弹势必会损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结构，并且会削弱美国在北约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尽管如此，肯尼迪总统仍准备就此问题同赫鲁晓夫达成协议。
“我相信，”罗伯特·肯尼迪说，“美国可能用4—5个月的时间从土耳其撤走导弹。根据北大西洋组织内部的程序规则，这是政府所需要的最低时间限度。有关土耳其的全部问题可以在你我之间继续进行讨论。然而，总统眼下还不能公开谈论土耳其问题。”
他警告说，他对我们讲的有关土耳其的问题是绝对秘密的，华盛顿只有两个人——除了他哥哥和他本人之外——知道此事。他最后说，这就是总统要他转告赫鲁晓夫的全部内容，而且总统还要求赫鲁晓夫在次日——星期天——之前通过我们的秘密渠道给他一个明确的、实实在在的答复，而不要进行只会是延误时机的复杂争论。遗憾的是，目前的形势非常紧迫，已没有时间全面解决问题了。罗伯特·肯尼迪说他哥哥希望苏联政府首脑不要误解他的意思，以为美国是在发出最后通牒。很简单，时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我们分手之前，罗伯特·肯尼迪留给我一个电话号码，这样我就可以直接打电话到白宫找他。在整个会谈过程中，他都显得十分紧张。的确，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个样子。他甚至没有像平常那样竭力就各种问题与我进行争论；他只是一再说时间越来越紧迫，我们不该浪费时间。会谈结束后，他立即驱车去见总统。他曾经说过，现在他几乎一天到晚都和总统呆在一起。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明确指出，我就这次会谈所写的报告改变了莫斯科的态度。他将这次会谈称为“危机的顶点”。当时，有关美国计划轰炸古巴导弹基地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报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苏联情报机构得到消息说，轰炸行动据说定在了10月29日和30日，即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在莫斯科和华盛顿，紧张气氛不断加剧。我发出汇报我同罗伯特·肯尼迪会谈的电报不久即得到消息说，总统希望最迟在第二天，即10月28日，星期天，得到莫斯科的答复，这就使他们更加紧张不安。
这场冲突已经达到了顶点。正如米高扬后来告诉我的那样，克里姆林宫此时此刻正笼罩在美国可能对古巴进行军事打击的“巨大忧虑”之中，而且在发狂般地寻找着解决危机的办法。星期六晚上，政治局在赫鲁晓夫的别墅召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星期天。赫鲁晓夫收到我的报告后，立即对政治局委员们说：“同志们，现在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体面的方式来摆脱这场对抗。”当时就决定毫不拖延地接受肯尼迪总统的建议，其原因主要在于肯尼迪总统同意逐步从土耳其撤走导弹，由此可以证明我们的撤退是有道理的。
10月28日，星期天下午4时，我收到了葛罗米柯发来的紧急电报。电报说：“立即和罗伯特·肯尼迪取得联系，告诉他你已经将你们之间的谈话内容转告给了尼基塔·S·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随此电作出以下紧急答复：‘罗伯特·肯尼迪根据总统指示提出的建议得到了莫斯科的赞赏。对总统10月27日的来电将在今天通过广播电台做出答复，而且答复的内容将是极富建设性的。’对困扰总统的问题，即在国际监督下拆除古巴导弹基地的问题，没有异议，这一问题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中将得到充分说明。”
我必须承认，读完这封电报后，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军事摊牌的可能性解除了，这些天来的剑拔弩张的态势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烟消云散了。显然，这场冲突的关键时刻已安全渡过，我们可以放松一下了。
我随后立即给罗伯特·肯尼迪打了一个电话，我们立即着手安排会谈。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向他转述了赫鲁晓夫的答复。他聚精会神地听完后对我表示了感谢，然后他说他打算直接去白宫，将苏联政府领导人的这个“重要的答复”告诉总统。他不由自主地说，这个消息使人“大为欣慰”。“我终于能去看看孩子们了。噢，我几乎忘了回家的路了。”自危机开始以来，我第一次看到他笑了。
显而易见，罗伯特·肯尼迪获悉赫鲁晓夫的答复后感到非常满意并且十分激动。分手之前，他再次对在土耳其问题上达成的协议要求我严加保密。我回答说，除我之外，使馆里再没有人知道我和他在前一天进行的谈话。
就在这个星期天的晚些时候，根据赫鲁晓夫的直接命令，莫斯科电台用英语播出了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复信；与此同时，复信的正文交给了美国使馆。采取这种非同寻常的措施是为了阻止赫鲁晓夫担心即将进行的对导弹基地的轰炸。这次讲话是对肯尼迪10月27日来电的回答。在赫鲁晓夫冗长的讲话其目的部分在于为苏联政府在古巴危机中的所作所为进行公开辩护——中所包含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苏联方面接受美国总统提出的解决危机的条件。然而，讲话没有提到土耳其问题。肯尼迪几乎立即做出了反应，赞誉赫鲁晓夫的信是对和平事业的重要贡献。苏联公民对电台广播的赫鲁晓夫的信感到大惑不解，因为整整一个星期里他们根本没有从官方听到过有关我们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消息。
10月29日，星期一，我将赫鲁晓夫致总统的一封秘密信函交给了罗伯特·肯尼迪。苏联总理说，他知道公开讨论拆除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对总统来说将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因此他同意不进行公开讨论，而是通过罗伯特·肯尼迪和苏联大使继续就此问题进行秘密讨论。信中着重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苏联领导层是在总统同意解决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问题之舀才同意接受解决古巴问题的有关条件的。信中表示希望就土耳其问题达成的协议将成为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重要步骤。
第二天，即10月30日，罗伯特·肯尼迪通知我说，总统肯定了关闭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的协议，我们肯定会就此问题采取适当的措施，与此同时，总统将不会把公开他的决定和围绕古巴问题出现的一些事情联系起来。他说白宫不准备签订协议，即便通过秘密信函的形式也不行，而且美国方面不想就如此敏感的问题互通任何信件。罗伯特·肯尼迪极为秘密地补充说，有朝一日——谁知道是哪一日？——他可能会竞选总统，如果有关土耳其导弹的秘密交易被泄露出去，他的前途可能会受到影响。
我向莫斯科转达了肯尼迪的答复。两天后，我告诉罗伯特·肯尼迪，赫鲁晓夫同意这些想法，并且完全相信总统将会恪守诺言。
在这次与肯尼迪就协议的可靠性进行的对话中，有一个问题令人感到惊讶，这就是在这场危机的关键时刻，总统本人曾经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公开宣布请联合国秘书长吴丹[10]出面充当调解人。多年以后，腊斯克透露说，当罗伯特·肯尼迪前去与我进行星期六的会谈后，他本人立即与总统单独进行了谈话。腊斯克建议——总统表示同意——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可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腊斯克将给安德鲁·科尔迪耶[11]——他的一位密友，并且是联合国副秘书长——打电话并交给他一份将由秘书长亲自发表的声明的文本。吴丹的声明将包含一项建议——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美国从土耳其撤走导弹。科尔迪耶只有在收到腊斯克本人发出的特别信号后，才能把声明交给吴丹。然而，形势的急剧变化使以上计划变得没有必要了，因为赫鲁晓夫已经同意达成一项秘密协议。通过吴丹进行“基地换基地“的整个想法成为只为总统、腊斯克和科尔迪耶所知的一个被深藏起来的秘密。其详情好多年过后都没有被泄漏出去。
赫鲁晓夫没有坚持要求肯尼迪做出公开保证使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肯尼迪被誉为这场危机中的大胜家是因为没人知道那笔秘密交易。赫鲁晓夫从古巴撤出了我们的导弹而没有取得明显的收获，因而大失脸面。事实上，对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来说，为解决危机而达成的最后条件既不是巨大的失败，也不是重大的胜利。肯尼迪实现了他的主要目的：使古巴局势恢复到以前的状态，虽然他不得不接受在那里驻有苏联军事人员的现实。赫鲁晓夫虽然没有实现使战略平衡态势更有利于我们的目的，但是他不仅得到了华盛顿做出的不侵略古巴——这是他和卡斯特罗一直追求——的保证，还得到了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这也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保证。
危机过后：教训及评注
直到1963年I月7日——在紧张的外交谈判和高级首脑通信联系结束了几乎两个月之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阿德莱·史蒂文森[12]联名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建议从安理会议程中取消古巴问题，因为古巴危机已得到解决。
此后历届美国政府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明，它们愿意遵守1962年的协议。另一方面，美国人又一再向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试图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解释已达成的协议，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试图利用那些协议从未形成文字的事实。由于卡斯特罗当时拒绝让美国人监督从基地撤出苏联的进攻性武器，所以肯尼迪也没有将他做出的不进攻古巴的承诺以书面形式正式确定下来。赫鲁晓夫不得不满足于达成这样的协议，即除非苏联在古巴部署进攻性武器，否则美国将不得对该国实施攻击。
11月29日，米高扬在访问古巴途中，在华盛顿做了短暂逗留，并与总统在白宫举行了会谈。他们的谈话持续了大约3个半小时，谈话的全部内容实际上都是古巴问题。尽管讨论的气氛总的看来是比较紧张的，但与会者最后还是以一种和解的态度分手告别。
米高扬向政治局报告说，总统认为古巴正在变成“苏联实现其破坏拉丁美洲局势政策的跳板”。肯尼迪强调指出，他对古巴本身并不怎么在意——“它能给我们造成多大的伤害？”他主要关心的是苏联企图通过改变现有的力量平衡而扩大其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影响。他的目的非常明确：美国希望苏联将其行动限制在本国之内及其国内社会建设上，美国也愿意这样做。
总统继续说道：“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极大的矛盾：虽然我们两国没有直接向对方进行挑战，但我们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生冲突，由于我们处在一个核时代，因此这种冲突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革命的第一颗火花不论在哪个地方刚一闪现，你们立刻就会出来说，‘我来啦！’我们双方应当避免使地球每一个地方的形势出现恶化。对于赫鲁晓夫和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相互理解。”
米高扬回答说：“我们赞成解决问题，而不是将问题搁置起来。你所说的‘革命火花’指什么？最初我们和古巴没有任何联系。（肯尼迪表示同意。）革命一直存在，今后也将一直存在，革命最终将在美洲国家中取得胜利，而且在这里——美国，革命也将胜利。甚至有一天，你可能发现自己成了卡斯特罗的同路人。卡斯特罗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正领导着古巴走向社会主义。”
总统笑道：“不会是我，但我弟弟真有可能。”
接下来，米高扬和肯尼迪就美国所做的不入侵古巴的保证的措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显然，美国人不想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肯尼迪坚持认为应该由两国政府首脑分别发表声明，列出所有已解决的问题和尚未解决的问题，而不应发表一项联合国的共同声明。但是当米高扬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时，总统断然表示，美国将不会侵略古巴，并且不会背离它在古巴危机期间所采取的立场。“我已经说过，”总统说，“美国不打算进攻古巴，而且也不允许其他国家这么做。赫鲁晓夫和我是互相理解的，我将履行我做出的承诺。”
除了古巴问题以外，对米高扬来说这次会谈最为重要的是肯尼迪总统表示——这不是第一次——希望维持所谓的全球现状。米高扬是一个谨慎的人，在有关这次会谈的报告中，他没有就总统的这一想法做出评论，但是他没有忘记在一年之内总统两次建议签订维持现状的协议。然而，刚刚在古巴问题上由于鲁莽从事而吃了苦头的赫鲁晓夫还不打算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他的脑子里还存在着一个错误的思想观念：他认为在苏联领导下，社会主义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而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正在走下坡路。但是他的确没有想到战争。
我不能过分强调古巴危机给苏美关系后来的发展带来的重大影响。在那些日子里出现了两个大国直接进行武装对抗的极大危险，幸亏双方对其灾难性的后果有了及时而且痛苦的认识，这场对抗才在战争的边缘上停了下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使用政治方法解决危机成为可能，而且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直接秘密渠道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即使在许多年过去之后的今天，两国共同达成的政治和外交解决办法仍可以被看作是成功地解决危机的楷模。它表明世界上1/3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古巴危机也造成了一系列极为消极的后果。苏联领导层不可能忘记，当它被迫在全世界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并从古巴撤出导弹时，它的声望受到了近乎于耻辱的打击。我们的军队利用这一经历为其自身求得了一个新的、大规模的核武器发展计划。这就使美苏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走上了一个新阶段，它所造成的影响长达近30年之久，尽管人们也做出了限制军备竞赛的种种尝试。
此外，此次危机也对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影响，并且促使他最终下了台。1964年，当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同意免除赫鲁晓夫的职务时，很多代表严厉地批评了他个人在制造古巴危机中所起的作用。
但是，双方同时也深刻地意识到了缓和紧张关系的必要性。1963年，莫斯科和华盛顿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其中包括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在两国首都之间建立一条“热线”，以保证高层领导能够直接迅速地互通信息的协定。除此之外，就另一个充满危机的紧张地区——柏林——所进行的讨论，不论是在1963年还是后来，都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局势。两年前建起的柏林墙以其反常的方式确定了肯尼迪在这一地区寻求的稳定，尽管没有人能够公开承认这一点。古巴也再没有遇到过美国侵略的威胁。
秘密渠道的重要性同样也得到了证实。如果没有进行过这些接触，我不知道古巴危机将如何结束；如果古巴危机的结局很糟，其结果真可能是灾难性的。这次经历也为我今后的外交活动确立了基本准则，在我1/4世纪的大使生涯的剩余时间里，我一直遵循着这一准则。我尽力成为在最高领导层之间不断发挥作用的秘密渠道的参与者，为的是确保两国领导人能够进行坦率的——即使不总是令人愉快的——对话。我不揣冒昧地设想，这条秘密渠道看来有时会成为防止冷战发展成热战的唯一途径。本书叙述的两国关系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使秘密渠道发挥作用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这条渠道必须能够长期发挥作用，而且它的直接参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外交、政治经验和知识。最为重要的是，这条秘密渠道决不应被某个政府用于传递错误的信息。当然，外交游戏总是要做的，但决不允许蓄意传递错误信息，因为这种情况或迟或早总会被揭露出来，秘密渠道将因此而变得毫无价值。
博利沙科夫——过去常与罗伯特·肯尼迪一起负责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秘密联系——碰巧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古巴危机过后，我们使馆获悉一位与肯尼迪兄弟关系密切的新闻记者查尔斯·巴特利特[13]和一位重要的专栏作家斯图尔特·艾尔索普正准备写一篇关于古巴危机的文章。文章将首次披露博利沙科夫和罗伯特·肯尼迪所进行的会谈。博利沙科夫跑去找罗伯特·肯尼迪，要他阻止文章发表，因为这篇文章将会使他的秘密渠道失去作用。不料，肯尼迪对此做出了极为愤怒而且粗暴的反应：“我们认为，在古巴危机中所有的人——包括你——都在欺骗我们。如果你还想继续使用这条渠道，那么从现在起就该轮到你上当受骗了。”文章发表了，博利沙科夫立即被召回国内。临别时他去拜访了罗伯特·肯尼迪，肯尼迪在与“他的朋友”告别时表现得极为虚伪。他对博利沙科夫的离职表示遗憾，并请求博利沙科夫让他知道他在莫斯科“过得怎么样”。博利沙科夫回国后又在国内继续工作了20年，后来退休了。
此外还有一个被美国新闻界深信不疑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一位名叫约翰·斯卡利[14]的电视台记者在解决此次危机中起了重要作用。据说此人十分了解白宫的情况，和我国情报机构驻华盛顿的代表亚历山大·福明[15]（他的真名是费克利索夫）有联系。福明与斯卡利进行接触是因为他把他看成是——不管对不对——中央情报局的一位重要特工人员。在古巴危机期间两人举行会谈的那家华盛顿饭店里，颇有魄力的饭店老板甚至挂出了一块招牌，上面写着，这就是那个“地方”。由于福明同时还是使馆的一名参赞，因此他把他与斯卡利之间的联系向我做了简要汇报。我觉得由于我与罗伯特·肯尼迪经常进行直接的对话，他们之间的联系相对来说没有多大的意义。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情报机构与肯尼迪总统的心腹之间没有任何重要的、定期的联系，而且驻华盛顿的克格勃机构在古巴危机期间也没有获得过任何重要的情报。福明本人不久就被召回国了。
古巴危机平息之后，罗伯特·肯尼迪曾向我抱怨说，苏联方面不应该撇开他去寻找其他的联系渠道。他说斯卡利是在没有得到白宫方面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进行活动的。斯卡利和福明都声称是对方先寻找自己进行接触的。12月14日，肯尼迪总统在写给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中重申了他弟弟的看法，指出通过新闻记者来建立秘密联系是一种冒险行动，因为双方谁都不知道可能会有什么情报被突然公之于众。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在这一切后面隐藏着的真正原因是双方的情报机构在古巴危机期间一直在寻找彼此间的接触。不管怎样，福明—斯卡利事件到此就算结束了，而且类似的事情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很多年以后，当他们在一次由古巴危机参与者参加的讨论会上偶然相见时，他们的关系甚至说不上友好，两人对他们在危机期间举行的会谈也描述得各不相同。
在1962年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外交使团招待会上，我和总统聊起了古巴危机，他表示对整个危机正在平息下去感到满意。他把卢埃林·汤普森叫过来，指着他说道：“现在我有了一位非常出色的、办事谨慎而且经验丰富的苏联问题顾问。”
我说，既然有这么能干的顾问，那就应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1]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阿列克谢夫（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Алексеев，1913年8月14日——2001年6月19日），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8年加入联共（布）。西班牙内战期间为苏联将领担任翻译。1941—1943年任驻伊朗大使馆雇员。1944—1947年任驻法国大使馆文化专员。1947—1951年任驻法国大使馆雇员。1951—1954年任苏共中央情报局编辑。1954—1958年任驻阿根廷大使馆一秘。1960—1962年任驻古巴大使馆文化顾问。1962—1968年任驻古巴大使。1968—1974年任诺沃斯蒂通讯社副主席。1974—1980年任驻马达加斯加大使。1980年退休。
[2]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库德里亚夫采夫（СергейМихайловичКудрявцев，1915—1998），早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2年任驻土耳其大使馆雇员。1942—1944年任驻加拿大大使馆随员。1944—1945年任驻英国大使馆雇员。1952—1953年任驻奥地利政治代表。1953—1955年任驻奥地利副高级专员。1955年兼任驻奥地利大使馆公使级参赞。1955—1957年任驻德国大使馆公使级参赞。1959—1960年任驻法国大使馆公使级参赞。1960—1962年任驻古巴大使。1965—1967年任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公使级参赞。1967—1971年任驻柬埔寨大使。1971—1972年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1972年以后在外交部中央机关工作。1998年逝世。
[3]当时，战略力量的平衡对美国有利。苏联以300个核弹头对付美国的5000个核弹头。赫鲁晓夫希望将我们的中程导弹转移到一个可以打击美国的地方，以此来调整核力量平衡。
[4]谢尔盖·谢苗诺维奇·比留佐夫（СергейСемёновичБирюзόв，1905年8月5日（或1904年8月8日）——1964年10月19日），1917年入伍。1922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参加斯摩棱斯克战役、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顿巴斯行动、解放克里米亚战役、雅西—基希讷乌行动、解放贝尔格莱德战役。1946—1947年任南方阵线副总司令兼保加利亚联合控制委员会副主席。1947—1953年任滨海边疆区军区司令兼远东军区第一副司令。1953—1954年任中央部队总司令。1954—1962年任苏联空军第一副总司令。1955—1962年任苏联空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6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63年任战略导弹部队总司令。1963—1964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64年因飞机失事遇难。
[5]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格里布科夫（АнатолийИвановичГрибков，1919年3月23日——2008年2月12日），1938年加入红军。1939—1940年期间参加苏芬战争。1941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曾参与斯摩棱斯克战役、库尔斯克战役、顿巴斯行动。1961—1963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主要行动局局长。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赴古巴组织苏维埃部队，以应对美国进攻。危机解除后负责培训古巴军队。1963—1965年任总参谋部主要行动总局副局长。1965—1968年任外高加索军区第7卫队司令。1968—1973年任列宁格勒军区第一副司令。1973—1976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73—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89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部队参谋长。198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国防部监察长。1992年退休。
[6]康拉德·赫尔曼·约瑟夫·阿登纳（KonradHermannJosephAdenauer，1876年1月5日——1967年4月19日），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906年参加天主教中央党，同年当选为科隆市议员，1909年出任科隆市副市长。1917年至1933年任科隆市长，1922年至1933年普鲁士邦议会议长。纳粹上台后多次被监禁。战后参与创立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lichDemokratischeUnionDeutschlands），1949年当选为战后西德首任总理，并一直干到1963年。
[7]10月22日，苏联中央军事情报局上校、同时又为英国和美国情报机构充当间谍的奥列格·潘科夫斯基在莫斯科被捕，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此事。此人虚荣心极强，他坚决要求获得美国的上校军阶；在因公去伦敦和华盛顿出差时，他要求得到伊丽莎白二世和肯尼迪总统的接见。据布鲁金斯学会的雷蒙德·L·加特霍夫——他刚开始为政府工作时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位苏联问题分析家，最后担任了美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后来所说，潘科夫斯基的美国后台老板拨给他两个密码电号信号，一个用来通知他面临着立即被捕的危险，另一个则用来通知苏联即将进攻美国。被捕之前，潘科夫斯基尚有几分钟的时间发出信号，他发出了那个用来警告进攻即将开始的信号。显然他决定让全世界陪着他走向灭亡！
潘科夫斯基的中央情报局老板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得知潘科夫斯基被捕的消息并立即做了汇报，但他们压根儿没提他发出了战争即将来临的信号这回事。这样做使他们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但他们也充分认识到他们的代理人夸大了他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如果潘科夫斯基的老板不了解这个人，并且把他发出的警报转达给他们的上级，那么在古巴危机达到顶点时，真难以想象会出现多么可怕的灾难性变化。
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潘科夫斯基（Олег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Пеньковский，1919年4月23日——1963年5月16日），1939年加入红军。曾参加卫国战争。1953年加入格鲁乌。1955—1956年任驻土耳其大使馆高级副军事武官。1961年被英国情报部门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1962年被捕。1963年被处决。
[8]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ВасилийВасильевичКузнецов，1901年1月31日——1990年6月5日），1920年加入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44—1953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46—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46—1952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局委员。194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3年任驻华大使。1953—195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5—1977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7—198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82—1983年、1984年、1985年三次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代理主席。1986年退休。1990年逝世。
[9]对这次会谈的叙述是根据我当时的报告而写的，这份报告被保存在我国档案中。由于报吿是在会谈后立即写成的，因此被认为颇具权威性。
[10]玛哈·托雷·西图·吴丹（MahaThraySithuUThant，1909年1月22日——1974年11月25日），缅甸外交官。出身于商人家庭。缅甸独立后，于1947—1948年任新闻局长。1948—1953年任新闻部秘书。1951—1957年任总理秘书。1957—1961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61—197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1974年去世。
[11]安德鲁·威灵顿·科尔迪耶（AndrewWellingtonCordier，1901年3月1日——1975年7月11日），早年就读于曼彻斯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1944—1945年任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顾问。1946—1961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68—1970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1975年逝世。
[12]阿德莱·尤因·史蒂文森二世（AdlaiEwingStevensonII，1900年2月5日——1965年7月14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22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26年获西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49—1953年任伊利诺伊州州长。1952年、1956年两次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大选，但都败给艾森豪威尔。1953年赴亚洲、欧洲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1960年再次参加总统大选，但在民主党初选中败给肯尼迪。1961—1965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65年因突发心脏病在伦敦逝世。
[13]查尔斯·莱芬韦尔·巴特利特（CharlesLeffingwellBartlett，1921年8月14日——2017年2月17日），美国新闻工作者，1956年获普利策奖。
[14]约翰·阿尔弗雷德·斯卡利（JohnAlfredScali，1918年4月27日——1995年10月9日），美国记者。1961—1971年任美国广播公司（ABC）记者，期间参与调停了古巴导弹危机。1973—1975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75年回到美国广播公司工作。1993年退休。
[15]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费克利索夫（АлександрСеменовичФеклисов，1914年3月9日——2007年10月26日），化名亚历山大·福明（АлександрФомин）。1939年加入格别乌。1941—1947年期间在纽约工作，期间窃取了原子弹研发图纸。1947—1950年任技术情报局副局长。1950—1955年任克格勃第一外国总司美国部副部长，1955—1960年任美国部部长。1960—1964年任驻美国大使馆参赞。1962年参与解决古巴导弹危机。1964—1974年期间在克格勃红旗学院工作。1974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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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探索在华盛顿工作的方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二部在华盛顿
肯尼迪总统时期：1961—1963
第四章探索在华盛顿工作的方式
↘莫斯科的指示
↘秘密渠道
↘大使生活
↘拜会肯尼迪总统及华盛顿其他政治要人
↘围绕德国和柏林问题出现的外交僵局
↘古巴危机步步逼近
莫斯科的指示
1962年3月初，在即将离开莫斯科之前，我去拜访了葛罗米柯，我想他可能会就赴华盛顿任职一事给我一些指示。他与我亲切地道别，并说他不打算给我任何新的具体指示了，因为在我担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的“最近两年中，我们几乎天天都要就美国问题交换意见”。但是他提出了某些个人建议：在判断美国政府的行动时不要仓促行事，即使这些行动的意图有时看上去非常明显也罢。
他解释说——正如我确实了解的那样——政治局委员有时会从不同的角度、甚至用情绪化的方式（后者指的是赫鲁晓夫）来看待苏美关系中出现的问题，所以，我的任务是向莫斯科提出重要的、确实的和实用的情报，无需探究不必要的细节问题，也不要夹带耸人听闻的描述。
虽然葛罗米柯以“铁部长”着称，在与华盛顿谈判时从不偏离中央决定一步，但是他的建议并没有使我感到惊讶。葛罗米柯从未热衷于支持与美国进行对抗，在可能的情况下他总是努力避免发生对抗。他非常重视苏美关系中的稳定因素。应该给葛罗米柯以应有的评价：在和赫鲁晓夫私人谈话时，他能够坦率地阐明他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从未将个人意见的表达激化到激烈争论的程度，尤其是在苏联政府的其他成员在场时。
当然，在赴华盛顿就职之前，我还必须拜访赫鲁晓夫。他的指导方针是强有力的：坚定不移地保卫和促进苏联的利益，“遇到挑衅时要不受诱惑”。这段话引出了一条对他而说算是极不寻常的忠告：“不要自找麻烦”。他坦率地告诉我，我的脑子里应该总是想着和美国进行战争是不可行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接着，他回顾了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像往常一样，他讲起话来情绪激动并且滔滔不绝。从他的谈话中显然可以看出，他把德国和西柏林问题看成是苏美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他希望按照他在维也纳会议上向肯尼迪提出的方针来解决这些问题。根据他的解决方案，就是要与当时处于分裂状态的两个德国——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西方国家被称为“西德”和“东德”——签订和平条约，西柏林将成为一座“自由城市”。这一措施可以使战后欧洲的稳定得到保证，并且在德国从战争废墟恢复的过程中能一定程度上减少美国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德国复兴是苏联领导人最为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因为他们担心德国获得掌握核军备的机会。
赫鲁晓夫还对美国竭尽全力获取战略核优势提出了尖锐的指责，因为——正如赫鲁晓夫所说——这将使美国变得“格外的傲慢”。他特别举例指出，美国将核导弹部署到了土耳其，“放到了苏联的眼皮下面”。尽管这些导弹解决古巴导弹危机时将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如果赫鲁晓夫已经想好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计划，那他在谈话时就决不会提这些事了。他谈到美国和它的核武器射程时说道：“现在到了削减他们的远程武器的时候了，”但他没有就此作详细阐述。
赫鲁晓夫还谈到了约翰·F.肯尼迪，其语气要比上一年他们首次在维也纳会谈前尊重多了。他承认美国总统虽然年轻，却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不过，他并没有隐瞒他的看法，即对肯尼迪施加压力会使我们获得某种成就。他认为与肯尼迪进行第二次会谈将会证明是有用的，虽然要为此进行全面的准备。
通过这次谈话可以断定，赫鲁晓夫显然并不认为在最近的将来可能与美国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虽然他承认两国关系偶尔会变得紧张起来，其主要原因是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这个国家确实处于超级大国在欧洲对抗的第一线。不管怎样，赫鲁晓夫总的看来对我国当时和美国的关系并没有表现出过分忧虑的样子，他对我就任新职表示祝福。
秘密渠道
1月4日，梅尔申科夫大使离任；3月15日，我到达华盛顿。就在这一期间，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正在私下交换着意见。他们之间的这一秘密渠道已经建立起来，并且由在华盛顿的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1]和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以及总统的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2]所掌握。虽然博利沙科夫名义上是塔斯社驻华盛顿分社的社长，但他也是我国军事情报机关的一名具有上校军衔的官员。除了操纵这条秘密联系渠道之外，他被严禁从事任何其他活动。他与总统的亲密助手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和他们打网球，去家里拜访他们。
博利沙科夫是一个工作勤勉的官员，他知道怎样为他的联系通道保守秘密。即使是梅尔申科夫大使都不知道这一通道，因为博利沙科夫是通过我们的武官送出他的情报，并以同样的方式接受指示。但是博利沙科夫也有很大的缺陷：他不太了解我国和肯尼迪政府的外交关系，对某些谈判的细节以及我们在谈判中所持的立场一无所知。除了充当两领导人之间的一个尽职尽责的邮筒之外，他根本无法额外给我们提供有重大意义的情报，因为他不具备与罗伯特·肯尼迪和塞林杰进行交谈的相应的水平。有时他甚至错误地解释他们所说的话。结果，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经赫鲁晓夫同意，葛罗米柯指示我逐渐接管博利沙科夫的联系渠道，但在特殊的场合仍要继续使用他。葛罗米柯当然不愿意真的存在一个由国防部而不是由他本人控制的特殊渠道。
让我就秘密渠道问题再说上几句，因为它将在本书中占有相当重的分量，而且直到现在从未以文件的形式完全公布或加以解释。秘密渠道指的是白宫和克里姆林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撇开美国国务院和我国外交部之间现有的正常外交渠道，直接交换情报和意见时所使用的方法。美国人多半是通过基辛格的回忆录才知道秘密渠道的，当时，秘密渠道在超级大国的外交中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理查德·尼克松利用秘密渠道避开他极不信任的外交官僚机构，甚至绕过他自己的国务卿威廉·罗杰斯。他之所以依靠我们的秘密渠道，是因为我有着一份很不错的履历。“我知道你有一个优点，”在就任总统之初他对我说，“你没有泄露过一点儿秘密。”
在我担任大使期间，这种联系方式存在了许多年，并且不断得到加强。虽然在里根时代它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当时所有的接触都通过国务院进行。那些曾经使用过这种联系方式的人私下一般称它为“渠道”或“秘密渠道”。它为私人间的秘密接触——这是外交的基础——提供了自由，而且使开拓外交工作中的未知领域成为可能，这恰恰是为打破对峙——它已成为冷战的特征——所需要的。
这样，在我的华盛顿工作的头几个月里，仍然存在着两条秘密渠道：一条是由博利沙科夫掌握的原有渠道，另一条则是由我掌握的正在开始发挥作用的新渠道。很快，我掌握的那条渠道在通过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探求解决古巴危机的办法时以及后来在我担任大使的整个期间华盛顿和莫斯科所举行的谈判中都成为主要渠道。
博利沙科夫的渠道缺乏系统性。他的密码电报（通过我国驻华盛顿的武官发出）在莫斯科只能被苏军军事情报局局长接收，然后再由情报局局长将这些电报直接上报给国防部长。由于部长们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明争暗斗，所以国防部长总是把博利沙科夫的电报上报给赫鲁晓夫本人，与此同时只跟外交部长口头说说简单的情况，或者根本就懒得告诉他。结果，赫鲁晓夫批复了电报并就此向国防部长做出指示，国防部长再把赫鲁晓夫的批示传达给博利沙科夫。在某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会和葛罗米柯商量问题；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当赫鲁晓夫认为情况已经清楚时，他就不和葛罗米柯商量了。葛罗米柯自然不会赞成存在这样一条渠道，所以试图通过我来改变它。
除此之外，博利沙科夫休假或因公回莫斯科时，总要拜见赫鲁晓夫内部圈子里的人；他同阿纳斯塔斯·I.米高扬和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伊[3]的关系相当好。他们总是乐意指点他如何同罗伯特·肯尼迪或总统的其他亲密助手打交道。米高扬时常把他的建议与赫鲁晓夫的等同起来，有时甚至通过博利沙科夫把部长会议主席的口信转达给总统的助手。按规定，外交部，包括部长本人，几乎都不了解这些情况。尽管博利沙科夫总是将他和罗伯特·肯尼迪之间的最重要的谈话通报给我，但我却不清楚他的情报到底有多准确。难怪我们的行动有点缺乏协调性。
这种做法产生的后果是：白宫最初通过两个互不相干的渠道获得情报，而这些情报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有出入的。我怀疑在古巴危机前夕，我国情报机构频繁利用博利沙科夫的渠道（我可以认为这样做是得到赫鲁晓夫准许的）是为了向肯尼迪政府提供有关我们在古巴进行军事准备工作的错误情报。然而，我必须承认，苏联领导层实际上也利用正式的外交渠道做了同样的事，从而使这些外交渠道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古巴危机之后，为了重新得到信任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大使生活
1962年3月15日，我作为苏联大使来到了华盛顿。从纽约坐上火车后，我发现，在那么多人中，可以说，我偏偏成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4]的旅伴，虽然我们没有进行交谈。当我们在华盛顿下火车时，我看到有一大群记者在月台上等候着。坦率地说，我认为他们是在等待杜勒斯。虽然杜勒斯肯定也这样想。然而，记者们看来是在等待苏联新任大使。杜勒斯表现出失望的神色。接下来我所遇到的是新闻界对我的第一次考验。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我早先在华盛顿任职时曾结识了一些记者，并且同他们相处得还挺不错。结果，他们提问的语气都很友好。
我生活和工作的使馆位于白宫北面仅三条街区远的第16号大街上，是一座陈旧的四层楼房。在地理位置上，它比其他使馆离总统府都要近。从政治上讲，哎呀，它却好像远在地球的另一端。
使馆大楼是沙皇政府早在1913年就从美国著名的铁路卧车制造商乔治·普尔曼[5]家族买下的。对于规模不大的沙皇使馆来说，算得上是相当宽敞了。除了一名大使（当时挂公使衔）之外，使馆只有一名参赞和两名秘书，此外还有一名车夫和几名仆人。到我就任时，使馆却住着大约100名外交官和技术官员。这有多么拥挤呀！除了大使之外，只有他的副手公使衔参赞享有单独的办公室。其他房间都要容纳5到7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好多年。
我自己的办公室远够不上豪华。在大约30年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我们两国刚刚恢复外交关系，当时这间办公室有两扇大窗户，向外望去，可以越过一片草坪看到大街上。但是在冷战时期，相互监视的癖好已经演变成一场特工战，于是宽敞的窗户被从里面用砖砌得严严实实。从外面看，它们仍然和镶着玻璃的普通窗户一样，但千真万确，它们是一点儿也打不开了。在旧办公室里面又建了一个新房间。里面两层墙之间有一个磁场，可以防止外面的监听。采取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使这间办公室成为一个保护区。我从来没在这个办公室里接待过任何外国来访者；我只在外面的接待室里接待他们。
我不知道这些防护措施能起多大作用，但我不得不在这个没有窗户、被不间断的磁辐射围困着的小房间里工作了几乎1/4个世纪。且不提这种长期的单独禁闭所造成的心理反应（我简直分辨不出黑夜和白天），它对身体很可能也有影响。然而，由于这一切都没有得到科学上的证实，所以这种状况仍被允许存在。
大使办公室在二楼。三楼有一套简朴的大使公寓，包括三间居室和一个厨房，厨房紧挨着隔壁邻居的房顶。这所房子不属于使馆所有，闯入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我们的公寓。在我来华盛顿之前6个月，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个人从邻居的房顶窜进了公寓，偷了些东西，临走之前还在大使的卧室里点了把火。幸亏使馆的一名卫兵及时看到了火焰，使馆人员才把火扑灭了。
后来，使馆周围和楼内都安上了用来监视的摄像机。警卫岗哨也加强了力量。出事之前，外交部为节省硬通货，一直没有按照使馆人员的要求为使馆提供特别的保护。那名纵火犯帮助解决了这一问题，此后再没发生过这类事件。这正如俄罗斯谚语所说的那样：“雷声响了，农民才担心雷劈在自己头上。”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华盛顿有10多年的时间一直没有警卫员。我出门时通常只带一名司机。周末我经常打发走司机，自己开车带上我夫人——数年后还带上我的孙女——出城或购物。然而，美国的反苏运动越来越猛烈，苏联驻华盛顿和纽约的机构几次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拉比·迈尔·卡亨[6]集团尤为残暴）。因此，我国政府为我配备了一名警卫，每当我离开使馆外出，他都要跟随着我。我拒绝接受他的保护，因为我很清楚，带一名警卫不会使情况发生任何变化。此外，他的出现稍微令人感到有些尴尬，而且只会使我感到不舒服。当政治局了解到我没有使用警卫的时候，便给我发来一封不寻常的电报：“你并不属于你自己，而是属于国家。作为一名大使，你对国家是有用的。所以，请执行政治局的决定。”我只好服从命令。
对苏联所有的对外使馆来说，工资过低都是一个令人大伤脑筋的问题。国家非常注意节约外汇，这样就使我们使馆的工资受到影响。与美元汇率和其他使馆的工资相比，我们的工资要低得多。大多数国家驻华盛顿大使的工资都高于我2到3倍。（顺便说一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的工资比我的工资总要高出4到5倍。）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使馆中，我们和保加利亚一道属于工资收入最低者；此外，工资标准也没有因通货膨胀而增加。
在我担任大使的1/4世纪中，我们只增加了一次工资。甚至连这次长工资也是破例的。70年代后期，我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做例行的述职报告。当时的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对我们的工作表示认可，然后问使馆是否需要什么帮助。我告诉他我们需要的唯一帮助就是增加工资。我又说，我们向外交部和财政部提出的请求屡次被它们以颇具权威性的说法——“没有外汇”——拒绝了，尽管斯大林在讨论战后使馆财政开支时曾经说过“至少驻美使馆工资应该加倍”。我直接了当地说，最近罗马尼亚使馆的工资增加之后，其大使的司机挣的和我们的参赞一般多。同罗马尼亚人的比较最终起了作用，我们的工资增加了25%。下一次长工资则是90年代的事了。
我一到使馆就投入了工作，着手在开会时熟悉使馆工作人员，并准备向莫斯科汇报我的最初印象及意见。由于我以前在使馆呆过，所以我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比较顺利。我已经了解了这个国家，熟悉了它的主要制度、风俗习惯和新闻媒介，结识了很多美国朋友和熟人。作为一名大使，我认为我的主要任务是与肯尼迪政府（我对它是不熟悉的）、外交使团、商业圈以及华盛顿的一般机构建立最广泛的联系。
然而，在向肯尼迪总统递交国书之前，我还不能正式履行大使的职责。在此之前，我不得不会见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他担任设在纽约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时以及我在联合国工作时，我已经见过他几次。因此，3月29日我们第一次在国务院的会谈是非正式的；腊斯克说他很高兴见到老相识。他承认没能和我的前任米哈伊尔·梅尔申科夫建立起私人联系是令人遗憾的，因为这样就不可能在特殊情况下以非正式的方式讨论问题。但他希望能够同我建立起私人联系。我们可以在国务院以外的地点进行会谈，比如可以在傍晚时到他的住所会谈，有时甚至可以在总统的游艇上度周末。除了正式对话外，这种谈话也是很有好处的。
我完全赞成他的建议。在我向总统递交国书之前进行的首次谈论中，我们尽力避免讨论任何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样，我和迪安·腊斯克以官方身份和非官方身份所进行的积极和密切的合作持续了几乎7年的时间，直到林登·约翰逊政府结束为止。在此期间，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一一柏林危机和古巴危机、越南战争、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我们的裁军尝试——但是我们总是尽力保持我们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这就使我们在必要时随时可以进行坦率的、非正式的交谈。
腊斯克的观念很保守，而且固执己见——其固执程度丝毫不亚于葛罗米柯，此外他还缺乏想象力。他教条而且顽固。腊斯克提不出新思想，他把这项工作留给总统去做。他确实从不匆忙地改变他对外交事务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渠道对腊斯克说来真的是没什么用的。然而，他从不搞虚伪的宣传和骗人的诡计。他的话是可信的。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他总要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此外，他处事非常谨慎，尽力不让不必要的对抗取代合理的争论。总而言之，他是一位佐治亚州的真正绅士。
拜会肯尼迪总统及华盛顿其他政治要人
3月31日，我向肯尼迪总统递交了国书。我必须承认，在仪式——在我的外交生涯中，这是第一次——开始之前，我有些紧张。在莫斯科，递交国书的仪式很隆重。我国的主席[7]和副主席在克里姆林宫最漂亮的大厅里来接见新任外国大使。出席仪式的外交部官员全部穿着由斯大林规定的用金线镶边的礼服。递交国书之后，还必须与大使举行通常是礼节性的谈话。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也会讨论重要的事情。
我从国务院得知，白宫的仪式相当简单。情况确实如此。到了白宫之后，礼宾司长接待了我，他陪同我从两名行礼的海军陆战队员面前走过，径直进入总统办公室。总统已经在那里等待。他的举止轻松而且友好。递交国书时通常要采用的那些礼节被取消了。他只是接过国书，说了声他已经读过了（按照惯例，国书的副本已经递交给国书院）。因为背痛，所以他坐在一把摇椅上，并邀我坐在他身边的长沙发上。他是独自一人，我也是独自一人进来的。
由于我来时没有带翻译和外交顾问，所以打破了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长期因袭下来的一个传统。形成这一传统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我的前任大多不能流利地讲英语；第二，在斯大林时代，和外国人交谈时如果没有证人在场一直被认为是不妥当的。我没有受这些限制的束缚。最为重要的是，没有官僚机构做记录的人在场，我们的谈话将会轻松一些，坦率一些。后来，我与美国政府大多数高级官员谈话时都是这样做的。良好的记忆帮了我的大忙——一回到使馆，我便能够根据记忆逐字逐句地记下谈话内容。无论如何，在供职华盛顿的长期岁月中，人们对我描述对方观点的准确性没有提出过一次疑问。
喝咖啡时，肯尼迪直接切入了正题。我转达了赫鲁晓夫的问候和衷心祝愿之后，他立即做出同样般切的反应，并开始兴致勃勃地谈起他们于一年前在维也纳进行的“令人感兴趣的会谈”。我当时也去维也纳参加了那次会谈。总统说他希望再次与赫鲁晓夫会谈。
他又说眼下还难于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定下具体的日期。目前他很希望看到至少事先能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或者为下次最高级会谈时国家元首签署某些文件做好准备。
我问他应当为下一次最高级会谈做哪些准备，肯尼迪回答说，这还要再看看，但他认为下次会谈无论如何也会讨论德国和柏林问题。他说他希望下次会谈能尽早在当年举行。他说显然需要举行这样一次会谈。我对他的想法表示赞同。
总统没有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只是说我们往后可以这样做，并表示在我担任大使期间，我可以得到他的合作。他还要我转告莫斯科，他非常感谢莫斯科对他父亲病情的关心，他父亲已接受了我国最出色的医生提出的医疗意见和详细建议。
会议结束时，总统把我引到他的主要助手——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8]、国内事务顾问西奥多·索伦森[9]以及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的办公室。总统讲着俏皮话，把我分别介绍给他们。他还向我展示了一些他在不同场合收到的礼物，并指给我看赫鲁晓夫送给他的一只用海象牙做的轮船模型。在绘画作品中，我认出有两幅小油画是俄罗斯杰出的海洋风景画家艾瓦佐夫斯基[10]的作品；这两幅画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他以都市风光为主题，描绘了圣彼得堡冬天的景色。这两幅油画是一位私人收藏家借给白宫的。[11]
和去年在维也纳相比，肯尼迪总统现在看来已经是大权在握。通过我们的谈话可以断定，他非常了解苏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与白宫的某些前任截然不同。所以，我向莫斯科报告：“在美国方面，我们正面对着一个名副其实的对手。”
我在会见过任何一位美国重要官员之后，都要立即写出电文并用密码发给莫斯科。我尽力报告最重要的会谈内容，有时要把三小时的谈话压缩成两页纸的文字。我不向速记员或某位外交官口授电文，而是亲自起草电报，这是我一贯的做法。这样做也有助于保守谈话的秘密。只有一位公使衔参赞——我不在时他必须担任代办——完全了解内情。（后来，那些公使衔参赞——其中有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尤利·沃龙佐夫、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弗拉登·瓦谢夫、奥列格·索科洛夫——都成了杰出的外交家。）然而，某些私人电报只有大使才有权处理。如果有要求使馆方面采取行动的电报或谈话，我便向一位外交官作出口头指示。
递交国书之后，我便作为一名正式就任的大使开始履行职责。我和肯尼迪政府的主要代表人物进行了几次礼节性的会谈。在会谈中，我们常常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总的说来，那些会谈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苏美关系既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也没有取得进展的任何指望，虽然双方一直就某些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讨论。
在努力寻找走出僵局的办法的过程中，双方都试图在本国最高层领导人的帮助下扩大相互间的联系。在上一年的年末,赫鲁晓夫曾通过博利沙科夫收到了肯尼迪总统提出的一项秘密建议——总统准备派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去莫斯科进行非正式会谈。赫鲁晓夫表示同意。与此同时,阿朱别伊出访华盛顿一事已得到安排并很快成行。但是，罗伯特·肯尼迪的行期却一再被美国人推迟。1月中旬，肯尼迪终于遗憾地通知赫鲁晓夫，罗伯特·肯尼迪原先准备秘密访问莫斯科的计划已经被美国新闻界透露了，目前他正受到美国强硬派的错误攻击。因此，他打算暂时推迟这项访问，但不准备收回他的承诺。（在我向总统递交国书并首次与他会谈时，总统就曾向我抱怨过美国新闻界。“就这一点而言，我很羡慕苏联领导人，”他说，“不管我做什么，80%的美国新闻媒体都会出来反对我。”）
到那时为止，我仍未见到过罗伯特·肯尼迪，虽然我了解总统通过他送出的那封信的内容。实际上，我们两人当时都想撇开博利沙科夫那条渠道，建立直接的联系。
5月3日，总统在白宫举行宴会，招待外交使团。这种招待会在华盛顿的政治生活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肯尼迪家族善于组织并且乐于举办这些活动。宴会期间，总统带着他的弟弟来到我的身边，开玩笑地介绍他是“和苏联进行秘密接触的专家，”我“应该更多地了解”这个人。我以同样的语气回答说，我一定听从他的建议。
一个星期后，罗伯特·肯尼迪邀请我妻子和我去他家共进便餐。他的漂亮住宅坐落在波托马克河对岸属于弗吉尼亚州地界的一个名叫麦克利的富人居住区里。席间根本没有谈及政治问题。我们被他那拥有几乎一打孩子的庞大而异常热闹的家庭围住。当我们提起此刻我们使馆的工作人员正在油煎从波托马克河钓的一条大鱼准备野餐时，肯尼迪夫人显出很吃惊的样子。她解释说这条河的河水被污染得很厉害，吃了从河里钓上来的东西有危险。我赶紧打电话转达她的告诫。哎呀，那条鱼早已被吃光了，而且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没有人得病。
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私人交往就这样开始了。他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经常发脾气；每逢这种时候，他的举止往往显得蛮横无礼，使人讨厌和他打交道。然而，在受到挫折之后，他通常能够控制自己，并且很容易就可以振作起来。这就是与他进行会谈为什么总是不顺利而且常常破裂的原因。虽然他对外交政策问题没有深刻的认识，但他显然把自己看成是这方面的专家。这样就常常使对话变得复杂化，尤其是他代表总统讲话的时候。但是，他同其兄长之间显然十分亲密的关系又使他成为一条极有价值的联络渠道。
罗伯特·肯尼迪从未去过苏联，虽然他曾多次与我们讨论过这种可能性。我认为他未能成行的主要原因是他自己优柔寡断。一方面，他极力想向我们、向总统周围的人以及向美国公众证明他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然而，在内心深处他显然不敢肯定他是否能够完成这一复杂的使命，特别是他的会谈对手是因装腔作势、夸夸其谈而在美国享有坏名声的赫鲁晓夫。
我认识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12]，他是华盛顿知识精英中最受尊敬的长者，对美苏关系持稳健且现实的看法。总统经常同他进行对话。这些精英人物在观点和认识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分歧，特别是在苏美关系上，强硬地反对共产主义往往使他们不能得出清醒的认识。这种倾向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艾尔索普兄弟，约瑟夫[13]和斯图尔特[14]。
另一位著名专栏作家德普·皮尔逊[15]态度的变化令人颇为惊讶。长期以来，皮尔逊一直是美国最顽固的反共分子中的一员。但是，经过两次访苏（其中一次是在《华盛顿邮报》老板的遗孀、对我国持友好态度的阿格尼丝·迈耶[16]的陪同之下乘游艇去的）以及两次会见赫鲁晓夫之后，皮尔逊对苏联的态度变得比较同情了。这种转变在他通过报业辛迪加同时发表在多家报纸上的文章中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来。
那年夏天，当我去他的农场参观时，皮尔逊带我看了一小块豌豆地，豌豆种子是赫鲁晓夫送给他的。旁边的一块地里种的是美国豌豆。皮尔逊笑着说：“我是第一个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的美国人。顺便说一句，苏联豌豆至少从外观上看长得更好一些。”
说到这儿，我还得讲讲另外一个与此相似的故事。在我担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期间，美国驻华盛顿大使卢埃林·汤普森试图在农业方面展开一场和平竞赛。有一年的7月4日，他在大使官邸里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独立日招待会。客人们在他的小花园里散步时，长势良好的一小块玉米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出席这次招待会的赫鲁晓夫也不免注意到了这块玉米地。玉米是赫鲁晓夫最为偏爱的东西，他试图在俄国每一处有条件的地方，甚至在条件不适宜的地方都种植玉米。莫斯科的气候条件的确不适宜种植玉米，苏联专家已经向他讲过这一问题，但是他不相信他们的话。
赫鲁晓夫一看到汤普森的玉米地，就把农业部长叫了过来。部长会议主席立即开始训斥他。当着一大群客人的面，赫鲁晓夫直截了当地对这位不幸的部长说，这个汤普森——顺便提一句，他不是农民，而是一位外交官——正是在首都想办法种出上等的玉米，与此同时，农业部长却一直在向他保证，在莫斯科地区种植玉米是不可能的。
招待会结束后，汤普森微笑着对我说，这块漂亮的玉米地——每一株玉米！——都是使馆的农业顾问栽培的，其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机会时让赫鲁晓夫大吃一惊。这个机会终于在那个7月4日出现了。
汤普森被肯尼迪召回了华盛顿。肯尼迪非常看重他的意见，任命他担任国务院参事和苏联问题首席顾问。我们两人相识已有很长时间，所以我们常常在一起自由地交谈。在莫斯科，汤普森受到苏联领导人的尊重，他们愿意在国宴上和他交谈。他是一个能体谅人、令人愉快的人；他懂得如何说服别人；他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是一位有才干的职业外交官；他真心赞成促进两国关系的思想，和许多美国大使相比，他很少有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我认为在整个冷战期间，他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中最好的一位。
围绕德国和柏林问题出现的外交僵局
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显然是在围绕着一个由德国和禁止核试验问题而形成的永恒的圆圈而转动。德国和柏林问题的阴影笼罩着一切；当然，德国在历史上是欧洲中心的平衡力量，也是我们历史上的敌人，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祸源，现在是冷战的主战场，而柏林——毫不夸张地说——则处在战场的最前沿。德国和柏林问题是我同腊斯克国务卿频繁会谈中的长期议题（也是汤普森被召回之前同葛罗米柯在莫斯科会谈的长期议题）。但是，双方的立场显然没有前进或改变。在会谈进程中，这些立场观点只是一再地被重申。
每隔两三个星期的周末，腊斯克都要在完全非正式的氛围中——“不打领带，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与我会谈，以便讨论所有的问题。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我就是这样学会喝他所喜爱的波旁酒的。）我们在国务院或者在他家里，在游艇上，在我的住所举行会谈。这些会谈对深入理解某些问题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在德国和西柏林问题上，我们彻底陷入了僵局。我们一再地重复自己的论点和反驳意见，好像想让对方记住这些观点似的——最后，它们的确被记住了——乃至重复到令人厌倦的地步。有一次腊斯克开玩笑地建议说，我们双方可以给每个问题和每个答案编上号码，这样就可以节省讨论的时间了。他解释道：“比如，我说‘我问问题5’，你就答‘答案6’等等。这样就能够给国内寄回一份详细的报告，我也可以向总统汇报会谈情况了。”
腊斯克的玩笑是善意，但是它反应出在西柏林问题上我们已走入困境。4月10日，腊斯克本人向一个由第一流专栏作家组成的私人团体提供了一份秘密的情况简介，这份情况简介充分表明了美国政府本身对形势的估计，它的详细内容很快传遍了这座城市。腊斯克坦率地说，美国政府认为苏联最近提出的缔结一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集团互不侵犯的条约的建议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只有就欧洲现状——包括就西柏林问题签定协议——与苏联达成某种谅解之后，缔结这样的条约才是可行的。但他尚未看到签定这样一项协议的前景。腊斯克说，美显然必须进一步增加拨款以改善军备并使之现代化，他希望这样做迟早能使两国达成一项协议，因为谁也不能无限期地承受如此巨大的军备负担。
这个讲话并没有使我感到惊讶。我个人对美国立场的估计和腊斯克的十分相近。显然，就柏林问题而言，还没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紧张局势仍将继续存在。肯尼迪总统准备认可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的事实——他已经暗示，假如柏林问题得到解决，他可能在3到5年内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是他反对改变西柏林的现状，因为那样做将导致美国军队像赫鲁晓夫所希望的那样撤出这座城市。他认为,这种撤退将会被西方社会和美国看作是他软弱无能的标志。我就是这样向莫斯科汇报的。
但是，莫斯科当时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肯尼迪总统准备就欧洲现状达成谅解。果真如此，那将是苏联外交最大的成就之一，并可能成为战后时期缓和的开端。但赫鲁晓夫认为，他有机会通过柏林问题使欧洲现状变得对他更为有利。于是，苏联领导人对肯尼迪政府施加了压力。这是一个只能使国际紧张局势和军备竞赛更为加剧的错误战略。
5月，赫鲁晓夫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提出警告说，进一步施加压力这一做法增加了出现新的一轮柏林危机的可能性。6月3日，罗伯特·肯尼迪试图通过博利沙科夫向我们表明，总统不可能改变他在西柏林问题上的立场——他真的“不可能那样做”——但是，如果莫斯科能认识到这一点，尚有可能就其他重大问题达成协议。总统的这位兄弟小心谨慎地探问苏联政府中是否有人打算和美国摊牌，哪怕这样做会引起战争。
回答是不存在这样的派别，反过来他被问道，美国政府中是否有鼓吹和苏联摊牌的人。“不，政府中没有这种人，”罗伯特·肯尼迪回答说，但是五角大楼军方有一些这样的人——虽然“不是麦克纳马拉本人”（这里指的是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过了不久，博利沙科夫转告罗伯特·肯尼迪，莫斯科敦促总统管一管“五角大楼那些热情过分的头头们”。罗伯特·肯尼迪强硬地坚持说，那些人对政府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和五角大楼其余的人一样都处在白宫的严格控制之下。他建议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冻结柏林问题，或者暂时达成一种谅解——口头或书面的都行一让美国军队在西柏林再呆上一段时间（显然，要呆到总统再度当选之后）。然而，莫斯科仍然坚持它提出的条件，于是，柏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美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在柏林实际上已处于相互对峙的状态。
7月13日，腊斯克提醒我注意苏联舆论频繁地暗示美国可能针对苏联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并说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相信这样的宣传，那他们就生活在一种十分危险的幻觉之中。我告诉国务卿，莫斯科到处都传播着这种对美国的恐惧，但是苏联领导层并不担心遭受一场突然袭击，尽管它确实在关注美国从事的军备竞赛和柏林一触即发的局势。腊斯克则回答说，美国对苏联针对柏林问题新施加的压力感到恐惧。
这就是双方因在柏林问题上的对抗而产生的忧虑。许多年过去之后，这件事看上去似乎仅仅是一个历史的脚注，但当时它却被看成是极为严重甚至恐怖的问题。它对我们的外交关系和行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两个月后，柏林墙建起来了，它成为造成欧洲分裂的冷战最为臭名昭著的象征。
腊斯克还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非常微妙的问题”——因为我们俩一直是单独谈话，所以他才可以这么说。很多美国人——包括肯尼迪身边的人——都认为他作为国务卿在与苏联打交道时使用了“过分温和的语言”。腊斯克承认，他的确不赞成使用强硬的语言。但后来，苏联对待美国的态度变得日趋强硬，腊斯克说他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他把自己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他本人开始担心苏美对话可能会再度使用“杜勒斯时代”的冷战词汇，对此他腊斯克一直是不赞成的。由于秋季中期竞选的言论越来越激烈，这种情况确实可能发生，因此必须加以提防。
我必须承认，腊斯克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我们的官方语言越来越受赫鲁晓夫的影响，他选用词汇不大讲究，在公众场合激动起来时更是如此。麦克纳马拉告诉我，赫鲁晓夫曾经生动地评论说，苏联的新型导弹能“击中太空中的苍蝇”，这句话使美国情报机关认认真真地做了一番调查，以便弄清楚苏联是否在技术上取得了某些突破性进展，但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葛罗米柯不喜欢这种语言，但很少加以抵制，因为他不敢和他的上司顶牛。赫鲁晓夫给美国总统的电报和信函通常是由外交部起草的。这些电报和信函从法律上讲非常精确，用词恰当而且符合专业要求，但文体冗长乏味，这一切充分反映出葛罗米柯的个性。
赫鲁晓夫生性活泼，喜欢讲通俗的语言，经常挖苦他的外交部长，常常轻蔑地称他是“一根干枯的木头棍”。他偶尔会用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重新编写已经准备好的文本。赫鲁晓夫不喜欢向速记员或助手口授信件，他根本不擅长此道。他也不会写作。他无所畏惧地开始谈话，声音很大并且频繁地打着手势，好像正在对总统本人讲话似的：“亲爱的总统先生，我不能同意您的观点……”他滔滔不绝地讲着，犹如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对话。他信口讲出俄罗斯的民间传说和其他一些相当生动而又通俗易懂的词句，这种做法有时超出了外交通信的限度。重新起草信函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尤其是在赫鲁晓夫回忆起他曾讲过的话，对修饰了他的语言的那些“官僚们”大发脾气的时候。他渐渐地开始懂得必须按照外交规范起草信函。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依赖葛罗米柯准备的文本，但是，这些文件里面仍然保留着不少赫鲁晓夫的原话，其调门高得难以让腊斯克这样的职业外交家所接受，我本人对此同样也不满意。
肯尼迪总统决定中止这场激烈的外交辩论，亲自出面坦率地表明自己的立场。6月17日，他邀请我到白宫与他单独会面，以便告诉我他对赫鲁晓夫就德国与柏林问题所提出的建议将做出何种反应。
“如果我们美国同意撤离西柏林，”他说，“那么没有人会继续相信华盛顿所说的话，而且我们对其他国家所承担的一切义务都将变成一纸空文。如果我们最终被迫撤离柏林，我们对西欧做出的所有保证都将失去意义。这将影响到我们的基本利益，因为与西方国家的联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我希望赫鲁晓夫总理能够正确理解我这番话的意思。我们不想使去年的柏林危机再度重演，我们相信，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次危机耗费了我们30亿美元，苏联也一定耗资巨大。”
接着，总统把古巴和柏林做了一番比较——过不了几个月，古巴问题就会变得突出起来。肯尼迪又说道：“我要是能够把卡斯特罗的古巴从鼻子底下除掉那该多好啊，但是我不得不容忍它的存在，就像双方都必须容忍各自不喜欢的其他一些事物继续存在一样。柏林问题的每一次严重恶化都会导致西欧国家再次提出自行发展核武器的要求。但是，美国和苏联一样，反对在欧洲建立‘独立核力量’的思想。”
与总统进行的这次有关柏林问题的讨论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特殊效果。克里姆林宫仍在坚持要求赋予西柏林“自由城市”的地位，它甚至打算同意让这座城市的居民享有自行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但是要有一个条件——所有西方国家的军队必须撤出去。肯尼迪明确表示他不同意克里姆林宫提出的条件，情愿为此而同我们形成直接的对抗，尽管他没有阐明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莫斯科完全相信总统的决心，但是赫鲁晓夫个人错误地希望，不断施加压力最终会迫使肯尼迪屈服。指导柏林政策的这一总方针所导致的主要后果就是造成了长期的、最终是毫无必要的紧张状态。
肯尼迪总统接着又问道，在苏联完成了目前进行的一系列核试验之后，赫鲁晓夫是否会同意签定一个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条约。我回答说，赫鲁晓夫的立场是禁止一切形式的核试验，并且由各国自行监督本国核禁试的实施情况。（这显然是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甚至就是一种宣传，因为显而易见华盛顿是不会同意的。）
总统注意到，赫鲁晓夫最近对预计能击中太空苍蝇的那种新型导弹所做的评论已经使美国军方和科学精英就苏联的整体军事成就以及最近的试验，特别是高能量和高空的爆炸所产生的效果展开了一场新的争论。总统以一种调解的口吻结束了这次谈话，他表示希望两国尽快能就禁止核试验问题达成谅解。
这次谈话使我清楚地感觉到，总统非常关注在德国问题上施加新一轮的压力，但他仍明确表示，如果他能在这一地区保留足够的军事力量，这种分歧就不会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冲突。这就是自1962年与赫鲁晓夫进行了艰难的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以来他所奉行的新政策，他决心继续遵循这一政策。
8月下旬，我和总统的私人助手西奥多·索伦森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他告诉我，他在白宫的主要职责是观察政治风云的变化，提高总统的个人声望，为他的政策寻求支持，并研究总统应采取何种策略支持民主党赢得此刻正在紧张进行着的国会选举。索伦森说，苏联如果就柏林问题进一步施加压力，可能会对选举的结果产生潜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总统采取什么行动，其结果都会使共和党额外多得些分。他的意思是说肯尼迪希望苏联在选举期间能保持中立。这样做可以为选举结束旨与赫鲁晓夫再次举行会谈铺平道路，如果其间不能就某些具体问题签定协议的话。
这一呼吁显然非同寻常，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莫斯科的注意。几天之后，我通知索伦森，我们的谈话内容已向赫鲁晓夫作了汇报。我对他说，苏联方面对“总统的愿望”表示理解，并且不会在选举前夕采取任何可能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并使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的行动，特别是在德国问题上。
索伦森特意提到了那封电报的重要性。只是就古巴问题而言，他说，那份电报稍微来得晚了些，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作战问题。在选举期间，总统将被迫在古巴问题上采取比他原先设想的更为积极的立场。
当时我并不知道苏联正在进行着那些最终将导致导弹危机的秘密准备工作。所以说赫鲁晓夫所做的在选举前夕不使国际局势复杂化的承诺是在蓄意骗人。赫鲁晓夫因此仍在进行着一场赌博。
古巴危机步步逼近
9月4日，当我和罗伯特·肯尼迪进行单独会谈，讨论赫鲁晓夫在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上的最新立场时，古巴问题被再度以更为强烈的方式提了出来。罗伯特·肯尼迪非常焦虑地把谈话内容转移到苏联对古巴进行军事援助的问题上。他说，美国政府对苏联不断增加对古巴的军事援助以及苏联军事人员抵达古巴等情况越来越感到忧虑。
美国政府尤为关注在古巴出现的地对空导弹，尽管这些导弹目前仍被控制在苏联军事人员手中。但是，罗伯特·肯尼迪说，这些导弹一旦被“易于冲动的古巴人”掌握，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又说，如果事态沿着下面的逻辑轨道发展，美国自身的安全将面临严重的问题：那里是否会出现威力更大并能从古巴本土射到美国境内的导弹？这些导弹是否会携带核弹头？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美国政府肯定不会让古巴现政府来决定美国的安全。罗伯特·肯尼迪最后说，上述这番话只是为了强调美国政府极为关注苏联对古巴的军事援助。
在解答他的疑问时，我强调指出，古巴拥有保卫自己的权利。至于核弹头问题，苏联完全赞成尽快缔结一项防止核扩散条约。与此同时，我避开了普通导弹和军事人员的问题。我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有关的报道，因为直到大约六星期后，也就是古巴危机正式开始之前，我对这方面的情况确实是一无所知，
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们竟会在古巴部署核导弹。我同时也设想过这些导弹的射程达不到美国本土。然而，我深刻地意识到罗伯特·肯尼迪所提问题的重要性，因此我急切地向莫斯科请求指示。莫斯科草率地回答道：“在与美国人谈话时，你应该明确表示古巴只有苏联的防御武器。”[17]这是全部的指示。无论是对美国人还是对我本人都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此外，刚刚从国内休假归来的博利沙科夫也受命以赫鲁晓夫的名义向罗伯特·肯尼迪转达同样的话。所以，在危机于10月份爆发之前，我一直在向美国官员重复莫斯科指示我说的那些话。直到危机爆发时，我才认识到莫斯科对“防御武器”这一措词的理解和华盛顿完全不同。
9月18日，我向罗伯特·肯尼迪转达了赫鲁晓夫致肯尼迪总统的一个新的口信。这个口信写在纸上大约15页长，它非常详细、非常明确地阐述了苏联领导层在古巴危机即将爆发之前是如何看待同肯尼迪政府的关系的。
对这一“口信”——在外交实践中这是常有的事——的实质需要做一些解释。使用它的目的是为了使通信联系少一些官方的或正式的色彩，更加接近于口头语言。口信原文有时用打字机打在一张纸上而不是以官方文件的形式送给对方。有时则不送书面材料，这样听取口信的一方应该自己做笔记。
在赫鲁晓夫时代，与肯尼迪总统以这种方式交换意见是常见的事，因为这样做可以使赫鲁晓夫自由地口授他的电文。赫鲁晓夫的这种做法使他的电报拉得很长，所以在没有请示莫斯科的情况下，我事先把这些电报译成了英文，这样，我就能够先向收信人口头叙述一下，然后再把一封绝对非正式但是非常完整的“口”信文本交给他。这很合腊斯克、罗伯特·肯尼迪以及总统的心意，他们回答问题时不会提及书面文本(从形式上说，它并不存在)，而只是提及我传递的那个比较灵活的“口信”。
赫鲁晓夫的电报评论了肯尼迪总统对苏关系的忧虑，并坚持认为“两国关系恶化不是我们的过错”。他把两国关系的恶化首先归咎于柏林的“非正常局势”，但他允诺在选举结束，对话重新开始之前先将这些问题搁置起来。他以其特有的摇摆不定的方式又转而谈到他和斯图尔特·尤德尔[18]——美国内政部长，曾与他的诗人朋友罗伯特·弗罗斯特[19]一起访问过莫斯科——进行的“令人愉快的谈话”。“我不希望看到的，”赫鲁晓夫说，“就是您会在这个非常时刻要求国会同意征召15万后备役军人。”他坚持认为在美国提出“海盗式的要求”，要对苏联驶向古巴的船只进行检查的同时，苏联却没有做任何可能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事情。
当我手持这份电报去见罗伯特·肯尼迪时，我曾设想这次会谈将不会令人感到愉快，甚至可能发生激烈的争吵。所以，当他只是表情阴郁地表示当天即会把这份电报转给他哥哥时，我反而感到十分惊讶。他没有和我讨论任何具体问题，只是说两国在国会选举之前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包括不就柏林问题采取行动是个不错的主意。这次谈话以及我和卢埃林·汤普森——他成功地结束了驻莫斯科大使的使命，刚刚回到美国——的另一次谈话使我意识到，在距古巴危机发生只有10天时，肯尼迪政府显然仍将柏林问题，而不是古巴问题，看成是苏美关系的主要威胁。
在回首往事时，我经常自问，围绕柏林问题出现的紧张局势是否是赫鲁晓夫为转移人们对古巴危机的注意力而故意造成的。从我们的档案里我没有找到具体证据，但是我怀疑他脑子里一直想借这两件事向肯尼迪总统施加压力，希望以此迫使他做出让步。这个幻想很快就破灭了。
[1]格奥尔基·尼基托维奇·博利沙科夫（ГеоргийНикитовичБольшаков，1922年？月？日——1989年3月30日），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1942年加入格鲁乌。1951—1955年任塔斯社驻美国通讯员。1958—1962年期间以《苏联》杂志副总编辑的身份在美国活动。古巴导弹危机前后担任美苏双方间的调解人。1962年奉召回国，并被开除出格鲁乌。此后长期担任《苏联》杂志总编辑。1989年逝世。
[2]皮埃尔·埃米尔·乔治·塞林杰（PierreEmilGeorgeSalinger，1925年6月14日——2004年10月16日），美国作家、记者。出身于法国移民家庭。年幼时曾是钢琴演奏家，后转向从事写作。1943年入伍，参加了冲绳岛战役。1947年退役。1961—1964年任约翰·F·肯尼迪的新闻秘书。1964年8—12月任参议院议员。1968年担任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竞选主任。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身亡后退出政坛。1976—1990年任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评论员。2000年赴法国定居。2004年在法国逝世。
[3]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Алексе́йИва́новичАджубе́й，1924年1月9日——1993年3月19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43年加入红军。1949年起成为赫鲁晓夫的女婿。1959年发起成立苏联记者协会。1959—1964年任《消息报》总编。1961—196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4年被开除出苏共中央。此后在《苏联》杂志新闻部工作。苏联解体后曾在一份地产报纸担任总编。1993年逝世。
[4]艾伦·威尔斯·杜勒斯（AllenWelshDulles，1893年4月7日——1969年1月27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约翰·杜勒斯的兄弟。1916年起从事外交工作。20年代末曾在国际联盟工作。1941年起在战略情报局工作。1942—1945年任战略情报局瑞士站站长。1945年曾短暂担任战略情报局德国站站长。1948年担任托马斯·杜威的竞选顾问。1951年1—8月任中央计划情报局副局长。1951—1953年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53年策划了推翻伊朗首相摩萨台的活动。1953—1961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54年策划了推翻危地马拉总理阿本斯的政变。1961年策划了“猪湾事件”，企图推翻卡斯特罗统治，但遭到挫败，随即被迫辞职。1963年出任旨在调查肯尼迪遇刺的沃伦委员会委员。1969年逝世。
[5]乔治·莫蒂默·普尔曼（GeorgeMortimerPullman，1831年3月3日——1897年10月19日），美国工程师、实业家。
[6]拉比·梅厄·戴维·哈科亨·卡亨（RabbiMeirDavidHaKohenKahane，1932年8月1日——1990年11月5日），美国犹太裔教士、作家。早年即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58年起担任犹太教教士，在此期间担任联邦调查局顾问。1968年发起成立犹太人防卫同盟。1971年移居以色列。1971年因串谋制造炸药被判处5年缓刑。1975年因袭击苏联驻联合国特派团而短暂被捕。1984年当选为以色列议会议员，但拒绝就任。1990年在纽约曼哈顿演讲时被一名美国人刺杀身亡。
[7]指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译者
[8]麦乔治·“麦克”·邦迪（McGeorge"Mac"Bundy，1919年3月30日——1996年9月16日），出身于共和党家庭。二战期间曾在陆军和海军服役。1949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61—1966年任国家安全顾问。1966—1979年任福特基金会主席。1979年以后在纽约大学任教。1990年起在纽约卡耐基公司工作。1996年逝世。
[9]西奥多·柴金·索伦森（TheodoreChaikinSorensen，1928年5月8日——2010年10月31日），美国作家、律师。出身于政治世家。1961—1964年任白宫国内事务顾问。1968年担任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竞选活动顾问。1977年获中央情报局局长提名。2010年逝世。
[10]伊万·康斯坦丁诺维奇·艾瓦佐夫斯基（Ива́н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Айвазо́вский，1817年7月17日——1900年4月19日），俄国画家、收藏家、慈善家。
[11]罗伯特·肯尼迪通过博利沙科夫提出过一个索要美术品的请求，我认为这一请求提得不恰当。被宣判犯有间谍罪的苏联情报官员鲁道夫·伊万诺维奇·阿贝尔在亚特兰大联邦监狱中画过一幅十分出色的约翰·F·肯尼迪肖像。阿贝尔先生会同意将这幅画送到白宫吗？罗伯特·肯尼迪还说阿贝尔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画家。我回答说他们应该直接向阿贝尔先生提出请求。这幅画毕竞是他的财产，而不是我们的。
鲁道夫·伊万诺维奇·阿贝尔（Рудо́льфИва́новичА́бель，1903年7月11日——1971年11月15日），原名威廉·G.费舍尔（WilliamG.Fisher）。出身于俄国侨民家庭。1920年回国。1922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加入格别乌。30年代在英国开展情报工作。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8年被开除出格别乌。1941年重新加入格别乌。50年代在美国工作。1957年被捕并被判处32年徒刑。1962年通过交换囚犯获释回国。1971年逝世。
[12]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1889年9月23日——1974年12月14日），美国作家、记者、政治评论家。出身于德裔犹太人家庭。1911年加入美国社会党。1913年起开始担任记者。一战期间担任伍德罗·威尔逊的顾问，帮助其起草《十四点政纲》。1947年将“冷战”一词引入美国。1958年获普利策奖。1964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67年退休。
[13]约瑟夫·赖特·艾尔索普五世（JosephWrightAlsopV，1910年10月10日——1989年8月28日），美国新闻工作者。出身于共和党家庭。193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41年参加美国海军。战后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同时秘密为中央情报局服务。1957年在克格勃监控下被发现其同性恋身份，但始终没有公开身份。1958年起在《华盛顿邮报》工作。1974年退休。
[14]斯图尔特·约翰诺特·奥利弗·艾尔索普（StewartJohonnotOliverAlsop，1914年5月17日——1974年5月26日），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政治评论家。出身于共和党家庭。193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44年参加美国陆军，参与协助法国抵抗运动。1945—1958年期间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1958年以后在《星期六晚报》工作。1968年以后因病离职。1974年逝世。
[15]安德鲁·罗素·皮尔逊（AndrewRussellPearson，1897年12月13日——1969年9月1日），美国专栏作家。早年曾担任报纸编辑。1921—1922年期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192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29年起开始担任记者。30年代曾在美国国家广播电台（NBC）工作，并曾参演好莱坞电影。40年代初一度与罗斯福政府关系恶劣。1948年起公开反对麦卡锡主义。60年代后立场日渐保守，激烈反对同性恋。1969年逝世。
[16]阿格尼丝·伊丽莎白·恩斯特·迈耶（AgnesElizabethErnstMeyer，1887年1月2日——1970年9月1日），美国记者、民权活动家。出身于德国路德教移民家庭。1909年起开始担任记者。1933年丈夫尤金·伊萨克·梅耶（EugeneIsaacMeyer）收购《华盛顿邮报》后为报纸撰稿。50年代初激烈反对麦卡锡主义。1956年起参加民权运动。1970年逝世。
[17]这是一个带有欺骗性的回答。在我们的军事用语中，“防御”意味着用一切武器“保卫古巴”，而美国则以为这个词语指的是可以用来抵抗对古巴的入侵，因而只能在古巴本土或其领海内使用的武器。
[18]斯图尔特·李·尤德尔（StewartLeeUdall，1920年1月31日——2010年3月20日），早年就读于亚利桑那大学。二战期间在空军服役，在意大利作战。1955—1961年任众议院议员。1961—1969年任内政部长。1969年离任后曾在耶鲁大学任教。此后从事环保运动。2010年逝世。
[19]罗伯特·李·弗罗斯特（RobertLeeFrost，1874年3月26日——1963年1月29日），美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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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最高级会谈：从另一个角度看最高领导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三章最高级会谈：从另一个角度看最高领导层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
↘巴黎最高级会谈的失败
↘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维也纳
↘惊讶：我被任命为驻美大使
日内瓦最高级会谈：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
在苏美关系中，最高级会谈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参与了从1955年到1990年有苏联参加的所有最高级会谈。最高级会谈是终审法院，掌握着最高权力的国家元首们在这里可以进行解决国际关系中最困难问题的尝试。人们总是对这些会议寄予极大的希望。与此同时，最高级会议一旦失败了，将给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国际局势带来严重的后果。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双方总是试图通过发动宣传攻势来掩盖事实真相。这样做丝毫无助于改善两国的外交关系。
西方国家的某些人认为，莫斯科之所以对最高级会谈感兴趣，唯一的或主要的原因是最高级会谈能产生宣传效果。这只说对了一部分。我可以证明，除非确信举行最高级会谈能够取得一些有助于改善两国关系的具体成果，否则，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决不会同意与美总统举行最高级会谈。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准备在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议之前先等上一年或两年的原因。
赫鲁晓夫则有些不同。他总想取得积极的成果，但往往想不出取得这些成果的办法。他支持和平进程，但无法把他的承诺变成具体的协议。他好即兴演讲，他爱吓唬人，他的脾气很坏，但这一切全部被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意识掩盖住了，这使得他和美国总统的讨论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激烈争论，虽然我还得说明，在这些争论中，赫鲁晓夫的对手同样也没有使和平进程变得更顺利些。也许是达成协议的时机尚不成熟，赫鲁晓夫参加的最高级会谈——不管它们是多么的引人注意——成为苏美关系史上没有收获的里程碑。
1953年，朝鲜实现停战；1954年，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最后，奥地利国家条约于1955年签订，国际紧张局势的不断松弛使得举行和平时期的首次最高级会谈成为可能。“最高级会谈”这个词是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创造的，但首相任期的结束使他没有能够参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以来首次举行的最高级会谈。那次会议于1955年7月18日至23日在日内瓦举行，这座城市当时享有和平调停中心的美誉，因为战前它是国际联盟总部的所在地。我那时是莫洛托夫的助手，参加如此高级的会议，在我的外交生涯中还是第一次。
苏联代表团由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布尔加宁率领，然而他只能够发表事先准备好的讲话。赫鲁晓夫作为共产党总书记，扮演着最为活跃的角色。美国代表团当然由艾森豪威尔率领，但是我们很清楚，其对外政策是由杜勒斯制定的。四大国中的另外两国是英国和法国，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划分德国和裁减军备。
艾森豪威尔主张在全民投票的基础上实现德国统一，然后将德国纳入西方安全体系之中，就我所知，赫鲁晓夫的确不相信在他有生之年德国会重新统一，他想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西德分开，成为“一个工人国家”。这个问题直到冷战结束后才算彻底解决。
苏联提出了缔结削减军备和武装力量、禁止核试验、四大国承诺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等协议，其中关于不率先使用核武器一项在冷战期间一直排在东西方外交的日程表上，虽然1963年签订过一项有限禁止核试验的条约。
艾森豪威尔对军备控制一向很关心，他要求进行相互监督，以防止突然袭击——自从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以来，防止遭受突然袭击儿乎成为美国外交无法摆脱的主题。他建议苏联和美国互相交换有关各自武装力量所在位置的情报，并互派观察员现场核实情况。一个国家可以从空中拍摄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这就是所谓的“开放天空”计划。美国人非常清楚，这样严密的监查是绝不可能被苏联领导层接受的，因为它确信美国人是想利用这一机会搜集军事情报。这就造成了持续30年之久的恶性循环。我们的反对显然正合华盛顿的意，这样做至少使它在宣传方面成为赢家。
当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建议时，赫鲁晓夫坚持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在吓唬人，而且美国国会中不会有人同意允许苏联飞机飞越，比如说，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因此他建议我们接受美方提议并通过舆论宣传来监视白宫的举动。但是政治局根本不想听让美国飞机飞越苏联领土上空这类的话，因此拒绝采用赫鲁晓夫的策略。
即使陷入了这样的僵局，我国外交部还是对日内瓦最高级会谈持肯定态度，其原因部分在于这次会谈是在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中结束的，后来人们常常乞求用所谓“日内瓦精神”来帮助平息争执。
在我看来，美国方面的操纵者显然是杜勒斯。总统在对外政策问题表现出明显的无能为力，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把这些问题交给杜勒斯处理，而他本人对这些问题丝毫也不感兴趣。艾森豪威尔感到，在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争论时，他自己往往处在一种困难的境地，而杜勒斯不得不一再从细节上帮助他。有一次，我们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个谋求发动反苏战争的侵略集团。艾森豪威尔否认这一指责。赫鲁晓夫突然问他：“那为什么你们拒不接受我们加入北约呢？”
“你们已经提出申请了吗？”艾森豪威尔惊讶地问道。
“几个月以前提出的。”赫鲁晓夫回答说。艾森豪威尔显然对此大惑不解。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不久以前，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并且纯粹是出于宣传的目的，外交部在致西方国家的一封照会中提出苏联是否有可能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不出所料，杜勒斯立即加以拒绝，但他懒得向总统报告此事。在日内瓦，他不得不低声向总统解释事情的经过，这时其他人在一旁交换眼神，竭力掩饰自己的笑容。为了给艾森豪威尔解围，赫鲁晓夫放弃了这个议题。
休会期间，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就个人生活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交谈，会议结束时，他们显然相互产生了好感。艾森豪威尔接受了访苏的邀请，反过来，赫鲁晓夫从日内瓦回来后给艾森豪威尔以很高的评价。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不能判断艾森豪威尔是不是一位好总统。那要由美国人民去决定。但是作为父亲和祖父，我很愿意将我在学校和托儿中心的孩子们托付给他。”虽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赫鲁晓夫式的幽默，但他的确相信，艾森豪威尔决不会允许苏美之间出现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在这一点上，他像“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兵信任另一位老兵”一样地相信他。
但是，这种“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并不足以解决军备控制的首要问题——在整个战后历史时期，这一问题构成了苏美关系的核心。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双方都玩世不恭地利用了和平进程。所以，我们多年来的保密癖好使西方国家把控制和检查当作攻击我们的武器，他们借此向世界证明裁军事业是毫无希望的。当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时，美国人却向后退缩了，例如他们曾试图使自己的军舰逃避检查。
巴黎最高级会谈的失败
接下来的一次四大国最高级会谈被安排在巴黎举行，时间是1960年5月16日。当时我刚从纽约回来，在外交部担任美国司司长。我们忙着为会议做准备工作，这次会议将讨论裁军、核试验、与德国签订和平协议以及东西方关系等问题。
但是，直到会议即将召开之时，其前景如何仍无法预料，原因是美国U-2侦察机于4月9日和5月1日两次飞越苏联领空。第二次飞入的那驾飞机被我们的一枚导弹击落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附近，飞机驾驶员——一名与中央情报局签有合同、名叫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1]的飞行员——从飞机上跳伞并落入我们手中。我们知道，U-2侦察机一个时期以来不断飞入苏联领空，但我们对它的入侵却保持了沉默，因为我们的大炮当时还无法击落这种能在8万英尺以上高度飞行的奇特的飞机。
虽然U-2事件最终破坏了巴黎最高级会谈，然而，在此之前，这一事件就已经使苏联外交部中枢机构蒙受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耻辱。此事使著名的苏联外交官，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雅科夫·马利克[2]受到了牵连。在U-2侦察机被击落，鲍尔斯被俘之后，赫鲁晓夫严禁任何人谈论此事。他希望美国人会认为飞行员已经死了，这样他们就会为飞入苏联领空一事编造各种谎言，以此来保全他们的面子。后来，赫鲁晓夫打算彻底揭露这一非法行动，通过鲍尔斯的口嘲弄美国政府。
几天来，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但是，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马利克泄露了事情的真相。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立即得知此事，并从使馆发电通知了华盛顿政府。然而卢埃林·汤普森大使的电报到达华盛顿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华盛顿已来不及修改对这一事件的官方描述了。听说此事后，赫鲁晓夫勃然大怒，他立即撤了马利克在外交部的职务，并将他开除出党。整整三个星期，可怜的马利克一直在向他在莫斯科认识到的每个人表示彻底的悔悟。如果不是葛罗米柯亲自出面调解，劝说赫鲁晓夫原谅他那位多嘴多舌的副手的话，马利克再说什么也是没用的。
5月14日，由赫鲁晓夫、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3]元帅组成的苏联代表团到达巴黎。我是代表团的顾问。美国代表团是由艾森豪威尔率领，陪同他的是克里斯琴·赫脱[4]——他是在杜勒斯患癌症去世后接任国务卿的。
根据日程安排，四国政府领导人于5月16日举行了预备会议。会上赫鲁晓夫第一个发言，他情绪激昂，大声要求美国政府首先应谴责本国空军对苏联“不可原谅的挑衅行为”，其次应公开表示今后不再采取类似的反苏行动。
“除非美国政府答应我们的要求，”赫鲁晓夫强调说，“否则，苏联政府认为不可能与美国政府在此次最高级会谈中进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他接着说道，由于美国政府将美国飞机进入苏联领空的挑衅飞行公然宣布为国策，致使“国际关系中出现了新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苏联代表团不可能参加任何谈判，甚至不可能参与对紧要问题的商讨”。赫鲁晓夫因此提议将最高级会谈推迟大约6到8个月，同时取消早先已同意的艾森豪威尔访苏的计划。他说这件事可以“等到条件具备时”再重新安排。
赫鲁晓夫情绪激动的讲话，特别是讲话的第二部分着实使艾森豪威尔大吃一惊，除此之外，还使他感到很不自在，因为这些话都是当着他的主要盟友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5]和法国总统、本次会议的东道主和会议主席夏尔·戴高乐——的面说出来的。
经过一段令人尴尬的沉默之后，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在声明中，他竭力为自己进行辩护，说美国飞机飞入苏联领空“并没有任何侵略目的，而是为了防止美国受到突然袭击”。艾森豪威尔说道：“最近的事件发生后，这类飞行已经中止，将来也不会重新恢复。”这种说法只能使赫鲁晓夫更为恼火。
赫鲁晓夫宣称，只有在“美国政府公开谴责这种行径，并且承诺不再对苏联领空进行间谍飞行”之后，苏联代表团才会参加会谈。傍晚，美国代表团发表了一项声明——艾森豪威尔宣布，他已命令美国军用飞机不得继续飞越苏联领空。在与赫鲁晓夫私下交谈时，麦克米伦和戴高乐竭力想让赫鲁晓夫相信，艾森豪威尔已经满足了他的要求。麦克米伦提醒赫鲁晓夫说他一共提出了三项要求：谴责这次飞机行动、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和公开谴责这种行为。他认为艾森豪威尔已满足了赫鲁晓夫的前两项要求——“但是，试想一下，一国元首能斥责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吗？”
赫鲁晓夫回答道：“我们要求他谴责罪行。”
当天夜里，赫鲁晓夫主持召开了一次苏联代表团会议。他的情绪非常激动。他确信，如果不是艾森豪威尔本人，那就是总统那些亲密的助手想通过派飞机进入苏联领空一事向全世界证明他无力保卫自己的国境，以此来羞辱作为一个人和作为苏联政府首脑的赫鲁晓夫。他甚至回想起斯大林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对政治局说过的话：“我死后不久，傲慢的美国人就会像掐小鸡一样拧断你们的脖子。”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支持赫鲁晓夫采取强硬立场，他没有忘记，在U-2侦察机第一次顺利地飞过苏联领空后，他和苏联武装力量因没能摧毁飞机、阻止飞行而受到政治局严厉的批评。
葛罗米柯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他同意“得好好教训一下艾森豪威尔”的意见，但是他担心最高级会谈将会破裂，因此试图寻找一种解决的办法。但是，赫鲁晓夫的态度仍然很坚决，或许他仍然铭记着在最高级会谈即将举行前夕，他向政治局做出的“好好教训一下忘乎所以的美国人”的承诺。
应该说，赫鲁晓夫从一开始就确信艾森豪威尔不会允许此次会谈破裂，他会通过牺牲一名“做得太过分”的将军而找到出路。从这个角度看就更容易理解赫鲁晓夫的行为。但是，艾森豪威尔的行动使赫鲁晓夫的美梦彻底破灭了——他公然宣称，作为总司令，他对其武装部队的行动承担责任。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命令U-2侦察机飞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艾森豪威尔的传记作家斯蒂芬·E·安布罗斯[6]教授写道，事实上，U-2侦察机的每一次行动安排都是由总统本人批准的，他打算在最高级会谈开始之前停止飞行行动。但是他最后接受了中央情报局的请求，批准在最高级会谈开始前一个月再飞一次。尽管艾森豪威尔同意了，但是多云天气拖延了飞行日期，直到规定期限的最后一天飞行计划才得以实施，而这一天正好是5月1日。)
5月17日，西方三国政府首脑聚集在法国总统官邸爱丽舍宫开会。由于没有得到此次会议是预备会议还是正式开始最高级会谈的明确通知，所以苏联代表团没有去爱丽舍宫。虽然赫鲁晓夫没有出席会议，但他仍然希望艾森豪威尔将会作出让步。
就在那天晚上，相互间的公开指责开始了。
艾森豪威尔的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7]宣布，最高级会谈本应在当天开始举行，但由于苏联代表的缺席而未能实现。因此，美国总统认为会谈已经结束。赫鲁晓夫的新闻办公室立即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说“美国政府在最高级会谈即将开始时屡次侵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且顽固拒绝对这些侵略行为承担责任，因此，是美国政府阻碍了全世界人民满怀希望期待的这次会议的召开”。
由于1960年最高级会谈的破裂，苏美关系大为恶化。两国关系仅限于部分实施了一项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计划。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苏联之行未能实现。为他的访问而特意在美丽的贝加尔湖边建造的一幢狩猎小屋在当地被称为“艾森豪威尔小别墅”，但他却根本未曾看见过。
有些美国历史学家认为，赫鲁晓夫来巴黎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这次最高级会谈，这样他就能够进行宣传。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我可以为此作证。就日程安排的每一个议题，代表团都得到了广泛和详尽的指示，这些指示都是由政治局经过积极慎重的考虑后批准的。所以，我们离开莫斯科时曾预计巴黎的讨论将是漫长而又艰难的。
赫鲁晓夫确实曾要求政治局授权他对美国在最高级会谈即将举行之际仍肆无忌惮地派U-2飞机入侵我国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抨击，而且他的请求也得到了批准，但政治局并没有指示他要求艾森豪威尔个人表示道歉。这种情况的出现完全是因为赫鲁晓夫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想以毁掉最高级会谈相要挟，迫使艾森豪威尔道歉。他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四大国最高级会谈——一战后四大盟国史上最后的一次——应该作为一次失去机会的最高级会谈载入史册。
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维也纳
在赢得1960年总统选举后的第一次演讲中，约翰·F.肯尼迪宣称他的政府打算改善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关系，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苏联政府也在新总统宣誓就职的当天发电祝贺，并表示希望两国能够“彻底地改善关系”，并能“使国际局势全面正常化”。1月24日，新政府刚刚成立四天，华盛顿便发来一份正式照会。照会证实肯尼迪总统已下令禁止美国飞机进入苏联领空。显然，两国领导人都想尽早举行会谈以便讨论改善两国关系的问题。
1961年3月9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卢埃林·汤普森将肯尼迪写的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交给了赫鲁晓夫。肯尼迪在信中提议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经过简短的协商之后——我当时仍是外交部美国司司长——我们同意于1961年7月3日至4日在维也纳举行会谈。
就具体问题而言，肯尼迪希望双方在老挝问题上寻求和解。老挝是一个距离遥远的东南亚国家，在那里苏美两国政府因支持敌对派别而陷入对抗。他还希望寻求签订一项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条约的可能性。但最为重要的是，他想找出苏联坚持对柏林施加压力的真正动机，并想看看苏联是否准备为这座城市与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进行战争。赫鲁晓夫曾经警告说，他可能会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定一个和平条约，从而将苏联的占领权移交给东德，使美国、英国、法国等盟国继续在西柏林受到包围；这样，如果盟国打算维护自己的权力，它们就不得不动用武力。肯尼迪认识到，维护这些权力将是对美国的决心及其所信奉的价值观念的最大考验——他甚至在维也纳也是这样对赫鲁晓夫说的。但赫鲁晓夫仍希望估量一下这位年轻的新总统——无论恰当与否，这位新总统即使在其国内也被认为是一个浅薄的政治家——的决心。
在3月份美国递交建议举行首脑会谈的照会后不久发生的一些事情使形势又变得复杂起来。1961年4月17日，由古巴反革命分子组成的登陆分遣队在美国军舰的保护下入侵古巴。大多数战斗是在猪湾展开的。苏联提出了强烈抗议，很多国家谴责了美国，肯尼迪不得不公开承认错误并承担了责任。尽管后来他在维也纳责备中央情报局提供了错误情报，但不管怎么说，古巴问题已经成为苏美关系中一个经常性的刺激因素，并且最终导致了翌年发生的导弹危机。
在维也纳会谈举行前大约10天，政治局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在最高级会谈中苏联的立场问题。我作为苏联代表团——赫鲁晓夫任团长，代表团成员有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当时的驻华盛顿大使米哈伊尔·梅尔申科夫[8]——的顾问出席了这次会议。
赫鲁晓夫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阐述了与肯尼迪会谈时他将遵循的方针。我必须指出，这项方针从一开始便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定之上，即迫于苏联军队对欧洲的压力，年轻而缺乏经验的美国总统会被迫做出让步，特别是在柏林问题上。美国记者从一开始——历史学家后来也是同样——就怀疑赫鲁晓夫去维也纳是想就重大问题，特别是德国问题，对肯尼迪总统尽可能多地施加压力。这种猜测基本上是正确的。赫鲁晓夫希望美国支持流亡分子入侵古巴失败后，美国政府会屈服于他的压力。
大多数政治局成员不太了解肯尼迪，而且对局势认识不清，因此支持赫鲁晓夫提出的策略。部长会议副主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9]是唯一对此表示怀疑的人。他说，我们对这位年轻而思想开明的新总统的态度不应该建立在攻击和施加压力的基础上，而是应该与他进行理智的和建设性的对话，这种对话将会积极地促进苏美关系。他还进一步警告说，如果事实证明这位总统是一个具有坚定性格的人，那么施加压力的政策可能会造成有害的后果。
赫鲁晓夫变得激动起来，他坚持认为形势非常有利，必须要加以利用。米高扬看到自己处于少数地位，便不再争辩，并说他“主张采取一种慎重的办法”。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我和葛罗米柯私下进行了谈话。我告诉他我认为米高扬是对的。但是他并不想讨论这件事，虽然我感觉到他自己对赫鲁晓夫的方针也有怀疑。
历时两天的最高级会谈于7月3日开始在维也纳举行。
肯尼迪指出，他被苏联极力废除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极力在那些传统上存在着美国影响的地方消除这种影响的事实搞得很不安宁。赫鲁晓夫回答说，苏联并不打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或者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它们。他声称他反对输出革命，但也反对输出反革命。
肯尼迪表示“目前以中苏集团为一方，以美国和它的西欧盟国为另一方形成了某种力量关系的平衡”，这就是任何“明显改变平衡”的行为都将成为美国所“关心的问题”的原因。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德国问题既是会谈的中心问题，又是最为敏感的议题。赫鲁晓夫以其典型的坚定语气提出了他的解决意见。事实上，他已使肯尼迪陷进进退两难的境地：或者他们签订一项协议，承认两个德国的存在，或者他将被迫在12月之前与东德单独签订一项和平条约。此后，西方国家对柏林的占领权以及它们自由进入这座城市的权利将“不再存在”。西柏林仍然可以存在，但是它与世界的联系将控制在东德手中，而且莫斯科也将不再承认美国在柏林的权利。此事不能耽搁，赫鲁晓夫明确指出，西方国家干涉这一计划的任何企图都将导致一场军事冲突。
肯尼迪承认，西柏林和德国的局势总的看来是不正常的，但是还没有到按照赫鲁晓夫的建议采取行动以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呼吁赫鲁晓夫“不要改变现有的力量平衡”。总统坚持要求推迟考虑德国问题，而赫鲁晓夫则强调必须趁时间还不太晚赶快采取行动。
根据美国与会者所说，长时间就柏林问题交换意见以及赫鲁晓夫在谈话时所使用的那种放肆的、几乎带有威胁性的语气使肯尼迪很是不安，总统本人对此肯定深感忧虑。会议刚一结束，他便会见了《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10]，后者写了一篇受到广泛关注的文章。文章报道说，总统认为，围绕德国问题，他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场持久的危机。
我必须指出，赫鲁晓夫之所以表现出威胁姿态，一方面是因为他那易于冲动的性格，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试图想使肯尼迪相信，他认为柏林问题非常严重，只有按照莫斯科提出的方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当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些问题时，根本没有人想到可能要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我们的计划中绝对不包含这方面的内容。赫鲁晓夫的目的就是在维也纳尽可能大地向肯尼迪施加压力。这一策略是赫鲁晓夫自己的想法。而领导层中其余的人并不这么想，虽然除了米高扬之外，大多数人都附和了赫鲁晓夫的意见。赫鲁晓夫显然是在吓唬人，但他这样做是有意识的，还是因为他情绪化的性格使然，直到现在仍很难说。然而我必须再次说明，实际上赫鲁晓夫很害怕发生新的战争，而且他从未考虑过因德国问题或其他国际争端而进行战争的可能性。
对赫鲁晓夫性情的剖析从未被西方国家完全地理解。围绕柏林问题所产生的毫无必要的战争恐惧感，从肯尼迪本人开始，一直影响了美国外交很多年。这一问题一直像一根燃烧着的导火索，因此肯尼迪——他认为赫鲁晓夫的威胁是认真的——开始着手准备军事对策。赫鲁晓夫在不越过危险线的前提下，继续坚持相当强硬的立场。关于德国问题和西柏林问题的讨论陷入了极度的僵局，围绕这些问题产生的紧张局势持续了几个月，有时缓和些，而有时则形成了对抗的态势。
作为最高级会谈的目击者，我个人的印象是肯尼迪准备寻求一种妥协方案。美国方面的一位与会者后来也向我透露了同样的看法。但是赫鲁晓夫缺乏足够的耐心去寻求各种可能实现的解决办法，而且一直强调他自己的建议。
在维也纳，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还讨论了禁止核试验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检查。他们就检查的次数和类型进行了争论。赫鲁晓夫首次表示，对苏联境内进行3次年度检查、对美国、英国各进行3次年度检查就足以检查协议的执行情况。肯尼迪坚决要求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督并增加检查的次数。双方讨论了“全面”禁止核试验的主张，但没有达成协议。结果，在1962年只缔结了一个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在大气层中进行核试验——这种核试验造成的放射性微粒回降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
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维也纳会谈（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赫鲁晓夫在一定程度上仍旧低估了肯尼迪捍卫自身立场的能力，虽然他对这位年轻总统的看法已经大大改变了。肯尼迪显然过高估计了赫鲁晓夫及他的助手就柏林问题采取断然行动的意愿——最富有挑衅性的行动也不过是在维也纳最高级会谈结束后两个月建起了一座柏林墙。直到1971年四大国签订协议，调整了这座城市的状况为止，苏美两国的关系因这座城市而日趋复杂并不断恶化。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这座城市的孤立随着德国的重新统一而彻底结束之前，这座城市一直是一座巨大的冷战的纪念碑。
惊讶：我被任命为驻美大使
50年代末，赫鲁晓夫为研究对外政策问题的政治局会议引进了一种新的、比较开放的程序。在此之前，只有外交部长出席这种会议，但赫鲁晓夫提出应邀请与规定议题有关的外交部主要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会议。他们一般都是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或中年人。
赫鲁晓夫经常征询他们的意见，而且一律是在征求部长意见之前先征求他们的意见，以便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一旦部长发了言，他的部下中几乎就没有人再反驳他的意见了。赫鲁晓夫这种征求意见的方法迫使他们必须独立思考并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这些讨论通常是很有趣的。
有时我也会被问到我主管的美国事务方面的问题。赫鲁晓夫常常会提出各种各样的想法，特别是在周末过后。用他自己的话说，周末期间他“一直在散步和思考”。他的这些想法有真正令人感兴趣的，也有不切合实际甚至稀奇古怪的。
要想向他证明他的某些想法根本不现实往往是不容易的。特别是有其他政治局委员在场时更是如此。我不得不使他从外交方面了解问题。比如，“您的建议令人很感兴趣，但我担心美国人不可能理解和接受它”。这样的回答常常使他不太高兴，但是在收到华盛顿官员的答复后——由于我有在华盛顿工作的经历，所以他们的答复和我的想法十分相近——赫鲁晓夫仍旧会征询我的意见。
1962年1月，我应邀参加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要讨论一些外交政策问题。讨论结束时，赫鲁晓夫说还有一个议事日程之外的问题；任命一位新的驻美大使接替即将退休的梅尔申科夫。
我以为赫鲁晓夫会要求我提出一个继任者，并开始在心中反复考虑可能的候选人名单。然而，赫鲁晓夫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政治局委员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说他知道一个候选人，接着又半开玩笑地说道，最好能够任命一个能够猜出美国方面会对赫鲁晓夫本人的建议作何反应的人。他宣布了我的名字并问在场的人有何意见。
政治局委员们都笑了，并说他们赞成“这位候选人”。赫鲁晓夫祝贺我获得了新的任命。
我向他表示感谢，但是我不知还应该说些什么才好。我只有42岁，而且以前从未担任过驻任何国家的大使。我在此得到的是苏联外交使团中最重要的任命。
当我回到家，将此事告诉我的妻子时，她首先想到的是我在哄骗她，我自己也无法轻而易举地习惯于这一新的任命。只是当葛罗米柯往我家打电话，对我表示祝贺时，我们才开始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将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
我就是这样成为第九任苏联驻美国大使的。（前八任大使依次是：特罗扬诺夫斯基、乌曼斯基[11]、李维诺夫、葛罗米柯、诺维科夫[12]、帕纽什金[13]、扎鲁宾、梅尔申科夫）。我当然不可能想到我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几乎1/4世纪——从1962年到1986年，我也不可能想到，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不仅是苏联外交史上，而且也是整个俄罗斯外交史上的一个记录。
我的一生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FrancisGaryPowers，1929年8月17日——1977年8月1日），美国飞行员。1950年加入美国空军。1956年被中央情报局招募。1960年驾驶U-2飞机飞越苏联领空时被击落，旋即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62年通过交换囚犯而获释回到美国。此后曾在洛克希德公司担任试飞员。1977年因飞机失事身亡。
[2]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利克（Яков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Малик，1906年11月23日——1980年2月11日），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7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39—1942年任驻日本全权代表。1942—1945年任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1946—1953年、1960—1967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48—1952年、1967—1976年任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60年任驻英国大使。1976年退休。
[3]罗迪昂·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РодионЯковлевичМалиновский，1898年11月22日——1967年3月31日），1914年入伍。1919年加入红军。1937—1938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卫国战争期间曾任南方阵线部队司令、沃罗涅日阵线副司令、第2集团军司令。1944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7—1953年任远东总司令。1953—1956年任远东军区司令。1956—1957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7—1967年任国防部长。1956—196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7年在莫斯科逝世。
[4]克里斯蒂安·阿奇博尔德·赫脱（ChristianArchibaldHerter，1895年3月28日——1966年12月30日），1916年起从事外交工作。1930—1942年、1943—1953年任众议院议员。1939—1943年任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长。1953—1957年任马萨诸塞州州长。1957—1959年任副国务卿。1959—1961年任国务卿。1961—1966年任贸易代表。1966年逝世。
[5]莫里斯·哈罗德·麦克米伦，第一代斯多克东伯爵（MauriceHaroldMacmillan，1stEarlofStockton，1894年2月10日——1986年12月29日），早年曾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1914年入伍，在法国地区作战。战后加入保守党。1924—1929年、1931—1945年、1945—1964年任国会议员。1940—1942年任供应部议会秘书。1942年任副殖民地大臣。1942—1945年任驻地中海大臣。1945年任航空大臣。1951—1954年任住房和地方政府大臣。1954—1955年任国防大臣。1955年4—12月任外交大臣。1955—1957年任财政大臣。1957—1963年任首相。1960—1986年任牛津大学校长。1963年因病辞职。1964年退休。1984年被封为伯爵。1984—1986年任上议院议员。1986年逝世。
[6]斯蒂芬·爱德华·安布罗斯（StephenEdwardAmbrose，1936年1月10日——2002年10月13日），美国历史学家。
[7]詹姆斯·坎贝尔·哈格蒂（JamesCampbellHagerty，1909年5月9日——1981年4月11日），出身于爱尔兰天主教家庭。1912年移居美国。1934年起担任《纽约时报》记者。1943—1952年任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的新闻秘书，1944年、1948年两次参加杜威的总统竞选活动。1953—1961年任白宫新闻秘书。1961—1975年任ABC电视网副总裁。1981年逝世。
[8]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梅尔申科夫（МихаилАлексеевичМеньшиков，1902年11月21日——1976年7月19日），1918年加入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了坦波夫叛乱。此后从事经济工作。1943—1946年任联合国救济和重建管理局副局长。1946—1949年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1949—1951年任对外贸易部长。1953—1957年任驻印度大使。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7年2—10月兼任驻尼泊尔大使。1958—1962年任驻美国大使。1962—1968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1968年退休。
[9]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АнастасИвановнчМикоян，1895年11月25日——1978年10月2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库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18年领导一支游击队救出巴库公社26名委员，但随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捕，1919年获释。1919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东南局书记。1923—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4—1926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1930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供应人民委员。1934—1938年任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5—196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38—1949年任对外贸易部长。1938—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5年任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1943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9年起遭到批判。1953年3—8月任内外贸部长。1953—1955年任贸易部长。1955—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此期间与赫鲁晓夫密切合作。1956年反对镇压匈牙利革命。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工人起义。196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5年因支持赫鲁晓夫被勒令退休。1965—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8年逝世。
[10]詹姆斯·布伦特·赖斯顿（JamesBarrettReston，1909年11月3日——1995年12月6日），美国记者。1934年加入美联社。1939年加入《纽约时报》。1945年加入《泰晤士报》。1964—1968年任《泰晤士报》副总编，1968—1969年任执行总编，1969—1974年任副总裁。1989年退休。
[11]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乌曼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Уманский，1902年5月14日——1945年1月25日），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2—1931年在罗斯塔通讯社和塔斯社工作。1936—1939年任驻美国全权代表顾问。1938—1939年任驻美国代办。1939—1941年任驻美国全权代表。1941年5—11月任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1943—1945年任驻墨西哥全权代表。1944年起兼任驻哥斯达黎加全权代表。1945年因飞机失事遇难。
[12]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诺维科夫（НиколайВасильевичНовиков，1903年2月7日——1989年？月？日），1921年加入红军。1935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43—1944年任驻埃及大使，期间兼任驻南斯拉夫和希腊大使。1946—1947年任驻美国大使。1950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89年逝世。
[13]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Алекса́ндрСемёновичПа́нюшкин，1905年8月2日——1974年11月12日），1920年加入红军。1921年因病退役。1922年加入格别乌。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8—1939年任格别乌第三特别部部长，期间参与了逮捕叶若夫的行动。1939—1944年任驻华全权代表。1944—1947年任联共（布）中央国际信息部第一副部长。1947—1952年任驻美国大使。1952—1953年任驻华大使。1953—1954年任内政部沃罗涅日国立大学校长。1955—1959年任苏共中央对外旅游局书记。1962—1965年任苏共中央外交与对外经济机构人事部部长。1965—1973年任苏共中央外事处处长。1973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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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对美国的第一印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二章对美国的第一印象
↘学习外交规则
↘陪同莫洛托夫横跨美国
↘回莫斯科做莫洛托夫的助手
↘在联合国短期工作
学习外交规则
1952年9月，我第一次到美国。作为职业外交官，我当然已大量阅读了有关该国历史、政治和经济制度、科技及文化的书籍。由于几乎天天都要阅读我国驻美使馆发回的电报，并且定期同负责美国事务的官员交换意见，所以我十分了解我国目前与华盛顿的关系。我知道，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着多姿多彩、十分独特的生活方式，但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全面认识这个国家是不大容易的。
现实生活出乎我的预料。一个幅员辽阔、景色美丽的国家，宏伟的都市，高速公路上奔驰着很多小汽车，现代化的工厂，充满活力的生活节奏，很高的生活水准，活跃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报刊舆论的多样化——这一切构成了我对美国生活的第一印象。它与我自己的国家的情况截然不同，因此过了很长时间我才逐渐适应了这个新国家，并且最终喜欢上了它。可以说，大约30年之后，美国的生活方式已成为我的第二天性。
但是我必须承认，我走进这个新的世界既不轻松也不顺利。我是在冷战已进入高峰，实际上已非常接近于“热战”之际来到美国的。斯大林当时仍然在世，很多美国人为朝鲜正在进行的战争和全面的冷战而指责他。欧洲的分裂已经成为现实，这种状况甚至可能延续几个世纪。因此，苏共领导层和外交使团有理由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世界上不可能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至于美国，我到任时它正在举行总统竞选——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最终取得了胜利，据说当时他正在考虑在朝鲜使用核武器，而且全国上下都处在疯狂的反共、反苏的浪潮中。
所以，来到华盛顿对我来说实际就是走进了敌国的领土。我当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实信徒。我相信社会主义最终会战胜资本主义。我的头脑里装满了长年灌输的斯大林主义理论，装满了我们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装满了我们根深蒂固的信仰和观点,这一切导致我们错误地认为，美国的一切打算都具有侵略性质。
斯大林把美国的计划和行动看成是为进行一场全面的侵苏战争做准备。正如他的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后来回忆的那样，苏联领导层当时认为，拥有核武器优势的美国最终将同苏联进行一场战争。苏联外交深受这种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斯大林主义教条的影响，这种状况自然也会影响我们与美国当时的关系。然而，这一教条也是由于美国在战后长期持敌视态度并且对苏联毫不让步才得以强化的。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时期,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机会。不幸的是，曲解我们的对手及其意图是斯大林留给他的继承者们最为长久的遗产。克里姆林宫在转折时期不可能遗弃斯大林的对外政策。造成形势不稳及苏联领导人担忧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任命首席冷战专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为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的共和党新政府。美国政府的政策使已经怀有很深成见的苏联新领导人进一步认定，他们既不可以期待也无法改变华盛顿的反苏态度。结果，也是在我们自己的冷战专家一一如莫洛托夫——的推波助澜下，斯大林的继承者们显然早已认定，与美国新政府的关系不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除了为避免同美国直接发生冲突并且将自己打扮成坚强有力、但比斯大林更加爱好和平的样子而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之外，他们决不冒险。结果，冷战因此而全面地延续下来。
1952年9月27日，我开始到我国驻华盛顿使馆上班。我们的大使是格奥尔基·扎鲁宾[2]，他曾出任过驻加拿大和驻英国大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他的外表冷峻而严厉，反映出典型的“斯大林学派”的特征，但总的看来他还是一位文雅正派的人。他有一个他试图以一切手段来隐藏的秘密。尽管10多年前他即出任过一些英语国家的大使，但他对这门语言了解得非常差。然而他在部里却有个好名声。那里的人认为他的英语说得很流利。
正如我后来所了解的那样，大使为保守这一秘密而在使馆内部安排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工作日程。每天早晨他都要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开会。会上，我们要汇报各自被指定阅览的那些美国报纸的内容要点。这要占用几乎一上午的时间。我试图让大使相信，这样做纯粹是浪费时间，如果我们每个人独自研究报刊，挑选最重要的文章阅读，效果会更好一些。我的劝说全然无效，“集体”研究报刊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他的整个任期结束，其借口是外交官必须熟悉美国所有报刊，而不仅仅是某些报纸的内容。只是到后来我才明白，需要全面了解美国报刊内容的正是他自己。在那些“集体读报会”上，他常常会选择最令人感兴趣的题目，要求我们就此题目为莫斯科准备报告。
除了大使，使馆还有四名高级官员——公使衔参赞鲍里斯·卡拉韦夫[3]和三位参赞。三位参赞中的两位——我和康斯坦丁·费多谢夫——来自外交部，另一位，弗拉德金来自情报部门。最初我不得不负责美国内政和经济问题。对此分工我不太满意，因为和所有年轻的外交官一样，我希望能负责对外政策这一关键性工作。但我只能服从安排。所以我被任命为使馆处理这些问题的部门主任。
我必须承认，我后来很感谢扎鲁宾大使安排我一上来即负责处理大家都认为非常枯燥的美国国内问题。外交部的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了解程度都极为有限。在华盛顿，我能够全面彻底地研究这些问题，这对我后来的外交工作很有帮助。
然而，我作为对外政策专家的名声在使馆内部也越来越大。当莫斯科提出重要的要求，要我们提供情报或其他信息时，大使总要和参赞们进行讨论。在讨论会上，很快即可看出，尽管我不像我的同事们那样熟知美国国内事务，但对重大政策问题我却非常在行。这得益于在莫斯科部长秘书处工作的经历。在那里，我们经常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重大问题。此外，在莫斯科，我们常常撇开正统的官方政策思想——在使馆中人们必须捍卫这些政策——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所以，我习惯于从更广阔的角度（当然有严格的限制）考虑问题，尽管发表意见需要有勇气。总的看来，这种思想方式对我的外交生涯很有帮助。
有一次，大使接连收到莫斯科提出的两个重要要求，要使馆就我们与美国关系的现状提出意见。在讨论如何答复的过程中，我们的看法出现了分歧：我提出了一种选择，其他参赞提出另一种选择。大使两次站在我的同事一边。而后来莫斯科就这两个问题向我们发出的电报指示却几乎和我在会上提出的选择完全相同。
过了不久，大使又接到一份电报：斯大林直接命令使馆就美国总统大选提出意见。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因为斯大林的指令按程序通常会发给外交部，而不是发给使馆。答复在紧急地准备着。大使办公室的讨论又出现了与前两次相同的情形，我又一次成为少数派。权衡再三，大使决定用多数人的意见答复莫斯科。莫斯科的反应令人十分沮丧：“你们的意见考虑不当。”
这件事过去之后，大使邀我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他很想知道我何以能猜到莫斯科的意图。我说我真的没猜出来，而且这其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我长期目睹制定重要政策的过程，因此积累了直觉知识和经验。此后不久，大使便决定，所有发往莫斯科的电报草稿要在送交他之前都由我批示。1954年7月24日，我被提升为驻华盛顿使馆的公使衔参赞。当时我的年龄是34岁。
陪同莫洛托夫横跨美国
翌年，莫洛托夫来到美国，担任我国参加在旧金山——1945年，联合国宪章在这座城市签署举行的纪念联合国成立10周
年庆典代表团团长。乘船抵达纽约之后，他决定坐火车去旧金山，并沿途游览一下这个国家的风光。他让扎鲁宾大使与他同行，扎鲁宾又带上了我，因为我已经熟悉了美国的情况，在旅途中可能有些用处。
这次火车旅行用了三天两夜的时间。尽管莫洛托夫的性格相当内向，但他对美国的企业以及工农业的发展规模却大加赞赏。当时，苏美关系根本算不上友好，冷战方兴未艾，这一切当然对公众舆论有很大影响。很多好奇的人常常聚集在火车站，希望看一眼“真正的莫洛托夫”。
我们很少在火车站停车，即使停下，时间也很短。幸运的是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人们仅仅是好奇，并没有表现出友好或敌对的情绪，只有一个地方——芝加哥除外，那里聚集了一大群情绪激动的人。芝加哥有很多来自斯拉夫和东欧国家的移民，他们对莫斯科的统治不满。这个城市也是很多工会的总部，而这些工会均对苏联持敌视态度。当莫洛托夫往窗外看时，人群中发出了讥笑声（并没有任何其他的抗议行为）。火车开动后，莫洛托夫问扎鲁宾那些人在笑什么。
“那是美国人的一种欢迎方式。”大使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莫洛托夫显然大惑不解，他表示这真是一种欢迎外国人的奇怪方式。我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什么也没说，以免使扎鲁宾下不来台。
在旧金山，我必须时刻陪伴着莫洛托夫，并充当他的翻译。他自己的随行翻译、也是我的朋友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4]已经匆匆返回莫斯科参加他父亲的葬礼。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是在美国长大的，并且在美国学校上过学，所以他的英语无可挑剔。我必须承认，只是在我不得不顶替他时，我才认识到翻译工作实际上有多么艰难，尽管从表面上看，这项工作似乎很容易。会谈中所有的细枝末节都必须一丝不苟地准确翻译出来，因为它们往往具有重要的外交和政治意义。虽然我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但我根本没想过会做专业翻译工作。总的说来，我的工作是令人满意的。最难做的事是根据记忆写出莫洛托夫的谈话记录，以便为他起草送交莫斯科的报告——和专业翻译不同，我没有速记的本事。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一位信奉资本主义和基督教的道德家，正如莫洛托夫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样。在为他们两人不愉快的讨论做翻译时，我感觉到这几乎是一场聋子和瞎子的对话，尽管外交谈话的全部规则都得到了严格的遵守。这是世界两大意识形态体系的两位最杰出的代表极具象征性的对峙。显然，只要他们以及像他们一样的人们掌握着权力，冷战就不会结束，苏美关系就不会改善。他们对任何问题都没有一致看法，而且他们在谈话时所使用的是一种你从任何一张报纸——美国报纸代表杜勒斯的观点，真理报代表莫洛托夫的观点——都可以读到的毫无生气的语言。
他们根本不想摸清楚对方的真实意图，也不想用传统的秘密方式讨论细节问题。莫洛托夫和杜勒斯根本不愿采用传统的外交方式、平等地相互交换意见。通过传统的秘密外交方式，一方往往能够向另一方透露一些情况。但这不是莫洛托夫办事情的风格，而且他对待我们的态度往往也是如此。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他这个人干巴巴的，干得像烤面包——后来的葛罗米柯也是如此，除非你非常了解他。
还有一个小插曲也可以反映莫洛托夫的思想状态。在纽约到旧金山的火车上，有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陪同我们，在旅途中他呆在自己的包厢里。他是位很有礼貌的人，从不打扰我们，并且总是给我们提供帮助。有一次，莫洛托夫对我们正在经过的一个地方很感兴趣，因此索要地图。不幸的是，谁都没有随身携带地图。他说了我们一声“没脑子”，就再不和我们谈话。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去找国务院的那位陪同，对他讲了我们遇到的麻烦。他告诉我不要着急，下一站我们就可以拿到一张地图。他真的很快给我们拿来一张彩色地图，上面标有我们所走的这条铁路和沿途路过的车站。此外，地图上还标有庞大的军营、军事基地以及为它们提供服务的火车站的位置。
我们把这张地图交给了莫洛托夫。他看到那些军营和基地后吓了一跳。他说人家是有目的地给了我们一张秘密地图，这是一种挑衅，美国报纸就此可以写文章说莫洛托夫一路上一直在搜集秘密情报。他命令我们立即把地图交还回去，于是我就找到那位国务院官员，他笑着说，那根本不是秘密地图。相反，所有的火车站都会向“你们这样”的旅行者随便分发这种地图，它主要是用于帮助军人们找到他们的基地。没有人将他们的驻地当成是秘密。
到了下一个车站，他又从邮局给我们弄来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没有标出任何军营和基地。我们把它交给了莫洛托夫，他为他的“警惕性”而倍感自豪。我把原先的那张地图留作纪念而没有告诉他。
由于特罗扬诺夫斯基没有从莫斯科返回，莫洛托夫通知我陪同他乘坐<玛丽皇后>号轮船返回欧洲。这回我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因为莫洛托夫实际上一直呆在他的贵宾舱里，甚至连饭都是送到舱里去吃。他不大挑剔饮食，点的都是最简单的菜。早餐他只吃他的厨师从莫斯科带来并为他做好的谷类食品。船上厨师的职业自尊心多少受到了一些伤害，他提出做“莫洛托夫先生想吃的任何一种粥”，因为船上备有一切可以想得到的粮食。然而，我们的上司执拗地拒绝了所有的提议。
每天早晨，轮船走廊上都可以看到一排奇怪的队伍。这支队伍由三个人组成：我是第一个，以便应付可能需要与外界联系的情况。第二个是我们的厨师，手里端着他的水壶。莫洛托夫的卫士长亚历山德罗夫走在最后。我们的厨师将走进大厨房，船上的厨师们将盯着他，对他手里的水壶惊讶不已。然后，我们的厨师将用热毛巾裹上水壶，然后我们又一本正经地返回部长的贵宾舱。
回莫斯科做莫洛托夫的助手
将莫洛托夫送回莫斯科后，我又飞回华盛顿，回到我在使馆的工作岗位。然而，几个星期过后来了一道命令，任命我为莫洛托夫的助手之一，并指示我返回莫斯科。根本没有人会想到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在那个时候，这是很正常的事。坦率地说，我已经喜欢上了我在使馆的工作。我已和很多美国人熟悉起来，并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很多外交官建立了联系。我发现了一个崭新而又迷人的世界，根本不愿意重新回到外交部秘书处，与原来的那些同事一起按照刻板的日程安排工作。但是命令就是命令，我必须服从。
为莫洛托夫工作了一年之后，我不得不承认，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那是我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期。莫洛托夫与赫鲁晓夫的关系日趋恶化。这使得莫洛托夫性情烦躁、疑心很重，而且他一点儿也不向为他工作的人克制自己的行为。
