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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的社会主义遗产（﹝加拿大﹞约翰·保罗·希姆卡（JohnPaulHimka），2022年3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Ukraine’sSocialistHeritage
乌克兰的社会主义遗产
﹝加拿大﹞约翰·保罗·希姆卡（JohnPaulHimka）易天放翻译、韩达校对
1900年代初期，奥地利统治下的西乌克兰城市利沃夫的五一劳动节
本文简要回顾了乌克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
现代乌克兰政治在1860年代到1870年代诞生于基辅。那时，这座城市容纳了不同国籍的人——俄罗斯人、波兰人、犹太人和乌克兰人。这些乌克兰人聚集在一个名为Hromada的组织周围，其中主要是一些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Hromada这个词在乌克兰语中意为“社区”。Hromada中最具活力的领导人是米哈伊洛·德拉霍马诺夫，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和辩论家。据他分析，乌克兰领土上的阶级和种族往往是一致的。例如：大地主是波兰人、俄罗斯人或俄裔乌克兰人。工匠和商人主要是那些笃信传统宗教并讲意第绪语的犹太人。但在这个“欧洲粮仓”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讲乌克兰语，并保持着一种与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文化。因此，德拉霍马诺夫说，农民将成为乌克兰运动的基础，而那些受过俄语或波兰语教育的知识分子有义务学习用乌克兰语写作，以便在农村传播启蒙和进步的思想。
米哈伊洛·德拉霍马诺夫
德拉霍马诺夫信奉进步主义理想，认为整个欧洲都在朝着社会主义迈进，在他看来，也朝着无政府主义迈进。19世纪70年代中期，当俄罗斯独裁者镇压乌克兰运动时，他被迫流亡，先是去了瑞士，后来又到了保加利亚。在日内瓦，德拉霍马诺夫出版了第一本乌克兰社会主义期刊，名为Hromada。他更倾向于巴枯宁而不是马克思，但他的一些最亲密的伙伴却意见相左。谢尔盖·波多林斯基实际上与马克思有通信往来，尼古拉·齐伯写了一篇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长篇论文。德拉霍马诺夫也是乌克兰民族主义早期表现的一贯反对者。他本人并没有将他对乌克兰的同情与对乌克兰其它民族的反感混为一谈。然而，他确实反对波兰和俄罗斯革命运动中的沙文主义倾向。
德拉霍马诺夫还点燃了当时属于哈布斯堡王朝一部分的乌克兰领土上的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在首都利沃夫的加利西亚皇家领地。在他皈依社会主义的乌克兰学生中，诗人、小说家和学者伊万·弗兰科（IvanFranko）经常被视为仅次于民族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Shevchenko）的乌克兰第二重要文学人物。加利西亚社会主义者于1890年创立了以农民为导向的激进党。德拉霍马诺夫是该党机关报Narod《人民报》的多产撰稿人，直到1895年53岁的他英年早逝。在1890年代结束之前，年轻的激进分子从他们的政党中分离出来，成立了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它代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最东部的前哨。激进分子支持乌克兰农业从业者的罢工，每年在利沃夫举行的五月游行吸引了大量群众。
二十世纪之交，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和其他城市，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中出现了被称为“德拉霍马诺夫圈子”的社会主义团体。这些为乌克兰人所知的德拉霍马诺夫者愈发向左发展，最终在一战期间加入齐美尔瓦尔德反战团体。他们拥护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其中的骨干成员后来成为西乌克兰共产党的创始人。
基辅和俄罗斯帝国其它地方的乌克兰人缺乏基本的公民权利，例如新闻出版和集会结社的自由；此外，乌克兰语出版物受到严格限制，乌克兰语教育也被完全禁止。但在1890年代，乌克兰学生开始重振政治活动，于1900年成立了乌克兰革命党。该党在意识形态上相当不成熟，并于1904年分裂为多个政党，包括乌克兰社会民主工人党（USDRP）和乌克兰社会民主党斯皮尔卡（乌克兰社会民主联盟）。双方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民族问题上存在分歧。应当在多大程度上重视民族问题所产生的分歧是乌克兰社会主义运动内部长期紧张的根源。列夫·尤尔克维奇（LevYurkevych）——USDRP的资助者、中央委员会成员和理论家——支持与列宁相近的立场，但在民族问题上与他争论不休。
1917年革命爆发，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在乌克兰成立。和俄国社会革命党一样，他们是主张农民革命而不是工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是乌克兰革命议会乌克兰中央拉达的主要成员。拉达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冲突于1917年爆发，但一些乌克兰革命者组建了亲布尔什维克团体，即Borotbists（社会革命党的左派）和USDRP独立主义者。内战结束后，原属于前俄罗斯帝国的大部分乌克兰领土被并入苏维埃乌克兰。除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外，所有乌克兰政党均被取缔。
1917年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文件
20世纪20年代，乌克兰共产主义蓬勃发展。曾经属于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和曾经属于俄罗斯帝国的沃尔希尼亚现在被波兰吞并。加利西亚的许多乌克兰人在1920年代都是亲苏分子，他们以极大的兴趣关注苏维埃乌克兰的事件。当他们在波兰遭受歧视时，乌克兰的文化、学术和教育机构正在苏维埃乌克兰的国家支持下发展。相当多的加利西亚乌克兰知识分子犯了一个错误，他们移居苏维埃乌克兰从事适合他们才能的工作，例如在学术机构和百科全书项目中。他们都在1930年代被斯大林政权杀害。在沃里尼亚，由于前沙皇政策，受过良好教育的乌克兰人人数减少了，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仍然是农民中的一股强大力量。
1920年代苏维埃乌克兰的文化转型非常引人注目。在那个时期，所谓的民族共产主义者正在发展前卫艺术、文学和戏剧，并对乌克兰历史和其它社会科学进行生动的学术研究。20世纪20年代是乌克兰化的十年，乌克兰本土化的变体（korenizatsiia）一度是整个苏联的政策。在文化方面，苏维埃乌克兰基本上走的是自己独特的道路，他们对所取得的成就的兴趣从未变淡。
布尔什维克革命也对移居北美的乌克兰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亲布尔什维克的期刊和组织在加拿大和美国的矿工和劳工中激增。
紧接着，一片萧杀的黑暗降临。1930年代是典型的斯大林主义十年。乌克兰化政策正式结束。快速的集体化导致了1932~33年的一场可怕的饥荒，其最严重的影响转移到了乌克兰。乌克兰有近400万人死于这场饥荒。杰出的民族共产主义者，如教育委员米科拉·斯克里普尼克和无产阶级作家米科拉·赫维利奥维，被迫自杀。1930年代的多次清洗导致几乎所有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精英被监禁和处决。
苏维埃乌克兰的可怕事件无疑抹去了早先在波兰加利西亚存在的亲苏主义。那里仍然存在着社会主义政党，但他们对所了解到的与苏联接壤的乌克兰领土上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上世纪30年代，一个微不足道的左翼共产主义∕国家共产主义组织以利沃夫为基地，得以出版一本短命的期刊。1939年，根据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吞并了乌克兰西部，即波兰的加利西亚和沃利尼亚领土。所有政党都被解散或自行解散，他们没有在纳粹占领下恢复活动（1941~44年）。唯一在苏联和纳粹插曲中幸存下来的政治组织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右翼组织。它借鉴了长期从事地下密谋工作的经验。但是，甚至在苏联开始逮捕民族主义者之前，NKVD（内务人民委员部）就追捕并处决了留在乌克兰西部领土上的少数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
西乌克兰的乌克兰社会民主党的论文1919年
尽管20世纪20年代以后，乌克兰的社会主义活动基本上停滞不前，但是有一位杰出的乌克兰社会主义者在苏联和纳粹时期的迫害下幸存了下来，最终于1967年在底特律逝世。这就是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Rosdolsky,1898-1967）。他年轻时在利沃夫的德拉霍马诺夫圈子里转向了社会主义。他成为西乌克兰共产党党员，也是1930年代活跃在波兰统治的加利西亚的少数左翼共产党人之一。1939年苏联占领西乌克兰时，他逃到了德国占领区的克拉科夫。他因帮助逃离犹太人区的犹太人而被捕，并被关押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战后，他移居底特律，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精彩诠释——《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这一诠释的基础是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与《资本论》进行了全面的比较。他还写了一部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著作：《恩格斯与‘非历史’民族》。罗斯多尔斯基出生在乌克兰语、波兰语、德语和俄语交汇的地区，他热衷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经典文本，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著作。
二战后，乌克兰社会主义思想仍有一些表现形式。在移民中，一群幸存的民族共产主义者以及左倾的前民族主义者聚集在1949年至1959年出版的《前进报》（Vpered）报纸周围。其中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杰出人物：鲍里斯·莱维茨基（BorysLewytzkyj），一位杰出的克里姆林宫学家；VsevolodHolubnychy，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前“斗争派”（Borotbist，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左翼）的IvanMajstrenko。在美国的反战运动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激进政治的影响下，一群在加拿大的乌克兰裔年轻人出版了乌克兰语杂志《Diialoh》，其口号是“独立乌克兰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此杂志从1977年问世到1987年终结。Diialoh的成员与Vpered的年迈成员有联系。
战后散居海外的乌克兰革命民主党，附有托尼·克里夫关于俄罗斯帝国主义的翻译。
社会主义思想也影响了一些在苏维埃乌克兰受到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伊万·久巴（IvanDzyuba）于1965年撰写的《国际主义或俄罗斯化》一书。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后斯大林主义苏联民族政策的批判，它以手稿形式在乌克兰流传，只能在西方出版。列昂尼德·普柳什（LeonidPlyushch）是一名数学家，1972年因从事持不同政见的活动而被捕。苏联当局将他关进精神病院并给他喂药。1976年，西方国家发起了一场要求释放他的大规模运动，使他得以移居法国。他在回忆录《历史的狂欢》中描写了自己被囚禁的经历，并倡导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乌克兰新左派出版的META，1970/80年代
当代乌克兰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有太多的组织和网站，这里甚至不能做一个简短的描述。幸运的是，伦敦的社会主义乌克兰团结运动提供了主要网站的链接列表。
2022年3月19日
关于作者：约翰·保罗·希姆卡（JohnPaulHimka）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历史学名誉教授，著有《加利西亚的社会主义》（SocialisminGalicia）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大屠杀》（UkrainianNationalistsandtheHolocaust）等著作。
原文链接：https://ukrainesolidaritycampaign.org/2022/03/19/ukraines-socialist-heritage/
译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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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和各国共产党任务的提纲（节录）（1933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和各国共产党任务的提纲
（节录）
1933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注：曾按1994年1月2日的194年第1卷《评论报》德文本核校。〕
〔这些提纲是在三个人的演说中提出的：库西宁，谈的是法西斯主义、战争、共产党的任务；皮克，谈的是德共；波立特，谈的是英国的统一战线。决议关于皮克的报告说：“全会赞同德共自法西斯上台以来的工作和它所提出的进一步活动的计划”；关于波立特的报告说，“英共在实行统一战线中有些成功可言，特别是在同独立工党的关系上”。
库西宁作了主要报告。他首先谈论经济危机，它正在变成革命危机；把它转变成革命要依靠国际无产阶级。关于国际形势方面，他以轻蔑口吻谈到国际联盟。英国在组织反苏战争上带头，在这些准备上社会民主党积极参与。“在法西斯专政的国家里，社会法西斯领导人巴结法西斯凶手。”苏联境外的共产党刊物，并不经常正确解释苏联的和平政策，这项政策不仅是真诚、一贯的，而且是布尔什维克的，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有鲜明不同的。否则，工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苏联政府同反动政府缔结了协定。应当告诉他们，这一政策即使不能制止战争，也给苏联的帝国主义敌人造成困难，可能推迟战争，特别是，假如它得到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积极支持。显然，资本主义政府视不侵犯条约和类似的文件为一纸空文，但它们却具有揭露那些政府伪善面孔的价值，使其更难欺骗工人。一个拒不签订不侵犯条约的政府，就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自己。战争被推迟越久，就越有时间使革命危机成熟，使苏联和反帝力量更加强大。苏维埃政权的壮大，正是帝国主义尚未发动进攻的主要原因。不断增长的苏联力量，也是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加深的主要因素。如果这一点被解释清楚，“每个工人都会懂得，苏联的利益同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不相容”。
库西宁接着转向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作为一个运动，它的阶级构成非常混杂；但法西斯主义的阶级特征表现在它的政策上，那是大资产阶级的政策。托洛茨基们和塔尔海麦尔们称之为波拿巴主义、小资产阶级反革命，为的是转移群众的注意力不去斗争资产阶级，那是他们服务的对象；雷梅勒的立场也是一样。法西斯恐怖既加速了革命的发展，也使它更为困难。如果各党执行正确路线，群众的义愤会使他们更快转向共产主义。法西斯的煽动宣传更有助于“群众摆脱议会民主、和平演变这些幻想”。法西斯主义同社会法西斯主义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没有原则区别；两者仍是李生子。在美国，劳联支持罗斯福的经济措施，这些措施本质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杜德关于罗斯福政府的措施曾写过，这些措施比其他地方更清楚地表明向着法西斯主义方向的发展：“……针对工人的极端暴行、加紧了的战争准备，一切都在极端蛊惑的社会宣传掩盖下。这是个典型样板，最新式的法西斯化进行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名义上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之内。”）但是，尽管第二国际的危机既深又广，社会法西斯主义还是一股力量，“一股反对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反对苏联的一种危险的强大力量……这意味，共产党人必须全力以赴去清除社会民主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越强，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就越大。因此，不仅反对战争还有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的成功，要求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使工人们摆脱社会民主党影响的活动还要加强。”
克诺林还论述了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关系。“法西斯主义成为不可避免或者可能只有在那种国家，即在那里，社会民主主义凭借其集中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系统，成功地阻挡了其追随者同共产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尽管有深刻危机，仍成功地防止了共产党争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阻挠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取得胜利。这一切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在群众心目中的威望。……没有一个国家里法西斯主义能够不靠社会民主党帮助而成功，社会民主党长期以来一直分裂无产阶级，阻止它参加斗争，用警察暴力、恐怖手段、叛卖行径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还把无产阶级完全交给了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已在德国上台，那是因为社会民主党，虽然强大得足以阻止工人起来反抗法西斯主义，但还没有强大得能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安全。德国资本主义一时只有靠一个法西斯国家的超级集中独裁政权才能挽救。希特勒已经摧毁了社会民主党的各级组织，为的是控制组织已瓦解了的工人阶级，把它纳入法西斯制度之中。现在，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兰德勒分子接管了社会民主党已不能承担的、阻止工人参加斗争的工作。但他们不会成功。“伟大的革命事件有时会出乎意料地发生。因此我们必须把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用武装起义推翻统治阶级政权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现在在任何国家都还不存在直接的革命形势；在德国“比在任何旁的国家都更接近无产阶级革命”，他们的任务是“为夺取政权的决定性的阶级斗争建立革命军队”。为此，他们务必利用统一战线，“一刻也不让运动的控制脱离我们之手"。
贝拉·库恩也谈论了这个问题。“自从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得势以来，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减弱；相反，鸿沟更大、更深了”，各国党必须坚决抵制那些人，他们“力图修正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主要社会支柱这一理论，还企图以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遭受法西斯主义迫害为理由来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统一战线策略的目的，是克服工人阶级的分裂，办法是向群众表明，在阶级斗争中有两个阵营；一个要保卫资本主义，属于它的就有社会民主党，另一个要推翻资本主义，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马尔丁诺夫说，只有理解列宁主义的理论，才能使各党避免机会主义错误。“紧接在希特勒上台之后，社会民主党人就大谈什么同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战线，大谈跟他们缔结‘不侵犯’条约。在回答这些阴谋时……共产国际执委会，旨在击败这一欺骗性的阴谋，指示各国共产党就斗争的统一战线问题同社会民主党缔结战斗协定。在该声明中，共产国际执委会列举了社会民主党过去所干的全部背叛行径，对缔结协定提出了两个基本条件。……我们在这里已经听说我们的法国同志如何对待共产国际这一呼吁，他们将它付诸实践时又如何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这样做的并不仅仅是他们。”这种情况所以发生，因为他们未能理解“无论我们对于社会民主党采取什么策略步骤，在策略的基础上存在着对于社会民主党不可改变的不妥协的原则态度”。
华西里也夫说：“主要敌人是掌权的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但是为了推翻法西斯主义，主要打击必须指向社会民主党。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基本战斗任务就是孤立社会民主党于群众之外。”除非掌握这一点，共产党人很可能会同社会民主党人一块去相信，“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有个共同的法西斯敌人”。陶里亚蒂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有些方面应当给予更大的注意，特别是国家机器的加强、对民族主义的强调及其反资本主义的蛊惑宣传，精心设计过以谋求群众基础。
曼努伊尔斯基在论述共产党的任务之前，列举了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它们就是，虽然经济危机现在不象以前那样深刻，它却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如此紧密交织，致使世界资本主义仍要继续衰落。资产阶级寻找出路的尝试，例如美国的新政，已经失败。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两个因素比革命危机的因素发展更快，但是各种迹象表明，后者将发展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革命危机；在任何单个国家都不存在革命危机的情况下，这样的危机也可能出现。希特勒上台一事给予法西斯主义的鼓励，在“那些反抗意志十分薄弱的共产党人中产生了某些动摇。在法国和英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瑞士还有奥地利、甚至在德国本身，都有个别人经不起考验。”但各国党总的来说，还是表现出力量和成熟。法西斯主义在城乡小资产阶级中得到进展，但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却没有一个共产党注意过要去争取或者中立城市小资产阶级。虽然阶级对抗从未这样尖锐过，群众的义愤以及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都在增长，但是各国共产党都未能利用危机来加强自己的队伍，也未能以破坏第二国际的基础这个方法来利用德国民主的危机。除中国、日本、法国外，各国党都未能动员群众去反对战争危险。虽然希特勒严重地打击了工人运动，但是中国和俄国的胜利已使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转向有利于无产阶级方面；还要加在这上面的就是殖民地中的革命酝酿。
曼努伊尔斯基列举了各国党的四项主要任务：（1）竭力制止反俄战争；这并不是遥远而抽象的危险，而是来自日本方面的直接危险；这意味着在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中国就等于保卫苏联。（2）法国、德国和波兰共产党必须尽最大努力防止法国、德国之间，波兰、德国之间的战争。（3）在资产阶级已着手使国家机器采取法西斯形式的那些国家中，务必防止法西斯专政的建立。（4）在法西斯专政已经存在的地方推翻它们。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代替法西斯专政的这个观念过于简略。它适用于德国，但在共产党力量薄弱的地方，在工人阶级还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法西斯专政可以用资产阶级专政取代，以共和国为形式，象在西班牙。“这四项任务归结起来就是我们提纲的中心口号：在全世界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实现这个中心口号的方法仍然照旧：赢得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把这一点作为在革命斗争中重建无产阶级的统一和为无产阶级争取到革命后备的条件。这首先要求阶级敌人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代理人的覆灭——即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提出苏维埃政权这个口号，我们是要强调群众武装起义作为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唯一手段的重要性。”他最后告诫：各党必须为非法地位彻底作好准备。如果说它们现在并不是非法的，战争一爆发，就会变成非法的。
皮克报告说，德共正在为推翻法西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条件。“德国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在德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运动新高潮向前发展。……德共正在组织反对希特勒独裁的群众斗争。”它的主要任务是把反法西斯的运动从鼓动转为行动，把工业斗争转为政治罢工。在纳粹恐怖统治下这是极端困难的；至今仍然只有过一些小规模的局部罢工。现在既然工会已统一起来了，德共正力图通过罢工和群众性的工会工作，创造建立独立的阶级工会的条件。党必须以举行武装起义来推翻法西斯专政作为口号，而一切宣传鼓动都要以此为中心。这只能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人民联合起来的共同事业。皮克接着概括了德共的十点纲领，为它一旦在德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之后使用。答复有关德国的讨论时他说，为了传播建立苏维埃这个观念，德共已恢复了它的民族、社会解放纲领，以表明在德共领导下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将为劳动人民做些什么。
库西宁也谈到必需防止社会民主党的各级组织在德国的重建，这“对取得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德共务必成为德国无产阶级唯一的群众性党，尽管也有“例外的情况”，那时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要求他们在群众支持下向社会法西斯分子提出建议。也只有社会法西斯分子才会把在德国所发生的事情称为“一场大灾难”。那是一次沉重打击。托洛茨基说，在德国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日趋成熟，而是法西斯反革命在日益深化。这个，库西宁说，是托洛茨基的纳粹党歌（HorstWesselsong）。（托洛茨基曾问过，既然德共未能制止希特勒上台，它又如何能在他上台后把他推翻呢。）里希特加上了一个清醒的说明。他说，德共曾相信希特勒不敢禁止共产党，或者禁止也只是一种暂时的、非真实的措施，就象在1923年那样。他说，中央委员会和地区之间、地区和支部之间的联系，曾一度中断了几个星期。
陶里亚蒂说，那些主张德国共产党本应战斗的人们，并不了解，斗争的条件在1933年1月还不具备。还有人说，不管形势如何不利，本来也该做点什么以“维护工人阶级的荣誉”，他们只会把混乱和沮丧带进无产阶级队伍。德共并未击溃；它已重整旗鼓，带领群众继续进行革命斗争。曼努伊尔斯基论证，德共假如进行武装斗争去反对希特勒，就会陷入国会纵火一事所设置的圈套。那也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意图，当他们拒绝共产国际1933年3月5日建议的时候。"把德国共产党人引向法西斯刽子手的屠刀，一举消灭德共，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锋队之一，——那也将符合赫尔·威尔斯先生的望。……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与托派分子结成联盟后，非常希望苏联的军事上的毁灭，因为他们懂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意味社会民主主义的死亡。”皮亚特尼茨基说，德共未能充分注意反对凡尔赛条约的斗争；对凡尔赛条约的仇恨被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利用了。"德共未曾进行足够宽阔、足够坚决、足够深刻的运动去反对魏玛联合政府，主要是反对社会民主党。”德共曾建立许多群众组织——红色救助会、国际工人救助会、自由思想家、退伍军人、苏联之友、红色运动员、失业者以及工会反对派。“不幸的是，所有这些组织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同样的人。”“广大的选民”并没有被吸收进去。然而，现在“尽管有难以置信的恐怖，在德国无产阶级中开展工作却比较容易了，因为很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和追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非党工人，以及改良主义工会的会员们，已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不抱幻想。……由于德国局势的变化和德共的英勇斗争，共产党人在工人阶级内部已不再遇到象工会官僚和社会民主党过去常给他们设置的那种阻力。”但是，共产党人在法西斯工会会议上仍然没有站起来讲话，以回击骗人的法西斯蛊惑宣传。《共产国际》在全会闭幕后的一篇社论写道，德共正在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唯一的群众性政党，“并正准备向法西斯统治发起猛攻”。阶级敌人想要破坏党的组织，越来越难，这些组织已巩固、扩大了和群众的联系。“这种局面为肃清社会民主主义的群众影响开辟了巨大的可能性。”阶级矛盾比以往更尖锐了。“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比在其他国家更加临近。”全会后《真理报》写道：“德国事件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教训在于，法西斯专政的建立向最广大的工人群众表明了，法西斯主义怎样从资产阶级民主产生出来，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怎样为法西斯主义铺平了道路，共产党为什么是唯一的为推翻法西斯专政战斗的政党。
波立特说，英国政府已成为反苏战争的组织者。它在远东支持日本，并试图同希特勒建立最亲善的关系。这个国家正在迅速走向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使用暴力所干的事情，麦克唐纳逐步逐步地干，象新的失业救济条例所表明的。工党拒绝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建议。提出这些建议时，英共不得不回答工人提出的问题：共产党人过去常说同工党结成统一战线不可能之后，现在为什么又要打交道呢？强大有力的工党和工会为什么要为小小的共产党操心呢？他们本身就是数百万人的统一战线啊。当英共提出自己的议会候选人来对抗工党时，怎么能提议统一战线呢？难道这只不过是策略手法吗？波立特还就英共与独立工党的谈判作了说明。
多列士描绘了法共内部的混乱、疑惑和纪律松弛情况：有些共产党的市议会议员投票赞成“保卫资产阶级民主”的决议，有些共产党员建议放弃反对凡尔赛条约的口号：有些地方党委会要求中央委员会否认法苏联盟的谣言；有些抗议赫里欧在莫斯科受到接待；还有一些大谈“法国的和平意图”。关于德共方针的正确性有所怀疑；有关“德共的投降”的议论已遭到中央委员会严厉谴责。有些共产党工会的领导人就联合罢工问题同法国统一总工会进行了磋商，这事也被中央委员会指责为错误。在不少罢工中，共产党人“忽视了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还同法国统一总工会和基督教工会组成了联合委员会。一年前，社会党曾致函中央委员会，提出就单一工人政党的组成进行磋商。两党代表举行了会晤，但没有作出任何决议，“后来我们便中断了联系”。中央委员会的错误不在于交换意见这事本身，而在于“容许一个看法出现，即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准备同社会党讨论组织上的联合”。社会党这一建议的目的是要破坏群众行动。“除了在统一战线策略上的机会主义错误，放松同社会党作斗争的倾向之外，还提出了很多主张放弃阶级反对阶级策略的建议。1933年甚至还有这样的法共党员……他们责备我们‘为反动势力效劳’……一些人还提议，在第二轮选举中我们该投社会党人的票。在市政选举中，许多共产党人建议在第二轮，甚至在第—轮选举中就提出一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联合名单。中央委员会断然拒绝了这些机会主义建议，并谴责采用它们。”错误的根源在于关于民主的幻想，对社会法西斯主义作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内部的代理人这个任务缺乏理解。社会民主党正在积极帮助资产阶级作战争准备，因为尽管处在群众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仰慕的压力下，法苏关系正在改变，法国资产阶级对苏联的根本敌意依然如旧。他们企图在战争中得到拯救，正以安全和保卫民主的名义策划战争。在法国有许多法西斯组织，但是形势的特点是，“在包括社会党在内的所有‘左翼’政党中，都有一个或多或少地公开拥护法西斯纲领的派别”。社会党内的公开分裂（在勃鲁姆和勒诺代尔之间）只不过是旨在支持资产阶级的狡猾分工而已。共产党的斗争不得不首先指向勃鲁姆派，因为这些人易于引起幻想。“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成功过，在动摇社会党和法国统一总工会的阵地这件事上”，用的是自下的统一战线策略。马蒂还谈到自希特勒上台后在法共中存在的“误解”。“在政治局委员中，甚至还有动摇。……克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抵制仍然是重大的任务，因为这事扰乱了党，妨碍了党的行动。”
克诺林说，1933年3、4月间法共暴露了某些托洛茨基观点。“《布尔什维主义的政策报告》更关心的是调查德共的‘错误’而不是揭露社会民主党在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获胜一事中的叛卖作用。”就象古特曼在捷克斯洛伐克一样，这些人失去了革命前景，跌入了托洛茨基和布兰德勒的影响之中。他们论述，如果不把责备加诸德共，那就意味着法西斯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贝拉·库恩在分析《人道报》的弱点时，谈到法国工人中间对于法国和希特勒可能举行谈判所感到的不安。“为了法帝国主义的利益，勃鲁姆及其同伙对此拚命攻击，并借此机会把自己装扮成苏联的朋友。……在幕后他们挑起新的反苏反共产国际的运动；他们攻击苏联，其借口是，不去依靠真正的力量，即各社会民主党，苏联却去分裂工人阶级，跟帝国主义的外交官大做交易。我们的《人道报》并没有向社会民主派工人暴露真正的背景原因，即为什么勃鲁姆和同伙现在装扮成苏联的朋友，为什么他们为了效劳法帝国主义……反对直接同希特勒谈判。”后来他又加上：“我们向社会法西斯分子进攻，中心目的务必是分裂社会党。”
皮亚特尼茨基解释社会法西斯主义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增长，是由于共产党的工作不力。他报告道，《人道报》的发行量虽然减少，《大众报》的却在增加；在1928到1932年间，社会党在法国所获选票已从一百七十万增到二百万，共产党的票数从一百一十万降到八十万，法国统一总工会会员数从1926年的四十六万五千降到1933年的二十八万八千。中央委员会同法国社会党〔注：法国社会党的正式名称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译者〕举行谈判，这并不错；错误在于谈判不是为专门目的在确定的纲领上讨论行动的统一战线，而是就如何组织统一战线讨论各种可能性。法国社会党的目的是停止自己队伍的分崩离析，而不是要采取行动。
哥特瓦尔德说：捷克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地方的一样，企图在战争中谋求摆脱困境的出路。贝内斯伪善地大谈他对苏联的友好态度，但暗地里他却策划阴谋去反对苏维埃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是资产阶级民主怎样有步骤地，以合法的形式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典型。”捷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希特勒掌权以后惊恐万状，既责备德国社会民主党，又责备德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古特曼，不幸也持如此观点；在第十二次全会上他批评了德共策略；他不曾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崩溃意味着第二国际的崩溃，因而给予各国共产党最好的机会来证明它们政策的正确性。这些错误使捷克社会党更容易获得群众跟随它来“捍卫民主”。群众的不满为什么没使他们从社会民主党转向共产党，其原因就是共产党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要求对社会民主党让步。古特曼说过，共产国际方针正在“把无产阶级引入深渊请他到莫斯科，但他拒绝了；他不愿意“被迫长期沉默”古特曼被当作“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和阶级敌人”开除。
连斯基注意到波德关系十分紧张，但这并不意味它们在对苏敌视上就不一致，尽管波兰已加强了它同法国的联盟，“还跟苏联缔结了所谓的东方公约”。皮尔苏茨基的方针策划的是“使群众迷失方向并减少他们对反苏战争危险性的警惕”。波共“批驳了许多同志所持的波德谅解决不可能的观点”。同年早些时候，连斯基曾在《评论报》上写道，波兰的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已站出来装扮成反对德国进攻危险的波兰独立保卫者。为了把群众的注意力从针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转移，波兰社会法西斯分子把他们的沙文主义隐藏在反法西斯假面具后面。英国正在为波德复交卖力，因为德国在它的反苏准备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埃尔南德斯报告说，西班牙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在德国问题上采取托洛茨基路线，喧嚷共产国际和德共都应分担惨败责任，但无人支持。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党保卫的不仅是资本家，还有地主和封建主义者；他们出卖的不但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目的在于使反革命合法化。但这比无政府主义者的危险性还小些，这些人以其盲动主义帮助法西斯分子。许多工人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者，但也没有走向共产党。党尚未使群众相信它是能够制止法西斯主义的唯一力量，法西斯主义，从极右一直伸展到无政府主义者，正在小资产阶级、农民和部分工人阶级产生影响，城市和乡村中都有强大的运动，但不幸“其领导权都不在我们党手中”，除了很少的情况。然而，党在清除了叛徒集团之后正在壮大起来；它的选票已从1931年7月的六万增加到上次选举的四十万。（共产党的票数实际上是二十万。）
白劳德和瓦因斯通两人都提到罗斯福“新政”的法西斯性质。美国政府正在“掀起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爱国主义的浪潮”，加速在民主面具下建立法西斯主义。所采取的经济措施旨在过渡到战时经济；失业救济款被用于军事训练，由国防部支配。“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罗斯福的政策正在把美国引向法西斯主义方向。”
莫拉莱斯代表拉丁美洲报告，他说，革命发展情况在各国发展得很不平衡。1932年曾在智利出现过革命形势；现在则出现在古巴，这有国际的意义，鉴于美国在古巴投资的数量和古巴作为巴拿马运河的钥匙这个战略地位。“它给了整个大陆上的反帝运动一个有力推动。我们已在各处成立了"不许干涉古巴’委员会。
王明谈到在国民党围剿的冲击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离开中共的叛逃。由于国际帝国主义反革命势力公开地和直接地参与，第六次围剿〔注：我国史书称为第五次围剿。——译者〕（开始于1933年10月）与前五次明显不同。国民党军队有美国飞机、德国毒气、帝国主义军官等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摧毁是在太平洋进行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和从东方干涉苏联的重要序幕。中共号召武装的人民反对日本和所有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号召推翻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建立以苏维埃为形式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只有这样的政府和它的红军才能击败帝国主义者。他抱怨共产国际其他支部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缺乏兴趣；他们低估帝国主义干涉的危险，看不到中共的战斗同他们自己的斗争之间的联系。不论王明还是康生的就中国罢工运动的报告，都没有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彼得·弗勒明估计红军当时的力量是不少于五万支步枪，并把他们描绘为“顽强的、纪律良好的、非常灵活的军队，有使人闻风丧胆之誉”。此外还有大半是由土匪组成的半独立部队。毛泽东，“朱德的政治顾问”，他描述为“一个有才能的、狂热的年轻人，患了不治之症”。）
冈野预言，日本对俄国的进攻将开始于1934年；他为此引用的证据中有，东京和满洲首都之间直接电话通讯的建立这一条。日共的主要任务是阻止反苏战争的准备，把即将到来的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不幸的是，正在积极帮忙准备战争的社会民主党人，仍然拥有有组织的工人中的百分之八十五的支持。
在1933年和1934年间，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相继被捕；许多党员被怀疑为警察坐探；地方党组织产生不满和不安——这一切使共产国际执委会甚感烦恼（野坂自1933年11月片山潜死后在那里代表日本）；党被说成受到分裂和工作全遭解体的威胁。工会运动的分崩离析也是一件令人忧虑的事。1935年6月，共产国际的刊物写道：“共产党员及其拥护者只占工人阶级中无足轻重的少数”。这种情况的造成，不仅归咎于警察恐怖，而且归咎于宗派主义和派别活动。
库西宁在最后的发言中说，虽然群众更革命化了，并不会有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共产党人不要受主观愿望支配，也不要做客观发展的奴隶。他们是历史的积极革命的工具。一大批寻求革命领导的工人，还没有找到途径加入共产党，这是因为各国共产党未能利用社会民主主义的破产。“如拉赫同志无可奈何地在这里提出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向群众解释我们对法西斯分子获得政权并不感到高兴？’……在如拉赫同志的发言中，谈到怎样使群众理解资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资产阶级民主同法西斯专政之间的辩证联系这个问题时，也有没有把握的样子。这事真的如此困难吗？我们并不认为资产阶级民主跟法西斯专政是一样东西……鸡蛋跟小鸡不是一样东西。”库西宁接着列举了共产国际主要支部的基本任务。德共应该“发动群众推翻法西斯专政”。法国党应该“发展工业斗争，并跟反对法国资产阶级专政、反对法国资产阶级在‘民主’幌子下准备战争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英共应该成为群众性的党。美国共产党应该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并动员群众反对罗斯福的煽动性立法。中国共产党应该扩大、巩固苏区和红军，粉碎国民党的围剩。日本共产党的口号应该是“从满洲和华北撒出”。各党都要为反对机会主义为工人阶级的革命团结战斗。
1933年6月，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奥地利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战争危险发表了宣言；宣言把四强公约描绘为“麦克唐纳和墨索里尼以牺牲苏联来解决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一个联合尝试”。第二国际凑在一起，仅靠对苏联的仇恨和干涉战争的筹划；这就说明了它为何敌视苏德条约和创议苏联联合民主国家结成战斗同盟去反对法西斯国家，但苏联是不会被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利用的。在下一个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杜德解释说，对俄国的进攻不得不推迟，因为美国不同意日本在远东的行动，还因为法西斯力量在德国衰落；四强公约的反苏性质被隐藏在“凡尔赛条约的修订”背后。全会开幕之前，该杂志的一篇文章反驳了那些共产党人，他们不信战争迫在眉睫，或者他们的反战宣传是按照不正确的路线进行的。在巴黎青年反战大会的筹备中，“某些党的同志想把筹备工作转成庸俗的和平主义示威。他们甚至要请一位大主教来参加一次和平威。”1934年2月，《共产国际》在评论全会的战争危险讨论时指出，苏联对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和他本身力量的巧妙使用，已经促成“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阵线朝着同苏联友好的方向改变”。这个阵线改变，“由于法西斯在德国的建立所促成，也在国际联盟内有所反映”。德国和日本脱离国联后，国联的帝国主义本性并无改变，不过它倒是可以起军事行动的制动闸作用，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带着和平主义面具，“大叫战争危险，还通过了‘反对军事行动’决议，目的是佯装反对战争，继续控制群众，以图破坏、打烂、磨碎这些群众的革命精力”。
1934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党日报编辑会议，这是全会之后经主席团同意的。会议同意，他们报刊使用的语言枯燥、抽象、缺乏吸引力，后来就着手改进。〕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发展，在其已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届（第十二届）全会指出的相对稳定时期结束之后，已在全世界震动资本主义体系到了很深刻的程度。……
资本主义各国在国际对抗之外，其内部阶级对抗的极度紧张也表明，形成革命危机的客观先决条件已经成熟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于目前全世界已十分临近一轮新的革命和战争。
Ⅰ．法西斯主义和革命危机的成熟
1．法西斯主义是金融资本中最反动的、最沙文主义的、最帝国主义的成分的赤裸裸的恐怖专政。法西斯主义试图为垄断资本在小资产阶级中获得群众基础，于是就投合那些从正常生活中被抛出来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办公室雇员和公务人员，尤其还投合大城市中社会地位降低了的人，并设法打入工人阶级内部。
法西斯主义壮大，又在德国和不少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政权，这意味着：
（1）革命危机和广大群众反对资本统治的义愤是在增长；
（2）资本家们总的来说已不再能够靠古老的议会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这些办法来维持专政了；
（3）而且，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这些方法总的说来正成为资本家的障碍，在国内政治上（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国外政治上（世界的帝国主义瓜分战争）皆然；
（4）有鉴于此，资本已被迫转向在国内的赤裸裸的恐怖专政，在对外的政治上的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这表现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直接准备。
从资产阶级民主脱胎而来的法西斯主义，在资本家眼里是拯救资本主义免于崩溃的一种手段。只是为了欺骗工人和解除他们武装的目的，社会民主主义才否认资产阶级民主的已然法西斯化，还在民主国家与法西斯专政国家之间划出原则性的区别。从另一方面，法西斯专政并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在所有国家中都不可避免的阶段。防止法西斯专政的可能性，取决于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这种力量被社会民主主义的腐蚀（解体）作用所瘫涣，那比任何其他东西都严重。
2．虽然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总路线，是指向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化的，这条路线的实施，则不可避免地在资产阶级政党之间，产生法西斯化的形式和方法上的分歧。某些资产阶级集团，特别是（包括）社会法西斯分子，他们在行动中使用警察暴力来对付无产阶级时无所顾忌，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化时极力主张维持议会形式。然而，法西斯分子坚持要全部或部分废除这些陈旧的、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坚持通过建立公开的法西斯专政以及广泛使用警察暴力和法西斯匪徒的恐怖手段，来实行彻底的法西斯化。法西斯主义上台之后，就会排挤、分裂、瓦解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例如波兰），或解散它们（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谋求政治垄断的奋斗，加剧了统治阶级队伍的不和与冲突，而这些来自正在法西斯化的资产阶级地位的内部矛盾。
3．法西斯专政在德国的建立在全世界面前撕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面具。从1918年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血腥镇压开始，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叛卖和罢工破坏，通过历届联合政府，对革命工人的野蛮警察屠杀，以“两害权其轻”为理由使兴登堡当选，一直到卑躬屈膝同法西斯匪帮公开合作——这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主要政党的纪录。……
社会民主党也在公开的法西斯专政国家里继续扮演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角色。在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和反对苏联时，它帮助资产阶级，以分裂工人阶级来延长资本主义的存在。然而，在大多数国家里，它已处在分崩离析过程中。社会民主派工人的激进化，加剧了社会法西斯分子领导圈子内部的争吵。公然自认的新法西斯集团正在崛起；“左翼”分子脱离出来，企图拼凑一个新的第二半国际。托洛茨基，这条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走狗，妄图阻挡社会民主派工人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他卑鄙地去组织第四国际，散布反苏言论。基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尖锐对抗，社会民主党的国际组织正在瓦解。第二国际的危机已成事实。
4．金融寡头克服危机的经济政策（对工人和农民的掠夺，给资本家和地主的补助金）并不能恢复资本主义的稳定；相反地它更进一步瓦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机制（货币体系和预算的混乱，国家破产，土地危机的加深），更尖锐地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这种形势下，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把军事工业发展到空前的规模，使所有主要的工业部门以及农业，适应战争需要。如此为了毁灭和破坏手段而产生出来的“需求”，结合上公开通货膨胀（美国、英国和日本），超级倾销（日本）和隐蔽通货膨胀（德国），在过去的一年内促使不少国家的一些工业部门产量增长（特别是铁、钢、有色金属、化学和纺织工业）。但是这种非生产目的的生产猛增，或基于通货膨胀的投机性跃进，会伴随有不少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停滞或下降（机器制造、房屋建筑、〔大量〕消费品的生产），在不远的将来只会导致国家财政的更大混乱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剧。
夺取国外及殖民地市场的激烈斗争，已经采取了一种真正国际经济战争的形式。
5．所以，社会民主党对目前世界形势的估计，即认为资本主义已经稳住了阵脚，已经踏上克服总危机的道路，这是完全错误的。与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化的第一个高潮不同，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在从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的结束转向革命危机，这一点决定了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和劳动者的世界革命运动的其他前景。
即使资本主义用来镇压革命运动的最野蛮的恐怖，在资本主义已被动摇的情况下，也不能够长久恐吓劳工中的先进阶层，制止他们采取行动；这种甚至于已经使大多数跟着社会民主党走的工人也义愤填膺的恐怖，使这些人易于接受共产党人的宣传鼓动了。当资产阶级在法西斯基础上改组它那摇摇欲坠的专政，以求建立一个稳定、巩固的政府时，这种做法，在当前情况下，却导致不只是其阶级恐怖的加强，还有瓦解其政权的因素的加强，还导致资产阶级法制在广大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扫地，资产阶级内部摩擦的加剧，它的主要社会支柱——社会民主党的崩溃的加速。最后，当资产阶级打算，依靠侵略战争政策，来加强它的国外地位时，这就极度加剧国际对抗和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危险。
6．因此，如果现在看不到资本主义世界中革命危机加速成熟的客观趋势，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是这些趋势的存在和作用，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并不意味革命的发展就能自发向上，或者不受阻碍，毫无来自反对势力的抵抗。革命的发展同时受到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狂暴的阻碍和促进。破产了的资本主义统治多久以后将被无产阶级推翻这个问题，取决于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战斗准备程度，取决于共产党为消除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影响所做的工作成功与否。……
资本主义的砥柱已被它本身的潜藏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毁坏。世界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总危机紧密纠缠，已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基本矛盾极其尖锐，以至随时都会发生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将标志从经济危机向革命危机的转化。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任务，就是使资本主义世界危机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Ⅱ．帝国主义者的新世界大战准备
资产阶级愈来愈怀疑仅靠加强剥削本国劳苦大众能否摆脱经济危机，这就导致帝国主义者把主要赌注押到了战争上。国际形势现在表现出新的世界大战前夕的一切征兆。
1．新的世界大战战火正在太平洋上肆虐。日本军国主义者，受到日本资产阶级—地主君主制正经历的深刻内部危机的刺激，继续对中国的掠夺战争，并且，在国民党的帮助下，正在侵吞中国北部，还准备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进攻。英帝国主义正伸手中国的东南省份西藏、四川，而法帝国主义则把手伸向云南。日本的法西斯军事集团充当了进攻中国反帝、土地革命的急先锋。美、日、英帝国主义在背后支持国民党的第六次围剿，进攻的是中国唯一的人民政府和中国的苏维埃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的胜利，满洲的游击战争，日本革命力量和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的壮大，这些在帝国主义者的后方开辟了一条新战线。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已成世界革命的重要因素。
2．日本军国主义者已向德国法西斯分子和英帝国主义分子要求，从东、西两方向苏联发动反革命战争。……与此同时，德国法西斯邀请国际资产阶级收买它的民族社会主义雇佣军去进攻苏联，正与英国、意大利和波兰帝国主义策划（德波谈判）。英帝国主义分子目前已取代法国成为反苏战争的主要组织者。
苏联为全体劳苦大众的利益执行坚定不移的和平政策，取得了显著成就（不少不侵犯条约，不少新的承认，给侵略者下的定义，英国禁运的被迫解除）。苏维埃的国土是和平的、反对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者进攻的弱小国家独立的唯一堡垒。……
3．德国的法西斯政府，它是欧洲的主要战争煽动者，正在但泽、奥地利、萨尔、波罗的海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挑起争端，并且，以反对凡尔赛条约作借口，企图组成一个集团，其目的是为德帝国主义的利益造成欧洲的新的流血分割。帝国主义的几个集团，以法国、或以意大利、或以在它们背后策划阴谋的英国为首，正围绕着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焦点狂热改组。欧洲已变成一个火药库，一触即发。……
4．在这种形势下，社会民主党肆无忌惮，一意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利益，还将此支持与为国际资本反苏的效劳结合起来。……
与此同时，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还调整政策以适应战争前夕的形势，他们力图保护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保证主要的打击矛头定要对准苏联；他们还伪善地掩饰这一点，说必将立即以总罢工和抵制敌货来回敬战争，但他们又事先宣布，他们如此行动反对的只是被国联宣布为侵略者的政府。它们假装领导对法西斯德国货物的抵制，却迫害真正实行抵制的工人。在和平主义口号，在反战反法西斯主义的战斗口号下，它们充当先锋，在资本主义国家制造拥护反苏的反革命战争舆论。
※※※
资产阶级企图依靠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和针对取胜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反革命围剿来推迟资本主义的灭亡。国际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就是，在战争尚未开始之前动员广大群众起来反对战争，以此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只有在战争爆发之前就进行为获取革命胜利的布尔什维克斗争，才能保证由战争引起的革命取得胜利。
Ⅲ．各国共产党的任务
在世界革命危机成熟的情况下，当资产阶级为强化其专制统治而力图把群众的骚动、不满和愤怒纳入法西斯化的和战争的轨道时，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是把群众运动引向推翻剥削阶级的专制统治的战斗。
（一）反对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斗争
共产党人必须：
（1）每天非常具地向每个国家的人民大众揭露沙文主义，并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去抵制它；
（2）在帝国主义国家，坚决地站出来支持殖民地的独立，支持附属国摆脱一切民族压迫的解放；在民族敌对的关键地区，共产党人必须出来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占领和暴行，拥护自决权（上西里西亚、萨尔、北波希米亚等等），在所有这些地区，还在奥地利和但泽，挺胸而出反对他们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反对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刽子手“第三帝国”的合并；
（3）广泛宣传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和巨大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成就，这都是由十月革命解放了的各族人民取得的。
（二）反对各资产阶级政府的法西斯化和反对战争的战斗
在针对所谓“民主”国家的法西斯化的斗争中，各共产党必须首先清除（痛斥）所谓法西斯独裁和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这种宿命论、失败论路线，还有在法西斯化速度、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上的机会主义低估，这两样使共产党陷于被动。
在认真解释法西斯专政给劳苦大众带来的经济、政治奴役时，在向群众说明法西斯分子并不是社会主义者，也没带来新的（社会）秩序，而是资本的走狗和吹捧者时，共产党人务必：及时唤起群众以保卫工会、工人报刊、工人俱乐部以及罢工和工人集会的自由，办法是组织抗议、示威、罢工和成立抵抗恐怖分子匪徒的战斗自卫队。
在反对法西斯专政的战斗中，共产党人必须：
（1）以保卫劳苦大众日常的经济、政治利益为出发点，唤起群众反对欺骗工人、农民和城市劳动大众的法西斯专政；揭露法西斯主义的蛊惑宣传和一切挑衅（国会纵火，国会选举上的舞弊等等），办法可以是鼓动罢工和把无产阶级引向群众性政治罢工。
（2）渗入所有法西斯群众组织，并在强制劳动营中开展革命工作；在反对革命工人单个地脱离法西斯工会，但也不号召工人加入法西斯工会之时，共产党人必须充分利用一切群众运动以及法西斯工会群众表现出来的种种不满情绪，以便建立和巩固独立的阶级工会，同时还要继续在法西斯组织内部的革命工作；
（3）在农民面前揭露法西斯主义为地主、富农谋利益的政策，此时要用他们自己农村生活中的具体例子说明；加入农村地区的法西斯群众组织以使劳苦农民分化出来；组织农业无产阶级的独立工会，这种工会应该成为农村地区全部工作的主要杠杆。
在反战斗争中，共产党人甚至现在就要准备帝国主义战争向内战的转变，还要在每个国家中集中力量于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要害部位。
除了加强鼓动工作之外，各共产党还必须竭尽全力地保证群众行动的实际组织工作（防止武器和军队的运送，阻挠交战国家命令的执行，组织反对军事行动的示威，等等），加强陆军、海军中的政治、教育工作。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号召共产国际所有支部，号召全世界所有工人和劳苦大众，以自我牺牲精神针对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阴谋，保卫苏联、保卫中国革命和中华苏维埃政权不受帝国主义干涉。
（三）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争取自下的统一战线
在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战斗中，共产党人必须向工人证明，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新破产是历史地不可避免的。在向群众细心揭露和驳斥社会民主党的伪善、奸诈的诡辩的同时，共产党人必须把社会民主派工人争取过来，使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开展革命斗争。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完全赞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发出的成立统一战线的呼吁，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给英国独立工党的信中所持立场。社会民主党，它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十月革命时期曾以背叛行径分裂过工人阶级，现在在所有国家中按照第二国际的指示，拒绝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工人阶级一致行动的建议，还破坏了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发起的联合反法西斯、反战运动，并在面临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情况下，竭力加深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分裂。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号召共产国际所有支部坚持战斗去实现同社会民主派工人结成战斗的统一战线，要不顾和对抗社会民主党背信弃义的领导人的意愿。
全会完全赞同1933年4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关于德国形势和以台尔曼同志为首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法西斯政变之前和当时所执行的政治路线。全会提到德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反对法西斯专政的布尔什维克式英勇斗争。
（四）群众工作任务和共产党的加强
这些基本任务的完成，需要共产党的整个群众工作的认真改组，尤其是工厂和工会中的工作，这方面现在仍然是最薄弱的环节。在劳苦大众群情激愤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在考虑群众情绪的同时，要以这样的方式提出口号与要求，即使群众在当前运动的水平上有所提高；与此同时，他们还必须向群众指明革命出路何在。这就是说：
（1）鼓动工作和报刊的内容与语言今后应面向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最广泛的各阶层……
（2）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到工厂去工作这一决定性转变，这样就可以集中党组织的力量于有决定意义的企业和提高工厂党支部在日常阶级斗争上的政治领导水平；
（3）结束工会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失败主义疏忽，尤其是在改良主义工会、大的法西斯工会及基督教工会内部的工作……
（4）切实开展失业工人中的群众工作，进行社会保险和各种市政救济的不懈斗争；
（5）加强农村地区的革命工作，反对地主富农的“团结一致的农村”的口号代之以劳苦大众的阶级口号和苏维埃革命的土地纲领；展开满足农民所有局部要求的战斗，同时反对富农提出的违背无产阶级和贫苦村民利益的要求；取得雇农、贫农和农村半无产者中的立足点（农业工人工会；农民委员会）；争取小农和中农的基本群众到这一边来。……
整个形势要求，共产党应该及时为地下工作准备干部，严肃处理反内奸问题，把严格保密的工作方法与取得群众紧密地联系，与避免地下组织的机构和工作的公式化结合起来。
只有把党组织的全部力量集中于建立地下党支部和加强党团在群众组织中的工作，才能保证同群众的联系和最好的保密和效率。
在实现这些任务时，共产党人应该利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去展开群众工作，并将合法的与非法的工作结合起来。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号召共产国际所有支部毫不怜悯地清除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首先是右倾机会主义（（古特曼）、雷梅勒、奈依曼、在德国革命前途上其他各国的失败主义者），因为，除非做到这一点，共产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群众走向争夺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斗争。
（五）为了摆脱危机的革命手段——为了苏维埃政府
1．各共产党必须极其果断地在群众面前提出以革命手段摆脱资本主义危机这个任务。
针对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法西斯分子挽救腐朽资本主义的庸医处方，共产党人应该向群众阐明，资本主义已经病入膏育。因此，共产党人，千方百计谋取劳苦大众的要求的同时，还要不倦地向挨饿受难的群众揭露全部事实真相，那就是，在劳苦大众团结起来反击、摧毁资产阶级统治成功之前，他们的灾难将在资本主义不断进攻的打击下日益深重。
资本主义总危机没有旁的出路，除了十月革命所指出的道路，那就是，由无产阶级去推翻剥削阶级，没收银行、工厂、矿山、交通工具、房屋、资本家的库存货物、地主和教堂及王室的土地。
2．很有必要扩大宣传苏维埃国土上的活生生的榜样，并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和被剥削的群众说明，苏联经济，摆脱了无政府状态和资本主义危机之后，怎样达到了能够立足于社会主义计划毫无阻碍地发展生产力的境地。……
很有必要向各国劳动者展示一个纲领，这个纲领是根据苏联工人和集体农民在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的经验制订出来的，它在考虑到不同国家特有情况的同时，表明在他们本国苏维埃政权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
3．很有必要在共产党的群众工作中，全力坚持地提出政权问题。共产国际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政权。
苏联的榜样，乃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榜样。只有这个榜样才指明了出路，拯救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中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出路。
布尔什维主义的榜样，乃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榜样。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有加强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才有可能。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乃是团结各个民族、各种族中的无产阶级力量的道路，这是与苏联无产阶级携手战斗，共同反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道路。
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责成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在事件的转折关头都要保持警惕，要竭尽全力，不失时机地，为即将来临的夺取政权的决定性战斗使无产阶级作好革命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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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开除保尔·列维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开除保尔·列维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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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二国际的崩溃和第三国际的成立（1914—191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德〕约·连茨《第二国际的兴亡（1889-1929）》
第三章第二国际的崩溃和第三国际的成立（1914—1918年）
第一节战争爆发时国际的崩溃，中派的投降，社会帝国主义的根源
第二节布尔什维克高举第三国际的旗帜。齐美尔瓦尔得和齐美尔瓦尔得左派（1914—-1916年）
第三节俄国二月革命和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1917年）
第四节十月革命，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开始（1917—1918年）
第一节战争爆发时国际的崩溃，中派的投降，社会帝国主义的根源
凡是有思想和有感觉而经历过这段时期的人，谁能忘却那些最不幸的日子，从1914年7月28日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直到8月4日这个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的最黑暗的一天，这一天110人的议会党团居然一致通过了战争捐款！
从这时起，新的一代在成长起来。帝国主义者在将来一次战争中想把他们牺牲在壕沟里的青年人当时还是儿童。人们不能对这青年一代经常地讲述那种崩塌的历史；但是人们必须经常提醒整个工人阶级不要忘记这种可怕的时代的教训并毫无顾虑地作出结论。
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皇太子弗兰兹·菲迪南和他的妻子在萨拉热窝，即在奥匈帝国并吞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省的首府，被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刺杀。对于奥匈帝国的帝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机会，在惩罚凶手的借口下，奥匈帝国企图牺牲塞尔维亚和俄国的利益来扩张它在巴尔干半岛的权力。奥地利外交部长贝希德梯于7月23日向塞尔维亚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奥地利代表参加谋杀案的审讯和判决，解散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组织，禁止反对奥地利的新闻宣传。
假若满足这些要求，塞尔维亚就要在实际上处于奥地利政府的控制之下。德国政府深知，这种冲突不是导致局部的奥地利——塞尔维亚战争，而是必然导致一场世界战争，它于是鼓励它的同盟国公开进行战争挑衅。德国政府事后宣称：它不知道发出前的最后通牒的原文。纵使这是事实，那么德国政府必定知道最后通牒的内容，并且是它所赞成的。
7月25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在奥地利动员的同时，俄国也动员了。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的调解建议不仅被奥地利拒绝，也被俄国拒绝。根据一项俄国于7月30日实行总动员的报告，德国政府向俄国提出最后通牒。没有得到回答，德国随即于8月1日对俄宣战。8月4日德国军队进入比利时。同一天，英国宣战。马克思主义者许多年来所预测的世界战争灾难，现在成了血淋淋的现实。
在这种可怕的危机当中，社会党国际做了些什么呢？这些社会主义政党做了些什么呢？这些政党刚才还在庄严的宣誓当中说是要使用最尖锐的斗争手段直到起义来威胁帝国主义的战争罪犯。
7月29日，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几星期以前维克多·阿德勒还曾声明：他不相信一场战争即将爆发。现在，奥—塞战争已成事实。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决定不把将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延迟到8月23日举行，而是提前在8月9日举行。在执行局会议这一天，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反对战争的巨大的国际群众集会。
在这次集会上，德国党主席哈塞发表演说，他宣称：惟有奥地利应对战争负责。他说，德国成千上万的工人会提出抗议反对战争。统治者要当心，不然的话由于这样多的灾难和压迫，人民会觉醒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饶勒斯说，不需要把和平政策强加在法国政府身上，因为它的和平意向正像英国政府的和平意向一样。（同一时期“和平的”法国的部长参加波罗的海上的血腥沙皇的舰队阅兵式。）他向德国社会民主党致贺，当时这个党的党员因为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被投入狱中，他特别向罗莎·卢森堡致贺，她于1914年2月被判处一年监禁。饶勒斯也以这些群众要起来革命相威胁，这些群众会向各国的当权者讨还血债的。
在8月1日，海尔曼·弥勒-——1928年装甲巡洋舰建造者——为了与法国议会的社会主义党团商谈关于战争爆发时的态度，代表德国的党来到巴黎。比利时社会党人兴德立·德·曼作为弥勒的翻译随同前往，他关于谈判作了以下的报道：
“弥勒宣称，德国党要就投票反对战争拨款，要就不投票。“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一位法国议员指出，法国社会党人遇到德国人侵时不能拒绝拨款。接着，弥勒说明了德国党的意见：辨别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说法已是陈旧的论调，战争发源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一切交战国家的统治阶级都要对战争负责。
最终达成协议，两国的社会党人不投票将是最好的一致行动的保证。诚然又确认：任何人都不受拘束，每个党应完全独立地做出决定，同时尽可能保持态度的一致。
7月31日德国宣布处于战争状况。社会民主党确定在8月头几天里为和平举行的示威和集会都被禁止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在同一天发布了向党员的呼吁书，其中这样写道：
“军法中的严格规定非常严厉地打击了工人运动。鲁莽的行动，无益的和误解的牺牲，目前不仅对个别人有害，而且也损害我们的事业。”
为了对战争捐款问题表示态度，国会党团于8月3日举行会议。以78票对14票议决同意拨款。考茨基天生没有稳定性的情况，再没有比在这些严重的日子里表现得更清楚的了。他提出了一项可笑的和解建议：或是他们不投票，或是看政府对于战争的目的所作的保证如何再去投票。这个建议无人认真对待；因为任何人都明白，在这种状况下政府不会让社会民主党去决定战争目的。后来亚尔藩斯的代表和沙文主义者格鲁姆巴赫认为：党团委员会迎合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愿望，从未表决的声明的原稿中删去一句括，这句括是：
“一旦战争变成一种侵略战争，我们将用最强有力的手段反对它。”[1]
后来大家知道，党团中的修正主义派早已决定投票赞成战争拨款，即使是多数人坚决反对，他们也要这样做。
在党团内投票反对拨款的少数派，屈服于党的纪律，属于少数派的哈塞甚至被人说服在全体大会上宣读关于投票的声明。连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了保持党的外表上的一致，那时也赞成维持党的纪律，同时希望将来最初的战争狂消失后，多数人还可以被争取过来反对战争政策。
这个声名狼藉的声明的重要部分写道。
“帝国主义政策导致了军备竞争时代，并加剧了各族人民之的矛盾，这种政策的恶果像一股潮流般地侵入了欧洲。这种情况的责任应由这种政策的支持者来担负；我们不负这种责任。社会民主党已经竭尽全力反对这种发展，并且值到最后的时刻它还是在各个国家通过强有力的示威运动，特别是与法国兄弟们结成亲密的关系来为维护和平而进行工作。这些努力都没有获得成效。
现在我们处在战争的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敌人入侵的恐怖威胁着我们。我们今天不是去决定赞成或者反对战争，而是要决定保卫国家所必要的款项问题。
现在我们要想到千百万同胞，他们是毫无过错地被牵连到恶运中去！援助他们，和缓他们的命运，减轻这种不可估量的巨大苦难，我们认为这是迫切的义务。
俄罗斯专制主义是沾染了它自己人民中最优秀分子的鲜血的，对我们的人民和人民的自由的未来来说，俄罗斯专制主义取得胜利时，如果不是一切，那也会有许多是处于危险状态。如果要保证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和独立就必须制止这种危险。这样做时，我是证实我们所一再强调的言论：即在危急存亡之秋，我们不会抛弃祖国。在这样做时，我们感觉同国际的意见是一致的，因为它会承认任何时候每个国家都有民族独立和自卫的权利，正像我们在对每种掠夺战争都加以谴责上跟它意见一致一样。
我们要求，一旦安全的目的达到，并且敌人倾向和平，就应通过一个能够和邻国保持友谊的和平来结束战争。我们要求这个不仅仅是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
我们希望，残酷的战争灾难的教训，将进一步在千百万人当中唤醒对战争的厌恶，并将争取他们来赞助社会主义和民族和平的理想。从这种原则出发，我们同意所要求的拨款。”
这个声明给了最卑鄙的一切沙文主义的恶犬在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狂吠起来的信号。坚持下去的说教开始了，国内和平代替了阶级斗争。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资产阶级领袖竞相沉溺在爱国主义的文献中。《开姆尼兹人民之声报》写道：
“争取世界和平的工作目前停止了，其他的忧虑急迫了。
现在我们考虑的只有一个问题：我们希望胜利吗？我们回答道，是的！我们被流放和受迫害，并把我们当做无祖国的人，而我们却是以最热情的和最忠诚的努力去争取德国的幸福。
但是，不管人们对我们做什么，在这个时刻我们知道，我们有责任首先对俄国的奴役统治进行斗争。”
《汉堡回声报》写道：
“现在我们必须坚持下去！……现在是铁决定一切！现在是权力决定一切！德国人民必须保卫自己！”
社会民主党的滑稽报《真实的雅可比》以威廉的口吻写道：
“孩子们往前呀！现在只有痛打一顿才有用。”
工会停止了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斗争，并且尽力使战争生产的继续不受妨碍。工会报纸骄傲地宣布，工会的纪律使工人成为最好的士兵。
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除了少数值得称赞的例外以外，都追随着德国党可耻的榜样。在法国，战争拨款被一致通过。饶勒斯在宣战前一天被一个民族主义分子刺杀。盖得和瓦尔扬的命运更坏。两个反对过改良主义的老战士与改良主义者一同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潭之中。盖得追随米勒兰参加了保卫民族的内阁！
在比利时，接受王德威尔得参加政府是第一个战争措施。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不满足于一般的自卫的词句。他倡导对一切德国人要有不可磨灭的憎恨。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报》（《Lepeuple》）8月18日这样写道：
“这种憎恨将在各协约国必然的最后胜利的日子毫无怜悯地和毫不优柔寡断地把条顿种族置于人类法律保护之外。这个种族不能不使子孙后代（！）都受到它自作孽的可怕的报应。”
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无须作关于战争拨款的决定，因为政府并不认为有召集国会的必要。在一项7月25日的呼吁书里，奥地利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会抗议反对不召集国会，并确认政府应对战争负责。但是，在同一个呼吁书内，承认了这个反动政府有权向塞尔亚要求保证“必须停止针对着奥地利国家安宁和安全的地下破坏活动”。
在宣战的当天，党的领导发出一项号召，把希望寄托在新的奥地利上，并且警告党员要在被非常局面所划定的狭隘界限内进行党的活动。8月2日在《维也纳工人报》上已经开始发出了沙文主义的狂吼。战争被描写成“沙皇的世界战争”，剑声响亮的威廉被称颂为和平的调理人，所有的罪过都推到沙皇制度和“半开化的塞尔维亚”身上！
在8月5日，德—奥社会爱国主义者奥斯特尔利茨以《德意志民族的一天》为题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意拨款发表了热情的赞歌。
“我们绝不会忘记8月4日这一天。不管命运怎样——我们以内心的火热热情希望，它将使德意志民族的神圣事业得到全胜——德意志国会这个民族的代表，它今天所显现的形象将不可磨灭地铭记在全部德意志人的意识中，将作为德意志精神（！）的最骄傲最有力的发扬的一天载入史册。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人都赞成拨款。正跟整个的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一样，我们的德帝国的党，这个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宝石，也是最激烈的战争反对者，各民族的和睦和团结的最热情的拥护者。并且，凡是可以阻止（主要是反对德国的）世界战争的，凡是可以免除人类的可怕的涉及全世界的震动的，它都没有忽略。如果德帝国和同它一道整个欧洲世界都经历了战争灾祸，那确实不是它的责任。但是，因为德意志祖国在危险中，因为人民的民族独立受到威胁，德国社会民主党便出来保卫家乡，并且，正是皇帝骂的那些‘无祖国的人们'、‘红色暴徒’，才以劳动群众的财产和鲜血奉献给国家。
于是，德意志人民在为保卫它的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的斗争中联合了起来。在另一边是卑劣的投机者、重利盘剥的商社，他们缺乏任何道德观念；在我们这里是统一地强有力地行动的人民；如果德国人不能实现他们的公理，世界历史必然要走倒退的过程！”
奥地利帝国工会委员会向工会代表发出一项通知，在通知中指示他们，以工会的支持来帮助国家，并指示严格遵守非常局面所规定的法律的范围。
“关于工资运动，我们不得不表示我们的意见：目前的时刻最不适宜作这种运动，因此，关于这运动的开展和继续应尽可能予以停止。”
奥地利的意大利社会民主党在他们的里雅斯德人机关报《劳动者》（《Lavoratore》）用一种尖刻的词语抨击了社会爱国主义的这种放肆行为，这个评语说：如果小的比利时社会民主党获得一位部长，那么在德国必须有六位社会党部长得到任命。
在英国，英国社会党的领袖海德门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出号令说：人们必须把德国当作和平的破坏者，使它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并且人们不要扰乱政府的迅速胜利的努力。关于最坏的敌人仍是大不列颠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声明，和这种社会爱国主义的口号是很不相称的。
独立工党在战争爆发后，也还坚持他们的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路线——一种少有的例外。
荷兰社会民主党在特鲁尔斯特拉领导下坚守中立，并且为了维持中立地位赞成了政府要求的拨款。
由于德国粗暴地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在中央机关报《人民报》（《HetVolk》）的文章中表达出群众反对德国的心情。由于英国可能损害荷兰的中立而把他们推到德国一边，这在荷兰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看来是最严重的危险。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提出一种不能反对英国的理由，其中社会帝国主义的面貌露骨地表现出来了。
“极为严重的事情是：同英国的冲突会直接希我们的殖民地带来危险，因此，现在首先是当冲突出现时避免这种冲突。德国追求的一项政策，不值得我们做任何牺牲。”
那些采取相反立场的人比较少。议员拉普特施维奇和卡兹莱罗维奇在塞尔维亚国会里投票反对战争拨款，因为政府对战争有部分罪责而谴责政府。保加利亚“紧密派”社会党人采取了类似的立场。
意大利社会党人早在1912年的勒贾·艾米利亚代表大会上就根据墨索里尼（当时他还站在左翼）的提案，把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从他们的队伍里驱逐出去，他们现在一致反对意大利参战，他们在意大利参战以后还坚持他们的立场。
在荷兰，1906年从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论坛派”保卫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们宣称：宁愿有内战，而不愿和其他国家兄弟之间进行一场惨杀。
但是，以革命的阶级斗争反对战争，以内战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自觉地和坚定地表现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跷中。还在1914年7月彼得堡无产阶级就已经在街垒上进行斗争。军事独裁的铁拳在沙文主义疯狂的初期能够把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但是，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不只在国会内公开声明反对沙皇政府的罪行，同时它还为在工人群众和士兵当中进行非法的革命工作的组织服务，因此，就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一个最严重考验的时刻显示了恰恰是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最强大的党失败得极为可耻。并且表明在战争当中不是以一致通过的或绝大多数票通过的激进的决议作为党的实践的标准，而是以上千遍受到谴责的、在所有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被拒绝的改良主义观点作为实践的标准。不是中派，而是赤裸裸的、毫不隐瞒的机会主义起了领导作用。各个党有义务拒绝一切军事开支的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还存在着，对德国党来说1910年马格德堡党代表大会原则上谴责同意预算案的决议还存在着，对国际来既比1900年禁止社会党人加人资产阶级政府的决议还更尖锐的1904年的决议还存在着，但是，在德国亦在法国，在英国亦在比利时，社会民主党都同意战争拨款。在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社会党人进入进行战争的政府，在德国和奥地利社会党人还没这样做，那是因为——正像以后的发展所证明的——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认为那时接受社会民主党人参加政府还不适宜。斯图加特和巴塞尔的决议要求用革命的阶级斗争反对战争、利用因战争所引起的危机去消灭资本主义，对这些党的领袖们来说，已是被遗忘的字句了。
现在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就明：为什么中派在这危机时刻完全向改良主义投降了？为什么最令人作呕的，即以社会帝国主义为表现形式的机会主义取得胜利？
中派一直努力在革命和改良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路线。既不是适应现存的资产阶级制度，又不是使群众准备进行革命的斗争，而是在合法的议会的和工会的活动范国内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和平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派的理论和实践可以概括表达如上述。
只要这种相对的和平时期延续下去，只要没有巨大危机迫使人们做出明确的决定，只要社会民主党还不体现为这样的一种力量，以致重大的历史意义的抉挥依赖于它们的决定，那么，没有革命彻底性的“纯粹”反对派的这样一种中间立场是可能的。
但是，一旦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使一切交战国的生存成为问题的时候，则这个政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的实践便不可能了。考茨基关于表决战争拨款时放弃投票的聪明建议，被各方面十分正确地未予理睬，因为这样一种“办法”，即是逃避决定的象征性表现，它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人们必须反对战争或支持战争。一个有四百二十五万追随者注视着他们领导者的态度的党，不能单是在议会里抗议，然后又悄悄地躲避责任。工人政党只有当它决定担负起斗争的一切后果，也就是说，当它是由革命的远景和革命的决心所引导时，它才能从事反对资产阶级强大的战争机器，反对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沙文主义爆动，反对军事独裁的恐怖行为的斗争。
因为中派看不见革命的前景，缺乏对群众的革命力量的信赖和进行革命活动的坚决性，因此，他们实际上除去看到机会主义者自觉地和坚决地走的道路以外，看不到其他的道路。事实上，对于几年以来在巴登就为争取同意预算案而奋斗的南德意志机会主义者弗朗克来说，他投票赞成战争拨款并作为战争志愿兵走向战场，这就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结果了。
对于海德门来说（他认为英国海军装备是作为反对德国危险的必要的防御），他声明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是理所当然的。
对于饶勒斯派来说（他们会提出一项更有效地保卫国家的法案，并在和平时期已经走上参加政府的道路），他们在战争中也要取得部长席位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考茨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龙格之流，为了辩护保卫资产阶级祖国的政策，捏造了哪些理由呢？考茨基在1914—1915年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些声名狼藉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题为《国际主义和战争》。
在这些可怜的空谈中（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殷勤的供应者辩解当时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实际行动）很清楚地表现出：没有看到革命的远景，除社会爱国主义的道路以外，不可能找到其他道路。
考茨基的哲理如下：在以往的任何战争中，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势力或什么样的势力集团的胜利是更有利于国际无产阶级？”
“在和平时期，社会民主党作为最下层的人民的代表者的自然的地位，就是反对任何政府的反对派，这种情况一直到它获得力量，它自己去接管政府时为止。在战时，社会民主党处于一个不令人羡慕的地位，即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它偏袒交战国中的一个，它就站到了那个政府的一边（！）。倘使这个政府是它本国的政府，就是意味着资助战争，而这个政府也就是人们在和平时期拒绝给一个人和给一分钱的政府。”
对于考茨基来说只有一个问题：是同盟国得胜“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还是三协约国得胜“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应该支持德国和奥地利政府，还是应该支持俄国、法国和英国的政府？因为这是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考茨基认为这是十分自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希望德国军队取胜，法国的党希望法国军队取胜，它们自然始终是“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
无产阶级关怀的不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府的胜利，而是各国资本主义政府的崩溃，这个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决议的思想全都忘记了。
中派的理论本来以害怕革命斗争为基础，这种害怕革命斗争由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罗马尼亚党的代表拉科夫斯基（以后转向左翼）直率地表现出来了。拉科夫斯基问道：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战争爆发后应该做什么呢？“只有一种方法，起义”。他又说道，但是，假使没有成功的把握，那么这样的运动，不论是暴动还是罢工，必然会引起内战，瓦解统治的机器，这并不是促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利益，而只是促进塞尔维亚沙文主义者的利益。因此，如果敌人的军队驻在边境，那么，社会民主党没有成功的把握，便不能去从事这样的革命行动。
从这种意义深远的、完全忽略了国际无产阶级做为独立行动的因素的考虑当中，产生了臭名远扬的考茨基的论点：“国际在战时不是有效的工具，它本质上是一个和平的工具。”也产生了被罗莎·卢森堡在《尤尼乌斯小册子》中如此光辉地粉碎了的口号：“为和平而斗争，和平中的阶级斗争”。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于1915年在维也纳的《斗争》报所宣示的智慧有类似的意义：在战争时期对社会主义最合适的唯一政策就是缄默！当实际上要决定是以内战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还是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中派分子就不得不向社会帝国主义投降了。前些年在群众罢工争论时曾反对革命行动的那些人们，这些不能够为了工人阶级的斗争从俄国革命中吸取实际的教训的人们，当新的巨大冲突来临时，他们诚惶诚恐地用老的步伐继续前进，当大灾难威严地要求革命行动时，他们就只能对公开改良主义分子的帝国主义实践提供“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如果说英国独立工党的中派分子比较它们的德国、法国和奥地利的同志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得好一些，那么这只是因为它们的组织比较小和软弱无力；他们拒绝战争还不意味着反对战争的革命群众行动，他们的斗争也威胁不了国界的安全。
机会主义的传染恰恰是在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内把社会主义组织腐蚀得那样深，这是怎样一回事呢？因为实际上这不只是领袖的背叛，而且也是巨大的群众组织以及它的司令部彻底失灵了，这个司令部起先尽管有可耻的背叛行为，但还能够继续影响有组织的工人群众。
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权势和帝国主义超额利润愈大，这种改良主义的堕落就愈深，这种事实表明堕落的原因在于何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前一世纪中叶会以英国资本主义的垄断地位说明了英国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化，就明了在工会上层形成的一个腐败的领导集团，这种英国资本主义的垄断地位使工人上层享受一种超过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因而在反对其他国家的被剥削者，特别是反对殖民地的被剥削者当中与统治阶级有一致的感情，因为帝国主义者的超额利润主要来自这些殖民地地区。我们是早已指出过这些事实。
这也说明为什么特别是和首先是工会掉进了改良主义的泥沼，为什么例如在德国工会领导者占有优势的影响决定了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胜利。
在工会里，熟练的工人愈来愈胜过不熟练的工人。二十世纪初德国帝国主义大步前进的相对的和平时期，工会的组织有可能通过纯粹工会的方法使熟练工人的生活水准得到经常的、那怕是有限的改善。此外，出现了许多的国家的社会机构，这些机构以国家对他们的生存给予某些保障来诱惑工人。这便出现了以伯恩施坦或古斯塔夫·鲍威尔为代表的工人贵族阶层，当时伯恩施坦说：旧的命题：“工人无祖国”对现代国家已不再适用了[2]；古斯塔夫·鲍威尔宣称：工人会丧失许许多多他们的组织。[3]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一次惨痛的教训，国际无产阶级为这个与帝国主义国家利益协调的幻想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第二节布尔什维克高举第三国际的旗帜。
齐美尔瓦尔得和齐美尔瓦尔得左派
（1914—-1916年）
当第二国际正式领袖和大的政党背叛革命时，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小集团刚刚在各国才开始结合起来时，只有一个党以坚定的言行一致态度从第二国际的破产中作出结论，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发展的形势和前途，说明了战争和革命的新时代国际无产阶级的任务。这个党就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
列宁从加里西亚监狱获得释放后立即到达瑞士，于1914年9月初就对一些党内同志所组织的小集团提出《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一交，其中包含有布尔什淮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基本思想，即认为由于机会主义领袖，特别是“中派”的领袖，背叛了社会主义，遂使国际遭受破灭的命运；要求
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沙皇专制政体进行无情的斗争（沙皇专制政体的失败是一件较小的祸害）；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宣传；在所有军队中组织非法的小组和支部的必要性。[4]
11月1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战争的提纲[5]和列宁的论文《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6]等历史性的文献。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于战争所引起的一切问题应该持什么态度，这些文献里都说得很清楚：
首先，人们必须理解到第二国际的破产并不是个别领袖的偶然过失，也不是个别党的暂时偏差，而是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的胜利。即使是在战争危机中实现了各种不同的聚合，即使是有个别人以前接近马克思主义立场而现在作了沙文主义浪潮的俘虏，例如法国的盖得和德国的设施，即使是个别改良主义者当时抛弃了社会帝国主义者而走到和平主义的反对派中去，例如英国的麦克唐纳和德国的伯恩施坦，也都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即机会主义派赞成帝国主义战争，革命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若不从战争的具体历史性质出发就不能处理保卫祖国的问题。如果它是帝国主义战争——就像战争爆发的前夕一切社会党所承认的那样—如果它是为了瓜分亚洲和非洲、为了吞并布利和琅郭锡铁矿盆地、为了解决英国和德国资本之间竞争、为了巴格达铁路和君士坦丁堡而进行的战争，那么把资本家为了他们的利润而进行的战争称赞为保卫祖国的战争，就是最卑鄙的欺骗。无产阶级必须揭露这种欺骗并宣布这一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这是否像卑劣的考茨基蛊惑人心地假定的那样，意味着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在战争爆发时就要直接以社会主义代替帝国主义呢？列宁回答说：
“当然，这种转变并不是经而易举的事情，也不会按照某些政党的‘愿望’来实现。但是，这种转变就包含在一般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结束时代的客观条件中。社会党人应当朝这方面而且只能朝这方面进行工作。不投票赞成军费开支，不纵容‘本’国（和盟国）的沙文主义，首先同‘本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作斗争，当危机到来和资产阶级自己废除它所创立的合法性的时候，就不限于合法的斗争形式，——正是这条工作路线可以导致国内战争，可以在战火笼罩整个欧洲的某一时刻造成国内战争”。[7]
“不惜一切代价谋求和平”并不是革命工人的口号，因为帝国主义者的和平只是休战，是准备新的屠杀。”关于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的童话其实是空洞而有害的童话”。只有在推翻各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恢复各民族工人的统一。所以必须在这种基础上组织新的国际。
“第二国际死亡了，它已被机会主义征服了。打倒机会主义，既清除了‘倒戈者’……也清除了机会主义的第三国际万岁！
第二国际完成了它的有益的准备工作，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奴隶制和资本主义最迅速发展的漫长的‘和平’时代里把无产阶级群众初步组织起来。第三国际现在面临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向各国的资本主义政府举行革命进攻、发动反对各国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夺取政权，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8]
列宁为这条革命路线展开了无情的斗争。不是在社会帝国主义叛徒之间互相饶恕，而是在工人群众面前对他们进行极严厉的谴责，对中派分子粉饰社会帝国主义分子的背叛的企图展开无情的斗争，和一切从和平主义的立场来谴责战争而不能保持革命行动的“社会主义者”划清界限。和一切真诚的帝国主义的反对者一同前进，而不在模棱两可和踌躇方面表示任何让步。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给新的共产主义国际奠立基础时提出的原则。
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反对派在德国军国主义独裁的。铁拳之下缓慢地、痛苦而缓慢地发展起来了。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弗兰兹·梅林和克拉拉·蔡特金在12月14日发表了一项反对休特古姆和李查德·费舍的声明，因为他们二人在一个中立国的党的报刊上拥护战争拨款政策。声明就：签名者的观点完全不同于官方的观点。在战争发生后头几个月，李卜克内西还企图影响党的执行委员会，使它去抗议吞并狂，并去约束社会民主党党报上的沙文主义疯狂行为。但是以后不久他说明白了：这些努力全都是徒劳无益的。
1914年12月2日第二次在帝国议会里决定战争拨款的问题。这一次李卜克内西坚决地不再把形式上的纪律放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之上。他想在和他一同在党团会议上反对战争拨款决议的14个议员中找出一个能有勇气和他一同公开抗议的人，结果也都是白费心血。他们全都不出席会议。李卜克内西是唯一的在一帮爱国主义者咆哮之下投票反对战争拨款的。
他关于投票的论据的重要部分如下：
“我对于今天的提案的投票说明理由如下：
这种参战的各国人民没有人愿意打的战争，并不是为了德国人民或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而发动的。这是帝国主义战争，是为了资本主义控制世界市场的战争，是为了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在政治上统治重要殖民地区的战争……
德国‘反对沙皇制度’的口号——恰似英国和法国‘反对军国主义’的口号——其目的即是为了要激起各民族的仇恨才去鼓励高贵的本能、革命的传统和人民的希望的。德国是沙皇制度的共谋犯，是直到今天的政治落后的典型，它没有各民族解放者的使命。
要求一项迅速的，不使任何人丢脸的和平，即要求一项没有兼并的和平；这方面的一切努力都应当受到欢迎。只有在一切交战国中同时地持久地加强这些向着这种和平的倾向，才能在一切参战国人民完全精疲力尽以前，制止住血腥屠杀。只有在工人阶级国际团结和各民族自由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和平才是持久的和平。所以即使是现在，在战争时期，各国的无产阶级需要为争取和平从事共同的社会主义的工作……可是为了抗议战争，抗议战争的责任者和指导者，抗议发动战争的资本主义政策，抗议战争所追求的资本主义目的，抗议吞并计划，抗议破坏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中立，抗议军事独裁，抗议玩忽社会职责和政治职责-—对此，政府和统治阶级今天还不能辞其咎——，我投票反对人们要求的战争拨款”。
党内多数人都愤怒地抗议“破坏纪律”的行为，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李卜克内西被谴责为笨蛋和罪犯，但是他的表决对各国工人来说却是一个信号，说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在德国并未死亡，说明除去德帝国主义的歌颂者休特古姆和汉尼希、艾伯特和谢德曼等以外，还有与他们不同的社会主义者。帝国议会议长不许把李卜克内西的发言留在官方的速记记录中，可是它却成千成万份地散布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
在战争期间，克拉拉·蔡特金作为国际的妇女书记第一次企图组织一次国际会议。1915年3月在伯尔尼召开了一次国际妇女会议，德国、法国、匈牙利、俄国、波兰、意大利、荷兰和瑞土都有代表出席。列宁的夫人克鲁许斯卡姬在这里维护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纲。但大多数却接受了一项在阶级斗争的决定性问题上没有有清楚路线的和平主义决议。这项宣言内容如此一般化，以至法国和荷兰的公认的社会爱国党的妇女代表都毫不争论地代表她们的党在上面签了字。这又重复了第二国际的老错误，即对待机会主义的外交上的错误。[9]
1915年复活节，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在伯尔尼也和社会党妇女们一样，采取了同样的步骤。在这里，有10个国家的代表联合起来反对战争，反对国际青年书记处在战争爆发时仿效国际学生联盟的榜样停止一切活动的完全失败的作法。但这次会议的决议并没有和社会和平主义划清界限。不过此后不久，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青年局，在维勒·明岑堡的领导下加入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左翼。
当1915年6月德国中派领袖考茨基和哈塞与伯恩施坦一同发表一项赞成和平的宣言时，单是对战进行抗议和立即实现民主和平的口号的缺点就十分清楚地显示了出来。战争开始后只要几个月群众就完全从爱国的战争狂中醒悟过来了。群众不仅由于证实威廉的诺言“在树叶凋落以前，你们就又回到家里了”是一句空话，不仅由于可怕的大量杀人举动无所底止而起来反抗，群众还越来越看清楚了战争的社会背景，战争发财者的大量利润，吞并主义者的难以填满的欲壑，和与此相反的内地之日益增长的贫穷。当中派分子拿和平主义者的和平口号反对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坚持口号时，他们就是迎合这种情绪。但是社会和平主义者的口号并未指出真正的持久和平的道路，它们使群众离开唯一正确的革命斗争的道路。
在召集国际社会党人会议时，立即发生了如何对待社会和平主义者中派的问题。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坚持只邀请真正革命的社会党人。意大利和瑞士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准备工作由他们着手进行——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只有那些由于社会爱国主义性质十分明显而事实上不可能参加国际会议的党，才不邀请。
事实上，中立国荷兰以及美国的社会党人召开国际会议的各种尝试都已经失败了。社会爱国主义者按照帝国主义者的结合情况各自集会，“协约国社会党人”在伦敦举行会议，“同盟国社会党人”在维也纳举行会议，“中立国的”即在哥本哈根举行会议。这些会议自然都不会站在国际无产阶级立场上，它们只能非难其他阵营的社会民主党并保卫他们自己的罪恶。
1915年9月，革命的社会党人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在齐美尔瓦尔得召开。参加会议的成员，显示了在一切国家中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但同时也显示在这些反对派的内部还缺乏明确性。德国虽然没有派遣出考茨基和哈塞等中派的正式领袖，但却派遣了累德堡和阿道尔夫·霍夫曼，他们都是这个集团的左翼。恩斯特·迈耶尔和伯尔塔·台尔海末尔代表“国际”派（这个派的领袖罗莎·卢森堡正在狱中），朱理安·博尔夏特代表《光线》杂志编辑部出席会议，这个杂志当时和拉狄克领导的不来梅左翼激进派接近。法国方面，除去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联合会中的反对派出席会议以外，梅尔黑姆正式代表五金工人联盟出席会议。意大利方面有党的正式代表。罗马尼亚的社会党和保加利亚“紧密派”也都出席。英国方面，独立工党和反海德门的英国社会党反对派也都决定派遣代表，但英国政府却不让他们出国参与会议。俄国方面，不仅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作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而且还有反对社会爱国主义一取消派的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代表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当时毫无原则地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态度摇摆不定的托洛茨基，此外还有社会革命党、拉托维亚社会民主党和犹太崩溃分子的代表。波兰革命集团的代表有拉狄克、瓦尔斯基、拉品斯基。荷兰方面，有罗兰—霍斯特。瑞典和挪威方面，有霍格伦和涅尔曼，他们代表的是相当坚强的组织。
会议一致同意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帝国主义，但对从这里得出的结论，则意见并不一致。多数出席者都害怕组织上的分裂和不敢建立新国际。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形成的拉狄克、霍格伦和博尔夏特等所属的左派，建议作出一项其中包含着布尔什维主义原则的决议[10]。决议不仅谴责帝国主义为战争的发动者，而且也谴责官方的社会爱国主义以及考茨基之流的中派社会和平主义。决议号召无产阶级不要放弃为任何局部要求所进行的斗争，要利用战争所引起的危机进攻资本主义的基础。
“反对世界战争、争取尽速结束民族大屠杀的斗争，就是这种斗争的信号。这种斗争要求拒绝战争拨款，要求辞去部长职务，要求从议会的讲坛上、在合法的和（必要时）在非法的报刊上揭露战争的资本主义性质和反社会主义性质，要求对社会爱国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要求利用由战争的结果（贫穷、重大损失等）所引起的每一个人民运动去组织街头示威游行来反对政府，要求在战壕中宣传国际团结，鼓励经济罢工，并在有利的条件下把它转入政治罢工。口号就是国内战争，不是国内和平。反对一切认为可以通过外交和政府的任何决定就可以奠定持久和平的基础并导致裁军的开始的幻想。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要经常反复地告诉人民群众：只有社会革命才能实现持久和平和人类的解放”。
参与会议的大多数否决了这项议案。一致通过的一项宣言在重要的地方都不如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决议案。特别明显的是：由累德堡领导的会议中的右翼，对于拒绝战争拨款的绝对义务并不愿不惜任何牺牲地把它接受下来。这个社会和平主义集团不认为有和机会主义者决裂的必要，虽然社会帝国主义政党的蔑视纪律必然会导致这种决裂。
除此以外，他们对于保卫祖国问题并没有一致的立场。例如累德堡认为当时反对战争拨款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德国军队驻扎在敌国内。但是，他认为当敌国的军队在德国境内和德国必须起来自卫时，问题又当别论。这就是说，使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则态度要以战场上的情况为转移，并且反对群众的任何反战行动。因为，十分清楚，只要一个在群众中扎了根的无产阶级政党不是以空洞的抗议而是以实际的行动反对战争，即游行示威和罢工，在战壕中交朋友，不仅以合法的而且以不合法的宣传来反对交战国的政府，特别是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那么这种斗争就必然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使战争的进行更加困难。这样的反战斗争如果取得成功，那么它就必然招致军事上的失败，必然促进本国政府的失败。
谁不敢作出这个促进“自己祖国”失败的结论，谁在“背叛祖国”的责难面前退缩，谁就不能进行反战斗争。因为不管战争的理由如何，敌人入侵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而交战国家的存在也会由于战争的失败而处于危亡的境地。
谁要和中派分子一样，不相信有革命的可能性，谁就不能解决这一问题。爱尔威会断言：是俄国人在德国统治或是德国人在法国统治都是无所谓的，可是当他在战争爆发时期放弃自己的反军国主义主张并和沙文主义者一样自愿地服兵役时，就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反战的革命斗争导致本国政府失败时将会发生什么事？只有承认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熟，才算是对于这个问题作了答复。
这种答案对于严肃地提出利用危机推翻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很明白的。它知道每一次失败都要削弱政府和统治阶级的力量。失败得越惨重，就对革命阶级越有利。列宁在和托洛茨基进行争论时写道：“革命的阶级不得不希望它们自己的政府在反动的战争中失败”。[11]如果人们和托洛茨基和考茨基当时的看法一样，把自己本国的失败只看作是帝国主义敌人的胜利，那就是不理解这个革命的原则。但是，本国反动政府的失败，对本国革命的胜利，从而对一切国家革命的发动都创造了极好的前提条件。
只有当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而且这个革命的国家受到敌国的威胁时，无产阶级的党这时才能肯定保卫祖国而且也必须去组织和领导保卫祖国，就像英勇的巴黎无产阶级1871年所作所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1915年发表的论文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但是这种革命的想法，对于累德堡那样的动摇于考茨基和李卜克内西之间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还是很陌生的。列宁指出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得宣言的重大错误[12]就是害怕通过直接说明革命手段公开承认革命斗争的必要性；没有提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的成熟，虽然这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是很重要的；虽然谴责了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谎言，但却没有谴责更为危险、更为可耻的社会沙文主义、特别是它的“左”的辩护人的谎言。最后，列宁指出虽然它谈到一些社会党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不忠于职守”的情况，但并没有分析这种破产的更深刻的原因和意义。
虽然如此，而列宁认为同意这项不彻底的宣言还是正确的，因为它意味着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前进了一步，而且若不和那些还没有决计进行坚决斗争的社会党人共同前进，就会是宗派主义，但是人们必须坦率地表明他们自己的立场而且保留批评的权利。在集结革命力量的时期，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就是对帝国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进行每一实际斗争时要联合一切人共同前进，但是也明确而无情地批判这一运动中的一切弱点和不彻底的地方；在混乱的潮流中辨别方向，争取左派革命分子拥护彻底的革命政策，揭露那些软弱而动摇不定并注定要倒退到改良主义去的分子，把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搞垮。
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在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上给第三国际的原则、组织和策略篡定了基础，第三国际的第一个胚细胞就是齐美尔瓦尔得左派。
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国际社会党人委员会，用以保持各个参加会议的组织之间的联系。
布尔什维克以极大的喜悦心情欢迎一封来自李卜克内西的书简和他的“国内战争，不是国内和平！”的口号。[13]他们把德国的革命团体——1916年1月组成了的斯巴达克同盟——看作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体现，但是德国代表团在会议上所采取的态度，却十分清楚地说明它们对革命的明确性认识程度较低，对此，布尔什维克感到失望。季诺维也夫不只是以自己的名义在会议以后写道：
“但是会议毫无疑问地显示出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前所起的作用已经告终，但是过去的遗产，过重地压在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派身上以致使它不能成为新国际的领导者。”[14]
的确，德国反对派的发展及其思想的具体成长，会受到史无前例的戒严恐怖状态的重大伤害。卡尔·李卜克内西被征入伍，罗莎·卢森堡和克拉拉·蔡特金被投入监狱，革命的工厂工会代表不仅被警察而且也被改良主义者侦察。
加之，他们在出版和传布非法的革命文献上也遭遇到极大的困难。这一切因素都给革命集团的形成过程增加了困难，特别是如德国这样的党更是这样，因为它自从反社会主义者法废除以后已不习惯于非法的工作。卢森堡于1915年在狱中写了《尤尼乌斯小册子》，列宁指出它在理论方面的脆弱之处说，人们会发现作者是一个“孤独者”。
“他没有那种习惯于想出革命口号，并经常用这种口号精神教育群众的秘密组织的同志。不过这种缺点——忘掉这一点是极不正确的——并不是尤尼乌斯个人的缺点，这是德国所有左派分子的软弱性造成的，因为他们被考茨基分子的虚伪、学究气、对机会主义者的‘友好’这些卑鄙的东西四面八方包围着”。[15]
《尤尼乌斯小册子》是对帝国主义的犯罪行为和社会爱国主义的背叛行为的激昂的控诉。其优点就在这一方面，而其弱点就在于口号和远景的不明确。这表现在躲避失败主义，表现在胜利和失败都同样是不幸的这个公式中，尤其是表现在发展了大德意志共和国民族革命纲领中，为了这个纲领无产阶级还会去保卫这国家。帝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一些教授竞争霍亨索伦近卫兵的称号，在这样极反动的帝国社会民主党的环境中，即使只限于献身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也需要革命的勇气。虽然如此，但是不去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去为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真正的目的进行宣传，也是错误的。在卢森堡那里，这种公式乃是一时的偏差，就像1918年11月以后她对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欺骗进行彻底的斗争并赞成苏维埃共和国时所证明的那样。[16]但是俄国的孟什维克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宣言发表以后，便站在保卫“革命的”祖国的立场，因此，他们就和法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站在一条阵线上了，而这些社会帝国主义者也是以保卫共和国为理由来辩护他们的社会爱国主义的。
1916年1月斯巴达克同盟全国会议起草了《关于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提纲》，其中含有这个团体关于建立新国际的形式和内容的观点。这个提纲的最重要的进步，和早期的犹豫不决相反，就是承认第二国际的破产使创立一个新国际成为必要的了。
这个新国际的性质和那个被战争弄得支离破碎的第二国际根本不同。
“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重心就在这个国际中。这个国际决定和平时期各国支部关于军国主义、殖民地政策、商业政策、五一节的策略等问题，和关于战时应用的全部策略”。
“实行国际决议的义务先于其他一切义务。违反国际决议的各国支部就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
德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承认第二国际从未付诸实行的国际纪律的原则，即无条件执行国际决议的原则必须是新国际的基础，如果它不再成为一把没有刃的刀的话。诚然，这种措辞还没有十分明确地表明这样一种国际组织的性质。如果国际决议的贯彻执行真正得到保证，那么那些由国际决定的问题，就不能（像这个建议所写的那样）只以国际政策一定领域为限，而是必须打碎民族自治这一腐朽的传统。帝国主义时期，更不能把国内问题和对外政策问题分开。“在和平时期”一个党若是离开了和资产阶级进行无情的阶级斗争的路线，那么在阶级敌人的压迫大千万倍的战争时期，更是不能履行国际义务了。一个在决定性的革命危机之前不能使自己的队伍摆脱机会主义的党，在决定性的关头就不能履行它的革命领导者的任务。因而第三国际必须超过“国际”派在它的提纲中所草拟的公式。
此外，这个提纲中还包含着列宁在他对《尤尼乌斯小册子》进行批判时所驳斥的论点。
“在摆说了束缚的资本主义时代不能再有民族战争。民族利益只是为了使工人群众为他们的死敌——帝国主义服务而用来进行欺骗的工具”。[17]
这种论点所考虑的只是帝国主义国家，这种国家的掠夺战争的确不能用民族利益来辩护的。但是这却没有考虑到：落后民族受帝国主义大国的压迫就是帝国主义的重要标志，没有考虑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特别是在殖民地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实际上，世界大战已引起了一系列的殖民地的革命和与此相联系的民族战争。
1916年2月由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建立的国际社会党人委员会和加入其中的各种组织，其中包括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局的代表在内，在伯尔尼举行一次讨论会。国际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在维勒·明岑堡领导之下，由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斗争越来越过渡到反对社会和平主义的斗争。讨论的结果就是一项通告，它指出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如德国反物价高涨的示威游行，英国的抗议兵役义务，俄国的政治罢工，战壕内交朋友等。德国党的多数派由于用一项对政府的和平质询帮助和平主义者掩盖政府政策中的兼并性质而受到谴责；法国社会党在它的党代表大会上重新承认被人咒黑的神圣联盟政策，承认战争拨款和联合政策并展开了反对少数派的尖锐斗争而受到谴责；奥地利和英国的多数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少数派的社会爱国主义也都受到尖锐的谴责。中派的态度并没有遭到批判，因此，曾经极其严厉地对待齐美尔瓦尔得运动的早期文献的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虽然表示同意，但有保留，他们认为这个呼吁虽然是前进了一步，但不是所有的部分全都是合适的。
又一度确认自从大战爆发后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完全失灵了。国际书记胡斯曼在荷兰党的代表大会上宣称：人们必须承认保卫国家的义务，尽管如此，国际还会“比以前更有生命力”。对此，通知上这样写道：
“通过出丑了的机会主义领袖之间的互相宽恕而重建国际的企图，同时承认并继续推行国内和平的政策，实际上都不外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协定，而且不外是对革命工人运动再度高涨的打击而已”。
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革命行动的必要性，要求和国内和平政策完全决裂，不管战略上的形势如何而来否认军事拨款，都比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上强调得更为明确。
在这同时，法国反对派发出的一项宣言表现了同样日益明确的倾向。和社会爱国主义进行妥协的中派说教者，遭到公开地抨击。
“在忠于社会革命旗帜的人和社会爱国主义者、帝国主义的雇佣、俘虏或自愿奴隶之间，有一些没有原则并没有明确态度而主张休战的社会党门徒。借社会主义的统一之名，他们要求少数派在社会爱国主义者面前解除武装，恰像后者借国内和平之名而在我们阶级敌人面前放下武器一样。
只要是社会主义的命运在危险中，我们不愿意也不能承认这种休战。”
法国的社会党人也明确地体会到有建立一个新国际的必要，他们告诉工人，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爱国主义哨兵”在老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帮助下，于官方的社会党之间去建立虚伪联盟的企图，要提高警惕。又说：
“一个新的国际只能建立在革命社会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上。统治阶级的同盟者，部长，奴颜婢膝的议员，帝国主义的辩护人，资本主义外交的代理人，第二国际的掘墓人都不能参加这个国际的建立”。
1916年4月在瑞士的昆塔尔举行的第二次国际会议，已经遇到新的无产阶级的国际发展的优良条件。首先在德国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斗争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国际”派公开要求停止对沙文主义党的财政援助。1918年3月哈塞及累德堡的中派集团第一次敢于以18个人之众反对战争拨款，当时多数派便把少数派开除出党团，后者便组织成“社会民主劳动派”。这样，事物发展的逻辑，迫使和社会爱国主义者分裂，这是恢复国际统一的必要前提。
在昆塔尔会议上，多数派还没有坚决地得出这一必要的结论。问题实际上是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已经迁移到海牙）的关系问题。它在比利时和荷兰社会沙文主义者的领导下成了协约国帝国主义的代办处，尽管如此，这个执行局还是企图和考茨基分子和同盟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建立联系。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就像季诺维也夫所写的那样，把这个海牙的执行局看作是“未来的欺骗世界各国工人的国际股份公司的萌芽”。“这个占卜者的公司”在“航一”和“恢复第二国际”的口号下，“开始反对国际主义者的斗争”[18]。
从这种对于情势的估计出发就得出：必须对这种组织展开尖锐的斗争。但孟什维克阿克雪里罗得却建议展开一项召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群众运动。
意大利社会党的领袖塞拉蒂在这个问题上和左派改良主义者步伐一致，他和作为考茨基分子的反对派的代表出席的阿道尔夫·霍夫曼和海尔曼·夫莱斯纳尔，都以人们必须在那里抨击和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为理由，提议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合作。在长时间的、激烈的争幕以后，成立了一项妥协性的决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和战争》，这个决议在政治上对左派的立场作了大的让步，但是在组织上却对中派作了部分的让步。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社会爱国主义活动受到激烈的谴责，通过战争拨款的支持者之间的互相赦免来恢复国际关系的企图被称为“社会爱国主义者之间的单独媾和”，克服社会帝国主义被宣布是恢复国际的先决条件。当召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的时候，齐美尔瓦尔得组织的代表有义务去参加并以国际主义反对派的革命原则尖锐地反对社会爱国主义者。
此外，按照意大利人的最后要求，赋予了参加的各党以权利，要求在他们自己的发起之下召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同时，根据季诺维也夫的动议，指合国际社会党人委会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集会以前召集一次会议，以便决定齐美尔瓦尔得同志们在会议上应采取的行动。
关于和平问题的一致的决议澄清了对社会和平主义的关系。这项决议确信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仲裁法庭、裁罪、对外政策民主化决不能导致持久和平。为持入和平进行的斗争必须是为社会主义进行的斗争。
兼并和战争赔偿都遭到斥责，并提出了以下的口号：战争的经济后果不应该由战败国的人民负担，即不要由已经负担过战争重担的工人阶级担负，而要由那些因为战争发生后取消了一切国家负担的富有者来负担。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对会议提出了一项声明，表达了昆塔尔会议由于中派分子的反对而不能清楚说明的那些意见。这项声明揭露了社会爱国主义者反对兼并的空款；因为兼并并不单是对一个国家的军事占领，而也是违反居民的意愿霸占一国的土地。任何违反民族自决权的行为都是一种兼并行为。谁真诚地反对兼并，谁就必须赞助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自由。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的“和平纲领”如果没有把要求群众变帝国主义战争为争取社会主义的内战的呼吁结合起来，那么它就是伪善的。此外人们必须公开表示：没有在战争期间以失败威胁“本国”政府，战争期固的革命行动就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非法的组织就不可能进行反对战争的革命斗争。只在议会中抗拒战争而不去领导工人适应非法组织去进行斗争的议员，并没有履行他们的义务。必须承认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显然有两种彼此不可调和的立场。
“恢复破产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是可以让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去做的一种工作。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就是向群众就说：和在社会主义幌子之下推行资产阶级政策的人发生分裂是不可避免的”。[19]
昆塔尔会议后，季诺谁也夫写道：还不能说，齐美尔瓦尔得已经变成第三国际的萌芽，右翼退回到第二国际去也许是更有可能的。但是左派“为第三国际而斗争”的口号仍然保持不变。
第三节俄国二月革命和斯德哥尔摩代表会
（1917年）
新国际必须是革命的群众行动的国际。随着革命的反抗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群众行动的高涨，建立这种国际的前提条件也日趋成熟。当李卜克内西于1916年5月1日由于在柏林波茨坦广场组织反对战争和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而被捕并被判处四年监禁和六年褫夺公权时，德国掀起了伟大的群众示威运动和抗议罢工的浪潮。
随着反抗浪潮的高涨，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反对派也发展起来了；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军事当局取得密切的联系，使用极卑鄙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违反着党员的意愿，反对派的编辑被排除出《前进报》，《不来梅市民报》，《士瓦本哨兵报》，反对派在企业和工会中的代表被人告发给军事当局并听其“为祖国而英勇牺牲”。
1917年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决议把速中派的“社会民主劳动派”包括在内的全体反对派清除出党。
在奥地利，有组织的革命反对派非常弱，军事独裁和群众贫困的压迫比德国还厉害。在德国还有李卜克内西把它当作革命宣传讲坛的虚伪的议会制度，在这里却不再存在这种议会制度。自从战争爆发以后，内阁总理史图厄格伯爵就没有召集过议会。这里和德国相反，揭示爱国主义精神病的一开始就只限于少数居民，即德国人和匈牙利人。被压迫的斯拉夫民族和意大利人都厌恶贝特曼—霍勒维格1914年命名的日耳曼民族的战争。
成千的哗变的士兵，成千的有反爱国主义宣传嫌疑或有间谍嫌疑的捷克人、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哥罗西亚人和意大利人都被军事法庭判处用绞刑杀死。但维也纳《工人报》却交替地让爱国战争的使徒路德纳、佩内多菲、伦纳进行就教，和让在鲍威尔周圈聚集起来的“左翼”改良主义者传布他们的和平主义的反对派的空谈。
就是这种形势迫使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就像他在法庭里所说的那样）为了“在奥地利给革命群众行动创造心理条件”，而于1916年10月掉转枪头反对奥地利军事独裁的化身史图厄格伯爵。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战争开始时采取了和考茨基相类似的立场，他从来也没有和革命的反对派取得牢固的联系，他没有发现革命群众行动的道路，但是他的行动也是战争引起的革命危机的一个征候。
当布尔什维克表明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革命行动完全团结一致，但是同时确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并不是个人恐怖，而是革命的群众行动时，《前进报》宣称它并不同情和团结奥地利的受折磨的和受奴役的无产阶级，而是同情和团结王位上的久受尊敬的老人，而在这个老人的名义下每天有成百的人被绞杀。
“白发苍苍的奥地利国王！他失掉了兄弟，儿子，妻子，侄子和王位继承者。——在现时的艰苦时期，他失掉了一位超常的顾问，每一个人的人道的感情同情王座上的老人。谁会经历过和忍受过这位老人所怒历了的和忍受了的一切呢？”
维也纳《工人报》表示同情这个死尸：即这个“永远是严肃地从事工作和无论何时都是老老实实而勤勉的工作者”。
在这个“伟大时代”，社会民主党的正式代表对社会主义做尽了侮辱和轻蔑的勾当。
机会主义的“现实政治家”对于坚信群众的力量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用全力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内战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一味嘲弄和轻蔑。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认为是一种荒诞的乌托邦的，1917年3月在俄国却成了现实。帝国主义战争不仅使群众从新意识到了沙皇制度的全部野蛮和腐朽，而且沙皇的政府机关由于前线的大败，由于军队中日增长的愤怒，由于甚至资产阶级都失掉信心，而毁坏了它的基础，以致在1917年8月于工人和士兵群众的革命冲击之下，不到几天的工夫就垮台了。大部分军队都参加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战斗工人的行列中去。沙皇退位，工人苏维埃在全俄国出现。但是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还没有落在无产阶级政党手中，大多数工人群众还是追随着小资产阶级——农民政党社会革命党和改良主义的孟什维克。因此，第一个临时革命政府就是由俄国自由资本主义的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所领导的联合政府。彼得堡工人苏谁埃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下事实上是在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只是虚有监督政府的外貌而已。
列宁从临时政府产生的第一天起便在瑞士写文章，把它揭露为资本家的政府，揭露为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为了协约国的利益，群众继续被赶到帝国主义战争的战壕中去。因此他极尖锐地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宣扬的“革命护国主义”，而这种说法在开始的时候还在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获得一些信徒。列宁说明：尽管革命取得胜利，尽管建立了共和国，战争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只要俄国政府和法国、英国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为帝国主义列强秘密条约中所规定的目标而战斗，它就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列宁于4月3日和一些革命的流亡者一同回到俄国。鲁登道夫允许俄国革命者乘密封的车辆通过德国。他希望布尔什维主义细菌离开德国去瓦解俄国审队。他想不到尽管是密封的车辆而一年以后布尔什维主义却传染了德国，以致这个德国的民族英雄宁愿在蓝色眼镜和一个政府社会主义者的委员所假造的护照的掩护下逃往瑞典。
列宁到达彼得堡以后，便对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因而也对无产阶级国际表明态度。关于这种态度，曾在以《四月提纲》为名的著名的《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20]中有详细的描述。
革命的阶级性质在最初的阶段是由国家政权过渡到资产阶级之手表示出来的。在政府里面把持着一切最有势力的地位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和专制主义者并没有决裂。这个政府一点都没有赢得无产阶级的信任。不能对这样的政府予以支援。这个政府和英国、法国的帝国主义政府订有秘密条约，它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它不可能导致民主的和平。
但是除去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府以外，还有苏维埃。它体现着工农民主专政的形式，但是它自愿地把权力让予资产阶级及其国家当局并满足于监督政府这个虚假的外貌。因此便发生了标志着一个过渡阶段的双重统治，因为两个不同阶级是不能长久地肩并肩地统治下去的。工人群众还在跟着小资产阶级走，他们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阶级利益是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的。由此，布尔什维克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粉碎革命的幻想和对资产阶级政府的信任，揭露保卫祖国的帝国主义性质。二月革命只是结束战争的第一步；为了实际上结束战争还需要走第二步，即把国家政权交付给无产阶级。
在苏维埃中，革命开始创造一个新型的国家。议会共和国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从苏维埃回到议会民主是向后倒退。必须创造一个巴黎公社类型的新国家。这就要求由苏维埃代替官僚机构，由无产阶级的民军代替警察和军队，银行和辛迪加收归国有，工人监督生产，立即由农民接收全部地主的土地，宣布被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有民族自决权。这就是革命的最初的步骤。
列宁在国际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范围内来考虑俄国革命的任务。因此《四月提纲》就有一节特别讲到社会党国际的情况。
《四月提纲》中区别了三种派别：
1．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上的沙文主义者；这些人同意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这些人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德国的谢德曼之流，法国的盖得和桑巴等，意大利的比索拉蒂之流，英国的海德门、费边社分子和工党的正式领袖，瑞典的布兰亭之流，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的党，丹麦的斯陶宁格的党等）。
2．中派，这些人摇摆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真正国际主义者之间。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他们要求不割地的和平，但也赞成和沙文主义者讲和平；他们主张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就一，反对分裂。
“‘中派’专讲小资产阶级的善良空话，口头上是国际主义，实际上是胆怯的机会主义，向社会沙文主义者讨好。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派’不相信用革命来反对本国政府的必要性，不宣传革命，不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而捏造各种最卑鄙的——听起来好像是冠顶‘马克思主义'的—-借口来躲避革命。
社会沙文主义者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者。他们是那些客观上被资产阶级收买（用优厚的工资、尊贵的地位等等）的工人阶层和集团，他们帮助本国资产阶级掠夺和压迫弱小民族，帮助他们为瓜分资本主义赃物而斗争。
‘中派’是被腐败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等等环境改坏了的顽固派，是惯于找个安乐窝和‘稳当的’工作的官僚。从历史上和经济上来讲，他们并不是一个特殊的阶层，而只是代表工人运动从过去的阶段即从1871-1914年的阶段转到新阶段的过渡现象；过去的阶段给了无产阶级许多特别需要的宝贵的艺术，即缓慢地、坚持不懈地、有系统地进行了广泛而又广泛的组织工作的艺术；自从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开辟了社会革命的纪元起，新阶段的到来在客观上是必然的。”[21]
这种“泥潭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考茨基（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彻底破产的典型、是从1914年以来就可鄙地动摇和叛变、空前的毫无节操的典型）、哈塞、累德堡及其德国的“社会民主劳动派”，法国的龙格派，英国的麦克唐纳和其他国际工党的领袖以及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美国的希尔奎特，意大利社会党的右翼、特雷维斯、屠拉蒂和莫迪利扬尼，瑞士的罗伯特·格里姆，奥地利的维克多·阿德勒，俄国马尔托夫周围的孟什维克。自然，个别人会在这些派别之间摇来摆去，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些不同的流派。
3．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就和列宁所说的一样，“齐美尔瓦尔得左派最为近似”。列宁对他所写的每一个字都很精确地考虑过，他认为甚至在齐美尔瓦尔得和中派进行斗争时所形成的核心，也没有把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体现得十分清楚和十分一致，所以不能无条件地把它和革命的国际主义等同起来。后来的发展，齐美尔瓦尔得左派所代表的集团有一部分逃往右翼，证实了这种估计。
这一派的特点就是既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彻底决裂，也同“中派”彻底决裂。他们的原则是：“主要的敌人在本国”，要对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毫无顾虑地进行斗争。
在德国，这种派别的代表者就是“国际”派和不来梅工人报《工人政治》周围的社会主义者。
“只有李卜克内西代表社会主义、代表无产阶级事业、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此外，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按照卢森堡恰当地形容的那样，已变成了令人讨厌的僵尸”。
最接近真正国际主义者的，在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当中，可以提出吉尔波和洛利欧（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是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代表，那时他们都已堕落到社会和平主义）；在英国，有史格德·马克林（他因为从事革命斗争而被判处监禁），独立工党和英国社会党中的反对派；在美国，是达尼尔·德·列昂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工党（达尼尔·德·列昂会在他长期反对美国工会的社会帝国主义领导中坚强地反对机会主义而经过了考验）和社会党的少数派；在荷兰，是潘涅康克、果特、怀恩科许和罗兰—霍斯特领导的“论坛派”；在瑞典是霍格伦领导之下的“青年”党；在丹麦是特利尔；在保加利亚是“紧密派”；在意大利是塞拉蒂；在波兰是拉狄克、加涅茨基、罗莎·卢森堡和梯什科（他还有个李奥·尤季歇斯的名字，众所周知，他是斯巴达克同盟的组织者）；在瑞士是“青年派”和“左派”；在奥地利是团结在“卡尔·马克思”俱乐部周围的左派。
“问题不在于色彩，就是左派中也有不同的色彩。问题在于派别。问题的全部实质就是：在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时代，要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是不容易的。这样的人很少，但是只有他们才是社会主义的整个将来；只有他们才是群众的领袖，而不是腐化群众的人”。[22]
《四月提纲》已经提到齐美尔瓦尔得国际的崩溃，表示这种崩溃的就是齐美尔瓦尔得中派大多数已经在自己国家里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合并在一起了。
“再不能容忍齐美尔瓦尔得的泥坑了。再不能为了齐美尔瓦尔得的‘考茨基派’而同普列汉诺夫，谢德曼之流的沙文主义国际保持藕断丝连的关系了。应该立刻和这个国际断绝关系。留在齐美尔瓦尔得国际里只应该是为了了解情况。
正是我们，正是现在，应当毫不迟延地建立起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新国际；确切些说，我们应当不怕公开承认，这个国际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活动了……
我们党不应当‘等待’，应当立刻建立第三国际，这样一来，在德国和英国监狱中的千百个社会主义者就可以轻松地喘一口气了；成千成万正在举行罢工和示威而使威廉这个恶棍和强盗害怕的德国工人，就可以在秘密传单上看到我们的决议了，看到我们对李卜克内西（并且只是对他）的兄弟般的信任了，看到我们现在也同‘革命护国主义’作斗争的决议了；他们看到了这一切，就会更加坚信自己的革命国际主义。”[23]
最后，列宁就明了把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的必要性。社会民主党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因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目的并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而是完全的共产主义。[24]
民主只是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借助无产阶级国家来废除一切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国家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目的就是废除它自己。在第二国际成立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容忍了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因为当时提到日程上来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为共产主义而斗争，而是缓慢的、耐心的组织和启蒙工作。但是在新的革命时代，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党派都已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如果再保持旧名称，这就是帮助这些叛变的领袖继续进行他们欺骗群众的工作。
列宁在结尾时说道：
“我们还舍不得说掉这件‘穿惯了的’、‘可爱的’、肮脏的衬衫……
现在已经是丢掉肮脏的衬衫、穿起整洁的外衣的时候了”。[25]
在四月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并不主张像列宁那样尖锐地反对齐美尔瓦尔得。列宁的为了得到消息而留在齐美尔瓦尔得的建议，只得到了少数人的支持。
通过的决议中规定，在齐美尔瓦尔得集团以内主张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策略是党的任务，可是，同时也授权中央委员会立即采取步骤去建立第三国际。
这个决议也没有提到齐美尔瓦尔得运动的“破产”，它只确认齐美尔瓦尔得运动因为受到中派的影响而削弱了力量，而且在少数国家中它变成了革命运动的障碍。[26]
如果说列宁的立即建立第三国际的口号没有直接实现，如果说在它正式成立以前已经过去了两年时间，那么这应当怪德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比较迟缓。在德国，中派分子于1917年4月从他们被党的执行委员会驱逐出去这个事实得出结论，即在哥达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建立了“独立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同盟加入了这个组织，但明白宣布它要保持政治行动的充分自由。在拉狄克影响下和齐美尔瓦尔得左派接近的不来梅左翼激进派拒绝加入这个组织。和列宁催促立刻建立第三国际的同时，德国国际主义者还认为为了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不失掉联系，必须和中派分子保持组织上的联合。
“国际”派很难和他们被囚禁在监狱中的最优秀的成员保持联系，所以他们当时并不理解俄国革命问题、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争论问题；但他们的代表不论在齐美尔瓦尔得还是在昆塔尔却都支持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
对于在斯德哥尔摩召集国际社会党人会议问题，曾发生争论，思想的混乱就表现在这种争论上。会议是在谢德曼的支持者的提议下由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召集的。谢德曼之流显然是根据他们政府的要求来作这件事的。他们把他们——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准备同意的和平条件告诉丹麦社会爱国主义者柏格别尔格这位会议的组织者。德国政府看到胜利和平的希望很快消失，革命运动日益增长，显然愿作和平试探。
四月会议谴责了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欺骗，这些人在国际社会党人会议的假面具之下愿意充当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对帝国主义“和平”讨价还价。虽然这种情况十分明显，而孟什维克领导之下的彼得格勒工人苏维埃却着手召集会议。瑞士中派分子格里姆，国际社会党人委员会的书记，根据昆塔尔的决议，邀请齐美尔瓦尔得各党到斯德哥尔摩来参加一次预备会议。在这以前，格里姆、安给里喀·巴拉巴诺夫（国际社会党人会议的代表）和俄国党代表之间，对于参加社会爱国主义者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会议的问题进行过讨论。
在这次会议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自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同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组成联合政府并一同准备进攻加里西亚以来，布尔什维克和改良主义者之间的对抗就非常尖锐了。事情越来越清楚，这两个党体现了两个阶级，而革命发展的逻辑的作用把它们推到街垒的互相敌对的两边。
布尔什谁克首先要求正式谴责孟什维克的联合政策。
参与会议的多数声明反对参加政府，但在各种借口之下拒绝作出决议。关于出席斯德哥尔廖会议的问题，也没有达成协议。根据四月会议的决议，布尔什维克明确地反对出席会议。孟什维克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格里姆则认为由于彼得格勒苏谁埃召集会议，情况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最后，人们决定不作决议，而是在斯德哥尔摩会议召开以前先召集一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由它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大家知道格里姆通过瑞士公使馆和德国政府接触拜顾和克伦斯基政府商谈单独媾和时，就能清楚地了解格里姆的态度。当这种丑事被发觉时，格里姆被迫辞去国际社会党人会议书记的职务。
“国际”派也基本上反对参加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弗兰兹·梅林给彼得格勒工人苏维埃主席契克赖德节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里说：德国的国际主义者决不和政府社会主义者在一起参加会议。梅林在当时显然还不知道，契克赖德节也无非是一个“政府社会主义者”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同盟者，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
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政治本质，在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条件问题上表现得很清楚。在第一封邀请信里，工人和士兵苏维埃准许参加的是这样的一些组织：它们
（1）致力于没有兼并和赔偿并以民族自决权为基础的和平。
（2）希望通过无产阶被群众斗争取得和平。
（3）承认有打破国内和平的必要。
“比利时国王陛下的部长”王德威尔得，在俄国革命前和俄国革命后，都认为他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的义务就是鼓励俄国社会主义者坚持战争，阿尔伯特·托马斯这位军需部长为他以后充当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这个幸运的工作，也得到了必要的知识。因此，他们二人回答道：他们不知道“兼并”指的是什么，他们绝对赞成德国社会民主党取消国内和平，但是遭受“攻击”的国家如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则谈不到取消国内和平。工人士兵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英雄们的答复也迅速地到来了，他们说取消国内和平不能是参加会议的条件。
因此，布尔什维克宣称，如果齐美尔瓦尔得方面要去参加这样一种会议，他们就要和齐美尔瓦尔得运动断绝关系。相反，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说他们要去参加。现在安给里喀·巴拉巴诺夫才以国际社会党人会议名义通知筹备委员会他不能参加筹备工作，而且必须等待下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最后决定。所以事实上是由工人士兵苏维埃的社会爱国主义代表和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给斯德哥尔摩会议作了筹备工作。
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发表了一项尖锐的声明，反对社会爱国主义者所计划的“和平会议”。这项号召揭露了摇摆不定的社会和平主义分子的作用，这些人由于他们准备参加这样的会议给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代理人制造了和平的先锋战士的威望，而他们本身也就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的俘虏并助长了反对革命分子的斗争。
由于有这些意见上的分歧，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斯德哥尔摩会议未能举行。协约国的“社会主义”老爷们还不认为有演出一出和平滑稽剧的必要；在托马斯、斡德逊和王德威尔得的鼓励之下，克伦斯基开始在加里西亚发动新的攻势。对于革命工人进行残酷的迫害，镇压由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所领导的彼得格勒七月示威游行，是这种攻势的序幕。同时克伦斯基政府通告英国政府说，苏维埃召集的会议对俄国正式政府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法国社会爱国主义者宣称，在战争责任弄清以前决不和德国多数派社会党人打交道。英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断言，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将主张在协约国的正当的战争目的实现以前不结束战争。所有这些“社会党人”都认为他们和他们的政府讨论会议的权宜办法是理所当然的。最后，协约国的社会党人在伦敦的一次预备会议上作出决定说，举行和平会议的时间还没有到来。这是在战争发生后的第三十七个月！
一些英雄们不愿意担负会议失败的责任，就用他们的政府不签发出国证来为自己辩解。这就是社会爱国主义的和平喜剧的可悲结果。
齐美尔瓦尔得各党于8月初举行一次会谈。参加社会爱国主义者的会议的问题又提出来讨论，因为当时它的最后失败还没有确定。只有孟什维克和独立派的一部分人（哈塞和斯塔特哈根）声称赞成参加；其余的人都表示反对。凯特·敦克尔代表“国际”派提出一项声明，这项声明表明那时这个集团的权威的代表们对于俄国革命问题还是远不了解的。这项声明说：
“献身于和平斗争的俄国无产阶级，将由于其他国家工人的消极态度被迫去走军事行动的道路而且终于要走和资产阶级合作的道路，因此便从阶级斗争和革命精力自由发展的道路上偏离开来”。
这里原则上承认了孟什维克关于革命的保卫祖国的理论，甚至以其他国家工人的消极态度来为克伦斯基的进攻冒险辩护！鉴于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应用到俄国所发生的思想上如此混乱的情形，布尔什维克代表要求作出一项明确的决议。他们谴责孟什维克参加资本主义的战争政府，由此孟什维克应该对判处革命士兵的死刑、对枪杀示威的工人和压迫革命组织担负共同责任。
布尔什维克指出说，如果因为出席人数少，会议不顾对孟什维克采取组织上的措施，那么，它必须在政治上对于孟什维克背叛齐美尔瓦尔得所宣布的原则表示态度。布尔什维克向大家表明，只要齐美尔瓦尔得运动不明白表示他们要和谁团结一致（是和那些为齐美尔瓦尔得思想而斗争的人团结一致或是和俄国的卡芬雅克的代理人团结一致），他们就不参加讨论。
虽然如此，会议认为躲避这项问题还是可以的。通过了一项宣言，其中号召一切国家的工人为了和平和人类解放组织一次统一的国际群众性罢工。因为有些重要的党未曾出席，决定将这项宣言暂守秘密，直到各加入的党派都表示同意时为止。
表现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胆小而无节操的事情是：以后不久，即在9月里，路易斯·齐茨出现在国际社会党人会议面前，代表党的执行委员会要求延迟公布宣言。就在这个时候，北海舰队水手们的革命组织被发觉，莱亨皮奇和柯毕斯这两位领袖成了反战革命斗争的最初牺牲者，被德国军事法庭所处决，他们都被控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保持联系。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可怜的英雄提特曼在帝国议会否认了海军中的革命运动，并宣称自己不惜任何代价忠于法律规定。此时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害怕政府报复，极力阻止宣言的公布。
拉狄克坚持要立即公布。国际社会党人会议决定再等一时。但是，同时一些比一切号召和宣言都更为激励各国工人的事件发生了。
第四节十月革命，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开始
（1917—1918年）
1917年11月7日（旧历10月25日）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之下的彼得格勒革命无产阶级举行了胜利的起义，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对全人类”发出一个无线电报，宣告无产阶级的胜利，宣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时代的开始，宣告胜利的无产阶级结束帝国主义屠杀的坚决的意志。
布尔什维克多年以来被机会主义的“现实”政治家嘲笑为“宗派主义者”和“幻想家”，他们通过事实证实了他们的原则和策略的正确性。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无产阶级第一成功地领导被战争所激怒的被剥削群众夺取了政权并终止了帝国主义战争。
苏维埃政府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采取步骤实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和平纲领。11月8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发布和平法令。苏维埃政府建议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立即缔结一项以民族自决权为基础的和约，即是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并建议立即停火三个月。苏维埃政府并没有提出绝对的要求，它准备考核任何和平建议。它决定废除秘密外交，立刻公布一切密约和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协定。同时它向先进国如英、法、德等国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呼吁，号召他们纪起革命的传统并把一切力量应用于和平事业和从各种奴役和剥削形式中解放劳苦和被剥削群众的事业。[27]
列宁在提出这项法令时说道。早在1917年3月彼得格勒苏维埃就向一切国家的工人发出和平呼吁，要求他们摧毁国王、贵族地主和银行家的政权。但是当时俄国工人并没有推翻他们自己的银行家；相反地，他们还通过联合政府和他们结盟。只有现在，俄国无产阶级才推翻了他们的银行家。
虽然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尽可能地窒息无产阶级革命的呼声——奥地利首相彻宁伯爵只允许报纸登载一篇很残缺不全的宣言，同时却说由于“气候条件”不能收到全文——，而工人们还是觉察到世界历史性的变化。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政府驱使军队进行新的攻击。布尔什维克政府一开始即作了普通的和平提议，一月以后紧接着就进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谈判。布尔什维克完全知道：在无产阶级国家和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单独媾和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和平，但是在法国和英国政府拒绝参与普通的和平谈判以后，苏维埃的代表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去就有双重目的：第一，在谈判中揭露德国和奥国政府的掠夺目的和通过对比无产阶级和平政策来唤起那些国家的群众去进行斗争；第二，不论情况如何都要给遭受内外威胁的无产阶级革命、给长年累月为战争所困顿的人民群众赢得喘息的机会。
早在1915年10月布尔什维克就很清楚地而且毫不含糊地声述过：当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取得政权，它必须准备保卫无产阶级祖国防止外国资本家的进攻。列宁在发布和平法令时又重新说明了这个原则。但同时他指出十分厌战的情况，这使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府，有责任首先结束杀人的战争，至少是暂时结束这个战争。
德国和奥地利的帝国主义者宣称他们准备按照苏维埃政府的要求赞成媾和。他们对于这次谈判的理解由霍夫曼将军以粗野的率直态度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表现出来，当时他用拳头敲着桌子并大声吼叫道：“我们是战胜者！”民族自决权显然意味着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在整个德国军队占领的地区，给德国君主的没落子孙建立一系列的王座。小俄罗斯、波兰和乌克兰的地主应在德国刺刀的保护下上演“民族自决”的喜剧。布尔什维克拒绝这种对人民的叛逆行为。托洛基作为代表团的团长，拒绝在这种和平条件上签字，但是同时宣称革命的俄国将不再继续进行战争。于是德国军队开始向东方发动新的进攻。
在前线上流血和在后方挨饿的德国和奥地利的群众，对于德奥帝国主义搞垮和平谈判感到非常失望。1918年1月首先在奥地利然后在德国爆发了力量空前的群众性罢工。尽管社会爱国主义分子起了可耻的作用，而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证明是有效的。毕竟这是革命的群众性运动的开端，还缺乏深入群众和有明确目的的革命政党的颁导。
奥地利的维克多·阿德勒及其同伙，德国的谢德曼之流控制了这个运动。谢德曼后来在马格德堡叛国案的法庭上承认，如果护国的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没有取得运动的领导，从而没有削弱运动的力量，那么当时战争本来是会结束的。工人群众要求接受俄国代表所提出的和平条件并取消戒严状态。工人会议在奥地利开始形成，但是控制着这个运动的改良主义者把这些革命的要求弃置不顾，并以帝国政府的几句民主空纸破坏了这个运动。斯巴达克同盟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的影响还没有能够给这种运动以更大的推动力。但一月罢工是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府的呼吁的第一个回答，也是德国和奥地利发展中的转折点；束缚已被打破，群众又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
一月罢工失败以后，苏维埃政府不能指望通过国际无产阶级的行动立即得到援助；一支足以遏止德帝国主义进攻的革命军队不是几个星期就可以组织成功的。占军队的绝大部分的农民，为了去接收革命给他们的土地都急于想回家。在这种形势下，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不同意内部强烈的反对意见，为了阻制德国军队的进军，决定接受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那时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领导的“左翼”反对派把这说成是背叛社会主义，说成是不能允许的和德帝国主义的妥协。
列宁坚决反对这些观点。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和帝国主义者自愿结盟，如同各国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和他们的资产阶级所缔结的自愿联盟那样，而是和敌人停火，在那时人们已不能对这些敌人进行战斗，这种停火是为了赢得喘息机会以便在更适当的时刻以更大的力量进行战斗。
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当时正被关在德帝国主义的监狱中，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存有极大的疑虑。他们都担心俄国革命要被这种妥协所毁灭，但是作为国际主义者，他们对于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进行英勇斗争的俄国无产阶级领袖，并没有责备；而是呼吁德国工人阶级，德国工人阶级的消极态度对于俄罗斯共和国的悲惨境遇是应该负责的。
社会爱国主义者一步一步地往下堕落。当帝国议会表决这项可耻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历史上最卑鄙的掠夺条约，因为它反对自愿放下武器的人民，反对拒绝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屠杀的人民，所以是双倍地卑鄙的条约时，这些“社会主义者”却实行弃权。对于德国兵痞在波兰、在乌克兰、在波罗的海各国和在芬兰的狂暴行为一点微弱的反对意见都没有，一点反抗都没有。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德国的军官都继续起着保护地主、反对工人和贫农的作用。即使在停火和缔结和约以后，他们还到处积极帮助那些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齐美尔瓦尔得国际社会党人委员会对于拨助无产阶级革命发生过影响。他们呼吁一切国家的工人来学习俄国的榜样，建立工人和士兵苏维埃并支持苏维埃政府为和平进行的斗争。他们谴责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可耻行为，协约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直接地反对十月革命，因为它恶化了西方“民主”胜利的前景，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以同情的宣言自满并尽一切力量来防止布尔什维主义传染到自己的国家。在战争的开始时他们以反对沙皇制度来辩护他们的保卫祖国的骗局，可是在沙皇制度崩溃以后，在德国代表团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所作所为和在布加勒斯特同罗马尼亚会谈时，战争之为野蛮的掠夺战争性质连瞎子都看得很清楚之后，他们还是继续坚持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对于芬兰革命的态度特别可耻。十月革命以后，当苏维埃政府公布了关于一切民族的自决权的宣言时，芬兰便脱离了俄国并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芬兰的社会党非常强大，一度在许选中赢得多数，但在1917年10月就又丧失了这个地位。在党内有强烈的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的骚扰，这个党没有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明确政策，而是准备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虽然芬兰资产阶级很软弱，但是依靠瑞典和德国资产阶级的支持，竟开始进行内战。无产阶级用总罢工来保卫自己并组成了赤卫队。如果不是德国军队开进去，枪杀了几千工人，挽救了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在这次战斗中一定会取得胜利。
这种罪行也得到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宽恕。1918年4月24日，《前进报》上写道：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不管怎样抱怨：我们被迫去干涉很大程度上由俄国卫兵惹起的内部混乱，但我们希望芬兰在将来和我们友好共处”。
芬兰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席罗拉在向国际无产阶级的呼吁书中写道：
“我们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向全世界宣告，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是无恶不作的”。
事实上，就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见的一样，随着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内战，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职能也有所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给帝国主义者当代理人的角色，他们在反对无产阶级的内战中变成积极的合作者。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乌克兰、波罗的海各国和芬兰袒护无产阶级革命的刽子手时，他们已经预示了他们以后在德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1918年8月考茨基写了一本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其中他把全部反革命的怨毒都泼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他借“纯粹民主”的名义抗议革命的恐怖。这位可悲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发明过无数论据来粉饰为了利润而对千百万人民进行的屠杀，现在他来“谴责”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它在世界上敌人的包围中没有给反革命者对胜利的工人阶级组织剥削者的反抗并宣传他们的“思想”的权利，因为它以铁拳摧毁了任何武装反抗的企图。
考茨基在这个小册子里写道：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是以此为前提条件的：即它成为欧洲普通革命的出发点……这种前提条件至今并未实现”。
于是考茨基便长篇大论地分析道：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把期待一定期限的革命作为策略的基础，又深思熟虑地推演出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冒险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一论著中回答道：布尔什维克从未愚蠢地指望在一定期限发生革命，而是把他们的整个策略都建立在对欧洲革命局势的认识和对日益成熟的世界革命的不可战胜的信心上。
事实上，在这次争论以后的几个礼拜，即在1918年11月9日，威廉的君主专制政体，通过前线失败，它的基础——军事力量——发生动摇，在革命的打击下便垮了台。比这更迅速地通过事实反驳这种对待临近的革命的鄙陋盲目性的，是罕有的。但是这并不能阻止这些改良主义的聪明人继续在他们的任何一次会议里以不发生世界革命来安慰自己。
虽然到最后的瞬间社会民主党还是尽一切力量使群众脱离实际行动，而革命的水兵、工人和士兵还是起来推翻了威廉的君主专制，以革命的手段使战争告一结束。然而1918年10月艾伯特和谢德曼以国务秘书的资格听从帝国政府的支配！但是当专制政体消失时、当革命的群众运动成长到不可抗拒的地步时，谢德曼之流——就像在一月罢工那样——就为了破坏这一运动而骗取了运动的领导权。谢德曼宣布了共和国，艾伯特这个德国改良主义的民族圣人曾创造出这样一句名言：“我憎恶社会革命犹如憎恶罪恶一样”，他这时对此表示同样愤怒，而谢德曼及其同僚在这个紧急关头证实自己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救星。
不仅改良主义者的可耻的反革命背叛表现出来了，而且德国革命运动的弱点也表现出来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在逼近的革命压力之下新近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以全副精力和热情投入革命运动的洪流。但是斯巴达克运动在群众当中的力量是很薄弱的，以致在决定性的时刻不能取得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领导权。资产阶级民主幻想的统治在革命的开始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在俄国也是这样。使群众了解到越过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和经验的。这个步骤必须是在一个深入群众的坚定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而这样一个政党并不是几个礼拜就能建立起来的；这种政党的不存在表明德国工人阶级缺乏革命经验。多数派社会党人很知道这个运动的弱点。所以在12月初，他们便费尽心机地在政府军队同武装的工人和士兵之间挑起武装斗争。他们想在无产阶级群众投入无产阶级革命阵营之前击败革命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1918年12月德国共产党举行成立代表大会。在柏林革命斗争中，斯巴达克同盟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一同战斗。但在这个时候，这个党整个说来还是毫不稳定地动摇于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和革命工人阶级之间，这清楚地证明在革命危机时中派分子的党就成了革命斗争的最严重障碍。独立派和谢德曼之流组成了把旧官僚都留任下来的第一个“人民代表”政府，这个政府恢复了军官的指挥权，继续占领东方和进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尽可能地限制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权力范国并在经济领域内把压制日益发展的罢工运动看作是它的主要任务。
和反革命政策进行尖锐斗争的斯巴达克同盟不能再和独立派保持形式上的统一了。一个独立政党的建立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德国共产党的成立代表大会同时表现出甚至在西欧无产阶级的最先进部分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也还是多么不明确。
会上接受了卢森堡起草的纲领，标题是《斯巴达克同盟希望的是什么？》[28]。
这个纲领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多年以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纲领）前进了一大步。它不是改良纲领，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内战、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解除资产阶级武装、武装无产阶级、没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由工人苏维埃接收政权——这些都是纲领中的最重要的要求。在卢森堡的纲领性演说中抨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因为它援用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用以辩解它反对武装斗争和局限在合法的斗争方法上这种行为。
但是在对于新建立的国际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上，在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地位和组织问题上，这个纲领则完全缺乏明确性，在这些方面它只有以下的字句：
“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置于国际的基础上，并通过国际的兄弟团结和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以建立和确保和平，必须和我们的兄弟党立即建立联系。”
没有一个字提到和腐朽了的第二国际断绝关系的必要性，没有一个字提到新的共产国际的建立，没有对中派划清界限，没有承认和布尔什维克的团结。不错，这个代表大会对社会民主党政府在波罗的海各国进行的反革命冒险会提出抗议并立誓保卫俄国革命。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们在这次大会上谈到国际问题时似乎不如以前各次集会谈得清楚，这是因为他们误解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而只顾在那个时期和他们避免争论。
卢森堡、梅林和蔡特金等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会经宣告他们无条件地和全心全意地同情1917年11月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她的笔记——她在狱中写的，其中批判地对待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卢森堡道：
“一个政党在历史关头在勇敢、毅力、革命的远见和言行一致上所能表现的，都由列宁、托洛茨基和他们的同志们表现出来了。西方社会民主党所缺乏的一切革命的荣誉和行动的能力，都在布尔什维克中表示出来了。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拯救了俄国的革命，它也拯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29]
在同一笔记中，她反对布尔什维克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则：如分配土地给农民、宣布人民有彻底的自决权、以恐怖手段镇压反革命和废除资产阶级自由。
此外，还有卢森堡和布尔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老的意见分歧。列宁严格地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因为只有一个建立在铁的纪律上的党才能在内战中领导工人。
在所有国家中内战都提到日程上来时，创立无产阶级国际必须根据这种原则。但是德国共产党的成立代表大会（大会上除去左翼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以外，又有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倾向）坚决反对中央集权的组织并愿给一个党赋予一种松弛的联盟形式。推想卢森堡通过实际斗争经验把这些错误的观点克服到什么程度，是多余的。这些观点支配着当时的斯巴达克同盟，可以由德国和西欧无产阶级的弱点提供证据。这就是给改良主义者掌握权力并使俄国以外的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浪潮遭到失败的弱点。
关于参加国民议会的选举和在改良主义的工会里工作的问题，成立大会上多数人是反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这表明德国的革命工人不理解列宁于1917年4月会议上提到显著地位的一些任务：在从事夺取政权的决战以前，要以耐心的和百折不挠的宣传赢得工人的多数。
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看到了这个弱点。他们在1919年1月挑起了一些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德国革命的最优秀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李奥·尤季歇斯以及和他们一起数千革命工人都被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的白卫军杀害了。
在奥地利，也和在德国一样，阻止和摧毁革命的勾当都是由改良主义者来作的。在这里，军事失败所引起的奥地利各族人民的监狱的崩溃导向一系列的民族革命，在这些革命中社会民主党人追随在资产阶级后面行进并发挥他们的力量，以阻止无产阶级越过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范围。
整个西欧都为欢庆胜利笼罩着并流行着和平主义者关于“最后的战争”的幻想，相信威尔逊的十四条会确保和平，因此这片土地起初是不适宜于传布无产阶级革命的。
这样，除去俄国以外，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高涨并没有导致无产阶级的胜利；虽然如此，它却意味着对俄国革命的直接的和巨大的援助。苏维埃共和国的最大的危险，即两个巨大的资本主义联盟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暂时防止住了。
[1]格吕贝尔格编：《国际和世界大战》，第一部分，第301页。
[2]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第204页。
[3]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作深入研究。列宁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反潮流》，第510页）中，和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见《马克思主义文集》第1卷。（见《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1961年版，第103—119页；第22卷，第179-297页。——译者）
[4]《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页。这篇论文的口号中有一个口号（不久就放弃了）就是“欧洲共和国联邦”。关于这个口号的不正确性，列宁在8月间发表论文反对托洛获基时已经指出（《列宁全集》第18卷，德文版第306页，《反潮流》第123页），并在批《尤尼乌斯小册子》时指出“共和国”口号对先进资本主义各国的不适合性（《反潮流》，第415页，汇福《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第310页）。
[5]《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17页。
[6]同上，第18—24页。
[7]列宁：《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页。
[8]列宁：《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页。
[9]《列宁全集》第18卷，德文版第215页；《反潮流》，第101页。这项公告发表在福律里希《十年战争和内战》一书中，第232页。
[10]见《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4-326页。（以下文中的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1]《列宁全集》第18卷，德女版第221页；《反潮流》，第205页。
[12]《列宁全集》第18卷，德文版第400页。《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人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见《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68-372页。
[13]这封信发表在1930年1月14日的《国际新阳通讯》第5号上。
[14]载《反潮流》第284页。
[15]《列宁著作合订本》，《为社会革命而斗争》，第325页。见《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3页。
[16]如果不是由列宁在1915年所指出的卢森堡的错误，现在被列维之类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用来去辩解他们的社会爱国主义国防纲领的话，在这里本来是没有必要研究这个问题的。
[17]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8]《反潮流》，第347页。
[19]《反潮流》，第394、395页。
[20]《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6-69页。
[21]《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4页。——译者
[22]见《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7-58页。——译者
[23]同上，第60—61页。译者
[24]参看马克思、恩格斯：《纲领批判》，载《共产主义基本读物》第12卷，第28页以下；列宁：《国家与革命》，德文版第87页。
[25]见《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6页。——译者
[26]《列宁全集》第20卷（德文版），第294页
[27]这项法令刊载在《俄国革命史图解》德文版第448-449页中。
[28]刊印在《德国革命史图解》，第259页。
[29]《俄国革命》一文刊在《卢森堡遣著》（德文版）中，1922年由保罗·列维出版，上面有他写的序。保罗·列维利用卢森堡的观点来为自己的背信弃义作辩护。他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序言和卢森堡的立场毫无共同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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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机会主义的堕落（1904—191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德〕约·连茨《第二国际的兴亡（1889-1929）》
第二章机会主义的堕落（1904—1914年）
第一节转折点。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德国党内群众罢工的争论（1904—1907年）
第二节右派的多数，左派的决议（1907年，斯图加特）
第三节工会问题上的民族主义，合作社问题上的机会主义（1910年，哥本哈根）
第四节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和巴塞尔宣言（1911—1913年）
第一节转折点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德国党内群众罢工的争论
1904-1907年
列宁于1913年8月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风暴和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待毙，自由资产阶级在首次独立出现的无产阶级面前惊慌失措，而在反动派面前卑躬屈膝。这时形成了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些政党联合在第一国际中。第二个时期（1872-1904），这一时期和第一个时期的区别，就是它带“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东方尚未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群众性政党正在形成，它们学习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这时工会、合作社等等也建立起来了。这是一个聚集群众和准备未来战斗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在工人运动内部，迫使它的敌人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形式出现了。第三个时期以1905年俄国革命为开端，这大革命在亚洲引起了一系列的革命。“和平”时期已经过去，到处渐渐成熟着巨大的危机。在无产阶级聚集力量时期以后，开始了实现它的目的的时期。
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曾“承认”政治性的群众罢工，但是对它的警戒要超过对它的推荐。可是日益觉醒的俄国无产阶级对官僚主义的组织崇拜者的聪明警告置之不理，这些崇拜者认为百分之百的组织起来是进行群众罢工的前提。当沙皇专制制度由于在日俄战争中遭到惨败而发生动摇的时候，当对血腥暴力和卑劣的腐化的制度的愤怒情绪弥漫在群众当中的时候，俄国无产阶级便起来领导群众运动。一个强大的政治性群众罢工的浪潮震撼了统治阶级的权力，第一个苏维埃产生在最重要的工业中心，1905年12月莫斯科的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莫斯科的工人在街垒战斗中反对优势的沙皇部队的斗争进行了九天之久。革命被镇压了；被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吓得惊慌失措的自由资产阶级，被沙皇制度以一个虚伪的宪法收买了去。无产阶级不得不在最粗暴的迫害下重新集结它的队伍，并且准备力量进行一场新的决战。
俄国的革命在欧洲的工人群众和亚洲的被压迫人民中间发生了强烈的影响。
1905年10月，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讨论了为争取普选权而进行的斗争。大会期间传来了俄国总罢工的消息，这次总罢工迫使沙皇第一次允许颁布一部宪法，消息引起了巨大的欢呼和巨大的斗争热情。代表们决定中止代表大会，回家去立刻做进行群众罢工的一切准备。在同一天晚上，成千的工人在议会和王宫面前举行巨大的示威游行。帝国其他部分的工业城市也跟着发动起来了。各处出现强大的群众示威游行，部分地区与军队发生冲突。1905年11月28日在奥地利的一切工业区都停止工作。工人在街道上结成有秩序的队伍，为普选权而举行示威运动。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内阁总理高奇宣布要把一项选举法案提到众议院去。但是，讨论被拖延了整整一年之久。社会民主党以群众罢工的新威胁才推进了议会的工作，于1907年1月制定普选法。在1907年5月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得到了一百万张以上的选票，它的议员人数从11名增加到87名。
在德国，1903年选举胜利后提出的关于策略的讨论，由于俄国革命而得到了一种新的推动。1903年的选举胜利，正像倍倍尔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上正确预见到的那样，引起了被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吓破胆的资产阶级实行一种紧密的反动联合。在政府中考虑废除普选权，在帝国里恶化地方自治团体的选举制。统治阶级不去废除普鲁士中世纪时代的三级选举制，却打算在其他各邦也形成更反动的选举制。
当党的左翼——直到1905年为止倍倍尔领导下的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左翼一道——从这种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得出运用更尖锐的斗争方法的必要性，而机会主义者，特别是机会主义的工会领袖只看到各组织有被伟大的斗争所动摇的危险。事实表明，用老的政治斗争的方法，就是主要地通过议会活动，对工人做出任何的改善是愈来愈困难了。恰恰是在这一事实的影响下，在工会内部滋长着纯工会的观点，工联主义的观点以及敌视革命阶级斗争的观点。在1905年5月举行的科伦工会代表大会上，这种情况表现得很清楚。在对政治性群众罢工应表示态度的党代表大会开会的前半年，工会领袖接受了贝默尔堡提案，在这项提案里，不仅反对政治性的群众罢工，而且甚至于反对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的讨论。决议的最重要部分这样说道：
“代表大会……排斥通过宣传政治性群众罢工来规定一种具体的策略的各种企图；它劝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强硬地反对这样的企图。
代表大会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在经济斗争领域内没有任何经验的人们所主张的总罢工是不值得讨论的。大会向工人阶级提出警告，不要因为接受和散布这种见解而疏忽了日常工作。”
当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群众在俄国革命的强烈影响之下渴望前进时，而改良主义的工会领袖却施加他们的影响，不让党前进一步。这就是1905年9月耶拿党代表大会必须对之表示态度的形势。
倍倍尔在他的关于群众罢工的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正像他于1903年在德累斯顿曾经提出的问题一样。选举胜利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迫使党去寻找新的斗争方法。人们在国会里必须照旧做为反对党来进行工作，但是，不可能对政府实施决定性的影响。
“如果你们要有这样的影响，那么，请把你们的纲领装在口袋里，放弃你们的原则立场，只关心纯粹实际的事情，这样，我们将作为同盟者被人热情地欢迎。”
他说，但是，因为党不走这条道路，而是在德累斯顿向所有敌人宣布开火，人们反过来就看到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在各方面受到更尖锐的攻击。倍倍尔提到一系列大规模的雇主排斥工人的情况，并说道：
“如果矛盾尖锐化，这只有好处，因为，由此将开创一个明朗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再没有讨论、再没有掩饰、再没有妥协。”
到目前为止倍倍尔绝对正确的看到了这个发展，但是在决定性的时刻，他的态度是动摇和混乱的。假使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的推进只能导致反动势力的更紧密的勾结，那么，通过资产阶级政党的统一战线获得议会中的成就就愈来愈不可能了。假使工会看到了它面对着的是愈来愈强大的资本组织，假使人们考虑到选举权的剥夺和预见到威廉皇帝的国家也会用它的武装力量来镇压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和群众示威游行，那么，工人政党必须看到愈来愈尖锐的政权斗争的确定的前途，同时，必须从用各种方式为政权而斗争的观点出发指导党的一切活动。这绝没有排除系统的组织和鼓动工作、工会和议会的活动，但是要求勇敢和果断地运用更尖锐的斗争武器：群众示威游行和群众罢工，如果条件成熟的话，也不害怕采取武装斗争反对阶级敌人的权力。但是，倍倍尔怎样说呢？
“如果人们说，社会民主党人是为引起革命而工作，这显然是一个错误。这我们完全没有想起过。制造工人首先受害的灾难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处？”
确实，他又补充说：统治阶级由于缺乏明智而造成灾难，可是，他竟然强调指出：“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也取决于我们。”
这样，倍倍尔反对科伦工会决议，把群众罢工看做是一种和平的斗争手段，而且是一种带有防御性质的斗争手段，并为这种手段辩护，号召人们主要是在击退对于工人阶级权利的进攻时使用它。
“一个党如果被检察官和刑法吓倒，不敢去保卫人权和公民权，那才是可怜的党呢！”
倍倍尔转而反对海涅，海涅曾经引刑法条文指出人们进行这样的群众罢工就要和国家权力冲突。他提到完全是和平地进行的大规模的矿工罢工。但是，他最后说：
“归根到底还有不再允许允许损害的时刻……是的，工人阶级若是容忍别人把他们当做不敢向他们的压迫者对抗的懦夫对待，这样的工人阶级是可鄙的、可怜的。请看俄国，请看六月战斗，请看公社！为了保卫你们的最高的人权，你们不顾以殉道者的精神饥饿两个星期吗？如果你们不相信德国工人这样做，就是不认识他们！当我提议，把‘合法'这两个字从我们纲领中取消的时候，海涅于1880年在武登该说些什么呢？这当时是一致同意，并且没有争论就被决定了。（海涅说：对呀！）如果我们再一次这样做，那么我们也会是对的。”
倍倍尔尽管对俄国革命表示同情，但仍强调指出：那里情况是“如此反常”，以致人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榜样。罗莎·卢森堡从根本不同的原则提出问题：
“如果人们把迄今为止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问题的演说都听过了的话，那么我们可真要想一想并问道：事实上，我们是生活在光荣的俄国革命的年代还是生活在这一事件以前的十年呢？……施米特说道，为什么我们突然要放弃旧的可靠的策略以迎合总罢工？为什么我们突然要作这种政治自杀？真的，罗伯特·施米特难道没有看到，我们伟大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到的进化变成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看到了俄国革命，如果我们不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就是蠢人。这时海涅出来质问倍倍尔，您是否也想到，总罢工的时候不只是有组织的力量，而且那些没有组织的群众也要冒出来的，您对这些群众有控制力量吗？从这一句括表现出了海涅的全部资产阶级观点，这是对社会民主党的一种侮辱。迄今为止的革命，尤其是1848年的革命证明：在革命状况中不应该约束群众，应该约束的倒是议会提倡者，以便他们不致叛变群众和革命。”[1]
她答复对流血推卸责任的机会主义者海涅时这样说道：
“……毕竟，我们从历史上看到一切革命都是用人民的血来争得的。根本的区别是：至今人民的血是为统治阶级而流的，现在有可能说他们流血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阶级，这时，便出现了小心翼翼的、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说道：不，这种血对我们来说是太贵重了。”[2]
克拉拉·蔡特金同样地提出问题道：
“诚然，我们现在必须估计到，统治的势力自己并不尊重法律。
那么，像以前一样我仍坚持，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束在资产阶级合法性的罗网里。资产阶级合法性最终无非是表现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权力的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我认为我们必须预料到，资产阶级随时都可以取下反对我们的合法性斗争的假面具，而用野蛮的暴力和我们战斗，并且，我认为：要以毒攻毒。如果反动派用俄文对我们说话，那么，无产阶级也用俄文回答他们。”[3]
改良主义者对于革命前景的害怕，大卫表现得最完全。
“我们一向宣称，对我们来说，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在合法的基础上达到我们的目的。在完善的军事权力工具的情况之下，与军国主义的决斗是没有希望的。这种革命主义的衰退就表现在，人们放弃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的内部瓦解的信仰，放弃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不可避免的自杀的信仰，换句话说，即放弃了突变论。人们找出旧的革命主义作为代替品，并且拒绝变更几十年以来党始终追随的道路。卢森堡同志重复地提到俄国革命，（呼喊声：让她到那边去！）俄国革命教育了我们许多事情，但是，恰恰和罗莎·卢森堡所要说服我们的相反，俄国革命教导我们的主要是，人们绝不能把俄国革命与我们德国的条件相比较。[4]在那里可能是正确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可能是完全荒谬的，从俄国的条件中得出对于我们的必要的策略的结论，这是极大的错误。”
在这次讨论中列金冒充为大革命家。
“如果总罢工（或者随你们称它什么）发生了的话，这对我来说意味着革命的开始。群众只要走上街头，那就不会再‘走回来’，这就是：不屈即折。于是，人们在党内寻求新的斗争手段，因为人们错误地抛弃了武力抵抗的思想。我从来没有过这种观点：旧的意义上的革命今天不再可能了。我确信，当我们的力量成长到我们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一种危险的时候，那么，资产阶级将孤注一掷。于是它将在我们面前操起刺刀。但是，当这样的时刻来到时，刺刀会失效，资产阶级所拥有的权力工具也会失效，（喊声：正是这个问题！）我们人民的大多数不曾当过士兵吗？他们不知道使用步枪吗？因此，我说道：如果一旦出现了群众行动，那么我们确实是面临一次革命，于是不再会‘走回来'……在某种关系之下，我以为政治性群众罢工的思想的宣传是危险的。假使您没有得出群众罢工是革命开始这个必要结论，那么，您就会过高要求工人阶级做什么事，这种事是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求工人阶级去做的。假使工人们被做打了而没有实行抵抗，那么您就不能要求他们会走上街头，因为一伙群众到了街头，就会被袭击，我不要求他们去忍受这种行动。我们必须把工人教育到这种程度：他们具有足够的自觉和自尊心，以便使他们不受殴打，并于他们受到袭击时，他们能够回击。”[5]
如此狡猾的改良主义者的激进主义的意义是逼令党中央的动摇分子——倍倍尔在这段时期日益明显地证明他是这些人的代表——放弃对群众罢工的使用。如果倍倍尔说他赞成群众罢工但是反对革命；那么改良主义者便通过列金的嘴回答道：群众罢工即是革命！科伦决议的起草人贝默尔堡宣称如果倍倍尔不把总罢工理解为瓦解国家的手段，他便同倍倍尔一致。
倍倍尔在他的总结演说里，主要又侧重在否认总罢工和革命之间的联系。可是他说道。
“如果没有我们协助而演成这事（指流血——作者）的活，那么我要声明，在事情真正发生的那一天，你们不会在后卫中找到我，而是在前卫中找到我，正像我一生之中永远都站在前列一样。”
可是虽然如此，倍倍尔认为有必要一方面尽管赞扬罗莎·卢森堡的革命演说，同时必须强调恩格斯一再宣称他不再同意《共产党宣言》里所推荐的手段。他又提到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序言，这个序言由于被党的执行委员会所窜改，成了反对街垒战的论战。
在这种讨论的基础上，在贝默尔堡投案权票，右翼十四位代表投反对票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在说明了政治形势、阶级斗争和危在目前的劫夺选举权的活动的尖锐化之后就道。
“特别是遇到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或者对集会结社权受到攻击时，全体工人阶级的义务就是运用各种适宜的手段强有力地去进行抵抗。
为了防止对工人阶级犯下这种政治罪行，或者为了夺取对工人阶级的解放非常重要的基本权利，党代表大会在现实情况下认为广泛运用群众停工是重要的斗争手段之一。”
与科伦工会决议相反，这个决议认为党员有义务为群众罢工进行广泛的群众性鼓动。人们如果顾意实现这个决议，人们就必须摧毁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反抗。在耶拿党代表大会上对这一点毫无怀疑：即这个决定是直接反对科伦的决定的。
由此人们可以理解，当1906年8月革命工人在一个从中央工会分裂出来的地方工会的机关报上，看到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工会总委员会在1906年2月秘密举行会议，并且把耶拿的群众罢工决议暗中埋葬了的报道时，是如何的震惊和愤怒。根据这项通报，倍倍尔代表党的执行委员会同意了一系列的论点，在这些论点中，第一个论点是这样说的：
“党的执行委员会无意宣传政治性群众罢工，而是力图尽可能地阻止这类群众性罢工。”
1906年9月，在曼海姆党代表大会上，倍倍尔激烈地争论这项通报的真实性。他宣称：假如他赞同这样一项决定的括，那么这就是背叛党，这样，他不仅值得从党的执行委员会中被排斥出去，而且也值得被排斥出党去。但是，这种激烈的言语并没有改变这种事实：二月会议意味着党的执行委员会完全投降改良主义的工会官僚，意味着埋葬了群众性政治罢工，意味着党的执行委员会转变到改良主义的道路上去的开端。倍倍尔是这样来解释与总委员会的协定的：他只是在目前状况下才拒绝群众罢工的，因为组织的情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组织群众罢工的地步。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他制定了一项列金式的修正案，其中认为在耶拿和科伦的决议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在曼海姆通过的决议事实上包含着形式上认可耶拿决定，但是同时确认工会的科伦决定与这个决定井不矛盾，并且有一段意味着党从属于工会的措辞：
“当党的执行委员会一旦承认政治性群众罢工的必要性时，它必须与工会总委员会实行联合，并且为了有效的贯彻行动而采取一切必要的对策。”
这项决议案在极右派投5票反对票的情况下通过了，在此之前，包含在列金—倍倍尔补充提案内的对科伦决议的赞同，在左派投62反对票的情况下被通过了。
由于考茨基的建议，党和工会间关系的原则问题被提出讨论，在这项建议里说道：
“为了保证党和工会的思想和行动的一致，工会由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所掌握是必要的；因为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高的和最广泛的形式。“而且”那些没有充满社会民主党思想的无产阶级组织、无产阶级运动就不可能圆满地胜任它的任务。”
虽然没有一个代表反驳这种完全正确的对革命政党与群众组组织关系的描述，但是，当倍倍尔把采纳这样的一种公式当做“不合时宜”时，考茨基认为有必要撤回这个建议。
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显示出，倍倍尔已经渡过了他的事业的极盛时期。他不再能够领会新时代的新任务。他不仅一般地反对在当时状况下使用群众罢工的办法，他也反对街头示威，因为街头示威必然导致一场流血惨案，他反对在德国政府干涉俄国革命的情况下实行群众罢工的“幼稚”思想。
“在这样一种战争爆发的时候，从第一天起，在德国就要出动五百万武装士兵，其中几十万人是党员。整个民族武装起来了！可怕的贫困、普遍的失业、饥饿、工厂的停工、纸币的贬值一人们认为在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时候能够上演一场群众罢工吗？假若党的领导是如此昏庸，在这样的日子里去上演群众罢工，那么立刻随着动员之举便会宣布全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于是，这不再决定于民法，而是决定于军法。”
针对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的攻击，他确实企图在他的总发言中改正这种值得愤懑的态度。他完全不相信有干涉俄国的可能。
“假使干涉竟然成为事实的括，很明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依靠它的国际的关系和它的国际的团结，以及为了给一个民族有可能为争取从专制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而斗争，要竭尽全力去挫败德国政府的这类计划。这对其他欧洲战争也同样有效。在这种场合，我们当然不会以欢呼！万岁！去参加战争，而是力图实现为了和平的文化使命。”
列金作为副报告员代表着工会委员会的立场反对倍倍尔，他很懂得去利用倍倍尔的弱点。他说：总罢工必须或者使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瘫痪，但是这一方面缺乏可能性，因为群众还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或者总罢工必须作为群众示威游行对资产阶级施加影响，那时，人们不能够像倍倍尔所希望的那样，为了避免流血而放弃走上街头。像在耶拿那样，他自己宣称他赞成作为革命的斗争手段的政治性群众罢工，但是他有保留条件，即虽然德国革命的时期会来临，但是目前还没有到来。
“当革命的决定性的时刻来临时，如果保守的人们占居领导地位，那么群众将抛开领导人而自行决定。”
倍倍尔同样说道：
“你们认为群众罢工能够由党的执行委员会来制造的吗？不，
党的执行委员会必须由群众来推动。”
把党的作用不是理解为先锋，而是理解为群众的尾巴，罗莎对于这种意见下过这样的部论，即是：
“假使有人认为总罢工的命运是取决于总委员会和党的执行委员会的秘密的决定，这是对总罢工的幼稚的见解。”
自从倍倍尔和党的执行委员会转向右翼以后，事实上，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官僚已经从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变成为它的障碍。不顾1904年普鲁士邦党代表大会的放弃街头示威的决议，在1905年和1906年普鲁士、汉堡及萨克森会举行强大的选举权示威游行。虽然实行残酷的警察措施，虽然有阶级审判的苛酷的判决，虽然群众当中有强大的义愤，党的领导却一点都不打算去进行政治性群众罢工，而是为了忠实于同工会领导人作出的协定而去反对这些要求。倍倍尔自己不得不承认，他在耶拿党代表大会以后没在群众集会上谈到过拥护群众罢工。
在曼海姆党代表大会上，罗莎·卢森堡会经说道，整个工人运动在几十年内将要从俄国革命的巨大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考茨基在1908年1月的《前进报》上写道，莫斯科的街垒战斗会迫使党订正它的策略。不是街垒战斗的时期已经过去（正像人们多年来根据被窜改的恩格斯的序言所说的那样），而是旧的街垒策略的时期已超过去。绝大多数的党和工会领袖从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和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当中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即在与阶级敌人进行决定性的冲突面前退却，避免像俄国所已进行的那种牺牲众多的斗争，适应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把运动限制在议会的和工会的斗争方法上。
从这时起，在德国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内明显地划分为三个派别：右派、公开的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派别，在历次党代表大会上都遭到驳斥，可是在实际上它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罗莎·卢森堡、梅林和克拉拉·蔡特金（考茨基以后越来越转变成中派，在战前年代是这一派的理论领袖）领导下的左翼激进派；在倍倍尔领导下形成的中派，中派保持着旧的革命者的辞合，然而实际上却越来越靠近修正主义。
普列汉诺夫在布尔什维克那里做了短期的客串之后，就转变成孟什维克了，他在1905年12月莫斯科起义失败以后就道：“本来就不应该拿起武器”。这里，他所说出的思想不仅是各个国家的公开的改良主义者的思想，而且也说出了那些中派领袖的思想，这些中派领袖们在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和平发展时期数十年之久曾口头上服务于工人阶级，但是，在革命斗争的新时期则落到运动的后面去了，客观上成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障碍，并且按照历史的逻辑在主观上也日益成为工人阶级的叛徒。当列宁用下列的话回答了孟什维克取消派的绝望的喊叫时：
“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单靠和平罢工是不行的，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6]
列宁就从俄国革命当中不仅为俄国工人运动的革命派，而且也为无产阶级国际的一切真正革命者得出了教训。
1904年开始的帝国主义战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期，也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和国际有新的组织形式。布尔什维克在1908年会为它而战斗到底的组织问题，彻底的革命分子坚定地紧密地结合在一个统一的党内和同一切机会主义分子在组织上实行分裂的问题，在各国都成了迫切的问题。这几年来，一系列欧洲国家的以示威和罢工为形式的强大的群众运动表明，在革命的情势下，没有一个机会主义的领导能够阻碍群众运动。就罗莎·卢森堡之嘲笑党和工会领袖们的秘密协定，她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这些斗争的经验已经表明：群众若没有一个坚定的革命的领导，便不能胜利地经受住这样的斗争。罗莎·卢森堡在一系列文章中证明：比利时党的领导的机会主义态度使得1902年强大的群众罢工运动遭到失败。[7]
普鲁士的选举权斗争进一步证明，群众若有一个冥顽不灵的组织作他们的领导，就不能取得胜利。
罗莎·卢森堡从这些经验中没有得出正确的教训。他希望群众将会自发地越过领导者的意志找到正确的道路。在这场围绕组织原则的斗争中，她站在孟什维克一边反对布尔什维克。她1904年7月在《新时代》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反对列宁所要求的党的严格的集中制。
“一个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比最好的中央委员会的不犯错误在历史上的收获更不可限量和更为宝贵。”
人们曾经指出：列宁本人并不想把他在1903年在俄国党内会坚持到底的分裂转移到第二国际来。列宁在环境的压力之下，疯狂的反动时期和工人运动的某种低潮时期，在孟什维克影响有部分增长的情况下在1906年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对工人阶级迫切希望统一的企图让步，同意与孟什维克表面上在一个党内联合起来，这也是事实。
人们不能够这样非历史地提出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第二国际的分裂在1905年或1906年是否可能，并且是否有利于阶级斗争。事实的发展证明这种条件并不成熟。列宁在联合的党代表大会之后所写的《孟什维克主义的危机》一文中提出问题如下。
“我们不打算创立什么特别的‘布尔什维克’方针，我们随时随地只是坚持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在社会民主党内，一直到社会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8]
问题在于明确革命派与机会主义派的不可调和性，明确社会革命愈临近这种矛盾愈尖锐，明确富有成果地实行无产阶级革命要求有革命派的独立的组织。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形式上联合在一个党内的时候，布尔什维克一直保持自己的党团，从未削弱对孟什维克主义进行的原则性的批评，一直为了它的革命政策而采用一切合适的手段。在罗莎·卢森堡领导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激进派未能为德国党的革命核心的独立领导作用及时地创造组织上的前提条件。
第二国际的其他党也是如此，但保加利亚的“紧密派”除外，“紧密派”已在1908年同机会主义的“广泛派”分裂。在法国，根据1905年6月阿姆斯特丹决议，饶勒斯派与盖得派联合起来了。联合决议强调指出：党必须是原则上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和国家的反对党，它不是改良主义的党，而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政党。并指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有义务去否决预算案。外表上这种联合导致了巨大的成果。在一年半期间，党员从37000名增长到52000名，议员的席位从37名增加到54名。但是米勒兰事件刚刚结束——这是建立组织统一的前提条件——白里安进入资产阶级内阁便又惹起了新的冲突。
阿姆斯特丹统一决议在英国的最初结果就是参加国际的各种组织松弛地联合成了1905年7月建立的“国际支部”。大不列颠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社会——民主同盟没有加入1900年建立的“劳工代表委员会”，“劳工代表委员会”是在国会领域内领导政治工作的机关，于1906年转变成工党。社会——民主同盟说明它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工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对工党作这样的描述自然是恰当的。但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建立在资产阶级纲领上的党，而是一个以集体会员为基础的松弛的工会和党的混合体，所以社会——民主同盟的政策只意味着革命分子更容易脱离工会会员群众，机会主义的独立工党，（或像马克思主义者所中肯地指出的那样，是“不属于社会主义”的党）和完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费边社对工党的政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正是在这个时期工人运动开始变得更为政治化和激进化的时候，这种发展对英国工人运动是尤其不幸的。在1906年工党第一次离开自由党而独立地参加选举——即使是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纲领——与1900年的两个议席比较起来，在这次选举当中获得30个议席。
社会党国际在各个国家广泛地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机会主义在国际的队伍内越来越发展。结果怎样，1914年8月就已经表明了。
第二节右派的多数，左派的决议
1907年，斯图加特
为了说明一个政治组织的性质，不仅要叙述它对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怎样表示态度，而且也要叙迹它对哪些问题没有表示态度。1907年8月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包含以下几点：
1．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
2．各个政党和各个工会之间的关系；
3．殖民地问题；
4．工人向国外和国内移民问题；
5．妇女选举权问题。
在阿姆斯特丹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之间，出现了自从巴黎公社以来的最像大的历史事件：俄国革命。在这期间进行了关于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大辩论。但是，国际的领导者并不认为必须对俄国革命的教训表示态度。任凭每个人或者同俄国取消派一道取得这样的教训，即俄国社会党人也应该在反动的杜马里走欧洲的和平的工会工作和议会工作的道路，或者同布尔什维主义和德国的左翼激进党一道取得这样的教训，即其他政党在这种与资本家掌权者尖锐斗争的新时期必须去学习“俄国的”方式。
关于俄国革命——罗莎·卢森堡在战争委员会内的演说除外——只是在贺词和表示同情的宣言里提了一下。在代表大会开始时，在康斯塔特草地举行了一次大的国际集会，在这次会上，普列汉诺夫提出了他关于俄国革命的孟什维克理论，他认为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如同许多雄鼎的社会主义作家所断言的那样，而是创立资产阶级的自由，认为这种自由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平演进的基本条件。
克拉拉·蔡特金在另外一个讲坛上宣称：
“我们以冠念我们时代的伟大事件——俄国革命来结束这次集会，是再好没有了。俄国革命是一系列革命的序幕，各国无产阶级将在这一系列革命中摧毁自己的锁链而得到全世界。”
王德威尔得采取中间路线，虽然他没有谈到俄国以外的革命，但是，认为俄国革命有更高的目标：“我们期望，俄国革命不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还希望这个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标志。”
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表示同情的决议避免谈到任何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远景，满足于以下的确认：“刚刚开始的俄国革命在资本和劳动间的斗争中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因素。”
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讨论揭露了机会主义威染的深度及其根源。这个问题从各种观点来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断以爆发世界大战来威胁无产阶级的帝国主义间的冲突的发展，主要地是在争夺殖民地的标志下进行的。意大利加入了德—奥同盟，因为，意大利把法国向突尼斯推进看成为对它在地中海地区的掠夺计划的威胁。1903年的英法谅解——三国协约的基础——是在瓜分殖民地的基础上产生的。法国准英国有权控制埃及，为此保证自己顺利地掠夺摩洛哥。德国帝国主义因在这场交易中一无所得，便通过“向着阿加地尔的豹的跳跃”（派遣战舰到摩洛哥），把世界带到了战争的边缘。由于1906年在阿耳黑西腊斯会议中德国得到一些让步，又一次调停了冲突。但是，作为帝国主义冲突的最重要的原因的瓜分殖民地的斗争，日益明显了。
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在1907年围绕殖民政策的斗争的标帜下遭到一次选举的失败。1904年，德国帝国主义者以最残暴的方法镇压西南非赫尔罗族的起义，屠杀了一半居民，并且把成千的妇女和儿童赶到沙漠上去，让她们在沙漠上渴死，在这个时候，社会主义的代表在国会里在给予这种奴隶主战争以捐款进行表决时，以还不知道谁开始了这种斗争为理由，放弃了投票权！以后党改正了它的态度并投票反对捐款。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里——虽不是十分明确和十分坚定——还是唯一反对殖民地政策的党。当中央党的反对党的手段看起来要危及殖民事业时，1906年12月毕洛夫政府突然解散国会。选举——闻名的霍屯托特[9]选举——是在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最凶恶的沙文主义——帝国主义迫害的气氛下实行的；特别是会经派它的代表德恩堡进入殖民地官署去的自由资产阶级，在这次选举中表明他们已完全投向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使他们用最严厉的斗争姿态反对社会民主党。因此，资产阶级政党懂得，利用表示俄国革命和德国群众性罢工的争论的“赤色的鬼怪”，以便离间社会民主党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
虽然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党还是获得了二十五万张选票，总票数的百分比也增加了，但是，它失掉了三十八个席位。这种结局是容易被说明的，1896年建立的选举区分类，使农村和小资产阶级地区比工业——无产阶级地区更能在一种比较低的票数下失掉比较多的席位。党至少获得五十万跟工人的选票，但丧失了二十五万张小资产阶的选票，因此，便在一系列地区失掉了席位。[10]
在德国帝国主义向上发展的时代，由于一时的繁荣——这种繁荣于1906年恰恰达到了顶点——并且由于依靠剥削殖民地而面临了一个大发展的景象，小资产阶级群众直至无产阶级的上层被俘虏去赞成帝国主义政策这是不可避免的。选举的结果是清楚地让社会主义者二者择一：或者坚持坚定的反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策，并且更紧密地深人于无产阶级的核心，但是，由此会暂时放弃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从而也就放弃了国会席位；或者是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原则斗争，为获取沾染了沙文主义的小市民阶层的同情而进行竞争，并且，与此同时把组织的基础从无产阶级移到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阶层。
支持殖民政策是各国改良主义政策的核心。饶勒斯派会同意出兵中国的捐款，费边派把他们协会的会员、作为英国支部的书记参加苏黎世代表大会的席德内·奥利维尔能够被任命为牙买加的总督一事，称赞为是他们的收获。他们在对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在殖民事务中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之一，它的收人比英国大多数内阁大臣还多。”[11]
在德国，伯恩施坦、康诺夫、席佩耳所主张的理论就是：因为殖民扩张是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相适应的，所以人们不能够反对它。
人们认为是必要的，就不能够反对。伯恩施坦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以前，在《社会主义月刊》上写道：
“我们的经济若不向殖民地渗入，我们今天在欧洲还面临的并急欲消除的贫乏会大得多，消除这种贫乏的远景会比目前小得多……即便冒殖民罪恶的罪名，殖民地所带来的好处仍是要多得多……社会民主党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公平无私地按照它的实际价值审查新的殖民计划。在那些还没有过多的殖民地负担的国家，没有经济上的顾虑使社会民主党来抵抗这种属正的证明是有好处的殖民建议。”
1903年，当考茨基还站在党的左翼时，他完全理解这个政策的意义。他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上说道：
“修正主义同志们意欲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正和我们一样，但是，他们却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而牺牲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就是殖民地。人们向无产者说道：让我们走向广大的世界！让我们掠夺未开化的民族并分享掠夺品，那么，我们双方将得到比我们今日所得的更多！于是，凡是修正主义得出它的逻辑结论的地方，作为调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的殖民政策起着极大的作用。”
因此，在关于殖民政策的争论当中必须决定：第二国际各党是不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代表、作为一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代表愿意站在殖民地奴隶一边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者的革命斗争，或者是作为被用超额利润收买的欧洲的工人贵族的代表，站到帝国主义奴隶主一边去保证殖民剥削。这是两种不可调和的不同的阶级路线。中派的整个不稳定性当时已经表现在倍倍尔的态度中，1906年倍倍尔在国会里宣称：
“推行殖民政策，就其本身而言不是一种罪恶。推行殖民政策在一定情况下也许是一种文明事业：问题只在于，怎样去推行殖民政策。因此，如果您们是作为朋友、作为慈善家、作为人类的教育家来对待外国民族，为了帮助他们把他们国家的与我们国家不同的财宝取出来，为了通过这种活动以有利于土著居民和整个文明人类，这样，我们是同意的。但是，您们的殖民政策不是这样，你们不是作为解放者和教导者，而是作为掠夺者，作为压迫者，作为剥削者来对待外国人民的。”
这种幻想的“社会主义的”或“民主的”殖民政策，就是人们为了躲避反对殖民政策的原则斗争，用来和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相对比的殖民政策，这就是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殖民地委员会多数都赞成的公式。修正主义者大卫把“殖民思想”解释为社会主义运动广泛的文化目的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且以美丽的公式表现了这种“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即人们必须不仅保护殖民地居民，也要保卫殖民地的天然财富以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比利时人泰尔瓦格代表他的党的少数派宣称，人们毕竟不能简单地容忍刚果的一切处于现状不加变动；因此，人们不能在原则上、在任何时候都谴责殖民政策，因为它在社会主义政权下能够促进文明。
奥地利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佩内多菲表示了同样的意见。
德国的代表累德堡和息尔姆，波兰左派的代表卡尔斯基提出了根本加以拒绝的相反的观点。可是，这些左翼代表的讲活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殖民地人民的革命力量并不寄与希望，而只是提出通过欧洲的无产阶级保护手无寸铁的殖民地居民的问题。
几年以后，在土耳其、波斯和中国出现的像大的革命运动表明，这种估计是多么错误。
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以荷兰王·柯尔草拟的下列辞句开始：
“代表大会认为殖民地的益处或它的必要性一般地说来——特别是对工人阶级说来——是极端地被夸大了（！）。然而，大会并不在原则上以及在任何时候都反对殖民政策，因为在社会主义
的政权之下，它可以起促进文化的作用。”[12]
在承认这种殖民政策”本身”之外加上了对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的谴责和提出了一系列实际的要求，其中有为了创造一个殖民地法律而使政府间缔结一个国际条约的要求。这个法律将保护土著居民的权利，并且应当由条约国共同保证。委员会的少数派建议，以原则上谴责殖民政策代替王·柯尔的序言，谴责“传播文化使命”这一胡说为掩盖资本主义的掠夺和剥削欲望，并完全删去对于资本主义政府的保证条约的“实际的”要求。此外，英国代表提出一项提案，提案越出阿姆斯特丹决议的范围，表示赞成印度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王·柯尔在他的辩论词里赞成实施多数派的决议，他说：
“1870年前，当我们还是一个小组，当我们还相信突变论的时候，我们以为仅仅抗议资本主义就足够了……现在我们认识到行动上反对资本主义也是我们的责任。在殖民政策上，我们也必须有一个改良纲领。委员会的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个决议拒绝一个完全否定的观点，要求一种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少数派的决议显示了一种忧闷的绝望心情……人们毕竟使累德堡也深信：资本主义在欧洲是一种必然性，是一个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对于殖民地的资本主义来说不也是同样恰当的吗？……累德堡想剥夺（！）目前的社会制度的由殖民地提供的必不可缺的原料吗？他愿意就在目前阶段放弃殖民地巨大的财富吗？这一些已经签署了少数派决议的德国、法国和波兰的代表愿意对于简单地废除目前的殖民制度负起全部责任吗？只要人类存在就有殖民地，并且我相信，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将要有殖民地，不会有很多的社会主义者主跟那些殖民地在将来的社会制度里会是多余的（！）……也许，他会告我们说，他怎样去对付欧洲的人口过剩，那些必须迁移出去的人们，如果不在殖民地，那么应该在哪些国家找到移居的地方。假使累德堡不愿意在殖民地建立新的销售市场，那么他想怎样着手处理欧洲的工业日益增长的产品呢？”[13]
伯恩施坦表现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必须抛弃直截了当地放弃殖民地的乌托邦的幻想。这种见解的最后结论会是把美国归还给印第安人（！）”
大卫声称，德国代表团的多数是站在委员会多数派的立场上的。
作为少数派代表人的累德堡首先反对这种荒唐的假定：原则上拒绝殖民政策意味着放弃为改善殖民地居民状况的斗争，他坚决和殖民政策有利于工人的说法进行争辩，并且说走伯恩施坦和英国费边派的道路，必然使人们陷入资本主义的泥潭中。
法国的社会党人布拉克以同样的精神反对要求资本主义政府去实行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空想。
考茨基尖锐地抨击多数派提案。他认为这个提案同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思想相抵触。他说，伯恩施坦的理论是关于这样两个民族集团的理论，其中之一注定是统治者，另一方是被统治者，也就是奴隶主和专制君主的理论，一方生下来脚上带着马刺，另一方带着马鞍让前者乘骑。
王·柯尔的结束语对殖民地剥削的表白比他的报告可能更无耻。他嘲笑考茨基的书呆子气：
“我们今天再次听到殖民恐怖（！）的旧寓言，这寓言在一个社会党人议会里已经是无聊的了……殖民政策现在确是帝国主义性质的，但不一定必须是这样的，它也可能是民主的。无论如何，把殖民政策与帝国主义等量齐观是考茨基严重的错误……当他提出了关于殖民地工业发展的建议时，这位博学的考茨基把事情搞得更糟。据他说：我们应当把机械和工具带到非洲去！书本上的空论！他要以此教化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携带机械给中部非洲的野蛮人，他们将用它做什么事呢？或许非洲人围绕它表演一个舞蹈，或者是他们许多的偶像中又增多了一个……如果我们欧洲人带着机械和工具来到那里，那么我们是土著居民的毫无防御的牺牲者。因此，我们必须手持武器前往那里，即便考茨基称之为帝国主义。”[14]
对印度独立的议案不付表决，而是交付国际执行局处理。
少数派的修正案，在表决的一场斗争中以127票对108票的勉强多数，在瑞士代表团的10票弃权的情况下被通过。[15]
德国人、奥地利人、比利时人、丹麦人、荷兰人、瑞典人、南非人[16]——德国人显然是靠代表团纪律结合在一起的——一致地反对修正案而赞成“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此外，多数英国人和法国人和少数意大利人也采取这种态度。具有特点的是，帮助去通过委员会少数派决议的多数派，在帝国主义列强中只有俄国、日本和美国的代表，此外完全是小国和被压迫民族的代表。
这次表决标志着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已取得胜利。与此相比，在荷兰人投案权票的情况下最一致地通过了在意义上被改得相反了的反对殖民政策的决议，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此外，还有一件激动的意外事件，首先因为大卫代表德国人投了反对票，因此，德国代表团内部必须进行一次表决，在这次表决中大多数赞成决议。显然中派最初是和右派一同反对左派，投票赞成王·柯尔的决议，然后和左派一同反对右派，赞成一个和那个决议直接相反的修正议案！
在讨论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时，阵容不像封论殖民地问题时那样清楚。争论主要是在爱尔威的半无政府主义观点和倍倍尔的中派主义观点之间产生的，而通过的决议是与马克思主义左派观点相适应的，但左派在讨论时很少发生作用。一共提出了四项议案。倍倍尔议案宣称，一般说来战争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结果。只有当贫本主义经济制度被消灭时，战争才会终止；工人的代表有责任去反对备战并拒绝军事拨款。“代表大会把军队（包含一切能从军的人在内）的民主组织看成是使侵略战争成为不可能的基本保证。”假使战争有爆发的危险，那么工人应当“通过运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17]去阻止战争的爆发，或者，如果阻止不住的话，要尽速去结束战争。
瓦尔扬和饶勒斯代表法国代表团的多数派共同提出的提案，把军国主义形容为把工人阶级保持在资本主义控制之下的一种手段。他们认为，对于一个民族的独立的进攻即是对国际工人阶级的进攻。
“被威胁的民族和工人阶级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去反对这种进攻而去保卫他们的独立和自主，并且他们有权要求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援助。社会主义政党的这种防御政策以及反军国主义的举动严正地要求通过普遍的人民武装，来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和武装无产阶级……预防和阻止战争要通过工人阶级的全国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行动以一切手段来促其实现，从国会的干涉、公开的鼓动直到群众罢工和实行起义。”[18]
法国的少数派盖得派的提案反对一种特别的反军国主义的鼓动，他们认为军国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所以这些从开小差和军事罢工直到革命等反军国主义的手段，增加了社会主义宣传的困难。作为正面要求来推荐的只是：减少军事服役，拒绝一切陆军和舰队的拨款，宣传普通的人民武装。发生国际冲突时，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应当召开会议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最后爱尔威提案说道：
“鉴于资本家在什么样的民族和什么样的政府的标帜之下进行剥削对于无产阶级说来是无关紧要的，又鉴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完全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利益相反，代表大会拒绝了资产阶级和政府爱国主义，因为这种爱国主义虚伪地断言在一个国家的所有居民中存在着一个利益相同的共同体。代表大会宣称：各国社会党人的职责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统治并为了去保卫它，要联合起来去推翻这种制度。鉴于外交通牒从各方面威胁欧洲的和平，代表大会要求所有同志，以军事罢工和以起义来回答不论从那一方面出现的任何宣战。”[19]
倍倍尔的提案具有如此一般的性质，就连“保卫”资产阶级祖国的激烈的追随者福尔马尔也能赞成它。瓦尔扬—饶勒斯提案把承认用革命的斗争方法去反对侵略战争和承认进行保卫祖国结合起来。很明显，这个提案的产生是由于法国人民的广大阶层恐惧德国军国主义的袭击。提案并不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用革命的斗争手段去对付法国帝国主义的战争的意志的表现，而是指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以最尖锐的斗争手段去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意志的表现。盖得派的提案以及他们拒绝一种特别的反军国主义宣传都表现出，统治着法国工人运动这个集团的抽象的、形式的、非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如何的直接转向到机会主义当中去的。
考茨基正确地称爱尔威的观点为“英勇的愚蠢”。爱尔威曾在他的《他们的祖国》一书中表明了和上述决议相同的观点。爱尔威的追随者在这种意义上展开了一项勇敢的、强硬的、反军国主义和反爱国主义的鼓动。
列宁当时写道，爱尔威主义就它推动了社会主义这一意义上来说包含了积极的内容，即爱尔威主义不仅仅限于使用议会斗争的手段，并且结合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危机促使群众意识到采取革命行动方法的必要性，最后还在群众中培养工人的国际团结的生动意识并使群众亲切体会到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欺骗性。[20]
但是，列宁对爱尔威的半无政府主义的谬论，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给予尖锐的批评。
共产党宣言的论点“工人无祖国”，确实是对福尔马尔、诺斯克之流的爱国主义的一种打击。（诺斯克由于他的爱国主义的国会演说当时已经得到一个不良的名声，他同特别在青年当中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先锋战士卡尔·李卜克内西一样，做为来宾参加了委员会的会议。）但是，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工人生活在哪一个“祖国”，对他们是无足经重的。因为，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环境在阶级斗争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并且，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而不是从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必须考虑国家命运的问题。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是否应当用罢工或武装起义去回答宣战，当这举动是适当的时候，而是无产阶级是否能履行对任何宣战都用起义来回答的义务。这是荒谬的；因为这意味着无产阶级从事起义举动不是在条件最有利的情况下实现的，而是在资产阶级想去发动一场战争的情况下，也就是对于决定性的斗争多半是最不适当的时候实现的。如果无产阶级认为是适宜的话，它也可以采取军事罢工，但是把自己束缚在这种“策略的药方”上是决不适当的。最后，如果无产阶级实行起义，那么这不是为了以和平代替战争，而是为了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21]
倍倍尔的委员会会议开幕演说与对爱尔威主义进行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距离的有多么远！倍倍尔反对引证共产党宣言的命题“工人无祖国”时，大胆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不再同情宣言的观点。
“我们反对的不是祖国本身，因为祖国本身属于无产阶级远比属于统治阶级的多，而是祖国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状况。”
他以真正惊人的天真说道：
“断言什么是侵略战、什么是自卫战在一定情况下是很难说的这种说法，我不认为是正确的。今天的事情不再是消息灵通和有远见的政治家仍然看不见导致战争灾难的线索了。秘密外交已经终止了。”
就像饶勒斯称三国协约为和平的保障那样，倍倍尔确保“在德国，有势力的阶层内无人愿意战争……”最后，他关于国防问题这样就道：
“虽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够完全放弃军事装备，但只要各个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没有彻底发生变化，那么这种装备就只是纯粹防御的性质，并且是建筑在阻止滥用重事力量的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全力反对任何形式的军国主义，包括陆军和海军，除此之外，我们不能被迫去使用这种关系党的生命，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危及党的生存的斗争方法。”
当爱尔威回答这种演说时说道：社会主义世界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军国主义的态度表示惊讶和遗憾，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
资产阶级化了，倍倍尔是走到了修正主义者当中，这时爱尔威并不是错误的。他说，倍倍尔提出的口号却是：全世界无产者，互相屠杀！
当时，整个德国代表团对这句话都表示愤怒。七年以后证实，他的话不仅切合了德国的绝大多数的情况，而且切合了法国社会民主党绝大多数的情况。倍倍尔于1913年逝世，饶勒斯在战争前夕被人暗杀。假使他们没有改正他们1907年态度的话，那么他们会同样堕落到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泥坑里去，正像在1907年还如此激进的爱尔威到1914年8月就作为战争志愿者去报到了。
倍倍尔的演说不只包含了这种错误的观点：在一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中，谁是侵略者、谁是防御者，是能以“谁发动的？”这种幼稚的问题为根据来判断的，不只包含了这种幻想：资产阶级国家国防力量的民主化，就可以使它成为防御的工具；而且也包含了根本拒绝革命的斗争方法，因为，这个斗争方法会威胁党的合法存在。倍倍尔在耶拿党代表大会以后，在群众罢工问题上的堕落必然导致在反战斗争问题上的无能。事实上，倍倍尔已经堕落到福尔马尔的立场上。福尔马尔宣称：
“我们没有祖国，这是不对的……但是，对于人类的爱一分钟都不能阻止我做一个好的德国人。”
事实上，改良主义者饶勒斯比过时的革命家倍倍尔表现出有更强的革命意志，当时他声称：
“考茨基在《新时代》上主张，一旦德国干涉俄国以支持沙皇，应采取直接行动。倍倍尔在国会的讲坛上重复了这一点。如果您们能说出这样的括，那么，你们对于所有国际间的冲突都应该说出这样的话。的确，德国支持沙皇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军事干涉，会是阶级斗争的最极端的、可以想像的最尖锐的形式。但是，如果一个政府不直接向社会民主党开战，如果由于惧怕社会主义的成长，它在国外寻衅以转移国内的观点，如果按照这条道路德法之间发生战争，那么难道竟然允许德法两国的无产阶级遵照资本家的命令和为他们的利益互相屠杀，而社会民主党人不尽力去反对它吗？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便是我们的耻辱。”[22]
甚至对不太大胆的维克多·阿德勒（倍倍尔在1903年会责备他有隐秘的修正主义）来说，倍倍尔对合法性的原则上的承认都走得太远了。阿德勒驳斥福尔马尔用爱国主义来解释倍倍尔的决议。罗莎·卢森堡代表波兰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使人忆起俄国革命。
“如果这里有革命者的流血的亡灵，那么他们会说：‘我们不要你们的称赞，但是你们应该学习我们！'如果您们不这样做，便是对革命的背叛……俄国的革命不只来源于战争，而且同时也有中止战争的作用。”
她说福尔马尔被德国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所唾弃。她提醒大家注意耶拿的赞成总罢工的决定，并且宣布在倍倍尔和福尔马尔的演说之后成为必要的、对倍倍尔决议的修正案应该提出来。倍倍尔在他的结束语里以可笑的争辩来反对战时的群众罢工。
“按照帝国宰相卡普里维1893年签发的一项声明，一旦发生战争德国一切能服军役的人们要立刻征集入伍，这就会有六百万人，其中近二百万人是社会民主党人，在法国则有四百五十万士兵。我们还能从那里得到赞成群众罢工的人（！）。四百万家庭会处在最大的困难中，这比任何的总罢工都坏。”[23]
但是，这时老战士回忆起他较好的日子：
“我不知道将会出现什么，但是，我知道，这次战争也许是最后一次，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将有消灭的危险。因此，除去教育和使人们头脑清醒、鼓动和组织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社会民主党人从某种立场上出发可能这样说：一场巨大的欧洲战争对于我们的事业所起的推动作用比十年之久的鼓动还要大，因此，我们只会希望战争。但是，我们不希望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而去使用这一如此可怕的手段。但如果对保持资产阶级社会最有兴趣的人，看不出他们由于发生这种战争会把他们生存的根子拔掉，那么我们并不反对；那时我说：你们放手经营吧，我们是你们的继承人！如果统治阶级并不知道这一点，我们早就有了欧洲战争。迄今以前只是对社会民主党的恐惧，曾阻碍住了战争的发生。但是，假使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问题涉及的就不是像暴动和群众罢工的小事（！），而是文明世界将彻底改变它的面貌。”[24]
为了起草决议案，组成了一个分委员会。列宁委托罗莎·卢森堡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全权代表。罗莎·卢森堡受俄国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委托提出一项修正案，这项修正案给暧昧不明的倍倍尔的决议以明确的革命的精神。
在德国在这种特别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在青年工人当中进行的反军国主义的鼓动中，增添了体现这种意义的新的一章，要求党以各民族友爱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工人阶级的青年一代，并且系统地向他们灌输阶级觉悟，以致统治阶级不敢把青年工人用作巩固对战斗的无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
由罗莎·卢森堡和列宁草拟的决议结束语中所包含的方针，成为战争期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准则。
“假使战争有爆发的危险，那么，在有关各国当中，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有责任尽其全力，运用最合适的手段去阻止战争的爆发，自然，这种手段是要按照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程度和总的政治状况而改变和提高。如果战争毕竟爆发了的括，工人阶级有责任尽快结束战争，同时尽一切力量来利用因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以便政治上唤醒各阶层人民，去加速推翻资本家的阶级统治。”
这段话的意义，通过指出反对反动战争的各种革命斗争的例子，特别是1905年俄国革命，就变得特别明显了。尽管这样，这项决议还是露出了它的妥协性质，首先是表现在以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的要求中——这是一种起源于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战争时代的要求，因而它就丧失了它的革命的内容，并且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具有反动的意义，因为在这时代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和武装无产阶级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第二点表现在要求以“认真地运用仲裁法庭去代替可怜的政府措施，应当由此为各民族保证裁军的好处”。这是和平主义幻想的表现，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移是反对这种幻想的。
在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中，是否能够谈到保卫被侵略的国家的问题，决议既不明确地肯定，也不否定。王德威尔得以委员会的名义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他说到：“各国保卫它的独立去反对来自外部的任何侵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由此引伸出作为一种保卫手段的国民军的必要性。
主席辛格尔建议用欢呼声来通过这个决议案。爱尔威反对，还想进行争论。他说决议案和在委员会内发表的演说之间有一种重大的差别。德国的代表团必须发表一项声明，宣布他们不是站在倍倍尔和福尔马尔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决议案的立场上。
这个决议案没有讨论就一致通过了，习以为常地巧妙地虚构了并不存在的协商一致。原则的分歧并未斗争到底，而是被掩盖起来了。一种一致通过的决议掩盖了国际没有能力去实行统一行动的事实。
其他议事日程上的项目和这两个议事日程上的项目比较起来，全是次要的。
关于党和工会组织关系的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个决议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未通过的考茨基提案相符。按照这项决议，党和工会是要去实现同等重要的任务。党和工会间的关系应尽可能地密切起来，同时要注意工会组织的统一性。
“只有当工会在行动上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时候，工会才能在工人的解放斗争中履行它们的职责。支持工会为提高和改善工人的社会地位而作出努力是党的职责。
代表大会宣称：如果工会把注意力局限于同业联盟的利益，而这种同业联盟是建筑在同业工会的利己主义及资本和劳工之间利益协和一致的理论的基础之上的，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生产力的日益增长的集中，企业主间的日益联合，个别企业愈加依靠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注定会使工会活动成为无用。”
这项决议遭到法国工会的反对，法国工会想把工会中立的原则和把对总罢工的承认纳入决议中去。这项决议也遭到美国社会主义工党领袖和世界产业工人协会领导者达尼耳·德·列昂的反对，他希望更严厉地谴责反动的美国工会，希望把工会建成为工业联合会并希望描述工会在建社会主义社会当中的作用。
孟什维克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在委员会内也声称是工会中立主义的追随者，而布尔什维克代表沃伊诺夫（安·瓦·卢那蔡尔斯基）在这个问题上即代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在关于妇女选举权的讨论中，克拉拉·蔡特金代表委员会作报告，尖锐地反对放弃妇女普选权要求的机会主义倾向。在英国，机会主义者所同意的只有利于有产阶级的妇女选举权，只是为了取得资产阶级妇女选举人的支持。奥地利党把妇女选举权的要求列为远景，认为有限的选举权容易实行。决议声称：如果为了选举权而进行斗争，它只应当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去实行，也就是为妇女和男子普选权的要求而斗争；这个决议只有一票反对便被通过，但是一位费边派的女代表无耻而公开地宣称：
“不管这次代表大会决定了什么，我们将根据民族自主的原则与资产阶级妇女选举人一道前进。”
在向国外和国内移民问题上，一系列沙文主义的调子又起来反对“苦力输入”，然而，这里也通过一项适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观点的决议。
这样我们看到，在一大机会主义者居多数的代表大会上，在一切问题上通过了革命的决议。作为少数派的左派能够在制定决议时实现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可以理解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切问题上有一个统一的、坚定的国际主义立场，机会主义者没有固定的意见而且在各个国家的代表里也没有一致的意见。其次，改良主义者在国际工人阶级法庭面前不想公开暴露他们的意见。任何党在这里表现的都比它们实际上所作所为的要好。然而，第二国际的经脸充分地证明，如果没有一个有能力贯彻这项决议的组织的支持，漂亮的决议是毫无价值的。
第三节工会问题上的民族主义，合作社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1910年，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是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各个国家尖锐化的时期召开的，像王德威尔得在开幕里所说的，“它与其说是宣布火热的斗争的大会，毋宁说是一个讨论基本的细小工作的大会。”
俄国革命在东方各国引起了一次强大的骚动。随后很快发生了青年土耳其革命和波斯的民主革命，这些革命的锋芒都是针对着俄国帝国主义的。在印度和中国也增长着革命情绪。在资本主义国家，形势的尖锐化表现在罢工时的武装冲突。在西班牙，反动的政府以野蛮的恐怖回答了反对摩洛哥冒险行为的无产阶级的反抗，这种恐怖行为在枪毙弗勒尔时达到了顶点。在瑞典，1909年无产阶级以总罢工来反抗雇主想降低工资而实行的关厂，三十万工人参加了总罢工，结果就防止了降低工资来说，总罢工取得了成就。在德国，日益增长的群众斗争意志表现在一系列巨大的选举权示威游行上。在罗莎·卢森堡领导下的左派加强总罢工的宣传，但是，中派和反对群众罢工运动的右派结成的同盟，由于考茨基的公开蜕变，而得到了加强，考茨基在1909年在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还宣布过“革命的新时代”，并且把它和愈来愈逼近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前景联系起来。
考茨基于1910年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怎么办？》一文中提出了他关于“疲劳战略”的堂皇理论。文章说，进行决定性的斗争、实行推翻战略的时机还不成熟。因此，群众罢工作为一种革命的武器还不是迫切需要的。1910年马格德堡党代表大会虽然采取了反对南德预算案赞成者的态度，但是在群众罢工的最重要问题上大多数反对左派，以致于罗莎·卢森堡认为撤回群众罢工的议案是比较聪明的。
实际的国际团结问题以各种不同形式出现于代表大会上。瑞典的工会对于他们的斗争很少能获得国际的支援、特别是英、法、比利时工会方面的支援这件事，提出了理所当然的怨言。英国人以他们工会的规章不允为这种目的作较大的开支来为自己解说，可是独立工党的发言人说：工会将肯定地逐渐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致地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要求工人们，在资本和劳动间的巨大斗争中“根据每个国家运动的状况尽可能强有力地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这些斗争着的同志。
在应当议决关于奥地利工会的分裂问题的委员会里，国际团结的问题却以更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
在奥地利这个各民族的监狱里，正像有各种不同的民族一样，也有那么多的社会党。维克多·阿德勒在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上会说过：社会主义运动按民族划分是符合工人运动的利益的。实际上它只证明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不再活在第二国际的各个党内了。实际上，在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内应该毫无问题地把各民族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就对奥地利来说十分令人关心的民族问题也能在一个共同的立场上联合起来。在工人以完全统一的阶级斗争来反对这个国家的情况下，毫无保留地承认民族自决权，而不考虑奥地利国家的存在，这其实是绝不会产生民族矛盾的一种基础。
但是，因为在奥地利的各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当中，有一个富有影响的右派，对他们来说民族主义比社会主义更重要，因而不可能取得统一的观点。奥地利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不赞成确立各民族的无限制的自决权，因为，它是反对这个多民族国家存在的要求，它纯粹是精神上声明反对民族压迫并赞成自治，但也只是在奥地利的范围内。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当中，特别在捷克社会主义者当中，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占统治地位，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没有使民族独立问题从属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把它形成为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共同制定的民族纲领中的核心。
虽然党内有民族分裂现象，但是至少到1904年为止存在一个统一的工会运动。可是后来，捷克社会民主党在布拉格成立一个自己的工会中央，并且在凡是有捷克工人的地方尽力按照民族区别去分裂工人运动。在一个不只一种语言的国家内，这种做法显然是违反工人阶级基本利益的，所以它在捷克社会主义的左派中也遇到了强有力的反抗。这些所谓“中央派分子”都赞成工会运动的国际统一，他们在组织在工会中的捷克的多数工人中，发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摩拉维亚。
委员会提出一项决议案，它提到了斯图加特关于党和工会关系的决议，要求每个国家工会组织统一起来，并且声明任何企图把国际统一的工会分裂成为按民族互相分离的部分，是与这个决议的精神相违背的。
捷克党的领导者涅梅兹这样提出问题：维也纳工会全国委员会只在表面上是国际的，因为它与德国党有关系。捷克的工人不想“为维也纳”出钱。捷克党需要自己的工会组织的支持。“分路进军，联合打击”，这就是这些时髦的国际主义者的原则。
在这个问题上，列金表现为极端的国际主义者——也许出自他的民族主义，因为要去反对捷克人。他甚至威胁捷克的分裂主义者，要把他们驱逐出国际。波兰的左派卡尔斯基（以后在斯巴达克同盟起过重要的作用）有力地反驳了捷克的分裂主义者号召政治组织实行分裂的举动。
“捷克人说，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按民族区别组织起来的，因此，工会也必须按民族来组织。这是错误的结论。家庭里如果已经有了一个驼背，那么不能使第二个家庭成员也成为驼背。”
普列汉诺夫举出俄国作例子并且说道：正是在这里党是分裂的，工会运动必须帮助恢复统一。
作为瑞士的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认为捷克社会民主党已变成民族主义的俘虏。
决议在捷克分裂主义者投反对票的情况下被通过了。这种一致的谴责对捷克民族主义者并没有起什么影响，以致捷克的改良主义者摩得拉蔡克叫道：“你们的决议无济于事！”
如果说已经腐蚀了这个国际的民族主义，表现在工会问题上，那么，事实上已争取到了多数人的改良主义，则表现在合作社问题上。
1900年在巴黎代表大会上，拉法格曾经指明，某一个同志推荐合作社是克服资本主义的工具的意见遭到普通的拒绝。但是，正是伯恩施坦这种合作社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的决议中表达出来了，虽然表达的不很明显。决议里“把有助于准备生产和交换的民主化和社会化”的任务交给了消费合作社。固然，在另一处就：合作社运动永远不能够导致工人的解放，但是正如中派在第二国际内占优势的时候所习见的那样，革命的与改良主义的观点混合到这种地步，以致每个人从这个文件中都能谈到他想要谈的东西。
在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内合作社的本质，德国代表冯·艾里姆代表了改良主义观点，盖得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后，列宁提出了修正案，认为只有当资本家被剥夺后才能承认合作社的民主化和社会化的作用。这项提案迫使委员会的一切委员摊牌，他们露出了改良主义的本色。提案被否决了，只有一个微小的少数赞成。然后决议被接受了，是在摩得拉蔡克和列宁的反对的情况下通过的。对这个极端的“合作社社会主义者”摩得拉蔡克来说，这个决议还没有充分表达改良主义的意见。
列宁在他的论文《在1910年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合作社问题》[25]中叙述道：俄国和波兰的同志徒劳无功地通过《新时代》的编辑乌尔姆企图得到德国代表团左翼的支持。
乌尔姆就道：“我对合作社问题的看法和冯·艾里姆的看法完全不同，但是我们达成一个共同的决议看来还是可以的。”
列宁指出：德国代表团在世界大会上被机会主义所控制，因为代表团由同等数量的党和工会的代表组成，而工会只派出机会主义者。[26]同时并提到：
“乌尔姆在艾里姆面前软弱无力，只不过再次表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越来越扩展的危机，这个危机迫使最终地同机会主义者分道扬镳。”[27]
左派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感到自己是如此力量薄弱，以致盖得、列宁和德国的左派同意不再继续在全体会议上进行斗争，这样，委员会的决议便获得了一致的通过。
和平主义幻想支配着战争委员会。设立强制仲裁法庭、普通裁军、废除秘密外交的要求是提到首位的新的药方。波兰左派的代表拉狄克尖锐地反对这些要求。他说：没有一个国际力量能强迫帝国主义国家履行裁军的措施。德国社会民主党特别赞成的裁减海军，即使是暂时成功了，结果也只能是提高陆军支出。拉狄克指出：德国和英国的社会民主党怎样通过接受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裁军要求，而实际上支持了帝国主义者的论据，帝国主义者以其他国家的扩充军备来为他们自己的备战作辩解。
累德堡以下述的理由为德国议会党团的立场辩护：在现在的国家，人们不能提出纯粹社会主义的建议，社会民主党为一项海军协定进行的斗争已经在资产阶级圈子内为这一思想赢得了拥护者。
瓦尔扬和凯尔·哈弟又要求用总罢工反对战争。这一提议照例被驳回，当时，累德堡搬出老的理由说：这样的决定可能引起组织上的毁灭的后果。在德国不允许这样的事情，要知道卡尔·李卜克内西由于他在哥尼斯堡的反军国主义的讲演已被判处监禁。
一项俄国代表的提议，即在决议内应包括有责任在军队内进行鼓动，以未被列入议事日程为理由而未予讨论。
关于1908年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时奥地利党的态度，出现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塞尔维亚的社会民主党责备奥地利同志没有出来反对奥地利的掠夺政策。并且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为它没有以应有的压力反对强国的掠夺政策，并且因为它没有为弱小的巴尔干民族的自决权进行斗争而失去了信任。
奥地利改良主义者的首领伦纳答复道：党不仅是反对奥地利的掠夺政策，而且也反对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掠夺政策。国际的决议不可能在任何方面都无遗漏。裁军的要求不能使一国毫无防御能力。下一次代表大会应该制定出一项反军国主义的纲领。——他的演说很清楚地表明，第二国际右翼不想让国际的决议来扰乱它的爱国政策。
累德堡在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支持委员会多数派决议中所包含的和平主义要求。他尖锐地反对总罢工。他说道，只要凯尔·哈弟的党赞成军事预算，凯尔·哈弟就根本没有道义上的权利去提出一项反战总罢工的提案。
