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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三十七卷——7.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888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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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8年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2月20日以前《暴力论》将到您手里。本来您会早些收到它，但是中间插进了《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的英译文，我和目前在这里的《资本论》译者赛姆·穆尔得赶紧把它搞完。我不愿意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本周末，这个工作一结束，就再着手写《暴力论》的最后部分，在这部分中将对1848年至1888年的有关历史事件作简略的评述。这次我将比《烧酒》[24]更厉害地激怒俾斯麦。
衷心问候。
您的弗·恩·
当然，唯一可能妨碍这件事的是我的眼睛。我正在治疗，以便最后摆脱这个累赘。不过到时候我会写信的。
注释：
[24]指恩格斯的文章《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1—59页）。这篇揭露普鲁士容克的文章在《人民国家报》以单页发表后，引起了俾斯麦政府的狂怒。因此，恩格斯的著作被禁止在德国发行。——第1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七卷——6.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1888年1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
6.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1888年1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早就要给您写信了，但是我以为您已不在贝内万托，因为在您惠赠给我的杂志中，有一本上写了我不知道的另一个住址。因此我一直等待着您进一步的消息。
政府地方长官亲自给您推荐工作这个事实，再好不过地反驳了说您盗用公款一万五千里拉的可笑控告。但愿不等事情发展到正式审理，整个阴谋就会遭到破产。
汉堡的事情如何，我不知道，关于这件事我从韦德那里再也但没有听到什么。[21]但是没有结果倒是好事。普鲁士政府终于做到了迫使汉堡“共和”政府俯首贴耳。我们的报纸［注：《公民报》。——编者注］在那里被封了，编辑韦德尽管是汉堡公民，但是被驱逐出原籍，大约二十个社会党人在阿尔托纳（和普鲁士毗邻的城市）被判了刑，释放以后将被驱出汉堡。在这种情况下您同样会从那里被赶出去，作为一个外国人，甚至会被赶出德意志帝国全境，两次带着家眷迁移，花费就会很大。
感谢您为我的传记费了许多心血，我很愿意校阅您的译文。但是我怀疑是否值得出单行本。要知道，在意大利几乎是没有人知道我的，而在那些多少有点知道我的人当中，很多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与其说喜欢我，还不如说憎恨我。但是这一切都由您酌定。
再过几个星期我就能够着手看您的稿子了[22]，那时会立即把稿子寄给您的。很抱歉，我还是得保护眼睛。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弗·恩格斯
《麦菲斯托费尔》第一期今晚寄出。[23]
注释：
[21]1887年初，意大利社会主义者马尔提涅蒂告诉恩格斯说，他由于自己的信仰而遭到迫害，他的皇家公证处官员的职务，有被解除的危险。他请恩格斯帮他在意大利境外找个工作。恩格斯通过汉堡社会民主党报纸编辑约·韦德，想给马尔提涅蒂找个职位，但是没有成功。——第15页。
[22]指马尔提涅蒂译成意大利文的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该书1893年在米兰出版。——第16、368页。
[23]马尔提涅蒂1888年1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附了一期《麦菲斯托费尔》杂志，这一期开始发表考茨基写的恩格斯传的意大利译文。马尔提涅蒂打算在这个杂志上继续发表摘录，而全部传记打算用单行本发表。因此，他要求恩格斯检查一下《麦菲斯托费尔》上的译文并把对译文的意见寄给他。恩格斯传从1888年1月1日至11月30日在杂志上连载。——第16、5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七卷——5.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888年1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
5.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8年1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我不反对爱德重印《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注：弗·恩格斯《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编者注］的结束部分。
《暴力论》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付印，请您通知我。我正在写这本书的第四章，其中我分析俾斯麦的暴力手段及其取得暂时胜利的原因。现在我正在写，但是我必须赶在付印前校阅一遍并且补充最新的事实。一切就绪后，自然我也很愿意把这一章交给爱德去处理。[17]
最近我将开始整理我的书。可能还找得到一本《神圣家族》，那我就把它交给档案馆[18]。此外，请您继续留心《新莱茵报评论》[19]——单篇的文章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能有用处。
布龙歪曲的事情，在《福格特先生》第一百二十四页注释中提到了，——班迪亚冒充在柏林新开业的某一出版商的代表，说那个出版商叫艾森曼或类似的名字，并自愿负责安排这个人刊印稿子[20]。这个稿子是马克思和我写的，原稿在我这里。但是抄件的真正买主是施梯伯，他是够蠢的，他以为普鲁士警察当局在我们原定付印的稿子中会找到秘密的揭露，而不是仅仅对流亡中的大人物的嘲笑，其实这里当然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我们在发表稿子问题上受了骗，但真正受愚弄的是普鲁士警察当局（难怪普鲁士警察当局总是小心翼翼，避免吹嘘这件事），还有科苏特先生，他通过这件事才明白自己究竟包庇了什么人，虽然在当时他还打算支持班迪亚。
对于您的友好的贺年，我诚挚地报以同样的祝愿。
您的弗·恩·
注释：
[17]指恩格斯没有完成的题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的小册子。恩格斯打算把《反杜林论》第二编中的三章编入小册子，这三章所用的统一的标题是《暴力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73—200页）。1887年12月，恩格斯开始写第四章，但是在1888年3月中断了这一工作，后来就没有再进行下去。第四章没有写完的稿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61—533页。——第14、36页。
[18]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是根据1883年3月29日至4月2日召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的。档案馆收藏了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德国历史和国际工人运动文献、工人报刊。档案馆最初设在苏黎世，后来在伦敦，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以后迁往柏林。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交给了这个档案馆。法西斯分子上台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档案运出德国，后来于1935年卖给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第14、21、110、151、266、317页。
[19]施留特尔告诉恩格斯，书商拆开《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把单篇文章作为独立的作品出售。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部头著作是分章节发表于杂志各期的。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RheinischeZeitung.Politisch-?konomischeRevue》）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至1850年11月出版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的继续。该杂志从1850年3月到11月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此外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大部头著作有：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14页。
[20]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1852年6月底，这一著作的稿子委托给表示愿意帮忙的匈牙利流亡者班迪亚在德国付印。后来查明，后者是个警探，他把这一著作出卖给了普鲁士警察局。马克思不久便在1853年4月写的、发表于美国报刊的《希尔施的自供》一文中公开揭露了这个曾一度迷惑了他的班迪亚的行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4—48页）。这里提到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的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628—629页。布龙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们自己把这一著作的稿子出卖给普鲁士警察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93页）。——第1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七卷——4.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88年1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
4.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1888年1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驱逐出境一事进展大概不会那么快，——尽管德国资产者是那样卑鄙，做这种不用多大胆量的事也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我认为，俾斯麦要在这个问题上说服德国资产者，需要一年的时间。但是这一年中可能发生很多情况。俾斯麦先生搞反对王储［注：弗里德里希，后来是弗里德里希三世。——编者注］的阴谋使他自己倒了霉。如果老头子［注：威廉一世。——编者注］死后，轮到王储即位，那怕只有半年，也足以使一切陷于混乱，并彻底动摇庸人对俾斯麦制度的永久性的信念。那时可能即位的就是厚颜无耻的年轻人威廉，而他带来的好处可能比害处要多得多。因此，我希望，你明年只是去美国暂时住一下[13]，并希望在你往返途中我们在这里能看到你。在美国你会有大量的工作，正如你所谈的，那里的人[14]把事情搞得很乱。美国人是新近才参加整个运动的，很不了解情况，就不可避免地要犯大错误。但也可以帮助他们，在这方面，象你这样既熟悉英国运动又善于和英国公众相处的人，是会很有用的。
这里没有什么新消息。老的共产主义协会[15]每下愈况，现在被控制在坏蛋吉勒斯手里，并且愈来愈和现在以伦敦为大本营的无政府主义者打得火热。特拉法加广场事件的结局[16]是，一级法院以及二级法院对游行参加者大批判罪。这几天格莱安和白恩士就要出庭受审。如果他们也被判罪，那末这将是伦敦陪审员对沃伦和警察局所表示的感谢，这只会使阶级间的纷争激化。工人恨透了警察，托利党笨蛋们在下一次选举时一定会记起这一点。
向你拜个晚年，但愿国内外都保持和平。现在我既不希望有战争，也不希望有暴动，一切都进行得很好。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13]显然，李卜克内西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表示担心，在反社会党人法再次延长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带着全家迁居美国。法案补充条款之一规定，把驱逐出境和取消国籍，作为对社会民主党活动的惩治办法（见注10）。——第13页。
[14]恩格斯指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该党是由于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而在1876年费拉得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本地工人联系很差。党内发生了以拉萨尔派为主的改良主义领导和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弗·阿·左尔格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的斗争。该党曾宣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自己的纲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采取宗派主义政策，轻视在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的工作，党未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第13、126、189、314、347页。
[15]恩格斯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该协会是由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成为在伦敦的国际协会的德国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3、501页。
[16]由于失业工人举行集会次数增多，伦敦警察局长查·沃伦于1887年11月8日宣布禁止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游行和集会。为了还击这个禁令，激进俱乐部（见注41）联盟约定1887年11月13日星期日在这个广场上集会。广场被警察和士兵包围，前往参加集会的队伍被冲散。集会参加者和警察发生了一些冲突，结果几百人受伤（三人死亡），不少人被捕。被捕的人中有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著名活动家肯宁安-格莱安和白恩士。1888年1月18日，他们被判监禁六个星期。但是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他们的监禁期缩短了。——第13、25、2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七卷——3.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8年1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
3.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罗彻斯特
1888年1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首先祝你新年好！希望你在新地方很快就会习惯，并且已经从夏天发生的一切不幸中完全恢复过来。
但愿战争的阴云会过去，——本来一切都那样顺利，符合我们的愿望——我们满可以不要全面战争、尤其是规模空前巨大的战争的扰乱，诚然，这归根结底也一定会对我们有利。俾斯麦的政策驱使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大批地转向我们。如此大肆宣扬的社会改革[8]，不过是对工人采取高压措施（普特卡默关于罢工的通令[9]，重新使用工人手册的建议，盗窃工会基金和互助储金）的借口，这一改革很可怜，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新的反社会党人法[10]起不了多少危害作用，关于放逐的条款这次未必能通过，如果通过，那它能实行多久也是问题。要知道，如果老威廉很快一命呜呼（这对我们再好没有了），如果王储［注：弗里德里希，后来是弗里德里希三世。——编者注］执政也只有半年，那大概会使一切陷于混乱。俾斯麦如此苦心经营，要完全排除王储，让那个厚颜无耻的近卫军尉官年轻的威廉摄政，以致这次他自己大概会被排除，而代替他的将是短暂的、充满幻想的自由派制度。这就足以破除庸人认为俾斯麦制度是稳固的信念。即使在此之后俾斯麦同那个小傻瓜一起卷土重来，那末庸人也信不过他了，而年轻人毕竟不是老头子。因为当今冒牌的波拿巴们如果没有人相信他们，没有人相信他们是不可战胜的，那他们是算不了什么的。而如果那时年轻人和他的老师俾斯麦又蛮横起来，使用比现在更卑鄙的手段，那末局势就会迅速达到紧急关头。
相反，战争会使我们倒退多年。沙文主义将淹没一切，因为这是生死存亡的斗争。德国会派出约五百万士兵，即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其他国家会派出约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俄国相对地要少些。但是在战场上会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人。我倒想看看，怎样维持他们的生活；这将是一场同三十年战争一样的浩劫。尽管投入巨大的兵力，事情却不会很快结束，因为法国西北和东南边境都有伸延很广的要塞防御，巴黎的新工事则是很出色的。这就会拖延很长时间，而俄国也不是能一举攻下的。这就是说，即使一切都按俾斯麦的愿望进行，那末，向人民的要求就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并且完全可能：决战推迟和部分失利会引起国内变革。如果德国人一开始就被打败，或者被迫转入长期防御，那末变革一定会发生。如果战争一直打到底而没有发生内部动乱，那就会有欧洲二百年未发生过的衰竭。那时，美国工业就会取得全面胜利，使我们所有人面临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者倒退到仅仅是自给的农业（由于有美国的粮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农业），或者是社会变革。因此，我推测，人们并不打算把事情弄到极端，超出假打的范围。但是，只要第一枪一响，就会失去控制，马就会脱缰飞跑。
这样，一切就要见分晓——战争或者和平。我得赶快准备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但是事变要求我洞察局势，这就占去许多时间，特别是军事方面，而我总还得照顾一下我的眼睛。是啊，要是我能够当一名十足的学究就好了！可是，工作总得进行，我准备最迟下月着手来搞。
肖莱马在这里，他衷心问候你。
巴黎的总统危机[11]正是靠我们的人解决了。布朗基派是领头的，瓦扬把市参议会常委会吸引到自己方面。如果临时政府很快成立，瓦扬将成为未来临时政府的灵魂。他有有利条件：作为一个布朗基主义者，他不需要提出任何经济理论，这样他可以置身于许多争端之外。可能派[12]已经威信扫地，因为他们主张放弃一切行动，并打算在市参议会中同反动派一起对市参议会常委会投不信任票（市参议会常委会的表现不错，对这种激进派所能期待的也就是这样了），但是他们失败了。
但愿你准时收到《公益》、《平等》、《今日》。
你的老弗·恩·
注释：
[8]为了竭力阻止革命工人运动的发展，俾斯麦在使用镇压政策的同时，也使用收买政策。1881年，政府发布了蛊惑人心的社会立法大纲。尽管妄图把这一纲领描绘成是对工人的特殊照顾，但它的内容却十分贫乏，而且实施得极为缓慢和不彻底。只是在1883年，才通过疾病义务保险法；1884年通过伤亡事故保险法；1889年通过年老和残废保险法。但是，所有这些法律都不能使工人阶级满意，因为社会保险基金是用工人本身的扣款来建立的，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由企业主支付。此外，俾斯麦还顽固地拒绝审议缩短工作日问题和限制女工、童工问题。——第10页。
[9]指1886年4月11日普鲁士内务大臣普特卡默关于工人罢工的通令。通令规定对罢工工人采用镇压手段。根据这个通令，警察当局驱逐了各工会领导人，解散了这些工会，禁止它们集会。工人的互助储金会也和工会一样被封闭。在解散工会和互助储金会的时候，其财产都被国家没收。——第10页。
[10]由于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满，俾斯麦政府在1887年11月提出一个把反社会党人法延长五年并补充一些更厉害的新条款的法案。法案规定，散发社会主义文献和参加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要加重惩治，直至驱逐出境和取消国籍。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和“极左的”分子，它能够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对这个法律的评论，见恩格斯《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0、126、296、322、349、368、377、380、392、396、433、435、441、443、473页。
[11]指由于共和国总统格雷维的女婿威尔逊的投机行径被揭发而产生的法国的总统危机。威尔逊是被指控出卖荣誉军团勋章的法国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卡法雷尔将军的共谋。在对威尔逊提出司法追究后，格雷维于1887年12月1日被迫辞职。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有温和共和派萨·卡诺、费里、弗雷西讷等人，极右派有索西埃。候选人费里遭到左派组织和巴黎工人的激烈抗议。前巴黎公社将军埃德和市参议员瓦扬领导的布朗基派同盖得派（见注25）一起组织了几次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反对选他。在第一次投票后，费里和弗雷西讷撤销了自己的候选人资格而支持卡诺，于是卡诺就当选了。——第12、22、71页。
[12]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分裂（见注25），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实际上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立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2、52、267、301、387、428、44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七卷——2.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88年1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
2.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88年1月5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我搬家了。现在我的新住址是：伦敦西北区基尔本伯顿路科茨劳，罗舍女士。没有门牌，因为科茨劳就是房屋的名称。
我立即向这里的书商订购了凯斯勒尔博士的著作［注：伊·凯斯勒尔《关于俄国农民村社占有制的历史和批判》。——编者注］。即使前几卷是根据不完全的材料写的，但我相当了解贵国地方自治局的报告书，因而可以深信，综合了这些报告书的著作，一定有非常宝贵的材料，该书又是用德文写的，所以对欧洲人来说会是一个真正的发现。我将设法使这些材料得到利用。
我担心贵国的贵族农业银行[3]也会导致普鲁士的农业银行所招致的同样结果。在那里，贵族借口改善自己的庄园而借款，事实上却把大部分钱用去维持习惯的生活方式，进行赌博，到柏林以及本省的大城市去旅行，等等。因为贵族们认为，自己的首要义务是过和自己等级相称的生活，而国家的首要义务是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点。这样，尽管有这些银行，尽管国家用大量的（直接的和间接的）钱去周济他们，普鲁士贵族还是欠了高利贷者许多债，而且无论怎样提高农产品的进口税，都不能拯救他们。我记得，一个颇有名气的、俄国贵族非婚生的德俄混血儿，还认为这些普鲁士贵族生活得太吝啬了。当他由彼岸到达另一岸［注：恩格斯用俄文写的“由彼岸到达另一岸”一语，是借用亚·伊·赫尔岑的《来自彼岸》一书的含意。——编者注］，并了解到他们的生活时，他感叹地说：这些人尽量存钱，然而在我国，如果有人开销不比收入大一半以上，就会被看成十分可怜的守财奴[4]！如果这确实是俄国贵族的原则，那末我要为他们有这样的银行而表示祝贺。
我觉得，贵国的农民银行也同普鲁士的农民银行一样，有一点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一些人所难以理解的，那就是为土地占有者（小的或大的占有者）服务的一切新的贷款来源，必定导致他们服从于胜利的资本家。
我还必须保护眼睛，但是无论如何，我仍然希望过一个短时期，比如说，从下个月起，能继续搞我的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工作，遗憾的是，我暂时还不能答应究竟什么时候完稿。
英译本［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一直很畅销，对于这种性质和这种篇幅的书说来，也许可以说销路好得惊人，连该书的出版人对自己的业务都赞叹不已。可是，该书的书评却比一般本来就很低劣的水平还要低得多。唯一的好文章发表在《雅典神殿》，[5]其他文章或者只是序言的提要，或者即使想涉及该书本身，那也是贫乏得无法形容。现在这里最时髦的理论是斯坦利·杰文斯的理论[6]，按照这种理论，价值由效用决定，就是说，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价值又由供应限度（即生产费用）决定，这不过是用混乱的说法转弯抹角地说，价值是由需求和供应决定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真是比比皆是！这里的第二个大学术刊物《协会》尚未发表意见。
德文版第一卷和第二卷也很畅销，论述该书及其理论的文章发表了很多。其中卡·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是这些理论的提要，或者确切些说，是对这些理论的独立叙述，尽管不总是十分准确，但是还不坏，我现在把它寄给您。其次，有一个卑鄙的叛徒、布勒斯劳［注：弗罗茨拉夫。——编者注］的讲师、犹太人格奥尔格·阿德勒写了一大本书（书名我忘记了）［注：格·阿德勒《卡尔·马克思对现今国民经济的批判的原理》。——编者注］，想要证明马克思的谬误，但这纯粹是下流无耻的诽谤性的作品，作者想以此来引人注意，引起政府和资产阶级对他这个大人物的注意。我请所有的朋友不要理睬这本书。其实，现在任何一个浅薄的微不足道的家伙，都想替自己吹嘘，而攻击我们的作者［注：卡·马克思。——编者注］。
您告知了关于我们“共同的朋友”［注：格·亚·洛帕廷。——编者注］的非常不幸的消息，巴黎的朋友们对这消息是否确切表示怀疑。您能不能通过某种途径得到有关这一情况的细节[7]？
寄上几年前出版的一本小书。
忠实于您的派·怀·罗舍［注：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注释：
[3]1887年12月11日（23日），丹尼尔逊在信中谈到俄国成立国家贵族农业银行的情况。
国家贵族农业银行成立于1885年，它按照对地主有利的条件，向贵族发放以土地作抵押的贷款，目的是维持地主的土地占有制。沙皇政府给这个银行巨大的财政援助。按照比俄国其他银行更低的贷款利息提供长期贷款。——第7页。
[4]赫尔岑的著作《法国和意大利的来信》（第一封信）和《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中有这类说法。——第8页。
[5]《资本论》英文版第一卷的书评载于1887年3月5日《雅典神殿》杂志第3027期。——第8页。
[6]指斯坦利·杰文斯等人提出的“边际效用”论，这是替资产阶级辩护的庸俗经济学理论，产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对立。按照这种理论，价值的基础不是社会必要劳动，而是所谓商品的边际效用，这种边际效用反映对满足购买者最不迫切需要的商品的效用的主观评价。“边际效用”论的拥护者认为劳动价值的理论不正确。他们说，实际上价格和价值是不一致的，价值通常由一些偶然的、与生产无关的情况，诸如商品缺乏之类的情况所决定。“边际效用”论是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雇佣劳动力的一种手段，它在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广泛流行。——第8、104、350页。
[7]1887年8月，丹尼尔逊告诉恩格斯说，当时关在什吕谢尔堡要塞的洛帕廷死了。恩格斯立即请拉甫罗夫核对这个消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恩格斯1887年9月3日给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的信）。这个消息是不确实的；并见本卷第104页。——第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七卷——1.致若昂·纳杰日杰1888年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
1.