他是一个办事有条不紊、谨小慎微的人——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他为数不多的优良品质之一。他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大办公桌上分出八个部分，尽管这些部分的划分界限只有他自己知道（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他的助手们——把新送来的所有材料严格按照准备送给政治局、部长会议的、外交部的，依次放在桌上不同的位置。来到办公室后，他首先浏览放在最重要位置上的文件。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把某个文件或某份密码电报放错地方，那是绝对不行的。当他有空时，他总要躺在里间休息45分钟。一分不多，一分也不少。在他休息时，他的卫士长便站在门口，不让任何人打扰他。他接待来访者或要召见的人也非常守时。他不喜欢长篇大论或在会上争吵。他自己写的报告总是不动感情，简明扼要。
莫洛托夫在对外政策上完全坚持教条主义的立场。他不仅在斯大林在世时积极支持斯大林的政策，而且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他实际上还是执行这一政策。当时，政治局就与奥地利签订一项和平条约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签订这一条约意味着美国、英国和法国最终将从奥地利撤军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结束，而奥地利则以此来换取它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和外交斗争中的中立地位。莫洛托夫反对签订这项条约，理由是苏军撤出奥地利有可能削弱苏联在欧洲中部的地位，并将使苏联失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大部分成果。但是，那时欧洲的政治气氛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促进战时盟国间关系的稳定已成为主要趋势，莫斯科对此不得不予以考虑。结果，莫洛托夫成了少数派，与奥地利的和平条约于1958年5月15日正式签订。这件事对莫洛托夫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威望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在此以前，所有决策实际上都是由他做出的。
随着与西方关系的不断改善，莫洛托夫变得越来越孤立，同赫鲁晓夫也更加对立。我们这些在秘书处工作的人很自然地感觉到莫洛托夫之星正在陨落。他最终被解除了外交部长的职务，尽管他仍保留着政治局委员的地位。赫鲁晓夫任命德米特里·谢皮洛夫[5]担任外交部长。他是一个和莫洛托夫恰恰相反的人物：和善可亲、平易近人而且毫不教条。但是仅仅一年之后他便同联合反对赫鲁晓夫的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尼古拉·布尔加宁[6]、拉扎尔·卡冈诺维奇[7]及其他一些保守派人士一道被撤职了。谢皮洛夫最初是赫鲁晓夫的追随者，但他错误地和那些人搞到一起并不得不为之付出代价。反对派是在赫鲁晓夫做了著名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讲话，接着在政治上实行“解冻”并试图搞国内改革之后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内部斗争最终以赫鲁晓夫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赫鲁晓夫凭借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部大多数人的支持将他的反对者全部清除出政治局。
赫鲁晓夫没有带来任何新的对外政策观念，虽然他愿意接受新思想，经常凭一时冲动在这一领域里搞些即兴之作。他之所以挑选葛罗米柯做他的外交部长是因为看重葛罗米柯的职业作风。他认为葛罗米柯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官员。可以相信他会不折不扣地执行赫鲁晓夫和政治局的命令，正如赫鲁晓夫曾经说过的那样，“我如果让他坐在一大块冰上，他真的会坐”。但这只是一半原因。另外一半原因是，在政治局里，葛罗米柯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日常管理人。在政治局内部或单独与赫鲁晓夫讨论时，葛罗米柯会毫不犹豫地表明并且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一旦做出最后的决定，葛罗米柯总是诚心诚意地、而且是非常固执地执行政治局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全部指示，决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偏差，尽管在谈判过程中客观情况常常要求我们表现出某种灵活性。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葛罗米柯有很强的纪律观念，并且不打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层中谋求其他职务，才使他能够在外交部长的位置上干了将近30年。他是完全称职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有一种良好的直觉，这种直觉可以帮他推测出谁将在下一轮的权力斗争中获胜。即使在他的政治生涯即将结束之际，葛罗米柯仍能准确地选择获胜的一方。1985年，他以其著名的评语——“他是一个有着迷人的微笑和铁一般牙齿的人”——来支持任命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尽管戈尔巴乔夫的主张和葛罗米柯截然不同而且很快便抛弃了他。
在联合国短期工作
葛罗米柯把我留下做他的助手，而且我从一开始就和他相处得很好。他答应了我的请求，同意调我去做实际的外交工作。根据他的推荐，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8]任命我为负责联合国特别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与此同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我特命全权大使的官衔。我暂时脱离了苏联外交部的工作，像西方外交界的一些同行们一样，成了一名国际公务员。刚开始时，处理大量枯燥无味的联合国决议的工作显然令人不感兴趣，但葛罗米柯帮我解决了这一问题，他授予我撇开我们驻纽约和华盛顿的外交官，从纽约单独发回消息的权利。
当时，联合国秘书处大约有150名苏联雇员，虽然从国家的声望和承担预算经费的比重来看，苏联派驻联合国秘书处的人员应是这个数字的两倍。然而，准备派到那里工作的候选人明显不足，我们的职业外交官并不愿意去从事这项十分特殊的工作。冷战期间，联合国秘书处的西方官员反对雇用俄国人，尤其不愿让他们担任高级职务。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苏联的意见在最高层不被忽视。
我们派往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来自情报机构，这或多或少已是个公开的秘密。我们这些职业外交官彼此都非常了解，而弄清楚苏联工作人员中每个人的确切身份也不是特别困难的事，尽管情报圈以外的人无法确切地知道情报机构在干些什么。这就将令人不快的阴影蒙在了在秘书处工作的全体苏联雇员身上。
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消极因素。我们这些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苏联公民的收入比苏联驻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要高很多，为了“消除这种不公正”，苏联政府中的某个人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联合国的全体苏联雇员都要秘密地交给使团会计一笔钱，以平衡这种差异，虽然我们不能和他们一样享受诸如住房和汽车补助之类的额外津贴。每个月我都要从我的薪金里拿出一半多的钱上交。直到1990年，联合国的全体苏联雇员群起反对这种敲诈行为，这一做法才被终止。
莫斯科的保守主义在一件显然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上也表现了出来。联合国秘书处全体雇员的工资都是从纽约化学银行——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的联合国工资帐户上以支票支付的，我们自然也有支票簿。中央委员会人事部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就炸了窝：联合国的苏联雇员居然像资本家一样有支票簿！我代表我的同事们为反对这种荒谬的指责而争辩了好几个月，最后我们终于得到允许，将支票簿保留了下来。
哈马舍尔德和我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私人关系。在他的副手中，我是唯一不把他当做雇主看待的人，因为我是从现任外交官岗位上借调来的，而且随时都可能回到原工作岗位。所以，在每周五定期召开的他与副秘书长的碰头会上，我有时会委婉地表示不赞同哈马舍尔德的意见。有一天他向我吐露，在那些会议上，只有我提出过一些他无法做出明确而坦率回答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他提议，每当我遇到重大的问题或当他弄不清苏联的立场时，我们应该在晚上私下进行讨论。我当然表示同意，而且这种私人会谈成了惯例。有时他甚至阅读记载他的正式谈话情况的私人日记。很可能像这位贵族知识分子所预料的那样，这些谈话都有其值得讥讽的一面。这些谈话也使他和苏联领导层之间能够在我的任期内建立起联系。
鉴于哈马舍尔德的背景和品行，赫鲁晓夫并不太喜欢他，于是就引出了一些令人尴尬的事情。哈马舍尔德想访问苏联，因此我安排了对他的邀请。我建议他同赫鲁晓夫谈话时要简明扼要，特别是不要提出按照建立世界政府的模式重建联合国的激进想法。哈马舍尔德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我陪同他进行访问。在他们会谈时，赫鲁晓夫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联合国有什么新情况？”当我听到哈马舍尔德对未来的世界秩序以及联合国在其中的地位做了冗长而热烈的描述，以此来回答赫鲁晓夫的提问时，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的惊讶。
哈马舍尔德滔滔不绝地讲了大约20分钟后，性格粗鲁的赫鲁晓夫显然是生气了，他对翻译说：“问问哈马舍尔德先生是否想去厕所。”
翻译很犹豫。赫鲁晓夫叫他准确地翻译他的话，而且不要用“任何外交辞令”。大吃一惊的哈马舍尔德最后说，如果总理先生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不表示反对。
赫鲁晓夫随后建议休息一会儿，乘船去海上玩一玩（这一切都发生在黑海海滨）。哈马舍尔德以为是乘坐一艘大游艇，便欣然同意了。来到码头之后，他们看到的是一只四桨小皮筏。赫鲁晓夫拿起两只桨，把另外两只递给秘书长，但他根本不懂如何使用它们。结果只有赫鲁晓夫一人划船。他带着哈马舍尔德在宽阔的海面上游荡了好长时间。卫兵们得到命令，不许靠得太近。一个小时后，小船返回了。赫鲁晓夫走下船来说：“我们进行了一场友好的交谈（赫鲁晓夫不懂英语，哈马舍尔德不会说俄语，而且翻译被留在岸上。）赫鲁晓夫肯定意识到他做得太过分了，因此，他们一边吃着丰富的早餐，一边以例行公事的态度讨论起联合国面临的各种问题。
但是，赫鲁晓夫的冒险行为仍然使哈马舍尔德震惊不已。
回顾在联合国的工作，总的说来我是满意的。我的英语已经说得非常流畅，我已经能够用英文编辑联合国文件。在纽约生活期间，我能够摆脱正规外交的束缚，在美国社会各界结识了许多朋友和熟人。这对我日后作为大使在华盛顿进行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至今我仍然能见到他们中的很多人。同样重要的是，我妻子和我在离苏联代表团很远的曼哈顿西部的上流社会居住区一所做住家用的旅馆里住了两年，我们逐渐适应了美国的日常生活。
我一直将我自己对美国政治生活的观察报告从纽约——我已经在那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送回国内。我后来得知我发回的部分电报已由葛罗米柯送政治局成员传阅。也许，那就是三年后——1960年初——将我从联合国召回并任命我为外交部部务委员会成员及美国司司长的原因。
返回莫斯科之前，我妻子和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以及我们存下来的美元）到加利福尼亚旅游了一趟。我们乘飞机到了旧金山，然后租了一辆汽车，沿着太平洋沿岸风景如画的一号高速公路驶向洛杉矶和圣地亚哥，从那里我们又去了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希望能看看科罗拉多大峡谷。但是，一场暴风雪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并且使空中交通陷于停顿，所以，我们只好搭乘一辆大客车，用了三天的时间横越美国，从凤凰城回到了纽约。我们仍然记得，在这个奇妙的国家里，不同的州都有自己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后来我当大使时，我走遍了这个国家，最后我们访问了整整50个州。
[1]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1888年2月25日——1959年5月24日），早年担任律师。1944年、1948年两次支持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竞选总统。1945年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序言。1949年7—11月任参议院议员。1953—1959年任国务卿，在任期间大力推行反共政策。1959年逝世。
[2]格奥尔基·尼古拉耶维奇·扎鲁宾（ГеоргийНиколаевичЗарубин，1900年4月23日——1958年11月24日），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1935—1938年任轻工业人民委员会教育机构总局局长。1940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44—1946年任驻加拿大大使。1946—1952年任驻英国大使。1952—1958年任驻美国大使兼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同年逝世。
[3]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卡拉韦夫（БорисИвановичКараваев，1910年7月31日——1978年9月12日），早年加入联共（布）。1939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41—1942年期间参加红军。1950—1953年任驻美国大使馆参赞。1955—1956年、1956—1959年任驻埃塞俄比亚大使。1959—1960年任外交部非洲国家司顾问。1960—1962年任外交部第二非洲司副司长。1965—1974年任外交部第二非洲司司长。1978年逝世。
[4]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特罗扬诺夫斯基（Олег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Трояновский，1919年11月24日——2003年12月21日），1941年加入红军。1944—1947年任驻英国大使馆随员。1947—1951年任外交部秘书处雇员。1953—1958年任外交部长助理。1958—1967年任部长会议主席助理。1967—1976年任驻日本大使。1976—1986年任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6—1990年任驻华大使兼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90年退休。1996—2003年任联合国援助协会主席。2003年逝世。
[5]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ДмитрийТрофимовичШепилов，1905年10月23日——1995年8月18日），出身于铁路车间工人家庭。1926年加入联共（布），同年起开始担任检察官。1935年起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24军政治部部长、第4军军委委员。1945年授少将军衔。1946年2—8月任苏联武装力量主要政治局宣传与鼓动局副局长。1947—1948年任苏共中央宣传和煽动局副局长。1948—1949年任苏共中央宣传和鼓动局局长。1950—1952年任苏联中央检察员。1952—1956年任《真理报》主编。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5—1956年、1957年2—6月任苏共中央书记。1956—1957年任外交部长兼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成员。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一道组织“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58—1960年任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被开除出党。1976年恢复党籍。1982年退休。
[6]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улганин，1895年6月11日——1975年2月24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契卡。1918—1919年任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铁路契卡副主席。1922—1927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电工技术委员会主席。1931—1937年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7—1938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8—194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8—1940年、1940—1945年、1958年3—8月任苏联国家银行行长。1944—1946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6—1947年任苏联武装力量第一副司令。1946—194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7—1949年任苏联武装力量司令兼苏联部长会议第二委员会主席。1947—195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195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0—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2—1958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3—1955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55—195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一道组织“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于195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58—1960年任斯塔夫罗波尔经济理事会主席。1960年退休。
[7]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ЛазарьМоисеевичКаганович，1893年11月22日——1991年7月25日），生于基辅省一个贫苦犹太人家庭。当过鞋匠。1911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期间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农红军筹建委员会宣传部政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下诺夫哥罗德省委员会主席兼省苏维埃执委会主席等职。1922年5月担任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组织部部长。1924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年至1928年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30年至1935年担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至1942年、1943年至1947年担任运输人民委员，1947年3月至12月再次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2年10月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主席团执行局委员。1955年至1956年担任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问题委员会主席，1956年至1957年担任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1957年因组织“反党集团”，被发配乌拉尔当厂长，1961年退休，1991年去世。
[8]达格·海亚马尔·阿格涅·卡尔·哈马舍尔德（DagHjalmarAgneCarlHammarskjöld，1905年7月29日——1961年9月18日），瑞典外交家、经济学家。1930—1934年任瑞典失业问题委员会秘书。1936—1941年任瑞典中央银行秘书。1936—1945年任瑞典财政部国务秘书。1941—1948年任瑞典银行总理事会主席。1949—1951年任外交大臣。1951—1953年任不管大臣。1953—196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1961年9月18日赴刚果调停当地冲突时因飞机失事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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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外交生涯的开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一部赴华盛顿任职之前
第一章外交生涯的开端
↘从搞机械工程到搞外交工作
↘跟李维诺夫学外交，跟沃尔孔斯基家族的公主学礼仪
↘在外交部当学徒
从搞机械工程到搞外交工作
我是在25岁那年，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很意外地成为外交官的。1944年夏季的一天，一个电话突然打到了我担任工程师的那家飞机制造厂，我的一生因此而改变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我转天到它的总部去。以前我从未去过这么高级的权力机关，为此我一整天都在琢磨：为什么要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师——到那儿去。到了那里之后，我被直接带到了人事处。
一位面无笑容、仪表堂堂的人板着面孔接见了我，他很容易给像我这样当时很年轻而且缺乏经验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甚至还记得他的名字。他自我介绍姓“斯托博诺夫”，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人事指导员。显然他无意与我长谈，甚至不想就这件事情本身说些什么。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我：“有一个意见，要送你到高等外交学校学习。”
我应该说明，俄语中“有一个意见”——从不明确是谁的意见——这一措词在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词汇中一直是很常见的。它涉及到秘密和权力：你不知道该向谁提出申诉，唯一的办法就是同意。
这项建议使我完全不知所措。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后，我一直在著名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1]领导的115飞机试验厂当设计师，苏联空军的战斗机有相当一部分是由雅科夫列夫设计的。我喜欢我的工作，从未想过做一名外交官或者其他任何工作。
斯托博诺夫注意到我一点儿也没有为得知这一消息而激动，甚至还试图提出异议，于是他厉声说道：“现在是战争时期，党更知道哪里需要和如何使用它的人民。实际上这件事已经决定了。不过，今天你还可以考虑考虑。明天早晨我等着你的答复。”
在这种情况下，最令我担忧的事情是我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工人阶级家庭，不论在苏共党内还是在政府中都没有任何关系。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为什么挑选我做外交官？带着满脑子的困惑，我回家开家庭会议讨论这件事。当时，我的妻子伊琳娜——她也是一名航空设计师——即将大学毕业，由于连年的战争，她读书的那所学院已经搬到远在哈萨克的阿拉木图去了。于是我父亲成了我唯一的顾问。他是一个管子工。我母亲基本上是个文盲。她是一个家庭妇女，同时也在首都上演最好戏剧的莫斯科大剧院做领座员。我不仅通过她观看了在那所剧院上演过的所有俄罗斯戏剧，而且凭着一张证明我是她儿子和一名穷学生的便条，我可以进莫斯科所有的剧院。我的一个姑姑嫁给了一位数学家，我自己也爱好数学并获得过莫斯科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二等奖，它使我在1937年高中毕业后被推荐进入莫斯科大学。但是我父亲极力主张我进莫斯科航空学院。“噢，得啦，”他说，“上综合大学你只能坐在那儿读书，但是上了航空学院，你就能从事有益于现实生活的工作。”
因此，我父亲总是梦想他的儿子会成为一名工程师。他认为让我当外交官是胡闹，因而理所当然地持反对意见。他那一阶层的人认为外交官混迹于上层社会，不是窃贼就是骗子。他无法想象他的儿子会一辈子去干这一行。我读的书自然比父亲多一些，但是对外交官到底干些什么，我自己也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事情是明摆着的：我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因此不打算换工作。总之，当天晚上我已下决心拒绝接受这个奇怪的建议。
我第二天的答复使斯托博诺夫大为恼怒。他说我太年轻了，根本没有认识到被送到高等外交学校学习是多么大的荣耀，假如我不能理解他善意的劝告，那么我应该把这个建议视为战时的命令，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于是，我转而向我的上司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总设计师（他有陆军中将的军衔）——讨教。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知道他喜欢我，并且关注着我在工厂里的工作表现。他对情况发生变化表示遗憾，并表示他曾希望看到我在8年或10年的时间里成为他的副手。但他说拒绝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不可能的，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服从。
我就这样离开了工厂，离开了飞机设计工作。我从未放弃过对这项工作的热爱，即使在我当上外交官以后，我仍然密切注意着它的发展状况。应该说我在航空学院学习的岁月最终没有白白浪费掉。苏美裁军谈判涉及到多种类型的战斗机和导弹，而我所掌握的工程技术知识对我的外交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对我来说，掌握这一相当复杂的技术领域中的问题比那些未受过技术教育的纯粹外交官同事要容易得多。除此之外，我认为我受到的技术训练也有助于我形成重实际、轻意识形态的倾向，这是我研究外交问题和开展外交工作的特点。
在很多年中我一直在想，当初是谁的“意见”使我的一生出现了如此重大的变化。在我已担任驻美大使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解开了这个谜。在约索沃——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地方，政府的很多高级别墅建在那里——度假的时候，我外出散步，很意外地碰见了曾经很有权势的前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2]。自从1957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撤了他的职之后，他就一直住在约索沃。我们会面时莫洛托夫已经80多岁了，但是他的思维仍然很清晰，记忆力极佳。他依然信服他加入的老布尔什维克党，并且极不赞成任何调整或其他改革；直到生命结束时，他一直在斥责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赞扬斯大林。
在谈话过程中，我回忆起1944年我“应征”进入高等外交学校（后来更名为外交学院）的事。我再次对尽管不认得党组织中的任何一位领导，却被选中从事外交工作表示困惑不解。莫洛托夫仍然记得过去发生的事情。在1944年夏天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完苏联红军在前线发动的成功的攻势之后，斯大林突然改变了话题，谈起培养新的外交干部的必要性，因为希特勒很快将会被打败，苏联外交必须为迅速恢复外交活动作好准备。苏联将与很多国家建立起新的联系，战后许多问题也亟待解决。简单地说，苏联很快就需要组建大批的并且是完全合格的外交使团。尽管当时处于战争的紧要关头，几乎所有的年轻男子都被征召入伍，但斯大林仍要求莫洛托夫立即成立外交学校。
“可是我们从哪儿才能招到学生，”莫洛托夫问斯大林，“特别是那些学过大学文科和语言课程的学生呢？”斯大林回答说，没必要非从受到文科教育的人中招收学生不可，以后还可以学习那些课程。现在，他说，外交部可以从军工厂挑选年轻的工程师。他说一定要挑选那些与工人相处得很融洽的工程师：“工程师和工人一样，都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们只能得到700克的黑面包，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就住在工厂里，很长时间见不到家人。”斯大林解释说，如果一个年轻的工程师能够解决艰苦岁月中难免出现的日常工作中的难题和冲突，而且工人们仍旧尊敬他，那么他就是一名真正的外交官，或者至少具有成为一名外交官所必须的能力。
的确，我们第一个班将近50名学生都是年轻的工程师，其中绝大部分来自航空工业部门。战前，航空学院被认为是全国最有名望的院校，大多数有抱负的年轻人都想进入这所大学。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被“斯大林招入”外交界的情况，虽然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回事。此外，斯大林还有更进一步的打算。尽管在战争即将爆发前老一代外交官已经受到清洗，但他仍下决心不让旧的思维方式重新恢复。即使像马克西姆·李维诺夫[3]——前孟什维克，由于他在西方国家中交际甚广又享有声望，因此在与美国和英国结成战时同盟期间，他是有用的人——那样一些免遭清洗的保守派人士也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年轻的安德烈·葛罗米柯被送出国，在驻华盛顿使馆被培养成为参赞并协助李维诺夫工作。但是，李维诺夫一点儿也不喜欢葛罗米柯。外交部的老人回忆说，这位大使在年度人事报告中写道：葛罗米柯“不适合担任高级外交职务”。不管此话是真是假，反正档案里已找不到这份报告。
这些新生大多像我一样是技术人员，不可能受到旧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我们没觉得会轻易受到斯大林暴行的伤害，当时我们只是模模糊糊地听说过这些事。我们家族所有的人都是工程师或技术人员，除了我姑父不管怎样是个数学教授外，我们都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在斯大林时代，我们像其他人一样感到很安全，一旦听到召唤，你别无选择，你只有听从。不管害怕与否，你都要走下去。
跟李维诺夫学外交，跟沃尔孔斯基家族的公主学礼仪
高等外交学校设在离红门地铁站不远的一座二层小楼里。学校有两个系：西方系（学制二年）和东方系（学制三年）。主课是外语，因为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只会讲俄语。我们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学会外语，以便开始会话并能够阅读报纸和政治文献。我和另外七名学生被分在英语班。这是我自己选择的。在战争期间，英语国家已和我们结为同盟，此外，在航空学院上学时，我跟一位曾在美国工作多年的教授学过英文，并且非常喜欢这门课。
学校拥有许多出色的教授。有些语言教师是英国人，他们的俄语不够好，所以我们必须学会相互理解。著名教授斯卡兹金[4]、赫沃斯托夫[5]、杰博林、列别杰夫以及其他一些老师讲授世界史和外交史。我们与当时杰出的外交官——如李维诺夫、特罗扬诺夫斯基[6]、斯坦因[7]、古谢夫[8]以及其他一些曾出任过大使的人——举行的讨论会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帮助。来莫斯科出差的大使们偶尔也到我们学校讲演。他们并没有特意按照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模式来教导我们，而是教导我们以传统的实用外交手段来处理不同国家的事务，即如何为了苏联的利益而坚持和调整政策。
与此同时，提供给我们阅读的主要是共产党国家的刊物，这对我们的英语学习很不利。主要的资产阶级报纸，如《纽约时报》和伦敦的《泰晤士报》，还有像《时代》和《新闻周刊》这样的杂志，只有经校长特批或毕业生写论文需要时才能借阅。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对待一切外国事物的态度就是如此，尽管设立这所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出国工作的人。难怪那些被派到驻西方国家使馆工作的学校毕业生会感到自己很难适应西方国家主要报刊及其读者们的语言和术语。
口语训练也是一样。我们的毕业生能够轻松自如地与我们的“朋友”——这是党内称呼外国共产党人时所用的隐语——谈论某个马克思主义的话题。然而，在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官，甚至与驻在国的平民百姓讨论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时，他们便感到不知所措。他们不得不抓紧时间自学，以便能够胜任他们在使馆中承担的工作。
我们在外交学校学习的第一年里还上一门外交礼仪课，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我们将很快作为外交官涉足的那个社会的行为方式和规则，对此我们只是从书本上有所了解。我们的课程很象是在演戏：我们必须想象自己正在出席外交招待会、午宴和晚宴，对此我们大家一无所知。指导我们上课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贵族夫人，她出身于著名的沃尔孔斯基公主家族。
我们通常坐在一张宽大而结实的桌子前面，桌上摆满了必需用的勺子、刀子、叉子和葡萄酒杯。一切都是真的，但有一样除外：不提供食品或葡萄酒（当时是战争时期，食品极为短缺）。扮成侍者的人假装给我们面前的真瓷盘里添菜，遗憾的是，盘子里是空的。
这时，站在一旁的那位贵妇人发话了：“现在开始喝汤。假设已经给你们端来了奶油浓汤。”接着，她又对这种汤和其他可能端上来的汤做了一番描述。随后又上来一道鱼和各种各样名称特别复杂的荤菜。她还教我们如何使用这种或那种特殊的刀叉以及如何同我们的邻桌交谈。她特别强调，按照礼仪，要依次将鱼、肉、甜点或其他食物端上餐桌，并相应地给我们的杯子里假装倒各种葡萄酒——白兰地、波尔多葡萄酒、白葡萄酒和苏联葡萄酒。这一切只能勾起那些因食品配给不足而饥肠辘辘的年轻人的食欲。
1946年，经过高等外交学校两年的学习，我们即进入了结业考试。外交部副部长、前驻华盛顿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担任考试委员会主席并主考英语。他精通英语，口语流畅，但发音很糟糕。由于仅学习了短短的两年，可怜的学生们口语说得不太流利，而且在这样一位著名的外交家面前，他们往往显得惊慌失措。老师们常常走过来救我们一把，用比较简单易懂的英语重新解释一下他提的问题。李维诺夫对老师们试图帮助我们的做法显得很宽容，并且给我们打了高分。他说出国后的实际工作将“教会你们一切”。他以这种方式祝我们好运。
按照莫洛托夫的指示，这所学校的毕业生被分配到苏联外交部各个部门工作。只有我留校准备再读一年。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毕业聚会上，我和我们的导师、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弗拉基米尔·赫沃斯托夫进行了一次友好的交谈。他虽是一名迂腐的学究，但为人很正派。由于聚会的气氛很轻松，他喝了些葡萄酒后便同我们这些学生聊了起来。这是一次非正式的、很随便的交谈。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历史学家和工程师这两种职业哪一种更难搞？我们的见解各不相同。由于在毕业聚会上美餐了一顿，我的心情有些激动，因此提出了一个和导师完全相反的观点。我极力证明我的第一个职业是多么的难搞，并且提出了一个自以为是很有分量的论据。我宣称虽然我是一名工程师，但是我能在一年的时间里写出一篇历史论文并通过答辩，得到历史学博士学位，而历史学家却不能在一年内在工程学领域取得这样的成就。大家开始喊起来，都试图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过了不久，我们大家就忘记了这场争论。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外交部长的指示在学校里公布了，毕业生被分到外交部工作。部长的指示说，多勃雷宁同学将留校再读一年。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因为我早已将那场争论忘了个一干二净，所以我跑去见导师。他狡诘地笑了笑，然后说道，他向莫洛托夫转达了我想再留校一年并准备进行论文答辩的“愿望”。他向我保证，他本人支持我的这一“愿望”。莫洛托夫破例同意了。
我没有退路可走。我必须在学校再呆上10个月并撰写我的论文。这篇论文是以我的毕业论文——关于俄日战争期间美国的远东政策——为基础写成的，并且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它着重论述了俄美在这场战争期间的外交关系以及西奥多·罗斯福[9]总统作为调停人所起的作用。这项工作使我开始研究美国的外交史。
一年以后，这篇论文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了，但书上署的却是我的笔名多勃雷夫，因为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不能用真名发表作品。这本书的出版使我当上了助理教授，并使我在从事外交工作之余还可以到国际关系学院讲授美国外交政策史。我在外交部担任教育司司长助理，获得这一任命的原因是我有个博士学位。
我们这个司在外交部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外交工作可做。几个月过后，我发现自己陷进了各种各样的教育手册里，所以开始讨厌这项工作。我早就希望有一天我能从事真正的外交活动。但由于同学校的那位导师进行了一场愚蠢的争论，结果使我干上了这份令人生厌的工作。
在外交部当学徒
一年过去了，新任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10]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让我担任教育司司长的职务。一想到要在这个部门消磨我的余生或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时光，我心里实在感到害怕，因此我当即表示拒绝。我的回答惹恼了这位部长，因为他给我的是一个参赞的职位，在级别上相当于一名将军。于是他真的大发雷霆。维辛斯基30年代曾在莫斯科的肃反审判中担任心狠手辣的检察长，他批评下属时态度之粗暴也同样是臭名昭著的。
“你只不过是一个新来的人！拒绝接受一个将军的职位！”他向我大声喊着，“你知道部里有多少人在抢着担任这项职务吗？”他对我说了一些他的想法，然后大声喊道：“你可以走了！”他在我的任命备忘录上粗暴地打上叉，把它扔给人事司司长彼得·斯特伦努科夫，并指责他“十足的无能，竟提出这样愚蠢的建议”。
可以想象，在向这位令人生畏的部长表达了个人意见后，我的思想状态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回到教育司继续当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然而，过了不久我又交上了好运。几个月后，瓦列里安·佐林[11]——我国最有经验的外交家之一——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他此前曾担任我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在推翻战后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亲西方政府的过程中，他起了一定的作用。他需要有一个由职业外交官组成的他自己的秘书处。我们司的司长亚历山大·波波夫金和佐林关系很好。他得知我渴望成为一名外交官后，把我推荐给他的朋友。尽管佐林是一位雄辩家，在60年代担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时，他的这一才能已众所周知，但他是一个聪明而又和善的人。
到1952年，我已为佐林工作了五年，开始时是二等秘书，后来成为他的第一助手。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每当我将部内各单位送来的各种文件呈交给他考虑时，他总是征询我的意见，并且越来越相信我的判断。这就使我更加认真地审查这些材料。我效仿并学会了如何解决重要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呈送给维辛斯基、莫洛托夫、甚至斯大林等高层领导批示后又转交给我们处理的问题。因此，在提出和制定政策方面，我获得了广泛的经验。如果遇到弄不懂的问题，我就在适当的时候向佐林请教。他总是抽空向我解释，为什么要以特殊的方式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我必须说明，在那个时候，整个国家机器的运作都是以一种非常奇怪和反常的方式——即“和斯大林一致”的方式——进行的。斯大林习惯于下午4点或5点开始他一天的工作（没人知道确切的原因）。与之相应，维辛斯基、莫洛托夫大约在下午1点或2点才出现在部里，他们的副手则比他们提前一个小时左右坐在办公桌前。我们这些在秘书处工作的人要轮班昼夜工作。第一助手早上9点或10点来上班，把新送来的文件分类并准备好。部长的副手和他们的助手们要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到4点钟，也就是说要工作到斯大林就寝为止。但愿别发生斯大林午夜打电话找某人，而他不在工作岗位的情况。我们，包括我们的上司都被搞得精疲力竭。我们只好和其他的助手们轮换着在办公室的长沙发椅上睡一会儿，然后再继续工作。
作为副部长的助手，我们无法与斯大林单独接触。然而，他的名字令我们不寒而栗。我一生中只面对面见过斯大林一次。那天政治局要召开一次会议，事先已通知佐林参加。会议开始前，他发现还需要另外一些文件。因此，他从克里姆林宫给我打电话，要我立即从部里把文件送去。当我轻快地沿着克里姆林宫的走廊向政治局会议室走去时，突然看到斯大林和他的警卫人员从长廊的另一头慢慢地走过来。克里姆林宫走廊的天花板很高，但走廊本身又长又窄，门与门之间隔得很远。我飞快地先扫视一下左边，又扫视一下右边：既没有旁门也没有边廊让我隐蔽一下。所以我只好紧贴着墙壁，站在那儿等待斯大林走过。
他注意到了处于慌乱状态中的我。走到我面前时，他问我是谁，在哪儿工作。然后，他伸出右手的一个手指在我面前复慢晃动着，加重语气说道：“年轻人不应该害怕斯大林同志。我是你们的朋友。”说着，他点点头，继续向他要去的地方走去。
当天夜晚，我把我白天遇到的事情告诉了佐林。开始他很紧张，但得知斯大林的态度非常和蔼时，他才放下心来。随后他说道：“斯大林是个难以琢磨的人，最好还是离他远些。”
他对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斯大林时常对外交部的工作做出一些极端的决定。我记得有一次佐林开完政治局会议回来后，神情十分紧张。他说他断定葛罗米柯和他要完蛋了，因为斯大林对他们大发雷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外交部与财政部联合起草了一份有关中国人民币与苏联卢布汇率的文件。当时，佐林正主管中国事务。他把文件呈送葛罗米柯（他是第一副部长，当时正代理部长职务）最后审定。葛罗米柯将此文件暂时搁置在一旁。一方面，他认为卢布—人民币汇率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他不想为此而打扰斯大林。另一方面，葛罗米柯生性谨慎小心，因而做事犹豫寡断。
中国政府和我国驻北京使馆再一次催促做出决定。佐林亦再次表示支持它们的要求。葛罗米柯最终批准了这一文件，但他很不情愿这样做，因为他对此事没有把握。这样做意味着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新政权做出了一个友好的姿态，而斯大林对此尚未置可否。过了不久，斯大林知道了这项决定，于是将它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会上，斯大林把葛罗米柯和佐林的所做所为说成是“骄傲自大的外交部官员公然越权”，并问政治局成员该如何处罚这两个人。由于没有人知道斯大林的真正动机，所以每个人都保持沉默。对葛罗米柯和佐林说来，那真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时刻。
斯大林在做了极为严厉的斥责之后，向政治局宣布，应该撤销葛罗米柯第一副部长的职务，将他派往（他在此停顿了一下）英国当大使；佐林应受到严厉的批评和警告。事情就这样决定了。葛罗米柯去英国呆了9个月，直到斯大林恩威并施，恢复了他先前担任的第一副部长的职务。佐林在接受口头批评后，也得以解脱。
每当斯大林不与任何人协商便独自作出“果断”决定时，事情就变得更为糟糕。那些决定——诸如走向冷战，在南斯拉夫对铁托采取行动，在1952年朝鲜战争期间决定对联合国安理会实行抵制等——极大地损害了我们的对外关系。
然而，总的看来，斯大林对葛罗米柯还是相当偏爱的，并且非常重视他的意见。斯大林去世后，一贯非常保守的葛罗米柯在和我们私下交谈时以钦佩的口吻谈论起斯大林。他回忆说，斯大林总是亲手准备所有的讲话稿，包括在党代会上做总结报告时的讲稿，为此他要参阅大量的资料。他还常常亲自为报刊写文章。葛罗米柯不无赞扬地回忆道，当外交部草拟的外交照会送政治局审议时，斯大林不仅提出意见，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他还口授他的指示，葛罗米柯当场便将这些指示记录下来。
葛罗米柯回忆说，在派他担任驻华盛顿大使时，斯大林向他提出一些建议。斯大林得知葛罗米柯不大懂英语，便建议他星期天去美国教堂听布道。他说，传教士讲的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语言，而且由于布道反应了教徒的日常需要和渴望，因此他可以通过这一途径了解美国国内情况。（斯大林显然是基于他早年曾当过神学院学生的经历提出这一建议的。）
当然，真到了华盛顿之后，葛罗米柯并不敢去教堂，但他后来承认，他长期从收音机里聆听著名传教士布道。
葛罗米柯回忆起1945年斯大林、杜鲁门和温斯顿·丘吉尔战后在波茨坦举行最高级会谈期间的一段插曲。杜鲁门收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电报后，小心翼翼地向斯大林通报了这一情况。他漫不经心地提到美国已试制成功一种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武器。斯大林点点头，没有说话。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显然没有理解这一新闻的重要性。然而，丘吉尔错了。斯大林回到他的总部后，立即给负责我国原子弹研制绝密计划的总指挥伊戈尔·库尔恰托夫[12]打电话，向他通报了杜鲁门的谈话，并命令他加快工作进程。库尔恰托夫提出他遇到的难处：第一，此项计划正在消耗大量的电力资源，而我们这个受到战争摧残的国家当时的电力供应极端不足；第二，他没有足够的拖拉机开垦西伯利亚森林以建立核工厂。
斯大林当即做出决定。第一，切断一切庞大的居民区的电源——当地的工厂除外——以满足核计划的需要；第二，调两个坦克师归库尔恰托夫指挥，将这些坦克用作拖拉机开垦这一地区。
1952年初，我打算向佐林谈谈我今后的工作问题。我已经在他的秘书处工作了将近五年，很想去某个使馆工作。佐林同意了我的请求，他说一个真正的外交官必须有在国外工作的经验。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我国驻瑞士使馆很快将空缺出一个公使的位置，他打算推荐我担任这一职务。
按照当时的习惯做法，对驻各国使馆最高负责人的推荐要由外交部长当着他的所有副手和被提名者的面进行考虑。当天的紧要问题也是在这种会议上研究决定的。这种几乎天天都要举行的会议被称为“部长同副部长讨论会”。他们要到午夜才开会。在这些会议上，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实际上是唯一的发言人（他喜欢在这种场合讲话并引起大家讨论。在这种会议上，他能够展示他那惊人的口才）。
任命我到驻瑞士使馆去工作一事也是在这样的一次夜间会议中讨论的，那是我第二次与维辛斯基面对面地谈话。当会议开始讨论我的任命时，他立即想起了我就是曾经拒绝就任教育司那个受人尊重的职位的人。
“噢，是的，当时你告诉我，你想当一名活跃的外交官，到国外工作，”他以嘲讽的口吻说道，“我看你选择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地方——瑞士，只有领养老金的人或者是快退休的人才被派到那儿去工作。”
我解释说，我并没有选择那个国家，而是因为那里刚巧有个位置。我还说我准备去其他任何国家工作。
“那就不一样了，”他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送到哪儿，让他能干些工作而不是闲着没事呢？”
没有人说话。于是他象是刚想出一个高明的主意似的说道：“让我们把他送到我们驻华盛顿的使馆当参赞吧。我们和美国人的关系很糟，就让他试着去改善关系吧。”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我就是这样完全出人意料地置身于苏美关系领域之中的，对此我从未感到过遗憾。从1952年至1992年，我的外交生涯的绝大部分都奉献给了这项事业。
当时，外交部官员不能乘飞机去美国，因为那样做花钱太多，所以只能乘船到纽约。我们乘坐的是“法兰西”号豪华海轮。我们将首次在现实生活中，而不是在学校里学习礼仪知识。一切都很顺利，只是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小插曲。我妻子和我走进餐厅时，得到了一份印刷精美的菜单，上面列着一长串的菜名，其中大多数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此外，所有的菜名都是用法文写的。我们仔细看了看菜单，然后点了几道不重样的菜，以便尽量多学点东西。点菜时我就感到有点不对劲，但服务员却不动声色地拿走了菜单。结果我喝了两份不同的汤。我们把菜单带回房间，借助字典彻底研究了一番。
[1]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СергеевичЯковлев，1906年3月19日——1989年8月22日），苏联飞机设计师。1938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6年任副航空工业人民委员。1956—1984年任雅科夫列夫设计局总设计师。1976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84—1989年任航空大学校长。1989年逝世。
[2]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Михайлович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原姓斯克里亚宾（Скрябин）。生于维亚特州库卡尔卡镇一个店员家庭。中学时期投身革命，190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6年至1912年曾担任《火星报》和《真理报》编辑。1915年被捕后，被流放西伯利亚，一年后逃回彼得格勒，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俄国局委员。1920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同年9月担任顿涅茨州委书记，1921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至1928年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1930年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至194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1949年改任第一副总理，1953年至1956年担任外交部长，1957年因参加“反党集团”而遭到谴责，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调任驻蒙古大使，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1984年恢复党籍，1986年去世。
[3]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МаксимМаксимовичЛи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长期侨居国外。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6年流亡英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国，被任命为苏俄驻英代表。1918年10月被英国当局逮捕，次年初获释回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2年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并任苏联代表团团长。同年任莫斯科国际裁军会议主席。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1934—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41—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2—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46年退休。1951年逝世。
[4]谢尔盖·丹尼洛维奇·斯卡兹金（СергейДаниловичСказкин，1890年10月7日——1973年4月14日），苏联历史学家。
[5]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赫沃斯托夫（ВладимирМихайловичХвостов，1905年6月11日——1972年3月9日），苏联历史学家。
[6]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特罗扬诺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АнтоновичТрояновский，1882年1月1日——1955年6月23日），1903年入伍。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参加日俄战争，期间散发反战传单。1907年被开除出俄军。1910年流亡国外。1914年支持战争，加入了孟什维克。1917年回国，加入了俄军，并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1920年任孟什维克中央委员。1918年加入红军。1923年加入俄共（布）。1924—1927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7—1933年任苏联驻日本大使。1933—1938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39年起在大学任教。1955年逝世。
[7]鲍里斯·叶菲莫维奇·斯坦因（БорисЕфимовичШтейн，1892—1961），苏联外交家。1922年参加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1926年加入联共（布）。1927年参加日内瓦国际经济会议。1933—1934年任驻芬兰全权代表。1934—1939年任驻意大利全权代表。1939—1941年在高级外交学院工作。1941—1945年在塔什干大学任教。1945—1952年任外交部顾问。1952年在反犹运动中被捕。1953年斯大林死后获释。此后继续在高级外交学院工作。1961年逝世。
[8]费多尔·塔拉索维奇·古谢夫（ФёдорТарасовичГусев，1905年4月29日——1987年3月9日），1935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42—1943年任驻加拿大大使。1943—1946年任驻英国大使。1946—1952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46—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62年任驻瑞典大使。1975年退休。
[9]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Jr.，1858年10月27日——1919年1月6日），1882—1884年任纽约州议会议员。1883年任纽约州共和党领袖。1895—1897年任纽约州警察局长。1897—1898年任副海军部长。1899—1900年任纽约州州长。1901年任副总统。1901—1909年任总统。1912年退党，并发起成立进步党，同年10月14日遇刺，但幸免于难。1913—1914年期间在南美洲进行丛林探险活动。1916年进步党解散后重新加入共和党。1919年逝世。
[10]安德烈·亚努瓦里耶维奇·维辛斯基（АндрейЯнуарьевичВышинский，1883年12月10日——1954年11月22日），1902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孟什维克，参加过1905年革命，1908年被捕，1909年获释。获释后继续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1917年曾签署过逮捕列宁的命令。十月革命后，接近斯大林，并进入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1920年参加俄共（布）。1925年任莫斯科大学校长。1928年在沙赫特案件中担任检察官。1935年担任苏联总检察长，在大清洗期间，在莫斯科审判中担任检察官。1937年至1941年任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究所所长。1939年至1944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0年兼任外交人民委员。1949年至1953年任外交部长。
[11]瓦列里安·亚历山德罗维奇·佐林（Валериан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Зорин，1902年1月14日——1986年1月14日），1922年加入俄共（布）。1941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45—1947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47—1955年、1956—1960年、1963—196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2—1953年、1960—1963年任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55—1956年任驻联邦德国大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5—1971年任驻法国大使。1986年逝世。
[12]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И́горьВаси́льевичКурча́тов，1903年1月8日——1960年2月7日），苏联物理学家。1932年起开始研究核物理学。1942年起领导了研发原子弹的工作。1948年加入苏共。1960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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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序
作为一名外交官，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了我国及世界历史上一个独特而又重要的时期。我们知道，这就是冷战时期。我在苏联外交部门的工作经历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我刚从莫斯科外交学院毕业，进入外交部工作。我的外交生涯，苏联方面是从斯大林时代开始，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下台；在美国方面则是从哈里·S·杜鲁门[1]总统任内开始，一直持续到布什总统任内。总起来说，我和苏联外交的关系持续了几乎半个世纪，而且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担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美国大使。我参与了美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所有最高级会谈——从1955年日内瓦第一次最高级会谈到1990年布什与戈尔巴乔夫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是唯一完全目睹了国际关系中这些重要事件的外交官。我从1962年开始担任驻美大使，一直到1986年才卸任。这是苏联乃至革命前俄国外交史上担任此项职务最长的任期。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这项工作。
在长达1/4世纪的时间里，我们两国的关系始终极不稳定。两国关系通常在最高级会谈之后得到改善，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危机时又趋于恶化。军备竞赛的速度远远快过旨在控制军备竞赛的裁军谈判。地区争端不断爆发。于是，使两国政府最高层人士保持秘密接触就成为我这个苏联驻华盛顿大使的首要任务。我认为我的主要工作是促使两国领导人展开恰当并凡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并且尽可能维护两国关系中积极的一面。我竭尽全力地抑制由于外交挫折、相互误解以及我曾亲眼目睹的大量政策上的失败所引发的冲动情绪。
在撰写本部书时，我所依赖的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记忆。我在莫斯科查阅了苏联外交档案以及我本人的日记，这些材料以前均未公开发表过。我与美国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以及政治家、社会知名人士所进行的最重要的正式会谈及私人会谈在本书中均有记载。此外，书中还叙述了我同莫斯科的上级及我国领导人的交往，包括我参加过的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我在书中重点叙述了我个人参与过的事情。我还试图尽可能地说明我依据什么得出了对那些我不曾参加过的会议和讨论的看法。
我试图以一种我认为独一无二的方式来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以及苏美关系的演变过程，因为无论是白宫还是克里姆林宫的大门都曾向我敞开过。本书除了回忆我早年在苏联外交部、联合国以及驻华盛顿使馆的工作之外，还对从约翰·F·肯尼迪到罗纳德·里根等六位美国总统的情况作亲眼所见的第一手叙述。我曾多次会见过这几位总统。我也认识杜鲁门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布什总统。这些领导人的气质以及处理国家事务的知识和能力大不相同。其中有几位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
在国内，我曾在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年代仔细观察过他们，也观察了他们的每一位继任者，一直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在1986年把我召回莫斯科，先是让我担任主管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后来又担任他的美国问题顾问。后来我退休了。但是在1991年8月1日，我又重新回到苏联外交部——后来改为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直到1995年初写作这部书时，我仍在那里担任顾问。
我希望这部回忆录能给所有对苏美关系的复杂历史感兴趣的人提供一些帮助，同时也希望本书能告诫人们提防本世纪令人悲哀的错误再度发生。我还希望本书能成为一部描述白宫和克里姆林宫如何处理国家事务的亲历记。
我的美国对话者们一直怀疑我是否真的相信苏维埃制度。的确，罗纳德·里根不敢确定我是否真的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曾经是）。事实上，我是以一个公民、一个爱国者和一名外交官的身份，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的国家服务。我根据自己的判断尽力服务于国家的现实利益和历史利益，而不是为任何抽象的共产主义哲学概念服务。我将苏维埃制度——包括它的缺点和成就——看作是我国悠久历史中的一个历史阶段。直至今日，我对这一制度的伟大使命仍深信不疑。如果我在一生中有过什么重大追求的话，那就是使我的国家作为一个受到尊重并且享有平等地位的伙伴融合在国际大家庭之中。要实现这一追求，就必须考虑世界和本国的现实情况。
作为大使，我的日常工作是向政治局全面汇报情况，当然是直接向葛罗米柯[2]汇报。我常常以他作为外交部长而不能采取的方式，代表他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与美国的一大串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当中包括迪安·腊斯克[3]、威廉·罗杰斯[4]、亨利·基辛格[5]、赛勒斯·万斯[6]、埃德蒙得·马斯基[7]、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8]、亚历山大·黑格[9]、乔治·舒尔茨[10]以及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11]等。我们看到过很多争执的产生，也看到了它们得以解决，这中间不可能没有紧张的谈判、要求和反要求以及激烈的争论。尽管如此，我们总是尽力保持良好的、事务性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有着密切和友好的关系。
想起我的大部分美国伙伴，我的心中总是充满了温情。我也怀着喜爱和深深的感激之情冋忆了我在使馆工作时的同事尤里·沃龙佐夫、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12]、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13]、乔治·马梅多夫[14]、弗拉登·瓦谢夫、奥列格·索科洛夫[15]、维塔利·丘尔金[16]、维克多·科姆普雷托夫[17]、维克多·伊萨科夫[18]——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驻外大使或高级外交官——以及其他一些在华盛顿与我们共同承担艰难工作的人。
我们大家一直在尽力使彼此间的联系渠道保持畅通，尽管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因两国关系的变化起伏而有所不同。苏美关系从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危险状态演变为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倡导缓和时期的友好、福特[19]和卡特[20]执政时期的不稳定和混乱、入侵阿富汗之后和里根搞军备扩充时期的僵冷。尽管如此，我幸运地发现，在冷战时期我本人受到双方领导机构的欢迎，并且能向双方提供帮助。在华盛顿，我可以接近上层人物。在他人看来，苏联大使享有这种特权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在莫斯科，我们的政府给了我前所未有的自由行动权利，尽管我必须说明我能够获得这种权利的一个原因是我本人常常要求得到它，而且我的上司显然对我的做法感到满意。
写作这部回忆录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回忆向读者及我本人展示我的工作方式。从这种工作方式中得出的教训之一是，人和实实在在的人际关系如何深刻地影响着事情的结局。外交毕竟不仅仅是一种公开的职业技能，它还是一种非常隐蔽并且富有个性的技能。
我相信我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打算与我交往，甚至可以说是他们乐意与我交往。我也乐意与他们交往，而且我公开表现出了这种愿望，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不论我们在政治上和哲学上有什么分歧——请相信这种分歧是很大的——我都把他们当成普通的人来看待。不过，我很想了解他们与我交往的动机，而且在讨论利害攸关的问题时，我决不会表现出可能会赞同他们的意图的样子。
从职业标准衡量，我从未想过应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尽管我总是尽力做到谨慎从事。这样做的结果是克里姆林宫越来越相信我的判断，虽然它并不一定总是采纳我的意见。在一个国际关系异常紧张的世界中，我试图成为一名能够消除双方疑虑的人物。
然而，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可能会感到纳闷，美国政府内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愿意同这样一个政府的代表进行坦率的交谈——这个政府毕竟是美国在世界上的主要对手。这里面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秘密。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一般说来靠的是个性、相互尊重、职业作风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有一点儿幽默感也是有帮助的。
我从一开始即决定打破葛罗米柯留下的惯例，同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展不太拘泥于形式的关系。从斯大林时代起，会见外国人时要有一名见证人在场已成为一个传统，而我在拜访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美国官员时，却常常不带任何使馆人员。我认为单独举行会谈可能有助于增加相互信任，有助于抛开往往是僵化了的官方立场去探求新的看法。与此同时，我希望避免同我的美国对话者发生不必要的争执，特别是不要发生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执，以便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进而营造出一个较好的——不论是在两国关系稳定时还是在出现麻烦时——工作环境。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我总是试图在每位总统身边找到这样一名合适的人物，尽管不可能同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罗伯特·肯尼迪[21]与其兄长的关系当然很密切，但与他打交道并非易事。他带来的总是总统表示不满的信息，仅此而已。于是，我试图找到一位像我一样热衷于通过相互妥协来解决那些使我们产生隔阂的棘手问题的人。这样，我们在必要时就可以分别向总统和政治局汇报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在这方面，肯尼迪政府的苏联问题专家卢埃林·汤普森[22]，特别是后来的基辛格和万斯做得比较好。罗伯特·麦克纳马拉[23]在担任林登·约翰逊[24]的国防部长期间曾经邀我到他家中共进午餐。我们先下象棋，然后才进行会谈，并且在没有得到任何官方授权的情况下逐渐开始坦率地讨论起裁军问题。他对这一问题有一些非常新奇有趣的想法。
我和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的人也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此外还广泛结识了商人、国会议员、新闻界人士——这一切都有助于克服冷战期间我们在使馆里体会到的孤立感。斯大林留下的沉重遗产使驻其他国家使馆的外交部同事们不大敢这么开放。我还参加华盛顿的社交活动和外交使团的活动。由于有长期供职的经历，我最终成为外交使团的团长。
但是，善于交际在我的大使生涯中并不占最重要的地位。同莫斯科的政治机关，首先是政治局以及共产党总书记（我曾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我认识主管政治和军事情报机关的官员；我当然也知道我国外交部就苏美关系正在讨论着的问题。我可以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进行坦率的交谈。
我与之建立起信任关系的那些华盛顿官员懂得，他们告诉我的事情将通过恰当的渠道送往克里姆林宫。他们告诉我的并不是国家机密，而是基本的政治情况、个人意见以及解决问题的一些想法。反过来，我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提供令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如果你只是提问题，而不告诉他们一些情况作为回报，那人家就不会再次邀请你了。
所以，我准备向他们透露一些将会令国务卿、国防部长或副总统感兴趣的我国的情况，这样他们就想再次会见我。我也因此可以自由地——尽管有一定的限度——探寻新的见解，这些见解可能被带到正式的谈判中并且对双方都有帮助。在和基辛格打交道时，我就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方法。
莫斯科从未有人告诫我收敛言行，与美国人保持距离——我所认识的克格勃历任首脑都没有这样做，甚至连政治局主管意识形态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25]也没有这样做。通过我充满诚意的会谈，他们得到了来自华盛顿最高层领导人的信息。我同美国人建立的这种关系在其他国家的首都是很少有的，因此也就无法从那里得到类似的信息，几乎没有几位苏联大使准备冒险去做超出交换官方情报范围的事情。虽然我也有些谨小慎微，但我知道我在国内的地位是相当稳固的。除此之外，我不是政治家，不打算在莫斯科取代任何人的位置。我对做一名大使相当满意。我的上级知道这一点。
我认为，作为大使，我的行为也合美国人的意。同我交谈的美国官员们常常希望通过我的渠道，把他们的想法和建议以非正式的方式传达给苏联领导层屛也们知道，每当我回莫斯科休假时，我不会只去克里米亚半岛，而是要在莫斯科停留，与政治局委员以及克里姆林宫其他高级官员谈话。亨利·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以开玩笑的口吻责备说，每当他想通过我传递某些紧急信息时，我准在莫斯科。他非常清楚，我频繁地回国参加磋商，参加党的会议或者休假有助于替他向克里姆林宫传递信息。我们两人都清楚，我们可以坦率地、相互间完全信任地探索解决我们之间存在的那些纠纷的途径，而且我们总是力求减少而不是增加这些纠纷。
我尽力使华盛顿明白，不论什么时候，只要美国政府通过我提出某项建议，那怕是非正式的建议，我肯定会将它报告上去，而且我有办法让外交部和负责决策的政治局获悉这一建议。我当然不能保证所有的建议都将被采纳，但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提出了某项建议，而且我们在华盛顿已经事先研究过这项建议，那么我至少可以有机会将它提交给莫斯科的高层领导，并且会得到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答复。即使这种答复不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它通常会为我们继续进行对话留有余地。
这一切都是我们最终称之为秘密渠道这一重要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方式，华盛顿和莫斯科为解决冷战时期发生的争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直到今天，这种方式所起的作用仍然未被如实地详细披露出来。如果我同总统、国务卿或国家安全顾问会谈时有他人陪同，那么交换情报、为谈判打基础以及事实上是替两国政府讨价还价等工作就很难做了。
当着基辛格手下人的面，我不能说——我确实对基辛格说过——这样的话：“得了，亨利，这是讹诈，是胡扯。你打算干什么？”当着我的人的面，他也不可能说出同样的甚至是更强硬的话，而且也不会议论我的上级，很久之后，我发现在我和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会谈时，他的一帮助手总是坐在一旁。我纳闷为什么我们两人不能单独会谈呢。过了不久我就明白了，在他任职初期，他无权同我一道探求促进我们两国关系的新思想，因为总统当时对这种做法不感兴趣，其表现就是舒尔茨不愿单独和我进行秘密会谈。在里根第二届任职期间，我和舒尔茨合作得非常好。
我还知道，我接近华盛顿的上层人物使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们很恼火，因为很多非常重要的交易都是越过他们进行的。作为外交官，我同情他们的处境，但对此我也无可奈何。葛罗米柯根本不会透露那种可能为双方坦诚交换意见奠定基础的信息。而美国大使又能告诉沉默寡言的葛罗米柯哪些可能会令他感兴趣的美国情报呢？所以，大使们只能递交来自华盛顿的照会，并且当着双方在场的担任翻译、记录和观察会谈情况的众多官员的面，解释照会的内容。由于克里姆林宫有着极强的保密观念，由于我们处理外交事务时的形式主义，想在莫斯科通过秘密交谈来交换内部政治情报是根本办不到的。
苏美关系的性质是很奇特的：它们是对手，因为它们竞相宣称自己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它们又是伙伴，因为它们对我们这个星球上一切生灵的命运共同负有责任——它们中的任何一方一按电钮便能够毁掉这个星球。回首往事，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我担任驻华盛顿大使的1/4世纪中，苏美关系大多处在对立甚至敌视的复杂状态中。如果当时能为我们两国之间打下一个相互信任的牢固基础的话，那么双方可以为两国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做多少事，并且还将可以做多少事啊！
虽然我们不能用今天发生的事情来评判过去，但过去留下的教训却应该记住。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数十年或许是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第一次遇到没有强大的敌对势力对和平，对世界文明的存在形成威胁——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存在着这种情况——的形势。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去维护这种形势。然而，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动荡不安，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混乱和危险应该被看作是双方正在为冷战而付出的代价中的一部分。
[1]哈里·杜鲁门（HarryS.Truman，1884年5月8日——1972年12月26日），美国政治家。1935—1945年任美国密苏里州参议员。1945年1—4月任美国副总统。1945—1953年任美国总统。
[2]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Андре́йАндре́евичГромы́ко，1909年7月18日——1989年7月2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美洲国家司司长。1939—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馆顾问。1943—1946年任驻美国和古巴大使。1946—1948年任苏联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46—1949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46—1950年、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3年任驻英国大使。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7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打倒莫洛托夫“反党集团”。1957—1985年任外交部长。1958—1987年任《国际事务》杂志主编。1964年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活动。1973—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1985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5年因病放弃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转而支持戈尔巴乔夫。1985—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8年退休。1989年逝世。
[3]大卫·迪安·腊斯克（DavidDeanRusk，1909年2月9日——1994年12月20日），美国政治家。1934年起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入伍，在缅甸战场作战。1945年2月起在国务院工作。1949—1951年任副国务卿。1952—1961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1961—1969年任国务卿，在任期间和平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但积极参与越南战争。1969年退休。1970年起在佐治亚大学任教。1984年以后赋闲。1994年逝世。
[4]威廉·皮尔斯·罗杰斯（WilliamPierceRogers，1913年6月23日——2001年1月2日），1938年起担任助理检察官。1942年加入美国海军，参加了冲绳岛战役。1953—1957年任司法部副部长。1957—1961年任司法部长。1969—1973年任国务卿。1986年主持了对“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的调查。2001年逝世。
[5]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Alfred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出身于德国犹太人家庭。1938年流亡美国。1943年入伍。195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69—1973年任国家安全顾问。1971年秘密访华。197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73—1976年任国务卿，在任期间在拉丁美洲推行“肮脏战争”和“秃鹰计划”，大肆迫害当地左翼活动者。此后在多家大学任教。2000—2006年任艾森豪威尔奖学金董事会主席。
[6]赛勒斯·罗伯特斯·万斯（CyrusRobertsVance，1917年3月27日——2002年1月12日），早年参加美国海军，参加了塞班岛战役、关岛战役、菲律宾战役等。1957年发起成立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1961—1962年任国防部总法律顾问。1962—1964年任陆军部长。1964—1967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74—1976年任纽约市律师协会主席。1977—1980年任国务卿。1980年因苏联入侵阿富汗，情报收集不利而被迫辞职。199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克罗地亚特使。1993年任联合国秘书长波斯尼亚特使。1995年任联合国秘书长马其顿特使。2002年逝世。
[7]埃德蒙得·西克斯图斯·马斯基（EdmundSixtusMuskie，1914年3月28日——1996年3月26日），1940年参加美国海军。1945年退役。1946—1951年任众议院议员。1955—1959年任缅因州州长。1959—1980年任参议院议员。1968年、1976年获民主党副总统提名。1972年参加总统竞选，但在尼克松指使的抹黑活动中落败。1980—1981年任国务卿。1981年退休。1996年逝世。
[8]兹比格涅夫·卡其辛斯基·布热津斯基（ZbigniewKazimierzBrzezinski，1928年3月28日——2017年5月26日），美国波兰裔政治家、政治学家。1958年获美国国籍。1960年任肯尼迪总统竞选顾问。1964年支持林登·约翰逊连任。1968年任汉弗莱外交政策顾问。1975年任吉米·卡特外交政策顾问。1976—1981年任国务卿。1985年担任总统化学战委员会委员。1987—1988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1990年公开反对海湾战争。1999年支持科索沃战争。2003年公开反对伊拉克战争。2017年逝世。
[9]小亚历山大·梅格斯·黑格（AlexanderMeigsHaigJr.，1924年12月2日——2010年2月20日），1947年毕业于西点军校。1966—1967年期间参加越南战争。1969—1970年任基辛格军事助理。1970—1973年任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3年1—5月任陆军副参谋长。1973—1974年任白宫办公厅主任。1974—1979年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欧洲部队司令、欧洲最高盟军司令。1979年遇刺后离职。1981—1982年任国务卿，1982年辞职。1988年参加总统竞选，但在初选中即败选。2010年逝世。
[10]乔治·普拉特·舒尔茨（GeorgePrattShultz，1920年12月13日——2021年2月6日），美国商人、经济学家。1942—1945年期间服役于海军陆战队。1948年起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962—1968年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1969—1970年任劳工部长。1970—1972年任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1972—1974年任财政部长。1982—1989年任国务卿。1989年退休。2021年逝世。
[11]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1925年3月19日——2020年8月6日），1947年参加美国空军。1972—1973年任总统军事助理。1973—1975年任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4年升中将军衔。1975年退役。1975—1977年、1989—1993年任国家安全顾问。2001—2005年任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2020年逝世。
[12]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斯梅尔特内赫（Александ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ессмертных，1933年11月10日——），1957—1960年任苏联外交部新闻部讲师。1960—1966年任联合国秘书处翻译。1963年加入苏共。1966—1970年任外交部长一秘。1970—1983年任驻美国大使馆一秘兼参赞。1986—198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88—1990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90—1991年任驻美国大使兼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任外交部长。苏联解体后曾任俄罗斯外交政策协会主席等职务。
[13]格奥尔吉·马尔科维奇·科尔尼延科（ГеоргийМарковичКорниенко，1925年2月13日——2006年5月10日），苏联外交官。出身于农民家庭。1943年加入格别乌。1948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59—1960年任外交部美洲国家司副司长。1960—1964年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二秘。1964—1975年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1975—1977年代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7—1986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1988年退休。1989—1996年任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国际问题首席专家。2006年去世。
[14]乔治·恩维多维奇·马梅多夫（ГеоргийЭнверовичМамедов，1947年9月9日——），苏联和俄罗斯外交官。1977—1981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三秘、二秘。1981—1989年在外交部美国司和加拿大司工作。1990—1991年任外交部美国和加拿大司司长。1991年、1997—2003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副部长。2003—2014年任驻加拿大特命全权大使。
[15]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索科洛夫（ОлегМихайловичСоколов，1937年4月20日——2016年2月25日），苏联和俄罗斯外交官。1987—1990年任苏联驻菲律宾特命全权大使。1990—1992年任驻韩国大使。1995—1999年任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1999年退休。
[16]维塔利·伊万诺维奇·丘尔金（ВиталийИвановичЧуркин，1952年2月21日——2017年2月20日），1974年起在苏联外交部工作。1982—1987年任驻美国大使馆二秘、一秘。1987—1989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助理。1989—1990年任外交部长新闻秘书。1990—1991年任外交部信息司司长。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新闻司司长。1992年3—7月任驻智利大使。1992—1994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94—1998年任驻比利时大使。1998—2003年任驻加拿大大使。2006—2017年任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2017年因心脏病发作逝世。
[17]维克多·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姆普雷托夫（ВикторГеоргиевичКомплектов，1932年1月8日——2020年9月1日），1955年起参加外交工作。1963—1965年任驻美国大使馆二秘。1965—1967年任驻美国大使馆一秘。1967—1968年任驻美国大使馆顾问。1970—1978年任外交部美国司副司长。1978—1982年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1982—1991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1991—1992年任驻美国大使。1994—1999年任俄罗斯联邦驻西班牙大使。1996—1999年任驻安道尔大公国大使。1999年退休。
[18]维克多·费多洛维奇·伊萨科夫（ВикторФёдоровичИсаков，1932年12月12日——），1956年起在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工作。1977—1978年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1978—1983年任外交部美国司副司长。1983—1986年任驻美国大使馆参赞。1986—1988年任驻巴西大使。1988—1991年任驻印度大使。1996—1999年任俄罗斯联邦驻马耳他大使。1999年退休。
[19]小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GeraldRudolphFordJr.，1913年7月14日——2006年12月26日），早年担任橄榄球运动员。1941年参加海军。1946年退役。1949—1973年任众议院议员。1963年参加了旨在调查肯尼迪遇刺情况的沃伦委员会。1965—1973年任众议院共和党领袖。1973—1974年任副总统。1974—1977年任总统，在任期间特赦了尼克松，国内通货膨胀加剧。1977年总统选举失利后下台。2006年逝世。
[20]小詹姆斯·厄尔·卡特（JamesEarlCarterJr.，1924年10月1日——），1946年入伍。1953年退役。1963—1967年任佐治亚州参议员。1971—1975年任佐治亚州州长。1976—1980年任总统。1981年卸任后积极参加外交活动。200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21]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RobertFrancisKennedy，1925年11月20日——1968年6月6日），1944年参加美国海军。1946年退役。1961—1964年任司法部长。1965—1968年任参议院议员。1968年参加总统竞选，并赢下多个州的初选，6月4日在洛杉矶发表演说后遇刺，6月6日伤重不治而死。
[22]小卢埃林·E·“汤米”·汤普森（LlewellynE."Tommy"ThompsonJr.，1904年8月24日——1972年2月6日），美国外交官。1941年任驻苏联大使馆二秘。1952—1957年任驻奥地利大使。1957—1962年、1967—1969年任驻苏联大使。1972年逝世。
[23]罗伯特·斯特兰奇·麦克纳马拉（RobertStrangeMcNamara，1916年6月9日——2009年7月6日），1940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43年参加美国空军。战后进入福特汽车公司工作。1960—1961年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1961—1968年任国防部长。1968—1981年任世界银行行长。2009年逝世。
[24]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BainesJohnson，1908年8月27日——1973年1月22日），1935—1937年任德克萨斯国家青年局局长。1937—1949年任众议院议员。1949—1961年任参议院议员。1951—1961年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1961—1963年任副总统。1963—1968年任总统。1968年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失利后放弃连任总统。1973年逝世。
[25]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МихайлАндреевичСуслов，1902年11月8日——1982年1月25日（或26日）），绰号“灰衣主教”。1920年加入共青团。1921年加入俄共（布）。1938—1939年任联共（布）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39—1945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0年任《真理报》主编。1956年参与镇压了匈牙利革命。1964年参与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79年参与发动阿富汗战争。1947—1982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55—198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主管意识形态工作，推行“新斯大林主义”政策，大力镇压持不同政见者。1982年在莫斯科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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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致谢
我要向所有将我引入外交领域的人表达深深的谢忱，是他们为我提供了绝好机会，使我得以在外交部门供职半个世纪，从而为我展现了外交和国际关系这一令人振奋的天地，而外交和国际关系正是本书的重点。我对苏联和俄罗斯外交部中各位同事的合作和友谊表示感谢。
我还要感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哈里曼研究所和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学术中心凯南研究所，它们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支持。我的朋友杜瓦尼·安德烈亚斯[1]和唐纳德·肯德尔[2]的支持和浓厚兴趣也有助于本书的问世。
我特别感谢作家兼记者劳伦斯·马尔金，他在整理资料、撰写手稿并使之最终成书的过程中给予了帮助。他的热情始终如初，并提出了一些必要的批评意见，我十分感激他的帮助。在本书从构想到最终问世的过程中，我的出版商彼得·奥斯诺斯[3]的指导意见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他不仅对本书的结构提出了很有见地的修改意见，还帮助使本书更具活力，更贴近读者。我还应感谢唐·奥伯多弗[4]，他以专家的眼光仔细闻读了本书手稿，从而使我们双方都获益匪浅。我还要感谢伊琳娜·巴拉金娜，她不知疲倦地帮助我将本书译为英文。时代出版社的彼得·史密斯对本书做了出色的编辑，文卡·麦金太尔是本书的校对阅读员。所有这一切使得本书的出版成为一次愉快的经历，我对时代出版社的所有工作人员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还要衷心地感谢威廉·海兰[5]和罗伯特·列夫戈尔德[6]，他们提出了深入而有益的意见和建议，还有对我的文字进行润色的莫顿·詹克洛[7]，他总是能提出明智的建议。
[1]杜瓦尼·奥维尔·安德烈亚斯（DwayneOrvilleAndreas，1918年3月4日——2016年11月16日），美国农业资本家，1968年起为美国总统候选人提供政治献金，是美国最杰出的政治竞选捐助人之一。2016年逝世。
[2]唐纳德·麦金托什·“唐”·肯德尔（DonaldMcintosh"Don"Kendall，1921年3月16日——2020年9月10日），美国商人。1942年加入美国海军，二战期间曾在菲律宾作战。1947年起在百事可乐公司工作。1970年起参与了策划推翻智利总统阿连德的活动。1971—1986年任百事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80年代参与了改善美苏关系的活动。2020年逝世。
[3]彼得·卢·奥斯诺斯（PeterL.W.Osnos，1944—），美国记者。
[4]小唐纳德·奥伯多弗（DonaldOberdorferJr.，1931年5月28日——2015年7月23日），美国记者、作家。
[5]威廉·乔治·海兰（WilliamGeorgeHyland，1929年1月18日——2008年3月25日），1950年入伍。1954年进入中央情报局工作。1969年当选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1974—1975年任情报与研究局局长。1975—1977年任杰拉尔德·福特的副国家安全顾问。1983—1992年任《外交事务》杂志编辑。2008年逝世。
[6]罗伯特·列夫戈尔德（RobertLevgold，1940年2月26日——），美国政治学家。
[7]莫顿·劳埃德·詹克洛（MortonLloydJanklow，1930年5月30日——），美国文学经纪人。早年担任律师。1972年起担任文学经纪人，曾协助尼克松、里根夫妇、多勃雷宁、教皇若望·保罗二世等人出版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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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书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部分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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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林，威廉·亨利：《俄国革命（1917—1921年）》2卷本，第5次印刷，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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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拜厄斯，亨利《俄国的犹太崩得：自诞生到1905年》，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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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斯基，W·S：《格鲁吉亚的民主》，巴黎，莱维出版社，1921年。
饶尔丹尼亚：《我的一生》，斯坦福，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1968年。
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内设孟什维克运动史研究中心，由利奥波德·海姆森教授领导。该中心收藏大量有关孟什维主义的文献资料，均为俄文，并以俄文出版了研究孟什维主义的多种丛书以及孟什维克头面人物的大量回忆录。这些著作都很有价值。
读者如懂俄文，可在前面我所引用的布圭娜的着作中，看到最为详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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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阿克雪里罗德同志论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1921年4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文件37：阿克雪里罗德同志论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
（1921年4月20日）
——给L·马尔托夫的信
您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专政的评价同奥·鲍威尔[1]的评价完全一致[2]，所不同的只是，在他心目中，这样的评价可以作为西方为了它们的利益而承认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一种理论基础，但在西方各国中，这一评价是不提的。您承认我们必须，而且有责任同亚洲布尔什维主义斗争到底。然而，据我看，您对布尔什维主义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的估计与我们党对它进行的斗争似乎有很大距离，甚至有本质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以种种方式对党的政治实践产生不良影响，并且使意志薄弱和精神不振的人经不起考验而犯错误。你举出法国革命，特别是1792—93年〔原文如此〕的雅各宾派作为例子。梅林[3]曾把这个例子当作法宝——的确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激进的资产阶级作家、政治家和一般的“庸人”，也都把它当作法宝，虽然各有各的动机——十月革命之后，他立即用它证明布尔什维克政变和随之而来的野蛮的暴力专政是正当的。如果法国革命这个例子可以当作法宝使用，我的回答就是，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表面上想必有相似之处，然而，这种相似不过是原件与精巧的赝品之间、或者是重大事件同这一事件在舞台上的重现之间的相似罢了。
另一方面，西方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把十月革命理想化，竟然认为这是巴黎公社的再现，或者不如说，比起公社来，伟大得不可比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对这种看法，我的回答是：从公社的起因和所处历史条件，它的组成和整个特点来看，公社以及产生公社的革命，同布尔什维克政变以及随后的专政如此不同，因此把后者捧为公社的再现，这是对社会主义和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亵渎。
对列宁及其一伙在我党第一次伦敦代表大会（1903年夏）上的行为以及后来制造的分裂，我当时就认为是激进派倾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开始发展的征兆。代表大会刚结束，当时我们还在伦敦，我就向同志们谈了对列宁以涅恰耶夫和波拿巴的精神进行的，反对所有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的活动的内在涵义以及这种活动取得的成效。同时，我在《火星报》上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历史上出现两次的事件，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由现。
但是，历史的笑剧也各个不同。布尔什维克们的激进主义，是对其原型的可怜的拙劣的模仿：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以沽名钓誉的“英雄主义”[4]和超人的不道德思想作为它的心理学基础，雅各宾派获得政权是法国大革命实现其基本方针的结果，这里要记住两个要点。第一，雅各宾派的实际目的和政策同他们的生命哲学和历史哲学之间，在原则上和理论上不是完全矛盾的，两者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对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布尔什维克们说来，情况恰好相反。第二，雅各宾的统治并不表示某一派或某个集团掌权，没有用武力排斥或镇压任何支持过革命的其他民主派；相反，雅各宾派是由革命民主主义的所有主要成员组成的。而布尔什维克则用暴力独霸大权，排斥整个社会民主党，成了独裁者。
在革命前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布尔什维克已惯于如此行事，列宁及其战友就是靠党内政变和波拿巴主义以及涅恰耶夫主义的方法，成为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说一不二的独裁者。早在三月革命时，列宁主义者就开始运用蛊惑术进行斗争，力图把整个社会民主党置于死地，经过多年党内的权力之争，他们煽动的技巧和方法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们蓄意乘党困难之机，出来夺取全部政权——这一切竟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其实早在革命开始之前，他们就一步步地背叛马克思主义了。
而对国际无产阶级立场的最大背叛是，当先进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时候，布尔什维克专政打算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建立共产主义。我无需提醒你们，当马克思主义刚一传入俄国时，它就同主张俄国历史上必定由封建主义和半原始的资本主义直接进入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的形形色色空想社会主义展开了争论。列宁及其御用文人也积极參加了那场论战。结果，他们使十月革命道路永久化，犯下了彻底背叛的罪行，不择手段，不计代价地以沽名钓誉的方式进行可耻的冒险活动，这同他们的恐怖政体以及所有其他罪行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十年前，我曾把列宁主义者比作社会民主党内的黑帮百人团之流的双料罪犯，并非仅仅出于辩论时激情的冲动，而是出于深深的信念。这个比喻对于他们现在夺权和维持政权所釆取的措施，基本上也是符合的，如果布尔什维克象法国雅各宾派那样，是唯一为完成革命所赋予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到底的集团，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其他人会容忍这些措施和现政权的，如果布尔什维克象1792—93年的雅各宾派一样具有历史的合法性，那么我们党反对他们就会扮演吉伦特派[5]的角色了。吉伦特派（尽管他们的动机不是为钱，也不是自觉地同资本家联合）所代表的与雅各宾派所代表的不是一个阶级；而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是因为我们完全忠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反对口头上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奋斗的亚洲专制制度。
如果布尔什维克、而且只有布尔什维克真正认真在完成俄国革命的历史使命，象雅各宾派曾在法国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反对他们，实质上就是反革命，因而加入他们的行列，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我们无论如何曾经反对过他们，现在就必须以谨慎的、忠实的和积极的态度加入他们的行列。
〔在表示同意中央委员会对发动叛乱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建议加以拒绝之后，阿克雪里罗德接着写道：〕
当然我反对集中社会主义反政府派和要求民主的群众中的不满分子的力量来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但这决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样的起义反对的是声称和整个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反政府派代表同一阶级的那个政权，必然是非法的、反社会主义的或反革命的起义。首先，我不承认今天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代表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别看他们颁布法令，召开正式的“代表大会”。正如我两年前说过，并在伯尔尼会议上又重复过的那样，我确信布尔什维克政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实行专政。后来我们目睹了所谓的苏维埃政权的蜕变，我的这一信念比在伯尔尼会议时更坚定了。您说不能把布尔什维主义当作“贱民和虐待狂”的政权而加以解散，但是您和身居俄国的其他朋友们一定还记得，早在1903年伦敦代表大会之后，我就极不赞成对当时还处于幼年时期的布尔什维克运动的那种广为流传、信口道来的看法，后来我曾清楚地、合情合理地叙述了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历史实质及其背景。我向考茨基表明我的观点说：“无论人们怎样看待布尔什维主义，它是世界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不可轻易或随便作出判断”。但是，我立即补充说，“解释和理解它是一回事，认可或证明它是正确的却是另一回事”，等等。一些自然现象，如一块引起瘟疫流行的沼泽地，一次吞没整个整个城镇和地区的大地震；—些事件，如世界大战，匈奴和蒙古人的侵略——它们的原因和后果都很重要，给人以深刻印象，但是，人们想起它们时并不是非得表示钦佩或敬畏不可。当我们发现有些人、有些集团在摧毁人类的文化和进步的基础，使早已过去的时代的那种野蛮和残忍死灰复燃，我们有责任给这些行为以应得的惩罚。
据我看，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意义和我们将它推到前台的具体理由，与布尔什维克通过残酷无耻地欺骗无产阶级和军队的广大群众，用罪恶的手段和前所未闻的蛊惑宣传来取得政权的事实毫无关系。现在他们掌了权，他们为了要保住政权，把一部分人变成他们的御林军，同时腐蚀另一部分人，使他们成为一个特权阶级，这个阶级与布尔什维克专政紧紧连在一起，就象旧地主、职员和官吏与沙皇制度紧紧连在一起一样。另外，如果广大的人民和社会主义反政府派稍有不满的表示，布尔什维克就采取恐怖、极度专横和非人道的镇压手段。我很乐意相信，在布尔什维克统治的这三年里，原来是布尔什维克政权基础的贱民，全部，或绝大部分已经变成这个政权的“虔诚的”支持者和捍卫者，成了一个很体面的阶级了。但是另一方面，这三年期间，一大批真正的或者半心半意的布尔什维克摇身一变，变成一伙在军事、民政和警察部门把持各级职务的贱民，成为“苏维埃政权”的一支生力军了。虽然我不知道这支队伍及其指挥员中有多少虐待狂，但我坚信已故的讨厌的乌里茨基[6]是个虐待狂，捷尔任斯基[7]是个道地的心理变态者，在数不清的契卡中有不少这类人物，而且男女都有。另一方面，我承认，可能还会有极少数布尔什维克仍然认为现政权是必要的、有益的。
的确，邓尼金、弗兰格尔之流的黑帮百人团，对待他们占领区的居民同最狂暴的左翼布尔什维克一样残忍，有些地方甚至犹有过之。当局就利用这些事实以及波兰的进攻来瓦解或削弱一部分反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现在甚至可能有——目前还很难断定——一种亲布尔什维克的爱国主义正在特权分子之外的少数居民中崛起。在沙皇制度下，90%以上的工人农民毕竟是全心全意忠于沙皇的，而且坚决捍卫那个压迫和奴役他们的制度。贵族、官吏和职员中也不乏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忠实虔诚的支持者。然而，当时的革命者，连自由派在内，谁也不曾把这种社会制度称作“全民的”制度，或把沙皇的专制制度或“专政”及其官僚政治说成是代表人民的专政，或退一步，说成是代表人民中的“少数”的专政。恰恰相反，他们抱定宗旨，要使人民摆脱这种专政，同样，谁也不曾想把苏俄布尔什维克的独裁叫做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当今这些独裁者，披着革命的外衣、炫耀自己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厉史，乞灵于革命词藻、繁文缚节以便欺世盗名，因此，我们义不容辞，必须剥去他们的画皮，还他们以罪犯和骗子的真面目，将他们专政的真实性质公诸于世。实际上，这是一小撮人的专制统洽。这伙人腐蚀了千千万万正直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各种小资产者，将他们组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作为这个政权的可靠支柱，使它能对一个拥有一亿五千万人的民族，包括一部分无产阶级进行专政。
对我来说，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办法去战胜布尔什维克，显然仍是我们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权利。因为苏维埃政权和沙皇制度一样不能（或许更不能）自行结束其暴政，因此，它也和上届政府一样，注定要被暴力所推翻。推翻沙皇式的官僚独裁政府的只能是革命的运动，可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中也还有反革命分子。在专制制度统治下，政权的敌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两个营垒；资产阶级反政府派虽然与社会党相去甚远，但不失为进步的，从广泛的历史意义上说，它还是革命的。因而，社会民主党在一定范围内和某些情况下支持资产阶级反政府派是合理的。实际情况恰好是颠倒的，是资产阶级反政府派支持了社会主义者，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从总的方面来说，或从使无产阶级作好准备以便在革命中起主导作用方面来说，都是如此。
反布尔什维克的资产阶级反政府派，目前站到了反革命一边，他们想利用布尔什维克的被推翻来建立反革命专政，并彻底摧毁民主主义。唯一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力量，就是旨在摧毁布尔什维克专政、必要时象推翻沙皇制度一样进攻“苏维埃”政权的，广泛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由于布尔什维克创造了种种条件，群众和社会主义反政府派要掀起具有广泛基础的独立运动，使它作好准备以便成功地向现政权进攻，比在沙皇统治时代、不知要困难多少倍。而资产阶级反政府派目前又处于比革命前强大得多的地位，因此很有把握在任何叛乱中起主导作用，而且一旦成功，民主将被彻底摧毁。
如果社会主义反政府派集中全部或大部分力量来组织武装起义，军事谋反等，反布尔什维克的运动一旦取胜，就必然导致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后果（为了避免误解起见，我要强调指出，你〔马尔托夫〕和我在这一点上的意见一向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没有新的民主革命，就不能从“苏维埃”专政中解放出来，而且由于无产阶级和社会党都受制于苏维埃政权，实际上不可能计划进行革命，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绝路逢生呢？一个办法就是国际社会主义干涉，结束布尔什维克对即使最温和的无产阶级和民主主义反政府派也采取的那种恐怖镇压，恢复2—3月革命的政治果实。遗憾的是，关于布尔什维克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政权的错误说法，在世界各地散布甚广，国际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对苏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因此，问题是如何能使西方的一般社会党人摆脱这种危险的错觉。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个建议的原因。我建议社会党，当然还有工会，联合组织派遣一个人数众多的国际使团到俄国去，从各个角度全面考察苏维埃制度的性质、作用及其实行结果，向西方无产阶级汇报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处境和心情。
《P·B·阿克雪里罗德同志论布尔什维主义以及同它的斗争》，见《社会主义通报》第6期（1921年4月20日）第3—7页；第7期（1921年5月4日）第4—5页。
[1]奥托·鲍威尔（OttoBauer，1881年9月5日——1938年7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期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年11月在东线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9月返回维也纳。奥地利革命后任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兼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罪恶勾当，1920年至193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几个中派主义政党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国际。1934年2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巴黎。
[2]奥托·鲍威尔（1881—1938）是奥地利社会党的主要理论家。
[3]弗兰茨·梅林（1840—1919）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学家，也是杰出的政论家。
弗兰茨·艾尔德曼·梅林（FranzErdmannMehring，1846年2月27日——1919年1月28日），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作家，曾是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写过许多历史著作和文学批评。长期担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并长期为《新时代》写社论。思想上与卢森堡有共鸣，当卢森堡与考茨基决裂后成为卢森堡的伙伴。1914年成为国际主义小组的成员，后来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在1917年同情布尔什维克。由于健康状况不好，没有参加德共（斯）的成立，但他是德共（斯）党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暗杀，给他造成了很大打击，几周后也病逝了。
[4]Herostratism：不择手段，不计代价地沽名钓誉。
[5]吉伦特派是1792年法国革命运动中的温和派（与雅各宾派相比）。
[6]M·S·乌里茨基（1873—1918），左派共产党人，彼得格勒契卡的负责人。1918年8月30日被恐怖主义者暗杀。
莫伊塞·所罗门诺维奇·乌里茨基（МоисейСоломоновичУрицкий，1873年1月2日——1918年8月30日），俄国革命和政治领袖，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年后被捕，被流放到雅库茨克省。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被捕，先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2年8月，他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会议，参与了“八月联盟”。1914年流亡国外。1916年在斯德哥尔摩成为托洛茨基在巴黎编辑的报纸《我们的言论》记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加入“区联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上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1917年8月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成员。同时在报纸《真理报》和其他党派出版物上工作。1917年10月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是人民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和全俄制宪议会召集委员会委员。1918年2月他领导了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的总部。在1918年布列斯特谈判中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18年3月10日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契卡主席。1918年12月30日被一名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暗杀身亡。
[7]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1877—1926）是契卡的最高领导人。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Эдмундович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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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在社会党国际代表会议（伯尔尼）上的发言（191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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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36：在社会党国际代表会议（伯尔尼）上的发言
（1919年2月）
P·阿克雪里罗德
我们认为，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坚决要求代表会议致力于了解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真面目。我们认为，使国际能对俄国情况作出独立判断的最好方法，是派遣一个由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组成的国际调查团，赴现场进行彻底调查和观察，从而能对布尔什维克的实际情况以及俄国劳动群众的处境、心情和目标得出清楚的、可靠的印象。俄国代表团对代表会议只有一个要求——派出这样的调查团。
我们很清楚，决不能期望你们只凭我们提供的论据，就会站在反布尔什维克的一边，但是，我们必须仍然坚持以他们的起诉者的身分说话的权利。否则，我们提出的派遣调查团的建议，就会被认为是不正当的，而我们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恰恰就是要说明这一建议，并为之辩护。此外，利用这一讲坛，使国际无产阶级注意到俄国工人和社会党对布尔什维克及其政权的积怨，谴责和抗议，是我们的神圣职责，西方兄弟党的报刊，除极少数外，禁止登载有关俄国的任何报导，这无论如何会令人怀疑，它们是否不加批判地支持了布尔什维克以及在世界上传播着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神话……
资产阶级报刊和政治家把西方无产阶级群众的每一革命行动，意志的每一强热表现，都打上布尔什维主义的印记，而且把矛头首先对准西方为布尔什维克唱赞歌的同志。他们赞扬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最革命和最彻底的形式，欢呼布尔什维克暴政是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然而他们之中谁都没有费过力气，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布尔什维主义，也没有为自己和别人弄到有关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性质和结果的可靠材料。他们根本不懂，布尔什维主义事实上不过是一种野蛮的有害的倒退，倒退到巴枯宁[1]主义[2]、涅恰耶夫[3]主义[4]和布朗基主义[5]，换句话说，倒退到工人运动最早最不成熟时期所出现的革命思想体系。布尔什维主义的崇拜者使出浑身解数，大唱赞歌，帮助这些倒退的学说传播开来，这样一来，他们也就为国际反动派和资本家政府提供了方便，使它们能利用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作为对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武器。为使国际反动派和资本家政府不能这样来利用布尔什维主义，或至少使它们难以做到这点，最好的方法不是掩盖布尔什维克所作所为的真相，而是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这里再重复一遍我在伦敦和巴黎对英法两国的同志们说过的几句话：有关俄国现状的真相大都是资产阶级报刊而不是社会民主党报刊报导的，这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件可悲和令人不安的事，也是耻辱和不祥之兆……
专政和民主问题，确实不应该放到这次代表会议上来讨论，应该是早在几个月之前的党的会议和报刊上讨论的。说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确实是十分新的提法。在被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大家一向认为，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里，无产阶级统治是以民主政权为先决条件的：无产阶级统治只能在民主政权的基础上得到巩固，它当然不要求用暴力来破坏民主。只是到布尔什维克战胜了全俄的民主派，成功地散布神话，说他们夺了权，意味着现在俄国无产阶级的地位最高——只是从那时起，才出现这股狂热，修正了我们对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关系的看法。但是实际上，在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无产阶级并非处于最高地位：它是奴仆而不是主人，布尔什维克统治者及其御林军压迫无产阶级，践踏它的权利，达到前无仅有的程度。实际上，布尔什维克政权同无产阶级专政完全相反；要使我们西方同志们理解这一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们派遣国际调查团来俄国进行实地调查……
如果国际不是进行单纯的军事干涉，而是采取积极的措施，作为保护俄国革命和俄国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的救星和解放者进行干预，那么国际就能把俄国从〔群众被剥夺民主权利，反动派得势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如果兄弟党只反对协约国的干涉，那么它们就有盲目地、不自觉地充当工具的危险，就会帮助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权彻底战胜全俄的民主派，奠定心理的基础。果真如此，国际就得对俄国革命的最终失败，对国际无产阶级一切灾难性后果，负一定责任。
正如俄国代表团提议的那样，国际社会主义调查团对俄国现状的调查，会使西方同志们了解这一危险，并向它们表明它们对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应负的责任。这个调查团必将使俄国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这不仅为了俄国无产阶级和战国民主派的利益，也是为了国际本身的利益。
P·阿克雪里罗德《在社会党国际代表会议（伯尔尼）上的发言（1919）》，载I·策列铁里和W·魏金斯基合编，《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国际：P·阿克雪里罗德文选》，耶拿，1932年，第168—172页，176页。
[1]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巴枯宁（Михаил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акунин，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3日），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2]巴枯宁主义指的是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迈克尔·巴枯宁（1814—1876）的学说，巴枯宁主张暴力行动能使人获自由，因而具有创造性。
[3]谢尔盖·根纳季耶维奇·涅恰耶夫（СергейГеннадиевичНечаев，1847年9月20日——1882年11月21日），俄国革命民粹派领导人，现代政治恐怖主义的鼻祖。1868年起成为无政府主义者。1869年起与巴枯宁合作，同年回国，杀害了与其有矛盾的学生伊万·伊万诺夫，遂逃往瑞士。1872年被引渡回国。1873年被判处20年苦役。在监狱期间一度与民意党有联系。1882年死于彼得保罗要塞。
[4]关于涅恰耶夫主义见第78页脚注2。
[5]俄国的布朗基主义起源于法国激进思想家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布朗基主义认为，鉴于群众对政治的淡漠，杰出的知识分子为用暴力推翻现存制度不得不建立高度集中的密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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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专政和民主（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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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35：专政和民主
（1919年）
L·马尔托夫
专政和民主的相互关系问题，是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发生深刻革命这一关头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策略问题之一。西欧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和我国的著作都开始认为，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俄国革命，而且关系到世界革命。……
在群众性民主的基础上，共产党中少数人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打算来统治国家，这是很清楚的。不仅普选权这种民主，就连苏维埃民主也不会让共产党的少数人得逞。……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必然要采取的待定形式的革命专政，客观上好比是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历史利用这把手术刀，以大量鲜血和精力为代价，使我们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脱离基于阶级的旧的君主制度的机体，呱呱坠地。
但是，无论革命专政采取什么形式，它毕竟是个事实，其持续时间的长短证明，在现存的社会力量对比的条件下，革命专政是革命必经的阶段。虽然这种专政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所引起的，但是迄今它已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得到了发展，而且以这种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因此，它自然成为吸引外国一切革命运动的中心，成为一切保守分子仇视的主要目标。因此，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时刻准备着来保卫采取苏维埃共和国形式的俄国革命，使它免遭世界反革命的进攻。此外，革命无产阶级的大部分，在进行早期革命运动时，倾向于仿效我国布尔什维克所采取的政治形式、方法和口号。俄国共产党人有资格谈论“世界布尔什维主义”，而它已经是许多国家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强大、明确的趋势，而不仅仅是开始困扰欧洲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幽灵的别称了。
毫无疑问，布尔什维主义给大多数西欧社会党人这样的印象：它不仅仅是取得胜利的革命的一种历史形式，而且是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进行阶级斗争的形式和方法。那么，这是不是就象许多人设想的那样，“世界发展的道路不必经过民主”,落后的俄国凭着夭才的直觉而发现的一些形式，恰恰就是世界无产阶级获得社会解放的必经之路呢？
在社会结构上，俄国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怎样不同，俄国革命爆发时的形势，同那些国家的当前形势和蕴藏着革命火种的情况，有重要的相似之处。这些因素我们已经提到过：经济极度衰竭，大量劳动力被抽去，组成非生产性的消费集团（军队），工业吸收了大批没有经受过阶级战斗洗礼的新手。在西方国家的革命运动中，这些普通人组成的、缺乏统一的阶级利益因而十分松散的大军，很可能会起积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进程很可能就会展示出十分类似俄国出现过的一些形式和倾向。
世界发展必然经历民主的阶段，这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虽然在到达民主之前，不得不经历一些作为中介的革命阶段。我们的导师教导我们以马克思主义者的义务，是在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各个阶段，捍卫整个运动的利益。必要时，我们必须捍卫运动的未来而反对现在的运动，以便使未来更快到来。我们必须向无产阶级说明它获得解放的基本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达到没有限制的民主，这是粉碎无产阶级的敌人和巩固新的生产方式的最可靠的途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帮助革命群众缩短痛苦的试验过程，找到对他们斗争最有利的方式和方法。
从这个观点来看，俄国关于革命专政的政治辩论，对西方刚开始发展的革命运动是头等重要的。由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同西欧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先锋队的国际团结，反对死灰复燃的空想社会主义雅各宾式和无政府共产主乂的倾向的任务，就必然落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肩上。但是必须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和精神来进行这场斗争，达到把无产阶级从布尔什维主义引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目的。进行斗争时，不得因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和不守法的倾向而倒向反动的社会改良主义，不得为纠正空想社会主义对阶级战争所作的歪曲而乞灵于机会主义的“阶级和平”，不得根据出现了粗野和不合理现象的俄国革命这面哈哈镜对世界革命过程的歪曲反映，来放弃世界革命。
L·马尔托夫：《专政和民主》，见《一年之内（论文集）》彼得格勒，1919年，第19，27，34—36，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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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关于国际的决议（1920年8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文件34：关于国际的决议
（1920年8月12日）
在战争爆发的关彊时刻，第二国际受到来自内部的致命打击，其主要成员的那些政党放弃了阶级斗争，采取了社会和平的政策。最近，第二国餘遭到最后的失败，这些政党中的某些政党，无视社会和平政策的明显失败，仍顽固加以推行，不回到他们在阶级战争中的革命立场上来；因此，正确理解现时代的革命性质的那些政党和成员不可能结成联盟。早在1919年5月，中央委员会就注意到第二国际的历史性破产，谴责那种把不同的、分裂的成员，生硬地凑成纯粹表面的联合，以重建国际的企图。……
西欧和美洲大多数共产党极端弱小，又四分五裂，因此第三国际同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毫无联系。然而，有人跃跃欲试，力固利用俄国强大的政治组织和俄国革命在西欧群众中享有的崇高威望，把那种在俄国生活的特定条件中形成的包括少数人的恐怖专政和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内战的策略，作为膺造的万应灵药，强行推销给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对于妄想使整个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用同一策略和同一形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以及力图根据第三国际所固有的，作为它基础的路线，建立一个国际指挥中心的政策，人们只能称之为空想和宗派主义。
然而，迄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指挥中心，在第二国际明显失败的形势下，有权并有能力代表工人阶级中所有的革命分子。这对整个国际革命运动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阻碍了它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毫不迟延地创立一个由欧洲工人阶级中所有革命分子组成的新联盟，它既要摆脱机会主义的影响，又要摆脱共产党的宗派主义的影响。……
这一联盟应该比迄今为止的任何联盟团结得更紧密，更有效，应该反映出全世界社会党是遵守共同行动的一些原则的。例如，各党都承认社会主义革命是刚刚开始的这个时代即将担负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应该通过工人阶级专政而不是少数人的恐怖专政来进行；各国根据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可以采取不同的专政形式，这些形式都是合法的，正当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欢迎德国独立社会党人和法国社会党人提出的建议：召开革命的社会党的代表会议，并按照上述共同的行动原则建立一个国际中心。俄国党打算十分积极地参加这一代表会议，目前正在筹备。
关于国际的决议（1920年8月12日）见《社会民主主义和革命》（文件汇编），敖德萨，1920年，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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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20年8-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文件33：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我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一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提出的共同行动纲领
（1920年8-4月）
社会革命
1、世界帝国主义的发展，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灾难，使古老帝国崩溃，历史上形成的疆界重新划分，整个欧洲大陆遭到蹂躏，人民群众流离失所。因此，它在世界范围内为社会革命创造了先决条件，这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和社会主义时代的开端。
2、这些先决条件可表述如下：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根本不可能按照原先那种建立在个体资本家竟争基础上的生产、分配、国际贸易和信贷制度，来重建被战争弄得枯竭的经济。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根本没有能力来限制这种竞争，并违背资产阶级的利益来调节经济生活。
用社会主义观点来看，战争及其后果把工人群众变成了革命阶级，要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要求，只有大大减少资本家的收入，迫使资本家来承担战争债务的主要负担。然而，这一方针是行不通的，因为资本家是政府的靠山。
从政治角度来看，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暴露出自己没有能力把国际关系建立在持久和平的基础上，使之稳定下来，也不能使经济制度摆脱用于备战的巨额非生产性费用的沉重负担。
3、因此，世界规模的社会革命，看来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最清楚不过地显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
政治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7、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家机构范围内进行合法斗争，是不可能使政治革命获胜的，因为居于少数却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拥有物质的和军事的手段来维护其统治，绝不愿把政权合法地转交给工人。因此，手中无权的大多数人，应该准备用武力而且能够用武力推翻掌权的少数人，这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
9、无产阶级专政以解放一切被剥削被压迫者为目的，这个专政只是用于反对目前垄断着生产资料、损国民经济以自肥的寄生性社会集团。只要他们企图反抗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就代表革命国家以有组织的暴力来对付他们，所采用的强制措施的形式和范围，则视反抗力量的强大程度而定。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工人群众的其他分子进行专政；因为他们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主动和自愿地进行合作，对社会变革的进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无产阶级只有在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来解决经济形态的变革问题，才能确保他们的合作。这里所说的工人群众的其他分子，是指城乡非无产阶纸的小业主，白领无产者和现代工业中的大部分技术人员。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在他们对自己真正利益越来越认识的基础上的。不存在什么把无产阶级的意志强加给本国大多数人的问题：因为无产阶级就是劳苦大众的革命先锋队，它具体体现了劳苦大众的意愿，而且使这种意愿能得以实现。
10、当然，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概念，与个人专政即寡头政治的概念毫无共同之处。比如说，少数有觉悟的革命者对政治上还不觉悟的大多数人进行专政，即令这种专政自称是为了全民利益，也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定不移地反对这样一种革命专政的概念，这种专政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工人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劳动群众不应该只是社会实验的对象。社会民主党人把建立或明或暗的少数人专政的倾向，都看作是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发展进程和社会革命的成果的巨大威胁。因此，社会民主党反对把恐怖行为作为革命专政的手段的任何政策。那种政策实际上必然意味着少数人企图保持和巩固还未得到劳苦大众欣然批准的政权。
11、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同民主的原则不独不矛盾，相反，它第一次为充分实行民主原则提供了机会。因为只有当无产阶级各个组成部分都能自由表述各自意志从而形成阶级的真正意志时，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建立（而不会培植权力高于工人阶级的独裁者）；资本主义民主的许多因素总是倾向于阻碍和歪曲群众自决，无产阶级的意志是无法在这种民主的条件下自由表达的。与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概念不可分割的民主，其基本标志是：自上而下一贯行使的权力必须真正是人民大众的权力；官员必须经过选举，对群众负责，并且享受极少的特权。应尽最大可能进行自治，尽量少培植同发展生产力无关的文武官僚。最后，应尽可能广泛地开展思想争论和宣传工作。