凯尔·哈弟这位“不属于社会主义”的工人党的领袖答复道。累德堡不应该干涉英国内政上的策略问题。他说，只有两个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布拉奇福德和海德门（两个都是工党的议员，海德门是该党最有影响的领袖之一）由于有德国进攻的危险，曾表明反对减少英国海军装备。同意总预算案与同意海军装备没有关系。同意预算案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实际策略的问题。（报告上在此处记录着：“法国人和英国人热烈的鼓掌，德国的少数派示威性的鼓掌！”）累德堡的立场是从社会民主党还是反议会的这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残余。在预算中也包含了为社会福利目的的支出。人们必须越过斯图加特决议，这不是关于总罢工的问题，而是满足于战争工业中的罢工。
当瓦尔扬指出作为反对战争的可能的斗争工具的总罢工包含在斯图加特决议中，并指出议会这个工具在战时将会无用以后，代表大会决定，把这个提案转交给应该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
接着，委员会的决议获得了通常的一致的通过，掩盖了一切深刻的意见分歧。
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第一次给予国际以机会，从原则上对殖民地革命表示态度。这一点有很大缺憾地表现在一个一般的表示同情的决议中。
对于土耳其问题的决议包含着一项反对欧洲各国的可恶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抗议，要求在巴尔干各国实行一种民主的宪政改革，并谴责青年土耳其政府对工会组织和罢工所采取的反动的措施。
关于波斯问题的决议谴责了沙皇制度反对波斯民主政治的帝国主义活动，号召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
殖民地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革命斗争的强大的力量源泉，这是当时已由列宁发展了的思想，这种思想在这项决议中没有获得贯彻。
第四节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和巴塞尔宣言
1911-1913年
在反对日益凶险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社会党国际表面上似乎是一致的。但是，在拒绝战争的这种形式统一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原则性的矛盾。憎恨和厌恶战争不一定就算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大多数于1914年以前已经表示反对战争；嗜血如渴的沙皇尼古拉力图通过建议举行海牙和平会议以赢得众望，不是偶然的。在法国，正像在英国一样，帝国主义的备战政策和同盟政策是在保卫国家免受德国军国主义袭击的危险的和平主义假面具之下进行的。在德国，群众的反战的情绪明显地表现在1912年社会民主党的巨大的选举胜利上。主要的是：党的反对备战政策、反对大为增强的国防事业赢得了反对资产阶级政党的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群众。在一次把物价腾贵、租税负担、关税政策等问题紧密地与帝国主义政策联系在一起的竞选斗争中，社会民主党的票数从三百二十五万增加到四百二十五万，它的议席从43增加到110席位。不仅在1911年的黎波里战（这显然是意大利对土耳其的一场公开的掠夺战争），而且在1912年巴尔干战争（这是一场在巴尔干基督教民族反对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战争假面具之下开始的、并立即转变为作为帝国主义列强奴仆的巴尔干小国之间的一场分赃战争）参战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坚决采取反战的态度。社会帝国主义的代表们被从意大利党内驱逐出去。土耳其和巴尔干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一致谴责这个战争，因为它是在民族解放的幌子下实际上只是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前哨战。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认为社会主义者的战争反对派当战争爆发时会转到去保卫资产阶级祖国，乃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社会党国际的真正弱点和不一致反映在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不明确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接近。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无论他们多么忠实地厌恶战争，不能对成为我们时代的特征的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作为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同资产阶级国家血肉相联，一旦战争发生使资产阶级国家的生存成为问题时，他们不能向它进攻，也不能把它带到危险当中去。所有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在战争爆发时都变成祖国的保卫者是完全不足为奇的。任何一个在反对战争方面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并无原则区别的“社会主义者”也必定同样会这样做。1912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兹党代表大会讨论了关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问题。在这次讨论中那种分为集团的现象又出现了，这种现象自从1908年曼海姆党代表大会以来已成为党内状况的特征。右派分子隐藏在中派的后面，中派反对右派的斗争是很软弱无力的，但是右派反对左派的斗争是非常坚决的。面对这种统一阵线，左派是比较小的集团。右派用和平主义的辞令来掩盖他们的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殖民地问题上，而和平主义则是联合中派和右派的现实的讲坛。左派和中派之间争论的问题集中在帝国主义连同它的军备政策和帝国主义战争是不是我们时代资本主义的一种必然的表现形式，还是资本家或者一部分资本家的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也许能被一种和平政策所代替的政策。中派的领袖考茨基、哈塞、累德堡认为，资本主义内部也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倾向，人们必须利用这些倾向，以便通过裁减军备和设立仲裁法庭缓和或消除战争危险。在左派内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是除罗莎·卢森堡外，还有拉狄克、潘涅库克、连施，他们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目前发展阶段上的具有特征性的形式，军备竞争、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战争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必要的组成部分。除了革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外，他们不承认其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倾向，除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外没有其他的阻止战争的手段。因此，左派反对作为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欺骗口号的裁减军备和仲裁法庭。哈塞在代表党的执行委员会作报告时指出：英国政府有时与德国政府希图在裁减海军问题上进行龄判，这证明了军备竞赛不是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因此，德国国会党团限制军备的建议也是正确的。哈塞提出把国际垄断倾向当作反对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战争倾向的反倾向。他说，如果德—英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一般来说和平示威游行还有什么用处呢？！因为罗莎·卢森堡患病未能参加党代表大会，连施便担任左派主要发言人，他完全正确地反驳了这种中派的论据。他说：个别列强之间暂时的和局部的军备协定是有某种可能的，但是关于普遍限制军备的一种国际间的妥协是不可能的。不错，有反对军备竞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倾向，但是，这是反对一般资本主义的反倾向：社会主义！
“这种反倾向本质上是革命的，它超越了现存的社会制度。我们必须为它服务，然而，这种反倾向与缩减军备无关……让我们向群众就，帝国主义是现存社会的最后一句括，它打开了一切社会革命的源泉！由于帝国主义把整个世界置于它的统治之下，它吸尽了它从中取得生命力的最后的一些蓄水池，并且堵死了它可以把它的大大提高了的生产力注入其中的沟渠。可是在本国它又使一切矛盾趋于尖锐化，资本大亨的桌子被黄金压弯了，而劳动人民的陋巷里却游荡着饥饿的幽灵。阶级斗争眼看着加剧了，在当代工会的巨大斗争中有组织的阶级如此接近地互相对峙着，以致于可以看到阶级敌人的眼白。我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群众斗争和尖锐冲突的时代，这个时代对无产阶级组织的智慧和毅力提出最高的要求。在这易斗争中我们必须武装起来。”
哈塞不能完全不受这种论据的影响，曾极其赞扬裁军和仲裁法庭的伯恩施坦都投赞成票可能也使他顿慌失措了。因此，哈塞
在结束语中会这样说：不允许夸大仲裁法庭的意义，党在把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投入反对战争危险这一点上意志是一致的。
“帝国主义将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掘墓者，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就转变到社会主义。”
决议案以3票反对2票弃权被通过。这个决议是一个具有中派主义特征的混合物，既有把帝国主义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前一阶段的革命认识，也有和平主义的幻想。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物，它虽然只能随着后者的消灭而完全消灭，但为了减轻它的恶劣的危险的作用，我们也是丝毫不能放松的。
党代表大会表示了果敢的意志，要竭尽一切去促成民族间的谅解和保卫和平。
党代表大会要求，通过国际协定来结束军备竞争，因为军备竞争威胁着和平并把人类推向可怕的灾难。
党代表大会要求，以国际贸易的自由来代替现行的充满食欲的掠夺政策和废除只为增加资本大亨和大地主财富的保护关税政策。
党代表大会期望，党员同志在发展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工会和合作社的组织上不知疲倦地去贡献出全部的力量，以便用强大的力量去和暴虐的帝国主义战斗，直到击败帝国主义为止。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把发展到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而保证持久的和平、民族的独立和自由。”[28]
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友好相处，当然不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路线上的个别的偏差，它是党在选举斗争中态度的另一侧面。党的执行委员会不仅与“进步的人民党”——这是一个虽然充满了民主和博爱的词句却绝对是帝国主义的政党——缔结一项复选协定，而且还要在多选举地区决定“缓和”选举斗争，在这些地区人们惧怕一次尖锐的选举斗争会把进步人士驱入右翼政党的怀抱里。“缓和”音划是这样：“直到复选到来时不召开大会，不散发传单，不把选票送给选民，甚至在选举日不拉人去投票。”这种“缓和协定”是对革命的阶级斗争原则的遗弃，这些原则是在1898年苏黎世代表大会关于策略的决议中所规定的。
罗莎·卢森堡在报纸上尖锐地抨击了这种缓和策略，[29]威廉·皮克受柏林组织大部分人的委托反对这种缓和策略，但是，这种策略仍被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赞同。
显然，对于帝国主义政党（倘若它们把自己称为“进步的”）实行这种妥协的路钱，那便不能真正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则的斗争。事实上，莫尔肯布尔受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托，以群众游行示威在选举时会使资产阶级政党有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借口为理由，于1911年拒绝举行反对德国的摩洛哥政策的群众示威游行。
1912年11月巴塞尔非常国际代表大会，并不是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标帜下，而是在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妥协的标帜之下召开的。巴尔干战争造成的国际形势尖锐化是迅速举行代表大会的原因。奥地利政府已发布了动员合，当时每一个明眼的人都明白，奥—塞冲突必然燃起一易可怕的世界大火。
代表大会的性质与其就是国际讨论，不如就是国际示威游行。大会的一切表面形式都表现出社会民主党反战政策的伤感的、和平主义的性质。一位政府顾问、瑞士的代表对会议表示欢迎。巴塞尔邦政府向代表大会表示衷心的祝贺和顾望。教会当局把有历史性的大教堂提供给反战的集会使用。向大教堂走去的示威游行行列中有一组身着白衣摇动着棕榈的儿童，这些儿童举着令人感动的题词：“擦干你们的眼泪比血流成河更有荣誉！”走在儿童后面的是饶勒斯和考茨基，这位可尊敬的白发老人当时的确作梦也想不到他几年以后会变成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最狂热的战争煽动者之一。
各民族分路行进，每个民族都唱着他们自己的歌曲，一种联合的明显的象征接着在国际内显示出来。
在行列中也走着一辆花车，车上一位白衣的和平女王吹奏着和平的喇叭。四个同伴抬着一部巨大的红色的书，上面写着著名的和平姑母贝尔塔·冯·苏特奈的题词：“放下武器！”
在教堂内集会时人们赞叹巨大的会议、市民会议、高级宗教会议和教会会议。庆祝会由教堂钟声宣布开始。社会民主党的政府首脑布洛赫宣布大会开始，他以下列词句称赞教会当局的热情款待：“社会主义的理想已经从一个思想和感情的世界里成长起来，这种思想和感情的世界在基督教历史中也留有深刻的痕迹。”只有高龄的倍倍尔反对阿谀宗教。他虽然乐于表明，他作为无神论者可以向教会致谢，并且认为假若耶稣再生，他不会站在受洗礼的教徒一边，而是站在社会主义者的行列中，但是，他以预言者的口吻补充道。
“世上的和平和使人类幸福，在以后几个星期内这些字将从成千上万的基督教讲坛上发出回声，然而，实际上这是最大的欺骗。因为，就是进行这种传教的人们会以更大的欢乐心情登上讲坛去煽动人们从事杀人、毁灭人类、破坏一切的战争。”[30]
瑞士工人运动的宿将、老牌机会主义者赫尔曼·格雷里希把德国的选举胜利颂扬为“对和平的一种庄严的保证”，并且同时声称赞同瑞士公民的爱国的责任：“您们不会要求我们不尽我们的公民责任。”
在巴尔干战争中曾勇敢地反对他的政府的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萨卡索夫，认为必要借此机会强调必须在和平的道路上实行改良。“这种和平的改良政策是我们的力量”。但是和这种公开承认改良主义一起，也毫不缺乏革命的演说，特别是一大批演说家都指出了前景（这种前景是斯图加特决议的基础），即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由于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将堕入的危机，以便革命地推翻资本主义的前景。
瑞士的社会民主党人布洛赫这样说道：
“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厌恶在地平线上出现的威胁着欧洲的战争，但是，它们不惧怕战争。如果说在欧洲有一种势力，一点都不畏惧世界战争，而是在战争中能有许多收获，那么，这就是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一场欧洲的战争或许很可能引想强大的运动和震动，而这些运动和震动必然会加速今日使工人阶级遭受苦难的经济制度的崩溃。”[31]
凯尔·哈弟提到一千五百万社会民主党选举者的力量，并且有胜利把握地喊道：“为了自由和进步的斗争，在政治领域内大部分已超胜利地决定！”他说，民主和战争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倘若出现一场世界战争，那么，他希望工人阶级会使用他们的经济武器：国际的革命的反战罢工。
维克多·阿德勒希望：奥地利如发动战争，这种罪行将遭到历史的惩罚。
“我们希望，如果犯下了这种罪行，那么，这就自动地——我说的是自动地！——意味着犯罪者统治的末日已经开始。”[32]
虽然，强调自动崩溃一事否认了任何暴力革命的思想，但是，这个演说也表明最右的机会主义者自己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后果也非常清楚。
饶勒斯的革命的心有时候胜过了改良主义的头脑，他宣称。国际将到处去展开“它的合法的或革命的活动”，为了去阻止战争或“为了给罪犯一种罪有应得的报应”，他用下列的话做结束语：
“各国政府应当想到，如果它们惹起战争的危险，各国人民多么容易地就可以认清，他们自己的革命需要他们付出的牺牲比别国人民的战争要少！”
瓦尔扬强调在通过的宣言中推荐一切反对战争的斗争手段。
“既不排除反对战争的起义，也不排除总罢工！但是，如果资本主义由于本身的不幸造成了战争，那么，无产阶级的意志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必须由它负完全的责任。这些后果体现在社会革命中。”[33]
克拉拉·蔡特金以拥护社会主义的妇女的名义发表一次革命的演说，这个演说与反战示威的伤感的斥责尖锐地对立，她说道：
“如果我们做母亲的用最深刻的憎恨战争的思想灌论给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从幼年起就把社会主义兄弟般团结的感情种在孩子的心灵里，那么，这种时刻就会到来：就是在最严重危险的时刻，世界上无论什么势力都不能够把这种感情从他们的心里夺去……因此，他们在严重冲突和危险的时刻会首先想到他们的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职责……
当我们妇女和母亲们起来反对大规模屠杀时，那么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们自私、怯懦而不能为像大的目标和理想作出巨大的牺牲。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过生活的艰苦磨炼，我们在这个制度下变成了女战士……因此，如果争取自由的事业需要的话，我们会进行战斗和牺牲。为了这种斗争，我们竭力使妇女群众充满那种寓言式的古代母亲们的精神，她们把盾牌交给儿子们，并对他们说：‘或者你举着它，或者你死在它上面！’我们最关心的应该是年轻一代的精神发展，这会防止我们的儿子为了资本家和王朝的利益，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统治欲和野心的野蛮目的而被迫进行兄弟间的自相残杀，这同时也会使他们坚强、成熟、自觉自顾地把自己的整个生命献给争取自由的斗争……
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来说，军备和战争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必需品，它企图通过它们来维持它的统治……因此，国际无产阶级在用战争反对战争中只有当它在强大的群众活动中也从自己方面集结一切可使用的手段，动员一切力量的时候，才能成功……
各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妇女们以激昂的热情集结在我们的用战争反对战争的旗帜下。她们知道：帝国主义愈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定的政策，这种斗争愈成为整个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中心和顶点。它不仅以卓越的方法集结群众，而且也越来越好地教育群众。无产阶级并不是作为一种完成的、可以测量的、有一定分量的力量而开始它的伟大的行动的。它的力量随着它的斗争一块儿发生和增长。因此，这种战争会是一个它的力量发展和日益成熟的活的源泉，并必然使剥削人民、奴役和屠杀人民的资本主义让位的时刻日益接近。恰恰因为在这种反战斗中，准备了社会主义未来的胜利，所以我们妇女们以火热的心来参加这一斗争。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不是工人的真正的祖国，更不是我们妇女的真正的祖国。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创造自己的祖国，只有这个社会为我们保证人类彻底解放的条件。”
正像表现在演就中的那样，这种基本思想也表现在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宣言[34]里。用各种手段进行反战斗争，假如战争竟然发生了，那么便利用战争去促进社会革命！宣言引证了斯图加特决议的最重要的一节，并强调社会主义政党在最近的帝国主义冲突中的全体一致。
“统治阶级害怕世界大战会引起无产阶级革命，这证明是和平的一个基本保障。”
宣言对巴尔干的社会党人的令人钦佩的态度表示敬意，因为他们提出了一项民主的巴尔干联盟的要求，宣言祝贺俄国工人的抗议罢工是反对沙皇制度罪恶阴谋的最有力的保证。宣言要求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工人阶级迫使他们的政府在塞尔维亚和奥地利为了亚得里亚海通路发生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德国和英国的社会党人应当致力于为停止军舰装备和废除海上掠夺权达成一项协定。然后，宣言还向资本主义政府提出严肃的警告：
“各国政府不要忘记，它们在欧洲当前的局势和工人阶级目前的情绪下，不可能发动战争而不冒自焚的危险。它们可以回忆一下，德法战争的结果爆发了革命的巴黎公社，日俄战争推动了俄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力量，陆海军的军备竞争使得英国和大陆上的阶级矛盾剧烈到空前未有的程度，而且引起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假如政府不知道世界战争的罪恶意图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工人阶级的愤怒和憎恶，那会是愤怒错乱。无产者已经感到，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为了满足皇朝的野心或者为了提高外交上秘密条约的声誉而互相残杀是一种犯罪行为。”
宣言最后号召在各个地方为各族人民的兄弟友谊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宣言的奠基者饶勒斯最后激动地说道：
“不是随便说就，不，而是发自内心的深处，我们宣告：我们准备牺牲一切！”[35]
事实上，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些年在反战斗争中准备付出任何牺牲。不仅在俄国，无产阶级于1912年连拿枪杀之后以新的力量掀起了强大的示威和罢工的浪潮。而且，当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工人的和平示威游行遭到警察的棍棒镇压的时候，工人阶级坚决地实行自卫。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奥地利发生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武装力量之间的革命性的冲突。但是，第二国际最强大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连同它的四百二十五万选民，法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不顾它们在国际代表大会上作过的革命的誓约，却坚持躲避群众斗争的道路，并且继续实行与资产阶级政党妥协的路线。
1913年圣灵降临节时在伯尔尼举行德—法调停会议，各政党的国会议员被邀请到会。设立了一个常设的德—法调停委员会，委员会中除饶勒斯和哈塞之外，也有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国会议员。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一道一致通过了一项包含着关于裁减军备和海牙国际仲裁法庭的一般词句的决议。
在同一年，国会党团以八票的多数决定同意国防预算，是以军备费用——人们曾致力于取消这种费用，但未成功——会转嫁到有产者的身上为理由。由此，事实上破坏了“不给这种制度一个人！一分钱！”的原则，向通往侵略性社会主义深洲的道路迈出了第一步。
诺斯克于1913年发表了他的声名狼藉的国会演说，其中他把社会民主党的国民军纲领称赞为德意志祖国的最好的卫兵。
1913年倍倍尔逝世以后，艾伯特之流的偏狭的官僚和谢德曼之流的狡猾的暴动家独揽了大权，而摇摆不定的人物如考茨基还代表着旧的原则。
显然，在这样的机会主义的堕落的时候，罗莎·卢森堡领导下的左派在战前的最后一次即在耶拿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想实行群众罢工的企图必然要失败的。虽然在工人阶级当中一再出现群众罢工的争论，虽然面临内部和外部形势的尖锐化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斗争意志，而党的执行委员会却仍然陷于盲目和充耳不闻的状态。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员谢德曼不想注意群众的不满而把一切都看得秩序井然。诺斯克完全了解，“国民精神”对军事征战并没有过多的反应，因为当巴尔干危机时在东部边境已经聚集了俄国部队。
古斯塔夫·鲍威尔——据说后来由于他与投机家巴尔马特的友谊有了可悲的名声——声称：在俄国的状况下人们能够赞成群众罢工，但在德国则不能，在德国，工人“会有巨大的损失”，会损失几十年的劳动创造的一大堆财富。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在它存在的过程中从未对破坏无产阶级团结的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者试图贯彻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它在1914年在它悲惨的末日来临的前夕还认为必须以“统一”的名义利用它的权威去促使布尔什维克与俄国各种货色的机会主义者实行无条件的合并。
根据毫无原则的调解者托洛茨基和那些想按照欧洲各政党的改良主义堕落的榜样来塑造俄国工人运动的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情报，王德威尔得和考茨基力图诱使布尔什维克去投降。对国际无产阶级就来，感到非常幸运的就是这种企图的失败。因此，第二国际至少有一个党能够实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这个党是统一而坚决的、其所依靠的是一个坚固的组织，在军事独裁暴政之下毫不示弱。
[1]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3]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4]这一句的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5]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6]列宁：《莫斯科起义的教训》，载《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3页。
[7]《罗莎·卢森堡全集》第4卷，第301页。
[8]列宁：《孟什维克主义的危机》，载《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5页。——译者
[9]指1907年的国会选举；政府和容克——资产阶级同盟以肆无忌惮的民族主义宣传和残酷的警察恐怖来实施这一选举，目的是取得大多数选票来赞成殖民地战争和反对霍屯托特人南非的一个土著民族）的起义。——译者
[10]当时在德国还没有实行按比例的选举制，而是在每一选区当选的要有绝对多数票的制度和复选制度。
[11]《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社会民主党组织在斯图加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柏林1907年版，第212页。
[12]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3]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4]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5]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按照党的大小对不同的代表团分配不同的票数，最大的党得到20票，小党从15票到2票。
[16]南非的代表是白种工人的代表，而不是殖民地奴隶的代表！
[17]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8]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9]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0]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载1907年10月20日《无产者报》第17号。（参看《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4页。）
[21]参考列宁：《论战争》，载《青年列宁主义者女声》第2卷，第23页。
[22]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3]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4]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5]参考列宁：《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前论》，《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吐1961年版，第274页以下。
[26]关于德国代表团的组成情况，人们从列金和艾伯特居于主席地位就可以知道大体情况。高龄的倍倍尔是由于健康状况妨碍了参加代表大会。
[27]参考《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80页。——译者
[28]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9]参考《罗莎·卢森堡全集》第3卷，第491页以下。
[30]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31]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32]同上。
[33]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34]宣言的原文印为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附录，见《马克思主义文集》第1卷，第114页。
[35]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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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被起诉的罪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九章被起诉的罪犯
到目前为止，我的吃官司的经验很有限。在我的故乡马萨诸塞州西部，我们对法律和法律诉讼深为尊重。被捕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十分严重的事，是社会上人们所不齿的事。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谁也不会平白地被捕。在我青梅竹马的小朋友中间有朱斯汀·杜威的几个女孩子，朱斯汀·杜威是一个著名的律师，他后来作了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谁也不敢同他随便地谈话。我常常觉得奇怪，玛丽、莎拉和小玛格丽特这几个女孩子怎么会敢和他坐在一起。我一向都不去挨近法院，只有后来我的中学同学华尔特·桑福德作了当地的法官以后，我才觉得和它有点靠近。
据我所知道的，我家里和我所认识的人们中间，都从来没有人被捕过，更不用说坐牢了。毫无疑问，这样的事必然是发生过的，可是在那种时候家里的人都是十分谨慎地瞒着我，从不在我面前谈起这种事。
等到我长大了，到了南方，自然我的态度就改变了。我看见田纳西州和佐治亚州的警察和法院是残暴地镇压黑人和贫苦白人的工具，可是我亲身与警察和法院的接触还是很少很少的。我避免和警察接触，从来不向警察打听事情，也从来不求警察帮忙，我在南方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被捕过。有一回在亚特兰他城，警察硬给我派上一个“非法侵害”的罪名，扬言要逮捕我。我表示愿意向他缴纳一笔“罚款”，于是他就放弃了他的主张；他接受了十块钱。
到了北方，我不久就明白了警察和法院对于穷人是什么意义，而且也和他们一样地不信任警察和法院了。直到一九一八年我五十岁的时候，我才和法院发生了亲身的接触。那一年我买了我的第一辆汽车，怡然自得地从科内岛开回曼哈顿去，有一个骑机器脚踏车的警察命令我停在路旁；他对我说我开车超过了纽约州的速度限制，那时纽约州的速度限制是每小时二十英里。我收到了一张传票，最后罚了二十五块钱，事前那个拘捕我的警察曾竭力劝告我不要进行辩护。他对我说，这样，事情一定好办得多，也免得费时间。他说得对。我知趣地付了罚款，以后开车就比较当心了。
我对于法院的态度一般是敬而远之；我确实知道：我既然是黑人，就不能期望它对我公正；也确实知道：在普通老百姓，当然是贫穷老百姓中间，没有谁的待遇会比我好多少。可是，我却认为一个人遭到诬告的时候，如果有能干的律师，机会就好。我认为，名誉良好的正直公民没有经过审讯就被当作罪人一样处置，并不是平常的事。当然，在南方的黑人身上，这就是平常的事，在北方，在没有适当辩护或曾经有过罪案的人们身上，这也不是不平常的。
这一次关于和平宣传站被起诉的案件，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事实上我发觉我自己还没有受审讯就受到了惩罚。首先，司法部听任人们散布一种印象，也可以说根本不打算纠正这种印象，就是：我的同仁们和我自己在某种方式下叛卖了我们的国家。虽然加给我们的罪名并不是叛国，可是许多人都认为并且都说：和平宣传站被发现是俄国的代理人。
二月十六日我们在华盛顿被传讯的时候，诉讼程序粗暴而且缺乏同情。我们不是被当作罪情尚待调查的无罪的人，而是显然被当作值得怀疑的，无罪身份有待证明的罪人。
在我们出庭受审以前，有几个重罪犯到首席推事莱茨面前听候宣布他们受审的日期。他们的罪名是这样一些：“杀人——抢劫——破门行窃——违反彩票法——偷窃——伪造文书”。和平宣传站的案件就是被归并在这样的类别里面的。
后来被指派受理这个案件的是霍左夫法官，他是一个专横独断的人；他喜欢吹嘘自己和自己广泛的经验。他特别看不起一切从纽约来的律师，他神气十足地拒绝听取我们的首席法律顾问格罗丽亚·阿格林地意见，阿格林所以倒霉不仅因为来自纽约，而且因为她又是一个年轻貌美衣着讲究的女子。
经过几次申请，审讯的日期规定下来了，可是日期太早了，我们实在来不及进行准备。阿格林女士要求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并且提出了一些放宽时限的方法。法官拒绝了她的抗议和申请；后来他发现在这里的是一位精通业务的律师，尽管是从纽约来的。于是他不得不考虑她的一些申请了，否则他的决定可能被上级法院取消——这种事情是他所熟悉的，我们终于获准延期。
传讯以后，有人叫我跟着法庭执行官走，我从法庭后面一条很窄的楼梯下去，走到一间很小的地下室，这房间里大概只有十英尺见方。在这个房间里，我被迫按了手印，受到了详细的盘问，问我的生平和活动；我按照命令脱下了大衣，掏空了衣袋，有一个法警把我仔细地搜查了一番，要寻找暗藏的武器！当我转身上楼准备办理保释的时候，我和艾尔金先生一起被上了手铐，这样我们两个锁在一起有十分钟之久。那时格子板壁那面突然响起了不满的声音，在那里旁听的人们通过格子板壁看得见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我听见我们的一个律师严厉地提出抗议。执行官嘴里叽里咕噜，神情有些窘迫，可是他最后还是开了我们的手铐，于是我们就走进过道来。办理保释事宜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不久我们就获得了自由，保证金每人一千元。
从那时候一直到六个月以后才举行审讯的时候为止，我这段经历令人不寒而栗。尽管我知道我并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伤风败俗的事而被控的，我所以被控仅仅是因为拒绝承认自己是“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虽然如此，我仍被当作一个被控的罪犯，可能被判五年徒刑和一万元的罚金，而且不论在口头上或文字上，都有人说我犯了什么危害国家的大逆不道的罪行。
我越来越难以向人解释自己的情况。一直到开释的时候为止，当我在和个人交谈或当众演说照实叙述我的情况时，我总看得见人们脸上有种极其惊讶的表情。人们常是这样说：“这太荒唐了，政府不能把这样的罪名加在你身上，你用不着害怕。”但是接着，我总是可以看到这样的反应：“你用不着害怕——除非事实上你真的犯了叛国罪，真的在美国做苏联的代理人。”对于这样的一种控告，或者这样的猜疑，是根本没有办法答复的，奇特的事例更加造成了这种尴尬的情况。
譬如说，有一次我应邀到格林威治村去会见一些作家。会见的地点是在一个作家的家里，参加的有十几个人，他们代表着一群自由主义的作家和记者。我简单明快地把实际情况谈了一下。他们十分愤慨，并且不信这种控告，可是我怕他们暗中也有些这样的猜疑：“这个案件太清楚了。”我们原来希望他们肯答应在自由主义的报纸上写些文章把我们的情况介绍明白，结果他们也答应了。可是，这次会后，那天晚上派有代表参加的报刊，一篇文章也没有刊载。
我们另外的一个计划是争取十几位全国知名的黑人名流在这样一篇声明上签名：
“……我们现在不谈杜波依斯博士的政治信仰和社会信仰。在这些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上，我们许多人都不同意他们的见解。可是我们所关心的是：一个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说明自己的意见而不受威胁和恫吓的权利。我们特别关心的是作为美国黑人的领袖已有五十年之久的杜波依斯博士。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他的品格完整和绝对真诚，从来没有受人怀疑过……”
可是，我们没有能够争取到足够的黑人名流在这个声明上签名，以保证这篇声明的传播。也可能是我们在时间和力量上所作的努力都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也可能是我在这么短促的时间内期望过高；可是我深感失望。我看出在黑人中间，特别在受过教育的和家境良好的黑人中间，存在着顾虑。有一个人就忧郁地对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在政府机关供职；他的薪水还不错，而且不久就会被提拔。他努力了很久，好容易才有了这一点眉目，过去也经历了许多屈辱失意的事。我很抱歉，可是我不敢在这上面签名！”另外的一些人理由当然更不充分了。
白人的商业报纸对于我们的事件，不是缄口不谈就是谩骂。纽约《先驱论坛报》二月十一日发表了这么一篇社论：
“杜波依斯这一个团体的成立目的是要宣传一个苏联发起的诡诈的宣言，这个宣言之有毒，就在于它表面的天真，给人一种印象，使人认为签名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就会立时保障世界和平。总而言之，这个宣言的目的在于解除美国的武装，在于使人们不注意共产主义的各种形式的侵略。许多“全世界的善良男女”（照引那个宣言上的恭维称呼）都受骗签了名，而不十分了解这个东西原来是道地的共产党情报局的产物。”
其它的日报，像《世界电讯报》也有类似的谩骂。《纽约时报》在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刊登了威廉·曼德尔的一封信，抗议他所著的一本书所受到的待遇；可是，据写信的人说，编者在发表这封信以前，“曾设法使我将其中提到杜波依斯博士和斯特鲁克博士的话删去”。
除了黑人的报纸以外，我仅仅获得了激进的报刊的支持，例如《工人日报》、《人民世界》、《群众与主流》、《指南针日报》和《国民卫报》。詹宁斯·贝里在《指南针日报》上说：
“我们应该撤销起诉……杜波依斯博士是一个真正的、而且我也希望他是一个百折不挠的和平追求者。多次的战争使他难以安心，使他失望。经过了八十多年，他看到是战争产生战争，而和平并没有‘赢得’，像我们总统经常所说的那样。”
至于美国的一般公众，爱丽斯·巴罗斯争取到三十三个州（包括三十五个大学）的艺术、科学、宗教和其他各界的二百二十位名流在一篇《告美国人民书》上面签了名，这篇《告美国人民书》是在六月二十七日发表的，它要求撤销对我们的起诉。它是由艺术、科学和自由职业界全国委员会发起的，它说这种起诉“无非是最近许多次对主张以和平方法解决世界危机的个人和组织所采取的行动之一。在目前这种歇斯底里的时代，诬指一位著名的学者和和平运动领袖为‘外国代理人’，简直可以说就是一种恫吓一切主张和平的人们而使他们不敢说话的企图。”
基督教卫理公会社会事业联合会也为和平宣传站进行辩护。全国律师公会全国执行委员会要求司法部长撤销起诉。
黑人的影响一般在开始的时候是缓慢而且分散的，可是随后就逐渐强烈了。起初，许多黑人都觉得莫名其妙。他们不明白起诉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认为，也许我不慎涉及某种叛国的行为或运动来报复在美国继续存在的歧视——这种歧视是我长期以来所反对的。他们了解这一点，谅解这一点，可是认为我的行动是不智的。诺福克《每日导报》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种意见。芝加哥《保卫者》说：
“杜波依斯博士一向名誉很好，如果他在晚年牵连到一些已经揭发为具有颠覆性的活动中，那就是一件极其令人叹惜的事。”
可是这些报纸是例外情况。大多数黑人报纸从一开始就特别积极。它们特别表示反对这一次审讯，它们这种态度比起黑人资产阶级中的其他一些人士的态度来是显明的对照。编者显然感觉到购买报纸阅读的黑人群众的反应，与那些连黑人分别办报的办法都时常加以批评和驳斥的黑人自由职业者的反应的不同。尽管如此，像匹茨堡《信使报》的潘西弗尔·普拉底斯、《美国非洲人报》的卡尔·墨菲这一些编者，像玛乔丽·麦肯齐、罗吉斯和其他一些专栏评论家，都表现了一种其他各报刊所缺乏的勇气和真正的才识过人。在黑人报纸中间销路最广的《信使报》在二月二十三日一开始就刊载它的专栏评论家玛乔丽·麦肯齐的一篇评论说：
“我们必须立时和杜波依斯博士站在一边……否则将来黑人除了加入教会以外，加入任何团体都会发生危险。”
这个报纸的总编辑普拉底斯说：
“杜波依斯博士是最优秀、最坚强的黑人领袖……现在有这样一个政府，它发现自己没有能力保护整个一个民族的权利不受存有偏见的多数民族的罪恶的侵害，却知道怎样给一个百折不挠地为这些权利进行斗争的人加上手铐。
我不能忘记，也不能漠视他（威·爱·柏·杜波伊斯博士）为我所做的事，在一个把我当作是劣等人而一脚踢开的世界中，他为我的权利进行斗争，作我追求的榜样。他们不能看着他而称我为劣等人。”
《美国非洲人报》说：
“八十三岁的杜波伊斯博士被投入囚禁人类中被遗弃者的监牢，这是一种从种族歧视出发的有意的侮辱……在牢门外面，无情的新闻记者们容貌严峻……老练的律师们大声地咒骂，而秀莱·格拉汉……在悲伤地哭泣……”
费城《论坛报》说：
“到了散步拥护和平的消息也成了罪行的时候，文明的大门也就要关闭了。”
波士顿《卫报》说：
“杜波依斯博士在他一生的第三阶段中，已经成了世界的公民，心中不忘殖民地人民的重轭，心中不忘要以宣布战争非法而取得和平和使落后民族享受现代文明的问题，他已经成了一个世界政治家。”
黑人对这个案件的反应，表明了在美国黑人舆论中间，存在着过去不是很清楚的明显的裂痕。知识分子、“有才干的十分之一”、成功了的企业家和自由职业者，大部分都不是直言不讳地为我们辩护的。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例外，可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说，这一个阶级不是保持缄默就是实际上表示反对。理由是明显的，他们中间许多人认为：政府掌握了我们这方面颠覆性活动的真凭实据；他们直到最后还在等着看这种真凭实据的揭晓。
其他有文化、有财产的黑人，已经美国化到承认剥削不是没有理由的，学会了美国式的“挥霍”。他们主张弄钱，主张随意花用。他们住着漂亮的住宅，坐着宽敞的汽车，穿着贵重的皮大衣。他们和任何美国白人一样地仇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对于保罗·罗伯逊的反应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们根本不能了解他为什么为了精神上的信念而宁肯放弃每晚赚得一千元的机会。
黑人中间的这种分化，这种阶级构成的发展，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目前这样的对黑人的歧视如果缓和下去，将来这种情况还要更加明显。在美国黑人中间，按照他们对于劳动、财产和工作的态度不同，将要逐渐地发生分化。我现在仍然希望：过去黑人的经验终于能够使大部分黑人知识分子参加那些主张由社会共管财产、主张废除劳动力的剥削、主张一切人机会均等的人们的行列。
四十年来，我都是一个黑人同学会的会员——的确，在起初这个同学会成立的时候，我也曾经参与意见。现在，在这个同学会的会员中间，许多人是美国的著名黑人企业家和自由职业者。可是在它的分布全国的三十多个分会中，对我表示同情的只有一个，而向我提供援助的就连一个也没有了。同学会的个别会员是可能支持我的事业的，可是除了那一个分会的表示以外，就再没有什么正式的行动了。
当我的受过教育的、家境良好的黑人朋友们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都被战争宣传吓倒而赶快寻找掩蔽的时候，黑人工人阶级中却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左翼工会的会员们怀着信念，带着金钱，站到我的一边来。这种情况使我对于这一群人中间的社会阶层有了新的认识，我过去曾经以为这一种社会阶层是永远不得发展的。我过去一向把信仰寄托在过去我所说的“有才干的十分之一”的身上。我现在了解：一个民族里面有才干的人们，并不是自动地去争取这一民族的最高的解放的。相反地，在目前这个时代，而且又是在美国，许多受过教育的、有才干的黑人青年，会和包围着他们的白人一样自私，一样不讲道理，黑人所受的教育要黑人把这些白人看作自己的理想。自然，了解人生、了解人生的艰苦斗争的工人阶级群众中间，将继续不断地产生出真正的、大公无私的、具有卓见的领导者。在我们的高等教育脱离了现时在政治上和慈善事业上几乎完全依附大企业的奴颜婢膝的、懦弱的领导人物以前，这不会是自动的，也不会是继续不断的，可是美国和全世界各黑色种族的将来的希望，与其是说在黑人的大学毕业生身上，远不如说在黑人的工人的身上。
我们向世界和平大会的负责人员所发出的呼愿，使我们的事件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传布开来了。我们开始收到从欧洲、亚洲和非洲，从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打来的电报。我们收到从英格兰、苏格兰和法国，从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斯堪的纳维亚，从德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的里雅斯特和瑞士，从加拿大、古巴、马提尼克、牙买加、英属圭亚那和巴西，从西非、南非、东南亚、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和澳大利亚各地来的信件。国际组织支援我们，这些国际组织中间包括国际学生联合会、教育工作者工会国际、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和其他一些组织。
美国关于用故意绝口不谈的办法忘却黑人，漠视黑人，所以一般美国人对于肤色帷幕后的人们和事情知道得很少；大多数欧洲人是不了解这种惯例的。当欧洲人知道：有一个他们所知道的人，他写的书他们读过，他的演说他们有人听过，现在这个人受到坐牢的威胁时，他们的反应是很快而且很广泛的。因此，如果说是他们的开心和愤慨使我没有被投入监牢，那也不算夸张。对于这种说法，大多数美国人会感到惊异和愤慨，可是这是有广泛的证据的，我可以举其中几个来谈一谈。
七月十八日，十七位法国全国的知名人士联名写信给伊丽莎白·穆斯夫人和我自己，这封信说：
“我们获悉美国政府因为你们努力不懈和忘我地争取和平的活动而采取的态度，深感愤慨，今天我们不能错过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个机会，向你们表示法国和平运动和你们完全团结一致，法国和平运动团结了各种见解和信仰的公民，体现了全国人民在为这个最崇高的事业的奋斗中的团结一致……”
这些法国名流以为这篇宣言能够和美国人民见面，他们不了解：这篇宣言既然是寄给一个妇女和一个黑人，那末它在美国就不会被认为是“新闻”，就要被人漠视不顾。
在这个宣言以后，又有一个“保卫杜波依斯博士及其同仁国际委员会”成立了起来。最先签名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人们，包括荷兰的一位大学教授、瑞士的两位大学教授、巴西上诉法院的一位法官和联邦法院的一位法官、哥伦比亚和伊朗的两位地方行政长官、意大利的一位参议员、法国最高法院的院长，另外还有十个美国人，其中有八个白人，两个黑人。最后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增加到二百人左右：其中有三十三个法国人，三十个波兰人，十二个比利时人，十一个德国人，七个英国人，六个意大利人，五个巴西人，瑞士、苏联、匈牙利、中国各四人，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伊朗、黎巴嫩、马提尼克、荷兰、奥地利各一人到三人，五十九个美国人，其中有六个黑人。
这个委员会发出了一份传单，它在说明了事实经过以后说：
“在有着这样的宽大和自由传统的国家美国国内，任何希望和平的公开表示——特别是当这种表示是由一个外国人发起的时候——都被认为是一种罪行，我们听到这种情况不胜惊异。”
签署这一篇呼愿书的外国人士所不了解的是：在美国，一个黑人并不被认为是一个美国人；一个为黑人奋斗的黑人，他有一定的令人讨厌的地方，这往往被认为是自然的；可是他对于国家的贡献，实际上从来不受人注意，至于他对于全人类的贡献，就更不必谈了。像这样的一篇呼愿书，与其说它被人忽视，还不如说它没有被人听到，因为没有一个销行全国的美国报刊会考虑刊载它。
伦敦方面——著名的科学家贝尔纳教授、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主席普里特和英国和平运动领袖艾弗·蒙塔古都有电报拍来。蒙塔古提到了一九四九年他在莫斯科第一次与我会见的情形，他说：
“杜波依斯博士使听他讲话的人聚精会神地听他分析美国的历史有四十分钟之久。他清晰地提出了造成美国目前的复杂情况的线索，他提到了勇往直前的拓荒者和纸醉金迷的股票持有者，提到了自由的传统和残酷无情的垄断企业。作为唯一的美国客人，他认为他有责任抓住机会（也许是唯一的机会）对两国人民互相了解作根本的贡献。他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他给自己担负起来的这个任务，必然会是一种体力上的考验。可是他并没有畏缩。他今天也不会畏缩……”
卢森堡和芬兰的一些团体提出了有力的抗议，加拿大和平大会领袖、牧师文幼章博士写道：
“假如杜波依斯博士所拥护的和平事业在美国的法律之下变成了罪行，那末全人类就会知道：美国政府的政策和目的对于国际和平就是严重的威胁……”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和平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权利保障同盟的各支部也参加抗议。聂鲁达和亚马多写了一篇很长、很动人的宣言，这宣言是向巴西、墨西哥、智利、巴拉圭、阿根廷等国的议会及各文教团体和工会组织发出的，这篇宣言把美国对于“和平保卫者”的这一次进攻一步介绍给拉丁美洲人民，并引起他们对这一次进攻的危险性加以警惕。
至于苏联方面的反应，英国记者拉尔夫·派克写道：
“苏联人民听到威·爱·柏·杜波依斯博士受审的消息以后，深感愤慨。这一位一生写和平奋斗的伟大的美国人竟然在晚年被起诉，这里的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违反人道的行动，这对于美国现在的领导人物自命为人权的保卫者，是一种嘲笑。
这里的人们记得：杜波依斯博士是一位仪表庄严、令人肃然起敬的人，两年前他在第一次全苏拥护和平大会开会时，曾在工会大厦发表演说。
那时候杜波依斯分析他的国家的历史，吸引他们注意力几有一小时之久。他当时是唯一的美国宾客，他为了促进美苏两国人民的谅解而作的努力，无论过去或现在的一切善良的美国人都是会赞成的。
当他演说完毕走回自己的座位时，听众起立向他热烈欢呼，这就说明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爱国的美国人。”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代表成百万人民的团体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保加利亚东正教的牧师们也提出抗议，“因为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曾经宣传地上平安归于一切善良的人”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的学生们、匈牙利的科学家和艺术家、瑞士的四十三位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的人士，也发出呼愿，提出抗议。
奥地利、印度和苏联的报刊、中国《上海新闻》和苏格兰《爱丁堡评论》都发表了文章。我们的事件至少用十二种不同的文字写出来了。从西印度群岛有信件寄来，哈瓦那大学的教授们，像拉丁美洲最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南德·奥迪茨博士、著名的天主教法学家多明戈·维拉米尔博士、诗人和参议员胡安·马里内略等那样的古巴名流都有信件寄来。
其他的抗议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英属圭亚那和英属西印度群岛。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越南学生也有信件寄来。在荷兰求学的印度尼西亚学生说：“这不□是对于美国的民主原则的一次进攻，而且也是对于黑种人民的一种恐吓。”东南亚委员会在伦敦举行了会议，五个印度作家和其他人一起宣布说：“你的名字同样属于我们，它将要用存在我们的历史上，成为对于有志于建设的人们的有力的鼓舞。”
长住伦敦的一个西印度群岛黑人乔治·巴德摩，向非洲和西印度群岛的许多黑人报刊发布消息。他说：
“在英国的各殖民地有色人种团体，正在密切注意这一次起诉的结果……有色人种联盟和全世界的黑人团体都已经向杜鲁门总统发出抗议的决议和电报，表示愤慨……
杜波依斯博士是‘泛非主义’的创始人，这种主义主张非洲人有自治的权利。
他曾于一九四五年在曼彻斯特主持第五次泛非大会，黄金海岸政府企业的领导人物恩克鲁玛博士以及乔治·巴德摩是大会的书记。
那是杜波依斯博士最后一次访问英国，他在英国有许多朋友，其中有……韦尔斯和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教授哈罗德·拉斯基，杜波依斯曾在这个学院讲学。”
从非洲许多地方，从黄金海岸、尼日利亚和南非联邦都有信件和电报发来。开普敦南非联邦众议院共产党议员赛姆·康恩写道：
“杜波依斯博士并不是仅仅属于美国的，他是世界的公民，凡是尊重并维护自由与和平的人，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起来响应抗议美国司法部的这一报复性的行动的要求。”
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总书记詹姆斯·克劳瑟、七十八国的全国和平委员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国际学生联合会都发来了电报和抗议信件。学生们在致司法部的抗议中说：
“国际学生联合会代表七十一个国家的五百多万学生，对于向杜波依斯博士及其同仁起诉一事，表示愤慨。杜波依斯博士是国际闻名的学者，是和平的发言人。他的维护和平的工作，继承了美国人民的优秀传统。这一次起诉是对和平拥护者和黑人、对教授和学生们的争取和平的行动权利所发动的进攻。我们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要求你们撤销对杜波依斯博士的起诉，并停止迫害美国和平拥护者。”
从非洲发来了许多电报和信件。新非洲党的创建人瓦朱库律师在到达英属西非洲黄金海岸阿克拉地方参加西非洲上诉法院审判的时候说：
“……杜波依斯博士所倡导的泛非洲主义的理论，是左右我的生活的力量。我们代表新非洲党和西非洲的青年（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抗议美国政府对黑色种族的一位最伟大的儿子采取非人道的手段的高压行动。”
从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寄来的一封信很激动地说：
“的确，你是受了侮辱，可是这种耻辱在全世界说来，是美国的耻辱，我们不但不会畏缩，而且为有色种族争取太阳之下容身之地的斗争，将要继续高涨，直到一个人被认为是一个人的时候为止……”
英属西非洲黄金海岸《西非舵手报》的一篇社论说：
“我们必须明白地说：仅仅由于意见的关系，像罗伯逊和杜波伊斯博士这样世界闻名的人物受到了迫害，这种疯狂而野蛮的迫害方式，使我们吃惊。美国往哪里去？清教徒的子孙们知道当年那些新教徒为什么逃避宗教迫害和签订《五月花公约》吗？
在全世界说来，我们能够期望从美国的领导人物那里得到什么建设性的东西呢？作为黑种人民，我们不能不用毫不含糊的话，对于糟蹋我们在美国的黑人兄弟的行动表示愤慨。”
报纸一方面把外国人士和团体所发表的关于我的以及关于这次事件（因为我和这次事件有关）的声明和宣言扣压起来不予发表，同样，它们也十分有意识地按照高级指挥部的特别命令扣压了、或者说它们的编辑们删去了一切关于白人被告的消息以及这一事件的一般报道。不但如此，它们不断地歪曲这一事件，进行反苏的宣传，并且旁敲侧击地说：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我们是“俄国主战阵线”的一部分。这种说法的目的在于把所有反共歇斯底里都争取来支持这次起诉。可是，我始终公开驳斥这种宣传。我不怕坐牢的危险，仍着重地宣传苏联不要战争，要战争的倒是我国的当权者；我们要求和平是反对希望战争的大企业；我们是以自由的美国人的身份，而不是以国外或国内任何势力的工具的身份进行这种活动的。
大家知道，人们并不是借报纸上的名气去了解实际人物的，报纸上所大肆渲染的只是一些恍若相识的人物。相识是从散步、在一起吃饭、在俱乐部和家中相会产生的；这是一种长期的密切往还和自由流畅地交换经验和思想的事，是有关友谊的事。究竟有多少美国白人和黑人做朋友呢？哪一个社交性的俱乐部是有一个黑人加入的呢？假如一个美国白人有朋友把一个黑人带到他的家里去吃饭，那末这个白人会说什么呢？黑人和白人之间结成这种友谊和真正的知己交情的事，是绝无仅有很少很少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在美国，黑人和白人多半生活在互相隔离的世界里，往往需要由纯粹的外国人介绍他们相识。
在这一次起诉中，情形大致就是这样的。司法部的一般职员，以至国务院的副国务卿，除了知道我是黑人以外，还知道什么关于我的事呢？黑人就成了我唯一的标记，直到“管闲事”的外国人士说我是一个作家和研究科学的人的时候，他们才注意我。司法部有一个白人职员在黑人霍华德法律学院兼课，司法部就命令他收集关于我和我的一生活动的“材料”。那个学院里的黑人同仁们抗议这一件事，可是他奉有他的命令只得执行。在审讯期间，国务院的特务在旁听的人们中间打听关于我的事。这是阶级制度的结果。
这一次审讯中最使我憎恨的是审讯程序的“猫嬉老鼠”式的折磨手段。我并不认为这种情况在我们这次案件中比在别的案件中更为严重，可是，我是二月九日突然被控的，传讯的日期定在十六日，这实在使我感到极伤脑筋。在隔离黑人的华盛顿我到哪里去住呢？被告和法律顾问中间的白人和黑人能够住在一起或住得就近以便随时商讨事情吗？我们到哪里去吃饭呢？这一些问题的确是居住在国务院的花花公子们所说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所遭遇的特殊的困难。
审讯的日期定在四月二日。这日期太紧迫了，我们还没有找到足够的律师，还没有参照着不常引用的新法规研究这一案件，而且，最重要的，还没有筹到款项。在坚决的斗争以后，我们才获得了一次延期，以便得到我们实际需要的时间来充分准备我们要提出的申请。申请可以在四月二十七日和五月一日据理提出，其中提到审讯的地点，解决一些司法权限的问题；并提出我们的职员苏洛夫女士的问题，苏洛夫女士只是一个办理文书事务的职员，本来不应该（像最后决定的那样）对她起诉。
审讯的日期最后定在五月十四日，这日期还是过于紧迫。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负责人员提出证明来，帮助我们进行辩护。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一日，霍左夫法官还没有就我们所提出的撤销这次起诉的申请——我们的申请如果被批准，官司便结束了——做出决定，我们就已不得不提出请外国人作证的申请来。这个申请的理由十分充分，他们不得不立即批准，于是审讯的日期延到十月三日，以便我们的律师有时间到巴黎去取得证词。在我们这样获得的时间内，秀莱和我做了两次周游全国的旅行，向大家宣传被报纸完全封锁了的事实真相。我们成立了一个办事处，好容易才找到一个银行把款项存起来。（许多人大概不会知道：反对“颠覆性活动”的勇敢斗争却使用这样的手段，唆使银行拒绝收纳不吃香的事业的存款。）
在纽约我们很难找到一个集会的场所以便为我们自己的事业辩护，尽管如此，我们终于在九月下旬在市政厅举行了一次大会。艺术、科学和自由职业界全国委员会布置了很生动的节目，由亨利·普莱特·费尔契尔德教授主持。在会上赖特主教、柯利斯·拉蒙特和前舒姆堡图书馆馆长、现任亚特兰他大学图书馆主任劳伦斯·德·莱迪克都讲了话。莱迪克博士说：
“我从我国的一个地方来，在那里，美国南部联邦的旗帜比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旗还吃香；在那里，罗伯特·李将军是一个不仅超过格伦特将军，而且超过乔治·华盛顿的英雄；在那里，州长恫吓说，假如法院强迫由人民纳税资助而目前只为白人开设的公立教育机关争取一个黑人，他就要封闭全州所有的教育机关。
在这样一个国家，保卫生命和自由的斗争是有实际意义的，关于威·爱·柏·杜波伊斯博士的这一案件所提出来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
当司法部刑事科科长和我们的律师一同从巴黎回来时，他大概知道了一些事情。他要在一小时内见我们的律师。他和“高级指挥部”会谈了四小时。他只能同意延期到十一月间。“高级指挥部”显然是死硬到底的；麦克因纳奈被解除实际工作。审讯原来规定在十一月二日，结果是在十一月八日举行的。在我个人来说，我是不高兴再拖延了，除非拖延意味着起诉的完全撤销，而这种希望已不存在。
不但如此，我们现在也已经做好了审讯前的准备，五月间我们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律师已经互相熟识，各人都担负起各人的任务。所有的被告曾和律师们开过至少六次会，逐条逐项地研究这一个案件。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可是“武装齐整”还是不够的。
就在审讯之前不久，我还对宗教界联合拥护和平委员会发表了演说，这个委员会在纽约市三个地方举行了群众大会。我说：
“和平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它是一个方法，是通向一种理想的一条道路。我们这些要求和平、要求立即在朝鲜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实现和平的人，决不相信而且也决不假装相信和平会解决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一切或任何根深蒂固而严重的分歧。我们所说的、所坚持的是：除了和平以外，没有其他办法能使我们有可能着手解决世界问题。我们肯定地说：过去半世纪的可怕的历史所给我们的教训是，像现在所使用的军事力量，并不能迫使人们改变他们的信仰和理想，而且也不能最后使他们违背自己的意志而改变自己的行动。”
我也为被告写了这样的声明：
“这一个案件是对文明的一次打击：因为它实行思想管制；它打算制止思想的传播；它打断世界文化的自由交流并使一切美国文化降低到密士失必州和内华达州的水平，它宣布思想和别人相同就是罪行，假如你的思想是反对某些半开化的人的偏见、欺诈和野蛮主义的话；它宣布揭穿所谓战争是通往和平的途径的陈腐谎言就是叛国；它把一切不愿让自己的儿子长大起来去屠杀男女和儿童的父母都钉在十字架上……
政府能够使我们的思想、感情和文化受到从南方黑人没有选举权的城市、西部矿场或密士失必邦政治圈中来的任何一批没有受多少教育的狂妄分子的绝对控制，其目的在于：摧残美国的教育，并使它走上错误的道路；限制思想，打击进取心；让小学生躲在课桌下面而让他们学习读书写字；使间谍、告密者和职业说谎者成为圣者；使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把奴役叫做自由，把一个民主国家变成警察国家！
醒来吧，美国！有人正在你的眼皮下面偷盗你的自由。华盛顿、杰弗逊和林肯所争取的，杜鲁门、艾奇逊和麦格拉斯正在拼命地加以取消。醒来吧，美国人，壮起胆来思想、说话和行动吧。壮起胆来高呼：再也不许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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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资本蓄积与重商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多布->﹝英﹞多布《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1946）
第五章资本蓄积与重商主义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一节
从表面上看，所谓资本蓄积的程序，是资本主义创造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大规模资本主义的事业在创办之前，势必先有资产阶级所聚集的资本，然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发生作用，也应该是很显然的。然而当我们进一步的研讨资本蓄积程序的性质时，就会发生许多问题，非始料所及。甚而至于有人会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工业成长之前，应有一个蓄积资本的阶段，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经济学家最容易发生的一个问题是：所谓蓄积，是生产手段本身的蓄积？还是对财富所有权及支配权的蓄积，其本身并非生产要素，但可换成生产手段的财富蓄积？假如答案是指前一项，紧跟着即有第二个问题：何以在资本主义的工业成长之前，会需要一段整个时期的前期蓄积？为什么生产手段的蓄积问题不是与工业的成长同时进行？历史上并没有资本家于工厂工业开始以前，预先在大的仓库里，花费十年工夫，专事窖藏纺织机器或车床或原料。这既非聪明的办法，更不是必要的步骤。生产手段的成长与生产的发展，没有理由不同时并进；而且工业生产手段的成长也没有理由不是大部份由从前的利润（在某些场合还要靠了信贷的帮忙）里，慢慢的继续起来的；于是前期蓄积当作资本主义的工业之先决条件这一问题，便不复存在了。
倘若要使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充分发展以前的“原始蓄积”（马克思所给与这个名词的意义），这一观念更为明确的话；首先必须把它解释作资本“权利”的蓄积——主要的是为了投机的原因，对于现有财产的所有权之蓄积；其次，这些蓄积的权利是掌握在某一个阶级的手里，而这个阶级以其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可以把所窖藏的对财富之所有权，换成真正的生产工具。换而言之，蓄积的历史意义，是指着财产的所有权，以及所有权的转让，而不是指现有生产工具的数量。
然而经过这番解释之后，澄清的工作，还不能酸为完备。如果蓄积只是指债券、贵重金属或蓄积这两个字用的便有些不太恰当，因为与其用“蓄积”权利或财产，则不若用转移去形容所有权递嬗的过程更为恰当。名词问题的后面，还有实质问题。倘若整个程序中，只是包含着财富的转移；那么高度发展的信用机构，作为新旧阶层间的媒介，岂不就可使新的阶级有足够的力量，以发展工业么？何必还须要另觅更复杂的历史程序，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至于社会革命则更不必谈了。
要加以辩驳，就须说明，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转移而已：我们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工业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所需要的不只是财富转到资产阶级的手里，而且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些理由是很显然的，容在下面加以申论。如果这些理由的确没有问题，那么资产蓄积这一历史程序，是有其特殊之处的；在下文中，蓄积一词不但是指财富所有权的转移，而且也是指所有权的集中而言。
某一阶级增加其财富所有权的路线，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这一阶段可以向以前的所有人购买，也就是以目前可供享受的财物与之交换。也就是说，财产是可以换取货币或消费品的。在这种情形下，旧的所有者以土地房屋或其他永久性的物品如银器，以增加他们的消费或金钱。新的阶级则倾其窖藏的现金，或降低消费水平以积累永久性物品的所有权；这就是所谓以“储蓄”购买物资。这种以储蓄获取永久性的财富方法，常被认为是资本蓄积的唯一方式；根据这一前提，许多的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时，认为是由于前资本主义时期，萌芽中的资产阶级发了意外的财，例如通货变动中的利润膨胀，或城市地租的暴涨，或者是由骤然间新开辟的商业路线所获致的暴利。另外还有第二种方式以使暴富阶级增加永久性的财富，这也许是比较重要的。资产阶级往往于某项资产最便宜的时候买到手里（极端的例子是强夺别人的财产而不付出任何代价）；过些时候，与其他物品（如劳力或工业器材）比较，如其相对的价值较高时，再行脱手。经过这样的双边交换，资产阶级便可集中较大的一部份社会财富。
第二种集中方式的特点是其结果靠了财产的资本增值而决定的，并非是靠了当时的收入或收入中的储蓄。但是这类增值大规模的发生，很显然的是要在很特殊的环境下才可以实现。这个双边的交换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获取的阶段与变质的阶段。虽然在第一个阶段内有一个整个阶级的人们愿意收买，在第二阶段内又准备脱手；但是只要在这两个阶段中间能有重大事件发生，使着财产增加价值；第二种集中方式就可完成其历史任务。这种重大事件几乎是必要的，甚至于以储蓄的方式促成相当规模的蓄积，也是相当必要的；因为倘不如此，资产阶级获得财产时，以土地为例，就会使之价格上涨，[1]将来为了投资工业脱手时，又会使之价格下落，于己不利。如是则积累的企图，劳而无功。其结果简直是在使获得财产与脱手时两个阶段间，财产减值而非升值；同时这种资本价值的损失，远抵销了资产阶级储蓄致富的企图。为了这个原因，单靠储蓄方式，大规模的积累资本，几乎是不可能的。
资产阶级积累财富的历史必要条件，是资产阶级所要窖藏的物品在其获取时期，能有外来的力量去贬低其价值，于其脱手时期，又增加其相对价值。例如，有外来的力量使原持有人，因急需或〔注：“或”字后有两字因印刷问题完全无法看清——录入者注〕现金，于是在第一个阶段内，愿廉价出让，致使生产手段（或其中的重要部分）的价格特别抑低。这不是在正常情况下，所容易发生的，只是巧合的环境下，才有可能。在接近自由市场或纯粹竞争情况下，更不易发生。这可能是由于国家政策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社会的旧秩序崩溃，以致使与旧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破产而失势，给资产阶级攫取政权的机会，因而影响了国家的经济政策。因此，第一章所讲的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便可以解释得通了，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没有高度瓦解以前，是不会有长足的进展的。倘这个分崩瓦解的程序是资产积累程序的历史条件，那么资本主义的生产就不是促成封建社会瓦解的主要因素。封建社会所遗留的小规模生产方式，必须经过一个相当时期之后，才会局部瓦解，或受资本的支配；这时国家的政策便要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所影响，并为资产阶级的目标而服务。[2]新社会是在旧秩序的废墟上生长起来的。
英国十五与十六世纪的世纪情形，说明了在不同期内大地主及部分小地主因经济困窘，被迫典质产业与负债，完成了使暴富的资产阶级廉价收购土地的主要任务。在这里，环境的压迫与公开的压力，常是混在一起的，正如穆尔（SirThomasMore）所描写的那个可怜农夫，“受尽了诈害与欺骗，被迫把所有的一切都出卖了。”在这个期间，除了典质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投资条件相当容易的投资工具如公司债券；这里的意义，不在于收入，而在取消债务人赎取抵押品权利的机会，以及利率下落后，由于出售债券的额外利润。尤其是久而久之，这个新的阶级，除了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之外，还有可资利用的那些不可抗拒的法律力量或政治上的影响，帮忙他们以贱价获得财产。都铎尔时代解散庙宇的故事，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十七世纪共和国时代贵族土地的没收与出卖，也是个例子。另外还有许许多多零星的例子，揭露了他们如何以压力贱价夺取财产的故事；以海外贸易而论，特别是殖民地贸易，许多财产的取得，简直是迹近掠夺。
十六世纪时贵重金属来源增多，因而物价上扬；论者每谓其对于积累的历史有重大影响，以你为资产阶级的收入，必然会增加。这虽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从长久的眼光来看，这还不是货币变动对于资产阶级积累财富唯一的或主要的影响。不过，物价膨胀无疑的是便利土地转入资产阶级手中的有力因素；因为彼时地主往往愿意保存货币，或物价上涨程度已经落在其他物价后面时，而地主仍习惯于以往的地价，以原价出售。[3]
然而积累的第二个阶段，也许比第一个阶段还重要，这时资产阶级要把原来所积累的物品，加以变卖，以作工业投资之用，例如以之收买纺织机器、厂房建筑、铸铁厂、原料及劳动力。促成定向工业投资道路的条件，正与铺平第一阶段道路的条件恰恰相反。大量的国债、私人借款或收买土地的特殊有利条件，以及窖藏货币的倾向（这会使利率趋高），这些都是早期资产阶级积累所依赖的条件，现在则会有相反的影响；因为在这些条件之下，任何大规模的旧形态财富转向工业投资，都要使之贬值，因而阻碍了其继续转移，或使其原所有者受到损失。资产阶级所要脱手的财产，需要有一个具有弹性需求的坚定市场；而其所投资的对象，供应必须非常通畅，且有弹性。后者的条件也许是更为重要，因为投资的兴趣，比顺利的脱手所以握有的其他资产，更有决定性。初步所需的是大量劳动者后备军，通畅的原料供应，以及生产工具与机器的便利。没有这些条件，工业的投资必将因窒碍而不便进行，于是资产阶级的财富与地位都是枉然的。十七世纪后半期，论者每谈及高工资的不良影响童工的必要性，以及十八世纪时更进而斥责国债之不当，高谈自由贸易的优点；所有这些，是针对新形势下的需要而发的。[5]〔注：可能存在印刷错误致使未出现注释[4]，——录入者注〕
无产阶级的发生过程，是第六章所要讨论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除非恢复徭役劳动，廉价与大量的劳力供应是不可能的，同时劳力也不会大量变成商品，音质，工业剩余价值，成为“自然”的经济范畴的必要条件，也就赋之阙如。这个过程对于工业革命中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是非常的重要，同时也是解释一般所容易误解之那些有关原始积累特点的关键。另外还给了反对把积累的程序分成两个阶段者（即获得的阶段与变卖或资产阶级财富转向工业投资的阶段）一个答辩。我们再回到把积累的观念，当作特定的历史环节这一个问题。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把这两个阶段看作继续性的，而不视作同时发展的？何以不认为前一批资产阶级中，积累土地或国债的人们，把财产变卖给第二批资产阶级，如果继续不断而成为同时并进的？这样就有一部份资产阶级者是变卖财产者，另一部分兴起的资产阶级是收买者；无须乎把这整个的过程分裂为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资产阶级不向新的生产手段方面投资，而只获取现有的财产所有权如土地。事实上，我们为了要提纲挈领，过分简化了实在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阶段是相互重叠的，特别是在十七世纪时最为显著，在整个时期里，资本积累的进行，是以所得的利润，用于扩大贸易量，支援本地工业；此外，资产阶级投向土地的财富，不只是转移所有权，而且还用以改良耕作方法。但这两个阶段的重叠，并不完全，而且因为一个重要理由，是不可能的。那就是在早期，工业投资的有利条件，还未成熟。在其他方向的投资，比工业投资的冒险性为小，同时也富于流动性。大规模的工业投资，必须要等到集中的过程相当深入，使着以前的财产所有人破产，而且有大批的无产群众，才会具备有利条件。换言之，积累的第一个阶段——一方面财产集中，另方面有破产现象，是促成第二个阶段的重要有利机构；在这当中，要有相当的过渡时期，以使前一阶段，完成其历史任务，所以这两个阶段，在时间上，是必须分开的。
因此原始积累的要点，不仅仅是旧资产阶级的财产转移到新阶级的手里，即集中在少数人的掌握中；而是原来小康之家的财产转移到新兴的资产阶级，因而贫穷化。这个事实是一般人所容易忽略的，所以，马克思重视圈地运动现象并认为是原始积累的典型，是有道理的：他这样的重视圈地运动，是常受到批判的，其理由为这只是资产阶级致富原因之一。其实单只致富，还是不够的。除了致富者之外，被剥夺的人必须若干倍于致富者，从这个角度上看，批评马克思的人，倒是应该受到批评的。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作者所着重的因素，如债务、利润膨胀、高租金、高利贷的利益等等，对于剥夺一大部份小生产者的生产工具，确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这些以通货变动或政府财政影响（如公债、军备等等）去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嫌不够的，因为这些只是告诉我们资产阶级致富的来源，并不足以阐明何以从一个小生产者的社会，竟能产生庞大的无产群众。
工业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还需其他条件为之辅助。在早几个世纪里，工业投资显然的不仅是为劳力供应缺乏所限制（下面即加以申论），而且也为生产技术及市场所限制。此外，城市行会制度的复活，以及大贸易公司的垄断，也都有阻碍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依靠小生产者及地方市场的生产方式，必须先行瓦解，这些条件，才能改变。在这些条件没有同时改变以前，没有政治特权保护的资本主义之工业，发展前途是有限的，而且其报酬也会呈现递减的现象。
第二节
关于因战争及经济恐慌所引起的财政困难，如何迫使地主阶级典质财产的重要性，我们已经加以论述。十四实际末地价贬值，继之十五世纪有过一个时期地主土地经营的危机，及玫瑰战争中地主家庭的毁灭同破产。在这几个世纪中，现有的财产曾有大规模的易手，于是资产阶级的财富不但增加，地位也而抬高。当时著名的西里家族的羊毛生意，据说每年在科次霍窝尔与佛兰德之间，要作二千磅的羊毛生意，其利润都挥霍于声色犬马之间，或作女儿嫁给富绅的妆奁[6]。菠茨腾教授对于他们曾加诠释说：“冷眼去看这个家族的兴趣，由马克雷茵（MarkLane）转移到厄色克斯（Essex）他们的居处，是很有意义的，在那里，这个家族的后代，几乎完全打入社交社会里，而且沉溺于声色犬马。”[7]甚至于在《柏克立的生活》一书中，我们发现了在十五世纪初以后，“庄园出卖之后，不再买回”的叙述，同时变为平民的人数，日在增多。在一五一四年有人上书国王，力斥当时的远航商人、布商、金匠、屠户、皮革商及其他贪婪的人物，“每天都在扩大他们的贸易范围，远超过了他们的能力”；同时在第十六世纪末，有一条非常妙的法令，正好说明那一世纪内地主财产转移的程度，以及绅士们关怀因此而产生的社会变动。为了防止当时西部布商大量收买土地，这些地区的绅士们卒于一五七六年，酝酿通过了一个法案，限制尉尔特郡、索美塞得郡、格罗斯忒郡的布商，将来最多只能买廿亩地。[8]事实上这条法案，并未严格执行，当时也就无从制作所要制止的现象。
十六世纪时，大贵族家庭之经济窘状，是普遍的现象。诺福克公爵欠债达六千至七千磅（约合今日的三万六千磅至四万二千磅之谱）典质了三处庄园。罕廷赖与厄色克斯伯爵的负债达三倍于上述的数额，厄色克斯伯爵典质了四处庄园给三个葡萄酒商人同一个布帛商；勒司特公爵据云欠债五万九千磅之巨。以寺庙的解体一项而论，“用今天的货币计算，就有年产价值八十二万磅的土地，或资本值约当一千六百五十万磅的土地，同时分配给数千个人；其余的土地，最初是出租，最后于都铎尔时代末期，都分别出卖了。”[9]在伊莉莎伯时代，柏克立家族因手头窘迫将三个庄园卖给伦敦的一位市参议员，价值一万磅；陶尼教授谓：“在伊莉莎伯末年，柏雷的书札，念起来好像是贵族乡绅濒于破产的报告。”[10]半世纪后，在共和国的前夕，以贵族积欠伦敦商人的款项一项而言，当不下于两百万磅。[11]这时暴富商人在地产上的投资，是带投机性质；否则的化，社会地位与安全，也许是主要动机。有些情况，土地是为城市里的公司所收买；例如，在查礼第一时的一六二九年，诺定昂郡北灰德里庄园就是一个请愿的题目，据称其业主：“自愿把这个庄园卖给伦敦市，然后又由后者转卖给一位卡先生同另一位薄先生。”[12]这些新业主往往苟取地租，并于有圈地机会时，即行专卖；在上述的例子中，据请愿的佃户称：“所称的卡先生同薄先生于租约期满后，即将土地与森林收回，届时请愿人将陷于绝境。”为了争取寺庙土地，遂有专门从事与土地买卖的土地经纪人出现，他们“单独或与其他人合营，在全英国收买大型的地产，然后再零星出售……有人从廿几个寺庙收买土地，以便转售。”[13]大陆上的德国，也有同类的情形，即武士与本部份贵族，因困窘而把大批土地典质给城市商人。一五二九年签订的咯姆布来条约之后，荷兰也有同类趋势。[14]法国奥尔良有一个屠户，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因贷款而致富，全城的房子几乎都典质给他，从贵族那里，他买了锅炉，碾机，别墅等等。”[15]著名的佛哲氏致富基础，是建筑在皇家财产与银矿的典质上面；其同乡威鲁斯的财富，是由于投机于提罗斯的银矿，匈牙利的铜矿，同西班牙的贡矿。
帮助资产阶级积累的最有力的影响，是银行的兴起与皇家及政府的债务。大陆上意大利银行是从汇兑、包收租税、推销国债上致富的。譬如著名的乔治银行的资本就是来自热那亚市债基金。那些银行家，“毫不犹豫的榨取债务人……往往要从迫切用款的方丈或其他人们索要百分之五十，甚至于百分之百的利息。”[16]在意大利，早于十四世纪初期，于十年当中，主教们从五个佛罗稜萨银行的借款，已超过四百万佛罗润（Florins）；在十六世纪佛哲氏“因贷款西班牙诸王子，并代收租税，每年获利在十七万五千德克（Ducats）到五千十二万五千德克之间。”[17]浪费的习惯与经济的破产，常是高利贷所依赖的目标，几乎是无庸置疑的。在英国，布帛商渐渐经营票据，借贷经纪人也进一步的接受存款，金匠一面收存保管贵重金属，一面则发行票据，向外贷款。十四与十五世纪皇室的借款，渐渐有相当的规模，于是英国商人开始代替犹太人与伦巴底人，作稳妥的贷款业务。在玫瑰战争中，中心市场的商人对于双方都大量借款，[18]并直至内战时，仍继续间或向皇室贷款。
然而贷款并不是上层资产阶级的特权，不论是借给皇室或困难中的私人，都是如此，一五二二年一些尉尔特郡的布商，被迫每人借给皇室五十磅，以后于世纪末，一部份布商是被包括在尉尔特郡七十五位绅士之内的，在一五八八年相应皇室的号召，每人借款廿五至五十磅间。[19]陶尼教授描写都铎尔时代说：“在罪恶社会的下层，正是戏曲家所描绘的，狠毒的当典经纪人，他们应付贫困的小店员与工匠，他们的数目与榨取的程度，诚令人不可思议，曾引起关心经济问题者的尖锐批评。在上层，有少数大金融家，多半是外国人，专以外汇经营为业……而且从推销政府公债，获得数目客观的手续费……在这两极端之间，有大批的中型以借贷为业的商人与律师。典质或对小企业通融资金，向政府公债投资或买卖证券，都是在兼筹并顾之中。……下半世纪财政金融的长足发展，是靠了这一批殷实资产阶级的企业性，而不是靠了大资本家偶然而惊人的巨额投资。”[20]在谱福克，一百个人当中就有“三个鄙劣的高利贷者”，其中之二人，就有值十万镑的财产；“甚至于在内地小城市笠克（Leek），距工商中心很远，一个高利贷者，即可积累一千磅的财富。”[21]包收租税，也是英国商人所角逐的有利副业，与国债的经营，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伦敦、赫尔、布里斯它尔的出口商与各省的布商，都参与这些活动，正如马克思对于政府财政上逐渐增加的需要，所作的考语：“公债为原始蓄积之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它如像挥动魔杖，使不孕的货币有生殖力，把它转化为资本。由是，产业投资甚或高利贷业所不可避免的困难与危险，货币都不用亲自负担了。”[22]
都铎尔最后一代的通知，主要的是个过渡期；在英国伊莉莎伯女皇末年之前，工业投资的热潮，已经开始有力的前进。在十七世纪的英国，一般环境是很有利于以这种形态的积累。为改进农业的资本投资，比都铎尔时代，更为普遍。股份公司之普遍与证券之公开买卖（有时是拍卖），说明了投资资金的存在以及使财富变为这种形态的愿望。这时出现了一批买卖证券的经纪人，抢帽子式的买空卖空的技术，已相当熟练；如果当时评论家的话是可靠的话，他们的活动对于他们的口袋，比对于长期投资，更为有益。笛福告诉我们，在巴黎这类证券经纪人，“鬼鬼祟祟的奔走于权贵之门，并花天酒地结交着交际花。”一七零三廿时英国股份公司的股票，已达八百万磅之巨。[23]大部份，起码是半数，是对外贸易的投资，而不是本国工业；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些在开采炼矿方面的投资，以及商人雇主在家庭工业方面的投资。如果配第（Petty）与钦格的估计可靠的话，在“复辟”以后的廿年，动产增加了两倍。在这个世纪里，实物工资虽有上升的趋势，然而我们知道在世纪初几乎是最低点，整个世纪内都没有超过都铎尔时代开始的标准。城市暴富分子虽然继续收买地产，尤其是皇室土地同共和国时代充公的贵族土地，[24]但是因价格高涨的缘故，不像前一世纪暴富阶级在地产商投机那样能获厚利，这恐怕是诱导资金转向工业及股份企业的有利因素。[25]
表面上看来也许会使人觉得，这时期里，对外贸易的利益很厚，会使资本与企业转向贸易，因而妨碍了工业投资。在相当范围以内，这是事实，同时也说明了都铎尔时代新兴的资产阶级，对工业的成长，不感兴趣，而坐获海外事业的厚利，同时很快的就变得反动，海外事业的利润有时确是惊人。据传达·伽马（VascodaGama）于一四九九年回到里斯本，所带的货物，利市六十倍；德类克（Drake）自海外归来时所携珍品约值一百至一百五十万磅，而其成本仅用了五千镑；十七世纪时东印度公司德利润率约为百分之百。[26]剌克（Raleigh）甚至于认为一倍利润是“小有利益”，“若使他的船只改为渔业，当可获得更多的利润。”非洲的贸易，尤其是最获利的奴隶买卖，百分之五十的利润是很适度的；“复辟”以后新成立的专以垄断奴隶贸易的公司，获利约在一倍至三倍。（约克公爵与鲁柏特王子都参加过这个公司）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当时的对外贸易，是掌握在少数特权份子手里，外人虽间或亦有染指者，然而为数不多，投资的机会是有限的。[27]局外人只好在国内贸易与工业方面寻找机会。如果没有垄断，利凡得与东印度公司的利润早已因竞争而正常化了。这一范围的投资，是来自以往的利润。因此对外贸易获利虽厚，惟不如一般所想象的，会同暴富阶级在工业方面的投资相抵触。不但如此，而且在都铎尔时代外贸的繁荣，间接的帮助了下一世纪工业的发展。远航商人的财富，无疑的有一部份最后是投向工业的；同时，我们就要讨论到，十七世纪对海外市场的扩张，尤其是殖民地市场，对于国内工业利润是起着杠杆作用的。
对外贸易公司的活动。虽然间或对于工业，有些帮助，但是工业投资的原动力却与之无关。对于出口市场关心的上层资产阶级，在这新方向上，并未起创导作用，反而是各省中层资产阶级，他们的特权较少，也不甚富足，然而基础较广。我们不否认像远航商人行馆以及伊莉莎伯时代各种商业团体，在冒险开辟海外市场的期间内，也曾有国内工业扩张过市场；然而从十六世纪末直至整个的十七世纪，它们的垄断性是占着上风。他们设法限制从事于贸易的人数，并着重于交易条件，而忽略了交易数量，逐渐束缚了工业的发展，与工业的扩张，从而立于敌对地位。工业利益是靠了打倒垄断，从各项限制中，恢复贸易的自由而发展的。然而反对独占，也不是无条件的。在英国固然国内外贸易的自由，成为十九世纪高度资本主义哲学的主要部分。不过英国情形较为特殊；在其他的国家，对自由贸易的理论，就不是无条件的完全接受。甚至于亚当斯密主义或曼撤斯特自由主义的发源地，于十九世纪末未结束以前，也渐渐转向垄断与统制了。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业所需要的不仅是因新生产形态投资扩充以后，所要求的扩大之产品市场，而且也需要源源供应的原料（一部份须来自外国最主要的是棉花），以及维持工人生活的贱价食粮。当时的因果因首先使用新型机器，同时是谷物与棉花的主要输入者，可以高唱自由贸易，使其工业产品在国外市场畅销，这对英国是有百利而无一弊，但是其他国家，则无此条件。德国与美国是依赖本国农业或原料，所以便趋向于保护幼稚工业政策。如果农业产物，不仅供应本国消费，并且还要输向国外，则保护政策，一方面可以阻止外国工业的竞争，另方面提高本国工业的价格，并维持本国农业价格于世界水平，[28]这样在国境以内，交易条件便对工业有利；正如重商主义时代，都市对农村的关系。换而言之，欧洲大陆上的资本主义，在产品寻求出口市场，还不十分迫切的时候，德国、法国、同以后的俄国、美国，都是朝着工业资本对于农业，实行“内部殖民政策”的方向上迈进的。[29]
荷兰是一个外贸利益与工业成长对立的例子。资本主义在早期的纺织业是早熟的，以后几个世纪里，只是一步一步的前进：到了十八世纪则完全为进步的英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所掩蔽。外国证券的买卖，非常有利，一部份的工业资本是被吸引到这方面去了。在荷京证券市场上，英国证券是投机的主要对象，甚至于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证券都不能与之竞争，“荷兰的资本家只要委托一代理人，就可容易的收取百分之五的投资利益，在正常情况下的投机，也可以获利百分之廿到卅。”[30]进出口贸易商人，为了本身利益，是反对工业所需要的保护关税政策，而赞成门户开放的，[31]同时劳力缺乏，因为劳力成本较高，因而劳力成本较高，也阻碍了工业投资。这时荷兰亚麻业因受到补贴的英国同业的竞争，出口骤形衰落（从十八世纪开始到末叶为止，哈尔兰漂制工业的产品，减少了一千多，工厂数目由廿减到八个。）[32]卫尔逊说：“荷兰十八世纪的贷款，非但没有鼓励工业发展，反而直接或间接阻碍了延缓了它。……中心市场商人及其联盟银行家，阻碍国内的资本自由流动，使着恩文所云的以商业资金培植工业的程序不能实现，——荷兰的经济发展，因资金漏到国际金融圈里而遭遇到阻碍。”[33]一个国家开始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一个阶段以后，未必一定保证顺利能完成旅程。
关于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国外市场对于英国扩大国内投资范围的重要性，以后再详加申论。其重要性可从此时以前工业品市场狭隘情况，窥其梗概。的确，城市中等资产阶级的兴旺，可以刺激手工业品的市场；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数目与财富的增加，是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比起少数的商业大王，是更重要的契机。但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是很吝啬的，他们的消费是落在收入的后面；一般而论消费总是追随工业的增长，而不是领导前进。同时，资本积累的另一个条件是抑低一般大众的生活水平，因之，除了奢侈品外，其他物品的市场是受了限制的。
自从英国的羊毛工业越过行会与城市经济的范围以后，主要的工业是非常依赖国外市场的；十五与十六世纪纺织工业的扩充，完全要看荷兰与德国的市场扩充情形而定。虽然比起近代，国外市场所吸收的产品，在全国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并不算大——在十八世纪初，约有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然而正如马持克斯（Mantoux）〔注：查原书，此处译名与注解不符，后者译为“曼透克斯”。——录入者注〕所云，“小量的发酵剂，便可使之发生巨大变化。”[34]都铎尔时代的主要工业，几乎都是为了满足国外市场或富有阶级的需要的：例如，皮革业就是与皮鞋、皮鞍、帽子手套、袜子、袋子、刀剑、白蜡有关。十七世纪科尔伯特时代的法国主要工业，其兴旺原因也是如此；帷帐、玻璃、丝、地毡、瓷器、等都是靠了宫廷奢侈的需要。[35]直至机器发达以后，投资才有相当的进展，但是五金业除了政府订货与战争需要外，还是由限制的。政府订货与战争在都铎尔与司徒王朝后期，对于黄铜与大炮制造业，是个很重要的刺激；毛制品工业与梳刷羊毛工具的需要，是当时铅丝制造业发达的主要原因。除此以外，五金的需要，只是满足西部制钉业，一些手工用具以及铁匠所用的铁鎝等等用途。因十六世纪都铎尔海军与十七世纪海事法索引起来的对船只之大量需要，使着港口也都繁荣起来。因此，所谓政府支出是工业投资的产婆，确是有几分真理的。在辅助创造工业投资的有利条件上，是有它的重要性的。；对于社会发展落后的国家，更为重要，如彼得大帝整理军备，对于俄国内部新兴工业的有力而早熟的影响，即可作例解。在都铎尔的英国，四乡大兴土木，富农并建筑新型的房舍（用固定的楼梯以代替伊莉莎伯末期的活动梯子），以及一六六六廿大火后廿廿，伦敦的大量修建，不仅刺激了建筑业，而且间接鼓励了其他行业，其影响在上述的几个世纪里几乎无出其右者。资本主义的成长，是会发展它自己的市场的；一方面是通过其所赢得的利润，另方面则通过他所间接鼓励的行业；还有，也许更重要的，就是旧的经济单位的自足自给性，如庄园农村，被破坏了之后，因而使更多的人以及他们的欲望，进入了商品交换的范围。[36]在这里最值得主义的是，在十六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农业之兴起，以及随之以俱来的相当繁荣的自耕农阶级：他们在市场上既是购买者又是售卖者。另外还可以注意的是在这个世纪里，小康农民的生活水平，以家具数量表示，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养羊区域，都大为增加。在工业发达的初期，新工业的投资或原有工业的扩充，很明显的都受了商品市场范围观念的影响，就是说新企业之成功与失败，全要看国外是否可以开辟新市场，或者是否可以政治特权打入现有的市场。工业革命所需要的乐观情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工业产品固定出路的观念同商业的怯弱性，必须先行打破；同时为了准备工业革命时，工业生产力大量增加，能有充分发展的园地，市场必须史无前例的扩张，然而在新机器时代巨大的潜在力，与因使用机器而因引起的社会分工新方式，未曾显示其威力以前，就是最有企业精神的资产阶级，为了利润能有保障起见，也要希望利用商业管制与政治特权的。
第三节
我们前面所区分的原始蓄积第二个阶段，与工业投资尚未十分发达的早期，在经济思想上的分别，就是前者的代言人是非常关心扩张海外市场的重要性。渐之，在经济思想与著作中，在这方面着重的趋势，益为明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谓重商主义者与以后十八与十九世纪的经济学者不同之点，是在另外一方面。亚当斯密与其弟子们（即古典学派——译者注），像他们前辈一样的认为市场的扩张，是生产投资发展的先决条件。不过他们对之是持乐观态度的，认为市场与工业及社会分工，可以同时并进而发展的；而且他们对于市场扩张的重要性只有比以前人更为了解。十八世纪前后的经济学家，主要互异之处为以前的人，相信经济统制是商业利润的主要泉源，即维持买卖市场上的利润边幅。这个信念几乎是他们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同时也是意在不言中的；在他们所熟悉的经济秩序中，他们觉得应当是毫无疑义的。
在原始蓄积的时代，政治势力是新兴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条件；可是以小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依赖雇佣劳动的工业仍在襁褓中，那时地租是唯一自然形态的剩余；这一观念在法国农学派的理论中关于生产与不生产的劳动部份，表现得最清楚。彼时劳动之生产效能很低，任何一个资本家所雇用的工人数目也有限，因之，很难想象由生产投资中会自然而然的得到相当的利润。利息一般是看作为从小生产者身上所榨取而使之穷困的，或者是来自地租，因之利息的数额应该“相等于与本金同值之土地上的地租”。[37]倘若商人或商人雇主受到无限制的竞争的侵袭，利润又从什么地方可以得到呢？买卖价格间的差额，是用以维持商人的开销，同他的生活。但是当时的人很难了解，在无限制的竞争条件下，致富的道路，甚至于小有发迹，都认为不太容易，音质一般都认为利润是在价格的差额上，因利乘便的投机结果，倘买卖双方人数日众，即利润便会很快的消逝。那几个世纪的商人，有点像今日的享受工业专利权者，深恐别人援例与之分润，夺取了他的企业果实，致使企业本身受挫。如果不限制竞争的人数，并保障买卖价格间的差额，商业资本也许间或可以获得暴力，惟不能保证久远的利润。换言之，竞争与剩余价值是不能并存的。在这种看法之下，很自然的会觉得如无限制办法，工商业将因无信心而萎凋，而不愿投资，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而发展。在技术上的进步没有充分增加劳动生产率以前，工业剩余价值的观念是很难存在的。所谓工业剩余价值是指从投置资本于劳力的雇用，而产生的剩余，属于“自然的”经济范畴，并非人为的政治统制或垄断所造成或所维持的。复次，只要是认为剩余价值是认为的结果，那么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经济客观性的观念即经济的活动是根据其本身的法则，是超主观愿望的）很难得到发展。
所有这些都是含蓄在重商主义的思想里面，但在外形上并不明显。重商主义的作家，在表示他们的思想时，殊不一致，远不像古典经济学者于供给“重商主义制度的原则”时，所认为的体系比较一致之重商主义。他们所建议的政策，也很不一致，致使有些人以及熊彼得（Schumpeter）根本否认，“重商主义政策有任何固定的经济目标与意图”。[38]重商主义者的著作中，最易引人注意的线索，就是货币的观念，他们认为货币纵不就等于财富，也是财富中的重要部分。这一观念，亚当斯密斥之为令人不可思议的误谬，而凯茵斯又对之力加推许，指出他们是默认货币数量与足以刺激投资和就业的低利率之间的关系。[39]有许多作者甚至于连重商主义的这点一致性，都加以否认的，倒如，李普生很概括的说，“金银的积累，还不是重商主义基本要点之一，”而且“自一五五八至一七五零年间重商主义思想的主体，并不建筑在点金术式的财富观念上。”[40]传统上认为重商主义者主张，掌握大量金银对国家有利，这可能不是他们的中心思想，同时也并不普遍，最低限度的重商主义者不是那么简单，与早期的金块学派（BillionistSchool）是不相同的，后者无疑义的是益为贸易顺差金银内流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利益。不过，重商主义者虽然声称货币只是供应商业“最低限度的水气”（用达味喃特语），同时在十七世纪结束一起拿，已不再把金银当作主要的着重点，但是在十七世纪当中，他们曾不断的提倡过金银内流的利益。他们这样的作，很可能别有用心，正如后代经济学家以假象中的最大限度之效用，为自由政策的标准。十七世纪时他们的经济论文的一致性，从造成顺差贸易一点上，可以看得最清楚；所谓顺差也者，是指出口货增加之后，入口货不能与之相抵。他们的共同目标是视出口贸易的扩张，为缺弹性的国内市场上销售量的净增加量。贸易顺差，如果没有对外投资，必然的会输入现金，然而他们所仅仅计较的是货物的额外市场，并非是作为手段的现金。
虽然他们表面上是非常注意贸易顺差，但是有时他们也许更关心贸易上卖贵买贱的有利交易条件，这是很重要的也许是他们最主要的成见。他们很少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在思想上他们也是认识不清。有人认为货币的相对数量，比绝对数量是更为重要，例如，寇克（Coke）说过：“只要我们的金银比邻国多就行，即或绝对量减少五分之四，也是无所谓的。”[41]贸易顺差可吸收黄金，于是国内物价上升，国外物价下降，因而入口物价低落，会使“土产便宜，而输入货物昂贵”。以前嘿尔斯（Hales）与马尔斯（Malynes）都表示过，英国货币在外汇市场贬值（嘿氏认为是由于减少含金量，马氏认为是由于投机）会使土货太便宜，而外货太昂贵。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出口数量，而是出进口物价格间的关系。换言之，这些作者所推动的政策与近代通货增值的办法无异（不过米滋顿（Misselden）一度曾建议贬值政策以诱使外人从英国输出）。
倘现金内流以后，工资与物价相继上涨，商人与制造者岂不因出口货成本上升，而抵消了前所获得的利益。然而重商主义的作者，总以为政府的管制可以有效的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种政策，对于外人需求价格的可能影响，也许外人不愿或无力购买，因而变为入超。孟氏（Mun）著的“英国从对外贸易中所获得的现金”中有一段，暗示已经体会到这一点。他说：“人们都承认一国的货币数量增加，会使土地昂贵，货币增加，固然对于一部份私人是有利的，但对全国的贸易是有妨碍的，因为价昂，就会使消费减少。”[42]嘿尔斯在他的《对话集》，“医生”答“武士”问中，关于推进输出贸易，外国是否报复一点，有所阐明，他指出英国的出口货是为外人所必需，这说明当时的作者，是假定英国出口货的国外需求是无弹性的，孟氏在其他的场合又说，出口货售卖高价，“是不会减少销售量的”。
他们为什么会假定国外需求没有弹性，从表面上看模糊的。他们之所以想象出口货可以高价卖给国外，而不减数量，其主要原因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不是十九世纪时的相当自由的市场，而是对于与之交易的外国，可以施加压力，甚而至于强制执行。其政策之成功，是靠了殖民地贸易，宗主国以政治力量取得垄断权；重商主义的理论，要在应用于殖民地的剥削制度。假如我们认为重商主义是工业资本而不是商业资本的代言人（也可以说是在生产中有直接利益的商业资本），也可以解释得通。因为他们心目中的贸易，是本地的工业只是与殖民地的原料交换，而后者是前者的成本部份。[43]只要交易条件有利，即可相对的减低成本，而扩大工业利润。[44]他们所谓鼓励出口，是指工业制成品而言，他们所谓之限制进口，并非指原料品，相反的他们正是要奖励其进口，这从当时作者的言论，可以得到证明。科尔伯特很清楚的说过：“商业的要务，是在于便利本国工业所需原料的输入，并阻止制成品的输进。”[45]孟氏之所以袒护东印度贸易，并赞成现金出口，有一部分理由是那种贸易，可以输入工业所需的原料，同时寇克还说，如果能输入所需的原料，那比货币还要珍贵。嘿尔斯在较早一个时期里，也曾惋惜过原料的输出，而且主张一面限制羊毛的出口，一面开放谷物的输出，以苏农困。
不仅是对于殖民地的贸易，要采取强制步骤，以使之符合宗主国的需要，而且在十七世纪末及十八世纪初，如何控制殖民地的生产，也是政策上特别考虑的。一六九九年商务与拓殖委员会的报告书宣称：“在美洲拓殖的目的，是使当地的人不从事于英国所能生产的物品。”凡足以与英国工业相竞争的物品，都采行必要的步骤，加以禁止，另外有许多殖民地所输出的货物，只准销往英国，例如，一六九九年曾通过一法案，禁止美洲殖民地输出羊毛制品，并列举烟叶与白糖，只准销向英国或其他殖民地。在窝尔坡尔首相任内，一方面对于工业出口品予以补贴，另方面颜料，大麻，木材等等原料的进口税，则予以豁免，并且还禁止殖民地的制帽业以维护英国帽商的利益，禁止爱尔兰输出羊毛制品以免与英国商人在欧洲市场上竞争，或不通过伦敦与殖民地直接贸迁。[46]早在一六三六年斯特拉得福伯爵，摘要的说明他在爱尔兰的政策，“尽我的能力打击该地布业的萌芽，”因为“这可以免得同我们竞争，使我们无法立足，只要他们不能利用他们自己的羊毛，所用的衣料便要仰赖我们。”[47]十七世纪爱尔兰的经济史学家说：“爱尔兰的牧羊农民与羊毛商人，根据法律只能把羊毛送到英国，因此，法律上英国人是羊毛垄断者，他们可以厘订适合他们的最低价格。”[48]在一七五零年为了英国工业的利益，由殖民地进口铣铁与铁条是准许的，但是在殖民地设立碾铁机，铁板炉或化铁炉是禁止的。
正如一位作者说过：“这就是以前的城市政策，扩大为国家政策。”[49]这与早期城市对付四乡的独占政策，或握有特权的行会商人及商人雇主对付工匠的办法，是相似的。也可以说是中心市场政策主要目标的延续，与十三或十四世纪佛罗稜斯、威尼斯、乌尔穆、布鲁日或律伯克各城市的政策，即前章我们所称的城市殖民政策，是相似的。另外，压低工资以减少工业的成本，是被采用的，这即是赫革斯辙教授的很审慎名之的“建筑在大众贫困基础上的富强政策”，而且“似乎是故意使着大众困窘，俾便成为少数人更易驾驭的牲畜。”[50]然而独占性的统制办法，现在应用到对殖民地的经济关系上，其目的是使殖民地成为原料的供应地，以补给正在发展的大都会经济中之工业。所用的具体方法是在统制的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经济关系范围以内，抬高工业物价，抑低原料物价，以扩大工业资本的利润；[51]如所周知这是宗主国贸易出超，黄金进口，而殖民地黄金减少的结果，在这种制造缺货的出口市场，丰富是的进口市场情况下，赫革斯辙教授所重视的“货物的恐怖”“损人利己”等等重商主义思想的主要成份，才有意义。
独占的政策，往往会于提高单价以后，有低价销售量的可能性，然而是否必然会有这种结果，就要看在殖民地减低生产成本（工作更为辛苦，而待遇不变）的政治经济压力，是否成功而定。政治压力，其实即是使殖民地贸易，带有强制性质，同时利润与掠夺是分不开的。我们借用桑伯的话，都铎尔时代的发现新地区的航行，“简直就是掠夺海外土地的健全的远征组织。”在法国，航海家与海盗是一个字，“十六世纪大商船从第厄普、哈佛尔、卢昂、或刺·罗舍勒运货到非洲与美洲的人们，既是航海家，也是海盗。”[52]正如马先尔所云：“运到欧洲的白银与白糖，很少没有一点血迹的”，十七与十八世纪，残酷贪婪掠夺性质的殖民地政策，同早几个世纪的十字军与意大利诸城镇武装商人，劫夺利凡得的拜占庭土地时所用的方法，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在印度的情形，也很类似，对于农民施加压力，使之生产出口的生丝，柏克（Burke）以斥责的口吻说过：“印度的统制者从织机上劫取了布匹，从孟加拉的农民手里剥夺了仅有的米同盐。”“东印度公司长期间的巨额股息，很清楚的说明了他们怎样把权力变成利润。哈得孙湾公司只以值七八先令得物品，就可换到海獭皮。在阿尔泰，俄国人把铁锅卖给当地人，便可满载獭皮以归。荷属东印度公司收购花椒的成本，仅及在荷兰售价的十分之一。法属东印度公司于一六九一年以成本值四十八万七千里佛的东方货物，在法国竟贵卖到一百七十万里佛。……殖民地的奴隶买卖，也是发财致富的另一泉源。”白糖，棉花与烟叶的种植，都要依靠奴隶的劳力。[53]据说布里斯它尔城，没有一块砖不是用奴隶的血凝固起来的。[54]在十七世纪的英国，罪犯、乞儿、以及无业游民，都被送到殖民地以补充劳动力的供给量；同时为了同一目的之拐骗，也是有利的生意，连县长，郡长以及宫廷的贵妇都参加一手。[55]“大的贸易公司与从前热那亚的经验是相同的，可以看作半战斗体的征服事业，有特权与国家的武力作后盾。”[56]
总而言之，重商主义制度是受国家控制，以贸易方式，进行榨取的制度，在资本主义的工业青年期，曾完成了很重要的任务，而且主要的是原始蓄积时期的经济政策，在当时的重商主义思想与著作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国外贸易的利益，是唯一的剩余形态，也就是蓄积与国家收入的唯一来源（正如重农学派相反的认为地租为生产净值一样），例如，孟氏宣称：假如国王“蓄积了许多钱，因入超而损失，那么他不但不能剥削他的人民，却正是激怒了他的人民，而且要随着人民的破产，丧失了将来收入的泉源。”[57]达味喃特在另外一个场合说过，国内贸易不能使国家富强，只是转移财富而已，但国外贸易就可增加国家的财富。在此处达味喃特所谓之“国家财富的净增加额”，就是指剩余的增加，与重农学派以农业的生产性与工业的不生产性对比，可谓异曲同工。[58]
在统制交易条件这一件事情上，当时的经济思想与以传受古典经济学传统影响的思想，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也许不易为近代评论家所察觉，现代的经济学家，总是把问题中的需供情况，当作常数因素，并视之为各个人经过精确计算的基本心理动态的结果，因此，如以垄断的手段，提高价格就会减少收购量，降低价格，就会增加出售量，虽然近来也颇有人高说“向后倾斜的供给曲线”（特别是指劳力），以及价格变动后的“收入影响”与“代替影响”，同受了高度广告及推销技术影响后，需求曲线的全部移动的情况，但是古典经济学传统的想法，还是很顽固的。然而重商主义时代，经济学家是另外有其传统的，他们认为需供是今日所谓的“制度的产物”，系为政治压力所左右。于是改变市场，使交易条件符合本身的利益，是商务政策很自然的目标，同时也是为政者的鹄的。至于国内市场，经验告诉他们，因为既有利益的限制，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味道。如果要在国内贸易范围内，图谋发展，鲜有人不妨碍他人者；换言之，再也不能以统制的方法，获取额外的利益。然而在海外新开辟的土地上，当地土著可供掠夺奴役，再补充以殖民地的移民，观感便大为不同，这时强制性的贸易与直接了当的劫夺，确是利令智昏的。
第四节
早期与晚期重商主义者的不同处，比重商主义者内部的相同处，可能还更显著。在不同时期，他们对于进出口限制的态度，尤其是对于不同的商品，是有很显著的分歧。在十四与十五世纪，不仅是对于贵重金属，就是谷物与羊毛，也都是采限制的经济政策。[59]在另一方面，有些进口货如满足上层阶级需要的酒类，是受到鼓励的。这些限制的规定，尤其是羊毛出口的限制，固然一部份原因是为了幼稚的国内工业，其主要着重之点是与后期重商主义完全不同的。当时对于低廉价格认为是值得称颂的，而对于出口谓其有损国内丰富，表示怀疑。赫革斯辙教授名之为“供应政策”，认为是来自中古时期，“自然经济”的传统，“暴露了交换的真正目的，就是交换剩余物品，不受货币的蒙蔽”。这个时期是在资本主义的工业以前，那时英国还是食粮与原料的主要生产者，无论是消费者（特别是指城市消费者）或商人都一致赞成廉价的供应品。就是在工业发展以后，初期还是欢迎廉价的原料，而不大重视市场的扩充。这时对然商人对出口颇有兴趣，但其中比较有力量的中心市场商人可依赖特许权方式，对别人限制愈严，则他们愈可坐享厚利。
扩大出口市场的有点，是在工业相当发达之后，才被重视的，因为那时市场的扩大，于工业这有利，同时对足以与之竞争的进口货，加以限制，也是有利于工业。事实上，工业者对于廉价的原料，及工人所需的食粮，也是积极的；所以重商主义的理论，并不是无条件的赞成出口，而且所反对的进口货，只是限于非原料品同奢侈消费制成品。但是他们的着重点是逐步变化的，出口贸易渐渐成为重点，例如，纺织业发达之后，布商的利益是在于发展布匹的出口，而禁止羊毛出口；正如以后的染整业者（此外还有一六一四年所成立的与远航商人行馆对立之皇家旅商行馆，专以输出染布为业，不久即行解体）积极的赞成输出没有染过的布匹。十七世纪时，制革与皮革商人请求取消皮革禁止出口的法令，然而伦敦革履行会则要求恢复禁运，因为开放出口之后，“会使成千成万的加工业的家庭破产，而加工业者的数目，百倍于制革或运革商。”[60]一六一一年詹姆士第一时代，在税则上业已规定，“准许足以增加国内就业的物品输入，并豁免课税，如棉花，棉纺，生死及大麻等货品，”同时一面降低工业输出品的税率，一面禁止某几项原料的输出，为了限制羊毛的输出，并特别公布条例（为了辅助赤字财政，皇室不时以出售许可证方式，造成例外）；这一政策，中间经过查理第一及克伦威尔，迄“复辟”时更在国会中通过一项法案。[61]自一七零零年，布匹的输出，完全免税，同时经过与东印度公司的一番斗争之后，认为自东方输入纺织品，是对英国工业不利的，于是自印度，波斯，中国进口的丝品及印花布，都加以禁止。一直到十七世纪中，谷物的输出，都被社会视为痛心疾首的，推其原因，大概是为了谷物价格，直接与工资有关。然而迨“复辟”以后，农业方面的投资规模日大，于是进口税甚至于出口的奖励，便代替了输出限制的政策。
因此，鼓吹工业品自由输出的十六世纪作家，很容易地认为是祛除了陈腐偏见地进步作家，事实上他们大致确是如此。首先，金块学派地看法与限制输出地意见，是很难调谐的；同时那些能指出他们之间的矛盾，并阐明黄金内流与贸易出超相互关系的作者们，确是为国际贸易理论，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些人很自然的会继续接受为金银而金银的传统看法；不过因以窖藏金银贵重物品或土地为资产阶级蓄积方式的时代，已成过去，而且新的工业投资，逐渐成为资产阶级的时尚，与已经失去其重要性的旧蓄积方式不能相容。但是他们还不太感觉这种看法的不正确性，因为与他们所提倡保护国内市场，及奖励输出货物政策，并不抵触。[62]一半是由于他们的倡导，一般是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影响，以前的那种限制金银出口的政策，现在是放松了。其论据的要点是如果输入的原料，纵使以金银输出支付，也是有必要的，因为这可以鼓励工业，将来商品输出更会增多，输出的金银，必多于原输出者。然而到了十七世纪中，这种为了增加货币供应量而赞成金银输入的看法，逐渐消逝，代之而起者是金银输出后可使交易条件有利的看法。这两者之间，是有一很重要的异点，即后者所注意的不是一国货币的绝对数量，而是与别的国家比较的相对数量。虽然那种认为相对的增加一国的货币数量，是有利的看法，始终是维持着，但是重点确是逐渐在转移中，例如达味喃特对于金块学派的传统，于恭维之余，说：“出超之后黄金白银输入，正可衡量全国贸易的利润”，这与早期的观点：“金银只是贸易的尺度，并且是一国自然与制造的产品销售的结果”，是有着相当的距离。他又说：“金银不仅不是唯一当得起国家宝藏或财富美名的东西，而且分析到最后，货币只是计算单位，”同时他所最关心的是如何降低国内成本，以促进贸易输出。[63]
这并不是说，这个时期的作者对于贸易政策的影响，意见完全一致。所有任何观念的特点是它虽然反映当时的现实，但这种反映是从某一角落出发，所以往往会歪曲现实。在某种历史背景下，作家思想所集中的某些关系，是会反映得很清楚，但同时另有某些其他关系，则会被忽略过去。工业资本萌芽时期的意识形态，还不至于公开的认为某一阶级谋求最大的福利，是至善至美。于是那时的意识形态便要掩饰在贸易必须服膺国家总利益的理论的后面。因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即是皇室，所以他们认为皇室的经济交易行为，正如个别商人的交易，买卖完成以后，利润是以货币差额衡量的。然而思想愈接近现实，愈会感觉到这不是政策的真正最终的目的。不过以之为最终目的之看法，是在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一直等到整个局面彻头彻尾的改变了，才会引起思想的革命，并公开的否认传统，于是正在追逐时代的初期思想便会自然而然走上妥协的道路。所以对于金块拜物教，还是在口头上念念不忘。结果纵有现代的解释，中心的矛盾仍然要继续存在一个时期，错误与纷乱殆所不免；例如，交易条件与贸易差额，个别商人或公司的利润与全国从国际贸易得到的利益，以及对外贸易的总利润与金银的输入，常常混淆不清。人们仍继续接受那种经济理论的推理，如拿破仑曾所宣称的，倘战时向英输出，而拒绝输入，则黄金必然会向英流出。而使英国垮台；又如达味喃特所标榜的，倘战争在国内进行，则比在国外进行有利，因战争花费的黄金仍留在国内。另外还有许多其他枝节问题是与保护政策问题相联系的。例如，当时一部份作者所关切的高利贷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是他们至少在表面上已经看出货币充裕与低利率，是有相当因果关系的。他们是早期都铎尔时代高利贷伦理传统的继承者，并且页认为有制止的必要；但其稍有不同处，就是虽然他们同意有些作者如托·威尔逊（ThomasWilson）的看法，认为利率有降低的必要，不过所采的方式是间接的，而不是以法令的方式加以禁止。[64]正如范纳（ProfViner）教授所说的：“至少在口头上他们是把货币与资本混为一谈，而且只有货币与资本事实上与名义上是相等的，他们的说法才有意义。”[65]然而在企业芽萌时期，把货币堪称资本，不仅是可以了解的，而且还反映了一部份真理。假如个别的资本家想要创办新的事业，首先必须控制资源；在一个信用制度不发达的社会里，限制他发展的，不只是必要的资源，如劳力，原料与采矿权，而且还包括足以动员资源的流动金，经验告诉他，至少他会又很深的印象，就是每逢货币冲突的时候，货款一定会容易些，市场也活跃，因而销售容易，生产与脱手的空隙缩短。但在重商主义的政策里，这一点并不予重视，反而侧重从改善的交易条件中所增加的利润。十七世纪末及十七世纪后，许多作者开始明白的否认货币与利率间的简单关系，重点逐渐移至商业与资产阶级的发展上面去了（休谟以外的作者也有作如是观的），因之认为资本货物数量是减低利率的最有效办法。[66]另外还有些意见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他们重视窖藏的影响（无论是货币或饰品都包括在窖藏的范围内），认为足以使借赁资金，移作他用如奢侈的消费，致利率上升，而妨碍商人，因之贵族奢靡的生活，是一种罪恶，与窖藏的影响相同。[67]
关于东印度公司与远航商人行馆的代言人，以后他就是副总裁，所以与马龄斯是对立的，因为马氏是参加与寇克合伙组织的那个不幸的“皇家远航商人行馆”。最初米氏对东印度公司及其输出金银的特许权曾作影射的批评，但对一般特许行会则是代为辩护的；等到他发表第二本小册子时，他的观点已经改变，因他已就了东印度公司职务。此外，孟氏是布帛商的后裔，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因此在他的《论贸易》中便发挥了所谓比较带有自由色彩的理论，标榜放宽金银输出的限制，以贸易差总额理论代替了个别商品贸易的差额，俾可为东印度公司的活动辩护。同理，十七世纪末带有“自由贸易”倾向的作者如柴鲁徳（Child）达味喃特，与挪儿斯都是为东印度公司辩护的。他们是自由党，而东印度公司是自由党的组织，同时他们对于保守党的“英国商人行馆”及禁止法国贸易的政策，是加以攻击的。[68]
以现代的眼光，去看重商主义时代的著作，也许会认为他们之所以重视贸易出超，是有以推广投资的方法，增加利润率的意图；这是很自然的想法，不过没有事实的根据。那时的确是有一部份国外投资；而且在一百年当中积累的数字，在当时来看也相当的客观，同时有一部份商业利润，不只是代表流动资金的利润，而且是固定资本的利润，如海外商站的设备与碉堡，船只，贿赂东方贵族的运动费，以及在新大陆的拓殖。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投资于利用黑奴种植西印度的糖类，其他的投资则多半是为了贸易，而不是为投资而投资；因之，无论是谈实际或谈理论者，所重视的是交易条件，而非海外投资的情况。这就是重商主义的旧殖民政策与现代帝国主义之异点，那时资本输出范围既小，也不重要。
但在十七世纪末，确有一部份作者开始重视投资问题，例如与“英国商人行馆”有关的保守党时论家。这就是早期与晚期理论最分歧的地方，不过他们所指的是因海外市场扩充，在国内所增加的投资。他们鼓励入超，并不是单纯货物的出超，而是就业额的增加。也就是说，贸易不愿自流化，俾可扩大就业范围，而免入口的货物在海外制造；换言之，进口的应该是原料，出口的应该是工业品。[69]
重视就业事实上并不如想象那样稀奇，如所周知，重商主义者是重视除去工资以后的净值；因之，管理审慎的殖民地贸易即可达到“卖贵买贱”的目标，也就是扩大剩余的主要方法，这会使剩余的增加率超过资本的增加率，在工业投资不发达而特权行会利益占重要地位的时代，独占利益与有利的交易条件，很容易为大家所注意的。但自十七世纪末，注意力便逐渐移到国内工业品输出的数量上。输出增加，即是意味着就业增加；同时劳动者就业范围扩大，正如农业经济中，耕种面积增大一样，就是指着工业资本投资范围的扩大，因为每增加一个工人即可增加剩余的创造，扩大就业范围，也就是扩大剩余的创造。这样，贸易比率（即是价格与成本的比率）的变动，会影响定额资本的利率；所以在相当期内，这是政策的鹄的；另方面，贸易额增加之后，如对贸易比率没有不良的反应，会在固定的利润率情况下，使资本的数量得以增加。[70]最后，注意力便全部转移到贸易数量的增加上面去了；亚当斯密供给“殖民地贸易独占的”要旨，就是因为这足以造成独占价格并窒息市场。曼德威尔（Mandeville）于十八世纪初，即预见及此，坚持“购买是有条件的，只有在能卖的条件下，才有力量收购”，因之“假若我们拒绝输入别国的货物，它们只好从愿意输入它们货物的国家购买”。[71]然而在相当期内，新兴的工业利益也是赞成维持贸易统制的制度。那时殖民地制度还没有因美国的革命而崩溃，摘取的可能性还没有消逝。因此也可以说，就业的重点是在旧理论体系上面培植起来的。
从末期重商主义著作中的双重性，我们会发现更基本的问题。这样的矛盾，不只是在这一个时期内，而是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里，都会碰到。为了扩张，为了使资本继续不断的积累，工业所需要的市场也应不断的扩大（分析到最后是指消费市场）。然而为了保持资本的利润率，常又要借助于垄断性的限制，结果市场受到拘束，失去了新发展的可能性，利润的先决条件是大众贫穷化，但正因此使着生产所仰赖的市场，趋于狭隘。到了资本主义的青年期，矛盾常是表现于新旧时代资本家利益的冲突，旧时代的资本家的资本早已投入旧式一些的工商业，而新时代的资本家正在发展新型的生产方法。因之已经有地位的那部分资本阶级，很容易表现得发动，而且也容易与封建参与结合以保持现状而对抗革新的变动。十七世纪时这种矛盾表现于新兴工业资本与特权的垄断商人间的争斗；十九世纪初则表现于工厂资本家对于整个保守的贵族，以及全部重商制度的挑衅。每一次新兴的工业资本，都是不满于现行垄断制度所给予特权阶级的非常利润，同时也不满于工业投资所受的限制。
为了扩大投资的范围，工业投资受到限制以后，便要向另外的方面发展，即以改良的技术，加强劳动生产率，这样发展下去，无论对于理论或实践，都有重大的影响。十七世纪时，论者只是偶然注意及此，真正能体会与发挥劳动生产率加强后的意义与可能者，还有待于古典经济学家。一七零零年前后的作者，所提示的，仅是反应十七世纪科学与发明的情况；例如，像葛儒（Grow）或博斯忒特（Postlethwayt）之流，就会主张过凡“经济人力”的发明，都是走向富足的道路。这都足以表示，工业资本已经发现了新的方向，同时工业发明的时代亦已在望了。
[1]我们知道，在这个时期，一般作为窖藏的商品是有限制的。正如陶尼教授所云：“一般民众的储蓄，除了土地及偶然购买证券之外，因地而异，包括谷物、胜出、原料、家具、金属器皿、珠宝，与铅笔。这些物品就是人们所遗留给子孙的，也是人们所节约积累的。”（见威尔逊著《论高利贷》绪论，页一零三至一零四）
[2]在都铎尔时代的末期，政治斗争的内容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主要的是为了使立法的趋势维持当时农业的社会的稳定，以抵制圈地的压迫与土地的投机，并支持旧的农业手工业经济，以制止就财产制度进一步的崩溃。
[3]马克思说：“自十六世纪以来，贵金属的供给是增加了，这种增加，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本质的因素。”但是他所指的是需要：“一个充分的货币额，来充作流通媒介和储藏货币，”并继续说：“我们却不能说，必须现有充分的储藏货币，然后资本主义生产才开始。不如说，资本主义生产与其条件，是同时发展的。”（见《资本论》，卷二，页三九六）
[4]参阅格列高里（T.E.Gregory）：《伦大经济季刊》，卷一，第一集。
赫革斯辙：《重商主义》，卷二，页一五五。他说：“十七世纪后半期，疯狂的要求增加人口的愿望，在各国都流行着”，正与前一世纪时的情况，形成对照。如果不从福利理论的角度处罚，而从阶级利益看问题，我们就不会像赫革斯辙那样的对于当时的作家们不能调谐，增加人口的主张与失业人口并存的矛盾，而表示惊异。
[5]亚当斯密：《原富》第五编第三章：“有一位作者说，欧洲各债务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公债，是其他资本之外的资本积累，以之扩张贸易，增加生产，改良土地……殊不知他忘记了在贷款人把钱借给政府的时候，已经使国家的产品从生产资本的任务，转向于国家收入的任务，从维持生产的劳动，转向不事生产的方向，在这个期间，逐渐被消费掉，甚至于连在生产的希望都没有了。”（一八二八年版，页八七九）Postlethwayt也对于国债，加以斥责，并抗议人民保存这种投机的证券。
事实上十八世纪大部份的英国公债使在阿姆斯特丹发行的；因为荷兰的资本输入，使英国的利率，虽在大量国债的压力下，仍然抑低了。关于法国国债，如何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可参阅赛衣（H.See）著的《现代资本主义》，页八三。
[6]《西里文集》，页一五。
[7]菠茨腾：《经济史评论》，卷一二，页六。
[8]详见伊莉沙伯时代的法令。（18ElizC.16）
[9]约翰生（A.H.Johnson）：《小地主的消灭》，页七八。“从亨利第七直至詹姆士第一的末期，大部份英国最好的土地，都已易手，主要的是从贵族与传教士的手里转到都铎尔时代的富有者，多半是商人与工业者。”（参阅S.B.Liljegren：《寺庙的衰落与社会变迁》，页一三零至一三一）
[10]陶尼：《经济史评论》，卷一，第一，第一一至一二号。
[11]同上。
[12]陶尼等（Bland,Brown,Tawney）集：《英国经济史选》，页二五九。关于典质财产一节，可参阅陶尼在威尔逊著：《论高利贷》中的序言，页三二至三六。
[13]Liljegren：上引著作，页一一八至一一九。
[14]参阅：皮尔尼著，《中古欧洲经济社会史》，页八二；Schapira著，《社会改革与宗教革新运动》，页五九，六三；J.Wegg著，《安特卫普》（一四七七年至一五九九年），页二九三。
[15]牛斯保：《现在欧洲经济制度史》，页一一七。
[16]皮尔尼：上引著作，注一三二。
[17]牛斯保：上引著作，注一一九。
[18]鲍尔与菠茨腾合著：《十五世纪英国贸易之研究》，页三一五。
[19]罗谟斯：上引著作，页四七，当时各省布商，有些是相当殷实的。有一个布商叫彼得布伦德德，于十六世纪末，竟有遗产四万磅，十七世纪又有个布商还有百万磅产业。（参阅李普生著：《计划经济或自由企业》，页九五。）
[20]威尔逊：《论高利贷》序言，页九二。
[21]同上，页八九。
[22]《资本论》，卷一，页七七九。
[23]司各脱（W.R.Scott）：《股份公司》，卷一，页一六一，三四零——二，三五七——六零，三七一。所估计的国民所得为一千万磅，可以同一六八八年钦格估计数四五千五百万磅比较，据钦格数字，土地建筑的资本值为二亿三千四百万磅，流动资金包括牲畜为六千六百万磅。
[24]喜尔：《英国历史评论》，一九四零年四月。
[25]亚尔恩波（Ehrenberg）：《文艺复兴时代的资本与金融》，页三六四。
[26]哈密尔敦：《伦大经济季刊》，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页三四八至三四九。
J.E.Gillespie：《直至一七零零年止英国海外事业扩张的影响》，页一一三。
司各脱：上引著作，卷一，页七八——八二，八七。
在一六一一年及一六一二年俄国公司获利百分之就是；一六一七年东印度公司资本额二十万磅，而获利一百万镑。（见司各脱上引著作，页一四一，一四六）。
[27]我们知道参加对外贸易行馆（或公司）是有限制的，会员是实习的，或经过学徒阶段（学徒的数目也有限制）或是要付出相当代价；零售商、店员、工匠是不准加入的。以东印度公司而言，商人的入会费为五十磅，店员的入会费为六十六磅，至于绅士，则“酌情而定”。（见司各脱：上引著作，卷一，页一五二）在詹姆士时代，“远航商人行馆”的入会费为二百磅（因为遭到抗议，以后又行降低），学徒的入会费为五十磅或五十磅以上。利凡得公司规定，在伦敦廿里以内居住的贵族绅士或自由民，才准参加；并收入会费二十五磅至五十磅；而且学徒费订得非常之高，都得里挪尔斯（DudleyNortn）曾付过五十磅，到十七世纪末竟有所加一千磅者。（见李普生，上引著作，页二一七，三四一）在习惯上，各省当地士绅，对于入会的新会员有否决权。
[28]如果在工业与农业间，资本与劳动者可以自由移转，这种结果式不会长期不变的。但以当时的情况，尤其是小农经济，甚至于从长期趋势上看，这种活动性是很小的，正如陶思格（Taussig）所云，农业与工业构成“互不竞争的团体”。
[29]从资本主义的观点去看，只要农业的资本主义尚未发达，农业仍然是小农经济，可供工业利用投资年利之用；这自然会保持原状的。十七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已经是相当的发达。在德国，工业资本与东普鲁士的大田产，利益是冲突的，因而在君主专制十七，妨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九一八年以前二者的妥协是德国发展的特点。
[30]威尔逊：《十八世纪时英、荷商业与金融》，页六二。
[31]到一八一六年后，荷兰对外贸易受了挫折，为保障防止与钢铁业的利益，才开始才行保护关税政策。
[32]同上，页六一。
[33]同上，页二零零到二零一；又参阅威尔逊：《经济史评论》，卷九，页一一三。
[34]曼透克斯（P.Mantoux）：《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页一零五。
[35]关于奢侈消费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的影响可参阅桑伯《现代资本主义》，卷一，页七一九。科尔伯特时代的保护政策，是市场投资受了市场狭隘与劳动者缺乏限制之结果。十七世纪下半叶，因农民与资产阶级窖藏货币，法国物价是现着下降趋势。（见JosephAynard：法国资产阶级，页二九六至三零零）。
[36]关于工业需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厂长，列事曾说过：“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创造的，而资本主义之发展，会增加社会分工……一国国内市场发展的程度，也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见选集英译本，卷一，页二二五）。
[37]配第（W.Petty）：《经济论丛》，卷一，页四八。
堵哥（Turgot）：《财富的组成与分配》，第五二与五三节。
[38]《经济循环》，卷一，页二三四。
[39]事实上，在一六五零年与一七五零年间，土地利益集团而非商业利益，是真正鼓励低利政策，以达到维持土地价值的目的者（这个事实马克思曾在他的剩余价值的理论里特别提到过）。我们已在上面提到过高地价值对于蓄积的第二个阶段，即变卖前的获得的资产以投入工业的阶段，是有利的。同时许多作家如挪尔斯与配第恰与陆克相反，阐述利率不决定于货币数量之多寡，而决于工业资本“量”的供需。挪尔斯写道：“低利率并不能促进贸易，贸易于增加了国家的资本之后，却可使利益趋低……黄金与白银……仅仅是衡量的尺度，因之商务可以顺利进行，同时也可以作为储藏盈余资本的适当基金。”（见《论商业》，页一，页四，页一六）另外，他还说：“商人使用借款者，还不到十分之一，大部分是入不敷出典质地产的大地主挥霍之用。”（同上，页六七）约·柏拉尔（JohnBellers）是一个教友派的博爱主义者，还不能算为典型重商主义者，曾经写道：“货币既不能增殖也没有用处，但是不能离开它……货币对于国内贸易，虽然是绝对必要，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是废置而无利。”（见《悼工业家论文集》，一六九九年，页一三）柴鲁德也是不同意，当时在荷兰流行的低利率是由于货币数量富裕的见解。（《商业新论》，页九）
[40]《经济史》（第三版），卷二，页八零，八七。李普生认为重商主义的方法，“只是现代提高中央银行利率以吸引黄金办法的旧式形式而已，”同时因为信用制度尚欠健全，致在交易中，现金的地位特别显得重要。
[41]《论衡》，卷三，页四五；赫革斯辙，“上引著作”，页二三九。
[42]孟氏著《英国从对外贸易中所获得的现金》，见政经学会版，《商业论丛》，页一三八。
[43]十六世纪末，英国主要的出口货是布与葛布，另外还有铅、锡、再制锡、皮张、刀（输向西属西印度），一些紫铜输向西班牙，谷物输法葡，及鱼类。进口货中有自法西输进的酒；自西印度来的白糖，糖密；从波罗地海输入的大麻，亚麻、皮张、沥青、焦油、脂肪、皮毛；自地中海及远东所输的棉花，生丝、小葡萄干、皮、油；以及从西班牙输进的肥皂、橘子、及香料。
[44]如果以划一的进口税维持进出口物价的差额，则差价所得，既不归于进口商，也不归于本国消费者，而是政府的收入；如对进口货用类似限额的办法，加以限制，则进口商可独获其利。事实上，对进口货的限制，是多方面的，有的实际上等于禁止，有的寓禁于征，此外进口税对各种货物也可以有很大的差别待遇。差别待遇的影响是对入口原料有利，并抵制制成品，于是国内原料的价格，便比较接近国际价格，与受高度保护的工业品价格，有着很大的差价幅度。限制奢侈进口品的另外动机，是为刺激投资。米滋顿曾提到过，购买奢侈进口货与投资于“资本”以吸收出口业的失业者的分别。孟氏是承认现金内流能有刺激物价的影响，同时连进口货价也要上升，不过他强调，这种缺点，可以节约消费，并以增加的收入投置于可刺激出口的途径，得到补救。
[45]赫革斯辙：“上引著作”，页一四六。
[46]布里士科（C.F.Brisco）：《窝尔坡尔的经济政策》，页一六六，页一八五。《剑桥现代史》指出，“出口工业品的补贴政策是便利大商人兼并小商人”，同时使“发展健全的工业独占对外贸易”。（卷六，页四八至四九）一七二一年英国工会开会式中的敕语，虽然仍在强调入超的需要，不过所指的是鼓励原料品的进口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据估计一六九八年殖民地的贸易占英国海外贸易总值的百分之十五，迨一七七四年即已达百分之三十三。（见李普生：上引著作，卷三，页一五七）
[47]布拉文与陶尼合集：《英国经济史文件选集》，页四七一。
[48]奥伯罗茵（O.Brien）：《十七世纪爱尔兰的经济史》，页一八六。在另一方面，爱尔兰的麻布业，自一七四三年起，十八世纪中颇受出口补贴政策之惠（虽不完全限于此但大部分是指北方工业），其意图可以前几十年腾普尔（SirWilliamTemple）语，加以说明：“打击法荷的商业，使从英国流出的钱，又回到我皇陛下所属爱尔兰的子民手里，而不与英国商务利益抵触。”自然，以走私方法逃避殖民地贸易管理办法，是永远存在着的；关于美洲贸易逃避管制情形，可参阅A.M.Schlesinger：《殖民商人与美国革命》，页一六至一九。
[49]葛拉斯：《经济史引论》，页二零一至二零二。
[50]同上，卷一，页一五三，一六六。柴鲁德也许是当时唯一反对降低工资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这会变成高利贷的行为。然而他是东印度公司的拥护者，而且他的言论是针对自由党商人与工业者中的批判者。
[51]詹·密勒说：“宗主国强制殖民地买贵卖贱，不啻是无形中迫使殖民地向宗主国纳贡。”（见《政治经济学精义》，第三版，页二一三）赛氏（J.B.Say）说过：“宗主国可迫使殖民地购买其能出口的货物，而且付比所值更高的价格。”（《政治经济学论》，一八一二年版，卷一，页三二二）另参阅亚当斯密著《原富》（一八二六年版，页五五四及以下）：“独占英国殖民地的贸易，比任其自由，自然会抬高了英国各业的利润率。”
[52]桑伯：《资本主义精义》，页七零，页七二。
[53]牛斯保：上引著作，页一二三。霍蒲孙（J.A.Hobson）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的十三页写道：“殖民地经济必须视作现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条件。对殖民地的贸易，主要的是带有强制性，与掩饰的劫夺是无有说明区分的，更不是等物的兑换。商业利润之外，还有代表强迫性劳动剩余价值的工业利润。”桑伯也同样地写道：“昔未开化人民与欧洲的交易，名之为强迫贸易，是很恰当的，”（见上引著作，页七四）而且“所有的欧洲殖民地，都是建筑在强制劳动的基础上发展的，”（见《现代资本主义》，卷一，页六九六，及页七零四论殖民地奴隶。）恩文于一九二四年正月九日在曼撤斯特统计学会宣读的一篇论文里，对于东印度公司剥削印度的方法，有很详细的说明。（见《经济史的研究：恩文论文集》）
[54]伊·维廉：《资本主义与奴隶制》，页六一。
[55]J.E.Gillespe：《截至一七零零年海外扩张事业对英国的影响》，页二三至二七。
[56]桑伯：《资本主义精义》，页七三。
[57]见《英国在对外贸易获得的金银》，页六七。
[58]重商主义的理论（恰如重农学派的理论）常被解释为否认贸易数量对于增加财富，有任何影响，其实从它们的字里行间，无疑的可以看出它们并无意否认贸易会增加财富，不过这里的财富，必须解释效用。然而他们所最注意的利润，或除去工资之后的“净值”。他们所考虑的是除降低工资外，进出口物价比例的变化，是工商业增加利润的唯一方法。例如，赫革斯辙教授曾引舒特（Schrotter）一段话，关于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即所谓国内贸易只能使人快乐，并不能使人富有。
[59]对于羊毛的政策是激动的，经过特许之后，是可以出口的。虽然走私未能完全禁绝，但是在十六世纪，为了保护国内纺织业，羊毛的出口，是逐步走向限制，到了詹姆士第一时索性完全禁止。一六七零年以前，只有在谷物国内价格远落到正常的价格的下面，才准许出口。
[60]关于加工品的输出问题，在别的行业中，工与商的成份，也有这种不同的看法。例如，一五九三年伦敦白镴器制造业者曾反对未加工的白锡输出（参阅白镴器制造业行会史，卷二，页二一），此外毛皮业行会中的工匠与商人成份，在未加工皮张出口问题上，也曾有过长期的争论。
[61]李普生：上引著作，卷三，页二一至二三。有一位牧畜业者，极力标榜羊毛的自由贸易，并诋毁保护政策为“反动的罪恶遗产，而且是共和政党的产物。”
[62]例如，孟氏就曾强辩过，“输出的货币，仍然会回来的，而且增加三倍”这正可说明，他并没有摆脱了货币的传统理论。他这样的说法，完全转移了讨论的重心。
[63]《论东印度贸易》（一六九七年），页三一。
《公共收入》，页一五至一六。
李普生：《英国经济史》，卷三，页六五至六六，所引十七世纪各家言论。
[64]例如，马龄斯与米滋顿都同意，“制止高利贷之道，是增加货币数量”。
[65]《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页三一。赫革斯辙教授也曾就这一点，加以评论，认为他们把货币当作生产要素看待，利息就是货币的地租，正如土地的地租一样。
[66]同上，页二零一注释。
[67]在当时虽然也有少数作者，为奢侈的消费辩护，但贬之者还是占大多数，这说明了在重商主义的理论，消费不足的观念占的比重很大。
[68]约翰生：《亚当斯密的前辈先生》，页五七至六二，七三至七六，一四五至一四九，在一六六零年及七十年代初期，因自法输入工业品的缘故，颇有反法的空气，同时议会中的保守党份子对于皇室优待法国一节，表示反对，“当时的保守党是民族主义者……反对异族王朝与本国的主要竞争者联盟。”（见L.B.Packard论文，载《经济季刊》，一九二三年，五月份，页四三五）。
[69]参阅关于乌得勒底条约争辩时的“国外支付的收入”理论，或司徒尔梯（Steuart）关于“分别物”的差异额与“劳动”的差额之晦暗说法。
[70]因为如果对工业品的需求增加，而成品、原料、设备、劳力的价格不变，则资本家的剩余总额与用来购买原料、设备、与劳力的资本，会同比例的增加。
[71]《蜜蜂的故事》，（一七九五年版），页五八第一八零行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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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资产阶级革命第二次高潮（1775—18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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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资产阶级革命第二次高潮
（1775—1815年）
·启蒙运动
·美国革命
·巴士底风暴
·雅各布宾独裁
·从热月政变到拿破仑时代
·杜桑·卢维杜尔与海地奴隶革命
·西蒙·玻利瓦尔与西班牙—美洲革命
英国宗教改革产生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以及一个由朝臣和地主所构成的新贵族势力。接下来的英国革命产生了一个君主立宪制度，政府权力掌握在了有产阶级手中。这两场运动重新塑造了英国的统治阶级，将其发展成为一个由银行家、商人和商业农场占主导地位的精英集团，其作用是充分释放了英国商业资本主义的潜力。
从大约1450年开始的世界大转变，因此就得以加快速度。因为英国军队和舰队在印度、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等地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大量财富回流到英国，将其转变成一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以及一个地缘政治上的超级大国。
一个结果是，与英国的军事竞争破坏了法国君主专制的金融和声望。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法国之内一个繁荣的商业和专业人员资产阶级创造的社会力量，具有推翻君主专制和重塑社会的潜能。其结果——法国革命——震惊了世界。以后的任何事件，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本章对近代历史中的这个关键事件进行了详尽分析。然而，我们以导致1789年时间的思想革命——启蒙运动，以及为法国提供了行动理念模板的伟大的殖民地革命——美国革命开始。
启蒙运动
18世纪的欧洲被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困于过去的封建专制主义，自从中世纪以来，这里都是由王室独裁者统治的，由地主和神父支配的传统社会。
第二部分——欧洲西北部——正在因一个有活力的、快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改变。其经济植根于商品化农业、远洋贸易、新工业和近代金融业。伦敦的发展是这些变化的一个标杆：其人口在1560年刚刚超过10万，在1640年就增加到了35万，而在1815年达到了140万。
第三部分由一些中间集团组成。在这里，君主专制残存物与生机勃勃的商业资本主义交织在一起。法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有一支发展中的商业船队，在印度和美洲有一个扩张中的殖民帝国，在国内有一个日益富裕且自信的城市资产阶级群体。但法国同样有一个王室专制，一个强有力的天主教会，一个靠国家补贴的朝臣集团，同样有一个世袭的寄生地主阶级集团，一个被封建义务和什一税折磨的农民阶层，以及一个被通行费、关税和繁琐规章所制约的国内贸易体系。
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这些矛盾不可能无限制的被包容。把它们更快地推向危机点的，是这个国家与英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在16世纪中期和19世纪早期之间，巴黎人口增长了3倍：这是法国经济扩张的一个度量。但在同一时期，伦敦人口增长了12倍。虽然在16世纪中期，巴黎的规模是伦敦的两倍，但在19世纪早期，它只有伦敦的一半大：这是英国更有活力的一个指标。
问题的核心，是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法国在印度和美洲的殖民帝国被英国夺走。军事失败是法国社会日益增长的危机的外部表现。一场观念的革命是其内部表现。法国君主专制的旧制度，在其被1789—1794革命推翻之前，在意识形态层面已经瓦解了。
旧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捍卫自己的无能，暴露了它的反动本性。一个启蒙运动思想的新高潮，用新转变的热情如此彻底的清除了过去积累的意识形态碎石，甚至是暴君和公爵们所信奉的、看待世界的“理性”和“科学”方式。
17世纪反革命——或多或少与在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在王室程度上）和法国的反宗教改革步调一致——的代价是，到了这个世纪末，荷兰、英格兰和苏格兰成为知识分子、科学和艺术发展中心人们抛弃了那些圣神经典的公认智慧，转而相信观察、实验和推理。例如艾萨克·牛顿，如今能有更多自由去解决一些物理上的难题。在更早时期，当哥白尼、开普敦和伽利略尝试解释宇宙如何工作时，这些问题一直困惑着他们。
但是，这个由“推理”而来的新国王，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领域。荷兰和英格兰革命否认了君权神授，而是赞成当选代表的权力和优待。但如果政治秩序不是上帝预定的，如果人们创造了自己的政治秩序，那他们该采取什么形式？
1647年的帕特尼辩论已经揭示出了这个风险：再缺少神的权威时，人们易于在权力如何执行方面产生争议。在普特尼，那些处于“更高地位”的人认为，在管理公共事务时，任何“没有永久财富收益”的人都没有发言权。另一部分人代表“更低阶层”说话，主张没有人有义务去服从“不为他说话的政府要求他遵守的制度”。大变革中的英格兰，引发像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这样的政治哲学家为这些问题进行争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终，这些争议因为1660—1688年的解决措施而平息。受挫的英格兰精英们为了反对社会下层，他们之间达成了交易并相互靠拢。在18世纪，当议会中两个主要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依旧会继续就政府中的油水——这已经成了当时讽刺作家笔下的“旧式腐败”——进行争吵，但对社会其余部门，他们表现出一个统一战线式的团结。到了18世纪末，英格兰有200名财产罪犯被处以死刑。
另一方面，未经宗教改革的法国社会，没有解决紧迫政治问题的此类决心。因此，启蒙运动在这里开花结果。其最伟大的成就是《百科全书》（1751—1772）。这是一部35卷的人类知识和思想的概括，由数百位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参与编辑，并销售出2.5万套。
给了启蒙运动巨大破坏性和政治侵蚀性特征的——尽管许多其参与者的意图都相对保守——是同时代人的意见，其对机构和实践的批判显得不够理性。而那些显得不够理性的思想，经常会妨碍重商主义者和职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商业和基于市场的关系正在打破赞助、特权和影响力的网格。货币交换正在代替基于继承的等级和地产的权力。因此，对这些新思考者来说似乎是不理性，是教会及其宗教体系，是国王们声称的君权神授，以及一个腐败阶层的政治特权：有头衔的当官迷。
你认为私有财产本身是什么？这是理性的吗？有些人认为不是。这里是让·雅克·卢梭的观点：
谁能第一个圈占一块地，宣布“这是我的”，并能找到足够的天真、意愿相信他的人，谁就是公民社会的真正创建者。任何人都不曾从如此多的罪行、战争和谋杀，如此多的恐惧和不幸中，拯救全人类。一个人拔起柱子，或者填满壕沟，并向他的同伴呼喊。谨防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一旦忘记地球上的果实属于我们所有人，而地球本身不属于任何人的话，你就完蛋了。
启蒙运动是一场多维的知识运动，但其本质是激进的批评，而人类事务的任何事，只要本身在自由探究的法庭中不能提供一个详尽记录，都存在被怀疑的可能。而这些，在18世纪晚期欧洲的环境中，因为其与矛盾交织在一起，充满空洞的、对许多不朽的作品来说似乎是迷信的机构，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火药桶——当理性的精神来到较低的层次时，特别会是这样。这样王座可能会步履蹒跚。
“一个法国私生子和一帮武装匪徒一起登录，并违背这个国家的意愿让自己成为英格兰国王，”启蒙运动中的一个最激进的小册子作家谈及征服者威廉，“用简单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无赖的典型。”他继续说，“君主制度和继承制已经令……这个世界陷入鲜血和骨灰之中……全世界都在寻找自由。亚洲和非洲已经长期驱逐了她。欧洲将她视为一个陌生人，而英国已经警告她离开。”
这是1776年1月，汤姆潘恩的声音。他的小册子《常识》，已经将沙龙知识分子华而不实的语言转变成酒馆“技工”（工匠）日常的谈话。它立即销售出创纪录的15万册，并在一年内销售了50万册。毫不奇怪，数以十万计的普通男人和女人，正在拥抱激进思想，并加入一场重塑世界的斗争。就在《常识》于新英格兰的城市费城出版9个月之前，附近马萨诸塞的民兵已经在莱克星顿对穿红上衣的英国军人开火，并引发了美国革命。
美国革命
1764年，生活在北美东海岸13个殖民地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乔治三世统治下的英国国民。1788年，通过自己的决定和行动，他们已经使自己成为在革命和战争中锻造的新共和国的自由公民。
其他许多事情也改变了。13个殖民地成为一个独立的联邦制国家。国王和国会已经被清除，取代他们的是一个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
一些富有的人——曾经支持国王的反独立人士——失去了他们的财富。另一些人，曾经可以通过封建大亨的身份开展自己的事务，发现自己的佃户不在听话。妇女们——至少有一些——已经变得更加直率。她们阅读报纸、建立学校来教育自己的女儿，以自尊来安身立命，并且询问她们的“爱国者”丈夫：“为什么我就不配享受自由？”
同样，对一些黑人来说，情况也有很大不同。马萨诸塞和佛蒙特两州已经完全废除了奴隶制。其他州将很快效仿。在1776年，沿切萨皮克河生活的少数几千自由黑人，在1810年将会增加到6万。
这个变化，并没有它本来应该有的那样大；事实上，它远远低于很多人的期望。因为美国革命（1775—1783）不仅仅是一场在美洲殖民地与大英帝国之间，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的战争。它同样是不同类型和条件的美国人之间的战争，是一场决定他们为之战斗的，是何种类型的共和国的战争。
这些问题开始于七年战争（1756—1763）的末期。英国击败了法国，接管了后者在印度和美洲的帝国。美国人在战争中已经发挥作用，民兵与英国正规军并肩作战，以保卫殖民地西部边界。战争的胜利终止了法国的威胁；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人依赖于英国的军事支持。战争同样使英国政府悲伤了沉重债务，需要提高税收来偿还。
英国政府对美洲贸易的税收提高了三倍。他们是这样打算的：避免对英国土地所有者重税；保护英国商业抵制外国竞争，以及帮助偿清英国债务。简单地说，糖业法案（1764）、邮政法案（1765）、汤森税收法案（1767），以及茶叶法案（1773），都是为了英国统治阶级的利益设计出来吸吮美洲财富的法令。如果美国人持续支付这些税款，后果将会是经济停滞和不发展。这就是著名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中所揭露的危险。面对对自己不利的税收威胁，美国人要求决定的权力。
在1764到1775年间，通过直接行动，英国人的努力被挫败了。尽管分布在13个殖民地上的只有300万美国人，而且只有20%生活在城镇，他们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走到了一起，使英国增税的图谋未能实施。
这场运动通过集会、游行、焚烧肖像，以及安装自由柱来实现。民众与收税员和士兵对峙。未来的通敌者受到了惊吓。官方活动被中断了。个别时候，殖民当局的财产遭到了破坏。
联合抵制被一群由工匠（机械师）、小商贩、本地农民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组成。主要的积极分子将他们自己组织成“自由之子”。在至少15个城镇，都有他们的分支，而他们也通过一个泛殖民地的“通信”协会联结起来。
这个模式是为了抵制突然爆发的，有时甚至会造成流血的冲突，也为了英国随即作出让步。但在1773年，在东印度公司的整批茶叶，被化装成印第安人的活动分子——“波士顿茶党”——倒入海中之后，英国决定将镇压提上日程。盖奇将军被派往马萨诸塞担任总督，并派出军队来实施他的权威，而新的法律（《不可容忍法令》）被通过，命令可以将美洲活动分子送到英国进行审判。
由十三州代表出席的一次大陆会议，同意继续进行茶叶抵制。当地委员会被授权赞许这个决定，而殖民地民兵被动员起来保卫公民权利。大陆会议由大地主和商人支配。因此起初最多是个地方性委员会。但“精英的革命”很快让位给了“中产阶级的革命”。
革命需要群众行动来支持激进的要求。有产者有更多顾虑。一些人与现存经济体系联系紧密并从中牟利。所有人都担心一旦唤起普通民众反对政治权威，他们就会质疑社会秩序整体上的更深层次问题。许多有产者的策略是，为了疏导这场运动的能量，与其并驾齐驱。对于纽约地主和律师罗伯特·利文斯顿来说，这是一个“在不可抑止的潮流中游泳”及“为了控制其过程”而“向奔流让步”的问题。
来自底层的群众运动推进革命。事实上，大陆会议批准了一个新国家机构的建立。每个城镇现在面临着一个两者之间的选择，是承认英王的议员、法官、收税官和民兵军官，还是承认大陆会议授权的抵制委员会。革命变成了这样的选择：“双重政权”——两种竞争的权力，都要求政治忠诚——迫使每个人作出选择，因为他们不可能将忠诚同时给予两者。
1775年4月19日，第一枪在莱克星顿打响。英国红衫军人去康科德捉拿反叛武装，在路上打死了八个美国民兵并打上了其他十人。但英国军队到达康科德时，发现叛乱者已经离开。在返回波士顿的途中，他们被大群民兵反复偷袭，并接着在市区被包围，战争已经开始。
殖民地民兵迅速为大陆军所代替。得到议会资助并任命乔治·华盛顿为其总司令之后，它成为了胚胎中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军事表达方式。民兵保卫的是自己的领地，而大陆军发动的是一场民族战争。
英国赢得了大部分战役——主要的例外是1777年的萨加托加和1781年约克城——却输掉了战争，这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地理环境对革命者更有利，因为美洲殖民地包含大片的荒野，让英国人背上了沉重的后勤负担，同时为嵌入式的游击抵抗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地形条件。
第二，美国受益于强有力且日益增长的法国援助——起初只采取武器援助的形式，但后来在陆地和海上卷入了全方面的军事干预。在一个漫长和脆弱的海上补给末端，被遗弃的英国人苦苦支持着将行动进行下去。
第三，革命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以进行一场竭尽全力的战争。抵抗力量的核心人员，是由机械工人、小商人，以及边远地区的农夫们提供的，他们逐渐支配了当地的委员会和民兵组织。英国只能控制其士兵占领的土地。造反者虽然经常被击败，他们却总是能够撤退、恢复，并再次投入战争。
普通民众在斗争中的角色得到了授权。他们为自己视为古老的、传承的“权力”和“自由”而战。他们为一个“道德经济”而战，在其中，人人都有令人尊敬的身份，每个人的工作，更多是为了整个群落而不仅仅是为个人利益。他们也为在公共事务中的声音而战——为了一种使穷人和富人有同样的投票权的彻底民主。
结果，1776年沉重的想法通过1788年的最终解决得到稀释。1776年的《独立宣言》已经宣告，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1788年的宪法奉若神明的，不是激进民主和道德经济，而是有产者的统治、自由市场，以及一个由地主、商人和银行家组成的镀金精英集团。因此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从这个意义或从其他角度上来说，并没有完成。首先，奴隶制依旧被保留，而且在即将到来的10年中，它将发展成一个利润极大的经济体系。这场革命之后不到100年，为了完成1776年所宣告的“人人生而平等”主张，超过62万的美国人将阵亡于另一场更大的冲突——内战中。
因此，这场革命为未来若干代的美国人——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穷人和富人——树立了衡量自身立场的标杆。不仅是因为它是一个新革命时代的序幕，而且因为，在批准美国宪法后的第二年，巴黎人民摧毁了巴士底监狱，挫败了一次军事政变，并且发动了法国大革命。
巴士底风暴
巴士底是巴黎东部的一个古代城堡和国家监狱，也是绝对王权专制的一个象征。它邪恶地耸立在居住着工匠、小商人和普通劳动者等城市工作人口的街道上。如同王权专制一样，巴士底监狱似乎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存在。
17889年7月14日，已经连续两天，随处夺取他们能够发现的武器的巴黎市民，围攻巴士底监狱并要求其投降。抵抗者向市民开火。在3个小时的战斗中，有83人被杀。但是攻击者的意志瓦解了抵抗者的士气，大门被打开了。
巴士底监狱的攻克，挫败了一场法国国王反对自己臣民的军事政变。这场暴动伤及了君主专制的要害，将自行宣布的国民大会转变成事实上的巴黎政府。国民大会立即废除了“封建制度”，通过了一部“人权宣言”，并建立了一支“国民自卫军”。法国各地的城镇效仿首都的榜样建立了新的革命政权。
当消息传到乡村，它激发了一场农民的根本性暴动——大恐慌。数十万人游行到他们地主的城堡，并焚烧对封建义务的所有权保证书。在数十个地方城镇，穷人示威以反对食品短缺、物价上涨及失业。
这个世界已经被完全颠倒。一个140年间没有变动的君主专制，在三天的城市暴动中被推翻。法国革命开始了。
在接下来的25年里，国内外的反革命势力企图摧毁1789年的成就。一次又一次，革命不得不动员大规模群众力量。早在1789年10月，一个保王党的阴谋在筹划。其震中是将住在凡尔赛王宫的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送出巴黎的图谋。因此两万名妇女商贩游行到了凡尔赛宫，她们的男人跟在后面，闯入了王宫，迫使国王返回巴黎。在那里，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将被置于公众的监视之下。妇女商贩的胜利，巩固了君主立宪制度并且结束了法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因此，让我们暂停一下以进行评估。
在1688到1783年间，英国和法国朝廷进行了5次长期战争，总计持续了42年。尽管通常以欧洲为中心，这些冲突的地点从北美森林延伸到印度平原。因为英国经济比法国增长得更快，还因为法国总是不得不在海上与英国作战，在陆地上与英国的盟国作战，使法国丢掉了自己的帝国，并且毁掉了自己的经济。即使偶尔的胜利，其代价也是过于高昂的：法国政府因为其在美国革命战争中起的作用而破产。这个君主专制政权被迫尝试改革税收体系。
这些基础的事实必须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环境下来看。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系，其竞争优势威胁传统社会和国家。因为英格兰革命释放出的力量，在18世纪，英国增长远快于法国。法国经济当然也在增长——在整个18世纪年均速度大约是1.9%，纺织品产量增长了250%，铁增长了350%，而煤增长了750%，五分之一的法国人口在工业或者手工业中工作。但这些不足以跟上英国的发展，以至于君主专制政权在战争检验中失败。到了18世纪80年代，法国的帝国统治危机也演变成了一场金融危机。路易十六在一个更强有力的经济体的军事压力之下，被迫尝试国家近代化。
战争税对劳动人口来说已经是个巨大的负担，但贵族和神职人员根本就不交税。改革的关键是让他交纳自己的份额。但是当国王任命了一个“改革”部长去解释税制时，国会—贵族控制的巴黎和各省的最高法院否决了其建议。许多贵族领袖甚至呼吁大规模游行来反对政府。中心要求是应该召集一个三级会议来解决危机。
1789年的三级会议，是自1614年来的第一次召开。它由三个部门组成，分别代表了三种“身份”：贵族、教士和平民。为普通人（第三等级）进行的选举运动传播到了每个城镇和乡村，将广大民众吸引到政治活动之中，并释放出了一股抱怨和要求的洪流。第三等级代表的是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平民，但却被中产阶级职业人员所支配，特别是律师，主要因为他们有必需的政治技巧。
在凡尔赛宫，三级会议从4月一直开到6月。其结果是一个政治平衡。国王的大臣们要求税制改革，代表们要求缓和不满情绪，第三等级拒绝承认贵族和教士的特权。
当第三等级宣称自己是国民大会并邀请贵族和教士参加时，国王将他们赶出大厅并挡在外面。代表们于是在附近的一个网球场集会，并发誓决不解散，直到通过一部宪法。作为回应，国王免去了其改革派部长的职务，并召集两万军队开往巴黎。
首都已经成了政治俱乐部和集会的发酵地，大街上充斥着新闻传单、小册子和街头演说家。大约400名参加挑选三级会议代表的中产阶级“选举人”，在市政厅开会，并将他们自己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或者叫“公社”。但正是巴黎群众——主要是青年工匠、小商人和杂工——的干预，才推翻了君主专制。群众与士兵们亲善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国王不敢调动更多士兵进入巴黎。巴士底被成功攻陷了。跟随巴黎及其他大城市榜样的农民革命，在当时是有决定作用的。法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其大多数士兵出身农民。当村民攻击封建城堡时，士兵们不可能为地主而战。
第三等级中加入了一小部分贵族和教士，形成了国民大会。成员大多保守，他们赞成一个君主立宪制度，这样可以阻止革命，并保护其财产和特权。大会领导人是德·拉法耶特侯爵，一位参加过美国革命战争的将军。
起初，在革命的蜜月期，更激进的革命者被边缘化了。他们的力量在持续的宣传和鼓动努力中得到了增长。仅仅在1789年的最后6个月间，就增加了大约250份报纸。很快，最受欢迎的媒体出现了，它就是由前医生简—保罗·马拉创办的《人民之友》。
许多激进的俱乐部为辩论革命向前的道路提供了机会均等，其中最著名的是雅各宾俱乐部，由律师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控制，以及科尔德利俱乐部，由另一位律师，乔治·雅克·丹敦控制。
在1791年6月，国王试图潜逃，加入正大规模跨越边界的反革命军队。他被逮捕并带回巴黎。在下个月，普通巴黎市民在战神广场排队签署了一份共和制请愿书，拉法耶特的国民卫队向群众开枪，打死了其中50人。
恰恰在一年前，就在同一个地方，人们聚集在一起，举办了一个狂欢节般的节日联欢会，以庆祝占领巴士底一周年。现在，像拉法耶特这样保守的君主立宪派，和像马拉、罗伯斯庇尔和丹敦这样的激进共和派之间，有一条鲜血之河流过，革命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雅各宾独裁
1792年夏天，三年前由城市暴动所创建的君主立宪制度瓦解。8月10日，数万名无套裤汉（那些没有马裤的人）和巴黎公社成员包围和攻打了国王在巴黎的住所杜伊勒里宫。
无套裤汉是巴黎的男性劳动人口。他们在巴黎48个大区组织了自己的区委会。这是地方性的集会，其功能是充当市议会或公社的选举机关。区委会已经成为巴黎工匠、小商人和杂工们参与的民主制组织、“费德勒”（联邦派）是各省开往前线的志愿兵，因为战争已经在上一年宣布开始。他们代表了法国其他地方革命参与者的精华。
国民自卫队不再保护国王，而是加入了暴动之中。但是瑞士军团（外国雇佣兵）依旧对国王保持忠诚。大约有600名王室分子和370名革命者在战斗中被杀。王宫被占领，国王被俘。
1792年8月10日的起义，如同1789年7月14日一样有决定意义。在1791年通过的，将投票权与财产所有权联系在一起的宪法被废止。根据此限制性特权选举出来，取代了1789年的公民大会的立法会议，也被解散。而一个在成年男性普选基础上产上的国民大会设计出了一部新宪法。这个大会，当其工作时，是由废除了君主制并宣布成立共和国的共和派控制。国王当时受到了审判，并于1793年1月被处死。
三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摧毁了1789到1792年的君主立宪。第一，大多数的贵族依旧对革命极为仇恨并下定了颠覆它的决心。宫廷成为一个阴谋中心。流亡国外的贵族成立了军队。反革命势力是一个真实和近在眼前的威胁。
第二，因1789年事件受到鼓舞的大众期望已经变成了失望。对政治赋权和社会改革的期望已经被粉碎了。相反，出现了食物短缺、通货膨胀和失业。其后果是巴黎和其他地方的暴动。
第三，在不顾一切地隐瞒政权内部日益分裂的真相的努力中，一个各种政治力量的不神圣联盟同意宣战，打击革命的外国敌人。国王及其支持者则希望反革命活动可以蔓延。拉法耶特和君主立宪派希望领导一个能团结这个民族的十字军。吉伦特派——温和的共和派——希望在一波民族热情中得以上台执政。
所有人都失望了。战争的结束事与愿违。保守派将军被敌人击败。法国遭到了严重的失利。敌军指挥官扬言，他将实施“模范式的复仇”，“将巴黎交给士兵并给叛乱者应得的惩罚”。
这些张力在8月10日起义达到顶点。使其成为可能的大众热情，感染了新成立的志愿部队。“大胆，大胆，更加大胆”，新当选的国民大会成员丹敦宣称。这个机构现在是革命政府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1792年9月20日，在法国东北的瓦尔密，法国革命军阻止了侵略者的推进。就在第二天，国民大会废除了君主制。
但是，新成立的吉伦特派政府现在急于阻止革命，如同其前任曾经做过的那样。资产阶级革命的核心矛盾又一次凸显出来。一旦掌握，温和的共和派优先致力于保护有产者免受革命运动侵害。“你们的财产受到了威胁。”一个吉伦特派领袖宣布。“一个‘无政府的九头蛇’正逍遥法外。”另一个领袖声称。“除非‘阵发性暴动’被停止，”第三个领袖警告，“否则巴黎将被毁灭。”
但是，反革命的威胁并没有被清除干净。相反，到了1793年春，英国加入了反法战争，西部的旺德省出现了保王派叛乱。外国军队再一次从东北向巴黎进军，而吉伦特派将军杜穆里埃已经投降了敌人。
1793年5月26日，罗伯斯庇尔号召民众再次起义。在5月29日，巴黎地方会议开会选举出了一个新的公社，5月31日和6月2日，大规模抗议者包围了国民公会会场并迫使其逮捕29个吉伦特派领袖。从这里起，得到净化的大会被雅各宾派所支配。
公共安全委员会——一个由国民公会选举的十二人组织——现在成为了事实上的政府。委员会每周向国民公会汇报，并每月进行一次重新选举。三位杰出的雅各宾分子——罗伯斯庇尔、路易斯·德·圣鞠斯特和乔治·丹敦——成为其领袖人物。委员会实行了全面战时经济，措施有大规模征兵、军事工业国有化以及累进税。对富人实施强制贷款。逃亡贵族的庄园及教堂被收归国有，并分割成小块分配给农民。物价得到控制，价格投机成为死罪。
为了制止反革命，雅各宾派实行了一种“恐怖”政策。树立在巴黎市中心和广场上的断头台，成为革命正义的一个标志。从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雅各宾当局在首都和其他地方，处决了数千人。
这为什么是必要的？恐怖统治是两个因素的结果。第一，来自反革命阵营的威胁是极其严重而且无时不在的。在他们占据的城市和乡村，反革命分子对共和派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杀的人超过了雅各宾派。如果他们取得了胜利，就会把革命淹没在血泊中。对于阻止反革命分子来说，死刑是必需的。
第二个因素，是雅各宾派所特有的极端矛盾特征。这个政权在一个狭窄和不稳定的基础上游移不定，因为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当相互对抗的阶级势力处于微妙平衡时，雅各宾派不能代表任何一个特殊阶级。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从前的保王党人、君主立宪派及温和共和派——现在已经倒向了反革命。依旧支持雅各宾独裁的，只剩下了少数激进派，其领袖主要是中等收入的职业人群。他们的统治，主要是建立在无套裤汉群众运动支持的基础上。
革命的非常时期，需要实行绝大多数有产者害怕和憎恨的激进措施。这就加强了反革命的力量。同时，公安委员会是国民大会选出的政治自组织，雅各宾领袖们依旧坚决捍卫作为社会基础的私有权。这就使得政府与其最激进支持者之间，关系趋于紧张。
在共和国的两年政治——军事非常时期，伴随着危在旦夕的革命政权的幸存，断头台成为了这些矛盾的仲裁者。和彻底的反革命分子一样，这个恐怖政权“毁灭了他自己的孩子”，处决了敌视独裁统治的革命者。1794年3月，左翼的“坎贝尔派”分子被处决。接下来的一个月，轮到了右翼的“宽容派”。通过这种方式，中庸的公安委员会寻求维持其日益不稳定的政治平衡。
其效果是好几个月的抵抗力量瘫痪，但只是令政权的统治基础得到萎缩。其社会民主承诺令人失望，群众运动也衰落了。“革命已经结满了冰。”圣鞠斯特断言。
同时，在前线，重塑的法国革命军队挫败了侵略军。引发雅各宾专制的突发事件正走向结束。曾经出于自身需要而支持它的资产阶级势力，现在已与之保持了距离。国民大会转而反对公安委员会。革命似乎要走向逆转。危机在1794年7月爆发。
从热月政变到拿破仑时代
感激不是一个政治态度。随着国内叛乱被镇压和法国军队占领布鲁塞尔，革命资产阶级转而对它的雅各宾救世主。罗伯斯庇尔感觉到自己的权力正在悄悄溜走，要求进行新一轮大清洗。但在1794年7月27日，他在议会中的政敌把他轰下了台，随后颁布了一道逮捕令，捉拿罗伯斯庇尔及其政治同伙。
雅各宾派退到市政厅并呼吁一次革命暴动。但没有多少人响应他们。这个政权已经攻击了它自己的支持者，处决了左派激进分子，解除了对食品投机的禁令，并削减了工人工资。在巴黎48个大区中，只有16个派出武装人员赶到市政厅。没有人担负领导职责，经过几个小时的消磨时间之后，这些人也各自散去。这样雅各宾派的领袖们就遭到了逮捕、审判和处决。7月28日，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库东和另外18人一起被送上断头台。第二天，又有71人被处决。
一些左翼分子参加了热月政变（根据共和国历法，政变发生的当月为热月）。这是个错误的决定。他们的群众基础已经崩溃，这样罗伯斯庇尔中央集权的倒台，就使得权力决定性地转到了右翼而非左翼那里。热月政变是一场反革命政变。
巴黎街道上充斥着富裕的年轻暴徒（纨绔子弟）。一群叛乱者关闭了雅各宾俱乐部。一种根据财产来确定投票资格的方案被采用。一股“白色恐怖”正在肆虐。无套裤汉绝望的起义在1795年4月和5月被镇压（芽月和牧月起义），天平进一步向右翼倾斜。复苏的保王主义分子企图在1795年10月发动政变（葡月暴动）。他们的行动被一个名叫拿破仑·波拿巴的年轻炮兵军官的“一点霰弹”所粉碎。但政变的出现，暴露了热月政权的不稳定性。
热月政变并非反革命，它是资产阶级在革命内部对于激进民主的一种回应。但是，通过批判和遣散群众运动，资产阶级政府已经为保王党人的反革命行动提供了便利。因此，热月政府将权力集中在了一个五人委员会手中——这是一个铁腕的行政机构，它对付群众起义和保王派反革命同样强硬。
但委员会没有把握通过一项选举授权，因此在1797年，它事实上转变成了一个依靠军队支持的独裁体制。这个异常行为在1799年11月得到了解决。在雾月政变中，拿破仑，这个共和国最杰出的将军，夺取了政权，并在1804年，为自己戴上了皇冠。
雾月政变终结了法国革命，但并没有背叛它。相反，政变巩固和捍卫了革命的主要成果。和克伦威尔一样，拿破仑是革命的卫兵，而不是其终结者。封建义务被永久地废除，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企业依旧免收内地关税。全国性的管理机构建立起来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教会与国家政权分离。即使在1815年，当国王在外国刺刀保护下复辟时，旧制度也再不能重建了。
而且，督政府、领事馆及帝国的军队，在国外实施革命传统，废除农奴制，将教会土地收归国有，并取消国内关税。而其中一些变化——在德国部分地区，奥地利、意大利和其他地方——证明是不可逆转的。不仅这样，革命的范例是传染性的。整个欧洲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都被革命的理念与胜利所感染。一些人欢迎拿破仑军队，另一些人实施他们自己的翻版革命。
这些人中有一个年轻的新教律师，名叫沃尔夫·唐，建立了一个激进组织“爱尔兰人联合会”，为从英国统治下独立而战斗。这个运动开始于贝尔法斯特，参与者是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接着传播到整个国家的其他地区，许多信奉天主教的农民也参加进来了。但1798年的一次先于法军到来的早熟起义，遭到了镇压，在随后英军的报复行动中，有3万人被杀，超过了1793和1794年在法国革命恐怖中被处决的人数。
1794年2月，雅各宾派通过了一则废除奴隶制法令；1801年，拿破仑派遣一支军队去海地恢复它。这个对照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矛盾特征：给予大众的授权，对推动革命前进是必要的，但也是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这种矛盾在拿破仑帝国中显而易见，最终使其终结。
法国革命创造了一种基于大规模动员、群众狂热和晋升的新军事体系。机动性、侵略性和民众参与，都被用来压倒欧洲旧制度的笨拙军队。在1805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奥地利和俄国联军在一次使拿破仑成为欧洲霸主的胜利中被摧毁。
但拿破仑的庞大军队，被迫在他们行军所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榨取自己征服的土地以装备战争物资。法军摆出解放者的样子，却干着侵略者的勾当。罗伯斯庇尔曾经预言，很少人会欢迎“武装的使命”，法军的痛苦经历证明他说得对。
通过破坏欧洲的霸权平衡，拿破仑使这片大陆的统治阶级成为自己难以和解的敌人；通过强加税收、征兵和征用物质，他又让人民大众与自己树敌。
1808年，法国对西班牙的一次入侵，变成了一场对抗英国正规军和西班牙游击队的棘手战争，并在接下来的6年中，使法国的军事力量渐渐枯竭。当拿破仑对莫斯科的占领未能结束战争，被迫在冬天进行一场折损了大部分军队的远程撤退之时，1812年对俄国的入侵变成了一场灾难。
1813年对抗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军的莱比锡战役，颠倒了奥斯特里茨战役的结果。第二年，法国遭到入侵，拿破仑被迫退位。他的“百日帝国”在1815年卷土重来，在滑铁卢的失败后结束。他遭到了第二次——这一次是永久的——放逐。
但滑铁卢的胜利并不能让世界回到1789年。复辟的政权是反动和压榨的——“王座和祭坛”的专制。但保守的形式掩盖了活力的内涵。法国革命已经清理了混乱的年代并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释放了能量。魔鬼不可能再被捉进瓶子里了。
杜桑·卢维杜尔与海地奴隶革命
“国民大会宣布，在所有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因此，它宣布居住在殖民地的所有人，无论肤色，都是法国公民，并享有宪法赋予的所有权利。”
1794年2月4日，这项法令在热烈的欢呼声中通过。它并不是由事实上的法国革命政府——雅各宾派的公安委员会提议的。它是巴黎国民公会对来自加勒比地区海地岛的三名代表的出席，产生的一种自发反应。这三人——一位白人殖民者，一位黑白混血儿，及一位自由黑人——来到大会要求废除奴隶制。
这项要求赢得了狂热的掌声并没有争议地被通过。“法国人民的代表……”乔治·丹敦宣布，“直到现在，我们都是作为自利者，为我们自己颁布法令的，但今天，我们宣告普遍的自由……”
法国革命已经达到了其激进高峰。驱动它的是在大西洋另一侧一支50万人的黑人武装暴动。这场起义在商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大厦上炸了一个洞。
在1760到1790年，来自英国和法国的加勒比殖民地的蔗糖年产量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30万吨。18世纪伦敦和巴黎时尚的咖啡厅文化，其需求似乎贪得无厌。大西洋经济——一种帝国、奴隶和利润的紧密联系——正在成倍增长。牙买加和海地的种植园主，以及布里斯托、利物浦、波尔多和南特的商业资本家，是他们时代的新大款。
欧洲疾病已经让美洲土著居民几乎灭绝。而就他们本身而言，欧洲人对加勒比和中美洲的热带疾病也没有多少抵抗能力。对于因此而形成的劳动力短缺，解决方案是跨大西洋运送1200万非洲奴隶。这些人中有三分之二最终死在了蔗糖种植园。
一个典型的种植园雇用数百名奴隶。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不管什么季节，他们每天都要工作16甚至18个小时。给养是最低限度的。奴隶被期望用其劳动增补自家的小菜园生产。医疗护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纪律由用皮鞭和火枪武装起来的野蛮监工来维护。因为过度劳作和无人重视，过早死亡是常有的事。竞争性资本积累的铁律，确保了这个事实：花钱更换奴隶，比在努力福利上消耗资源更为便宜。
最大和最赚钱的殖民地是法国控制的海地——西半部的圣多明哥（东半部的圣多明哥，则由西班牙控制）。大约6万名自由居民组织成一支保卫奴隶制的武装力量，但它出现了内部分裂。大部分人对剥削奴隶有一定程度的兴趣，但感兴趣的程度存在差异。用历史学家鲁宾·布莱克的话说：圣多明哥涉及“一种殖民及商业体系，一个贵族政治秩序，一个种族的阶层等级，以及在白人和自由有色人种内部，一种非常不平等的私人财富分配体系”。
巴黎革命的消息，引发了圣多明哥统治集团的分裂。这种殖民强国在装置上的破裂，为来自底层的革命创造了一个机会。
它开始于1791年8月21日夜晚。“倾听自由的声音，它在每个人心中倾诉。”奴隶反叛者呼喊。数万人这样做。暴动很快传遍了圣多明哥的北部平原，吞没了数百座种植园。它孵化出了无数武装反叛团体，而这些反叛很快成为一种肆虐整个海岛的、日益复杂的多边冲突的特征，而且是根深蒂固的。
不过，起初的黑人反抗并非一场奴隶解放的战争。大多数黑人将领不是废奴主义者，他们的目的不过是实现自己和跟随者的自由，并改善大多数奴隶的环境。
两个因素改变了这场冲突。一个原因是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以及其雅各宾派领导人不顾一切地需要同盟。另一个是黑人将军杜桑卢维杜尔的激进领导。
在保王党、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的攻击之下，1793年8月29日，圣多明哥的新雅各宾派政府颁布了一个废除奴隶制宣言。它用奴隶的语言克里奥尔语发布，确保它在奴隶的小屋里能被理解。其结果是“一个奴隶解放的鞭炮式连锁反应”（布莱克本）。
大多数黑人将军曾站在法国的敌人一方战斗。但保王派、西班牙人和英国人都赞成奴隶制度。因此在1794年5月，杜桑·卢维杜尔与他的联盟决裂并加入了法国共和派。当国民公会的《废奴条例》传到海地时，他的新忠诚被确认。正如西印度历史学家C.L.R.詹姆斯描述的那样，杜桑从此成为“一个黑人雅各宾派”，现在，他为了奴隶的解放发动了一场毫无保留的战争。
在关键的历史转折点，革命领导层是至关重要的。革命领袖们既不是纯粹的乌托邦分子，也不是完全的实用主义者，而是涉及两者的一个辨证啮合。它要求一个未来选择的愿景超过当前情况，但反映的是从当前孵化出的可行性。它意味着盼望一个新世界，同时在旧世界保持固定。这就是1794年，杜桑·卢维杜尔和他的军队承担的角色。
卢维杜尔成为了一场海地全部黑人膨胀的起义的领袖。他的军队——讲求纪律、机动灵活、作战有效——成为奴隶革命的中流砥柱。在其周围，活跃着无数地方抵抗团体。对奴隶主和殖民主义者来说，海地很快就变得难以管制了。
1798年，英国试图对这块殖民地实行完全征服，但被击败。他们的失败让自己损失了2万名男人（在与奴隶反叛者和法国远征军的作战的加勒比战场，他们的总损失达到了6万）。
1799年以后的法国统治者拿破仑·波拿巴，决心在美洲恢复法兰西的帝国。在1802年，他派遣了一支新的军队，打出的旗号是镇压黑人雅各宾派。卢维杜尔被捕，被送回法国，第二年，他因监狱的疏忽而去世。
但他的运动并没有死。黑人和穆拉托人将军挡住了法军，宣布了他们的独立，并发动了一场新的解放战争。它们释放出了被压迫者的愤怒，而这种愤怒吞噬了他们的敌人。
“但这些黑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中的一员回忆道，“他们是如何战斗，是如何死去的？任何不得不与他们作战的人，都知道当他们不能求助于计谋时，不计后果面对危险的勇气。我曾经看到一个士兵的纵队，被四门大炮葡萄酒喷洒般的撕开。他们没有任何倒退，继续前进，他们倒下的人越多，剩余的人似乎就越勇敢。”
拿破仑排除3.5万军队到海地，其中几乎有3万人死于战场或疾病，到了1803年底，黑人雅各宾派第二次赢得了他们的独立。
他们已经击败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殖民地霸权。1804年1月1日，他们宣布成立海地共和国——一个黑人统治的独立国家通过奴隶革命创建。它将站在整个美洲通向最终解放的道路上，作为指路明灯。
西蒙·玻利瓦尔与西班牙—美洲革命
海地并不是美洲在法国革命影响下发生转变的唯一部分。在1806到1826年间，新世界西班牙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开始了一波猛烈的革命高潮，其领导人是讲西班牙语的殖民者。
革命的扳机，是拿破仑对西班牙的入侵。拿破仑推翻了西班牙国王并任命自己的弟弟取代他。伊比利亚半岛随后被一场令西班牙帝国权威瘫痪的六年战争所吞没。
“你是否愿意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南美革命领袖西蒙·玻利瓦尔问道，“我们是平凡的消费者，被靛蓝、谷物、咖啡、蔗糖、可可和棉花的种植所限制；在空旷的平原上饲养牲畜；在荒野中猎取野味；在地下采矿，为西班牙永不知足的贪婪而生产黄金。”
在18世纪，南美的殖民依赖性更加强化。自由贸易政策清除了贸易限制并为西班牙垄断者打开了殖民地市场。进口商品潮水般涌进殖民地，当地商人被挤垮。西班牙从美洲的回报高涨。
西班牙用来自殖民地的金条和赋税收入，来保证其在欧洲的霸权野心。秘鲁的黄金，墨西哥的白银，以及来自奥里诺科咖啡种植园和拉普拉塔平原牧场的利润，支付着西班牙军队的开支。
在马德里，无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掌权，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两者都是顽固不化的帝国主义者。然而，1808年之后，他们成了没有牙齿的帝国主义者。南美小小的西班牙殖民政权，很快发现自己遭到了围攻，而且得不到母国的支持。
在19世纪之初，西班牙美洲有大约1700万人口，只有1.5万左右是半岛人——来自西班牙的移民；更多的300万是西班牙裔拉丁美洲人（克里奥尔人）——美洲出生的西班牙定居者后代。在1808年，克里奥尔人与西班牙的关系，非常接近1776年的北美殖民地与英国。
政府岗位通常为西班牙官员保留。商业机会仅限西班牙垄断商享受。在日常生活中，种族阶层特权是常规特色。
在1806和1807年，克里奥尔民兵组织击败了英国人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两次入侵。拿破仑在马德里发动政变的消息传来，从这个内核中进化出了一支对西班牙统治提出挑战的克里奥尔革命组织。181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地的克里奥尔民兵组织夺取了政权。
革命运动波及了南美和中美的大部分地区。1814年，当法国最终被从西班牙驱逐之时，这个帝国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新世界殖民地。秘鲁是个主要的列外，它是王室反动派在南美最大的堡垒，当地的克里奥尔革命被镇压。
1815年，复辟的西班牙君主政权向新世界派遣了它曾经调动过的最大规模军队。他发动了一场反革命的恐怖战争。在死刑和充公的打击下，委内瑞拉的克里奥尔爱国者运动被粉碎。到了1816年，革命似乎来到了失败的边缘。
但这并不是第一次重大挫折。许多1810年的最初起义已经失败。革命运动从中学习教训，并在后来恢复和反攻。在南方，约瑟·德·圣·马丁已经超越了地方民兵组织德褊狭并建立了一支集中的革命军队——安第斯军，能够横跨大陆行动。在北方，西蒙·玻利瓦尔抓住了组织和领导德需要。不同于圣·马丁德相对保守，玻利瓦尔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
“只有大众才能拥有最高统治权，”他宣称，“代替人民统治的就是个暴君，而他的权力是篡夺来的。”分析最近的失败时，他总结说：“我们自身的不团结，而非西班牙的武器，将我们送回到奴隶制。”团结、统一，以及全力以赴的战争——一个“可怕”的力量——是击败保王派德需要。
与这样凶残的敌人作战，不能有妥协，有拖延，“我们的忍耐现在已经耗尽了。而且因为我们的压迫者把我们逼入了一场道德战争，他们应该从美洲消失，而我们的土地将净化那些寄生于此的怪物。我们的动摇将是得不到和解的。战争一定要进行到底。”
经过委内瑞拉反革命的黑暗之夜，玻利瓦尔将革命运动组织团结在了一起。他实行集权，重建了军队。这样，在1819年，在一场包括史诗般跨越安第斯山的伟大战役中，他领导的革命者在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取得了胜利。保王派占据的秘鲁最终在1824年屈服。
但斗争比之前更加艰苦、漫长，以及昂贵。而且，最终的胜利是肤浅的。1830年，玻利瓦尔被迫流亡，不久就在失望中去世。
他更激进地渴望进行土地改革，结束农民的贫穷，并建立一个南美的“合众国”，可以与北方那个国家并驾齐驱。但这个愿望流产了。“我不好意思承认它，”他说，“但独立是我们得到的唯一收获，是以其他一切为代价的。”
南美区域的广阔，以及地理空间与政治—军事范围的不相称；西班牙—美洲人口的稀少和分散；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差异；既得利益对手之间无穷的小规模冲突，所有这些，对于一个一致的、团结的、全大洲的运动，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其结果是过多的内讧：西班牙人反对克里奥尔人，保王派反对爱国者，保守派反对自由派，中央集权主义者反对地方主义者，垄断者反对自由贸易者。有时，这些冲突使他们自己分解为革命者与反革命者之间的直接对立。这种复杂性和错流总是妨碍有效的行动。
南美并没有融合成一个单一的合众国，而是分裂成为形形色色的独立国家：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
更糟糕的是，拉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因其民众运动的虚弱而残废。80%的人口根本就不是西班牙人，大多数是土著印第安人，许多是黑人奴隶，其他是混血人种（麦士蒂索人，帕尔多人，或桑博人）。
这些都是拉美的驮兽。许多人在克里奥尔人的庄园担任雇农（农业劳工）或者牛仔（牧场工人）。一些人是矿工。其他人在边远土地上做勉强维持生活的自耕农，或者是较大定居地的小商贩。
那个时代的无数评论家报道了西班牙美洲稀奇古怪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大众绝望的不幸。墨西哥的米却肯大主教只确定了两个社会群体：“那些一无所有的，和那些一切都有的……没有等级或平均值：他们都是非穷即富……”
克里奥尔大庄园主生活在对穷人的恐惧中。因为这样，大多数克里奥尔人，当保王派强大时，他们就是保王派；当爱国者强大时，他们又成了爱国者。重要的是能让穷人该干嘛就干嘛的武装权力，不管由谁行使。
最伟大的克里奥尔人革命家玻利瓦尔，跨坐在这个矛盾两端，并人格化了这个矛盾。一方面，他轻视和自己一样的贵族，他们“谈论自由和宪政”，却“更加喜欢将下层阶级视为自己永久的农奴”。玻利瓦尔的理想主义被他的感觉所背叛：他认为南美是一个种族化社会矛盾的火山，只能“通过绝对权力保持秩序与繁荣”。不愿意领导一场可以改变拉美的重要民众起义，他成为了一场胎死腹中的社会革命不知情的护产士。
西班牙—美洲革命创建了由克里奥尔贵族统治的一系列独立国家。但随着英国银行家、商人和货主代替西班牙，一种半殖民地式的依赖关系还在存留，而拉丁美洲依旧是一个出口初级产品的欠发展大洲。
保守的大种植园主（庄园主人）依旧完全控制着他们的土地。大庄园成为社会的重心。地区寡头取得了新独立国家的控制权。政治成为一种在保守派和同一统治阶级内部的自由派别间摆动的权力，教会——富裕、强大、普遍存在——继续作为一种主导影响。军队堕入腐败，热衷于军事政变。
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根本没有改变。无尽的辛劳得到的回报，依旧还是贫困、饥饿与疾病，拉美的悲剧在于，西班牙帝国统治如此中空，从来没有必要动员群众将其推翻。没有来自底层的社会革命，来自顶层的政治革命依然可行。
但是，没有人民革命的动力，20年的政变、法令和战争留给拉美的经济落后、社会不平等和文化麻木也就没有改变。在整个19世纪，它依然是地球上最保守的区域之一。正如墨西哥农夫（农民）说起革命之后的秩序：“同样的棘手，不同的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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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波（1517—17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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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波
（1517—1775年）
·宗教改革
·反宗教改革
·尼德兰革命
·三十年战争
·英格兰革命的起因
·革命和内战
·新模范军、平等派与英格兰共和国
·殖民地、奴隶制度与种族主义
·帝国之战
16世纪初期，在中世纪欧洲社会中成长的新兴力量，已经积聚了相当大的数量，然而这并不能保证商业资本主义的胜利。植根于根深蒂固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强大特权阶层，很可能会让其胎死腹中。为了清除历史中腐朽社会阶层和过时意识形态的困扰，革命行动成为必须。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推翻旧秩序，为贸易爆发式增长腾出空间，并使人类生产能力的积累成为可能。
宗教改革
在18世纪之前，宗教信仰几乎和随处可见，而神学也能提供一种语言，使得善男信女们不仅可以同上帝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互相讨论。当顺从之时，他们这么做，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愿”；当反叛之时，并不是因为上帝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思维，而是因为世界已经改变了。神学为政治论文提供了很好的术语。
1000多年来，天主教会一直支配着西欧。而对其高级教士及教规的权威的挑战，一直都相当激烈。层出不穷的所谓的异教徒和无信仰者遭到残酷镇压，或者被处以火刑。能存在的只有反抗的暗流。当时有很多宗教激进分子的秘密网络，例如欧洲一些城市中的韦尔多教派，波斯米亚的胡斯信徒，以及英格兰的罗拉德派。每个教派都曾经有过大规模的民众运动，但没有一个教派能够做到1521年之后宗教改革所做到的——将教权与政权分离。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世纪末期，一直在欧洲内部成长的新兴社会力量，现在已经成熟。
这场危机发端于意识形态层面。教会因为腐败而堕落。教皇职位成为一些意大利贵族家庭间激烈争夺的战利品。红衣主教和牧师通过拥有多项职务而使自己富得流油。“赎罪券”（宽恕罪行）如商品般自由出售。许多教士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神父们通常是既无知又懒惰。
教会掌握了大片的土地，修道院长和主教富可敌国。但国王和世俗贵族同样很富。造成封建统治阶级中这个神职部门特别脆弱的原因，是对于教会腐败念头的启示——财富与使命之间的矛盾。
1517年，当一个名叫马丁·路德、很不起眼的德国牧师和学者，在威滕伯格教堂的大门上贴出他的《九十五条论纲》之时，他对于教会销售赎罪券及其他权力滥用的攻击，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给了他继续做下去的信心。1520年，当教皇威胁要开除他的教籍时，他在维滕伯格城市广场上烧毁了《对敌基督者的通谕》（作者正是教皇本人）。而当神圣罗马帝国当局传唤他出席沃尔姆斯会议（当地政府的议会）并威胁要把他当作异教徒烧死时，路德拒绝退缩。
使路德的布道有革命意义的，是他对主教权威的否定。他鼓励新教徒——按后来人们对他们的称呼——为自己阅读和解释圣经。根据路德的解释，要实现救赎，并不需要前往教堂，不需要顺从主教，也不需要参与慈善捐款，而只需要与上帝的人际交往。这就解释了在每一个宗教风暴的中心，一定会有一台印刷机的缘故。中世纪的图书都是用拉丁文写成，经教士们用手工拷贝，然后储藏在都会的图书馆中，只能为一小部分与世隔绝的智者阅读。图书中包含着理念，理念可以是颠覆性的，它们不能广泛使用。
杰弗里·乔叟（1343——1400）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于14世纪末期用英语写成，毫不畏缩地描绘了修道士、主教和教会职员的行径，在宗教激进分子中吸引了大批读者，后来，威廉·卡克斯顿（约1420——1492），英国印刷业的先驱人物，出版了这本书，把复制品送到了一批依然迷茫的阅读（和倾听）大众手中。
这已经足够糟糕了。然而更有颠覆性的，是用英语写成的圣经，由约翰·威克里夫（大约1320——1384）将其推广普及。威克里夫是劳埃德教派的领袖，而这个教派的信条预言到了宗教改革。拥有未经当局许可的圣经副本，是要被处以极刑的：上帝的诏喻，是不能用一种芸芸众生都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述的。最早的版本不得用德语印刷，接着于1526年走私进入英格兰。它的作者，英国新教徒威廉·廷代尔（约1492——1536），后来因思想异端而被处决。宗教改革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在此过程中，圣经的本地译本和印刷版本是最重要的武器。
宗教改革的第二阶段，由约翰·加尔文（1509——1564）领导，这个定居瑞士日内瓦的法国人，在这个城市建立了一个神权独裁。他带着与天主教会的决裂得到自己的逻辑结论，排斥了主教的完整等级，并主张用由长者管理的自治教会来代替它——事实上这是一个由当地中产阶级控制的教派。
因此，宗教改革的实质，是与封建主义的主要精神支持者—天主教会——划清界限，并带来了（有控制地）自由加入与争辩的热潮。
新教首先是中产阶级的宗教，这些遍布欧洲发展最好的那些地区，是资本主义农业化的先驱，以及工商业发展的动力。
在路德的布道下，德国城市很快就陷入动荡。城市行会——憎恨封建捐税、教堂什一税和商业的社会优势——团结在了这种新宗教周围，在最初的一波热情中（1521——1522），许多城镇信奉了路德教。最终，三分之二的德国城镇皈依了它。
南德意志骑士也引发了一场暴动（1522——1523），然而，他们被执政的王公们击败，宗教改革已经遇到了来自上层的抵制。
更为严重的1524——1525年德国农民起义，同样以失败告终。来自社会最底层，这代表了一种对整个封建秩序的挑战。梅明根宪章的《十二条款》——事实上是革命者的宣言——要求终结封建捐税，侵占土地，武断司法，以及农奴制度。正如基金的新教徒领袖托马斯·闵采尔所说：“我们的君主和统治者是放高利贷、偷窃和抢劫行为的支持者……他们压迫贫困的农夫和工匠。”
但是，路德及其他主流新教领袖都谴责起义，并鼓吹对社会精英的服从。“所有农民的死。”路的说，“好过王公和执政官的死。”他书写了一部题为《反对谋杀：农民的偷窃团伙》的小册子，在书中，他鼓励封建领主“就像一个人必须杀掉一条疯狗”一样，去屠杀农民起义者。
许多德意志王公加入了宗教改革。1521年，路德本人则被营救，并置于萨克森侯选帝的保护之下。来自底层的群众运动遭到了来自上层的贵族宗教改革运动的反对。王公们支持宗教改革，其原因有好几个。改革非常有力量，许多人觉得，最好试着“驾驭老虎”而不是让它对着你冲过来。贵族的领导权可以阻止更激进的运动潮流。但宗教改革对于扩张贵族野心同样有用。新教成为了一种机制，用来摆脱世俗和教会最高统治者的权威，动员支持者反对贵族对手，以及接管教会财产。
德意志王公成为路德教信徒，因为他们既憎恶教皇，也痛恨神圣罗马帝国，但他们使用残酷的反动暴力，去镇压似乎要威胁到他们财富和权力的、更激进的新教徒。而当这些发生时，路德教的领袖们却支持他们。
法国也发生了一些类似事情，作为队里家族尖锐斗争的一部分，许多贵族成为新教徒。加尔文教领袖支持来自顶层的宗教改革。无论德意志还是法国，其结果都是：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争斗，发展成敌对敌的巨头联盟之间的一场宗教战争。
但是，一旦新教不再是一种受欢迎的、反封建的革命表现形式，变得与一个贵族派别的忠诚徽章没有区别时，它就失去了动力。南德意志重新被皇帝和天主教会占据。在一个由绝对君主统治的，主要是天主教国家，法国新教徒永远是少数派。
德意志再洗礼派的失败，象征着大众的与贵族的宗教改革之间的急剧中断。在接近两年的时间里，明斯特被简·凡莱顿（一个荷兰裁缝的学徒）领导的再洗礼激进派控制。天主教和路德派精英都被驱逐，一个平等主义的公社建立了起来，而再洗礼派为“最后审判日”做准备。这一天从来不会来到。相反，当地的王公主教用饥荒逼迫城市屈服，接着将被俘的再洗礼派领袖折磨致死。
保守派的和激进的改革派之间的分裂，毁掉了德意志和法国宗教改革的革命潜力，并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反扑提供了机会。
反宗教改革
“几乎制造了一场革命的他，最终只是挖掘了自己的坟墓。”法国革命家路易·德·圣鞠斯特如是说。当信仰社会主义的历史学家R·H·托尼写下“你不能一点一点地剥掉老虎的皮”时，同样的观点有了些许的不同。这就是大众化的宗教改革内在的失败危险。
正如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宗教改革的一场意识形态运动而开始，反革命的回应包含一个天主教正统教条的重申：反宗教革命。
举办于1543年间的特伦托会议，发布了一系列赦令，其两个主要目的是：清除都会的腐败，再主张天主教教理。
旷工、占有多重岗位，以及购买和销售教职行为，都被禁止。新的培训神学院建立起来了。因此，有待提高质量和专注度的，是构成天主教前线意识形态的教士和主教。同时，会议在将其与新教区分开来的中世纪教条的再主张方面毫不妥协：崇敬圣徒，通过善举而救赎；遵守七圣礼；以及教皇的无过失（对教会的专权）。
特伦托会议加强了天主教会的防御。反宗教改革的另外两个特色涉及发动攻势。
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将他的许可颁给了耶稣会，一个由伊纳爵·罗耀拉创建的宗教组织，此人是一个转向苦行、神秘主义和神学的西班牙士兵。通过精挑细选，充分训练，以及严格指导，耶稣会成为反宗教改革群体中的“特殊力量”。除了在天主教核心地带积极活动并在美洲和印度充当传教士之外，在新教统治的北欧国家，他们形成了一个地下破坏网络。
第二种进攻武器是宗教法庭。在13世纪早期，天主教会的阿尔比派十字军讨伐法国南部的凯萨尔派异教徒时，这个邪恶的组织首次出现。但它仅仅在西班牙生存了下来，首先作为反抗摩尔人（西班牙穆斯林）的封建斗争工具，接着作为新君主专制的一个支柱而存在。仅仅是随着查理五世（1519——1556）统一西班牙、奥地利和德意志，以及1542年教皇重建其在意大利的机构，宗教法庭才转变为一个泛欧洲的镇压机构。
位于罗马的宗教裁判所，由6个主教管理，成为永久的反革命法庭。在这里不得上诉。检察官可以进入任何天主教国家，有权逮捕和拷问异教徒，充公他们的财产，并处决被定罪者。裁判所也编制索引，这是一种定期的更新的应当被焚烧的图书名录。裁判所的令状所到之处，威胁着艺术、科学，以及思考和询问的自由。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化，被转变成一种对传统权威的颂扬。当科学家们可能会和自己的书一起被送上火刑柱的时候，艺术和建筑被是化成对于权力、财富和神秘主义的巴洛克式赞颂。在反宗教改革的欧洲，即使是把想法说出来，都可能是危险的。
文化潜力与政治反动之间的对比——文艺复兴与反宗教改革之间——在意大利处于最明显的境地。早在12世纪，这里的城邦国家，作为在更广阔的封建世界之内的、商业和权力的独立中心浮现出来。在15和16世纪，他们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最伟大的艺术、建筑和科学成就的东道主。但在每一个城邦内部，处于胚胎阶段的商业资本主义，在一出生就受到遏制。这些新生的社会经济力量，未能突破传统的政治和军事构造。商业财富依旧为旧式精英所控制。没过多久，文艺复兴就屈服于反宗教改革的需要。
两个因素被证明是决定性的。第一，城邦国家的经济被一个封建社会和受管制市场的框架所制约。这些框架被强有力的商业寡头所支配。在很多情况下是被独立的家族所操纵。商人和银行家因此进化成一城市为基础的统治者，运用他们对市政府和行会的控制，来支撑他们自己的地位，并为了更大的政治野心提供午餐垫。例如，佛罗伦萨德美第奇家族，最终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等级——其中的两人成为教皇，一人成为法国皇后。
第二，因为意大利继续分成过多的竞争政体，封建派系之间的战争非常普遍，领土暴露外国干涉之下，成为主要大国的一个战场。支持教皇的归尔甫派，与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的吉柏林党之间的斗争，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一起持续进行。相似的，在1494年到1559年，意大利北部变成了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长期军事冲突的主要舞台。
因此意大利依旧被商业巨头、雇佣兵首领（驱逐领舰），以及外国军队所束缚，新教对此无能为力，而那些被反宗教改革十字军所挤压的少数人，很快被驱逐出罗马。
另一方面，西班牙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这里，反宗教改革作为君主专制的一种工具而取得了成功。腓力二世（1556——1598）是原生的天主教统治者——性格阴郁、举止呆板、繁文缛节、心地狭窄、厌恶人生，他维护国王的神圣权利。每个与他说话的人都要屈膝。科特斯（议会）被剥夺了权力，贵族被削弱成为一个谄媚者团体。地方力量被削减了，权力更加集中。国王自己主持恐怖的“信仰行为”——宗教裁判所的公开处决仪式。通过这种手段，在仅仅十年的时间里，西班牙新教就被毁灭了。在极度高压下，摩托尔人也屈服了：他们被禁止讲阿拉伯语，穿民族服装，或者遵照传统的婚礼和葬礼习俗。当他们于1568年起义时，通过大规模的杀戮，秩序又得以恢复。
法国则有不同。因为反对摩托尔人的国内战争，西班牙封建制度在中世纪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集中化。法国君主相比起来总是软弱。法国部分地区在经济上比西班牙也发展得更快。因此，新教的宗教改革能够取得更大的进展，在法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地区扎根。大约2500座教堂拥有大会（委员会）。和其他地区一样，法国宗教改革是由中等阶层从底层开始推动的。但一部分法国贵族已经转向，并将自己摆在了新教团体（胡格诺派）领袖的位置，以此来增进他们王朝的利益。
1562年，受雇于吉斯公爵弗兰西斯的士兵，进行了一场针对新教徒的大屠杀。孔德王子路易，一个新教贵族领袖，紧急呼吁他的支持者和有相同信仰的人拿起武器。在几乎40年里，法国被相互敌视的贵族派系的宗教战争严重伤害。接着，在1572年8月，这些宗教战争采取了极端的大屠杀形式。在巴黎的圣巴塞罗缪日大屠杀之后，其他主要城市又有一系列类似的屠杀发生。宗教裁判所毁掉了西班牙略受欢迎的宗教改革，天主教的杀人小队又在法国做类似的事情。
然而，战争在持续，大屠杀使其更加痛苦，而且加强了贵族的控制力，因为普通民众会寻求当地贵族的保护。在贵族内讧和宗教战争的驱使下，宗教改革的激进潜能被进一步曲解。
战争最终因妥协而结束。新教领袖、纳瓦拉的亨利继承了法国王位，成为国王亨利四世（1589——1610），但为了重聚分裂的国家，他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并宣布转而信奉天主教（1593）。一旦这个最后的抵抗中心消失，他就颁布了《南特赦令》（1598），给予胡格诺教徒良心和崇拜自由。
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破坏，宗教改革退化成了贵族的派系之争，阻止了它的进步。宗教战争的这些结果，将决定未来200年的法国历史。在17世纪，一个强大的君主专制将出现。贵族城堡，大封建地产主的地方权力基础，
将被王室的火炮摧毁，而贵族退化成为不值一提的侍臣。一个国家封建政体将冻结社会联系。经济发展受到阻碍，法国社会被强加了巨大的军事负担。绝对专制对民间社会的胜利，将以1658年废除《南特赦令》为标志。这样就将胡格诺派变成了一个受迫害的少数派。民众宗教改革失败的最终结果导致了矛盾的积累，而正是这些矛盾催生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反宗教改革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取得了胜利，在德国和法国得到了重大进展，但宗教改革在欧洲西北部幸存了下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区能够成为世界历史的发电机。
尼德兰革命
在16世纪，300万人生活在低地国家——总人数几乎与英格兰和威尔士相等。其中有一半人生活在城镇。布鲁日、根特、布鲁塞尔、安特卫普、乌特勒支、莱顿哈姆勒、阿姆斯特丹及弗兰德斯和荷兰等城市，都跻身于文艺复兴时代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列。这些城市中，至少有25座城市的人口超过一万。这个地区中，水上通道——河流、河口、运河与水坝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几个重要的河道网——莱茵河、默兹—马兹河，以及斯凯特河——发源于欧洲内地，接着通过低地国家，进入北海沿岸迷宫般的河口、岛屿和泥滩之中。
当封建秩序被货币和市场所改变之时，低地国家的地理状况，使其成为欧洲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弗兰德斯与荷兰成为被商人和工匠所支配的社会。文化和市民组织发展兴旺。强有力的行会支配着城市生活，对传统自由和特权的保护是坚决的。
宗教改革如同电流一样传遍了低地国家。这里对于封建领主和教会腐败的容忍度，低于欧洲其他任何地区。但低地国家却被专制的西班牙帝国所统治，而且对于弗兰德斯与荷兰商业财富的税收不断提高，以供给超过15玩的西班牙军队，同时支持一个冷漠的哈布斯堡天主教国王的称霸雄心。
统治弗兰德斯和荷兰的贵族发现，他们自己已受到了双重挤压：一是帝国政府的需求，二是加尔文派和再洗礼派的反抗。1564年，他们迫使西班牙解雇了总督格兰维尔。但这并不能平息不断增长的反抗。
两年之后，天主教当局镇压异教徒的努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反抗。低地国家处处都有武装清教徒大规模的公开集会。一个根特贵族和年鉴作者惊奇地发现，四五次的布道，就足颠覆人们三四十年的信仰。
在这一年的月和9月，一个接一个城镇的旧秩序都被革命的群众推翻。在一场“偶像破坏运动”中，多座天主教堂遭到了攻击，保守的市政寡头体制瓦解了。当政的王公们被迫授予路德教徒和加尔文教徒自由礼拜权。而再洗礼派则简单地把礼拜当成自己教派的事情。一个由威廉·奥兰治领导的荷兰贵族家庭，成为了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或者趋于保守，或者支持镇压革命的大多数贵族，如今也摆脱了西班牙君主的束缚。
腓力二世决心通过打退威胁自己庞大帝国的宗教改革和革命力量来巩固它，并将低地国家变成欧洲最重要的战场。在超过40年的时间里，伴随其财富的反复波动，荷兰革命表现为一场旷日持久并受人民欢迎的国家防御战。数以万计的西班牙士兵被派驻这里，数额庞大的财富被花费。外国侵略军和宗教裁判所在荷兰实行全面恐怖。1576年11月，在安特卫普被占领后的几个“西班牙狂怒”的日子里，1000多座房屋被毁，8000多人被杀害，军事恐怖打败了弗兰德斯独立运动并在比利时恢复了西班牙统治。荷兰革命显得要困难得多。
从南方进入荷兰的通道收缩成一道被主要河流切割的、相对狭窄的走廊。总体上说，这里的土地低洼、泥泞，并有无数排水沟纵横交错。河流和河堤提供了天然的防御线路，这一效果被荷兰的居住密度所加强。这里有众多筑墙的城镇，甚至广大的乡村，也可以通过建立临时性堡垒、路障和碉堡，转变成要塞。其结果就是军事理论家所称的“复杂地势”——一片争夺中的土地，这里移动和供应都困难，而入侵的军队在自然障碍、隐蔽位置和防御要塞中陷入困境。入侵者的困境由三点构成：一是城市民兵的日益专业化，他们构成了荷兰武装的核心；二是一支强有力的“海上乞丐”（一个荷兰加尔文教贵族的联盟）舰队的线行动；三是日益增长的外国志愿者，赶来援助他们的教友。
加尔文派和再洗礼派会众像一个革命党派的积极分子一样活动。战争激化了革命。联合省（作为荷兰被熟知）很快就有了欧洲最高比例的再洗礼派——在有些地区接近人口的一半，再洗礼派是政治民主和社会平等的倡导者。
同时，在德国、法国、英格兰和苏格兰，加尔文派教堂——由荷兰驱逐者促进——一定程度上行使了“革命国际”的作用。为抵抗寻求支持，在荷兰战斗的外国分遣队是最切实的成果——事实上是一个新教的“国际纵队”，因为在反对反宗教改革的斗争中，荷兰革命已经成为了前线。
1584年，当第三次西班牙攻击将荷兰革命推到失败的边缘时，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宣战了。如果胜利的西班牙帝国安全地控制了海峡水域，英格兰新教国家的安全就将受到危害，荷兰能够继续战争，符合英格兰的利益，而且，这个政策也受到了新教中等阶层的欢迎，他们构成了都铎王朝的基石。
英格兰的干涉，促使腓力二世作出自己做大的努力：1588年的无敌舰队，他的舰队在恶劣气候和英格兰海军的联合作用下被打败。而这也成为荷兰革命的转折点。西班牙帝国扩张过度。当时，它要在德国支持自己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亲戚，在意大利捍卫自己的利益，在地中海与奥斯曼帝国作战，在法国干预宗教战争，在美洲保卫自己庞大的领土，在大西洋航线上保护自己财宝舰队的通行。西班牙军人在荷兰前线一次次地因为没有领到薪水而叛乱和闹事。尽管王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荷兰人的抗争之下，西班牙军队一次次精疲力尽地撤退，而革命却在不断更新自己。1609年，西班牙最终放弃，荷兰联合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即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有时也会忽略1566—1609年荷兰革命的重要意义。这场革命时间长，过程复杂，并且被战争所支配。它包括政治—军事抵抗的三个明显高潮：1565—1568，1569—1576，以及1576—1581。每个高潮都跟随着西班牙的反攻。最后一次反攻是在英格兰的帮助下打退的，从那以后，革命以一场常规军事对抗的形式继续进行。
奥兰治家族的贵族领导，在革命的最后阶段日益起到支配作用，扭曲了但未能改变战争的革命性质。商业资产阶级胜利了。小商人、工匠和劳工等组成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已经让胜利成为可能。加尔文派和再洗礼派两个教派形成了实质性的革命领导阶层。
相比那些反宗教改革取得胜利的地区，17世纪是荷兰人的黄金时代。他们的贸易、海军和海外帝国变得首屈一指。他们的城市自豪地拥有宏伟建筑，而他们的艺术也是欧洲最精致的。
但荷兰过于狭小。从长期来看，证明这是这个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力量一个无法克服的限制。如果想要在一个世界经济新秩序中有决定性的突破，资产阶级革命必须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取得胜利。这发生在17世纪期间。
三十年战争
到了1609年，西班牙帝国镇压尼德兰革命的企图被挫败，而荷兰作为一个新教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断兴旺。但荷兰战争的结束，也解放了哈布斯堡天主教王室统治下的西班牙，让他们可以在其他地方行动。
神圣罗马帝国由哈布斯堡家族的另一个分支统治。皇帝的权力基础在奥地利，其家庭财产集中于此，但他的权力延伸到了德意志、西里西亚，波西米亚、匈牙利，以及意大利北部的部分地区。这个帝国是一个由世袭王朝统治下的超级强国，其疆域包含了中欧大部分地区。但它的分裂程度也很深。特别是在的意志和波西米亚，新教占统治地位。当地的王公们把皇帝的权威抛在一边，都市的财富也被新的世俗地主夺取。
在1世纪早期，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发明了一场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宗教改革运动，来对抗德国的宗教改革。这场冲突计划外的后果——三十年战争（1618——1648），比以后其他任何事件，都更彻底地改变了欧洲大陆，直到法国革命（1789——1815）的爆发。
危机在波希米亚（今天捷克共和国）爆发。捷克贵族的独立地位和财富受到了维也纳的中央集权化和天主教扩张的威胁。贵族们的反抗措施是，将三名皇室官员从一个城堡的窗户上扔了出去（布拉格“扔出窗外”）并使这三个人落在了粪堆上。第二年，即1619年，贵族们拒绝承认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新皇帝斐迪南二世，而是将波西米亚国王的王冠授予了一位信奉新教的德意志王公弗雷德里希五世，巴拉丁选帝侯——用封建王朝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既针对皇帝又针对天主教会的独立宣言。
波西米亚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虽然依旧为封建巨头所统治，但随着市场和货币在领主、商人和农民之间重铸联系，社会在转型。正是在波西米亚，新教的原型胡斯派“异教徒”曾经在15世纪早期活跃。新教和宗教宽容反映了波西米亚社会的变化性。
但是1620年，在靠近布拉格的白山战役中，天主教联盟击败了弗雷德里希，帝国政府恢复了，捷克自由派被清除，波西米亚王伟宣布由哈布斯堡世袭。反宗教改革措施在一片愤怒中开始实施。波西米亚贵族原本试图通过将冲突转化为一场类似200年前胡斯反抗的全民战争来进行战争，但阶级利益阻止了他们这么做——这些人没有激活社会革命之幽灵的打算，波西米亚贵族转而寻求其他信奉新教的王公的帮助，但没有成功。
新教的北德意志联盟没有能支援捷克的军队，皇帝和天主教联盟正准备进攻他们。战争很快扩散开来，波及荷兰、丹麦、瑞典，最终又影响到法国。因此，一场宗教战争就转变成一次地缘政治冲突，宗教改革的转型潜力因为王公的领导被偏斜，并转变成一场竞争的国家之间常规的军事对抗。
每当天主教联盟似乎要在德意志取得胜利之时，一个新的抵抗者就会出现——巴拉丁选帝侯，荷兰共和国，天主教的丹麦国王，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国王，而最终是黎塞留大主教——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首席大臣。因为这样，这场战争被延长了，而它毁坏了德意志。曾经是欧洲经济做发达的地区之一，现在被不安全、人口减少、贸易中断、财富破坏和军队的掠夺所破坏。在1618到1648年间，人口可能已经减少了一半。
哈布斯堡家族因为战争陷入停顿，他们创建一个泛欧洲的专制帝国的企图失败了。德意志成为一堆马赛克式的小国，经常相互开战，被关税障碍分隔，被宗教分开。
在天主教完全获胜的地方，都有放纵的反作用。对波西米亚农民的剥削螺丝拧得更紧了。许多人最终要把一半的产品交给地主，耗尽了改善农场和提高质量所需要的剩余。城镇人口下降，捷克语也在衰落。
中欧国家要么分裂，要么凝聚，与语言、种族或者文化边界无关。到了171年，德意志才终于统一。直到191年之前，哈布斯堡的被压迫民族都无法冲破樊篱。这就是为宗教改革“偏斜”所付出的代价——它从群众革命转变成了贵族派系之争。
同样重要的是战争对西班牙和法国的冲击，哈布斯堡的西班牙，在其欧洲和新世界帝国的资金支持下，在16世纪一直是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其地缘政治的优势掩盖了社会经济的停滞。封建领主阶级依旧支配着伊比利亚半岛。商业和城镇依然欠发展。科学和和文化在哈布斯堡君主专制和宗教裁判所的双重压迫下衰落。
16和17世纪是一个转型时期。商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通过牺牲一些群体来提升另一些。在这种个环境下，西班牙帝国的政治—军事野心与其社会—经济的落后相抵触。在三十年战争中，政治重力的法则被重新主张。经过一个世纪长的将宗教改革压制在北欧的努力，1618—1648年间，西班牙日益枯竭的资源导致其军事力量最终崩溃。当它这么做之时，大陆地缘政治霸权赚到了法国。
随着16世纪末期的宗教改革战争通过妥协解决，17世纪20和30年代，在黎塞留大主教的政治领导下，法国君主政体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绝对专制。胡格诺教派失去了他们的要塞，停止作为国中之国存在。贵族被强制服从：城堡被拆除，决斗被取缔，密谋被粉碎。贵族成了朝臣，地方的做高法院丧失了实际权力，而王室的监督官和旅行专员代替他们统治地方。
保王党人得到官位和特权作为报酬，因为法国贵族进化成一个饮食过量的国家公务人员和侍从阶层。
在1655到1648年间，君主专制的法国介入三十年战争，去防止一场哈布斯堡王朝的胜利。其结果是法国取得了欧洲霸权。
在接下来的7年中，君主政权在国内受到了投石党——一场反对战争税的群众暴动——的挑战，接着是一个贵族反对君主专制的叛乱。在某种意义上，投石党是不相干、不明确、不协调的势力进行的一场流产的革命。新的君主专制经受住了这场风暴。
专制主义的法国将支配欧洲大陆超过一个世纪，国家资源也在君主政权的控制之下。但是在那段时间，英国将证明是法国最持久和日益有效的对手；而从长期来看，不管是在帝国争霸战还是建立现代经济的努力中，英国都将取得胜利。
为了理解其原因，我们现在将转向不列颠在17世纪发生的事情。因为在这里，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斗争结果，在资产阶级革命和绝对专制之间，与在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情况非常不同。在那里，在欧洲西北边缘的一个中等规模岛屿上，宗教改革的革命允诺大部分都实现了。
英格兰革命的起因
在17世纪上半叶的中欧，反革命行动终止于马克思所说的“奋斗阶级的普遍堕落”。哈布斯堡天主教的支配地位，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就被终止。这项成就破坏了封建绝对专制的西班牙帝国的力量，但同时削弱了德国在经济上的领先地位。
另一方面，在英格兰，未遂的反革命行动导致了绝对封建体制的瓦解、国王的处决，以及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这个非常不同的结果，是在17世纪40年代，在接踵而至的一个个关键转折点上，所采取的果断行动的结果。但是，革命所内嵌的群众运动，早在一个世纪前的宗教改革时期，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在6世纪30年代，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导致了与罗马教皇的决裂、王室对于本国教堂的控制，以及修道院的解散（修道院财产的国家化）。为了解释这些事件，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强调都铎政权的统治需要，亨利八世（1507—1547）希望离婚以便自己可以再娶，并成为一个合法男性继承人的父亲。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其他两个因素也同样重要。
首先，都铎政权很大程度上依赖小农场主、商人和工匠等中等阶层的支持。在英格兰相对发达的经济中，他们处于先锋地位，而且许多人都是新教早期和热情的皈依者。在当时，英国经济的核心推动力——因此也是商业农场主、商人和船主取得成功的核心产业——就是羊毛贸易。
从1532到1540奶奶担任亨利八世首席大臣的托马斯克伦威尔（1485—1540），就是来自这一阶层。他同时也是一名忠实的新教徒。安妮博林同样是新教徒，她与亨利的婚姻正是由克伦威尔策划的。亨利本人在宗教方面相当保守，但在其子爱德华八世统治期间（1547—1553），英国教会的变革是相当激进的。
第二，修道院土地国有化之后，很快就被出售或者分发，这是自诺曼征服以来，大规模的土地所有权转移。这就扩大了英格兰乡绅的人数，并使他们更加富有。这样一来，就在土地拥有者阶层中，为都铎王朝和新教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支持基础。
因此，这场从上层开始的英国宗教改革，是一次根深蒂固的，波及宗教、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进程。这正是亨利的女儿玛丽当政时期（1553—155），天主教复辟企图未能成功的原因。这同样也是新教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能够受到欢迎并富有活力的原因。15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只是这个政权力量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展示。
但是，旧秩序并没有遭受决定性的失败。地方上的权贵，特别是北部和西部，通常保持着相当重要的权力。主要的贵族在法庭上运用自己的地位来确保令人尊敬的头衔，被选为高官，得到土地、商业和约及专营权力。封建时代的竞争，曾经凭借的是军事力量，如今却依赖法庭上的谋略。
16世纪30年代的宗教改革，并没有解决这个英国社会核心矛盾。事实上，新经济的巩固，导致了这个矛盾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不断加深。旧式贵族日益依赖王室赞助，并力求维持其特权。同时，小乡绅、约曼（富裕农民）、实业主和市民（城里人）则依靠他们的农场和生意。
在1500到1650年间，英国人口翻了一番多，十二个人中，就有一人住在城镇，而数十万人在乡村工业中就业。议会中的农村乡绅和市民代表，日益厌恶对企业的限制。王室税收、关税和贸易垄断，这些设计出来似乎就是为了让懒散的朝臣致富。
最开始的两个斯图亚特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和查理一世（1625—1649）作为都铎王朝的继承者，不断与他们的国会产生冲突。“王室与王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1629年出现。当时查理解散了会议，并企图实施一个没有它的统治。“十一年暴政”（1629—1640）是一次在英国格兰建立欧洲大陆式绝对君主制的努力。这个经历触发了英格兰乡绅和市民全部的阶级焦虑。随意征税、征用以及为军队提供食宿，威胁着他们的财富。政治集权化破坏了地方精英的传统权力。与海外天主教势力结盟，妨碍了城市的贸易利益。天主教在王室的影响，在国教领袖那里投下了可能要充公教会土地的阴影。一支由查理的首席大臣斯塔福德伯爵组建的爱尔兰天主教军队，显然具有强制力，能够部署在英格兰以推进君主专制。
危机在1637年爆发。问题出在宗教上。劳德大主教的国教高教会派是新教中的一个保守分支，许多人甚至分不清它和天主教的区别。宗教上的一致与政治上顺从已经成为了同义词。分裂的主线一面是加尔文教徒——在英国他们被称为“清教徒”，另一面是高教会派和天主教。
在英格兰低地，长期以来，贵族、市民和加尔文教牧师已经联合起来实施他们自己的宗教改革。查理·既是英格兰也是苏格兰国王，试图在边界两端维护他的权威。劳德企图把英国国教的公祷书强加给苏格兰，结果引发了骚乱。1637年7月23日，当爱丁堡的圣吉尔斯修道院院长开始诵读公祷书时，一位市场商贩詹尼·夏侯兰，把自己的工具扔到了他身上，并叫喊：“你敢在我耳边说这些？”传道在混乱中被中断，而不久之后，一大批苏格兰加尔文信徒在爱丁堡城堡的山脚下，签署了《神圣盟约》（苏格兰自始至终高度参与，因此“英国革命“应该是一个更适合的名词，但“英格兰革命”在历史文献中嵌入太深）。
国王企图用武力镇压苏格兰签约者。但英格兰北部各郡都难以约束的民兵，不是苏格兰人的对手，而在1639年，“第一次主教战争”非决定性地逐渐消失。第二年，查理招募了一支更加庞大的英格兰军队，但签约者越过了边境，用炮火清除了他们的敌人。苏格兰人——得到了他们接触的英格兰清教徒的秘密鼓励——占据了英格兰最北的三个郡，根据第二次主教战争结束时签约的《里彭条约》，他们将得到40万英镑赔偿。
为了付款并摆脱苏格兰人，查理除了召集议会之外别无选择。在十一年暴政期间，其特别的征税措施，在法律上是不可靠的，对其质疑不断增多，没有希望，不足以偿付赔款。主张绝对专制的斯图亚特政府已经倒塌了。面对暴动之时，它与苏格兰和英格兰有产阶级之间的裂痕，已经令它破产。但是，1640年11月召开的长期国会，没有心思去拨款建立一支王室军队，或者为苏格兰人付钱。它的目标就是解除胚胎中的绝对专制的全部装置。而结果表明，不通过内战这就无法实现。
革命和内战
王室专制威胁着地方精英的权力、特权和财富。一场对王室的胜利，将是一场对自由贸易的任意控制、政府垄断和无穷压制的胜利，劳德的国教高教会派是这种整治规划的意识形态矛头，其目标就是反对派“乡村”团体的激进新教徒。这就是为什么劳德向苏格兰大众强加公祷书的企图会引发革命。
同样的问题现在激起了伦敦议会对国王的抵制，后来要求征收新税用于苏格兰战事开支。一会要求在拨款之前，先“矫正不公”。这包括废除任意征税，解散王室高等法院，中止国王不经其同意解散议会的权力，将主教们逐出上院，以及以叛国罪审判斯塔福德伯爵。
长期国会的会员们都是保守的财产所有者。出于两个原因，他们以一种革命方式行事。第一，他们认为专制主义是对自身财富的直接威胁。第二，他们被国会之外伦敦的中等阶层、城市穷人和劳动妇女的大规模动员所多方面鼓励、诱导和施压。
在12月的日子里（1641年12月27—30日），在国王任命了一个王室亲信担任伦敦塔总管之后，大批民众聚集在白厅和威斯敏斯特。这项新的、首都最重要军事岗位的任命，暗示查理准备发动一场政变来镇压议会及恐吓伦敦。
面对示威，这项任命被推翻了。但这并不够。口号还在增加：“不要主教，不要主教！”主教们是议会中最反动的成员。许多人从身体上被禁止进入他们的座位，而且，至少有一人被扔进了河里。
保王派用剑攻击群众。而大众则用砖头、瓦片和圆石还击。当战斗的消息传播开来时，整个伦敦动员起来，伦敦被1万名武装的学生包围。伦敦培训团——城市民兵组织——拒绝驱散他们。
12月30日，下院弹劾12名首要主教，上院则把他们发配到监狱。在全城之内，教堂内钟声长鸣，大街上篝火闪耀。革命已经被来自底层的民众运动推向前进。
不到一周以后，国王决定实施他的政变。1642年1月4日，他带着100名武装护卫来到下院，试图逮捕5个反对派领袖。这5人已经得到预先警告并逃到了伦敦市区。大门紧闭，铁闸拉下，铁链铺满了大街。在几天时间里，数千人准备就绪，他们用戟、剑、夹板，以及手边有的无论什么武装起来。妇女们从家里拿来了凳子和浴盆来修建街垒，并烧水“为泼向骑士”。
但其实并没有来。很显然，伦敦交到了革命者这边。在这支武力的帮助下，形式不可逆转。1月10日，国王逃跑了。第二天，5个议员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回到了威斯敏斯特。
现在，查理在牛津建立了一个与伦敦对抗的首都，并且很快组织了一支军队。革命转变成内战。首都的城市暴动之后，是数百起保王党人和议会之间的地方争斗，为的是控制武器、战略地点和遍及全国的民兵组织。
因为议会代表的是社会中在经济上处于领先的那部分人，它不仅占据了伦敦，还控制了首都周边各郡，东南地区，东盎格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大部分港口和筑墙城镇，因此，它就有了金融、人力和战略资源，来发动一场有效战争。一个问题是外行和褊狭的。局部战争是在国家各地进行的，但只有一小部分卷入的人愿意被融合成更大的、有国家战略追求的野战军。许多人拒绝离开自己所在的郡。
第二个问题是议会领袖的保守。在1642年，三分之一的上院议员合肥三分之二的下院议员成员依旧忠于议会。但大多数议员都是长老派（长老会是一个用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加尔文教新教教徒的术语）的财产所有者，他们害怕战争会释放社会革命的“多头怪兽”。只有一小部分人赞成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毫无保留的战争。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小乡绅。因为相比长老派，他们希望教会管理有更多的地方分权和民主。他们以“独立派”而知名。
作为一种政治—宗教倾向，独立派将其左派与日益重要的宗派——激进的新教团体——融合，后者曾经表达出许多普通议会支持者的民主和“平等”渴望。在军官中，独立派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军队是革命力量的综合反映。这里，保守主义与军事必要性的矛盾是一桩紧迫的生存或死亡的事件。同样，这里也有来自底层——武装的普通士兵——最能切身感受到的压力。
奥利弗·克伦威尔，一个中年乡绅，剑桥郡议员，议会骑兵指挥官，他作为一位军官中的独立派领袖，一位军中非国都新教徒的保护人，以及毫无保留的革命战争的最重要倡导者出现。对他自己的兵团“铁甲军”来说，他招收“有信仰的男人”。因为克伦威尔相信：“一个最会祈祷的人，就是一个最会打仗的战士。”
少数诚实的人胜过很多……如果你选择对上帝虔诚，诚实的人好比首领的战马，诚实的人将追随他们……我宁愿有一个穿朴素黄褐色上衣的首领，知道他为谁而战，并且爱他所知道的，这样的人你可称其为绅士，这没有什么不可以。
目标是清楚的，长老派贵族和将军在有产阶级之间寻求一个妥协的和平，另一方面，克伦威尔宣布：“如果国王选择站在我准备进攻的敌人一边，我将很快将手枪对准他，就像对准其他任何个人一样。”
1645奶奶2月5日，议会的保守反对派被挫败，而《自我否定条例》被通过，成为法律。如同一阵风一样，议会两院的所有成员被禁止担任军事指挥。现存的军队结构——根植于报数、狭隘，及特权阶层——被废除，取代它的视新模范军。
新模范军是一支中产阶级的革命军队。尽管许多新兵是紧急招募的新人，他们团结在了一个由老兵和激进派组成的革命中枢周围。军队的音调，由像休·皮特斯这样牧师的布道决定，由士兵中流传的大幅墙纸和宣传册决定，也由在辩论中的政治和宗教热情决定。
1645年6月14日，在纳西比，新模范军击败并摧毁了王室野战军主力。从此国王再也没有能力组织另一支。新模范军再也不会给他机会。保王党所有的军事抵抗都被镇压。
革命已经胜利。但它是什么类型的革命？什么样的社会愿景，将指导它未来的工作？
新模范军、平等派与英格兰共和国
组成议会多数的长老乡绅，总是将新模范军当作一个令人后悔的必需品。在1646年，他们最先考虑的就是解散它，与国王达成和解，压垮政治—宗教上的不满情绪，从而结束革命进程。作为大土地所有者，他们害怕激进分子甚于保王派。
士兵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被部署到爱尔兰去打一场可怕的殖民战争，要么被立即解散，没有一份津贴或者其他补助，而且，他们的薪水被拖欠了好几个月。这些经济上的委屈与对更加民主的期望是符合的。每个兵团选举了两位“鼓动者”去表达他们的需求，并与其他兵团协调政治行动。军队活动家们也与平等派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后者是一个激进的民主团体，在伦敦和其他城镇有强大的基础。平等派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位退伍军人，名叫约翰·李尔本。
像克伦威尔这样的军队将领内心是分裂的。他们自己作为拥有财产的乡绅，社会本能是保守的，而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倾向于和国王达成和解。但他们又是成功的革命者，决心捍卫自己在战场上已经赢得的收益。而且，作为军官，他们受到了普通士兵中激进派的直接压力。而后者的行动方式是议员不会采用的。
因此，1640—1649年的政治冲突涉及四种明显的势力。保王党人希望倒转内战的结果。长老派希望与国王达成一项和解以建立一个大有产者的保守政权。独立派——军队领袖和一小部分议会成员——在妥协与革命行动之间摇摆不定。平等派——得到伦敦民众和大多数普通士兵的支持——正努力争取一场彻底的革命变革。
在1647年10月，平等派足够强大到迫使军队领袖与之进行一轮公开辩论（以“普特尼辩论”而闻名）：“我认为在英格兰，在穷困的人，和最富的人一样，都有同样的生存权。”激进的上校军官托马斯·雷恩巴勒解释道：“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英格兰，最穷的人不必对一个不给他发言权的政府有义务，并将自己置于其管理之下。”
“没有人，”代表将军们发言的亨利·艾尔顿回答说，“有权……得到一个份额……来决定这个王国的事务……在王国没有永久的固定收益……”这就是说，这个人的所有土地在这个国家，而那些在公司中的人，所有的交易都在这个公司。
英格兰将成为什么?一个小有产者的激进民主，还是由地主和商人主导的、保守的君主立宪？
当国王从囚禁地逃跑并发动第二次内战时，这个问题仍未解决。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很多地方的长老会都与保王派联合，反对革命所释放出来的激进主义。但是，在1648年夏天一次旋风般的战役中，新模范军打垮了它所有的对手。
面对未遂的反革命，以及来自底层持续的压力，克伦威尔和独立派现在摇摆到了革命的一面。在1648年12月军队执行了第二次革命。普雷德上校部署了一队骑兵，将下院的保守派驱逐。长老派控制的“长期国会”转变成独立派操纵的“残余国会”。接着，国王被审判、定罪，并于1649奶奶1月30日，作为英格兰人民的敌人被公开处决。
曾在左派的支持下镇压了右派，现在军方领袖们——其立场相当于在两者之间不确定地摆动——现在移到了平等派的对立面。“我告诉你，先生，”克伦威尔在掌权的国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你没有其他方式去对付这些人，只能击败他们，要不然他们就要击败你。”
伦敦的平等派领袖们被逮捕并被囚禁在伦敦塔。一起底层士兵的兵变被镇压，其中的四名头领在牛津郡贝福德的教堂被射杀。
1649年春天的镇压打破了群众运动的基础。自从珍妮·迪斯在1637年7月将她的工具扔向圣吉斯院长之后，这个运动一直为英格兰革命提供动力。在几次全国性的革命危机和数百次遍布全国的保王派和议会派的斗争中，中等阶层的活动都是决定性的。一次又一次，或者是作为城市人群，或者是新模范军士兵，普通民众在将斗争推向前进的过程中共同行动。因此，民众运动的失败是个转折点，革命向前的势头被来自顶层的军事独裁所冻结。
在1649年以后，军队领袖的统治依靠一个小有产者、商人和官员的狭窄社会基础。大财产所有者中的绝大多数敌视他们。大多数小财产所有者在他们的党派失败之后，陷入消极被动和默默无闻，军队与清洗过的残缺国会事实上还有纠纷。但新的选举未能产生一个顺从的国会。因此军事独裁成为正式：1653年，克伦威尔成为共和国的护国公；而在1654年，英格兰被分割成由主要将军管理的军事区域。
这个新体系日益不受欢迎和不稳固，特别是在1658年克伦威尔死后。军队不能扩大其社会基础，因为有产者阶级憎恨军事统治，并怀疑其庇护的激进派。
将苏格兰一位相对保守的军队指挥官，乔治·蒙克将军，在1660年早期发动了一场政变时，抵抗消失了。他进入伦敦并邀请查理一世的长子登上王位，是为查理二世。事实上，复辟是新模范军反对自己的一场政变使其成为可能的，是革命运动的空心化，其中军队的表现最为突出。
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高度矛盾的过程。资产阶级是一类少数派有产者。只有当它能成功地动员社会力量之时，才能通过革命行动推翻国家。但是这些力量都有自己的利益，而且革命是一个授权的过程，这样一来，预期和要求就很快超过了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们愿意给予的范围。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内在于大规模群众动员的民主和“平等”渴望，在大有产者中引发了深切的恐惧。这些常导致可能的资产阶级革命流产。这就是德意志在16世纪20年代已经有的案例，17世纪20年代又再次出现。在两次场合，当面对人民大众激进的新教运动时，保守的新教贵族畏缩不前。
群众运动的规模和特征是有决定作用的。革命被接踵而来的危机不时打断。在每一次危机中，革命和反革命力量进行直接冲突。革命是前进还是退缩，决定着最后结果。然而，在某一时刻，即使最激进的资产阶级，如果他们想要保护自己的财产，在来自底层的群众运动将他们推向掌权时，就需要停止。当他们这样做时，就将自己暴露给了复活的反革命。这就是为什么1660年的复辟被证明，它并不是英格兰有产者期望的最后解决。
殖民地、奴隶制度与种族主义
荷兰和不列颠的资产阶级革命释放出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力量。中世纪经济被政治权威控制。传统的封建主义——像西欧在十字军时期那样——其剩余产品虹吸般地被浪费在对爵位、城堡和贵族气派的炫耀上。国家封建主义——腓力二世的西班牙或者路易十四的法国——将其浪费在王室军队、前线工事和宫廷奢华上面。
荷兰1566—1609年对西班牙的胜利，以及1637到1660年议会对英格兰国王的胜利，使一个新世界成为可能。这个新世界，是由市场、利润动机，以及一个积极通过生产性投资积聚财富的乡绅和商人阶层所支配的。
17世纪后半期是荷兰的黄金时代。土地被开拓，新的农业技术被采用。令阿姆斯特丹北部的赞斯塔德区引以为荣的是12台工业风车。一系列的荷兰商站连接了南非、印度和远东。
商业竞争对手之间的发展步伐差异，导致了1652到1674年荷兰与英格兰之间的三次海战——直到抵抗法国路易十四的共同利益使两个资产阶级国家开始结盟。如果英格兰与荷兰之间的冲突继续下去，后者肯定会输掉战争。其国内基础过于狭小，无法支撑对英格兰的长期挑战。
英格兰的历史被这样的事实所塑造：它是一座大岛，资源丰富，并处于一个有活力的大陆的边缘。环绕英格兰的海域，既是一道防御壕沟，又是一条商业干道。17世纪革命打开了不列颠地理中与生俱来的经济潜力。它使发展海上贸易、制海权和海外帝国成为可能，足以使不列颠成为一个世界强权。
煤炭产量由1650年的50万吨增长到100年的1500万吨。工业平均增速由1710—1760年的每年0.7%，提高到1780—100年的2%。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比例，由1650年的9%，扩大到1800年的20%。
只有在这一时期行将结束之际，一场工业起飞才能发生。在17世纪末期和整个18世纪，所有工业生产事实上都采取了小工场工匠的生产形式。直到1800年，机械化和工厂生产依旧处于胚胎之中。资本积聚得以完成，是通过控制分配和交换而不是生产。18世纪的资本主义依然不是工业资本主义，还是商业资本主义。这种经济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所谓的“三角贸易”。
在16世纪，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珍贵金属是最值钱的帝国主义战利品。在18世纪，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充当了这个角色。不管哪种情况下，都存在一个问题：劳动力的短缺。在最早的欧洲殖民者带来的枪炮和疾病作用下，美洲本地人口事实上已经灭绝了。但殖民者他们自己——包括作为劳工输入的数以千计的契约仆役——也因热带疾病大量死亡。需要的是一种新型劳动力，能够抵御疟疾、黄热病，以及其他热带疾病。解决方案就是从西非输入奴隶。
为了向伦敦、布里斯托、利物浦和格拉斯哥供应蔗糖，并使供应商发家致富，数百万的非洲人被变成奴隶被运输，并工作到死。在17世纪晚期到19世纪晚期之间，大约有1200万非洲人踏上了大西洋之旅。其中大约150万人死于途中。将他们塞满运奴船并接受这种耗损，相比为他们提供能保证更多人幸存条件要有利可图得多。对于西印度群岛的幸存者来说，生活并没有改善。因为营养不良、过度劳累、以及鞭打惩戒，种植园的死亡率高得离谱。
相比这1200万非洲移民，同期只有大约200万欧洲人移民到新大陆。但是在1820年，白人人口却大致是黑人的两倍。欧洲人能够生存和再繁殖，非洲人只能够死。
新世界土著人口的灭绝，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之一。奴隶贸易是另一起。无论哪种罪行，都是种族主义者为证明自己合法性而实施的。
所有阶级社会中，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种族主义。有三个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
第一，统治阶级为控制剩余而竞争。他们需要动员普通人去从事这些争斗。例如，在十字军东征期间，穆斯林被丑化成妖魔般的异教徒，以证明在中东进行的多起种族灭绝、掠夺和征服的战争，都是合法的。
第二，阶级社会使为生存而努力的普通民众相互斗争。统治阶级利用这些制造分歧，使人民不大可能联合起来反对其剥削者。例如，罗马贵族对城市贫民给予一定特权，并让他们参与赞助网络，同时鼓励他们把外国人和奴隶当作“野蛮人”来鄙视。
第三，如果把受害者描述为文化或者种族上低人一等，帝国主义——利用军事力量去夺取其他民族的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为自己辩护就更加容易。帝国主义就可以被解释成一种“开化”使命。
在18世纪，欧洲快速的殖民扩张和同样快速发展的奴隶贸易，一起重新塑造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并放大了其历史重要性。新种族主义在三角贸易的环境中发展起来了。装载着贸易商品的轮船驶向西非并交换黑人奴隶。当地首领发动奴役战争来供应市场，并取得进口名牌商品的特权。奴隶们被横穿大西洋运到美洲，并在奴隶市场上出售给种植园主。轮船装载蔗糖、烟草，后来还有棉花等货物返回欧洲。
种族主义认为殖民地以及奴隶合法，其理由是原住民低人一等。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被视为亚人种，只适合重体力劳动；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被视为愚昧无知和发展迟缓，需要得到帮助以变得文明和接受基督教。
资本主义总是处于高度矛盾之中。一方面，其经济活力极大提高了我们提供人类需要的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世界的财富被一小部分人控制，就宣判了对大多数人类的持续剥夺。
在18世纪，英国港口城市的商业资本家的富庶，与大西洋通道及西印度种植园的穷困之间的对比，集中体现了这个矛盾。资产阶级上升到占据全球支配地位，其人力成本不止是这些。在他们追求将在殖民地得到的，令人头昏眼花的丰厚奖品的过程中，英国统治者是残酷无情的。其他统治阶级，察觉到权力的平衡正向着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感受到争夺世界霸权的紧迫性。因此，欧洲屡次爆发战争，而且，战争日益全球化。
帝国之战
英国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有决定性的事件之一。因为它使英国成为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出发点。一旦发动，它是无法阻止的。
17世纪末期，法国是在欧洲起支配地位的强国。它的人口比英国多三倍，法国经济的产出相应的也就更大。但因为英国拥有活力充溢的资本主义经济，在18世纪，它的人口和产出远比法国增长得更快。而且，法国作为一个大陆强国，不得不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来保卫陆地边界。反之，英国是一个海上强国和海岛堡垒，其统治者的政治是维持一支小规模的陆军和强大的海军。
在金融方面，英国也同样强大。尽管控制国会的商人和地主们青睐低开销政府，并避免卷入大陆战争，英国不断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意味着当本国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时，有足够的资源用来支持军备。例如，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建立之后，就能快速吸引资金，并能为海军的扩张提供贷款支持。
最初，英国似乎处于弱势。1649到1660年的群众革命运动，使王室复辟之后君主专制分复活成为可能，而这也被法国君主政体所利用。1685年，詹姆斯二世继承了他哥哥查理二世的王位。詹姆斯信奉天主教，亲法，并立志于君主专制。在法国津贴的支持下，他能够建立一支爱尔兰天主教军队，作为王室反革命的一种可能手段。起初，他得到了英国有产者的支持。当查理的私生子，忠实的新教徒蒙莫思公爵，1685年在西南登录并宣布继位时，议会和军队支持詹姆斯。他们害怕1641—1649年那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复活，在塞奇高沼战役中，这个“好的旧原因”被击败。
但对于新教徒地主和商业来说，保王主义对其财富、权力和信仰都是严重威胁。一旦詹姆斯的意图明确，以及塞奇高沼胜利之后群众革命的危险减少，议会和军队领袖们就计划了一起政变。168年的光荣革命是对1645年胜利和1660年妥协的一次再主张。荷兰统治者奥兰治亲王威廉，及其妻子玛丽·斯图亚特，詹姆斯二世的长女，受邀接受了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王位。军队按照威廉的意愿叛变，而詹姆斯逃往法国。
以“詹姆斯党”称谓而闻名的叛乱分子，在1746年之前依旧是一大威胁。在法国支持下，他们发起了一系列军事行动，试图推翻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三王国”新教的王位继承权，特别是在1689—1691年、1715年及1745—1746年，詹姆斯党人的叛乱，是英法之间一场更广泛的全球冲突的组成部分。在1688到1715年，这两个国家在六次主要战役中互为对手，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它们处于正式交战状态。
在以下所有冲突中，英法之间争夺霸权的竞争是一个核心矛盾：九年战争（1688—1697）、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七年战争（1756—1763）、美国革命战争（其中法国从1778到1783年加入进来反对英国），以及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在此期间，从1793年到1815年，英国和法国几乎连续作战）。这场冲突是全球性的。其中心在欧洲，但在印度、西印度群岛、北美，以及其他地方，无论海陆，都有重要的战役。
从一开始，英国就有三个主要优势。第一，在英国革命期间，形成了一支新军和一种新的作战方式。在君主专制的统治下，法国军队打的是缓慢、谨慎和过度防御的“位置战争”。相比之下，遵循1645—1660年新模范军的传统，英国军队强调的是灵活性、火力和侵略性。
第二，英国的经济财富和强健的金融基础设施，使它能够为其大陆的同盟资助军事物资。
第三，在海军作战和殖民活动中，英国能投入远超法国所能负担的资源。英国有英吉利海峡的保护。法国则必须优先防御他们广阔的陆上边界。
这些优势，连同英国人口和产出的增长都快于法国的事实，意味着法国的权利都被限制在欧洲，其海外帝国无法保住。
英国在地缘政治上获胜，因两场决定性战役而凸显。1704年，马尔博罗公爵在布伦海姆战役中的胜利，终止了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大陆霸权。1815年，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役中的胜利，又结束了拿破仑时代法国的大陆霸权。这样，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依旧是起主导作用的全球超级大国。1815到1914年间，它并没有在欧洲进行过重要战争。其支配地位成为可能，是因为对法国的地缘政治斗争的胜利，以及它在工业革命中的先行者角色。所有成就，都植根于钱世纪中期英国社会的革命性转变。
英国的支配地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次高潮”作出了实质性贡献。欧洲的绝对专制和封建国家，不可能与英国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相匹敌。法国被远远甩在了后面，而发展中的地缘政治竞争压力，是1789年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过，在转向它之前，美国已经完成了一次华丽的带妆彩排。1775年，在遥远的马萨诸塞，随着莱克星顿和邦克山的阵阵枪火闪耀，一个革命的新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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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1923-1928）
序言
《共产国际文件》第二卷所设计的时期，是从法国进军鲁尔开始的。这件事使苏俄对德国事务更加关心。由于随后发生的动乱、德国共产党的重要性以及该党领袖的剧烈争执，在本卷所收件中，直接论述德国事务的就比较多，在所节录的比较一般性的文件中，德国问题也受到注意。由于若干原因，关于英国共产党的文件很多；这是与该党的规模和地位不相称的。这首先是由于联合王国同苏联的关系这个时期几度发生危机；其次，第一个工党政府的组成、英俄工会同意委员会的成立以及英国的总罢工等等，又在共产国际内部引起了剧烈的争辩。
在本卷后半部，有关中国的文件为数相当多，这是无需解释的。随着所谓1925-19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随着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的解散，共产国际历史中的“统一战线”时期宣告结束，并在本卷所涉及的最后一年代之以“阶级反对阶级”这个口号所概括的政策；第三国际这个政策同苏联强行工业化和强行集体化的政策相呼应。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所谓农村苏维埃阶段，显然在1927年就已经开始，但是本卷并未涉及，因为这个阶段应归入1927年以后那个时期。
1923年以后，共产国际对意大利和法国的兴趣日趋淡薄，而对亚洲则开始予以较大的注意。在本卷所涉及的时期结束之前，中东一带的共产主义运动还不大为人所知。有关组织问题的文件，本卷比第一卷要多；这与组织方面的指示颁布较多有关；本卷只将最重要的一部分选入。
在本卷所涉及的这几年中，俄国共产党党内纷争的影响始终明显可辨。在1922年底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到1928年夏季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第三国际的领导人几乎全部更换一新，这主要是俄国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直接或间接结果。
本卷的编者按语大都此第一卷要长。共产国际在这个时期所发布的文件无论在数量上或在篇幅上都比过去要大；有一些文件因本卷篇幅所限而不能收入，但是略加综述是有益的。其次要说明的一点是，我在这些编者按语中广泛地利用了托洛茨基的档案材料以及茹勒·洪别尔一德罗论述托洛茨基在1929年被开除之前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情况的文章。
我有机会完成这一工作，全靠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帮助，它给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赠款，使我能在美国度过几个月，特此致谢。另外，我也要向下列各方面致谢：哈佛霍顿图书馆馆长和职员让我利用该馆所收藏的托洛茨基档案，哈佛俄国研究中心主任和职员让我参考洪别尔一德罗的文稿，胡佛研究院和收藏着无比丰富的俄国养料的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以及国会图书馆的斯拉夫部也都给了我以无微不至的帮助和非常友好的招待。
我还要向彼得·伯顿先生、E·H·卡尔先生、H·迪尤尔先生、西奥多·德莱伯先生、保罗·郎格先生、鲁思·麦克维小姐致谢，他们用专门的知识帮助了我。R·C·诺思先生让我从他那打字稿中读到S·泰戈尔先生关于印度共产党的记述；J·罗思柴耳德先生让我阅读了他论述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手稿，使我获益不少；马歇尔·温德米勒先生和G·奥佛斯特里特先生还让我利用了他们为自己的著作一一后来以《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为题出版——所收集的材料。对于上述各位特此致谢。
像第一卷一样，文件译文以德文本为主要依据；遇有疑问即参阅俄文本。不过，我只在《布尔什维克化的提纲》一文（第199一200页）的英译本中发现有重大出入。
本卷所提到的若干人的真正姓名无法确定，因为用假名是某些共产党所特有的习惯。原注冠以星号，我所加的注即冠以数字。
珍妮·德格拉斯
195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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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伊萨克·多伊彻，1966年4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伊萨克·多伊彻
AnOpenLetterToWładysławGomułkaandtheCentralCommitteeofthePolishWorkersParty
致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
伊萨克·多伊彻1966年4月28日
Zveza翻译
〔说明〕多伊彻的这封公开信是为了抗议波兰官方对卡齐米日·巴多夫斯基、路德维克·哈斯、亚采克·库龙、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和罗穆亚尔德·希梅赫的宣判。这些人受到审判并被认定散发非法宣传品，其中包括库龙和莫泽莱夫斯基的《致党的公开信》。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deutscher/1966/gomulka-letter.htm
我向您致函是为了抗议最近对路德维克·哈斯[1]、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2]、卡齐米日·巴多夫斯基[3]、罗穆亚尔德·希梅赫[4]、库龙[5]和党内其他成员的秘密审判和定罪。从一切现有的报告来看，这些人被剥夺自由仅仅是因为他们针对党的政策或者政策的某些方面发表了批评意见，以及他们认为专断腐败的官僚主义正在国内猖獗并且对此表示了失望。对他们的指控是，他们散发了包含“不利于国家及其最高当局的虚假信息”的传单和册子——公诉人似乎没有指控他们有任何比这更加严重的罪行。
如果指控就是这样，那么对这些人的迫害则是可耻的丑闻。我必须要提出几个问题。首先，为什么法庭不公开举行听证会？这当然不曾涉及，或者说不可能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所有被告都是学术界的教师和学生，他们只是试图向同侪表达自己的观点。为什么他们得不到公平公开的审判？为什么您的报纸甚至不曾概述一下起诉书和被告的辩护？是不是因为诉讼程序太荒唐可耻了，让各位自己都觉得无从辩解，所以宁可用沉默和遗忘来掩盖它？据我所知，公诉人和法官并没有质疑被告的行事动机，也没有真心怀疑过他们的正直。被告们宣称自己是忠实的非主流共产主义者，而且也一直如此行事，他们坚信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和正确。
我认识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路德维克·哈斯，他甚至在二战之前就是共产党组织，或者说所谓的托派组织的一员，而我正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和发言人。他之后在斯大林的监狱、集中营和驱逐所当中度过了17年。他1957年获释后回到波兰，摆脱了一切痛苦，并且心怀对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他在如此的激励之下立刻就决定加入贵党，并且被接纳为党员。没有人要求他同过去断绝关系，而他甚至丝毫不否认自己过去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相反，他坦率而不遗余力地坚持这些观点。仅仅是这一点就证明了他的勇气和正直。而您，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真的觉得您的“机构”和行政部门当中有很多像他这样无私坚持理想主义的人吗？看看您的身边，看看围着您转的这一群趋炎附势之徒，看看那些毫无原则和荣誉的机会主义者，他们过去向贝鲁特[6]大献殷勤，有些人甚至还巴结过雷兹—希米格维[7]和毕苏斯基，如今又在您面前恭维讨好。在危急关头，您关进监狱的这些人是可以依靠的，而这种官僚当中又有多少是您的政府以及社会主义可以依靠的？
最近，您的政府颇为自豪地声称，波兰自1956年以来没有一位政治犯。如果说法属实，那么对于这么一个在各种政权之下监狱里都塞满了政治犯，特别是共产党囚犯的国家来说，这确实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据我所知，您并没有把众多恶毒的反共对手关进监狱并戴上镣铐，您对待他们的态度很温和，这值得称赞。但您为什么不让左派批评者们也享受这种待遇呢？哈斯、莫泽莱夫斯基和他们的朋友被戴上手铐，在重重警卫押送之下走上法庭。目击者叙述说，他们举起被铐住的双拳，行老式的共产党礼节，并唱起了《国际歌》。这个细节动人地说明了他们的政治品性和忠诚。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您的政要当中如今还有多少人会自愿主动地唱起《国际歌》呢？
我得到的消息说，在审判前的讯问环节中，主持讯问的官员指控说哈斯等人曾经与我接触。我不知道公诉人是否在法庭上采纳了这项指控。无论如何，这项指控是完全错误的。我承认，如果被告曾经试图同我联系的话，我会很乐意回复他们。但事实是，我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没有任何联系。我甚至没有见过他们的任何一份传单或者册子，仅仅是根据口头传来的消息或者西欧报纸的报道来判断他们的行为。
或许我有义务解释一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过波兰的政治生活，也不是任何政治组织的成员，不管是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别的主义，我只代表我自己发言。不过我要补充的是，我在几次非常罕见的特殊事件当中打破了自己设下的政治隔绝原则。当您，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在斯大林时代的最后几年间被监禁和诽谤的时候，我提出了抗议。我清楚地知道我不可能赞同您全部的政治观点，但我依然对您表示了声援。同样，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完全赞同哈斯、莫泽莱夫斯基及其同志们的观点和行为。但就和您的情况一样，我认为我在他们的情况当中能发现反动的警察恐怖，并且把诽谤同真相区分开来。
另一次让我决定对波兰政治事务发表意见的事件是在1957年，当时我在《波兰共产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悲剧》这篇特别的文章里做了阐释。您可能还记得，在《政治》（Polityka）杂志试图出版这篇文章的时候，您的审查员，也就是所谓纳托林集团[8]的斯大林主义者没收了它，然后您，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下令在党员当中广泛传阅这篇文章。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波兰十月之春”[9]刚刚过去的那段时间，您认为波兰的共产党人应该了解我的描述，了解斯大林对他们的党造成的浩劫，也应该知道他把党内几乎所有的领袖都送到了行刑队面前。您知道，我是极少数在1938年站出来的共产党员，我抗议这一罪行、抗议他解散和诋毁这个曾经属于我们的共同的党。莫斯科直到17年或者18年之后才为波兰的党和领导人“恢复名誉”；然后您，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为自己在1938年保持沉默——尽管您并不相信斯大林主义的诽谤——而道了歉。我不相信您现在迫害和监禁自己党内成员和左派批评者的行为是正确的，而且我也不能保持沉默。
请允许我提醒一下您自己在著名的1956年10月中央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说过的话。您当时说：“个人崇拜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这是一套从苏联移植到几乎所有共产党身上的制度……我们已经，或者说正在一劳永逸地同这套制度断绝关系。”（斜体字是您自己标注的）
但在某种程度上，您不正是在重建这套制度吗？您自己获得平反和“十月之春”发生的十周年庆就要来了，那时您引起了许多对于未来的期许，而现在您却想用这些审判来纪念它吗？
为了这些期许，也为了您自己过去的经历——作为一个战士、一个被毕苏斯基和斯大林迫害的政治犯的经历——我向您，以及您在中央委员会的同僚呼吁：不要让这种误判继续下去！驱散秘密，让哈斯、莫泽莱夫斯基及其同志们的这桩案件显露真容。如果您认为他们犯了严重的罪行，那就公布法庭审理的全部报告，让它自己说明一切。无论如何，我呼吁您应当下令立即公开修订审判。如果您拒绝这些要求，您就会被谴责为斯大林主义的徒辈，就会犯下这样的罪行：不仅扼杀自己的党，还损害社会主义未来的声誉。
注释：
[1]路德维克·哈斯（1918—2008）是20世纪30年代末波兰社会党内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团体的成员。1939年被苏联当局逮捕，并被关押在沃尔库塔，直到1956年才回到波兰。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共济会，但他的学术生涯波折不断，因为他持有托洛茨基主义观点，并且因此受到零星的骚扰。1966年，他因编辑库龙和莫泽莱夫斯基的《致党的公开信》而被判处三年监禁。
[2]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1937—2019）从1950年起就是波兰统一工人党青年部的成员，并于1957年入党。他和亚采克·库龙于50年代中期成为“弯曲的圈”（KrzyweKoło，这个俱乐部是许多异见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俱乐部的成员，60年代中期，他们写下了《致党的公开信》。他于1966年被判刑三年，1967年获释，但在1968年再次入狱。他在1980年帮助组建了团结工会，并在监牢中度过了80年代初期。他从1992年起参加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联合劳工（UniaPracy），但到1995年便回归学术工作，研究历史。
[3]卡齐米日·巴多夫斯基（1906—1990）在20年代中期加入波兰共产党。他之前在比利时生活时加入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回国之后协助在波兰建立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团体。1946年，他在波兰着手重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团体并因此被捕，入狱四年。1966年，他又被判处三年监禁。他至死都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
[4]罗穆亚尔德·希梅赫（1940—）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自称是左翼社会主义者而非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他于1957年开始与哈斯和巴多夫斯基共事。1966年，他被判处三年监禁，不久后被释放并退出政治活动，继续从事历史学家的工作。
[5]亚采克·扬·库龙（1934—2004）于1952年加入波兰统一工人党。50年代中期，他和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成为“弯曲的圈”俱乐部的成员，并在60年代中期撰写了《致党的公开信》。1966年他被判刑三年，1967年获释，但在1968年再次入狱。1976年，他协助建立了工人保卫委员会（KomitetObronyRobotników）。他在1980年的罢工浪潮中短暂入狱，并在同年晚些时候建立团结工会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他曾在两届后社会主义政府中担任劳动和社会政策部长，但之后对政府颁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转为批评态度。
[6]博莱斯瓦夫·贝鲁特（1892—1956）于1912年加入波兰社会党左翼，1918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24—1930年间，他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工作，1933年加入苏联军事情报部门。1933至38年期间，他在波兰入狱服刑，因此躲过了斯大林对党的清洗。他领导战后的波兰国家，并在1948年12月至1956年3月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他是一个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并在40年代末统领了对政治对手的清洗。他在出席苏共二十大时因心肌梗塞而死，许多理论质疑他的死亡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关。
[7]爱德华·雷兹—希米格维（1886—1941）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匈帝国波兰军团的一名军官，1918年10月成为波兰的战争部长。他在1926年支持毕苏斯基的政变，在毕苏斯基于1935年去世后，他被任命为波兰武装部队的监察长（即首脑），并于1936年成为波兰元帅。
[8]纳托林派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政治派别，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拒绝在党内实行改革的党员组成了这个派别。该组织的名字来源于其成员聚会的一处华沙郊区。
[9]波兰十月事件发生于1956年的下半年。当年6月，波兹南事件发生后，苏联和波兰的矛盾日益突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在苏联的压力下再次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并扩大了波兰在东欧集团中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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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E.P.汤普森（﹝美国﹞保罗·布勒（PaulBuhle），2021年2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汤普森
RememberingE.P.Thompson
怀念E.P.汤普森
﹝美国﹞保罗·布勒（PaulBuhle）世涵翻译、YangChenhuan校对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作者——E.P.汤普森（E.P.Thompson），出生于1924年。他的作品为大众重现了历史，并对大众重塑世界的能力寄予殷切的希望。
在如此遥远的距离上，我们很难去考察那些在二十世纪中叶漫步于政治“舞台”的左翼巨匠。因为法西斯主义已经被打败了很久，殖民世界在此战火后迅猛发展，与此相关的，历史正在被改写、被重新评估，超越了国王和军队的传奇故事。E.P.汤普森为世界各地重新审视历史的劳工们树立了榜样，进一步证明了自己是全球和平运动的领导者。他也是研究两位威廉：威廉·布莱克[1]（WilliamBlake）和威廉·莫里斯[2]（WilliamMorris）这的伟大学者，但这一点几乎被遗忘在一个更大的事实中：E.P.汤普森的所言所行，是伟大的英国浪漫主义者，也是伟大的反撒切尔主义者。
他的生平很简单。出生于牛津，是传教士父母的儿子，1941年他离开学校去参军，因担任坦克指挥官，一只耳朵失去了听力。他的哥哥威廉在保加利亚与游击队作战时被处决，他经常回忆说这对他年轻生活产生了独特的影响。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加入了英国共产党。更值得纪念的是，他加入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其中包括不少未来学术界的大人物，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Hill）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就是其中之一。经过多年的合作，该小组于1952年推出了一份在英语乃至任何其他语种里，独一无二的期刊：《过去和现在》（PastandPresent）。
他的巨著《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主义》（WilliamMorris:RomantictoRevolutionary），在匈牙利革命和他从一个不安分的共产党员转变为英国新左派的创始人的一年前出版。《新理性者》（TheNewReasoner）致力于崛起左翼的新一代和新反战运动，最后被合并入《新左派评论》（NewLeftReview）中，留给汤普森的是另一个写作任务《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MakingoftheEnglishWorkingClass，1963）
在文学领域，从没有人写过这样的书，但是据说它类似于两本同样令人难忘的旧书：杜波依斯（W.E.B.DuBois）的《美国的黑人重建》（1860-1880）（ReconstructioninAmerica1860-1880，1936）和詹姆斯（C.L.R.James）的《黑人雅各宾派》（TheBlackJacobins，1938），它们问世几十年后才得到充分重视。每部作品都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底层的活动是历史的推动力，也是前所未有的详细、近距离的和充满爱意的作品。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力量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历史写作的性质，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历史写作的性质。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年轻一代学者都致力于以不同的方式讲述不同的故事。其中，口述历史的兴起（一种经常在新的社会运动中书写历史的方式）极大地归功于他的影响。对社会最深层的批判性研究也是如此，这些研究是由崛起的一代进行的，他们确信历史理解的改变可能会使整个社会真正民主化。
汤普森在教室和工会大厅、各种政治示威、甚至在音乐节上的公开演说，对他人多次重复他的主要观点。当他提出自己的观点时，他那美妙的灰色头发，变成了银白色，在他狭长、英俊的脸庞上方和周围掠过，也掠过他宽大的身躯。当他的陈述开始时，他有时拿自己开个玩笑，或说一句轻松的话开场，使听众明显地准备好了认真听讲。他对他所选择的任何主题都说得头头是道，他讲故事是一种艺术，他的朗诵也是如此。看似极不喜欢诗歌人可以被他所朗诵的布莱克、华兹华斯、雪莱或莫里斯所吸引。更重要的是，他让追随他的人们感到：他们自己有可能干预当权者的事务。
他为1970年代后期复兴的反核运动做了充足的准备，这项运动反对迫在眉睫的核军备竞赛，也反对压制言论自由。他写了一本“臭名昭著”的小册子《抗议与生存》（ProtestandSurvive），嘲笑政府的小册子《保护与生存》（ProtectandSurvive）[3]，他在这个过程中成为英国最受爱戴和攻击的人物之一。他合作复兴了核裁军运动（CampaignforNuclearDisarmament，CND），并参与编写了欧洲核裁军（EuropeanNuclearDisarmament，END）的创始文件，在整个欧洲孜孜不倦地为这项事业发声。他在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上的演讲令广大听众激动不已，激发了音乐和电脑游戏改编的灵感。
以上足够描述一个人生活了。但介绍他还有很多关于哲学、诗歌传统和他对“英国性”（Englishness）彻底颠覆性理解的话要讲。他经常说，在布莱克和莫里斯之间已经失去了一些东西，而浪漫主义的力量仍在等待重新获得和使用。他的科幻小说《锡考斯文件》（TheSykaosPapers），浪漫但也严厉地反对核武器，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写作，考虑到它的篇幅，读者一定要花几周的时间来钻研。
他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出现的阿尔圖塞主义（Althussserian）影响的论战，更令今天的读者心生敬畏，即使是那些喜欢他自我描述为“鸨”[4]的人，这种英国鸟不能飞越大陆，也不希望飞越大陆，因为它对自己的家园如此熟悉。他对威廉·布莱克的研究是在他健康状况不佳时写的，本身无法完全完成，但却让今天的读者感受到了汤普森这个激进的浪漫主义者的完整性。
汤普森的妻子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TowersThompson）是一位杰出的宪章运动史学者，他的女儿凯特·汤普森（KateThompson）是一位获奖的儿童作家。他自己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学家的遗产仍然像以前一样充满活力。
2021年2月3日
〔作者简介〕保罗·布勒（PaulBuhle）是C.L.R.詹姆斯（C.L.R.James）的获授权传记作者和新左派历史杂志《激进美国》（RadicalAmerica）的创办人，已从布朗大学退休。他是十几本左翼图像小说（Graphicnovel）的编辑，包括《一个美国人的歌谣：保罗·罗伯逊的图形传记》（BalladofanAmerican:aGraphicBiographyofPaulRobeson），目前正与艺术家尼克·托克逊（NickThorkelson）合作编写威廉·莫里斯的图像小说。
原文链接：https://tribunemag.co.uk/2021/02/remembering-e-p-thompson
[1]译者注：威廉-布莱克（WilliamBlake,1757-1827）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版画家。主要诗作有诗集《纯真之歌》《经验之歌》等。
[2]译者注：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1834-1896）是一位的社会主义者，主张社会平等和反对压迫。同时也是掀起的工艺美术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领导人。
[3]译者注：《保护与生存》出版与1980年，主要讲述了在核攻击下如何保护住所以及家人成员的安全。
[4]译者注：一种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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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特尔的年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李希特尔的年鉴
对于我们大力促进《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出版的要求，苏黎世的三个同志——施拉姆、赫希柏格和伯恩施坦——的恼怒和厌恶现在明朗化了。他们在一本由赫希柏格创办的著作《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一八七九年七月出版）发表一篇共同写作的文章，这同我们所计划的事完全不合。我们想在我们要创办的报纸上用一切力量对可耻的法令（在我们心目中指反社会党人法而言）作斗争。但是他们三人是用一种无为主义（三月间写给莫斯特的那些信就表现出这种思想的基本精神——把这法令看成一种对我们并非不应得的惩处，来责罚我们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之前那种不循规蹈矩的举动。他们还在文章的开头（文章题名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的批评性箴言》[1]）解释说，党必须用反社会党人法所强加给它的十分必要的安息时期来进行自我批评和反省，也就是需要一个忏悔时期。他们先责备说，人们迄今无论在市区选举或邦议会选举都没有不顾各邦现行法令而参加选举，然后他们又批判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所抱的拒绝态度。据说，因此人们就冒犯了干练的同盟者，因而不能争取有才智和有知识的人们，以便通过他们继续发展。它接着说，人们片面地作为《工人党》而行动，因而依然局限于成为少数人的精神产物，他们在党机关报上屡次用相同的口号重复着拉萨尔的鼓动小册子的内容。只为工人写东西和只为工人说话，人们这样把民众大会的语调转移到报纸上，并且企图用强有力的表现方式超过它。报纸的声调完全无助于养成一种良好趣味。如果人们想把我们报纸上出现的谩骂编成一本辞典（关于这点，拉萨尔也因在《巴斯夏一舒尔采》一文中个别语句缺乏礼貌而受了一次打击），“即使最激烈的同志也决不会把这看作学习良好风度的模范……并且风格即其人……率直说来，这里个别领导人的恶劣模样直接起了伤风败俗的作用。
道德说教就这样进行下去。这种说教甚至涉及到党员同志的衣服和外表与态度。“因工作而弄脏了，确不可耻，但在做工作以后满身污秽，还觉得舒适，就可耻了。”
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深入知识界”，照他们三人看来，就是说：“斯托克尔和托特二牧师的举动，甚至俾斯麦侯爵对那即使不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却那么坚决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人物，像枢密参议瓦盖纳和洛塔尔·布赫尔的态度，也显然表示，新的真理是不可抗拒地得人心。”接着是竭力反对一知半解的教育，反对个别编辑人的缺乏圆通，并提出一个问题，党对于一八七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的败仗自己是否负有一些罪过。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从这篇文章中转载的只是简短的、不完全的摘录。
这篇文章对运动没有任何高明的观点和任何深刻的理解，我们把它看作头等的腐儒作品，在各处党人中，凡是读到它的，定会引起愤怒。这样一种举动的时间，选择得极为不幸。幸而这本书被禁止公开发行。对于俾斯麦及其伙伴来说，这篇文章就是对他们反对我们的态度表示十分满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接到这本书（他们比我们收到得还早），读了那篇文字，都大为震怒。这本书还误使他们确信，他们从这本书认为赫希柏格（没有他出钱，不可能出这本书）是一个故意破坏党的人。他们写了一篇通告信，把那本书和文章加以彻底批判。恩格斯甚至于写信给我说，像赫希柏格这样的人，必须由党里清洗出去。他们把意见书寄给议会党团，我们商妥后，党团由弗里茨舍起草答复。通告信由我们寄给白拉克，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要求的，并且由他再寄给苏黎世的三颗星。我为这件事写信给恩格斯：
“莱比锡，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恩格斯！
兹附上答复您和马克思的通告信的回信，所以如此拘泥形式，因为它是弗里茨舍拟的稿。
我正要发出文件时，收到一卷李希特尔年鉴的一部分，其中有那篇声名狼藉的文章。我阅读它后，理解了您的愤慨。除了原则上的错误，这也是一篇我从未见过的迂腐作品。三位作者那样神气地把自己放在一切人之上，高高在上地用批评的眼光向下看，败坏了同一切人的关系，却没有争取得一个人或令一个人满意。并且这个作品中还充满矛盾。
我自然要写信到苏黎世提出我的意见，决不延缓。这里其余的人一看到文章，也就要这样做，这事由我负责。在我必须对这一著作及其完全无益的发表，表示反对的同时，在另一方面我也劝告您不要把作者对党内的影响估计过高。我相信这样说并不过份，在党内即使只是在大体上同意这文章的，不会有十二个人，并且没有人比作者自己所受的损害更多了。
关于作者在党内的影响，您的看法完全错了。我须一再地并且特别强调地说，赫希柏格虽然在物质方面对党有真正突出的贡献，但向来没有作丝毫的尝试，来为他的贡献要求相应的影响。据我所知，他从没有提过什么条件，说这个或那个报纸必须这样或那样来编排，说这个或那个编辑人必须辞退或者必须安插另一个人。每次有某方面前来向他求助（而且这事是常常有的，他为此已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财产），他总是询问盖布或者我，照例询问我们二人并且还询问他人，他是否应该帮助，某企业或某人是否应受接济，我们的话对他是有约束性的。因为这种非常少见的毫不利己，我就宽恕了他的各种错误。
如果说他在《未来》报上通过他的编辑方面的活动而得到一定的影响，那是因为事实上缺乏适当人员的原故。而且，我们如果认为党内已有许多原则上完全清楚的人，那就是大大的自欺。这或许是个错误而且令人遗憾，但也无法改变。这是因为党存在的时间还短，并且因为一种情况，即成千上万的人首先是由于极不同的原因而并无清楚的认识就参加了党，然后在党内逐渐受到必要的教育。
现在再回来谈一下所提到的人物，我所见如下：
希尔施正像福尔马尔那样，不必因苏黎世人们写信里有些不仔细而感到不快。福尔马尔写信到苏黎世把他的立场说清楚了；他在这里取得他的指令，他到苏黎世后，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并无阻难。今天他瞒怨说管得太少，至少是有关业务经营方面；编辑方面还没有任何人和他接近。如果您相信，只有希尔施才可以帮助我们创办一个独立的报纸，那您就大错了。这里您把我们估计太低了，也把苏黎世的人估计太高了。
如果希尔施现在极其重视他询问基金时得到满意的答复，而您也是这样并认为他完全正确，这就是我所不解的了。
党从来没有把严格的商务经营作为党对企业的标准，否则，大多教的报纸都办不成。我们那时的《民主周刊》，从《民主周刊》产生《人民国家报》和后来的《前进》报，都是没有钱而创办起来的，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报纸企业也都完全如此。
老实说来，这个问题这次也不大使我们头痛，因为我们大家以往和现在都确信，报纸在短期内不仅可以自给，而且也还可有盈余来弥补开办费用。
我们对于这一点的打算是，万一我们筹不起款来，赫希柏格会同意预借必要的开办费和初期费用的。希尔施若是来问我，我可以照我告诉您的话来回答他，不会两样。只是我觉得，希尔施若没有几千马克的津贴作保证，他就对企业没有信心，因为他缺乏这种信心，所以没有鬼也见鬼了。
我绝不想继续就这一点发表议论。事情已了结，企业存在着，也将这样存在下去，它还要赢得您和马克思的喝采。
如果说我们在报纸的笔调上要求一定程度的审慎，那是因为，这样一来，在报纸推广后跟着来的不可避免的诉讼中，法院不致还因为内容关系而控诉被告以重罪。现在我们绝对不要这种使我们受重大金钱牺牲的判决。为大批的被逐者及其家属和其他因反社会党人法而生计无着的人们来募集必要的款项，就已很难维持；任何要我们掏腰包的新要求，都使我们十分不乐意。如果没有经济危机，我们的情况就可以好些，但是危机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咄咄逼人；我们最好的地区受它的压迫也最重。这是我们不管愿意与否必须估计到的情况。
关于凯泽尔的事件还说几句话。我率直奉告，像希尔施攻击凯泽尔的方式与方法使我愤恨，尽管我不同意凯泽尔的态度。对待党内同志不能用这种方法。这种攻击充满了私人仇恨；人们看出作者是欢欢喜喜地抓住机会，找凯泽尔寻衅的。
党关于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的想法，有希尔施也参加的哥达代表大会〔一八七七年）上的决议可以证明。那里所通过的决议，卡·希尔施和莫斯特都赞成的，就是我们行动的准绳。至于通过保护关税俾斯麦是否会得到几百万，则于我们完全无足轻重，如果我们见到，在目前情况下保护关税对于工业是必要的。在这个见解上我们有分歧，而且不止在一种情形下如此，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我们议员有分歧，而且全党也有分歧。例如，奥艾尔是狂热的保护关税派，而盖布和布洛斯是同样狂热的自由贸易派。赫希柏格拥护无条件的自由贸易，而伯恩施坦拥护有条件的保护关税等。
使我们在国会中丢脸的，不是我们的表决，而是发言的内容贫乏。对于凯泽尔有关铁的关税问题的不幸的初次发言，没有人能比我们更加恼火了，他也没有少受责备。瓦尔特希本应该作总发言，而在第一次总辩论中没有能讲话，而当他在第三读发言时，他被安排得这样不幸，以至我们不得不因他未犯错误而欣喜。这是件倒霉事，我对这也不满意。
此外，使我们这次代表显得疲惫无力的是（除开各式各样的打断发言，这种打断发言单是我在粮食关税问题中就遭到二次）会期过长，这迫使我们差不多全都经较长时间才能回家并时常缺席，再就是钱财缺乏，不敷这样长期应用。您在国外完全不了解，差不多我们每个人要克服的困难。假如我有一次在选举中落选而得以闲散几年，那我将不会视为不幸。
至于您关于新机关报的态度所表示的担心，我不再深论。报纸在这里，请您评判。如果您和马克思不满足于这报纸的某个方面，就请您们帮助改善，同时请您们多多给它写文章。
明天我把您来的文件寄给白拉克（附带说，他因患病，几乎一切都不知道），而后由那里寄往苏黎世。
向您和马克思致以
友谊的敬礼.