致若昂·纳杰日杰
雅西
1888年1月4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公民：
我的朋友、《新时代》的编辑卡·考茨基，转给我几期《社会评论》和《现代人》，在这几期杂志中除其他材料外，还有您翻译的我的几篇著作，其中有《家庭……的起源》[1]。请允许我对您的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您盛情地承担了这项工作，使这些著作能为罗马尼亚读者所了解。您不但以此给予我荣誉，而且还亲自帮助了我，使我终于能够稍微学会贵国的语言。我所以说“终于”，是因为差不多五十年前，我就试图利用狄茨的《罗曼语语法》研究贵国的语言，但是没有成功。不久前，我得到一本乔恩卡的简明语法，但是既无读本，又无字典，我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借助您的译文，我倒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以原文、拉丁语语源学和斯拉夫语语源学代替了字典。依靠了您，我现在可以说，罗马尼亚语对我不再是完全陌生的了。但是，如果您能推荐一本好的字典（罗德字典、罗法字典或罗意字典都行），那是对我又一个巨大的帮助，使我有可能更好地从原文了解您的文章以及《罗马尼亚社会党人想做什么》、《卡·马克思和我国经济学家》［注：这两本小册子的作者是康·多勃罗扎努-格列阿，后一本小册子是匿名出版的。——编者注］，这两本小册子我也是从考茨基那里得到的。
使我非常满意的是，我可以深信，贵国的社会党人在自己的纲领中接受了我的已故的朋友卡尔·马克思所创立的理论的基本原则，这个理论已经成功地把欧美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团结在统一的战士队伍中。当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逝世的时候，我们党在所有文明国家中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以及所取得的成绩，使他可以瞑目，因为他可以深信，他为把两半球的无产者在一面旗帜下团结成一支大军所做的努力，定将取得彻底胜利。但是，如果他能够看到，从那时以后我们在美洲和欧洲所取得的巨大成绩，那该是多么好呵！
这些成绩是这样大，以致有必要制定共同的国际政策，至少对于欧洲的党是这样。在这一方面，我再一次满意地指出，您在原则上同我们，以及同多数西欧社会主义者是一致的。您翻译我的《欧洲政局》一文，以及您写给《新时代》编辑部的信，向我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的确，我们都遇到同一个巨大的障碍，它阻碍一切民族的以及每个民族的自由发展，而没有这种自由发展，我们既不能在各国开始社会革命，更不能在彼此合作下完成社会革命。这个障碍就是旧的神圣同盟，即三个扼杀波兰的刽子手的同盟，这个同盟从1815年以来一直受俄国沙皇政府的领导，尽管发生过种种暂时的内讧，但继续存在到现在。1815年，这个同盟的成立就是为了与法国人民的革命精神相对抗；1871年，这个同盟由于兼并了亚尔萨斯和洛林而得到巩固，这种兼并把德国变成了沙皇政府的奴隶，而把沙皇变成了欧洲命运的主宰；1888年，这个同盟继续保存，是为了镇压三个帝国内部的革命精神和民族要求，同样也是为了镇压劳动者阶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由于俄国具有几乎攻不破的战略地位，俄国沙皇政府便成为这个同盟的核心，成为整个欧洲反动派的主要后备力量。推翻沙皇政府，消灭这个威胁着整个欧洲的祸害，——我认为，这就是解放中欧和东欧各民族的首要条件。一旦沙皇政府垮了台，那末，现在以俾斯麦为代表的那个倒霉的国家就丧失了它极其有力的支持，也就会跟着完蛋和崩溃［注：草稿中还写道：“于是我们工人政党就会大踏步地走向革命。”——编者注］。奥地利将要解体，因为它存在的唯一意义即将丧失：奥地利的存在是为了阻止穷兵黩武的沙皇政府吞并喀尔巴阡和巴尔干各分散的民族。波兰将要复兴。小俄罗斯将要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罗马尼亚人、马扎尔人、南方斯拉夫人将能自己调整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不受任何外来干涉而确定自己的新疆界。最后，高贵的大俄罗斯民族所竭力追求的，将不再是为沙皇政府的利益充当凶恶的征服者，而是对亚洲负起自己真正传播文明的使命，并且在同西方的合作中发挥出自己广博的才智，而不是用绞架和苦役去摧残自己的优秀人物。
您在罗马尼亚必定了解沙皇政府。基谢廖夫的《组织规程》、1848年对起义的镇压、对贝萨拉比亚的两次侵占、[2]对贵国的无数次入侵（贵国对俄国来说只是通向博斯普鲁斯的一个兵站），使您从切身经验中对沙皇政府有了充分的体会。沙皇政府深信，一旦沙皇政府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宿愿实现，贵国的独立存在也就完了。在此以前，沙皇政府将以从匈牙利人手中夺回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的诺言来诱骗你们；其实正是由于沙皇政府的罪过，特兰西瓦尼亚才同罗马尼亚分离。只要彼得堡的专制制度一垮台，欧洲也就不存在奥匈帝国了。
现在这个同盟看来是瓦解了，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但是，如果战争爆发，那只是为了使不顺从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屈服。我希望，和平将继续维持下去，对于这类战争，绝不能同情交战的任何一方——相反，只能希望它们统统垮台，如果能够做到的话。这种战争是可怕的，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归根结底，都会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都会使工人阶级早日执掌政权。
请原谅我发表了这些见解，但是在目前这种时候，我给罗马尼亚人写信，无论如何不能不谈谈自己对这些迫切问题的见解。这些看法归结起来就是：在目前，要是俄国发生革命，它就会拯救欧洲免遭全面战争的灾难，并成为全世界社会革命的开端。
既然同德国社会党人的关系以及交换报纸等等还不能令人满意，那末在这方面如果我能够为您效劳的话，我将很乐意地去做。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注释：
[1]恩格斯的著作译成罗马尼亚文的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于《现代人》杂志1885年第17—21期，1886年第22—24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7—203页）；《欧洲政局》，载于《社会评论》杂志1886年12月第2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56—364页）。——第3页。
[2]《组织规程》是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1828—1829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军占领了这两个公国。这部宪法是由这两个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巴·德·基谢廖夫于1831年实施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占有者所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交给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巩固了大贵族和上层僧侣的统治地位，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农民曾举行许多次起义来回答这部“宪法”。同时，组织规程规定了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国内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等等。组织规程在1849年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被占领时期又重新生效，随着罗马尼亚国家在六十年代的建立，该规程被废除（对组织规程的评述，见《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2节）。
为了镇压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的革命运动，沙皇俄国和土耳其的军队于1848年开到那里。根据巴尔塔利曼尼条约（1849年4月19日），占领制度一直保持到革命的危险完全被消除时为止（外国军队直到1851年才撤出），暂时实行由苏丹根据同沙皇达成的协议任命国君的原则，并由土耳其和俄国规定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再发生革命时重新实行军事占领的措施。
按照1812年布加勒斯特和约，到普鲁特河为止的贝萨拉比亚割给俄国。按照1856年巴黎条约，贝萨拉比亚一部分领土割给土耳其。按照1878年柏林条约，贝萨拉比亚这部分领土又划归俄国。——第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附录3.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致劳拉·拉法格1892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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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4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现将可怜的阿道夫［注：阿道夫·斯密斯。——编者注］对保尔那封绝妙信件的答复寄给你。我在将军这里写信，因为就此事给你们写信以前，我想知道他的意见。他同意我的看法，应当通过某种方式予以答复，如果你能说服保尔这样做的话。当然，我知道他很忙，然而你可以相信，在这种场合，答复确实是必要的，但不要冗长。
然而，是谁派的拉维呢？是布鲁斯派[30]，或者象斯密斯[290]所写的，是联合委员会？这是两回事。只要有几个能证明工人党实际力量的事例，就可以在此间博得良好的印象；总之，我相信，5月1日的选举[258]一定会显示出我们的实际力量。
你要敦促保尔写，或者最好由你自己写，正如我过去在信中说过的。（我们都已认出你在《纪事报》那篇文章中的“锐利的笔锋”。）
这封信刚好能赶上邮班。
将军、路易莎和我向你问好。
你的杜西
注释：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258]在1892年5月1日的市镇选举中，法国工人党得了十万多张选票，取得了很大胜利。——第290、315、328、334、336、435、572页。
[290]阿·斯密斯在载于1892年4月11日《每日纪事报》的给希普顿的信中，谈到他在巴黎就派代表去伦敦参加五一节示威游行的问题同可能派（见注30）领袖商谈的情况。这次示威游行是工联理事会（见注73）组织的，目的是使它具有国际性，使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见注76）威信扫地。——第326、569、57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附录2.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致保尔·拉法格1892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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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4月15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法院巷65号
亲爱的保尔：
前几天，我们给您寄去一份《纪事报》［注：《每日纪事报》。——编者注］，其中有一个声明是关于阿道夫·斯密斯和法国工人派代表参加将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示威游行[290]的。本周，在《工人时报》（尽管我相信您可以按期收到报纸，但还是再给您寄去一份）上您会在“伦敦简讯”栏内（据我预料）读到几篇有关此事的报道，无论如何您会看到署名“奥托利克斯”——即《工人时报》编辑伯吉斯——的报道。在现在这个时候，这篇简讯的后果，比您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令人烦恼得多，趁那些极不愉快的麻烦尚未到来之前，您务必在《纪事报》和《工人时报》上就此事写点东西。当然是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以阿道夫先生为代言人的那些组织，如我们所怀疑的那样，是属于可能派的。
您还记得，两年以前，我们不顾他们的拚命反抗，迫使他们同意举行示威游行[462]，您来到这里，并在示威游行筹备委员会的讲台上讲了话。您还记得，你们的党去年又接到我们的邀请，你们那封说明不能派代表的原因的信，曾在示威游行时当众宣读。在整个这一时期，工联伦敦理事会[73]同现在一样，和海德门先生、英国的可能派共同行动，拒绝同“外国人”取得任何一致。请不要忘记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希普顿之流所要求的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并不是我们所要求的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他们追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只是为了使额外的时间获得较高的报酬。
有鉴于此，一贯支持整个巴黎纲领[463]的我们的委员会[267]，尤其是那个最强有力的组织（不仅在我们委员会所属各组织中，而且在所有新工联[343]中，它都是最强有力的）——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47]，对《纪事报》上发表的侮辱性言论甚为恼火和惊异。梭恩星期三跑到我们这里来说：这使他倍感惊奇，因为他的工会早在国际书记处开始考虑此事以前，就同法国工人党[30]通过信；他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们现在受到侮辱。而这只不过是很多事件之一。您的沉默带来了多么不良的后果，我无法对您说。
昨天，我就这个问题同将军谈了很久（爱德华的喉咙痛得厉害），我们两人都一致认为，您作为党的国际联络书记，应当在《纪事报》上写几句。至于为什么耽搁下来，您很容易说清楚，因为您去会见自己的选民了，并去过一趟富尔米。您应该这样写：阿·斯密斯先生只代表可能派[30]说话（如果情况确实如此的话），可能派是一个反动的党派（它代表什么，您是知道的）；工人党参加了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委员会组织的第一次示威游行，虽然它现在不能派出自己的代表，但同去年一样，它和该委员会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我们大家希望）你们党今年将派代表到我们的讲台上来。可能派派两名代表。你们肯定可以派一名。德尔克律兹能来吗？从加来抵达这里，花费很少。你们还可以把博尼埃派来。这两个人（我知道您是不能来的）定能抵过其他人。
无论如何，亲爱的保尔，您必须在《纪事报》上写篇简评（如果由劳拉来写，那就更好了！），并复制一份寄送《工人时报》，必要时补充一些细节。但要立即着手去做。
您的杜西
为什么您不说服你们的玻璃工人参加国际玻璃工人联合会呢？真可惜，他们没有参加，况且每人的会费只有四便士（八个苏！）一年！！
注释：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47]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是1889年3月底至4月初在八十至九十年代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人之多。这个工会积极参与了组织著名的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见注74）。由于这一罢工和该工会活动的结果，产生了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二个非熟练工人的大的联合组织——码头工人工会，该工会在组织其他群众性新工联方面，在争取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中，在筹备和安排九十年代的英国工人五一节示威游行方面，也起了显著的作用。
由于在煤气工人中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首先是爱·马克思-艾威林进行了这样的工作，煤气工人给予爱尔兰的工人运动以巨大的影响，并成了爱尔兰一些群众性工联的发起者；参加这些工联的还有农业工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煤气工人和杂工全国工会（该工会的全称）同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保持着联系，其领导人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威廉·梭恩作为该工会的代表，出席了1891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见注77）。——第30、44、74、106、130、136、217、231、286、327、567、570页。
[73]工联伦敦理事会是于1860年5月在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它的成员是代表工人贵族的最大的工联的领袖们。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九十年代初期，伦敦理事会主要是把旧工联联合了起来；它对已开展起来的、建立新工联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持反对态度。但是，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该理事会被迫参加了九十年代的历次五一节示威游行。后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该理事会成了自由工联主义的堡垒，并抵制社会主义思想进入英国工人运动。——第56、61、73、92、242、291、302、309、327、570页。
[267]指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见注76）。——第302、309、570页。
[290]阿·斯密斯在载于1892年4月11日《每日纪事报》的给希普顿的信中，谈到他在巴黎就派代表去伦敦参加五一节示威游行的问题同可能派（见注30）领袖商谈的情况。这次示威游行是工联理事会（见注73）组织的，目的是使它具有国际性，使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见注76）威信扫地。——第326、569、572页。
[343]指主要是把英国的非熟练工人联合起来的新工联运动。新工联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工人运动高涨时期，在英国工人状况由于1883—1886年的经济危机和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而日益恶化的影响下开始产生的。新工联的特点是具有战斗的进攻的精神（它们常常在罢工中产生），加入新工联的是无产阶级中一向置身于工人运动外的广大群众。受到恩格斯直接帮助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在新工联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恩格斯在《伦敦的5月4日》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70和324—325页）两篇著作中，对新工联主义进行了评述。——第391、395、447、450、457、570页。
[462]指1890年伦敦的五一节示威游行。恩格斯在《伦敦的5月4日》一文中描写了这次示威游行的情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69—76页）。——第569页。
[463]指1889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就国际工人立法问题提出的要求（见注41）。这些要求的最主要点是：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取消夜工，禁止使用不满十四岁的童工，禁止使用女工从事有害健康的生产等等。——第57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附录1.威·梭恩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致赛米尔·龚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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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威·梭恩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致赛米尔·龚帕斯[461]
纽约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煤气工人和杂工全国工会
办公地址——东区巴尔金路144号
主席：威·华金生
财务委员：威·拜福特
总书记：威·梭恩
副书记：威·海·华德
1891年1月25日［于伦敦］
致赛米尔·龚帕斯先生并转美国劳工联合会
亲爱的同志：
不久前，当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七十寿辰之际，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辛格尔三同志曾来这里访问，在此期间，他们会见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47]的代表（该工会拥有近十万男女工人，属于七十多种职业），还会见了另一些工会和团体的代表，并会见了约翰·白恩士、议员肯宁安-格莱安和其他人。在这次聚会时多数人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在各国工人党之间建立紧密而有组织的联系的时刻已经到来。最迫切的问题是防止把“不正当劳动”从一个国家移往另一国家，即防止资本家为了降低工资水平或延长工作日，或者为了两者兼而得之，把工人（这些工人不熟悉该国阶级斗争情况）输入本国。在每个国家指派一名国际联络书记，同其他国家负责这种事务的书记保持联系，是防止这种现象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样，一旦某一国家内资本家和工人发生冲突，应当立即把此事通知其他各国负责国际联络的工人书记，他们的任务是竭力防止从本国输出工人，不正当地取代发生冲突的国家中进行罢工的工人和因同盟歇业而被大批解雇的工人。目前，这无疑是应当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而可以预料，这种协议将会大大促进各国工人在一切问题上交换意见，随着日月的推移，这对工人运动来说，越来越必需了。
如果你们的组织同意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的观点，您能否立即赐复，并告知被指定参加这项重要工作的书记的姓名？
致兄弟般的敬礼。
威·梭恩
（总书记）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受执行委员会的委托）
注释：
[47]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是1889年3月底至4月初在八十至九十年代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人之多。这个工会积极参与了组织著名的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见注74）。由于这一罢工和该工会活动的结果，产生了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二个非熟练工人的大的联合组织——码头工人工会，该工会在组织其他群众性新工联方面，在争取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中，在筹备和安排九十年代的英国工人五一节示威游行方面，也起了显著的作用。
由于在煤气工人中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首先是爱·马克思－艾威林进行了这样的工作，煤气工人给予爱尔兰的工人运动以巨大的影响，并成了爱尔兰一些群众性工联的发起者；参加这些工联的还有农业工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煤气工人和杂工全国工会（该工会的全称）同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保持着联系，其领导人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威廉·梭恩作为该工会的代表，出席了1891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见注77）。——第30、44、74、106、130、136、217、231、286、327、567、570页。