12、历史上的每一种民主都只为一定社会集团所享有。在该社会集团內部，民主原则才得到运用。如，资产阶级民主就是有产者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压力下，资产阶级民主才会多少给无产阶级（魔力范围以外的一个阶级）一点政治权利。自由的美利坚共和国是作为白种人的民主建立起来的。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废墟上产生的新兴的工人阶级民主，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劳动者的民主。所以，一方面，阶级专政必须具有民主性质，另一方面，对不属于享有社会生产劳动參加者的民主之列的社会集团，这个专政可以剥夺或限制其公民权利，两者之间在原则上并无矛盾。否认劳动阶级有权这祥对待其他集团，或者根据抽象民主的所谓理想，对是否能行使这种权利提出争议，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应根据无产阶级的目标，来决定新的工人的民主所应限制的范围，而无产阶级的目标是变革社会，使整个社会都参加集体劳动。要实现这个目标，不能象以往历次革命那样，消灭旧社会的非生产性阶级或把这些阶级变成被剥削阶级，而要把这些阶级吸收到工人团体中来。因此，工人阶级民主的倾向不是要限制，而是要扩大。不准被推翻的阶级行使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这与工人阶级民主向普遍民主发展的倾向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只要剥削阶级还受到控制，建立普遍民主的目标就是不可思议的。
13、用压制和剥夺非生产性集团的权利（如选举权，结社和出版自由等等）来限制民主，无论从历史或从逻辑而言，都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的必不可免的特征。不过，当无产阶圾在长期內战中初次掌权时，可孤强行规定这些限制，作为革命自卫的临时的和合法的权宜之计。这些措施恰恰说明这种专政暂时还是虚弱和不巩固的，大多数人还没有完全把它看作是自已国家的政府。内战的条件越是使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不得不采取这种措施，就越是说明这种情况：或者这个国家进行激进社会主义变革所必需的社僉经济条件还没有充分发展，或其他劳动群众主观上还不能完全胜任革命运动赋予他们的历史任务。因此，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在过渡时期必须用限制民主的方法进行自卫，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格外谨慎，而且要逐渐进入摧毁旧的社会形态和建立新的社会形态的工作……
因此，在革命过程中，一旦国家政权落入工人阶级的少数积极分子手中，他们又不能克服自己地位的客观矛盾，反而步入歧途陷入经济空想主义和政治恐怖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派应采取如下政策：一方面，无条件地支持这个少数派打击反革命，捍卫工人政权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机构。同时，努力适应社会发展水平，改革经济政策；政策的目的是使革命所创建的国家政权的形式民主化，废除恐怖主义的统治方法，否则，该国的无产阶级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就不能避免出现大倒退；设法将空想的和恐怖主义的少数人专政变成真正的劳苦大众的政权。如果有人建议，由于大多数人还不赞成社会主义，部分无产阶级应该同资产阶级团体联合，而且按照民主原则，应该把这种联合看作是民族意志的真正体现。那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派必须拒绝这种建议，因为这会腐蚀群众的思想意识，对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有害的。用这样的联合来与无产阶级中较积极的那部分人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激情（即使只是一时的冲动）唱对台戏，势必在这部分人和其他劳苦大众之间挖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来。
1920年3月至4月党代表会议决议，见《社会民主主义和革命》（文件汇编），敖德萨，1920年，第24—25，27—29，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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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革命少数派的专政（192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文件32：革命少数派的专政
（1920年）
L·马尔托夫
当阶级斗争进入内战阶段时，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时代，即代表广大群众利益，但政治觉悟高于群众的革命阶级的先锋队，有责任以革命少数派专政的方式来执掌国家政权。只有目光短浅的教条主义者，才看不到这种前景。实际上争论的焦点在于，任何革命发展到某一阶段都不可避免地实行的这种专政，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并且建立一整套制度使专政永久化呢，还是相反；尽快地以这个革命阶级或几个阶级的有组织的主动精神和自治，来代替这种专政。这第二种方法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他们也因此而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而第一种方法则是共产党人的方法。
L·马尔托夫《模棱两可的话可以休矣》，载《社会民主主义和革命》（文件汇编），敖德萨，1920年，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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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在第七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19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文件31：在第七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19年11月）
F·唐恩
在俄国革命史上的这一伟大时刻，我走上讲台向俄国全体工人和农民，向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表示祝贺。你们大家都非常了解，为什么不让我党派遣支持我们的工人群众选出的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但是，在这紧要关头，我们决定应主席团的邀请前来参加大会，以便能在这一历史关头，当着俄国革命的朋友，也当着敌人，恳切地向全体工人农民呼吁：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阵线，来抗击反革命和掠夺成性的国际帝国主义的进攻。
尽管我们极不赞成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政策，尽管我们遭到这个政府的迫害和暴力压制，可是俄国革命的一切敌人要懂得：只要事关保卫革命，我们党是完全站在政府一边的。因为我们捍卫革命，并非捍卫这个那个政府或政治集团，而是捍卫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和普夭下工人的共同事业。我们正在尽一切力量，捍卫俄国劳动群众两年半前掀起的强大的革命浪潮所带来的成果，这一浪潮向全世界蔓延，震撼着民族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奴役的根基，震撼着资本主义剥削的根基，为普天下工人争取彻底的社会解放，举起了战斗的大旗……最后，让我高呼：统一的革命阵线万岁！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万岁！俄国和全世界社会主义万岁！
见《社会民主主义和革命》（文件汇编），敖德萨，1920年出版，第5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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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致德国同志们的信（1918年12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文件30：致德国同志们的信
（1918年12月28日）
L·马尔托夫
我终于有机会向你们，以及我们所有的朋友们，祝贺德国革命。你们收到的这封信，无疑会在把我们与西方隔绝的这堵墙上，打开第一个缺口。我们处于同德国完全隔绝的境地要对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有个看法，就只得依靠俄罗斯通讯社的矛盾的、不定期的、十分可疑的报道。因此，我们対德国事件的兴趣之强烈，几乎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任何令人不安的消息，不管其可靠性多么值得怀疑，都使我们万分焦虑。当然，使我们感到不安的事是很多的。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发生在那样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即使没有经历过两年俄国革命的人，也会为这场革命的前途担扰的。我们自已的经历，实际上对那些还不能很好地理解社会发展动力的政治家和政党、对那些企图主宰革命，因而越过了区分政治现实主义与空想和冒险主义政策的界限的政治家和政党，有颇多发人深省的教训……
不管我们现在多么疑虑不安，我们是把柏林而不是把奠斯科看作是革命的中心的。如果你们在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收到这封信，那么我们中央委员会就请你们转达我们党对大会的祝贺，和对德国革命的欢迎。我们还请你们向大会宣布我们的决议和呼吁中所包含的思想，即在德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心脏，有了这个心脏，由于战争浩劫而被迫起来革命的落后国家，能摆脱困境。还请你们告诉德国同志们，我们一如既往，怀着同独立社会民主党团结一致的感情；我们的代表一有机会就要去德国，去建立俄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永恒的联系！我们急切地等待着两个革命民族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建立起紧密联系的时刻的到来。
L·马尔托夫《给德国同志们的一封信》。载《社会主义者》第52期（1918年12月28日）第10—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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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告男女工人书——怎么办？（1919年7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文件29：告男女工人书——怎么办？
（1919年7月12日）
盂什维克纲领，1919年7月
同志们，我们困难重重，外有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1]和同盟国的帝国主义分子等敌人围困，内有种种危险和灾难，如粮食匮乏，燃料不足，货物短缺，物价飞涨；工人群众灰心丧气，麻木不仁，农民和贫苦市民怨声载道，等等。情况既然如此，为了挽救俄国革命，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正是这个问题折磨着一切有政治觉悟的工人。他们看到，革命内部的力量在一天天地衰落下去，而绝望的群众又用罢工和骚乱来发泄不满，形势因而更加恶化。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呼吁持各种政见的有责任感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右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非党工人——重视这个纲领，中央委员会认为，它为摆脱目前的严重局势，摆脱革命所陷入的绝境，指出了唯一的出路。
一切有责任感的工人，必须把捍卫革命并保证革命正常、健康地发展，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便能团结西方革命的无产阶级，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从而能把社会主义原则日益广泛地扩展到整个政治生活中去。为此，我们必须保持和加强我国工人阶级的政权，把它建立在坚如磐石的基础上；我们必须为恢复我国经济奠定基础。四年对外战争和两年内战使经济大伤了元气。
我们怎样去实现这些目标呢？
当然，首要的任务是赢得战争。要保卫工人政权和革命的成果不受敌人侵犯，为国家提供食物和原料，促使同盟国解除使我国经济窒息的封锁——要做到这一切，我们宓须竭尽全力，战胜正在进攻苏维埃俄国的反革命匪帮，向欧洲各国政府和人民表明，革命在战场上是不可战胜的。
但是，战争与政治经济问题是紧密相连的。仅仅战胜高尔察克或邓尼金，把他们的军队从莫斯科、哈尔科夫和彼得堡赶走，还是不够的。我们务必打得他们一蹶不振，三个月之内无力卷土重来。务必使他们找不到大批农民、工人和哥萨克来为反革命事业作战，也无法以小股部队窜犯广大地区。由于工农的漠不关心，怨声载道，疲惫不堪和大失所望，革命政权已伤元气，无法动员足够的力量来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了。总而言之，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结束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顿河和伏尔加河，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出现过的那种局面：开始，群众欢迎革命政权，欢迎把他们从地主和白卫军手中拯救出来的政权，但是两个月后，他们就盼望白卫军回来，把他们从革命制度带来的困苦中，从玷污我们事业的暴力和不法行为中拯救出来。
要想成功地击退反革命，我们还必须改变经济的混乱局面和工人越来越贫困的状态，否则我们便无法供应、无法运输军队，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积极主动的支持。我们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必须比苏维埃俄国迄今所实行的这一套更好，我们必须比过去更会利用有助于恢复经济的各种社会力量。总之，我们必须彻底改变经济政策，不再心血来潮，片面行事，力戒忽东忽西，忙于堵漏。我们必须目标单一，计划明确，使国家从事国力达得到的一切工作，而让私人、民间的组织和团体去完成更适于他们去做，而且也能完成得更快更好的任务。
同时，要想解决军事问题和满足经济上的迫切需要，我们还必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政治问题。在目前这种制度下，一个仅仅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党独揽大权，进行统治，不受群众监督，可以任意采取恐怖措施，因为群众已被剥夺了一切权利。这样的制度显然不能解决军事防御问题，也对付不了经济上的混乱局面。它挥霍了可用于改善工人生活的大笔大笔公款，它在各省把权力和特权授与野心家和少数工人农民，他们看不起自己的同伴，把他们看作是一些没有权利的臣民；各地的政府机关和组织，都是无能的官僚机构，这类机构评价一个人不是看他的才能，而是看他对当局是否驯服。
在这种制度下，官僚主义者和享有特权的共产党支部，就能够阻挠租反对不合他们口味的任何措施，不管这些措施是多么有益和必要。公安机关和契卡[2]对每个工人和农民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就象对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一样。工农群众对政治和公共事务漠不关心，这些事情都由一小撮人在马拉松式的会议上进行处理，局外人一点也不知道。在这危急关头，在这革命只能靠人民奋起，靠群众的富有创造性的有主见的革命活动才能得救的时刻，身负重任的无产阶级分子深感震惊，他们发现普通工人和农民都已陷于冷漠，消极地等待着危机自行解决，尽管人们千方百计，力图激励他们挺身而出，击退反革命，改善生产和劳动纪律，可是他们只是迟钝地嘟哝一句话：“这不关我的事”。工人农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受到种种限制，不能自由自主地参加政治生活。他们不再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不再感到政府及其官员是他们的办事员和勤务员；相反，他们得到的教训是，假借他们的名义进行着统治的这个政权，实际上是脱离入民大众的。
因此，我们不仅应该继续积极作战，并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还应该同样彻底地变革政治制度。
为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全体觉悟工人提出下列措施。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些措施能阻止经济崩溃和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恶化，使工农重新团结起来，使工农大众对革命重又满怀信心，使他们得以有效地组织起来，增强革命的俄国的战斗力，迅速战胜反革命，结束内战。
经济措施
1、农民应保留革命时期夺得和分配的公有和私有土地。以集体或以个体为基础，可由农民自行决定。其他迄今尚未分配的土地，应长期租给贫苦农民和农民协会，但国营的或由租借人正经营着并将继续经营的大型示范农场所占地除外。解散“贫农委员会”的法令应毫无例外地予以执行。[3]农业公社不应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强迫方式来建立。政府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农具和种子，不应只公平地分给公社，还应公平地分给公社和苏维埃土地上的所有需要这些东西的农民。
2、目前的食物供应制度，应由基于下列原则的制度来代替：
（1）国家应按议定价格购买粮食，其中包括大量以货易货原则换来的粮食；然后以低价卖给城乡最贫穷的居民，差价由国家补贴，国家应通过其代理机构、合作社或私商进行收购，付出佣金。
（2）国家应以相当于生产成本的价格，从富饶省份的富裕农民手中购买一部分余粮，数量应按当地自由选举的农民代表的意见来定。
（3）粮食应由合作社和工人的组织采购，采购到的库存粮食应立即转交政府的食品供应机构。国家有权向蓄意囤积居奇的大地主征用粮食。运输事宜主要由国家、合作社和工人组织处理。所有反奸商支队都应予以解散。除在特殊情况下有中央立法机关的决定作根据之外，不应禁止从某一特定地点运出粮食。
对愿从食物奇缺地区迁到富庶地区定居的工人及其家庭，国家不仅应给予物质帮助，还应通过行政措施给以协助。
3、对国计民生十分重要的主要工业企业，如煤矿“冶金工厂、金属加工工业的主要部门，等等，应由国家掌握。但是，在采取另外措施看来有利于改善和促进生产，或扩大生产规模的一切地区，可以采取由国家和私人资本联营的方式，或在国家控制之下强行组成托拉斯的方式，或在特殊情况下通过租让制，组织主要工业企业。其他所有的大企业，除国家出于财政或其他原因必须对之进行无损于生产的控制之外，一般应租给合作社或新企业主，或在原企业主承担恢复和组织生产的义务的条件下，租给原企业主，从而逐渐转交给私人经营。国家应把燃料和原料调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企业和地区。
4、小型企业决不应实行国有化。
5、国家应根据既定计划，在合作社和私商的帮助下，把诸如纺织品、农具、盐、燃料等日用消费品，调配给各地区。
6、至于其他日用必需品和奢侈品的贸易，国家应允许合作社和私营企业自由经营而不加任何限制，但须加控制甚至垄断的奇缺物资（如药品）除外。
7、信贷制度必须改革，以便尽量方便工商业利用城乡生产者所积累的可供使用的资金，并为私人在贸易、工业和农业中发挥积极性提供机会。
8、管制投机倒把行为，应由法院按照法律的明文规定进行。一切任意征用、没收和扣押货物的行为都应受到惩处。法律保护一切实行租让的原国有化工商企业的所有权。一旦出于公共利益需对这类企业加以没收时，应有最高立法机关的决定作根据，并按最高立法机关确定的条例进行。
9、工会除直接参加制定规章外，应主要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与国家和私人企业主打交道。工会执行这一职能时，不应受任何国家机构的干涉。
10、应根据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水平来提高国营企业的工资比率，并确定私营企业的最低工资比率。
11、有关消费合作社的法令。工人合作社和一般合作社，应视为自治的组织加以维护，对它们不应强行指派人员或干涉其他内部事务。它们应有权进行非商业性活动，如出版、教育等等。
政治措施
1、投票选举苏维埃成员的权利，应扩大到全体男女工人。城乡苏维埃应由全体工人自由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并可自由地通过口头和报刊进行竞选。各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应定期改选。苏维埃无权借政治原因排斥任何个别成员或小组。所有官员和公共事务机构，都应隶属于地方苏维埃和中央执行委员会·
2、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再度起到最高立法和行政机构的作用，它的活动应公诸于众歩受公众监督。未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和批准。任何法律概不生效。
3、应恢复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凡属代表工人的党，都有权使用并允许使用会议场所，得到纸张的供应，保留有印刷所等。如出于抗击反革命战争的需要，必须对这些权利进行限制，则应由立法机关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侵犯墓本自由权，并只能由法及其直属机关付诸实施。
4、应改组革命法庭，法官由全体工人选举产生。只有法庭及其所属侦察委风会才有打击反革命的任务。所有官员在执行任务中犯有不法行为时，在每一案件的受害者起诉下，都有责任出庭受审。政府不得把恐怖作为统治手段；死刑应予废除，法院以外的一切侦察和刑讯机关，如非常委员会（契卡）等，也应废除。
5、党的机构和支部不应是国家权力机构，党员不应享有任何物质特权。
6、应扩大地方自治，以精简官僚机构。
7、对不论什么原因脱离俄国的民族，应奉行谅解政策，以便迅速结束内战，在民族自治的基础上恢复国家的统一。哥萨克地区，如顿河、库班、捷尔沙、乌拉尔、阿斯特拉罕、奥伦堡等地区，都准予享有最大限度的自治权，对其内部事务或土地使用制度不进行任何干涉。西伯利亚应实行区域自治，芬兰和波兰的独立应得到承认。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9年7月12日。见《社会民主主义和革命》（文件汇编），敖德萨，1920年，第9—15页。
[1]A·I·高尔察克将军（1870—1920）、A·I·邓尼金将军（1872—1947）和尼古拉·尤登尼奇将军（1862—1933）都是内战期间反布尔什维克军队的指挥官。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Васильевич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
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Иванович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尤登尼奇（НиколаНиколаевичЮденич，1862年7月30日——1933年10月5日），俄国步兵上将，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白卫军首领之一。生于莫斯科。1881年和1887年先后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校和总参学院。1902年起任团长、旅长，参加过日俄战争。1907年起历任军务总监、喀山军区和高加索军区参谋长等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高加索集团军参谋长，1915年1月任高加索集团军司令。同年晋上将。1916年参与指挥埃尔祖鲁姆战役和特拉布宗战役。1917年3月升任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5月退役。1918年侨居芬兰，后迁居爱沙尼亚。1919年7月任白卫军西北集团军司令，两次率部进犯彼得格勒。同年11月被红军击溃，其残部退到爱沙尼亚后被解除武装。1920年流亡英国。1933年死于法国。
[2]契卡是“肃反委员会”的第一个字母的缩写，1917年12月成立，目的是镇压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实际的或嫌疑的政治反对派。
[3]1918年5月，列宁号召在农村成立贫农委员会，用以没收富农的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这样做是为了把阶级斗争扩展到农村，并为城市居民和贫农提供更多的食品。然而它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因此1918年底政府命令解散贫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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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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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28：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
L·马尔托夫
同志们1我们被要求批准一个条约，条约内容我们有些人并不知道，起码我和我的同志们就不知道。你们知道要签署什么条约吗？我不知道。当然，你们布尔什维克是什么都知道的。照你们看来，最重要的事情也都是简单的。说什么秘密外交！两周来，所有的自由报刊都被查封了。俄国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对这里发生的事情概不负责。如果政府签署了这个条约，那么俄国无产阶级就要向政府开战。这个条约是第一次瓜分俄国；日本准备着第二次来瓜分；不久就会来第三次瓜分。按照这个条约，我们不得进行反对参加四国同盟的政府的宣传。作为交换条件，四国政府也不得做反对苏维埃政府的事。我向列宁祝贺。从今以后，他不仅有赤卫队保护，还有德皇威廉保护了。
我们社会民主党要求本届代表大会不批准这个条约。人民委员们的苏维埃无权缔结这一条约，它应当引咎辞职，让位给一个能够撕毁这个和约并继续进行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
见T·班扬和H·H·费希尔，《布尔什维克革命：文件与资料》斯坦福1934年，第532—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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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关于立宪会议的决议（1918年12月27日-191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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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27：关于立宪会议的决议
（1918年12月27日-1919年1月1日）
（一）无产阶级事业只有成为大多数人民的事业，才能胜利。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真正成熟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建立在轻视民主原则的基础上，相反，它必须以人民不受限制地行使统治权为先决条件，而这种统治权首先应当建立在真正平等、普遍选举的基础上。如果革命以“苏维埃政权”的名义建立专政，而又蓄意背弃全民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这实际上并不表明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到了某种更高的形态。这只表明给革命强加了一个空想的计划，一个同国家落后状态根本不协调的计划。在目前情况下，这种计划缺乏政治力量的可靠支持，只能与大多数人的愿望背道而驰。
（二）在俄国革命中，国民立宪会议显然是以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民主派的联盟为基础的、工人群众能最充分表达自己意志的专政的一种历史形式，这种专政认定自己的使命是解决革命的基本问题——即缔结最有利于俄国和世界革命的全面和约；废除沙皇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把土地交给人民；制定详尽的劳动法，国家在工人参与下调整生产。而与解散立宪会议有直接关系的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政策，实际上已经把占俄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一大批城市民主派推到了反革命队伍中去；另一批民主派则把立宪会议的命运与帝国主义同盟国和国内反动派连在一起，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使广大群众对立宪会议丧失信心。结果，立宪会议可能被用来作为直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口号和借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重新选举的立宪会议，也可能背离其正确目标而成为反革命机构。
（三）之所以造成目前这种形势，一方面是由于布尔什维克执行的居心叵测的政策，实际上培植了并将继续培植城乡的反革命势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执行了具有同样破坏性的政策，他们谋求同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和解。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继续通过宣传鼓动，竭尽全力支持由人民当家做主的事业，支持普选和立宪会议。党是根据既成事实而不是根据原则，把苏维埃制度作为起点的。所以在革命的现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影响群众，帮助他们摆脱苏维埃专政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使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联盟可能得到恢复。只有这样，立宪会议才能再度成为动员群众的口号，才能挽救与增强已被反民主主义的专政引入死胡同的革命。
孟什维克党代表会议决议，1918年12月27日至1919年1月10日，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决议，1918年12月27日至1919年1月1日》，莫斯科，1919年第2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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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关于查禁报刊的声明（1917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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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26：关于查禁报刊的声明
（1917年11月22日）
战时革命委员会强行封闭了我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以及其他报纸。但是，布尔什维克还不就此罢休。我党新的中央机关报《光线报》刚要出版，水兵和赤卫队占据了印刷所，就此封住了无产阶级政党之口。
自称以社会民主工党的名义来行事的人，就这样又一次玷污了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岀他们对工人阶级的蔑视。
他们压制无产阶级政党的呼声，不顾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和平谈判，以期毫无阻碍地达到他们把革命的俄罗斯的利益出卖给世界帝国主义的目的。这样的谈判自然同全世界工人所向往的正义和民主的和平毫无共同之处。
他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妄想肆无忌惮地推行他们的暴力和恐怖统治，因而使得甚至社会主义这一能拯救各国人民的学说的名称，也为千百万人所憎恨。他们妄想肆无忌惮地继续推行无政府主义的政策，破坏国家的生产力，没收工厂和设备，平分消费品，瓦解工人运动。他们声称这种政策就是社会主义。事实上这是对劳动群众，对忍饥挨饿、疲备不堪的劳动群众的最大的欺骗。这必然使无产阶级大批失业，进而遭到血腥镇压。无产阶级因而将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今后许多年内将听任胜利的资产阶级摆布。
这批凭借刺刀攫取政权的暴徒，决心延长自己的专政。为此，他们正在摧残一切自由权利，包括出版和集会自由，成立工会和罢工的权利。他们要解散城市杜马，还打算解散国民立宪会议，就这样把抗击反革命进攻的每一个民主堡垒都扼杀于襁褓之中。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中央委员会认为，处在目前这种类似沙皇统治时期最黑暗的岁月的情况下，如果党不力求明确而响亮地表明态度，就是失职。竟希望团结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同篡权者进行斗争，告诫受骗的群众，要警惕布尔什维克居心叵测的呼吁，保住俄国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心目中的荣誉。
因此，中央委员会通告全体党员和工人国际的全体成员，如果查禁报刊的活动再继续下去，中央委员会将为重建党的中央机关报而不懈地努力奋斗，并将不得不以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名义——在革命胜利九个月后，在自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统治下——重建一个“秘密的”出版系统，就象俄国无产阶级曾从可耻的沙皇统治手中夺取出版自由那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中央委员会关于查禁报刊的声明》，1917年11月22日，载1917年11月22日《曙光》，见前引B·I·尼古拉耶夫斯基所编书第96—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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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孟什维克国际派的声明（1917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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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布尔什维克统治时期
孟什维克党团结一致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实际上，1917年一年中，左翼国际派，在谴责政变时并不亚于他们的同事（见文件25）。此外，后来四年中，俄国的孟什维克经常批评新政权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见文件26、27、28、29）。不过，政变之后，马尔托夫及其追随者所控制的孟什维克党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逐渐缓和（见文件31、32、33、35）。结果，运动内部发生尖锐分歧：阿克雪里罗德领导的右翼，谴责布尔什维克是破坏俄国民主的反革命（见文件36和37）；但是，正统的领导则坚决主张，应当给予新制度以一定的支持，因为可能取代它的任何统治制度都会是反动的，因而会比布尔什维主义更糟。孟什维克领导人一直迫切要求结束恐怖统治，放宽经济政策。
到1922年时，孟什维克之间的争论在俄国引不起什么明显的注意了。因为这时布尔什维主义的地位已经巩固，政府甚至禁止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他们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话）公开发表意见。然而，西方少数对苏联的试验感兴趣而且对此虚心研讨的人，从流亡国外的孟什维克这些对苏联事务最有见识的学者那里搜集资料。
文件25：孟什维克国际派的声明
（1917年11月9日）
孟什维克国际派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一起，准备捍卫自己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革命纲领。这样，他们希望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中一切有识之士共同来捍卫苏维埃组织的完整性，并防患于未然，使可能毁灭俄国革命的事件不致发生。
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布尔什维克党按照预定计划在彼得格勒发动了政变，以苏维埃的名义夺取了政权，推翻了临时政府。
这样一来，代表大会就无法讨论把政权转归苏维埃这个实质性问题，也无法讨论转归的方式以及这一问题应该用和平方选抑或暴力方式来解决的问题了。
除布尔什维克以外，所有的社会主义党派，如革命[1]最初六个月内指导革命的护国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国际派，保护布尔什维克免遭迫害和暴力、一贯坚定地为争取和平、分配土地以及民主政权而战斗的国际主义“统一派”，所有这些党派都突然面临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的结果将对无产阶级和工人民主的事业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次政变还把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俄铁路和邮电工会、前线部队中的战士组织以及海军中央委员会都抛在一边。
我们了解到这些事实，意识到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并在这种形势下把政权转交工人与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意味着要打内战，而内战必将以反革命的胜利而告终。因此，我们要求代表大会一召开，就同各革命组织和社会主义党派一起商讨，达成建立一个能得到所有民主分子承认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协议，和平地解决这一危机。我们还要求，在协商之前应停止战争行动。
我们的请求未被批准。大会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就通过了一项宣言，宣布全部政权转归代表大会。参加这个有俎织的民主运动的其他各派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承认这次政变，要么忍受篡权者的暴行。
我们不愿意为内战行为承担责任，便退出大会。我们是为了在各方面促进革命的民主主义运动的团结才这样做的。
我们的宗旨是：寻求以和平方式来解决这次危机，结束民主派之间的争吵；团结一切民主派，反对反革命妄想利用这种形势把无产阶级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扼杀已经受到如此严重创伤的革命的企图。
我们向布尔什维克和其他所有民主派呼吁：绝不要让劳动人民之间打起内战来。
农民、工人和士兵一致团结起来，为共同的民主事业而奋斗。为了和平，为了农民能得到土地以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大家都要在争取成立由各民主派组成的联合政府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必须号召一切革命政党，参加民主运动的一切派别团结起来。
出席第二次全俄工人与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国际派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彼得格勒委员会
1917年10月27日于彼得格勒1917年11月9日发表的声明见1917年10月28日的《工人报》。转引自B·I·尼古拉耶夫斯基编：《孟什维克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纽约，1962年，第29—31页。
[1]这里似指二月革命——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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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孟什维克告工人、士兵书（1917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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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24：孟什维克告工人、士兵书
（1917年11月6日）
在俄国革命的紧要关头，敌人在彼得格勒大门口虎视眈眈，大屠杀的浪潮席卷整个俄国，反革命动员其一切力量，伺机蠢动，正是这时候，布尔什维克党竟然要求你们走上街头，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
工人和土兵同志们，你们的示威将招致反革命的胜利。
在老奸巨滑的首领领导下组织起来的黑帮分子，正等待着你们出来示威，以便把示威转变成一场大屠杀，并破坏立宪会议。
同志们，（仔细）考虑考虑你们示威的后果吧！
一切保皇派和黑帮百人团将能利用你们的示威把俄国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
电车和铁路的正常运行稍有中断，就会使城市居民和战场上的士兵得不到面包和其他食品供应。
你们的示威将引起海陆军队伍的分裂，将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们便能轻而易举地攻占革命的彼得格勒。
你们的示威将使民主队伍中发生内战，而这只会危害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
士兵和工人同志们！把示威问题提交各厂和兵营进行讨论；说明它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并坚决要求拒绝进行示威。
希望在这紧急关头无人会叛变革命的事业！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竭尽全力使那些被蛊惑人心的罪恶口号鼓动起来的群众平静下来！
希望人人都团结到革命事业中来I
牢记你们的革命职责！
俄国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和革命军队万岁！
立宪会议万岁。
《孟什维克通讯》（1917年11月6日），载《消息报》205期（1917年10月24日）第一版，前引R·P·布劳德与A·F·克伦斯基所编书第三卷第1771—17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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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马尔托夫敦促苏维埃夺取政权（1917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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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23：马尔托夫敦促苏维埃夺取政权
（1917年7月16日）
当前，对我们来说，只有一项决议是合适的：历史要求我们来掌握政权。革命议会[1]必须对此加以考虑，但是，千万别认为这个问题只是在武装力量的压力下才决定的。群众可能会被谴责为缺乏政治觉悟，但我们在这里必须提岀这个问题：我们究竟朝哪方向走？有人说，我们的问题只与少数人有关。可是，正是这少数人十分积极地朝着我们的方向走，而且支持我们。大多数人目前还处于消极状态。我相信，要是我们能同俄国全体人民商量，结果一定会得到革命民主派的支持。客观必要性迫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往前走。当前处于危急关头，我们的决议切不可引起民主阵线的分裂，因为面对敌人的进攻和蠢蠢欲动的反革命，现在需要的是团结。
1917年7月16日马尔托夫演说（摘录），引自A·G·施略普尼柯夫：《第七个年头的前夕》第4卷，莫斯科1931年第289页。
文件23a：马尔托夫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的决议案
一、立宪民主党代表退出临时政府一事表明，俄国资产阶级最后一个有组织的集团背叛了革命。
二、立宪民主党一退出，工农民主派就得独自来收拾沙皇制度留下来的整个烂摊子：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经过阴谋策划而挑起并进行着的帝国主义战争；因资产阶级反对一切能拯救俄国的措施，我们无法消除由战争引起的经济紊乱；俄国资产阶级煽动并利用来削弱革命的民族之间的纷争。
三、立宪民主党的退岀表明，俄国整个资产阶级已明确地改变立场而反对工农民主派了。
四、革命民主派对这次攻击和挑战的答复就是要夺取国家政权，这是它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做的事。它有责任这样做，以便俄国能成立立宪会议，把俄国人民为之与沙皇制度浴血奋战的各项原则付诸实施，首先把国家从窒息俄国革命、阻止我们巩固革命成果的这场战争中拯救岀来。
五、因而全俄中央委员会要求：临时政府中至少大多数人应是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该政府应实施下列纲领：
1．在有关各方放弃割地赔款的要求，并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立即为实现普遍和平而进行谈判。俄国必须停止参加四大协约国为达到其民族扩张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对军队进行民主改组，使之能保卫革命，反对任何国家的侵略意图。
2．与反革命中心进行无情的斗争，对政府各部门机构彻底改组，以肃清反革命的影响。
3．准备采取一些措施，以保证立宪会议在最短期间在没收皇室、教会、寺院和私人庄园的土地分配给全体人民的基础上，实现土地改革。
4．推行严格的财政改革：征收财产税，发行公债，实行国家垄断等。
5．为消除经济混乱，国家应控制生产、分配和供应；应不断重新配置生产力，使国民经济逐步转到和平轨道上来。
6．应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办法，与工业资产阶级的歇业、拒绝供应货物、怠工等行为进行斗争，直至查封其工厂。
7．应想方设法帮助革命自治政府的发展，对政治、经济、文化和职业性的革命民主力量的组织，也是如此。
马尔托夫提出的决议案（1917年7月17日），前引施略普尼柯夫所著书第295页。
[1]马尔托夫在这里似指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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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护国派的决议（19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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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22：护国派的决议
（1917年8月）
A·N·波特列索夫
一、战争和革命使俄国面临保卫国家并把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组织起来的民族目标。只有完成上述目标，才能拯救俄国免于灾祸，才能拯救革命。
二、上述目标能否完成，这与一切阶级、一切集团都有关系，因为大家都有责任来防止灾祸，并使国家将来能毫无阻挡地发展生产力。
三、只有在一个自由地存在和独立地发展的民主国家内，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才有可能。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整个运动，它的最终目标，与生产力的持续不断、毫无阻挡的发展，是有机地联系着的，因而，比起其他阶级来，无产阶级更关心在与整个国家的利益协调一致的情况下，有条不紊地完成民族目标。
四、在当前的危急关头，战争的破坏和国家的濒临瓦解将给,一切阶级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无产阶级比其他阶级更关心国家的完整统一，使它继续存在下去。
五、无论从阶级发展还是国家发展的观点看，都必须拯救国家，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准备作岀最大的牺牲。它有权期望其他阶级作岀同样的牺牲。它也将影响民主国家内一切积极的力量朝这个方向发展。
六、为了尽一切力量来保卫整个国家的利益，无产阶级必须作为负责达到这一目的的权威的组成部分进行活动。
七、这个权威自然必须集中其生存和发展与生产力的持续不断和毫无阻挡的发展（目前这样的发展受到致命威胁）有机地连在一起的一切力量。换句话说，它必须把无产阶级、农民、和资产阶级进步分子的力量都集中起来。
八、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完成民族的目标，实现联合政府当前的任务。这一任务的两个基本方面是相互联系着的：
1．保卫国家，为此要建立一支军队，能抵御并打败侵略者，使各国民主派盼望的民主的和平早日到来。
2．组织国家的经济力量，为此要建立一套机构，这套机构要能动员全部经济力量，采取呆敢措施，调整生产，组织分配，实行根本性的财政和社会改革，以推动、加强和发展俄国的生产力。
九、革命政府为把这一纲领付诸实施，必须坚决反对反革命力量和无政府主义，前者正蠢蠢欲动，后者则乘经济日益混乱之机，借助于某些政治集团不负责任的宣传，正渗入到革命运动中来瓦解运动。
鉴于以上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党应将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用种种方法帮助他们改进他们的阶级组织，并与工人阶级落后分子的叛乱和抢劫倾向作斗争，这部分人扰乱着阶级事业的正常和民主的发展。
只有作为民主先锋的无产阶级政党釆取的策略能把最广大的群众吸引到建立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工作中来，以拯救革命和国家，它所提出的纲领才能得到有力贯彻。党这样做时，还必须在有组织的民主派的推动下，保证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也认真负责地参加这项工作。
只有这样，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联合政府、成为它的成员一事，才能对捍卫上述纲领并使之得到实现而不出任何偏差，真正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B·I·尼古拉耶夫斯基编：《A·N·波特列索夫选集》（作者去世后编撰），巴黎1937年第257—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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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孟什维克的解释（19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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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21：孟什维克的解释
（1917年7月）
工人同志们，革命在危急中！革命是你们开始的，你们必须来拯救它，因为哪一个阶级也不象工人阶级那样需要在革命中赢得如此多的自由权利。
对革命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是战争——这是我们当前遭受的一切苦难的主要根源。
但是，俄国人都同意，与德国人单独媾和是不可能结束战争的。和平必须是普遍的。只有普遍的和平才对一切国家都有利。我们不准备象列宁派那样，用瓦解军队以迫使已经发起的进攻停下来的办法来取得和平。他们的策略简直就是对战场上成千成万奄奄待毙的人背后射去一箭。他们这样做过，我们就大吃其败仗；再这样做，将使前线士兵弟兄之间互相仇恨，革命军队分裂，或许还会导致兴登堡的再次入侵。
目前整个俄国民主派终于赞成基于民主的和平了。我们决不应当向我们的军队不断发出呼吁，因为它正为革命执行着艰难的任务，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帮助它；我们必须向欧洲民主派，向协约国的工人也向敌国的工人不断呼吁，要他们最终迫使政府根据我们的条件来接受和平。
能够结束战争的不是前线的士兵联欢，而是各国无产阶级在国际社会主义会议上表现出来的兄弟情谊，和它们为为争取和平的共同战斗。我们的思想都应当集中到这方面来。
另一种威胁革命的危险就是国内的混乱状态：整个经济生活紊乱、饥荒迫在眉睫，失业严重。列宁派要求夺取政权，这能使情况好转吗？不，不能！因为无论夺取什么也没有面包来供应人民。相反，它只能加剧全国的混乱状态，使人心惶惶，使人们产生莫名其妙的恐惧，互不信任，互相仇视。而不少工人跟着喊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个危险的口号。苏维埃只得到少数居民的支持，我们必须想方设法使那些还能够也愿意同我们一起保卫革命成果的资产阶级分子，同我们一起来接受旧制度留下来的沉重遗产，共同来承担全国人民加诸我们身上的俄国革命命运的重任。
因此，应当认为立宪民主党的行为是叛变，是罪恶勾当。它拒绝服从民主派的要求，脱离政府，使组织不良的、奋斗着的革命民主派，尤其是无产阶级，不得不单枪匹马地与混乱状态和日益猖獗的反革命作斗争。实业家们的行为也同样是叛变，是罪恶勾当，他们在暗中破坏经济生活，以迫使孤立无援的工人阶级接受他们的条件……我们政敌所希望的，当然不会对我们有利。
我们虽然拒绝夺取全部政权，却必须考虑经济越来越混乱、国家有彻底崩溃危险的情况。我们必须对即将提出的要求仔细加以权衡，而且我们不能分散行动而必须在工会领导下统一行动。这样，与实业家的斗争才不致破坏工业本身。
因此，当务之急是帮助国家来调整和控制工业，为克服经济混乱状态而奋斗。一味批评并高喊“打倒资本家！”的口号，那是不会给我们带来面包的！
要对政府各机构施加压力，但我们自己也必须能采取独立自主的行动，表现出创造能力和主动精神。
组织起来，紧紧地团结在我们的组织的周围，团结在苏维埃、我们在市政会的代表的周围，这应当是我们克服混乱状态的主要方法.
最后，一切黑暗势力、一切暗藏的和公开的反革命已结成联盟，这是威胁革命和我们的自由的第三种危险。
反革命只有得到群众的支持才会有力量，否则是不足畏惧的。为了使群众不致为革命和人民的敌人的宣传所惑，我们需要在教育和组织方面不断进行工作。解除反革命武装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家广泛而积极地参加工会、教育组织和合作团体，特别是我们社会民主党，这样来与我们队伍中蒙昧无知的现象作斗争，并努力加以克服。
工人同志们，我们，社会民主党内的孟什维克，不断地提醒你们，要警惕列宁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策略。
你们自己已经相信我们是正确的了。那么，加入到孟什维克组织的行列中来吧！我们只有成为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强有力的大党，才能拯救我们的国家，使它平安地召开立宪会议；也只有这样，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将安排俄国未来的立宪会议，才会注意听取并高度重视工人阶级的呼声。同志们，行动起来！人人都来参加工会，参加我们的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的声明（1917年7月）》，载S·A·皮翁特科夫斯基：《十月革命（讲义）》，莫斯科1924年第161—164页，见前引F·A·戈尔德所编书第457—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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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临时政府的政策（1917年6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文件20：临时政府的政策
（1917年6月19日）
I·G·策列铁里
俄国毅然为争取普遍和平而斗争的同时，仍必须进行这场由其他国家的政府挑起的战争，而结束战争还不能单靠俄国的力量
临时政府为了可能达到它的目的，必须明确地、强有力地声明……它已与过去的帝国主义政策决裂，而且应向协约国建议，首要问题就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审查迄今为止所达成的协议……〔以便〕这一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总纲领不仅能以俄国的名义，而且能以与我们结盟的全体国家的名义提出来……我们正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不应做任何会使我们与协约国断绝联系的事情……单独媾和是最糟糕不过的了。这会毁灭俄国革命，毁灭俄国民主……单独媾和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如果我们造成了与协约国断绝关系的局面而必须单独媾和，那么随后俄国不得不立即参加德奥同盟一方作战，暂且不说日本还可能进攻的问题……设想一下，单独媾和之后世界其余地区战争还在继续，俄国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它同现在有着联系的各国在经济和财政方面的联系将会切断……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打仗的德奥同盟将迫使小伙伴军事上给以支持，这还用怀疑吗？……谁谈论单独媾和，谁就是在空谈……
再来谈谈采取攻势的问题以及国防部长克伦斯基同志和整个临时政府为努力加强前线军队而采取的行动。有人说，临时政府，尤其是国防部长，是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压力下才采取措施，使前线立即行动起来，以此来结束该政府同时在发动的争取普遍和平的政治运动……我们认为克伦斯基同志采取的措施会加强革命事业，并为我们达到国际关系和普遍和平方面的目的铺平道路。现在大家都清楚，只要俄国困于外患，它就需要一支能攻善战的强有力的革命军队……同志们，前线持续处于沉寂状态，这不是加强，而是削弱和瓦解我们的革命和军队……
我想粗线条地描绘一下国内情况……俄国革命继承了三年战争和“6月16日”[1]的十年反动这样沉重的遗产。经济紊乱不堪，财政极度困难，食物匮乏，国家面临饥馑——这一切都是旧制度的遗产。我们坚信我们能解决这些问题，但只有俄国民主派作出空前的牺牲和自我克制，问题才能解决。当前即使采取最为激进和极端的财政措施，财政危机也不能完全消除，国家财政也不能恢复正常。国家每年要支出160亿卢布，纯收入却不到支出的一半，仅仅进行财政改革或作些调整是救不了这个国家的。当前必须花大力气，作出巨大的自我牺牲，才能有所俾益……各阶级的居民都应响应号召，作出牺牲和自我克制……有人指贵我们〔在经济调整方面〕没有做一点事情，但是单单颁布一些法律是不会给俄国任何好处的……连那个批评改革的行动和要求加快速度的革命组织[2]，至多也不过提出了宣言和原则而已。把宣言和原则变成行动，这是需要时间的。
至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当前的任务在于为立宪会议来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奠定基础。我们相信，把土地转到劳动阶级手中的问题，立宪会议是能够也一定会解决的。
当前俄国还没有一个政党会这么说：“把政权交给我们，你们让位，我们来接替。”在俄国不存在这样的政党。（列宁：“存在这样的政党。”）他们〔布尔什维克〕说：“当我们拥有多数，也就是说，当大多数人赞成我们的观点时，我们再来夺取政权。”列宁同志，你说过这话。至少布尔什维克，还有你，在正式声明中是这样说的。
先生们，直到现在俄国还没有一个政党会站出来公开要求立即掌握全部政权，虽然右派和左派中都有些不负责任的人在吵吵嚷嚷……右派说，让左派去主持政府吧，我们和全国人民自有我们的结论；而左派也说，让右派去主持吧，我们和全国人民自有我们的结论……各自都希望对方一败涂地，然后全国人民就会要求自己出来领导国家。
但是，先生们，现在不是玩这类把戏的时候……为了解决我国的问题，我们必须联合我们的力量，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结束这种危及革命运动和……导致内战的做法。
先生们，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消息报》第84期（1917年6月19日）第一版，引自弗兰克·艾尔弗雷德·戈尔德编：《俄国革命的文件(1914—17)》，纽约1927年第361—363页。
[1]指1907年6月16日选举法。
[2]指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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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孟什维克评列宁的提纲（1917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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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19：孟什维克评列宁的提纲
（1917年4月6日）
列宁结束流亡回国后，立即在代表会议上做报告，谈社会民主党的统一问题，当时不少听众嗅到了一点真正的、现实的悲剧味道。任何革命都潜伏有悲剧——革命转变为反动的悲剧。发展中的革命总是不仅受到来自右的，也受到来自左的威胁。只有革命能够保持在客观条件（生产力状况、人民群众相应的道德水平等等）决定的限度之内，它才能成功地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并迫使反动势力退却。无视这一限度并力图突破它，这就最好不过地帮了反动势力的忙。
列宁来到我们中间，为的是要用这种方法来帮助反动势力。他讲话之后，我们可以说，他的每一重大胜利都是反动势力的胜利。除非我们守住左翼防线，坚决打击列宁所领导的那个派别，使它在政治上不起作用，反对反革命打算和阴谋的一切斗争都会毫无希望。
必须进行积极的斗争和宣传工作，使革命不为暗箭所伤，这一箭是早在弦上、只待引发了。
曾希望等无产阶级珍藏心底的愿望来给自己帮忙的人都在为反动势力帮忙。这些人从这样的愿望出发，幻想实现这种愿望。然而他们只会激起国内占人口多数的落后群众来反对革命，从而为反动势力铺平道路。
革命无疑受到了威胁，必须给列宁及其支持者以坚决打击，切莫失之过晚。
《工人报》第24期（1917年4月6日）第1版，前引R·P·布劳德与A·F·克伦斯基所编书第三卷第1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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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策列铁里从西伯利亚流放地返回时发表的演说（1917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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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18：策列铁里从西伯利亚流放地返回时发表的演说
（1917年8月21日）
工人同志们，你们与全国一切有生力量并肩作战，与革命军队、农民以及一切进步资产阶级共同努力，才废除了专制制度，你们的成就是伟大的。但是，工人同志们，你们还有其他方面的成就足以与此相媲美。推翻旧制度后，你们从伟大人民的利益的角度来权衡当时的形势，认识到完成无产阶级最终目标的时机尚未成熟，这样的阶级目标目前在任何国家都未完成，但〔你们理解到〕民主完全胜利的时刻已到来，工人阶级与全国一切有生力量与这一胜利是休戚相关的。你们没有充分的机会来实现这些非得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崇高理想，你们又不想成为运动崩溃的罪魁祸首——如果你们当时不顾一切地决定强使事态按自己的意愿发展，那么，运动是会崩溃的。你们明白正在进行的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是社会革命的一个阶段。在这阶段，你们首先必须巩固自己的阵地，以促进俄国的进步和全人类的进步，向社会主义的光辉理想迈进。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是你们把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但同时你们保卫了刚刚得到的自由—一你们控制着资产阶级，推动它进行战斗，支持它反对旧制度的坚决措施。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你们同革命军队一道，已经建立了一个守卫着新俄国的强大的自由堡垒……
临时政府应当享有充分的行政权力，只要这种权力是加强革命，推翻和破坏旧制度的。无产阶级是临时政府各项决议得以产生的主要动力；无产阶级确定这些决议的内容，并全力加以支持。但是，无产阶级为了要实行它的革命策略，必须要有组织，而且它的队伍本身要有严格的纪律。同志们，我知道，当前你们全神贯注于改善组织的问题，因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在取得全俄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之后变得臃肿不堪，以致对付不了面临的具体任务了。我们认为，重新组织俄国革命先锋队的问题是基本的、关键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组织一个工人代表机构和一个士兵代表机构，所根据的原则是能使它们实际上控制资产阶级，命令资产阶级采取革命措施，同时利用本身的权力支持行政机构进行的对自由俄国极为重要的活动，我们能不能做到？
但是，一旦临时政府抛弃革命的道路而选择妥协的道路，那么，同志们，你们和我们一起，毫不畏惧地反对政府，象废除旧秩序一样把它推翻。话又说回来，只要这个政府在革命事件的影响下，走的是革命道路，只要体现资产阶级利益的行动符合全国共同的民主的利益，只要临时政府举的是立宪会议的旗帜……而且，只要它的措施是为消灭旧秩序而制定的，那么，我们，还有你们，就要支持它……
同志们，请允许我在结束我的演说时，同公众集会上一切演说结束时一样，高呼举国高呼的口号：“自由俄国万岁！立宪会议万岁！民主共和国万岁！”（暴风雨般的掌声）
《消息报》第20期（1917年8月21日）第2—3版，前引R·P·布劳德与A·F·克伦斯基所编书第三卷第1219—1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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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策列铁里论战争目的（1917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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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17：策列铁里论战争目的
（1917年4月2日）
同志们，在要求你们注意的决议中，我们声明：俄国民主派并无征服他国的愿望，它谴责兼并他国领土的行为，而新的临时政府又已经宣布了这种与旧制度的帝国主义野心决裂的立场。我们声明，俄国民主派认为临时政府有必要与协约国进行谈判，就上述纲领达成总的协议，并要求各国人民也这样做……我们宣布，俄国民主派正在履行并将继续履行其对俄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神圣职责，但是，它的愿望在俄国和其他国家尚未实现，因而它认为有义务来保卫这个国家，而且根据当前战争进行的情况来看待这场战争；它认为，在俄国民主派占优势的情况下，这场战争就是俄国民主派的事业。有人对我们说，我国临时政府已宣布对割地赔款的谴责，它或许也可以与协约国进行谈判，拟定双方都赞同的协议，但是，所有协约国抱着共同目标提出这样的和平纲领来，而德国对此或会有所反应的时机，还没有到来。接着他们又说：在这一时刻到来之前，在俄国和所有协约国都接受这些条件之前，我们不能认为俄国正在进行的战争是民主的事业，是革命俄国的事业。我要说，同志们，在俄国所能采取行动的范围内，我们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通过临时革命政府宣布，俄国谴责一切征服他国的计划，对此我们将恪守不移。但是，同志们，在其他国家也取得俄国那样的成就——俄国民主派应当这样做——之前，民主已在俄国取得胜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已成功地采取了它所认为唯一能拯救人民的方针，我们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同志们，如果在这时候，俄国被打败了，是不是整个俄国的民主也就失败了呢，甚至可以说，世界的民主也就失败了呢？在所有的交战国之中，只有俄国才能够提出我们所坚持的纲领，即谴责割地赔款的纲领。当前是一个转折点，世界大战全部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如果首先实现这一转折、首先扭转了局面的国家被敌人打败，同志们，这难道不就是民主被帝国主义打败了吗？
（暴风雨般的掌声）
《消息报》第31期（1917年4月2日）第2版，见前引R·P·布劳德与A·F·克伦斯基所编书，第二卷第1082—10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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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孟什维克关于临时政府的声明（1917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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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1917年革命时期
在决定命运的1917年，孟什维克在俄国的影响达到了顶峰。到9月份为止，他们一直在与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中占优势，而这个联盟又控制了彼得格勒苏维埃。5月以后，I·G·策列铁里和M·I·斯柯别列夫[1]两人在临时政府中任部长之职。但正如这部分的文件所表明，孟什维克没有提出有力的政策来解决俄国面临的战争和政府威信扫地这两大问题。
中派即革命护国派控制着党，策烈铁里是这派的著名代言人。他是个雄辩的演说家和头脑清醒的思想家，也是个有实力的人物。策列铁里对孟什维克的各项政策所作的说明是最为清晰的（文件17，18，20）。他的温和政策用心无疑是良好的。策列铁里信奉民主，相信通过谈判达到和平，反对政府方面有碍于达到这些目标的任何冒险行动。但是，孟什维克与群众日益增涨的战斗情绪已很不协碉，孟什维克党左翼领袖马尔托夫认识到了这一点（文件23、23a），经过三年破坏性的战争之后，人民等待这场血腥战争结束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政府又无力解决困扰着俄国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不可避免地使人民感到绝望。当1917年11月列宁主义者向临时政府发起攻击时，没有遇到来自俄国人民的多大阻力，与其说他们是亲布尔什维克的，不如说他们对此漠不关心。如果温和的政党想要在革命的形势下保持其政治影响，他们就必须对令人最为苦恼的问题采取断然措施，这恐怕就是从1917年事件中应当得出的教训之一。
文件16：孟什维克关于临时政府的声明
（1917年8月7日）
这个政府之所以是临时的，因为它只存在到立宪去议组成一个永久性的政府时为止。之所以是革命的，因为是革命为最终巩固其成果并推翻旧制度而把它建立起来的。之所以是一个政府，因为它拥有全部政权，得到革命军队和人民的支持。
它的任务简单明瞭：在人民和军队的支持下迅速而果断地摧毁旧制度遗留下来的、干扰新制度的一切事物，并同样迅速而果断地创造新秩序赖以存在的一切。工兵代表苏维埃对临时政府的成立施加了影响，因而政府的纲领包含了为建立民主的俄国所必需的一切措施。
工人和军队时刻准备着——同时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并肩前进！他们说，行动起来，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I不容拖延，因为拖延等于死亡。
逮捕皇室全体成员。委派新官员，取代不能胜任的旧官吏。发布命令在军队中推行民主组织，并废除其可憎的奴役制，使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使各种自由权利合法化，取缔一切歧视，法令必须简明扼要，人人都懂，如“上层的阶级特权和对下层的阶级歧视从此取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令字数不多，却会把剥夺农民选举权的规定和士绅的无限制的特权连根铲除。再如：“地方自治政府在普选的基础上成立。”一个自由的新俄国将从这字数不多的法令中产生出来。为摧毁军队中的主仆关系，古契柯夫[2]只须立即发布几道命令，取消昔日有辱士兵人格、剥夺他们公民权利的一切措施。
如果临时政府履行其职责，如果它开始无条件地、毫不迟疑地按民主的俄国的利益所要求的方式而行动，如果它将反对旧制度的斗争进行到底，那它必然会赢得人民的信任，今后斗争将在一条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旧制度的残余。
在革命后第一周也是最困难的一周里，无产阶级和革命军队以其全部言行表明他们不愿分裂，而愿与自由资产阶级一起进行解放俄国的事业。现在要看临时政府怎样以行动来表明，它对于革命军队和人民所给予的支持，是受之无愧的。
临时政府的成员！无产阶级和军队等着你们立即发布有关巩固革命和俄国民主化的命令。我们的支持视你们的行动而定。你们的行动越快，越果断，对立宪会议的准备工作也就会越快，越充分，而这一会议的决议将决定俄国今后的命运。让我们认真地工作，破坏旧俄国，保护新俄国！我们要求你们立即实现你们的纲领！
《工人报》第一期，1917年8月7日引自罗伯特·保罗·布劳德与亚历山大·F·克伦斯基编：《1917年俄国的临时政府》（文件汇编》第三卷斯坦福1961年第1204—1205页。
[1]马特维·伊万诺维奇·斯柯别列夫（МатвейИвановичСкобелев，1885年11月9日——1938年7月29日），孟什维克派重要人物，生于巴库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奥地利，1908年至1912年担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返回高加索，并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在1917年3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1917年5月担任临时政府的劳工部长。1917年6月当选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17年9月辞去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与劳工部长的职务。十月革命后在工人合作社工作。1918年底前往巴库，帮助苏维埃政权采购粮食。1920年移居巴黎。1922年回国，并参加俄共（布），此后参加了苏维埃政权的外贸工作。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
[2]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古契柯夫（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Гучков，1862年10月14日——1936年2月14日），生于莫斯科一个资本家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曾在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学。1906年出任十月党党首。1910年至1911年担任杜马议长。一战期间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二月革命后，担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1917年4月29日被迫辞职。十月革命后，积极支持反革命白军。白军失败后流亡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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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致哥本哈根会议的信（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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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15：致哥本哈根会议的信
（1915年）
……首先我们认为，交战国的社会主义者或“国际”作为一个整体，都不可能对交战双方完全保持中立。战争的结局会决定今后几年甚至几十年事态发展的总进程；而且，尽管社会主义者一贯反对把战争作为解决分歧的办法，一旦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而战争仍然爆发，他们就必须注视这一不可避免的事件，并尽量从中得益。他们在选举运动中学会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支持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一或那一集团而无损于社会主义者的形象。同样，他们在战争中有权也必须支持其胜利看起来最有利于推进世界发展的一方。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1]都是这样做的，国际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和理论家最近几个月来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当然知道，社会主义者要决定究竟哪些国家或哪些事件结合起来就能为我们事业的胜利前进提供最好的出发点，是有困难的。对任何战争作这样的分析都不容易，分析当前这场战争尤其不容易，因为双方都包括有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十分悬殊的国家，例如共和制的法国和自由的英国与沙俄结为一方，对付半专制的德国。然而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者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有弄错的危险也在所不惜；宁肯弄错，也总比在国际政策上没有一条固定的路线要好些。
那么，我们对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答覆王德威尔得说，在俄国土地上生活和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战争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从欧洲和世界范围来看，另一方面从俄国来看——这就是社会主义者在俄国怎样行动的问题。先一般来谈谈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尽一切可能来预计事态发展，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战败，比起英国、法国、比利时和俄国战败来，要有利得多。当然这种估计主要总是出于推测。不过，如果比利时丧失了独立，德国用武力征服了法国，那么，比法两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出现持久的大倒退，各种反动势力就会抬头；英国战败，这个国家的极端军国主义就会大大加强，这是不用怀疑的。人们也许会问：在德奥获胜的情况下，两国本身事态的发展是否会超过上述不利情况从而对社会主义者有利呢？我们认为，情况恰好相反，社会主义者都应当想得到，要是“同盟国”获胜，半专制制度的现状会大大巩固下来，并导致灾难性后果，尤其在德国，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制度一直是成功地与世界上组织得最好的无产阶级运动作对的。
此外，德奥战败不仅会使这些国家的民族运动摆脱羁绊，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能为全欧洲民主化过程奠定基础。德国军国主义的崩溃会促进和加速民主化的过程，因为这一崩溃意味着摧毁欧洲整个保守势力和反动势力堡垒（不妨看看德国政府1905年对俄国政府的影响），意味着封建容克和金融资本主义构成的混合制度的死亡。历史条件最终是有利于几十年来积聚力量、代表现在“国际”核心的那个阶级的活动的。
实际上很清楚，战争的这种或那种结局各有好处，作出抉择本来并不困难。可是，有个沙皇俄国，它的胜败可能产生种种后果，情况因而复杂化了。如果俄国战败，我们深信1905年的局势不会重演。当时，居民把他们所受的苦难统统推到战争头上，因而奋起反对在国外进行军事冒险的政府。各阶级都清楚，政府这样干，甚至都不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俄国人民有个很深的印象；国家受到了攻击，而政府既不希望发生冲突，也没有去进行挑衅。舆论就是如此。即使战争的结局对俄国极为不利，看来也不大会提供机会，让人民把俄国的种种不幸怪罪政府，开始一场革命或发起大改革运动，何况遭到失败的不仅是沙皇俄国，还有民主的法国和英国。更为重要的是，这不象那次对日战争那样，仅仅是外国的战争或殖民战争。要是俄国在这次战争中败北，随之就会遭受外国侵略带来的重重苦难。经济上如此落后的俄国就会完全崩溃；它的经济力量就会受制于侵略者的利益，发展受阻或减缓，整个社会，恃别是无产阶级就会处于有气无力的状态，从而排除任何广泛传布的、强而有力的社会运动出现的可能。
最后，战败的俄国根本不可能再与法国和英国结盟，因为这已无利可图，而会抓住千载难逢的良机，与忠于保守原则.顽固地敌视欧洲工人阶级的德、奥两国，结成新的“神圣同盟”。
基于上述种种理由，我们认为，“国际”不会从俄国的失败中得到任何好处。同时我们不会耽于幻想，不信俄国的胜利真会带来什么危险。我们怕俄国战败，这样一来很可能会岀现沮丧停滞的局面。我们倒希望俄国战胜，因为战争开始以来人们觉悟提高了，没有主见的群众也逐渐在对当局提出更多的要求了，俄国战胜则这种觉悟可能进一步增长。而且一想到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改革，会对无产阶级运动产生良好影响，我们的精神也为之而振奋。
战胜的俄国当然也会和战败的俄国一样，筋疲力尽，秩序荡然无存，但人们的情绪是高涨的而不是低落的，各阶级的愿望会使国家认识到有进一步欧化的必要，这就有利于逐渐消除古老的半亚细亚的专制制度的残余。俄国如果能这样欧化，它会与十九世纪改革后的德奥相似，自由派在政治上会同样软弱无能，他们会同样具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即使如此，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会因此而大大加强，它将能利用一切机会为它的社会政治活动和阶级的巩固在欧洲找到支持的力量。此外，俄国不大可能会完全跟德奥一样，因为战后的国际局势不可能与1870年以后世界停滞的形势完全相似。相反，种种迹象表明，国际上的斗争会风起云涌，许多国家内也会动荡不安，尤其是中欧将经历一次深刻的民主改革……
尽管有上述种种理由，我们仍然认为，只因沙俄是交战国，就要求无产阶级改变对欧洲战争的态度，这是没有道理的。不过，上面谈到的这个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即当局势向前发展时，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将起什么作用？假定我们对战争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是不是能够而且应当多少与法国、比利时等交战国的社会主义者一样，起而支持自己的政府呢？
对这个问题，我们断然回答：不！各国社会主义者的行动不仅取决于他们对战时世界形势的判断，而且取决于各种社会力量的情况，他们对力量对比、对政府及其政策的看法。
俄国社会主义者面对的是一个反动政府。这个政府禁止独立的社会力量采取任何行动，甚至为国防而采取的行动，而这本来是要求最充分地动员人民力量的。即使在当前这样的历史危急关头，政府仍执行由来已久的迫害政策和挑唆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的政策，在决定和争取实现其战争目标时，不容任何人参与意见。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很了解我国政府是如何对待无产阶级组织的，它怎样迫害和囚禁我们的同志；它怎样禁止我们的报刊自由发表意见，破坏工会和社团的工作，反对它们稍有独立性的表现；它怎样压抑各阶级的热情，麻痹国民精神，对犹太人滥加猜疑而破坏和谐的气氛，一笔抹煞了加里西亚乌克兰在文化上的成就，对波兰人则一味许愿，而又不对其获得自由作出真正的保证。俄国政府无意为使战争打下去而在国内进行政治休战，因此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要休战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用处的。在这种情况下那样做，只能向在战争危急关头仍在破坏国家的势力屈服。当前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职责不是放弃国内条件加诸于他们的解放的使命，而是把这一使命与世界形势提出的任务和目的协调一致。
只要战争还打下去，俄国社会主义者迫切而重大的任务就是：为了灾难深重的群众的利益，高举反对政府的长期斗争的旗帜。他们必须竭尽全力来保证：一旦协约国获胜，要使俄国政府无法干涉事态的发展；把俄国胜利对和约条款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限制在最小范围内，而且必须让俄国国内的力量来消除它的危害。因而俄国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并不反对国家自卫，并认为，战争提出的许多问题，必须由社会各阶级在当前或将来共同商讨来解决；另方面则仍尽力反对俄国政府。俄国社会主义者不反对战争，也不提反战口号，因为那样做不仅是无效的，而且还是有害的。王德威尔得担心他们会在俄国后方组织扰乱，他们是不会那样做的。但他们不信任统治俄国的坏人，也不打算为他们提供战争的费用。他们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应一如既往，尽力帮助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他们认为现在是为签订和约作好准备的时候了，他们愿与外国同志共同努力去做这一工作，因为他们深信，和平条款不能只由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来拟定，这是整个运动要做的事情，也是国际本身当前的重要任务。这里暂不涉及签订和约这一困难而复杂的问题。各国社会主义者恐怕要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磋商，才能使国际最终认可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结论。
圣彼得堡
1915年
A·N·波特列索夫及其同僚的信：《哥本哈根会议（1915年初）》，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讯》第一期1915年2月22日第2页。
[1]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Lasalle，1825年4月11日——1864年8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3年创建了当时最大的、最重要的德国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任主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同他的机会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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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工人阶级的战争与和平问题（19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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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14：工人阶级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1916年）
迷信枪炮和金钱的资产阶级正设计明天的欧洲，而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却因暂时停止进行阶级斗争而捆住了手脚，由于自己采取的政策的逻辑而不能不成为消极的观望者。这是因为，它只顾要爱国主义和保卫国家，没有乘机发动群众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这场战争已经使人民看到了工人阶级有可能在为自由而斗争的条件下进行革命。可是，这派社会主义者无视这一历史事实，反而选择了国家统一和支持战争的道路，因而削弱、浪费和消耗了无产阶级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即唯一能与破坏欧洲和平的势力抗衡的力量。
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正统社会主义，处在当前这种感情放纵和贪欲横流的时代，任意放弃对行将决定和平条件的事态发展施加影响的一切希望，因而只能抱着柏拉图式的空想，希望能达成一种不会践踏各国人民权利的“民主的”和平。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就象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好心的后裔一样，不理解他们的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幻想，已逐渐被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无情地埋葬。但是，更为糟糕也更为经常的是，“爱国的”社会主义者已担负起那些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使命，滥用民主的公式来为欧洲的统治者在战火硝烟之中勾勒出的计划润色，以便于他们征服领土、瓜分国家，建立经济和军事联盟。这些社会主义者，俨然认为用辞藻华丽的空论来为不体面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遮羞，就是他们神圣的职责。
无产阶级应高度警惕地注视本国政府和统治阶级，后者正打算在这场可耻的战争之后，接着缔结同样可耻的和约。资产阶级力图以战争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延长其寿命。这说明战争是违反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的。两大交战集团的掠夺性计划与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而交战双方却都希望各自的计划能在和约条款中体现出来。无产阶级必须熟悉这些计划的内容及其真正的含意，以便能提出自己的、以觉醒阶级的运动所拥有的力量为后盾的战斗行动计划，来与之对抗。
国家联合的计划
战争表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与其现行政治结构不相容的地步。实际上，战争的根源在于，各国的国民经济迫切需要扩大领土，我们也看到这种需要在交战双方的和平计划中都有反映……资产阶级想要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仅与无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而且与社会发展的真正需要都是大相径庭的。一些较大的，与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多少是隔绝的经济单位将会出现。它们在实行保护关税的地方加强这种制度，并将它扩展到尚未实行的地方。与战壕里的战争在同时进行着的残酷的经济战争，将成为生活的一个永久性的特征，使经济资源的发展受到挫折。欧洲将永远分裂成两大敌对营垒，而它们与美洲和亚洲资本主义堡垒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会愈演愈烈。此外，在每一新的经济联盟中，不发达的弱小国家的利益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强大的领导国的牺牲品。
鉴于帝国主义集团打算侵犯别国利益，企图在别国为所欲为，社会民主党主张各国人民有权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有权监督相互之间的政治——法律关系。社会民主党认为，有阶级压迫的国家，今天绝不可能也绝不愿意保证其他国家的人民享有上述权利；它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摧毁了阶级国家本身并夺得了政权，社会民主的原则才能实现。资产阶级已背叛上面谈到的、它一度宣布过的民主权利，如同它背叛其他民主权利一样；但社会民主党始终不渝地反对一切企图利用和约条款违反其他国家人民的意愿，不经他们同意而随意支配这些国家的做法。社会民主党反对武力兼并，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反对分割和肢解统一的国家；反对名义上有主权的弱国对强国的附庸关系；反对强国伙同仆从国用暴力来压迫被奴役的国家……挫败这些集团的罪恶意图的唯一方法，就是削弱它们的控制力量，而这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压力下才能做到。政府之间的裁军协定，即使能够实现，也不能阻止战争的爆发；只有通过使军事制度根本民主化，取消常备军，组织民兵等来解除政府本身的武装，才能阻止战争的爆发。而且民兵的建立不应受互相敌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否则仍是畸形儿，仍是军队的一部分，实际上也仍是豪富阶级专政的工具。民兵应是名副其实的、有民主作保证的全民武装。
无产阶级要能真正消灭战争及其根源，必须空前紧密地团结起来，汇成一股国际性的政治力量。它必须摆脱民族排外的残余影响，绝不为所谓的民族团结和民族防卫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无产阶级作为一支联合力量，必须支持各地区的，即各国的无产阶级反对国际反动的资本主义中心或封建中心的斗争，这是共同事业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必须蔑视一切机会主义，尽力采取一切办法，抗议和反对本国统治阶级对其他国家进行压迫……战后“国际”究竞能对和约条款施加多大影响，这主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战争期间所起的政治作用。如果无产阶级通过战争和反抗能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早于他们心目中的有利时机来结束战争，那么，无产阶级有希望，也才有希望对和约条款施加影响。
胡斯曼[1]、王德威尔得[2]以及正统社会主义的其他代言人规劝无产阶级停止反对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必须摒弃他们的有害而荒谬的说法。一方面他们要求各国无产阶级为保证政府达到战争的目的而进行斗争，而且要“贯彻到底”；另方面他们又要求各国无产阶级拟出“和平纲领”来，其实，这种纲领肯定会被国际外交官们扔进废纸篓中。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所批准的兄弟姐妹互相厮杀的悲剧将由一幕基于纯粹空想的谅解而重归于好的闹剧来压轴。而这种所谓的谅解将在血腥的资本主义世界面前，把一个曾宣布要与这个世界作殊死斗争的党的无能为力而心安理得的形象暴露得淋漓尽致。我们始终不渝地忠于国际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并向各国无产阶级发出呼吁，要求他们抛弃投降和自相矛盾的政策，沿着齐美尔瓦尔德宣言[3]指引的道路前进。这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它要求继续共同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因为资产阶级社会虽经战争的分裂，仍不失为统一的社会。它要求彻底抛弃所谓民族团结，党派休战和“UnionSacree”（“神圣同盟”）。它要求无情地反对一切主张战争，而且让战争拖下去的社会力量，它们是要利用这场战争，使整个欧洲，从“热爱自由”的英国到沙皇俄国，继续呻吟在无法忍受的政治和社会压迫之下。它要求各国无产阶级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它要求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完成社会革命！打倒战争！打倒割地赔款！废除敌对的经济联盟，推倒分隔各国的万里长城！打倒常备军和秘密外交！和平与社会主义万岁！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P·阿克雪里罗德、S·拉宾斯基、L·马尔托夫《工人阶级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提交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宣言草案》苏黎世，1916年第6—8、11—12、14—15、16—17、18页。
[1]卡米尔·胡斯曼（1871—？），1905—1922年期间任第二国际国际社会主义局的书记。
让·约瑟夫·卡米尔·胡斯曼（JeanJosephCamilleHuysmans，1871年5月26日——1968年2月25日），早年加入比利时工党。1905—1922年任第二国际书记。1908—1921年任布鲁塞尔市议员。1910—1965年任比利时下议院议员。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25—1927年任文教大臣。1933—1940年、1944—1946年任安特卫普市长。1936—1939年、1954—1958年任下议院议长。1939年比利时沦陷后流亡英国。1944年回国。1946—1947年任比利时总理。1946—1968年任安特卫普市议员。1947—1949年任教育大臣。1965年退休。1968年逝世。
[2]艾米尔·王德威尔得（1866—1938）是比利时社会党领导人之一，也是第二国际的知名人士。
艾米尔·王德威尔得（Émile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1937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3]齐美尔瓦尔德宣言是由反战的社会主义者于1915年9月发表的。宣言谴责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但它并未提出合列宁口味的激进措施，即与第二国际正式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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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的杜马代表的联合声明（19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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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孟什维克的领导，与中欧和西欧的社会党不同？倾向于谴责战争，并力促无产阶级不去支持参战的政府（文件13和14）。甚至波特列索夫及其右翼派别的同僚也都不赞成支持俄国政府的战争活动。但是波特列索夫确实认为交战国双方大不相同，而社会主义者在确定他们的立场时要切记这些重大的差别（文件15）。波特列索夫及其同僚提出，英法两个民主国家值得社会主义者去支持，以反对“半专制主义”的德国，并暗示，一旦俄国实行民主化，它也就值得社会主义者加以支持了。这种推论的方法影响到1917年推翻专制制度之后许多孟什维克对战争的看法，而使孟什维克失去民众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恰恰就是他们对1917年战争的态度。
文件13：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的杜马代表的联合声明
（1914年8月）
世界各民族受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骇人听闻的灾难性冲击。千百万工人被剥夺了和平劳动的权利，抛入毁灭性的灾难和血泊之中。千家万户挣扎在饥饿线上。战争爆发了……当欧洲各国政府备战时，德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欧洲无产阶级一致反对统治集团的备战工作。
俄国的工人无法公开参与这一抗议行动，因为就在战争爆发前夕，工人阶级的报纸和组织遭受了接二连三的暴力打击。但是，当欧洲无产阶级尽一切力量示威反对战争时，俄国工人的心和他们国外的同志是息息相通的。我们作为俄国工人阶级的代表，认为有责任作如下声明：当前这场战争是由于各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兼并和暴力政策引起的，各交战国的统治阶级对此负有罪责；俄国无产阶级则同其他各国无产阶级一样，对此深恶痛绝。
为了摒弃统治阶级用来掩盖其掠夺政策的假爱国主义，并一如既往地维护民族的自由和利益，无产阶级随时准备克尽己责，保护全国人民的福利和生活方式，不受国内外敌人的攻击。但是，当我们听到有人呼吁整个国家来作政府的后盾时，我们不得不谴责这一虚伪而空洞的团结口号，因为俄国各族人民，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过错才被违心地卷进这场战争的。人民同它的政府根本不可能团结一致，因为政府并不代表人民反而奴役人民，战争中首当其冲的群众没有合法权利，工农的报刊被查封、他们旳组织被破坏，监狱中塞满了为人民的自由幸福而奋斗的战士，彼得堡的工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军警枪杀。俄国政府同遭受迫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许多少数民族也不可能团结一致。
各交战国有头脑的无产阶级不能阻止这场极其野蛮的战争的爆发，但是，我们深信，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能够使人类迅速地结束战争。到签订和约时，不应当由贪得无厌的政府的外交官们、而应当由各民族本身来决定和约的条款，应当由各民族来掌管自己的事务和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们也深信，这场战争最终会使欧洲的人民群众看清他们所受的暴力和压迫的真实根源，而且，当前这场野蛮的战争将是历史上最后的一次。
《孟什维克向杜马的声明（1914年8月）》，见A·巴达耶夫：《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回忆录），莫斯科1954年第八版第346—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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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简评（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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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12：简评
（1910年）
A·N·波特列索夫
俄国马克思主义目前可以说正面临双重的困难——缺乏无产阶级，缺乏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目前只能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培养第一批自己的知识分子干部。革命前结成团体与无产阶级联合的那种知识分子，由于反动环境、经济危机、无产阶级情绪低落以及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在当前的紧急关头如何行动等原因，日益在减少。运动的旧的组织形式显然已很不适应当前现实，而新形式又还没有形成，形势因而也就更为严重了。
这样，我们仿佛处在昔日与未来之间的停滞状态，悬于思想与行动都缺乏力量的真空之中。人们既不想去了解运动中的重大问题，掌握经验提供的大量资料，也不去扫除横在社会民主道路上的种种障碍。他们宁愿停顿不前，走到偏僻小路和岔道上去，或者让琐事缠身，茫然若失。而在当前这种停滞时期，琐事简直泛滥成灾，这是我的知道得最清楚不过的了。我们沿着最省力的道路走，勉强就文学、哲学、宗教等政治和经济以外的一切问题进行争论，可是，政治和经济恰恰是马克恩主义这样的社会政治运动的主流。必须先解决大量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我们才能前进一步，使俄国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充满我们时代的革命觉悟的全部活力……
一贯是孟什维主义生命线的政治思想，即对组织问题的研究、对过去的分析和对现状的估计，又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看不到任何理智的活动，只看到一片寸草不长的沙漠，地平线上间或呈现出仿佛反映某种重大利益的海市蜃楼，一种膨胀而成为头等大事的幻觉。
新的敌人取消主义，受到国外布尔什维克异口同声的谴责，受到国内普列汉诺夫及其应声虫的谴责，尤其受到《现代世界》[1]杂志的严厉谴责。当我们问到取消主义的确切涵义时，我们被告知说，取消主义指的是不承认党，公开或秘密进行反对党的利益的活动。但是，我认为，1909年在俄国发现取消主义一事，堪与库克[2]博士发现北极的传闻媲美而载入史册。不同之处在于，北极无疑总有一天会被发现，而对于取消主义则不然：我们越是追寻，就越难搜捕到它。请我们的读者来判断一下吧：在1909年夏，真有一种学派主张什么取消早已不是一个有机体的那种东西吗？这种学派真的存在于严肃的现实中，而不是出于病态幻想的虛构？党作为意识形态的继承者，作为重整旗鼓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间一个不可动摇的环节，倒是存在着；它在杜马中有代表，具有过去阶段形成的几个派别，它不是统一的、等级健全的机构。这样说，而且让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都能听得到，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并不轻松的，是难受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还必须这么做。因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没有比因琐事而分散精力更为糟糕的事了，也没有比面临悲剧而仍摆弄玩具士兵更为丢脸的做法了。
马克思主义者与别的运动的成员不同，总是勇于揭露他们内部的纷争。如实地说明形势，毫不掩饰其真相，不论形势多么难以忍受。他们之所以具有这种勇气，是因为他们对自己从事的运动充满信心，并且经常能用车尔尼雪夫斯基[3]的话对自己说：“等着，我们的时机是一定会到来的！”我们以前是这样做的，难道现在真的认为那种勇气已经消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面临令人沮丧的现实，难道真的就不能大胆地说：“旧事物都已灭亡，都已消失，而新制度是一定要实现的”？新制度——不是知识分子的旧制度，而是依靠劳动群众的、基础更为广泛的制度-——必将在合适的时候从旧制度吸取一切有用的东西，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传统及其不朽的准则。
A·N·波特列索夫：《简评》，见《曙光》，1910年第二期第61—62页。
[1]《现代世界》是一种大众化的杂志，政治傾向属于温和的自由派，尤以青年读者为其对象。
[2]詹姆斯·库克（JamesCook，1728年10月27日——1779年2月14日），人称库克船长（CaptainCook），英国皇家海军军官、航海家、探险家和制图师。
[3]N·G·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主要激进政论家，他的最著名的著作是小说《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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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为合法地位而斗争（19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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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11：为合法地位而斗争
（1910年1-2月）
F·唐恩
不是放弃合法，而是进行一场统一的、集中的、十倍猛烈的斗争来争取合法地位——这就是俄国无产阶级对政府所雇用的暴徒为搞垮工人合法组织而进行的有计划的活动的回答。
是呵，既然政府的活动是有计划的，我们就必须为争取合法而进行统一的斗争。我们合法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因此就要承担新的义务，面临新的问题。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斗争手段，来维持、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合法阵地，从法庭到报刊、代表大会、自治机构和杜马。同时还要有一个广泛的宣传鼓动纲领，对劳动群众、居民中有民主思想的人、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舆论进行宣传工作。
当然，这一切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必须花很多时间、很多力量，然后合法斗争才能联合成一条符合工人事业的利益的广泛战线。但是，当前我们的任务还是一般地提出这个问题，以便能包括社会民主党的先锋队为工人运动及其组织获得公开、合法存在的权利而采取的一切具体步骤。要开展这样一个经常性的运动，首先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是：克服当前合法工人运动领导人中存在的相当严重的分裂状态，这种状态使他们的活动范围狭窄，带有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的性质。要节约使用力量，利用一切机会，吸取经验教训，并使我们的战斗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战斗——要做到这一切，迫切需要工人运动中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更高的程度上统一起来。无论我们考虑争取合法地位所进行的斗争的哪一方面，也无论这一方面是多么无关紧要，都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为了宣传起见，我们要求通过各级法庭对压制工人组织的每个案件进行审查，或通过报刊或在国家杜马中提出质问来反对这些案件，那么，在这些场合下，现在四分五裂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都十分有必要结成统一战线。他们的结合起初不一定很紧密，抱定的目标也不一定很激进。但是，现实情况显然会把新的职责加诸于合法运动中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身。如果他们负起这种责任，那么，他们打算进攻的意愿就会增加百倍，领导工人阶级在日益复杂的形势下取得胜利的能力也会增强百倍。
情况还不止如此。为争取合法地位而斗争，这与乞求当今的主宰者承认我们是合法的这样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甚至恰恰与之相反。这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只能紧密结合无产阶级的总的政治斗争才能得到解决，离开这一斗争是无法解决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把为争取合法而斗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他们就会越出“纯粹职业性的”或“纯粹同业工会式的”和“纯粹教育性的”问题的范围，从而必须突破“合法”的限制。进行政治斗争以便使非政治的工人组织可以公开存在，换句话说，集合不合法的力量为争取合法而斗争，这听起来可能是自相矛盾的，实际上却是俄国工人运动历史发展的特征造成的局面。
F·唐恩：《为合法而斗争》，见《社会民党人呼声报》，第19—20号合刊1910年1、2月第2—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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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是救星，还是破坏者？（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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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反动时期（1907—1914年）
1907到1914这七、八年中，两派主要为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抢劫和俄国党组织的性质问题而争论不休。文件10说明布尔什维克的种种罪恶活动和孟什维克的愤怒。文件11和12表明孟什维克有关取消主义的看法。列宁认为，取消主义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他的对手的主要异端邪说。列宁谴责孟什维克想取消党的全部地下组织。
这种指责并不能得到证实，但是，孟什维克比起他们的对手来，更加强调组织合法的工人团体，送倒是事实。虽然孟什维克并未大力建立这种团体，使它们遍布广大地区，但到1911年时，他们已取得很可观的成绩。有一个报告说，在圣彼得堡有十一个很活跃的俱乐部，交纳会费的会员超过三千人，还有五个工会，共有七千多名会员，出版七种工会报纸和两种一般刊物，其中一种报纸的发行量在六千份以上。在其他城市里，工人的组织要少些，而且往往受到政府的刁难。然而，在不少较大的城市里（里加、哈尔科夫、敖德萨、基辅、巴库、第比利斯、伏龙芝和维尔诺），工人阶级显然越来越愿意组织起来，越来越赞成孟什维克的学说。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不了解这些团体是怎样进行管理的，也不清楚它们对党的政策究竟有什么影响。党的重大决策都由侨居国外的领导人（马尔托夫、唐恩、阿克雪里罗德等）作出，但是，在有关取消主义的冲突中，他们无疑是考虑了领导俄国国内孟什维克组织的所谓“实践家”的观点的。1912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开始控制孟什维克实力所在的一些组织。这种变化的原因，在前言中已有论述。
文件10：是救星，还是破坏者？
（1911年）
L·马尔托夫
1907年7月，发生了一宗财政部的为数达二十多万卢布的巨款被劫的事件。几个月后，在慕尼黑和斯德哥尔摩两地，几个俄国侨民在银行兑换从第比利斯抢劫来的票面为五百卢布的钞票时被捕。接着在日内瓦也发生了几起逮捕事件。后来，布尔什维克的知名人士V[1]又在巴黎的车站被捕，他携有大量这类钞票。
这件事发生前不久，一直在调查俄国侨民活动的柏林警察搜获了一批武器和纸张。他们怀疑纸张是用来伪造票面为三卢布的钞票的。皇家银行的专家证实了这种看法。
与此有牵连而被捕的人，都是有点名气的布尔什维克。不走运的米尔斯基在柏林被捕后，拘留在精神病院，并从那里被引渡给俄国当局，他们指控他直接卷入第比利斯的抢劫事件。
当时设在俄国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对第比利斯和柏林事件以及兑换钞票问题进行严密的调查。俄国国外的调查委托当时的中央外事局办理。高加索的调查则由该地地区委员会领导。委员会查出了一批参与抢劫行动的人，他们在行动之前不久，曾声明退出当地党组织。地区委员会决定把他们开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将这一决定公诸于众；它宣布说，他们既然已退出当地的党组织，也就不再是任何其他的党组织的成员。地区委员会还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了它所了解到的有关抢劫得来的钞票的情况。
中央外事局也作了彻底的调查，结果获得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情况；但是主要受控人V同志，拒不交代他和他的同伙根据谁的命令和为什么目的兑换据悉是抢劫来的钞票……
由于严格根据事实对布尔什维克卷入抢劫事件已作出了说明，我只须补充几点，以便于不明真相的读者了解情况：
一、事情已水落石出，列宁却不以为耻。
二、他并未要求中央委员会设一公正的法庭，来弄清他对党究竟犯了多大的罪。
三、就是这个列宁目前还正在反对“取消派”来保卫党，谴责我们孟什维克是叛徒和内奸。
维克多同志的住所曾被搜查，这一令入难堪的事实，一直不让第比利斯抢劫事件的“调查者”知道。只要大家了解到这一情况，兑换五百卢布钞票的全部问题也就真相大白了。政治方面不用多说，从实际来看，既然整个计划的策划者公开拒绝对此承担责任，惩罚在高加索和国外被查获的代理人，这似乎毫无用处，而且也不大公平。对我们说来，最好让这件事就此了结，让有罪的人得到“赦免”，以换取不再企图使用这次打劫得来的钱的坚决保证，而不再进行调查，因为列宁和他的朋友可说是不讲原则的，再调查下去则调查就有再度成为闹剧的危险。因而我们声明，假如我们能够得到保证，没有落到警察手中的五百卢布的钞票，不再拿出来到任何银行去兑换，免得再发生这类丑事，那么，我们准备同意对高加索的“勇士”和国外的“货币兑换人”全部赦免。布尔什维克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于是，它中央的一个成员向中央委员会建议，由中央委员会委派他去说服“有关人员”销毁剩下的钞票，这要做不到，“赦免”的决议是不会生效的。中央委员会同意这一建议，“有关人员”显然也注意了对他们说的这些道理，因为实际上一定数量的钞票已经销毁。
从1907年以来，我们一直以宣传鼓动的方式反对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分裂政策。两年当中，我们冒着被指责为包庇布尔什维克中央的风险，没有向全党报告这个中央的犯罪活动。我们一再提请中央机构对此加以注意，可是这些机构已为列宁的集团所篡夺。去年[2]，由于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一贯腐蚀，党的官方机构终于遭到削弱，许多重要人物也因此而脱离了它们。有鉴于此，我们曾同意支持全会所制定的一项妥协政策，虽然对某些与会者能否加以贯彻不抱多大希望。只有这项政策能提供一线希望，摆脱实际上是一小撮人的专政，而这些人的态度与社会民主党在俄国推行的十分鲜明的路线是不可调和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同意这项政策。假如这些人利用某一个人的错误，又得到机会来阻碍党的恢复，那我们也将重新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这由同志们来选择。为了便于大家作出抉择，并谨防任何人采取鸵鸟政策，我们认为有责任剥去自命为“党的救星”的人的画皮，象去年在全会上那样揭露他们和他们的政策，让大家看得清楚。我们已说明，全会严厉谴责的涅恰耶夫[3]式的政策还在推行，表面上解散了的那个集团还很活跃，并正竭力擅权专政。它采用种种方法，在秘密组织里维持其控制地位，并力图在公开的工人运动中如法炮制，从而制造混乱和纠纷。
这里涉及的并不完全是争夺党的领导权的人物之间的斗争，而是两种原则的斗争，即陈旧的密谋原则与社会民主党充满生气的精神之间的斗争。
假如党的领导人不承认形势的严重性，不从去年全会的决议中得出恰当的结论；假如他们被“调和”倾向所说服而去支持党内雅各宾派反对社会民主运动的斗争，那么，他们'就无论在形式上或道义上都会丧失作为党的代表者发言和行动的权利。
L·马尔托夫：《是救星，还是破坏者？》，巴黎1911年第22—23，27，40，41页。
[1]V，指的似乎是维克多·塔拉图塔。他是列宁最信任的而又最无原则的代理人之一。
[2]早在1910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次中央全会上，就布尔什维克从打劫和其他可疑活动中得来的钱财达成协议：如果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能在俄国境内合作，进行政治活动，那就要委托三个德国人来保管这笔钱，再由他们交付中央委员会。但两派不合作，布尔什维克留下了这笔钱中的一大部分，于是在资金问题上的冲突剧烈起来了。
[3]谢尔盖·涅恰耶夫（1847—1882），是个臭名远扬的狂热分子，为推进革命事业，他无所不为，包括进行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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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游击活动的决议（1907年4-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文件9：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游击活动的决议
（1907年4-5月）
鉴于
一、由于激烈的经济斗争、解雇和沙皇制的残暴政策，无产阶级中有部分人表现出以游击活动形式进行斗争的倾向，即个人或集体发动袭击，杀害政府的代理人和资产阶级的代表。
二、在这方面，并在这个基础上，剥夺国家财产和私有财产的事件的规模在扩大，次数在增多。
三、这些无政府主义方式瓦解了无产阶级的队伍，模糊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造成了以为个人自我牺牲的力量可以代替有组织的战争的幻想，结果削弱了无产阶级进行独立的群众性活动的意向，并破坏无产阶级进行独立的群众性活动的习惯。
四、政府以游击活动和剥夺财产事件作为借口，对守法人民加强了镇压措施。这些活动也为百人黑帮团在广大人民当中，尤其是在军队中进行煽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五、党员这样卷入游击活动和剥夺财产的活动，妨碍了党为反对工人阶级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所作的努力，这也损害了党在广大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还使党的队伍内部陷于混乱。
由于这种种原因，大会决定：
一、党组织必须坚决展开一场运动反对游击活动和剥夺财产的活动，向工人群众说明，这些活动对革命事业有害，对工人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斗争无益。
二、党员绝对不得从事或参加这样的游击活动或剥夺财产活动，违者开除。
此外，大会并不想对有时以武装群众的方式进行公开行动或者进行自卫的问题，作主观的判断。但认为，属于党组织的一些小分队，作为负有特殊的战斗任务，从而不同于工人组织的那种永久性机构，在革命斗争中往往热衷于采取恐怖策略，并鼓励游击活动和剥夺财产活动。因此，大会决定，解散一切属于党组织的特殊战斗队。
第五次代表大会（1907年4—5月）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纪录》莫斯科1963年第650—6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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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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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8：国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
（1905年）
P·阿克雪里罗德
据我看来，最积极最杰出的党员，应集中全力注意实际目标，即组织和召开全俄工人代表大会，来讨论和通过关于工人阶级的直接要求和行动计划的特别决议。
代表大会的主要目的，应该是讨论公众当前面临的问题，例如召开立宪会议，对政府组织的装模作样的代表机构应采取的态度，资产阶级反政府派的组织与集会和我们对它们的政策问题。此外，还有工会为按照适当的条件召开立宪会议而进行斗争的策略和行动计划，工人阶级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而且应该同自由民主团体达成协议、给它们提供援助等问题。最后，还有立宪会议应该实行的、我们应该在立宪会议选举之前或选举期间为之鼓吹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问题。
显然，向工人散发呼吁书只是我们为召开代表大会进行宣传鼓动的办法之一。我们的同志必须在从属于我们的组织或者受我们组织影响的工人阶级团体中，为筹备代表大会而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他们还必须使我们的“职业革命”组织中的工人成员对召开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想法产生热情。大会的目的是整个地改造我们党；参加者既有同意我们党的纲领的主要工人代表大会的成员，也有我们党组织的代表。如果党在（工人）代表大会上能起到这样积极的作用，以至大会本身及会后的联合中都洋溢着社会民主运动的精神，并且准备同党一道前进，这当然是很理想的。
我相信，“工人代表大会”的口号一定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工人。而在革命大动荡的时候，如此多的群众拥护这个口号，这就足以使代表大会、大会的决定和由大会建立起来的组织，在无产阶级觉悟较低的群众中和在自由民主派的心目中，具有巨大的权威。
不用说，鼓动必须集中在组织民众力量起来积极地反对政府以国民杜马（它已被丑化成为国家杜马的形式）来代替国民议会的企图，说服他们采取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为争取召开国民立宪会议而战斗，而这个会议才真正会成为由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杜马。
要是社会民主党作为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在这时候站出来，它就不仅能够带动社会民主党的和受党影响的工人，而且也能带动当前同党没有联系的广大无产阶级。
但是，很明显，只有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这一紧密核心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的条件下，只有在他们即使不进行倡导也要直接号召的条件下，我所主张的工人政治组织才能产生。他们应按照既定计划进行工作，启发无产阶级中关心社会的成员，使他们对作为独立而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走上社会政治舞台的想法满怀热情。只有无产阶级的这些成员受到了这样的启发，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为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而进行鼓动。一个体现着“只有工人阶级才能解放工人阶级”的口号的党；一个在心目中认为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行动不单单是追求外在的目的的动力，而是目的本身的社会民主党，因而它发挥作为一个阶级的那些群众的独立性，并为他们夺取政权提供工具；一个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动员采取这种态度的党——这样一个党，也只有这样一个党，才能够利用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促使已结合成一支独立革命力量的工人中的革命积极分子，在政治上真正团结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认为我们的组织委员会和地方小组或地方委员会，应尽量吸收社会民主党工人来做这项工作多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大会的召开和大会的活动与改组我们党的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而改组党的任务行将落在由社会民主工党的集会选举出来的参加大会的代表们身上。
普遍的革命骚动的气氛，必将使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成员赞成召开有他们的代表参加的大会，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统一指挥中心，使革命气氛起到这样的作用：促使人们对创立统一指挥中心所抱的同情转变成强烈的自觉的热情，带领上述领导成员同我们一起奔赴这个目标——这就是历史地成为无产阶级核心的社会民主党的职责。我们党在团结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过程中，必须改造自身，使自己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劳动群众的党；也就是说，我们党必须从劳动群众的基本要求出发，鼓舞他们为部分地减轻自己的痛苦而进行日常的斗争，而且必须以劳动群众自觉的革命先锋队的身份参加到这一斗争中来。
如果由于政府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要求召开代表大会或国民杜马的尝试没有成功，那么，党为把我们的口号付诸实施而进行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是不是就白费了呢？并不是这样，这是用不着说的。我们在运动中利用当前的形势，在政治上启发了工人群众，增强了他们的战斗精神，提高了他们为保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而以武力对付武力的能力和决心。只要我们的运动是这样进行的，它就会在适当的时间，在这个或那个中心地区推动真正的全国起义。
对我们说来，不应该把我们党的力量和一般的民主力量集中在阻碍布里根[1]计划[2]的实现这一空想上，而应该集中在动员和组织那些甚至能够把官方这种反动计谋转变为革命的武器和工具的力量上。
P·阿克雪里罗德：《国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日内瓦，1905年，第8，4，6，7—8，9—10，11，12，13页。
[1]亚历山大·格里高利耶维奇·布里根（АлександрГригорьевичБулыгин，1851年8月18日——1919年9月5日），生于梁赞省一个地主家庭，1871年毕业于帝国法学院，随后进入司法部工作。1905年1月20日出任内务大臣，并于同年8月19日宣布召开国家杜马，但由于工农群众的强烈抗议，布里根于同年10月17日下台。1919年被梁赞省契卡处决。
[2]A·I·布里根(1851—1919)，曾任内政大臣。沙皇于1905年作出第一次重大让步时，布里根是拟定让步细节的委员会的主席。同年8月6日，政府发出文告，提出建立所谓“布里根杜马”，这是一个由少数公民选举产生的单纯的咨询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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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孟什维克土地纲领（1906年4-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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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7：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孟什维克土地纲领
（1906年4-5月）
一、土地纲领
为了消灭沉重地压在农民身上的农奴制残余，使农村大力开展阶级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号召：
1、废除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对农民的人身和财产的一切束缚；
2、废除一切使农民阶级遭到孤立的付款和税收，废除一切具肴奴役性质的债务。
3、没收教堂、寺院、皇室的地产、这些地产连同国有土地都应归城乡主要的地方自治机构管理。移民所需用的土地，以及国家重要的森林和航道，应由民主政府控制。
4、没收私人（小农除外）占有的土地事宜，应由主要的地方自治机构掌握：这类机构应规定出需没收的地产面积的最低标准。
二、关于土地问题的策略的决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农民的革命要求，包括没收地主的财产；同时始终坚决反对阻碍经济发展进程的任何企图。随着革命胜利发展，党的目标将是把没收的土地转交给地方自治的民主机关，或者，如果条件不利于这样作，党就主张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进行小块经营或作为对农民的一种必要的贴补。不论对民主土地改革采取什么立场，在任何情况下党都要坚持不懈地为建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而努力。党要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它的利益与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要提醒农村无产阶级，不要轻信小农制度，小农制度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决不是解救广大民众的贫困的良方；要表明有必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才是消灭一切贫困和剥削的唯一道路。
《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59年第522—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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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阿克雪里罗德在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03年4-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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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6：阿克雪里罗德在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03年4-5月）
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民主党面对的是个成熟的、极为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势不两立的敌手直接对抗：一方是为维护现存社会秩序而战的保守势力；另一方则是一心要摧毁现存社会秩序的革命势力。在这些国家里，社会状况不可抗拒地迫使革命者或无产阶级分子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准备。在特殊情况下，这些人中这个或那个会迷失方向，偏离革命的正道，但一般说来，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并不会同它的基本目标不符，并不会同社会革命的准备工作相冲突。但是，就我们党来说，它的历史地位由相反的两种趋向所决定，它的直接任务不是组织无产阶级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是彻底根除阻碍资产阶级取得不受拘束的权力的社会政治秩序。俄国的社会关系并没有成熟到可以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程度：历史越来越强烈地迫使工人和革命者走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使他们不自觉地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仆从，而不是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为无产阶级施行政治统治进行策略上、组织上的准备。但是，正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一贯坚持追求这后一目标，它才能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同其他所有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派别或思想意识集团区别开来。
反对我们（关于杜马）决议的人的策略观点，简单地说，就是无政府主义和布朗基[1]主义思潮的密谋和暴动的混合物，用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词句装扮了一番。我认为，在专制的俄国，这种思潮与我们无产阶级的根本目标是根本不相容的。目前，由于普遍都不享有政治权利，也就谈不上无产阶级同其他各阶级一道为取得政权而进行直接斗争的问题。因此，在当前的革命运动中，社会主义者实际上只能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范围内，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并把他们团结起来，成立以阶级为基础的党，以达到反对专制制度的目的。……
在专制的俄国，我们不能忽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政治合作”的客观历史要求。相反，把无产阶级的事业有组织有系统地同广泛的民主要求结合起来，这恰恰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因为民主要求是由我国革命的社会内容所决定的。更确切地说，把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团结的事业，同俄国革命的迫切的民主利益与要求结合起来，这个问题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我们党策略上的头等要事，是党不得不照此行动的依据。事实上，这种双重的、自相矛盾的目标，只能采取妥协的解决办法；这不是出于党的代表们的主观愿望或算计，而是由于在目前这个历史关头，我们党的地位及其社会政治使命处在本质上矛盾的状态之中。因此，我不相信有什么法宝可供我们用来抵抗俄国革命运动的这些基本倾向，这些同俄国无产阶级在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的团结相对立的倾向。我们在策略问题上要取得一项有条件的相对的或差不离的解决办法，大致就是要经常利用那些由国家或知识阶级创立的自治机关和社会机构，为工人群众谋利益。这类机构可以说是立宪政体的代行机构，或其胚胎形式，可以成为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教育，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预备学校或基本论坛。……
我们党如把注意力集中在采用恐怖主义的和密谋的方法上，则只能使无产阶级精神涣散，而且，就党的活动的实际社会内容来说，党就会成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组织。我之所以说“资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因为我们党要是经常大规模地采用这种策略，就恰恰会产生我们力图避免的后果。我们不但不能利用全国性的运动反对旧制度，来提高无产阶级的地位，使它在这个运动中成为一支独立的有组织的力量，反而会使无产阶级处于民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在后者领导的革命中充当炮灰和纯粹的工具。我们要是把准备和实行精心作出的恐怖主义计划和群众起义——除非具备实际的军事策略和巨大的实力——作为我们主要的实践目标，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以真正具有能进行这类活动的个人品质、技巧和经验的人来充实党的队伍，尤其是领导层和大本营。但是，具备有政治觉悟的、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坚强的社会民主党人所应有品质的人，不见得就会有上面谈到的那种品质。
我们决不认为旧制度会和平地消灭：我们认真地考虑过，在同旧制度进行最后斗争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全国性起义，或者说，接二连三的大规模起义的阶段。但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党是党，是一个政治组织，它能够而且应该用政治的方法，而不是用军事的、技术的或密谋的方法，来使党本身和工人群众作好准备，进行这场最后的斗争。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应该以群众的阶级利益的名义，通过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的独立性，来促使他们革命化；另一方面，我们要紧密结合这些方针进行宣传工作，继续促使自由派经常对军队中的中高级人员进行工作，使他们转到革命事业这方面来。而我们的对手（布尔什维克）……却要党把一切力嵐集中到为武装起义作军事技术的准备上去。这就是我把他们称之为密谋暴动的思想流派的根据，我认为这个派别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同我们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我想说明就我们如何对待国家杜马而提出的两个决议案中所包含的策略分歧的实质。一个草案要求我们它采取完全否定和敌对的态度，理由是它只能助长“立宪的幻想”，只能遏制革命，使有利于准备武装起义的气氛无法形成。而我们的草案所根据的信念是，杜马尽管可能是短命的，仍能有意无意地充当在一般群众中消除立宪幻想的有力工具，为成功地进行全国性起义创造条件。另一个决议案的起草人之所以不能同意我们的草案，是因为他们不能或不愿接受它的基本前提，即俄国革命的主要动因是建立在阶级冲突基础上的专制制度同社会的迫切需要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调和。我们的对手把打算和希望都寄托在用密谋手段准备武装起义的想法上，寄托在要使我们党集中全力准备武装起义的想法上。他们没有认识到，这实质上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做法，会使我们完全背离我们本来的目的——使工人群众在政治上得到发展，组成一个单一的有阶级觉悟的组织。他们的政策会把工人群众变成单纯的战斗队，没有自己的政治意志，也没有本阶级的组织，无产阶级从而就会失去其政治特性。要知道，只有在广泛的社会政治斗争的气氛中，工人群众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同其他阶级有组织的部队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他们自己的政治意志和他们的组织才能很好地产生出来。为了形成这样的气氛，需要立宪制来给各阶级为取得政权和增加影响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开辟广阔的天地。从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独立性的观点来看，我敢说，甚至连最糟糕的议会制也比我们至今一直采用的没有效果的方式优越得多。因此，我们应该利用政府对反对派和革命势力可能作出的每一让步，即使是旨在孤立和削弱革命党派的纸上的让步。政府作出的虚假的让步是达不到它的目的的，也不能阻碍亚洲式的专制政府让位于立宪制度。然而，政府的反复无常，摇摆不定，只会激起全国更大的反抗，有利于革命的事业。因此，我们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利用政府为满足社会的要求而采取的每一个措施，利用专制制度以虚假的让步来拯救自己的每一次尝试——因为政府每走这样一步，表明工人群众又前进了一步，他们可以利用政府的措施或尝试，来扩大他们有组织的、独立的政治活动范围，来进行争取自由和民族权利的公开合法的斗争，为他们、也为我们不断贏得越来越多的基础广泛的阵地。
同时，我们认为，不管政府的意愿和打算如何，国家杜马会是，或者说，可能成为革命者所掌握的打击反动势力和促进革命的武器和手段。我们的这些希望并非建立在自由资产阶级的左翼或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参加杜马这一情况之上，虽然我个人认为国家杜马的成分是有利于它成为革命的武器的。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希望不是建立在任何个人的主观愿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客观的事态、在专制政府和整个帝国的迫切需要之间的矛盾的基础上——这种矛盾已很尖锐，势必会引起政府和杜马之间的纷争，不管杜马里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的力量大小如何。尽管杜马中的多数代表是有如十月党人[2]海登[3]和斯达霍维奇[4]这样的温和自由派，但是对旧制度进行彻底清扫的要求如此强烈，以致杜马势必要同政府发生根本的冲突。杜马要是完全由黑帮百人团[5]分子组成，或许它能够同反动政府相处下去，但在那种情况下，它的存在对专制制度就没有什么好处了，因为有点常识的人都会一目了然，这确是一个虚假的舆论机关，完全是反动的工具。换句话说，即使杜马的成分从政府的观点来看是理想的，它也不会为我们对手的目的效劳。
阿克雪里罗德在第四次党代会上的发言，见《社会民主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59年第248—249，251，254，204—205，271—273，324页。
[1]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Blanqui，1805年2月8日——1881年1月1日），法国革命家，他参加了从1830年直到巴黎公社的所有起义，并曾在狱中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他七十六年的人生中，有三十三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鼓吹通过由经过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阴谋家组成的小集团发动武装起义进行革命的理论，并反对马克思的群众行动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的革命活动和英勇献身精神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对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观点给予原则性的批评。
[2]十月党人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右翼。他们认为，政府1905年发布十月宣言是作出了实质性的让步，因而反政府派现在应同当局合作，使政府同人民和解。
[3]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海登伯爵（ГрафПёт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Ге́йден，1840年11月10日（或5日）——1907年6月28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58—1863年期间服役于俄军。19世纪60年代起支持亚历山大二世改革。1877—1883年任彼得堡地区法院副院长。1883—1889年任普斯科夫省奥波切茨克区地方自治局议员。1889—1895年任普斯科夫省地方自治局议员。1895—1905年任自由经济协会主席。1905年参与创立十月党，在党内是“左派”。1906年当选为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后接受第一届国家杜马被解散的结果，并率十月党“左派”退党，另行成立和平革新党，并于1906—1907年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07年去世。
[4]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斯达霍维奇（Михаил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тахович，1861年1月8日——1923年9月23日），俄国诗人。1892—1908年任地方自治局议员。1904—1905年期间参加日俄战争。1905年参与起草了“十月十七日宣言”。1906—1917年期间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四届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3月31日至9月17日担任芬兰总督。1917年9月17日至10月26日任临时政府驻西班牙大使。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1923年死于普罗旺斯。