您的奥·倍倍尔。”
[1]这篇文章的署名为***，意指赫希柏格、施拉姆、伯恩施坦三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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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非法的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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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非法的党报
在国外出版的报纸，从反社会党人法立场看来是非法的，不合规定的；在外国是合法的，合规定的。在德国的社会主义报纸被消灭后，我们国外的党员同志首先感到需要一家社会民主主义的报纸，因为在公布反社会党人法后仍在出版的报纸丝毫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德国社会主义者在国外各大城市和比较大的城市：伦敦、巴黎、布鲁塞尔、苏黎世、巴塞尔、日内瓦等以及在美国的人数，那时非常之多。自从一八七四年起的经济恐慌，以及在反社会党人法统治下的迫害，使成千上万的我党同志无以为生而被赶到国外。单只流亡海外的人达到何等惊人的程度，可见于下列数字：一八七九年由德意志帝国迁出的是五万一千七百六十三人，一八八〇年十四万九千七百六十九人，一八八一年二十四万七千三百三十二人，一八八二年二十三万一千九百四十三人，一八八三年二十万一千三百一十四人。那些流亡者中间究竟有几千社会党人，无从确定，但他们为数众多，而且有增无已。这不仅是由于戒严地区的被逐者人数增长，而其余地区也是如此。社会主义者到处都是警察的高等猎物，并且每个打算得到嘉奖和升级或者希望上级宽容他曾犯的恶行的警察流氓（他们人数众多）都知道，充当社会党人的迫害者是值得的。若把当年警察的胡作非为和无耻行径搜集起来，可以汇成巨册。
经过这些迫害往往被赶到国外，国外到处充满了德国社会主义者协会的干部。这些协会在那些年中间成为党的主要支柱，在这期间它们推销非法报刊和著作，并为党在国内要实现的各种目的而募捐。
就是在德国，在非常法令有效期间，一个坚持原则的报纸也是日益需要。没有这种报纸就不能过下去。首先为了作原则上的解释，国内出版的两家报纸是不能胜任的，也是不被许可的。再者，为了对警察和法庭的行为进行批判。第三，为了说明显得必要的应遵守的策略。最后第四，为的是使党员同志接到在当前情况下别无他法使他们接到的通告和建议。
在国外出版的第一家报纸，在这种情形下可以说是小报，是由卡尔·希尔施发行的《灯笼》。它的尺寸是十厘米长，七厘米宽，打算用当时常用的信封来寄发。卡尔·希尔施从一八七四年起住在巴黎，由那里被赶出来以后，往比利时的布来达，在这里出版《灯笼》。就内容来说，这小报不仅内容简陋，即其风格也不适合于读者的需要。在一八七九年五月十一日的一期上，希尔施反对所谓在德国流行的镇定态度。“只是为了阻止同志们支持国外报纸，甚至阻止阅读国外报纸，就往德国各地到处写信，到处窃窃私语，到处旅行联系。”
这是悲观论调。我对于这些煽动毫无所知。他因麦克斯·凯泽尔在国会中的一次发言曾以很不好看的、侮辱的方式批评他，对此我们大家都很不赞成，尽管我们之中大部分并不同意凯泽尔那个被批评的发言。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攻击该报的理由。至于我们的支持，当然也是没有的，因为它以目前的形式并不能适应需要。
莫斯特于一八七八年十二月底在伦敦出第一期的《自由》报纸，情形就不同了。
莫斯特于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九日由普劳岑湖被释放出来，这时就是反社会党人法生效后一个半月，柏林小戒严已十一天。所以他不能停留在柏林。他首先到不伦瑞克，白拉克在他的政治性机关报《不伦瑞克人民之友》被封闭后创办了他那非政冶性的消闲报，莫斯特以为白拉克正在为这个报物色一位编辑。莫斯特一看，位置已被人占了。他于是又到汉堡，这里自十一月十日起出版《裁判报》代替被封闭的《人民报》。但是这里既有奥艾尔、布洛斯等任事，他也同样找不到安身之处。于是他决定追随别人的先例，迁到美国去。路过伦敦时，他在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被他的友人弗兰茨·艾尔哈特决定留在那里。弗兰茨·艾尔哈特也就是在《普法尔茨日历》报上倡议出版一家报纸的那个人，这个建议得到莫斯特和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的赞同。于是产生《自由》报。
报出版了，并没有把计划告诉我们一个字，没有征求我们的同意和请求协助。至于我们允许与否，自然是另一回事。或许提出这种条件，报纸应由我们监督而我们对于它的态度予以一定的影响。不实行这个条件，我们就既不推荐该报，也不会对它负任何责任。这是伦敦的人们也知道的。所以他们就独自进行此事。报纸在开始时编辑得还差强人意。但是如果莫斯特能长期保持理智和判断力，则莫斯特也不成其为莫斯特了。他缺乏任何责任感，天生的乖僻成性，越来越为来自德国的关于官厅的日新月异的暴行的消息所激怒，他遂走到越来越激烈的迷途。
不久他也用盲目的狂热对党作斗争，特别是对那些他不了解其策略的党领导人作斗争。对他说来，没有任何事情不需要吵架一番。于是他开始在他的报上把小争执和口角大肆夸张，这种小争执在反社会党人法统治下各处较往常更易发生，因为正规化的讨论的可能性没有了。他无批判地把每句滥言闲话，特别是针对着在德国的领导人的时候，热心于整栏地登载在他的报纸上，并设法通过恶意中伤的注释来恶化事端。这样，早在一八八〇年二月中旬，《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指责他说，他的报除在开始时一个短时期外，它所专心从事的敌视党和损害党远远多于进攻党的敌人。当他体会到了，党内著名和有威信的同志，起初曾祝贺他这个报纸的开办，为它撰稿并努力为它推销，而自从《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后，他们越来越离开他，他就更加漫无限制地运用他那可恨的斗争方法。最后，他感到自己孤立了，并且逐渐成为他左右那些恭维他的自负并把他的激进主义煽动到最高限度的人们的牺牲品。从现在起，在激进的夸张方面简直是没有止境了。党的领导人在他心目中尽都堕落为正式的愚人，都可能进行一切对党的叛卖。特别是奥艾尔、李卜克内西和瓦尔特希都尝到了他这漫无节制的仇恨，他把对他们的仇恨由大陆渡海带到英国去了。他仇恨奥艾尔，是因为奥艾尔时常约束他在《柏林自由报》编辑部时的激进主义并使他感到奥艾尔精神上的压力；他仇恨李卜克内西，是因为据他看来李卜克内西爱用轻薄的嘲笑对待他那多幻想的计划，并对他不够尊重；最后他仇恨瓦尔特希，是因为还从他在开姆尼茨时期起多年以来就认为瓦尔特希是自己的敌人，使他不能得势。就是我也不免受到激烈的攻击，但是比较起来，我在他手里还是待遇最好的。他在一八七九年秋季揭发我，说我在春季走遍德国作了个秘密的鼓动旅行，我为此给他相应的谴责，他又用遁辞道歉说，有关的新闻是在他业务忙迫时发出去的。但是此后不久，他不再觉得他对党所扮演的可悲角色。因为他从来就不长于知人，他很容易接近谄媚之徒，他的报纸的编辑部和发行所为柏林警察局的代理人所盘踞，他们诱他做尽一切疯狂愚昧的事情。他对公侯帝王的谩骂带有病态性质；他开始发表制造炸弹和炸药的方法并且提倡以行动为宣传，说行动同议会里的空谈比较起来，是唯一无二的适当办法。从一八八三年秋季起，他完全陷于嗜血狂；他煽惑、鼓励行刺，他的信徒若在什么地方作了这类事，他就高声喝采，誉行刺者为人类的救星。如果他的助手之一被揭露是秘密警察，像他在伦敦活动期间所常常发生的，他也只把这作为偶尔遭到的倒霉事，但这却不能唤起他的注意。在那些年代《自由》报所犯的下流无耻行为，可能有一大部分也主要是这些警探做的。例如一八八〇年年初，《自由》报告发我们柏林的同志亨利希·孚格尔，说他收到由苏黎世寄给他的一箱《社会民主党人报》。孚格尔因此被驱逐出境，他的兴盛的药材店也因而垮台。对孚格尔所提起的控诉，没有一句是实话。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自然就要在国外出版党报。除了已说过的理由外，还可以希望在必要时，对抗莫斯特的造谣取利。在党团内，当我和李卜克内西首先提出这问题时，起初意见很不一致。党团内有不少人始终赞成敷衍因循，他们害怕由于创设这样一个报纸，官厅对党作更加严厉的处置，而他们所抱的不久撤消非常法的希望又成泡影。李卜克内西和我坚决反对这种理解。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尝试一下。报纸应在苏黎世出版，这是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即我们在苏黎世居住的同志们，有由柏林被逐出的保险业稽查施拉姆、卡尔·赫希柏格和他的秘书伯恩施坦，他们会支持这件事的。瑞士的同志中没有可以托付办理此事的，就是苏黎世的德意志协会中的同志也没有这种力量。但上述那些苏黎世的同志不满意这个建议。这些同志产生了特别消沉的情绪。早在一八七九年三月十五日，伯恩施坦就已写信给莫斯特说：“.以你的写作方式，你对于我们的事业正像那时的《人民国家报》那样不会有大的益处。我早就确信，它对我们损害多而且很多，因为它给我们树立些不必要的敌人，并使我们自己的人学会那种愚昧自负的作风，觉得自己完美无缺，高于一切，对于一切不加审视，肆意谩骂。在最近几年这种情形幸而减轻，如果你想再提倡这种作风，那么，你至少必须允许我提出反对它的抗议……”在同一日期，赫希柏格显然是答复莫斯特的一封信里说：“关于息事宁人的事情，今天我所做的不过是以往我所常做的；我相信，您还记得，我们报纸的风格，特别是莱比锡的‘中央机关报’的风格，常常使我非常不满，谁知道，在报纸和鼓动中所常常显示出的夸大，是否对反社会党人法必须负一部分责任。”这些议论幸而以后被别的议论掩盖起来（关于这我以后还要谈及），没有公开，否则将惹起党内同志的愤怒而供敌人以武器。
苏黎世的人们对我们的建议的回答是个反建议：发行一种用胶版复印的通讯。最后，人们声明同意我们的建议，但不大热心于实行这个建议。李卜克内西的意思是请卡尔·希尔施担任编辑，他的《灯笼》报已没有继续存在的希望，我开始也赞成这办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希尔施这人选也同意，但希望报纸在伦敦出版，在伦敦，报纸的存在有最大的保障；而在瑞士则不然。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怀疑苏黎世的三人团：伯恩施坦、赫希柏格、施拉姆，害怕他们对报纸的态度发生不利的影响。希尔施愿意担任编辑，但要求知道是否也具有必要的基金，以保证报纸的出版。李卜克内西始终很偏爱伦敦和英国，倾向于把报纸移到那里。我则坚决反对；我们不仅要想同办报纸的人员保持通信联系，而且也要亲自往来，如此，则在苏黎世比在伦敦容易多了。此外，苏黎世是个说德语的城市，并且瑞士与南德意志各邦毗连，对于同我们同志往来有不可否认的好处。再说，由瑞士往外私运，也比由英国运出容易组织些。至于希尔施要求报纸的持续存在有个经济保证，也很使我讨厌。我们以往在创办报纸时从未提到过这样一个问题，人们非常信任党的号召力，都没有注意这问题。所以我最后赞成以福尔马尔任编辑，我认为他是较合适的人选，并已同他函商。关于这件事的情形我在一八七九年七月十七日写信给他说道：
“您的信没有在柏林接到，今天才接到。关于您的职位，我可以奉告如下：我们决定，要在苏黎世（假定人们同意设在那里）出版的新报纸，预计请卡尔·希尔施或您担任编辑。所以请卡尔·希尔施，是因为他要把他的《灯笼》报停刊，在这种情况下请他担任这暂时不能有特殊待遇的编辑职位，似乎是礼节上的要求。我希望，我愿意他拒绝，因为他在巴黎生活较好（希尔施的被逐出法国的命令在这期间已撤消）；事情在最近十四天内可决定。李卜克内西先往汉堡，为了在那里商得对计划的同意，而后写信到巴黎。我从另一方面叫人写信告诉卡尔·希尔施，他应当不接受。暂时还不能说确定的话。这报纸如果没有意外障碍，最迟应在八月中旬出版。如果我告诉您，瓦尔特希原想在这星期开业并且已接受我应寄给他的钱，昨天却匆匆忙忙地往不来梅去了，因为赫希柏格声明说，若是瓦尔特希来作经理，他愿意保持那里的生意，这样您就会觉得在波希米亚（福尔马尔那时在台泼利茨）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会晤是不可能的了。瓦尔特希想由不来梅往汉堡，他什么时候由那里回来，我不能预料。李卜克内西明天往布勒斯劳，再从那里往汉堡，星期一才回未。凯泽尔打算这星期往夫赖堡和区里去，但在本月十八日复选时在布勒斯劳，此后何在，那我就不知道了；维麦尔在南德意志游历，我星期一要离开这里约十六天，如此则议会党团只剩弗里茨舍一人，据我所知，他是在这里的。所以要想商定或办理点任何共同的事情是完全不可能的。
被监视的事情，您的确必须向公众发表，再者，这同我们在柏林的经历有些相似之处，我们在那里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仍被监视。
此致
衷心的敬礼
奥·倍倍尔。
您的徒刑一旦开始，请即函知这里〔福尔马尔还要服刑三星期）。”
我在这里要说明，福尔马尔写给我的那些信都不见了，恩格斯的来信也是如此，从一八七九年十一月起恩格斯的信才又保存下来。
一八七九年春天，我们得悉，莫斯特为了给他的报纸作宣传，写了一封信给一位苏黎世的同志，其中说道：“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我已屡次作数小时之久的拜访。那些人在《自由》报开始之前固然是因为他们以往曾有类似尝试而物质牺牲过大，所以不以为然，但是现在他们已完全同意了——他们对于报纸的态度（包括笔调）也同意，这尤其爱德（伯恩施坦）会注意到的。与来自莱比锡和加斯达纽拉（赫希柏格和伯恩施坦一八七九年初曾在那里停留）的那两次想劝阻我的尝试不同，那些老瑞典人和另外几百个从德国来信鼓舞我的同志是同意的。那些人绝不想对关于莱曼及其伙伴指责什么，他们答应我为新攻势尽可能多供资料，因为必须经常刺激反动派，否则他们就恢复常态，因而就没有使他们永久处于狂怒那么好的结果。”这自然无损于远离马德里的伦敦同志。我认为，莫斯特在这里所写的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合乎实情的。人们必须牢记，那封信的日期是一八七九年二月三日，也就是写于《自由》报编辑得较为合理的时期。但莫斯特却设法过分地并且相当夸大地永久为自己利用二老的同意。这种大话渐渐也吹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耳朵里，使他们，如下列信件所示，向白拉克询问这事的内情如何。白拉克转来问我，我于是以下面的信回答恩格斯说：
“莱比锡，一八七九年七月十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
上月二十八日尊函已由白拉克寄来，您信里要求把莫斯特所说的有关您和马克思对《自由》报的态度加以说明。
就我记忆所及，我的消息来自苏黎世的伯恩施坦，所以与另一达到您那里的通知是同一来源。
我现在可以建议您，暂时不必声明反对莫斯特，相反地，把您和马克思的意见用别的方法公之于世。
各方面都提出要求，说我们十分需要一份国外报纸，它可以自由地并且主要地以社会主义观点来写文章。一方面，为了能够保持更好的联系，其次，特别是为了对于如策略问题那样的原则问题，能够毫无拘束地加以讨论。报纸将在下月按照以前的《人民国家报》的篇幅和风格在苏黎世出版，这个地方，在审慎考虑之后，认为是条件最好的地方。卡尔·希尔施应该并且愿意把《灯笼》报停刊，则由他任编辑，或者由福尔马尔充任。我们全都愿意为之写稿，并且也应尽可能为报纸组织推销。
有了这个报纸，我们也就有了对付莫斯特的适当武器（虽然我们已决定，对《自由》报要多用不理的态度而少用直接攻击的办法以使其不能有何作用），并且在这报纸上您可以在伦敦通讯栏中谈所认为必要的东西，我们所盼望而且也作此打算的是，您和马克思都要做报纸的撰稿人。
为了使报纸不因德意志政府方面的干涉而难以存在，报纸就应具有一种国际性质并且在德国人编辑之外设一位瑞士籍编辑。
我毫不怀疑，这计划会顺利完成，并且也可以得到您和马克思的赞同……
请您和马克思原谅我这样疏于通信，但我实在是过于忙碌；经常改头换面，一时是商人和跑街，随后又是党人，对于二者都要尽量尝到其无味的一面，使我经常处于愤慨和过劳之中。谨向您和马克思敬以
最衷心的敬礼
您的奥·倍倍尔。”
现在我先就《社会民主党人报》事件转录福尔马尔和我以及恩格斯和我之间的来往书信。并对书信中我认为为了进一步理解而有必要的地方加以注解。
一八七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我由莱比锡写信给福尔马尔：
“在百忙中，只写几行，因为我明晨即须起程，尽是工作，不知如何下手。
不要想李卜克内西迁居苏黎世；像您所想的那种情形，把重心完全移到国外去，我们没有想到过。况且李卜克内西不能带着家眷到那里去，从那里来参加国会，而其余的时间都住在国外，这会引起过多的奔忙。
我们认为每星期出版一次就完全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今天由伦敦来信，他们竟认为十四天出版一次也就够了。谁来筹措出版多次的费用？这完全不可设想，因为每星期出版一次，每季的订费就已经要三至四马克，因为发行费用很贵。照信件寄发，每期邮费二十分尼。编辑同原已在苏黎世的施拉姆、赫希柏格和伯恩施坦共同工作，足够一个委员会了。而且主要作品当然是由德国供给。关于名称，卡尔·希尔施所建议的同您一样。我们反对，因为这将给德国政府以实行干涉的第一个理由而使我们在瑞士的事业成为不可能。
关于时间，苏黎世的人们好像过于迟缓，他们想在十月一日才开始，我们反对。九月一日一定必须开始，但如果苏黎世的人们声明不能提前，我们自然不能相强。我打算在旅途中给伯恩施坦写封信，并将尽可能快些写。
如果您愿意并认为适当，那末最好能把您那三个星期了结了。我若处在您的地位也要如此做，因为这样一来，您就能随时为德国活动。
关于编辑，苏黎世还无任何决定，已先写信给卡尔·希尔施了。苏黎世的人们询问，您如在国外生活，是否会失掉养老金。
恩格斯和马克思声明对于我们的计划大体同意。草此。
您的奥·倍倍尔。”
我因照顾生意，不得已而利用夏天作业务旅行，因而使我不能继续从事于苏黎世的事情，不能坚决地催促那里迅速作出决定。于是我迫不得已在八月十七日写给福尔马尔下面的信：
“我昨晚旅行归来，在旅程中我非常忽忙，以至无暇通信。我目前所知道的与三星期前相差无几。苏黎世的人们好像很疲沓和动摇不定，这样来办事，我自然感到十分不满。
由于伯恩施坦写给希尔施的和希尔施写到伦敦的那些信，恩格斯和马克思辞去撰稿人的职务，这是我由今天看到的恩格斯的一封信里发见的。原因是态度疲软松懈，据那封信说，这是恩格斯和马克思所忧虑的。
至于说报纸要有理性并且要适合其目的，这由我们来负责；关于编辑部的事情，要像您理当希望的那样迅速解决，在目前我还不能再有作为。所以我请您在接到苏黎世复信后再作决定，我对这不能负什么责任。也请把决定通知我，以使我明了情况。
明天将写信给伯恩施坦，我的信将是十分坚决的；此外，我现在只须再等不多几天，就有时在家，我就要尽力来解决这件事。还要提及的是，根据恩格斯来信，希尔施决定拒绝，那末，只要苏黎世的人们不愿独断独行，他们就必须接受我们关于您的建议。否则将使我们这方面深感不愉快并导致分歧。草此。
您的奥·倍倍尔。”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辞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撰稿职务，主要是由于希尔施的怂恿。他们也还充满了由赫希柏格《未来）报时期遗留下来的对赫希柏格不信任的心情，他们认为他把报纸开放给博士、大学生和讲坛社会主义者那样混杂的社会阶层，所以他们现在害怕《社会民主党人报》重演旧戏。但现在希尔施不仅把伯恩施坦的信寄到伦敦去，这些信看来可能（我始终没有看到这些信）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忧惧是正当的。希尔施在这期间也到苏黎世来了解一下事情状况，而后再向伦敦报告，说他在苏黎世除了施拉姆、赫希柏格和伯恩施坦以外也遇到了莱比锡的代表辛格尔和菲勒克，并且说前三人将组成为编辑部的管理委员会和监督机构。他们的决定如有分歧，即请我们在莱比锡作最后裁决。希尔施根本没有把迁往苏黎世当回事，加之他是个悲观主义者，对上述三个人怀着满腔的怨恨，他把这一切尽情向伦敦加以相当的说明，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辞去撰稿职务。
为此我在八月二十日写信给恩格斯：
“亲爱的恩格斯！
您对于新近要创办的报纸的理解是不对的，如果说卡尔·希尔施由于伯恩施坦信里的几句话也抱同样的理解，那末当他由李卜克内西那里得到了足够的解释后，这就更不可解了。李卜克内西谈到卡尔·希尔施，非常不满，指责他说，他之所以不接受编辑职位，完全不是由于他所说的那种动机。
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们所以容忍报纸的编辑部，除了由于我写信告诉您的意思以外，决没有其他意思，至于说赫希柏格有决定性影响，那是根本谈不到的。对于这，因希尔施辞谢而担任编辑的福尔马尔，也将予以注意的。我们预料，福尔马尔的作风宁可是太激烈、太强硬，而不是相反，而且福尔马尔自从参加运动以来，也始终是极其热心地从事于国际运动，所以他在这方面也不生疏。此外，福尔马尔（他目前还要服徒刑三星期）到苏黎世去之前，还要在这里同我们有一次较长的彻底的谈话，这样他就详细知道我们的意图。
所以我希望您和马克思仍照前约为报纸撰稿，由此可以使它真正成为一个德意志—国际的报纸。
请您原谅我这样迟迟奉复，我作了许多星期的业务旅行，在星期六才回来。我在旅行中所得到的关于人民情绪的印象，完全符合于您先前信里关于德国关税政策的作用所说的话。尽管有反社会党人法，我们还是很满意于事情的进行。
敬候您和马克思安好。
您的奥·倍倍尔。
附言：即使赫希柏格也用物资接济报纸（我目前还绝不知有此事），我们却绝不是单靠他来维持的。我们已可望由许多方面得到总数八百马克，如有需要，还可更多。此外，我希望，津贴不需要很多，报纸不久即可自给。最后我必须说明，赫希柏格迄今没有作过任何取得不正当影响的尝试。这个人要为自己作的事已经很多，身体患很重的病，不能作这个了。担任《未来》报编辑的时候，他自然尽可能给他的观点以活动的余地。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并不比任何其他著名的我党同志的票数多，他与我们相反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贯彻。”
在福尔马尔就编辑职务之前我给他的最后一封信里说道：
“莱比锡，一八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朋友！
我很高兴，编辑问题，因而主要问题终于解决了。您和我们之间的会晤自然是很值得盼望的，并且最好能在这里举行，因为这样您往苏黎世就不要绕路了。在那时以前让一切特殊问题置而不论，因为当面谈，一切即可很快解决。
看来对苏黎世施加向左的压力，是非常适当的，而且现在这压力就应该并且将要从这里实现。那里的第一批布置得不到我们的同意，因为它们显然有软弱无力的毛病。可见如果关系到以爱好松懈为特征的人们，感觉和精力多么容易丧失掉。
路费将由我负责。来时，请费神把我的书带来。您写给莫斯特的信不会有多大效果。莫斯特若听到这个计划，他还会更恼火，因为这在他不仅有关生存问题，而且也关系着一个对党的影响问题，他将又一次把反对他的最恶毒的动机转嫁到我们身上。我没有发表过一行反对莫斯特的文章，而他却对我发动同对别人一样盲目的攻击。
已给在伦敦的恩格斯和马克思写了信，我想，他们虽有点轻易地受了希尔施的影响，现在却要改弦易辙。
希望您服刑的时间不长并且一切如意。祝好。
您的奥·倍倍尔。”
福尔马尔一离开监狱，德累斯顿警察局就给他一道由德累斯顿驱逐出境的命令作为祝贺他往苏黎世的礼物，而麦克斯·凯泽尔却因根据反社会党人法第二二条的判决也接到驱逐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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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第一批公开的生存征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党的第一批公开的生存征象
资产阶级圈子里的人们多次认为，我们完全死去了。人总是相信他所很希望的东西。因为我们表面上所表现的生存征象这样少，有什么比我们已几乎不再生存更可能呢？但是我们生存着。当一八七九年二月间在布勒斯劳西部举行补充选举时，我党也起而应战，即使它未获胜利，并且集中在其候选人身上的选票虽较一八七八年主要选举时少些，但与资产阶级诸党比较，我们损失最少。布勒斯劳的第二个事件表现得更加清楚，党还是生存着。五月二十二日，布勒斯劳东部的议员克劳斯·彼得·赖因德斯同志患无产者病而死。赖因德斯直到最后一息都是全心全意为党服务，对于他，党高于一切，所以为他举行了布勒斯劳空前未有的盛大葬礼。他的补充选举的结果超出我们最大胆的期望。虽则警察以迄今未有的野蛮手段干涉竞选，例如他们禁止一切选举集会，以致哈森克莱维尔（他被推为候选人）和麦克斯·凯泽尔（他在竞选中支持他）都只能在自由地区的一次集会上讲话。七月八日的选举结果是哈森克莱维尔和一个进步党候选人之间的复选，在复选中哈森克莱维尔以多一千二百票而获胜。敌人们遭到惨败，所以党更满意地庆贺胜利。这证明了，即使处在反社会党人法之下，不管一切诡计和暴力，党也能胜利。
继布勒斯劳的胜利之后，党遭到一个重大损失。八月一日，奥古斯特·盖布在卧病不久以后因心脏猝中而逝世。可以这样说，这个外表这么强壮、具有雄壮的男子头颅和长髯的人在三十八岁的年纪竟作了反社会党人法的牺牲者。若不是这个法令的刺激、凌辱和苦恼，他还会活许多年。在党的谋士中间，这个人始终站在最前列，并且是最优秀者之一，对他的十分爱戴和尊敬，在他安葬的时候表现出来。有三万多工人跟在他的灵柩后面。汉堡，党的最足以自豪的堡垒，后来证明了，盖布作为播种人所共同播下的种子长起来了。因为他的死亡，当时已患重病的白拉克的妻子写信给我妻说：
“不伦瑞克，一八七九年八月二日。
我亲爱的珠丽！
我迫不及待地今天写信给你。在接到这信的时候，你必定已知道盖布先生昨天因心脏猝中逝世。这使我们非常遗憾，他是一个杰出的人，并且在为社会民主党服务方面是一个勇猛的战士。我的丈夫今天早晨为内心情感所支配，眼里含着泪珠，我对于可怜的盖布夫人也感到无限同情。他们没有小孩，所以她的丈夫就是她的一切。唉！在世上受了一个这么不幸的打击，真令人不胜感伤，她的生活必然成为一片悲惨的荒漠。昨天我们还很高兴，看见你亲爱的丈夫在我们这里。我们还坐车到树林中远足，因为遗憾的是我的丈夫仍行动不便。他的脚好像麻痹了，它已没有生机。你的丈夫回头来会向你叙述的。这种情况究竟给我造成多少恐惧和烦恼，我不必向你尽述。看不到有什么起色，使人沮丧失望。每当我想到，在先他是多么健步，又看看他现在的衰弱，就感到悲痛异常。每想到他的状况也许会同一个老爷爷一样，我就无法排遣，但是他却还是那么年轻，一个年轻的人遭到这样的命运，要比一个已经进入暮年的人苦恼得多。再过八天我的丈夫将到巴登—巴登去治疗。我的弟弟正到汉堡去参加盖布的葬礼。希望他也能在那里遇到你的丈夫。我的丈夫曾往汉诺威打电报给你的丈夫。他也会为这消息吃惊的，我们当时还谈到盖布的病情。对于你的友好的邀请十分感谢，我本会多么高兴到莱比锡去一趟，但这是难以想像的。然而，你的丈夫曾答应我，在这个秋季你同夫利达到我们这里来。这对我来说，是愉快无比的。关于这，我们以后再通信。今天就此搁笔，我须下楼去准备晚餐。祝你好，盼你不久再来封信。衷心致候并向夫利达致以诚心的爱。
你的艾蜜丽·白拉克。”
当白拉克夫人写这封信的时候，她没有料到，还不到一年，她也成为寡妇。
继奥古斯特·盖布逝世所加于我们的重大损失之后，又有些成功。一八七九年八月在萨克森举行邦议会补充选举，根据法令只有三分之一选区参加选举。在其中一个选区——莱比锡乡区选区，李卜克内西获胜，在兹维考乡区，律师普特里希获胜。我们在德累斯顿乡区之一和在开姆尼茨市的一个选区所得的票数都比以往有显著的增加。在开姆尼茨市，警察胡作非为，有如发疯一般。他们竟在选举日之前不久逮捕了二十名折叠传单和选举票的我党同志，把他们用一条绳子绑得像一捆雪茄烟似地带到警察局去了。在那里，大多数的被捕者又被释放；却把党的候选人尤利乌斯·瓦尔特希和其他几个人不顾公理与法律地禁闭许多天。提起控诉是不能的。这种办法的目的在于破坏我们的选举宣传。这个目的，由于开姆尼茨警察所犯的卑鄙违法罪行，也达到了。
爱尔福特和马格德堡的国会补缺选举，党进行得很顺利。这次的成功使敌方报纸非常懊丧，以至它们一部分现在倡议把反社会党人法延长到一八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后去。一八八〇年一月初，白拉克认为有必要把他的第十七萨克森国会选区格老绍—美拉内一荷亨斯坦的委任辞去。这次辞去委任，引起敌方报纸各种各样的愚蠢的曲解和造谣。白拉克之所以辞去委任，是因为他既不能与《社会民主党人报》取得谅解，也不能同李卜克内西和我意见一致。此外，业务上的顾虑也促使他退出公众生活。白拉克为此在一八八〇年四月八日第十五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回答说：
“我声明，第一：我的健康状况不幸是这样可悲，还在耶稣圣诞节前，我的医师、医学博士奥托·穆勒在几个月来呈现的好转后对我说，他抱着极严重的忧虑。就是现在我仍患有周期性的、非常严重的感冒，只此就足以迫使我静止勿动；还患有一种风湿性关节炎症，竟然时常使我在室内如无人扶持就行动艰难；还患有一种神经性病，对于这种病，每个较大的紧张和兴奋，即使不是致命的，也都显得危险。如果说在不伦瑞克无人相信这种病症的话，那就必定大多数居民在一夜之间都变成禽兽或天使。第二：业务的‘照顾’，像一般物质利益那样，在我一生中没有妨碍我为我的信念尽我的责任。至于趁我现在不得已而引退的机会所作的相反的断言，则是极端肤浅和粗暴的侮辱。‘对于一批贵族大地主’，我迄今未尝加以‘照顾’，幸而现在也不加以照顾。迄今与我往来的那些先生们显然是欣赏我的业务原则，并不问我的政治立场，那些胆敢究问我的政治立场的人最好远远离开我（白拉克经营父亲的生意：粮食和面粉买卖。——奥·倍·）。第三：我诚然是对每个强暴行为表示遗憾；但是历史表明，每次来自上面的暴行总产生来自下面的暴行。所以我也完全同意我的朋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以及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意见。因此，即使我暂时确属于全残废之列，也谈不上是他们所谓的一个‘损失’。”
这个声明是白拉克在公共生活中的末次露面。此后仅仅两星期，四月二十七日晚上八点钟，他就因严重呕血而逝世，年仅三十八岁。一颗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一个最可爱的人不在世上了。党失去了一个具有高度才智、永不厌倦、甘愿牺牲自己的同志，他的妻和他的儿女失去了热爱他们的丈夫和父亲，他的年老的双亲（他的父亲也已患病多年）失去了一个心爱的儿子。我们同他本人接近的人们失去了一个总是乐观的可爱的朋友和伙伴，“一个你找不到的更好的人了”。
星期天，五月二日，在非常多的人参加下举行了白拉克的葬礼。这时警察又一次表现出他们的全部野蛮性和无耻的卑鄙行为；他们禁止在队伍中佩带志哀标记和在坟墓前演讲。但这并无损于仪式的隆重。不伦瑞克的我党同志自己动手铲土封墓，他们的妻用鲜花撒满墓丘，围绕着它筑成一座花圈和棕榈枝的小山。几十年来，不伦瑞克的同志，每逢他们难忘的领袖的忌日，都在他的墓前举行纪念，已成惯例。
白拉克辞去委任以后，伊格纳茨·奥艾尔被提为第十七萨克森选区的候选人，为了他的竞选，我在第五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号召募捐。三月二日，奥艾尔以八千二百二十五票超过他那得了七千二百五十六票的对手。参加选举的人不多，奥艾尔的票数超出的也不多。但这与他无干。在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〇年的冬季，尤其是在当时比较多的手工织工中间，困苦已达极点，结果是普遍的沮丧。特别在所谓穆尔森格隆德的各织工村的手工织工中间，困苦如此严重，我认为应当对这种情况进行调查，并且为了促起世人的注意，发表了一本题名《我们的织工怎样生活》的小册子，共出了两版。在整理资料时我一再提出这个问题：这些人究竟怎样还能活下去？
另一种对参加选举起不利作用的情况是，官厅对旅馆主人规定不准供给会场开会。当奥艾尔设法补救，辗转各地，在旅馆里叫人把人们召集来举行私人谈话时，宪兵就奉到命令，步步跟随着他。当时萨克森的各机关，上自最高首脑，下至最低级宪兵都醉心于这种愚昧的救国办法，但如结果所示，没有达到所希望的效果。在这里也简单提一下当时一伙汉堡同志在汉堡对奥艾尔所显示的不可言状的卑鄙行为，莫斯特在《自由》报上还为他们帮忙。他们指责奥艾尔和拉考夫等，说他们在柏林宣布小戒严后要求的钱比他们所应得的多。有某一个克兰斯托维尔是这次责难的主要发言人，而资产阶级报纸欣喜欲狂地把这种责难加以传播并相应地加以注解。奥艾尔和拉考夫对克兰斯托维尔提起诉讼。这案件没有丝毫能污损他们二人的荣誉。关于这个诉讼，汉堡报纸的报道也非常客观，只有柏林《邮报》，在当时同如今一样是属于党的最恶毒而又最不公平的敌人的，对奥艾尔攻击得最凶狠。这促使我公开地对克兰斯托维尔及其伙伴说，他们由于怨恨奥艾尔而对他作此恶作剧。但因那时屡次发生这种互相谩骂的争吵，而且最可注意的是，那不正当的一方总是倒向莫斯特阵营，所以我在一八八〇年的第七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一篇激烈的文章，我在文内说道：
“这原是敌方报纸以往的策略，把个别社会党人之间所发生的分歧故意扩大并加以挑拨，希望以此在党内造成猜忌和分裂。新近又屡次重演这种策略。与社会党人为敌的报纸希望现在能够导致一个有更大效果的分裂，因为非常法取缔了德国的党报和集会权，使我们不可能驳斥攻击和污蔑，并适当地揭露敌方的策略。所以每个党员同志更有责任，在同志的圈子里反对传播那些可恨的说法，若有不充分明白的地方，可以询问他知道了解得更多的同志而获得解释。在社会主义政党存在的期间，任何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到大家团结的必要。这种感觉如果削弱，或者因为个别人对这个和那个怀有私怨，或者由于天生好议论和吹毛求疵的恶习，作了恶毒控诉的话筒，而破坏了这种感觉，这样，党就不再是现在这样，它将成为一个集团，最后，真诚为事业的人由于讨厌而退出，相反地，那些不能成事的无能的捣乱分子却固守阵地。”
但是那些在汉堡有组织地进行的争吵，当时对于大多数汉堡同志没有影响，这在汉堡第二选区的一次国会选举时显示出来了。一八八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即白拉克逝世之日，我们的候选人哈尔特曼以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八票被选入国会，这就是说，以我们在这选区空前的最多票数而当选。自从那天起，这选区一直为党所保有，从未间断，这个选区的代表，自一八八一年的国会选举起是亨·迪茨同志。莫斯特始终努力反对选举，对于哈尔特曼的胜利他所加的注解如下：“汉堡俗人要想来个变换，所以不把（自由主义的）泥水匠鲍埃尔而把鞋匠哈尔特曼派往柏林。如此而已。”这样的卑鄙已成为莫斯特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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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法令颁布后接着发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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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法令颁布后接着发生的作用
当国会在九月十七日结束第一读并将法令草案移送委员会讨论时，议会党团即往汉堡，以便在那里同党的常务委员会商讨，一旦法令生效，应采取何种对策。常务委员会中的情绪绝不是愉快的。自从奥艾尔由汉堡迁往柏林加入《自由报》编辑部那时起，奥古斯特·盖布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中唯一重要的人了。盖布因而觉得自己孤立，并且在战斗中没有他现在所期望的真正支持者。而且盖布虽然是一个才华过人、无可訾议的正直和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能以冷静和安详的态度处理业务，但是生来就没有斗争性。对敌人发威风，不择手段地击败敌人，这是他本性所没有的东西。另外还有两种情况，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但可说明他的态度。盖布有心脏病，这由他不久即死亡可见，我并且在一次搜查他家时被迫作证，也觉察到这个情况。但是使我们大家非常惊讶的是，在他死后才发现，他的经济情况并不像我们所估计的那样。他似乎是个小康之人，有个可以使他过好生活的生意（图书出租处）。他那得其妻协助建立起来的舒适的家和他的好客支持着这种想法。但这是个误会。比如说，他若在宣布汉堡一阿尔托那小戒严时还活着，而首先被驱逐出去，那末，他在经济上就会破产，这对于这个特别敏感的人将意味着什么，是可以想像的。这样一来，盖布对于工作负担也会难以胜任，这负担在非常法令之下，即使他不再担任常务委员会正式委员，也会日益增加。对于薪金，同样也不用想。
这一切盖布当然很清楚，于是他声明，无论如何要辞职，并且认为，在法令生效之前应该把党解散，以免被警察解散，这使我们不愉快地大吃一惊。但是，盖布一辞职，汉堡将来不可能仍做党中央所在地。
我们和盖布之间发生一次激烈争辩。为了减轻他的工作，人们曾做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是他毫不回心转意。因此我说明，党不再有同志们困难时来请教求助的中心是不行的。如果汉堡拒绝了，我提议莱比锡，而且我准备继任盖布的职位做司库，面临着即将到来的牺牲去筹集款项，我现在看作是最重要的活动。就这样作出决定。于是盖布把金库剩余的最后一千马克交给我。这是我将来在反社会党人法令之下作财政部长的基金。
盖布催促立即宣布把党解散，因为他不愿再执行他的职务，我们也只好让步；因为在引颈受刑之前的几个星期时间若再组织一个临时常务委员会等到警察来解散，那会是个笑话了。于是决议，发出通告，声明把党解散。但是在做法上却引起了不满。因为没有由常务委员会或中央选举委员会（这是常务委员会自从台森多尔夫在普鲁士实行禁止党组织以来的名称）以一道宣言向党声明解散组织，并提出它的关于以后工作的建议和鼓舞它的勇气，而是由秘书德罗席在《前进报》上发表一个通告，语调的干燥无味，内容的软弱无力，几乎是无以复加。由于我们的抗议，说秘书的通告是不够的，应由常务委员会并由其成员签署声明解散组织，才又在《前进报》上发表一篇这样的声明，日期是十月十五日，登载在十月二十一日的《前进报》上。但是这篇通告并没有把情绪改善。委员会声明，已向警察局呈报解散，所以从现在起已没有中央集权的党组织存在，也就再没有正式组织了。于是正式组织消灭。汇款也不再有用。不应再汇款给盖布。不仅如此，人们还要求，无论哪里还有党的分支存在，都要立即解散。通告结尾说：在策略上要一致，在艰苦时期也要这样，这就是一个更为美好的将来的保证。
在汉堡会议上一致认为，静候法令公布后对党进行打击，听凭处置。无论如何决不许自愿地退出阵地。事先已经料到，党和职工会的机关报要首先遭到封闭。那时期共有政治性机关报二十三种，每星期出版六次者八种，出版三次者八种，出版二次者四种，出版一次者三种。另外还有《新世界报》，是一个消遣性的附刊。此外出版的还有十四种职工会报纸。这些报刊多数是在十六家印刷合作社印制。
人们预料，这些机关报如果被封闭，就会有大批人员，如编辑、发行人、零售者、管理人员、排字工人、各色帮工立即生活无着。为了尽可能救济这些失业人员，必须试图创设力求迁就这个法令的新报刊来代替被封闭的报刊。拉斯克尔和委员会报告人在非常法令讨论会上却声明过，各种报刊只要改变态度，就可以不予封闭。但是这些诺言是不会兑现的。除新创设报刊之外还应当致力于写作一般有教育意义的作品。有人建议创办报纸，因为这可以成为我党同志之间保持联系的一种最方便而且最无害的方式。如果用这样或那样形式都无济于事，则很多领导人员不得不流亡到国外，这对党说来是个巨大损失。他们既然被打上社会主义者的印记，鉴于雇主集团的心情，他们是找不到位置的，而且由于经济危机之故，已有大批劳动力供雇主支配。
至于人们不久也必须计算到，有大批人员因为党的关系被逐出境，从而他们的家属陷于困苦，这个我们起初却还没有想到。根据当讨论小戒严时权威人士的声明，我们起初认为不会宣布小戒严。我们错了。还在十一月底以前，柏林就宣布了小戒严。在一八八〇年继之而来的有汉堡—阿尔托那及其近郊，此后有哈尔堡，一八八一年六月底有莱比锡的城市和行政区等地都宣布了小戒严。不管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采取哪种手段，在宣布小戒严时，都证明所谓“忠实”执行法令乃是欺人之谈。
法令一经公布并生效后，打击就密如冰雹而来。在几天内全部党报，除《欧芬巴赫日报》和纽伦堡的《弗兰克每日邮报》外，都被封闭了。职工会的报刊除印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通讯员》而外也都遭到同样的命运。印刷工人联合会也是如此，只有希尔施一邓克尔联合会是唯一暂免解散的职工会组织。一切其他组织都成了法令的牺牲品。还有很多地方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协会也同样被解散，还有教育协会、歌咏协会和体育协会，因为它们的领导人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就被认为是社会民主主义协会，在那里面，如法令的条文所说，显露出“以危害公共治安，特别是以危害各民众阶级的和睦的方式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颠覆现有的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尝试”。
谁在今天读到这条文，谁就情不自禁地摇头，也许不由自主地发笑。但在当日这条文却是严肃无比。警察用笔一划，就毁灭掉多年以种种辛苦和牺牲所建设起来的事业。
不是按期出刊的作品也被禁止，被摧残者的范围因而更加扩大。柏林警察总局公布一系列的禁令。在第一批八十四种禁书名单上，好像是讽刺似地把列奥波特·雅可比的《黎明》列为第一。一些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作品也成为这种狂热的禁令的牺牲品。例如奥古斯特·罗克尔的《萨克森起义和瓦尔特亥姆监狱》和威廉·斯宾德勒的各种《协调的和不协调的事物》。甚至奥地利的前部长沙夫莱教授的著作《社会主义精华》也被禁止，后因提起申诉，该项禁令才又取消。
至于要想代替被封闭的报纸来创办新报纸的企图，则因必须根据情况万分小心地编辑，所以在第一年几乎全归失败。人们曾尝试在《自由报》被封闭以后，在柏林以《柏林每日邮报》的名称创办一个没有色彩的报纸，但被视为《柏林自由报》的后身而立即被禁止了。共发行人因此被判高额罚金。与莱比锡的《前进报》一同作了法令的牺牲品的还有一系列的该省出版的报纸：《阿尔登堡人民报》、《萨克森第十四选区人民报》、《木尔登谷的人民之友》、《格罗采一贝皋人民报》和《孚格特兰自由报》等。同样，《中德意志报》、《自由报》和《新莱比锡报》都遭禁止。一八七九年，继续被禁止的有《莱比锡观察者》、《德意志周刊》和《漫游者》，一八八一年最后被封闭的报纸是《国民报》，在先还有一个小滑稽报《小灯儿》也遭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给它造成的命运。这时我们在莱比锡经年累月致力于创设一种报纸的各种尝试。我们所得的经验是，报纸订阅情况一达到自给的程度就被禁止了。由于这种情况和其他各种怀疑的观察，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个坐在事务所里的警察间谍作发行人员，我们自然立即用必要的道义上的步骤把他驱逐出去。我们随后还试行同一个资产阶级出版家，在他的商号共同出版一种报纸。但为时不久即发生意见不合，于是我们放弃这个企图。因为几乎到处都采取像柏林和莱比锡那样的措施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有好几个月要维持几百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各方面都向莱比锡我们这里来求援，对于他们，我们就是竭尽全力，也只能使极小一部分人满意。
那些当时不参预事件的或者甚至在国外有了可靠保护的我党同志，后来认为必须严厉批评领导人员的“不活动”。那些好人、但是坏乐师对于事情的真实情况毫不知情，这些情况我们原不能公开地大喊大叫使人周知。这些批评家中有的人是根据维登代表大会记录来作判断的，还情有可原。但是这个记录是骗人的。这是篡改过的，完全像后来哥本哈根代表大会记录必须加以篡改一样，我们不愿自相攻讦和控告。所以在这些记录中虽然发表了对于党领导的攻击，而对于党领导为他们自己辩白的话和所要报告的全部重要东西，却尽量保持缄默或者只轻描淡写地复述一下。这也是用以欺瞒官署的。
在我的回忆录第一卷中我写着，一八六七到一八七一这几年曾是我生平工作最多的时期，而在一八七八年秋季到一八八一年秋季这三年中可以说是我生平最不舒服的时期，因为这是我生平最烦恼的时期。并且工作也是过多。在这期间，我因为有我的生意，不至于有物质上的烦恼，而奥艾尔、布洛斯、哈森克莱维尔、麦·凯泽尔、李卜克内西、莫特勒和其他许多人则相反，他们多少总有时候一贫如洗，那么，还有比党务重担，特别是筹措款项的麻烦首先落在我身上，更是理所当然的吗？于是十六小时的工作时间对我成为定例。
在从事外部事务之前，首先要把家里整理就绪。所以我们（李卜克内西和我）把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公布后不久有人愿供给我们款项在国外出版报纸的提议暂予拒艳。为了避免发生错误的揣测，我附带说明，对我们作这种建议的不是卡尔·赫希柏格。赫希柏格和在莱比锡的奥托·夫赖塔格以及少数当时靠近党或属于党的富裕的人都曾捐献款项，我们以此解决了最迫切的困难。因为通过党来募捐起初是渐渐流行起来的，而且也是应到处流浪的流亡者的要求而起的。需要救济的人数在第一年就特别大，而且在不断增加。
在这样情况下，党必须从近处着手。最要紧的首先是巩固立足之地，重新集合那些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一阵风暴之下溃散的群众，并为他们撑腰。如果说当时领导人头脑昏乱，党必须由群众来拯救，这也是错误的。群众和领导是互相依赖的，没有那一方，这一方也就不能有什么作用。在领导（就广义而言）中间也许有多得使我们不愉快的匪徒和懦夫，可是我们因为他们大多数有物质困难而多加原谅。但在群众中，尤其在中、小地区，也充满着重重的灰心丧气和停止活动。这就需要多次的秘密会议和集会以及有力的鼓动，使这些失去勇气的人们振作起来，促使他们再行活动。这一点成功了。关于这些辛苦的、绝对必要的活动，不能也不许让参与者圈外的人有所见和有所闻，否则要遭到告发自己的处罚。
当我们这样全力活动，要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迄今给我们造成的废墟中，拯救出还可能拯救的东西的时候，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个消息使我们大吃一惊，消息说：头一天晚间，《帝国通报》上发表了一个内阁公告，宣布柏林小戒严。继这个突如其来的凶讯之后，第二天就有个布告，把我党最著名的同志六十七人驱逐出境，其中有伊·奥艾尔、亨利希·拉考夫、F.W.弗里茨舍，除一人外全都是家长。有几个还限定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城市，其他多半是限四十八小时以内，少数几个宽限为三天以内。宣布柏林小戒严的消息在柏林市内外引起巨大骚动。没有一个人能明了这一暴行的原因，就是资产阶级报纸以至极右派都表示怀疑。
在讨论法令第二八条（小戒严）时，议员温德荷斯特表示怀疑，认为这种极端的手段可能容易被滥用。于是委员会报告人议员冯·施瓦采（德累斯顿）设法用声明来安慰他说：“这（关于第二八条的应用）显然只有在这样情况下才予以考虑，即在整个县或地区内遭到社会民主党的鼓动的破坏，以至扰乱了市民对法律保障和法律治安的一般理解；以至人们能预料，公共治安会被某种不法的暴动所危害和破坏；以至，总而言之，用普通的、只能对付个人的手段的地方法令已不能维持法律保障和法律冶安。”另一个保守党议员发表类似的意见。如果政府把委员会报告人冯·施瓦采议员的这篇声明诚实地当作宣布小戒严的基本条件，那就既不会对柏林也不会对后来遭到此事的本区内其他城市宣布小戒严了。没有一个公正人士会认为在那些城市和地区已经存在着像冯·施瓦采议员所假设的那种认为有必要使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二八条的情况。这正足以证明，在讨论非常法时为安慰疑虑情绪而作的一切解释和诺言而今都成为空洞的遁辞，没有丝毫价值。
由于柏林的大批流放，我们在莱比锡的处境更加恶化了。现在又要为那些无以为生的失业同志找位置，为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在他们无法生活期间筹款维持生活。奥艾尔往汉堡去了，在那里的一家新办的《司法日报》找到位置。柏林印刷合作社的业务主任拉考夫流亡到伦敦去了。少数被驱逐的同志渡过“大池”到美国去了，多数来到莱比锡——其中有F.W.弗里茨舍——和汉堡。为了再筹措一笔款项，在其余委员会成员同意之下我草拟下列通告，分送给一切我认为适当的人们。
“莱比锡，邮戳日期。
尊敬的先生！
由于一些大约您已详知的事件，有大批的人无家可归，无以为生，和其家属都陷于凄惨的灾难之中。
对于这些遭难的人尽可能予以救济并帮助其改善生活，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人类义务的要求，因此我敢在我相当多的友人同意之下，恳求您对遭难人稍予资助，并请以此意义劝说贵亲友。
尊款请惠予寄交下列地址：M.考比赤先生，德累斯顿，圣母堂六号和七号；或J.倍倍尔夫人，霍普特曼街二号，莱比锡。
至于捐款的忠实使用，整个事件的谨慎处理，都可向您保证。
奥·倍倍尔敬启”
这通告的措辞谨慎足以表明，我们如何在黑暗中摸索。我们必须先确定，根据这法令我们的活动范围究竟有多大，因为募集捐款是不能持久隐瞒的。真的，几个月以后，我家里也发生一次毫无结果的搜查，并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控诉我违犯募捐的禁令。但我被宣告无罪。当时法院还没有到惩罚为被驱逐者募捐的程度，但在后来，当官厅明言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禁止这种募捐时，司法判决就是另一个样子了。我们当时必须单为被逐者的家属从事募捐。
我的募捐得到出于我意料之外的成绩。后来，当法令执行得越来越严厉并且被逐者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有个别国会左派议员也从事募捐。甚至议员拉斯克尔不久因曾投票赞成法令而受到良心的谴责，也参与了这等事。
至于说为被逐者安插工作位置，在我们，如我曾说过的，是困难万分的。经济危机还正处于顶点。几乎一切行业都存在着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现象。如有哪个流亡者幸运地找到个位置，警察马上就出现并告知雇主这个可怜鬼的秘密，雇主常常是厌恶地把这个刚才录用的工人又辞退了。于是他必须重新捆起行李，拿起放行杖。这对于年迈的人，是个艰苦的遭遇。
不断的驱逐和警察对被驱逐者的恶意加害，却达到我们的救国人士所没有料到的效果。这些迫害使这些流亡者怀着无比的悲愤，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城市，到处寻找伸出双臂迎接他们的我党同志，于是他们以一腔怒火和悲愤感染那些招待他们的主人，鼓动这些人团结一致并行动赶来。因此成立了大量的地方性的秘密结合，这些若没有流亡者的鼓动是难以实现的。这件事使人想起在纪元的最初几百年罗马皇帝及其爪牙对基督教徒的迫害。他们面临迫害而逃亡到帝国最遥远的角落，到处宣讲作为他们被迫害的原因的新学说，并且这样就最好地颠覆了那把他们当作颠覆者而害伯他们的帝国。必须指出，被逐者多半是学识渊博、具有魄力的人，当时对党贡献最大，他们对党的报答比党为他们提供的财政上的牺牲多一倍和二倍。这渐渐被我们的敌人觉到了。各小城市的市长和地方官署不断向上级法院呈递被逐者在他们地区惹祸的诉状。所以自从一八八六年起，至少在柏林，驱逐出境只是极其例外的事。人们对那些在犯禁的道路上被捕的人，当他们服刑以后，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驱逐你们出去，到外面你们就煽动，但在这里我们严厉监视你们，使你们不能展其伎俩。
我用什么眼光判断一八七八年年底，即在法令生效两个多月之后的局势，可以由下面十二月十二日给福尔马尔的一封信里看出来，他在那时期还因出版罪在兹维考监狱中服长期的徒刑。
“如果说我让您为我这几行信等久了，那我就必须重复老调来请您原谅：工作过忙。惩罚、驱逐等等给我带来了大堆工作，这是在制定法令时我没有想到的。不但不是很安静，我现在的工作却比以前全年的还要多，幸而我长期未离开这里，才使我能把我平常所不可能办完的事都办完了。我们现在都非常忙碌，为了给无以为生、无家可归的人筹措必需品。结果倒也使我满意。虽在悲惨的时期（因为生意普遍极不景气，并且至今我们总处于最近几年来最不利的冬天）同志们还是尽力捐献，这就足以羞煞那些可悲的小人和现在在报刊上表现出最无耻的样子的可怜的无赖汉。
您很难想像，这几个月以来自由主义报刊这群走狗怎样不断地、并且甚至当现在我们的嘴已被封住的时候仍用谩骂和攻讦向我们袭击。这是播种的一粒恶种子，它不会带来好果实。
您的被逐我们自然是晓得的，您当然要上诉，但也当然同样无结果。现在人们对社会民主党人可以为所欲为，对于我们没有公理与法律。
最可笑的是国家高级委员会对于镇压手段的申诉的判决；它较之警察还胜一筹。有了柏林最近的这些事件，其余更不待言。
凯泽尔这星期也在这里，他还是很倒霉；他想到布勒斯劳去。
如有任何需我效劳之处，即请函告，不要客气；只要是可能做到的，即应照办。此外，请您表现出必要的旷达宁静。即使您现在在‘自由’中，那您也会感到极其愤怒和厌恶，对于我们说来，德国在今天只是监狱。
衷心的致候。
您的奥·倍倍尔。”
我应加说明：福尔马尔一离开监狱就遭到驱逐，是根据一个古老的萨克森法令，凡是坐过牢的人都可以由其居住地被驱逐出去。人们在那时期就广泛应用这法令来对付曾被判刑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时特别是麦克斯·凯泽尔和威廉·乌佛特是被驱逐的人，他们被追赶得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走遍半个王国。
关于国家申诉委员会的效用，我以前曾作过说明，现在再由已故教育部长包塞的日记中摘录一段加以补充，它说明，这个申诉委员会不作别的事。它的组织性质本就是为了这。包塞在一八七八年十月二十日写道：
“俾斯麦首先提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实施！联邦议会一通过，立即呈送皇储，以便最快公布……认为最高法院委员冯·格瑞维尼茨、克劳隋茨、汉恩和德利乌斯充任申诉委员会司法方面的成员，实际上十分可靠。司法部长还推荐最高法院参议冯·霍莱本，并且想借此（在我看来并不见得圆通和巧妙）把普鲁士全体法官都标榜为实际可靠。俾斯麦侯爵认为，如果普鲁士法律家都像检察官台森多尔夫那样，那么，上诉法院就会很需要他们；但是普鲁士的检察官们大半自以为并不是政府官吏，而是独立自主的法官。他把巴登首席检察官奇菲尔称为示儆的榜样。所以人们不用想使巴登法官进入委员会。”
五个月以后，一八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我给福尔马尔的第二封信里写我们的处境说：
“我收到了本月二十三日来信。我若不是不断过分劳累于极其矛盾的而且也常是最不舒服的工作，因而渐渐趋于愤激，而这种愤激也就使我的情况绝不可喜的话，早就给您写信了。如果一个人被各方面请求策划和帮助，他也认为这事完全必要，但很少能做到，这是最使人难过的。我记得在几个月前曾写信告诉您，经济危机给我们的物质方面的摧毁较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大得多，如今仍是如此而且范围较以往更大。各个企业到处都经常难以维持，如果这样继续下去，那就可以像数学那样准确地计算出它们什么时候停止营业。至于在这样情况下，尤其是到处基金有限，想要减少劳动力的必然远远多于想增加劳动力的，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的老熟人中间莫特勒和凯泽尔完全失业，维麦尔着手用芦苇制造笔杆，瓦尔特希，因为最近人们强迫他离开此地（他以前住在这里是没有登记的），想在开姆尼茨从事鞋业，独臂的赛菲尔特想试作一下沿街贩卖书报的生意，凯泽尔、哈森克莱维尔和李卜克内西不得不仍留此地，至于能留多久，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敢说，因为《新世界》报的订户显著减少而濒于亏蚀，并且其他企业也只是不好不坏地挣扎着。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给您找个合适的位置，我以至上的善意也无法知道。或许可以做点翻译工作，印成小册子的形式销售，但当然不准冒犯禁的危险。这里的合作社或可接受出版；但由此所能获得的补助仍然微不足道。我想同李卜克内西谈一下，看是否能找个外埠通讯的职务。我担心您不能接近S.，S.非常小心，小心到了胆怯的程度。
我适才想到，您或许可以来做库尔第和吕格在苏黎世四月一日所创刊的《苏黎世邮报》的通讯员。当我在耶稣复活节后不久在那里时，他们对报纸的情况是满意的。他们自然也不能多所作为。库尔第以往是《法兰克福报》的编辑人之一，您可以直接写信给他，信总归是寄到报馆，您若不认得他，您可以提到我。”
所以我们的困难不小，但是必须把它们克服，而且也克服了。说党好像是耐心忍受一切，是错误的。这种貌似恭顺的态度完全不与首相相投合，他还是最乐意看到我们情不自禁地实行暴动。至于地下工作，他是想不到的。那时有人听到他说：“必须这样长期激怒和窘迫社会民主党，直到它动起手来，以便把它彻底消灭。”直到法令将取消时，即当威廉二世由于国际保护工人会议的召开和人所周知的一八九〇年的二月公告而开始走入其他道路的时候，他还是持同样的理解。就是在其他权威人士中，尤其在军界，传布着这种信念，社会民主党对于非常法的公布将报之以公开暴动，但竟没有这回事，使人很诧异。人们只把这看做是我们胆怯的明证。一八八〇年春季，哲学家马因兰德的姐妹就这样告诉我，我认识她本人，她不久以前到柏林访问了几个星期（这位夫人是在欧芬巴赫住家），她在这期间参与了也有很多警卫队军官在场的大宴会。晚间谈话也提到了社会民主党，那些军官所表示的对我们的憎恨，使她吃了一惊。其中一人这样说：“这些家伙如果胆敢动起手来，我们就把他们杀得血流成河，深及踝骨。”
但也为了在老皇帝那里日益煽起反对我们的相应情绪，人们向他谈论关于我们的所谓计划的最恶毒的鬼话。只有这祥，才可能当这位老皇帝出外几个月后于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七日（在柏林宣布小戒严后九天）又回到那里时，对向他致敬的市参议员们说道:“业已证实了，有分支广泛的联合，以打倒国家的元首为其直言不讳的原则。”人们用这样的故事来恐吓威廉一世，正像后来费利赤内阁用相同的故事使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害怕社会民主党那样。而且人们试图对威廉二世用同样的手段。访问过皇宫的熟人曾一再对我说，威廉一世的办公室里的办公桌上放着对于我党最恶毒的挑拨和诽谤文件。要达到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事情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先生们一如对于其他的世人，他们认为可以欺骗人，而他们被欺骗了，他们认为可以支配人，而他们被支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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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讨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讨论
新选出的国会在王宫的白厅里开幕了。人们期待着，皇储会来代替还在养伤的皇帝宣读御前演说。但是既不见皇储也不见首相到来。这项职务却由首相的代理人施透耳堡—维尼该罗德的奥托伯爵来执行。
这件事引起了热烈的公众议论。人们由此所得的结论是，皇储不同意非常法令，因而拒绝为国会揭幕。而另一方面俾斯麦却又因皇储拒绝揭幕而愤然不来，所以由其代理人荣膺此职。
在最高集团中的蛙鼠之争总是有趣得很，但是事情并不因此而有所变更；因为非常法令草案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通过，这根据选举结果和大部分报纸的论调看来，已经毫无疑问了。
这议案胜过五月的那一个之处，在于它比那一个经过更彻底得多的加工。但是所持的理由却极不充分。议案中说，由于行刺事件和随之而来的许多侮辱君主罪行，联邦政府确信，在广大社会内充满着蔑视一切道德教训和法律条例的思想，这对国家和社会有巨大危险。所以有必要制定反对作为那个危险的代表者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法令。
接着是简短而且很肤浅地描述一下自从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一八六三年）和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一八六四年）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这种贫乏的历史性叙述以后，接着是转录国际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章程、爱森纳赫纲领和哥达纲领以及一八七七年的根特宣言。国际章程中有这句话：
“第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宣布：这个国际工人协会和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和民族。”[1]
这句美丽的无可争辩而只有赞扬的话现在却用作实施一个非常法令的理由。接着又摘录了党在一八七六年和一八七七年哥达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那些都是公开的文件，每个从事于工人运动的人都知道。人们现在必须用这些辞句作为希望把社会民主党烧掉的火葬柴堆。
九月十六日在冯·傅尔肯贝克主持之下开始讨论这议案。首相代理人的发言揭开了辩论之幕，他的发言内容非常简陋，几乎用不了五分钟。首相没有参加讨论。国会多数派既有坚决意志为他取得一个如意法令，他又何必多费言词呢？
议会的第一个发言人是中央党的代表，议员彼得·赖欣斯波格（欧尔贝）。那时候虽说文化斗争已被粉碎，可是中央党还觉得周身疼痛。一个非常法令，虽是对付它所痛恨的党的，它由结果看来，却也是可疑的。它的信徒到了自己也处在非常法令之下以后，还不了解这种态度。所以赖欣斯波格声明“暂时”反对通过和修改法令草案。
保守党的冒失鬼之一，议员冯·海尔多夫（伯第拉）却不这样。他干脆明显地表示拥护法令草案，还提出询问说，单是非常法令是否就够了，是否宜于按这个意思来修改国会选举法，以保证更成熟的年龄和更长的定居期，并且是否适合把国会的立法期加以延长，以期铲除政治生活中日益增加的不安。
他最后的心愿在九年后如愿以偿了。
继海尔多夫以后，我作为党团的第一个发言人讲话。党团一直认为，要坚决反抗这个法令的全部和各个细节，为了这个目的给各种不同的内容指定了发言人。瓦尔特希和凯泽尔都未能参加辩论，他们那时候正在监狱里。
按照我那进攻是最好的掩护的原则，我以二小时的发言对议案和先发言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我首先叙述法令草案的来历，由此证明官方的陈述与真实情况有很多的矛盾。接着我攻击警察局的恣意胡为和在行刺期间法院残酷的判决，这些都属于德意志近代史上最悲惨和最可耻的事件，是德意志帝国的污点和耻辱。（呼喊守秩序。）随后我谈到党的历史。我指出了，俾斯麦在他一八六二年九月进入普鲁士内阁后立即企图通过他的代理人来影响运动，指出了他与拉萨尔进行谈判，指出了他的枢密参议洛塔尔·布赫尔努力拉卡尔·马克思做《国家通报》的撰稿人，指出了施韦泽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所充任的角色等等。这些事件清楚地表明，俾斯麦的动机决不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厌恶。宁可说他为一种愤恨所驱使，他恨党证明了他的那些计划都是行不通的，并且成为他的政策的最激烈的敌人，这促使他用按正理决不能加在我们身上的暗杀案作压制我们的非常法令的借口。
我继续说，但是用这个法令，却不能达到所追求的目的。社会民主党将在这个法令之下并且通过这个法令才正好获得信徒。对党的兴趣将会增长，失败者将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敌人。所以人们应该把这个法令草案丢到他应去的地方——字纸篓，在对我们的斗争中，不能依靠虚假的控告和空话，而要凭着事实和证据，而这是至今还没有被提出来的。
我继续阐述，我们将如何根据一切预料，在反社会党人法令之下为传播我们的思想而努力，而警察奈何我们不得，并且如何把禁书的传播范围扩大到以往所没有的程度。在将来会表明，这个法令是达不到它的目的的。
我的发言，如继我之后的发言人的讲话所证明，达到了所希望的作用，国内国外一切党派的报纸也都为此忙碌起来。继我发言的是普鲁士内政部长欧伦堡伯爵，他和他的同僚司透耳堡—维尼格罗特伯爵一样，讲话很短。他满足于由我的一篇著作中引证几句话，用以证明党是暴力颠覆者的一个信徒。此外，他否认社会民主党同政府代表之间有关系，或者只在党不是现在的党的时期有关系。他绝不知道有像我所叙述的那种协定或联系，在把他在各个细节上都能答辩的事实引证出来之前，他就必须最坚定地否认这些勾结企图。民族自由党议员班伯格博士却不这样，他在简短发言中企图说明社会主义学说的危险性，但是也以不愉快的心情讲述，统治集团对于社会民主党并不是一贯持反对态度，这由俾斯麦对于拉萨尔的关系就可以证明。他说，至于我所说的那些话，一部分是人所共知的，一部分却是新的。但是斯托克尔、托特牧师及其伙伴所创办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报》所代表的观点，是以我们为掩护，它所起的作用却更危险得多。他建议，设立一个由二十一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个法令需要深入和仔细地加以审查，因为我的发言使他深信，为了保护社会使之不受我向他们提示的危险，应不惜任何努力。班伯格以往在巴黎作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政治亡命者，现在才由我的发言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第二天，俾斯麦出席，为的是对我进行辩驳，他请原谅他因健康关系一直未能出席会议。但他现在所以出席，是为了来反驳那种由我做喉舌所编排的故事，免得使这故事成为历史。俾斯麦反对我的讲话的实质，我在第一卷（参看第五十等页）已叙述过。这里我请你们去参看。他在发言结尾时保证：他由我的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一八七一年五月）才认识到社会民主党的真实性质，并且从那时起成了我们坚决的敌人。他也一再尝试过，如议会所熟知，想通过立法措施把我们当作国家和社会的敌人加以取缔，但是这个他没有能在议会中得到贯彻。社会主义报纸曾威胁并高喊“给予警告”。“警告你们了。警告是什么？却不是别的，而是虚无主义的刀子和诺比林的猎枪。是的，我的先生们，如果我们应该以这种方式生活在一个土匪社会的暴政之下，则任何生活都失去其价值。”（右派鼓掌）。现在是保护皇帝的时候来。“至于说在这种时候我们中间也许有几个人成为暗杀的牺牲品，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每个遭到这事的都会被人纪念，说他是为祖国的利益，为祖国的巨大利益而阵亡在光荣的战场上。”右派听了这句话之后爆发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抗议，我要求作议事规程的发言，因为首相侮辱我们，要求喊他守秩序。但是议长已经让那个保守党的老煽惑者冯·克莱斯特—瑞曹夫先生发言，这个人就以一个为他的阶级特权而斗争的普鲁士基督教正统派容克那种完全狂热的态度咒骂我们。他把我们在报纸上和集会中的整个活动都说成图谋叛国的行为。我们的歌成为战歌，我们的整个活动都是备战。我们夺去了人民的宗教，结果人民在今生就已经不仅要求同等权利，而且要求同等享受。他结束他的痛骂时，诉说广大群众的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忘恩负义和危害着基督教的道德堕落。
我现在作议事规程的发言，要求不仅对首相，也对污蔑我们图谋叛国的冯·克莱斯特—瑞曹夫先生发出守秩序的警告。议长否认前面发言人的讲话有我所说的意思。他必须对于每个干涉他的领导工作的尝试加以驳斥。
白拉克接着发言，与这个辩论所采取的激昂性质相反，他说得非常安详。对于内政部长和冯·克莱斯特—瑞曹夫先生从我们的著作中所引的话，他引用资产阶级作家著作中的话来回答，其中一部分来自文化斗争时代，其尖锐超过人们所能援引来反对我们的一切东西。对于班伯格的自由主义经济的理论，他用社会主义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理解来答复。他也声明，我们的敌人制定非常法令并不能制服我们。
继白拉克之后，阿尔萨斯的厂主道尔夫斯发言，他设法证明，他们在米尔好森的所谓福利设备是一个对付社会民主党的密诀。但是还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失效之前，米尔好森就改由社会民主党人作他们国会中的代表了。继那个阿尔萨斯人之后的是一个波兰人发言，他亲身体验到普鲁士制定非常法是对付波兰人的。他激烈地反对这议案。这促使接着发言的冯·卡尔多尔夫先生更热心拥护这个法令。在欧仁·利希特尔一个较长的发言之后（他在发言中特别同首相取得谅解），就由多数派决议结束总辩论，因而我要答复首相的讲话的发言被取消了。我只有在私人讲话中反驳他那些针对我而发的谰言和谬论。
议会决议照班伯格的建议，把议案移交给二十一人委员会。按说既然对于被告的党要有所决定，就应容纳该党一个党员参加这委员会，使它能够发言和答辩，并作确有必要的更正，才是正理，也是议会的义务。议会中一部分人也有这种倾向。问我们党团要选举谁到委员会时，党团建议选举我。反对我的阴谋立即发动起来，所以我落选了。
在委员会中进行了热烈辩论。民族自由党左翼在拉斯克尔领导下又想做绝不可能的事。尽管是关于非常法的问题，他们却要设法尽可能来限制警察的任意胡为。他们想借此防止社会民主党的所谓合法要求（即后来称做我们努力的“正当核心”）受到法令的打击。还有另外的在资产阶级集团内与社会主义革新运动有连带关系的努力也不要受到打击。委员会右派的意见却是相反，他们认为，人们必须做全部工作；必须剥夺社会民主党以无害的形式进行它的有害企图的任何可能性，于是就必须信任管理机关，不要用不清楚的和模棱两可的法律规定来掣它的肘。由于赞成一切缓和建议而反对这个议案者的帮助，拉斯克尔及其伙伴胜利了。当然，经验给予的教训是，这个不彻底的决定只是一根不能限制管理机关的细线；它们正是随心所欲地解释法令。
由委员会，继而由全体会议所通过的主要修改如次：法令草案中说，协会、各种联合、以及合作金库、集会、印刷品、募捐，一旦发觉是为破坏现有国家秩序或社会秩序而努力的，就应禁止或镇压。按委员会以至全体会议的决议，这句话如下，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或是共产主义的颠覆现有国家秩序或社会秩序的企图，一旦显示出危害治安，特别是危害各阶级人民的和睦时，就应加以禁止或镇压。
一个字眼上的争执。鳗鱼是炒着吃或者炖着吃，对它是无关轻重的。
此外，根据草案，应设立一个七人的常务委员会，由联邦议会内部推选，凡对下级各机关所判决的处分有不服的，可向该委员会提起最后的上诉。委员会和国会决定,设立一个九人委员会，由联邦议会内部推选四人。其他五人由帝国的或各个邦的最高法院人员中按人数分担。国会相信，由此可以取得较大的保证，使人不至于太粗鲁地解释这个条例。而实践证明，它在这里又错了。这个申诉委员会的判决却是这样的反动，以致我们一八八〇年在莱比锡党领导机关里决议，因为没有用处，今后不再向它提出任何申诉。
草案第二〇条，即后来法令的第二八条，是关于所谓小戒严的规定，在一个地区里如果社会主义的活动企图威胁了治安，则所有的集会都须报请警察厅批准。委员会和国会决议，国会或者邦议会的选举集会不受这个规定的限制。汉堡市政府却规避了这个规定，它根据地方法令的规定，连这样的集会也禁止了。所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整个有效期间，除开一八九〇年二月的国会选举时期（当时业已确定该法令到九月底就要取消了），社会民主党在那里没有举行过一次选举集会。汉堡市政府这种手段对它毫无益处；因为在法令统治之下，三个选区全部落于社会民主党之手，并为它所保有。
第二〇条即相当于第二八条的另一个修改（也是一个改善）是这样的，凡是根据所说的这一条发出的指示，必须立即或酌在下次会议上向国会说明它发布指示的理由。通过这个决议固然从没有阻挡住小戒严的宣布，但使我们有可能，年复一年地在谈论这样措施时来批判执行法令的情形。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辩论因此成为照例的事情。
草案的第二次讨论开始于十月九日的全体会议。中央党由其领袖口头声明，它将投票反对法命草案。声明中说，它虽然是社会民主党的坚决敌人，也不能赞成这样一个非常法令，这个法令使国民的权利保障发生问题，把所排斥的和允许的企图都一概打击了，并且用警察的揣测代替了法庭的判决。一个普通法令，面对着国内日益增加的危险，是可以要的，它在有关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越规行为方面可作刑法的补充。也期望现在采取积极措施，借以消除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工人阶级生活中确实存在的而且传布很广的不良状况，“以便使正义、敬神和和平，特别也是国家—教会方面的和平，在帝国取得完全的统治地位”。
根本说来，中央党所要的，比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提供给它的还要多些；它要法令普遍严厉化，要普遍反动。
拥护议案的第一个发言人是议员马歇尔·冯·比贝施太因男爵，他后来是外事局局长，末后是驻君士坦丁堡和伦敦的公使。马歇尔，一个魁梧威严的人物，那时候是曼海姆的检察官，他在那里也曾一再充当控诉我党同志的公诉人，被控者中间有弗兰茨·约瑟夫·艾尔哈特。这次公诉引起了一个有趣的插曲。艾尔哈特的被控是因为他曾撰拟一个公告，向曼海姆选区的选民推荐我为曼海姆的党员候选人，说我是个孚众望的人，因为争取人民自由和人民权利而被判要塞监禁二年。这是关于一八七七年一月的国会选举。冯·马歇尔先生以检察官的身份把这个说法看成是一种歪曲事实，由于这种歪曲事实，上级的命令遭到了昧着良心的蔑视。他根据德意志帝国刑法第一三一条控告艾尔哈特，并建议把这个血气方刚的罪犯判处徒刑以示儆戒。至于我，则并不是因为我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是因为图谋叛国才被判罪。首席法官已经要就此结束审讯，这时艾尔哈特请求发言，说他虽是被告却也有几句话要说。他得到发言机会，在那筒短的、用最纯粹的普法尔茨方言所作的答辩里是用这句话来结束的:“我的法官先生，您们不要相信上面坐的那个人(检察官)，他会把小虱子说成一个大象。”马歇尔赶快抓起报纸遮在面前，免得被人看到笑容。但是法庭相信检察官，把艾尔哈特送进监狱三个月。他后来的态度同刑法对他起了教育作用的说法相反。
冯·马歇尔先生和他那些同党的煽动家相反，是一个温和分子。他赞成人们很可以达到预期目的的短期的法令。继他之后发言的是宗纳曼，他声明反对这法令。俾斯麦还在一八六六年战争时期与宗纳曼不睦，对他作了回答。
我怀疑俾斯麦个人对谁怀恨更深，是对欧仁·李希特尔还是对宗纳曼。我相信是对宗纳曼，因为欧仁·李希特尔，尽管他的一切反抗，总还是个好普鲁士人，但他痛恨宗纳曼这个南德意志的反对普鲁士的人，这个“共和主义者”，他认为他的机关报《法兰克福报》对法兰西共和国较之对德意志帝国更同情。所以才有在一八八四年国会选举，宗纳曼同我们的候选人沙保尔进入复选，法兰克福的民族自由党向俾斯麦请示应该选举谁的时候，他叫人回答说“侯爵愿要沙保尔。”于是沙保尔当选了。
俾斯麦有一种习惯，他一旦怀着斗志(他上述的那一天就有这种战斗情绪)，很少固定在当前所讨论的问题上。他为宣泄胸中的愤慨，他会从这一事件跳到另一事件，向挡他路的敌人猛攻。议长时常弄得无可奈何，既不敢打断他的话，而又不便阻止被攻击者的自卫，因而使辩论扯得远远超出本题范围。这次也是如此。
他同宗纳曼争吵以后，又向我们进攻。先前曾以法国为社会主义的试验场；巴黎公社被打倒后德国成了试验场。随后他抱怨说：德国人是天生的批评家，他们以诽谤官厅和制度为乐事。这话特别适用于进步党，它在各大城市为我们掘松土地；它是“社会民主党的早熟果实”。接着他又重新攻击我的。谴责我们的鼓动方式和我们把群众诱进圈套的手段。接着，他抱怨我们刑法的温和、法官的慈善、迁徙自由、大城市的娱乐对群众的诱惑。他的发言是个发自容克及其伙伴心灵深处的哀歌。但是这个发言丝毫没有政治家对于资产阶级世界的本质和活动的了解，而资产阶级世界的本质和活动却是他所抱怨的一切和使社会民主党成为他必须顾到的社会生活一个必然现象的根源所在。
他继而抱怨资产阶级各党派的分裂，抱怨资产阶级党派方面缺乏信任和迁就。他在结束发言时要求结成各部分互相信任的紧密队伍，以便使帝国经得起一切风暴，并能有效地抵抗风暴。这些要求，根据俾斯麦自己在各党派互相斗法之中和在这次发言中为达到他的目的而努力的结果看来，对于议会却是要求过奢。他的话结束时没有任何喝采的表示。
次日，哈赛尔曼得到机会来答复俾斯麦的攻击和挑拨。他在他的大部分发言中做得确是巧妙。但在结束时他自己却陷于挑衅。对于俾斯麦前一次攻击我的发言，哈赛尔曼答复他说：我们不磨匕首来对付俾斯麦侯爵，我们鄙视用匕首从背后刺人；我们如果战斗，我们就面对面地战斗，但是如果有人铸弹磨刀来对付我们，那么我们也要说：“如果我们应该生活在上述这样的一个土匪社会的暴政之下……”于是会场中起了骚动。议长因为所谓挑起吵闹向哈赛尔曼喊守秩序。哈赛尔曼继续说：“挑衅者并不是我，我已充分说过，我宁愿走和平的途径(大笑)，是的，我宁愿这样；但是我也准备好放弃生命。俾斯麦侯爵也可以想一下三月十八日。”[2]
勒维(卡尔倍)继哈赛尔曼之后发言说：我谢谢发言人先生，他为捍卫自己的事业离开了倍倍尔体系而率直地把话说出来。冯·本尼格森先生现在也来发言,想用冗长的讲话来掩盖掉他在霍德尔行刺后的第一次讨论非常法案时所持的合理立场。他现在说：天父，宥我。
在第二读时，争辩越来越激烈。全体资产阶级党派付出全部力量，来捍卫它们的立场。我们这方面发言的是白拉克、弗里茨舍、哈赛尔曼、李卜克内西、赖因德斯和我，我们大半都发言数次。在讨论该案第四条，即后来法令的第八条时，白拉克引起了激烈的争吵，这一条涉及解散协会，有协会被封闭的申诉过期无效的规定。白拉克在短短的发言中，特别尖锐地反对这一规定。后来他忽然离开发言稿，在大厅中高呼:“我的先生们，我愿意告诉您们，我们瞧不起整个法令！”
我们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而议会中绝大部分都是怒气冲冲，议长向白拉克喊了一声遵守佚序；但是在外面，在全国，党为这样强烈表示我们对法令的态度而欢呼。
十月十八日，法令草案的第三读开始。冯·朔列麦尔(阿尔斯特)议员以中央党的名义又声明一次坚决反对草案：谁要是像我们这样处在这些非常法令之下，则现在而且永远也不能投票赞成非常法令。这话讲得很漂亮。但是在后来讨论延长该法令的时候，却又是另一个样子；就在中央党中赞成法令的也越来越多了，再不然就不参加表决会议，这就保证了多数赞成延长。
我们这方面又由李卜克内西作一次发言，以最坚决的方式对法令作斗争，固然知道，像他在发言的开始就说的，事已决定。他发言只为尽责任。他用这句话来结束：“会有一天德意志人民谴责这次侵犯他们的福利、自由、荣誉的罪行。”十月十九日举行了两次会议；议员们急于要回家。第一次是十点半，第二次是二点十五分开始。第二次会议专为名义上的表决。表决时寂静无声。随后议长宣布结果。出席会议的议员三百七十人〔全院共三百九十七人)，其中赞成者二百二十一票，反对者一百四十九票。即赞成者多七十二票。随后俾斯麦起立，宣读皇帝的诏书来结束会议。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向议会致辞。他洋洋得意地说，不管在讨论开始时表现出多大的意见分歧，却有一个使一切赞成人士感到满意的解决。如果这个法令在其有效期间不能达到它的目的，则联邦政府又将以信任的心情请国会考虑哪一种办法好些，是把这法令严厉化或是修改一般立法。于是联邦政府抱有希望，在它忠实执行法令不辜负国会的信任以后，国会将根据需要不吝予以帮助和支持。
忠实执行法令这种保证，活像一句讽刺话。一个为官署开一切方便之门的法令是一张任意胡为的许可证。这很快就会表现出来。并且对于每个蛮横暴行，只要是对付我们的，俾斯麦就是它的第一个保卫者和辩护人。
在他随后宣布国会闭幕以后，议长照例高呼吾皇万岁。在这中间我们已走出大厅，并且我们虽然是失败者，仍神色自若地离开会场，希望会有一天到来，即使还要经过一段艰苦时期，我们将作为胜利者回到这里。我不讳言，当我起程回家时满腔愤恨。我当时立下决心，只要是力所能及，就尽一切力量来破坏这个法命的效用，并且我信守了我的誓词。
我们的敌人赶快干起来。第二天就公布了这个法令。从十月二十一日起这个法令生效。
[1]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十六页。——译者
[2]指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的柏林革命。——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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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序言
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倍倍尔由苏黎世给我一封信，信里首先对我当时进行的笔站表示很感兴趣，随后接着说：
“我立了个遗嘱，希望你能同意，即如果我在《我的一生》第三卷完成前竟然去世，那末你可以就已准备好付印的稿子出版。我还要做的不多了，这一卷写到一八八二年就完了。往后可以快些进行了。
但要预先说定，稿子除文笔上的修改以外不能有其他变动。事实上只有发现我所举的事实是错误的，而我必须改正的时候，才可以有所变动。特别是，我所提到的还在世的人们的名字，只要我自己在原稿上没有略去或缩写，翻印时它们也应当不被略去或缩写。……因为我没有有意地错待任何人，而历史真实性也不容给涂上色彩，所以也没有理由把写好的东西加以改动。
这一卷若在我死前未能完成，我认为决不要由你或其他人来续写……
请把这信谨慎保存，以便作为证件。”
在这个嘱托之后，倍倍尔在信里又写到夏季的计划和家庭琐事，说他的情况是令人满意的，还谈到几个议会党团人物，随后用这话来结束这封信：
“我现在从事第三卷的写作，是逐段做到可以付印的程度并把其余的稿子附在后面。”
这封信的整个精神表示出，他还希望由他自己来完成他的回忆录，这是他非常关心的事，而他指定我为出版人，只是个预防措施。就是七月二十九日他给我的下一封信，也十分关心于现代和当时由于议会党团对关税案的态度而引起的笔战。他所讲的同摩尔肯布尔在耶拿党代表大会上宣读的那封信相仿。他虽然抱怨他的“无力工作”，但把这情形描写为“意欲进攻却在斗争面前被吓回来的怪现象”。他因无力战斗而愁闷，他把无力战斗同无力工作同等看待。战斗和工作在他有同样意义。但紧接着他在那封信里也提到第三卷的工作，这工作他只中断几个星期。对于我促使他注意一八七六年考查出来的事，他回答说：
“你所写的关于《柏林自由报》上的声明和攻击的事，我不知道，或者同许多其他事件一样，我全忘记了。我忘记了多少东西，我研究第三卷的有关文件时每天都体会到了。”
这是倍倍尔关于他的回忆录第三卷最后告诉我的话。这表示他正在从事完成他的工作。两个星期后，他就逝世了，离开了每个工作、每个斗争。他安安静静地长眠了，未受到长时间对死搏斗的痛苦：这是永别的无限悲痛中的唯一安慰，这种悲痛使我们每个人感到抑郁，即使是没有幸运同倍倍尔本人作朋友的人；只要是关心我们伟大事业因倍倍尔的死亡而失去了它最有力的和最忠诚的先锋战士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倍倍尔遗留下来的写作材料一到我的手里，我立即开始执行我的亡友的遗嘱。
我的工作，如倍倍尔所已指出，是不大的；基本上只是编辑的整理工作。文字上不够流畅的地方加以修整，同时也务求尽量保持作者的特色。引文和日期都尽可能与原件核对。送去付印的信件中有许多人的名字因简便起见只写了开头的字母。凡是不言而喻的名字，我就把它的全称写出来。如果只是很有可能，则在脚注中注明原名。有少数几个名字，我不能确有把握来断定，所以只好仍旧只用开头字母。
自然，倍倍尔有意要讳用全名的地方，则仍用开头字母。
相反地，我却没有仅仅暗示或完全隐讳一个完全写出的名字。
倍倍尔在这一点上的严格规定使我有点失措。看起来，他像是迫于毫无顾虑地热爱真理，不得不从事使许多有声望的同志陷于窘境的揭露。使我惊讶的是，我一点也未发见起了这种作用的东西。也许那些会使几个名字感到痛苦的实情，要到后面才提出，而现在却永远埋没了。
我只把准备好付印的稿子拿来发表。倍倍尔搜集了超出这部著作的广泛的材料。书信、公文、剪报、摘要、传单和许多这类东西。材料直到一八九〇年，对于编党史的人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指示。
我想在这里转录一段给施吕特尔的信。这封信有关爱北斐特案件。我在文德尔的倍倍尔传的评论里曾提到，他好像把这案件和倍倍尔对此案的作用几乎忘记了。文德尔没有提这个讼案。不过在后来的版本上他确乎补足了这个遗漏。虽然如此，读一下在审讯期间倍倍尔自己在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一日所写的东西，也会感到兴趣的：
“案件是件空前未有的丑事，是检察署和警察局的耻辱。
他们不会梦想到，把我个人拉进公诉里去，就是为他们准备好了悲惨的失败。检察官在第二天就已经暗地里说：这个人弄坏我的整个案件，往后还更要糟些。我希望案件对最大多数的被告都能一切顺利。他们有一部分吃了本地的历史和他们对苏黎世以至伦敦的关系的亏了。
令人烦恼的是这将耗费大量时间。但是想到，如果我不在那里，被告们非常可能像羊似地遭人宰割，因为他们没有掌握这类材料，那么，有所牺牲，我也是不后悔的。
我想，这是他们在德国上演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秘密勾结的案件。”
这确是这类案件的最后一次。不久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就取消了。
同时我也发见一系列短短笔记，但这些笔记不过是以少数字句确定日期而已。个别部分没有说明，即令是零碎的说明也没有。除这里发表的稿子以外，我没有能发现任何可以作为倍倍尔的《回忆录》来发表的东西。要在这个准备好付印的稿子里加入任何东西，就会是此卷的续作，这是作者所不许的，也当然不许，因为所有这类的加添，哪怕是无可非议的，总不能认为是倍倍尔的回忆录。
我决不续加。但因为这个著作是骤然中断的，我只可以给加上一个用以结束的后记。这里我发表几封倍倍尔同恩格斯的往来信件，时间是属于遗稿的最后部分的。
这样，我作为编者的工作并不很大。但是它所给我的享受却大得多，单就它允许我重温一道意味着我们党的英雄时代的那些时期来说，这享受就已经很大了。凡是能够参与那时期党的工作的人，在记忆它时，没有不感到自豪的。年轻的一代却可以从对那些胜利的艰苦的考验的回忆中为他们面前的伟大斗争吸取勇气和力量。因为最艰苦的事情还在我们面前：夺取政权。
倍倍尔想在这个斗争中作我们的前导这个最热烈的希望不能实现了。但是我们伟大的先驱者的不朽的东西，继续生存在我们中间并将引导我们走向胜利和凯旋！
一九一四年一月。
卡·考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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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国际层面的意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1917年10月：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俄国革命的合法性研究》（1992）
第二章国际层面的意义
↘各民族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1917年10月：为和平而战的革命
↘苏维埃政权：国际主义在行动
↘社会主义革命：一场反对战争的革命
↘一战过后的时期
↘欧洲的失败：改良派的责任
绝不能脱离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争的背景去理解十月革命的胜利。“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和平”，在布尔什维克所有呼吁战争立即结束的口号中，是最受欢迎的一条。它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同其他自称“社会主义”或“革命”的政党之间的主要区别。最重要的是，士兵们（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越发不再想要这场战争了。
军队的分崩离析——主要还是沙皇时期的旧军队——解除了临时政府的武装，也瓦解了反革命的第一次尝试。这使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随后的巩固成为可能。
或许关于1917年革命最重要的事实就是，在春秋季间，这支伟大的〔军队〕，这支有史以来单一国家投入战场数量最为庞大的军队，变成了＂巨大的、疲惫的、衣衫褴褛的、食不果腹的、因渴求和平和普遍幻灭而团结起来的暴民＂。[1]
最有远见的孟什维克后来承认了这一点。他们的领袖丹直言不讳地指出：
战争的持续带来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胜利。[2]
此外，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在1917年10月夺取政权后的态度也使得人们对这个新兴革命国家的政策进行真正的评估成为可能。
各民族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宁对这个十月份才成立的新政权的政策作了介绍。他的首篇演讲就是他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对自决权的大力肯定，其民主主旨对当今来说非常重要：
如果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其表达的意愿如何（不管这种愿望是在报刊上、人民会议上、政党的决议上表达的，或是以反对民族压迫的骚动和起义表达的，都完全一样），都被强制留在该国的疆界之内，不让它有权在归并它的民族或较强的民族完全撤军的条件下，不受丝毫强制地用自由投票的方式决定本民族的国家存在形式，这种归并就是兼并，即侵占和暴力行为。
本政府认为，各富强民族为了如何瓜分它们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继续进行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并郑重声明，决心根据上述的、对所有民族都无一例外是公正的条件，立即签订和约，终止这场战争。[3]
苏联政府将这一“各民族有权决定自己命运”的原则扩展到欧洲以外的所有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这是一个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影响的革命性行为。它为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正在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也为土耳其等国家中已然意义非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持。[4]
苏联政府同德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举行了和平谈判。1917年12月30日，苏联政府于双方签署的首批声明中宣布：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所承认的“各民族独自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扩展到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国家。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废除了与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特别是涉及中国东部铁路和全体在华、蒙古、伊朗俄罗斯公民治外法权的那些。这些原则也被纳入了第一部苏联宪法，即1918年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ussianSovietFederalSocialistRepublic,RSFSR）的宪法。
亚洲各反帝国主义力量的反应十分及时。在中国，布尔什维克党被称作“最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党派”（“huang-i-tang”），中国民族主义领袖孙中山也表示了对列宁的声援。在伊朗，托洛茨基刚把所有俄国军队及教官撤出该国，该国的民族民主运动就认同了十月革命。
这一政策的影响之一是1920年在巴库举行的著名的东方各民族代表会议。
苏维埃政权甚至在历史上第一次废除了秘密外交，决定公布所有外交文件和秘密条约。最重要的是，它决定立即与所有准备效仿的交战国政府启动和平谈判。
1917年10月：为和平而战的革命
在发出这份呼吁的同时，列宁也呼吁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们走向和平与社会主义的道路：
俄国工农临时政府在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提出以上媾和建议的同时，特别向人类三个最先进的民族，这次战争中三个最大的参战国，即英法德三国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呼吁。这些国家的工人对于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最多，例如英国的宪章运动树立了伟大的榜样，法国无产阶级进行过多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最后，德国工人进行过反对非常法的英勇斗争，并为建立德国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进行过堪称全世界工人楷模的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有纪律的工作。所有这些无产阶级英雄主义和历史性的创造的范例，都使我们坚信上述各国工人定会了解他们现在所担负的使人类摆脱战祸及其恶果的任务，定会从各方面奋力采取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5]
最后，他以一种更为引人注目的方式做出总结：
在〔1917年〕3月14日的宣言中，〔我们苏维埃〕曾提出要推翻银行家，可是〔在十月革命前〕我们自己不但没有推翻本国的银行家，甚至还同他们结成了联盟。现在我们已经把银行家的政府推翻了。
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定会竭尽全力以图联合起来，把工农革命淹没在血泊里。可是三年战争已使群众获得了充分的教训。〔如此为证——〕其他国家也发生了苏维埃运动，在德国有过海军起义，尽管它被刽子手威廉的士官生镇压下去了。（最后，要记着，我们不是处在非洲的荒漠，而是处在欧洲，这里的一切可以很快地让人们都知道。）
工人运动定会占上风，定会铺平走向和平与社会主义的道路。[6]
在对受战争影响的欧洲人民的讲话中，托洛茨基宣称：
工人和士兵必须从资产阶级罪恶的手中夺取战争的原因〔决定权〕，并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
换言之，在布尔什维克眼里，十月革命是结束战争的手段。而发动革命，自然也会鼓舞、促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这是否被历史所证实呢？答案是毋庸置疑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历史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也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在这个新时代里，资本主义制度破坏性、野蛮性、退步性的特征，将大大超越其维持生产力定期进步的能力。
在一战中，有约一千万人遭受屠杀，其中包括了那些被视作欧洲未来的年轻人们。而它的爆发，仅仅是为了追求一个如今谁都不会承认其合法性的目标[7]。可这却只是接下来一连串灾难的首幕。发生在奥斯维辛、广岛的野蛮行径，都是人类在这场长达三十年的灾难统治下酿成的产物。
那些最有远见的社会主义者，不管是列宁、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这样的革命家，还是饶勒斯（JeanJaurès）这样的温和派，早在公元1914年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展谈判期间，苏联政府与德国、奥匈帝国就立即实现和平展开斗争。与此同时，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工人和士兵也已表明拒绝战争。这体现了苏联的立场在全世界广受欢迎，尤其是当这一立场表现在托洛茨基典范式地将谈判桌用作煽动手段时。
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代表们则抱怨称，托洛茨基违反了每一项外交准则。
这算什么？越过军官直接同士兵对话？号召他们即使不叛变也要违抗命令？号召殖民地起义？号召工人罢工？从一个外交部长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这不是在践踏文明和“国家间友谊”的基本规则吗？
很快，法国和英国政府就追随着他们的劲敌——同盟国——的脚步，反过来谴责苏维埃革命者了。
另一方面，对于人民来说，交战国声称代表的“文明”和“国家间友谊准则”意味着毫无意义的屠杀、对整个城镇的破坏、非人道的压迫和剥削。这样的“文明”是瘟疫和死亡的文明。列宁和托洛茨基则化身为了更优越文明的希望，为所有妇女和男子带来生命、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机会。
帝国主义的政治宣传——右派社会民主党也部分参与其中——在当时比冷战时期或今天的反共宣传要激烈得多。然而，这种政治宣传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要小得多：因为他们看得到苏维埃政权的诚意。
苏维埃政权：国际主义在行动
劳动群众看得到：第一部苏维埃宪法，即1918年苏俄宪法，消除了“本国公民”和“外国人”之间的区别。任何生活在苏维埃俄国，并准备在那里工作的人都将立即享有包括选举权在内的一切政治权利。苏格兰格拉斯哥军工厂的工人代表领袖约翰·麦克莱恩（JohnMacLean）因为罢工而被英国政府监禁。他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任命为总领事，从而获得了外交豁免权：这迫使伦敦释放了他。
布尔什维克因此表明，他们仍然忠实于社会主义运动最优秀的传统。而第二国际却在这一方面悲剧般地失败了。1914年8月4日，第二国际最好的领导人已然接受了战争的逻辑，从而违反了他们最庄严的誓言，背叛了他们在自己组织的历次大会上通过的决议。
经历了第二国际历史性的投降，符合其原则的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实践，比成千上万的演讲、文章、小册子或书籍都更能刺激国际主义在群众中的强劲增长。
正是这一点使得第三国际的建立成为可能。同时，它也解释了一场声援被围攻的俄国革命的强大运动发动的原因。
社会主义革命：一场反对战争的革命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已经将第二国际本身在1907年和1913年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事实上，社会主义面对战争威胁所采取的政策并非简单地谴责前所未有的屠杀带来的危险，而是呼吁停止或结束这一屠杀行径。由于当时由列宁、马尔托夫和罗莎·卢森堡领导的左派在1907年社会主义国际斯图加特大会上的一贯努力，会议在一致表决的决议中指出：
如果战争爆发，他们〔社会主义政党〕有义务进行干预，以迅速结束战争，并全力以赴地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唤醒群众，从而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衰落。[8]
1913年，在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国际向各国政府发出了郑重警告[9]：
让各国政府记住，鉴于欧洲当前的局势和工人阶级的情绪，他们不可能在不给自己带来危险的情况下发动一场战争。让他们记住，普法战争带来了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日俄战争激发了俄罗斯帝国人民革命的能量。让他们记住，海军军备竞赛的庞大开支，使得英国和欧洲大陆的阶级矛盾变得空前尖锐，掀起了巨大的罢工潮。如果各国政府没有意识到，一场畸形的世界大战的想法必然会唤起工人阶级的愤怒和反抗，那它们无疑是疯狂的。无产者们认为，为了资本家的利润、王朝的野心或是秘密外交的条约而互相残杀，是一种罪恶。
如果各国政府摒绝了一切正常发展的可能，从而把无产阶级逼上绝路，他们就得担负自己所引起的危机的全部责任……
无产阶级意识到，此时此刻人类的整个未来都依赖于它。它将发挥其全部能量，防止各民族的文明之花因大规模屠杀、饥饿和瘟疫等的恐怖威胁而遭受湮灭。[10]
法国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让·饶勒斯（JeanJaurès）在巴塞尔大会发言的最后一句话，简洁地总结了这一信息：
在加剧战争风险的同时，各国政府应该看到，人民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他们为自己革命会比为统治者作战付出更少的伤亡。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维克多·阿德勒（VictorAdler）在这方面更进一步地表示：
如果这一〔发动战争〕的罪行得以实施，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历史性的惩罚：它将成为终结这些罪犯的统治的开端。
事后看来，鉴于1914年8月发生的事件，这些分析和态度可能显得相当不切实际。然而，应该指出的是，无论是列宁、罗莎·卢森堡、马尔托夫，还是饶勒斯和阿德勒，都没有预测到战争爆发后会立即伴随革命的发生——而革命确实在三四年后爆发了。
一战过后的时期
诚然，阿德勒本人在1914年8月向他在1913年谴责的“罪犯”屈服了，并随后竭力阻止革命而非准备革命。诚然，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大众也把自己被卷进了当时的沙文主义浪潮中。
这些都是不可质疑的事实。但如果得出结论说，它们一定是改革派日常实践的产物（将经济罢工和准备“不错”的选举结果结合起来），或者说这是无产阶级日益融入资产阶级国家和社会的反映，那就显得太过急不可耐了。
因为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该如何解释自1917年起群众态度的转变呢？也就是说，从“战争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事实上引发了贫困、饥荒、疾病、屠杀、民主自由被压制的那一刻起，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决议所预见到的内容就得到了证实。我们又该如何解释那些因反对德国人鲁登道夫[11]1918年1月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对俄国革命强加的“强奸和平”，而日益强盛的如政治罢工等的罢工浪潮？
1917年5月，法国军队爆发了公开哗变。54个师拒绝服从命令，根据官方数据，超过10万名兔子兵（polius）〔普通士兵〕被送上法庭，2.3万人被判有罪，423人被判处死刑，55人被实际枪决。还有许多人未经审判就被处死，或被炮火炸死。[12]1917年8月，巴塞罗那的一次大规模罢工遭受了机枪扫射，造成7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200人被俘。1918年2月，奥匈帝国舰队在卡塔罗发生了叛变。
1918年10月份的这一转折点，引发了一系列不间断的革命。这比布尔什维克所希望的要晚。但尽管如此，真正的革命依旧爆发了：在芬兰、奥地利、匈牙利，人们发动了革命；在巴伐利亚，人们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在意大利则出现了革命危机。[13]在这两年里，世界革命成为了具体事实。
1918年12月，在伦敦阿尔伯特大厅举行的先驱报集会上，运输工人联合会（theTransportWorkers’Federation）的总书记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Williams）敦促“为革命做好准备”。他说：“国际社会主义的太阳，正在融化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14]1919年1月，贝尔法斯特和美国西雅图爆发了大罢工。1919年2月，巴塞罗那的大罢工持续了一个月。
世界革命不仅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社会主义者以及全世界很多“中间派”社会主义左派的人来说是一个切实的未来。对资产阶级来说，它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George）就此写下：
整个欧洲都充斥着革命的精神。工人们对战前的状况不仅感到强烈的不满，而且怀着愤怒和反抗的情绪。整个现有秩序，包括其政治、社会和经济，都受到了从欧洲一端到另一端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质疑。
1919年3月23日，劳合·乔治向参加凡尔赛和平会议的代表们发送了一份机密备忘录：
一旦德国投靠了斯巴达克团（Spartakists）[15]，那么她就不可避免地要投靠俄国布尔什维克了。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整个东欧就会被卷进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轨道。在一年之内，我们就可能看到近3亿人在德国教官和德国将军的领导下，组织成一个庞大的红色军队。[16]
关于意大利的情况，在1920年9月的工厂占领浪潮中，历史学家沙耳非米尼（GaetanoSalvemini）写道：
银行家、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等待着社会革命的到来，就像等待被牵到屠宰场的羊。[17]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JuliusBraunthal）在他的《国际史》中，对1919年8月社会主义国际战后第一次会议期间[18]的情况作了如下描述：
欧洲正处于发酵之中。我们似乎正处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决定性斗争的边缘。[19]
他还写道：
在第三国际（IC）成立大会的会议过后，欧洲立即出现了革命高潮，这似乎证实了列宁的预言。[20]
关于德国问题，他指出：
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对德国的社会革命施加了限制。但是，即使受到这些限制，德国仍存在着进行社会革命的条件，这种革命将打破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权力；将当时由少数人拥有的重工业、矿山和化学工业变成公共财产；通过对银行实行国家控制，打破金融资本的〔权力〕；通过〔以有利于农民的方式〕分割大的土地财产，为打破容克的权力创造条件；最重要的是，发展革命的权力机关——在工人中招募并由社会主义者领导的武装力量，就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建的人民军队（Volkswehr）那样。[21]
托洛茨基在提交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引用了欧洲资产阶级的两个回顾性判断，充分证实了对1919-1920年形势的这种分析。法国反动报纸《时代报》在1921年4月28日写道：
去年的五一节被设定为大罢工的开始，而大罢工又开启了革命的第一阶段。今天，人们对国家克服战争带来的所有危机的努力充满了绝对的信心。
而最能代表瑞士资产阶级的日报《新苏黎世报》也在同一时间对德国进行了报道：
1921年的德国与1918年的德国毫无相似之处。政府意识已经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共产主义的方法在几乎所有阶层的人群中都遭到了反对，尽管相比于革命时期的少量信念坚决分子，共产主义者的数量有了极大的增长。[22]
诚然，在俄国之外，革命浪潮只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在匈牙利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只维持了较短的时间；1919年1月，德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以失败告终；奥地利革命则被（中间派）[23]奥地利社会党蓄意阻止——该党在谈判后选择了向资产阶级妥协。[24]
欧洲的失败：改良派的责任
但这种妥协并不是客观上的实力稍逊所导致的。对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奥地利社会党领导人应承担的可怕的历史责任。事实上，当时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完全有可能夺取政权，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欧洲的局势，使之变得有利于革命。这也将确保新近建立的、位于奥地利两侧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能够在领土上相接。而奥地利社会主义者拒绝夺取政权，打断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链条。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三个无产阶级共和国就将相辅相成，共同激起革命的动力，将革命扩散到整个欧洲。[25]
德国革命开始于1918年，之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它随后经历了一个上升阶段，于1920年3月的那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反对卡普-冯-吕特维兹政变的大罢工中达到高潮。之后，它又在1923年反对库诺政府的大罢工中激起了第三阵浪潮。[26]
最为重要的是，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对世界革命抱有什么“幻想”，那么这种幻想一定是由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们共同持有的。
在1919年3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参会的只有少数小型革命团体，它们代表了俄国以外的约数万人。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对“莫斯科”的同情将蔓延到这种地步：来自许多国家（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挪威、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少数工人组织都强烈要求加入共产国际。在奥地利、波兰、瑞士，社会党的领导人只有与改良主义社会民主党决裂，组成所谓的“第二半国际”，并宣誓支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阻挡这股浪潮。[27]
应当指出的是：十月革命后国际无产阶级的深度激进化根源于各国的国内状况，而绝非仅是莫斯科对外输出的产品。[28]它深刻地改变了国际上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为了试图在改良派的帮助下阻挡这一革命浪潮，资产阶级不得不同意实施无产阶级25年多来一直为之奋斗的重要改革，特别是八小时工作制和简单的普选制。国际无产阶级激进化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瑞士爆发了大罢工，荷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特罗尔斯特拉（Troelstra）甚至呼吁发动革命。而这两个国家在战争期间一直保持中立，比欧洲其他国家稳定得多。
1920年，这种各阶级间国际力量关系的变化使得苏维埃俄国免于军事窒息。当时英国工人运动一致威胁要举行大罢工，阻止了英帝国主义与魏刚（Weygand）和福煦（Foch）的反革命力量一起干预俄波战争。[29]从这个非常精确的意义上讲，布尔什维克对世界革命的希望绝非虚幻。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决定性的短期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这种希望毫无疑问是过度化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革命浪潮过剩的自发性，以一种近乎悖论的方式，反而致使了它的失败。这是因为当时的革命浪潮看起来进展地如此深入，以至于人们相当程度上低估了主观因素——革命领导层——在夺取胜利中的作用：
摆在我们前面的不是混乱的、自发的攻击——其第一阶段就如我们在1918-1919年的欧洲观察到的那样。在我们看来（这有着一定的历史依据），这种攻击在资产阶级无组织的时期可以一浪高过一浪，工人阶级领导层的意识也会随之得以澄清，无产阶级会以这种方式在一两年内取得国家政权。这种历史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可是它没能成为现实。历史，受助于资产阶级或好心或恶意的意愿、它的狡猾、它的经验、它对权力的本能，已经给予了资产阶级相当充裕的喘息余地。然而没有任何奇迹发生。[30]
但毋庸置疑的是，群众希望看到革命在一系列国家发生。有许多证据和个人证词都强调了这一点。尽管如此，如果说革命斗争没有在俄国境外取得胜利，这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领导，甚至是因为群众运动的霸权领袖们通过积极干预，阻止了这一胜利。
尽管在布劳恩塔尔（Braunthal）的判断中存有犹豫和矛盾，他本人仍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为什么没有发生这样的〔社会革命〕？最后的一个例子中是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作为一个革命党介入革命，因为大多数领导人以及群众（他们自己所依赖的那部分）[31]都远远没有从革命的角度思考问题，因此没有为革命的考验做好心理准备。[32]
德国人民、德国与国际无产阶级、整个人类都为这种基于罪行的（革命）破产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我们之后会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1]W·H·张伯伦，同上，第223页。
[2]马尔托夫、丹，同上，第304页。
[3]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50页。
译者注：该段译文引自文库中译版《列宁全集》，原译文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3—18页。
[4]大卫·米切尔，《1919红色幻影》，伦敦，1970年，第160页。
[5]列宁，“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10月26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251-252页。
[6]同上，253页。
译者注：〔〕内的词句为作者补充的内容，（）内的语句一般被作者略去的原文或译者补充的内容，后文中无特殊情况不再注明。
[7]显然，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就没有其深层次的原因，特别是考虑到英德在瓜分奥斯曼帝国解体后遗产中的竞争，与两国对石油资源初现端倪的中东地区支配权的争夺。此外，还有沙皇俄国与德国—奥匈帝国联盟之间对巴尔干地区统治权的竞争。
[8]里德，约翰（编）。《列宁为革命的国际而斗争的文件：1901-1916。筹备年代》。单子印刷社，纽约1984年。第35页。
[9]译者注：国际社会党人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举行时间应为1912年11月24-25日，疑为作者笔误。
[10]同上第89到90页。
[11]译者注：此处所指应为德国陆军将领埃里希·冯·鲁登道夫（ErichVonLudendorff，1865年4月9日—1937年12月20日）。
[12]大卫·米切尔，同上，第18页。
[13]巴伐利亚是德国的边疆地区，与奥地利相接。正如我们稍后所见，这一地理位置很重要，因为在与奥地利西部相接的巴伐利亚、奥地利东部边境的匈牙利和奥地利本身同时出现了革命高潮。
[14]米切尔，同上，第32页。
[15]译者注：斯巴达克团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它原称“国际派”，因该派曾创办《国际》杂志而得名。斯巴达克团主要领导人有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弗兰茨·梅林、蔡特金等。斯巴达克团在群众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揭露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的叛变行为。斯巴达克团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组织领导工人斗争和反战运动。资料引自百度百科同名词条。
[16]米切尔，同上，第171页。
[17]G·沙耳非米尼，《法西斯独裁统治下的意大利》，纽约，1927年，第30到31页。
[18]译者注：疑为作者笔误。此处所指应为于1919年8月1日至9日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会议（InternationalSocialistConference,Lucerne,1919），是第二国际在一战后举行的第二次会议。第二国际于一战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应为在1919年2月3日至8日于瑞士伯尔尼举行的1919年伯尔尼会议（BerneConferenceof1919），下文亦有提及。
[19]J·布劳恩塔尔，同上，第175页。
[20]同上，第186页。
[21]同上，第232页。
[22]L·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五年》，第一卷，第177页，纽约1945年。
[23]译者注：此处括号中内容为作者所加。
[24]R·罗斯多尔斯基（《1918年奥地利的革命形势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1918年奥地利一月罢工》，柏林，1973年）根据档案材料表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如何与帝国政府合谋，先是疏导，再是扼杀维也纳的这次强烈的总罢工的。奥地利社民党左翼领导人奥诺·鲍尔（OttoBauer）也承认，在总罢工发展为革命前就使它结束，这一事实让他们在无产阶级内部受到了大规模的抵制。
[25]关于这个问题的介绍。见Y.布尔戴为马克斯·阿德勒（MaxAdler）的文本选集《民主与工人苏维埃》（Démocratieetconseilsouvriers，巴黎1967年）所作的序言。伊冯·布尔戴（YvonBourdet）基本上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拒绝征服政权辩护，既低估了这一时期国际革命的潜力，又低估了政治选择的短期后果的严重性（他同时强调，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缓慢革命”计划的失败使法西斯主义得以出现）。
[26]在反对卡普-冯-吕特维兹极右政变的大罢工中，甚至连改革派工会也破天荒地呼吁起组建一个由社民党、独立党和工会组成的“纯粹的”工人政府。
[27]革命浪潮甚至影响到了遥远的美国西雅图市，那里爆发了一次采取半苏维埃组织形式的总罢工。
[28]左派孟什维克领导人马尔托夫在事件发生后试图对1917年之后的国际工人激进化作出“社会学”的解释。他说（J·马尔托夫,《世界布尔什维克主义》，埃诺蒂印刷社,多伦多1960年。俄文原文写自1919年），这种激进化主要是在士兵和无组织的工人中进行的，他们站在了“消费者”的立场上，而非与之相对的“生产者”——也即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认为的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的立场。
从事实来看，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不仅在俄国和意大利，而且在德国，选择共产国际的工资劳动者首先是大工厂的熟练和半熟练工人，而改良主义者则从中小型企业和经济欠发达部门的非熟练工人那里获得了主要支持。在德国，先是独立党和社民党之间的分裂，然后是独立党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分裂（直到1921年3月），然后是1923年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分裂，都有着完全相同的社会学基础。至于俄国，S·A·史密斯和D·P·科恩克均已表明，布尔什维克得到了大企业技术工人的全部支持。见凯泽（编），《1917年俄国的工人革命：自底层的视角》，剑桥1987年。
[29]1920年8月9日，英国工会的议会委员会、工党的执行委员会和该党的议会小组组织了一个行动委员会，目的是警告政府。它表示：
同盟国正在准备就波兰问题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战争。而这样的战争将是不可容忍的反人类罪行。因此，它警告政府，将利用工人的全部工业力量来阻止这场战争......并将立即成立一个行动委员会，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执行这一决议。
8月13日，1000多名代表以组建地方行动委员会、准备总罢工为目的，在350多个城镇建立了委员会。
[30]L·托洛茨基，同上，第219页。
[31]译者注：此处括号内内容为作者所加。
[32]劳恩塔尔，同上，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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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形势与共产国际（上乌拉尔斯克监狱的托洛茨基主义政治犯，1932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苏联地下左翼反对派文献汇编
МировоеположениеиКОМИНТЕРН
世界形势与共产国际
作者：上乌拉尔斯克监狱的托洛茨基主义政治犯；时间：1932年Zveza翻译
原文链接：http://leftresistance.su/wp-content/uploads/2021/07/64924000.pdf
参考阅读：
《德国的法西斯政变》：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russia-left-wing-opposition/mia-chinese-russia-left-wing-opposition-19330401.htm
托洛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波兰文版序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21006.htm
I.对世界形势的概述
1．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开启了新的时代，迎来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历史性的总危机。然而，对我们这个时代做出革命的评价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处于持续不断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状态。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背景之下，工人运动潮起潮落，经济行情的衰退也伴随着短暂的、表面的上升。托洛茨基和列宁就多次重复过：“资本主义至死都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
对我们这个时代做出革命的评价并不是说每时每刻都有直接的革命形势。但是，它在任何一个时刻的缺失也并不会让时代的革命性质失效。
暂时的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危机之中发展的，某场特定的暂时性经济危机，哪怕它影响到了全世界（1920—1921；1930—1932），也并不会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但战后的上升也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危机这个基础之上发展的，而且这种上升是短暂的、表面的，所以既不能说资本主义实现了有机的恢复，也不能说它达成了无条件的稳定。
尽管循环交替周而复始，尽管世界生产在“稳定”年代当中总体上超过了战前水准，但资本主义并没有达到有机的平衡，而是被历史危机推向最终的灭亡。
2．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危机说明，资本主义从历史意义上来说已经过时了。资本主义不再能够利用一切科技思想的巨大成就、国家的全部生产力量和庞大的生产设备。哪怕在战后周期里最繁荣的上升阶段，也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陷入长期失业，大批生产设备负荷不足。资本主义，特别是欧洲资本主义，已经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它不仅不再引领各国向前发展，甚至都不能在大多数国家维持它们过去就已经达到的那种生活水平。
世界经济轴心在战后转移到了美国一边，这就把欧洲的生产力赶进了死胡同，并且说明：战后的世界经济发生了如此的形变，而美国的崛起正是以欧洲，尤其是英国的衰落为代价的。这种形变也相应地改变了战后周期作为生产力发展表现形式的特征。虽然美国崛起的这个周期近似于战前周期，但它在欧洲的特点是抽搐和痉挛。英国的一些主要工业部门自战争以来一直处于长期萧条当中，而法国工业周期的阶段上升则主要是因为它寄生在被战争蹂躏的德国身上吸食了汁液。
和战前的情况不同，当前周期的上升阶段是表面的、转瞬即逝的，可以说是萎靡的复兴，而危机阶段则是长久的、深刻的。
战后的民族国家边界成倍扩张，极大发展的军国主义使得国家间和阶级间的矛盾日益增长，资本主义则在它们的束缚当中抽搐跳动。社会生产力已经超越了国界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人类必须要在二者当中做出抉择：要么退化衰落，要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全部这些因素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历史性总危机的经济表现，同时也在更广泛的历史意义上为不断深化的革命形势提供了经济基础。
3．德国无产阶级在1921年—1923年遭遇失败，使得资本主义迎来了局部的稳定时期。然而，已经过去的这个“稳定”时期却是以阶级矛盾的强烈爆发而著称的：英国大罢工、维也纳起义、中国革命、印度1930年的事件，还有西班牙的革命。
在过去的十年里，能够让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一切先决条件都不止一次地发展成熟过；无产阶级不止一次地接近夺取政权（德国、中国）。但是，尽管整个时代充满革命的因素，共产党却缺乏真正的革命领导，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产阶级遭受失败，并且给了资产阶级新的喘息时机。
4．资本主义在击退了第一波革命攻势之后，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这让美国能够打着“帮欧洲保证口粮”这样的幌子，全面地剥削欧洲。对于欧洲的阶级“安抚”，美国则是戴着和平主义的假面办事，并且扶植欧洲的改良主义来做它直接的政治支柱。第二国际那半腐烂的尸体在美国黄金的催化下死而复生了，而改良主义的幻想也在工人阶级当中复活了。
和平主义反映出，阶级力量的对比从无产阶级一方转向资产阶级一方，同时它也影响了各共产党的状况。在工人运动内部，民主派占了上风；在共产党内部，右派和中派占了上风。共产国际的左翼正遭到削弱和排挤。
1923年—1927年的政治失败决定了无产阶级今后在经济斗争中也会遭遇失败。1928年和1929年的标志是资产阶级全面进攻，而无产阶级进行防御战斗。当1930—1932年的经济危机到来时，世界工人运动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被削弱了。
5．世界经济危机削弱了工人运动，同时也开始消解一些国家（德国、奥地利、英国）之中群众的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幻想。
危机加速了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分化。资本主义发生了公然的退化，并且重新回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老路上（英国等国）。失业率达到了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闻的程度。欧洲工人贵族的作用和影响在危机之前就已经因为欧洲资本主义的普遍衰退而削弱，如今则更是走向了终结。在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正逐渐变得均等。各国的信贷危机使得一系列国家的工人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苏联的存在正在动摇资本主义制度。
但世界经济危机也在经济上削弱了苏联（因为它无法利用危机获得贷款），迫使它以极低的价格向国外出售商品。外汇的混乱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地区化日益加深。在中小企业破产的背景下，资本进一步集中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手中，但同时资产阶级的阶级自信心也在下降。
帝国主义者狂热地找寻用资本主义办法解决危机的出路，因此他们正在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针对苏联的战争。这场危机在客观上使整个世界局势革命化了，为革命性的危机创造了一些先决条件，但它至今（32年4月）还没有让工人运动摆脱消极被动的状态。危机之前工人阶级遭遇了失败，包括苏联工人阶级革命先锋队的失败、各个共产党的危机、近年来变得极其猛烈的资产阶级进攻，而且无产阶级缺乏一个能够领导它进行斗争并带领它取得胜利的团结一致的先锋队——这一切条件都帮助社会民主党人维持了他们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造成了工人阶级的消极被动，并且引导破产小资产阶级和在国家危机中（德国、奥地利、英国）受苦最重的那一部分工人，让他们的不满情绪倒向法西斯分子和保守派。因此，过去的这个危机阶段总体上是加强了世界反动派的力量，有利于它的主观代表——资本主义代议制中的保守党派以及法西斯分子，同时在一些国家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制这种制度的危机。资产阶级民主制是19世纪和20世纪发展起来的一种资产阶级国家形式。资本主义的向上发展让它有可能向工人阶级提供一些经济和政治让步，但战后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迫使它又夺走工人阶级通过若干代工人斗争几十年才赢得的这些成果。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倒退也会引起社会政治领域的倒退。但事实证明，如果不剥夺工人的政治成果，即保留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所谓“自由”，就不可能剥夺他们的一切经济和社会成果。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危机一方面是从顶层开始的——垄断资本寻求更加有力的新统治形式（法西斯），对它进行打击，另一方面则是从底层开始的——群众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感到失望，也对它进行打击。作为垄断资本最富侵略性的集团所组成的党派，法西斯分子通过熟练的蛊惑手段把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绝望工人中的落后成分引向他们的路线。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正试图通过建立法西斯专政来极度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从而实现新的经济平衡。但是，如果没有社会平衡，经济平衡就无法维持（反之亦然）。
托洛茨基同志在第四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决议中就确定了这个问题，并在1928年的《共产国际纲领批判》中重复了一次——这个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的时代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走向尽头的阶段，“是走向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的第一步。”可见，世界经济危机已经把这个二选一的抉择提上了欧洲战败国（德国、奥地利）的日程表。
II．共产国际
6．共产国际已经被中派变成了苏联官僚机构的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工具。它的外国分部被降级成了苏联的边防警卫。（“唉，不顶用的警卫！”——列夫·达维多维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隆重宣布“革命形势”到来，并且在革命处于退潮时期、工人已成疲惫之师的德国组织街垒战斗，用“左”的喧嚣叫喊掩盖自己的叛变，掩盖它在印度事件、英国海军罢工和中国战争中的沉默，从而掩盖和隐瞒最主要的帝国主义集团——英国和日本犯下的滔天罪行。
只要资本主义世界的真正主人，尤其是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利益受到影响，在德国那套大吹大擂的空话和盲动的“左”倾冒险就会变成公然背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就会向帝国主义者投降。共产国际的官僚机构向《凯洛格公约》[1]看齐，看国联和美国的脸色办事，并且遵循李维诺夫的方针，嘴上念着和平主义的空话、疯狂签订条约，就用这些办法取代马克思和列宁的策略。在战术层面装出“左”的样子，在战略层面背叛出卖、推行机会主义——这就是近年来共产国际领导层“总路线”的内容。
这条路线的起点是1928—1929年现任领导层与右派之间的机构决裂，而理论上的辩护理由则是至今还没遭受审判、重新涂上了极“左”色彩的“第三时期”理论。
7．对于持列宁主义观点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曾确定的基本立场，中派进行了修正。
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共产国际的政策基于对世界局势的冷静研究和实际分析。”中派抛弃了这个立场，并且在革命斗争自战后以来最大的低潮期（1929—1931）鼓吹革命形势。中派大肆宣扬“红色日”和“街垒战”（1929年4月），无休止地号召总罢工和示威而不考虑一些国家的情况，同时在其他国家公然采取机会主义策略，从而摧毁了共产国际最强大的各个分部，导致各共产党衰弱波动，同时疏远了群众，使得他们对党的呼吁无动于衷。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说，“斗争的形式和手段，以及进攻和防守的问题，都和不能随心所欲加以创造的特定条件紧密相连。”而中派则照着自己的心意，在资本发起进攻、无产阶级完全处于守势的时刻宣布说，这是发起进攻战的时期（斯大林1928年7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这么说的）；而台尔曼甚至还说（1931年春天），“共产党人会自己（！）创造出一个革命形势。”结果事实证明，中派不仅没有能力组织无产阶级发起进攻战，甚至也没法搞好防御战，他们修正列宁主义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最后造成了一系列极为重大的失败。
8．中派藐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即共产党员有责任“通过影响工会、向其他与工人群众联系的政党加强压力，为了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发起战斗”。他们主要把赌注押在没参加组织的工人身上——还宣称说这些人好像比参加了组织的工人更革命——还有失业者身上。结果，中派放弃了罢工斗争这根杠杆，让党在企业当中的影响降低到了微不足道的程度，在资产阶级发起进攻的时刻削弱了无产阶级的抵抗。
9．“在阶级斗争中强行把工人分割成两个独立部分，这样的理论和做法对目前的革命时期极其有害。”（第三次代表大会）
中派违背了这个警告，开始在有统一工会运动的国家（德国、英国、美国）建立并行的工会，并且在改良主义者掌握的【无法辨识】国家【无法辨识】争取工会运动统一的斗争，让他们【无法辨识】各处的共产党员当作分裂分子。
中派把共产党对工会的领导变成了官僚式的监护，破坏了工会民主，把宗派主义的策略强加给工会，要求每个工会会员百分百地接受“总路线”。结果，中派在工会当中引起了“独立”和“非政治化”的恶性反应，在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印度和其他国家的红色工会分裂之后，又使得法国的红色工会陷入新的分裂。
10．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写道：“在无产阶级日益陷入困境、阶级冲突日益尖锐的时代，共产党要接近其他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以便要求它们面对着无产阶级群众公开做出回答：它们和它们有权有势的机关是否准备同共产党一起，为反对无产阶级赤贫化、为满足他们的最低要求、为争取哪怕是一小块面包而进行斗争。”中派抛弃了这项决议，取而代之的则是“只自下而上建立统一战线”这样宗派主义的极“左”口号。这样一来，中派就完全放弃了统一战线这个策略，尽管这个策略是为工人阶级的日常需要而进行斗争的主要方法。【无法辨认】2）“通过持续不断的实际说明来‘揭露工贼’”（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及3）在争取到工人阶级的【无法辨认】之后，或者革命党【无法辨认】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提上日程的阶段，把大多数无产阶级争取到自己这边并脱离【无法辨认】。
中派提出“只自下而上建立统一战线”这个口号，也就是只和已经在追随共产党员的工人建立统一战线，这实际上就是放弃同仍然追随自家领袖和组织的数百万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工团主义工人建立统一战线，并且在真真正正“为了一小块面包”而斗争的时刻主动弃权。中派拒绝采用统一战线策略，这就是把工人推向了改良派和工团派的怀抱，为无产阶级预备了新的失败。
11．中派在“第三时期”开始大肆宣扬“社会法西斯主义”，这让工人阶级迷失了方向，破坏了社会民主党工人的信任，让他们不再认为“共产国际严谨认真地批判社会改良主义，以此揭露社会民主党领袖在社会改良主义这条背叛道路上的所作所为”。
中派把危机影响下不断增长的法西斯反革命浪潮说成是革命高潮、“群众的左转激进化”和革命的发展壮大。但虽然他们很晚才承认法西斯主义日益增长的危险，这也让他们不得不意识到，“在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当中……不可能自断去路，阻碍同改良派达成实际协议。”（列·托）共产党必须主动组织反法西斯工人的联合阵线，领导这个阵线，从而暴露出社会民主党领袖没有能力与法西斯主义斗争到底的事实，使他们彻底垮台。结果，社民党推举自己当上了反法西斯斗争的领导者，这就中止了共产党的发展和工人退出社民党的进程。
世界经济危机的发展和加剧为政治危机创造了强大的客观前提。但是，共产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准备好领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客观情况增强了群众对共产党的向往，但整个共产国际领导层内充满官僚主义、缺少革命路线、走上了热月式的深刻蜕化过程，这一切驱使革命工人远离共产党，造成巨量的人员流失，导致共产国际的各个分部进一步崩溃。
【第12小节无法辨认】
13．西班牙共产党与西班牙工人阶级在革命前夕进行的群众斗争毫无关联。即便是在革命发生的时候，它也依然和群众相隔绝。
尽管如此，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第二天，共产党给自己设定的任务并不是争取群众、把革命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提出了“立刻推翻政府”的口号，群众当然是不能理解的。然后领导层向右转，又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口号——用托洛茨基同志的话来说，就是“打折扣的专政”。
西班牙革命已经进行了一年，而西共还是那个与群众隔绝的小派系，它的政治路线让托洛茨基同志不得不向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舆论界发出警告：“在共产国际目前的领导下，西班牙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受到直接的威胁。”
14.世界经济危机大大削弱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加剧了它主要的社会支柱——改良主义所受到的侵蚀。“工人政府”崩溃、工党和独立工党内出现脱党和分裂现象、工会领导和工党总体上“左倾化”——这一切都表明，工人阶级已经开始革命化。就其本身来说，这会为共产主义运动创造一个非常有利的局面。
但是，正如上次议会选举所反映的那样，共产党仍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派别，因为坚持它宗派主义的“阶级反对阶级”（从极“左”的含义来理解）政策而与群众隔绝。成员以百万计的少数派工会运动已经化为乌有，工党则在这种情况下成功地通过左转手段掌握住工人阶级的主要部分，而在工人阶级的其余部分，尚未成形的骚动则被资产阶级利用，引向了保守派的轨道。这样一来，在共产党事实上缺席的情况下，群众对这两个“工人政府”的试验失望了，从而让保守派暂时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
英国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之后还是坚持它的宗派路线，这加强了改良派的力量，造成了脱党和分裂，把党内最好的代表排斥在外，并且不可避免地让它在工人中已经微不足道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了。
15．德国法西斯主义，这个德国垄断资本的极右翼、沙文主义和恐怖主义政党，在过去两年中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社会基础是大农场主、富农以及最富侵略性的重工业和金融资本圈子。小资产阶级曾在1923年追随共产党，在危机前夕追随社民党和其他“魏玛联盟”的政党，他们对这些政党的政策失望了，于是在危机的鞭打下投入法西斯阵营，暂时成了它的社会支柱，并把工人中最落后的阶层拉到它的后面。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第一线的德国，这个被凡尔赛条约束缚的德国，正在危机的压力下窒息。法西斯的夺权斗争是以牺牲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为代价，企图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德国延续生命。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取胜意味着“法西斯的坦克会碾过德国无产者的头颅和脊梁”（列·托），也就是说，这会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失败。
在这个阶段，假如经济危机缓和，法西斯的危险就会消散。但危机的加深助长了它，并且让法西斯分子武装夺权甚至是通过议会手段上台的危险都变得迫在眉睫，而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引起内战。当然，假如工人阶级打败法西斯，就能为德国无产阶级开辟出一条直接摆脱危机的革命道路。
不能排除的情况是，“社会民主党有可能在部分资产阶级的支持下……遏止希特勒的组织”（列·托），这不仅是奥地利的情况，也有可能在德国发生。
然而，法西斯分子的成败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共和整个共产国际的路线（或者说它现在的路线就决定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目前的领导下，德共没有能力完成摆在它面前的任务。在法西斯的威胁之下，德共的党员数量增加了，但其中工人的数量在过去两年里缩减到了原来的五分之二。党的工人核心出现了急剧的转变，从大型企业变成了小型企业。由于没能在企业中建立有力的无产阶级基础，共产党试图在危机时刻弥补它失去的东西，依靠无产阶级当中更不坚定、影响力更小的部分——也就是没参加组织的工人和失业工人，以及小资产阶级，并且借用法西斯分子的“人民革命”口号【无法辨认】。这一切都帮助了社民党，让它以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形式为不满的社民党工人创造了一条排解苦闷的出路【无法辨认】加强了社民党而削弱了德共。
中派所不明白的是，在法西斯的首要威胁之下，由德共和社民党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术是绝对必要的，他们在这样的时刻把主要火力集中在社民党身上，从而在客观上帮助了法西斯分子。共产党的领导层“犯下了罪行”（国际左翼反对派的评价），因为他们参加了31年8月9日的普鲁士公投[2]。这一步是直接帮助了法西斯。德共参加公投的举动切断了“工人开始涌向共产党”这个潮流，帮助社民党掌握住远离共产党的那些工人，让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了工人眼中唯一的反法西斯政党，并且决定了德共在总统选举中的败北。在符腾堡和安哈尔特（1932年4月）举行的公投也是同样的罪行，这些公投由德共倡议、由法西斯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协助，结果给法西斯分子带来了胜利、给共产党人带来了失败，使得德共在31年【原文如此，应为32年】4月24日的普鲁士邦议会选举中大败亏输。
此时的德国正因为极其深刻的危机和社会对立前所未闻的尖锐化而动摇，而德共领导层的这一切行动却延缓了共产党的发展，限制了它的影响力。
16．在列宁的领导下，共产国际、联共和外交人民委员会的路线是唯一的革命路线，它依靠国际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这就是他们应对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中派领导层放弃了这一革命立场。1931—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起野蛮进攻时，共产国际不只是没有用“放开中国！”这样的口号来回应——它的回应是死一般的沉默。上海战役[3]期间，第17次全联盟党代会正在莫斯科召开，但它却对中国的事件只字未提。
五个主要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观点当中竟找不出一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话。它的口号——“放开中国的苏区”（日本人进攻的并不是这些地方）和“放开苏联在哈尔滨的领事馆和机构”——听起来就是在直白地嘲弄这个有四亿人口的民族所遭受的巨大悲剧。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共产党向运输业工人发出的一切呼吁——也就是“不要运输日本货物，进行罢工”——听起来都是假仁假义而且注定会失败，特别是在中东铁路已经自愿地运送了日本军队这个背景下。这些呼吁，连同整个反战运动，实际上都可耻地失败了，中派的报刊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共产国际》第4期，1932年）
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本身也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共产国际把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主要的无产阶级中心引向了冒进主义的策略，在国内最【无法辨认】的地区推行“苏维埃政权”，按俄罗斯的样板（“全盘”）和俄式的“过火”（《真理报》，1932年1月20日）实行农业强制集体化，而在关键时刻，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仅遭到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杀戮，还被共产国际领导层的强制冒进政策杀戮。
在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重大失利之后，中国就进入了反动和反革命胜利的时期。尽管如此，曾在革命高潮时期宣称建立苏维埃这个口号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中派领导层却在反动形势下拒绝采用革命民主的口号，反而走上了建立苏维埃的路线。在落后中国的最落后地区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政策的冒进盲动在共产国际对日本共产党——这个资本主义最先进国家之一的共产党做出的指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虽然日共中央委员会所做的纲要和主张（1931年4月）完全正确——“就其性质而言，行将到来的日本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又带有很大程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但《共产国际》1932年第8—9号社论却宣布说，它不同意这些见解，并且加以谴责，又代之以比德国那个“人民革命”口号还要更狡猾的立场。社论说：“我们有理由把行将到来的日本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化趋势（文件原文如此）发展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向日本侵略集团投降的行为将会把日本共产党中的革命布尔什维分子驱逐出共产国际。
中派分子败坏了苏维埃和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声誉。他们改换方针，从无产阶级运动转向农民运动，由此便公开与马克思主义决裂，转而采取了俄国社会革命党的立场。
17．如果说经济危机在英国和德国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并加剧了反动，那么在法国，危机的影响无疑会有所不同。战后的法国工人阶级与德国和英国的工人阶级不同，既没有经历失败，也没有遭遇失业。它是世界无产阶级所有支队当中最强大、最血气方刚、休养得最好的一支，背后也有着丰厚的革命传统。正如上次议会选举所显示的那样，法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已经引起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某种复兴，然而，实现它的并不是法共，而是激进社会党人。
法共的策略是把无耻的机会主义同极“左”的盲动倾向相结合（当斗争是为了工人的一小块面包时拒绝工人统一战线策略，涉及到议会里的区区几个席位时却又采取“统一战线”策略，同社会党人达成协议——参见《真理报》，1932年5月22日），如果法共不改变这样极其有害的策略，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就会同法共擦肩而过，就会被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社会民主党瘫痪，而那时法国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也就不会得以壮大。
III．任务
18．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环节。因此，通过撤换中派领导层、公开谴责中派的战略战术路线以及他们的错误和罪行、彻底消除共产国际及其所有分部内的官僚制度来复兴共产国际，这是开展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基本前提，能够把世界无产阶级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并且让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布尔什维克反对派必须向国际无产阶级揭露共产国际的领导层，指出他们在党和工会建设领域的政策具有机会主义的性质——在为工人阶级的日常需要和过渡性质的口号斗争时如此，在议会内外维护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时如此，在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虚假利益而利用兄弟共产党时如此，在各个理论领域也是如此。反对派必须揭露中派领导层“没有能力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做好准备和保证”这个事实。列宁主义反对派只有积极地“在技术层面武装起来”、组织成一个有能力的国际派别，才能完成这些任务。
19．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把无产阶级在1918年—1921年之后这个阶段的斗争策略确定为“从突击过渡到围攻”。
共产国际在“围攻”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日复一日地耐心工作，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培育干部，遵循的战略路线则是“依靠群众的斗争和日常生活，先争取群众，然后以此赢得政权”。这只有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列宁主义路线为基础才能行得通，也就是要在下一次革命的危机到来之前把工人统一战线策略这种争取群众的方法放在中心位置，而到那时共产党只有在事情发展到相应程度时才会自行采取行动。
在这个阶段，布尔什维克必须把工人统一战线策略作为动员工人群众支持其政策的出发点。反对派提出复兴共产国际的总纲领，对中派进行批评和揭露，这就能让它有可能争取党和工会以及它们的领导机关。
必须要重建被中派废除的军火库，重拾列宁主义的过渡性口号，其中首先就是欧洲合众国这个口号。当然，过渡性的口号在资本主义之下是行不通的，但它们是动员群众的一种手段。群众会在宣传下以自己的切身经验确信，欧洲合众国只能是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工业国有化、废除海关和边界以及其他过渡性要求只能通过无产阶级胜利革命的力量来实现。
20．西班牙共产党在提出过渡性口号、帮助群众根据切身经验铲除妥协幻想时，必须把“系统地为一场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做准备”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也只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才能将它们贯彻到底。西共应该把主要火力对准社民党，把它看作现阶段主要的危险。西班牙共产党的主要注意力必须放在争取建立一个团结西班牙大多数工人的全国性劳动联盟上，坚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进行友善但又坚决而明确的批评”。
在西班牙，宣传是首要的任务，而在群众已经做好准备的地区，组织工人委员会的任务也同样紧迫。
21．英国共产党必须立刻消除对“阶级反对阶级”这个口号的宗派性理解，法国共产党也必须马上摆脱它无耻的机会主义态度。
工人统一战线策略对两国的共产党都是最为重要的。它有助于共产党把自己的工作与工人阶级中正在进行的过程结合起来，要实现它不能“只自下而上建立统一战线”，而要按照共产国际列宁主义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来执行，这将满足工人阶级的需要，为它找到新的方向、实现力量的重新部署。共产国际的所有分部必须立刻收回中派的极“左”口号，也就是“只自下而上建立统一战线”。
22．德国共产党必须坚决终止“人民革命”这个口号，结束现阶段冒进盲动的“红色公投”策略，因为它实际上是靠与法西斯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来实行的，这就是说它和黑色百人团的反动派结成了统一战线，对付社民党。德共有责任向社民党提议共同组织反法西斯斗争，当然同时也要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对付科尔尼洛夫匪帮时所做的那样，揭露社民党领袖的叛卖本质，从而在这场斗争中赢得领导权。只有这样的策略才能确保击败法西斯主义，让德共能在某个阶段将无产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防御性斗争转变成反对整个资产阶级代议制政权的群众行动，促进无产阶级革命。
这个策略大体上也适用于奥地利共产党，因为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在四月（1932年）的选举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现阶段德国的主要危险是法西斯主义。因此，德共现在必须把主要火力对准法西斯分子而非社民党，同时也要不断地揭露社民党领袖的真面目。
德共有责任在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下开展一切工作，让无产阶级为总罢工做好准备，让社民党工人和共产党工人普遍武装起来，粉碎“科尔尼洛夫匪帮和西欧式的法西斯分子”（列·托）。
23．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在以下基础上同国民党的反动独裁政权进行斗争：1）提出过渡性的民主主义口号，以这些口号构成详细的纲领；2）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总体战略方针，要彻底解决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并且确保革命发展成社会主义性质，这就是唯一的方法。为这个基本的战略口号而斗争，就需要最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民主专政”这个由共产国际强加给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它违背了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3）为维护中国的统一而斗争；4）为与苏联建立防御性同盟而斗争。
必须拒绝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和日本的革命性质的半孟什维克态度，回归不断革命论的革命共产主义态度，肯定地指出“现在世界政治形势已经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列宁），还有“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除了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还有农村贫农与无产阶级结合的程度以外，实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并不需要任何条件。”（列宁）
IV．前景
世界经济危机加剧了国家间和阶级间的矛盾，客观上让整个局势革命化了。尽管全世界的反动加剧，但不久的将来可能就会产生社会爆发，并使情况转向革命一边。
帝国主义现在这个阶段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它被历史性的危机腐蚀得面目全非。资本主义垄断不仅没有消除市场混乱和巨量的生产过剩，相反，当前的经济危机再次证实，垄断千方百计地加深和扩大了这些乱象。欧洲生产机构的力量决定了欧洲的总体革命形势，以及情况迅速转向直接的革命形势一边，因为它是依靠世界霸权成长起来的，而分裂的欧洲在战争期间无可挽回地把这种霸权输给了美国。
这就是“强大革命动荡的必然性所在，它要么以无产阶级的胜利告终，要么以欧洲的彻底衰落告终”（列·托）。
当下经济危机的深化孕育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其中首先就是美国和英国（欧洲）的战争——以及新的市场再分配。资本主义“走投无路”，它从历史意义上来说必然灭亡，这不可避免地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办法，用市场再分配的方式摆脱危机。但是，即便无产阶级不能阻止战争，战争也必然会极大地加速革命进程，欧洲和东方将会由此迎来新的革命时期。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不会停止。只要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成为领导者，斗争就会具有革命的性质，并且超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范围，直接发展为社会主义斗争。
我们当然不能排除在目前的危机之下立刻爆发革命的前景。但是，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在目前的危机之下炸毁资本主义的基础，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就必然会出现新的工业复兴，这是迟早的事。不过这样的工业复兴并不会推迟革命的前景，相反，它会促进整个局势的预备工作和革命化。即便是相对的工业复兴也意味着扩大销售额、开动关停的企业、提高工资、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以及加强无产阶级的生产作用、力量和阶级自信心。在历经萧条之后，工业复兴会使工人这个阶级得到发展，让它在群众中更加醒目、更有组织。无产阶级渴望为自己在危机期间经历和遭受的一切苦难进行报复，这种心态会有助于经济斗争发展成政治斗争，有助于革命形势的接近。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纲领写道：“帝国主义者对苏联开战，这不仅仅是可能发生，而是必然会发生。”全球经济危机让这个时代的所有矛盾更加尖锐，它加速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前景，也加速了共产国际和联共中派领导层的政策。
与国际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联系减弱；由于全盘集体化的中派政策而与联盟内部的农民断绝了关系；国家的原料基地，尤其是粮库，受到了巨大破坏；以冒进盲动的速度推行工业化和持续不断的烦扰导致工人阶级的身体疲乏不堪；冒进的工业建设计划导致巨量资本积压；国内普遍的不满情绪出现增长——所有这些动摇国家防卫能力的因素都被帝国主义者考虑在内，使战争变得特别危险。
只有撤换中派领导层、让共产国际和联共的全部政策急转向布/列的纲领一边，才能预防苏联失败，让苏维埃联盟在政治上和物质技术上有能力进行防卫，即使不能显著延缓战争，也能减少战争后果对苏联的威胁，让“把这场战争变为西方和世界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战争”的可能性变得最大。
世界资本主义会试图以武力打开苏联的国内市场并且重新分配其余的市场，以此来寻求摆脱灾难性危机的出路。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危机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最大的革命机会。
“无产阶级的战斗积极性必然会增长起来，撕裂中派官僚专制脚下的土地。”（列·托）欧洲农业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财政破产，以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使得资本主义西方最薄弱的环节有火山爆发——也就是国内战争的危险。
以上就是世界发展前景当中最为重要的总结。
注释：
[1]《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或称《非战公约》，是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署的一项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只能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由于该公约本身是建立在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下，所以没有发挥实际作用。——译注
[2]普鲁士邦在1930年国会选举后被认为是德国民主制的堡垒，因此包括纳粹党在内的多个极右翼政党同共产党联盟，要求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解散普鲁士邦的议会。最终公投失败，因为只有37.1%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投票（大量共产党投票人并未参加投票），而最低的通过率是50%；但纳粹党在普鲁士邦对竞争对手的暴力和骚乱行为成为了攻击这个民主制最后堡垒的借口。——译注
[3]指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的军事进攻，中方称“一·二八”事变。——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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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对苏联农业的第三次改革（厄内斯特·杰尔曼（曼德尔），1961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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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对苏联农业的第三次改革
厄内斯特·杰尔曼（曼德尔）1961年6月5日
自从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官僚机构已经四次改革他们的农业政策。第一次改革——由马林科夫提出——是在的1953年9月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上宣布的；第二次（赫鲁晓夫的第一次改革）决定于1955年；第三次是1958年1月22日赫鲁晓夫在明斯克的讲话的直接结果；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四次的改革，则是1961年1月10日到18日，经过中央委员会的一次辩论之后决定下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一次新的改革？这是因为苏联农业，在经过前几次的改革之后，虽然取得了部分的成就，但总的发展的速度仍然很不够。第六个五年计划所决定的指标（在哪一个部门都是不可能达到的）根本没有办法完成，下面的数字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195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为1960年所定指标
谷物收获量180,000,000吨133.000,000吨
牲畜13,000,000吨8,700,000吨
羊毛465,000吨855,000吨
蛋类45,800,000,000个26,400,000,000个
这里的差距显然是相当大的，按其平均数来讲，农业生产量比1955年的计划低了25%，比1959年至1960年所定指标还要低15%。由于人民群众的需要的增长比拟定计划的人所预见要快得多（特别是在肉类、黄油、牛奶、谷物和蔬菜等主要农产品方面），苏联农业的缓慢的发展变成了这个国家的社会不安和政治紧张情绪的永远存在的根源。
苏联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巨大成就——比方像火箭的发射和加加林的壮举——丝毫也并没有减缓这种紧张的程度，虽然，这些成就无疑增强了苏联社会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可以拒绝在社会制度方面作任何改变）。相反的，和这些成就比较起来，人民所需的粮食的缺乏以及其他农产品的缺乏，越来越变成了经常为大家所指责的目标。针对着这种情况，苏联社会中的某些阶层的呼声越来越高了。在斯大林的统治之下，残酷的以警察为依靠的独裁政治，使这种农业政策方面的缺点能够长期保持下去。到了赫鲁晓夫时代，群众和统治集团的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因而使得政府，在看到生产指标显然不可能达到的时候，就不得不经常改变他们的农业政策。
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苏联的最大的一个共和国）的部长会议的主席波里扬斯基承认“对人民粮食供应（肉类、牛奶和黄油）的令人不满的情况，在许多城市和市镇中都是存在的”。（见1961年1月12日《真理报》）
1961年1月17日，赫鲁晓夫自己在苏共屮央委员会所作的一次报告中，也承认农业的发展赶不上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我前面已经说过，我国的农业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应当承认，农业的发展速度没有工业发展的速度那么快，可以说，它赶不上我们的工业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的迅速增长的需要……虽然，我们可以说，在过去的一年左右，我们的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增长，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使我们感到满意，因为它与人民业已增长的需要不相适应。”（1961年1月21日《真理报》）
1960年，赫鲁晓夫肯定地说，苏联薪金人员（包括年老退休的在内）的收入将比1955年增加二千四百二十亿卢布。同时，在1953和1959年之间，按照人数计算的食物消费量已经颇有增加，肉类增加了42％，黄油35%，牛奶和奶制品74%。以这个数字为基础来计算，那么苏联人民按人口比例的肉类消耗量比美国要低50％。因此要在按人口比例的肉类消耗量方面赶上或超过美国，显然不是短期能做到的事，在农业产品的质量方面也是如此。
集体农庄供应城市的粮食愈来愈少了
斯大林死后由马林科夫推行的第一次农业改革，由于集体农住对国家提供农产品能够增加本身的收入，一般集体农庄的产量的确有所增高。第二次改革——由赫鲁晓夫直接负责推行的第一次改革——发动了对大量生荒地的开源。我们在本刊的前一期曾经解释过这种生荒地的开发工作，完全是由国营农场担任的。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希望在某种程度上取消对集体农庄（由农民组成的集体组织）生产的依赖，自行解决城市粮食供应问题，也就是说要借此降低农民的地位以便于把他们争取过来。
第三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把农业机器、拖拉机和其他形式的国家财产卖给集体农庄，目的是要借此刺激集体农庄的生产，因为国营农场开发生荒地的生产情况，看来波动太太，不可能变成城市粮食供应的可靠的基础。
1961年中央委员会的“农业会议”所决定的第四次改革又是什么样的性质呢？和前面的三次改革不同，第四次改革是不容易用几句话来概括的。主要的步骤特别是为了：
1）改善对集体农庄农业机器的供应并通过“农业机器维修和出售联合会”的建立来减少对农业机器的损害，这种联合会有权管理和调整农业机器的需求和供应，并对这种机器的生产、重新分配和在整个苏联境内的调度直接负责；
2）重新改变国家向集体农庄收购产品的办法，由集体农庄作为一方，巡回视察员作为另一方，事先签订合同；
3）通知国家合作社拒绝购买集体农庄剩余的产品，特别是庄员私人的剩余产品，借以窒息私人农业市场的发展；
4）采取更有效的办法防止集体农庄官僚机构或个体农民骗取、偷窃和侵吞集体农庄的财产。
这一改革是否还包括第五种因素，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特别重要的因素呢？那就是，国家对待富有的集体农庄新兴的商业和工业就应采取什么态度，因为这种企业实际是对农民进行剥削的一种形式。中央委员会在辩论后提出的报告，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做出答复，虽然某些意义上的不一致似乎曾引起争论，而争论的内容却一直是严守秘密的。可是不管怎样，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几个月中一定会有某种新的决议的。
要了解进行这次新的改革的理由，我们必须更仔细地研究一下1961年1月提交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收支平衡表。很显然，尽管1958年曾经采取了种种措施，这一制度中的两个重大缺点却依然存在。集体农庄的生产停滞不前，“生荒地”的生产，根据中亚细亚的气候情况的不同，经常发生极大的波动。
1961年1月中央委员会在进行辩论时所提出的某些集体农庄的生产数字的确是非常惊人的。赫鲁晓夫的结束报告，以及他针对这一决讲所做的演说，都表明从1953到1960年，国家收购的粮食总量从三千一百万吨增加到四千六百五十万吨。可是，在上面已经引用过的一篇演说中，波里扬斯基指出，“仅只是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生荒地，1960年卖给国家的谷物就在一千六百三十万吨以上。”（见1961年1月12日《真理报》）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1960年集体农庄向国家提供的谷物比1953年危机时期还要更低一些。赫鲁晓夫很不愿意引证全部的事实，可是他所引用的数字已经足够做出这样一个结论了。在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有十三个在1960年提供的谷物少于1953年，而第十四个加盟共和国，完全没有“生荒地”的地区，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情况也完全相同。在这十三个共和国中，足足有七个共和国（格鲁吉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塔吉斯坦、阿尔明尼亚、土克明尼亚和爱沙尼亚）连一颗麦子也没有卖给国家，而1953年，它们提供的；粮食差不多将近五十万吨。
乌克兰1953年提供的麦子差不多等于整个苏联卖给城市人口的总数量的三分之一，而1960年乌克兰卖给国家的粮食却从1953年的九百万吨降到了五百八十万吨；苏联的谷仓所存的类食几乎不能满足苏联人民需要的15%。至于白俄罗斯共和国对国家提供粮食的数量，如果以1953年的水平作为基础，减少了50%，如果以1950年为基础，则减少了65%。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如果把“生荒地”卖给国家的粮食数量计算在内，1960年提供的数量也比1953年减少了一百五十万吨。
赫鲁晓夫在某一次报告上曾经明确指出，“生荒地”的生产的总数几乎超过了国家所掌握的粮食总量的40％以上，从这里我们可以估计到，和1953年相比起来，其他一些农业区对国家供应的粮食数量差不多减少了六百万吨。
赫鲁晓夫引用的某些数字，使我们想到一种一般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显露出来。乌克兰向国家出售谷物的情况是这样的：1948年，一千万吨；1949年，八百七十万吨；1953年，九百万吨；1958年，九百万吨；1959年，七百四十万吨；1960年，五百八十万吨。
在某些地区，特别像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西部地区，大量缺粮的情况是很显著的，那也就是说，国家必须供应这些地区的粮食，比它从这些地区所取得的还要多得多。1960年，仅只是白俄罗斯共和国缺少的粮食就差不多是三十万吨，而俄罗斯加盟共利国西部地区缺少的粮食则将近六十万吨。
“生荒地”的实验效果如何尚不得而知
尽管在“农业会议”上赫鲁晓夫和其他一些发言人不停地吹嘘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开发生荒地已获得何种成就，根据偶尔透露的某些事实，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一试验至今还没有得出肯定的结论。赫鲁晓夫自己也认识到他们不可能真正严肃地坚持说，“生荒地”的开发是最后的一个解决苏联农业问题的有效办法。他在1961年1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上所作的结束报告中，只作了一些大致的估计。在1954-1960的七年中，国家在这些地区所做的投资共计四千四百亿旧卢布，而在这七年中，这些地区谷物产量最大的总值却达到七千六百亿。这就是说一共获得了纯利（这完全是第一书记的原话！）三千二百亿。
可是赫鲁晓夫还应该对这个问题更深入、更严肃地分析一下。他并没有能够回答下面的这个问题：如果这四千四百位的投资被用来发展草地以繁殖牲畜，用来生产更多的农业机器，那么这笔投资所产生的利润是不是会远远不止价值七千六百亿卢布的谷物呢？
他在这里还完全没有计算多少万年轻的共青团员和工人所遭受的可怕的苦难和蒙受的巨大的牺牲，他们被派去开发这些土地，简直是在一种绝对不人道的条件下过着生活。他在这里还没有包括由于大量开发“生荒地”引起水土演失所造成的损害。乌克兰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波徳戈尔内曾经谈过可怕的“黑色的风暴”已经直接侵入了他的共和国的边区（这是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的田野上吹来的尘土！），更不用提将来还会生的更大的灾害了。三十年代在俄克拉荷马出现的那个令人胆寒的巨大的“尘土网”今天正在苏联慢慢形成，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庞大无比的灌溉系统。哈芦克斯坦的第一书记已经在中央委员会上公开承认，按照命令应该施行灌溉的七千三百英亩土地，今年一亩也没有完全解决灌溉问题。（见1961年1月12日《真理报》）
已经开发的“生荒地”的产量数字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苏联谷物平均产量每亩略多于一千磅，对于大面积农地来说这个产量是极低的。可是在哈萨克斯坦，农业平均产量更降到每亩八百四十磅，这个数字还包括施行人工灌溉的土地的产量在内。波里扬斯基所提供的数字表明，西伯利亚“生荒地”可以希望的产量大致如此。这和苏联其他部分已经开发的土地的平均产量比较起来，差不多要低20％以上。
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没有直接接触到派去开发“生荒地”的年轻工人们感到不满的问题。谁都知道这种不满已经引起了公开的而且是颇为激烈的罢工运动，那也就是说，从“生荒地”上逃走的风气非常盛行，这已经严重地威胁到许多地区的、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的收成。最近有好几本书和好些文章反映了社会舆论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的不安，可是苏联官僚统治集团的领导人却只是在谈到最好“创办季节性的地方企业，以便到了收获时期停止生产，使工人们可以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去从事农业工作”的时候，间接地谈到了这一点。
这种方法较之到了收获时期派遣不习惯于农业劳动的人前去协助收获，将更为有效得多。这话的意思是否表明此后将不再派遣共青团员去开发“生荒地”呢？
阻挠生产力发展的官僚机构
农业会议的辩论有许多方面是很有意义的，其中之一是赫鲁晓夫对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以及对下级机构的某些领导人所作的强烈的攻击。他列举了这些领导人的种种罪状虚报数字和虚造统计；使虚报成为合理的罪恶作风；“胜利的公报”，特别是大量屠杀小牛和小母牛以求“完成”肉类供应的指标；在市场上公开购买黄油或牛奶以求“完成”奶类生产的指标等等；不折不扣地盗窃行为。这些辩论是当着许多“专家”——农村经济学家和集体农庄主席的面进行的。这样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越来越变成了官僚机构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小议会；官僚机构核心因此使自己的权力有了更为广泛的基础，这一点是1953年斯大林死后我们早就料到的。
赫鲁晓夫几次打断别人发言的情况，会上的某些对话和透露的某些事实，都使人感到可悲亦复可笑。这里我们且举几个例子：
赫鲁晓夫（打断乌克兰集体农庄主席特卡楚克的话）：那么乌克兰人为什么不颁布一项反对偷盗（原文如此）的法令？这可能不可能呢？（掌声）
特卡楚克：那当然是可能的。
赫鲁晓夫：而且反对私自酿酒的人和醉汉呢？（会场骚动）
特卡楚克：当然。任何人喝酒喝得太多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处分（原文如此）。（见1961年1月14日《真理报》另一个例子：
拉扎科夫（吉尔吉斯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严厉的但是也完全正当地批评了吉尔吉斯的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简单地说，梁赞州委会的前第一书记伊萨耶夫，号召各区的主席和集体农庄的主席，向店铺购买黄油转卖给国家，借以表明完成了牛奶产量的指标，这种做法实在是一种犯罪行为。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根据他的这种反党行为，决定将他开除出党，并免除他的内政部部长职务。
赫鲁晓夫：你们什么时候这样做的？是在收到了我的公开信之后吗？
拉扎科夫：是的，是在收到那封信之后。
赫鲁晓夫：你们所了解的情况就只限于那封信里所提到的那些吗？
拉扎科夫：有些党员已经在会上提出过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在那以前，你们对这件事根本不知道吗？
拉扎科夫：我们知道，可是我们没有十分严厉地对待他的问题。
赫鲁晓夫：可是后来你们又任命他当了部长！难道你们竟认为对一个犯罪的人最好的惩罚是委任他当部长吗？（会场骚动并发出笑声）
拉扎科夫：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任命他当了内政部长。（原文如此！）（见1961年1月14日《真理报》）
可是赫鲁晓夫在他的总结报告中，严厉地攻击了乌克兰的部长会议主席卡尔申科，他借口庄稼已经在干枯，决定在高粱和向日葵还没有成熟以前提早收割，使国家遭受严重的损失……“而今天他仍然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共和国，乌克兰共和国的部长会议的首席代表，他看待自己的错误，简直像——鸭子对自己背上的水一样完全不在意。”（见1961年6月21日《真理报》）
尾声：卡尔申科在1961年1月被免除职务，可是不久以后他又被任命为乌克兰部长会议的副主席！
这些对个别的官僚主义分子的行为所做的、有时很严厉但一般都颇为圆滑的攻击，在苏联官僚机构的历史上并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现象。在斯大林时期这情况就已经很普遍；在他死后，更是屡见不鲜。赫鲁晓夫的攻击和过去的那些攻击的不同之处，一方面在于它们所涉及的范围[1]，另一方面在于，攻击之后，被攻击的人并不一定会受到纪律处分。这很显然是一种古典式的寻找替罪羊的办法。此外，赫鲁哓夫以攻击官僚主义为名而发出的某些攻击，事实上是针对着农民的。所以赫鲁晓夫发出的一次最激动的叫喊，正是他外表上是在拜访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波德戈尔内的时侯。
赫鲁晓夫：波德戈尔内同志，我肯定也相信，你所提出的玉米的产量，还不到实际的收获量的一半。其他那一半还在快成熟的时候就被偷掉了。
波德戈尔内：的确是这样，尼基塔·谢尔盖维奇。
赫鲁晓夫：那么你能说农业减产是因为气候不好吗？庄稼被偷掉了，可是你说产量不高是因为气候不好。事情是不是这样？
波德戈尔内：是的，一点不错。（见1961年1月12日《真理报》）
必须强调指出，波徳戈尔内在做过这一番解释之后，极力想减轻赫鲁晓夫的指责可能产生的实际意义，他公开宣称说，赫鲁晓夫所揭露的那些事实，对他们的工作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的工作更为复杂化了。可是赫鲁晓夫提出的这种令人无法相信地指责，说什么“……几百万亩麦地里的庄稼有一半被人偷去”，使人对于真正的罪犯究竟是谁自然感到无可怀疑——那就是，农民群众自己。事实上，谁都很难相信，是那些官僚把需要几千几万列火车或几十万辆货车装载的粮食全部“偷去”，运到集体农庄去了。只有农民自己有可能犯下这种大量偷窃的罪行。再说最近宣布的惩治经济罪犯的条例更使人对这个问题盛到无可怀疑：这些条例惩办的对象主要是犯罪的农民，和“私人企业主”，而不是犯罪的官僚。
摇摆于荒款和原始积累之间
在1961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上，赫鲁晓夫在他的总结报告中说，去年他在乌克兰休假的时候，曾樫遇到一群生活愉快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从八百公里以外，差不多已经接近白俄罗斯的萨波罗希运来了一些苹果！他并且说有人甚至用飞机从远东的恰巴罗夫斯克运苹果来。
1961年5月4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公报也提到了类似的情况。法文的《世界报》5月4号曾经转载过的《苏俄报》所发表的一封信也曾经提到，某些冒险的个人，只要抓住适当的时机，以投机的价格私卖自己的产品，就可以获得“丰盛的收获”。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是单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而是同时从它的经济根源来看，那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这是一个由于粮食供应的缺乏而不断恢复小零售商的问题。
和斯大林时代一样，苏联官僚统治集团的农业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究竟是尽一切努力刺激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甚至把他们的自留地也包括在内——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助长原始积累时期必然出现的倾向；或者是利用种种规定和法律的限制来同私人零售商进行斗争——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农业的减产，而使城市人口的消费品的供应愈来愈欠缺。
在1953和1959年之间，集体农庄庄员的主动性和私人利益从各个方面受到种种的鼓励，而特别是价格政策起了最大的作用。其结果是，积累大量流动资金的情况出现了。这笔资金主要被用于购买农业机器，特别是拖拉机，以及用于购买工业生产资料和运输器材。某些集体农庄庄园的工厂（特别是食品工业和建筑工业）先后建立起来了，这些工厂实际上是在同国家企业竞争。有些集体农庄的商店同农庄上的国营商店和合作社是肩并肩地开着的。
与这一发展同时，一部分个体农民发现他们依靠在“集体农庄市场”上私销产品的收入，也有办法聚集与此相等的大量财产，而这种市场有一个时期是得到政府当局的容许，甚至鼓励的。
到了1959年反对这种倾向的活动仿佛慢慢开始了。早在1960年1月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减少自留地和强迫农民卖掉私有母牛的倾向已开始露头了[2]。我们当时就曾经说过，农民对这些措施的反应必然会是农业产量的下降。1960年的生产数字就完全实了我们的这种预见。
我们已经详细论述过的“贫困的集体农庄”对这种困难情况的抗议——（见1958年4月号《第四国际》所载专文[3]）加上集体农庄在工商业范围内愈来愈大胆的活动，使得政府当局不得不出面加以公开制止，在1960年整个一年中，党的领导集团一直对这个问题进行着激烈的辩论，辩论的具体情况，我们根据后来1961年1月中央委员会农业会议在农业组织方面所采取的步骤来看，是大致可以理解的。
1961年2月底苏联部长会议发表了一个公报，规定合作社可以收买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的剩余产品，价格可以比国家规定的价格稍高一些，由消费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或集体农庄庄员）“协商决定”。1961年3月18日的《真理报》讲到在克拉斯拉多尔已经出现了第一个“合作社市场”，它将代替旧的“集体农庄市场”，并比旧的市场更为优越。同天的报纸也提到粮食的供应又一次感到“不十分充足了”。
与此同时，苏联部长会议的另一公报又强调说，集体农庄有义务同国家签订交售粮食的合同，这种合同应由“巡回收购委员”和集体农庄协商决定。
这两种措施似乎具有共同的目的：通过新的官僚主义中间人的机构，进一步加强国家对——前一时期趋于分散的——农业生产的控制。可是在粮食缺乏的情况之下，官僚机构绝不可能平安无事地完全抹杀供求律的作用，如果这样做，生产者和消费者就必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同时，我们有一种印象，感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将采取妥协的办法，而且官僚机构的更高一级的领导将会继续进行讨论。因为，除了上面所讲到的农民肯定会认为极其可厌的那些措施之外，政府还决定降低农业机器配件的价格，决定痛过“农业机器维修和出售联合会”的建立以便利对集体农庄生产工具的供应。官僚机构在这期间还采取步骤防止直接出售农业机器。这是另一个令人不安的证明，说明集体农庄在工商业方面愈来愈大的积极性已把分散主义和原始积累带进了苏联的经济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官僚机构一方面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一方面又断然采取一系列投机取巧的措施，因而绝不可能解决苏联的农业问题。问题迟迟不得解决，苏联人民中的某些阶层的不满情绪正在一天比一天增长，这就必然地打击了赫鲁晓夫的威信和官僚机构自1957年以来享有的相对地和暂时的稳定。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1961年春、夏季合刊）
译文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7月出版
[1]正如人们可以预对到的，这些攻击所涉及的范围对工业……已有了一定的影响！人们非常清楚地知道，领导国家的官僚主义分子所采用的方法，在各个方面都和领导农业的官僚主义分子所采用的方法一样，是不务虑什么诚实问题的。最近《真理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宣称，该报每天（原文如此）都收到几千封信，揭发各工厂虚报产量的具体细节。
[2]波德戈尔内在1981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上宣称，在乌克兰，1960年牛减少了一百七十万头！猪减少了四十万头。
[3]即本文作春所写的《苏联农业的新改革》一文，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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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的苏联（厄内斯特·杰尔曼（曼德尔），195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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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的苏联
厄内斯特·杰尔曼（曼德尔）1959年1月15日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一共经过了三年。在短短的三年里，人们很难相信居然会发生了这样一系列带有戏剧性的事件：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波兰和匈牙利的革命，从“百花齐放”转变为“整风运动”，新的南斯拉夫问题，向集体农庄出售农业机器，在苏联把工人和工厂管理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初步措施——人们很难相信在一个被某些人宣称为已经凝固了的社会里，这些不断地变动居然是按照这样一种令人惊奇的节奏发生的。
这些变动的性质并不都是相同的。它们在这边标志着反斯大林化的加强，在那边又标志着反斯大林化的减缓。在匈牙利和波兰开始的政治革命规模之大，使苏联官僚机构的领导人感到吃惊，他们力图重新建立一种比较严格的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的纪律。这就是新“南斯拉夫问题”的主要原因，也是部分地为斯大林本人“恢复名誉”的原因。同时，赫鲁晓夫集团为了消除群众不满的最尖锐的实际根由，又比过去更为积极地推行它那对工人特别是对农民作经济让步的政策。
赫鲁晓夫政策的这两种因素之间的矛盾，不久就显露出来了。他的政策虽然确实成功地延缓了苏联国内冲突的爆发，但却没能把劳动人民和青年的精力导向纯粹生产的目的和“物质享受”。工厂管理问题，人民的子女如何自由地获得大学程度的知识的问题，关于文艺创作自由的争论——所有这些都严酷地提醒统治阶层和无产阶级群众说：如果苏联社会要实现那些现在看来似乎有可能的宏伟的愿望，那么，它所需要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政治的问题。
工业继续高涨——但是速度稍稍放慢了
1956年以来，每年增加的生产量和投资量匀称地表明工业高涨的情况。然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即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断了，它现在为1959-1965年的七年计划所代替——说明工业发展的速度已经稍稍放慢，也说明在1960年还不可能达到第六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目标。
七年计划的指标发表以后，在资本主义世界里造成了很深刻的感情冲动；看一看这种冲动情况，是很有趣的。几十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的“专家们”的说法，这些资本主义的先生们一向自己觉得心安理得，认为苏联经济增长率之所以很高，乃是由于它那“不发达”的性质。他们总是把苏联经济的增长率和从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段期间里美国经济的增长率相比较，或者和从1890年到1938年这段期间的日本经济的增长率相比较。
对于这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来说，不幸的是，苏联工业发展的速度仍旧至少比资本主义各国在最好的情况下的速度快一倍——而且甚至在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个工业大国的发展水平以后，仍然保持着这一速度。资本家们感到吃惊了，他们现在正在发掘这种几何级数的奥妙。要使钢产量每五年提高50%或60%，当问题是把产量从四百万吨增加到六百万吨，或甚至从两千万吨增加到三千万吨的时候，那是一回事。可是要在十年内把产量从四千五百万吨提高到九千万吨，然后从九千万吨提高到两亿吨，然后……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是令人眩感的。然而，计划经济就有这种不可改变的力量，尽管官僚主义对它起了妨害作用。
要根据七年计划的指标来评价展示在苏联面前的前景，我们可以首先假定这些指标是可以达到的。我们可以更有把握地这样做，因为这些指标，和最后两年的指标一样，要比前一些时期的目标更为适度，而且似乎是为了能够稍稍超额完成而选定的。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指标过高。我们已经说过，它们实际意味着苏联工业增长的一般速度已经稍稍放慢了。需要举一些例子吗？
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1960年的钢产量是六千八百万吨；按每年增长8%来说，到1965年就应该是一亿吨。事实上，七年计划规定的1965年的钢产量只是八千六百万吨到九千一百万吨。
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1960年的电力生产是三千二百亿瓦时。现在在每五年的期间里，电力生产总是增加一倍或不仅是一倍。这就会使1965年的电力产量达到六千亿或六千五百亿瓦时。而七年计划规定的1965年的电力产量只是五千亿到五于二百亿瓦时。
至于煤的产量，规定在整个七年里只增加20％到23％，这就是每年增加2.5%到3%，这显然是把扩展速度故慢了。这种放慢无疑部分地是出于故意的，它是改造动力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计划的重点是用电力和重油来代替煤。
可以做出结论说，虽然苏联的工业仍然保持它的活动力，可是赫鲁晓夫在改革工业管理制度和建立各地国民经济会议时所许诺的巨大好处，在实际生活中却几乎完全没有实现。事实上，工业方面的分权化虽然有助于消除那最可怕的官僚主义的过分集中化，它却带来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的地方独立主义，而官僚主义者的个人利益被认为是实行这种计划的主要动力。《经济问题》杂志（1958年第八期）列举了一系列的例子，说明各地国民经济会议在各种生产方面对于计划都作了一些任意的修改，这些修改和马林科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所谴责的各工厂、各总管理局、各工业部领导人所做的修改，是十分相似的。
新的七年计划的最不对头的情况之一，就是劳动生产率的预计增加额。据说工业中的总人力将增加20%。可是工业生产将增加80％。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要增加50％，即平均每年增加也6.5%到7%——这样一个平均数！同时，每周的工作时间将减至四十小时，而在繁重和消耗体力的工业部门中将开始实行每周三十五时的工作制。这样，劳动生产率的每年增加率就将达到8%或9%。的确，七年计划强调在许多工业部门中实行部分的或全部的自动化；许多技术刊物或科学普及刊物都提到制造机器工具的流水作业法或完全自动化的滚珠轴承制造法。
然而，可以设想，在这七年里人力不足的问题一定会变得十分尖锐；要完成1965年的指标，还是需要使用比原定计划数字多得多的工人。在这方面，苏联农业如果能够有效地加以合理化，是可以拥有巨额的人力后备军的。可是在将来它不见得还是为工业提供足够的人力的来源。官僚主义者们似乎宁肯依靠.……十五岁到十八岁的青年，认为他们是“额外”人力的来源。
重要的问题是：赫鲁晓夫的说法——在1965年苏联的生产将达到美国的生产水平，按人口计算将超过欧洲并接近美国的生产水平——究竟有多大的重要性。
关于美国，赫鲁晓夫的说法为广大群众所误解，也为报刊所误报了；他的说法实际上要比外表上谦虚些。赫鲁晓夫没有说苏联要达到1965年的美国生产水平；他是说苏联在1965年将达到接近于1958年美国生产水平的水平。这两种说法的不同是马上可以看出的；认为它们相等，就意味着美国的生产将有七年停滞在衰退的水平上。这种假定显然是不实际的。
其实，不应该比较两国的现时的生产量，而应该比较两国的按人口计算的生产能力。现在，就一系列工业部门来说，美国的这种生产能力即使在衰退的时期里也不断发展。例如在1958年，尽管经济衰退使得钢的生产能力的40％被闲置起来，可是这种能力仍然增加了4%。这是因为，美国资产阶级在这些基本工业部门进行投资时，不再是以经济标准作为他们的指导，而是以有关军事力量的政治标准作为他们的指导。国家可以弥补私人资本家的不足。当每年的军事预算达到四百五十亿元、五百亿元或五百五十亿元的巨额时，十分明显，用这些数字的5%或10%，就能够发展基本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以便维持对苏联生产能力的一定优势。
这样一种发展要无限地进行下去，一定会对整个经济和货币结构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但是，在今后七年到十五年以内，这种发展还是很有可能的。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在这一期间里，美国的生产能力平均每年增加2-5%到3%（这一数字比1940-1958年重整军备和战争时期的平均数还稍低一些），那么，我们就得出下面这张表：
撇开水泥不谈，苏联和美国基本产品按人口计算的产量之间的差距将仍然是很大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将更大。至于西欧各国，不易进行比较，因为很难预测这些国家在十年至十二年以内的一般生产增加速度。不过，那种认为到1965年英国的钢产量为二千八百万吨、西德为三千二百万吨、比利时为八百万吨的说法，
1957
19651972—1973
1972—1973按人口计算
美国苏联
美国苏联美国
苏联美国苏联
石油（百万吨）35498
425240500
3902.8吨1.8吨
钢（百万吨）14551
17590200
1301.15吨0.6吨
电力（百万瓦时）716210
8505201000
9005700瓦时4100瓦时
水噩（百万吨）5329
658175
116430公斤530公斤
可以被认为是很现实的。[1]这就是说，这三个国家按人口计算的钢产量将分别为五百四十公斤，六百公斤和九百公斤，而苏联在这一年的按人口计算的钢产量则是四百一十公斤。电力和大部分耐用消费品（汽车、摩托车，家用电器、住房等等），也是这种情况。然而，苏联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按人口计算的产量在1965年可能超过西欧各主要国家。像奥地利、意大利、甚至荷兰这样的国家，它们的工业化水平和生活水平可能已经达到或接近苏联的水平。
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放慢了，但分配有更平均化的趋向
在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七年计划所规定的各种指标还不如重工业的指标可靠，我们必须更加有保留地来看待它们。只需指出这一事实就够了：七年计划规定1965年的谷物产量是一亿八千万吨，这一指标原就是第六个五年计划早已为1960年规定的指标，甚至也就是第五个五年计划为1955年规定的、但在过去四年内远远没有达到的指标。
关于糖的产量，米髙扬早已答应从1955年开始就要达到七百万吨（1953年10月25日《真理报》），可是1957年的产量才达到四百五十万吨，所以，为1965年规定的九百万吨到一千万吨的数字是使人怀疑的。棉织品的产量在五年里只从五百三十万公尺增加到五百八十方公尺，也就是说，增加的还不到10％！在以后七年里预计要增加50％，谁能相信这个数目能够达到呢？关于耐用消费品（摩托车、电冰箱，缝纫机、洗衣机等等），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在1953年曾做过非常动人的诺言，现在甚至不再为1965年提出确切的指标了！总的说来，为1955年规定的一些指标，甚至到1957年还没有完成：
为1955年规定的指标
为1955年规定的指标1957年的产量
棉织品6,200,000公尺5,600,000公尺
皮鞋318,000,000双315,000,000双
自行车3,445,000辆3,300,000辆
缝纫机2,600,000架2,300,000架
电冰箱330,000只309,000只
某些农产品的情况更糟。关于牛油的产量，米高扬许诺说，不包括农民自己食用的部分，在1955年要达到五十六万吨，1956年要达到六十五万吨。可是1955年的产量只达到四十五万九千吨，1956年只达到五十三万吨。甚至在1958年，根据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所做的报告（1958年12月16日《真理报》），牛油产量也只是六十二万二千吨，仍然低于为1955年规定的指标！
关于肉类的产量，赫鲁晓夫很谨慎地使用“活牲畜重量”的数字，而不使用产量数字。可是米高扬曾许诺1956年的肉类产量是三百万吨，再加上肉制品产量一百万吨。赫鲁晓夫说1958年“活牲畜的肉”为五百四十万吨，这一数字肯定低于上述1956年的两项指标。
在这方面，赫鲁晓夫对于马林科夫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种攻击主要是说，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似乎提供了错误的关于谷物产量的数字，说的只是未收割的产量，而不是已经收割的产量。事实上，在整个斯大林时代里，都是采用这种办法。赫鲁晓夫本人，当他负责苏联农业时，也是使用这一办法。这个办法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被纠正了，做出这个纠正的是马林科夫（1953年8月9日《真理报》）；赫鲁晓夫在一个月以后，在1953年9月3日对中央委员会作关于农业问题的发言时（1953年9月15日《消息报》），又重复使用这一办法。所以，用这根旧棍子来打马林科夫是不大合适的。
必须承认，赫鲁晓夫在开垦“处女地”上所下的赌注，到现在并没有产生什么确实的成果。一般地说，每两年可以有一个好的收成，而这和这些地区的旱涝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可是，另一方面，出售农业机器或其他有助于迅速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对于苏联农业将会有持久的影响——只要在价格方面不采取冒险主义的措施。
七年计划规定工人收入要增加40%，此外还要把每周的工作时间缩域为四十小时。如果把最低工资的增加（这将是很大的）考虑在内，平均工资将只提高26%（1958年11月26日《真理报》）（这说明工人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大大放慢了；在1952一1959年这一期间里，工人生活水平无疑提高了50％以上。生活水平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又将回到2.5%和3%之间；这一速度还低于过去七年内像法国、英国、意大利、西德或比利时这类国家里的趋势。
另一方面，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已经腼腼腆腆地宣称要在一定程度上拉平薪金待遇，消除过分不平等的情况，并且已在养老金方面实行了，现在则要更加大胆地加以贯彻实行。上引《真理报》特别指出，体力劳动者最高和最低工资之间的差距今后将缩减为二与一之比。它公开宣称有必要“缩小最高和最低薪金之间的差异”。的确，这同时也是增加某些官僚的收入的问题。可是，在未来的七年里低工资提高60%到70%，这和平均工资提高26%相比，却显得十分突出。
让我们在这里注意一下，官僚机构的领导人承认，现在还有成百万的苏联工人每月的收入是在二百七十卢布和三百五十卢布之间，也就是说，根据一般公认的购买力平均计算，在一万一千法郞和一万四千法郎（二十七美元和三十五美元或十英镑和十二英镑十先令）之间。甚至还谈到有七百万到八百万工资收入者的每月收入不足三百五十卢布。即使他们享受免费医疗和很低的房租得好处，这种收入水平也是非常之低，是在像现在苏联这样一个工业银发达的国家里所不应有的。
即使有这些保留，可是事实上在过去五年里，人民生活水平仍然有了非常显著的提高。要了解这点，只需把一般使用的消费品的产量加在一起，再和苏联家庭的数目比较一下就可以了。在过去五年里，共生产了二千万个无线电收音机和电视机，将近四千万只手表，一千八百万辆自行车，七百五十万架缝纫机，四百五十万架照相机，一百万架洗衣机。要求的未来七年里的产量，我们可以用二来乘上述的数字。至于电冰箱和洗衣机的数字，我们还必须用六或七来乘上述的数字。这显然说明，在这一段期间里，苏联人民将得到可以和许多中欧西欧国家相匹敌的文明生活的物质基础。除此以外，还有在建筑住房方面的巨大努力；这在今后七年里将创造出七十亿平方英尺的居住面积，从而把城市中按人口计算的可用[2]面积提高到一百九十四平方英尺左右，也就是说，为1928年的三倍多，而且是一个敌得上西欧国家的数字。
工人参加工厂管理的压力日益增长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社会现实中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出现了要限制经理人员在工厂中、官僚机构在国民经济中的无限权力的趋势。这些趋势乃是反斯大林化和就责个人迷信的必然结果；它们早在1953年就已露出苗头了。这是苏联官僚机构对其国内无产阶级不得不作的有历史重要性的让步。这同时也是官僚机构所具有的唯一的手段，可以用来延缓南斯拉夫、波兰或匈牙利式的工人委员会在苏联出现的时间；这种工人委员会，在苏联共产党人和青年的先锋队之间，已经成为而且现在仍然是讨论的主题。
1957年12月，采取了一些很重要的措施，来加强工会在工厂中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权力。1958年7月，最高苏维埃的一项法令确认并进一步扩充了这些权力。最后，苏联工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也显出工会特权有进一步扩展的迹象（1958年10月22日《劳动报》）在这许多法令和条文里，我们可以看出三种趋势：
（1）在社会保险，社会救济机关等等方面的管辖权增加了。工会实际上接管了区级和地方级的社会保险机构。它们获得分配住房、供给食品、管理社会公共服务企业等等的权利。因此，工会就了一种广泛的自主的物质基础；它们实际上管理着的基金每年达到几百亿卢布。可是毫无疑问，这些措施并不怎样受工人的欢迎。他们到处都能够自由她表示他们的意见（1953年6月16—17日在东德，1956年10—11月在匈牙利，1956年10月至1957年夏季在波兰），他们宣称他们反对由工会来执行国家的职能；他们所要求的是，在他们和官僚机构有矛盾时，工会要保护他们。虽然如此，工会自主权的扩大，尽管工会还带有官僚主义的性质，也为具有革命性的要求——例如要求由工会管理社会工业或甚至整个轻工业——开辟了大门。
（2）采取了一些“生产的”措施，这意味着工会有权监督经济组织的领导人和“干部”并对他们采取强制手段。这一趋势在工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一文件是完全以提高劳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问题为中心的，它在工人中间不会引起很多好的反响，但是作为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它却要扩大工会对于工业行政的监督权；要建立一些“监督人”小组项由他们来检查工厂的工作；要强使企业领导人采用这些小组所建议的措施。这终于发展成为这一真正使人惊奇的说法：“冶金和化学工作场所的建筑工程，必须受工会的监督。”
（3）改变了工厂中的等级结构，增加了工会在工厂内部的权力。的确，这些特权是由各种各样或多或少是“代表的”或“选举出来的”机构来行使的，而从来不是由工人群众来行使的；可是，这种变化很深刻，它在很多方面意味着废除了斯大林时期的反动的“改革”，并且恢复了1928-1933年这一期间的惯例，这时苏联的民主在政治的领域中已被取消了，只是在工厂里还留有一些重要的痕迹。
就这样，经济领导人员和工会委员会人员（它的全职干部），每年共同拟制集体合同的草案。工会委员一般都参加各个阶段的编制计划工作。工会委员会是受这些官僚主义者的支配的，可是在工会中，真正的多数属于一般工人——例如在一家有七千工人的工厂中，工会委员是二十一人，其中只有六个专职干部。这类工会委员会现在有权检查和监督关于制定生产定额和薪金标准的问题，关于雇用和解雇工人的问题，并有权作出关于计划和集体合同的决定。
此外，这些委员会还“有权听取”（原文如此）经理和总工程师所做的关于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1958年7月16日《真理报》），也有权对于企业领导人员的任免“表示意见”。最重要的是：工会委员会现在对于工厂内部的一些“小的纠纷”有作出最后决定的权力。在每一企业中，都有一些特别委员会（由工厂领导的代表和工人的代表所组成，人数各占一半）来处理这些纠纷。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协议，就要把问题提交给工厂的工会委员会（在某些情况下，要提交给地方的工会委员会）。工会组织的决定是最后的，企业领导必须执行它的决定。
尽管工会的官僚主义者在这些委员会中占支配地位，这也是为工人所欢迎的一种改革；工人们认为这是前进了一大步，因为对于工人来说，掌握工会职员要比掌握企业干部容易些，而且对前者施加压力的可能性也大一些。
还应该注意的是，一些更为广泛的组织，例如“工会的积极分子”或“生产者会议”（然而，在大工厂中，这种组织的成员在工人中所占比例很小），也参加关于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的讨论，不过只能单纯地提供意见，而没有决定权。
虽然没有像在南斯拉夫、或在匈牙利（1956年10月28日到11月）、或在波兰（1956年10月到1957年夏季）那样取得工人管理工厂的形式，苏联工会特权的这种增长也增加了劳动者的权利，特别是官僚机构中那些最“规规矩矩”和“作工作的”人们的权利，这些人是跟无产阶级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苏联工人的压力越增加，官僚机构中的这一部分人越被用来作为一种“传送带”，这些人就越将从两方面发生这种作用：在一方面，他们从官僚机构上层人物那里接受指示强加在工人身上以换取更多的权利；另一方面，他们把工人的要求传达给这些上层人物，而这种要求就是他们自己为了能够做“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的保证人而必需部分地加以采用的。
教育改革和司法改革
经济和社会的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向集体农庄出售农业机器，工人开始参加工厂管理——所有这些改革在苏联创造出了一种“改革的”气氛吗？赫鲁晓夫企图贯彻实行非斯大林化？同时要把它放诸政治范围之外，借以维持官僚机构的统治地位和特权——这种企图成功了吗？
提高生活水平，消除人们的不安全感，取消秘密警察的统治——这些自然缓和了苏联的紧张局势。我们不能不认为，可以与此相比的（自然也有些不能相比之处）是1900年的德国或二十世纪初期的法国的情况；1900年的德国和“反社会主义法”时期的德国不同，二十世纪初期的法国也和拿破仑三世时期的法国不同。的确，在这些情况下，改革不仅是经济的和社会的，而且也是政治的。赫鲁晓夫所下的赌注，恰恰在于他认为，如果经济情况和社会情况能有所改善，政治要求本身也就不会那么激烈了。
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否认这种赌注是颇为现实的——尽管除了苏联和某些人民民主国家的群众具有现在的“改良主义”的思想这种原因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匈牙利发生革命和国际紧张继续存在这两种原因。奋不顾身、不能再忍耐下去的是那些工人，他们于1953年6月16日和17日跑到柏林的大街上，于10月28日跑到布达佩斯的大街上——且不谈沃尔库塔和其他集中营的叛变。绝大多数苏联工人现在已不再受那种令人不能忍受的绝望、不安全和穷困的统治了。相反地，他们有希望切实可靠地改善他们的命运——只要不发生战争。
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这种改进，他们才能够更加关心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或许不像在1952-1956年这一期间那样带有爆炸性，可是它们仍然是很实际的。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提高，尽快地在各个社会生活方面取得苏维埃民主的问题定表现的越为迫切。苏联的官僚机构对于这一问题不能存有任何幻想。它对于教育改革和司法改革的态度可以说明这一点。
教育改革问题显然是由苏联领导人自己提出的。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里，他们说要对所有苏联青年实行普及中等教育，也就是说，要让所有苏联青年在十七岁以前都可以进入“中等工艺”学校（十年制教育）。但是经验表明，这种逐渐的普及教育——虽然并没有普及到所有青年身上——却造成了很尖锐的矛盾。随着在中等学校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3]的学生人数的增加，报考大学的人数也增加了；可是大学中的位置远远少于需要。1958年9月21日《消息报》刊登了赫鲁晓夫关于教育改革的备忘录，里面说在中等学校毕业而没能上大学的学生有八十多万人。这一数字为全部完成了中等学校学业的学生的三分之二。[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可以想象，争取进入大学的斗争该是多么激烈！
更有甚者，这八十万青年人——如果计算过去三年的总人数，则为二百多万人——都在没有受到任何实际训练的情况下被投入生产生活了，因为中等学校的课程主要是为进入大学做准备的。
这些客观情况又由于某些主观因素而大大复杂化了；这些主观因素是在苏联盛行的社会不平等情况所造成的。赫鲁晓夫在上面所说的那篇备忘录里，极力谴责苏联各阶层的人，说他们“看不起”体力劳动，说他们为了能让他们的子女上大学什么事情都肯做，说在“取舍”学生时“勾结拉拢”、施加压力（特别是官僚们的压力）、甚或贿赂起主要的作用。他说这些现象是由于“缺乏共产主义觉悟”而造成的。可是他应认更好地理解一下这句话：意识是社会条存在的产物。如果所有父母都想使他们的子女上大学，那是因为在苏联，“知识分子”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要比体力劳动者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要认为孩子们上大学乃是将来出头发迹的主要手段！事实上，只要一接近苏联社会，就可以证实这一论断：苏联人所以普遍渴望获得知识和文化，有一个共同的动力，即希望从事高级研究工作。
赫鲁哓夫揭露了这一事实：现在官僚们的子女在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中占60%或70%！为了笼络群众，他断言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必须加以改变。可是实际上，最后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所采用的教育改革办法（1958年11月16日《真理报》）使工人和农民的子女上大学更为困难而不是比较容易了。各种情况都表明，官僚机构在看到大学中位置有这种供不应求的情况以后，似乎不是要让供给去适应需求，而是让需求去适应供给；也就是说，它毫不留情地堵塞了很大一部分苏联青年的受高等教育的道路。
的确，现在代替十年制教育的是八年制普及教育（在十五岁以前要受到义务教育）[5]。十五岁的儿童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参加劳动同时上夜校（每星期可能有一天或两天不必工作），另一条是上一般的工艺学校，这些学校主要是为了进行实际生产训练。这意味着，本来被推迟到十七、八岁才做的选择，现在要被提前到十五、六岁了。一般的经验表明，儿童们越早进行职业选择，那些由于生活环境或由于父母的文化程度而对脑力工作最有准备的孩子们就越占便宜。从这一意义上说，这种教育改革天然就是反民主主义的和反平等主义的。
几百万青年人在不大能增进生产率的情况下，[6]在工厂里每天“劳动”六小时；这在最近的将来对于苏联经济不会有什么大的贡献。可是，对于那些被断定要从事这种劳动的青年来说，要上大学就十分困难了。为了学习为获得上述学位所必需的功课，在每周三十小时的体力劳动以外，还必须废寝忘食地努力用功。苏联的统计数字表明，在这样学习夜校课程的学生中，获得上述学位的还不到15%。至于那些不得不边劳动边学习大学课程的学生，情况就更为不妙了。他们实际上不能学习物理学和数学——有前途的科学。苏联文化手册指出，在各夜大学或函授大学中，一般文化、社会科学、教育学、生物学各系的毕业生在1955年是五十一万四千人，而科学技术方面的只是六千一百人……
情况就是这样，因此，在赫鲁晓夫的“备忘录”发表以后（这一备忘录建议让所有青年人在十五岁到十八岁之间的都有在工厂里或田地上每周工作二十五至三十小时的义务，并使大学生都有在工厂里工作的义务），参加这一讨论的苏联主要科学家都认为（话说得很有分寸，但是很清楚），这种改革有破坏苏联科学研究热潮的基础的危险。科学院院士谢姆佐诺夫在1958年10月17日《真理报》上说，最重要的是让大多数学生不间断他们的学习而直接从中学升入大学，因为这对于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智力和创造能力来说是必需的。他还明确指出，大学生要做的实际工作必须是有创造性的实际工作（研究和生产的实验工作），而不是一般体力劳动；大学生从事体力劳动对于整个经济和他们自己都是一种损失。
中央委员会所采用的最后草案很认真地考虑了这些批评意见——这的确是一种惊人的革新，是过去二十五年中苏联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但是它把赫鲁晓夫的原来的草案修改得更加反民主了，它加深了两种高级中等学校的鸿沟。让“社会组织”（党、工会等等）参与大学生的选拔工作，这并不是一种减低官僚机构的压力的办法——实际上适得其反。
教育的例子清楚地明，官僚的专政是多么不适合人民的进步要求和苏联的经济及社会的需要。最后实行的司法改革一一在宣布要进行改革以后又过了五年才实行！——同样证实苏联人民有民主的要求，也证实官僚机构在满足这些要求方面有其局限性。
新的刑法有了一系列的改进，这些改进和斯大林时代的“司法”相比较，确实很重要而惊人的。口供不再被认为是充分的证据；被告在他的罪行还没有得到证实以前被队为是无罪的——他无需再让他自己来证明他无罪了；类推定罪的原则被废弃了，又回复到“革命的资产阶级曾写在它的旗帜上的”（《苏维埃国家与法律》，1957年第12期）民主原则，即“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就不是罪行，因而不受惩罚”，这一原则在以前就认为正在审查中的行为还不构成罪行；被告的答辩权大大增加了；刑罚一般都减轻了（例如徒刑不得超过五年）；等等。
另一方面，在这一“无阶级社会”中，在十月革命已经过了四十一年以后（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废除了死刑，只是在国内战争的情形下又破例重新采用了它）对于政治罪行、“结党”把苏联的法律把不属于已经官僚主义化的共产党的任何政治组织都列入这一名词之内）以及叛国罪行仍然保持死刑。虽然在新的刑法中没有“人民的敌人”这种字眼，可是苏联首席检察官鲁登科就在通过这一刑法的最高苏维埃的会期里，却使用了这种字眼。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得出这一结论：虽然现在在苏联确实出现了某种“改革的”趋势，可是，由于一些政治要求将动摇官僚专政的根基，由于人们将直截了当地准备进行政治革命，这种趋势迟早将会停止。
在这种过渡阶段，很有必要制定一种适合于苏联具体情况的最低纲领；这是一种在各个公共生活方面都要大力地实行民主化和平等化的纲领；这种纲领在客观上将和过渡时期的纲领起完全相同的作用：使苏联工人凭靠他们自己的经验能够感觉到他们必须有组织地和官僚机构进行斗争，以便重新建立和扩展苏维埃民主，使之达到一种苏联的缔造者只是在梦中才能想到的水平。
译文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7月出版
[1]在1957年，这三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分别为二千三百万吨、二千七百万吨和七百万吨。
[2]①“可用”比“可居住”更合适些，因为“可用”面积包括厕所、浴室、厨房、走廊、阳台等等。在西方，关于“可用”面积的统计是不很明确的。如果把每所房屋的可居住面积平均算作一百七十二平方英尺，而可用面积是这一数字的125%（这是专家们通常使用的计算方法），那么，1955-1957年这种按人口计算的可用面积数字如下：意大利，一首七十二平方英尺；西德和法国，－百九十四平方英尺；荷兰，二百三十七平方英尺：英国和比利时，二百八十平方英尺：美国，三百零二平方英尺。
[3]不要和英美的学士学位相混淆。英美的学士学位是给与大学毕业生的，欧陆上的学士学位在专门术语上相当于美国的中学毕业文凭或英国的离校证书，这种文凭或证书是使学生能够进入大学的凭证。（就学识程度来说，欧陆上的学士学位实际上往独更高一些。）
[4]据1958年11月16日《真理报》估计，新进入大学的学生是四十五万人。
[5]赫鲁晓夫说，在1958年，有20%的苏联儿童到十四岁就不再上学了
[6]赫鲁晓夫说，大多数工厂领导人不愿意雇用青年人。几年以来，在那些十八岁以下的青年中间，似乎存在着相当大的失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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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宣言（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宣言
（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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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农业的新改革（厄内斯特·杰尔曼（曼德尔），1958年3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
苏联农业的新改革
厄内斯特·杰尔曼（曼德尔）1958年3月20日
“在农业问题上我们已经面临一个死胡同”
——1958年1月1日赫鲁晓夫对《泰晤士报》记者的谈话
面临死胡同的苏联农业
1958年1月22日，赫鲁晓夫在他的明斯克演说中宣布了一项改革苏联农业的全新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把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直接卖给集体农庄。从苏联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社会主义前途的观点来看，只要我们记住本段的格言式的小标题：面临死胡同的苏联农业，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那我们对这一改革的实际价值是不难正确理解的。因为，有多少表现工业和文化（尽管在经济和国家事务方面的官僚主义的行政机构处处起着阻碍的作用）迅速发展的统计数字，就有多少收支平衡表，表明四十年来苏联的农业一直遭受着严重的失败。
我们还需要一些具体的数字来证明这一严厉的论断吗？1913年沙皇的俄国一共生产了八千万吨粮食；1950年，人口已增加了20%，而粮食总产量仅只有八千四百万吨。1954年，粮食总产量仍低于九千万吨，也就是说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比1913年还要低一些！
在1913年的时候，俄国的牲畜中共有牛六千一百万头；1953年，人口增加了20％以上，而牛却只有六千七百万头。甚至到了1956年，牛类的牲畜也还只有七千零四十万头，按人口计算，每人所能吃到的牛肉比沙皇统治时期还要少一些。
赫鲁晓夫发动了一个开发生荒地的巨大的运动；播种面积扩大了三千五百万公顷，动员人数超过了一百多万，拖拉机增加了几十万台。而粮食的产量，在1957年，也不过只达到一亿零五百万吨，也就是说，和1955年的数字相等（1956年看来是比较特殊的）。正像第一书记自己在他的明斯克演说中所讲到的，1954年到1957年的平均产量，比1950年到1953年的平均产量只不过高出27%。而1950年到1953年的平均产量和沙皇统治的最后几年的平均产量是大致相等的。那也就是说，尽管开动了巨大的机器，谷物生产的增加也只不过略等于苏联人口从1953年到1957年增加的数字，人口的增加也恰恰是27%。
农业停滞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很难找到的。现任的苏联农业部长马斯基叶维奇到美国访问的时候，发现美国劳工平均一个工人管理五十公顷可耕地。这个材料在苏联发表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震惊（见1957年第十一期《十月》的评论）。这是因为在苏联，尽管每五十公顷土地使用劳工（男女都有）十人（根据列姆奇诺夫在1055年第四期《计划经济》里所作的估计，并根据访欧经济代表团的报告：《1956年欧洲经济情况硏究》第1章第32页），而农业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却仍然非常严重。因此苏联的劳动生产能力和美国的相比差不多要低十倍，我们这样说还是假定两个国家的亩产量是完全相等的，但实际情况还并非如此。
劳工生产能力低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拒绝努力生产，苏联农民的这种做法便是对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的罪恶行为的回答。农民参加集体化并不是由于看到集体农庄可以有更高的产量和更大的收入而自愿登记，都是在忍受巨大的物质牺牲的条件下被迫参加的。农民的报复心理简直可以说是二十五年来苏联历史上的一种灾祸。斯大林时期的价格政策只使得农民的这种态度表现得更为坚决了。
而且，这个问题还不能看成单纯是心理上的反感。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集体农庄中的农民从他们那点一般不超过十分之四公顷的少得可怜的自留地上所获得的收入，相对说来，远远超过了他们参加集体农庄劳动所能得到的收入。即使从绝对数数值上来讲，他们从那一点私有的土地上所获得的现金和实物的收入，也常常和在集体农庄中的劳动收入相等，或甚至更多一些。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农民——他们既不是和斯大林或赫鲁晓夫一样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坚强拥护者，也不是对于合作化的财产具有神秘的无限热爱的利他主义者——始终尽一切努力尽量减少在集体农庄的土地上劳动，难道这还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吗？
在斯大林死去的时候，这死胡同的局面就已经非常明显了。这一世界第二工业国甚至连本国人民每日所需的面包都无法保证，至于黄油和肉就更不用提了。斯大林的继承人全都想出一切可能想到的办法来挽回这个局面。他们开始大大地提高了集体农庄强迫变售或自愿出售给国家的农产品的价格。他们帮助发展私人和集体农庄的畜牧业。他们降低了集体农庄庄员私人收入的所得税率。他们同时设法强迫农民更多地参加集体农庄的劳动，并以不能完成最低限量的劳动日便将收回自留地的规定作为一种威胁（见1956年3月10号公布的条例）。他们试图以在亚洲的生荒地上发展国营农场形式的巨大“粮食工厂”的办法以“绕过农民”。而所有这些办法所取得的结果似乎都是和他们所花费的精力不相适应的。
虽然某些只看到表面现象的人会相信赫鲁晓夫所做的努力始终都笼罩着胜利的灵光，可是精心阅读过这些年来谈论这一热闹问题的报纸的人，对这一问题只会有一种极不肯定的印象。1951年便不再听到有人提起的那个著名的“农业市镇”的计划在这里就不用提了，“玉米运动”仿佛也没有能够引起专家们的持久的热情。开垦生荒地现在也不像两年以前一样被看作是方灵药方了；1957年的歉收和生荒地的开垦是多少有些关系的，至于赫善晓夫1954年大声疾呼推行的棉花种植计划，最后也遭到了悲惨的失败。1957年乌兹别克斯坦的原棉的产量只达到二百七十五万吨，而根据第六个五年计划，预计这一共和国1958年的产量应为四百二十万吨，这一指标比原来的计划还减少了三百万吨（这原是为1955年定下的指标）。
农业机器站在苏联建济和农业中的作用
国营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站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一直担任着三种任务。这些机器站是巨大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它们是未经国有化的农业和国家经济之间的主要桥梁。由于它们对拖拉机的垄断，用于农业的拖拉机始终处于商品生产和流通之外。同时它们可以保证为国家取得相当一部分的农业产品，因为他们在协助集体农庄工作后可以得到实物报酬。最后它们还是国家对农村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它们既代表工人又代表官僚主义集团，而和名副其实的农民处于相对的地位。
毫无疑问斯大林根据过去的经验分配给机器站的这些任务所造成的浪费和损失并不是很小的。1950年1月19日的《真理报》告诉我们：在具有典型意义的库尔斯克地区，农业机器站的拖拉机一般总有30%是闲着的。在苏联发起一个运动大力推行赫鲁晓夫最近提出的改革方案的时候，各报纸又提出了一些更易令人信服的数字。许多农业机器站必须同时兼顾几个集体农庄，这就必然打乱了田地里的工作计划。常常在收获期最需要拖拉机的时候，集体农庄却找不到供它们使用的拖拉机，这就造成了收获的推迟和生产上的损失。
据上面曾经引用过的《十月》上的那篇文章报道，在许多农业机器站里，拖拉机是被“收藏”（如果这也可以叫收藏的话）在露天地里，一年中有十个月是放在大雨大雪里任其迅速磨损！这种“技术上的修正”——啊，神圣化的官僚机构！——事实上只是到了收获的前夕才制定出来的。国营农业机器站是一个运转极不灵活的官僚主义机器，由于它们要求农庄以实物做报酬，它们对于谷物的生产价格起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根据赫鲁晓夫的明斯克讲话，通过这种办法取得的麦子比国家从集体农庄取得的麦子要贵60%，比从国营农场取得的麦子要贵150%。
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有人一再提出建议要把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直接转交交给集体农庄。我们知道斯大林在他的最后的一本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曾和两位经济学家，沙尼纳和万格尔，争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曾经一再引用过的伊凡·费尼琴科在《十月》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曾经说明万格尔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文章记述了作者和方格尔的一段非常有趣的谈话，从他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理论家具正是狂热地相信，为了增加生产，就必须“提高农民的物质利益”这一原则。毫无疑问，其他一些专门研究农业问题的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也和万格尔一样对这个问题提出过自己的有系统的看法。
但是有趣的是提出应把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这种意见的，还并不只是一些理论家。德国南部资本家的重要机关报《德意志新闻和经济新闻》在1958年1月1日的一期上报道说，苏联科学院的农业专家们曾经谈到这样一件事：据说1955年在克里姆林宫一次盛大的招待会上，库班著名的非常富有的“俄罗斯”集体农庄的主席李斯金，曾对赫鲁晓夫讲过这样的话：
那么，尼基塔·谢尔盖维奇，你什么时候能够把为我们的集体农庄提供劳动工具的国营农业机器站卖给我呢？我可以付给你一千五百万卢布。好好想一想吧，尼基塔·谢尔盖维奇；到明年我就不会出那么大的价钱了。
事实上，在这件事发生了几个月之后，李斯金就任命自己为前面谈到的那个农业机器站的站长，而很快克里姆林宫也就对他的这种做法表示同意了。
明斯克讲话的前提
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所谈到的绝不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有许多迹象表明，其他一些富有的集体农庄的主席也都和李斯金一样能够独断独行。
从1957年年初开始，弗果尼奇国营农业机器站（在布里昂斯克地区）似乎曾把它的拖拉机和农业机器交给“列宁之路”集体农庄使用了整整一年（见1958年1月9日《农业经济》）。1957年10月在《十月》上发表的几篇文章，表明许多集体农庄（特别是莫斯科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集体农庄和基洛夫区的“边区十月”集体农庄）都已经买下了大批的拖拉机和农业机器。1957年12月10日的《真理报》和1957年8月16日的《东方真理报》都曾报道说，在其他许多地区，国营农业机器站和集体农庄已经联合组成了国营农场。而上面已经引用过的费尼琴科的那篇文章更列举了这一改革的几种不同的形式，而这种改革在苏联的许多地区已经都开始推行了。这篇文章同时还指出比方像在敖德萨地区，最富有的集体农庄已经占有了比国营农业机器站数量更大，质量更好的拖拉机队！而它并没有说明这些集体农庄是如何获得根据法律和种种特殊规定一律禁止买卖的这些生产资料的！
似乎可以肯定地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双重的运动；一方面官僚机构和一些农业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专家们在那里进行关于改革的讨论和实验，一方面国内许多地区的最富有的集体农庄掀起了一个自发地获得农业机器的运动。明斯克讲话，远远不能算作是发起一个运动的序幕，倒仿佛是给这一运动做出总结。在这篇讲话中所用的词句（“在同一块土地上不能同时存在两个主人”）实际上是从富有的集体农庄的主席和“改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的报告中，一字不易地搬用过来的，对他们的讲话，费尼琴科曾有过详细的报道。
另外，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改良主义者”，对于做出一般的结论的问题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他们一般总只限于主张“取消国营农业机器站和集体农庄之间的双重领导，”或者大力提倡“把拖拉机完全交给集体农庄。”至于所有权问题，他们一般都避而不谈；那些提出这一问题的人们也大都采取吞吞吐吐的方式：他们说，要让集体农庄事实上可以任意使用这些劳动工具，“也并不一定需要”让他们具有拖拉机的所有权。一位冒失的作家甚至肯定地说既然国家可以把几百万亩的土地交托给集体农庄，那又为什么不能把拖拉机交托给它们呢？特别是在尼基塔·赫鲁晓夫，完全不顾理论上的考虑，在只需要使用权就足够解决问题的地方，却还要赋予所有权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也真算是冒失吧。明天，关于土地本身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
改革的目的：提高生产和生产率
有些人对于改革所牵涉到的对农民阶级让步的问题表示怀疑。1958年3月5日，维克多·佐尔萨在《晨彻斯特卫报》上发表评论，他甚至说，这次改革可能“将结束赫鲁晓夫和农民一起度过的蜜月，”他以拖拉机的卖价作为根据，肯定国营农业机器站的取消得会使赫鲁晓夫受到很大的损害。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但是在这里让我们明确地指出，从这个角度来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忽略了构成这次改革的具体条件：那就是，赫鲁晓夫所做的努力是要提高苏联农业的生产和生产率，或者，像他自己常爱用的一种说法，“要在按人口计算的奶类和肉类的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如果我们相信，在开发生荒地的运动遭到部分失败以后，他还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那我们显然是在相信一种绝对不可能的事。
克里姆林宫力求增加生产和收益的愿望是不容怀疑的。赫鲁晓夫在他的论文中引用列宁的公式：“为面包而斗争也就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那显然绝不是偶然的。可是，正像经济学家万格尔对费尼琴科说过的，“农民是会计算的”（见《十月》月，1957年第11期），这一点也同样是不用怀疑的：他们很清楚从国营农业机器站租用拖拉机，每年需要花费多少租金。如果现在出售拖拉机的价格很高，结果使他们的生产成本不是降低，反而增高了，那么赫鲁晓夫的改革就只会导致生产停滞，而不是使生产提高。因此问题并不在这里。
万格尔坚持说，农民们自己会算账，他的话当然是对的。尽量以真正的、并非任意确定的价格作为基础来建立城市和农村、国家和集体农庄的交换关系，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一定有助于使苏联农业最后被纳入社会主义建济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改革措施，就其更广泛的作用来讲，显然是进步的。可是这种需要较长时间的纳入的过程和这一改革目前引起的直接反响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这一点却是很多人很容易忽略过去的。不管怎样，如果要判断改革的具体效用，我们就必须以这些反响作为我们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必须研究一下这一改革的特殊形式。要估计这次改革将使计划经济遭到什么样的风险，我们就必须以今天的现实，而不是以对未来的展望，作为我们的出发点；至少，为了了解这个问题的全貌，我们必须对它所产生的动力作一番分析，那也就是在未来几年中可能出现的经济上的变化。
所谓今天的现实，首先就是，农业生产一直未能，现在仍然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根本的问题，并不像某些大胆的评论家所提出的，“在卖价上施加压力”，也就是，拒绝购买“价钱过高的”生产品。十年之后，毫无疑问，人们将可以这样做，可是明年还不行，再过两年也还不行。
所谓今天的现实，其次是，看看目前积累资金的速度。目前这种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和它必然产生的庞大的完全不必要的管理费用，再加上谁也不知道将来会产生什么结果的军备竞赛，我们可以肯定说，国家绝不可能以相当低的价格对农村供应足够的消费品和“小”生产资料（特别是建筑材料），以求在农民的作风上引起真正的革命。一个农民只要他有一天可以看出；如果使集体农庄的生产增加一倍，他就可以一定在三年内弄到一所小石头房子，或者在两年内弄到一辆车子，那他就肯定会表现出十足的干劲。可是对三千万农民家庭来说，那一天还要远得很。
今天的现实的最后一点，是集体农庄彼此之间和各个集体农庄内部出现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赫鲁晓夫在他的明斯克讲话中曾举出莫希莱夫区的“情报局”与集体农庄作为例子说，这一农庄的生产比该区的平均产量高出五倍，而比全省的平均产量要高出六倍。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想象，这一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也一定相应地要比这一区域的农庄庄员的平均收入高得多。赫鲁晓夫对于鲁山利亚的“曙光”集体农庄的主席沃尔洛夫斯基大加赞扬，因为他是这次改革的“倡议者”之一。（见1957年第十二期《十月》所载一文。）现在这里的问题是，全国中最富有的一个集体农庄，共占有九千公顷可耕地（苏联全国集体农庄拥有土地的平均数只是一千公顷或者稍多一些），而它在一年之内却使自己的收入增加了一千七百万卢布（苏联集体农庄的平均收入是三十五万卢布）。至于莫斯科区的“高尔基”集体农庄，或库班地区的“俄罗斯”集体农庄，一如敖徳萨地区的“布琼尼”集体农庄一样，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具有特权的特殊分子，他们是集体农庄庄员中的“富农”。他们由于手中掌握着大量的流动资金，可以随时买下自己所需要的全部农业机器。
生产工具又一次变为了商品
可是另一方面还有四万中小集体农庄，它们的耕种面积大约平均七百五十公顷，每年的生产和收入常常不到富裕集体农庄的20%，或甚至10%，对它们来说，要自己买下拖拉机那就必然是个非常沉重，甚至是力所不及的负担。中央委员会已经通过的决议，容许这些集体农庄，在一个过渡时期中仍继续从国营农业机器站租用拖拉机，他们同时还看到将来可能必须供给他们一些低利率的贷款。可是，在整个这一段时间内，富有的和贫穷的集体农庄之间的不平等现象肯定将会更趋严重。
除此之外，这里还必然会产生新的司法上的问题。如果拖拉机已经变成了集体农庄的财产，那它们是不是有权把自己的拖拉机转租出去呢？特别是在它们依靠自己的正常生产日经通过折旧把机器的全部买价报销，因而可以以较低的租价出租这些拖拉机的时候，它们是不是一定会极愿意这样做以求得到一些额外的收入昵？等到折旧全部完成以后，这些拖拉机将“不再有任何价值”，那它们难道会不愿意把那些机器卖给附近较穷的集体农庄？反正不管卖什么价钱，它们都可以得到一笔“纯利”。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不是已经预见到这种变化的可能，采取了预防的措施。看来赫鲁晓夫最主要的是要依靠各集体农庄的主席，在打破农业生产的停滞现象的同时，更大力防止这种倾向。毫无疑问，近些年来差不多所有集体农庄，或至少绝大部分的农庄主席都是党员，他们大都是来自城市，由他们从内部来控制农民肯定比国营农业机器站“从内部”来控制要有效得多.可是我们要完全招信这些主席都有舍己为人的精神，那恐怕显然是要落空的。赫鲁晓夫对于国营农业机器站大大妨碍农业生产的官僚主义作风谈得非常多。可是他忘了，在大队的拖拉机和农业机器转移到集体农庄去以后，即使管理这些机器的不再是从前国营农业机器站里的那一批人，而是将机器交到一批新的管理人员、会计人员和工作人员的手中，国营农业机器站的那一套官僚主义作风也会跟着完全转移过去。南斯拉夫人和俄国人现在共同采用的那种著名的下放经济管理权的政策，其结果就完全是这样：只不过是把中央的官僚主义转移到各个地方去，而它对经济的压力和危害也丝毫并没有减少。
集体农庄内部的不平等是和集体农庄的官僚主义的发展成比例的。克拉斯诺达尔区的共产党书记曾经在1958年1月7日的《农业经济》上告诉我们，某某集体农庄的间接（非生产）开支现在已经比直接开支还要更大一些，某某集体农庄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每月自己分到的一部分收入，要比一个最好的农民高出五六倍之多。这些材料如果拿来和195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纳萨尔泽夫的一本书（《集体农庄的工作单位》）互相印证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倾向在苏联农业中是很长时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最近，“种植棉花的”集体农庄的官僚主义分子们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他们所谈到的开支庞大的情况已经使得莫斯科大为震惊。
如果集体农庄的最上层一直像一个特权的阶层随时维护着自己的特殊的利益，那我们真看不出他们为什么会拒绝利用赫鲁晓夫赋予他们的财产权益从中取利。一点不错，苏联的农民今天已经不像在二十年代末期一样，对社会具有举足重轻的作用。因而赫鲁晓夫的改革方案现在可能遇到的风险肯定要比那个时期小得多。
但尽管如此，把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的所有权韩移给集体农庄，仍然肯定是在国家对巨型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垄断方面打开了第一个缺口。通过这个缺口，在整个生产资料的领域中就必然会出现商品关系。汽油和机器零件也一定必须在市场上出卖。可是使生产资料变成了商品，那么生产资料就必然得服从市场法则，如果国家生产的成本太高，或者速度太快，那就会在这个领域中出现生产过剩的威胁，因而迫使国家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来出卖那些机器（也就是以牺牲工业的办法来辅助农业），要不然国家就必须减缓工业化的速度和降低农村的生产[1]。另一方面，如果拖拉机的生产量的增长仍然赶不上需要，那么那些拥有大量流动资金的集体农庄则将有可能抬高价格，从那些较穷的集体农庄中再把那些机器买回来（那些较穷的集体农庄，看到可以从中得到一份额外的收益，也会很愿意这样做），这样把超过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们再说一遍：这种做法，如果在二三十年前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危险，而今天这种危险性已经不是那么大，因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国家已经比从前更为强有力和富有得多，它能够很容易地调整不同等级的价格，工资和货币，借以限制集体农庄生产资料“市场”的这种自发的倾向。
可是不管谁只要一提到“市场”，就一定也会提到“自发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不管他自己愿意不愿意，赫鲁晓夫的改革使得这种倾向在它已经被根除的这一领域中又开始抬头了。附带说一句，正是这种情况绐斯大林的在苏联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带来了致命的打击。而且这种情况也使得那些已经遗忘的人现在又重新想起来，尽管苏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上的进步，它现在还远远没有能够克服过渡时期的种种矛盾，特别是城乡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甚至是和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所产生的矛盾全然无关的。
这一改革在反通货膨胀方面的作用
集体农庄的货币收入1952年是四百二十亿，到1956成年增加到了九百四十六亿。在这五年中这样分散出去的多余的购买力毫无意见估计总在一千五百亿卢布以上。这一部分购买力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将会用来购买工业消费品和建筑材料。可是仍有数量不小的一部分购买力在社会上存在。赫鲁哓夫的改革方案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拿出生产工具来作为交换，把这一部分过剩的购买力全部吸收过来。
赫鲁晓夫在他向最高苏维埃提出的报告中，曾说拖拉机的卖价将比生产成本略高一些。但是他的这种曾经使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大感兴趣的算计，对于集体农庄的农民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集体农庄的农民另有他自己的算计。直到现在为止，他们每年为了使用拖拉机必须付出一定数目的代价；如果一架拖拉机的使用年限我们假定它是十年，那么，如果拖拉机的卖价少于到现在为止他们每年付出的租金的十倍，那他们就会感到买下拖拉机是一件合算的买卖，这一点他们是决不会弄错的。
不管尽样，赫鲁晓夫肯定说，在经过他的改革之后，国家能够得到的麦子，将比通过国营农业机器站收取租金所得到的，只会更多，而不是更少。他凭什么希望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在他的明斯克讲话中，他解释说，由于拖拉机转入集体农庄的手中，麦子的生产成本就必然会降低，那么国家就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得到这些产品。他忘了，直到现在为止，国营农业机器站在把机器租给集体农庄使用的时候，是要农民以实物支付租金的。可是出卖拖拉机所得到的将只能是货币。在这以前，国家和城市可以从集体农庄生产的任何数量的增长中直接得到利益，因为集体农庄付给国营农业机器站的租金是按照固定的生产总量的百分比支付的。如兵把拖拉机卖给了集体农庄，那么国家和城市就只能从农业增产中获得间接的利盍，那也就是，可供交换的物资数量会更大一些，价格也可能更低一些，而这些正是改革所预期的目的。因此，赫鲁晓夫的整个改革计划，事实上是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农业的增产，希望这种增产的速度能够使国家降低向集体农庄收购麦子的价格，而不会因为麦价的下降引起生产的停滞和新的粮食不足的危机。
他的这种愿望是否全然荒诞无稽呢？我们还不敢这样说。以现在苏联农业机械化的情况来看，苏联农业共拥有一百七十万台拖拉机和四十五万台联合收割机，为了迅速增加生产，可供挖掘的潜力肯定是相当巨大的。可是这些潜力，只有在农民感到有足够的刺激使他愿意在生产上加倍努力的时候，才有可能被发动起来。这关系到耐久和半耐久的消费物资（和建筑材料）的卖价问题。说一句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的话，赫鲁哓夫的打算能否获得成功，其有赖于农业的程度至少和有赖于工业的程度是完全相等的。整个这一套增加农业产品的商业性的政策，只有在有愈来愈多的工业消费品流入农村，借以换取愈来愈多的麦子流入城市的情况下，才有成功的可能。如果流入农村的消费品数量不足，或甚至完全停顿，那么唯一降低农产品价格的办法，就只可能是像斯大林时期一样，由国家采取专断的措施。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万格尔的那一句说得很有趣的话：“农民是会计算的。”这种专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可能就会是农业生产的停滞，也就是在城市里将缺乏质量较好的商品粮食。
此外，很有意义的是，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中也考虑到了集体农庄希望得到商品的愿望（不管集体农庄官僚主义制度下的集体农庄成员的愿望是什么）。他建议在每一个区（在每一个州）建立一个委员会以便同国营农业机器站商讨购买机器的价格问题，并建议把决定出卖机器的数量问题也交由这一类的委员会去考虑。这就是一个对农民阶级和集体农庄官僚机构增加权力的要求大大让步的问题。这种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以前就已经提出的集体农庄实行自治和自行管理的要求实在具有无比巨大的重要性。其总的倾向是要使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政治生活上形成社会差异（《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和《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垮台》两文[2]都曾强调指出这一倾向）。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有些人相信国家的（多少带有“恐怖性质”的）力量已足以消除赫鲁晓夫的改革方案可能遇到的风险，实际是如何的错误。自从新经济政策取消以后，克里姆林宫现在是第一次面临一种最纯粹的、也就是商业形式的农民问题。只有在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相互关系的变化，不会像斯大林时期那样不利于农民和不打击他们的生产热情的时候，这种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
合作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
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在他最后的一部作品中所提出的“理论性的警告”采取那样一种完全漠视的态度，绝不只是使得西方的观察家们觉得茫然的。这位第一书记自己，在他准备提交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中，也认识到，“某些同志”始终坚持反对把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他的回答所采用的“辩证”的形式是和斯大林的那一套非常相似的：恰恰就是因为”国家所有制同合作社所有制比较起来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最高形式，所以就必须首先加强”合作社所有制，以便将来并入国家所有制：
全民所有制［更精确地说：国家所有制（笔者）]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高形式，而集体农庄所有制只代表社会主义经济较低的形式。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逐渐提高集体农庄所有制的社会化水平，以便最后达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要达到这一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同时使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得到加强”和逐步的全面地发展”（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继埃会议上报告的提纲。）
不管从形式逻辑还是从辩证逻辑的观点来看，这一“提纲”所包含的错误简直和它所用的字数相等。国家所有制并不是社会所有制的最高形式，而是它的最原始的形式。集体农庄所有制根本不是什么社会所有制的形式，而只是从个人所有制变成社会所有制的一种过渡形式。在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完全消灭财产所有权的最后形式将不是什么“集体农庄所有制将会并入的国家所有制”，而是按照其历史意义的合作社所有制，是恩格斯所说的，属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组成的自由公社”的所有制。
某些“理论家”甚至比他们的主人还更为大胆，他们竞毫不犹豫地把明天的这种“公社”和今天的集体农庄混为一谈：沃尔洛夫斯基在我们上面已经引用过的发表在《十月》（1957年第十二期）上的一篇文章中就是这样作的。这种比喻完全是荒唐可笑的。恩格斯所谈到的“公社”将不只是一个“农业”公社，而是一个社会集体，在这里城乡差别已经不复存在，在这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已经进入了逐渐消失的过程。拿这种明天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来同今天苏联的才刚刚计划修建第一个剧院的最富有的集体农庄相提并论，是在苏联人民的眼中侮辱了共产主义。
从现实的意义来讲——在这方面赫鲁晓夫是对的——他的意思是，与其空谈“集体农庄的逐步消亡”，不如设法保证苏联工人的面包、牛奶和肉类的需要。如果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把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那无可怀疑显然是一种无法逃避的让步。可是为了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他的论点，他就必然不得不承认，不但说不上“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现在离开阶级的消灭，离开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还要远得很。
一点不错，沃尔洛夫斯基曾经谈到从双方面来增强集体农庄所有制，即牺牲国营农业机器站的（那也就是国家的）财产和牺牲集体农庄的私有财产。在明斯克讲话中，实际也有类似的论调，不过是以一种更为谨慎的形式提出来罢了。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对自留地增加压力的迹象，而且赫鲁晓夫和沃尔洛夫斯基都提出过希望农民“自愿放弃”他们私养的牲畜问题。耕鲁晓夫引用他自己的家乡，卡林诺夫卡村的一个例子，说明农村妇女所需要的是牛奶，不是奶牛；如果集体农庄能够保证她们在参加较少的劳动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多的牛奶，那她们又为什么会拒绝交出自己的奶牛呢？沃尔洛夫斯基甚至描绘出了一幅共产主义的图景，集体农庄对它们的庄员说：“你需要粮食、蔬菜、水果去吗？去拿吧，你可以要多少拿多少。”
这幅图景是挑选得很好的，它事实上表明了在农村从心理上消灭私有财产（以及私有财产的思想）的道路：现在需要做的只是进行实际的体验，养成富裕生活和共产主义分配方式的习惯以便保证它们通过和平的方式逐步消灭。
可是如果我仍把这种图景和赫鲁晓夫的改革方案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它们彼此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这种改革并不是朝共产主义分配的方向前进了一步；而是朝着农村生活进一步商业化的方向后退了一步。如果有谁相信我们能够同时朝着商业化的方面改变国家和集体农庄的关系，而又能够（且不说真正消灭）渐渐减少集体农庄庄员独自发家致富的愿望，那实际就是否认一切经济法则。如果集体农庄可以按照市场竞争的价格（这是赫鲁晓夫的新的理想）把麦子卖给国家，那么“按需分配”的原则对它就不能使用。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农民都会有兴趣创造一条通往城市的小小的商业通道，因为城市对于奶类和肉类食品仍然还有很大的胃口。因而赫鲁晓夫的目的在于掩盖改革的后退性质的辩证论调，由于没有说明为什么必须做好准备以便对付这种后退将产生的危险，就显得含有更大的危险性。
我们很怀疑，苏联的无产阶级会因为赫鲁晓夫对农村让步而或到恐惧：苏联的无产阶级和第一书记自己一样，更关心的是面包、黄油和肉类，而对于向社会主义（还不要说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辩证法则是并不那么关心的。可是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对于这一让步所引起的理论上的问题，是决不会完全漠不关心的。这一改革所引起的新的讨论的浪潮，一定会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半公开半秘密地继续下去，一直到形成一种政治生活的新生。从拖拉机所有权的转移到计划化经济的问题，从“向共产主义过渡”到工人管理工厂的问题——所有这些由苏联今天的现实提出的问题，都将进一步使官僚主义统治集团已经钻进去的死胡同更完全失去出路。尽量阐明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失败的原因；阐明在一个较高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工农联盟的必要；阐明重新组织以城市和农村的消费需要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的必要——这就是先锋队的思想意识应该采取的道路，这样他们就会得到一个无法逃避的结论：为了使苏联经济最后在各个方面都能完全实现自己所提出的目标，就必须进行一次政治革命来重建苏联的民主！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1958年春季号）
译文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7月出版
[1]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中显然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他写道：“许多机器厂现在在生产着质量很坏、在农业上不能很好地利用的机器，这些机器全都”在国营农业机器站里”闲置着，许多年也没有拿来使用，最后显然都要变成废铁了，在新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就会看到情况完全变了。集体农庄将不会愿意购买它们的产品，那么这些工厂就必然得尽快改进它们生产的农业机器。”
[2]这两个文件已译载于《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一章。——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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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履锵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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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履锵文存
周履锵自编
2022年
一、往事
1．听彭述之讲课
2．意因同志
二、杂篇
1．浩气如虹——读陈独秀赠刘海粟联
2．关于《陈独秀致申报编辑部信》的断句
3．公理与强权
4．绿叶上的诗
5．多伊彻《先知三部曲》中译本出版经过
6．《王凡西晚年札记》读校后记
7．托洛茨基文集补遗译稿整理经过
三、书简
1．与王凡西通信
（第一至二十封）
（第二十一至四十封）
（第四十一至六十封）
（第六十一至八十三封，及附件）
2．隔海书简
四、贺寿
1．贺印大姐九十大寿
2．贺百岁
五、缅怀
3．与周仁辛同志的情谊
4．缅怀李永爵同志
5．根叔——纪念王凡西同志
6．缅怀王凡西同志（存目）
7．悼念赵青音大姐
8．悼父母
9．悼弟弟
10．落花流水归去也，天上人间
11．解连环
12．悼亡妻慧初
13．江城子
14．卅年祭
15．悼亡儿
六、附录
1．自撰简要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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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为资本主义辩护（约瑟夫·汉森（JosephHansen），1945年6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瑟·韩生
HayekPleadsforCapitalism
哈耶克为资本主义辩护
约瑟夫·汉森（JosephHansen）1945年6月
素侠云雪译
来源：《第四国际》（FourthInternational）1945年6月号，第181—187页
按：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首次于1944年3月在英国出版，9月在美国出版，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约瑟夫·汉森（也译韩生）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本文发表于1945年6月。
《通往奴役之路》在中国影响甚大，各国左翼反驳该书的文章也非常多。本文指出《通往奴役之路》的主要读者群是吸收畏惧于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服务对象则是垄断寡头；本文还指出哈耶克一些与法西斯言辞相近之处，而推崇哈耶克的中国自由派大量去推崇美国极右翼特朗普，正对应了此文所指。
哈耶克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写道：“献给所有党派的社会主义者。”尽管有这种奉献精神，人们可能认为这是要将其读者限制在左翼政治运动中，但该书长期以来一直广受臭名昭著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圈子欢迎。例如，《纽约时报》称赞该书“推理严谨”、“无情的逻辑”、“令人印象深刻的权威”，并认为它不亚于“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书籍之一”。据报道，当地商会显然同意《纽约时报》的裁决，正在批量订购《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献给所有党派的社会主义者”的信息实际上可归结为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这一大企业古老主题的变格。哈耶克能在反动圈子中突然流行，无疑是由于他为人们所熟悉的商会反社会主义的论点提供了明确的帮助。
必须承认，与大多数专业的反共分子和资本主义捍卫者相比，哈耶克的表现有些不同寻常。哈耶克挑选自己的听众并限定自己的意图。要理解哈耶克论证的意图（这些论证本身非常薄弱且易于答复），有必要首先设想他所针对的个体的类型。这个人不是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把自己的宣传指向那些倾向于将社会主义作为结束资本主义持续战争和萧条的唯一手段的小资产阶级。他试图阻止他们进一步积极参与社会主义运动，并为他们提供通往反动的桥梁。因此，该书可以归类为一种转向宣传，希望将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从怀疑情绪一步步引导到拒绝社会主义和完全支持资本主义的阶段。
一、转变的开始
作者很早就确立了自己作为经济学家和成功教授的权威；但直到后来他谈到他的整个论证所依赖的关键问题时，他才严重依赖这种权威。在他的开场白中，他更喜欢奉承读者的智慧，以逻辑学家的风格说话并寻求共同的兴趣基础。在序言中，他暗示自己“年轻时”也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他仍然是一个具有“那些终极价值”的理想主义者。他正在自我牺牲，尽管“有各种合适的理由不必写作或出版这部书”，他还是痛苦地履行了他的“责任”，说了出来。[1]
在引言中，哈耶克寻求与他的读者建立额外的情感联系。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罕见的错误。这简直太人性化了！此外，相信社会主义源于最好的意图。
如果我们要挑出一些其见解能影响各种发展的人，那么在民主国家中，他们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社会主义者。如果强调‘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已不再时髦的话，这仅仅是因为事实太明显不过了。”[2]
这位博学教授的断言充满了谎言。例如，社会主义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仰，至少在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堡垒美国不是。仍然只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才宣称自己信仰社会主义。“见解能影响各种发展”的人并非“都是社会主义者”。然而，这与哈耶克无关。他正在向那些厌恶斯大林主义发展的小资产阶级发出情感诉求，他们困惑于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表面相似之处，绝望于纯正马克思主义的明显弱点，并被资产阶级战争宣传的浪潮席卷而去。正如我们将一再看到的那样，哈耶克教授的主要目的是与他的读者在情感上建立融洽关系，以便将对方变成社会主义的敌人。他继续说：“如果那些现在由于他们的深信不疑而赋予这个运动以一种不可抗拒力的人们，开始认识到迄今只有少数人所忧虑的事情，那么他们就可能因为恐惧而退缩，放弃半个世纪以来吸引了这么多善良的人去进行的那种追求吗？”[3]观察教授为放弃“追求”提供的巧妙合理化：“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4]
大多数已经开始悔恨自己的社会主义青年时代的小资产阶级，想必会很快同意教授的观点，即想象不出更大的悲剧。然而，一个灵魂病态的小资产者，如果还没有完全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丝痕迹，可能会要求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这场难以想象的悲剧适用于社会主义。哈耶克旨在提供这样的“证据”。
“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哈耶克解释说，他们寻求社会主义是为了追求更大的自由。但“社会主义意味着奴役”，而不是带来更大的自由。作为证据，哈耶克引用了上世纪“自由主义”学派的资本主义政治思想家，他声称拥护该学派，并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例子来证实他们警告过社会主义的危险，当然也不要忘记，他同样还在指责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政权。[5]
“但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截然相反的！”可能会让读者大吃一惊。“这并不意味着法西斯主义或堕落的斯大林主义的真实情况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逻辑学教授不动声色地回答：
也许更好的是，将那些能应用于多种多样的目标的方法称为集体主义，并把社会主义视为这个类属中的一个种类。尽管对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来说，只有一种集体主义代表真正的社会主义，然而，必须时常牢记的是，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一种，因而符合集体主义本身的一切东西也必定适用于社会主义。[6]
这就是《纽约时报》所推崇的“推理严谨”和“无情的逻辑”。我们可以同意，它是一种逻辑——资产阶级思想彻底腐朽时期的逻辑特征。任何能够阅读媒体的人都可以看出这种逻辑如何很好地反映了现实。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追捕社会主义者，谋杀他们。在“民主国家”中，“见解能影响各种发展”的人现在正准备用鲜血淹没正在兴起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在哈耶克的逻辑中，彼此绝对矛盾的运动是就是一类运动，并且发音相同。
对于一个正在倒退的小资产阶级来说，哈耶克的思维方式“可能更可取”。一旦接受，其他一切都会“无情地”接踵而至，包括推翻马克思主义。
当然，哈耶克的逻辑并非独创。他只是更大胆地陈述了整个学派最低级的假设，即坚持纳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孪生兄弟；纳粹德国和苏俄是一个属的物种；斯大林主义者和纳粹分子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阶级的代表。哈耶克的方法就是小资产阶级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的特征。它对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叛徒的吸引力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证明，最近最突出的例子之一是詹姆斯·伯纳姆（JamesBurnham），哈耶克在脚注中赞美了他。[7]
在他的意图需要的地方，我们的资产阶级专家不仅融合了不可融合的东西，而且分割了不可分割的东西。这给了他的逻辑一种对称性，即应该取悦小资产阶级的眼睛。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叛徒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手段和目标的问题，以便构建适当的合理化言辞来掩盖他们根本上的倒退。哈耶克并没有忽视这种资产阶级宣传的强大工具。“我们在本书中将要提到的一切后果，”他宣称，“都源于集体主义的方法，而与这些方法所运用于的目标没有关系。”[8]哈耶克就是这样在手段和目的之间砸下一把斧头。相反，在辩证逻辑中，手段和目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革命者以建立工人阶级政党为目的，使其成为达到新目标——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而无产阶级专政反过来又成为开创和平富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然而，哈耶克的逻辑对“手段”进行了任意抽象，将其从“目的”中截断，并像打开一个空袋子一样，他可以在袋子中放置他需要的任何内容来“证明”他的论点。
唯有灵魂病态的小资产阶级，无法清晰地思考，才会被逻辑如此“无情”地接纳。但哈耶克所针对的正是这样的人。为了将小资产阶级从马克思主义驱赶出去，而任意分离目标与手段的效果已多次得以实现。我不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中是否有人没有经历过为“手段和目的”而汗涔涔下的阶段。现在，这是资产阶级宣传中的标准论据。
哈耶克非常具体地描绘了社会主义手段的危险和恐怖。他的主要展品之一是计划。这位资本主义秩序的代言人认为，计划会导致与它所要实现的目标完全相反的结果。在教授眼中，计划不是实现更大的自由的手段，而是导致奴役和混乱的手段。在法西斯统治下失去了自由，但法西斯只是集体主义的一种，社会主义是另一种集体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统治下与在法西斯统治下一样，会同等地丧失自由。或者更深入理解哈耶克的逻辑深渊：因为目标（哈耶克暗示无论意图好坏）与使用某些手段所发生的事情无关，而且由于计划本质上是一种不好的手段，所以无论谁使用计划，恶果随之而来；但是计划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因此……
事实如此广为人知，但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最神志不清的小资产者也会让自己接受这样的“推理”。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都用“计划”来镇压工人阶级，降低生活水平，加剧剥削，团结资产阶级，通过帝国主义战争争夺世界霸权。这个“结局”无关乎意图的善恶。资产阶级利用法西斯“计划”来维持其统治。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计划始于剥夺资本家财产，扩大生产机器，提高生活水平，并通过总体计划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来平衡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计划也与意图的善恶无关。这是工人阶级必须用来保护自己免于彻底瓦解的手段。同时计划也成为结束阶级斗争的手段。在法西斯主义下，阶级斗争仍在继续；在社会主义下，阶级最终会消亡。
不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能看到哈耶克分析计划时的谬误。每个了解阶级斗争的人、每个资本家都可以看到，计划的结果并不隐含在作为手段本身的计划中，而是隐含在什么阶级制定“计划”以及为了什么目的制定“计划”中。然而，鲜有人知晓《通往奴役之路》的阶级斗争。“无情的逻辑”和“严谨的推理”取代了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生活现实。这样拒绝阶级分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特征。
小资产阶级要驱除阶级斗争；他厌倦了。因此，哈耶克的论证意图必然会遵循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传统模式。
哈耶克仍然没有完成为他的读者提供一系列合理化解释的任务，以“证明”计划的内在弊端。他只是通过恐怖表演完成这一任务。人性似乎是这样构成的，不可能就集中性计划的所有庞大复杂的小细节达成共识。一些地区会因为没有得到与地理位置优越的地区同等的资源开发而感到痛苦和被轻视；计划经济下必须把权威委托给一个中央机构；这个中央机构可任意统治；因此个人自由将消失。所以，每个害怕失去个人“自由”的小资产阶级都能看出，没有比计划更大的悲剧了。
二、恐怖之恐怖
哈耶克没有考虑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计划社会的任何学说。他甚至不考虑苏联计划的创造者列夫·托洛茨基的观点，该计划使这个落后的国家在不到二十五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数百年的经济发展。因此，哈耶克在理论和实践中展现出一幅高度扭曲的计划图景。首先，他把计划经济配置给将来互相争斗的国家，而非没有国界的统一世界经济中。其次，他设想阶级对立会持续存在，这将导致各个孤立国家内部的计划冲突。第三，他坚持认为计划经济会带来短缺经济，而短缺经济会引发关于国民收入分配的群体斗争。哈耶克指望他的读者接受这些遗漏和歪曲。显然，这位博学的教授认为他的读者完全不熟悉关于计划经济的文献。
实现社会主义的另一种手段，即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同样遭到我们的唯心主义道德家的反对。由于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最终解决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手段，资产阶级宣传家自然会对这个主题产生深厚的兴趣。此外，病态的小资产阶级正是在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中，体验到最严重的厌恶情绪和逃跑的冲动。不仅对工人阶级，而且对处于工人对立面的资产阶级而言，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都是当今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家不择手段地攻击、阻碍、阻止这样一个党的建立，并且在工人政党出现时，必要时会用武力和暴力粉碎它。哈耶克也将革命党问题置于其讨论中。
依照他的“无情逻辑”，他再次融合了对立面：
实际上，在德国和意大利，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无须首创好多东西。渗透于生活各个方面新政治运动的各种做法，已由社会主义者采用过了。将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活动囊括在内的一个政党，要求指导个人对每一事物的意见，并且喜欢把一切问题都变成党的世界观问题，这样一个政党的观念都首先由社会主义者付诸实践了。[9]
现在，社会主义确实是从工人阶级历史利益的角度来处理所有社会问题。资产阶级政治家从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为资产阶级做同样的事情。但有一点并不正确，即哈耶克断定所谓法西斯的“做法”是“由社会主义者”引入的。事实上，法西斯主义的“做法”要比社会主义运动古老得多。如果人们想知道这种做法，那么可以看所有压迫阶级或种姓的统治受到被压迫者威胁时会怎么做。在宗教裁判所的传统中，法西斯主义延续了极其古老的“做法”。识别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同识别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和和迫害者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如此，哈耶克仍冷静地宣称：“在德国，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能比较容易地转变为纳粹分子，或者情形正相反，这是尽人皆知的……”[10]哈耶克区别纳粹分子和德国反纳粹分子的唯一方法是，称后者为“旧”社会主义者，而称纳粹为他们的后裔——“新”社会主义者。二者间的斗争被简单描述为派系争吵，其中更有活力的一方获胜。
哈耶克向他的小资产阶级听众保证，社会主义政党“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由最好的分子，而只能由最坏的分子来建立”。[11]这位博学的经济学家就像巫医在鸡的内脏中探查“原因”一样郑重其事，列出了社会主义吸引最坏的分子的三个“原因”。
首先，“如果我们希望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我们必须降到道德和智力标准比较低级的地方去，在那里比较原始的和‘共同’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如果需要一个人数众多的……而是那些构成‘群众’、很少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人，是那些能够把人数方面的分量作为他们的理想后盾的人。”[12]这被公认为许多马克思主义叛徒的主题曲，他们最终将成为当前秩序的奴性支持者。然而，就像著名的罗蕾莱之歌一样，它似乎对这些小资产阶级水手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13]
其次，在高贵的贵族哈耶克看来，这样的“因素”需要一个“潜在的独裁者”。这位独裁者“将能够得到一切温顺的和轻信的人的支持，他们没有自己的坚定信念，但大声地、喋喋不休地向他们鼓吹这种体系就会就范。壮大极权主义政党队伍的，正是那些思想模糊、不健全并容易动摇的人以及那些感情与情绪容易冲动的人”。[14]当然，这一切都给哈耶克早先关于社会主义者的崇高理想主义、他自己过去的社会主义以及那些“影响事态发展”的社会主义观点的善意言论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这种宣传无疑打动了正在反对社会主义、对“区别封闭组织的成员与非成员”感到不安的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哈耶克的目的是塑造和表达这种人逃离无产阶级政党特性（纪律性、单一目标、积极活动及要求以强大的勇气和顽强精神积极反对世界反动派）的情绪。
哈耶克的第三个“原因”并没有超越他那无情的逻辑。“人们赞同一个消极的纲领，即对敌人的憎恨，对富人的嫉妒，比赞同一项积极的任务要容易些，这看起来几乎是人性的一个法则。”[15]社会主义因此是消极的，会诉诸于排除人性法则（指严格依照哈耶克所强调的人性法则）的消极本性，即人们会在事件的压力下团结起来，制定有时甚至彻底重塑社会的积极计划。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纲领只有破坏性；它只会攻击“犹太人”和那些境况较好的人（如“富农”和资本家）。哈耶克以对资产阶级教授来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权威”发表这些恶毒的诽谤。他希望他的读者接受这些垃圾，这有趣地表明资产阶级宣传家并不了解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纲领。
三、个人诚信与党
哈耶克显然仔细研究了从社会主义撤退的典型人物，如伊斯曼（Eastman）、莱昂斯（Lyons）、伯纳姆（Burnham）等叛徒，因为他耸人听闻地描述了无产阶级政党成员的道德品质的退化，并以此来结束他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恐怖故事。
用目的说明手段的正当性这个原则，在个人主义道德里面被认为是对一切道德的否定。而它在集体主义的道德里面却必然成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坚定彻底的集体主义者绝对不许做的事简直是没有的……他的良心不允许他做的事是没有的……[16]
哈耶克似乎忘记了，党只吸引“最坏的分子”，这些人想必没良心，但这良心现在突然变得引人注目。然而，这还只是小事一桩。当你打开所有的音阶时，某些和弦必然会听起来不和谐。不过音量弥补了这种不和谐。
当退却的小资产者读到哈耶克描述的“典型的德国人”时，一想到自己差点陷入社会主义运动的泥潭，敏感的灵魂不自觉地缩了缩。是的，奇怪的巧合，当盟军接近他们在德国的目标时，哈耶克对典型社会主义者的描述实际上变成了“典型德国人”的描述。
哈耶克将纳粹分子和社会主义者混为一谈，使他的读者无法区分他在各个特定的断言中所指究竟为谁。然而，他的意图显然是利用他无情的逻辑中可用的一切手段，无论多么卑鄙，以描绘社会主义运动的邪恶画面。因此，他宣布：
由于这些目标的确定是最高领导单独作出的，充当他们的工具的人就绝不能有自己的道德信念。他们首先必须无保留地委身于领导者本人；除此之外最要紧的是，他们应当完全没有原则，并且名副其实地做到不择手段。他们绝不能有自己想要实现的理想；他们应当不持可能会妨碍领导者意图的是非观念。[17]
哈耶克如此强烈地强调这一点，以至于研究过他们工作领域的资产阶级宣传家似乎认为这是一个异常有效的论点：
由此产生出来的一般的知识界氛围，由此酿成的对于真理的完全犬儒主义的态度，甚至对真理意义的意识的丧失、独立探索的精神和对理性信念所具力量的信心的消逝，以及在每个知识分子中所存在的意见分歧都成为须由当权者加以决定的政治问题的这种情况，这一切都是必须身历其境才能体会到的——任何简短的叙述都不能够表达它们的程度。最惊人的事实也许是：对智识自由（intellectualliberty）的厌恶，不只在极权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才发生，而是也到处发生在所有抱有集体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和那些仍保有自由主义制度的国家里被拥戴为知识界领袖的知识分子当中。[18]
需要再次指出的是，哈耶克并没有具体说明这些罪恶是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所特有的，相反，他将社会主义融入了他的混合物中。显然，他把他的小资产阶级听众的严重无知——或一厢情愿——当作了这种诋毁的沃土。众所周知，在独立思想的历史上，在反抗最强大的压迫势力的历史中，巨人立于社会主义运动中。在哈耶克苍白病态的世界中，有哪些人物可以达到马克思、恩格斯、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德布斯、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鞋面？或者说，能达到任何反主流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普通成员的鞋帮？
四、丰裕能否实现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经济巫医的“严谨推理”已经“证明”计划会导致奴役，无产阶级政党会吸引最坏的分子，社会主义道德“必然”导致那些“让我们恐惧的极权主义政权的可怕特征”。这似乎足以武装哈耶克所吸引的最摇摆不定的圈子。然而，教授意识到他必须跨越另一个障碍。
归根结底，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能否极大提高世界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已经确定了如何通过有效利用现有资源、运输和工厂，来消除失业、停止战争，以合理的计划结束经济混乱，以及以科学的密集应用来尽早扩大生产体系。有很多关于能否实现丰裕的调查；如果不做更多的事情，而是让现有的机器满负荷运转，才是最保守的、最浮夸的观点。军工生产的经验让每个工人都看到了现代工厂的潜力。他只需要想象用和平时期的商品来替换当前倾泻而出的破坏性产品，就可以大致了解在真正理性的制度下可以做什么。
然而，我们的资本主义经济代表试图说服他的小资产阶级读者反对这个关键点：
人们认为确实不应再有经济问题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还由于一些不负责任的关于“潜在的丰裕”的谈论而得到加强，因为所谓“潜在的丰裕”，如果竟是事实，自然将意味着没有什么经济问题使选择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虽然这个圈套自从社会主义出现以来一直在各种名义下为社会主义宣传所利用，但它仍然是和一百多年以前首次使用它时一样明显不真实。在这样长的时间内，那些使用它的许多人中，没有一个曾经拿出一个可行的计划，说明应如何增加生产以便哪怕是在西欧消除我们所认为的贫困现象——且不说在全世界。读者可能认为：任何谈论所谓“潜在的丰裕”的人或者是不诚实，或者是不知道他所谈论的是什么。[19]
在其他地方，哈耶克谈到了“关于‘潜在的丰裕’和不可避免的垄断趋势的陈词滥调和无根无据的一概而论”[20]……以及“受到精心培养起来的，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是不合理的那种信念的支配，受到有关‘潜在的丰裕’的伪称、有关垄断趋势不可避免的伪论。”[21]我们将跳过关于没有什么“可行的计划”曾为西欧或世界增加产量的谎言，而只考虑哈耶克关于潜在的丰裕这个“神话”的主要观点。鉴于已经做过的调查、苏联的实践经验和军工生产的证据，一个聪明的工人至少会期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尝试证明自己那厚颜无耻的断言。但哈耶克并不为聪明的工人等“最糟糕的元素”而写作。要证明人类永远无法实现经济丰裕？哈耶克什么证据也没提供。毫无疑问，他计算出，他所吸引的小资产阶级会满意于出版商在书本护套上的声明，即哈耶克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前“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所长和维也纳大学经济学讲师”，目前是“伦敦经济学院教员”。用《纽约时报》的话说，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权威”。只有在“道德和智力水平较低的地区，最原始的和‘共同的’本能和品味才会占据主导地位”，你才能找到这样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教授需要证明的因素。哈耶克只是回避讨论他的整个论证所依据的基本假设。很难找到一种更轻蔑的方式来鄙视哈耶克的小资产阶级听众的智慧。
哈耶克以他无情的方式确定潜在的丰裕只是一个“神话”，然后继续他的逻辑的下一环节。下一环节涉及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这是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逃离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喘息点。其实，如果无法实现经济丰裕，那么社会主义就并不必然实现。只有在生产已达到如此丰裕的程度，以至于种姓、阶级等利己群体没有形成的基础时，全面计划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只要短缺盛行，争夺主要份额的无情斗争就会持续下去。然而，当这个驱动轮停顿时，世界社会的理性计划不仅变得可行，而且不可避免。
为了对“必然性”感到懊悔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哈耶克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人们“对历史必然遵循的法则一无所知”，他在《引言》中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什么发展是必然的。”这种观点是在彻底瓦解科学，认为任何现象的发展过程都不可能有什么决定因素。
事实是，哈耶克得意洋洋地宣布“计划”并非不可避免。
认为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信念，其特有的基础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那些经济学的谬论，包括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垄断组织的普遍发展这种假想的必然性、所谓‘潜在的丰裕’以及在这类著作中出现的所有其他流行的口号。[22]
你能确定“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垄断组织的普遍发展”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有机趋势的表现吗？可能会有人这样问小资产阶级读者，希望能消除他最后的疑惑。当然，教授保证会去安慰：“竞争”在被消除，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固有的有机变化，而是“深思熟虑的政策的结果”。然而，像哈耶克所说的“深思熟虑的政策”，即国家主义的发展，并不表明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没有规律、缺乏必然性。相反，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生产资料已经变得如此丰富、复杂和高度社会化，以至于引入社会（即政府）的总体监督是不可抗拒的趋势。这种趋势可能发生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下，不过这样只会加剧阶级斗争，像德国那样在血腥冲突中暂时解决它；也可能发生在多数人的统治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开始消灭阶级对立，以新社会的整体利益为基础制定计划。
在哈耶克看来，要阻止计划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就需要改变政府政策。
哈耶克的小资产阶级听众应该乐于接受这种被虫蛀了的假设，即政府不是统治阶级的管理工具，而是一种凌驾于阶级之上的独立力量，可以用说服的方法，在不停止“技术变革”的情况下，通过改变政策来恢复“竞争”。
除了正面攻击社会主义之外，哈耶克还反对乌托邦，以便为他的小资产阶级客户留下一个积极的纲领。但他所倡导的乌托邦无非就是“竞争”社会。
竞争的乌托邦相当模糊。他从来未清楚勾勒出各个阶级。我们不知道这个安乐乡中是否还有这些阶级。竞争的乌托邦似乎由小商人、工匠和农民组成，他们都在市场上竞争相当平等的资源，都依照法制（即预先制定的固定游戏规则）参与竞争，只有“运气”和“企业”会决定谁最成功。哈耶克给这样的制度贴上“自由”的标签，并声称这将是可能的世界中最道德的制度，哈耶克的“某些终极价值观”将在其中得到最大的体现。这个乌托邦虽蒙了雾，但至少它的“自由”内容是清晰的，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开始，就一直在他的小资产阶级读者耳中敲响“自由”之音。这“自由”是购买的自由、销售的自由、剥削的自由、获利的自由，以及偶尔发动战争的自由。这就是哈耶克想要替代计划经济的“奴役”的自由。他相信正确的政府政策能实现这一目标。
竞争的乌托邦最像街角杂货贩所梦想的自由世界，街对面的连锁店可以用特价销售带走他的顾客。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哈耶克教授希望这个乌托邦能吸引那些阅读《通往奴役之路》的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从而为他们提供一个代替为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秩序而奋斗的理想。
不幸的是，这是一个反动的乌托邦，哈耶克自己的宣言就很容易证明这点。“我们这一代已经忘记，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仅对有产者来说是这样，而且对无产者来说一点也不少。”[23]因此，竞争的乌托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即以拥有、控制和榨取国家资源和经济体系的个人为基础。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基石。
众所周知，这个制度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发展出明显的不平等。哈耶克为不平等辩护：
在一个自由企业的制度下，机会是不均等的。因为这种制度必须以私人财产和遗产（虽然这或许不是同样的必要）以及由两者所造成的机会差别为基础。[24]
因此，竞争的乌托邦这个舒适的小王国已经成长为一个非常真实的杀戮性资本主义社会，在哈耶克的允许下，六十个家族可以而且确实构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寡头政治。听听这句名副其实地称赞亨利·福特的赞美诗：“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实践自由的工具之一。在当今社会中，只有钱才向穷人开放了一个惊人的选择范围……”[25]更进一步，“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试问谁会否认这一点呢？”[26]
竞争的乌托邦甚至有它的失业者。哈耶克对这些不幸的人深表同情，认为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事实上他甚至提出了一个解决失业的方案，那些从未在竞争的乌托邦遭遇过失业，但知道美国六十个家族的严酷状况的人应该很熟悉这种解决方案。例如，我们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认为，“必须允许那些在战时所得工资比较高，而此刻又无法按同样高的工资被雇佣的人失业，直到他们情愿接受工资较低的工作为止。”[27]这种解决方案无疑将满足哈耶克的“终极道德价值观”，即给幸运者提供他们想要的工资的自由，以及给不幸的失业者提供挨饿的自由。
竞争的乌托邦并不像其创造者所假称的那么美好。甚至会出现这样的紧急情况，为了维护自由和竞争，需要暂时中止自由和竞争。“自由社会绝不能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这条规则的唯一例外，”我们的人道主义宣称，“就是战争和其他暂时性的灾难。”我们假定他所讲的“灾难”是指罢工、失业者示威和无产阶级起义。
五、哈耶克与帝国主义战争
在让小资产阶级皈依者接受私有制原则之后，哈耶克完成了自己的转变，以支持当前的秩序，他无疑希望自己的皈依者能信任地效仿。他顺便攻击托拉斯——你如果不蛊惑性攻击托拉斯，怎能吸引小资产阶级呢？——但这并没有使哈耶克偏离自己的主要目的，即争取人们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这场战争是由远离小资产阶级乌托邦的一些非常真实的托拉斯发动的。他大胆地完成了这项工作，毫不犹豫地在书的开头部分陈述了他的目的：
还有一个更加迫切的理由，使我们在此时应当认真地努力理解那些已创造了民族社会主义的力量：这将使我们能理解我们的人和我们之间重大攸关的争论。不可否认的是，迄今对我们正为之奋斗的明确理想还很少认识。[28]
很明显，其背后的目的是将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这是粉碎欧洲工人的意识形态准备，假称工人革命实际上只是希特勒运动的一种新形式。哈耶克甚至为盟军迫害犹太人奠定了基础：
我们决不应当忘记，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把许多人赶出了他的国家，或把他们变成了敌人，而那些人在各方面却是德国式的坚定的极权主义者。[29]
换言之，不要因反纳粹分子受到希特勒残酷迫害，就使你处理起他们来要比希特勒处理他们还温和。在哈耶克的逻辑中，他们只是另一种集体主义，是纳粹主义的孪生兄弟！哈耶克试图用“已成为纳粹分子的前社会主义者”这样的煽动性断言来强化这种理念。这种煽动与盟军媒体上关于纳粹正潜入地下并伪装成社会主义者的诱导性故事惊人地吻合。
作为对盟军帝国主义者的支持的一部分，哈耶克为限制自由的战时措施辩护，而这自由正是他自己所倡导的。“当战时甚至连自由和公开的批评都必定要加以限制时……”[30]这就是战争爆发以来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在帝国主义面前，只要主人举起了鞭子，小资产阶级思想就会以这种方式表现出其奴性来。
然而，哈耶克将他的奴性带到了极端，不是为永远消除战争的社会主义，而是为支持帝国主义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开辟了道路。
“正如在其他大的恶行发生时的那样，为了使战争在将来成为完全不可能而采取的措施，甚至可能比战争本身还要坏得多。”[31]这种永久战争的观点非常符合哈耶克的“严谨推理”，因为导致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竞争只是将“竞争”推向了合乎逻辑的结论。
因此，我们真正了解了哈耶克的著作、他的经济学、他的逻辑和他的科学——这是战争宣传；特别是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战争宣传。所有关于手段和目的、道德、独立思考、计划的不可能性、经济不平等的必然性、资本主义下“自由”的可能性的论辩，都被视作通往支持帝国主义为利润、市场和殖民地而战的桥梁。哈耶克在书中明确表达这个目的。尽管如此，《纽约时报》和商会希望小资产阶级会把这本书当作“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书籍之一”来吞下去。
哈耶克在多大程度上希望他的读者支持资本主义的垂死秩序？他一次又一次地发誓，他反对法西斯主义。然而，在拒绝社会主义并将其与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时，哈耶克开辟了反动之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固定特征是，它会在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两极之间摇摆不定。几乎是一种政治规律，如果小资产阶级思想拒绝社会主义，它必然以任何可能的名称朝法西斯主义方向前进。用批判的眼光可以发现，《通往奴役之路》中很可能出现法西斯煽动者考夫林神父[32]《社会正义》中的话语。像考夫林一样，哈耶克攻击资本和劳动力：
当某一产业的劳资双方订立“协议”推行某项限制生产的政策来剥削消费者时，通常在按照双方以前收入的比例，或根据其他类似的原则分配既得利益的问题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33]
另一句话表明了这种趋势：
“在一个接一个的产业中破坏了竞争，这种政策使消费者只能听任那些组织得很好的产业中的资本家和工人联合垄断行动的摆布。”[34]
在下面的观察中，其思想的方向更加明确：
最近垄断的成长多半是有组织的资方和有组织的劳工精心合作的结果，在这种合作中，劳工中的特权集团分享了垄断利润，而以社会，尤其是最穷苦者，即受雇于组织化较差的产业的工人和失业者为牺牲品。[35]
法西斯煽动者承诺将“小人物”从托拉斯和“劳工沙皇”中“解放”出来。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原则”甚至设想了一种“积极的”国家，不容许“罢工纠察队使用暴力”。他没有提到这种积极的国家会对导致罢工的资本家的暴力采取什么措施。
在科学的政治中，诸如此类思想被归类为小资产阶级为法西斯主义所做的知识准备的一部分。尽管法西斯主义的实际打击目标总是劳工运动，但法西斯煽动者在其受骗者的耳中鼓吹劳工和资本同样是“小人物”的敌人。
教授本人似乎一直在按照他在书中没有完全揭示的思路来思考。他神秘地说：
如果我不得不生活在一个法西斯主义制度之下的话，那我无疑会宁愿生活在一个由英国人或美国人而不是其他人领导的这种制度之下。[36]
即使在他所宣称的反对整个极权主义的运动中，这位可敬的教授也有他的民族偏好，他在所有可能情况之前就说明了这一点。万一法西斯主义真的在英国或美国上台，哈耶克教授明确表示他会举起白旗，并且能够在不惹麻烦的情况下与法西斯政权共处。
尚不清楚哈耶克的宣传在美国小资产阶级中的受欢迎程度如何。他对战争及其所有污秽、鲜血和邪恶利润的支持并不会增加《通往奴役之路》在小资产阶级中的吸引力，这些小资产阶级开始厌恶千百万人的伤亡、严重的破坏和天文数字般的代价。然而，他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很可能会影响那些在战争宣传的影响下已经离开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他们模糊的情绪和困惑的想法在这里被《纽约时报》称为“非常好”的英式风格。
然而，在有阶级意识的工人中，这本书将被列为从罗斯福“隔离侵略者”演讲开始的系列丛书的其中一部，当时正在认真进行战争准备工作，政府在下军火订单。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退出马克思主义阵营。
[1]显然，声称作者将失去人气，只有少数“精英”才能理解，说的是令人不快的真理等等，增加了这类书对小资产阶级读者的吸引力。自认是美国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劳伦斯·丹尼斯（LawrenceDennis）在他的著作中使用了类似的表达方式。詹姆斯·伯纳姆（JamesBurnham）的思想与丹尼斯（Dennis）的思想非常相似，他在他的大作《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中也有几句关于不受欢迎的主题。
[2][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3页。为合引文，对原中译本作少许修改。
[3]《通往奴役之路》，第33页。
[4]《通往奴役之路》，第33页。
[5]此一部分可参见《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
[6]《通往奴役之路》，第59页。
[7]见《通往奴役之路》第123、234页脚注。伯纳姆曾在1933年参与组建美利坚工人党，1934年美利坚工人党同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1936年随合众国工人党加入美国社会党。1937年起伯纳姆开始表达工人国家并不存在的观点。1938年参与组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伯纳姆从沙赫特曼等一起组建反对派，反对保卫苏联的立场，认为苏联已不是工人国家。1940年被开除。50年代，伯纳姆转向保守主义立场。
[8]《通往奴役之路》，第59页。
[9]《通往奴役之路》，第133页。
[10]《通往奴役之路》，第55页。
[11]《通往奴役之路》，第154页。
[12]《通往奴役之路》，第155页。
[13]在莱茵河流经圣高尔豪森之处，河流湍急，当地有一个传说，有一位名为罗蕾莱的女子，边用金色的木梳梳头发，边唱歌，过往的水手会被她的歌声吸引，而忘记行船之事，最终触礁而亡。
[14]《通往奴役之路》，第155页。
[15]《通往奴役之路》，第155页。
[16]《通往奴役之路》，第141页。
[17]《通往奴役之路》，第166页。
[18]《通往奴役之路》，第178—179页。
[19]《通往奴役之路》，第117—118页。
[20]《通往奴役之路》，第208页。
[21]《通往奴役之路》，第216—217页。
[22]《通往奴役之路》，第204页。
[23]《通往奴役之路》，第12页，亦见第123页。因感觉引言中的译文更准确，所以此处未用正文中的译文。
[24]《通往奴役之路》，第122页，译文稍有改动。
[25]《通往奴役之路》，第109页。
[26]《通往奴役之路》，第124页。
[27]《通往奴役之路》，第221页。
[28]《通往奴役之路》，第34页。
[29]《通往奴役之路》，第200页。
[30]《通往奴役之路》，第86页。
[31]《通往奴役之路》，第249页。
[32]罗马天主教神父查尔斯·考夫林是美国著名的法西斯主义者，他在作品中将法西斯主义、反犹太主义与宗教经典相结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有非常强大的影响。——译注
[33]《通往奴役之路》，第99页。
[34]《通往奴役之路》，第65页。
[35]《通往奴役之路》，第213—214页。
[36]《通往奴役之路》，第152页。译按：这段引文前面的话是：“毫无疑问，一个英国的‘法西斯’制度一定会同意大利或德国的那种模式区别甚大。毫无疑问，假使向着这种制度的转变不是使用暴力来完成的，我们还可望得到一种更好的领导人。”甚至不需要是英美国家的法西斯主义，当智利的极右翼军事领导人皮诺切特上台时，哈耶克立即去拥抱这种军事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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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里德——革命的见证人（197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约翰·里德——革命的见证人（1975）
JohnReed,WitnesstoRevolution
约翰·里德——革命的见证人
〔美〕塔玛拉·霍维（TamaraHovey）
NewYork:CrownPublishers,[1975].