[461]这封信是写给当时美国工人最大的群众组织之一——美国劳工联合会（见注20）的。此信反映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恩格斯的领导下，为争取国际工人运动的统一而进行斗争的情况。类似的信件还分别寄给了其他国家。信中提出的关于设立国际联络书记的建议得到了广泛的响应；1891年3月26日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给龚帕斯的信中谈到了这一情况，并开列了十个国家指派的书记的名字。——第56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55.致卡尔·亨克尔189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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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致卡尔·亨克尔[460]
苏黎世
［1892年底于伦敦］
……蒸汽之歌［注：爱·米德《蒸汽王》。——编者注］……所描述的虽然是以往的、但也是德国经历过的工人运动的初期阶段……
注释：
[460]恩格斯的这封信没有找到。这里所引用的词句是作为对英国工人诗人爱·波·米德的一首诗《蒸汽王》的注释而发表的。这首诗载于革命诗歌集《自由书》（《BuchderFreiheit》），1893年12月在柏林出版。亨克尔受德国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委托，为了准备这本书的出版，曾于1892年11月2日请求恩格斯为这本诗歌集推荐一些诗歌，并请他把信件分别转寄给英国进步诗人阿·查·斯温伯恩和威·莫利斯。看来，恩格斯对亨克尔这个请求采取了赞许的态度。这个诗歌集除了斯温伯恩、莫利斯、歌德、海涅、席勒、拜伦、普希金、雷列也夫、涅克拉索夫、米茨凯维奇以及十八至十九世纪的其他进步诗人和革命诗人的诗篇之外，还收集了恩格斯翻译的《蒸汽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72—473页）和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7—39页）。——第56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54.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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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2年12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在旧的一年结束之前，再给你写几行。你11月18日和12月16日的来信已收到，非常感谢。9月间寄给你的一包书收到了没有？内有：新版的《工人阶级状况》和艾威林译的、并有我写的导言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英文版。——编者注］。如果没有收到，我再用挂号寄一次。
在这里，在古老的欧洲，比你们那个还没有能摆脱少年时代的“年轻的”国家，倒是更活跃一些。在这样一个从未经历过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在资产阶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年轻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的偏见在工人阶级中也那样根深蒂固，这是令人奇怪的，虽然这也是十分自然的。美国工人正因为反抗了还披着封建外衣的宗主国，便以为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天然就是，而且任何时候都是先进的、优越的、无与伦比的。同在新英格兰完全一样，清教主义这一整个殖民地产生的根源，也正因为如此而成了地方爱国主义的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几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美国人在那里多么神气和执拗，也不能把他们那个确实宏伟的未来象期票一样贴现；他们必须等到支付日期，正因为他们的未来是如此远大，他们现在主要的是要为这个未来进行准备；而这一工作正如在每一个年轻的国家里那样，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它会造成人们思想上某种程度的落后，使人们留恋同新民族的形成相联系的传统。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这些可恶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马克思总是这样称呼他们——本来就脑筋迟钝，而他们在欧洲和美洲的历史（经济上的成就和政治上的主要是和平的发展），使他们的这一特点变本加厉。在这里，只有发生重大事变，才能有所帮助；如果目前在国有土地差不多已经转为私有的情况下，还能在不太狂暴的关税政策下扩展工业，并夺取国外市场，那末，你们那里的一切也就好办了。阶级斗争在英国这里也是在大工业的发展时期比较剧烈，而恰好是在英国工业无可争辩地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沉寂下去的。在德国也是随着1850年开始的大工业的发展出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美国的情况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
此外，美国人早就向欧洲世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一切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法国人通过巴拿马丑闻[432]也终于在本国范围内开始领悟这个道理，那里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早就懂得了这一点，并且不声不响地在付诸行动。而那些立宪君主国无须过分夸耀自己的道德，它们个个都有自己的小巴拿马：英国有建筑公司丑闻，其中有一个“解放者公司”，把小存户从八百万英镑的存款中彻底“解放了”；德国有巴雷丑闻和勒韦的犹太枪丑闻（这证明，有一个普鲁士军官仍在偷窃，不过是零星地干的——这是他唯一有节制的表现）；意大利有罗马银行[459]，它已经可以和真正的巴拿马媲美了，它贿赂了约一百五十名众议员和参议员；我听说，关于这件事的文件不久将在瑞士发表。希望施留特尔注意报纸上有关罗马银行的一切消息。而在神圣的罗斯，有古老俄罗斯公爵称号的美舍尔斯基，由于在俄国对揭发出的巴拿马事件无动于衷而大动肝火，他认为这只能说明俄国的道德已经被法国的榜样败坏了，而且“我们自己家里不止有一个巴拿马”。
但是，巴拿马事件毕竟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结局的开始，而且很快会使我们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整个机会主义集团以及激进集团[31]的大部分人已名誉扫地，政府极力要暗中了结这件丑事，但这是枉费心机；确凿的证据已经掌握在这样一些人的手中，这些人渴望推翻当前的统治者，即：（1）奥尔良王朝；（2）孔斯旦部长，已被赶下台，并由于丑恶的过去被揭露而声名狼藉；（3）罗什弗尔和布朗热派；（4）科尼利乌斯·海尔茨，他本人同各种诈骗案有极密切的关系，他躲到伦敦显然只是为了自己摆脱此事，而使别人牵连进去。他们这些人都掌握关于盗窃集团的极为充分的罪证，但是现在却存而不用，首先是免得一下子把弹药打光，其次是为了使政府，还有司法部门完全陷于窘境。这对我们只会有利，这样可以让越来越多的新材料充分涌现出来，导致群情激愤，使统治者更加不知所措。此外，这样一来，这些丑闻本身和对丑闻的揭露，在议院势必解散和新选举到来之前，就有可能影响到国家的边远地区；这里需要的是这种选举不过早地举行。
十分明显，事态越来越接近这样一种时刻，到那时，我们的人在法国将成为国家唯一可能的领导者。只是希望这一时刻不要来得太快；在法国，我们的人远没有成熟到夺取政权的程度。然而，目前的情况是：这个间隔时期要包括哪些间隔阶段，完全无法预料。老共和党已丢尽了脸，保皇派和教权派曾大量出售巴拿马彩票[457]，因而处境也十分尴尬。布朗热这头蠢驴如果不自杀，现在就会成为左右局势的人物。我很想知道，法国历史上那种由来已久的未被认识的逻辑这次是不是也会发生作用。意外的事将是层出不穷的。但愿不要在某一间歇时刻，情况尚未弄清，就有哪位将军出来夺取政权，并挑起战争；这是唯一的危险。
在德国，党正在不断地、不可遏止地稳步前进。到处都取得了一些小的成绩，这说明在继续发展。如果军事法案[442]基本上通过，那就会又有成批不满意的人靠拢我们；如果该法案遭到否决，帝国国会解散，并准备进行新的选举，那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五十个席位；这样一来，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常常可以获得决定性的优势。不管怎样，这场斗争即使在法国爆发，——这是很可能的，那也只能在德国进行到底。好在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现在终于要整理完了。至于是哪一天，确实无法肯定。不平静的时代就要到来，浪涛已开始日益汹涌澎湃。
我和考茨基夫人衷心祝贺你和你的夫人［注：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新年好。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31]激进派——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9、205、208、214、239、249、278、536、556、561页。
[432]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倡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20、527、529、530、531、533、539、542、543、547、548、552、556、561页。
[442]指大规模扩充德国军队的军事法案。巨额补充拨款引起了广大居民的不满；甚至还激起了某些资产阶级政党也反对这个法案，因而在1893年5月，这个法案被帝国国会的多数否决。但是，1893年7月，帝国国会被解散并进行改选后，帝国国会就批准了类似的军事法案。——第530、531、533、547、557、562页。
[457]1888年巴拿马运河公司（见注432）在被收买的议员的帮助下，获准发行有奖债券，公然违反法国关于禁止抽彩的法律。——第553、562页。
[459]恩格斯在《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一文中，揭露了罗马银行的黑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18—426页）。——第56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53.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92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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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林
1892年12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向你、你的夫人［注：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编者注］和孩子们祝贺新年！
至于法国人的情况，在一个多星期以前我就要拉法格注意，时机到了。但也可能他们不愿意过早地消耗自己的弹药。第一，巴拿马事件[432]还刚刚在开始，重要的揭发将在新年之后，从法律上来看，暂时还没有证实任何一个现任议员有重大问题；可是到1月份，激进派[31]将和保皇派一样，完全陷入窘境，那时再谈这件事效果要大得多。第二，在议院里，除马克思派外，还有布朗基派、阿列曼派[33]和克吕泽烈式的狂人，更不用说还有混进我们中间的那些完全腐化了的拉希兹和提夫里埃式的人物，社会主义议会党团成分复杂，别人是很容易对付它的。现在人们正在试图找到共同行动的基础，看来很可能成功，假如是这样，那很快就可以采取某种行动。
我谈这些，仅仅是作为可能的理由来说明我们的人的沉默。
我们已经被迫同博尼埃的狂热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他借五月事件[430]猛烈地攻击我们。我引用过你在《前进报》上的声明［注：威·李卜克内西《关于宣传旅行的报告。马赛之行》。——编者注］，说你在马赛时曾把德国人在庆祝1893年五一节问题上的态度事前告诉过法国人，而法国人对这一说明感到满意。
这就使他们没有任何抱怨的权利。后来我告诉他，既然巴黎有巴拿马事件，柏林有军事问题[442]，再加上普遍的工业危机，也许我们在五一节应当采取更好的行动，而不示威游行。我想，这一点，他在巴黎总该会理解的。这个人有最好的意愿，但是，如果真想积极参加三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那就不应当住在牛津。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弗·恩·
［路·考茨基的附笔］
亲爱的娜塔利亚夫人：
您允许我赞同将军的信和祝愿吗？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您是会同意的。我向您、您亲爱的丈夫和孩子们衷心地祝贺新年。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路易莎·考茨基
注释：
[31]激进派——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9、205、208、214、239、249、278、536、556、561页。
[33]恩格斯把阿列曼派——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称为反布鲁斯派。由于可能派（见注30）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极力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19、62、70、74、90、97、98、174、323、345、462、474、493、554、556页。
[430]189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77）上，德国代表投票赞成主张5月1日那一天凡是可行的地方都停止工作以庆祝五一节的决议。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见注388）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晚上庆祝1893年的五一节，因为那一天不能停工。
威·李卜克内西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马赛出席了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见注378）。——第518、521、532、540、546、556页。
[432]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倡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20、527、529、530、531、533、539、542、543、547、548、552、556、561页。
[442]指大规模扩充德国军队的军事法案。巨额补充拨款引起了广大居民的不满；甚至还激起了某些资产阶级政党也反对这个法案，因而在1893年5月，这个法案被帝国国会的多数否决。但是，1893年7月，帝国国会被解散并进行改选后，帝国国会就批准了类似的军事法案。——第530、531、533、547、557、56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52.致卡尔·考茨基1892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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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12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我已劝说奥古斯特渡过拉芒什海峡作一次哪怕是几天的冬季旅行，我相信他会同意的。这样的话，劳驾托他把马克思的原来的手稿[458]连同你可能已经整理好的那部分带给我，因为他肯定要路过斯图加特。以后还有什么事，我们有机会再说。既然现在完全有把握期望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的漫长的胎儿期终于要结束了，所以对我说来，重要的是掌握第四卷的材料。
详情将在近日给你复信时再谈。谨祝节日愉快，并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458]指《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的第一稿也是唯一的一份原稿的部分手稿。1889—1890年，恩格斯把这部分手稿交给考茨基辨认。恩格斯指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取得别人的帮助，以便进行付排手稿的准备工作，同时培养一些能识别并在将来能出版马克思手稿的研究工作者。
恩格斯打算把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的意图没有来得及实现。——第55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51.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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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12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不久以前，我们荣幸地见到了由牛津赴巴黎途中路过此地的监察官卡托一博尼埃。我向他说明：（1）他用最后通牒的办法无助于相互了解；（2）德国党最好是把自己的现金和存款保存下来，以备帝国国会可能解散和重新选举时用，而不要把这些钱化在五一罢工上，——这大概给他留下了一定的印象。此人对法国人和德国人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幸，因为他是他们之间的必然的中介人，可是，盖得看来却只愿意用他。然而他由于在牛津的孤独生活和无所事事而激发起来的热情，连同他要进行活动的强烈欲望，只会引起争吵而不会促成共同行动。而在欧洲当前的形势下，德国人和法国人共同一致行动恰恰是当务之急。
帝国国会会议速记记录已收到，十分感谢，你关于军事问题的长篇演说，我只能在今晚阅读，我很喜欢你关于海因茨法律的发言[456]。在卖淫现象不能完全消灭以前，我认为我们最首要的义务是使妓女摆脱一切特殊法律的束缚。在英国这里，现在就摆脱了这种束缚，至少大体上是这样；没有任何“风纪警察”，没有实行任何监督或卫生检查，不过警察的权力至今还是很大的，因为开妓院要受到法律制裁，而妓女住在里面接客的任何一所房子，都可当做妓院处理。但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采取这个办法，尽管如此，妓女还是经常遭到警察的卑鄙敲诈。这种相对的不受警察侮辱性束缚的自由，使妓女大体上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尊心，而这在大陆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她们把自己的境况看成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幸，既然已经遭到这种不幸，她们也就不得不忍受这种不幸，但这决不应该损害她们的人格，也不应该损害她们的尊严；她们一旦有机会抛弃这个行业，她们就会竭力利用这个机会，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成功的。曼彻斯特曾有成群的青年人——资产者或职员——和这种妓女同居，其中很多人是合法婚姻，并且生活得至少是象资产者和自己的妻子一样的和睦。即使有时某个妓女开始酗酒，这和在这里也经常酗酒的资产者妇女没有任何区别。有些这样结了婚的并迁居到无须担心会遇到“老相识”的其他城市去的妓女，出入于尊贵的资产阶级社交界，甚至出入于乡绅（此地的地主）之间，——谁也没有发现她们身上有任何不体面的东西。
我认为，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牺牲品的妓女本身的利益，并尽可能地使她们不致遭受贫困，至少不要象在整个大陆上那样，利用强制的手段，通过法律和警察的卑鄙行径而使她们完全堕落。在这里，在驻有卫戍部队的一些城市，也曾经试行过监督和卫生检查，但都没有持续很久；为反对这些措施而进行的宣传，是维护社会风纪者的唯一功绩。
卫生检查完全是无稽之谈。哪里搞这种检查，那里的梅毒和淋病就多起来。我确信，警察局医生们使用的医疗器具在性病的蔓延上起了很大作用，他们未必会花费时间和劳力为这些器具进行消毒。应该为妓女们举办有关性病的免费讲习班，这样，她们大部分人就会自己注意起来。布拉施科给我们寄来了一篇关于卫生监督的文章［注：阿·布拉施科《现代的卖淫》。——编者注］，其中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监督是完全无用的；如果他从自己的前提出发作出彻底的结论，他就应该要求完全停止对卖淫进行追究并使妓女不受剥削，但这在德国看来纯粹是空想。
但愿用克奈普疗法进行治疗将给狄茨带来好处。至少纳佐说，那个狂僧把他的病完全治好了。就我听到的有关这种疗法的情况看，此法对于那些在城市过着单调的事务性生活而变得死板僵化的人们来说，生活方式的完全改变和被迫做些户外活动会给他们带来某些好处，不过由于病情不同，有时也会带来害处。这和“水疗”相类似：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生作用的不是矿泉水，而是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严格的饮食制度。不过，一般你说的是对的：在我们同志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热衷于每种新出世的“主义”，沉醉于每个属于资产阶级和官僚阶层的心怀不满的搬弄是非之徒和每一个未经公认的天才诗人和艺术家。因为把自己打扮成一切被迫害者和被压迫者的保护人，从每一种“主义”里发现受到凶恶的资本主义世界制度压抑的救世学说，是件很愉快的事。这恰恰是人们利用和运用他没有研究过的东西的最妙的方法。已经升天的《人民国家报》在这方面闹的笑话真是太多了！
巴拿马事件[432]发展得越来越精彩了。这件事的演变，象在法国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有很强烈的戏剧性。每分钟都使人觉得，仿佛把这件事掩盖起来的努力眼看就要成功了，但突然它又在根本没有料到的地方冒了出来，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厉害；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任何掩盖都已无济于事了。起初曾想通过法院把这件事掩盖起来，但由于出现了新的揭发材料又不得不成立调查委员会；后来曾经试图使这个委员会陷于瘫痪，但这个尝试只成功了一半，而且这也仅仅是由于对这个案件重新进行了更加认真审理的缘故。而现在，揭发和追究众议员和参议员的新材料如雪片飞来。事情正在发展，还远远没有结束。站在幕后的是：（1）孔斯旦，他知道他扮演的角色已经演完，并想进行报复；（2）罗什弗尔和布朗热派，他们知道的也很多；（3）奥尔良派，他们想利用这整个喜剧试图进行复辟。这些人知道的很多，而且大多数人可以拿出材料来证明。假如没有别的办法可想，沙尔·德·累塞普斯和鲁维埃将会把尽量多的人牵连进去，以此进行报复。路特希尔德把情况讲得很清楚：
“我需要君主制，我可以把它一劳永逸地买下来；共和制要我付的代价太大，因为每隔几年我就得收买一批饿鬼。”
布朗热这头蠢驴如果没有自杀的话，他现在为实现君主制可以付出任何代价！现在倒是他的好时候了，因此，如果有人试图寻找第二个布朗热，我不会感到惊奇。幸亏这并不那么容易。君主制也不走运。右派曾一致投票赞成发行巴拿马彩票[457]，更坏的是，他们还为发行这种彩票在农村进行宣传，把小资产者和农民拉了进来。在这上面失去的十七亿法郎，几乎全是普通老百姓的这类积蓄（据说上当的在八十万人以上），因而激起了极大的愤怒，起初对巴拿马丑闻兴高采烈的右派（教权派、保皇派）现在也胆怯地退却了。
如何结局是很明显的：归根到底对我们有利。但是，在意外事件总是层出不穷的法国，会经过哪些中间阶段是很难预料的。不管怎样，在我们的人最终出现在前台以前，会发生许多事情。只要巴黎爆发革命，社会党人就会上台，因为在巴黎，每一次革命都会象巴黎公社那样，其本身必然是社会主义的。但巴黎比起外省来波动得并不那么厉害，这是好的。巴黎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漠的，这是因为分散的、不明事态的、有爱国心的工人（因为他们感到巴黎已经不再是世界的政治中心，他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看不到有任何出路。如果丑剧继续发展下去，就可能发生总统危机（卡诺同许多肮脏勾当都有牵连，至少是包庇者），而且，无论如何明年议院要进行新的选举。此外，巴黎的许多市镇参议会也将进行新的选举。因此在这里，各种合法的出路俯拾即是。另一方面，由于对军队是否可靠没有把握（普遍义务兵役制还刚开始实行，不象在普鲁士那样习以为常），也就不可能发生政变，同时，由于群众没有武装（他们现在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从国民自卫军那里取得枪枝和弹药了），也不可能举行起义；因此，危机很可能和平解决。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以便有时间摘取巴拿马事件的果实：对于暴力干预不会发生，有了信心，对于酝酿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潮，有了时间。在外省，马克思派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在巴黎，一切都很顺利，布朗基派、阿列曼派[33]和布鲁斯派[30]在相互消耗对方的力量。