[5]黑帮百人团是反动组织。它煽动暴徒对革命者采取暴力措施；此外，他们发动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用骚动和劫掠来转移人们对政府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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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民问题与革命（1905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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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5：农民问题与革命
（1905年11月20日）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必须先进行民主革命。但是，我们必须牢记，无论在城市或在农村，旧的农奴制和旧的阶级统治的残余，同新兴的资本主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结果，首先是一般的民主派（在农村的代表是农民阶级）反对专制制度和地主的斗争，同无产阶级民主派（在农村是农业工人）掀起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时交错逬行。另一种后果是，虽然我们一定要经历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序曲的民主革命，但是这两场革命可能不象西方那样，被一段长时期的和平发展分割开来。假如内战拉长，我国作为民主革命而开始的革命，很可能就会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如何，我们切不可忽视这种可能性。社会民主党同空想的无政府主义相反，始终认为，俄国不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跃进到社会主义阶段。但是，我们并没有想要规定出这两者之间的确切间隔时间。世界资本主义在继续发展，资本主义条件开始在改变俄国的旧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越是延缓专制制度崩溃的时间，人们就越有理由期望从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肤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论点一般答复说：革命的性质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俄国根本不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因为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歪曲。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当然决定革命的性质，但只是归根到底而言。生产力的作用就是决定一定的经济发展程度，并通过经济发展决定阶级斗争的发展，而主要地、直接地决定革命性质的却是阶级斗争。我们必须牢记，同生产力的发展相比较，阶级斗争发展的突变性要大得多，受我们所说的偶然因素的影响要大得多。
《农民问题与革命》，见《开端》第7期1905年11月20日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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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武装起义（1905年4-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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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4：关于武装起义
（1905年4-5月）
社会民主党把准备人民群众起义看成是自已的任务，力图使起义受自己的影响，进而加以领导，并利用起义来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
鉴于下列两种情况：
一、无产阶级主要队伍的组织薄弱，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具有不可避免的自发性，要使全国在预定日期同时起义，要通过秘密组织，来准备起义，这是不可能的。而我们想获胜，就非迅速使广大群众同沙皇制度发生冲突不可。
二、起义获胜的有利条件，首先取决于群众的不断骚动和反动势力的日益瓦解。
因此，社会民主党为了准备起义，首先应当：
1、根据当前政治事件的背景，在更多的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
2、使无产阶级群众中形成的任何独立的社会经济运动同自己的政治组织结合起来，并对其施加影响。
3、加深群众对革命的不可避免性、随时准备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以及随时把武装斗争转变为起义的可能性等的认识。
4、在不同地区战斗的无产阶级之间建立最密切的联系，以便使社会民主党有可能把自发的反抗运动主动地转变为有组织的起义。城镇的无产阶级和农村的革命运动之间，也应该有最密切的联系。
5、广泛利用宣传鼓动工作，尽可能使广大居民关心无产阶级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斗争。这样，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在以阶级为基础组成的独立政党指引下将得到非无产阶级团体的最积极的支援。
只有社会民主党在这几方面开展了活动，总起义的日子才会临近，总起义服从我们领导的机会也才会増大。只有我们这样做了，党组织才能认真考虑起义的技术和军事准备工作。
孟什维克代表会议（1905年4—5月）通过的决议：《第一次全俄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见《火星报》第100期增刊（1905年，日内瓦），第18—19页。
文件4a、关于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
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决定性胜利的标志，可能是随着全国起义的胜利而成立临时政府，也可能是某个代表机构在人民直接的革命压力下提出革命性的倡议，决定组织国民立宪会议。胜利不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都将带来一个革命的新阶段。
在这个新阶段，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提出的直接任务，就是：最终摧毁建立在阶级和君主制基础上的整个制度。这将是政治上获得解放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想取得政权、争得自己的社会利益的不同成分之间进行较量的结果。因此，倘若临时政府要承担起解决资产阶级革命在历史上要解决的问题这样的任务，那就得采取两种政策：一方面为了调节刚解放的国家的对抗阶级之间的争夺，不得不推进革命，另一方面又要反对威胁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的势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民主运动在整个革命过程中竭力维护最能使其推进革命事业的立场，在同资产阶级党派反复无常的、追求私利的政策进行斗争中，不要束手束脚，不要让自身为资产阶级民主所消融。它遵循这样的原则：不应夺取政权，也不在临时政府内分享政权，而仍做一个极其革命的反政府党。
这条策略路线当然并不排除下列情况，即纯粹出于扩大起义范围和瓦解政府的目的，在某一特定城镇或地区，部分地.暂时地夺取政权并成立革命公社。
只有在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就是说，假如革命扩展到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熟的西欧先进国家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才会尽力去夺取政权，并尽可能长时期地掌握政权。在那种情况下，历史可能会大大放宽对于俄国革命的限制，使俄国能够进入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
我们制定使社会民主党在整个革命时期对历届政府保持一个极为革命的反对党地位的策略，就能使我俯自已有最充分的准备，以便一旦政权落到我们手中时能运用它。
孟什维克代表会议（1905年4—5月）通过的决议：《第一次全俄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见《火星报》第100期增刊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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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孟什维克领导人给党组织的信（1904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第二部分1905年革命时期
在1904到1907年革命动荡的年代里，孟什维克显然不仅在组织问题上，而且在战略和策略问题上都采取不同的立场。文件3表明，孟什维克认为，中产阶级的进步分子能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孟什维克对他们的潜在的同盟者所抱的意图还是心存疑虑，因而主张在自由派集会的所有地方都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以便促使他们要求真正的民主改革。这一策略的成就并不显著：俄国工人阶级还很弱小，而且思想相当混乱；政府竭力阻挠反对政府的派别的一切政治活动；孟什维克组织既不多，又没有动员工人的经验。尽管如此，在一些城市里，工人们的确在自由派开会的会场外面进行了游行，在少数情况下，这些游行使得中产阶级进步分子通过的决议稍向左转。
本部分的其余文件表明，革命刚爆发时孟什维克阵营内部出现了混乱和动摇，到1906年春党的领导人在一些重要的策略问题上终于趋向一致。到那时，这个运动才具有一个明确的、范围广泛的纲领。
文件3：孟什维克领导人给党组织的信
（1904年11月）
关于现有的zemstvos（地方自治局）[1]，我们的职责是向他们提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假如他们自称有权代表国家说话，或者要得到工人群众的坚决支持，那就必须支持这些要求。掌握着全国命运的知名人士，为了一勺残羹出卖民族自由而召开的会议，是与一切民主直接为敌的。我们党的任务是要为反对这种会议而战斗到底。另一方面，自由派的地方自治局和杜马[2]是我们敌人的敌人，他们虽不愿意或者不能与敌人搏斗到无产阶级利益所需要的程度，但他们公开反对专制主义，提出行将导致其覆灭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尽管程度非常有限）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同盟者，但是，他们的行动是犹豫不决的，他们的目的也不是争取充分的民主。他们的犹豫不决和半心半意的表现，清晰地勾勒出资产阶级各派的社会成分和社会政治倾向，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我们的任务当然是根据我们纲领的基本要求尽力利用这种现象。但是，在反对专制制度的范围内，特别在斗争的现阶段，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一般应该是鼓励他们，引导他们支持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提出的要求。在现阶段，如果我们要用威胁的强硬手段，迫使地方自治局或其他资产阶级反政府派的机关，在胆战心惊的情绪的支配下，正式答应支持我们向政府提出的要求，那我们就会犯下不可挽救的错误。这种策略将使我们整个政治运动为反动派所利用，从而败坏社会民主党的名声。直接斗争是用来反对确定无疑的敌人的，只容许用于反对那些作为反动派的同盟者出现的“舆论”机构——我可以补充说，如果自由派或半自由派的地方自治局和杜马，出于机会主义的动机或由于怯懦而支持专制制度，那也可以直接进行斗争来反对他们。例如，对拨款几百万卢布来满足政府的军需一事，我们党被迫组织工人反对这笔开支，抗议用人民的钱来维持人民的压迫者的威信……
在执行上面提出的这一行动计划时，我们必须牢记，我们正沿着新的政治活动的道路开始前进，即让工人群众作为独立的力量，以反对资产阶级反政府派为直接目标，有组织地干预社会生活。这样做，他们就能成为一种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独立力量，同时又能对资产阶级提出一致努力反对共同敌人的条件。我们必须牢记，我们是第一次摸索着走这条道路，可以这么说，我们是在训练无产阶级和我们自己的党，以备将来同剥削阶级党派和国家政权本身进行战斗……
在我们党的力量足以组织强大示威的所有中心地区，同时组织示威，将会在这些地方，包括设有地方自治局的地区，令人惊奇地扩大我们党的政治活动的影响，提高其重要性。唯一不同的是在召开地方会议的城市里，我们必须尽力使群众同地方自治局会议保持直接接触，使示威游行集中在地方自治局会议代表开会的大厦前面。一部分示威群众可以进入会场，通过特派全权发言人请求会议准他宣读工人的声明。如果遭到拒绝，发言人可以对代表人民说话的会议却不愿倾听真正的人民代表的呼声，大声提出抗议。但是，社会民主党用这种形式提岀同自由资产阶级的反政府派的正式声明冲突的工人的要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必须有大量积极的示威者，他们必须充分懂得两种示威游行之间的显著差别：一种是反抗警察和政府的示威游行，另一种则是旨在通过革命无产阶级对自由派的政治态度施加直接影响来反抗专制制度的示威游行。其二，执行委员会应该事先采取措施，使几千工人聚集在地方自治局会议代表开会的大厦前，几十个或几百个工人进入会场，不致使地方自治局代表胆战心惊，否则他们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可能会不顾羞耻，叫警察和哥萨克来进行保护，从而把和平的示威变成拼死的斗殴或野蛮的血战，示威就会达不到目的。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不能善始善终的局面，执行委员会事先要告诉自由派代表正在组织示威游行一事以及示威游行的真正目的。此外，它还应该想法去同资产阶级反政府派中左翼代表达成某种协议，即使不能取得他们对我们的政治活动的积极支持，至少也要使他们表示同情。它当然要以党的名义，受工人小组和会议的委托，去同他们谈判，在谈判中间，不仅要讨论共同的政治运动计划，而且要报告运动的进展情况——当然要严格遵守保密原则。
总之，我们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全部成就和真正价值，取决于工人群众究竟有多大自觉性用自己的要求去对抗自由派的要求。因此，我们重申，当前的努力能取得多大成就，将取决于我们以往的工作。
引自V·I·列宁1904年11月的信，参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491、498—499页。
[1]地方自治局是1864年建立的具有有限自主权的地方组织，活动于农村地区。
[2]这里指的是1870年创立的城市杜马，与农村的地方自治局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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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1903年12月15日和1904年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文件2：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
（1903年12月15日和1904年1月15日）
P·阿克雪里罗德
俄国社会民主党——就其理论基础和纲领来说，这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就其社会成分及组织特征来说，却完全不是这样的党——不仅经常对自己进行严厉的批评，而且也经常“对自己活动中出现的缺点进行严格的审查”。党不是自发地、不加控制地这样做的，而是遵循它的义务：必须经常密切注意它所采取的每一步骤，无情地批判策略上的任何轻重倒置或错误。党这样做之所以责无旁贷，是因为党宣布它是劳动群众的政治组织，但从目前领导成员的成分来看，实际上它至多不过是一个出于信念从事无产阶级事业的知识分子的组织。此外，俄国的问题并非是建立工人专政那种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而只是要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即把帝国的全体居民从政治奴役下解放出来。激进的知识分子是倾向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的，但是，这种情况的最终的、客观的、历史的原因并不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在于各民族和各阶级希望从农奴制时代残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一般民主要求。只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同时也是劳动群众在革命的社会党内受到政治教育和联合起来的过程，无产阶级的、即社会民主的因素才能对俄国当前革命运动施加影响。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目的和任务是，保证用这种方式把推翻以阶级、专制制度和官僚主义为基础的政权的斗争，变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直接序幕，第一步的目标是要达到在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
在我们党内，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战胜其他思潮，这已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正式证实和宣布了。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扪心自问，这一胜利究竟产生了什么特殊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积极成果呢？回答必定是：成果多多少少只限于愿望、同情和思想的范围；相形之下，在实践方面，我们的运动倒得到了发展，不过，这是从一般的革命意义、而不是从纯粹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义上来说的……
因此，我们运动中革命的民主主义在思想或理论上的成就，和我们的活动的客观趋向之间，即使原则上不是完全矛盾，也是大相径庭的。
官僚集中制在党组织中的胜利，这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反对“手工业方式”[1]的斗争的必然表现。然而，没有比这种集中制本身的内在倾向更近于“手工业方式”了。在劳动群众经济上不满并自发表现这种不满情绪的基础上，社会民主党和劳动群众建立友好关系的那段时期盛行的是“手工业方式”。那段时期所起的群众革命化了，但没有教育群众，并使他们团结起来起独立的政治作用……对专横的警察统治自发表示忿恨的群众，被吸引到同专制主义作斗争中来时，就出现了机械的集中制……
对盲目崇拜集中制的人来说，〔按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建党〕这个问题是个简单的问题。所要做的事不过就是改进组织方面的做法，集中力量分配党员担任越分越细的职务，严格区分这些职务的界限，设立大量的司厅科股等等，这些机构都按等级配备职业或半职业革命家，有厅长、文书、军士长、军士、士兵、警官、领班或者担任什么其他职务的合适级别。这个由平民、官员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大军，在一个个蚂蚁窝里一个劲地工作，彼此之间不相往来。至于说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意义上的政治工作，那就一点影子也没有！当党员成了这么多的齿轮、螺帽和螺栓，都一丝不差地按中央的决定运转，那么究竟有谁能进行政治工作呢？……
少数人的行为显然是不能消除我们运动中产生的分歧的。我们需要全党共同努力，需要广大的实际工作者自觉发挥能动性，他们自己必须从手工业方式的水平提高到进行政治工作的水平。这样做，当然是同党内的官僚制度不相容的，因为比较有主见的党员一采取新方针，党内的官僚制度就不得不放松一下它的统治，除非党已成为新的机会主义倾向的——这次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堡垒。而我们越是系统而有力地根据无产阶级的和理论的观点改革我们的做法，那么，实际歪曲和损害集中制原则的那些集中制的鼓吹者就越发站不住脚。……
我不是把个人与个人、而是把我们运动的两个方面即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加以对比，前者指大多数党员普遍具有的思想、原则、爱好和心情，后者指他们活动的实质……
我们在这里提到的现象，根源在于产生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决定其性质和社会内容的基本历史进程。阐明这个过程，对我们定会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提出的基本目标，也就是国际社会民主派视为它自己的方法和成就的最高准则的那个目标。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提高劳动群众阶级觉悟和政治自信心，使他们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联合成独立的革命力量。但是我们的运动兴起的时候，俄国还不具备直接完成这一目标的最基本的条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创造这样的条件。我不是说这就是我们之中有人经过深思熟虑说过的：“首先要达到这个目的，然后来从事真正的无产阶级事业”——根本不是这个意思。相反，在我们看来，无产阶级事业包括了当代俄国生活的所有重要任务，而且我们相信，这两项主要目标——为建立一个从事无产阶级斗争的广泛的组织奠定基础和直接把阶级觉悟灌输到工人中去——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社会革命的最高事业。可是，历史作出了另外的决定。似乎历史背着我们宣布，我们运动的主要重点，应该落在方法上，而不在目的上——不应该落在根本的、主要的目的上，而应该落在较为基本的条件上。客观地说，无论如何应该首先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这些条件，然后才能为达到主要目标而不断努力。这就是说，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为一种一直存在着的矛盾所困扰……
我们说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就是无产阶级意识到它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根本矛盾，其次，意识到它争取解放的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同这两者紧密联系的是，要了解工人阶级将要实现其解放使命的历史条件。所谓群众政治上的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我们指的是组成一个阶级的党或由这样一个党米引导的劳动群众，经常而有计划地参加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去。这样，群众就与敌人作面对面的斗争。敌人之中，既有他们的直接剥削者——追求私利的人——，又有上层社会的一些人，他们把自己打扮成舆论和“民族利益”的代表和发言人，实际上却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家、领袖、顾问或一般政治代理人。因此，积极参加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这是提高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学校。……
社会民主党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出现，就立即通过诱导工人群众积极而独立地参加政治斗争来教育无产阶级。这种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因为资产阶级当时在那些国家里执政，或至少分享部分政权；此外，政治鼓动比较容易大规模地进行，因为Rechtsstaat（基于法治的国家）给它提供了合法的基础。但是，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时以及爆发之后，受到民主的和热爱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因而在文化上、政治上多少为自己要起的作用作了些准备。一般地说，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从一开头就成为在社会上活跃的那部分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的先锋，从而标志着早已开始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当社会民主思想在俄国最初形成的时候，完全不存在开展严格意义的无产阶级运动所必须具备的这些条件。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主要为两个因素所决定。首先，俄国无产阶级——除去淹没在大量工人群众之间的少数比较有文化的工人之外，除去偶尔的罢工之外——完全是毫无教养的，并陷于长久的沉睡状态。它内部没有什么因素可以承担起唤醒它并领导它走上历史舞台的任务，因而这个任务只能由外面的因素，即激进的知识分子来完成，这就使我们接触到上面所说的两个因素中的第二个因素了。为了在俄国发起一场工人群众的独立的有阶级觉悟的运动，他们必须在文化和政治方面受到绝大部分具有另一种阶级背景的另一个社会集团的影响，并接受它的指导。在西方，摆在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使无产阶级从热爱自由的民主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和监护下解放出来。而在俄国，为了使工人在社会上、政治上得到发展，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积极主动地使激进的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相结合，千方百计地帮助前者担负起对后者的革命领导责任。不管我们怎么看这一点，我们运动的创始人的主观目的和历史强使他们选择的方法之间，有着明显的矛盾。
P·阿克雪里罗德：《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载《火星报》第55期（1903年12月15日）和第57期（1904年1月15日）。
[1]这是指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到1902年这段时期。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时俄国工人运动的特点是：“眼界狭隘，采取手工业方式进行活动，把全副精力放在地方的需要和要求上。”见阿伦·K·怀尔德曼：《列宁与手工业方式的斗争：俄国的〈火星报〉组织》，载《斯拉夫月刊》第23卷，1964年9月，第479—5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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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决议案（1903年7-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第一部分孟什维主义的起源
在1903年7月的最后两天和8月的大部分时间里，57个俄国革命者代表着至多不过几千名拥护者，先在布鲁塞尔、后在伦敦集会，要把26个小组联合成社会民主党。这次所谓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要通过党纲、选举党的委员会，并决定有关策略和组织的一系列问题。除三人外，所有代表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擅长于对理论细节进行辩论，却不善于妥协让步和把握实际问题。尽管如此，当党员资格这个看来并不重要的问题引起激烈争论，终于导致分裂时，大多数代表都感到惊异。文件1、1a表明，在关于党员的两个决议案中，措词的差别无足轻重。后面五个文件表明，有几个就两个决议案发言的人，意识到争论确确实实涉及到了基本问题，不管表面现象如何。
但是，只是到大会闭幕之后六个月，分裂的原因才完全弄清楚。这时，阿克雪里罗德发表了他对这次争论的背景所作的分析（文件2），指出孟什维主义的政治原则显然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有分歧。为了表明这种原则分歧，阿克雪里罗德并不是直截了当地探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爆发出来的争论，而是分析了在俄国出现一个集中的、等级森严的、同马克思主义的真实目的相违背的工人党的原因。虽然阿克雪里罗德没有提到列宁的名字，但他的文章显然是驳斥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的，指导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的组织工作的观点的。阿克雪里罗德对社会民主党组织本身和任务的看法，以后成为孟什维主义的主要特征。
文件1：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决议案
（1903年7-8月）
凡是承认党纲并通过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来支持党纲的人，都可成为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
V·I·列宁在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7—8月）提出的决议案，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莫斯科，第262页。
文件1a、马尔托夫提出的决议案
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的指导下定期给党提供个人帮助的人，都可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
L·马尔托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同上书第262页。
文件1b、叶戈罗夫对两个有关党员资格的决议案的评论
〔叶戈罗夫说，关于“党”这个词的定义，显然有两种看法。列宁的条文规定了一个狭隘的界限，马尔托夫的条文则把党的涵义扩大到了向“民主主义”敞开大门的程度。〕切记，我们虽然是个地下组织，但是也要联系群众……我们必须从我们的立场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叶戈罗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同上书第262—263页。
文件1c、阿克雪里罗德论党员资格
我认为，我们必须分清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而这里有人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大家记得过去有两个十分秘密的集中的组织，“土地和自由社”[1]和“民意党”[2]。“土地和自由社”周围聚集了许多虽然没有加入组织，却以某种方式帮助它并被认为是党员的人。“民意党”的圈子要小些，但它遵守同样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内更严格地实行……如果采纳列宁的条文，就会把虽然不能直接吸收到组织中，但终究还是党员的那部分人抛弃掉。当然，我们要建立的首先是最积极的分子的组织，即革命家的组织，但是我们既然是阶级的党，就应当想法不把那些也许并不十分积极但却自觉靠近这个党的人抛在党外……列宁条文的第一段，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根本目标，在原则上是完全相抵触的。
P·阿克雪里罗德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同上书，第267页。
文件1d、马尔托夫论党员资格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越是坚决要成为革命家，就越应该注意阿克雪里罗德同志刚才所说的话。我们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解释者。党组织是一个能使我们所说的党的工作活跃起来的飞轮。权利和义务的问题根据“这是你的工作”这个公式是可以解决的。我不怕“密谋”组织的叫法。根据我们的草案，党员有权把他的看法和愿望报告中央，有权在形成普遍意见方击起作用。我们这些“密谋者”对普遍意见考虑得越多，在权利方面提出问题的危险就越少。让各党组织拥有大量党员，党员是一定要增加的，即使他们不能属于党的组织，党也不能没有他们。够得上有党员称号的人越多越好。如果每一个罢工者，每一个示威者在对自己行动负责的情况下都能宣布自己是党员，那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在我看来，密谋组织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工党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我同意列宁说的，除了职业革命家的组织以外，我们还需要各种类型的aLosecrganisationenw（“松散的组织”）。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通过其他组织同群众联系起来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而我们的条文是反映这一目的的唯一条文。据我们看，工人党不是仅仅包括职业革命家的组织，而是职业革命家加上无产阶级中所有的主要积极分子的组织。
L·马尔托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同上书，第270—271页。
文件1e、列宁论党员资格
〔列宁简略地为维护他的条文发言，强调说他的条文对组成党组织是个促进。不要以为党的组织只应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我们需要有一切形式、类型和色彩的极其多种多样的组织，从极狭小、极秘密的组织起，一直到非常广泛、自由、松散的组织上。一个党组织的基本标志是得到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认可〕……维护马尔托夫条文的人的根本错误是，他们忽视了我们党的生活中遇到的一个主要祸害，或者不如说，他们不是忽视而是赞美这种祸害。这种祸害就是，我们党是在人们几乎普遍对政治不满的气氛中极为秘密地进行活动的，大部分活动采取的是秘密小组和秘密集会的方式：因而要把工人和空谈家区分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两种人在俄国又比在任何其他国家更为经常地混杂在一起，或者说这样的混杂更为有害。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对此都极为苦恼，而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会起到赞许这种情况的效果。他的条文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的后果，简直不管谁都可以成为党员——正如他本人所承认的：“是呵，可以这样说。”而这正是我们所不希望的，所以我们极力反对马尔托夫的条文。宁肯让十个工人不能把自己称为党员——地位和头衔对一个真正的工人有什么意思呢——也不要让一个空谈家有权把自己称为党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保持我们党的纯洁、力量和一致。我们抱定宗旨，必须不断提高党员的重要性和尊严——这就是我反对马尔托夫条文的原因。
弗·伊·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同上书，第265、267—268页。
文件1f、普列汉诺夫论党员资格
争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应该包括到党内来。根据列宁的草案，一个党员应该属于某一个组织；反对这个草案的人说，这会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说采纳了列宁的草案，党就会向广大工人关门呢？愿意加入党的人，会毫不迟疑地加入一个组织——他们是不怕纪律约束的。害怕纪律的，是那些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这对我们有什么不好呢！这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一般都维护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他们是我们要加以拒绝的人。列宁的草案可以用作挡住他们的屏障，仅仅根据这一条理由，这个草案就应当得到一切机会主义的敌人的支持。
普列汉诺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同上书，第271—272页。
[1]“土地和自由社”是1876年建立的一个秘密组织，它主张在农民当中进行宣传，为大起义作好准备，起义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
[2]“民意党”是1879年“土地和自由社”因策略向题分裂之后建立的组织。民意党主张采取恐怖手段和政治行动，而不主张在群众中做宣传鼓动工作。它还主张由少数革命者夺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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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的决议（节录）（1935年8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的决议
（节录）
1935年8月1日《决议和决定》第5页
〔第五段，此地未录，是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皮克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的报告。其实他丝毫未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推迟了五年才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根据共产国际章程，这次大会本应在1930年召开。他转弯抹角地提到各支部领导层的变动。“在所有大国的共产党中，忠实于我们原则的领导机构已经形成，他们能够根据历次代表大会和全会的决定，独立地决定本国最复杂的政治和策略问题。这事改变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作用，使它能够把大部分的活动用来制定国际劳工运动政治上和策略上的基本立场。”各国支部的主要代表应该更积极地、长期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和书记处的工作。
皮克把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时期分为三个阶段——经济危机之前、危机时期和以“社会党工人采取行动跟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为标志的后期。他的报告以捍卫“阶级反对阶级”策略开始，他声称，这个策略“加强了各国共产党”，也并不“反对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统一战线”。正是因为实行了这些策略，德国共产党才能“建成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强大阵线”。但是“这些成绩”掩盖不了所犯的宗派主义错误。德共错在不该中断同社会民主党工人的联系。“由于执行阶级反对阶级策略上的这种缺陷，甚至往往把这些策略曲解为排斥统一战线"，各国支部没有取得本应做出的进展。他列举的宗派主义错误有：在大多数工人复工后仍继续罢工；没有获得多数人的同意就下令举行罢工；低估有组织的工人（与无组织的和失业的相比）和改良主义工会的重要性；打破工会官僚主义的垄断要求虽然对，“但宗派主义再次出现；革命工会反对派转成新的工会，结果使自已孤立了”。在英国，策略“如此笨拙如此宗派性，以致少数派运动实际上已分崩离析”。
转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年代，皮克解释道，由于改良主义者的破坏，共产党人未能动员产业工人作罢工斗争；所有的那点运动大部分是自发的，而不是响应共产党人的行动的结果。各党也未迅速改变自己的策略，“从自下的统一战线改为与各组织建立统一战线”。在德国，一些共产党人“甚至说需要‘摧毁’改良主义工会”。在美国，美共把美国劳联说成是“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破坏罢工的组织”。皮克接着分析了德共的错误，把布吕宁政府说成是法西斯专政同时又低估希特勒运动的危险性，直到资产阶级民主被无产阶级民主代替之前，“无产阶级要注意保留一点一滴的资产阶级民主”，并利用它来推翻资本主义。
当工人们认清了希特勒主义的恐怖，确信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时，就开始了第三阶段。奥地利和西班牙1934年的武装斗争最后都归失败，因为它们缺少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在法国，“共和国的、民主的、工人群众的命运”，都取决于人民阵线的进展，这一进展“引起国际劳工运动中十月革命以来最大的变化”。皮克说，中国革命是“整个战后时期的突出事件”，自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它采用了苏维埃形式，现在为殖民地革命提供了体现无产阶级意识上、政权上领导权的第一个范例。然而中共，它现在拥有三十万党员，还没有能够把产业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共产党终于在印度建成，这也是殖民地革命的极为重要的事件。
在持续六天的皮克报告的讨论中，有四十六个国家的六十位代表发言，佛朗茨，德共的一位发言人，批评该党未能“充分强调争取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斗争”。这个错误又因它在本应同纳粹分子作斗争的时候，却集中全力同德国社会民主党斗争而更加严重；但是德共仍将认为社会民主党“直接帮助了法西斯分子，为其上合铺平道路”。希特勒上台以后，德共领导人“持有的观点是，社会民主党已被彻底摧毁，改良主义意识已被全部克服。不去考虑新形势，他们用狭隘的眼光来看待统一战线，把它降低到为共产党招收党员。”这事也使德共不可能用接近“冲锋队中已经瓦解的和觉醒的那部分人”的方法去利用1934年6月30日事件。德共现在开展工作灵活得多了，它正试图与社会民主党执委会达成协议。加香说法共党员数目是七万一千，他认为共产党本身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击退法西斯主义。它必须有同盟者，因此就要有统一战线。法西斯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打算从斯大林赞同法国政府的军事政策一事捞取资本，但这一企图失败了。
一位奥地利代表断言，要不是由于奥共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和“领导人的独裁”的话，多得多的工人本会加入奥共的。说社会党领导人都是叛徒，而工人们都是革命的，这完全不是事实。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坎贝尔批评皮克，说他没有谈到共产国际执委会自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活动和没有检查历届全体会议所制定的政策。“用不着说，共产国际执委会必须以检查各国党的工作时所用的同样客观的精神来检查自己七年来的工作。当然，在这次大会上，不会出现那些倾向，否定七年中的决定总体上是正确。……但是，仅仅作出正确的决定是远远不够的。某项决定可能是正确的，但已为时过晚。”另一些决定也许总体上正确，但也许会助长错误倾向，破坏这些决定的基本精神。他举的例子是工会工作中的宗派主义，这是由关于罢工战略的斯特拉斯堡决议助长起来的，还有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的歪曲。“难道执委会真的能说这类事情的全部责任都应由各党承担吗？难道执委会真的能说，已及时主动地去纠正这些倾向了吗？我们自己在英国的经历是，斯特拉斯堡决议通过两年后，它还被作为一项其全部细节和所有规定都根本正确的决定拿到英国强加给我们。”共产国际执委会除了批评各党外，还应检查它自己怎样在这个问题上行动，是否已及时纠正了那些错误倾向。当自下的统一战线策略改变为自上自下同时并进的统一战线策略时，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否保证了迅速有力地作出这个改变呢？“不管怎样，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供大会讨论。这个问题必须讨论。决不可能让我们放过这个问题，好象它并不存在。”真令人遗憾，共产国际执委会先让第二国际在1933年3月带着一项统一战线的声明进来，尤其是因为它的提议只是阻挽统一战线的花招。坎贝尔接着批评了少数派运动，少数派运动“以工会之外的团体身份出现，却在吩咐工会干这干那”。这是一个共产主义同情者的运动，它重复共产党口号，提出共产主义纲领。它有一个“在工会运动以外的机构，俨然以一个可以取代工会机关的机构出现”。另一方面，一个新的普通会员运动正作为工会的一个部在发展着。坎贝尔指出英共党员数目是七千七百；其中有六百人在工会任职。
皮克回答说，他的报告已引起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缺点的注意。他欢迎坎贝尔的批评，只是它们有时离题。在这些缺点上共产国际执委会要跟各支部共同承担责任，而各支部并没有一贯给予执委会以足够支持。第十、十一和十二次全会曾经提醒人们注意在工会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倾向；也许共产国际执委会没能经常足够迅速有力地处理它们。他反驳了斯特拉斯堡决议强加给英共的这一指责，宣称执委会一贯注意英国情况的特殊性。皮克接着说，一些发言人表现得过于自满，没有解释为什么，尽管情况有利，共产党对群众的影响并不大些。“1934年10月武装斗争以后，我们在西班牙的同志……未能启发群众认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这次斗争中的错误，也未能促使大量的社会民主党人转向共产主义”。
他谈到第二国际同第三国际之间的谈判，以及第二国际对共产国际的建议作出的没有希望的答复。“第二国际要末是不能起国际组织的作用，要末是在破坏无产阶级的团结。”如果第二国际领导人相信会再次出现有利于改良主义的形势，那他们就错了。如果这种形势竟
然出现，这将是工人阶级的大灾。“我们离开这次大会时，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命运有赖于我们和我们的工作。”他重复了他在早先的发言里说过的话，即今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应把工作集中在“国际水平的问题上”。它将“避免干各国支部内部的组织事务。……当然，如果我们的各国支部的工作暴露出严重的缺点。”执委会还要继续干预。大会指示执委会根据执委会报告所作出的决议修改共产国际章程，以提交下—届代表大会。〕
1．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赞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
2．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赞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33年3月、1934年10月和1935年4月向第二国际各国支部和第二国际领导人提出的关于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资本的进攻和反对战争的斗争中联合行动的建议。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建议都被第二国际执委会和它的大多数支部拒绝，因而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注意到社会民主党工人和一部分组织已经与共产党人携手同为劳动群众的利益向法西斯作斗争这一事实的历史意义，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共产国际所属各党以后要千方百计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建成统一战线。
3．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记载了各国共产党的工作和口号对广大工人群众，包括社会民主党成员的日益增长的革命影响。以此为出发点，大会指示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克服宗派主义传统的残余，这些残余妨碍他们找到接近社会民主党工人的途径，并要改变宣传鼓动的方式，这些方式至今有时还很抽象，难为群众接受，办法是给这些方式完全明确的指导，并把它们与群众的迫切需要和日常利益联系起来。
4．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注意到共产国际不少支部工作中的严重缺点——过晚地执行统一战线策略，不能围绕政治的和经济的部分要求，去发动群众，未能认清为保障资产阶级民主残余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未能认清在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建立反帝人民阵线的必要性，忽视在改良工会和法西斯工会以及由资产阶级政党建立的劳动者的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低估在劳动妇女中开展工作的重要性，低估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开展工作的重要性，还有，执委会给予这些支部的政治帮助也很迟缓。考虑到各国共产党员有使命来领导正在革命化的群众运动，他们作用和责任日益重大，考虑到有将日常领导集中于各国支部本身的必要性，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
（1）在把活动重点转移到制定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策略路线的同时，要在决定任何问题时，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出发，而且一般说来，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的内部组织的事务；
（2）有系统地帮助各国党造就和教育干部及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使各国党在形势急剧转变的关头，能够根据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执委会各次全会的决议，独立地、迅速地正确解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治、策略问题；
（3）在各国共产党向政治敌人进行思想斗争时给予有力帮助；
（4）帮助各国共产党运用本身经验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但要避免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经验套用到另一个国家，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5）保证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同共产国际各支部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办法是共产国际各最重要的支部的权威代表更积极地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日常工作。……
6．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注意到，最近几年里，在苏联社会主义胜利、资本主义国家危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和新战争危险的影响下，广大工人群众和一般的劳动者的从改良主义转向革命斗争，从不统一和分散转向统一战线的转变，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形成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考虑到劳苦大众为实现统一行动的奋斗将会不管民主党个别领导人的阻挠继续壮大，指示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在为实现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一切劳动
者的人民阵线去反对资本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新战争危险的斗争过程中，要集中注意力于进一步巩固本身的队伍和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到共产主义这一边来。
7．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指出，将已臻成熟的政治危机转变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这完全取决于各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中的力量和影响，取决于共产党人的努力和自我牺牲的献身。现在，当政治危机正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成熟的时候共产党人最重要的至高无上的任务就是不停顿在已经取得的胜利上，而是向新的胜利前进，扩大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取得千百万劳动者的信任，把共产国际各支部变为群众政党，使工人阶级大多数接受共产党的影响，从而保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所必需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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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导言
孟什维主义的起源
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进行研究的学者，一直认为孟什维主义这个术语颇为含混。虽然孟什维主义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中一种独特的政治思潮，并于1912年成为一个独立政党的学说，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从未发展成为真正团结一致的运动。孟什维克最著名的领导人，往往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有的人有时竟同他们在争夺工人阶级支持方面的主要对手布尔什维克没有多大差别。而且，短短二十年中，孟什维克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公开改变立场，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因此，对孟什维主义下定义的最好方法，是按时间顺序来研究它的发展情况。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就能够集中注意那些作为孟什维主义核心的一贯的政策、观点和准则。
孟什维主义产生于1903年夏天。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WP）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想要把从事工人运动的二十六个小组联合起来。抵达布鲁塞尔，参加了前一段会议的代表们普遍认为，仅仅代表几千人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终于不再沉溺于在内部进行不妥协的、两败俱伤的争论了。筹备这次大会的、秘密报纸《火星报》的六位编辑(帕维尔·阿克雪里罗德[1]、弗拉基米尔·列宁、尤里·马尔托夫[2]、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亚历山大·波特列索夫[3]和维拉·查苏利奇[4])看起来观点一致，配合默契。他们都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赞成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提出的观点。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由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个落后的国家，必须经历两次革命：首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和实行民主；然后，当无产阶级发展成为一支政治上成熟的巨大力量之后，再进行第二次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六位编辑还一致认为，由于俄国中产阶级软弱，无产阶级甚至在第一次革命中也必将起主要作用。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集中力量进行政洽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直到工人阶级形成巨大力量。由于六位革命者认识一致，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初的二十一次会议上，在讨论所有的问题时，他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但是，在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六位编辑分裂了。他们对党员资格这个表面上看来次要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文件1，1a），大多数代表都感到吃惊。列宁又说：“我根本不认为我们的分歧会重大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5]代表们就更加困惑不解了。因为不久代表们就知道，列宁为了使大会能通过他的方案，曾拼命活动。显然，他认为一个根本原则处于危险关头。
当时一般人都还不理解这场辩论的意义，可是列宁却对这场辩论深切关心，因为他认为这是对他在1902年发表的著名小册子《怎么办？》里概述的有关组织党的理论的挑战。在《怎么办？》里，他说，工人如果不由革命知识分子来领导，就会陷入工联主义的泥坑，只要求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他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6]列宁提出，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应该按等级制来组织，应该由“职业革命家”来领导，即由受过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训练的、全力以赴地为革命准备工作献身的人来领导。他欢迎象工会这样的群众组织的帮助，但认为它的大部分成员即使公开表示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也不适于吸收入党。简言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工人由于其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会自发地具有阶级觉悟；列宁的看法则相反。他说，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如果没有别人引导，政治觉悟决不会达到应有的程度。因此，他坚决要求大会采纳他对党员资格所下的有限制的定义。
后来成为孟什维主义主要思想家的阿克雪里罗德和马尔托夫，起初并没有充分理解列宁在组织问题上的观点，但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期间，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列宁打算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制定一条崭新的基本路线，而俄国马克思主义一直强调广大工人阶级参加即将来临的革命事件，是必要的，适宜的（文件1b，1c，1d，1e，1f）。在几次秘密会议上，列宁露了底，他计划把他的信徒塞进中央委员会，形成多数。这就使他们更加怀疑列宁的动机了。列宁不但赞成党员应该经过精选，而且看来还抱有个人统治全党的野心。[7]因此，阿克雪里罗德和马尔托夫认为事关重大，决不能让步。《火星报》编辑中，只有普列汉诺夫站在列宁一边。投票结果，二十三票对二十八票，列宁的方案被否决了。
列宁因失败而恼羞成怒，便发动大规模运动以便控制《火星报》和即将由大会选举产生的各委员会。由于他玩弄的手法很狡猾，又发生了几起偶然事件，一些曾在党员资格问题上投票赞成他的对手的代表退出大会，表示抗议。列宁在其对手人数减少的情况下，在一连串关键性的表决中，都以微弱多数获胜。尽管他在实质问题上被击败，他仍然擅自将他的“强硬”派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把他的“温和”的对手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但是，他的胜利是以极大代价换来的。孟什维克大多是才华横溢的作家和饱经风霜的活动家，他们宣布“我们不是农奴”，拒绝接受新的委员会的领导。大会仅达到了形式上的团结，因为争夺最高权力的两大派别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产生的。
有好几个月，辩论压倒了党的一切工作，使不了解大会讨论情况的普通党员思想混乱。孟什维克谴责列宁是个想当独裁者的不可救药的阴谋家，既缺乏灵活性，又缺乏原则性。1903年11月，这些罪名显得更加可信了，因为当时普列汉诺夫仍然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他也痛斥列宁肆无忌惮（他实际上把列宁叫做“罗伯斯庇尔”）而且加入了孟什维克派。实际上列宁在工人运动領导人中很孤立，他感到束手无策，只好把《火星报》交给孟什维克。孟什维克得意洋洋，布尔什维克遭到了沉重打击。但是列宁是善于随机应变的，他决不会放弃斗争。他使布尔什维克保持团结一致，并继续辱骂他的对手是不可救药的“温和”派和“机会主义者”。许多党员断定，这场争论已完全蜕变成野心家和利己主义的政客的权力之争了。
直到1903年底和1904年初，当阿克雪里罗德在《火星报》上发表一篇包括两部分的文章之后，一般参加运动的人才开始明白，双方争的还不仅仅是权力（见文件2）。阿克雪里罗德断言，由于两派之间的争论，产生了针锋相对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党的两种看法：一派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应该是由上面来控制的等级制的党，另一派则认为，它应该是由下面来控制的群众性的党。他的这种说法对《火星报》的读者是一种启示。一个著名的孟什维克回忆说，“那篇文章象闪电一般，划破漆黑的长空，耀眼的光芒照亮四周，一直照到了地平线上。只是到这时候，孟什维克才意识到了它自己的存在，明白了组织上的分裂，找到了自己的思想，举起了自己的旗帜。”[8]阿克雪里罗德认为，为了忠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俄国社会民主党必须成为群众性的党，由下面来控制，由政治上成熟的工人组成。阿克雪里罗德的这一论点，一直是孟什维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它的整个历史过程。
列宁看到阿克雪里罗德的文章时“大发雷霆”，简直象只“老虎”。他把这篇文章说成是“我所读到的我党全部文献中最令人作呕的一篇……阿克雪里罗德诅咒了《火星报》三年来的工作，诅咒了它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只有傻瓜和疯子才会写得出这种胡言乱语”。[9]他敦促中央委员会反对阿克雪里罗德的文章并拒绝接受其中的思想。他说：“难道你们没有感觉到，如果你们默默忍受这些，就正好成为流言蜚语……的散布者和诽谤诬蔑（对于所谓官僚主义者即对于你们自己和整个多数派）的传播者吗？你们认为在这种‘思想领导’之下能够‘有效工作’吗？”[10]列宁之所以火冒万丈，是因为他懂得，阿克雪里罗德为阐明两派的思想分歧所采取的步骤，势必加深冲突，并使布尔什维克处于守势。
对两派的社会成分要能作一番明确的说明，那是很有意义的。遗憾的是，手头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很少。这里，不妨试作概括的叙述。虽然两派都是知识分子占优势，但是，在俄罗斯帝国的少数民族中，孟什维克比它的对手更有号召力。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在孟什维克运动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犹太人在两派刚开始分裂时就明显地起了突出的作用。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五十七名革命者中，二十五名是犹太人：其中六名是崩得（犹太工人联合会）分子，四名是布尔什维克，十五名是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总共只有十七名代表）。[11]孟什维主义深受西方影响（这方面是布尔什维主义所缺乏的），很可能是犹太知识分子在这一派中占有突出地位造成的。这些犹太知识分子一贯同俄国以外的世界保持联系，而且往往定居在世界性色彩更浓的城市。明确地说，孟什维克欣赏西方的（尤其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群众性，并容许自己队伍里存在不同的观点。许多孟什维克无疑把这些政党看成昱機国社会民主党的样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受西方影响，因而完全不理解俄国社会的性质，不理解俄国基本上还是个农业社会。孟什维克不象布尔什维克，它从未制定出一个能对俄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有号召力的纲领。
1907年，孟什维克同犹太崩得建立了密切联系，以后它受西方的影响就更大了。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同俄国社会民主党脱离了关系，因为大多数代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投票反对崩得关于把党建成为各民族政党联盟的建议，一个旨在使崩得在犹太人社团的特殊利益问题上享有自治权的方案。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希望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党，而且对民族主义深恶痛绝，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是阻碍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资产阶级现象。
作为一个仿效德国模式的民主主义政党，崩得赢得的群众支持比俄国民主运动所赢得的大得多，因而能保持其独立性。尽管此，几年之后，崩得领导人得出结论，他们的组织在思想上同俄国党，尤其是同孟什维克派如此接近，所以继续分离下去毫无意义。1907年，崩得重新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此与孟什维克结盟，而孟什维克于1912年也正式改变了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接受了“民族文化自治”的方案。在一段不长的时期里，这两派曾进行过如此密切的合作，以至于崩得的一些著名人物同时也是孟什维主义的领导人。
裂痕加深
在此期间，俄国事态急转直下，因此而引起的对策略问题的争论，使社会民主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内部分裂的严重性不再存有丝毫的怀疑了。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以后几个月中，人们对沙皇政府的不满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原先政府一直让人民相信，打起仗来日军会一触即溃，然而事实证明相反，俄军连连吃败仗，是最无能的。实际上各阶层的知识分子现在都公开起来反对政府了。
自由资产阶级的反政府派，由于政府丧失威信而变得胆大起来，在夏季发起一场广泛的运动，要求颁布宪法，为帝国的公民争取公民权和人权。俄国在战争中如此狼狈，除最反动的分子外，人人都看得很清楚：国家制度需要进行改革。许多地方自治局（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成立的地方政府机构）11月份举行宴会，纪念包括诸如实行由陪审团参加审判、司法独立、较人道地惩处罪犯等的法律改革四十周年。庆祝活动所组织的发言，号召彻底改革政治制度。在圣彼得堡召开的地方自治局大会，开成了“革命的集会，公开提出废除俄国专制制度的要求。全国民众都本能地感到……〔这次集会的〕历史意义。”[12]俄国自由派终于成了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在这种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者怎么办呢？
孟什维克在阿克雪里罗德的策略思想的影响下，号召开展“地方自治局运动”，号召工人阶级在1904年年末接二连三地举行示威游行，以达到促使地方自治局中的自由派向左转的目的（见文件3）。孟什维克希望用这种方法来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各级组织及其与群众的联系，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并促使自由派去争取沙皇作出让步，诸如普选权、公民自由权以及召开制宪会议等，这将有益于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中产阶级。孟什维克认为，他们发动这样一个运动，就把关键性的任务交给了无产阶级，而又不违背俄国所有马克思主义者迄今所坚持的原则，即在落后的俄国，第一次革命基本上应当是资产阶级革命。
但是，布尔什维克否决了这个计划，认为它有根本性的缺点。布尔什维克的当然领袖列宁，说这个计划“简直是庸俗”，是“一团混乱”而不予考虑。他不再认为资产阶级是进步的力量了，因为他相信，尽管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但它不愿彻底摧毁君主制度的权力，摧毁其常备军和官僚政治。因此，他主张工人阶级不去支持自由派，不用设法去影响他们，而应直接行动起来反对政府，从而带头来推翻旧制度。简言之，社会民主党应准备以“人民起义”的方式，与专制制度进行“决战”。[13]列宁的建议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不仅加深了两派间的裂痕，而且还提出了一个麻烦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能完全指望中产阶级来摧毁现存的政治制度，那么坚持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前必需经过一个资产阶级阶段，还有什么意义呢？1905年，当革命席卷全国时，愈来愈多的社会民主党人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1905年的风波是从1月22日加邦[14]牧师领导的和平示威游行开始的。几千名工人举着圣像和沙皇的画像，前往圣彼得堡的冬宫请愿，打算要求统治者给予公民自由权，法律面前的平等权，释放政治犯以及改善工厂的条件，等等。在去冬宫的途中，突然一阵弹雨袭来，一百三十入死亡，几百人受伤[15][16]。无缘无故的大屠杀使全国人民义愤填膺。5月，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惨败，这个消息又给反抗力量火上加油，于是，几个月之内，四种抗议运动便活跃起来了。
自由派当时主要由一些要求成立议会制政府和民主选举立宪会议的人所控制，更加强烈地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在农村，农民到处骚动。各民族集团纷纷鼓动民族自治或独立。最后，在中产阶级很大一部分人的支持下，工人于10月在大多数较大的城市中举行了总罢工。自1789年法国革命以来，没有哪个国家经历过如此巨大的动荡。工人阶级也从来没有象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秋冬那样，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总罢工期间，在圣彼得堡，自发地建立了一个领导罢工的工人代表苏维埃[17]。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工人们破天荒第一次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几个星期之中，这些代表在革命队伍里行使着不寻常的权力。在帝国四、五十个左右的城市里，苏维埃迅速建立起来了，其中有几个还成了重要的政治核心。
总罢工实际上使全国处于瘫痪状态，有几天旧制度的命运已濒临千钧一发的险境。沙皇尼古拉在绝望之中不得已发表了所谓《十月宣言》，答应给予人民以公民自由权，答应召开民选的杜马来参与将来一切立法工作。虽然谁都不确切地知道宣言将怎样付诸实施，但是，几乎谁都不怀疑俄国的政治制度行将大大地自由化。
这一切显著的变化都是在十个月之内发生的，即使是乐观苣革命者对此也感到惊讶。许多人糊涂了，不知下一步该怎么走，这是可以理解的。孟什维克的政策更是难以说清楚。因为这个党派对这场革命没有制定出明确的纲领或保持一致的态度。从1905年4、5月间孟什维克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决议（见文件4，4a），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是举棋不定的。一方面，他们宣布不反对武装起义；然而却又坚决主张在采取武装行动之前，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从事广泛的鼓动和组织工作。他们虽然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参加专制制度被推翻后可能成立的临时政府，却又说，这一禁令“当然并不排除下列情况，即纯粹出于扩大起义范围和瓦解政府的目的，在某一特定城镇或地区部分地暂时地夺取政权或成立革命公社”。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决议的要点都包括在马尔托夫的概括性的策略里。这个在1905年下半年得到孟什维克广泛支持的策略，号召在全俄建立革命自治机构网，以期通过这些机构，最终能积聚足够的力量向中央政府发动进攻。[18]最令人惊奇的是，孟什维克在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俄国可能越过资产阶级阶段的意见；在一个决议中他们认为，如果革命能传播到社会主义已经“成熟”的欧洲先进国家，那么俄国无产阶级就有可能夺取政权。这与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流行的对那个问题的看法是背道而驰的。
1905年11月，孟什维克的几位领导人回到俄国，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使他们陶醉了。费道尔·唐恩[19]在圣彼得堡写道：“我们都象喝醉了酒似的，革命的气氛对人产生的影响就象酒一样。”几天后他指出，“就总罢工来说，它使圣彼得堡的工人产生了最革命最积极的情绪，而且这种情绪强烈地影响了领导人。”[20]唐恩同亚历山大·马尔丁诺夫[21]、帕尔乌斯[22]（亚历山大·赫尔方德）、L·托洛茨基一起，创办了《开端报》，1905年末，它刊登的文章比起布尔什维克《新生活》报上的文章来，在某些方面更为激进。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成了《开端报》社论的主题（见文件5），根据不断革命论，甚至在大动荡波及到西方之前，俄国就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在俄国著名的孟什维克中，马尔托夫等少数人不同意如此彻底地背离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坚持的关于俄国革命发展的观点。
孟什维克中最坦率地批评激进路线的人是阿克雪里罗德。他1881年开始侨居瑞士，由于妻子有病，直到1905年才回国。他决不放弃孟什维克对俄国未来的发展道路的一贯看法。实际上，他主张，如果“社会民主党的特殊任务”与资产阶级进步人士的一般民主要求发生冲突，那么“社会民主党必须放弃……自己的任务”。[23]在阿克雪里罗德看来，宁可无产阶级作出让步，也不能让反对专制制度的力量分裂，因为那很可能会使沙皇制度恢复元气。但这并不是说，工人应该袖手旁观，不参加政治活动。1905年秋，他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提议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以便把工人运动变成由下面来控制的真正的群众组织（见文件8）。
阿克雪里罗德之所以要写这个小册子，是因为他认识到，尽管两年来孟什维克一直在提倡扩大他们的运动和使之民主化，但是收效甚微。除1905年末的几个星期外，从1903年到1917年初的整个时期里，孟什维克一直处于非法地位，因此得不到多少关于它的组织和成员的确凿的材料，而且透露出来的资料也并不令人欣慰。据1907年的估计，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为46,143人，孟什维克为38,174人。这些数字可能有虚报[24]，但即使真有这么多成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当时工业人口已达二百万左右。马尔托夫在一篇关于1995年革命期间的社会民主党的很有意思的论文中，提供了一些统计数字，这些数字也反映出，群众对党组织的日常工作是漠不关心的。他指出，1905年工人的捐款，在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所有地方委员会的预算中，只占很小的比例。里加的工人捐款占预算的22%；塞瓦斯托波尔，14%；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53%，比别的地方组织的比例都大。马尔托夫认为，统计数字令人失望的主要原因，是孟什维克没有使大批产业工人投入到运动的日常事务中来。公开集会这一接近群众最有效的途径，由于警察当局的限制而无法利用。另外，该派“组织臃肿”、“等级森严”，也妨碍领导与普通成员进行接触。结果一些重大问题和政策很少在地方委员会中加以讨论。这种情况下，赞同孟什维克基本目标的政治上成熟的工人，就认为积极参加地方组织的活动没有什么意义了[25]。1905年一年之中，孟什维克的报纸对这种令人烦恼的情况非常关注，阿克雪里罗德建议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就是打算用来作为一种打开局面的办法。
由于群众战斗精神的影响，阿克雪里罗德的许多孟什维克同僚，一开始对他们认为没有意义的这个建议，漠然处之。他们以为现在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已是微不足道，便着手促进两派合作。这赢得了列宁主义者的赞同。到1905年底，两派代表在地方上开展的大量活动中都进行了合作。并且还达成协议，准备召开另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使两派正式重新统一。比以往多得多的工人参加了代表的选举；使孟什维克高兴的是，他们赢得了六十二个席位，而布尔什维克只有四十六席。
但是，1906年4月，当代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时，两派在战略和策略上出现了比预料大得多的分歧。这多半是由于1905年底革命潮流开始低落的缘故。不仅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实现，政府还控制住了各种反对势力。1905年夏同日本缔结和约之后，专制政府把它可靠的军队调到俄罗斯的欧洲部分，镇压了好几次暴动，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莫斯科苏维埃发动的一次暴动。法国贷给俄国政府以巨款，使俄国国内财政保持稳定。《十月宣言》得到了一部分中产阶级的支持，结果反政府派不再是统一的了。到1905年11月末，连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也低落下来：在当局取缔圣彼得堡苏维埃时，群众没有采取任何坚决行动。由于政治形势逆转，许多孟什维克放弃了他们1905年秋所信奉的激进主义。
然而，布尔什维克却仍然坚持列宁提出的战略。列宁否认资产阶级有可能采取进步立场，主张建立临时政府，即所谓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换句话说，他现在把农民看作是一个革命阶级了。这个阶级同无产阶级一起，能组成政府来进行民主改革，安排立宪会议的选举。列宁一般都强调临时政府不应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有一次他提出，存在着立即尝试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怀着愈来愈大的热情，敦促社会民主党人集中力量准备进行武装暴动[26]。
既然孟什维克放弃了极端主义的立场，他们便团结在阿克雪里罗德的周围。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阿克雪里罗德成了他们的战略的主要代言人。在一次涉及面很广的发言中，他责备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背离了正统观点，要大家提防最高纲领派的危险，重申了孟什维主义的原则。此外，他恳求代表们投票赞成参加沙皇尼古拉批准建立的议会机构杜马的选举。虽然政府授予杜马的权力，比反政府派所要求的要少得多，也没有给以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但它毕竟允许某些工种的工人参加选举。阿克雪里罗德并不认为这种安排很理想，但他认为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而这一步如果走得好，会导致进一步的让步（见文件6）。
列宁马上指责孟什维克，说它已落入圈套。如果工人参加选举，他们常常要被迫支持代表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候选人，因为在许多地区只有他们才是有当选希望的最进步的人。但是，据列宁看，立宪民主党会利用他们在杜马里的权力镇压革命运动。他又说，要是社会民主党支持杜马，群众就会错误地认为，民主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建立起来[27]。发表这些评议后不久，列宁完全改变了主意，鼓吹参加杜马的选举。苏维埃的历史学家们承认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判断错误，但他很快就纠正了。
还在列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之前，孟什维克已经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以六十二票对四十六票，通过了赞成参加选举的决议。这次会议还采纳了孟什维克关于土地问题的建议（见文件7），它与列宁提出的土地“国有化”的方案有明显的不同。最后，代表大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由七名孟什维克和三名布尔什维克组成。党至少在形式上重新统一起来了，而且孟什维克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中第一次占了统治地位。
虽然列宁对代表大会所取得的成功表示满意，但他并不真正赞同大会的决议。他保持他的组织不拆散，不久便要求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以期夺回对党的控制。由于同样原因，孟什维克也没有分散他们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冲突不久便爆发了。
造成分裂的较大的问题之一，就是阿克雪里罗德关于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计划，1906年它得到孟什维克的普遍支持。列宁认为这个建议是有害的，就同孟什维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观点一样。他攻击阿克雪里罗德的计划是“《火星报》上所有谬论中的典型”，是“胡闹，幻想……混乱的概念……学究式的迂腐”。他还说“工人党不是知识分子‘高谈阔论’的俱乐部，而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讨论来，讨论去，但需要的是生酒和行动。”阿克雪里罗德的方案如果付诸实施，的确会导致机会主义的胜利，使工人阶级从属于资产阶级[28]。
同时，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的“剥夺”或“游击活动”越来越感到苦恼。所谓“剥夺”或“游击活动”，就是武装抢劫银行或政府机构，以便为革命运动筹措资金。孟什维克认为，这种罪恶行径从道义上说是应当加以反对的，它玷污了每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荣誉。他便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使一项谴责这种游击活动的决议获得通过，但布尔什维克不予理睬。这些非法得来的钱，以及列宁的组织才能，使布尔什维克选岀来参加1907年5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五次党代会的代表，比孟什维克的多。另外，布尔什维克得到四十五名波兰代表和二十六名拉脱维亚代表的支持，而孟什维克总共得到五十四名崩得代表的支持[29]。
上次代表大会上出现过的比较和平的气氛，在这次大会中不复存在了。布尔什维克充分利用他们的优势，猛烈攻击阿克雪里罗德关于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建议，并以它“必然会导致党的瓦解”为理由，通过了一项谴责这个建议的决议[30]。列宁主义的多数派；与孟什维克的较温和的态度截然不同，还谴责立宪民主党背弃了革命事业。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大会以170票对35票的压倒优势（52人弃权），否定了游击活动和剥夺行动（见文件9）。甚至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也不能同意这些劫掠行为。但是列宁继续违抗大会的意志，依然无视他的追随者的批评。
谁看到大会记录，谁都不能不对会议充满不现实的气氛而深为惊讶。代表们对策略讨论得非常认真，因为他们设想俄国仍然是—派革命形势。但是大会闭幕后不过两周，P·A·斯托雷平[31]总理就发动了标志着1905年革命结束的政变。他解散了杜马，命令逮捕了几百个革命者，并使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处于紧急状态。
已经回到西方的马尔托夫，听到这些情况后表示很乐观：“命运的不停的嘲弄！在我看来，这次政变，到头来将有利于革命，因为它将大大廓清不明朗的气氛，使这个国家回到革命的起点：一小撮有特权的人与所有客观上进步的阶级的集合体相对立。”形势的这一发展将证明上我们提到〔伦敦〕代表大会上的政纲中所描述的革命前景、我们所作的〔立宪民主党人〕还会变得‘更激进’的预言以及我们在杜马中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32]
孟什维克这次的乐观，同以往许多次一样，是毫无根据的。俄国政府轻而易举地把他们的组织压垮了，无产阶级没有响应反抗政变的号召。前两年经济的衰退和动荡，使工人阶级普遍对政治冷漠。留在俄国的唐恩说，他甚至筹集不到足够创办一份报纸的钱。十年之后，马尔托夫确切地总结了斯托雷平镇压的后果：
“在这一时刻，党的力量象用纸牌搭的房子那样垮了。”[33]
1905年革命的经历，在两派明确各自的学说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两派都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变种，但到1907年，各自都已形成一整套独立的、对俄国未来的发展的见解。这一自我认识的过程，多少是由一种奇怪的动向所引起的：每当一派提倡一种政策，另一派不仅批评它，而且提出另一种以详尽阐述的理论原理为根据的政策来。结果，到1907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间的冲突涉及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大部分是最初分裂时所没有的。
孟什维克断定，集中力量准备武装暴动是灾难性的，因为这不仅会招来大规模的镇压，而且也歪曲了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把它改变成一个按等级制和军事路线组织起的进行密谋活动的党了。他们还认为，鼓吹极端主义的策略势必会分裂、从而削弱反抗专制的力量。总之，虽然孟什维克经常批评中产阶级的进步人士，但他们不愿把在反对沙皇统治时可能起有力作用的这支力量一笔勾销。最后，孟什维克比以往更肴决心同群众建立比较紧密的联系，建立大量用来启发尽可能多的工人的阶级觉悟的组织。
而列宁主义者则认为，1905至1907年事件的进程证实了他们的观点：只有高度集中的、党员经过精选的、主要从事秘密工作的党，才能在专制的俄国有效地开展活动。此外，现在他们终于相信，指望中产阶级会在反对旧制度中采取果断行动，那是靠不住的。因此，列宁主义者开始强调，在进行第一次革命，即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无产阶级和农民有进行合作的必要性。但孟什维克反对这些原理和策略，因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未来必然是充满风波的。
的确，在政变之后的反动时期（1907年—1914年〉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派的分歧越来越大。冲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坚持进行游击活动（见文件10）。1907年末，柏林警察当局抓捕了一些伪造卢布的列宁主义者，这个事件一披露，阿克雪里罗德真是大吃一惊。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我要问：我们怎么能同他们留在一个党里？”[34]然而，在彻底决裂的最后关头，孟什维克却畏缩不前。布尔什维克用非法得来的资金建立起秘密组织，这不可能不激怒他们的对手，尤其因为孟什维克的组织是乱糟糟的。
到1908年时，孟什维克的情况开始有所好转。在西方，他们的领导人创办了《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提供了可作为团结中心的官方喉舌。在俄罗斯帝国出现了三个孟什维克活动中心：格鲁吉亚有个秘密组织；圣彼得堡有A·N·波特列索夫领导的知识分子小组，从1910年至1914年发行高级文化刊物《我们的曙光》；还有一批所谓的“实践家”，在政府允许存在的工会、合作社、工人教育机构和俱乐部、保险公司等组织里工作。这些实践家希望训练工人知识分子来参加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管理工作.
同时，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爆发了新的思想论战。从1909年直到1914年，列宁把跟他意见不一致的人说成是取消派，一个含义一直不明确的攻击用语。显然，他是从普列汉诺夫那儿学到这种辱骂反对者的方法的。1904年他对一个同事说，“普列汉诺夫曾对我说起过一个非议马克思主义的人（我忘了他的名字）：‘我们先给他安上个罪名，然后才审理他的案件。’我认为我们应该给每个试图损害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安上罪名，即使我们随后并不去审理他的案件”。[35]
列宁怀着摧垮对手的希望，指责孟什维主义从头到脚散发着取消主义的臭气。他抛出这个骂人的用语，把它的含义逐步加码。取消派“企图取消〈即解散、毁坏、废除、停止〉现有的党组织，代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即“公开”存在的〉不定形的联盟”；他们是“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想要摧毁秘密的党组织，实际上是要摧毁整个党；他们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已经陷入改良主义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派別”的泥坑[36]。
这些责难都是牵强附会的。孟什维克的领导人还是阶级斗争观念、历史唯物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确实，两派冲突的范围已经扩大了，但是，只要对他们的论据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双方实际上是在继续进行1903年开始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辩论。因此，唐恩断言（见文件11），如果社会民主党还想忠于它公开宣布的目标，那么它应该在不放弃非法的即秘密活动的情况下，强调进行合法工作。波特列索夫则彻底推翻取消主义这一指责，理由是，反革命政变一开始，党就已经瓦解了，根本不存在什么取消不取消的问题（见文件12）。
列宁认为这些见解都是异端邪说。他争辩说，正因为在专制统治的俄国公开进行政治工作如此困难，党才应该首先关心增强其秘密组织，虽然他也赞成利用仍然存在着的合法机会，开展政治工作。多数的孟什维克对于应首先关心秘密工作还是合法工作，看法与列宁的相反，这多半是因为他们认为，尽管政府残酷镇压，进行合法工作的范围还是比1905年前扩大了。他们想充分利用这一新形势来壮大党。但是，布尔什维克则力图使党保持由经过精选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团体的面貌。
尽管对取消主义的辩论很激烈，从1907年至1912年和解的尝试仍在进行。孟什维克领导人，象许多激进分子一样，难于相信左派会是他们面临的死敌。但是列宁决心不同那些可能对他的权威和政策提出挑战的人合作。1912年，他在布拉格召开了会议，参加者都是他的最亲密的追随者，他们至多不过代表社会民主运动的五分之一的人。这次会议自行宣布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开除了“孟什维克取消派”。党现在正式分裂了，在争取工人阶级支持的激烈的竞争中，布尔什维克开始处于有利地位了。
1912年到1914年期间，几个于1905年之后创建起来的、最初曾是孟什维克核心力量的合法的工人组织投诚到列宁主义者一边。略举几例就足以说明了。1912年8月，在首都圣彼得堡最大工会——金属制造工人工会的理事会的选举中，当选的布尔什维克，远远超过孟什维克。半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夺取了全俄保险业理事会和圣彼得堡保险公司的控制权。1914年4月，在彼得堡印刷工人工会理事会选举中，当选理事的半数是布尔什维克，而大家知道，这个工会一向是“孟什维主义的堡垒”。到1914年夏天，有迹象表明列宁主义者已控制首都十八个工会理事会中的十四个半，莫斯科十三个工会理事会中的十个[37]。
帝国这两大城市的工人的政治变化，显然是由于俄国城市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的结果。在1910年至1914年工业发展高潮中，工业劳动力从1,793,000人增加到2,400,000人，就是说，大批年轻人从农村流入各个城市。许多新来到大城市的人，特别容易接受布尔什维克所鼓吹的“极端主义的目标和策略”，因为他们既缺乏通常是由于长期进行工会活动而学到的那种纪律和节制，又没有1905年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在选举中获胜，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的秘密组织比孟什维克的要广泛和有效一些。孟什维克不看重非法组织，这就把进行宣传和获得工人支持的明显的有利条件让给了列宁主义者。
因而，当第二国际执委会，社会党国际局于1914年上半年努力使敌对的两派重新统一时，列宁无意妥协，这也就不足为怪了。社会党国际局打算在8月召开的国际的下一次代表大会[38]上，正式谴责他们的不让步行为，以此给布尔什维克施加压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预定的代表大会没有召开。这次战争产生了新的、不可调和的分歧，这些分歧实际上将使分裂状态长期存在下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次战争的爆发，使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在精神上受到一次创伤，对孟什维克来说，也是如此。多年来，各国党和国际都讨论过战争的起因，以及社会主义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军事冲突。讨论的结果往往只限于：谴责战争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发表一个含糊其词的声明，提出防止诉诸武力要采用的一些策略。唯一有效的策略好象就是总罢工了，但是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并不准备采用如此激进的办法。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却好似坚持宗教信仰一般坚持自己的观点，即在危急关头，工人阶级应采取果断的行动来防止堕入他们认为的战争的疯狂行动。
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纪律性最强的、最受尊敬的党，作出在战争中支持德皇政府的决定，使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极为震惊和深感失望。德国党为自己的立场找了个似是而非的理由：德国四面受敌，他们这样做正好是保卫欧洲，反对“亚洲的野蛮人”，即反对俄国。但这种理由是模棱两可的。同样，大多数法国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支持法国政府，就是保卫民主国家，反对普鲁士专制主义。此外，法国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感到，他们不能无视这一事实：群众原来都是爱国的，这真是出乎意料。如果社会主义的领导人鼓吹反战，那么他们可能会失去大部分的支持者。但是，各国都还有大批的社会主义者拒不遵循爱国主义的路线，情绪如此激昂，以致无论是第二国际还是一个国家的党，都不可能保持统一了。
孟什维克在战争问题上分成了好几派。他们在杜马里的七个代表拒不投票支持军事预算，并同五个布尔什维克代表一起发表了由一批孟什维克起草的声明，抨击战争（见文件13）。大多数孟什维克同意这个声明，成了“国际主义者”，就是说，他们谴责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冒险活动，强烈要求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给各国政府施加压力，在“不割地不赔款”的基础上结束战争（见文件14）。但是，国际主义者之间也存在一些分歧。例如，西伯利亚齐美尔瓦尔德派（唐恩，I·G·策列铁里[39]和弗拉基米尔·魏金斯基[40]）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保卫俄国可以说是正当的[41]。1917年2月，俄国成了民主国家之后，这一论点便成为革命的护国主义学说即孟什维克党的官方政策的主要特点了。
波特列索夫领导的运动的右翼，鼓吹一种比较巧妙的对待战争的立场（见文件15）。那就是赞成在民主的法国和英国而不赞成在专制的俄国实行“国内休战”（中止阶级斗争）。由于俄国的失败更明显地暴露了政府的无能，右翼在几个著名的政论家和工人知识分子的领袖的支持下，强烈要求国家体制民主化。值得注意的是，孟什维克中几乎没有人提出无条件地支持政府进行战争。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孟什维克都反对列宁关于战争的立场——马克思主义阵营里最好战的立场。他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原则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努力使本国战败；对俄国无产阶级来说，“为害最少的”是沙皇政府败北。另外，列宁极力主张同第二国际决裂，因为它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反对战争，这就说明了它受到了“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侵蚀。最后，他还鼓吹变国际冲突为国内战争。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对待战争的不同立场究竟有什么意义，只是到1917年专制统治崩溃之后才看清楚。这时，这两个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个中心问题上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俄国事态的发展。
1917年的革命
1917年初爆发的这场革命，使孟什维克和其他人一样，都大吃一惊。好些年来，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谈论革命，还说是在组织群众准备革命。但是，据一位观察家说，在1917年初，“没有一个政党准备迎接这次伟大事变”。[42]没有一个人看出了人民的绝望情绪已如此严重。三年战争中，这个国家接连惨败在德国人的手下，无数人丧生，食物短缺，物价飞涨。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这些灾难都可直接归咎于沙皇当局的决策和无能。保守的杜马代表V·V·舒尔金[43]确切地描绘了首都彼得格勒的情形：“麻烦的是，在那个大城市里，竟连区区几百个对政府抱好感的人也找不出来，不仅如此。政府对自己也没有好感。没有一个大臣相信自己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44]一个如此缺乏公众信任和缺乏自信的政府，面临着积极的、大规模的反抗，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3月8日，彼得格勒的社会民主党人准备召开会议和发表演说，来庆祝国际妇女节。谁也没有布置要进行战斗性的行动，但是面包经常短缺，激起了纺织厂的一些不满的女工举行罢工，并要求其他工人给予支持。第一天，大约90,000名罢工者走上街头，二十四小时之内，人数增加了一倍。他们的标语牌上既写着政治性的口号，也写着经济性的口号：“打倒专制政府！”“打倒战争！”“我们要面包！”到第三天，参加示威游行的就有240,000人了，城市实际上陷入瘫痪。最终是军队的态度使得游行示威的矛头对准了政府。起初，士兵们还半心半意地试图驱散人群；到了第四天，他们当中许多厌战的人便拒绝袭击自己的同胞，有些人甚至加入游行队伍了。到了3月12日，局势明朗了。政府的权力已经崩溃；沙皇尼古拉起初并不把彼得格勒骚动的报告放在心上，这时只好退位，别无他策。四天之内，这次自发的革命便以死伤1,315人的代价，推翻了一个拥有一亿多人口的帝国。
形式上，政权转到了温和的自由派乔治·E·李沃夫[45]公爵领导的临时政府手里。新政府宣布的纲领规定，人人都享有公民自由权和法律平等权，并准备民主选举立宪会议来商讨决定俄国的政治前途。但是，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只能靠彼得格勒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慈悲”来进行统治。彼得格勒苏维埃是工人和士兵随随便便选举出来的，居然在随后立即出现的许多地方苏维埃中享有最高威信，而且还是群众对之效忠和顺从的唯一机构。实际上，俄国存在着两个政权的体制——人们后来这样称呼它。临时政府的职责是处理国家事务，但有职无权，苏维埃倒有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却没有负起责任来。[46]这种体制势必产生冲突、混乱和低效率。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一战争，经济崩溃，政治改革一一个也没有得到圆满解决。
191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彼得格勒苏维埃都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激进的农民党）联合统治着。在二、三千名代表中，大多数人并不正式属于哪个党派，但他们倾向于服从这两个党的领导。3月9日，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组成独立的“派别”；可是，支持他们的代表不超过四十人。布尔什维克1914年以来在圣彼得堡工人阶级中实力削弱，是由于战争期间政府逮捕和流放了许多布尔什维克，破坏了列宁主义者的大批秘密组织的缘故。[47]由于孟什维克比社会革命党人组织得更好，经验更丰富，党内有才能的政治家（最著名的有策列铁里、唐恩和尼古拉·齐赫泽[48]）也更多，所以，孟什维克成了苏维埃中能够左右苏维埃的那个联盟的“大伙伴”，他们的政策对1917年事件的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这些政策是由控制着党的革命护国主义者，即中间派制定的。他们确信俄国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不能掌权。还有两点考虑增强了他们不去掌权的决心：他们担心极端的激进主义会分裂进步势力，象1905年那样，又怕工人阶级没有经过训练，管理不了国家。因此，孟什维克表示支持临时政府，条件是临时政府不得放弃已取得的民主权利（见文件16）。最重要的是，孟什维克赞成继续战争以保护革命，反对专制德国（见文件17、18、20），尽管他们也敦促政府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谋求迅速议和。他们正确地意识到，没有和平，要解决俄国国内问题是极端困难的；但是，他们关于如何结束战争的建议证明是根本不现实的。第一，临时政府对议和不怎么感兴趣，主要因为临时政府中有些最有威望的成员，还希望在战胜“同盟国”以后吞并君士坦丁堡。其次，国际起不了调停机构的作用：不但国际内部意见很不一致，而且好几个国家（美、法、英）不准许他们的公民参加社会主义者为谋求在妥协基础上的和平而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大会。
革命的护国主义者在他们自己的党内必须对付两方面的批评。波特列索夫领导的一小部分右派，比中间派更强调要积极地把战争打下去（见文件22）。更严重的挑战来自左派，即孟什维克国际派。5月份，国际派反对党的一项决定，即为了支持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政权，以小伙伴身分参加内阁的决定。7月，国际主义者的领导人马尔托夫又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建立“民主主义的政府”，即以在苏维埃中有代表的所有各党派为基础来建立政府，使俄国退出战争并监督立宪会议的选举（见文件23、23a）。
马尔托夫是在政府充分暴露出它的软弱的时候提出这个激进的建议的。7月16日，士兵、水手和工人，并没有受任何政党的煽动，就在彼得格勒造反，要求由苏维埃掌权。只是由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接受示威者的要求，才使政权免于崩溃。游行和零星打枪，折腾了两天，毫无结果，群众不耐烦了，便四散回家[49]。大约就在同时，四个立宪民主党的部长辞职，对政府允许所有乌克兰军队听从乌克兰Rada（地方自治会）的命令的政策表示抗议。马尔托夫认为，既然有组织的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不再行使权力，无产阶级的领导人继续留在由并不正式代表重要社会力量的中产阶级部长们控制的联合政府中，已毫无意义，现在该成立“民主主义的政府”了。
如果当时孟什维克重视马尔托夫的劝告，他们很可能就掌了权，并且比较有效地治理着国家了。群众渴望发生彻底变革，一个工人对社会革命党农业部长维克多·切尔诺夫[50]说的一段话，最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掌权吧，狗日的，给你权你就掌。”[51]更重要的是，用一个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时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已是事实上的政府：它镇压骚乱，恢复秩序，把军队召回彼得格勒，接受大多数卫戍部队的效忠……”[52]但是，孟什维克领导人的思想仍然为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禁令所束缚（见文件21）。
同时，临时政府的immobilisme[53]导致其威信逐渐下降。由于全国存在着骚乱的局面，临时政府推迟选举立宪会议，这是除苏维埃之外可能建立起民众支持的政权的一个机构。到了夏天，农民骚动遍及各地，并经常同夺地一道出现；但是，政府既不能制止暴力行动，又不能对制定土地法作出最后决议。它也不能阻止地方苏维埃夺取本地区的控制权，阻止工人接管工厂，阻止少数民族宣布自治或独立。最糟糕的是，政府没有强有力的媾和政策。由于俄军愈来愈不愿打仗，开小差的人数达到了惊人的程度。1917年秋天，俄国处于崩溃的边缘。
因此，在苏维埃和政府中都占极重要地位的孟什维克，不能继续得到群众的信任，也就不足为怪了。有几个统计数字很说明问题。6月，孟什维克选出248名代表出席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布尔什维克只设法选出了105名。但是，在10月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代表只有70到80人，布尔什维克却有300人。革命初期，彼得格勒最大的孟什维克组织，成员达10,000人之多；但是到了10月，它实际上已不存在了。那时一个孟什维克这样写道：“党费没人交了，《工人报》〔孟什维克的报纸〕的发行量大大减少，上次全市代表会议也因不足法定人数没有开成……。〔最近〕莫斯科区选举杜马，560个席位中孟什维克只赢得了25个。小组和个人退党的事，天天发生。”当11月终于选举制宪会议时，孟什维克只有140万张票，而社会革命党人有1,600万张票，布尔什维克有980万张票。
与孟什维克不同，列宁不受政治或意识形态的限制。4月，他一到彼得格勒，就号召前线士兵同敌兵联欢，以取代政府的护国主义立场，还号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这一纲领受到孟什维克的强烈谴责（见文件19）。布尔什维克党几经踌躇，才于6月采纳了他的纲领和战略部署。随着动乱的蔓延，列宁居然不分青红皂白，对每个反抗当局的人的要求，几乎一概给予支持。他赞成工人们接管工厂，而这种行动无异是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嘲弄的那种工联主义运动。他赞成农民占领土地，这与布尔什维克的土地国有化纲领是背道而驰的。他无视布尔什维克一贯坚持集曲制和等级制的原则，对掌了权的地方苏维埃大加赞扬。现在孟什维克虽然可以谴责列宁拋弃了一向信仰的主义而赢得精神胜利，但是列宁倒是心满意足了：他的党压倒了它的对手，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9月，临时政府的威信和声望落到了最低点。多亏彼得格勒苏维埃自发地行动起来，打垮了反革命势力，临时政府才侥幸度过了一次由L·科尔尼洛夫[54]将军发动的右派政变。虽然“七月的日子”之后有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被捕，但是列宁的党为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有助于提高它在人民中的威望。另外，在科尔尼洛夫政变威胁的时期，布尔什维克获准创建武装工人民兵，这支力量后来成了用来推翻临时政府的军队的核心。后来，当时的内阁总理A·克伦斯基[55]没有采取措施惩罚叛乱分子，许多人就相信了广泛流传着的消息，说有几个部长同情科尔尼洛夫。9月中旬，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明显地左倾：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在这两个城市的苏维埃里赢得了多数。列宁认为，这表明进攻的时刻已到。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稍经敦促，就同意准备武装起义。11月7日发动了政变。正如列宁几个月后指出的那样，这次夺权“轻而易举”。
布尔什维克统治时期
11月中旬，虽然马尔托夫及其国际主义派占了优势，孟什维克党左倾了，但该党对布尔什维克的政变一致抱敌对态度（见文件24）。马尔托夫在唐恩等原中间派的支持下，说服孟什维克党倡议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各党联合政府而进行谈判，这个政府将包括从人民社会主义党（温和的农民党）布尔什维克的所有社会主义党（见文件25）。马尔托夫提出这个建议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的：既要避免由布尔什维克一党统治，又要避免再回到临时政府的immobilisme；担心工人阶级转而支持列宁主义者；再者，布尔什维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势力反对一党夺权。马尔托夫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从而迫使列宁同意他的方案。孟什维克的建议无非就是提出了“停止政治恐怖”这个绝对条件，布尔什维克对此稍事商讨，就明确加以拒绝[56]。很可能列宁只是要找个借口使谈判破裂。他没有得到他的激进阵营中的对手的帮助就夺得了政权，现在他也决心不和他们共同掌权。
孟什维克党各派对布尔什维克统治下俄国的前途都感到悲观失望。例如，阿克雪里罗德确信，历史一定会惩罚违背它的规律、在还没有条件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夺取政权的人。因此，他断言布尔什维克政权是“短命的；它的日子屈指可数。但是，革命是否能挽救，俄国是否能免于崩溃，很难料定。”[57]马尔托夫坚信，“虽然工人群众支持列宁，但是他的政权越来越不成其为无产阶级的恐怖政权，而成为由武装士兵、‘赤卫队’和水手等各种各样的群众拼凑而成的sans-culottes（激进主义）的政权。”布尔什维克管理这个国家的尝试是必定要失败的[58]。
在马尔托夫的领导下，俄国孟什维克采取了做为反对党的战略，批判他们认为错误的或有害的政策。因此，他们反对列宁于1918年初解散民主选举的立宪会议。列宁认为他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设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级的民主原则的形式”[59]（见文件27）。同样，他们谴责布列斯特条约，这一条约虽然结束了对德战争,但便俄国损失了百分之二十六的人口，百分之二十七的耕地，百分之三十三的制造业（见文件28）。他们痛斥布尔什维克实行政治恐怖和压制出版自由，后来，于1919年，他们却又认为，只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才应享有这一自由。他们还批判了旨在使政府严格控制经济而不顾人民死活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见文件26、29）。1921年，战时共产主义显然在各处都已一败涂地，政府采用的竟然是列宁主义者1918和1919年曾百般辱骂过的孟什维克经济纲领，这是不无讽刺意义的。
孟什维克敢于提出批评，表现了令人钦佩的勇气，因为他们也是镇压的对象。1917年12月1日，政府查禁了他们的机关报。1918年6月，他们被开除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此后不久又被从俄国各地苏维埃中赶岀来。1918年末，当局取消了一些禁令；但是，孟什维克充其量也不过处于一种半合法的地位而已。
孟什维克虽然仍不放弃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但对布尔什维克的敌对态度稍有变化。他们认识到，他们已处于令人痛苦的两难困境之中：必须在列宁主义者的统治和反革命势力控制的政权之间进行选择。而到1918年中期，反革命势力已经集结了一支难以对付的军队。1918年春夏两季，当英、法、日、美等国派军队进入俄国之后，孟什维克比以往更确信，他们对国家所面临的两种前途的估计是正确的。当然，西方干涉者声称，他们是为了阻止德国人得到重要的战争物资，为于重并东方战线，但是外国军队不久就帮助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了。在许多人看来，现在列宁主义者正在保卫俄国，反对可鄙的、无疑是想复辟旧制度的帝国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孟什维克宁肯要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至少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因而——他们以为——还可以受到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马尔托夫及其同僚开始谈论“校正”布尔什维克革命，并使它沿着更为人道和现实的轨道发展，等等。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爆发，孟什维克产生了新的希望。他们期望世界社会圭义的中心会转移到柏林，期望这会对列宁主义者产生有益的影响（见文件30）。
但龛，甚至在德国革命已被证明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仍然给予有力支持（见文件31）。这种态度必然促使孟什维克改变其对列宁的革命的评价。政府的继续存在使马尔托夫得出结论，布尔什维主义是俄国必经的历史阶段（见文件32、35）。他的这种看法对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培养出来的人是有感染力的。在1920年3—4月间的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孟什维克把这种推论引向极端，预言整个欧洲的发展过程在某些重要方面会同俄国刚走过的道路非常相似（见文件33）。
同时，孟什维克改变了他们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政策（见文件34）。现在，他们拒绝参与一切恢复“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的尝试，尽管他们也拒绝参加第三（共产）国际。因为他们不同意要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完全听命于莫斯科。1921年2月，孟什维克加入了所谓的“维也纳联合会”，即“第二半国际”，这个组织通过的纲领大体上体现了孟什维克的政治原则。它的主要成员来自澳大利亚、德国和法国的党，但是它从未发展成为重要的运动。1923年该组织解散，原有成员同第二国际的残余分子一起，创建了工党和社会党国际。
1917至1920年孟什维克思想的转变是不好解释的。当然，它对反革命的仇恨和恐惧是个重要原因。但是，还必须考虑到另一个原因，——也就是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生活在经历了一场据说是工人阶级的、但自己并未参加的革命的国家里所具有的心情。1920年初，唐恩从莫斯科写的一封私人信件中，生动地反映了孟什维克的这种心情。唐恩说党的情况“很不妙”。孟什维克被剥夺了出版、集会和建立组织的自由，没有资金，“受到残酷迫害”，因而无法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唐恩觉得他的同事中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接受共产主义是不足为怪的。在他看来，背叛的绝不仅仅是“有野心的人”；他们也不单单是为“布尔什维克的实力或表面的辉煌成就”所吸引。最重要的是，“想开展活动的热望”在驱使着他们。唐恩总结说，孟什维克组织居然还能顶住这种强烈的“热望”而存在下来，真是很不寻常的了。他甚至认为，孟什维克壮大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因为他原来的同志可能会对列宁的政策提出怀疑，从而将有助于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造成危机[60]。虽然唐恩的结论可以争论，但他对俄国许多孟什维克的心情的描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整个孟什维克党对布尔什维主义逐渐怀有好感。
俄国少数孟什维克抵制这种倾向，但是他们实际上没有机会发表他们的意见。而现在仍侨居西方的阿克雪里罗德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布尔什维克政变时他正在斯德哥尔摩。当时，孟什维克党让他担任党在国外的代表。由于从1918至1920年，他无法与他的同事经常进行联系，他以为1917年末期他们之间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的一致看法现在依然存在。于是，他以党的名义，发起了一个运动，动员西方社会主义者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
阿克雪里罗德拒绝同新统治者进行任何妥协，但是他也不支持反革命分子和同盟国的干涉者。他所作的是敦促西方社会主义者派一个调查团到俄国去考察那里的情况（见文件36）。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制度是一种进行镇压的政府形式。如果这种看法能得到公众的证实，那么列宁主义者就会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或者被迫缓和他们的政策，或者公然反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选择前者将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巨大胜利。选择后者就会损害布尔什维克的道义地位，并使俄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得到鼓励。
阿克雪里罗德呼吁西方社会主义者对俄国事务“从道义上和政治上迸行干涉”，今天看起来，可能是幻想。但是不要忘记：他当初提出这个建议是在1918年夏天，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地位还是不巩固的；德国人迫使他们签订的苛刻的和约，在国内、甚至在列宁的党内，都有很多人反对。反革命构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同盟国的干涉也是如此，只是没有那么严重罢了。经济继续恶化，而军事共产主义只能使已经混乱的局面更糟。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自己也担心，如果西方社会主义者不给予帮助，他们的政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61]。在这种情况下，阿克雪里罗德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施加影晌的希望看来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但是，他为他的建议争取支持的尝试遇到重重障碍。最初，在1918年年中，许多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他的计划，因为德国政府执行的政策是要加剧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混乱”，从而使俄国在西方战事正酣时仍处于孱弱状态，阿克雪里罗德的计划与他们政府的这种政策是相抵触的。另外，社会主义者也普遍担心，怕批评布尔什维克会被理解为对反动派的援助和鼓舞。有些社会主义者虽然并不接受列宁主义，但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的革命还是钦佩的，因为他们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者几十年来一直渴望着的革命。[62]尽管如此，西方社会民主党人企图恢复第二国际，于1919年2月在波恩集会。会上经过多次争吵之后，决定派一个调查团到俄国去。调查团根本没有完成使命，因为协约国不给代表们签发护照。阿克雪里罗德认为，协约国政府害怕调查团可能揭露西方在俄国的代理人和军队的“肆无忌惮的反动行为”，还担心调查者可能带回一些有关俄国现状的热情洋溢的报告，从而扩大布尔什维克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影响。他的这种看法也许是不无道理的。西方社会主义者几乎没有做任何努力以促使他们政府改变决定，阿克雪里罗德因而深感失望。
1920年9月，马尔托夫到了西方。此后不久，孟什维克这两位领导人公开了他们之间的争论。阿克雪里罗德为了使运动回到他认为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轨道，在党报（当时在西方发行）上发表了一封长信，对孟什维克官方提出了批评（见文件37）。他不能同意领导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性质与西方爆发革命的可能性的观点，尤其不能同意关于政治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的观点。马尔托夫重申了自己的立场作为答复：列宁主义者进行革命，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任务。如果这个政府被摧毁，那么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任何政府，对俄国会更不利。“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当布尔什维主义保卫革命的真正果实（及其可能被废除的专政），反对反革命时，我们公开地、无条件地站在布尔什维主义一边，毫不犹豫地对无产阶级说：面对〔P·I·〕弗兰格尔[63]和〔P·〕司徒卢威[64]的‘民主’，〔大卫〕劳合·乔治[65]或〔费迪南〕福煦[66]元帅的‘民主’，你应该支持‘苏维埃政权’以及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带引号的暴政，两害相权取其轻。根据我们的理论观点来推理，不可能得出任何其他结论。”[67]马尔托夫强调，尽管他有这些看法，但绝不是新政府的辩护士。
阿克雪里罗德认为这样推理就完全错了。他也反对劳合—乔治对俄国进行干涉的政策，但他仍然不能同意那种认为列宁主义的专制制度比英国制度优越的观点。他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者非得在共产主义和弗兰格尔领导的反革命政府两者之间选择一个不可。正是为了避免这种选择，他才提出了社会主义者进行干预的计划，而马尔托夫对这种干预的可能性（他以前是同意的）漠不关心，尤其使阿克雪里罗德很伤心。这说明马尔托夫宁肯不对苏维埃政府施加任何圧力，也不准备同他认为是机会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人合作。最后，两人之间的分歧集中表现在各自对传统的、自由民主的重视程度上。阿克雪里罗德认为这种民主极其重要；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他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马尔托夫虽也并不轻视民主，但是正如他对劳合—乔治的评论所表明的那样，他对民主远不及阿克雪里罗德那样重视。
马尔托夫同阿克雪里罗德之间的辩论，把孟什维主义内部两个主要派别的设想和态度公诸于世了。这场辩论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勾画了就布尔什维克革命进行的激烈辩论的大致轮廓，它已经进行了五十多年，而且仍然吸引着关心当前政治的人们。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马尔托夫的看法在孟什维克队伍中是占上风的，但是这已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了，因为1921年列宁决定取缔这个派别。孟什维克曾预言，列宁在落后的俄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尝试会毁灭俄国经济。由于他们的话说准了，前两年他们的名望和影响在工会里急剧增长，布尔什维克对此曾焦虑不安。后来，于1921年，列宁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正如伦纳德·夏皮罗[68]说的那样：“让……〔孟什维克〕享有自由，即使只享有象他们在1919和1920年那样的有限的政治自由，就会引起一个明显的问题，即迄今为止一直失策的党，为什么不应该把政权让给其〔经济〕政策目前正被采用的党呢？”[69]几百名孟什维克，包括全体中央委员，都被逮捕了。1922年初，在这次大规模镇压一年之后，一些犯人进行绝食，于是政府允许十名主要领导人（其中包括唐恩）移居国外。但是，其他许多勇气全被摧毁了的人，认为有责任为重建国家出力，答应为政府服务。有几个人（G·V·契切林[70]、I·M·迈斯基[71]、A·S·马尔丁诺夫、A·A·特罗扬诺夫斯基[72]、A·维辛斯基[73]）以后实际上在苏维埃国家里身居要职。孟什维克的亲密同盟者崩得分子的遭遇也一样。他们中间少数人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崩得官方反对列宁主义者，因而这个派别遭到了镇压。到1921年底，崩得在俄国实际上已不复存在。那时，崩得在波兰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党，一直活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1922年1月选举莫斯科苏维埃时，孟什维克党经过努力才在两千个代表中选上一个代表，这最生动地说明了孟什维主义的骤然衰落。虽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还存在一些秘密的小团体，但是孟什维主义已不再是一个群众运动了。
大多数流亡者定居柏林，在马尔托夫的指导下创办了《社会主义通报》，这是当时西方获得俄国情况的最可靠的来源。孟什维克通过对苏联书刊的仔细研究，了解到俄国的许多情况。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偶尔能接触到因公出访西方的苏联官员。这些人透露了一些俄国发展的详情，这在书刊中是找不到的。甚至今天从事研究苏联早期历史的学者，为了获得一些真实的报道和对事态的敏锐分析，也仍求助于《社会主义通报》。
1923年4月马尔托夫去世之后，该报仍然信守他关于布尔什维克统治制度的分析。要说有什么区别，那也不过是马尔托夫的继承者、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唐恩，对苏联未来的发展道路看得更乐观一些罢了。早在1922年，他就说：“我相信〔流亡者〕旅居国外的日子不会太长。当前这个可恶的政权从上到下矛盾重重，难于比较长久地维持目前的形势了”。布尔什维克不是被迫向右转到波拿巴主义，就是向左转到民主主义。即使是一个波拿巴分子当权，他也会被迫采取“多少”带有自由派色彩的措施的。“总之”，唐恩总结道，“布尔什维克不是被迫不再执政，就是在某种意义上不会再是‘共产主义’了”[74]。
但是，流放的孟什维克中的少数右翼，不同意这种乐观主义观点。实际上，他们认为在苏维埃的试验中没有什么可以弥补其缺点的因素。结果，孟什维克运动内部意识形态方面的辩论又剑拔弩张了。右翼想在党报上公开发表他们的观点，但遇到了重重困难，因而火气十足。1925年，他们的一个代言人刻薄地指责唐恩及其支特者“实际上沿袭了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列宁领导的《火星报》二十五年前就采用的方法。党内不允许存在对立面……反对派必须永远保持沉默。”[75]这种谴责得到了预期的结果：领导人发了慈悲，少数派偶尔也可以在党报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了。
希特勒上台之后，孟什维克纷纷移居巴黎。到1940年，大多数又移居美国，在那里岀版《社会主义通报》，直到1965年。同时，他们的思想逐渐右倾。他们仍然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大多数人现在开始全面地抨击苏维埃极权主义了。也有些重大的例外情况。例如，1946年，显然受到俄国反纳粹主义斗争影响的唐恩这样说：“随着内忧外患的消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民主化不久将越来越成为历史的必然”。[76]列宁夺取政权这么多年之后，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如此不同，这再次表明，马克思主义留下了一份含混不清的遗产。
格鲁吉亚的孟什维主义
孟什维主义在格鲁吉亚这个位于外高加索西部具有两百万人口的地区的兴衰史极不寻常，值得单独论述。孟什维主义只在格鲁吉亚才发展成群众运动，在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中间深深地扎下了根。也正是在这里，孟什维克统治过从苏俄脱离出来的一个独立国家。由于他们采取了分裂的方针，请求协约国派兵到他们国家来抵抗布尔什维克的可能进攻，俄国本部的孟什维克当时实际上开除了他们的这些同事。1918年12月，孟什维克党正式宣布，“格鲁吉亚的同志们”的政策排除了我们同他们保持任何组织上的联系的可能[77]。因此，可以认为，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现在已成为一个具有自己的纲领和政策的独立政党了[78]。
尽管如此，从1903至1917年，格鲁吉亚的孟什维主义仍然是全俄孟什维克运动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只提伊拉克利·策列铁里、诺阿赫·饶尔丹尼亚[79]、尼古拉·齐赫泽、阿卡基·契恒凯里[80]这么几个人，就足以说明。他们关心的都是全国的政治，而不是地方事务。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前，他们很少注意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而且，谁也没有鼓吹过分离主义。外高加索社会主义的创始入、重要理论家饶尔丹尼亚始终拒绝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认为这种要求是空想。他相信，随着俄罗斯帝国的民主化，格鲁吉亚行将得到足够的自治权，实现这个民族所渴望的一切自我表现。1910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这一立场稍有改变，他们开始主张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实行自治，但仍一如既往，对俄国和国际社会主义目标忠心耿耿。
不过，仔细研究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在1917年前那个时代的策略和建议，就会发现甚至在那时候，这一派就稍微背离了孟什维克官方的纲领。如果考虑到格鲁吉亚的特殊情况，对此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格鲁吉亚大都是山地，这个地区的农民比起帝国其他地区的农民来，更苦于土地不足。例如，在库塔伊斯省，百分之八十九的农民所占有的土地面积最多不过十一英亩，靠这小块土地，仅够勉强糊口。另外，格鲁吉亚还向农民征收一些俄罗斯本土早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取消了的税款。无怪乎农民往往采取一些特别激烈的行动。1902年开始的骚动持续了好几年，到1905年革命期间达到高潮，当时在许多地方，选举出来的委员会赶走了地方官吏，行使原官吏的部分行政职务。农民们清楚地表明，他们希望自己占有土地，这一愿望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当然是背道而驰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对农民的这种迫切要求表示同情，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来自农村，而不是来自城市。他们并不正式反对党关于土地“公有”的号召，而是不理会纲领的这一条款，用土地私有的主张取而代之。由于这种实用主义，他们赢得了一大批可靠的追随者，其中有农民也有工人。他们的俄罗斯同事倒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但未能管辖格鲁吉亚。因为孟什维克控制着那里的苏维埃，而且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成立了政府，并于1918年5月宣布格鲁吉亚独立。这又一次表现出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比他们的俄罗斯同志更具有灵活性。他们在两年半当中努力去实现他们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标，虽然他们也毫不犹豫地要去适应形势的要求。
对这个新国家说来，当务之急是安全问题：存在着共产党人从内部进行颠覆的非常现实的危险，还存在着布尔什维克军队和白军进犯的威胁。孟什维克政府于1918年2月宣布共产党非法，来对付第一种危险；它容忍德国军队留驻在自己的国土上保护他们，以防止外部的进攻，以此来对付第二种危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人撤走后，格鲁吉亚人欢迎英国军队也是出于这个理由。这些并不是轻易作出的决定（特别考虑到孟什维克曾正式谴责一切外国干涉），而是遵循共和国总统饶尔丹尼亚的座右铭行事的必然结果。他的座右铭是：“宁要西方的帝国主义者，不要东方的狂热分子”。[81]
孟什维克的国内纲领有助于在国内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建立了民主政府，而且在1919年初的选举中，赢得了国民议会130个席位的105个。他们着手处理使人烦恼的土地问题，没收四十英亩以上的私有地产，把这些土地（连同沙皇皇室、帝国政府和教堂的地产）租给贫苦农民。1919年之后，农民可以用极低的象征性价格购买土地。另外，孟什维克政府把主要工业和交通工具收归国有，因而1920年大约百分之九十的非农业工人，成为国营企业或合作企业的工人。
由于存在着外敌侵犯的危险，格鲁吉亚共和国不得不建立起一支军队，从国家微薄的总收入中抽出大得不相称的一部分钱来支付军费。国民卫队，即志愿民兵，成为军队的核心，并且进行民主管理：军官由选举产生，定期召开士兵代表大会，参与作出决定。还有一支人数不多的常规军，紧急状态时约可出动五万人。
孟什维克管理国家颇有效率，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党组织有一个广泛的地方组织网，协助管理国家和执行政府的指令，此外，政府的改良主义的纲领很得民心，这使得它比起其它独立了后又被共产党人所征服的国家来，政治上较为稳定。但是，格鲁吉亚是个贫穷的小国，一旦布尔什维克腾出手来进攻这个国家，它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起初，共产党人集中精力进行反对白军和外国军队的斗争，顾不上对格鲁吉亚进行坚决的打击。事实上，1920年5月，列宁的政权担心同波兰的战争迫在眉睫，甚至还同意“无保留地”承认“格鲁吉亚国家的独立和主权”。[82]根据协议的一条秘密条款，格鲁吉亚政府答应释放1919年11月发生未遂政变后在押的所有共产党人。孟什维克还承认了共产党是合法的，可是，这个党随即开始了反政府的煽动工作。1921年初，莫斯科号召格鲁吉亚共产党人进行暴动，还命令红军开进这个国家，援助叛乱者。当孟什维克领导人试图同莫斯科共产党的统治者就入侵问题进行讨论时，后者却声称对苏维埃进犯一事毫无所知。虽然格鲁吉亚人英勇奋战，但红军在一个月左右就占领了格鲁吉亚全境。这标志着孟什维克治理国家的唯一尝试结束了。
结束语
前面所叙述的孟什维克内部的思想斗争以及孟什维克政策的曲折发展过程，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孟什维主义能看作是一个具有一整套观点明确的学说的运动吗？对此作武断的回答会把人引入歧途。但是，如果我们把孟什维主义看作是一种思想信仰，而不是一种严格的、有条理的学说，我们就能看出，孟什维克党把三条原则看成是它政治观点的主要特征，虽然偶尔也有偏离。第一，孟什维克坚决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培养出一支独立的、有政治觉悟的、能参加管理党务和国家事务的工人阶级队伍。第二，他们认为，虽然无产阶级应该为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出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完成其发展过程之前，无产阶级不应试图建立社会主义。第三点较难捉摸和掌握，但在区分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时是重要的，即孟什维克关心政治的道德内容。他们抵制那种认为不存在一般的道德准则，认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任何行动本身就合乎道德的观点。
这些观点在孟什维克思想中牢牢地扎下了根，这在1917年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孟什维克拒不夺取政权确有几个理由：怕这种行动会促使许多人转到在国內仍然是潜在的强大力量的反革命和保守派方面去；不臆做任何事情来进一步削弱正从事反对专制德国的俄国，认为自己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然而，几乎没有人否认，还有一条，即孟什维克死守教条，起了主要作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扔不开党一贯信守的原则，即无产阶级只有在资本主义巩固地建立起来之后，经过漫长岁月才能把政权拿过来。甚至到列宁夺取了政权，到俄国的孟什维克对新政权的敌意稍有缓和时，他们也不放弃党的这几条原则。他们并没有明确接受布尔什维主义。他们继续号召要使苏维埃民主化，谴责在落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尝试是空想，并且谴责列宁的恐怖统治，坚持政治要受道德约束的原则。
孟什维克始终不渝地忠于他们的信仰，这种品格确实是一种值得称赞的品质。但是，他们的学说有严重缺陷，孟什维克运动因此而衰落下去，终于消声匿迹。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可以在不发达的俄国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奋斗，而自己不想去夺取政权，这种见解在理论上似乎有道理，但在实际上是非常不现实的。要是没有工人阶级大规模地参加的话，资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迸行，那么期望无产阶级把自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愿望压在心底，难道合理吗？可曾有过什么阶级为革命出了力，然后自愿退让，让别的阶级去获取革命的大部分果实？早在1906年，就有个工人对孟什维克的策略表示不满了，他这样说：“尤里〔加尔维〕同志在这儿告诉我们，工人代表大会是保障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独立自主的最好途径；否则，我们工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就会当炮灰。那么我要问：这种保障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我们真地去干资产阶级革命？要我们流两次血——一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另一次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合理吗？不，同志们，党纲中就找不到〔当然找不到〕这一条；不过，如果我们工人要流血，那只为自由和社会主义流一次血。”[83]1917年，列宁看出这种情绪普遍存在，因而采取了另一种策略，成功地把大批工人吸引到他的党内来了。
列宁意识到为孟什维克所忽视的另一个因素的意义，意识到仍然主要是农业国的俄国的农民具有革命潜力。他主张采取一种能吸引农民的措施——夺取土地，因而争得农民在政治上的中立（甚至支持）。列宁的这一策略稍作修改后，已为全世界落后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所采用。
也许孟什维克的最大疏忽，就是他们对于落后国家的国家机器的脆弱性估计不足。当然，俄国政府的崩溃，主要是因为有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混乱，这一发展过程是孟什维克和其他任何人都无法预见的。不过，孟什维克呆板的教条主义使他们对战略和策略不作任何调整，否则或许能避免不可抗拒的命运，这也是无可怀疑的。他们不懂得与列宁这种随机应变、不讲道德的人竞争，讲原则的人是没有得胜希望的。
[1]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ПавелБорисовичАксельрод，1850年8月25日——1928年4月16日），早年受巴枯宁影响参与革命运动。1879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孟什维克取消派领导人，主张取消秘密党，建立合法的“工人代表大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海外书记处成员。一战爆发时持护国主义立场，支持协约国。二月革命后回国，主张与参战国进行和谈。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使团团长。十月革命前出访国外，后公开支持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1928年死于柏林。
[2]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Осипович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
[3]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Потресов，1869年8月19日——1934年7月11日），189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维亚特卡。1900年参与创立《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6年起是取消派。一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成为孟什维克护国派首领。后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退党，加入了“俄罗斯复兴同盟”。1919年短暂被捕，后获释。1925年起先后流亡德国和法国。1934年在巴黎逝世。
[4]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ВераИвановнаЗасулич，1849年7月27日——1919年5月8日），1869年起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75年起是巴枯宁主义者。1878年刺杀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未遂，当场被捕，后无罪释放，此后流亡瑞士。1879年秘密回国，加入了土地自由社。1880年加入民意党。1883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894年流亡英国。1897年流亡瑞士。1899年回国。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取消派领导人。二月革命后加入“统一”派。反对十月革命。1919年逝世。
[5]《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59年，第275页。
[6]译文引自J·L·H·基普：《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崛起》，牛津，1963年，第89页。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
[7]伊斯雷尔·格茨勒：《马尔托夫：一位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传记》剑桥大学，1967年，第77—78页。
[8]P·A·加尔维：《P·B·阿克雪里罗德和孟什维克》，载《社会主义通报》第15—16期，1925年8月18日，第11页。
[9]尼古拉·瓦连京诺夫：《与列宁的会见》，保罗·罗斯塔和布赖恩·皮尔斯翻译，伦敦，1968年，第115、120页。
[10]《列宁全集》第三版，莫斯科，1926—37年，第28卷第320页。参见中文版第34卷第214—215页。
[11]统计数字引自伊斯雷尔·格茨勒：《孟什维克》，载《共产主义问题》第16期（1967年11—12月），第20页。对两派社会成分材料的详细分析，见达维·莱恩：《俄国共产主义的根源：对俄国1898—1907年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和历史分析》一书，阿森，1969年，尤其见第11—51页。
[12]理查德·派普斯：《司徒卢威：自由资产阶级左翼（1870—1905）》，坎布里奇，1970年，第369页。
[13]《列宁全集》第7卷（第三版），第5—20页。参见中文版第7卷第488—507页。
[14]格奥尔基·阿波罗诺维奇·加邦（ГеоргийАполлоновичГапон，1870年2月5日——1906年3月28日），1893年起担任神父。1902年接受祖巴托夫邀请建立合法工人组织。1904年发起成立“圣彼得堡工厂工人会议”，并发起请愿活动。1905年1月发动罢工，1月9日带领群众队伍赴冬宫请愿，遭到血腥镇压，被迫流亡瑞士。在瑞士期间支持社会革命党，并试图促成社会革命党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间的合作，共同反对沙皇专制。1905年5月加入社会革命党，但不久即退党，流亡英国，转向无政府主义。1905年9月发起成立“全俄工人大会”，逐渐与社会革命党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决裂。1905年11月回国，支持《十月十七日宣言》。1906年重新试图回到安全局，但被拒绝，3月28日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