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12月第1版；张杰高耘田译
前言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第9章
第10章
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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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致列夫·托洛茨基（1940年3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列夫·托洛茨基
（纽约，1940年3月16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康奈尔（托洛茨基）同志：
我们断然拒绝克利夫兰会议的最后通牒的声明和你同一路线的补充信，似乎使少数人迷失了方向。
许多同志被说服支持建立公共机关报的要求，认为这是一个聪明的讨价还价点，可以进行讨论并达成某种妥协。领导层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这一要求，而我们则断然拒绝——没有留下“谈判”的余地——这一事实使相当多的少数派基层同志感到非常不安，也许在他们的心中对领导层的战略智慧产生了一些怀疑。
在纽约和全国其他地方，他们都在与我们的同志接触，建议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也许可以达成和解，不是在建立独立期刊的基础上，而是在分配《新国际》的版面上。我认为这些建议中有许多是受领导层的启发。然而，在最终分裂的残酷前景前，许多少数派基层同志明显犹豫不决。
前几天晚上布朗克斯支部的情况有了另一个重要的发展。两位从一开始就与少数派在一起的、被认为是最狂热的同志，突然改变了立场，宣布支持多数派。其中一位是在支部工作中非常活跃的同志，他宣读了一份声明，大意是：我一直在研究托洛茨基同志的文章《小创不治将成坏疽》以及其他文件。再一次的考虑和对争端的进一步研究使我得出结论：多数派在所有原则性问题上都是正确的；少数派在伯纳姆的影响下正朝着孟什维主义的方向发展；反对派的领导人正在蓄意准备分裂。由于这些原因，我改变了我的立场，宣布支持多数派。
这一声明在布朗克斯区沙赫特曼-阿本的据点引起了相当大的惊愕。更何况这位同志一直是阿本的人。他从社会党来到我们这里，以前没有认真的政治经验，被马克斯·斯特林拉进了社会八卦圈，中了所有个人主义的毒，完全迷失了方向。
我们暂时让反对派自作自受。我们认为最好的策略是让反对派的基层同志深深地意识到，不可能在任何最后通牒的基础上与我们谈判，他们无法指望我们通过授权出版一份独立的杂志使分裂合法化。
在我们发表声明拒绝他们的最后通牒之后，反对派的最新通告抱怨说，“坎农”抓住他们关于独立公共刊物的最后通牒要求，作为把他们赶出党的“借口”。显然，他们还没有想到要通过消除“借口”来解除坎农的武器。
沙赫特曼发起的反对明尼阿波利斯的鼓动，显然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已经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倾向，即缓和他们的批评，并详尽说明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们的方式非常好，他们对他们有最高的敬意，等等。
党内斗争的最终结果完全是进步性的。我们仔细一想都开始意识到，尽管基层同志对讨论的持续刺激和日益不耐烦，但推迟大会是非常有利的。揭露伯纳姆是一个重大胜利。总的来说，所有深刻的分歧都更加成熟了，大会的决定也更加坚定了。
在我看来，我们已经走过了美国支部演变和发展中最具决定性和激进的新阶段的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党的无产阶级干部在正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础上站稳了脚跟，不能偏离它，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同时，党的领导层与无产阶级队伍密切联系并直接表达其革命情感，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到目前为止，领导层一直是无产阶级和未成熟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联合体。党作为一个整体反映了这种不稳定的平衡，这种平衡经常被那些被认为是领导层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人的情绪和任性所破坏。
在这场斗争中，这些人不仅在威望和权威上损失惨重，而且失去了力量，不能严重干扰党或阻碍党的活动向无产阶级方向彻底转变。无产阶级队伍是如此坚定团结地反对他们，以至于哈姆雷特问题——分裂或不分裂——几乎成了他们的私事。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党都会坚定地向前迈进。
昨天晚上，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个相当惊人的表现。多布斯同志已经把自己融入了党的工作，特别是掌握了工会方面的工作。昨晚，他召集了纽约工会成员的第一次定期会议，讨论他们工作的实际问题并交流经验。这次会议相当成功，在工会同志中引起了相当大的热情。一小部分少数派人士出席了会议，他们似乎对我们不顾分裂“灾难”即将发生而着手勾勒和组织未来的实际工作计划感到相当震惊。其中，这次会议是对少数派基层分裂意志的直接而有力的打击。
多布斯同志已经拟定了一份全面的调查表，将确定党内工会成员的确切人数、地点、经历等，并为在全国范围内更好地协调工作奠定基础。同时，在我们一些调研同志的帮助下，他正在准备对美国无产阶级的地理和产业分布进行全面调查，作为大会更具体考虑的基础——正如他所表达的那样，“使有限的党内力量的小齿轮以最有效的方式配合群众运动的大齿轮”。
在党内斗争结束时，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口号，认真执行这个口号将是防止小资产阶级病态复发的最好保证：深入到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中去。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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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致全体多数派（1940年3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全体多数派
（纽约，1940年3月15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同志们：
大会上的工会讨论
我们打算在大会上进行一次真正彻底的工会讨论。我们决不允许派别斗争使它在这次的议程中被剔除。不管反对派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我们打算利用这次大会的机会，把工会工作的整个问题——我们的政策、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计划——提出来，让它成为我们迄今为止最彻底的一次讨论。
多布斯同志正在准备一份关于工会问题的全面的大会报告[1]。他将通过从实际工会工作的经验中提取的各种例子来详细说明。我们还计划让不同工会领域的杰出同志就他们的工作做补充报告。我想我们可以听到来自明尼阿波利斯、海事党团、汽车党团和钢铁党团的非常有启发性和有趣的报告。
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会陷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多久，但我们打算无论如何都要进行这次工会讨论。如果有必要，所有代表都应该为这次工会讨论多预留一天。所有有同志积极参加工会工作的支部和地方都应尽量在代表团中至少有一名工会成员，以便用各种可能的经验丰富这次讨论。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多布斯将为准备这份报告收集的材料整理成了一本小册子《工会问题》——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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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五年来之哲学论战（彭苇秋〔彭桂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苏联五年来之哲学论战
（彭苇秋〔彭桂秋〕）
一
“随着每一个伟大的发明，唯物论要进到一种更新的形态。”（恩格斯）我们现在应当更引申的说：随着科学上之每一进展，随着社会发展之每一次新的更替，辩证的唯物论内容也更丰富起来。宇宙（自然与社会）是一个运动的过程，因此认识与解释此运动过程之许多学理，也不能认为是一种一成不变的真理。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地在打破其原来的记录，发现新的体系；社会的演变，也是不断地的向着新的阶梯，涌现着新的问题。社会与自然间之此种新的现象，新的物象间的联系与规律，在实际上需要与以具体的解答，在哲学上需要与以审慎的考究与整理。辩证法在考究与解答这些新的问题上，必然也是在前进与发展的。而且，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有时也会遇到新的关键，表现理论上之新的危机。自然，此种危机并未能表示理论的衰落，反之，它是在证明着理论的发展与新的生机。如果说在已经解决的问题上，在辩证法已被确证的领域之内，唯物的辩证论者不会有什么理论上的争执；但当辩证法扩张到新的领域时，它必然要撞到许多新的事象和新的问题须待解答，则唯物的辩证论者的队伍中，不可免的要发生种种分歧，要暴露出不健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徬徨游疑。虽然每个唯物的辩证论者的任务，是在以辩证法为基础而握住新的现象与体系，但是当此新的伟大的创造过程中，总不免要发生许多难以解决，难以统一的问题：以怎样的方法来统驭这一新的领域？以怎样方法来认识与解释新的事物与新的运动的规律？这一些问题必然被提到人们面前，发生争论，而此种争论亦即是科学发展之一大关键。
苏联五年来的哲学论战，正是表现马克思主义的此种发展。五年来争论的中心就是辩证法。“方法是一切科学认识的灵魂”（普列汉诺夫），“唯物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此即是一切争论都围绕在唯物的辩证法周围的原因了。但是以此来解释五年来的哲学论战，当然还是不够的。我们应当看一看引起此种争论的客观背景。因为只有在客观事实中，才能够了解争论的实质。
第一件最显著的事实，自然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整个连环中，已有十多年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这十多年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与现象，在政治上、经济上、人民的生活与阶级斗争的形式及内容上，都表现着新的形态、新的关系、新的形式间的联系与新的发展的规律。这一切新的东西都需要与以理论上的解释与整理。因此，在哲学上必然的就又重新提出了许多问题：质量问题、行为问题、运动的形式与现象的实质问题、形式与内容问题等。而研究理论之方法——辩证法，亦便成为目前注目的中心。因为只有在正确的方法之下，才能够真正理解这一切事实。
第二件事实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现在的自然科学，已处在深刻的恐慌时期，已表现着伟大的科学革命。此种伟大的进展，尤其在物理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大物理学家汤姆生曾经说过：“……使我们否定以前之电子观点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不久以前所指明的事实，运动（尤其是平衡运动）中的电子永远要伴着‘波’（Wave）而行。波好像是携带着电子，并且决定电子行动的轨道。由此看来，运动的电子是一种比较更复杂的物质，绝不是微小的‘质点’而已。……正是此种参差，此种原子的精细结构，标明了物质之电质与化学的特性。要解释此种物质，简单的说物质由多量的微小分子而组成是不够的。此种解释要直接联系到分子之内部组织——分子之电子结构问题。”
由此我们知道：自然科学的发展，现在又冲破了其原来的界限。如果说：过去认物质构成最小形态为电子（阳电核与阴电子），物质是由许多类似的分散原子而组成，那末，现在科学的进展，又进到了此种理论的否定，就是说：现在又发生了“原子的精细结构”，“电子之伴波运动”，以及其他“波与光的统一”，等问题了。
自然科学之此种进展，不只是对于自然科学本身有绝大的意义，它在证明辩证法上，也有莫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个的宇宙观。辩证的唯物论乃人类一切科学思想之统一的表现。当马克思主义在其他各种体系中取得了领导地位以后，其唯一的主要的任务，即在于将辩证法具体运用到自然科学方面去，以领导自然科学的新发展。自然科学的此种进展，正是给马克思主义者以取得自然科学的关键，更迫紧了马克思主义者征服自然科学的任务。因此，伟大的哲学论战又不禁要随着自然科学之此种发展，而更加激烈起来，而争论的中心也就不期然而然的要转向自然科学方面，转向辩证法在自然科学上的应用，哲学与科学的统一等问题上来了。
二
在我未谈到中心节目以前，在我未一个个的叙述他们争论的具体问题之前，我们应当先看一下苏联在哲学上的一般状况。一件最值得注意的事，就是几年来苏联哲学上唯心论的复活与发展。随着无产阶级之取得政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哲学，在各种社会体系中也取得了支配的地位。自然，这并不是说唯心论便从此灭绝，亦正如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还不能马上就消灭阶级一样，唯心论还是同阶级一样的在残存着，并且还要随阶级斗争之加紧，而更深刻的表现出来。
唯心论近年来在苏联之各个体系中（并且还发现于自然科学中）之复兴，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其表现在文学作品中者尤属显然。例如我们拿一个明显的代表罗谢夫（Russev）来看，他不只是唯心论者，他简直还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罗谢夫是一个神秘的辩证论者，他曾以辩证法的复活者自居。他认为“思考对于辩证法完全是无关重要的。辩证法只研究物质之纯粹逻辑结构”。罗谢夫的辩证法不只是否定黑格尔，连柏拉图也不采取。他将所谓原始的“纯粹”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对立起来。他说：“我们或者是抱了纯粹辩证法的意志，因而抛弃了辩证的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提取了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因而摈弃了古代辩证法及其世界观……”（“原始的宇宙观”）。罗谢夫自然是拥抱着神秘的辩证法而丢开一切的。
罗谢夫拿起腐朽了的“唯名主义”，来嘲笑并攻击唯物论。他认为宇宙就是简单的名称与言辞。一切始于言辞。这是近来宗教神秘思想的新的论理特色，很显然的，罗谢夫的辩证法，满身充溢着中世纪的宗教色彩。自然不能与马克思的辩证法相提并论。
自然，苏联唯心论的营垒中，绝不能说只是一个罗谢夫，罗谢夫不过是此种思想之极端代表而已。其他在别的社会体系之中，如美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等都有唯心论者的基础。不过其他代表不如罗谢夫走的那样极端，不如他那样坦然公布自己的观点，而且他们也都带有些现代科学的意味而已。
无疑义的，唯心论在苏联的复活乃苏联反动份子之活跃与发展之反映，而罗谢夫的极端神秘主义乃苏联最反动意识之表现。此种思想现在在苏联虽然还未能形成大的作用与力量；但是我们相信，随着内部和外部阶级斗争之进展，随着工人敌对阶级力量之暗长，随着政治斗争之尖锐化，此种唯心论与神秘主义的思想，亦将更有力的爆发而扩大起来。
因此，在哲学上同敌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唯心论的斗争，和政治斗争一样，都十二万分的迫切起来。
现在我们要讲到在哲学上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斗争。不过在我们未分别叙述其争论具体问题之前，应当先看一看他们两方阵线布置的状况。其斗争的形式大概可以分为两派：一为以德波林（Deboring）为首的德波林派，另外是以斯结巴诺夫（Stepanov，他于一九二八年逝世，现在主要的角色为乞米里雅捷夫，Chimiliazeff）为主脑的所谓机械论派，但是参加到后一派的人，在思想上并未能完全统一，不过在反对德波林派上大家是一致的。
争论的中心虽然是辩证法，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但因为各种问题都是相互连贯的，所以在这五年来的争论中所牵涉到的问题也特别的广泛，特别的繁杂。要想在一篇几万字的文章中一一叙述出来，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只限于谈谈几个我认为比较主要些的问题，而且也只能给一个简单的叙述。
我决定要谈的问题，就是以下四个：
1.辩证法与自然科学。
2.客观真理问题。
3.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4.偶然与必然。
三
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乃五年来争论的中心。因此，我们对于此问题应当有个比较详尽的叙述。正因为此问题为争论的中心，所以在此问题的争论中所涉及的范围也特别广泛，而参加争论的意见也特别庞杂。若想将这些意见完满无漏的一一叙述出来，也是件难能的事。所以我们还不能不着重几个比较更中心些的问题来谈。
在此问题中首先可以提起的，即是辩证法能否应用于自然科学以及怎样应用于自然科学的问题。
被称为机械论者的乞米里雅捷夫认为：理论的自然科学，不需要有一种总的理论与方法基础的论断。因此也不能先拿辩证的唯物论为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科学的本身就是哲学”，这是他们共同的口号。所以他们说：“我们研究自然界与社会中的具体事实与现象，应当研究到此种程度，就是使辩证过程从其物象本身中自己暴露出来。”不以唯物的辩证法为工具来研究自然科学，而是从每一个具体的自然事实中发现和取得辩证法，检验辩证法，估定辩证法，这是所谓机械论者的共同立场。乞米里雅捷夫在反对德波林时，曾这样说过：“德波林在自然科学中所运用的辩证法，并不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运用的一样，……在自然科学上他充分的表现是黑格尔派的预述自然规律，而不是真从自然界发生出来的真实规律。若想得到真从自然界取来的辩证规律，必需慎重的研究每一个具体现象，要使辩证法由研究每一个事象的结果而自己暴露出来。我们的反对者（系指德波林派）却认为在自然科学方面要先标明一个流传百世的总的论据。”（见《自然界辩证法》）。另外还说：“我们的目的是在自然界探寻辩证法，借助于现有的科学证明辩证法为真理，并发展和丰富辩证法。并不是以辩证法一般的规律证明专门科学为真理。”“辩证法的规律，最主要的是结论，而不是科学研究的论据。”上面的引证已很显然的公布出乞米里雅捷夫派的观点：辩证法不能成为理论自然科学的研究基础，他只是研究每个具体事实所得的结论。辩证法自身应当在自然科学中去追求、探寻；其是否成为真理，应以现代自然科学之每一个具体事实、每一个例证中去证明，
站在与机械论者正相反对的德波林派是怎样的意见呢？
他们认为：现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已达到深刻的恐慌与转变的时期，其恐慌的根本内容即是在理论的自然科学上发生了哲学问题。亦即是说现代自然科学的前进已经与陈腐的思考形式（形式逻辑），机械论的方法不能兼容，[1]为了战胜此种矛盾，必需提出新的逻辑、新的方法，只有将辩证的唯物论与现代自然科学联结起来，以辩证哲学作为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基础，才能够解释出现代科学上所发现的新的运动形式、新的关系形态、新的规律，才能够抵抗住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攻击，才能够将现代自然科学从神秘主义、唯神主义等打击中拯救出来。所以德波林说：“现代自然科学的恐慌，就是自然科学之方法论基础的恐慌。”“现代自然科学所引起的诸困难，以及因此困难所引起的反动的唯心论与神秘的宗教思想等派别，只有辩证的唯物论能够与以科学的解决。唯物的辩证法是现代科学之最正确的推理方式。现代自然科学的进展与其推理方法间的破裂，是可以由此消灭而战胜的。”“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在于以辩证法的观点征服自然科学。”
依据德波林的观点看来：现在绝不是如机械论所说的单纯的以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为真理，而是以唯物的辩证法为武器来战胜由自然科学进步所发生的难题。所以加列夫（Carev）在解释辩证法为研究工具时，详细的说道：“辩证规律这是在自然界，历史上与人类的思考中之一般的运动规律与形式的表现。辩证规律是过去认识宇宙之整个的历史的结论。他本身不能答复各个专门知识的具体问题，他只能是最一般的运动形式之抽象的表述。他只指示道路与方法，帮助我们研究具体的实际。而我们一切认识的真理性，最后系由我们的实际行动来证明。由此看来，辩证法的规律既不是各专门科学知识的消极产物，也不是由此能产生积极知识的既成图案与公式。他给我们以开拓新知识的方法，因为他指示给我们以总的研究运动与某些物体间之联系的道路。方法既为具体研究之武器，那末他就不仅是供我们以科学的研究某些材料的方法，并可在此研究过程中锻炼他自己。使他更领受运动之新的、复杂的交互依属关系，膺受构成概念之新的工具。认辩证法为集聚和储蓄现代专门科学的一只箱笼，而不能与各种科学以任何影响，固然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即认辩证法为包罗万象的规律，由此即可以纯粹逻辑地制造出自然界之各部份的规律，也是同样不合乎马克思主义。”
从加列夫这一大段中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辩证法是过去一切科学知识的总合，是人类思考之一般的形式与规律之表现，他既不是一个不能与科学知识有影响的空的知识收藏所，然他也不能由纯粹的逻辑详细制造各部份的规律。他只可以作为一种方法，一个路灯；认识了辩证法之基本规律之后，即可帮助我们研究各现象间之总的联系，整理融化各科的专门知识，并确定各科知识的正确性。最后，解答目前自然科学上所发生的，形式逻辑所不能解决的难题。
※※※
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唯物论，是一个整个儿的宇宙观，他是研究一切科学知识的方法论的基础。不仅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创造了不可磨灭的伟迹，在自然科学上也已经开拓了自己的领域，收获了鲜艳的果实。诚然，理论自然科学的基础是建筑于经验科学之历史材料之上，是历史的结论。在历史上所肯定了的结论，也只有在相当期间的历史过程中方能与以否定。机械论者既承认唯物的辩证法为几世纪来所形成的思考形式之最高形态，为长期历史中所被确证的历史结论；然而又想根据现代科学发展阶段中之某一部份的事实与现象为基础，视现代科学之某一发现为最后真理，而重新估量或审定唯物的辩证法，甚而想决定辩证法是否成为真理，我们不能不认为机械论者之此种企图是一种不正当、不合理的企图。在现代科学发展阶段中之某一部份的创造或发明并不足以审定或否定在历史上久被确证的有力武器——辩证法，恰好相反，现代科学上之某些创造应当膺受正确的哲学基础（唯物的辩证法）的审定与批评。
辩证法为历史的结论，然而，当其被确证为历史结论之日，同时也就不仅限于为历史的结论了。由历史的结论转变为历史研究的起点，更进一步的来指导新的科学的研究。所以唯物的辩证法不仅是一切科学知识的产物，而且是促进和研究一切科学知识的工具和武器。机械论者不敢拿辩证法为研究自然科学的武器，只在喊从自然现象中取得辩证法；骂应用辩证法为预述自然规律，为毁灭自然科学，这表示他们不了解辩证法的实际意义，不了解理论与具体事实间的联系。什么叫作利用辩证法呢？这就是说：“我们在研究新的现象时要用已经发现的运动与发展的规律。”所以，利用辩证法并不会与研究具体事实相违背，反之，这正是以辩证法为武器帮助我们去研究与了解事实。乞米里雅捷夫主张不应用辩证法，只从自然科学中取得辩证法，“使辩证法从自然科学中自己暴露出来”，这表示他们为了研究具体事实而丢开理论，丢开理论思想，完全流于匍匐的经验论的尾巴主义之流了。无论他们在口头上怎样喊，从自然科学中取得辩证法，然而在客观上他们是否定辩证法，否定辩证法的积极意义。向着新的领域胆怯，对于自己的理论思想怀疑。
※※※
现在我们讲到辩证法的本身。恩格斯认为辩证法之基本规律有三。数量变与质量变（由数量到质量，由质量到数量的运动规律）即此基本规律之最主要者。他们对于此问题的争论点在哪里呢？
机械论者共同的立场，就是否定质量的变化，认为一切新的现象都是已定质量之某种数量的团聚。乞米里雅捷夫说道：“机械运动的物体也占有其本来的质量。质量是久已存在的，无论在机械运动的过程中，或有机运动的过程中，或平衡状态之交替中，都是不变化的，不向另外的质量转变的。质量无生也无灭。质言之，机械的运动乃运动之最抽象的形态。然这决不是说：机械的运动与机械论的科学就丢开了辩证法，说辩证法不能在此中应用。此种领域（即不能应用辩证法的领域）在自然界是不会有的。前章我们已分析过机械运动的矛盾了。无疑义的，在机械运动中我们可以取得许多的辩证规律。正因为此种运动是运动之最抽象的形态，所以质量的因素此处要减轻到最低限度，以至于脱离开质量只包含些纯粹机械性质的数学的数量的过程。然若想完全与质量绝缘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绝对不能思考那绝对没有质量的物体。纯粹数量其本身就是些在原则上与其他不同的质量。”
乞米里雅捷夫这一大段话的含意是什么呢？他是说：机械的运动是脱不开质量的，因为数量的本身就是质量。不过此种质量是从最古就有的，不变的。因为此种质量本来就不变，所以我们的研究就必然的脱离开质量，而只看其某种数量上的团聚。此种本来的质量在空间的运动与转移，就是辩证法的规律。辩证法的规律既为纯粹数量转变的规律，所以其应得的结论就是：“一切物质都是由同样的微小分子所组成。物质之化学因子之每个质量上的区别，都是由于这些微小分子当其结聚为因子时在空间集团上的不同的数量。”“物质只是由数量来决定，质量是从古如斯的。”所以斯结巴诺夫说：一切物质都是由同样的微小分子，亦即阳电核与阴电子所组成。物质在我们感官上所认识到的就是阳电核与阴电子。”亚克谢尔罗德（Axerirod）在她的文集中，也发表有此同样的意见。
德波林派的观点怎样呢？
他们认为在物质的运动中形成主要的作用者，不仅是数量的转移，并且有质量的突变。质量的意义也不亚于数量。简单的承认原已存在之质量在空间转移的机械运动，不能即说是辩证法的规律。因为以这样的观点去研究物质，结果是只注意其不同数量的团聚，撇开了其质量的特性，仍归结到纯粹数量的立场去。所以加列夫说：“……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证，即在机械运动本身我们亦可看到：不仅是原质因子之各种数量上的团聚，而且此种运动与转移的形态还带有质量的变化。”“所以，问题的实质件不在乎机械运动的物体是否占有某种质量，……根本的分歧是在于说明：物体在空间的转移并未能表现运动的一切形态，物质的运动不仅限于物体的转移，并且还有物体之质量的变动，之总的变动。”物质的运动既不仅是纯粹数量的转移，并且因数量的不同，会引起质量的变化，创造新的质量；所以，德波林继续反对斯结巴诺夫道：“认物质系由许多相同的小单位质量因子所组成的观点，是片面的理论。”另外还说：“电子构成物质原子的发现（电子说），固然是科学上的一大成功，然而只有那限于机械论与经验论的人们才不了解：完密的判断仍需要‘补充’，仍需要不断性的矛盾。物质之纯粹原子的表现，是将物质分析为无数之点，由此质点经过结合即组成为机械的原质，……物质是不断的也是间断的。”“辩证法之最大成功，之成为思考之最高形式，即在于‘综合’了不断性与间断性，质量与数量，扩大与加深，物质与能力等等。”
※※※
列宁在论辩证法时亦曾经说过：“发展之基本概念有二：1.增多或减少之循环式的发展；2.矛盾之统一的发展（将统一的一体分裂为互相排斥与互相联系的二者）。……后一种发展形式，给我们以认识一切物质自我运动的锁钥，使我们了解‘突变’，‘渐变的间断性’，‘向反面的转变’，‘旧的破灭与新的成立’等等。”
每一种新的现象，不只是表示其已定质量之数量上的增多或减少，重要的还在于占有特殊性质之新的质量的创立。没有数量的变动（不断性的渐变），不会有质量的转变（渐变性的间断——突变）。没有质量的突变（间断），不能维持不断性的数量的渐变。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即间断性与不断性，渐变与突变之矛盾的统一，乃是一切物质运动之实质。
丢开了质量的变化，只看到数量转移的机械论者，是抹杀了辩证法的革命内容，将辩证法曲解为十八世纪的庸俗的进化主义。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肯定物质系绝对由同样的微小分子（阳电核与阴电子）所组成，这更是以现代科学之某一结论代替辩证的历史观，以物理学的定义代替了物质之哲学的定义。
大科学家汤姆生已经在说明有“各种形态之电子的存在”，并且根据现代的观点看来，“电子不是物质构成之最小形态”，已发生了电子之精细结构问题，这证明科学之发展，其本身已不能与机械论之形而上学的观点兼容。
※※※
现在我们更继续的研究下去。
与质量问题有密切联系的问题，即是恩格斯的所谓“旁系形态”。亦即是高级形态与其构成因子——低级形态之关系问题。高级形态的运动是否可以单纯的以低级形态之运动规律来解释呢？
机械论者都认为：物质之高级形态，系由一定条件下之低级形态之互动而产生。而此高级形态物质运动之规律，即可以单纯的从分析其组成因子——低级形态研究出。亚克谢尔罗德说：“在原则上否定物理化学过程有完全解释有机体生活之可能，即不能算为唯物论者与辩证论者。”乞米里雅捷夫虽然也承认：物质之高级形态系培植新质量之低级形态之运动的复杂化的结果，然仍不敢称新质量与旧质量间之原则上的区别。所以，机械论者都坚决的说：高级形态的运动，即可以完全由低级形态之运动规律解释；甚至于说：理论的社会现象不仅可以由质量的——社会学的分析获得，并可以由数量的——物理化学与生物学式的分析获得。所以斯结巴诺夫说：“现代科学的认识某种生命现象，就是在于认识现代现象之相对的简单的化学与物理过程。现代生理学对于生命诸现象的阐明，就在于根本的理解其化学体与机体（物理）。”（见《历史的唯物论与现代自然科学》）。
他们既然认科学的任务系单纯的将高级形态分析为组成因子的低级形态，以物理化学的分析解释生命现象，甚至解释社会现象，所以他们对于所谓“旁系形态”也不得不树立起反对或怀疑的旗帜。所以乞米里雅捷夫说：“此种组成分子的互动，虽能使此统一的一体表现些新的形态，然既为统一之组成份子，则其对于一体之关系如何能成为‘旁系’的呢？”
他们攻击德波林派，认德波林的所谓“战胜机械论”，所谓“旁系形态”，乃是以一种超自然的生活力来解释有机现象的活力论。
德波林派的意见究竟怎样的呢？.
加列夫说：“物质之高级形态乃是在历史上由低级形态所创立的综合。而此种综合即构成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间之质量的区别。”……在物理与化学的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同样的质点在空间的运动，并且还可以看到因许多质点之互动与交互贯通而产生的综合。此种综合造成新的质量。物理体积之互动，之错杂，之综合，创造化学过程；化学体的综合创造有机过程；有机的互动与综合创造壮会、社会过程。每一个新的阶梯，都是新的质量体系。所以，机械的或数学的运动，未能解释出赋有新质量特性的高级形态。虽然此高级形态永远与此数学的运动不可分离。所以此高级形态并非是本已存在的，而是历史过程之结果。随着社会学与生物学，化学与物理之后，仍需加以历史方法。”
所以，由他们看来，辩证的唯物论者不能仅限于精细的深刻的分析，除去此种退化的方法之外，仍需加以进化的方法——综合。低级形态既系经过综合而组成高级形态，则此高级形态中必赋有与低级形态迥异之新的特性，因之，低级形态对于其综合之高级形态即成为旁系的。
例如：社会系由单个个体而组成，而此单个个人则系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之下的一体。社会一体的组成份子——各个有机体——的生活规律，不能拿来解释社会生活的运动，不能成为社会运动的基础，刚刚相反，整个社会运动的规律，却是在规定其社会一体中之各个人的心理，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在约束其生理。德波林派所解释的“旁系形态”，其根本意义即如此。
此种解释是否如乞米里雅捷夫所说，含有活力论的色彩呢？现在我们来看他与活力论的区别。
唯心论的活力论者认为：生活的现象系由某种特殊的超自然的生活力来决定；非此种生活力的存在，则不能有有机体的生活现象。所以，他们在原则上否定有机体系由无机自然界之发展的结果。辩证唯物论的立场如何呢？他们承认，有机体的生活现象，系由低级之无机的自然物之发展之复杂化而来。并且在原则上不否认有人工的创造有机体的可能。但是当此物质的复杂运动，创造了高级形态，创造了新的物质之后，则此高级形态或新质量之运动与发展，即不能单纯的由物理化学过程，由分析低级形态所能解释，此种运动之解释必然的是用一种综合式的研究，应当视为历史发展之综合的结果。
我们知道：社会的发展与运动，是不能在有机体的生理运动规律中观察出的。而有机体各形态之转变的现象，是否可以由物理的规律来解释呢？根据现代科学的观点看来，对于此问题也不得不是个矛盾的答复：也是也否。一方面在最近的动物学已发现了一种试验形态学的趋向，在解释有机形态运动之依属物理过程，所以我们不能说形态构成过程完全不能由物理解释。另方面现在每个科学家都不敢说：单纯的以此一种原因即可解释清一切形态的转变，说一切形态为简单的物理因子影响之结果。
所以，单纯的形态学与生理学都未能完满的解答动物学中的一切问题。为了解释每一个具体现象，除去物理化学的分析之外，尤需精细的考察构成新综合，构成新运动形态的历史。
运动的形态愈复杂愈具体，则其中质量的作用亦愈大。而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间之差别亦愈深，其两者间的关系亦愈远。因之，高级形态之运动亦愈不能由单纯的低级分子的运动规律来解释。
机械论者因为不了解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尤其不了解质量变化，所以，他们才否认低级形态对于新质量综合（高级形态）的旁系关系。认为否定机械论便是活力论，此两者之间没有第三路可走。
※※※
根据上面的叙述，现在我们将机械论者与辩证论者关于自然科学与辩证法问题的争论点简单的结束起来：
1.机械论者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的辩证法为研究自然科学的工具。否认自然科学需要哲学的基础。认为科学的自身就是哲学。
2.辩证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整个儿的宇宙观，因之亦应当成为理论自然科学的基础。目前自然科学的恐慌，一方面标明自然科学发生了哲学问题，另方面更证明着唯物的辩证法的正确。
3.机械论者认为一切运动的形态不外是同样的质点在空间的转移。一切运动仅只是某种数量的团聚。
4.辩证论者认为：实际的运动绝不仅限于同样的质点在空间的转移。所谓辩证的运动乃是一般的运动，总的运动，不仅数量的增递，还有质量的变异。
5.机械论者认定：自然界的质量永远是固定的，科学的任务即在于简单解析质量为最小单位。
6.辩证论者认为：“质量是永远固定的”，这是马黑主义（Machism）的论据，半点也不合乎马克思主义；单纯的分子分析乃是浅薄的进化论的论据。
7.机械论者否认，当新的质量构成之后，其构成高级形态之基础的低级形态为旁系形态。认此种解说为活力论。
8.辩证论者认为：“旁系形态”说绝没有活力论的影子。因为他还是以物质运动来解释现象，并非以超自然的生活力来解释有机体。
9.机械论者认为：社会现象在理论上不仅是以社会学（质量的）的分析可以达到，并可由物理化学生物学（数量的）的分析获得。
10.辩证论者认为：以数量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现象乃是资产阶级之社会学的基础。
四
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问题。关于客观真理是否存在问题，抽象概念对于实质间的关系问题，虽然是唯物论者与实证论，经验论的主观唯心论者在历史上久已争论过的问题，但是当现在新哲学问题发生争论时，又重新提了出来，并且两方面对此问题有了不同的答案。被称为机械论者的萨拉宾诺夫（Sarabianov）以及亚克谢尔罗德，他们对此问题给了个否定的答案。例如萨拉宾诺夫在他的文集中曾说：“我们首先要讲的就是：一般是没有任何客观真理存在着的。……只需要确信：一切真理都是主观的。”“那些认为有客观真理存在的人也许说：那些与客观实际调节的，应当称为客观的真理，而那些不与客观实际调节的呢，主观的真理。……但是很容易证明他们的双足是落在唯心论的立场上了。”
亚克谢尔罗德在她《拥护辩证的唯物论》一书中，也曾写道：“加列夫及其德波林派的同志们，他们的观点是与我恰相对立的，他们说：‘由我们的思致所构成的一般的概念，就是该物质本身的一般的反映。’一切这些高明的论据，其根本的立场就是神体存在论之论证的基础。因为神体存在论之论据的基础，不外是认为有神的概念存在，所以真实的实际（即神）是与这些概念调节着的。”为了更明显的认清他们的观点起见，我们现在且引证以前在评判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时，亚克谢尔罗德的说话，她说：“由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由物质运动之各种形式的活动所引起的感觉，是与产生此感觉之客观过程不相类似的。因此，对于自然之唯物的解释，是与象征论紧相联系，而且成一种不可分离的形式。”
萨拉宾诺夫与亚克谢尔罗德都认为，由客体活动所引起的感觉，是不与外部客体之真实实际相适应的。由物质活动所造成的人类的抽象概念，也是绝对不与客体之实际相类似或相附和的。因为人类的感觉与概念，非外物活动之直接结果，其形成系经过人类主体之活动与思考。因之在人类思考中所构成的一切概念与思想，绝非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因之真理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感官之所得既与真实的实际不相适应，所以我们对于外物只能够是以一种象征的比拟的解释。而那些认为有客观真理存在的人，都是唯心论者。
同萨拉宾诺夫和亚克谢尔罗德等对立的德波林派，是与上述的观点正相反对的。
德波林说道：“唯物论者承认客观的实际是我们的感觉的源泉，感觉是此种真实实际的写真。感觉是我们认识外界之唯一的方式，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认识了外界，这只是说除感觉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认识外界的。客观的实际永远不能够完全认识，因此，永远也不能说有绝对的真理。……我们的认识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一般的概念就是物质本身之一般的表现。”另外还说：“如果我们是以象征，比拟等方法来认识外界，但是此种象征，比拟却只能指示给我们说我们外界有某种东西存在，不能表现出物体的。本身来，因此，以此种方法是不能够实际的认识世界的。……”
总之，德波林认为客观的真理是存在的，虽然我们不能说抽象的概念就是物质的实体，但是抽象的概念乃是物质本身的反映。因为人类的感官即认识实际，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虽然此种认识是受限制的，但是随科学的发展，我们对物质实质之认识亦逐渐接近。而所谓象征主义的唯物论，实际上是向不可知论让步。
※※※
客观真理存在与否，抽象概念与物质本体之关系，这是实学认识论中的基本问题。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于此问题都有详尽的叙述。恩格斯在《自然界的辩证法》一书中，曾攻击过赫克尔的不可知论的经验论。不可知论的经验论者认为只有那在人类的感官中可以度量的为真实的，而一般的抽象概念如时间、空间、物质、运动果实等都是不真实的。因为这一些都不能由感官直接接触。恩格斯嘲笑赫克尔，因为赫克尔想看到时间，捉住空间，恩格斯说：“物质不外是各种东西的总合，此种概念就是此种总合之抽象化”，“物质与运动只是语辞上的一种简体，在此简体中我们结合了各形各色由感官所授受之物体之一般的特性。”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神圣的家族》中，也认为梨、梅等不是虚构的而是实际的，果实这个概念不是梨、梅之实质，而是梨、梅之抽象体。果实不能成为梨、梅之实质，外我而存在，但果实可以成为梨、梅、橘等之综合体，外我而存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神圣的家族》中，反对将一般的抽象概念，变为绝对的东西，驳斥了那些将真理与实际以及物体之实质割开的唯心论，而认为一般的概念是实际的各种形色的物体之抽象体，是物体之真实综合之缩影。因此一般的概念即是物体之一般的特性之反映，所谓物体之特性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物体之实质。
现在我们再看一看列宁关于象征主义的意见。他说：“唯物论绝对不能同象征主义协调，因为象征主义不信任人类的感官，不信任人类机体所反映过来的感觉。无疑义的，发现永远不能完全就认为适合其原型，但是发现是一回事，而象征的比拟又是一回事。讲到发现，必然的，不可免的要预定了某种要反照出来的客观实质。而比拟、象征等概念之实质，却完全是不可知论的因子。”列宁与恩格斯都很了然：发现绝对不能就认为是其原型。但他们都认定：我们的思考（自然界的产物）与自然的本身，有原则上的调节。而象征主义则根本限制了此种原则上的调节，而且根本怀疑了此种调节。因此，象征主义确是向不可知论让步，完全走向康德主义与经验批评论去了。
是的，关于此点也正是列宁与普列汉诺夫所曾经起过小的争论的问题。在哲学的唯物论上，列宁之所以比普列汉诺夫更前进更彻底者，就在于列宁更发展了真正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由唯物的承认外部的存在，更进而承认此外部世界之可知。列宁说：“如果感觉不是物资形态之实质，而只是那不与其实质有任何类似之比拟与象征，那末根本唯物论的论断就有些破绽，而外物之是否存在也在疑问中了。因为比拟与象征对于那外界本来没有的东西也可以发生的，每个人都可以遇到此种虚拟象征的例证的。”关于此点，恩格斯在《费尔巴赫》中也已经讲过。当恩格斯叙述了哲学上的两个派别（唯心论与唯物论）之根本区别，在乎决定物质与精神孰先孰后的问题之后，他还继续说道：“但是思考与存在这两者间的关系，还可以发生另外的问题，即我们的思想与我们的周围有怎样的关系？我们的思考能否认识真实的外界？我们对于实际的概念与意象，能否是实际的正确反映？”恩格斯认为此种认识论的问题——我们对于实际的概念是否正确反映实际的问题，乃思考与存在之关系问题之别面重要的基本问题之一，即孰先孰后；问题之另方面，即是我们能否正确反映实际。而恩格斯对于此问题之结论，却是个肯定的答案，即是说我们可以正确的反映世界。实际即可为我们证明。
恩格斯在他另外的信札中，也曾谈到：“物质的概念是与他的实际相互并行的，他们永远是彼此接近，但永远不得相遇。正是因为他们两者间有此种区别，所以概念不是直接的实际，而实际也不是直接概念的本身。因为概念是占有自然之实质的概念，……因此，纵使概念不直接与产生他的真实的实际调节，但是他也绝不是虚构的。难道因为概念与实际要经过某种步骤才能够调节，你就说思放的一切结果都是虚构的吗？……”
总之，物质的概念是不能够直接与产生他的物体之总合相适应，他是经过着人类的思考而创造的；也即是说他是我们感官所接受的各种物体之一般特性的简体。此种抽象的简体，在哲学上就是运动时间空间等概念，在经济学上就是价格利润率等概念，在自然科学上就是形态、哺乳、两栖等概念，在社会发展史上就是阶级、国家、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等。
主观的唯心论者，认为人类的概念是纯粹由人的主体造成，与真实的实质没有任何关系，因之一切真理都是主观的。客观的绝对论者认为人能够认识外界，而人类的概念也就是绝对的实际，因之一切真理都是绝对的。前者是站在唯心论的立场上而走向否认外我的存在。后者是站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认定宇宙是一个凝结的、固定的、永久不变的死东西。
辩证的唯物论者，认为外界是存在的，人类的感官即认识此外界之工具。抽象的一般的概念，是由感官所接受的各种物体之一般特性之缩体，因此，概念亦即是此综合体之反映。一般的概念虽不能成为个自的物体外我而存在，但可以成为各种物体之综合体外我而存在。因之，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宇宙是一种动的过程，人类的感官是受着某种的限制。因之客观实质永远不能够“根本”的认识。他只能够一步步的趋近实际。这即是说人类认识的发展是无穷的。而所谓绝对的真理，永久的体系（对自然与社会），自然是与辩证的思考相矛盾的了。
五
机械论者因为在前面两个主要的问题上，堕入了非辩证唯物论的陷坑之中，所以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偶然与必然”等问题上，也犯了一贯的错误。
亚克谢尔罗德因为在认识论上置下了一个原则上完全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所以，在解释主体与客体之统一时，也严格的划出了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东西：1.客体——我们认识的起点；2.意象——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在偶然与必然的问题上，亚克谢尔罗德则认为：偶然与必然的区别，只在于对一般规律的关系，即调节于一般规律者为必然，不调节于一般规律因而又不能为科学所解释者为偶然。
在第一个问题上（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她将恩格斯所讲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简单的变为空的意象。并将此空的意象同客体严格的对立起来。我们记得，当康德解释现象时，也曾经警告我们不要将认识的起点与意象混淆。他也认为一切现象都是两个因子的互动：一方面就是使我领受印象的“自在之物”，另方面就是构成此印象的“悟性”，亚克谢尔罗德除去用了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之外，在实质上究竟与康德有什么区别呢？
实际上恩格斯所讲的主体与客体之统一其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这一问题是与认识论不可分离的。在认识论的问题上恩格斯认为：思考与存在是互相调节的，概念与实际是逐渐接近而永不得遇的（即永不得完全认识外界）。所以他们之间是存着一个辩证的矛盾。然，人类的头脑乃是自然的产物，主体与客体两者都不是超自然以外的东西（主客的关系有时还会移动，如我（主）你（客）有时会变成你（主）我（客）。）所以他们之间并没有隔着一条不可调协的鸿沟。他们构成整个儿的统一，统一的发展即表现矛盾的对立。在历史的过程中，他们间的矛盾不断的发生，不断的解决，不断的再建筑于更高的基础之上。客体与主体的统一，只有在此认识论的基础上去了解，不然就容易跌入康德唯心论的泥坑中去了。
在第二个问题（偶然与必然）上，亚克谢尔罗德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她机械的划分了两个崭然不同的世界：一方面就是那顺应一般规律，可以科学解释的可知世界（必然），另方面就是那不顺应一般规律，不能为科学所解释的不可知世界（偶然）。因此她将具有客观性的“偶然”，完全视为主观性的东西。偶然不能以科学解释，因此在偶然所统治的区域之内，科学要完全失掉作用！她此种机械的唯心的解释，完全与恩格斯的辩证认识相背谬。
恩格斯从来不承认“偶然”与“必然”为绝对的范畴，更不认为偶然与必然是两个互相排斥的互相对立的极端。具体的必然是脱不开偶然，而必然正是具体的表现在偶然之上。他们两者之间组成辩证的统一。所以恩格斯说：具体的必然是由许多偶然所组成。
奥国皇太子之被刺，以帝国主义发展史的眼光看来，是偶然，是历史的偶然。然而在这个偶然的事件上却正反映了帝国主义矛盾的必然；历史的偶然就是历史必然之具体的一个表现。从另方面看来，皇太子之被刺乃是大战爆发（历史必然）的一个引火线。因此，历史的偶然现在又变成了决定具体历史必然的一个因子，而具体的必然却建筑在错误的历史偶然的因子之上了。所以恩格斯说：具体的必然系由许多偶然所组成。
偶然与必然间的联系与统一，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得到辩证的了解。
为了节省篇幅起见，关于这两个问题的争论，现在我不再一一的详细介绍了。此外，关于五年来哲学问题的整个叙述，也要作一个简单的结论，而即此终止。
※※※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哲学问题的争论，到现在已经过两次了。引起这两次斗争的历史背景，前后看来，虽有根本的不同（第一次是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之反动时期，第二次是在无产阶级已夺得政权之后），然而，其实际的意义却是前后一样的。
整理和理解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丰富教训，建立科学的无产阶级哲学方法，是第一次哲学争论之基本任务。记取世界革命的经验，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后之新的问题，乃第二次哲学争论的历史使命。
在自然科学上也是一样的，如果说第一次争论是因为自然科学的革命，提出了许多问题，使自然科学本身遭到了理论的饥荒所致；那末第二次争论的发生，亦正是因为自然科学又有长足的进步，更加深了理论自然科学的危机而使然。所以，两次哲学斗争的任务，同样的都是在解决因自然科学前进而引起的难题，都是在怎样用辩证的唯物论来抓住自然科学来指导自然科学的问题。
如果现在二十世纪的初年，辩证唯物论的任务还只是在于指明：新原子的发现并不与唯物论相矛盾，反之此种发现更证明着唯物论的正确；可是到现在我们的任务却在于：更发展辩证唯物论对于宇宙解释之总的内容。如果说廿世纪的最初十年中理论自然科学的中心问题是物质之一般的形态，而目前主要的问题却是：运动之各种形态与物质状态间之相互依属关系问题，物质构成之间断性与不断性问题，以及因果性问题等等。
在第一次争论时，列宁曾以深刻的辩证唯物论的观点，驳斥了唯心论倾向的波格达诺夫（Bogdanov），在《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中更揭穿了自然科学中的唯心论——马黑主义之内奥。继承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给与的基本原则，而益加丰富的奠定了辩证唯物论在各科知识中运用的基础。所以，列宁在一九二三年时又会指示给自然科学家，要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解答自然科学上的一切问题。
由此看来，五年来的哲学论战，乃是在社会进展的途程中，新的演变和自然科学新的进步的必然之果，乃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奠定其新的权威之关键。所以，辩证的唯物论者站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创立的基础之上，毫无留情的扫清一切因新的环境而必然产生的新的荆棘，而向着新的领域发展、前进，乃此次争论的主要意义之所在。
一九三〇，五，一四，上海。
注释：
[1]例如：因为科学上有新为物质形态之发明，科学家中就有否定物质存在，认唯物论破产的唯心论派别发生。
因为科学的前进冲破了原来的电子说，于是又形成新的唯心论的科学派别，否定原子与电子的真实存在，认电子与原子仅只是个空的概念。
因为有机生活的复杂现象，不能以简单的物理化学过程，简单的原子分析所能解释，于是自然科学上又发生了活力论的唯心学说。
这一切现象都证明自然科学发展之每一个步骤，都脱不开哲学基础。都需要一定的哲学思想的解释。所以许多大科学家都声言：没有哲学他们是不能往前进的。然而，自然科学的前进，反而引起了反动的唯心派别的产生。这一个矛盾正表示着新的科学发展与陈腐的思考形式（形式逻辑）间之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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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蕾丝·卡尔森：早期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无名英雄（﹝美国﹞安·蒙塔古（AnnMontague），2021年4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托派人物小传
GraceCarlson:UnsungHerooftheEarlyTrotskyistMovement
格蕾丝·卡尔森：早期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无名英雄
﹝美国﹞安·蒙塔古（AnnMontague）2021年4月21日
志留译、施帕德校
《格蕾丝·霍姆斯·卡尔森的残酷一生：天主教、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
格蕾丝·卡尔森（1906–1992）是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SWP)）（社会主义行动党（SocialistAction）的组织前身）中唯一一位因1940年那道臭名昭著的反共的史密斯法案（SmithAct）而被定罪和判刑的女性成员。她被判处在西弗吉尼亚州奥尔德森（Alderson）的联邦妇女惩教所服刑16个月。对17名美国社工党男性领导人的审判和定罪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上广为人知一部分。这18位领导人都被指控在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试图用武力和暴力推翻美国政府（见詹姆斯·P·坎农（JamesP.Cannon）《法庭上的社会主义》（SocialismOnTrial））。
格蕾丝在1944年5月14日给她的妹妹多萝西（Dorothy）（也是美国社工党的成员）的信中写道：“很幸运，当我从圣凯瑟琳毕业时，我并不知道我会在毕业典礼15周年之际进监狱……我宁愿做我自己，今天，坐在这里，而不是成为其它任何人。”格蕾丝·卡尔森的新传记刚刚出版，名为《格蕾丝·霍姆斯·卡尔森的残酷一生：天主教徒、社会主义者、女性主义者》（TheFierceLifeOfGraceHolmesCarlson:CatholicSocialistFeminist），作者是唐娜·T·哈弗蒂-斯塔克（DonnaT.Haverty-Stacke），纽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标题为“姐妹会”的一章是早期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妇女信息的宝库。书中详细介绍了格蕾丝·卡尔森的领导能力和她在妇女反抗压迫中的政治贡献。
早年生活
格蕾丝生于1906年，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一个天主教工人阶级社区长大。她对工人阶级的终生奉献源自于她的生活经历。她的激进化是她所经历的两次大罢工的产物。1922年，当她只有15岁的时候，一场被称为店主罢工的大罢工爆发了。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工人团结的力量。这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罢工，有六个与铁路相关的工会中的40万工人参加。她的父亲是一名锅炉工人，也是一名罢工者，但在罢工还未结束前便返回去工作了。然后，他带着女儿穿过警戒线去买食品、杂货，希望女儿的出现能阻止罢工者的暴力行为。越过警戒线的行为让年轻的格蕾丝十分不安，她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于是她跑去忏悔，告诉牧师她“协助剥夺了工人们的工资”。在后来的生活中，她把自己早期的信仰描述为：“做工贼是错误的，迫使人们铤而走险的资本主义剥削也是错误的。”格蕾丝年轻时经历过政治叛逆。她所就读的天主教学校是由圣约瑟夫修女会（SistersofSt.Joseph）开办的，而老师都是支持反抗英国统治的爱尔兰移民。这也是一个激烈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期。那时期的反战歌曲是学校活动。格蕾丝继续她的学业，并进入了圣凯瑟琳学院（CollegeofSt.Catherine），获得了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高级学位。在这段时间里，格蕾丝脱离了教会，转向了社会主义。她继续把自己视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与捍卫者。
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
作为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的积极支持者，格蕾丝亲身体验了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令明尼阿波利斯市陷入瘫痪的罢工力量和对罢工者的暴力袭击使她意识到，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满足工人和被压迫者的需要。她遇到的第一批托洛茨基主义者便是这次罢工的领导人，“我对他们的勇气、能力和智慧的钦佩使我开始研究他们的计划，我开始阅读德布斯（Debs）、托洛茨基、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1938年，格蕾丝作为代表参加了詹姆斯·P·坎农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大会。1940年，她辞去了在州教育部的工作，全职为党工作。在接下来的12年里，她担任社工党在明尼苏达州的组织者，负责竞选活动，为党报撰写专栏，并在社工党有需要时，前往纽约和底特律协助工作。她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作家和组织者。
成为社工党参议员候选人
在1940年9月，格蕾丝·卡尔森成为社工党在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候选人。除了在竞选活动中批判资本主义外，她还呼吁“妇女享有真正的经济与社会平等”，并要求“黑人享有全面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平等”。尽管她进行了一场激情澎湃的竞选活动，但她只获得了9000张选票，然而她认为这是一次成功。“成千上万的明尼苏达州工人和农民通过广播收听了我们的节目，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她也很高兴她比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厄尔·白劳德（EarlBrowder）的得票率还高。她在给列夫·托洛茨基的遗孀娜塔莉娅·谢多娃（NataliaSedova）的信中写道：“我的表现比斯大林派的候选人好得更多，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满足！”她继续与政务秘书詹姆斯·坎农和社工党劳工部书记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Dobbs）合作，于1942年当选为社工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并在之后很多年该委员会中唯一的女性成员。
狱中生活
在她服刑期间，她通过书信联系加深了与女同志们的姐妹情谊。这些女性大多是有工作的母亲，她们的斗争以及格蕾丝与贫穷的年轻女性囚犯的关系激发了她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思考。在监狱里，她很珍视从姐姐多萝西（Dorothy）那里收到的信。她脱离了党内的工作，但妇女在党内的作用却扩大了。社工党的大多数男性领导人不是进了监狱，就是被征召入了伍。于是，女性站了出来，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女性集体领导。那些曾在办公室工作的妇女现在成了社工党的组织者。这些妇女们组织群众大会，担任发言人，并为党报《战士报》撰稿。格蕾丝对这一进展感到非常激动，她给所有挺身而出的女性写去了鼓励信。甚至在她入狱之前，格蕾丝就一直鼓励更多的女性在论坛上发言，并承担更多的组织责任。虽然格蕾丝为监狱的隔离所限制，但她很欣慰于自己在狱中也有成为良师益友的能力。但她的姐妹们也意识到格蕾丝会有多么孤独，她们很担心她的健康。她们每个月都安排一个不同的同志去监狱探望。出狱后，格蕾丝开始了“狱中妇女”巡回演讲，并开始在《战士报》（TheMilitant）上撰写专栏文章，内容是以马克思主义来批判父权制以及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妇女的压迫。
反抗对女性的压迫
在狱中的经历坚定了她反抗资本主义对妇女压迫的决心。1945年6月，她在全美国22个城市的社工党分部开始了她的“狱中妇女”巡回演讲。她传达的信息是：“妇女是资本主义社会双重压迫的受害者，因为她们被剥夺了在社会上体面生活的权利，而当她们被迫以所谓的非法手段谋生时，她们就会被投入监狱。这些年轻女孩不是罪犯，她们是罪恶的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她在多达200人的会议上发言，讲话的重点是女性囚犯。这是她作为候选人时呼吁妇女享有真正的社会和经济自由这一要旨的延续。与此同时，她努力通过扩大女同志在党内的作用，来努力实现妇女在社工党内的平等。在谈到了关于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演讲时，格蕾丝将妇女的日常斗争也融入了她的写作当中。她还开始将家务和母亲身份称作“生产性工作”（productivework）。
休息
1946年，格蕾丝参与竞选了美国参议员，1948年，她成为社工党的副总统候选人（那是他们第一次参与竞选总统）。这是在冷战和反共压迫下的“红色恐慌”时期的一场大胆的竞选运动，他们的竞选口号是“为民权而战”（TheStruggleForCivilRights）。三年后，格蕾丝表示她不会再参加竞选了，在1951年她的父亲去世后，她便辞去了社工党的职务。她说她与该党在政治上没有分歧。她写道，父亲的去世对她来说是一段痛苦的时光，她辞职的原因是个人的和精神上的。她的老朋友兼同志詹姆斯·坎农跟她见了面，并试图改变她的想法。他后来写道，他相信，“她离开是因为她与我们一起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多年中所承受的迫害、贫困和歧视。她对我们党的纲领没有异议，对我们也没有怨言。”格蕾丝始终坚持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反对资本主义。她又回到了天主教堂。她受到联邦调查局的骚扰，还被列入到黑名单，无法找到工作。最终，她成为圣玛丽专科学院（StMary’sJuniorCollege）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20世纪60年代，她参与了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并撰写了一篇文章以批评新左派（newleft）和“没有打击到经济和政治权力中心”的个人错误行为。她谴责了那些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压迫核心”的改良努力。格蕾丝始终保持着她的革命精神。在1992年的追悼会上，她的同事们回忆说，她经常喜欢讲述自己几十年来为恢复投票权而奋斗的故事，而她的投票权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初被恢复。她描述了一位政府官员问她如何失去投票权时脸上的震惊反应，因为她的回答是：“当然是因为试图用武力和暴力推翻政府呀。”
2021年4月21日
原文链接：https://socialistaction.org/2021/04/21/grace-carlson-unsung-hero-of-the-early-trotskyist-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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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纪念中工人工作（康生，1938年1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抗战初期主流左翼谈肃托
七七纪念中工人工作
（康生，1938年1月28日）
录入者感想：我听说这篇文章最后没有被收录到刘宁一的文集里，其实抗战时期劳资和谐、国共合作也无可厚非。顺便，和托派真水火不容啊……能和资方合作，和老板合作，和国民党合作，也没法和托派合作抗日……还有当时的工会作用真大。
李星按：刘宁一是老地下党员，长期从事工人工作。本文是抗战初期他发在上海地下党刊物上的一篇总结，讲七七事变纪念日的相关工人活动。
值得关注的点：
1．工人确实困难，全市募捐也只得法币几千元，还包括了少量老板、管理的捐款。
2．文中说的“总工会”，是国民党体系的工会，即1927年屠杀共产主义工人之后，接管工会的那一票人马。
3．作者认为应该让工人自省，什么地方对得住、什么地方对不住蒋党政府。这真是有点那个了。哪个呢？就是那个呗~
在七七这一天，全上海三百万市民大部分都实行素食，尤其是工友们，本来就粗食素菜，勉强充饥，在这天更是全体素食，甚至于减食，此外，值得叙述的是：
1.在这一纪念中，动员的广泛普遍，步伐的整齐一致，为一年来空前未有，总计参加这次运动的，有很多不同的产业部门，几十个生产单位，参加有组织的募捐行动的，有千千万万，共募得法币数千元。未举行募捐的地方，都分别作了素食，停止娱乐，戒烟，戒酒，戒嫖，戒毒，戒开玩笑的运动，有的还实行中午静默，开会纪念，加紧宣传组织。
2.在这一纪念中，工人间的统一行动，劳资间的大团结是争取到了。无论是新工人，老工人，男工，女工，各车间，各部门，职员，工人，工会，工人自发的组织，劳方，资方，各帮口，各派别，都参加了这次的纪念，并且表现了大家为救国的互相亲热，互相敬慕，互相帮助，互相竞赛。比如绸业中有一个厂，工人募得了五十元零三毛，资方在感动之下也拿出照样的数目；××局工人有拿二角的，五毛的，一毛的，局长则自愿拿出三元，共募得四百多元。工会负责人谦虚诚恳的把他写的稿子，请工人指教；工人发动募捐，请工会指导，工会负责人热心加以赞助；并且诚恳的说明大家全是为了救国，大家应一齐努力。×纱厂各间都有人拿铅筒募捐，工友们小菜都不买了，把仅有的几个铜板，叮叮当当的投入筒内；一位工友回到家中和同居的房客们一讲，二房东，三房客，一致吃起素来；隔壁邻家的老板娘不识字，听到有人讲，报馆代收救国捐难民捐，连忙和老板详述理由，情愿少穿一件香云纱的上衣，挨过夏天，把五只洋钿送到报馆作为救国捐……这是我中华民族的儿女们伟大的爱国表现，这是我民族复兴的曙光！
3.爱国正义，压倒一切，当大家解囊应募的晨光，有些素日与众不同，甚至有某种嫌疑的人，也迫于大义，重现天良，拿出钱来献给国家，这完全证明了众志成城，所向无敌。
4.这个纪念日完全证明了我三百万市民，八十万工友所蓄积的爱国力量。我们深刻了解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八十万工友更是不可征服的。我们的工厂虽被日寇炸毁，营业虽被日寇破坏，我们虽然失业的失业，死亡的死亡，残废的残废，生离死别，流离失所，敌人虽然用尽一切诡计，骗我们工友参加伪沪西总工会，“东亚同盟会”，“新亚会”，但无论威胁也好，利诱也好，我工友仍然坚持到底，倍加忠心。我们要向华成女工致敬，她们在这一天是实行了最严肃的纪念，我们要向福新工友致敬，他们是在一天与趁火打劫的老板作了不容情的斗争。这些举动都是我工友足以骄傲自豪的，都是收复大上海的预兆。
5.发现了敌人别动队托派的破坏行动。在××厂，工人共同决议了素食一日，献金救国；而托派则煽动工人起来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天气热，不应吃这样坏的饭，什么素食不素食，明明是资本家剥削的方法，大家应一致起来反抗资本家。”他们是用这样昧天良的挑拨离间手段，来破坏抗日运动；他们更在这一天夜里，散发反动传单，说什么“应战一年来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替日寇作宣传，日寇精印小丛书，叙述苏联怎样内部纠纷，极力称赞托派和日德法西斯勾结破坏苏联，这正是托派和日寇勾结的铁证。
七七纪念虽然有了以上的优点。但是有些缺点也不能不特别加以注意：
1.准备仍嫌不够。各报纸，各杂志提前号召的结果，虽然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了怎样纪念的印象，但是各工厂动员的时间，确是很短，还有些地方是动员的不够，假使准备工作更充分的话，那么，这一运动一定更广大，更整齐，不致有些地方还显得一时来不及，或手忙脚乱。
2.工作太机械化。尤其显著的是日期问题，七月六日嫌太早，七月八日又说过时了，只有七七，这一天才可以举行募捐和各种运动，其实这是不对的，提前一个礼拜或延长一个礼拜都没有关系，要知道七七只是一个标准日，有的工作应在七七前完成，有的工作应在七七后才能完成，假使只限一天，那未免太拘于形式，同时使纪念的范围缩小。
3.对于团结工友的工作的不够。不能否认的，我们在七七这一天确曾在实际行动中作了很好的宣传，虽三岁小孩也知道在这一天吃素，但在组织工作上却把握的不紧，我们曾发现了不少的积极分子，不少的爱国青年，平日不关心国事的落后的工友，都动员了起来，但是我们却没有把这些落后的人们在动员中加以组织，甚至我们在七七过去之后把先进的份子也放松了。
4.总工会动员非常不够。在总工会领导下的群众，也都是热心爱国的，他们希望工会领导者去发动，但是总工会对这一工作，在准备上，动员上，都非常不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当然，工友会自发的实行了素食和部分的募捐运动，但这是无计划的，不普遍的，这一点固然不能不归咎于我们工友们督促的不够，而主要的是工会领袖没有把责任担负起来。
以上缺点，都是我们在七七纪念运动中美中不足的地方，这些教训我们应马上用到八一三纪念运动上去，因为八一三对上海工友以及全市同胞关系更为密切，希望每一个人每一工厂都要作一个周密的准备并作以下的讨论：
1.八一三的意义；
2.周年抗战的检讨：全国总的抗战的检讨，本工厂的检讨，个人的检讨，大家作一个严格自省，什么地方对得住国家，什么地方对不住国家，确定将来的计划。
3.怎样动员工友：纪念八一三，各方面的筹备组织，和总工会的联络。
4.怎样表示工友的爱国忠诚；
5.怎样在各工厂反托锄奸；
6.怎样在纪念中组织工友；
7.怎样回乡发动农运，配合游击战，或参加游击战，收复大上海。
工友们；大上海有八十万工友，这些优秀的儿女，应如何为收复大上海而奋斗啊！七七过去了。八一三到来了，我们不需要形式的纪念，而需严格的积极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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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关于托派的几个问题（康生，1938年1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抗战初期主流左翼谈肃托
信箱：关于托派的几个问题
（康生，1938年1月28日）
录入者按：一看到上海、国民参政会，直接要素察觉，必是陈绍禹一系写的，即使有真话也没必要认真分析了，就像别人的梦话不管真假都不需要认真听一样。如果你反对他的观点，那么你会浪费你的生命；如果你支持他的观点，那么你应该回头数数看后背上飘着几个新四军。
相比“这位先生说了什么”，“这位先生是怎么说出来的”可能是个更有意思的话题。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应该清楚地知道，当时托派即使把各派成员、外围支持者都算上，也无非几座大城、数百人之众，但在作者笔下，他们却真是神通广大，竟能煽动那些除了钱什么也不认的地方民团，亦能搞到足以武装起成群土匪的军火。这和国民党的手段何其相似：十年内战时期，他们就是这样互相扣红帽子的。毕竟激进派该死是宫廷政治的铁律，在脱离阶级斗争的“政治”里，只有最猥琐、最残忍、最会栽赃的人才能活到最后。
本文作者对伪员长的拥护，其恶臭程度怕是只有果粉可比：
“国民党的进步性”，
“国民党贤明的领袖”，
“国民党正在全国民众拥护之下不断的进步中”……
你说国党进步，可是国党想进步吗？它巴不得自己越反动越保守越好。贤明更是大大地有待商榷，伪员长要是真的贤明，赤党一个也活不到1928年。（笑）
这点还要结合后文来看：作者显然是坚信英法美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反对日本，并支持中国的，并且明确地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这非常准确。英法美与德意日的战略冲突是没有缓冲余地的；他们无论如何，必有一战。从尼赫鲁的突袭葡属印度（事实上是挑衅英国）的结果来看，即使伪员长趁英法虚弱重新接管租界，英法也得吞声咽气，继续发送援助：摧毁敌人远比收拾家奴来得急迫，更何况即使收拾也鞭长莫及。这样一来，反对“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往好了说是不必要的，往坏了说则是奴隶道德，即使自己实在地吃亏，也不让主子不高兴。
这种即使被民族资产阶级杀得人头滚滚、被垄断资产阶级吃得满目疮痍，也要小心翼翼地为一切大小资产阶级当下仆的态度，谓为“丧家的资本家乏走狗”是也。
李星按：本文有趣的点，是作者指出有些青年知识分子比较同情托洛茨基的思想。
信箱：关于托派的几个问题
编辑先生：
我是极力主张国内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敌人，所以国内各党各派各阶层联合起来巩固统一战线的口号，我是非常赞成，非常拥护。可是近来关于托派的问题，使我非常烦闷，怀疑，这是不是党派之争？有人说托派的理论是错误的，错误在哪里？假使说托派的理论是绝对差误的，那么为什么还有青年，尤其是知识分子相信它？
这些问题我怀疑了好久的，先生请你给我一个正确的答复。
敬致
民族解放的敬礼！
吴桂英上
桂英女士：
你所提出的问题的确是现在一般青年所要知道的问题，首先你问托派“是不是党派之争”，这不止是你怀疑，据我们所知，别的许多爱国人士也多怀疑。但如果你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救亡工作（恕我这样说），尤其是在上海，你便会遇到汉奸一类的人，专门和你捣乱，专门反对政府，反对国民党，破坏组织，破坏统一战线，甚而至于向敌人告密，（见本期关于托派的通讯）；如果你再进一步考查他们的背境，那你便会发见他们就是托派汉奸。
不错，托派曾经是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派别，曾往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派别，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共产党秘密存在的时候，非共产党的我们，对于他们怎样固执他们的意见，怎样在共产党内部形成反对派，怎样被共产党开除，怎样在国际上沦为法西斯的走狗，在中国沦为日本军阀的间谍，都不大留心。但自从国共合作之后，共产党已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公开的政党了，全国各党各派也都在抗战过程中宣言拥护三民主义而取得合法地位了。只有托派还在抗战开始之后，在言论上主张“打倒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苏联；在行动上煽动广西民团反对抗战，参加日本特务机关工作，领取日本津贴进行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民众运动，私藏军火组织土匪捣乱后方。因此，很明显的，现在反对托派，并不是因为托派是与共产党对立的政派，而是因为它是与三民主义，与整个民族对立的汉奸。如果我们以民众的立场来反对托派，那我们是在提高反汉奸的口号下反对托派汉奸。蒋委员长说，“党派之争，已不存在”，最近包括全国各党各派的国民参政会，也无托派的踪影，你明白了这，便知道现在反对作为汉奸的托派，决不是党派之争了。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托派理论错误的地方在哪里。这也应该从托派历史的问题上看。当托派还是共产党内部一个派别的时候，它是有着一贯的错误理论的，例如“不断革命论”，便是它的理论基础，但自从已经被历史证明完全错误的理论，把它引向反革命道路之后，它就譬如是一个垃圾堆，一切被历史的巨轮扬弃的反革命渣滓，它都当做珍宝，吸收在一齐了，一切和平势力为苏联和共产党拥护的，都是它的敌人，一切侵略势力企图推翻苏联和共产党的，都是它的同盟者。所以一切反革命理论，不管“左”的右的，它都兼容并收。
在中国，日本军阀是借着消灭国民党政府和反共来进行侵略，日寇提线下的北平傀儡政府是打着“消灭国民党和铲除共产主义”的口号，来替敌人完成被占领区域的统治，而托派则主张“打倒国民党”和反对共产党来分散抗战的力量，使日本帝国主义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
因此很明显的，托派从一切反革命的渣滓，从一切日本军阀荷包里掏出来的所谓理论，不管挂的是什么“左”的招牌，只是欺人的工具，它们实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军阀所梦想的灭亡中国，以便以全力进攻苏联。你知道了这，便知道现在来谈“托派理论错误在哪里？”是多余的了。
但如果你说，托派理论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一些青年——尤其是知识分子——相信它，这正是我们现在要回答的问题。的确，托派是“善于利用某一部分青年（特别是某些狂热的小资产知识分子）对现状的不满，用‘左’的口号，甚至于用‘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辞句，去鼓动他们起来反对抗战的政府军队和政党”，反对救亡团体和民众运动。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一般受了托派汉奸欺骗的青年，除了指出托派理论是一种欺人的工具之外，还得拿事实来向他们说明。
第一，托派反对国民党说：“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毫无遗漏的向民众揭破国民党政府的整个政策。”“将来的国民党政策只是血污的叛变政策之继续。”“目前谁如果拥护抗战便对国民党政府起丝毫幻想……谁就是事实上的汉奸。”（托派“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
这里托派否认现在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和最高领袖的任何抗战事业，而主张打倒一切抗战政府和军队，它的汉奸面貌是很明显的，但如果还有某一部分民众相信它，那他们因为是不了解中国当前的危机，不了解国民党的进步性，不相信民众的力量足以帮助国民党坚持抗战到底，实际上将近一年的抗战告诉我们，国民革命军是怎样英勇的浴血奋战，国民政府是怎样努力于抗战政策的推行，虽然敌人每占领一个大城市，就散布和平空气，企图议和，但国民党贤明的领袖总是坚决予以拒绝，毫不动摇。最近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如国民参政会的产生），战略战术的更正确的应用，民众运动的开展，尤足以证明国民党正在全国民众拥护之下不断的进步中。
第二，托派反对共产党说：“它（指中国共产党）今日之充当中国资产阶级之同盟者，不仅如一九二七年一样，仅负消极的责任，而且还要积极的为反革命镇压的帮凶。”（所谓“第四国际决议案草案”）共产党“必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和压迫民众的天然工具……必须无情打击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托派“决议”）
因为中国共产党知道托派“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消长，对于中国革命的成败，具有最后决定的意义”，完全是遁辞，是掩盖他们破坏抗战，因为中国共产党相信中国人民自己团结抗战的力量，所以几年来奔走呼号，终于造成了全国统一战线的局面。它在抗战中曾英勇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它曾尽量贡献作战的经验，提供正确的战略和战术，无怪乎忠于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托派，要用尽全力来加以攻击，以削弱中国抗战的力量。
第三，托派所以反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只是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破坏中国民族抗战。谁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劲敌，无论国民党或共产党要单独和它作战，都没有胜利的可能。现在托派为了遮盖它的汉奸面貌，提出“打倒国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即使他们的意思真是这样，也不过是要中国民众一只手打国民党，一只手打日本帝国主义，非使全民族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不可。
第四，在托派的纲领上提出“解除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见其“决议”），在另一个托派刊物上公开说：“就是英美法意一切帝国主义财产也不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之后才收回，而是在日本被打倒之前就一定要将他们收回。”
“托派在目前剧烈抗战过程中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它的目的，显然不是打倒帝国主义，而是为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去推动其他国家协助日寇侵略，并使中国孤立。”如果还有人受了托派的欺骗，以为和平国家不会帮助中国，那他是不了解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法则。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各国因为发展不平衡，利害不一致，最近几年来由于法西斯国家的节节进攻，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的对立，尤为明显。此种情形下，和平国家对我抗战的同情和援助，不但可能，而且必要。事实上英美法军火的供给和精神的援助，是不能否认的。随着抗战的坚持到底，新的有利的国际形势的开展，即将到来。只有相信自己的力量，争取国际的同情，才可以打破悲观的思想。
这不过是几例子而已，这却已经证明托派只是检足以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空调，来欺骗青年：但如果你对抗战有着坚决的信心，那是决不会受着他们的欺骗的。据我们所知，将近一年的抗战经验，已使托派不敢播放他们的汉奸理论了。他们现在唯一的手段，就是暗中挑离拨间，破坏告密。
敬致民族敬礼。
（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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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白芒《民族公论》1938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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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
（白芒《民族公论》1938年创刊号）
录入者按：这篇说了很多，但又好像什么也没说，一句同样的话能翻来覆去重复三次四除了凑字也起不到什么强调作用，反倒像我考场作文凑字数。就批判不断革命论而言，断章取义、自说自话语意漂移实在过于迅猛，整篇文章错漏百出以至于我反驳起来也无从下手，鉴于不想又搞成一出“引用大战”来只好就此作罢。
有一点要讲的就是把文章的写作搞成了学理主义的词句分析，却不从现成的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教训中分析，最后剩下的就是引用式的堆砌。但糟糕的是这种习惯至今大行其道。举个例子（https://www.zhihu.com/answer/1646561747）评论区的某位就如同该文作者的论述风格如出一辙。
李星按：本文发表于抗战初期的救亡刊物《民族公论》，从杂志内容看，是地下党的外围杂志。本文是当时主流共产主义批托的模板范文，如录入者所说，不值得专门去批驳。
值得说的，是这类文章当时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帮助主流共产主义的追随者澄清思想吗？显然不是。这类文章起的作用，是定性和敦促追随者们站队。只有当社会的精神权威出现明显松动，对不同的思想出现强烈需求的时候，思想斗争才可能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而在30年代，工人阶级已经被苏联背书的左翼政治绑架了……
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世界左翼的变化可谓地动山摇。要特别指出的是，强大而主张毛主义的菲律宾共产党，迅速出现了分裂和主要领导者的转向风潮，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奥坎波出走另立新党，新人民军的主要指挥员之一金塔纳尔干脆投靠当局了。虽然20年如一日声称苏共“变修了”，唾骂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呼吁“警惕对苏绥靖”，但这个“社会帝国主义”一朝败亡，反倒让菲律宾的革命者们陷入了惶恐无措。这个例子，最有力的说明，到底是什么动力，支撑了20世纪的共产主义：1917年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当这个原动力的产物彻底消失，左翼阵营也就房倒屋塌了，它的无数文宣，比如本文，救不了谁的命。
1991年苏联的崩溃震动了菲律宾革命者，因为他们是革命者，严肃对待颠覆资本主义秩序的前途。这个前途的貌似破产，自然让他们一时蒙头转向。21世纪的今天，在资本主义全胜的地区，许多年里，资本主义市场的天然合理性，作为绝对权威，统治着大众的精神。这个权威开始松动了吗？无论如何，要及时捕捉松动的迹象，因为那是思想斗争开始的信号。
评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
一托洛斯基自己怎样解析不断革命论
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立的。在十月革命以后，托洛斯基有三次较详细地解析此种理论的要点。
第一次，托洛斯基在自己的一本小册子《总结与前途》（一九一九年再版）的序言中解析；它第二次在《一九〇五年》一书的序言中解析；它第三次在《新路线》的一本小册子中解析它。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托洛斯基在伟大的十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大革命之后，在事实上已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绝对正确之后，在托洛斯基本人已混入布尔扎维克政党之后，在托洛斯基已「承认」布尔扎维克主义之后，他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解析他自己的理论，还是顽强地认为它自己是正确的，是与「布尔扎维克主义的基本路线」相符合的，可见托洛斯基虽插足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列，还是没有放弃其反革命的理论；不但没有放弃，而且进一步利用它作为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工具，作为反列宁-斯达林领导的武器，无疑的，这一「理论」是托洛斯基主义的中心思想，如果我们想要寻求托洛斯基走上反革命实践的逻辑发展的结果，那末此种理论的反动性的揭露是必要的。
现在我们先将托洛斯基本人所解析的不断革命论加以引述，然后再来批判。
在《总结与前途》的小册子序言中，托洛斯基对他自己理论的内容作如下的解析：
「作者所拥护的观点，可以这样系统地公式化：依其最近的任务是资产阶级的，业已开始的革命，将很快地展开有力的阶级矛盾，并引到胜利，只有把政权移交给唯一的能够成为被压迫群众领导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已经执政的无产阶级不仅不想而且不能以资产阶级-民主的纲领为限制。它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只在这种场合，假使俄国的革命转移为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那个时候，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纲领将与其民族的框子同被克服，而俄国工人阶级暂时的政治统治权开展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独裁。如果欧洲依然是不动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不容忍俄国发动群众的政府以及把国家抛到远远的后头去——离开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共和国。因此，执政的无产阶级不以资产阶级-民主的框子来限制自己而展开不断革命的策略。」
这里托洛斯基还继续解析什么叫做『不断革命论的策略的开展。』根据他的意见，这就是说「消灭社会民主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纲领间的界限，愈益深刻地转向社会的改良并在西欧革命中寻找露骨的和直接的支柱。」
在《一九〇五年》一本书的序言中，托洛斯基又重述他的观点，他说：
「这个聪明的名称（不断革命论）表示一种思想，就是俄国的革命，其前面直接站着的是资产阶级的目的，但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之上。革命不能异样地来解决其最近的，资产阶级的任务，除非无产阶级的当政。而这后者把政权拿到手之后，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框子来限制自己。反之，就是为着保证自己的胜利，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其统治的初期不仅必须深刻地侵犯封建的，而且资产阶级的私有。在这种情形之下，它不仅与革命初期赞助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一切集团相冲突，而且与帮助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农民广大群众相冲突。在农业居民占压倒多数的落后国家里，工人政府地位中的矛盾只在国际的范围内，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够找到自己的解决。破裂是因为历史的必然性，俄国革命有限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框子，胜利的无产阶级不得已将炸开民族-国家的框子，就是说将自觉地趋向于使俄国的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序幕。」
最后在《新路线》中托洛斯基把自己的理论作如下的描写：
「不断革命精确的翻译是意味着经常的，或不间断的革命。在这些子句中隐含着怎样的政治意思呢？是包含这种意思：对我们，对共产主义者政治达到或种的胜利及或种的社会改良之后并不终止，而是向前发展下去，只有社会主义的社会对我们才是革命的界限。因此，革命如果已经开始，——我们要参加，尤其是要领导它——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任何形式的阶段上停止下来，反之，我们应当不断地和经常地引导它向前，当革命没有枯竭一切的可能性和运动源泉的时候。这对民族界限内，革命内部的胜利是如此，革命移到国际舞台上去也是如此。在俄国的条件下，这意味着：作为政治完成的不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甚至于也不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而是依靠农民和打开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纪元的工人政府。」
托洛斯基就是这样来解析他自己的不断革命论的。在上面这些摘录中，托洛斯基本人所提供的不断革命论的解析不能认为已经详尽无遗。在这些解析中还有若干值得注意之点是脱落的。然而在这些解析中已不难找到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之要点。
二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的要点
在上述的三个摘引中，托洛斯基本人所解析的不断革命论有何共同和显著的特点？哪几点可以算作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的要点？这些问题是当先要回答的。我们可以说，敌视马克思-列宁不断革命论的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其要点有四：
第一，托洛斯基〔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政权是在无产阶级手里。只有执政的无产阶级才能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托洛斯基就这样忽略了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
第二，托洛斯基断定无产阶级一取得政权之后，就要与农民敌对地相冲突。托洛斯基没有充分地估量到农民是革命的动力而同时认为在革命之后农民不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而成为无产阶级的敌人。
第三，托洛斯基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与农民的冲突是不可免的，事实上表示对无产阶级力量的不信任，不充分地估量到无产阶级对劳动农民的领导作用，不充分地估量到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把农民经济朝向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而消灭富农阶层的动力。
第四，托洛斯基不充分地估计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不充分地估计到农民的革命作用，因此，也就不充分地估计到俄国革命内部的阶级力量，认为工人政府在落后国家与农民冲突，这种矛盾只在国际舞台上才能找到解决。托洛斯基认为没有西欧无产阶级方面国家的帮助，无产阶级革命在落后国家中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上面所指出的这四个要点就是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之主要内容，如果我们从嚣张的革命词句下来揭开其本质，那末这非常重要的四点根本上是与列宁主义相违背的。
自然，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这四个要点特别是，关于跳过资产阶级革命，关于跳过农民应当在某种具体的意义上去了解。因此，我们单单列举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的要点还是不够，我们必须进一步揭露和证明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所包含的错误。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的就是托洛斯基不断革命的四个要点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不仅有相互的，逻辑的彻底性和相互的依赖关系，而且是从一个总的观察，更正确点说就是从不充分地估量俄国革命内部的阶级力量以及从不了解俄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内容做出发的。
往后我们将把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的每一要点加以更详细的讨论。这样我们才能够规定出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与列宁的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之原则上的和具体的差异。
三托洛斯基的基本错误——忽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
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是企图解答列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学说中所解答的那些问题，就是由君主专制转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独裁的条件，形式和速度诸问题。但托洛斯基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是另具一格的，是不正确的。
列宁所想的是在沙皇制度之下，转到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托洛斯基及其导师帕尔夫斯是想从君主专制直接转到无产阶级的统治。
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是不仅没有充分地估计到农民的革命作用，而且跳过农民，把农民从革命动力的行列中排除出去。这一点是托洛斯基「理论」的重大错误。依照列宁的看法，托洛斯基的根本错误不在此，而在忽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并从这里产生出「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说从君主专制直接走向工人政府。
虽然托洛斯基也曾说到「俄国革命依其直接任务看来是资产阶级的；因为革命趋向于把资产阶级的社会从绝对主义及封建私有的道路和桎梏之下解放出来，」从这几句话里有人或者会错觉地做出这样的结论，好像托洛斯基也如列宁一样，认为从沙皇制度转到无产阶级独裁要经过两个革命，或者说革命的两个阶段——资产阶级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托洛斯基是不是这样想法？不，绝对不是的。托洛斯基认为俄国革命依其客观的任务是资产阶级的，而执政的是无产阶级。托洛斯基说革命的胜利将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而无产阶级的胜利引他去夺取政权。托洛斯基这种结论是由下面的几点做出发的，他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最薄弱的而且完全缺乏可以和君主专制及农奴制度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
资产阶级在俄国既然是最薄弱的，无足轻重的，而且完全缺乏资产阶级的民主，这就是说不能有资产阶级的革命——托洛斯基主义的逻辑就是这样的。在《一九〇五年》一书中，托洛斯基把这意思说的非常明显。他说：
「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以及俄国资产阶级民主的断绝，是俄国历史发展之无疑的和非常重要的特点。且从这里——在历史所提供的其他条件之下，恰恰产生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托洛斯基根据这一点，不仅认为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是无产阶级执政而且认为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是单独的，孤立的。因为托洛斯基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构成革命的动力。他认为什末地方有强有力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那里的革命就强些；什末地方无产阶级薄弱，那里的革命就弱些。托洛斯基在这里发挥他自己的不断革命论之要点。他说不能等待革命的激进份子，不能等待俄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根据他的意见，俄国是没有这些的。他说俄国的革命是推进了，而无产阶级几乎是处于完全的革命的孤立中。托洛斯基从这里只能做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不是如列宁所说工农民主专政，而是无产阶级的独裁。因此，列宁在《在我国革命中无产阶级斗争之目的》一文中着重指出「托洛斯基的基本错误是忽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这个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移问题缺乏任何的思想，其余的局部错误都是从这个基本错误产生出来的。」
托洛斯基虽不止一次说到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说到俄国革命客观的资产阶级任务，但他不进一步分析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经济内容，不规定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农民革命的特性，不想到与这种革命相配合的政权形式，这种政权形式在列宁的计划中是工农民主专政，在托洛斯基的计划中是无产阶级独裁，事实上是跳过必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也就是忽略了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性质，这就是托洛斯基不断革命第一个，而且是基本的错误。
四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是跳过农民
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的另一个错误是没有充分地估计到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是跳过农民的。但托洛斯基对农民的观点并不是常常能自圆其说的。他一方面说农民是不革命的，另一方面它在农民中又看到自发的革命力量。在第三方面他又说在无产阶级执政之后农民将首先被吸入革命的漩涡中去。不管托洛斯基对农民问题的观点是怎样地斑杂，然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托洛斯基认为无产阶级当政之后一定与农民敌对地相冲突，这个冲突将使无产阶级的政权夭折，如果没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来帮助俄国的无产阶级的话。托洛斯基就这样率直地说到农民的反革命作用。
托洛斯基的这种对农民的观点与列宁对农民的观点毫无共同之点。大家都知道，列宁对农民的作用是十分正确的估计。列宁非常细心地区别农民的不同阶层在革命的不同阶段上的作用。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规定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和无产阶级独裁中的作用。实际上列宁不仅以革命不同阶段中农民作用之具体的历史的规定为限。他除此之外，还给农民以社会-经济的分析。只有根据此种分析才能正确地了解农民不同阶层在革命不同阶段上的作用。
列宁在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中看到他的两重本性。他在中农中，一方面看到他是拥有定量土地的私有者；另一方面他是受地主和资本家剥削的人民的一部份。
就是此种两重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方面推动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与无产阶级联盟；（就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农民的某些阶层也是与无产阶级联盟的，）另一方面使农民成为人民中反动的部份。因此，列宁指出随着时间，随着资本主义剥削的加强，中农中的反动诸点愈益削弱，它愈益走上与无产阶级联合的道路。如果我们在这种观点下观察托洛斯基对农民的估计，那末立刻可以看到他与列宁关于农民的理论是根本不同的，虽然托洛斯基并没有如列宁那样提出关于农民相异阶层在革命不同阶段上作用的三个具体口号；因此，托洛斯基一般地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同一起来。他把这两种革命机械地混淆起来，应用着一个不断革命的名称，所以托洛斯基对革命中农民作用的问题没有分类的提法。托洛斯基是不分别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和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
我们知道列宁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解决土地，农民问题。当时俄国的革命在列宁看来首先是农民的革命。因此，根据列宁的意见，农民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动力。托洛斯基的观察就不同了，他首先认为俄国真正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只有现成的，革命的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才有可能，至于作为与地主制度的对立阶级看待的农民，并不是作为承认俄国革命资产阶级阶段的根据。在托洛斯基看来，此种农民不是革命的力量，不能规定俄国革命的性质。
托洛斯基无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或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都预言农民与无产阶级不可免的冲突。托洛斯基就利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此种冲突的不可免性作为反对列宁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作为反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能性的根据。托洛斯基就利用社会主义革命中此种冲突的不可免性来反对无产阶级独裁的维持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论据。事实是最倔强的，二十年来苏联无产阶级独裁的日益加强，工人阶级以及劳动农民联盟之日趋巩固，农业集体化之开展和社会主义全面的胜利这些事实已把反革命的托洛斯基的「理论」粉碎了。
五托洛斯基不充分估计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上面我们已把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的两个要点：忽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以及跳过农民加以扼要的叙述。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来检讨它的第三个要点，这就是托洛斯基不充分估计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不充分估计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不充分估计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对托洛斯基这点错误，斯达林在《十月革命与俄国共产主义者的策略》一文中有很好的说明。他说：
「此刻以前通常指出『不断革命』论的一面——不相信农民运动革命的可能性，现在，为公正计，必须以别的方面来补充这一面——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才能。」
斯达林在另一个地方又说：
「俄国『不断派』的错误不仅在于不相信农民的作用，而且在与不充分估计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才能，不相信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说托洛斯基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和领导的才能有人或会奇怪，因为托洛斯基是最「左」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众，」他把无产阶级的利益看得非常重要，难道他也会取消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么？的确，如果我们托洛斯基叫喊不绝的左倾革命词句来看，他对「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无产阶级特殊的政治作用，」「无产阶级量和质的优越」等等委实说得不少；但我们仔细加以思索，这些只是革命的空话罢了。这里我们就暂时撇开这几年来托洛斯基及其徒类反革命的，背叛无产阶级的许多事实不说，单从理论上委以检讨，我们也不难看到托洛斯基「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大家都知道，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而言，而托洛斯基既然认为农民是不革命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是单一的力量，它是没有同盟者的孤军，那末无产阶级就缺乏领导的对象，在否定农民是革命群众的前提下，来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事实等于取消和否定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这是第一点。第二，托洛斯基屡次肯定地声明在无产阶级执政之后，工人与农民的冲突时不可免的，无产阶级的政权一定覆灭，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能成功。显然的，托洛斯基在这里不仅否定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而且不相信无产阶级有消化此种冲突的才能，如十月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合作之日趋牢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经济之获得空前的胜利以及集体化施行之后全体劳动农民（中农）均成为自由社会的公民，无产阶级对农民为这种领导作用以及无产阶级消化工农冲突的才能，托洛斯基不是盲目地看不见，就是有意地加以抹杀。第三，托洛斯基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实际上不是指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而是指无产阶级「统治」农民。就是说，托洛斯基认为无产阶级执政之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统治农民，他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独裁是工农联盟的政权形式，他也没有看到在苏维埃政权之下不是工人阶级「统治」农民，而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工人阶级与农民联盟的最民主的政权。托洛斯基在《我们的革命》一书中曾经这样说过：
「俄国的资产阶级抛弃其一切的革命立场。它也必须抛弃对农民的一切革命领导。」「城市是现代社会的领导者——托洛斯基继续着说——而且只有它才能起资产阶级革命领导者的作用，但我们在那里什末地方有能够领导民族的城市民主？」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上托洛斯基更明显地说：
「产业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所占据的那种基地是十八世纪末时期山岳派（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激进革命党人）的手工业的半无产阶级民主所占据的基地。」
托洛斯基在这里想说出俄国缺少革命的资产阶级，而政权只有移到无产阶级手里，后者不是领导农民，而只是政治上统治农民；因此，工农的武装冲突是不可免的，如果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国家的帮助，苏维埃政权不能维持下去，一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更谈不到了，这就是「左」派无产阶级「革命家」「拥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逻辑！
六托洛斯基怎样了解西欧无产阶级的帮助
最后我们应当检讨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之另一要点。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忽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不充分估计农民的革命性以及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现在要观察的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托洛斯基首先是不相信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所以着重指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如果没有西欧无产阶级国家的帮助是不能成功的。他认为无产阶级在落后的和农民的国家中，取得政权不能克服内部的矛盾，无产阶级不可免地与农民要起冲突，而且因为这种冲突，无产阶级会失败，如果西欧的无产阶级不给俄国无产阶级以国家的帮助的话。在托洛斯基看来，在一个技术落后和农民的国家中没有能够克服社会建设困难的内部力量，此种困难和矛盾只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例如托洛斯基在《一九〇五年》一书的序言中，就这样说：
「在落后的，农民占压倒多数的国家中，工人政府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关系范围内，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找到解决。」
自然，谁也不能否定俄国的无产阶级不能以国内的联盟者为限。他应当从别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方面找到援助，而且应当区别这种援助的种类。托洛斯基把革命的胜利完全倚靠西欧无产阶级的援助，而且是倚靠国家的援助。托洛斯基所说的国家的援助到底是什末意思呢？这也只好让他自己来解析。他在《总结与前途》一文中说：
「在俄国的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到底能跑的多少远呢？可以确信地说一句：它（政策）受到政治的阻碍比受到技术落后性的熬煎还要早些。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的帮助，俄国的工人阶级不能支持政权，以及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转变为长期的社会主义的独裁。任何一分钟内不能怀疑这一点。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怀疑西方社会主义的革命允许它们直接把工人阶级临时的统治变为社会主义的独裁。」
根据托洛斯基的意思，一分钟都不要怀疑工人阶级不能支持政权，如果西欧的无产阶级不给他以国家的帮助。但在何种场合下，西欧的无产阶级才能给予国家的帮助呢？
只有在这种场合下，如果西欧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就是说在西欧许多国家完成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时候。
大家都还记得，俄国革命之战胜资本主义的列强，英、法以及其它国家的士兵之拒绝与苏俄作战是起着很大的作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拒绝转运军用品与苏俄作战起着很大的作用。许多国家的海员和工人的暴动，声明不愿与苏俄作战也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一切都是对俄国革命的帮助，可不是国家的，如托洛斯基所说的一样。列宁所说的西欧无产阶级对俄国革命的帮助，就是指前一种的帮助。列宁在全俄劳动的哥萨克人第一届代表大会上这样说过：
「我们获得胜利是因为我们曾经是而且能够是单一的，因为我们能够从敌人的营垒里联合共同的同盟者。」「协约国——列宁继续着说——那个时候有千百万的军队，它的士兵自然不是如白俄的军队一样，他们那个时候向俄国集合，没有组织者，也没有武装。协约国率领这种军队进攻我们，结果如布尔扎维克所预言的一样，他们说事情不仅关系俄国，而且关系世界的革命，我们有联盟者，这就是任何文明国家的工人。」
很显然的，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是世界革命的发展，是资本主义诸国阵营里的联盟者，并不是如托洛斯基所说的一定要欧洲无产阶级国家的帮助。事实告诉我们，苏联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下已经屹然地生存了二十年余，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欧洲无产阶级给苏联国家的帮助，照托洛斯基的说法，苏维埃政权老早塌台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老早失败了，然而事实胜于雄辩，托洛斯基反对革命的理论就在这事实面前粉碎了。
七几句结语
不断革命论是托洛斯基主义的中心思想，这种思想完全是作为俄国的机会主义看待的门雪维克的思想，与马克思-列宁-斯达林的思想毫无共同之点。托洛斯基由这种反革命的思想发展到反革命的实践，是逻辑的必然结果。他起初在理论上否定苏联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等到苏联真的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又故意曲解事实，认为所建设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以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在基础上已先成功，而且为全世界所公认，他就用恐怖，暗杀，破坏直至与敌视苏联的法西斯国家勾结，企图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由工人运动中一个政治派别而激剧地转变为革命的正面敌人，这就是托洛斯基主义所走的道路。就拿他的所谓不断革命论来说，那里所包含的反无产阶级的本质也昭然若揭。他认为俄国缺乏革命的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就进而否定俄国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可能，甚至于否定俄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性质。他想从推翻专制直接就走到无产阶级的独裁，而跳过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而这一阶段在马克思-列宁的不断革命的计划中是必经的。他不了解农民也属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范畴。他从缺乏资产阶级民主的事实就确定农民也是反革命的力量，他没有看到农民也是革命的动力，他没有看到当时俄国革命的特点恰恰是农民的革命。由于否定农民是革命的力量，使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成为没有联盟者的孤军，因此，他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等口号也只是革命的空话。不仅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托洛斯基主义中是空话，而且他认为在无产阶级执政之后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冲突是不可免的，结果无产阶级是要失败的，他就这样忽略了无产阶级有消化此种冲突的才能。在否定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之后，他就不能不求助于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诚然，俄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都需要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但托洛斯基却一定要西欧无产阶级国家的帮助，不然俄国工人阶级暂时的统治不能变为社会主义的独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第一流无产阶级「革命家」自命的托洛斯基，单拿他的「理论」来检讨一下，本质上是反无产阶级的，本质上是否定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创造才能的，本质上是否定一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前途的，仅仅这一点就足够促醒受托洛斯基派左倾的革命辞句所欺骗而陷入迷途的青年之警惕和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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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
〔在1933年12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即最后一次）全会上，有七十二个支部的代表出席。皮亚特尼茨基报告说，这些支部中，十六个是合法的党（包括在苏区的中国共产党），七个是半合法的，在一些国家里，有合法的非共产党的群众组织，而共产党的支部可在其中工作；在另一些国家应该在法西斯的群众组织里设支部。意大利共产党错在不在这些组织里工作；德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才好。德共已因逮捕在中下层失去大批积极的党员；各党应将组织分散以准备转入非法。
不少发言者谈到，准备转入非法很有必要。华西里也夫说，如果德共曾在群众组织中有得力的支部，这些组织就会在合法机构遭到破坏后得以存在。其他各党应该细查、重组它们的干部，创办非法的出版社和灵活的发行机构，安排党证销毁事宜，等等。克拉耶夫斯基说，为非法斗争挑选、培养干部非常重要；他们首先应该是无产者，因小资产阶级总的来说不够坚定。资产阶级的秘密政治人员已国际化——人员和情报都互相交流。在这方面，共产国际远远落在它的敌人后面。各党都应建立一个组织去审查被捕的共产党员在审讯期间和在狱中的表现。监狱能锻炼同志，但也能使他们变为叛徒，掌握这一情况非常重要，埃尔科利说，对苏进攻的迫在眉睫使得为转入非法斗争作准备比以往更为紧迫。皮亚特尼茨基谈到必须挑选好干部、分散党的机构和教育党员应如何对待审查。
华西里也夫指出，第十二次全会以来，没有一个党系统地吸收新党员，也没有改进党的社会成份，其结果是，虽然群众更加激进了，共产党并没有壮大，而且党员的更新率非常之高。他以美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为例：美国共产党在1931年至1933年间吸收了二万七千名新党员，而在1933年10月1日该党报告说党员总数只有两万名；法国共产党在1930年至1932年间党吸收了二万五千名新党员，但失去了三万三千名——更新率为百分之一百三十四。〔注：原文如此。应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二。——中译本编者〕
皮亚特尼茨基谈到社会党人对苏德协定的态度。法国社会党对苏德协定抱批评态度，但是苏联，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通过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外交方面签订短期协定，能够阻挠反苏联合战线的建立。“苏联会不会……左右于资产阶级专政所采取的形式呢，‘民主的’或法西斯的？”形式如何对于一国内部的革命斗争来说可以有所不同，但是从“无产阶级国家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来看……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一样的”。法国共产党谴责法国社会党的背叛，因为它支持赫里欧的政策，而在莫斯科，赫里欧的访问被欢迎为“新时代的曙光”。这事在共产党员中引起混乱，只是因为法共中央委员会没能充分解释苏联的和平政策。苏联可能与法国结成军事联盟和法国向苏联提供武器这些谣言流传甚广，只会妨碍法共和法国统一总工会建立的反战委员会的工作。以向苏联提供武器为借口，法国可以继续输送武器到日本。波兰共产党对这一点也没能理解清楚。
洛佐夫斯基谈到有些工会建议抵制德货。他说，国际工会联合会是一个属于协约国的组织，是为协约国的目的服务的。拟议中的抵制，其企图在于为协约国的商品提供更好的销路。国际工会联合会的行动“走在法国总参谋部指定的方向上，不会超越他们的指示范围”。克诺林也谈到抵制建议。“抵制能给德国无产阶级和德国革命带来什么呢？……抵制就能破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吗？显然不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这种抵制呢……它并无目的并且注定要失败的？”法西斯主义的蔓延，洛佐夫斯基继续说，造成了新的困难，“但阶级关系的尖锐化，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一个接着一个的破产，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新的机会。……国际社会民主党得以施展策略的地盘已经大为缩小，这为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创造了新的机会，不但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普通的社会民主派工人现在比较愿意听我们要说话。……尽管有这些机会，“有一件事是我们各国支部共同的——他们统统落后于事态的发展。
科斯坦扬也谈到工会工作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红色工会国际成员人数遭到损失；法国统一总工会在法国总工会中实际上没有做什么反对派的工作；在西班牙共产党过高地估计改良主义工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的瓦解和衰落的速度——在许多地方它们实际上还在发展。美国劳联的力量也被估计过低。改良主义的影响并不会自行衰退——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战斗来反对它。过多的共产党人把共产党同红色工会等同，认为它们做的是同样工作。工会的声明读起来与共产党的声明如出一辙，也都是些无产阶级专政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等等。红色工会国际的报刊在这方面也同样错误。工会不是党，而是党与群众之间联系的传送带。党未能把统一战线的策略解释为“一般成员为反对改良主义领导人进行斗争的团结”。“在每次全会和代表大会上”，洛佐夫斯基说，"我们一再揭露我们自已的全部弱点和缺点，而好象一部分错误年年重犯，同时新的错误又增加进来。”科斯坦扬，以在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工作的共产党党团的成员身分发言，也谈到了工会工作所需要的各种策略（他概述了1932年3月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的联合决议）：革命工会内部的反对派受到反击，只能是在工会问题上并在工会章程的范围之内。最需要的是教育和说服。“我们的任务——说服群众、孤立领导人——不能单靠指责改良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而只能依靠持久耐心的教育工作”，同时除极端情况外要避免纪律措施。洛佐夫斯基谈到霍纳（英共）被选为矿工工会领导一事。“当然，党为了做到这点费了相当力气。可是后来又做了什么呢？政治局和在少数派运动的领导人当中讨论过霍纳应怎样工作，怎样利用这个职位吗？……他们认为选举本身就是目的，不是作为一个手段去扩大我们的影响、巩固我们的阵地，再争取新的阵地。”在德国共产党人“应动员工人们起来反对”法西斯工会的强制入会，组织“对由法西斯分子任命的一切官员的抵制”，召开会议查明会费用在何处，“揭露充当资本家走狗的所有法西斯分子”。
在与全会同时举行的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会议上，皮亚特尼茨基劝告红色工会国际的支持者“要承担工会官僚以开除相威胁而强加于他们的任何义务”，以便他们积极开展工作。“也许我们将不得不改变红色工会反对派工作的表面形式，给它另外一个名称，也许是一个绝对‘天真’的名称，……如果需要，我们要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支部。……我们算是什么样的革命者呢，如果，拘泥于某些形式，不能或不愿在改良主义工会里工作？”
马蒂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雷梅勒（德共）的职位问题作了说明。雷梅勒已辞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职务。在上次会议上主席团接受了他的辞呈，并提议全会也这样做。在第十二次全会上，马蒂说，雷梅勒和奈依曼维护一个集团路线，是跟德共和共产国际的路线相对抗的。他们争辩说，法西斯上台意味着资本主义统治体系的改变，意味着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是对立的。在反法西斯主义和反社会民主主义两个斗争中，雷梅勒和奈依曼对统一战线问题、罢工问题、德国阶级斗争的发展等问题上都抱不正确的态度，对人民革命的问题也持错误的观点。回到德国以后，雷梅勒还继续他的集团活动。他给共产国际写了一封八十页的信，包含精心制作的纲领。此信的指导思想是一种“西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理论，这是抵制各党布尔什维克化的理论，——特别是德共——这是同国际布尔什维主义不相容的。在1932年10月16日的德共党的工作者全国会议上，雷梅勒声明，他将停止一切集团活动，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前书记向共产国际调查委员会详细地叙述了这些活动。
马蒂说，雷梅勒仍然同奈依曼集团保持关系。随着法西斯上台，这个集团活动变成了在雷梅勒领导下的派别活动。他曾说过，当希特勒夺取了政权，党本来应该举行武装起义，以“维护自己的荣誉”。可是列宁所规定的必要条件一项也不具备，于是这种拚命行动只会给纳粹党人提供他们寻求的摧毁党的机会。德共在这个问题与在其他问题上的策略，都是完全正确的，而雷梅勒则是完全错误的。雷梅勒坚认，德共“遭到了自1914年以来无产阶级最大的失败”。全世界工人阶级都知道“1914”意味着第二国际的破产；如果雷梅勒是对的，法西斯分子在德国上台就不仅是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而且还意味着共产国际的垮台，把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同社会民主党1914年的可耻行径作比较，这是卑鄙的。坚信他们正处于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时代，雷梅勒就跟社会民主党人站在同一立场上，而顺利的前景却站在共产国际前头。
马蒂发言之后，里希特〔舒伯特〕代表德共发言。他说，共产国际一贯帮助德共与机会主义和错误倾向斗争；由于它的帮助，机会主义者被清除了，“就象最近的这个雷梅勒—奈依曼集团那样”。“西欧共产主义”这个观念只不过是奥托·鲍威尔那个观念的回声，他说布尔什维主义只适用于亚洲而不适用于欧洲。“我们想给雷梅勒一个机会，在苏共的布尔什维克监督之下，去改正错误。”皮亚特尼茨基说，德共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错误“主要是奈依曼的过失，当时他是领导者”。
皮克说，鲍威尔和托洛茨基提出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反革命这个观念，是十分危险的；它将意味着，“同布吕宁和资产阶级某几部分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在原则上本来是正确的”。奈依曼—雷梅勒集团把它说成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专政”，从而否认了阶级内容和阶级统治在一个法西斯专政下和在“魏玛民主”下是一样的。这是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认可，对法西斯专政由资产阶级民主生长出来这事的否定。唯一能够制止希特勒上台的力量本是团结起来的工人阶级，但这事却遭到社会民主党领导的阻挠了。“因此，德国工人阶级的团结要想实现，只有清算社会民主党在群众身上的影响才行。”正是由于社会民主党剥夺了德共享有的大多数工人的支持，金融资本才得以建成法西斯的专政。社会民主党竭尽所能就法西斯主义的真正性质欺骗工人，阻止他们参加斗争。即使现在，虽然受到压制，它仍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它处于危机状态，但它依然存在。“我们共产党人有责任去摧毁它。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我们态度上任何犹豫，我们对争取社会民主派群众的统一战线政策上任何含糊，都会增加危险，使社会民主党得以重新巩固并且阻挡我们重建工人阶级的团结。”陶里亚蒂也称奈依曼和雷梅勒为“社会民主党偏离分子”。德国政权的阶级本质并没有改变，而社会民主党人却相信反动时期已经来临。“社会民主党人的断言，无产阶级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斗争目标必须是回到资产阶级民主去，只不过是一种承认，社会民主党在即将来临的夺权斗争中，同它在1919年直到目前一样，扮演资产阶级警犬角色。”雷梅勒被从德共转交给苏共。
全会以后雷梅勒承认了错误；他接受了宗派主义这个指控，摒弃了错误的“西欧共产主义理论”；还同意要是在1933年1月30日举行武装起义，就会铸成大错；他的关于目前他们正处在“法西斯主义时代”的说法是具有危险性的错误，是与列宁"“帝国主义时代”理论不相容的，等等。奈依曼也承认错误；他的反中央委员会的分裂行径是不负责任的、反党的、罪恶的：“我重申无条件地同意1933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德国问题的历史性决议。”德共中央委员会，在发表奈依曼声明时补充说，他以前也曾发表过表示忠诚的声明，他务必通过长期的实际工作来证实他最近的这个声明。
洪别尔—德罗被指控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他否认这个指控时，他承认说过共产国际要各国共产党同各社会党建立统一战线活动的指示，“标志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上的重大改变，回到了自上和自下的统一战线策略我承认，共产国际政策的这个评价，严重地重犯我在1928年犯过的机会主义错误。”克诺林断言，共产国际没有必要改变路线：“在对形势的所有估计上，我们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分析一年一年都有道理。我们并没有机会修正我们在任何问题上的观点。……我们对形势的分析是真实的，我们的策略是正确的。”正是那“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给“高级斯芬克斯”洪别尔—德罗那个观念，说在给第二国际的答复中“共产国际开始了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的新策略。……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左派，除了我们党以外。我们是唯一的左派。……或者加入我们的队伍，或者我们就打你们。没有别的道路。并且，我们反对“左派”的战斗，将是最激烈的。”
全会批准了政治书记处对独立党采取的行动。结束全会时，陶里亚蒂说，全会对“形势作了认真的、科学的分析”。各党务必重新检查、重新组织自己的工作，找出并根除他们所以落后的原因。全会所有的决定都是一致通过的。决定了在1934年下半年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议程将不迟于1934年6月1日以前公布。
1932年的帐目表明，总收入为一百一十三万五千美元，其中党费占九十六万八千美元。党费来自三十八个党，共有党员三百六十万人；十九个党免交党费。支出的主要项目是：行政费用四十一万八千美元；补助金、出版经费和教育经费六十万零一千美元；旅差费四万八千美元。
全会后，共产国际期刊上一篇文章说，决定中的新内容是，认识到为以革命手段解决危机而斗争这个一般化口号现在已很不够了；各国党必须制定夺取政权后就要付诸实施的“具体纲领”。这一点就强调了宣传苏联成就的重要性。被引为共产党工作上缺陷的另一例证是：脱离社会民主党的那些人不是加入了法西斯队伍就是完全放弃了政治活动。全会上一些发言，文章继续写道，暴露出严重的机会主义曲解。在法国的一个例子是，“统一战线纲领的主要论点谈的是要保卫法国‘民主’”。类似的“藏起党的面孔”企图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挪威那里都有。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资料》说，全会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举行的，革命危机的客观条件日益成熟，德国党和日本党的行动正在提高共产国际的权威和威望。然而各支部未能利用世界危机和社会民主党的危机。成为这次全会特点的严厉批评，后来收到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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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德国款问题的声明（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德国款问题的声明
（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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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肃清托匪（《战时生活（厦门）》1938年第6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抗战初期主流左翼谈肃托
短评：肃清托匪
（《战时生活（厦门）》1938年第6期）
录入者按：不分田怎么耕者有其田？难得一篇提及土地问题也没讲闽西到底怎么做的，要改善生活至少得拿点改良政策，如果拿不出或者杯水车薪，冒出分田的想法也不需要托派出手。
李星按：《战时生活》是抗战初期华东地区的一本救亡刊物，从本文以及其它文章来看，高度疑似地下党外围刊物。本文提到的新四军出发，是指南方八省红军留守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东南沦陷区抗日的历史事件。本文所说的，福建托派主张“分田”是怎么回事？今天看来，中国托派组织比较弱小，福建恐怕也没啥“托派”可言。但主张分田的声音，看来在当时的闽西地区确实存在，可能代表了当地的某种社会声音。
我跟录入者说过：本文值得录入的主要原因，是它篇幅虽短，却侧面揭示了抗战初期主流左翼攻击托派的套路：只要主张阶级斗争，你就是托派！要彻底肃清！所以嘛，立此存照~
今天的托洛斯基匪徒，已经不是共产党中的一派，更不是政治上的一个派别，无条件的是法西斯的暗探走狗，是人类正义的公敌。所以肃清托匪的任务，不但是苏联或共产党应尽的，乃是全世界爱正义爱祖国的人民所应尽的。
自从去年「平衡中心」案毕达可夫枪决后，到最近的「右派托派同盟」案里托匪都指示他的喽啰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中国的托匪也在敌人的特务机关指挥之下进行他的工作了。王公度在广西，张慕陶在山西的行动，便是托匪卑鄙无耻，毒辣丑恶的事实暴露。
新近闽西又发现托匪在活动了。当然的，在新四军第二支队出发之后，它是会趁机提出「左」的口号来挑拨人民与政府的情感的。全国人民以至共产党，尤其广大的劳苦同胞，希望在抗日第一的原则之下来改善生活，军会第六部主张「耕者有其田」，就是人民所盼望的。可是闽西的托匪竟提出「分田」的主张。分田是共产党以前的斗争方式，共产党以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已经改变了他的策略，现在托匪又企图以这个「分田」的名词挑拨离间。成则他的奸计实现，不成又可把罪名挂在共产党身上。这种诡策是高妙的，可是揭穿了！师管区布告防止托匪活动，是一种适当的处置。但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说不但防止，而且彻底肃清！（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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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会：劳资必须合作？（W.莉《华美》1938年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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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会：劳资必须合作？
（W.莉《华美》1938年第37期）
录入者按：依旧是鼓吹劳资合作那一套的文章，开头大量篇幅先批评托派鼓动罢工，讲到劳资合作“好”资本家要争取，“坏”资本家要用“有力手段”——反正罢工是不能乱讲的。辩论中提到日厂虐待工人的问题时便怒争中国资本家更善良，举例某大老板在其他厂关闭时照例发工资，难不成其他闭厂“不管工人死活”的老板是不存在的？文中反复强调工人要团结，却又说要资本家的领导，等到有人问出组织问题时就说不出话来了——想必工人无组织就是资本家最好的领导结果了！
李星按：本文发于1938年的上海刊物《华美》，从内容看，高度疑似地下党的外围刊物。本文用辩论会的形式，阐述了中共在抗战初期对劳资问题的方针，即围绕抗日民族团结，推动阶级合作，并揭露了托派的阶级斗争主张。本文作者W.莉是抗战初期活跃的一个作者，生平不详，围绕救亡问题，发表过一系列话题各异的“辩论会”文章，立场亲共。
本文有趣的几个点：
1．承认老板趁火打劫，民族存亡的危机，对工人是危，对老板是机。
2．揭发托派鼓动工人斗争破坏抗日。值得提醒的是，本文所说的“托派”，首先是，而且本质上指一切面对老板欺压有强烈斗争冲动的工人，而非当时上海真实存在的一批托派活动者。也就是说，30年代中后期开始，“托派”成了阶级斗争的代名词。到了21世纪，这个代名词早已成为主流社会的固定话语，在出于技术原因难以直接炮轰共产主义的时候，统统用“托派”来代指阶级斗争，与真实存在的“第四国际”，基本无关了。
3．宣传阶级合作最重要，同时强调阶级合作不等于放弃斗争，但斗争必须有理有利有节。这是本文最有趣的点。一句“不放弃斗争”，先把自己撇清了：“不要听信托派造谣，我还是革命者”。然后，所谓“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要害不是斗争本身，而是斗争标准掌握在谁手里（有点二流左派做产品，一流左派做标准的味道了），需要的时候，随时拿出来，为自己的行为背书。
到了这一步，地下党中的某些人，左翼政治的套路已经玩的比较老辣了。
4．文末提到工人的统一组织问题，保留了开放的结尾。录入者认为这是作者“说不出话来”，他大概没有看到本专栏录入的同时期文献：《抗战初期主流左翼谈阶级问题之十三工作检讨：建立上海工人统一组织》（录入萨马斯特）
事实上，1938年的上海地下党对工人组织问题不是“无话可说”，而是决心大干一场的……想推动阶级合作，首先要设法控制工人，这也是左翼政治的基本常识。
辩论会：劳资必须合作？
阿三：今晚我带你去参加一个辩论会，好吗？
老四：不瞒你说，我一听到什么会，头就痛得厉害哩！
阿三：据说这辩论会很有道理，而且今晚讨论劳资要不要合作的问题，对我们劳工很有密切关系的！
老四：讨论这问题吗？倒还切合于实际，不过书呆子也懂得我们工人的痛苦吗？他们那一套理论，全是拍资本家的马屁！唉，我一想起他们真有点发气呢！
阿三：发气有什么用？只要道理在我们这一边，不怕他们强到哪儿去！（他们俩走到一家小屋子里）
老王：你两位来的正好，我们今晚讨论劳资合作问题，须要工人界多发表一点意见！
老四：不必客气！原来你老王在这里，我们不白跑一趟了！
老王：（微笑地走上主席台）现在大家开始辩论吧！
小滑头：主席！我觉得劳资合作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利害冲突，假如定要合作，那只有叫工人活活的饿死！让资本家的肚皮胀的大而又大！
青年D：这是危险的理论呀！我们所谓劳资合作，并不是要工人活活的饿死！而是说在抗战期间，劳资双方应该互相让步，互相帮助，不要发生无谓的斗争，以免消耗抗战的力量，不知道这位先生对我的话有何意见？
小滑头：主席！我对劳资必须合作？原则上并不反对，但实际上做不到，还是不说为妙。我这一点感想，也许在D先生看来，又是危险的理论了。
青年D：简直是托派的理论呀！
大家：对呵！这家伙谁不知道他是托派？
小毛：诸位！我可证明他是托派，在曹家渡某一工厂里散发《救亡青年》，结果被工人打一顿。哼！他真不要脸！
大家：打的对呵！（拍掌）
老王：喂！静一点！刚才大家对这位先生的意见，批评的很对！不过他是不是托派？我们暂时不必啰嗦吧！
小毛：对托派放弃斗争，简直是罪大恶极，你不曾在工厂里做过工，哪里知道工厂里托派的活动？唉！说来真是伤心！我们今晚讨论劳资必须合作问题，对于托派理论的揭穿与打击，我认为是必要的！
大家：（拍掌）
老王：请毛先生报告托派在工厂里活动的情形吧！但话要说得简单明了！
大家：欢迎！欢迎！（拍掌）
小毛：托派真可恨！诸位且听我道来！我是一个平凡的小工人，在一家五百多工友的绸厂里做工，我们工人知识虽落后，也懂得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大道理，因此七七抗战建国日，大批热血沸腾的工友们，发起了募捐蛮高兴，又大家实行素食一天。哪知道托派奉了主子的命，要想抹杀这个伟大的纪念日，乱骂人家素食没道理，工友们不待他的狗屁放下去，同声怒吼喊「打！打！」托派吓的像一条落水狗似的逃了命，然而恼羞成怒的托派，想出种种恶计来破坏，他说：「捐款送到报馆，报馆要揩油，送到银行，银行要没收，飞机捐，难民捐，其数千千万万全是装在他们的腰包里！」可是工友们不受他欺骗，建立一个节约会，大家发誓：「抗战一日不止，节约一日不停，」可是托派居心多险恶，更进一步来捣乱，对工友们说：「政府待我们工人有什么好处，要献金政府做什么？现在主要：恢复工资好过冬，罢工，怠工都由你，只要打倒资本家，你们可安心困老婆……」哼！这是什么狗屁，我们工人早识破，上他的当只是少数又少数……
大家：（拍掌）打倒托派！（呼声高入云天）
老王：诸位，托派在工厂里发动工人罢工，以及种种卑鄙无耻，毛先生说的很详细。现在节省时间请诸位按照三点发表意见，第一：为什么劳资要合作？第二：怎样合作？第三：在抗战期间就不需要任何斗争吗？
青年D：主席，我除了同意你的意见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托派对于劳资合作问题的态度怎样？是否可以再讨论一下？
老王：刚才毛先生报告的够清楚了，托派在目前抗战期间，不用说是坚持阶级斗争，认为工人应该先起来打倒资本家！因此他在工厂里鼓动罢工或组织大刀队护厂，他对于国家民族的存亡，简直是不愿想到的！
老四：他妈的！托派原是这么一群臭家伙，我以前死也不相信，现在想来真有点糊涂。
老王：喂！请大家按照那三点意见辩论吧！
阿三：主席，我认为：在抗战期间，劳资必须合作，因为劳资双方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若一旦摩拳擦掌，不仅有损抗战力量，也为仇者所快！至于怎样合作呢？就是D先生说过的：『双方互相让步，互相帮助，大家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这样就好办了。
小滑头：主席，我实在不是托派，只是同托派有过关系罢了……
大家：（满场哄笑）无耻的东西！滚蛋！
老王：请大家安静一点！让这位先生继续说下去吧！
小滑头：现在我决心和托派老死不相往来了。不过我对劳资合作问题，总存这样一个观念。资本家和日本赤佬对于穷人，对于国家，不但漠不关心，还趁火打劫。因此我们反对东洋人固然重要，同时这一群守财奴、准汉奸，也非得给他们一点颜色看不可。
阿金：（皱紧眉头，似乎不胜其烦）侬不是托派，阿拉不晓得，不过侬这种意见，恕我不敢赞成，资本家虽然有钱，但钱也不是容易来的，自从战争起后，资本家的痛苦比谁也深切，受东洋人压迫比谁也利害，喂！时候不对了，大家马马虎虎吧！还谈什么加工钱！
麻皮：（好像有点不高兴！）你真是糊涂虫，资本家说赔钱，你就相信，资本家减工钱，你也认为应当，老实说，既是非常时期，就要大家通通吃点亏才好；妈的，真气死人，丧尽天良的资本家还借非常时期加紧剥削工人哩！你若不发动罢工，他会对你客气？恐怕看见侬饿死，冻死，还要笑破肚皮，哼！同资本家合作，简直见鬼！
小毛：你俩位的意见通通有点不妥，所谓非常时期，并不是像阿金所说：连工人提要求也不必要，甚至于不许可，更不是像另二位先生说的，资本家都是坏来希，或都是汉奸，当然趁火打劫的资本家是有的，但热心救国的也蛮多，我们为了加强抗战力量，应争取资方共同合作。尤其稳定和坚定动摇资方，孤立威胁亲日及死硬派资方，打击汉奸分子，更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某先生说过了，在抗战中应该以共同抗战为中心，互相勉励，互相帮助，因此资方就当少赚几个钱，让工人吃得饱，好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而工人对较好的资方或动摇的，也要用争取的态度，不可一律以罢工打击，就是对于死硬派或汉奸分子，也是不得已施以有力手段，但这只是正当防卫吧了。
大家：（带着慰快的神气）小毛说的对呀！佩服佩服！
猪头：（愤怒地走进来！）听说你们今天讨论劳资合作问题是不是？他妈的，吊嘴巴的资本家真凶狠，加长时间剥削嫌不够，还要异想天开，强迫工人做那临时工，阿拉工场里有工友四十个，都是熟练工人，变做临时工。这手段真毒辣！因为一变临时工，工资减少一大半，还要利用工人分化大团结，好使他日全部征服你！现在在上海临时工大流行，如果大家不团结，我看倒楣日子，就要到来哉！诸位，难道劳资合作就要工人活活的饿死？
小滑头：不是工人反对资本家，实在是资本家太凶狠，阿拉一个小兄弟，原在虹口一个东洋工厂做苦工，当初东洋鬼因为工人招不来，急得屁滚尿又流！马上装个好脸孔！厂门不抄靶子，住工房不收钱——种种优待不算少。哪知工人来又来，东洋鬼也变得凶又凶，早上排队进工厂，晚上要像畜牲一样赶出厂，一天十二小时没休息。一个布织间以前三个人，现在只准两个人，一个人起码要当廿四部自动车，假使关了一部车，罚钱又则可，性命交关真可怕！阿拉那个小兄弟，因为身体不好，停了一个工，被东洋赤佬打一顿，拳脚交加已经吃不消，还要砖头去敲他的头，敲得脑浆流出来——唉！说来真伤心，谁说资本家不该杀！
大家：（愤怒而喊）你给粪吃混了是不是？东洋厂里资本家，管阿拉中国资本家啥事体？尤其你知道东洋鬼坏来希，更要唤醒华工大团结，加紧斗争，反对东洋资本家！
小毛：就是这个道理呀！亡了国不要说工人，资本家也要大倒楣，因此劳资合作很要紧！中国开明资本家，如××工厂大老板，八一三战争中，旁的工厂关了门，不管工人死和活，只有××每天发二毛钱，战后工资没减少，还准工人救国大活动！劳资合作就要这样子。此外××纱厂，原是压迫工人顶出名，但从三一八战事后，厂方因受日寇大威胁，慢慢改变坏态度，准备和工人讲团结，今春复工后，厂方取消工人包工制，大班，工程师对待工人也都蛮和气，这也是劳资合作好榜样？谁说劳资不要合作？他就是放松了抗战的责任！
大家：（拍掌）
老王：关于这问题讨论得多了！尤其小毛对于这问题发挥精辟的理论，留待我说的已很少了，我自然同意诸位意见，就是劳资必须合作！但合作是互相让步互相帮助，绝对不是求饶资本家，或等待资本家发慈悲。而是工人用斗争的力量争取，谁要不顾大局，就应该提出批评，或拿出力量。但这力量的使用，不能超过抗战的总前提，现在政府为鼓励抗战情绪，保障劳工生计，防止任意压迫，特颁布抗战时期保护劳工方案：（一）普及劳工教育。（二）安定劳工生活，我们可根据这方案，和资方提出抗战劳资协定，谁要反抗，就是汉奸！
还有一点，就是工人要加紧团结，不仅一厂里的工人要团结，就是厂与厂之间也要有联系或统一的行动，只有这样才可以争取资本家的同情和合作。而资本家也要设身处地想一想，现在是什么时候，对工人让步，减少无谓的摩擦，就是加强抗战力量，而且在抗战中的损失，将来抗战胜利后仍可赚回来，同时工人的团结，也就是反日帝国主义最强的力量，资本家应加以切实实的援助和领导！
关于劳工生活的恶化，刚才工人兄弟们发挥多了，但应该顾全大局，千万不可上托派的大当，动不动罢工卫厂。……
此外我要说的：就是在东洋厂里的几万华工，在目前环境下，虽为职业的限制，迫不得已的，我们不应该拿帮助敌人生产来责备他，或以汉奸的帽子戴上去，但在敌人工厂里做工，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赚钱，买枪炮，帮助日寇进攻中国。所以在这两难情形下，在日厂做工的工友们应加紧努力，进行反日斗争，使日寇得不偿失，以补自己所给予敌人的帮助！
同时希望其他英商法商华商工厂工友，在有利环境下，广泛的组织起来，作为日厂工友斗争的一支有力军！更希望学生界文化界予以积极的援助。
我的话完了，诸位还有什么意见？
大家：老王的话真有道理，我们听的佩服呀！
老四：主席是不是可以再讨论怎样加强工人统一组织？
老王：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假如以后有机会再讨论吧。
老四：（皱着脸默不作声）
小毛：主席：时候不早了，散会吧！
老王：散会！（大家欢笑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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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派托匪在上海工运中的破坏活动（王华《中国工人月刊》1940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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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派托匪在上海工运中的破坏活动
（王华《中国工人月刊》1940年创刊号）
录入者按：本文没什么好说的，无非托派又多了顶汪派的帽子。作者所说的冒充蓝衣社、三青团的行为太没水平，一般特务干不出来，可能是遇上真的蓝衣社和三青团了……
李星按：本文值得注意的一个点，是发表日期在1940年，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工业中心的地下党主要还在倡导劳资和谐，反对“过火斗争”。
抗战以来，上海职工在饥寒交迫万分痛苦的生活中间，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下，始终为着自身阶级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事业，英勇的站在保卫祖国的最前线，与敌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着。可是，也正因为如此。日寇就更加用一切方法，唆使它们的走卒们——汪派托匪汉奸进行破坏工运的活动。
日寇走卒及其特务机关在工人中的措施是：第一，加强并扩大他们已有工厂内的生产。因此，遂用重重的和平谬论，麻醉手段来奴化在日寇统治之下的二十余万中国工人，成立各种伪工会组织，进行分化，进行「以华制华」的阴谋，企图使工人们永远作为他们的奴隶，充当他们的牛马。第二，极力破坏中国及英美统治之下的工厂，扰乱金融，挑拨劳资关系，挑拨工人进行过火的斗争。
根据上述方针，汪派汉奸首先以大批金钱，进行收买工会、工人的活动。据一九四〇年初的统计，旧工会被其收买者约达八十几个，连新成立的伪组织在内，共计一百多个。为了便于进行他们的收买破坏活动，所以汪派汉奸就在工人中间组织了许多真侦探组织。如：
工人运动委员会原为向后华现为朱晶华负责，属汪逆社会部，每月经费由陈逆春圃支交千余元。
中华各业工会关东夷等负责，由日本特务机关与汪派共同领导。
劳动行动委员会（号称褐衣党）丁默邨、袁学易、王耐民负责由日领事馆与汪派共同领导，由张克昌负责积极活动，企图收买百余工人干部。
中华中央同盟会何世桢、李士群负责，由日参谋部与汪派共同领导。
上海工运协进会张克昌等负责，属汪逆社会部。
中华海员工会吴垂莹为首等十一人，属汪逆海员党部，在香港、汉口、天津等地设有分会。
中国工人福益会林钩（台奸）属伪市政府领导。
京沪、沪杭甬两路职工会吴保鼎、吕敩等负责，属伪两路党部，该会为汪逆特务机关，负责人之一马啸天所操纵。
海员特工委员会马啸天，属伪「特工总部」。
此外还有大民会，黄道会，上海工人动员总会，上海市工人联合会等。
除了上述伪组织之外，汪派并且在他们的特务机关（伪社会部）内设第三处，专门负责破坏工运，其主持人是前上海邮务工会常委，著名的流氓张克昌，手下有范一峰、张诚芳、余跃球、张昇○逆。
至于托匪在工人中的活动，除了由上海托匪总机关——「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派遣他们的小头目谢芸、王振之流到工厂内指挥小喽啰进行活动外；而且特别是一九四〇年三月，他们的首领彭述之，在虹口与日寇兴亚院联络部长谈判以后，就由焦彬乔专门负责在日寇「加强工运调查」的旨令下，进行破坏工运的活动。此外并在工人中间设立所谓「青年救亡团」、「清波剧社」等汉奸组织，发散汉奸刊物「斗争」、「工人呼声」等等。
托匪汪派汉奸混入工人组织中，用什么方式进行他们的破坏活动呢？主要的是：
第一，提出过「左」的口号，挑拨工人与厂方的斗争。如曾在大民会领取津贴的张慕琴、李唐绪、胡毅公等混入杨树浦绸厂、永宝三厂及邮务工会中间，煽动工人罢工，挑拨工人中帮派的对立；在纶昌事件中提出六小时工作制的口号，打职员，捣毁机器。
第二，利用工人经济困难，实行糖果政策，从事收买活动；如汉奸李○○、余天梧、褚维昌，混入纶昌，以汪派特务机关所领取的大批活动费，拉拢和收买工人中的败类，在杨树浦一带收买的有当地流氓江阴和尚、王大喜子及英美烟厂的职员蒋某等。
第三，欺骗麻醉。托匪汉奸极力挑拨工人反对政府、反对国共两党，散布许多「和平」的谬论：说汪逆的叛国行为是蒋委员长的苦肉计，说中日战争是双方政府的事情，与工人无关。只有立刻停战讲和，工人的痛苦才能解除。散布「大家莫管闲事」的空气，散发种种汉奸刊物。
第四，利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名义，进行他们的汉奸活动。例如：沪西一带的托匪，冒充是蓝衫党、三民主义青年团，混入工厂进行活动，企图鱼目混珠。汉奸王世雄「又名王毫」与托匪张振寰等勾结，用政府的招牌，假「招收游击队」之名义，欺骗工人们加入他们的汉奸组织。此外在曹家渡××学校内，托匪汉奸设立了一个「工人补习学校」，用共产党的面目出现，在「参加新四军」的口号下，欺骗了十几个工人。后来托匪把这些工友们「介绍给汉奸固萍」，强迫他们参加伪军，进行反共、进攻新四军的活动。
觉悟的上海职工，曾动员和号召广大的工人群众，坚决反对汪派托匪的一切阴谋勾当；并向工人们说明：必须保持上海工人阶级过去优秀的光荣传统，誓死坚持抗战到底。经常用文字或口头揭穿敌伪阴谋欺骗的政策，用种种通讯、劝说的方法，使某些动摇份子重新觉悟而不投降汪派，以扩大广大的群众来孤立和打击实际活动的死心塌地的汉奸、败类。
上海的职工会几次的发表过反汪宣言，积极的响应了「南华」、「天演」、「自由」工友们英勇的反汪罢工。并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瓦解了汪派汉奸丁昌元所组织的伪「印刷联谊会」，反对印伪印花票、买日本纸的行为。孤立与打击了汉奸彭文美所利用的「印刷产业工会」，揭穿了商务绸厂汉奸朱锡泉冒充共产党进行活动的阴谋……总之，汪派汉奸收买利诱的手段，虽然连拖带拉的使极小的一部分败类投入了他们的怀抱；但是，上海绝大部分的工友们始终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在非常艰巨的情况下，展开着广泛的反日寇反汉奸托匪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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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批判：粉碎托匪的种种汉奸言论！（孟谷如《前进》1938年第1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抗战初期主流左翼谈肃托
研究与批判：粉碎托匪的种种汉奸言论！
（孟谷如《前进》1938年第1期）
录入者按：这篇文章纯粹为搅混水而来，作者指出托派登载日寇谣言并加以驳斥的行事“必有用心”，认为干脆就不应该报道，只能说明作者作为爱国报刊作者也是缺乏写作经验。在面临各种惨败的战争期间驳斥敌人的造谣无疑是能助长一二士气的，倘若作者了解宣传技巧就应知道这一回事，否则是在砸爱国报刊的脚，除非为了肃托也可以扯下这点脸面了。
作者为了批判托派的抗战论述，自己写的文章也像他批托派一样“是没有一定观点的”，为了反驳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观点，竟然大言不惭“我们决不要求取消其他各国在中国的利益”——汉奸竟是我自己！不知道作者写完文章自己有没有看一遍就敢堂而皇之登出来。
李星按：本文刊载于1938年的《前进》杂志上，从内容看，杂志属于地下党外围。本文……我感觉就是一个年青的地下党员或左派青年，咬着后槽牙开骂，“壮大我们！消灭他们！”……论点论据写的语无伦次，但细究起来，却处处符合阶级社会小市民的偏见逻辑。就以录入者专门挂起来攻击的那句“我们决不要求取消其他各国在中国的利益”，大可以解释为“我们当然反帝，但抗战的时候不能说的这么公开！搞政治就是要把自己人搞的多多的，敌人搞的少少的，托派唱高调，把有用的朋友都吓跑了，不是对日寇有利吗？”有心的读者可以闭上眼睛感觉一下，是不是“确有道理！反托健将竟是我自己？！”
抗战初期，中共快速的重建了城市组织，大量类似本文作者的青年和青少年来到党内。他们的脑子里，很多时候就像本文展现的那样，在许多重大话题上语无伦次，而是阶级社会主流观念的俘虏……但他们为何参加共产党？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有一个替代者：苏俄代表的工人革命。走向阶级斗争的人们往往如此，是带着旧道德，开始与旧秩序决裂的。
一
抗战局势显然的在好转，敌人的企图和诡计都给我们粉碎着。不过，敌人必然不会就此放弃侵略的企图和诡计。他们不到不得不放弃的时候是不放弃他们的企图的，他们的诡计是层出不穷，愈演愈多的。目前军事的情势足以证明前一点，托匪的活动足以证明后一点。军事的进攻是敌人的明枪，托匪的蠢动是敌人的暗箭。我们不特要挡住敌人的明枪，还要防住敌人的暗箭。我们要时时拿着显微镜在政治界，军事界，出版界里去照妖，照着了，我们就要拿起扫帚和斧斤，给它肃清和粉碎！
的确，现在托匪的活动是非常积极的。他们有的是钱——敌人给他们的津贴，他们过去在文化界里早就布下了战线和阵营，而且无耻地潜入前进的队伍里活动。张仲实先生主编的青年自学丛书里也有一本是托匪吴清友的歪曲作品，他们的诡猾和疯狂也就可想而知。现在，他们在主子督促之下，当然更要尽着最大的力量，他们不特潜入文化界活动，就是在政界和军界里也有他们的踪影。自然，他们在文化界的活动就是比较容易被我们察觉的，最近读书报，就已把他们的几种妖态照了出来，不用说我们需要加以严格的批判和抨击！
托匪向民众散播毒菌的手段是相当巧妙的。第一，他们自然的口口声声说着抗战到底，说着最后胜利，他们是处处回护着遮掩着他们的马脚的，比如他们在报章上来了一个报道，说日方发言人对外报记者声称，「昨晚海军飞机又往南郑轰炸，毁去油库三所，夜间则往南昌轰炸，一机库起火。」「汉口中国飞机场经日机轰炸后有四处起火。」但又补上一条电讯：「敌机六架图袭武汉，即被我空军飞起追逐，并未侵入汉口机场上空。」然后下一按语：「可知敌方之宣传实无根据。」既知其「实无根据」，何以要郑重其事的报道出来，显然另有作用。所下按语，无非用以回护罢了。第二，他们着重吸收落后群众，所以他们的文章，不特交织着庸俗论调，而且全是庸俗的语句。他们本来都写的出漂亮的白话文，可是他们偏偏不写，他们写的是半文半白的篇章，这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现在，让我们粉碎他们的汉奸言论吧！
二
第一，我们看到一种「准备战败后的抗战」的论调，这种论调可以说是托匪言论中最巧妙最漂亮的一种。他们怎样说呢？他们说：我们要抗战到底，所谓抗战到底，就是战败后还要抗战。我们要准备这战败后的抗战，我们要组织民众，动员民众，只要民众起来，就是政府的军队全被敌人打得大败了，全国的大城市都被敌人占据了，还是不怕的，我们已起来的民众可能开展广泛的游击战，打击敌人，使敌人没法统治中国，那末，最后胜利必是我们的。这才是真正的抗战到底。
这论调是多么漂亮而堂皇啊！他们不是主张抗战到底，甚而真正的抗战到底吗？他们不是主张组织民众、动员民众吗？他们不是主张展开广泛的游击战吗？这都再正确没有，再前进没有的。为什么指斥他们是托匪，指斥他们的主张是汉奸言论？的确，如我们在上文所说，托匪向民众散播毒菌的手段是相当巧妙的，不拿起显微镜实在不易照出它们的「妖」来。特别是这战败抗战论是他们的八面玲珑的好货色，若果不小心，就会尝他们的「糖衣」，吞了他们的「毒丸」！
把他们的「糖衣毒丸」解剖一下吧。第一，若果说，想过去半载初期军事失败后，要继续作战，争取最后胜利，那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们意味着的「战败」，是政府军队全被击败，所有城市全被占据，是全盘的失败。在全盘失败之后，正规军队不能建立起来，单靠游击队是对付不了敌人的！朱德和毛泽东两位早就指出游击队不配合正规军不能取得胜利这个真理。第二，他们硬生生的把政府和民众分立起来，政府是政府，民众是民众，所以有政府的军队全被打败了还不怕的说法。他们不了解当前的抗战不应只是政府抗战，而该是全民抗战。他们也无视了在抗敌军事上，民众怎样补充前线这事实。第三，既然只要民众起来就可以取得最后胜利，那末现在应该要求民众立即起来争取胜利，而不应该说什么准备战败的对日抗战。正规军全被打败，所有城市全被占据之后，靠了民众的力量，依然可以取得胜利，则在正规军队未被全打败，所有城市未全被占据之前，民众起来了当然可以取得胜利，可以用广大的军事力量把敌人驱逐出国境。所以托匪的战败抗战论，是不能自完其说的。忖度他们的用意，无非欲挑拨起一般民众的阿Q劣性，寄情于战败后的复国，而松懈了当前应做的工作。这诡计也够毒辣了！
三
第二，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国际情势固然不能决定我们抗战的前途，但多少要影响到我们抗战的前途，这一点却是无须否认的。至如国际情势和中国抗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对于国际取什么态度呢？当然有许多种说法，但都大同小异，只有托匪的说法令人感到异样的。他们说：「目前英美苏三国对于日本不能有积极的行动，乃因彼此利害不同，不能联合一致，于是大家都沉机观变，待时而动，以收第三者渔人之利」。这种说法无非欲使一般民众寄怨于英美和苏联。原来他们对于苏联，以主张和平外交而不出兵参战为责难的口实，这当然是转移落后群众渴望外援的心理为仇苏心理及间接打击中共伎俩。至如对于英美，他们大声疾呼，说中国不能倚赖英美，向英美乞怜，这原是再对没有的，可惜他们更进一步，主张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在他的「抗战中应有的纲领」里，就把「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为他的纲领的第一条。这论调的错误是无待详述的，我们抗战的目的，在打倒我们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欢迎其他各国给予我们的同情和援助，我们决不要求取消其他各国在中国的利益。这是在抗战中一个必要的外交原则，原来说我们抗战的目的，是要消灭一切友邦的在华利益，正是半年来敌人三翻四次向国际播送的谣言。托匪的主张无疑地是奉承着他们的主子的意旨而提出的。于此我们更能看清托匪的真面目。
四
第三，托匪之为托匪，他们是没有一定观点的，他们的职责就是向民众散播毒菌，所以他们制造了毒菌就撒，不问前次所撒和这次所撒的有没有矛盾的地方，就拿文章说罢，不论是一篇短文或一本小册子，前后论点相矛盾或不相干，他们是不以为意的，此托匪之所以为托匪也！
关于国际情势与中国抗战的问题，如我们在上文所说，他们说英美苏联在待机渔利，他们主张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但他们又需要投合一部分民众的倚赖心理，要向他们注射一些消灭自力更生观念的毒液，于是不知怎样的转了一个大弯，弄出靠了国际中国不亡的道理来。他们说：「我们即假定日本于一年半载之后，击败中国，但是到了彼时，日本来用什么来与各国决战呢？像俄法德三国之干涉日本还我辽东，华府会议英美联合之迫日本退出山东一样，英美苏三国既不愿日本吞并中国，则以三国联合的压力，强迫日本取消其军事胜利之所得，是大有其可能。」这无非欲助长一部分落后群众的国际倚赖心理，贬损其自力更生的信心，教他们相信，中国被日本击败了也不要紧的，英美苏会迫日本把中国还给我们。
其次，托匪一方面责难英美待机渔利，责难苏联不参加战争；但一方面却又说美国之标榜中立，苏联之主张和平外交，袖手旁观，而不参战，英国之一忍再忍，不惜与德意开始谈判，都是有利于中国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积极起来，就会引起世界大战；大战发生，各国自顾不暇，不能以军火接济中国，中国就糟透了。这依然是一套国际倚赖论，而且我们实在不能了解，为什么和平阵线支持者积极起来（积极不就是参战），对中国抗战还不是有利。事实上，我们现在是需要加强和平阵线的力量，防反法西斯凶炎的蔓延，进一步戢灭法西斯的凶炎！
最后，托匪的最毒辣的手段，还是挑拨离间，破坏统一阵线。对统一阵线的破坏，他们不但靠文章，而且有行动的表现，关于这，希望有机会加以尽情的暴露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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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新烟厂工潮的经过（小工《团结周报》1938年第27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抗战初期主流左翼谈肃托
福新烟厂工潮的经过
（小工《团结周报》1938年第27期）
录入者按：录入者感觉本篇文章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有明显的拼接感：前半部分可能真的是一名参与这次工潮的工人对此事的复述，但后半部分突然一转攻势提到前文根本没有任何铺垫的“托派汉奸”对劳资合作的破坏。前半部分还在带着一定的愤恨描写厂方对工人合理要求的无理拒绝与欺骗，后半部分突然就转成痛惜美好的劳资合作因为汉奸破坏而失败了（也许再加上一点对厂方不太明白大局的和蔼的抱怨）。这也许是抗战时期tg双重思想的一个体现吧，一边可以睁开眼睛看到厂方断绝工人活路的行为，一边可以认为靠工人和厂方（其实实践中根本没有厂方）互相退让而达成美好的劳资合作局面。既然这样是可以的，那么以后为什么不能一边合法化压榨工人，一边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建设××主义呢？前后都是一丘之貉而已，“左清”们五十步来疯狂嘲笑百步怎样怎样也是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之一嘛。
这文章中厂方对付团结起来的工人的方法也是对我们很有价值的，也许很多斗争过的工人已经尝过老板的这些手段的厉害了，但对于大多数工人（未来的主体），和部分同情且想要付出一些精力来帮助工人的青年来说，了解这些方法并且熟悉老板的惯用骗术，在为自己合法利益斗争时，是极其重要的。
录入者认为最有价值的一点：工人离开天上掉下来的左派们之后，不是不能斗争！至于遭受的失败，这是由于工人们还没有在斗争中变得足够成熟，容易被打散，工人们的力量也没有强大到正面击败统治者们。但一旦“中间商”们来接管斗争，那么失败就出现在工人们面前了。然而工人们会永远陷入这种被圈养和被中间商散养的境况吗？借用这些中间商和中间商的预备队们喜欢拿来笑百步的一句话还给他们：“他们以为这是永远，直到永远不再！”
我每篇录入后感都想骂那些网上的“左青”们。他们的思想就像这些录入文献中的抗战时期的tg，彭述之那样的“托派”，甚至改良主义走狗和胡汉民之流。要么满脑子阶级斗争中间商的僵尸们留下来的肠子，只有臭不可闻的排泄物和以排泄物自傲的臆想，而且最恶心的是他们还无时无刻不想再把布尔什维克的骨灰挖出来和上资本主义秩序的臭水抹在工人身上，让工人们再尝一遍20世纪30年代到91年不断被出卖的痛苦。
他们围绕着20世纪被左派领导的工人斗争中拖垮工人斗争的最主要因素——“听指挥”建立了一种可笑的崇拜，并且想要把这种对资本主义秩序中等级制度的崇拜加在其他青年和工人头上。通过从工人手中窃取权力，压制讨论，发扬对妥协与投降的艺术的崇拜，他们思想上已建立起对工人的蔑视，觉得工人要是没有限制，要是工人们没了老板的缰绳却没套上新的思想和物质上的缰绳的时候，就是不堪一击的，就是无政府暴徒，就是各种其他阴谋组织的工具。
而当工人起来为自己的利益斗争时，他们就急切地想要插进来当“领袖”或者“领袖”的下属，快速找到自己在这里面的等级位置。等到工人们被他们出卖或者被老板击败时，他们还要找几个替罪羊来为自己开脱责任。然后嘛，还想接着往阶级社会的阶梯上爬的就接着寄生在工人身上，觉得没希望“出人头地”的就自然离开了，成为资本主义臭水沟里面的一滩排泄物。
李星按：本文是一篇关于罢工的通讯，加上了一些当时地下党的“加紧反托”政治正确。对录入者的分析，我没什么可以加的。
福新烟厂在八一三沪战期中，因为厂址是在租界，所以仍然继续开工，又因为杨树浦变成战区，英美，华成等大烟厂都不能出货，生意更特别兴旺。于是招添临时工人，每天工作延长至十三小时以上，有时且开夜车。从八一三起到今年六月，据厂方职员分红后传出消息，厂方在此时期，获利达四十万元以上。而工人日夜血汗之所得，除仅够维持生活的工资而外，没有任何别的好处。
最近厂方为要逃避英租界统税，而与法租界大东南等烟厂订立合同，托其代为制造，遂借口销路不好，在本厂实行减工。于是做五天停三天，做七天停五天，工人每月至多只拿到三块多钱，不但不够维持生活，不但不够缴付房租，即一个人吃粥也不够用。在这种情形下，起初工人为了顾全大局，劳资合作，共同抗日，曾隐忍多时，希冀资方幡然觉悟，直至六月十八日，全体二千多人，见厂方仍无表示，遂忍无可忍，首先由锡包间女工向厂方提出四项要求：
（一）每日最低限度要做六小时工作；
（二）每日除星期日及十五三十两日调度原料外，如果停工，每天每人由厂方津贴四毛大洋；
（三）工人出入证费一元，由厂方负责退还；
（四）不得开除工人。
当女工代表开始向厂方交涉时，厂房坚决不允。全体女工不得已，于是静坐厂内，冀促厂方觉悟；直至晚间始由厂方代表王允康出面答复，允接受工人条件。而工人则要求签字，以资保障。当时王君借口为时已晚，谓勿须这种手续，愿以个人人格担保，厂方次日出布告。谁知次日的布告上，把（二），（三），（四）三个条件只字不提，而对于第一个条件，虽经答复，但注有“如遇原料缺乏则在例外”等字样。因此工人便大哗起来，纷纷向写字间问责，不料厂方却回答说：“你们工人不懂文意，布告内所写的与王先生昨日的口头答复是一样啊！”工人闻言大愤，遂决定次日（二十日）继续静坐厂内，希望厂方履行十八日口头已经承认的条件。
这日厂方对付工人的手段是，调集大批巡捕把守厂门，不允工人出入，断绝内外交通，企图饿困厂内工人。此时上海各慈善团体闻讯前往慰问，均经厂方指使探捕以木棍刺刀相向。工友们在此情形下，万众一心，相持整日，傍晚男工亦加入共同行动，提出同样的要求。然而无论工友代表如何舌敝唇焦，厂方仍无明白答复。从二十日夜间至二十一日上午，厂方曾用种种无聊的手段，例如开放锡包间水汀，闷热静坐在车间的工友；见工友已饿一日一夜，故意叫职员汤某高呼吃饭，骗工友离开车间；甚至以鞭炮燃放于洋铁箱内，冒充机关枪声音，以恐吓工人，工友见厂方无赖已极，非短期内可以理喻，遂自动离厂，回家休息，另谋解决办法。
劳资双方坚持数日之后，由于上海各界对工人的同情，舆论界的主持正义，总工会负责人××君××君××君的调解和工部局工业科主任艾莱君对厂方的劝告，纠纷终于圆满解决：厂方完全接受了工友们所提出的要求。
谁知厂方的这次接受条件，又不诚恳。工人刚刚做了几天工，厂方又出花头。二十六日上午，厂方召女工代表到写字间谈话，谓“厂方实在因为原料不够，机器亦须修理，又要停工数天，希望转告工友原谅。”另一方面又乘代表未及向工友报告时，叫工头到车间散布谣言：“代表已同意停工，停工津贴每人四毛钱已由代表拿去，代表已被厂方收买，”这样鼓动工人敲打代表，工人在这种欺骗下，马上就离开了厂。但不久，工人们也就明白了厂方的欺骗。
厂方在这几天，曾大显其对工人挑拨离间的本领。他指使一些工头向热心的工友们说：“只有你们真不错，别的人不是死猪猡，就是厂方的走狗。你们当心他们啊！”对普通工人或落后一点的工人，他们的口气，却是另一样：“这些烂污×天天只看见她们出风头，事情一点也做不好，她们哪里是替我们工人办事，一到紧要关头，谁能担保她们不出卖？大家现在倒要留神些，不要捧她们。”工人对于这样的欺骗，大多数都不肯相信、
不幸，在此停工期间，在厂方正用各种花样对付工人的时候，汉奸托派却乘机而入，大肆活动。他们利用厂方屡次食言背信的事实，做宣传煽动的材料，利用工人愤怒不满的情绪，来做破坏工作。因为福新这次斗争，在男工方面，组织是非常散漫。所以汉奸曹某与托派顾某，便抓住这个弱点，在热心的工人分子中进行欺骗。在七月一日复工时，他们已准备了短刀铁棍等，同时向厂房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每天最低限度要做十小时工作；二，每月除星期日及十五，三十两日调度原料外，如果停工，每天每人由厂方津贴五毛大洋。
汉奸托派提出这新要求的用意，显然是要与原来由女工提出的要求对立起来，以混淆工人的视线，分裂工人的团结，企图以较高的要求，来夺取原来工人领导下的群众，同时最主要的是要使劳资斗争更尖锐化，使劳资两败俱伤，以达到破坏中国劳资团结，效忠日寇的目的。
七月二日上午，厂方以三卡车企图将原料运走，工人认为这是厂方减工停厂的表示，于是出面阻止。当双方正在争执时，捕房探捕到了工厂。他们对工人说：“巡捕房是守中立的，不帮助厂方也不会帮助工人，但望你们不要有轨外行动或动武。”
不料他们的话刚完，就有一个人在托派指使之下，将一木棍从楼上向巡捕掷下，工人与巡捕之间，便起了冲突，结果是双方互相打伤数十余人，厂内生财杂物在工友气愤之下被捣毁不少，而汉奸与托派在挑拨的目的达到之后，却早已跑到家里打牌，睡觉去了，当工人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我也没有办法”
在汉奸托派的这种阴谋未被揭破之前，巡捕房和资方都以为这是工人动武，社会各界也以为这是工人动武，工人遂由理直气壮的地位而陷入有口难分，含冤莫白的不利地位。然而工人们却勇敢地揭破了汉奸托派的阴谋，坦白地承认中了奸人的毒计，重新把握住斗争的合理要求，即：一，盼厂方负担受伤者的医药费；二，盼厂方履行原来在工部局工业科所签订的条件。
工人所提出的这两个条件，经总工会代表××君及××君出面调停，袁履登先生亲自从中斡旋，结果是第一个条件暂由厂方丁伯泉私人负责，至于维持工部局工业科调解原案一层，则工人在总工会代表及袁先生调解之下，大大让步了。现在把修正的调解条件写在下面：
一，每日至少要做五十箱——每人每天约做四小时；
二，每月至少做廿四日，不够廿四日，男工每人每日由厂方津贴大洋三毛，女工二毛，五页子间工人二毛；
三，停用临时工，每名由厂方津贴十元；
四，“动武破坏厂规”工人五名解雇，共发三百元解雇金。
工人为了顾全大局，忍痛地接受了这些不利的条件，当厂方再三坚持解雇工人首领时他们曾公开表示，为了不愿谈判拖延时日给奸人以从中挑拨的机会，使工友不能早日上工，他们宁愿牺牲自己，自动离厂、这是如何顾全大局，牺牲自己的精神呀！至此，拖延至二十二日之久的工潮，始告一段落。七月十八日，二千多个工友，就要带着无穷的苦痛上工去了。
最后，我们谨以诚恳的态度，贡献我们的意见，以供劳资双方的参考。
（一）厂方这次对工人的态度与处置自始就非常错误，劳资双方在目前敌人包围之下，是应如何相亲相爱，相辅相成，厂方岂可置二千工友及其家族的生活于不顾？至于对工人采用一些欺骗，分化，高压的手段，更不是一个上海有地位的大企业家，应有的行为。所以厂方这次无论在物质上（生财被毁）和精神上（有人怀疑他们与汉奸勾结嫌疑）都受了相当的损失。
（二）工人的要求与行动自始至终是正确的。（七月二日的冲突是由汉奸托派负责）。工人并没有过分的要求，只是要做工吃饭，要有最低限度的生活，而这又是今天厂方赚了四十万元之后，可能做到的。工人从头到尾皆处处为目前的大局着想，为劳资双方的利益着想，不幸这种态度并没有为厂方所谅解，以致被汉奸托派利用，闹成后来的僵局，这是非常值得厂方和工人特别警惕的一件事！
（三）工人事前对汉奸托派的注意不够，以为他们只有几个人，没有什么力量，拒绝参加他们所召集的会议，以为参加会议，就是同他们合作。殊不知他们的人数虽少，但在某种关头，他们破坏的力量却非常大，这次福新的经验就是证明。至于拒绝参加他们所召集的会议，那就是放松对他们欺骗行为的揭发，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实现他们的阴谋。由此我们还可以得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在目前工人要求维持最低生活的斗争中，反汉奸反托派的工作是丝毫不能放松，否则工人不但不能由斗争去取得资方的合作，反会被汉奸托派利用，变为他们的尾巴，使劳资的裂痕加深，自己的利益丧失，因此，严密工人组织，加紧工人的团结，使托派汉奸无从混入，是一个基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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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欧洲封建制度（公元650—150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六章欧洲封建制度
（公元650—1500年）
·时代的周期与方向
·欧洲的特殊性
·西方封建制度的兴起
·十字军与圣战
·中世纪欧洲的地主、市民与农民
·中世纪欧洲的阶级斗争
·新君主制度
·新殖民主义
在总结完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之后，本章单独讲述这一时期的欧洲。为什么？因为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都发源于中世纪欧洲。这个伟大的转变——在规模和重要性上只有农业革命能与之相提并论——正是在欧亚大陆的西北边缘首先发起的。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几个世纪以来，地理、政治和社会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依靠欧洲与海洋之间的经济联系；依靠地主、封臣和农民之间的社会联系；依靠商人、城镇和贸易扮演的角色，依靠封建巨头发动的无休无止的战争；依靠欧洲永久地分裂成形形色色的战争之国；以及依靠由普通的男人和女人为改善他们命运发起的阶级斗争。
在将近两个世纪里，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中心关注，就是理解这些相互作用以及这一系列的事态。我们必须给这个问题以应得的重视。
时代的周期与方向
在第二章中，我们讨论了“历史是如何起作用的”。接下来回顾一些到目前为止陈述过的一般经验教训，这也许是有用的。
历史是由周期和箭组成的。历史的周期反映自然，一个生命，成长，死亡，以及新生命活的周期。农夫的生产周期和一个家庭的再生产周期就是例子。另一方面，历史的箭是创新、进化，以及间或的革命的直线式发展。通过它们，世界实现了周期性改变。
历史包含了两者。自然、社会和人类必须一直生产它们自己，唯一的替代方案是灭绝。我们所做的大部分事情，是不可避免地重复和可预见的。但历史从来不会完全重复它自身。每个历史事态都是独特的（事态或者形势，我的意思是，历史时段上的一个特殊时刻以及地理空间，相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事件发生在这里）。导致每个事态独一无二的原因，是连续性（历史的周期）和变化（历史之箭）的结合。但一个事态与另一个之间，有决定性的程度差异。当历史的周期占主导地位时，变化是定量和有限的。当历史之箭占支配地位时，变化则是定性和根本的。
让我们回顾历史的三个引擎：知识、技术和生产力的积累；竞争的统治阶级之间为控制剩余的斗争；以及不同阶级之间关于剩余多少及其分配的斗争。是这三种引擎的综合作用，推动了历史前进。
铁制工具改变了古代农业，使新土地能够耕作，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大幅度增加社会剩余。技术是第一推动力。人类劳动毕竟有其自身动力。当手边有一个锋利工具时，没有工人会挑选另一个钝的。
另一方面，罗马帝国的兴起，尽管基于铁技术，其动力是在罗马精英内部，竞争的统治阶级和竞争的派系之间的军事斗争。这里，在顶层为控制剩余的争斗是第一推动力。
公元前5世纪古典希腊文明——另一个铁器时代文化——的繁荣，是一个不同阶级之间的竞争起决定作用的例子。正是公元前6世纪的重装步兵革命，创造了城邦民主，以及自然艺术、古典建筑、戏剧，连同自然科学、哲学和历史学的学科门类产生的时代背景。
这些引擎总是在特殊的自然和社会框架下起作用。地理条件既提供了机会又施加了限制，而从过去继承而来的社会制度、实践和风俗传统，构成了历史进一步发展的环境。
这里举一个例子。欧亚大陆的地理条件，使得人员、资源、工具和观念的传播，远远比非洲有效。但是在中世纪中国，中央集权国家的优势，阻止了一个独立的城市资产阶级出现在这块大陆的东方；反之，欧洲封建国家的虚弱，容许另一个在其西部边缘发展。为什么资本主义首先会出现在西方，这是对其解释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有时，历史三引擎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只是重复的循环；有时它创造了渐进的变革；而有时则带来了革命性危机和彻底的社会变革。在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非洲人和美洲人中，从古代到现代，穿过漫长的数个世纪，历史的周期一起处于支配地位。这些地方也有变化，但它是缓慢的，变化是量变而非质变。
个体农民组成了古代和中世纪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生活被历史的周期所支配。如果剥削过重的话，有时他们会反抗。即使他们这样做，也不过是安排了一位新领袖，接着又回到他们的农田。
商人的生活更富有变化。有些人幸运地致富，另一些不过是维持生计，其他人失败并濒于破产。但他们个人的命运，并不能影响这个阶层作为一个整体的运作。商人为生产过程的车轮加油，他们并不为其提供动力。他们占据的是社会的间隙，而非其制高点。
随着王朝、帝国和文明的兴盛和衰亡，统治者的生活更加多变。但这对他们统治下的那些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区别。统治者的特性——军国主义竞争逻辑的人格化——是第二位的问题，一个国王和另一个大同小异。
只有在世界上的某个部分，出现了环境和力量的一种独特结合，强大到足以形成一种改变的动力，才能够引发激烈的社会变革。它曾经发生过一次：首次伟大的转变是农业革命，从大约公元前7500年开始，最迟延续到公元12世纪，它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域发生。所有古代和中世纪文明事实上都是其结果。绝大多数人以土地为生，大部分社会剩余都是农业生产出来的。但在最近的250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世界已经再次发生转变。第二次转型创造出了今天我们居于其中的社会世界。因为它由欧洲开始，并从那里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必须对地球上这块相对较小的地域，给予不成比例的特别关注。
欧洲的特殊性
初看起来，自1500年以后，欧洲在世界历史上的优势似乎会让人觉得吃惊。欧洲不过是亚洲的一个分支，而且不管青铜时代还是铁器时代，重要的文明都是从欧洲之外出现的——在埃及、伊拉克、波斯、印度和中国。即使希腊和罗马文明，就其本身来说，也是以地中海而不是欧洲为中心。相比之下，史前及中古的欧洲，显得既偏远又落后。
但欧洲在地理上有一个独特性。欧洲与海洋之间的联系，比其他任何大洲都紧密。欧洲是一个由零碎土地组成的很小大洲，从三个方向伸入环绕它的海洋：波罗的海、北海、大西洋、地中海和黑海。欧洲没有辽阔的内陆。没有欧洲人曾经远离海洋。正如苏格拉底指出的那样，欧洲人像“围绕池塘的青蛙"一般聚集起来。
犬牙交错程度很深的欧洲海岸线有37000公里长，差不多相当于地球的周长——其内陆被众多通航条件很好的长河穿越。伏尔加河、第聂伯河、维斯瓦河、奥得河、易北河、莱茵河、赛纳河、卢瓦尔河、加伦河、埃布罗河、波河、多瑙河：上千年以来，这些及其他河流，都是欧洲重要的通道。
尽管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有巨大的山系延伸，但也有道路环绕。中欧走廊从俄罗斯南部的草原，通过多瑙河的铁门，横穿匈牙利大平原，断断续续地进入西欧。北欧平原是一个从莫斯科延伸到巴黎的、开放的广阔区域。从新石器时代到纳粹时期，两者都是穿越欧洲的大规模运输线路。
从北向南的移动是更困难的，但河流使其成为可能，许多山脉的关口也起这个作用。没有一个山系会成为无法通过的屏障。无论如何，从南向北的移动不如从东至西的重要：欧亚大陆是东西排列的，这也是人员、货物和观念迁移的主要方向。
欧洲的地形，相比其他任何同样大小的区域，庇护了更多的生态区类型。墨西哥湾暖流发源于热带，横扫了大西洋的西部、北部和东部边缘，滋润了欧洲气候并形成了一系列截然不同的区域。有遥远北极的冰冻苔原；有俄罗斯北部和斯堪的亚维纳半岛寒冷的针叶林带；有西欧广阔的温带落叶林；有中欧和东欧的空旷大草原；还有南部远方，在山与海之间温暖的地中海海滨。这些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要领会其重要性，我们必须区分一个单一事件，一个事态（或者事情的状态），或者一些历史学家所称的长时段（长的持续期）。
1645年的纳斯比战役是一个单一事件。1640—1646年的英国革命是一个事态。但一个由小乡绅、约曼农及富裕的城市工匠和商人组成的“中等阶层”——完成了革命的这些人——的兴起，是一个持续了三四个世纪的长时段。
特别在长时段的环境中，地理起了作用。它并不能推动历史，历史由人的决定和行动所推动，但它协助创造了历史发生于其中的环境。地理既能施加障碍，又能提供机遇。因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地理决定着什么是可能的。
因为其地理条件，欧洲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交流、冲突和互动之洲。人员、物资和观念能够快速流动。弱者、迟钝者和保守者是处于弱势的。欧洲的开放，诱发了活力与革新。
在一个由公路、铁路和航线组成的世界中，我们难以领会工业革命之前，水路运输占据的中心地位。在一个月的运输过程中，一头公牛的消费与自身负载相同。在同一时期，一艘内河驳船或远航商船的船员，会行驶得更远，而且仅仅消费其货物的很少一部分。早期近代欧洲以及世界最先进的部分，也是水路最多之地，这绝非偶然。世界上首次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一个由岛屿、河口、填海土地和排水沟组成的国家：荷兰。第二次革命则发生在一个被大海包围的国家：英国。
欧洲在其历史上，仅有一次，接近一半的土地被统一在一个稳固的帝国政体之下。公元1到5世纪的罗马帝国包括了莱茵河以西和多瑙河以南的全部欧洲。其他可以比较的帝国工程——查理大帝、腓力二世、路易十四、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帝国——都证明是流产的。欧洲是一个战国的大陆。那些想要成为至高霸权帝国的，都因为地理原因以失败告终。这个大陆方便的东西交流，它的海上航道和内陆水道，以及它生态区和种族的多样性，共同防止了超级政体的创建。
帝国，特别是存在长久的那些，天性都是保守的。另一方面，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小型政体，不可能负担得起。欧洲是一个冲突的大陆，而且因此，也是一个变化的大陆。在尼罗河、幼发拉底河、恒河以及黄河之上，贯穿整个中世纪，历史的周期都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在莱茵河上，是历史之箭在发挥主导作用。
智人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转变——新石器革命或者叫农业革命——于公元前第八个千年在中东和中亚开辟。第二次重大转变——工业革命——在14到18世纪间锻造于欧洲。现在，我们必须在之前的欧洲封建体系中，寻找工业革命的根源。
西方封建制度的兴起
罗马帝国的终结，既不是始终如一，也不是突然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首先，帝国分裂成两个部分。接着，在公元395到476年间，帝国西部解体，被形形色色的日耳曼王国所代替。东半部的拜占庭帝国幸存了下来，在几乎250年的时间里或多或少地保持完整。接着，以一个日益缩小的形式，走完了之后的750年。
四个里程碑式事件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长期衰落。公元636年的耶尔穆克战役之后，阿拉伯人控制了约旦。1071年的曼齐克特战役之后，塞尔柱土耳其夺取了东安纳托利亚（今天土耳其东部），经过这两次失败，拜占庭帝国丧失了其一半领土。1204年，就连首都拜占庭自身也被十字军劫掠。这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元气，据说，其人口从1203年的5万人，减少到了1261年的3.5万人，接着在1453年，随着它残留下来的大部分领土被倾覆，这座历史名城最终被奥斯曼土耳其夺取。
拜占庭帝国力图将古典时代晚期的社会秩序化石般地保存下来。这是一种古代军事帝国主义的衰落形式，高度剥削，极为保守。尽管这样，在公元395年之后，拜占庭帝国依然维持了1000多年，反之它在西边的对应者，以一个相似的社会结构，存活了不到半个世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拜占庭需要保护的边界要短一些，国土也更加富饶。在公元395年，当最终的分割发生时，它只有帝国末期三分之一的军队，但却提供了三分之二的帝国税收。拜占庭帝国通过在相对狭窄的边界布置大规模装备良好的职业军人，能够多次打退外敌入侵。相反，西欧变成了一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战国。这是就封建主义产生的地缘政治环境。
在这里，一个偏离已经回到正轨。在古代和中世纪复杂的阶级社会之中，统治者主要有两种途径召集军事力量：他们可以对自己的臣属民众征收贡赋，并用收益来雇佣士兵；或者他们可以向下属赐予土地，以提供军事服务作为回报。我们通常在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发现前者，这意味着国王和皇帝们不需要依靠承担义务同时又享受权利的臣民，因此是一种他们很可能会期望的理想形式。后者意味着一种权力更加分散的政体，也许会发展成一个有选举权的公民民兵组织（希腊和罗马模式），或者是一种在议会中有席位的领主之扈从的形式（中世纪欧洲就是这样）。事实上，这两种体系的要素经常是同时存在的：一些政体既是纳贡制又是封建制，而军队因此也是职业士兵与骑士化的扈从的混合。但是，在决定一个政体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时，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会显得相当重要。
在公元5到9世纪之间，大部分西欧国家本质上来说都是贡赋制，国家征收赋税，供养直接服从国王指挥的士兵。但是当统治者试图更有效地控制领地，并将其分成小块赐给亲戚或者家臣以换取军事服务时，同一批国家就具有了一些封建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要素变得更加重要。这部分原因是西欧国家国土狭小，局势不稳，而且相对较弱。另一个原因，是重装骑兵日益统治战场。
9世纪和10世纪是一个特别混乱的时期。国王被废黜，内战风行一时。城市生活事实上停止存在了。长距离运输衰落了。维京人、马札尔人和阿拉伯人发动了深入和毁灭性的袭击。没有强大的帝国精英和基础设施的固定负载，为应对这些危机，其方法是彻底锻造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和军事秩序。
为了镇压国内反抗，保卫边界不受外敌入侵，以及对抗敌对之王的军队，中世纪早期的统治者们爽快地做了非做不可的事，将处于胚胎之中的制度转变成一个羽毛丰满的系统。通过把国家植根于私人地主所有制，他们创造了非常强大的武装人员群体。
起初，当控制财产仍然依靠王室恩惠时，中世纪统治者们的地位是非常稳固的。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当财富变成世袭资产时，权力的平衡发生变化，开始有利于拥有土地的国王附庸。
诺曼底公国，一个维京殖民者在10世纪建立的国家，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起初，权力高度集中。大公是所有土地的合法拥有者，他的指定人拥有全部的重要财产。这些人是他的附庸，他的总佃户，如果得不到主人的欣赏，很容易被驱逐。
在他们的管理下，土地被进一步再分为采邑，每一块都能供养一位骑士，每一块都能使一个人摆脱劳作的需要，允许他全力投入战争及为战争进行的训练之中，并为他提供战马、锁子甲和一个重装骑兵的武器。这就是诺曼底庄园的核心所在：几千名装甲的骑士，组织成贵族一般的扈从，被个人的忠诚和依赖关系所约束，并植根于对地产的控制。
装甲武士是11世纪战场上的坦克。摆出紧密队形并分为几队的几百名骑士，其一次迎头冲击，在开阔地带几乎是无可阻挡的。重装战马对中世纪早期战事的核心作用，如同重装步兵对希腊和罗马战争一样。封建制度是能方便提供它的最有效的社会——经济机制。
通过将土地所有权与军事服役联系起来，封建制度就在国家和统治阶级之间锻造了一种紧密的结合。它同样确保了这个体系的农业基础被小心地照管，因为维持军衔部分依赖于对庄园的良好管理。但也有危险存在。这个系统天生是不稳定的。国家权力直接与统治者所控制的采邑和骑士数量相关，使得竞争的政体之间争夺土地的斗争恶化。而且，为了避免采邑被进一步分割，无法供养一位骑士，长子继承制盛行，最大的儿子以此为由继承了全部地产。小儿子们因此被迫努力争取他们在世间的位置。被剥夺了继承权以及被威胁失去等级，他们通过商业服务或者赢得一块新采邑而生存下来。这就是骑士、贵族和王公们面对的现实——所有等级的封建贵族的小儿子们，只能通过军事力量维持自己的身份。
机会还是很多的。国内和跨国的战争经常发生。对土地的争夺，确保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分裂；而相互竞争的封建政体之间，总是处于对立状态。在追求战利品、薪水和土地过程中的小儿子们，就是这些冲突的利刃。
因此，封建制度是不稳定、充满活力，并带有扩张性的。例如，在11世纪中期，诺曼人征服了法国北部大部分地区和整个英格兰，并事实上控制了整个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
封建暴力是矛盾的。它对封建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骑士凭借它来保卫家园，占领新的土地，以及维持内部秩序。但暴力有其自身动力，并有毁灭封建秩序的潜力。
为了释放出这个体系的剩余暴力，压力阀是的必需的。这就是导致了十字军建立的血腥逻辑。十字军的二百年历史，代表了西方封建制度固有的无效暴力最极端的表现方式。
十字军与圣战
1095年11月27日，当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芒会议上发起第一次十字军时，他的发言被记录了下来：
“让那些……从前习惯于肆意进行私斗、有违忠诚的人，现在向着异教徒进攻！让那些过去长期做强盗的人，现在成为基督的骑士！让那些过去与亲朋兄弟争斗不休的人，现在理直气壮地同野蛮人战斗！让那些为微薄薪水而拼命劳动的人，现在去取得一份永恒的报酬！”
教会的财产遍及西欧，是一个庞大的封建企业。它与世俗的王公争取权力与财富。任何能扩大教会威望的事情，例如1095年所释放出来的宗教狂热与行动的浪潮，都对教会有利。而且，和其他封建君主一样，主教们热心于向海外输出暴力以保持国内的稳定。
反响超出了所有预期。数以千计的人响应教皇的呼吁。1097年，一支庞大的封建军队进驻叙利亚，在1098年占领了安提俄克[1]，并在1099年攻陷了耶路撒冷。无论行进到哪里，十字军都进行屠杀和抢劫，以及报复性破坏。在陷落城市的街道上，男人、女人和孩子通通被杀害。俘虏被例行公事地杀头。清真寺、犹太教堂，以及其他“异教徒”的教堂都被洗劫一空，战利品装满了手推车。
[1]译者注：古叙利亚首都，今属土耳其。
四个十字军国家形成了。封建重装骑兵在战场上的战术优势使之成为可能。但十字军依然是一支人数很少的军事精英：保卫安提俄克公国的骑士只有500人。因此，为了生存，他们需要在军事力量上投资。这要求剩余积累的强化。其结果是对阿拉伯农民的极度剥削，对贸易商队的经常性掠夺，以及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敌对关系。
十字军非常轻松就闯进了中东，因为这里已经分裂成对立的几个国家，由不受欢迎的、以宫殿为基础的专制君主统治。他们由雇佣兵支持，并基本上与民间团体分离。这些伊斯兰统治者中，很多人寻求与十字军的和解。但持续的和平永远是不可能的。两个矛盾在起作用。第一，封建定居国家的软弱和不安全感，使他们成为兼并主义者——他们需要更多土地去供养更多骑士，而这就直接威胁到了伊斯兰统治者。第二，在十字军国家之内，军事积累要求繁重的税收、租金和劳役。因此，十字军被他们的穆斯林屈服者所痛恨，而聚集可靠的本土力量去为保卫他们而战，也没有什么希望。
第一次十字军的“震慑与敬畏”打破了一代穆斯林的抵抗。但十字军对伊斯兰统治者的威胁，引发了一个政治集中过程。1128年，北叙利亚和北伊拉克联合。接着在1144年，其附近十字军控制的城镇埃德萨被重新占领与合并。1146—1148年为应对伊斯兰复苏而组织的第二次十字军，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粉碎了十字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马士革和南叙利亚被并入新的伊斯兰国家。而十字军公国安提俄克缩减成了沿海的一块小飞地。最终，1183年，在萨拉丁的领导下，埃及与叙利亚合并，这个事件为穆斯林抵抗提供了临界物质。萨拉丁用一个全民圣战的号召来答复封建十字军，而现在穆斯林武装转入了进攻。
1187年7月4日，在哈廷战役中，萨拉丁率领3万人，摧毁了十字军耶路撒冷王国的全部军队。耶路撒冷城市本身的失陷很快到来。尽管有进一步的远征，十字军从来未能将其收复。他们的城堡一个接一个地减少，他们的领土逐渐被剥夺，尽管这个过程的完成需要一个世纪。
十字军国家对中东没有任何贡献。他们的统治者不过是一些靠恐惧和强迫来管辖的残酷剥削者。他们能够长时间地维持剥削，仅仅是因为伊斯兰统治阶级的分裂和衰落。然而，他们的的暴力入侵是一种给伊斯兰对手的催化剂，随之而来的，是新的联合与身份认同在斗争中的锻造。
十字军同样暴露了西方封建制度的局限性。武士和城堡是昂贵的。因此为维持它们，严重的剥削是必要的。尽管有很高成本，武士和城堡对于普通民众的财富和安全构成了一种持久的威胁。其制造的痛苦可以通过对封建暴力的恐惧来维持，但并不能被根除。封建制度不能形成一种基于和谐的稳定社会秩序。
在国内，这些矛盾促进了新社会力量在旧秩序内部的兴起。国王正将自己从封建主人的位置上抬高。中央集权正在控制过于强大的臣属。乡绅和约曼（因为英国人这么叫他们）正在追赶着王室规则对抗宏大的无政府状态的过程。
新的社会力量引进了新的战争方式。普通人用矛、弓和枪装备起来，开始挑战封建武士的战场霸权。
中世纪欧洲的地主、市民与农民
中世纪世界可能会显得保守、停滞和不开化。从古典时代末期开始，欧洲精英们开始倾向于用“希腊的光荣”和“罗马的伟大”来作为自己的典范。而两者之后的时代，则被描述为无知、贫穷和充满暴力。
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罗马帝国统治阶级是革命的一种障碍，而中世纪世界，至少在欧洲，远比古代充满活力。原因足够简单。随着知识、技巧和资源的积累，人类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增强了。专门技术和设备越先进，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发展就变得越容易。因此，发展的步伐有加快的趋向。
然而，技术只能决定可能的事情，它不能确保潜能的实现。这有赖于历史的其他两个引擎：统治阶级内部为控制剩余的斗争，以及阶级之间关于剩余分配的争夺。
封建制度是一种竞争性军事积累体系。战争——竞争的最极端形式——从来不是保守的。那些不采用最新技术和策略的必定要失败。因此，军事技术是中世纪社会秩序中一个特殊的活跃部门。装甲取代了链子甲。火器取代了弓箭。木城堡用石材重建。小规模封建扈从被大批量职业军人代替。适应是为了生存。
但是，战争的新方法更加昂贵，对改善武器、盔甲和防御工事的需求，触发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宽敞的房子，挂毯和壁挂，精致的家具，时尚的服装、珠宝和装饰品，桌上器皿、上档次的美酒，其他其他更多东西——巨头之间对财富和地位无休止的激烈争夺中，得到了动力。
因此，封建竞争为工匠提供了工作，并为商人创造了市场。他们聚集在城镇中，在这里，他们组织自己加入行会，并用城墙约束定居者的边界，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独立。国王颁发城市特许状。市民们青睐一个能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强大国家。君主和市民发现，他们自己组成了联盟，以反对封建的无秩序。
在乡村，重要的变化正在进行中。对于武器、奢侈品和壮观的需求，只能通过在市场上购买才能得到：贵族需要金钱。因此，劳务改为现金支付，而农奴制发展成一种更加客观、更少累赘的商业合约。这就加强了乡村和农业企业主的力量。无论如何，农奴制从来不是普遍的。在中世纪英格兰个资源特别丰富的社会，因为有《末日审判书》以及大量的土地特许状及庄园纪录，大部分农民一直保持着形式上的自由：他们不是农奴，而是“索克曼"或者“自由人”。尽管要受各种封建支付制约，大部分英格兰农民作为独立的农夫，在他们租用、按惯例拥有或者完全自有的土地上劳作。
诺曼征服之后，盎格鲁——萨克逊村庄，以及农民的等级，共同组织，以及其历史悠久的风俗与惯例，大体上维持不变。在个人庄园这一层面，诺曼时期的英格兰，是封建权威与村庄传统之间的一个妥协。
在欧洲那些村庄实力强大的地区，比如在英格兰，农民能够采用封建竞争规则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而正是在庄园与村庄的微妙关系中，我们发现了从封建社会转变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胚芽。
在7世纪到12世纪，欧洲农业取得了巨大的跳跃式发展。这个发展的关键，是重轮犁的使用。它首先由上辗的公牛牵引，后来，一旦合适的挽具发展起来，就改由马牵引，中世纪的犁可以刺穿最坚硬的土地，将其翻过来形成大的土块，从而带来大量养分。以前无法开垦的大量新土地，都可以开始耕作。旧的土地通过轮作、休耕及施肥，可以保持良好状态，通过犁搅拌碎秸和粪便，能够拥有新的活力。历史学家们估计，谷物产出量翻了一番。
其他许多发明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作出了贡献。有复杂曲柄和飞轮的水车，大批量加工谷物，为铁匠的锻铁炉提供动力。河流被运河连接以容纳驳船，而在远洋船中，船舵代替了舵桨。独轮手推车方便了农村劳动，而眼镜延长了职员、抄写员和学者的工作寿命。
社会剩余稳固增长。在13世纪，欧洲人口持续增长，并且日益繁荣。在陆地上，在封建精英水平之下——而且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历史的注视——小乡绅和富裕农民正在推动一个经济发展的进程。
封建领主感兴趣于从占有土地中提高收益，同样感兴趣于大规模的浪费性支出——修建教堂和城堡，支付和装备士兵，以及在排场、奢侈和豪华生活的显示方面竞争。封建制度的动力——竞争性的政治——军事积累——与经济发展相抵触，后者要求将剩余投资到土地清理、排水、圈地、农业设备，诸如此类。
最近的研究显示，在中世纪农业社会，改进者最可能是中等阶层。他们的目标是创造更有效和更多产的，适应市场的农庄。他们密切注意农场管理、节约土地资源、谨慎投资，力图提高经济利润及自身的社会地位。
简而言之，在大约1350到1500年间，在欧洲经济最发达的部分，许多小乡绅和富裕农民成为资本主义农夫。而在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早期，正是这些“中等阶层”，为在整个欧洲喷发的爆炸性社会斗争提供了动力。
中世纪欧洲的阶级斗争
让我们总结一下目前所争议过的。在11世纪明显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欧封建制度，被五个有活力的进程渐渐破坏。
第一，中世纪经济的生产能力，意味着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总产出量上都有加速增长的趋势。一个后果就是破坏手段上的快速技术进步。军事开支逐步扩大。
第二，碎片式的欧洲政治拼图以及存在竞争关系的封建巨头之间对于土地、岁入和劳动力的激烈竞争，迫使统治阶级寻求现金来雇佣士兵、购买装备，以及修建工事。因此，封建义务转变成现金付款。
第三，在欧洲许多地区，农业乡村的韧性和抗力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强加限制。农民们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集体，足以捍卫传统权利，有时甚至可以取得实质性收益。
第四，市场的发展，为社会中间阶层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发展创造了很多机会。社会顶层是封建巨头，他们把社会资源浪费在战争、炫耀和奢侈上。社会底层是贫穷和中等收入的农民，作为糊口农民勉强维持生活。在他们之间是那些将要被称为“中等阶层”的人，这些小乡绅、富裕农民以及兴旺的城市工匠和商人，形成了中世纪最有经济进取精神的部分。因为市场扩展及社会关系日益商业化，中等阶层作为小资产阶级，出现在了社会变革的最前线。
第五，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的崛起，掏空了封建社会。在欧洲一些地方，国王不能行使他们的权力，而敌对的地区大亨继续在政治上居支配地位。在另外一些地方，国家稳固地强大，尽管偶尔有挫折。
英格兰为后一过程提供了一个清楚的案例。随着时间过去，中世纪的英国国王更少地依赖他们的封建扈从，而是更多地购买专业士兵或受训民兵的服务。英格兰王室政权将怀有敌意的区域贵族边缘化，并通过与忠诚的巨头及中等阶层形成一个政治联盟，将封建无政府的风险减至最小。在14世纪，这个联盟证明了英国令人吃惊的战场霸权。在克勒西、普瓦提埃和阿金库尔，人数上远远落后的，由步行重骑兵和长弓兵（后者从英格兰和威尔士最富裕的农民阶层约曼中招募）组成的英国军队，摧毁了主要由封建骑士组成的法国军队。
在14世纪，变革的力量由重大危机所推进。封建性浪费支出继续上升，与人口增长和普遍繁荣的需要形成了鲜明对照。社会面临着一个选择，一边是战争和排场，另一边是投资于土地、工业和贸易。到了14世纪中期，中世纪的欧洲经济已经严重失常。许多人面临着贫困和饥饿。1348年，当这个大陆被黑死病打击之时，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毁灭了。人口减少和贫困威胁着贵族的收入，以及农民真实的生存。危机酿成了充满仇恨的斗争。
1358年，农民暴动在整个法国北部爆发，而在巴黎，埃蒂安·马塞尔领导3000名城市工匠来到王宫，迫使王太子（王位继承人）披上暴动的旗帜。1381年，英国农民在瓦特·泰勒的领导下进入伦敦，与部分城市人口结成同盟，并与国王和市长对峙。“当亚当种地和夏娃织布的时候，”一名激进的前牧师问，“当时谁是绅士？”
在佛兰德斯的城市和乡村，同样在意大利北部的城邦，普通民众起来反抗地主、商人和主教的压迫。1378年，佛罗伦萨的梳毛工——羊毛贸易中的普通工匠，推翻了商业精英，夺取了政权，并控制了这座城市两个月。
在遥远的波希米亚，当激进的布道者简·胡斯在1415年被作为异教徒烧死在火刑柱上时，捷克民众起来反抗。用手喷枪武装起来，并用四轮马车摆成防御阵，胡斯教徒抵抗了封建欧洲军队的镇压20年。“所有人都要像兄弟一样生活在一起，”胡斯运动的民主——平等塔波尔派宣称，“谁也不要屈服于另一个人。”面对无情的反革命暴力，要通过战斗去赢得这样的自由。塔波尔派对自己的斗争很坚定：“所有的地主、贵族和骑士都应该被砍倒，并像强盗一样被杀死在树林里。”
由14世纪危机产生的反封建革命风潮，最终在每个地方都失败了。这是一场中等阶层的革命。正是在欧洲经济最发达的一些区域，这场革命达到了其最大势头——在法国北部、佛兰德斯、英格兰、意大利北部和波希米亚。它是还没有完全形成的社会力量的一次早产式暴发。封建制度依旧强大，足以将革命控制在其早期中心地带。小资产阶级和中等阶层还没有取得支配地位。
即使在造反运动中，激进地改变世界的愿景与过去的原始偏见争抢注意力。从对黑死病的生物恐惧中产生了对大屠杀的政治恐惧。主教和国王们公然抨击犹太人污染水井，而反犹暴徒则在犹太人聚居区滋事。
但旧秩序不可能被恢复。在整个欧洲，作为黑死病结果的严重劳动力短缺，急剧地打破了阶级力量的平衡，变得更有利于农民。造反被镇压了，但社会关系的商业化，继续从其内部腐蚀着封建秩序。
新兴社会力量——为市场而生产的小乡绅和富裕农民，城市的小商人和工匠，新产业的企业主，船员、船夫，以及码头工人——还没有强大到能在政治上突破的程度。但“市场封建主义”——正如它被称呼的那样——意味着对城市工匠、工业企业、长距离运输以及放贷人的需求上升。这反过来给以市场为导向的农夫，创造了农业产出的需求。
更多的商品和劳务被市场化。社会关系以商业合同的形式重铸。对黄金的欲望分解了封建秩序的个人雇从。中等阶层的经济发展在继续。一个革命的幽灵悄悄接近中世纪后期的欧洲。
新君主制度
即将到来的风暴将会以文艺复兴的闪光为先驱。旧的观念无法解释新的社会现实。教会的古老教义，被加密成学者和伴侣的拉丁文，似乎日益的不合时宜。通过事业心和发明创造，通过技巧和辛苦工作，通过他们自己的艰苦努力，人们正在重新建构世界。
人文运动展示了对人类进步能力复活的信心。一场学术和艺术的复兴，在繁荣的15和16世纪城镇的大气温室中发展起来。与中世纪神学家迂腐的经院哲学对立的，是表达了希腊和拉丁罗马文本的学问。与传统宗教肖像的可预言性相对立的，是一种革新的自然主义艺术，充满了精力充沛的人物，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是三个非凡的意大利大师：艺术家和发明家列昂那多·达·芬奇（1452—1519），画家和雕塑家米开朗基罗（1475——1564），以及画家拉菲尔（1483—1520）。但是，文艺复兴影响了整个欧洲。人文主义公认的领袖是荷兰人伊拉斯谟（1466—1536）。这一时期最伟大的小说，是由法国人弗朗索瓦·拉伯雷创作的，计算出行星围绕太阳旋转，违反了天主教教义的，是波兰人尼古拉斯·哥白尼（1473—1543）。
文艺复兴包罗万象。它提供了一个完整时代的文化语言。在16世纪后期的思想动荡中，无论是新教革命还是天主教的回应，都给自己穿上了文艺复兴的礼服。总而言之，文艺复兴成为正在形成的新君主制的时尚。
1491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娶了布列塔尼女大公安娜，也因此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他的继承者们，特别是弗朗西斯一世（1515—1547），继续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专制。贵族禁止拥有大炮或者组织军队。巴黎最高法院不再是一个审议机构，而仅仅变成了一座法院。1516年协定使教会服从于王权，王室政府雇佣12000名官员来执行其命令。世俗贵族和牧师都变成了依赖王室恩赐的朝臣。
1489年，卡斯提的伊莎贝拉女王和阿拉贡的费迪南国王的婚姻，为西班牙的统一扫清了障碍。同样，一个绝对君主专制也在这里建立起来了。贵族和城镇的权力被王室机构夺取。议会的作用被局限于仅仅表达不满情绪。宗教裁判所成为国家恐怖的一个无情工具。“异教徒”被罚款、监禁、鞭笞、拷问、勒死，甚至被活活烧死。在适当时候，随着查理五世（1519-1556）统治时期德国与西班牙的统一，以及面对宗教改革的挑战，宗教裁判所将变成一个泛欧洲的镇压体制。
在英格兰，红白玫瑰战争（1455—1485）被证明是封建时代最后一次内战。从1485年开始统治的都铎王朝君主们，将大亨变成了朝臣，将教会财产国有化，与议会结盟进行统治，并为英国的制海权奠定了基础。在都铎王朝时期，社会大众的民族意识发展起来。人们日益认为自己是英格兰人，而不是任何一个乡村社区的成员或者封建扈从。莎士比亚的戏剧经常反映这种新社会情绪。亨利五世和他的士兵是“一个兄弟般的联合体”，同样是通过爱国者的流血牺牲而形成的。
新君主之间的军事竞争，给各自国家的新兴民族主义制造了紧迫性。在1494到1559年间，欧洲被统治法国的瓦卢瓦王朝，以及统治神圣罗马帝国（主要是德国和中欧）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冲突所严重干扰。意大利北部是最重要的战场。这是拥有大炮、骑兵、火枪手和长矛兵的大军之间的战争——只有大国才能负担得起的战争。
地方巨头和小国被大国压垮。在军备竞争的约束下，经济落后国家不得不作出调整以生存。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专制统治就越野蛮。莫斯科公国大公“恐怖伊万”（1533—1584）使用外国雇佣兵来建立自己的帝国，在国内清除传统的波维尔贵族中的反对势力。俄国经济的落后意味着专制政权没有社会支持的真实基础。在残暴统治下，公民社会不过是简单地屈服于上层建筑。
新君主制持续了一段时间的转变。封建制度在急速地衰退，但市场化农民、商人和实业家等新出现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强大到可以接管政权，并按自己的想象来重塑社会的地步。既非前者也非后者，16世纪早期的社会是流动和不稳定的，结果就造成了国家的绝对专制。通常，凭借中等阶层的强力支持，国家的力量足够强大，可以压制封建无序。但是，通过将势力过于强大的臣属转变为顺从的朝臣，它抗拒了议员大会和民间反叛更激进的要求。
新君主制在日益变弱并依赖他人的封建制度和胚胎中的资本主义之间
保持平衡。这就是为什么意大利战争是多面的，有世仇、王朝、民族以及政治一宗教维度。它们是一个转变时期的战争。
通过竞争的动力，新的模式——统一的国家，中央集权的政府，王室军队，内部不满的压制，民族一王朝战争的发动，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对整个欧洲施加影响。新君主制度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欧洲。整个欧亚大陆爆发出来的经济力量，同时将世界吞没在一个殖民暴力的浪潮中。
新殖民主义
从15世纪晚期起，欧洲开始了急剧的转变。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则不是这样。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帝国起起落落，但社会经济秩序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相同的。
在1368年击败了蒙古人之后，中国处于相对安全时期。明代（1368—1644）的安全依赖治理其的儒家官僚集团的极端保守。印度局势更加混乱一些。在1526到1529年间，“猛虎”巴布尔，一个装备有火炮、来自西北的穆斯林入侵者，征服了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莫卧尔帝国。但入侵并没有改变印度社会的基本特征。在印度数以十万计的村庄中，人们的生活和劳动宛如以前。萨非王朝治下的波斯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同样如此。在社会顶层，有王朝的征服和更替，有新的政治和宗教忠诚，但人们日常生活的结构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这些王朝国家，一些相对稳固，另一些缺少稳定，漂浮在每个亚洲的地缘政治单元——土耳其、波斯、中亚、印度、中国和日本——之上，本质上来说，依旧是没有根基和寄生的。
非洲和美洲没有区别。西非的桑海帝国，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秘鲁的印加帝国，都是凭借暴力建立起来的掠夺成性的暴力体制。国家的上层建筑与社会经济基础之间，没有有机联系。前者仅仅从后者那里吸走剩余产品，并将其消费于战争、祭祀与奢侈品。这样的国家，就如同窗上的玻璃一样，即使是一块小石头的撞击，也很容易使其粉碎。
相反，16世纪欧洲的新君主们，深深植根于他们各自的社会体系中，而欧洲对黄金的狂热及枪炮的力量，随时准备改变世界。
葡萄牙人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先锋。葡萄牙是欧洲西部边缘一个多山的国家，沿大西洋有很长的海岸线，以及良好的天然港口。因此在欧洲航海家之中，葡萄牙人的表现非常突出。在欧洲“航海大发现”中，至关重要的是庞大、精密的航海帆船的发展。早期的一个发明是尾舵。一个更加平稳和复杂的进程，是索具的改进。在15世纪后期，中世纪的钝齿——有一个单杆架和混合帆的正方形索具——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最多可以有三个桅杆和混合帆的更大的船体，使其能够接近风航行，并能更经济地使用风能。相对快速和安全的远洋航行，第一次成为可能。
在1492到1504年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即将被称为新大陆的地区进行了四次探险。尽管自己是葡萄牙人，但他的探险是由西班牙国王和女王资助的，因此他在古巴和海地建立的殖民地属于西班牙领地。
在1497到1499年间，瓦斯科·达·伽马从里斯本出发行驶到加来，实现了环非洲航行。在20年中，葡萄牙人拥有了一个从北非大西洋沿岸的博多加角到太平洋上的摩鹿加群岛，海岸线延伸2万公里的贸易帝国，其前哨在西非、波斯和印度。
1519到1522年间，费迪南·麦哲伦实现了环球航行，并确定了地球上几大洲的基本形状和位置。这个葡萄牙人从而为在16世纪早期吞并大部分中美和南美的西班牙征服者画出了地图。
哥伦布在西印度群岛已经发现了非常少量的黄金。他曾试图通过将当地土著变成奴隶和农奴，让新殖民地有利可图。殖民者的暴行与海外疾病的联合作用，使得海地人口在50年的时间内，从超过100万减少到仅存200。
对黄金的狂热是永不衰落的。1519年，一支由660人、18匹马和10门火炮组成的武装力量，在赫尔南·科蒂斯的率领下，从西班牙的古巴殖民地开往美洲大陆。在两年时间内，他们征服了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从1532到1535年，凭借106名步兵和62名骑兵，弗兰西斯·皮萨罗复制了科蒂斯的成就，摧毁了秘鲁的印加帝国。
上述这些，都是钢铁、枪炮和马匹对于石器时代技术的胜利。然而，同样重要的是阿兹特克和印加统治者内部的分裂，以及他们的臣民对其的疏远。因为阿兹特克帝国精英的凶残暴行，在特诺奇蒂特兰的决战中，更多的美洲土著站在西班牙一边，而不是支持帝国统治者。
西班牙是欧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西班牙君主从事王朝战争来对抗地缘政治上的对手，从事宗教战争来对抗新教改革。他们需要黄金给士兵支付薪水。因此，对于“新西班牙”的掠夺是残酷无情的。没有死于枪炮、疾病或饥荒的土著，经常会在矿山或者他们新的殖民主人的庄园中劳累致死。1512—1513年的布尔戈斯法令规定，印第安人一年之内必须为西班牙主人工作9个月。如果拒绝，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将会成为奴隶，财产也会被充公。而且，必须向天主教堂缴纳什一税。
秘鲁的利马地区，人口从25000减少到仅有2000。墨西哥人口从1000万减少到300万。另一方面，今天玻利维亚的矿山城镇波多西，通过强制劳动，人口膨胀到了15万。1535年，一个西班牙贵族在写给国王的信中说：“我走过了这个国家的很大一部分地区，看到的是可怕的破坏。”
欧洲殖民主义对世界的改变已经开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帝国建立于16世纪初，很快又有荷兰、英格兰和法兰西帝国接踵而至。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开端时期，这个系统已经将其血腥的大手伸向了三大洲。
但是，为什么相对落后，封建、绝对王权、天主教占支配地位的西班牙为欧洲殖民主义开路？西班牙国王们需要新世界的金银来资助他们在欧洲的政治野心。而一次地理上的意外事件，给了他们接近葡萄牙海运传统的特权。欧洲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一场新的革命浪潮开始于1521年。在整个16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
早期，市民、农夫和小乡绅的革命活动席卷了德国。宗教内战很快传播到了全国各地。经过一代人之后，传播到了法国。特别是1566年，纯正血统的革命在低地国家爆发。新教的荷兰与天主教的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将一直在这里持续，直到1609年。
在两个世纪里，在西班牙王室试图把世界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时，正是来自美洲的金银支撑了他们的权力并供应了其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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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红色工会国际就统一战线问题告全体工人书（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1923-19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红色工会国际就统一战线问题告全体工人书
（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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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驳托派的「抗战理论」：纪念八一三（宗铮《妇女（上海1938）》1938年第7-8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抗战初期主流左翼谈肃托
批驳托派的「抗战理论」：纪念八一三
（宗铮《妇女（上海1938）》1938年第7-8期）
录入者按：本文继续坚守阶级合作统一战线的论调，题目说是“批驳”但只是复读莫斯科审判、汉奸之类的谎言。虽说是地下党外围刊物，但作者很明显不懂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进而把中共当成某种爱国主义的民主党派了，毕竟历史上中共也没有全心全意听从国府的命令，文中所谓共产党的公开存在也是子虚乌有。日寇希望中国赤化的宣传与其说是勾结托派，倒不如是在恐吓中国资产阶级，贝当为了防止共产党上台甚至直接投降希特勒，作者却真心相信阶级团结的政府是可行的。就文中强行要求汉奸承认自己是托派的行为来看，很符合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心态——“中国全国阶级一致对外了，那剩下的只能是非国民，是托派汉奸”。倘若作者知道中共也有小动作，恐怕要歇斯底里大呼党内有托派，比如说王明。
（一）
中国共产党在大美晚报「答托派的一封信」上说：「中国的托派，根据其现在中国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民主革命，革命所要反对的主要目的，不是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势力，而是资产阶级的观念，他们对于目前的民族解放斗争，就认为所要打倒的敌人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是要「打倒国民党，」「摧毁资产阶级」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这些口号都出自托派的机关报「斗争」）在托派的政治决议案上说：「中国资产阶级是根本不能反对帝国主义的，尤其是不能反对最急进的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要抗日斗争得到胜利，必须打倒资产阶级国民党。」
托洛斯基说：「无论哪一个被压迫民族，他不作帝国主义手里的工具，便不能进行解放战争；一切落后民族的战争再不能有任何独立的意义。」而中国托派政治决议案中也说：「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消长，对于中国革命（以及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的成败，具有最后决定的意义」（见第二卷第二期的政治决议案。）这不是明白的说明了托派公开地认为中国的抗日解放是无意义的牺牲，是替别个帝国主义反对日寇吗？试问这个论调，同日寇和汉奸亲日派的宣传，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他们的首领拉狄克在苏联最高法院前公然承认，托派为要得到日本帝国主义帮助他们取得政权起见，会替日本帝国主义破坏工场铁路，供给军事秘密，并在取得政权后答应以沿海州相让。而在目前则答应不妨碍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军事占领。日本特务机关对山西的侵略计划中，则明明白白的把托派引为同志，指出对于「失意的共产党中托派，宜假援助彼。等之成功，可使在各地做有利于帝国之各种活动，因此辈思想之华人，专能麻醉一般知识分子，以破坏南京之统一。」（见申报周刊二卷二十二期。）
（二）
托派认为国共合作，是共产党投降国民党。这完全是托派的一种恶意污蔑，实际上由于全国人的一致要求，和一年来抗战中的血的教训，国民党已觉悟过去政策的错误，逐渐向着人民所希望的方面改正了。尤其是最高领袖蒋委员长的态度，我们是应当拥护的。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国民党是在坚决的抗日，是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力量，这是不可否认的。只有托派才会把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与争取国民党实行抗日十大纲领的救亡政策，当作投降。假使国共不合作，试问能否抗日？
托派污蔑共产党联合国民党是「牺牲工农利益，」他不但抹杀共产党一再提出「改善民生，」而且忽略了它在抗战纲领内具体的规定，如果照托派的主张，农民与地主斗争，工人和资本家斗争，国内先起了混乱、分裂，还能抵抗日寇吗？
反过来看，日寇就是希望国共不能合作，阶级对立，所以他就用尽分化挑拨，离间的手段，实行破坏中国的团结，托派这些所谓的「理论，」恰恰是破坏中国的团结，帮助敌人。而且日寇的间谍，汉奸，是在做这种工作，托派在这自明高超的「理论」下，已经不可否认的，担负了像无知汉奸一样地出卖民族的任务，何况他的种种行动简直是同汉奸一色一样，所不同的是他拿另外一种假面目，在他欺人的「理论」掩护之下出现。
敌人在国际上宣传的就是中国赤化，希望英美各国减少对中国的同情，甚至于共同反共。托派却主张中国抗日，不应该放弃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中国的抗战是从日帝国主义的怀抱，投向英帝国主义的怀抱。」所以抗日随时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他的这种「理论」，正是日寇求之不得的。中国多树敌人，是降低对日的仇视和减少抗战的力量。托派的确做了日寇的间接代言人，顺承了日寇的旨意。不是破坏中国团结的间谍是什么？不是出卖民族解放的汉奸是什么？
（三）
托派的无聊和卑鄙，是他的主张和行动，他不敢正面的承认，反来狡猾地辩护和推诿。他们根本反对抗战，却偏要不承认，并且也拿他们的什么「抗战，」「救亡」来号召。他们对于抗战的前途非常悲观，无论在文字上，或口头上都是如此，可是他们却把他们的所谓没有胜利把握的责任，推诿在国民党的「应战，」共产党的「投降，」国民党和苏联的消极上面，他们主张工农无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打倒国民党，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领导，不要相信苏联，苏联是孤立的，什么和平阵线，都是骗人的话（托派的刊物《救亡青年》，《斗争》上都是这样说的，）可是托派又不肯坦白的承认，反而在同样的刊物上狡辩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就是他们的整个内容。
现在拿事实来看，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的组织不但没有做一件对于抗战有利的工作，他们的份子，参加到各机关，各团体，各部门，只是挑拨，离间，探听消息，做间谍的勾当。如果被发现了，他们就不承认这些份子是他们的同志，与他们没有关系。广西的王公度，山西的张慕陶，谁都知道他们是托派，因为他们暴露了汉奸行为，而且这行为是托派指示的，事机破坏了，托派就说这些败类，并不是托派，拿抵赖来抹杀事实。各救亡团体如果发现了托派并且很有根据的话，那末被发现的份子总是说冤枉，如果再叫他们拿事实来证明他们不是托派的话他那又一味抵赖，毫无表现，反而厌恨，攻击和毁坏他们所属的团体尤其是较负责的干部。托派的这些行为，不是汉奸行为是什么？
（四）
谈到托派问题，有人误会这是党派之争，不愿意讨论。甚至以为这是共产党和他的政见不同，故意污他是间谍，是汉奸。但是真正看到了托派「理论」的人，只要将他的「理论」一分析，与抗战联系起来，就知道他是同汉奸的理论一样，是破坏统一战线的。至于托派的行动，凡是识破他行动的爱国者，都没有不承认他的确是做汉奸工作的。
不错，托派曾经是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派别，正因为如此，他犯了错误，失败了，他要夺取政权，就不惜用尽卑鄙的手段，在国际上沦为法西斯的走狗，在中国沦为日本军阀的间谍。自从国共合作以后，共产党已成为公开的政党了。全国各党各派也都在抗战的过程宣言拥护政府抗战，只有托派在言论上主张「打倒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到苏联，在行动上煽动广西民团反对抗战，参加日本特务工作，领取日本津贴，破坏民众运动，鼓动劳资斗争，捣乱后方等等。因此，现在反对托派，并不是因为托派是与共产党对立的党派，而是因为它是与整个民族对立的汉奸，如果我们以民众的立场来反对托派，那我们是在反汉奸的口号下反对托派汉奸。明白了这，便知道现在反对作为汉奸的托派，绝不是党派之争了。
还有人问，托派的理论既是错误的，为什么还有一些青年——尤其是知识分子——相信它？的确，托派是「善于利用某一部分青年（特别是某些狂热的小资产阶级的份子）对现状的不满，用左的口号，甚至于用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辞句，去鼓动他们起来反对抗战的政府军队和政党，反对救亡团体和民众运动。他们往往借用共产党的名义，麻醉欺骗热情的辨认不清的青年。托派署名是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他们用这种名义去麻醉狂热的小资产阶级，我们对于一般受了托派汉奸欺骗的青年，除了指出托派理论是一种欺骗人的工具以外，还得拿事实来向他们说明。
我们要争取抗战胜利，一定要肃清破坏统一战线，出卖民族利益为敌人做间谍的托派汉奸，所以在纪念「八一三」的今天，应该把托派的「抗战理论」作一次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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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会：抗战中的「托派」（W.莉《华美》1939年第43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抗战初期主流左翼谈肃托
辩论会：抗战中的「托派」
（W.莉《华美》1939年第43期）
录入者按：一头倒也能算辩论会？分析重要的是看见一个事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国民党重要人物汪精卫的投降无疑是一颗炸弹，资产阶级对抗战的态度，工人阶级对国府的态度，不会只有一点涟漪，本文指责托派夸大其词要统计数据的行为幼稚无比，毕竟四一二之前可不存在甚么党内表决，照样能在北伐高歌猛进之时调转枪口。“革命计量学”的存在只是为了掩盖思想的匮乏，很不巧的是这一学问至今依旧被视为一门显学。
文中对阶级合作的吹捧实在过于露骨，攻击完“托派张慕陶”后就厚颜无耻地一口一个“阎锡山将军”“蒋委员长”贴了上去，大谈听从蒋委员长的领导，之后又鬼扯蒋委员长对民众团体开放得很哩，如此种种不得不让人怀疑该刊物是不是蓝衣社操控的。
李星按：本文发表在抗战前期的《华美》杂志上，这份杂志看来主要在上海发行，从它的大量文章来看，高度疑似是上海地下党的外围刊物。
本文是以“辩论会”的形式，谈托派主张的罪恶，呼吁学生与社会青年在救亡团体里，警惕托派的活动。文风很有某种类型的学生“政治家”发言气息，懂的自然懂……
本文提及的《救亡青年》，至今难以找到，只有从引用的只言片语里，了解托派的一些主张了。
小胡：老张，你来得正好，辩论会就要开始了。
老张：今晚不是辩论抗战中的托派吗？唉，说起托派，我就有点火。喂，你看过最近托派的机关报《斗争》吗？
小胡：会开了，有什么意见，请等一下发表，以便大家都听得到……好吗？
老王：（像吃过老酒一样，红着脸站着）时间到了，我们开始辩论吧，在诸位未发表意见前，我有一句废话，就是：『请大家冷静点！』
密司陈：（笑微微地）主席，是不是说，『冷静点，不要被托派高超的理论所热昏呀？』
老王：你的意见也是对的。不过我所谓『冷静点，』主要是希望你们不要因听到托派的卑鄙无耻，就动起火来，或碰不到正确的意见时，耐心的说他……
大家：原来如此，懂得了，懂得了。
小胡：主席，记得前次辩论会中，就有人谈到关于托派对汪精卫屈膝的高论了。不过那究竟有什么不对，还需要讨论吧。
老张：我看过托派的斗争了。那上面是这样说的「汪精卫对日的屈膝，即表明中国国民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抛弃了抗日的幌子，也即是表示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最大部分已经不愿意继续抗日了」……
老粗：他妈的那是什么鬼话？中国资产阶级的最大部分。已经不愿意继续抗日了，试问根据什么统计的材料？难道汪精卫可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最大部分吗？照他这样说来，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简直不存在了。
老张：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托派的意见，分明是承认中国的资产阶级都可以赞成『对日合作，』『共同防共。』但他认为『这还是理论上的问题，就事实说，我们早知道赞成汪氏主张的有政学系，二陈系，以及孔祥熙等派别（差不多占国民政府中的大多数。）我们现在尚只反对业已屈膝的汪精卫，而不从阶级上去了解他的意义，那末将来一定还要上第二第三个汪精卫的当！』
大家：这简直是放屁啊！
密司戴：我们不否认在抗战的过程中，个别的资本家或政治上的人物，由于对抗战信心发生动摇，结果走上出卖民族的利益。汪精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但国家民族，或国民党本身，因清除了这些败类，或汉奸嫌疑分子，将更增强抗战力量来巩固党的基础。托派因在革命理论上的破产，行为上的卑鄙无耻，只有仅仅抓住这些个别现象，任意的夸张，并作为造谣，挑拨的资料，更可掩饰他自己狰狞的面目，唉，这些狐狸精的话头多有什么用，谁不认得清清楚楚呢？至少欺骗我们是没有效的。
小胡：我们相信『托派在中国已不发生什么影响了，无论他说的怎样天花乱坠，武装着正人君子的面目，如鲁迅先生说的一样，将不为中国人所欢迎。』老实说：在西安事变时，托派张慕陶阴谋，挑拨内战，不惜以卑鄙手段刺杀王以哲将军等等丑事，有谁不知？后来张慕陶又假仁假义想拉拢阎锡山将军，结果也是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大家同心协力的捉住他，交给军事法庭审判，据抄出的文件证明确实，托派是要打倒蒋委员长，推翻国民政府。所用的手段就是勾结失意政客，汉奸和日帝国主义。只要达到亡国的目的，讨得主子的欢心，就算不亦乐乎。今天的中国人，无论他属于任何党派或团体，如明了托派是这么一回事，谁不切齿痛恨呢？