无论如何，法国的国内发展现在又有了头等重要的意义，并将很快表明人们对自己面临的任务能胜任到什么程度。我应当说，我是十分相信他们能够应付这些巨大危机的。这并不是说，他们将立即取得辉煌胜利，——可能还会有一些极讨厌的、暂时的反动插曲——但他们最终将会光荣地完成这个任务。事态发展得过于迅速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也还需要有发展的时间。
下面谈的切勿外传。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基本上已经完成。最难的一篇中的一些困难地方已经解决。不过，在最后两篇没有结束以前，关于完成这本书的确切日期我还不好说。总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地方需要花时间去解决。但彼岸已经在望；最难的最费时间的地方已经解决，这一次我一定要完成。你来这里时，我全都拿给你看。
不管怎样，你来时最好取道加来，从斯图加特出发，取道加来不见得比取道奥斯坦德远，也许还近些。
衷心问候你、你的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和孩子们。并祝节日愉快！再见。
你的弗·恩·
注释：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33]恩格斯把阿列曼派——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称为反布鲁斯派。由于可能派（见注30）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极力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19、62、70、74、90、97、98、174、323、345、462、474、493、554、556页。
[432]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倡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20、527、529、530、531、533、539、542、543、547、548、552、556、561页。
[456]1892年12月13日倍倍尔在帝国国会发表了长篇演说，批评了政府的新军事法案（见注442）。
海因茨法律是1891—1892年对靠妓女为生的海因茨提出诉讼而得名的；此人被控犯有谋杀和撬锁盗窃罪。这个案件成为颁布禁止卖淫的法律的一个借口。海因茨法律规定，对撮合通奸、靠妓女为生和散布诲淫文学等行为要加重惩罚；该法律于1891年提交帝国国会，经过长期讨论后，于1900年才通过。
倍倍尔参加了海因茨法案的讨论，于1892年12月15日在帝国国会发表演说，揭露了关于禁止卖淫的资产阶级法律的伪善性。——第550页。
[457]1888年巴拿马运河公司（见注432）在被收买的议员的帮助下，获准发行有奖债券，公然违反法国关于禁止抽彩的法律。——第553、56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50.致劳拉·拉法格1892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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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12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小劳拉：
昨天，我们通过范·奥本公司的托运公司（他们在巴黎也有一个分公司，可惜我没有记下地址）寄去一盒布丁和糕点，希望它能完好无损地到达（寄往勒-佩勒，你收）。布丁不太熟，上星期六，我们的铜锅怎么也热不上来，因此，倒霉的布丁本应烧十二个小时，却只烧了九至十个小时。吃以前你再烧上两三小时也就行了。
那位牛津贤哲［注：沙·博尼埃。——编者注］在横渡拉芒什海峡以前，到这里来看过我们。但愿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在五一节问题上的焦急情绪平静了下来。1890年，仅汉堡一次罢工的尝试就使党付出了十余万马克的代价。［注：见本卷第18、30和43—44页。——编者注］而且我认为，正当帝国国会有解散之势，每一文钱都很需要的时刻，绝不允许资产阶级把我们德国党的现金和存款都消耗掉。
巴拿马事件[432]真是大快人心。你好心寄来的那些报纸和克罗弗德老太婆的信件，尽管已被《每日新闻》那些可敬的先生们大肆删节，也已经构成了内容相当丰富的案卷，我准备予以充实，而且我希望一直干到底。当然，面子在这里占了上风。当法国的恶习消逝时，英国的美德就代之而起；我敢说，比起虚伪的英国美德来，我千百倍地宁可要那种明显的、公开的、直截了当的法国恶习。在这里，贪污受贿已经成为常规，并且有着一整套例行准则，只要不超越这些准则，那就能够完全确保不被指控为过分贪污受贿。在法国，凡是公然为了发展个人利益而要进入议会的人，在任何一般居民选区，特别是在市镇，是没有当选希望的；但是在这里，任何人如果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而想当选，他就会被认为是傻子和唐·吉诃德。英国的巴拿马叫做建筑公司，头目不止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积蓄在这些公司里整个地被侵吞了，但是没有引起大惊小怪。在这里面有一个叫斯宾塞·巴尔福的议员，他将交出自己全部的职权，去过退休生活；还有许多议员靠出卖自己的名字担任形形色色骗人公司的经理而发财致富，只要不做得太过分，就被认为是完全正派的。
我们等待着彭普斯一家星期五到这里来。我们住所的房间不够住，已经租用了隔壁第二幢房子——以前是侯爵的房子，现在是一所公寓了！我好象写信告诉过你，彭普斯在11月13日生了一个女孩。
节日的繁忙过去以后，我就给保尔写信。
永远是你的弗·恩格斯
［路·考茨基的附笔］
亲爱的劳拉：
我要不要忏悔，穿上粗毛僧服，往头上撒圣灰？最好不要，要知道，我对自己的一切罪过都很懊悔，如果说我不写信，那末难过的主要是我，而不是您。在我回来以后，将军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我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即使有，也没有心思。但是，有时还是有许许多多好事的。然而，春天我们还可以谈个够，这使我非常高兴！向议员［注：保·拉法格。——编者注］衷心问好，祝圣诞节愉快。
吻您，向您问好。
您的路易莎
注释：
[432]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倡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20、527、529、530、531、533、539、542、543、547、548、552、556、56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49.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92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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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黎
1892年12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
我认为没有理由反对发表洛帕廷关于跟我的一次谈话的那封信。[455]您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
从门德尔森那里欣悉您很健康。至于我的身体，那我是不应当抱怨的——而是恰恰相反，我又从事《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已有三个月了，尽管要做的事还很多，但这一次我深信，此项工作能够完成。
至于柏林决议，我认为德国人在布鲁塞尔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许诺的超过了自己所能做到的[430]，尽管是间接的许诺。1890年和1891年的五一节向他们表明：这一天在德国停工是不适宜的；可能取得的好处远远不能弥补所带来的损失。仅仅一个汉堡，这种尝试就付出了十万多马克的代价。［注：见本卷第18、30和43—44页。——编者注］1892年的五一节恰逢星期天，这使他们在布鲁塞尔忘记了那种现实，而危机又毫不留情地使他们面对了现实——这次危机在德国比任何地方都更为尖锐。
1893年的五一节如果停工，我们在德国就得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其影响还要波及其他地方。德国的罢工使党的现金和存款匮竭达一年以上。而这又是在军事危机、帝国国会可能被解散和5、6月间要举行选举的时候。[442]
党的发展有这样一条规律：当党壮大到一定程度时，党在少年时期不得不采取的那些行动本身，就显得不适宜了。
至于形式，本来可以更多地考虑别人的情绪。但您有什么办法呢——那是些粗鲁的德国人，他们不善于把药丸裹上糖衣。
在其他方面，我认为巴拿马事件[432]在目前情况下比五一节重要得多。巴拿马事件使我记起1847年的情景，那时也是每天都会出现新的丑闻。1847年为七月王朝挖掘了坟墓，而1892年会带来什么呢？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430]189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77）上，德国代表投票赞成主张5月1日那一天凡是可行的地方都停止工作以庆祝五一节的决议。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见注388）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晚上庆祝1893年的五一节，因为那一天不能停工。
威·李卜克内西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马赛出席了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见注378）。——第518、521、532、540、546、556页。
[432]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倡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20、527、529、530、531、533、539、542、543、547、548、552、556、561页。
[442]指大规模扩充德国军队的军事法案。巨额补充拨款引起了广大居民的不满；甚至还激起了某些资产阶级政党也反对这个法案，因而在1893年5月，这个法案被帝国国会的多数否决。但是，1893年7月，帝国国会被解散并进行改选后，帝国国会就批准了类似的军事法案。——第530、531、533、547、557、562页。
[455]1892年12月12日彼·拉·拉甫罗夫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同意公布格·亚·洛帕廷1883年9月20日给“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玛·尼·奥沙尼娜的信。洛帕廷在这封信里转达了1883年9月19日他在伦敦同恩格斯就俄国革命前途问题谈话的内容。这封信的片断曾载入《理论社会主义原理及其在俄国的应用》（1893年3月日内瓦版）一书。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39—541页。——第54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48.致范尼·马尔柯夫娜·克拉夫钦斯卡娅1892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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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致范尼·马尔柯夫娜·克拉夫钦斯卡娅
伦敦
1892年12月6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斯捷普尼亚克夫人：
考茨基夫人给我看了您的便条，蒙您盛情邀我和你们共度下一个周末。我倒是非常愿意赴约，但不幸的是，我的行动能力还非常有限，不能贸然做这样长途的旅行。
目前，我实际上只能在樱草丘周围散散步。考茨基夫人可以向您作证，不只是您的邀请，其他人的邀请我也不得不谢绝。
向斯捷普尼亚克衷心问好。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47.致劳拉·拉法格1892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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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12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小劳拉：
现在离4月还很远。但是，倘若不能另行安排，那末我们只好听命，关于你们俩是否到这里欢庆银婚的事，就算是最后定下来了，affairebaclée。也许，在此以前，你能和我们在一起呆几天；不管怎样，我们认为这一问题还有待商定。
如果你在本周收不到《女工报》，请告诉我们，路易莎会再写信去的。这份报纸完全交给妇女以后，大概出现了一些紊乱现象，但很快即可消除。
啊，巴拿马事件[432]！可以告诉你，我年轻了四十五岁，又经历着第二个47年。那时，《新闻报》（日拉丹主编）每天都刊登揭露某种丑闻的新材料，或是一家别的报纸对他的一些指责进行的回答；这样一直继续到路易-菲力浦被打倒。但是，这些丑闻，甚至第二帝国的丑闻，同这次全国性的丑闻大竞赛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路易·波拿巴为了推销他的公债，处心积虑地骗走了农民埋在地下的积蓄，而这些公债还是可靠的。可是这一次，小商人、农民、家庭仆役、尤其是叫喊得最厉害的小食利者的积蓄，都一去不复返了，出现了这样的怪事：运河没有挖通，却变成了无底洞。十五亿法郎，即六千万英镑，除进入骗子、政客和新闻记者腰包的以外，都化为乌有，永远消失了。这些钱是通过诈骗和卑鄙的手法弄到的，这样的手法甚至超过了美国。对社会主义运动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作战基地啊！
显然，这件事本身牵涉的面是很广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安全无虑，因为其他人也都陷得同样深。正因为如此，现在要把事情掩盖起来，已经是不可能了；部分的揭发已经开始了，“受贿”（在这里只能用美国的语言［注：这里恩格斯用了美国的《boodle》一词。——编者注］）者因其人数众多，行动也就不能协调一致，每个人都在竭力挣扎，任何言语和说教都无法防止一场全面混乱。法院罢审以后，警察当局归调查委员会支配，这说明那种认为欺诈的手法靠得住的想法已被打破，现在则觉得同“财务廉洁的人们”保持良好关系是可靠的了。
我看，这是结局的开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它的政客们，未必能经受得住这样史无前例的大揭发。只有三种可能：试图恢复君主制，再出现一个布朗热，或者是社会主义。如果试图实现第一个和第二个可能，那它们只能导致第三个可能。这样一来，远在我们由于自己的工作而有权期待它的到来之前，就可能需要我们着手一项责任极其重大的事业。如果它不是来得太快、太突然的话，那我是很高兴的。对我们德国人来说，看到法国人并没有丧失其历史上的主动性，将是有益的。一个国家，经历了象德国的1648至1848那样的二百年，即使在工人阶级身上也不能不留下些微市侩的痕迹。我们的1848—1849年的革命太短促，而且远未完成，以致不能把这种痕迹完全消除。当然，在德国准备着的、具有任何其他地方都无可比拟的坚定性和顽强性的下一次革命，一定会按时自行到来，譬如说在1898—1904年；但是，孕育着深刻的危机的法国革命时期，将会加速这一进程；而且，如果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譬如说在1894年，德国会立即跟上，接着法德两国无产阶级联盟将迫使英国行动起来，一举粉碎三国阴谋以及法俄阴谋。那时，对俄国的革命战争就要开始，——即使俄国连一点革命的反响都没有——管他呢！
路易莎向你问好。她正在参加演员和戏剧家的一次集会，这是为建立“自由舞台”或“自由剧院”这类事情[454]而举行的。
向你致敬，同样，我们的小猫菲力克斯向你家的动物致意。
永远是你的弗·恩·
门德尔森一家昨晚来这里，谈了很多他们去勒-佩勒的情况。
注释：
[432]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倡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20、527、529、530、531、533、539、542、543、547、548、552、556、561页。
[454]指十九世纪末西欧艺术界“自由剧院”的进步流派。“自由剧院”反映了进步演员和剧作家对国家剧院的保守主义、脱离生活和当代艺术以及检查制度的专横等等的反抗情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欧洲许多大城市都出现了这样的剧院。——第54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46.致保尔·拉法格1892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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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12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您关于倍倍尔的说法，使我只好回过来谈一谈您从利尔写来的那封信。[453]您对他的看法是极不公平的。并不是李卜克内西在任何问题上都纠正倍倍尔（对了解情况的人来说，这样想是滑稽可笑的），而是恰恰相反。李卜克内西惯于许宏愿，而这一切之所以没有破灭和落空，正是由于倍倍尔做了工作。李卜克内西在马赛对您讲得娓娓动听，然而您不要忘记，他对任何人都是这样；他总是凭着一时冲动，今天在这里说是白的，而明天在某个地方又说是黑的，而且还极其真诚地断言他并不自相矛盾。您抱怨关于五一节的柏林决议[430]，可是据我们德国报纸报道，李卜克内西说，他在马赛曾向您说明过情况，并谈到德国人不可能在五一节停工，还说“法国人”完全同意他讲的道理。这样的话，那您还有什么理由抱怨柏林决议呢？假如李卜克内西错了（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话），那末，对于这个您认为“纠正”倍倍尔的人，您又该怎么说呢？
恐怕这一切都是我们那位牛津隐士［注：沙·博尼埃。——编者注］的不满造成的。如果说这位隐士的热烈性格使他对待具有爱讽刺、讲究实效的性格的倍倍尔不公平，那末，他在这座世界上唯一完全保留着中世纪色彩的城市里不得不度过的那种生活中所积累的狂热情绪，就会使这种厌恶发展成为憎恨。因此，他给我的每一封信中无不充满对倍倍尔的非难。我能理解这一切，而且对隐士的诚心和善意有充分的评价；但是，首先象他这样一个狂热的人，在实践中是危险的领导，尤其是当他处在牛津的孤独环境中，一心想为运动做点事情的时候更是如此。况且，他想做的并不是一般的事，而是决定性的大事。你知道，他在报纸问题上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烦恼。前天，他以法国党[30]的名义（他总是以集体的名义讲话），给我寄来致德国党的不折不扣的最后通牒：如果德国人在苏黎世提议把庆祝五一节移到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法国人就要完全退出示威游行；而且，即使不开战，至少也会发生诸如断绝外交关系之类的事情——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他最后警告德国人，说“他们在玩火”。然而，他那法国人的逻辑竟然使他又说，假如英国人坚持在星期日示威游行，法国人不认为有什么不好！
我以相当嘲讽的语气回答他说，我将把他的最后通牒转告倍倍尔，但只作为他个人的意见。［注：见本卷第531—532页。——编者注］
当然，我不会把博尼埃的冲动当作法国党的意见，相反，即使你们委托了他，我也不会这样做。我知道他完全可能是出于一片好心，在转达别人的想法和意见时，情不自禁地加上了自己的看法。他抑制不住自己。同李卜克内西一样，他只知道黑、白两种颜色，要么就是爱，要么就是恨；博尼埃既然不爱倍倍尔，当然就恨他。你们若是根据他的意见来认识德国的运动，那就大错特错了。劳拉住在乡下，不能驳斥关于德国人的种种流言蜚语；最不幸的是，你们当中只有博尼埃一个人懂德文。
您看过他的《瞬间》吗？里面有描述德国的诗句（象海涅的音乐诗，一种不是音乐的器乐诗和声乐诗）；这个“不可捉摸的”、虚无飘渺的德国，只存在于维克多·雨果的想象之中。这个德国被认为只是沉浸在音乐、梦幻和云雾之中，至于尘世间的事，则让给法国的资产者和记者去操劳。这个头脑简单的人在这里只谈橡树、森林、面带刀痕的大学生、甘泪卿及其他玩意儿——这是他在今天世界上这个最平庸最乏味的地方生活的结果。望您读一下，此后如果您还相信他的哪怕一句有关德国的话，那就是您的过错了。
此外，您还记得，不久前您需要关于李卜克内西的材料［注：见本卷第487和492页。——编者注］，正是倍倍尔立即着手为您准备的，而李卜克内西虽然同此事密切相关，却只给您寄了几份报纸。
够了。要不是为了消除对德国党内这位最有远见、最精明、最刚毅的人物的错误看法，我是不会给您写这么多的。我本来想同您谈谈巴拿马事件[432]，但已写了四页了——那末，这个问题，我写信同劳拉谈吧。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430]189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77）上，德国代表投票赞成主张5月1日那一天凡是可行的地方都停止工作以庆祝五一节的决议。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见注388）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晚上庆祝1893年的五一节，因为那一天不能停工。
威·李卜克内西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马赛出席了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见注378）。——第518、521、532、540、546、556页。
[432]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倡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20、527、529、530、531、533、539、542、543、547、548、552、556、561页。
[453]1892年11月24日保·拉法格从利尔给恩格斯写信说：“从国际观点来看，倍倍尔的表现一直很坏，如果没有李卜克内西帮助并纠正他，那末同德国党的和睦关系是不可能的。”——第54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45.致卡尔·考茨基1892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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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12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你对我十分愉快度过的那一天表示祝贺，非常感谢。可惜，我仍然不能喝酒，还须戒饮数周。
还要感谢你寄来了新杂志［注：《社会经济史杂志》。——编者注］的办报纲领。你知道这些人吗？我是毫无所知。
施米特最近写的论利润率［注：康·施米特《平均利润率和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编者注］一文，我一直没有能够看；在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整理好以前，我只得拒绝一切对我说来是额外的工作；即使没有这些，我的工作已经是常常被打断。
关于《新时代》，我和爱德谈得很多了，昨天又给奥古斯特写了一封长信［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依我看，如果要使《新时代》成为更通俗普及、文字上“更引人入胜”的刊物，正象狄茨和奥古斯特所设想的那样，就应当把它迁往柏林。只有在那里，在当地，才能对包括付印那天晚上以前发生的一切事件发表政治评论；只有在那里，才能迅速地、“不失时效地”撰写一系列文艺方面的文章；否则，这样的文章就要延迟整整一个星期。由于这些以及其他种种情况，在柏林出版时的定户将比在斯图加特时多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不过，这样一来，《新时代》势必要牺牲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内容，为了刊登这部分内容，则要有比以往更为严谨的、科学的月刊或季刊，它的读者范围比较有限，因而售价也应高一些。
如果不能出版两个刊物，又该怎么办呢？那末，——这是我今天才想到的——再把《新时代》改为月刊，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但要保持它现有的篇幅，即一年一百零四印张，每月八至九印张。这样，较长的文章一期即可登完，最多分两期；在后一种情况下，为了便于阅读，则应分为一、二两章或一、二、三、四章登载。如每月只有两印张，那末，较长的文章，你就无法按内容把它断开；由于每期的篇幅有限，内容又必须多样化，这总是很难处理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使撰稿人习惯于自己把一篇文章分两期发表。这样，每一期上的材料就可以做到“各获少许”。尽管如此，预计销路也是比较有限的，因此就要提高售价，——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无论如何，在试刊之前，你们一切都要周密考虑。要纠正走错了的步子是困难的。