[15]导言中所有的日期均按西方日历算的，它比俄历（儒略历）的日期早13天。苏联于1918年2月采用西方日历。我在脚注中保留了原文中出现的日期。
[16]原文如此——译者注。
[17]苏维埃由工人代表组成，每五百人中选代表一名。起初苏维埃是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不久就变成政治机构了。它不仅领导革命运动，而且也是无产阶级自治政府的机构。1917年时，布尔什维克把各地出现的苏维埃看作是国家政权机构。
[18]详细情况见前引I·格茨勒著《马尔托夫》一书第105—109页。
[19]费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Ильич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
[20]F·唐恩给卡尔·考茨基的信（1905年11月9日），见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学院考茨基档案；F·唐恩给维克多·阿德勒的信（1905年11月25日），维也纳，工人运动史协会，弗里德里希和维克多·阿德勒档案。
[21]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马尔丁诺夫（АлександрСамойловичМартынов，1865年12月24日——1935年6月5日），本名扫罗·萨莫伊洛维奇·皮克尔（СаулСамуиловичПикер），生于明斯克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84年入读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同年参加民意党（НароднойВоля）。1886年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学校开除，并被遣返回原籍。两年后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十年。1899年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流亡国外。1903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二大结束后参加孟什维克，成为孟什维克派重要领导人之一，并在1907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5月上旬回国，积极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十月革命后，逐步脱离孟什维克。1918年—1922年在乌克兰当教师。新经济政策公布后，宣布自己完全赞同俄共（布）。1923年，为了同左翼反对派斗争，当权派吸收他参加俄共（布），让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共产主义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924年进入《共产国际》编辑部。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革命阶段论”与“四阶级联盟”的主创之一。
[22]亚历山大·帕尔乌斯（АлександрПарвус），本名伊斯瑞尔·拉扎列维奇·赫尔方德（ИзраильЛазаревичГельфанд，1867年9月8日——1924年12月12日），出身于白俄罗斯一个犹太家庭，在敖德萨长大，少年时即参加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即“崩得”）的活动。十九岁时赴瑞士求学，其间逐步转为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移居德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成为罗莎·卢森堡的朋友。1900年初次同列宁见面。1905年参加俄国革命，失败后被判流放三年，后逃回德国。一战结束后脱离政治活动。他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23]《P·B·阿克雪里罗德论社会民主党任务》，载《同志报》第153期，1906年12月31日—1907年1月13日。
[24]对这些数字的详细分析见前引基普所著书第288页。
[25]关于孟什维克地方组织的弱点，见：马尔托夫：《1905—1907年的社会民主党》，见L·马尔托夫、P·马斯洛夫、A·波特列索夫编：《十九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第三卷，圣彼得堡，1914年，第569—570页。
[26]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9卷1—125页。
[27]《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59年，第282—285页。
[28]L·加米涅夫编：《列宁文集》（莫斯科，1924—1938年）第5卷，第386—389页。《列宁全集》第三版第30卷第179页。
[29]伦纳德·夏皮罗：《苏联共产党》，伦敦，1960年，第95—96页。
[30]《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63年，第612页。
[31]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ПётрАркадьевичСтолыпин，1862年4月14日——1911年9月18日），俄罗斯帝国政治家。1902—1903年任格拉德沃州州长。1903—1906年任萨拉托夫州州长。1906—1911年任俄罗斯帝国首相兼内政部长。在任期间大肆镇压革命活动，1907年发动“六三政变”，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始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同时又开展土地改革，推行土地私有制。1911年9月5日在基辅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
[32]L·马尔托夫给P·B·阿克雪里罗德的信（1907年6月26日），见F·唐恩、B·I·尼古拉耶夫斯基、L·策杰尔鲍姆·唐恩编：《P·阿克雪里罗德和L·马尔托夫通信集（1901—1916）》，柏林，1924年，第163页。
[33]L·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党史》（附西奥多·唐恩：《1918年之后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柏林，1926年，第231页。
[34]P·B·阿克雪里罗德给马尔托夫的信（1907年12月7日），见注[32]所引书第175页。
[35]前引瓦连京诺夫所著书第182页。
[36]有关列宁对取消派的论述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22页，397—419页；第16卷第1页，第17—51页、259—262页；第17卷第208—211页；第18卷第163—175页、192—210页；第20卷第458—491页。
[37]本段和下段统计数字和说明，均引自利奥波德·海姆逊：《1905—1917年俄国城市的社会稳定性问题》，载《斯拉夫评论》第23期，1964年12月，第630—637页。
[38]前引伦纳德·夏皮罗所著书第137—140页。
[39]伊拉克利·格奥尔基·策列铁里（格鲁吉亚语：ირაკლიგიორგისძეწერეთელი；俄语：ИраклийГеоргиевичЦеретели，1881年11月20日——1959年5月20日），生于格鲁吉亚库塔伊西（ქუთაისი）一个没落贵族家庭，1900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902年被短暂流放西伯利亚。1903年从流放地返乡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支持孟什维克，1904年流亡德国，入读柏林大学法学院。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回国，1907年当选为第二届杜马代表，杜马被解散后，被判处五年徒刑，1913年被流放伊尔库茨克。一战爆发后，支持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立场。二月革命爆发后，前往彼得格勒，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委员，提出“革命护国主义”。同年6月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同年5月—8月任临时政府邮电部长，并于7月7日—7月25日短暂兼任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回到格鲁吉亚，1918年5月宣布格鲁吉亚独立，并当选为格鲁吉亚立宪议会议员，代表格鲁吉亚参加巴黎和会。1921年红军占领格鲁吉亚后，于1923年流亡巴黎。四十年代移民美国，1959年在纽约逝世。
[40]弗拉基米尔·萨维利耶维奇·魏金斯基（ВладимирСавельевичВойтинский，1885年11月12日——1960年6月11日），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1904年起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一战爆发后持护国主义立场，与策列铁里合作。二月革命后因反对《四月提纲》而退出布尔什维克，加入了孟什维克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参加了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叛乱失败后被捕。1918年获释后流亡格鲁吉亚。1920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被颠覆后流亡德国。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流亡瑞士。1935年移居美国。1960年在华盛顿逝世。
[41]雷克斯·A·韦德：《伊拉克利·策列铁里和西伯利亚的齐美尔瓦尔德主义》，载《现代史杂志》第39期，1967年12月，第425—431页。
[42]引自乔尔·卡迈克尔：《俄国革命简史》，纽约，1964年，第31页。
[43]瓦西里·维塔利耶维奇·舒尔金（ВасилийВитальевичШульгин，1878年1月1日——1976年2月15日），俄罗斯白人运动领导人，保皇派主要人物。1905年加入俄罗斯人民联盟。1907—1917年担任国家杜马议员。一战期间曾反对逮捕布尔什维克议员。1917年积极参与了二月革命，并劝说尼古拉二世退位。十月革命后曾参加立宪会议选举，但以失败告终。立宪会议被驱散后逃往基辅。1919年加入邓尼金领导的白军。1920年起先后流亡土耳其、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法国和南斯拉夫。20年代转向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支持墨索里尼政权。1929年定居南斯拉夫，继续参与白人运动。二战期间反对纳粹德国。1944年南斯拉夫解放后被红军逮捕。1947年被判处25年徒刑。1956年获释。1961年被特邀参加苏共二十二大。1976年逝世。
[44]V·V·舒尔金：《那些日子》，见F·A·戈尔德编：《俄国史文献集（1914—1917）》，纽约，1927年，第258页。
[45]格奥尔基·叶夫盖尼耶维奇·李沃夫（ГеоргийЕвгеньевичЛьвов，1861年11月30日——1925年3月7日），出身于留里克家族，1905年参加立宪民主党，1914年任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主席，尼古拉二世退位后，于1917年3月15日任临时政府总理，7月21日辞职。十月革命后被捕，后逃走，流亡巴黎。
[46]奥斯卡·安韦勒：《1905—1921年俄国的议会运动》（莱顿，1958年）第125—126页；另见前引J·卡迈克尔所著书第49—56页。
[47]前引奥斯卡·安韦勒所著书第136页。
[48]尼古拉•谢苗诺维奇•齐赫泽（格鲁吉亚语：ნიკოლოზჩხეიძე；俄语：НиколайСемёновичЧхеидзе，1864年4月9日——1926年6月13日），生于格鲁吉亚一个贵族家庭。1892年参与成立格鲁吉亚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第三队”（მესამედასი），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的俄国民主工党二大上参加孟什维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间发挥了一定作用。1907年当选为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1912年代表孟什维克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并担任孟什维克议会党团发言人。一战爆发后，反对军事预算，并于1915年在杜马会议上宣读了齐美尔瓦尔德宣言。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3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在1917年6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支持临时政府，主张继续战争，1917年9月辞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前往格鲁吉亚，1918年5月当选为格鲁吉亚国民议会主席，1919年当选为格鲁吉亚立宪会议主席。1921年红军占领格鲁吉亚后流亡国外。1926年6月13日在巴黎近郊自杀。
[49]威廉·亨利·钱伯林：《俄国革命（1917—1921）》，（第五次印刷），纽约，1960年，第1卷第166—177页。
[50]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МихайловичЧернов，1873年11月25日——1952年4月15日），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在上中学期间参加激进运动。1892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894年被捕。1899年流亡国外。1901年参与创立社会革命党，并担任党报《革命俄罗斯》编辑。1903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并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08年辞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二月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副主席。1917年5月—7月出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5日—6日任立宪会议主席。内战期间参加了白军的反革命活动，1920年流亡布拉格。1926年脱离社会革命党。1940年流亡美国，1943年死于纽约。
[51]见前引I·格茨勒：《孟什维克》，第26页。
[52]同上，第26页。
[53]法语，意即保守。
[54]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Георгиевич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
[55]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Фёдорович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56]统计数字引自R·格里戈里耶夫：《孟什维主义的解体》，载《新生活报》第140期，1917年9月29日—10月12日；I·格茨勒：《孟什维克》第24页。
[57]I·格茨勒《孟什维克》第27页。
[58]P·B·阿克雪里罗德给考茨基的信，没有日期，约为1918年初，未分类，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学院。
[59]L·马尔托夫给P·B·阿克雪里罗德的信（1917年12月1日），尼古拉耶夫斯基汇集，斯坦福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出版。
[60]引自E·H·卡尔：《1917—1923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纽约，1951—1961，第一卷，第114页。
[61]F·唐恩给P·B·阿克雪里罗德的信（1920年1月31日），尼古拉耶夫斯基汇集，胡佛研究所出版。
[62]列昂·托洛茨基：《我的一生：自传的尝试》，纽约，1931年，第342页。V·I·列宁：《列宁全集》第22卷第322页。参见中文版第27卷第82页。
[63]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Николаевич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64]彼得·伯恩哈多维奇·司徒卢威（ПётрБернгардовичСтруве，1870年1月26日——1944年2月22日），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19世纪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脱党，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彻底决裂，加入资产阶级自由派。1903—1905年成为该派组织“解放社”的理论家和组织者。1905年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是该党右翼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先后参加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反动政府，后来移居国外。在巴黎去世。
[65]大卫·劳埃德·乔治（DavidLloydGeorge，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任首相、财政大臣、军需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要职。
[66]斐迪南·福煦（FerdinandFoch，1851年10月2日-—1929年3月20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军事家、统帅。
[67]L·马尔托夫：《有关阿克雪里罗德同志的信件》，载《社会主义通报》第8期（1921年5月20日）第3—6页。弗兰格尔将军是反布尔什维克军队的司令官；彼得·司徒卢威是自由派运动的领导人，内战期间任克里米亚的弗兰格尔政府的外交部长；劳合—乔治是英国1916—1922年期间的首相；福煦是法国将领，1918年是同盟国军队最高司令。
[68]伦纳德·伯特拉姆·纳曼·夏皮罗（LeonardBertramNamanSchapiro，1908年4月22日——1983年11月2日），英国历史学家。
[69]伦纳德·夏皮罗：《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的起源》，伦敦，1955年，第204页。
[70]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ГеоргийВасильевичЧичерин，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是普希金的远亲。大学毕业后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处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大力资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参加孟什维克。一战爆发后采取反战立场，逐渐接近布尔什维克。1917年因在英国进行反战宣传，被英国政府拘禁。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用一些英国人质将他换回。1918年初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参加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谈判。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后，由契切林接任，从此活跃于外交界，曾率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洛桑会议，签订了《拉巴洛条约》。1930年因病退职。
[71]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迈斯基（ИванМихайловичМайский，1884年1月19日——1975年9月3日），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一战时持反战立场，是孟什维克国际派。1917年回国，曾在临时政府劳动部工作。同年当选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1918年任“立宪会议委员会”劳工部长，被开除出孟什维克。1919年任高尔察克政府劳动部长，期间率探险队赴蒙古考察。1920年回国。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1—1922年任西伯利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2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7—1929年任苏联驻日本大使馆顾问。1929—1932年任苏联驻芬兰特使。1932—1943年任苏联驻英国特命全权大使。1943—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53年2月被捕。斯大林死后获释。1960年平反。
[72]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特罗扬诺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АнтоновичТрояновский，1882年1月1日——1955年6月23日），1903年入伍。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参加日俄战争，期间散发反战传单。1907年被开除出俄军。1910年流亡国外。1914年支持战争，加入了孟什维克。1917年回国，加入了俄军，并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1920年任孟什维克中央委员。1918年加入红军。1923年加入俄共（布）。1924—1927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7—1933年任苏联驻日本大使。1933—1938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39年起在大学任教。1955年逝世。
[73]安德烈·亚努瓦里耶维奇·维辛斯基（АндрейЯнуарьевичВышинский，1883年12月10日——1954年11月22日），1902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孟什维克，参加过1905年革命，1908年被捕，1909年获释。获释后继续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1917年曾签署过逮捕列宁的命令。十月革命后，接近斯大林，并进入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1920年参加俄共（布）。1925年任莫斯科大学校长。1928年在沙赫特案件中担任检察官。1935年担任苏联总检察长，在大清洗期间，在莫斯科审判中担任检察官。1937年至1941年任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究所所长。1939年至1944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0年兼任外交人民委员。1949年至1953年任外交部长。
[74]L·O·唐恩和F·I·唐恩1922年2月16日给P·B·阿克雪里罗德的信，尼古拉耶夫斯基汇集，胡佛研究所出版。
[75]P·A·加尔维给K·考茨基的信（1925年5月25日），见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学院，考茨基档案。
[76]西奥多·唐恩：《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乔尔·卡迈克尔编辑并爵译，纽约，1964年，第438页。
[77]《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通报（1918年12月17日—1919年1月1日）》（决议），莫斯科，1919年，第27页。
[78]我对格鲁吉亚孟什维主义的考察，大都根据理查德·派普斯的出色论述。见《苏联的形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917—1923年）》，坎布里奇，1964年修订版，第17—18，210—214，227—228，234—241页。另参见格列戈里·乌拉塔泽：《一个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斯坦福，1968年；W·S·魏金斯基：《民主的格鲁吉亚》，巴黎，1921年；K·扎列夫斯基：《民族主义运动》，见《二十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第4卷第2部分，圣彼得堡，1911年，第222—227页；诺阿赫·饶尔丹尼亚，《我的一生》，斯坦福，1968年。
[79]诺依·尼古拉耶维奇·饶尔丹尼亚（НойНиколаевичЖордания，1868年1月2日——1953年1月11日），19世纪90年代起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起是孟什维克。1906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议会党团领袖。1907—1912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一战爆发后持革命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任第比利斯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转向民族主义立场。1917—1918年任格鲁吉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1918—1921年任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总统。1921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被颠覆后流亡法国。1921—1953年担任格鲁吉亚流亡政府总统。1953年逝世。
[80]阿卡奇·伊万诺维奇·契恒凯里（АкакийИвановичЧхенкели，1874年5月19日——1959年1月5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8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1912－1917年任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历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全俄民主会议议员。1918年4月9日至6月8日任外高加索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于1918年6－11月任外交部长。1921年任驻法国大使。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被颠覆后，继续担任流亡政府驻法国大使至1933年。1933年脱离政治活动。
[81]前引钱伯林所著书，第二卷第4、9页。
[82]理查德·派普斯，《苏联的形成》第228页。
[83]P·A·加尔维：《回忆录：1906年于彼得堡》，纽约，1961年，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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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第七次即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7月25日开幕，8月20日闭幕。六十五个党出席了会议。七个新党于8月20日被接纳为成员——印度支那、菲律宾、秘鲁、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波多黎各和委内瑞拉，唐努—图瓦人民革命党被接纳为同情党，自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党的数目从六十五个增加到七十六个，其中十九个是同情党，党员总数由一百七十万增到三百一十万。参加会议的各党中，二十二个（不计苏共）是合法的，其中十一个在欧洲。共有三百七十一名有投票权的代表，一百三十九名列席代表。所有的决定、决议和选举都是一致通过的。这次大会原定于1934年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并于那年5月29日公布了议程；9月5日它“根据几个支部的要求”决定推迟大会一年。各国支部的工作报告（在本文中称为第七次大会的《资料》）是在1934年秋拟就的，后来作了些补充；前言称，在1935年7月“它并不充分反映事态”。
大会开幕之前《共产国际》上一篇社论指出：“共产国际各国支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煽动者的斗争中站在群众的最前列，要使无产阶级作好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的准备，要尽最大努力促使本国资产阶级失败，要尽一切力量为使红军获胜而战斗。”另一个任务是要看到社会民主党没有从失败中恢复过来。“是否能在社会民主党已经瓦解的国家里制止他们复活，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取决于各国共产党的活动。”
曼努伊尔斯基谈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共产国际的胜利，是它的纲领、方针和策略的胜利。各社会民主党已遭挫败，而苏联共产党则履行了它对所有被奴役和被剥削者的义务；它的胜利正在摧毁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正在“粉碎社会民主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保卫苏联必须成为“那些开始给苏联积极支持的阶级、团体、政党组成的广泛的普遍的人民阵线的出发点”。虽然法西斯国家同民主国家之间增长着的对抗“同世界上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这个基本的区分相比只是次要的，无产阶级也不能对资本主义阵营内部正在进行的斗争采取中立态度”。它必须“尽力在国际舞台上扩大反法西斯阵线”。虽然“资本主义世界离开了战争就无法生存”但也还有"重要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今天对战争并不感兴趣。它们的动机为何在目前重要性不大”。大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的决议。
共产党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还是第一次提出来。有人提议，共产党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参加那些承诺要打击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并得到强大群众运动支持的“统一战线”政府。
致闭幕词时季米特洛夫说：“这次大会上，我们通过了一个建立工人阶级的单一的群众性政党、结束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合作政策造成的无产阶级队伍的政治分裂的方针……我们拟定了明确的基本条件，作为这种团结的基础……我们的大会是为共产国际确定新的策略方针的大会。”将不再大规模地“捕风捉影地追查各种偏向和偏向分子”，但也不要再出现宗派主义。“党是高于一切的。”
在向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党的积极分子传达大会情况时，曼努伊尔斯基说，共产国际路线的改变意味着，各国共产党不得不放弃它们宣传上的旧观点，即它们代表工人阶级中战斗性的革命反对派，而对所发生的事情不承担责任。因为社会民主主义已经破产，目前各国共产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机会贯彻自己的政策，“这就把工人阶级运动命运的责任放在他们身上了。……它们务必成为本国和世界的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打击法西斯主义并不意味放弃反资本主义的战斗，因为法西斯主义正在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许多人相信，从我们对与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统一战线的态度来看，我们已经……偏离了斯大林的理论——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并非对立物，而是李生兄弟。……社会民主主义以其一整套阶级合作政策为法西斯主义铺平了道路，表明了它确是法西斯主义的李生兄弟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正是由于这一点，社会民主主义把中欧工人群众引向失败，在全世界助长了法西斯反动势力的攻势。”目前，战争的威胁把一切阶级、人民、国家分为两大阵营—战争阵营与和平阵营。战争阵营由法西斯国家代表，它们的侵略指向苏联。“保卫苏联的利益，决定世界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
有些人问，既然共产国际现在建议同社会党合并，那么为什么多年来一直对社会党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反对反对这一斗争的共产党人。曼努伊尔斯基回答说，各共产党已在斗争中经受锻炼，不再受各种偏向影响，所以可以放心大胆地实行联合。这次大会提出的五个条件符合当前形势，正如1920年提出的二十一个条件[1]也曾符合当时情况一样。拒绝统一战线的并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社会党人。但是，“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使共产党人脱离群众而自食其果的小工会后，并未使统一事业向前发展；他们的会议纯属浪费时间，因为一切都已事先达成了协议。“我们不是试图了解法西斯国家的共产党人工作时所处的特殊环境，而是宁愿用他们未能执行决议这一事实来解释一切……愿望与行动间形成鸿沟，就因为制订决议的人很少注意执行决议的可能性”；当形势变化了，决议还是用一式一样的词句重复。
他还重申，共产国际执委会打算减少干预各国支部的工作，这些支部的干部现在已经可靠、成熟了——“一支斯大林式的布尔什维克近卫军已经成长起来”。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向“祖国的全体同胞”发出呼吁，“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追在眉睫之时”，无论有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何敌对行动，都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当前需要的是组织一个包括中华苏维埃政府代表的“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以对日作战、没收日寇和汉奸的财产、削减捐税、增加工资、释放政治犯、组织统一的抗日联军。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国的发言人大都继续把国民党划归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一类，作为要打击的敌人。
在拉丁美洲各国党（共十九个）1934年10月于蒙得维的亚举行的第三次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人民阵线策略；会议上有人提醒不可低估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重要性，因为它在农民和不少工人中影响巨大；很有必要区别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它们并不都是反动的。巴西共产党和秘鲁共产党受到称赞；但党员人数的极大起伏受到关怀。阿根廷代表承认，他的党曾是宗派主义的、孤立的：“我们的宗派主义政策造成了无产阶级内部的长期分裂；现在阿根廷党已放弃以前的破坏农会和农业合作社的政策，并正努力说服所有工人加入社会党的工会。智利代表说，他的党向社会党提出的统一战线倡议遭到拒绝；目前党打算加入有全国大多数人支持的“左翼激进联盟”，将它改造成为人民阵线。古巴代表也承认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他的党曾反对过格劳政府，虽然那个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并为劳工运动提供广泛机会。在反对格劳的政变中，共产党曾保持中立，“因而在客观上方便了现在的反动政府的夺权”。1935年春天巴西共产党成立了以普列斯特斯为主席的“民族解放联盟”，其纲领为民族独立，土地归农民所有等等。1935年4月，墨苏从莫斯科被派印度尼西亚，去执行新路线，复兴实际上已瘫痪了好几年的印尼共产党，但收效甚微。
陶里亚蒂在大会期间发表的一篇文章，把社会民主党人走向统一战线的行动归结为“改良主义遭到的失败”，文章还涉及到共产党过去的错误。“我们常谈到改良主义的失败……我们必须承认，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运动所取得的成果的重要性。……同样地，我们曾有几次错误地估计了法西斯主义的力量。”他们现在不得不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改变他们的论战作风。就统一战线问题向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发出最后通牒，然后记下通牒遭到拒绝的事实，这样做是不够的；他们已准备让步，只坚持重要的问题，诸如，由群众直接选举地方统一战线委员会（如1917年的地方苏维埃那样），因为，以法国为例，法共、法国社会民主党、法国总工会和法国统一总工会的力量加在一起，也仍然只占无产阶级的少数，其余的也应吸收进来。陶里亚蒂问道："为什么我们要保护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呢？首先是因为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没有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以外的利益。我们十分清楚，不管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实质怎样反动，它总比公开的法西斯专政要对工人阶级好些。”然而，真正的自由只有靠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获得。
曼努伊尔斯基10月份发表的一篇关于代表大会工作的文章谈到国际工会统一的可能性。国际工会联合会约有九百万会员，红色工会国际（苏联除外）约有一百万会员（但应避免“机械的”和“算术的”争论[2]），”只要我们结束资产阶级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运动中所造成的“分裂”现象，就会成倍增长运动的力量。……我们并不为实现工会的统一提什么条件。”政治统一是困难得多的问题。有些同志会问，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曾经跟社会民主党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呢？回答是，假如他们过去不曾分裂，现在就无力统一。“假如在战后整个时期并未为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针对社会民主党和自己队伍中各种倾向斗争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本来就不能提出单一政党问题，象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他们现在有了基本的共产党组织，能够在建立单一的工人阶级政党方面采取主动。“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才有权利举起工人阶级的政治统一旗帜，无产阶级单一的革命政党旗帜。”大会提出的统一的五个条件，“包括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二十一个条件。”
大会《资料》的党员数目指出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增加了三十万。希特勒上合以后，德共降到十万人；中国现有四十多万；西班牙共产党从第六次代表大会时的八百人增加到两万人；波兰党有一万七千人，据说其中有一万人是在狱中。党员更新率很高，在许多支部中达到百分之五十至七十。对十九个支部的调查说明，百分之六十四的中央委员出身于工人阶级，欧洲国家中这个比例要比东方国家高。中央委员中有半数成员是1923年以后入党；百分之十六于1929年之后入党，百分之二十四在1931—1932年入党。〕
[1]指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译者
[2]曼努伊尔斯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总结》上，谈到有些人以阿姆斯特丹国际有九百万会员，而红色工会国际只有百余万会员为理由反对工会的联合时说：“这样提出问题是错误的，是纯粹机械的，……把具有重大阶级意义的问题变成纯粹的算术玩艺”。他认为应用“乘法来加倍计算工人运动的力量，不是用算术的方法，而是用政治的方法”。这里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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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193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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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
（节录）
1935年4月《共产国际》1935年4月20日，第335页
〔1935年3月底，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信给法国社会民主党，建议就筹备联合代表大会问题谈判，类似的信也由法国统一总工会写给法国总工会。同月，多列士攻击多里奥是“同托洛茨基臭味相同的反革命蜕化变质分子”，因为多里奥声称他在1928—1929年间反对“阶级反对阶级”策略是正确的。情况已经变化，现在反法西斯主义战斗的胜利需要，在共产党领导下，与各中间阶级结成联盟，这就需要建立“人民阵线”。法共首先于1934年10月向激进党人建议采取共同行动以保卫宪法、解散法西斯团体等。5月多列士写道，在目前情况下，必须向法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人建议成立统一战线。《真理报》写道，“共产国际同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道认为，鉴于法西斯危险的存在，法共向法国社会民主党提出这类建议不仅是容许的，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是必要的。”对社会党的态度不要是“条文式”的，而要由“革命权宜的考虑”来决定。在这篇文章里，没有提“社会法西斯主义”或“社会民主党的叛卖行径”。
但泽的1935年4月选举给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百分之六十的选票。捷克斯洛伐克的5月选举中，亨伦党[1]（希特勒在苏台德区的追随者）获得了四十四席（他们在1929年选举中一个席位也没有）。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哥特瓦尔德说，捷克共产党决心“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对抗法西斯主义”。据说，亨伦党的追随者受到萨尔区公民投票结果的鼓舞。
1933年夏天，萨尔共产党劝告它的拥护者不要投票拥护法国帝国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或者国际联盟，而要“走革命的道路来解决萨尔问题”，与德国无产阶级一道，为社会和民族解放共同战斗。1934年6月，萨尔共产党人说，社会民主党人要对“加在德国人民身上的法西斯枷锁和加在萨尔劳动人民头上的国际联盟的压迫”负责，但因为目前不可能实行他们的“在苏维埃德国内的红色萨尔”的政策，劳动人民应投票赞成维持现状。7月，萨尔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就反法西斯的联合行动达成协议。在1935年1月的公民投票中，赞成归并德国的票有四十七万六千；赞成维持现状的四万七千；赞成归并法国的二千。《评论报》解释道，这是赞成德国，并不是赞成希特勒。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资料》声称：“党清算了第一个错误的、宗派主义口号“拥护红色萨尔”之后，它开展了争取维持现状的运动。”维持现状是“一个失败主义口号，它需要高度的阶级觉悟”。投票结果突出了民族问题的决定性意义，“党在反对法西斯专政的斗争中，对此问题直到现在，甚少注意”。
谈论五一节的文章说，资本主义矛盾比1914年时更尖锐了，但是战争并未爆发，因为反对战争的斗争“是在世界革命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杜德写道，“世界帝国主义的根本对立”是英美之间的对立；法苏条约是“帝国主义战争计划的主要障碍”。拉狄克（在艾登访问莫斯科期间）写道，如果希特勒相信在反苏战争中他将也受到英国、法国反对，他就会选择和平手段来改善德国地位。英国对德国野心的畏惧，意味着“它在世界政治中作为反苏倾向组织者的作用有所减弱”；杜德接着谈到“英德同盟”。共产党人中任何关于苏联方针的不安感，都会遭到发表在1935年4月《共产国际》的文章上的批驳，“过去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苏联的利益抵触或者未能符合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利益，正如苏联——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据地——的维持、巩固和繁荣，是全世界工人阶级面临的重大任务一样”。在同一刊物上七月的一篇文章声称：“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每个革命组织的行动都应决定于它是否有利于加强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根据地的苏联的力量。”1935年4月，德国、法国、英国、波兰、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奥地利、匈牙利和立陶宛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宣言，宣言欢呼苏联防御能力的加强，保证支持红军，为击败对苏作战的任何国家而进行工作。〕
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附属国国家中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苦难日益加深。工业生产的一些增长只对一小撮最大的资本巨头有利。他们的利润正在增长，广大的劳动者正在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资产阶级正在为找到以劳动者为代价的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而绝望挣扎，这就是建立恐怖的法西斯政府。在法西斯专政的国家里，法西斯匪帮，剥夺了劳动人民最后的一点自由残余，解散工会，霸占和掠夺工人合作社，捣毁合法的工人阶级报刊，将工人的体育团体军事化，将失业者和刚从学校出来的青年投入强制劳动营，而同时，多少万无产阶级战士，无论他们追随哪个政党，被拘禁在集中营里。同样的俞运等待着资产阶级民主还存在着的国家里的劳动人民，社会民主党人许诺依靠那个民主给劳动人民带来社会主义。目前在这些国家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越来越受到限制，对广大群众的压迫却从不间断地天天加强，因而通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正在铺平。
全世界正处在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边缘。紧张的国际关系已经达到了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的那种程度。为准备新的世界大屠杀支出的费用，全是残酷压榨劳动者所得，而劳动者又注定要首当其冲地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法西斯德国，帝国主义战争的首要煽动者，已经建成一支军队，规模远远超过了德皇的旧军队。普遍征兵制的实施，及至今一直是秘密进行的德国军备生产的合法化和进一步增长，这些都是信号，说明德国法西斯主义正在狂热地完成战争的最后准备。
法西斯德国、军事法西斯日本和法西斯波兰之间的军事联盟，正在成为事实。这个军事联盟首先指向社会主义的土地，即指向苏联。
当针对苏联的反革命猛击还在准备之中，帝国主义战争已在几个国家之间展开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的掠夺战争已经持续数年，现在正在危及整个中国。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还在南美进行着，通过它们的仆从国，巴拉圭和玻利维亚。意大利帝国主义征集一批又一批的新兵入伍，派遣部队去阿比西尼亚，必欲阿比西尼亚人民屈服于殖民掠夺和奴役。德国法西斯主义已对奥地利、立陶宛和但泽进行武力威胁，并准备把它的殖民主义掠夺计划付诸实施。
只有把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都集中到斗争的统一战线里，才有可能制止资本家对劳苦大众的榨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制止资产阶级最反动的阶层进一步建立血腥的法西斯统治。只有这样，才能煞住好战的帝国主义集团疯狂的军备竞赛。……
凡是共产党的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革命工会和改良主义工会的会员以及追随他们的未参加组织的工人已着手巩固力量的地方，统一战线就取得初步胜利。
法国工人已走上统一战线道路，并已击退法西斯主义的头几次进攻。
奥地利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制止了法西斯分子瓦解奥地利无产阶级队伍，无产阶级正在进行英勇斗争去推翻法西斯专政。
在西班牙各种政见的工人在武装斗争中并肩作战。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并非胜利者；但阻挠了法西斯专政的巩固，并且英勇地、人数众多地继续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只要工人群众的统一愿望能够止住社会民主党推行的阶级合作政策，统一战线的这些初步成果就能够成倍增长。
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的被压迫人民越来越多地加入了世界反帝斗争阵线。苏维埃中国红军正与中国人民的叛徒和刽子手国民党作战，正在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各力量的中心聚集点。
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非党的工人们！改良主义工会、革俞工会、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和基督教工会的会员们，合作社、体育协会、文化团体，以及其他一切工人阶级团体的成员们！
建立所有无产者联合斗争的统一战线！向阶级敌人作斗争的统一战线，能够防止劳动者的权利遭到蹂躏，能够战胜法西斯主义，能够加强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为真正由人民治理的政府为无产阶级民主、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这个政权将永远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政党的名义，向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组织五一节联合行动，以反对资本主义攻势，反对法西斯主义，维护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保卫苏联。红色工会国际已向国际工会联合会提出在五月一日组织联合示威的建议。共产党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工人、改良主义工会会员和革命工会会员所采取的联合行动，也将吸引未参加组织的工人，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和基督教工会的成员。联合行动也将吸引、团结那些仍然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而会落进法西斯蛊惑中的广大群众。……
反对法西斯主义，保卫劳苦者的民主权利！释放恩斯特·台尔曼，马赛厄斯·拉科西和全体革命战士！恢复拉戈·卡瓦列罗和所有反法西斯主义者的自由！
反对在中国、日本、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波兰、芬兰、匈牙利和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血腥恐怖！反对在西班牙、德国和保加利亚判处的死刑！
反对帝国主义的军备竞赛！反对战争的主要煽动者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国波兰法西斯分子；反对日本掠夺中国、准备进攻苏联。反对煽动反苏战争的英帝国主义；反对扼杀阿比西尼亚的法西斯意大利！
积极支持苏联为和平进行的斗争！
保卫全世界劳苦者的祖国苏联！
保护苏维埃中国！
为全体战斗的无产者的统一战线斗争！
为国际工会运动的统一斗争！
向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斗争奋勇前进！
[1]亨伦党指的是以康拉德·亨伦为首的苏台德德意志人祖国阵线，后改名为苏台德德意志人党。——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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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第二国际拒绝在五一节举行联合示威的声明（1935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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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第二国际拒绝在五一节举行联合示威的声明
1935年4月22日《评论报》第4卷，第19期，第963页，1935年4月25日
〔红色工会国际也向国际工会联合会提出了建议。1935年3月，洛佐夫斯基说，红色工会国际要求各平行工会在按比例分配代表名额参加会议的基础上合并，执行委员也在此基础上选出。由于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少数（红色工会国际声称，它们在中国、意大利、古巴和智利的工会较大），这样会使他们在执行委员会上有代表，否则这种代表权他们无法得到；也正因为如此，他说，国际工会联合会才希望红色工会国际所属工会解散，让这些工会的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际工会联合会。红色工会国际执委会建议同国际工会联合会执委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在五一节的联合示威，法国和西班牙的工会统一的促进，工会在德国的重建，国际工会联合会与红色工会国际团结的条件。国际工会联合会在4月答复说，不能指望从这种会议收到什么实际效果；国际工会联合会提供一个中心，大家通过本国工会能够加入，它在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全国性的工会组织。
红色工会国际认为决不能接受解散自己所属工会这一条件，并重申按人数比例分配代表的建议。同时，愿意建议所属工会为五一节联合示威和讨论团结问题的联席会议作工作。《共产国际》说，红色工会国际“十五年前成立时其目的在于消除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分裂现象，那是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阶级合作政策引起的。……红色工会国际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为实现工会组织的团结以进行积极的阶级斗争的斗争史。”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洛佐夫斯基解释道，红色工会国际没有早些与国际工会联合会接触，因为它知道阿姆斯特丹对统一战线不感兴趣。共产党和红色工会国际工会在对待下层工会领导人的态度上是有过错的——他们已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曾把改良主义工会叫做“资本主义学校”。“在当前新形势下特别危险的是那些陈旧观念的残余，即认为不需要甚至对抗工会也能进行经济斗争，认为不打进改良主义工会和其它群众性工会也能取得重大成果。夹杂于以前决议中的错误论点必须清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在资本主义各国组织五一节联合示威以反对资本主义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捍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苏联。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代表第二国际书记处在4月15日信中通知共产国际：
遵照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这些决议已在1934年11月7日信中通知了加香同志和多列士同志，并无疑问，五一节是否联合庆祝一事的决定将留给各社会党自己决定。
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国际已在共产党与社会党之间促成协议，联合向工人阶级的共同敌人斗争。但是近来发生的几件事，特别突出了超越一国范围的国际的工人阶级联合行动的必要性：希特勒法西斯政府再次实行普遍征兵；它以战争威胁立陶宛和其它波罗的海国家，威胁奥地利，尤其是威胁苏联；由希特勒德国及其盟国——军事法西斯的日本和法西斯的波兰发动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危险极其尖锐。
正是由于国际形势中的这些新因素使得迫切需要集中世界无产阶级的所有力量，以国际间的共同行动反对战争的主要煽动者德国法西斯及其盟国，两个国际在五一节的联合行动是可取的。联合示威也将为无产阶级进一步的联合斗争开辟道路，以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反对法西斯主义以保卫自己的权利，与维护和平。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深信，社会民主党党员也和战斗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一样同意和欢迎共产国际五一节联合示威的建议。而且社会民主党工人会记得第二国际先是要让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一国范围内的联合行动从属于两个国际的事先协议，然后又以这种行动只能由属于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各国党之间的协议来安排为理由，拒绝了共产国际向第二国际提出的国际联合行动的新建议。在采取国际统一行动问题上的这些自相矛盾的声明之后，工人们将会惊奇地问：什么事情才能使第二国际的领导人认为同意国际无产阶级统一行动的恰当时机已经到来？
尽管第二国际拒绝了用以支持战斗的西班牙工人的统一战线建议，在具有国际意义的新事件发生时，共产国际并非不肯向第二国际提出两个国际的五一节联合示威新建议。将来，共产国际也会不遗余力地说服社会民主党工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所推行的阶级合作政策是与工人阶级的利益不相容的，是国际无产阶级统一行动的主要障碍。建立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时受到战斗的工人的种种支持，共产国际将竭尽全力促成工人阶级在国内和国际范围的统一行动，以进行反对资本主义进攻的战斗，反对法西斯主义，维护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苏联的斗争。
第二国际书记处的否定答复，使得两个国际今年的五一节联合示威举行不成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各共产党向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党重新提出联合组织五一节示威的建议，可以指出上面提及的第二国际书记处于1935年4月15日致共产国际的信件，目的在于克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抵制。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及其组织，同共产党的组织结成反对共同敌人的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统一战线越广泛、越有力，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下的、为保卫工人的切身利益而战斗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统一战线，就会越快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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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十七周年的宣言（节录）（193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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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十七周年的宣言
（节录）
1934年11月《共产国际》，11月5日，第804页。（《评论报》，第3卷，第58期），第2569页，1934年11月8日。
〔虽然“自上的统一战线”还不是共产国际的官方政策，但在1934年夏天突然改变策略时实际上被法共采用了。中央委员会在1934年3月底的一个决议声称，“尽管党的各组织将以十倍的努力去实现行动统一战线，但他们会拒绝任何走向与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的政策。……必须在社会党工人和整个工人阶级面前揭露社会党的政策”；几个星期以后，伯利奥兹写道，法国总工会迫不及待地“要充当法西斯主义的工具”。他还谴责那些法共党员，他们信法国社会民主党的声明为真，“并倾向于认为统一战线是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忠实’同盟”。共产党的纲领和策略在瓦解社会民主党一事上起了很大作用。1934年5月初《评论报》上的一篇文章里，伯利奥兹发表了对多里奥的猛烈抨击，提到了他在1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行为，他对社会党人的态度，以及他否认希特勒的上台是社会党叛卖的结果；多里奥3月曾在中央委员会说过，在法国击退法西斯主义不是共产党活动的结果，而是法国总工会和法国社会民主党采取的立场所致，他还要求中央委员会改变对这两个团体的态度。“从那里到社会党同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盟的想法仅系一步之隔”，多里奥走出了这一步，并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多里奥的政策是同削弱社会党的影响这个根本任务背道而驰的，而这个任务却是战胜法西斯主义的保证。多里奥政策的目的在于取消法国共产党。”1934年5月《共产国际》上一篇文章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决不能“向‘保卫共和国’，‘保卫民主’，这类社会民主主义口号投降”。1934年4月23日，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多里奥被要求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明他们之间的分歧，但多里奥拒绝去莫斯科，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宣布，多里奥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他所声称的那样，要建立统一战线，而是要分裂法国共产党。为此，多里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送去公开信，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声称《人道报》的反社会党运动进行方式使统一战线无法建立。共产国际执委会授权法共中央委员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付多里奥，以维护党的团结。政治局要多里奥发表一项公开声明，表明他将放弃一切形式的反中央委员会的斗争，并将把他的《解放报》置于党的控制下。多里奥所在的党支部（圣·丹尼斯）第一个同法国社会民主党的地方支部达成建立统一行动的协议，而这正是多里奥被法共开除时对他的指控之一。另一个指控是，他想以“同苏联结盟”来代替“保卫苏联”的口号。6月初，当多里奥在法国总工会和法国统一总工会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时，会议被共产党人冲散。
1934年6月23日至26日在伊夫里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法共转变了态度，不再坚持“只可以有自下的统一战线”。法共说，这不是政策改变，而是策略改变。杜克洛否认了多里奥所说的，法共迟至今日还是接受了他的劝告，采用他鼓吹过的政策；多里奥曾想建立“由这两党组成的托洛茨基联盟”。多列士说，共产党人一贯为统一战线努力；他们目前还是这样做，但采取了社会民主党工人能够理解的作法。代表会议要求中央委员会开除多里奥；这件事做到了，以“分裂活动”和公开的反党斗争为理由。（托洛茨基指出开除的“那些人全是太鲁莽，竟然”先于共产国际就“领会形势所给予的教训”。）
6月23日《人民报》建议两党订立互不侵犯互不干涉条约。7月2日，《人道报》提出一个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的反建议，要求签订统一行动条约；两党在联合行动执行期间应停止互相攻击。两党代表于7月15日会晤，7月27日就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战争等等的联合行动签订了一项协议。遵循相似路线的统一战线建议，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瑞士、西班牙等国的共产党也提出了。
1934年6月，季米特洛夫在起草他提议向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来延期）提出的报告时，建议“社会法西斯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叛卖”这两词应该放弃，只准自下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应该取消；共产党不应在口头上而应在行动上领导和指挥统一战线。
法国、英国、德国和波兰几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制定并于1934年7月初公开发表了宣言——没提社会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叛卖——呼吁全体劳动人民的团结，“不管你属于哪个政党哪个工会”，并建议共产党和社会党在1914年大战爆发二十周年的时候联合举行示威，其口号应是保卫苏联、保卫中国革命、保卫各殖民地人民。贝拉·库恩写道（《共产国际》，1934年7月），希特勒反对“向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方向发展的国际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这就充分说明，共产党建议同社会民主党采取一致行动，是做对了”。共产党人不会放弃他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我们认为，使共产国际和第二国际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下定决心，竭尽全力来争取和确保无产阶级的统一行动。”放弃同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战，是对社会民主党的一个让步，他们要求以这个来换取社会党作出相应的行动，建立反对共同阶级敌人的共同阵线。“非常必要，在最近的将来就补上在这次反法西斯运动中至今仍被忽视的东西。”
在7月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皮亚特尼茨基说，纳粹党正在逐步失却群众支持，越来越依靠军队和警察。里希特谈到在德国的普遍不满情绪。“一方面法西斯主义使得争取群众的斗争更难开展，但另一方面由于幻想破灭又使它更容易……在为建立德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方面，我们工作不够。我们多少还处于同社会民主党工人隔绝的状态。……我们策略上的有些东西不正确。”皮克说，假如当初实现了团结，那么，在6月30日纳粹专政危机的关头，以街头示威形式出现的群众联合行动，就有可能推动反政权的真正的群众斗争。德国共产党是唯一能够指挥、组织反希特勒主义运动的力量。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已经投降，并准备同法西斯主义建立联盟：“他们要继续那个同资产阶级合作和分裂工人阶级的老政策。凡是愿意德国工人阶级团结的人，就必须下决心支持德国共产党。”9月皮亚特尼茨基写道：“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以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不能再像原来样子存在下去。”如果德共的基层组织不改变策略，德国社会民主党有朝一日就会死灰复燃。11月，季米特洛夫告诫共产党人说，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放松对社会民主党思想意识的斗争，相反，这个斗争还要加强。《共产国际》上周年纪念社论说，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务必要使群众脱离社会民主党；工人们正在开始认识到苏维埃道路不可避免。“这同下述事实无关，即由于社会民主党正经历的危机，统一战线可由我们掌握，不但自下，也可以自上，这种情况使我们更容易接近社会民主党的群众。”1934年底，《共产国际》上一篇“讨论文章”建议，共产党人将来应当“区别带引号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和真正的左派”，因为改变了的形势要求策略上的改变。“我们并不是，象目前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主义叛徒老想证明的那样，由于过去的策略错误才改变策略。尽管存在个别的错误……我们过去的策略是正确的。现在，我们改变统一战线的策略，那是因为情况改变了。”这意味，打击那些抵制社会民主党人统一战线的还有那些主张组织上统一的人。共产国际决不能束缚双手：“统一战线的主要目的是使社会民主党的群众更易于转向共产主义一边，去夺取苏维埃政权。这个过去曾是现在仍是我们统一战线新策略的主要目标。”做这件事，意味要克服“左倾宗派的孤立状态”和“将统一战线策略从我们的战略任务中分割开来”的右倾危险。右倾危险要大得多，因为社会党在为数不少的国家里仍在发展，而在社会党被迫转入地下的国家里，脱离了社会党的党员并没有转向共产主义；他们会这样做，但只有当他们确信社会民主党的崩溃并非偶然，而是其政策的必然结果时。
第七次代表大会《资料》指出，德共，受到宗派主义的阻挠，在6月30日以后没有迅速改变政策。他们的态度是：“团结之门仍然敞开。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去参加德共吧”，尽管这些工人并未打算如此。“德共的统一战线政策……主要是一种吸收新党员的方法。”组织“独立的阶级工会”的尝试是错误的，也失败了。
对此新路线德共中央委员会中反对者占多数，其代表是弗洛林、达赫累姆、亥克尔特、舒伯特等人；少数派，以皮克和乌布利希为代表，在1935年1月的联席会议上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支持，2月11日，委员会向在布拉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提出首次公开建议，提出了某些方面的联合行动。这些建议遭到拒绝。主席团的决议指示德共中央委员会扩大活动以组织对希特勒、对天主教徒、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抵制。前一年秋天，德共期刊《国际》曾谈论德国政府解散天主教各社团一事，并警告读者不要相信这就使得天主教徒成为德共的同盟者；德共是“全体工人反对希特勒政权的领导者”；除非共产党加以阻止，否则，天主教徒和社会民主党人“就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专政新形式的基础”。
《共产国际》1935年3月号上（皮克）和4月号上（弥勒）的两篇文章阐述了这个转变。德国共产党不应过高估计它对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影响；它还不懂得怎样提出能吸引群众，能为群众理解，并使群众愿意为之战斗的口号；它还得反对那些认为统一战线偏离了革命路线的宗派分子，反对那些想利用统一战线向社会民主主义投降的机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成功地重建了“一个确定的、集中的组织网”，但是共产国际“没有及时注意到形势已经改变”。德共曾试图吸收活跃的社会党党员，但没有认识到“只有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才能防止工人阶级的再次分裂”。德共准备以“适当的方式”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提出建议。“我们要用统一战线的方法，更紧密地同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兄弟联合起来，瘫痪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限制他们在为跟资产阶级合作所作斗争中的行动自由……我们要打破社会民主党工人的一切幻想。……通过统一战线我们就能使群众更接近无产阶级革命。”德共在工会政策上做错了；“所以，我们还要做工作以清除红色工会反对派的地方委员会，因为它们常常是重建自由工会的障碍”。统一战线是“通向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传送带”。必需大力进行德共中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尤其是因为我们，领导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对此负有责任”。
7月底，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宣布法西斯主义是敌人时声称，虽然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将工人引入歧途，但“今天我们共产党人不想为过去争论……团结之门是敞开的”。德共各组织得到指示：带着切实可行的建议去接近社会民主党各组织；德共最严重的弱点，政治局的一份声明说，是未曾为工会的团结工作。“我们在希特勒血腥统治下的共同遭遇和共同牺牲……已经消除了许多过去隔开并且现在仍在隔开我们的东西……如果工人阶级是统一的，并且按照共产国际的原则和策略沿着革命道路前进，我们就能够推翻希特勒专政。……同共产党统一成为德国工人阶级的唯一的群众革命党。”
在意大利，两党代表举行了四次会议之后，意大利社会民主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于1934年8月17日就不少专门问题同意采取联合行动；在波兰，共产党人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尽管连斯基解释，"整个党的做法有了根本改变”，目的在于根除宗派主义最后残余。与同盟谈判破裂了，同时，波兰社会党领导人“竭尽全力阻挠广泛统一战线的建立”，藉口之一是波共“支持苏联人的外交政策这是一种甚至于跟法西斯国家也可以签订协议的政策”（指苏联建议的“东方洛迦诺”）。连斯基解释说，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已适应了新形势。“我们某些积极的同志在我们的策略上只看到狭隘的手法，他们不大考愿怎样跟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达成共同斗争的协议，而只考虑如何立刻揭露这些党的领导人。因此，在不止一次场合上，都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要求……而这样做却使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更易于拒绝这些要求。”不管怎样，两党之间的“万里长城”已在拆除中。
在1934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波立特就统一战线政策在英国的进展提出报告：有许多党员都是勉强采取统一战线政策的，他们在工党拒绝这一建议时松了一口气。在几次会议上英共都被问起他们怎么能在大谈统一战线的同时又在选举中反对工党呢。工党和职工联合会说，他们就是统一战线，而英共则是分裂者。波立特要求在选举中有“一条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鲜明路线”；改良主义派工人对共产党的选举分裂行为极为不满；将来他们会在英共候选人或独立工党候选人意味着资本家候选人的胜利的情况时考虑英共的是非（在1934年10月的市政选举中，英共撇回了不少候选人）。英共的反法西斯工作，使它比成立以来任何时期都更接近群众。
在工会策略方面也有了改变。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的1934年8月2日的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皮亚特尼茨基说，尽管自下的统一战线仍旧是他们策略的基本形式，自上的统一战线也可以运用。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关于在改良主义工会里开展工作的指示是正确的，但执行得非常糟糕。无条件地加入改良主义工会的建议是正确的，要是这样做能使共产党员有一个好机会参加竞选和开展工作，但它不应成为共产党工会主要的政策；这将意味向改良主义要求的无条件投降；他们务必保持在工会内部的行动自由；他们务必极其慎重地考虑“解散一个在我们影响下的即使很小的群众组织是否可取，如果这样做就毫无机会在仍处于敌对领导者影响之下的较大的组织中真正赢得影响”。平行组织的存在，这事应唯改良主义者是问，但是，在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把不得使用“参加改良主义工会”口号的指示机械地从德国党和波兰党搬到其他各国党，是严重的错误”。按照在德国采取的路线“试图在一切国家里建立革命的工会反对派，是完全错误的”。在德国采取这种方式曾是正确的，但是未能在全德工会联合会中进行工作，大大地损害了德共。改良主义者把工会反对派看成设计出来用以分裂工会的平行组织，他们很感怀疑和愤怒；这就是为什么反对派仅仅吸引了失业者。1934年11月，洛佐夫斯基写道，过去和现在，“红色工会国际政策的全部用意”，都在于追求工会团结，“毫无任何思想保留”，国内国际皆然。〕
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威胁着各国劳动者。资本主义世界疯狂地加紧武装，为大规模屠杀准备越来越多前所未有的武器。但是，要想推迟战争，只有将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团结到统一战线中来，去跟资本主义决一死战，去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权。防止战争，防止劳动者的一场新的血浴，也有可能，但只能靠工人们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政策彻底决裂，只能靠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取得胜利。
为了找到出路摆脱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痛苦挣扎的危机，资产阶级还在加紧对殖民地和经济弱国中工人、农民的掠夺。他们首先力图压垮工人阶级，剥夺他们最后的一点民主权利，再削减那乞丐式的工资，进一步恶化他们的处境，摧毁他们的革命先锋队。法西斯主义已经在德国和奥地利执政，正在意大利和波兰当权，它威胁着所有国家的劳动者。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敢死队，法西斯主义首先打算组织向世界无产阶级的突击队苏联的进攻。
但是，只要无产阶级实现了自己队伍的战斗团结，并且与所有劳动者一道同资本主义决一死战，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就能打退法西斯主义的进攻。……
对于无产阶级，没有和平夺取政权的道路，也没有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忠于自己的历史使命——使群众作好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充分准备——共产国际比以往更坚决地号召工人参加统一战线，以便组织全体工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危险的共同行动。它号召各国工人团结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过考验的红旗下，团结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去推翻资产阶级政权。
向资本主义发起猛攻的观念，在群众的思想中日益成熟。社会民主党工人正在同改良主义决裂，不向资产阶级妥协，走上阶级斗争的道路。今年2月，英雄的奥地利工人，实际上拒绝了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合作政策，拿起武器去堵塞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但他们被打败了，因为领导他们的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没有让他们为决战作好准备，也没有领导他们去进攻资本主义。在法国的2月，工人阶级以总罢工给了法西斯主义第一次打击。但是他们反对进攻中的法西斯主义的战斗将会更加成功，如果无产阶级更快摆脱民主的幻想，更快团结在共产国际旗帜下的话。
10月，西班牙的劳动者，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拿起武器来保卫面包和自由，击退法西斯反动派的进攻。阿斯图里亚的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了夺取工农政权的战斗。
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正在越来越多地同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决裂；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共产党人一起，正在越来越多地投入了反对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和战争的斗争。
兄弟们，工人们！
共产国际曾向第二国际建议，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立即采取联合行动，去保卫战斗的西班牙人民。但是在政府炮兵大肆轰击阿斯图里亚的煤矿，活埋躲避在那里的矿工的时刻，在军用飞机从上空轰炸西班牙城市和乡村的时刻，此时每一天，甚至于每一小时都要丧失西班牙中成千上万英勇的工人、农民，以及他们妻儿子女的生命——在这样的时刻，第二国际的官方领导人竟以正式的理由把共同行动问题的讨论推迟三周之久！
共产国际仍然继续统一战线政策。各国的工人们！向战斗的西班牙工人表示团结！万众一心挺身出来反对西班牙资产阶级，他们已纠集一切力量，打算血腥镇压工人阶级和农民了。
进入反对资本主义战斗的西班牙工人，是我们的阶级兄弟。高举为工农政权斗争旗帜的阿斯图里亚工人，是我们的兄弟。
他们的事业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事业。
阶级兄弟们！同志们！
尽一切努力尽快地组成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为了〔反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为了面包和自由，为了夺权斗争，为了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工人们！持各种政见的工人们！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沿着俄国无产阶级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革命道路，沿着工人阶级能够取胜的唯一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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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为采取联合行动以支持西班牙工人向第二国际提出的建议（1934年10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为采取联合行动以支持西班牙工人向第二国际提出的建议
1934年10月10日《评论报》第3卷，第60期第2680页，1934年11月15日
〔查瓦罗切在1933年5月《评论报》上的文章宣称，西班牙群众已开始认识由社会党人和共和党人组成的政府的反革命本质，以及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政策注定要失败。虽然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准备好作决定性的斗争，现在已经是为夺取政权作准备的时候了，办法是建立工厂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作为群众组织，共产党可以通过这些组织执行自己的政策。这个任务过去被忽视了。务必把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在政治上孤立起来；社会民主党人是反革命分子；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不是叛徒，却是盲动主义者。阿罗约在接着一期的《评论报》上撰文论述西班牙中央委员会4月会议时说，有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提出无条件地与社会党人组成统一战线，因为共产国际路线已在德国遭到彻底破产；然而，中央委员会“一致赞同共产国际和德共的政策”面临法西斯威胁，共产党向社会党和各工会总部发出封公开信，建议举行联合的会议与示威和联合的反法西斯的民兵。他写道，西班牙共产党的党员数现在是两万。一个月后，在同一刊物上，阿罗约写道，共产党代表同样地反对阿萨纳—普列托政府和莱鲁领导的右翼反对派。资本家认为该是社会党人离开政府的时候了，因为作为反对党他们更能起煽动作用。
当1933年11月选举后莱鲁政府组成时，西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政府的阶级本质和作用与阿萨纳—卡瓦列罗政府一样；二者都是反革命专政。“我们再重复一遍，造成这种局势的不可推卸的全部责任应由社会党承担。……群众已推翻过可恨的阿萨纳—卡瓦列罗政府，也会推翻莱鲁。”在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二十万票，并有一名共产党代表当选。共产党说，“社会法西斯领导人，特别是卡瓦列罗一伙，曾经以左倾蛊惑宣传阻止劳动群众转向我党。”
在1934年1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说，卡瓦列罗为保卫共和国的法律可以同希特勒的相比。1934年7月，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改变，西共写信给社会党执行委员会说，虽然他们不会收回对社会党的批评，他们将停止对它的攻击，如果攻击有碍统一行动的话。社会党人回答说，统一战线已经建立，并已通过1933年底组成的“工人联盟”的各委员会进行工作，这个联盟共产党可以加入。直到那时，共产党人一直拒绝参加。1934年9月，共产党决定加入这个联盟，条件是他们要保留批评和提出自己观点的权利。
1934年10月，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矿工起义反对西班牙自治右翼各党联盟的代表参加莱鲁政府，这个联盟是一个庞大的右翼反对共和的天主教政党。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合作建立一个地方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地方性的正规部队得到了从马德里派来的部队（由佛朗哥将军指挥）和外籍军团的部队的支援。经过十五天的战斗，矿工们投降了。随之而来的是骇人的大规模报复，有两三万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人被投入监狱。当在马德里和巴尔塞洛纳的社会党人组织这次短暂的暴动和罢工以反对西班牙自治右翼各党联盟的代表参加政府时，两地的无政府主义者都躲得远远的。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资料》说：“阿斯图里亚斯的革命矿工们试图建立苏维埃政权。由于无政府主义者的背叛和社会民主党大多数领导人的破坏，以及由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准备不足—这些都是社会民主党早期政策的后果——西班牙无产阶级终于被迫退却。”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是由加香和多列士于10月15日在布鲁塞尔交给王德威尔德和阿德勒的，他们说，信将在第二国际政治局讨论，政治局将于11月13日在巴黎召开会议，两个国际都已要求它们所属各党为西班牙采取行动，不必等待谈判结果。会上第二国际决定不禁止其所属各党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但拒绝同共产国际合作，因为共产国际以往的行动引起人们怀疑其建议是否出自真心。假如在希特勒上合时共产国际同意进行谈判，在西班牙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就会顺利一些；英国、斯基的纳维亚和荷兰的工党都极力反对共同行动。如香和多列士否认建议是一种手法；王德威尔德和阿德勒回答说，在过去的十二年岁月之后，不能指望他们在接到通知五分钟后就会同意一项专门目的的条约，——就在法国这也用了好几个月时间。阿德勒问，共产国际现在是否承认，社会民主党人不是法西斯分子和叛徒，还有民主国家里享受的自由并不是假货。多列士答道，协议一旦达成，互相之间的批评就将停止，但是共产国际的政策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我们认为我们过去所为甚为正确。”当年年底出版的《共产国际》上一篇文章宣称，“共产党人将不受已达成的协议的框框约。……他们一方面将揭露那些反对统一战线的人；另一方面，他们将以同志式的、认真的态度批评那些人的犹疑不决，他们参与了统一战线协议，但又妨碍它向更成熟和更高一级的斗争形式的转变。”
起义之后，陶里亚蒂在《评论报》上写道，十月战斗是欧洲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它表明，西班牙工人懂得，法西斯主义只有夺取了政权的工人才能进击。罢工没有扩大，其原因在于无政府主义者的背叛；在巴尔塞洛纳，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反革命行列。社会党没有组织起广泛的群众运动，而这种运动是建立苏维埃的基础。但是从这次斗争中西班牙工人将懂得，只有共产党的政策才能使他们获得胜利。
12月份的《共产国际》上有一篇分析这次罢工失败的文章，谴责了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他们分裂了工人联盟的各委员会。虽然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他们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如法西斯分子。“自始至终我党总站在武装起义的前沿”；他们的失败是由于准备不足，这可以解释为“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是在共产党人，而是在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领导之下”，正是他们应对这次失败承担责任。而且，农民们也不愿意保卫一个未曾给过他们任何好处的共和国；军队并未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这个主要又是社会党人的过错，他们只注意军官，而不管行伍士兵；最后是，运动缺乏中心领导。无政府主义者是西班牙的“黑衣百人团”；社会党人已经破产。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加西亚说，虽然起义时机尚未成熟，共产党不得不参加：“共产党力图将起义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并使之成为一次规模浩大的、成功的群众起义”。〕
西班牙的法西斯君主派，反动势力以海陆空军全部力量进击工人阶级和农民。工人农民战斗在工人联盟的领导下，这个联盟代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战斗联合并在战斗中以鲜血保证了这个联合。西班牙的法西斯—君主派的反动势力取得的胜利，在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奥地利攫取了政权之后，不仅使西班牙工人阶级和农民陷入无边的苦海之中，而且也是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严重打击。只有一切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统一战斗才能有效地帮助西班牙工人堵塞通向西班牙反动和世界反动的道路。在目前时刻，当资产阶级企图消灭国际工人阶级的一个战斗分队即西班牙无产阶级之时，共产国际号召它的各国支部，同其他的工人团结一起，举行群众集会和示威，以显示他们同西班牙工人阶级的团结。
同时，共产国际建议第二国际立即采取联合行动去声援战斗中的西班牙无产阶级，声援为反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给予莱鲁政府的支持所进行的斗争。共产国际已指示加香同志立即与第二国际的代表取得联系，以便就联合行动的具体方法和实际施行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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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
（节录）
1934年4月《评论报》第3卷，第27期，第1005页，1934年4月26日
〔1934年1月在苏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谈论国际形势时曼努伊尔斯基说，任何地方现在都不会有工人支持法西斯德国反对凡尔赛的战斗。同一时期共产党报刊的社论说，德国与波兰的协议定会在其他国家引起疑问，尤其是波兰的邻国；泛日耳曼沙文主义使得德国与所有列强对立，但这些国家又分歧很大，不能形成一个反法西斯主义集团：意大利企图使德国反对法国，英国则企图使德国反对俄国，等等。给波兰的德国建议表明了纳粹的侵略方向；苏联的共同保证波罗的海国家的建议受拒于德国，表明了德国想利用波罗的海进攻苏联；波兰人，急于想得到德国对他们吞并立陶宛和乌克兰计划的支持，正在算计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但在这点上，它们很可能错了；“帝国主义矛盾的辩证过程”、德国和日本从国联的退出、苏联应该加入国联的建议，正在使这个团体由帝国主义压迫的工具和准备反苏干涉的手段转变成另一个团体，即有志维护和平的国家愈来愈占上风的团体。法国正“竭尽全力”去阻挠德国的战争计划，因而“退出了反苏阵营”，但英国却怂恿柏林和东京进攻苏联。“英帝国主义，这个苏联劳动人民不共戴天的宿敌，以一切反苏势力的头目自居。正是英国，现在是反苏战争的组织者。”它正在努力使法国人同意德国的重新武装，它拒绝保证凡尔赛条约所确立的边界的安全，而这却是法国外交的目标。苏联加入国联一事被誉为“苏联和平政策的伟大胜利”；挫败、困惑了帝国主义分子们。现在，苏联的强大和它的政策，已被英国承认了的来自日本、德国的危险，“迫使即使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凶恶的敌人也来接近苏联和谋求苏联的进入国联”。俄国仍然反对凡尔赛条约，但也反对用战争手段来改变它。〕
每一天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群众的处境都愈趋恶劣。经济危机的轻微好转并未给工人和小农带来值得一提的解救。……资本主义无能使经济复苏，也不能消灭失业。越来越重的负担和捐税加在工人头上，去支付越来越多的军火费用，去供养庞大的军队、庞大数目的官员，去增加警察部队。
饥饿的工人群众，走投无路，只有起来与压迫者、剥削者斗争。他们对资本主义的仇恨日益加烈。到处组成统一的战斗战线以反对资本主义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呼声，日益高涨。劳动群众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要想能够抵抗资本的剥削、堵住通向法西斯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战争的道路，只有建立统一的战斗阵线才行。
整个世界上革命危机日趋成熟。今年的五一节看到工人阶级处于激烈的阶级搏斗之中。……
陷入极端贫困和绝境的工人群众的罢工和示威、被掠夺和破产的农民的自发暴动，波澜壮阔地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每一天，群众要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法西斯专政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准备的决心，都在增强。
每过一天，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都更尖锐。帝国主义列强与争取自由的被压迫的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也是如此。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猖獗一时；帝国主义军备疯狂扩张，为此，工人们就得放弃那不足糊口的面包屑，失业者放弃那点可怜的失业救济金，小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放弃最后一点财产。被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吓得心惊胆颤，资产阶级取消了最后残存的一点民主自由，建立起野蛮的法西斯恐怖统治。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这就是资本家企图把自己从群众的愤怒中解救出来的手段。但是法西斯主义和加紧走向战争只能使群众的怒火更加高涨，巨大的革命力量已经在群众中形成，并正越来越频繁地进发出来，猛烈地冲击着资本主义制度。
仰仗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背叛，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奥地利获得了暂时胜利。它剥夺了千百万劳动人民最基本的权利。但法西斯主义未能，也永远不能消灭革命的工人运动。法西斯恐怖越凶残，资本主义的奴役越暴虐，群众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仇恨就越加深。
日、德帝国主义者走在战争贩子的前列。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武装到牙齿，还在继续进行掠夺中国的战争，并且通过不断的挑衅，准备发动一场反苏的反革命战争。德帝国主义者正在狂热地备战，并为要来的战争到处寻找同盟者。英帝国主义者为反对苏联的反革命掠夺战争计划鼓气。但资产阶级越是公开扩军备战，广大劳动人民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仇恨就越发加深。
帝国主义战争，加在各国人民头上的一场新屠杀，要想避免，只有依靠加强牢固的反资本主义统一战线下的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
社会民主党许愿可以通过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和阶级合作的道路引导你们走到社会主义。它靠分裂工人阶级队伍来削弱工人阶级。它扼杀工人阶级的战斗意志，它投降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通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要抵御法西斯主义，要推翻法西斯专政，你们就必须同社会民主主义决裂，团结在共产国际的战斗旗帜下，为建立工人阶级政权为苏维埃政权进行革命斗争。
看看苏联吧！看看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他们在城市里不懂什么叫失业，在农村里不懂什么叫贫困，他们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奴役，现在怎样建设一个新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遵循苏联无产阶级的榜样吧！团结到共产国际的旗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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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鼓动部关于共产国际成立十五周年的提纲（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鼓动部关于共产国际成立十五周年的提纲
（节录）
1934年3月共产国际十五年[1]
〔前头的几段谈论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成立、战后欧洲的各次起义、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社会党的叛卖。
国民党第六次进攻中国苏区其终结是中华苏维埃军队向西北的撤退——即持续一年之久的长征。
正是由于这次长征，毛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中共的一本官方简史，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后出版的，关于此事写道：“在中央红军长征中，党的中央在军事上继续发生错误，使在敌人前堵后追中的红军数次陷入危险境地并受到极大的损失。为了挽救在危险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党在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了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毛泽东同志及其他同志坚决的斗争，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地位。”[2]毛论证，国民党同意与日本停战，并派财政部长到欧洲和美国去要钱和武器，都是为了发动第六次反共围剿。为了加强军队和保证充分供应，中共应该在农村加强阶级斗争，改善经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发布了一项由毛和朱德签字的宣言，向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工人呼吁，“停止进攻苏区”，“不要阻止群众组织武装队伍来抗击日本强盗”。一篇谈论国民党第六次围剿的文章（《共产国际》1935年1月）埋怨，“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兄弟党方面几乎完全没有给予真正的直接援助”。一个与中共结成联盟的提议，这是曾经抗击日本人保卫上海的十九路军针对蒋介石不愿抗日作为抗议提出的，被在上海的中共委员会拒绝了，理由是该建议是“社会法西斯分子”提出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资料》宣称，中华苏维埃政府提议与进击红军的部队停战，如果他们愿意抗日，并向国民党中国的人民保证结社自由和抗日自卫的权力。这个提议据说给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蛊惑宣传一个粉碎性打击，蒋、汪为其反共斗争作过辩解，说是中共对南京作战削弱了中国对日本的抵抗；这样中共认识到了必需在反帝运动中带头，“这事本来是不可能的，假如未曾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帮助下，预先清除左倾分子即李立三及追随者的冒险机会主义，这些人有意忽视中国不同地区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党还由于战胜了取消派罗章龙的右倾机会主义得到了加强。”
《共产国际》上一篇文章，在证实它的论断国民党第六次围剿“是在国际帝国主义反革命势力的直接参与下准备和进行的”的时候解释，美国给中国的棉麦贷款被用来购买武器；英国大使“亲自，通过贿赂，组织了将军们的统一战线”，以进行反对苏维埃中国的战争；“日本人插手了所有的勾当”；法国人彻底破坏了华南的苏维埃；德国人提供军事顾问；美国和加拿大的飞行员驾驶蒋的飞机；意大利的战舰联合美国、日本、英国的船只一起，“目的是枪杀中国的革命士兵……把军舰上的大炮对准了他们”；同时国联技术援助团则被利用来为反革命目的服务。
从莫斯科的声明和共产国际报刊的文章都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人与莫斯科之间的直接联系此时很少。早在1930年3月就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宣布过毛泽东之死；《共产国际》1933年5月米夫文章里的许多消息都来自路透社。同一刊物下月一期上萨法罗夫的一篇文章，主要论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政策和“毫不留情地根除共产党队伍里的大国沙文主义各种表现”的必要性，也暴露出类似的直接资料的缺乏：“中国发行的报刊到处都有起义的消息。……最近报纸又报道了广西西北部的一次起义。……还不断出现有关云南起义的报道……”1934年11月号《评论报》上，王明根据日本报刊的消息来源报道了长征的出发。1933年9月在同一期刊上“根据获得的消息”发表了关于中国红军的新闻。毛泽东也未曾被给予高级荣誉地位。曼努伊尔斯基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4年1月）上的报告，没有提到任何中国领导人的名字，同时在1934年3月《共产国际》发表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状况的评论，提到了共产党领导人如波立特、连斯基等等也没有提到毛，他早些时已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共产国际迟迟不愿承认他的地位，这事后来被解释为来自共产国际的一个认识，即他的成功推翻了关于共产党与产业工人之间关系的公认理论，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与无产阶级的隔开”，托洛茨基和陈攻击了中共。
对中共的结构和力量的估计上，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米夫声称，1931年和1933年之间，工会会员数和罢工次数都有所增加，而上海党委会却报告工会会员人数减少；中国青年团的报纸在1934年写道，作为自我孤立的结果，他们不但不能领导群众斗争，“而且我们甚至连群众的尾巴都抓不到”。在中共1927年的六万党员中，百分之五十八是产业工人；在中共第三次全会（1930年9月）上，周恩来报告的党员数是十二万，其中产业工人不超过两千，即百分之一点六。在莫斯科，王明指出1933年党员数是四十一万，据说其中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是产业工人。1933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声称中共的主要根据地是“无产阶级中心”，这些中心的地下组织指挥各苏维埃并从产业工人中补充干部；但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届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八百二十一名代表中仅有八名被说成是产业工人。康生1933年9月在《共产国际》上的文章声称苏区有二百万工会会员，中共党员有三十万，其中百分之二十据说是产业工人。“在李立三时期，苏区就没有工会组织。”为了指出撤掉李立三的好处的另一个证据，文章作者提到这个事例：“这里还有一个来自苏区的例子，它反映了广大劳苦大众对我们为党的路线进行的斗争反应多么强烈。一个农民打了妻子，她在保卫自己时说，“你以为我们现在还生活在李立三时期吗？我们现在是在共产国际的路线下生活了。”第七次代表大会《资料》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前的任务不是去清算资本主义。这并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府，尽管它处在无产阶级的支配权下，因为共产党员垄断领导权。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以后召开了会议，决定重新发表其1930年民族和社会解放纲领。同时发表的声明（刊于1934年5月9日的《评论报》）说，法西斯主义切断了奥地利、西里西亚、但泽和萨尔等地的德意志人“归属德国的道路”；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为全体德意志劳动人民的自由联合打开德国大门。“因为我们热爱故土和劳动人民……我们在全世界劳动人民面前感到羞辱，不得不说德国已经成为一个野蛮国家！"委员会指出，国内的不满和抵抗，“表明革命危机的成熟，危机将比1918年的规模大，头猛”。委员会号召全体党员“停止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姑息态度，此党，即使处于非法状态，依然还是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中主要的社会支柱”只有德共才能拯救德国，为此，非常重要的是建起独立的阶级工会，作为“广泛的、非法的、群众性组织”。德共应该组织政治罢工，去反对纳粹恐怖，反对逮捕，争取集会与示威自由。“这些将会使我们接近总罢工和起义。”德共1934年2月5日的宣言重申，“社会民主党人和纳粹分子是为资本主义效劳的孪生子”；德国社会民主党非法重组队伍的企图，其目的在于加深工人阶级的分裂。“因此德共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去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建不可能。”《共产国际》1934年4月初一篇文章抨击了两份杂志《反击》和《我们的时代》，这是明岑堡分别在布拉格和巴黎出版的，说它们在“原则上”区分了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这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诡计“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不是对立面，而是双生子，这个事实早已经确定无疑。”这两份杂志还被指责，没有把托洛茨基主义看作“危险的反革命趋势”，而只作为一种还可以讨论的政治偏向。他们是写“关于”托洛茨基主义，并非“反对”它。
同一期刊上1934年3月初的一篇社论抨击了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不去引导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反而从事诽谤共产党人的运动”。社论的结论是，“社会民主党作为群众性政党不久即将会停止存在，但需要一个条件即共产党要彻底揭露他们。”在向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曼努伊尔斯基说：“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首要的是共产国际和各支部长期进行反对第二国际斗争的结果。”这个危机没有更严重一点，这是共产党人工作的反映。在德国的法西斯胜利，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曼努伊尔斯基说，假如社会民主党未曾妨碍统一战线，假如他们逮捕了那几十个纳粹头子和那两三个向他们提供金钱的资本家，解散了纳粹组织，解散德国国防军并武装了工人的话。这一点他们自1928年起随时都可以做到，即使在施莱歇和巴本政府之下。假如他们曾与德共合作，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后还可以把纳粹分子推翻。在希特勒上台一年多以后，拉狄克在《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地位》中写道，法西斯主义是害怕工人革命的金融资本；它是金融寡头选来在革命即将临近的国家中束缚无产阶级的手段；它是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表现。但它并不是必不可免的插曲；它并无历史作用，它在生产关系上并无所改变；它是企图推迟必不可免的无产阶级胜利的最后尝试。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民主也不完全是一种欺骗；它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但它给生产力、给贸易和活动以自由，并曾把工业引进最落后的国家。
法国共产党关于“企图在高层安排集团”的谴责，使人想到法共内部有个强有力的团体正在鼓动共产党改变对社会党的态度。1934年1月，法共中央委员会开会赞同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的决议。多列士说，事态在法国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致党内有人，是的，甚至中央委员会里有人被敌人的压力弄糊涂了（针对法西斯主义的“民主”保卫，苏联和平政策的歪曲，等等）”。党未能理解社会民主主义所扮演的角色，有些党组织并不相信有必要对社会党进行艰苦斗争。一位中央委员〔多里奥〕还提出意味改变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整个路线的建议，即与社会党领导人结成统一战线。“这个建议被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愤怒地一致否决了，因为它必将导致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投降。”会议通过关于党的任务的一项决议，决议说：“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坚决执行自下的战斗统一战线的策略，同时要跟向社会党的领导建议统一战线的任何机会主义企图坚决斗争。”伯利奥兹写道，由于法国工人对团结的渴望和社会党的诡计，“许多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屈服于这种压力，同社会党人签订了含糊的协议，在这些协议上共产党的脸面丢尽”。在法西斯危险上社会党和其它左翼党应负责任，对此默不作声是一种罪行。
在法国，财界和政界丑闻，警察局长的调职，关于贪污、阴谋、计划中的改变的种种谣言，最后以1934年2月6日的示威为顶点，这次示威主要由右翼和保皇团体组成，导致法国政府的辞职。许多个小时的骚乱之后，示威者和警察都动用了火器；有数人死亡，几百人受伤。示威的共产党人参加了袭击警察的战斗在第6号的《人道报》上马蒂曾号召工人游行示威以反对法西斯分子、政府和社会民主主义。
《泰晤士报》（2月7日）报导，共产党人参加了对警察的袭击，那时警察正企图围困示威群众；《曼彻斯特卫报》写道，“暴民”是由“保皇党人，民族主义者，共产党人和退役军人”组成的，并将“聚众叫啸的最先行动”归于共产党骚动者。同一天的《人民报》说，社会党人愿尽最大的努力同法共和法国统一总工会签定“一项忠实的、兄弟协议”，第二天又报导法国统一总工会已拒绝参加反法西斯主义的联合行动。法国社会党致共产党的信中说：“现在不是闹分裂的时候。所有的无产阶级组织应该携起手来以组成牢不可破的防线以反对法西斯的冒险。我们要求举行会谈来确定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协议基础。”共产党的答复说，社会党和激进党已经为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铺平了道路。社会党的代表在2月7日拜访了共产党中央办公室，建议就统一行动达成协议，他们被告知，建议将提交中央委员会。《人道报》第二天提到“社会法西斯分子”的“可耻叛卖”，多列士还谈到“共产党卓有成效的工作……已加速社会党的瓦解”。伯利奥兹写道，“‘民主党人’，和公开的法西斯分子之间的假惺惺斗争越来越尖锐，但实际上他们在互相支持”。共产党“既不会向法西斯匕首，也不会向民主刺刀投降”。法国共产党—法国统一总工会声明把引起骚动的责任归于社会党，但又指示成员参加社会党人发起的预定在2月12日举行的罢工和示威。他们自己于2月9日又组织了一系列的小规模示威。2月14日《人民报》再次呼吁工会团结。2月12日以后，法共自颂示威成功之功，同时还指责“社会党报纸竟敢宣称2月12日的罢工和示威是社会党的功劳”。
在3月份的《共产国际》上，共产党人与右翼示威者在2月6日的合作被描述如下：“2月6日法西斯分子组织了示威，游行到国会，要推翻“左翼集团，的政府。……为了回击这个示威，工人们自发地涌上街头。一部分工人公开示威反对法西斯分子，另一部分工人带着本身的要求也游行到了国会，可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的示威同法西斯分子的清楚地区分开来。共产党对自发举行的工人示威的领导作用在那天并不能明显地看得出来。社会党人于是开始了一个运动来反对共产党，它谴责共产党人同法西斯分子共同示威。然而，在2月7日，共产党不仅提出了正确的口号，而且向法西斯分子发起强有力的攻势。”在同一期上另一篇文章断言，法国总工会曾打算取消2月12日的罢工，但在群众的压力下没能做成。“为了阻止无产阶级反击攻势的发展，法国社会民主党……求助于叛卖手法的煞费苦心形式和‘左倾’蛊惑。……同时，这些社会法西斯分子过去和现在都疯狂地使其煽动适应于工人要求统一战线而进行的努力。……〔他们〕想把一份“不侵犯条约”加给共产党，为的是能够继续执行叛卖政策而不受惩罚。……紧紧抓住“统一行动”这个口号，法国社会民主党人拼命想在建立统一战线的群众运动中起带头作用，为的是剥夺它的阶级内容，并使之转到保卫日益法西斯化的‘法兰西共和国’上去。”法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曾邀请共产党去磋商停战，以准备统一行动。“然而，社会法西斯分子所有这些‘左倾’姿态的目的主要是为资产阶级赢得时间，取得和平过渡……到达为公开的法西斯专政作加速准备的新阶段。”在2月6日以前，文章继续写道，共产党曾低估不断激化的政治形势，“于是不但没有在密集的反法西斯队伍中有所行动，无产阶级的反示威者反而在很多场合与法西斯的队伍混杂不分”。这事也使法共未能迅速作出改变以适应形势。法共目前的任务就是防止社会党人“把反法西斯的群众运动转移到‘保卫共和国’的路线上去”。法共在发展和领导统一战线运动的同时，将继续进行反对社会法西斯分子的斗争并揭露他们的诡计。
皮亚特尼茨基在1934年夏天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致词时报告道，1932年底，法国社会党向法共提议就工人阶级的团结举行谈判，但这个建议被当做阻挡社会党的群众转向共产党的阴谋而遭拒绝。第二国际还曾提议为共产党—社会党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这也被拒绝了，理由是社会党关心的只是想把共产党人拉入较大的团体，以使他们处于少数地位。皮亚特尼茨基在结束时说，直到1934年2月以后，来自下面的群众压力才迫使法国社会党停止破坏统一战线。
在第七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洛佐夫斯基宣称，是法国统一总工会向法国总工会提出在2月12日举行联合罢工的建议的。在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曼努伊尔斯基在提到这些事件时写道：“起初共产党队伍中一片混乱。法西斯的口号‘打倒达拉第政府，杀人凶手的政府’，开始时并未遭到共产党足够的反击。有些地方共产党人响应了推翻达拉第政府这个法西斯叫嚣。但是共产党很快就认清了形势，并批评了达拉第，不是因为他出击，而是因为他出击不力。”
在印度，国民大会党内形成了一个社会党集团（由尼赫鲁领导），这事被杜德说成是声誉扫地的领导人为满足“被国大党领导人出卖了的群众”的要求而玩弄的手法。甘地是伪君子，尼赫鲁及其支持者“投降了英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更怕革命运动。萨法罗夫写道，国民大会社会党的纲领是“一篇狡猾的编造，伪装出革命感情”，目的在于分散人们对非暴力政策失败的注意。“国民大会社会党人充当民族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小厮。”后面这伙人多年来一直“利用被奴役的印度人民所处的被侮辱、被蹂躏的地位”，为的是“在每一个阶段上都靠出卖群众来削弱和毁坏群众的反帝斗争”。共产国际期刊（1933年2月）上一篇署名“瓦利亚”的文章说，共产党的小组，急于表明国大党是敌视独立斗争的资产阶级组织，已脱离了反帝运动，他们是把国大党领导人与追随者混为一谈的。使他们回到正确道路的是中共、英共、德共写的一封公开信，现在他们愿意加入所有具有反帝性质的组织“和建立统一的全印共产党”。乔希及其同伙打算建立劳动党的尝试，5月份的《评论报》说，是阻挠共产党成立的尝试。只有这样一个党，该期刊在十月号上说，才能消除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和保证印度人民的胜利。“甘地主义的破产正在迅速加快小资产阶级中革命部分觉醒的进程。……民族改良主义的道路就是失败和奴役的道路。”
1932年夏天印度支那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发表“行动纲领”，其目标是实现完全的经济、政治独立，推翻在安南、柬埔寨和老挝的王朝，没收他们的财产，实行全部外国企业国有化，废除所有外国贷款，征用土地。在1934年给印度支那党的一封信中，中共告诫他们要谨防“资产阶级假左派”这些人假装反对法帝国主义，为的是控制革命运动。“今天你们的国家中不可能有反对法帝国主义的全民族统一战线。”
1934年1月曼努伊尔斯基向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共有党员八十六万。德共被说成“正在壮大”；捷克声称五万五千，法国四万，波兰（包括共青团）三万，西班牙三万，美国两万，保加利亚“工人阶级的多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贝拉·库恩报告了共产国际倡议和促进成立各种委员会的活动和反战与保卫苏联会议的召开；在这些活动中，他们吸收了“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代表”参加。报告中还说到，经过长期的内部斗争以后，波共右翼已被彻底击败，现在党是巩固的、团结的。虽然装着与苏联友好，波兰资产阶级在幕后却打算与希特勒达成协议，这表现在与德国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上。纳粹方面，则在波兰煽动乌克兰民族主义；“斯克雷普尼克主义”（斯克雷普尼克曾在1922年批评斯大林在乌克兰的政策；1933年5月他自杀了，在集体化之后对乌克兰官员的“清洗”中，当时他是乌克兰教育委员）已在波兰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渗入党的队伍，这事妨碍了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反对占领波兰的斗争。布龙科夫斯基在1934年3月共产国际期刊上的文章（文中宣称苏查基，1921年入党的波共党员，是警察密探），也谈到在波兰党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显著痕迹；有这样的党员，他们相信波兰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带有半殖民地性的。尽管这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痕迹被说成已经克服，这个指责在翌年6月的同一刊物上又被重复；波兰共产党的白俄罗斯支部和乌克兰支部中有些小组已经成为“当地反革命民族主义压力下的牺牲品”。
在一篇纪念周年的文章上皮亚特尼茨基写道，就组织方面论，各党仍然落在群众的激进化后面；这既来自社会民主主义残余也来自宗派主义。他列举了各国支部的主要缺点：针对社会民主主义和其他敌人斗争不力，惯用侮辱来代替辩论；未曾充分揭露，法西斯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极端反动的、帝国主义性代表；未能在改良主义工会、法西斯工会和工厂中有计划地工作；降低了在失业者中间的工作要求；没有充分利用工人群众对苏联的忠诚、热爱去扩大、加强共产主义影响。〕
23．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整个世界的发展，充分证实了共产国际对于已经来临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个时期的分析是正确的。
1929年年中开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变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为时最长的世界危机。……这次危机造成工人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引起极大规模的失业和农民的空前灾祸。
一方面是苏联五年计划的完成，其成果之一就是失业现象的消灭和群众福利的普遍改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各国人民的深重灾难，加剧了各国内部的阶级斗争，加快了整个世界革命运动的成长。
这个时期革命战役以其艰巨性和顽强性著称，并且常常采用内战和革命的形式，还以此如快了资本主义稳定性的结束。
1930—1933年，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一切阵地的迅速削弱、第二国际的危机的年月；另一方面是苏联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运动、共产国际阵地加强的年月。……
24．西班牙的革命（1931年4月14日），推翻了法西斯政权并使几百万工人、农民卷入了反对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在日本工人、农民和士兵冲破军事恐怖进行的英勇斗争；英国和美国的失业者饥饿进军；几乎遍及世界各国的农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退伍军人示威，反战示威，陆军和海军的兵变（骚动），这些都采取了公开造反的形式（1931年9月14日英国海军在因弗戈登的罢工，1933年2月5日荷兰海军的最大巡洋舰之—DeZevenProvincien号上的兵变，奥地利海军的兵变〔骚动〕，1931年9月智利海军的自发起义，日本占领军中的兵变〔纷扰和动乱〕），所有这些表现了发展不平衡、但不断成熟的革命危机链条上的一系列环节。
25．正在胜利发展的中国苏维埃革命，它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以及它的产物，红军，都是正在反抗帝国主义奴役的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榜样。
在日本发动进攻中国时，中国共产党就已是一支威胁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它领导着广大地区上强大的、不可战胜的苏维埃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唯一领导者。无论在闸北和上海的街道，在满洲、热河和察哈尔的战场上，共产党人都战斗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前列。
从反帝、土地革命中产生了苏维埃和苏维埃的工农红军。打碎了帝国主义枷锁，进行了土地革命，巩固了苏维埃国家，组织了工会，组织了贫农团，召集了中农团结在苏维埃周围，加强了工农联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击退了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干涉者的六次反革命围剿，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苏维埃革命在中国的成就，以一个幅员江阔的（半）殖民地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实行革命民主专政的国家形式，它能保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的提纲和决定）
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民族改良主义承担了阻挠革命的（煞车）作用，就象第二国际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作用一样。国民党为各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铺平了道路。印度的国大党、埃及的华夫脱党、叙利亚的古特耳瓦塔尼党（KutelVatani）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执行委员会和非洲国民大会都步国民党的后尘。
通过揭露它们的叛卖行径，共产党人正在逐步消除这些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
在印度支那和印度，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夺取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而斗争。在菲律宾、在朝鲜、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还有在南非联邦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都已建立起来。随着不断成长和经受锻炼的共产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已接近第二轮的革命和战争。
26．第三时期提到各国共产党面前作为主要任务的是：通过局部的经济、政治斗争加紧把群众引向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苏维埃政府。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革命高潮，各国共产党还是走向上坡的，他们粉碎了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在共产国际的总路线的基础上巩固了自己的队伍，那些人是国际各支部中的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苏共的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右翼集团和西尔左夫的右倾—“左倾”集团，意大利的谢拉（集团），法国的巴贝集团，中国的李立三“左派”集团（和罗章龙反革命集团），德国的雷梅勒—奈依曼调和分子集团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古特曼。
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群众性的党的建立已经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上实现了，即在中国、德国、波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西班牙。这些共产党都拥有几千几万党员；他们的影响伸入到几十万几百万工人农民中；他们已在建立统一战线方面获得了初步胜利。自从经济危机开始以来，还没有一个共产党的影响不曾在群众中扩大了的。共产党人是群众的唯一领导者，是每次革命斗争的马达，他们也是头一个受到阶级敌人打击的。大多数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条件，可以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群众性的、战斗的党。
27．但是，社会民主党在共产党内的残余还没有克服。共产党还不很有能力开展群众工作，尤其是从组织上巩固它们的政治影响。结果是共产党落后于极其有利于展开进攻的客观形势。
虽然社会民主党的瓦解主要是共产党人斗争的结果，各国共产党并未针对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充分展开攻势，它的并无旁例的背叛和崩溃（衰落）为这种攻势创造了不寻常的有利条件。在过去一年中，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策略上的机会主义错误表现在拖在尾巴后面跑和迁就社会民主党工人（挪威、捷克斯洛伐克）的落后情绪，和（试图建立）同社会民主党上层领导人的联盟（法国）。在同改良主义的、基督教的和大的法西斯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共同斗争中发展统一战线，共产党人大力揭发社会民主党，这两件事是共产党在目前形势下的中心任务。这个任务要求共产党人必须绝对地在全部敌对的群众组织中工作，特别是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这些工会仍然拥有组织起来了的无产阶级的多数。
意大利共产党在很晚才在法西斯团体中着手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黄色工会中开展活动也同样迟缓。法国和西班牙的共产党在改良主义工会中仍然力量薄弱。共产主义青年团至今还不能在为数众多的资产阶级青年的（拥有几百万成员的）体育和其他团体中进行有计划的工作。
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要求我们把工厂委员会、工会反对派、失业者委员会、农民协会，尤其是把大企业，都转变为共产党的堡垒。
消除了政治上、组织上的落后和机会主义被动性，击退了让事态放任自流的倾向，摒弃了资本主义自行崩溃的各种理论和法西斯主义胜利不可避免性的宿命论观点以后，各国共产党已经越来越上升，达到了历史提到它们面前的伟大任务的水平了。
28．多次历史考验已经表明，共产国际已经在“最困难而又最重要的事情”（列宁）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即创立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件事情。
1914—1918年战争是证明第二国际已经破产的一次考验。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在反对对战争作机会主义低估、反对和平主义幻想、反对战争是“通向革命的唯一道路”这种机械论、反对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理论）的斗争中，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已经掌握了关于战争的马列主义政策，并在实际应用这项政策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各国共产党正在不懈斗争以保卫作为全世界劳动者的祖国的苏联。各国共产党多次带领广大群众走上街头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武装进攻苏联的准备，保卫中国和各国殖民地；他们还揭露一切反苏阴谋和煽动，首先进击“他们国内的敌人”，正在树立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榜样。
这种性质的榜样在摩洛哥战争期间法国共产党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也表现出来，当时，在被沙文主义毒化了的气氛中，它组织了反对殖民主义掠夺的无产阶级公开行动，保卫摩洛哥和其他殖民地的自决权，赞同法军从摩洛哥的撤退。
反对战争的布尔什维斗争的另一个榜样由中国共产党树立起来，它表明自己是能够领导群众的反帝运动、反日和反世界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能够保卫中国的独立和完整的唯一的党。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反日的艰巨抗战，同时，还进击以无耻的卖国的国民党政府为代表的本国资产阶级和地主。以创立无敌的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瓦解敌人和敌后的这些斗争形式丰富了世界革命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在东方最危险的敌人。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布尔什维斗争的另一个榜样由日本共产党树立起来，他们，在充满了日本沙文主义毒素和君主一军国主义专政的血腥恐怖的环境里，能够逆流而上，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组织反日帝的抵抗，还在“打败本国政府”，“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日军撤出中国”，“保卫苏联”这些布尔什维克口号下，动员工人、农民及日军士兵。
共产国际在一些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的支部已经显示出它们是通向帝国主义战争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唯有它们才会为以革命手段制止战争而战斗到底，一旦战争爆发时，它们将在帝国主义军队的后方组织有力的打击，加速战争向革命的转变。
29．希特勒的上台是一次考验，特别是对于德国共产党来说，也是对共产国际其他各支部的一次考验。德国共产党，丝毫未被这个严峻考验所吓倒，把它作为使全党进一步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周围的起点。
虽然法西斯分子将党的领袖台尔曼同志关进了监狱，还监禁了数以千计的党的积极分子，把六万革命工人赶进集中营，而且每天都枪杀经过审讯或未经审讯的共产党人，德共却一个小时也没有停止过斗争。作为一个群众性的党转入地下后，它正组织和领导由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无党派工人所组成的反法西斯斗争的统一战线，在恐怖统治下，依然领导工人示威，还领导罢工。……德共这支力量正在领导，将来还会领导德国无产阶级走向苏维埃德国的胜利。
希特勒的上台，这事大增所有国家中的法西斯匪帮的活动，但远远未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手足无措或瓦解了队伍的士气，却反而使它们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更团结成一支统一的大军。……
31．苏共，共产国际中主要支部，队伍的坚不可摧的团结，这是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实现的，是全世界共产主义力量得以发展和巩固的决定性因素。列宁和斯大林的党能够，在共产国际十五周年之际，汇报具有世界历史重要意义的一系列胜利。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一次社会主义决定性胜利的代表大会，不仅为朋友们，甚至也为苏联的敌人所承认，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苏共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完成了它的根本任务，取得了战胜资本主义世界的力量与传统的辉煌胜利。苏共已向各国工人表明，有可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苏共已向各国革命战士展示了唤醒千百万群众为社会主义斗争、领导他们冲破重重障碍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布尔什维克艺术。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它已向全世界表明苏共队伍与共产国际坚如磐石并紧密地团结在他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周围，成为共产国际所有支部的布尔什维克化事业中强有力的新杠杆。
四、在第二轮革命和战争的门坎上
32．已经加剧了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已经消灭了自由贸易的最后残余之后，并且引起了贸易、货币战之后，世界经济危机现在去加强资产阶级经济政策中的民族主义，并把战争提到日程上来，作为重新瓜分世界的手段。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扩大，太平洋上对立的极度加剧，日、德帝国主义在英国的支持下为反苏的反革命战争所作的准备，德国和日本从国际联盟的退出，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衰落，金融资本专政的法西斯化，所有这些都表明，日益衰亡的资本主义企图通过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去消灭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求摆脱危机和阻挠无产阶级的革命打击〔进攻〕。……
33．法国的总罢工和奥地利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起义〕（1934年2月），是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又一历史界碑，是工人阶级为了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向法西斯主义发动的一场新反攻的开始，是欧洲内战浪潮的开始。奥地利的无产阶级，身受本国和外国资本的双重奴役，被饥饿和失业、被法西斯进攻、战争威胁以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领导人的叛卖政策导入绝境之后，已勇敢地举起了政权斗争的大旗，并将男人、妇女、儿童都押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天平上。奥地利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起义〕给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以沉重的打击。全奥地利工人的战斗的统一战线已在内战中建成，超越了鲍威尔和伦纳的意旨。
在那些日子里，统一战线也同样超越了勃鲁姆、福尔这类人的意旨，在法国几十万人参加的革命示威形式，取得了胜利，在引起了全世界注意的法国无产阶级总罢工中，资产阶级怕得要死，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力量显示了出来。
奥地利和法国的事件在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引起了革命的反响，表明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向无产阶级革命这边的急剧转向。这些事件将标志共产国际为建立统—战线斗争历史上的转折点。……
34．在最后的“决定性战斗”已经逼近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是其软弱的主要根源，是把众多的后备者争取到无产阶级革命一边来路上主要的障碍。这种分裂是社会民主党叛变行径的结果，是它从无产阶级革命中挽救资产阶级统治的政策的结果。工人阶级除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团结外不可能再有别种团结，这种团结是为实现工人阶级的历史目标、为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无产阶级专政、为社会主义的团结。这种团结，尽管有艰难险阻，世界无产阶级定将在不但反对资产阶级、还在反对它的主要社会支柱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无情斗争中实现。
35．第二国际遭到了揭露（正在垮台）。在1914年世界大战初期遭到破产后，第二国际在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被战胜后巩固了队伍。第二国际维持了它在工人中的影响，靠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在民主主义的幌子下，它求助于诺斯克、威尔斯和格尔兹辛斯基的机关枪对付革命工人，保护了资产阶级专政。当群众十分需要保卫自己免受法西斯屠杀的时候，它竟从德国工人手中剥夺大规模政治罢工这一斗争武器。它贯破坏无产阶级日常斗争，千百次破坏统一的无产阶级战线，这是唯一能够给法西斯主义以致命打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希特勒上台时的卑鄙之极的行径，集一代背叛、奸诈和挑拨之大成。……
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主要支部的政治自杀，法国社会党的分裂为三派，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彻底破产，英国独立工党从第二国际的退出，改良主义工会会员人数的急剧下降，几乎每一个社会民主党内一方面新法西斯分子和另一方面“左派”集团的形成〔分离〕，领导层中思想的空前混乱，社会民主党工人支持同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战线的汹涌群众运动，所有这些清楚地表明了第二国际的分崩离析。社会民主主义新的危机，这是资产阶级统治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共产党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斗争获得成功的结果，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新的一轮先兆。
36．建立起反对工资奴役和殖民压迫的整个体系的统一战线之后，国际无产阶级，在这场伟大的战役即将开始的时候，装备着个无瑕的指针，它指明走向政权和解放的道路。这个指针就是列宁主义，“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那里的进步工人不在为建立苏维埃政府而进行革命斗争。即使力量最弱的共产党也使剥削者感到心惊胆战。世界无产阶级有一个世界共产党，它在为工人阶级事业奋斗的十五年中已锻炼坚强、团结一致、训练有素。共产国际和各国支部在战争和法西斯主义面前的巨大的力量就在于他们已获得的钢铁团结。
在它存在的十五年中，共产国际已将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与十月的事业，与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建设和苏联的保卫溶成一体；它又将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同无产阶级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结成不可分割的一体。
斯大林同志在世界发展的新形势下指明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制定了布尔什维克战略和战术的基本原则。斯大林同志不仅捍卫了还出色地发展了列宁关于有可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他领导了几千万人为实现这一学说的斗争，并把苏联变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伟大的〕杠杆，它正在加速资本主义的垮合。斯大林同志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同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右倾取消派的斗争，把中国共产党引到了正确的轨道上，保证了中国革命向苏维埃阶段过渡的必要条件。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苏共党内和在共产国际内的反对一切反列宁主义倾向的斗争，向各共产党揭示了为捍卫马列主义学说的纯洁性的战斗的有深刻、根本、现实的革命意义，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为了实现党的领导和组织作用，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为了赢得同盟者，为了在劳动者所有的队伍的阶级战役中正确、具体、有效的领导。斯大林同志在拟订共产国际纲领的工作上起主导作用。没有一项重要的共产国际决定、没有一项预言，不贯穿着斯大林的远见卓识，他的制定进攻路线、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的才干。