阿珍：（带着处女的羞涩说话）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使大家都知道托派就是汉奸，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队？我的意思，就是每个救国团体，或任何人都应该负起宣传的责任，谁放弃反托的责任，就是对于救国工作的怠工！不知诸位的意见如何？
小毛：同意，同意，一万个同意！不过最好先讨论些关于托派的理论，多暴露些托派的丑事，因为这对于我们很需要。
大胖子：托派的无耻，别的都不用说他，妈的，只要看他造译报的谣，说译报是共产党的机关报，就完全明白了。
密司陈：这有什么奇怪。因为译报是站在「中国人爱中国」的立场上，真正是大众的喉舌，是大众爱好的读物。托派为了忠实于他的主人，哪里好放松这样一个有力量有权威的报纸呢？造谣已觉不够。还要另外设办法对付。不过我们是堂堂皇皇为中华民族斗争的，怕他捣什么鬼？
老张：实在关于托派，真是一言难尽。最近他向各学校或机关，寄去大批《救亡青年》或《斗争》。救亡青年我没有看到，而斗争我是大概的读过了。他认为史太林主义者，国民党等回答怎样团结：『站在民族利益的基础上，激发各阶级的国民思想，进行共同抗日战争』是空洞的是荒谬绝伦的。所以他接着说：「那么怎样才能人人为民族利益而战？怎样才能使人人具有国家思想？我们知道各个阶级对于民族利益，是以其阶级利益来了解的，而国家思想之注入，也必须当国家的独立与自由，与各阶级利益发生关系的时候，才有可能。」诸位，你想这是什么话！难道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就不需要国家的独立自由吗？有什么高超的理论，证明中国民族到了千钧一发之时，不同每个阶级发生利益关系呢？这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托派的理论，确是比毛泽东先生高超得多，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然而终于掉到最污秽的地方去。』
小胡：张先生说的很详细了，不过我也有点点补充：就是托派在斗争上口口声声强调工农大众生活的改善！记得在现实主义与托派的一篇文章上，有这样一段话：「……但是民族意识又该怎样唤起呢？不从物质生活的改善，即不把工农大众的生活的改善，与民族抗战连结起来，能够办到吗？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懂得这一点而不愿干，史太林主义者，则因不愿干，而故作不懂，于是用一些无聊的工作，演剧，歌咏之类（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他们有相当宣传价值）来唤起大众的民族意识，其亦不济太甚乎。」这把它拆穿一点说，就是先来个土地革命，工厂大罢工，然后再认民族意识。……同时国民党共产党都不是现实主义者，只有托派才是现实主义者。唉，这根本不用阿拉来啰嗦，谁不知道他话中藏刀？……
阿三：他妈的。这是什么理论！从前别人说话攻击托派，写文章骂托派，我就起反感，但现在事实证明托派是这么一个卑鄙的东西，还有什么话可说。凭良心讲，我对于共产党素昧生平，同情他说是谈不到了，不过他们主张不分党派不分阶级团结抗日并认为抗战「高于一切」这无疑是正确的。而且行动上也真正表现出。除了对日抗战外，没有其他的野心，只要看他们现在如何服从最高的领袖蒋委员长的指导就好了。
大家（情绪紧张：）事实胜于雄辩，托派可以休矣。
老张：托派在那篇现实主义与托派的文章上还说这样的话：『……何况国民党对民众团体的统制，始终不会放松过一点，史大林徒党们之把持民众团体则更是绝对的专横，所以民众即使被民族意识鼓动起来救国的时候，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参加的自己的组织……』这一方面说明托派完全是造谣中伤国民党共产党，因为事实上国民党对群众团体是相当取开放态度了。至于地方党部执行得不够是不免的现象吧。
另一方面显示了托派的可怜。在政治上的破产……简直是无药可救了。
密司陈：据说托派要高唱和国民党谈统一战线呢？
大家：（一笑）老早和日帝国主义勾结了。
阿珍：我想关于托派理论的破产和行为的卑鄙，我们已说得够了：现在还是大家来讨论一下：怎样对付托派的问题吧！
密司陈：我有两点意见：第一，从理论上和事实上加强『民众』的教育，如中国革命的性质，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根据，托派的不断革命论——即跳过民主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等非常重要。应该尽量灌输给『民众。』第二点，加强民众的组织，巩固每一救亡团体。严密注意托派的混入，建立敏捷的汉奸情报网。这些工作我们已开始了。但还要加紧努力。
密司戴：我很同意密司陈的意见。不过我也有几句重复的话：就是在舆论上要不放松托派的活动。现在托派的大批《救亡青年》和《斗争》向各学校机关送发，这虽然没有法子干涉，但我们要动员所有的力量，无论口头还是宣传，或文章揭发，都急于要做起来，让这些东西在社会上混淆视听，对于抗战不能说没有影响，我希望每个人回到自己的本位工作上，密切注意这一点吧！
老王：（非常兴奋地站着）今天大家所发表的意见，虽不是学究式的理论，然也够适合于大家的要求。我相信今天每个人都带着一个伟大的责任回到自己的本位工作上。这究竟是什么呢，不用说就是『加紧反托』工作，诸位，我没有什么话可说，这就算结论好了。
散会：（大家唱着祖国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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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快建立上海工人的统一组织（阿根《团结周报》1938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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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快建立上海工人的统一组织
（阿根《团结周报》1938年第20期）
录入者按：这篇文章正像其他抗战时期反托派文章一样，毫无说服力。而且观点越来越像国民党反赤文宣了，这种在非中共控制区内的中共文宣，已经坚定地主动向国民党统治秩序靠拢。
它首先要求工人向日占区的资本家进行让步，不进行任何“不必要”的劳资纠纷。恐吓工人如果敢进行任何“不必要”的斗争，中共控制下的工人组织就会在背后捅工人一刀，停止帮助工人甚至鼓动其他工人孤立，乃至反对斗争者。
然后要求建立统一的工人组织，其主要目的不在于让更多的工人在斗争时能团结起来，而是“反托派汉奸”……凡是自己斗争的工人，都是托派汉奸就完事了，这种排除异己的胡言乱语没啥可分析的。
李星按：虽然录入者愤愤的说“没啥可分析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说了不少信息。1．工人确实有改组工会、打倒某些工会上层的行动。2．地下党当时的方针是力主大联合，一个产业只有一个工会，而工会应服从国民党领导。3．工会的主要工作是听从国民党指挥，如有可能，再搞一下生活调剂，反对向老板斗争改善待遇。
那么，地下党在抗战初期，为何力主工会统一在国民党领导下呢？作为一个老托派，一个熟悉左翼政治套路的人，我的判断是：当时的地下党认为，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国民党既无能控制工会基层，也不会过分排斥共产党员在工会基层卖命。这样一来，地下党可以在工会内趁机扩大影响。而且，“统一工会”的旗号，地下党研判国民党也乐于接受。
近来汉奸在工人中间非常活动。他们除了“吸收”新“党”员之外，还在进行组织“上海总工会”。第一当然是因为工人，尤其是本市的工友，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是一支最有力最坚决的队伍。从“五卅”运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一二八”的淞沪抗战，一九三六年冬天的援绥大罢工，一直到“八一三”抗战爆发，都是如此。“八一三”以后，工友们积极地参加前后方工作，尤其是在国军离开上海以后，工友们不屈不挠地，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非但没有停止救亡工作，而且惊人地充实和扩大了它，充分地发挥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给予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因此，敌人为消灭这支劲旅起见，便雇用无耻的汉奸托匪，打着“替工人谋福利”和“组织工会”的幌子，来实行侦查和破坏真正的工人组织和工友们的救亡工作。
其次是因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随着抗战的发展，日益巩固和扩大起来了，这对于敌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它就利用汉奸托匪，尽量地挑拨离间，造成不必要的劳资纠纷，藉以威吓一部分短视的或本来怀疑统一战线的资本家，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可是在我们工人自己的队伍里怎么样呢？因为过去的许多隔膜和意见的不同，直到现在还没有好好的统一起来。譬如××业吧：本来是有一个组织的，这里面的发起人和负责人，都是比较有经验的工友，可是因为该组织的工作不能充分发展，许多工友，特别是年轻热情的工友，因此就觉得不够，另外又组织了一个工会，这样一来，许多事情重复了，许多精力财力浪费了，尤其是相互之间，有时还要发生许多不是不可避免的误会和磨擦；同时把大多数既未参加旧组织，又未参加新组织的工友丢在一旁不管，给敌人汉奸以活动的机会，以致许多工友被迫替敌人服务，替敌人制造“军火”。这是××业全体工友都知道而不容否认的事实，这不过是一个例子。
我们认为在每一个产业部门里，应该只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工人组织，而不应有两个性质相同的组织。已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希望大家赶快起来开诚布公地讨论合作，并且进一步地起来实行统一工作。至于统一的目标，我们认为应该是：
一，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反对敌人汉奸的一切进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二，提高工友们的政治文化水准，提高工友们的民族意识。
三，争取工人生活的改善，发扬工人的参加抗战的积极性。
讲到统一的条件，我们认为至少要依照下面两点：
一，要在组织上，工作上统一起来，统一是为了扩大组织，集中力量，加紧工作，而不是取消一部分组织，或停止工作。
二，在实行统一时，各方都应该站在平等的地位，根据大多数工友的意见，和遵守民主的原则，否则就不是统一，而是吞并了。
工友们！我们还能分裂吗？××××工会正因为一向意见分歧，没有团结力量，一经敌人破坏，我们就不能抵抗，负责的工友就得避开。工友们，我们还能不加紧工作吗？汉奸早就喊出：“绝对反对裁汰职员！”“造出能干职员准备罢工！”“邮务工会再建万岁！”等等口号来了。工友们，我们还能互相对立吗？徐某和胡大根（生活改进社社员）等狗东西不是还在利用这一点，骂码头工会是汉奸工会，而要许多对工会不满意的工友们去参加他们的“码头工人福利事业促进会”吗？工友们，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我们只有赶快起来巩固和扩大工人的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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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在收容所中的活动（王柏晨《团结周报》1938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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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在收容所中的活动
（王柏晨《团结周报》1938年第26期）
录入者按：本文是地下党刊物《团结周报》第二篇关于上海托派在难民收容所种种活动的揭发文章。本文一如既往把密探当托派，文末提出的反托斗争方法甚至扩展到所有有不同意见的人，而且只想到“争取”或“打击”……怕是不搞个永远正确就不舒服。
李星按：本文揭发的真实性，如录入者所说，不太可信。813抗战后，上海地下党在难民收容所展开了有针对性的“群众工作”，目的是扩大影响，建立组织网络。作者显然是这类工作的参与者或知情人。本文提到的各种“托派活动”，最大可能是上海滩江湖人趁乱行骗。而作者显然故意抹黑托派。
有一点，值得指出：这些“做群众工作”的地下党参与者或指挥者，用自己心知肚明的谣言，去打击“政治竞争者”，这与他们的共产主义立场，共存在一个人身上，是否荒谬？并不那么简单的。阶级社会对人的生存教育，是包罗万象的，抹黑别人，洗白自己，是社会生存基本技能。许多革命者，抱着颠覆剥削秩序的念头，参加到地下党的队伍里，但在实践中，他们会自觉不自觉的使用许多他们认为“这玩意儿好使”的生存手段，造几句谣只是小意思。
但当年的地下党主要实践不是造谣，而是推动工人阶级以及最广泛劳苦大众的斗争。这是“地下党”精神面貌的核心特征，是他们的核心动力。是这个动力，而不是各种品相的利己主义，支持着他们艰苦地与统治者展开长期的搏斗。到了21世纪，地下党还有传人吗？那要看是否有人像他们一样，愿意并且真地能与资产阶级进行持续的斗争。
托洛斯基派到底是什么东西？这问题在目前大家都会给以肯定的答覆——是最凶恶最巧妙的汉奸，日本进攻中国的别动队。
这结论是否正确？是正确的。不过有些人，为要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更要求多拿出证据来。
「拿出证据」的要求是对的。不过在这要求背后，还可能包含着这样的意思：第一「你们说，托派多么凶，多么坏，并且说的有凭有据，但那些凭据，我都没有看见，是不是有些夸大？」实际上并没有甚么夸大，只是大家应该想想，建筑一座大厦，要费几千万人的力量，然而破坏时却只要几个人就行了。这就是使人不得不警觉地去注意托派的缘故。
第二，有的人，以为托洛斯基派，他们满口都是革命的语句。会不会一下就堕落到汉奸这一个地步？表示这种怀疑的人，是没有理解托派理论的阶级基础，没有理解它是一贯的尽着反动的任务。为着达到它的目的，它是做着法西斯的走狗。在苏联叛国案中，可以看见托派与德意法西斯的勾结，难道在中国不会做汉奸吗？何况日本特务机关早已看中了它。
第三，有些人起于侠义心，及所谓「客观地」来研究这个事情，所以要求「拿出证据。」
总之，不管要求「拿出证据」的呼声，是来自何方，都应给以回答，不过，在这里应当着重提出的，一个问题，不是某党派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的问题：二，既然理论上有根据，当然要在实际上反映出来，；理论与实际是不能分离的。
托派出现在群众面前的时候，它绝对不敢用它的尊容，不仅不敢用，而且无耻地挂着别人的招牌来欺骗麻醉，进行它的阴谋破坏！
举几个实际的例子。
××收容所，难民人数有两千多。一位托派「先生」打进去了。他的地位相当高，对上层职员说，他是第三国际派来的，专门作暗杀工作，同事的都是苏联人，并且也负有专门探听托派活动的责任，同时他说，托派不仅是中国的汉奸，而且是国际上的匪徒！乖乖，是多么瞎吹！
然而日子久了，狐狸尾巴就出现了。不仅请人跳舞，溜冰，而且用钱收买难民当中的流氓与职员当中的幼稚堕落份子，来扰乱，破坏。为什么要破坏呢？那道理很明显，就是供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人力。
此外，在××，××等收容所，他们出现的面目，大都是用共产党中央或者是八路军代表的名义。
这是托派出现的面目的一种，另一种是最近才发现的。
在×××收容所，有一位托派难民做过一个时期的义务管理员。不做义务管理员时，会非常尴尬，但现在却不同了，但现在却不同了，西装革履腰裹钞票是一叠一叠的，他说，他是奉蒋委员长的命令来上海专门杀汉奸，前几天××汉奸的被杀，布置和开枪，都是他一个人！
还有一种面孔，是慈善家的面孔，除了把钞票一亮一亮而外，还可以每天分一两角钱，给难民那大抵只有青年妇女及小孩子，才有享受的资格。
上面已把几种面孔略略说过了，现在再谈托派的活动。
在过去，有个收容所在托派的指示下会偷偷摸摸地用全上海难民的名义，写信反对汪精卫作副总裁，最近有个托派用钱欺骗四个青年难妇，每人每天给两毛钱，常常带她们出去开房间，前几天，被别的难友，在栈房里拉了出来！别的受骗的难友才恍然大悟，立即当众退出他所组织的什么「兄弟联谊会，」并要求所方立即把他驱逐。
在七七这一天，各收容所皆在举行纪念，但有托派存在的地方，就与众不同，不是大放鞭炮，就是弄出鲜明的标帜。这用意何在，明眼人一望而知。
在×××收容所，就是上面所说的自命为奉蒋委员长命令来作特务工作的那个小朋友，教他们在七七这天去游行示威，遇着巡捕时就用石子砖头去打。幸被所里一个职员发觉的早，给以阻止和劝说，小朋友们明白后才大家都哭了，说「我们老早想告诉出来，不敢说，他说，谁说了就要用手枪对付谁。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七七示威虽然没有成功，但在九号晚上，那汉奸，却用钱收买了二十多个不明白的难友，将那位职员毒打了一顿，最后还说，我知道你是爱国份子。你帮了小孩子的忙，却没有帮我的忙，我倒不见怪，不过我有几个兄弟要教训你，今天晚上还是小意思！
此外最巧妙的，如在××收容所，他们一个充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个送《救亡青年》来，另一个说，这是托派的刊物，还当场骂几句，来试探群众的反应，以便进行工作。
还有×××，自己是个十足的托派，他却到处扬言，说××，××是托派，于是大家都对××，××表示怀疑，但是调查的结果，喊捉强盗的，正是强盗！
怎样在难民工作中进行反托斗争呢？
一，要使大家认清楚，托派不是某党某派内部的问题，而是中华民族生死的问题。
二，我们看了以上托派活动之巧妙，不要因此就认为托派多么神通广大，了不得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托派已是汉奸，他的理论和行动，已用不着去注意。恰恰相反，我们要广泛地展开反托派的理论斗争，并应抓紧每一个事实，在群众面前揭破，用群众的力量去制裁。
三，应把真正的托派和受他影响的人，分别加以处理，不要混为一谈。对于前者应该无情地加以打击，对于后者应予以善意的说服，使他们明白后，专门从事反托的工作。
四，在工作中，不要把工作仅放在自己认为可靠的几个人身上，而要广泛的动员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去做。对于工作上有些相反意见的人，我们应当虚心的去谛听他们的意见，去研究他们反对的动机，然后决定争取或打击。
总之，反托的工作，是一种救国的工作，我们应当扩大群众组织，巩固群众组织；应当在扩大和巩固中，去无情的加以打击和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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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托派在工人群众中做什么（小工《团结周报》1938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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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托派在工人群众中做什么
（小工《团结周报》1938年第24期）
录入者按：本文大致概述了几场工人运动，其中各自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可以算是工人斗争的真实写照了，不过作者看上去只是为了“反托”而将几件事拼凑在一起贴到托派脑门上而已（不去思考可能客观存在的工贼特务问题，一会儿指责托派倒向老板一会又说挑起劳资斗争未免精神分裂）。第四条中作者居然使用“把老板逼上梁山”的字眼，怕是骂街骂到失心疯了。
李星按：本文作者显然是上海地下党“做工人工作”的局中人，主要内容是揭发托派如何帮助资本家，以及充当汉奸。前面举的几个工贼例子，显然是老板的腿子，地下党“工运活动家”顺手给托派栽赃。最后两条控诉，就比较有意思，一是1927年国民党在屠杀左派群众后把持的邮政工会，在抗战之初，疑似被托派要求改组工会，二是有些老板在劳资纠纷中，被托派刊物攻击了。这两条揭发，侧面证明：地下党当时更愿意接受国民党领导主流工会，也就是说，让特务、黑帮去控制工人，而不想看到任何其他人，托派或普通工人积极分子，去动摇主流工会。其次，抗战初期，地下党在劳资纠纷中的方针，是促进劳资和解。
托派自命是「工人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正真」老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者，」他们还有一大套「理论，」像煞有介事地叨叨不休，然而无论他们怎样地花言巧语，终究掩盖不住他们破坏工人出卖工人的无耻行为。我现在将一些铁的事实，拿出来请大家看吧！
（一）
托派最善于转变工人斗争的目标，替压迫工人的资方解围的。例如：一次码头工人斗争，当群众情形非常紧张，准备包围老板的时候，一个托派跑出来说：『我们码头工人横直是苦的，每天增加几个铜板的工钱，有鸟用！大家不如找某人介绍到苏区去做工好了。』这还是一九三五年的事。群众听了这话之后，马上对当时的斗争松懈下来，不去找老板，反倒找某人介绍到苏区去，待大家知道不容易到苏区去的时候，都来抱怨这个人。一个开始非常紧张的斗争，被托派来这样一个花枪，便轻松地瓦解。
一次电车工人斗争，资方召集工人谈话，工人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与资方谈判，可是一个托派却事先与资方勾结好，此时突然发言说：『谁愿意罢工，就站出来。』工人没有准备，在军警监视下，无人肯站出来，资方就趁此宣布，大家既不愿闹事，好好回去工作好了，生意好，工钱是要加的，大家耐心等候着吧。
还有一次，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在日商的极端压迫之下，成千上万的工人非常愤怒，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托派却向工人说：『今天到民族危亡的时候，还说什么工资待遇！』于是他们提出：『不替东洋人做工。』『武装日本纱厂工人。』他们叫工人群众离开工厂，离开日本老板，到社会局去，叫市政府公安局要求武装去，把对日本老板的斗争转变为对我们政府当局的斗争。幸而广大工人群众破了他们的奸计。受到的损失还小。
（二）
托派是善于利用局部工人的要求，破坏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的。例如最近上海商务印书馆有一批工人到香港，为了改组香港工友互助会，香港工友对上海工友发生了误会，托派便利用这个机会，竭力挑拨离间，火上加油，分散两地工人的团结，唆使上海工友反对香港的工友。
又如最近沪西某某绸厂里面，新老工人原来是不分彼此，非常和好的。但是托派却利用新老工人在某些个别问题上的不一致，煽动老工人和新工人起来打架，加深新老工人分离的裂痕。他们还有的手段就是特别在工人群众中提出过高过「左」的口号，使前进的工人不能与广大落后工人保持一致的步骤，这样让前进群众与落后群众分离，以便敌人各个击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三）
托派是最善于利用工人既存团体的弱点，利用群众对这弱点的不满，而企图根本推翻这个团体，直接帮助敌人的。例如上海的邮务工会，平日虽有许多缺点，可是多多少少还是能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如最近反对裁员减薪和参加抗日工作。工会的领袖也正在筹画充实工会，健全工会。然而托派却主张重新改组工会，打倒现在工会的主持者，使我们三千多个邮工弄得分裂离散，以便日后听凭日寇汉奸宰割。
（四）
托派是最善于故意挑拨劳资斗争，破坏民族团结的。在沪西某个大纱厂，当老板正在动摇的时候，托派硬说他已经变成了汉奸，企图把他逼上梁山，以便发动工人罢工。还有某大书店老板，平日对待工人虽然不免利害一点，可是直到现在为止，总还是一个同情抗日的份子，然而托派却不分青红皂白，硬在刊物上，在群众面前，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使劳资的隔膜愈益加深，使他们不能在抗日问题上和衷共济挽救危亡。挑拨劳资冲突，是托派目前重要工作之一，他们的刊物上充满了这种言论，表面上他们好像是为了工人的利益，实际上是使工人在抗日民族阵线上孤立。
托派这种奸险毒辣的阴谋，稍微有一些政治经验的工人已把它看穿，他们对托派却非常愤恨。托派现在弄得自己声名狼藉，为工人所不齿，不敢公开地在工人队伍中出面。托派正在玩弄新的花样，扭扭妮妮冒充共产党或其他抗日政治派别，随着各种不同的环境，提出各色各样的主张，与日寇间谍打成一片来进行破坏工作。每一个忠实的国民，每一个忠实的工人，都要认识托派是我们民族，我们阶级中的败类，帮助敌人残害自己兄弟的败类，给它们一个斩草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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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须要更多的射击手射杀文化匪徒—托派汉奸！（拉西《学生前哨》1938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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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须要更多的射击手射杀文化匪徒—托派汉奸！
（拉西《学生前哨》1938年创刊号）
录入者按：对线就对线，末了还拿死人当牌打简直闭幕雷击。
李星按：这是一本学生刊物的文章，高度疑似地下党背景的。作者高度疑似是学生……本文是一种类型。什么类型呢？读者自己知道，我就不说了呗
法西斯的卫兵托洛茨基匪首指示他的门徒：「不要阻止日本侵略中国」，而中国的托派匪徒也向日特务机关领取××万元为日寇做着开路的工作，因此我们不难明白托派为什么钻进各抗日团体去进行破坏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很可以了然托寇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资财办报纸杂志不取分文倾寄到各机关团体来！
但因为托匪惯用两面的手段，有时也会说说为我们的政府和党，然而拆穿西洋镜，其实它是唯恐中国不乱，极力破坏那艰难缔造的各党各派的抗日统一战线，以更便利于日寇进行征服中国的企图。不过也就因为它利用阴险的两面手段，使某些认识不够的人受其欺骗！因此揭穿托派的汉奸理论，在目前还是一个必要的工作。
最近在汉口出版有许多期的创导，可以说是清一色的托匪刊物，这也是无须定费自行寄到各机关学校来的一个刊物。为着要认清它另一面阴险的面貌，我也试着读它的比较新近的一期，在那里头一篇是批评学生的运动，他以为只有五四运动才有意义，此后无数次的学生运动，尤其是近年以来学生为救国而奔走呼号，他不特无睹，而且抹煞，因而他得出的绪论是：「学生运动一向走错了路线，今后要降低热情认清路线！」难道要叫我们纯洁的同学们也要跟着托匪干那出卖民族祖国的勾当吗？真是放屁！
不攘外无以安内，这是谁都知道的浅而易见的真理。在今日，日寇正酷烈，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也惟有以更加团结来回答敌人，而不宜于重述这些使人们发生痛苦印象的一些回忆。然而在另一篇文章一位先生却特别强调着：「攘外必先安内，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是颠扑不破！」其用心之卑劣奸险，我们不难由此想象其一二。
在同书的另一篇里有着老牌托匪叶青的关于一党专政的谈话。关于叶青，早已有爱国同胞剥露其狰狞面目。为珍稀篇幅计，这里我不想重说了。
不过这面目分明的托派汉奸的刊物，还能够在有着抗日高度热潮的地方刊出，这不能不使每个爱国同胞感到焦急的事！
于此，使我沈痛地想起了前年死去的一代文化巨子——鲁迅：我想，假如那老先生还在，那么，对于今日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会有多大的帮助——他那嫉恶如仇，毫不妥协，每个细胞都活跃着战斗的血球，和充溢着抗毒的素质，对于我们青年，该有多大的益处！而且他那一枝对敌人毫不留情的辛辣的锋利无比的笔，该使这些托匪汉奸，在我们民众面前更露骨地现出那卑劣的原形啊。
我们须要更多的射击手射杀文化匪徒——托派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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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论托派在工人群众中的汉奸作用（刘宁一《团结周报》1938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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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论托派在工人群众中的汉奸作用
（刘宁一《团结周报》1938年第27期）
录入者按：撒谎是可以的，先生们，但是要有限度！很显然，本文不仅没有把握住这种限度，使用的话术也都十分危险。托派汉奸论，已经是被否定的公案了；不过可能由于宣传口铺天盖地的宣传，在当时把润之也忽悠了，间接导致一些人对托派的反感和无凭据抹黑。
本文所做的指控之苍白，在录入者这种今人眼中看来，不仅不能给托派宣判，甚至不能立案。在本文指控中，托洛茨基是比幽灵更诡异的存在。既弱被驱逐出境，又强到能勾结苏联的“败类”，既弱到不得不投靠德日，又强到可以影响以长枪党为首的西班牙右翼。最扯淡的是刺杀指控，基洛夫我不熟，高尔基我还是懂点的，“同路人”这玩意，可和托洛茨基没关系，在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派出的刺客用冰镐爆头以后，谁要是还信这个……对托洛茨基的指控如此，对中国托派的指控就基本是白纸了，完全不如录入者之前录入的《托派在香港工运中的阴谋活动》，那篇文章不论真假，确实是讲了好几个内容充实的故事。本文不仅在1938年还在讲托陈取消派这种老黄历，连编都不愿意加点细节，逮两个有名的骂一骂就完事了。
本文所使用的话术和体现的思想，比本文编排出的托派，还要危险。对于托派“境外势力”的指控，完全可以被kmt用于指控ccp，毕竟第三国际的确在境外。用这种指控，不知道还要不要国际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生吞活剥，更是吓人。告诉我，什么是可以克服的缺点？合理解决的矛盾？什么是煽动阶级斗争？如此对秩序的无脑崇拜发言，真的不是kmt喉舌言论？告诉我，同刊物刊载的华成烟厂工人的遭遇，怎么克服？怎么合理解决？是谁在煽动阶级斗争？更危险的是利用民族主义，而不是反殖民和国际主义，给自己对托派的指控背书。这个问题有多危险，思考一下苏联就能明白，苏联这时有十五个加盟国，一百多个民族，苏共可以代表民族利益吗？从现在看是不可以的，大俄罗斯主义现在还祸害着苏联疆域最大的加盟国俄罗斯，导致了各种民族仇恨和恐怖主义，为了大俄罗斯主义甚至可以给尼古拉二世平反。至于给kmt的虚假宣传，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我是真不信ccp内部有那么幼稚，只是权宜之计的结盟，就能被这种盟友扰乱阵线。不过很有趣的是，如果按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算托派的标准，那么中国最大的托派是陈绍禹。
李星按：录入者又气坏了……本文作者刘宁一，中共20年代的老党员，长期从事工人运动。作者文中前面的政治抹黑，录入者已经评点过了，我略分析一下后边的部分。流水账式的。
刘揭露说托派影响了抗战初期上海若干工厂的救亡活动，托派对工人是否有这么大的影响？存疑。但看来，八一三之后，上海工人救亡活动确实存在内部纷争，而且程度不小，但未必真是什么托派影响的，而是工人自发的阶级意识起了作用，不想充当主流工会和老板的炮灰：
“利用热情的工人，主张推翻工会，打倒资本家，致使若干工厂的抗日救亡工作，受了相当的影响”
刘宁一是这样揭露当时上海托派的宣传特点的：
“托派是经常的散布悲观失败情绪，尽量散布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不好的消息。等到工人对他们有了相当信仰，便拿出反帝，反资本家，反对统一战线的一套”
这几句话，翻译成正常的人话，就是：只要愿意指出国民党当局在日常统治中的罪恶，就能得到一些个人的共鸣，甚至有所行动。这恐怕确实符合抗战初期，上海这个工业中心社会情绪活跃的历史背景。人们在寻求出路……
刘宁一揭露了托派在工会中的活动：
“利用工人日常的事件，挑拨工人与工会的对立，挑拨工人与工人之间的感情，卑鄙的攻击在工人群众中有信仰的工人领袖”
这样的记述，如果确有依据，说明托派试图扩大在工会中的影响。是否为了扩大影响，而故意制造裂痕，可先存而不论。但有一点值得指出：刘所说的“工会”，显然是国民党系统的主流工会，因为抗战前夕的左翼工人组织，基本不存在了。到底该如何对待国民党工会呢？这个问题也可先不去为古人担忧吧！先往下看。
刘宁一揭露了托派在工人中发展追随者的手法：
“他们不敢坦白无私的征求大家的意见，而是鬼鬼祟祟的暗中拉拢，企图造成个人的系统和势力。他们的主张似乎忽东忽西，很难提摸，但这是试探，其实他们是有目的的。”
我身为一个老牌极左、一个老托派，鼻子一闻，就感觉刘宁一这话不是空穴来风，恐怕是有事实根据的。这样的“发展队伍”手法，确实长期存在于边缘激进政治圈子当中，当然，这样的手法是不健康的，没前途。但要为30年代的上海托派说句公道话：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一个充满动力但又偏离了阶级解放方向的时代，在思想斗争的客观环境上，确有难处。
在文末，刘宁一提出了肃清托派影响的多个措施，相当务实：
1．“不要去相信鬼头鬼脑来历不明的分子”，用今天的话，叫巩固基本盘。
2．“或明知自己厂里有，却以为托派没有人相信他们，不会起作用。须知一两个人就可以把整个工作破坏”，这个叫清除破坏分子，是把基本盘之外那些抱有不同看法的工人，孤立起来。目的还是切断基本盘与这类有不同想法工人的联系。
3．“不要神经过敏，到处见神见鬼”，这是避免基本盘内斗轻易上升到借刀杀人的预防措施。
4．“或以为自己工厂里没有託派，就有也活动不开，其实他们是越失败越无耻”“不要近视眼，以为託派不会抓人”这也是巩固基本盘的一种方法，现在叫“饥饿营销”或“恐吓营销”，目的是制造恐慌，让自己人更紧抱团。
这篇文章确实谈了一些作者了解到的，当时托派在工人中的活动，但我认为，它更多带有借题发挥的成分。（以下评论违规了）
〔专论〕论托派在工人群众中的汉奸作用
一最危险的日本侦探
日寇侵略中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外交上，无处不企图展开血淋淋的魔手，无时不企图执行它侦探，破坏，毒害，分化，离间的任务，这就是说，日寇不但动员了他的飞机，毒瓦斯，大炮及其他机械化部队，还动员了大批间谍，潜散在中国的政治机构中，军队中，工厂中，学校中，进行它的奸细工作。而其中最善伪装的最危险的一种，就是直接受日寇特务机关指挥的托洛斯基派，假使我们只顾前方抗战，不顾内部奸细，一定会遭遇非常重大的损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警惕！
二託派是不是中国的一个政派
有的工友说：“托派是自称为列宁的信徒，共产党的一派”，我们且拿苏联共产党写的党史来看，这里说明托派领袖托洛斯基，根本就是与列宁互相对立的；不但被共产党开除了党籍，还被苏联的人民赶出了国境；他曾用一切的手段，破坏苏联的工业，他更进一步投入了德日法西斯蒂的怀抱，企图根本推翻苏联；他曾勾结苏联国内的败类，刺杀工人领袖基洛夫，毒杀世界文豪高尔基，他不断的组织谋杀史达林的团体；在西班牙，他影响叛军暴动，破坏西班牙人民阵线；在中国，他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反帝反资本家，反对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挑拨工人互相对立，转移抗日目标；他出入于日本特务机关，领取津贴，效忠日寇。不错，中国的托陈取消派，其中有的分子虽然曾经参加中国共产党，但他们自始就犯了错误，自始就没有忠实于工人的利益，忠实于民族的利益，他们曾被共产党开除，现在他们在国际托洛斯基派领导之下，是与民族敌人——日寇打成一片，走上了推翻抗日政府，破坏抗日政党，毁灭抗战力量，灭亡中华民族的道路。
因此，托派已不是中国的一个政派，而是完完全全在日寇指使之下，蒙上各种面具，替日寇做间谍的别动队，它是最危险的汉奸。
三託派效忠日寇的活动方式
托派是日寇认为最高明的一种工具，所以他的活动方式非常巧妙。
当去年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托派还喊着“打倒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反对统一战线，打倒资本家，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当上海各工厂纷纷发动救亡工作的时候，托派又趁机混入救亡团体，利用热情的工人，主张推翻工会，打倒资本家，致使若干工厂的抗日救亡工作，受了相当的影响。中国军队退出上海之后，他们主张在这时期建立中国的苏维埃，和巴黎公社一样。
在抗战中，中国民族工商业者显然是抗战的力量，而托派却否认这一点，抓住一些可以克服的缺点，一些可以合理解决的矛盾，到处煽动阶级斗争，武断地宣传民族统一战线是牺牲工人的利益，试看国民党的“抗战建国大纲”，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哪有不提出改善人民生活的？相反的，它说明：为要加强团结和抗战力量，人民生活必须改善！大家都知道，民族亡了，一切人都为奴隶，尤其是最大多数受苦的工农群众。故抗战对工人是切身的事，对资本家也是切身的事，因此双方是有联合之必要，双方的矛盾应在抗日第一的原则下，谋得合理的解决。所以托派说统一战线不顾工人利益，只是挑拨劳资对立，转移工人与资方共同抗日的目标，给日寇和汉奸工会一个进攻的机会。
现在托派认为和汉奸工会一样强调经济斗争还是不够，它更挑拨工人的内部纠纷，使工人不能团结，以便日寇汉奸好分头破坏。但是上海的工人心里有数目，不会受他们的欺骗，因此，托派在到处磕壁之下，又换了一幅新的脸孔。它装作可怜的样子，在它的机关报《救亡青年》，《斗争》上和在口头上说，“我们也是赞成统一战线，但是这个共产党不要我们”。其实他们的汉奸本性，哪个不晓得？他们口口声声说，张慕陶不是他们的人，但在张慕陶被人民逮捕处决的时候，他们又骂这个共产党对人民怎样厉害。他们这种伪装谁不知道？托派彭述之跑到上海来，还声明他没加入托派组织呢！史达林说：“现在的托洛斯基派，怕在工人阶级中间，暴露他的真面目，害怕暴露了他的真正目的和任务，他不愿意叫工人知道他的政治面目，他知道如果工人知道了他的真正企图，工人阶级将咀咒他们是异己份子，将会赶跑他们”。他们蒙着羊皮混入羊群，“不敢在工人阶级中间，公开的坦白的宣传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甚至“卑鄙无耻的在表面上赞扬和夸耀他们所反对的观点，虚情假意的糟踏他们自己的观点，这样来把他们自己的观点隐蔽起来”，这就是托派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
四託派活动的特点
我们怎样看出他们是托派呢？
（一）托派是经常的散布悲观失败情绪，尽量散布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不好的消息。等到工人对他们有了相当信仰，便拿出反帝，反资本家，反对统一战线的一套；再进一步就说斯大林是和托洛斯基对立的，中国共产党是和“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对立的，高抬自己的身价。他们很少谈到抗日，但也还不敢谈“联日”，因为他们的中下层分子始终是被利用来作破坏工作，还有不甘心作汉奸的。最显明的汉奸命令，只有少数人知道，最显明的汉奸工作，只有少数人去执行，他们的经济来源，也只有少数人知道。
（二）托派是经常散布不利于工会的消息，利用工人日常的事件，挑拨工人与工会的对立，挑拨工人与工人之间的感情，卑鄙的攻击在工人群众中有信仰的工人领袖；在斗争的时候，他们总是提出极“左”的口号，使劳资双方各走极端，造成内部的分裂。
（三）托派是对抗日工作始终冷淡和怠工，对工人的利益，亦莫〔漠〕不关心。他们不敢坦白无私的征求大家的意见，而是鬼鬼祟祟的暗中拉拢，企图造成个人的系统和势力。他们的主张似乎忽东忽西，很难提摸，但这是试探，其实他们是有目的的。
五肃清託派的方法
（一）认清我们当前唯一任务是团结抗战，一切内部矛盾，应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谋得合理的解决。
（二）提高每一工友的政治认识，从政治上和实际工作上去反对托派。
（三）抓住托派的每一个事实，使工友知道托派是汉奸，是中华民族的公敌。
（四）工友们应自己加紧团结起来，不要去相信鬼头鬼脑来历不明的分子。
（五）应该时时警惕着，不要以为自己的力量大，侦探不敢进来，或明知自己厂里有，却以为托派没有人相信他们，不会起作用。须知一两个人就可以把整个工作破坏。
（六）不要神经过敏，到处见神见鬼，或两个人意见不合，就说对方是托派，或对方无心之错，就加他一个托派头衔，冤枉好人，放松真的托派。
（七）不要夸耀自己的胜利，以为托派已在中国失了作用，或以为自己工厂里没有託派，就有也活动不开，其实他们是越失败越无耻。
（八）不要近视眼，以为託派不会抓人，聪明的敌人是常常在最紧要的关头，才显出他狰狞的面貌，平常尽可伪装绵羊。
（九）反对埋头苦干不管闲事的倾向。须知道敌人正在不住的进行破坏工作，就是勉强有些成绩，如不严防託派捣乱，也将遭他们的破坏。全上海工人们，赶快起来，铲除这些最危险的汉奸——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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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前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从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前夕
合并工作
余痛
国会工作
我对巴黎公社的态度
新的迫害
一八七六年的哥达代表大会
一八七六年到一八七七年的竞选
一八七七年的国会
一八七七年哥达代表大会
萨克森邦议会的选举——《未来》月刊
入狱的时机又成熟了
内部事件
一八七八年春季的国会
在莱比锡狱中和此时发生的事
霍德尔的行刺及其后果
第一个非常法
诺比林的行刺及其影响
一八七八年的国会选举
合并工作
筹备委员会订在一八七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起召开合并代表大会。在多年的互相苦斗之后，这些历来互相敌对的兄弟们现在面对面地进行共同的工作。至于人们不马上兄弟般地互相拥抱，而一部分仍是心存猜忌，这又何足怪？还需要大大地互相尊重和互相小心对待，以免在仍然存在的人和事的矛盾上发生冲突。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共同敌人好奇地和紧张地向哥达注视，看合并工作能否成功。这个工作在一些小小的摩擦以后得到意外的成功，有了结果。
出席大会的代表一百二十七人，代表二万五千六百五十九个党员。其中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七十一人，代表会员一万六千五百三十八人；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五十六人，代表党员九千一百二十一人。
大会由W．鲍克（哥达）以当地委员会的名义揭幕并向出席代表致辞。鲍克是爱森纳赫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办人之一，而今他第二次着手创立新的、更大的政党的工作。
盖布和哈森克莱维尔被选为大会主席。在审查资格时，我主张准许莱比锡拉萨尔派的一个由联合会总部分裂出来的小集团出席。既要合并，就完全合并。奥艾尔反对。我的建议被否决，但准许各派的代表列席讨论。所以我获得一半的胜利。接着是布勒斯劳的代表建议两派应在全体代表大会开始讨论以前，先分别举行各自的代表大会，安排各自的内部事务。奥艾尔表示反对，说这在全体代表大会以后同样可以举行。为这件事，爱森纳赫派需要一天时间。出席代表可以证明，这个计算是对的。代表大会是在两派的代表取得协议后举行的。没有人怀有隐情。在爱森纳赫派方面适用“我们贫穷，但是诚实”这个口号。我们不能把大会拖长，所以反对布勒斯劳人的建议。奥艾尔的这番话显然伤害了对方，于是弗里茨舍在次日发言，就奥艾尔所说的：“我们贫穷，但是诚实”这句话提出申诉。这话会使人怀疑全德工人联合会是不诚实的。盖布劝慰弗里茨舍。奥艾尔说：他认为这话在现存情况下是对的。又说拉萨尔派自己发动了这种攻击，却说成“双方”了。
这是在谈判中出现的唯一严重的不和之音。
纲领问题由李卜克内西作报告。纲领中有这句话：劳动者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于工人阶级，一切其他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我建议把末句改为：“对于工人阶级，一切其他阶级都是有反动性的”。瓦尔特希更进一步，建议删去这一整段。他的建议是十二对一百一十一票，我的是五十八对五十票被否决了。在下次的特别讨论会上我提议，要求两性国民都有选举权。哈赛尔曼表示反对，奥艾尔赞成。这提案以五十五对六十二票被否决。事后哈森克莱维尔解释说：许多代表认为国民一词使要求的词意隐晦，因而反对我的建议；李卜克内西表示相似的意见说，他由于文词的原因（两性）反对我的建议，就事情本身而言，他是同意我的。此后，还有些我们提出的小修改建议被接受了。在最后表决时纲领获得一致通过。其中原则性的条文是：
“1．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通常只有通过社会才有可能，所以全部劳动果实应归社会所有，也就是应按照平等的权利、按各人合理的需要分配而归社会全体成员所有，并且人人有参加劳动的义务。
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所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转变为社会公有财产，并要求在按照公共利益来使用和公平分配劳动所得的情况下集体调节全部劳动。
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对于工人阶级，一切其他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2．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由这些原则出发，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资劳动制度连同其铁的规律和任何形态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首先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但也意识到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并且决定履行工人运动加在工人身上的一切义务，以便实现全人类亲如兄弟的关系。
3．为了开辟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求设立依靠国家帮助并受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的生产合作社。无论在工业中，或是在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大规模地成立起来，以便能从这中间产生出全部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1]
下面接着是要求国家民主化和其次的社会要求。
由纲领中可见，合并后党的名称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哈森克莱维尔作了关于所建议的组织的报告，照原案略加修改，一致通过。根据这个建议，党的领导机构是由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成的理事会。为了监督理事会管理业务，任命七人组成监察委员会，该会地址由大会决定，其人选由该会所在地的党员选举。此外，选举散居德国各地的十八个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作为临时裁决机关，决定党理事会有关事项，遇有特别重要事项，应理事会方面的邀请参与讨论。地方的业务领导由党理事会委派一个由地方成员提名的代理人担任。人们希望借此可以避免因协会的违法联合而遭到控诉。不久就显出来，希望落空了。
党的理事会的所在地，照我的建议，决定为汉堡。还通过了我建议的理事会五位委员的工资，依此，执行业务的主席每月应得六十五塔勒，他的代理人十五塔勒，两位秘书每人五十塔勒，司库三十五塔勒。这些数额是我们事先商量好的；我也以爱森纳赫派名义建议，在新的理事会中选举三个拉萨尔派和两个爱森纳赫派，也被通过了。于是哈森克莱维尔当选为第一主席，哈尔特曼（汉堡）为第二主席，奥艾尔和德罗席为秘书，盖布为司库。监察委员会的所在地是莱比锡，由我担任主席。
党的正式机关报是柏林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莱比锡的《人民国家报》。两个报纸都转为党的财产。
五月二十七日夜晚十一时半，会议结束，大会在高呼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万岁和接着高歌马赛曲的歌声中闭幕。
※※※
白拉克因健康关系未参与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他对大会的结果表示满意。五月二十七日，他写信给恩格斯说：
“我个人还不能有所奉告，因为在作判断之前，必须先明了所决议的东西是什么。如果这些决议不是荒谬的，那么我们也不要制造荒谬。（暗指李卜克内西写给白拉克的信中的话。）无论如何，李卜克内西、盖布等是有诚意补救所犯的错误的。大会的经过表明，草案为了工人所必需而作的让步，远较由于照顾个人而对哈森克莱维尔等人所作的让步为少。到现在为止，就可能判断的而言，我对大会满意，因大会表明了，工人事实上比我所想象的进步得多。”
我到秋季才答复恩格斯三月底的信。我写道：
“莱比锡，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您三月底的来信，我搁起来没有回信，非常抱歉。但我可以向您实说，在被释后的头三、四个月没有一个钟头的安静时间来复您的信，就在今天仍难挤出所必需的时间。
我完全同意您对于纲领草案的意见，由我给白拉克的信可以证明。我也严厉谴责了李卜克内西的委曲求全，既然遭到灾难，就应该尽可能逃出此难。代表大会决议各项是所能达到的极限了。另一方面却表现了一种可惊的浅见和部分的怨恨，如果不愿使这个大声喧嚷中上演的合并代表大会给敌人称快，给党大丢其脸，闹到无结果而散，那么就必须像捧小磁人似的对付这些人。虽然如此，我们最后，特别在人选问题上，却还做到使我们能对于结果感到满意。当然还要对浅见和个人利己主义作许多斗争，但我毫不怀疑，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就可以斗争到底而无损于整体，并且在两年内那些现在还有些顽固的分子会充满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种。
全部是一个教育问题。人们受了八、九年拉萨尔—施韦泽式的精神教育，不能马上就习惯于另一种方式，在这里重要的是耐心。
如果我们这里能够满足从各方面涌来的要求参加集会和作庆祝会演说的邀请，我所说的教育方法也许可以大大省略。同这些人作些私人往来可以很快地扫除偏见和成见，但是我们能够完成的较之所要求的差得不远了。
我特别被我的生意弄得疲惫不堪，因而对于邦议会选举的失败没有比我更高兴了。李卜克内西和莫特勒虽然专在党内任职，情况也并不比我好些；因为他们的经常工作同流浪的鼓动生活很不协调，并且我们对于这一点做得已经太多，对它不感到很大的热情了。而且肺部和发音器官也有点意见。
一般说来，我们对于党的活动是很满意的，现在才看到，以往的斗争怎样地分散了力量。现在党的财务情况是以往所没有的，虽然营业萧条，会费却收得很准时和正常。
承您友好地邀我到伦敦去，照上述的情形看来，我自然是难以遵命；我很愿意到古老的英国去一趟，但目前还不能作此想。明年我或许要到莱茵省，也许到荷兰去做生意，那么到您那里的路程就不太远了。
我听说，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但是我或许见不到他了；据李卜克内西说，他想取道巴伐利亚回去。我大约十四天后来到卡尔斯巴德，我想到波希米亚作业务旅行，但届时他大约已不在那里了。马克思如果回去，请代我向他致候。您不打算到德国故乡来看看吗？您住在英国好像锈住了。
友谊的敬礼
您的倍倍尔。”
恩格斯给我的复信表明，他和马克思对于我的信的看法与该信的内容不大相合。恩格斯写道：
“伦敦，一八七五年十月十二日。
亲爱的倍倍尔！
您的来信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看法：这种合并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是太轻率了，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将来分裂的萌芽。如果这种分裂能推迟到下届帝国国会选举以后，那就很好了……
现在这个形式的纲领包括三个部分：
1．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接受这些东西是我们党的一种耻辱。如果两派要想在一个纲领上取得一致的意见，那就应当采纳双方一致同意的东西，而不涉及并非双方一致同意的地方。诚然，拉萨尔的国家帮助也曾列入爱森纳赫纲领，但是，在那里它不过是许多过渡措施中的一个，而且就我所听到的一切来看，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要不是合并，它就会在今年的代表大会上根据白拉克的提案删掉了。现在它却被看做医治一切社会病症的不可缺少的和唯一的良药。让‘铁的工资规律’和拉萨尔的其他词句强加在自己的头上，这是我们党在道义上的一次巨大的失败。我们的党改信拉萨尔的信条了。这不是一下子可以否认掉的。纲领的这一部分是奇耻大辱，我们党就带着这样的耻辱匍匐于神圣的拉萨尔的赫赫声名之前；
2．民主要求，这些要求完全是按照人民党的精神和风格拟出的；
3．向‘今天的国家’提出的要求（而且谁也不知道，其余的‘要求’应当向谁提），这些要求是非常混乱和不合逻辑的；
4．一般的原理，多半是从《共产党宣言》和国际的章程中抄来的，但是修改得不是把内容全部弄错，就是变成了纯粹的废话，正如马克思在您熟知的那篇文章中所详细指出的那样。
整个纲领都是杂乱无章、毫无联系、不合逻辑和给人出丑的。要是资产阶级新闻界中有一个有批判头脑的人，他就会把这个纲领拿去逐句研究，弄清每句话的真实含义，极其明确地指出荒诞无稽的地方，揭露出矛盾和经济学上的错误（例如，劳动资料今天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似乎地主已经不存在了；不说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说‘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本身在今天恰恰是过份自由了！），并且把我们的整个党弄得非常可笑。资产阶级新闻界的蠢驴们没有这样做，反而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纲领，加进了其中所没有的东西，并做了共产主义的解释。工人们似乎也是这样做的。仅仅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我才没有公开否认这个纲领。当我们的敌人和工人都把我们的见解掺到这个纲领中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这个纲领保持沉默。
如果您对人选问题上所达到的结果感到满意，那就是说，我们这方面的要求一定已降得相当低了。两个是我们的人，三个是拉萨尔派！因此，在这里，我们的人也不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同盟者，而是战败者，并且事先就决定了我们的少数派地位。委员会的活动，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也不是令人快慰的：1．决议没有把白拉克的和伯·贝克尔的关于拉萨尔主义的两本着作包括在党的文献目录里；如果能把这个决议撤销，那就既不是委员会的也不是李卜克内西的过失；2．禁止瓦尔特希接受宗纳曼向他提出的担任《法兰克福报》记者的建议。这是宗纳曼亲自告诉正在旅行中的马克思的。使我感到惊奇的，与其说是委员会的妄自尊大和瓦尔特希不是对委员会满不在乎而是对它唯命是从，不如说是这项决议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委员会倒是应该设法使得像《法兰克福报》那样的报纸到处都只由我们的人替它服务……
说这整个事件是一次富有教育意义的试验，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有希望取得极其有利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您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合并只要能维持两年，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但是，它无疑是可以用便宜得多的代价取得的。……”
由此可见，要想同伦敦这两位老人取得谅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我们所认为是聪明的打算，灵活的策略，他们却看做是软弱和不负责任的让步，可是合并的事实毕竟还是主要的事情。从逻辑上来说，这个主要事情在自身里就包含着继续发展，今后和以往一样，我们的朋友和敌人也都关心这件事。党的理事会在恩格斯所指责的事情中所犯的局限性和褊狭性也不能改变这一点。这里必须说明，当时《法兰克福报》对于我们所代表的方向持着友好的态度，相反地，全德工人联合会同宗纳曼则吵闹不休。所以不难明了，联合会方面对他和他的报非常仇视。
余痛
合并过程并不是到处都像我给恩格斯的信中所描述的那样顺利。特别是在有哈赛尔曼和李希特尔（王兹贝克）和他们的信徒进行挑拨的汉堡，这些人常常有激烈的互相冲突。奥艾尔作为党的秘书住在汉堡，他认为这些事情是相当可忧的。因此，他在一八七五年九月十五日写信给我说：在党的成员中仍旧很不一致，是否会由于这一切可恶的琐碎事而再闹出分裂，很成问题。并且在九月二十五日他又给我一封信，重诉他的愁词。后来在一八七六年的党代表大会上，李希特尔（王兹贝克）因为进行损害党的活动而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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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五年春天，在莱比锡当选为国会议员的斯台法尼博士辞去了委任。于是来个补缺选举，我又被提为党的候选人。五月十一日选举时，我得了四千零十八票，较上年普选时多三百六十七票，我的对手民族自由党的竞选人较保守党的少得一千多票。我同时也被提名为萨克森的美拉内—荷亨斯坦—艾恩斯塔尔的邦议会选区的邦议会议员候选人。这里我同样失败了，是以六百九十四票对我的民族自由党对手所得的八百九十九票。我很满意于这次失败，如上面转录的我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党在那时还很少致力于邦议会选举。而且选举法比起今天的现行选举法来，诚然是很有利的，它对选民的要求是缴纳国家直接税三马克、萨克森籍和年满二十五岁。如果要想被选为议员，即所谓被选举权，其要求是：至少纳三十马克的国家直接税、年满三十岁和获得国籍已满三年。虽然如此，我们的选举人还是为数很少，因为那时许多任务人并没有缴纳与每年收入六百马克有连带关系的三马克国税。到一八七六年施行了新的所得税法，由于收入估计得较高，选举法才变得对我们有利。从该年起，我们才有成效地参加邦议会的选举。
为了使往日敌对的兄弟们越来越亲切深刻地觉到已实现的统一，我们一致同意，由以前两派最出名的人物到他们以往比较难达到的地区去举行集会。于是李卜克内西和莫特勒往北方和西方，哈森克莱维尔、德累斯巴赫等到南方和萨克森去，我到阿尔托那—汉堡，参加我在那里举行的集会的异常踊跃，在柏林的提佛里我所举行的一个盛大集会上也是这样。在汉堡、阿尔托那及其周围各地，由于一八七五年十月一日创刊了《汉堡—阿尔托那人民报》，运动有了新的据点。哈森克莱维尔现在宁愿脱离理事会而加入《汉堡—阿尔托那人民报》的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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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境遇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不惬意的。营业与党之间的利益冲突使我痛苦异常，关于这，白拉克在八月底也写信向我诉苦。做一个营业的奴隶是悲惨的。但是如何摆脱？他意欲把他的印刷出版企业卖给莱比锡印刷合作社，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有所顾虑出版社和印刷所使他担负极繁重的工作和沉重的债务。我很诧异，他虽有不少烦恼而仍保持着愉快心情。因为我在那时获得了我后来的合伙人（合营是次年秋季才实行的，合营的消息却闪电似地在莱比锡传播开来），敌人就造谣说，我此后将要脱离党的生活了。这个谣言是一个阿尔登堡的同志首先告诉我的，他在八月三十日写信对我说，他在莱比锡的短时间内由各方面听说，我找到一个合作者，将成为一个大工业家，而后就要慢慢退出党。他在什麦尔恩的一个工人宴会上，也告诉了美拉内和郭斯尼兹的同志们，并且同他们说，他们必须克服我所给与他们的这一沉痛打击。但令人感动的是，这些同志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回答说，他们不相信，他们认为这是不会有的事。同时他也认清了这消息不确。但是他答应他们，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我，并请我原谅他的冒昧，他说我可以公开地辟谣，我则认为不得这样做。
在这时期（一八七五年九月）莫斯特还一直关在普略曾湖的监狱里。我给他一封长的慰问信并探问他的近况如何。我已经听说，他的待遇也比从前优厚了一些。他在九月二十七日写信我说：
“亲爱的倍倍尔！如果我告诉你，我常常数月之久既没有从党方面，也没有从同志那里得到一个字，那你就可想而知你的信多么使我高兴。请勿为我担忧，我固然是够懒的（完全由于我的俭约的生活方式），但还不至于颓丧。从幼年起，尤其是近七年以来，我一直过着下贱的生活，常常能够忍受非常多的东西……你传达给我的有关我们党的一切消息又重新证明了，对我们进行的一切迫害以往和现在都是徒然的。如果我出来了，我希望能感到愉快。至于我要说的东西，那自然还要忍耐一时……我做什么呢？现在我刻苦用功！第一，我为盖布写东西，第二，我努力于法文翻译，第三，勤奋地钻研唯物主义……人们在今天，如果不愿作蠢汉就必须多多阅读……我的时间过得很快。盖布认为，我可以申请暂时释放，但是到现在我已拒绝三次了，因为这种乞怜是既无原则又无好处的。”
国会工作
一八七五年十月底，国会又开会了。在差不多三年半的间断以后，我第一次再参加国会会议。也在这次会期中，党的代表第一次以合并的党代表身份出现于公众之前。我们的党团的行动也立即比以往任何一次会期都更为活跃，更为自觉和更有力量。讨论材料的性质也是有助于热烈辩论的。
向国会提出的有一个关于修改工商业条例第八条的法律草案连同一个关于互助基金的法律草案。我们在讨论法律草案的各阶段都以全力进行争辩。几乎党团全体成员参加辩论，一部分还反复参加辩论，并且对于各条提出相当多的建议。草案在工人界造成很大的不满并招致一批请愿书，特别是柏林的疾病救济基金委以会的请愿书很仔细地研究了法律草案的各条规定。
议会党团方面决定由我充当总辩论时的发言人。讨论在十一月六日开始，还要在当天结束。多数派愿意尽可能少辩论而迅速结束。我对于当前内容的草案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党团和党当时的立场是，疾病救济基金专属于工人，因为只有他们缴了费，所以应该有完全的自己管理权。保证金以及关于意外事故的一切后果的保证金要完全由企业主负担。残废保险和养老保险由双方出资举办。我说，草案把工人置于官厅和企业主的监护之下。草案否认工人具有一切其他阶级在管理自己的财产上所具有的权利，这就是自己管理自己财产的无限权利。如果我们在一个股份公司法或者合作社法中搞个这样的监护章程，国会会说什么呢！人们不从伟大的与帝国相称的观点出发而从渺小的和最渺小的观点出发。尤其是与保证金法第四条有联系的部分，草案是很有问题的，因为草案把救济基金的重担放在工人身上而该项基金是应由企业主的赔偿义务保险来担负的。法律草案如果基本上保持它现在的性质，它在工人界中所引起的将不是满意而是大不满意，也就是与它的目的正相反。这个草案被转交二十一个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在这决议以后，议员米凯尔走过来问我，是否准备任该会委员。我在遍询党内同志以后，声明愿就。但在就要选举时，议员米凯尔又到我跟前说，他十分抱歉地通知我，他的议会党团的大多数不愿选我。他劝我去和中央党协商。这个我拒绝了；为了委员会的一个席位而去请求其他党派，有损我们的尊严。国会常务委员会在当时已经成立，该会按各党团人数的多少分配委员会的委员。每个党团至少须有成员十五人，而我们只有成员九人，不能认作一个党团。所以我不能参加委员会。最后我们因为我们的修正建议没有获胜，于是投票反对该法案；我们的建议全部被否决了。
我们参加讨论的第二个议案是刑法修订案，这个修订案把刚生效五年的刑法修改或新增不下五十三条。联邦政府要想用十四条新罪行的议案来保证刑法迫害。俾斯麦在任何时候都是个逞强肆暴的人；凡是他感到不便或讨厌的时代潮流，他总相信，能够使用国家的暴力把它消灭掉。他对于天主教运动、波兰运动社会主义运动都是如此。虽然在他的晚年这种政策的彻底失败已了如指掌，他是个失败者而不是胜利者的时候，他的这种观念依然未改。迄今用警察和法官没有做到的事，要想全靠刑法附则来促成。所以特别是刑法法典中所谓政治条款，例如：九十五、一百零三、一百十、一百十一、一百十三、一百十四、一百十七、一百二十八、一百三十、一百三十甲、一百三十一等条款都相应地加重了。于是第一百三十条就包含如下的内容：凡是以危害公共治安的方式公开挑拨各阶级民众互相对立者，或者以同样方式用言语或文字公开攻击婚姻制度、家庭制度、所有制者处以监禁。第一百三十一条也作了类似的补充。提案是用以前臭名远扬的普鲁士的那个关于怀恨和蔑视的条款略加修改来代替这一条。我们采取的策略，首先是观望，让对政府这个草案非常不满的自由主义者向前。这个策略证实是正确的。不仅进步党的海乃尔博士，而且连民族自由党的班伯格和拉斯克尔都阐明关于舆论自由的见解，使我们不必加以补充，他们这个见解却大不同于他们几年后对于第二个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所持的态度。议案的一部分移交委员会，另一部分由大会讨论。第一百三十条列在一八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的议事日程上，在讨论这一条时我们才真正开始参加。普鲁士内务部长欧伦堡伯爵的发言开始时说道：我的先生们，第一百三十条是针对社会民主党制定的。他发言的其余内容主要是引证《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人民国家报》报上的和一八六三年拉萨尔一篇演说中的大段辞句，他企图由此来证实我们对国家的危害性。最后他请求给联邦政府以必要的权力来对付我们，否则就只好满足于目前不中用的法律条款，“直到用枪射击，用刀砍杀时为止”。这个演说绝没有给人什么印象，所以哈赛尔曼在欧伦堡之后发言时，轻而易举地把他驳倒了。政府面对着社会民主运动而不了解这个运动只是现有经济弊病的自然结果。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要求是我们所建议的医治现有病症的良药。对于控诉我们在民众集会中煽动工人的话，他提出质问说，人们为什么不到这些大会上去驳斥我们呢？阶级斗争是敌人开始的，巴黎公社就证明了，他们是多么残酷和血腥地进行斗争。他最后声明说，无论以怎样沉重的牺牲为代价，我们也要在合法基础上继续进行斗争。辩论的结局是，在保守党的一个修正案被否决后，竟没有一票赞成政府的建议，因而引起哄堂大笑。
党报对欧伦堡的演说表示感谢，因为它起了有利于党的鼓动作用，党的理事会决定把它广泛传播。第一百三十一条新修订的条文在国会中也没有博得人们的喜爱，同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关于所谓阿尔尼姆条款（三百五十三甲条）李卜克内西发表了一个简短的、但很有作用的演说，引起国会多数派的激烈反对。
当修订案第三读时，俾斯麦感到需要再把提案的第一百三十条谈一谈。但因这一条已不存在，议员拉本瑙的瑙代克男爵又提起那个议案。于是俾斯麦马上向我们猛烈开火。他要求，在国会里也应该反对社会主义鼓动。如果一个社会党的议员在议院中讲话，就要照例在听他的话时好像他是来自另一个与国会无关的世界。人们必须极其广泛地宣传反对社会主义者那种空想谬论的理由；现在竟闹到在这里国会中公开颂扬巴黎公社的杀人放火犯，而无人提出反对的意见。这是一种被诱惑者只能在诱惑者的遮眼灯阴影中才会看到的幻象；如果把它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它的不切实际和有罪的愚蠢就必定暴露出来了。
俾斯麦这个指责无疑是针对我在一八七一年会议为巴黎公社辩护的演说，因为自从那次以后，国会再没有关于公社的演说，于是我要求发言。温德荷斯特和俾斯麦又讲了一次话，然后拉本瑙的瑙代克男爵声明撤回他的建议，他的理由是，俾斯麦侯爵在第二读时缺席，现在既已发言，他的建议就已达到目的。当温德荷斯特坚持继续辩论时，因傅尔肯贝克不能出席而暂代议长的辛森反对。当宗纳曼为了要使我得以发言而又提起拉本瑙的瑙代克的建议时，辛森宣称，议员瓦兰丁已提议结束辩论。因此，瓦兰丁的讨论终结建议又早就储存在办公室内随时备用。于是断绝了我回答俾斯麦的攻击的发言的机会。我就企图用个人说明为自己辩护。我谴责人们不让我在首相对我个人激烈攻击时作答辩。（中间一再有人叫嚷。）首相的攻击无疑是针对着我个人的，这一点我可以指出一八七一年我的演说作证。首相诉苦说他本人时常遭到侮辱，因而他给议会这个首先应对我和我的党施行的妙计。他控告我为杀人放火犯辩护，我把这话作为对我的侮辱来驳斥。我所以为巴黎公社的人们作辩护，正是因为不可以把这些人看作杀人放火犯，而应该看作是遭到非常不公平待遇的人们。瑞士联邦、比利时和英国三个大名鼎鼎的政府曾认为巴黎公的逃亡者不是罪犯而拒绝引渡，由此可见他们并不是杀人放火犯。说到这里，议长打断了我的话，说我的陈述不是个人性质了，我这样针锋相对地具体陈述，超出了个人解释的范围。我只好不再继续讲下去。但是我在莱比锡的一个集会上报复了，得以畅所欲言。
拘捕议员问题由于进步党的建议又提出讨论，但因这个建议有片面性，所以我们提出一个更进一步的正确建议作为对案。我们的建议我申述理由，没有通过，但是进步党的建议也以一百四十二票对一百二十七票被否决了。拉斯克尔根据他上次会议的态度，本来必定赞成这个建议，却经弃权，冯·本尼格森缺席，还情有可原。
另一事件，在下次党代表大会上还要谈及并且受到攻击，即关于我们对舒尔采—德里奇及其伙伴有关支付议员日俸的建议的表决。李卜克内西和我在这个建议二读时弃了权，哈森克莱维尔则投票赞成，其余同事在表决时都没有出席，其中莫斯特在监禁中。在三读时我以全体名义发，并声明我们全体弃权。我们已厌烦了，经常为联邦政府委员会的字纸篓工作，国会在每次会期总接受下越来越多的支付议员日俸的建议，而联邦政府委员会却也经常把这些建议丢到字纸篓里。如果国会有诚意支付议员日俸，就应该运用它所能运用的手段取得它。国会由是应该首先拒绝支付首相的薪俸。国会得不到德国一切其他议会都得到的东西，这是个耻辱。我们不愿继续参加这个游戏，我们既不能对这建议投反对票，所以我们弃权。这个短短的发言给我招来了两次遵守秩序的叫喊。会议于二月十日结束。
我对巴黎公社的态度
一八七六年三月十日，我在莱比锡同布伦诺·斯巴利希举行了一次辩论会。他是莱比锡民族自由党的主要鼓动者，在评论我对公社的态度的发言中提出了当时人们对公社所作的一切攻击。那个集会由两党共同召集，每党都分到一样多的入场券，每党各选主席一人，当一方发言时，由另一方任主席。我们这方面是尤利乌斯·莫特勒任主席，对方是波克尔校长。
我为了帮助读者，把当时在莱比锡的发言录下来：
“波克尔校长：现在倍倍尔先生发言。（发言人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上讲坛。）
倍倍尔：我结合着斯巴利希先生的刚才说的话来谈。（骚动。）斯巴利希先生声称，他还有那样多的反对公社的事实可供引证，足可以讲上十个晚上。（骚动。）我的先生们，我在一开始就已向斯巴利希先生提议，如果辩论在一个晚上不能完结，应当在次日或者更晚一天继续进行。所以我们可以在明天或下星期一继续辩论，我是随时都准备好了的。（大骚动，嘘嘘声。）但是斯巴利希先生又声明，在一个晚上就足够解决这件事了。（好啊！嘘嘘声。）
我的先生们首先我对我党同志有个个人声明，他们有一部分人认为我同意这次集会凭入场券参加的条件是违背民众集会原则的，所以对我严加谴责。我的先生们，假如我不是确信，不如此则集会决不能召开，我就绝不会同意这个建议。这是使我同意这个建议的唯一的理由，但是我不会再一次同意，因为，虽然在我们协商时，斯巴利希先生说，为了免得看来‘不像样’，在进口处不要聚集多人，借以避免用入场参做买卖，可是斯巴利希先生方面却不守诺，破坏协议，把入场券卖钱了。（大骚动。高呼：这不是真的！）
倍倍尔：您怎么能叫喊：这不是真的？（好啊！喝彩。）
我的先生们！我首先请求我党同志不要用喝彩来打断我的话，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样耗费我的时间太多。我只有一点半钟的时间。（被打断。嘘嘘声。）
主席波克尔校长：我的先生们，我请求您们，要制止一切像‘这不是真的’一类的喊叫。倍倍尔先生是按照协议讲话的。我请求两党让倍倍尔先生安安静静地讲下去。
倍倍尔：我党同志极其安静地听完斯巴利希先生的讲话，虽则他们饶有表示不悦的理由。（自由派方面不断的骚动。）
我的先生们，我认为，我们今天给自由派证明了，他们认为一个敌人不能在社会民主党集会上发言的说法是不对的；相反地，斯巴利希先生却能十分安静地发言，而您们——（大骚动。喊叫：滚出去！自由派方面的喧嚷。）
倍倍尔：我的先生们！我希望，敌党的先生们不要闹得使会谈被警察解散。我差不多得出了上面这样的一个信念。斯巴利希先生说，我们抱怨国会封闭了我们的嘴，他又说，他不怪罪国会议员不愿意老是没完地听社会民主党的滥调。
我们在国会中是同坐在那里的任何别人一样的人民代表，我们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遇到机会就在那里代表我们党的意儿。如果我们有一次没有出席国会的某一个会议，自由派报纸，特别是《莱比锡日报》就郑重地记上账，第二天人们读到：某次表决时某某杜会民主党议员缺席！如果社会民主党议员发言，那就是：他们恬不知耻！甚至在我们被要求起来讲话时，也打断我们的发言，而自由派报纸和斯巴利希先生却称许这种卑鄙的行为……
斯巴利希先生随后详述德意志国会一八七一年的讨论，在这里首先提到五月二十五日讨论合并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会议。斯巴利希先生在这里犯了个日期上的错误：他把我四月十日的发言放到五月二十五日的发言的后面。在四月十日的发言中，我说明，我对于巴黎公的行为虽然不是样样都同意，虽然这是由于手段是否适合目的的缘故；可是我还为公社辩护，并且认为我更有义务为公社辩护，因为连自由派报纸起先诬蔑公社的某些行动为暴行，过了几天，也不得不承认它的指责不对而把它撤回……
……斯巴利希先生企图把巴黎公社的活动描写成一长串连绵不断的罪恶和暴行。斯巴利希先生援引枪毙克列芒·托马将军和勒康特将军作为主要的丑恶行动此外，他把枪决人质和下令焚毁财政部归罪于费烈。其他‘丑恶行动’他就不能尽述了。
但是这些所谓丑恶行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三月十八日，即枪毙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二位将军的那一天，根据斯巴利希先生自己的承认，巴黎公社还未成立。那么，它就不可能负这项责任了。
在枪决人质的那天（斯巴利希先生自己说是五月二十四日）公社已经不再正式存在了；公社委员会在五月二十二日举行了出席人数非常少的末次会议，这一点斯巴利希先生也承认。如果真的像斯巴利希先生所断言的费烈和拉乌尔·里果在二十四日下令枪决人质（但是这一点并未证实），那么也只是与组成公社委员会的九十个委员会中的两个人有关系，所以只能由这两个人负责，而不应由公社负责。
（发言人在这里扼要地叙述公社成立、巴黎被围、民众不信任特罗胥、巴黎投降、宣布选举国民议会来批准和约等事的简单经过。）
宣布选举的时候，法国三分之二的领土被德国人占领，大部分土地处于戒严状态，而且因期限短促不能对要选举的人进行了解，最后，波拿巴王朝的那些几十年来从事卑鄙贿选并习以为常的省长和官员大部分还坐在官衙里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谈不上自由选举。
选举的结果果然如此。多数派虽然不倾向于波拿巴王朝，却都是拥护帝制和反对共和的。结果，甘必大退位，梯也尔先生来领导政府。当时国民议会，大家知道，是在波尔多开会，并且本来言明只是为了决定和约条件而选出来，现在竟擅自决定法国的命运，因而严重违背了它的委任状。政府十分可怜，党承认这种越权行为。在短短时间内竟至于把像茹勒·法夫尔及其伙伴那样温和的共和主义者完全从政府里排挤出去。
政府趁着波尔多议会抱这种态度的机会采取更进一步反对巴黎的措施。政府要求巴黎国民军缴出武器，而这是违背和约条款的。自九月四日革命以来，巴黎被围状态原已解除，现在又恢复了。以反对共和著名的耶稣会首脑道累勒·德·巴拉丁将军被任命为国民军总司令，可恨的波拿巴派维瑙将军被任命为巴黎总督。其他一系列的仇视巴黎的措施也接踵而至。更早一些时候，由于巴黎被围，商业和交通衰落，曾声明到期的票据延期支付。政府在这期间已由波尔多迁到了凡尔赛，现在决定，虽则商业和交通仍旧萧条，所有到期的票据必须立即兑付。此外，还命令到期的租金（这迄今也同样是缓付的）必须立即付讫。同时，每份报纸收印花税二生丁。这一切措施的结果是，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绝大部分巴黎民众、小商人、小贩、手工业者都同革命分子携起手来。他们声明，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接受现今政府所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当政府看到了巴黎的情调，就企图进行偷袭，想以暴力侵占巴黎。在三月十七日夜里，勒康特将军奉道累勒·德·巴拉丁将军的命令带着一支军队向蒙马特尔出动，要想夺取巴黎被围时国民军用自己的钱购置而安置在那里的几百门大炮。国民军在前一天得到消息，因而他们警戒起来。军队到达后，发现一切进口都戒备森严。勒康特眼看不可能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不战而把炮拖走；他下令开枪。在这种时候，国民军旁边总有许多民众——男人、妇女和小孩，开枪时这些人一定会被波及。于是军队声明：‘我们不射击’。他们不把枪口对准国民军而把枪柄向上，并同人民联欢。将军下了四次开枪的命令，士兵拒绝了四次。
将军现在开始狂怒谩骂。这就激怒了他的士兵，因而被他自己的人所逮捕，并在当天下午被枪毙。并没有一个国民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参与其事，而且巴黎公社几天以后才宣布成立。
现在克列芒·托马将军出头干预这事，他一向以平民身份混在人民队伍中充当间谍，到他诟骂士兵时才被发现。斯巴利希先生却说，克列芒·托马曾是个共和主义者。
我的先生们！在法国有一大批人，自称为共和主义者，但归根到底同我们这里的民族自由党人毫无区别。克列芒·托马就是这种冒牌的共和主义者之一。他原先是个军官，后来辞职，一八四八年初充当《国家》杂志的挂名编辑，同时也担任与别家报刊编辑发生争执时的决斗者的职务。二月政府又把他编入军队并提升为将军，当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时和在这以前他都是担任着极其可耻的刽子手角色，并且以他对工人的残暴行为留下了悲惨的纪念。
一八七〇年十一月塔米西尔将军因巴黎没有履行选举市政府的诺言而辞去国民军司令之职的时候，特罗胥委任克列芒·托马将军为巴黎国民军的司令。这是一个直接的挑衅。克列芒·托马就任司令后，最急迫的事就是在一切行动上对来自工人区的国民军表示明目张胆的仇视。当人们极端恼恨勒康特将军的行为的时候，这个可恶的家伙却出来庇护勒康特。于是他被逮捕，并且同勒康特一样被忿怒的土兵枪毙。
我的先生们！这是个暴力行为，我绝不嘉许这种行为；但是人们必须设身处地想想，如果这样一想，就一定会原谅这种行为。但是反动派方面所做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更大的残酷行为，而且这种行为不是在像巴黎公社所处的那种人心极为激昂愤慨的时候，而是在安静的时候和冷静的心肠中做的。人们只要想一想，对待流放在新喀里多尼亚岛上的巴黎公社人员的骇人听闻的待遇，空前残酷，并且在战后还持续多年。这样的残酷行为激起每个人道主义者的愤怒和谴责。
三月十八日，当在巴黎的政府机关看到了市民和士兵的情绪时，认为最好赶快逃走。国民军中央委员会于是掌握了行政领导权。
斯巴利希先生认为必须谴责凡尔赛政府没有在三月十八日派可靠部队到巴黎去。可是这个政府根本没有可靠的部队。所有法国境内的军队全都愤恨政府的态度而同情人民。唯一可靠的军队是：拿破仑的卫队、北非步兵团和阿尔及尔军和虔信天主教的布列塔尼军，他们全都被关在德国的俘虏营里。当梯也尔先生和俾斯麦先生取得协议，俾斯麦对梯也尔表示好意，把上述的军队拨给他八万多人，归他调遣，这些队伍有如野兽一般向巴黎冲去，好像要把他们在德国人那里所遭到的惨败，报复在他们的同胞身上，在他们那可怕的屠杀中有三万多人丧命。这些军队永远负有恶名，后来常常听到战友们说：他们为巴黎人民的刽子手效忠，这对于他们是一种奇耻大辱。
由于国民军中央选举委员会的促使，巴黎人民在三月二十五日选举公社。斯巴利希先生却说，选举时有许多人没有参加，好像由此可以推断，凡没有参加选举的都是公社的敌人。
关于巴黎公社的选举我可以找个证人，这人就是社会主义者的凶狠敌人约翰尼斯·谢尔，他现今在《凉亭》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在辱骂公社上实在是无以复加。
现在，谢尔先生在这些文章中报道，三月二十五日四十九万选民中有二十七万七千三百人前往票柜投票赞成公社。这等于百分之五十七。我们在莱比锡的国会选举或甚至在市参议员选举中曾有过一次这样踊跃参加选举的吗？在最近一次市参议员选举中参加选举的还不到百分之三十三。如果我们接受斯巴利希先生的编辑声明说，所有百分之六十七的放弃选举权的人都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他又该怎么说呢？那他就会嘲笑我们，并且有充分的理由。但是这却适用于他和他对公社的判断。
事实上，巴黎的大多数民众表示赞成公社；甚至连谢尔先生也声明，巴黎民众方面以无比的一致和欢畅进行三月二十五日的公社选举，必须把这一天算作巴黎最美好的一天。巴黎人民在这一天表现出它的十分光荣和最美好的一面，这在其他历史事件中差不多是没有的。所以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敌人必须批判公社！
此外，斯巴利希先生还批判公社的‘制造法律’。他说，一个法令紧跟着另一个，而这一个法令却又把另一个取消或加重。
但是如果人们要想把像帝制下的巴黎这样一个藏垢纳污的地方来个大扫除，还能有别的办法吗？（大笑。）这里的确有很多要用法令规定的事。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事情不能一切都是循规蹈矩的。一八七〇年的战争在德国人方面必定准备得很完善，但是您试问一下参谋总长毛奇，是否万事顺利，他将告诉您说，各处都还有阻碍。如果事情是一个革命运动，如果要创立一个新国家来代替旧国家，而当时还有几十万敌人——德国军队和凡尔赛人用尽一切力量和一切手段从事于消灭新制度，情形就更是如此。
但是，斯巴利希先生所提到的法令，是他自己也不能认为足以损害公社的那种法令。他在谈到公的法令时举面包工人做夜工的例子说，他不相信，社会主义者会安于早晨只有三分钱的陈面包来喝咖啡，这是一个浅薄的笑话，我不去深究它。在这个措施上并不是能否满足资产阶级养成的口腹之欲的问题，而是应否让广大工人阶级永远遭受劳累的损害健康的夜工的问题。凡是稍微从事过这类工作的人都知道，面包店伙计由于夜工和一般特别长的工作时间（常达十六小时，甚至十八小时）多数早年丧命。
巴黎公社既然确实注意到这种情况，这就使它获得荣誉。（同意。）
斯巴利希先生继续说，巴黎公社虽然废除了死刑，但又实行枪毙，他在这里所引用的法令，乃是用枪毙的刑法来威吓一切逃避国民军兵役，也就是逃避保卫本市的法令。
巴黎公社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即任何常备军都是政府手中压迫人民的工具，所以它要求撤销常备军，实行全民武装。根据这个观点，每一个能服军役的人都有保卫本市的义务。
这无损于任何人而对所有的人都公平，关于我们这种虽说有普遍兵役义务，却只武装了一部分人民的国防制度，自然不能这样说。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不肯拥护公社，虽则公社处在敌人包围之中，而且敌人用尽一切能用的手段来消灭它。
公社受到一切方面的攻击，被迫起而应战，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采取任何应战的政党在这种场合可以采取的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它用枪毙来威吓每一个拒绝拿起武器保卫本市的人。
一八七〇年我党也有上千的同志不同意战争，但是人们并不问他们愿意从军与否。他们一定要参战，如果拒绝，就要被交到军事法庭，毫不容情地被枪毙。
废除平民刑法诉讼的死刑同战时的军事死刑有天渊之别，而斯巴利希先生竟把两者混淆起来。只要战争还存在，维护战时军纪的死刑也就存在。
斯巴利希先生又提出一项公社法令，根据这法令，公社没收雇主方面放弃的作坊和工厂，把它们交给一向在里面作工的工人们经营。此外，应选举一个委员会把作坊估价，以便赔偿原业主。他很正确地强调说，如果公社有此权力，就要普遍实行这个法令。是的，他推测，我们只要能够，一切要照此办理，这也是正确的。我们想消除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对立，因为工人利益和雇主利益在今天处在敌对地位。雇主想尽量减低工资而尽量延长工时；工人想尽量提高工资而尽量缩短工时。这种阶级对立将随着每个机器的发明，随着每个新工厂的设立，而更加尖锐。每修好一条路，每架起一根电报线，都使知识传播更广，都使我们获得新的信徒。每一个为集中资本、为消灭小企业家而采取的步骤，都增加分裂而迫使问题得到解决，到那时生产和分配将集体经营，这就是说，一切作坊，一切工厂，一切劳动数据必须掌握在社会的手中，并由它按照一切公民的利益和平等权利加以管理。每个人都必须劳动，每个人都有他十足的一份收益，当然也担负一份亏损。应当用社会主义的，也就是由社会来组织的，即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生产方式来代替私人工业，代替野蛮的、无组织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把今天的危机套到我们的脖子上。为此，公社已经实行了第一步，这一步对于有关雇主根本没有坏处，因为他们可以得到补偿他们的作坊和工厂的全部代价。
按照我们的理解，社会有责任这样组织起来，即平均地照顾所有成员的福利，使它的每一个成员都能越来越多地共享文化和文明在人类生活一切方面的成就。敌人固然宣称拥护进步，但是一旦涉及整体生活的改善，他们这些锦衣玉食、大权在握的人们就喊叫说，我们生活在最好的世界，如果要改变它，那就是犯罪。
他们用一切手段保护他们所占有的特权地位，甚至对于一个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的次要法令，例如救济基金法，也妄自叫嚷说这个法令对雇主不公平，谁拥护它，谁就必遭谴责（因为人们把这当做谴责）说，你是个社会主义者。这是我们今天在《日报》上才看到的。这就极其露骨地表示出：‘我们不愿对被压迫者作丝毫的让步。’
如果不论在小事和大事，在立法和社会生活里到处都表现出这种阶级对立，那就不言而喻地会发生像巴黎那样的革命。并且我确信，像我也会在这里所引用的国会发言中说过的，只要再过几个十年，巴黎所发生过的一切将要在全欧洲重演。在社会方面是了解这一点，并尽力走立法的道路来调和现存的阶级对立。
那么公社还做了些什么呢？它实现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古老要求，这个要求几十年以来一直列在自由党的纲领上，但是自从该党执政以后就把它丢在垃圾堆里了。公社决议并且实行把教会与学校和国家分开，并且还决议没收教会财产。
使我惊讶的只是，斯巴利希先生没有提到这一点，没有提出侵犯所有权的控诉。但人们却拿这一点对公社屡加责难。斯巴利希先生既然没有提到，由我来提一下，作为补充。（大笑。）
遗憾的只是，公社所做的事情是别人早就做过的。如果说在一五一七年开始的宗教改革中许多公侯站在马丁·路德方面，那并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丰富的教会财产可以塞满他们的口袋。（大笑，鼓掌。）
十五年前，北美合众国发生南北战争，最后北部废除了奴隶制度，人们不可能想象有比这更严重的侵犯奴隶主所有权的行为。我们的敌人认为，凡是对他们有利的就是合理的公正的；而对人民有利的就是犯罪和盗窃。
就是控诉巴黎公侵犯所有权的这个政党，在六十年代初期它对奥地利感情还好的时候，给它提供没收教会财产来弥补巨大债务的建议，并且当意大利按这个方针进行时，它还鼓掌喝彩。现在，宗教团体根据任何一个资产者所依以取得其房屋或土地的法权来取得它们的财产。那么结论何在呢？公社宣布把教会同国家和学校分开以后，它规定实行强迫的义务教育，不仅免去学费，而且也免去教具费。穷人和富人应享受相同的教育，国家借此给一切人同样的保证，以免早在幼年的心灵上就种植了贫富之间的嫉妒和仇恨。请您给我指出一个做出哪怕只是稍微与此相似的成绩的自由主义国家吧。（鼓掌。）
斯巴利希先生还恶意地说道，巴黎公社声明，它的政策和它的企图都是有科学根据的。公社以此想说，它把现代科学有关国民经济、有关司法和人民福利事业等方面的成就尽可能普遍有益地运用在立法上，并且不局限于固定的理论和定理。因此它确是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这个立场不是由一定的假设和成见出发，而是企图根据试验和经验考究出最好的东西来。
如果说巴黎公社只完成了一些零星工作，这是由于它所处的局势和环境的关系。请您想一想，巴黎公社自始至终没有一刻安静，不断处在战争状态和战争中——如何能不是这样呢？
斯巴利希先生特别谴责公社的是，公社据说希望最充分的出版自由，它却在封闭敌对的报刊时取消了出版自由。这种措施也很容易用公社处于迫不得已的情况来解释。各方面都向它进攻，处在战争和革命中间，它有必要除了不容忍站在城门口的敌人以外，也不容忍本城内的敌人。它必须封闭那些天天对它进行猛烈攻击和诬蔑的报刊，这些报刊同站在城门口的敌人有联系，并且致力于颠覆公社。
一八七〇年战争爆发时，在德国所有被认为有危险性的省份都宣布戒严。反对派的报纸全被封闭，所有被认为反对战争的人都被监禁起来。那么，我们也可以为巴黎公社要求同样的权利。
斯巴利希先生也认为巴黎公社既反对间接税，则控诉梯也尔先生方面夺去粮食税款就不合理。公社这个控诉是有道理的。粮食税是属于巴黎市的，公社不能在战斗中间实行一种新的税务制度。粮食税遂成为唯一长流不断的税源，如果它要保持防御和行政管理，就必须利用这个税源。
因为梯也尔先生夺去了公社的税款，它就必须倚赖法国银行和罗特希尔德的贷款来应需要，这笔借款没有被驳回而是得到梯也尔先生的同意，被批准了。但是公社的财政管理部门表现出连斯巴利希先生也无法抨击的一种情况。那就是公社的非常节省俭约，即使敌人也对公社这一点推崇备至。
巴黎公社的财政部长茹尔德在凡尔赛的法官面前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说：‘我离开财政部时比我进去时更穷了！’（听着！）请指给我一个能够说这样话的君主国家的财政部长！（大笑，赞成。）梯也尔先生在一八三〇年以一个穷律师兼作家在路易·菲利浦治下进入内阁，到一八三六年以百万富翁离开内阁。
巴黎公社的第一个措施是取消高额薪俸，它的工作人员只能得到比较好的劳动工资。一级公务员的年薪不得超过六千法郎，即四千八百马克。莱比锡市长每年的收入是一万五千马克。（大笑，听着！）公社的一级将军也只有六千法郎，但是梯也尔先生刚就任总统时，他最迫切的事却是使人拨给他三百万法郎的文官薪俸。（听着！）
巴黎公社树立了节约的典型，可以作为一切政府的榜样。这甚至会主义者的敌人谢尔先生也承认。斯巴利希先生自然不提它，所以我来提一提。（大笑。）
现在我来谈谈枪决人质和放火的事。斯巴利希先生在提到放火时说，他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十四天，在巴黎亲眼看见劫后的惨状。他竟至告诉我们说，有一所人们要烧掉的私人住宅，并不在防线以内。他自然没有向我们说，这座房子确实是放火烧的。在战斗时他不在场，他怎能断然判断，什么是在防御上必要或是不必要的呢？他引用给他的口头保证。在我眼里，这些保证毫无价值。凡尔赛人的迫害狂和他们野兽般的忿怒非常猖獗，在公社灭亡后，不仅几个星期之久，而是几个月直到几年之久，还在迫害每个对公社说过一句同情话的人。恐怖如此之甚，不仅没有人敢庇护公社，而且有许多人辱骂他们，以免自己受嫌疑。在这里资产阶级的卑鄙性也完全暴露出来。在公社灭亡后的几天内凡尔赛人那里收到的告密信不下三十七万件。当时巴黎资产阶级的行为与一八六六年莱比锡的资产阶级一样卑鄙，一八六六年，莱比锡的资产阶级向普鲁士将军呈递的告密信非常之多，以至使这位将军感到厌烦，说这事他不显再过问了。
斯巴利希先生现在拿来一封据说是由费烈签名的放火证明书，上面盖着陆军部长的印信，不过梯也尔先生的陆军部长也能够同样地盖上这种印信，所以这证明书在我看来等于废纸，应当撕碎。（发言人把证明书撕碎。好啊。骚动。）我的先生们，许多关于放火、枪决人质、所谓劫夺财产等的文件，在法庭上将证明都是伪造的。
费烈就是根据这里所提供的文件而被控放火焚烧财政部，他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否认这个文件是真的；他找出某些字体证明文件是伪造的，但是凡尔赛方面派来的笔迹鉴别人断定是真的，费烈遂被判罪。他也被控枪决人质。他自己说，他没有下令枪毙他们，而是下令释放他们。其他的报道，特别是一个英国医生的，都与此相符，并且同样证明，有些曾被逮捕去作人质的教士后来在法庭上作证人，因而不可能曾被枪毙。六十个人质中固然有一部分被枪毙，不过据说只是在他们离开监狱后拒绝街垒人员要他们协助防务的要求的时候发生的。于是他们被枪击了。拉乌尔·里果也被控枪决人质。现在，拉乌尔·里果已死，他战斗得像一个男儿，并且在战斗中死得也像一个男儿；控告他是容易的，他已死亡，不能答辩了。
逮捕人质有什么目的呢？一八七〇年德国人在法国抓了许多人质，那是因为法国的狙击兵或其他居民在大道小路上谋害德国人，袭击运粮队，破坏铁路、桥梁和公路，袭击和杀害单身的岗哨，总之，竭力进行破坏。狙击兵所做的就是一八一三年普鲁士民兵对法国人所做的，而且我还可以给您们宣读一下当时的民兵条例，其中规定，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加害敌人，消灭敌人。
德国人不愿承认这样进行战争合乎战时公法，于是命令所有军官说，在兵士受到上述方式的伤害的地方，如果找不到因犯，就逮捕人质枪决，决不宽宥。此外，还向村庄居民征收战时税，有从房屋或村庄向军队开枪射击的，这种房屋或村庄无论有罪无罪都要被烧毁。这些命令常常见于实行。成百的人这样丧了命，许多房屋和整个村镇被烧毁，关于这些，我在自由派的报纸上没有看到谴责而只有赞扬。
公社对凡尔赛人所处的地位，与德国人对法国狙击兵的非正规战相似，至少在法律上一样。凡尔赛人在对巴黎的几星期战斗中，违反了一切战时公法，任意屠杀落到他们手里的俘虏。公社的杜瓦尔和佛路朗斯将军以及许多其他军官都是这样牺牲的。是啊，凡尔赛人竟敢射击绷带站，并且把俘获的女护士奸污后枪杀。这只有像借助于德国人从俘虏兵中拨给梯也尔先生支配的那种畜生才做得出来。
为了对付这些丑恶行为，公社决定逮捕人质，并且有一个国民军被害，就枪毙三个人质。但是这停留在纸面上，当终于有一部分人质被枪决时，如斯巴利希先生自己所承认，公社已经不存在，因而它也不能对此负责了。
现在，凡尔赛人在为他们扫清入巴黎道路的德国人的帮助下侵入巴黎（没有帮助他们是难以成功的），在巴黎市街上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所有落到凡尔赛人手中的人，不论是男人、妇女和小孩一律被杀害，把数百个俘虏排列在拉息斯神甫墓园里，用霰弹炮扫射，并且在痉挛的尸体上浇灌石灰和煤油，抛入壕沟。
凡尔赛人怎样疯狂，从没有留下一个受伤的人这个事实，可以证明。根据一致的说法，在几天内就有一万五千到二万人丧了命。
在这种情况下，公社除了尽一切可能自卫到底之外，别无他法；人们惯于把失败者完全合理的行为描写成丑恶行为。请您们读一下罗克尔叙述他在瓦尔特亥姆的监禁一书，书中也描写了一八四九年德累斯顿的五月起义，您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人们跟着反动派方面对五月起义战士的诬蔑，正是今天人们对公社的诬蔑，所不同的只有德累斯顿的五月革命是个资产阶级革命罢了。请您们再读下一八四八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历史，在它失败后罗伯特·布鲁姆被枪决；当时温第式格瑞茨侯爵向世界发表的关于维也纳局势的宣言，同凡尔赛人向世界所报道的关于公社时期的巴黎局势丝毫不差。
我这里有布鲁姆写的一篇文章，文中他用坚决的态度评论温第式格瑞茨的宣言，并且愤怒地喊道：‘如果人们竟敢对晓得事情的我们说这种话，那么世人会对他们所不熟悉的维也纳如何想象！’
在这里我却也要提一下布鲁姆当时如何理解革命以及他一次在大学礼堂中演说时如何声明：‘我们不能半途而废，我们要对我们的敌人一直斗争到底，毫不怜悯。’并且到了今天，自由派还在纪念罗伯特·布鲁姆，而且是合理的。
巴黎的公社对凡尔赛人的情形同当时维也纳市民对反动派的情形完全一样。公社必须斗争到最后一息，并且它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这是它的最凶恶的敌人所不能否认的。就像人们在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年在维也纳、拉斯塔特和曼海姆按军法枪毙了我们最好的人那样，公社的男儿们也这样被杀害，其中大多数临时高呼：‘共和国万岁！公社万岁！’
现在我来谈谈放火事件。
凡尔赛人对巴黎进行了好几个星期的战斗，他们并不是用糖豆来射击；自然会留下一片荒凉。在最后八天内，他们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占领了蒙马特尔高地和五十门重炮，他们用燃烧弹以至煤油弹向房屋射击，于是不出所料，引起许多处大火。所以大多数的火灾都是由凡尔赛人造成的，而他们竟拿这事归罪于公社。现在巷战发生了，并且凡尔赛方面野蛮残酷地进行巷战，公社为了防御起见，不得不烧个别房屋，借以暂时阻挡凡尔赛人。难道说这种办法这样不正当和未曾有，竟被认为是杀人放火吗？德国人在包围斯特拉斯堡时只为了要强迫城市投降，毁坏房屋五、六百幢，虽则他们并不是对老百姓作战。当索阿松要塞投降时，形形色色的新闻记者都证实，城里没有一所房屋是完整的，街道全部被毁，几乎所有的屋顶都被打穿，但是要塞的城墙却完好无损。人们炮轰民房，杀害平民，使他们有必要迫使军官投降。我没有看到自由派的报刊反对这种作战方法。梯也尔对付巴黎就是照德国人对付要塞的办法，而人们却把公社在可能中采取的自卫行动硬算作罪行！当一八四九年在德累斯顿起义时，博尹斯特先生要求应邀来援的普鲁士人放火烧城，若不是司令官瓦尔德锡伯爵声明，他希望不这样办也能消灭叛党，那就会实现了。不过人们当然还不乏其他野蛮行动。例如人们把一批俘虏从易北河大桥上推到水里去，当这些人企图握住栏杆，人们就用军刀砍断他们的手指。凡尔赛成队的匪徒在巴黎进行与此类似的甚至更残酷的暴行达数星期之久。
所以最大部分的火灾是凡尔赛人炮轰巴黎时引起的，这有意大利使臣巴特鲁塞利·德拉·加第尼亚亲眼看见为证。他二十年来一向住在巴黎，当时他正在那里，他曾在《意大利报》上作了公开的声明。他写道，人们必须承认，遭到焚毁的房屋十分之九确是凡尔赛人的炮弹所引起的。公社放火是为了防御的目的。放过火的和焚毁了的房屋大约有二百幢，照这算来属于公社的只是比较小的一部分。
我的先生们，给我讲话的时间已经过了很多，我只有几分钟了，关于我所列举的证件，我将在下一次答辩时或在有继续举行必要的第二次大会上提出。我所说的一切，我都能用敌方的报道来证明是真实的……”
随后我又讲一下据说是费烈所促使的枪决人质，并且接着说：
“公社的办法是按照当时局势不得已的办法，人们即使不同意它的办法，也至少认为这种办法可以理解而加以原谅。
斯巴利希先生以控诉费烈为结束，我现在也要结束了。确实无疑的是，公社没有做任何成到惭愧的事情（并且我希望还有机会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至于它所做的暴行，欧洲各君主政府在类似情况下没有不做得更厉害百倍以至千倍的。（暴风雨般的、持久不息的掌声。）
主席莫特勒：我的先生们，我们必须把事情缩短些；方才警察长先生来通知，他只能让这个会开到十二点钟为止。”
接着是斯巴利希的简短而无关重要的答复，然后我又发言：
“我的先生们，斯巴利希先生对于我的发言没有回答，虽然我们在今天规定的时间内已经不能完事，他也没有声明愿意举行第二次集会。我现在有必要略谈一下斯巴利希先生讲话中最后的几点。斯巴利希先生自夸他敢同我们对阵的勇气。同一个被认为只是由一小撮空想家组成的党派对阵，是否具有巨大的勇气，姑置不论。
斯巴利希先生接着表示，希望今天的集会能有助于踊跃参加选举；这个也是我们希望的。（大笑。）这对我们没有害处。（同意。）迄今每次竞选都表现出，我们一次比一次要多得到几百张票，我希望，今天的集会将促使下次国会选举也正是这种情形。（大笑，好啊！）
斯巴利希先生认为自己有责任以布鲁姆的继承人名义，抗议我把布鲁姆与公社联系起来。我不知道，斯巴利希先生何以有全权就一件没有发生的事情提出抗议。（大笑。）我同任何人知道得一样清楚，罗伯特·布鲁姆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是一个十足的民主主义者和真正的共和主义者，这就比斯巴利希先生强了。（掌声。斯巴利希先生鞠躬。哄堂大笑。）我只是说明，公社所处的境遇类似一八四八年十月间维也纳的境遇。当时罗伯特·布鲁姆在维也纳，表示了继续进行革命的决心，即使公社方面也不会比他更坚决了。因为我在不久之前曾提到罗伯特·布鲁姆在那时的一次讲话，所以我在这里说明一下，这是引自阿图尔·弗赖为了致敬于布鲁姆而出版的一本书里，他在书中努力叙述作为一个人、一个作家和政治家的罗伯特·布鲁姆。讲话中的有关部分说道：
‘不要不彻底的革命！向前迈进，不惜流血，在已打开的道路上前进，首先，对于拥护旧制度、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渴想安静的人决不容情；对于这些人要进行毁灭性的战争。’
即使最坚决的社会主义者能够比罗伯特·布鲁姆在这里对革命的敌人所表示的更为坚决吗？（掌声。）
现在请您们也听一听温第式格瑞茨给维也纳人的宣言中的一段：
‘城市受了恐怖事件的污辱这种事件使每个爱荣誉的人义愤填膺！……维也纳处在一个渺小而鲁莽、不惜做一切丑行的党派暴力之下；生命和财产掌握在一小撮罪犯的手里！’
这不是字字同梯也尔先生关于巴黎和公社所发表的宣言都一致吗？（同意。）
斯巴利希先生又说，只要社会民主党拥护国际主义幻想，就不能得到他那个党的重视。我们不要受重视。（大笑。）但是国际思想真正是幻想吗？由家而成族，合许多族而成国家和民族，最后由于民族间的亲密联系遂发展为国际。这是一个历史过程。由于社会主义站在博爱和友爱的立场上，由于它为停止民族的战争和挑衅，为使各民族在和平劳动和促进文化中共同前进而奋斗，社会民主党代表着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最高的文化理想。（掌声。）
因为我们党反对狭隘的民族立场，因为它反对种族斗争而拥护各族亲睦的思想，所以人们现在对它进行诬蔑和迫害，它的遭遇正是先驱战士随时会遭遇到的。我的先生们！比如说，您们今天去到一个十足的天主教国家里，听听他们以何等的无知来批判马丁·路德！世界上一切代表进步的政党都是如此，自由党也不例外。在今天，自由党掌握政权和统治的地方，它就认为它的世界是最好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在今天就会遭到他们自己在将近二十年前从封建党派那里遭到过的待遇。这完全是很自然的事！
我们不要被这种指责所迷惑，我们知道，我们的时刻就要来到，形势对我们有利，随着阶级对立的加强，随着被投入工资工人行列的中间阶层、小资产阶级的消灭，社会民主党就日益壮大，直到最后它掌握政权。（热烈的鼓掌。）
斯巴利希先生成到快乐，因为开姆尼茨最近一次邦议会选举没有社会民主党人被选入议会。这种快乐不久就会成为泡影。（大笑。）但是这却给他表明了，他所表示满意的选举法是一个只以其反动的规定阻碍全民选举的选举法。（掌声。）同时，社会民主党人却将仍然进入邦议会，即使这一年不进入，下年一定会进入（好啊，大笑），如果开姆尼茨的市议会像它开列捐税名单那样开列选举名单（这两件事，在莱比锡也尽人皆知是驴唇不对马嘴的），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就一定列在其中了。（哄堂大笑和鼓掌。）
最后，当斯巴利希先生乞援于在这里出席的保守党报界代表的时候，他以为现在保守党报界大概看得清，民族自由党与社会民主党无关。这一点肯定还没有人真正相信，并且那些写过这话的人是最不相信的。（大笑。）
事实上，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之间的争执，只能看做是一对不满意的夫妇之间的争吵。如果有第三者参与其间，他们就成为一致了。（大笑。）……几个星期以前在《莱比锡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号召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敌人说：‘我们大家组成一个单一的正规的大党。’现在，我们祝贺您们达到这个目的，您们将有必要这样做。（大笑。）最近我们也已经在开姆尼茨看到这个现象了。起初，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在那里打架两党都要提出候选人，因为都不愿把地盘让给对方，但是当他们听说一个社会主义者要被提出的时候，争吵就停止了，现在是：‘大家都来对付倍倍尔’。（哄堂大笑和鼓掌。）”
这个成绩辉煌的集会以我的讲演为结束。
新的迫害
一八七六年一月初，萨克森的本党同志在开姆尼茨举行了一个出席者很踊跃的全邦集会，会上已为可望在一八七七年一月举行的下届国会选举提出候选人。不顾一切迫害，情绪还是非常好的。这一年年初，柏林的同志们在《柏林自由报》上创办了一个地方栏，它逐渐获得了朋友和敌人的重观。现在也已经觉察到国家整个政策要转变的初期征兆。四月底，内阁秘书长德尔布律克被免职，官方开始转向保护贸易方面。普鲁士的贸易部长冯·康普豪森不久之前曾在国会中为企业主降低工资以摆脱危机作辩护，并且因此博得欧仁·李希特尔的颂扬：“谨向竟敢说出这样不得人心的真理的部长致以崇高敬意”，后来他也因此遭到冷落。在这期间，连续不断地对我党同志进行迫害，特别是由于侮辱首相的罪名。俾斯麦采用了一种惯例，他使人把他的刑事起诉书大量复印出来，送给那些指出了侮辱者姓名的检察官来提起诉讼。
他不断提出这种公诉，直到他一八九〇年二月离职时为止。这种案件数以千计，被判罪的人使监狱中的人口大增。这种办法当然不是他宽宏大量的明证，就连崇拜他的人也有许多不赞成的。
此外，台森多尔夫遵照俾斯麦的意旨继续迫害工人组织。他控诉全德工人联合会领导人违反一八七五年二月的普鲁士结社法时，建议对该联合会实行镇压，他的理由是：“我们摧毁了社会主义的组织，社会主义的政党就不再存在”，这句话证明他对运动完全不了解；现在他认为需要进一步采取类似的手段。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镇压，由于会主义工人党在哥达的建立而被抵消了。现在轮到社会主义工人党受镇压。他也办到了要求柏林市法院参议室作出决议，宣布把党在柏林的党支部以及党本身在普鲁士境内暂时封闭。党理事会以一封告党员同志书回答这个决议，书中要我党同志不顾这个决议，为下届国会选举进行鼓动。党应该表现出绝不让像柏林市法院参议室那样的决议给吓住。现在各个同志才真正有必要为党尽他的全部责任。对台森多尔夫这个“消灭社会民主党”的手段必须用“社会民主党万岁”这个对策作答复此后普鲁士各处在党组织被解散的地方都成立起地方组织，这些组织当然必须隐蔽它与德国其他地区继续存在的中央组织有联于的任何迹象。台森多尔夫这个行动确实成为一场空，因为这些地方组织在发展党员、推销党报和募集资金等方面所作的事至少与被解散的中央组织一样多。
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召开以往那样的党代表大会。但是我们不愿也不能缺少这种会议，于是由国会党团和党理事会聚在一起，讨论应该怎么办。我建议，由国会党团召开一个社会主义者全体代表大会，会期是八月二十到二十三日，地点是哥达，会议代表由公开的集会选举，这建议大家很快地就同意了。另一方面，为了使普鲁士的党员同志能以无法驳斥的形式来缴纳党费，决议每月出版一张大约有手掌大小名为《选举人》的小报，定价二十分尼，销路极好。
但是台森多尔夫的迫害狂并不以解散普鲁士的党组织为满足。他随即也处置一些职工会的中央联合会，使它们作为“政治组织”而遭到与党同样的命运。对于其中的四个，他达到了目的。被解散的中央领导机关现在迁往汉堡，那里的结社法并不禁止政治性团体的联合。
※※※
六月二十八日，莫斯特在受了二十六个月的监禁以后，由普略曾湖释放来了。在同一天，白拉克公开宣布出版莫斯特所著的一本小册子，名：《普略曾湖的政治犯监狱》，他在书里叙述他的经历，并且描写了他和其他的人如何在官员的背后做了各式各样有利的事情和欺骗子这些官员。这本书的出版是不智的。书刚一出版，内务部长就要求那个不识不知的普略曾湖监狱长报告所描写的事情。结果是许多官吏受处分和革职，并且从现在起执行监狱规章远较以前严格。还有，从现在起（当我也不得不迁入普略曾湖时，人们把我作为例外，关于这事，下文再谈），大多数的政治犯被隔离在所谓蒙面区中。当莫斯特在一八七八年又被判处住六个月普略曾湖监狱的时候，他的轻率举动受到报复。他现在被严格地单身禁闭起来，每当他离开狱舍时，必须同狱舍中其他住客一样，带上黑色面具，免得有人认出他来。
处罚也同当时对党越来越凶的迫害相适应。原先判几个星期或仅仅几个月徒刑的，现在判得加重三、四倍。判决十二、十五、十八个月甚至更多，已成通例。个别党报，像《前进报》和《柏林自由报》，经常有许多编辑在坐牢。例如塞维克（开姆尼茨）因为渎君罪（人们把这看做渎神罪）被处二年监禁；由于种种违反出版条例罪，奥格斯堡刑事陪审法庭判处R.弗兰茨徒刑三年，E.罗特曼诺和E.科伯尔各二年，这些判决引起全党暴风雨般的忿怒。在其他案件中，托马斯（奥格斯堡）被判二年，劳夫（开姆尼茨）被判一年零四个月。次年，瓦尔特希因为种种违反出版条例罪被判十八个月监禁，并且在再下一年，《德累斯顿人民报》编辑格·冯·福尔马尔被判了同样的处分。到后来，这些判决在党内几乎引不起惊异了；谁作编辑或鼓动者，谁就必须把坐牢算作他的职位所必不可少的属性。因为福尔马尔是《德累斯顿人民报》的编辑，我和他发生频繁的书信往来。他被种种违反出版条例罪所牵累，于是发生了一个迫切问题，即在判罪以后他作为德法战争中重伤员所领的年金是否因而取消，他为此征询我的意见。一八七七年六月十七日我对此答复说：
“……关于您的年金的事我还没有能够同夫赖塔格谈起，我也难以相信，他会能够比我告诉您的更多些。
我查过了国会议事录。法令第三十二条关于军人的年金和生活费在乙款中规定，经过法律上有效的司法判决能够导致年金的丧失，并且还规定：
年金的增加却不能因司法裁判而予以取消。
议事录中并没有一个字提到在何种情况可以取消年金。在讨的时候曾注意到，在帝国刑法法典中，凡是能够取消年金的规定一律删去了，这对巴伐利亚自然也是有效的。一八四五年普鲁士的旧军事刑法法典却与此相反，其中包含有这样的规定。但就我所知，这些规定对于巴伐利亚是不适用的，于是问题就在于巴伐利亚的军事刑法法典究竟包含有哪些有关的规定，这就是现在应该考虑的，这法典您大概是不难找到的。
我劝您在写作方式上要特别小心，我害怕人们会使您大上其当。但是因为这种判决万不能招致丧失公权，所以问题在于，这种褫夺公权是否不是取消年金的条件，在什么情况下，您也许能得到保护。统治势力把您当作一个‘叛徒’而对您特别仇恨这是确实无疑的……”
使人大大满意的是，这时党得知，不伦瑞克大公国的最高法院因为吕森事件判决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将军赔偿在一八七〇年秋季所逮捕的同志的损失，计付给白拉克二千一百马克、格拉莱一百零八马克、彭好尔斯特一百零五马克、独立经营工商业者埃莱尔斯每天七点五〇马克、工人曲恩每天三马克。
一八七六年的哥达代表大会
我们拟订的哥达代表大会（八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的议事日程是：
“1．社会党议员的活动；2．德国会主义组织的行动和地位；3．当前的国会选举；4．确定社会党候选人；5．德国的社会主义组织；6．党报。”
半官方的《北德意志总汇报》对这种安排大肆叫嚣并威胁说，人们将设法确定，这次代表大会是否是一个规避法律以免随后被封闭和解散的行为。但是我们对这个威胁置之不理。我们必须表示，我们不受威吓，并决定利用环境所容许的一切手段来招架对我们的打击。
会议仍由盖布和哈森克莱维尔主持。出席代表九十八人，代表二百九十一个地方的三万八千二百五十四人的委托。李卜克内西和我由于私事在开会的第二天才出席。在奥艾尔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党的领导机关从一八七五年六月八日到一八七六年八月十九日总共收入五万三千九百七十三马克，开支则是五万四千四百三十二马克。所以稍有亏空，这个亏空用《选举人》小报高达四千三百三十马克的盈余来弥补。党在那时拥有二十三个政治性的机关报和新创刊的消遣性附刊《新世界》。机关报中每星期出版六次者有八种，出版三次者八种，二次者四种，一次者三种。由国外社会主义组织寄来了一系列的祝贺党的勇敢行动的信件，这对一个德意志的党代表大会说来还是第一次。我因业务关系曾到瑞士旅行，凑巧参与了在伯恩举行的国际会议，于是我带回了国际会议的祝贺。为了表示兄弟般的国际团结，决议为极端困苦的巴黎公社社员适当地筹措款项。卡尔·希尔施代表巴黎工人出席大会。哈森克莱维尔作关于党团在国会里的活动的报告。我利用这机会为我们大受攻击的在议员日俸问题上弃权一事作了辩白。莫尔肯布尔反对我们弃权，发言说，他认为，弃权的办法损害了我们的鼓动工作，这种策略使同志们吃惊。党团对一个议案赞成还是反对，必须总是态度鲜明并连续参加投票。在长时间辩论以后，A.卡培尔和德累斯巴赫建议，应声明我们对议员日俸问题投票是不切实际的。这个建议到否决。相反地，勒文施太因的一个建议通过了，他建议略去这个问题，因为社会主义议员当然赞成日俸，并且在目前情况下弃权，只是证实了一部分自由主义议员所犯的欺骗罪行。
进一步的讨论表现出，在新合并的党里还存在着人事上和事务上的强烈对立，这些对立现在爆发出来。弗罗梅说，许多党报并且还有李卜克内西和我从宗纳曼（法兰克福）那里领取金钱津贴，于是引起了激烈争辩。结果证明被提到的报纸没有一家是从宗纳曼那里领取津贴的，对李卜克内西也是如此。我告诉大家，在我坐牢期间，宗纳曼曾再三说，我出狱后如果为了恢复营业需要借款时，他愿意帮助我，已借给我六百塔勒，利息五分，分期归还。这更是无可非议，因为我自从一八六五年以来就和宗纳曼有了交情，而且这件事完全是纯粹私人的事情。宗纳曼自己不谨慎，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法兰克福的同志，这件事就被传播出来。辩论的结果是，以全体对七票通过白拉克（他多年来第一次又出席代表大会）的建议，谴责了这次存心与我为难的行为。我于是在本年内还清了宗纳曼的借款。
另外还有一次争论，当时也很激烈，争论的问题是，今后是否需要有两个正式的机关报（柏林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莱比锡的《人民国家报》），如果只要一个，那么要哪一个。最后，赞成莱比锡的有四十九票，赞成柏林的有三十八票，六个代表弃权。并且还决议，中央机关报从十月一日起改名为《前进报》，每星期出版三次。然后，两位编辑的选举又引起热烈的辩论。哈赛尔曼向来不喜欢合并，声明决不迁往莱比锡，并放弃编辑的职位。根据盖布的建议，哈森克莱维尔声明愿与李卜克内西共同担任编辑。此外，大家一致同意，党在普鲁士被解散后，另设立中央委员会代替汉堡的党的理事会，中央委员计有奥艾尔、布拉士、德罗席、盖布和哈尔特曼。经我建议，秘书月薪定为一百五十马克，司库一百零五马克，两位副手每人四十五马克。
此外，党代表大会初次对当前的经济问题表示了意见。自从一八七四年起发生了工业危机，并且一年比一年加重，它使得工业界关于保护关税还是自由贸易的问题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并且最后在数十年来一直是自由贸易制度的主要支柱的农业界，也得到了拥护者。首先是钢铁工业家，他们早在前几年就已对从一八七七年一月一日起取消钢铁关税的决定非常激愤并与之作斗争。和他们联合的还有其他工业家，特别是棉业工业家。因为现在美国的粮食竞争日益显着，使粮价也不能保持所希望的高价，反而落了价，易北河以东地区的粮食生产者在美国的竞争下，他们国外市场的销路日益呆滞，就是在本国也感觉到这种竞争的影响，于是他们转入保护关税派。广大阶层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看法的这种转变也必然引起党内的注意。所以在本年内奥艾尔、弗里茨舍和麦克斯·凯塞尔都表示赞成一种或多或少带有保护关税性质的政策。因此，代表大会不得不对这次转变了的潮流表示态度；它的确表示得不充分，而且有些不清楚。由于白拉克、弗利克、弗里茨舍、格利伦贝格、哈赛尔曼、李卜克内西和莫斯特的建议，大会未经讨论即通过一个决议案，其中说道：“德国社会主义者不过问有产阶级内部所发生的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之间的斗争；采取保护关税与否的问题只是实际的问题，而必须按照个别情况来决定；劳动阶级困苦的根源在于一般的经济情况，但是政府方面所缔结的现行通商条约既不利于德意志工业，就要求改变。”要求党报劝告工人，不要为在要求保护关税时求国家帮助的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并且因为那时还有铁路应归私有还是归国有的问题，而且俾斯麦还力求由帝国垄断铁路，所以决议案对这个问题也表示了态度。大会表示赞成铁路国有，但反对帝国的铁路计划，因为这种计划是为促进阶级国家和军事国家的利益而制定的，并且这笔收入会用在非生产的目的上，帝国由此获得一种与人民为敌的新力量，并使人民的财产大量落到交易所投机者的手里。
温柔善良的白拉克未能忘怀他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后从它那方面所受的种种屈辱，在八月三十一日写了一封信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谈到代表大会的经过说：
“讨论得非常好，弗罗梅—宗纳曼事件，还有关于议员日俸的表决，接着是中央机关报应放在柏林还是放在莱比锡的问题，这是三个主要项目；拉萨尔派认真地相信，运动已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无论如何他们在组织中的胜利是无疑的了。他们有一切根据来这样想。有一次在柏林举行的会议上，拉姆（莱比锡，莱比锡党的印刷所领导人。——奥·倍·）同意迁往柏林，而盖布因孤掌难鸣，也就不再反对。但是倍倍尔和我，以及奥艾尔声明，迁移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也博得了许多人的赞同，并且重新鼓起了李卜克内西、盖布和其他的人们。于是这一仗打得也很漂亮。我们在宗纳曼事件和与议员日俸有关的事件中得到胜利以后，拉萨尔派（现在柏林企业的经济利益却在为他们帮忙）作孤注一掷。双方都非常激烈；于是打了一个真正的议会战。首先登记发言的有四十二人，在前面的除了倍倍尔外尽是些柏林人。我们以一些适当的建议使这个名单失效，因为出于敌人意料之外，我们方面的人首先上了名单，现在可以大方起来，最后李希特尔（王兹贝克）还为我们出了大力。人们特别激动，双方都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但是敌人却激动欲狂，他们发出暴躁的喧嚷，来充分利用那五分钟的发言，同时我们却保持安静并且个个都缓缓稳重地发言。其结果您已经知道了。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好极了。
哈森克莱维尔终于被盖布说服到莱比锡去参加中央机关报，这就取得了圆满的胜利，因为不这样，人们就会与弗利克（不来梅）一同说：新报纸只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位先生的机关报。这样一来，统一就得到了保证……”
哈赛尔曼于一八七六年十月一日辞去《柏林自由报》的职位回到巴门—爱北斐特，在这里他担任《山地人民之声报》的编辑，并创办一个表面上只以传单形式出版的新机关报《红旗》。但是不久就表现出，哈赛尔曼创办这个报纸，是追求分裂的目的，这使他对党和对中央选举委员会处于不正常的地位，并在次年的党代表大会上又引起了不愉快的争论。
一八七六年到一八七七年的竞选
中央选举委员会在一八七六年十月十二日发出号召，展开竞选。由于该委员会和许多同志的要求，我又写了一本名为《一八七四到一八七六年德意志国会和邦议会的议会活动》的小册子。这个著作此次是以我的名字在柏林印刷合作社出版，也就是在台森多尔夫注视之下出版的，我不久就由我所遭的损害体会到，他适当地利用了这种情况。
国会的末次会期在十月三十日开始。但会期只能很短，而且因为各法律草案对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利害关系，所以我们很少从事于国会讨论，却更多从事于选举鼓动，在那几个星期我由莱比锡到科伦，由科伦到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又从哥尼斯堡到布勒斯劳等地。在哥尼斯堡，我必须在座无虚席的集会上演讲两个晚上，因为我的报告所引起的讨论要到第二天夜晚才能结束。在第一次集会上约翰·雅可比也出席了，人们推举他为大会名誉主席。我到这时才认识他。他仅仅是中等身材，整个态度显然是谨慎的，只有为环境所迫才肯明显地干预公众事务，他给我一个非常亲切的印象。我在第一次大会之前到他的寓所去拜访他，他在一个很宽敞的书房里接待我，里面的书架和橱柜直到天花板都装满了书籍。我真羡慕他这个布置极好的房间，这个房间的舒适安排简直诱人工作。雅可比在次年春季因患结石症施行手术而去世；前一年十月弗兰茨·齐格勒在他之先死去。
※※※
回到莱比锡以后，我召开一次民众大会，议程是：“妇女在现今国家里的地位和向社会主义前进。”虽然我们使用的是莱比锡最大的会场，但还容纳不了大批潮涌而来的听众，许多人因为没有隙地而不得不折回。听众中妇女很多。我分析给她们听，她们对于眼前的国会选举也必须加以如何热烈的注意；但因她们暂时还没有选举权，她们的任务就是参加竞选的鼓动，并且催促她们的丈夫和有选举权的男性亲属参加选举，而且要拥护主张她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完全平等权利的社会民主党。集会进行得很如意；这还是第一次要求妇女参加政治性的竞选活动。
我从莱比锡急急忙忙赶到德累斯顿去鼓动，在这里我被提为党的候选人。第十七萨克森选区（格劳绍—美拉内）也又提我为候选人，该区有组织的同志们预先声明，如果我在另一个选区当选的话，他们就准备来一个补我的席位的复选，因为他们在第十七选区仍会得到胜利，全世界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事实也就是如此。
我在德累斯顿的三个候选人中间首先得到了相对的多数票。我和自由派的候选人麦侯夫教授进入复选，并以一万零八百三十七票对九千九百二十票取得胜利。在选举的次日，我接到通知胜利消息的电报时（我曾请求不要在选举的当天夜晚打电报告诉我选举结果），我问我妻，地下室里是否还有一瓶酒，在她答应“有”之后，我说：“好，那么让我们今天中午用它来为我的德累斯顿选举人祝福吧。”谈话时我的小女孩在旁边，问道：“爸爸，麦侯夫教授先生今天中午也要喝一瓶酒吗？”我笑着回答她，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教授先生的口味如何。在第十七选区是威廉·白拉克代替我当选了。
选举结果对于我们非常有利。虽然哈森克莱维尔在巴门—爱北斐特以一万四千二百四十五票对一万四千四百八十五票失败了，但是邻近的索林根区以一万零六百三十六票对七千四百五十三票把李廷豪森选进国会，并且格利伦贝格在纽伦堡也几乎当选，但是以一万二千零八十九票对一万二千六百二十五票为敌人所败。党参加了二十四次复选。当选为议员的有十二人：奥艾尔、布洛斯、白拉克、宫廷建筑技工徳姆勒（石威林，第十三萨克森选区——莱比锡乡区）、弗里茨舍、哈森克莱维尔、A.卡倍尔、李卜克内西、莫斯特、莫特勒、李廷豪森和我。
年老的德姆勒偶然谈起，他当过梅克林堡公的宫廷建筑师，建筑了一座华丽的石威林宫，他有个习惯，如果要离开石威林时间较久，就要到公爵那里去辞行。这次当他要起程到柏林入国会时也是这样。大公爵趁这机会同他说：“我祝您一路平安，但是亲爱的德姆勒（于是他笑吟吟地伸出一个指头警告着），您在柏林只不要搞得太凶了。”这里应该提一下：德姆勒是没有通过工头独自和工人订立合同把石威林宫建筑赶来的，并且对所达到的结果非常满意。
二月二日，我写给德累斯顿我们的党报发行人施吕特尔同志，告诉他，我已通知选举委员接受德累斯顿的选举，并且附带提及：
“我觉得很愉快，我这个手艺伙计走到异乡以来整整十九年了，当时自然不会预料到在十九年后的同一天里我把我接受萨克森首府的国会议员委任的声明送给一位选举委员。老拿破仑有一次曾说过，每个兵士的背包里都有一支元帅的手杖，今天可以说每个手艺伙计的背包里都有一张柏林国会议员的全权委任书。一切在前进。我们的朋友，那些敌人，都应活下去。”
敌人对选举结果怒形于色，因为我们所得选票的大大增长远比所获得的几个委任状更使他们震惊。党的票数由一八七四年的三十五万一千六百七十增加到一八七七年一月集结在我们的候选人名下的四十九万三千四百四十七票，计增加十四万一千七百七十七票，即百分之三十六。在萨克森我们得到了相对多数的票，即三十一万八千七百四十票中的十二万四千六百票。
台森多尔夫制度曾逐渐越过普鲁士边界，在大多数中、小邦中成为榜样，这次选举结果证明，这个制度悲惨地崩溃了。即使此后再对社会民主党报纸和社会民主党组织猖狂泄忿，并且对党的代表人物判决得一个比一个更加严酷，也无济于事了。即如俾斯麦遇到幸运，终于得到他长期渴望的严酷的非常法令来对付他所深恶痛绝而又那样害怕的党，也是无济于事的。
一八七七年的国会
在二月二十二日开幕的国会会议中社会问题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社会民主党选票的不断增长特别使中央党惴惴不安，该党现在第一次在加伦伯爵公司名义之下提出一个法律草案，这个草案完全适应自此以后中央党越来越拥护的社会政策上的蛋间舞。以往中央党对于社会问题一向持非常保守的态度。这个草案要改善小企业家以及工人的状况。针对着这个草案弗里茨舍和我拟订了一个对案，要求修改工商业条例中的一、二、七、九和十等项重要规定，使其有利于工人，党团也表示赞成这草案。这个法律草案要求调整监狱中的劳役，监狱劳役应以为国家劳动为限。此外还要求：禁止工厂在星期日工作；如果有的地方办不到，就应当在一星期中给工作人员一天休假；一个标准工作日是九小时；对于女工、十八岁以下的男工和学徒则为八小时；禁止夜工；如果因为企业的性质不可能禁止夜工时，就应实施八小时的轮班制。孕妇和产妇的休假期应相应延长。每个工作场所应实施一种由劳资双方约定的工作规则。此外还要求：对矿工也取消工作登记；只有在工人要求之下才填发证明书；规定双方相同的解约通知期限，禁止实物工资制[2]，对于女工和学徒应有更严格的保护办法；设置同业公会和劳资仲裁机构；在国家卫生署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实行一种国家劳动检查制度。最后我们要求保障和扩充集会结社权。
中央党和我党同时提请讨论的法律草案，由党团方面的弗里茨舍开始辩论。辩论渐成为社会党人的辩论，我于是得到机会对所提出的谴责予以最有力的驳斥，并对中央党发言人所代表的所谓基督教世界观给以应得的批判。我的演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莱比锡印刷工人协会特予翻印，并送给我一份装订精美的演说辞。
这些建议的讨论并没有实际的结果。
在四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上，国会宣布，哈森克莱维尔在柏林第六选区得三十票多数的选举应作为无效，因为很奇怪，无意中在把一张选民名单订入选区时弄错了，以致有一批选民未能参加选举。进步党希望重选时能再赢得第六区；它却错了。我们把全副精力投入选举鼓动，于是哈森克莱维尔现在以多一千多票的优势而获得胜利。
在讨论铁的关税问题时白拉克发表了一篇关于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的好演说，但是到了表决时，党团的票分散了，只有少数票赞成保护关税。
要修改议事规程第四十六条的措辞，以便防止继续任意提出终结建议的企图，没有成功。这个建议不再付讨论。相反地，国会却同意了停止对我提出刑事诉讼的建议。台森多尔夫为了我的国会小册子在柏林市法院建议对我提起控诉，因为那小册子大大地得罪了首相和触犯了刑法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条。这一条是：“凡是捏造或歪曲事实，明知事实是捏造或歪曲的，而仍公开主张或者传播，因而使国家机构或是上级命令受到蔑视者，处以六百马克以下的罚金或是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按照台森多尔夫建议在一月十二日在《柏林自由报》发行所进行搜查，只查到我的作品十二份，加以没收。
一八七七年哥达代表大会
一八七七年同往年一样，国会党团召集全德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自五月二十七日到三十日在哥达开会。议程是：1．关于国会议员的活动的报告；2．关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动态和现状的报告；3．德国的社会主义组织；4．党报；5．党的纲领。
从再度由奥艾尔作的报告得知，党在一百七十五个选区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三百九十七名。党报的数目增加为四十一种。此外成立了十四个党的印刷所。党的收入是五万四千二百十七马克，支出是五万零六百三十五马克。
因为李卜克内西在家患病未到，关于党团活动的报告由弗里茨舍代作。我因为营业羁身到五月二十八日才同李卜克内西一起到达哥达。
关于组织问题由特尔克作报告，他以当选的组织委员会的名义建议通过下列决议：
“鉴于普鲁士当局以空前的大胆正式宣布社会主义团体在普鲁士完全非法，代表大会不拟再设立党的组织，以免德国，特别是普鲁士对它使用现行的结社法；代表大会听任各地党员同志们各按地方情形和需要来进行组织。”
这个决议没有讨论就一致通过。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当时差不多全部自由派报纸，进步党的也不例外，无动于衷地看着当局对社会党组织肆行骚扰、压迫和强暴，而很少听到一个字的批评。当局自然把这事只看做是对它的非法暴行的鼓励。
哈赛尔曼的行为又引起了不愉快的争论。哈赛尔曼在一八七七年一月取得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同意由他发行只为支持选举而出版的传单——《红旗》报。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却完全背着中央选举委员会向官厅呈报为正规出版的周刊，他的追随者借此到处排挤《前进报》。毫无疑问，哈赛尔曼是在使党分裂。这一点在辩论中也由大多数发言人表明了。最后我的一个建议只有五票反对被通过了，建议说：“代表大会请求哈赛尔曼同志，一旦《山区人民之声》报（他任该报编辑）能够维持，就把《红旗》报停刊。”但是他早在十月初就不得不声明《红旗》报停刊。该报入不敷出，使他不可能继续办下去。
另一个争论的不愉快程度不亚于对哈赛尔曼的争论，这是莫斯特谈到《前进报》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杜林教授的连载文章所引起的。杜林做到了使柏林运动领导人几乎全体都赞成他的学说。我也认为，由于鼓动的理由，凡是像杜林那样猛烈攻击社会现状并表示拥护共产主义的文章，我们都应加以支持和利用。由这个立场出发，我早在一八七四年就已经由要塞监狱里写了两篇论及杜林的作品的文章，题名为《一个新的共产党员》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有关的书籍是由爱德华·伯恩施坦寄给我的，当时他同莫斯特、弗里茨舍和其他人都是热心追随杜林的人。不久杜林由于他的学说与政府机关和大学发生冲突，这个冲突导致一八七七年六月柏林大学对他的处分，这就在他的追随者的心目中更加增高他的声望。这一切促使莫斯特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如下：
“大会声明，有些文章，例如近数月内恩格斯对杜林所发表的批判，使《前进报》绝大多数的读者丝毫不感兴趣或者发生极大的反感，今后不再刊登在中央机关报上。”
诚然，此后不久杜林的威信在他的社会主义追随者的心目中就遭到彻底的破产。这个人的态度这样专横和狂妄，致使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他。
在这次大会上，福尔马尔（他当时第一次出席党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通过了：
“为了表示一切国家的社会党人的团结，大会决议，派遣代表人参加今年在根特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代表人选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决定。”
格利伦贝格支持这个建议，相反地，李卜克内西警告大家堤防比利时境内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潮流，它将企图操纵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是否举行，我不记得了，反正我们没有派人去；在这期间，党内发生了更严重和代价更高的问题。
萨克森邦议会的选举——《未来》月刊
一八七七年九月在邦议会选区之一的莱比锡乡区（第三十六乡间选区），我们得以使李卜克内西当选为议员。党员同志最初请我为候选人，我谢绝了，因为我不可能期望我的合伙人和营业让我除了接受国会委任之外再接受邦议会委任。选举委员会审查资格时提出，李卜克内西入萨克森籍还不到三年，所以不能当选为议员。选举宣布无效。于是选区的我党同志提出莱比锡律师奥托·夫赖塔格同志，他也当选了。——
从九月一日起，瓦尔特希在兹维考服刑十八个月，次年福尔马尔继之入狱。十月一日，在柏林出版了一种月刊，名为《未来》，由卡尔·赫希博格（一个法兰克福银行家的儿子）出资经营。赫希博格，我可以说，是出于感情主义的动机而参加运动；爱德华·伯恩施坦辞去柏林银行业的职务做他的私人秘书。这个月刊，就其创办人和代表运动一切方向的撰稿人的世界观而言，它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采取了暧昧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引起伦敦两位老人的猜疑，当事件的进展和党遭到的经济困难大大要求赫希博格愿受各方面的经济牺牲时，猜疑就更加深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只从远方观察事物，对于人物和情况没有深入了解，认为赫希博格的这种甘愿牺牲是一种诡计，是一个冷静考虑出来的把党引入歧途而使它背离它的任务的计划。
这是彻头彻尾的误会。赫希博格从没有企图把他的财力用于我们所疑惧的目的，或者把支持所疑惧的目的作为他的援助条件。他的资助是出于好心好意和对事业的兴趣，并且从来没有遇事不同我或其他朋友，如盖布、李卜克内西等商议。但是后来我决定在一八八〇年秋末为了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真相，同伯恩施坦作了一次党内著名的“卡诺沙之行”，解除伦敦人对赫希博格的猜疑的尝试才得实现。这件事见下一册。
我自己为《未来》月刊写了许多文章，其中一篇是关于按比例分配的选举法，这个问题当时在党内还很少讨论。这种选举制度我认为是必然要实行的，而且事实上后来也实际应用了，开始时在拥护这种选举制度的主要国家瑞士，遭到我们那久经考验的同志卡尔·比尔克里的一些反对。但是当我在一九〇一年秋季在苏黎世道代尔教授那里吃过午饭向比尔克里告辞时，他说：“倍倍尔，我们不能再见了”（他那时已七十九岁），“但有一件事我想告诉您，您那时在《未来》月刊上所作的实施按比例分配的选举法的建议是正确的。”几个月后比尔克里死去；他准确地预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入狱的时机又成熟了
一八七七年六月十二日，我也终于以一个被告人身份站在柏林市法院的臭名远扬的第七庭之前。台森多尔夫在我的小册子里发现侮辱俾斯麦的地方不下三个，此外，如上文所述，还找到了个违背刑法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条的地方。俾斯麦是热心于提起公诉的。不错，我对首相的态度是有点欠温和。当我写这本小册子时，想起了一八七六年初他在国会中当面侮辱我的发言，而且多数派通过了一个讨论终结的建议使我不能答辩，我还愤愤不平。如果我当时能畅所欲言，就非常可能免于这次侮辱首相的罪名，我的小册子里对俾斯麦的攻击就指的是国会中这件事。此外，当我有一次攻击民族自由主义者时讽刺他们，说他们受首相奴仆般的待遇，而绝没有想要侮辱俾斯麦。这事发生的时候，正是班伯格议员因为首相对他和他的朋友的待遇而忽然有了可佩服的自知之明，说了一句使人难忘的话：“我们简直是狗！”
我对军国主义所作的尖锐批判被认为违犯刑法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条，可是这批判却完全符合我们所代表的观点。人们控告我，说我捏造或歪曲事实，明知事实是捏造或歪曲了的而仍公开主张或传播，要借此使军国主义的机关遭到蔑视，我觉得这是对我个人的侮辱；因为我所写的东西是符合我的立场和我的信念的。
台森多尔夫作为公诉人很容易尽他的职务，他对第七庭知道得确很充分。他若无其事地站在法庭前面，一只手插在浅色条子的夏服裤子（现今所流行的制服是后来才兴起来的）袋里，上身穿着一件破旧的黑礼服，好像私人谈话似地作了几乎还不到五分钟的发言以后就提议，侮辱首相罪应判九个月，违犯刑法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条应判五个月，一共十四个月监禁，他建议合在一起作一年监禁。
台森多尔夫这种办事的方式使我本已激动的感情更加激动了。我自作辩护。在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中我把起诉各点逐一加以辩驳。如果人们要由我的小册子里搜集侮辱首相的字句，那就必须考虑到我写稿时的情况，就这种情况来说，则所提出的判刑标准太高了。况且违犯第一百三十一条的事根本是没有的。我认为，根据这一条来控告我是荒唐的，因为法庭一定深知，我格外以事实与引自科学和军事权威的文字来说明理由的演说，只是同我党的立场和信念相适应的。
我认为，我这次的讲话很好，但是，即使法官们的注意力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冰雹敲打窗玻璃的风暴所吸引，我的讲话也不能给他们什么印象。法官对窗玻璃何时会被冰雹打破的问题显然比对我的很好的讲演更为视。台森多尔夫认为不值得答复我，就退庭了，在简短商议后宣布，无论如何，我的判决是九个月监禁。
我提出上诉，十月二十八日，案件由高等法院审理。这里由检察官格罗叔夫进行公诉。他在讲话中主张，由于我是再犯不能从轻判刑；他建议维持初级法院的原判。
我仍自作辩护。针对检察官的起诉词我讲了一个钟头。他认为，我似乎因为是再犯就必须从严处罚，这使我特别忿怒。我抗议，人们把一个为了他的信念而奋斗并一再同刑事裁判官打交道的被告人和一个普通犯人——一个屡犯的小偷或骗子——同样看待。普通犯人为了获得个人利益，因而由于利己而犯法，政治“犯”却是为了捍卫或者宣传他的见解而违法，乃是由于理想主义。对不屈不挠地维护自己观点的人，不应该从严处罚而应该表扬。没有一个政治“犯”会由于捍卫他的信念而与刑法发生抵触时会像普通犯人那样被社会所鄙视的。而且政治犯甚至还会因此在他的同志的心目中赢得威信。
我在继续讲话中，把重点放在违犯刑法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条的控诉上。我因而取得了法庭的首席法官的许可，宣读我那包含军国主义批判在内的长达七页的文章。结果：我被免去违犯第一百三十一条的罪名，但是由于侮辱俾斯麦，被判监禁六个月。
我要附带说明，几个月以后，在十二月间，保守党的社会政治家鲁道夫·梅耶尔也由于侮辱俾斯麦被高等法院判处监禁一年。那个也对我提了公诉的检察官格罗叔夫现在说，他希望，这是最后一个侮辱俾斯麦的案件。但是，这种案件一直到俾斯麦不再做首相时，就是说过了十三年才不再发生。
考虑到我的家庭和生意，我非常盼望能在莱比锡服刑，但是按照部里颁布的法规，这里只能处理最高不超过五个月的徒刑，于是我向主管机关询问，是否可能准许我在莱比锡监狱里服刑五个月。等这里批准以后，我往柏林向第七庭庭长赖希请求，准许我在普略曾湖服刑一个月后把下余五个月改在莱比锡地方法院监狱里服刑。使我吃惊不小的是，他非常有礼貌地接待我，并且表示同意我的建议。
于是我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开始在普略曾湖服刑。入狱的手续很是繁琐讨厌。当我被引到劳役监督官的面前时，他用这句话来迎接我：“现在，倍倍尔先生，普略曾湖政治犯监狱的情形如何，您大概从莫斯特的作品中知道了。”我回答说，我固然看过这作品，但是为时已久，我请他告诉我有关情形。于是他那显然抑制已久的对莫斯特的愤怒突然发作起来。他说，他懂得，囚犯把官员看做敌人，并且背着他们尽可能设法图谋占便宜，但是随后公开叫嚷他们怎样欺哄官员、怎样诱使他们让步，这是卑鄙和愚蠢的行为。他接着叙述，莫斯特的作品发表后在普略曾湖的官员中发生了什么作用和后果。他结束他的激动的谈话说：“莫斯特只要再落到我们手里，我们要向他报复他那泄露机密的行为。”
不久他就又落在他们手里，并且他们给了他充分的报复。莫斯特到普略曾湖监狱来会我时，会立即遭到拒绝，这就使他预感到一旦遇到机会什么事情在等待他。
我获得了可以从事写作并且在夜晚灯火可以点到十时的权利。我的马克思《资本论》和各种其他社会主义著作都被没收了，好像我还有什么会被腐蚀似的。由于劳役监督官绝对地要求我不但要从事读书，而且也必须拿出点作品来，于是我便写了一本以《十八世纪的法国》为名的小册子。
膳食不能自理，只有那些因为欺诈而入普略曾湖的交易所投机者才可以自理，政治犯是不准的。但是这种粗劣的伙食即使不说使囚犯厌恶，也特别使囚犯苦恼，它的菜单是固定不变的，也就是说，在一个星期内，早上、中午和晚上所供给的膳食按次序地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循环着。我在普略曾湖将近两个月，体重大减。我不懂，监狱的医生怎么会准许这样的伙食制度。由于我的要求，医生准许我吃所谓病号饭。于是我每星期有三次午饭可以得到一份确实不错的肉汤和一份插在尖木签上的麻雀肉（因为不放心让犯人用刀叉），还有洋芋和蔬菜。麻雀肉这个名目的来源是这样，这一小块肉在形状和大小上看起来很像一只拔去了毛的麻雀。
我打算在圣诞节前由普略曾湖迁往莱比锡，这样我就可以到家里去欢度佳节了。我的女孩迄今共过了八个圣诞节，其中有四个我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我希望不要第五次在监狱中过圣诞节。但是事情竟然如此。我向莱比锡监狱管理处请示，我可否在圣诞节后到那里开始服刑，该处回答说，暂时还不可能，因为牢房已经住满了。到一八七八年一月十八日我才迁往莱比锡。
当我在普略曾湖服刑时，监狱牧师曾屡次找我来谈政治事件。我被准许看《福斯报》，这个报照例在每周末，即星期日我才能全部收到。莫斯特那时开始用他的全副热情作退出邦教会的公开宣传。他所发起的民众大会拥挤不堪，而且情绪激昂。当现在新成立的基督教社会党在宫廷教士斯托克尔领导之下也举行集会，并且这政党的演说家也去参加莫斯特的集会，但在那里，如所预料，这些演说家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吃了亏时，这种激昂情绪高涨起来了。这种鼓动使得国内的信徒大为震怒，监狱牧师也很激动。这甚至使年老的皇帝在一八七八年三月回答邦议会议长祝贺他的寿辰时说：“宗教必须为人民保持着。”
内部事件
当我在监狱里有时间作各种各样的思考时，党内党外发生了一系列特别重要的事件。柏林的同志们在十一月间创办了一个保护劳动人民利的协会，以代替被解散了的组织。基督教保守派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创办一个周刊《国家社会主义者》，撰稿人有沙夫莱教授、冯·舍尔教授、银行家沙姆特尔、Ad.瓦格纳教授、托特牧师、彼得曼博士（德累斯顿）等人。福音派社会政治家不愿意让天主教的社会政治家独占阵地，而要在社会民主党面前把那些还可挽救的福音派工人挽救出来。
在重大政策方面似乎也面临改革。帝国的支出不断增加，需要有新的收入。向各邦摊派的弥补帝国亏空的款项日益增加，但因各邦本身在内政方面需款日增，所以各邦就越来越觉得困难了。俾斯麦最不愿与闻用直接税来弥补日益增加的开支。他痛恨直接税，并且他自己也在可能范围内设法逃避税。早在一八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国会里阐明他的税收思想时就说过：
“我从来就根本赞成尽可能用间接税来筹措一切款项，并把直接税看作一种又苛刻又拙笨的应急办法，类似摊派税款，唯一的例外是我可以称为体面税的税，这是我永远要维持的一种直接税；也就是富人的所得税……大家彻底了解，这指的是确实富有的人……我几乎迫不及待地要加重烟草税，虽然我很愿意让每个吸烟人都享受这种快乐。与此类似的还有啤酒、烧酒、糖、煤油和一切这类的大量消费品，可以说是广大群众的奢侈品。”
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者也倾向于以同一办法来弥补超额开支。因为当时俾斯麦同一部分保守党人冲突很大，另一方面同中央党仍是敌对的，所以他有心联络那时同亲密盟友形成国会中最大党的民族自由党人来拥护他的政策，因此，他同他们的领袖冯·本尼格森先生谈判他入普鲁士内阁的事。本尼格森愿意如此，但是他认为有必要取得其他领导同志对这一步骤的同意。在拉斯克尔的影响下，大家一致认为，如果除本尼格森之外还有巴伐利亚的斯陶芬堡男爵和冯·傅尔肯贝克先生也可以进入内阁，才可以同意本尼格森参加内阁。本尼格森独自一人对付不了日益增涨的反动的保护关税主义的潮流。俾斯麦对于这个条件，尤其是对拉斯克尔大为震怒，并斥责他说，总有一天再让他尝尝滋味。后来老皇帝听说要邀请本尼格森加入内阁，认为他在一八六六年对汉诺威王室的态度可算是半个叛逆分子，表示坚决反对本尼格森担任普鲁士的阁员，于是全部计划付于流水。俾斯麦不忘记民族自由党人所干的他认为得罪了他的事，他不久就对他们进行报复。
※※※
一八七七年年底，奥艾尔由汉堡迁往柏林，与莫斯特等人一同参加《柏林自由报》的编辑工作。奥古斯特·盖布力求使尤利乌斯·莫特勒接替奥艾尔充任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但是一八七六年由于私人原因已脱离了莱比锡印书业合作社领导机关的莫特勒加以拒绝。
此后不久，柏林发生了两件事情，使广大群众紧张起来。一八七八年三月七日，柏林联合印书馆的经理奥古斯特·汉士去世，定于三月十日安葬。汉士不是演说家，却是个杰出的组织者，柏林运动的一切线索都汇合在他手里，他不顾身患疾病（他死于肺痨）还是尽其所能进行帮助和策划，从不厌倦，因而获得了柏林工人最广大的同情。他的葬礼形成了柏林社会民主党的空前大示威。警察局长对于运动的理解表现在他禁止游行队伍携带旗帜，即使是隐蔽起来的旗帜。
示威游行进行得又安静又有秩序，使敌人非常佩服，《喧声周刊》甚至刊登了一首诗：
给社会民主党
他们近来纪律严明，秩序井然，
就他们这次游行而言，我们承认。
如果我们也作这样大的游行，
希望能保持同样的纪律精神！
我们乐意为他们鼓掌喝彩，
只有白痴才认为这不公平。
不愿意向敌人学习的，
就有败无胜。
几星期后，柏林发生了第二次，或许还更为盛大的葬礼。《柏林自由报》的责任编辑保尔·邓特勒也死于肺痨，但是他死时的情况令人气恼，于是党在柏林和全德国掀起了一阵愤慨的风潮。邓特勒和汉士一样，是一个年纪还轻的人，他为我的官司热心地做了不少的琐碎事情。他身材瘦长，面色苍白，皮肤细嫩晶莹，这是痨病患者常有的现象，他的为人非常和蔼可亲。
一月十八日，邓特勒被控在《柏林自由报》上犯了多次渎君罪以及其他罪行，在重病中被拘押审讯，并在二月七日被第七庭判决二十一个月监禁，他声请上诉。于是邓特勒申请鉴于他身患重病免去他上诉而不变的待审拘押。法院要求监狱医师核定病情。一星期又一星期过去了；列文大夫（这位贵人的称呼）屈尊到囚舍来看一次，问邓特勒觉得怎么样，随后就又无影无踪了。邓特勒终于获得的是他在死前不久从市监狱被往慈善医院的囚犯科。
邓特勒从这里写信给《柏林自由报》编辑部说：
“我的情况日益恶化，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提请注意（请求暂释），没有效果。第二个星期开始，又结束了，在这个星期的末一天——我申请以后的第十四天——医药顾问乌尔夫来了……乌尔夫先生作了很仔细的检查以后，说我的情况非常严重，就走了。——自从那次检查以后又度过了整整八天，我仍旧不明白我的命运如何，第七庭以后开庭三次，并且我——我今天下午散步时吐了血，根据以往的经验，这是将在短期内跟着来的更厉害的肺出血的预兆。我现在一次肺出血会像以往经历过的两次那样幸免于难，我简直认为不可能。”
所预料的大吐血发生了。四月二十四日，邓特勒逝世。四月二十八日，举行殡葬，送葬的人非常众多；这是对他所遭受的待遇的一种激烈的抗议。为邓特勒送葬的人那么多，又使资产阶级既惊讶又害怕。《马格德堡报》在描写这种惊骇的情形时这样说：
“看见这次送葬，谁还能说柏林工人营？这是团、旅、师，甚至还要多，这是整个军团，向确实为他们的事业立了大功的死者致最后的敬意。”
此后，柏林还出现过多次社会民主党人的送葬行列，规模比汉士和邓特勒的还要大，这些是向资产阶级大声说出的警告。
一八七八年春季的国会
在这期间，国会在一八七八年四月六日开幕。我又因坐牢不能参与。我的请假建议和以往一样仍遭拒绝。
我们的议会党团很勤于提出提案。它建议：修改宪法第三十一条（议员即使在徒刑中也应释放），修改国会选举法：实行封套制，选举规定在星期日，根据每次户口调查规定选区的数目和范围，修改刑法法典有关操纵选举的规定；有关结社和集会权的法律草案，建议修改迁徙自由法（限制驱逐出境），对于委员会设置劳资仲裁机构的报告的建议，对于政府所交议的有关修改工商业条例的法律草案的建议。
那时期常发生社会党人的辩论，有一次俾斯麦开了个玩笑，他愿意把波兰的一个地区给我当作社会主义实验示范区。我因为被关在牢狱里面，对于他的这个玩笑不能作适当的答复。
我听说莫特勒想讨论工厂童工问题，在二月十二日写信给他说道：
“昨天格拉特斯台恩博士告诉我说，你托他搜集有关儿童死亡率的材料。如果你这样做只是为了用工商业条例附则来限制童工，则以不涉及数字材料为宜，因为就我所知，没有可用的材料。儿童死亡率之大是众所周知的，近年来也是如此，但须注意的是，除工厂劳动以外，恶劣的住所、恶劣的饮食和病中恶劣的护理也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反之，如果你把一岁婴儿大量死亡归之于母亲在工厂中工作，则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闹棉花恐慌时，母亲们缺乏工作，婴儿能够不离母怀，所以幼儿的死亡率显著减少，这无疑是再好没有的实例了（参看马克思的《资本论》）。
我认为，你最好在这里干脆指出这种劳动本身在肉体上和道德上的害处，并且连带指出，母亲在工厂工作必至破坏家庭生活，并且诉诸敌人的感情，如果他们的妻和孩子提出这种要求，他们该说什么。此外，政府为了使厂主能作更多剥削的阴险举动，也应受到相当的指摘。
可是这里有一个新的解决一切的好意见。如果外国竞争使厂主难以完全禁止童工和基本上限制女工，那就应该釆取政府业已在其他范围内采用而有成效的方法，缔结各种有关的国际协定。如此，则政府不仅使德国的舆论站在它的方面（这在其他问题上几乎是没有的），而且也能博得国外劳动阶级的同情。这种措施的道德压力之大会迫使每个政府都接受这样的建议。
我相信，我们用这张王牌可以赢得很多胜利。
对于舒尔采—德里奇关于合作社法的建议（第十一期印刷品），你们可以再提几个补充建议，例如实行有限制的赔偿义务，类似以前萨克森的合作社法。舒尔采的建议也有些是必须坚决反对的。我提出我的一份报告备用，在报告里我对题材加了几个注解，可据以发挥。奥艾尔或者谁有兴致，可以担任这一章。
我遇便就把报告（第十一号文件）交出去，但请代我保存，将来仍予赐还。”
在莱比锡狱中和此时发生的事
我利用狱中闲暇来写作，其间也为《前进报》写了一篇文章，提倡创设党的总图书馆（档案馆）。数月后发生的事件阻碍了计划继续进行。我后来在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又重新提起这个意图，这时从事《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书店工作的施吕特尔同志答应实现这个意图。党的档案馆随即建立起来。
此外，我完成了《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在次年发行第一版。我也写了一本小册子《国家卫生局及其纲领》，其中讨论社会卫生问题，据我看来，国家卫生局必须能解决这些问题，才符合它的名称和地位。
我这次在莱比锡服刑，使我有机会帮助一部分同狱者来稍微改善他们的情况。当时狱中的高级领导是一个老年的典狱官，据说他在他的职位上用下列手段致富，他以获取高额利润的价格把食物和饮料卖给有钱的囚犯。此外，我的看守者（他很高兴同我闲谈）在私人谈话中告诉我说，典狱官还用其他方法在囚犯身上作弊。他克扣囚犯的手巾和肥皂，囚犯必须把规定的使用时间延长一倍。囚犯们用瓷碗盛午饭。当然有时会有一个被打破。但是典狱官不予补充，于是必须等待一部分囚犯吃过饭，才能用未经洗涤的碗把已冷的食物盛给另一部分囚犯。
这个消息激起了我的忿怒。我现在想出一个办法来阻止典狱官的这种行为。法院院长当时兼任监狱的总监，我坐下来写给他一封申诉书，描述全部非法行为，但是我以刚离开监狱的囚犯身份来叙述亲身经历的典狱官的不法行为，这样我就不至于受牵连。这封信自然必须是匿名的。
我妻下次来探问我时（每次都是当着典狱官的面），我秘密地把一张纸条塞在她的手里，纸条上写的是请她在一个约定的夜晚正九时半从我的囚舍窗前的街上走过，我将丢给她一封信，再由她用辨识不出的笔迹抄写一道，而后送交法院院长。事情就这样办了。当我妻带着小女孩在街上出现时，我由三楼上丢给她一封相当厚的信，很响亮地落在寂静的街道碎石路上。我妻急忙拾起信来，同女孩赶快跑开，她以为听到有人从后面来，怕是来追她的。几天以后，看守人很激动地冲进我的囚舍，对我说，院长和典狱官在上午大闹了一场。老头子——他是这样称呼典狱官的——被院长叫去，并且根据一个释放了的囚犯所写的一封信，列举了他一切的罪恶，把他大加申斥。老头子非常生气地来到他们看守人这里，命令立刻革除恶规。看守人非常得意地叙述这件事，我自然慎防他发觉写信人是谁。
※※※
五月初，中央选举委员会号召召开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时间是六月十五日到十八日，仍在哥达举行。议程中的第三项：讨论社会民主党对国营和地方经营的企业的态度，登记的报告人是我同李廷豪森。讨论这一项目的起因是俾斯麦的计划，即铁路国有以及实行烟草专卖的计划，烟草专卖计划当时虽未公开讨论，但已泄露出来，说烟草专卖在俾斯麦同冯·本尼格森先生的谈判中占有重要位置。我党的李廷豪森同志公开表示赞成保险事业国有化，但在党内并未完全取得同意。
但所筹划的会议没有实现，当时发生的事件使它不能举行。
霍德尔的行刺及其后果
五月十二日，我在囚舍得到一个使我惊讶万分的消息：前一天下午三时，莱比锡的某一名霍德尔的人，据说是个会民主党人，行刺老皇帝，但老皇帝没有受伤。我起初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个名叫霍德尔别名莱曼的人，我是知道的。霍德尔前一年出现在莱比锡党内。我不认识他本人。因为他没有工作，也许是他不愿工作（他曾学过锡匠），就从事于推销我们莱比锡地方机关报《火炬报》和出售社会主义书籍。但是不久就证明他是个骗子。他侵吞了收进的钱，这使《火炬报》发行所早在四月五日就已公布，撤销霍德尔销售报纸的职务。而且在数日后莱比锡党支部作出决定，建议把霍德尔开除出党，事实上中央选举委员会在五月九日，也就是在他行刺以前两天，在《前进报》上宣布，霍德尔被开除出党。
霍德尔不可能留在我们这里，于是转到民族自由党鼓动者斯巴利希和民族自由党的《莱比锡日报》的编辑部，并且为了金钱供给他们一系列假的夸张的对党的控诉，《莱比锡日报》企图以此对我们进行敲诈。他在莱比锡完成了反党的使命后，斯巴利希及其伙伴设法甩掉他；他们给了他往柏林的旅费。到柏林以后，他脚踏两只船。他加入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协会，同时也参加宫廷教士斯托克尔的基督教社会党，当时在斯托克尔的周围集结着各阶层大批的危险人物。还有个裁缝格伦贝克，二年前他在斯图加特和慕尼黑因为行骗被社会民主党开除出党。格伦贝克后来也离开了斯托克尔，他透露说，除了霍德尔之外，还有诺比林博士也是基督教社会党的成员，这个人就是后来第二次行刺皇帝的人。格伦贝克遵照宫廷教士的嘱咐，开列了一份新的党员名单，其中却没有诺比林的名字。霍德尔在柏林既推销社会民主党的，也推销基督教社会党的报刊和作品，即《国家社会主义者》和传单《热爱国王与祖国》。当他被捕时，在他的身边还搜出李卜克内西、莫斯特和我的像片，他也拿这做生意。关于这个人的道德品质是不问可知的了。
俾斯麦在弗里德利希斯卢合一听到霍德尔行刺的消息，马上打电报到柏林说：“以非常法令对付社会民主党”，由此可见，他如何迫切期望有个机会尽可能给这个可恨的政党以致命打击。起初公众和出版界对行刺的消息相当冷淡。当个别报纸企图使社会民主党来负行刺的责任时，半官方的《汉堡通讯》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七十八年内对出名的政治人物发生过三十五次暗杀和暗杀企图，而且凶手是属于各种不同的政党的。政治暗杀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孕育下产生的这种控诉，是不能成立的。国会起先对于这件事也还是很冷静，所以五月十四日我们要求暂停对莫斯特进行刑事诉讼的建议未加辩论即予通过。
在第一次审讯时，霍德尔反驳他有意向皇帝射击的说法，宁可说他是意图自杀，作为迫使他出此的我们悲惨情况的标志。作为佐证，在被捕时他口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并且他所用的手枪是件劣货，这支枪，据造枪工人在检查后确定，在几步以内都不能命中。此外还确定，霍德尔是他的母亲的私生子，他的母亲和一个姓莱曼的结婚，所以他有时也姓莱曼，他受的教育很坏。虽然人们在他的脑子里塞满了教义问答和圣经格言，可是他不能写出一句正确的话。此外还确定，他患有花柳病。他在被带去受审时，傻笑着进入法庭，在判决后同样笑着离开。他给他的双亲所写的信末尾署名：麦克斯·霍德尔，行刺德意志皇帝陛下的凶手。还确定了，他从小就是个骗子和小偷。这个人的整个品行，据判处他死刑的法院确定，是一个精神和肉体都陷于混乱的人的品行。而由于一个这样人的行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却被钉在十字架上。
霍德尔想请奥托·夫赖塔格律师做辩护人。夫赖塔格也表示愿意担任辩护，但他要求把案卷送到他那里，给他八天研究时间并准备辩护。值得注意的是二者都被拒绝了。人们非常急忙从事于对霍德尔的起诉和处决。现在霍德尔得到了一个义务辩护人，这个人不会做别的，只是请法院原谅他抽中了签而必须担任这个谋反者的辩护人。霍德尔的头在刽子手的斧子下落了地。维尔周教授请求把霍德尔的头给他作解剖硏究，也被拒绝了。
死刑的文书须由弗里德里希皇储签署，因为当时皇帝遭到六月二日诺比林的行刺而受了重伤，由皇储代理。此后皇储在他摄政期间，即使是双料凶手，他也没有再签一张死刑判决书。还有其他征象表明，他对整个事件有如何不同的理解。
第一个非常法
俾斯麦所要求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不久就实现了。俾斯麦的非常法的草案早在五月十二日就到了柏林，于五月十四日由他的秘书处制定好并且得到了他的同意。早在十六日，它即由联邦议会批准（萨克森政府对这最为热心），五月二十日草案连同缘起被送交国会，二十三日即已列入议程。
民族自由党人在全部进程中心情不佳；他们本能地感觉到，俾斯麦在背后还另有反对他们自己的计划。普鲁士政府也有变动，预料决无好事。代替本尼格森和傅尔肯贝克参加内阁的是两个极端保守主义者，欧伦堡的包图伯爵和司透耳堡—维尼该罗德的乌都伯爵，即那个在一九〇九年担任国会议长时去世的人。自由贸易派的自由主义者财政部长冯·康普豪森也只得辞职，由意志薄弱的民族自由党人霍伯瑞希特继任。自由主义的文化部长法尔克，即反对中央党的五月法令和文化斗争期中唯一开明的法令（实行民事登记法）的起草人，也必须让位，这些都意味着对中央党的极大让步。所以民族自由党人有一切理由感到怀疑。
根据共有六章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提案，联邦议会可以禁止追求社会民主党的目标的印刷品和协会。一旦国会开会，就必须把禁止事项通知它。如果国会要求取禁令，则禁令即行失效。警察局可以临时禁止在公路、街道、广场或其他公共场所散发印刷品。但如果在四个星期以内联邦议会方面没有禁止这项印刷品，则警察禁令即行取消。禁止和解散集会权完全由警察掌握。对于这，是不准上诉的。违反禁令者处以五年以下徒刑。印刷品即使没有法官的命令也可没收。被禁止的协会的主持人，被禁止的集会的召集人与頠导人以及供给被禁止的协会或者集会以会场的人，至少应处以不少于三个月的徒刑。这个法令的有效期限是三年。
预料在讨论提案时议会党团将通过它的发言人激烈反对这个法令，我在五月二十日由监狱写信给莫特勒说：
“因为实施非常手段是事实，那么，我们这方面为此发言的人就不应忘记，必须把他的发言散发出去几十万份。也要注意到，如果议案被否决了，国会就要被解散，那么我们就处在竞选的前夕，这个发言将发生它的效用。所以首先要把我们手里有关这个发起人的一切材料，逐项加以研究。
《法兰克福报》的星期日晨刊有一篇很好的社论，请你们注意。法令草案近于疯狂。”
但是议会党团经过长久讨论后决定，通过李卜克内西发表一篇声明，今后不再参加辩论。
国会的辩论由欧伦堡伯爵的简短讲话开始。接着由李卜克内西发言，作了以下的声明：
“在法院审讯还未结束之前，就想利用一个疯人的行为来实行蓄谋已久的反动计划，并把还未证实的对德意志皇帝行刺案的‘道义上的主使’归罪于一个政党，而这个党是批判任何行刺的，并且把经济与政治的发展都理解为完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这种企图本身在每个公平人的眼里都要受到充分的谴责，因此，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选民的代表感到不得不作一声明：
我们认为参加今天提交国会的非常法令的辩论是与我们的尊严不兼容的，并且任何挑拨，不管来自何方，都不能动摇我们这个决议。但是我们的确要参加表决，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尽我们的一份力量来防止一场史无前例地摧残人民自由的行动，用我们的票决胜负。
不论国会表决的结果如何，惯经斗争和迫害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以正当的不可战胜的事业的意识所赋与的具有信心的镇静态度正视未来的斗争和迫害。”
继李卜克内西之后，由本尼格森发言。他的发言我认为是他直到那时最好的一次发言；这个发言表现出，他也能换一个样子，他能用比以往流行在民族自由党发言人方面的观点更高的观点来判断事物。他在发言中说，政府的见解已明白显示出来，即明知法案会被否决而仍交议。他希望，这种见解要纠正。他指出政府的不安定和动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厉害。内阁危机在普鲁士是永久存在的。如果人们想要独裁强权，首先必须知道：谁来行使强权？像所要求的这个非常法令，他的党不能同意，历史指出，这个法令引导到哪里去，而且毫无好处。他为此作了长篇的历史考据。此外，他在发言中还主张停止文化斗争。他是个厌倦的人，他希望看着斗争的结束，在这斗争中虽然他和友人曾一度为这在俾斯麦领导之下的斗争喝彩欢迎和奋斗到底，这些所谓文化战士却迄今没有获得丝毫好处。最后他自愿明年在普通法典的基础上帮助通过一个议案，使公民自由同公众生活中的合法秩序和牢固权威为一切阶级统一起来。
那么，他现在自愿效力于他和友人二年以前用充分理由所反对的东西。这又是完全民族自由主义的。但是，事与愿违，本尼格森及其友人却被迫来作他们目前所拒绝的事情。
经过两天讨论，法案的第一章以二百四十三票对六十票，六票弃权，而遭否决。中央党全体投票反对这个议案；民族自由党人有贝塞勒、格奈斯特和冯·特赖奇克三教授表示赞成。根据这结果，政府把议案撤回。
非常法令既暂时搁置下来，欧伦堡伯爵就于六月一日给警察机关一个训令，要它严厉对付党。“应当负责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并且为这个目的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法律手段，要谨慎遵守法律所画定的范围，但在这个范围内要使用到所许可的限度。”
开始就不需要这样的要求。警察到处表现出他们极热心于救国活动，检察官和法官也不亚于警察。
诺比林的行刺及其影响
我于五月底被释出狱。六月二日，一个星期日，我同妻子和小孩去散步，下午七时以后回家。我们才到家，夫赖塔格律师的妹妹急急忙忙地到我们的寓所来，很激动地问我们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住在郊区，所以消息传来不快，特别是在星期日。我回答她说：不知道。夫赖塔格小姐接着问：“您认识一个诺比林博士吗？他今天下午行刺皇帝，皇帝受了重伤。”我哑口无言，好像触了电。我回答说，诺比林这个名字我不熟悉，但我认为他决不属于我党。这位年轻的女士才放心而去。
次日早晨，我急忙赶到《前进报》的编辑部，去听一听那里有什么消息，以及人们对这事如何看法。公布的一个电报并没有一个字提到诺比林属于社会民主党。我松了一口气，走进编辑部说：“呐，他们不能拿这个人牵连我们了。”李卜克内西、哈森克莱维尔和其他在场的人也都和我的看法一样。没有人认识刺客，就是他的名字以前也没有人听说过。我心情坦然地离开了编辑部，但是几分钟后我又必须转回去，因为这时又公布了第二个电报，说诺比林在第一审中供出，他是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有同谋者。我们大家都哑口无言。
后来证实乌尔夫电讯社的这些报道，也和其他许多当时故意传播的这类消息一样，乃是大大的谎言和捏造。但是这些却最圆满地达到了目的。舆论原已为了六月一日得到的消息，说当时德意志舰队一艘最大的“大选侯号”军舰在大白天和一艘载有乘客五百人的船只相撞而沉没在英国海岸附近，而极为愤激，现在听到第二个暗杀消息，就沸腾起来。
当俾斯麦得到这消息时，他欣喜欲狂地叫道：“现在我抓住了这些家伙（民族自由党人），现在我要把他们逼得尖叫起来。”然后他才问到皇帝受诺比林猎枪重伤后的情况。现在解散国会和因而重新选举已确实在望，由此他渴望得到所需要的多数，这个多数就可以批准反对我们的非常法令以及由实行保护关税获得的新收入。
诺比林是从菩提树下街他所租房屋的窗子射击皇帝的。射击以后，他曾企图自杀，连放两枪都没有成功。皇帝被刺后，许多人闯进诺比林的住所，一个军官用军刀把他的头部砍伤很重。诺比林一时失去知觉，已完全不能受审讯。可以确定的是，他多年前曾在莱比锡学习农业，并且在我们最凶狠的敌人比恩包姆教授的学院里的辩论会上表现为我们党的激烈对头。他从莱比锡到德累斯顿，进入伯麦尔特教授的学院，这人也是社会民主党的激烈对头。在德累斯顿，诺比林曾屡次在集会上发表反对我们党的演说，因此，我们在那里的同志，如福尔马尔、施吕特尔、巴士基等都认识他。这些人后来在对诺比林的审讯中作证，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头脑非常混乱。他和党的关系比霍德尔更少。许多人发表意见，认为：由于新闻界大量报道霍德尔这个人的消息，有一家家庭问题报刊登了他的精美木刻的背像，这引起诺比林去干这件事。认为诺比林是精神病患者的意见非常广泛。就连始终对社会民主党仇恨最深的敌人、自由保守主义的《邮报》也写道，诺比林在回答一切问题时嘴上都带着奇怪的笑容，由此可见他神经错乱。并且审问诺比林的法官曾对《日尔曼尼亚报》的主编马容克说：“报为诺比林所描绘的形象完全不切当，他绝不是个有理智的人，他比霍德尔更为愚蠢。”到了九月十日诺比林死在监狱里的时候，丝毫没有取得证据能证明社会民主党直接或间接同凶手有联系或者对他这行动有所影响。
对于那些要不惜任何代价利用这两个暗杀案来成立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的煽动者来说，一切这些确证都是不存在的。俾斯麦滥用他借助收买费造成的对于大部分报纸的强大影响来激起民众对社会民主党的狂热仇恨。凡以社会民主党失败为有利的人，特别是一大部分企业家，都附和这些报纸。在敌人的阵营中，党被称为暗杀党，使群众不信上帝、王权、家庭、婚姻和财产的毁灭一切的党。这些敌人认为最光荣的事是对这个党作斗争，如果可能，就把它消灭掉。几千又几千被当作会民主党人的工人被抛弃在街头。各报的广告栏里刊登着声明，工人们负有义务，此后既不隶属于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也不保存和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也不为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捐钱。企业家的恐怖政策是这样厉害，我们的党报要求党的拥护者，他们可以在任何声明上签字，但是过后他们还是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于这样的恐怖政策不必守信。恐怖政策和与此相连的抵制政策还有发展：爱国的房东通知他们的社会民主党的房客搬家，还有多年来喜欢把社会民主党人当作主顾的酒馆老板现在也要求这些人回避他们的酒馆。莱比锡的《前进报》和《新世界》的主编——李卜克内西、哈森克莱维尔、盖塞尔习惯于每天下午编辑工作结束后到一个固定的酒馆喝杯“早酒”。老板在让人告诉他们，不欢迎他们来临。《柏林自由报》和其他地方的编辑人也屡次碰到类似的事情。
在石威林，年老的德姆勒的窗子接连两夜被捣毁，这使七十四岁的老人异常忿怒，一时离开了石威林，并且拒绝充当国会候选人。但是，一切这些狂暴行为和政治疯癫还不足以满足“爱国人士”的迫害狂。真真假假渎君罪的告发潮涌而来。经法院证实，许多告发人是因为个人利益受到损害，复仇心切，于是进行告发。但是这并不妨碍宣判最严厉的处罚。大部分的法官也被迫害狂所成染，于是，他们就宣判一年、二年、三年以至五年的有期徒刑，这些是法律所许可的最重刑罚。以往丝毫不能惊破检察官的宁静的言论，现在都被看做重大罪行而受到最严厉的处罚。
七月初，进步党的《福斯报》写道：“在我们报道各地判决（因为渎君罪）的徒刑的总额高达五、六百年以后，我们不愿把悲惨的名单继续发表下去。”但是，法官既已完全忘记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对他们还有什么可说呢？在两个月内计有五百二十一人被判徒刑共约八百十二年。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警察机关，一如往日遇有这类机会时一样，也似乎丧心病狂，搜查住宅，并根据不可靠的揣测妄加拘捕。极大多数的被捕者在短时期内又释放了。
早在五月，汉堡市政府就已禁止举行全德职工代表大会，哥达市参议会在六月初也禁止举行德意志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各官署也屡次反对各协会和集会。统治集团屡次使人向我们传话说，要如何堵住社会民主党的口和逼它抗议，就可以开枪了。《柏林自由报》因此发布通告说：“谨慎小心，有人要开枪了。”虽然如此，还有一批党报宣布从七月一日起订户增加。《柏林自由报》的订户由新年的一万份增加为一万四千份。但是一八七八年九月底，《柏林自由报》的六位编辑也被关起来，其中有理查·费雪尔，他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因为加入流亡者同盟而被判七个月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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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普遍的迫害对于我和我的营业非常不利。我在长期监禁以后有必要来作一次业务旅行。这次旅行应当到德国西北部和莱茵河下游一带去，这些地带大部分是我以往还没有去做过生意的地方。这就某种意义来说，也是我的幸运。我在那些地方熟人极少，在旅馆中可以冒用假名，因为我若使用本名，人们决不容我作客的。我天天在餐桌上所耳闻目见的，是客人们如何对党，也特别对我个人表示无比的仇恨。如果我被认出来，就会发生极严重的事件。但我在向商人推销我们的出品时，也遇到这类事情。我首先在萨雷河畔的哈雷访问一个商人。他认为我们的出品合意，并给我一张值得重视的订货单。但是我一把我们商号名片递给他，他看到商号的名字，就粗暴地声明：“我不同这家商号作生意，请您取消我的订货。”这样的事我常常遇到。有些人不作任何解释，就拒绝订货。我这一趟生意做得非常坏，在六个星期后回到家里时，我因结束了这段经历而欣喜，因为我所售出的货物还不足以补偿我的旅费，虽然我企图把旅费保持在最低限度，并且为了这个目的，在有些地方，不管雨天还是烈日之下，我自己把九公斤重的样品箱在街上背来背去，来节省搬运费。
一八七八年的国会选举
回家后，我就投入选举鼓动中。俾斯麦在这里也懂得趁热打铁，并且两次暗杀事件使他摆脱了内部的各种纠纷，遂向联邦议会提出解散国会的建议，联邦议会在六月十二日接受了这建议。选举定于一八七八年七月三十日举行。
如果俾斯麦只为搞一个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令，则不解散国会也可以达到目的。在诺比林行刺以后，民族自由党的全部报纸，并且在各种时机还有该党议员们也都保证，他们现在准备批准反对我们的严厉的非常法令。
但是单用这个已不再能事奉俾斯麦。他决心要打倒民族自由党人的势力；他声明说，他们的主张对于任何政府都不是正当的。然而这些要求却向来是如何有节制。他促使公布一个正式的纲领宣言，他在宣言中完全背弃了盛行的、所谓为自由贸易服务的经济秩序。其中说：法学家、官吏和学者，那些不从事生产的人们迄今所占的优势使议会走到不切实际的方向。政党间的仇恨，各党团的争权，党团领导人的野心使人把时间都浪费在雄辩表演上。大多数人没有生产性的职业，他们既不从事手艺，也不从事生意，既不从事工业也不从事农业。经济的利益却由那些依靠薪俸、酬金，议员日俸（这在当时国会还没有。——奥·倍·），新闻事业或有息证券为生的人们来代表。
这个激烈的攻击不仅是极其清楚，而且也粗野透顶。对竞选能发生影响的官员们现在认清了他们应办何事，并且依此办事。
竞选以空前未有的激烈发动起来。俾斯麦的选举口号不妨碍一切资产阶级政党把对我们的斗争看做它们最主要的责任。“社会民主党必须离开国会。再不准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当选”，也成为进步党报的口号。虽然人人都看得出俾斯麦的阴谋何在，他不仅要消灭我们，而且也力图削弱自由党，当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同保守党候选人在爱尔福特选区进入复选的时候，进步党领袖欧仁·李希特尔把选举口号打电报告诉他的同志说：宁要鲁西乌斯（保守党人），不要卡培尔（社会民主党人）。他对我们的仇恨，竟使他不见选举策略上的自然规律，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同自由党人同样是俾斯麦经济政策的敌人，而将来的国家是没有考虑到的。
我又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候选。在德累斯顿和我竞选的是冯·弗里森男爵（一个退职部长）和一个进步党候选人。我在初选时得到九千八百五十五票，冯·弗里森七千二百六十六票，瓦尔特（进步党人）五千四百一十票。我和冯·弗里森进入复选，复选由选举委员会定于八月九日，即冯·弗里森庆祝他的七十寿辰的日子举行。显然人们预料我定会失败。但是我竟以一万一千六百十六票对一万零七百零二票胜利了。在莱比锡，我得了五千八百二十二票，较上次选举多六百票。除我以外，我党最后当选的还有：白拉克（格劳绍—美拉内），弗里茨舍（柏林），哈赛尔曼（巴门—爱北斐特），凯泽尔（奥德朗—夫赖堡，萨克森），李卜克内（司透耳堡—卢皋），赖因德斯（布勒斯劳），瓦尔特希（米特维达—里姆巴赫），维麦尔（安那堡—曹堡，萨克森）。这样一来，共有九位议员，其中只有二人，即白拉克和李卜克内西，是在第一次投票中当选的。
因此，把社会民主党赶出国会的打算落空了。而且票数也比我们遭到凶恶迫害后所敢希望的更为有利，因为在一批选区中，敌人的恐怖政策非常厉害，使我们无法进行鼓动。党在第一次投票时共得四十三万七千一百五十八票，一八七七年一月选举时共得四十九万三千四百四十七票。这就损失五万六千二百八十九票和三个委任。敌人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
选举的全部结果，果然不出所料，是俾斯麦的胜利。民族自由党由一百三十七个席位降为一百零六个，进步党由三十九个降为二十六个。保守党的委任则相应地有所增加，中央党也稍有增加。
现在俾斯麦为了推行他的政策有两个可供支配的多数派。一个同意反对我们的非常法的民族自由党—保守党多数派，还有一个赞成他那关税政策的保守党和中央党再加上民族自由党右翼的多数派。剥夺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政治权利和通过关税政策加重群众负担的新纪元现在就可以开始了。要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作出决定的新国会定于九月九日在柏林召开。
这幕戏可以开始了。这是一出悲剧，注定了社会民主党要为君主—资本家的利益的牺牲品而遭受致命的打击。但是这次也同以往经历过的许多次一样，事情发生了变化。这位要用棍子打死我们的海格立斯[3]，在同所仇恨的敌人作了十二年对他很不名誉的斗争以后却自己倒下来，陈尸在旷野上。
[1]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十九——二十八页。——译者
[2]实物工资制：全部或一部以实物（货物、生活资料等）代替金键付工人工资。
[3]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大力士。——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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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1917年10月：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1917年10月：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俄国革命的合法性研究》（1992）
第一章1917年10月：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
↘“少数派军事政变”神话
↘“血腥乌托邦”神话：即刻实现的社会主义？
↘“狂热分子党派”神话
当今，一场诋毁1917年十月革命的运动正切实地在西欧与东欧进行着。这场运动的论调往往尖酸刻薄。如斯大林主义的“杰出”行径一般，它将自身的基础建立在对历史的篡改与虚构之上。与之斗争，不仅在科学和政治上是必要的，同时还是一项思想清洁的任务。为真理而战，同样也是为了公众生活中最起码的体面而战。
在第一章，我们将讨论当前论战文章中最常遇到的三种神话。
“少数派军事政变”神话
第一种神话涉及十月革命的性质问题，即认为：它仅仅是一场由列宁这位谋略大师组织，并由一小撮职业革命者实施的邪恶军事政变。1991年8月26日莫斯科军事政变未遂后的评论显示了这个观点。有些人甚至声称，第二次（失败的）政变足以为推翻1917年第一次（成功的）政变所取得的成果提供了可能。
事实却截然相反。十月革命是有史以来根基最深的群众运动顶峰之一。在当时的欧洲，只有1920年德国工人针对卡普-吕特维兹政变的起义，以及针对弗朗哥分子军事法西斯夺取政权的加泰罗尼亚起义，在规模上与其具有可比性。但这两者无一例外都更加局限，持续时间更短。
历史资料从来都没给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的代表性留下任何可供质疑的空间。我们这里没有必要引用那些与列宁关系密切的人的著作来证明这一点[1]。如今，十月革命之前、期间和之后的群众运动的范围已被充分论证[2]。在这里，我们将简单地从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们的许多证词中引用少许：
……布尔什维克顽强地工作，毫不松懈。他们在群众中，在工厂的长椅上，日日相继，从不停息。在彼得格勒，在工厂和军营，每一个神圣的日子里都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演讲者在演讲。对于群众来说，布尔什维克已经成了他们自己人——因为布尔什维克总是在那里，他们在工厂或军营的细枝末节里以及在最重要的事务中发挥着带头作用。他们已经成为了唯一的希望，即使这原因仅仅是他们与群众是一体的，因为他们慷慨地给予群众如童话故事般简单却万分甜蜜的承诺。群众与布尔什维克共同生活和呼吸。一切都掌握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党手中。
在这个党派为绝大多数人所追随的时候，在这个党派已经事实上征服了所有实权和权威的情况下，去讨论军事阴谋而不是民族性质的起义，显然是荒唐的。[3]
德国历史学家奥斯卡·安维勒（OskarAnweiler）对布尔什维克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他曾提到：
布尔什维克在几乎所有的大工业中心的代表会中都占多数，在驻军城镇的大多数士兵代表会中也是如此。[4]
马克·费罗（MarcFerro），另一位对布尔什维克持凶猛的批评态度的评论家，不禁提到：
首先，布尔什维克化运动（Bolshevization）是群众激进化的结果，因此也是民主意愿的体现……
群众的激进化充分说明了政府政策的无效性（尽管5月份以来有着社会主义者的参与）。该政策借着必要性的掩护，在统治阶级和大众之间建立起了调和程序。但是谈判非但没有改变既定的秩序，反而使之更为长久地存在……
从那时起，在城镇和军队中就出现了不满的情绪。此外，那些从一开始就对"阶级合作"原则提出异议的人得到了满足。他们中最不肯妥协的，也就是列宁倾向的布尔什维克。工人们要求减少不人道的工作条件。正是有产阶级对这一要求粗暴、狡猾的拒绝，导致了工厂被占领，工厂主被查封，以及十月份后对资产阶级的报复……
这一运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其组织形式也如上所述。对镇压的恐惧，以及对背信弃义的领导人的愤怒，足以解释委员会在这场导致了十月革命的运动（布尔什维克化运动）期间所形成的基本的专制主义态度〔！〕。这并非是布尔什维克的专制主义态度，而是对他们领导的运动的声援。[5]
对于孟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丹（Dan）来说，在革命前夕，群众：
……开始越来越频繁地用急躁的运动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不耐烦，并最终……转向了共产主义……罢工接二连三地发生。工人们寻求用提高工资来应对生活成本的迅速上升，但他们所有的努力都随着纸币的持续贬值而失败了。共产党人在自己的队伍中提出了“工人控制”的口号，建议他们把工厂的经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阻止资本家的“破坏”行为。同时，农民们开始接管大型地产，赶走地主，并放火烧掉他们的庄园。因为他们担心，从那时起到召集制宪会议期间，土地可能会从他们手中逃走。[6]
十月革命是在“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AllpowertotheSoviets）”的口号下发动的。历史学家贝里尔·威廉姆斯（BerylWilliams）以如下方式总结了导向十月革命的过程：
苏维埃政权，而不是党的纲领或制宪会议，被群众视为他们问题的解决方案，只有布尔什维克才真正认同苏维埃政权……这个政党现在有能力乘着人民的浪潮取得政权。[7]
在第二次苏维埃大会（theSecondCongressoftheSoviets）上，“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观点的支持者赢得了69.6%的授权。在1917年12月9日至23日召开的全俄农民代表大会（All-RussianCongressofPeasantDeputies）上，赞成苏维埃政权的人略占多数（左派社会革命党〔LeftSRs〕及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安维勒（Anweiler）在研究群众对苏维埃政府1918年1月解散制宪会议的态度时得出结论：
在人民的队伍中，很少有人对布尔什维克的强制措施提出抗议。而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当时还相当“柔和（soft）”的思想和肉体上的恐怖主义。布尔什维克在很大程度上预见到了制宪会议在和平与土地等问题上的决议，这一事实也同样起到了不小的影响……广大的工农群众……更倾向于同意新主人的具体措施。尽管苏维埃在组织和代表方面都有缺陷，但群众仍视它们为“自己的”。[8]
“血腥乌托邦”神话：即刻实现的社会主义？
第二种神话及对历史的虚构：布尔什维克发动政变是为了立即或在短期内在俄罗斯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地球上的天堂。在苏联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涅克里奇（AlexanderNekritch）的世界里，布尔什维克“让乌托邦当权（pututopiainpower）”，而我们也习惯于从他的世界中获取更多的客观性[9]。
实际上，苏维埃夺取政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以此达成一定数量的具体目标。这些目标是：立即结束战争；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确保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避免红色彼得格勒被克伦斯基（Kerensky）交给德国军队而遭致粉碎；阻止资产阶级对经济的破坏；建立工人对生产的控制；阻止反革命取得胜利。
我们可以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公式来概括他们的目标：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摧毁国家，特别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革命当然会迅速发展为执行社会主的任务，但这并非由于布尔什维克是乌托邦主义者，而是因为人民群众拒绝对他们的解放施加任何自我限制——正如托洛茨基早在1906年就预见到的那样。他们感到自己是国家和街道的主人，因此不愿意静静地呆在工厂里，让自己沉默着、永远地被剥削[10]。
在十月革命的前夕与之后，实行工人控制的倡议自发地成倍增加。当工厂主试图实施大规模裁员或关闭工厂时，这些倡议也几乎自动地导致了对工厂的征用[11]。
1917年11月至1918年3月间，有836家企业被国有化。四分之三的征用令来自地方机构，如工厂委员会、工会、地方苏维埃和地方经济委员会。只有5%的企业是由中央收归国有[12]。
布尔什维克并不希望实现“乌托邦”，即单独在俄国实现即时社会主义。事实上，他们一致反对这种想法。对列宁来说，他从未向俄国群众隐瞒：在俄国赢得政权的历史作用是鼓励国际革命，特别是德国革命（考虑到俄国的力量关系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事实）。
朱利叶斯·布劳恩塔尔（JuliusBraunthal）强调了这个问题对列宁的重要性：
“国际工人革命、社会主义的整个未来都处在危险之中。”这一论点几乎在他于1917年秋季推动中央委员会采取行动的所有文章和信件中都反复出现。他重复说：“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日益成熟和其不可避免的性质，已经不容置疑……我们正处在世界革命的门槛上。如果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我们不能单独通过决议来响应德国革命（例如德国海军的〔水手〕）的呼吁，那我们就是国际的叛徒。[13]”
当然，不应该依靠上面所说的内容，就猜想社会主义观点不是布尔什维克宣传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也不应该认为社会主义观点对其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没有哪怕一丁点的影响。
对于当时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来说，“苏维埃政权”、“工人政权”（或“工农政权”）和社会主义导向实际上被视为同义词。这与他们在1917年4月前的立场正相反。
但列宁不断地强调，这仅意味着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开始走这条道路，且只有这一条道路。列宁认识到，一个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一个阶级消亡的社会）只有在国际革命胜利后才能存在。1918年1月，他在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重申了这一点：
我对我们“刚刚进入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还未实现社会主义”不抱任何幻想……我们甚至远远没有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我们从来没有抱过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也能够实现这一过渡的希望[14]。
“狂热分子党派”神话
第三种神话和对历史的虚构：1917年10月的“政变”是由一小部分渴望权力的、狂热的、高度集权的职业革命家在列宁的操纵下实施的。
事实上，经过1917年2月到10月之间的几个月，布尔什维克已经成长为一个群众性政党。它将俄国无产阶级的真正先锋队聚集在一起：他们被认为是天然的阶级领袖。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职业革命家（全职组织者）的数量极其有限[15]。这个党派是有史以来官僚化程度最低的群众党。在它的25-30万名成员之中，仅仅有700名全职人员。它以十分民主的方式运作：无数的讨论和意见的分歧存在着，并且它们通常进行了公开表达[16]。
这种免于压迫的自由，不只限于少数领导人——他们在处于少数派地位时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如布哈林或“左派共产主义者”），包括在单独的日报上发表意见。党的整个机构都是如此。因此，在1917年的几个月里，维堡的党委员会派遣自己的煽动者们进入波罗的海舰队，从而反对彼得堡委员会的论点，因为它认为彼得堡委员会对待临时政府过于宽容。
在十月革命前的工厂委员会会议上，两个布尔什维克派系公开表示自己意见相左。第一派以米留金（Miliutin）和拉林（Larin）为代表，得到了梁赞诺夫（Ryazanov）、罗佐夫斯基（Lozovsky）和什利亚普尼科夫（Shliapnikov）的支持。它想将工人控制同中央计划要求结合起来。第二派则由斯克里普尼克（Skrypnik）和丘巴尔（Chubar）为代表，他们首先坚持在基层采取分权的举措。
这一传统依然存在。1921年，在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在禁止派别的斗争中，仍然可以发现它的痕迹（我们将在后面再谈论这个问题）。在讨论中，列宁强力抨击了基谢廖夫（Kiselyov），这位代表批评了决议草案赋予中央委员会的某些特殊纪律权力。他显然在论战中冲昏了头脑，稍后便立即进行了自我批评：
同志们，我很抱歉使用了“机枪”这个词，并在此郑重承诺不会再使用这种词，哪怕是比喻性的，因为它们只能吓唬人，而且事后你也无法弄清它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没有人打算向任何人开枪，我们确信，无论是基谢廖夫同志还是其他人都不会有理由这样做[17]。
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完全融入了俄国社会及其有生力量。工人反对派的第一个纲领，即在革命的六年后用来反对斯大林派的崛起时，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党（是）……有生命力的独立发挥作用的集体，而这个集体由于其与生动的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来）能敏感地把握住这一现实[18]。
虽然十月革命不是政变，也不是简单的自发的群众运动的高潮。它仍是布尔什维克及其盟友，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条不紊地准备并实施的一场起义。
这不是一场秘密的或少数人的叛乱，而是一场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主要在苏维埃政权的体制内组织起的起义。
这是一种新的合法性的结果。它被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所接受，后来又被相当一部分农民所接受。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的合法性超过了临时政府、军事最高指挥部、雇主和大地主的合法性。
在工作场所，工人们因此越来越认可工厂委员会的权威，而非雇主的权威[19]。
在彼得格勒，由于托洛茨基巧妙地领导了鼓动和组织工作，驻军的所有团都在公开集会中表明不再承认军队高层的命令，而是承认苏维埃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伴随着少之又少的流血事件，10月25日才发生了“技术性”推翻临时政府的这一事件。而在欧洲的主要国家，随便哪个周末由交通事故引发的死亡人数，都要比这一事件所引发的要多。对于那些把“光荣的二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的“血腥政变”相提并论的人，让我们提醒他们，前者在彼得格勒造成了1315人死亡，而后者造成的伤亡不到20人[20]。
简而言之，1917年10月的革命是什么？它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顶峰，由一个紧密扎根于群众的工人先锋党领导，并最终走向夺取政权。这个政党首先寻求实现人民最迫切的需求，同时也争取在更广泛的国家和国际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目标[21]。
[1]特见：大卫·曼德尔，《彼得堡工人和苏联夺取政权》，伦敦，1984年；R·劳伦兹，《俄国1917年革命：工农兵起义》，宁芬堡出版社，1981年；J·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伦敦，1966年；S·A·史密斯，《红色彼得堡》，剑桥，1985年。显然，还见于L.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SphereBooks，伦敦1967。
[2]参见，以及前述说明中提到的书籍：E·H·卡尔，《从列宁到斯大林的俄国革命1917-1929》，麦克米伦出版社，1979年；G·孔德，《见证俄国革命》，巴黎，1963年；M·费罗，《1917年10月，俄国革命的社会历史》，伦敦，1980年；R·科恩，《目击者报告中的俄国革命》，慕尼黑，1977年；M·利布曼，《列宁下的列宁主义》，伦敦，1975年；R·梅德韦杰夫，《十月革命》，纽约，1979年。在对后斯大林主义苏联的分析，特别是对工人阶级作用的分析，则见于：A·G·Egorova,RabocijklasvOktjabr’skojrevoljutcii，莫斯科，1967年。G·A·Trukan,RabocijKlasvhobezapobeduiuproceniesovetskejvlasti，莫斯科，1975年。斯大林主义前的苏联的相关作品，见：P·N·Amosovetal:OktjabrskajaRevoljuucijaiFabzavkomy，莫斯科，1927年。
[3]N·N·苏哈诺夫，《1917年俄国革命》，第2卷，牛津，1955年，第528至579页。
[4]O·安维勒，《苏维埃在俄国1905-1921》，巴黎，1971年，第231页。
[5]M·费罗，《从苏维埃到官僚共产主义》，巴黎，1980年，第139至140页，第164页。
[6]丹，见于马尔托夫、丹，《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史》，柏林，1926年，第300至301页。
[7]B·威廉姆斯，《俄国革命1917-1921》，伦敦，1987年，第38，39页。
[8]O·安维勒，同前，第274页。
[9]A·内克雷奇，《被暗杀的红军》，巴黎，1965年。
[10]关于这一点，请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实描述：V·赛日，《俄国革命第一年》，伦敦，1972年。许多引人注目的证词转载于S·A·史密斯，同上。
[11]S·A·史密斯，同上，第223页。
[12]托马斯·F·雷明顿，《在苏维埃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9页。
[13]J·布朗撒尔，《国际史》，第2卷，柏林-伯恩，1978年，第113页。
[14]列宁，《全集》，第26卷，莫斯科/伦敦，第489页。
[15]在试图表明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群众运动的官僚化倾向时，费罗事实上却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在工厂委员会（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基地）第二次会议上，由工人直接选出的成员占93%，由工会、政党和苏维埃指定的成员占7%。在第三次会议，即1917年10月的会议上，这些比例分别为88%和12%（同上，第118页）。一个88%的成员是工厂工人，并由他们的工友们直接选举产生，很难把这样的机构视为"官僚化"或"正在官僚化"。
[16]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二次苏维埃大会的主持委员会中任命了14名代表，其中6人反对起义。
[17]列宁，《全集》，第42卷，第489页。
[18]引自被称为“46人”的提纲。见《1923年工人反对派文件集》，伦敦，1975年，第7页。
[19]见S·A·史密斯（同上，第58-60页，63-64页，85-86页，139页）中关于企业中工人控制的许多举措。赤卫队本身就来自这些委员会建立的民兵组织。
[20]E·H·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1卷，企鹅出版社，1950年，第160页：“1917年10月25日的彼得格勒政变几乎毫不费力地取得了成功，这似乎表明，它确实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吹嘘说，革命本身付出的代价非常小，而在仅有的牺牲中，大部分人都是在他们的对手试图从他们手中夺取胜利时失去的。这是有道理的。”具体的数字，可见W·H·张伯伦，《俄国革命，卷一1917-18》，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1952年（第二版），第85页。
[21]S·A·史密斯（同上，第150-156页）正确地反对了许多西方历史学家的论调，即布尔什维克先天性地反对制度化的工人控制。但令人遗憾的是，他自己在1920-1921年“黑色岁月”的基础上对这一论断做出了让步。在这个问题上，他几乎没有提到后来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和第四次大会上的立场，以及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和第四国际从1923年开始赞成工人控制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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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法西斯政变（1933年4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苏联地下左翼反对派文献汇编
〔新发现苏联地下左派反对派文献〕
ФашистскийпереворотвГермании
德国的法西斯政变
Zveza翻译
来源：《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第2期（12）
说明：本文由亚历山大·福金教授辨识转写，并发表在《AbImperio》期刊上。文中注释也由他完成。关于相关背景，请阅读：死者终于发声（2018）。
赞成《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期刊的人们认为，正在德国发生的事件对全世界都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有必要条理清晰地把关于此事的观点记录下来，所以提出了如下的提纲。《布—列》期刊的编辑部在发表这些提纲的同时，呼吁隔离所内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对它们进行讨论并表达自己的态度。
——《布—列》编辑部
1．在德国发生的反革命政变——三月政变——是一次具有最高历史意义的事件。[1]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相反，它让矛盾尖锐得多、深刻得多，把它提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上。
虽然战后经济高速发展（1920—1929），但它的基础并不是扩大的世界市场，而是正常需求或多或少的恢复。大量投资涌入了被战争破坏的地区，工业的技术重建，尤其是在美国和德国，也需要巨额资金。
世界市场具有局限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的市场因为十月革命而大为缩小，再加上美国、德国、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及它们的殖民地所制造的生产机器数额同时也有极大增长，这些因素证明，战后的经济高速发展是相对的、虚幻的。如果不看生产的绝对数额而是看人均产量，在这一整段时间里，没有哪一年的世界生产总量能超过战前的水平。
经济高速发展这件事本身也不是在所有国家平均发生的。由于战后社会的形变，美国的经济高涨以排挤欧洲产品和资本为代价，而德国的经济高涨让这个国家在出口货物数量方面仅次于美国，它则是以英国为代价。
资本主义社会战后的稳定化是相对的，它很不稳固、也不会长久，其原因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这种停滞。因此，帝国主义者之间，以及帝国主义者和苏联之间为了新的市场再分配而进行战争，这个议题就像无产阶级革命的议题一样，一直都存在——即使现在也存在——不是遥远的几十年间的议题，而是每天、每月、每年都要面对的议题。
战后的欧洲在美国资本的帮助下得到了安抚和稳定，而它的中心则是被凡尔赛和约和扬计划控制的德国。欧洲实际上是在向美国称臣纳贡。[2]到1932年为止，德国不仅为自己，也是为整个欧洲支付了这份贡品中的绝大部分份额。这样一来，它的劳动人民肩负着巨大的负担，它也由此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人民群众的不满早晚会爆发出来，其形式要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要么是布朗热式的法西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浪潮[3]——也就是说，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加战争。这正是托洛茨基同志的想法，他在1926年就指出，美国正在把欧洲变成一个新型的自治领，但这个工程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遇到“人民的抵抗”，它要么是革命，要么是战争。[4]德国民族主义或是革命的大规模爆发将意味着，美国试图把欧洲，特别是德国改造成自己独特的自治领，而在某个历史性的时刻，人民群众，也就是资本主义当中最敏感、最不稳定的一环，会起来抵抗这项工程。这种爆发将会是欧洲平衡的崩溃、欧洲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崩溃，这两种主义作为美国资本的阴影会迅速开始失去其仅存的影响力，并且随着欧洲平衡的崩溃而一同退场。这样一来，历史舞台会被资本主义社会的两股极端力量之一占据：法西斯主义，或是共产主义。
2．世界经济危机深刻地动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巨兽也在它的打击下颤抖。
在危机发生之前，德国资本主义不间断地榨取外国资本，以过度使用国家力量为代价极大地扩张了产品出口的规模，以此来维持平衡。这就让它在经济行情良好的时期能够相对地满足群众需求，并且在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之下安抚他们的政治情绪。
直到最近的世界危机之前，德国资产阶级让自己的生产部门更加合理，同时进行了集中化和扩大化。
在过去的十五年间，德国加紧把化工和冶金行业的企业联合起来，方法要么是把几个公司合并成一个，要么是相互分红，也就是“利益联合”（比如“油漆厂的利益联合”、“钢铁厂联合股份公司”）。尽管有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但与战前相比，德国资本主义的生产部门和生产能力仍然有了巨大的提升。
这一切超大规模的技术和结构重组主要是利用外国贷款来进行的。奥地利也走了大致相同的道路，当然它根据本国的规模做了一些调整。但有一点不同于德国政府：奥地利政府实际上连独立管理国家的权力都被剥夺了，它不得不处在国际联盟的监护和控制之下。
德国经济当中的很大一部分流动资金也由外国贷款，甚至是短期贷款构成。1931年大约有250亿流动资金，其中90—100亿是美国、荷兰、英国和瑞士的资本。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破坏了德国的出口，随后动摇了本来就已经因为道威斯和扬的计划而虚弱不堪的整个国民经济。[5]除了德国资本正常的对外输出以外（1925年到1932年约有90亿马克），外国资本在危机期间也开始流出德国：到1932年（含），大约有40—50亿马克被抽走。从1931年起，德国资本开始恐慌性地逃向海外，希望躲避国内的政治不稳定、世界信贷危机和英国金本位制度的崩溃，由于货币震荡和海关政策的变化（英国开始对自治领国家实施特惠税率，同时对竞争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设置歧视性关税），许多德国制造企业开始整体搬迁前往英国。
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萎缩，资本外逃，信贷危机，企业倒闭，群众失业并且赤贫化，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破产——这一切打击接踵而至，让布吕宁[6]不得不一条接一条地发布紧急法令。这么做的唯一目的就是透支性地向民众征税，以此挽救灾难中的资本主义德国，同时维护广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
国内的政治平衡开始解体。在群众心中，对灾难原因的看法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改变：这是因为战争失败和凡尔赛条约，美国在今后也无力“帮助”德国。没有直接经历过战争恐怖的年轻一代开始集中思想和意志，希望废除凡尔赛条约、从法国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群众看不到美国的作用，因为它并没有直接接收德国的赔款，而是通过法国在做这件事）。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浪潮开始增长，在德国垄断资本的巧妙引导下，它走向了法西斯的轨道。德国的民族解放——这件事无产阶级革命至今办不到（因为1932年共产党的领导层出现了偏差[7]），小资产阶级则试着用反革命的办法来完成它。
3．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帝国主义只有一个办法来维持德国和欧洲内部的“魏玛平衡”和“凡尔赛平衡”：废除或者延期债务，并给德国发放新的贷款。任务的第一部分几乎彻底完成了——延期得到了授权，赔款则有条件地取消了。但事实证明这还不够，没能影响德国国内情况的发展过程。只剩下最后的手段了，那就是给德国提供新的贷款，让它能振兴工业。但提供贷款就意味着增加生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全世界的危机都在深化，德国的货物又要塞到哪里去呢？此外，强化德国的制造业就等于是增加德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而在目前的行情下，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专家更是前所未有地不情愿做这种事。而且，连德国资产阶级自己都不相信国内的政治局势能稳定下来并且匆忙把资本输往国外，那又怎么能把新的资本托付给德国呢？还有一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强德国资本主义撕毁凡尔赛和约的愿望，就没办法加强德国的资本主义。
尽管如此，各国还是做了这样的尝试。因为，在一个顺从的中央党政府帮助下拯救和维持从德国那里瓜分来的殖民地和欧洲领土，这么做的开销比起发动新的战争要小得多。在1931年，法国与英美一道，试图给德国提供5亿美元的长期贷款，但条件是要监督德国的海关，对它的贷款和支出进行财务检查，并且要求德国在接下来10年内不对和约提出有利于自身的修改要求——换句话说，条件就是让德国在“列强”的影响下中国化或者奥地利化。
很明显，布吕宁政府接受这些条件只会让法西斯政变的脚步极大加速。这个条件被拒绝了。但是，由于共产党人缺乏合适的领导，德国还是在向着法西斯主义大踏步迈进。
4．由此可见，战后的资本主义状况、深刻的经济危机、凡尔赛体系让德国的经济走进了死胡同，这一点，以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软弱，使得法西斯的情绪急剧增长。而法西斯的迅速崛起又反过来加剧了经济的混乱，弄得国际交易所没办法用国际资本帮助德国恢复经济。恶性循环形成了，找不到任何“正常”的出路。在金融资本的领导下，庞大的“人民”群众正推动着局势，让战后的平衡，尤其是魏玛共和国这层政治外壳，在爆炸中分崩离析。
三月的反革命事件也意味着德国突破了凡尔赛体系的第一个环节。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战胜国的资产阶级对法西斯政变如此痛恨，而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战败的国家和对战争结果不满意的国家，它们的资产阶级则对此抱着希望和喜悦。也因此，战胜国的资产阶级对德国的工人甚至共产党人表达了出乎意料的好感，他们试图利用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来巩固彼此不可分割的凡尔赛体系和魏玛制度。同时，匈牙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政府希望协助奥地利资产阶级对本国实行法西斯化，这也是自然而然的。
5．三月的反革命归根结底是在对11月9日革命的残余和魏玛体制进行清算。但它是否同时意味着，权力回归到了11月革命前统治德国的那些社会和政治力量手上呢？也就是说，这是不是直接的、公然的复辟呢？
德国的法西斯政权，不管其政府的形式如何——或是会推行法西斯君主制，或是建立法西斯共和国——都是实施法西斯恐怖政策的政权，而不会去重建俾斯麦式的反动。它是德国强大垄断资本主义中最领先和最具侵略性的那一部分进行的统治，也就是工业和银行业资本上层的统治，同时或多或少也得到大农业资本的支持；革命之前或多或少得到过工业和银行业资本支持的容克贵族则并非统治者。
十一月革命之前的德国政权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用托洛茨基短小精悍的表述，就是这样一段话：
11月9日之前的德国是一个没有革命传统的国家。资产阶级来得太晚了，它没法认真地和旧社会的力量争出胜负。在1848年做了一次谨慎的尝试之后，它就把国家统一的任务交给了有普鲁士军队帮忙的俾斯麦。纯粹的封建容克贵族被召过来解决发展资本主义的任务，并且它手里还得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资源。1864—1866—1870年的战争之后[8]，易北河以东的封建领主便成功换了马鞍，从普鲁士这匹马换成了全德意志帝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没有越过“负责任的反对派”这条界限，它一劳永逸地把引导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权力和支配其军事力量的权力交给了容克们。最后，当资本主义发展让德国资产阶级面临世界性的新任务时，它仍然让这群因君主制而团结在一起的容克地主来领导这个武装起来的民族。
德国的军事组织与革命前德国的国家结构完全一致，它们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共同建起了一座封建的高塔。
十一月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团体：“封建的高塔”被炸毁了，直接的权力总体上转移到了资产阶级手里，资产阶级自由派从“负责任的反对派”变成了直接进行统治的主人，而经济上完好无损的容克地主则成了“负责任的反对派”。德国建立起了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得到了改良主义者直接或是间接的支持。
法西斯政变并不改变制度的阶级性质或是社会性质。它仅仅意味着，全部的直接权力都集中在了工业和金融资产阶级这一个狭小的领导阶层手中。德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广度只能和新西兰或者澳大利亚的制度相提并论，而它正在被无情地粉碎。为了实现法西斯主义定下的国内和国际目标，白色恐怖的制度建立了起来；俾斯麦的反动在整个反社会党人法案[9]期间依据戒严状态驱逐了900人，并把1500人关进监狱，总的关押时间大约是1000年（每人平均8个月），同法西斯的恐怖相比，这种反动简直是不值一提。
6．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结束了战后民主和平主义的时代，也对资产阶级民主这种在关键资本主义国家施行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形式造成了沉重的，也许甚至是致命的打击。
法西斯主义——这种实行恐怖统治的反动站上了历史舞台的最前沿，而且这种状态或许会保持好些年。
有鉴于正在德国发展的重大事件，革命的共产主义者有责任去思考和理解，这个急剧的历史转向给最为重要的世界问题带来了哪些新东西：它会为资本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情况带来怎样的直接影响？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和期限如何？苏联近期的前景怎样，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有哪些？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国际组织要完成怎样的直接任务？这一切问题都必须立刻得到回答，哪怕回答的形式极其概括而笼统。
7．以下各种客观因素的交错盘绕构成了三月反革命事件的基础。
（а）垄断资本主义的领导集团越来越希望加强反动，并且借由资本主义垄断来挤压自由竞争，从而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民主；
（б）由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危机和战后所经历的革命动荡，统治阶级希望走向反动，以此来对抗群众的革命化；
（в）民主和平主义和群众的资产阶级民主幻想走向终结。由于美国资本不再流入德国，全世界改良主义的发源地——德国社会民主党最终垮台了；
（г）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德国群众对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度失望至极，这场危机动摇了国民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魏玛政权无力将他们从饥饿、贫困和破产中拯救出来。
（д）有组织的工人和劳动的小资产阶级同共产党人疏远了。他们对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结果感到失望，同时德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在任何时候都无力登台掌权，所以导致了这个结果。
（е）《凡尔赛条约》给劳动者造成的负担使得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和无产阶级当中的一些成分走向了沙文主义；
（ж）如果继续沿用腐朽的魏玛制度、维持《凡尔赛条约》的基础，那么德国资产阶级哪怕用尽一切办法也不可能继续掌握权力了。
以上述的条件为基础，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得以强劲发展，这种发展在持续近八个月的政治危机之后以政变而告终。
早在1922年，列·达·托洛茨基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困境）：是走向共产主义，还是走向法西斯主义——这个问题正在德国变成现实，并且答案走向了法西斯那一头。为了不失去用马克思主义弄清问题的能力，为了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我们必须彻底认清这个残酷的真相。
8．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没有在魏玛共和国里“扎根”，没有溶入其中，也没有让自己“适应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和形式”，而是和以共和国总统为首的“民族党”容克们联手发动政变，拆除了这套制度。
反革命预定在1933年初对工人阶级进行决定性的打击，这并非偶然为之。在前一年，也就是1932年年底，群众中的反革命波涛已经达到了高潮，随着共产党选民的持续增长，群众的法西斯情绪已经开始退潮。如果反动派再多拖延，不把反革命形势变成现实，对法西斯的迟缓感到不满的群众就会进一步退出反革命那一方，而已经开始的激进化进程则会进一步强化。魏玛政权则无力对这一进程设置任何关键性的障碍。1932年的经验表明，无产阶级和跟随其后的小资产阶级尝试推翻魏玛国家体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遇上的唯一重大障碍只能是共产党领导层的迟钝和愚昧（或者是机会主义）。德国帝国主义要么在这个14年以来对它最有利的时刻发动反革命政变，要么冒着风险放走这个机会，并且看着局面在一两年甚至有可能更短的时间内发展成另一个1923年[10]。这就是1932年底时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
这样的形势把德国垄断资本主义的领导集团团结了起来，让它立刻去执行自己的任务：对工人阶级和11月9日“未完成的革命”实施决定性的打击。
这种形势相当显而易见，只有盲人或者不愿意睁眼去看的人才会摸不清状况。这种形势不容置疑地对共产党人提出了要求，必须积极地、千方百计地、热情激昂地准备好阻止这次政变、弥补前些年里失去的东西，必须立刻建立工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立刻准备总罢工、立刻武装工人、立刻向广泛的大众宣告：共产党人做好了准备，决心动用一切手段和力量击退反革命政变的第一波尝试。
9．三月反革命的推动者是德国垄断资本主义和德国帝国主义当中最反动、最沙文主义的圈子。帝国主义通过它的法西斯党把小资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变成自己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聚合体因为仇恨魏玛共和国和共产主义、仇恨领导魏玛德国和缔结了《凡尔赛和约》的政党而联合在一起，它希望不择手段地打破凡尔赛的枷锁，重建强大的“德意志帝国”。
剥削无产阶级和对外侵略的具体纲领把国家人民党（主要是大地主的党，后来才成为大工业家的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党（从目标和任务来看几乎完全是大工业家的党，但它的社会成分并不是）联合在了一起，它们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并把凡尔赛的枷锁转移出去，最好是将它套在苏联头上。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对未来国家形式的看法。国家社会主义者渴望按照意大利的模式建立一党专政，确立工业资本的政治霸权；国家人民党则试图复辟君主制或是建立保守主义的共和国，并且，不管选哪一种方案，都要恢复大地主贵族阶级在战前的政治作用。
对于两党之间出现的一切政治分歧，哪怕是这些分歧的表现形式非常尖锐，也必须牢记：它们在社会成分和遗传基因方面有着特别的亲缘关系。在国家层面，国家社会主义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并没有和以前那个统一的党断绝关系，而只是从中分出去了一些人。它的纲领旨在笼络小资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把他们的不满往反动的方向引导，并将他们变成金融资本巨头的工具。
这个党提出了“激进”的纲领，甚至有一些反对派也对此信以为真，从而把法西斯主义误判为激进的左翼运动，而这又引发了德国局势问题当中最严重的理论和战术错误。
小资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等待着，他们期望这场由他们亲手完成的政变能带来天国般的富足生活。他们把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寄托于此。他们坚信不疑。就像在1914年到1915年间的军事爱国主义狂热时期那样，他们准备好要为争取这种未来的斗争而死。当然，他们在政变之后会逐渐对法西斯主义失望，然而一旦法西斯政府得以巩固，左转的小资产阶级就会在一段时间内被新的国家机器束缚住。这台崭新的国家机器镇压群众的办法比起魏玛政府要强力得多，这就会让小资产阶级难以与革命的无产阶级进行有效的结合。
10．我们很难准确地判断当前德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政变还在继续，因此力量的对比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但有一件事毫无疑问：尽管工人阶级迷失了方向而且内部分裂，但它在政变开始之前就在反对猖狂的反动派所组成的统一战线，而且现在也依然在反抗。如果说德国无产阶级的数量和觉悟逼得民族主义集团整整14年来都在准备发动政变，那么，他们之所以能如此轻松地对无产阶级发动第一波打击（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也是决定性的打击），就是因为无产阶级近年来严重地迷失了方向，而在斗争最为关键的时刻尤其如此。它分裂成了三个部分——社会民主党的部分、共产党的部分和“基督教”的部分，没有人把他们联合起来，甚至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哪怕直接面对着法西斯的政变，也没有人发动他们起来斗争。这些队伍当中也没有哪一支试图单独地阻止反革命政变的发生。结果就是，工人迄今为止也没能对反革命形成统一的抵抗或是局部的反击。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反法西斯（或者说非法西斯）的纯资产阶级“魏玛”政党——天主教中央党和国家党（从前的民主党）用实际行动反对法西斯主义。毕竟，即使是典型的、纯粹的希特勒式法西斯政变也不会图谋重工业巨头和天主教徒的私有财产，或者是夺走民主的商业资产阶级的产权。他们虽然害怕新政权进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实验，他们虽然面临着威胁，有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排挤、没法直接地统治国家，但这些因素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刺激他们，不能让他们用议会表决和在报刊上发表反对文章以外的任何形式和办法同新政府作斗争，而当这些政党并不直接领导政府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受这些政党影响的工人、基督教工会和赫希—敦克工会[11]（即有民主倾向的工人）已经对它们有了现成的反对情绪，〔共产党人应该〕利用这种反对，让工人们脱离这些党派。为了让他们积极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共产党人只能与这些工人联合，在工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下〔行动〕。但这件事并没有做成，而且还不止于此。在希特勒被任命为国家总理之前、任命发生的时候（1933年1月30日）和任命之后，甚至在政变本身发生的时候，共产党领导层都处于完全不作为和消极应对的状态，有鉴于此，这样的结果也就相当自然：这一整支由具有民主思想的工人组成的重要力量仍然没能发挥作用。他们仍然完全受着中央党和国家党的影响，也就是说，消极地见证了这场政变。
中央党和国家党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党。他们反对法西斯，这就和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一样——也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另一种形式。但是，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是资产阶级赢来的，而是由工人的双手争取来的。对于工人来说，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一处桥头堡，它可以支持他们争取日常需要的斗争和建立工人专政的斗争。因此，只有工人才能阻止法西斯，让民主制度免遭清算，而资产阶级，哪怕它再自由主义，也做不到这件事。
中央党并没有明确地投票支持法西斯主义。但如果政变的直接结果不是一个典型的法西斯政权，而是一个稍微有点软化的、可以说是半法西斯的变种国家形式，那么毫无疑问，中央党会像曾经支持威廉君主制那样直接支持它。
国家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部队充当着排头兵，在它后面站着的是：全帝国范围内的部分中央国家机器（包括一部分或者全部的警察部队）；由地方政府机构组成的快速扩张的治理网络，国家社会主义者〔通过〕有力的地方政变夺取了各邦议会、市政当局和基层社区的权力，并将这些权力纳入到网络之中；成千上万名武装起来的冲锋队成员；小资产阶级、官僚队伍、职员和落后工人的庞大群众；最后，还有坚定决心、毫不留情、热情高涨和果断行动——这些因素在阶级的力量对比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而在反革命的民族主义集团背后的是：全帝国国家机器的关键部分；十万名国防军；一部分警察和宪兵；约20万名“钢盔联盟”[12]的士兵；帝国将领和军官团的主要骨干；贵族阶层和大地主。
到选择国家统治形式的时候，国防军可能会因此和国家社会主义者产生冲突或是爆发危机，此时国防军会陷入最严重的分化，不过社会民主党人可能会站在民族主义者一边，他们更倾向于半法西斯的君主制或是共和制，并且觉得，相较于彻底的法西斯政权，半法西斯算是“较小的恶”。由于没有直接受到共产党的猛烈批判，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毫无疑问会试图在这场灾难当中自保——一旦兴登堡[13]在这层含义上显出和希特勒的区别（如果真的会出现区别的话），他们会把自己残余的全部群众基础都押在他身上。
现在几乎不可能明确果断地指出政变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会以什么形式定型——是形成保守主义的反魏玛政权，还是立刻完全法西斯化，因为在这个阶段，“这对搭档中的哪一个在集团内部掌握实际领导权”这个问题的答案还不够清楚。
当然，这两种可能的进一步发展对工人阶级都是一样的危险，它们会给工人阶级带来同样的灾难和同样的恐怖制度。
盟友之间的内部摩擦和斗争会不可避免地加剧。这种斗争的形式有时候甚至会非常尖锐，因为农业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的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小资产阶级愿望和金融寡头任务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尖锐地暴露出来，而且往往会以非常意料之外的形式出现。但是，在新政权巩固之前，这个集团里合作伙伴的目标和任务太过一致了，所以它不太可能因为内部矛盾的爆发而崩溃。如果说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过去应该、能够，而且现在也能够利用整个资产阶级阵营中法西斯派和非法西斯自由民主派之间的矛盾，那么，以这个观点来比较，哈茨堡集团[14]内部的矛盾就很小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不该更警惕地关注这场斗争中发生的一切变故，也不是说无产阶级不该利用这斗争来为自己谋利益。
反革命的具体路线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纳粹在政变本身的过程当中就压倒了民族主义者，把他们彻底排挤到二线。但把全部权力过渡给法西斯主义者这个过程也有可能是通过一次额外的、相对和平的政变来完成；或者是两党合二为一，把中央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残余冲洗掉——无论中间有没有同它们联盟的阶段都没有区别——这就是最有可能的一种选项。
11．魏玛德国的末日和欧洲平衡的崩溃预示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将要死亡，以及改良主义开始终结。
三月的反革命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带来了决定性的打击。在这个最为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它的政策（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和它的理论（用和平演变的办法把资产阶级民主发展为社会主义）在群众看来是非常明显地破产了。它的政策和理论催生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
德国社会民主党今后会不可避免地解体。它会就此瓦解，并分成三股方向：下层工人会通过复兴德国共产党，从而促进共产主义；而中层和高层的机构官僚中，一部分人会和法西斯融为一体，另一些人则会退缩逃避、苟且偷安。无论“正统的”社会民主党人怎样尝试挽救组织，怎样通过半合法或是非法的手段适应情况，他们都不能防止这个过程发生。
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已经破产了，群众在三月已经领受了一次明确而精炼的、历史性的教训。就让今天的反动派庆祝去吧。社会民主党的崩溃是一个开端，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会由此在德国无产阶级的广大骨干阶层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崩溃中获益的不会是法西斯主义，而是共产主义。
社会民主党没有对法西斯政变进行抵抗。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也采取了同样的社会民主主义策略，结果就是，法西斯主义赢得了最重大的胜利，不流血地完成了它的“十月革命”。
国际斯大林主义在过去的漫长年月当中打造了一条背叛世界革命的锁链，而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层对法西斯政变的不抵抗不过是这条锁链上决定性的一环和最终的一环。德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被打败，但它的活动因为领导人的背叛而瘫痪了：他们一枪不发就缴械投降，完全不曾试图及时准备反击，也没有在政变时组织无产阶级起来抵抗，就这样做了法西斯的俘虏。
成千上万名工人领袖、组织者和活动家被当作人质，塞满了德国的监狱和集中营。毫无疑问，狂怒的法西斯会对每一次罢工、每一次工人的武装行动做出回应，要么枪杀这些干部，要么威胁说要立刻枪决他们，这会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瘫痪无产阶级反对反革命的活动。
面对法西斯政变日益增长的威胁，共产党革命的领导层本应该这样做：
А．逐天累日地巩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Б．精心为总罢工做准备，以便能够立刻把它变成现实，应对法西斯的政变企图；
В．周密地做好一切准备，从而能在反革命发生的时候把工人武装起来；
Г．动员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优秀的力量，让他们援助德国无产阶级；
Д．动员苏联红军，积极支持德国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行动；
Е．勇敢地向德国的无产阶级公众舆论公开声明：它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英勇斗争中并不孤单，苏联的无产阶级将以其国家的一切资源——其中包括充分动员战备、等待着这个历史时刻的武装力量——帮助它粉碎反革命；德国的弟兄在1918年对俄国履行义务时怀着坚定的决心，而俄国的无产阶级也将会以同样的坚决履行对它的义务。
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全世界的斯大林主义领导层完全不曾试图为这些起码的国际革命义务做准备，更不打算实施它们，在形势最关键的决定性时刻也没有这样做，因为以托洛茨基同志为代表的列宁主义反对派适时地提醒过要走这条道路。
这样一来，国际斯大林主义就为无产阶级世界性的惨败准备了决定条件；这样一来，它对世界革命的背叛也完成了；这样一来，它就剔除了共产国际的革命要素，把它变成了落后的尾巴、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左翼。
斯大林主义这次关键的背叛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受了相当沉重的一击。
但是，热月—波拿巴主义的官僚无法对共产主义进行致命的打击。而在德国，在新基础上重生的共产主义运动很快就会为人所知，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通向工人阶级的、更加宽广的新路——在不久的未来，反对法西斯的战斗就将展开，这场战斗会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魏玛德国死去了。它的旗帜不再飘扬在德国的市政厅大楼上。阶级力量的平衡多年以来向右移动、法西斯主义在三年间崛起、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国际领导层破产并投降——这一切都被三月反革命化作了胜利的现实。
德国的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旗帜只会由无产阶级革命的红旗来取代。
12．数年以来，列宁主义反对派一直心怀担忧地关注着德国日益发展的事件，不断地说明它们的影响力规模和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反对派不厌其烦，不停地发出警告信号：危险正以法西斯主义的面貌在德国成熟起来，威胁到全世界的工人运动。
共产国际（1929年）对德国的革命高潮和直接的革命形势（1929—1932年）做了错误的预测，列宁主义反对派则不断用正在成熟的、直接的反革命形势进行反驳，也就是说，用“无产阶级进行防守的意图发展得不够充分”这一危险进行反驳，这种危险主要是因为它的领导层大肆吹嘘虚假的革命高潮，导致无产阶级的警觉性麻痹了。
共产国际错误地断定法西斯主义是“群众的左倾激进化”和“通往共产主义的阶梯”，列宁主义反对派则对此加以反驳，认为法西斯主义是由垄断资本主义直接领导的极右翼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运动。
共产国际误导性地断言说（1930—1932年），法西斯分子没有任何发动政变的打算，又说法西斯政变早在布吕宁的总理任期内就发生了，法西斯分子已经在魏玛共和国里扎了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独裁只有可能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形式之内发生。列宁主义反对派则对此加以反驳，指出了法西斯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间的区别，指出了这种区别对于无产阶级这个群体的重要性，指出了这场法西斯政变独特的、不断增长的危险：得胜的法西斯主义，不管它是通过议会掌权还是通过议会外的手段登台，都不会和魏玛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融为一体，而是会拆除这套制度，炸毁它的形式和结构。
共产国际的策略是同法西斯分子组成统一战线，列宁主义反对派则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进行反驳。
共产国际的口号是“把主要火力对准社会民主党”，列宁主义反对派则用“把主要火力对准国家社会主义者/法西斯分子”的口号进行反驳。
共产国际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者”（1928年7月—1933年2月）这个术语让工人在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当中迷失了方向，列宁主义反对派则用以下的论点进行反驳：社会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构成了资产阶级阵线的两极”，它们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直接受到无产阶级革命威胁的时候才会联合起来。
共产国际的口号是“只自下而上建立统一战线”，这实际上就是完全拒绝同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形成统一战线。列宁主义反对派的口号则以共产国际第四届代表大会的思想为基础，既要自下而上，也要自上而下，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当中更是如此。
数年以来，列宁主义反对派一直要求〔共产国际〕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做好准备，采取列宁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中采用过的策略。整个国际斯大林主义给出的答复是，它指责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同志渴望“和布吕宁搞统一战线”、“从台尔曼到布吕宁的统一战线”、“和天主教牧师、罗马教宗搞统一战线”，又说我们支持社会民主党“较小的恶”那套理论。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捍卫以共产国际四大为理论基础的统一战线策略，坚持认为必须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斯大林主义对此诽谤说，我们只想搞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也就是不和群众形成统一战线，而只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联合。
从1930年起，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开始要求〔共产国际〕采取一切措施，在统一战线的口号之下准备举行总罢工、准备把支持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工人武装起来。斯大林主义破坏了这些口号，并且污蔑说我们在散播“布吕宁会把工人武装起来”的幻想。
在上次总统选举前夕，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指出：兴登堡很容易叛逃到法西斯阵营去，因此我们的任务是由共产党主导，强迫社会民主党接受统一战线，推选一名工人反法西斯候选人竞选总统。
然而，领导层用尽一切策略（包括用数百万共产主义选民的选票）破坏了这项任务，从而为兴登堡的胜利扫清了障碍。
从1932年秋天开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坚持不懈地发出警告说，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发动法西斯政变的危险已经不仅是迫在眉睫了，可以说是几周或者最多几个月之内就会发生，也就是说，现在随时有可能，而且必然会听到议会内或者议会外传来法西斯政变的消息。甚至是在离德国几千俄里的这里，我们也能明确无误地感觉到政治危机正在迅速过渡为反革命政变。但就在这个时候，国际斯大林主义却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嗓门喊道……德国的革命危机成熟了。这伙集团在1933年1月30日的《真理报》上写的社论真正地让自己声名狼藉、“永垂不朽”了。反革命的德国总理终于上台的这个时刻，这家被愚蠢官僚掌握的报纸却还在口齿不清地嘟囔说：
“德国的法西斯独裁陷入了绝境。它在原地踏步，没法巩固它的地位。”
托洛茨基预先警告过，希特勒一旦上台，他的力量就会加强好多倍；胜利之后的第二天，法西斯的坦克就会碾过德国无产阶级的头颅和脊梁；这就要求苏联必须调动红军来帮助已经起来斗争的德国工人阶级（而对这种帮助的信心会立刻自发地让他们发动起来！），帮助他们对抗掌权的法西斯主义。如果用台尔曼和曼努伊尔斯基[15]的话来讲，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届全会是这样回应的：“托洛茨基是在挑拨苏联和德国间的战争。”
盲目无知、机会主义、背叛行径和诽谤污蔑，这一切为对世界革命的无上叛卖做好了准备。
13．当然，对于反革命政变为什么会完成得如此轻松这个问题，共产国际的官僚之后会用无产阶级的“消极被动”来解释，说他们“不愿意战斗”，而不会提到这样一个情况：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德共的领导层（更不用说第二国际和德国社民党的领导层）都没有为反对政变做丝毫准备，没有对政变做出抵抗，也没有号召工人阶级起来抵抗它。现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共产国际要如此顽固地抵制列宁的统一战线策略：既然它自己都不会去战斗，也不会为斗争做准备（就和社会民主党一样），那何必把社会民主党拖过来参加斗争呢？
毫无疑问，数百万德国工人好几年来都在这样对自己说：在穆勒和布吕宁当政府首脑的这段时间，革命形势并不好，而共产党还是不断地号召举行总罢工和设立街垒，那么当希特勒、戈林和弗利克们想要掌权的时候，它的抵抗肯定会非常强大。