《新时代》周刊如迁到柏林，在很多方面将可以代替中央机关周刊。不过，事情看来还要拖上一年。在此期间，可能会发生许多事情。如火如荼的时刻正在到来。巴拿马丑闻[432]似乎将成为法国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你要不断催促拉法格，让他搜集这方面的材料，以便撰写一篇较长的文章，并在这一丑闻各个阶段的关键时刻给你寄一些通讯。有了这样的材料，《新时代》甚至在现实报道方面也可以超过日报。
关于《前进报》，我还是不说为妙！
你的弗·恩格斯
附上给《新时代》的一篇短稿［注：弗·恩格斯《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编者注］；如果你认为施特恩堡的报道太长，可以压缩；既已动手，我就把它全部译出来了。[452]
注释：
[432]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倡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20、527、529、530、531、533、539、542、543、547、548、552、556、561页。
[452]恩格斯《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09—413页）一文的资料来源，是1892年10月14日《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第284号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俄国民族志学家列·雅·施特恩堡对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尼夫赫人）的生活和社会制度的研究结果的报道。恩格斯在自己的文章里几乎全部引用了这篇报道，为了想把若干地方搞得更准确、更清楚，译文与原文稍有出入。——第54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44.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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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12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你在22日告诉我，你们对党报进一步“国家化”持否定态度，我感到十分高兴。因此，关于这个题目，无须多费唇舌了。
至于五一节的庆祝问题，我认为你们的柏林决议是完全正确的。[430]不过，你们在布鲁塞尔无疑给所有的人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你们今后也将庆祝五一节，而不是用那个允许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不这样做的决议作挡箭牌。因此，你们就不应该对柏林决议所引起的喧哗感到奇怪。但是，你们打算通过代表大会作出一项决定：今后把庆祝活动移到星期日，这仍然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除了英国人以外，所有的人都会反对，而且某些小党也会单纯由于矜持而表示反对。这将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倒退，正是那些不管这个决定宣布与否，自己暗中准备付诸实现的人们，最不愿意正式参与它的公布。
正好在昨天晚上，我接到博尼埃的一封威胁性的信（他根本不会写别样的信）。他读过了你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447]，并在信中以法国人的名义向我宣称：如果通过关于五月第一个星期日的决定，他们就将完全拒绝谈论任何有关五一节的事情。
“我们党永远不会同意（移到星期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断然决定不后退。”
他认为，你们在玩火。
我写信对他说［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1）他这是刚做出来的最烫的菜；（2）是谁授权他以法国党的名义讲话的？（3）到1893年5月，继而到1893年8月的苏黎世代表大会[364]，然后再到1894年5月，可能发生许多意料不到的事情；鉴于成熟中的三个尖锐的政治危机（德国的军事危机[442]、法国的巴拿马事件[432]、英国的爱尔兰问题[443]）和普遍的工业危机，我们可以给自己找更好的事情去作，而不是在怎样举行1894年五一节示威游行一事上争论不休；那一天，我们也许要从事全然不同的工作；（4）他打算允许英国人，而且只允许他们这些人在星期日举行庆祝，这怎么能符合法国人的逻辑呢？（5）我只知道有一个党有权责备德国人，这就是奥地利的党，柏林的五一节庆祝活动丝毫不比巴黎的逊色；（6）我把他的最后通牒转告你，但只是作为他个人的意见。
此人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渴望做一番事业的心情，既然如此，他就无须去牛津，同与世隔绝的红色沃尔弗［注：斐·沃尔弗。——编者注］离群索居。要从牛津——欧洲仅存的一个名符其实的中世纪孤岛——指导欧洲工人运动，真是绝妙的想法，但是，这种想法给我们带来令人烦恼的、多余的工作，因而我向巴黎表示坚决反对这位中介人。［注：见本卷第541—542页。——编者注］非常不幸的是：除了劳拉，只有他一个人懂德语，而劳拉又住在城外。
总的说来，代表大会开得很好；在决议上签名，对福尔马尔来说大概是一件相当为难的事[448]，尽管其中有不少荒谬的东西。
爱德曾来这里。他收到卡·考茨基的大量信件，考茨基也给我来了信，都是谈论《新时代》的，让我对此也发表意见。我的看法是，如果你们接受狄茨所建议的那种变动[449]，为了避免贸然行事，你们应该详加考虑并作好准备，1月份付诸实现。总之，我觉得《新时代》改为周刊以来，为了迄今未能充分实现的新特点，部分地放弃了它昔日的特点。目前杂志预定以两种读者为对象，但对任何一种读者都不能充分满足。
如果要使《新时代》成为一种象《民族报》那样的通俗杂志，既有政治的，也有文学艺术的，又有科学的内容，就必须把它迁到柏林。周刊的政治栏应该在中心地区并在付印的当晚编排，否则总是不能及时。而政治栏的撰稿人，除通讯员外，都应该在那里。在柏林和在伦敦编辑政治评论，而在斯图加特刊印，这样一种计划在我看来是行不通的。不管怎样，周刊在斯图加特出版较之在柏林出版，其订户数量至少要相差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我是单纯从出版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其他应当考虑到的情况我不了解，或了解得很肤浅，你们身临其境，应当更清楚。
《新时代》既然要发生这样的变化，那末，杂志将只以自己过去的一部分读者为对象，因而必须完全面向他们。这样，它就不可能刊载使它迄今具有极大价值和长远影响的那些文章，即连载三至六期的长篇学术论文。于是，就要办一份月刊，在不得已时，要办一份季刊——主要是学术性质的——来代替《新时代》。这个刊物的订户范围也会相应缩小，为了能够维持下去，就得提高售价，以弥补因定户减少而造成的后果。
总之，我认为，既然党的出版人愈来愈想掌握党的全部出版物，包括学术刊物，那就必须使他们不要总是期望大量发行，而不管它是否适合。真正的经济学著作首先应当是详尽研究的作品，因此不能期望大量出售。真正的历史著作、独立研究的成果也不宜一版再版。简言之，我认为必须分为两类：一类是大量发行的，另一类是较慢销售的，象通常售书那样，份数较为有限，售价也相应提高。
如果想不顾内容所决定的限度硬要大量销售，其结果如何，我是有切身体会的。尽管我的《反杜林论》已写得尽可能地通俗，但仍然不是每个工人都可以看的书。可是，狄茨却把苏黎世出版的一部分拿来强行推销，其办法是降低售价，同其他十一本五花八门的坏书配在一起出售。对此我丝毫也不会感到高兴，今后我要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这是我1845年以来写的一本唯一篇幅较大的书，这样对待它，简直是一种屈辱。不过你无须对狄茨提这件事，事情既已做了，也就不能改变了；如果这不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足以说明我想指出的那种错误的书籍经营方式，我也不会向你谈及此事。
总之，危机时刻正在到来。我每天早晨阅读《每日新闻》和收到的一些法国报纸时，又有全然置身于47年之感。当时，人们每天早晨也期待着有新的丑事被揭露，而且很少落空。巴拿马事件胜过了迄今为止的一切营私舞弊，无论是路易-菲力浦时期的，还是波拿巴第三时期的。筹办费用，包括用于新闻界和议会的花费在内，达八千三百万法郎。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会遭灭顶之灾，因为激进派[31]和机会主义派都同样深陷泥潭。当然，人们力图从各方面把事件压下来，但是欲盖弥彰。既然揭发业已开始，有些人又深受牵连，他们为了保全自己，就要供出同谋者，并证明自己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委员会现已获得使人如此声名狼藉的供词，要把事情停顿下来，已是不可能的了。个别人也可能幸而逃脱，但是大批已被点名；此外，损坏名誉的人愈少，资产阶级共和国沾上的污垢就愈多。自然，还可能发生许多意外的事，不过这已是结局的开始。幸而所有的保皇党派都已彻底破产，而第二个布朗热也不那么容易找到。
随函给《前进报》寄去拉法格来信的一段摘录。但是要注意，报上丝毫不能透露这封信是议员写的。[450]
李卜克内西谈及俾斯麦的爱姆斯伪造事件[441]时，完全忽略了这样一点：外交家们都是悄悄地做这些事的，而不是以此自夸。如果有人竟用来夸耀，那就是破坏礼仪的行为，因而使自己为别人所不容。这样一来，俾斯麦先生就永远不能再被任命为帝国首相，否则，任何一个外国政府都有理由拒绝同这样一个不仅不以采用这种手段为耻，反而引以为荣的人办交涉。如果俾斯麦再度出任首相，帝国政府就有招致普遍的国际抵制的危险。我想，在帝国国会的讲坛上说明这一点，是很有好处的。
多多问候你的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
你的弗·恩·
［路·考茨基的附笔］
亲爱的奥古斯特：
我的命运大概已经注定了，从现在起将永远为我定出一定的篇幅，因为我有一次超出了社论所允许的限度。所以，我更想看的，不是你最近的那封来信，而是那个漂亮的墨水瓶——它可以引起愉快的想法，并且是用于校阅《资本论》第二卷的。为此多多致谢，你们两个人真好啊！看来，我现在就得立即着手履行自己的义务，而既然要做工作，就一定会受到申斥。算啦，老实说，我并不想写这些，只是想说一下，这个星期根本未能动笔；哎呀，真是忙得不可开交：玻璃工人、搬运工人、罗伊曼、维克多、失业工人大会，最后还有犹太人。你瞧，奥古斯特，他们没有收到《前进报》，你能否打听一下是怎么回事？此外，我曾请求你寄一份载有代表大会报道的《前进报》，你大概是忘了。如有可能，寄两份，不然就寄一份。我需要的是关于代表大会的报道，不是关于你们在大会上发言的报道。维克多来信说，他在你们那里感到很满意，一切都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似乎可怜的奥地利人在寒冷和恶劣的天气里是处于前沿阵地，而你们尽管有斗争和战斗，却身在温暖的军营。还有一件事，我得把关于玻璃工人国际代表大会的报道的两份英文本散发出去，你要一份吗？这份东西很有意思，你应当就此写几句话，这样我就好交待了，望你把写的东西寄来。请你向费舍了解一下，他是否要给某家巴伐利亚报纸写点什么，——如果写的话，我就把另一份寄给他。当然，我本来可以寄给你们就算了，但我得有所交待，因为一切费用是由英国人承担的。所以，请你一定写信告诉我。该结束了，下次再多写一点。现在是截邮的时间了，就此搁笔。热诚地吻你和尤莉娅。
魔女
［恩格斯的附笔］
党团上星期日拍来一份盛情的电报[451]，请转达我真诚的谢意。
注释：
[31]激进派——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9、205、208、214、239、249、278、536、556、561页。
[364]指1893年8月6日至12日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20、422、432、436、447、458、464、476、531、533页。
[430]189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77）上，德国代表投票赞成主张5月1日那一天凡是可行的地方都停止工作以庆祝五一节的决议。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见注388）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晚上庆祝1893年的五一节，因为那一天不能停工。
威·李卜克内西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马赛出席了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见注378）。——第518、521、532、540、546、556页。
[432]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倡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20、527、529、530、531、533、539、542、543、547、548、552、556、561页。
[441]爱姆斯急电——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和法国大使贝内代提于1870年7月在爱姆斯就提名霍亨索伦王朝的一位王子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一事进行谈判的报告。俾斯麦收到这份报告后，作了删改，使电文带有侮辱法国的语气。爱姆斯急电就这样公布了，这对法国是一个公开的侮辱，也就成了发动普法战争的口实。这一伪造的事实只是过了许多年之后才弄清楚。
1891年夏，李卜克内西在纽伦堡发表了一本小册子《爱姆斯急电，或战争是怎样发生的》（《DieEmserDepescheoderwieKriegegemachtwerden》），他在这本小册子里收集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各种文件，并揭露了俾斯麦执行的战争挑衅政策。——第528、536页。
[442]指大规模扩充德国军队的军事法案。巨额补充拨款引起了广大居民的不满；甚至还激起了某些资产阶级政党也反对这个法案，因而在1893年5月，这个法案被帝国国会的多数否决。但是，1893年7月，帝国国会被解散并进行改选后，帝国国会就批准了类似的军事法案。——第530、531、533、547、557、562页。
[443]恩格斯显然是指英国格莱斯顿的自由派政府企图向议会提出关于给予爱尔兰以自治（地方自治）的法案。1893年2月向议会提交了地方自治法案，经过激烈的辩论和春夏两季在国内的宣传，下院通过了这个法案，但是被上院所否决。——第530、531、533页。
[447]指奥·倍倍尔《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DerParteitagderdeutschenSozialdemokratie》）一文。该文发表于1892—1893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0期。倍倍尔在文章中说明了哈雷和爱尔福特两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意义（见注166），介绍了柏林党代表大会的开会情况（见注388），并且强调了这次代表大会决定德国在5月1日晚上庆祝1893年的五一节的重要意义。——第533页。
[44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谴责国家社会主义的决议（见注388）。这个决议由威·李卜克内西和格·福尔马尔提出，1892年11月18日被党代表大会通过。——第534页。
[449]由于《新时代》杂志的发行量下降，狄茨建议，这个杂志要办得更通俗些，缩减理论部分，扩大艺术和时事政治栏的篇幅。——第534页。
[450]保·拉法格给恩格斯的信的摘录发表在1892年12月6日《前进报》第286号上。发表时没有作者署名，只注明：《巴黎来信谈巴拿马丑闻》（《ManschreibtunsausParisüberdenPanama-Skandal》）。——第536页。
[451]1892年11月27日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给恩格斯发了一份贺电，祝贺他的生日。贺电是奥·倍倍尔、亨·麦斯特和保·辛格尔代表党团签发的。——第53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43.致沙尔·博尼埃1892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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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致沙尔·博尼埃[444]
牛津
［草稿］
［1892年12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博尼埃：
任何东西都是刚做出来时最烫。您有一个令人惊异的习惯，就是什么都在烫的时候，在滚烫的时候端上来。难道我会轻易冒烫嘴的风险吗？您所知道的那个报纸，迄今尚未出版。
您要我向德国人转达以法国人名义提出的某种最后通牒。假定我这样做，您能否向我担保：巴黎在答复柏林直接向它提出的质问时，不仅不会宣布完全不同意我的言行，而且也不会说我是夸大其词呢？
至于谈到您的最后通牒的实质，那末：
（1）还是先让我们看一下，五一节前将发生什么，五一节那天将如何度过；
（2）从5月至8月，直到苏黎世代表大会[364]，可能发生上千起现在无法预料的事件；
（3）而从1893年8月到1894年5月，则更是如此。
鉴于德国的军事问题[442]、法国的巴拿马事件[432]和英国的爱尔兰纠纷[443]这三个必不可免的尖锐的政治危机，再加上普遍的工业危机，我认为我们与其在如何庆祝1894年五一节这个问题上争吵不休，不如更好地利用时间，1894年的五一节，我们或许将不以“示威游行”，而以某种更好的方式来庆祝！
至于您那个不能忘怀的普罗托，我对他只有唾弃而已，犹如对待同他一类的德国警察的奸细那样。何时您也会这样做呢？
总之，我觉得非常奇怪，您竟允许英国人——而且只是英国人——无视布鲁塞尔的各项决议[445]。而按照法国人的逻辑，对此将作何解释呢？［注：草稿中接着删去：“倍倍尔的文章[446]可能已在刊印中，如果巴黎有人想从中作梗……”。——编者注］
此外，我知道只有一个党有权谴责柏林代表大会[388]，这就是奥地利的党。迄今为止，柏林的五一节庆祝活动并不亚于巴黎。
我今天就写信给倍倍尔［注：见下一封信。——编者注］，并把您的最后通牒告诉他，但暂且只是作为您个人的意见。
注释：
[364]指1893年8月6日至12日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20、422、432、436、447、458、464、476、531、533页。
[388]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于1892年11月14日至21日举行，会上主要研究了当前党的活动的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帝国国会党团的总结报告、庆祝五一节、采取抵制措施等等。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代表大会表示了自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否定态度。代表大会也拒绝了参加根据格拉斯哥工联代表大会（见注363）的决议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邀请，并决定参加1893年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48、452、517、528、532页。
[432]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倡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20、527、529、530、531、533、539、542、543、547、548、552、556、561页。
[442]指大规模扩充德国军队的军事法案。巨额补充拨款引起了广大居民的不满；甚至还激起了某些资产阶级政党也反对这个法案，因而在1893年5月，这个法案被帝国国会的多数否决。但是，1893年7月，帝国国会被解散并进行改选后，帝国国会就批准了类似的军事法案。——第530、531、533、547、557、562页。
[443]恩格斯显然是指英国格莱斯顿的自由派政府企图向议会提出关于给予爱尔兰以自治（地方自治）的法案。1893年2月向议会提交了地方自治法案，经过激烈的辩论和春夏两季在国内的宣传，下院通过了这个法案，但是被上院所否决。——第530、531、533页。
[444]恩格斯这封信是对沙·博尼埃1892年12月2日来信的答复；博尼埃在信中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的决议（见注388），该决议规定1893年5月1日不停工，而在晚上庆祝这个象征无产阶级团结的节日。——第531页。
[445]沙·博尼埃在信中同意英国象往年那样，定于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庆祝五一节。——第532页。
[446]指奥·倍倍尔《五一节及其意义》（《DieMaifeierundihreBedeutung》）一文。此文发表于1892—1893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4期。——第53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42.致路德维希·肖莱马1892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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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达姆斯塔德
1892年12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肖莱马：
衷心感谢您盛情祝贺我已愉快地度过的生日。我进入一生中新的一年时，尽管已经不完全能胜任“英勇部队”的队列勤务，但是身体还算好，一般说来，也还健壮，我觉得您说得很对：我仍然能够捍卫自己。
从您后来提供的有关安许茨的情况来看，我们今后最好不要再提起这个人了。老弗吕格（我的一个侄子在他的试验室里工作过），据我看，是一个十足的庸人，如果说安许茨的父亲曾是普鲁士军官，事情就更糟了。的确，很难找到一个适合给卡尔［注：卡尔·肖莱马。——编者注］写传记的人。此人既要是个化学家，又要是个社会民主党人；既要是个社会民主党人，又要是个化学家，而且是个认真研究过从李比希开始的这门科学的发展史的化学家。我们能否找到这样一个人，或者只好把卡尔活动的两个方面分开去写，——这个问题目前还不能决定。我自己首先要把《资本论》第三卷最后整理完毕，恰好现在不能脱身，况且还有第二卷的再版校样！
此外，一个急风暴雨的时期现已到来——德国的军事问题和日益临近的危机[442]，法国的巴拿马丑闻[432]和已经发生的危机，这里由于爱尔兰问题明春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爆发的一场危机[443]。在这样的时候，我的通信要增加一倍到两倍；再加上眼睛不好，禁止我在灯光下写东西，这一切怎么应付得了啊？冬季的伦敦又有多少白昼的光亮呢？白昼持续四五个小时，我们就满意了，但常常是一点光亮也没有；因为雾气浓重，我们整天坐在煤气灯下。
然而，所有这些都是应当做的，只要外界的一切在前进，就无话可说！
向您一家致良好的祝愿。
您的弗·恩格斯
考茨基夫人向您衷心问好。
差一点忘记告诉您：两周前的一个星期天，彭普斯生了一个女儿。母女都好。
注释：
[432]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倡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20、527、529、530、531、533、539、542、543、547、548、552、556、561页。
[442]指大规模扩充德国军队的军事法案。巨额补充拨款引起了广大居民的不满；甚至还激起了某些资产阶级政党也反对这个法案，因而在1893年5月，这个法案被帝国国会的多数否决。但是，1893年7月，帝国国会被解散并进行改选后，帝国国会就批准了类似的军事法案。——第530、531、533、547、557、562页。
[443]恩格斯显然是指英国格莱斯顿的自由派政府企图向议会提出关于给予爱尔兰以自治（地方自治）的法案。1893年2月向议会提交了地方自治法案，经过激烈的辩论和春夏两季在国内的宣传，下院通过了这个法案，但是被上院所否决。——第530、531、53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41.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和威廉·李卜克内西1892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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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和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林
1892年12月1日于伦敦
最尊敬的李卜克内西夫人：
十分感谢您那封充满友情的信和对我七十二岁生日的祝贺。上星期天，同往常一样，我和朋友们一起庆祝了自己的生日，我们一直呆到我真正的生日——11月28日的到来。你们那里，看来冬天来得相当早，已经降了雪，气温到列氏10度；而我们这里为时尚早，我们还在饱览时雨时雾的美景，而且雨雾都比所希望的要多。