列宁领导无产阶级在六分之一地球上走向十月胜利，建立了共产国际，领导了它在战争和革命中第一轮的斗争。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将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引导各国无产阶级走向世界的十月胜利。
[1]曾按《评论报》第3卷第19期第677页（1934年3月1日）上的德文本核对
[2]参见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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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关于奥地利事件的宣言（节录）（1934年3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关于奥地利事件的宣言
（节录）
1934年3月3日《评论报》第3卷，第19期，第711页，1934年3月8日
〔奥地利政府，企图针对奥地利纳粹运动的发展维持自已，又不愿去跟社会民主党人和解而得罪右翼的支持者，越来越依靠半军事性的右翼祖国保卫团。1934年2月11，维也纳的社会党市长被迫把维护首都安全的权力交给一位公安委员；12日，林茨的社会党人抗拒企图搜查他们住宅的祖国保卫团的警察辅助部队，于是发生了战斗；第二天，维也纳的社会党人发起了总罢工。随后就发生了以市政府的住宅楼为据点的社会民主党人与正规军、警察部队还有祖国保卫团之间的激烈战斗。在维也纳、林茨、格拉茨和其它地方的战斗持续到15日晚。政府的伤亡数字说，政府方面的死亡一百零二名，社会党一百九十三名。社会党公布的仅死亡人数就有一千五百名，这个数字被公认更接近真实。政府指控社会党的保卫同盟早就准备叛乱，这事缺乏证据。社会党和工会受到取缔（奥地利共产党前此已被宣布为非法）；八名社会党人被处死，约二千名被捕。社会党人占压倒多数的维也纳市议会被解散。
这些事件发生以后立即发表在《评论报》的文章上，格鲁伯写道：“社会民主党把起义引向失败”，同期另一篇文章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耻辱中生存过，又在耻辱中死亡。”现在就要靠典地利共产党了，使社会民主党再也不能产生影响；在共产党内部必须形成工人阶级的团结。《真理报》写道，“奥地利的事件正是斯大林一个论点的光辉证实：起义的念头已在群众的意识中成熟。”哥特瓦尔德写道，奥地利无产阶级不久将再次崛起，而这次将在革命的共产党人领导下进行。3月初，《评论报》上一篇未署名的文章说，夺取胜利的各种客观条件都已具备，但是起义缺乏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去领导。从历史上看，奥地利的1934年2月可以比做俄国的1905年；奥地利的1917年不会12年后才到，也许12个月以后就来。在纽约，共产党人冲散了一次社会党人集会，那是为纪念在战斗中牺牲的奥地利社会党人举行的。当多里奥的报纸《解放》评论奥地利事件时，把维也纳称为“社会主义城”，谈到消灭社会民主主义的多尔富斯运动的时候，《共产国际》写道，维也纳从来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城，因为社会民主党人采取的是资产阶级政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已在政治上自取灭亡，因为它在群众面前暴露了自己的反民主的、社会法西斯的本性。”多尔富斯攻击了社会民主党的团体，因为它们可能被工人利用来反对社会党领导人的愿望。在同一本杂志上，6月初，连斯基写道，“过低估计一个事实将是错误的，即社会法西斯党人已从奥地利工人的斗争中捞到某些道义资本”。第七次代表大会《资料》说：奥地利共产党人在2月提出的口号是正确的，但他们力量薄弱，不能将之付诸实施。〕
在德国的法西斯政变后，法国的资产阶级也做了尝试，去动员法西斯势力，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则给了工人阶级一次决定性打击。在法国无产阶级以群众示威和总罢工回击；在奥地利用的是总罢工和武装暴动。
深受饥饿和失业折磨的奥地利工人失去了对民主的信仰；他们起来进行的只能是正义的战争，即反对压迫者的战争。四天之久，他们与奥地利法西斯主义英勇战斗。……成千上万最勇敢、最忠诚的工人阶级战士倒下了，武器仍握在手，其中还有妇女和儿童。成千上万人落入法西斯刽子手的魔掌中，许多人在绞架上迎接死亡，另一些人待交军事法庭审判。但是无论是艰难困苦还是巨大牺牲，都动摇不了奥地利无产阶级的昂扬斗志。法西斯的暂时胜利及其暴行，只能使工人阶级团结得更加紧密，加深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增强推翻资本统治的决心，并激励他们再接再厉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奥地利工人的流血牺牲，其责任不仅在于多尔富斯、费伊以及奥地利资产阶级。责任也以同等分量要由德国法西斯分子承担。……德国法西斯主义是整个欧洲反动势力的急先锋，是欧洲工人阶级最残暴的刽子手，是目前在资本主义世界猖獗一时的血腥杀戮狂的精神根源。
奥地利的无产者！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国际向你们的英雄气概致以崇高敬意，在死难者遗体前降旗致哀。为社会民主党的出卖所欺，你们为社会主义事业象雄狮一样地勇猛奋战。……你们在欧洲树立了以武装起义反击法西斯主义的第一个榜样。由于起义你们加强了工人阶级对自己力量的信心，你们显示了怎样在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反对法西斯主义。……你们虽没有打垮法西斯主义，但已大大震动了它的信心。受到你们起义的鼓舞，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几万几十万的工人正起来反对法西斯的反动势力。你们的起义标志着社会民主派工人群众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阶段。从多尔富斯和费伊造成的流血中，更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新战士的队伍将成长起来，他们将不会让自己再象以前那样被社会民主党出卖。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的斗争和巨大牺牲决不是徒劳的。……
不止一次了，社会民主派工人针对他们领导人的叛卖政策爆发出义愤怒火，他们终于忍无可忍。为了回击多尔富斯政府在林茨的挑衅行动，奥地利无产阶级号召总罢工，并拿起了武器。社会民主党后来口头上赞同已经开始了的总罢工，但他们并不愿意战斗。它只打算威胁多尔富斯政府，然后和平解决冲突。起义之火却违背它的意愿燃烧起来了，因为奥地利无产阶级，从德国工人被社会民主党出卖的沉痛教训学聪明了，决不打算屈服于法西斯主义。
但是奥地利工人是否已象形势所要求的那样为这次武装斗争装备齐全了呢？没有。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阻挠他们取得斗争的主动。保卫同盟并未以占领该市的资产阶级中心地区开始，他们没有使这些地区成为战场。他们也没有占领火车站和重要的战略性建筑物。起义者只局限于在弗洛里次多夫，西默林等地的工人住宅楼打防御战，而不曾转入向武装的敌人发起进攻。而囿于防御，这对武装起义来说是致命的。……
保卫同盟的战士没有中心领导。某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公开转向法西斯分子，其他的则在斗争高潮时可耻地逃跑了，或者早早就投降了。为了避免对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承担责任，他们情愿让警察逮捕自己。工会头头们从第一天就出卖了工人，他们不去把铁路工人召集出来，反而把已经罢工的工人送回工厂。……
但是奥地利无产阶级本来在1934年2月的起义中是可以获胜的，假如起义是在夺取政权、建立工人苏维埃这个布尔什维克口号下举行的话。只有与社会民主派工人并肩战斗的共产党人才提出了又响亮又毫不含糊的战斗口号。在林茨事件两天以前，奥地利共产党号召奥地利工人武装起来，开始总罢工。奥地利无产阶级的不幸在于，共产党的力量过于薄弱，还不能独立地置身于起义的前列。……
仅仅就拿起武器同资产阶级作战这一点来说，社会民主派的工人们已经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政策和策略决裂了。谁走武装起义道路，谁就站到了世界共产党一边，因此也就背弃了第二国际。……
布尔什维克道路是走向胜利的道路，改良主义道路是走向失败的道路。
全世界无产者，奥国和法国走上街头反对日益嚣张的法西斯反动势力的工人，为了你们的共同事业、为了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下求得解放，过去战斗过，现在又在进行战斗。他们正在以实际行动扫荡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自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以来宣扬的一切。这样做时，他们就是在为真正自下统一战线创造条件。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只能是在摧毁背信弃义的第二国际的无情斗争中。第二国际已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拖进目前这种境地，使他们遭受资本的野蛮进攻和法西斯反动势力的恐怖统治。今天，当全世界几百万无产者都准备支持奥国和德国的工人反法西斯主义的战斗时，希特勒和斯达赫姗堡在西班牙的代理人，即西班牙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却在破坏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团结罢工。
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民主党人都挫败反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为了这个战斗所追求的理想奥地利的革命工人曾献出生命。打倒工人阶级内部的希特勒和多尔富斯心腹！否则的话，工人们，你们反资本、反法西斯主义的战斗的成功和胜利，决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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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德国的三月发动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德国的三月发动的声明
1921年4月6日
〔德国中部曼斯费耳特地区的暴动，于1921年3月16日引起了德帝国国防军的干预。第二天，德共中央委员会号召公开反抗。虽然响应这个号召的人并不多，可是几天以后总罢工的号召又被提出。这次总罢工使德国共产党党员同德国工人以及德国军警发生了冲突，伤亡很重，几千人被捕。3月31日，这次发动宣布终止。
关于三月发动，托洛茨基后来写道，德国共产党是把自己的急躁情绪误认为是革命形势的成熟。当时，贝拉·库恩和其他两个不大有名的共产国际使者正在柏林，而德共中央委员会又有五个稳健的委员辞去了职务，于是主张采取更有力的政策的建议便得到了通过。在当时与事后，有许多人把这次发动解释为旨在支援苏联的行动，它是在喀琅施塔得起义的深刻影响下，于1921年3月激起的。参加1921年5月俄国工会代表大会的德国代表赫克尔特说道：“德国共产党人之所以甘愿遭到枪杀并被关进监牢，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举起起义的旗帜，就是支援苏联无产阶级。”
在当年夏季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克拉拉·察特金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无论如何要对德共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口号和错误的政治态度……担负很大一部分责任。”执行委员会要的问题在代表大会上搁浅了，推想这是由于牵涉到执行委员会许多领导人的原故。
当年晚些时候季诺维也夫写道、德共领导人的确只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对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就有关策略的提纲进行辩论时，托洛茨基说，必须向德国工人指出，三月发动是一个错误；重犯这种就会使这个党真正毁灭。“我们认为，进攻的哲学是一种最大的危险，而这种哲学的实际应用则是一种最大的政治罪行。”在这场辩论中，列宁尽管领导上有错误，进攻前又没有作好准备，这次发动还是标志着很大的进步，因为有数十万工人对资产阶级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有人断言，由于苏联的形势严重，共产国际就在其它国家挑起了与当地形势不相称的革命行动。托洛茨基答称，“如果我们作得出这样奸恶的事情，我们就应该靠墙排好，一个—个被枪决。”
季诺也夫在代表执行委员会向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说，有五十万工人卷入了这次发动；他这个数字遭到了某些德国代表的反驳，他们说最多有二十万。在讨论中，塔尔海麦尔说，纵然三月发动是无产阶级的一次失败，但它并不是德国共产党的失败；“这次发动是从群众加强的斗争中发生的，从这一意义来看，它就是德国共产党的一次胜利。”三月发动后，德国共产党党员人数由四十多万下降到十八万。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季诺维也夫在报告中一开始就谈到德国：“因为那里发生革命的时刻最为临近”。他说，三月发动是为了消除工人阶级中的消极情绪和改良主义思想而采取的一个英勇的步骤，不过它并不是完全没有不任和冒险主义作风的。
拉狄克在同年年终发表的《共产国际的任务》一文中写道，“三月发动的错误是：德国共产党在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局部斗争中使用了适用于最后决斗的方法——武装起义，而当时的形势，最多不过需要举行一次群众性罢工”。他把这种作法归咎于原属德国独立党的党员的影响，因为他们还有着盲动主义思想，按照“进攻的理论”行事，并为避免失败“而采取了会把群众吓跑的恐怖行动”。《前进报》于1921年年底发表了有关共产党的恐怖政策的事实以后，当时的德共书记罗伊特和其他一些显要党员便纷纷辞职了。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不久，曾对莫斯科的共产党人发表说：“我们［在1921年］的两次退却，一次是在经济方面，另一次是在欧洲的政治方面，它们是紧密关联的，因为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我们才能够毫不退却地从战时共产主义发展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条件就是，欧洲的无产阶级要在1919和1920年夺得政权。……德国的1921年3月事件是提醒我们要检查共产主义的国际任务的信号。……在德国1921年的3月的日子里，我们看见，一个忠贞的、革命的、决心战斗的共产党勇往直前，但是工人阶级却没有跟上去。……工人阶级这一最革命的部分由于革命的急躁情绪，而同工人阶级的其他部分发生了冲突，他们用了可以说是机械的方法，不时还用强制的方法，试图把其他工人群众拉到斗争中。……德国共产党招致了自身毁灭的危险，这种危险与其说是来自资产阶级的反抗，不如就是来自五分之四或三分之二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但是，共产国际适时地敲起了警钟，宣布了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自从1919年1月和3月的斗争以来，德国革命的无产者第一次同资本主义政府进行了战斗；这次战斗不仅是为了一片面包，不仅是为了抗议白匪的暴行，而是为了结束德国剥削者的统治。他们第一次像一个一心一德、团结紧密的群众集体那样地进行了斗争。他们向整个德国表明，无数的无产者决心为推翻资本统治、争取自由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革命的德国无产阶级这次最初的有组织的进攻并没有成功。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要归因于德国社会党丧尽天良的叛卖行为，它的成员——所有贺尔新与赛维林之流——目前还在道地的资产阶级政权之下，扮演着诺斯克那样的角色。另外，由于德国独立社会党公开地投靠了反革命阵营，无产阶级无法建立统一战线来对付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德国资产阶级又在庆祝他们的胜利了，这一次胜利与其说是依靠他们的刺刀，不如说是依靠无产阶级内部的混乱取得的。但是他们的高兴不会长久。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获得了许多经验。他们将会更好地为未来的斗争作好准备，他们的起义号召将在越来越广泛的群众中得到响应，因为资产阶级会比以前更不愿意，更不能够满足无产阶级的要求，哪怕是最小的要求。
贺尔新是胜利了，但福煦已陈兵莱茵河；于是德国内战的胜利者已感觉到胜利的世界资本正勒紧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绞索。德国资产阶级知道他们不能依靠被打败的劳动群众，因此势必要向胜利的世界资本的要求投降，以便将协约国强加给他们的重担全部转嫁到德国无产阶级的肩上。
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以及工会官僚卑鄙欺的工人们不久就会认识到，他们必须进行抉择：是在德国和协约国资本的双重枷锁下，抱着可耻的无动于衷的态度呢，还是为夺取政权并建立一个苏维埃德国而进行英勇的联合斗争。我们同你们一道，向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英勇牺牲的人们表示哀悼。我们同你们一道，义愤填膺地想着我们那些被捕的同志，在民主军事法庭那种残暴与专横的裁判下所遭受的不幸。德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初次进攻已经遭到了失败。资产阶级及其走狗们将在退却的队伍中设法制造混乱。
共产国际对你们说：你们做得对！工人阶级决不会一下子就取得胜利。你在德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中掀开了新的一页。要准备新的斗争。要研究你们过去斗争的教训。要汲取你们的经验。要团结你们的队伍，加强你们的公开的和秘密的组织，要加强无产阶级纪律和斗争中的共产主义团结。
德国统一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万岁！
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共产国际》第17期第4317栏，1921年6月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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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宣言（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宣言
（节录）
1921年3月
〔战时共产圭义的政策，尤其是征集谷物的作法，曾经引起农民的深刻不满；新城市中感到粮食和燃料严重缺乏，实际工资远远低于战前水平。1920年11月，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不安和愤懑的情绪就表面化了。彼得格勒的罢工运动最引人注意；1921年2月28日，罢工蔓延到了普梯洛夫工厂，当局于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喀琅施塔得守军对罢工者表示完全同情，他们提出了一个等于是攻击共产党在国内独揽大权和攻击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的纲领，并要求改选苏维埃。这次危机打断了当时正在举行的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讨论，代表们于是被派到彼得格勒去协助军队。经过十天的战斗以后喀琅施塔得被包围，后来终于投降。列宁在1922年年终对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讲话时说：“到了1921年……我们就遭到了苏伟啊俄国内部巨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不仅引起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引起工人的不满。”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
第二和第二半国际是反革命的同谋者
红军的胜利和英法工人中逐渐兴起的抗议运动迫使协约国停止了对苏俄的公开战争。世界反革命的主力英国也由于英国工人指望通过英苏贸易协定减轻失业，而被迫同苏俄签订了协定。因此，协约国现在正在寻求其它各种办法来推翻苏维埃政府。协约国代理人正在俄国各地奔走，设法煽动农民叛乱。
这些代理人对农民说，他们的土地已不会再受到贵族或白匪将军们的威胁，他们已没有必要向产业工人提供谷物。农民叛乱一定会把工业中心和谷物产地之间的铁路交通切断，这样一来，饥荒就会迫使落后的工人群众起来反对苏维埃政府——这是协约国的计划。资本主义反革命则指望……那些筋疲力尽、受尽折磨的工人会接受反革命的引诱。社会革命党的地下组织和属于第二国际的部分孟什维克党人，正是为此目的而同司空见惯的协约国奸细和保皇党代理人相勾结。
他们的煽动于3月2日成功地挑起了喀琅施塔得一些水兵的叛变。要明白这种叛变为什么竟能发生，我们应该记住，喀琅施塔得的老水兵，即十月革命的英雄，不是已在国内战争的某个战场中牺牲，便是正在红军或苏维埃机关中承担着负责的职务。喀琅施塔得的守军，大部分是来自俄国南部的农民，以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技术人员的子弟；这些子弟由于羡慕海军较好的生活条件，没有完成学业就参加了海军。
这些水兵由于不满和讨厌当时在要塞中和兵舰上通行的纪律……竟受了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保皇党人的引诱；后几种人以改选苏维埃这种表面无害的口号来追求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不敢按照立宪会和恢复君主政体那种计划进行，这表示他们体会到，即使是这些落后水兵，也决不会有意识地为反革命服务。……他们瞒着水兵向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外国反革命组织寻求援助。……海外几家由保皇党领袖古契可夫和前沙皇政府大臣科科夫措夫主管的俄国银行立刻汇巨款至芬兰去支援喀琅施塔得运动。法美两国政府也立即打着红十字会的旗号，动员人们去支援喀琅施塔得。然而，这种援助没有及时到达。没有等到流亡国外的反革命分子带着他们的供应品经由芬兰到达喀琅施塔得，共产党人所指挥的红军就采取了行动。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进攻被粉碎了；这件事除了使国际工人阶级得到言午多教训以外，还终于揭穿了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假面具。第二国际的全部报刊都袒护反革命。……如果说这些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已出来支持那些佯言要建立一个真正的苏埃政府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们，那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俄国苏维埃政府一旦垮台，王德威尔得和谢德曼之流的迷梦就会实现，唯一合法的资产阶级政府就会在俄国复辟。
在估计国际劳工运动的真实情况时，远为重要的事实是，第二半国际的报纸表面上支持俄国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府，实际上也在歌颂喀琅施塔得叛变。当成千上万有觉悟的俄国无产者正在芬兰湾的冰上捐躯，正在同喀琅施塔得要塞的猛烈炮火奋战牺牲，正在用他们的肉体填补喀琅施塔得叛变在要塞中打开的缺口，使这个保卫彼得格勒不受协约国侵犯的要塞得以巩固的时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自由报》竟找不到别的话可说，而只是谴责季诺维也夫同志是俄国无产阶级的害群之马，这就使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乱享有了卫道的光荣。
让·龙格在他的喉舌《人民报》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向喀琅施塔得叛变致敬。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喉舌维也纳《工人报》也坚决支持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由此可见，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关头，在资本主义反革命进行新的打击的时候，希法亭、克里斯平、迪特曼、让·龙格、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奥托·鲍威尔同弗兰格尔，米留可夫、科科夫措夫和英法间谍的英雄们是站在一起的。全世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对这一事实必然已有深刻的认识。他们现在必然已认识到，俄国整个反革命运动所支持的这次叛变……确是一次反革命的叛变，即使它扯上了红旗，采用了俄国在1917年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时所用的口号也是一样。……
因此，我们要打倒第二和第二半国际！要打倒公开和暗藏的资产阶级走狗！
《共产国际》第17期第4299栏，1921年6月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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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五个委员辞职问题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五个委员辞职问题的决议
1921年3月
〔列维由于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支持塞拉蒂，而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发生了矛盾（后来季诺维也夫在同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指控列维“与塞拉蒂通同一气”）。在这些代表取道柏林回国时，拉科西与卡巴克契也夫要求德国党中央委员会谴责列维的行动。谴责列维的决议是在2月24日的会议上，由塔尔海麦尔提出、以二十八票对二十三票通过的；由于这一决列维、蔡特金以及其他三个委员便辞去了中央委员会的职务。
在1921年3月举行的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提出有关共产国际的报告时，向听众保证说：克拉拉·蔡特金的辞职是暂时的事情，是一段很快就能解决的插曲，而列维的态度则说明他已步步趋向改良主义。这次代表大会并未就季诺维也夫的报告进行讨论，而是通过了一项决议，赞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俄国共产党代表所采取的行功，并特别提到意大利和德国的情况。
在代表们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进行辩论时，库伦（德国代表）谈到了克拉拉·蔡特金的一段话。她说只要她确信自己是错了，她是愿意接受指责的，但是“如果我做出任何违反自己信念的事情，我会感到卑鄙可耻”；对此库伦说：“不消说，即使是违反个人信念的行动，只要对党有利，就必须采取。在某种情况下，只有把支持党还是脱离党这两条道路看清楚以后，才能解决内心的矛盾。”〕
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五个委员，由于不满执行委员会对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所持的态度，已辞去了中央委员会的职务。
现在不得不在改良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做出抉择的中派领导集团与六万意大利共产主义无产者决裂而支持塞拉蒂和一万二千改良主义者一事，对任何有头脑的共产党人来说，都是足以说明问题的。这件事比所有那些谈论共产国际的这个或那个代表的拙劣作法的长篇演讲都重要得多。德国党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对此应当已有清楚的认识。在共产党内，由工人们任命的领导人，在未曾得到党的同意以前，没有权利离开自己的岗位；正如红军的一个士兵，在未曾得到许可以前没有权利离开他的岗亭一样。只有在资产阶级党派和机会主义党派里，一个领导者才会认为自己有权违反党员的意志而采取独立的行动。无论如何，这五个同志从尊重共产国际的纪律出发也有义务将他们退出该中央委员会的打算通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这几位同志的离去感到遗憾，并由此看出：
1．在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领导成员中间，纪律不够严明；
2．证明在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领导者中有组织右翼的迹象。
执行委员会坚决认为，促使列维同志及其集团脱离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原因不在于意大利问题，而在于有关德国和国际政策的机会主义动摇性。
有觉悟的德国共产党人应当看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目的，不是在每个国家内建立一个宗派，而是建立一个积极的共产主义革命的群众政党。执行委员会曾为德国斯巴达克联盟、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统一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作过许多努力，这就是足够的证明。
有些同志想把意大利党的事件说成是一种“机械的分裂”，这种企图表明，他们不是对意大利党党内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就是对孟什维克——良主义向投降。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德国的所有共产党人注意：在过去几个月中，许多迹象表明，有人正企图一个共产主义右翼。因此，共产党人应当加强团结，并将这些倾向消灭于萌芽状态。列维同志3月23日的声明他已经同共产国际完全破裂。这一事实应当使以前声援列维的同志们看出列维道路的归趋，也应当有助于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
《共产国际》第17期第4071栏，1921年6月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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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各国社会党维也纳会议的声明（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各国社会党维也纳会议的声明
（节录）
1921年1月15日
〔通常称为维也纳联合会或第二半国际的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是在1921年2月22日至27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十三个国家的八十名代表，声称拥有追随者一千万名。在瑞士社会党与独立工党之间进行的、导致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成立的谈判，在1920年4月即已开始。该联合会包括奥地利、法国和瑞士的社会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俄国孟什维克派，以及一些脱离了第二国际而又不参加加第三国际的小党派。在英国工党的邀请下，维也纳联合会的代表于1921年10月20日在伦敦与工党会谈，讨论与第二国际合并的问题。会后，维也纳联合会发表一则声明，拒绝合并。它在法兰克福会议中，同意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关于这一合并双方已于1922年9月24日在纽伦堡达成协议。在1922年12月举行海牙会议之后，第二国际和维也纳联合会同意合并，并在1923年5月举行的汉堡代表大会中，通过了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LSI)这个组织的决议。拉狄克著文论述维也纳联合会的成立时声称，联合会是一个没有自己的宗旨或纲领的组织，但是一旦欧洲革命运动的发展速度慢下来，它就能阻止那些仍在十字路口徘徊的工人参加第三国际。〕
一次新的国际骗局“第二半国际”
第二国际已经像纸牌搭成的房子似地坍塌了。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都厌恶地把它称作宪兵国际。他们越来越多地加入了第三国际的行列。但是他们所抛弃的“领袖们”对这种事态并不甘心。于是，拥护这个“中心”的人士就计划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它既非第二又非第三国际，而是第二半国际。……
在组织一个所谓“新的”国际的幌子下面，他们正企图把第二国际重新建立起来。他们正准备为此目的而在不久的将来在维也纳召开一次无所不包的“国际会议”。
谁将参加这次会议呢？伦纳和鲍威尔之流，也就是与谢德曼及诺斯克没有根本区别的老爷先生们。……仅此一事就足以有力地证明即将召开的会议属于什么性质了。……
迪特曼和克里斯平两位先生以及德国资产阶级的前任部长们将代表德国出席会这些为德国工人所唾弃的老爷先生们，正在日甚一日地向右不久之后，即使用放大镜也无法在迪特曼与谢德曼之间找出任何区别了。
代表法国的，显然会是公民龙格那一行人。……即使在第二国际里，你也不会常常遇到像这些老爷先生那样肮脏、卑鄙的叛徒。……代表俄国出席这次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的将是M·马尔托夫和其他孟什维克分子。为全俄工人阶级所唾弃和鄙视的马尔托夫和他那流人，将会成为未来的第二半国际的出色人物。……俄国的孟什维克派，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爆发之日起，就背叛了革命的利益，参加了米留可夫、克伦斯基和高尔察克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开始的时候甚至还帮助了沙皇政府——这些俄国孟什维克分子要充当第二半“国际”的领袖倒是十分够资格的。……
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们应当知道：右翼德国独立党人，法国龙格派，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故人；他的报刊狂暴地苏俄；他们的领袖日益冷酷无情地帮助资产阶级反对工人。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们应对骗子手和叛徒们即将在维也纳召开的会予以应有的鄙视。他们应当像抵制第二国际那样抵制第二半“国际”。
《共产国际》第16期第3799栏，1921年3月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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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信（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信
（节录）
1921年1月
〔意大利社会党里窝那代表大会于1921年1月15日开幕。拉科西和卡巴克契也夫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保尔·列维作为兄弟党德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波尔迪加主张无条件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的决议案获得五万九千票，塞拉蒂主张有条件接受的动议获得九万八千票，屠拉梯主张拒绝接受的动议获得一万五千票。塞拉蒂愿意接受那二十一个条件，但不愿意逐条件所指的右翼；列维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们坚持实行分裂的态度不满，代表大会的左翼退出了大会，并组成了意大利共产党。后来，特拉契尼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宣称，左翼并不想分裂，只是要把改良主义分子驱逐出去；因此，塞拉蒂应对这次分裂负责。但是，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0年11月的记录看来，同塞拉蒂的分裂显然是事先决定的。
在11月的一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建议不要对塞拉蒂再做任何让步，因为他对于改良主义者的态度以及在秋季罢工期间的行动，令人失望。“那些罢工是革命的开始；工入夺得了工厂并已着手组织自己的赤卫队；这个运动并不是被暴力打垮的，而是被机会主义者破坏的。”当老的改良主义领袖伙同意大利政府，用诺言来安慰工人的时候，塞拉蒂和他的朋友一直保持着沉默。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以后，社会党重申归属第三国际，但保留“有行解释二十一个条件的权利”；结果它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除。〕
你党在无产阶级革命敲击你国大门的时候召开的代表大会，对于世界革命的命运将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意大利无产阶级终于充分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改良主义和半改良主义分子的共产党了。意大利的整个形势不允许对改良主义者作任何原则上的妥协。为了意大利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的最深远和最重要的利益，必须同改良主义这样一种倾向彻底地完全决裂。
我门已经收到你党中央委员会于1920年10月31日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8月致你党信件所作的答复。同志们，我们要坦率地对你们说，这个答复极其不能令我们满意。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你党中央委员会在信中仍然认为，接受劳工联盟改良主义领袖们的辩解是可能的。……
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是第二国际的一部分……目前它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主要工具。达拉贡纳之流仍认为这个是可以参加的，而你们中央委员会则认为这种局面是可以容忍的。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觉得有必要再对你们说，共产国际同改良主义阵营里的人并没有，也不希望有什么共同之处。我们要坚决而明确地告诉你们：你们必须在屠拉梯、达拉贡纳之流和第三国际之间进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你们的代表大会十分重视，本想从莫斯科派两名代表前去参加，不幸迫于我们无能为力的情况而未能实现。……
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G·季诺维也夫
《共产国际》第16期第3805栏，1921年3月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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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
1.工人代表苏维埃最初是在1905年诞生于俄国，当时正是俄国工人革命运动高涨时期。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早在1905年就本能地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时彼得堡苏维埃的力量还很有限，在夺取政权方面还只能相机行事。一俟沙皇反革命势力地位稳固，工人运动逐渐衰退，苏维埃在毫无作为地存在很短时间之后，便完全消逝了。
2.在1916年，即在新的革命高潮开始的时候，俄国开始出现了立即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想法，当时布尔什维克党曾警告工人不要立即成立苏维埃，并向他们指出，只有在革命已经开始，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已经提到日程上的时候，才适宜于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
3.1917年二月革命开始时，俄国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立即变成为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处在它的影响之下，即享有巨大的威信。这是由于实际力量已在它们这方面，操在它手中的缘故。但当自由资产阶级经受了第一次革命的突然打击而已恢复元气的时候，当社会党叛徒、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帮助俄国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的时候，苏维埃的作用又逐渐缩小。直到七月事变和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暴动失败之后，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已经投入运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政府濒于破产的时候，工人代表苏维埃才重新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很快地在国内起了决定性作用。
4.德国和奥地利革命的历史也都说明了这一点。当广大人民群众纷纷举行起义，当革命浪潮特别高涨并摧毁了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根基的时候，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便在德奥两国自发地诞生了。开始时，实力是在苏维埃这方面，而且苏维埃已走上了实际掌握政权的道路。但是，由于一系列的历史条件，当政权一旦落入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反革命分子之手，苏维埃很快地就衰落下去，直至无形消灭。当德国出现卡普-吕特维茨反革命叛乱时（这次叛乱终归失败）,苏维埃又复活了几天，但资产阶级和社会党叛徒一经重行取得胜利，这些开始活跃起来的苏维埃又复消沉下去。
5.上述事实证明，建立苏维埃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和把它改变成为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最广大的男女工人、士兵和一般劳动居民的群众性革命高潮；
（2）政治和经济危机加剧，旧政府已经开始掌握不住政权；
（3）大部分工人首先是共产党内部已下定决心为夺取政权而开始进行坚决的、有计划的和不断的斗争。
6.在不具备上述条件时，共产党人可以而且应该坚持不懈地宣传苏维埃思想，使之深入群众，向最广大的居民阶层说明，苏维埃是过渡到全面实现共产主义的国家的唯一适当的形式。但在上述条件不具备时，就不可能着手直接组织苏维埃。
7.德国社会党叛徒阉割苏维埃的内容，歪曲它的性质,从而把它纳入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法体系，这种做法客观上就是背叛工人的事业和欺骗工人。因为真正的苏维埃只能作为国家组织的一种形式，它将取代资产阶级民主，摧毁资产阶级民主，并代之以工人专政。
8.独立社会党右翼领袖(希法亭、考茨基等等)的宣传，旨在说明“苏维埃制度”与资产阶级立宪会议二者是并行不悖的，这种宣传如果不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规律一无所知，就是存心欺骗工人阶级。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立宪会议是资产阶级专政，决不可能把工人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相提并论，并使之协调一致。
9.德国的某些左翼独立党人不顾国内战争的具体情况，向工人提荐一种凭空捏造的“苏维埃制度”计划。这是一种教条主义，它诱使工人脱离在夺取政权的实际斗争方面的紧要任务。
10.法国、意大利、美国和英国的某些共产主义团体就试图建立一些苏维埃，这些苏维埃既没有广大工人群众参加，因而也就不可能进行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这种做法只会对苏维埃革命的实际准备工作不利。这种在温室内人工培养出来的“苏维埃”，从好的方面说，将变成宣传苏埃政权思想的小社团，从坏的方面说，这种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苏维埃”，只能使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在广大人民的心目中威信扫地。
11.目前奥地利的情况很特殊，那里的工人阶级已经使有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的苏埃站稳了脚步。那里的情况很像俄国1917车二月至十月这段时期的情况。奥地利的苏维埃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因素，是新政权的萌芽。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就应当参加苏维埃，帮助苏维埃深入到国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方面去，在苏维埃内建立共产党党团并竭力促进苏维埃的发展。
12.不可能有不革命的苏维埃。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苏维埃，必然会成为对苏维埃的讽刺。
真正的群众性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历史形式。一切真诚热烈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都应当以审慎的态度对待苏埃的思想，一方面在群众中不断地宣传这种思想，同时只有在具备上述条件时才能着手直接组织苏维埃。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录入自〔匈〕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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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波战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苏波战争
全世界的男女无产者！
正当俄国工农红军以强有力的打击摧毁了白匪波兰这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反动派堡垒的时候，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全世界一切革命男女工人的殷切愿望已获实现。
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像在镇压国内反革命，击溃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军队的时候一样，用强大的兵力迎击猖狂进攻的波兰白卫军。波兰资本家和地主曾经拒绝苏维埃俄国提出的公正的媾和建议，他们指望得到世界资本的援助，并且满心认为苏维埃俄国在同反革命作斗争中已经打得筋疲力尽。他们调动军队向苏维埃俄国大举进攻，而如今已经濒于一败涂地的境地。
他们的军队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仓惶溃退，苏维埃俄国的军队则尾随追击。世界资本的一伙强盗、波兰地主和资本家现在发出哀鸣，说波兰已万分危急。
他们乞求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火速救援，免使欧洲文化毁灭于俄国革命暴徒之手。我们知道，当苏维埃俄国4月3日建议在伦敦举行谈判时，供给波兰人武器,唆使他们进犯苏维埃俄国的英国政府，曾同它的同盟者联合一起拒绝制止波兰；我们也知道，正是这个资本主义英国还大事恫吓，说如果苏维埃俄国不同侵入俄国的波兰人媾和，它就要联合所有同盟者重行大举进攻。任意摆布各国人民命运的世界资本的头子们，现在竟以波兰独立的护者自居。但是，法国政府还在1917年就已表示，如果俄国沙皇政府承认法国帝国主义对莱茵河左岸的要求。它就准备放弃波兰，把它让给俄国沙皇政府；英国政府在战争期间屡次通过自己的代言人向德国政府秘密透露，只要德国帝国主义退出比利时（因为德国在那里已成为英国的心腹之患），英国政府就将波兰让给中欧的大国。所有这些买卖人肉的贩子，现在却叫喊说苏维埃俄国威胁波兰的独立，并竭力在这个口号下制造世界舆论，以便对俄国工农发动新的进攻。
全世界的男女工人们！
我们用不着来向你们解释，苏维埃俄国对波兰人民是毫无侵略野心的。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面对着屠杀波兰人民的刽子手，面对着霍夫曼和贝泽勒尔，捍卫了波兰的独立。苏
维埃俄国为了取得和平，甚至准备同波兰资本家签订和约,它不仅承认波兰的独立，而且使波兰拥有了广大的国土。在苏维埃俄国的部队里有数千名优秀的波兰战士。在数十年的共同斗争中，苏维埃俄国跟波兰工人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苏埃俄国来说，波兰人民的自决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即使没有一兵一卒守卫波兰，波兰的土地也仍旧为波兰人民所有，波兰人民也仍能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
但是，只要一小撮资本主义冒险分子和地主还统治着波兰，把国家拖入罪恶的军事冒险，只要协约国资本家还在向波兰供给武器，苏维埃俄国就将处于自卫战争状态。如果苏埃俄国今天让波兰白卫军得到喘息时机，如果苏埃俄国让这些残兵败将重整旗鼓，在协约国的支援下重新武装起来，那末苏维埃俄国明天就将被迫使数十万优秀儿女重新放下犁锄和离开机床，奔赴前线进行新的自卫战争。
男女工人们！全世界的一群资本主义坏蛋为了重新进攻俄国而在喊叫说波兰的独立受到威胁，对此，你们只能理解为：你们的奴隶主在怕得发抖，因为他们用来进行统治、剥削、压迫以及维持其世界反动制度的一根支柱倒塌了；他们害怕如果在红军的打击下白卫波兰垮台，波兰工人取得政权，那末德奥意法四国的工人就会更容易地从他们的剥削者手中解放出来，而英美的工人也将相继效尤。一群资本主义坏蛋在叫嚣说波兰的独立遭到威胁，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唯恐你们男女工人拜托奴役和压迫，从资本主义奴役制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因此，全世界无产者的任务就在于尽一切力量阻止英法美意四国政府予波兰白卫分子任何援助。协约国的无产者们！你们的政府将继续欺骗你们，它们将会像现在一样一口咬定它们没有援助波兰。你们的职责是守卫一切港口和国境，不要让载运生活必需品和军火的每一次列车、每一艘船只开往波兰。你们要把守住！不要被骗人的收货口岸所迷惑，要知道这些物资是可以绕道运往波兰的。如果政府和资本家不对你们的抗议让步，你们就举行罢工，采取实力行动，决不能帮助波兰地主和资本家去屠杀你们的俄国弟兄。
德国的无产阶级！如果白卫波兰垮台了，协约国的资本家将与德国的将军们和资本家言归于好，帮助他们装备大量的雇佣军来压德国无产阶级，把德国变成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基地。协约国的资本家将不惜使德国成为一片废墟，成为反对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波兰的前哨。德国的男女工人们！你们在历次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时候，曾经几千次地发出诺言——要站在你们的俄国弟兄一边并且同他们一起为争取你的解放而斗争，现在已经到了你们能够真正地履行自己的诺言的时候了。不让在德国土地上实现援助白卫波兰的任何阴谋，不让招募任何雇佣军。严密监视一切开往东方的列车，特别要注意但泽所发生的情况，根据形势的需要采取行动。不让一节车厢、一艘船只从德国开往波兰！
其他各国的无产者们！
要记住：
今天的白卫波兰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此时此刻的任务是粉碎这个敌人。
全世界无产者们！
要记住：
现在决不能被叛变的或动摇的工人领袖的花言巧语所欺骗，决不能被政府骗人的诺言所愚弄。现在必须行动起来，现在必须集合一切力量封锁波兰。必须集合一切力量，使世界无产阶级同苏维埃俄国的团结见之于实际行动。
男女工人们！你们同苏维埃俄国的团结，同时也就是同波兰无产者的团结。波兰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反对跟苏维埃俄国作战。波兰的监狱里关满了我们的波兰弟兄，波兰共产党人。波兰白卫分子的溃败，使波兰工人感到无比兴奋。罢工浪潮在波兰不断高涨。波兰工人竭力利用剥削者的失败，给予已趋削弱的阶级敌人以最后打击，同俄国工人联合起来，为争取解放而共同斗争。
封锁波兰就是对波兰工人解放斗争的直接支援；采取这个办法，就能使波兰挣脱捆在洋洋得意的伦敦和巴黎资本家的马车上的那根锁链，就能使波兰成为独立的波兰工农共和国。
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向你们发出号召：到街头上游行示威，向你们的政府表示，你们不准许给白卫波兰任何援助，不准许对苏维埃俄国进行任何干涉。如果你们看到各国资本家集团不顾你们的抗议，准备再次进攻苏维埃俄国，你们就停止一切工作，制止一切运输活动。不要让一次列车、一艘船只开往波兰。你们要显示出，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实际存在的,而不仅停留在口头上。
苏维埃俄国万岁！俄国工农红军万岁！打倒白卫波兰！打倒干涉者！苏维埃波兰万岁！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录入自〔匈〕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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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的白色恐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匈牙利的白色恐怖
全世界无产者！
男女工人们！
当苏维埃俄国胜利地击退了波兰贵族犯罪集团的进攻，全世界掀起了工人反抗资本主义政府的怒潮，革命的无产者在共产党人国际代表大会上建立了千百万工人大军的伟大联合组织的时候，竟然有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遍地布满了先进革命战士的尸体。这个国家就是匈牙利。国际资本这个卑鄙丑恶的恶魔扼杀了年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联合起来向这个共和国进军的有旧世界的一切力量：有佩带着将军肩章的职业杀人犯和基督教牧师，有伦敦的银行家和罗马尼亚的无恶不作的贵族，有法国的高利贷者和各国的社会党叛徒，有黑人雇佣兵和“文明的”文化侵略者。受到四面围攻，折臂断足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终于在反革命的十字架上受尽残酷折磨而死去，但只要我们予援助，它是能够起死回生的。这批由英国走狗霍尔蒂将军部下的一群亡命军官领导的野兽般的反革命分子，现在正在踏着工人们的尸体狂欢滥舞。按照基督教将军的“制度”组成的野蛮政权，极尽了疯狂残暴、卑鄙无耻之能事。成千上万的人被绞死和枪杀，多少万人被关进监牢，被暗中杀害抛入沟渠，有的中毒身死，有的突然失踪，有的被抢劫，有的被强奸，有的被拷打成为残废，——这就是民主的“国际联盟”在第二国际支援下所恢复的秩序。一个英国上校嘴里说着：“战败者活该倒霉！”同时就开枪打死了几个工人共产党员。一个野兽成性的地主嘴里喊着：“战败者活该倒霉!”同时就开始强奸女工人。一个白卫分子的狱卒嘴里说着：“战败者活该倒霉！”同时就拿起锁来把还没有死去的工人锁进牢房。
无产者们！女工们！
当惨遭不幸的匈牙利无产阶级解肢碎骨之声传入你耳际的时刻，你们必须高声疾呼，制止资产阶级刽子手的罪恶魔掌，他们正在剥活人的皮，强迫人吃人粪，强奸妇女，并将女共产党员剖腹挖心！
甚至资本的走狗、社会爱国主义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的英雄们，也都由于作贼心虚，宣布抵制白色匈牙利。而他们的委员会也查明了英国政府和整个霍尔蒂匪帮的成千条的强盗行为。但就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也仍然是叛徒，因为他们连自己发出的号召也都背弃了。
在面临着与资本展开世界性的搏斗的时候，共产国际在自己的世界代表大会上以千百万工人的名义向全体无产阶级发出以下的号召：
大家起来反对匈牙利的刽子手！
采取一切手段来进行这场斗争！
不让载运军火的列车开行！炸毁一切开往霍尔蒂匈牙利的军需车辆！
解除前往屠杀工人的军官的武装！
轮流发动强大的罢工，使一切军火生产陷于停顿！我们自己必须武装起来！尽一切努力，用言论和行动瓦解帝国主义军队！用同仇敌忾的铜墙铁壁把杀人凶犯的国家包围起来！
工人们！你们如果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你们就将成为刽子手的帮凶！
大家都来投入战士的行列吧！保持无产阶级的荣誉！拯救多灾多难的匈牙利无产阶级！
匈牙利的工人们，鼓起勇气来！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跟你们在一起！共产国际向你们表示友爱和兄弟情谊！
苏维埃匈牙利永垂不朽。苏维埃匈牙利万岁！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录入自〔匈〕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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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法国社会党都尔代表大会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法国社会党都尔代表大会的信
1920年12月
〔1915年，法国社会党中的左翼反对派曾经根据一个反战纲领组成了“重建国际关系委员会”，1919年5月改名为“争取参加第三国际委员会”。出席都尔代表大会的代表计二百八十五人，代表着四千五百七十四个单位。克拉拉·蔡特金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席了大会。赞成参加第三国际的共有三千零二十八票，反对的一千零二十二票。大会选出了一个指导委员会，弗罗萨尔为书记，洛利欧为国际事务书记，加香为《人道报》总编辑。多数派包括议员十三人。〕
亲爱的同志们，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将以极其关切的心情注视你们代表大会的进展，这次大会无疑将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我们已经看过洛利欧、莫纳特、苏瓦林、加香、弗罗萨尔等同志签署的决议草案。除某几点（例如党的名称问题）以外，我们同意这一决议案。
我们也看过了让·龙格、保罗·福尔等人签署的决议草案。这一决议案从头到尾都充满着改良主义气味和最恶劣的讼棍权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提纲，容许对现在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而抛弃以前所抱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改良主义者作例外处理。龙格和福尔所签署的决议说明，龙格集团无意于成为改良主义阵营中的例外。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彻头彻尾地向无产阶级灌输资产阶级影响的人。他们的决议是看得出来的，在他们提到的要点上是如此，在起草人避而不谈的地方更是如此。关于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龙格和他的朋友们宁愿保持缄默，或者发表些完全不着边际的陈词滥调。共产国际同这样一个决议案的起草人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
在目前的情况下，对法国无产阶级最有害的事情便是想出某种迷惑人的妥协办法，因为这种妥协以后会成为你们党的羁绊。我们深信，法国大多数有觉悟的工人都不会答应同改良主义者达成这样一种卑鄙的妥协；而会在都尔最后建立一个清除了改良主义和半改良主义分子的、强大而统一的真正共产主义政党。
我们以这种精神祝贺你们的代表大会，希望它成功。
法国共产主义政党万岁！
法国无产阶级万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
G·季诺维也夫
《共产国际》第16期第3803栏，1921年3月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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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接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一个同情政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接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一个同情政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
（节录）
1920年11月2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接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一个同情政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在一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执行委员会专为这个问题举行过两次会议，以便解决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尚未合并）中央委员会的反对意见。执行委员会在1921年1月举行的会议讨论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项抗议反对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当作一个同情的政党接受加入共产国际，因为：党不是革命的政党，而是垂死的政党，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却给了它人为的活力；另一方面，德共却被剥夺了它用以反对该党思想的主要武器，即共产国际的权威。列维对执行委员会的行动特别感到愤慨，因为1919年导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成立的那次分裂主要是他造成的。季诺维也夫答称，执行委员会的行动是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一致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是由真正的革命工人组成的，德共对该党，在行动上必须容忍。执行委员会在一票反对，一票弃权的情兄下又通过了一项决议，重申该委员会以前的决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再次详细地研究了该党的问题之后，做出如下的决定：
共产国际在德国的、享有全权的唯一支部是目前正在建立的德国统一共产党。
我们再次建议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全体党员加入这个统一的共产党，并在这个党内为自己的见解进行斗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相信，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各组织将参加德国共产党和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定于1920年12月4日在柏林举行的联席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再次指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策略，特别是关于工会和议会的策略，是错误的，它建党的同志要服从国际无产阶级的纪律和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定。
为了便于德国内部所有共产主义分子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中最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和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布，它愿意暂时接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一个享有发言权的同情政党加入共产国际。
被接受以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必须在它的报纸上正式地登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宣言和决议。它也必须在所有行动中对德国共产党给予兄弟般的支持。
《共产国际》第15期第3368栏，1920年12月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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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工会国际委员会致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公开信（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工会国际委员会致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公开信
（节录）
1920年11月
〔国际工会联合会在1920年举行的伦敦代表大会，是为了讨论管理委员会所草拟的经济复兴纲领而召开的一次特别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在“打击反动派和消除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并……为建立一个可以成为世界经济复兴的健全基础的新制度而做出贡献。”
组织成立了红色工会国际的国际工会委员会的法国代表罗斯梅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季诺维也夫反对“黄色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那篇宣言的“愚蠢而庸俗的态度”表示遗憾，因为他认为，这个宣言说明，季诺维也夫对西欧工联主义的性质和需要进行的那种宣传一无所知。〕
致黄色工会领袖伦敦世界代表大会的信
公民们！
你们把你们的代表大会称为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实际上它将要成为一次黄色领袖的代表大会，大会的每一个步骤都在出卖整个劳工运动和个别工会的真正利益。我们知道，你们会立即叫嚷说，这封信是对工会中千百万工人的侮辱。你们高兴怎样叫嚷就怎样叫嚷吧。我们并不是侮辱工会中的工人。你们，黄色领袖们，仍然可以用工人的名义说话，那不是他们的过失。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在你们所
“代表”的多多人中，有很多是正直而有觉悟的工人，不过他们还没有充分地组织好，无法驱逐你们。但是你们放心，这个时刻很快就会来到。……
在大战中，你们这些黄色领袖干下了什么事情？你们是工人阶级最卑鄙的叛徒。列金之流曾挑拨德国工人去反对法国工人。茹奥之流同样卑鄙地煽动法国工人去反对德国工人。现在，这些叛徒竟聚集在一起，原谅彼此的罪恶，宣布互相大赦，同盟以继续欺骗工人。……你们和帝国主义刽子手一样，要对几百万死者、几千万残废者负责，要对你们称为“伟大的解放战争”的帝国主义战争所带来的饥寒困苦和野蛮行为负责。……
你们面对共产国际宣战。不错，那场战争是要进行的。在那场战争中，有组织的工人除了脚镣以外，不会失掉什么，而你们就是那些脚镣。在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中，我们也必须反对他们的代理人，而那些代理人就是你们，先生们。
你们被工人所憎恨，正如他们憎恨国际帝国主义的领袖们一样。有觉悟的工人藐视你们这些黄色领袖比藐视证券交易所大王和资本巨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后两种人至少不躲藏在社会主义口号后边。他们不自称为工人阶级的领袖——他们是我们公开的敌人。
先生你们中间的许多人一度是属于工人的。你们中的许多人出身于贫苦家庭。你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自我们之中。直到现在，工人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信任你们。但是你们嘲弄了工人阶级所尊重的一切。你们违背了你的诺言，并在每次决定工人阶级命运的时候，出卖工人。你们是无产阶级的最危险的敌人。……
你们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堡垒，正在濒于灭亡。你们是资本的看门狗，对走近主子兽穴的所有人狂吠。你们是资产阶级最后的路障，革命工人阶级必须对之猛攻，以扫清走向新生活、走向幸福和真正自由的道路。……
你们的黄色第二国际作为一种政治组织终于灭亡了。你们现在又企图在工会方面报仇。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你们正企图恢复工会“国际”。但是你们放心，这个最后的企图也必将失败。
有觉悟的工人已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真正无产阶级的红色工会国际委员会。你们也许可以用狂妄的污蔑和谎言一时阻止工人加入这个真正无产阶级的红色工会国际，但是你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有你们这帮劳工队伍中的富农和反动分子已经不能再欺骗无产阶级群众多久了。你们越骂共产国际，你们就越倒霉，工人就会越快把你们踢回你们的老家，资产阶级的粪坑中去。……
蠢货！正如一块破手帕不能遮蔽太阳一样，你们用谎言和花言巧语拼凑起来的宣言也不能使共产国际消失。共产国际是工人阶级的太阳。这个太阳越来越强烈地照耀着整个地球，照耀着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照耀着所有被你们欺骗和出卖的工人群众。
不久，你们自称所代表的千百万工会工人，就会从他们的喉咙里发出一片呼声：打倒黄色叛徒，打倒国际工人团体的敌人，共产国际万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季诺维也夫、列宁、布哈林、拉狄克、施泰因哈特、奎尔奇、齐哈卡雅、贝拉·库恩、鲁德尼扬斯基
工会国际委员会：托姆斯基、洛佐夫斯基、罗斯梅、沙布林、米耳基奇
《共产国际》第15期第3409栏，1920年12月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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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全体左翼党员、德国共产党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信（节录）（1920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全体左翼党员、德国共产党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信
（节录）1920年11月
〔德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12月初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德国共产党同哈勒代表大会上分裂出来那部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实行合并。在出席的四百八十五名代表中，有三百四十九名来自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七个主要发言人中，有两个来该党，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人数则相等。〕
在哈勒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不单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而且对一切社会主义者，对整个德国工人阶级，对世界无产阶级都非常重要。……德国劳工运动正同行将消亡的“中派”意识形态决裂,正同考茨基主义的反革命思想一刀两断。
现在，几乎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力量都是十分强大的，假如工人阶级为执行它的历史使命作好充分准备，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是没有什么困难的。现在工人阶级主要缺少的是自己在理论上的明确方向、目的感和对自己革命道路的清楚认识。我们取得胜利的主要障碍存在于我们自己中间。……机会主义“领袖”、反动的工会干部，以及工人贵族和官僚对于工人运动的危险性是武装的资产阶级的明目张胆的白卫军所不能相比的。这一点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尤其明显。德国工会运动方面的“干部”，也就是工会从业人员，约有十万人之多。这些人构成了资产阶级白卫军的一支主要分遣队。他们来自我们的队伍，即工人的队伍。这些“领袖”了解工人运动的力量和弱点。工人的各种优点，也就是他们的精神、毅力和生活经验等，都被这些机会主义领袖用来为资产阶级服务了。在劳工运动以前那个和平、有机发展时期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这批机会主义领袖是我们时代最大的反革命力量。使劳工运动摆脱这批领袖的影响，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扫清道路。
这正是在哈勒大会上发生的事情。只有从这点着眼，才能充分了解哈勒事件的真正的历史意义。在德国，一个群众性的共产主义工人政党已在建立；这一开始就包容了几十万已经克服了自己的幻想，懂得不单要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而且更同那些用左派言词打掩护的中派决裂的人士。……
德国工人现在清楚地看出，我们所以同右翼独立党人斗争，问题并不在于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条件,而在于他们究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拥护者还是敌人，是苏俄的朋友还是苏俄的暗藏敌人。……
扫清道路的行动为在德国创立统一和强大的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创造了条件。德国独立党左翼的中央委员会和德国各个共产主义政党已经同意在12月初召开一次联席代表大会，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共产党。愿意参加这统一政党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党员，也被邀请出席……以往个人之间的争执和无关紧要的分歧都必须忘怀。某些特殊问题上的分歧，在如今团结着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德国共产党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全体党员的道理前面也必须搁置起来。
在右翼独立党人中，有些工人只听从右翼领袖的蛊惑宣传，因为他们相信了这些领袖的无聊的说法，什么共产国际要剥夺德国党的自主权，“莫斯科”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其它国家的工人身上。我们要对这些无产阶级分子说：不要听这些谎言和蛊惑宣传，要看事实……把右翼领袖同第三国际隔开的鸿沟是原则上的鸿沟。他们反对世界革命，既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也不相信苏维埃政权会在德国胜利。
《共产国际》第14期第2925栏，1920年11月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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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工会全体成员的呼吁书（节录）（1920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工会全体成员的呼吁书
（节录）1920年11月
〔根据意大利工会和意大利社会党在1918年达成的协议，该党应同于产业罢工的“政治性”罢工。工会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在1920年9月举行的会议上决定，“占工厂”并不是政治运动的主要内容；雇主急于收回他们的工厂，已同意就签订集体合同进行谈判，并同意接受一项允许工会参加工业管理的笼统的方案。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托洛茨基把意大利1920年秋季罢工的失败归咎于意大利社会党右翼的影响。在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也采取了同样的看法。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夸大了这个运动的规模和力量。托洛茨基在两年后，即墨索里尼进军罗马前几天发表演说时声称，“1920年9月，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已控制了国家……但是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巩固这个胜利……此后，意大利工人阶级便退却了。”9月底，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在米兰开会；它虽然同意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却在驱逐右翼的问题上造成了分裂。后来，右翼单独在雷焦-埃米利亚开会，左翼在伊莫拉开会；左翼在会上决定在党的下次代表大会上同改良主义者决裂。在佛罗伦萨集会的塞拉蒂中派集团，希望在适当的时候根据“一般的历史环境”，应用二十一个条件。〕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倦地注视着你们的英勇斗争的每一步骤。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把你们看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支最精锐、最坚强的队伍。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敲你们的大门。你们现在比任何其它国家的工人都更接近于胜利。在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所需要的一切先决条件几乎都具备了。工人阶级准备推翻资本主义的决心是一致的。很大一部分农民已站在你们方面；相当一部分军队已同你们在一起。直到最近，资产阶级还是神情颓丧的。协约国也不会有力量封锁色的意大利。假如它们竟要尝试，就会自取灭亡。苏俄对红色意大利的谷物供应是有保证的。德国工人对苏维埃意大利的兄弟般的热情支援也是有保证的。
胜利的先决条件几乎都具备了，所缺的只有一条，那就是你们自己的组织状况。我们并不是你们没有组织，意大利工人阶级是有的。但是你们的组织并不纯洁。改良主义者，也就是本心不拥护共产主义无产阶级观点，而拥护自由资产阶级观点的人们已在那里找到了藏身之处。意大利工人中的改良主义影响是阻碍你们运动的主要力量，也是拖住你们运动的祸患。……
只是夺取工厂而不配合以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显然不能使工人阶级获得胜利。但这是极好的开始，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可能从此发展起来。胜利本来是掌握在你们手中的。谁把它夺去了呢？改良主义者。资产阶级无力进行公开的斗争。正如意大利资产阶级报纸所说的，吉沃利迪已不得不采取“战略退却”的方法。……
资产阶级通过它的代理人，对意大利工人尤其对工会，灌注了改良主义毒素。……导着意大利工会的改良主义者提出了一种口号，主张由工人“领袖”和资本家的代表在平等的基础上组织委员会来拟订监督生产的原则和方法。这是改良主义者为你们的革命运动安排的高等葬仪。……达拉贡纳、屠拉梯、莫迪利杨尼、杜果尼和其他资本代理人拯救了意大利资本家，使意大利资产阶级延长了寿命。
现在，当达拉贡纳之流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以后……资产阶级已开始把数以百计的意大利工人阶级的优秀领袖逮捕起来，并把我们的杰出战士大批投入监狱。资产阶级通过他们的改良主义代理人，在我们的队伍里造成了混乱，所以现在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可以诉诸武力了。
我们相信，最近将来的事实会向他们证明：他们认为用外科手术来挽救他们自己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反革命的外科手术必将使意大利资产阶级反受其害。但是，同志们，我们仍然要以我们的错误为教训，我们必从你们运动的沉重教训中得出切实的结论。
秋季运动的教训是什么呢？只要我们队伍中有改良主义者和半改良主义者，只要我们容许伪装的资产阶级领导工会，我们就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
最近意大利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团结派”，他们恐吓你们并力图使你们相信：同改良主义者决裂就会削弱我们的力量。那是胡说。并不是每一分裂行动都有害于工人阶级。同资本代理人分裂，对我们并不是有害，而是有利的。……
意大利社会党一度同劳工联合会达成了协议，规定在罢工和其它革命运动中，劳工联合会要承认社会党的领导权。但是我们看到，改良主义者在决定性时刻虽然在形式上遵守协议，实际上却在破坏协议。每逢重要问题到了严重关头，都要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必把改良主义领袖们从党和工会中无情地排斥出去。只有到那时候，才能认真地考虑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
为了同资本代理人实行决裂，为了忠诚地维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我们的意大利朋友已经组成一个共产主义派。它的主要报刊是都灵的《前进报》和博洛尼亚的《共产党人》杂志。我们要求共产国际里面所有忠贞不渝的成员都支持这一派，而且只能支持这一派。对于所有其它派别，我们说：凡是不赞成我们的都是反对我们的。
同志们，如果意大利资产阶级现在已从防御迅速入进攻，那是因为他们可以依赖改良主义者去作瓦解斗志的工作。……我们必须报以这样的答复：在反击资本家的同时，必须立即彻底清除我们组织中的改良主义者和半改良主义者，不然我么的组织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群众的机构。在意大利社会党议会党团中占着那么多席位的讼棍改良主义者……企图把他们同共产国际的全部争论说成是以问题为转移的争论。这是所有机会主义者的拿手好戏。这是德国独立党右翼社会主义叛徒的手法。同志们不要相信他们。不是仅仅在于组织问题。共产国际并不要侵犯各个工人政党的自主权；它很明了，每个政党都必须有独立行动的广阔天地。它曾屡次宣布，只有在可能作出对大家都有约束力的决议的问题上，它才作出那样的决议。我们同改良主义者和半改良主义者的争论，并不在于需要不需要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或十八个或两个半条件。我们同改良主义者的斗争关系到：我们的党要成为无产阶级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的战斗的先锋队呢，还是像改良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仍然充当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制度修补匠手里的玩物。
我们同改良主义者和半改良主义者分裂，并不是仅仅由于组织上的分歧。绝不是。这是关于两种哲学、两个阵营、两个阶级、两种纲领的问题。……
我们向意大利社会党和工会的全体成员呼吁，……我们必须把改良主义的脓疮从我们队伍中清除掉。这点必须尽快地，而且不惜任何代价地做到。假如领袖们愿意如此，就同他们在一起；假如他们犹豫退缩，就抛开他们；假如他们阻挠我们完成这项工作，就反对他们。
《共产国际》第15期第3395栏，1920年12月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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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信（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信
（节录）
1920年10月
〔德国共产党于11月初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主要讨论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哈勒代表大会之后同该党合并的问题。〕
德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最重要的成就。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改良主义和半改良主义分子已被清除出去，该党的大部分优秀工人已站到我们这方面，即共产主义方面来了。现在的任务是，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大的统一的共产党内进行领导，使它具有纯洁的共产主义思想。其它都是次要的。回想过去只会妨碍必不可少的合并和在理论上的谅解。
我们还要求你们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采取比以前更加容忍的态度。该党业已……严肃地证明，它原对民族主义影响作斗争。党的某些领袖虽在工会和议会问题上，仍然显示出非马克思主义、非共产主义的态度，……但在该党队伍中，也有许多严肃而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吸引到我们的队伍里来，而且必须对他们做出让步。
德国所有共产主义分子合并为一个大的统一的政党，是具有世界历史重要性的大事。斯巴达克联盟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它在一定时期的任务便是合并到这个大的统一的新政党中去，并成为共产党这次统一的推动力量。
你们将要进行新的斗争，做出新的牺牲，经历新的苦难。俄国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完全相信，德国工人阶级是能够担负起这些艰巨的任务的。
《共产国际》第14期第2925栏，1920年11月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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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全体党员的公开信（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全体党员的公开信
（节录）
1920年9月28日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进行辩论时，列宁、列维、拉狄克和拉柯夫斯基等入极其严厉地批评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拉狄克说，他们起了遏制德国工人的斗争精神的作用；拉柯夫斯基认为他们要对革命运动的失败负责，因为他们伙同右翼社会党人欺骗和迷惑了德国工人。列维说，他们自称永远同群众团结一致的吹嘘暴露了他们的主要——他们不知道，当群众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时，他们是没有力量的；他们还没有了解革命政党所应起的领导作用。列宁说，无论他们的意图怎样好，在主观上怎样正直，他们的整个思想方法也是机会主义的。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莱比锡召开代表大会以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该党写了一系列的信，分析它们之间的分歧，讨论该出席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四位代表的态度，并阐明四位代表中有两位业已同意的、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该党在哈勒代表大会时，约有党员八十万人，控制了五十五种日报，在国会中占有八十一席。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于10月12日至17日在哈勒举行代表大会；就加入第三国际的问题辩了四天。
投票的结果，有二百三十六票赞成加入第三国际，一百五十六票反对；季诺维也夫对大会发表了四小时的演说。1922年9月以前该党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与德国社会党合并后，原来在国会中的以及原来所控制的报纸，多数还属于独立社会民主党。该党约有三十万党员加入了德国共产党，而共产党当时只拥有不满五万个党员。
季诺维也夫写道，哈勒代表大会证明共产国际规定二十一个参加条件是如何正确。“它使改良主义者和半改良主义者现出了他们的原形。假如第三、即莫斯科国际不如此严格，那么某些半改良主义分子就要钻进第三国际那扇半开着的大门，而在共产国际中继续进行他们的机会主义活动。第三国际必须提防这种可能性。它必须是一个纯粹的、完整的组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说过，他们要像以前那样，继续对苏俄政府表示拥护。“但这是不真实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今天出来反对第三国际，明天就会出来反对苏俄政府！”反对参加共产国际的主要发言人之一希法亭曾指责共产国际，说它利用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来为俄国服务，他认为巴库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就是一个罪恶昭彰的例子。
在写给所有脱离了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信（德共中央委员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也签了字）中，季诺维也夫说道，哈勒代表大会业已表明，不需要对改良主义者作任何让步。德国革命的经济条件已经成熟，但革命运动受到了右翼的牵制和阻碍。〕
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哈勒代表大会的信
同志们，
你们的哈勒代表大会做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几个星期以来，你们党的全部报刊都在讨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有责任写这封信给你们，谈一谈我们同你们中央委员会商谈的结果以及你们报纸过去和现在大量刊载的论点。……
在你们的德国独立党、法国社会党、美国社会党等中派政党中，一个极其迅速的分化过程正在进行着。党内有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分子正在摆脱“中派”那种没落和腐朽的思想。但是由于人们的惯性，党的领导机构仍操在那些为了保持自己在党内的权利而不择手段的右翼领袖手里。
加速和加强这个分化过程，帮助无产阶级分子脱离改良主义腐朽影响，乃是共产国际的责任。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不能把所有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人接纳到共产国际里来。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国际已成为一种时尚，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共产国际变成破了产的第二国际。我们对每一个群众性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都敞开着大们，但是，对于新从希法亭和克里斯平那样的小资产阶级、官僚主义、机会主义领袖的阵营里来的人，我们在打开大门之前，是要再三考虑的。……
要记住德国革命从一开始所遭遇的事故。德国工人阶级往往因为党的队伍在决定性时刻没有组织好，自己又没有统一的中心，而使许多最优秀战士们出了生命。俄国大革命的经验表明，没有集中的、强有力的共产党，工人阶级便不能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
对于每一个政党都适用的集中制原则，在国际范围内也仍然适用。共产国际将作为一个统一各组织的联合组织而存在，否则就干脆不存在。它是一个单一的世界工人的政党，在各个国家有它的支部。……帝国主义战争造成了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采取任何重要步骤都不能不在其它国家工人阶级的整个运动和整个斗争中引起反响。
我们生活中的每个基本问题现在都是在国际范围内决定的。我们需要一个作为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参谋本部的国际。我们不能使共产国际像第二国际那样变为一所不折不扣的邮政局。……苏俄同波兰资产阶级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进行的战争导致了伦敦行动委员会的建立。这个例子说明，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同全世界的工人斗争是朕系得何等密切。……
德国独立党人对非法组织的问题已进行过许多在六个月前我们写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第一封信中，我们就已谈到在资产阶级把武力提到日程上来了的时候组织非法组织的必要性。……工人阶级不应幻想资产阶级法制会永久维持下去。工人阶级必须利用每一个微小的合法机会，但同时也必有它的非法组织……
在某些历史情况下，进行分裂是每个革命者的神圣任务。当领袖们欺骗党，出卖工人阶级的时候，就是如此。……必须同你们的右翼领袖分裂，这并不是为了某种神秘的“俄国专政”的利益，而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德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利益。……如果我们愿意，在决定性时刻采取坚定、团结、不屈不挠的态度是十分必要的。假如我们把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留在我们队伍里，我们就是把敌人留在自己的家中，就是故意要使自己失败。至于是清党还是分裂，现在还要由你们——德国独立党的工人决定。假如你们能够坚定而一致地使你们的领袖服从你们的意志，假如你们能把那些属于资产阶级而不属于无产阶级阵营的不可救药的分子清除出去，那么就不需要分裂；但是假如部分工人在领教了这一切严重教训之后，仍旧这样糊涂，依然追随希法亭和克里斯平那样的领袖，那么就必须分裂。你们分裂得越快、越有决心，他们就会觉悟得越快，回到你们方面的时刻也就会越早。……
你们要么就同动摇的右翼分子决裂，而同整个国际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么就同小资产阶级中派的动摇分子联合起来，而同国际革命无产阶级决裂。问题就是如此。德国工人们，你们选择吧。
《共产国际》第14期第2901栏，1920年11月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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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红色工会国际就法国工会代表大会对法国工人发表的宣言（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红色工会国际就法国工会代表大会对法国工人发表的宣言
（节录）
1920年9月
〔法国总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9月27日至10月2日在奥尔良举行。少数派所提出的决议案谴责总工会参加国际劳工组织，而建议它加入莫斯科的工会中心；决议案获得六百五十八票赞成，一千四百八十五票反对，五十四票弃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5日至30日在里尔召开，这时左翼力量大为增强；他们在两次大会之间，组织了一些“革命工会委员会”。在里尔，人民情绪激昂，互相开枪（没有打死人）。少数派所提出的决议案抗议把地方革命工会开除出总工会，并主张加入红色工会国际。投票结果，赞成总工会意见的有一千五百五十六票，赞成少数派主张的有一千三百四十八票，弃权的有四十六票。代表大会结束时，少数派单独进行了会商，讨论将来的行动，并定于1921年12月召开一次会议。
法国总工会抨击了这次大会，把它看作分裂的大会，并且宣称，任何参加分裂行动的组织，都会因此而将自己排斥在总工会队伍之外。国际工会联合会和红色工会国际之间进行的某种缺乏诚意的谈判也破裂了。大会设立了一个临时管理委员会，负责颁发会员证，征收会费。1922年3月，该委员会声称有会员三十三万七千人。在1922年6月举行的圣泰田代表大会上，反对派成立了法国统一总工会，建议加入红色工会国际的提案也以七百八十三票对四百零六票通过。这次大会所通过的一项决议谴责了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迫害，甚至谴责了苏俄政府对他们的迫害。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曾写信给法国共产党，叫它一定要对法国群众说明，法国统一总工会的存在本身并不是一种目的，而“只是使工会运动早日统一的一种手段”。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法国共产党代表洛里当在罗斯梅支持下，很尖锐地批评了法国共产党对工会所采取的态度。法国统一总工会临时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反对任何国家机构的工团主义而法国共产党在圣泰田代表大会之前竟没有召集法国统一总工会中那部分共产党人开会。罗斯梅还说，法国共产党并没有设法影响法国统一总工会，只是跟着它跑并给它以支持。洛佐夫斯基赞成这两位发言人的看法，他在圣泰田代表大会结束有关工会问题的辩论时出席了大会。〕
……你们现在举行的代表大会，是由于铁路工人罢工和支持这次罢工的总罢工都遭到失败才召开的，它是在这次失败的阴影笼罩下召开的，正如去年的代表大会是在7月21日总罢工失败的阴影笼罩下召开的一样。失败接着失败。为什么呢？……法国无产阶级再也不能让人由失败领向失败了。它必须找出原因，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好心肠的人们在资产阶级正准备放机关枪而不准备改良的时候，宣传改良主义；新老社会和平倡导者在社会和平不可能实现的时候，宣传社会和平，指责共产国际，说它故意要在工人队伍中制造分裂。……
共产国际并不想分裂工人队伍，也不主张在改良主义工会存在的同时另外建立革命工会。它曾对共产党人指出，而且一再指出，他们必须留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从事斗争，它对那些出于好意而采取相反方针的德国同志也提出过指责。但是同时，它要把阿姆斯特丹国际斥为“黄色”国际，它已经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国际，来对抗这个不三不四的国际，这个国际不是别的，只是国际联盟的一部分。……
法帝国主义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步步进逼、无端寻衅……完全是因为它知道工会领袖们的动摇态度已经怎样严重地搅乱了法国的工人运动。……
共产国际相信：法国工人组织已经认识到它们现在必在阿姆斯特丹和莫斯科之间做出抉择，它们将会接受巴黎代表大会少数派那项决议案，决议案宣称，只有一个革命的国际，那就是第三、即莫斯科国际。……
季诺维也夫
罗斯梅
《共产国际》第14期第2927栏，1920年11月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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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意大利无产阶级的信（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意大利无产阶级的信
（节录）
1920年9月22日
〔在1920年后半期，意大利战后时期的混乱和罢工变得更加广泛和剧烈了。8月间。雇主以关闭工厂来对付米兰机器工人，工会便用命令工会会员留守厂内的办法来对付。闭厂之事遍及全国，全国共约六十万的工人便非正式地行动起来，他们“占领”了工厂，也就是说，他们企图撇开雇主而自行经营。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大部分离开工厂。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认为，塞拉蒂集团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所持的态度说明，他不打算认真执行代表大会的决定。塞拉蒂在1920年10月5日《前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了远远没有正确掌握情况的“同志们所规定的苛刻条件”。列宁在《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中答称，同改良主义联合将是一种灾难，因为他们必然要破坏革命运动。在紧要关头失去犹豫不决、面有难色的领袖，并不会削弱、而只会加强党、加强工人运动和革命。这样的时刻已在意大利出现了。〕
在意大利，罢工和起义接二连三地爆发了。事态已发展到工人集体占领工厂、房屋等等的地步。意大利劳工运动面临着决定性的矛盾。每当严重危机发生，运动的力量和弱点就在危机发展的过程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正在退却，他们最巧妙的事务家、有经验的骗子手吉沃利迪先生也假装要对你们让步。其实他是在争取时间；设法使劳工运动局部化。他想使劳工运动名誉扫地，要以暴力迫使它就范。……
不出所料，意大利的改良主义者正在出卖你们。他们的领袖达拉贡纳先生竟追随吉沃利迪，建议你们要以经济要求为限，而……放弃夺取工厂的行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对你说：你们不能单靠夺取工厂而获得胜利。资产阶级会使你们得不到原料、资金、订单和找不到市场。他们将设法破坏工人运动，使工人失望。
我们并不因此而得出结论说，你们应该放弃夺取工厂的行动。我们的结论是，这个工人运动的范围必须扩大和推广，问题应该提高到一般的政治高度，换言之，劳工运动应发展为全面的起义，以便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来推翻资产阶级并组织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得救的唯一出路；否则这这个业已行动起来的强大而宏伟的劳工运动就势必要解体和崩溃。意大利无产者，你们现在应该雷厉风行地行动，使自己能够在意大利全境建立起工农兵和水兵的代表委员会。你们应立刻武装起来；应该把改良主义分子的代表赶出去；应该把全国一切真正革命的力量动员起来。
意大利的党应该成为名符其实的共产党，那就是要成为走向起义道路和领导起义的党。你们的斗争必和集中起来。……你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参谋本部。这个参谋本部就是一个经过改组的、清除了改良主义者的共产党。工人代表委员会应由共产党人来领导。……时间不待人。业已开展起来的劳工运动必须加以发展。
要肃清拦路的叛徒和改良主义者。
《共产国际》第14期第2939栏，1920年11月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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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俄国向波兰提出的和平建议的呼吁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俄国向波兰提出的和平建议的呼吁书
1920年9月13日
〔10月12日，波兰和俄国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个协定所规定的边界，远不及协约国最高委员会所建议的边界（克逊线）对俄国有利。在日期方面，这里有些混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是在9月25日通过的，也就是说比这个文件的日期晚十二天。〕
致各国共产党、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所有参加或同情共产国际的工会和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书
同志们！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人和农民的共和国，在成立以来的三年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为和平与安宁而斗争。不论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或在战胜无产阶级和工农政府的敌人的光辉的日子里，这个共和国只有一件心事，一个愿望，一种想法——和平。
这个共和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再一次表示它致力于和平，曾于9月23日通过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为了不使迫在眉睫的冬季战役发生，以免又有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和波兰人民罹难，苏联政府准备不惜重大牺牲，向波兰政府提出一条比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为波兰所划定的边界对他们更为有利的边界，但条件是，波兰政府必在本年10月5日以前同苏俄缔结和约。英法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波兰政府可能拒绝这一宽宏大量的建议。如果它果真拒绝，它就向全世界，尤其是向所有被压迫和被掠夺的人证明：它不是为波兰的独立而战，而是为毁灭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而战，为反对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和灯塔的俄国革命而战。
波兰、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人同志们……你们不能让这种罪恶发生。你们必须像一个人一样地站起来，千方百计迫使你们的政府利用它们对波兰政府的影响，使它不再为外国人的利益而让波兰人民流血牺牲，并接受苏俄的建你要通过抗议、集会和罢工，向全世界宣布劳动人民的愿望——与俄国媾和。必须使波兰政府和英法帝国主义者知道你的愿望，你们的意志和你们的力量。
不要拖延了。赶快吧！欧洲的和平有赖于你们；世界革命的命运和你们自己的解放有赖于你们的决定。
同志们，要用实际行动而不是空言来证明你们和俄国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兄弟般的团结；三年以来，俄国工人和农民不仅为自己的解放进行着斗争，而且也为把你们从血腥的资本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进行着斗争。行动起来吧。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国际和平万岁！
国际革命万岁！
《共产国际》第15期第3371栏，1920年12月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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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意大利社会党的信（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意大利社会党的信
（节录）
1920年8月27日
〔《前进报》编辑、意大利社会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塞拉蒂用下面的话结束了他的报告：“由此可见，意大利这种政治和经济情况必然要导向革命。意大利社会党已非常强大，甚至可以说，意大利无产阶级几乎随时都可以夺取政机、实行专政并建立苏维埃制度。”但他又说，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军事力量还很薄弱，而资产阶级已在组织白卫军。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二十一个条件时，塞拉蒂表示，如果意大利发生新的反动高潮——这似乎是可能的，那么意大利社会党便不应该分裂它的党员，或把一部分党员开除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新选出的执行委员会在一次会议上同意大利的代表讨论了关于驱逐改良主义者的问题；塞拉蒂说，他赞成这一方针，不过在作法上不要脱离群众。〕
致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与全体党员致意大利革命的无产者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完全以无产阶级的率直态度，提请意大利社会党全体党员对你们的党在政策方面的一些缺点加以注意。执行委员会认为，这不仅是它的权利，而且也是它的义务。……
意大利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处在各国对资本发动的进攻的最前列。你们的党又是最先参加第三国际的政党之一。因此就更有必要将你们的党在有意或无意之中犯下的错误所引起的有害阻力，尽快加以克服。……
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后盾的资本主义波兰对无产阶级俄国进行的战争，必然要转变为全欧工人和资本的冲突。因此，一切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都有责任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准备及时以无产阶级的全部革命力量来实现这一要求。
无限期地等待其他国家的革命，是一种极端错误的态度。倘若有些意大利同志说，必须等到德国或英国爆发革命以后才能行动，因为意大利不进口煤炭便不能生存，那么，其他国家也可以援引同样的理由——不能在德国夺取政权，因为协约国要进攻；不能在奥地利夺取政权，因为美国和各殖民地要拒绝贸易等等。显然这等于为资本家的反革命作联环保，等于在必须发动和开展国际革命的时刻拖延国际革命。
执行委员会知道，在某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等到自己力量强大起来，资产阶级力量削弱下去才发动革命，是更为有利的。但是不要忘记，资产阶级将利用每一刻喘息机会去纠合力量，组织白卫军。……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像一年前那么束手无策了。他正在疯狂地组织自己的军队，建立自己的武装。同时，他们还利用改良主义者来分裂和腐化意大利无产阶级。这是很危险的。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如果稍微强大一点，就要张牙舞爪了。
如果意大利党的某些领袖用协约国来吓唬本国工人，他们就是有意或无意地把本国工人阶级引入歧途。协约国是不能派军队去对付意大利工人阶级的。……这一点，可以从英帝国主义企图积极支援白色波兰而在本国引起的事件中得到清楚的证明……法国资产阶级也是不能派军队去“平息”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的。如果它竟敢冒险，把军队派到那里去，便是自取灭亡。……
非常明显，工人不遭受痛苦和损失，无产阶级的胜利就不可能在世界任何地方出现。……如果革命不在其他国家很快爆发，意大利无产阶级也可能要像俄国无产阶级那样，走上一条艰难困苦的道路。……但是，意大利革命的道路很可能不会那么艰苦。苏俄在过去几年中要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孤军奋战。而意大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却决不会孤立无援。
意大利的工人阶级表现了惊人的一致性——意大利的无产阶级一致拥护革命。意大利资产阶级不能依靠它的正规军，正规军在决定性的时刻会投向起义者：农民大部分也都拥护革命。现在，就看意大利这个工人政党了。……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如果态度不明、犹豫不决，就会给意大利工人阶级带来不可预测的灾难。……
再说一遍，我们反对人为煽动起来的“起义”，反对未经深思熟虑的行动。但是，我们同样也反对无产阶级的政党变成消防队，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个角落都发出革命火焰的时候，去扑灭这种火焰。
在意大利，进行一场真正带有群众性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条件都已具备了。这一点必须了解。这一点必须成为革命的出发点。这是第三国际的看法。意大利的同志自己必须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们认为，从这一点看来，意大利社会党过去和现在都太优柔寡断了。每天都传来有关意大利骚动的消息。所有目击者——包括出席大会的意大利代表在内——都一再断言，意大利的形势已经完全是革命的了。尽管如此，你党在许多情况下仍然袖手旁观，并没有设法推广这个运动，为它提出口号，使它更有系统更有组织，把它变成对资产阶级国家的一次决定性的进攻。……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你们的党受了改良主义分子和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的腐蚀。这两种人一遇到国内战事便会彻头彻尾成为反革命势力的代理人，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把这两种人主观上的诚实和正直同他们客观上的危险作用混为一谈，是天真和愚蠢的……他们的为人可能是诚实的，但在客观上他们却是革命的敌人，是与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不相容的。……
至于工会，情况就更糟了。除非你们的党能够正确地领导这些群众意大利无产阶级便不能取得胜利。……同你们的党结为联盟的意大利工会目前仍然是变节的黄色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成员。……它们的领袖如达拉贡纳和其他改良主义者都在资本家组织的委员会中，伙同资产阶级打击革命。这种局面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执行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声明，执行委员会必须把清党问题以及参加共产国际的其他各项条件作为最后通牒提出，不然执行委员会就不能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负起对意大利支部的责任。……
我们不能只追求数量——我们不要绊脚石——我们不能让改良主义者钻进我们的行列。……
现在，决斗的时刻已经逼近了。意大利将成为一个苏维埃国家。意大利党将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意大利无产阶级将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最优秀的队伍。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G·季诺维也夫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N·布哈林
N·列宁
《共产国际》第13期第2605栏，1920年9月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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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立红色工会国际的决定对世界各工会发表的宣言（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就成立红色工会国际的决定对世界各工会发表的宣言
（节录）
1920年8月
〔季诺维也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工会提纲表示支持时，向大会报告了7月15日为成立红色工会国际（即工会国际）而采取的几个最初步骤。自称代表着八百万工会会员的俄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和法国的代表已经成立了一个国际工会委员会，所宣称的宗旨是：争取工会拥护共产主义事业，以抗击国际工会联合会，推翻资产阶级社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季诺维也夫又说，大会必须“分裂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并把工人拉出来。“我们现在可以对每一个工会说，‘脱离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吧。你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红色工会国际，你们应该参加’。”坦纳认为，一方面鼓励工人留在工会里，一方面又在国际上分裂他们，这是矛盾的。国际工会委员会将要召开一次革命工会的国际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将向世界各国工会发出呼吁派代表出席。英国工厂工长委员会和英国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代表没有在这一宣言上签字。1920年9月，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断言，右翼正号召把共产党人赶出工会，他又说，“这就证明，我们的计划已经使这些先生们感到害怕，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不消说，要把这些工会争取过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也许需要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时但是，我们一旦把它们争取过来，世界革命的胜利便有保证了。”
罗斯梅追述在这一提纲通过之后，约翰·里德曾经对他说，“我们无法把这样一个决定带回美国去。在美国的工会中，只有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是共产国际的朋友，而我们却被派到充满死敌的劳工联合会去。”1919年7月，国际工会联合会以阿姆斯特丹为总部，重新活动起来。1920年4月，它积极地参加了成立国际劳工组织的会议。1921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成立的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工作，并为一切与国际工会联合会敌对的工会和工会少数派组织行将在同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会议提出了议程。〕
全世界的工人们，工会会员！
现在，即便是最落后的工人和最落后的工人组织，也一定看得出，资产阶级世界已经在土崩瓦解了。旧的社会关系已经被摧毁，资本主义秩序的稳定显然已经成为幻想。资产阶级已无法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一个属于劳工的、真诚友爱的、新的自由世界，已经在血腥的国内战争中生了。
整个人类分成了两个部分：一边是资产阶级，他完善，精通现代国家所掌握的全部技术，而且阶级意识敏锐；另一边是无产阶级，他们的阶级意识不及资产阶级敏锐不及他们的敌人完善，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在国际上的联合过于松散。……
强烈的阶级意识，对共同利益的认识，和完善的组织是资产阶级赖以向工人阶级展开斗争的基本力量。但是，仅仅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资产阶级在除了俄国之外的一切国际战线上都能取得胜利的原因。他们的力量，还在于……工人觉悟不高而且落后，资产阶级向革命进攻时能够依靠一些工人组织。这是怂人听闻的，但又是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只要想一想欧美主要国家的情形，便可以相信，资产阶级的力量和胜利，都是以这些国家的工会为基础的。
在大战年代中，几乎所有国家的工会都充当了本国政府战争政策的支柱和据点。是谁提出并支持了阶级和平的主呢？是那些脱离政治的工会。是谁在大战中，劝工人们不要发动任何革命攻势、甚至放弃一切产业罢工呢？是那些社会民主党的自由工会。是谁提倡延长工时，提倡进一步剥削女工童工的劳动，提倡放弃得来不易的权利呢？……如果大战无限期地拖下去……如果资产阶级在大战中使几亿人民陷于从属地位，从各民族的互相消耗中攫取到无法计算的利润，那么，绝大部分的责任应落在工会运动里面那些忘记国际阶级团结这一首要原则的领袖们的身上。……
大战一结束，这些领袖们就开始建立国际组织，以便把他们在本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停战时所取得的成就在国际上巩固下来。为了这一目的，老练的工人阶级叛徒们已经建立了两个机构，一个是国际联盟的劳工局，一个是国际工会联合会。……
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是工人阵营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因此，工人阶级必须认识到，当前的阶级斗争不仅在于对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而且首先在于对工人阶级队伍中的“资本助手”进行冷酷无情的斗争。……
全世界已有三千万工人参加了工会。这是一支巨大的队伍；这支队伍的动向将左右人类的命运。如果这支队伍充满了革命的阶级斗争精神，它便能扭转乾坤……但是，这支队伍目前还受着投靠资产阶级的领袖们的影响和支配。……
工会为什么这样落后呢？大多数国家的工会为什么还是社会革命的绊脚石呢？原因在于……它们保留了旧的机构，旧的形式，旧的传统和腐朽的领袖。……劳动群众要革命，旧的工会却反对革命。……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完全了解黄色领袖的作用，也完全了解他们叛变的程度。尽管如此，大会还是坚决地、绝对地反对脱离工人的群众共产党人必须和劳动群众在一起。每个工人都必须了解并牢记，没有千百万工会大军，西欧和美洲的社会革命便不可能实现；因此，必须把那些会在劳资冲突最尖锐的时候破坏罢工的分子，赶出工人阶级的行列和工人阶级的组织。……这种反对工会头子们的叛卖政策的斗争，必须通过工厂委员会来进行。必须把工厂委员会争取过来，并把它们放在共产党和各革命政党的影响之下。……
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具有国际性的。要等到我们的各个国际组织有了充沛的革命力量，有了共产党人那种推翻国际资本的决心，那末从各国逐渐发展起来的劳资冲突才能得到解决。因此，各国工会会员不仅要争取各国的工会，还有责任为工会运动建立一个国际中心，这个中心与共产国际联合起来，将成为一个整体，一个钢铁般的营垒。这一任务要等到工会退出劳工局……退出那个在思想上和物质上都受着资本主义世界支配的黄色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的时候，才能完成。
共产国际号召一切拥护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大力进行斗争，以促使他们自己的工会参加俄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法国和格鲁吉亚的工会于7月15日在莫斯科成立的国际工会委员会。……
国际工会委员会的纲领就是共产国际的就是以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各国共产党与工会建立密切而牢不可破的联盟。因此，阿姆斯特丹中心……必须加以摧毁。革命阶级的一切工会，必须通过他们的国际工会委员会，成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工会会员，共产党人和革命者！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号召你们进行积极的斗争，来争取工会。要把这些强有力的组织抓在自己的手里，不要怕同那些把工人组织变成执行资产阶级政策的工具的人们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这些人图以分裂和开除来吓唬你们。但是，只有意志薄弱、态度消极的人才会被分裂和开除吓倒，共产国际并不想分裂工会运动，并不以分裂为目的，但也不怕分裂。……像其他工人一样，工会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分裂和团结都不是绝对的。不一定要分裂工会，但一定要把那些使工会变为帝国主义玩物的变节的领导集团驱逐出去。
《共产国际》第13期第2361栏，1920年9月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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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俄波战争致英法工人的呼吁书（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俄波战争致英法工人的呼吁书
（节录）
1920年8月
〔8月16日，波兰发动反攻，不久，苏军全面退却。德国和法国发生了反对运军火给波兰的罢工；伦敦的中央行动委员会派了代表团去见首相并威胁说，如果英国直接支援波兰或弗兰格尔，他们就要采取更激烈的行动。8月12日，法国给了弗兰格尔以事实上的承认。俄国和波兰在明斯克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停战谈判。〕
白色波兰和苏俄的战争就是全世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战争。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现在都看清了这一点。这场战争的结果主要决定于英法工人的行动。……
当波兰白军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时，英国政府向苏俄提出了一系列的通牒，中止了它与俄国代表团在伦敦举行的和平谈判，而且至今尚未恢复，借以对苏俄政府施加压力。
反动的法国资产阶级作得更加露骨。法国所有的报纸都异口同声地反复申明：资产阶级波兰的命运就是整个资产阶级欧洲的命运。法国的资产阶级一致公认，波兰地主和资本家的事业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因此他们将竭尽全力支持波兰强盗们继对苏俄作战。……直到共产国际向你们发出这封信的时候，还不知道英法资本家能不能挑起一次新的屠杀并对第一个工人共和国组织一次远征。白色波兰的军队在英法资本强有力的支持下，已向红色苏维埃军队发动反攻了。波兰资本家一看到军事胜利的苗头，就开始破坏和平谈判了，他们虽然很想把战争延长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无产阶级究竟在作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这是当前急需解答的问题。
共产国际十分愉快地注意到，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已在英国爆发，而且它的革命性质也日益明显。英国工人阶级经过多年的危机以后，现在刚刚开始发挥它的革命作用。……在法国，工人们现在才开始动起来……但是，即便在那里，已经有一个行业跟着一个行业提出了建如果法国资产阶级敢于继续并扩大对俄国的进攻，就应该用总罢工来回答。
在无产阶级群众的压力下，垂死的工会的领袖们似乎开始向左了。……英法两国的同志们，共产国际认为它有责任提醒你们这一点。当然，如果英国行动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正在开始组织的行动委员会的领袖们，真正对无产阶级尽了自己的本分，如果他们不以空言代替实际行动，如果他们始终不渝地献身工人运动，我们对这种尽本分的作法，是会首先表示欢迎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忽视去年7月21日罢工的教训。我们记得，英法两国的机会主义者在群众的压力下曾表示赞成罢工，但是在他领导罢工运动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却是为了在决定性的时刻出卖罢工。第二国际的党羽所以要控制蓬勃发展的罢工运动，为的是从内部来破坏这种运动。在1919年7月的国际形势下，第二国际袖们的叛变，断送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许多人的生命。在1920年夏末的今天，他们的叛变还可能使国际无产阶级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英法两国的工人们！毫不夸大地说，你们掌握着欧洲的命运，掌握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你们要坚定，要警惕，你们只能依靠自己。你们要注意这些新出现的革命斗争拥护者的一举一动，因为这些人昨天还在破坏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你们要记住，抗议性的集会和决议本身，并不能产生任何重大的结果。总罢工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并不是最后制胜的办法，而只是斗争的先声。武装起义、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这些才是工人阶级用来改变欧洲和世界现状的真正办法。
《共产国际》第13期第2601栏，1920年9月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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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历史探讨（田淑（姜君羊），200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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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历史探讨
田淑（姜君羊）2005年8月23日
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马克思根据他在理论研究及社会实践中发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结合各个历史阶段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实际经验作出的科学总结。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二是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变革”资本主义的和其他私有制的经济关係、社会关系，以及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种种表现，并创造社会主义新社会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对于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意义至为重大，值得一切争取社会进步的人深入研究。本文就是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对这一问题有兴趣的朋友们交流学习心得，共同提高认识。
（一）《共产党宣言》的由来及它关于过渡时期的观点
《共产党宣言》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研究同当时的工人阶级运动结合的成果。我们知道19世纪40年代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时期，从1844年至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历史巨人通力合作写成了《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恩格斯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至1846年)，又称“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斯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以及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写成的《贫困的哲学》等。这些具有批判性的著作，他们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主义和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批判了费尔巴哈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批判了蒲鲁东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方法，批判了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从而确立了他们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论证了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以及它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所有这些著作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
而与此同时，19世纪的三十年代，正是西欧各国，主要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相继出现了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经济突飞猛进。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发展起来。1831年11月31日和1834年4月9日曾先后两次发生了里昂的工人阶级的起义，提出“工作不能生活，不如战斗而死”的口号，还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自此以后，在法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便成了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
在英国，从30年代起，工人阶级便开展争取普选权的斗争。1836年木匠洛维特创立了“伦敦工人协会”。第二年的六月，该会便向国会提出六条请愿书：即（1）普选权；（2）废除议员候选人资格限制；（3）每年改选国会；（4）平等选区；（5）规定议员薪资；（6）秘密投票，称为“人民宪章”。英国的“宪章运动”发展很快，得到广泛的社会阶层的支持。“宪章运动”经历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1839年，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128万人；第二次是在1842年签名，人数达330万人，除要求实行宪章之外，还要求废除新济贫法，限制工时，提高工资等；第三次高潮是在1848年，签名的有197万人。三次请愿都遭到国会的否决，群众性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和武装斗争都被镇压，领导人被逮捕和判刑。参加“宪章运动”的人是极为复杂的，各阶层的人都有。大致可分为三派。以海员家庭出身的哈尼和钟斯为首，采取比较坚定的革命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就是通过他们来影响“宪章运动”的。他们都为哈尼、钟斯主办的《北极星报》撰稿。
在德国，1844年6月4日至6日，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因为不堪封建压迫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举行起义，捣毁资本家的住宅、厂房和机器，烧毁帐簿和票证。
作为早期资本主义的这三次工人阶级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们都表明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运动蓬勃开展的情况下，各国的先进分子相继建立了秘密的革命者组织，谋求工人阶级的解放和建立平等的新社会。这些初期工人运动的革命组织如哈尼、钟斯为首的宪章派，从德国政治流亡者同盟分裂出来的以沙佩尔、鲍威尔、魏特林为首的正义者同盟等。当时，这些组织在思想上理论是很混乱的，他们虽然有要求工人阶级解放和建立新的平等的社会愿望，但它们都不能正确说明工人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及所负的历史责任，所以它们都不能为工人阶级指出正确的斗争道路。
1843年，马克思来到布鲁塞尔之后，他深切感到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工人阶级的重要。他在进行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一直与各国的革命者保持联系。并且在1846年的2月，马、恩二人和菲力浦、日果及其他志同道合者筹划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关于这件事他在1846年5月5日给蒲鲁东的信中说：“他和恩格斯、日果一起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建立经常性的通讯活动，借以讨论学术问题，评述流行的著作，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不过，我们这种通讯活动的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经常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导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从而得以交流思想，进行无私的批评。这是文字形式的社会运动，为了摆脱民族的局限性，而应当采取的一个步骤。”（马恩全集27卷464页）显然，马克思希望通过广泛的通讯工作，使真正革命的力量在统一的正确的共产主义纲领下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这封信里，他还告诉蒲鲁东，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已经同德国国内，和在巴黎、伦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取得了联系。他希望蒲鲁东也参加他的通讯活动。但遭到了拒绝。
马克思通过共产主义委员会的通讯活动，很快便扩大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团体，以马克思为核心，团聚了威廉·沃弗尔、路易·海尔堡、塞巴斯蒂安·塞莱、斐迪南·沃弗尔、威廉·魏特林、爱德格尔·冯·威斯特华伦，和约瑟夫·魏特迈等人。并且逐渐成为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思想上、理论上的一个中心。
马克思组织的共产主义通讯活动得到当时在巴黎和伦敦的正义者同盟中心的回应。它们的领导者鲍威尔、莫尔、沙佩尔答应以共产主义者的名义，在有正义者同盟地方组织的城市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样一来，在短短几个月中，便在伦敦、巴黎、哥本哈根、科伦、汉堡、来比锡等城市都有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组织。这些共产主义通讯组织对于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扫清工人运动中种种错误的空想的有害思想和理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其时，在西欧洲的工人运动中又特别是在正义者同盟中，魏特林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以克利盖为代表的“真正社会主义”思想十分流行。前者主张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待遇平等，平均领取生活必需品，保证社会的“和谐与自由”实现这一目的，要靠革命者的密谋和起义。这种思想对工人阶级的解放特别有害。马克思在1846年3月30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会议上严厉批评了魏特林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特别批评他的密谋策略，指出工人阶级的革命道路只能是通过工人阶级群众性的政治斗争。随着在同年的5月11日，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上对“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克利盖在美国的活动提出讨论。克利盖主张抽象的人性论，把超阶级的爱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鼓吹用人道主义来代替共产主义，用“爱”来解放全人类，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些错误的观点并不反映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愿望，而是代表破落的小店主等小资产阶级的理想。马克思还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反克利盖的通告》，使各地都了解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论的实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既清算了工人运动中的错误思想和理论，又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广泛传播到工人运动中去，并得到广泛的认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正义者同盟伦敦委员会在1847年1月20日派约·莫尔到布鲁塞尔会见马克思，并到巴黎去见恩格斯，邀请他们加入正义者同盟，马恩二人在确信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愿意改组同盟并接受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作为组织的纲领后便决定加入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初恩格斯出席了正义者同盟的最后一次会议，亦即共产主义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此时起，正义同盟便正式改名为共产主义同盟。大会讨论了新的章程，把正义者同盟的“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年的1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分别由布鲁塞尔和巴黎前往伦敦参加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之后，大会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的观点，并委托他们以宣言的形式制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大会之后，马恩二人即着手起草《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1月底完成，同年6月即在伦敦公开出版。
以上叙述就是《共产党宣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经过。由此可知，《共产党宣言》乃是马恩二位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当时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结合的成果。从此后，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引下开始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借以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直到今天，《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仍然在激励全世界工人阶级去战斗，去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
《共产党宣言》中贯彻始终的基本观点正如恩格斯在1888年出版的《宣言》的英文版序言中指出的，那就是：“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经济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即有从这个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可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共产党宣言》就是根据这一基本观点，详尽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实际表现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来制定无产阶级革命所应採取的战略和策略的。
现在有一些人用折中主义的观点，企图抹杀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分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比如现在流行的用所谓“企业家”、“经理阶层”或“管理阶层”来取代资产阶级这个正确的科学的概念。还有人根据收入的多少来划定“中产阶级”等等。这都是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相违背的。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的《宣言》特别加了一个注脚指出“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劳动者。”恩格斯的解释是符合实际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这样明确指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过去的历史上有过的阶级斗争不同，“过去的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至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阶级只有消灭自己现存的佔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阶级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我们今天在读到《共产党宣言》中这些话时，联想起自那时以来一个半世纪中历次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就是因为未能“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所以至今无产阶级仍然未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的目的那就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宣言》里，马克思虽然还不曾提到“过渡时期”这个概念，但他根据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提到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这些在数年后他使用更准确更科学的概念“无产阶级专政”来表达了。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还作出了如下合乎逻辑的推论，他说：“如果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在消灭这些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这样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在《宣言》里表达的这些观点，就当时来说无疑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瞻望。但经过150年的社会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已经使它自身与生俱来的种种矛盾：阶级与阶级社会集团之间，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乃至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了空前紧张临近爆炸的程度了。摆在当今世界无产阶级面前的最最迫切的任务，正是《共产党宣言》指出的铲除造成这一切矛盾和冲突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