共产国际大吹大擂地谈论革命，这就对工人掩盖了它的真实面目，以至于几乎没有多少共产党人敢于高声示警：在这个法西斯政变即将开始的时候，六百万支持共产主义的群众却仍然在消极地旁观这场政变。但木已成舟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向法西斯主义投降了，并因此让工人阶级的一切抵抗都陷入瘫痪。
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对共产党人的信任因为国际斯大林主义的这次背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对国际革命的这次背叛超越了珀塞尔主义[16]、中国国民党和1923年的事件，将会在历史书上同1914年8月4日[17]这一天并列。
14．甚至连我们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也低估了共产国际领导层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层堕落的程度。
各国共产党中革命的部分遭到阉割，第一个原因是它们服从于蜕化的俄国官僚制度的内在需要，第二是由于它们在资本主义稳定化的时期适应了资产阶级民主法制这套制度和结构，第三则是因为它们自身机构的压力，它们有惰性，在国会、各邦议会、市政当局和社区里有成千上万个待遇优厚、受人尊敬的职位，党员可以去担任编辑、宣传员、书记等等职务。
列宁主义反对派曾不断地警告过，这些原因会导致僵化、官僚化和蜕化。它们隐蔽地发挥作用，不为群众所察觉，直到在1933年德国发生的事件中才灾难性地突然（看起来是这样）爆发出来，标志着蜕化的量变积累转为了质变。
15．三年间，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认为希特勒会是德国未来的主宰，因此对他暗送秋波。它和共产国际在德国用尽办法，帮助希特勒掌权。它就像曾经支持蒋介石一样，把希特勒扶上了马镫。
在1929到1932年这段时间的法国，在激进派上台之前，掌握政权的是“国民集团”（也就是法国资产阶级真正的统治中心和“铸造委员会”[18]的政治机构）的左翼。这之后法国和苏联间的关系变得相当紧张，并因为“工业党”诉讼案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盟局”案件[19]而紧绷到了极点。恰恰在这个时候，已经发展成一股主要政治要素的德国法西斯主义开始穷凶极恶地威胁法国一方，同时和苏联眉来眼去。从广义上来说，希特勒是把蒋介石使过的手腕又用了一遍。
希特勒这种彻头彻尾的虚伪立场却得到了斯大林官僚机构的认真对待。因此，在1月30日前后，他上台的意义被精心掩盖了起来，等到他“意外地”亮出了他真正的外交意图，也就是和古·埃尔韦[20]轰动性的方案完全一致（见戈林和弗朗索瓦—庞赛[21]的谈话、罗森堡的演讲，以及希特勒自己的讲话），领导层才以两个可耻的举动为标志，发生了恐慌性的转变：其一是苏联把为《凡尔赛条约》作保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其二是共产国际执委会3月5日发表宣言，决定无条件地向第二国际投降[22]。
指望希特勒的民族情感没有任何帮助。哪怕是保守的英国报纸《晨报》（TheMorningPost）也意识到，共产国际及其部门已经被官僚机构转化成了资本主义稳定化的因素，但引用这个论断（《消息报》33年3月4日）也不会起作用。法西斯对苏联的敌视确定不移，于是官僚机构公开地投向了法国帝国主义和第二国际的怀抱。
三年以来，领导层拒绝组织统一战线来对抗法西斯，而现在又用这份宣言把统一战线的策略变成了无条件向社会民主党投降。通过这个举动，官僚机构想靠着叛徒的帮助，避免武装干涉。
相互“放弃攻击”也就是相互赦免。共产国际的义务是不揭露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径，而社会党国际也对共产党领导人同样的背叛行径保持沉默。
这就是3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宣言所表达的意思。
16．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否给了资本主义一次额外的喘息机会？
尽管我们这个时代现在是、而且仍然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尽管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阶级矛盾和国家间矛盾极度激化的结果，但希特勒的胜利还是暂时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日期推迟了一段时间。这就是德国无产阶级失败带来的主要结果。
当然，“几十年”这种说法是谈不上的。就让法西斯思想家们做梦去吧。要说列宁曾写过，如果白卫军在俄国取胜，白色恐怖就会猖獗30—40年的时间，而对德国则不能这么说。
俄罗斯是一个农民国家，工人是人口当中的极少数，其中很大一部分人还没有和农村断绝联系。德国的情况则并非如此。德国的工人阶级占了半壁江山。我们生活在一个战争和革命的年代，群众的政治经验飞速增长，社会生活的一切进程都在突飞猛进，无论遭受了多么残酷的失败，各个阶级都不会长时间地困于茫然和消极。对德国来说，“给资本主义争取几十年的喘息时间”这种资本主义幻想并没有容身之地。
也有看法说胜利者只能坚持一两个月，然后就会相互厮杀，为共产党人扫清道路，这当然是极其严重的误判。我们必须明白，〔现在〕并不是革命的时期〔原文如此〕，无论法西斯怎样激化各种矛盾，无产阶级（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要推翻它都会比推翻魏玛政权困难许多倍。哪怕德国不得不继续戴着《凡尔赛条约》的枷锁，它的资本主义也会无情地镇压工人阶级，为自己赢得喘息和缓刑的机会。
国家的内外矛盾会推动法西斯德国政府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而从历史角度来看就是侵略苏联——因为要想长久地巩固反革命，就只能走战争这条路、通过战争来实现，没有也不可能会有其他办法。
但是，战争预示着革命的剧烈爆发！
当然，我们不该把德国对苏联的战争看成是未来几个月会发生的结果，而很有可能是几年之后的事。不过，法西斯政变也在极大程度上让日本同苏联间的战争提前了。
对工人实行恐怖政策、试图把一切无产阶级组织改组成法西斯机构，这些事当然会在战争之前发生。
意大利失业者打出的口号是“面包和战争”——这证明局势已经极其危险，而且不仅仅是在意大利。
德国反革命扼杀工人组织之后，它不仅可以因此为资本主义争取到喘息机会，同时也能改变政变前最有可能发生的世界革命路线：德国无产阶级可能会把第一顺位让给法国或者英国的无产阶级。
17．在德国之外，法西斯政变最有可能导致哪些力量发生重组？
首先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会得到很大的加强，所有同它斗争的阶级力量则会削弱。
拥有700—800万德意志人口的奥地利在经济上也是德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它相较于德国更加依赖法国和国联，但德国的政变几乎决定了奥地利未来会法西斯化。法国资产阶级阵营的右倾重组和国民集团的上台恐怕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诚然，现在掌权的和平主义激进派在外交上取得了成功，他们把苏联变成了《凡尔赛条约》的担保人，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同时，他们公开地接纳了法国共产党，把它引入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路线，也因此得以加强。然而，法国的主宰并不是这些小资产阶级派别，而是尚且站在阴影之中的反动力量，他们认为，自己的历史任务（或者战略任务）就是以法德组成的集团摧毁苏联。
新的法德战争对法国来说没有任何好处。维持《凡尔赛条约》现在会让它处在威胁之下，可能会遭到来自东边的攻击。经济危机正在动摇它的国民经济。寻找新市场，以及扩张势力范围，这些问题正变得越来越紧迫。因此，法德反动派的思想和目光都自然而然地指向了近东，指向了苏联。只要十月革命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基础还没有被摧毁，也就是说，只要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还没有恢复，苏联就会把世界资本主义当作社会敌对力量而与之对立。
资产阶级到目前为止还不能下定决心开战，因为它担心这么做会引燃世界革命。但苏联和德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助长了它的希望，让它认为资本主义能通过这么一场战争取得满意的结果。
当然，无产阶级可能很快就会辜负资产阶级的期望。在某些条件下，战争甚至可能成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复兴的推动力。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帝国主义者对苏联的战争将会为最大的世界革命风暴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崩溃拉开序幕。
德国的政变会恶化法德间的关系，但很可能只持续很短一段时间。而苏德之间的关系恶化则会严重而持久，最后很有可能会激烈爆发。也就是说，这是矛盾的集中体现，一边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另一边则是唯一一个不直接从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并且它因为十月革命残余的遗产而与前者敌对。
法西斯政变不仅预示着法德集团对抗苏联，也直接地预示着德国会与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组成集团。土耳其也很容易加入其中，战争临近以及领土承诺（可以得到巴统和一部分苏联的黑海领土）会让它离开苏联一边。
对苏联的战争会由美国这个最为强大、最不可调和、最为原则性的敌人提供资金，英国和法国也会参与其中。
苏联和法国像历史上那样长久地组成集团对抗德国，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对于苏联的内部发展来说，这种集团也隐含着巨大的危险。
官僚机构已经迈出了建立集团的第一步。李维诺夫[23]做出声明，同意由苏联保证《凡尔赛条约》的完整（把俄罗斯从《布列斯特和约》里解放出来的不是法国，而是德国），这项声明让苏联朝着法国（用埃尔韦这个超级爱国者的话来说，就是欧洲的宪兵）的武装附庸这层身份迈出了一大步。从今以后，苏联会守护帝国主义法国的东方边界和半法西斯波兰的西方边界！
友好的法帝国主义将敞开钢铁般的怀抱，扼杀十月革命最后的残余。官僚机构把官僚的自保与保卫革命等同起来，今后它还会更加迅速地为了前者而牺牲后者，逐步交出外贸的垄断权来换取法国的回应，保证苏联的西方边界不受侵犯。当然，苏联最终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前提是清算十月革命体制的残余，而如果没有内部的动荡、没有苏联无产阶级的最终失败，这件事就不可能办到。但是，由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全世界反动力量普遍加强，这一切都大大地得到了促进。
法西斯政变会让苏联的各类反革命分子重燃希望、开始活动。国家机器、党务机器、红军、技术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类知识分子当中的波拿巴—热月分子，富农和耐普曼[24]，被斯大林主义冒进政策抛回到反革命阵营一边的广大农民阶层——这些成分的政治意愿都会被德国反革命的胜利激活。这种情况之下，波拿巴主义政变的危险会变得极具威胁。
18．在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十月革命体制的残余仍然在坚持，但斯大林主义已经通过一连串的背叛行为削弱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并且让它失去了组织。若干年以来斯大林派好像是在巩固苏联国家，但实际上只是在自保并且把自己的地位抬到无产阶级的头上。这么做的代价是放弃国际革命的路线，扼杀共产国际；在较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共产党的革命宣传和活动遭到瘫痪，并且它毫不留情地打击列宁主义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同志。因此，共产国际对1930年印度的事件、对英国海军内的罢工[25]保持沉默；因此，它禁止俄国工人对这些事件进行回应，甚至对德国的法西斯恐怖也是如此。（而贪官污吏们为了大肆批判托洛茨基同志，不知道开了多少场群众大会！）
世界的反动浪潮越是高涨，官僚堕落和蜕变的过程就越是坚决。它并不同反动派作斗争，而是亲自加强反动派，把十月革命的成就和传统抛在身后，以此换取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和平（БЕСКОНФЛИКТНОЕ）生存的机会。
官僚机构认为拯救苏联的办法不是世界革命，而是放弃世界革命，它的借口则是可以在唯一国家之内、以这个国家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但是，官僚为了所谓的“苏联本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出卖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换来的不过是一张分文不值的小纸片，上面写着《互不侵犯条约》几个字而已。
官僚不仅没有巩固苏联国家，反而促进了它的失败，因为它破坏了苏联专政体制赖以维持的国际社会基础。
官僚放弃了国际主义的不断革命，也就是正在亲自豢养反革命。
为了打败共产主义运动，苏联的官僚不断为世界反动派扫清道路。
苏联正在和世界无产阶级隔绝，同样地，世界无产阶级也正在和苏联无产阶级隔绝。
德国的反革命正在掀起黑暗的反动浪潮淹没欧洲。全世界的法西斯主义和半法西斯主义组织起国家的力量帮助奥地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者，而这两个国家里只有无产阶级落得听天由命的结果。共产国际既没试着把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并且号召击退反动派，也没有尝试调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源和苏联无产阶级的国家资源来帮助他们，这情形就和11月9日革命前威廉政权封锁苏联无产阶级、让它和德国无产阶级隔离开来一样。
“兄弟般的共产党”号召群众去巴塞罗那和其他地方（不过当然不包括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馆，打破它们的窗户——这只不过是对业已发生的叛卖行径做的“革命”伪装。与之相伴的是，斯大林派绝口不提这场进行中的政变对世界历史有什么意义。对于德国发生的法西斯政变，苏联竟然连一场群众大会都没举办，连一项工人决议都没提出！
德国的反革命政变是对苏联无产阶级的沉重打击，因为它加深了苏联无产阶级与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外部隔绝。
如果说德国的革命会给苏联的革命运动带来有力的推动，那么德国反革命所带来的危险还要更加强大，它让我国的反革命分子振奋起来，推动阶级力量的右倾重组，从而能够让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专政的恢复变得非常困难，波拿巴主义政变得以完成的危险也更加迫近。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意味着：在通向胜利革命的道路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必须要克服世界反动派掀起的新一轮滔天巨浪。
19．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不仅不意味着资本主义走向稳定，反而把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抬高到了新的阶段；只有苏联的失败才能为它争取到在若干年内维持平衡的新基础。德国资本主义用建立法西斯政权换来的喘息机会只不过延长了它受苦的时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欧洲和亚洲将会迎来新的战争，新的社会大动荡也会爆发。
魏玛德国倒台的时候，它的阵营里找不出一个愿意保卫它、为它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但是，与魏玛共和国一同被埋葬的不只有群众的改良主义幻想，还有好几代工人阶级争取到的实际成果。
反革命正在飞速地巩固自己的地位，它在各邦议会、市政府、社区、工厂委员会以及文化和教育组织内展开行动，把腐朽无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留下的政治尸体打扫干净，同时把共产党员清洗掉。
由于工人阶级的领导人投降，关键性的政治高地被反革命兵不血刃地拿下了。但是，群众自发的（СТИХИЙНЫЙ）反击完全领先于他们。在将来，当法西斯主义对工人阶级争取来的社会和经济成果展开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无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间的战斗就将开始。对于这样的战斗，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现在必须帮助无产阶级做好最周密的准备。如果能在这片阵地上对法西斯主义展开有力的回击（ОТПОР），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这就可以变成无产阶级对整个法西斯主义，进而对整个德国资本主义制度发动进攻的出发点。
呼吁德国工人在今天立刻举行总罢工的想法不仅荒谬，而且简直是在犯罪。这就是极“左”倾向最恶劣的表现。如果今天宣布总罢工，那它必然会遭到彻底的、完全的失败。只有在1月30日，也就是凶恶的国家总理上台的那天，才应该、也有可能举行罢工。（СТАЧКУНАДОБЫЛОИМОЖНОБЫЛОПРОВЕСТИВДЕНЬПРИХОДАКВЛАСТИЧЕРНОГОРЕЙХСКАНЦЛЕРА–30января.）那个时候，无产阶级的胜算是相当大的。如果无产阶级在那天用战斗做出回应，希特勒就不会在3月5日收获1700万张选票，相反，他阵营里许多摇摆不定的成员会抛弃他。如果这场斗争立刻转变成内战，它就会开辟出广阔的革命前景。但是斯大林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帮助无产阶级为这场斗争做好准备。共产国际甚至没有向社会民主党提议说立刻用总罢工来回应委任希特勒的举动。本来可以举行一场反对法西斯分子的胜利（ПОБЕДОНОСНУЮ）罢工，但是，这个时机就此错失了（УПУЩЕН）。这就注定了，反革命会有巨大的、飞跃性的增强（到3月5日，有1700万张选票支持国家社会主义者），也注定了政变必然会发生。
20．共产国际曾适时地认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23年所犯的错误（在参可夫政变[26]时保持“中立”）带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托洛茨基同志对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毕苏斯基政变期间的行为[27]（在瓦尔斯基的倡议下，波共中央委员会几乎是支持了这场政变）也给予了类似的评价。而1933年德共中央委员会的策略则是完全无条件地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实施的，而不是像1923年在保加利亚那样违背指示。它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谋而合，而这并非偶然。
法西斯政变彻底撕下了领导层脸上的极“左”面具。现在每个人都会明白：从1927年底（广东[28]）开始的极“左”喧嚣，包括在德国呼吁搭建街垒、在“红色日”无休止的示威和巷战，目的是阻止群众看清领导层当中社会民主主义的重生，让他们的注意力从反对派身上移开，削弱和瘫痪列宁主义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同志的工作，避免他们对领导层进行揭发、组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列宁主义者的国际派别。领导层对共产党，以及跟随其后的群众的行动进行限制和改造，让它们适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制度和形式，并通过极“左”的冒进（总的来说没有威胁到资产阶级）加以掩盖。由此，领导层把共产党变成了避雷针，让它去吸引电荷，也就是群众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并把这种不满导向极“左”的路线——看起来革命，但并不威胁资本主义的基础，它就用这样的办法把群众从列宁主义反对派的道路上引开了。
这个政策巩固了官僚机构同帝国主义列强的友好关系。这类化装成十月革命样子的社会避雷针取代了妥协和解的社会民主主义避雷针，对于列强来说大有裨益。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德国最近的事件向全世界证明了这一点。
21．改良主义曾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基础上蓬勃发展。后者的危机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危机。这一点在德国体现得尤其明显，那里的社会民主党人每年都在不停地失去支持者。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崩溃就是改良主义的终结。法西斯主义或是共产主义——这就是历史提出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工人阶级只会用共产主义来反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
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被斯大林派清算，变成了外交人民委员手下的机会主义附庸，它最有力的部门当中将就此开始崩裂瓦解。将要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不是现在这个共产国际，而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复兴的共产国际。现在的官方党、无党派的革命无产阶级，以及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和列·达·托洛茨基用工人统一战线这个口号争取来的工团主义工人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这些群体中最优秀的成员会在他们周围团结一致，为共产国际的复兴打下基础。
自此，官方共产党的崩溃不可避免，但不是因为希特勒的恐怖，而是因为斯大林派关键性的叛卖。希特勒将把共产主义运动从自私自利的寄生虫手上解放出来；斯大林派的背叛则会把所有坚定不移忠于共产主义的成分推向世界左派的队伍。
今后，国际左派将不仅是共产主义团结的中心，还是整个工人阶级团结的中心，它毫无疑问会得到发展和加强。
共产国际诞生于8月4日。1933年是它走向复兴的有力序幕。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必须在工人阶级各种形式的直接斗争当中掌握主动权。他们要利用好残余的合法性、进行相当隐秘的地下活动，必须用反法西斯斗争统一战线的口号把工人阶级动员起来，让无产阶级的局部斗争尽快转变成全面斗争，转变成总罢工和内战。
22．法西斯主义正在巩固权力，并且每时每刻都在变得更加强大。白卫军式的恐怖已经开始了。已经采用死刑了，而且是官方宣告。领导人的投降不会让无产阶级免遭恐怖政策的毒手，而只会让法西斯主义办事更加方便。
在奥地利，法西斯暂时还没有取得胜利；
在法国，反动派暂时还没有上台；
在德国，法西斯还没有最终巩固；
在苏联，〔波拿巴主义政变的〕过程还没有完成；
德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被打垮——在目前这个阶段，消灭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机会还没有丧失。但要做到这件事，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奋不顾身的革命勇气和决心；要让红军上好刺刀，动员起国际共产主义的全部力量，以此来帮助奋起的德国无产阶级。
但这不是官僚机构会走的路，对它来说，军队和各国共产党只是手段，用来巩固它从无产阶级手中篡夺来的权力。这条路只有工人阶级自己来走。
只有专政和党的复兴才能把这条道路变成现实。
23．法西斯主义是历史的曲折变化，也是阶级斗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体增长过程当中的意外阻碍。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安抚群众，不是去散播乐观主义的幻想。我们不应让群众松懈，而要发出危险信号，要拉响警报，要动员群众进行斗争——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我们革命最困难的时刻就是这样做的。
危险越是巨大，我们的警报声就越要响亮。
数以千计的德国共产党员充斥着法西斯的囚室。数以千计的革命工人已经惨遭杀害，并且被法西斯分子顶替。成千上万名共产主义者被法西斯的死亡之手抓走了。
这些悲惨的状况催促着我们，面对事件的真相以及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和共产党领导层在事件当中的作用，我们绝不能沉默不语。
一些共产党人哪怕在牢狱之中，也能仔细考虑——是什么原因让共产党员遭到枪决和监禁，而非让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政权？这样的共产党人尽管仍然身陷囹圄，但他们会和我们的思想和口号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世界革命正在进入它最为紧张的阶段之一。要向全世界工人说明这一点，要把工人动员起来，努力让工人阶级理解“为什么会走到这个阶段”，让他们明白：在斯大林的制度之下，无产阶级的胜利不仅不可能在我国实现〔在全世界也是如此〕；在斯大林的制度之下，这样的胜利在欧洲变得困难重重；工人阶级在克服世界反动派掀起的惊涛骇浪时，必须要动手拆除一些关键性的障碍，其中一个就是国际斯大林派——以上就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并且，我们有责任运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采取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方式来完成这项任务。
1933年4月1日
在《德国的法西斯政变》提纲上签名的同志名单
1．Ф·丁格尔施泰特（ДингельштедФ.）
2．М·卡里亚金（КарякинМ.）
3．П·帕皮尔梅斯特（ПапирмейстерП.）
4．Б·申贝格（ШинбергБ.）
5．П·诺维科夫（НовиковП.）
6．А·阿布拉姆斯基（АбрамскийА.）
7．М·波尔特诺伊（ПортнойМ.）
8．М·博德罗夫（БодровМ.）
9．А·帕皮尔梅斯特（ПапирмейстерА.）
10．费尔德曼（Фельдман）
11．М·涅维尔松（НевельсонМ.）
12．克塞尔（Кессель）
13．博尔津科（Борзенко）
14．布洛赫（Блох）
15．库格列夫（Кугелев）
16．Н·科热夫尼科夫（КожевниковН.）
17．扎莱金（Зарайкин）
18．С·帕皮尔梅斯特（ПапирмейстерС.）
19．В·Б·埃利钦（ЭльцинВ.Б.）
补充的参与者名单
20．Л·达尼洛维奇（ДаниловичЛ.）
21．К·胡加耶夫（ХугаевК.）
22．布隆特曼（Бронтман）
23．巴沙基泽（Вашакидзе）
24．戈格拉什维利（Гогелашвили）
25．托普里亚（Топурия）
26．叶夫列莫夫（Ефремов）
27．施皮塔利尼克（Шпитальник）
28．萨索洛夫（Сасоров）
29．霍尔缅金（Холменкин）
30．施维尔霍夫（Швырхов）
注释：
[1]1933年3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标志着魏玛政权的最终结束。3月的“反革命”事件开始于3月5日的国会选举，结束于3月31日，国家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赢得了多数。第一项举措是通过《各邦与国家一体化法令》（GesetzzurGleichschaltungderLändermitdemReich），解散了各邦的议会。新的议会成员组成是根据3月5日国会选举的结果决定的。
[2]扬计划（YoungPlan）指的是1929-1930年海牙赔偿会议上通过的扬计划，也就是一战之后德国的第二个赔款计划。
[3]乔治·布朗热（GeorgesBoulanger）将军领导了19世纪80年代末的法国极右翼运动，他的口号是对德国进行复仇战争、修改1875年的共和国宪法并解散议会。
[4]列·达·托洛茨基，《欧洲和美国》。莫斯科，1926年。这本书由列夫·托洛茨基就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中的作用所做的两份报告（1924年7月和1926年2月）组成，并摘录了关于同一主题的其他文章和报告。（特别参见《美帝国主义和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一节。）
[5]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支付赔款的计划。道威斯计划于1924年8月16日由查尔斯·道威斯领导的国际专家小组在伦敦签署。这一计划使得魏玛共和国有能力支付赔款，确保德国经济能够恢复。扬计划在1930年取代道威斯计划，这份计划规定减少德国的付款总额，期限为37年（可能进一步修改），并建立一个专门的国际清算银行来取代赔款委员会。扬计划实际上只执行到1931年7月，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美国宣布延期偿付美国的联盟成员间战时债务，赔款支付也同时中止了。
[6]海因里希·布吕宁（1885-1970），1930-1932年间担任德国总理。他是中央党议会党团的主席，总统兴登堡因此根据宪法任命他为总理，所以他领导的内阁并非受国会的委任，而是受总统的委任。他的政府能够绕过国会，通过发布紧急法令来治理国家。
[7]指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方针，国际的政策被苏联党的领导层控制着。共产国际在德共同德国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指令如下：社会民主党等同于“社会法西斯主义”，并且要同它们带来的影响作斗争。
[8]这些日期标志着德国统一的政治进程。1864-1870年间，普鲁士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并于1871年宣告德国统一。
[9]1878年，帝国议会的多数议员表决通过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进行危害治安的法令》（GesetzgegendiegemeingefährlichenBestrebungenderSozialdemokratie）。该法令的有效期一直延长到1890年9月30日。
[10]指的是在1923年10月举行共产党起义的计划。计划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制定，领导人则是执委会成员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成员卡尔·拉狄克，他认为工人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尽管有苏联的支持和协调，但起义还是失败了。
[11]19世纪60年代的德国有几种类型的工人工会：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Gewerkschaften）；隶属于自由主义党派的赫希—敦克工会（Gewerkvereine）；以及基督教工会（包括天主教和福音派）。
[12]“钢盔”前线士兵联盟在1918年12月23日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成立，目的是保护德国免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起义的影响。
[13]保罗·冯·兴登堡（1847—1934），德国国家总统（1925—1934）。兴登堡在1933年1月30日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国家总理，并颁布总统令，指示他组建政府。
[14]哈茨堡阵线/集团（HarzburgerFront）是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右翼民族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政治集团。
[15]恩斯特·台尔曼（1886-1944），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1883-1959），在1928-1943年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16]阿尔伯特·亚瑟·珀塞尔（1872-1935），英国工会活动家和工党党员，于1924年至1928年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主席，同时是英国议会议员。（译者补充：有关托洛茨基对珀塞尔的批判，参见《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第二部分，1928）
[17]这一天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国会上赞成了军事拨款的提案，即支持德国参加一战。——中译者注
[18]“铸造委员会（Comitédesforges）”，或法国冶金工业委员会，是法国钢铁企业家的组织，成立于1864年。在一战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批军工冶金康采恩的所有者和法国顶级金融寡头的代表组成了“铸造委员会”的董事会。
[19]工业党审判（ДелоПромпартии）发生于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是苏联的一次公审。几个苏联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被指控受法国帝国主义的指使，混入苏联国家企业机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孟什维克联盟局案（Дело«Союзногобюроменьшевиков»）发生于1931年3月1日至3月8日，14名前孟什维克成员被控欲重新建党，并在工会大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审讯。审判指控被告企图使孟什维克党员掌控苏联所有部门。——中译者注
[20]古斯塔夫·埃尔韦（1871—1944），法国工团主义者，早先信仰社会主义，然后演变为国家社会主义。他于1919年组建了具有法西斯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党。他到1938年为止一直支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1932年，在埃尔韦的倡议下，社会主义国家民兵（Milicesocialistenationale）组织得以组建。
[21]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1887—1978），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政治家、外交家和法兰西学院院士，曾担任法国驻德大使和驻意大利大使。他在大使任期期间亲自见证了希特勒的崛起和纳粹德国积极备战的情况。——中译者注
[22]共产国际1933年3月5日的宣言呼吁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统一行动。它强调，只有“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能够击退资本和法西斯主义的进攻”。
[23]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1876—1951），苏联外交官、革命家。1930年至1939年期间曾任苏联的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24]指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而产生的小店主，小厂主及投机商，是新经济政策产生的资本主义成分。——中译者注
[25]1930年印度的事件：圣雄甘地领导的“食盐进军”，是一场反对英国殖民政府的和平示威活动；英国海军内的罢工：1930年英国皇家海军内至少有六次规模较大的抗议行动，起因是水兵对工作生活条件和专横的海军纪律感到不满。——中译者注
[26]1923年6月9日，军事同盟和“人民联盟”（Народенсговор）领导的武装政变推翻了亚·斯塔姆博利伊斯基的政府，取代它的是反共产主义者亚·参可夫创建的激进右翼民粹党政府。这一时期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层采取中立立场，认为进行中的政变是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间的斗争。
[27]1926年5月，波兰发生了由约瑟夫·毕苏斯基领导的政变。以阿道夫·瓦尔斯基为首的波兰共产党领导层支持这场政变，并认为这是迈向“革命民主专政”的一步。
[28]1927年的广东起义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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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苏联地下左翼反对派文献汇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苏联地下左翼反对派文献汇编
苏联地下左翼反对派文献汇编
列宁反对派的策略和任务（作者：上乌拉尔斯克监狱的托洛茨基主义政治犯。时间：不早于1930年）
卡明流放营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声明（1930年5月4日）
革命的危机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上乌拉尔斯克政治隔离所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集体讨论提纲（1932年7月1日）
国内形势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监狱北区编辑部的社论（作者：ПЗР，十号，1932年12月10日）
世界形势与共产国际（上乌拉尔斯克监狱的托洛茨基主义政治犯，1932年）
〔参考·附录〕死者终于发声（2018）
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预备会议（1933年2月4日—8日）
〔新发现苏联地下左派反对派文献〕德国的法西斯政变（1933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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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在香港工运中的阴谋活动（春江《中国工人月刊》1940年创刊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抗战初期主流左翼谈肃托
托派在香港工运中的阴谋活动
（春江《中国工人月刊》1940年创刊号）
录入者按：本文我是一个字都不敢评价的。本人并不是很懂托派史，不敢乱讲。我只敢说，似乎是CCP没有从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那里得到足够的让步，才让托派有在香港活动的空间的，毕竟工人们也不会轻易做出罢工的判断。反殖民斗争下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我没想明白，也不敢乱讲。
在香港，托派在工人组织中积极进行着破坏活动：主要的目的是离间工人团结，挑拨劳资关系，破坏日益开展着的工人抗日运动。为了进行有系统的破坏，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中国托派的总机关上海临委，特地派了组织员王振到香港，专门负责破坏工运的工作。在同年十二月，托派份子先后在弥敦酒店二百十九号、荔园酒家、××工会等的地方，开了几个会，讨论成立“香港总工会”，同原来的工会对抗。同时，在工人队伍中，企图大量的发展他们的组织，这点在他们自己的一个决议上（一九三九、一一、五号的《论目前国内外政治环境的于我们的任务》中，已经讲得很明白，那上面一开头就说：“必须认真的动员同志到工人队伍里面去，准备工人运动与党支部的基础”。在结论上：“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呢”更清楚的写着：“集中力量进行工人运动，组织西南新兴交通工具的工人，在沦陷区与日本工厂内进行我们的工作，准备新党建立的基础，迎接下阶段的斗争”。至于他们发展组织的方法是经常用“左”的一套“理论”和你谈，供给你“新书”看，用吹牛拍马的方法和你拉拢，使你“心悦诚服”的与之接近，然后，一步步的引诱你走上他们的圈套。
现在，请看托洛斯基份子在工人组织中所进行的破坏工作。
托派份子余炳洪、余志雄、金华、谭萍踪、阮英凡、李少芳、黄天白等——他们都是托派港澳的联络员——以“抗日”的面目，混进了××船坞的工人所组织的××社。在一次××社的座谈会上，他们提出“假定香港战事爆发，工人应当怎么？”的问题来讨论，并且表示了他们荒谬的意见：“香港工人不应该立即回国，因为回国后要受到双重的压迫，——即民族资产阶级的和中国共产党的压迫”。同时，托派份子还介绍托洛斯基著的“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内完成？”等书籍给工人读。更无耻的是偷窃×社的图章和信封信笺，在外私发文件，破坏××社的名誉。这些破坏活动被群众发觉后，就把他们驱逐了。
托派份子马超凡，用两面派手段，打进香港印刷业工会，还做了“执行委员”。因为有破坏工会的证据，经群众公决把他开除了，马超凡就拉了一些工会委员，开“临时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个“改组工会”的决议；但是因为没有群众所以失败了。以后，马超凡就利用在香港工党党员某某的关系，经过香港政府劳工处的批准，组织了一个“印刷业总工会”，同印刷业工会来对抗，但后来也失败了。
在香港海员中，也发现有托派份子在活动，鼓动失业的海员工人去请愿，提出了许多过左的口号，要求海员工会答复，企图这样破坏海员工会的威信，与引起当局的压迫。更卑鄙的假借八路军代表名义，用钱收买工人，组织“工会”。
为了破坏劳资的合作抗日，他们进行了各种的挑拨。如在冯祥树胶厂的托派份子，煽动女工五百多人起来罢工。
此外，托派份子商隽明打入报贩工会，在工会内进行挑拨，后被群众驱逐。又托派份子何人魂等，在香港、九龙两处，大肆收买小贩，利用小贩买卖名义，进行侦探工作；托派翁佛涵、甘棠等，则在香港橡胶厂工人中，组织所谓“晨钟社”，专事挑拨；并拉拢被汪派之码头工人工会，与汪派“合作”，共同组织“华南反共青年团”。
托派在香港活动阴谋失败后，不惜使用最卑鄙的告密、恐吓等手段。有一次，××社中的托派份子，在座谈会中遭了迎头痛击后，就向当局告密。当时，托派先退席，散会后，有几个社员回家的时候，密探就跟在后面了。还有一次，托派份子江公怀，要求《实报》（已停刊）编辑代写社论，被拒绝后，江就散布：“香港政府说《实报》有赤化嫌疑”来恐吓他。托派在香港工人组织中诸如此类的的阴谋破坏工作，是层出不穷的，但香港工人早就认识了托匪的卑鄙无耻：如在广州发信号，为日寇飞机指示目标；与汉奸汪精卫合作出卖中国，所以托匪在香港工人中的一举一动，工人们不但不会上他的圈套，而且给予坚决的痛击，使其鬼蜮伎俩无所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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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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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奸运动：论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抗日纲领”（高瑾《团结周报》1938年第28-29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抗战初期主流左翼谈肃托
肃奸运动：论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抗日纲领”
（高瑾《团结周报》1938年第28-29期）
录入者按：这篇文章是中共报纸在抗战时期对“托派”抗日纲领的批判。比较令人唏嘘的是，几年前还在执行自己现在所痛斥的“汉奸”政策的中共，竟然能如此快速把自己的宣传内容改变为与改良主义者甚至胡汉民之类人宣传口径相似的样子。然后抗战后还能快速改回来，这也许就是艾伯特党相较于那些传统的改良政党的强大之处。
尤其重视除去劳动者之外的“人民”，不顾一切地去联合所有暂时不想着要消灭自己的阶级敌人的力量，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内的名声看得比迫在眉睫的农工的需求更重要，“联×反×”，坚决反对在资产阶级政府外再存在一个劳动者的权力机关，对各种“形势”“目前的需要”的下圣旨式的解释，以及每时每刻地扣“通外”的帽子。
里面有一句话很好笑“谁要是不主张工农积极参加民族解放事业，而空谈什么“工农解放”，就是企图陷工农于孤立的地位”
一个人怎么去孤立一百个人呢？正常人都是难以说出这种笑话的，而不久前还高喊土地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政府的中共却能轻松地说出这种话，也说明了艾伯特党的一个特色：干革命永远只能是策略，只是能方法，只能是一时的和斗争激烈的现实的“妥协”，一旦有机会参与到统治阶级喝汤的群体中，那么革命这种策略就必须要服从于党内中高层的利益！这种原则从二战前到冷战结束，一直被各国共产党严格地贯彻下去。
李星按：本文是当时上海地下党刊物全面揭露托派的系列之一。本文内容，照例我就不深入分析了，留给有兴趣的读者。
但需要回应一下录入者总结的某个地方：为何30年代的共产主义政党可以这么轻易的在立场上翻烧饼，昨天痛斥孙文，今天又“中山先生”，昨天要打倒国民党，今天则高呼拥护蒋委员长，同时在自己的刊物上气壮如牛的讽刺托派不敢再公开说“打倒国民党”证明托派政治破产。录入者感慨说：“艾伯特党的一个特色：干革命永远只能是策略，只是能方法，只能是一时的和斗争激烈的现实的“妥协”，一旦有机会参与到统治阶级喝汤的群体中，那么革命这种策略就必须要服从于党内中高层的利益”。这个结论固然没错，但要害在于，为何一波波的青年能接受这样的翻烧饼，而继续满怀热情投入一项事业？当然，这跟俄国革命的权威有关，跟苏联国家的实际物质存在有关，但类似普通积极分子对“组织”的原则立场翻跟斗视若无睹，而继续“干革命”的现象，在非主流的共产主义实践中，比如托派，也是常见的。原因何在？
我想，在多种原因中，至少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人们总是从现实中出发，期待解决看得见摸不着的问题，寻找一条向前的路，而不是从某个抽象而远离现实的思想出发，去投入某项事业的。一个组织，一个权威，即使它在原则问题上周期性自打嘴巴，但只要能让追随者感觉“事业有成”“正在解决实际问题”，那么仍然可以维持自己的权威，至少一定范围内。
肃奸运动——论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抗日纲领
在上海托洛斯基主义者机关报《救亡青年》的第六期上面，我们得有机会看到他的所谓“抗日纲领”。虽说不是全文，却也可以从“半豹”中窥见他的一贯的政治主张。那篇文章的目的，虽是在于反对所谓“史大林派”的抗日主张，但既然是“抗日政纲”那么，任何一个救亡者，都有权从纯粹救亡的立场，来加以讨论。
看了这个“抗日纲领”的读者，我想稍稍有些政治头脑的人，都会明瞭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那种掩盖在“左”倾词句后面对抗日的政治主张的荒谬，但是正因为里面有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就难免有些人被他欺骗，甚或相信他比任何政党更“进步”。
现在且就《救亡青年》编委会自己对“抗日纲领”所提出的三个主要问题，加以讨论，看托派是怎样号召中国人民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一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还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托洛斯基主义者在“抗日纲领”的第十四条上，说：“解除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完成中国民族的自由独立，”这意思就是说，现在不仅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获得中国民族的自由独立，而且要同时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这自然是有基本的差别的，在实际政策的运用上，会发生严重的不同的结果。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者”是普通的殖民地革命的口号这谁都知道，但是假使是一个真正革命的政派，那么他决计不能机械的运用死公式作骗人的幌子，而必须正确的估计客观的形势，现实的民众政治要求。今日中国空前的危机不是一切帝国主义联合向中国进攻，而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单独的不顾其他列强在华的利益，进行独占。这我想就是一个稚气的孩子也都知道。今日中华民族的主要危机，既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那么今日中国民族革命的主要口号，就不得不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最粗浅的政治常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最正确的基本政策。然而中国的托洛斯基主义者却故意把中国目前重要的政治条件置之不管，而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试问这是什么用意？
或者有人说，托洛基本主义者是患着“左”的幼稚病，没有正确的分析政治与确定政策的能力。但这是不对的。这样的说法，只是超脱托洛斯基主义者的真实罪恶与忽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方式的多面性。很明白的，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所以在目前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者的口号，不是偶然，而是故意的，他是企图利用这个被一般革命者喊惯了的口号，来混乱目前中国民族革命的目标，即把中国民族革命斗争的目标，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移转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以分散抗战的力量，多树立抗战的敌人，强迫其他帝国主义去帮助日寇的侵略，以达到日寇灭亡我国的目的。
现在日寇正在以全力进攻武汉，中国人民正在政府的领导之下，团结一致，作坚决的抗战。在这样的情形下，不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不集中火力打击日寇，不联合国际上民主的国家，共同压迫帝国主义者，反而扮着好像是最革命的角色，叫中国人民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解除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这何异强盗明明在面前，硬说强盗站在背后，使得面前的强盗，乘其顾后不顾前的时候，结束这个被劫者的生命！
根据上面所说的简单理由，谁是中国今日的主要敌人，对谁应当先给打击，这是不用再解释的了。现在应当讨论的，是第二个问题，即应否联合所谓“和平朋友”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托派的意见是认为“不能依靠这些和平朋友（指英美法等国——高）不能信任他们，并且应当在抗战发展中想法解除一切帝国主义（也是指英美法等国——高）的束缚”（这里要请读者注意“依靠”二字，很明显的，中国无论哪一个政派，不论国民党，共产党，谁都没有主张“依靠”所谓“和平朋友”来抵抗日本，而只是主张联合友邦的反侵略势力，援助中国抗战。而“托派”却故意提出不同意其他党派“依靠”的主张，这显然是无的放矢，有意蒙混事实）照这话的意思，托派显然不但不承认国际援助的可能与必要，而且还想趁机打倒这些“和平朋友”。话虽然说得漂亮，但是不信任与不积极争取援助的态度，到底是谁的利益呢？这在客观上，很明显的，就是想孤立中国，拒绝国际的援助，树立更多的敌人，便利日本的进攻。事实上，自从抗战发动以后，因为我们的外交政策，是联络友邦——即所谓“和平朋友”，所以无论在国际舆论上，物质的援助上，中国都获得了友邦的援助，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政府政策的正确，“托派”论理的破产吗？自然，我们应当承认到今天为止，国际对中国的援助，特别是英美法，还很不够，但这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而且我们相信争取友邦援助的可能性现在是更加大了。假使采取了“托派”的意见，准备在抗战中“解除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那么不但等于自己决定拒绝外力的任何援助，使中国在国际地位上完全陷于孤立，并且是使中国增加国际上的压力！
因此，在目前抗战的时期，托派在他的“抗日纲领”上，不强调“抗日高于一切”，反而企图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这自然而然的就会使他变为日寇的爪牙，蒙混目前革命的主要目标。
二民族解放与工农解放应在目前同时解决吗
“托派”表现得最“左”，但也是最阴险的地方，就是他把“民族解放”与“工农解放”同时并立起来。在他的“抗日政纲”的第五条上，他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农及抗日兵士，”在第八条上，他规定“工人监管生产。”这是他对抗战期中“工农解放”的基本政策。“救亡青年”的编辑说得很明白，这几条纲领的意义，就在于“抗日应同工农解放同时干”。
是的，为了要动员广大的民众，特别是工农大众积极参加抗战，我们须要积极而且切实的计划，改良工人与农民的生活，废除许多过重的剥削，如减租减税，废止高利贷等，但是假使把抗战应当动员的群众，只限于工农，而忘记了工农以外的中国人民（包括大部分抗日的民族资本家和地主，）那么，事实就会使得中国抗战力量绝对的削弱下去，而托派主张民族解放应与工农解放同时干，却正好要人们走这样的一条绝路。而且不仅如此，这样的政策实施起来，就会根本瓦解抗日统一战线的力量，是中国不能继续抗战。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日寇已进占了中国许多的省份，今日中国的形势，显然是不论农民，地主，他们根本上是可以联合抗日的，同样不论工人与中国资本家，他们的工厂与经济的利益亦多被日寇损害了，而且中国民族工业若要能够发展的话，首先也非消灭日本在华势力不可，所以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也有团结抗日的可能。在这样情形之下，革命政党与救亡群众，提出“各阶级团结抗日”“抗日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是绝对正确而被广大民众所拥护的，这一事实说明，今日的解决方法，是各阶级团结一致，先求民族的解放，而不是某一阶段只谋目前自己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放弃民族解放的斗争，恰恰相反，谁要是不主张工农积极参加民族解放事业，而空谈什么“工农解放”，就是企图陷工农于孤立的地位，使工农的伟大力量，无从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尽量的发挥出来！
事实非常之简单，依照托派的主张做去，那中国就非在抗日战争中同时进行国内战争不可。这托派虽然没有明白说出，但是假使“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即没收中国大部分的土地分给农民，）“工人监督生产”，那除了国内战争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事实上，托派的企图，正是想制造国内战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主子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读者不信只要回想一下张慕陶与黄公度等所干的勾当就够了。
因此，目前中国托派提出“工农解放与民族解放同时干”的口号，它的实质不过是企图瓦解抗日统一战线，制造国内战争，让日本占领中国。谁要是忽视这一点，而为“工农解放”的好听名词所迷惑，谁就不能不陷入日本帝国主义奸细的营垒！
三目前需要怎样的抗战机构
在托派这个新的“抗日纲领”里面，显然已经把他过去叫得非常高的“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取消了，这是证明托派政策已遭受严重的打击，然而他的所谓“取消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召集普选全权的紧急国民会议”，“工农兵普遍组织抗日委员会”等口号的实际内容，仍然是不承认现在的国民政府本质上已经是抗日的政府，他现在虽然不敢再公然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政府”，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离间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因为如果承认现在的国民政府是抗日的政府，那么今天的问题，就是补充国民政府，扩大与巩固国民政府，改善国民政府的质的问题，像工农兵抗日委员会的那样政权，就绝对没有建立的必要，共产党改变边区苏维埃的行政组织，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托派竟号召“普遍组织工农兵抗日委员会，”这岂不是企图在国内有两个政权的对立，破坏抗日的力量吗？至于“召集普选全权的紧急国民会议”，在表面上看来似乎也很动听，可是假如进一步想一想，那么我们可以了解，托派所以主张召集国民会议的缘故，正因为绝对不信任现在的政府，相反的，他多少是有号召民众对抗现政府的意思。如果“托派”真是主张民主政权的政派，那么，对于现在的国民参政会议，就应当表示拥护，然而他对于这个大体上已能代表民意的组织，却表示冷淡，这证明他提出实现民主政治的口号，只是欺人之谈。
要保障抗战胜利，需要实行民主政治，这是谁都不否认的，但是今日的中国，到底需要怎样的抗日民主政权呢？这里“托派”与现在一般民众所要求的抗日民主政权，有着很大的区别。根据“托派”的这个“纲领”他所主张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紧急国民会议与工农兵的抗日委员会，亦即是不包括各阶级及代表他的党派在内的“政权”；要实现这样的政权，也就非用内战的方法不可，首先是要打倒现在的政府。但根据目前的抗战形势，中国需要建立的民主政权，却是各党各派混合的国防政府，这样的国防政府并不需要另外建立起来，现有的政府，本质上就是抗日的，所以他已经是国防政府了，因之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如何使他更加巩固起来，使它更加能够适合抗战的需要。既然要他巩固起来，更适合抗战的需要，首先就要改革他的行政机构，把腐化贪污的分子，清除出去，而补充以先进的的真正的抗日份子，使他在抗日过程中，逐渐变为最完美的民主的抗日政权，但是这样的改良抗日政治机构的办法，和托派所主张的建立两种抗日民主政权的形式与方法，是丝毫不相同的，我们请求抗日的民众要分别清楚。
根据上面所说的，托派究竟要把中国领导到怎样的地步？我想这是很明白的，他是在暗中分裂统一战线，挑拨阶级的对立，混乱斗争的目标，让日本顺利的征服中国，这边是托洛斯基主义者“抗日纲领”的主要内容，被托派蒙在鼓里的人们，赶快醒醒，不要不自觉的堕入汉奸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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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撰简要年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履锵文存
六、附录
1．自撰简要年谱
1927年旧历4月19日（阳历5月19日）
出生于永嘉城区（现温州市鹿城区）金锁匙巷三号。上辈世代经商（温州话称生意人）。
1934年8月――1939年7月
温州瓯江小学（现广场路小学）1-5年级学生。
我入学读一年级时，周仁生是该校六年级学生，比他年长的我的姑母周蕙芳和他同班，常带我去他家，因此我从小就认识周仁生。
1939年8月――1940年7月
温州康乐小学（现瓦市巷小学）6年级学生。毕业。
1940年8月――1943年7月
永嘉中学初中学生。毕业。
从初二开始，读了《大众哲学》等通俗读本。初步知道有唯物论和唯心论，做人应有革命人生观。
1943年8月――1947年1月。
浙东第三临时中学和温州中学高中学生。高中阶段三年半，中间日军占温时停学半年。
抗日战争结束后，三临中停办，并入温州中学。1947年1月温高毕业。
周仁生曾在三临中教英语。他与我开始有师生交往。
1947年1月――1947年7月。
在上海准备考大学。再次遇周仁生，他用托派思想影响我，带我去参加哲学班。听了彭述之讲的：辩证法的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托洛茨基思想等课程。我接受了托派思想。于1947年6、7月间经周仁生介绍，参加了中国托派多数派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我和沈云芳（周仁生表弟），阿陶（女，立信学生）三人一个支部。
1947年8月
我考入上海师范专科学校，该校是战后上海新创办的培养中学师资的学校。学费和吃饭都是免费的，学生大都是贫寒子弟，校内民主空气较浓。
1947年8月――1949年7月
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学生。
同时入师专的有温籍学生十多人，其中有两人是在温州参加SY的，于是我离开原来的支部，与温州来的二人组成SY师专支部，选我为支部负责人。在校期间，SY支部成员及同情者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争民主、反内战学生运动。
1949年4月26日，上海国民党政府逮捕大专学生，以“共产党嫌疑”罪名全市共逮捕352人，师专被捕15人，托派SY周履锵、周仪及同情者钱慧初三人被捕。（详情见1996年5月25日上海《新民晚报》上发表的《黎明前的斗争》，被捕学生名单见1949年4月27日上海《大公报》）。
1949年8月
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停办，并入南京大学。师专学制三年，其中二年上课，一年实习，我已进入实习阶段，也可到南京大学继续学习，我办了南京大学休学证，但以后没有去入学。
1949年10月（或11月？）
共产党取缔托派活动，托派多数派江浙临委成员被捕，我不是临委成员，也碰巧被捕。被警告今后不许再活动。被捕者大都第二天释放，只有二人关了十多天释放。此后上海托派组织不存在，我再没有与托派发生组织关系。
1949年12月――1952年12月
福建海澄中学教员。
海澄中学校长是周仁生，当时他的姓名用谐音周任辛。
1952年12月22日――1959年12月21日
在押犯人。
因是中国托派多数派的社会主义青年团SY成员，被判刑七年。
其间在福建狱中关押了两年多，1955年4月押送内蒙古劳动改造。先从事修筑集二铁路、包兰铁路的路基土方工程。1957年底调保安沼劳改农场，在犯人技术室从事水利工程设计。
1959年12月21日――1987年7月20日
劳改单位刑满释放留场就业人员。
1959年12月21日刑满释放，但不能回家，强迫留场就业，每月18元工资。隔二、三年有一次探亲假回家与亲人短暂团聚。
因为我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尚有可利用之处，在留场就业的28年内，基本从事脑力劳动。第一年继续做水利工程设计，后来调到中学当代课教员，教数理化。文化大革命开始，被逐出学校，到场办造纸厂做机械设计。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了，又调回学校，专教高中数学。经济待遇有所改善，口头上也被称为“老师”，实际刑满就业人员的身份不变。
1987年7月20日
年满60岁了，申请退休，得到批准。退休时正赶上全国教师评职称，我被授以中学数学高级教师职称。
1988年10月6日
回上海落户定居。
晚年曾帮助郑超麟做文稿抄写等事务性工作。联系出版了《先知三部曲》。整理周仁生翻译的遗稿《彭述之回忆录》，由香港新苗出版社出版。整理周仁生和虞争鸣合译的《托洛茨基文集》补遗，留待和文集一起出版。与林致良、吴孟明合编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陈独秀晚年著作选》。承王观泉之托辑录法国巴黎《救国时报》污蔑中国托派和陈独秀为汉奸的资料，编成《立此存照》，由香港新苗出版社出版。
20□□年□月□日
死了。结束了曾与世隔绝了35年之后，又过完了无所作为的一生。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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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悼亡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履锵文存
15．悼亡儿
我的独子周大烨，1951年7月22日（六月十九）出生于厦门，2007年5月10日（三月廿四）逝世于上海。2006年，我年届八十，当时写下遗嘱，指定大烨于我死后，将我的骨灰送到温州和他的母亲合葬。不意大烨反而先我去世，现在由我写此悼文了。
1952年夏，我和妻钱慧初携未满周岁的儿子大烨返回上海，钱慧初留在上海新群中学任教，我再去福建，当年12月22日，全国大肃托，我和慧初在福建上海二地同时被捕。第二年慧初获释，先在市二女中，后调五十九中学任教。我在人间消失了三、四年后，他们才得知我在内蒙古劳改，从此慧初和儿子大烨相依为命，慧初忍辱负重，独自承担起抚育儿子的重任。后来慧初得知我判刑七年，他们期盼我期满后回家团聚。1979年12月22日，我服刑期满释放，但被强迫留场就业，不许回家，当年也不准请假探亲。无奈，慧初在1961年1月携大烨去内蒙古看我。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未建，要在南京下关过渡，然后转乘三次火车，路上走了六、七天，其艰苦程度，不亚于孟姜女千里寻夫。我所在的劳改农场离平齐铁路江桥车站约四十里，他们动身时给我发了电报，江桥站是日本人修建的小站，晚上连照明都没有。我到车站接他们，一连二天都没有接到，第三天晚上，火车到了，在漆黑的站台远处，我听到慧初和大烨说话的声音，我马上奔过去，终于接到了分别已八、九年的母子二人。当时慧初对我说：大烨很懂事，路上还会照顾她。
我所在的劳改农场办有员工子弟学校，正缺师资，知道我妻钱慧初是中学老师，动员我把她接到内蒙，所以那几天的生活安排得不错。那个寒假是父子分别八、九年后的首次团聚。
1962年1月我回上海探亲，1963年7月，慧初又携大烨到内蒙探亲。那时我已被调到学校当代课教员，他们这个暑期就住在校内。大烨那时小学五年级，整个暑假与我的学生在一处，有时去钓鱼，一次钓来一面盆的鱼。
大烨聪颖，从小与妈妈住在校内。妈妈是物理教师，大烨爱好电子，从装矿石收音机、一管机开始，到小学毕业时，已经能独立装六管收音机了。大烨好钻研，也好将整机折卸，这样却练就了一身手艺。
文革时大烨读初三，后来到皖北插队，1976年5月才返回上海。为照顾患病的妈妈，没有继续去读书。在工厂当一名普通工人。
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很快，从收音机到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录像机、VCD、DVD、摄像机、数码机。大烨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也没有受过专业教育，可凭他的刻苦钻劲，在修理电子产品方面，都能跟上每次的产品换代。近年来电脑和网络普及，他完全由自学而入门。在电子修理方面，大烨几乎无所不能。单位的有些人，叫他“周工”，其实他既无学历，也无职称，本人也无意冒充，只是因为单位里有些技术问题，正式的工程师无法解决的难题，大烨能解决。
2002年我家居住的北京西路进行旧区改造，当时动迁布告写明是建商品住宅，部份居民天真地想，既然是商品住宅，当然是出售的，于是要求回搬，愿意拆一还一，超过部分花钱购买，大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想不到上海官方与开发商早有一律不许回搬的密约，不少居民被迫走上抗争道路。大烨也为维护权益，用过去钻研技术的心思，买了许多司法的书籍，认真钻研，居然达到粗通的程度。他联合沈婷等人，将开发商周正毅告上法庭，希望通过司法途径维护合法权益。他们没有想到，我国目前司法名为政治服务，实为腐败服务，为权贵服务的，结果是每场官司必输，虽然如此，大烨仍依法抗争，并利用政府信息公开的承诺，从有关部门取得大量资料，证实周正毅的非法。从而引发了全世界关注的上海东八块拆迁事件。详细情况，沈婷著的《谁引爆周正毅案》有了记述。实际上当局最怕老百姓依法抗争，于是执法者非法镇压守法者。从那时起，大烨和我们全家受到与奸商周正毅相勾结的当局的打压，周大烨夫妻二人被拘留三次，房屋被强迁，大烨身心受到损伤。2007年1月14日夜又遭抄家，并被拘留，因此诱发了他的胆和胰腺病突发，于2007年3月5日发病，5月10日身亡。从医学上讲，大烨是死于急性胰腺炎，其实是因动迁受迫害而死。大烨去世后，外界反映强烈，网上也有“周大烨被迫害致死”的文章，那些日子当局很紧张，不断找君娣商谈，有些人劝她停尸抗争，我们全家商量后，考虑到上有两位老人，下有未成家的小孩，忍痛接受了调解。
我的弟弟没有儿子，大烨是我祖父以下唯一的孙儿，是我们家庭的主梁，大烨的去世给全家带来极大的困难。孙儿女虽已成年就业，但未成家，尚不会理家，我已年迈无力，家庭的重担都落到儿媳君娣的身上。现在她强忍悲痛支撑这个破碎的家。
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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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约翰·里德——革命的见证人（1975）
11
里德在克里斯蒂安那的时候，路易丝在纽约正在写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这些文章在《费城纪事报》和其他报纸上刊载了，后来搜集在《俄国的六个红色月份》一书中。该书销路很好，获得一时的成功。里德不在她身边的这期间，她还写信给尤金·奥尼尔，迫切地恳求他来看望她。尽管里德对她异常重要，而且她也不愿使他们的关系受到破坏，她还是要和奥尼尔在旧的基础上恢复联系。自从上次分袂后一直处在痛苦中的这位剧作家，目前正和一位新近认识并且最终要成为眷属的姑娘艾格尼丝·博尔顿一块住在普罗文斯顿。他想重新见到路易丝，但又顾虑重重，怕他们之间的感情不会轻易消散。结果，他只是回了她一封深表同情的信，而没有同她见面。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上午，里德回到了纽约。路易丝去码头接他，但她却不得不等了八个多小时。联邦特工人员仔细地搜查里德的行囊和衣物。接着又没收了他还没有完成的手稿和全部其他文件。天近黄昏的时候，他和路易丝才终于离开码头，一同去到布雷武特旅馆。里德错过了对《群众》的审讯，不过责任不在里德。这次审讯由于陪审团意见分歧无法作出决定，而在头一天结束了。法官驳回了控诉的前半部分，但后半部分依然成立。被告被控阻挠新兵入伍。只要政府坚决要求，就能够进行一次新的审判，后来政府确实这样做了。第二天早晨，里德被迫出庭，联邦法官判定他的保释金为二千美元。
然而里德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如何取回他的笔记和文件，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他就不能够写革命的纪实报道。政府拖延了几个月。他一封接一封地给国务院写信，但回答始终一样：文件一经检查完毕，就会归还给你。
里德还需设法谋生，这并不容易，因为对激进派的政治压力加强了。拒服兵役者遭到殴打，并送去服苦役。拒绝购买自由公债的工人被解雇，列入黑名单，再也没有受雇的机会。《群众》改名为《解放者》重新出版了。里德的文章不仅经常出现在社会主义《号角》上，也经常在《解放者》的篇幅上发表。然而，付稿费的杂志却更加害怕和他接触。他在给林肯·斯蒂芬斯的信中请求斯蒂芬斯帮忙从政府手中取回他的文件。他写道：《民族》杂志的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告诉他，如果刊登他的文章，杂志就要被查封。《科里尔》杂志接受了一篇报道，排了版……随后又退了回来。更无人敢帮他一点忙。
众所周知，里德是全国最好的记者。人们也都肯定，他有当代最大的新闻要报道，但一直受阻挠不让他写出来。事实上，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整整两年间，除了在《独立》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布尔什维克的实情》之外，里德再也没有在任何非左翼的杂志上发表过什么东西。
只有一条路向他敞开着，那就是讲台。尽管所得不多，却给他提供了机会，使他可以把俄国革命的情况告诉他的美国同胞。美国劳动人民中，不少人对俄国革命很有兴趣。世界其它地区的工人们当时把这场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的前奏，有些美国工人赞同这种看法。正当一九一八年的战争行将结束时，在德国和奥地利，工人们起来反对他们的政府。意大利工人开始接二连三地接管工厂。在库恩·贝拉的率领下，匈牙利的一个共产主义政体即将建立。甚至在里德的家乡，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组织起一个工人、士兵、海员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承认阶级斗争，力图建立一个美利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只要考虑到俄国在短短八个月内就从一个几乎是中世纪的农民社会变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就会觉得任何激烈的历史性变革都是可能实现的。这使里德本人确信，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迟早都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他希望通过他的讲演，介绍已经取得成功的俄国无产阶级的战略战术，不光能为自己挣到维持生活的费用，也能够促进这里革命的进程。
里德在波士顿、纽约、布鲁克林演说。当他在底特律的“缪斯大厅”开始演讲时，他用“大瓦利西……”称呼他的听众；与会者有很多美籍俄罗斯人，他们对用俄语说的“同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就在那次讲演会上，一百五十个人被警察无端抓去，关了一整夜。里德又去纽约，再次讲演……接着去伍斯特，然后回纽约，随后又外出到克利夫兰。
他在芝加哥向费边社发表演说。也是在芝加哥，他见到了一群国际工联的工人们，他们是从库克县监狱里出来的囚犯，正被带到联邦法院受审。对他们的指控是阻挠征兵。总之，他们成了政府通常大规模反激进主义行动的打击目标。里德在给《解放者》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那群犯人共“一百零一人，有伐木工人、收获季节的临时工、矿工、编辑人员……他们坚信世界上的财富属于创造财富的人”。他在犯人中间发现了帕特森罢工时的老朋友比尔·海伍德的熟悉的面庞。许多被告被判处五至十年的徒刑，而已在反省室里拘押了九个月的大比尔和另外九个人，被判在利文沃思监狱服刑二十年。
在费城，里德到达后发现，原定他作演讲的大厅不向他开放了，市政府取消了对他的批准。他把听众们引到一个僻静的街上，开始在那里演说。就在那个时候，他被捕了，理由是鼓动暴乱和进行煽动性演说。这次判了他五千美元保释金。几个月后，他在布朗克斯的杭茨波因特宫以同样的指控而再次被捕，保释金又是五千美元。这时里德又该出庭接受对《群众》的第二次审讯；他已受到三次控告，花去保释金总额达一万二千美元。对《群众》的二次审讯和第一次一样，悬而未决。审讯一结束，里德就回去为左翼报刊写文章并重登讲坛。
路易丝也开始演讲。一九一九年初，她离开纽约进行了一次广泛的旅行，行程包括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芝加哥，底特律，明尼亚波利斯和旧金山。《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描绘了她给人的印象，说她是一位“端庄而秀丽的女郎，穿戴着硕大的帽子、时髦的衣衫、灰色的长统袜……以一种天真姑娘的神态向政府各部门猛掷标枪，把人们当作笑柄，用一种吓人的口吻要求美国人公平对待仁慈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这位端庄的小说客在一阵喝采声中坐了下来。”
尽管路易丝的神态仍然象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可是她显然有能力处理好艰巨繁杂的日常事务。她所难以忍受的是和里德的分离，虽然他们可以经常互通情意缠绵的书信。她写信描述沿途受到的热情接待；他回信表示为她的成就而满怀自豪。一次，她写信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该怎样向农民讲话，并且叫他把他的建议列出大纲来。不过，他们通常只写些平常的事情，例如说她回来后要在克罗顿与他团聚，那里的花园怎样布置以及彼此之间如何殷切怀念。三月底，她写信说：“在春天和你分离是多么难受。……微风和煦，花草芬芳，使得我如醉如痴，我彻夜辗转难成眠……”当她行将结束旅程而从流感中康复时，里德焦虑地写道：“我为你万分担忧……请尽快回家，……乡下太美了。今天我修剪了果树和葡萄藤……鸟儿都回来了，就要从这幢鸟房飞到那幢鸟房，探问着房租是多少。”
路易丝在波特兰见到了里德一家。尽管她曾一直怕见他的家人，可是情况看上去倒还不坏。一个时期，玛格丽特几乎每天给她的儿子写信。里德写信告诉斯蒂芬斯：“她信中威胁说，如果我要再玷辱家声，她就要自杀。”但后来，里德的兄弟哈里复员归来，尽管战功卓著，看来却无处可以找到适当的工作。哈里打算出售一些玛格丽特拥有的不动产，而在此期间，玛格丽特手头缺少现款，里德不得不把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一些钱寄给母亲。可是路易丝发现，她在穆尔诺玛旅馆还是过得够舒适的。路易丝在波特兰的公共大礼堂内发表的那次演说，正如她所写的那样：“哈里和你的母亲去听了，而且颇受感动。当时，我在你家人面前似乎地位已拾高了。”
旅行结束后，路易丝和里德七月间去科德角的特鲁罗休息两周，然后返回纽约，在格林威治村租了一个小公寓。他们把那儿当作一个工作场所，只要遇到特别紧急的完稿期限或需要准备一套新的演讲时，他们任何一个人就可以呆在那里。
在此期间，他们相依相恋的程度大大加深了，仿佛外界的压力已使得她们的婚姻更加牢固。既然里德先前的密友中许多人不赞成他的政治活动，他俩的紧密结合对里德就显得特别重要。在一次去波士顿的旅途中，他拜望了科比，发现他以前的老师“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未参加海军航空的人都不配称男子汉。”为了不使他的老朋友再增添痛苦，里德建议他们停止通讯。林肯·斯蒂芬斯写信给里德，悲观地告诚他不要逆潮流而斗，还说群众的脑子呈现“病态”，力劝他暂时不要发表政治性的文章。许多大学时的老朋友坦率地对他表示失望。阿尔特·扬在他的自传里回忆说：
里德和路易丝住在伯钦普雷斯一号，我时常在晚上去看他们。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一位干练的小伙子，往往为自己日常活动的手法而发出得意的微笑，然后看着桌子上的一叠纸张，似乎在说，他应当写一些东西，而不应当得意微笑。
一天晚上，路易丝告诉我，她刚和里德的一个哈佛同班同学谈过话。那人告诉她：“里德真是太糟了，以往他给轻歌剧写歌词写得很出色。现在我听说他在写些世俗的废话。”
看表面，里德成了职业革命家，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之所以支持俄国的革命工人，正如他曾经支持帕特森丝绸工人的罢工和墨西哥无地债奴的斗争一样。他毫不追悔地放弃了青年时代他那既要满足事业心又要渴望得到荣誉地位和金钱的梦想。他在激进主义者叫做“阶级的战争”中站到了工人这一边。他根本上仍然是一位从事笔墨生涯的人，这在他九岁时就已经决定了；他从不想，也不会想成为其他什么样的人。
政府终于在一九一八年秋末把他的文件交还了他。他撇开一切事情，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集中精力写作了三个月。国务院曾经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才作出判定，认为里德领回自己的文件并没有什么了不得；俄国到处在进行内战，布尔什维克在遭受杀戮，反革命白军重新获得对红军的优势，看来苏维埃政府失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派遣军进行了武装干涉，给白军的将军们以军事支援。在国务院的当权者眼中，社会主义革命的末日已近在咫尺。
里德收集的文献实在非凡。有一叠叠的外国报纸，如《俄国每日新闻》、《俄罗斯日报》以及由法国情报局在彼得堡出版的“新闻公报”；有该城墙上张贴的由一九一七年九月中旬到一九一八年一月底的各种布告和通知；有同一时期官方出版的政府法令，也有布尔什维克接管外交部后在档案中发现的秘密条约和秘密文件；还有他自己连篇累牍的笔记。
他舍弃了在克里斯蒂安那写的开头部分，全部重新写起。在每天十六小时、有时十八小时的工作中，他不仅以党的支持者的热烈同情心，而且以律师准备辩护状的冷静态度来处理他的作品。自从最初住在巴黎廉价的旅馆房间里创作小说的日子起，他在写作上已大有长进了。多年来在墨西哥、欧洲和美国作为职业作家的经验已经不适用于他了。近年来他不得不和敌对的编辑态度作斗争。这一切经历迄今为止使得他的记者才能得到了发展和提高。他既未放弃他已经形成的生动的文体，而在题材上他所显示出的真知灼见竟能使任何一个正直的批评家都无法对他有所苛责。他在书的前言里写道：
不管人们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看法怎样，俄国革命终究是人类有史以来伟大的事件之一，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布尔什维克的呢起是具有世界性重要意义的奇迹。……在这场斗争中，我的同情心是非常明确的。为了报道这些伟大日子的真实情况，我力图以一个有良心的记者的观点去看待所发生的事件，而认真记下其真实情况。
“震撼世界的十天”在一九一九年三月由博奈——利夫菜特出版。该书所受到的欢迎是对里德精通记者业务的一个褒奖。该书出版正逢美国反共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刻。那时，在臭名昭著的“帕尔默搜捕”中，司法部长米歇尔·帕尔默的联邦特工人员在全国搜捕激进主义者，一万多人被判处监禁。里德的这本书毕竟以其如实报道的威力戳穿了政治偏见，不仅对普通读者，而且对评论家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该书在《纽约美国人》、《纽约太阳报》、《费城纪事报》、《洛杉矶时报》和《每周评论》上获得好评。当然，有些报纸评论完全是敌意的；波士顿的《纪录报》就质问说，为什么象博奈——利夫莱特这样有声誉的出版家竟把身分降低到这么低，来出版这样的书。不管怎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问世的头三个月，其销售量便达到九千册。一个月后，该书已是第四次印刷了。即使这个印数，也不能用来衡量其读者的实际人数。一册书往往传阅数百人；在伐木工地和厂矿区，直传阅到书页散落和破烂为止。这本书在国外也很畅销，包括俄国在内；列宁认为它是革命的真实写照，因而给俄文本写了一个序言，以后也为其他各种文本所刊用。
此书出版后，里德回去作讲演，给《劳动之声》写文章；这个共产主义劳动党的期刊是在里德帮助下创办的。这是从社会党人分裂出来的左翼分子组成的两个政党之一，另一个是共产党。
同时，里德在计划下一步的写作题材。当然，在他脑子中绝不会认为《震撼世界的十天》会是他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因为对于他来说，当他一九一七年秋天在彼得堡走下火车时，就已经计划写作一连串的作品，而该书只是其中的第一部。他至少还要完成内容已在脑中定型的两部作品，才算了却他的宿愿。他打算把其中一本定名为《从科尔尼洛夫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该书将研讨革命组织和苏维埃国家机构的作用。接着将写《暴动的烽火》，内容包括他在俄国的最初经历和以后见闻的若干印象记。
要写好上述事态的发展，里德自然必须再去俄国。尽管目前他毫无办法，不过一个意外的机会很快就出现了。九月，共产主义劳动党决定派他为正式代表，去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主义会议。
对他鼓动暴乱和进行煽动性演说的指控，在两次未决的审讯后终于消停下来。然而，他要合法出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知道国务院决不会给他办理护照。他在爱尔兰革命者詹姆斯·拉金的帮助下获得了假证件，化名加入了一艘斯堪的纳维亚船的水手中，一路上作司炉以偿付旅费，横渡了大西洋。他在卑尔根下了船，穿过了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怀有敌意的芬兰，越过边界，行经仍为内战骚扰的俄境，在十二月份到了莫斯科。
他受到了革命初期结识的老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为他赢得的无数新朋友的欢迎。人们邀请他住进接待贵宾的特别公寓，吃特别的伙食，但他谢绝了。在墨西哥时，他就宁愿住普通士兵的营帐，而不住军官们舒适的营房。现在莫斯科，由于外国对食物和药品的封锁，人民面对着无力遏止的饥馑和流行病，他被人民的勇气所感动，宁可在工人区的一个房间里居住，在一个小铁锅上自己作饭。
里德现在常常见到列宁。列宁告诉他，和工人一起过活是对的，因为这是研究俄国、了解俄国的最好办法；而这位苏维埃领导人也责备他一直太劳累而不知道休息。列宁警告他，只有一个肾脏的人应该更好地照顾自己。他愈来愈喜欢和里德交谈了。在克里姆林宫的列宁居住处，两人度过了好多长夜。他们的椅子越移越近，直到促膝而谈，经常讨论美国工会的形势，谈俄国内战，切磋哲学、生理学等等而通宵达旦。
在列宁的建议下，里德开始为共产国际的正式出版物撰写一些关于美国政治情况的文章。作为共产主义劳动党的代表，里德认真履行了他的职责，但他重返俄国还有别的缘由。他一有机会就去参观农村，研究在他离开的近两年期间里农村发生的变化。隆冬季节，他乘雪橇在辙迹深深的路上行驶，横跨冰封的河流，走了一城又一城，一村又一村；在一个村里旁听审判，在另一个村里观看工人剧场的演出，在又一个村里记下小麦和马铃薯生产或者建设中的新学校的统计数字。他和农民、士兵，以及工厂中的工人交谈，过着他所热爱的这种生活，经常发现他的笔记本很快地又记满了。他带着新印象回到莫斯科，要把这些印象记载下来。不料他遇上了另一桩事情，迫使他中断了自己的工作。
在他从美国启程前，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劳动党都被取缔了。现在里德获悉，针对这两个组织成员的新的一百二十三份起诉书已经签发；他的名字也列在名单上。和以前一样，他觉得有责任回去对付审讯，尽管他行将入狱是没有疑问的。他两次试图离开俄国。第一次是穿过拉脱维亚，可是没有成功，因为红军正从那里撤退，他无法穿越火线。第二次他藏在一艘开往瑞典的芬兰船的燃料舱里，但在亚波被发现了，芬兰当局逮捕了他，并且把他单独监禁起来。
里德在受监禁的第一个月内就被剥夺了通讯权利。在绝望中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被捕之事公之于众。他通过一个有自由思想的芬兰妇女艾诺·玛姆伯格设法送出了一封信，说他已经被处死。四月十日，美国报纸刊载了他“处死刑”的通告。里德的计策起了作用：国务院被迫宣布他仍活在芬兰。最后，他和路易丝终于能够联系了，他写信给她说：“芬兰人告诉我，是美国政府要求把我送进牢房的”。路易丝激动得发了狂，尽一切努力来争取释放里德。不久，里德得悉国内有相当数量的人都为营救他而东奔西走，其中包括他的一位舅父伯尔将军和他在《大都会》的老编辑霍维和惠格姆，这些人虽然不赞同里德的思想，但对这种不许里德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却感到震惊。与此同时，俄国政府和芬兰政府进行谈判，答应放还两个被俘的反革命芬兰教授，以换取里德的获释。芬兰人接受了这个建议。六月初，里德获释，而美国领事却拒不发护照给他。他除了放弃回国打算而返回莫斯科外，别无其它的选择。
里德被囚三个月来莫斯科所发生的变化，给里德以很深的印象。现在是春天了，几个大公园里鲜花满园。残垣破壁都已经修复。公共建筑重新粉刷过了。夏理亚平在满座的戏院里演唱浮士德。由于形势已经转变得有利于苏维埃，内战已近尾声，所以尽管受到战争的浩劫，生活条件低劣，而事实上俄国大部分地区已充满着乐观主义。
可是，看到里德身体上发生的变化，他的俄国朋友们一点儿也愉快不起来。他在芬兰一个潮湿的牢房里监禁了好多个星期，被迫吃生鱼维持生存，这使得他憔悴而虚弱。每个熟悉他的人都觉得，他显然已经不是一个健康的人了。但是他仍然投身于活动，出席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报道，作讲演。他作为在巴库召开的东方民族代表大会的特邀代表，乘上装甲火车，穿过仍处在内战苦难中的乌克兰南部，到达遥远的里海海岸。他在那里向二千多名亚洲代表讲演，其中有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印度人、中国人。回莫斯科的路上，火车遭到匪徒的袭击。里德请求正要出发的红军小队长允许他和大家一块去追击土匪，并且搭上一辆架好机枪的破烂的农用大车前去。
回到莫斯科，见到了路易丝。她是刚从美国抵达这里，来和他作伴的，并且给他带来了他母亲给他在亚波狱中写的那封信的回信。玛格丽特只好听任他的儿子去作现在所作的事情而不加干预，信中也有查杰当年对于生活的一些独到见解：
你说你觉得自己是自私的，这使我深感不安，亲爱的。再不要这样想了。你正在做你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这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够做的一切。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就错了。如果你认为你所作的是对的，那么在我的心目中也认为是对的，我所耽心的只是你的个人安全。
路易丝看到里德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十分惊惧不安。他却把她对他的健康的关心撇开一边，带她遍游全城，去拜望列宁和托洛茨基，观看《伊戈尔王子》，游览艺术馆所。同时仍去出席会议和写报道。
不到两个星期以后，他就病倒了，看来是患了流感。他在病中继续写作，但过了一个星期，医生发现他患的不是流感，而是斑疹伤寒，于是送进了马林斯基医院，由莫斯科第一流的专家们照顾。即使在病房里，他也要求把他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交他亲自校勘。但到这时，他已没有握笔之力了……而且此后也再没有这种力量，因为已见斑疹的伤寒症已开始致他死命，而能够使他免于死亡的药物却在这个国家的被封锁的港口之外，无法得到。
里德死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七日，他三十三岁生日的前几天。他的遗体隆重地安放在银棺内，陈列于工会大厦，由红军战士守卫着，停放了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天，几千人在红场上参加他的葬礼。他的遗体安葬在克里姆宫墙下。十一月十四日，路易丝给《大都会》的索尼娅·莱维恩·霍维发去一封转交《解放者》编辑马克斯·伊斯门的信。她在信中描述了她和里德在一起的最后几天：
在他病卧之前，我们相处才一个星期。我们相互之间都感到极为幸福……他的衣服十分褴褛，因为他深感周围人们的苦难而不愿自己有所享受。我为此深受感动，并且觉得他所达到的高度热情几乎难以企及。
对于他的病，没有多少好写——痛苦太甚了。我只想要你们大家知道，他如何为生存而斗争。倘没有进行斗争，几天以前他就会死的。几位出身农民的老护士经常溜到医院附近的教堂去为他祈祷，为他的生命点上一支蜡烛。甚至每小时都看到人们痛苦死去的这些护士也被深深感动了。
出殡的那一天，我们聚集在他安卧着的大厅里。……我们开始送殡时，天又阴又冷，下起了雪。我清楚地感觉到，人们在饮泣，旗帜在飘扬，军乐队奏出的革命者的哀乐使人心碎，袅袅不绝。
讲话的内容我记不得了。我记得更多的是那些讲话的人低沉的、咽噎的声调。我觉得过了很长时间，他们才讲完了话，旗子在半道里升上去又降回来，以示敬意。我听得第一铲土落下的声音，接着我的脑子好象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好长时间后，我在自己的床上醒过来了。
然而，自从许多人满怀敬意来为我们亲爱的里德送葬那一天起，我就常去红场。我总是在热闹的下午去到那里，那时整个俄国都在匆匆忙忙中，农民们带着包袱，乘着带铃当的马拉雪橇打那儿走过，士兵们唱着歌路过那里奔赴前线。有一次，几个士兵向墓地走来。他们摘下帽子，怀着敬意地谈论着。一个说：“他真是一个好人哪！”另一个说：“他从世界的那一边远涉重洋来帮助我们。他可是我们自己人啊……”
路易丝又活了十六年。一九二三年她在巴黎和威廉·布利特结了婚；他先是华盛顿的记者，后来作了国务院的官员，也是美国第一任驻苏大使。路易丝给布利特生了个女儿，婚姻并不美满，七年以后离了婚，孩子归布利特照管。路易丝返回纽约，住在格林威治村那套和里德共同住过的巴钦普雷斯一号乡村公寓里。但是，不堪回首忆当年。她又飞回了欧洲，一九三六年因脑溢血而死于巴黎。阿尔特·扬在他的自传里透露过，她自此以后，悲痛异常，难以自拔。
可怜的路易丝开始了慢性自杀，走上了用麻醉品寻求解脱的悲惨道路。就在死前的几个星期，她在巴黎下榻的瓦文街五十号工作室里给了我一张明信片。
她写道：“想来人都不免一死。我的死已近在旦夕——它将使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脱离苦海——我生活在奇怪的环境里，但我从来也不十分在乎……永远记着，我从遥远的天涯向你寄语问候。无论你比我先入天堂或后入天堂，告诉里德我爱他。
路易丝失去里德，对她来说这是极端痛苦的。但是，世界上还有无数从未见过里德的人，他们也赞赏他、尊敬他。里德逝世的消息刚一传到美国，数以千计身系囹圄的激进派工人举行了默哀。他生前竭力对他进行谩骂的美国报刊也写出了对他和他的工作表示敬意的文章。科比是一直咒骂布尔什维克的，但他对里德之死也深表悲痛。他对英语十二年级的学生谈了里德的忠诚和勇敢……这勇敢，使里德即使在最后痛苦的时刻仍然深信，他总会留下或多或少使他不致被人遗忘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里德是对的。他确实留下了不致被人遗忘的东西。数以百计的文章，两本使人信服的书，有一本还是杰作《震撼世界的十天》。该书自成体系，是无与伦比的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
作为目击者，里德在一九一七年记下来的社会大变动，其政治影响仍然震撼着世界。足足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进化和革命这些概念进行着激烈的争辩。有几个人对里德本人也发生了争论，其中有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和本杰明·吉特洛等人，他们以前是激进主义者，最近几年才变成了反对苏维埃政体的人。他们妄图把里德标榜为与他们观点相同的人。他们声称，里德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曾喃喃地对路易丝说“落入了圈套……”是由于他感到了社会主义幻想的破灭。不过，这句本身可作多种解释的呓语，无非只是道听途说之词，因为它在路易丝本人的作品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无论如何，对里德的心意作这样的争论不仅徒劳，而且简直是节外生枝。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里德本人存在的，而是后来的人强加的。里德去世后，美国的激进主义者成立了一个里德俱乐部。玛格丽特立即写信给斯蒂芬斯抗议说，他的儿子是不可能同意用他的名字的。也许比其他人更了解里德的斯蒂芬斯回信说，他最后一次见到里德时，里德曾对他没有公开赞成世界革命而严加责备。斯蒂芬斯接着写道：
里德夫人，你说里德不同意俱乐部用他的名字，在这一点上，我恐怕你是错了。我的印象是里德会同意这样作的；如果说他有异议的话，他也只会抱怨约翰·里德俱乐部还做得不够。他会象那个晚上在纽约的一条街的拐角上对我说的那样对他们说：“一往直前——前进到底。”
这位俄勒冈的小伙子，在他三十三年的一生中，真正照他自己敦促斯蒂芬斯那样地做了。他已经前进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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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国问题的演讲——1939年10月15日于纽约会员大会上的讲话（詹姆斯·坎农，1939年10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相关链接：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SpeechontheRussianQuestion
SpeechatNewYorkMembershipMeeting,October15,1939.
关于俄国问题的演讲
1939年10月15日于纽约会员大会上的讲话
詹姆斯·坎农（JamesP.Cannon）1939年10月15日
紫阳译、coward校
来源：《新国际》（NewInternational），第6卷第1期，1940年2月，第8-13页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cannon/works/1939/ussr.htm
自1917年11月7日以来，俄国的问题出现在国际劳工运动的每个关键转折点上，现在它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并不奇怪。俄罗斯问题不是一项可以根据当时的心情而进行或搁置的文学活动。俄国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革命问题。1917年11月7日，俄国布尔什维克一劳永逸地将工人革命的问题从抽象的领域中抽离出来，并赋予其血肉般的真实感。
曾经有人这样说过一本书——我想那是惠特曼的《草叶集》——“谁触及了这本书，谁就触及了一个人。”在同样的意义上，也可以说，“谁触及了俄罗斯问题，就触及了一场革命。”因此，要严肃而认真的对待它，切不可轻浮。
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日趋重要。它从战争的血腥混乱中复兴、塑造和发展了全世界的革命劳工运动。俄国革命在实践中以实例说明了如何进行工人革命。它揭示了党在生活中的作用。它表明了工人们在生活中必须有一个什么样的党。俄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制度的重组，证明了任何时候国有化的财产和计划经济都将优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以及生产上的无计划竞争和无政府状态。
清晰的分界线
22年来，俄罗斯革命问题——以及由它创立的苏联国家——在所有国家的劳工运动中划出了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这些年来，人们对苏联的态度一直是区分真正的革命倾向的决定性标准，它将动摇者、反叛者、投降者等各种各样的、不同程度的屈服于资产阶级世界压力的人——孟什维克、社会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辛迪加主义者、中间派、斯大林主义者——区分开来。
自从第四国际（FourthInternationalisttendency）在国际舞台上形成以来，十年来我们内部分歧的主要来源是俄罗斯问题。我们的组织，作为一种真正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自始至终，总是从理论前提出发，从政治结论出发，采取行动。当然，只有在最后得出政治结论时，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分歧才会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尖锐程度，不允许有任何含糊或妥协。关于俄罗斯问题的结论直接导致了在战争与革命、护国主义和失败主义等问题上的立场。这些问题，就其本质而言，不容许有任何含糊不清，不容许任何妥协，因为这是一个立场问题！在战争和革命中，一个人必须站在某一边。
理论的重要性
但是，假如我们只是在政治结论出现分歧时才划清界线，这并不能意味着我们对理论前提漠不关心。如果一个人对理论前提采取一种漫不经心或宽容的态度，那他就是一个非常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更确切地说，他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结论是从理论分析出发的，并不断受到理论分析的制约和规范。这是确保政策坚定不移和连贯一致的唯一方法。
当然，对于那些从不同的理论前提出发，同意我们政治结论的人，我们不会拒绝与他们合作。例如，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因为左翼社会革命党的不一致而退缩。正如托洛茨基在这方面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等到每个人头脑里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任何成功的革命。”（或者与此类似的话。）就我们而言，我们希望一切都在我们自己的头脑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那些用“术语”表示的理论公式吹毛求疵。正如托洛茨基所说，在理论问题上，“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房子干净。”
我们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是纲领性的。简而言之：从理论分析的层面，苏联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其政治结论是：无条件保卫帝国主义的外部攻击或资本主义复兴的内部企图。
保卫主义和失败主义
保卫主义和失败主义是两个有原则的、不可调和的立场。它们不是由武断的选择所决定的，而是由阶级利益决定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长期成功地包容这两种相互排斥的倾向。它们之间的矛盾太大了。世界各地的分裂最终都是沿着这条线发生的。国内问题上的保卫主义者是俄国问题上的失败主义者。俄国问题上的保卫主义者是国内问题上的失败主义者。
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堕落的每一步都被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分析过，而且只有他们自己这么做。在每一个阶段都采取了精确的态度。马克思主义革命方法的指导思想是：观察现实，在每个阶段都要观察它的整体；在丧失一个立场之前绝不放弃该立场；最坏的投降者是在决战前投降的人。
国际左翼反对势力起源于1923年的俄国党内反对派（它也是第四国际最初的核心），它一直对俄罗斯问题持准确的态度。在堕落的最初阶段，斯大林官僚主义是其标志，反对派认为通过苏联共产党政权的改变，通过改革的方法来纠正问题是可能的。后来，当列宁的共产党被彻底摧毁的事实越来越清楚，只有内战才能清除反动官僚主义的事实也越来越明显时，第四国际一如既往的对苏联这个工人国家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开始了一场政治革命。
在整整16年的时间里，面对所有的诽谤和迫害，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始终坚定地认为，他们是工人国家最坚定的捍卫者，在危险的时刻，他们会站在保卫工人国家的最前列。我们总是说，在危险的时刻，第四国际主义者将坚守岗位，捍卫伟大革命的胜利，一刻也不停止我们对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危险的时刻已经来临，人们期待已久的战争已经开始，如果第四国际违背它经常重复的诺言，那将是非常奇怪的。
俄罗斯问题上的“保守主义”
在列宁死后，苏联经历了长期的堕落，第四国际分析了工人国家在各个方面堕落的新现象，努力理解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承认和捍卫相互矛盾的过程中所有进步的特点，并拒绝反动——在所有这些漫长的时间里，每一次事态发生新的变化，我们都受到“激进分子”急切要求简化问题的困扰。由于斯大林的罪行和背叛，他们变得慌乱而迷茫，看不到斯大林没有摧毁、也不能摧毁的新经济体系。
我们永远坚决反对这些过早的宣告：一切都完了，我们必须从头再来。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次斯大林主义的耻辱和背叛被揭露出来，总会有一些集团因为在俄罗斯问题上的“保守主义”而脱离第四国际。这些团队在俄罗斯问题上采取表面上更“革命”的政策，它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我们的队伍，如果我们有时间，把它们的名单拿过来，那将是很有趣的。他们是否发展了一种比我们更激进、更具有革命性的活动？他们是否成功地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并吸引了新觉醒的工人和那些脱离斯大林主义的人？没有。
如果我们把这些极端激进组织召集起来，那将是一幅毁灭性的画面。那些没有完全陷入政治被动的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同资产阶级民主和解了。对于任何修改第四国际关于俄罗斯问题纲领的建议，我们所有人应该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到一种有益的谨慎，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将其称为“保守主义”。当所有的革新者都半途而废时，第四国际却保持了它在纲领上的坚定。它发展壮大，成为世界劳工运动中唯一的革命潮流。如果我们在俄罗斯问题上没有坚定的立场，我们的运动也将不可避免地与其它运动一样面临同样的命运。
十月革命的强大力量表现在其征服的活力上。国有资产和计划经济顶住了资本主义包围的一切困难和压力，顶住了国内反动官僚主义的一切打击。在苏联，尽管官僚机构管理不善，但我们看到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这发生在一个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却在衰退。总而言之，一场推翻资本家和地主的革命，使国有化和计划经济成为可能，这种经济具有无限的优越性，更加进步。它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失去之前不要放弃！抓住它，保护它！
阶级力量
在俄罗斯问题上，世界上只有两股真正独立的力量。这两股独立力量会进行独立的思考，因为他们把自己，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分析和结论，建立在基本的阶级考虑之上。这两种独立的力量是：
1．世界资产阶级的自觉先锋，民主的和法西斯帝国主义的政治家。
2．世界无产阶级的自觉先锋。他们之间的问题不仅仅是关于俄罗斯问题的两种观点，而是两个阵营的问题。凡是过去拒绝第四国际的结论并因此而与我们的运动决裂的人，几乎都是通过斯大林主义、社会和自由民主，或通过一种被动的形式，来为帝国主义服务的。
世界资产阶级的立场是阶级的立场。他们和我们一样，从基本的阶级考虑出发。他们想要维持世界资本主义。这决定了他们与苏联的根本对立。他们欣赏斯大林的反动工作，但认为它是不完整的，因为他没有恢复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
他们的根本态度决定了他们在战争开始时或战争期间，必然要进攻俄国，推翻国有化经济，恢复资本主义制度，打破对外贸易垄断，开放苏联市场和投资领域，把俄国变成一个大殖民地，从而缓解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
第四国际的立场是基于同样的基本阶级考虑。我们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得出相反的结论。
纯粹感情用事的动机，没有基本阶级前提的推测，没有纲领基础的所谓“新思想”——这一切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都是格格不入的。我们要推进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这决定了我们对俄罗斯问题的态度和方法。诚然，我们希望看到现实，但我们不是公正的观察者和评论员。我们并没有把俄国革命和它所剩下的伟大胜利当作是玻璃下的一只虫子来研究。我们有兴趣！我们参加战斗！在苏联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我们都要寻求革命行动的基础。我们要推动世界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苏联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和决定性的问题。
我们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已写进了我们的纲领。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新问题。22年以来，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在跟踪它的演变，包括进步的和倒退的。我们已经讨论过它，并在它逐步发展和堕落的每一个阶段重新确定我们的立场。最重要的是，我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结论采取行动。
决定性标准
苏联从十月革命中崛起，成为一个工人国家。由于国家的落后和贫穷以及世界革命的推迟，一个保守的官僚机构出现并取得了胜利，摧毁了共产党，使经济官僚化。然而，这个官僚机构仍然在革命建立的国有化财产的基础上运作。这是我们评价这个问题的决定性标准。如果我们看到苏联的本来面目，看到它是一个征服了地球六分之一面积的庞大的劳工组织，我们就不会因为对官僚主义罪行和可憎之处的纯粹仇恨而准备抛弃它。我们会因为工会落入官僚和叛徒的控制而背弃它吗？极左分子经常犯这样的错误，但结果总是不好，有时还会产生反动的后果。我们回顾一下纽约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InternationalLadiesGarmentWorkersUnion）的情况。这个工会的官僚们是资本主义阶级中最卑鄙的一帮劳动副官。在二十年代中期与左翼的斗争中，他们与老板和骗子们串通一气。他们驱逐了当地的左翼分子，雇佣暴徒与左翼战斗，并破坏他们的罢工。他们和斯大林之间的区别仅仅是机会和权力的问题。在共产党疯狂的第三时期的影响下，为了反抗这些官僚的罪行，这些左翼将工会——不仅仅是其奸诈的官僚机构——称为“公司工会”。但是，同样是这个“公司工会”，在工会工人们的压力下，在日益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压力下，被迫号召罢工，以保卫自己免受“帝国主义”老板们的攻击。那些头脑冷静的工人们，支持(“捍卫”)罢工反对老板的工人们。但是斯大林主义者，被他们自己草率的即兴理论所困，已经谴责工会是一个公司工会，放弃了对罢工的支持(“捍卫”)。他们谴责这是一次“假”罢工。因此，他们考虑不周的激进主义使他们走上了反动的道路。他们受到了谴责，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罢工的破坏者。他们至今还蒙受着这种反动行动的耻辱。
保卫苏联这个庞大的劳动组织不受阶级敌人的攻击，并不等于保卫苏联官僚机构的每一项行动，或保卫作为官僚机构工具的红军的每一项行动。把这种“极权主义”的保卫概念归罪于第四国际是荒谬的。无论工会的官僚作风多么反动，这里也没有人会否认捍卫一个真正的工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区别对待官僚机构的行为,不妨碍我们为了反对老板和其它针对工人的行为而保卫工会。
美国矿工联合会是一个伟大的劳工组织，我们都支持它。但它是由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和上层阶级的代理人领导的，他与斯大林的唯一区别就在于他的权力和机会。几年前，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参加了堪萨斯州矿工的罢工，这次罢工的目的是反对执行一项反动的劳动法，即《堪萨斯工业法院法》（KansasIndustrialCourtLaw），这是一项禁止罢工的法律。这是堪萨斯矿工和他们的主席亚历克斯·豪瓦特的一次彻底的进步行动。霍华特和其它地方官员都被关进了监狱。当他们在监狱里的时候，约翰·l·刘易斯，作为国家组织的主席，把他的代理人派到堪萨斯地区，与堪萨斯区的长官们签署了一项协议。他为罢工的破坏者和暴徒提供资金，以破坏罢工，而工会的合法官员则因正当理由被关进监狱。全国每一个激进的工人都谴责刘易斯这种危险的、破坏罢工的行为。但是，我们因此放弃了对全国矿工工会的支持吗？是的，一些没有耐心的革命者这样做了，因此他们在劳工运动中完全迷失了方向。煤矿工人联合会保留了其作为劳工组织的性质，直到去年春天才在全国范围内与煤矿经营者发生冲突。我想大家都记得，在这场竞争中，我们的媒体对矿工工会进行了“无条件的辩护”，尽管罢工破坏者刘易斯仍然是工会主席。
太平洋沿岸的码头工人工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组织，由一个特别没有吸引力的斯大林主义者领导，他的名字叫布里奇斯，是一个袖珍版斯大林。就是这个布里奇斯带领一群误入歧途的码头工人，穿过海员工会的纠察线，企图直接破坏这个组织。我想大家都还记得，我们的新闻界曾严厉地谴责过布里奇斯的这种可鄙行为。但是，如果此刻正在与老板们谈判的码头工人工会被迫采取罢工行动，我们将采取什么立场呢？任何一个有阶级觉悟的普通工人，更不用说一个受过教育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站在警戒线上；与码头工人工会合作，或者用其它方式“保卫”它。
为什么我们的一些朋友，包括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难理解俄罗斯问题？恐怕是因为他们没有从斗争的角度去考虑它。很明显，与那些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学究们相比，工人们，尤其是那些参加过工会、罢工等活动的更有经验的工人们，对俄国问题的理解要好得多。从他们斗争的经验中，他们把苏联与落入坏人手中的工会相比较，从而明白了这个问题。每一个经历过几次罢工，经历过危机，濒临灾难边缘，最终取得胜利的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说：直到不可挽回的失去一个立场之前，我们就不应该投降。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止一次地看到，罢工的命运是由领导层在关键时刻斗争的意愿所决定的。我们的工会在明尼阿波利斯取得的所有成功，都可以直接追溯到1934年那决定性的一周，当时的领导人拒绝取消罢工，虽然从所有迹象来看，罢工毫无希望地失败了，他们说服了罢工委员会再坚持一段时间。在这中间的一段时间里，老板当中出现了分裂；这反过来又为妥协方案铺平了道路，并最终取得了整个工会的胜利。
奇怪的是，有些人把一个工人组织的弱点和缺陷分析得很仔细，却没有把敌人阵营的弱点考虑进去，而后者可能抵消前者。
在罢工的黑暗时刻，我自己在罢工者中感到不安，我常常拿两个正在进行打架的人作类比。当一个人累了，他的力量显然到了极限，他不应该忘记，另一个人可能也一样累，甚至更累。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到底的人将获胜。从这个角度看，一场旷日持久的罢工有时可以通过其领导人的坚决意志取得妥协或胜利。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为什么要剥夺还没有精疲力竭的苏联同样的权利呢？
错误立场的危险
我们过去曾多次讨论过俄罗斯问题。这对于我们，对于劳工运动的一切政治倾向，都是一个中心的、决定性的问题。我再说一遍，这是因为，它和革命在它的进步发展或退化的各个阶段的问题是一样的。事实上，我们是俄国革命的政党。俄国革命体现在我们的纲领里，融入在我们的血液中，我们一直如此，也是唯一一群这样的人。这也是为什么第四国际是整个世界唯一的革命趋势的主要原因。如果在俄罗斯问题上采取错误的立场，就会破坏我们的运动，就像破坏所有其它运动一样。
两年前，我们再次就俄罗斯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党的几乎一致的结论被写进了我们第一次大会的纲领：
1．苏联，以其国有化的财产和革命的成果——计划经济为基础，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尽管形式已经退化。
2．因此，我们和以前一样，坚决主张无条件地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
3．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是最好的保卫，是能够解决苏联的矛盾，拯救苏联的唯一办法。
4．为了复兴工人的国家，我们主张通过政治革命来推翻官僚主义。
但是，有人可能说，“保卫苏联，俄罗斯是一个工人国家——这两个短语并不能回答所有问题。”它们不是简单的短语。一个是理论分析；另一个是行动的政治结论。
无条件保卫的意义
议案要求无条件保卫苏联不受帝国主义的攻击。这是什么意思？它只是意味着我们要保卫苏联及其国有化的财产，反对帝国主义军队的外部攻击，反对资本主义复兴的内部企图，而不把推翻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体制作为先决条件。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其它的辩护都会否定整个立场。现在有些人说要给苏联提供“有条件的”保卫。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我们是有条件地保卫美国的。这是在第四国际纲领中所陈述的。一旦发生战争，我们绝对要保卫国家，但有一个小小的“条件”：我们首先要推翻资本家的统治，用工人的政府取而代之。
无条件地保卫苏联，难道就是支持红军的一切行动吗？这太荒谬了。我们支持莫斯科审判和斯大林的红军总政治部在这些审判中的行动吗？我们支持大清洗吗，支持对老布尔什维克的大规模谋杀吗？我们支持西班牙斯大林主义军队针对工人的行动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无条件地保护了那些在巴塞罗那路障另一边战斗的工人。反对帝国主义攻击，保卫苏联的立场并没有妨碍我们支持反对佛朗哥的军事斗争。
现在要求我们向前迈出一大步，支持在新占领的旧波兰领土上与斯大林进行武装斗争的想法。这真的是新鲜事吗？三年来，第四国际在其纲领中主张在苏联内部武装推翻斯大林。第四国际已经普遍承认，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进行武装斗争是必要的。在新占领的领土上实行不同的政策怎么会有任何问题呢？如果反对斯大林的革命真的准备好了，第四国际肯定会支持它并努力领导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可能有两种意见。但是，如果在斯大林被推翻之前，希特勒(或张伯伦)攻击苏联化的乌克兰，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需要明确答案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保卫苏联，并在现在以同样的理由保卫新吞并领土的国有化财产？我们说,是的！
这一立场被纳入了1938年夏季举行的第四国际成立大会(foundationcongressoftheFourthInternational)的纲领。记住，那是在莫斯科审判和西班牙革命被粉碎之后。那是在对整整一代布尔什维克进行血腥清洗之后，在人民阵线之后，在加入国际联盟之后，在《斯大林-赖伐尔条约》之后(以及对法国工人的背叛之后)。我们的立场是建立在国家经济结构的基础上的，这是革命的成果。伟大的收获在真正失去之前是不能放弃的。这就是第四国际的作战计划。
斯大林-希特勒条约
斯大林-希特勒条约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任何事情。如果斯大林与美国结盟，同志们会因为害怕参与保卫斯大林的美国盟友而拒绝保卫苏联，这样的同志是错误的，但是他们的立场可以理解为一种由革命情绪引起的主观反应。在《斯大林-赖伐尔协定》签订之后，在我们法语地区爆发的“失败主义”无疑是极具动机的，因此必须以最大的容忍和耐心予以驳斥。但在民主阵营中蔓延的“失败主义”将是可耻的。在美国，我们保卫苏联没有压力。所有的压力都是针对苏联的民主圣战。让我们记住这一点。主要的敌人仍然在我们自己的国家。
自从我们上次讨论以来发生了什么事？苏联经济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吗？没有，没有那种东西。除了斯大林和希特勒签署了协议外，什么都没发生！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理由改变我们对苏联经济的分析和态度。我们以前一切理论工作集中在我们的纲领中，其目的就是要使我们为战争和革命做好准备。现在我们有了战争；接下来是革命。如果我们现在不得不停下来去找一个新纲领，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迹象。
想想吧：有些人可以目睹斯大林的所有罪行和背叛，我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些，比任何人都更能有效地谴责这些罪行和背叛——他们可以目睹这一切，但仍然坚持捍卫苏联。但是他们不能容忍与法西斯德国而不是帝国主义的英国或法国结盟！
入侵波兰
当然，关于苏联入侵波兰的乌克兰地区，一直有很大的争论。但这只是战争和与希特勒的德国结盟的后果之一。有人认为，由于苏联红军侵犯了波兰边境，我们应该改变对苏联社会性质的分析，改变我们对苏联国防的态度，这比把这种改变建立在希特勒条约上更为荒谬。入侵波兰只是战争中的一个事件，在战争中，边界总是被侵犯。(如果所有的军队都呆在家里，就不会有战争了)。边界的不可侵犯性——所有这些边界都是由战争建立起来的——对民主的和平主义者来说是有趣的，而其它任何人都对此不感兴趣。
当我们听到这些民主呼声，我们不得不多次问自己：难道他们不知道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从来就不属于波兰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这片土地是1920年在法国的帮助下被毕苏茨基从苏联强行夺走的吗？
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能成为斯大林与希特勒合作入侵该地区的正当理由。我们从未支持过这一点，我们也从未支持过虚假的说法，即斯大林给波兰的乌克兰人民带来了“解放”。与此同时，我们不打算在波兰事件的基础上向反对苏联的“民主”煽动让步一寸。民主战争的贩子们声嘶力竭地在全城叫嚣。我们决不能对这种民主的呼声产生过分的印象。我们的全国委员会一点也不以为然。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并追根溯源，我们再举一个假设的例子。不是很棒,但很符合逻辑。假设斯大林与帝国主义民主国家签订了反对希特勒的条约，而罗马尼亚与希特勒结盟。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发生)，红军袭击了希特勒的盟友罗马尼亚，而不是民主国家的盟友波兰，并占领了曾经属于俄罗斯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战争贩子会咆哮着“红色帝国主义”吗？“绝对不会！
我很高兴，在入侵波兰的问题上，我们的全国委员会摆脱了资产阶级民主压力，保持了独立。这个问题非常激动地、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就像对准圣殿的一把手枪：“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入侵波兰？”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会以“是”或“不是”的态度回答，这可能会使他们与其它追求相反目标的人混为一谈。在阶级斗争中，赞成或反对是不够的。有必要解释从什么立场来支持或反对。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工会中敲诈勒索的歹徒？-无知的人有时会这样问。我们不会立正，就像一个士兵在街上遇到一个军官，然后回答“反对！”“我们首先要问：谁问这个问题，从什么立场来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和其它问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有自己的立场，我们很小心，不让我们的答案与阶级敌人和和平主义的糊涂分子的答案混淆。
有些人，尤其是受影响的老板，反对工会中敲诈勒索的歹徒，因为他们从老板那里敲诈钱财。这个问题的那一面我们不太感兴趣。有些人，尤其是和平主义的传教士，反对歹徒，因为他们使用暴力。但我们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反对暴力。就我们而言，我们不慌不忙地准确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我们说：我们反对工会的匪徒主义，因为它在与老板的斗争中损害了工会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理由。它是从我们关于工会问题的特殊阶级立场出发的。
波兰也是如此：我们总体上不支持斯大林的路线。他的罪行不是这里或那里的一个事件，而是他的整个政策。挫伤工人运动的积极性，败坏苏联的声誉。这就是我们所反对的。他的整个路线背叛了革命。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都符合这个框架；它是从这一观点来考虑的，并真正恰当地处理它。
入侵芬兰
入侵波兰是一系列大事件中的一件，那些以此为理由要求我们对纲领做出根本性更改的人，显示出他们无法恰当地处理事情。这是对他们说的最仁慈的话。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注定要处于永久的紧张状态。他们已经落后计划4圈了：还有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现在是芬兰。
有关于可怜的资产阶级民主小国芬兰遭到的压力，可以预见的是，又将有一些直言不讳的叫嚣，要求我们用一句话来作出回应，也就是“支持”还是“反对”。我们的答案是——等一下。保持冷静。不乏代表统治芬兰的资产阶级猪猡的抗议活动。《新领袖》（NewLeader）杂志提出了抗议。查尔斯·耶鲁·哈里森(《查理鼠王》的作者)曾为此写过一篇催人泪下的专栏文章。在《纽约邮报》(NewYorkPost)上，这个叛逆的传说为此哭泣。美国的总统对此表示抗议。芬兰在道义上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因此，资产阶级的芬兰可以等一等，等我们解释我们的态度，而不必为“支持”或“反对”的最后通牒而烦恼。
我个人对芬兰有很深的感情，这绝不仅限于斯大林和芬兰总理之间的争端。当我想到芬兰的时候，我想到成千上万的殉难者，他们是在曼纳海姆的白色恐怖下死去的无产阶级英雄。如果可能的话，我会把他们从坟墓里叫回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将组织芬兰工人的无产阶级军队为他们报仇，并把谋杀他们的人赶到波罗的海。在关键时刻，我要派新生的苏联红军去帮助他们。
我们不支持斯大林的入侵，只是因为他不是为了革命而来。他没有听从芬兰工人的召唤，这些工人对他失去了信心。这是我们反对它的唯一理由。“边界”与此无关。战争中的“保卫”也意味着进攻。你认为我们革命时，会尊重边疆吗？例如，如果敌军在魁北克登陆，你认为我们会在加拿大边境平静地等待他们的进攻吗？不，如果我们是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糊涂的和平主义者，我们将越过边界，在登陆点与他们会面。如果我们的防御需要占领魁北克，我们将占领它，就像列宁的红军占领格鲁吉亚并试图占领华沙一样。
第四国际纲领中的预见
有些人可能认为战争和与希特勒的联盟改变了我们之前所考虑的一切；即使我们的计划没有完全改变，至少也需要重新考虑苏联的整个问题。对此我们可以回答：我们的计划考虑了战争。1934年通过的《战争和第四国际》进行了基本论述，该文件说：
“每一场大战，不论其最初的行动如何，都必须明确提出对苏联进行军事干预的问题，以便为资本主义僵硬的血管注入新鲜的血液……
“保护苏联不受资本主义敌人的打击，不论情况如何，不论冲突的直接原因如何，是每一个诚实的劳动组织的基本和必要的职责。”
联盟也被考虑在内。文件指出：
“目前情况下，在发生战争时，苏联同帝国主义国家结盟，或同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这种可能是根本无法排除的。在这种情况的压力下，这种临时的联盟可能成为一种铁的需要，然而，正因为如此，它对苏联和世界革命都是最大的危险。
“国际无产阶级不会拒绝保卫苏联，即使苏联发现自己被迫与一些帝国主义结成军事同盟来对抗其它帝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无产阶级必须比任何其它国家都更坚决地捍卫其完全的政治独立，不受苏联外交的影响，从而也不受第三国际的官僚主义的影响。”
根据这种观点采取了保卫的立场。
保卫的口号正是在战争中才获得具体的意义。现在放弃它是多么奇怪！那将意味着拒绝我们对战争的一切理论准备。那将意味着一切重新开始。以什么为基础？没有人知道。
在俄罗斯问题上有很多关于“独立”的言论。这是好的！不独立的革命家是不称职的。但有必要明确：独立于谁？我们党在任何时刻都需要阶级的独立，斯大林主义者的独立，最重要的是资产阶级的独立。我们的计划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这种独立性。它不会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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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约翰·里德——革命的见证人（1975）
10
“美国号”，虽然用的是这个名字，却是一艘丹麦轮船，载着路易丝和里德经过了纽芬兰海岸。轮船从那里离开了正常航线，由北而东朝北极圈驶去。为了避开德国潜水艇和协约国水雷骚扰的水域，轮船在克里斯蒂安那，即今日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奥斯陆，停靠了两个多星期。里德夫妇在这里乘火车继续向前到斯德哥尔摩，然后乘渡船横跨波罗的海，到达芬兰，再搭芬兰火车到达维堡，又在那里换乘另一列火车去俄国首都彼得堡。
旅途缓慢、麻烦，而且不舒服。处处都有长时间的停靠，无休止的耽搁以及边境检查，而里德无论到那里都尽可能去访问人们。他和俄国的政治避难者混在一起，这些受到被废黜的沙皇的迫害的人们正在返回本国。他同来到斯德哥尔摩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英、法、荷、德、俄等国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代表交谈。通过与这些人的接触，他得以把正在俄国发生的事情写进他的报道中。
这并不是横扫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第一次革命。十二年前，在一九〇五年一月的一个星期天早晨，首都工人曾经向冬宫挺进。他们带着家眷，唱着赞歌，举着沙皇的画像，来递交请愿书。请愿书写道：
我们，圣彼得堡的劳动者，借同我们的妻室儿女和无依无靠的年老的父母，到您——皇上——这里来乞求公道和保护。我们贫困，备受压迫；我们承受着难以忍受的劳累；我们受尽侮辱，不把我们当人看待。我们耐心地忍受着，却越来越深地陷入贫穷、无权和愚昧的绝境；专制和暴虐压制着我们……我们忍无可忍。已经到了我们宁愿死也不愿再忍受这些难堪的苦难的时候了。
沙皇的军队报之以子弹。他们屠杀了一千多名赤手空拳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打伤了成千上万的人。那个流血的星期日在俄国人民中间引起了剧烈的忿怒。他们开始听信一个叫做布尔什维克的小政治团体。这个团体信奉德国伟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其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一个具有超人智力和政治天才的人，这是他的拥护者和敌人都一致公认的。布尔什维克一直在努力使俄国群众相信，获得自由的途径决非跪着请求，而是要在一个有纲领、有策略、能够领导他们达到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式的组织指导下，通过斗争来取得。除了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社员在巴黎掌握政权的那短短几星期外，社会主义至今还未经过试验，而布尔什维克则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时代已经到来。
布尔什维克确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将成为他们现在工作的工厂的主人，农民将成为他们现在为别人的利益而耕作的土地的主人。国家丰富自然资源的受益者将是工农，而不再是一小撮贵族和外国佬。取代那满身珠光宝气的沙皇而成为统治者的，将是那些挨饥受饿的俄国大众，而不是帝室中那位还在玩弄纯金玩具火车的顽童。
这些思想是令人震惊的，但是俄国人的想象力已经被布尔什维克的理想激发起来了。在圣彼得堡、莫斯科、里加、巴库等大城市，爆发了罢工，筑起了街垒。沙皇立即派出禁卫军拆毁街垒，对工人们加以枪杀和拘捕。
农民暴动遍及了全俄。他们没收地主的财产，把粮食分给饥饿的人们。沙皇政府派出它的士兵和哥萨克来镇压起义，农民受到鞭笞和各种酷刑。
黑海舰队造反了，波将金号的水兵制服了他们的军官，夺取了战舰的指挥权。但结果是以水兵们遭杀戮，被流放，服劳役，判监禁而告终。
但斗争在继续下去，终于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十二月起义。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公开向沙政权挑战。而沙皇对挑战的回答使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淹没在血泊中。
现在，十二年过去了，一次新的革命在俄国突然发生。正当里德来访的六个月之前，由于面临饥饿和失业而普遍厌战的俄国人民，再次拿起武器反对沙皇，要求“和平、面包和自由”，而于一九一七年三月爆发了革命。沙皇的军队，供应短缺，指挥不力，又被入侵德军大批歼灭，因而力量削弱了。沙皇失去了资本家的支持，因为资本家想要摆脱这个为大封建地主效劳的政体所强加给他们的约束。外敌的侵犯和国内绝大多数人的反对，使沙皇让了步，退了位。以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为首的议会共和临时政府取代了沙皇政府。
但是，当里德快要到达彼得堡时获悉，政局仍然十分动荡。沙皇分子在加紧准备，以便卷土重来，那时科尔尼洛夫将军的“野蛮师”部队就集结在城外。资产阶级已经摆脱了沙皇，因而不愿革命再继续下去。而工人和农民对克伦斯基政府的不满情绪增长起来了，因为政府原先答应给他们和平与土地，至今一样也没有兑现。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是继续革命，把共和政体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来，参加布尔什维克的人就愈来愈多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赞成布尔什维克。有好多种社会主义的小组和派别，它们内部对于该做些什么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总之，这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当里德和路易丝抵达彼得堡时，他们发现，全城仍然是喜气洋洋的。企图强制推行军事独裁的科尔尼洛夫将军失败了。“野蛮师”也未能进入首都，因为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派了代表出来同科尔尼洛夫的士兵改善关系，说服了他们不互动干戈。
尽管事态的发展尚未最后定局，革命却暂时得救了，而且以后的日子似乎大有希望。在街上可以看到人们互相喜形于色的情绪。里德给他两年前共同在东欧执行任务并一起途经俄国的伙伴鲁宾逊写信说：
这古老的城市变样了！真是几家欢乐成愁苦，几家愁苦成欢乐啊。情况还在我们周围发展，但相信我吧，这是令人振奋的。而振奋人心的事情多得我不知如何下笔……
变化也确实令人吃惊。里德只要走出他和路易丝租居的小公寓的大门，就会发现这种变化。街上，穷人从早到晚排着长队，等待着经常得不到正常供应的配给面包。工人、农民集成小群批评政府破坏土地改革，任意监禁革命者。半饥不饱的士兵穿着破烂的长大衣，向人群发表激昂的滴讲，并且号召大规模地开小差。
同时，正象里德后来在《震撼世界的十天》里写的，“下午，一群小官员的太太，各自随身带着用金银制成或珠宝镶饰的糖果盒，皮手笼中放着半块面包，在一块儿喝茶”，她们满怀希望地谈论着德国的胜利、沙皇的回朝或者其它一些有助于解决雇用仆人困难的问题。“各个省城来的年轻女士到首都学法语”，而到晚上，她们就混入平民的人群中，聆听世界闻名的男低音夏理亚平的歌喉，或者观看著名的芭蕾舞演员卡莎维娜的舞姿。一天夜里，在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上演托尔斯泰剧作的幕间，里德注意到“一个穿着制服的皇家侍从学校的学生，在幕间休息时端端正正地站立起来，面向着空空如也的皇家包厢。”
里德在各个地方观察到，人们好象都靠着幻想来生活，或是渴望复旧，或者憧憬未来。在他的四面八方，人们都在谈论、争辩，他们的声音在争论中越来越响。许多观点不同的政党领袖，都在尽力争取群众赞同他们各自的纲领。生来第一次享受到言论自由的俄国人民，要做出回答，是支持还是反对，总之要确定信任那一个派别。
里德在彼得堡最初的几个星期中，走遍了全城，和碰到的每一个人交谈，其中有商人，实业家，有影响的政治领袖，工厂的工人，排队买面包的妇女，前线回来的士兵。他用英语、法语、俄语、德语的混合语向人提问，这是他总能对付着同人们交谈的一种语言。
里德从一个有权势而号称“俄国的洛克菲勒”的资本家里亚诺佐夫那里了解到，革命实质上是完了，因为“象人们都要插手治好一个患病的孩子那样，外国列强迟早一定会来这里干涉的”。里亚诺佐夫承认，当然也是有可能不需要列强来干涉的，因为“饥饿和战败就可以使俄国人觉醒过来”。但这位资本家并不为布尔什维克担忧，因为他接下去说：“本区的军事长官可以不通过法律手续就处置这些先生。”
当时，里德见不到列宁。列宁正在芬兰边境附近的拉兹里夫的隐蔽地点指挥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克伦斯基政府不怎么害怕来自右边的压力，而很害怕左边的压力；这个压力可能把它赶下台，因此要谋害列宁的生命。可是，里德在一间顶楼的房间里，一张空无摆设的桌子边，会见了布尔什维克的一位主要人物列甫·托洛茨基，从他那里知道社会主义革命正在猛烈进行。农民已经在夺取土地，士兵对工厂和军队正在加强控制。托洛茨基告诉里德说：“临时政府是完全无能为力了。只有大众的联合行动，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革命才能成功。”
里德从温和派的社会党人那里听到，临时政府的首领克伦斯基正邀请地主和实业家代表参加他的内阁，藉此挽救革命。克伦斯基觉得：没有他们的支持，政府就不能生存下去。从工厂工人和农民那里，里德听到的是：克伦斯基和他的联合内阁正在背叛革命。因为对于工人和农民来说，“地主”、“实业家”这两个字眼所表示的，只不过是他们在沙皇统治下所受剥削的另一个形式的象征。
里德无论走到那里都能听到对情况的不同的说法。他匆忙地把它们全部用他的半句话、一个单词或一个名字所代表的新闻密码记下来。晚间，由于城市电力不足，经常限制用电，二十四小时内只有几个小时有电。他在灯火熄灭的公寓里，坐在工作台边，点燃路易丝从废弃的小教堂圣坛里弄到的细蜡烛，就在闪烁的烛光下写完他的笔记。
第二天他又接着出去，参加群众大会，到克伦斯基共和政务会的新闻记者席旁听，采访市议会的会议。他的口袋里总塞满了人们散发的传单，从公共建筑的墙上剥下来的宣言书，以及在道路拥角处报摊上买来的各式各样的报纸。他房间里的印刷品一天天地堆得愈来愈高。他知道，一旦革命失败，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废纸一堆。但如果革命成功，他就拥有了别人纵有时间、不辞辛劳也收集不到的珍贵历史文献。
里德和路易丝经常一块儿去开会或访问，但也时常分头出去，因为路易丝的任务是从妇女的角度来采访革命。有时候，她在访问支持克伦斯基的老牌女革命者勃列施科夫斯卡雅或者拜访克伦斯基军队中敢死营的妇女时，里德却在工厂里参加车间委员会的会议。他在那里见到工人们已经接管了停产的或开工不足的工厂，提高了工资，降低了成本，增加了产量。在离彼得堡不远的谢斯特罗列茨克，里德注意到工人不仅组织起城市的粮食运输，而且还建立了一座工人医院。
他还去访问了正在北线和德军作战的小分队。他发现，士兵们组成了士兵委员会，并选送代表到高一级的士兵执行委员会。士兵执行委员会独立地从彼得堡定购军需品、油、小麦，也向巴库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定购木材，有时甚至指挥军事行动。
由于克伦斯基政府没有力量制止投机者和破坏者，也消除不了生活各方面的混乱状态，里德看到老百姓在前方和后方逐渐接管了政府的职权。他们也通过各地的委员会或“苏维埃”来接管政权。小地方的苏维埃也向地区苏维埃选送代表，各级选举象金字塔一样，一直选送到设在彼得堡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止。于是在全国各地同克伦斯基的官方政府平行地工作的第二个“政府”成立了，不过这个政府是由工人、士兵和庄园上的农民代表组成的。
如同他在《三十将至》中写的，里德希望“无产阶级兴起，获得权利”。现在既然他目睹着这个发展过程，他就不打算掩饰他的热情。他的公开的一面倒的立场在彼得堡的美国大使馆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大使馆不安地注视着这个小小的美国人聚居地。在那里，有《旧金山公报》的记者贝西·贝蒂，还有些来到俄国帮助革命力量的人，如俄亥俄州的牧师艾伯特·里斯·威廉斯，社会主义劳动党的领袖鲍里斯·莱因斯坦和美国的激进人物佐林·冈贝尔格，比尔和安娜·莎托夫。可是里德的记者声望，再加上他对革命的同情心，就使得那些毫不同情布尔什维克的美国外交官把他当作特别危险的分子。他们知道，他回到美国后不会保持沉默。当里德在“现代竞技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代表被监禁在美国监狱里的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伯克曼讲话之后，戴维·R·弗朗西斯大使就派了密探监视里德的行动。密探偷走了他的皮包，发现了他写给社会党领袖们的信，这些社会党领袖是他来俄国途中在斯德哥尔摩认识的。他到处受钉梢，但是，由于他是一位正式委派的记者，美国外交当局这时只好让他随意行动。
克伦斯基政府和苏维埃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而里德却经常乘着小电车，穿过彼得堡的卵石街道到市郊的斯莫尔尼学院去。这里原先是俄国贵族女子学校，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神经中枢。它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所在地。全俄无数的地方苏维埃派了代表到斯莫尔尼来，这些代表要是按照其观点来分的话，从温和的社会党到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都有。这样，斯莫尔尼俨然成了一个非官方的人民政府，它在全国遍布了广阔的苏维埃网，从而成了首都非官方“国会”的所在地，它的日益增长着的影响威胁着克伦斯基政府的存在。
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在十一月初召开，对克伦斯基政府的威胁就更为显著了。全国各地的苏维埃代表将到达彼得格勒。如果他们支持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克伦斯基政府或许就要面临一次军事政变。有消息传说，在列宁私下乔装参加的一次斯莫尔尼秘密会议上，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一致认为：既然全国多数人支持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时机已成熟了；此时，政府危机看来更是迫在眉睫。
里德成了斯莫尔尼学院内一个尽人皆知的人。他在那里拜会了党的官员，出席在大会堂举行的会议。后来，他这样描述他在那里所感到的气氛。
这里面有一百多个大房间，都是四壁白色，空无摆设；装在门上的搪瓷片仍然向过往的人表明里面是“四号女教室”，或者是“教师办公处”；但是在它们上面却挂着用印刷体写成而充分显示出新秩序的生命力的指示牌：“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外事局”……“工厂车间委员会”……以及各政党的中央办事处和干部会议室。……
长长的拱形走廊，由稀稀落落的几盏电灯照射着，挤满了急急忙忙的士兵和工人，其中一些人背着大捆的报纸、宣言书和各种各样的宣传品，重得压弯了腰。沉重的马靴踏得木板不断发出深沉的冬冬声。……到处张贴着布告：“同志们，为了你们的健康，保持清洁！”
楼下的宽敞的天花板很矮的老餐厅，现在仍然是一个餐厅。我花了两个卢布，买了一张餐券去吃饭，同一千来人一起排着队，来到了长长的服务台。台边有二十多个男男女女用勺子从大锅里舀出白菜汤、大块大块的内、堆得满满的麦片粥，厚片厚片的黑面包。……
三楼南面的侧厅是个大会议厅，以前是学院的舞厅。这是一间高大的白色厅堂，装着乳白色的枝形吊灯，配着几百个华丽的电灯泡把厅堂照得通明；两旁有两列巨大的圆柱同厅堂隔开……那里原是为高贵的公爵夫人们打坐的地方。
大厅外面的对角处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办公室。我站在那里观看新代表进来，有结实的留着胡子的士兵，有穿着黑色宽大短外套的工人，也有几个留着长头发的农民。主持工作的姑娘是一个曾经参加过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派”的成员，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这是一些和第一次代表大会完全不同的人”，她评论说，“你瞧，他们显得多俗气、多无知！这些大老粗……”的确，俄国已从内部被搅翻了，先前在底层的，现在到了最上层。
惊恐万般的克伦斯基政府再次发出诺言，立即实行土改并停止战争，企图以此安抚“俄国的内部”。但又命令那些仍旧忠于政府的军队移驻首都，作好防止起义的准备。接着在十一月初，政府派出装甲车查封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它命令哥萨克巡查城市的街道，命令军官学校里那些贵族出身的士官生在冬官前面的广场上瞄准大炮。克伦斯基同从前的沙皇一样，打算粉碎革命的俄国。
十一月六日，当里德从他乘坐到斯莫尔尼的电车上下来时，他注意到大楼前面已经架起了速射炮。大门口站着双岗卫兵执勤，他掏出了通行证——准许“美国社会主义报纸的记者约翰·里德”自由出入斯莫尔尼的特别通行证，但还是受到了异乎寻常的仔细检查，原因是近来为了防止混进密探，经常在换发通行证。
在底楼里长长的拱形走廊上，一片骚动。递送急件的信差、夹着胀鼓鼓的公事皮包的委员，以及政治委员们都在四处奔忙。前一天，在斯莫尔尼，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主席，过来和里德握手，告诉他，沙皇的古老的要塞监狱——以后是临时政府的要塞监狱——彼得-保尔要塞，已经倒向苏维埃这一边。克伦斯基下令调到首都来的一个团也倒戈了。所有的电话都被政府切断了，但是与各工厂和各军营之间的通讯联系却靠军用电讯设备建立起来了。也是在这前一天，等候在斯莫尔尼志愿为城市最远地区送信的几十个志愿人员中的一个告诉里德说，行动的一切准备都已就绪，“只待按动电钮”了。
在十一月六日，当里德进入大会议厅时，他发现大厅里挤满了人。彼得格勒苏维埃日夜开会。许多人表示支持以工人和士兵的“发动”来推翻克伦斯基政府。而讲台上，社会党的领袖一个接一个地恳求，要小心谨慎，要镇静，要把革命的热情冷一冷。这些领袖们是几个温和的社会党的代表，他们总是力图同克伦斯基政府妥协。他们相信在共和政体内部进行改革是行得通的。几个月前，他们得到大多数普通苏维埃代表的支持，但近几个星期来事情翻了一个个儿，倒向了左派，倒向了布尔什维克。现在，他们的演讲经常受到嘘声和嘲笑。
怒气冲冲的争论一直持续到半夜过了。早晨四点，里德离开了大厅。他知道，不管在讲台上讲些什么，都已影响不了政治现实了，因为革命力量已经开始行动。在大厅出口处，他碰到一个背着步枪的人。他告诉里德说，已经从斯莫尔尼派出一支士兵和水兵分遣队去接收电话局，另一队已派去接管电报局，还有一队去接收国家银行。资产阶级的报刊印刷所全被占领了，克伦斯基派兵攻打印刷所时，士兵们拒绝执行命令。
里德在大楼前的台阶上看见了武装起来的工人——赤卫队。他老远就听到了零零落落的步枪射击声。克伦斯基的士官生企图吊起涅瓦河上的吊桥，以阻止维堡工人区的产业工人和士兵加入到聚集在市中心的苏维埃力量中去。可是从克琅施塔得附近来的二万五千多名水兵，都是些顽强而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又重新放下了吊桥。还一直没有真正作战的迹象，就是第二天，十一月七日，当里德很晚起来同路易丝到市内任意闲逛时，也还没有一点这样的迹象。
斯莫尔尼宫的西角停着一辆大装甲车，车上一面红旗飘扬……一个街垒已经堆好了……有箱子、琵琶桶、一付旧的弹簧床、一辆运货马车。一大堆木料堵住了莫依卡码头的一端。人们正在从附近的一个木料堆上搬运粗短原木，沿着大楼前方堆起来，筑成胸墙。
“是不是要打仗？”我问。
“马上打，马上打，”一个士兵紧张地回答。
“同志，你离开这里吧，你会受伤的。他们会从那个方向来。”他指着海军部的那一面说。
“谁要来？”
“老兄，这个我可不能告诉你。”他回答说，啐了一口唾沫。
里德和路易丝竟设法进入了冬宫，在那里和士官生们耽在一起。这些年青的预备军官一会儿表示渴望离开这种令人害怕的岗位，一会儿又吹嘘说，他们决心为保卫冬宫而流尽最后的一滴血。但是，除了偶而的小规模的战斗外，直到黄昏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冲突。
我们回到法兰西旅馆吃饭。在喝汤的时侯，侍者走了进来，脸色非常苍白，坚持要我们搬到房子后面的正餐厅去，因为他们要熄掉咖啡厅的灯光。他说：“枪声会多起来。”……我们持有马林斯基剧院的芭蕾舞票——所有的剧院都开放，可是外面的情况太激动人心。……
他和路易丝绕道到斯莫尔尼宫，他发现那里的气氛和头一天晚上显著不同了。参加会议的代表从全俄各地来到，拥挤的大厅里呈现出新的战斗气氛。这些男男女女带来了农场、工厂和前线苏维埃的要求：立即推翻克伦斯基政府，建立苏维埃国家。温和的社会党的领袖们，二十四小时之前还在号召小心谨慎、镇静，现在被选掉了。新选出的主席团代替了他们的位置，其中大多数是布尔什维克。
尽管如此，温和主义者还在抓紧发言。他们请求和平解决争论，不要诉诸武力。他们的声音压过了人群的呼喊。里德在描写那个晚上的情形时写道：“突然，一个新的声音响起来了，超过了人群的喧哗，持久不息。这是沉重的炮声。”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在布尔什维克水兵的指挥下，正炮轰冬宫。
德、路易丝和另外几个在彼得堡的美国人匆匆向外走去。一辆大卡车停在斯莫尔尼门前。男人们把成捆的纸张往里面扔。车的后部，枪炮林立。里德向他们大声叫喊，问他们去那里？回答是：各地！这一群美国人出示了通行证，爬上了车子。
大卡车颠簸向前，经过门边一大堆篝火。工人们带着步枪，围着篝火坐着，满面烤得通红。车子以最高的速度颠颠簸簸地驶过苏沃洛夫大街。……有一个人打开了一个纸捆，开始向空中用力她掷一把把的传单。
我拾起一份传单，在一闪一闪的路灯下读了起来:
告俄国公民书！
临时政府被推翻了。国家的权力已经转到使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手中.…...
苏维埃力量确实控制了全城的重要部门：电活局，报馆和火车站。克伦斯基逃出了首都，重新集结反苏维埃的军队。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一直像征着俄国权力的冬宫，仍然在土官生的保卫之下，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卡车向着冬官广场驶去，在武装水兵组成的横过大街的警戒线前面停了下来，人人都得从车上下来。当他们设法绕着警戒线，悄悄向冬宫广场走去时，里德注意到阿芙乐尔号的炮声已经沉寂下来，冬宫附近漆黑的街道也悄无声息。正如里德后来写道：
这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除了警戒的士兵布哨外，别无动静。赤卫队紧张地警惕着。卡赞大教堂前一门三英寸口径的野战炮摆在大街中间，在最后一次射过屋顶的射击后坐力下，转向了侧面。在冬官的各个门道里都站着士兵，他们在低声交谈着。……枪炮的射击停止了。
我们刚到摩尔斯卡亚，就有人在喊；“士官生们捎话来说，要我们去掩护他们出来！”于是，响起了传递命令的声音，在昏暗中，我们看见黑压压地一群队伍在向前进发，除了双脚曳步的声音和武器的叮当声之外，一切都静悄悄的。我们加入了最前列的队伍。
我们象黑色的河流一样，把那条街整个灌满了。没有歌声，没有欢呼，我们鱼贯地穿过红色拱门。在那里，我前面的一个人低商说：“同志，请注意！不要相信他们。肯定他们要开枪。”在露天的院子里，我们开始弯着腰跑步，尽量互相靠拢。突然，在亚历山大圆柱的基座后面被堵塞住了。……
在那里混乱了几分钟后，这支几百人的队伍好象又消除了疑虑，没有得到任何命令便突然开始再度向前冲去。这时候，在冬官所有窗子射出的光亮之下，我看清了冲在最前面的这二三百人是赤卫队员，只有几个是零散的士兵。我们爬上了木柴堆成的街垒，纵身跳了进去。士官生扔下的一大堆步枪踩在我们的脚下，我们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声。
冬官里面，赤卫队们在解除吓坏了的士官生的武装。在他们答应决不再拿武器反对革命之后，允许他们自由离开。接着，有人用俄语呼喝让路。
一个士兵和一个赤卫队员出现在门口，挥手叫人群向两旁闪开，接着进来了一队枪上装了刺刀的士兵。他们后面跟着一列六个穿平民服装的人，是临时政府的官员……他们一声不响地走过；胜利的起义者围观着他们，只发出了几声愤怒的低声谴责。
内阁部长们被带往彼得-保尔要塞，临时政府不复存在了。这次斗争以十一月七日对冬宫的冲击而告结束。在这场几乎不流血的斗争当中，俄国人实现了新的社会主义秩序。现在，苏维埃政权成了最高权力机构。
然而，在冬宫陷落之后的日子里，这些工人为了保卫他们的新社会却不得不流血牺牲。首先，克伦斯基企图以军事行动夺回权力，而他的军队被打败了，克伦斯基逃到了国外。然后，其他反革命力量又动员了起来，企图破坏和颠覆新政府。
在那些动荡不安的困难日子里，里德依然留在彼得格勒。他观察、记录，把笔记扩充为文章，接着他吃惊地发现，他所发回美国的全部东西几乎都未付印，只是被塞进了抽屉。美国的政治迫害不断加强，使《群众》杂志无法立足，它的办公室被封闭了，它的编辑被控散布煽动性言论。里德也遭到控告。一九一七年八月他重印了《论坛》的一篇文章，这是一位医生写的有关军队内精神病情况的，里德只不过加上了一行标题：《为你当兵的小伙子织一件紧身囚衣》。为了这十来个字，美国政府要把他当作国家的叛徒来审讯。
里德捎话回去说，他愿意回国去对付这个控告，不过在离去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他一直在充实他的笔记和经历的宝库。在攻打冬宫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的第二天，他一直坐在斯莫尔尼的大厅里，当时：
雷鸣般的欢呼声宣布，包括列宁——伟大的列宁——在内的主席团进入会场。列宁的个子矮小而结实，两个肩头扛着一个大脑袋，光秃的头顶，前额突出；眯眼睛，扁鼻子，宽嘴巴，凸下巴；他那一生中广为人知的大胡子现在刚刚剃光，就已开始长出胡茬来了。他穿着破旧的衣服，过长的裤子，并不能给人以突出的印象，但群众对他的崇拜，使他成了一个恐怕有史以来也很少如此受人爱戴和敬仰的领袖。他是一位异乎寻常地深众望的领袖，完全靠他丰富的智慧服人，因而是既无特色，又一本正经，斩钉截铁，不偏不倚，没有哗众取宠的辩性，而善于把深奥的思想解释得深入浅出，善于分析具体的形势，真可谓聚大智大勇于一身……
此刻，列宁正手扶讲台的边沿，用他闪闪的眼光扫视着人群，毫不在意地站在那里等待那延续几分钟的、长时间的鼓掌。掌声停止后，他简单明确地宣称：“现在我们将着手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里德在离开俄国之前还获得一个机会访问莫斯科。反革命分子一直在散布关于布尔什维克的谣言，蛊惑人心，以便暗中破坏那些未经锻炼的人民在执政中的最初努力。其中一个谣言说，布尔什维克毁坏了克里姆林宫的大殿和教堂。里德和路易丝前去调查。谣言并非事实；旧俄首都的美丽金色圆屋顶在战斗中受到了极微小的损坏，里德对此作了详细的笔记。
路易丝急着回国去写她关于革命的报道，一月二十日离开了俄国。里德想尽可能在俄国多呆一些时间，从便收集他所能够收集到的材料，因此打算过几个星期再回去。他要求和路易丝一样担任官方的信使，以便他寄出的材料能顺利通过海关。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建议他任苏联驻美领事。里德接受了，但这一消息引起了美国报界的抗议；美国政府宣布它拒绝承认这一任命。看来这件事对里德和苏维埃政府都是弊多利少，建议被撤消了。
里德于二月初离开俄国，当他到达克里斯蒂安那搭船回国时，美国领事通知他说，国务院拒绝发给他签证。船开走了，他没有搭上，下一班船要到四月份才能确定行期，因此他只好在斯堪的纳维亚停留两个月。国务院的当权者显然相信，在这两个月内，苏维埃政府会让位给反革命势力，这样，不管里德要写什么，说什么，等到他回到美国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新闻价值了。
这种看法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仅在俄国本土，就是在世界其它地方，也有许多人希望并且相信，新的社会实践不久就要失败。十一月间，里德曾经写信给《群众》说：“无产阶级革命除了无产阶级外别无朋友。”
这时，他已经全心全意地和无产阶级同呼吸共命运了。他在克里斯蒂安那租了个房间，找到了一个速记员的工作，偶而为瑞典的报纸写点文章，添补他的收入。然后，在业余时间坐下来，写那个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他毫不怀疑，不光在这两个月里，而且在以后的年月里，这些史料将被视为本世纪内最有“新闻价值”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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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意义——黑格尔的六十周年祭（普列汉诺夫著，魏芝〔杜畏之〕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意义
——黑格尔的六十周年祭
（普列汉诺夫著，魏芝〔杜畏之〕译）
六十年以前，在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死去了一个人，这个人毫无疑义的在思想史上要占一个首要位置。在法国人所称为“道德的与政治科学”（SeiencesmoralesetPolitiques）这门学问中，没有一个不受黑格尔天才底绝大影响。辩证法、逻辑、历史、法律、美学、哲学史、宗教史，——都因受了黑格尔的推动而换了新面目。
黑格尔的哲学滋育了并铸成了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费舍尔、韩斯、拉萨尔及马克思与恩格斯诸人的思想。当黑格尔生时他已享了广布世界的荣誉。他死后，在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之间，他的哲学更风靡了一时。以后反动便来了，人们看黑格尔正如莱辛时代门德尔松看斯宾诺莎一样，就是把他看成个“死狗”（马克思语）。知识界对黑格尔哲学的兴趣完全消灭了。学术界对黑格尔兴趣的削弱着实可惊：一直到目前，没有一个哲学史的专家会指出或愿意指出黑格尔哲学对各门学问的影响，他们对黑格尔为什么这样呢？下面要讨论一下。现在我要指出的一点是，在不久的将来，对黑格尔哲学的兴趣必然有个新的活跃，特别是对于他底历史哲学。工人运动长足的进步使一般所谓知识阶级对于指导工人运动的学说发生了兴趣，并使这些人注意此种学说的历史根源。
他们既有兴趣于此，必然会马上找到黑格尔，这时的黑格尔由他们看来已经由“复辟的哲学家”变成最进步思想的鼻祖了。
因此我们又可以预言，知识阶级对黑格尔的兴趣虽可再度活跃，但是像六十年以前德国人对他的那样深的同情将永远不会再来。反之，资产阶级的学者正在热心的对黑格尔的哲学加以“批评的审查”且许多博士先生们正在准备同这已长眠哲学家的“极端性”及其“逻辑的任意”争斗。
当然在批评的审查中，越发暴露了资本制度拥护者的底理论之不能立足。俗语说得好“还向真理根上掘”较为有益。无偏见的人假若对黑格尔哲学重新发生了兴趣，便应该根据黑格尔的著作做独立的研究。这当然不十分容易，但是这是收获异常丰富的知识工作。真正追求知识的人在黑格尔那里可以学得很多束西。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把这位伟大的德国思想家底哲学与历史的见解加以评价。普通诸点已被恩格斯在其论文中指出。论文名《费尔巴哈及德国古典哲学之终结》，这篇论文曾在《新时代》上面发表过，后来以单行的小册子出版。但是我们以为他的历史与哲学的见解还有详细研求的必要。
黑格尔对社会科学的意义在乎他用发展过程的观点去观察社会现象，用发生与消灭的观点去观察事物。很多人都觉得这算不得什么功绩，因为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观察社会现象。但是第一，一直到现下还有许多自命为进化论者的人们不懂得这个观点；第二，在黑格尔的时候，一般从事于社会科学研究者离这观点还要更远。看看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与经济学家便可知道。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把资产制度看作十分有害的东西，同时把他看作人类误入歧途的偶然产物。经济学家拚命的歌颂这种怪制度，但是也找不到相当的颂辞，在他们看来，这也不过是真理的偶然发现所结出的果实。止于真理与错误的抽象对立了，两种人都不能前进一步，虽然社会主义者底学说中已萌芽着一些较为正确的眼光。
黑格尔把这真理与错误之抽象的对立看作一件愚蠢的事，谬误的思考往往做出此等蠢事。西哀士说研究经济学史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亚丹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家通通宣传一种错误的学说。黑格尔说哲学不过是时代的智慧的表现。
每一时代的出色的哲学在其时代中都是真理的，因此黑格尔不以陈旧无用而抛弃任何以前哲学系统。反之，他说：“最后的哲学是一切前代哲学底结果，因此应该包含一切哲学的原则。”（见黑氏《百科全书》第十三节）。在此种哲学史眼光的根基上横陈着一个纯粹唯心主义的思想，“精神工作（即哲学思想底工作）的指导者是一个统一的活的精神，其能思想的本质归结到自觉之达到，一旦自觉达到，马上便会超越已经达到的阶段，走向前方。”（见黑氏《百科全书》第十三节）
但是最彻底的唯物论者不否认每种哲学体系只是当代理智的体现（自然，他只能是也常只是反映该时代的某些方面。但这不会变更事之本质）。以研究经济学史而论，则我们的观点，很显明的，总接近黑格尔比较对西哀士更接近些。西哀士的观点是真理与谬误之抽象的对立，他认为重商或重农学派不是别的，只是人类脑筋中偶然的错误。可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两种学派都是时代的必然产物。
“假使币制论者和重商学派分析世界商业，以民族劳动支流为财富或货币的唯一来源，那么，我们便应当知道，那时民族生产的最大部分尚在封建生产形式之下，它是直接生产者生存的来源。大部分生产品未变为商品，未变为货币，即是未成为社会生活中之物质流通品；因此这种生产品尚不是抽象劳动的结晶，事实上他决未成为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些被否认的预言家调节资产阶级生产预备期，遂坚持交换价值之美善的形态，以通货（指货币——译者）形态与一切特殊商品对立。（见马克思《经济学批评》德文本一八五九年版一三八—一三九页。）马克思阐释重农学派与重商学派的争论，是那种劳动组成剩余价值（同上三三五）。我们说这个问题对于资产阶级是很富于时代性”的问题，（资产阶级那时正准备要拥有一切），这难道不是这么一回事吗？
但黑格尔认为，不但哲学是时代的自然和必然的产物；宗教、法律亦是如此。还要指出的，黑氏认为哲学、宗教、法律、艺术以及技术之间都有密切的关系：“国家制度之一定形式只有在一定宗教之下才能存在，某种哲学与某种艺术亦只有在某种国家制度之下才能成立。”（见《历史哲学》一八四八年版六六页）。此理极明，谁不知道国民生活的各方面和各种表现，相互间都有极密切的联系呢？现在每个小学生都能了解此点。但黑格尔对于国民生活之各方面和各种表现的相互联系，并不像一般“受过教育”的人和学校生徒那样了解法。在一般人看来这种联系只是国民生活之各方面和各种表现的单纯互动。然而这种互动，第一，它本身尚待说明，第二（而且是主要的）互动的总根源尚没有着落。所以互动说是空中的楼阁，正如下面的现象：法律影响宗教，宗教又影响法律；他俩又影响哲学与艺术，而后两者复自相影响而又影响宗教、法律。这种循环的现象是人人所知道的哲理。这样解说某一时代的事物，或许新令我们满意的。但是根本问题还未解决，就是哲学、宗教、艺术、法律诸科学之历史发展，是什么决定的呢？
以互动来答复，无论如何是说不出什么；或者以某种偶然原因（国民生活中之相互关系），但其中仍无共同点；再不然，求之于人之主观逻辑，此方说菲希特之哲学体系是来源于康德，由菲氏而谢林，由谢林而黑格尔。艺术学派也可用如此逻辑去说明。这自然不无部分的真理，可是等于没有解释。大家知道由某一哲学体系或第一艺术学派转到另一体系或另一派时，有的只要数年，但有的竟经数世纪之久。这种分别从何而来的呢？逻辑的观念就不能解释了。互动说或偶然原因论都是会不能为力的。但“有教育”的人们都毫不动色！他们不深思生活各种关系中的根源，对于那些尚值推敲的“现象”，正是唯一值得用一番科学的思维的地方，他们却停止思索了。黑格尔与此是天壤之别。他说过：“以相互影响的观点分析物之实质，如为人所满意的时候，在了解意义上说这真是可怜极了；这不过是抓住了枯燥的事实；究竟根源何在，却没有找出。相互说的缺点，就在互动是互等的意义，他本身还要研究的，就是说还有最高的第三者存在，他本身不是直接的动力。”（见《百科全书》一五六页）。这就是说，在我们论及国民生活的各方面时，我们应该——不以指出其交互关系为满足——要找出一个新的、更高的解释，亦即是要说明这各种现象之所以存在以及其互动的了然性，究竟由什么来决定。
这新的更高的解释从何处去找寻呢？
黑氏之答案是在国民精神的特性中去找。他的观点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一切的历史他以为只是“大精神的阐发与实现”。大精神的进展须经过一些阶段的。每个阶段各异并各有其特殊原则。特殊的国民精神在历史上就是这每阶段中的原则。在精神特性中，就借某地表现人民觉悟与意志及其真实性；宗教、政治制度、道德、法律、习惯以及科学、艺术与技术等都是精神特性的标志。这些局部的特性只有以精神的普遍特性来说明；反之，这普遍特性亦唯有从人民特殊历史事实中才可以找出。（见《哲学史讲演录》“VorlesungenüberdieGeschichtederPhilosophie”七九页。）
由此可见黑格尔对世界史的观点完全是孕育于纯唯心论的胎里。这如黑氏所说的一样，每个人，甚至未进过研究班的人都是看得出的。同样对黑氏历史哲学因其极端唯心论而轻视地加以“批评”的也易于限制。常有一些本身不适宜于任何彻底思想的人——常有一些不满意于唯物论者，而又不满意于唯心论者的人，他且自以便超于极端性为十分满足，但实际上只是混杂唯心论和唯物论于一锅的杂烩。黑格尔哲学之所以有价值的，就在她没有一点折衷主义的分子。如果黑氏哲学之唯心的基础使他感觉太甚；如果她把伟人的天才思想运动过于密切，那末这种情形正使我们要特别注意黑氏哲学；正因为这种情形使黑氏哲学成为无上的教训。唯心论的缺点在黑氏哲学中就有最好的证明。可是同时它正教我们彻底思想，谁要酷爱它的正统学说，他一定从折衷主义中跳将出来。
我们现在知道世界史决不是“世界精神之发挥与实现”就是这样，我们也不能满意下面流行的论断：某种人民的政治制度影响于其法律，而法律又影响于其立宪制度。我们应当同意于黑格尔，认法律、政治构造都有一共同的来源。这共同来源唯有现代的唯物史观会告诉我们的，我现在所要指出的，只是折衷论的先生们非常地难了解它（唯物史观），只如他们难于明了黑氏唯心观一样！
黑格尔每当评价任何伟大人民的时候，他发现各方面的知识与伟大的理解；不仅如此，并且下了光荣而深刻的批评，附带地对某人民历史之各方面，也有价值的说明。他引汲我们，并使你忘记了与唯心论者一块，使你承认他那法则：历史是不停留的。承认他严守他的规则：“坚持历史的，经验的地位”。为什么黑格尔要历史的，经验的地位呢？为的是要决定某人民精神的属性。我们已经知道某个民族的精神就是总精神发展中之一阶级；总精神的属性决不是从研究全世界的历史得出的；总精神是原来存在的各方都很完整的一个观念。从这里可以得一个结论，就是当历史同总精神的观念及总精神发展的规律没有冲突的时候“他是不变的”（asitis）。黑格尔站的是历史经验的立场。但是有时历史并不和总精神发展的规律冲突，只简单的走出了原定发展的范围，黑格尔却没有谈过这个问题，他没有注意到。这种对历史的观点好像可以把黑格尔从自相矛盾中救出，实际上却不然。黑格尔并没有摆了自相矛盾。下面是个十分显明的例子。黑格尔用下面的话谈过印度人的宗教观念。
“爱，天，一言以蔽之，一切精神的存在物在印度人的想象中是没有的，所有他们能想象的东西都以感觉的形态而出现，于是印度人就永远跳不出感觉的范围。因此，他们宗教崇拜的对象不是人工制造的奇怪形象便是自然物。每一个飞鸟，每一个猿猴都可作神祇。印度人不能用理智的眼光去观察任何平常的事物，因为这样观察需要很复杂的反应。”（见黑氏《历史哲学》一九二，一九三节）
黑格尔根据这些敍述而想着印度人只会从其天然环境中来取得崇拜的对象，因此他结论说印度民族的精神是总精神发展中一个较低的阶段。古代的波斯人崇拜三光即“日、月及五星”以为是“阿尔木斯达的圣像”黑格尔就以为波斯人比印度人高一等。但是我们再来看一看同是这一位黑格尔先生怎样谈到古代埃及人的对动物的崇拜。
“埃及人的偶像大部份都是动物崇拜。我们近代人是不会崇拜动物的。我们习于以天作神，但不会崇敬动物。但是崇拜日月星辰的民族并不见得比崇拜动物的高一等。反之，埃及人在动物世界中深思了内在的神秘物”。
同样的都是动物崇拜，但是在黑格尔眼中却发生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看他对印度人及埃及人的论调而知。为什么这样子。难道印度人崇拜动物的调门当真和埃及人不同么？不然。不过因为埃及人的民族精神是直接过渡到希腊的民族精神的，在黑格尔的分类中占有较高的位置，因此黑格尔不情愿把他贬黜到低级民族精神里去，像对印度一样。同样的黑格尔对于印度的等级（Cast）及埃及的等级也执持着完全不同的待遇。据黑格尔的意见，印度的等级是“由天然的差别划定的”，因此印度的个人比支那人还要小视自己，支那的一切人在专制帝王前面保持一种无形的平等。说到埃及的等级呢，他们“都不是固定的而是产生于互相斗争，互相接触中。时常有等级瓦解而又重新树立”。但是就在这里黑格尔也不能说在印度的等级中没有相互斗争相互接触。在这里，同在动物崇拜的问题中一样，黑格尔很可笑的乱用了他的逻辑，在社会生活中完全相同的两个现象，但是黑格尔做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不宁唯是，在我们的目光下，唯心论最致命的地方却另有所在，当黑格尔说到历史运动的重心从一个民族转到另一个民族的时候，或是当某个民族的内部状况发生变化的时候，才是他最露破绽的地方。这时必然要谈到过渡或变化的理由，这时黑格尔先生真像十足的唯心论者，只从这个精神的性质中去找答案。他老先生曾自己问过自己，究竟为什么古代的波斯灭亡了而中国同印度却继续存在。下面是他答案的楔子。
“首先应当扫除一个谬见，以为继续可存在证明一种什么优良点，不可摧毁的山岳不见得胜过容易凋零的玫瑰。”
这个楔子无论如何不是个答案。再看他下面的议论。
“在波斯一开头就有了和天然相对立的自由精神的原则，因此使这个存在物萎谢了而走向死灭。在波斯王国中实行着一种和自然分立的原则，因此他比屈服于自然下面的民族要高一等。（指印度与支那。——译者）这里表明了进化的必然性。精神既然发觉了自己便应当自己执行。支那人实际上不过是些死人，印度人则是些自杀的人，自限于婆罗门的教义中在混混沌沌中把自己活活葬送。这里面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进步，因为想要往前运动只有在精神得到独立性时。在波斯的星辰中已开始了精神的思索，这时精神与自然是融和的。……因此在波斯一切事物还是自由的，就是说所有民族都不受压迫，各保有自己的财富，自己的制度，自己的宗教。这一点上波斯同希腊比起来算是个弱点。”
在这冗长的议论中只有最末几行谈到了波斯王国的内部组织，谈到了在冲突中不如希腊的地方，只有最末几行可以算是解释波斯灭亡史的企图。但是这种解释的企图同黑格尔的唯心史观绝少相似。波斯内部组织的弱点似乎很难同波斯人的星辰发生联系。黑格尔当对于唯心论很忠实的时候，便失掉了解释事实的能力。唯心论者随时随地都遭受这种包围。随手再找来个例子譬如谈希腊内部分解这个问题吧。据黑格尔说希腊是个美与“优美道德习惯”的世界。希腊人是卓绝的忠于祖国的，能干的而且自信的人。但是他们却“不费思索”的完成了他们的伟业。
祖国对于希腊人是万分必要的，没有祖国，希腊人不能生活。只有到后来的哲人派才谈到原则，才有了主观的思索，才有了道德的自觉，才有了每人应当不违背自己信念的学说。从此时起，上面所谓“优美的道德习惯”就开始解体了，“内心世界的自解脱”招来了希腊的衰亡。这所谓内心世界的一面便是思维。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就是思想力成了腐化的原则。可以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已较日光直射的启明派为深刻。启明派说一切民族的思想的进展都毫无疑问的直接的导向进步。但是还有问题没有闹清楚究竟这“内心世界的自解脱”又从何而来。黑格尔的唯心哲学答道：“精神只能很暂时的停留在优美道德习惯的观点上。”但是这又称不得是个答案，而只是把这问题翻译成为黑格尔唯心论的哲学用语而已。黑格尔自己也觉到这一点了，于是急急忙忙的加上了一句说话腐化的原则首先出现于外部的政治发展上，如希腊各国的交互战争，及各城中的党派斗争上。在这里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立足地。党派的斗争据黑格尔自己说是希腊经济发展的结果，换句话说政党的斗争不过是希腊各城经济矛盾的表现。如果我们记得伯罗奔尼撒战争，根据修昔底德的历史叙述，这战争不过是普遍全希腊的阶级战争而已。从这里不难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希腊分解的原因应向经济史中去找。这样子黑格尔所说的简直是唯物的历史观，虽然他把希腊的阶级战争只当作分解原则的现象。用黑格尔的名词来说可以说唯物论是唯心论的真髓。这种出人意表的事情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触目皆是。最大的唯心论者好像是生来专为唯物论打扫场子的。说到中世纪的城市的时候，他放弃了对唯心论的忠实，把这历史看作一方面是市民反教会反贵族的斗争，一方面是市民中不同层级的斗争，“殷富的市民与平民的斗争”。黑格尔也会谈过宗教改革，他一开始只云天雾地的谈他的总精神，但是谈到后来突然跳出唯心论者圈子对新教的传播做出下面的结论。
在奥大利、在巴瓦利、在波希米宗教改革得到很大的进步，虽然说是真理一入人心有力难以拔出，但是到了最后，宗教改革还是在枪剑与狡狯的下面失败了。斯拉夫民族是个农业民族，农业造成了主人与奴属。在农业中自然有最大的作用，一切人为的努力及主观的活动在这项事业中都没有好大作用。因此斯拉夫人很慢而且很难走到主观的自觉及总的觉悟，因此他们不能够参与这个解放运动。
在这些话中黑格尔很干脆的告诉我们想寻找某个民族的宗教观点的来源及其一切解放运动的原因，必需向这个民族的经济活动中去找。这还不够。黑格尔又用他的唯心论的观点去解释国家说：“国家是道德观念及道德精神的实现；这精神自己发觉了自己的最清楚最实在的意志，这意志能思想自己知道自己并且能够执行他所知道的他所想的”。这样说来黑格尔所谓国家并不是别的，不过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已。
黑格尔说：“真正的国家真正的政府只有什么时候才可树立起来呢？只有当有不同的阶级存在的时候，只有当财富与贫困都已十分显著的时候，只有当大多的人用平常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的时候”。（见黑氏《法律哲学》第二五七节）
据黑格尔说婚姻的历史起源也与人类的经济史有密切的联系。
一切国家的真正起源及最初基础同婚姻制度的成立一样是起于农业的。因为农业建立了私有财产，从野蛮人的不稳定的生活引到私有权的稳定，保证了个人需要的满足，同时用婚姻制度限制了两性的爱，把性的关系变成了长期的结合。简单的需要的满足变成了家庭的负担及家庭财产之据有。（见《历史哲学》导言第一〇六节）
这种例子我们可引得很多，但是篇幅有限所以我们再只说一个问题就是黑格尔所谓“世界史的地理基础”这一问题。
究竟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的历史发展有何种意义，在黑格尔前在黑格尔后都有不少的人谈到这个问题。但是不论是在前或是在后所有的研究者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就是他们只是注意到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心理的影响或是对于生理的影响，完全忘记了他们对于社会生产力之状态的影响及透过生产力状态而对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及其一切思想结构的影响。除了特殊的不谈，一般的说来黑格尔是跳过了这个大错误。据黑格尔的意见，地理环境有三种不同的类别：（一）无水的贫瘠的高原及其附带的广大的原野及平原；（二）被大河穿过的低原；（三）沿海地，和海洋有直接的关系。
在第一种，牧畜占优势；在第二种，农业；在第三种商业及手工业。根据这种根本的差异，在这些地方居住的人口也产生了不同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贫瘠的高原居住的人如蒙古人，过的是族长制度的游牧生活。严格的说来他们是没有历史的。不过时常聚积较大的人群，如风暴一样侵入文明国家，在去后遗留下空虚与破毁而已。文化生活开始于土地肥沃的河谷里，如中国、印度、巴比伦与埃及便是这样的河谷，于是在这些国家中兴起了伟大的帝国，形成了庞大的国家。这是因为这里有农业，这是个人生存的根本，一年四季的节气有规律的更替，产生了正确的职业；这里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及其有关系的法律关系”。但是住在低谷的农业人民也以其太迟缓太固执于本地太闭塞见称，他不善于利用自然环境中的一切以帮助他们的交通及关系。在沿海各国中的人民便没有这个缺点。海不隔人而联人。所以滨海各国的文化及人类觉悟之发展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没。找例子不必跑远路，拉到古代希腊便够了。
读者大概知道一八八九年出版的梅奇尼考夫的书的吧。（梅奇尼考夫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一个天才的俄国地理学者，曾在法国作了多年的地理教员，后来死在法国。普列汉诺夫所指的书最初即以法文而出版，书名《伟大的历史河流》。——译者）梅奇尼考夫当然是倾向唯心论的。但是他这本书却大体上是站在唯物论的观点上。但是这位唯物论者（地理学上的）在解释地理环境的历史意义的时候却完完全全和唯心论者黑格尔的观点相同。
黑格尔用地理环境的影响去解释原始社会中不平的原因。黑氏曾指出在梭伦以前的阿提加（希腊之一部包括雅典等城市。——译者）他的阶层的不同（他所谓阶层是指着住在山地上，平原上或海滨上的较富较贫的人们）便根据于地域的差异。当然，不成问题的，地域之不同及执业之不同必然对原始社会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可惜近代的研究者对于这一点都不曾注过意。
黑格尔并没有很用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上的问题，但是他那异人的天才，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帮助他去抓住了现象的最根本最实在的方面。黑格尔比一切现代的经济学者连李嘉图也在内，都要更清楚的了解在一个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中，一方面是财富的增加，另一方面必然伴着贫乏的增加。他在《历史哲学》一书中特别是在法律哲学中都很切实的谈到了这个问题。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这种历史的辩证，降低了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程度，以致他们不能照常的去满足自己的要求，同时又把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必然在国民社会中产生一个现象就是缺乏财富（虽然一方面财富过剩）就是说没有十足地去清除过多的贫困及人口中的贱民。
因此这个国民社会（这里黑格尔指的是英国）必然不得已而走出自己的本来范围而去寻找新市场，于是转眼光于世界贸易及殖民政策。在黑格尔的同时代入中只有傅立叶有这样清晰的眼光，这样透彻的了解了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辩证法。
读者或者已经注意到，无产阶级在黑格尔眼中只一种贱民或下等人没有能力能够享受国民社会中的精神特权。黑格尔没有注意到现代的无产阶级和古代的无产阶级（譬如罗马的）有了很大的差别。他不晓得在近代社会中放在工人身上的压迫时常引起这个阶级反抗行动，他不知道在现代社会中无产阶级在智力关系方面已经追过了资产阶级。但是这些东西连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也不知道，他们眼中的无产阶级也不过是命运凄惨很直得怜悯的下流人而已。并不会自动做什么事情。只有科学的社会主义才会了解近代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历史意义。
总结以上，唯心论者的黑格尔除了用唯心论的观点之外不会用别的观点来看历史。他用尽了一切天才的力量，用尽了一切辩证法的大法力想为唯心史观多多少少添一些科学味儿。但是他的企图失败了。他自己好像也不满意他的收获，他于是不得不从唯心论底云雾弥漫的极峰上跳到经济关系的具体地面上。当每次黑格尔乞灵于经济的时候，经济总要把他从唯心论的泥途中拔出。经济的发展成为决定历史发展整个行程的路标。
于是科学更进一步的趋向便由此决定了。黑格尔死后，哲学过渡到唯物论的完成不只是十八世纪原始的玄学的唯物论的简单的反映。在我们所研究的历史解释的问题中唯物论就不得不乞灵于经济，假若不如此，则不但为不能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进步，反而开了倒车了。
唯物论对自然的了解还不是唯物对历史的了解。前世纪的唯物论者（指十八世纪的。——译者）用唯心论者的眼睛而且是最幼稚的唯心论的眼睛去看历史。当他们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时候，他们总是打算着用思想史去解释去说明全部历史。他们从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希腊哲学家。——译者）的名言“理性支配世界”一语中引申出来说人类理智支配历史。人类历史中不幸的几页，据他们说是理智发生错误的结果。如果某国的人民还很耐心的忍受专制政体，这不过因为他们还不了解自由的好处。如果某国人民迷信，这是因为他被那按照自己利益而虚构个宗教的祭师欺骗了。如果人类还受战争的苦，这是因为他没有能够明白战争的损失及害处。够了！前世纪初叶那出色的思想家维科已经说过：“观念的行程决定于事物的行程。”但是唯物论者却想得相反：社会事物的行程决定于观念的行程；至于观念的本身则决定于……什么形式逻辑的法则及知识的积蓄。
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比这些幼稚的唯物论者走得要远得多了。当黑格尔重复阿那克萨戈拉的话说理性支配世界的时候，在他口中的意思绝对不是人类思想支配世界。自然就是理性的体系，但并不是说自然就有意识。“太阳系的运动依照着不变的规律而进行；这规律就是太阳系的理性。但是不问太阳或是依此规律环绕太阳而运行的行星都觉不到这规律。”（《历史哲学》第十五，十六节）
人是有意识的，他可以树立一个自己行动的固定目标。但是并不能因此而说人要怎样，历史便会怎样进行。但是每一个人活动的结果往往有个不变的方面，而这不变的方面往往造成了历史的最切要的性质，就是总精神的实现。
“在世界史中，从人类行动中往往引出他们所不要追求的东西。他们所以如此行动，是因为他们的利益要求他们如此，但是结果却得到新东西；虽然这是他们行动的结果，但是却不是他们意识中，他们计划中的东西。”（《历史哲学》三十五节）国家、民族及个人追求其私人的利益，追求其特殊目的。
在这方面说来，他们毫无疑问的都是自觉的、思想的行动者。但是他们都自觉的去追求其私人目的（他们也常常有某种一般的对于善及正义的追求）却不自觉的实现了总精神的目的。
凯撒追求在罗马的独裁，这是他个人的目的；但是独裁却是当时历史的必需；因此当凯撒实现了其私人的目的时，又替总精神卖了气力。因此，每个历史上的行动者，不论是个人或是一个整个民族不过是精神底盲目的工具而已。精神要驱使这些脚色为自己而工作，他把工作的一小部份以私人目的的形式而分配给他们，他用情欲的鞭子去鞭策他们，没有情欲什么历史上的大事都不会完成的。
这里对于人并不是一个不自觉的神秘主义。人们的行动总是不断的反映在其自己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反映并不能决定历史运动。事物的行程并不决定于观念的行程而决定于别的不依赖于人的意思，超乎人类自觉范围的东西。
人类自随心愿的偶然性不得不让位于规律性，就是说要让位于必然性。这就是绝对唯心论比起法国启明派原始的唯心论高明的地方。绝对唯心论同原始唯心论比起来正如一神教同拜物教比起来一样。拜物教在自然中并找不到什么规律性，他们以为事物的行程每一分钟都会因鬼怪的干涉而破坏。一神教则以为自然的法规是由上帝来创造的，但是他又承认（至少当他已发展到较高的阶级而和神迹绝缘时）这些事物的行程只由这些一次创造出来的规律来决定。完全同样，绝对唯心论者，他们在人类心愿以外去找历史运动的解释，想对历史现象作个规律的解释，但是想完成这个解释必须肃清一切精神底假设，因为这种假设在历史现象的说明中完全不中用。
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者对历史行程的观点是说人类理智支配历史，他们的结论必然是：从今以后我们可用开明的理智及哲学使一切事物井井然有次有序。但是，别致的很，绝对唯心论者黑格尔却把哲学的作用看得有限得很可怜得很。
在《历史哲学》的序言中说：“至于说到世界应当怎样这个问题，则哲学总是后出的。只有当实际已经完成其形成的过程而有了固定的外形时，世界思想的哲学才会出现。”
“当哲学在实际的灰色粉底上用灰色的颜料开始描画时，他已经消逝了，他的青春已经不能再归，这一点我们应当认识。敏尼而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以后才可飞出来”。
在这里黑格尔又跑得太远了。当然我们完全同意说，哲学不能使死去而且腐败了的社会制度复活，但是我们要问问黑先生当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从旧的中蜕化出来时我们可以不可以把这新社会的一般特点指出呢？哲学应在现象的发展过程中去观察现象。但是发展过程是有两方面的生长与死灭。在时间上这两个方面是可以分开的。但是在自然中特别是在历史中，发展的过程在每时每刻都是个两重的过程：消灭了旧的，同时在旧的废墟上又产生了新的。哲学只认识是什么样，而不认识根据某某的意见应当怎样。究竟在每时每刻是什么样呢？只是旧底死亡新底孕育。如果哲学只认识旧的，则知识必然是片面的，不能完成其认识现实的任务。但是黑格尔对有认识能力的理性的全能是相信的，这又和黑氏的信念矛盾了。
最新的唯物论是不含这许多偏激性的。这唯物论根据其本世纪的现状及过去能够论定将要发生什么。但是不要忘记了，发生这个观念和应当如何的观念是完全异趣的。对于我们将要发生什么是死亡了的过去之必然结果。如果我们知道将要发生的是这而不是那，这是因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这发展引我们去认识将要发生的东西。总而言之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思想同围绕着我们的生活对立起来。
但是黑格尔所批驳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完全不是这样看法。他们以为思想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变更生活发展的自然行程。因此他们就不必要研究，不要注意这行程了。他们对于应当如何的观念并不根据于实际周遭之研究而组成，反之是根据于正义或常态的社会制度底论断。其实呢这些论断说的还都是现存的周围的实际（往往是他的反面）。如果根据这些论断则等于承认现存的实际而不加以批评而不加以研究。这等于观察一个物体而不直眼去看他却从一个凸光镜子中去看他的影子。如此，错误及失望是免不了的。这些人越是忘记了他们应当如何的观念是从其周围实际中产生出来，他们越是迷信，可以用这些观念为武器而随心所欲的与实际周旋，同时，他们所追求的和他们所达到的两个地方的距离越是辽远了。隔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和法国启明派所梦想的理性的国度中间的是多么长的距离啊！这些忽略了实际的人物们其本身仍是摆脱不掉实际规律的束缚，他们只是不懂得这些规律或是不会利用这些规律以完成其自己的目的而已。因此他们的目的便永远不能达到。启明派的观点不多不少只不过自由与必然底抽象对立而已。
蓦然看来好像是如果承认了必然支配历史，则人的自由活动不是没位置了么。这个大大的错误已经被德国的唯心哲学纠正过了。谢林已经说过如果正确的观察一下则自由就是必然，而必然也就是自由。黑格尔更彻底的把这自由与必然中间的矛盾解决了。他说，只有我们认识了自然底及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时候，只有屈服在他们底下只有依靠在他们身上，我们才可以自由。不论在哲学的领域内或社会科学的领域内这都是个伟大的发明。但是只有近代的辩证唯物论才能充分的应用这个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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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论对历史的解释或说明是运用辩证的思想方法的。在黑格尔以前本来就有辩证法。但是黑格尔用起辩证法来是一切前代人所赶不上的。在天才的唯心论者的手中辩证法成了认识一切现实的最有力的武器。黑格尔说：“辩证法是一切科学研究的神髓，他是能够帮助科学的内容去获得永远联系及必然的唯一的原则。他摆脱了一切抽象的定义及世俗的观念，而抓着了具体。事情的真相不是一个东西完了便算完了，而是应当毁灭，并且依据其原有的内在的本性而变到相反的方面”。（见黑氏《百科全书》第八十一节）在黑格尔忠实于辩证法的时候，无论如何他是个较高级的进步的思想家。“我们说一切事物都逃不出辩证法的罗网；辩证法是笼罩万有的伟大的力量，他可以摧毁一切。”因此黑格尔那话说得很对，他说对辩证法的清楚的了解及正式的学得是万分重要的事情。辩证的方法是德国唯心论传给其继承者现代唯物论的最重要的科学的武器。
但是唯物论不能以唯心的形式而应用辩证法。要用他首先就要揭去他神秘主义的面幕。
一切唯物论者中最伟大的是卡尔·马克思。他的天才丝毫不见逊于黑格尔，他是这位大哲学家的真正继承者，只有他才有全权来说他的方法是和黑格尔的方法完全对立的。“对于黑格尔，他的逻辑的过程（他名之曰观念）变成了独立的主观，是一切实际的主宰。对于我则刚好相反：观念物不过是在人类脑筋中泡制过的物质物而已。”（《资本论》序言）
因为马克思所以唯物哲学才能成为完整的调协的彻底的宇宙观。我们知道前一世纪（十八世纪。——译者）的唯物论在历史领域内还是些十分幼稚的唯心论者。马克思把唯心论从他最后的避难所中赶出去。正如黑格尔一样，他把人类历史看成一个有规律的过程，并不依赖人类的自愿；正如黑格尔一样他在发生与消灭的过程中去观察现象；正如黑格尔一样，他不以历史现象玄学的无结果的说明自满，最后也正如黑格尔一样，他在努力去寻找社会生活中一切动力及互动力的总的唯一的根源。但是他并没有在绝对精神中找到这个根源，却在经济发展中找到了。同样的经济发展，黑格尔也时常向他乞灵，当唯心论在他那样有力而巧妙的手中也变成了不中用的兵器时。但是那在黑格尔手中不过是偶然的天才的谜语，到了马克思就变成了严格的科学的研究了。”
近代辩证唯物论谈到人类不自觉的制造历史这个真理时要比唯心论高明多了。据他的观点历史行程最后不决定于人类意志而决定于物质生产物的发展。唯物论也晓得猫头鹰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飞翔，但是这个鸟儿的飞起，正如别的事物一样并没有什么奇怪。唯心论者所找到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近代唯物论把他应用到历史中去。当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人类背后活动而未出现于人类意识中时，人类总是不自觉的在制造也应该制造全部历史。我们既然晓得了这动力，我们既然研究了行动的规律，则人们便可以用自己的手去操运这动力及规律以达到其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最大的功绩在乎他发现了这个动力，并且对于这动力的行动作了很精细的科学的研究。据一般俗人的意见近代辩证唯物论把人都变成了机器，但是实际上他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发现了到自由与自觉活动之领域去的道路。但是想达到这个领域只有根本改变了现在的社会活动才有可能。这些俗人们觉悟到了或是预觉到了这一点。因此唯物的历史解释简直使这些俗人们不舒服不好过；因此没有一个俗人能够也不愿管全部了解或接受马克思的理论。黑格尔把无产阶级看作暴民。但是对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是个伟大的力量是未来的担负者。只有一个无产阶级能够接受马克思的学说（不讲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理论已经一天天的深入于无产阶级心中。
各国的庸俗学者都在喧嚷，说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除了《资本论》以外没有什么了不得作品。第一，这不正确，第二，这即令正确也不能证明什么？当某种思想一天天取得了更多的广大的信徒的时候，当他在一个整个的社会阶级面前展开了一幅新的宽泛的远景的时候，难道我们可以说这思想停顿了么？
黑格尔谈起雅典人，简直发了狂；雅典人前面排演过了索福克勒斯与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在雅典人前伯里克利卖弄过他的妙舌，从雅典人中间“走出些人物可为百代的古典榜样”。我们不难晓得黑格尔狂热的原因。这里我们首先应当指出雅典人是个奴隶所有者民族。比利克利斯的面孔并不是向着奴隶，许多伟大的艺术创作都不是为奴隶而设。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的面孔已转向劳动者，我们可用发狂的热情去看待现代的工人阶级；最深刻的思想家已转向工人阶级，最天才的演说家已向工人阶级弄舌了。只有现代，科学与工人才最后结得了紧密的不可撕破的结合——这结合正是世界史中最伟大最有收获的时代之开端。
有时有人说辩证法的观点同进化论的观点差不好多。当然这两个方法是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我们面前存在着一个十分深刻十分重要的发展，他是颇不利于进化论的学说的。近代进化论者在他们的学说还混杂了不少的保守主义的糟粕。他们总是想证明，不论在自然中或在历史中是没有跃进的。另一方面辩证法深切的知道，不论在自然中，在人类思想中和在历史中，跃进都是必然的。同时，在任何时候，变化都是依照着一个不断的过程而进行，这一点辩证法并不否认。他只在努力说明在许多条件之下，循循渐进不得不引到跃进。
据黑格尔说，乌托邦也有值得同情的历史意义，因为他发觉了现代社会所含有的矛盾。辩证法唯物论对于乌托邦也给以同样的估价。但是几个改革家的乌托邦计划并不能决定正在生长着的工人运动，倒是生产法则与交换法则决定了这运动。因此现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已经和前几世纪的空想家相反；他们现在的活动已经不是改革家的活动，不过是冀图停止历史车轮的运转而已。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个最特别的现象就是向乌托邦追求的不是那些空想的改革家倒是他们的敌人。这些空想家现存的丑恶的实际之辩护者时常想骗自己骗别人说什么现存的实际本身是包括很多优点的，因此我们的任务不过是把他的丑恶及污浊的地方排除了便算了事。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得不把黑格尔关于宗教改革的一段议论引来看看，他说“宗教改革是教会腐化的结果”。但是腐化并不是个偶然的现象，他不简单是当道与权门滥用职权的结果。在这里有人就说，根本是很好的，事物的本身是完美的，只坏在情欲及个人利益，总而言之，人们的偶然意志往往要利用财物以满足自己的个人的欲求；因此我们把“偶然”排除了便没有什么事了。……这种观点太姑息事物了，推开了罪恶的责任。当然偶然滥用些小事物，这是局部问题没有什么。但是，现在完全是两回事。现在我们说的是在大的总的物体——教会中犯了大的总的罪恶。”（《历史哲学》第四九七，四九八节）很清楚的，有些人，当我们说到要根本改变某事某物的本身的时候，专门喜欢援引些偶然的局部的罪恶以粉饰，黑格尔对这些人的同情是很少的。黑格尔哲学中一贯的勇敢的彻底的精神对于这些人简直是一种可怕的怪物。
也曾有个时候，在维新者的营垒中跳起来一些人来反对黑格尔。他们对当时的普鲁士实际的腐儒的见解使他反对这位大哲。这些黑格尔的反对派大大的错了：他们没有能够在这反动的桃子中找到维新的核。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厌恶黑格尔的人们，他们的动机是善良的，因此我们对他还应当表示尊敬。在我们这个时候大家都已承认了黑格尔是个资产阶级的代表学者，因为大家都明白了或是很本能的觉到了黑格尔哲学中的革新精神了。因此大家对黑格尔的功绩都不愿意谈到了。大家都喜欢把康德与黑格尔对立起来。差不多所有教授讲师都以传扬康德的哲学系统为莫大职责。我们也愿意以康德的所有还给康德，我们也不去批驳康德的功绩。但是资产阶级学者所崇拜的并不是康德哲学的优点，而是他的弱点是他的批评主义，这实在太合我们齿冷。康德哲学系统中所包含的二元论正是现在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家所最颠倒的地方。二元论在道德问题中正是个最方便的家伙。在二元论的助力之下可以建造一个最完备的理想。他可以令你远行不归，大胆的游心于“较好的世界”中，但是他并不令你思索究竟怎样把这理想体化而成为实际。怎样好呢？譬如在理想中你可以全部消灭现存的阶级，你可以扫除了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剥削，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去作阶级国家的辩护人。据这些人想，理想好像是不会实现而成为实际，黑格尔以此为对人类理性的莫大诬蔑。“一切合理的都是实际的，一切实际的都是合理的。”他这句话曾引起了很大的误会，不但是德国，在外国也一样，特别是俄国。误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很清楚的懂得，黑格尔所谓理性与实际是什么意义。但是无论如何，即加以字面的平常的庸俗的解释也好，这句话的前一半“一切合理的都是实际的”依然会有很触目的革新的内容。把这话应用到历史上，依然变更不了他的意义，他必然是一种坚不可摇的信念，认为一切合理的不能停留“在非人间”而应转变到实际。如果没有这种前途光明的信念则一切改革者的思想都会失去了实际的意义。据黑格尔，历史不过是世界精神（即理性）在某时某代的表现或实现。用这种观点怎样解释社会形式的不断更替呢？只有这样才可解释，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浑沌会变理性，恶会变作善”，理性也会变到相反的方向，变成浑沌，这种理性也不是什么值得尊敬的事情。当凯撒攫取国家政权的时候，他破坏了罗马的宪法。表面上看来这种毁坏当然是一种犯罪的行动。凯撒的反对党也可以自己把自己看作法权的保障者，因为他自己站在合法的地位上说话。但是他们所拥护的法律其实“只是一种形式的法律，失去了活的精神被神祇所摈弃”。因此为破坏此法律而生的犯罪，不过是形式的犯罪；因此想替凯撒破坏罗马宪法作辩护也是十分容易的事情。
关于苏格拉底（他是被判为统治道德的敌人），黑格尔有下面的话：“苏格拉底是个英雄，因为他自觉的认识并且自觉的说出了一个较高的原则。更高的原则有绝对的法权，一切世界史中的英雄都持着这种意见，穿过这些英雄才走出来新世界。新的原则和现存的原则是矛盾的，因此新原则好像是个破坏者。因为这些原故，所以许多英雄才用暴力去破坏法律。他们的个体会灭亡的，但是他们的原则（也许有时会改变外形），是会继续活动而掘倒现存的原则的”。这里已经说得相当的清楚了。更要清楚了，假若我们注意到，黑格尔承认出现于全世界的历史舞台者不仅是英雄们而且有很多民族，他们才真是新的世界历史原则的担负者。在这个时候，历史的活动场所被这些民族的十分宽泛的权利所占领了。“这些民族正是世界精神发展到某一个阶段的担负者，他们有绝对的权利。别的民族的权利却被剥夺了。但是这些民族的日子过去了。他们已经不能那样的去参加世界史”。
我们知道在现在这个时候，新的世界历史原则的担负者已经不是某一个别的民族，而是一个固定的社会阶级。我们还可以依照黑格尔的精神说一句，一切别的社会阶级对这个阶级的关系，假若他们参预世界史，他们一定会给他帮助的。
向着伟大的历史目标的，在一切前面都不屈不挠的，永进不息的追求——这是伟大的德国唯心哲学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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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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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差不多有七个月不在美国，在此期间，美国对战争的公众舆论更是泾渭分明了。许多重工业企业向英法出售军火，直接或间接地从中获利，因而倾向协约国一边，并且影响报界，为反德情绪推波助澜。客船“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击沉，使一百多名美国人丧命，这件事为好战的社论火上加油。亲协约国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全国国防协会谴责威尔逊政府“因循苟安”，美国权利委员会督促美国立即参战。
另一方面，反战力量携手联合，进行反击。和平主义者组织了限制军备同盟，美国反对军国主义联盟，以及妇女和平党。德国社会党人在议会中投票赞成德皇的军事政策之后，欧洲各国的社会党便基本上支持它们各自的政府，只有美国的社会党仍坚持反战立场。反战激进分子感到威尔逊总统是个很好的同盟者，因为他还抱定他的中立政策。
作为一个作家，里德决定全力支持反战力量。他相信激进运动，相信总统是坚定不移的，相信劳动人民有共同的看法，所以他对祖国的政治前途信心十足。
可是他对私人生活却没有这样的信心。尽管梅布尔在里德离开她赴东欧之前听从了斯蒂芬斯的劝告，作出了爱里德的姿态，但他们的关系现在似乎没有修复的希望。梅布尔已经结识了雕刻家莫里斯·斯特恩，并且爱上了他，而他将是她的下一个丈夫。为了不让里德回来造成不痛快的局面，梅布尔央求她和里德共同的朋友，新闻记者哈钦斯·哈普古德，给还在欧洲的里德写了一封信。里德接到装有梅布尔退给他纪念戒指的哈普古德来信后，他把戒指扔进了运河里，然后写信给霍维说：“梅布尔和我永远决裂了，因此再不要把我的消息告诉她，也不要在她面前提到我。”
然而，熟悉的纽约景色使里德想起了梅布尔，而且他们不久就见面了。她那时住在哈得逊河上克罗顿的芬尼农场，而莫里斯·斯特恩住在同一农场邻近的宅子里。梅布尔建议里德也来住在这里，因为那里有个方便的顶楼可供里德写作。当然，他们的关系只能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了。而里德对梅布尔的爱情还是藕断丝连，因而表示愿意住住看。可是他的想法彻底落空了。他发现他既忍受不了梅布尔爱情的转移，也不能忍受与斯特恩为邻。三天之内他就离开了农场，和梅布尔永远决裂。
十二月间，他又一次去波特兰港看望他的母亲。然而，他在纽约遇到的主战气氛，在波特兰社交界中的保守团体内也极为普遍，里德感到这种环境无法容忍。他到家还不到一天，就写信给纽约的一个朋友说渴望返回曼哈顿。他的母亲虽然和蔼可亲，但在政治观点上却没有希望得到她的支持；他还加上一句，他觉得没有一个人是可与之交谈的。
可是两个星期以后，当他与路易丝·布赖恩特·特鲁林格女士相遇时，他的心境就大大地改变了。路易丝是波特兰一位牙科医生郁郁不欢的老婆。不过，她和梅布尔一样，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解放的女性，而且在内心还不认为自己是某某“夫人”，而只是独立自主的路易丝·布赖恩特。路易丝是英籍爱尔兰血统，出生于美国西部，也在那里长大，脸颊红润，生着雀斑，灰色的眼睛很是漂亮。她在俄勒冈大学毕业后，在西雅图一家罐头食品厂找到了工作。但她是个有抱负的画家和作家，不久就开始给波特兰的一家报纸作时装画，写特写小说。那时她认识了特鲁林格医生，并且和他结了婚。
甚至早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之前，路易丝就已经知道了里德这个人，并且十分钦佩他，因为她是《群众》的订户。当她在当地报纸上看到里德来波特兰访问的消息时，她请里德的两位朋友风景画家卡尔·沃尔特斯和他的夫人海伦给他们作介绍。为此安排了一个午宴，但在午宴前几天她就在艺术家的一个聚会上偶尔和里德见了面。由于这位迷人的女郎跟他一样地对激进事业热情万分，有着知识分子一脉相通的亲和力，里德发现她和自己的气质非常相近。她拿了些她的作品给他看，他很喜欢这些作品。在那不多的日子里他们经常见面，不知不觉地滑入远非偶然结合的爱情之中。等到她们来到预定的午宴时，已经没有必要请沃尔特斯夫妇介绍了；他们也猜到里德和路易丝已经陷入情海。
十二月底，里德返回纽约。路易丝和特鲁林格断绝了关系，几天后就赶到那里和里德作伴。在格林威治村里德原来的房子附近——华盛顿广场四十三号的一个公寓里，他们成了家，或者说成了一个不成其家的家更为恰当。因为他们两人都不太关心碗碟洗过没有，碗柜摆得是否端正。他们投身于工作，投身于激进运动，顾不得这些琐事。路易丝二十八岁，和里德同年，不过里德已是一个成熟的作家，而她还在跃跃欲试中罢了。
这位女郎是他在沉闷的波特兰，从不如意的婚姻中搭救出来的，他为这个聪明可爱的女郎感到得意。他带她环游纽约，把她介绍给他的朋友们。其中有一位饮酒过度的青年，他羞怯、忧郁，是个内向的人，可是有非凡的才能，里德正鼓励他从事写作。尽管在当时，他——尤金·奥尼尔还默默无闻，有朝一日必将被认为是美国第一流的剧作家。
现在，里德在写文章，写报道，为将发行的诗集《达梅尔兰（跛子帖木儿）》选诗，或者写政治论文时，总喜欢让路易丝那充满生气的形影陪伴在他身边。那些政治论文是抨击一直在增长着的战备运动的。里德觉得战备和军事卷入之间只有一线之差，而且他还利用《群众》的专栏说了这样的话。他在其中一期里评论说：“这个国家很快地由于受惊而对‘英雄情绪’趋之若鹜了。”在里德看来，英雄主义并不在这里，而体现在罗素身上。因为他反对战争而被投入了英国监狱，为此写了一篇题为《一位英勇的和平主义者》的文章对他备加赞扬。他在《共和国咽喉处》一文中，揭露了战备运动的幕后势力。他揭穿“国家安全同盟”是由一家军火公司的董事们统治着。他也提到了那些从战争中谋取利益的铁道、矿山和国际财团中其他实业家的名字。在他热情迸发时，竟提到了摩根财团中的百万富翁哈里·佩恩·惠特尼，他是《大都会》的主权人，罗斯福正在把这份杂志变成战备的辩护者。他写这样的文章是在拿他的记者前途作冒险，可是对他来说，向读者发表一篇反战通讯要比自己的前途要紧得多。
一九一六年初，他和路易丝是在纽约度过的。可是不多久，一件再也摆脱不掉的烦恼使他们离开了纽约。童年时代折磨了他的肾脏病，近年来时有复发，现在突然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以致医生们考虑要动手术。他们决定，里德首先要休息。五月下旬，他和路易丝去普罗文斯敦，在那里租了一幢有白色护墙板的小别墅。他们的朋友奥尼尔不多久也到了那里，和他们作伴，住在对街的一间小木屋里。
他们在普罗文斯敦还有其他朋友，因为每年夏季，科德角上这个寂静的小渔乡把一群知识分子从格林威治村吸引了来。哈钦斯·哈普古德在这里消夏，乔治·克拉姆·库克教授和他的夫人小说家苏珊·格拉斯佩尔也来了。这是里德理想的地方。他在这一群他所熟悉和喜欢的人当中，能安安心心地得到康复，不会感到不自在。左翼新闻记者，小说《没有钱的犹太人》的作者迈克·戈尔德几年后写道：
我以前经常看到里德和另一位社会主义者——勇敢的冒险者乔治·克拉姆·库克一道在普罗文斯敦游泳。我和他们乘着独桅艇荡出一英里之遥，然后他们在波浪滔滔的海里进行游泳竞赛，手臂搭着手臂，相互嬉戏，愉快地高声呼叫。随后，我们一块回到里德家里，尽情地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
但是里德预计到住医院久了要花很大一笔钱，因此不得不于六月离开普罗文斯敦，去芝加哥和圣路易斯，为《大都会》采访共和党、民主党和进步党的集会。他在九月号上发表了题为《国立马戏团》一文，配有美术家扬的漫画。扬是《群众》的创始人之一，一个机智的政治讽刺作家。里德靠这样一类文章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但是他拒绝了一些指派给他的任务，以免被迫放弃原则或者束缚自己的同情心，而去迎合他所不同意的编辑观点。潘兴将军领导的一支美国远征队对起义者潘乔·比利亚进行讨伐，从而使墨西哥战争重新具有新闻价值，这也是他所不能同意的一桩事。惠勒辛迪加的约翰·惠勒，《纽约美国人报》的兰克和《大都会》的霍维都和里德联系，要他重返墨西哥。但是里德担心上述各报的编辑方针一定会迫使他颂扬美国的远征队，而在他看来，美国的远征队会对别的国家的革命起一种不光彩的镇压作用，因此，他拒绝了他们的建议。
正是这个时候，在普罗文斯敦，路易丝和尤金·奥尼尔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了友谊的范围。尽管奥尼尔在开始时出于对里德的忠诚，曾一再设法避开她，她却被每天在海滩上看见的这位忧郁的作家深深地迷住了。在普罗文斯敦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两人之间有不正当的恋爱关系，而里德本人却未怀疑到什么，因为路易丝在两个男人之间周旋得如此圆熟。
尽管有着这种感情上的纠葛，奥尼尔和里德仍然保持了友谊，因为他们两人都同“普罗文斯敦剧团”打交道，因而有工作上的联系。该剧团是一个实验剧团，他们在作家马里·希顿·沃尔斯设置的渔船码头的一端的一个小棚里演戏。那年夏天，里德的短剧《自由》在剧团的一张节目单里出现了；同时，奥尼尔的《东往加迪夫》也由他本人同里德和乔治·克拉姆·库克合作，参加演出；里德在这出戏的演出中，突然显示出他的卓越的新天才。
在整个这段时期内，里德由于需要钱而不得不写大量的小说和文章。他给《科里尔》杂志写了吸引人的短篇连载小说《精力充沛的人》。他为《大都会》写了《最后的拥抱》和《海盗的孙子》。他为《大都会》和《论坛报》采访了新泽西州贝荣的标准石油厂的一次罢工。他和《大都会》的编辑谈判去中国旅行，正如该杂志以后公布的，他将“举定一面镜子来照见这个神秘的、罗曼蒂克的国家，让我们看到它那人口众多的人民和巨大的创造力量。”
但是由于必须住进医院作临床检验，里德的一切计划都突然地被打断了。当时是十一月，他和路易丝已返回纽约。他们曾经决定离开格林威治村到乡下去，并且已经在哈得逊河畔的克罗顿买下一幢有四个房间的屋子，因为克罗顿是当时艺术家的聚居地，《群众》的编辑马克斯·伊斯门和博德曼·鲁宾逊也早已在那里落户定居了。里德两人虽然在新居里安放了几件家具，但却一直拖到里德从医院回来后才搬进去。
切除一个肾脏常常是有生命危险的，但里德在住进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以便鉴定是否需要做外科手术之前，就打算和路易丝结婚。她是不久前刚被特鲁林格离掉的，而且不希望再受到合法婚姻的约束。但里德却不然，他坚持要结婚，因此在预定住进医院的前几天，他们到了波基普西，在市政厅办理了结婚手续。对路易丝来说，她和里德的正式结合无足轻重，所以在办事员叫她回来给她结婚证书时，她已经走出办公室的门了。
里德在巴尔的摩的医院里接受临床检验的一个屋期中，路易丝和奥尼尔在纽约又恢复了他们的恋爱关系。显而易见，她对这两个男人总不免有顾此失彼之感。而当医生决定为里德进行手术时，她去了巴尔的摩，和里德呆在一起，直到他脱险。然后她又回到纽约。她和里德都手头拮据，因此不管怎么说，他们两人都承认，她花钱住旅馆是件傻事。不过，当然也是由于奥尼尔当时就在纽约的缘故。
里德在他的恢复期间接到了好多朋友热情真挚的来信。科比从哈佛来信告诉里德，他经常惦念着他，并且请求里德把健康情况详细告诉他。沃尔特·李普曼亲自到巴尔的摩来探望他。同时，医院的生活引起了里德的兴趣，他观察医院的生活而写出了一组诗，题为《医院记事》。但他忘不掉他的经济困难，因此花了大部分时间来写小说，以便偿付他的帐单。
路易丝和里德天天互通情书。至于她和奥尼尔的瓜葛，不管怎么样，似乎都未减少她对里德的感情。她把她搬出格林威治村的公寓并在克罗顿为里德从医院回来而准备新居的详细情况写信告诉里德，但在里德未来之前，她是不愿单身住在克罗顿的，她要在纽约呆到她能够去巴尔的摩迎接他为止。
十二月，里德获准出院。一九一七年一月，《大都会》宣布了他的中国之行，路易丝与他作伴，两人开始准备行装。他们跑遍纽约，收集各方面给他们开的介绍信。他们种了牛痘，交验了护照买了船票。
然而，几个星期后，杂志取消了原议。主战派对威尔逊总统施加了压力，迫使他放弃了他要使交战国双方“不待胜负已定而实现和平”的想法于二月初宣布与德国断交。显然美国参战已迫在眉睫，因此《大都会》的编辑感到有关中国之行的报道未必有多大的重要性。他们向里德提议，要他多写些有关新形势的文章，并且问他是否能够立刻写出一点什么东西来。
这是一个反问，因为他们知道里德对战争是如此地深恶痛绝，决不会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的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让他自动退出《大都会》的权术。在过去的一年中，他在《群众》上发表了些尖锐的文章，其中也有一些是公然抨击《大都会》的，因而成了一个愈来愈麻烦的人物。当然失去了这样一个人他们是很烦恼的，因为不久前他们自己还把他标榜为世界上最好的描述作家正如霍维在他的回忆录里所说，近几年来，这个杂志一直是采取这样的方针：“对登广告者是激怒与安抚轮番使用”，对社会主义是用高质量的小说来增添其时髦感，对里德是用罗斯福来加以衬托。但在眼下的政治气氛下，想要维持这种小心谨慎的平衡已经不可能了。霍维指出：
我们能够高尚，但不能过于高尚。我们能够探索社会的症结，而采用斯蒂芬斯的姿态，但是所触及的不能过深。里德已经成了他所希望做的人物，成了反对他的国家既定方针的叛逆者的化身。由于他的诗人气质而幻想出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景象浮动在他的眼前，可是这类幻想的景象不可能使一本有广泛读者和扎根于本土的出版物也加以采纳。里德憎恨战争，而且直言不讳，这很好。可是杂志不能再作他的讲坛了；即使编辑们与他有同样的见解（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只好就此收场。《大都会》立即成功地在这方面来了个急煞车。
《大都会》曾经是里德收入的主要来源，现在他就不得不另谋出路。可是他马上就发现，其他报章杂志也和《大都会》一样，要在战争问题上与编辑的态度相默契才能支付高额的稿酬。里德觉得只好抵制他们。即使要写，他也写不出那种他并不真心实意相信的东西。贯穿在他生涯中的记者秉性，再加上俄勒冈小伙子的骨气，使得他身上不可能有机会主义。约翰·多斯·帕索斯在多年之后写到里德时这样说过：“里德是个西部人，说到就要做到”。里德看出，他只有一个抉择：继续为那些愿意刊印他的文章的报刊写他所相信的东西，虽然这种报刊大大减少了。
这一抉择是对他的品质的一个严峻的考验。它意味着他要抛弃他在当代记者中执牛耳的角色，而以低工资的特写记者身份为《纽约邮报》工作。一九一七年四月，美国参战，此时，他的这一抉择还意味着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因为批评政府或者批评政府的政策，不但会招致解雇，而且会被判长达二十年的徒刑。
颁布了侦缉条例，对拒绝服兵役或阻止征兵者要给予刑事处罚，为此有近两千人被送进了监狱。还制定了一条所谓“煽动性言论条例”的法令，来直接对付“谩骂政府和国家制度”的人。根据这条法令，许多激进主义者被逮捕而单人隔离监禁，并且不准保释，然后被判长期徒刑。政治集会受破坏，甚至无辜的旁观者也遭到殴打。暴民骚动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治安维持会会员强迫那些对政府的政策有异议的人跪着吻国旗。劳工组织者被涂上柏油，再粘上羽毛。和平主义的传教士受鞭抽棍打，赶出了他们的教区。
然而，里德仍然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反战者。报纸发表了威尔逊的宣战声明，其中有总统的名言，美国有权为导致其生存和幸福的原则而献出鲜血和力量的这一天来到了。”就在这一天晚上，华盛顿举行了盛大的和平主义者的集会。当总统发布声明的消息掠过大厅时，里德登上了讲台。他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不支持它。”几天以后，在国会司法委员会对侦缉名单的听证会上，里德请求作证。他声明说：“我不是和平至上论者，也不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但我决不为这个战争效力。枪毙我也好，强迫我作战也好，随你们的便；可是我知道，这不止我一个，还有成千上万的人……。”
“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再听这位先生讲下去了。”弗蒙特州的代表格林打断说。
然而主席裁定，允许里德说下去。里德就说了下去。他用五个战场上的亲身经历，以及他在欧洲观察到的事实，作为他发言的根据。在这些论据的基础上，他坚信这个战争是商业利益的冲突，美国不应当介入其中。
尽管里德本人直到几个月以后才受到法律的迫害，但他却已经感到了其他方面的压力。这些日子里，那些不敢让人看到自己和激进主义者在一块厮混的老朋友都避开了他。他的兄弟哈里入伍服役后写信给他说，要扭转无法改变的事情是没有用的。他的母亲从波特兰给他来信，写道，“获悉你父亲的儿子说他没有把他的国家和国旗放在心上，使我大为震惊。天哪，为了我们，我并不要你去战斗，但是我也不要你用文字和言论来反对我们。而且我不得不说，既然已经宣战，你要是反对的话，我将深深感到可耻。我想你一定会发觉，你那些朋友和同情你的人大都是外国出生的，相比起来，真正的美国人却为数很少。”
可是不管怎样，里德还是继续在《群众》上写文章，并尽可能也在《邮报》上撰文，谴责政府用其法令来践踏宪法权利，反对剥夺劳工辛辛苦苦所获得的果实，揭发战争投机商的贪得无厌，主张“不允许美国人中有任何团体或阶级在战争中拥有既得利益，也不许他们把人民作牺牲，从人类大屠杀中积聚巨额财富。”
事实上，他一直这样坚持地写下去，直到再也没有什么可写，直到战争已经渗透到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大多数人也不再聆听他的呼声，他才开始写他自己。他用这样的话来开始他的自传：
我二十九岁了。我知道这是我生命中一个阶段的终结，也就是青春的终结。有时我觉得，这似乎也是世界青春的终结；大战确实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了某些影响。但这也是生活的新阶段的起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急剧的变化，是那样有声有色又有意思，使我不能不想象到未来时代那辉煌灿烂、美妙绝伦的前景。
里德天生乐观，没有东西压得垮他。甚至在和路易丝口角而暂时分袂的时候，他的乐观情绪也202不稍减。尽管她和尤金·奥尼尔的私情自普罗文斯敦同居时期以来时断时续，但是当她一发觉里德曾和别的女人有过恋爱关系时，她的醋意就突然发作。因为她为自己采用的两套标准不能运用于里德，她就折磨他，要他感到深深的内疚和懊悔。既然她自己的事业毫无起色，她决定抓住这个借口独自出国当战地记者。里德十分体谅，利用了他的影响使贝尔辛迪加委任了她，还给她筹了钱，为她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乘埃斯帕克号去欧洲付了船费。路易丝在启航前再次思考；永远失去里德的可能性使她害怕，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的动机。她给了他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也许在我回来后我会更理解的。我如此爱你，象我这样的爱实在了不起。”
里德给她回信说：“我们在很多方面大不相同，在我们相爱时必须设法认识到这一点。但当然，在最后这件糟透了的事情中，从人性的角度看，你是对的，我是错了。亲爱的，自从第一次见面，我就一直爱着你。而且我想，我会永远爱你。”
他担心着她出国后的人身安全，可是她自己倒不担心，正如她在给卡尔·霍维的妻子，《大都会》编辑部作家，后来成为著名的好莱坞电影剧本作者的索尼娅·莱维恩的信中所指出的：“自从埃斯帕克号驶离纽约的第一分钟起，事情就开始发生了。我们和一艘潜水艇发生了一次小规模战斗，可是……既然我发现潜水艇并不使我害怕，我就不在乎上哪里去和干什么。正因为如此，我得到了一点名气。”
她的勇气是无可怀疑的，可是她在法国就再未得到“名气”了。官方的清规戒律，正象当年阻碍里德一样阻碍着她。她到达不了前线，而她从巴黎发回的电讯，一条也没有采用。她的记者希望至少在那个时候，很快就破灭了。她离开几乎还不到一个月，就准备回国了。里德对她很关心，给她寄钱，寄介绍信，寄写作建议，也寄去他的爱情保证。她回信说：“我极想回家，不过倒还相当平静。亲爱的，我安然无恙而且很健康，没有垮掉。你说过，如果我精神健全，总会忘事。我想我是健全的，因为我已经忘事了。有时候我很想知道，要是一切事情从头发生，我的感受将会如何！我并不以为，而且也不相信，一切事会再从头发生……有时我觉得，我忍受不了和我的亲爱的分离。”
她决定在七月中旬搭法国船回国。里德不要多久，又会有她在纽约相伴。这种思想激励了他的勇气，这在《三十将至》中反映了出来。
我猜想，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爱情在一生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我也曾经恋爱过，有时感到非常幸福，有时充满了矛盾，有时深深地使别人痛苦，有时自己感到痛苦。可是我终于找到了朋友兼爱人，她令我激动，使我满足，比任何人都更亲近我。我再也不去计较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三十将至》中，他也显示了在政治信念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他作为一个劳工记者而引起的。当他写到他所采访的那些罢工以及那些罢工是如何坚定了他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信念时，他接着写道：
我衷心祝愿无产阶级兴起，获得权利，不过我还不明了他们该怎样获得这些权利。政治上的解救来得如此的缓慢，和平抗议及合法行动的机会一年比一年少了。
当年斯蒂芬斯这位政治改革大师，曾把里德培养成政治改革派，而现在里德正在从政治改革派成长为革命派。在这成长过程中，世界大战起了一定的作用。
战争是经济和政治唯心主义信仰的可怕的摧毁者……在我看来，交战的双方都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两边都使我厌恶。我认为整个大战只不过使生活停顿，并孕育着人类的进化。我在等待，等待这一切的结束，等待生活的重新开始，以便找到我应当做的工作。
里德曾一度把希望寄托在威尔逊身上。但是那些比总统职权大得多的势力，把总统的政策压垮了；这一点，威尔逊自己在一九一三年就描述过，那时他声称：“美国政府的主人是联合起来的资本家和制造商。”现在，里德既不对威尔逊抱希望，也不对经济和政治制度抱希望，他还相信，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我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我有饭吃，是因为别人挨着饿；别人在冬天几乎光着身子穿过雪盖冰封的城市，而我穿着衣服……”尽管如此，他仍然满怀希望迎接祖国的未来，因此他接着写道：“但我仍然坚决相信，由民主制度中将会产生一个更富裕繁荣、更勇敢有为、更自由、更美好的新世界。”
当俄国革命推翻了沙皇，建立了议会共和政体的消息于一九一七年三月传到美国时，里德并不怎么激动。他觉得，一个中世纪的俄国，从没有过工业革命，也就是，只不过未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就赶上了世界上的现代国家，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罢了。然而到了夏天，当俄国工人、士兵和农民的组织成了一支把资本主义制度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支配力量而出现时，里德改变了看法。他在《群众》上写道：
我们向俄国无产阶级致以歉意，因为我们把这个革命说成是“资产阶级草命”。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实质是长期受蹂躏的俄国群众起来了，这一点我们现在看得愈来愈清楚。这次革命的目的是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新型的人类社会。
要是俄国大众就要在占地球面积六分之一的国家建立一个完全新型的政府，显而易见，对于其余的人来说，当代一切事件当中，没有任何事件可以与这一事件的重要性相比拟。里德决心去俄国采访革命的情况。路易丝热切期望和他同行，并且被任命为某个报业辛迪加的记者。但由于保守气氛笼罩全国，里德因当年报道墨西哥革命和美国劳资冲突而享有激进主义者的盛名，在从前倒是一项财富，而现在却成了一个毫无用处的赘瘤。不到一年之前，那些愿意把他派往世界各地，愿意付给他最高薪金的报纸，现在尽管想要邀请他，却都不敢雇用他了。他跟纽约、华盛顿和巴尔的摩的编辑人员都洽谈过了，其中只有几个左翼的或者标新立异的报纸愿意派他去俄国，可是又没有一家报纸负担得起他的旅费。
暂时看来，里德将错过他职业中最伟大的一次新闻报道任务。但是，《群众》的一位热情的支持者，尤金·布瓦塞万终于从一批同情者那里替他募集了必要的款项。于是《群众》，《七艺》和一家社会主义报纸《纽约号角》委任他作特约记者。军队因他动过肾脏手术，免除了他服兵役的义务，同时国务院也发给了他一张护照。一九一七年八月中旬，他和路易丝出发去俄国。他盼望能目睹他自己在自传里想象的“未来时代那辉煌灿烂、美妙绝伦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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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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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四年七月，阿普尔顿公司出版的《暴动的墨西哥》一书，是里德用他在《大都会》和《世界报》上发表的文章为基础写成的。这本书获得了朋友们和舆论界的赞扬。住在霍利斯大厦的那位教授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对里德来说，也许比其他人的评价所起的作用大得多，因此里德把这本书题献给了这位教授。科普兰写信给他这位早先的学生说：《暴动的墨西哥》非但“完美无疵”，而且，该书的作者是一个“天生的作家。”这位教授还直截了当地补充说，这是他很早以前就发现到的一个事实。
自从他从墨西哥回国后，几乎没有一家报刊不吵吵嚷嚷地要求里德去工作，并愿付以最高的酬金。卡尔·霍维设法要里德专为《大都会》工作。但是里德决定仍然当个自由骑士，因为他喜欢享有这种突然身价百倍的选择权。
里德和梅布尔又恢复了同居生活，住在第五大道二十三号那些白皑皑的房间里。当时，两个人都没有吵嘴的心情。她成了她的沙龙里“里德在墨西哥”晚会的明星。而他却急不可待地要回去工作。他现在需要钱，而且不光是自己需要。霍维曾经多次接到里德从墨西哥发来的电报，其中有这样的内容：“要是我的存款还够，请寄五百元给俄勒冈州波特兰威克山姆公寓玛格丽特女士收。”里德终于能够赡养他的母亲了，并且从此以后，他总是把自己挣得的大部份钱汇寄给他的母亲。
几乎是在梅布尔习惯于和他再次相处之前，他就离开了纽约，匆匆忙忙地赶到科罗拉多州勒德洛去执行一项新的任务。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日早晨，在勒德洛对罢工矿工和他们的家属进行了大屠杀。有三十三个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妇女和儿童，被州国民警卫队用机枪射死，或者纵火烧死。这批国民警卫队是由退伍警察和爱玩枪的人新近宣誓组成的。全国为这次大屠杀所震惊，里德代表《大都会》去调查这件事。
他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炉台上、锅子和罐子里仍然装着一半食物，那是在那个可怕的早晨所煮的；还有婴孩车，一堆堆烧残了的衣服，遍布弹痕的儿童玩具，烧焦了的帐篷进出口……所有这些就是一千二百人留下来的全部财产。”他看到了“死人坑”，烧焦了的尸体就是从这里面挖出来的，这是他初次同这种规模的工业方面的暴力行为打交道，他着手查清这件事是怎样和为什么发生？
煤矿工人进行罢工的要求包括：八小时工作制，承认他们的工会，以及矿山的安全设施，因为这里发生事故的死亡率在全国是最高的。这些要求大都是科罗拉多州法律所保证了的，可是里德发现，这些法律却从来没有实施过，因为洛克菲勒财团所属的各个实力雄厚的煤炭公司，都通过其安插在政府部门而掌握权力的政客们操纵了州政府。罢工者要求谈判，却用武力来回答他们。他们被赶出了家门，被迫移住于棚户区。接着，州国民警卫队便奉命用机枪扫射，并焚烧帐篷。
里德发现，在这个阶段的劳工斗争中，勒德洛罢工的特色并不在于煤矿老板的暴力行为，而在于大屠杀后罢工者自己拿起了武器。他们组织了作战部队，在周围的小山上构筑了阵地。在攻占和焚烧矿井时，发生了更多的战斗，伤亡了更多的罢工者。最后，威尔逊总统出动了联邦军队，解除了双方的武装，冲突以小洛克菲勒获胜而告结束……。工会未获承认，它的要求被驳回。
对里德来说，勒德洛大屠杀是一个确凿的证据，证实了他在帕特森监狱里听到的有关阶级战争的情况。他后来在《三十将至》里写道：“我曾经见到过、报导过很多次罢工，其中大多数都是为了最低的生活必需品而进行的殊死斗争；我所见到的一切都不过证实了我最初关于阶级斗争及其不可避免性的想法。”他的一篇关于勒德洛罢工的充分记实的调查材料，叫做《科罗拉多之战》。这篇文章在《大都会》七月号上刊出时，受到里德的编辑霍维的高度赞扬。霍维看来是不去理会丹佛的一家书店取消对《大都会》的长期订单的。这家书店声称，取消订单是因为这一期上有毫无根据而耸人听闻的无耻谎言。”在霍维看来，这个反应正好进一步地表明里德的报道有战斗力。
一九一四年春天，里德陪伴梅布尔来到普罗文斯敦。他们在那里的海滨租下一家别墅，住了几个星期。不久，另外一件事情驱使里德暂时离开了她的身边。由于韦尔塔将军发动的一次反美挑衅，美国局部地介入了墨西哥战争。威尔逊总统命令海军陆战队占领维拉克鲁斯，并且还动员了边界上的其他部队。里德预见到了一种危险：以平定挑衅事件为初衷的远征军，将转变为一支横行于墨西哥的占领军，并在歼灭韦尔塔军队的同时，也将消灭革命的力量。他想尽可能阻止这件事情，于是南下华盛顿，在那里受到了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和威尔逊总统本人的接见。伍德罗·威尔逊向里德保证，美国对墨西哥没有帝圆主义意图，但是总统秘书却作了交代说，“总统是在你不引用他的原话的条件下，才向你公开他的意图的。”因此，里德始终没有见到报刊上把这次会见的情况发表出来。
然而，《大都会》这时对他已另有安排。由于欧洲已处在战争边缘，霍维乃电告里德，请他整装待命，作为杂志的特派记者出国。里德离开普罗文斯敦到波特兰，对他的母亲作短暂的探望，而梅布尔则乘船去意大利的别墅。里德在波特兰发现自己已经是一个家乡名人，到处请他吃茶点、用午餐、赴宴会。两年来他没有见到母亲，他从墨西哥平安回来才使她丢心落肠而感到欣喜。可是作为一个战地记者的妈妈，总是免不了牵肠挂肚的。几天之后，玛格丽特看着儿子离开身边，搭上他所能找到的最快的大陆火车去纽约，接着去一个新的战场，她又有了新的忧虑。
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欧洲各国之间为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经商道路以及领土和殖民地而爆发了。两个大国联盟在这种利害冲突中相互对抗。一边是法、俄、英，以及后来意大利和日本也加入的协约国。另一边是德、奥，后来又有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加入的同盟国。一九一四年夏初，奥军在德国支持下，扬言它们要找寻一块“阳光下的地方”作为立国之地而开进了塞尔维亚，于是打响了战争的第一枪。到了夏末，除了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以及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士之外，整个欧洲都卷入了战争。
当时美国的官方态度可以从威尔逊总统的宣言中看出，他说：“在此检验人们意志的日子里，美国必须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严守中立。”而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他曾经委任里德的父亲为联邦执法官，不久又同里德一起为《大都会》撰稿了）也劝告美国人民在欧洲这场“苦难和复仇性敌对行为”中，不要“以任何方式偏祖一方。”
但就在这时，开初还不太显著的反德情绪已迅猛地高涨起来而遍及了全国，美国便在这种情绪的压力下，一步步地走向了战争。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德国人的暴行。里德在《群众》上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商人的战争》，他在文章里描述“美国各报刊编辑组成的合唱队如何假装相信——其实是要我们相信——洁白无疵的现代民主骑士正向极端卑鄙的中世纪穷兵黩武的怪物进军。”他不相信会如威尔逊总统以后所说的那样，协约国正为使“世界的民主获得安全”而战，也不相信协约国的胜利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当时他就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本质；而在几十年后，当德意法西斯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来时，大多数历史学家才用同样的方式开始来回顾这次战争。里德在他发表于《群众》上的文章中写道：“真正的战争早就开始了，而死亡和毁灭的突然发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偶然事件罢了。这次战争数十年来一直在猛烈地进行着，不过一直很少为它做广告，所以简直不为人们注意。其实它纯粹是商人们的冲突。”这样的说法，在当时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一种激进的观点。里德还补充说：“我们千万不要被编辑们关于自由主义的空话所愚弄，而去进行反对暴政的‘圣战’。这不是我们的战争。”里德这样的说法也是和公共舆论很不一致的。
里德认为，欧洲各国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由于共同的利益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了；这种团结要比强迫他们去当兵的各国政府之间的团结更为紧密。他同情不论那个国家的劳动人民，因为他们会在那似乎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野蛮的屠杀中死去。他仍然决心做好他的工作，于是搭上一艘意大利轮船，横渡那“黑暗笼罩，光明隐匿”的海洋，去为他的第一篇文章收集素材。
里德在那不勒斯上岸，接着直奔罗马。《大都会》要他采访意大利站在德、奥一边参战的情况。但是意大利政府迟迟未作决断，里德发现在这谣传和猜测的捉摸不定的气氛中，找不到有什么值得报道的事情，何况这种气氛还可能拖上几个星期。与此同时，他却获悉在法国境内的德军正在向前推进，于是决定北上，取道中立国瑞士的日内瓦，从那里搭上最后一班开往巴黎的火车。
里德第一次出国时就知道的这座不夜城，有灯火辉煌的咖啡馆和人群拥挤的林荫大道，而目前因为战争全都大大地改变了样子。咖啡馆的阳台空了，沿街商店关上了铺面，街道上寂无行人。晚上，探照灯发出唯一的亮光，间歇地掠过天空，搜索着德国的飞机；而唯一的声音是军队沿鹅卵石马路行进的脚步声。
里德虽然感到战事迫在眉睫，而他和在巴黎的其他记者都完全被隔离在战争之外，消息极少，只能看到经过审查的官方通告。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地记者既无权利，又无地位。与此相反的是“每支军队里的随军记者，多得象漂流的水雷一样”，这是其中一位著名的理查德·哈丁·戴维斯生气写的，他继里德之后搞了好几年的战地报道。记者们看得出来，巴黎正在慌乱地从事被围的准备，因为德国军队就在几英里以外。可是不管证件多么过硬，记者之中没有一个人获准随军上战场。
里德看来，要想从这种强制性的隔离中解脱出来，似乎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走违法的路子。《纽约邮报》的罗伯特·邓恩赞成里德的意见。他们假装生病，弄到一张去地中海沿岸港口尼斯的通行证后，便告诉当局，他们要去疗养，坐上和来的汽车启程南下。通行证使他们通过了巴黎城防，而离开巴黎后，就转向东面，而后北上。
他们乘车经过难民拥塞的道路，穿过尚在冒烟的废墟，在一所军火库附近和站岗的士兵交谈，度过了一夜。第二天，他们试图抵达前线，可是不管走那一条路，总是被迫返回，最后被英国人抓了去。英国人把他们移交给法国宪兵队，在那里强迫他们写了一个再也不随便前往战区附近的保证书，然后用慢车把他们送往图尔。
虽然这次经历不是一无所获，并且能为《大都会》完成了一篇文章，但是因为里德在法国的行动实际上受了限制，他又再次陷入了困境。他离开巴黎去伦敦，希望能够在那里找到新闻题材。果然，他在英国首都发回了一篇文章，描述了英国的精神状态，其中写到英国工人对这一场和他们切身利益关系很少的战争十分冷漠。里德把这种冷漠与富人们的热情进行对比；如他所看到的，这些富人把写有“国王和国家需要你们”的旗子悬挂在他们驾驶的罗尔斯——罗伊斯汽车上，让社交界的妇女组成委员会，站在国立美术馆前面，向穿着便服的男人散发表示懦怯的白羽毛，借此激发工人的爱国情绪。这篇文章冒犯了《大都会》总经理英国人惠格姆，而霍维也认为里德的这篇文章较之他的最佳之作要逊色得多，因此，未被选用。
里德闷闷不乐，灰心丧气。他在欧洲呆的日子已经由几个星期迅速地延长到了几个月。工作确实令人失望，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创作一些真有价值的描写战争的作品。他知道《大都会》所期望于他的就是他以前的那种人人感兴趣的现场报道。杂志要的是墨西哥的那种色彩，那种英雄气概和传奇情节。而在欧战当中，里德既找不到英雄气概，也找不出传奇情节，只有残忍的、机械化的歼灭。况且，他还不能够充分地接近那些正在进行战争的士兵，那些是他要写的对象。
由于他的私人事务越来越不好处理，他的沮丧心情也更加厉害了。里德抵达意大利时，在佛罗伦萨附近梅布尔的别墅里找到了她。随后，她和里德一块到巴黎和伦敦。可是梅布尔对里德的感情已开始淡薄了。她需要宁静，需要感情上的保障。她担心，和里德在一起将是什么也得不到。她直觉地感到：她们之间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了，而这种感情的减弱却对她有好处，缓和了最后分裂的打击。虽然他们的爱情在表面上还是和以前一样密切，可是在她这次离开欧洲回国时，里德已经被她态度上的微妙的变化而弄得心神不安。