很遗憾，我未能及时发出这封信，以便在您的威利［注：看来是指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的生日到来之前表示祝贺，希望您不至于谢绝这一晚到的祝愿。我就曾预料，您的泰奥多尔［注：泰奥多尔·李卜克内西。——编者注］——衷心感谢他与卡尔［注：卡尔·李卜克内西。——编者注］对我的祝贺——星期天将能到您那里去，从而使您在米滕瓦耳德的生活不致那么寂寞。我很高兴，这已实现了。衷心预祝您的卡尔考试顺利！尽管我有生以来从未参加过考试，但是一个年轻人在这样一件大事情的前三个月中是怎样的心情，我还是完全能够想象的。
施塔特哈根的遭遇说明，即使没有反社会党人法[38]，我们也会遇到不少麻烦。党代表大会[388]上关于工资问题的辩论，给您家中带来不少困窘的时日，这是可想而知的，但这在社会生活中是难以避免的。不是任何地方都象德意志帝国国会那样愿意表决通过拨款案的，在其他国家，大臣们，有时甚至帝王，都会遇到这种不愉快的事。在这方面，谁都想证明“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440]。然而，李卜克内西在爱姆斯急电事件[441]上却赢得了确实当之无愧的胜利。这是一个很大的补偿，而且他的马赛之行[407]也博得了一片赞扬。
彭普斯竟然要向人们证明：她尽管头发白得过早，但仍然是一个年轻妇女；两周前，她为丈夫生了一个女孩。母女都健康。我的身体还不坏，不过尚不能完全随意走动，但当我观望窗外那连绵不断的阴雨时，对此也就不太介意了。
祝您健康，向您和您全家致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弗·恩格斯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你要稍等一些时候，才能收到我下一封信。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的工作很紧迫。正如我所想的，法国又回到了47年，而巴拿马事件[432]可以使所有资产阶级猪猡们折断脊骨。这胜过了1847年丑闻和第二帝国的丑闻。请你给你驻巴黎的通讯员写信，让他们随时向你提供事态发展的情况，并给报纸寄送材料，你应亲自注视这些事态的发展！
你的老弗·恩·
注释：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388]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于1892年11月14日至21日举行，会上主要研究了当前党的活动的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帝国国会党团的总结报告、庆祝五一节、采取抵制措施等等。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代表大会表示了自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否定态度。代表大会也拒绝了参加根据格拉斯哥工联代表大会（见注363）的决议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邀请，并决定参加1893年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48、452、517、528、532页。
[407]1892年9月25日李卜克内西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身分，在马赛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见注378）上发言时指出，要是法国和德国都建立起民主的和社会的共和国的话，关于亚尔萨斯和洛林的问题就会立即得到解决。这一论断激起了法国资产阶级报刊对社会主义者的猛烈攻击。米尔瓦在众议院质问内政部长：政府是否还打算继续容忍那些前来法国的外国人的类似声明。——第486、528页。
[432]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倡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20、527、529、530、531、533、539、542、543、547、548、552、556、561页。
[440]恩格斯引用的是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首领之一大卫·汉泽曼于1847年6月8日在第一次普鲁士联合议会上讲的话。——第528页。
[441]爱姆斯急电——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和法国大使贝内代提于1870年7月在爱姆斯就提名霍亨索伦王朝的一位王子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一事进行谈判的报告。俾斯麦收到这份报告后，作了删改，使电文带有侮辱法国的语气。爱姆斯急电就这样公布了，这对法国是一个公开的侮辱，也就成了发动普法战争的口实。这一伪造的事实只是过了许多年之后才弄清楚。
1891年夏，李卜克内西在纽伦堡发表了一本小册子《爱姆斯急电，或战争是怎样发生的》（《DieEmserDepescheoderwieKriegegemachtwerden》），他在这本小册子里收集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各种文件，并揭露了俾斯麦执行的战争挑衅政策。——第528、53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40.致保尔·施土姆普弗1892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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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致保尔·施土姆普弗
美因兹
1892年1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老施土姆普弗：
在我七十二岁生日之际，承蒙你寄来了教皇至上主义者透露的我们在美因兹选举中获胜的材料[436]，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使我高兴的了。你们美因兹人，尽管有时也喜欢吹吹牛——你们本是天生的酒类推销员，——可是一旦做起事来，劲头还是很大的。你们没有忘记：美因兹是德国唯一的一个在大革命中起了出色作用的城市。[437]天赋予你们以流利的口才，这非常适于向农民进行宣传。美因兹市郊的酿酒农民是你们大量的工作对象，只要你们认真做起来，就会取得成绩，并可向科伦人表明，成绩是怎样取得的。从美因兹到科伦，往下到克列维，还可以把许多迷途的灵魂从神父那里争取过来，并可以从他们手里夺取不少选区。而现在又恰恰是中央党[250]先生们要么在战争问题上使自己声名狼藉，要么使整个中央党彻底垮台的时候。
总之，十分感谢你，而且使我高兴的是，你生活得很好，而最近生活得“更好”。我这里也一切都好。星期天，整个硫磺帮[438]都聚集在我们这里，还有些别的人。我们畅饮了五月混合酒。
如果那种丑闻[432]在巴黎继续演下去，我们也许很快又可以把过去的47年秋季的布鲁塞尔喜剧[439]搬上舞台。世界开始在动荡起来了。
你的老弗·恩格斯
注释：
[250]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两个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25—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7—11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做了详尽的评价。——第282、527页。
[432]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倡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20、527、529、530、531、533、539、542、543、547、548、552、556、561页。
[436]1892年11月24日保·施土姆普弗寄给恩格斯一份报道社会民主党人在市政府选举中取得胜利的《美因兹日报》（《MainzerJournal》）专刊，作为祝贺恩格斯生日的礼物。——第526页。
[437]恩格斯指的是1792年10月—1793年7月法国革命军占领期间在美因兹发生的事件。法国军事当局在市内建立了新的行政机构，政治生活活跃了起来，讨论了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方案。民主共和派建立了自由和平等之友俱乐部，并开展了消除旧的封建秩序和建立共和制度的宣传活动。同时，他们要求把莱茵河左岸从德国划归革命的法国。1793年3月，在美因兹召开了国民公会，通过了并入法国的决议。但是，1793年7月美因兹被普鲁士军队攻占后，恢复了选帝侯的政权和原有的秩序。——第526页。
[438]“硫磺帮”——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恶名昭著。1859年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福格特把无产阶级革命者，马克思的拥护者诬蔑为“硫磺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404—426页）。——第527页。
[439]1847年在布鲁塞尔的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中间开展了积极的活动，以使这些组织的成员准备投入欧洲已经酝酿成熟的革命。——第52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39.致德国社会民主党书记处1892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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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致德国社会民主党书记处[434]
柏林
1892年1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党书记处：
衷心感谢你的盛情祝贺。
亲爱的费舍，请你代我向你全家致良好的祝愿。
亲爱的奥艾尔，在同你个人的交往中我想继续以你相称，因为你以半个书记处的身分对我已是这样称呼，尽管你曾约定到明年我们将举行以你相称的盛宴仪式。
鬣狗既已上场[435]，我就让她讲几句。
你的弗·恩格斯
［路·考茨基的附笔］
将军很难让班贝尔格尔在伦敦讲话。报界鬣狗注。
［恩格斯的附笔］
说实在的，到底谁是鬣狗呢？
注释：
[434]这封诙谐的信是恩格斯给伊·奥艾尔和理·费舍的复信。他们两人于1892年11月27日以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名义写信给恩格斯祝贺他的生日。路·班贝尔格尔附笔祝贺。——第525页。
[435]显然这里是暗示路·考茨基为维也纳《女工报》撰稿一事（见注173）。——第52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38.致某人1892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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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致某人
1892年11月29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查理：
感谢你的热情来信和良好的祝愿。我希望，你这些祝愿都能实现。使我感到荣幸的是，你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请接受我对你的生日的由衷祝愿。祝你比我多活一倍的时间。那时，你无疑将会看到一些很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事情，从而使你有时可能会想起我这个人——尽了一切力量来实现这种变革的人们中间的一个。
代我向你的双亲、兄弟姐妹衷心问好。
忠实于你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37.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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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1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衷心感谢你的友好祝愿。一切都很好，没有留下任何不愉快的后果，甚至明天再过一次生日我也不反对。但我正处于极其严格的监督之下，是不会允许我作这种过分的事情的！普鲁士的警察同这样一位懂医学的魔女相比，简直就算不得一回事了。说实话，我总是在想：我受到这种认真的监视，不知道是好事呢，还是因为我有什么罪孽。但我还处在“平均的公正”这种愚蠢迷信观念的支配之下，因此我现在喝矿泉水和柠檬汁，对上述罪孽表示忏悔，虽然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否犯过这些罪。下一次，过几天以后再谈政治吧；现在我要把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整理完。在法国，暴风雨就要来临，——这是结局的开始！为法国人提供显示自己优良素质的机会的时刻又要到来了。
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多谢寄来了好胶水，第三卷马上就要用上它。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36.致尤莉娅·倍倍尔1892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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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致尤莉娅·倍倍尔
柏林
1892年1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夫人：
在我生日之前收到的大量信件中，我想首先答复您的来信。最衷心地感谢您！这一天我的确是“十分健康地”度过的，虽然我还不能完全随意地走动，不能想走多远就走多远，但我感觉自己精神相当饱满，大家都说我的气色很好。这一次我们把生日变成了英国式的五一节，就是说，我们不是在星期一，而是在前一天即星期日［注：11月27日。——编者注］过的生日。路易莎认为，既然我一定要喝点酒，一天也就够了，两天就太多了。那天，我们这里高朋满座：我们的非洲人赛姆·穆尔，其次是巴克斯、艾威林夫妇、伯恩施坦夫妇、莫特勒夫妇、俄国人沃尔霍夫斯基、两个来自协会[161]的工人，——好象就是这些人；不，我差点把小茵卡［注：茵卡·费舍。——编者注］给忘了，她在柏林被养得很胖，长得很好玩——现在我已有明显的证据，说明柏林人已经学会吃饱，再也不要对我说饥饿的柏林了！
我们还储存了一点干的车叶草，我同路易莎一起用摩塞尔酒、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它泡制了五月混合酒，在这种雾季里，不仅无法泡制出比它更好的饮料，而且甚至是无法想象的。因为用冷菜打了一个很好的底，所以这种饮料大家喝得很多，写这封信的您忠顺的仆人也喝了不少；我只是对你说说：不仅男客中有人，甚至……——我差一点要说出来，但马上就停住了——都喝得颇有几分醉意了。尤利乌斯［注：尤利乌斯·莫特勒。——编者注］兴致勃勃，唱了各种歌曲，讲了有趣的故事，尽管他自己由于顽固的习惯，只喝水和咖啡。总之，我们都很快活，一直坐到午夜，要是考虑到伦敦地区广阔，星期天晚上火车和公共马车到十一点就停驶，这就很不简单了。就这样，我感到自己无愧地进入了生命的第七十三个年头，于是我就平静地躺下睡了。但愿健康状况能容许我明年更好地过自己的生日。那时，我的生日是在星期二，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星期天开始，到那时，我要一直畅饮到星期二晚上。
柏林的酒会[433]我也是很愿意参加的；听茵卡说，她由于拥挤没有能走到您和倍倍尔跟前去，看来人是挤得满满的。不过，我总会有机会看到这个盛况的，今年不行，明年总可以吧，当然，要是您来接我们的话。自从小费舍发现您和我那善良可爱的琳蘅在精神素质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以来，我就更加信赖您的照拂了。
由于奥古斯特曾经只给您留了很窄的一页纸，所以我要报复，他现在从我这里也只能得到一页纸。
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433]指1892年11月17日柏林社会民主党人为欢迎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而举行的晚会。——第52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35.致保尔·拉法格1892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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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11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寄来的报纸已收到，谢谢。巴拿马事件[432]，在环境的促使下，很可能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潘多拉盒子，就象艾米尔·德·日拉丹的档案抽屉曾经是七月王朝的潘多拉盒子一样，“每天有一件丑闻”从那里出笼。我以为，只要这一切还继续发展，您就应当在巴黎，在议院，在新闻的中心，以便可以时刻了解发生的事情，特别是每天揭发出来的事情。每件新揭发出来的丑事对我们来说都是武器。该是我完成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的时候了——本世纪末的局面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好在事情（即第三卷的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我希望今冬能把它完成。最大的困难已经克服。
赛姆·穆尔刚走。他将在乡下同他的父母一起度过大部分假期，1月份回来。下星期天我们还可以再见到他。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好象已经告诉过您，彭普斯本月13日生了个女孩——母女都好。
几天以来，我每天又能出去走动一刻钟了，希望这将有助于我完全恢复健康。
德国人在五一节问题上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但不是在柏林，而是在布鲁塞尔。[430]他们本应在国际代表大会上保留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根据具体情况来庆祝这个节日的权利。他们的退却造成了很坏的印象，如果你们把他们痛骂一顿，那只能说你们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其他别的政党都可以作这样的退却，但他们作为欧洲大军的一支战斗队，这样做只能给整个运动带来很大的损失。他们在柏林时的一些考虑，我完全赞成。罢工给他们带来的害处对他们来说可能比好处要大得多，不过当时就应该预见到这一点，当时在布鲁塞尔就应该有勇气不投票赞成罢工。
劳拉呢？什么时候我们能在这里见到她？代我吻她。
路易莎向您致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弗·恩·
请您常寄报纸来，使我能够随时了解巴拿马事件的情况，这是很重要的。人们将会看到，威尔逊同赖纳克之流相比只能算是个小骗子。
注释：
[430]189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77）上，德国代表投票赞成主张5月1日那一天凡是可行的地方都停止工作以庆祝五一节的决议。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见注388）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晚上庆祝1893年的五一节，因为那一天不能停工。
威·李卜克内西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马赛出席了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见注378）。——第518、521、532、540、546、556页。
[432]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倡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20、527、529、530、531、533、539、542、543、547、548、552、556、56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34.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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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11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这一次你们的党代表大会[388]开得不象以前那样出色。工资问题的辩论令人很不愉快，尽管我认为法国人和英国人在这一点上也不会表现得更好些，当然，路易莎是不同意我这个看法的。我早就确信，这是工人们迄今所处的生活环境造成的目光短浅的一种反映。有些人认为，他们的偶像拉萨尔用自己的钱过着名符其实的奢侈享乐生活是十分自然的，而李卜克内西作为他们付给报酬的编辑，生活费用几乎不到这些钱的三分之一，却受到他们的指责，尽管报纸给他们赚的钱要多四五倍。依赖他人，即使是依赖一个工人政党，也是一种痛苦的抉择。而且，即使抛开金钱问题不谈，做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的编辑，对任何一个有首倡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马克思和我向来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我们永远不担任这种职务，而只能办一种在金钱方面也不依赖于党的报纸。
如果你们的报刊“国家化”[429]走得太远，会产生很大缺点。你们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你们作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应该提倡甚至创办这样的刊物，这样，你们在道义上对这种刊物所起的影响，就会比对一半是违反你们意志创办的刊物要大。党正在超越迄今存在的严峻纪律的框框；在拥有二三百万党员和不断流入“有教养的”分子的情况下，要求有比至今给予的更多的行动自由，虽然过去给予的行动自由不仅足够了，而且由于规定了一定的界限而得到了好处。你们自己同时也使党对这种已经变化了的形势适应得越快越好。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而这种刊物肯定是要出现的，不过，如果你们能使它一开始就在你们的道义影响之下问世，而不是在违背你们的意志和反对你们的情况下出现，那就更好。
在庆祝五一节的问题上，你们犯了一个大错误，不过不是在柏林，而是在布鲁塞尔。[430]当时你们应该知道，哪些是你们能够许诺并兑现的，可是你们那时许诺的比你们现在能够兑现的要多。我认为你就这个问题的发言和维克多的发言一样是很成功的[431]，并且我也很愿意相信你说的，在德国，不上工要付出的代价比取得的成绩大得无可比拟。可是，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党突然打退堂鼓，会到处造成很坏的印象。有相当的地位，就有相当的义务。你们是当代工人运动的一支战斗队，如果你们在布鲁塞尔许了什么诺言，在道义上你们就有履行的义务。当然，做了第一件蠢事之后，最好不要做第二件更大的蠢事。目前，的确最主要的是不要中断德国党的胜利进军，但你们也要想一想这个柏林决议在世界其他地区会造成什么印象。看来，这件事在法国也引起了激愤，你们可能会听到那里的一些责难。你们不应再给自己造成这种道义上的损失了；因此，你们在苏黎世要有勇气来辩护自己的意见，并公开声明你们不能受关于不上工的决议的束缚，——那时人们可能会对你们生气，但不能指责你们食言和后退。想要使所有国家的运动都采取统一的形式是荒谬的。奥地利人认为五一节不上工是必要的，因而准备付出一些代价的做法，正如你们根据自己的处境正当地不愿付出这些代价的做法一样，也是正确的。不过，他们现在可以向你们提出你们无可反驳的指责，因为他们的行动恰好证明，那里不存在布鲁塞尔就预见到了的不可能的情况。
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辩论材料，我们还没有收到。
对于你起草的决议，我应该向你祝贺。这些决议好极了，我知道，这种事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得更好，那就是马克思。不管是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决议，还是关于反犹太主义的决议，都击中了要害。而正是这样一些决议迄今仍是德国运动的薄弱的方面：它们写得软弱无力，含糊其词，空洞无物，总之，多半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幸好这些决议很难翻译，译者要把这些决议译成别种文字，就不得不把这些决议本身所没有的意思塞到这些决议里去。
下端的图案是路易莎或艾威林画的剧场平面图。一星期来，他们老是把这张画放在信纸里，现在终于荣幸地把它寄给你。
你从附件［注：附件没有找到。——编者注］中可以看到，伦敦的七个士瓦本人，即《纪事报》［注：《每日纪事报》。——编者注］的费边社分子[19]，对你们这次党代表大会胡说了些什么。这些可怜虫的日子很不好过。伟大的肖伯纳5月份曾竭力向你们说明，必须同自由党人结成一伙，不采取这个政策就只能遭到失败和耻辱［注：见本卷第442页。——编者注］，而现在，他在民主俱乐部发表的演说中却承认说，自由党人卑鄙地欺骗了他们，选举中得到的只是失败和耻辱，自由党人正在准备——现在已经是同托利党人在一起——欺骗工人了！这些人还想教你们学习“实用政策”呢！现在他甚至说，两个老党遵循同样一个政策，又说除了这两个党以外，只存在一个社会民主党了！我想，这对可爱的爱德将起到洗冷水澡的作用。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和所有的朋友们。