要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手段，就是《宣言》最后提出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二）《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关于革命经验的总结
1848年2月爆发了德国人民推翻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国王的革命，接着在3月间德国各邦及奥地利人民也举行起义，要求推翻梅特涅体制（即保护欧洲封建统治及反对革命的体制），要求实现德国的统一。在欧洲各国发生革命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共产主义同盟的几百名法国盟员分别回到德国参加革命。马克思在1848年6月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伦创办《新莱茵报》，成为当时革命民主派的一面旗帜。为此，他受到当权的反动派最无耻的迫害，在1849年5月11日发出了驱逐他出境的命令。这道命令说：“《新莱茵报》愈益坚决地煽动居民蔑视现存政府，号召暴力革命和建立社会共和国”，因此“限令24小时内离境，如果不服，就要强制执行”云云。在敌人气势汹汹的压迫下，《新莱茵报》终于被迫停刊，马克思也就在当年的6月3日去了巴黎。但在巴黎又被法国的反动派驱逐出境，终于在8月下旬流亡到了伦敦。恩格斯也在同年的11月中旬来到伦敦。在伦敦，这两位战友一起投人到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的紧张工作的同时，又筹画出版无产阶级政党的机关报。取名《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在这个刊物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其亲身的经历及拥有的深刻而广泛的法国历史知识，总结了自1848年至1850年的法国阶级斗争的这一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写成了《1848年六月的失败》《1849年6月13日》，《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后果》以及《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等共四篇系列文章，刊登在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一、二、三期和四、五期合刊上。1895年恩格斯将上述文章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出版单行本。并为此书写了导言一文。恩格斯说：“这本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的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尽管判断当前的历史事件还不能同时探索出终极的经济原因，但由于马克思精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前夕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二月革命后的历史，所以他“对当时事变的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无人超越的程度”。
马克思这部名著写于一个半世纪以前，今天我们要学习这部书并有所收益，首先必需了解有关的法国历史知识，当时法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及其演变的历史。
从1830年至1848年2月，是法国历史上的七月王朝的统治时期。这个时期的法国国王是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七月王朝是在1830年七月的所谓光荣革命中建立起来的。七月革命的主力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但当革命人民筑起街垒同波旁复辟王朝浴血奋战迫使查理十世（复辟王朝的皇帝）退位时，大银行家拉菲特和大革命时期的老将军君主立宪主义者拉菲叶特等人及一大批君主立宪主义的议员们却在积极拥戴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登上法国的王位。所以马克思在这个著作的开篇便引用银行家拉菲特说的话：“从今后，银行家要统治国家了”，并明确指出，七月王朝时期，“掌握统治权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即银行家，交易所大王，和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那部分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这批“金融贵族”“他们盘踞了王位，他们在议会中强订法律，他们分配从内阁到烟草局的各种官职”。
这就是以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七月王朝的统治者集团。资产阶级在七月王朝的议会中只占少数，成了王朝反对派中的一部分。
工人阶级在七月革命中虽然是最主要推动者，但在七月王朝统治下，却仍然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他们的要求不但得不到满足，反而受到了最无情的排斥。工人阶级在1832、1834、1839年的三次起义中，都遭了七月王朝最残酷的镇压。因此，工人阶级就成了七月王朝的最坚决的反对者。
至于各社会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阶级，由于完全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自然也程度不同地加入到七月王朝的反对派行列。
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七月王朝的统治集团的贪得无厌的本质，指出：“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议会、24万选民和他们的走卒之间分配的。路易·菲力浦便是这个公司的经理”。
这个以路易·菲力浦为经理的公司是如何聚敛财富的呢？马克思指出，“既然金融贵族颁佈法令，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各组织的社会机关，而且借助与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报刊来操纵社会舆论，所以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的卖淫，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资产阶级法律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形下，投机得到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汇为一流了。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来说，或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
今天，我们读了马克思这些控告七月王朝统治者们的无耻罪行时，不由得想到今天的统治者们的所作所为，其欺诈的手段，他们的贪欲，他们的巧取豪夺，他们生活的腐化堕落，同七月王朝的统治者不是一脉相承吗！
正是由于七月王朝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激发了法国各社会阶层人民的义愤，要求改革，和实现共和，终于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发生了经济危机。农业失收的条件下，促成了1848年二月革命的爆发。
投入到1848年2月革命的社会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有：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贵族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和广大的工人阶级。这些不同社会阶级、社会阶层和政治集团，虽然在推翻七月王朝的斗争中採取了共同行动，但他们由于利益的不同，他们的要求和要达到的目的也各不相同。这在推翻七月王朝后成立的临时政府的组成便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其中代表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有马拉斯特、巴蒂斯德、加尔涅-帕热斯；代表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有赖德律·罗兰和弗洛孔；代表王朝反对派的贵族共和主义者有克莱米约、杜邦；而代表工人阶级的是路易·勃朗和阿尔伯。至于临时政府的实际首脑，外交部长拉马丁，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虽然“不代表任何实际利益，不代表任何一定的阶级”，但“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在临时政府成立的开始，其内部便包含着不同阶级利益的矛盾；主要就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
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佔领导的政府，在工人阶级强大的压力底下，曾经不得不在1848年3月1日成立卢森堡工人委员会，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分任正副主席，以此把这两位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革命家赶出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市政厅。而卢森堡宫工人委员会既无实权，又无经费。成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麻痹工人阶级的一个花瓶。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了控制失业工人，不得不在1848年的2月28号颁布法令，开办国家工厂，从3月2日起正式开办，约有12万失业工人参加。这个名为“国家工厂”里的工人，并没有从事真正的工业生产，而且只有一万多人得到平整土地、栽种树木的劳动机会。按照临时政府原先的规定，无论有无工作做“国家工厂”的工人都可以领取工作日3法郎，非工作日1法郎的工资，还可以享受免费医疗。临时政府为了应付“国家工厂”这笔开支，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增收45生丁的附加税，这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于是资产阶级的制宪会议以此为由，解散了卢森堡宫工人委员会，取消国家工厂，并规定青年未婚男工入伍参军，其余的人则迁往外省自谋出路。这样一来，十余万工人顿时陷入绝望的境地，这就迫使工人阶级在1848年的六月23日至26日举行起义，在“民主与社会共和国”的口号下与任临时政府军政部长卡芬雅克率领的武装奋战数天后，终于被卡芬雅克无情地镇压下去。起义者有1500战死，有15000人被捕，4000人被流放海外。这就是1848年6月法国工人阶级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搏斗中的悲惨结局，其更为严重后果则为路易·邦拿巴在1951年12月2日举行军事政变实行军事独裁，为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舖平了道路。
被马克思称为“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第一次伟大战斗”的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工人阶级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马克思据此认为，六月起义的失败，使工人阶级从中“认识了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因此，工人阶级必须抛弃一切对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在现存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任务，就是进行“不断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实现“工人阶级专政”。“这种专政就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以上的引文均见马恩全集第七卷《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
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使用“过渡时期”这个概念来表达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
根据1848年6月起义遭到失败的教训，马克思深切地认识到工人阶级“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是用血的教训才使工人阶级认识到的一条真理。马克思这句言简意赅，精辟入微的话，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有振聋发聩之感。事实胜于雄辩。自有资本主义以来，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是不可调和的。哪怕工人阶级再忍辱负重，对资产阶级的欺压和剥削不予斤斤计较，不管是个人或群体，对不合理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待遇，提出合情合理的意见和要求都会遭到资本家阶级的种种阻挠，直至断然拒绝，搞不好，当事者还会受到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权力部门的拘捕、监禁、判刑、坐牢、乃至杀头。这些令人愤慨的事何止千桩万宗，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有那一个正直的统计学家给予详细的揭露和统计呢。即便在今天，从传媒偶有的简单报导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当今社会的工人阶级的处境同150年前的工人阶级的处境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同样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资本的奴隶。试看一些传媒的报导，一次又一次发生的矿难牺牲的矿工，他们能有什么生命的保障。那些由于恶劣的劳动环境和条件造成的工伤至残的工人们又有什么安全保障。劳动时间问题，早在1886年，芝加哥、纽约、费城等工人们便提出8小时工作制的要求了。但直至今天，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又有那些国家真正做到了呢？前些时，法国议会还提出议案要取消早在1997年即已成为法定的每周35小时工作制呢！至于工资问题，即便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般说来，工人阶级的工资待遇至今都只保持在该国家一般的生活水准线以下。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则被视为贱价劳动力，其工资收入的微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据联合国公报的统计，全世界收入不足1美元的有13亿人，收入不足2美元的有30亿人之多。这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无疑都是现社会制度的劳动人民、工人和劳动农民。他们依靠出卖劳动力才得到的微薄收入来养家糊口，其艰难度日的情景谁都能想像得到，更不要说那些克扣工资，“拖欠”工资令人发指的事了，这几乎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程度不同的发生。有些国家甚至一拖几年不发工资的，以至迫使某些生活极端困难而求助无门的工人含恨自杀以示抗议。而那些剥削阶级的鹰犬们还要大声斥责这些不幸者是“破坏安定团结”呢。
至于说到失业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有统计资料表明，在90年代，法国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达到10—12%左右，失业人口已达320万人。意大利的失业率也达到12%，5750万的人口中只有2300万人有工可做，约有1000万人是靠领取救济金过日子的。在英国，只有1/3有就业能力的人达到充分就业，1/5家庭处在失业状态，本世纪初的贫困人口有500万人。德国的失业率曾达到7—9%，90年代失业人口就达到350万人。90年代欧盟15个成员国的失业大军超过1850万人，占应就业人口的10.8%。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富有的美国，其失业率在90年代初从5.3%升至年底的5.9%，2002年为6%，失业人数达到735万人。自90年代末以来，网路经济泡沫破灭，以及世纪初相继出现的大公司如安然、世通等公司的相继破产，大规模的失业席捲整个美国大陆，失业率急剧增加，美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正是在这个时候，布什政府一意孤行，借口911事件，发动了侵略阿富汗，继而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不惜以残酷的战争手段来谋求缓和国内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发展，致使千百万阿富汗人民和伊拉克人民丧失了生命，家园被摧毁；也使美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经济的和军事的负担。这就是当今的资本主义！
在20世纪的头一个10年，第二国际的党即已变成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党，至今已有近100年的历史；尽管它们某些党的总部还挂著马、恩的肖像，尽管它们成为某些国家的执政党，尽管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推行的改良主义政策，也曾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它们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的根本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无可否认，在今天所谓“福利国家”里工人阶级仍然处于被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奴役地位。
马克思写于1850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中论及德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时说：“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地让他们感到满意和舒服”。“他们要求限制官僚制度”，“他们力求用彻底铲除封建制度的手段在农村中建立资产阶级的财产关係”，至于对于工人呢？“那么，首先毫无疑问是他们还应当照旧做雇佣工人，不过这班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想使工人有较高的工资和较有保障的生活；他们希望部分地用国家保证的办法，部分地用慈善救济的措施来达到这一点——总之，他们希望用可以说是虚假的小恩小惠收买工人，用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马克思认为，以上所说的要求，就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一般地对革命所能寄予的最大希望”。马克思当年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精辟分析，对照今天第二国际及其他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政党（包括斯大林主义党在内）的所作所为，这不就是说的他们吗？马克思认为，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党来说，“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直到无产阶级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斗争停止为止，至少是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社会，而在于建立新制度”。马克思这段话，对于今天沉迷于社会改良的人，可说是一付最有效的清醒剂。
马克思以其亲身的经历，总结了1848年至1850年法国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更加确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他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提出的战略：不断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十分正确的。他非常深刻地体会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别无选择，只有在同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取得国家的统治权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在发展生产力的条件下，剷除产生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各种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使社会发展到无阶级差别、无阶级压迫、无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社会去，这就是马克思不只是从理论上，而且从实际的社会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得出的科学的结论。
当然，在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马克思对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如何发生？如何构成？如何运作，以及它发展的前途等问题，还不可能作出深入的探究。因为到那时为止，社会的实践还没有提供必要的经验。只是在20年后的1871年，有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马克思才能深入去探讨有关“过渡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下面我们将在学习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时跟随马克思去探讨这个有关无产阶级革命至为重要的问题。
（三）“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标题所引的话，是恩格斯在1891年巴黎公社20周年时出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是针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那些“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的人说的。这些人根本不理解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唯一正确的科学的政治学概念的含义。他们像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反对任何“专政”。他们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以为“专政”与“民主”是不相容的，互相是绝对排斥的概念。讲“专政”，必定反对“民主”，讲“民主”，必定不要“专政”。他们根本不懂得在阶级社会里，任何国家的政治权力，都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都是一定的阶级的“专政”，在奴隶制社会，是奴隶主阶级“专政”；在封建社会，是贵族地主阶级的“专政”；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资产阶级“专政”；而不管这些统治阶级採取的政治统治形式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问题的关键仍然是这些国家政权的阶级专政本质并不因之而有所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之区别于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就在于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逻辑得出结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过渡阶段中，无产阶级不能没有国家政权作为改造旧世界，创造新社会的杠杆或工具，不然就不能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而这个国家政权或统治的政治形式的阶级本质，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而不能是别的什么阶级的专政，这即是说在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中，只能由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而不能让别的社会阶级或社会集团来掌握国家政权。
标题所引的恩格斯的话，对于今天一切真诚的追求社会进步的人来说，特别具有启示的作用。因为自从斯大林盗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来掩盖他推行的苏维埃官僚集团的专制统治以来，人们都把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等同于斯大林的独裁统治，把斯大林官僚专制统治的所有罪行都算在马克思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帐上，这如果不是有意，如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学者所做的那样；那就是由于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完全无知。因此，首先必须要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样，我们才不至于稀里糊涂地不分黑白随声附和，以至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入歧途。
究竟马克思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的呢？1871年的巴黎公社提供了最明显最有力的例证。当巴黎公社一出现，马克思便以最大的热情给予最大的关注，收集和研究了有关巴黎公社的全部资料，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巴黎公社的真正秘密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恩全集17卷361页）而恩格斯则说：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阶级政府的巴黎公社是怎么样产生的呢？要知道巴黎公社的来龙去脉，首先应当知道有关的法国历史。
巴黎公社发生于1871年3月18日巴黎人民的起义。在此之前，从1851年12月2日至1870年9月4日，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二帝国时期。帝国的皇帝就是路易·波拿巴，他原是拿破仑的侄子，做了皇帝之后，自称为拿破仑第三。他生于1804年，自幼即受拿破仑家族皇帝思想的熏陶，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时才11岁，便过着破落贵族的浪荡生活。他28岁时，在1836年9月，在一批冒险家的军官协助下发动过斯特拉斯堡两个炮兵团叛乱，企图恢复拿破仑帝制统治。失败后被流放到美洲。1840年他和一小撮密谋家在布伦登陆，发动当地驻军叛乱。失败后被判终身监禁。1846年5月他从阿姆要塞逃脱。去到英国。1848年他曾自愿充当英国的特别员警，协助警察局镇压宪章派领导的工人运动。1848年二月革命后，他回到法国，在一批波拿巴主义者的支援下，参加制宪会议选举和总统竞选。在当时特定的阶级关系下：工人阶级在六月起义中已被打败，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以及秩序党人，都因镇压工人阶级而臭名远扬。因而在广大的保守的农民阶级由于对临时政府征收附加税45先令不满，而支持波拿巴当选为总统。但波拿巴一心想的是恢复帝制。他在1849年9月成立“12月10日社”。12月10日是波拿巴当选总统的日子，用作团体的名称，其用意不言自明。这个团体名义上是慈善机构。实际上是波拿巴借以搜罗为他服务的秘密武装组织。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对这个团体有过非常生动的阶级分析。他指出，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破落者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怜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士兵、释放的刑事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镀锡匠、叫化子、一句话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被法国人称做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12月10社即‘慈善会’的核心”。“波拿巴就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把这些由所有各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绝对依靠的唯一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这就是不加掩饰的波拿巴。”“在他巡游期间，12月10日社的会员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车站上，装作迎驾的群众，并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皇帝万岁！”“当他回巴黎时，这些人就充当前卫，防止和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马恩全集8卷173—175页）
作为流氓无产阶级首领，具有根深蒂固的帝皇思想的一心以恢复帝制为己任的路易·波拿巴在1851年12月2日登上法国第二帝国的皇帝宝座之后，统治法国达19年之久。对于这一段历史，所有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赞扬路易·波拿巴取得的成就，把当时法国政治上“相对稳定”，“经济上腾飞”“文化繁荣”等等，都记在路易·波拿巴个人的功劳簿上。而对于在他统治下，广大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却只字不提。所谓“政治稳定”，这就是波拿巴实行严酷的军事独裁统治，在他统治下，一切报刊均须经政府批准后方可发行，一切政治俱乐部都被取缔，一切公共集会都被禁止，对一切反对政府的分子可以不经审判便逮捕监禁或流放海外。所谓“经济上腾飞”，就是以种种优惠的经济政策和税收政策鼓励资产阶级招商引资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以对外实行军事扩张，大肆掠夺殖民地的资源和财富换来的。在工商业得到发展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各种社会矛盾也跟着发展，一直延续到帝国的末年：连年不断的罢工风潮遍及全国。1853年的工人罢工有109次，1855年增至168次（参看陈文海《法国史》361页）。在对外扩张方面，1857年，波拿巴完成了阿尔利亚的全境占领。1857年与英国联合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满清皇朝，先后在1858年和1860年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法国由此获得了在中国通商、传教、在内河自由航行的权利和巨额的赔款。那个率领法军在北京八里桥打了胜仗的库赞·蒙托邦还被波拿巴封为八里桥伯爵，并得到50万法郎的奖赏。1863年柬埔寨成了法国的保护国，1867年越南也变成为法国的殖民地，此外，在此期间波拿巴在西非、东非、地中海、东岸以及大洋洲进行不断的军事掠夺，这一切使得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这就是路易·波拿巴统治法国的政绩，这是用对内残酷压迫，对外掠夺别国人民换来的。
由于路易·波拿巴的反动的对内对外政策，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引发了人民的广泛反抗。在他统治的后期，路易·波拿巴为了缓和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他在1870年7月19日借口西班牙王位的继承人问题向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由此爆发。马克思当即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揭露路易·波拿巴发动战争的阶级根源和掠夺性质，指出“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的阶级斗争篡夺了政权，并且以不时进行对外战争来延长自己的统治。”号召法国工人阶级同德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路易·波拿巴的战争政策，战争开始后，由于法国军队连续吃了败仗，在1870年8月9日，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巴黎群众数万人便自发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要求武装人民、推翻帝制、成立共和国。同年的9月1日，普军在色当大败法军，第二日，路易·波拿巴签署了投降书，他本人成了俘虏。消息传到巴黎，工人阶级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无比愤怒中，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9月4日愤怒的革命群众拥到立法团宫去，驱散了立法团会议，并到市政厅宣佈共和国的成立。就在这时，资产阶级政客法夫尔等人伙同奥尔良党人，参加过侵略阿尔及利亚的将军特罗胥，乘机篡夺的人民革命的成果，宣布成立以特罗胥为首的“国防政府”，法夫尔充当外交部长，掌握实权。但也就在同一天，巴黎的工人代表在科尔德里广场6号，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和巴黎工会联合会的会址举行集会，提出一系列民主改革的要求，包括：取消警察局，它的职能由区政府兼管；撤销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公职人员的职务，废除一切限制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法律等。
9月5日，为了从组织上落实9月4日的决定，巴黎革命人民，包括工人和其他革命市民，再次举行会议决定在当时巴黎所有20个区通过选举产生“共和主义警备委员会”，由各区的警备委员会选派四人组成20区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在此后的日子裡曾充当巴黎革命人民进行斗争的领导者。在巴黎人民越来越高涨的革命斗争的压力下，以特罗胥为首的资产阶级国防政府被迫在原有的60个国民自卫军营队之外，再扩充60个新营队。巴黎工人阶级及革命群众即以最大的热情参加了新建的国民自卫军营队，由此使自己得以武装起来。这支由工人阶级组成的新建的国民自卫军成了日后的巴黎公社得力的支柱。
20区中央委员会成立后于9月15日发表历史上称为的“第一个红色公告”，要求取消旧警察局，由选举产生的区政府掌管员警的职能，新警署的官吏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取消限制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法律，征用生活必需品，将无主住宅分配给无住房的居民。立即选举流动自卫军军官，发给全体公民枪支和弹药。由区中央委员会组织人力和物力进行各区的防卫，以抵御普军的入侵，以保卫刚刚成立的共和国。
9月18日普军开始包围巴黎。直到1871年3月3日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批准和约的先决条件，普军围城才结束。在此期间，法国的政局发生重大变化：波拿巴在色当被俘，人民推翻了帝制，成立了共和国，至此，普法战争的性质改变了。马克思在9月9日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写的第二篇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中指出：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方面的防御性质已随着路易·波拿巴的被俘和巴黎革命人民成立共和国而宣告结束。普鲁士继续进行的战争变成了掠夺法国人民，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称雄欧洲的战争。因此，宣言号召各国工人阶级站在法国人民一边反对普鲁士的侵略。就在普鲁士国王威廉第一及其首相俾斯麦一意推行掠夺战争的威胁下，武装起来的巴黎革命人民，决心保卫自己取得的革命成果。但是，篡夺了国家权力的资产阶级的国防政府却为了镇压巴黎人民的革命斗争，千方百计要同普鲁士侵略者进行妥协谈判。在9月12日派出做过七月王朝的总理并策划镇压1834年里昂工人起义的梯也尔出访各国游说，乞求各国的统治者出面调解，与普鲁士议和。9月19—20日，国防政府的外交部长法夫尔亲自到菲利埃尔去同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进行投降谈判。10月27日，在国防政府对巴黎革命人民抗击普鲁士入侵进行种种阻挠和破坏并一再乞降，巴黎人民在10月31日第一次举行起义，革命群众根据20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这天的清早便来到市政厅前举行示威，高呼推翻国防政府，成立公社的口号，涌入市政厅把国防政府的要员特罗胥、法夫尔、皮卡尔、费里等人软禁在黄色大厅内。当革命群众在领导人布朗基、弗路朗斯主持下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筹备公社选举，热烈酝酿公社人选名单之时，特罗胥和皮卡尔等乘机逃去，并立即组织反动军队进行反扑，致使这次起义流产，国防政府在11月2日还下令逮捕起义领导人，列入逮捕名单的有布朗基、弗路朗斯等23人。
10月31日起义的失败，使人民更加认清了国防政府的反动本质。群众并不因为一时的挫折，而丧失信心，相反，群众更加迫切要求成立公社来取代国防政府。群众在集会中公开提出“如果人们不给我们公社，我们就自己去拿”，这表明公社的要求已深深在群众中扎根。国防政府为了抵消成立公社的号召力，曾妄图用虚伪的区长选举，实行市政自治的假像来欺骗群众。但恰好在区长选举中，群众却把被国防政府通缉和逮捕的10月31日起义领导人如弗路朗斯、德勒克吕兹、米里哀尔、朗维耶、瓦莱斯、等选为区长或副区长。1871年1月6日，20区中央委员会发表历史上称为“红色公告”的“告巴黎人民书”，揭露国防政府的种种罪行：不履行国防义务，使巴黎在敌人的进攻中陷入绝境，政府成员“既不会管理政务，又不会打仗”。公告指出，“公社是人民唯一的救星”，是“防止毁灭的唯一方法”。公告要求国防政府应当“让位给人民，让位给人民公社”。
国防政府的特罗胥为了加强同普鲁士的妥协来对付巴黎人民的反抗，建议由反动的维努亚担任巴黎武装力量的总司令，调派大量宪警部队把守要道，防止革命群众冲击市政厅。当巴黎革命人民在1月22日，响应20区中央委员会的号召，到市政厅前举行示威，再次准备举行起义时，遭到了国防政府早早佈防好的宪警部队的袭击。巴黎人民为建立公社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又一次遭到资产阶级国防政府的残酷镇压。
国防政府就在加紧镇压和大肆搜捕起义者的同时，在1月23日派出了法夫尔到凡尔塞去同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进行停战谈判，普军也于1月26日停止了对巴黎进攻的军事行动。当停战谈判的消息传出之后；巴黎人民纷纷抗议，驻守的15000名水兵拒绝弃守自己守卫的炮台。国民自卫队回应水兵的行动，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国防政府的口号，号召人们去支援水兵。根据法夫尔同俾斯麦签订的停战协定，法国方面要把巴黎周围的炮台移交普军。解除正规军和流动自卫军的武装，但不敢提解除巴黎人民的国民自卫军的武装。就在签订停战协定的紧急关头，巴黎国民自卫军于2月15日，三千多国民自卫军代表在蒂沃里—沃克斯霍尔舞厅举行第一次国民自卫军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国民自卫军联合会及其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选派巴黎各区国民自卫营队代表20人组成临时委员会，拟定国民自卫军联合会章程，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办法。会议提出一系列要求，反对任何解除国民自卫军武器的企图，把前国防政府的主要成员特罗胥、法夫尔及其同谋者梯也尔等人交付法庭审判，建立社会拯救委员会，用武力反对普军进入巴黎等。由于巴黎工人和劳动者基本上都加入国民自卫军，因此，国民自卫军联合会及其中央委员会就成了巴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军事组织。在此后的日子里，这个组织取代了20区中央委员会在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和夺取国家政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月24日巴黎国民自卫军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1）反对任何解除国民自卫军武装的企图；（2）一旦普鲁士军队进入巴黎，全体国民自卫军应立即进行反击；（3）国民自卫军只承认自己委派的将领，不承认其他任何将领。会后全体代表整队前往巴士底狱广场参加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这次示威游行是巴黎革命力量的大检阅，大大增强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和信心。3月3日，国民自卫军再次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国民自卫军联合会的组织章程，3月15日，按照通过的国民自卫军联合会的章程，选举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当选为委员的共40余人。他们多数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工人、职员、记者，但他们都是巴黎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和信赖的人。并推选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著名领袖，资产阶级革命家加里波第担任国防自卫军总司令。（他没有到职）
早在2月间，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推选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梯也尔为国防政府的行政首脑，他精心挑选反动分子如法夫尔、皮卡尔等人组成他的内阁。梯也尔从一开始便筹划镇压巴黎的革命人民，查封最受巴黎人民欢迎的革命报纸，如《复仇者报》《人民呼声报》《杜歇老爹报》等。并频频召开军事会议，筹划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并解除其武装，逮捕国民自卫军委员会成员，摧毁巴黎一切革命组织，并决定在3月18日凌晨开始行动实行对巴黎人民突然袭击。当梯也尔的反动军队在勒康特的领导下把在蒙马特尔高地上的大炮抢到手并企图运走时，全城的警钟敲响了，革命群众（包括男女老少）像怒潮般从四面八方涌到了蒙马特尔高地，武装的国民自卫军纷纷出动，把勒康特一伙团团围住。站在斗争最前列的是巴黎革命妇女，面对勒康特军队的枪口毫无惧色，大义凛然斥责敌人的指挥官说：“你们在这里干的事情是可耻的！”又对敌人的士兵说：“你们给敌人服务吗？”“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吗？”“你们替压迫者充当盲目的工具还不够吗？”“你们替卖国贼服务难道不害羞吗？”敌人的士兵被问得无话可说，无地自容。就在这时，暴跳如雷的勒康特四次下令开枪射杀革命群众都遭到士兵的拒绝，而且，士兵们纷纷起义同革命群众举行联欢。勒康特及其亲信，随即被逮捕。革命群众即于当天的4点半钟，在红宫花园把勒康特和充当夺炮密探的曾经被特罗胥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1848年6月起义镇压工人阶级的侩子手克刘芒·托马枪决了。在当天晚上10时，起义者便佔领了市政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也就迁入上空飘扬红旗的市政厅，从而占领了整个巴黎，取得了政权，巴黎公社的起义宣告胜利。巴黎公社起义的胜利是巴黎革命群众自觉地自动地自发地进行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国防政府的统治把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推上了政治统治的权力地位取得的。在巴黎人民热烈欢呼革命胜利声中，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于3月19日发表宣言说：“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由他们亲身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拯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夺取政权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随着反动的军警部队的瓦解和崩溃，反动的官僚们纷纷随梯也尔逃往凡尔赛。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立即派出它的委员去接管各军政部门，由普通工人、职员、革命知识份子组成了新型的行政人员队伍，取代旧的国家机关的官吏，这些来自人民群众中的小人物登上了革命政权的领导岗位，掌握权力，都表现出卓越的组织管理才能。派去接管财政部的是装订工，蒲鲁东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委员，3.18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的瓦尔兰，和会计员、蒲鲁东主义者国际会员茹尔德；接管内务部的是记者、国际会员，布朗基主义者瓦扬；派埃德去接管陆军部；派铸工杜瓦尔（布朗基主义者，3.18起义领导人之一）去接管警察局；派职员出身的贝热瑞去接管卫戍司令部；派制鞋工卢利叶去接管教育部；派机械工阿西任员警厅警卫司令等。3月26日，巴黎的革命群众，满怀喜悦心情参加公社的选举，总人数达22万8千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公布候选人名单。选举的办法，各区公社委员按各区人数的比例而定。候选人得票，达到选举人数的1/8，才算有效。当日选出公社委员64人，其中工人27人，职员8人各种自由职业者29人。从政治思想派别分，普鲁东分子20人，布朗基分子21人，新雅各宾主义者及无党派人士10人，在64人中，第一国际会员28人。后来在4月16日补选公社委员20人，两次选出公社委员共84人。补选后只有龙格算是马克思主义者。
3月28号是公社正式成立的日子。3月29日公社成立10个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
这10个委员会是：
（1）执行委员会。负责执行公社的一切法令和其他委员会的决议。
（2）军事委员会。负责军事工作，领导国民自卫军。
（3）财政委员会。编制公社预算。经营拨款、房租、债务、捐税事宜。
（4）粮食委员会。负责粮食供应，对食品实现管理，清查各商店所有物资。
（5）司法委员会。管理一切诉颂案件，实行司法改革。
（6）治安委员会。负责保卫公社安全，保护公民利益、镇压反革命。
（7）劳动、工业、交换委员会。管理工业、公共工程、商业贸易。
（8）社会服务委员会。负责监督邮电局、公路局、铁路公司。
（9）对外联络委员会。负责外交工作，联络法国各地公社
（10）教育委员会。负责教育事业，进行教育改革普及义务教育。
通过这些委员会的设立，公社统一行使立法和行政的权力，彻底否定了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担负起管理社会生活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治安等各方面的职务。公社发布一系列重要的法令，并立即贯彻执行。其中有：
（1）3月29日公社颁布第一道法令，即废除常备军和代之以国民自卫军。法令宣称“（一）取消征兵制；（二）除国民自卫军外，不得在巴黎调入任何武装力量；（三）一切适于服役的公民都编入国民自卫军”。这道法令是巴黎公社废除资产阶级的军事武装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权力，而代之以人民武装，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权力的一项最重要措施。
在同一天公社会还颁布一项重要法令，宣佈“公社是当今唯一的政权”。“凡尔赛政府（即梯也尔的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拥护者所发的命令、指示一律无效”。“任何官吏或职员不服从本法令者，立即解除其职务。”
（2）4月1日公社通过关于限定公职人员最高薪金每年为6千法郎（相当于工人的工薪）的著名法令。该法令指出：“以前各公共机关里的高级职位由于所得高薪而往往成为钻营的对象，并按谋职者的后台势力来分配，而且在真正的共和国里，既不应该有高薪的闲职，也不应该有过高的薪额；兹规定各市政机关职工所得的最高薪金每年为6千法郎”。
（3）4月16日，公社领发了关于将逃亡企业主所遗弃的工厂移交给工人生产协会的重要法令，该法令宣称“鉴于许多工厂被拒不履行自己公民义务和不愿考虑劳动者利益的企业主所遗弃，……从而对劳动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损害，”为了恢复这些企业的生产，公社授权工人协会联合会设立专门调查委员会来进行如下工作（A）调查被遗弃的工厂的状况及编制工厂财产清册；（B）拟定实际开工措施，依靠本厂工人组成工人生产协会进行生产等经济活动；（C）制定工人生产协会章程；（D）成立仲裁法庭，规定将工厂完全交给工人生产协会的办法和条件。这道法令无疑是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法令，所以受到工人阶级的热烈拥护。
（4）4月19日，公社发表了《告法国人民书》。这是公社的纲领性文件，它宣布公社的目的是巩固共和制，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公社的完全自治，在地方自愿联合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政治统一。宣布公社的权力如下：批准公社预算，保证个人自由，信仰自由和劳动自由；保证公民经常参加公社事务；组织城防和国民自卫军；进行必要的行政和经济的改革；等等。
巴黎公社所采取的一系经济措施和社会措施，都是以保证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除上面已提到的之外，还有禁止面包工人夜班工作，废除厂主等擅自僭取私人裁判权；废除他们擅自用制定罚金，扣款来掠夺劳动者工资的权利；学校所有学习用品，包括书籍，地图纸张等，免费由政府供给；1871年4月份以前最近三个月房租全免，禁止赌博，所有政治犯立即释放。拆除象征暴力推崇军国主义的旺多姆圆柱等，都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制定的。所有这些都表明巴黎公社是在朝着共产主义即废除造成阶级分裂的私有制度的方向努力工作的。虽然公社领导者大多数是蒲鲁东无政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而公社的工作却正好是同这些领导者的政治观点相反。
以上根据客观的历史事实，扼要介绍了巴黎公社产生的经过和它所从事的一些重要活动。我们在文章的开头就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就是立足于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巴黎公社这个客观事实，进行细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才得出结论说：“巴黎公社的秘密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个政治形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根据巴黎人民的斗争经验，特别着重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的掌握现成的国家武器，并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初，巴黎人民曾寄希望于推翻帝制后成立的国防政府及稍后的国民议会政府。但事实证明，这些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却同普鲁士皇帝沆瀣一气来反对人民。这就表明，工人阶级绝对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来谋求自身的解放，而必须推翻这个反人民的政权，而以自己掌握的国家政权来取代它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同旧的压迫人民国家的政权有什么不同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回顾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国家政权演变的历史，他指出：自大革命以来，法国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员警、官僚、僧侣和法官，”都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起来的。”“像蟒蛇一样”“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这个国家政权，不管它的形式是所谓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和帝制的，都是压制和剥削生产者，即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具。巴黎人民建立的公社，同这些压迫人民的国家政权是“真正的对立物”。
巴黎公社之所以不同于旧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就在于它是由革命人民自动自觉积极行动起来干预国家生活，经由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政府各行政部门自上至下的一切公职人员，自公社委员起，都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过去的国家政权的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办公费，都被取消。由于取消了旧国家政权的常备军、员警和庞大的官吏队伍以及他们所享有特权，使公社成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有过公正廉洁的政府。
对于旧的国家政权的特点，恩格斯在他写的导言中有段精辟的论述。他说：“以往国家（政权）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为了使人民更加明白了解问题，恩格斯特意举了美国的例子，他继续说：“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厉害地构成国民中一个特殊和富有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取得胜利后取得相当职位作报酬。”“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掌握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治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
恩格斯这段精辟的论述虽说是以当年的美国为例子，但对照今天美国的实际政治生活，不也是一样的吗？从那时以来，美国就是由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轮流执政”来统治和掠夺人民的，这是事实。
巴黎公社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府根本上同旧的国家政权相反，任何人都无法谋取国家政权的职位来获得丰厚的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非常赞扬巴黎公社采取的防止国家政权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措施，恩格斯说：“为了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出的最高薪金是六千法郎。这样，只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许可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这就是巴黎公社在政治方面采取的根本性改革，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此外，更为重要的，公社所以不同于旧的国家政权。在于它是“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是“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说：“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的统治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不可能实行。而且，所谓“公社”就将是一个“骗局”。
巴黎公社采取的经济措施就是朝向“劳动解放”这一伟大目的的。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能离开劳动生产。“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条件，”没有劳动生产，任何个人和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存在。但在过去有过的私有制社会形态中，由于一些人採取“篡夺、欺骗、权诈”的手段，占有了劳动生产借以进行的生产资料，因而成了社会的统治阶级，绝大多数的生产者因为自己没有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受到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奴役和剥削。在奴隶社会，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奴隶，在封建社会，则是农奴，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生产者就是受雇于生产资料占有者，即资本家阶级的雇佣工人，即无产阶级。既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使被奴役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取得政治的统治地位，他当然要谋求经济上的解放，摆脱劳动生产者受制于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奴隶地位。办法就是把生产资料从占有者手中收回来归社会所有，从而使全体社会成员不再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不再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巴黎公社正是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采取行动的，不但进行政治上的改造，而且进行深刻的经济的改革来开始工作的。而所有旧的剥削阶级的国家权力都是维护、保护原来的剥削制度，镇压任何对剥削制度的侵犯。而巴黎公社则以取消任何剥削制度为目的，这就是作为工人阶级政府的巴黎公社，同过去的旧国家政权的根本区别所在。
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提出了如下富有教育意义而有远见的观点。他说：“公社并不是取消阶级斗争”。“但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工人阶级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完成（这是经济改造）；这裡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勿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著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个复兴事业将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取代，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取代一样。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这就是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开创了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篇章，因此巴黎公社的业绩，“将永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躯而受人敬仰”。正因为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主动地积极地通过普选选出自己所信赖的代表组成的，按照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进行工作，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监督的政权，因而是最民主的政权。这就是马克思用最准确的科学语言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群众的政权。
所以，正当巴黎公社在巴黎革命人民支持下火热朝天地进行创造伟大的历史业绩时，法国所有的反动派，包括保皇党、秩序党、君主立宪党，各式各样的共和党人乃至拿破仑分子都齐集到凡尔赛梯也尔政府的周围，策划着对巴黎公社进行反扑，组织强大的武装力量，对巴黎进行反攻。并于5月21日攻入巴黎，开始了对巴黎人民血腥大屠杀的五月“流血周。（从5月21日—28日）”巴黎公社在它成立后的第72天，终于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失败了。血腥镇压巴黎公社刽子手梯也尔及其帮凶，杀害公社社员达三万人之多。加上被逮捕监禁和流放的受害者，总数达10万人之众（有人估计为保卫公社同敌人进行斗争而牺牲的社员为7.29万人，被梯也尔政府逮捕后被枪杀的达2.98万人）。梯也尔的所谓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就是建立在巴黎公社社员的鲜血和尸骨之上的。
当然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的72天，它不可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工作上做得更多。但它提供了创造新社会的重要原则。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阶级并不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不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这个“新社会因素”是什么呢？这就是现存社会的受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劳动者、生产者，即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在所有的私有制社会里，劳动者，生产者阶级总是被排除在国家管理的权力之外不仅不能过问政治事务，甚至连自己的经济生活也只能任由统治者通过种种政策法令乃至各种有形无形的约束手段来安排，更谈不上接受文化科学技术的教育和训练了。而公社正好与此相反，它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提供了广阔的自己管理自己的空间，可以发挥自己最大的创造能力通过实践创造一个更加适合人类生存的社会制度。这就是巴黎公社！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宣导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这些迟生150年的人，未能亲身参加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但通过学习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我们终于明白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深深感受到巴黎公社社员们为了创造新社会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并为这种革命精神所鼓舞。回顾过去一个世纪无产阶级为创建新社会的斗争，不仅经历阶级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和破坏，还遭到来自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这些“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者的严重“阻挠和延误”，以至直至今天工人阶级未能建立起如马克思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来推动彻底的社会变革。摆在当今无产阶级面前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以巴黎公社为榜样，坚决粉碎一切反动派的旧国家政权。建立起强大的拥有广泛革命群众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只有这个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才能阻止资本主义制度把人类推向毁灭的深渊。
（四）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阐述的过渡时期理论
1875年5月22日至27日，德国两个工人阶级的组织：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所谓爱森纳赫派）和哈森克莱维尔、哈塞尔曼和特尔克领导的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哥达召开联合代表大会，合并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事前拟定了合併后的党纲草案。马克思看到这份纲领草案后，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一文，全面地严肃地批判了纲领草纲的错误观点。但，这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却因为急于要实现两个工人组织合并的李卜克内西隐瞒了长达15年之久，直到1890年10月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起草一个新的纲领来取代《哥达纲领》时，恩格斯为了帮助德国党制定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才在《新时代》杂志1891年第一号上公开发表这份重要文献，同时也发表了恩格斯写给倍倍尔的批评《哥达纲领》草案的一些信件。
在这篇短文中，我们不可能详细介绍马克思这份文献的全部内容，我们提出来讨论的是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草案提出的“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这一错误思想时阐述的关于过渡时期这一重要思想。马克思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注）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注：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高级阶段和初级阶段，后者就是常说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历史上第一个曾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瓦解已经有15个年头的今天，一切关心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人对于150年前马克思提出的关于过渡时期的这个重要思想，应该给予最大的关注，并认真加以研究。因为从十月革命成立之后在俄国发生的一切国内国际的重大问题，诸如工人阶级政党的官僚化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蜕化变质的问题，工人阶级在自己的国家政权下如何对旧的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由此形成的旧的社会思想、意识及社会生活习惯进行改造和创立适合人类生存需要的新的生产关係和新的社会上层建筑问题，以及在国际关系上，如何打破旧的私有制的国际秩序，推进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在马克思所说的过渡时期里发生的。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是同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地从理论上去探讨过渡时期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思想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话，但它的含义是十分深刻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这需要我们在学习中认真去思考和体会。首先，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这句话应如何去理解呢？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任何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社会形态，都经历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比如从奴隶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构成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土地分封制关係早在奴隶制社会里就发生和发展了，只是在奴隶制社会崩溃之后，封建制的土地关係才普遍盛行起来，奴隶制社会也就为封建制社会取代了。再如从封建制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在资产阶级还未取得政权之前很久，资本主义的经济关係，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早就在封建社会里生长和发展起来了，这也就是说，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已经开始了。只是当资本主义的因素发展到不堪忍受封建制度的束缚时，资产阶级才起而闹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国家，这时候，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便可以“自由”地在自身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但，无论是从奴隶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还是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从一种私有制社会转变为另一种私有制社会，所以，它们的“革命转变”可以在旧的社会形态中孕育成长和发展，这体现了整个私有制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从私有制社会形态转变为公有制社会形态，所以它们的“革命转变”同私有制社会之间的“革命转变”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因素或成分不可能在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中孕育成长；资本主义私有制也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切的发生只有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后才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事实上乃是无产阶级有意识的自觉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行变革的过程。这也是恩格斯所说的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开始。
马克思所说的“革命转变”是什么意思呢？它包含那些具体内容呢？毫无疑问，所谓“革命转变”，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即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一再申述的“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产生阶级差别的“一切生产关係”，和“消灭与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此外，还要“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係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但这还只是无产阶级革命要达到的目的的一个方面，即破除的方面，而目的的另一面则是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破除的任务和创立的任务是同时存在的。
我们在学习巴黎公社时就已经知道马克思曾说过：“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这里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勿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马克思的这些话是就经济方面的“革命转变”说的。但，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对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联合的”经济组织究竟是啥样子的，谁也没有见过。我们见过资本家的工厂、商店、公司，也见过如托拉斯、辛迪加、康采因、卡特尔、乃至当今的跨国公司等资本主义庞大的经济组织，它们的分支机构和相关的组织遍布全世界，可以说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已经把全世界纳入它的网罗之中。毫无疑义，这些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都是资产阶级为赚取利润而设立的。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联合体”就是相对与资本主义的纯粹为谋取利润的经济组织提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是不自由的，它们只服从一个主宰，那就是利润；为了利润，这些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可以不顾工人的健康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或者增加劳动强度，极不道德地使用童工和女工，以便增加生产，获得更多的剩余劳动。而在引发生产过剩招致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它又可以大批大批地解雇工人，把他们抛入失业大军中去，而不顾他们的死活。这就表明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中，包括人和物，都是不自由的，整个组织都为利润这个无上的主宰所驱使，谈不上人的自由，人的平等，也谈不上人的尊严；就像木偶戏中的木偶一样，既不能说话，也没有自主行动的可能；它的表演，它的说唱，它的一招一式，完全操从在提线人的手中，任由提线人摆布，这就是没有自由。如何把不自由的奴役人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改变为“自由的联合的”经济组织，从而使劳动者获得解放呢？这就是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治统治地位后所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只给工人阶级指出一条原则，那就是首先要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阶级性质”，即取消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使这些经济组织变成工人国家所有。至于工人阶级在自己的国家所有的经济组织中如何真正的当家作主而获得自由，这却没有任何先验的方案可循，而只能由工人阶级在新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去探讨去解决。
其次，说到政治方面的“革命转变”问题，事实上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如何才能巩固发挥其应有的革命作用的问题。就一般情况说，似乎工人阶级经过革命夺取了政权，就万事大吉了。事实上，事情不如此简单。正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只是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一个工具，中国有句古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个木匠要做好一张品质上成的桌子或一张床，除要有好木料之外，还得要有好的刀、斧、凿、锯等工具；这些工具不好，甚至坏到不能使用，这位木匠是不可能做出好桌子好的床的。作为实行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革命转变工具的无产阶级专政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是不是十全十美的呢？当然不是。正如同一切事物一样，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新生的事物总会经历它幼年时期，然后才能发展到成熟的时期。一个刚开始结成的苹果总是酸涩的甚至带有苦味，只有成熟的果子才是甜美可口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初生的工人阶级政权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完美无缺的。它需要在斗争中不断改正自己的缺点甚至错误，才能使自己完善起来，担当起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的重任。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就注意到公社存在的缺点，他指出公社太过仁慈，对敌人太宽大，它曾放走过反动分子特罗胥、法夫尔等；它发布通缉反动分子的法令交付法庭审判，但却不能付之行动。它本应没收银行归国家所有，却低声下气地向银行乞求贷款。第一次公社选举时，还把倾向反动政权的人选为公社委员，这些都表明公社软弱无力，选举的漏洞太多；更使马克思感到不安的是公社还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花在彼此间的纷争的时间太多，以至分散了公社的整体力量。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在过渡时期中工人阶级亟需解决的政权建设的问题。
如何才能促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完善和巩固起来，发挥它在过渡时期中担负起革命作用呢？这正如同在经济方面用“自由的联合体”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一样，没有先验的方案可以遵循，工人阶级只能从斗争的实践中去探索解决。但，这里也有一条必须遵循的原则，那就是：在整个过渡时期中，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必须是自觉的主动的参加政权工作的一切方面。离开这一条就不会有无产阶级政权完善和巩固可言，甚至可以说这个政权就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其次，马克思说得很明白，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过渡性质的政权，是适应“革命转变”的需要而存在的。因此，这个政权将随着“革命转变”的逐步完成而成为不需要的政权。正如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批评《哥达纲领》草案时所说的：“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性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会存在了”。由此看来，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另一条原则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必需促使这个过渡性的国家政权走向“自行解体和消失”。如果不是这样，肯定说，这个政权就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这里，似乎存在有矛盾：一方面说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要“完善和巩固”，另方面又说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要走向“自行解体和消失”，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事实上，这里并不存在矛盾。因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完善和巩固”是由于有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自觉的主动的参与，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在对敌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能发挥最大的革命作用。而与此同时，也由于同样的原因，随着阶级的消失，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作为“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自然不再需要而“自行解体和消失”。这正好体现了事物发展的矛盾统一规律的客观辩证过程。
至于说到社会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革命转变”的问题，那更是琐碎麻烦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几千年来的私有制度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和思想、意识、观念乃至人的生活习惯，可以说是非常顽固的，绝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就能一下子改变过来。这将是在无产阶级政权下，经过长期的教育工作和不断的批评斗争，才能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确立和发展逐步得到改变，而与此同时，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也由此得到逐步的确立起来。不难想像，一个在私有制培养起来的满身铜臭的自私自利的人，怎么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也不难想像一个吊儿郎当，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或地痞无赖，怎么可以做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即便是个工人阶级，如果他受到私有制形成的思想观念影响和腐蚀很深，没有社会主义的觉悟他也不可能担负起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重任的。列宁在1919年3月的一次彼得格勒苏维唉代表会议上，答复与会者的提问时讲了一个故事，他偶然看到一位美国理发匠写的赞扬百万富翁的回忆录。这位理发匠当然是个工人阶级了，但他的思想，他的世界观却是资本主义的，这位理发匠每天为百万富翁美容，呆上一个小时，便得到一美元的酬劳。在当时，一美元当然是相当优厚了，因此这位理发匠很心满意足，觉得资本主义很好，他不想要什么社会主义！列宁认为这种思想值得警惕，不能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少数工人生活得好就不要社会主义。显然，受到资本主义制度腐蚀的这位理发匠是不会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斗争的，如果他不摆脱资本主义的影响，他也不可以成为有觉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作为社会主义公民必定是一代新人，他是以劳动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有知识、有文化、自觉为整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竭尽自己才能为社会作出应有贡献的人，同时也是具有历史上公认的道德品质和高尚品格的人。公正、无私、诚实、坦白、友爱、互助必定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人于人之间关系遵循的准则。旧社会那种贪得无厌、损人利己、你虞我诈、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人际关系必将不复存在而成了可笑的历史记忆。只有当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成长起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创立才是不可逆转的。
最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还提到了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问题。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斗争的舞台，“形式上”虽然是在本国，但实际它是国际性的斗争。所以，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原则。
由此可见，马克思提出的过渡时期理论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深刻的，它涉及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乃至国际关系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所谓过渡时期，事实上就是这种“革命转变”的历史过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只是这个历史过程的开始，而不是这个历史过程的结束。因此，处在这历史过程中的社会自然也就是过渡性的社会了。这就是说，这个社会既不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因为资产阶级已经被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正在实行“革命转变”当中。但它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还在创立的过程中，所以，这个过渡时期的社会就像十月怀胎的母亲，既有临产的痛苦，又充满新生的幸福的希望。说痛苦，因为旧社会的一切正在被破除，难免有切肤之痛。说希望，因为已经看到了人类渴望己久的“大同世界”，“自由、平等、博爱”的新社会就要出生，这个所谓“大同世界”，“自由、平等、博爱”的世界，在统治阶级，在资产阶级那里是愚弄劳动人民的谎言。而在无产阶级这里，通过革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却是能够付之实现的。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形成历史来看。从1848年2月发表《共产党宣言》起，马克思吸收了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又经过1871年巴黎公社斗争的亲身体验，直至1875年对《哥达纲领》草案的批判，前后共历时24年之久。在此期间，马克思时时刻刻都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研究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发展方向，才明确提出“过渡时期”这个政治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科学概念的。我们切莫由于“过渡”这个词的表面意义，以为这只是历史短暂瞬间，如同从河的此岸过到彼岸一样，过了河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了。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过渡时期乃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实现革命转变的“十月怀胎”的历史过程。谁也无法确定这个历史过程的终点。这只能由阶级斗争的实践来决定。由此看来，当今流行的认为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了，有的人还认为只要是共产党（指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领导的，像英国那样国家，也就是“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更有些国家，不管是什么阶级占统治地位，也不管它的经济状况如何，也自称为社会主义，什么“人道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低级的”社会主义，“初级的”社会主义等等。它们通通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不谈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中的过渡社会。这就表明，这些观点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骗人的政治谎言。
附一恩格斯论国家的起源和国家的消亡
上面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形成及其主要的观点。但，这过渡时期的理论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完整理解过渡时期理论，还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有关的观点，特别是有关国家的起源和国家消亡的观点，为此，我们特意从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这两本书中摘录有关的观点如下：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脱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马恩全集》21卷194页）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等级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法兰西第一帝国特别是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也是这样，它唆使无产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又唆使资产阶级去反对无产阶级。”（《马恩全集》21卷196页）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为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马恩全集》21卷198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时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就消灭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下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之被消除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的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的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马恩全集》19卷242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指的国家，当然就是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民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恩全集》19卷245页）
最后，我们还要引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最后的话作为总结，恩格斯说：
“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这些语重心长的话应当成为激励当今一切献身于这一“解放世界事业”的人的用之不竭的动力。
2005年8月23日
附二关于过渡时期理论问题的一封旧信
……
你的“思想体系”及你和郑老交换的意见，我都拜读了。我觉得从求知出发，经过交换意见，一定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理解得到更加深刻透彻，这是件好事。
你似乎认为争论的焦点在于对马克思的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段话的理解不同。当然，如果理解不同，就会争论不休。但，马克思用以表述他的思想的这段话文字本身是非常清晰透彻的，根本不存在有引起误解的可能，只要我们按照这段文字的逻辑结构去思考就会明白的。
依我的理解，马克思这段话有三层意思。第一，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要经历一个“革命转变时期”；第二，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第三，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三层意思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开的。
在这裡，我们应当理解的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为什么必然有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有一个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上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这个时期的社会有什么特点？
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都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但过去有过的“革命转变”，都是从一种私有制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私有制社会形态的转变（原始氏族公有制到奴隶制的转变除外）。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则是从私有制社会到公有制社会的转变，所以它的革命转变时期就不同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革命转变时期。比如说，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在资产阶级未取得政治统治之前，资本主义的成分，资本主义的因素就已经在封建社会的胚胎里孕育成长了，这也就是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开始了。只是在资本主义成分，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到不堪忍受封建社会这个“外壳”的束缚，资产阶级才起来闹革命，打破封建制度的枷锁。当资产阶级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统治时，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就完成了。而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则不同，这个革命转变包含两个相反但又互相连系的过程，即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过程。私有制不会自行消灭。公有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胚胎里孕育成长。这一切的发生都只是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后才能发生。
其次，在这个革命转变时期，必须要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行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这是历次革命经验已经证实了的。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是“万岁”的封建帝国，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永恒的自由王国”，而是过渡时期的国家。一当私有制决定地被消灭，公有制确定地建立起来，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期也就到了终点，社会也就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阶段，而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开始消亡了。……
“革命转变时期”，或“政治上的过渡时期”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马克思没有经历过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革命转变时期”（巴黎公社只存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但他知道在这个“革命转变时期”里，正是社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处于连续性中断的阶段，各种社会因素、成分、阶级、阶层正在展开激烈的斗争，上升与下降，生与死的搏斗使整个社会处在剧烈变化之中。这个急剧变化中的社会朝着那一个方向发展呢？按照历史发展的要求，这个急剧变化中的社会当然要向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转变才有出路。但这不取决于个人、政党、派别的愿望，而取决于各种社会成分的力量对比。正是马克思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把握了“革命转变时期”社会的基本特点，并根据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教育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强大的工具，来解决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中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促使社会向着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转变。
斯大林在苏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宣称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人们从来也不分青红皂白，便无条件接受了。但当斯大林的罪行公开揭露出来之后，人们对斯大林伪造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失所望，这是理所当然的。人们本应从此面对严酷的事实，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这严酷的事实进行批判认识，扫除斯大林散布的乌烟瘴气，使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得以认清前进的道路。可是，有些人却在那里为斯大林的已经破产的伪造学说进行修修补补。于是许许多多的稀奇古怪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新”名词现纷纷出笼：什么“民主的”社会主义，“专制的”社会主义，“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多党制”的社会主义。“狭义的”社会主义，“广义的”社会主义，“共产法西斯”的社会主义，还有苏联人说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等等，真是五花八门，使人眼花缭乱。但肯定说，在马克思指出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过程中，绝对不会有它们的位置。……这也说明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确实是当务之急。
198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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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陈独秀研究应开放禁区（谢伟（姜君羊），1994年9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姜君羊（田淑）
谈陈独秀研究应开放禁区
谢伟（姜君羊）1994年9月8日
据悉由《陈独秀研究会》和江津市政协等联合举办第三次全国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将在本年10月间在江津召开，以纪念陈独秀诞辰115周年。研讨会的主题是个关于陈独秀后期的思想和活动。在陈独秀逝世的地方纪念他的寿辰，研究他晚期的思想和活动，这样的安排很有意义。
十五年来，我国学术界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的态度，对陈独秀一生所从事的事业，进行了大量的多方面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从已经出版的有关论著来说，从1987年算起，七年间出版的专著达18种之多，平均每年出书2.5部。又以去年为例，在各种有影响的期刊上发表有真知绰见的有关陈独秀问题的专著就有35篇，平均每月有3篇文章发表。由此可见，我国学术界对陈独秀问题的研究是十分热烈的。
在陈独秀问题中最引人入胜，又最棘手的问题无疑就是他作为中共的创建人，在1925－1927年大革命中执行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大革命失败，并在其后又转向托洛茨基，成为中国托派领袖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乃是因为它不只是陈独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20年代苏共党内和共产国际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同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集团之间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大辩论的谁是谁非的问题，关系到托派如何形成、其性质如何等问题。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有可能写好20年代的中共党史，苏共党史和共产国际史；才能懂得自列宁逝世以来的国际共运史。可见，研究陈独秀晚期的思想与活动，关系至为重大。今年《炎黄春秋》第六期载有萧克将军撰写的《陈独秀诗集》序，提出应该研究陈独秀转向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活动，研究中国托派和国际托派，这是很有见地的。这原是萧克将军12年前的主张，现在又重新提出来，可见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今天是更为迫切了。
（一）关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当今我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有的已经取得共识，如认为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执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来自共产国际，来自斯大林。
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主要内容就是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国民革命。中国国民党是四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国民革命应由国民党来领导。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应帮助国民党取得革命成功。为此，共产国际以组织纪律要求中共全体党员都加入到国民党去做国民党的党员，帮助国民党改组，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和开展群众运动；为此，苏联政府还派出大批顾问来到中国，帮助国民党办黄浦军校，培养军事和政治人才；还拨来大批经费和武器，装备国民党的军队；甚至国民党办报纸，也是拿的鲍罗廷顾问皮包里的卢布。在整个革命运动进程中，不管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如何严重，不管群众的斗争如何超越国民党党纲所允许的范围以外，共产党都要以忍让为重，应党尽可能限制群众斗争的“过火”行为，以保持国民党这个四个阶级联盟不致于破裂。于是乎当蒋介石挑起中山舰事件，扣押共产党员李芝龙时，人们要求共产党同蒋介石和解，“消除误会”；蒋介石虎视眈眈视准备一进入上海便大开杀戒之时，人们却要大开欢迎大会，欢迎蒋介石进入上海，《真理报》还发表文章祝贺蒋介石这个“革命英雄”的胜利。在“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人们又捧出汪精卫来充当“国民党左派”领袖。“马夜事变”后，鲍罗廷顾问还亲自出马，搞甚么“调查团”。当农民群众起来分田分地时，人们却要发布训令不准侵犯国民党军官的土地……。总之，用大名鼎鼎的鲍罗廷顾问的话来说，就是要“工人做国民党的苦力”。这就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这实实在在是一条地道的阶级妥协路线。
不幸的是，当时，陈独秀和其他中共的领导者都没有看透这条路线的反动本质。尽管陈独秀等反对过加入国民党，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也提出过“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但在国际代表一再“说服”和在国际纪律约束下，这些中共的领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忠实地”执行这条路线，并通过自己去说服全党，使这条路线得以贯彻执行，通行无阻。这结果就是历史昭示我们的：在国民党主（不管是右派、中派和左派）的屠刀下，无数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染红了中国大地。
大革命失败了。从指导路线和所采取的政策及具体措施来说，责任应由共产国际来负，由斯大林来负。这一点，也已为学术界根据确凿的档案资料予以认定。这就纠正了中共党史上对这个问题做出的结论。如1945年六届中委七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的“在大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领导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显然，这个结论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只要稍为审阅已公诸于众的档案资料，谁都不会相信这个论断。这个论断明显与事实不符，简直是颠倒是非，黑白不分。别的不说，把执行国际路线说成“拒绝执行”，把阶级妥协的东西说是“英明指示”，这不仅是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文过饰非，而且还要大唱赞歌。这样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论断，难道还不应该改正么？
当然，并不因为失败责任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负责，便减轻陈独秀和当时的中共其他领导人推行这条阶级妥协路线的罪责。在这点上，陈独秀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
过去，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不明白“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来源，只听从斯大林的宣传，都相信这条路线就是陈独秀自己搞出来的。即使有人知道这条路线是来自共产国际，来自斯大林，也知道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应当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来负责。但谁都不愿说，不能说，也不敢说。我们中国人受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影响太深。为圣者读，为贤者读，为王者读，为长者读等等一套儒家做人的行为规范，使得像瞿秋白那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共产党人也说出不能“诿过国际”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话来。即使如“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毛泽东，在斯大林死后4年的1957年去莫斯科参加十二国共产党会议，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还对卡德尔说了如下话：“你们还经常攻击斯大林，我们不攻击他。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斯大林给我们制造的损失，所做的坏事要比你们的多得多。然而他今天在世界上是一个有分量的人物，为甚么要惹这样一个人物来反对自己呢？”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斯大林给中国革命“制造的损失，所做的坏事”，当然包括所谓“陈独秀机会主义”，“瞿秋白冒险主义”，“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以及统治中共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等等。毛泽东非常清楚，这些左的、右的机会主义都是来自斯大林，都应当正名为“斯大林右倾机会主义”、“斯大林冒险主义”和“斯大林左倾机会主义”。但对于斯大林这样显赫人物，是“惹不起”，只能“兜着走”的。明知他有错，但不说，不但不说，还要捧他为领袖。因为他“喜欢这样做，而这样做对我们有好处”。这就是毛泽东在政治斗争中的哲学。
60年代初，在中共与苏共之间发生的那场“中苏分歧”的大辩论中，在《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中，我们中国还向全世界宣称，斯大林虽然对中国出过许多坏主意，但我们不批评他，只批评我们中国执行他的坏主意的人。可见，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斯大林就是一尊威严得不可侵犯不能亵渎的神灵。他有过，也得别人代过。
可是今天，斯大林已经死去41年了。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行以来，也过去38年了。这期间，在前苏联，乃至于全世界各国的学术界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著述之多，实在数也数不清，真可说是连篇累牍。但大都根据确凿的档案资料认定，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十月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比较来说，在所有的叛徒当中，要数斯大林的罪行最为严重。他完全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声誉。他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对于这样一个人，已经不是甚么“犯错误”的问题，不是甚么“功”与“过”的问题了。说甚么三七开、四六开之类的话，和客观事实已经不相符合了。今天我们中国人难道还需要为斯大林的罪过隐讳吗？
（二）陈独秀转向托洛茨基的问题
陈独秀为甚么会转向托洛茨基？对此，今天学术界还没有取得共识。这当然不奇怪。这个问题涉及托洛茨基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大辩论。可惜在我国有关这次争论的详情和档案资料，特别是托洛茨基的档案资料还没有向学术界全部公开，还是个禁区。这无疑是未取得共识的原因之一。所以，须要公布这些档案资料，以便使学术界能够据以进行客观的研究，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这里要说的是斯大林比谁都更早预见到陈独秀会成为托洛茨基反对派。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后，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就表示他这种看法和担心，当时在场的中共领导人还向斯大林保证陈独秀不会变成反对派。但斯大林心里很清楚，在大革命中，陈独秀执行的是他的政策，而不是托洛茨基的政策。革命的失败证实他是错的，而托洛茨基是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准确些说，应该是实践是检验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有了革命实践的经验之后，再比较研究托、斯二人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任何一个正直而忠于革命的人，都会毫不犹豫赞同托洛茨基，接受其观点，而绝不会因为他居于少数地位而不承认他的正确。也不会因为斯大林居于党的权力地位，就昧着良心硬说他没有错误。陈独秀之所以为陈独秀，就在于他敢为革命负责，勇于正视真理和服膺真理。无论今日的论者说他之转向托洛茨基是因为“好走极端”也罢，是“背失败责任的包袱太过沉重”也罢，是“对革命悲观消极”，进而“取消革命”也罢，这些都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也都无损于陈独秀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正直诚实、勇于探寻真理和坚持真理的高尚品质。
其实，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自身积累的革命经验为依据，比较研究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之后而转向托洛茨基的并不乏人。这里且不说国内的。在1926-1929年间，先后由组织送去莫斯科入东方劳动大学、中山大学、列宁学院等院校学习的中共党员留学生不下5百至6百人。这些人都来自中国革命的最前线，具有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现在又亲身经历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那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大辩论。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转向托洛茨基，或参加反对派的活动，或取同情的态度。须知道，那是在莫斯科，那时托洛茨基反对派正受到斯大林的排斥、打击和迫害。托洛茨基本人被赶出政治局，开除党籍，被流放到阿拉木图，最后还被驱逐出苏联。而反对派的成员，同情者，甚至涉嫌的人，都被投入监狱、判刑、流放或劳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党员留学生们敢以极大的革命勇气，冒着坐牢、流放、劳改、甚至杀头的危险，甘愿选择托洛茨基的道路。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实在值得欣羡和崇敬。据1987年出版的马员生的《旅苏纪事》所载，这数百名转向托洛茨基的中国党员留学生，只有少数人被遣送回国，多数人则与苏联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共命运，至今不明下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家在蒋介石的屠刀下死里逃生；而只因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在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茫茫西伯利亚荒原中，或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里丧生，这究竟是何因由？
《旅苏纪事》的作者马员生，是1925年入党的中共党员，1926年去莫斯科，入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因接受托洛茨基观点于1930年1937年和1949年三次被捕，发送到边远地区流放和劳改，时间长达25年之久。他是那些在苏联转向托洛茨基的中共党员中的幸存者。1955年按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指令取消原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年得到中国政府同意回国，并恢复中共党籍。回国后，他满以为中国会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了。但很不幸，“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一次因托派问题受到迫害，“几乎到了绝望的境地”。值得庆幸的是，这位老革命家在1977年因被自行车撞倒造成头部重伤不幸逝世之前，留下了这部《旅苏纪事》的回忆录，记述他在苏联渡过30年的亲身经历，使我们活着的人从中看到那些正直的忠实于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学生如何勇敢地转向托洛茨基，如何受到斯大林无情的迫害。他们的经历，对我们总会有所启迪吧！
由此可知，陈独秀之所以转向托洛茨基，正如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之转向托洛茨基一样，是以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为依据，比较研究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之后作出的必然抉择。因为他信奉的是真理，而不是权力。这同他由康梁派到“辛亥乱党”，到急进的民主主义，随后又转向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这正是陈独秀作为一个革命家的本质所在。
胡适曾送给陈独秀“终生反对派”的头街。这以其说是褒奖他，毋宁说是揶揄他。但必须说，终陈独秀的一生，他所反对的乃是不符合历史进步要求的保守的错误的东西，而对于符合历史进步要求的正义的东西，他一认准以后，便会坚信不逾，并且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到底。正如他在《新青年》上庄严宣告的：为了真理和正义，他愿拖72生的大炮为前驱！对此，我们只要想到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即托派）的首领之后在国民当法庭上，大义凛然地为共产主义辩护，为苏区共产党人的武装斗争辩护，并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胡作非为，就可以看出陈独秀这位革命家的品赋了。这对陈独秀来说，应该说是最最主要的一面。
在1925-27年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陈独秀曾不止一次地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中共执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提出过不同的意见，斯大林对此当然十分清楚。正是居于这一点，才使斯大林深切感到陈独秀会变成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这可说是斯大林深知陈独秀的为人了。
（三）关于托派问题
陈独秀是中国托派领袖。对陈独秀问题的研究，必然要遇到托派问题。但这个问题今天还是个禁区，大多数学者还不得其门而入。因为有关托派（国外的和中国的）的档案资料没有公诸于众，论者大抵只能从斯大林的思想库中去寻找论据。而这些论据又是矛盾重重，破绽百出，使人如入迷宫，分不清是真是假，是白是黑，是对是错。所以今天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十分混乱的。
关于托派问题，得从20年代苏共党内的斗争说起。在列宁临终之前，斯大林先是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当内“三驾马车”的领导，极力排挤托洛茨基，随后，斯大林又伙同布哈林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打下去。跟着，斯大林又把布哈林挤出权力圈子之外，独占了领导地位。对于斯大林为争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这场斗争，国际学术界已有许多有说服力的权威著作予以论述，这里用不着多说。这里要说的是，斯大林为了赢得这场争夺权力的斗争，他利用手中掌握的组织行政权力，破坏了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使布尔什维克官僚化。同时，他也把国家政权组织变成官僚化，破坏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把整个国家置于官僚警察和特务的统治之下。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国家苏联的国际政策上，斯大林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修改了马克思、列宁一贯坚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并极力推行一条阶级妥协和民族自保政策，把各国的革命利益隶属于苏联一国的利益之下，放弃了世界革命。这样，斯大林就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背叛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托洛茨基对斯大林这种背叛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维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在反对斯大林背叛的斗争中，在托洛茨基周围团聚了一批具有相同观点的布尔什维克，形成为苏共党内的反对派。这就是托派的由来。
正因为托洛茨基和他领导的反对派最坚决反对斯大林的背叛行为，所以斯大林极端仇恨托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前面我们曾经说到从20年代后期起，斯大林便使用非法的组织和行政手段，对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们如何进行迫害，到30年代中，斯大林更炮制了使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的莫斯科审判案，即所谓“托派平行总部案”、“托派反苏案”、“托派右派联盟反苏案”。通过这些精心安排的案件，斯大林竟把老一辈的著名布尔什维克领袖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等等全部杀害了，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也未能逃脱由斯大林派去的特务刺杀身亡的厄运；更多的劳改营中的托派分子，甚至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一批又一批地被斯大林处决了。例如骇人听闻的《卡什凯京大屠杀》，分批用机枪扫射杀害的托派分子竟达一千多人。
斯大林除在肉体上消灭托派之外，还在精神上，在意识形态上，千方百计地伪造和篡改历史，极力丑诋托洛茨基，把托洛茨基和托派说成是一贯反列宁主义，而他却是个维护列宁主义的英雄，以此来欺骗群众。而实际上反列宁主义的却是他自己。他不惜一切代价，动用一切可用的宣传工具，进行无耻的造谣和诽谤，如说托派“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等等。斯大林就是使用这种政治流氓的手段，在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使整个国家处于惶恐死不安的状态中而人人自危。而斯大林一伙却从中得到最大的安全感。
可是，尽管斯大林如此凶残地迫害苏联老一辈的无产级革命家，使他们蒙受冤屈和耻辱，但在50年后的1988年，终于由苏联最高法院为30年代的莫斯科三大冤案平了反，宣告这些案件的罪状完全是凭空捏造，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不能成立，原案撤消并为受害者恢复名誉。由此，这三个轰动全球，影响极坏的莫斯科冤案终于作为斯大林残酷迫害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记录在人类的史册上而留传千古，使后代人得以从中看到斯大林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叛徒嘴面，而为世世代代所唾骂，就如同我国南宋王朝时迫害岳飞的秦桧那样。今天，如果竟还有人出来为秦桧唱赞歌，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斯大林不但在苏联本国对托派进行挞伐，他还通过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内赞同托洛茨基观点的同志进行清洗。正是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压力之下，中共在1929年也将它的缔造者陈独秀和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同志开除出党了。
对于开除陈独秀的问题，今天学术界还意见纷纭，有认为应该开除，也有人认为不应开除的，真是见仁见智。如果这问题能够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的高度上来加以探讨，这是很有教训的。毛泽东就曾经说过，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这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在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里，存在有意见分歧和思想斗争，甚至存在有派别分歧和斗争，这是不足为奇的。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首先是民主，没有民主，那来的集中，有民主才有集中可言，没有民主的集中，那就是专制了。讲民主就得容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和争论，斯大林就扼杀了党内民主，不容许党内有不同意见存在，一发现有不同意见，便给带上反党和搞分裂的帽子进行无情的打击；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变成铁板一块，变成斯大林的驯服工具。轻易采取开除党籍的办法来禁止党内不同意见的存在，这绝对不是列宁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
陈独秀虽然没有直接同斯大林打过交道，但斯大林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那是很明显的。前面说过，斯大林最早预见到陈独秀成为托派，这是他最不放心的。因为陈独秀忠实执行过他制订的中国革命的政策，如果陈独秀把他的老底兜出来，那岂不坏事。所以从斯大林来说清除陈独秀是理所当然。众所周知，王明、康生是斯大林在中国反托的急先锋。1938年王明和康生以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的身份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就挥舞起斯大林反托的大棒，叫喊甚么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反对托派，中共却与托派联合，那还了得；并公然无耻说：“陈独秀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这种政治无赖讹作的手法，虽然没有证据说就是王明得自斯大林的亲口“指示”，但起码也是王明领悟斯大林的旨意。康生也发表了《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编造种种毫无根据耸人听闻不近情理的谎言，对陈独秀和中国托派进行极恶毒的侮蔑和中伤，使全国舆论为之大哗。
王明、康生之流所以如此大胆妄为，只因有斯大林撑腰，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果没有斯大林为之撑腰，王明、康生那敢在庄严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大放厥词，那敢在堂堂的中共党报上编造弥天大谎呢！正是在斯大林这尊不可侵犯的神灵面前，纵有人明知王明、康生一伙给陈独秀和托派所加的种种恶名完全是栽赃诬陷，也无能为力去加以阻止，只好由他们去胡作非为了。
王明、康生之所以把陈独秀和中国托派诬陷为汉奸，他们的目的就是借刀杀人。借国民党这把刀，来消灭陈独秀和中国托派。正是在斯大林的中国反托急先锋王明、康生的操纵和支持下，当时在我国的延安、武汉、山西、广西，及稍后在苏皖，晋察冀等地区，都曾掀起过反托运动，虽说没有莫斯科那样的声势，却也使许多抗日志士蒙受不白之冤，有些人为此丧了命，有些人至今仍然含冤不白呢。事实胜于雄辩，经过40多年之后，对这个30年代的陈独秀托派汉奸案，我国学术界终于能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激励之下，根据确凿的资料论证了王明、康生之流对陈独秀和中国托派所加以的恶名，统统是“蓄意捏造”。1991年出版的第二版《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也把第一版《毛泽东选集》中有关陈独秀托派汉奸的旧注释给予改正了。新注释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见《毛选》第二版第二卷《论持久战》注〔9〕）新注释给了共产国际，也就是给斯大林一点面子，只是说“错误论断”，而没有径直指出是“蓄意捏造”。尽造如此，学术界的论证以及《毛选》新版的新注释，终算是给30年代的《托派汉奸》案平了反了。
反托是斯大林患的政治歇斯底里症，也可名之曰“恐托病”。得了这种病的人，总是久不久便发作一次，如同打摆子一样，不来一次反托运动，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总觉得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岌岌可危。在1949年，斯大林曾搞了个医生案，也连同把幸存下来没有被消灭的，有托派观点的人再次送进牢狱。在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之后，斯大林连续在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兄弟国家”，搞了和莫斯科审判案一摸一样的审判案，或多或少地也把这些案件和托派挂上钩。在1952年12月，我国也曾有过一次反托歇斯底里症的大发作，一夜之间把在国内的几百名托派分子统统请进了监狱，连同株连的人在内，总数不下五、六百人。那时，中国正是“一边倒”向苏联的时候，斯大林是不会容许托派在中国存在的。那次行动恰好是在斯大林73岁寿前夕，难怪有人说这是中国送给斯大林最好的寿礼。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某地方的“造反派”还提出过“打倒托派”的口号，那些曾在1952年被判刑期满获释的托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在劫难逃，又一次被判刑、监督管制、下放劳动的命运。即便是那些“自愿回归祖国”的原托派分子，甚至还有被整死了的。有的托派分子临到刑期届满时，只因响应管教人员的“教育”启发，老实结巴表示了自己对斯大林的不恭敬，竟然为此而招来了加刑的惩罚。而这已经是斯大林死去十多年后的事了。由此可知斯大林反托的罪恶影响在我国是何等严重和深远了。
但，时至今日，以“反苏”“反共”“破坏和出卖祖国”等入罪的苏联三大有关托派的冤案早已彻底平反。斯大林建立起来的所谓“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已经瓦解，“一国社会主义”已变成十几个还无以名之的甚么“主义”。早在1943年斯大林为了讨好罗斯福、邱吉尔们，把列宁亲手创建的共产国际解散了，斯大林自己建造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也早已不复存在。而摆在今天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面前的大量档案资料已经明白无误地证实，斯大林确实是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可恶的罪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还能抱着是斯大林说的做的就不能改变的洋“凡是”，而对1952年的托派冤案默不作声置之不理呢？难道今天还不应当为这个历史冤案平反么？
言归正传。究竟甚么是托派？今天，当然不能再从斯大林的思想库去寻找答案了。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全世界的学术界都公认斯大林思想库里有关托洛茨基的言论尽是他自己编造的谎言。用这些谎言来谈论托派是什么的问题只能使人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所云。对于这个大题目，自然更不是这编小文章能够回答得了的。须知道，如果从苏共的反对派形成算起，托派已有了70年的历史，即从托派国际—―第四国际在1938年正式成立算起，也有56年的历史了，它比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存在的时间长得多。在此期间，托派受到各国反动派的镇压和迫害，受到斯大林的疯狂摧残，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政党所曾遭遇到的迫害和摧残都要严重得多。它既没有经济实力做后盾，也没有任何现存的政治权力做靠山，而只凭着它所拥有的自认为继承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真正马克思主义传统，和自己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念和意识，竟然能够在如此长时期内站在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一边，孤军奋战，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各国反动派，为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进行斗争。虽然在这漫长岁月中，托派在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面前，都曾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坎坷命运，有时甚至面临死亡的绝境，但它却仍然举起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继续进行斗争。特别是在苏联已经瓦解的今天，人们都不再谈论十月革命道路，不再谈论科学社会主义，不再谈论列宁主义，甚至不再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唯有托派仍然举起十月革命的旗帜，举起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帜，号召全世界的劳动人民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在这个无可否认的客观事面前，托派问题自然不能不引起世人注目，不能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为托派问题这个引人注目的当代政治史课题曾经举行过多次托洛茨基学术讨论会，参加的人有来自西方的学者，也有东欧和前苏联的学者，有我们中国的学者。有托洛茨基分子，有共产党人，也有其他政治色彩的人物。大家济济一堂，共同商讨，各抒己见。在全世界学术史上，各种流派的学者聚会一堂，就同一的课题进行砌磋，自由交换意见，这确实是历史上所未有。当然，对托派问题的研究，必须以托派的档案资料为根据。听其言而观其行。这就需要开放禁区，让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掌握托派的全部档案资料，和托派代表人物的著作，特别是托洛茨基本人的重要著作，并在没有任何压抑的学术气氛中，进行客观的探讨论证，才有可能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答案来。
以上所说种种，或许可以作为萧克将军提出要研究托派的脚注吧！
但愿在这次即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陈独秀学术研讨的江津会议上，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能够有所突破。
（1994年9月8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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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康生，1938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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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
康生（1938年1月28日）
〔说明〕此文刊载于中共的机关报《解放》刊物第二十九、三十期，作者是康生。
一、托洛茨基匪徒是日寇侦探机关最得意的工具
从芦沟桥事变以来，日寇对中国开始了新的大规模的强盗战争，这种战争的进行，一方面依靠着陆海空军、机械化的部队、新式的武器，另一方面依靠着公开的暗藏的侦探间谍、汉奸、奸细来进行。
侦探奸细本来就是日寇侵略中国政策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是日寇武库中久经考验的工具，这种工具在战争中是最凶毒最便宜也是最难防备的武器。从甲午战役到芦沟桥事变，在任何哪一次的事变中，都可证明侦探奸细间谍汉奸是日寇侵略中国的尖兵，进行战争的先锋。
芦沟桥事变后，随着日寇的陆海空军，飞机大炮坦克的军事进攻，各地的日寇侦探奸细到处活动，帮助日寇的军事行动，侦探我国军事政治经济的秘密；捣乱后方，帮日寇轰炸我国的城市居民，进行挑拨离间，破坏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些侦探的活动，常常比几军几师的军队收效还要大的。
日寇在中国进行侦探工作，是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有的是公开的使馆武官室、驻屯军的间谍机关，各地特务机关，有的是半公开的商店、会社、药房、报馆、照相馆、考查团、“文化机关”、妓院、浪人的各种团体，有的是收买利用亲日派汉奸等少数的出卖祖国的败类，来进行侦探间谍的工作。这些无耻的败类，卖国的汉奸，扮演着各种角色：有的公开的组织傀儡机关，建立侦探组织，如北平的汉奸潘毓桂公开的说：“说我是汉奸，是卖国贼，我都不怕。”所以，《抗到底》杂志立刻送了潘汉奸一幅有趣的对联说：“无耻近乎勇，有奶便是娘”。这种公开无耻的汉奸的面目是很容易识破的。然而，另外有一种汉奸，在日寇侦探机关指挥之下，不仅不公开暴露他们的汉奸面目，相反的，用各种方法，把汉奸的面目掩盖着，明明为日寇的侦探机关效劳，而他们却假借着反日的招牌，这种汉奸是不容易识破的。而托洛茨基匪徒，在日寇所称赞的“高明”技术掩盖之下，便成为这种暗藏的日寇侦探最出色的工具。
每个中国的同胞不会忘记：一九三七年五月一号华北日军部第二课长和知召集了一个各地特务机关的联席会议，在这个会议中决定了日寇侵略山西的纲领，这个纲领为《申报周刊》在六月六日全部登出，而其重要的一条便是：
“戊、收买投机党派——如失意之共党一派，（托洛茨基匪徒早已不是一个政派了——笔者）宜假援助彼等之成功，可使在各地作利于帝国之各种活动，因此辈思想之华人，专能麻醉一般知识分子，以破坏南京之统一，彼等之工作技术亦甚高明，尤可得随彼等以学习工作，推进工作。”
在这个侵略山西的侦探纲领下，日寇每月津贴托洛茨基匪徒张慕陶五万元，要他组织所谓“新党”，来对付共产党，破坏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张慕陶、陈觉生等汉奸共同组织汉奸侦探团体——丁丑同志会。张自忠率领着张慕陶等匪徒，在日本的津贴和帮助之下，以赴日考查团的名义，到东京去听受日寇的指示，以实现托匪卖国的阴谋。每个中国同胞不会忘记在西安事件和平解决之后，张慕陶等托匪分子，用各种阴谋欺骗煽动东北军反对中央政府，以至用挑拨暗杀的手段将抗日的将领王以哲杀死。（以上见《巴黎救国时报》一〇三期，北平，上海，张灿和裕生的通讯）
这些事实，本来是举国公知的。我所以要重复的提起，是因为日寇托匪这样严重的阴谋，在当时还没有引起全民族的警惕，还没有引起全中国人民一致起来在各方面铲除托洛茨基匪徒。因此，使万恶的死有余辜的托匪黄公度、李血泪等民族叛徒，在芦沟桥事变全国抗战之际，利用广西的军队开赴前线抗日之时，在广西组织叛卖祖国、破坏抗战的阴谋叛逆的行动，公开的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在托匪黄公度叛逆之前，还有人认为托洛茨基匪徒只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敌人，那末在这次叛逆案之后，全中国有天良的同胞，就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匪徒不仅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敌人，而且是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是日寇破坏中华民族解放自卫战争的暗探走狗。可是这只日寇的探狗，常常蒙着一身羊皮，常常是挂着“反日”的牌子，它使用着日寇所称赞的”高明技术”、“麻醉的方法”，来为“有利于帝国的活动”，因此有少数人常常不易识破他们，受着他的蒙蔽，这样托洛茨基匪徒就成为日寇灭亡中国的得力工具。
二、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
为什么托洛茨基匪徒堕落到道德沦亡，人格扫地，天良丧尽，死有余辜的地步呢？
为什么托洛茨基匪徒堕落到叛卖祖国，甘作汉奸、日寇走狗、公敌的地步呢？
要答复这点，就必须知道：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
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远七八年以前，斯大林同志在其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信中，早已很清楚的指出：“事实上，托洛茨基主义乃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在其进行反共产主义，反苏维埃政权，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斗争中的先锋队。”
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指示，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在今天看来，更是特别显而易见的。因为经过了苏联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审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暗杀总部案和一九三七年一月审判反苏联的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已经将托洛茨基匪首和他各国的门徒为法西斯蒂效劳的罪恶活动作了一个总结，在这两次审判案中，将他们的纲领和手段完全揭露出来。
根据托洛茨基匪首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给托洛茨基平行总部的指示信和平行总部中的分子的自供，托匪的纲领和手段主要的是：