回到巴黎，他遇见一位原来在格林威治村相识的已婚妇女。她独居，有病，里德就照顾她。而这种以助人为乐开始的行为却迅速地转变为爱情。梅布尔在纽约听到这个消息时，竟意外地无动于衷。不过，这位妇女的丈夫却截然相反。他在旅途中突然返回，威吓说只要一见到里德就要枪杀他。可是这时，里德本人对这个女人的感情已经变了，并使自己摆脱了婚姻纠纷。
他以他特有的坦率，既不想隐瞒他在职业上的问题，也不想隐瞒他私生活的问题。他在一封给霍维的信中写道：“这次行程我交了恶运。我没有害怕过，也希望你不要这样想。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似乎实在无力应付。还有着一些与这些困难完全不相同的其他原因，以致我为之耗尽心力。我真是处处都受到最深重的苦难。”纽约来了一封电报，提出要他回纽约开编辑会议。但他下定决心要表现出自己是有作为的，便写了一封信回去，要求再提供费用和时间。由于对里德的基本信念毫未动摇，霍维满足了他这两点要求，里德不久就充分发挥了他的效用。
他绕道经过中立国来到柏林，请求访问火线——这是在法国被拒绝的要求。他花了好几个星期的磋商，德国当局最后同意护送从印第安纳州来访的参议员艾伯特·丁·贝弗里奇以及包括里德和罗伯特·邓恩在内的一批记者穿过被占领的法国，到比利时前线。他们乘坐德国汽车驰向里尔和更远的科明、豪森……
当这群入接近前线时，他们听得见德国大炮在近旁轰鸣，德法两国的飞机在头顶上空互相追逐。他们被领去参观一个较为平静的防区。但是即使这样，炮弹在附近不断的爆炸就已经使得大多数记者觉得看够了。只有里德和邓恩决心继续前进到战壕里，去到士兵们确确实实在打仗的地方。他们两人在战地指挥部用过晚饭后，由一名德国副官作向导，离开众人单独徒步前往。里德在一篇给《大都会》的题为《在德国战壕里》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邓恩和我，还有那位军官，踉跟跄跄地在漆黑的夜间沿路前进……。雨下个不停。右边，被炮火劈裂的树桩在令人恐怖的火箭的光焰衬托下，尖尖刺向上空。头顶上子弹呼啸的声音汇成一种差不多持续不断的声音，也好象鞭子抽打树干那样。左前方半英里远，三门重型榴弹炮一声接一声地撕裂着空气，发出沉闷的声音。脚步声嘎吱嘎吱地穿过泥泞的道路……
突然，我们就到了前沿阵地。士兵们俯身在战缘的胸墙上，肩并肩站着；射位上有薄钢板防护，每块钢板上都有一个枪眼，步枪就插入枪眼里。他们被雨水淋得透湿，身上蹭满了烂泥，站在齐大腿深的浓浊的水中，一昼夜射击八个小时……射手们毫不注意我们。他们全神贯注地透过窥孔，警觉地凝视着漆黑的远方，一直等待着下一发火箭可能显示出的最小的射击位移。
一座不太陡的小山上延伸着法国的战壕，象一条由来复枪的火焰划出的深色裂纹。在两个阵地之间，低平的沼泽地象地震掀开的海底软泥一样闪闪发亮。在稍微过去一点的地方，一些裹着蓝色大衣的法军尸体仍以三排密集的正规队形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因为战斗没有间断，这些尸体还和十来天前倒下时一样。
“瞧，”副官叫了起来，“这些尸体慢慢地陷到泥里面去了！三天前还看到多一些。瞧那只手，那只脚，还翘在地面上，尸体的其他部分都沉下去了。”
我们看到了这些尸体，手直挺着，五个手指张得开开的，好象快要淹死的人那样。
“那里不需要坟墓，他们在自己埋葬自己。”
那天晚上，这两位记者大半时间是和土兵们一块儿呆在战壕里过的。快天亮的时候，一位笔官走了过来，递给他们一支步枪，问他们喜不喜欢射击。两个人都紧张到了极点地朝着法军所在的大致方向开了枪，然后离开了避弹壕，跟着值勤完了的士兵返回后方。里德在他的文章的结尾处写道：
我们途中赶上了一些零零落落向前走去的士兵，他们把枪夹在手臂下，垂着肩头走着；沉默，多半是一种疲敝不堪的人们的沉默……。突然，一个就在前面的人狂叫了起来。黑暗中，我们看不到他，但是我们听得到呻吟声和难以理喻的嚎叫声，还有那挣扎拖曳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副官打亮了袖珍手电筒，我们看到了这个人。嘴里给硬塞了些东西，手臂被紧紧地同两胁捆在一起，两个士兵牢牢抓住他的胳膊，推着他前进。他那双发野、发直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好象猛兽的眼睛突然见到亮光一样，来回剧烈地扭动沾满泥土的双肩。他完全疯了。
“又是一个，”副官咕哝着说。
我们轻快地向前走去，越过了最后一个拖曳瞒珊的士兵。我们又单独走上了去农场住房的路。我们没有一个人多讲话，我们有许多事需要考虑。
里德在欧洲住了五个月，采访战事。五个月过去了，霍维对他那记者才能的信任得到了充份的报答。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号、十二月号和一九五年三月号上都登了里德的文章：《对战争的探索》，《在协约国一边》，《日耳曼的法国》都是饶有兴味，内容丰富的作品。最后一篇报道发表在一九一五年四月号上，用《约翰·里德的报道：德国战缘里的一夜》的大写字体作《大都会》封面的头号标题进行宣传；这篇文章在描写现代化战争和投身现代化战争的人们方面创立了一种完全崭新的写作手法。正如霍维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这篇文章时所说：
这篇文章对它的读者有一种启发性的效果。士兵们身受的苦难经历：在泥泞中煎熬、单调无味的生活、极度的疲劳、突然爆发的闪光和天崩地裂似的炮火所引起的神经过份紧张……所有这些现代战争的特殊恐怖气氛，都是读者未曾知道和难以想象到的，通过里德的报道而第一次异常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有说服力的控诉在同类文章中无出其右者。就连那些不出门的人读了这篇文章后，再也不至于会把战争幻想成什么纯洁而光荣的事，幻想成能振奋人类懒散的精神的事……。
里德本人终于回来了。他心境恍惚，囊囊空空，但仍不失其才子的气度；直至今日，笔者仍能清楚地看见他站在办公室门口，那高大的身材罨着泥泞的军用胶布雨衣，带着谦逊的微笑，拿出了他的手稿。他知道没有必要询问他的作品好坏如何？
《大都会》很想派里德回法国去，为杂志另写一系列报道。唯一的障碍就是他和邓恩在离开德国前线时随意放的那几枪。邓恩在他为《邮报》写的一篇通讯中提到了这件事，虽是轻描淡写，却酿成了使里德和他的记者伙伴又惊又恐的重大事件，因为美国的感情较以往更明显地亲协约国了，以致出了一些社论痛斥他们两人为亲德派。名记者戴维斯怒气冲冲地闯进《大都会》的办公室，发泄他的愤慨之情。那时候已经成为《大都会》的编辑人员的前总统罗斯福，附和戴维斯一起大发雷霆。尤有甚者，法国当局正式拒绝里德和邓恩进入法境。
对大多数人来说，事态已经被夸张到不合情理的地步。《十七》和其它通俗小说与短篇故事的作者布思·塔金顿给《大都会》写信说：里德和邓恩那天晚上在德国战壕里的行为只不过是“与被领进啤酒厂随意喝杯啤酒类似的事情，”而且，“就他们来说，这样的事应弃置脑后。”但是鉴于法国的禁令，必须有所表示，而且此事显然必须由有影响的人物罗斯福来做。
罗斯福给驻华盛顿的法国大使打了电话，表示希望里德的道歉会导致法国改变他们的决定。电话之后，还写了信。但是，尽管罗斯福真心实意地为里德进行斡旋，但由于他本人对战争的看法有所改变，而现在已经是一个强硬的亲协约国派的人了，终于让对协约国的情感胜过了对里德的私谊。“上校”——《大都会》的同事常常这样称呼这位前总统——把里德叫到他在杂志社的新办公室里来，通知他说：“我已经写了信给我的朋友贾塞兰德大使，感谢他考虑了你的情况，并且承认我的看法和他一样，现在我把我结尾的一句话念给你听：‘要是我是霞飞元帅，而里德落在我手中的话，我要把他送交军事法庭枪毙。’”
里德勃然大怒，可是又无能为力。返回法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大都会》考虑派他去东欧。在为新任务作安排的时候，他在纽约又呆了两个月。在此期间，他再次被当作抨击的靶子。一份新近创办的刊物《新共和》刊登了沃尔特·李普曼署名的一篇文章。李普曼是该杂志的编辑，文章的题目是《传奇人物——约翰·里德》。李普曼在这篇文章里对里德的批判是尖刻的人身攻击。然而，对于那些了解他们两个人在有关欧战的观点方面分歧不断扩大的人来说，这种尖刻并不会引起惊异。里德对政治总的看法，包括他的口号“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在内，在李普曼看来，都是过于简单化了。而反过来，里德则觉得他在《新共和》专页上看到的该杂志的编辑部声明，无非是为美国的最后参战作辩护的一种思想准备。意见上的深刻分歧会在琐事细节上影响到人身评价。于是，不到一年前还是无条件地赞扬里德，把他看作“天才”，把他的墨西哥报道誉为“文献”的这个人，现在写道：
我不能想象有那一种祸里德没有闯过，有那一种灾他没有受过。他已经是一半陷入功利主义，而被捧场搞得晕头转向了。他打算把他的行为举止搞得象一个玩世不恭的战场记者那样，扮演着易卜生笔下的人物……。就气质上来看，他够不上一个职业作者或者职业记者。他是一个自我陶醉的人物。革命，文学，诗歌都不过是他逢场作戏的东西，事件不过是他生涯中的小插曲。他不时发现奇遇，靠的是想当然，一生中更是经常地改弦易辙。他就是这样一种人，把当一名普通水手，营救妇女，猎捕狮子，企图乘飞机环游世界这样一些浅薄不堪的胡思乱想，看成是一种确实可行的事情……。里德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他忍受不了现代文明有组织的单调和道德。要想使他的举止得体，就得让他遭受挫折。当他给他自己和别人惹出麻烦，当他的思想糊涂的时候，我曾经和他辩论过。可是他对一切用心费神的解释，都以令人痛心的厌烦态度来对待……。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付他才好。我和他的许多朋友一样，几年来一直在探讨他的思想。里德在阐述他的乌托邦时，他的一个朋友说过一句话，我也常常感到很想对他说这句话：“要是我在建造这样一个乌托邦，亲爱的里德，我先得吊死你。”要是真吊死了他的话，那将是一个冷冷清清的乌托邦了。
这不是带有爱护感情的批评，因此里德对这些攻击的片面性很不满。而事实上，他已彻底阅历了他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何况他的想法也并不是轻浮的。当他在那些日子里写文章时反复地说着“这不是我们的战争”的时候，那的确是他的见解，而且在美国参战之后，他的反战立场使他冒有坐牢的危险时，也恰好证明了他确实有那样的看法。不过，他没有公开反击李普曼。也许他觉得李普曼虽然已经不是从前那样的激进分子，但仍然不失为一个朋友；他不过是对里德进行报复而已，因为里德在题为《在波希米亚的日子》的长诗中写了他几句：
他的脸色十分安详，但他的双眼——
似乎有先知先觉的灼见！
他静坐不语，正象一个人在说：
“我决不对行尸走肉徒托空言！”
我们无可争辩的头目啊！要真有这样的好汉
他建设一个世界，而排除一切乐趣，
他梦想一个富丽堂皇的露天演出，
却不要五彩妆点，
他想使人类，和我
象几何学“证毕”那样走到终端，
如果真有这样的人，怎能不让人发笑？
如果这人就是李普曼，谁能不为之悲叹！
里德在纽约的两个月间，写了一篇文章，涉及的既不是劳工斗争，也不是战事，而是一个福音传教士比利·森德。为写这篇登在《大都会》上题为《在比利·森德的背后》的文章，里德和这篇文章的插图作者乔治·贝洛斯两人一起去到费城，坐到礼拜堂里听森德规劝众人要“到耶稣这里来”，不要贪图物质上的幸福，而要珍惜灵魂上的尊严。对里德来说，没有调查出某件事物背后的政治涵义，他是不表态的。他打听到几个商人给了公民委员会五万美元，作为支持这位传教士的基金。因此里德在文章里宣称，那些商人正在利用森德作为工具，使穷人安于现状，从心理上阻止他们要求较好的生活条件。里德在他的文章里援引了其中一个商人的说法：“你知道，贫民窟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住在那里的那些肮脏、堕落、邪恶的人们”。里德对传教士本人并无恶意，而对那些利用传教士的哲学得到好处的人却痛加讥讽，毫不留情。
也正是在纽约的这两个月间，里德还设法和梅布尔恢复关系，而梅布尔却下定决心立即断绝他们之间的往来。里德力图说服梅布尔，要她相信，他在国外虽有过转瞬即逝的恋爱事件，但他仍是爱她的。他要梅布尔相信，他是诚心要与她结婚的，而梅布尔却要他相信她所作的结论：“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结束。”里德受刺激过深，以致林肯·斯蒂芬斯不得不出来调停。他力劝梅布尔，在里德出发去东欧之前的这段短暂时间内，把里德接回去。起初，梅布尔迟疑不定，但是“斯蒂芬斯把诚实讲得似乎是区区小事，而妥协又比人们的真诚宽大慷慨得多。”她勉强同意了……甚至同意象征性地交换戒指，以致里德在离开她的身边时，还深信他们将结为终身伴侣。
到了三月份，《大都会》派里德返回欧洲采访东欧战事的计划已经具体化了。伴同里德去执行任务的是美术家博德曼·鲁滨逊，他是《论坛报》的编辑，偶而也给《群众》撰稿。《大都会》给里德和鲁滨逊充分的经费，让他们两人取材自主。不多时，内容丰富多采的文章，配有鲁滨逊才华出众的插图，从萨洛尼卡、贝尔格莱德、索菲亚以及一些名字拗口难念的偏僻小城镇，如普热梅希尔，扎列兹斯基，普尔尼亚沃尔，寄到了纽约。
当他们在巴尔干和俄国企图闯入禁区和进入前线时，一再地被逮捕，或者接到驱逐出境的命令。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设法躲过了哨兵，上了禁止上的火车，越过了封锁的边界。有一次，他们在俄国后方的科尔姆镇被卫兵抓住了，看管了十四天，一直到他们抵达彼得堡，见到要他们尽快离开这个国家和永远不得再来的命令之后，才被释放。俄国军官不能理解这两个外国人最初怎么会走这么远的。
在东欧搜集了几个月的资料之后，里德和鲁滨逊在布加勒斯特停下来，打算在去塞尔维亚、土耳其、意大利之前多写一些文章，多绘一些画，最后从意大利搭船回国。在灼热的罗马尼亚首都，里德和鲁滨逊下榻在雅典娜宫旅馆里，寸步不离工作台，一直做到日落以后。他们之间经常爆发活跃的争论，这些争论充分地表明了里德那时对报道所持的特殊写作态度。鲁滨逊抓到里德的一页稿纸总要表示异议，说里德所描述的某些情节并不是那样发生的。而里德也就拿起鲁滨逊的一张画稿，指画中的农妇和长胡子的老汉，嚷嚷着说那妇女背的包袱没有这么大，而老汉的胡子也没有那样多。鲁滨逊说，他并不追求象摄影术那样的精确，他要描写的就是他见到的真实印象，于是里德就回答说，这也正是他所尽力而为的事情。
最后，《大都会》刊出了里德的文章，配着鲁滨逊惹人注目的插画，两人都达到了他们共同的目的。过去许多人只从地图上得到的一些模糊而生疏的轮廓，现在变成了对东部世界各国人民的各种风俗习惯、种族特征、宗教信仰，以及民族仇恨和民族自尊心的明确概念。读者在这些文章中看到许多各异其趣的人类的零星侧面，而这些侧面一经里德以它所称为的“战争的狂热的民主”串联起来，却构成了一个稀奇古怪的整体。
当我们停下来在扎斯特夫那的一片房屋废墟旁饮水时，就在那里看到了奥地利得虏。他们大约三十来个人，在烈日下一瘸一拐地沿路走来……，这三十来人属于五个民族：提克人、克罗地亚人、马扎尔人、波兰人和奥地利人。一个克罗地亚人、两个马扎尔人、三个捷克人除了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外，对于其它的语言只字不晓，当然更没有一个奥地利人懂得半点波希米亚语、克罗地亚语、匈牙利语或者波兰语。而在奥地利人中又有蒂罗尔人、维也纳人和一个来自波拉的意大利混血种人。克罗地亚人嫌恶马扎尔人，马扎尔人嫌恶奥地利人，至于捷克人就没有人愿意和他们搭话。此外，他们都严格地区分为严格的社会等级，每一等级的人对它们下面的等级的人都很轻视。……
他们是在一次普鲁茨的夜袭中被俘的，并在两天之内走了二十多英里……。波兰兵团的一位年轻的志愿兵急切地询问我们，罗马尼亚人是不是正在逼近。我们回答说大概是这样。他突然声音发颤地大喊起来，
“老天哪！老天！我们怎么办！可怕的战争还要拖多久？我们需要的是和平、安宁和休息！可是我们却换了换，而且是堂堂皇皇地来换的。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全世界都反对我们。我们现在可以体面地放下武器了！这个无谓的屠杀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
其他的人坐在那里，忧郁地听着，不作声。
后来，这些文章和插图搜集在题为《东欧的战争》一书中。里德在导言中指出，他和鲁滨逊都没有赶上“最重要的戏剧性高潮”。他补充说：“我们走到任何地方，总是在冲突比较缓和的时候，这是我们的运气。”他把这看成是最根本的有利条件，因为这使他有可能观察在“长期吃紧的战争”中东方各民族的生活。这些观察使他更加确信，欧战是悲惨而无益的事情。他在一九一五年十月返回美国，比以往更信心十足地告诉他的美国同胞：“这不是我们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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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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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九一三年春，墨西哥爆发了农民暴动；同年秋天，演成了激烈的内战。《大都会》要物色个记者去墨西哥，林肯·斯蒂芬斯建议派里德去。卡尔·霍维决定试试这位年轻的记者，因为里德的工作已经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于是，就在纽约市老荷兰大厦酒吧间的一个僻静角落里，召开了一个编辑会议，与会者有里德，斯蒂芬斯，霍维和该杂志的另外两名代表：作家和幽默大师芬利·彼得·邓恩，以及《大都会》的主席兼秘书英国人H·J·惠格姆。里德提出了他的要求：一架摄影机和一笔充足的费用。后来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他究竟应该采访交战的哪一方，因为墨西哥战争是错综复杂的。
战争的一方是军事独裁政权，而掌权的是独断专行的维多利亚诺·韦尔塔将军。他是一个残忍的酒徒，并且有吸可卡因毒品的嗜好。他的军队通称联邦军，而大多数墨西哥人却把它叫做韦尔塔帮。韦尔塔本人简直就是自从西班牙人第一次征服自豪、和平的墨西哥人民以来已经统治墨西哥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傲慢与恐怖的化身。支持他的只是一些无比富裕的地主，而墨西哥的雇农却世世代代在半农奴制状态下，替这些地主干活。内战之前，一个家族就单独占有一千七百万英亩的土地。
战争的另一方是墨西哥农民——因欠债而当佣工的雇农。在南方的莫雷洛斯州，他们在农民领袖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领导下从事战斗。在北方，他们投入立宪主义党人的军队，由自诩为革命元勋的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的临时政府领导。虽然卡兰萨开头参加了战斗，但他是个考虑多、行动少的人物，已经退到了远离战场的墨西哥西部，在那里注视着他的将军们在战场上的进展。
其中一名将领，原是个土匪，名叫潘乔·比利亚。一九一三年三月，比利亚集结了一支农民游击力量，并且和他们一起，在墨西哥北部的希门尼斯击败了联邦军，占领了奇瓦瓦城，闪电式地袭击了胡阿雷斯。他在北方已建立了起义政府的一翼，在那里把没收了的土地分给雇农，把金钱和粮食送给穷人。他是墨西哥的罗宾汉一类人物，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从一个无名之辈变成了人民热爱的救星。
在荷兰大厦讨论后，决定里德去比利亚的兵营里采访墨西哥战争。为了进一步提高他作为新闻记者的声望，考虑再让他从一家大报获得委任。他终于获得了《纽约世界报》的委任，几天之后便乘火车去到得克萨斯。
他下榻在埃尔帕索的一家旅馆里，发现客厅内挤满了人，其中有几个墨西哥的地主，是把财富换成黄金，缝入马鞍，逃到这里来的；有些是华尔街的富翁，正为他们在墨西哥的财产而紧张不安；还有侦探、特务和新闻记者。那些新闻记者正在试图从难民或新来者口里采访出墨西哥战事的消息。而里德要用他在帕特森采用过的现场报道方法，于是离开了埃尔帕索，到得克萨斯州格朗德河美国岸边的普勒西迪奥去。
河的那一边是墨西哥的奥希纳加城，现在由梅尔卡多将军统领的联邦部队控制着。和联邦军打交道并不是里德分内的事情，但是他正想找个借口进入这个国家，于是派了个信使给梅尔卡多带去一张便条，要求会见。可是回信并非出自梅尔卡多将军之手，而来自另一名联邦军将领帕斯库亚尔·奥罗斯科。他截取了里德的便条，回信说：
尊敬的先生：如果你踏进奥希纳加，我将让你靠墙站着，并十分高兴亲手在你背上开条沟。
里德发现，在舒适而安全的荷兰大厦里高读阔论成况，同他现在这样企图蹦过浅浊的格朗尚河向对岸跋涉，毕竟不是一个滋味。“当我首次越过边界时，极度的恐惧控制着我，”他在《三十将至里写道，“我怕死，怕负伤，也怕陌生土地上所生的人们；我不知道他们的思想，不懂得他们的语言。但是，异常的好奇心驱使我前进……。”
在奥希纳加，里德避开了瞌睡的哨兵，穿过了用白色碎石铺就的满是尘土的街道。这个城镇五次丢失，又五次被韦尔塔帮夺回。没有了屋顶的房子，内部被加农炮火摧毁了。一座古老的教堂，连窗户都没有，还立在住宅的断垣残壁之间。带着孩子的妇女们在空空的门道里，俯身在小小的炉子上煮着玉米芯子和干肉。
里德发现梅尔卡多将军“是个肥胖、忧郁、烦躁而无决断的小个子，他连嚎带吼、喋喋不休地说美国军队如何渡河帮助比利亚赢得特拉·布兰卡战役”。显然，这是谎话。美国军队并未越过边界。但是里德知道，这位将军只好说谎，否则他怎样能够解释独裁者的那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何以一再被原先的土匪率领的一伙装备极差而又粗野无知的农民所击败呢？
奥罗斯科将军还没来得及发现，里德就溜出了奥希纳加，朝着原先的土匪潘乔·比利亚的司令部所在地奇瓦瓦走去。在那里的阿玛斯广场上，无数的人聚集在宫殿之前，参加给比利亚授勋的仪式。里德后来给他的美国读者描写了这一个场面：
“他来了！”“他到这儿来了！”“比利亚万岁！”“比利亚，穷人的朋友！”
人群的后面开始响起了欢呼声，猛如熊熊燃烧的烈火席卷全场，直到无数的帽子抛向天空为止。院中的乐队开始奏起墨西哥国歌，比利亚从街上步行而来。
他穿着旧的素咔叽制服，纽扣也少了几个。他胡子没刮，帽子没戴，头发也没有梳。走路时脚呈内八字形。弓着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当他打从士兵们威严的两列横队之间走过时，显得有点窘迫，向队伍中随处可见的朋友们点头微笑。身着礼服的赵总督和国务秘书特拉萨斯在华丽的楼梯脚下迎侯……一群器宇轩昂的军官在屋内向他立正致敬。
简直是拿破仑一世！
比利亚犹疑了一下，摸着胡子，显得不很自然。最后走向宝座，摇着椅子的扶手试了试，然后坐下。
军官们开始按正规的墨西哥传统，作辞藻华丽的长篇演说。他们称赞比利亚秉性勇敢、胆识超群，有着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情操……比利亚始终听着，偶尔打个哈欠、笑笑，但同时对这种夸夸其谈感到厌烦。最后，一位上校以令人难忘的姿势，捧着装有勋章的小硬纸盒走上前去。
结束轮番演说的愿望终于盼到，广场上的人群也鸦雀无声了。比利亚看着勋章，搔搔头皮，在肃穆的静寂中清晰可闻地说道；“这小玩意哪值得奉献给你们称道了半天的英雄业绩的人呀！”于是，吹嘘成拿破仑皇帝的肥皂泡就这样给戳破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哄笑声。
人们等待他发言，作例行的受勋演说。但是，他环顾了房间里那些受过教育、才华出众的官员们，想到他们说过，愿为他比利亚而死，愿为农奴而死，并表示说到做到；接着又把目光转向门外那些衣衫褴褛的士兵，他们这时已经忘掉了严格的军纪，争先恐后地挤进走廊来，满腔热情地望着他，把他当作他们众人热爱的伙伴。这时候，他充分理解到革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他和往常神志专注时一样，绷起了脸，身体向前面的桌子前倾，用低得人们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我没有什么话好讲。我所能说的就是：我全心全意为你们。”然后，他用肘轻推以暗示赵总督，并且坐下，大口地向地板上吐痰。赵就宣读传统的演讲。
这样的报道开始送抵美国时，《大都会》的编辑便意识到，选派二十六岁的里德去墨西哥是得当的。报道里没有对事件作干巴巴的分析，而显示了一个作家大胆的写作才华。里德不仅把他观察到的东西告诉了他的读者，而且报道得栩栩如生，充满了丰富多采的形象，使读者恰如身临其境地看到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在里德的新闻电讯开始刊出以前，美国人民心目中的比利亚，似乎只是一个嗜血成性的土匪，一个残忍、幼稚而粗野的丑角。而里德笔下的比利亚却从反面人物变成了正面人物。这正是《大都会》想要提供给它的读者的东西。因此卡尔·霍维打电报给里德说：寄来珍贵材料，对大作深感满意……
里德在奇瓦瓦时，常去拜访游击队首领比利亚。会面经常在比利亚的住处或与其粗鲁而忠诚的伙伴济济一堂的办公室里举行。在那里，比利亚作为奇瓦瓦州的地方长官和立宪派军队北方师的将领，处理着一切行政事务。尽管比利亚宣告过不接见记者，却从来不拒绝会见里德。其原因不仅在于这位年轻记者的诱人性格征服了他，更不是因为里德给他带来礼物——包括一只马克沁机枪的消音器，一具马鞍和一支带有金色商标的来复枪，而是因为里德向他提出别人未曾提过的问题，引起了这位当年土匪的兴趣。比如，他对妇女参加选举有何看法？他对社会主义有什么见解？
“社会主义！果真有这回事？”比利亚回答说，“我只在书本上读到过，也读得不多。”比利亚对女权问题的反应，里德作了如下的描绘：
有一次我问他，在新的共和国里妇女是否参加选举。他本来敞着上衣，四仰八又地躺在床上；听了大吃一惊，猛然坐起身来说道：“什么！我倒不以为然。你说的选举是什么意思？是指选举政府，制定法律吗？”我说是这样。在美国，妇女已经这样做了。“啊！”他抓着头皮说，“如果她们在那里搞了，我不认为她们在这里就不能搞的。”这个想法似乎极大地逗乐了他。他翻来复去地思考着，把我瞧了又瞧。“也许象你讲的那样，”他说：“不过我还没有想过。我看，女人只当受人保护，讨人喜爱。她们有啥主心骨，懂得啥是啥非，只会同情人，体贴人罢了。是不是。”他接着又说：“女人怎会下令处决叛徒啊。”
“这事我看不一定吧，将军阁下。”我说。“女人可能比男人更粗暴，更狠心哩。”
他摸着他的胡子，凝视着我，然后咧开嘴巴笑起来，慢慢地转向他那正在摆吃饭桌的妻子，说道：“奥伊加，过来。听着，昨晚我抓到三个渡河炸铁路的叛徒。我该怎么处理他们呢？我要不要枪毙他们？”
她窘住了，抓过他的手吻着说：“噢，这样的事，我懂什么？你最知道该怎么办。”
比利亚说：“不。我把这件事完全交给你处理。那些人要切断华雷斯和奇瓦瓦之间的交通。他们是叛徒，是支持联邦政府的。我该怎么办？枪毙不枪毙他们！”
“噢，那么，枪毙他们。”比利亚夫人说。
比利亚高兴得嘻嘻笑。“你说的有道理，”他指出。以后几天，他就一一地问厨娘，问侍女，问她们喜欢谁来当墨西哥总统。
正当美国人被里德的报道强烈吸引住时，比利亚本人却感到这事有点儿滑稽可笑，竟会有一家美国有钱的杂志，情愿付巨款给里德这样的人，来弄明白“他”在想什么。不过，那毕竟是他们的事情，而他的事情是战争——不是为战争而战争，而是象里德报道的那样，为新型的墨西哥而战。在这个新型的墨西哥，雇农将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读书。土地归人民，教育为人民，这就是潘乔·比利亚的目标。此外，他没有个人野心，因为他把卡兰萨当作他的首领。尽管他们后来有严重的分歧，而在当时他还是把受过教育的卡兰萨，而不是把他自己，看作是未来的墨西哥总统。
比利亚准备从北边向敌人的主要据点托雷翁城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但没有人知道他何时行动。同时，里德不想留在战争的边缘地带，只在远处凭传闻来写他的新闻报道。他想同正在战斗的普通雇农生活在一起。一天早晨，他听说另一位在杜兰戈高原的反政府军官乌尔维纳将军，正在从遥远的南边挥师迎敌，于是打定主意去杜兰戈。
这是个冒险的决定。韦尔塔纠集的科洛拉多人的敢死队正在农村中大批出没，他们比联邦政府的正规军更为残忍凶恶。可能你还没有来得及掏出记者证，就轻易地把你剁成肉酱了，因为记者证虽表示战地记者保证严守中立，可是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能读懂它写的什么。何况，此去希门尼斯的铁路沿线都埋上了甘油炸药，再过去又根本没有铁路，只是空旷的大草原和山脉。那儿也弄不到马匹，因为凡是能够乘用的坐骑都是战士们所需要的。
不过，里德还是启程去杜兰戈；先坐装运弹药环的军用列车，然后搭上一名小贩的轻便双轮马车。他们白天在尘土飞扬的崎岖路上驰骋，夜里在漆黑的沟壑里或被遗弃的庄园住宅边，围着一堆奄奄待灭的篝火过夜。他穿过了希门尼斯，圣佩德罗，圣伊西德罗，马其斯特拉等好多城镇，最后到达拉斯涅维斯。随军小贩让他在那里下了车，就很快掉转车头回去了，因为过了拉斯涅维斯就是前线。
里德在附近的庄园住宅里，找到了乌尔维纳将军和他的士兵。这一伙人，衣着五颜六色，破破烂烂。一些人穿着工装服，另一些人穿着雇农的粗布夹克，还有人穿紧身的牧民裤；少数人有鞋，多数人穿着牛皮凉鞋，其余的人光着脚。这支农民军就是著名的“拉特罗帕”〔注：拉特罗帕（LaTropa)——西班牙语，指农民的队伍。——译者注〕，他们以墨西哥革命的名义战斗，因而声威大振。几天之内，他们就要出发去前线了。里德得到乌尔维纳将军的许可，随同“拉特罗帕”行军。
他搭上载有几箱油炸药的旧四轮马车，穿过荒凉的草原。那里“黑得发亮的荆棘丛有驱背那样高，擦着车身而过；条千手兰和巨大的仙人球象哨兵似的，从沙原的远处注视着我们。矫健的墨西哥秃鹰老在我们的上空盘旋，它们似乎知道我们是去作战。”
抬头远望，墨西哥的红白绿三色旗在队伍前面飘扬，“拉特罗帕”的队伍拉得足有半英里路长——“步枪吊在马鞍上，四五条子弹带交叉在胸前，高高的阔边帽拉下了帽沿，巨大的踢马刺叮当作响，色彩鲜艳的羊毛毯用皮带束在身后。”
起初，“拉特罗帕”战士对里德很怀疑。他是个美国人，是个外国佬，而对他们来说，所有的外国佬都是敌人。他们从前见过的美国人都在墨西哥拥有矿山，强迫债奴牛马似地干活。他们不相信里德会象他寻根问底那样地认真关心他们，真正同情他们的事业。尽管他们外表上对他很友好，毫无恶意地取笑他那不流利的西班牙语，戏谑地把他称为“先生”，但他们之中不止是一个人相信，他是外国人派来的，说不定还是韦尔塔帮派来侦查他们的行动的。
里德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并想尽办法消除使他和这些人隔阂的障碍。然而在墨西哥的这片荒漠里，不会象帕特森监狱中那样，来个比尔·海伍德，可以告诉其他人，他是值得信任的。他必须靠自己来赢得这些墨西哥人的信任。不久，他们就看出，他不是娇生惯养的美国人。当他们怂恿他喝干半瓶叫做“索托”的烈性酒时，他一口就喝光了。征途之夜，在被遗弃的庄园住宅里举行的舞会上，他们鼓励他表演“豁踏”舞时，他跌跌撞撞地挣扎着，直到最后掌握了迅速的旋转动作。当他们宰了菜牛，抽不出时间来煮肉时，他也并不挑剔，和他们一道撕吞着生肉。当他面临着挑选和军官同住呢还是睡在酷热、拥挤的战士营房里的时候，里德挑选了营房。
可是有一天夜里，一个对外国佬记者仍旧持有戒心的骑兵，名叫胡利安·雷耶斯，坐在里德的旁边。
他喝多了“索托”酒——他的眼睛中燃烧着狂热。
突然，他转向我：
“你和我们一道去打仗吗？”
我说：“不，我是记者。记者是不许参战的。”
他叫道：“你撒谎。你是怕打仗才不打的。上帝知道，我们这是正义事业。”
“是的，这我也知道。可是我的使命不是打仗。”
“我才不管什么使命不使命！……我们不需要记者。我们要步枪，要杀人……胆小鬼！韦尔塔帮！……”
“你得了吧，”有人喊道。我抬起头来，看见隆希诺斯·圭雷卡在我面前站着。“莱叶士，你懂个屁！这位伙计千里迢迢来我们这里，是要把我们为自由而战的真实情况告诉他的同胞。他赤手空拳上战场，比你勇敢，你还有枪嘛。出去吧，莫再打扰他！”
对里德的最后一点反感也消失了。战士们把他当作他们中的一员，当作他们的亲密伙伴。夜里，围着营火，战士们向他诉说艰难困苦的生活，以及要有一个民主的新墨西哥的愿望。他们和里德同声欢笑，引吭高歌，常常有人把马借给里德乘坐。于是他就与“拉特罗帕”的战士们并驾齐驱，一路畅谈。他们是一伙粗野的亡命徒，其中有些人穷到没有一块羊毛披肩，但是他们的诚实给了里德极深的印象。他有一百五十个比索，睡觉时就把这笔钱很显眼地放在身旁，却从来没有人动过。虽然粮食和烟草非常缺乏，但伙伴们总尽量使里德得到足够的供应。他也发现，这些过去的亡命徒既自尊又惊慨，因为他每次要付钱时，他们就认为那是侮辱。
里德有机会亲眼见到了“拉特罗帕”部队传奇般的勇气。那是在一个早晨，一千多人的韦尔塔义勇军即凶残的科洛拉多分子，突然偷袭拉卡德纳，向警戒部队发动猛攻。里德和一百名骑兵留下来守卫拉卡德纳的山路，让“拉特罗帕”的主力部队往前开拔。然而，这一百个人毫不犹豫，立即以猛烈的反攻来迎击进犯的敌人。他们跨上战马，连没有武器的人也骑马向前猛冲，口中高喊：“冲上去，我们空手也要勒死他们。”在随之而来的血战中，这支骑兵几乎全被杀害了，里德本人不得不逃走。
“我并不是太胆小，”他后来写道：“而是在我看来，如果不跑，就搞不好我的工作。我当时一直在想：‘唔，这回真是见了世面。我有东西可写了。’”
可是，他几乎写不成了，因为那荒漠是一片平坦的台地，当他向山上跑去时，一英里范围内都能看见他。他扔掉照相机，又扔掉大衣，直到最后被一小棵豆科植物的根绊了一交，摔进一条小沟里。他藏在沟里，一伙科洛拉多分子骑马经过，离他躺着的地方不到十英尺，朝那支小小的警戒部队的最后幸存者开枪。
后来，里德孤零零地跋涉了一百英里的荒漠，赶上了“拉特罗帕”的主力部队，再次加入了他们的行军。他经常离开前线，去执行自己的专业任务。他访问了陷于孤军作战境地的革命第一首领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另外有一次，听说一个家财万贯的苏格兰大地主被比利亚的人枪杀了，流言蜚语传开去，差一点招致了外国的干涉，他对此事也作了采访。但里德总是返回了战地，而且在向韦尔塔的主要据点托雷翁长途行军中，他一直和比利亚的战士一块儿坐在运兵的火车里。在那里，他有机会观察到这位农民领袖和他的农民战士之间的亲密团结。他写道：“当这群衣衫褴褛而勇猛无比的棕色人流，带着手榴弹和步枪向那设防城镇火网交织的街道冲去时，比利亚也象一名普通战士一样，在他们中间冲锋。”
托雷翁城周围已激战多次，在比利亚的打击下是旦夕可破了。在攻城的最后几天里，实行了电信检查，里德的电讯发不出去。他还意识到，在托雷翁城陷落后，战争的性质将从野外的游击战转入有组织的正规军之间的对垒，而他对此兴趣不大。更主要的是，他对厮杀的场面已感到厌烦。他决定离开墨西哥，于是藏进一辆铁道汽车里偷偷溜走，重新跨过边界，回到埃尔帕索。
他用去了四个月的时间对墨西哥战争进行采访的实践，使他在多方面起了变化。他坚信自己是个勇士，是个作家。后来他在《三十将至》中评价自己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写得出色”。在这本书里，他谈到第一次穿越国境线时所感到的极度恐惧：过后“我发现子弹并不那么可怕，死亡的恐惧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越来越自信他是与普通人民以及他们的生活不可分的，而且这种自信心已愈加坚定，愈加明确了：
四个月来，骑马奔驰数百里，穿越灼热的平原，同伙伴们一块睡在地上……亲密无间地和他们一同嬉游，一同战斗，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令人满意的时期。我和这些粗野的战士相处得很好，自己也过得很满意。我热爱他们，我热爱这种生活。我再度发现了我自己的才能，也知道了该如何去发挥自己的才能。
里德还在墨西哥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给他去信，赞赏他已经开始在《大都会》和《纽约世界报》上署名发表的新闻报道。沃尔特·李普曼在去信中写道：
要对一个你认识的人当面说他是天才，总是有点不太好办的事情。好在你现在不是在我面前，而是在一个失去控制的国家里。我无法告诉你这些文章是多么的精采……你具有匠心慧眼，你的表达能力是无懈可击的。要是以往的历史都象你这样来写，该有多好啊！我说：报告文学始于里德。顺便提一句，当然你的新闻报道都是文献。
里德还没有意识到回国后他的名望达到何等程度。可是他回到纽约时，他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幅极大的广告，用一张把他画成英雄人物的素描来宣传他在《大都会》上的文章。他看到《纽约世界报》的投递车的车身两旁写有他的名字，把他当作“美国的吉普林”来宣扬。他获悉伟大的吉普林亲口讲到里德：“他在《大都会》上的文章使我看到了墨西哥。”里德赞誉他的墨西哥伙伴的事迹，同时也使他自己成了受人赞誉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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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约翰·里德——革命的见证人（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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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布尔·道奇是个叛逆者，但却是个有着大量银行存款的叛逆者。她住在第五大道二十三号一套豪华的公寓里，那里的墙壁、木器和随风摇曳的丝绸窗帘都白得刺目。这种洁白是对纽约的肮脏和污秽的挑战，正象道奇女士本人是对所有那些道德观严谨的维多利亚式人物的挑战一样。她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限制他的独立自主，即使对她自己所钟情的丈夫也不例外，每当她感到他在妨碍自己前进时，就把他从她的生活中赶开一段很长的时间。她的一住一行都随心所欲，没有定处，而且爱结识什么人就结交什么人。那时候，现代的妇女自由还处于虚无飘渺之间，而她已认为自己是一个摩登女性了。不拘习俗不光是她生活的爱好，而且是她的感情，是她的原则。
例如，就是道奇第一个把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的那部摧毁传统的著作在美国公布的；就是她协助组织了著名的甲胄展览，这个展览是美国人所看到的立体派艺术的第一个范例，以此而震动了纽约，风靡了纽约。但是这位腼腆而富于魅力的，心灵聪慧的女人，在她三十刚出头时就主要以她的“晚会”引起了人们的瞩目。她把各个阶级，持各种观点的人邀集到她那沙龙里，从文学界、艺术界受人尊敬的男子和妇女到无政府主义者都有。她总是引起他们交谈和争论，而她却静静地坐着，欣赏着那些热烈的辩论。然后，管家维托利奥打开餐厅大门，里面摆着美酒佳肴，热烈的气氛才缓和下来。
道奇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娱乐才举行这样的晚会，而是因为她认识到这种晚会的重要性；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她的晚会为那些平常互不接触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换意见的论坛。尽管纽约的社会贤达对她那超凡脱俗的作风颇有微词，但道奇本人却毫不介意，仍然我行我素地让无数风流人物一年到头在她的沙龙里出出进进。在她看来，象诗人艾米·洛厄尔和埃德温·阿林顿·鲁滨逊，雕塑家约·戴维森，画家约翰·马林，节育运动先驱玛格丽特·桑格，以及林肯·斯蒂芬斯、沃尔特·李普曼等知名人士，都是文化界的精英。可是，里德为着手筹备演出而前来造访的那一天，所有的客人都被道奇置诸脑后了。里德与道奇女士才互相交换了意见，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融洽了，因为他们两人无论谁提出来的建议，似乎都不会使对方感到太冒失、太极端。麦迪逊广场花园占有整整一个街区，就是让巴纳姆——贝利马戏团的三个演出班子和两个乐队同时登场演出，也容纳得下，而里德和道奇打算全部占有这个广场。要想使操五六种不同语言的一千多名丝绸工人在这里演出，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办到的业绩，但是他们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这个广场花园即使只租一个晚上，也要花一笔租金，但他们能筹出这笔钱来。……他们拟议中的这场演出是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见到过的，这件事情本身向他们提出了挑战，需要他们两个人都必须有刚强的意志才能对付。
很快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为演出制定计划和提供经费，还在玛格丽特·桑格家里开了几次会。会议决定由道奇提出计划并筹集款项。里德为这场夜间演出编写脚本，训练罢工工人并帮助他们排演。里德从前的哈佛同学罗伯特·埃德蒙·琼斯负责舞台布景，此人后来在百老汇作为一个舞台设计家而获盛誉，但在当时，里德不过把他看作一个能干的“花花公子”。其他的人也帮着做些能作的事情，甚至去花店募捐一些红色的石竹花，以便在演到被杀害的罢工工人莫台斯泰诺的葬礼时使用。
里德放弃了他在《美国杂志》的工作，全力以赴搞露天演出。他日夜操劳，极少睡眠，偶睡片刻也和衣而卧，并经常奔波于帕特森和纽约之间。他有几场戏是和罢工工人一起创作的。里德领大家唱他们熟悉的一些歌曲，象“水远团结起来”、“约翰·戈尔登和劳伦斯罢工”，后面这首歌是著名的劳工组织者乔·希尔，替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纺织工人大罢工而谱写的。里德自己也编写歌曲，他用古老的歌曲“哈佛，老哈佛！”的曲调配上鼓动性的抒情诗句。
在这段时间里，帕特森的罢工还在继续。一个星期天，在邻近的小镇海勒顿开了一个三万人的群众大会，因为罢工工人被剥夺了在他们本城开会的权利。哈钦斯·哈普古德在《环球月报》他的专栏里，对有里德参加的这次大会作了如下的描述：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为感人、更为壮丽的情景。我从一个高处可以看到男人、女人和孩子们的脸，他们在仰望着站在房子阳台上的演讲人。他们在思考着对他们，而实际上也是对整个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他们的这种感情，从那一张张机敏的、富于表情而又疲倦的脸上反映出来……
里德，这位青年诗人，这位将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罢工工人露天演出的大力组织者，带领着罢工工人高唱他们准备拿到纽约去唱的帕特森纠察队里常唱的歌。他那张年轻而热情的脸俯视着台下的人海，而人群在节奏鲜明的歌声中带着深厚的、自然流露出来的陶醉的表情，表现出对爱情和对生活的热爱。这对我来说，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有哪种景象可以与之同台媲美的。
在准备演出期间，里德并没有忘记自己是新闻记者。他常常去帕特森，这使他回忆起他在帕塞伊克县监狱里度过的四天日子，以及狱中骇人听闻的情况。他以这段经历作素材，写出了一篇题为《拉德克利夫行政司法长官的旅馆》。这篇文章讲的虽然是冷酷的社会现实，却能以其讽刺的笔调吸引住广大的读者。因此，里德觉得这篇文章可以投到闹市区的一家大杂志上发表。他决定投交《大都会》去试试。
《大都会》是当时定期发行的刊物，印刷精良、图文并茂，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它在用上等有光纸印刷的刊物之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因为它刊用的文章都是第一流的作品，撰稿者中有不少文坛泰斗，其中有肖伯纳，D·H·劳伦斯，约瑟夫·康拉德，H·G·威尔斯，阿诺德·贝涅特，拉迪亚德，吉普林，埃德纳·菲尔白，范尼·赫斯特，鲁珀特·休斯，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以及其他许多人。同时，它对当代的激进思潮极为敏感，所以也刊登有关社会改革甚至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它显然是个异端，却能生存下去。里德把手稿塞入信封。不管怎样，除了邮资之外，他还会损失什么呢？
几天后，《大都会》的编辑卡尔·霍维从办公桌上的一大堆投稿中，把里德的稿子挑了出来。他看到这是一篇关于监狱情况的报告文学，以为照例是一篇严肃对待这类主题的文章。因此准备受十几分钟的罪把它大致看一下。可是，几乎只在一刹那间，他就为这位作者的独创性而惊喜不已。
确实，里德在文章中对监狱的剖析很是成功：他讲明监狱既无益于那些被当作垃圾而投入监狱、遭受缧绁之苦的人们，也无益于社会。他通过观察白人囚犯在苦中作乐，半饥不饱的黑人囚犯跪在冰冷的地板上痴情地观看蜂螂赛跑，从而得出一个人类精神不可摧毁的绝妙证明，这也是确实的。里德还描绘了帕特森教养院和主持该院的行政司法长官。他用嬉笑怒骂的文笔，巧妙而准确地攫住了读者的感情。
当时卡尔·霍维还料想不到，这位作者将给他的编辑部撰写许多文章，而这一篇不过是其中的第一篇；也想不到，这篇文章标志着里德与霍维以及与《大都会》之间未来若干年中硕果累累的合作的开端。几十年之后，他在回忆录里提到里德送到他手中的第一篇文章时写道：
值得注意的是通篇充满了热情奔放的精神，从来没有人用笔能如此得心应手地做到这一点。文章才气焕发，顺达流畅，态度坦率，直言无隐——这些特征相当新颖。捧读之余，觉得此文对编辑这个苦差事可算一种安慰奖，顿感欣悦，更想得到这位作家未来的作品。我意识到这个小伙子所能提供的东西，决不是对斯蒂芬·克兰（他是写这类作品的高手）的拙劣模仿，而且和风行一时的“形象化”报道毫无共同之处。这样的作品，宛如一阵狂飙，吹破了文学界沉闷的框框。看看这位崭新的人物吧！一位生气蓬勃、才华天赋的明星正在放射出光芒。
过不多久，里德来到了《大都会》编辑部里。霍维的记叙中提到，他注意到里德似乎总喜欢站着听人讲话，站着与人交谈，虽然在开始的时候，里德的言语不多。在霍维看来，里德身上除了那令人愉快的安详不语之外，只是一张苍白而热情的脸。后来，里德终于说道：
“我想，你还得考虑一下吧！”
“不！”
里德惊奇地瞥了他一眼。于是霍维接着说三地道：“我认为写得很不错，我挺喜欢它。”
里德谦逊地说：“只是稍加揶揄而已。”接着又说道：“不过，我有所指。”
话题转到了具体问题，谈到了这篇文章和刊出的日期。但在分手前，编辑和作者都对决定作品好坏的因素简单交换了意见。而他们共同探讨的这个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的问题，正是由同一个人向他们提出来的。这人就是那位寓居在霍利斯大厦的查尔斯·汤森·科普兰教授；虽然他们两人年纪相差十几岁，可是对科普兰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特别钦佩他那坚定不渝献身文学的精神。
霍维认为里德必非新手，说他行文流畅，成竹在胸。他说：“你发挥得淋漓尽致，可又收得恰到好处，可见深知画蛇添足，反而令人生厌的道理。”
里德立即回答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认为我已做到这一点，我很高兴。我认为，有时讲得含蓄，反倒留着弦外之音，让读者自己回味”。
里德走了，但他的面容却长时间地萦回在霍维的脑中：
一张年轻的脸，充满魅力，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对生活的喜悦；但是毫无疑问，浅灰色的眼睛也会进发出暴怒的火花。那副脑袋里有自己感觉不到的倔强，好象就是他那勇敢行为的源泉。有着充分的自信，而这种自信是如此自然，加上态度十分谦逊，以致使人不会有不愉快的感觉。
我这样想：他不象哈里·肯普，不象厄普顿·辛克莱，不象维切尔·林赛，也不象卡尔·桑德伯格，然而，他使人想起所有这些人。这一定是因为他和他们都是同一个类型的人，是为同胞们提供的真理而大声疾呼的新型民主党人。
由于《大都会》接受了他的文章，里德感到一种胜利的喜悦。看来他已经摸到了一条创作的道路，使他不仅能够在自己的《群众》杂志专页上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能够向一些付酬的刊物推销这些思想。事业上新的远景似乎展现在他的面前。他深深地卷入并真诚地支持帕特森罢工事件，并且决心不再放弃这样的事业，要始终为这样的事业从事写作，从而满足他竭尽全力改善人类命运的宿愿。同时，也有另一种同样热切、同样强烈的愿望扎入了他的脑海，那就是渴望得到荣誉、金钱和声望。由于《大都会》的青睐，他就有可能得到这两方面最美好的东西，而仍不失其为一个正派的人物。
里德以新的热情，回去继续筹备演出。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七日，一千多名罢工工人搭乘十四节车厢的专列，离开了新泽西州的帕特森。他们在后波肯下车，乘船渡河抵达纽约。在纽约由国际工联的乐队为前导，沿着第五大道，走向麦迪逊广场。
那天晚上，一万五千名观众挤满了广场。不光是帕特森的男女工人们来了，东部各州也有男女工人前来，而且纽约大批的同情者也加入了。工厂汽笛一声尖啸，演出开始，观众一片静寂，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舞台。台上，无数隐隐约约的人影，在博比·琼斯设计的灯光布景之下，向着一幢光秃、阴沉的工厂大楼移动，最后都隐入楼内。汽笛又一声尖啸，接着是机器的轰鸣，而后万籁俱寂，随即响起了《马赛曲》的歌声；曙光初现，工人们便从工厂蜂涌而出，异口同声地宣布继续罢工。
这是在那个晚上轰动了几个小时的戏中的“第一幕”，里德在这幕戏中勾画出了历时十周的帕特森罢工斗争的轮廓。意大利籍工人莫台斯泰诺在罢工的初期被枪杀了，他的棺木放在带轮的架上从公园后部运向舞台。当棺木缓缓经过时，每个罢工工人都把一朵红色的石竹花放在棺木上面。这时，演员和观众之间的隔阂消失了，所有的观众都被卷入了再现于他们面前的激动人心的日子里了。虽然，“活报剧”这个名词当时还没有发明，而那些到场的人都不知不觉地帮助了美国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的诞生。
第二天，报界为这次演出而欢呼，称之为“惊人之作”，“它确立了一种‘合法形式’的示威，其它形式在它的面前都将黯然失色”。对于里德的工作作了如下评价：“场景以动人心弦的现实主义手法展现出来，凡是看了演出的人都难以忘怀。”报纸还提到，即使在最激烈的政治运动期间，麦迪逊广场花园所容纳过的观众是否会多于这次帕特森露天演出，也是值得怀疑的。那些新闻记者，起初被露天演出弄得忘乎所以，以致把他们报纸的编辑方针也忘得一干二净，但不久就把他们的热情投入撰写吹毛求疵的批判文章了；当然不是批评露天演出的艺术方面，而是抨击国际工联“蛊惑人心”的动机。而这时候，帕特森的工人已重新回到了纠察队，以新的勇气为赢得罢工的胜利而努力奋斗；至于露天演出的创办者道奇和里德，则偕同他们的卓越的舞台设计者琼斯搭上了去欧洲的远洋轮，远走高飞了。
琼斯要去德国向著名导演马克斯·赖因哈特学习，他的一伙朋友相信他有才能，凑了一笔钱给他，现在他正在赴德途中。里德由于为露天演出日夜幼劳而心力交瘁，接受了梅布·道奇的邀请，去她的佛罗伦萨的别墅消夏。他们在露天演出中密切配合，未曾有过片言只语涉及儿女私情。可是，道奇在多年后写成的《私人回忆录》里的《挑情者与动情人》一卷中写道：“我们认为我们必将相爱，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在船上，“我们无拘无束，准备互诉爱慕之情。然而很奇怪，我内心有点什么东西在强烈地抵制他……我喜欢崇高而纯洁的情感从而知所克制，我乐于体验我们在沟通彼此的活力时共同感到的紧张情绪”。梅布尔拒绝了里德的求爱，甚至在他们午夜到达她的卧室门外，他以一种富有诗意的形式向她恳求的时候，梅布尔仍不为所动。
但是，他们在巴黎（他们打算从这里驱车去意大利）的圣彼尔旅馆找到了一个双套间后，梅布尔的抵抗就彻底垮了。“一天晚上，我除了里德以外，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不加考虑了。”至于里德，自从和玛德莱娜解除婚约以来，结识了不少姑娘，但他和她们的关系犹如行云流水。他发现梅布尔已不是姑娘，而是成熟的妇女，但更为重要的是，她不但在肉体上吸引着他，而且在知识上使他得到强烈的共鸣。但是，里德尽管真心实意地深深爱着梅布尔，可是他却不能与世隔绝，而始终向往着外间的一切。他不会象梅布尔那样，把爱情说成“你只想到我，我只想到你”，也不能象梅布尔要满足狂热的占有欲那样，只过一种“双宿双飞”的生活。性格上的这种差异，几乎立刻暴露了出来，引起了以后一连串激烈的感情冲突和同样激烈的热情谅解。正如梅布尔在《挑情者与动情人》中写道：
在巴黎的第二天早晨，有人使劲地敲里德的门，让他匆匆地离开了我，而去到自己的房里。我听到那人和他亲热地打招呼：
“嗨！你这家伙，连太阳已当头了还不知道？……我听说你到巴黎来了。老伙计，穿上裤子，吃中饭去。”这是沃尔多·皮尔斯。里德关上我们套间的门，我听得见这两个男子快乐、随便、互相打趣的声音。他很快穿上衣服出去了，而就在那时候，我的心简直点滴欲碎了。
以后几个月里，梅布尔和里德一起住在意大利她那可爱的裘露尼亚别墅里。这期间，梅布尔的心“点滴欲碎”了好多次。虽然她有时占据了里德的全部注意力，可是里德的注意力偶而也会从她身上溜开。起先，里德的注意力被他新发现的那些宏伟的大教堂和壁画的美所吸引住了。后来，是她自己邀请到别墅来的一些活跃的客人，如卡尔·范·威赫顿，格特鲁德·斯坦，阿瑟·鲁滨斯坦这些作家和音乐家，转移了里德的视线。而里德本人的良知，使她最终失去了他的倾心。
里德在几个星期的时光流逝中，瞻仰了一些纪念碑，或在附近的池子里懒洋洋地游几趟水来打发日子；这时，他开始变得不满足了，觉得需要干些有意义的活动。景慕前人取得的成就固然不错，可是对于自己尚未实现的功业又该如何呢？而特别是他应该对此负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他得到国内的消息，帕特森罢工已告失败，丝绸工人忍受着更大的痛苦回到了织机旁。尤其是露天演出的财务结算证实，他们的演出虽然鼓舞了人心，却因耗资太多，不但没有为罢工工人搞到钱，反而有所亏蚀。里德渐渐忧郁起来，悲观起来了。在刚抵此地时使他那么心醉的纪念碑和新朋友，已经和他懒洋洋的生活方式一样，愈来愈没有意思。他终于怀着十分内疚的痛苦写道：
这里是老一辈诗人为进入美境而殉身的地方。
我坐在这围墙高高的乐园里，
全不知人世沧桑，
望着簇簇白云翻腾在瓦龙白罗沙山脉顶上。
阳光透过翠柏的浓荫酒向枯萎的葡萄园，
这里是声色犬马的醉乡，
而我就在其间……
长诗的结尾，向那位把他关入这“围墙高高的乐园”里的女人提出了恳求。
啊！我们走吧，冲出这窒息人的温柔乡，
我最亲爱的人儿
梅布尔！我们生活在这里究竟为哪桩？
梅布尔答应了他的要求。九月中旬，他们返航纽约。里德搬进了第五大道二十三号漂亮的白房间。不过，这对情人不久就开始吵嘴了。梅布尔居然要占据里德的一切，对于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事，她都要吃醋，甚至对报纸也吃醋。正如她在《挑情者与动情人》中写的：
晨报上刊载的关于墨西哥、俄国、波兰所发生的事情都激动了里德的心，可是我却激动不到这么深，这叫我不高兴。我感到无可奈何。
他会大声叫起来，“听听这一段——”，接着就大声读了出来，把字迹密密麻麻的报纸弄得沙沙作响，手指上抹上了未干的油墨迹印，这只是为了让我更加集中注意到他对我的漠不关心。
梅布尔固执的占有欲使里德一度绝袂而去，留下如下一封信：
再见，亲爱的。我不能和你一起生活。你憋得我透不过气来。你压得我无法忍受。你要扼杀我的心灵。我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但我不想让我的心灵幻灭。我要远远离开你而拯救自己。
梅布尔怅然若失，而里德则如她后来所写：
茫无目的地信步走去，最后他才发觉已经蹒蹒珊珊地走到剑桥，到了科比的门前。亲爱的老科比，是他告诉过里德，只有当上了情人，他才能当上作家。他眼睛发直，蓬首垢面地走向科比。
“我当了情夫，”他吼着，“可是现在我失去了我的爱！告诉我该怎么办！我受不了。”
“你去用一条冷水漫湿的土耳其毛巾把头扎起来，”科比对他说，“然后回来，把事情讲给我听。”
里德却回到梅布尔那里，两人重归于好。他和她一样，也忍受不了分离。
但是，纵然发生了这件事之后，里德也不象梅布尔喜欢的那样，老耽在家里，而始终要跑到她的对立面——外部世界中去。他找到了工作，当了《群众》杂志的总编。并且致力于营救一位被控参加帕特森罢工的朋友。在格林威治村以往常去的地方漫步，使他找到了写新诗和新小说的素材。
但是他无论做什么，似乎都未曾满足过。他梦想过名望和荣誉，并且一度感觉到这两种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行将在握，但现在又在哪里呢？尽管他和《大都会》的联系一直大有希望，却没有引出什么成果。此外，他感到被日常生活所羁绊，这位俄勒冈来的小伙子渴望着开拓新疆界的刺激。不久，他的渴望得到了满足，而且还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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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十六周年的宣言（节录）（1933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俄国革命十六周年的宣言（节录）
1933年11月《评论报》，第2卷，第42期，第1625页，1933年11月10日
〔A·凯勒曼在《评论报》（1933年9月）上指责了那些捷克共产党人，他们说对社会民主党人所采取的正式态度阻碍了统一战线，也指责了捷克共产党刊物上的那些作者，他们把法西斯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化了的中间阶级的运动，并主张对社会民主党人让步；凯勒曼最后说，没有什么斗争动员可言，如果动员不是矛头对准社会民主党的。次月，哥特瓦尔德的一篇抨击捷克党内的机会主义的文章认为，对社会民主党的安抚政策，会使社会党人更难于退出他们的党来而加入共产党；统一战线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可能实现。后来的一篇文章解释道，那不是一个什么“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团政策……相反，它是主要的手段之一，用来从工人阶级队伍中铲除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意识”。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同共产党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个建议纯属“社会法西斯骗人把戏"。“社会法西斯的领导人马把肉体灵魂都卖给了资产阶级并毫不犹疑地为资产阶级掠夺、镇压无产阶级效劳到底。”在苏台德区问题上，据说（《共产国际》1933年5月号）捷克资产阶级力图把保卫凡尔赛条约说成是针对法西斯主义来保卫民主。卡尔·布劳恩在6月写道，“捷克政府针对该地区纳粹分子所采取的号称措施”，只不过是一种托辞，其目的是为了阻止工人参加真正的斗争；逐步向法西斯主义靠拢的政府对待纳粹党人的态度是宽大的宽容态度。“捷克资产阶级”，凯勒曼写道，“已决心以战争来维护他们从凡尔赛条约获得的剥削捷克斯洛伐克被压迫民族的特权，并在有利的时机，同帝国主义盟者一道，进攻苏联……现在正全力以赴在准备战争。”社会民主党人支持贝内斯解散在苏合德区的德国民族主义组织的企图，这事被卡尔·奈依曼描绘成“那个跟民族的和社会的压迫者结成的令人作呕的联盟”
各共产党内对共产党政策的批评在《共产国际》1933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有所反映，该文在催促各党为推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革命作好准备，为在西班牙争取“苏维埃政权”去领导群众斗争，为在日本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内战之后，抨击了机会主义分子，这些人否认世界革命危机日益成熟，并要求建立“自上”的统一战线；捷克斯洛伐克党内危险很大，有要同社会民主党人结成集团的倾向，法国也有危险，那里共产党人顺服地支持改良主义工会的头子出卖罢工。
该杂志的随后一期抨击了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扬言德国无产阶级已被击败，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时代已经开始；这种态度，被托洛茨基—布兰德勒叛徒们拾起了，在共产党内“引起一些回啊”——德共的奈依曼—雷梅勒集团、捷克斯洛伐克的古特曼集团；该期杂志还抨击了美国党内那些人，他们夸大了罗斯福的重要作用，相信他当真愿意改善工人的状况。"社会民主党同我们相反并违背事实，力图在资产阶级民主同法西斯专政之间作出原则区别”，它不认为这个专政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专政，而认为是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的专政。“在捷克斯洛伐克，许多共产党人起初并不了解，社会民主主义……不但是法西斯主义的引路人，还是它的扶植者。”他们把共产党内的衰退归咎于在德国战败后捷克无产阶级内的意志消沉。在法国，中央委员会曾一度认为，“同改良主义者一致”是可能的，并与法国社会党进入了谈判。“这个错误，法共中央委员会已纠正了，目前形势已发生了变化。”萨克森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曾犯了“同社会民主青年联盟互派代表”的“机会主义错误”。统一战线执行的程度“与社会法西斯领导人被揭露的程度成比例”亥克尔特，在1934年该杂志的第一期上，写道，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德国已经提上日程，因为纳粹政策已然破产，但政权斗争这种口号还为时过早。德共决定性的任务，“在准备条件用暴力推翻法西斯专政的斗争中，就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变成德国工人的唯一的群众性党这个任务。它务必以肃清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影响来做到这一点。”当“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憎恨已笼罩工人阶级，当共产党已把工人阶级大多数争取到自己一边来”的时候，法西斯主义的最后时刻就已敲响。社会民主党已被宣布为非法，因为法西斯分子认为这是“利用社会民主主义的帮助来制止工人走向共产主义”的最好方法。叛徒们和假左派，“从塔尔海麦尔起到托洛茨基”，都认为德共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样无能，新的革命组织应该建立。
希特勒在5月17日专门召开的国会上的演说是在不少纳粹领导人和外交官的演说在国外引起了巨大不安和疑虑之后发表的，这些演说提醒英国发出警告说，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重整军备的企图“将使条约规定的制裁生效”，还促使罗斯福致函出席裁军会议的各国政府首脑。他欢迎罗斯福的信，并说德国愿意彻底裁军，假如其它国家也这样做的话；如果大家都不裁军，德国将维持对等要求。演说之后没有辩论，也没有旁的演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指令它的代表不参加5月17日会议，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残余（它半数以上成员死亡、坐牢或匿居）决定参加，以回答“社会民主党背叛”这个纳粹指控，还期望这事能阻止针对该党的另一次恐怖浪潮。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同国会其他议员一道投票赞成希特勒声明的决议。
在十一月纪念日之后几星期，斯大林在接见美国记者杜兰蒂时暗示了对国际联盟态度的改变，当时他说：“国际联盟可以在推迟战争的爆发或根本防止战争上成为某种因素。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就不会反对国联……尽管它有严重缺点。”
第二国际执行局3月份开了两次会，第一次在苏黎世，第二次在巴黎，为了研究希特勒执政后的局势。它建议所属各党避免与共产党交涉，只要共产国际拒绝同意第二国际提出的唯一先决条件——停止共产国际对第二国际的攻击。这个，《评论报》写道，就是破坏。在第二国际1933年8月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上南尼曾建议两个国际会晤，说那些生活在没有民主的国家中的人懂得了民主的可贵；俄国剥夺本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合法性，但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缔结友好条约。奧托·鲍威尔说，工人阶级运动现在比以往更不该分裂，但是，目前在德国散发的共产党文件仍然充满了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侮辱。南尼、勃鲁姆、阿尔特提出的建议：第二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应当向共产国际建议成立国际统一战线（被《评论报》说成“狡猾的伎俩”），没有被通过，但执行局仍可根据情况自由行事。
贝拉·库恩写道，第二国际的“法西斯就是战争”的口号是骗人的，应该是“资本主义就是战争”，但是社会民主党人用这口号作为开脱资本主义战争罪责政策的—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和平主义背叛行径，是一种手法，用此资产阶级把工人阶级吸引到帝国主义战争和干涉那—边。“社会民主党的反法西斯主义……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种手段，藉以从无产阶级革命手下维护摇摇续坠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第二国际会议召开的几天前，该作者又说，会议的工作是要找出“新的背叛方法”来代替破了产的旧方法。“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出来利用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暂时胜利……来维持劳工运动的分裂，准备法西斯主义进入其他国家的道路。”在国际工会联合会后来8月在韦默斯举行的会议上，红色工会国际提出的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遭到拒绝；红色工会国际及其所属的组织应该解散，成员应该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工会。
王明回答了就苏联在1933年5月2日提出的把中东铁路卖给日本的建议所遭到的非议，他在《评论报》上写道，铁路被利用作为挑起反苏战争的借口。苏联的建议旨在消除与日本发生冲突的一个可能根源，是“符合全世界工人和农民利益的”。假如国民党曾经抗日卫国，而不曾去镇压抗日力量，这个问题本来不会发生。《共产国际》上1933年9月的一篇文章说：“国民党利用出售中东铁路的谈判发动了蛊惑人心的巨大反苏宣传运动。为了反击，地方党组织……坚决揭露了国民党的造谣诽谤。”片山潜写道，“美、法、英帝国主义不会允许日本扩大它在中国的掠夺地盘”，但会容许它巩固阵地，因为它们“想削弱革命的中国与打下反苏战争的基础，……苏联正以毁灭来威胁资本主义世界”。日本宁愿在同苏联打仗之前先打美国。不过为此日本需要英国做为盟国，而“英国并不热心于同美国作战，因为这事会引起失去加拿大的严重危险”。因此，反苏战争的危险已迫在眉睫。〕
资本主义世界在并非一般的动乱与焦急的状况下迎来这次周年纪念。十月革命的巨大成就，苏联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鼓舞全世界工人反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斗争。苏维埃国家象磐石一样，屹立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混乱、毁坏、衰败主宰的世界。为了挽救他们的统治，资产阶级乞灵于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大屠杀作为手段。
我们正处在新的世界大战前夕。
在东方，日本帝国主义充当了反苏战争的急先锋，充当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煽动者。在西方，法西斯德国向整个帝国主义世界表示愿充当反革命雇用军。英帝国主义扮演着反苏的反革命战争的主要组织者这个角色。法帝国主义正纠集力量来维护凡尔赛强盗和平。美国、日本、英国之间，法国、德国之间的疯狂军备竞赛，正在把极其尖锐的帝国主义矛盾加速推进到大战的爆发。一场新战争的危险正从日内瓦“裁军”会议本身日趋严重。
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十六年——是千百万工人农民为社会主义进行伟大斗争的十六年。这场斗争的收支总表正在历史的审判席上制作。……
工人们！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曾许诺你们一条通过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不流血的道路。在这个民主的名义下，他们帮助资产阶级用铁和血击败工人为无产阶级专政所作的革命斗争。在德国、意大利、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和芬兰，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工人报复，为法西斯专政扫清道路，把几十万工人、农民送上法西斯刽子手的断头台。
在苏联，工人和劳动农民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在苏联没有失业者。工人和集体农民没有关于明天的痛苦忧虑，也不用担心流落街头，无工可做和无家可归。……在资本主义世界，有几千万人失业，几千万人半失业；几百万青年工人从来没有找到过工作。在苏联，工人的福利从不间断地增加。与不断提高的工资一起，社会保险事业也逐年增长。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的工资与福利遭到的掠夺已采取了最无耻的形式。……
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束遥遥无期。帝国主义国家的大资产阶级牺牲劳动人民和其他国家，通过盗窃他们国库财富，依靠武器合同和通货膨胀这些摆脱危机的企图，已使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外矛盾更加尖锐。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严重了，工人都成了资本主义劳动的船上奴隶。在德国和其他法西斯主义国家，他们最起码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工会被捣毁，工人报刊被禁止，共产党被打成非法。在所谓的民主国家里，资产阶级也在使他们的国家法西斯化。……年复一年在资本主义和殖民地世界，几亿中、小型农场陷于破产。农民正在失去他们最后的一点财产，遭到地主、债主、银行主和征税官的掠夺。农业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农民的高涨怒涛被答以史无前例的恐怖，和由法西斯强盗配备起来的惩罚。……
十六年之前，十月革命给了世界大战一个毁灭性打击。在这十六年中，帝国主义者曾数百次煽动苏联投入战争。新的帝国主义大屠杀，一场反苏的反革命战争本来早会爆发，假如苏联未曾坚定不移地保卫了和平的话。苏联揭露过帝国主义者的战争计划，还不止一次地挫败过它们。不止一次，担心他们自己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用革命去保卫苏联这事，束缚了渴望战争的帝国主义分子的手脚。苏联已经成为最强大的和平中心，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人民的保卫者。
法西斯主义正在加速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动和煽动针对苏联的干涉。在国际联盟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支持下，日本法西斯军事阴谋集团已占领中国大片土地。每天它都策划新的对苏挑衅。它利用危机所造成的混乱，加速侵苏战争的步伐，同时寄希望于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拖入战争。在西方，德国法西斯主义也在增加战争危险。希特勒政府，欧洲的主要纵火者，愿向国际资产阶级提供反苏的德国雇用军。挨了打击的英帝国主义想煽动各国投入大屠杀，因而动员各处的反革命力量进击苏联。国际联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准备战争的联盟。第二国际则一直是国际联盟的忠实奴仆。……
全世界工人起来以革命保卫苏联，是对法西斯主义和对越来越法西斯化的第二国际的最好回答。
无产者！劳动人民！殖民地人民！好几年来，苏维埃的旗帜胜利地飘扬在中国苏区的广大土地上。它正在唤醒整个殖民地世界，动员千百万殖民地奴隶起来进行反帝的革命斗争。满载荣誉，心怀毫不动摇的必胜信念，中国红军正在抗击国民党的第六次围剿，那是靠美、日、英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帮助组织的。……
德国无产阶级没有，以后也决不会在法西斯主义面前低头。它正在进行英勇的抵抗。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惧怕，希特勒策划了煽动性的国会纵火案，以转移饥饿群众的怒火；他在共产党领导人头上挥舞大斧。但是共产主义在德国日益壮大。德国共产党以其忘我斗争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树立了榜样。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只有共产党，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积极支持下，才能使德国无产阶级从法西斯的魔掌中解放出来，使它走上十月道路。……
比起从前，无产阶级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更加取决于阶级的组织程度和工人阶级的革命团结。
罪恶的社会民主主义要使工人阶级长期分裂下去，为的是继续它同资本家结成的反动统一战线。第二国际的巴黎会议再次禁止社会民主派工人同阶级兄弟，共产党人，一道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而战斗。它加强了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反对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在勒贝的领导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于5月17日一致投票拥护希特勒政府。……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告诉工人们—奥托·鲍威尔过去也这样说——目前的斗争目的不在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为了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他们保卫奥地利多尔富斯牧师的法西斯主义，说它比起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来是“较小的祸害”。他们公开说，当法西斯的结构在工人群众的冲击下垮台之时，无产阶级革命也要不惜任何代价加以避免。
只有越过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自己的力量，无产阶级才能摧毁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才能埋葬资本主义体系。
全世界的无产者和劳动人民！在你们手里掌握着全体劳动人民的命运。你们唯一的道路是列宁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共产国际不倦地号召所有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去走的道路，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把政权赢到，才能给全体劳动人民带来工作、面包、自由与和平，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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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议程的通告（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议程的通告
（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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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约翰·里德——革命的见证人（1975）
5
里德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不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找到了一个可报道的重大新闻题材。他已经参加过好多次工人运动的会议，听过左翼劳工领袖们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说。但是通过斯蒂芬斯和自己与《群众》社的联系，他开始与其中一些领袖们会面了。一天晚上，他被邀请到曼哈顿南部，比尔·海伍德的公寓里作客。
海伍德，即全国千百万劳动者都很熟悉的“大比尔”，他身材魁梧，眼睛一只瞎了，另一只却眸珠乌黑。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也是世界国际工联的领袖。他生活的最终目标就是国际工联的最终目标，那就是要让全世界的劳动者充分享有他们自己的全部劳动果实，而不是把大部分劳动果实作为利润交给老板。不过，这是未来的理想。国际工联的近期目标不象美国劳联那样只组织熟练工人，而是把美国所有工厂、工场和矿山的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统统组织到一个“大工会”里来。国际工联中象海伍德这样的组织者，那些年来走遍了美国各地。他们鼓动劳动者用罢工来争取较高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这样一些要求，现在是每一个美国工人都认为基本的东西。而在里德那个时代，提出这类要求的人，都被许多人当作犯罪分子，危险的捣乱分子，甚至国家的叛逆者。
去海伍德家的那个晚上，里德参加了一个小型的非正式聚会。海伍德的房间里没有什么摆设，点着小蜡烛，人们坐在地板上或者几件可以坐人的家具上开会。其中有一位是和海伍德同居的女人，她在纽约的一所中学教书。一位替《环球》写稿的新闻记者哈钦斯·哈普古德和他的夫人纳斯也出席了。出席的还有几位里德不认识的人，其中有一位身着深红色服装的女士，她温情脉脉的眼中流露出智慧，轻声细语，含颦欲笑，显出她那深邃不测又诱人三分的情态。里德对她一见倾心，亟于想知道她究竟是何等样人，这时海伍德开始讲话。
大比尔谈到新泽西州帕特森的情况，那里大约有二万五千名丝绸工人正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罢工。罢工已经持续两个多月了。男人们被无端加罪而投入监狱，妇女们被警察用棍棒打得鲜血淋漓。一个名叫莫台斯泰诺的意大利工人，被老板雇用的枪手打死了。然而奇怪透顶，纽约竟然根本没有人知道帕特森罢工，因此海伍德责怪出版界。这个大都市的报界，从罢工一开始就和丝厂老板沆瀣一气，按预先策划好的阴谋保持缄默，拒不刊载与罢工工人有关的片言只字。而罢工工人此时却迫切需要经费和道义援助。
里德和大比尔不同，从来没有受过殴打，也从来没有进过牢狱，更没有遭到过政治迫害。但他既怀着真诚的同情心，也领会到海伍德所说的这个事态的严重。在场的其他人莫不如此。显然，应当把帕特森罢工工人的真实情况，在纽约各报的专栏上强行披露。可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位身穿深红色服装的女士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她声音柔和，近乎腼腆，可是，她提的建议却大胆而富于想象。她建议把罢工真实情况摘成露天演出，把罢工工人带到纽约来，让他们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戏台上亲自表演。
这一建议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可是也为它的活动规模之巨大而感到为难。怎样才能把这成千上万的工人带到纽约来呢？怎样才能把这些人，其中大多数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外籍移民，在朝夕之间就训练成为演员呢？更为重要的是，谁来组织、创作和导演这样一次露天演出呢……？
里德热情地表示愿意帮忙。他记下这位女士的名字：梅布尔·道奇；住址：第五大道二十三号，并且约定很快就去拜访她，以便共同搞好这次演出。不过，他私自打算先搞个帕特森罢工的新闻报道，想办法把它刊登出来。
第二天天还没亮，里德就搭上去新泽西州的火车来到帕特森了。早晨六点，冷雨濛濛，帕特森灰沉沉的大街上见不着一个人影。而他向工厂区走去的时候，看到起码有二十来个警察，挟着警棍游来荡去。里德又开始观察工人，他们翻起上衣的领子，手插在口袋里，向同一个方向走去。他来到一条长长的街道。街道的一边是一排简易公寓，另一边是丝厂。在丝厂临街的一边，他看到人们在门口和窗下谈笑，跟假日早饭后的情景一样。正象他以后所写的：
看起来不象在期待什么，没有恐惧，也没有忧虑。人行道上空荡荡的，只是在工厂门前一带，有两人一组地来回行走，可是也不超过五十人，身上都被雨淋得透湿。有些是男人，间或也有一男一女，或者是两个男孩。当白昼温暖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人们零零落落地从家中出来，开始走来走去，三五成群地聚集在街道拐角处。他们很快地比划着手势，低声交谈，眼睛不时向附近的街道拐角处望去。
突然，一个警察挥着警棍过来了。人们轻轻地发出“嘘”声。
有六个人在酒馆的挑棚里避雨。警察一边走过去，一边吆喝：“出来，跟我走！”六个人默不作声地出来了。“莫到街上来，快滚回家去,还站着干啥！”人们默不作声地从警察面前走掉。可是警察刚一转身，他们又折了回来。出现了另一批警察，他们一边推人，一边咒骂，做得凶神恶煞也不管用，没有人回嘴。九个星期以来，这些警察在连续罢工的执勤中弄得紧张不安，精疲力竭；两目无光，满脸胡子茬。
工厂这半边街上，工人纠察队已增加到四百来人。几个警察在人群中横冲直撞，想找岔子。一个工人提着铁桶，由两个暗探保护着过来了。周围发出几声“呸！”“呸！”声。靠在工厂栅栏上的两个意大利小伙子，用爱尔兰人俏皮的警告话喊道:“工贼，滚开吧，看我敲掉你的帽楦子。”一个警察粗暴地抓住他俩的肩头，吼着：“滚你们的。”随着把他们推到墙角，踢了他们一顿。人群没作声，也没有行动。
沿街不远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个带着雨伞的年轻妇女在那里担任警戒，突然和一个大个子警察干上了。
“你在这里干什么？他妈的，滚回去。”警察大声吆喝，用警棍朝她嘴巴戳去。
她杏目圆睁，怒不可遏地尖叫着：“我不走！”……
工人纠察队不声不响地、坚定扎实地增强了起来。罢工工人三五成群或两人一伍地在人行道上溜达。嘻笑声再也没有了。
直到这时候，里德还只作壁上观。过了一会，他就不由自己地参加到工人行列中了。雨开始大起来，他得到房主的允许，到门前走廊上避雨。可是他面前站着个警察，他要绕过警察才能登上台阶。警察突然转过身来问房主，走廊上的人是否都是这房内的住户。以下是里德所报道的：
房主指了指他本人和另外三个罢工工人，而对我摇了摇头。
“那么，你从这里滚开。”警察用警棍指着我说。
我说：“这位先生同意我待在这里，他是这房子的主人。”
“废话！叫你干啥你就干啥！下来，赶快下来！”
“那我就办不到。”
他一听我这样说，就跳上台阶，抓住我一只手，杀气腾腾地把我拖到人行道上。另一个警察也攥着我另一只胳膊，两人把我推走。
过后不久，里德发觉自己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而穿上了囚衣，正被押往帕塞伊克县监狱的“反省室”里去。他以侮慢警察罪名，被判刑二十天。反省室里有一个人，由于长年拘押而发了疯，在尖着嗓子狂叫。一个被监狱医生诊断为“精神病”的梅毒患者，在吞服医生给他的糖衣药丸。一个从未宣判的十七岁男孩，无所适从地在反省室里踱来踱去，他已经九个多月没见过阳光了。还有另外几个人，他们在这蚤虱成堆、弥漫着开盖恭桶和腐烂食品臭味的牢房里，境遇也差不多。
在身系囹圄的最初时间里，里德发觉，他来帕特森要报道的事情真象不容易弄到手。在四十多个同牢的人当中，有十四个是罢工工人。不过，最能吸引他的人，是一位在好几次政治集会中见到过的罢工领导者，意大利人卡洛·特里斯卡。只要老远见到他，里德就会认得出他那高高的前额和热情的眼睛。特里斯卡正在和另一个被囚的人谈话，向他解释阶级斗争的道理。里德走近这两个人，以他惯有的坦率，想参与他们的讨论。特里斯卡立即显出心怀芥蒂的样子。里德开始向他打听罢工的经过，意大利人却沉默不语。其他罢工工人得到特里斯卡的暗示，担心他们之间有混入工贼的危险，也跟着沉默下来。
整整一夜，没有一个罢工者和里德交谈，他在牢房的一个角落里度过了这个晚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一铁盒的食物，这些食物比他在牛船上得到的最坏的食物还要坏。他走到摆盐罐的地方，想用盐压一压腐肉的味道，可是发现盐里有虫子。
第二天早晨，当海伍德给带进牢房时，里德就解放了。尽管不是从牢房里，至少也是从孤独中解放了出来。大比尔是刚才未经起诉被捕的，他热情地向里德问好，并向其他人保证说，里德是可以信任的，在他面前可以无拘束地交谈。特里斯卡为他头天晚上的冷漠态度向里德道了歉，而里德已经忙着问这问那了。……
在这以后的几天几夜里，罢工工人一直聚在里德周围。里德坐在牢房的地板上，倾听着罢工工人对他讲述的事情。他们讲了被捕的经过，其中许多人是因为在工厂前面慢步闲行，即被指控为“非法集会”。他们还讲了一些其他人被捕的情况，他们只不过是在回家途中被警察抓住，而以“扰乱治安”的罪名用警棍赶入巡逻车的。他们一致拒绝保释，即使有人把保释金替他们凑来，也决不肯接受。他们知道监狱只容得下这么多人，要是抓人太多，有的人就得放出去，那时候他们又能直接回到纠察队去。
有时候，又一批被捕的罢工工人被关进来，谈话才会中断。新来的人总是无所畏惧地进入牢房，唱着他们在纠察队常唱的“马赛曲”和“国际歌”，或者他们自己填写的歌唱罢工和罢工领袖的歌。
有一次，他们的谈话又被打断了。有人进来通知说，里德的朋友们为里德付了保释金，让他出狱。里德摇摇头，只要他们送些香烟和食品进来，他不想离开监狱。他不但正在搜集他需要的罢工详情材料，而且正在同罢工的人一起生活。他第一次体验着从前只从文字上看到、或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事情。挨了警察的打，又被投入了监狱，使他分享到哪怕是暂时地与罢工工人同遭苦难的命运。他感到自己不光是同情他们的事业，而且简直和他们拧在一起了。
对于罢工工人来说，里德所持的态度使他们深受感动。在这以前，他们对新闻记者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是这位新闻记者，似乎和别的新闻记者有所不同。报纸对任何事情，从来没有哪一次是替他们这一边讲话的，而只是站在老板、官员和警方那一边。他们终于找到了里德这样一个代言人。
“我出去的时候到了。”里德写道：“我向所有这些和善而机智勇敢的人们道别。他们身上那些比他们本身更伟大的气质，使我的思想也崇高起来。他们围着我，拍我的肩，握我的手，是那样友好，热情，信任，情深意长……”
里德在牢中整整蹲了四天之后才获释。工厂主以及新泽西州的警方和监狱当局对他做得太过火了。报纸上出现了许多对里德被囚表示愤慨的文章。那些有权势的人痛心疾首地承认，“一个卑微的哈佛诗人”坐了一下牢，就赢得了二万五千名丝绸工人罢工都不曾得到的东西，竟把报界强加于罢工的隔音墙给推倒了。新泽西州的帕特森再也不是一个无人过问的禁区。纽约各报纸很快就开始对罢工进行了大量的采访。
里德为《群众》杂志写了他亲历的情景。《帕特森之战》一文绘声绘影地把卷入这次斗争的人们和幕后活动着的各种政治力量记录了下来。这篇文章立刻显示出里德是一个才能出众的新闻记者。他的同事们也从此视他为“大有作为的人”。
里德本人虽然也为自己的文章反应良好而深感高兴，可他几乎忙得没有时间来品尝。他已在动手写新的文章。此外，他记得自己的诺言：在麦迪逊广场上举行一次关于罢工的露天演出。他返回纽约后，最先拜访的人中就有那位身着深红色服装的有意思的女士——梅布尔·道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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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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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从欧洲回来以后，觉得在美国只有格林威治村才是能吸引他的最理想的地方。这一小簇杂乱无章的住宅区，街道狭窄，透迤蛇行。它远离非商业区曼哈顿的那些富丽堂皇的大厦和高耸入云的办公大楼。而村子里那些简陋的公寓中，住着一些蓄着长发、生活穷困但有抱负的艺术家、诗人和作家，因此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这个村子就很出名了。近来，寓居在这个村子里的一些男宾女客，如斯蒂芬·克兰、弗兰克·诺里斯、维拉·卡瑟、西奥多·德莱塞等人，已在文学界享有盛名。里德是个胸怀大志的人，一心要加入他们的行列。
不过，他在格林威治村落户之前，曾回波特兰港看过一趟。在那里，他发觉家中的经济状况比他预料的还要糟糕。他父亲沥尽心血才勉强让他弟弟哈里读完了哈佛大学，但已是债台高筑，财产也作了抵押。大儿子里德回来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但是当他表示，希望不久能够维持自己并养活一个妻子的时候，便即刻察觉到父母惊惶失色的神情。为了避开他们忧愁的脸色，他决心到东部地区去闯闯。
几乎从刚到纽约的时候起，里德和玛德莱娜之间的爱情之花就开始枯萎了。还不到六个月，他就写信给她解除婚约。这部分地是由于时间和距离上的原因，使他感到对她照顾不够，还因为他又再次堕入情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都市。这不是什么轻率多变的爱情，而是里德终生难移的秉性。每当他离开纽约的时间稍久一点，他就感到若有所失。在《三十将至》中，他写道：
纽约是一个使我迷恋的都市……。我在街上漫步，从闹市区那些耸入云霄的、庄严堂皇的尖塔出发，沿河东码头走去，岸上有调味香料发出的阵阵香气，河中有老式的快速帆船；我穿过拥挤的东市，这里是城市中的异国城市，热气蒸腾而火光闪烁的、吱咕作响的手推车排成几哩长的贩卖饮食的队伍，在这条破旧不堪的大街上构成一幅蔚然奇观的画面……。我曾在威廉斯堡桥的桥墩上度过一个夏夜，也曾在富尔顿市场一个装鱿鱼的筐子里安睡了一个夜晚；那里有红的、绿的和金黄色的海货在眩目耀眼的弧光灯下熠熠发光……我发现了座落在偏僻地方的幽静的饭店，在那里可以指到世上的佳肴美馔。我知道怎样弄到麻醉剂，从什么地方可以雇人杀死仇敌，用什么办法进入赌场和秘密务厅。我对大小公园、豪华的公共娱乐场所、戏院、旅馆都了如指掌。我充分了解这个城市的畸形发展，她病魔似地向北蔓延着。我了解那些衰败、生气枯竭的地方。我也了解广场和大街，那里古老而优美的舒适生活已经淹没在贫民窟的日益高涨的呼号声中……。我去过坦曼尼大厅的歹徒舞会，参加过蒂姆萨利文协会举办的观光旅行，还到柯尼岛去度过炎热的夏夜……。离我房子不到一街区的地段上，世界上一切冒险事业都已齐备；而在一英里路之内，却有着世界各国的缩影。”
他的双眼很快地看到了纽约的邪恶与豪华，他终于爱上了这个都市。而这一点大部分要归功于一个不平凡的人，一个四十四岁性情温和的单身汉林肯·斯蒂芬斯，是他最早介绍里德来到这个大都市的。
斯蒂芬斯是里德父亲的一个朋友。作为职业新闻记者的他，以“丑闻揭露者”而闻名于世。他的笔犹如铁耙，专从各种秘密的地方掘出政治污秽，使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的一些文章和《都市的耻辱》一书，使他在激进的团体中成了一位受人赞赏的人物。那些团体里的人们一直在抗议当代社会上种种不公正的事情，如低工资工厂和矿山中非人的劳动条件，周期经济危机所造成的贫困，贬低妇女的地位，将妇女与孩童、白痴并列而不给她们以选举权。
斯蒂芬斯结交各种政治色彩的人，他以对任何人的观点，不管是否赞同，都采取圣徒般的容忍态度而闻名。里德在哈佛学习期间认识了他。但正如他后来在谈到斯蒂芬斯时所写的：“我那时很怕他——怕他的智慧，怕他的严肃，我们很少交谈。”但现在，他不仅想和他交谈，而且想听他长谈。显而易见，斯蒂芬斯能够给他大量的指教。里德以往的政治知识，主要来自哈佛的“社会主义俱乐部”，从那里听来一些极为肤浅的、杂乱无章的东西。斯蒂芬斯不久就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十分愿意帮助里德弥补教育上的欠缺。这不仅是出于和查杰的友情，而且也是因为他很快对这个青年开朗的性格有了好感。
他带着里德去参加各种会议，有社会主义者的，有无政府主义者的，有单一税论者、劳工领袖，以及被里德叫做“一切跟在‘变革’后面跑的那些钻牛角尖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只知道贩卖教条的可怜虫”召开的会议。他还叫里德带着推荐读物的目录，到激进派谢伊的书店里去。更主要的是，他鼓励里德进入大都市，亲自作一番探索。斯蒂芬斯这种高明的办法说明他独具慧眼，能看清里德是个喜欢直接从实践中学习，而不愿拾人牙慧的人。
里德在《三十将至》一书中讲道：“可怕的贫困和由此而引起的一切罪恶，以及在拥有过多的汽车的富翁与食不果腹的穷汉之间的极端不平等——这样的一些知识，我必须承认，在书本上是学不到的，而是我在这个都市四处漫步时触入眼帘的。”
斯蒂芬斯不仅帮助里德增长了社会意识，而且帮助里德找到了工作。他先是为里德在《纽约环球报》获得一个临时性工作，随后又将他介绍到一家专揭人阴私和刊登通俗小说的《美国杂志》当职员。里德在《美国杂志》所做的不过是校对、读稿这类一般性的工作。可这总算是一个开端，因此他怀着感激的心情。如果说科普兰曾经使里德“想要工作而不做无意义的事”，那末斯蒂芬斯便是仅仅次于科普兰的第二位对里德有影响的人物。
里德和三个哈佛的朋友罗伯特·安德鲁斯，罗伯特·罗杰斯，艾伦·奥斯古德一块迁到格林威治村，住在华盛顿广场四十二号单元楼里。安德鲁斯是个说话尖刻、妙语横生的年轻人，曾在《讽刺月刊》工作过，现在以搞广告为业。罗杰斯当过“哈佛月报”的职员，现在在《布鲁克林之鹰》杂志工作，不仅自己怀有雄心壮志，还要使里德有所发展。他不仅常用“决不可一行不写而虚度一天”这个口号自勉，而且也常用它来勉励里德。奥斯古德也在《讽刺月刊》当过前任编辑，由于“他总是哈哈大笑又具有亲切和气的性格”而赢得同伴里德的喜爱。在华盛顿广场四十二号单元楼进进出出的一群哈佛人当中，这四个人成了核心。有的日子，艾伦·西格来了，要是家里没人，他就把最近的诗作塞进门里。沃尔特·李普曼也是这里的常客。他得到斯蒂芬斯的帮助，在一家叫做《人人》的杂志里找到了工作。过了不久，又来了个消瘦而面带饿容的舞台设计师罗伯特·埃德蒙琼斯。
里德更加喜欢斯蒂芬斯了，便怂恿这位孤独的单身汉搬到公寓的楼下来居住。尽管里德总是不断打扰他，使他得不到片刻的安宁，但斯蒂芬斯还是过得很愉快。里德会在深更半夜闯进斯蒂芬斯的房间，把他从酣睡中吵醒。他会对斯蒂芬斯讲述他当日晚间的经历，以及他新结识的奇异人物，象鲍尔利大街的一个醉鬼，外轮里下来的一名水手，一个生活遭遇令人难以置信的妓女。斯蒂芬斯总是以赞同的态度聆听着。只是在看到里德还将滔滔不绝地讲下去的时候，老人才会打断话头，劝他把所有这一切都记下来。
当然，把所有这一切都记下来，对里德无疑见再好不过的事情，但是，这位手执蓝铅笔，坐在《美国杂志》社里一张不引人注目的写字台旁的青年人，在纽约的头一年并没有特别使人注意，无论是他从欧洲带回来的手稿或是他现写的新稿都没有人关心。事实上，唯一能真正证明他是个作家的，是他保留着的一个特殊文件夹，那上面写着“准男爵约·斯·里德的初作与遗作”。这里面保存着他送往各家杂志去的诗文、小说和退稿的附条。
他总是和过去一样，对这些最初的挫折一笑置之。他一次又一次地投递稿件，一次又一次地改写小说，到后来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是改好了还是改糟了。但是他信心十足，精力充沛，后来他的努力终于结成硕果。
他接受任命搞《美国杂志》新开辟的“有趣的人”专栏，写了一篇热情奔放的文章，称赞查尔斯·汤森·科普兰。接着又和一个早已成名的作家朱利安·斯特里特合作，以他的《牛船》作底稿，重写了名为《堕水》的小说，两人共同署名刊登在《星斯六晚邮报》上。他的另一篇小说《来自塞纳河的人》在编辑室里躺了一年，积满了灰尘，在作了一些修改以后居然在《世纪》上刊出了。《介绍范夫人》也载入了《时髦人士》一书中。以后，《移民》这篇社论在《科里尔》杂志上找到了出路，随笔《大企业家的虚伪道德观》被《趋向》刊用了。他的一首诗《随心所欲的流浪者》由阿瑟·富特谱了曲。
里德开始感到有点象职业作家了，而且也开始被人当作职业作家来看待。他应邀参加了“自费聚餐俱乐部”，这是纽约成名的文人、艺术家组成的团体，会员里有鲁珀特·休斯这样的作家，有幽默大师欧文·S·科布，艺术家兼画家詹姆斯·蒙哥马利·费拉格。科比请里德到哈佛给英语系十二年级学生开了一个关于写作的讲座。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大都市的各个文学团体中，人们已经把里德当作“大有前途的人”来谈论了。
他的双亲为此喜不自禁，父亲写信给他说：“我天天想念你，天天谈论你。我无时不在爱你，无时不在为你骄傲。”
临近一九一二年六月底的时候，电报给他带来一个噩耗——父亲病危。家中经济每况愈下，他父亲虽然表面上泰然自若，强作乐观，但这样沉重的经济负担终于摧毁了查杰的健康。里德匆匆忙忙赶回波特兰港，在他父亲的病榻边度过凄惨寂寞的辰光，直到七月初的一个早上，查杰去世。
里德很悲恸。他似乎直到现在才充分了解，查杰为他兄弟俩能够受到和富家子弟一样的教育，曾作出了何等的牺牲。斯蒂芬斯在他心中所培养的对激进运动的兴趣，使他要加赞赏他父亲生前任市执法官时，改革腐败政治的运动所起的先命作用。里德日益决心投入当时的政治改革运动，而急不可待地想返回纽约。
可是他不得不在波特兰再住三个月，帮助母亲清理家中的各项事务。在逗留期间，他不由得怀念起格林威治村的生活。他想起那些夜间嬉游，眼同住的朋友们一起沿着狭窄的街道，在每一家门道里躲进躲出，小学生似地互相追逐。他记得，他们在附近小餐馆里从黄昏一直盘桓到深夜，在桌面上涂写诗句、胡乱作画，或者高谈阔论，震惊四座。他还记得，有时候人们怎样抱怨里德这“冒失小伙子”精力过旺，而他又如何置若罔闻。格林威治村的生活对他来说，是解脱一切束缚的自然美的象征。那样的生活就是对习俗世故的蔑视，就是要摆脱标准化社会所强加的桎梏。
在波特兰港停留期间，他写了一首长诗，想把那样的生活情趣描写得淋漓尽致。在这首叫《波希米亚的日子——生活在艺术家圈子里》的诗中，他以如下几行呈献给林肯·斯蒂芬斯：
我把这拙劣的赞歌献给你，
但愿不致辱没你；
也许你会不满意这含蓄的颂词，
斯蒂芬斯，
但心情愉快的自由毕竟属于你。
里德在诗中描写了住在三楼后部那四个哈佛青年一昼夜的生活情景：
冬天的水冰凉，
夏天的水滚烫；
既然浴盆只有一个，
搞个俱乐部来管着。
就算有那珍贵的水，
刮脸用的肥皂也不起泡沫。
华盛顿广场四十二号有才气的年轻小伙，
你们过这样的生活总算不错。
尘土打窗外飞进，
臭味从门口入侵；
我们的裤子还安然地躺在
上星期扔下它们的地方，
狼藉在脚印斑斑的地板上；
煤气闪闪忽忽总不正常。
华盛顿广场四十二号有朝气的青年伴当，
我敢说这儿也多少够我们欢畅。
你品行是否端正，
你房租交没交清，
大伙儿齐心就无人敢过问；
爱怎么就怎么消磨黄昏。
家具虽然古旧但却齐全，
亚麻布床单熨贴，没有污斑。
华盛顿广场四十二号的哥儿们哪，
这样的生活叫我们多么喜欢！
然而事实上，来到华盛顿广场四十二号的年轻人渴望为艺术服务，却免不了冻馁之苦，因此他们绞尽脑汁来谋生，代撰广告，校对文稿，或为时装样本作插画。但是……
我们住在华盛顿广场虽然舒坦，
大人物不敢想的事物我们却敢，
谈笑风生地高谈阔论能通宵达旦；
对那冥顽而苛刻的社会何必认真，
只要你确信会给世界增添光荣。
他们每个人都相信能给世界增添一分光彩，里德更是如此。但他总是焦急不安地问自己，“何时得偿此愿？”特别是从他返回纽约后，更是反复自问，“何时得偿此愿？”这时，他已开始迫切希望他的作品能刊登出来，而这些作品应该比那些通俗杂志上技巧纯熟内容平淡的文章和小说要显得更有意义。
这种急躁的情绪，并不仅仅是为了追求作家那种优厚的特殊地位，而是要表述自己在观察周围世界所产生的感情。他要揭露他漫游这个都市时所见到的那些“小人物”的不幸遭遇；一个小贩向行人兜售一文钱一张的“婚姻消息”，一个女郎在干草市场的下等舞厅里向来来往往的男人们出卖她的青春和美貌。关于这些人物的小说，他已写过一些，本当更多写点，却没有人需要。这些作品在各个出版社兜了一个圈子后，总又回到他自己的手里，被拒绝采用。他们对他说，这些小说没有趣味，不吸引人，使读者得不到安慰，因为读者所追求的是忘却世上的烦恼，而不是去回味这些烦恼。何况这类小说放在屋子某个角落里，一旦给孩子们发现，就会成为不祥之物。
他的诗作所经历的遭遇要稍微好一些。他写成抒情诗体的《普通期刊赞礼，一出非道德剧》，在“自费聚餐俱乐部”成员德摩尼科家举行的年会上宣读，引起了雷鸣般的喝采声。《在波希米亚的日子》和另一首献给斯蒂芬斯的长诗《桑格》，赢得了同时代的杰出人物，如埃德温·阿林顿·鲁滨逊，路易斯·昂特·迈耶和哈里特·门罗的赞扬。然而他依旧要自己掏钱出来印刷他的大部分诗作。他面临困境，开初他想不出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他只想用知识分子的诚实和艺术家的正直来表达自己的信念，而不考虑找人帮助，但同时又不得不靠写作来维持生计。这正如里德所描写的：
既要寻找这世上的鱼米之乡，
艺术家又怎能建造他的乌托邦?
但不久他就发现，他在纽约也正如他在哈佛一样，并不孤单。别的一些艺术家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而且正在谋求出路。他们打算创办一个自己的杂志《群众》。
《群众》社于一九一一年初开始创立。这个刊物一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合作社试验，一方面刊登揭露性文章和欧洲的小说。它从来就不曾有过明确的方向，而且经常处于拮据状态。当里德于一九一二年秋天听到这个刊物时，它正在由原哥伦比亚大学美学讲师马克斯·伊斯门担任总编辑而进行改组，以便为那些在商业性刊物上无立足之地的文艺作品和激进作品打开一条出路，满足它们日益增长的需要。
有一天，里德到了《群众》社设在非商业区的办事处，手中拿着一篇题为《良心何在》的小说，描写的是一个舞女的悲惨遭遇。这稿子以其决不妥协的现实主义而一再被商业区各杂志社退回。而伊斯门却立即采用了，并录用了里德，不仅让他担任撰稿人，而且还聘作编辑。里德甚至参与制订该刊物的新宗旨：要刊载“那些牟利性刊物认为过分揭露和过分直言的文字”，要采取“反对僵化，反对教条”的立场，做到“不阿谀奉承任何人，即使对本刊读者也不迎合其口味”。
随着杂志的扩展，里德发现自己已经同当代第一流文学家和艺术家一起工作了，其中有艺术家约翰·斯隆，阿尔特·扬和乔治·贝洛斯，诗人阿图罗·乔万尼蒂，路易斯·昂特迈耶和哈里·肯普。若干年来，卡尔·桑德伯格，舍伍德·安德森，罗素，维切尔·林赛和高尔基都为该杂志撰稿。
《群众》无力付与作者任何稿酬，但里德却由那里获得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对他来说，他为了挣钱糊口，不得不依照非商业区各付酬杂志所规定的格式编写故事，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这份商业区的杂志上，他可以照自己的意愿写作。尤其重要的是，《群众》所提供的“写作自由”，为他的事业开辟了一个新方向，这个新方向就是始终吸引着他并决定了他的未来的新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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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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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哈佛毕业后，里德带了个计划来到父亲身边。他要靠做工横波大西洋去欧洲，再靠做临时工和写游记维持生活，继续环游世界。查杰听了这个似乎浪漫，也许完全不现实的计划，立即同意了。查杰的为人就是这样。他不想他的儿子再象他所经历过的那样，直接从课桌走向办公桌。他看到了孩子身上的诗人气质，要他获取一切机会增长见识，去深入了解人性。查杰竞选国会议员失败后，处于经济困难之中，但还是从微薄的收入中挪出一百美元，硬要里德出一张借据，把钱随身带去。
七月初的一个早晨，里德和另一个哈佛同学沃尔多·皮尔斯乘上波士顿尼安号牲口船，当牛倌去利物浦。里德是在《讽刺月刊》当编辑期间认识皮尔斯的，那时此人在校内以其精巧的卡通画博得了声誉，后来成了著名的画家。梅因家族的富家子弟皮尔斯，本来完全可以乘坐象莫里坦尼亚号这样豪华的定期邮船，舒舒服服、惬惬意意地去到他打算学习艺术的欧洲。可是里德一心想要同那些他打算结交的波士顿尼安号坚强的海员们生活在一起，因此一直说服皮尔斯，要他相信：一个艺术家应当熟悉另一个世界，而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领域。皮尔斯勉强签了字。
这艘肮脏、破旧的轮船，装着七百条菜牛，刚刚一离开波士顿码头，皮尔斯就对他的抉择十分后悔。一碗清水似的汤，上面漂着白色的虫子，一摆在他的面前，他就恫吓说，要跳水游回莫里坦尼亚号上去，它停在码头上是那么地诱人。里德提醒他，已经签署了船约，就得按照法律执行条款，他有义务完成这次航程。
海上的第一夜过去了，天刚鱼肚白，皮尔斯就不见了。他当真跳海去了吗？里德确信是这样，尤其是当他发现皮尔斯的手表和钱包还在他自己铺位上的时候，更是确信无疑。可是这些鲁莽的船员对此事却有另外的看法。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一个船员抢劫了另一个船员，然后把他的尸体抛入大洋，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至于船长则表示，要是皮尔斯不在利物浦出来接船，就把里德送交调查委员会以谋杀案当面质对。
里德并不怎么耽心，他相信他的朋友会露面的。只不过是出于一种已养成的写作习惯，他在船上所作的航海日记中随手记下了这段插曲。这第一条记事，加上随着事态的发展而写下的一系列记事，组成了小说《堕水》的基础，以后终有一天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刊了出来。然而在这期间他简直完全把这件事置诸脑后，而忙着牛倌的活儿了。
他照料一百条牛。吊起沉重的水桶，给他照管的每一头牛每天喂两次水，然后又张罗草料，直干到浑身关节作痛。还要从晚上八点，照看到明晨四点。每当浪涛汹涌，拴在下面拥挤的牛栏里的牛群处于惊险状态时，他必须在牛蹄乱踏、牛角晃动的畜群中跑来跑去，抓住那些脱缰的牛，把它们套好。勉强吞下一铁盘发腐的食物，钻进铺位时，他已筋疲力尽，半死不活了。可是就是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也睡不好觉，因为堆在前甲板上的脏衣服散发着腥臭味，而他同舱的人酒后醉骂，发出刺耳的声音。
除他之外，船上还有十个大学生，里德把他们组织成一个抗议小组。他抗议说，职业牛倌吃苦受累至少还有报酬，而他们只得到免费乘船的待遇。他坚持要求改善大伙的待遇，船长置之不理。于是里德就打厨子和大副的主意，建议行点小贿。不久，金钱易手，年轻的“绅士”们就吃上了与高级船员同样的伙食。于是，尾楼外的帐篷里就成了他们的“大学生俱乐部”。另外，这些“绅士”还得到了特别许可，每天下午可以用咸水淋浴。
可是里德太好奇了，不能只和一个类型的人耽在一起，他也要和职业牛倌结交朋友。他发现有个牛倌在临上船时给搜刮得精光，里德在他的朋友中间募集得一笔钱，全部交给了他。这件事在水手之间引起了强烈的同情，尤其是爱尔兰船员对他的命运十分担心：船驶到利物浦时，皮尔斯是否会到场证明里德无罪呢。当他们驶近爱尔兰海岸的时候，劝他跳下船去躲在科克海港上，等他们再想办法救他。但是里德认为，以谋杀罪来审判他实属荒谬绝伦，因此他没有接受他们的怂恿。
船到利物浦时，有一只拖轮前来接应。正如里德后来所说的，他寻找过皮尔斯，可是他的朋友连个踪影也没有。于是船长确认里德有罪，给他铐上脚镣，把他关在甲板下的一个小舱房里。这艘船缓慢地沿着“船运河”向上行驶，要在第二天上午抵达曼彻斯特码头，因此里德在小舱里整整呆了一夜。到了曼彻斯特，他的脚镣取掉了，两名英国警察挟持着他，跟在船长身后走下跳板。他们引他走进一幢办公大楼里的一间阴暗的房内，一个调查委员会正待决定是否把他按谋杀案审讯。
里德的情绪低落到极点。爱尔兰水手已经警告过他，他会被英国高等法院判罪，还要吊死在离地面最近的一根帆桁上。但后来，那位假定的“被谋害者”神清气爽地走进了听审室，他是在莫里相尼亚号上愉快地横波大洋而来的。皮尔斯之所的没有在利物浦露面，是因为他请教了一位律师。律师劝告他不要露面，果然很有道理，因为船长的满腔怒火会突然倾泻到皮尔斯身上，要他承担“海上潜逃”的责任。皮尔斯对自己的失踪加油添酱地解释一通，说他晕船厉害，不意失足落水，如果要有人对这件事负责的话，那应当是船长，因为他对乘客的安全犯有不可饶恕的过失。接着，经过一片混乱之后，调查委员会除了无可奈何地说他们是美国疯子以外，只好不了了之。
当这两个“美国疯子”走出大楼时，一直焦急地在外面等候判决的波士顿尼安号上的那伙粗野的水手和牛倌，激动地欢迎了他们的朋友里德，而皮尔斯挨了他们一顿臭骂。可是对里德来说，特别是对这样一个正在成为作家的里德来说，是不会满意事情就这样冷冷收场的。他决定马上继续下一段路程，这段路程即使没有出发时那么富有浪漫性，至少也是一次很有价值的经历。他尽力说服皮尔斯不要当一个普通的旅行者，而要长途步行走过农村，就近了解英国，这样才有价值。不过，皮尔斯已经听够了里德“和人民打成一片”的新鲜观点，他摇摇头，准备去文明的都市伦敦。于是两个朋友暂时分手了，里德上了他自己的路。
随兴所致，任意遨游了几个星期，他穿上一双结实的鞋子，披了一身粗糙的衣服，就这么出发去到威尔士丛山中，览尽途中一切，上至贵族宅邸的美妙演出，下至村舍农家的乡村舞会。他踏遍农村，直到脚底打满了水泡，才停下来休息一天。他写信给家里说，那时“人们从周围几英里外赶来看他这个本来可以骑马，却偏要步行的美国傻瓜。”
里德一直走到威尔士边境，然后折回到艾冯河畔的斯特拉特福，打算去瞻仰莎士比亚的陵墓。他在一个星期天到达那里，却碰上“闲人免进”的牌子，于是避过了牧师助理，夹杂在做早礼拜的人群中混进了圣地。他也想看看默文塔，可是当他租了一辆自行车骑到凯尼尔沃思时，他发现塔已关闭了，因此就破门而入。
八月中，里德回到伦敦，与皮尔斯重逢。里德更感兴趣的是一个国家的人民，而不是那里的名胜古迹，因此他没有花多少时间去浏览市容。他用卖文章给《伦敦每日新闻》所挣得的钱和他父亲供给他的钱买了新外衣和新衬衫，还买了一件燕尾服和一套夜礼服，准备和皮尔斯去巴黎。
但是，怎样去呢？里德提议，坐渔船从英吉利海峡偷渡过去。皮尔斯被他伙伴那种遇事冲动的欲望搞得很恼火，认为他的冒险做法只不过是想从中得到刺激，或者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罢了。他不干，坚持要象常人那样付船钱。里德争得那么激烈，最后总算达成了协议，不挤着船而偷乘班轮。
他们从藏着的地方很不光彩地被揪出来了，还威吓说要逮捕起来。于是讲了一个平白无故的谎话，说他们刚在船上找到一个朋友，能够替他们付船钱，才摆脱了困境。但是这一次，皮尔斯更加恼火了，以致当他们到了加来，就又一次分了手，里德便独自登程，这回可到了法国首都。
巴黎这座不夜城，是充斥着灯火辉煌的咖啡馆、黑暗的冒险勾当、艺术、美人和爱情的大都会，这在里德的眼中，确确实实名不虚传。他可以在某一天晚上，穿着燕尾服，打着领结，由哈佛“速成布丁俱乐部”的同学陪伴，在高尔基俱乐部那陈设幽雅而豪华的红色大厅中出现，大着嗓门唱他在过去演出中写的抒情诗歌。第二天晚间，又可能穿着粗蓝布裤子和敞开的衬衫，在彩灯琳琅、彩纸飘扬的邻街舞厅里，和一些俏丽的法国酒吧女郎跳爪哇舞。再一天晚上，又会穿上花呢衣服，同当时正在巴黎索邦大学讲学的哈佛教授斯科菲尔德对席而坐，一面文质彬彬地用餐，一面讨论欧洲的文化艺术。
因为他迫切地要见识一切事物，不久又和一群哈佛小伙子带着法国女郎驱车出发了，途中要不住在路边客栈里，就在野地里过夜，或者就深夜光着身子从海滩上跳进浪涛。这群年轻人去勒阿佛尔参加航空运动会，在凉棚里吃过饭，赌过钱，然后再驱车向南，去圣舍巴斯迪安看斗牛。
里德的朋友们要回巴黎，他同他们告别后，独自继续向南，到了西班牙。他一句西班牙话也不会，可他用手，用眼睛还是照样交谈；而且，不论在三等车厢，在破落的小旅店，或者沸腾的市集广场上，只要有可能就交朋友。
他到了托莱多，布尔戈斯，巴利阿多里德，马德里。可是，即使在单纯的观光活动中，他也流露出后来沃尔特·李普曼指出的那种“要引人注目的狂妄的欲望”。当他在麦地那德坎波换车时，当地正在迎候一位王室贵宾，地方警察把他抓了起来，因为他们奉命把一切有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可疑外表的人逐出车站。里德穿着在西班牙买来的满是尘土的粗灯芯绒裤子，模样很古怪，似乎就是那一号人物。不过，他向当局证明了他是美国公民，马上就把他放了。他把所看到的这一切令他兴奋不已的事物，写成了一篇文章的草稿，以后定名为《冲入西班牙》。秋天临近，他又乘火车回到巴黎。
在巴黎，一种忧郁而低沉得象隆冬天宇似的心情笼罩着他。他震惊地发现，他自己几乎已经不名一文，而家中的财源也已枯竭了。他那活泼无忧的外祖母已经毫不在乎地花完了一份巨大的财产，要从那里得到援助是不可能了。而父亲在担任联邦法院的执法官时，揭发贪污行贿的事也太认真，终于被那些他所攻击过的显赫人物排掉了，现在正在推销保险业务，但不怎么成功。看到家中的来信，里德方才知道查杰一直在作痛苦的牺牲，使他的长子在国外可以不漏过每一次备快的阅历。里德在下等旅店里写小说，写诗，但他在巴黎挣钱的前景是暗淡的。他现在开始认真考虑，继续环游世界是否明智。他决定在欧洲再呆两个多月，就回国找工作。
这一决定对他并不痛苦，也不可怕，因为里德从来不把生活截然分成两个部分，似乎死气沉沉的一边就是“工作”，光明灿烂的一边就是“享乐”。夏洛特外祖母不就是只要兴之所至，总是乐意做随便什么事情的么。对里德来说，无论是工作还是娱乐，只要能强烈引起他的兴趣，他总是会同样专心致志的。
尽管手头缺钱，他仍然充分利用了留在法国的大部分时间。他作了几次郊区远足，考察了巴黎周围的地区，旅行回来，写下了他的印象。圣诞节临近，怀乡心潮征服了他，他给母亲写了一首诗，是花了好几天工夫小心地用印刷体写的，还用手工作了装饰。然后在启程回国之前，计划进行一次更远的旅行，独自出发去阿维尼翁，达拉斯贡，马赛和土伦。
可是没多久，里德又不孤独了。他在土伦遇上皮尔斯正和一伙朋友一块旅行，其中有两姊妹，是一位法国学者费隆的甥女，玛德莱娜和玛格丽特。里德参加了他们的徒步旅行，和玛德莱娜一起消磨很长时间。他们到达蒙地卡洛，而里德突然兴高采烈地宣布他已和玛德莱娜订婚时，早已对里德的行动习已为常的皮尔斯，也不禁感到吃惊。
现在，里德比什么时候都更想赶快回家。他想回去“挣个万贯家财”，再回来和玛德莱娜结婚。他完全相信自己堕入了情网，但是在他那青年作家的心中也隐隐约约意识到，同一位可爱的法国女郎订婚，毕竟是他第一次出国旅行中一个称心如意的浪漫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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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翰·里德->约翰·里德——革命的见证人（1975）
2
一九〇六年九月，里德和其他七百名大学新生一块进入哈佛学院。在往后的岁月中，他们之中有的人会回忆起这位来自西部的胆识超群的小子，曾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傲慢不恭地缓步踱过奥本山公墓，在最著名的波士顿家族的墓碑上搁下他的名片，上面写着：“遗憾，我们来拜访时，你们不在家。”也有人会想起他受“暂时停学处分”，送往康科德由校外专人严加管束。这件事情起因于他一时冲动，作了一次赴百慕大的春游，返校时已经旷课好几天，而且还卖诗稿给报纸，挣回了路费。当然，出事的那天他还与院长“顶撞”过，并且立即向人夸耀这些事情。
但是对里德来说，学校这个场所并不仅仅是个游乐之地，可以在其间尽量放纵自己抑制不住的嘲弄当局的癖好，而且还是一个竞争的场地。他怎么也忘不了在波特兰中学和莫里斯敦开头几个月那种局外人的孤独。踏进了哈佛校园，他就决意也在那里打开通向名望和声誉的大道。他没有过多考虑奋斗道路上的障得——严格的等级制和富家子学生中的显费人物，他们支配和控制了那些专门接纳特殊会员的学院俱乐部和各种课外活动。他既未深谋远虑，也不小心谨慎，只是一味直冲。
不过，他并不想给自己争得学者的桂冠。尽管事实上他险些儿没有通过学院的入学考试，但只要专心学业，他无疑是能够取得显著学术成就的。在波特兰中学的一次智力测验中，他在全班得分最高。但是，他不仅对正规教育有固执的抵触情绪，而且还本能地感觉到，即使在哈佛，也只能在别的学科领域获得他所追求的声望。因此，他虽签名进修一年级的常规学科：拉丁文、英国文学、法语、德语、历史和哲学，但他却热心地把注意力放在别的方面。
起先，他报名参加一年级的足球队，但是竞争很激烈，他差不多立即就被教练淘汰了。后来，他想当个一年级机船队的选手，每天晚上和星期六、甚至假期里都在一个空荡无人的船库里作操纵船机的练习。可是当船队快要去新伦敦时，他又最后一个被刷掉了。然后他作了一番努力，想当上这个大学船队的助理干事，因此日夜都在工作，以争取被物色上。他倒是获得了这个职位，可是很快便成了一纸空文，因为在扩充队员时，干事认为里德“根本不是这块料”，而另一个名字响当当的小伙子贝尔蒙特急急忙忙赶去纽约，获得他父亲以及一个更加显赫的金融界头面人物摩根的帮助，终于把这个职位让给了他。
不过，里德隐忍着他的失望，把时间和精力投入了院刊；既然他的力气得不到重视，至少要让他的笔杆子去赢得重视。
他投稿给哈佛的大学生中流行的滑稽刊物《讽刺月刊》，高兴地看到最初的几篇稿件被采用了。于是这位抱负不凡的作者立即把他的目标转向了更重要的期刊《哈佛月报》，以便获得更大的声誉。该刊编委会当时都是些才能出众的人，而且很有希望成为职业作家，比如里德一年级时该刊的主编赫尔曼·哈格多恩，以及约翰·霍尔·惠洛克和卢西恩·普赖斯后来都从事这一高贵的职业。他们的榜样鼓舞了里德，使他写出了他当时最好的作品，如：十四行诗“亚瑟王的爱姬衮莉薇”和短篇浪漫小说“狂欢”。里德开头只是《哈佛月报》的投稿人之一，但后来成了编委会的委员，在杂志的计划、出版工作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在世界上一个狭隘的角落里出类拔萃，是难以满足他的心愿的。他当孩子时，对限制他心灵的壁龛就已经养成了憎恶的习惯。雪松山那紧闭的铁栅栏的影子，在他一生中经常浮现于脑际，使他下定决心，要粉碎前进道路上的一切。现在，他虽是初出茅庐，却有着一个作家想说索人生未知领城的好奇心，有着一个作家要了解周围一切人们的欲望。
可是在最初那些日子里，他尽了一切努力仍交不上朋友。在听课回来的路上，他常常在“学院大院”里尾随在同学们身后，想跟他们攀谈几句。而他们总是用彬彬有礼的态度回绝了他，没有一个人邀请他到他们房里去玩，即使在大学生的各种集会上又见了面，他们往往连招呼也不肯给一个。
大多数的哈佛人基本上都不满意里德，因为他那西部人的坦率和冲劲，与他们东部人的行为准则格格不入。他们都出生于美国的高贵门第，而里德在他们眼里，是太坦露而且太轻浮了，成不了什么“大器”的。同时显而易见，他总想讨人喜欢，而这一点恰恰引起他们的轻视。这意味着他好出人头地。要是一个人值得别人赏识，人们自然会器重他，而他自己只要安分守己就行了。
在这不断的挫折之下，里德愤愤不已，而且感到一种难以言宣的痛苦。他在未竟的自传《三十将至》中写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怎样待人接物。在‘学院大院’里，同学们彼此有说有笑地走过我的身边；星期六晚上，我目送着成群结伙的人登上街车的拖斗，嘻笑颜开地去往波士顿；晨曦初显，他们唱着歌，欢乐地经过我的窗下。班里，体育家、音乐家、作家和政治家崭露出头角。新生俱乐部一个个成立起来，而我却置身于这一切之外。”
在一个寂寞的夜晚，他站在一家书店的橱窗前，毫无目的地浏览着陈列的书籍。这时，听见身边有人在发出议论。他满怀希望地瞥了一眼，说不定终于会在这里碰到一个愿结友情的同学。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教授。可是他们对书店橱窗里的书交谈起来了。在谈话过程中，他们发现对短篇小说家欧·亨利有共同的爱好，接着就是里德应邀到这位教授家吃饭。他们一边吃着，一边海阔天空地交谈，从哈佛的大学生俱乐部谈到喜剧，一直谈到深夜。最后里德站起来告辞时，主人问他叫什么名字，里德告诉了他；反过来又问主人的名字，正巧是威廉·詹姆斯。
威廉·詹姆斯是美国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之一，当时在哈佛任教。里德在那儿果真置身于一切之外吗？也许另有一个哈佛，另有一个和运动员或者各种专门俱乐部毫无关系的哈佛吧？
在学院的以后几年中，里德发现了第二个哈佛。这是另一群人的哈佛，这群人默默地忍受着给他们带来如此巨大痛苦的学校生活的排斥。他们结合在一起，组成了里德后来称为“文艺复兴会”的团体，也就是一个能表达他们自己的社会观点和知识观念的手段，一个可以有所作为，可以表述意见，可以显露个人才华并且互通声气的团体。
他们最初的活动是组织一些俱乐部，而这些俱乐部同哈佛的贵族子弟们排他性的聚会是有天填之别的。来自二十个国家的学生会员组成的“世界俱乐部”，为对国际事件交换意见提供了论坛。有一次，举行了对西班牙电刑事件的激烈辩论会。另一次会上，与会者对法国的工联主义问题进行了争论。还有一次会议，主题是中国革命。在所有的会议上里德都是热情的参加者，因为这里举行的是他一直竭望的那种自由讨论。
然后，戏剧俱乐部成立了。这得到乔治·皮尔斯·贝克的剧作班的鼓励，它在那几年里培育了尤金·奥尼尔、西德尼·霍华德和S.N.贝尔曼这样几位未来的剧作家。该俱乐部专门演出毕业生和在校生写的处女作。里德投身于它的活动。他当上了助理干事，督促演出人员进行排练，日夜为场景、道具而操心，为演出筹款跑遍了巴克湾的客厅，还要为报纸宣传写剧评。他热爱艰苦的工作，乐于应付复杂的局面，也眷恋那些公演之夜动人的场面。
后来他为“世界俱乐部”写出并上演了一出戏。这出戏是受圣经中“通天塔”故事的启发而写的，剧名叫“针锋相对”。然后又给“西部人俱乐部”写了一出滑稽剧“使用金牙刷的姑娘”。这个俱乐部把那些决心要在哈佛出人头地的西部学生聚集在一起。里德也加入了，不久就象他父亲在阿林顿俱乐部那样，当了聚餐会的主席。他用故事来款待大家，同这些青年人朝夕共欢，就象在家里一样感到自在。
但是对里德来说，他的“家”决不是，至少还不是某个特定的地方。无论是他的才智或者他的青春，都需要他那个“家”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何况对他的社会价值和学术成就还根本没有作过明确的估计。他的自我评价还是一团自相矛盾和眉目不清的东西，有时从中冒出了一种强有力的民主的本能，有时又冒出一股渴望成为社会名流的嫉妒心。他决不愿在选中一个方面的观点时，却把另一个方面可能提供的好处牺牲掉。
这前一个方面是，在他的同学沃尔特·李普曼为首的“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会议上，他是个感兴趣的听众。会员们抨击学校付给职工的工资过低，要求麻省立法机关同意他们希望的立法改革，并为建立一个争取妇女普选权的联盟而奔走呼号，这些事里德都感到新奇。而后一个方面是，作为学校的啦啦队长，他非常得意，能在运动场的露天看台上笔挺地站在几千名学生面前，这比他体验过的任何李运感更令人陶醉。同时，哈佛的贵族子弟们渴望得到一个优秀的抒情作家，因此抑制了偏见，邀请里德加入“速成布丁”俱乐部，而他也未加拒绝。他替他们正在创作的一个音乐喜剧写了一首抒情歌曲《狄安娜初次光临》，却把他心中对这些人的积怨，合盘托出地表达在如下的几行诗句里：
只要咬定你的姑母是卡伯特家的人，
韦尔德是你老祖母家的真姓。
想尽办法把粗鄙的习气养成，
对那些想打你主意的人可得小心。
里德尽管已经当上了“西部人俱乐部”的主席和《讽刺月刊》、《哈佛月报》的编委，但哈佛的贵族子弟们除了需要一个优秀的抒情诗人的时候以外，他们的城堡还是对里德闭门相待，因此里德仍然抱着怨恨。他们偶尔接纳几位其他社会阶层的学生，比如，后来又接纳了他的弟弟哈里。他们清楚地发现，里德身上有一种使他们害怕的、不可信任的东西。他的那种反叛精神和嘲弄人的性格，使得他们猜疑里德在向他们纳言进谏的同时，一定在嘲弄他们；从而认为里德看起来尊重他们和他们的一切主张，而骨子里却轻视他们。不管里德如何力加掩饰，他那倔强的叛逆精神总会在不适宜的场合时刻显露出来。比如，在一间多少讲究一点拘谨和严肃的巴克湾的客厅里，他准会轻率地宣扬自由恋爱的观点而令听众目瞪口呆，要不就故意用粗鲁的态度来对待权贵人物，而对“小人物”却和颜悦色，体贴备至，让众人哭笑不得。哈佛的贵族子弟意识到了一些里德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因为他直到末了仍然搞不清楚为什么受他们的排斥。他想要他们顺从他自己的心意来接待他，而不理解他们只会根据他们自己的要求来接纳一个人。
在哈佛的四年即使没有使里德成为一个社会名流，也确实帮助他成了一个好作家，而这一点大部分应该归功于非凡的教授查尔斯·汤森·科普兰。几十名崇拜他的大学生亲密无间地称呼他“科比”。
科普兰不是那种古板的学究式人物。他力求启发学生们的求知欲，帮助他们捕捉真实感情，然后用明确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他这样坚持不懈地搞了许多年，终于成了这方面的大师。他对班上的每个人都深感兴趣，对他们一视同仁，把他们当作朋友。他的正式工作是担任英语十二年级的教学，但只要你应邀到“霍利斯大厦”他的房间里去参加讨论会，你即使学不到更多的东西，也能学到和班里一样多的东西。科普兰是个有吸引力的人，是个学者，而在同事之间却是个行为古怪的人，他在酒吧间和咖啡的里，比在他那些身分高身的同事们的聚会上更自在的多。他是那么明显地喜欢他的学生而不喜欢别的伙伴，以致因为公然冒犯学院里的传统习惯而付出了代价，当了好些年的讲师。而在这个期间，无数能力较差或缺少灵感的人却提升为教授了。
然而，科普兰享有一个特权，可以选择学生。里德申请进修他开的课程时，他开头拒绝了。他曾听说里德是个麻烦人物，有顶撞教授的名声。而里德也听人说过科普兰，知道进入他的班是良机难得，因此不愿放过。他乞求收下他，保证行为端正。科普兰终于答应了。出众的老师和这位恳切的学生都没有象世人那样变心而互相后悔。
事实上，科普兰成了里德一生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在这位响往未来、热爱生活的、来自俄勒冈州的鲁莽小伙子身上，他觉察到了至今还没有人觉察到的东西；在里德身上隐藏着一位优秀的诗人，严肃的作家，兴许还是一位天才。看出了这一点，他激励里德要“在书本中和人世间发现色彩，力量和美，再把它表达出来。”里德在他的第一本书《暴动的墨西哥》的献辞中，对他原先的老师表达了感谢之意。他说：“听你的讲课，就是学习如何从直观世界中发现潜在的美；做你的朋友，就是尽力做到在学问上老老实实。”里德在《三十将至》中特别提到：“赋与我信心的有两个人，他们使得我想要工作，不做任何没有价值的事情……。”一个是后来引导他从事记者生涯的林肯·斯蒂芬斯，另一个就是这位英语十二年级的讲师。
一九一〇年六月，约翰·里德在哈佛毕业。他的父母来东部参加毕业典礼。查杰放弃了他被共和党提名为国会议员候选人的紧张竞选活动，从而无可挽救地断送了他获胜的机会。他的支持者反对他在这样紧要的关头离开波特兰，他却毫不在意。他早有夙愿，要亲自看到他的一个儿子在全国最优秀的大学毕业，而现在就是来亲自目睹这一理想的实现。
然而，当里德坐在拥挤的台阶式看台上听着告别辞时，他自己的想象力早已飞出了爬满常春藤的校园围墙，飞得远远的了。他的同班同学埃利奥特谱写的音调优美的班歌正在演唱，而他几乎没有听到。他正聆听着自己的心声中回荡着的科比的忠告：必须观察世界，必须描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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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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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里德很会讲他编造的故事，这在同学中是出了名的。可是，说他出生在一个城堡里，却决不是他瞎编的，当时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港，没有哪一个人能否认这件事。人们虽然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这座城堡，可是都听到过这幢仿造法国封建城堡的灰色大厦。它耸立在这个城市最高之处，有优美的园林和布置整齐的花园围绕着。这儿是里德的外祖母夏洛特·格林的产业，叫做“雪松山”。
一八八七年十月二十日，夏洛特在那里得意地宣告，她家的一个外孙儿出世了。在新式的三一圣公会教堂里，举行了一次令人难忘的洗礼仪式。小孩取名约翰·赛拉斯·里德。然后，年轻的父母把它带回雪松山，和夏洛特住在一起。里德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初的几个年头。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广袤的园林是个不同一般的游戏场。花园里面有一个玻璃镶盖的葡萄棚，坪内有驯鹿悠游其间。马厩里养着纯种良马，它们曾经替里德已故的外祖父亨利·格林拉过从海外买来的漂亮的马车。屋子下面是梯形草坪。夏季晚上，他的外祖母总在那儿举行盛大的晚草坪上布置了枞树，树上装着煤气咀，喷出炽热的火光照耀着对对舞侣。
这座城堡不仅是里德的第一个家，也可以说是他的第一个学校。那里没有正式的教室，可是里德这个敏感的孩子，观察他周围的人就能学懂许多事情。每个人都在给他上各种不同的课。
他的外祖母是个任性的女人，对于不论什么事情，只要能够给她一点刺激，她都乐于接受。她那纵情的、豪华的晚会，哪怕会引起波特兰上流社会人士维护他们清教徒的英格兰传统而皱起眉头表示不满，她也毫不介意；而这些人总是照例非常乐意前来的。她家是全城最富的家庭之一，因此决不允许任何人责怪她有我行我素的权利。有一次为了要骑在骆驼背上走过金字塔，她出发去了埃及；就这件事，也不过给她增添了一点举止古怪的名声罢了。然而，她不仅仅是一个行为古怪的人，她还具有洞察事物的眼力。虽然里德是个孱弱的小孩，但她却透过里德的孱弱，看到了他那隐藏着的、未曾显露的力量。在里德的小弟弟哈里出世以后，她就议论说，哈里是只绵羊，而里德是头狮子。夏洛特·格林勇于追求新事物，这个特点在里德身上并未湮没，他一生中都保持了这个性格。
里德的父亲查尔斯·杰罗姆（人们都叫他查杰），是个纽约人，他来波特兰港代理一家生意兴隆的纽约商行，监督这家商行在整个西北地区的农机销售业务。他自己也行起好运来，特别是他办事机智敏捷，很得人喜爱。在担任了行业性的阿林顿俱乐部主席以后，他的诙谐故事总是使得这个俱乐部沉闷的同业聚餐会大为活跃起来。
但是查杰并不是一个轻浮的人。他虑事严密，而且掌握了很多做生意的诀窍，其中有他的已故岳父亨利·格林的秘诀。他岳父身无分文来到俄勒冈，靠诈取印第安人珍贵的毛皮而致富，接着又用他赚的钱兴办自来水、煤气和炼铁等企业，并建造了雪松山上的大别墅。加上贪污、受贿，甚至只要“合法”就巧取豪夺这些生财之道，居然积累了比波特兰首富之家还要多的财富。
要是有那么一天，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命查杰为美国联邦法院执法官，可以利用职权来揭露那些借经营铁道、采伐木材而随意侵占公共土地的人，来揭破上自联邦法官和美国参议院下至最低层职员的行贿、受贿网，那他一定会把这些诀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会冒着牺牲自己的事业和社会地位、甚至生命的危险，变成一个头脑发热的、拚命维护社会正义的斗士。不过，当里德还是个孩童的时候，那样的一天还不曾到来。他父亲除了用他那不平凡的幽默感之外，简直没有别的办法把这些诀窍和他周围道貌岸然的伪善调和起来。
里德的母亲玛格丽特比她自己的异教徒母亲要保守得多，但是在她严格考究的外表之下，潜藏着一种不愿稍加掩饰的追求人生乐趣的愿望。虽然她是个忙忙碌碌的社交界人物，把里德交给了保姆照管，但也从来没有冷漠过孩子；她的脑袋后还有另外一只眼睛经常照看着她的娇儿。她和里德的外祖母一样，用一种会影响其整个未来的方式来鼓励孩子的钻研精神。她教他阅读，向他介绍文学世界。
在这幢巨大的石头房子里，里德最亲密的伴侣中有一个是中国厨师李兴。他不是一个专门侍候别人的佣仆，而是个在唐人街拥有一家店铺的自立谋生者。他经常从自己的店铺里给里德两兄弟捎来荔枝，广州糖姜和鞭炮。在雪松山，好多个下午，里德就坐在厨房的高脚凳上，细长的腿在凳子的横档上摇晃，因为他在整个儿童时期是个发育不足的孩子。李兴灵巧的双手在仔细地揩拭格林夫人的英国王室特许生产的伍斯特杯，或者给夫人的茶会新烤的蛋糕做花纹。李兴总给他讲中国的神仙鬼怪，讲中国的风俗庆典。易受影响的孩子看到了血淋淋的世仇争斗，想象着铜锣铿带和红纸飘扬的幻景，充满了对别族人民和异邦国土的迷恋。
里德的母亲总是耽心儿子的身体不大好，所以常常叫保姆或者亲自送里德回房里去休息。他在那里，从书本中发现的英雄们便进一步激发他的想象力。历史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沉醉在国王们以兵戎相见的叙事诗中，酣读着《天方夜谭》和亚瑟王及其圆桌骑士的故事。而阅读也并不限于这类书籍。他发觉马克·吐温也有同等的吸引力，还有布莱克默的小说《洛纳·杜恩》，而当没有小说的时候，就看韦氏大辞典。
里德住在雪松山的这几年中，可以在广阔的园林里任意游玩。但家里人不准他和那些被看作粗俗的人来往，或许正是由于这个禁令，倒反而使他对住在波特兰港威拉米特河对岸的人们发生了好奇心。他们没有可以漫游其中的玻璃葡萄棚，没有小马驹可骑，可是那里的每个孩子至少可以痛痛快快大玩一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会因为他“身分不同”就有人对他说这不许做，那不该做。
正是这个“不同”，有时让里德感到苦恼，觉得是它使自己产生一种与世隔绝的、局外人的感觉。当然，他知道他深受父母的宠爱，而他也爱他的双亲，尤其是崇拜他的父亲。虽然他的父亲从来没有对他的儿子讲过他希望他成为什么样的人物，但孩子确实感觉到，不论他长大后选择什么道路，人们都希望他成为战士，成为领袖。这一方面固然合乎他的心意，因为和他阅读中所欣赏的英雄人物形象一致。但另一方面，他也热切渴望着他还不曾得到的东西。他想同普通的平民百姓朝夕相处，分享他们热烈的、他未曾见识过的乐趣。实际上，他渴望着去河的那一边。
要达到这一愿望，他暂时还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在外祖母的城堡铁栅栏后面被幽禁了一个漫长的岁月，他竟开始写作，也就毫不足怪了。他把想象中产生的浪漫而勇武的故事匆匆忙忙、潦潦草草地记了下来。随后在稍稍长大一些的时候，编成了一些剧本，这是在他兄弟哈里的帮助下，在阁楼上完成的。他终于写出了一部美国喜剧史。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约翰·里德最重要的作品，因为如他后来在未完成的自传《三十将至》里回忆的那样，正是在他写作这些剧本的时候，才打定主意献身于做“一个伟大的诗人和小说家”。
然而，这个九岁的小孩上学的第一天，站在喧闹的操场上，呆头呆脑，很不自在，一点也不感到“伟大”。在那些早就互相认识的小孩中间，他力图用傲慢的凝视来掩饰自己的不安。开头，他对上学兴高采烈，但是一个个照本宣科而毫无想象力的老师只是一再地使他对所有刻板的功课产生了强烈的抵触，只有象初级化学、英语诗歌之类的学科才激发起他那无边无际的想象力。
他的父母离开了雪松山，迁到他“巴望”的河对岸，到城里去居住了。里德在城里进了私立的波特兰中学。原先他想加入的那个世界，现在他靠得更近了。但在后来几年中，他不得不同他那恶劣的健康状况进行接二连三的苦斗。他经常不能参加别人都能玩的游戏比赛，这使他自己感觉得象个懦夫，而事实上有好几次玩起来也真不够大胆。他赢过几回，可是也输了好几回。
有一次他竟然被一个住在“鹅谷”贫民区的小孩给制服了。那里住的都是些粗野的孩子，后来有的长大成为职业拳击家，有的当了棒球运动员。里德必须步行经过街道上学，被那个小孩拦路要挟，给他一个五分的硬币，否则就要挨揍。那小孩得到了他要的硬币。
然而，他终于用他编造的巧妙故事战胜了别人对他隐隐约约的蔑视。孩子们勉勉强强地开始接纳他了，因为他们发现他并不是个对他们无用的人。当他们在波特兰后面长满树木的小山坡上跑来跑去作各种比赛时，毕竟只有他能告诉大家，他们当中谁来当那个大胆的阿帕希强盗，或者谁扮演在舍伍德森林里出没的勇敢的罗宾汉。而且，当他把大伙请到他家赴一次“皇家华宴”时，也只有他才能告诉大家，为什么要象古罗马人那样斜倚在长沙发软垫上。
里德十岁的那一年夏天，他的父母带他去东部看望他的祖父母。后来，他回忆这次旅行时，只剩一些支离破碎的印象；还记得夏天的酷热，他们住的公寓里的臭虫和蚊蚋，在高架铁路上轰鸣而过的蒸汽火车。就在那一年，他感到左胁剧痛，请了医生，诊断是肾病，没有治疗方法。接连六年，每当肾病发作，一次就得在床上躺几个星期。
他不时地用过去和懦怯作斗争那样的办法来和疾病作斗争，而且也和以前一样，有时胜利，有时失败。他很少打棒球、踢足球，知道坚持不下去，可是在威拉米特河岸上，人们看见他游得远远超过其他的人，跳水的地方也比别的人高得多。
当他长到十多岁时，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在同伴中的地位，是一个初露头角的诗人、班上的写作能手、校刊的编辑了。在波特兰中学的最后一年，肾病突然停止向他进攻，由于病魔离身，他感到和周围的人别无二致。他十六岁了，高高的个子，眼睛褐中含绿，敏感和粗犷的性格古怪地交织在一起，使得他非常引人注意，是个颇为潇洒的青年人。他蓓蕾初绽，有着意想不到的力量。当他的父母亲决定送他去东部上两年预备学校时，他觉得十分合乎心意。
虽然他在波特兰中学当个高年级学生，还算是个“大人物”，而在新泽西州的莫里斯敦学校当个初来者，却是个“小人物”。作为一个外来者，里德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这次，他一开头就不胆怯，不犹豫。足球训练的第一天，这位俄勒冈小伙子出场了。他笨拙地跑着，传球传得又长又急，在空中飞了好一阵子，终于落在界外。他摔倒了跳起来，再摔倒再跳起来，焦急地等着再踢第二球。教练员笑着摇摇头，认为这个笨拙的瘦长个儿连最起码的技巧和姿势都没有，可是却精力非凡，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好球员。
他以同样的精力参加宿舍里的夜间漫谈。不管话题是什么——政治也好，宗教也好，性问题也好，他都有些重要的，至少是自己认为起决定作用的要紧话要讲。在漫谈中，他常常提出一些大胆的论点或有力的论据，而且总想拿一些离奇的西部传说或者雪松山城堡生活珍闻来吸引听众。是真事还是虚构都无关紧要，他会用他讲故事的天才使他的听众完全信服。
在严格的寄宿学校里，再没有什么人能够比反抗学校当局的人更受人尊敬了。莫里斯敦那些刻板的规章制度，给里德的才能提供了广阔的发挥余地。“熄灯”后，寝室的窗口很快就抛出几条绳子。一群小伙子，由一个六英尺高的瘦长个儿带头，细声细语、蹑手蹑脚地消失在黑暗中，溜进城里游乐去了，黎明前才偷偷溜回来。只要附近哪个学校在举行乡村舞会，里德和他的同学总是不用邀请就会跑去，并且镇静自若地把惊惶失措的姑娘们从她们原来的舞伴手里巧妙地接过来。有一天，一群尊贵的女宾来访问莫里斯敦学校。她们惊奇地看到，一套甲的头盔上面搁了一只便壶。事后里德受到留校察看的处分，但他一点也不在乎，因为同学们对他这事十分赞赏。
虽然别人也能踢足球，也会搞恶作剧，可是有一件事，里德能够干得比周围的任何人都好，那就是写作。他开始为校刊写故事和诗歌。后来他发表了十二期连环画《狂妄自负的人》，其中充满了笑料，有的诙谐奇妙，有的虽不够雅趣，但也同样无关紧要。只有一件事值得重视，那就是到了年底，莫里斯敦学校的六十个学生，人人都知道了约翰·里德是谁。他又成了一个“大人物”了。
但是里德还无法认定，他所成为的“大人物”真正是他自己呢，或者不过是他所充当的那种角色。他经常估计是后者。而每当他敏感到这一点的时候，就用诗文来抒发他在艰苦挣得的盛名下所产生的奇特的孤独感和不以虚名为满足的心情。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他写下了如下的诗句：
在这个权力与黑暗的世间，我只象一颗微粒而形影孤单。
也许是采取顾影自怜的手法，他描写了一把小提琴：“愉快地唱呀，笑呀”……
然后余音渐息，给我们留下黑暗中所向往的东西。
他结束了在莫里斯敦的第一个胜利之年（社交上的辉煌成就，而不是学业上的收获），回到了波特兰港，在消磨炎夏的时候仔细思量着，从他自己那男子汉的形象中他感到还缺少些什么。直到现在，他的罗曼蒂克的偶像一直都是在书本中发现的英雄。可是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血肉俱全的真正英雄，而且是在他最意料不到的地方，就出在他自己的家里。
他的父亲查杰接受了出任美国联邦法院执法官的委任书，正在与腐败的政客们作殊死的斗争。里德眼看着他被解除了阿林顿俱乐部主席的职务，知道查杰以前的一些朋友发誓说，如果他坚持作“荒谬的”调查，他就再也不会受上流社会的接待。他也听见他父亲所揭发的那些贪污行贿的富翁，把他的父亲叫做“叛徒”。当东部有人被暗杀，查杰本人生命受到威胁时，他看到他父亲依然幽默地一笑置之。也许，坐在他父亲办公室里，里德学到的东西要比以往在学校里任何一节课学到的都多。
虽然他急于重新离开波特兰港，而且也知道成人以后回家的机会更少了，但是童年时期自我斗争和与人较量的经历，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灵上。这是终生难以磨灭的烙印。而约翰·里德必将是一个始终深挚而纯洁的俄勒冈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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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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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约翰·里德”原先不过是从俄勒冈州波特兰港来的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人的名字，他在纽约一家报馆里做职位低下的工作。可是在短短的十年以后，这个名字已经成了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美国专栏记者的大名了。他的作品流传到我们这一代，经过半个世纪之久，魅力仍然未减。他获得非凡进展的原因何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他本身的才能，另外，时势也造就了他。
一九一一年，当里德来到纽约从事文学专业时，他发觉他已处在激进政治的漩涡之中。他不愿只当一个旁观者，而成为一个参与者，制造自己的漩涡，把他的才华和精力投入到标志这个时代特征的血腥的工人与企业主冲突、墨西哥造反、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大动乱之中，并从而赢得了“风暴儿”的称号。
他关于新泽西州帕特森丝绸工人罢工的报道，是用一种他那时独创的方式写的，不光在新闻事件的发源处探明事态经过，而且同参与这一事件的人们一起生活；这些报道立即使他获得了记者的声誉。一年之后，他为报刊撰写的墨西哥内战见闻，被辑成了一本名为《暴动的墨西哥》的书，从此他就成了这个行业中争相延聘的对象和稿酬最高的人。又过了几年，他在世界大战中跑遍了东西两线，写出了许多文章、短篇故事和另外一本书之后，又写成了他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这是一本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献体著作，剪裁精当，引人入胜。所有这一切，使他被称赞为“现代新闻学之父”。
约翰·里德三十三岁去世，他那短暂而辉煌的人世历程，成了许多人迷惑不解的传奇故事。人们知道他的著作，但是他是个怎样的人呢？一个生来富贵而且享有特权的孩子，长大以后抛弃了他可以享受的优裕条件，却跟他所描写的被压迫者们紧密地生活在一起，以至最后在身心两方面都与他们融合为一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身体孱弱，心灵怯懦的家庭宠儿，以后竟成长为一个敢于驰骋在枪林弹雨之中，而且甘愿一再饱尝牢狱之苦的壮怀激烈之士，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一个孩子，他的长辈大都是务实的生意人和缺乏创造性天赋的社交界妇女，以后却成了他那个时代最惹人注目的文学天才之一呢？
约翰·里德在他风暴式的一生中，对旁人的生活写过许多动人而真实的故事。我这本书写的却是他本人的故事。
塔·霍维
1974年9月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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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致美国工人党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1923-1928）
共产国际致美国工人党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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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中世纪的世界（公元650—150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五章中世纪的世界
（公元650—1500年）
·阿巴斯革命
·印度教、佛教与笈多帝国
·中国历史的旋转门
·非洲：牧牛人、铁器商与贸易国家
·新世界的帝国：玛雅、阿兹特克与印加
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于欧洲。它最先出现在15世纪，但源头可以追溯到悠远的过去。就其本身而言，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需要完整的一章来讲述。但在开始讲述之前，我们必须提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资本主义不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孕育出来？
在本章中，我们回顾一下从大约公元650年到1500年，中东、印度、中国、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美洲大陆的事件。这些区域中的所有文明，都有伟大的文化成就，但无一例外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遭遇到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如同在上古的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中世纪欧洲之外的诸帝国，依旧在强有力的统治阶级掌控之下，他们有能力对剩余产品实行垄断性控制，并将其转移到非生产性花销方面。技术革新成果被用于战争而不是生产，民众的创造力不是被压制，就是变得迟钝。正因为如此，从大约1500年开始，当亚洲、非洲和美洲社会遭遇正处于扩张之中的欧洲商业资本的巨大力量时，它们就会很自然地屈服于欧洲人的“火枪、细菌和钢铁”。
阿巴斯革命
阿拉伯的征服战争，最终让阿拉伯统治者及他们的随从勇士控制了从大西洋延伸到阿富汗的广大领土。拜占庭帝国的叙利亚，萨珊王朝的伊拉克，西哥特王国的西班牙，财富都被阿拉伯统治者继承。权力和财富的如此积累，使一个植根于沙漠部落和驼队贸易的社会秩序无法实现稳定。
在穆罕默德死去不久，在第一个哈里发阿布·巴克尔的领导下，伊斯兰帝国维持了统一。但第二任哈里发乌玛尔，却被暗杀于公元644年，第三任，奥斯曼在656年，及第四任阿里，在661年。
公元658到661年的危机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经过一场全方位内战，阿里被推翻。他们不仅被谋杀，而且19年之后，其子侯赛因依然如此。在王朝斗争中胜出的是穆阿维叶，在阿里遇刺的这一年，他建立了以大马士革为首都的倭玛亚王朝。
这些明显被掩盖的事情是重要的：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女婿，而穆阿维叶是被刺杀的哈里发奥斯曼的堂兄弟，而后者一度是穆罕默德的至交。伊斯兰的政治宗教精英分裂了。这个裂缝从来没有愈合。从奥斯曼和穆阿维叶到今天的逊尼派穆斯林，从阿里和侯赛因到今天的什叶派，有一个直接的传承。倭玛亚哈里发们想要享受帝国的果实。阿里和侯赛因的追随者希望保持早期伊斯兰教的纯净。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阶级分裂，而逊尼-什叶之间的分歧，直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某些这样的特征。
在一个世纪之内，倭玛亚王朝维护着它的权力，将帝国团结在一起，并且掠夺旧文明的财富和技艺。阿拉伯世界享有丰富灌溉的农业，精致的城市工艺品，一个强有力的金融体系，以及学术、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一个繁荣传统。相比之下，西方世界却生活在“黑暗时代”。
两大矛盾慢慢破坏着倭玛亚王朝，最终令其解体。首先，阿拉伯世界的地理，包含了好几种不同的经济单元，其中的统治阶级只会对自身的快速发展有兴趣。距离限制了倭玛亚执政者的效率。在大马士革的军队，怎么能够指望它去控制巴格达、开罗、突尼斯和菲斯？
第二，倭玛亚王朝代表的是阿拉伯武士贵族的利益。他们已经实行了最初的伊斯兰征服，接着定居在叙利亚的古代诸城市。统治精英修建宫殿，并在建筑和奢侈品上一掷千金。他们得到了阿拉伯普通民众的支持，这些人定居在建有要塞的城镇，免交租税，并且由交来的战利品和贡品的津贴供养。倭玛亚统治阶级人数少，又是寄生性的，它依靠的是一个军事揩油者的狭窄基础。
不过，经济还是繁荣的。旧帝国之间的战争毁灭了农田，破坏了贸易，并且耗尽了税收和人力。而伊斯兰圣战意味着农业和贸易继续繁荣。因衰败而被掏空的古代城镇转变成商业动力站，而商人和工匠阶层数量增加、财富增长，自信心也得到了增强。这就是一个新革命历史的社会根源。
许多人转向了伊斯兰教，这给倭玛亚王朝制造了一个财政问题，因为穆斯林是免交租税的。这个国家的解决方案，是创建了一个二等穆斯林的新分类：新的皈依者被定名为“麦瓦利”，并被排除在阿拉伯人特权之外。在阿拉伯——伊斯兰社会中，一个社会进步的障碍建立起来了。
在8世纪中期，阿拉伯人是一个小型军事贵族集团，依靠一个规模日益扩大的、以城市为基础的穆斯林商人和工匠群体供养。后者为什叶派这样伊斯兰持不同政见者，更为激进的哈瓦利吉派，以及多种多样的救世主弥赛亚（引导者），迅速提供了听众。没有一支持不同政见者的力量强大到足以破坏倭玛亚国家政权。起决定作用的是阿拉伯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出来的机会主义分子。
阿布—L—阿巴斯，一个穆罕默德家族的后代，在伊拉克建立了一个支持者的地下网络，将自己置于众多持不同政见者团体的领袖地位，并接着发动了一次旨在推翻执政王朝的叛乱。倭玛亚政权失败了，一个新的阿巴斯王朝在公元750年建立，首都是巴格达。权力转移到了一个基础更加广泛、更加包容，由官员、商人，以及伊斯兰学者和教士组成的城市精英那里。阿拉伯的种族出身和武士地位失去了大部分重要性。农业、贸易和城镇继续发展。
即使这样，早期伊斯兰帝国的两大矛盾很快被重新提出，并且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城镇是伊斯兰活动的中心，但它们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和独立的，城镇精英专注于农业、贸易、工艺品生产、宗教仪式，以及秩序的维持。他们的关注是小范围的。
另一方面，阿拉伯哈里发们遭受边缘地区分离势力威胁，遭受不满的精英派系的政变打击，也遭受被剥削的农村大众中的宗教宗派主义者及其团体自下而上的暴动困扰。因此，早期伊斯兰国家被迫在社会之上运转，成为一种仅仅是积累必要的军事资源以维持执政王朝的机制。一道宽广的缺口，将中东社会大众与统治他们的早期伊斯兰国家隔离。
通过修建宫殿和进行奢侈消费，倭玛亚王朝已经将自己与民间社会分开了。而阿巴斯王朝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为了使自己摆脱巴格达城市精英的支配，他们在底格里斯河畔的萨马拉修建了一座宏伟壮观的新宫城。第一座宫殿建于公元836-842年间，比中世纪欧洲的任何宫殿都要大得多。然而在以后40年里，他们又了修建了另外两座同样规模的宫殿。
当阿巴斯国家取代旧阿拉伯部落，供养了一支新的雇佣军——其人员主要是来自中亚的土耳其人——并在萨马拉驻扎时，它就进一步偏离轨道了。
王室和军队靠税收，特别是对非穆斯林的征收来维持。同时，伊斯兰社会的部落和城镇，发展了强烈的地方认同和意识形态。尽管伊斯兰教在整个阿拉伯统治下的世界创造了一种单一的、包罗万象的忠诚，国家和社会并没有任何强大的纽带。这一点解释了阿巴斯国家的不稳定性。
在9世纪和10世纪期间，伊斯兰帝国的联合解体了：阿巴斯哈里发很快面对着一个在开罗敌对的法蒂玛王朝，一个在西班牙科尔多瓦的倭玛亚王朝，以及其地方许多独立和半独立的小统治者。它们之间及其内部的冲突，增加了国家政权的成本，耗尽了政府资源，并进一步弱化了早期的伊斯兰统治者。在11世纪，阿巴斯王权事实上解体了。哈里发的塞尔柱土耳其雇佣军，因为中亚的兵员而巩固，并因为皈依伊斯兰教而合法化，他们为自己抢取政权。
一个国家能被自己的雇佣军所篡夺，这是其缺少社会根基的一种尺度。在全部人口中，大部分被向宫殿、士兵和王朝战事支付的税收拖垮，几乎对任何政权都没有热情。而且，这个帝国依旧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拼凑体，因此政治紧张很容易转变成基于种族和宗教差异的抵抗。
到了11世纪末期，中东是一个由弱小和不受欢迎政权统治的分裂区域。因为这样，它将付出一个可怕的代价，1095年11月，当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的克莱蒙发表讲话，对西方封建精英发出呼吁，去“立即对你们在东方的兄弟伸出援手”时，十字军东侵即将开始。
印度教、佛教与笈多帝国
在印度，孔雀王朝在公元前3世纪后期的衰落与笈多王朝在公元4世纪的崛起之间，相隔了大半个千年。其间的经济和社会变化，更改了帝国的基础。
农业得到了繁荣：谷物有了更多品种，灌溉技术得到系统应用，农业村社的组织和管理水平也提高了。村庄是一个关键管理单元。它包括了村民的住宅、他们的小块土地、灌溉设施（主要是储水箱或水井）、牲畜围场、荒地、村庄公用地、村子周围的树林，通过村子的溪流、村庙及其土地、墓地，以及他们自己湿的（浇灌过的）和干的可耕地。地方事务的管理，是由一个村庄委员会，一个村法庭和临时性的村民大会来管理。
贸易同样扩展了。印度商人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这个市场的一方连接着阿拉伯、西亚和地中海，另一方沟通了中国和东南亚。纺织品、金属制品、宝石、香料、盐和异域动物，都属于交易的商品之列。当时的职业有陶工、织工、金属工匠、建筑师、工程师、砖瓦工，以及从谷物到象牙，从事所有能想象得到的可交易商品的商人。硬币得到了大量铸造。银行业务和货币借贷成了常见举措。港口和城镇繁荣了。正如乡村社区已经高度组织化，商人和工匠同样如此。行会、公司和协会制定工作规则，控制产出商品的质量和价格，并为其成员提供福利和安全保障。
商业的发展，既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又为其高僧提供了大批听众。精英——与王朝相关的统治者、土地所有者、僧侣和士兵——的宗教印度教，支撑着一个基于种姓和国家，本质上静态和守旧的社会秩序。它是一个被分成互相竞争的政治组织、阶级分化和崇尚武力的社会的宗教。相比之下，商业打通了社会壁垒，分解了社会差异，并创造了新的社会实体。商业的需要与种姓和国家的需要是抵触的。在佛教中，商业精神找到了其思想表达。
佛陀（释迦牟尼）是一个名叫乔达摩·悉达多（公元前563一公元前483）的印度武士王子，他与自己的种姓脱离关系，经历了一场复杂的宗教体验，随后用余生传播一种新哲学。其教义的精华是：当一个人接受了自然和社会的秩序，认识到万事万物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超越日常生活的琐碎来得到一种心智上的精神平和时，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就会出现。
佛教的激进，在于它的普适主义，以及相对轻视财产、等级和地位这样一些现实特征。它享受一种有目的的、正直的，并对所有人平等开放的生活方式。与所有伟大的宗教一样，在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接触之后，佛教的原始教义后来也被腐蚀。但它不仅对商人、工匠和市民，而且对古代和中世纪印度主要信奉印度教的精英的阶级压迫者，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吸引力。
村庄、城市行会，以及印度教和佛教寺庙，都为印度民间社会提供了一种孔雀王朝时期所缺少的形式和物质。这种有时被称为古典时期（约公元300-700年）的新社会经济秩序，塑造和限制了建于其上的笈多王朝。
这个帝国由三个连续的武士国王所创建：钱德拉.笈多（约公元320—335年）、沙摩陀罗-笈多（约公元335—375年）和钱德拉·笈多二世（约公元375-415年）。像孔雀王朝一样，它发源于富饶的恒河河谷，首都在巴特那，从那里它首先席卷了整个北方平原，接着占据了中部的德干高原，最终又侵占了南部。
笈多王朝的政策是寄生的。国家的底层结构是一个占有土地和贡赋征收的混合体。许多官员依靠土地获得收益：他们从事行政或者军事服务，以换回自己的庄园作为报答。这经常是免税得到的。另一方面，村庄农民要付相当于产出量十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地租。这些剩余产品支撑着笈多帝国的军事扩张。当然从农民的视角来看，这完全是浪费开支。
另一方面，民间社会的力量意味着国家的剩余积累是有限的。在笈多王朝统治下，地方上的王公和酋长们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政府官员作为封建庄园主行使职责。农民们有自己的村民委员会和大会，商人和工匠有他们的行会和庙宇。因此，笈多王朝的中央集体是不完全的。皇帝统治的底层建筑是不牢的，国家积累的动脉阻塞了。因此，在压力之下，笈多军国主义的甲壳很容易粉碎。
笈多王朝的庞大疆域只维持了一个世纪。接着，在公元6世纪，这个帝国解体了，相当快速。将印度统一于一个帝国王朝的第二次尝试，如同第一次那样脆弱和短命。崩溃的催化剂是一个草原游牧民族——匈奴——的入侵，它们从中亚沿着传统的入侵线路进入印度西北部，通过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河河谷。但是，笈多王朝解体如此迅速的事实，暴露了它缺少根基。
印度再一次分裂成不同的政治实体。在1000年时间里，它依然是一个敌对力量不断变换的拼图，冲突是永久的，开战是经常性的。在此期间，相互争夺的王朝国家，以及村庄、产品和商业的世界，很少发生联系。国家浮在社会之上，寄生其间，攫取剩余产品，但还是会解体。军事竞争迫使各国进行积累，并使他们富有侵略性。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积累达到充足的军事实力，能够击败他们的敌人并建立一个新帝国。土地所有者、商人和村民的抵抗力是强大的。
另一方面，军事基础设施的负担压迫着民间组织。贸易下降，发展的步伐也在放缓，这是社会的“封建化”。种姓制度是稳定的。精英文化变得神秘和墨守成规。村庄变得内视和保守。时间的周期理论为印度主要宗教所接受，表现出一种历史现实。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以及各方需求的矛盾，使印度次大陆陷入一个经济僵局。
中国历史的旋转门
秦帝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大事。青铜器时代的商王朝（公元前1523-公元前1027）仅仅统治了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铁器时代的周朝（公元前1027一公元前221）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央集权帝国。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03一公元前221），当9个或10个独立的国家为争取权力而竞争时，任何表面上统一的假象都不复存在。因此，秦国的国王始皇帝——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和最凶残的征服者之一，其主要业绩，就是第一次给中国带来了真正的国家统一。始皇帝在公元前210年去世之后，他建立的这个王朝并没有长期存在；但中华帝国在一个或另一个王朝统治下，总是反复地重建。在印度，帝国体制是偶然的，而常态则是分裂成众多竞争的政体。而在中国，公元前221年之后，情况正好相反。为什么会是这样？
印度和中国都是混合的封建纳贡体制。在国内，统治精英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其收入部分来源于占有土地的租税，部分取自国家的薪水超过税收的部分。但在每一种情况下，平衡方式是不同的。在印度，相对于地方统治者、地主和商人，帝国政府处于弱势，因此在压力之下，帝国很容易崩溃。孔雀（约公元前321一公元前180）、笈多（约公元320—550）和莫卧尔（1526—1707）帝国是被长期“战国时代”分隔的帝国插曲。在中国历史上，是帝国王朝的更替主导着历史进程：汉（公元前206一公元220）、隋（581—618）、唐（618—907）、宋（960—1126）、元（1279一1368）、明（1368—1644）、清（1644—1912）。在1800年之前的两个千年中，印度只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统一的，而中国则有四分之三；这是个根本性的不同。
在中国，中央帝国政府是一个极为残忍、强大及成功的征服者。这产生了三个后果。第一，它更加安全，因此军事扩张倾向更少。第二，它拥有很大一部分可支配剩余，而军事需要却是适度的，因此能够在公共工程上投入以提高生产率并进一步提高课税基础。第三，其他社会力量无法挑战它的权威，它趋向于变得过度剥削。
中国幸运地拥有许多可通航河流。它们被巨大的运河连接起来，创造了一个8万公里长的水运网络。这使得中国无论是内陆贸易还是海外贸易，都敞开了大门，使商人们很容易接近广阔的市场。这也反过来刺激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在一系列技术革新的推动下，造船业繁荣了。中国人造出了大到可以运载1000人的轮船。中国11世纪的铁产量甚至比英国18世纪的还多。中国人拥有火力比欧洲人早240年，拥有印刷书籍早500年，制造瓷器早700年。
中世纪的中国造就了大都市。宋朝的首都开封，占地规模是同期巴黎的12倍。当伦敦人口还明显低于10万时，杭州城住有至少150万人口，并且可能多达400万。
城镇可以是巨大的，但它们不能进化成独立的权力中心，而且依旧被中央政府官员所支配。唐朝首都长安是当时帝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它是个有100万人的庞大贸易城市，但这种特质却因其帝国宫殿和政府机构而黯然失色。而其100个左右筑墙的居住里坊，分布在一个长方形网格里，在夜晚就被封闭。
商人作为一个阶层，并不追求权力。他们渴望个人发展，并通过培养自己的孩子进入排外的官僚阶层，成为有知识的国家官员，社会地位优越的官僚精英的一分子，来实现目标。反过来，官员们渴望拥有庄园。中国统治阶级的社会理想是乡绅官员，而非商业资产阶级。这是中央集权国家支配民间社会的一个考量。
法家和儒家在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同样证明了国家的力量。法家主张国家的正常运转是共同利益的基础，而政府官员因此就成为共同利益的化身。对许多人来说，这个理论太粗糙。有什么能够保证管理机构不会腐败和能力不足？中国哲学家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提供了一个答案。作为战国时期[1]鲁国一个贵族的儿子，后来成为了这个国家的重要官员和哲学家，孔子教育学生尊重传统和社会秩序，但是也强调诚实、尽责和自我控制的重要性。
[1]译者注：原书如此，应该是春秋时期。
然而，和其他地方一样，一个帝国社会的矛盾和压迫成就了更为激进的哲学。道家主张从一个被过度的贪婪、暴力和奢侈污染的世界中后退。和谐与满足取决于保持相互对抗的力量间的阴阳平衡。佛教同样有影响力，最终在中国比在印度有了更多转变。为了使社会阶级服从，似乎提供更丰富的社会援助，胜过自满的政府官员苍白的意识形态动员。在北方的谷地或者中部平原的稻田中，农民的生活只是一种无穷无尽的苦难差事。国家官员和当地地主拿走了一半的产量。安全的边际几乎为零。一次歉收意味着百万人的饥饿。
长城，数千公里长的运河体系，紫禁城，巨大的筑墙城市——所有一切都依赖于对农民的剥削。既然农民没有组织，他们的声音无人倾听，在中国乡村的深处，他们的痛苦在积聚。中国历史不时被一系列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所打断。秦、汉、唐、元、明和清都被民众起义推翻。
起义是经常的，尽管大多数以失败告终。当一个王朝事实上开始了起义，它这样做就成为更广泛危机的一部分。有时候还涉及外国入侵。它总是被官员、地主或商人集团积极反抗。但是，只有农民革命，提供了典型的主要破坏力量。
农民起义是破坏，而不是建设。被贫困和欺压推到了绝望境地的农民，可以形成一个民兵组织，去推翻征税者。但他们很快就会分散到自己的各个村庄。作为一个阶级，分散到纵横交错的乡村土地上，奉献于他们的家庭和农田，基本上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并与之隔离，他们不可能按照自己的设想创造一个新的国家替代前朝。因此，农民雄心的极限，不过是用一个“好”皇帝代替一个“坏”的。而且缺乏能够领导革命城市阶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无产阶级，农民暴动不能走得更远。
政治革命不能带来社会转型，仅能用一个王朝代替另一个。在两千年时间里，中国历史是一个旋转门。在与另一个世界接触，使之屈服于一系列足以颠覆整个帝国体制的冲击之前，一切都不会改变。直到20世纪，改变才得以发生。
非洲：牧牛人、铁器商与贸易国家
欧亚大陆是一个自东向西延伸超过9600公里的巨大通道，在上千年时间里，人员和观念一直沿着这条通道及其若干分支流动。因为欧洲大陆东西排列，其单一的气候带形成了许多通路。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大草原，几乎不间断地从中欧的喀尔巴阡山区延伸到了太平洋。沿着这条巨大的走廊，雅利安人、匈奴人、突厥人纷至沓来，并把希腊人、凯尔特人、哥特人和斯拉夫人排挤到了小路上。
商人、入侵者和殖民者，沿着欧亚大陆的众多通道传播思想。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由于气候带的同一性，在一个地区起作用的观念，也会在另一地区有效。农业革命所有重要的驯养物：大麦、小麦和稻米；牛、绵羊、山羊、猪和鸡，都可以迁移。
非洲则不是这样。非洲自北向南，跨度达到6500公里。正因为这样，它穿越了巨大的障碍，以及好几个气候带：从北向南，有海滨平原，沙漠，热带草原，热带雨林，热带草原，沙漠，然后又是海滨平原。
沙漠和森林是活动的障碍，而且不适合农民耕作。这里同样滋生疾病，特别是苍蝇携带的病菌，它是依靠人类和动物的血液为生的。而且，因为非洲动物群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并没有一种抵抗疾病能力强的牵引动物，强壮到可以拉犁的程度。地理条件决定了非洲的发展将会和欧洲大陆不同。这里限制条件更多，机会更少。像罗马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一样，非洲人能够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建筑师和工程师；但自然条件的限制，使他们无法建立伟大的帝国文明。
农业的发展缓慢而零碎。亚撒哈拉[1]非洲没有与尼罗河谷或者美索不达米亚类似的区域，没有印度河或者恒河，黄河或者长江，没有能够维持一个帝国的产粮区。另一方面，撒哈拉的古代雕刻，描绘了赶着牲畜群和驾着二轮战车——从北方引入——的人。从大约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600年，联结西非和地中海的泛撒哈拉贸易线路开始了它的转变。亚撒哈拉非洲用黄金、铁、奴隶、盐和象牙进行交易，所有货物在地中海的需求都增加了。冶铁知识和家畜饲养方法，沿返回的贸易路线传给了黑非洲。
[1]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即黑非洲。
在发展中的西非，尼日尔河是商品和观念诲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传播线路。它自西向东流淌，在整个区域画出了一笨拙巨大的曲线，穿过热带草原和森林到达海滨。而其许多较大的支流，把这条河哺育的文化影响力，深入地扩散到了西非内陆。
尼日尔河沿岸的铁、牲畜和贸易，是古尼日利亚（大约公元前500一公元200）诺克文化的基础。早在公元前450年前后，这里就有了冶铁业。而非洲工匠们很快就成了传播新技术和新规范的先锋。同时，非洲制陶匠在制作真人大小的陶俑头时，展示出了巧夺天工的技巧。
地中海文明继续充当西非发展的间接催化剂，当对高价值商品的需求量增加时，大量剩余就会积累起来。这样首先就为贸易城市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随后催生了贸易国家。
杰内——基诺，公元400到800年的一座重要贸易城市，位于尼日尔河的岛屿上，其周围被由圆柱块围成的周长两公里的砖墙环绕。城内到处是圆形或者方形的泥砖房屋。杰内——基诺是加纳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国是一个贸易国家，控制着尼日尔河三角洲，在其最强盛的时候，在西非横跨800公里。阿拉伯人称之为“黄金之地”。
非洲别处的其他区域，也创造出了自己的文明。在大约公元前900年到公元325年，库施或麦洛维控制着大部分上尼罗河流域（今苏丹）并保持独立，抵制着埃及、希腊化国家[1]和罗马的威胁。库施最终被阿比西尼亚吞并。红海上的贸易小国阿克苏姆，从公元50年前后，发展成为非洲海角地带重要区域强国。后来，尽管被阿拉伯人控制，阿比西尼亚能够作为被包围在满是穆斯林的区域的一个早期基督教国家而幸存，并以其非常壮观的、凿岩而成的教堂而闻名。
[1]译者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其帝国分裂为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希腊化国家，主要有托勒密王国、塞琉西王朝和马其顿王朝等。
但西非是这座大陆的文化发电机。铁器和牲畜正是从这里通过贸易传遍了整个大洲。传播的代理人是操班图语的移民。在公元500年之后的500年中，他们的民间运动进入了东非洲和大湖地区[2]，接着在随后的500年中，又深入到了非洲南部。
[2]是指环绕维多利亚湖、坦嘎尼喀湖和基伍湖等湖泊的周边地区和邻近地区，面积达700多万平方公里。
古代和中世纪的非洲国家是被称为“组合的及不均衡发展”的极端实例。捕猎一采集者、牲畜放养者，以及刀耕火种的耕作者同时存在。因为非洲的地理条件，防止了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占据支配地位。而且，在对外贸易的影响下，非洲直接从石器时代飞跃到了铁器时代，并没有铜器时代作为过渡。
在8到12世纪之间，阿拉伯的影响传播开来。阿拉伯人与西非开展贸易，既从北向南穿过撒哈拉沙漠，又自东向西穿过大草原带。因为与阿拉伯人的贸易，像廷巴克图这样的城市走向了繁荣。阿拉伯人也沿着西非海岸建立了一系列贸易定居点，如基尔瓦。
再一次，非洲为应对外部冲击而作出响应，又一次，这个响应显示了其民众的创造性与活力。在1200到1750年间，一系列贸易国家——马里、豪萨、贝宁、加涅姆——博尔努、桑海、阿坎/阿善堤等——在西非起起落落。同时在非洲中东部，沿海贸易提供的刺激，产生了大津巴布韦文明。
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贝宁文明生产了最高水准的铜制品，其著名的青铜头像令人回忆起了诺克陶瓦雕像[1]。它们在今天被承认是中世纪艺术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大津巴布韦以其建筑闻名。大围场是那个时代亚撒哈拉非洲规模最大的建筑，包括一座大约250米长、5米厚和10米高的墙。
[1]译者注：1931年在尼日利亚诺克村发现的赤陶雕塑。
大津巴布韦统治者的财富基于畜牧业及金、铁、铜和锡的贸易。这个模式与贝宁及其他西非国家是一样的。地域条件限制了可以从农业获得的剩余。整个非洲的许多城市革命，都依靠贸易。
从公元前1000年，直到公元15世纪以后欧洲人的到来，非洲社会发展的主线取决于他人的活动。地理条件迫使非洲处于依赖状态。
新世界的帝国：玛雅、阿兹特克与印加
250万年前，原始人类首先在非洲出现。20万年前，近代人类产生，但可能直到1.5万年前，他们才踏上了美洲。
非洲是最古老的大陆。美洲是最年轻的。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美洲的文明拥有同样的关键特征，两者都以类似的方式受到地理条件限制。
美洲从北向南延伸了几乎1.6万公里，穿过所有的气候带。因此，在美洲某一个地方有效的生产方式，在另一个地方经常就不起作用。不同的生态系统要求不同的生存战略，因此文化交换在不同气候带之间的价值，不如其在同一气候带内部。
美洲天生具有丰富的植物物种——玉米、土豆、南瓜、豆角和树菁，
但可供驯养的动物不多。欧亚大陆有牛、绵羊、山羊、猪、鸡、水牛、马、骡、驴和骆驼的野生始祖。这些动物提供了肉、奶、羊毛、皮革、牵引和运输。相比之下，美洲只有无峰驼、火鸡和几内亚猪。
在一个关键方面，非洲和美洲是不同的。非洲并没有与欧洲大陆隔断，因此其文明在埃及、罗马和阿拉伯商人的影响下发展。至关重要的是，非洲从欧亚大陆得到了牲畜和铁，而他们自己的金属产品和其他商品，事实上是对外部需求的一个回应。美洲则得不到这样的文化捐助。它被隔绝在知识和技术的全球交换之外，而这种交换，正是劳动生产率能得到最大发展的原因。因此，美洲人没有车轮，没有铁，也没有犁。
这些制约条件，限制了北美文明的发展。当欧洲人到来之时，大多数北美人要么是上旧石器时代的捕猎一采集者，要么是早期新石器时代的锄耕者。西南部普韦布洛农夫的原生城市文明（700—1350），以及密西西北中部的高地寺庙建筑者（700—1450）已经灭绝。
另一方面，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欧洲人邂逅了当时存在的文明，它们既充分城市化，又代表了古老的传统——墨西哥的奥梅克、玛雅、托尔铁克和阿兹特克文明（前1200一公元1521）；以及秘鲁的查文、纳斯卡、莫切、奇穆和印加文明（前900—公元1532）。
美洲文明完全独立于欧亚大陆而发展的事实，是人类普遍的生物同一性的终极证明：所有“人种”都同样拥有文化创造力。另一方面，美洲文明面对的是苛刻限制。它的技术是石器时代的。金、银和铜仅用于装饰。它的农业方法属于早期新石器时代，而且因为生产力低下，剩余稀少，美洲文明有野蛮倾向。成功的积累通常需要极度的剥削和暴力。
墨西哥南部和危地马拉的玛雅文明，从大约公元前300年持续到公元900年。它被分割成相互竞争的城邦，由世袭王朝统治，国王们认为他们自己就是神明。玛雅人建立了非凡的仪式中心。中心由石制金字塔环绕的广场组成，广场上有宫殿、庙宇和祭坛。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革命发生在古典玛雅时期（约300—800），当时像提卡尔这样的仪式中心，扩张成了超过5万居民的丛林城市。
建筑、雕塑和绘画都得到了发展。黑曜石和翡翠被用于品质目标。书写、天文观察和日历计算都发展了。但是，支撑着这些文化发展的，并不是农夫的需要，而是统治阶级的宗教和意识形态。艺术和科学服务于好战的神王和神权政体。神王们发动战争，部分原因是得到向玛雅神做祭品的俘虏。美术作品描绘了受害者在玛雅贵族面前被折磨的情形。尽管有了精耕农业，包括在梯田上培育玉米、豆角、南瓜、尖辣椒和块根植物，玛雅的技术是原始的。没有犁或者动物化肥，土壤枯竭必定是个经常性的问题。
冲破困难，一个新石器早期经济引起了一场城市革命，以及一个王室城邦的网络。但玛雅国王和教士是寄生的，吞噬了宝贵的剩余产品并将其浪费在战争、金字塔修建以及使他们存在合法化的宗教神秘仪式上。像其他古代和中世纪文明一样，玛雅文明最终因为自身重量而崩溃，精英和国家的成本始终沉重地压制着这个体系的经济基础。
一波波从北方入侵的野蛮人，进入了玛雅人灭绝后留下的地缘政治空间。从公元950年到1170年，托尔铁克人最终确立了在墨西哥中部的支配地位。其后又经历了另一段分裂和战争时期。从这个混乱中浮现的阿兹特克文明，继承了前一时代的特点。它似乎是原始技术和帝国野心之间矛盾的一个异常残酷的结果（我们必须小心，因为为我们提供大部分信息的西班牙人，对于土著文明怀有深刻的敌意）。
1325年，阿兹特克人在特诺奇蒂特兰建立了首都和礼仪中心。在1428到1519年间，他们建立了一个广阔的帝国。阿兹特克帝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有一个武士和祭司组成的统治阶级和一支庞大的职业军队。他们似乎没有吸收属民或发展生产力的打算。贡物——黄金、棉花、绿松石、羽毛、香，以及数量庞大的食物——被运送到特诺奇蒂特兰。大批战俘也被带到这里，在大神庙前作为祭品。他们的心脏被挖出，作为向阿兹特克太阳神的奉献，尸体则被丢在台阶之下。
阿兹特克帝国是一个粗糙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它的残忍和低普及率用一个极端的形式，表现在一个基于早期新石器时代技术的城市革命的局限性上。剥削比率，以及维持它的必要恐怖，与其可用剩余不足相称。阿兹特克帝国的暴力及其属民的穷困，是一个简单矛盾的两个方面。
公元1197年，秘鲁的印加帝国开始发展。这比墨西哥中部的阿兹特克帝国早两个世纪。但它与后者同时达到最高阶段——在公元1493——1525年——并分享了后者的一些本质特征。印加帝国是一个集权化的军事专制，有一支庞大的职业军队，以及一个企图控制每个属民日常生活的行政官僚队伍。帝国的核心是巨大的纪念综合体，例如位于库斯科的首都，捍卫它的位于沙克沙华孟的堡垒，以及位于马丘比丘的礼仪中心。
印加人控制了一个大约3200公里长、515公里宽的区域，由一个海岸平原、高山和茂密森林的混合体组成。他们建设了一个道路网，总长度在4万公里左右，包括许多的隧道、桥梁和堤道，并在一天行程的间隔内有官方客栈。
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都是异常的。在墨西哥中部和秘鲁的安第斯山麓，古代帝国，连同它们的统治精英、职业军队和纪念综合体，都是在一个石器时代的经济基础上建立的。统治阶级惊人的浪费支出需要无情地提取盈余。因此，帝国统治依靠恐怖。阿兹特克和印加统治者被他们的属民痛恨，叛乱层出不穷。
因此，当西班牙人在16世纪早期到来时，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崩溃了。这不单纯是一个更先进社会秩序的更高级军事技术的作用：它同样是因为，人民大众要么欢迎他们主人的失败，要么干脆积极加入到摧毁他们的战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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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卅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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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卅年祭
妻慧初，八一年，辞人世，生死别，常思念，三十载。
忆往昔，同窗读，参学运，反老蒋，遭迫害，共铁窗。
下闽南，结连理，育幼儿，执教鞭，播思想，植桃李。
五二年，大肃托，同被捕，陷囹圄，明铁窗，三度共。
我塞外，尔独守，信念坚，志不移，抚儿长，嗜艰辛。
曾指望，我刑满，回家转，我到期，强留场，愿落空。
文革中，受批斗，伤身心，得錮疾，儿成家，尔谢世。
零七年，儿大烨，拆迁害，英年逝，母子聚，碧云天。
我年迈，将就火，吾死后，葬同穴，能聚否？卒难明。
我无才，笔笨拙，书三经，不成律，略表示，缅怀情。
钱慧初，1929年4月14日出生于上海青浦，1981年2月15日（正月十一）在上海逝世。
1981年我还是内蒙古劳改农场的留场就业人员，是场办中学的代课教员，正值长寒假，我得到“恩准”回家探亲。慧初住院的二个多月，我日夕陪护，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不能再手术了，她也自知不治。临终前一天，她用微弱的声音说了几句使我心酸的话，她说：“我死在你身旁是幸福的”。又说：“你太辛苦了，你要保重”。三十年了，这几句深情的话，始终在我脑际回绕。慧初去世后，我心灰意冷，思忖不会活多久。熟料过了十年，我仍活着，二十年还活着，当时我写了《廿年生死两茫茫》，以誌纪念。料想不到我又多活了十年，于是写了如上几句。我还能再活十年吗？那时就会是《香销玉沉四十年》了。
我的前三十五年前，被困在劳改队，一个老朋友都没有，外界信息也不知晓，对革命毫无贡献。1987年我六十岁，被视为年老无用了，放我回家。1987年我回到上海后，逐渐找到了老朋友，晚年还多多少少做了一些工作。盘点后二十多年的作为，似比前三十五年较好。曾帮助年迈志坚的郑超麟工作，这方面的工作见拙著《意因同志》和《隔海书简》；郑老去世后，与旅居海外的王凡西书信联系，见《悼根叔》；周仁生从事的翻译工作，我也从旁给以辅助，如找资料、抄写、校对等。仁生去世后，我续成了他已完成十分之八九的译著《彭述之回忆录》、《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上下卷》，并将之校对打字出来。去年，还与吴孟明、林致良合作，把陈独秀托派时期发表在托派内部刊物上的文章，从已很难辨认的残存油印刊物中整理出来编成《陈独秀晚年著作选》。总之，生活得比过去充实了。今后还能干些什么？总得不枉活下去。
周履锵写于2011年2月
（《陈独秀晚年著作选》已于2012年12月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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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江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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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江城子
——悼亡
廿年生死两茫茫！常思念，自难忘。携孙登山，
千里扫墓坟。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幻梦犹依稀，叙同窗，忆共枕。待我辞世，
残灰葬同穴。来生得聚不得聚，卒难明，不思量。
1981年2月15日（正月十五）慧初去世，当时我思忖，过不了几年，我将随慧初同赴黄泉。孰料到1991年。我仍活在人世，当时抄录苏轼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以志怀念。悠忽又过了十年，2001年1月24日（正月初一），携慧初去世后出生的孙女周丁慧、孙周丁力，登翠薇山，祭扫慧初墓。我已年迈，由孙辈搀扶上山。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亲自扫墓了。我吩咐孙辈，待我死后骨灰与他们的奶奶合葬。
袁枚祭妹文写道：“除吾死外，当无见期，吾又不知我何日死，可以见汝，而死后的有知无知，又卒难明也。”前人能作此感叹，唯物主义者本不相信天堂地狱。企望死后团聚，无非是空幻的愿望而已，骨灰合葬或洒海，又有何区别呢？
1947年在上海求学时结识慧初，后成为患难夫妻。在校明窗共读，1949年4月26日同被国民党逮捕，投入铁窗牢室：1952年冬至日，又分别在沪、闽陷入囹圄。不论明窗或铁窗，已是三度同窗了。在最艰难的岁月，慧初始终无怨无悔，乐观豁达，忍辱将儿子抚养成人。在条件稍有好转时，就撒手人寰，未能见到二十年的巨变。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变化，是过去泼在我们身上的污水，逐渐被洗刷了，仅以此告慰亡灵。
2001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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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悼亡妻慧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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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悼亡妻慧初
慧初啊！你离开我整整十九年了。这些年来，我随时随刻都沉缅于深深的怀念之中。我曾独自徘徊于我们同窗共读的武进路师专旧址，游荡在我们相依谈心的虹口公园的草坪之上，还去寻觅反动派关押我们的场所。往昔的情景一幂一幂地在脑际再现。
我们由认识，相爱，及至你冲破阻力，随我南下结为夫妻。婚后三年，我身陷囹圄，你在非常困难的境况下，政治上背着沉重的包袱，承担起抚育孩子的重担。当时你期望我服役期满后能得团聚，可残酷的现实使你的期望落空，得来的只是一年一度或数年一度的短暂相会。随后无休止的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你身心备受摧残。这一切都是受我牵连，可你无半丝怨言，从不反悔与我的结合。你坚信我是革命的，我的信念是对的。你随时鼓励我，支持我。你爱我，父母爱我，晚辈也爱我。可是只有你最了解我，我失去了你，失去了一位最了解我，无限爱我，为我不惜牺牲一切的人。
在我的心中，你是一位最完美，最纯洁，最伟大的女性。
当年我们从福建回沪，你怀抱未满周岁的幼子，我提很简单的行李，那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经过你三十多年的含辛茹苦的努力，把孩子抚养成人，操办完孩子的婚事仅月余，你就撒手人寰。你走后一年出生的孙女，如今已是脸型有几分与你酷似的大姑娘，三年后出生的孙子，也长得跟我一样高了。你如能活到现在，我们举案齐眉，儿孙绕膝，该多好啊！
你是1981年2月15日，阴历正月十一逝世的，公历与阴历日期每年是变动的，所以每年有二次你的忌辰。而今年2月15日与正月十一是同一天，如此重合是少有的。
我你有共同的信仰，都是唯物主义者，不信鬼神，不相信来世。在你遗像前点几柱香，放一束鲜花，上坟时纸灰飞扬随风而去。这一切不过是寄托哀思，诚是“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我们生前聚少离多，待我就火，残灰也许能长眠同穴。但死后之有知无知，得见不得见也卒难明。无限之憾，呜呼哀哉！
2000年2月15日，庚辰年正月十一，慧初逝世十九周年，书此以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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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解连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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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解连环
——悼亡
昔时遗照，
睹容颜如旧，
芳魂永杳。
记年时邂逅校园，
却惊长裙短袄风华茂。
一见倾心，
何须倩冰人月老。
但两心同誓，
不畏艰辛，
共抒怀抱。
果真世途险恶，
念狂风屡起，
比翼分飞：
更十载艰辛抚幼。
纵破镜终圆，
离多聚少。
一纪星沉，
空想像音容缥缈。
问可有来生践约，
相逢仙岛。
今天是阴历正月十一，慧初逝世十八周年了。我不会诗词，仿填前贤词以寄托哀思。
1999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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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落花流水归去也，天上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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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落花流水归去也，天上人间
——记慧初病故前后
1981年2月3日（阴历除夕前一天）开始，慧初病情转危，已不能进食，依靠药物和补液维持了十天。2月13日晚由我一人陪护，吃过晚饭不久，慧初对我说：“心跳很快”，我测了她的心跳次数，每分钟一百四十多次。我马上去请值班医师。医师诊断后，立即抢救。由于病情恶化，我打电话叫大烨赶快到医院来。他们到了后，医师对我们说：“病情很严重，有可能今夜就过不去”。经医师积极抢救，终于渡过了一夜。
14日上午，我叫大烨通知学校，中午学校的领导人来了，后来相继来了许多师生。慧初的神志不清，对来人已不能清楚辨认。
下午，慧初高烧达40度以上，神志异常。当时正给她输液，她手脚乱动，无法自控，只能由我和大烨按住她的手臂。慧初吵闹着要坐起来，多次用微弱的声音叫我：“你抱抱我，你抱我坐起来”。后来我抱她起来，她靠在我的怀中，就安静下来。为了使她卧下，我装做很吃力气喘的样子，对她说：“你看，我已经吃不消了”。她见我气喘，点点头，让我把她静卧下来。
14日晚我和大烨、君娣陪伴慧初，她的亲妹妹慧才和她的内侄媳汝瑛也在医院，这一夜我们五人始终伴随在慧初的病塌前。午夜后，危象频频出现，慧初呻吟了约半个小时，眼眶饱含着泪水，过后气息微弱了。医师的听诊器始终按在她胸部，医师最后听诊确实，告诉我们，病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们看表，是15日凌晨4时03分。我们忍着心中的悲痛，替慧初擦洗身体，换上干净的内衣。“质本洁来还洁去”。
慧初心脏停止跳动后很快就瞑目，我托住她的下颚，让她张着的嘴闭上，。慧初全身衰竭，非常消瘦，但脸部仍显得很安祥。
15日上午9时许，我和大烨、君娣将慧初的遗体送上去龙华火葬场的灵车。我们含泪饮泣目送灵车离去。
19日下午3时30分在龙华火葬场中六厅开追悼会，学校领导、老师、学生、亲友二百多人参加。学校领导致悼词，对慧初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多年给予很高的评价，学生代表发表了发自肺腑的沉痛讲话。大家向遗体告别。
“落花流水归去也，天上人间！”
2月23日，我和大烨去龙华，取回慧初的骨灰盒。新分到的房子慧初仅住了一个月，现在让她的骨灰安放在房中。
1981年5月25日慧初逝世百日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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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悼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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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悼弟弟
父母育我和胞弟履煊二人，无女，姑母的幼女过继来后取名周欣。二叔二婶育成履铭、周蝶、履峰三人，她实际上生育五胎，履铭之前有姐弟二人。第一胎小妹生下后数日就夭折，可能还未取名。第二胎弟弟，取名履凎，约一岁半死亡。现在想来，早年生育请接生婆来家接生，脐剪不洁，小妹可能死于破伤风；小弟是死于肺炎的。如在现在的医疗条件下，都不会早亡。
按族谱，我辈为“履”字辈，所以我们诸兄弟取名履锵、履煊、履凎、履铭、履峰。五人中数我老大，如今我将年届耄耋，可是比我年轻的弟弟，都先我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悲悼之情，难以言表。
小弟履凎早亡，在我的脑际，只留有一个活泼可爱婴孩的印象。
抗日战争胜利后，二叔二婶迁到上海，弟妹履铭、周蝶、履峰到上海小学读书。1947年我也到上海入大学读书。我因参加反蒋学生运动，1949年4月26日被国民党以共产党嫌疑逮捕，关押在旧法租界巡捕房，当时是达人中学校舍，不许亲人接见，只许送物品。一天，叔婶领着弟妹三人，给我送食品。我们三百多名大学生，被分关在教室内，大小便须排队到楼下的厕所，经过院子时从铁栅门外是能看见的。那次我上厕时，突听门外喊：大哥！大哥！我转身一看，履铭、周蝶、履峰扒在铁栅门叫喊。此情此景，我永世难忘。后来我南下福建，1952年肃托时我身陷囹圄，在边塞内蒙古劳动三十多年，待回到上海时，得知小弟履峰已去世了。原来履峰身体甚好，念书时正值空军招收学员，他体检合格，政审被涮下来了。他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国家计划委员会城市设计院工作。那年头正是因“人祸”而饥饿的年代，粮食不够瓜菜代，冬天北方各单位都窖藏土豆白菜，履峰单位挖窖时塌方，正在挖土的履峰被埋身亡。二婶因幼子刚参加工作于1961年11月5日意外身亡，身心受打击甚大。
胞弟履煊在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前，中了“阳谋”，被打成右派。毕业后被派送到北方煤矿劳动，经常下井。处在那种环境下，只能借酒消愁，而当时喝的都是劣质烈性白酒，因此肝脏受到损伤。右派平反后，回到家乡温州工作。不久终因肝疾转成肝癌，于1987年2月2日年仅53岁就抛下老母妻女，英年逝世。
2004年10月29日，弟弟履铭，又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履铭忠厚老实，学习成绩优秀，初中毕业考入全国闻名的上海中学。高中毕业高考只被一所不是特别有名的大学录取，他心有不甘，在家自习一年，第二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大学本科四年毕业，但清华的工程力学数学系学习六年，相当于读完研究生的时间。毕业后服从党的号召，到了大西北。那年头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履铭虽分配到中科院西北计算技术研究所，开头几年并不能从事研究工作，下放劳动，下乡参加四清，白白浪费了几年光阴。但他在困难的情况下，仍与几位同志一起，从事研究，终于在一项课题，取得优异成绩，并得到奖项。
文革结束后，高教事业复兴，履铭调到杭州浙江工学院（现名浙江工业大学）任教，从此专门从事教学工作，带研究生。1998年退休后，还发挥余热，1999受聘为台州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系副主任，为之做了几年开创性工作，2003年3月受聘在浙江高教自动化研究所从事开发教学软件。正当还能再工作十多年的时候，就病逝了。英才难得，他的逝世，对社会是一损失。
纵观履铭的一生，他的工作和成就，自有他的单位和师生评说，我从我们家庭的角度来说，他孝敬父母长辈，尊重兄长，爱护弟妹，慈育下辈，他一生勤奋工作，忠诚宽厚待人。总之，履铭身上，具有中华民族的美德。
我一生坎坷，遗憾未能日常侍奉父母叔婶，父母临终我亲自送行，二婶病危时侍奉数日，生死是自然规律，晚辈送别长辈是正常的，而比我年轻的弟弟四人，相继先我逝世，悲情难掩。
履锵写于2004，10，31
附录：履铭追悼会上工作单位的悼词摘抄：
周履铭同志近四十年一直奋斗在科技和教育工作第一线，治学态度严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所承担的多项科研项目曾先后获全国科技大会奖、航空部科技成果二等奖、国防工业办重大改进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奖项。1983年调入浙江工业大学以来，开展了一系列研发项目，并先后获船舶总公司科技成果二等奖和全国计算机应用项目二等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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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悼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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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悼父母
父亲周彦和，1907年5月12日（四月初一）生，1987年1月3日（十二月初四）亡；母亲徐静梅1908年3月7日（二月初五）生，1997年2月13日（正月初七）亡。二人都出生于温州城内，也亡于温州城内。
温州是一个商贸城市，我家世代经商。我不知道曾祖辈之前是作何生意，只知道祖父辈兄弟三人，却在温州城开了三家钱庄，属于颇有经济实力的商贾。我的祖父在我出生前去世了，事业由我父亲继承。由于经营不佳，后来钱庄倒闭了。二房钱庄一直开到抗日战争时期，三房的钱庄到解放后才关闭。父亲没有置办房地产，只有流动资本，后来做过多种经营，经济起落不定。但总的说来，全家过着中等的生活水平。解放后成份定为工商业者，可既无工业也无店铺。到了老年，始终没有劳动保障。
母亲的祖父是一位老中医，并开一间中药铺。母亲不识字，我不知道她在娘家叫什么名字。（好像叫meichai，不知是哪二个字）她与我父亲结婚后，就用“少奶奶”等称呼了。自从育了我以后，我的名字就成为她的名字了。左邻右舍及亲友，都叫她“履锵妈”了。至于后来用的姓名“徐静梅”，似是国民党实行保甲制度时父亲给她临时起的，连她自己也不一定认可，也不被亲友所知。母亲只知育儿持家，为人随和，属于贤妻良母型的家庭妇女。
我的父母1949年后的生活是很艰难的。他们含辛茹苦供我和弟弟上大学，可是后来给他们带来不尽的苦难，我因参加托派而身陷囹圄，丝毫没有尽到为子赡养父母的责任。弟弟大学快毕业时，却中了“阳谋”被打成右派，也对家庭无所帮助，父母只能艰苦地渡生。直到后来，我和弟弟的情况稍有好转，父母才过上稍为安定的生活。
父母一生平庸地生活，平庸地逝去，现在就平庸地安息吧！
写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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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八七一年到哥达的统一代表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自一八七一年到哥达的统一代表大会
各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
两个派别的合并问题
一八七三年爱森纳赫的党代表大会
一八七四年新国会的第一次会议
台森多尔夫为联合开辟道路。联合的商谈
各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
在统治集团中，巴黎公社引起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极大恐慌。公社在一切具有社会主义运动的国家中得到了工人的同情，这种同情被看做是最讨厌的，并且使厌恶继续增强。再加上资产阶级和政府对于国际的力量所作的夸张的——姑且不说可笑的介绍。例如，巴黎公社虽然有法国银行的财力和巴黎各兵工厂贮存的弹药和武器可供支配，仍然说国际供给了公社二百万法郎、几千支枪、弹药等。此外，从九月初起，即从德国人势将包围巴黎时起，也就是还在资产阶级政府执政之下，就已实行全民武装了。在德国也有不少的响亮呼声要求对社会主义运动采取严厉的措施，这要是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们所乐于接受的。在这种情形下，加里波第的态度是十分公正的，他在给《罗马纽尔》编辑卡波雷拉（一八七一年八月）的一封信里写道，国际所代表的是社会中为少数特权者之故而受损害的多数部分。因此，她们必然拥护国际，如果说它的机构中有缺点，那就必须改善它。
虽然在这时期社会主义运动在奥地利无关重要，而且霍亨瓦特—沙夫莱内阁也没有显出要进行迫害的丝毫倾向，可是首相冯·博尹斯特伯爵仍应俾斯麦的邀请前往加斯泰因参加两国皇帝及其首相的会议，商讨取缔国际的办法。沙夫莱曾劝阻这个会议，但他与博尹斯特不睦，而且博尹斯特还想借此同他多年来的密切敌人会一次面，俾斯麦则为了将来的外交政策，希望通过一次会晤同他一八六六年的敌人接近一下。就众所周知的而言，这次关于国际所达成的协议是，首先要“研究”社会的局势。
但是在这期间，一个意大利的阿马调亲王做了西班牙国王，一八七二年二月初，他的政府在致列强的一个通电里发出呼救声，说国际努力违反人类的一切传统，消灭精神上的上帝，从生活中取消家庭和世袭制，并且通过它那可怕的组织形成莫大的危险。所以西班牙政府希望有一个大国来担任反对国际这件事。这个要求遭到了英国政府的冷遇。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勋爵复西班牙政府一封公文，这封公文打消了西班牙政府任何进一步行动的兴趣。他宣称，尽管国际是世界各地工人和职工会联络的中心，它在英国却主要仅限于给罢工事项提些建议。而且它的金钱也很少。根据英国现行法律，一切外国人都有绝对的权利到英国来居住，在居住期间，他们同英国的臣民一样受法律保护。他们只有犯了法，经过公开的诉讼程序，并有以公开审判手续提出的证据为佐证的判决，然后根据正式法院的宣判，才能予以惩罚。任何外国人，除非根据与外国所订互相引渡刑事犯的条约而加以遣送外，不能驱逐出境。最后格兰维尔说，直到现在还没有理由来修订有关外国人在英国居留的现行法律。
由于英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一切反对国际的国际协定都没有可能了。最后，国际于一八七二年九月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以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前者马克思，后者巴枯宁）之发生分裂而告结束，国际的这个结局也向最胆怯的政府指出，所害怕的危险暂时不会发生。并且国际把总委员会由伦敦迁往纽约，这证明它自己也认为它的改组是必要的。
既然这样没有对社会主义者进行国际迫害的希望，俾斯麦却更加努力坚持在德国通过特别法令来迫害工人运动。这见于一八七三年四月底他在上院的发言，在发言中他声明，对付国际党（他这样称呼我们）也要像对世界性的神甫党（中央党）一样，有用严厉的法令的必要。
这次宣布以后紧接着就是行动。一八七三年六月初，他提交国会一个出版法草案，其中第二十条这样说：“凡在印刷品中用破坏道德、法律意志或爱国热情的方式攻击家庭、所有权、普遍兵役义务或其他国家制度的原则者，或者是把法律上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描写为值得仿效的、有功绩或理当如此的行为，或者以危害公共治安的方式讨论公民社会关系者，均处以二年以下监禁或要塞拘留。凡借出版物进行德意志帝国刑法法典第一六六条（违反宗教罪）所规定的行为者，处以三个月以上到四年的监禁。按照第二十一条，定期刊物的负责编辑人应与当事人同罪。
这些凶恶的规定改变了刑法的主要实质，使那些有受刑之虞的问题不可能作任何科学的讨论，此外，对一切党派都可以运用，于是这些以及其他规定使国会多数派也都顾虑重重。法律草案被否决了。
但是俾斯麦认为他的出版法草案还不够。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又建议修改和加重工商业条例第一五三条，以往最多处罚三个月禁闭的情况，现在可以判处六个月，甚至一年。此外他还建议修改工商业例第一〇八条，根据新条款，业主和受他雇用的工人之间的争端应由劳资仲裁机构来决定，这机构的主席应由有关的联邦的最高司法监督机关选出，陪审员则通过区代表会议选举。因会期终了，法律草案没有解决。
次年继之而来的是破坏契约法草案和新的出版法草案，以及一八七五——一八七六年会期中的修改刑法法典的草案，最后是在一八七八年春季在暗杀事件以后的取缔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因为从一八七四年以来社会民主党通过它的代表又能在国会里发言，我还要更详细地叙述对于这个法案的处理。
两个派别的合并问题
一八七二年以来，对社会民主党两个派别所进行的迫害的性质，按说应该唤起它们对牢固团结和统一的要求。但是对于这点，暂时还感觉不出。在一八七二和一八七三年间，两派在报刊上的互相攻击，还较以往更加激烈，报刊上的声调也蔓延到集会上。当时因为除约尔克外，奥艾尔是我们最热心的很有影响的鼓动者，所以他俩特别尝到这种斗争方式的后果，尤其是奥艾尔在柏林作鼓动宣传时，他俩常常写信到胡伯图斯堡向我诉苦。不过奥艾尔还讲到特尔克的学生和特尔克分子。由于这些事情，奥艾尔有几次在党代表大会上一讨论到统一问题就采用严厉的声调，还有他在哥达统一代表大会上的态度，都得到了说明。但这并不妨碍他诚心愿意合并，既至合并在他的协助之下终于到来时，却再没有人能比他更加努力来调解在多年激烈斗争后必然存在的种种私人之间的对立。
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二到二十五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柏林代表会议上，第一次正式讨论了统一问题，在会上，早在全德织工会议上表现非常和解的会员哈尔姆，以爱北斐特同志们的名义建议“大会应当寻觅方法和途径，使德意志工人党的各派别统一起来”。这个建议在对我党进行强烈攻击之下遭到激烈的反对，最后决定转入议事日程。
※※※
一八七二年九月七日到十一日，社会民主工党在美因茨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莫特勒和瓦尔特希担任主席。来宾中有哈同（维也纳），他现在代表瑞士职工会。一八六九年，在维也纳叛国案开始时，也要把他逮捕起来，他却逃脱了。他在苏黎世多年，从事于瑞士的运动，后来引退，当了大木工场的主人，在苏黎世过着富翁的生活。哈同的亲密友人奥伯温德留在奥地利当《民意》报的编辑。对他发出的驱逐令撤销了。但是他现在在奥地利工人运动中所充当的角色越来越模棱两可，最后导向分裂。他并不经常居住在奥地利。在反社会党人时期，他住在巴黎，我们巴黎的党内同志怀疑他为普鲁士警察服务。他同党告别了。后来他回到德国担任《德累斯顿公报》（这是一个市政会的官报）的主编。一九一一年，奥伯温德辞职回到故乡兰河上的维尔堡。
我在叙述哈同时所以附带在这里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在我这个作品中屡次想到奥伯温德。安德阿斯·邵乌也是当时奥地利运动中的领导人之一，他同奥伯温德发生冲突，遭到严重迫害而逃亡国外，到英国去了。
在美因茨代表大会的五十一个代表中，年轻的卡尔·格利伦贝格第一次露面，当时他已在纽伦堡工人运动中初露头角，因而受到他在里面做钳工的那个克莱麦—科列特工厂的处分。
大会上也曾讨论了统一问题。首先是布伦诺·盖塞尔的一个长篇的建议，他严厉谴责《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对《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笔战。他要求《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立即停止笔战，这类事情只有经党委会批准才可以。这个建议被否决了。此外还讨论了三个全是拥护统一的建议。最后通过了下列建议，其他建议也因而解决了：
“全德工人联合会按照它的社会主义原则乃是社会民主工党唯一的天然同盟者；因此，代表大会向委员会建议，不断作新试探同全德工人联合会取得原则上的合作；此外应负责使所有不喜欢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基层组织持和解态度，《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应立即停止对垒德工人联合会及其领导人的任何论战，即使全德工人联合会方面有新的敌对行为，如果委员会不是例外地认为绝对需要作就事论事的答复，则仍以缄默作回答。”
此后不久，一八七二年九月二十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一篇以《给爱森纳赫党的工人的一句正经话》为题的文章，文中还是保持着老策略，对我们不称党的名宇，而且在党内制造工人与非工人之间的对立。文章中（《人民国家报》会一字不遗地加以转载）严厉指责《人民国家报》和个别党员不遵照美因茨决议而对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所谓攻击。在它那方面，经常只是站在自卫的地位，然而《人民国家报》却是攻击者。于是《人民国家报》在九月二十八日一篇以《一个答复》为题的文章里作了答复，文章署名“编辑部”，把每个批评都加以驳斥。这篇文章是李卜克内西和我在胡伯图斯堡起草后送到编辑部的，结尾说：“我们愿意从现在起对《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停止一切笔战，条件是：1．要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承认我们的党是一个社会民主政党，并且在提到它时，无论何时都要称呼它的正确的名字；2．要停止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攻击。
我们这方面仍按以往的常例声明说，1．我们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当作我们的党内同志，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全德工人联合会里某些人物长久抱着断然的怀疑，直至我们怀疑的原因得到明确的反证为止；2．我们声明，准备支持召开两派的共同代表大会来商谈如何统一分歧点的建议。即使统一以至合并还不可能，那么至少必须拟定一个共同纲领并规定共同行动（在选举，鼓动等的时候）的活动形式。应由一个双方平均选举出来的委员会来监视执行议定的各点。此外，我们希望设置一个由双方平举均选出的仲裁机构，以便调查和判断由两派的一方对他方各成员所提出的控诉。我们愿意指出，我们已把类似上述的建议一再向全德工人联合会成员暗地提出，而且他们也同意了。”
在美因茨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工党以极其郑重的形式正式表示了和解的心情；现在握住那只伸过来的手，并把和平给与德意志工人界，就落在全德工人联合会身上。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用毫无意义的词来答复这个建议。当后来不久拉萨尔派在柏林用暴力搅散我们党内同志的一个集会时，《人民国家报》对《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一篇形似宣战的文章，结语说：“必须使工人事业的公开叛徒不能为害。”
两派之间的斗争因此又燃烧起来，在两个主要报纸上互相攻击，并且双方互相控诉非常激烈，好像统一这件事较以往更加渺茫了。最后在一八七三年一月二十日的选举时，《新社会民主党人报》要求它的第十七萨克森选区的会员不要反对我的再度当选，这必须看做是两派在相互对待的态度上有了进步。
使我们这方面很不愉快的是，F.W.弗里茨舍原本在一八六九年在爱森纳赫参加建立社会民主工党的，现在忽然又倒向另一方面来反对我们。
在这次互相斗争中，驻在布勒斯劳的由盖塞尔领导的监察委员会认为应该申斥《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因为它擅自作了和解的建议，由此又引起了对《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斗争。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下次代表大会答复了监察委员会。
※※※
在那时进行的警察迫害方面，莱比锡警察局长企图使德国其他地方的同行相形见绌。他在解散狂和驱逐狂上又附加一道不准人们参加海牙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禁令，以违者处四个星期监禁为威胁。他也禁止支部发展成员和为国际募集款项。当后来赫普纳不顾禁令前往参加海牙大会时，遭到了所警告的命运。他被判处四个星期禁闭，并在次年春季根据这个处罚被逐出莱比锡，后来他在莱比锡周围地区屡次遭到同样的惩罚。而且因为他同党委会也有冲突，遂决定迁居布勒斯劳，在那里设立一个出版社。
赫普纳恼恨党委会，特别恼恨约尔克的担任党书记，他只看到了其中顽固的拉萨尔分子和党里的恶劣精神，致使他通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党看来是异常阴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切拉萨尔的东西都抱着过份的怀疑，所以赫普纳这个叙述就足以使恩格斯，同时以马克思的名义，写给李卜克内西一封劝告信。李卜克内西把信的内容通知我，我因此写给马克思下列的信：
“胡伯图斯堡，一八七三年五月十九日。
尊敬的朋友！
……自从上次写给您一封关于施韦泽的信以后，已经五年多了。这个人幸而垮台了，自从那时以来还有许多别的人也垮下来了。然而我们的党却大大兴隆起来，我希望再有五年，它能够达到发表重要意见的地步。赫普纳似乎向您和友人恩格斯把我们党的情况描写得非常暗淡，非常不正确。关于这我曾详尽地写信给友人恩格斯，他会通知您的。大致说来，我认为党的情况是完全令人满意的；所有缺点都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克服掉，当然也有必要保持适当的和气而不要强行争辩。我所以主张和气，是因为我深知，持异议的人也对党的利益怀着最大的好意和诚意。在这种情形下，我认为严厉对待意见分歧，从而激起分裂，是不正确的。但是请您不要认为，我们会因此把和气变成软弱，和气是有止境的；而且我们并不缺乏财力和权力来贯彻我们的意志……
李卜克内西希望您能把拉萨尔的著作当作一篇批判论文的对象，我也完全赞同。这样的文章是完全必要的，为了能达到必要的作用，必须是您而不是别人来发表它。这样的批判可以在各方面为德国的党铺平道路。
为了新版的《共产党宣言》，我同李卜克内西商谈过多次；但因考虑到末段，我们不能冒这个险。这件事会马上给我们套上个叛国的罪名。宣言固然当作文件印入莱比锡叛国案的册子中，也印制了几本单行本，但是这还不够，必须能够大力介绍和公开出售。这个文件再配上一篇合适的序，就会使许多人醒悟，它将证明拉萨尔派的建议是如何极没有价值。请您考虑一下这件事。
友谊的敬礼
您的倍倍尔。”
我给恩格斯的信的主要部分是：
“您上月十七日给李卜克内西一信的内容，我已知悉，因而奉上数行。赫普纳关于我们党的处境所说的显然是过甚其辞，而且特别把约尔克的影响和企图说得很坏。赫普纳这种举动，我不以为怪，他是一个非常正直忠诚的同志，但是容易动气，由于一系列的争执他对委员会而且特别对约尔克非常忿怒，认为他们坏到极点，所以措辞也极为严厉。”
于是我详详细细地分析赫普纳和约尔克为什么成为不可和解的对头，继续说道：
“约尔克除缺点外也确有优点，他十分热心地进行鼓动和按时催缴会费，这两件事是很必要的，而且是从一八七〇年的混乱时期（不伦瑞克委员会被捕）以来就陷入了紊乱状态。这里是他的领域，这方面他确是有功可述的。
第二点是我们对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的态度。如果您认为，我们可以不顾一切地进行，而不至于对党有严重的损害，那您将同赫普纳一样确实陷于错误了。对拉萨尔的崇拜必须连根拔掉，这我是完全同意的，对于拉萨尔的错误观点，也必须进行斗争，但要谨慎从事。您在那里对我们的情况不可能判断清楚，而且赫普纳也太不切实际。
请您不要忘记，拉萨尔的著作事实上（这是不容辩驳的）以其通俗的语言奠定了群众的社会主义观的基础。这些著作传播在德国，比任何其他社会主义作品要多十倍、二十倍，所以拉萨尔享有这样大的声望。这种声望，通过您已充分知道的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施韦泽等人的媒介，被提升为崇拜，虽则这种崇拜由于群众的健全情感和我们自己的活动，已经大大降低，而且天天在继续降低，可是如果以鲁莽的行动伤害这种感情，却是不明智的。
在我们自己的党内，对拉萨尔的崇拜差不多已经绝迹，但还有个别地方，例如莱茵区和西里西亚，这种崇拜仍有信徒，而特别我们不可太粗暴从事的是，以前哈茨费尔德阵营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很多任务人越来越同我们接近，并且部分已经加入我们方面。至于拉萨尔主义在德国会有一天再占上风，是绝不能设想的；所以我们任事物安然发展下去，哪里有打击这种特殊拉萨尔主义的机会，就在哪里打它一下。我认为，《人民国家报》一直就是这样做，如果约尔克和另外几个人为此发怒，那就随他们便吧。
如果友人马克思依照李卜克内西的愿望（我所完全同意的）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几篇持客观论调的文章，科学地证明拉萨尔的理论的错误和缺点，就会给拉萨尔崇拜一个致命的打击。马克思在经济学领域的学术权威，是确定无疑的，所以这样一篇著作会发生莫大的作用。请您协助我们，促请友人马克思为党做这一工作。
把以上所述简单扼要说来，事情是这样：约尔克的影响是不重要的，他本人绝没有危险性。拉萨尔主义在党内也很少传播，只是考虑到许多诚实的但被引入歧途的工人，在适当的对待下对我们是可靠的，所以要谨慎。
我希望在这次说明以后，您不再迟疑与《人民国家报》保持合作。引退（恩格斯曾以此为威胁）会是您所能做的最错误的事，这样一来您将给敌对分子一种它所绝对没有的重要性，而损害了党……
友谊的敬礼
您的倍倍尔。”
威廉·布洛斯代替赫普纳为主任编辑。布洛斯以前曾在南德意志充当很多民主报纸的编辑，后来做我们党报《佛尔特民主周报》的撰稿人，而该报的主要读者群众却在纽伦堡。布洛斯于一八七二年加入党和国际，代替被捕的科科斯基为《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的编辑，以后为《人民国家报》的编辑，李卜克内西被释放后，他于一八七四年秋季脱离《人民国家报》，以便依照李卜克内西的愿望受任美因茨的《南德意志人民之声》报的编辑。
在那些年代，对《人民国家报》的司法迫害非常厉害，经常有两个，有时三个责任编辑被捕入狱。我们的其他党报大半也与此相似，当时除了《人民国家报》外，还有《不伦瑞克人民之友》、《德累斯顿人民通讯》、《开姆尼茨自由新闻》、《克里米朝市民和农民之友》、《佛尔特民主周报》、《侯夫日报》美因茨的《南德意志人民之声》和《屠林吉亚人民通讯》等，都是党报。
那时的领导人物都或多或少和监狱结识过，很少例外。在萨克森，还加上由地方和由整个专区驱逐出境，被驱逐出境的人中间除莫斯特和赫普纳外，还有奥艾尔、达士诺、吕塞尔、穆特、吕特、乌佛特，后来还有麦克斯·凯塞尔。
一八七三年爱森纳赫的党代表大会
巴伐利亚在那时也在反动势力之列。党委会定于一八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起在纽伦堡召开党代表大会。七月三十一日，纽伦堡市的国王特派员援引巴伐利亚结社集会法第十七条禁止开会。并且召开代表大会亦恐违犯帝国刑法第一一〇、一三〇、一三一各条和第三六〇条第十一款。委员会立即改在爱森纳赫召开大会，所以对这个奇怪的禁令并未提起申诉。现在莱比锡的警察局长吕得尔以为不应该落在纽伦堡特派员之后。于是他也禁止参加爱森纳赫会议，违者处以四星期监禁。事实上由于这禁令，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莱比锡没有代表。
这次大会出席代表共七十一人，代表一百三十二个地方的党员九千二百二十四人。大会由盖布和莫特勒主持。在讨论过程中也曾提到梅明格的讨厌事件，这事件使纽伦堡—佛尔特的党员同志发生了许多年的分裂。站在梅明格方面的有格利伦贝格，反对他的是奥艾尔和勒文施太因。大会大多数议决，梅明格做于党有害的事犯了错误，他并且通过一系列的行动置身于党外。
关于统一问题的讨论，虽同样列入议程，但由于全德工人联合会五月间柏林代表会议所采取的态度而受到极不利的影响。在那次代表会议上，弗罗梅、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和其他发言人都坚决反对要求统一的建议。最后以全体对三票通过了李希特尔（王兹贝克）的一个由特尔克、哈尔姆（爱北斐特）、达斯巴赫（哈瑙）连署的建议，建议说：
“鉴于：1．所谓‘社会民主工党’本来是在一八六八年纽伦堡的舒尔釆—德里奇的工人教育协会联合大会和一八六九年爱森纳赫的代表大会上创立的，其目的只是想通过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之外再创立第二个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党派，它提出一个好像在政治上更为革命的纲领，以便吸引工人并由此导致德国工人的分裂，来破坏德国的工人运动；
鉴于：2．冯·施韦泽先生现在同所谓‘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们的合作是共同搞垮和消灭全德工人联合会这个组织的最确实的证据，消灭全德工人联合会是社会民主工党领袖们的主要目的，他们为了这个目的不惜同那些真正无疑的反动分子相勾结；
鉴于：3．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组织和策略是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纲领和组织完全不兼容的；
所以大会同意今年一月五日全德工人联合会理事会的决议，决议是：
考虑到对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在原则方面和形式方面都绝对没有理由为了同爱森纳赫党合并而改变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
还考虑到，那个党的成员原可以任意按照全德工人联合会章程来参加联合会，联合会正是通过它的强有力的组织以及显然多得多的会员人数提供了团结工人的最好基础，
所以理事会把爱森纳赫党的所谓统一建议搁置不谈而按议事日程进行讨论。”
代表大会收到一批有关统一问题的建议，其中一部分赞成统一，一部分反对统一，一部分想在一定条件下在当前的国会选举中支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候选人。
在辩论中奥艾尔也发了言。他说：根据以往经验，我们的党已不值得再与全德工人联合会妥协。布洛斯也表示同样意见，他更进一步要求，也不要同人民党妥协，该党在相反的情况下不同意其成员投工人候选人的票。最后奥艾尔为了阿尔伯特（格劳绍）的建议撤回柏林的建议，阿尔伯特的建议是：
“社会民主党把国会选举只看做是鼓动手段和宣传党的原则的考验，拒绝同任何其他党派合作。”
这个建议连同隆斯多夫的同志们的建议一起被通过了，后者是：
“因为我党方面已经采取了使整个德意志社会民主党统一的步骤，而全德工人联合会今年的代表会议却几乎全体一致地拒绝统一，所以代表大会声明，同上述党派，不管是为了党的统一或是为了选举，不再作任何尝试了。”
后来当我们党内同志依照这个决议在阿尔托那提出我来对哈森克莱维尔为国会选举的候选人的时候，《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却诉起苦来，奥艾尔由德累斯顿写一篇登在第一二三期《人民国家报》上的通讯嘲笑它，结尾说：“我在结尾提一句格言，请哈色耳马拉先生和稻草人哈森克莱维尔加以考虑：先做后想，招来祸殃。”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如何进行笔战。
关于一八七四年一月十日的选举结果，我已经报道了。那时我们这方面用多少金钱参加国会选举，也许是人所关心的。党在整个德国的支出达一千三百塔勒。萨克森邦委员会为了在萨克森选我们候选人的九万一千票花费了七百八十塔勒。莱比锡市和郊区的选举，包括莱比锡郊区复选在内，用去了七百三十三塔勒，开姆尼茨选举用去了三百四十五塔勒，夫赖堡—奥德朗（盖布的选区）用去了一百六十五塔勒，司透耳堡—什内堡（李卜克内西的选区）用去了三百五十塔勒。这些数目较之今日为同样用途所付出的费用可谓微乎其微。可是那时与现在却有不同。如今党员同志捐款较多，而选举工作也有报酬。往昔党内同志捐钱较少（因为他们所有不多，并且比今日人数也少），但是他们从事选举工作，多半是没有报酬的。在当时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个别同志必须拿出平均比如今大得多的个人牺牲。当然不可忽视，现今在德国敌人所进行的选举鼓动比从前规模尤其完全不同，因此我方就需要更大的努力和更多的用费。
一八七四年新国会的第一次会议
会议于一八七四年二月间开幕。我们的代表向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建议组成一个议会党团。他们拒绝了这个建议。反之，双方同意在提出建议时互相支持，并且力求在报纸上和集会上双方不再互相攻击。这固然不算多，但其他的也必会随之而来。双方有相当多的党员同志已渐渐厌倦了这种只对敌人有利的互相攻击，他们希望，即使统一还不可能，也要就共同行动达成一个协议。
在我们党内，人们不满意于当选的代表们在国会中的态度。人们认为他们发言太少而且讲话不够尖锐。这种愤懑也屡次表现在党报上。这次会期在李卜克内西被释放后不久即行结束，所以他没有出席会议。我接到各方面写来的信件，控诉国会中的同志们所持的态度。这样，我在会期结束后写信给罗伯特·施维舍尔（他在迁居柏林后任《小说报》编辑，因而不能参加公开政治活动）说，社会民主党议员的态度普遍令人失望。在选举得到辉煌结果以后，人们期望有另一种态度。党却没有促进这种态度。《开姆尼茨自由新闻》的发行人吕伯诺写信给我说：“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在国会中巧妙地胜过了我们的同志。因此我们的人大为忿怒。”议员们自己则十分抱怨议长在通知发言时偏向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这种意见也有几分真实。傅尔肯贝克代替辛森的职位，这个人，如我上文所述，是国会中历来最不公平的议长了。使他这种偏袒更加方便的，是取消发言名单，以便尽量阻止社会民主党议员发言。从现在起，议员们必须用暗号先向议长表示要发言，差不多像小学生在学校里对教师表示自己能够回答问题所做的那样。因此，对于这种发言要求看见与否，议长愿否注意和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个要求，都凭议长任意安排。傅尔肯贝克肆无忌惮地利用他的职权。因此，后来温德荷斯特和他的朋友建议恢复发言名单。我们这方面的瓦尔特希为这个建议发言，却被驳回了。于是莫斯特在会期结束前不久在国会中公开检举议长的不公。他虽曾多次要求发言却只得到一次发言机会。这对他好像是一个报复行为。莫斯特在会议开始时，在往柏林以前，错误地在他担任编辑的《开姆尼茨自由新闻》上发表了一篇类似对国会的宣战书的文章，宣布将对国会作白刃战。他现在显然自食其果。他能作的唯一发言是关于种痘条例草案，这个发言又失败了。他结束这个短短发言时说：“目前我们要求公共浴室，在我们得到这个以后，我们也就得到标准工作日制了。”无怪莫斯特嘴里的这个结语，引起敌人的大笑。
但是从这次会议起，还有另外一件受傅尔肯贝克支持的以后越来越厉害的不法行为。有一个民族自由党人，希尔特堡豪森的议员，名叫瓦兰丁，曾以律师为业，他经常准备提出讨论终结的建议。傅尔肯贝克只要想结束辩论，他就给瓦兰丁一个约定的信号，瓦兰丁就顺从地提出讨论终结的建议，于是多数派——民族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就像奉命一样服从这个建议。这种打断发言的方法在国会中被称为：想发言的议员“被瓦兰丁了”，这就是说，精神上被斩首了。这种胡闹最后竟发展到把瓦兰丁的终止讨论的建议在办公室预先准备好，由议长随意使用。瓦兰丁的这种活动博得他的党团的敬意，如国会里所传说的，在他的生日他们送给他一小箱印出的讨论终结建议。
还有可以表示国会当时情况的是，议员邦伯格尔竟敢称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为受容忍的客人，人们可以不许他们有当家作主的权利。还有卑鄙的表现，即李卜克内西和我在监禁期间，每当点名表决时总是在名单上注上“未赦免”字样，这种胡闹行为直到瓦尔特希在公开会议中提出强硬的控诉才告结束。
在国会所讨论的议案中，有许多是特别重要的。有一个新的军事法案要求把现役人数提高到四十万零一千人以上（期限一年的志愿兵还不计在内），而且服役期限为七年。当时自由党人包括民族自由党人在内，对于反对规定为这许多年，还觉得有宪法上的顾虑。辩论十分激烈，但是最后俾斯麦以辞职相威胁，于是民族自由党人屈服了，接受了这个法案。在第一读时哈森克莱维尔发言，在第三读总辩论时莫特勒发言。二人都要求成立国民军。在这次辩论中毛奇曾为议案作辩护，后来常引用他所说的话：
“我们用武器在年中所争得的东西，我们就要在半个世纪内用武器来保卫它，以免它再被夺去。在这点上，我的先生们，我们不可陷于错误：自从我们战胜以来，我们到处赢得尊敬，而没有一处赢得热爱。”
我们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所屡次预言的话由此证实了。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的后果，即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在欧洲造成越来越紧张的局面，给俄国造成了优势地位，并且不断引起新的扩军备战。对于我们关于国民军的建议，毛奇说：“我的先生们！枪支发出去容易，但是再收回就困难了！”（大笑。）
议员马林克罗特建议服役期限二年，瓦尔特希表示赞成，盖布反对，莫斯特和莫特勒弃权。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和莱迈尔提议，准许五十四万人服役两个月，一万八千人再继续十个月，此外并实行十四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受军事训练。这个建议只有提案人投票赞成。对于这些表决社会民主党议员的活动并不突出。
第二个对工人阶级重要的议案是工商业条例的修正案，这是把上次会期的议案在形式上略加改变又拿出来了。这一次人们勉强同意把第一五三条订得更加严厉，即违犯该条款者以往最多处三个月的监禁，今后则改为六个月以下的监禁。但是，在新的第一五三条甲款里却建议，破坏合约者处以一五〇马克以下的罚金或禁闭。在滥设公司时期，常因破坏合约而发生罢工，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因为减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以及不遵守议定的停工通知期限而举行自卫性罢工，这些罢工使企业家极为愤慨。企业家向联邦政府和国会掀起请愿的风潮，以期达到对违背合约者处以刑事处分的目的。联邦政府以第一五三条甲款的提案应允了这个要求。此外还有以往已经提出的有关工商仲裁机构的条例再度提出，不过略加修改，即高级管理机关可以决定陪审员的选举是否应由参与的工人和雇主来举行。哈赛尔曼对于这个法律草案有个很好的发言。我们这方面派莫特勒参加委员会，但是他没有参加讨论，只作个沉默的旁听者，因而各方面对他都很不满。委员会删去了违背合约的条款，同样拒绝了加重第一五三条；此外并决议，工商仲裁机构的陪审员只能通过利害关系人的普遍选举来产生。但这个草案在全体会议中没有讨论完。国会的多数派方面暂时还不倾向于订立特别规定或加重现行法令
第三个重要议案是出版法草案。在这个草案里包含有去年的第二十条的下列条文：
“凡是借印刷品把不服从法律或违犯法律说成是允许的事情或者是有功的事情的人，处以二年以下徒刑或监禁。凡是借印刷品从事德意志帝国刑法第一六六条所规定的行为的人，处以三个月到四年的徒刑。”
哈赛尔曼对这草案也作了一个好的发言，除他以外还有盖布发言。草案的第二十条在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被否决了。此外，该法令取消保证金并禁止现行的报纸印花税和广告税。该法令实际上只改善了普鲁士、不伦瑞克和两个梅克林堡历来的情况，而对于萨克森、中德意志和南德意志各邦却造成了种种恶化，一部分是严重的恶化，所以该法令是否被接受，起初还是疑问。这里也同帝国一切其他重要法令一样，改善总有恶化与之对立；一个对于大家都意味着基本改善的政治法令，国会是提不出的，它总是对政府压力、即对一切反动事物的代言人普鲁士让步。
应该提一下，在会期开始时又提出了在会议期间把我暂释的建议，但结果还和以往一样是否定的。赞成建议的发言人是瓦尔特希和哈森克莱维尔。进步党认为提出也无济于事，所以拒绝支持这项建议。
※※※
社会民主党的两派在国会中讨论问题时常常不得不共同合作，这事实对于所有希望两派合并的人们是一股促进协商的新推动力。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到六月五日的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向这里迈出了第一步。F.W.弗里茨舍、哈尔特曼（汉堡）、迈斯特（汉诺威）等人提出建议，要声明：“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认为德国一切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必须联合起来，以便达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后目的，并提议为了给这样的联合开辟道路，他们在一切公开集会上以及在党报上不要再互相斗争和敌对。关于联合的确定建议，在爱森纳赫派代表大会确实表示它也真诚追求联合之前，还不能提出讨论。”
这个建议固然经过长时间辩论后以五十对十九票被否决了，但辩论显然是以与从前谈这类事情时大不相同的情调进行的。
社会民主工党在下月，即六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在科堡举行代表大会，李卜克内西自一八七一年以来第一次又出席党代表大会了。联合问题在这里也拿来讨论，并提出了各种建议。盖布以常务委员会名义所作的报告中对这事就已经说：“如果我们最后还要叙述一下我们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态度，那么我们的叙述只须确认，自从国会选举以来，旧恨就在动摇中。对此大有裨益的事实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现在被人从上面用与衡量我党的标准相同的标准来衡量它。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态度实际上还是保守的，从它的代表大会上所提出关于联合的建议在六十九个代表中只有十九票赞成而被否决，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我们要相应地保留，首先要注意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根本态度，因为由此可以为我们的联合策略的准则找出个基本的、即使不是最基本的时机。”在后来继续讨论关于联合建议时，奥艾尔也讲了话，他对这问题态度仍然冷淡，以悲观的口吻说：总的说来，我们大家都赞成联合，但是双方在原则上的分歧还很关重要的时候，真正的联合是不可着想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这方面所显示给我们的希望很小，这表现在它最近的决议中，仍按宗派自称为“拉萨尔派”。我们对和解的梦想直到现在没有多大益处。达成联合的唯一方法是：加强我们的力量使拉萨尔派感觉到我们的力量。我们仍站在二年前在《人民国家报》上公布的联合方案的立场。（参看三八八——三九〇页。）为了讨论联合问题，可以召开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伯恩施坦对于这个问题比奥艾尔乐观。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已有许多会员赞成联合。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经过证实了他的理解。他说，为了求得谅解，他也赞成召开代表大会。李卜克内西在一个较长演说中说，即使合并最近还不可能，也必须为联合而努力，随后合并会自己到来，台森多尔夫先生和事实的逻辑会照管此事，如果领导者不一起来照管，就会不顾领导者而来照管这件事。莫特勒报告了关于以哈森克莱维尔和哈赛尔曼为一方而以我们的代表为另一方在柏林举行的会谈的情况。哈森克莱维尔和哈赛尔曼曾宣称，因为全德工人联合会是个绝对较好的组织，所以合并是不可考虑的。但对于在报刊和集会上和睦地并肩行进双方却是同意了。最后以绝大多数通过了盖布的一个建议，建议说道：
“代表大会声明，它倾向于两个德意志工人党派的联合。至于这种联合的方式则有待于下次会议由委员会和党的国会议员方面提出建议。此外大会转而讨论议事日程。”
※※※
在科堡代表大会上也曾对一事发生热烈的辩论，即有些党员同志常常以不合时宜的热心在较大地区创立财政不甚可靠的地方报纸，然后使党十分为难，因为从此以后只得不计任何代价把这种报纸维持下去。大家知道，直到最近还屡次发出怨言。有不少的这类报纸只准以维持，而给党的领导造成严重的忧虑。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有些报纸被打垮，这对一方和他方可以说都是好事；它们至少是在战场上对优势敌人作斗争而光荣牺牲的。
科堡代表大会也曾讨论修改纲领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提出了一批建议，其中也有白拉克的建议。科科斯基—格利伦贝格及其伙伴的一个建议说，大会承认纲领需要修改，但考虑到问题在目前还不成熟，所以把修改纲领延至下次代表大会办理。这个建议在长久辩论后被通过了。纲领的修改应在报刊上提出讨论。
此外还举办些公开演讲，其中有李卜克内西和莫特勒讲的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地位，约尔克和格利伦贝格的关于工业和乡村的工人问题。格利伦贝格讲后面一个题目，作了一个对于这个问题富于启发性的好演说。
台森多尔夫为联合开辟道路。联合的商谈
盖布和李卜克内西说得有理，由于全德工人联合会现在遭到由上面来的同对我们一样的待遇，这就促使他们倾向于同我们合并。一八七三年夏季，检察官台森多尔夫由马格德堡被调到柏林市法院，成为这种迫害最重要的实行者。他在柏林市法院的第七庭中遇到该庭庭长赖希，陪审法官冯·欧索夫斯基和基尔式这三个意气相投的人，他们对于他的“救国热情”在各方面与以支持，在长久年代里在对很多党员同志的案件中成为真正的血腥法官。
台森多尔夫在马格德堡已经获得社会主义者的凶手的称号，其结果当然是，他所迫害的和痛恨的党，每次受到他所进行的打击之后就更强盛、更有力了。他是我们这个具有大量图名求利的时代中最恶劣的一个。早在一八七一年，台森多尔夫因为在我们的叛国案中没有插上嘴，就显得那么懊丧。这有下面一件事作证明，我把这件事叙述得详细些，因为它把这个最狂热的社会主义者的死敌暴露得很清楚。当我们被关在牢里不能自卫的时候，《马格德堡报》曾在莱比锡的通讯中屡次对我们肆意谩骂。随后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在苏黎世一个由侨居该地的德国人假座当地音乐厅举行的庆祝胜利大会上，发生了巨大的骚乱，据《马格德堡报》的莱比锡通讯说，我们是那次骚乱的策动人，而我们苏黎世的党员同志是执行者。附带说明一下，后来法庭确认我们苏黎世的党员同志同那个暴动毫无关系。因此，我们的律师奥托·夫赖塔格在马格德堡市法院和地方法院对《马格徳堡报》提出了刑事诉讼。使他吃惊不小的是，检察官台森多尔夫在一篇长文中说明他拒绝由官方来控诉《马格德堡报》。他在文中还对我们的一切行为作了冗长而讨厌的政治性的研讨。夫赖塔格答复说，他从来没有想央求普鲁士王室的检察署来援助我们，这有他的刑事诉讼呈文可资证明。此外他应该把台森多尔夫干涉与他无关的政治事件认为是越权的行为而加以驳斥。一个月后，台森多尔夫又写信给夫赖塔格重提这件事，在信中他轻率地承认，他直到现在还在空等着《人民国家报》发表他的信件。如果是顾虑到他本人而未发表，那他愿意奉告，这是用不着顾虑的。夫赖塔格于四月二十八日给他一封尖刻的回信结尾的几句话是：
“您在当前事件中的整个态度给我证明了，即使您对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先生的那种苛刻行动没有大肆公开宣传，您也可以荣任普鲁士王室的检察官和警官了。您可能另找路子去印您那个信件吧。”
台森多尔夫发迹了。他后来升任莱比锡最高法院的检察长。但他没有能实现他那作普鲁士司法部长的希望和欲望就死了。当时在比莱菲尔特另外还有一个热衷利禄的检察官，在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竟公开警告居民订阅《人民国家报》。这是无耻之尤。
台森多尔夫充分符合他的上司，特别是俾斯麦所寄与他的期望。此后几年内在柏林经他的建议而在臭名远扬的第七庭判刑的人为数甚众，而且判决越来越严峻残酷。但是我党同志的反抗也与迫害同时增长，如果台森多尔夫和第七庭的法官在临终时诚实地清算一下他们的行为，他们一定会说：我们是徒劳无功的；我们毁灭了无数生灵，破坏了许多家庭的幸福，并且以严酷的判刑摧残了许多人的生命，但是我们原想控制的运动，却把我们控制了。我们是失败者。我们想消灭的那些人依然是胜利者。
一八七四年，莫斯特在柏林因为关于巴黎公社的讲话被上述法庭判处一年半的监禁。柏林最好的组织者排字工人汉士同志，因为排印一首诗而被判一年监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A.卡培尔被判九个月，但被高等法院减为三个月。弗罗梅也是被判九个月而高等法院减为六个月。大批其他同志也被处以同样重的，一部分还更重的处罚，这些案件所涉及的几乎全是些起诉无效的事情，如果在其他法院，不过处以几个星期的监禁或者罚款而已。在某些集团里，神经过敏症有加无已。一八七四年，整个普鲁士在一百零四个案件中有八十七个拉萨尔分子共被判监禁二百一十一个月又三星期。在萨克森也与此相仿，判决也越来越严酷。以往论月就够了，现在论年来处罚。我们党的人在被判罪者中占主要份额。
与司法判刑同时进行的是警察的制裁和解散。柏林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六月底被警察封闭。以后当该会主席哈森克莱维尔把会址移到不来梅时，他因为违犯结社法，被判监禁两个月。此外，在柏林遭解散的还有社会民主工党的支部、劳动妇女协会、全德鞋匠协会、全德细木工协会和全德泥水匠协会。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警察仿效他们柏林同事的榜样，也解散了那里现有的大多数工人组织。还有汉诺威、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和其他地区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以及社会民主工党的各支部都遭到警察解散。萨克森和巴伐利亚也不落在普鲁士之后。所以在慕尼黑、纽伦堡、艾尔郎根、侯夫的工人组织也都垮了台。同时，在慕尼黑有一系列的工会组织也被解散了，其中有全德裁缝协会，画匠、油漆匠和镀金匠工会，全德五金工人协会和全德木匠协会。
所有这些事情都大有助于使甚至最反对的分子明白，面对着这种对两派毫无差别地施行的强暴惩罚，只有合并才能提高反抗力量。
因此，一八七四年十月十一日，李卜克内西写给我一封寄往兹维考地方监狱的信，信里说：
“昨天特尔克在这里；他想同我们合并。弗里茨舍今天给我来的信意思相同。根据弗里茨舍说，莱迈尔和哈赛尔曼也愿意，至少是联合起来；合并还不可能。余容面谈——国会开幕前八天我来拜访你。只说这些！可以确定的是，全德组织要完全解散；特尔克（同他的会晤妙极了）后悔地承认，神圣的组织没有表现它的优点……我们的不愿立即在十一月十五日召开联合会议，使他大失所望，而我又说明，我们不可能再退回到拉萨尔纲领，即使是改革了的纲领也不行，这使他更加失望。特尔克认为，根本用不着提到拉萨尔的名字，总之，拉萨尔崇拜纯粹出于策略性的原因，云云。特尔克的前来，是受了哈森克莱维尔（他在蔡茨）的委托，并且取得沃德的同意的。这是一派——另一派是哈赛尔曼—莱迈尔。两派之间的所谓公正人是弗里茨舍。特尔克非常痛恨哈赛尔曼。当我问起，哈赛尔曼是否对他——特尔克的措施同意，他回答说：不同意，但他必须同意！当我又反驳他说：如果你们反对掌握着《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哈赛尔曼，那你们就会被毁灭，像当年施韦泽对付反对派一样。但特尔克回答说：哈赛尔曼不能有所作为，报纸在法律上的所有者是哈森克莱维尔。”
李卜克内西还写道，他向特尔克解释说，我们在莱比锡不能作决定，他应先到党理事会所在的汉堡，在那里同盖布、奥艾尔等进行商谈。在圣诞节以前召开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而且必须先举行一次讨论会，人们还是必须谨慎从事。“合并还不能考虑”，李卜克内西结尾时写道；但是已经开了端，事情就会继续进行下去。
在汉堡大家一致建议，双方以相等人数组成一个委员会，讨论联合的条件并拟订提案。这个为联合的努力在我们党内一为人所知，就受到普遍的欢迎。当窦曹尔同志（兹维考）十月十五日给我一封寄到监狱里的信说，他听说正在进行关于合并的协商，我回信说：这我已知道。我很高兴，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人们现在向我们靠拢，并且为和解而伸出了手。如果他（窦曹尔）得到的消息是李卜克内西“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建议，那是传闻失实了，李卜克内西在汉堡的行动显然与此相反。李卜克内西和我对这个和平建议是以满意的心情予以欢迎的。“历时八年的斗争费去了我一大部分精力、许多时间和其他牺牲。好了，这个斗争要一劳永逸地胜利结束了。