你的弗·恩·（在幕前部分）
［注：恩格斯的名字签在这幅画上的幕前部分的地方。——编者注］
［路·考茨基的附笔］
魔女将另外写信；她现在还没有那么好的心情。
注释：
[19]费边社分子，或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884年建立；它的主要领袖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并断言什么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的改造社会，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可以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过去和现在都起着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阶级中的传导者及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发源地的作用。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第15、260、328、371、392、418、423、429、442、455、511、519页。
[388]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于1892年11月14日至21日举行，会上主要研究了当前党的活动的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帝国国会党团的总结报告、庆祝五一节、采取抵制措施等等。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代表大会表示了自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否定态度。代表大会也拒绝了参加根据格拉斯哥工联代表大会（见注363）的决议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邀请，并决定参加1893年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48、452、517、528、532页。
[429]恩格斯指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向柏林党代表大会（见注388）提出的建议。他们建议赎买所有新创办的社会民主党报刊并将其改为党的正式机关刊物。代表大会拒绝了这个建议。——第517页。
[430]189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77）上，德国代表投票赞成主张5月1日那一天凡是可行的地方都停止工作以庆祝五一节的决议。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见注388）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晚上庆祝1893年的五一节，因为那一天不能停工。
威·李卜克内西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马赛出席了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见注378）。——第518、521、532、540、546、556页。
[431]1892年11月17日奥·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就5月1日那一天在德国不停工庆祝1893年的五一节这一建议进行了申辩并阐明了理由。以奥地利社会党人代表身分出席代表大会的维·阿德勒在同一天的发言中反对这个建议。——第51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33.致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233.
致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
伦敦
1892年11月15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斯捷普尼亚克：
您能否于星期四［注：11月17日。——编者注］同斯捷普尼亚克夫人和沃尔霍夫斯基及其小女儿一起到我们这里来吃午饭？假如你们于三点半至四点之间到达，我们还可以谈些事情，五点吃饭。您知道，从您家到我这里路并不近，如果我们能按上面讲的说定，你们尽可以不在家里吃饭。
考茨基夫人和我衷心问候斯捷普尼亚克夫人。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32.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1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232.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11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你看，我的工作受到多么大的干扰！《论坛》上那些愚蠢的文章使我不得不进行干预。[427]请你——这个星期反正已经迟了——设法把此文登在下一号《论坛》上。
你能否把所有这些巴枯宁派的文章给我再各寄一份来？我的一份都定期寄给了左尔格，因此我这里已经没有了，但这些文章可能还会有用。前些时候，我不得不放下工作去翻阅这些烂纸堆，因为总不能容许这种谎言继续编造下去。你能否了解到，这是谁［注：路·艾里提埃。——编者注］编造的？
问候维克多［注：维克多·阿德勒。——编者注］。路易莎今天就要把关于在特拉法加广场上举行的群众大会的报道寄到维也纳去。[428]
衷心问候尤莉娅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译者注］。
你的弗·恩·
［路·考茨基的附笔］
衷心问候尤莉娅、维克多、波普和在主面前百发百中的猎户［注：奥古斯特·倍倍尔。——译者注］。《社会党人报》已收到，多谢。祝你工作顺利！
衷心问好。
路易莎
注释：
[42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柏林人民论坛》自1892年8月份起，发表了瑞士社会主义者路·艾里提埃的一组题为《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DieJuraföderationundMichaelBakunin》）的文章。这组文章几乎全以巴枯宁派的材料为根据，凭空捏造在瑞士的第一国际组织的历史，为巴枯宁派，尤其是为无政府主义的汝拉联合会的分裂主义破坏活动辩护。这组文章重复了对总委员会，对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尤其是对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许多诽谤性的杜撰。1892年11月12日发表的第十篇文章对历史事实歪曲得特别厉害。恩格斯决定不等所有文章刊完，就予以驳斥。恩格斯的声明《致〈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05—408页）是与1892年11月15日的信同时寄给倍倍尔并让他转交给该报编辑部的，1892年11月19日《柏林人民论坛》第47号发表了这个声明。——第514页。
[428]1892年11月14日英国社会主义者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召开群众大会，纪念“流血星期日”（见注234）五周年。路·考茨基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文章发表于1892年12月2日《工人报》第49号，发表时没有加标题。——第51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31.致保尔·拉法格1892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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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11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您没有告诉我回信寄到哪里，因此只好寄到勒-佩勒。
附上您向我要的二十英镑支票一张，但我要提醒您：今后我绝不能填补法国党内经费的不足，更不能弥补挪用公款所造成的亏空。每个国家的党应当自己解决经费问题，尤其在法国，不应当再听到“党费交不上来”这种永无休止的抱怨声。稍微整顿一下，这类事情就不会发生。出纳员应当受到一定的监督，病时有人代，收支要报告。假如你们发生了意外的不幸，那还说得过去，但因为党的负责人员的疏忽而叫人给钱，这是难以接受的！
反正事已如此，谈别的吧！
我向倍倍尔说明了米尔瓦事件的全部经过［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看来他们对这件事已经心平气和了。你们在卡尔莫[410]和其他地方的成绩对此起了促进作用。你们在法国各地的旅行开始取得了成果，我们大家都为法国取得的进步感到高兴。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四十年来，只要善于使用，普选权在法国是多么好的武器！这要比号召革命缓慢而枯燥，但是要可靠十倍，而且更好的是，能最确切地指明哪一天应当号召武装革命。甚至可以十拿九稳地肯定，只要工人们合理地使用普选权，就能够迫使当权者破坏法制，就是说，使我们处于进行革命的最有利的地位。在1893年的选举中，我们应该争取进入一个新阶段，那时将会出现李卜克内西常常提到的那种各种色彩的社会主义者的联合。一旦议院中有二十来个社会主义者，这种联合就会出现。如果我们的人，象我所希望的那样，能够取得多数，他们就能够左右局面。当前你们还是继续发扬你们的“胜利和战果”吧，你们会看到，德国人对你们的鼓掌将是最热烈的。
德国执行委员会向柏林代表大会作的报告[425]，你们收到了吗？这是壮观的，这就是作战。[111]
报纸，呵，报纸！假如法国资产阶级在给俄国沙皇贷款以前也制造同样多的困难，这至少是对我们想办这家报纸的希望落空所作的某种程度的补偿。
请代我吻劳拉。
考茨基夫人向您衷心问好。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111]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这是壮观的，但这还不是作战”（《c’estmagnifique，maiscen’estpaslaguerre》）这句话。据说，这是法国将军比埃尔·博斯凯（后升元帅）说的一句话。他似乎是在克里木战争期间，评论英国骑兵旅在巴拉克拉瓦近郊之战中所表现的匹夫之勇时说的。——第94、514页。
[410]指卡尔莫（法国南部）矿工举行的罢工。这次由于矿井行政当局解雇被选为卡尔莫市长的当地矿工工会领导人加尔文约克而举行的罢工，自1892年8月中起一直持续到11月初。政府提出的仲裁，实际上认为矿井当局的决定是合法的。法国工人党支持了捍卫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罢工工人，全国募集了罢工基金。由于工人们的坚决斗争，使加尔文约克和其他罢工参加者终于都恢复了工作。——第488、494、513页。
[425]《党执行委员会向1892年在柏林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BerichtdesPartei-VorstandesandenParteitagzuBerlin1892》）发表于1892年11月4日《前进报》第259号的附刊（1）。——第510、51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30.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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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11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整个这段时间我都在认真地整理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所幸并不是没有成绩的。今天我已经可以说，最困难的地方——信贷[417]——已经相当顺利地过去了，这一篇就只剩下技术编辑工作了，当然，这是一件复杂和很费时间的事情。这一工作给我带来很大的愉快，一方面是由于文中包含许多光辉的新的论点，你可以问路易莎，我曾将文中许多地方读给她听了；此外，还由于这次工作证明，虽然我年老了，但还能胜任一些甚至比较困难的工作。年岁给我带来的主要不幸是，某些事情已不是那么容易回忆起来，因而一切进行得比较缓慢。但是还可以过得去。
虽然最困难的地方已经过去了，但是，我的路程还远远没有走完，因为除了这一篇，剩下的最后两篇（差不多占全卷的三分之一）我还完全没有看过，另外还得对全书进行最后的技术编辑，这项工作倒并不困难，但是很单调，需要细心对待。这大概将占去我整个冬天的时间，然后还要看校样，同时还得准备第二卷［注：《资本论》。——编者注］的第二版。
为了争取工作时间，除非绝对必要，我强迫自己停止了一切通信。但是我不中断和你的通信，虽然不能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准时而又详尽地给你复信。我想，如果今后魔女更多地代我执笔，你也是不会反对的。
拉法格还不懂得，在资产阶级政治界，许诺言仅仅是为了违背诺言。[418]其实，排除对这类质问进行辩论的议事规程本身就会打破他的计划。他在议院还是一名十足的新手，但是他答应说他现在要常常去那里了。他们现在准备把那些文件用小册子的形式发表。[419]
关于汉斯·弥勒，我的意思没有表达清楚［注：见本卷第489—490页。——编者注］。我决不是说，你们作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必须回答这部拙劣的作品，更不是说要按我所说的方式去做。但是，如果在你们的影响之下对这个胸怀嫉恨的小伙子展开了论战，那么就……我觉得，党利用这种机会对自己过去的活动进行批判，从而学会更好地工作，这是绝对必要的。在航运津贴事件[411]等期间所作的蠢事，固然已成过去，但是有关的人还在，至少其中某些人还可能重新干出类似的事情来。我认为，对于国会党团及其某些成员所犯的一切错误采取姑息态度，就意味着培养独立派[189]。让弗罗梅、布洛斯等先生们长一张更厚的皮吧。我把佐林根人向党代表大会提出的某些近似“独立性”的建议[424]，解释为对舒马赫的资产阶级化和满身市侩习气的一种抗议，难道不正确吗？在《新时代》上阐述往事时对真理表示一点热爱，根本没有害处，而你正是能够有分寸地、熟练地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由于你在执行委员会工作，这样做是否适合，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不管怎样，这种批判总有一天是要进行的。
昨天晚上我高兴地读了你们执行委员会的报告[425]。非常好。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列举的事实不言自明，只是在最后才说了几句必要的、充满自豪感的话。且看艾威林能否把该报告的摘要在报上发表。不过，由于纯粹英国式的沙文主义，你们在这里简直是受抵制的。使得这里的人十分恼怒的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做法和英国的如此不同，它无视在这里被当作是福音书的工联主义议会政治的一切常规，然而却从胜利走向胜利。至于资产者，那就不用提了。旧工联把你们的每一个成就都看成是他们策略上的失败和挫折。费边社分子[19]感到恼怒的是，尽管你们和所有资产阶级激进派进行战斗，但你们仍在前进。社会民主联盟[9]的领导人仇视你们，因为你们不愿意参加他们的阴谋活动，不愿意同他们结成互相吹捧的联盟，而《正义报》多年来时而使用鞭子，时而使用糖饼，力图把你们拉过去。英国大众由于对外国事物的极端无知和天生的高傲，所以把外国人都看作是次等人，而把外国的一切事件几乎全看作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对外国的事物隐瞒不提是很容易做到的。《纪事报》［注：《每日纪事报》。——编者注］在凡是涉及工人运动的事情上都由费边社分子掌握；《正义报》多亏海德门的关照，同吉勒斯这个坏蛋搞在一起了，而《工人时报》也认为，没有一个按照英国精神建立起来的大的工联组织作为基础，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能发表东西呢？只能在资产阶级的报纸上作为大家都感兴趣的消息发表而已。如果我们有一家报纸，哪怕仅仅出版一年，只是发表一些关于德国运动的报道，那么这种情况就可以结束了；况且，还有不少潜在的国际主义精神，只需给以营养，就可以克服那种愚蠢的不列颠的高傲，至少在相当多的人当中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有什么办法！
《工人时报》威胁说要停刊——这里面有名堂，究竟是什么名堂，我们正试图弄个明白。在这里发生这类事情，决不会没有欺诈行为。
现在谈一谈福尔马尔。我觉得，对这个人抨击得很不高明。抓住了“国家社会主义”这一词不放，这个词并不表达明确的概念，正象“社会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词一样，只不过是新闻界的用语，是既包罗万象，又一无所指的纯粹空话。争论这样一个词的真正涵义，是白白浪费时间；它的真正涵义正是在于它没有任何涵义。在《新时代》上要避开对这种臆想的概念进行分析是不行的，卡·考茨基对这一点所发表的意见[426]也是不错的（只是他也认为，在这种说法的后面一定会有一种真正的涵义）。但在政治辩论中，同福尔马尔争论什么是和什么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这是对他的一种极大的而又完全是多余的照顾；这完全是无休止的纠缠，是无目的的废话。我认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必须指出：亲爱的福尔马尔，你怎么理解国家社会主义，与我们毫不相干，但是在你的言论中，对于政府以及我们对它的态度你竟如此这般地说了一大套，在这方面是回避不了我们的，——这和独立派的废话一样，也是和我们党的策略相抵触的，为此你必须向我们作出回答。要知道正是他对威廉和卡普里维的这种真正的卑躬屈节，才是他的致命弱点，而且是非常致命的，正因为这样，我想在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提醒你注意这一点。
魔女的附笔［注：这是恩格斯写的。——编者注］
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夫人。我们很高兴，你打算很快就到我们这里来。从政治上来看，这对我们这里会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将作出必要的安排。关于周刊的问题，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它将在国外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没有《社会民主党人报》，总是使人深感不便。每周对党的活动作一次好的述评，对国外是完全必要的。
注释：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19]费边社分子，或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884年建立；它的主要领袖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并断言什么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的改造社会，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可以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过去和现在都起着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阶级中的传导者及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发源地的作用。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第15、260、328、371、392、418、423、429、442、455、511、519页。
[189]指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见注166）上被开除出党的“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于1891年10月20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反对派的首领们利用不支持反对派的柏林代表还在参加代表大会的时机，力图取得柏林组织的支持，并谴责代表大会的决议。当代表大会的代表获悉反对派的活动以后（从柏林给爱尔福特发去了电报，并在大会上宣读），柏林代表团的成员写信给柏林，抗议在代表大会结束前讨论大会的各项决议。由梅茨内尔签署的这封信，载于1891年10月21日《前进报》第246号，标题为《致柏林的党内同志们！》（《AndieParteigenossenBerlins！》）。
1891年11月8日，柏林反对派召集了新的会议，会上组成“独立社会党人联盟”。其机关报是《社会党人报》，1891年至1899年出版。——第184、302、309、439、455、474、490、500、501、510页。
[411]1884年底俾斯麦从活跃德国殖民政策的利益出发，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以便筹备通往东亚、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行。政府的这个要求使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左翼遵循恩格斯的指示，反对支持政府的要求。党团中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多数（狄茨、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等人）打算在发展国际关系的虚伪借口下投票赞成航运津贴。在多数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通过决议，决议宣称关于津贴的问题是一个非原则性的问题，党团的每个成员有权根据自己的看法投票；决议还指出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准备投票赞成航运津贴。
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受到党员群众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坚决谴责，该报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得到恩格斯的全力支持和指导。在尖锐批评的影响下，党团的多数在1885年3月帝国国会讨论政府提案时不得不稍微改变自己对政府提案的态度，它以帝国国会接受党团的一些建议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这些要求被帝国国会拒绝了以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第490、510页。
[417]见《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9—36章。——第504、507、509页。
[418]1892年10月29日米尔瓦在众议院发言，他在拉法格不在场的情况下就李卜克内西1892年9月25日在马赛的演说（见注407）提出质询，使拉法格无法作答。米尔瓦从而违背了他向拉法格作出的等候后者从卡尔莫返回的诺言。——第504、509页。
[419]倍倍尔通过恩格斯寄给拉法格的文件（见本卷第487和492页），由法国工人党于1893年在利尔印成小册子发行，题为《面对历史的德国社会民主党》（《LaDémocratieSocialisteAllemandedevantl’histoire》）。这些文件是为拉法格在议会上作演说而准备的，但后来这次演说没有作成。——第504、509页。
[424]看来恩格斯是指佐林根的社会民主党人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见注388）提出的建议。他们建议在选举中不要推选帝国国会议员连任候选人。这个建议是各地方党组织对代表大会议程提出的补充意见之一，补充意见载于1892年11月4日《前进报》第259号。——第510页。
[425]《党执行委员会向1892年在柏林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BerichtdesPartei-VorstandesandenParteitagzuBerlin1892》）发表于1892年11月4日《前进报》第259号的附刊（1）。——第510、514页。
[426]显然是指考茨基的文章《党代表大会和国家社会主义》（《DerParteitagundderStaatssozialismus》）。该文发表于1892—1893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7期，在该杂志同期所载的格·福尔马尔《论国家社会主义的争议问题》（《ZurStreitfrageüberdenStaatssozialismus》）一文的后面。——第51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29.致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1892年11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229.