一、凭借德日法西斯蒂的外力，推翻苏维埃政府夺取政权，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到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在他给托匪的平行总部的信中很清楚的说：
“须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取得政权后，如不使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相当范围内适合于资本主义列强制度，则无法维持此政权。”因此，“容许德日两国资本自由开发苏联”，“放弃工业化集体化政策”，“解散集体农场或容许自由退出集体农场”。
托洛茨基这种对法西斯蒂的投降，即使拉迪克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说：
我与皮达考夫读完这个指令后，认为这个指令已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之活动作了一总结，并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严重的指出：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之政权只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权。（以上所引均见中苏文化协会出版之《托洛茨基匪徒危害苏联案》第二、三页，拉迪克供词。）
二、勾结外敌，割让苏联的领土——托洛茨基为了借助外国法西斯蒂的力量，以武装干涉的手段推翻苏维埃政府。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亲自告诉皮达考夫，他与德国国社党领导者希特勒的代理人格斯进行了谈判，订立了以下的条约：
（一）保证对于德国政府一般的友善关系，并保证在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上与德国政府实行必要之合作。
（二）同意割让领土。
（三）准许德国企业主以租借形式（或以其他形式）经营各种企业，即德国经济所必须借以补充之各种企业（即铁矿、锰矿、石油、金矿、木材以及其他等等）。
（四）在苏联造成便利于德国私人企业活动之条件。
（五）在战争的时候，在军事企业中以及在前线上，开展积极的军事破坏工作，而且此种军事破坏工作应依照托洛茨基与德国总参谋部商妥之指示而进行之。
至于割让哪些苏联的领土给德日法西斯蒂呢？托洛茨基在其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给拉迪克指示信中已经明白的指出：
……一定要割让领土……必须将滨海省和黑龙江沿岸一带让与日本，将乌克兰让与德国。（以上见同上书五六页，皮达考夫供词。）
三、挑拨反苏联的战争，在战争时候使苏联失败——托洛茨基给他的平行总部的信中讲得十分明确：
应当承认，只有当苏联在战争中遭受失败时，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方有实际取得政权之可能，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应当努力准备……因为如果不能用暗杀手段达到目的，托洛茨基分子取得政权之主要条件，就只能是苏联在战争（中）失败。因此，应当竭尽可能去加速苏联与德国之冲突。（见同书六页拉迪克供词）
四、实行军事破坏工作——托洛茨基匪首和他的苏联的匪帮，为实现他在德日两国代表面前所承担之义务，曾在苏联许多工业铁路矿山中进行军事破坏工作，托匪皮达考夫自己说：
我曾嘱咐自己的人（而且我本人也正是这样做法）在进行暗害工作时，切不要分散自己的力量，而要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主要的巨大的、具有国防及全国意义的企业。
在这一点上，我是依照托洛茨基的指示行动的。
自然当托洛茨基匪首与德国订立条约时，对于这一项在第五条早已规定好的。（以上见同书十页皮达考夫供词）
五、叛卖祖国甘作敌探——托匪克尼亚节夫说，他与托匪的平行总部商定之后，接受日本侦探机关H先生之委托，要在大战爆发时：
实行烧军用库、军粮站，以及卫生处。……日本侦探机关，曾特别坚决要求在大战爆发时，采用毒菌之方法，将最易传染之毒菌施放在兵车军粮站以及卫生处。（以上见同书十四页克尼亚节夫自供）
六、实行暗杀——这种手段不仅是拉迪克亲自说托洛茨基曾经要求：“组织由可靠分子之小团体来实行暗杀苏联的共产党之领导者，首先是暗杀斯大林”。而且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他们曾经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暗杀总部将列宁格拉的书记基洛夫同志刺死。
托洛茨基匪徒不仅企图帮助德日法西斯蒂瓜分苏联，而且同样的帮助日寇瓜分中国。这一点，托洛茨基匪徒在他给平行总部的信中曾有明确的指示：
我们应将库页岛之煤油让与日本，并且保证在日本对苏联作战时供日方以煤油，我们也应当允许日本开金矿，我们应当同意德国要求，不去阻碍德国占领多瑙河流域诸国及巴尔干半岛，同时也绝对不去阻碍日本去侵略中国。
以上是现时托洛茨基匪徒的主要的纲领与手段。这种与德日侦探机关共同商妥的纲领与手段，还远在联共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斯大林已经指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特点，在于他们“在手段方面是无所不用，在政治方面是毫无原则”。
至于托洛茨基匪徒在中国如何去根据他们的纲领和手段，去进行叛卖自己的国家的罪恶行动，帮助日本法西斯蒂，我们将专门述及，这里首先要解答几个问题：
第一，有的人这样想，托洛茨基主义虽然现在是不好的，但是他过去好像曾经是“革命的”，甚至在中国，直到今天还散布着从外国翻译的一些无耻的为托洛茨基匪首宣传的书籍，将托洛茨基形容得好像他过去曾经是“列宁的朋友”一样的，但是稍为懂得一点俄国革命历史的人，就可以知道，托洛茨基主义自其最初产生以来，就是反对工人阶级、反党、反列宁主义的。请看历史的事实，像铁一样的将这点加以证实。
一九〇三年七月，当联共党第二次大会时，关于党章的问题，以列宁为首的布尔塞维克，与马尔托夫为首的孟塞维克发生激烈的争论，当时，托洛茨基站在孟塞维克方面来反对列宁，他认为列宁所提出的布尔塞维克的党章，可以吓退单独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列宁集中组织的党，是“可惊的贫乏的思想”。这不是列宁的思想“贫乏”，相反的，列宁天才的思想使思想贫乏的孟塞维克的托洛茨基吃惊了。
一九〇四年，托洛茨基发表了一个最卑污的小册子名为《我们的政治任务》，来攻击列宁关于布尔塞维克胜利、劳动胜利、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学说，他在这本小册子中用最卑污的名词来污辱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侮蔑列宁“为工人运动中的反动派”，由此可见托洛茨基之卑污龌误和政治上之无耻已达到如何的地步。
一九〇五年，托洛茨基创造了反马克思列宁的“不断革命论”，主张无产阶级不仅不应联合农民，而且要与农民激烈的冲突，这种反列宁主义的谬论，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俄罗斯共产党人的策略》的小册子上曾给以无情的打击，指出托洛茨基反革命的不断革命论，不仅对农民的革命性缺乏信心，而且对于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才能同样缺乏信心。
一九一一〜一二年，托洛茨基联合了一些资产阶级的走狗孟塞维克等人物，组织了“八月联盟”来破坏布尔塞维克，侮蔑列宁和布尔塞维克为“野蛮的教门式的狂暴的亚洲人”。列宁当时说：这个联盟是“以无原则性虚伪和空话为基础的”。斯大林关于这个联盟曾经写道：“大家都知道，这个由破布乱巾所缀成的‘党’所抱的目的，就是要破坏布尔塞维克党。”虽然托洛茨基当时并没有达到破坏布尔塞维克党的目的，但是直至这个“联盟”失败以后，他也没有放弃反对列宁的布尔塞维克党的活动。
一九一五年，托洛茨基极力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获得胜利的学说。这可见托洛茨基远在二十余年前就已经完全投降了资本主义。
仅仅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托洛茨基才暂时的混入到布尔塞维克党内，这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托洛茨基抛弃了自己一箱糟货，藏在箱柜里”。不要听信一种谣言，好像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起过特殊作用，这种谣言真是无稽之谈，因为托洛茨基当时还仅仅是一个新入党的。十月革命在列宁领导之下的实际的领导暴动的中心是：斯威德诺夫，斯大林，谢任斯基，布伯诺夫和乌里次克。而托洛茨基呢？却认为十月革命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要听信这种谣言，好像说：托洛茨基在俄国国内战争中起了特殊的作用。相反的，在南方战线上如果不是布尔塞维克排斥了托洛茨基的计划，而采取了斯大林的计划，并且派斯大林亲自指挥南方战线，则可使德国波兰帝国主义的敌人，在南方占领很大的苏联领土而影响全局。特别是一九一八年当列宁提出布勒斯特条约时，托洛茨基坚决的反对列宁，这个自称“勇敢的战将”，到了最严重的关头，就将自己的糟货从箱子里露出。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在布勒斯特条约时，这些“勇敢”的战将都张惶失措起来，而德国帝国主义的进攻把他们都抛在绝望的网里，弄得神经错乱，这个，谁人不知呢？”（见斯大林《论反对派》中文版十五页）
十月革命以前，托洛茨基及其朋友就反对列宁和列宁的党。那末在十月革命以后这反党的活动更加明显了。一九二〇年，当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又更具体地提出了在一个单独的国内社会主义建设胜利之可能，列宁特别指出“联合农民，使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建设”。但是托洛茨基在其一九二二年一月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的序文中却说：“在苏联联合农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简直是梦想。”他在一九二二年就说：“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真正发展，只有在欧洲各主要国家内无产阶级得到胜利才有可能。”“我们始终都要处在世界经济监督之下。”所以他认为在一个单独的国家内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当斯大林揭穿了这种投降资本主义的阴谋，指出托洛茨基的资本主义监督就是政治监督，就是要把苏联适应于资本主义。并且在十四次党大会上（一九二五年）把托洛茨基那种反对列宁的“没有先进各国‘国家的帮助’，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谬论给了严重的打击。
但是到了一九二六-二七年时，托洛茨基反斯大林和列宁斯大林的党的行动，已走上公开的反苏维埃的应受刑事处分的道路，把反党反苏维埃的斗争公开搬到街上去，由反苏维埃的示威，由秘密的印刷所，堕落到反革命的立场与白党勾结，结果被苏联的人民驱逐出境，以至堕落到一九三二年到三七年作军事破坏工作，侦探工作，暗杀工作，卖国勾当，作德日法西斯走狗。这不是偶然的，这不过是托洛茨基历史发展之直接的结果。
至于托匪帮助日寇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提出“不要阻碍日本侵略中国”的纲领，这是不是偶然的呢？绝对不是的，远在一九一五年，托洛茨基的门徒皮达考夫在关于民族自决问题上，便与布哈林一起反对列宁的主张，并且辱骂列宁为“民族自决权思想的迷信家”，那末当着托洛茨基正式做日寇走狗之时，他们帮助日寇侵略中国，这对于托匪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因此如果说托洛茨基主义好像过去还好的样子，这不是政治无知，便是有意为侦探作掩护。
第二个问题要回答的，就是在中国还有些人这样的认识，以为虽然托洛茨基主义是反对列宁的反对共产党的，但它终究还是一个政治派别。是不是一个政治派别呢？不是的，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号在联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上说得很清楚：“当我们同志与托洛茨基匪徒侦探作斗争时……我们同志还未了解托洛茨基主义已不是工人阶级中一个政治派别了……现在已变成外国侦探机关所雇用的匪徒、侦探、破坏者、危害者和杀人犯的卑污的无原则的匪帮了。”
因为一个工人的政治派别，它不怕在群众面前暴露自己政治面目，相反还要在群众面前宣传自己的政纲。可是托匪的政治纲领是：“不妨碍日本侵略中国”。这种纲领，不但不敢在中国人面前宣布，而且还要在“抗日”招牌之下尽量的掩护，甚至中国公开的托洛茨基匪徒叶青，最近在一个刊物上连他自己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都不敢承认，好像是共产党冤枉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匪徒。可是，这正是托匪以两面派的方法掩盖他日寇侦探的面目来进行反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阴谋。只是从这一点也可以知道：
托洛茨基匪徒早已不是一个政派，而是一伙为日寇侦探机关所雇用的出卖祖国犯罪的匪帮而已。
三、中国托洛茨基匪徒为日寇侦探服务、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面目
如果托洛茨基匪徒仅仅是只有一个为法西斯蒂效劳的纲领，没有实际的去勾结敌探，出卖国家民族，没有实际的进行军事破坏和暗杀的罪恶，那他们还可以用侦探惯伎来加以否认。可是不幸得很，他们的实际的罪恶行动要比他们的纲领还要骇人听闻。
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匪首给他在中国的徒子徒孙们的指令是：帮助日本侵略中国。这些中国的托洛茨基匪徒们过去破坏红军，污蔑红军为“土匪”，反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种种的罪恶，罄竹难书。现在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几个主要的事件上，看看他们到底帮助日寇侵略中国作了些什么？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获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当时陈独秀等托匪说，日本占领东三省并不是为了侵略中国的领土，而是为了解决东三省悬案问题。这一方面掩护日寇灭亡中国的阴谍，而同时托洛茨基在欧洲于“九一八”事变后在其《日本的侵略中国与苏联》的一文上加紧挑拨日寇进攻苏联的战争，但同时又为日寇施放烟幕说：“从远东方面所加之苏联存在的危险，直接的或尖锐的威胁，无论如何是没有的。”（见托匪机关报《斗争》第六期）这另一方面，又为日寇准备进攻苏联的阴谋作掩护。同时，托洛茨基匪徒，当日寇开始了向中国人民进攻之时，不去破坏日本的进攻，而去破坏中国的各种反日的团体，不去反对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而去专门反对反日最坚决的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便是“九一八”后他们帮助日寇的铁的事实。
一九三二年——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事件是上海战争。十九路军和上海的工人、市民为了保卫上海英勇抗日。但是托洛茨基匪徒，无论是在中国的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无论是在苏联中国托洛茨基匪徒、日寇的奸细、陈独秀最好的干部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都异口同声的说：上海战争并不是民族革命战争，而是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当时托匪破坏上海战争，破坏反日罢工的事实，乃是尽人皆知的，每个上海和沪西的工友不会忘记托匪华文魁、龚麟书用一切方法破坏沪西的大罢工，甚至勾结侦探，要用绑票的手段来绑架领导罢工的杨善坤同志。
一九三三年——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事件是：冯玉祥先生和中国共产党党员吉鸿昌同志在张北抗日。可是托洛茨基匪徒张慕陶假借共产党的名义去破坏张北抗战，甚至无耻的提出“联日反蒋”的口号，以至勾结侦探，向侦探告密，将英勇抗日的共产党党员吉鸿昌同志逮捕枪毙。
一九三四年——当福建事变时，十九路军在福建树起了反日的旗帜，联合共产党红军一致抗日，但是日寇侦探张慕陶、杜畏之等匪徒急急的打入福建去，提出极左的口号，使福建政府与人民对立，挑拨十九路军内部的团结，破坏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这些行动，都是受着日本侦探机关的指示。
一九三五、三六年——当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那时，中国有着两个统一战线，一个是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要求，提出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抗日救国、挽救中国危亡的唯一出路；另一个是日寇提出的反共统一战线，这是日寇挑拨中国内战，以华制华使中国灭亡的死路。托洛茨基匪徒是站在哪一条战线上呢？它过去是、现在也是站在日寇的反共战线上来反对中国共产党、破坏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污蔑共产党主张是“出卖阶级”，造谣说共产党主张反日统一战线没有诚意。他们主张进行内战，“围剿”红军，散布国民党蒋介石先生死也不会抗日的谣言，挑拨离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并且日寇和托匪张慕陶派人到陕北来破坏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和甘陕苏区。托洛茨基匪徒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下来掩护着日寇进攻中国，转移中国人民反日的目标。这无怪鲁迅先生痛骂陈独秀等托匪是有悖中国人为人的道德，也无怪日本侦探机关称赞他们为最能“帮助有利帝国的活动”、“破坏南京的统一”、麻醉群众最“高明”的工具了。
一九三七年——这是全中国人民开始了和平团结、一致抗战的一年，也是托匪更加公开和无耻的出卖祖国、进行暗杀、叛逆、阴谋、叛变的一年。自西安事件和平解决之后，托洛茨基匪徒极力的挑拨内战，以实行日寇以华制华的政策，而张慕陶、徐维烈等托匪，更以挑拨煽动的阴谋、剑子手的手段，将抗日的王以哲先生杀死。托洛茨基匪徒之丧尽天良，以至如此。
几年来托洛茨基甘作日寇侦探奸细，破坏抗日运动，出卖民族国家，实行暗杀恐怖的罪恶，发展到黄公度、李血泪等民族叛徒在广西的阴谋叛逆，将中国托匪的罪恶作了一个总结。
但这并不是说明托匪的叛卖祖国的罪恶已经结束，相反的，这只是他们罪恶暴露的开始。这点不难明白，因为“破坏者时常不是在和平的时候进行主要的破坏工作，而是在战争的前夜和战争的中间进行主要的破坏工作。”（斯大林）所以当芦沟桥事变后，全国一致上下一体的英勇为民族生存抗战之际，稍有天良的人，谁都愿帮助抗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在托匪黄逆的叛变中证明，不仅他们甘心作日寇的走狗、汉奸，组织后方的叛逆来破坏前方的抗战；而且骇人听闻的是，在此案中发现了日寇关东军的印信和托匪与日寇破坏中国抗战的计划。这无怪广西当局对于托匪这种丧尽天良的叛逆处以极刑。这种处置，不仅是为全中国人民所拥护，而且也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蒂爱好和平的人士所赞许。因为托洛茨基匪徒不仅在苏联在中国帮助法西斯、出卖祖国，而且，在各国也是一样的。（关于托匪在苏联、西班牙、法国、美国等罪恶另文专述——笔者）因为托洛茨基匪徒的组织是一个国际侦探的组织，所谓“第四国际”不过是在世界侦探机关指挥之下的一个侦探暗杀的总部而已。
大家记得，去年六七月间《盛京时报》载：“上海旧俄白党及美国托洛茨基分子，以德日防共协定为契机，猛烈的合作。”同时上海日本报纸登载：“托洛茨基亲自派了一个美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到上海来担任东方托洛茨基组织的指挥员。”这是不是真的呢？根据托匪的上海中央负责人、同时与这个美国托匪发生关系之程松生的自供，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只是日本的报纸因其与托匪的联系早晓得这件事实而已，那么，这个美国托匪是谁呢？那就是一个外国侦探，同时是托洛茨基匪徒。在上海：
任职英文上海晚报（ShanghaiEveningPost）
做事在广告部（AdvertiseDepartment）
家住法租界
名叫格拉斯（Glass，另一名为V.T.Rodertion）
美国的托匪格拉斯，利用报馆的名义，一方面和日寇的侦探机关发生联系，同时担负中国托洛茨基匪帮组织的总书记。格拉斯、他的老婆以及曾经在上海的《中国论坛》做事以后叛变投身托匪的美国人伊罗生等外国侦探托匪，联合着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叶青、刘仁静、张慕陶、杜畏之、陈其昌等老的托洛茨基匪徒和收买诱惑的几个新的败类，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的组织。这些匪徒并没有几个人，而是极少数的败类所组成的。他们本身没有力量，但是他们背后是有日寇法西斯侦探机关的援助的，他们受着日寇的指示派人到各方面去进行侦探、欺骗、麻醉，破坏抗战的工作，特别是破坏八路军的抗战，破坏边区，成为他们最中心任务。
为了实施这个阴谋，日寇出了五万到十万元钱给了托洛茨基匪徒，经过张慕陶和北方的托匪，在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派了孙义海、郭蕴荆、黄佛海等匪徒混入八路军进行侦探的活动，在战斗员中煽动持枪逃跑；并企图暗杀八路军的最高领袖。但是，八路军坚决抗日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它的战斗员都是经过长期奋斗锻炼出来的，每个战斗员都具有抗日救国的决心，艰苦奋斗的精神，每个战斗员在政治上、纪律上、对群众的关系上都是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日寇托匪这一阴谋未能逞手，但是，这个阴谋案的凶毒无耻，当为全国人民、全国军队所必要警惕的。
据托匪孙义海等供称：他们到八路军的目的就是要实行破坏八路军抗战的阴谋。他们进行这个阴谋，主要的是：
（甲）瓦解八路军的部队，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当托洛茨基匪徒张慕陶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后要派黄佛海等到八路军来时，张匪曾清楚的告诉了他们以下的任务：
调查他们进行工作的方法与方式，如果调查清楚，我们还要在他们内部组织一部分青年来作破坏他们的工作……我们主要的目的，我们一方面要破坏他们的组织，一方面要刺杀他们的最高领袖。（见黄佛海供词，张黄第四次谈话）
混入到八路军的托匪领导人孙义海，在进行这工作时，首先是替日寇进行汉奸宣传，破坏抗日战争，说中国抗日战争不能成功。因为：
“就打退日本，欧美亦是要打我们呀！”
“不但不成功，而且还能灭亡。”
“中国贫弱不堪，没有力量抵抗日本英美。”（见孙义海的《宣传要旨》，郭蕴荆供词。）
在这种汉奸的宣传中，他们依据张慕陶匪徒的指示，利用共产党主张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国共合作，他们就造谣说共产党“出卖阶级”，煽动兵士对共产党怀疑：
“现在我们要认清楚，他们是不可靠的，只有自己把自己认清楚，这才自己负担起自己的责任来。”
同时“以生活之苦，煽动兵士拖枪逃跑”；并且“争取动摇落后的群众，以补习为名建立补习小组”；等到“组织好了以后，拖枪逃跑与土匪联络，在红军作战时扰乱苏区，以红军的名义来破坏红军的名誉。”（以上均见郭蕴荆供词）
托匪的小喽罗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依据托匪领导机关和张慕陶的指示，因为当张匪与黄佛海讲话时，曾坚决的要求他们瓦解英勇抗战的八路军。张匪的办法是：
在下级的干部中组织一部分势力，或宣传一部分干部，引起其回家的观念，并劝其拖枪逃走，又可卖钱作回家的路费。这是要瓦解一部分部队的办法。（见黄佛海供词）
（乙）破坏反日民族统一战线。
托洛茨基匪徒在八路军中怎样实施他们破坏统一战线的贼伎呢？据孙义海和黄佛海说，对一般群众说：
“共产党恶化，国民党腐化。”
“国共合作，根本上是不可能的事……就是共产党所说的和平统一战线，国民党也承认了和平统一，然而都是互相欺骗的，都是不能成事实的。”
他们向国民党说：
“向国民党说共产党……它不是真心合作，如果他得着权力，国民党一定要吃亏。”
同时在八路里中说：
“中央一贯的‘剿匪’政策是不能变的，目前不过是缓和而已，国民党蒋介石只是投降日本，不会真正打日本。”
这些匪徒，在日寇指导之下用尽一切挑拨、离间、造谣、污蔑的方法来破坏反日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他们为日寇效劳叛卖祖国的罪恶的铁证，就是托匪分子黄佛海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托洛茨基匪和张慕陶是什么人？是出卖祖国的汉奸，是大众的罪人，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唯一阴谋之贼。（见黄佛海供词）
（丙）为日寇作汉奸侦探。
据黄佛海在他的供词中说，日寇托匪张慕陶指示他们：
要深刻的打入红军组织内部队内，甚至加入共产党组织内，以探得一切工作的进行方法及党内一切秘密的组织……加入学习机关和工作机关以得到深刻的情报。
而孙义海等托匪怎样来作情报工作的呢？孙义海自己承认：
泄露秘密：红军每有移动，即向外报告，使一般人注意，使红军受到无形中的损失。
至于如何向外报告，黄佛海也加以说明：
在附近作小营业，以作内外联系，便于输送消息。
（丁）进行暗杀。
进行暗杀，是托匪日探打入到八路军边区和共产党内主要目的之一，当张慕陶与黄佛海谈话时已经清楚指出：
“要刺杀他们的最高领袖。除非将他们消灭完尽，中国才有救的。因此，要“组织一部分部队来作别动工作并作将来刺杀或暴动的准备。”“与小职员发生联系，以作将来刺杀或暴动的工作。”
他们怎样实施这些暗杀的阴谋呢？托匪分子郭蕴荆自供他们暗杀的方法是：
“刺杀首长：用爱国会或用政治捣乱、举行示威大会、或单独面见首长时刺杀之，或多数游行示威，或大闹风潮首长解围时刺杀之。”
托匪进行以上工作，必须大量经费，这些经费的来源在哪里？郭蕴荆讲得很清楚：
“经济来源由日本津贴五万或十万，专供破坏红军之用，需少数钱由小团体维持，小团体维持不了时再由组织领取。”
上述的几点，就是日寇侦探、托洛茨基匪徒、张慕陶汉奸破坏八路军抗战的凶毒无耻的阴谋，幸赖八路军英勇抗日决心锄奸的将士与前方军民各界的警惕，揭穿了托匪的阴谋，一致起来锄而去之，粉碎了日寇托匪的鬼计，这是一件全国可幸的事。但这并不能使我们安心下去，相反的要更加警惕。因为日寇托匪不仅在去年抗战开始时进行破坏八路军的活动，而且现在在坚持抗战时更要进行破坏八路军和全国军队的新的阴谋。因为中国的托洛茨基匪徒，在托洛茨基指挥下，在其本身罪恶的发展中，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现在，已经完全走到：
破坏抗日战争，分裂统一战线，实行叛卖祖国，甘作日寇侦探，进行军事破坏，采取暗杀手段……等的死有余辜的罪恶地步！托洛茨基匪徒沿着这条道路，愈走愈远，愈远愈毒。
每个中国同胞，只要看一看托匪过去和现在的罪恶，看一看他们在广西及八路军中进行的阴谋，我想他就不难认清托匪之汉奸面目。可是很可惜，虽然张匪慕陶帮助了日寇侵略山西，然而直到今天他还可以在山西逍遥法外。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用“中国抗战是为了发展工业科学”的烟幕来掩盖日寇对中国的侵略。让这些日寇汉奸在全国抗战之后还能继续活动，这不能不是全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不能容忍下去，因为铲除托匪汉奸是战胜日寇必要的条件，是每个不愿作亡国奴的同胞的天职。
四、铲除托洛茨基匪徒是战胜日寇必要的条件
既然日寇在进行进攻中国的战争中利用托匪来破坏我国的抗战，破坏我民族的统一，侦探我国军事、政治、经济的秘密，暗杀我国前线的抗日将士，那么肃清托匪叛徒就必然成为战胜日寇的必要条件之一。
怎样铲除这些败类呢？
第一，必须提高全国人民的警惕性。要达到此点，必须对托洛茨基匪徒有下列的认识：
（甲）托洛茨基组织不是一个政治派别，而是一帮暗探匪徒；不是一个国家的内奸，而是为法西斯效劳的国际侦探组织。
为什么这种认识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认识了托洛茨基匪徒不是政派，你才能够认清他们的政治面目，才能将对他们的幻想除去，提高你的警惕性；因为只有认识其国际侦探的性质，你才能不会这样想，虽然他们在苏联、西班牙、法国，在广西、八路军等处进行了叛变的阴谋，也许在中国或者在我的地方不会发生的。要晓得：托洛茨基的侦探组织是不分国籍不分地域的，只要你抗日，他就破坏你。
（乙）托洛茨基匪徒不是一党一派的敌人，而是全中华民族的公敌。
为什么这种认识是必要的？因为直到今天还有人只认为他们是共产党的敌人，甚至有的人还想豢养他们作为反对共产党的工具。这种办法，不能不是托匪在广西叛逆之后还能继续活动的原因之一。这种办法是绝对错误的，不仅可使全国抗战遭受损害，而且是养瘾致患，自害自己。事实证明，托匪在广西的叛逆要推翻广西省政府，替日寇捣乱我们的后方，破坏上海的抗战。难道这只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吗？八路军是全国坚决抗战的军队之一部，共产党是与各反日的党派合作，为了抗日救国、为了全中国民族生存而奋斗的。破坏八路军的抗日战争，破坏共产党与各党各派合作抗日，难道这不是破坏全民抗战、对日寇进攻中国有利的事吗？托洛茨基匪徒十余年反对共产党，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每次的阴谋破坏都是被共产党击破的，共产党的警惕、团结、教育、坚决奋斗的布尔塞维克精神，既有信心战胜日寇，更不惧怕几个托匪败类。但是如果有人豢养着它们在自己的旁边，那末危害的结果首先是豢养人要受到的。暗探的利害，不在于他在外面反对你，最利害的是藏在你卧室里而且经常向你拍马屁。可是能不能因为它们不是藏在共产党里我们就不反对呢？不能的，因为这也是不合乎全民抗战的利益，共产党将他的同盟者的利益看作如自己的一样的。因此，在反对日寇所雇用的侦探、间谍、奸细、汉奸的斗争中，全中国人民应当将托洛茨基匪徒视为全中国人民的公敌，使他们不能有一点可乘的机会来进行叛卖祖国的罪恶。
（丙）必须认识两面派的手段是托洛茨基匪徒进行暗探工作的主要的武器。
为什么这种认识是必要的？因为托匪进行破坏抗战的罪恶活动，常常是打着“反日”的牌子，甚至为取得信任，在某些问题上它还作出点成绩来迷惑你的耳目。但是这种方法是侦探破坏者常用的惯技，因为一个侦探“如果不愿在短期内被揭破的话，那么任何的破坏者是不会经常进行破坏工作的。相反的，现在的破坏者，常常在工作中表现他的成绩，因为这是他们能够存在的唯一方法，这样来取得信任，以便继续其破坏工作。”（斯大林）
要晓得，日寇军事进攻的武器，不仅是在战场上，而且常常在你的身边，并且恭维你而咒骂着他自己。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暗杀总部破坏之后，托洛茨基平行总部的首脑皮达考夫、拉迪克等匪徒，玩弄着他们阴险狡诈欺骗撒谎的两面派手段，在报纸上发表大骂托洛茨基的文章。拉迪克曾这样写道：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之过去的头目们，既堕落到反革命的地步，于是便采用了武装干涉者的侦探、爆炸者和暗害分子所采用的一种方法。两面手段便成了他们向无产阶级大本营实行袭击的工具了。
至于皮达考夫，当时也在文章上假装痛骂托洛茨基匪徒，装着正人君子的样子，要求枪毙他们自己的同盟者。他这样写道：
我竟找不到字眼来把我的忿怒与憎恨完全形容出来。这些人连最后一点的人性都丧失无余了。他们应当被铲除，因为这种毒物能败坏苏维埃国家新鲜清洁的空气；因为这种危险毒物能伤害我们的领袖，而且已经伤害了我国最优秀人物之一、可爱的同志和领导者——基洛夫。
这些托洛茨基匪徒，痛骂托洛茨基匪徒是侦探、爆炸者、暗杀凶手，但是他们自己就是领导这些匪徒的头目，他们痛骂托洛茨基匪徒的“臭不可闻的两面手段”，但是，他们自己、他们的文章，就是玩着这种卑鄙无耻、天良道德丧尽的两面派的把戏。对于托洛茨基匪徒，不能希望他们还有最后一点的人类道德。只有认识他们两面手段的方法才能晓得对于托洛茨基的方法，“不是旧的争论的方法，而是新的连根铲除。”（斯大林）
第二，铲除托洛茨基匪徒的第二个主要问题，就是要政府与人民、人民与政府一致动员铲而去之。达到这点就必须：
（甲）人民的反日锄奸运动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基础上拥护政府军队抗日。特别在现在抗日战争受到部分失利之际，不要因一时对日寇的忿恨，中了托匪的挑拨奸计而与政府对立。
（乙）政府不要惧怕民众起来抗日锄奸，相反的要积极帮助领导民众运动，不要为了防止汉奸来阻碍民众运动，不然可以使得托匪汉奸利用来挑拨民众与政府军队的关系，可以使汉奸乘机活动。
（丙）在上面条件下，上下一致团结，彼此相互信任，广大的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发挥民众的积极性，在前线后方从各种反日阵线上将托匪铲除。肃清托匪汉奸是全国人民的天职，而不是几个人的私事；肃清托匪日探是中国人向日寇侦探公开的斗争，而不是少数人的秘密行动；因此，全国人民一致动员起来，公开的锄奸，是肃清托匪第二个主要问题。
肃清托匪第三个重要问题，也是最主要的问题，便是巩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因为托匪经常是利用国共两党合作间的一些磨擦来进行挑拨离间的工作。托洛茨基之进行挑拨离间，对于共产党不是新的问题，这是他在十几年来反对共产党常用的武器，共产党不会中他的任何奸计；但是我们也希望国民党的同志与我们一样的，大家站在抗日高于一切的一条战线上，不受托匪的任何挑拨离间，精诚团结一致抗日。这是肃清托匪的根本问题，也是上面所说的一切问题的环子。只有这样，才能将托匪连根铲除。
警惕，一致动员，精诚团结，是肃清日探托匪必要的条件，肃清一切的日寇侦探汉奸托匪，我们才能彻底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每一个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都应当动员起来担负这种铲除托匪汉奸的任务。我们相信，以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强暴的日寇尚能战胜，而几个少数的民族叛徒，日寇走狗是不难铲除干净的。因此，托洛茨基匪徒的命运，正将如其主人日本帝国主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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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衡帝国主义美国（﹝埃及﹞萨米尔·阿明（SamirAmin），2003年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萨米尔·阿明
抗衡帝国主义美国
﹝埃及﹞萨米尔·阿明（SamirAmin）2003年7月
王中保翻译
〔说明〕译自美国《每月评论》2003年7-8月号
﹝内容提要﹞美国的霸权计划确定无疑是最野蛮的帝国主义，其实质是把社会思想简化为庸俗经济学的教义，把武力置于统治资本的控制之下，割裂统治资本与任何人类价值体系相联系，谋求短期内统治资本财务收益的最大化；美国生产体系远不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相反，在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梦想的真正自由市场上，美国生产体系没有哪个领域可以确信击败竞争对手；美国不会放弃非对称的自由主义的实践，因为这是它弥补赤字的惟一途径，美国的繁荣正是以别国的停滞为代价的；审视罪孽的美国霸权计划与由三个超级国家（美国、欧盟和日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的现实之间的逻辑，人们可以理解美国霸权计划有强势的一面，也有弱势的一面；亚、非、拉人民必须跨越三大洲而团结起来，希望应对当前华盛顿新纳粹的行动早点到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苏联的崩溃，美国的统治阶级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开始实施一项霸权计划。美国凭借其军事实力野心勃勃，还从未遇到来自任何竞争对手的有力挑战，它采取旨在“全球控制”的军事战略，企图强化其霸主地位。这项战略计划在早期的一系列军事干预中——在海湾、南斯拉夫、中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得到实施，引发了无休止的战争。它是由华盛顿单边制定和决策，标榜为“美国制造”。与这项霸权计划随之而来的政治手腕，无论是打击恐怖主义、反毒品走私，还是指责生产大规模武器，都是在为实施霸权计划寻找借口。当人们联想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发明——轻而易举地找到恐怖主义对手，而不管它是塔利班还是本·拉登时，所有这些为实施霸权计划而寻找的借口就昭然若揭了。
美国今天指责伊拉克和北朝鲜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明天可能会很方便地把矛头指向其它任何国家，反衬美国自己使用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指责就会淡然失色。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使用了原子弹，在越南使用了化学武器，还威胁在将来的冲突中进一步使用核武器。因此，这些借口不过是宣传工具而已，套用歌拜尔斯的话说：它们在操纵美国舆论上也许还起得点作用，但是在世界其它地方却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先发制人的战争”思想，现在华盛顿声称是自己的一项“专利”，它完全抛开了任何国际法的理念。联合国宪章规定除了合法自卫外禁止诉诸于战争，它允许在非常严格条件下进行军事干预，并且任何行动都必须经过慎重考虑，都必须是暂时的。国际法的所有专家都清楚，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战争完全都是非法的，因此，这些对战争负责的人也都是战争罪犯。事实上，现在美国正伙同其它国家，同当年法西斯国家对待国际联盟一样来看待联合国。
抛弃全人类的共同人权已经甚为嚣张。所有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已被对“优等民族”（日尔曼语）和其它民族的歧视所取代，也就是美国民族及其后的以色列民族是优等民族。只要除美国优等民族之外的其它民族不对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的目标构成威胁，它才会被容忍生存下去。优等民族为它自己和它的支持者的利益，有权征服任何它认为必要的生存空间。
美国统治阶级认为国家利益是赋予他们的权利，试问这种国家利益是什么呢？
美国统治阶级只认一个目的——那就是赚钱。北美国家公开满足美国跨国公司主导的资本需要。
在华盛顿眼里，我们因此都成为了“红皮肤”，这是对土著美国人的蔑视性称谓，就是指那些不阻碍以美国为基础的跨国资本的扩张才有权生存的人。我们已经预言，不管使用任何手段来抵制美国，都将遭受打压，如果必要可能遭受灭顶之灾。人们会质问，美国毫不犹豫地会以受害者损失3亿美元的代价来谋求美国跨国资本获得额外的1500万美元的利益。借用美国总统老布什、小布什或克林顿的话说，“流氓国家”甚嚣尘上。这正是美国自己。
美国的霸权计划确定无疑是最野蛮的帝国主义，但它不是安东尼奥·奈格瑞提出的那种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因为它不是志在管理全球社会，以便更好地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和谐的资本主义体系。相反，它仅仅志在掠夺它们的资源。所有这些实质是把社会思想简化为庸俗经济学的教义，把武力置于统治资本的控制之下，割裂统治资本与任何人类价值体系相联系，一心谋求短期内统治资本财务收益的最大化。统治资本隐藏在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野蛮扩张之中，以绝对服从所谓的市场法则的需要来取代人类价值。
贯穿美国历史，美国资本主义已表现出比欧洲的各种资本主义更易采取这样的步骤。在政治上，美国政权内在地服务于经济而别无其它，完全消除了经济与政治间的冲突和利害关系。针对土著美国人的种族灭绝、对黑人的奴役、以及由统治阶级一手操纵，以牺牲阶级意识的成熟为代价，相继地向美国进行的移民浪潮，而导致的伦理和种族的冲突，所有这些共同促成单单由美国资本党专制的美国社会的政治寡头。资本党的两个派别共同分享全球霸权的图谋，虽然他们向不同的“选民”美言相诱，但是，他们还是在不到美国选民一半的投票中产生，美国社会对它的制度有充分的信心，却烦得去投票。
得益于传统，社会民主工党和共和党标志了现代欧洲政治文化的形成，而美国社会却没有得益于这种传统，因而缺乏可操作的意识形态工具来允许它抵制资本的独裁。相反，资本铸就了美国社会思维方式的方方面面，并依靠强化深层的种族主义来重塑美国社会，这种种族主义纵容美国社会构建优等民族的出现。“花花公子克林顿，西部牛仔布什”：这个来自印度的广告语正强调了这个经营所谓美国民主的惟一资本党的本性。
因此，美国的霸权计划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古代和现代历史上的霸权，后者仅仅是为了取得霸权。不管是基于经济的剥削，还是政治的不平等，后者所包含的一系列问题都有着内在一致的答案。相反，美国霸权计划从其单一和极为片面上讲，无疑更为野蛮，也是基于优等民族的理念之上。一些美国自由主义学院派认为，美国的霸权是“温和的”，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美国的霸权计划如果要继续进行，它只能会导致进一步的混乱，这反过来又持续要求更为野蛮的管理，而无法顾及战略性的长期谋划。最后，华盛顿甚至不会再企图扶持它的真正盟友，这在于华盛顿一直得需要他们明白怎样做出让步。伴随武力支撑美国“不可战胜”的信仰，像阿富汗的卡尔扎伊政权这样的傀儡政府将会更好地管理事务。
审视罪孽的美国霸权计划与由三个超级国家（美国、欧盟和日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的现实之间的逻辑，人们可以理解美国霸权计划有强势的一面，也有弱势的一面。
如同一些非反思性的媒体所倡导的，一般舆论认为，美国军事力量恰恰构建了冰山之颠峰，它展现了美国优势在各个领域的扩张，在经济领域尤为显着，但也表现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因此，这种舆论认为，臣服于美国自称的霸权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对美国经济现状的考察使得这种观点大打折扣。美国生产体系远不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相反，在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梦想的真正自由市场上，美国生产体系没有哪个领域可以确信击败竞争对手。美国贸易赤字逐年增加，从1989年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4500亿美元。而且贸易赤字实际涵盖了生产的各个领域，美国在高科技领域曾一度享有盈余，1990年盈余为350亿美元之多，今天也变成了赤字。
阿丽亚娜火箭与美国航天航空局的火箭之间的竞争，同样存在于空中客车与波音之间的竞争，表明美国现有优势的脆弱性。美国制造商必须面临来自欧洲和日本高科技产品的竞争，面临来自中国、韩国和其它亚洲国家及拉丁美洲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制成品的竞争，还面临来自欧洲和拉丁美洲南锥体国家农产品的竞争。美国如果不求助于非经济的手段，它就很可能不能在竞争中取胜，美国采用非经济手段明显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原则，但是却把自由主义的原则强加给了它的竞争对手。
事实上，美国只在军工领域享有比较优势，这恰恰因为这个领域很大程度上在市场法则之外运作，并得益于国家的支持。军工的发展可以给人类带来一些好处，网络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它也造成了阻碍许多生产领域发展的严重畸形。美国经济是寄生于世界体系中其盟国的经济削弱之上的：“美国工业出口的产品占美国工业消费的进口产品的10％”（艾莫纽尔·托德《帝国之后》）。
克林顿时代的经济增长，被吹嘘为是欧洲不幸拒绝过的“自由主义”的结果，事实上克林顿时代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推广为一般化，因为它依赖于资本转移，而这意味着盟国经济的停滞。从实际生产体系的所有部门来看，美国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并不比欧洲好。“‘美国奇迹”完全是由于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所导致的消费增长支撑的，例如，表现在金融和个人服务业、律师业和私人警卫业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克林顿的自由主义为保守主义的兴起和小布什的胜利准备了条件。而且，正如托德写道：“从精确的统计数字上看，美国的GDP开始类似于前苏联，靠欺诈膨胀起来。”
全世界都在生产，而实际上没有外汇储备的美国在消费。美国优势就是强盗优势，它的贸易赤字是靠别国的贷款来弥补，不管贷款的获得是征得了同意还是强迫而来。华盛顿正采取多种手段来弥补财政赤字，包括反复单方面违反自由贸易原则；对臣服盟国很大程度上强加武器出口（占世界市场的60％），如对波斯湾国家的武器出口，而这些武器从来派不上用途；以及从石油中寻求更大的利益，这意味着对石油生产国进行更多的控制——这就是中亚和伊拉克战争的真正原因。
美国财政赤字主要部分是靠来自欧洲、日本和南方的资本倒流弥补的。倒流的南方资本来自从石油富国，到第三世界的各国，甚至最穷国家的买办阶级，以及强加于世界体系中所有边缘国家的额外债务收益。这种持续的资本倒流滋养了美国经济的寄生性，允许这个超级大国一天天生存下去，其背后的原因无疑是复杂的。但是，它们却与设定的市场法则无关，这些市场法则虽然曾一度被认为是理性的和不可更改的。
占统治地位的跨国资本与资本主义三巨头之间的联盟是真实的，这可以解释它们为什么重振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美国被看成是它们共同利益的维护者，必要时还可以诉诸于武力，虽然美国几乎不愿公正地分享领导者的好处；相反，美国企图把它的盟友变成奴仆，只愿意向三巨头中的低一级盟友做出轻微让步。统治资本的利益冲突会导致大西洋联盟的崩溃吗？希望很小，但并不是没有可能。
真正的冲突存在于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政治文化方面。在欧洲，一种打破新自由主义的左的选择仍是有可能的。然而，这要求放弃这种空想，这种空想以为美国会同样屈服于它强加给别国的新自由主义的规则，会与欧洲资本在同一游戏层面上竞争，并允许欧洲有独立的外交政策。直到目前，欧洲一直乐意把资本盈余存放在美国，然而，这些资本盈余本来能够被用来发起新一轮的欧洲经济和社会复兴。正是没有这些资本盈余，欧洲新一轮的经济和社会复兴才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欧洲以这种方式优先关注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话，美国经济表面上的安康将会崩溃，美国统治阶级将会遭遇自身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要说的“欧洲要么站在左派一边，要么什么也不是”的意思。
然而为达到这一步，我们必须抛弃这种幻想，这种幻想以为所有国家都应当或能够诚实地参与自由博弈，于是情况随后会好起来。而美国不会放弃非对称的自由主义的实践，因为这是它弥补赤字的惟一途径。美国的繁荣正是以别国的停滞为代价的。
那么，有益于美国的资本流动为什么一直在持续呢？可能因为对许多人来说，美国是富人的国度，是最安全的避难所，这正是第三世界的买办阶级在美国投资的原因所在。但是，欧洲的态度又怎样解释呢？“‘自由主义病毒”连同认为美国会不再违规、将接受市场规则的幼稚想法，在公众舆论中很有影响力。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奉为信条的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则，使得美国可以抽取其它地方产生的财政盈余来弥补它的财政赤字，然而其它地方产生的盈余也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对此美国却仅仅特别选择地去遵从。然而，对于统治资本来说，这种制度的好处胜过了它的不便——这是为了确保这种制度的永存而向华盛顿支付的费用。
那些所谓的“贫穷的债务国”被迫偿还债务，但是却有一个负债的强国从来不会偿债。美国选择的军事计划应当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这允许美国只靠这种手段来实现它的经济霸权。
美国生产体系弱化的原因是复杂的。这种弱化当然不是偶然的，比如，它不可能通过采取一种合适的汇率，或在工资与生产力之间采取更有效的平衡来加以恢复。相反，这种弱化是结构性的。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危机，而这场深刻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普及教育和培训的低劣，它正是对私人部门推崇而损害公共部门，以及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的产物。
因此，我们感到非常惊讶的是，欧洲远没有从观察美国赤字中得出合理的结论，而是在积极地模仿它。这里，“自由主义病毒”同样没有说明一切，即使它在体系内瘫痪的左派发挥了作用。大规模私有化和公共服务的削弱，将只会减少“老欧洲”仍在从中受益的比较优势。然而，这些措施不管在长期造成怎样的破坏，他们都向短期生存的统治资本提供了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
美国采取的军国主义计划现在正威胁着所有人。它表现出这样的逻辑：为了有利于当时的优等民族而使用武力来改变社会与经济的关系。这项军国主义计划现在引起人们的关注，完全决定了整个政治环境，因为这项计划旨在削弱通过社会和民主斗争而获得的进步。因此，阻止美国军国主义的计划就成了我们所有人的一项主要目标和责任。
这场斗争的胜利将有赖于全世界人民消除对自由主义幻想的能力，因为从来就不会有真正自由的全球化经济，这就是事实，尽管还有各种努力试图使我们相信有悻于它的东西，诸如世界银行论文除了被作为华盛顿鼓吹民主、善治以及消除贫困的一种工具外，别无他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使得这个问题得到媒体相当程度的关注，在于他重新发现了一些基本事实，并权威地公布了这些事实，但由于庸俗经济学的偏见，他没有得出最简单的结论。
重建南方阵线，从而使亚、非、拉人民能够跨越三大洲团结起来，使得他们的声音能够被世人听见，这就要求我们自己从幻想中解脱出来，这种幻想以为非对称的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能够给第三世界的人民带来福祉。看看南方国家坚持“无差别地实施自由化原则”，以此博得世界银行的喝彩，不是滑稽之极吗？世界银行什么时候为第三世界利益而与美国作对过？
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军国主义计划的斗争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参与，从亚、非、拉的主要受害者，到被当作附庸的欧洲和日本人民，也包括北美人民自己。我们应当向吞入火口仍奋勇抗争的勇者气概致敬，像他们的先驱者一样拒绝顺从于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如同敢于抵制希特勒的人一样，他理应受到历史厚予的赞誉。
美国统治阶级将有能力实施其已经重振后的邪恶霸权计划吗？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因为美国社会的历史没有提供可能的先例。惟一的资本党在美国的势力没有受到挑战，它至今还从未正视军事冒险，因而作为整体的资本阶级的责任心不容小觑，小布什的权势就不仅是代表军火商和石油生产商。正如美国整个现代史所表明的，占统治地位的力量是资本各部门利益权衡的结果，这却被虚假的描述为“游说”。
然而，只有资本的另一部分接受，这种权衡才能奏效。显然，政治上、外交上、甚至军事上的挫败，能够鼓励美国政府的少数派的力量壮大起来，他们正准备与国家正从事的军事冒险划清界限。当然，我的希望只能是这点，超过这个限度，就像曾经希望在纳粹政权巅峰时期刺杀阿道夫·希特勒能够成功一样天真幼稚。
假如欧洲人在1935年或1937年就做出反应的话，他们就能够阻止希特勒政权。他们直到1939年才采取行动，这就付出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代价。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希望应对当前华盛顿新纳粹的行动早点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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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资本主义的今天和明天（﹝英﹞克里斯·哈曼（ChrisHarman），200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
略谈资本主义的今天和明天
﹝英﹞克里斯·哈曼（ChrisHarman）房广顺、车艳秋翻译
〔说明〕英刊《国际社会主义》2007年冬季号刊登了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克里斯·哈曼题为《略谈资本主义的今天和明天》的文章，对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作了全面的分析，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作了预测。文章内容如下。
世界经济最重大的特征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率不仅落后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资本主义黄金时期”，而且也低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的水平（见图1）。
伴随着增长率的下降，人均雇佣劳动力投资量持续上升——马克思将之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上升（见图2）。
资本劳动力比率上升是因为公司间竞争迫使公司前所未有地加大投入，提高人均劳动力产出，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以领先竞争对手。投资的价值量上升速度大大快于劳动力所创造的新价值量的上升速度。
假设没有经济衰退，总物质产出也有可能提高；但每单位产出的价值会下降，而且最终生产企业的产品价格会下降。因此，近年来，高投资产业（如个人电脑、电视、DVD播放机企业）生产的产品价格急剧下降。
在整个系统中，总投资增加的速度大大领先于价值产生的速度。但利润来自价值，除非资本家们能增加流向自己的价值份额，减少流向工人的价值份额，否则就会出现利润投资比率下降的趋势——这就是马克思著名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过去30年的数据表明这种趋势在制造业仍然发挥作用（见图3）。
*德国的利润率计算采用了1950—1990年的西德和1991—2000年的德国的数据。
来源：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全球动荡的经济学》2006版，第7页。
利润率下降有三种结果：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资本家对工人和其它受剥削阶层施加更大的压力；整个系统的不稳定性加剧。
全球竞争
过去40年中最显着的变化之一是跨国公司的崛起。全球跨国公司500强主宰着国际商务，垄断着超过90%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和将近一半的贸易。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1999年的报告，世界上60000个跨国公司和500000个其在世界各地的合作公司掌握着全球总产出的四分之一，价值达11万亿美元，而其中一半多的产量是由跨国公司100强生产的。2002年的UNCTAD报告表明，若将公司与国家的产出做比较，全球100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中的29个是跨国公司。
这些新情况使许多评论家断言：跨国公司的强势可以使其不必再理会政府。但是，可以从三方面说明这种结论是错误的。
最重要的几个国家仍然比最大的跨国公司强大许多。44个国家（包括土耳其、埃及、泰国、阿根廷）的经济总量仍大于最大的跨国公司埃克森，而该公司的产出仅为美国的0.75%，德国的3%。
所有跨国公司仍然以国家为基地来经营全球业务。
图4列出了公司的平均跨国程度（表示跨国公司的市场、劳动力、投资在本国之外程度的综合指标）。
事实上，这些数据表明跨国公司全球50强的超过一半的交易仍然依靠其国家基地获得。每当世界经济放缓或进入衰退时，这种依赖性不断增强（见图5）。
换句话说，国家政权对跨国公司仍然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出现时。
跨国公司依靠国家政权来保护它们的全球利益。没有一个世界政权可担当此种角色。所以在遇到贸易谈判（如WTO谈判）、货币汇率、政府合同分配、关税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收回债务等等问题时，每个跨国公司都期望国家（有时是国家组织，如欧盟）帮其夺取利益。
国家资本主义的等级体系
不同国家在为本国的多国公司争取利益时发挥作用是不一样的。
在系统的顶部是那些在与特定贸易伙伴谈判中拥有重大话语权的跨国公司，在系统的底部是处于劣势的公司。处于上方的以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发现它们比处于下方的公司拥有政治上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仅表现在获得最佳贸易协定方面，也表现在其它相关的重要方面，如要求他国开放投资市场，要求他国接受它们对知识产权的诠释，保持低水平利润汇款税率，获得优惠汇率等方面。
非均衡发展
国家资本主义的等级系统不是静态的，经济体以不同速度成长，公司在渗透国际市场、在本土之外累计投资的作为也不尽相同。跨国公司以下列三种方式应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排序的变化：
对工人施压，使公司更具竞争力，以补偿国家显现的弱势。
尝试增加在其它国家的投资，以分散风险。
向国家施压，迫使国家运用政治手段补偿弱化的经济地位，包括经济援助的政治化、通过世界金融体系施压、展示军事力量等。
竞争领域
资本主义是投资追求利润的体系。因此，从资本家对外投资的数据，便可以了解资本家认为最有可能获得利润的领域。图7和图8中的外国直接投资量可部分反映出近年来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战场。
图7表明，平均而言，超过2/3的大宗海外投资流向工业发达国家，即所谓的三大地区：北美、日本、欧洲。投资量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的繁荣时期大幅急剧上升；投资量在其后至今虽有回落，但仍是在世界其它地区的两倍。这些国家不仅是财富集中的地区，也是资本家期望从进一步剥削中攫取最大利益的地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首先是对这些国家的市场、投资机会控制权的竞争。
老派“第三世界主义者”的观点——资本主义依靠对南半球穷国的剥削为生——已经不适用于当前体制的现实了。当然，资本家已尽其所能地在穷国攫取了利益（有钱不嫌少），并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产生了严重影响，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剥削形式。
1/3的投资流向“南半球”，但同样只有少数国家对资本有重要意义，而多数国家则无关紧要。
流向这些国家的外国投资中的一半（或大约1/6的全球投资）集中在三个区域——中国（包括香港）、巴西和墨西哥，而176个最穷的国家仅仅吸纳了不到8％的全球对外投资。图8的“南半球”制造业出口模式反映了投资分布不均造成的影响。
但这并不是资本的全部利益所在。还有原材料，特别是石油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中东才具有战略意义；这也是在油气价格居高不下时，委内瑞拉、西非以及常被遗忘的俄罗斯具有战略意义的原因，只是这些国家的战略意义逊于中东地区而已。
同样，主要原材料也趋向于集中在拥有投资支配权的少数国家手中。人们常常认为穷国是富国的原材料的供应者，但事实远非如此。
美国在2000—2001年度出口了8000万吨粮食；亚洲国家仅出口了1500万吨；南美国家仅有1750万吨；而非洲国家仅仅出口了300万吨。如今巴西是世界最大的产糖国。矿物出口的状况也大致如此。在前10位矿物（石油除外）出口国中，只有智利和巴西是欠发达国家，分别位列第九位和第十位。许多南半球国家依赖原材料和食物出口；全球体系也依赖这些国家获取的少量利润和必需品进口，但依赖程度显然不同。
因此，从资本剥削获利的角度，世界地图是由欧洲、北美、日本、中国、巴西以及三四个最大油气生产国组成的。
发达国家统治阶级几百年的掠夺意味着财富不会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均匀分布。新工党宣称，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可以通过贸易摆脱贫困，这完全是胡说。因为这些国家已经丧失了可在当前体系内成功贸易的必要资源。
美国力争保持霸权地位
20世纪80年代，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增长速度快于美国。过去的十年则情况相反。美国统治阶级之所以能成功翻盘是因为他们动用了三种相互关联的手段：
1、对美国工人的剥削大幅加剧。这点在实际收入（图9）和工作时间（图10）中可见端倪。上述数据来自美国劳工部。世界劳工组织的数据（虽然计算方法略有不同）也表明在过去的1/4世纪中在平均工作年度，美国工人的工作时间从1980年的1883小时上升到了1997年的1966小时。
2、美国依靠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支配权来支撑其国内经济（其支配地位因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和其它国家的买入货币而巩固）。十多年来，美国的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大大快于国内收入和储蓄，美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见图11）。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因日本、中国、韩国等国向美国出口产品，目前这些国家的银行存款已经在以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的形式增长。这就为这些银行向美国资本家和消费者贷款提供了基础，也为美国的跨国公司进行国外投资提供了基础。
因此，尽管当前美国一年的贸易赤字高达8000亿美元（大约4200亿英镑），美国经济仍能保持扩张。美国在本土之外的投资量仅为外国在美国投资的80％。但是，美国仍能将大量利润和利益收获囊中。实际上，为了能把资金留在美国，其它国家的政府和资本家一直在对美国经济进行补贴。
资本家和政府不是慈善家，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国家实力。
3、使用国家力量是美国统治阶级为保持霸权地位而使用的第三种武器。它的意识形态也许是新自由主义，但其在本土的实践远非新自由主义。美国使用政府力量干预金融经济事务，强力推行措施保护本国的跨国公司和银行，同时却要求其它经济体转向新自由主义，减少政府参与。
扩大军备开支的一个作用就是为大公司提供帮助。20世纪90年代早期，五角大楼在美国计算机工业重组中扮演重要角色，以使美国计算机工业有能力对抗来自日本公司的挑战，克林顿政府是1996年波音与麦道合并的促进者，合并后，一个规模大于任何一家欧洲竞争者的航空巨头诞生了。
联邦储备局和后来的政府努力为美国工业达成有利的美元汇率（最著名的是在20世纪80年中期与日本、德国达成的“广场协定”）。美国财政部半真半假地向债务累累的国家提供紧急财政援助，借机强化美国金融企业在全球的影响力。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大公司濒临倒闭时进行干预，如对1980年的克莱斯勒公司、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联邦储贷保险公司（相当于英国的房屋抵押款协会）、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首要的一点是，拥有军事强势的美国政府是可使其它国家驯服、使世界配合美国商业利益的工具。在与其它发达国家进行贸易谈判时，在说服弱国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对美国的跨国公司开放市场时，这个工具都在发挥作用。
欧洲的困境
欧洲资本主义发现自己两面受敌。一方面，来自远东的竞争加剧。不仅崛起的中国成为欧洲在许多行业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从日本和“亚洲虎”进口部件，组装，然后在欧洲之外的市场与欧洲产品展开竞争），而且尽管日本经济停滞，但日本资本主义在过去的15年中从未间断投资。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于在过去的30年内对国内工人不断加强剥削的美国资本主义。虽然一些欧洲大陆国家成功地提高了每工作小时产量，甚至超过美国，但因美国的工作时间更长，每个美国工人的产量仍大大高于欧洲工人。
和其它国家一样，欧洲资本家同样面临着利润率的压力，而且他们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严重，更难撼动。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为维持政治稳定，欧洲资本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与工会机构合作将“社会伙伴关系”制度化，在工作时间、工作权利、福利等方面向工人妥协。如图13所示，为维持社会安定，他们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投入远远高于其美国对手。
当资本家们大张旗鼓地提高剥削率时，上述因素使他们面临政治上的困境。但资本家们认为，为了捍卫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他们别无选择。因此，他们向政府施压，以在国内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同时，削弱工人的士气，威胁要将生产转移到东欧和其它地区。
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并且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但德国资本主义不得不向工人施压，以保卫原有地位。BBC去年这样报道：“真实工资已大幅下降，工作时间几乎回到每周40小时——以致于一些雇主说，雇用一个德国工人和英国工人的成本似乎没有什么差别。”图14清楚反映了德国工人的现状。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德、英、意等国的资本家。他们面临着来自美、日、中、亚洲虎的资本家的竞争。这些国家都可以从工作时间中受益——这些国家的工作时间比德、法至少长300小时。欧洲资本家不会再沿袭过去为求社会安定而向工人妥协的做法。相反，他们会不断采取措施，颠覆过去。结果是，具有一定规模的阶级斗争很有可能在无法预知的几十年内爆发。
金融不稳定性
美国的债务规模为金融投机提供了额外动力。当在生产领域出现利润率下降的压力时，投资者往往会在别处寻找快速获利的机会。
在过去的10年内，世界愈发依赖于一种新的投资借贷形式——衍生工具（见图15）。其诞生的初衷是帮助大企业和银行规避货币汇率突变的风险。但从诞生之日起，衍生工具已成为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经济和金融变动的赌博工具。专于此道的对冲基金现在动辄引起上亿资产的流动。
到2004年中期，衍生工具的总交易价值高达全球GDP的6倍多。因为衍生市场是全球市场，任何国家政府都无法管制。商业人士仍然担忧，如果衍生市场出现大的变故，金融体系会受到破坏，如8年前迫不得已对长期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紧急援助。
中国问题
中国经济已经开始真正地大规模扩张。但人们仍在担心，扩张中会出现古典资本主义泡沫的迹象。
极高水平的投资并没有同水平的被雇用劳动力增长率与之匹配。“1978—1993年，被雇用劳动力年增长率为2.5%；但在1993—2004年，当GDP中的投资份额远远高于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时，被雇用劳动力增长却变缓，仅略高于1％。”
有力证据表明，资本投资与劳动力比率的上升对利润率产生了向下的压力。不同企业（分别归属于不同的多国公司）为卖出过剩的商品展开竞争，加剧了这种压力。但这些对利润率的压力隐而不现，因为银行系统愿意接受迄今为止数目最大的坏账。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率为20%（官方数据）或非官方估计的占GDP的45%。中国很有可能在中期出现大规模的震荡危机，而这种危机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冲击。
但就目前而言，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国外资本主义的影响更为直接。强大的增长吸纳了国外的原材料，提高了全球企业买进原材料的价格。同时，大批中国消费品涌入市场，对国外公司产出的消费品的价格产生向下的压力。因“长期利润率下降趋势”引起的一系列世界性问题因这种压力而加剧。
未来一瞥
从20世纪80年代起，大约每10年出现一次衰退的旧经济周期似乎又重新出现，这种现象值得关注，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矛盾必然会造成政治上的冲击。
以欧洲为基地的资本越来越担心受到钳制。因此，欧盟的政治家越来越迫切地在福利、养老、工作时间和教育上强制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即使这样会破坏所有的中间组织（社会民主党、工会组织）在过去几十年对工人的欺骗性统治。
信贷网络大幅膨胀，越来越脱离现实的生产和贸易。这个网络只能继续膨胀，除非人们对经济发展态势产生突然的恐慌——如汇率的变化、大的多国公司的破产危机、对大国偿还外债能力的担忧、原材料价格的突然变化等。恐慌可能会导致公司和银行的突然撤贷，从而导致整个信贷系统在不断累加的压力下坍塌。怀有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担忧，处于本国的多国公司的压力下，政府可能会无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目标而动用政治力量进行干预。但多国公司的崛起和越境经济大幅扩张会使政府干预比以往更加困难。
在国内，国家统治阶级内部会出现更多分裂。每个经济部门都想尽可能得到国家保护，即使这意味着损害其它部门的利益。
国际上，国家会越来越将政治力量（其最重要要素为军事力量）视为保护“自己”公司（区别于以其它国家为基地的公司）的手段。未来趋势从各国的政府行为中可见一斑——美国政府试图控制世界石油储量第二的国家来确保“新的美国世纪”、中日之间紧张加剧、俄罗斯因其天然气储量在谈判中愈发自信。
所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国家干预和国家间冲突的终结——虽然在全球秩序中位于前列的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是通过在全球秩序中位于后列的国家的国土上进行的血腥“代理”战争来解决。
军备开支数据表明政治军事联合趋势已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体制内部，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征（见图16）。
但是，不仅仅美国的军事开支在攀升。目前世界上存在两处政治不稳定区域。一处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另一处是对整个体系更为重要的区域，是从地中海向东延伸至印度河、然后向北延伸至中亚的地区。可以预计，当以国家为基地的多国公司在不稳定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奋力求生存时，资本家之间竞争的原动力将会制造更多的军事和政治震荡。
政治危机将会突然爆发。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会出现突然的分裂。列宁将“革命前夜”界定为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都无法忍受旧的制度，阶级内部的尖锐分歧可能会突然打破以往使人民群众保持克制的阶级压迫和意识形态桎梏，使长期隐藏的尖锐问题浮出水面。
但在近期，这种情况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条件并未成熟。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近期也不会出现。但近年来，我们已经目睹了“列宁模式”的几次再现。这几次著名的事件——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尼泊尔和最近的瓦哈卡州的南墨西哥城——即使不能被视为革命的全面爆发，至少也动员了大批群众，造成了广泛的政治危机。现实昭示，我们将在未来几十年中看到更多类似事件发生，并且发生地点将不仅仅局限于在那些世界掌控者看来无关紧要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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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的唯物论与布哈林（吴西岑〔吴季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相关链接：吴季严
机械的唯物论与布哈林
（吴西岑〔吴季严〕）
来源：《动力》1930年7月15日第1期
〔说明〕原载是中国左派反对派（“无产者”派）的外围刊物《动力》第一期（1930年7月15日）
一
“辩证唯物论”这个名词，近年来已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最流行的时髦名词了。治社会科学的人，无论懂与不懂，总喜欢生吞活剥的把这个时髦商标贴在自己的货色上，以求兜揽顾客。一年以来，这种断烂不全，错谬百出的介绍唯物史观的书籍，在市场上简直像雨后春笋般的怒茁出来。这种乌烟瘴气笼罩着中国的思想界，实是新思想运动前途的一大障害。
固然，除了这些冒牌牟利的著作而外，另外也还有几部可读的译书。然而这些著作中，又每每包藏有很多严重的错误，却被人们“囫囵吞枣”的介绍过来。只是因为著者在国际思想界的权威很大，他们的错误更易被读者毫无判别的承受下来，比方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理论”[1]便是一例。
这本著作，平心而论，确有许多优点：它那独创的说明体系，它那深入浅出的说理以及通俗化的成功，都在使得该书有征服读者的魔力，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这本书中所包含的错误——而且是主要的错误，不能不公开的指摘出来。
我们可以说，布氏这种理论上的错误，和他后来政治上的错误，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当列宁看过这本书的手稿时，便会批评他没有彻底了解辩证法[2]，而这一点恰是他后来一切错误的稳根源。他在这本书中，虽把许多牛鬼蛇神的唯心论的理论从前门赶了出去，然而同时却又从后门中放进了一些机械唯物论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讲来，恰又是十八世纪机械唯物论的还原[3]。
本来辩证唯物论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留下有系统的专著。恩格斯在他将死之前曾经说过，他们在这一方面还仅只是完成了初步的工作，系统的发挥，尚有待于后学。不过这一学说坚实基础，在马、恩二氏的许多主要著作中，确是已经切实筑成了的。此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有许多人在这个基础上有过很好的建树——尤其是普列哈诺夫和列宁等在这一方面和努力，特别值得我们在此地指出。
普列汉诺夫对于辩证唯物论这一新方法的运用和发挥，真可以说是精当绝伦！他亦有像黑格尔般的天才，把这一新的方法运用到各门学问的领城中去。例如：宗教，艺术，伦理等等，都经他传承马·恩二氏的余绪，一一投掷以新的批评之光。他那深刻而又博洽的头脑、他那锐利的笔锋，确能在哲学上将那些反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敌攻倒——虽然在实际政治上，他自己后来却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虽能光焰万丈的将反动哲学的气焰压将下去，然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营垒当中，却同时又产生许多不同的错误倾向。有人企图以新康德主义和马赫学说来修正，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更有人企图以机械唯物论的观点来替代辩证唯物论的学说。这些倾向，其危险盖十倍于敌人攻击论调所生的效果。普列汉诺夫在这一点上便不及列宁见得那样格外真切。比方当布格丹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4]等发挥其经验批评论的学说时，普列汉诺夫虽亦曾积极加以批评[5]，然却不肯出之以具体而坚决的斗争态度[6]。列宁对于这些错误的倾向，态度便迥然不同。他在一九〇七——〇八年这个反动时期，著成了一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卒奠定辩证唯物论的基础并给经验批评派以致命的打击。
经验批评论——实际上是变相的唯心论——虽然经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将它攻倒了，然而相反的一种错误倾向却又随之而发生——这便是机械唯物论的倾向。这种倾向，一样足以阻碍我们正确接受辩证唯物论的观点。
当然，这一派的机械唯物论和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论是有某种程度的不同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书中曾经指出，造成十八世纪机械唯物论的偏狭性，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其一，由于当时许多重要的学科（如生物学，化学等）还刚在萌芽时期，而比较发达的只有天文学和算学。因此，当时的唯物论者只能呆板的拿机械学的规律去解释一切化学性和有机性的过程；其二，由于太阳系和地球进化的历史，在当时还未为人所知（康德发表星云说尚是较后的事），他们自然不能应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取一切[7]。现代的机械唯物论者则在另一种环境之下。盖近代自然科学之进步，已迥非十八世纪之比，他们已能从近代科学中取得历史进化的眼光，并习知有机体另有其特殊的发展公律。然只是如此还不足以帮助他们完全摆脱机械论的影响。因为近代科学的许多新发见，虽往往足以证明辩证法的真理，然而近代科学自身，还远没有走到自觉的运用辩证法观点的坦途上去。一般讲来，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论，还是保留有很多机械论的色彩。一般科学家虽然已经具有渐变的进化的观点，然每将突变的现象看作偶然的例外的情形。比方他们固然知道物质的高级形态和低级形态，通是由不同量的原子电子组织而成，而高级形态又通是由低级形态进化而来的。于是便以为研究任何物体，只须从他的物理化学过程来加以研究，卒种下新的机械论的根源。他们简单以为各种不同的“质”，乃是从或多或寡的“量”的转变而来，因此乃只从“量”的或多或寡来说明一切。而不知量的变化会产生新的“质”，此新的“质”的运动规律与特性，和那构成它的旧有的“质”，其特性及运动规律已截然不同。原子固由电子组合而成，然从电子中决找不出原子所具有的物理化学的特性。有机体是由定量原子组合而成的，同样有机体的一切特性也决不能从原子中找出。推而至于人类社会虽系由单个的人组织而成，然从单个的人的生活中，亦决不能找出社会生活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可知，我们绝不能从低级形态物质组合的运动规律中，用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来找出较高形态物质组合的运动规律。近代自然科学家每不能认清这个关节，他们不是过于重视解析解剖的方法，走到机械论方面去，便是过于尊重他们唯心的抽象力，走到活力论（Vitalism）方面去。
现代唯物论者苟不能摆脱这种机械观的影响，而以为辩证法乃是黑格尔哲学之特殊产物，反欲从自然科学中吸收其机械论的精华以“弥补辩证法之唯心的缺憾”，其结果不唯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引导到错路上去，并且使近代自然科学会陷入无出路的深渊。因为近代自然科学一般的发展，已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它的前面已提出许多新问题等待解答。故现代科学不采用辩证的方法则更不能前进一步。举例来说，比方在生物学方面生命发生的问题，不是旧的机械论所可以圆满回答的，于是生物学家只好提出活力论来解答这个问题。德国的科学家杜里舒（他前几年曾经来华讲演过）便是一个著名的代表。实则所谓“活力”只是变像的“灵魂”，这个假设一提出来，于是进一步的科学研究便失去一切的意义了！
机械论的观点既是不能适应新科学发展的需要，而同时又足以减弱辩证唯物论的正确性，所以我们绝不能听任这种观点在我们自己营垒种自由发展起来。布哈林在“唯物史观理论”一书中所掺入的非辩证的观点，虽不足为机械唯物论者主要理论的代表，然因其更易蒙混辩证唯物论之实质，故我们不能不首先辞而辟之。
二
布哈林在说明“辩证法”的主要内容时，自然不会也不敢公开闹出什么严重的错误；但当他把辩证法的观点具体运用到实际问题上面去的时候，他便不由不露出机械论者的本来面目。关于布氏最实质的错误问题，我们且把它留在后面再说；现在且先将他在说明辩证法基本公律时所犯的枝节错误，在此地指出。我们认为布氏在这一方面虽只是犯了一些细小的错误，然亦值得指出，因为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布氏实在是不愿精确了解辩证法的实质。
什么是辩证法（Dialectics）？我们可以简单回答说，辩证法乃是动的矛盾的逻辑，藉此逻辑可以使我们构成正确的，科学的，与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的认识论，可以使我们的智识切合于自然界和社会中之真实的实际。恩格斯曾经说过：
“形体绝不能与运动分开。形体的式态只有从运动中去认识。抛开了对他种形体的繁复关系，便别无形体可言……对各种运动形式的认识亦即是对形体的认识”（见一八七三年五月三十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札。）
可见动的法则，矛盾互斗的法则乃是宇宙间一切现象的基本法则。既是一切形体都在不断的流变过程中，则我们自然亦只有采用动的逻辑，从动态中去认识一切事物之实际。辩证法便是这样一种科学认识的工具。
唯历来的机械论者，从不了解也不愿意深切了解这一新科学工具的作用和意义。他们不是把辩证法看作一种诡辩（Sophism）便是把它看作一种折衷学说（Electicism）。便连布哈林也故意对于辩证法随便加上一些不正确的解释。
布哈林在说明辩证观念之历史起源时，便已悄悄地把辩证法的观点染上一些折衷主义的气息。比方他说：
“辩证法一语，在古希腊系指谈话与辩论的技术而言。当人们意见相互冲突时，是怎样的进行辩论呢？甲执一端，而乙则另执一端以难之（“他否定”甲所讲的事）。最后，“从争论中产出真理”，而此真理则包括甲和乙的真理的各一部分（综合）。”[8]
辩证法的观念是不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呢？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哥列夫（Goreff）在一篇文章中便已曾指摘过他的错误。真的，假使二人相互争论，甲说“是”，乙说“不是”，这样争论下去，纵使争论到世界的末日，也许还不会得到一个结果。而且照他这样说法，真理只是发生再调和折衷之中，只要把甲乙两方的冲突意见，调和起来，便可以产生真理。而这种折衷说调和说之产生，亦便是“辩证法”观念之产生。其实这种论调，与辩证法观念真是丝毫也没有共同的地方！我们且举个实例来说。比方甲乙二人互争一个哲学上的问题：甲主张宇宙的最初起源是“心”，乙则以为“物”是最初的起源，从这种方式的争论中能够产生什么真理呢？这“包含甲和乙的真理的各一部分”的真理，又是什么真理呢？是折衷主义的“真理”，是二元论的“真理”。这种争辩的结果，只是折衷主义之战胜，毫不足以拿来说明辩证法的过程。所以布哈林以上的一段话，若果是想拿来说明“折衷”概念之产生，那倒十分精当；若果以为辩证法的概念也是这样产生的，那便有点荒诞无稽了。
辩证法的概念系由论争而来，这是不错的。然这种概念之发生，确是由于在辩论时要搜求对方论证内在的矛盾，以攻倒对方的论理。简单你说“是”我说“否”，这样争论下去产生不出什么结果；如果你从对方的“是”中，找出它的内部矛盾，并依着这产矛盾点推论下去，自然会使对方得到一个他所不愿意得到的矛盾的结论。而这种从对方论证中寻出其内部矛盾的论争逻辑，便是最早的辩证法，故辩证法亦有矛盾逻辑之称。在形式逻辑中，“是”只能说“是”，“否”只能说“否”（是——是，否——否），而在矛盾逻辑中却可以回答一个问题说“亦是亦否”，因为每一个命题之中常包含有矛盾的两面。古希腊人亦便常利用这一点以攻倒他的论敌。
“辩证法”这个名词的正确来源，大略如此。
布哈林对于“辩证法”这一概念之历史起源的说明，其错误甚显，我们可以不多置论。现在且进而批评其不了解近代辩证唯物论的地方。
辩证法一向本被视为解释思辩发展过程之总公律，黑格尔便把这个公律和他的绝对意像说联缀起来，以形成其辩证唯心论的系统。直到马克思才纠正了黑格尔“首尾倒置”的错误，“于是，辩证法乃变成了研究真实世界和人类思想之一般规律的科学”（恩格斯语）。
唯物的辩证法，其基本公律有三，即：（一）“物质恒动现象互系”；（二）“矛盾互斗而生发展”；（三）“数量潜变进于质量”。这三条公律足以解释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总过程。
布哈林对于辩证法主要内容的说明，却故与一般马克思主义者之通常说明方法不同。第一，他在分节阐述辩证法之三个基本规律时，却“横云断山”的插入一个“历史主义”，的专节。在他看来，好像解释到社会科学时单抵是那三个总公律还嫌不够，必得再加上一个说明历史范畴的公律，才算齐全。实则整个辩证法的作用，即在于说明自然，社会现象之流变过程。一切事物既在永续流变的过程中——亦即是在辩证的发展过程中，则自然通含有历史范畴的特性。布氏在辩证法的三公律中竟加上这样一个蛇足，这只是证明他对于辩证法之基本法则及其意义不甚了了。或者有人说，布氏并不是企图于三公律外，另添上一个“历史范畴”的公律，而这一专节，只是补充说明第一公律的内容。这种说法，其实亦说不通。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范畴说，是由整个辩证法的规律中孳乳出来的，决不是单纯从动的观点中产生出来的。单纯从动的观点中，只能产生资产阶级“历史学派”（HistoricalSchool）的学说，但决不能产生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然则布氏在这一专节的插入，究竟是何所取义呢？
第二，布氏在分节说明辩证法的三公律时，亦太过于机械，致将这三个公律的互相连贯性勉强割裂了。他在解释第一公律的内容时，只是简单说明一切事物都在动的过程中，而没有紧接着说明这种动的现象系由事物本身内在的矛盾而来，这样迥不足以使读者正确了解第一公律的全般意义。
第三，他企图“把黑格尔辩证法之神秘性的用语翻成近代机械的用语”[9]。这便是说，把黑格尔的“三题式”（Triad）[10],拿来建立布哈林式辩论法的主要骨干。在这一点上，我很同意哥列夫对他的诘难。本来“三题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亦曾引用过，然马克思始终也只是把这个含有“神秘性”的公式看作辩证法的穿插，决不是把它看作辩证法规律中的基本规律。这不仅因为“Triad”这个公式，含有数的神秘性，而且因为实际事物之发展，也并不简单限于这个公式所包含的三枢纽（Moment）。一般马克思主义者解释由矛盾而生发展的现象及其过程，大豆依据恩格斯“反杜林”一书中“否定之否定”这一概括方式来加以说明[11]，然而布哈林偏不肯这样直截了当的去接近问题，却偏要从黑格尔哲学之神秘殿堂中兜个圈子。这个圈子兜出来的结果，黑格尔哲学用语之神秘性固然去掉，却适如他自己所说的，另外却换上了一件机械性的外衣。这个机械性的外衣，便是他独特的“均衡说”。在他看来一切体系在一种均衡的状态之下时，边无所谓“矛盾”，“斗争”或“冲突”——至少也是暂在一种休止状态之下。只是到了均衡破坏时，才有所谓“冲突”或“斗争”。你看他说：
“从以上这些例子来看，明显可以知道，实质只是一个均衡的问题（圈点一仍其旧，下仿此————岑）。假若如此，那么还有什么矛盾和斗争呢？恰好刚刚相反，斗争乃是均衡之破坏呵（注意！——岑！）实则自然和社会的均衡，并不是绝对的,固定的，而是不固定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均衡建立，马上又破坏，又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又重新破坏，如此辗转不已。”[12]
从这一段话当中，充分表明布氏是用机械的头脑去了解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他简单的以为“冲突”“矛盾”只是显现于均衡破坏之时，均衡未破坏之前，好像“冲突”，“矛盾”便不可想象似的。要保存“冲突”，“矛盾”的学说，又要保存均衡说，这怎么办呢？于是只好拿“马上建立，马上破坏”说来解释，这样，“冲突”，“矛盾”便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实际上所谓均衡，其内部便藏了很大的冲突矛盾，否则这个均衡，只是死的均衡，他决不会走到“均衡破坏”这个阶段上去。如果将均衡本身所含的冲突和矛盾，涂抹了轻描淡写的放过了，这只是不愿意了解辩证法。我们现在且引一段列宁的正确意见，来矫正他的机械观点：
“有两种基本的关于发展（进化）的概念：其一是把发展看作增减或循环反复；其另一则把发展看作对立物的统一（将单一分而为互相排拒和交相连涉）。
第一种概念是死的，干枯而无味的；第二种才是活的。只有第二种概念才明示我们以了解现存万物“自我运动”（Selfmovement）之锁钥。也只有它才能给我们以锁钥去了解“突变”，去了解“渐变的休止”，去了解“截然变形”（“Transformationintotheopposite”）以及旧者之破坏与新者之出现。”[13]
布哈林把“对立物的统一”这一活的概念，化为呆板的“均衡”说，于是一切物体的“自我运动”，便无法理解了。我们应该说：“均衡”的本身便是矛盾对立的产物。矛盾对立几时都是要向前发展的，发展到一定阶段，便要产生一个突变的现象，把旧的“矛盾”的统一破坏而代之以新的矛盾对立的统一，这样不断的发展下去。布哈林在这一点上观念含糊，也正是铸成其他错误的一个关键。
最后我们且讨论辩证的第三公律，亦即是辩证法中最主要的部分。布哈林在这一方面也掺入了一些机械论的气息。比方他解释“由量的变到质的变”的现象时，曾举沸水作例来说明：
“水之变成蒸汽，决不是渐渐的变成“小”汽，然后再由“小”汽变成大汽的。水未变成气体以前，不曾沸腾，但热到一定的“沸点”，它便沸腾起来了。这就是一种突变。”[14]
照他这样讲来，水只是到了沸腾的时候，才有突变，换句话说，便是水的表面没有产生显著变化时，便无所谓突变现象的存在。然而我们知道，拿一杯水放在烈日之下，久而久之，它表面虽并没有发生过显著变化的状态（沸腾），也终于会干涸了，这又怎么去解释它呢？布哈林只是机械的去了解“突变”，以为在未发生显著的突变现象以前，只能有数量的转变，一定到突变（沸腾）发生，才能有所谓从数量到量量的变化（水化为蒸汽）。所以他竟这样肯定的说：“在水的温度没有到一百度以前，我们所见的变动，只是量在变动，水还是水。”然而我们明明知道，在未到“沸点”以前，水的表面，却已无形中在哪儿蒸发（这就是说，定量的水已经由“量”的变转而为“质”的变），这一点却被布哈林抹煞了。因此，他对于我们上面所举的另一例便无从解释了。其实解释这一系列的现象，那“沸腾”来作“突变”（从量到质的变）的例证，固然特别明显些，然却不应抹煞那未“沸腾”前局部较小的突变现象——而且这种突变现象，正所以加速那显著的突变现象之实现过程呢！
总括以上所指摘的几点，可以看出布氏对于辩证法的认识是很不健全的，他甚至于在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中，掺入了一些非辩证的机械的观点。正由于对辩证法基本规律认识不清——或如列宁所批评他的，也不愿意认识清，所以在许多基本问题上通犯了机械唯物论的错误。现在我们且进而讨论这一类的问题。
三
“自由意志与必然”的问题，是一个历来哲学上聚讼纷纭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唯心派的答复，他们认为个人意志完全自由，不受任何必然规律的束缚。第二是折衷派的观点，他们把“自由”和“必然”机械的对立起来，以为“必然”统治之域便无“自由”之可言，那么，反之在“自由”统治之域，亦便丝毫不受“必然”之支配。第三是辩证唯物论者的观点，他们并不是否认“自由”，也不是把它和“必然”对立，而是认为“自由”系由“必然”所产生，是人类认识“必然”的结果。第一种和第三种的答复，都是一元论的观点，只有第二种却是一种二元论的观点[15]。
很有趣的是历来机械唯物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都通走到二元论的结论上去，不能把“自由”和“必然”的关系认识清楚。布哈林解答这个问题，亦恰恰陷入历来机械论者的迷阵中去。
布氏在解释“意志自由与必然”的问题时，很明显的便时完全根据着“在“必然”统治之域便无“自由”可言”这一基本概念而发挥的。他列举了许多所谓“意志自由”的例来加以批驳，说这些都有原因，都受“必然”的支配，毫无“自由”可言，而不是说明这些“自由意志”（当然，只包括那可能实现的）只是认识“必然”的结果，只是在“必然”限度以内的自由。他那种“非你死则我活”的机械对立观点，与辩证唯物论者的观点可以说迥异其趣。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在“反杜林”一书上曾有过很明确的说明，而这种说明恰是被布哈林所忘记了的。我们现在且把这一段全文引述如下：
“黑格尔是对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专门作一解答的第一人。在他看来，“自由是”（对于）“必然”的认识。“只是因为在不了解“必然”的时候，“必然”才是盲目的。”“自由”意志并不是由对于自然规律之意想的独立而来，而是由于认识这些规律，且由此规律中所得到的可能性，利用之以有计划地到达某种一定的目的。”[16]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的观点迥和机械论者的观点不同。比方布哈林拿喝茶的例来说明“自由意志”问题时，他只是很机械化的说，喝茶的例来说明“自由意志”的问题时，他只是很机械的说，喝茶是由于生理的必要，所以这儿并无所谓“自由”，仍然儿他不肯更进一步去说明：“渴会致人死命”，这固是铁一般的必然，但在人们了解了不达到一定程度不会因渴致死这一“必然”时，则他固可以自己决定，有时虽然喉干，却不必立时去喝茶。这是不是“自由”呢？是的，这即是在“必然”限度内的自由。当人们知道，喝了的时候（应为“渴了”之误——录入者注），不喝茶而吃苹果一样可以解渴，他是否可以自由选择苹果来代替茶呢？是的，是可以有这样的选择的自由的。布哈林只知道把“自由”和“必然”看作两个势不两立的东西，以为在“必然”的王国里绝不容许“自由”这个恶魔拦入，而不知道人们在认识了“必然”的规律时，人们的自由意志，便可以到“必然”王国里去做个入幕之宾。问题就在这里——也只是在这里。
由于这种机械论的认识，所以布哈林便不能也不敢更进一步来说明这样一个原则，便是：人类的意志自由，是可以逐渐逐渐扩大的，而且最终还可以由必然的王国进入自由的王国。这个结论，也许会把一般机械论者吓倒。但我们如果愿意正确了解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则对于这点丝毫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自由”既是由于认识“必然”而来，则对于“必然”的认识每近一步，「自由」也自然跟着更进一步。恩格斯曾说：
“因此，‘自由’是在于统御其自身以及外界的自然，而此统驭则基于对自然之必然性的认识。刚从低级生物解脱出来的人们，也像低级生物一样在许多关系上不能自由；但人类发展的每进一步亦即是向‘自由’更进一步。”[17]
因此我们有权可以这样说，人的意志自由须隶属于自然的规律，但这不是说，人必须永远做自然的奴隶，而是在隶属的过程中，同时逐渐扩张其征服自然的权力——亦即是逐渐扩张其自由。
机械论者之所以要彻底歼灭“自由”这个恶魔，便是因为恐怕这个恶魔一旦取得了存在权，会“妨碍科学之发展”，其实那有这么一回事？布哈林因为曾被唯心论的恶鬼掴过一掌，现在连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胆战起来，未免太不济事了！
我们不但说，随着人类发展的进步，随着人类对“必然”认识的进步，自由可以逐渐扩张，并且我们还要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由意志”的本身内容，还可能发生突变。恩格斯“从空想到科学”一书中便曾更进一步的发挥过这个问题。他指明人类社会在达到生产工具脱离了无政府生产状态的时期，便可以
“停止各个人求生存的斗争。……环绕着人类前此且统治着人类的生活条件，至此乃降为人类所统治，人类成为支配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同时也就第一次成为支配自然的真正的和自觉的主人。人类自己社会行为的规律，前此亦像支配着他们的外来的自然规律一样，统驭着他们，至此便会完全自觉的为所统驭，因此亦就是支配了这些规律……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人类才完全自觉的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人类所种的社会因，至此才能逐渐正确的产生人类所期望的社会果。！！！！！！！！！！！！！！！这便是人类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需要加下标点——录入者）”[18]
正是这种飞跃，这种由必然世界到自由世界的飞跃，为布哈林所忽视或没有切实发挥的地方。他虽曾把无组织社会和有组织社会拿来比较对勘，然只是从另一观测点去看它。他只是告诉我们，社会的花样改变了，必然性的花样也改变了，人们意志之不能自由，也达到一种花样翻新的阶段了。我们应该在此地指出，他之所以走到这种沾滞的观点，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在考察一般的“自由与必然”的问题的时候，没有将二者的正确关系认清，没有了解随“必然”认识之进展而“自由”可以逐渐扩大。在他形式逻辑的脑筋中想来，“自由”既只是认识“必然”的结果，它既不能翻出这个“必然”的手掌，则亦只不过是“有若无”的“无是先生”而已，保存了它，倒在科学中多添了一个缠绕不清的鬼影。这真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四
机械论者解答问题，几时都脱不了呆板对立的观点，也几时都把形式逻辑的推论当作万能，而不能切中事物之实际。在“自由与必然”这个问题上，布哈林犯了机械论的错误，我在上文已经指出；可是在论“偶然”问题时，他的观点，依然还是犯了同样的错误，这可真不是偶然的事了！
一般讲来，“偶然”固不是没有原因的，但不能因为它有原因，遂说它不是“偶然”。如果只是这样一气推论下去，这只是用形式逻辑的观点来看取一个问题，丝毫不与辩证唯物论者的观点相合。布哈林的主要错误，便是好拿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法作为唯一的法宝。他认定了某一大前提以后，便以为凡是违背这个大前提的都可以拿来开刀！他在“偶然”问题上，也同样是这样一个态度。
布哈林竭其智能，要打破“偶然”这个东西，他并且说，要把“偶然”这位先生，从社会科学领域中赶除出去。他用尽了一切气力，说明许多偶然现象本身发生的原因，并且高兴的喊道：“你看！这些‘偶然’都有它的一定原因，怎么还能说它是‘偶然’？”然而可惜得很！他虽废了偌大的气力，却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身，问题的本身是这样：所谓偶然现象，它本身固由其发生之原因，然把它放在整个现象的系统中看来，他适成为偶然。辩证唯物论者绝不因单从单另现象中来研究一种现象，而要把它放在一切现象的联系中来看它。布哈林对于这一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始终是没有了解清楚的，因此，他只简单把“偶然”看作一个主观的产物（不知道原因），而忽略了“偶然”存在的客观性。
恩格斯在“自然界的辩证法”一书中，对于“偶然”和“必然”的关系问题，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他一面批驳历来玄学的观点，认为把“必然”和“偶然”对立起来，是一个大错。在一般形而上学家看来，某一事物之发生，它不是必然的便是偶然的。决不能同时是必然的而同时又是偶然的。恩格斯的这些意见刚刚和这些形而上学家相反。他认为决不能把“必然”和“偶然”形式对立起来一般。这二者通应该把他们看作辩证的统一。因为我们知道，“原因”的本身便是一个“结果”，而“结果”又可以成为某种新事物发生之“原因”。同样，“偶然”和“必然”的关系也是如此。“偶然”的本事本是一个“必然”，而许多具体的必然现象却又为错综的偶然现象所决定（这一层且留下文详细分析）。所以恩格斯说，“偶然”是“必然”的而“必然”又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恩格斯对于绝对有定论亦加以严厉的驳斥。这一派的论调恰和布哈林的说法相同，他们绝对否认“偶然”之存在。恩格斯斥责他们虽然想极力了解一般社会现象发展之原则，而实际上是对于具体社会现象，拒绝加以解释。因此，也就同样不能了解「偶然」对于社会现象具体发生之意义和必要。因此，也就只能一般解释某种事件必然会发生，而不能更进一步去解释某种事件何以于某种时间采取某种形态发生于某个地点（这即是所谓具体的必然）。
比方在解释“历史的偶然”这一问题时，布哈林这种机械论的病根，便显露的十分清楚。他曾举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例，说：
“当我们讲到帝国主义大战之必然性（有原因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时，那么我们只能从社会发展之最主要的原因——引起大战的原因——来找出他的不可避免性……在这个例子当中，纵没有刺杀奥太子的事，大战也还是要发生的，因为奥太子被刺对于上次大战并“不关重要”，重要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之发展而帝国主义列强之激烈竞争日益深刻。”[19]
这样一来，他把“历史的偶然”的作用和意义，便一笔抹煞了！不错，造成帝国主义大战的社会经济关系，谁也不能否认。但只就这一点看，只能决定大战发生的必然，而不能决定大战于何时何地采取何种形式发生的这一具体必然。没有刺杀奥国皇太子这一偶然事件的发生，则大战还是不可避免，这是不错的。但大战因此也许便要迟些时间发生，而发生的形式也必然不同。这儿“偶然”便起了极大的作用。
布哈林“把历史的偶然”当作“一些细小事件”，说“这些细小事件于社会变革无甚影响”。这真如恩格斯所说的，是不愿了解社会现象具体发展的过程。他不知道这些在整个现象中看来是带有偶然性的“一些细小事件”，正是规定历史之虚体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解决土地问题，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解决土地问题的经过和方式，英国和美国不同，美国和德国不同，其所以不同，便是由许多交错的偶然现象决定。这些各有其发生原因的偶然现象，在历史必然的总趋势中，却又俨然成为决定“历史必然”如何具体实现的重要因素了！战斗的辩证唯物者，不独要能看清历史必然的总趋势，而且要认清那些犬牙交错的偶然现象（即布哈林所说的“细小事件”），并利用这些偶然现象以促进“历史必然”的早起实现，且采取某种一定的形态实现。谁忽略了这一点，谁便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便不能正确了解恩格斯所说的“人类能创造历史，但在一定条件下创造他们他们自己的历史”这一句话的全般含义！
五
布哈林不理解或不愿意理解辩证法的地方，在我们上面所举打得几点上，已可以窥其大体。自然，他的机械论的错误，不仅限于上列各端，在他的全书中几于逐出都可以发现这种机械论的趋向。
这种趋向的根源可以说是起于他的“绝对有定论”。他在本书中甚至把“资本主义定期恐慌”这个现象，拿来和太阳系运行的规律等量齐观，其受病之深痼可以想见。这个是毛病从那里来的呢？是从他过于为近代自然科学机械精神所束缚，而未能抓住辩证唯物论之重要核心。
由于这种方法论的基本错误，自然在实际政治上也要收稽到同样错误的结果。一般人不知道布氏实际政治上的错误，或偶然东鳞西爪的看出一点，而不知道这些错误的发生适有其哲学上的总根源。如果认清了他的哲学上的——方法论上的总病根，毫无疑义的更可以帮助我们深刻了解布氏错误的所在。可惜我们不能在这儿举出实例来说明，虽然这种说明很有意义，且更能帮助读者对于辩证唯物论的理解。
最后，我们不能不致慨于辩证唯物论所经历的历史命运！它本是一种极富于战斗意义的革命学说，但它自出世以来，却从各方面遭到许多无聊的涂抹和曲解附会。当它被人当作商品一样运入中国时，更凭空添上一层乌烟瘴气的笼罩。这种情形会长久下去吗？不会的！我们坚决相信：
浓雾虽然弥漫苍穹；
但他岂能长掩朝阳？
一九三〇，五，十四日于上海。
[1]Bukharin:TheoryofHistoricalMaterialism.中文已有两种译本出版。
[2]“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中，曾有一文提及此点，卷数及篇名已忘。
[3]比方在该书第三章中，他竟把人的有机体与钟表的机械体相提并论，这简直是拉·美德梨（J.O.deLaMattrié）“人机器”说的还原。
[4]一直到现在，他在文艺理论方面还时长发挥他的二元论的观点。
[5]见MaterialismMilitans一书，中文已有译本。
[6]见英译《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德波林序言中所引列宁致高尔基的信。
[7]见英译本“Feuerbach”P.65-66.中文本已由林超真先生译出。
[8]见“唯物史观理论”原文第七五页。
[9]见原著七五页。
[10]“Triad”这个字，在宗教上本是「三位一体」的意义，黑格尔把他拿来说明「正，反，合」的思想过程。故马克思称其为有神秘性。
[11]见英译本“反杜林”一五七——一七五页。
[12]见原著七五页。
[13]见“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附录“论辩证法”，英译本三二三——三二四页。
[14]见原著页八二。
[15]普列哈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之基本问题」一书中，对于这一点曾有所论列。
[16]“Anti-Duehring”P.147.
[17]“Anti-Duehring”P.148.
[18]圈点是我加的。见俄文“马克思主义丛书”本页七六。
[19]原著页四三。
感谢皮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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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赢得格蕾丝·卡尔森，又如何失去她（﹝美国﹞詹姆斯·帕·坎农（JamesP.Cannon），1952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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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WeWonGraceCarlsonandHowWeLostHer
我们如何赢得格蕾丝·卡尔森，又如何失去她
﹝美国﹞詹姆斯·帕·坎农（JamesP.Cannon）
1952年7月7日YangChenhuan翻译、赤心校对
〔相关文献〕格蕾丝·卡尔森：早期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无名英雄
〔说明〕原文载于《战士报》（Militant）1952年7月7日号，后收录于《一位鼓动者的笔记》（NotebookofanAgitator,1958）
格蕾丝·卡尔森（GreenCarlson）所遭受到的迫害既来自于保守的政治氛围，更源自于政治迫害。她突然退出人数众多且受到迫害的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lstWorkerParty），以寻求在富有而强大的天主教堂的庇护，这只是她遭受的许多连续性打击的必然结果。这些打击来自她长期以来为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站在穷人一边遭受的迫害、贫困和歧视。
这个退出的决定十分突然，事先没有任何暗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她在纽约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校园里发表演讲和辩论，为马克思主义辩护，与异见者针锋相对。她现在给出了她突然退党的原因——“在基本哲学问题上的分歧”——然而这并非真正的原因。
1936年格蕾丝·卡尔森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时，她在明尼苏达州教育部担任一个好职位，有丰厚的薪水，作为哲学博士在双城区的富豪圈子中受到尊重。她那时说过，并在之后多次重复过，很高兴决定和我们一起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理想服务。我们用我们的想法和理念赢得了她，她在党内工作了16年。我们相互说服、争辩，同志之中的榜样将服务于伟大事业高于个人利益，正是这些使我们赢得了她。
反动势力最终于以各种手段使她脱离了社会主义运动。他们让格蕾丝·卡尔森为社会主义的理想和自我牺牲的工作付出了代价。她不得不放弃在明尼苏达州教育部的职位，并大幅地降低了她的生活水平。她不得不牺牲自己在社区中的崇高地位。1943年，她不得不和其他17名党员一起去联邦监狱。1945年她从监狱回来后，不得不在圣保罗警察局登记为前科犯。她被列入双城区的所有就业黑名单。一轮又一轮的牺牲被强加给她。
16年来，强大的反动势力不断地敲打着这个女人，直到他们把她打倒，摧毁了她的反抗精神，迫使她离开了她服务了如此之久、如此之光荣的党。这就是天主教会并不光彩地胜过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得到格蕾丝·卡尔森的原因。“哲学”的问题与它无关。那只是个理由，不是原因。
在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中，格蕾丝强调了她在临别时告诉我们的话，她不会加入可鄙的告密者行列。“我希望人们明白，我不会举报多年的朋友。我也不会写像布登茨这样的书。”这践行了她的信条，她为社会主义服务了16年，与这些有着相同信仰的朋友一起，并给出了正当理由。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社会主义工人党不是阴谋集团，而是政治运动。它公开报告了它的所有活动，并在它的刊物上说出了它必须说的一切。任何人能找到的反对我们的所有“信息”都已经印在那里了。
在6月30日《明尼阿波利斯星报》（MinneapolisStar）报道的新闻采访中，格蕾丝提到了她在6月20日星期五在明尼阿波利斯与我的最后一次会面。记者引用她的话说：“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悲伤的会面之一。“我对此并不怀疑，但有必要解释悲伤的原因。
她没有提出任何论据来支持她的退党决定。她没有表达对党的纲领的任何分歧，也没有对党的成员表示任何不满。相反，她肯定了她对长期协作的同志的爱和尊重。
我和她谈过天主教会利用其信徒的宗教情绪来支持各地的反动压迫。
我提醒她，天主教会的政策不是由教区居民或教区神父决定的，而是由天主教等级制决定的，这首先是一个政治力量，也是全世界最反动最蒙昧的力量。我提醒她红衣主教斯佩尔曼镇压了纽约公墓工人的罢工，他最近刚到西班牙向血腥的独裁者佛朗哥致敬。我提醒她，西班牙的社会主义同志或许在佛朗哥的监狱和酷刑室里，又或许在坟墓里。
格蕾丝·卡尔森和我一样清楚这一切，并且已经谈论过很多次了。她没有用任何论据或理由来回答我的提醒，我只能看到一个被打垮的和颓丧的女人的痛苦泪水。她说得很好，她说这对她来说是一次悲伤的会面。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悲伤的会面，但出于不同的原因。
很多社会主义者在压力下离开了运动。但运动仍在发展。今天世界上的社会主义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世界范围内的运动事业正在增长，并将继续增长。这个国家也是如此。遭受太多打击的个人或许会半途退出。但争取全人类的社会主义解放的伟大运动将继续前进并取得胜利。格蕾丝·卡尔森的离开不会影响这一进程。党将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强大的反动势力，即便它已经来到了我们的队伍前并打倒了我们的一位女同志。
即将在纽约召开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大会，呼吁提名其1952年竞选的总统候选人，将表明这一团结。这次大会将表明党已经下定决心多做一点，多付出一点，以弥补这次（卡尔森）退出的损失。
大会将再次重申格蕾丝·卡尔森在她退出前多次说过的话，那就是，能够对抗威胁性战争、以及这个病态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邪恶、并争取地球上的生活更美好的地方，不在天主教会，而在社会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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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美国﹞比利·阿纳尼亚（BillyAnania），2021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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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dicalPrintmakingofKätheKollwitz
激进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
﹝美国﹞比利·阿纳尼亚（BillyAnania）2021年12月18日
白萌翻译、王钦元校订
凯绥·珂勒惠支约1906年由PhilippKester拍摄。（来自维基共享（wikimediacommons））
凯绥·珂勒惠支（KatheKollwitz）是一位激进的版画家，她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从德意志帝国后期直到纳粹第三帝国的覆亡期间，她从未丧失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希望，用视觉艺术表达工人的反抗和失落。
我们这个时代，表现主义经常与它在美国的替代品——抽象主义混为一谈。中世纪的画家如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Pollock）和马克·罗斯科（MarkRothko），以高度个人主义的绘画表现形式模糊了所有现实主义的痕迹。美国在冷战时期就大肆宣扬这种绘画形式。在滴画（drippainting）和西格拉姆壁画（SeagramMurals）风靡美国艺术界几十年前，欧洲的表现主义艺术家用写实主义来表现二十世纪初的战争和经济困难。
其中最杰出的艺术家是就是凯绥·珂勒惠支（KätheKollwitz，1867–1945）。她在德国长大，见证了德国的快速工业化，从事过绘画、雕塑和版画创作，这些经历赋予其作品一种激进的表现张力。
身为宣传家和教育家，她与社会主义组织合作，批判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统治下的不平等和压迫现象。她的石版画、蚀刻版画和木刻版画都摒弃了色彩，只使用线条和阴影勾勒贫困和阶级斗争的场景。她还把单色设计运用到海报和宣传册上，这种表达抗争的艺术形式是在德国农民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如今在她手里获得了新生。她以16世纪的农民起义为背景，创作了一套经典组画，用古老的艺术形式继续这项古老的事业。
珂勒惠支是第一位被普鲁士艺术学院录取的女性。然而，纳粹的一纸禁令打断了她的成功。她去世的日子距离欧洲胜利日只有16天，她终究没能亲眼看到禁令解除。两次世界大战都痛失爱子，这段经历让她后来长期以母亲作为绘画的第一题材。从磨镰刀的农妇到领导织布工人起义的母亲，珂勒惠支笔下的女性臣民超越了她们传统的性别角色，反抗使她们陷入贫困的资本主义秩序。尽管经历了许多磨难，但珂勒惠支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支撑着她为艺术而献身，将版画带到了更高的、有社会影响力的层面。
摇摇欲坠的帝国
珂勒惠支，本姓施密特，出生在普鲁士一个进步的宗教家庭，当时普鲁士是一个保守的国家。她的外祖父朱利叶斯·鲁普（JuliusRupp）创立了第一个信仰自由的教会，她的父亲卡尔是社会民主党（SPD）的马克思主义成员。这些人共同影响了她的智力发展。“父亲与我关系最亲近，因为他是我接触社会主义的导师，”她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但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背后是站着的却我的外祖父鲁普，他不是与人类交易，而是与上帝……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激发我创作灵感的力量是否与宗教有关，或者就是宗教本身。”
凯绥·珂勒惠支，《起义》（1899），线形蚀刻，铜版雕刻，飞尘腐蚀法，毛笔蚀刻，砂纸打磨，压花。（来自维基共享（wikimediacommons））
“小凯绥”（家人这样称呼她）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五，家中共有七个孩子，其中三个早夭。她的母亲凯瑟琳娜为人坚忍不拨，形成了凯绥早期对母亲的印象。这位艺术家患有焦虑症和视物（大小）不称症或“爱丽丝梦游仙境综合症”，扭曲了她对大小和自我的感知。这些早年的经历形成了她对艺术创作的最初认识。
最初接受绘画训练时，凯绥就被写实主义艺术家马克斯·利伯曼（MaxLiebermann）的作品所吸引，这些作品描绘的是德国工人阶级以及自然主义文学运动，而她之所以钻研版画，是因为阅读了马克斯·克林格尔（MaxKlinger）的论文《绘画与素描》，克林格尔推崇单色调媒质的运用，认为它会对诗歌创新产生潜在的影响。凯绥受二人影响，创作了第一部版画系列，那是单色线条蚀刻组画，改编自埃米尔·佐拉（EmileZola）1885年发表的小说《萌芽》，描绘了法国警察和军队暴力镇压的矿工起义。
珂勒惠支，组画《织工的反抗》第4幅，《织工的游行》。线形蚀刻，砂纸打磨。（来自维基共享资源（wikimediacommons））
1891年，凯绥与卡尔·珂勒惠支（KarlKollwitz）结婚.卡尔·珂勒惠支是一名医生，也是社民党议员，在柏林开了一家诊所，为工人阶级看病。通过卡尔，她结识了贫困的母亲和孩子，她们看完病后会留下来和她聊天。珂勒惠支很快就做了母亲，生下了儿子汉斯和彼得。尽管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很劳累，但她的丈夫卡尔努力确保他们在抚养孩子的同时，珂勒惠支能够继续从事艺术事业。
观看了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Hauptmann）的自然主义戏剧《织工》之后，珂勒惠支取得了第一次艺术突破。《织工》讲述的是1844年工人反对恶劣的生活条件和低廉的工资而起义的故事。她以此为蓝本，于1893-97年间创作了六幅版画组画《织工的反抗》。组画前三幅提供了文字说明：一个挤满织布机的狭窄房子里，一家人看着一个垂死的孩子，孩子的父亲在昏暗的酒吧里与同事密谋。第四幅和第五幅色调由暗转明，白天的游行队伍里工人拿着镐，母亲带着孩子。在第五幅《风暴之门》中，妇女带头围攻资本家的大门。后者被工人的双手攥着大门，他们褴褛的衣衫与奢华的大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珂勒惠支，组画《织工的反抗》第5幅，《风暴之门》。线形蚀刻，砂纸打磨。（来自维基共享资源（wikimediacommons））
组画最后一幅，男人们带走了死去的织工，揭示了微妙的基督教主题——殉道和苦难。传记作者玛莎·卡恩斯（MarthaKearns）指出，《织女的反抗》标志着珂勒惠支“转变”为“一位颂扬革命的艺术家”。在大柏林艺术展（GreatBerlinArtExhibition）上看到这件作品后，普鲁士奖评委会建议提名给她，但被威廉二世皇帝否决了。再加上爱德华·蒙克（EdvardMunch）第一个大型展览的高度宣传，珂勒惠支与包括利伯曼（Liebermann）在内的几位评委会成员成立了柏林直线派（BerlinSecession）。之后又经历了德国革命，珂勒惠支的创作这才开始与反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她在艺术上的突破也与自己的悲剧命运互相融合。
版画革命
二十世纪之交，珂勒惠支来到巴黎和伦敦，研究欧洲艺术史。期间，她创作了大型蚀刻版画《卡马尼奥拉（LaCarmagnole）》，描绘了法国革命妇女唱着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中的战歌起舞的场景。同年，她开始创作第二组版画，灵感来自威廉·齐默尔曼（WilhelmZimmermann）的插画《德国农民战争史》，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Engels）认为这是现代第一次革命工人起义。
凯绥·珂勒惠支，组画《农民战争》第3幅，《磨镰刀》。线形蚀刻，铜版雕刻，砂纸打磨，飞尘腐蚀法，带有直纹纸和齐格勒复印纸印记的柔软地面。（来自维基共享（wikimediacommons））
这组版画名叫《农民战争》，创作于1901至1908年，共七幅，版画顺序与《织工》类似。前两幅，一幅是一个弯腰的农夫，一幅是一个被强奸后埋在泥土中的女人。第三幅各叫《磨镰刀》，画中是一个老妇人，神情紧张、眼神疲倦，正在用磨刀石磨着长长的刀刃。只有第四幅和第五幅画的是实际的战争，一个名叫黑安娜的农民领导一群农民夜以继日地战斗。第六幅是令人难忘的《战场》，一位老妇人正在触碰一名年轻男子的尸体；光线照在妇人满是筋节的手和男子的脸庞上。最后一幅是一群俘虏挤在露天的监牢中。
《农民战争》取得了重大成功，珂勒惠支的作品很快被大英博物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等机构收购。为了普及自己的作品，她允许她的作品被复制，大批量生产和低成本销售。1908年，她开始为慕尼黑讽刺杂志《简约（Simplicissimus）》投稿，该杂志致力于出版批评经济不平等的绘画和文学作品。
她还设计关于工人阶级问题的宣传画。1906年，她为德国家庭手工业展览设计了一幅海报，画的是一位精疲力竭的职业女性，这让奥古斯塔·维多利亚（AugustaVictoria）女王非常反感，以至于拒绝参加展览。另一幅为大柏林行政联盟设计的宣传画则谴责了柏林住房短缺的问题，也被房东协会禁止发行。
凯绥·珂勒惠支，组画《农民战争》6幅，《战场》。（来自维基共享（wikimediacommons））
1919年，自由军团刺杀了斯巴达克联盟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Liebknecht）和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之后，珂勒惠支与数千名支持者一起参加了李卜克内西的葬礼，她开始同情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ParteiDeutschlands，或KPD）。为此，她雕刻了一张纪念李卜克内西的木版画，画中是一场基督教式的葬礼，李卜克内西平躺着，身着素服，周围是身着黑衣的哀悼者。他的侧脸似乎在发光，斑驳的光影映在一个男人的外套上，男人在抽泣，似乎没有意识至这些。
激进的母亲
1913年，珂勒惠支夫妇共同创立了女性艺术家组织，同年她开始涉足雕塑领域。一年后，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三个月，她的儿子彼得在战场阵亡。这位与许多生病的母亲交谈过的艺术家陷入了深深的忧郁之中，这影响了她之后的职业生涯。失业后，她在一家食堂工作，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创作停滞期，直到革命爆发。
当诗人理查德·德梅尔（RichardDehmel）敦促在战争中采取进一步行动时，珂勒惠支在德国媒体上发表了一封反对信，引用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WolfgangvonGoethe）的话：“用来播种的种子不应该被磨碎。”停战后，她创作系列木刻版画《战争》（1918-1923），猛烈批评战争对民众家庭生活的破坏。其中一张版画标题很简洁，名为《母亲》，画中一群妇女拥抱在一起，宛如一人。这张版画看起来非常像雕塑，后来她以此为原型，又创作了许多母亲保护幼子的雕塑。位于柏林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央纪念馆把这张版画的放大版陈列在显要的位置，以纪念在战争和暴政中的柏林死难者。
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组画《战争》6幅，《母亲》。（来自维基共享（wikimediacommons））
1927年，珂勒惠支得到魏玛共和国的认可，她的职业生涯达到顶峰。她与丈夫卡尔一起访问苏联，参加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活动，并成为普鲁士学院图形艺术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但她的任期很短。当纳粹（NationalSocialists）上台时，珂勒惠支与卡尔、海因里希·曼恩（HeinrichMann）、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起签名，呼吁社民党和德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纳粹。1933年，曼恩和珂勒惠支又领导了第二次反对纳粹的活动。
莫斯科报纸的消息传来，盖世太保质询珂勒惠支并以入狱作为威胁，最终她的作品从德国博物馆撤出，她也被迫从学院辞职。二战期间，纳粹将她的艺术品存放在王储宫殿的地下室，声称“母亲没有必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国家就是这样做的。”
明确的政治观点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珂勒惠支的作品没有政治意义，因为她从未刻画过压迫者。在抽象表现主义诞生期间，另一些批评人士则声称她的风格与现实“脱节”。然而，路易斯·马尔切萨诺（LouisMarchesano）认为，这个观点是冷战期间北美和西德文化机构“审美净化”的结果。
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版画《纪念李卜克内西》。（来自维基共享（wikimediacommons））
但是从她激进的信仰以及作品中呈现的工人阶级历史来看，珂勒惠支的艺术具有深深的政治烙印。她与许多最大的民主和反战组织结盟。她是共产党领导的国际妇女和平与自由联盟以及工人国际救济组织的成员。她为国际劳工联盟设计了海报，她为德国中部社会主义青年工人大会创作了《永不再战》的插图，这幅插图在她去世后成为反战运动的标志。
珂勒惠支善于利用图画的留白，她用阴影来刻画场景，在表现主义电影制作人普及这种美学之前，她就已经使用了。生活的黑暗伤害了她，但她依然保持乐观，从她1944年写给儿媳奥蒂莉（Ottilie）的最后一封信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一场战争接着一场战争，直到一切的一切都被粉碎。鬼才知道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德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因此，我一心想要彻底结束这场疯狂的战争，我唯一的愿望是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比利·阿纳尼亚（BillyAnania）是纽约市的一名艺术评论家、编辑和新闻工作者。
原文链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21/12/kathe-kollwitz-printmaking-german-socialism-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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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抗战初期主流左翼谈肃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抗战初期主流左翼谈肃托
【专题】
抗战初期主流左翼谈肃托
一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斗争与当前的工作
二揭破托派在××收容所的面幕（通讯）
三托派汉奸在学生界的活动（通讯）
四肃奸运动：论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抗日纲领”
五托派在香港工运中的阴谋活动
六刘宁一《专论论托派在工人群众中的汉奸作用》
七我们须要更多的射击手射杀文化匪徒—托派汉奸！
八请看托派在工人群众中做什么
九托派在收容所中的活动
十赶快建立上海工人的统一组织
十一辩论会：抗战中的「托派」
十二批驳托派的「抗战理论」：纪念八一三
十三福新烟厂工潮的经过
十四研究与批判：粉碎托匪的种种汉奸言论！
十五汪派托匪在上海工运中的破坏活动
十六辩论会：劳资必须合作？
十七短评：肃清托匪
十八评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
十九信箱：关于托派的几个问题
二十刘宁一《七七纪念中工人工作》
二一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康生，1938年1月28日）
感谢枫叶幻天、萨马斯特、马夫蒂·纳比尤·艾林、米哈伊尔的追随者、江风、心世、先知在1917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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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票，街道或两者兼而有之：关于民主和选举与奥古斯特·尼姆茨进行的访谈（﹝加拿大﹞克里斯·斯特拉弗德（ChrisStrafford），2014年4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TheBallot,theStreets–orBoth:AninterviewwithAugustNimtzondemocracyandelections
选票，街道或两者兼而有之：关于民主和选举与奥古斯特·尼姆茨进行的访谈
﹝加拿大﹞克里斯·斯特拉弗德（ChrisStrafford）2014年4月30日
韩达翻译；白萌、赤心校对
问：你在研究中指出，民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实践的基石。无论是站在党派的角度提出的民主口号还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提出的民主口号，左派都会时不时地摒弃或强烈反对。那么，对于你所谓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党”至关重要的民主斗争是什么状况呢？
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那些效忠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辩论中，恩格斯解释了为什么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放弃政治，对于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权力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政治权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政治自由、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等于承认现存制度。但是，既然这个制度把反对它的手段交到我们手中，那末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意味着承认现存制度。”[1]换句话说，工人们不仅有捍卫基本民主权利的内在利益，而且有义务这样做，因为他们的存在给了他们推进自己阶级利益的空间。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又称第一国际，是二人唯一参加过的类近政党组织），他们的履历堪称工人运动内部民主准则的典范。多年后，恩格斯在给一位丹麦支持者提建议时还提及这段经历:“工人运动取决于对现存社会的无情批判……那么，它怎么可以不让人批评或者企图禁止大众的讨论呢？我们要求别人承认我们言论自由的权利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再次将其废除吗？”
问：我们在埃及目睹了军事政权对一些基本民主权利的残酷镇压，共产主义左派曾多次成为这种镇压的受害者。通过选举获得国家权力一直是欧洲改良主义者和新左派政党的梦想，这体现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Bernstein）、亚当·普泽沃斯基（AdamPrzeworski）和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Tsipras）等人的著作和演讲中。马克思-恩格斯党和布尔什维克的选举命运和策略能够在建立革命党和参加议会选举这个问题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首先，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选举/议会策略的关键在于，选举和议会对他们来说只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否则就会受到所谓的“议会白痴”的影响，这是列宁喜欢用的说法。尤其是法兰克福议会的代表们将该议会的存在归功于1848年3月开始的德国革命——由于群众的抗议，君主制被迫做出让步。恩格斯对这些不幸受害者的描述极有参考价值：
这些可怜的、思想贫乏的人，他们一生默默无闻，对成功之类的事情一窍不通，居然相信那些只以两三票微弱优势通过的、不值一提的修正案会改变欧洲的面貌。他们从一开始就感染了这种不治之症，即议会白痴症，患病人数比议会其它任何派别都要多。这些不幸的患者脑子里渗进了一种神经错乱的信念，那就是整个世界的历史和未来都是由特殊利益代表集团的多数票所控制和决定，该机构有幸将这些患者归入其成员之列，而所有发生在议会围墙之外的一切——战争、革命、铁路建设、殖民整个新大陆、发现加州金矿、中美洲运河、俄罗斯军队以及其它任何可能对人类的命运略有影响的事物——与选举和议会这个重要问题衍生出来的种种（无论它是什么）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尊贵的议会关注的焦点只在议会之内。
先不管恩格斯的论述在政治上是否正确，我创造了一个词对其目前所有的相关表述进行补充，那就是“投票拜物教”，即误把对某一候选人或某一政策的投票选择权当做是行使实际的权力。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真正的政治既不在选举，也不在议会，而是在在大街小巷以及街垒上，这里才是权利根植的土壤，这里也是权利被篡夺的地方。投票通常是短暂的个人行为，与实际掌权风马牛不相及。正如希腊工人阶级逐渐认识到的那样，即使是示威游行也不过如此（尽管公开的示威游行较之以前更加进步）——它展示的是你有选择权而非实际拥有权利。
但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只是（尽管非常重要）智慧的开端。选举和议会的经验能够成为实现工人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权力这一最终目标的宝贵手段。1850年3月，二人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这一观点。这份报告共11页，写于德国革命沉寂两年之后，报告的字里行间都提出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行动，他们认为这将有望迅速点燃革命之火。
报告接下来还讨论了工人政党为武装斗争做准备的必要性，然后谈到如果举行另一轮选举，工人政党需要做些什么——以免再次被他们在前几次选举中所支持的自由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势力所出卖：“···各地都要尽可能从同盟盟员中提出工人候选人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候选人相抗衡，并且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工人候选人当选。甚至在工人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工人也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估计自己的力量，并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自己的党的观点。”随后的声明中明确表示，“展示自身的力量”才是最重要的。关于《告同盟书》最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将其牢记于心，常常引用。所以，我认为这是他的选举/议会斗争策略的核心。
然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随即就德国工党——将会转变为社会民主党——在选举/议会斗争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发表了意见。1884年，德意志帝国国会将举行选举，该党有望取得重要进展，但恩格斯却很清醒，他认为：“普选权是衡量工人阶级成熟度的标尺。在目前的状况下，它绝不可能会有任何进步；但这就足够了。如果把普选权比作温度计，只有等到它在工人中达到沸点的那一天，工人和资本家才都会明白他们各自所处的立场。”
鉴于俾斯麦的审查制度，恩格斯当年的表述比较隐晦，若干年后，他在给一位法国同志的信中，明确评价当年工人党的进步之处：“过去四十年间，法国实行普选制，如今你是否意识到，身处其中你掌握了一件多么辉煌的武器；要是人们知道如何使用它就好了!相对于革命的呼声，它显得迟缓而无趣，却更准更好地地指出了必须发起武装革命的日期;工人们明智地使用普选权，十有八九会导致统治者丧失合法性，也就是说，让我们处于发起革命的最有利位置。”
因此，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选举显然是工人政党的一个法宝，不仅可以提出自己的理念和纲领，而且可以“展示自身的力量”，决定发动“武装革命”的最佳时机。
在我论述列宁的选举/议会斗争策略的两卷著作中（译者按：指《列宁的选举策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到1905年的革命》以及《列宁的选举策略从1907年到1917年10月革命:选票，街道——或两者兼而有之》），我是第一次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与列宁的实践联系起来——据我了解还没有人如此做过。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没有人像他那样密切关注选举结果。爆发十月革命发生时，他对这些加以考量，并向其他领导人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还用1917年11月的制宪会议选举的回报来计算布尔什维克在随后的内战中的胜利，事后证明他是对的。
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预见了二十世纪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选举/议会改良主义进程，并批判了它的发展。首先，他在巴黎公社运动之后，们对《宣言》作了极为重要的增补，这也是他们做唯一一次修订。他们指出，第二部分中的革命纲领“在某些细节上已经过时了。公社尤其证明了这一点，即‘工人阶级不能完全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换句话说，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变革的工具——20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要么忽视这一教训，要么压根就不知道，从而把自身置于险境。
1879年的《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是另一份重要的文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中对德国政党日益增长的改良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青年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Bernstein）曾协助并支持过这一倾向。除了一些在国会的政党代表所获得的十分有问题的选票之外，尤其令人震惊的是，领导层面对基层党员对这些选票的批评而引发的义愤之情所作出的反应。他们问道：“身为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成员，是否确实感染了议会病？他们是否相信，经过普选，圣灵将会灌注在当选者身上，派系会议转变成绝对可靠的议会，派系决议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为了战胜这种“疾病”，即“议会白痴病”，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坚持议会代表必须服从整个政党的意志这一准则，这是许多社会民主党在会议上都未能通过的考验。尽管当时他们似乎已经击退了伯恩斯坦（Bernstein）等人的机会主义倡议，但后来的历史表明这只是他们疏忽大意罢了。
顺便说一句，我在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选举策略：被指控的与真实的》（MarxandEngels'sElectoralStrategy:TheAllegedversustheReal）（《新政治科学》（NewPoliticalScience）第32卷，第3期（2010年9月））中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而社会民主主义的护法普热沃斯基（Przeworski）却企图通过扭曲，有时甚至是无缘无地扭曲这些观点来打到自己的目的。我写了几本谈论列宁的书，在结语中提到了齐普拉斯，并通过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来质问他和他所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我的结论是，他们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的政治基因——与革命性的议会制（列宁在1914年之后就这么称呼它，而后布尔什维克付诸实际）无关。
问：你最近出了两卷探讨布尔什维克经验的书，你开篇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布尔什维克的选举经验是否能为那些与资本主义作斗争的人提供任何可吸取的教训。如果共产主义左派想要参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并最终成为主导力量的话，你能否总结一下，什么样的教训很关键，并且是共产主义左派需要捍卫、重申和实践的?
我也更愿意让列宁为自己和布尔什维克辩护，而且没有比他的晚期重要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更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了。这本书正是为了让那些通过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伟大胜利而受鼓舞的人正确理解列宁政党的所作所为而写的。一个新出现的问题是，人们倾向于把十月起革命视为灵丹妙药。这是对布尔什维克的实际经验狭隘而具有潜在危险的误解：“议会和非议会斗争形式的交替，抵制议会和参加议会的策略的转变，合法和非法斗争形式的轮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所有这些内容都极其丰富。”
列宁简要总结了1906年至1915年间国家杜马长达十年的议会历程，概括了它的重要意义：“回顾这段已经终结的的历史时期，现在可以清晰地看出它对后来的影响，有一点可以看得最清楚，那就是在1908-1914年间，布尔什维克没能保存（更不用说加强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精华。在最艰苦的斗争中，他们没有坚持这样的观点：布尔什维克必须将合法与非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即使是在反动性最强的议会和为反动性法律所束缚的许多其它机构中，也必须要参与其中……”“艰苦斗争”指的是在是否参加杜马这一问题上的反复辩论。
列宁认为，俄国的经验挑战了新成立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内的部分声音意见，后者特别认为：当议会成为组织反革命的中心时，他们为不凭参加议会而辩护。“我们布尔什维克参加了最反革命的议会，经验表明，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905年）之后，这种参与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不仅有用而且不可缺少，从而为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2月）和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10月）铺平了道路。”在我的书中，“必不可少”是其论点之一，即列宁的选举/议会策略在解释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成功方面大有帮助。一些自称革命者的人声称议会已经“过时”的说法，列宁对此不置可否。巴黎公社和俄国的经验，特别是苏联的经验确实表明，代议制民主的新时代已经开启。但这两个例子都只是一段历史发展的开端，而这段历史发展只能用几十年的时间来计算。与此同时，只要资本还处于独裁状态，“左派”就必须参与其中。的确，他承认，“在欧洲议会中创建一个真正的革命议会团体比在俄罗斯困难得多。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只是对俄罗斯来说这很容易的普遍真理的一种特殊表达，在1917年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与欧洲国家相比，要继续进革命并圆满完成，对俄罗斯而言将是更加困难的。”是的，他可以“向外国共产党人保证”，在俄罗斯开展议会工作“完全不同于通常的西欧议会运动由此得出的结论常常是：‘好吧，那是在俄罗斯，在我们国家的议会制是不同的。’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共产主义者——所有国家的第三国际的信徒，他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在一切路线上，在生活的一切领域里，把旧的社会主义、工会主义、工联主义和议会制工作转变成一种新型的工作，即共产主义。”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辩论中，列宁提醒代表们，尽管时间很短，但在二月革命之后，俄罗斯也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弄清楚如何进行谈判协商。
尽管该书完成于1920年，我认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现今和当时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革命进程集中在所谓的第三世界中，在那里，由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脆弱或不存在的特点，在选举和议会舞台上进行革命政治的机会比较有限。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仍在蔓延，迫使先进资本主义组织中的工人回到阶级斗争的中心舞台，因此，有了创造历史的所有机会。他们的行动范围已经包括选举/议会领域。缺少的是革命议会的例子。我的这两卷书是重新编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革命线索而进行的尝试的一部分，这条线索首先被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所破坏，其次是被斯大林化的第三国际的阶级调和主义观点，即人民阵线的陷进所摧毁。
最后，在我写的关于列宁的书中的引言部分，我指出我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著作是因为多年前有幸读过一本由探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Press）出版的《作为竞选活动负责人的列宁》（LeninasElectionCampaignManager）的小册子，幸运的是该书仍在销售——这是我所知道的有关这一话题的唯一简短介绍。
所有的引证都来自我写的关于列宁的两卷书，第一卷的第一章，第二卷的第三章。
2014年4月30日
〔说明〕奥古斯特·H·尼姆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非裔美国人和非洲研究特聘教授。他着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对民主突破的贡献》（MarxandEngels:TheirContributiontotheDemocraticBreakthrough,2000），《马克思、托克维尔与美国的种族:“绝对民主”或“被玷污的共和国”》（Marx,Tocqueville,andRaceinAmerica:The'AbsoluteDemocracy'or'DefiledRepublic',2003年），以及在编辑的卷册和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相关文章。
《列宁的选举策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到1905年的革命》（Lenin'sElectoralStrategyfromMarxandEngelsthroughtheRevolutionof1905:TheBallot,theStreets—orBoth）以及《列宁的选举策略从1907年到1917年10月革命:选票，街道——或两者兼而有之》（Lenin’sElectoralStrategyfrom1907totheOctoberRevolutionof1917:TheBallot,theStreets—orBoth）都在2014年3月13日由帕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PalgraveMacmillan）发行。
[1]《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十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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