关于哈赛尔曼和莱迈尔的鼓动，一八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特尔克由伊塞陇写信给理事会委员沃德（他在哈森克莱维尔服刑期间担任联合会副主席），信里面说道：
“据《人民国家报》的通告来看，‘爱森纳赫派’正在轻快地进行联合计划的商谈。如果我们不愿被他们赶过去，那么，我们也必须作最勤奋的活动，同时还要顾到哈赛尔曼和莱迈尔两位先生的反感。特别请你注意的是，哈赛尔曼和莱迈尔通过他们在第一一九期《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讲话公然说出了他们的意图，要想毫不顾联合会的领导而完全自由地进行鼓动；对于这些先生们似乎根本没有副主席存在。
因此，从各方面看来，迅速协商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认为必须按下列方式进行：
1．因为按照哈森克莱维尔的看法，既不能由他，也不能由你或者由理事会委员在这事件上采取正式的步骤，又因为人们到处在等待着我的旅行结果的消息，所以我在我们方面为了召集联席委员会会议作些通讯工作，直到委员会开幕为止，是有好处的……
2．为了使某些反鼓动不生危害，我必须迅速在乌培尔河谷召开一个莱因区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全权代表会议……”
然后特尔克也为包括卡塞尔在内的南方作出同样的建议并且自请到法兰克福、欧芬巴赫、哈瑙和卡塞尔去一趟。他在信中接着说：
“哈赛尔曼以昨天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社论，特别是社论结尾的话，已开始了他的反对代表会议的鼓动。”
特尔克在信的末尾请求立刻不倦地行动起来。
哈森克莱维尔赞成特尔克的办法，可是他同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几个人在蔡茨监狱中的一次谈话议妥，等到他十二月初释放以后再作下一步的行动。于是双方代表为了讨论此后的步骤在柏林会晤了。在那里商定，每方推选数目相同的会员，并各拟好自己方面关于纲领和组织的建议。而后双方代表相会，根据这两个草案再拟订一个草案，呈交代表大会作为商讨的基础。
哈森克莱维尔给他那协会成员的通告进一步公开了正在进行的合并努力的最初消息，这个通告是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并由《人民国家报》加以转载。他在通告中说，当他知道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大多数会员赞成合并以后，就同也怀着合并愿望的社会民主工党进行谈判。拉萨尔派希望把拉萨尔的观点和要求纳入共同纲领，并且创设一个统一的严格的组织，这可以考虑，但是不宜轻率讨论，这一点双方代表是一致的。
合并的消息第一次向群众宣布是在柏林。在这个集会上有七个被释放的国会议员出席。大会上一致通过了一个关于联合的决议，还决定把会议经过通知在普略曾湖的莫斯特和在兹维考的我。
第二次联合运动是在汉堡约尔克安葬的时候，前面已经报道过，他是在一八七五年一月一日夜间亡故的。两派共五千人拿着二十面旗帜，跟在这个既为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后来又为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之一，而且全心全意地为运动服务的人的灵柩后面。
一月十九日，爱德华·伯恩施坦给我一封信，在信里他道歉，因为他身为在柏林举行的民众大会的秘书并受委托向莫斯特和我传达大会最诚挚的同情，到如今才履行职务：
“我不知道您对于联合如何想法，但我相信，有一点我们大家是同意的，即这种关于联合的思想要尽可能长期坚持下去。我决不作幻想，但我知道，就是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中，对于联合的需要也是很大的。可惜那些人都是顽固不化的拉萨尔分子，所以关于这方面我们必须有所让步。”
规定的委员会由双方各八人组成。拉萨尔派委任了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R.和O.卡培尔、沃德、赖因德斯、哈尔特曼和瓦尔特，爱森纳赫派委任了奥艾尔、伯恩施坦、鲍克（哥达）、盖布、李卜克内西、莫特勒、拉姆和瓦尔特希。以后，一八七五年二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委员会在哥达开会，以便把两个非常分歧的纲领和组织草案打成一片。这个工作很不容易，最后指定由盖布、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和李卜克内西组成起草委员会。后来该委员会宣称，参与者对于工作结果完全满意。但在党内并非处处如此。当三月五日李卜克内西把纲领草案给我送到监狱来并附带说，更进一步是办不到了，这对我好像是个晴天霹雳。我必须顺便说明，李卜克内西虽曾允诺来看我，可是并没有来，而且他和莫特勒都不认为值得把有关谈判的任何消息通知我，这已使我有几个星期非常激动，愤怒万分。我认为可以期待会告诉我的。现在我坐下米，写了一封长达数页的、非常刺激的信，在信里我尖锐地批判了纲领并且另外草拟了一个确实过于冗长的详细的对案。我又一次证实了，与外界隔离后是多么有利于空想。李卜克内西请我原谅他没有来访我和同我商谈。不过他的工作太忙，此外他还说，在一个官吏监视之下谈论棘手事件不是愉快的事情。这是对的。但是，当一个囚犯知道外面在谈判抓住了他的全部思想和感觉的事件，纵然发言受限制，他还是渴望来一次发言。李卜克内西把我的信给汉堡的党委会，在那里这封信当然也被拒绝接受。即使我最后放弃了自己的建议，我对纲领草案的不满并未因而消除。除我以外，白拉克也激烈反对这个草案。当他祝贺我四月一日毕竟出狱时，他非常激昂地表示反对这个纲领。白拉克在最近几年也不得不保持一定程度的谨慎。他因不断害病，曾屡次实行易地疗养。另一方面，营业关系（他是他父亲的商店的负责人，而且因为创设一个印刷和出版企业，财务上的负担很重，只有谨慎从事，才能避免严重的损失）迫使他不能参加党的许多重要事情。结果是白拉克不属于合并委员会，令人很是遗憾。他告诉我，他给盖布写的信会提到，纲领第三部分简直是荒谬的。拿这种胡言乱语传染党员同志，而把反对意见排斥出党，党员资格也以对此同意与否而定等等，这是可耻的。我们之间展开了书信往还，白拉克在四月十九日写信给我说：
“这一次要由我这方面请求原谅了。可是我也这样没有时间，而且必须承认，草案的第三部分使我非常扫兴，所以不乐于对这件事勉强挤出一个钟头的时间。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这个草案是无法修改的，必须另拟一个全新的草案；我现在很愿意同你在马格德堡会晤，但恐不能拟出草案，哪里有时间呢？”
最后他认为，我们既没有时间来彻底讨论，而且谁都没有时间来草拟一个草案，所以应当把委员会的草案通过批判尽可能加以改动之后，接受它作为临时纲领。对于我拟的草案的详细节目他也表示不同意，认为这应该归在一本小册子里。除我之外，白拉克为了纲领草案也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因而引起马克思写出他那著名的批判，发表在《新时代》第九卷三八五页上。
我因此在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给恩格斯的一封私人信件中间道：“您和马克思对于联合问题意见如何？我不能作充分有效的判断，因为我一概不知，我仅晓得报纸上的报道。我急欲在我四月一日出狱时听到和看到事情的情况究竟怎样！”恩格斯给我的回信如下：
“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二十八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已经接到您二月二十三日的来信，并且为您身体这样健康而高兴。
您问我，我们对合并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可惜我们的处境和您完全一样。无论是李卜克内西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给我们一点消息，因此，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所登载的那些，而直到大约八天前收到纲领草案时为止，报纸上并没有登载什么。这个草案的确使我们吃惊不小。
我们党经常地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共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维尔们、哈赛尔曼们和特尔克们的无礼拒绝，因而就连每个小孩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来谋求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就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不能利用我们的党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我们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能否达到合并，这取决于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基本上接受一八六九年的爱森纳赫纲领或这个纲领的和目前情况相适应的修正版。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即使不完全放弃国家帮助这剂救世灵药，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附属的过渡措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要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第一，接受了拉萨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说法：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的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例如，在像巴黎公社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一个不仅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了国家和社会，而且继它之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已经彻底完成了这种改造的国家里。拿德国来说，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属于这反动的一帮，那么，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同他们，同人民党携手合作了这许多年？《人民国家报》怎么能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中吸取自己的几乎全部的政治内容呢？怎么能在这个纲领中列人了整整七项简直逐字逐句同人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相符合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项政治要求，即一到五和一到二，这七项要求中没有一项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1]。
第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在目前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抛弃，而且是被五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极其光荣地实行这原则的人们所抛弃。德国工人之所以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真正国际主义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能做得这样好。现在，在国外，当各国政府极力镇压在某一个组织内实现这一原则的任何企图而各国工人到处都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他们却打算抛弃这个原则！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至不是对欧洲工人在今后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共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对未来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是对和平同盟中的资产者的‘欧洲联邦’的希望！
当然根本没有必要谈国际本身。但是，至少不应当比一八六九年的纲领后退一步，而大体上应当这样说：虽然德国工人党首先是在它所处的国境之内进行活动（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但是它意识到自己和各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并且经常准备着，像过去一样地继续履行由这种团结一致而带来的义务。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一部分，这种义务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在罢工时进行援助并阻止工贼活动，设法使德国工人通过党的机关报刊了解国外的运动的情况，进行反对迫于目前的或正在爆发的王朝战争的宣传，在这种战争期间实行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所模范地实行过的策略等等。
第三，我们的人已经让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而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工人总是太多了（这就是拉萨尔的论据）。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是非常复杂的，随着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面是很有弹性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像拉萨尔所想象的那样用三言两语来了结。拉萨尔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的马尔萨斯式的论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读本》第五页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的这一论据已被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一篇中驳斥得淋漓尽致了。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那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论点和它的一个错误的论据。
第四，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这是在白拉克非常出色地揭露出这个要求毫无用处之后，在我们党的几乎所有的、甚至全部的发言者在同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不得不起来反对这种‘国家帮助’之后提出来的！我们党是不能比这更自卑自贱了。国际主义竟降低到阿曼特·戈克的水平，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而毕舍提出这个要求来对付社会主义者，是为了夺取他们的阵地！
拉萨尔的‘国家帮助’至多也只是为达到目的而实行的许多措施中的一个，而纲领草案却用软弱无力的词句表述这个目的：‘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好像我们还有一个在理论上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似的！所以，如果说：‘德国工人党力图通过工业和农业中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并从而消灭阶级差别；它拥护每一项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那是没有一个拉萨尔分子能提出什么反驳来的。
第五，根本就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它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经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就是最残酷的反动势力（像目前在巴黎那样）现在也决不可能摧毁它。既然这一组织在德国也获得了这种重要性，我们认为，在纲领里提到这种组织，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组织中给它一个位置，那是绝对必要的。
这就是我们的人为了讨好拉萨尔派而作出的一切。而对方做了些什么让步呢？那就是在纲领中列入一堆相当混乱的纯民主主义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纯粹的时髦货，例如‘人民立法’，这种制度存在于瑞士，如果它还能带来点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更多。要是改成‘由人民来管理’，这还有点意义。同样没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至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中都会列入而在这里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学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说下去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观点，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它是这样一种纲领，如果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们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将对它采取（而且也要公开地）什么态度。请您想想，在国外人们是要我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负责的。例如，巴枯宁在他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要我们替《民主周报》创办以来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和所写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话负责。在人们的想象中，我们是在这里指挥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内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说干涉过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的确是仅仅限于理论上的。但是您自己可以理解，这个纲领形成一个转折点，它会很容易地迫使我们拒绝替承认这个纲领的政党承担任何责任。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新的纲领无论如何不应当像这个草案那样比爱森纳赫纲领还倒退一步。总还得想一想，其他国家的工人对这个纲领将会说些什么；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主义的这种投降将会造成什么印象。
同时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难道我们党的优秀分子会愿意不断地重复拉萨尔关于铁的工资规律和国家帮助那一套背熟了的词句吗？我想看看譬如您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而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听众就会向他们喝倒彩。而且我相信，拉萨尔派会死抱住纲领的这些条文不放，就像犹太人夏洛克非要他那一磅肉[2]不可一样。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到那时我们已经恢复哈赛尔曼、哈森克莱维尔和特尔克及其同伙的‘诚实的’名声；分裂以后，我们将被削弱，而拉萨尔派将会增强；我们的党将丧失它的政治纯洁性，并且再也不可能奋不顾身地起来反对它自己在一个时期内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拉萨尔词句；如果拉萨尔派以后又说：他们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工人党，我们的人是资产者，那么，他们是可以拿这个纲领来证明的。纲领中的一切社会主义措施都是他们的，而我们的党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些要求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添进去，这个党在同一个纲领中又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成是‘反动的一帮’中的一部分！
我把这封信搁下来，是因为您在四月一日庆祝俾斯麦生辰那天才会被释放，而我是不愿意让这封信去冒以走私方式传送时被搜去的危险的。刚刚接到了白拉克的信，他对这个纲领也有很大的疑虑，他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意见。因此，为了迅速起见我把这封信寄给了他，让他看一下，而我也就用不着把这个麻烦东西再全部重写一通。此外，我同样也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朗姆，我给李卜克内西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关于全部事件直到可以说太迟的时候他还连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们（而朗姆和其他人却以为他已经详细地通知我们了）。他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马克思和我，同他进行了许多次不愉快的通讯——，但是，这一次做得实在太可恶了，我们坚决不和他一起走。
希望您设法夏天到这里来，当然您将住在我这里，如果天气好，我们可以去洗几天海水浴，这对于过了很久牢狱生活的您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
您的友好的弗·恩·
马克思刚刚搬了家，他的住址是：伦敦西北区克雷森特街梅特兰公园路四十一号。”[3]
关于我目前的态度，白拉克随后在五月十日写信给马克思说道：
“我起先曾认为，倍倍尔会倾向于坚决行动，但是一方面受了损害的健康和必要的恢复营业工作，另一方面李卜克内西的恳切请求似乎妨碍了他。”
使我不把对于纲领草案的不满公开发表出来的，不仅有李卜克内西的请求，而且有各方面的劝说，说不要因为我的行动而把这事声张出去，因而也许使合并成为不可能。
我向这个要求让步，因为合并也是我的心愿。党对于合并的要求非常强烈，必须把对于纲领的一切疑虑置而不谈。毕竟所造成的错误以后可以加以补救。
※※※
由于国会复会，议员们要比较长久留在柏林，这样就基本上促进了领导人们对于联合的努力。国会于一八七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开幕，可是在一月三十日就闭幕了。我们的代表参加讨论并不活跃。议员们对于党的联合谈判较之国会的讨论感到更大的兴趣，尽管国会所办理的是些重要案件。议案中有法院组织法草案、刑事和民事诉讼法草案，还有一个有关国民军的法律草案，关于该草案李卜克内西和哈赛尔曼后来都曾发言。
请求在开会期间准许我们请假出狱的建议自然是又提出了，这次建议包括着哈森克莱维尔、莫斯特和我。在申述建议理由时，李卜克内西发言，他不肯放过机会把判我们有罪的讼案细细检查，并彻底粉碎这些判决。他特别着重当时莫斯特在普略曾湖所遭受的无理待遇。
继李卜克内西之后是温德荷斯特发言，他也同样激烈地控诉老汉诺威军营对于政治犯的待遇。但是关于释放我们的建议，他考虑到宪法第三十一条的内容不能赞同，不过他希望，如果一位在押的议员提出请假，政府对此应欣然同意，首相先生并应予以支持。俾斯麦为此发言并加以嘲笑说，“首相先生”在当前的情况下将赞成犯人的请假，如果他请假是因为人们在国会中长久没有听到像前面两位发言人的那种富有教育意义而又为我们长以来所缺乏的发言的话。（大笑。）国会没有料到，它由于像以往一样作了否定的决议，因而不久就陷入一种尴尬的境遇。李卜克内西等人的建议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讨论的，但早在十二月十二日，议员拉斯克尔在议员冯·本尼格森、申克·冯·斯陶芬堡、冯·傅尔肯贝克、海乃尔博士、温德荷斯特、冯·邓秦、施瓦采博士和霍亨卢恩侯爵（兰根堡）——即全部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支持之下认为有必要提出下列建议：
“因鉴于据可靠消息国会成员马容克先生由于一件法律上已生效的刑事判决昨天已经被捕，议事规程委员会以急件交议下列事项：1．根据德意志帝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在国会开会期间不经国会同意而逮捕国会成员是否为宪法所容许；2．为了预防国会成员在国会开会期间因法律上生效的刑事判决，不经国会同意而被逮捕起见，可否采取步骤和应采取何种步骤。”
这个建议是很可笑的，议会却立即予以讨论。结果像国会屡次地并且最后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决定的那样，认为宪法第三十一条不适用于议员的刑事拘捕，所以主管机关也无可争辩地有权在会议期间逮捕议员。议员马容克因为担任《日耳曼尼亚报》的编辑而被判一年监禁，这个案件引起莫大的惊奇。也无可置疑的是，他的拘押在国会开会之前不久不是没有俾斯麦同意而执行的。因为事实上判决已从九月二十三日起生效，马容克的拘押既然未在会议开幕前执行，则可待至会议结束后，即一月底执行，亦无损于司法。但是俾斯麦不愿这样。他显然为了十二月四日的辩论要给中央党一个警告；至于这样一来，国会在精神上也挨了一个耳光，并且根据自己的决议而不得不忍受这个耳光，这在他看来，却是无关重要的。他认为自己出席讨论也是不值得的。因此，拉斯克尔的建议被交给议事规程委员会，但该会，如所预料，对于任何建议也不能取得一致，几天后还是毫无结果，提案又回到议会。在这里，辩论经历了同样可怜的过程。所提出的一系列建议总是被某一多数所否决。结果是使国会丧尽体面。
我叙述十二月四日的辩论，作为俾斯麦对马容克的报复行为的理由。在十二月四日的会议上，天主教的社会政治家约尔格发言评论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和不召集联邦政府委员会来监督这个政策。当时有许多法国主教把阿尔萨斯—洛林的德国籍公民当作他们的教区居民，发出一封主教通告，在通告中他们反对德意志的文化斗争的处置，这使俾斯麦很生气，发给该国大使一个通电，他在电报里说：应该查明，如果德国不可能同它的西邻持久和平相处，那么人们将不会坐待法国人完全作好了作战准备，而要自行选择适当时机先发制人。这是以战争相威胁，引起了巨大不安。根据《北德意志总汇报》上俾斯麦所说的一个名词，这通电获得了一个历史性的名称：浇冷水通电。约尔格认为俾斯麦的这种办法是一个轻松愉快地使国家冒大危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他还诉不平说，库尔曼去夏在基星根行刺俾斯麦的事件人们也要中央党负责。约尔格说，库尔曼是个半疯子，对于这种人中央党不能负责。俾斯麦为此在发言中极力攻击中央党。他提出库尔曼在狱中向他（俾斯麦）供认，读了中央党的报纸才决定行刺，他控诉中央党是行刺的共犯，库尔曼是处在中央党卵翼之下的。这句话引起很大的喧嚷，中央党的座位中间向俾斯麦连续发出呸！呸！声。在争吵中的主要呐喊人是后来的国会议长巴莱斯特伦伯爵。
俾斯麦始终不忘记这件事，因为他的狂暴天性的主要特色是一个善于怀恨的人。他的忿恨总引起我的赞赏，可是他满足忿恨的那种卑鄙讨厌的方式，却使我极为憎恶。在报怨上，他是不择手段的。
在这个开会期间，我们有个意外收获。莫斯特用一个请愿书向国会申诉他在普略曾湖所受的待遇并建议依法整顿刑事监禁。须提出关于此事的报告的请愿书审查委员会不免认可莫斯特的申诉。在全体会议上，李卜克内西也发了言，以大多数通过委员会的下列建议：
“请愿书要求首相先生办理的是，在那些迄今没有依法管理执行刑罚的联邦，特别是在普鲁士王国，联邦政府要迅速整顿刑罚的执行和监禁制度，以此保证按照刑法法典，特别是第十六条的意义来执行刑罚，尤其是徒刑；
此外，请求首相先生在普鲁士王国政府办理的是，删去同刑法法典第一十六条第二段相矛盾的一八三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规定中的第二十三条、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司法部训令（五C）和柏林监狱规章的第三十七条。”
我在三十一个月的监禁以后于一八七五年四月一日（俾斯麦的生日）被释放。这一天不仅是我的家庭和我个人的一个喜庆日。各地党组织给我大量的贺信和贺电，所以可以说，党大部分也把这天看作一个喜庆日。
我的选区订于四月十一日在格劳绍举行欢迎大会，我带着家属前往参加。我在发言中对于目前的合并说道：“我满怀快乐地向往常从另一派立场作为敌人同我们对立的另一派的成员致敬；我们此后不仅和和气气地并肩前进，而且今已为我们所追求的崇高目的共同奋斗。再说，我们不久就要联合为一个单一的团体。虽则我们以往互相斗争得那么激烈，我们此后却将更强有力更勇敢无畏地反对共同的敌人。成功是必然到来的。”庆祝会的气氛极为美好，大家在实行和解的情况之下，好像是由魔掌中得到了解放。美拉内的同志接着在七月间举行庆祝大会，后来还有荷亨斯坦—艾恩斯塔尔也举行大会。
摩里茨·赫斯于四月间在巴黎亡故，他没有活着见到合并。卡尔·希尔施致悼辞。在同一个月，乔治·海尔维格也在巴登—巴登去世，他自从拉萨尔死后就离开了党。在同一年，《法兰克福报》发起为以前的“囚犯”奥古斯特·罗克尔募捐，他住在维也纳，生活十分困难。
[1]指的是哥达纲领草案的下列各项：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自由的基础：
1．凡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2．实行人民有权提出和否决议案的直接的立法；3．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以人民军队代替常备军，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宣战与媾和的问题；4．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5．建立人民法庭，实行免费诉讼。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种的和道德的基础：
1．通过国家来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2．科学自由。信仰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者
[2]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者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十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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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悼念赵青音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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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悼念赵青音大姐
周仁生同志2004年1月23日逝世，他的夫人赵青音同志也于2008年12月2日逝世了。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赵青音同志是西施故里诸暨人，她的心灵之美是赛西施的。
青音自幼丧父，她的母亲艰难地把她和一个妹妹抚养长大。她的妹夫是共产党的干部，生活优越，但对丈母娘并不好。仁生回温州后，把青音的母亲接到温州瞻养。我再次见到青音时，仁生的父亲已去世，青音侍奉婆婆和母亲两位老太太。后来仁生和青音都亲自给两位老人送终。
七十多年前，我和仁生就相识。那时我和他都是温州瓯江小学的学生，不过他比我高五年。六十多年前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绍兴诸暨等地被日本占领，许多学生开始流亡，当时政府为收容这些学生，办了一些临时中学。在瑞安龙川一个小山沟里的浙东第三临时中学就是其中之一。赵青音和我都是那所学校的学生，她比我大几岁，我们曾在豆灯下情同姐弟似的共读。周仁生在这所学校任英文教师，我们受仁生的影响，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抗战胜利后，我们都到了上海，1947年周仁生和赵青音结婚，我和赵青音都参加托派多数派的SY组织，成为理论水平很低、工作能力不强的托派。1949年底，周仁生、赵青音、我及我的妻子钱慧初，都在福建海澄中学任教，共同生活三年。到了1952得12月22日，全国肃托大逮捕，我们同时被捕判刑。周仁生被判无期徒刑，我获刑七年，赵青音五年，后来周仁生被押到上海，与郑超麟、尹宽、喻守一等关在提兰桥监狱，我被押到内蒙古劳动改造，赵青音在福州劳动改造，从此我们天南地北，彼此音讯全无。
在福建被捕时，周仁生和赵青音的儿子仅二岁，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由一位好心的妇女领养。1956年赵青音提前释放。她当然知道周仁生被判了无期徒刑之后，今生的团聚是没有希望的。只要她与周仁生离婚划清界线，还能重返学校教书，否则就是无着落的活守寡。赵青音毅然选择了后者。她从福州去海澄，找到儿子，母子二人经过千辛万苦，到了温州周仁生的老家，从此与公婆生活在一起，代替周仁生孝敬父母，抚育幼子。加上工作无着落，其艰难就不必说了。最使她难受的还要戴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后来被安排到街道办的集体合作单位画帘社当临时工，有很微薄的工资。
1966年之前，虽受到歧视，生活还算正常。文革开始后，处境就困难了，成为被专政的四类分子，开始是在单位受批斗，后来居民开批斗会，赵青音被拉出来批斗。使她最伤心的，有几次把他未成年的儿子也拉出来陪斗。好心的同情者大有人在，但他们不敢出声，只能投来同情的眼神。而一些品行恶劣的邻里，借机欺侮她们，霸占她的房屋物品。赵青音所受的苦楚，笔墨是写不尽的。然而赵青音始终默默地忍受着，她内心的信念不变，坚信仁生是对的，她宁可牺牲一生幸福，要把儿子抚养成人。
1972年9月，周仁生等仍被关押在狱中的12人获释放，仍在青东农场受管制，但可接待家属，赵青音曾领着婆婆，带着儿子到农场与仁生短暂团聚。1979年7月仁生恢复公民权，回到温州老家，虽然一家挤居在破旧的老屋里，但总算全家团圆了。
我流落在内蒙古荒原三十多年后，到了温州，再次见到赵青音的情景，在脑际始终抹不去。那时仁生已经回到温州。青音躺在小天井一间小偏屋（可能是旧灶间）的破床上，因为她的恶邻居欺侮她，手臂被打断了，躺在床上不能动弹。青音是一位很坚强的人，我从未见她流泪。那次她见到我，突然泪涌出来。这是受到冤屈遇到亲人时的真情流露。
周仁生回到温州后，当然不能再跟人谈托派思想，但他以另一种形象呈现其人品，除了从事翻译外，同时办温州独一无二的义务英语培训班。大陆改革开放后，学外语之风盛行，各种收费的英语班像雨后春笋涌现，不少英语教师因此发了大财，可周仁生的英语班是公认水平最高的，开始不收费，后来才少量收费。他是以高超的学识和品行树立形象，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
仁生回家后，赵青音又增加了一份工作。她成了周仁生译著的第一位读者，又是文稿的校对和整理者。他的所有文稿都是赵青音娟秀的字体抄清的。经她手的光大部头的书有《先知三部曲》、《彭述之回忆录》、《托洛茨基文集》补篇上下卷等，总数超过数百万字。她是默默地、无声地作出她的贡献。
最近上海吴基民先生出版一册《炼狱——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书中有一篇谈温州托派的几个人的遭遇。谈到曾猛的妻子秋君，王国龙的妻子刘曼庄，周仁生的妻子赵青音和周履锵的妻子钱慧初，认为可以与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夫人相比。当俄国十二月党人反对沙皇失败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夫人放弃舒适的贵族生活，追随丈夫到流放地一起过苦难的生活。其实赵青音等人具有对丈夫无限忠诚的品德之外，还多一层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
周仁生去世后，赵青音与常人不同，除了悲痛之外，不断地自责，多次对人说到，她没有照顾好仁生的生活，未能使他多活几年，为理想再做出贡献。这几年她郁郁地生活，反复自责，还不断地说牵累儿子的成长深感不安。她在耄耋之年去世，可说是高龄寿终，但我们仍为痛失这位好同志而伤心。
亲爱的大姐，你虽然没有见到革命的成功，但你播下的种子总会开花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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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缅怀王凡西同志（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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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缅怀王凡西同志（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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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叔——纪念王凡西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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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叔
——纪念王凡西同志
六十多年前，连根、意因的名字，我是很耳熟的，当中国托派发生多少数派之争的时候，理论上主要是多数派的彭述之和刘家良与少数派的连根和意因争论。后来才知道连根就是王凡西，意因是郑超麟。1948年前，我曾见过郑超麟，亲听他跟我谈少数派的观点。我读过不少王凡西的文章和译著，但从未见过王凡西本人。1949年初他离开大陆，最后定居英国，我也身陷囹圄几十年，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我和王老的交往，实际上只是从1996年到2002年12月他逝世止的通讯关系。
李培去世后，我代替李培帮助郑超麟老人。得知郑老与老朋友王凡西通信原是经过香港楼子春转递的。楼老病故后，郑老试着直接与王凡西通信，结果没有受阻。于是两位老人书信不断，郑老给王老的信开始都是他亲书的“甲骨文”，连他的老朋友老王也埋怨认不出来，后来有些信郑老叫我抄正和原件一并寄去。当时郑老对我说：“你也附上几句。”我于是在郑老致王老的信中附寄问候的短信，王老复郑老的信中，有时有他给我的短简。我估计，这是郑老有意识的安排，使在他身后，大陆上能有人保持与王凡西联系。
郑老病危，我就开始与王凡西直接通信，向他通报郑老的病情和逝世的消息。从那时起，直到2002年12月30日王凡西老同志去世，留存下他给我的亲笔信四十七封（可能有几封没有保存）。王老比我大22岁，是我的长辈，我称他“根叔”，他给我的信且称我为履锵兄或周兄。他署名“根”，“凡西”，“山”等。王凡西给我的信，我视为他对我的教导，饱含亲切的真情，也谈论了许多问题。他的信我视为珍宝，但考虑到我身后亲属不会保存，我已将之寄给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保存。
现在将王老给我的信，归纳为下列诸点：
（一）王老对我的信任和期盼
我和王老虽从未谋面，但信念是一致的，心是相通的。他给我的信表达了对我的信任和期盼。这主要由于郑超麟给他的信对我的赞许。如1998年8月24日王老来信说：“超兄晚年，幸亏得到李培和你二位对他的帮助，让他于失明兼身残之后，还能发挥最后的光辉。对于此，他在给我的信中多次道及的啊。”2000年1月16日来信说：“老超真有福，先后得到李培和你二位合作者，使他晚年写出了大批有价值的文章。”2001年3月27日来信说：“近来我尽量安排我的身后事。……可惜你我天各一方，你无法在这些事上帮我一点忙。”
我争取在大陆出版《双山回忆录》，去信请他告知他在大陆的代理人。1998年11月28日来信说：“你就是我在国内的‘代理人’（我不喜欢这个名称，因它多少含有商人气息）。有关出版的一切技术问题你能替我解决。”2000年11月29日来信说：“你是我目前极少数几位‘文字合作者’之一，希望我死后，你能将我一些有价值的旧作，找到合式的出版者重印。”
（二）公理和强权
1994年12月上海档案馆的《档案和史学》刊出陈独秀的一幅题词手迹，内容是“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题赠甲原先生。”我将之寄给王凡西老人，向他请教。他给我的信多封是讨论这幅题词的。后来我据此写了一篇《公理与强权――陈独秀题词的时代背景》，发表在《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5期，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的《通讯》和其网页作过转载，在此不重复了。
（三）王凡西对他本人著译的态度
我早年读过王凡西的著作，大都是政论文章，译书有《俄国革命史》，《中国革命问题》，《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等，我经过三十多年牢狱生活之后，才读到他的《双山回忆录》和《毛泽东思想论稿》。听说王凡西还写过文学作品和电影剧本，但我一册也没有读过。
王凡西和郑超麟一生翻译许多马克思、托洛茨基的著作，他们译笔忠实流畅。王老对自己的译著是怎样评价呢？王老1999年3月28日来信说：“超和我合译的《俄国革命史》，我译的比较偏重‘信’，而老超译文‘三义’俱全的。”
《双山回忆录》是王凡西同志1957年寂寞地蛰居澳门时写的，当时只油印了二十多册，1980年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翻印了这本书供内部参考（俗称灰皮书），由于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被大陆党史学者广泛引用。后来香港出了增订本（黄皮书），国外有了日文、英文、德文、法文译本。可说这本书由“寂寞、寒怆”变得“热销、堂皇。”王凡西和我们想把这本书在大陆公开出版。在出版《先知三部曲》的同时，我与世文公司联系公开出版《双山回录录》，出版方同意出版，并作了申报，这就有了王老指定我为他在大陆出版事务代理人。归纳王老对出版《双山回忆录》的意见：1、照香港出版的增订本（黄皮书）重印，不要删节，不要改动；2、出版者不要加序或说明。以前“灰皮书”上印的出版说明最好删去；3、楼序不要删节，不要改动。如认为不便全文发表，要删节一部分，宁可整篇删去。我将上述意见提供给出版《先知三部曲》的世文公司，他们同意了，且已上报，并得到中央编译局主审同意出版。但后来告知，上头没有批准。争取公开出版没有成功。
王凡西对其本人的著作，自认为有价值的是《毛泽东思想论稿》，1999年3月28日来信说：“自己写的书，觉得无甚价值（郑楼二兄曾批评我这个态度）。其中只有《毛论》比较有创见和新意。希望我生前或身后能有重印机会，留下一点影响。”
王老晚年，自称已无精神写大部头或长篇的文章，但头脑还好使，对世上不断发生的事，总有所思，从1989年2月起直到1995年3月止，以写日记的方式，断断续续写了将近十万字的札记。他希望以后能够出版。综上所述，可归纳为他希望能出版：《双山回忆录》《毛泽东思想论稿》《晚年札记》。王凡西同志的上述愿望，现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但大都不是我的作为。
关于《双山回忆录》，我曾与世文公司联系，争取在大陆公开出版，但最终没有成功。可是2004年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现代稀见史料书系”，第一辑包括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而且是照香港版的黄皮书一字不差地重印，连王老担心无法发表的楼序也全文照排。可说完全符合王老的三个愿望。这主要归功朱正先生将香港版的黄皮书提交给东方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张秀平先生。
东方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出版内部书刊时用东方出版社的牌子。据一位人民出版社的人士说，用“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反而好销，能赚钱。《双山回忆录》出书后听说销路很好，坊间很快出现廉价的盗版书。现在的盗版是不用重新排版的，与正版的一字不差。估计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社会影响是很大的了。这可是有心植树树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封面呈黑色，俗称黑皮书，王老的《双山回忆录》有了四个版本：原始油印本，北京灰皮书，香港黄皮书，北京黑皮书。此外还有日、英、法、德多种外文译本。
王老期望我替他出版《毛泽东思想论稿》，我实在无能无力了。但是香港和台湾的朋友，集资出版了《毛泽东思想论稿》，印刷甚好，王老的愿望实现了。美中不足是不能在大陆公开销售。大陆还未发现盗版本。估计此书的出版少人知晓。
至于王老寄予我的第三个愿望，要我整理他的《晚年札记》。2000年1月16－21日来信说：“最近身体日益衰弱，随时会死，为了处理我将遗下的稿，才又想起这批札记，……我精力耗竭，根本无力将这些杂乱无章的稿子整理与删定。将来你也许可以帮我的忙。朱正先生是一位好编辑，将来如得你们二位合作，你先把这堆乱稿理出一个头绪，然后由朱正先生编辑，也许我这点乱稿还能与某些读者见面。”
我一直盼望王老能将《札记》原稿寄来。2002年12月30日王老在英国里兹逝世。我因始终没有收到《札记》稿子，去信向英国班顿询问。班顿复信告诉我王老的《晚年札记》稿子已经交给香港朋友了。既已有了着落，我就不过问此事了。
2003年8月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林致良先生寄来王老的《晚年札记》原稿复印件和电脑打字件，嘱我校对。王老写的字，自称“蝌蚪文”，其中还有几件郑老给他的信，那是“甲骨文”，打字的年青朋友确难认清。我对照原稿，仔细校对。如果在王老生前得到原稿，我会给以整理和删节，然后寄给王老亲自审定，现在王老已经去世了，我就不能自作主张删节，所以基本上照原稿。只对其中一些有关尚在世的人员的交往记述，怕对其有所影响，暂时隐去。香港朋友根据我的校对，出版单行纪念本。我得到后又复印了数十册分寄大陆的学者和朋友。我与朱正先生联系，将《晚年札记》原稿复印件，香港出的纪念本，以及王老给我的有关信的复印件寄去。朱正先生收到后给我来信说：“王老将他的《札记》托付给我你二人了，我当尽力。”他还谈到目前单独出版有困维，因为要审批，几乎是不可能批准的。如果早些日子得到此稿，将之作为《双山回忆录》的附录，到能够出版。现在只能待再版了。
王老的愿望已经基本完成，以此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四）多少数派问题和王老给我的最后来信
1952年12月22日，共产党把大陆所有的托派一网打尽，全部投入监狱。共产党就不管你是多数派或少数派了，都污称为“托匪”。当权者都对我们“一视同仁。”我们之间无形中就没有多少之争了。1979年获释后，年迈身残的郑超麟依靠原少数派的李培的帮助继续战斗。李培去世后，郑超麟不依靠原少数派的青年叶春华和郑良，反而依靠原多数派的李永爵和周履锵。可见多少数派的隔阂已烟散了。
我晚年与郑超麟的亲密接触中，郑老从来不与我谈及彭述之，连他那册批评彭的《谎言与真实》也不主动让我看。后来我与王凡西的通信中，发现王老晚年几乎与郑老持相同的态度。如2000年9月24日王老寄我一批资料，包括揭批越共和胡志明反托的罪行，也寄来批评陈碧兰的《不得已的答复》，王老一再嘱咐，《不得已的答复》“除少数老友外，请勿示人。”总之我发现，郑王二老都承认彭述之是坚定的革命家。认为他们之间的争论，是我们托派内部的争论，不愿告诉外人。
2002年10月7日，距王老2002年12月30日逝世仅差二个多月，王老给我寄来一信。信很短，全文录下：
履锵老弟：
收到你的来信好久了，只因我近来体力加速衰退，无力作复，请原谅。
前天精神略好，翻阅一些旧信，发觉其中有二信还值得保存，寄给你和其他朋友看看。
想和你说的话不少，可惜我现在有气无力，只好算了。
祝
健安
根上，2002年10月7日
此信10月19日收到，我随即给他回信，但没有收到他的复信。年底，传来王老逝世的恶耗。所以这封短信是他给我的最后的信。我无法知道，王老写完此信后，有否再动笔写下其他的文字，我看到的王老遗嘱，也是口述丰丰代笔的。所以也有可能这封信是王老的绝笔。
以前的来信都称我履锵兄或周兄，只有这一封改称我履锵老弟，我培感亲切。随信附来的他认为值得保存的特寄给我和其他朋友看看的信，是1981年王老和曼台尔的来往的信，主要讨论促成香港三派消除分歧，团结统一的问题。王老重病中从他堆积如山的信件中，艰难地找出来，可见老人对托派组织的分裂的担忧和对统一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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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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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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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缅怀李永爵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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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缅怀李永爵同志
革命者在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互相之间虽然在一起，彼此之间常不交往。我与李永爵的关系就是这样。从1947年开始，我与他曾一起听彭述之讲课，每周一次是雷打不动的，期间有一次参加叶家花园的战后托派大聚会，我的记忆那次聚会，是借用给刘乃光和印蓉秋开结婚派对的名义。后来我把此事写进回忆文章《听彭述之讲课》，永爵看了以后哈哈大笑，说：“你参加人家的婚礼，竟把新郎新娘都搞错了。那次是用我与罗丽萍结婚的名义。”可是“特殊的婚礼”主角却是老头彭述之，和一位越南的同志，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讲话，根本不注意新郎新娘。
当我与永爵再次会面时，已是1987年我从内蒙劳改单位回到上海以后。永爵比我早几年回到上海，当他与妻子罗丽萍团聚时，已经步入花甲之年，他们没有子女。当我重晤李永爵时，罗丽萍已病逝了。他的住处离我家不远，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破屋，一架破床，他独自蛰居在那里。
李永爵理论水平比我高，文章也写得不错，他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能排练指挥歌咏，还是居委会的文体委员，专教老头老太唱歌。画艺虽不很精，但喜欢露一手，李培和秀云结婚时，永爵画了一幅“晚晴”祝贺。
李培去世后，我和李永爵轮流去帮助郑超麟。后来永爵住所拆迁，得到的拆迁补助款全部给了罗丽萍的侄子，自己搬到李培的住址，与邹秀云分住两室。秀云一再对我说，他们只是朋友关系，我从不问这些事。直到他们住到一室，我也不问一辞。我每到郑超麟家，一定要到秀云与永爵家，有时在他们家吃饭喝酒，秀云总是热情相待。
帮助郑老的工作，永爵与秀云在生活方面的照顾比我做得好，我在整理文章，与外界联系方面比他做得多。郑老是少数派的领袖，李培去世后尚有少数派叶春华住在邻近，可是帮助郑老的却是两个多数派成员。
在与郑老相处的七八年中，我与永爵帮助郑老是尽心尽责的。2004年我家被强迁，我家搬到浦东，离得远，郑老也去世了，我与永爵的见面就少了，只是通电话或发e-mail。秀云患心脏病，永爵患前列腺病，他们多次住院。后来永爵病情日益严重，到2006年经多方检查，最后确诊为前列腺癌，且己到了晚期。他的最后二年，病魔缠身，在痛苦中熬过的。
永爵自从接受托洛茨基思想，为革命坐过日本宪警的牢，蹲过国民党的监狱，最后被共产党关押了三十多年，可说一生坎坷，历经苦难，但始终坚贞如一，无怨无悔。晚年他曾笑着说，他一生有二次关键的选择，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永爵父亲是华侨，要他留在海外，他选择了回国。另一次是1949年，他与妻子罗丽萍身在香港，他们却选择了返回大陆。
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有一批已经到了香港的托派，全国解放后却相继离开香港回到大陆，主要是当时在香港受到英国帝国主义的打压和就业生活困难，又见到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认为返回大陆可能对革命有所作为。据我所知，有喻守一、谢山、林松祺、李永爵、罗丽萍、黄禹石、陆绩、曹惠白等人。到了1952年12月共产党在全国大肃托时全部被捕，后来判刑时，非但没有因回国参加革命工作而减轻，反而以“潜回大陆进行反革命活动”而加重，没有一个逃脱轭运。南方被捕的都集中到武汉劳动改造。期满后还不许回家，直到1983年李永爵和姜君羊才许回家，但没有退休劳保，每月只给45元生活费，他们幽默地说，只够喝开水的钱。生活全靠亲友援助。即使如此，他们仍乐观地生活，常说要多活几年睁眼看看世界的变化。永爵平时写些回忆文章，十多年下来积了不少篇，亲自编成一册，书名《坎坷》，已由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出版。
2007年他的病情加重，国外朋友知道后，纷纷寄钱给他治病。一次老李打电话给我，对我说，他已将过去写的除收入《坎坷》之外的文章编成一册《夕阳红》，已交香港出版，书出版时他可能已经死了，嘱我以后代他分发。又一次打电话对我说，康溪要从国外回来，到时约我聚会。2007年底，永爵病危住院，要我立即通知康溪，嘱他到上海后先找我。我立即发e-mail给戈兄，请他转告康溪，戈兄回信，康兄已经动身赴大陆了。我猜想永爵住院后，住处没有人，康兄无法见到永爵了。
我家发生变故，家务缠身，我未及到医院看望永爵。我家2008年1月2日搬家，原有的电话停机了，宽带转移还未接上。永爵恰在此时去世，秀云及朋友一直联系不到我。待我知道时，追悼会都开过了。这是我终身的遗憾。后来我去看望秀云，她告诉我永爵最后病况，还对我说，康溪找到医院见到永爵了，二位战友，终于见到最后一面。
近年来，周仁生、胡振东、刘平梅、周冀瓯、姜君羊、章宏业、李永爵、康溪等相继逝世，他们都是无愧的战士。老一代的相继逝去，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可喜的是第四国际依然存在，而且不断壮大。去年我整理周仁生翻译的《托洛茨基文集补遗》的原稿，最后一篇是托洛茨基被刺后的最后一句话：“我深信……第四国际定将胜利……前进。”录此句以告慰逝去的先辈。
写毕于2008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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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周仁辛同志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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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缅怀
3．与周仁辛同志的情谊
周仁生同志，1922年4月出生于温州，2004年1月27日逝世，终年82岁。他的去世，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是莫大的损失。
周仁生同志是我的良师挚友。记得我七、八岁时进入瓯江小学读书，那时他是六年级毕业班的高材生。我的姑母周蕙芳与他同班，他们亲如姐弟，她有时带我到周仁生家去，所以七十多年前，我就认识周仁生。但与周仁生的真正接触，是我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周仁生担任我们学校的英语教师，一位仅比学生大五、六岁的青年教师，却以高超的教学艺术赢得了学生的尊敬。他平易待人，学生们与他接触，总有一种亲切感，许多人不知不觉地逐渐受到他的思想影响。我也是从那时开始，受他的熏陶，慢慢地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的。
在我和他长达七十年的交往中，有时朝夕相处，无所不谈，有时关在同一个狱内，却彼此隔绝；较多的日子是天南地北，音讯全无；经过长达三十多年的分离，重新聚首时，发现彼此仍心心相通。最近二三十年中，我住上海，他居温州，每隔一段日子，总能有愉快的会聚。平时也是书信来往不断。积存盈尺的他称我“小周”，自称“老周”的信，留下了深情厚谊，也有他深睿的思想浪花。
周仁生同志学生时代成绩优异，读书广泛，知识渊博。参加革命工作后显现他的宣传鼓动能力极强。他的终身事业是革命工作，而从事的职业是教书。他每到一校任教，就能团聚一批优秀的学生，对之施以思想影响，引导不少人最终成为托派成员。他可算是“工作母机”，到处“下蛋”。至于究竟有多少人受他的影响，我无法数列出来。但是共产党判他无期徒刑的罪状之一是：“残苛毒害大批青少年的思想。”把这句话反读一下，可知周仁生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革命思想的贡献之大了。
我很难写出周仁生的整个生平，只写几点我与他交往的事。
1947年初，我到上海。此时周仁生已先我到了上海，我们又开始接近。他介绍我读《青年与妇女》、《求真》、《新旗》等杂志和一批政治理论书籍。后来带我去参加哲学班，每周听彭述之讲课。就是在哲学班，我受到了较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成为一名水平不高的小托派。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到1948年底，周仁生在上海活动（一度到苏北靖江），他是上海托派多数派的活动分子，当时用化名“沈念。”他曾参加1948年的建党大会，那次会议，托派多数派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会后，周仁生参与宣传工作。
上海解放前，周仁生和林松祺南下福建，经厦大教授安明波介绍，去厦门附近海澄中学教书，后来林松祺去香港转广州，周仁生被任命为海澄中学校长。1949年底上海市共产党当局逮捕了托派多数派（中国革命共产党）江浙临委成员及几个一般党团员，我也在其中。当时共产党主要镇压对象是国民党特务。对我们这批被捕的托派只是警告今后不许活动，不久都释放了。被释的钱川、丁毅、刘毅去了香港，我南下到了周仁生任校长的海澄中学任教，在那里一直到1952年12月22日全国肃托大逮捕，三年内我与周仁生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处。
周仁生在福建，改用谐音周任辛，以后一直用这个姓名。
福建海澄中学，原是一个县的一般中学，周仁生接任后，以其非凡的才能，三年时间，将之办成一座在闽南颇有声望的学校，（现在是省重点中学龙海二中）培养的学生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很有成就的人材。1952年我们被逮捕后，共产党当然要大张旗鼓地召开大会，宣布我们的罪状，要学生和我们划清界线。我们想像中，当年的学生，一定是很痛恨我们的。可是后来我们得知，学生们非大不恨我们，反而还怀念我们，一直在寻找我们的下落。大约在十多年前，周仁生后来教出来的一位学生考入厦门大学，他把周仁生的近状告诉已经是厦大教授的当年海澄中学学生时，他们竟将之当做特大喜讯转告海澄中学老同学，从此当年海澄中学的不少学生与我们书信不断，甚至还有人专程到温州看望周仁生。可见“老百姓心中有杆秤。”
1952年12月22日，全国大肃托，我们都被捕了。当初各人都是单独关禁的，彼此无法来往，连放风见面的机会都没有。1954年下半年陆续宣判，在福建，周仁生被判无期徒刑，我和赵养性、黄禹石等被判7-15年徒刑。不久，除周仁生外，其他三人都被送到内蒙古劳改。后来到内蒙的三人调散了，我成为孤单的一人。毛泽东的共产党1952年处理托派案时是不公开的，秘密关押，秘密审判，我被送去劳改时，不许与其他犯人谈案情，我完全是孤立的，但这样反而可以不用自污，不须“触及灵魂”。
我于1979年12月22日刑满释放，但不许回家，仍被强迫留在内蒙劳改队留场就业，实际上是由劳改队转到劳改局管理的劳改就业单位，继续受管制，等于变相劳改。与劳改队不同的只是每月有二十来元工资。当地人称为“二劳改”，而且判刑劳改是有期限的，“二劳改”是无期的，也就是由“有期徒刑”转为“无期徒刑”。这样我在内蒙又当了二十八年“二劳改。”1961年开始，我每隔二年有探亲假，一次我回到上海碰到姑母周蕙芳，她告诉我，赵青音住在温州仁生老家，与公婆一起生活。还听说周仁生关在上海监狱。1972年周仁生获释，1979年回到温州，那以后我每隔二年回温州看望父母，都与仁生会面。1987年，我退休回到上海，与仁生恢复接触，书信来往不断。周仁生王国龙每隔一、二年到上海看望郑超麟，郑老1948年前我就认识，周仁生介绍我与喻守一、黄鉴铜、李培认识。1993年李培去世，郑超麟处于无助的状态下，周仁生希望我去帮助郑老，于是我与郑老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我与郑老相处的情况，我已在《意因同志》文中叙述了。
周仁生回到温州后，主要从事托洛茨基著作及有关著作的翻译，先后翻译了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的第二卷，布鲁耶的《托洛茨基传》的三章，《彭述之回忆录》第一卷，《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二卷，还译了许多短文。同时从事义务英语教育。
周仁生的不少译著，亦有我的参与。我的英语水平没有达到能独立翻译的能力，但可以帮助他校对、查找资料等。周仁生翻译《彭述之回忆录》时，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专用名词的翻译。彭述之的女儿将彭的口述译成法文出版，现在由法文译成中文，就会出现音同字不同，甚至相差甚远。周仁生手头又缺资料，我就为他担当这方面的工作。例如回忆录中有一节：HeMinfan——湖南第一位共产党人。周仁生把HeMinfan译为何明凡。但打了一个“？”。几十年来在共产党的宣传下，湖南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人当然是毛泽东，哪还有何明凡？我请教了几位历史学教授，都不知道何明凡其人。后来从刘少奇三大卷年谱中查得HeMinfan应是贺民范，姓名三个字都不同。类似的人地名很多有同样的错误，我尽可能的查找资料，请教学者，给予订正。又如引用《向导》等杂志上的文章，由法文转译过来，非但不是原文，甚至连题目也意同字不同，承王观泉教授将其珍藏的《向导合订本》借我，使我得以改正。
书成后谋求出版没有成功，我想到先出电子版，我将第一二章在电脑上打字出来，我于2004年1月带了一、二章的打印件，到温州与周仁生商量。1月26日下午，我去看望周仁生，他卧在床上，精神尚佳，能与我像平常一样谈话，我询问他是否可以先将《彭述之回忆录》印几十本打印本，当时周仁生对我说：“一切由你自己决定，不要再问我了。”我向他告别时对他说：“我过二天就回上海，火车票已买妥，明年再来看你。”他说：“明天我要到医院抽腹水。”想不到当天下半夜，他就与世长辞了，他对我说的“一切由你自己决定，不要再问我了。”竟是他的最后遗言。
仁生去世后，我退掉已购的火车票，参加周仁生追悼会后才回到上海。接着我就着手完成仁生未完的工作，首先将《彭述之回忆录》第三至六章打字出来，交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印几十册征求意见本，我在上海复印了几十本，寄给学者和老朋友。想不到这项工作还起了作用，我寄给出版界老前辈范用和朱正先生的《彭述之回忆录》，他们主动推荐给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19日，北京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张小平先生和主任柏文裕先生来访，谈拟出版《彭述之回忆录》，但希望三卷一起出，要我帮他们与彭述之的女儿取得联系。现在我已经使他们建立了直接联系，最近听说回忆录第二卷程映湘接近完成了。
为缅怀周仁生老师，我收集他的文章，编成《周仁生文存》，我写了《周仁生同志传略》和周仁生年谱，秋大姐出资，2005年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出版。书发出后反映很好。
周仁生译毕《彭述之回忆录》后，就专注于《托洛茨基文集》补遗的翻译。这套文集共12卷，收集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墨西哥时期的文章，（已单独成册出版的《俄国革命史》等未收入）美国开拓者出版社出版，出书后又发现一批托洛茨基的文章，编成补遗二卷，周仁生最后几年专门从事这二卷的翻译。周仁生去世前不久，曾来信对我说：他已译完《补遗》。对于这项译事，我一直没有参与，他也没有将译稿寄给我，我以为，他早已将译稿全部寄给香港刘乃光了。
后来刘乃光来信，才知周仁生并未将译稿寄到香港。于是我与赵青音联系，寻找仁生的译稿。原来补遗上下二卷，上卷的上半册周仁生译，下半册由仁生的学生虞争鸣翻译，下卷周仁生亲自翻译。我打听到虞争鸣可能曾将译稿输入电脑。几经周折，终于从虞争鸣处得到译稿，于是我制成了光盘寄给刘乃光，，还自以为完成得很好。
2005年我得到了托洛茨基文集补遗的英文原版，我一对照，大吃一惊。原来虞争鸣的电脑中保存的名为补遗上下两卷译稿，实际上只是上卷的上下两半部分。也就是我作为两卷寄给乃光的译稿，只是上卷的译稿，根本没有下卷的译稿。我再请赵青音寻找，她表示实在无力了。无奈我于2006年亲自到温州，到周仁生家中，我和赵青音二人，从仁生的遗物中，终于找到了下卷的大部分译稿，其中一部分是赵青音抄正的，大部分是仁生的手稿，密密麻麻地写在学生用的练习册上，共有二十多本。可能只有赵青音和我二人能全部认清，此时，赵青音已无力再誊抄，我将之带回上海整理。我花了一年多时间与原文对照，将之输入电脑，个别缺译的部分尽可能补译出来，最后制成光盘寄给乃光，总算了却了一个心愿。
为了纪念周仁生同志，我勉力接过他未完的工作，仅以上述几件事的完成，以志对他的缅怀。
写于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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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贺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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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贺百岁
大姐1915年9月21日（阴历8月13日）诞生，照传统的算法，降生就是一岁，过了年就是二岁。所以今年（2014年）大姐100岁了。1915年是丁卯年，属兔。我1927年出生，比大姐少12岁，也属兔。大姐百岁了，我也年届八十八，可说已经长寿了，而且都是历经磨难活到现在的，唯一的原因可能是革命信念的支撑。
对大姐的百岁寿辰，我无以为贺，只写几句大白话：
兔姐登百岁，
兔弟来祝贺；
同学哲学班，
深受先贤教；
人世多变故，
隔断卅余载；
晚年通讯息，
承姐常鼓励；
只因水平低，
实在少作为；
终身尽微力，
我心也坦然；
未见革命成，
已见魔头降；
世界光明景，
终将能实现。
兔弟履锵敬贺
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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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贺印大姐九十大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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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贺寿
1．贺印大姐九十大寿
绸厂女工受剥削，反抗迫害奔革命；
领导罢工争权益，日寇牢狱遭囚禁。
克服困难勤自学，学习文化攻马列；
聆听导师受教诲，小弟追随步后尘。
南下创业尝艰辛，夫妻相辅信念真；
坚贞不移为共产，奋战宣传永不停。
貌似强大称堡垒，摧枯拉朽一朝倾；
马列主义受质疑，唯独四叔讲分明。
晚年无私作贡献，扶助后辈共前进；
坚持真理为革命，终身洁白女中杰。
人生七十今不稀，九十高龄上街游；
遥祝寿诞祈延年，百岁期颐擎红旗。
读印大姐的《浮生八九，求真六四》，才知大姐1915年8月13日出生，过几天就是九十大寿。两地遥隔，不能亲贺。古人赋诗祝寿，为“秀才人情纸一张”，我不学无才，不能诗赋，连韵律平仄都不懂，只能略写几句，以志敬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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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隔海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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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隔海书简
1996年6月起，海峡两岸的郑超麟和胡秋原两位老人有几组来往的信函。九十七岁高龄的郑超麟记忆清晰，思维敏捷，仍不断地写文章。唯近年患白内障，视力极差。他凭意念写的字很难辨认。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有几封由我誊抄后郑老签名寄发的，胡秋原的来信也由我读给他听。他们两位老人的通信内容很有史料价值，故汇编起来，征得他们同意后，将之发表。
小周1997.3
（一）缘起
大陆学者任建树编的三卷集《陈独秀著作选》收有陈独秀致H和S的信。题注为：H是胡秋原，S是孙洪伊。任建树根据郑超麟所说注明的。后来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指出：孙洪伊于1936年去世，陈独秀不可能给已死的人去信。而郑超麟认为他们的记忆无误，当年何之瑜携陈独秀遗稿找郑超麟商量出版，郑超麟亲睹致胡秋原和孙洪伊的信（是抄件，不是陈的手稿），编辑《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收入此信时，郑超麟和何之瑜商量决定，将受信人姓名隐去，用H和S代之。为了弄清此事，郑超麟曾托人查找人名资料，怀疑另有一同名同姓的孙洪伊。但没有结果，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向健在的胡秋原询问。两人居住在海峡两岸，互相不知地址，无法通讯。
近年来两岸可以间接通邮了。胡秋原先生于1988年1992年二次回大陆访问。1995年，北京出版了《中华心——胡秋原政治文艺哲学文选》。胡先生自序署：一九九五年四月四日于台北新店中央新村之寓，无门牌号码。郑超麟思忖，胡秋原是台湾的名人，不详细的地址也许能够寄到。于是郑超麟于1996年6月18日寄去一封信。过了很久没有得到回信，以为没有寄到了。不料隔了五个月，意外地收到了胡秋原1996年11月14日的一封长信，于是两位老人鸿雁不断，最后不仅解决了问题，即“S”不是“孙洪伊”，而是“孙几伊”（孙幾伊）。此外，他们来往信件中还谈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有价值的资料。
（二）1996年6月18日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请恕我冒眛写信给你。
我是在去年北京出版的一本题为《中华心》的新书中得知你尚健在，以及你在台北新居的地址的，我要请教你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这问题就是：我们在陈独秀先生的遗物中发现了他的一封信稿，那是他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写给胡秋原、孙洪伊二先生的。一九四八年，何之瑜发表此信，用H代替胡秋原，用S代替孙洪伊，其余没改变。上海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中收有此信，仍用H代替胡秋原，S代替孙洪伊。
但近年有人提出问题，说孙洪伊已于一九三六年病逝，此S不会是孙洪伊，因此发生争论。
我是亲见何之瑜所编书的原稿的，此信原稿确实是“孙洪伊”，用代名发表此信也是何之瑜同我两人商量决定的，我至今仍认为不会错的，陈独秀信中对孙洪伊说的话是：与孙先生更二十余年不见了，回忆北京之游，真不胜感慨！
按由一九四一年上溯二十余年正是陈独秀在北大任职之年，那时孙洪伊正在北京当国会议员，两人通过李大钊介绍而相识是完全可能的。李大钊是直隶省人，孙李二人是邻县同乡。
陈独秀此信现载于上海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567页。
我问的，不是信的内容，我问的，只是受信人除你以外另一个人是否孙洪伊？换一句话说；我只问你是否认识孙洪伊？是否知道他在抗战期中尚未死，并去大后方，与你相识？
这是小事，但既然引起争论，小事也须解决。今天唯有你一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盼望你能赐教，
此致
敬礼！
郑超麟1996，6，18
（三）1996年11月14日胡秋原致郑超麟的信[1]
超麟先生：
6月18日来示早经拜读。因增订旧作《一百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纲》，及常生小病，迟迟未复。各方朋友来信已一大堆，今天开始复信，我首先复先生尊示，并特别拜托一事。
我在一九二三——四年后逐渐对唯物史观发生兴趣，也便逐渐相信社会主义。一二八战争前，日本人在上海火烧三友实业社，此是日寇恐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我当时便认为，中国在实行社会主义前，必须先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一九三四年我先到欧洲，一九三五年应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之邀，协助他们编《救国时报》。我在苏俄观察将近一年之后，认为中国不可行俄式社会主义，同时我也放弃马克斯主义了。一九三五年末，我在《救国时报》上发表《抗日就是一切，一切归于抗日》，首先说到我已放弃马克斯主义及社会主义，深信中国必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不过收回东北以后，那些大工业收为国家所有，中国将有一新型资本主义。抗战回国以后，我看孙中山的书，他早已说到中国实业应当国营民营并进，我又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混合经济”。抗战时期，人人都讲社会主义，而又认为统制经济即是社会主义，甚至马寅初也多少如此。到了重庆以后，政府的统制，只使物价日涨。一位老朋友薛农山（又名铁珊，原是一印刷工人，后因自修，学问大进，曾写《中国农民战争史》，亦常在《读书杂志》为文，曾加入托派，与陈独秀相识甚早）任《时事新报》主笔，请我为特约撰述，我便在该报写了《民生主义实为资本主义》。汪精卫阅之大怒，并指使一人出来控告我。此时陈独秀先生为我写信国民党中央，说我提出的问题值得研究，不可以权力限制学术自由。先是在汉口，我与陈先生恰恰比邻而居，我曾与他有一面之缘，且相谈甚欢，他是时已放弃托洛斯基主义，不过还是倾向民主的社会主义。他到重庆后，在民生公司演讲《抗战之意义》，也主张中国应先发展资本主义，这也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幸而汪精卫在两个月后即投敌，我得免于迫害，而国民党人办的《艺文周刊》上，也的确举行了一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讨论（这是第三次讨论，当然不会有结论）。
当时陈独秀住在江津，但他文章刊出未完，即未再见，因苏俄中共提出抗议，国民党不愿为陈一人得罪苏俄中共。于是他以油印文章寄他的信友，也将他写给私人的信用油印发表。有一次他写信给薛农山，信中提到我，薛农山还拿此信给我看过。说的什么，我已不记得了。但是最近增订旧作，在《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中竟有“给H和S的信”的节录。（160-161页）。我便想到，此H可能指我，而S则指薛农山而言。
我何以作此推测呢？大约二、三年前，我接到安徽文献馆（？或图书馆？）一位先生来信，问先生来信中同样的问题。他并且说，根据陈先生一位亲友，伺候过陈先生晚年的人说，H确是胡某某。问题只是S是谁。这位先生来信希望我能答复他。当时，我正患气管炎住医院，没有复他，而他的信现已不知放在何处，而姓名已不记得了。
我的结论是：陈先生给H和S的信，“可能”是给我与薛农山的。如果陈先生的亲戚确定H指我，则S也一定是薛农山。上句“可能”，表示我不能完全断定之意。
今先生来信，问“受信人除你之外，另外一人是否孙洪伊？”我想孙洪伊要比我年长二、三十岁，且素无渊源，不会和他共同受信。而且据先生来信，陈信开始说：“与孙先生更二十余年不见……”，是叙旧之信，而所引的“给H和S的信”则是论当前共产主义问题的，非孙洪伊所关心。我有一老同事名孙几伊[2]，早年在北京亦有文名，我们在国防委员会每日相见，但未曾谈到陈独秀。
所以我还是维持我上述的结论。
我说要拜托先生一事者，即是如此信第6页所云，二、三年前有一位安徽文献馆（？）的人对我提出过S是谁的问题，我因病未答复他，甚觉歉然。我请先生为我写一信至安徽文献馆或其它整理安徽人物的机关，询问有无人士写信胡某某询H与S是谁的问题，问到固是有缘，即令问不到该人，如果他们愿意了解这个问题，均请先生将我此信复印一份给他或他们。不胜感谢之至，之至！特此敬复，即颂
著安
弟胡秋原拜上十一月十四日
小周注：
[1]胡秋原先生原信共９页。
[2]孙几伊的“几”字没有辨认出来，将此信复印件寄给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沈寂来信说：“我查找了五四时期的人物资料，发现有孙几伊，当时颇有文名。再仔细辨认胡先生的信，似是‘几’字的繁体‘幾’字。”
（四）1996年11月27日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1]
秋原先生：
收到了你的回信。
我为了一件小事，冒眛写信给你。信发出后几个月不见回音，我以为你看了信后不屑回答了。谁知不然。你为了这件小事，竟写九页的回信。今天我首先要感谢你这个好意！
三十年代初期，我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向其它政治犯借阅书刊，就知道有你这位作家。我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杂志上看了你的几篇文章；我又看了你翻译的佛里采所著的《艺术社会学》，特别注意到你在此书前面的长序言。可惜，我现在太老了，双目近于失明，虽有人送我大陆出版的你的《中华心》，我也不能阅读。你回答我的信还是别人念给我听的，我写的信，自己也看不清，非请看懂我写的字的人抄录是不能发出去的。
言归正传罢；
你的回信解决了我的问题。
第一，陈独秀写给你的信（见上海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567页），其中另一个收信人S可以确定不是“孙洪伊”了。你回信中说的“与孙洪伊素无渊源”就是铁证，陈独秀决不会对“素无渊源”的二个人回答一信的。
这个错误应当由我一人负责，凡有人来问我这个收信人H和S是谁？我总是说：H是胡秋原，S是孙洪伊。
第二，S决不是薛农山，因为陈独秀信中说“与S先生更廿余年不见了。”那时薛农山与陈独秀同在后方，时常见面。
第三，S究竟是谁？我为甚么会说是“孙洪伊”呢？因为我看到此信的抄件（不是陈独秀亲笔原信），其中收信人正是胡秋原和孙洪伊，而且信中说“廿余年不见了”，即五四运动中，陈孙二人都在北京，那时见面完全有可能。
幸而你回信中有几句话可以说明我的错误是事出有因的，你信中所提的“孙X伊”（X字辨认不清，在来信第八页第七行第一字），被我误认为孙洪伊了，何之瑜将陈独秀的文章（《我的根本意见》）寄给你，也寄给孙X伊，你们二人既然相识，便共同或分别写信给何之瑜表示你们的意见，何之瑜拿给陈独秀看，陈独秀便写一信给你们二人。
问题在于找出这个“孙X伊”是甚么人？但这是另外的问题。S不是孙洪伊已经解决了。我为甚么误说S是孙洪伊也找出原因了。如此，根本问题也就解决了。我再一次感谢你！
我知道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曾写信向你询问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你的回答，我要给沈寂写信。把你的来信复印给他。如果还有别人问这个问题，沈寂会去通知他们的。
此致
敬礼！
郑超麟
1996，11，27
小周注：此信和《陈独秀研究动态》第9期，分装两个信封同时寄的。胡秋原只收到杂志而没有收到此信。后来由小周补寄去复印件。补寄时附告“孙x伊”经沈寂辨认并查阅了五四时期人名资料，疑是“孙几伊”。
（五）1996年12月19日胡秋原致郑超麟的信
超麟先生：
前接大示，弟曾即复两个要点：
一、陈先生信中之H可能是我，如果是我，则S一定是薛农山，不是孙洪伊。
二、又拜托先生将拙函复印一份寄安徽省研究陈先生的机关，因两三年前该文献机关（？），曾有类似之信问我，并说H是我无疑，问S是谁？当时因他事或小病未复，甚歉。今烦先生复印拙函寄去，亦所以补过。
继而接到先生寄来《陈独秀研究动态》（9），及12月11日来信。信之字迹不甚清楚，大意是问我是否收到先生回信和杂志。所谓杂志，不知是否指《陈独秀研究动态》，至于信，只有12月11之信寥寥数语，而对弟前信所云，无一语及其内容。
又有一点奉告者：七十年前，弟曾在汉口见过一位郑超麟先生，法国留学生，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数本，译文甚好，其后加入陈独秀派。我初接来信时，曾疑是否那位郑超麟。及念字迹清健，相信年必轻于我，一定只是偶然同名。今观来书，是九十以上之人之笔迹，使我相信就是我七十年前见到的郑超麟先生。如果所忖不误，则我们缘分真不浅也。
最后，我要乘此机会，向陈独秀先生研究会诸先生要求，由于郑先生笔法已难辨认，敬请先生等对我前信所说两点作一答复，并告我写信与我的郑超麟先生是否七十年前我所说的郑超麟先生。专此敬祝
新年万福，研究会诸公万福！
胡秋原拜上十二月十九日
（六）1996年12月31日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收到了你十二月十九日写来的信。
记得吴国祯在上海做市长的时候，调查户口，发现上海市民姓吴名国祯的，有13人（或23人）。我敢打赌，古今中外，除我之外没有人名“郑超麟”的。今天在上海安度晚年的郑超麟也就是七十年前在武汉经历革命失败的郑超麟，过了今天，从明日元旦起，我就可以告诉国人，我是九十七岁老人了。
原来你我少时曾见过一面，希望今后我们仍能保持联系，关于S是甚么人问题已经解决了（S就是孙几伊，当初发表此信时是我误记为孙洪伊）。但你我通信，不患没有话说。先从你写的佛里采《艺术社会学》的译者序说起罢！你在此序中称陈端本为姊，可见你认识她，你能告诉我她的下落么？你在同一序中有一段论翻译的话，大意说：今天中国作翻译的人可分二派，一派主张直译，鲁迅为主；一派主张意译，林超真为主。林超真就是我，当时，我正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如果有人知林超真就是我时，一定会骂你。但近几年，我找到史料，证明了除你以外，尚有人作此对比，这人就是瞿秋白，见一九九五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论文集》第998页，兹将此页印一张寄给你。
我前信说的杂志，就是你收到的第9期，我回答你的长信是与此杂志同时寄出的，不过分为二封信寄，想不到你收到杂志，却收不到信，过几日我当寄一份复印件给你。
收到你的长信后，我立即复印寄给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先生，他回答说：“胡秋原先生所谓安徽文献馆者，无此单位，但他记得是安徽去的信，那就是我，没有旁人”。
希望你能看懂将近百岁的老人写的字。
祝
健康！
郑超麟1996，12，31
附件：
瞿秋白谈郑超麟
施达林的《列宁与列宁主义》一书，已由郑超麟同志译出，读者可以参照而观。“改译”本为戏剧家洪琛所倡，原意在接近中国读者。周作人当前提倡的“直译”，实在流毒不浅。中国文法与外国文法完全不同，如果直译那便是外国文初学的小学生之练习簿！至于超麟同志的译笔确是很好的。
《瞿秋白论文集》第998页（该文集为瞿秋白自编）
（七）1997年1月18日胡秋原致郑超麟的信[1]
超麟先生：
连接96年12月31日及97年1月3日小周老弟寄来96年11月27日信，不胜欣喜。欣喜之一，是我接先生第二次信见字体歪斜，即料定此超麟即我当年曾见一面并读其译文之超麟。先生云古今只有一个超麟，于今是九十七人瑞，云乎不喜。欣喜之二，是先生提到艺术社会学序文，弟早忘记，及翻阅旧作，果有鲁迅与林超真并举之文。七十年前心仪其译文之人至今健在，而且通信，云乎不喜！谓曾一面者，民国十六年弟为全国学生总会编《中国学生》，常出席宣传会报，有一次先生起立发言，座侧一位朋友介绍，此是郑超麟，而且似乎说到先生之腿一时有点不便云云。[2]
又弟可略述与独秀先生关系。一﹑抗战初期弟在汉口德润里办《时代日报》，适与独秀先生为邻，曾拜候畅谈。二﹑内人扶家母先入川，适与独秀先生及郑学稼兄同船。三﹑弟自西游后即主张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陈先生入川后在民生公司演讲，亦有此主张。弟入川后，一九三八年九、十月间，在薛农山主持之时事新报上发表此项主张，汪精卫大怒，嘱人控告，陈先生致函国民党中央，谓胡之主张值得研究，不可压迫。此后陈与薛通信中常提及弟名，薛亦屡以相示，故印象甚深。四﹑独秀先生逝世后，重庆唯弟在扫荡报副刊为文，题为悼陈独秀先生。孙伏园见之劝改为《悼陈仲甫先生》，前弟云如H是我，S一定是薛农山。现在想来，孙几伊亦极可能，孙几伊在民初亦为相当有名作家，约长我十余岁。因当时我们同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任秘书之职，对当时独秀先生横被诬蔑，深表同情，事为独秀先生所闻，故有致H与S之信﹐亦系当然之事。唯事隔半世纪有余，遂不能确切记得耳。而弟在拙著《一百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纲》中特引此信，当亦因其与我有关欤。
先生长我十岁，先生一代之人所余无几了，即弟一代之人亦廖廖可数。与先生一代之人此处尚有严灵峰兄健在，不知先生记得否，专此敬复
敬贺新禧，并祈多多保重，“超”百“龄”而多多益善。
小弟胡秋原拜上一月十八日
小周注：
[1]原信竖书，上端有三处加写；（1）小周老弟，此信仍请复印一份寄沈寂先生，为感。（2）几字不错。（3）并贺小周老弟新禧。并将此信念与郑老听。
[2]郑超麟无跛脚之足疾，我问郑老，是否胡记错了。郑说：“当时患严重的脚气病，确实有些‘跛脚’，胡秋原的记忆真好。几十年后还记得。”
（八）1997年2月8日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你一月十八日回答我的信，收到已经多日了，因事忙，到今天才能够回答你。
一个快到百岁的老人双目几乎失明，又只能在室内扶着桌椅行走，但还能听人读书，还能谈话，还能写字，认为做人的责任尚未到尽头，能够活动时还应当活动。
我不仅至今记得你在《艺术社会学》的译者序中说的两件事，我至今还记得，你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同情于托洛茨基的遭遇，同情陈独秀的被捕入狱也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使我知道你是不同于当时的“左倾”文人的。前几年，我为某一问题去研究鲁迅的史料，才知道你曾为同情托洛茨基和陈独秀而付出代价，即受了其它“左倾”文人的攻击。据说当时鲁迅曾用隐晦的方式为你的受攻击抱不平，即他利用一次公开机会向群众强调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代的贡献。
从你最近给我的信中；我又知道你在抗战初年曾公开主张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为此引起汪精卫大怒，幸亏陈独秀赞成你说的话，这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想，当时自己正在发展资本主义，却反对别人提倡资本主义的决不止汉奸汪精卫为止，也决不止国民党领导人如此罢！
可惜，我抗战初出狱后就没有机会再读你的著作了。
在国民党监狱中读你文章时留下来的良好印象，使我认为在垂老之年能够同你通信是一种好事。
我已尊嘱将你最近回信复印各一份给安徽历史系教授沈寂，他回信要我告诉给他你的通信地址，我通知他了，想他也会写信给你的。
此祝
春节愉快！
郑超麟1997，2，8
小周注：原稿编至此，寄给胡秋原先生，向他征求是否同意发表。
（九）1997年3月29日周履锵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承您呼我小周老弟，令我倍感亲切，心里甜滋滋的。五十多年前，朋友们叫我小周，而今过了古稀之年了，老朋友还是这样叫我，我也乐于以此自称，概有不服老之意，不过在郑老和您等前辈面前，我永远是小之又小的小周。
我已尊嘱将您给郑老的信复印寄给沈寂先生。我还曾将你几次来信的复印件给了《陈独秀研究动态》主编唐宝林先生和大陆研究陈独秀的学者任建树先生。
我经手您和郑老的信函，您们二位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受感动。您对未复数年前安徽某人的信牢记在心中，并且一再表示歉意，您的如此为人，甚为钦佩。您们来往的信件的内容，很有史料价值，如将之公开发表，是很有意义的。郑老同意我的建议。于是我加以整理抄写，现将这些材料寄给您，请您审核，如果您也同意，就分别在两地刊物发表。刊出时除了来往信函之外，不妨配上二位的近照和手迹。
郑老早年写得一手好字，直到八十高龄时还写得很清晰（见八十自寿手迹），但近年患白内障，视力极差。但他仍不断地写信，写文章。我们建议他口述或录音，由我们整理，但试了一、二次就不干了，大概是亲自动笔可边写边思考，所以执意亲自书写。他“盲写”的字甚难辨认。这次誊抄时，我原拟全用繁体汉字，但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变成繁简混杂了，给校对增添麻烦了。
附上一张郑老的照片。请您寄给我们一张您的近照。我抄写您的来信，如有差错或有增删，请示知。我们在未得到您的同意之前，是不会发稿的。
敬祝您
健康长寿！
小周敬上1997，3，29
（十）1997年4月21日胡秋原致周履锵并转超麟的信
履锵先生并请转
超麟先生：
寄来文件一包已收到多日。我想先生等一定久候我的复信了。首先奉复二事：
一、先生说将我们来往讨论H、S之信件公开发表，弟不仅同意，而且欢迎。因为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讨论。
二、弟之迟复，由于过年后有似感冒之小病。
三、奉上最近照片一张，龙钟之态，似尚不如郑老之康健也。
又小周先生年逾古稀，故弟改称先生也。专此即颂
新春万福！
弟胡秋原顿首4月21日
（十一）1997年5月7日周履锵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四月廿一日惠书，于四月廿九日收到，当天下午就读给郑老听，他老人家很高兴，他将您的近照，贴着鼻尖看了之后说：“胡秋原比我健多了”。郑老嘱我写信向你致谢，祝你身体健康。如果您第三次访问大陆，盼能与你欢聚话旧。
您在大作《一百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纲》中，对张君励只一笔带过，而对陈独秀情有独钟，引了三封信和一篇文章的大段原文，写了详细精辟的介绍分析。应该与您和郑老来往的书信一并发表。但《隔海书简》已有七千字。该文只能投寄大陆的期刊，字数过多就无法被采用，所以拟忍痛割爱了。但您在台发表时，如不为字数所限，尽可加进去。至于先生的《悼陈仲甫先生》一文，我们手头无此资料，打算写信向沈寂先生索讨，如他能及时寄来，当尊嘱加入。
先生来信开首写道：“来件收到多日，我想先生一定久候我的复信了。”确实如此。我们不愁您迟复，而愁您没有收到。当时我去邮寄时，要求挂号，答复发往台湾的邮件不挂号。而这次先生寄来的却是挂号信。邮件也常有遗失，个中原因就无法说得清了。所幸现在有复印技术，多一个心眼复印留底，发现遗失就补寄。
郑老决定联系发表《隔海书简》，但大陆有许多不固定的因素，有人际关系，还有其它等等，何时刊出难以确定。如在台先行刊出，请惠寄书刊或该文的复印件。
您是我的前辈，请不必客气，呼我小周或直呼姓名更好。先生如有要我办的事，请尽管吩咐。
祝您
健康长寿
小周顿首
97，5，7
此信读给郑老听了，他叫我补充二点：1．郑致你97年2月8日的信，一直没有收到你的复信，现知你没有收到那封信。所幸小周整理的包括那封信的稿件你已收到。2．前寄《陈独秀研究动态》第九期你已收到。这一期上刊有郑超麟悼陈独秀的文章，不知你曾否注意到这篇悼文？那是当年署名意因发表于托派地下刊物。郑老的早年文章本人都没有了。该刊的编者不知从何处觅得当年的悼文。
（十二）1997年5月29日周履锵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尊郑老吩咐，寄上《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1期。这一期上，刊登了先生和郑老的三封信。那是早先寄给《陈研》的。关于续后的书信，他们还未见到，所以编者“本期导言”有“但S是谁？可能就成为千古之谜了”之话。5月22日，唐宝林先生来到上海，主持25日开幕的“全国第四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郑老己将全部《隔海书简》给了唐宝林先生，他们会续登的，S是谁就不会成为千古之谜的了。《陈研动态》是学会刊物，不支稿酬，但稿件可另投其它刊物。
沈寂先生已将您的《悼陈仲甫先生》一文复印件寄给我。沈寂告之该稿由香港商务印书馆陈万雄先生复印寄给他的，是1965.5.16《中华杂志》第三卷第五期第17-19页。正文尚清楚，但19页的注完全看不清。改日寄给《陈研动态》。
郑老向您问好。
匆此，敬祝
撰安
晚小周顿首5月29日
（十三）1997年5月31日胡秋原致周履锵并转郑超麟
履锵先生并转
超麟先生：
5月7日来示收到多日。
先生说我对陈先生“情有独钟”。此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西化派（主要是北大派）对抗战悲观，好多人参加汪精卫的“低调俱乐部”，而陈先生却坚信抗战必胜（此点傅斯年说过）。二是在中国学界，陈先生的遭遇甚不公平。除了无言论自由之外，梁启超去世时，送葬者数千人。胡适在台去世，送葬者数百人。而陈先生在江津去世时，送葬者一、二十人而已。既然《隔海书简》篇幅有限，拙文自不必刊载。弟自《中华》停刊后，已无地盘。其它刊物，恐怕很少关心此事矣。
有一要事还要烦先生。先生问我是否注意到《研究动态》第九期郑先生悼陈之文，老实说，我亦老眼昏花，的确没有注意到。便中先生幸寄我一份复印稿，为感。
先生说盼我能三次访问大陆。但第二次在北京时中日医院即告我不能长途旅行。遥望云天，徒唤奈何，匆此敬祝先生与郑老健康长寿。
弟秋原上5月31日
（十四）1997年6月12日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你写给小周兄并转我的两信，小周兄都读我听了，并代我回答了。小周兄还将你我二人先后通信及其它文件编成了《隔海书简》，没有他，我甚么都不能做。
记得三十年代我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时，从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刊物中时常读胡秋原的文章，其中有同情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的话，甚至提“林超真”的翻译，以此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不知道这位新作家的来历。此次为孙几伊问题冒味写信给你，从你的回信中才知道你我二人曾在武汉见过一面。这个意外的发现使我感慨，这恰好是整整七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只有二十七岁，而你也只有十八岁。
现在，你我两人都老了，但读你的信，虎虎有生气，而我则是有目不能读书，有足不能行走，行将就火了！
我的心情，你可以从我几年前作的一首词看得出来。
临江仙
“不是人间偏我老”（借用放翁成句）
只嗟壮志难酬，
百年坎坷一身留。
雪花飘峻岭，
骤雨袭扁舟。
遥望前程如锦绣，
春风丽日当头。
衰翁跋踄意何求？
虞渊追夸父，
渴死亦甘休。
一个人失去了劳动力，依靠社会供养来延长生命，实在没有甚么意义。
此祝
撰安！
郑超麟97，6，12
胡先生：
郑老对前二次未亲笔给你回信，深表歉意。这次他一定要亲书复你。现将他的原书和我的抄正一并寄上。另附上一篇郑老当年的《悼独秀同志》。
我已将你最近来信及你当年的《悼陈仲甫先生》一文寄给《陈研动态》，由他们选登。
祝
夏祺
小周附笔6，12
（十五）1997年6月26日胡秋原致周履锵并转超麟的信
履锵先生并转
超麟先生：
前寄复函并附照片后，先后收到复示二件。
一是郑先生嘱寄《动态》一本。（以前并未收到）。并知隔海通讯刊出一部份。又收到有关陈先生驳斥法院“深自悔悟”之文一段，以及“常坦”“如虹”对联复印。自苏州审判时，章士钊律师称，陈现为共党反对派，与国民党宗旨相同，不应有罪。陈即对法官称，我仍信共产主义，仍反国民党，章律师刚才所言不能代表我。海内壮之。弟久见陈先生字迹娟秀，而此联益见俊美，谢谢。
第二次信是6月12日郑老亲笔，周先生的释文。并附当年悼陈之文和《临江仙》的词。郑老说，七十年前我们曾见一面，且已互相知名，而今又竟两岸话旧，此真非易事。九七固艰难，八八亦不易，此缘分亦福分而来，我们那一代的人有几人能见到香港之复归乎？
郑老希望我能回大陆一行话旧，此亦我之热望，无奈医生已告我不可长途旅行。沈寂先生来信提到今年十月将有陈先生与中国文化研究会，希望我写一文。但我的一本旧作增补一年仍未及半，改日我将亲函沈先生致歉，便中亦望周先生代达鄙意。专此敬祝
郑老夏安，周先生夏安
胡秋原顿首6月26日
小周注：苏州审判应为江宁审判。
小周附记；1997年下半年，郑超麟和胡秋原没有书信来往，1998年春节，胡秋原给郑超麟、周履锵寄来二张专制精致的贺年卡，具名胡秋原、敬幼如。给郑老的题：超麟先生夫人新年万福。给我的除题名相似外，另附笔写着：“两示及刊物均收到，因杂事及小病迟复，谢谢”。
1998年元月起，郑老患病三次住院，7月20日突发脑溢血，昏迷了十余天，于1998年8月1日去世，享年98岁。郑老去世后，我致信胡秋原先生，通报郑老去世的恶耗。
（十六）胡秋原《悼超麟》唁文
超公学术贯中外，译笔信、达、雅，近年通信，喜结文字因缘。今闻辞世，既伤国家耆旧之凋零，亦痛知己之难再也。
胡秋原敬悼
戊寅八月十日
附：胡卜凯致周履锵信
周先生：
家父收到您的来信，得知郑前辈去世的消息，非常难过。但因近日眼睛开刀，无法写字，特令我代笔，寄上唁文，请转郑前辈家属及亲友，谢谢。
敬祝大安！
晚胡卜凯敬上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一日
附件1：陈独秀致S和H的信
H，S二先生：
与H[1]先生别三年矣，与S[2]先生更廿余年了，回忆北京之游，真不胜慨叹！
顷见二位与Y[3]兄书，于弟近作有所示教，感谢之至。弟自来立论，喜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此种“圣言量”的办法，乃宗教之武器，非科学之武器也。
近作根本意见，亦未涉及何种主义，第七条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斯基都包含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二十多年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倘苏俄立国的道理不差（成败不必计），即不合乎马克思主义又谁得而非之。“圈子”即是“教派”。“正统”等于中国宋儒所谓“道统”，此等素与弟口胃不合，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到第三国际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譬喻吃肉，只要味道好，不问售自何家，倘若味道不好，因其为陆稿荐出口而嗜之，是迷信也，倘若味道好，因其陆稿荐出品弃之，而此亦成见也；迷信与成见，均经不起事变之试验及时间之淘汰，弟两不取之。纸短话长，不尽万一，惟弟探讨真理之总态度，当以此得为二先生所了解也。
倘有新作，自当奉上乞教，弟所欲甚多，惟病体不能多写作，即写出，虽油印亦不易办到也。此祝
健康
弟独秀〔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九日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陈独秀著作选》原注
[1]H即胡秋原。
[2]S即孙洪伊。
[3]Y即何之瑜。
附件２：沈寂致郑超麟的信的摘录
一、1996年12月11日信
11月28日的信，以及所附胡秋原先生信的复印件和你致胡秋原先生的信（复印件）等，均收到，请释念。胡先生非常负责任，提供了他所知道的证据。不过，在第8页上，他提出的一个老同事，名孙x伊，该字实很难辨认。我翻了一些工具书，五四以来曾有一人名孙几伊的，胡先生写的似乎是“幾”字，究竟如何？如胡先生再有来信，请仍能告诉我。
胡秋原先生所谓安徽文献馆者，无此单位，但他记得是安徽去的信，那就是我，没有旁人。
二、1996年12月26日贺年片
敬祝新年好，身体健康！12月15日的来信收悉，您过奖了。您是我的尊长，在与您的交往中，得益匪浅。尤其是您的为人和持节之风，素为我敬重。您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是我的榜样。您决不随声附和别人的意见，我亦一样。但都能承认事实，实事求是。
三、1997年2月24信
胡秋原先生已复了我信，他说了“补过去失误之咎”，所以立即复我了。
关于孙几伊的小传，我尚未觅得，我是从近代人名署名、笔名的工具书上查得的。关于孙几伊的生平，容待以后留意查找。一时难以相告。
附件３：胡秋原致沈寂信
沈寂先生：
来示昨日收到，今日奉复，所以补过去失误之咎也。前得先生信，问H、S之事。当时因在病中，未即作答。继而病愈拟复，而先生之信，不知夹在何处，未能作答。每一念及，心常耿耿。近郑超麟来信再提此事，因念他必能知道安徽注意同一问题的人，请其查考。果然得与先生联系。此亦缘分不浅。而经过三方反复讨论，可以断定H是弟，S是孙几伊，殆无疑问。此则不浅的缘分，又解决历史问题也。
先生看到中华转载扫荡所载《悼陈仲甫先生》文及补注，甚喜。先生希望我再写点有关陈先生的文章，但由于年老力衰，我要补《一百三十年思想史纲》为《一百五十七年史纲》实际上只增加一章，至今尚未完稿，故难应命，不过《一百三十年思想史纲》中有关陈先生者有五、六处。此书系弟自印，已卖完，且其中对某君甚多批评之语，亦不便寄与先生。拟俟新版出后再寄（因可平衡）。
请
新年万安
弟胡秋原拜上
97年1月28日
附件4：郑老去世后沈寂的唁电
惊悉郑老遽返道山，不胜悲痛。世纪同龄，人道坎坷，命途多舛。特立独行，为人所珍，坚贞信仰，堪为楷模。十七年师友之情，风范长存。
98年8月5日
胡秋原2004年5月24日病逝于台北。终年95岁。
郑超麟1998年8月1日病逝于上海。终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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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王凡西通信（第六十一至八十三封，及附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履锵文存
1．与王凡西通信
（第六十一至八十三封，及附件）
（六十一）2000年10月31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九月廿五日寄上胡志明文，附信，收到否？甚念。盼告。
我近来身体极差，不能多写。问
好
根上十月卅一日
（六十二）2000年11月17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10月31日来信于11月13日收到，来信只写了短短的几句，看来你的身体很差。我们远隔万里，无法照顾你。唯遥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我已于10月29日寄上一信，附上《公理与强权》在上海《档案与史学》刊出的复印件，并奉告你寄来的资料都已收到。迄今为止，我们来往邮件，都没有发现遗失。
《动态》21、22期一定已收到。第22期14页张同写的《一首赋诗说真情》读到了吗？大陆有一位作家吴晓，此人写了多册有关“陈独秀”的书，胡编乱造，有损老先生的形象。张同此文就是批评吴晓的。我和吴孟明认为张同“陈独秀是于1937年出狱后与杨鹏升在武汉相识”是可信的。你在《回忆录》中只提到何基丰。你可否知道当年老先生与杨鹏升交往的情况，请于身体较好时将所知告诉我们。
请你以休养为重，不必急于回信。
祝
健康长寿
履锵上2000，11，17
（六十三）2000年11月29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十一月十七日来信已于廿五日收到。《陈研》第二十与二十一二期，由唐君直接寄来，于廿四日收到。现在写字太困难，请你给他去信时，代为提及并转达谢忱。
《陈研》字太小，我阅读困难。评吴晓文用放大镜看了一下。吴某十分轻浮，记得靳树鹏曾给过他批评。
我的健康日走下坡，随时会离开这世界，但也可能“活尸”似的再拖一些时间。（我不希望后一情况）。
你是我目前极少数几位“文字合作者”之一（我不喜欢“代理人”这个名称，因太巿侩气了）。希望我死后，你能将我一些稍有价值的旧作，找到合式的出版者重印。你那里有我的《毛论》吗？如无当寄上，祝
康健
老王十一月廿九日
（六十四）2000年12月31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2000年11月29日来信于12月4日收到了。
今天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再过几个小时，就要迎来新世纪的曙光。回顾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感触颇多。从二十年代开始，你与郑老等老一辈，都是当年重大事件的弄潮人，现在你是唯一跨世纪的老革命家。我祝愿你再多活几年，也许会见到更意想不到的变化。
你来信中对我的信任和嘱托，我是既高兴又深怕难能完成。特别目前出版关卡多多，一时不会有大的突破。不过我要在有生之年，尽力去做。
你的《毛论》我处没有，且我还未读过，盼能寄我留存。朱正曾来信，云要争取重版《日记、书信及其他》，但何时实现，都是未知数。
祝你新世纪
健康长寿
履锵上2000，12，31
（六十五）2001年2月10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去年十二月卅一日寄出的信，一月十日就收到了。稽复[迟复？]，歉歉。节前节后收到较平时更多的信，只是无力作复，真是憾事。自去年秋天心脏病又一次突发后，体力显著衰竭，用脑、写字愈加困难。甚至行动都几乎不能了。希望不久能追随超、春二位“火枪手”于地下。
《毛论》久已包好，待寄，只是无人替我拿去投邮，寄出后希望能收到，另有一本《诗与自传》拟寄给王观泉先生。
最近看到《十评》上有人写长文批评老超《晚年文选》，署名“前戈”，不知是哪一位老朋友写的。
《陈研动态》最近有新的出版吗？祝
安健
根上二〇〇一年二月十日
道同写的文章《陈其昌之死》，已由日友寄给我看了，写得极好，你见到他时，请转告。
（六十六）2001年2月27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本月十一日寄出一信，谅早收到。那信中提及的《毛论》却一直拖延到昨天才能寄出。原因是天气坏，一直没有人替我将书送去邮局付邮。我自己近来已无法出门，一切都要依赖人了。
希望这本书能平安寄到。同时寄出一本《诗与自传》给王观泉先生，大概也能收到。近来我尽量安排我的身后事，主要的文件全送里兹大学图书馆保存。可惜你我天各一方，你无法在这些事上帮我一点忙。
前几天收到最近一期的《陈研》，是唐宝林直接寄来的。字太密，我无法细看，大体看了一下，觉得这本杂志越办越有意思，看了很高兴。很想给唐去信，只因我有心无力，暂时写不出，你如给他去信，盼代我向唐致意并道谢。问
好
根上二〇〇一年二月廿七日
（六十七）2001年3月8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2月10日来信22日收到。2月21日寄来的《毛论》已妥收，请放心。迄今为止，还未发现你给我的信函和邮件遗失。今天（3月8日）又收到你写于2月27日的信，仅六天就收到了。
《陈研动态》确实越办越好，唐宝林进步很大，尤其在《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在大陆出版后，唐宝林从中得到启发，思想有很大的转变。你对他的致意，我会写信转告的。
目前国内出版阻力仍很大，只好尽力争取了。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我们抓住一个机会，终于出版，并发生较好的社会效应，实属万幸。到今天为止，译者稿费还未拿到，这些我们都不计较了。
北京施用勤和他的老板分手了。施是学者，无法忍受老板的市侩作风。班兄的《山火》原是施君经手的。现在施离开了，也没有消息了。
我你天各一方，我无法像为意因伯父做事一样，为你服务。现在只能把你的著述保存下来，留待他日出版。
怕你牵挂，先写此信，祝
健康长寿
履锵上3月8日晚
（六十八）2001年5月6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2月22日收到你2月10日来信，3月6日收到《毛论》，3月8日收到2月27日来信，当天就复上一信。快二个月了，未收到你的信，心甚悬念。
寄上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摘要。全文很长，俄罗斯《独立报》用了三个半版的篇幅。国内已有译文，你如有需要，我再寄奉。
王观泉已从哈尔滨搬到上海，住在中山公园后门，原圣约翰大学附近。我和他时有见面。他将你春节寄给的精致的贺卡塑封珍藏起来。唐宝林5月下旬来上海，我和王观泉等与他会晤，届时我要将你对唐的致意当面转告，期他将《陈研动态》办得更好，将陈独秀研究更往深层推进。
你以前询问《十评》署名“前戈”是谁。据我所知，“前戈”是广州的刘平梅。刘是与超伯父最后被释放的几个人之一。他们当面也是争吵不休的。北京施用勤去年下半后就与老板袁亮分手了，《山火》的出版再也没有消息了。
祝
长寿
小周敬上5月6日
（六十九）2001年5月23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五月六日的信，同月十五日才收到，邮程实在太长了。普列哈诺夫的“政治遗嘱”我怀疑是伪造的。俄国目前流行一种说法：“十月革命”根本不是革命，而只是少数人搞的“苦狄塔”。“遗嘱”的全文如果不太长。能复印一份给我也好。但如果页数太多，份量太重，那就不必了。这方面的论据，我相当熟悉的。
原定在温州举行的“陈独秀研究会”想必已举行过了，唐到上海大概为了参加那次会议。见面时盼代致意。
王观泉曾有信来，我很喜欢这个人，也许因为我们性格上有若干共同处吧。
道同写的《陈其昌之死》你见过未？写得很好。据一位日本朋友来信告诉我，它将在行将出版的一期《鲁迅研究》上登出来。
想说的话很多，可惜我的体力日见衰退，现在连最低限度的日常生活都无法自理了。写字用脑不用提了。胡乱写几句，聊当面谈。祝
健康
根上23/5/01
又：
最近一期《陈研动态》上登载的一则有关中译《中国革命悲剧》再版的广告，说易洛生当年搜集中国革命历史资料，目的原本在帮助陈独秀写这部历史。不确，陈独秀从未有写中革史的计划。易洛生对陈独秀保持“敌意”（受刘仁静影响）。他当年在北京，搜集资料，完全因为他决心自己写一部中革史，此事可参考老托致易洛生的九信，以及我写的几点说明。你若见到唐宝林，盼转告此事。
次日补写
（七十）2001年6月8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5月23日来信6月4日收到。
对于普列汉诺夫的遗嘱的真伪，我们也持怀疑的想法，不过将之视为一种思潮，其中提及的某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现将全文寄上。
在温州举行的“陈独秀后期思想研讨会”已经开过了。据说会上各叙己见，相当活跃。广州刘平梅也去参加，会后到上海住了五天。他说日本朋友佐佐木参加，会上谈到，自从苏联解体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托派是合作对敌的，以法国、意大利、丹麦最好。
陈道同写的《陈其昌之死》已在《鲁迅研究》第四期登出来了。该刊第二期登王观泉的《重版“独秀文存”序》，写得很好。过去《鲁迅研究》也发表过超伯父的文章，该刊主编王世家是王观泉的老朋友，对我们持宽厚同情态度。现在也退休了。
我们过去的文件资料都损失了，连超伯父都没有。你手中的文件资料，日后由里兹大学图书馆保存，确是能长久留存的好办法。不过国内朋友使用就不方便了。最好你移交之前先复印下来，寄国内收不到，可寄港友收存。
祝
健康长寿
小周上6月8日
（七十一）2001年6月24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六月八日寄出的信及附件早收到，请勿念。《遗嘱》才读了三分之一，因为眼睛出毛病未能读完，等眼疾好转后再告诉你我的读后感。
一星期前收到日本朋友从杭州寄来他参加座谈会的情形，这封信另有一个人具名，可惜我不认识。
※※※
三天前写了上面这几行字，当时突感头晕，停笔。昨天收到日本佐佐木君从日本寄出的信，告诉我温州集会的详情，又附了照片，想必你已知道或见到了。照片中有唐宝林，不知他过沪时，有否与你见面。
二位日本朋友，佐佐本与长崛祐造，都给我来信，并提了一些问题，可惜我身体越来越差，连写一张短条子都千难万难。此事无法可想，只好随它去了。
你见到道同吗？如见到，请转告他，他的文章《陈其昌之死》，香港朋友想发表，（声明转载自《鲁迅研究》杂志），倘他觉得不好，盼即来信告诉我。又：得知他正在写一篇文章谈“何子瑜”，此文我也想看。祝
健安
根上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七十二）2001年8月4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收到你七月九日寄出的道同文章及你所附的信后，我有否给你寄一短简，记不真了。我近来体力大衰退，读写都几乎不行了。大约不久会和老超老楼“见面”。
道同的第二篇长文，没有第一篇好。定稿前，最好再仔细改进一下。
普列哈诺夫的“遗嘱”我勉强看了第二遍，很难断定哪些是真的口授，哪些是他人的“发挥”。有关革命后俄国前途的预测，肯定是他人的“创作”。
《陈其昌之死》一文，我已转告香港友人，请他们不要转载。
写不下去了，祝
安健
根上〇一年八月四日
（七十三）2001年10月16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九月廿六日收到你同月十日寄出的信，邮程太长，收到后，我又无力早日作复，实在泄气。
我身体还好，只是头脑和手足都已拒绝工作、看书、写字，走动愈来愈觉得困难。
前几天收到唐宝林先生寄赠的陈研《简报》，你若和他通信，请代我致谢。
国内的邮检似乎对我太严。我在北京的大侄女向我讨一套《回忆》，寄出三月，未曾收到，显然没收了。今年初给海宁的一个侄女寄去二册，亦遭同样命运。
最近我从荷兰的“国际社会学院”得到中托早期的一些文献，可惜复印太麻烦，无法寄你一份。
最近得悉吴甲原早已亡故，以后有关他与老先生之间的一度往来，提及时不必顾虑了。勉强乱涂，希望你能看出大意。祝
安健
根上〇一年十月十六日
（七十四）2001年10月30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10月16日来信10月26日收到。这次比较迅捷寄到。
你的来信虽然写得比较简短，但能读到你的信，总是很高兴，特别这次信中说近日身体较好，希望伯父超百龄的愿望由你完成。
你写的字，每一个字都看得清楚。写得比意因伯父的“甲骨文”好多了。
《双山》寄不进来，国内世文公司曾有出版的意向，后来受阻。前些日子向东方出版社去信，谋求出版也无回音，只好待加入WTO后再争取了。班顿的《山火》也无出版的消息。
你过去寄给我的《毛论》、《谎言与真实》等都收到了。但是去年香港友人给我寄《悲剧》却没有收到。
楼叔去世后，一批文件已交里兹大学图书馆收藏，移交前不知有否留下目录。你准备移交的文件，最好留下复印件，至少要留下目录。大陆的朋友，根本没有资料。即使意因伯父，也不过晚年收集到几册旧书和他晚年写的文稿。过去的文件都被没收了，但是唐宝林手中有不少原始资料。
意因伯父去世后，我与唐宝林、王观泉、靳树鹏等学者保持一些联系，但因我理论水平太差，无法对他们有所影响。老人相继走了，当年属小字辈的我也已七十五岁了，眼看就要后继无人，奈何！
祝
健康长寿
履锵上2001，10，30
（七十五）2002年1月7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寄出的信，收到已经很久，一直无力作复，真是憾事。我近来身体还好，只是脑子更不能用，记性更差，手抖得更历害，有时竟致完全不能握笔。结果与朋友的通信，大多有来无往，非常糟糕。
最近一期的陈研《简报》收到了。字太小，太密，我的半盲的眼睛无法细看。从大体看清楚的文字所得的印象，觉得很好。你如与唐先生通信，请代我向他表达敬意。我本想直接给他写一封谢函，头脑和手指都不听使唤，只好算了。
想和你谈的话很多，可惜写不出，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的精力还能回复一些。祝你
新年快乐
老王二〇〇二年一月七日晨
（七十六）2002年2月18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1月7日来信于1月18日收到，逢到过年，把给你的回信拖到今天，请谅。
我已将你对唐兄的致意转告。朱正先生嘱托我向你表示敬意和问候。
上海《报刊文摘》转载一文《王若飞袒护陈独秀始末》，摘自《文史精华》2001年第11期，说的是在莫斯科开六大时，王若飞为陈独秀辩护。和意因伯父写的《记王若飞二三事》内容相近，当时你正在莫斯科，一定知道得更多。
安徽省沈寂拟编《陈独秀年谱》长卷，曾与任建树、吴孟明商谈，当时我也在座。准备将最新公开的苏联档案有关部份收进出。沈寂也是一位正直严肃的学者。
国内老朋友越来越少，我这样的当年小青年，现在已经76岁了。意因伯父去世后，就失去了核心。
朋友们都惦记着你，如有近照，请寄一张。
马年祝愿你
健康长寿
周履锵敬上
2002年2月18日
（七十七）2002年3月12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二月十八日的来信，同月廿八日就收到了，无力早复，祈谅。
今天勉强能写几个字，决定将手边的三个短件寄给你看：
1、一些故人的笔名或化名[1]。此件写得极不完全，但对某些关心中托史的作者，也许有用。此件不要发表。
2、一篇怀念汪孟邹先生的旧文，二十多年前发表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的，因沈寂那篇谈汪与陈的关系文章曾提及此文，寄给你看看。
3、一则日记[2]。此文请便时交给道同，因它涉及其昌也。不要任何刊物上发表，因若发表，必将引起《王实味传》作者的反击，而我现在无力与人笔战也。祝安健
根上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二日
[1]注：王老此件中列出他自己的笔名：文元、连根、惠泉、双山、三男、凤岗、振声、木君、守一、义方、宇人、严可、三原、耕莘、李书勋、张家驹。其他人的笔名并不完全。
[2]注：日记一则，是谈刘莹为王实味平反写的“申诉材料”。就是王老1994年5月1日写的札记，见《王凡西晚年札记》第135页。
（七十八）2002年4月15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3月12日来信3月21日收到，很高兴读到你寄来的三个附件。
《日记一则》一定尊嘱不在何刊物发表，其实想发表也很难找到肯发表的刊物。大陆关卡很多，班兄的《山火》至今仍无音信。你是读到黄昌勇发表在《新文学史料》的《王实味传》后写下《日记一则》。去年黄又发表了长编《王实味传》单行本，书末也附刘莹的申诉材料。超伯父生前曾对我说；“刘莹瞎说”。道同看了后说：“王实味怎不知道我家的地址吗？他去延安时把所有家具都送给我家，我们用了几十年，现在还有几件”。我和道同估计，黄昌勇也不一定完全相信。你的此件我们当然不谋求发表，但可以寄给黄本人，并把道同有力说明告诉他，供他再版时参考。我和道同的这个意见是否可取？在没有得到你的许可之前，我是不会寄给黄昌勇的。
《记汪孟邹先生》写得很真切，吴孟明读后认为可以寄给汪的后人，汪原放去世多年，他的大儿子汪无忌是华山医院名医师，四年前去世时超老还写了一首悼诗。次子汪无功退休前是育才中学副校长，与吴孟明相识，准备将你的记汪文给汪无功。
你寄来的一些故人的笔名或化名虽不完全，但你自己和超老的就很完整，许多笔名我都不知道。关于陈独秀的曾用名，任建树写过一篇文章，列有几十个曾用名，刊在《陈独秀大传》附录中。
祝
健康长寿
周履锵于2002，4，15
（七十九）2002年4月17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于二月十八日寄出的信，同月廿八日收到。我身体不好，直到三月十二日才给你回信，内附三个短件，希望已顺利寄到。当时因手头没有最近拍摄的相片，未能遵嘱寄奉一张。
上星期有客来替我照了一张，兹特寄上留念。
手抖，头晕（因最近新添的高血压），实在写不下去了。请谅，祝
安好
根上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七日
（八十）2002年5月9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4月17日来信和照片于4月25日收到。
我在4月15日寄上一信，那是复你3月12日信的，现在一定收到了。
我们很高兴看到你的近照。看来虽较清瘦，但“千金难买老来瘦”。大家祝你健康长寿，完成超老没有完成的“登百岁”任务。我也寄上一张一九九七年与超老合拍的照片。我这个当年的小青年，现在已是七十多岁的老头了。
法国大选已落幕，国内消息闭塞，仅知道有我们的三位候选人参选，得票情况不甚清楚，如有资料请寄给（英文的可不必译出）。
祝
安好
履锵上2002，5，9
（八十一）2002年5月16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上月十七日寄上一张近照，未知收到否，甚念。
我近来体力急剧衰退，写字完全不行了。今天重读你五月十五日来信，我有点意见勉强写出寄上。
我的《日记一则》当年写出后即寄给黄昌勇，他没有回信，只是将它交给刘莹看。据说刘莹大怒。黄在日后写成的《王实味传》中，更作了一些不确切的“考证”（例如说我的儿子在安庆出生的，为生产筹款，我“欺骗”王实味要他译老托二章自传。）这些瞎说，不值一驳。但我如今无力写文与他辩驳，所以你不要将“一则”寄去，免烦恼。
任建树的《大传》写得极好，但也有小错，例如在一个地方，把“西流”（小濮笔名）说成是何子瑜的一个笔名。
写不下去了，问
好
老王〇二年五月十六日
（八十二）2002年7月11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五月十七日收到你来信，同一天寄上一函，谅达。本拟即答复你来信提出有关法国选举的问题，不料我心脏病突然恶化，此后一直不见好转。头晕手抖，无法写字，累你空等了。
半个月前我收到王观泉兄寄来一函，内附他写的一篇短文及“陈胡二人合影”，非常高兴。本应立即作答致谢，只因无力握笔写字，未能如愿，憾甚。此事请你转告，请他原谅。
想说的话很多，奈力不从心，算了。问
好
根上二〇〇二年七月十一日
（八十三）2002年10月7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老弟[1]：
收到你的来信好久了，只因我近来体力加速衰退，无力作复，请原谅。
前天精神略好，翻阅一些旧信，发觉其中有二信[2]还值得保存，给你和其他朋友们看看。
想和你说的话不少，可惜我现在有气无力，只好算了。
祝
健安
根上二〇〇二年十月七日
[1]周注：这封来信10月19日收到，11月13日我给王老寄去一信，没有收到回信。王老于2002年12月30日逝世。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如果写完此信之后没有再写其他文字，那就是他的绝笔了。王老是比我大二十多岁的老一辈革命家，他给我的信称我“履锵兄”，我很不安，写信建议他直呼我“小周”，他一直不改，唯独这一封称我“履锵老弟”，当时倍感亲切，想不到竟是唯一最后的一次。
[2]周注：“二信”是曼台尔与王老来往的信。主要讨论促成香港三派消除分歧，团结统一的问题。我猜想，王老旧信一定堆积“如山”，他在身体极差的情况下，找出此二信，而且说；“二信值得保存，寄给你和其他朋友们看看”。可见王老生前始终惦记这一团结统一问题。
附件：曼台尔与王凡西一九八一年来往的二封信。
曼台尔致连根同志
亲爱的连根同志：
我刚刚读完你的书，读时情绪愈来愈激动，同时越来越感觉到一种（历史的）罪过。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遭受到可怕的大苦难，全世界的托洛茨基者运动却没有能力给他们以什么援助，这是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战期间以及之后的无力与孤立的一个标志。目前我能见到的，也是我能给你的唯一安慰是：今天，更正确些说最近十五年来，情形开始有了变化。我们的运动现在已越来越有能力去保卫、甚至去拯救全世界我们最困苦、最受威胁或最受迫害的同志们了。这是历史性成长的一个可靠标志。而且我相信，它会继续成长的。
你给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及国际革命运动中托派以外更多的人——描绘了一九二七——五七年期间在你们国内以及在中共内部所发生的真实事变的一幅远较清楚的图画。在某一意义内，这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理论上与政治上平反的开端。在过去，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似乎已确定地为历史所谴责，似乎因为他们在四十年代末与五十年代初所犯的错误而遭到谴责了。未来的发展将在实际上依照这一平反工作走去，而且会走到最高点，即使我们的纲领在中国未来的政治革命中获得胜利。
在你的书中，曾经好几次正确地指出长期间进行派别争吵的无谓，尤其是当争论的政治实质业已在政治生活中消失之后。但是否以为这个看法适用于目前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情形？你是否应该发挥其影响，以便和香港的年青同志以及和老彭的一派统一起来？鉴于我们目前在大陆上已经打开了缺口，你是否同意这样的做法。这些分裂乃是阻止我们前进的一个巨大障碍。那些向我们这边走来的人们会感觉莫明其妙的。
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再加以我在我们的运动中担负了许多职务，以致无法学习中文。但虽如此，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迷恋着中国，迷恋着中国过去与现在的文化，乃至阅读了我能找到的各种欧洲文字中有关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东西。我对中国的文明怀着极大敬意。不管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这个文明呈露出它的颓败的方面，不管它与世界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结合之后，给中国民众带来了很大贫窮，但过去它却总在一千年以上的长时间内成为全世界最前进的文明。
最近一百年的中国历史，甚至比俄国历史更加是不平衡发展律与配合发展律的一个缩影。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其二十年代的飞速上升，卅年代与四十年代的悲惨暗淡，以及最近廿五年来的新的成长，综合了这个发展。
今天，经历了这所有的升沉以后，无产阶级比它在一九二七年与一九四九年的力量是不可比拟地更为强大了。它的智能，它的经验，都更加成长了。它将把自己体现为中国文明中一切伟大的与不可摧毁的事物之合法的继承人，而且它将消受世界革命至今为止的一切矛盾的教训，把这份遗产和那进入人类共产主义未来的最勇猛的一跃结合起来。我但愿，你虽然年事已高，却仍能见到未来“中国之春”的最初阶段，它将远远超过“布拉格之春”与“波兰之夏”的。这个春天的初步征兆业已出现，关于这点，你自然知道得比我更清楚。
致最热烈的兄弟的敬礼
恩斯脱·曼台尔
一九八一年二月廿五日
连根致曼台尔同志
亲爱的曼台尔同志：
收到你热情洋溢，令人鼓舞的信，非常感谢。当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遭受着可怕的大苦难的时候，国际托派运动未能给与任何援助，你说你觉到一种‘历史的罪过’。其实中国同志从来不曾想过这点，因此也不曾抱怨过。不过，今天，国际托派运动，通过像你这样的一位负责同志，对他们的‘大苦难’给予肯定与嘉许，却无疑给了他们以甚大的快慰。这对他们来说，乃是颇足珍视的一种精神支援，是对他们的献身精神与一切牺牲的报偿。我一定要设法把这个喜讯转达给我们在中国的少数朋友们——转达给那数百名于一九五二年被中共秘密警察捕去、不少人瘐死于廿七年的监狱中的少数几个倖存者。
我的书，如果真能给全世界的革命在提供关于中国托派运动的一幅比较清楚与比较真实的图画，我将引以为快。因为中国托派运动的历史长期以来不是被可怕地弯曲了，便是根本给漠视了。我特别高兴看到你这个评语：“这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理论上与政治上平反的开始”。
最近我得到托洛茨基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九年间写给中国托派的十四封信。它们是从哈佛图书馆托洛茨基档案的“密封部分”中找到的。在这些信中，特别重要的是一九二九年—一九三〇年那几封，因为它们对于当时分别存在于上海的四个托派的统一，曾起了很大作用。一个月前我已经将它们译成中文，寄去香港了。在这些信的前面我加了一篇短序。序中指出香港目前的托派情形与五十年前上海的情形的相似。我说当年托洛次基所曾提出的忠告与批评，完全可以应用到目前。因此我向所有朋友提议：试把所有的人统一到一个单一的组织中去。
你多半已经知道，香港最近又发生了一次分裂：有二人被革马盟开除，跟着有六人从该组织退出。二月前，这些同志有信给我，问我意见。我的回答是：他们原不应该退出的，至于开除，如果他们认为处理不当，应向国际上诉。我劝他们不要另组小派。
关于我本人历来对于托派统一问题的态度，酒与罗二位同志知道得十分清楚，此地不必重复。我以为，目前是统一书记部出来发起一次港托统一运动的时候了。我本人愿尽一切所能来助成这件事。
你说中国的现代史比俄国的现代史更清楚地反映出那个不平衡的与配合的发展规律——我同意你这个看法。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在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展到布尔雪维克主义，经过将近一百年。这个发展过程是前后由四、五位大思想家来代表的。可是在中国，同样的发展只需要二十年，而且，这一发展过程，反映在，甚至体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在陈独秀这个人的身上，现代中国的思想上的飞跃最清楚地反映出来。陈独秀一个人身上体现为培林斯基、车尔尼雪斯基、普列哈诺夫与列宁。”（我在一九七五年给此地一间大学演说时说了这些话。这篇讲稿另函寄上。）
中国近来的发展中确有可喜的一面，但它是充满了矛盾的。无论在党内国内，有一些相互对立的倾向存在着。当权的一派（即邓小平派）是越来越反动了。那个民主运动，自毛死后渐见有力，并终于帮助邓派重握大权的，现在却跟这个当权派正面冲突了。当华国锋及其一系被褫夺大权之后，邓派最后地觉得那个自由化与民主化运动早已完成任务，应该完全停止了。现在中国国内有许多人认为一九五七的情形又在出现（一九五七年是毛泽东在“百花齐放”之后，对那些在“大鸣大放”中说了心里话，因而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进行打击的一年）。这样的一个大逆转是可能的，但可能性不是太大。今天的邓派，要像在廿四年前那样，将一个民主趋向根本倒转，即使不是根本不能，总是困难很多的。现在，群众中特别在知识分子与工人当中的“反法西斯”情绪太强了，“无法无天”那些日子的记忆是太新鲜了，而邓的威望比之当年毛的威望是无可比拟地更为弱小了，以致他无法使潮流逆转的。因此，“中国之春”的前景尚在，虽然我们无法说出它将于何时到来。
致最热烈的同志的敬礼
连根
一九八一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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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狄慈根、马赫与历史的唯物论（德国梅林著，苇森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康德、狄慈根、马赫与历史的唯物论
（德国梅林著，苇森译）
在研究历史唯物论之史的发展时，是脱不开某种不快之感的。当前世纪的九十年代，服膺历史唯物论的人们曾努力用历史的著述以确证其在实际上的正确，同时反对它的人们亦曾用经院哲学的滥调断章取义的妄加攻击。但到二十世纪初，情形便不同了。许多历史唯物论的反对者，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采用马克思之科学的研究方法，因而便必然要拿马克思来招摇撞骗了，而它的继承者们亦为了历史唯物论而极其奋发的研究其哲学上的呓语。
于此我们完全没有干系到修正派，修正派的疑难与动摇而在这一点上则落得相当的无罪。例如伯恩斯坦在他反对历史唯物论的“前提”所作的辩难，没有丝毫意义，并根本不值得谈起。现在在马克思主义中表现有许多幼稚的力量，他们不去用镰刀开扩荒芜的田野，而宁愿将镰刀置在钢板上，将镰刀错成锯齿。俄国同志中间特别盛行的“狄慈根主义”和“马赫主义”即是这种锯齿，这种浪费。在其他邻近的国家，在工人阶级有那可钦慕的优势的国家，那里亦可找得到质量上和数量上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崇拜狄慈根，崇拜马赫更连接起康德之光荣的回忆，要求给我们对于历史的唯物论以必要的“补充”，好像此种补充是必要的。
如果在这一问题上只是作于关于学理的游戏，那便完全是在这上头枉费可惜的光阴和力气。但是要说明关于上面所述的思想中之大的实际的损失，因为，此种学理的游戏，恰恰即是我们留给反对者作口实的最珍贵的部份。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完成的历史的唯物论是否还需要一般的补充，是否有待康德、狄慈根、马赫对他所作的“补充”。对于这些问题提出加以研究，并不是无益的。
一
首先要说明几句，关于那极力将历史的唯物论同自然科学的唯物论远相分离的企图，更要指出那关于创造他们彼此间矛盾的企图。历史唯物论的产生即与此种企图不能并存；如果是用得意的话来讲，它（历史唯物论）已经是自然科学的唯物论的“补充了”，同黑格尔分离之后的费尔巴哈即是那种自然科学的唯物论之代表。
费尔巴哈一般的否认一切哲学，他曾说：“我的哲学就是没有任何哲学”。自然界离开一切哲学而独立存在，自然即是基础，人即在此基础上生长，而人类的本身亦即自然界之产物，除掉自然界和人之外，并没有任何东西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曾是完全同意的；他们的历史的唯物论主要的并不是在说：“人不是生存在自然界，而是生存在社会之中。”而他们是说：“人不只是生存在自然界，并且还生存在社会之中；人不只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且还是社会的产物”，因此他们为了理解人即社会的产物，而创立了历史的唯物论。他们之创立历史的唯物论，万是因为它能够用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锁钥。
历史的唯物论即是从所有先前的唯物论果敢的前进一步；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所有先前的唯物论的立场，曾是处于批评者的地位。然而，正是因为如此，他们便不曾同先前的唯物论绝缘。纵使那自然科学的唯物论受到最狭隘的批评时期，——估量毕希纳、摩莱萧特、伏格特的财富时期，——根据他们的观点值得责难的还不只他们所指出的那样多，他们所指出的只不过是其有时所呈现的那种奇异形式而已。恩格斯之斥责毕希纳及其同流，只是因为他们将唯物论庸俗化和粗俗化了，而马克思则说：“不承认历史过程之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论之缺点，从其领袖之抽象的意识形态的意象中即已表露出来，也只有他们来决定越出自己的特质之范围”。很显然的，马克思此地所摈斥的并不是自然科学的唯物论，而只是那种唯物论之一定的历史形态。纵使是摩莱萧特及其同流的唯物论之“特质”他亦曾承认的。他只是指出在此种特质之外，他们却陷于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意象之中了，当然，要说明的是，这种批评乃现存的唯物论的派别之最柔和的批评。
此种唯物论即是法国的唯物论之合盘的再现，是十八世纪反对专制的封建的宗教压迫之革命的战争所曾经用过的。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对于此种唯物论从来是具有极大的同情的，虽使他们曾很明显的了解了那种在历史上受当时自然科学的状况所规定的界限。不过这种界限，这种限制，当毕希纳、摩莱萧特和伏格特登台的时候，即已经消失大半了。然而，这些人们曾完全是没有勇气的，反之，比起他们法国的前辈来其不坚决简直是不可比拟。在他们著作中所反映出来的，并不是大革命的朝气，而是小反动之后的可憎的头痛而没有出路。固然他们会经对上帝的名义搬出过憎恶面孔，但是在地上所遇到的那种上帝的奇异代表的面前，却表示莫大的谦恭敬慕。毕希纳曾是弗里茨·腓特烈之恍忽的崇拜者，海克尔是算崇拜俾斯麦的，而伏格特所意识到的波拿巴，纵使是狡猾的，亦是“负有使命的人”而要取法于他的。
在“历史过程”的范围内，此种无意义的盲目的彷徨，不仅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厌恶，并且还惹得费尔巴哈和阿尔伯特一般人的厌恶。过去费尔巴哈亦曾准备接受摩莱萧特的唯物论。但到后来他又不承认他了，而郎格曾认为摩莱萧特的唯物论对于自然科学是有益的，但依据哲学的观点看来，则认为他是浅薄了。他们两派都不曾找到的那条道路，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于十年前即已找到了。固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亦曾同一切哲学决裂，然而却将哲学的历史之果——历史发展的意思——移植于唯物论之中了。他们这种思想，首先不是用之于自然界，而是用之于历史，这在主观上的解释，是因为他们两者并不是博物学家，而是历史学家；而客观上的解释是：为使唯物论不致变为比唯心论更要凄惨的破产起见，必须给以新的支柱。
但同时这即是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系遵循另一规律，与自然发展所循的规律不同。正是因为如此，唯物论曾很坚决的攻击那：多少对于自然界的规律有相当认识，便认为可以用来对于一切社会问题希望完全无缺的说明，而对于社会问题并没有坚定的任何真实的基础的见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的唯物论中曾寻找过并且已经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至于历史唯物论的本身，我们此地暂不去详细解释。他开始曾是一种科学上的假定，当然，此种假定所需要的并不是“补充”，而是依据历史的材料给以实际的证明。这种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开始了，这种工作的继续，乃是有志在他们这种精神下作工夫的人们之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这卽是判定历史之唯物的认识的确实与否之唯一无二的法门。此种唯物的认识之最恳挚的纠正、最精当的批评，如果他们不是深进到最科学的“成份”，是不能够证明他的确实性和错误性的。
然而，企图用完全与此不同的观点，特别是那依附于自然科学范围的观点，来“补充”此种理论，会直然走到原先的混乱。当然，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彼此间是在极密切的联系着。当然，自然科学正和社会科学一样，亦具有同样的意义和同样的重要。但是，正因为历史发展规律同自然界发展规律之根本差异，在彼此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亦完全不同。
关于这一点必须注意：即自然史与人类社会史间的界限，从来是非常明显的和确定的。如果历史的唯物论并不破坏自然科学的唯物论之规律的法则，那末他便能够且应该同样坚持自己规律的法则，坚持那从他整个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之规律而产生出来的规律的法则。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即在实际上已被证明他的说明之不正确性时，他才能够废除此种法则。
然而，我们来看，他是怎样的被康德、狄慈根和马赫所“补充”的。
二
关于康德我们只能限于简单的几句话，因为他的时髦性似乎是已在终结了；虽说恩格斯曾给以驳斥，称康德的整个认识论为“哲学的不可思议”，然而我们还应该提及他。固然，康德曾经说过，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并不是那种东西的真实形态，而是那种东西由我们的感官所表现出来的形态。然而，他在现象界所研究的，完全不只是一些眼见的现象，而是实际经验之全部世界，恩格斯正想用以反驳他的，亦即康德自己所会叙述的那些论据，即是，混合土质的证明是在于去咀嚼混合土质。
然而，强认为补充历史唯物论的康德的认识论，完全是哲学的流产，而恩格斯即已窥破他那不全然附着实际的“强辞夺理”了。康德曾希望自己的认识论并不触害那教义哲学，而僭望用自己的论据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在康德时代是非常可尊崇的任务，但在现在更完全不需要和无差别的了，——他同样希望阻碍住走向无神论、唯物论、自由思想的不信任之途径，关于此种企求的本身竟已取得了“国家先知先觉”的圣名。他之企图废除知识，乃是为了要破除信念。当时这种主张已并不特别壮观，现在则更少鲜艳了。
康德的“物之自体”，由现象的被岸所统治，人的感觉和智慧所窥察不到的“物之自体”，对于任何人都不像对于康德的信徒们那样严重的程度；其严重正如石头一般，虽说这不像石头那样笨重。康德的信徒们将“物之自体”竟比作旧的幻想，同霍亨索伦白妇人的传说相比拟，而用此种传说始得从万劫不复的艰境中拯拔出来。新康德派的贤达之士则只是解释其为整个认识之总合，以及认识之无穷的任彩。这并非惊异谜语的申述，而是无限平衡的说明，这种平衡便是预定认识向前进步的中止。康德是否曾了解到“物之自体”便是此种含意，我们还相当怀疑，纵使有如此或更要聪明些，康德认识论的界说是丝毫说不上新的历史唯物论的，就连他自己也不会摸到什么是历史唯物论。关于这点在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中很可找到说明。
此外，对于历史唯物论之必要的“补充”尚不只是康德的认识论。并且还有他的伦理观，对于此点我们同样的要略涉数言。康德的伦理观完全适合于小资产阶级环境的条件。而康德自己亦即在这种环境中长成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所造成的伦理的冲突，日以百计，康德这种伦理观对于伦理冲突，完全是不适用的，更不能帮助这种冲突的解决。康德的先天范畴说乃是摩西十诫之复苏。他关于人类的自然始而积极作恶的理论——在那原始的神话的触犯上的变迁——所有这些久已被康德继承者中之最天才的叔本华证明了。
还有这种立场：“人类的行为（在你是如此，在其他人同样是如此），对于亦从来不仅只是一种手段，而同时永远是目的。”此种立场对于康德并不是别的，乃是那种非道德的非常事实之道德的假面具，即资本主义为了剥削者的目的而需要自由的劳动者。他们描述封建的生产方法之灭亡，特别认为是工人的解放，而没有从中看到：封建的削剥方法变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方法这一转变，这是资产阶级文明所特具的特点之一，是一种欺骗，一切欺骗都是一样的，是都其很诚意的或艺术的创造，其所称为欺骗者，因为他有意的掩盖了实际中之最蛮悍的事实。例如法国革命，虽以自由、平等、博爱相标榜，而却剥夺了工人阶级的选举权，即是康德所许可于劳动阶级的，也只是居住权，而不是国家享平等权利的公民。对资本主义剥削方法之辩护的意义这一点，乃是康德百年来所解释的伦理之基本立场。当德国的大学教授们还不曾从懒散的蒙昧中拯拔出来，还不曾宣布其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时，这样的立场实质上在德国的自由主义的作品中，他还起有极大的作用。
所以这种荣耀是属于那光荣的发现者的，他“很深刻的将康德超越的唯心论发挥尽致”：他将一切后学从那溺人的涸井中拯拔出来。
三
谈到狄慈根，他从来对于“恢复到康德”，就如同对于“反动的滥言”的关系是一样的。因此，历史的唯物论有待于康德之“补充”的说法，狄慈根是坚决而干脆的否认的。
对于狄慈根的关系，亦正为对于康德的关系一样，我们首先要铲除他那不正确性，这些不正确性是由马克思主义方面所指出的，虽说不是由恩格斯所指出，而是由一些极少名望的人所指出。在我著的党史中，我同时曾叙述到：狄慈根曾独立的发展了唯物史观。狄慈根同志对此曾有所辩难。他认为他的父亲（老狄慈根——译者）与《共产党宣言》相结识，只是在一八五二年，而当时他的认识论和他的宇宙观即已粗具规模了。当他看到了马克思所给的社会关系的说明，同他关于思维之特殊学说相吻合时，他便更加兴奋起来。这种订正完全是正确的；这些话在我著的党史中，我叙述“唯物史观”时，同时亦曾注意到“唯物的辩证法”了。狄慈根的意见，亦同样是无条件的正确的，狄慈根的认识论和宇宙观的雏形，在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结识以前，即已具备了。狄慈根的“自然一元论”，实际上其本身即带有费尔巴哈影响的遗迹，关于费尔巴哈，狄慈根总说是第一个启发他的智力的人。他的“自然的一元论”，同费尔巴哈在一切散文和小品中所解释的，根本上并无差异：
“真实，你只能有一次。要毫无怨言的顺从这个。一切真实的都只有一次。精神生存一次，自然生存一次。生活只是因为生活，其他是不能够有的。二度存在只是无中生有的幻想；无形的存在，唯一的存在——即是世界的能力，精神和实质。”
假使我们再引一段狄慈根论思维的过程，即论自然的过程，他已完全是归结到费尔巴哈以下的立场：
“那末，我们——构成自然界的一部份——谈到关于自然，而实质上自然的本身即供出他自己，因此，他（即如其本身所现示的）即是真理。客观永远是人类的真理，人类的客观，因为，自然如同人类的自然一样，亦是经过人类的自然来表现的。而除开要求主观性的声色、嗅味、哀乐的那种真理或客观，只有去乞怜于虚无的佛教或无稽的‘物之自体’才有可能。他如，在关于感觉之客观性和真实性的问题上，我并不是从物理的或自然的物体相对立的‘我’出发，而是从自身以外的‘我’出发，在同自身相对立的有‘你’，而对于其他‘我’的关系，即同是‘你’一样，都是由感官所得到客观的，独立的实质。这虽是感觉的，经验的‘我’，按真正的生活，生活的真理，他是适合于思维的真理，对于我是真理的‘我’，‘我’如果不愿落到一个最粗俗的诡辩家，在一切的问题上，我便应该由‘我’出发。如果我怀疑到感觉的真理性，那末我便应该同样怀疑到我的存在的真理和真理的本身。如果没有感觉，亦便没有‘我’，因为没有‘我’，‘我’亦便同样不是‘你’，而‘你’只是对于感觉存在。‘我’是思维的真理，而‘你’乃是感觉的真理。这在人对人的关系上是正确的，人对自然的关系上亦同样正确。对于自然界他不只是‘我’，并且还是‘你’。当我们看到——完成目力所及的宇宙之总合过程时，霍布斯亦说出大概如下的话：认识即是全宇宙综合的过程。”
狄慈根谈到关于思维的过程，如同谈到关于自然的过程一样，都是用费尔巴哈那种并行的立场，此外，费尔巴哈又如霍布斯之证明他的说明一样，同样并不曾搜集有任何新的证明。整个的唯物论都是用自然的过程来估计思维的过程，然而，马克思或伏格特所论列的，当然要有极大的差异。即如后者之极无意义的推断，认为思想对于脑筋的关系，如同胆汁对于肝脏，或能力对于肾脏的关系一样，已久经毕希纳给以恰当的驳斥了。
狄慈根之特别比费尔巴哈进步的是他的唯物的辩证法。狄慈根曾是个自然界的辩证论者。他从来晓得依据他一般的相互依附的观点观察自然界的现象，他的著述之主要魔力亦在于此。但是，他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而独立发明的辩证法，还完全没有达到他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有何卓越之点，而能够“补充”他的程度。恩格斯说：“为要求得历史之辩证的认识，同时以及历史之唯物的认识，必须同数学和自然科学相结识。”如果他在这一点上，对于他自己同样对于马克思都毫无特别的心愿（按其特有的字义），他们只是利用空闲的时间，偶尔或部份的有涉猎自然科学的可能，——一切都尽于《反杜林论》一书之中，而关于这类问题，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斯所涉及的计算起来比从狄慈根全集中的要多过许多。固然，马克思主义之最幼稚的代表中之一，于几十年前曾认定：狄慈根在物理学之基本的观点上已超过恩格斯很远，因而曾补充道：“恩格斯在物理学上或许因为狄慈根所确定的一般的观点，而得到更详尽的认识，狄慈根并不曾以他的为满足。”然而此种判断有些提起了那老自然哲学家斯蒂芬斯根据某些学者研究对象比研究绝对为多所指明的否定的注释。在我们尊崇辩证法的情形之下，没有辩证法的真实的认识，在我们看来，总比没有真实的认识之辩证法，要有更多的价值。
在狄慈根关于朗格“唯物论的历史”的判断中，特别用批评的方式所说明的那些认识是不充分的。固然，狄慈根很慈悲的承认朗格带社会主义派别的民主主义的色彩，同样还承认该种著作之许多次等的可观和功绩，但是他对朗格的哲学观点，则称之为“在形而上学的网罗中，时而可以看到的极可怜的反抗”，并斥之为“典型的混乱真理”，如同毫无谄媚性质之“无意义的字句之堆集”。讲到形而上学网罗中的“反抗”，这种注释是正确的，但是“可怜的”这个字的采用，则只是因为朗格在自然科学研究的领域内取得了非常普遍的认识，而此种认识曾惹起了他对于群众的怀疑，对于狄慈根所以完全不同者，简单的是因为他并曾取得那样广泛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如果朗格到狄慈根这种批评时还活着，那末他亦便同样的重复，依据另外的理由说道：“非常近观的人们想象到，狄慈根的眼镜帮助他看得更加清楚，而且，实际上带起眼镜来，比没有眼镜是要看得清楚一些。但是那些没有锐利眼光窥察将来的人们，经过狄慈根的眼镜观察一切物象将更加模糊不清。”
狄慈根是无疑义的要超过朗格的，他曾是历史唯物论的信号，并曾了解了历史的唯物论。但他在不同的场合下曾表示：只有自然科学才得称为科学，且据此只有对于自己的“自然的一元论”增加了意义，并且还曾说：唯物史观他整个的是借助于马克思。实际上欧根·狄慈根这种思想完全是正确的，约瑟夫·狄慈根（老狄慈根——译者）同历史的唯物论结识之后，并没有增加特别的意义。他并不曾晓得将他运用于自己特殊的哲学范围之中。
固然，狄慈根曾有一次在其《论逻辑的信札》中说过：“不能不指明，百年来，这一问题累世相传已完全显明了。大名鼎鼎的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都是此种研究的途径中之诸阶段。不能够否认进步的。但是精神和形骸，尤其是经济的发展间之联系有非常之有力的曲解。人们并不曾找到精神与肉体间的桥梁，整个的时期，直至我们现在，哲学的发展都曾认为是纯粹精神的行为，这种精神的行为系表现于一二十个著名人物的智力之上。”然而，狄慈根此种阐释完全是些废话。
如果我们仅限于《论逻辑的信札》一书，那末我们便看到：他是在企图用笛卡儿和斯宾诺莎的大名来赞助神体实体论的论据，——而康德却曾证明这种论据之没有根据了。这一论据很显然的要归结到以下的推论：当我们想象上帝时，我们所想的上帝便是个十分完全无缺的总体。但因此他首先必须存在，因为不存在的实质必然不是完全无缺的。因而，上帝应该是存在的，因为不然他便不是完全无缺的实质了。狄慈根认为笛卡儿所引用的论据“太阳般的明显”，假设这种论据不足以证明关于“超感觉的神像的存在，那末，在一切情形下，他便证明全部世界的实质之绝对真理”。如果我们不能道破费尔巴哈那“上帝存在之玄妙的论据”而去了解这种意思：人类思想的实质即是其真理的，神灵的，最高的实质，则此种离奇的观念完全无法了解的。
狄慈根同样在《论逻辑的信札》的其他地方竟直接称自己为斯宾诺莎主义者：“唯心论者和唯物论者之间的争论继续有千年之久的问题，即是宇宙的精神抑是精神的宇宙问题。我们的回答完全是确定的和明显的：他们彼此间有不可割裂的联系，他们的综合构成一种物体和一切物体的物体。精神和自然即是一个实体的两种属性。”在第三个地方狄慈根则标扬那希腊哲人普罗塔哥拉的英勇，但是，这丝毫无碍于狄慈根后来以责难琐碎为名而拒绝研究诡辩家们的真理，其中最著名的即是普罗塔哥拉。他用一般所采用的方法上来为难他们，并攻击格罗特和黑格尔。在第四个地方狄慈根却说盖尔拉赫、列奥和施塔尔，即是《十字架报》中的天使，他之所以用赞美的口吻来评论他们，乃是因为他们同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共同“将他置在脚底下去”，都曾带有“黑格尔派的色彩”。而同时，盖尔拉赫曾是个封建的小说家，如果封建的小说家会有关于黑格尔的表现，那对于黑格尔亦便完全是敌对的关系；固然，施塔尔似乎对黑格尔派曾有过某种程度的羡慕，但只是抱了用哲学的观点以粉饰封建剥削方法之目的而已；而列奥亦同样是黑格尔哲学之热烈崇拜者，而将同德意志大学有关系的“黑格尔派”出卖于维持风纪的法庭和侦察的监督。
当《论逻辑的信札》刊布以前，马克思即已去世了。而这些信札是在确定他的见解，即在狄慈根的哲学中“掺杂着一些污点”。此外，马克思在《狄慈根全集》第一卷出书时即斥责以“大部份均是重复”；这种批评对于狄慈根以后的著述当更要恰当，狄慈根以后的著述的本身即只是其第一本著作的重复。这种重复的本身即是可厌的，而所有这些却是证明狄慈根探讨真理的认识之继续不断的努力，这种努力无条件的证明他的光荣，虽说在他对自然科学和历史之极其狭窄的认识之下，他势必在那同一的观点下翻来覆去的重复。大足以完全证明马克思论《狄慈根全集》第一卷之带有赞扬的口吻，而是因为他本身实带有“许多卓越之点，是工人之独立的产物（狄慈根系工人出身——译者），而且是极可惊讶的产物”。我们所要作的斗争，并不是反对狄慈根，而是反对“狄慈根主义”，反对那企图来“补充”历史唯物论的狄慈根主义，而实际上其所能作到的只不过是将历史的唯物论引入岐途而已。人们为要了解马克思而须先结识狄慈根，本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要求，如果他们不去作反的推论，也可谈是完全正确的。凡是从马克思出发去研究狄慈根；便永远会尊崇后者为卓越的和有力的，为探讨真理而不停斗争的一人，虽说有探讨哲理的一切浪费和缺点，而因此却表现出他的天才，虽说不是自发的，而在一切情形下却表现再生产的力量。
我们还要重复的说：我们的问题并不在于狄慈根，而在于狄慈根主义，狄慈根主义的本身同狄慈根并没丝毫关系。譬如在性情直爽的狄慈根拒绝那妥协急进主义和修正主义于一个最高的统一的狄慈根主义的企图，如同拒绝那“毫无意义的废话”一样。“狄慈根主义”这种勋业直到现在还不曾完成。但是他在这一点上，如果只能够相信《福斯报》（VossischeZeitung），则还要完成更大的勋业，而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和解。实质上此种妥协更是德意志统治之最怯懦的机关报《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Monatshefte）所颂扬的文章，即是拖延无产阶级胜利到最远的将来之狄慈根主义的主要助手，使今后所有资本主义的剥削者能够很安稳的憩息于正义者的庇护之下。
我们知道这个人，如果他活到现在，当狄慈根主义这样的公布之后，他一定骂他为鬼话。这个人便是约瑟夫·狄慈根。
四
马赫同狄慈根一样是认识论的一元论的代表，而努力消除介乎物理的和心理的之间的一切二元论的。他们中间的区别乃在于：马赫并不想做个哲学家，他和达尔文一样，是个极其著名的博物学家，他十分谦逊，或者可以说是十分自信他可以成为一定科学范围内的主人。
在这一点上马赫完全是与马克思相附合的，马克思曾完全拖开了哲学，且认为人类之精神的进展只是于历史和自然的知识的范围之实际工作中去观察。但是，这正好比，除了达尔文之外，曾有达尔文主义者存在，将其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历史范围，在历史范围内引起惊人的骚动，——除了马赫之外，亦同样有试究同样志愿和求得同样结果的“马赫主义者”存在。
我们此处只须借举这些钝才中之一，——彼得楚尔特先生便够了。彼得楚尔特所写的关于《根据实证主义的观点观察宇宙问题》一书以及他的书的开端，即曾粉饰了马赫的名字。彼得楚尔特先生解释哲学之批评的历史，从泰勒斯到康德，即是用历史的方法所描写的那“深奥的渺盲史”，而此种历史的方法亦即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论》一书中所曾精巧的叙述到的：“问题是在认识了真理之单个的天才的个人还是不够的；这些人之出现于现在并不是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所必然发生的事件，并不是什么不可避免的事件，而是简单的侥幸的偶然之结果。这些人同样亦可降生于五百年前，而从五百年的渺盲、痛苦和斗争中拯救出人类。”其差别点乃在于：彼得楚尔特认定历史的不幸事件要比侥幸的事件为多，此外，他为了便于自己的计算而用五百年的五倍代替了五百年。
譬如，大约生于纪元前四八〇年的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即已抓住了真理的要害，然而，在当时“历史的偶然还起有惊人的作用，而几千年来又将人类重新投置于暗无天日的窘困之中了。从普罗塔哥拉到我们现在所曾达到的还不过二十行字，且关于他，我们所知道的同样非常之少；然而，动荡着的情感便可得出像普罗塔哥拉所叙述的他的生活的那种惨事：
“听到光荣的普罗塔哥拉过去同精干的苏格拉底的著述所作的争论，总该喜悦罢？然而，历史的前进所喜欢的是那种严整的著作。普罗塔哥拉学说之灿烂的光辉，即如我们现今尼采学说之光辉一样，曾几乎被摈弃于无影无纵了。他们两者都会有过特殊的间接影响，他们只是充实了自己的反对者而给予更加坚定的思想。然而，因为切合时势的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发展曾引入歧途，这一歧途直到二千多年以后才纳入正轨，在此轨道中经过了一些时候才跑出一个没有同志和继承者的孤独的普罗塔哥拉。直至休谟（1711-1776年），才重新发现在表现中关于实体之推理的哲学思想之主要缺点。历史的偶然是起有如何惊人的作用啊！一二切合时势的个人，他晓得正确的了解和慎重的发挥普罗塔哥拉之相对主义的基本观念，才得将欧洲的人类从经院学派的中世纪之精神的灭亡中拯救出来。普罗塔哥拉或者是不曾充分的了解自己的思想的伟大意义，或者他这种思想对于我们更较切合，他并不曾有过充分的精神纪律，充分的联系和思维的结论，以便继承者对于自己思想的剖析，而引向胜利之路。他如生在那高度的社会的状况——如同伯里克利斯和欧里庇德一般人曾经寻找过他的社会——之下，他的成功是有保障的。那末我们便难于再有任何其他的选择了。如果他哲学的天才不曾同这种不坚定的个人相联系着，西方的思维历史，同时以及整个的世界史就许可以是完全另外的一种，减少很多的黑暗和残酷。”
彼得楚尔特更加充分的扩展这种精神，所有关于这些普罗塔哥拉亦同样能够同耶稣的最高伦理相融合，且因此从“教会教条”的压榨下而保全人类。然而，从上面之简短的引文中很足以述明那承认足以“补充”历史唯物论的“马赫主义”之历史方法。固然可以说，如果将彼得楚尔特书中所蕴藏着的历史的钝事，抽引出去，那种漂亮的著述，在科学的意义上实应置于高位。但是这证明什么？难道不能同样来说明关于毕希纳、摩莱萧特和海克尔的著述吗？他们过去或现在还都是突出的博物学家，特别是那种粗俗的和庸俗化的唯物论之著名的创造——毕希纳《力与物质》一书写得格外文化天才。像彼得楚尔特文集这种书是要拉回你们到六十年以前去，至少他们的“马赫主义”亦同样是用作那极可憎的应酬话的，而当时毕希纳及其同流即被这种应酬话所迷惑。
马赫自己对于此种“马赫主义”完全是无辜的，他任何时候都不会存过需要“补充”历史唯物论的念头，可以说关于补充历史唯物论的事他一点也不晓得。然而，应该从马克思主义者此种“补充”加以限制，因为此种“补充”归根结底是要走到这样的混乱的，此种混乱是要引起整个历史上受过教育的读者们在读到彼得楚尔特的书时的惊讶。历史的唯物论是一种狭隘的理论，是一种为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预言的理论，此种理论的法则系建基于历史发展的本身，且此种理论亦很少同自然科学的方法相混合的可能，即犹之乎他本身并不能表明任何自然科学的宿愿一样。
只能够根据他的结果去认识他。如果他是不适合的，那用以努力巩固他的一切“补充”，也是不能从失败中将他拯救出来的，但是，如果正如我们所想象的他是正确的，而这些“补充”却足以阻碍他的胜利。
（译自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八日《新时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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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王凡西通信（第四十一至六十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履锵文存
1．与王凡西通信
（第四十一至六十封）
（四十一）2000年3月12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今寄上班顿为《山火》中译本写的小序与有关的人、地名的中英文对照表，请转寄给北京施君。
他要我给他写序，我现在连写短的字条都不行了，当然办不到，他自己写的序可用。
前几天收到唐宝林寄给我一本十九期《陈研动态》和一本书，无力写回信道谢，迟几天也许会给他写一封简短的信。问
好
根上三月十二日
（四十二）2000年3月13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昨天托人（因我无法出门）寄上班顿序及人、地名的中英文对照表，料已收到。今得他的来函，嘱改动他序言的最后几个字。兹将来函寄上，请一并转寄给施先生。
根上三月十三日
（四十三）2000年3月29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2月29日来信3月11日收到。3月12日、13日来信于3月23日同时收到，所附的班兄的序、人地名中英对照表都收到，我已于24日寄给北京的施君了。据来信所述，班兄的《新四军》是不同于《山火》的另一本书，且已有中译本，但我没有见到。
老先生赠甲原的题字，我据你的来信，参考《双山回忆录》，已写了一篇短文，请你删改补充后寄回。
祝
健康长寿
小周上2000，3，29
你的蝌蚪文，比伯父的甲骨文好认得多，我都能够认出来
（四十四）2000年3月30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本月十二、十三日寄出二信，内附班兄的短序与他给你的信，料早收到，并已将序文转寄给施君了。
序文他本来要我代写的，因我精力耗竭，无法应命。因此他自己写了。
有关老先生给甲原题字的文章，你写好了没有？前信请你写好后寄给我看一下，原因是怕一不小心，可能给吴君添麻烦。现在我想，只要你文中说明吴与我仅是同乡与朋友关系，他主要是一个艺术家，与政治无关就不会有问题，不必先寄给我看了。
前几天收到唐宝林寄给我一期《陈研》（第十九期），内容相当好。你的文章，我想可以寄给他。听说任建树的那本《陈独秀大传》很好，我已托港友代购，你可能已见过。头脑昏昏沉沉，不多写了。问
好
老根三月卅日
（四十五）2000年4月5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今天收到三月廿九日的信，很高兴。文章很合适，我想可以寄给唐宝林，大概他会将它发表在《陈研动态》上。
文章略需补充（很少），因我这几天牙痛，影响精神，无法把一二补充意见写出来。
决定在二三天内一定把文章寄还，望勿念。
班兄的《新四军》是最近出版的，内容紧接《山火》，未有中译计划。（全书共九百多页）。
匆匆。祝
安好
根上二〇〇〇年四月五日
（四十六）2000年4月7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昨天发一简，料已达。今晨头脑比较清醒，重看了一篇你的文章，提了一点修改意见，此外有关吴甲原的事，改写了几句。
我想此文怕只能发表在《陈研动态》上。
听说任建树写了一本《陈独秀大传》，你见过吗？再谈。
根上四月七日
第三页第四行那句话，可改成如下：
给吴甲原的二句是他自拟的，这是在新的局势中，重提他在五四运动前后一再强调的“公理与强权”二者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反映他……（可能无力写下去而搁笔了）
（四十七）2000年4月8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昨天寄还文稿，料已收到。寄出后，觉得关于公理与强权的说明，很不够。兹再补充几句。
公理与强权二者的关系问题，老先生早在五四前后就思考过了。最初，协约国战胜了德意奥同盟，他欢呼“公理战胜强权”。后来，协约国在巴黎和会表现出“强盗分赃”的丑恶行径，特别在山东问题上，决定将原由德国霸占的种种特权不交还中国而交给日本，他便对协约国的“公理”大失望，因而觉得公理没有强权便成废物了。
一九三七年的题字，事实是继承着一九一九年的经验和觉悟的。
如何把这些意思加进去，你决定。我现在连想写一句通顺的句子都困难。问好
根上四月八日
周履锵注：陈独秀的题字：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
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
题赠
甲原先生
独秀二六年一二月二四日
这幅题字现藏上海档案馆，曾作珍品展出。1994年在其馆刊《档案与史学》第3期影印发表，并注明：1937年3月陈独秀在狱中题赠上海工商界人士甲原先生。我和吴孟明看到后，对其“注”存疑。吴说，当年他和舅公陈独秀住在武汉，有不少人向他索求题字，又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中曾谈及他的朋友吴甲原，莫非甲原先生就是王凡西的朋友吴甲原。为此最好向王老求证。于是我将原件复印寄给王老。经过多次通信，确证这幅题字是1937年12月陈独秀在武汉时题赠画家吴甲原的，当时王凡西亲在现场。为此我写了一篇短文，经王老修改后发表在《陈研动态》第20期上。《动态》是内部刊物，发行面不广。我又将此文补充后寄给《档案与史学》，2000年该刊第五期刊发了此文。香港陈研《通讯》曾转载此文。
（四十八）2000年4月25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4月5日来信于15日收到，4月7日的来信和寄还的小文《公理与强权》于16日收到。我根据你的补充意见，改正重抄后于4月19日寄给唐宝林。文后又收到你4月8日的来信，因为稿已发出，我只得将你的来信手抄一份，将你提出的老先生早在“五四”前后关于“公理与强权”的思考补充内容，并寄给唐宝林，请他补上去。至于如何加上去，我提出二种办法：1、加入你去年11月21日来信中，2、文后附加。究竟如何处理，只能由他了。
任建树的《陈独秀大传》作者赠我一册。因伯父生前，有意识地让我和他新交的朋友来往，所以伯父去世后，我尚能与朱、王、靳、任等人保持一定的联系。我得到《大传》后仅大略地翻阅，尚未仔细阅读。初步印象，觉得作者有所进步，但也有人反映，任写的没有王观泉的《陈传》那样大胆。你如果需要这本书，请告知，我当购寄。
我的学识能力有限，只能做一些具体细微的工作。如果能在你身边，也许如同我帮伯父一样为你服务，可惜关山遥隔，无能为力。
你著述困难，但从你的来信看出，你的思维仍很敏捷清楚，逻辑条理都很强，相信你还能写出有份量的篇章的。
以前你说的拟将杂文随笔，整理后寄给我保存，侍机出版。你如果亲自整理有困难，可否将未整理的文稿全部复印寄给我，由我整理后再请你亲自审定。
《公理与强权》已寄《陈研动态》，我还打算投寄发行量较大的公开刊物，如能如愿，影响就大了。
《陈研动态》和唐宝林本人有很大的进步，大陆还出现一些较年轻的“陈独秀研究者”，他们思想上没有框框，写出来的文章很有深度。例如陈奎松（不满50岁的研究员）写的《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写得很好。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
祝你
长寿
小周于2000，4，25
（四十九）2000年5月7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收到你上月廿五日寄出的信，有关陈给甲原题字的说明，如能在《动态》上发表，我想已经够了。
唐曾寄给我第十九期《动态》。收到了两个多月，始终未能仔细阅读。原因是终日头晕，目力又大大退化。用放大镜看书报，竟不能持续十几分钟。前天精神略好，勉强读了唐宝林写的《联共档案揭开中国大革命真相》一文，非常欢喜。觉得他在党史研究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值得赞扬。本想直接给他写信，聊表我的喜悦，只是写作万分困难，只得算了。希望你下次与他通信时，转达我的喜悦，更希望他在继续研究中“百尺竿头，更上一步”。——能于当年联共中央有关中革问题的二派分歧，能多少同情反对派的立场。
任建树的书我已托家人购买了。
前天寄上《托致伊罗生的九信》，已收到末？你若已有此书，收到后转送给王观泉。
题为《谎言与真实》的那本小书你有吗？此书唐宝林曾误会是攻击他的。其实只是超和我与老彭之间的一些争论吧了。此书我这里有多余的一本。你如想看，盼告，即当寄上。问
好
根上五月七日
信写好，没有人来替我投邮。今天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再写几句。你那里有我翻译的《日记、书信及其他》这本小书吗？这是朱正替我编辑出版的，其中有不少纪德的日记。现因《从苏联归来》一书的出版，而引起对纪德的注意，我想请朱正设法重印此书，你觉得如何？假使你赞成，请你写信给朱正，问问他的意见。
五月八日晨
（五十）2000年5月20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谎言与真实》，我曾在意因伯父处读到过，我还读过你写的评陈碧兰的几篇文章，也曾读过李福仁的有关几封信和文，但我没有收藏。意因伯父走了，想重找时很不方便，所以我想有一册在手，请你将多余的一册寄给我。
你身边连一个替你寄信的人都没有，你的生活困境由此可想而知了。我与你远隔万里，更有国界阻断，完全无法相助，唯祝你珍重。
祝
健康长寿
小周上5月20日
（五十一）2000年5月30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本月廿日发出的信，大前天就收到了，极快。得知“九信”已寄到，很高兴。
黄昌勇是上海同济大学文化艺术系的教师，一年前他在陈西滢的女儿（复旦大学的教师）那里得知我的地址。来信问我一些有关王实味的问题。现在他已写成出版一本《王实味传》，朱正给它写了序。
第十九期《陈研》上唐宝林的文章，在他对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看法上是一大进步，但他是否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即能否因此而承认在中革问题上，证明托是而斯非，我是怀疑的，甚至肯定，他多半不会走此一步。相反，他可能更向右转，变成十足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陈独秀晚年思想作更右的诠释，更右的“发挥”。
在同一期《陈研》上，有一篇陈铁健的文章，竟说“四一二政变不是反革命政变，而是反共清党政变”（见该期41页），这样的见解（“反共不是反革命”）公然为屠夫蒋介石“平反”，真太不成话了。
《谎言与真实》日内当托人付邮。问
好
根上五月卅日
（五十二）2000年5月□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5月12日收到寄来的《给伊罗生的九封信》的小册子，其内容我曾读过，但没有收藏此完整的册子。此次我又得细读了你写的《几点感想和说明》，对伊罗生其人有了较深的了解。年初我向刘乃光去信，请他给我寄《中国革命悲剧》，一直没有收到。最近刘乃光来信告知，他于2月22日给我寄了《中国革命悲剧》和《俄国革命史》。三个多月没有收到，估计被“好心人拿去保存”了，奈何！
5月5日收到唐宝林5月3日来信，云：“《动态》一校出来时，收到《公理与强权》稿，即尊嘱换上，现又补上王老的一段话，请放心。”至于你补上的一段话如何加进去，只能看下期的《动态》。唐来信又说：“我们更希望您和周围的托派朋友，多写一点回忆录。郑、王、彭能写“大”的回忆录，你们也可写点点滴滴式的；‘小’回忆录。《动态》特别需要这类稿子。”这位唐兄进步很大，他主持的《动态》对陈研的推动很有贡献。他搞的研讨会也很好，由“讲座”、“肯定历史作用”、“陈与共产国际”、“推翻陈对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每次都逐步深入，下一次又转入“陈的晚年思想研究”。在陈研的队伍中，还发现年轻的人，是可喜的现象。不过大陆对“托研”还没有开展起来。
（传来的只有这一页，至少还有另一页。）
（五十三）2000年6月20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6月8日收到你5月30日来信，6月15日又妥收《谎言与真实》。我有此书，朋友想阅读就方便了。
我另外读过你未收集成册的文章，有批判陈碧兰回忆录的，包括李福仁给你的几封信。还有你揭批胡志明的文章。超伯去世后，借阅很不方便。在不影响你健康休养的情况下，请复印惠寄，以便友人传阅。
你5月30日信尾说：“字写得更加糊涂，希望你看得出大意”。请你放心，我不仅看懂大意，是百分之百的认得出来。我理论水平差，文章写不好，外语也一般，但识字能力尚可，超伯晚年写的字那么难认，我也大部份能“翻译”出来。
《陈研动态》20期收到了吗？该期发表你的《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写的《公理与强权》也发表了。唐宝林稍有修改，第二封信拿掉了，你后来的补充意见加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信中。《动态》上还有一篇《许俊千邀陈独秀作抗日演讲的回忆》，很有史料价值。你当时正在武汉，一段日子住在老先生家里，也许认识许俊千。你对这篇文章评价如何，我设法与许俊千之弟联系，转达你的意见。
祝
长寿
小周上6月20日
（五十四）2000年6月14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本月七日寄上一本小书《谎言与真实》料已收到。这本书曾被唐宝林误会为是批评他的，因此他曾写信给老超，说我欠缺“雅量”。为了让他放心起见，我曾寄一册给老超，要他转给唐，但超没有寄给他，只写信告诉唐，此书与唐无关。此事经过你想必知道。超不愿把书寄给唐，理由想必是“家丑不要外扬”。其实我觉得此书所谈的种种对中共与中托史的写作是有帮助的。
任建树君的《大传》已由我的家人买了寄来。我无力读这样一部大书。不能仔细研读，很可惜。随便翻了一下，觉得有些小错误，例如把李福仁说成是“美国人”，把“西流”说成是何子瑜的别名……等我精神转好时，拟写出来，请你转告作者。对陈与托的一般态度，任比王观泉差些，但比唐好些。
《毛论》你见过吗？我自来所写的东西，比较满意而又觉得有价值者，只有此书，但非常可惜，它从不引人注意，捧固无人，连骂都不曾听到过，唯一曾经给它以好评者，只有适夷与李锐耳。再谈，祝
康健
根上二〇〇〇年六月十四日
（五十五）2000年7月3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六月廿日的信收到好多天。第廿期《陈研》也早收到。唐发表《强权与公理》及《让人家去说吧》二文时所加按语相当友善，可喜也。
《谎言与真实》能寄到，很高兴。此小书我手头现在只一本了。香港《先驱》朋友那里也许还有几本。老超不主张将此书寄给唐。
与老彭夫妇辩论的几篇文章和信，曾由老楼印了极少几本，题为“不得已的答复”。此小册我这里只有一本了。倘你或其他朋友有兴趣，拟托人复印一册寄上。只是何时能印出来，不知，因我无力去复印铺子，必须等伦敦朋友来访时代办。
许俊千代表华中大学学生会邀请独秀演说事，发生在我到达武汉之前一、二个月。我不曾见过许君，也不曾听独秀谈过此人此事。
最近你与北京施君有来往吗？如通信，请问问他那本据说业已编好的《双山》，是否有出版与出售可能。
祝
健康
根上二〇〇〇年七月三日
（五十六）2000年7月15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6月14日来信于6月23日收到，7月3日来信，也在昨天收到。信函来往，一般十天左右收到。迄今为止，没有发生信件书刊遗失现象。
你寄《谎言与真实》，请意因伯转交唐宝林，当时我是知道的，伯父不愿意把书寄给唐，只是写信告诉唐宝林，此书与他无关。后来听说，唐仍不放心，他通过其他渠道，得到了这本书。
伯父的港版三卷《晚年文选》，所有编目都是他本人亲自选定的。与小濮的论争，与羊牧之的争吵，都选进去的了。唯独不选与彭述之争论的文章。另一册重要的《回龙坞待访录》也没有编进去。伯父生前我曾问他为什么不收这二册重要的文章，他对我说：《待访录》的许多内容，我已写进《最后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而且后者更成熟，所以没有必要重复了。《谎言与真实》与老彭争论，毕竟是“自家”的事，不收进了。他的态度跟不愿寄此书给唐宝林是一致的。至于更深层次的思考，他没有详谈，我也没有细问。伯父晚年对大陆仅存的人，已不以多少划分，例如他对周仁生和我很信任，我们对他也很尊重，尤
其尊敬他在那样处境下的坚贞不屈。此事也许跟他在狱中的亲身体验有关，因为在狱中批斗他最凶狠的，是少方的几个人。其他的人大都只动嘴不动手。
《陈研动态》第十九、二十期的确很好。唐兄是有进步的。伯父去世后，他当然很想得到你的支持，你如有可能寄文章或资料给他（也可由我转）。唐也曾给我来信，希望写些文章，可惜我水平太差，写不出像样的东西。
你写的几篇批胡志明的文章很有价值，迄今为止，胡的形象是一位慈祥的老伯伯。你的文章使人看清胡的真面目。如有机会，请人把这些文章发表出来。
祝
健康长寿
履锵上2000，7，15
（五十七）2000年8月23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七月十五日来信早收到，不能早复，憾事。我身体还不算最坏，只是年纪毕竟大了，精力与气力都将近耗竭，勉强处理日常生活，便无余力做别的事了。
你信中提及的几篇旧稿，早已从故纸堆中找出来，只是无人给我拿出去复印。今天难得有位朋友来看我，请他拿出去复印了一份，另封寄上，收到后盼即来信告知，以便再寄你想要的另一篇有关胡志明的文章。
任著《陈大传》勉强翻阅完了，材料很丰富，文章也写得很好，只是他的整个态度，还是偏向老斯的。在这一点上，王观泉的陈传比她好得多。王是否仍在上海？见面时盼代我向他致意。问
好
根上二〇〇〇年八月廿三日
（五十八）2000年9月3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8月3日收到评彭、陈的文章一组，9月3日收到你8月23日来信。此前《谎言与真实》早已收到。这些文章，连同评胡志明的文章，过去我在意因伯父处都读过。伯父去世后，我有了这些书，有兴趣的朋友阅读就方便了。
朱正8月7日来信：“目前出版社出书，首先考虑的是利润，能赚钱的，有一点风险也出，像《从苏联归来》不但出了郑老的译本，还出了另一译本。而《日记、书信及其他》，我也认为是本有价值的好书，可是出版社认为赚不到钱，就不想出了。这事我放在心上，倘有意外的机会，就争取再印一回吧”。此事只能听而任之了。
出版《托自传》和《先知三部曲》的北京世文公司，经理袁亮，编辑主任施用勤。过去与我联系的是施用勤，他是学者型的，译笔也好。而袁亮完全是商人，较庸俗。我与施联系，希望他能为我们出《双山回忆录》、《山火》等。最近得知施用勤和袁亮分手了，施已离开世文公司。如此，他就无法与我们合作了。最近我和袁亮通电话，询问施离开后，班顿的《山火》能否出版。他答复：译稿已完成，还须审改。目前出版形势严峻，一是审批很紧，二是市场萧条，书卖不出去。他说《山火》得年底再说。如此一来，出书的困难增大了。
出版《郑超麟回忆录》第三版和《怀旧集》的北京东方出版社，实际就是人民出版社，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东方出版社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一些有争议的书。数月前我曾向东方出版社写一封信，请他们出版《双山回忆录》，但石沉大海，终不予答复。（郑老生前也曾写信给东方出版社推荐出《双山回忆录》也未获复。）
寄上：陈独秀致《申报》信材料一组。
祝
健康长寿
履锵上2000，9，3
（五十九）2000年9月24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寄上《胡志明文》，盼能收到。原来想将它复印的，因我近日无法出门，又无合适朋友（可托他拿去复印的）来访，就此将剪报寄上了。此文不比上次寄上的那二篇，如有可能，希望能在国内报刊上发表。
《不得已的答复》除少数老友外，请勿示人。不要送给唐君。
我身体不好，写字越来越困难了。接到你最近来函后，原本有许多话想和你谈，可是终日头晕，手指不但抖得厉害，而且伸展都困难，只好算了。
很久不见《动态》，有新出的吗？
希望身体还能好些，写长信。问
好
根上九月廿四日
（六十）2000年10月29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9月24日来信和评胡的文章，于10月4日就收到了。以前寄来的书和文章都已收到。我会照你的意见掌握阅读范围的。
《公理与强权》已在《动态》上发表。《动态》发行量很小，影响不大。所以争取在其他刊物发表。请靳树鹏向《炎黄春秋》等杂志推荐，均被拒绝。我自己又投稿《档案与史学》，是4月25日寄唐宝林同时发出的。前天突然收到2000年第5期《档案与史学》，将《公理与强权》刊出了，而且版面比《动态》好得多，美中不足是你后来补寄的陈独秀关于一战后巴黎和会将德国占领山东权利转交日本的信未寄给，所以没有加入文中。现将该文复印寄上。我同时寄了一份给燕祺收存。我还准备寄给朱正《公理与强权》。
原来《双山回忆录》已有出版的希望，现在又落空了。许多事情只能待机争取。
祝
健康长寿
小周上10月29日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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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王凡西通信（第二十一至四十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履锵文存
1．与王凡西通信
（第二十一至四十封）
（二十一）1999年2月15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你的12月31日来信早于1月12日就收到了。
《先知三部曲》已经出版了，我于2月4日寄上一套，航空邮资太贵，所以平寄，估计得晚些日子才能到达。纪德的《访苏归来》也已见到样书。郑老走得太匆促了。他的《晚年文选》《访苏归来》和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三部书的油墨芳香，他都没有闻到。
《三部曲》交稿时，曾将你和多夫人的信及你的文章一并交给，希望能作为《三部曲》的附录。出版商强调这一部巨著的学术性，淡化政治性，如将你的文章附后，怕给出版带来困难，所以来信请求我们的意见。当时我去问郑老，他说：为了便于出版，就不要加进去，但希望将你所指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史实错误作为注释放在相关段落的脚注。
北京的出版商，将直接寄赠一套给班顿。据告，班顿的《山火》正在翻译中。他们出书的质量尚好，但速度很慢。《先知三部曲》96年夏交稿签约，过了整整二年半才出书。这部书销售见好，书评也不错，可能对于研究托的思想，溅起一点小浪花。施君下月来沪，郑老不在了，只能由我单独商谈，我要根据你的意见坚持：（1）《双山回忆录》照港版一字不改；（2）《俄国革命史》的地名、人名等可采用目前大陆通用的译法，“底”“纔”等字可改为“的”“才”。因为是翻译作品，如果他们提出以原著的俄文版为准，对照校正我们也是无法反对的。施君俄文较好，他的父亲就是俄文翻译家，英、法文也能翻译，但中文可能稍逊。我们没有《俄国革命史》的原文，估计编译局图书馆各种版本都有收藏的。
明天就是兔年第一天了，向你拜年。祝你
健康长寿
小周上2，15
（二十二）1999年2月19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今天收到你挂号寄来的《先知》三卷，很高兴，谢谢。看邮戳上日期，二月四日寄出，今天收到，邮程快极。书印得极漂亮，略略翻了一下，觉得编排与译文都很好，此书我相信会发生好影响。
看了广告，发现一个小错误，说“格拉汉姆·格林为著名历史学家”不很对，他是一位小说家，并无历史著作，有机会可告诉施君。
去年十二月卅日收到来信，次日即复，谅早收到。重印《双山》事，有进一步消息否？重印《俄国革命史》有具体计划否？如有，盼告。
上信你说倘重印俄革史，编校者拟审定译文，这当然是可以，而且应该。不过我想提一个要求：如作较大改动，请与原译者商量一下。当年我们翻译此书，不同部分系译自不同文字（俄文、英译稿与法译稿），可商酌之处一定有的，但决不要把不错地方改错。我提此事，因香港有一位朋友拿英译本对照来读，发现那些从俄文译出的文字错了。其实是英译者弄错的。英译者伊斯脱曼的俄文极好，他的译文曾得到原作者称赞，但有时他不免出错，最“出名的”一个错误是把原文的“米勒朗主义”译成“军国主义”了。信写得很乱，字迹更是难认，祈谅。匆匆，祝
新春安好
弟西上九九年二月十九日
（二十三）1999年2月24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昨天收到你本月十五日寄出的信，十九日收到你寄来的《先知》中译本，当即奉复，谅已达览。
《先知》译、校、印、装都极好，好得大出我的预料，可喜也。此书销路大约不会差，希望能发生良好影响。
昨天翻到我曾指出著者对中托与陈所作的不实之处，觉得译者所加的注太简单了！
有关《双山》重刊与《俄革史》重印事，上信已说了我的意见，不赘。
我身体还好，大概不会立即追随超、春二人于地下。苦的是头脑越来越迟钝，眼睛也不行了，看书只要看几分钟，看上的字就模糊了。朋友还有几个，但能像你那样与超合作的朋友一个也没有，这是需要缘分的。眼花了。祝
新年好
根上九九年二月廿四日
（二十四）1999年3月14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你的2月19日来信于2月28日收到，2月24日来信3月2日收到，今一并奉复。
得知你已收到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我们来往的信函，还没有发现遗失的现象。过去郑老是很勤于给你写信的，他还很性急，不待我去誊抄就寄发。我很懒于动笔，常常信债欠了一大堆。郑老走了，他生前曾有意识地让我与他新交的学者来往，所以现在还要经常与这些新朋友通讯。我当然要尽力去做。
你对《先知》的译、校、印、装评价很高，我也将你的评语转告施君，同时也将你指出的格拉汉姆不是历史学家的错误及附注的欠详告诉他。《先知》出版后，销售、外界评论很好。虽然不能算研究托的思想引起高潮，但至少可视为溅起一点浪花了。施君等人与我们不同，他们是商业行为，有利可图才会去做的，但对此思想的同情是有的。《双山》《俄革史》要待和他见面时商谈。许多事情，急不得的，但自然会水到渠成。
你过去译的《中国革命问题》《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我青年时读过。现在我处都没有。我考虑，如有机会应争取重版，你可否通知香姐给我一套（包括其他可出版的书）留存着，如遇机会将之再版。
《上海滩》杂志今年3月号有一篇《我在狱中替郑超麟买书》，复印寄上。
北京施君答充寄赠一套《三部曲》给班顿，不知收到了吗？《山火》仍无出版的消息。
祝
健康长寿
小周上99，3，14
（二十五）1999年3月28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三月十四日寄出的信及附件早就收到，请勿念。香港天地公司寄给我三套超兄的《晚年文选》已妥收，并已将其中二套转寄给德国的鲁道夫君与此地的班顿。你信上说北京会寄一部三部曲给班顿，不曾听他提起，大概未曾收到。
北京重印《双山》事，不知已实际进行末。我主张他们照当年内部印行的办法不易一字。能办到吗？目前我翻阅了一下“增订本”，觉得所加的“楼国华序”也许通不过，不知施君有未跟你提起。我希望重印时能保留，但若施君们觉得为难，我能同意把整篇序文删去，不赞成局部修改。关于《俄革史》的重印，以前我曾同意将“底”字换成“的”字，但仔细想想，“底”（所有格），“的”（形容词），在使意义充分明确方面，确比仅用“的”字好得多。可惜这一使汉字精密化的步骤，不曾为大众接受。但某些比较严肃的学术文字（例如冯友兰的著作），始终坚持这一改良的。将来你和施君面谈时，不妨提议采用台湾盗印此书的办法，一字不改（台湾版只换了译者名字）排印，甚至影印。这不仅省钱省力，而且我相信，成绩会比改动后重排好得多。在外国，许多名著常有多种不同的译本，其中有好有坏，但各有特色。有的以对原著的绝对的“信”出名，有的以译文的“达”“雅”出名，读者可以凭各自的口味与兴趣去加以选择。超和我合译的《俄革史》我译的比较偏重“信”（甚至在文体上），而老超的译文是“三义”俱全的。因此，我很希望保重[留]原有面貌，算是这部大著的多种中译本之一，这态度不知你同意否。
我历年来翻译与著作的书，现在所存无几了。它们都是楼兄编订并出版的。每出一书，他照例寄一、二本给我，向外寄送与分派的事都是他一手办理的。因此我从未有过“全套”。[楼兄]逝世前不久，他把他的存书分成三份，送给香港的“三房”子弟，他们拿去保存或发售。现在这批书大概已所存无几了。你提的建议很好。日内我将去信香港，希望他们能设法寄给你一套。我自己从不重视这些书籍，尤其是自己写作的书，觉得无甚价值，（郑楼二兄曾批评我这个态度）。其中只有《毛论》比较有点创见和新意，希望我生前或死后还有重印机会，留下一点影响。想谈的话还有不少，只是无力续写了。祝
健康
根上九九年三月廿八日
周履锵附注：上面王老来信多封谈的是联系出版《双山回忆录》、《俄国革命史》和班顿《山火》的事宜，具体经过是：
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中译本是北京世文图书声像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出书时用中央翻译出版社名义，实际上是世文公司包销的），当时我们交译稿签合同，是由郑超麟主持，在郑家由我与世文公司的编辑室主任施用勤先生签订合约。签约后我们和施先生谈话时，还向他推荐《双山回忆录》《俄国革命史》和《山火》，让他看了样书。施君对此很有兴趣，表示回去后和经理商量，当时带去了《双山回忆录》和《山火》二本书。之后由我和施君联系这两本书的出版事宜，并不断向王老通报情况。王老对于《双山回忆录》的出版的要求：1、照香港的增订本一字不改；2、楼序宜保留，如果认为不妥，宁可整篇删去而不愿修改。经过约二年的努力，世文已经做好出版准备，《双山回忆录》的出版曾得中央编译局主审同意出版，《山火》也已请人在翻译了。但后来施君很抱歉地告诉我们，最后上级没有批准。我们想公开出版的努力落空了。后来施用勤先生也离开了世文公司，这些工作就再没有进行了。
数年后北京东方出版社（与人民出版社是一套班子两个招牌）以内部出版的名义出了一套内部发行的书，黑色封面，俗称黑皮书。包括《双山回忆录》、《郑超麟回忆录》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等十几种。《双山回忆录》和香港的增订本一字不差，楼序也不修改发表。原来是朱正先生将港本交给出版社出版的。据说书店一些说教式的政经类书很少有人买，以内部出版的名义反而好销，所以在书店上架出售（二年后禁止公开出售了），很热销。后来坊间出现盗版本，现在盗版是影印的，一字不错，价低买的人很多。王老的愿望达到了。
（二十六）1999年4月20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你的3月28日来信于4月3日收悉。
北京出版的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公开发行以来，据说销售情况良好，各方的反映也好，已经起了较好效果，在平静的水面溅起小浪花了。不过北京施君等人的速度太慢，《先知三部曲》从交稿签约，到出书面市，花了二年半时间，你的《双山回忆录》，自从寄去你同意出版的复函后，至今仍未签约。一个多月前，我与施君通电话，他曾谈及：“《双山回忆录》不合他们出版社本身的出版范围，正在联系其他能够出版的单位”。现在还无下文。班顿的《山火》，也只说在翻译中，仍无出版的具体安排。
最近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托洛斯基著的《Stalin：AnAppraisalofthemenandhisinfluence》，出版的书名译为《斯大林评传》。此书的出版，增加了出版《俄国革命史》的可能性。4月15日，是意因同志99诞辰，道同、孟明我等数人在晓芳家聚庆，大家谈起《俄国革命史》，认为现在出版时机已经成熟，《俄国革命史》是你和郑老合译，联系、签约以由郑老继承人郑晓芳出面最合适，且她现任上海书店编辑，完全有条件和能力做这项工作。
你来信谈的《双山回忆录》楼序的处理意见，《俄国革命史》上的“底”，“地”等修改，我一定照你的意见坚持。
台湾盗版的《俄国革命史》明显是影印香港版的，因为阅读过的记号残痕尚存。最近从旧书滩觅得一套珍本《俄国革命史》，版权页上标明，一九四□年第一版，一九四八年再版，是48年你们筹款影印的。有了这个版本，就可以就此影印或重排了，否则用台湾版因改了译者姓名，还须兜圈子向出版商说明。但觅到的《俄革史》纸质已发黄，影印质量可能不好。最后采取什么方法，待以后再商定。
你已高龄，小字辈的我也73岁了。我的理论水平和能力低下，前几年辅助意因伯父做了一点工作，更多的是从他那里得到精神的熏陶，增强了信念。意因伯父去世了，现在又能得到你的指导，如能在今后再办成几本书的出版，使你再闻到油墨的芳香，我愿足矣。
我们没有见过面，今生恐也难能如愿当面请教，唯望在不妨碍你休养的情况下，多方面给我指导。
祝
健康长寿
小周上4月20日
（二十七）1999年6月15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4月3日收到你3月28日来信，4月20日复上一信。近日未接来信，念念。
5月31日，北京世文公司经理袁亮和编辑室主任施用勤来上海，与我会晤二次。承他们告知一些情况：《双山回忆录》他们原计划出版，且已上报，年初中央编译局主审已同意出版，但近来获知，上头没有批准。据袁亮、施用勤谈，因今年适值“六四”十周年，国庆五十周年，强调安定，宣传出版抓得很紧，稍有不同观点的都不予批准。也许今年十月之后会有所松动，如果加入世贸组织，出版方面也会放松。不过这只是我们的愿望，究竟怎样只能待以后再说了。
袁、施一再表示，《双山回忆录》一定要出版的。我也再次转达你的意见：①同意出版；②我可以作为你的代理人与之联系，如获出版，稿酬全部交给你的夫人和女儿；③照港版一字不改（错别字除外）；④楼序如放进去会影响出版，宁可删去，不同意删改后保留局部。他们同意我转达的意见。
《三部曲》销售情况甚好，已售出五千套。他们前年出版的《我的生平》已销售一万套。由此可见，已发生了良好的影响。由他们出版，这样的质量和影响，都是我们原先计划的自筹经费所无法达到的。
我已将班兄的地址给施君，他回京后即寄《三部曲》，并会写信告诉班兄《山火》的译事经过。
寄上陈独秀的墨迹“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复印件。是吴孟明和我商量后寄给你的。孟明是独秀大姐之孙，吴季严之侄。他对郑老很好，我们常见面，他对你也很崇敬，并十分关心你的健康。陈独秀题字上落款为甲原先生。我们不知道甲原先生的生平。孟明说你与独秀住在武汉时，你可能就曾住在甲原先生的寓所，如果如此，盼告知其生平。
小周上1999，6，15
（二十八）1999年6月22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收到你六月十五日的信，四月廿日的信也早已收到了，迟迟未复，因为我所患的诸种疾病近来突然加重。头晕得无法走动，甚至不敢起立，书不能看，字更无法写。以至信债累积，让亲友们担心。现在吃药静养，希望尚能有所好转。
得独秀遗墨的影印，欢喜之至，此事本有很多话说，目前只能算了。吴甲原是我的小同乡兼朋友画家，他和丰子恺一起开过画展。我当年和他□往，在《回忆》中曾□略提及（见《双山》第270页）。写不下去了。等我精力好转后给你写详细的信。问
好
根上22/6/99
周注：此信可能是王老在病榻上书写，很潦草，字体难辨认。
（二十九）1999年7月22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6月30日收到你6月22日写的信。读到你病中艰难地写下的短信，使我既感动又担忧。后来我将你的这封信复印寄给燕祺。她收到后来信说：多日没有收到你的信了。
记得楼叔去世时，你给超叔信中写道：三条腿的板凳断了一条腿了。去年你以三号火枪手的身份向一号火枪手祝寿，祈望他长寿，现在一号火枪手也走了。三条腿板凳变成了独木桩，三个火枪手也只剩下一个了。但愿独木桩深深扎根土中，毫不动摇坚立着。
意因同志逝世快一周年了。7月19日，晓芳护送他的骨灰回漳平，与贞婶、弗来合葬。我们四、五个老友目送灵骨，向他作最后的告别。火车徐徐启动，渐渐远去，我们久久地站在月台上，感慨万千。
你曾经告诉我，已嘱港友给我寄能收集到的你的著译，但始终没有收到。请你在能执笔的时候，再写信通知港友，并请加寄一册《谎言与真实》。
祝你
健康长寿
小周敬上99，7，22
（三十）1999年9月28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六月廿二日的来信同月卅日就收到了。当时我的毛病突然恶化，未能作答。八月间病情好转，但写字还是十分困难，以致信债山积，直到最近才能开始逐渐偿还。
你想要的书，香港朋友误会了我去信的意思，将二册《毛论》与《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寄给了我。我曾去信要他们改寄，不知他们可曾照办。不管怎样，等我身体再健朗些，预备寄几本给你。二个月前我曾请香港朋友寄二册《回忆录》给我的侄孙女（在海宁），未寄到。听说最近邮检极严，希望国庆后能放宽些。
超兄的信已请人复印了最早的一、二十封，预备寄给晓芳。
北京重印《双山》事有消息吗？头晕手抖，写不下去了，再谈。问
好
根上28/9//99
（三十一）1999年10月31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9月28日来信10月8日收到，得知你身体稍有好转，我们都为你的健康长寿祝祷。超伯的百年愿望，盼能由你这位三号火枪手完成。
此前晓芳曾转告你的健康好转的信息，后来她又告诉我，她的丈夫小胡近日去英国见到你，说及你近日跌伤，又增加了几分担忧。你远在海外，我们毫无办法帮助你，照料你的生活。超伯晚年，我或多或少的帮他做些工作，也尽力之所及照顾他的生活。对你，我只能说几句祝愿的空话了。
《双山回忆录》的出版拖下来了。前几年大陆出版了许多反科学的“法轮功”之类的书籍，现在当然要大力整顿，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有价值的书也受影响了。目前仍无放宽的苗头。
北京施用勤告诉我，他已给班顿寄去一套《先知三部曲》，并有一封说明《山火》翻译进度和出版计划的信给班兄，不知班顿收到了吗？
寄上“中华读书报”的《吹胡子瞪眼的老头》，作者康慨，但不知是何人。估计是一位中年人。大陆有一批现年六、七十岁的学者，现在又出现四、五十岁的中年同情者。
祝
健康长寿
小周上10月31日
（三十二）1999年11月10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收到你十月卅一日寄出的来信，很高兴。小胡说我近日“跌伤”，这是误传。我近来身体不很好，但不曾“跌倒受伤”。班顿已离开里兹大学，现在斯干地那维亚半岛旅行。北京施君寄给他的书，是否收到，等他回来问他。《双山》不能出版，憾事，希望过几时情形会有所改变。
老超真有福，先后能有李培和你做他的合作者，让他在失明（周注：郑老只是视力极差，并未失明）后还能写出大量文章。我的眼睛还能用，只是头脑不行了，无法写系统的文字。偶有感想，随便记下一点，凡年来已积有十几万字。子春生前曾拟将这些札记出版，谁知他先我而去，这些稿子只好付之一炬了。本来你可以帮我这个忙的，可惜“天南地北”，无法合作，真是憾事！
你前几次来信所要的一些书，我早已转告香港朋友，请他们寄给你，不知他们可曾寄出，你有否收到。最近我又去信，要他们寄一本《谎言与真实》给你。你收到，盼告。
你可能知道，由子春推荐，湖南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我翻译的二册小书：《君王论》（帝王术）与《日记、书信及其他》。当时子春是与朱正接洽的。朱正现已离开那个出版社，但仿佛仍旧经营出版事业。你与朱正有过什么联系吗？如有，并且知道他的地址，请代询问一下：是否尚有存书，以及出版者是否准备再版。
我有几个熟人想买那本《书信、日记…》。《君王论》则印错得一塌糊涂，如能再印，必须重新排版的。不过有人告诉我，这本书印了九万九千本，在内地居然成了畅销书！未知确否。
今天精神略好，乱七八糟地写了许多，希望你能看得清楚。问
好
老王九九年十一月十日
（三十三）1999年11月27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收到你十月卅一日信后，曾复一信，谅早达。昨天班顿兄的前妻来，告诉我北京寄去大学的《三部曲》，已由大学转送给她了。望便时告诉施君。目前班顿在斯干地那维亚旅行，无一定地址。
《双山》不能出版，憾事。希望不久能“放宽”。
早几日你寄来独秀给吴甲原写的字，不知你是怎样得到的。盼告。我很想为此写一篇文章——如果体力能回复的话。此事说起来相当有意思。吴求独秀写此字时，我们正准备到军队中去也。（参阅《双山回忆录》有关段落）。
我身体还好，只是离能工作的程度尚远。也许根本不能再工作了。问
好
根上27/11/99
（三十四）1999年12月21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你的11月10日来信已于11月21日收到，11月27日来信12月7日收到，很高兴得知你“跌伤”是误传。
现在就你信中所询写一点。
老先生给吴甲原写的字，原件藏上海档案馆（“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藏刘海粟美术馆），《档案与史学》发表了这幅墨迹，我就是从这本杂志复印下来的，据吴季严之侄吴孟明说，他曾见过原件，颜色尺寸与复印件相同，竖写的日期二六年三月二四日，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因为三月老先生还在狱中，老先生写的“三”字，上面一横偏左，实际是一、二两个字，即十二。是老先生的习惯写法。你如能写出文章请寄来，我努力争取使之发表。
超老晚年除写了大量文章，还结交了一批正直的学者，通过他们推动了“陈独秀研究”的进展，逐渐还我们的历史真面目。超老的作用是伟大的。我接替李培帮他做些工作后，他觉得满意，对我也信任，所以有意识地让我与他结交的新朋友接触，因此在超老身后，尚能与部分学者联系。昨天我给朱正去信，询问能否买到你的《日记、书信及其他》，请他寄给我。如果是英国朋友想买，我就寄给你，如系香港的朋友，请告知通讯处，我直接寄去。
你十日来信，谈到子春生前拟将你的偶感集出版，现在只好“付之一炬”了。我想太可惜了。所以我在给朱正的信中，请他帮忙出版此册。为了引起朱正的重视，我特地将你的来信复印附寄。现在有了复印技术，请你通知香港朋友或子春的后人，将你十多万字的偶感集复印寄给我保存，即使一时不能出版，多一份底稿也好。真的无法出版，也可电脑排版少量散发朋友。我的意见你以为如何？
你所问的陈良初、陈镜开都是我们的人，年龄比我少一、二岁，当年跟我一样是SY，也曾历经苦难。两人以陈镜开较好，他们俩和温州另四位朋友，去北京参加十二月初开的一次“陈独秀研究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听说这次会议开得不错，对陈独秀是全面肯定的。但当局对研究会仍取淡化态度，消息也不见报。
到今天止，我还没有收到香港朋友寄来的书。
2000年元旦将到了。大陆是将这一天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开始的。
祝你健康长寿，写出更多有份量的短文。我虽不能像与老超相处那样随时在你身旁，但可经通讯，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小周1999，12，21
（三十五）1999年12月13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上月十一日寄上一信，谅早收到。
班顿兄因奔母丧，昨天从北欧回来了。见到北京施用勤先生寄给他的书和信，非常高兴。他原想立即写信给施先生道谢，并回答来信所提的问题，因办理丧事忙，他要我代他写封回信。
我近来身体还好，只是精力似渐趋耗竭，写字与用脑都非常困难，将此事转托给你，请你代他去信道谢，同时请告诉施先生，他无法编一份《山火》书中中国人姓名及中文参考书目的中英文对照表，原因：1、所有资料都放在里兹图书馆储藏室里，无法取用；2、他已不在里大任教，下学期他将改就威尔斯大学教职，变动期间，无法做此工作。请施君谅解。
请将上述种种，转告施先生。
又，请你告诉我：老陈给吴甲原题的字，你是从哪里找到的。
话还有不少，气力用完了，就此祝你
新年如意
根上九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三十六）2000年1月1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12月13日来信于22日收到。恰好我于21日给你写上一信，谅早已收到。我收到13日信后，立即给北京施君寄去一信，将班兄所嘱转告，12月30日接施君电话，嘱我向班顿先生问候，班顿无法编人名索引，就算了。我询问《山火》何时能出版，施君回答，2000年内有可能出版，我又问《双山回忆录》之事，他回答暂时还无出版的希望。
我拟再向东方出版社（出《老超回忆录》和《怀旧集》的出版社）推荐出《双山回忆录》，多方试试看。
我向朱正写信，请他代购《日记、书信及其他》，并询问能否出你的随笔集（楼生前拟出的）。朱正已来信，请你将十几万字的文章复印寄他，找机会出版。这是一个好消息，现将朱正来信寄上。后来朱正又给我贺年卡，并告已找到一册《日记、书信及其他》，要我将你的地址告诉他，直接寄给你。今天我给朱正写信，他会寄上的。
请你通知子春的后人，将你的文章复印寄给我，我再将复印寄给朱正。我如能促成你的文集出版，将是最高兴的事。
专此敬祝
2000年新禧
小周于2000年元旦
（三十七）2000年1月16-21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去年十二月廿一日来信早收到。迟至今天才能作复，因为身体不好，写字困难，更不能用脑。今晨头脑比较清醒，想简单说几个你来信提及的问题。1、老先生给吴甲原题字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不是二六年。“二六年”指的是“民国”廿六年，不是“公历”一九二六年。当时我住在老先生的家里，吴来看我，顺便求他的“墨宝”。当时还有一些由江浙流亡到武汉的年青朋友（吴所认识的），也乘机求他的字。他有求必应，写了不少，最多写的是两句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透露出他当时的乐观心情。给甲原的二句是他临时作的，反映出他当时设法让我们进入军队去实际参加抗战的意愿。（此事可参阅我《回忆录》中有关段落）。本来，为此我可以写一篇文章，可惜现在有心无力了。2、湖南出版社出版的小书是我的一个朋友想要的，因为他最近看了《从苏联归来》，想重看一下纪德的日记（他知道我这小书里译的有纪德在二次大战时写的日记）。我有意请出版社重印此书。等朱正将此书寄来后，我会转寄给我的朋友。3、我曾请香港朋友寄几本旧书（子春以前印的）给你，可是港友来信说，这些书大多已绝版了，实在可惜。我手头每种都只有一本，不舍得寄（尤其因为目前国内邮检太严，寄了怕遗失）。《谎言与真实》我有二册，想寄一本给你。（写到这里，头晕，暂停）。（以上一月十六日写的）。
大前天写了一张纸，停了，前几天无法续写。今晨，头痛稍愈，想把它写完，谈谈我的札记的事。从一九八九年二月起直至一九九五年三月止，我曾经断断续续写了将近十万字的札记。因为我从八十年代开始，完全没有力气写比较郑重的文章，但世事多变，脑子里感想极多，闷积在胸，不吐不快，于是在子春的催促下，我以日记方式，写了一些看报或读书的感想，随便想到，随便记下，无论内容或文字都无什么可取之处。因此从未示人（除子春外）。也从无身后出版的打算，写到九五年三月八日子春谢世，我就不写了。在这以前，子春曾将我写的极小部分复印寄给老超，他看了发生兴趣，来信反对我将它焚毁的打算，并就某几个问题提出不同看法，来信与我商榷。不过我始终不曾切实考虑将它付印的问题。最近身体日益衰弱，随时会死，为了处理我将遗下的文稿，才又想到这批札记，朋友们都反对焚毁，有人还肯出钱付印，但我精力耗竭，根本无力将这些杂乱无章的稿子整理与删定（因其中有些确无价值）。将来你也许可以帮我的忙。朱正先生是一位好编辑，他替我编定的《书信、日记……》编得极好，将来如得你们二位合作，你先把这堆乱稿理出一个头绪，然后由朱正先生编辑，也许我这点废稿还能与某些读者见面。（这张纸是十九日写的。希望明天早晨能写完寄出。）
前天又勉强写了一张纸，略谈《札记》的情况，今后如果我的身体还能好转些，拟将它们从头到尾看一遍，大量删去那些可有可无的段落，然后请人复印二份，一份寄给你，另一份寄给朱正先生。《札记》以后的命运，我就不管了。
老超真有福，先后得到李培和你二位合作者，使他晚年写出了大批有价值的文章。
有太多的话想同你讲，只是力不从心，写字实在困难，只好算了。祝你
身体健康
根上二〇〇〇年一月廿一日写毕
周履锵注：王凡西老人2002年12月30日逝世。我始终没有收到他自己“拟将它们从头到尾看一遍，大量删去那些可有可无的段落，然后请人复印二份，一份寄给你，另一份寄给朱正先生”的《札记》复印件，也许他根本无力完成这一工作。为了找到《札记》原稿下落，我写信向班顿询问，他回信说：王老去世后，他已将《札记》寄给香港的朋友了。既然已有着落，我就不管了。
2003年下半年，香港朋友寄来王老《札记》手稿复印件和打字复印件，因为王老的手写字体特别其中有几页郑老给王老的信上的字很难辨认，寄来要我校对。这是我应做的工作，我完成后寄回香港。后来香港新苗出版社出版这本札记，书名《王凡西晚年札记》。称纪念本，每册还编号，我得到的是03号。王老的这件《札记》终于能被少数人读到了。
我谋求在国内出版，将札记手稿和纪念本复印一份，并摘录了上信中有关的段落写信寄给朱正先生。朱先生回信说：看来王老把这件事托付给我们二人了。现在要出书必须审批，像王老的札记是不可能被批准的。他又说：可惜得到太迟了，如果早些时候得到，我可以将之作为黑皮书《双山回忆录》的附录不经报批发表。现在只能待再版时视情况决定了。
（三十八）2000年2月11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你1月16-21日花了五天时间写成的三页信于2月1日收到
首先，向你请教一个问题。《郑超麟回忆录》英文版第165页Fiqure22照片所注姓名：从左顺时针方向，王凡西，格拉斯，HuaZhenbin，寒君，陈其昌，蒋振东。这则注是否正确？也就是你是否是左起第一人。HuaZhenbin的汉名是什么？
老先生“公理与强权”发现很有价值，你是最有资格，也是唯一的能写一篇文章的人，你多次来信是有意写一篇的，我们企盼能够读到你的文章。但这次信中说：“可惜现在有心无力了”。我们远隔万里，否则由你口述，我代你书写。现在我打算，根据你来信所谈并参考《双山回忆录》，写一短文，着重说明老先生出狱后对革命前景是很乐观的，并还积极从事活动。至于题字所深含的哲理，我就无力阐述了。
早年保留文稿，只能手抄。现在有了复印技术，就很方便。你的时论札记，由你亲自删订，然后复印寄来。如果你暂时无法亲自整理，也可将所有原稿复印寄来给我。计划出版，这是我的一厢意愿，以目前的情况，困难重重，能否如愿，都是未知的。我尽力去做，能达到什么程度，待以后再说了。
你所说查找一九三一年或三二年申报自由谈的资料，当尽力寻觅，待查到再奉告。
寄上二篇文章。
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超老回忆录第三版后，超老曾去信建议出版《双山回忆录》，但一直没有回音。世文公司拟出版，也未获批复。东方出版社是中央出版单位，实际就是中央人民出版社，不过出“内部参考”书籍用东方出版社的名义。近日我又向东方出版社写信，询问有否出版《双山回忆录》的意向，但还没有得到答复。
祝你
健康长寿
晚辈履锵上2000，2，11
（三十九）2000年2月26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尊前：
朋友们都祝贺你在新的一年健康。
我们远隔重洋，无法能似跟随意因伯伯那样时常接受教导，不过我还是能够经过书信，受到你的许多指导。
关于陈独秀给吴甲原的题字，我想根据你的来信及参考《双山回忆录》，写一短文，着重说明两点：①老先生对革命前景的乐观；②传播进行抗战活动。致于题词深含的哲理，我实在无能力阐述。
北京施君来电话，请班兄写一篇序，请你转交我给他的信。
《先知三部曲》出版以后，社会效果很好，最近北京一份书评中，被评为十本最有价值的书的第七册。但对译者的经济效益却是极差的。出书一年了，至今还未收到稿费。好在我们为宣传革命思想出书，从不计较稿费的。至于出版社给原著者的代理人，更不会支付报酬了。请你口头将此告诉班兄。他的《山火》的原著报酬，也许会如此，此是大陆的现况，是无可奈何的。
祝
健康长寿
小周2000，2，26
（四十）2000年2月29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二月十五日的来信收到多日，无力详复，只能回答你提出的几个简单问题：1、照片上左起第一人是我。HuaZhanbin的华名为华振彬。他不是临委之一，是负责印刷的。2、你能根据我们的通讯，写短文，在《陈研动态》上发表，很好。只是我想知道，吴甲原是否尚在世，这张题字怎么会落到档案库，是否甲原曾因事被捕，这张题词是罪证之一？万一甲原仍健在（他比我小四五岁）。当年又确曾因此而被捕的话，那末写文章重提此事是否合适，需要考虑一下。吴只是我的同乡兼朋友，他不参加任何政党。他只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艺术家，从不参加政治活动。我与他在汉口重叙时，是平汉铁路管理局的一个职员。3、你如写了文章，最好先寄给我看一下。4、靳（靳树鹏）的文章很好，有关易洛生的文章，早有人寄给我了。
乱涂一起，希望你看得清我的“蝌蚪文”。祝
安健
根上二月廿九日
朱正寄给我一本我译的《日记、书信及其他》，又送我一本他的近作《小脚、辫子及其他》——三月二日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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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王凡西通信（第一至二十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履锵文存
三、书简
1．与王凡西通信
（第一至二十封）
这里所收录的是王凡西同志从1996年至2002年12月30日逝世前写给我的47封信（可能有少数几封没有保存）。
我年青时读过连根的文章，后来才知道连根就是王凡西同志，他是比我大二十多岁的老一代革命家，我给他的信称他“根叔”，他的来信称我为“兄”，开首惶恐得不自在，我建议他直呼我“小周”，他始终不改。后来想，这可能是老一辈的一贯作风，老先生陈独秀给王凡西的信也称他为根兄。
我给王老的信，随笔写下寄去，没有留底稿，只有少数几封，因为写得太潦草了，謄写后寄去，才留下原稿。
王老的信，竖书，繁体字。这里改为横书，简体字。个别认不出来的字用□号，可能错或遗漏的字放在[]内。
周履锵于2011年10月
三年前，我将老前辈王凡西给我的信整理打字输入电脑，曾给少数朋友阅读。去年一位在英国留学攻博，且专攻中国托派史的青年杨阳，到英国里兹大学寻找王凡西去世后交其保存的资料，意外发现有我致王凡西老人的信，他拍照后分两次给我，共三十多封，数量少于47封，可能只是我致他的信的一大半。现在我将之与王老给我的信配对，重新整理。原信内容照录，只更正几个错别字。这份资料也可称《王凡西与小周通信残集》。
周履锵于2014年10月
（一）1996年8月17日小周致王老信
王老：
我名周履锵，70多岁了，老朋友仍叫我小周。从李培去世后，我帮郑老做一些工作。您给他的信都读过了。不过我住得远且仍在工作，每周只能到郑老家一次，所以不能将他给你的信及时誊清，致使你有时看不清楚。
这次与世文公司施用勤先生洽谈《先知三部曲》的出版事宜由郑老和我与之进行，具体联系由我做，但原则由郑老掌握。签约后，我们还送给他郑的《回忆录》《怀旧集》；并将你的《双山回忆录》和班顿的《山火》借给他；让他看《俄国革命史》和阿丁的《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等书，希望能引起他的兴趣。我向他介绍《山火》时，说明这本书类似斯诺的《西行漫记》，斯诺写的是红军长征，班顿写的是新四军的敌后斗争，他对我的介绍饶有兴趣。
最近施用勤给我来信，现摘录有关的几段：“王先生的《双山回忆录》我已拜读，觉得此书不仅对了解中国托派的历史有价值，对了解中共党史也是必不可少的”。“班顿先生的书我目前没有时间看，不过，我觉得此书很有价值，因为目前国内还没有记录这段历史的著作。如果您与班顿先生联系方便的话，是否能请他授权出版中译本。如班顿先生同意的话，即使敝公司不同意出版的话，我可以联系其他出版社”。
请将此信息转告班顿先生。前几天你曾寄来班顿同意翻译的打印件，但那抬头写的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施用勤并不是那个出版公司的人员，而是世文公司的。《我的生平》只是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挂名出版，实际由世文公司出资并经销。《先知三部曲》也由世文公司出资经销，但挂名中央编译局出版社。所以请班顿另写一授权函，抬关直接写施用勤先生（Mr.ShiYong-qin），授权出版中译本，版权由承印的出版社与加里弗尼大学出版社接洽。
《山火》只有送郑老的一本，现借给施用勤了。如仍有存书，请他再寄一本。
我上周给施寄去《俄国革命史》的《序言》和《译后小记》的复印件，建议他们出版《俄国革命史》。施来信说：“关于《俄国革命史》一书，我目前没有精力，待《先知三部曲》有头绪时再考虑”。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争取出版《俄国革命史》。
这些事本应由郑老写信告诉你，怕他的字你看不清，以至误事，所以我先写就，待后天去见郑老时读给他听，他认可后附在他的信中。
祝您
安健
小周于8月17日
（二）1996年12月19日王老给小周信
周兄：
收到你寄来的勘误表好多天了。今天才有力气仔细看了一遍，觉得非常好。此书如有机会再版，必须照此表改正后付排。我因终日头痛，眼力也差，此书出版后始终不曾从头至尾再读一遍。朱正指出了一些错误，你这次又指出了许多，书中也许还有错字，但相信已接近完善程度了。
你的校对很仔细。我粗心大意，脑筋又不能集中，以至错误百出。不过校对也实在难，所谓“校对如扫落叶，扫了还有”，诚然。
朱正勘误表就是你寄来那一份，此外没有了。现将原件寄回。
我躺着写的字，非常难认，希望你能看得清楚。问
好
弟根上19/12/96
周注：1998年8月郑老逝世以前，王凡西老人与我没有直接通讯，来往书信，都是附在王凡西与郑超麟来往信中的。
（三）1997年1月31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谢谢你的附信。我这里也给你拜年，虽然我不知道哪一天是农历年初一。孙洪伊应改为孙几伊，已通知班顿兄，让他在译稿中改正。大约在二三个星期前，寄上班兄写给“世文”公司施先生的信，谅早已收到，并已经转去了。未知对方的意见如何。班兄深知中国出版界的情形，他准备接受翻译时把一些“碍眼”的段落删去或改变。只是不愿见自己的作品改得面目全非，所以他希望对方能事前比较具体地告诉他应删或应改的段落。
我身体还好，所苦的只是终日头痛，无法用脑，目力也越来越差，看书用放大镜，如果越过半小时，那就是白茫茫一片，什么都不见了。最近勉强校阅了《谢山诗词》，结果许多错字都漏校，深感不安。你若有时间，最好能再校一遍。祝
新年如意
弟山上31/1/97
（四）1997年3月3日小周致王老信
凡西先生：
班顿先生给施用勤的信已经转去，今收到施给班兄的信，请你转交。据我所知，他们是打算出版《山火》的，而且着手翻译了。他们考虑的只是能够获得出版，一般是不会删改很多，只会在个别有碍审批之处稍加修饰而已。史实部份是不会改动的。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是大有好处的。
据施给我电话，《先知三部曲》今年上半年可以出版，现在已经校对完毕。经我们推荐，他们还准备出王观泉的《陈传》大陆版。待这几本书完成后，拟与之联系出版《俄国革命史》。
你给郑老的信都读到了，附给我的信也收到。我视为您对后辈的鼓励。郑老身体很好，经常要喝几杯绍兴酒，只是视力很差，他写的字连你这位老友都认不清了。
年前我去了一趟温州，见到一些老朋友，王国龙，周仁生（沈念）嘱我向您问好。
祝您
健康长寿
周履锵上1997，3，3
（五）1997年3月12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收到你三月三日的信，很高兴。班兄现在日本京都，尚未得他的通信地址，施君信当等他来信，并知道他的确实地址后转寄。知道《三部曲》今年上半年便能出版，非常开心。王著《陈传》（王观泉著《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如能出版，当然也是好事，只是书中错字太多，事实方面亦间有不确切处，将来如能出版，当请著者把某些明显的事实误记处加以改正。
《俄革史》据以前超兄的信上说，“世文”方面认为译笔停留在“三十年代风格”。因此他们如决定出版，或请人另译，不知这看法最近是否有了改变。
所谓“三十年代风格”，据我猜想，大概见到译文中“底”字和“的”字的用法不同，以为我们的翻译也属于当时鲁迅和冯雪峰等提倡的所谓“硬译”作风了。其实我们的译法与所谓“硬译”“死译”完全不同的。
将来“世文”若终于重印该书，对我们说，自是大喜事，希望你终于能促成其事。
你编的《双山》勘误表，请复印一张给我。因香港的出版者想印一张夹在尚未售出的书中。
王、周（王国龙和周仁生）二位我记得都会过，只是年份隔得太久，印象都很糊淡了。去信时也请代我向他们问好。
有一个问题，关于连正炎的。他的事都是已故王国权告诉我的。他寄给我连的照片，写了他的生平。最初写的是连正祥，接着他来信改正，说连的名是正炎，不是正祥。但去年温州朋友翻译班兄的“访问记”时，把“炎”又改为“祥”了。不知究竟哪一个字对。有便请查问一下。问好。
超兄不另。
老王九七年三月十二日
（六）1998年1月18日小周致王老信
王老：
新春将届，向你拜年，祝你健康长寿。
今天我和吴孟明（独秀大姐之长孙，吴季严之侄）谈论了超老的健康情况，认为必须向你通报。
超老去年体检时，发现胆囊的肿块比过去增大，还怀疑肝区有病灶，疑为癌肿。今年元旦，发现腹泻，我们劝他去医院检查。第二天晓芳去请医生，医生嘱先将大便送去化验。结果发现有隐血，系胃出血。当天就住进医院。入院后全面检查，B超发现胆、肝都有肿块，周边不规则，是癌肿。后来又做了核磁共振检查，确诊为肝癌，且已转移到胃等处。依据超老的年龄和病情，既不能动手术，也不能进行放疗化疗，只能保守疗法。病情还未告诉超老，他本人要出院回家。于是请中医会诊并开了二个星期的中药，于十七日回家疗养。
在住院期间，我去看望超老时，他对我说，已写信告诉你他病了，还向你“告别”了。超老还对我说：“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老王、子春和我就是三个火枪手，快只剩下老王一个了。”可见他对本人的健康是很清楚的。我们对这位大陆硕果犹存的前辈很是担忧。但我们也回天无力。
我们现在拟做的：1、用中药保守治疗。传统中药，对一部分癌症患者有效，不少严重的病例，经治疗，存活三、五年以上。我们希望超老能活到2000年；2、拟将电话功能改为国际直拨，让你们这两个火枪手能直接通话。
《记尹宽》已收到一本。
小周上1998，1，18
（七）1998年1月26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本月廿一日收到超兄的“告别信”[1]，信未写完，未具名，无日子，邮戳日期是一月七日。离开现在快二十天了。日来他的病情究竟如何，有否进医院，是否真如他来信所说的那么严重，请你告诉我。
人不能永生，总是要死的，但是像他这样的人，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贡献，而且能继续贡献，总希望他多活一天好一天。从感情上说，生离加死别，更是难堪的事。
得他的“告别信”前后，我曾有一、二封信寄给他，还寄给他一本小册子，料均收到。下次你去探望他时，请问他一声，或问问小芳。信中有一封信是请他转给陈道同的；小册子（《谎言与真实》）是请他转给唐宝林的。倘二者都在而尚未转寄，麻烦你办一下。
我的毛病比二月前好得多，又可以自己料理生活，只是头痛依旧，以致什么事都不能做，这样活着，实在毫无意义。年来眼见我同辈的朋友甚至小我一辈的朋友都先后逝去，真正感到无限寂寞。现只希超兄的病尚能好起来，至少活到一百岁。祝
新年安好
根上九八年一月廿六日
又：
《谎言与真实》是唐宝林写信给老超要的，因他见了香港杂志上的广告，怀疑这是我写的另一本批评他的《中托史》的小册子。
超兄近年写的文章，我这里大抵都有，只是我不善整理、保存，精力又差，不曾编出一个完整目录。你是否可以编一个目录？最好超兄尚有足够精力，能够和你合作编一个出来，寄给我。
[1]周注：“告别信”是郑超麟直接寄给王凡西的。1998年1月，郑超麟住进仁济医院。医生和亲友，没有将检查结果告诉他。可郑老心中清楚自己患了不治的癌症。于是他写了一封致相交七十多年的老友王凡西“告别信”。
从这封信开始，王老给我的信，都是直接寄给我的。
（八）1998年3月1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收到你二月十二日寄来的“综述”与附言。我前些时被迫写了一篇短文（班兄英译的陈独秀最后论文的《前言》）。以致头痛加剧，引起其他宿疾，狼狈不堪。现在好了些，但仍无力写较长的信。
唐宝林最近托人到香港购买了一大批我们的朋友出版的书，可见他仍不相信《谎言与真实》并非针对他的。他对我有极大误会，觉得《陈研》不能在海外推销，也是我在捣鬼。其实把我看得太坏了，我批评他的著作，但我仍然看重他为陈研做的工作。
超兄病情好转，可喜也，但愿医生诊断有误，他所患的不是癌症。不过我们仍应劝他不要过劳，绝对不要喝酒和咖啡。可写与可不写的文字，还是不写的好。访问应该谢绝。他兴致好，有时难免过劳。
十二年前，我写过一篇长文：《从鲁迅的一封信，谈到陈其昌这个人》，上半篇发表在香港的中报月刊上，下半篇被腰斩。此文我以为老楼曾寄沪，但超兄说没有，日内当复印一份寄上，你们阅后盼转给道同。
头痛仍剧，信写得一塌糊涂，祈谅。问
好
老王九八年三月一日
（九）1998年8月11日小周致王老信
王老：
超麟同志逝世的消息，想必你早已知晓，小胡也会将详情奉告的。
子春同志去世时，你哀叹三条腿的板凳断了一条腿，而今三个火枪手只剩下你这位三号的了。超麟同志一去世，我们家里就断了主心骨，家业不兴，后继乏人，实甚可悲。今后，请你来信教导我。你年事已高，不敢企望你经常来信，但总希望每隔一段时间（如一、二个月）能通讯一次，你也不要写得太多，只希望不要断了联系
你与超麟来往信件是最珍贵的，日后争取汇编出版，你给超麟的信都保存完好，但超麟给你的信没有留底，你可否将这批信复印寄下。超麟晚年的字很难辨认，我当尽力给以破译。
请你珍惜保重，这宝“根”力争长存，并能发芽结果。
小周上8，11
地址：上海北京西路524弄4号周履锵收
（十）1998年8月24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本月十一日的信，十七日就收到了。迟迟才复，因身体不好，又要勉强写了一篇悼念超兄的文章。悼文已草草写成，有一份已寄小芳，复印本太少，不另外寄给你了。
超兄一死，我再没有一个与我同辈的朋友了。悲痛难免，但我最痛切感到的是寂寞。年轻的朋友当然有，但无法代替相交七十年的老同志的。
超兄晚年，幸亏得到李培和你二位对他的帮助，让他于失明（周注：只是半盲）兼身残之后，还能发挥最后的光辉。对于此，他在给我的信中多次道及的啊。
他给我的信，最初是由子春转达的，子春死后，他才直接与我通信。他的信写得很勤很好。可惜，我不善整理，也无力气整理，以致随便乱放，有的也许失去了。他、子春与我的文稿，已与里兹大学言定，交给大学图书馆保管。将来他们会雇人整理，编出目录。
《三部曲》何时能出来，时念。班顿君的《山火》，北京的朋友有否进行翻译，请便时告知。匆匆祈谅，祝
安健
根上九八年八月廿四日
（十一）1998年10月12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八月廿四日的来示，早已于九月一日收到，你写的《悼念郑超麟》也已读到。记得你的《双山回忆录》序言中曾说：“想不到，我在回忆录中已写了悼文的郑超麟还活着，读到了我的回忆录，还寄来了校对材料”（大意如此）。可如今你真的为老友写了悼文了。你的深情怀念使我感动不已。我复印几份寄给自己的朋友。
现在“三个火枪手”只剩下你这位三号的了，愿你珍重，健康长寿，发挥“枪手”的作用。
我已经打电话向北京施君询问，承告《三部曲》十一月能出版，班君的《山火》正在翻译。班君原先由超老为代理人的，现在超老去世了，不知班君意见怎样？是否同意由我作为他的代理人与北京施君继续联系。如果这样，最好有班君的委托信（中英文均可），打交道就方便了。
超老晚年，半聋半盲兼半残，但仍坚持工作著述。超老去世后，他的几位侄儿对我说了许多感谢的话。我对他们说：虽然我帮助老人做了一点事情，但我得益更多。总起来说，是“意因精神”使我受到教育。
老人走了，深感后继无人。唐宝林最近给我的信中说：“郑老去了，对我的打击特别大。《动态》受郑老之惠最多，我担心从此难以维持下去，还好！由你、晓芳、王观泉、王凡老等热心朋友的继续热情支持，还可挣扎下去。”这位唐兄虽有一定的缺点，毕竟他是官方指定的学者，但他多年来从研究我们的文章，以及和郑老的接触中受到影响已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同情者，他所主编的《动态》，是唯一的一份倾向我们的刊物，所以宜给以支持的。就我来说，“本钱”太少，日后会使他失望。
《郑超麟晚年文选》已出二卷了，香港书店已能买到。我也已见到了样书。第二卷的后半部《鳞爪集》是首次面世的，其余都是已出版过的。《最后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收入第三卷。这三卷集的出版，完全是范用、罗孚二位的帮助。
匆匆，祝您
健康长寿
小周于10月12日
（十二）1998年11月10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十月十二日的信同月十九日就收到了。一直想写回信，可是始终无力提笔。人实在太老了，是安息的时候了。超兄死了，我不曾流泪，反而觉得“羡慕”。宗教家把老人的死去称之为“释劳归主”是有道理的，虽然我绝不相信“主”，但释劳却是确实的。我是“三个火枪手”中最差的一个，郑、楼二兄都比我强健，他们二人几乎从不害病，我却是自从三十岁开始，一直为病魔所缠，特别是肺结核，每年必咯血数次。我一直相信自己的寿限最长不会超过五十，谁知竟一挺再拖地拖到九十二岁，这真是韩愈所说：“强者夭而病者全”了！
一九九八年又快过去，希望一九九九年我有幸“释劳”去追随二位大哥于“地下”。
唐宝林先生于超兄逝世后给我来了一信，非常友好，我回了一信也非常友好。但同时收到日本朋友转来的唐的著作《简答王凡西》，为他的三个论点辩护：1、老托确曾主张于一九一九年派兵出国去援助世界革命；2、说楼国华自称“陈独秀专家”是根据濮德志的文章；3、伊洛生与格拉斯被捕乃根据喻守一的供词。他要求此文在日本的“托研季刊”发表。日友问我的意见，我不得不勉力答复。我特别纠正他的第三点，引了伊洛生遗孀和格拉斯当年在沪至交白克曼的信，他们都证明并无此事，我把二人的信译出寄给唐，请他老老实实改正错误，不要作多余的争辩。迄今将近一月，未得回音。我深知此人的长处与短处，也主张应与他保持友好关系，但不主张作过分迁就。头晕，不能写下去了，问
好
弟根上10/11/98
（十三）1998年11月4、5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今天我接到北京施用勤电话，他们拟出版你的《双山回忆录》，由中央编译局出版，仍采用内部发行。而现在所谓内部发行不过是一种形式，其实是公开买得到的。施要我与你联系，请你允许他们出版。你如认为可以，即给我来信。上款写：北京世文图书公司，表明同意出版，稿费由周履锵收转交你在国内的女儿。
来信请告诉你的女儿姓名地址电话等，便于我与她联系。郑老去世后，很少见到郑晓芳，我和她休息日不同，很难见面。
如接来信后，我立即将你同意出版的信及我整理的勘误表寄北京。
《三部曲》下月出书。
祝
秋安
小周98，11，4晚
以上是昨晚写的，临睡时又想到一些，再写几句。
你同意出版的信可写：
北京世文图书公司施用勤先生：
接周履锵的来信，云你电话通知他，你们拟出版拙著《双山回忆录》，我很高兴地同意你们出版。兹委托周履锵与你们签约，该书出版后的稿费，也由周履锵全部转交给我在大陆的妻子。
你如果委托他人，请写明姓名地址及联系办法。
《三部曲》出版后，施用勤要亲到上海。届时我打算向他推荐《俄国革命史》，如能接受是最大的喜事。
小周又及11，5晨
（十四）1998年11月12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前天勉强给你写了一封回信，谅已达。昨天接到十一月五日来函，得知北京世文公司有意重印拙作《回忆录》，非常高兴。只是我目前有气无力，没法考虑你信中所提的那些具体意见。给施君回信时，请你告诉他我同意让他们出版，倘需签订合约，请他们将合约先寄给我看看。
我过去在国内只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过两本小书：《君王论》和《日记、书信及其他》。两书都由子春将稿子寄给朱正，出版后每次送了一千元稿酬，钱交给我的妻子。我想“世文”也照此办法算了，不需要什么合约，不知你以为如何。
兹先寄上《回忆录》（香港出版的增订本）的勘误表。问
好
根上十一月十二日
我最关心的一件事是：必须一字不改地出版，这比稿酬重要得多。
昨天去看了医生，说我的心脏有毛病。
（十五）1998年11月22日小周致王老们
根叔：
98年11月10日的信18日收到，是复我10月12日致你的信的。我在11月4日又给你一信，来信没有提及，估计当时你还未收到那封信。我11月4日的信是谈：北京施用勤电话通知我，北京中央编译局拟出版你的《双山回忆录》，希望我与你联系，能得到你的授权。过去出版是不重视版权的，如当时翻印你的回忆录，既不请求作者同意，也不给稿费。近来有所改变，不仅请求同意，还多少给一点稿费。你如还未复我11月4日的信，请你即寄来同意出版的授权书，以便我与北京联系。这件事我也曾告诉晓芳，晓芳也告诉你的女儿了，如果由你的女儿出面与之联系也是可以的。
你是我们的“根”，千万不能有撒手不管的想法，但宜“少劳”。意因伯父没有完成“坎坷登百岁”，应由你继续下去。
祝
健康长寿
小周98，11，22
（十六）1998年11月25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11月18日收到你10日写的信，我于22日复上一信。当天下午，就收到11月12日写的信。
当晚我就向北京施用勤去电话，他很高兴得知你同意由他们出书。现在已将你的来信复印寄给他，作为作者同意的依据。并与他们商定，由你的女儿与他们签约，将来稿费直接由她交母亲。这件事办得很顺利。你如精力欠佳，不必给我写信了。
我已写信告诉你的女儿，她曾与施君通电话。
祝
安健
小周上98，11，25
（十七）1998年11月28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本月十日与十二日寄上二信，后一信内附有《回忆录》的详尽勘误表，希望此信未曾失落。在那封信中，我主要是谈施君提议重印《回忆录》的事。我当然乐意接受他的提议。至于由什么机构出版，出版后能得多少稿费，都是小问题，甚至不成问题。我重视的只是下述二点，请转告。
1、照香港出版的增订本重印（当然要依勘误表改正错字），不要删节，更不要改动。
2、出版者不要加什么序或说明。以前“灰皮书”上印的出版者说明，最好删去。倘如某种理由必须加一短短说明，请先寄给我看看。
你就是我在国内“代理人”（我不喜欢这个名称，因它多少含有商人气息）。有关出版的一切技术问题，你能替我解决。如有疑难，可请他们直接给我写信。
我身体还好，只是头晕更剧，心脏也有问题，手抖指僵不能握笔，字简直无法写了。问
好
根上九八年十一月廿八日
（十八）1998年12月10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十一月廿五日的信，本月二日收到，我曾于十一月廿八日寄上一信，谅早到达。关于重印《回忆录》事，照你的安排进行，很好。我在信中提出的几点意见，出版者是否均能接受，或接受到什么程度，请代向施君询问。我极希望他们真能重印《俄国革命史》。以前听说他们嫌译笔太旧式（“卅年代的白话文”），不知他们现在仍有这种想法否。
《山火》译得怎样了？班顿君想知道，便时亦请问问施君。我身体还好，只是年龄毕竟太大，身体任何部分都出现可怕的衰退，什么事都不能做，深觉活着无意义，但我并不悲观，更不会自暴自弃。问
好
根上九八年十二月十日
（十九）1998年12月24日小周致王老信
根叔：
11月28日来信于12月10日收到。
12月10日来信于12月21日收到。
你以前给我同意出版《双山回忆录》的信于11月22日收到，我与施君通电话后，他很高兴，并希望将你来信有关同意的语句复印给他。后来我觉得你的那封信只谈出版的事，且信中有不要删改的条件，我就把原信复印给他寄去了。（同时我也曾复印寄给你的女儿燕祺）所以你提的条件，已明确地告诉他了。著作和翻译作品不同。凡译文，编者认为要忠于原文修改，我们是无法反对的。但著作的作者，完全有理由不允许删改的。这一点我一定要坚持的。
北京世文公司出书速度很慢，《三部曲》交稿签约已二年，还未见书，最近才听说已在印刷。班顿的《山火》也仅说正在翻译中。所以我们也无法寄予快速出书的希望。
待拿到《三部曲》样书后，再与之谈《俄国革命史》，我最近重读了你与意因译的这部书的一部分，我认为译笔符合当今流行格式的。但人名地名的译法须改用现在大陆的统一译法。关连词“底”“纔”须改为“的”“才”。现在即将出版的纪德《苏联归来》也如此，我到时候会以此为例争取他们同意出版。
我写了一篇《意因同志》。我不会写文章，只是写下我的感受，请你提意见。
年节快临，向你拜年，祝你
健康长寿
小周叩上98，12，24
（二十）1998年12月31日王老给小周信
履锵兄：
你十二月廿四日的信，昨天（三十日）收到了。记意因文[1]甚好。我写的悼词是官样文章。主要是写给外国朋友们看的，不足观。
将来如真的能出《俄国革命史》，你提出的改动之处，我同意。“底”、“的”分开，本是好事，可惜未能为大众接受。
我近来身体非常差，柏金森症严重，写字几乎完全不行了。希望稍后尚能好转，勉强裁答，言不尽意，祝
新年愉快
老王九八年十二月卅一日
[1]周注：“记意因文”是我写的《意因同志》。香港“陈研”通讯上曾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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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托洛茨基文集补遗译稿整理经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履锵文存
7．托洛茨基文集补遗译稿整理经过
1、托洛茨基文集补遗的翻译，是周仁生直接与康兄联系的，我一直没有过问其事。仁生去世后，我以为译稿早已全部寄给康兄了。
2、去年康兄来信，说他未收到译稿。嘱我寻找，我写信向赵青音询问，她也无法提供译稿。后来听邱季龙说，周仁生的晚年学生虞争鸣的电脑中可能有储存，辗转找到虞兄后，他将电脑中的《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上卷》和《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下卷》译稿给我，我以为是上下两卷的全部译稿，制作了电脑光牒寄给康兄，还自以为完满解决了。
3、今年初，我得到了《托洛茨基文集补遗》英文版两册，一对照，大吃一惊。原来的《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上卷》的译稿，只是《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上卷》（1929-33）原书第13-150页的译文，而《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下卷》的译稿，也只是《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上卷》（1929-33）第215-353页的译文，也就是我寄给康兄的光牒，仅仅是原著上卷的局部（缺第151-214页的译文）。《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下卷》（1934-40）的译文，连影子也没有。
4、我再次请赵青音寻找，她表示一个人无能为力，于是我于2006年4月17日动身到温州，拟与赵青音一起寻找。到温后先见到虞争鸣，将原书给他看，询问他电脑中存有下卷的译文吗？他说：没有见过《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下卷》（1934-40）的原书和译文。唯一的希望只能到周仁生家中寻找了。
5、仁生去世后，遗物全部由赵青音保管。去年附近工地施工，打桩震坏了房子，翻修房子时，仁生的遗物经过多次搬移。其间有人建议：留下的书本和稿子，都是没有用的，当旧纸卖掉。所幸赵青音和儿子坚决不同意，才得以保存下来，不过是杂乱地堆在一起。
6、我与赵青音共同对照原书寻找，花了几天的时间，总算基本上找到了。找到的有：（1）上卷的目录和序言译文；（2）上卷的上半部分和下卷的全部周仁生译的手稿22册；（因为是原始底稿，上面有反复修改，非熟悉仁生字迹是不易看懂的。可能只有赵青音和我两人全部看懂。上卷的下半部分，是虞争鸣翻译的，他直接输入电脑，所以没有手稿。）（3）下卷经赵青音抄清的稿子15册。
以上译稿等材料，经赵青音同意，全部交给我处理。
7、因打字工作量很大，我的速度很慢，承虞争鸣答应，下卷由他请人在温州打字。
8、我于4月30日回到上海，着手整理《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上卷》，我做的是：（1）将目录和序言补上；（2）把所缺的第151-214页的译文补齐；（3）将原来周、虞两人译文加以统稿，下半部分未在正文中标明注释的序号、一些英文缩写及人名未译出来的，尽量补上去；（4）版面重排，基本上采用原著英文本的版式。我已基本上完成了《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上卷》（1929-33）整理工作。
9、《托洛茨基文集补遗下卷》由虞争鸣请人打字，2006年9月22日，虞争鸣电邮寄来下卷的打字稿，因为是多人分别打字，版式不一致，且差错较多，我利用周仁生留下的翻译原稿，对照英文版原书加以统稿、校对。现已完成，但一个人的校对，难免差错。
10、整理后的上下两卷，共A4打印纸444页，相当于原先寄给康兄的三倍。包括全部正文。原书有注860条，共131页，索引25页，仁生都未译出。这些不是托洛茨基的原著，以后采用全译、摘译、或不译，请康兄决定。
11、SUPPLEMENT可译为补遗、补编、外编等，周仁生开始用补遗，后来也用外编。用何名称，也请康兄决定。
2006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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