致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
伦敦
1892年11月5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斯捷普尼亚克：
谢谢您10月25日的来信。[423]我发现阿德勒给您的信仍在我这里，还没有退给您，所以随信附上。
考茨基夫人和我衷心问候斯捷普尼亚克夫人。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423]1892年10月25日谢·米·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为出版他的《俄国农民》一书德文版所需的材料已经邮寄给维·阿德勒（见注397）。——第50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28.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2年11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228.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2年11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很少给你写信，你要原谅我；今冬我得完成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这是必须做到的，但如果不把一切通信搁到一边，这项工作就无法完成。我开始工作已经三个星期，现在能告诉你的就是工作进展出乎意料之快。在最后一次中断这个工作以前，我做了扎实的准备工作，而这一点现在得到了补偿。虽然今后的工作量还很大，但我总算前进了一大步，已经可以看到尽头了。谁也不会象我这样对此感到高兴，因为这项工作一直是我良心上的一个重担。我为这项工作腾出时间作了不少努力——至少要四个月完全摆脱其它任何工作。我知道，如果现在不把这件事做完，今后就根本无法完成，因为起义和战争的年代即将来临。但是，你和其他人不得不因此而难受一时，所以只好请你原谅！
你的弗·恩·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27.致劳拉·拉法格1892年1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227.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11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小劳拉：
今天上午迈斯纳汇来了三十八英镑，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你的，共十二英镑十三先令四便士，凭随信附上的支票支取，收到后请通知我。第二卷［注：《资本论》。——编者注］还剩四百本左右尚未售出，第二版正在准备中。第一卷［注：《资本论》。——编者注］的第四版已经出版了，已售出四百六十本，够支付印刷等等费用的大部分。只要再付出八百八十六马克，以后的进款就是要和迈斯纳共分的收入了。
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的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不完成我是不会停手的。但是要完成这项工作，只有把通信搁置一边，所以，你要原谅我这封信写得很短。
你现在应当认真考虑不久以后来伦敦的事。这件事我们已谈得很多，现在终于该付诸实行了。在这里再一次见到你，我们大家会多么高兴啊。
我每天都等着彭普斯分娩的消息。如果没有过期，也该足月了，一个月以前她自己就以为要生了，但她总是算错。
很想知道，杰克·白恩士是否象于雷在《费加罗报》上说的，胡说八道地议论过其他国家的工人。[422]
现在又该工作了！当我完成四五年来对我一直是个障碍的关于银行和信贷这一篇[417]的时候（因为没有三个月完全空闲的时间是不能完成的，而这样的三个月我一直挤不出来），——在完成这一篇的那一天我要喝点酒——一定的！
路易莎向你问好。
永远是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417]见《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9—36章。——第504、507、509页。
[422]1892年11月2日《费加罗报》第307号刊登了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国会议员杰克·白恩士同法国记者茹·于雷的谈话。据访问记者报道，白恩士宣称，他是逐渐改良派，不赞成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者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他认为，英国正在实现真正的平等，而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抗没有法国那么严重。——第50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26.致保尔·拉法格1892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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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11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我正埋头于《资本论》第三卷，这回一定要把它最终完成。现在正在整理校订最少而又最难的那一部分——银行、信贷等。[417]我无论如何不能中断这项工作，否则一切又得从头开始。因此，我暂时停止一切书信来往，给您也只能写几句话。
很遗憾，您竟然相信了米尔瓦的诺言，这个狡猾的政客把您愚弄了。[418]今后，您就会知道，这些先生们在政治上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我接连收到从德国寄来的信，信中埋怨您在关键时刻不出席，而我也提醒您：为主要发言人作了一切准备工作，而他在辩论时却缺席，那再要动员我们的朋友作这项工作就困难了。出版小册子[419]的效果抵不上议会演说的百分之一，我们的柏林朋友们根据经验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断言。
至少你们要做到派一个代表于14日到柏林[420]，这样就可以向我们那里的朋友们解释清楚。你们要尽量争取派代表去，此行是完全值得的。
您大概已经在报纸上看到关于在达荷美使用的新式炮弹的可怕作用的报道。[421]维也纳一位年轻的医生［注：弗赖贝格尔。——编者注］（诺特纳格耳过去的助手）刚刚到达这里，他曾目睹在尼尔米茨罢工时奥地利炮弹造成的伤势；他谈了同样的情况。人们面临着被这样炸得粉身碎骨的危险，肯定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对维持和平，以及约束我们的统治者指望爆发的那种所谓革命的愿望，是大有好处的。街垒和巷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军队作战，进行抵抗就是发疯。因此，必须制订新的革命策略。一个时期以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还拿不出一个定见。
我又开始到外面稍微走一走了。关在家里已经将近三个月；现在开始走动，不过很少而且很慢；不管怎样，我看这种日子快要结束了。早是时候了，因为我感到缺乏户外活动的状况应该结束。在我完全复原后，我想我们能够安排一下，让您和劳拉光临，在我们家住几个星期。我们有很多事要讨论，而且劳拉也该再到伦敦来看看了。
考茨基夫人向您问好。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417]见《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9—36章。——第504、507、509页。
[418]1892年10月29日米尔瓦在众议院发言，他在拉法格不在场的情况下就李卜克内西1892年9月25日在马赛的演说（见注407）提出质询，使拉法格无法作答。米尔瓦从而违背了他向拉法格作出的等候后者从卡尔莫返回的诺言。——第504、509页。
[419]倍倍尔通过恩格斯寄给拉法格的文件（见本卷第487和492页），由法国工人党于1893年在利尔印成小册子发行，题为《面对历史的德国社会民主党》（《LaDémocratieSocialisteAllemandedevantl’histoire》）。这些文件是为拉法格在议会上作演说而准备的，但后来这次演说没有作成。——第504、509页。
[420]法国工人党未能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见注388）派遣代表，仅发去了由盖得和拉法格签署的贺信。——第504页。
[421]恩格斯指法国对达荷美（西非）发动的侵略战争。1892年11月下半月，法军获胜，达荷美的一部分领土变为法国殖民地，另一部分则被附属于法国的两个国家所瓜分。在这次殖民远征中，法军初次使用了装有黄色炸药的炮弹。——第50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25.致沙尔·博尼埃1892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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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致沙尔·博尼埃
牛津
［草稿］
1892年10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博尼埃：
盖得在《费加罗报》上写道：
“李卜克内西曾经说过，一旦法国发动进攻，他将不得不想起他是一个德国人；我们也一样，一旦德国发动进攻，我们也要提醒工人党，我们是法国人。”
可见我们同盖得是完全一致的，您应该跟他去算账。
您提到倍倍尔的令人遗憾的一句话——究竟指哪句话？您谴责他太多了！如果指的是他在《费加罗报》上说的他会向盖得开枪那句话，那么，这句话是属于于雷先生的；倍倍尔给我们来信说，他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那纯粹是这位先生的捏造。
您谈到防止战争，并且以投票赞成多梅拉而自豪[416]，但是，如果执行他的计划，你们就会把欧洲的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引向毁灭。
来自任何方面的战争威胁都要防止——这话是很好的。但是为什么要用幻想来安慰自己呢？难道法国社会主义者能阻止年轻的威廉在丧失理智时宣布战争吗？难道德国社会党人能够禁止卡诺或任何“爱国的”内阁做出同样的蠢事吗？要是真正的危险在于威廉或是一些有着小市民习气的复仇主义者那倒罢了！要知道，俄国政府正在采用欺骗这一些人和恐吓那一些人的手段，迫使这些傀儡动作起来。你们试试能不能阻止它挑起战争！
如果战争爆发，战败者就有可能和有责任进行革命——事情就是如此。
注释：
[416]恩格斯指189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问题的讨论（见注77）。——第50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24.致维克多·阿德勒1892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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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致维克多·阿德勒
维也纳
1892年10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维克多：
你因工联国际代表大会而不安是多余的。第一，这一整套计谋，不过是要强行通过一项反对苏黎世人的决议的一种手段而已，很可能议会委员会[380]根本不会把它付诸实行。第二，既然连至今还受可能派[30]控制（虽然现在已经不是独霸）的巴黎劳动介绍所[148]都已决定号召工联放弃他们的计划，那末，关于大陆上个别代表参加一事，情况并不那么坏。还有谁到那里去呢？也许是作为德国独立派[189]的代表吉勒斯先生吧？！
把奥地利工会的决定寄给议会委员会大有好处。地址我无法找到，我要问艾威林。
昨天我又开始去樱草丘散步，我相信，只要适当地注意，到周末我会恢复得更好。麦克尤恩我是要考虑的。不过，他是一个外科顾问，这就是说，他只是向别的医生提建议，而不直接医治病人。这事我要打听清楚。你连想都不会想到，这里的一切事情，甚至医学，也是多么遵从礼节，这种礼节违犯一次，比破坏道德规则十次还要糟得多。我知道曼彻斯特医学伦理协会以仲裁法庭的资格对我在曼彻斯特的朋友龚佩尔特的诉讼案所作的一次判决。他到一个不是由他治病的人家去吊唁（这大概在1866—1867年），对于私人开业的医生竟让别的儿童走近因患猩红热而死亡的两个儿童的尸体，谨慎地说出了他的忧虑。那个私人开业的医生便对他提出了控诉。判决称：龚佩尔特医生违犯了医生礼节，尽管在道义上他是正确的！总之，再一次多谢你，我一定采纳你的建议。
关于书的问题，明天我就写信给斯捷普尼亚克。[397]如果两周以后，即到11月7—8日，你还什么也没有收到，那就请你再来信，我那时再提醒他。你用别的方法从俄国人那里是什么也不会得到的。
我现在正忙于整理《资本论》第三卷。假若近四年来我哪怕有一次能安静地工作三个月，这本书也早就完成了。但这样如意的事我却一次也没碰到过。这次由于我尽量对一切通信和其他事务置之不理，才勉强地挤出了必需的时间。看来，在我上次整理时，在最困难的地方已经作了扎实的准备工作，因此至今工作进展得相当快；不管怎样，我现在正好进行到好几年来一直妨碍我进展下去的最困难的地方；而且我工作得很愉快，精力也不减当年，因此这次大概会有一些收获。
附上一个能说明捷克族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文件。这些先生们开始用选举是革命行动这样一个原则互相攻击。我只有这样来解释这种胡闹，即这些不学无术的家伙，因为不是德国人，所以不能完全想象得到，他们文字上的杰作会给德国人以什么印象。
关于你夫人［注：恩玛·阿德勒。——编者注］的好消息使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希望一切照此继续下去，并希望你不久能再次告诉我们一些令人快慰的消息。
路易莎和我衷心问候你、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弗·恩格斯
议会委员会的地址：
伦敦西中央区滨河路白金汉街12号
议员查·芬威克阁下
注释：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148]看来，恩格斯指的是载于1891年7月29日《社会主义者报》第45号的一篇题为《终于是这样了！》（《Enfin！》）的通讯。通讯中说，巴黎的劳动介绍所“迄今一直是可能派的支柱，它正在变成它理应成为的、不分主义和派别的一切工人的共同之家”。
劳动介绍所（BoursesdeTravail）是法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以来建立的工人联合会的名称，它们主要设在大城市市参议会之下，由各工团（工会）的代表组成。最初，劳动介绍所的建立受到国家机关的鼓励，并常常受其资助，国家机关曾打算利用劳动介绍所作为建立所谓“社会和平”的据点。但是，劳动介绍所的活动情况很快就引起了政府的担心，因而极力反对劳动介绍所的进一步推广。劳动介绍所除了对失业者进行劳动安排外（每一介绍所都设有专门的部门），还在组织新的工团、组织工人的职业教育以及组织罢工斗争方面发挥了作用。1892年，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建立了劳动介绍所联合会，但是在联合会里起领导作用的却是可能派（见注30）。可能派力图利用这一组织反对工人党所领导的全国联合会，并破坏法国马克思派对工会的影响。后来，劳动介绍所则处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影响之下。——第135、334、501页。
[189]指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见注166）上被开除出党的“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于1891年10月20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反对派的首领们利用不支持反对派的柏林代表还在参加代表大会的时机，力图取得柏林组织的支持，并谴责代表大会的决议。当代表大会的代表获悉反对派的活动以后（从柏林给爱尔福特发去了电报，并在大会上宣读），柏林代表团的成员写信给柏林，抗议在代表大会结束前讨论大会的各项决议。由梅茨内尔签署的这封信，载于1891年10月21日《前进报》第246号，标题为《致柏林的党内同志们！》（《AndieParteigenossenBerlins！》）。
1891年11月8日，柏林反对派召集了新的会议，会上组成“独立社会党人联盟”。其机关报是《社会党人报》，1891年至1899年出版。——第184、302、309、439、455、474、490、500、501、510页。
[380]议会委员会是六十年代末英国各工会在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的名称下联合起来后的执行机关；从1871年起，它每年在工联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工联的领导中心。它的职权包括提出工联的议员候选人，支持对工联有利的法案，筹备例行的代表大会。在委员会的成员中，奉行旧的、保守的工联主义政策并依靠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分子占多数。1921年，议会委员会被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所代替。——第435、448、450、458、501页。
[397]指谢·米·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俄国农民》（《TheRussianPeasantry》）一书第一卷由维·阿德勒译成德文一事。该书于1888年由斯·桑南夏恩的出版社用英文出版。1892年9月22日，阿德勒写信请恩格斯通过斯捷普尼亚克取得斯·桑南夏恩的书面同意出版德文译本，并向作者和出版者交付他们应得的补偿金。阿德勒的德文译本经斯捷普尼亚克看过，并写了一篇短序。这本书于1893年由狄茨的出版社在斯图加特出版，书名为《俄国农民》（《DerRussischeBauer》）。——第468、50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22.致路德维希·肖莱马1892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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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达姆斯塔德
1892年10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肖莱马：
您7月31日和本月9日的来信都已收到。彭普斯忘了称“你”，是我的错。由于很久没有用德文写信了，她不敢自己写，所以这封信是我写的，她誊了一遍。当然，我对她在达姆斯塔德的巧遇一无所知，所以写了“您”。这不能怪她丈夫［注：派·罗舍。——编者注］，他一点也不懂德文。彭普斯在一二天之内就要分娩，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了。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可惜死了；最小的也是男孩，是个非常可爱和有趣的孩子，体质很弱，现在还有病。
您就安许茨的事给我写了信，我想了解一些关于他的情况，把写这封信的时间推迟了几天。但直到今天，什么也没有了解到。问题在于：首先我必须知道，这个传记应该详细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给一家杂志写的，究竟是什么杂志，等等，等等。如果安许茨打算把我们的卡尔［注：卡尔·肖莱马。——编者注］仅仅作为一个化学家来写，那么他只需要一些可以为他提供一个轮廓的材料就行了。但如果他要写卡尔这样的人，那末试问，他是否胜任这个工作，而且能否就这样随便地把卡尔的书信给他使用。况且，一个居住在德国的化学家必然是不会了解一个在英国度过三十多年的人的生活环境的，在这种情况下，另一大堆工作就要落到我的肩上。这对我倒没有什么；只要我把现在重新着手进行的整理《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一结束，我乐于把我的全部空余时间用在这件事上。但谁能担保这些材料一定能按照我说的精神来使用呢？卡尔在我们中间首先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除了有几次夏天去德国以外，他在伦敦这里度过了所有的假期，——而社会民主党人在化学界至今还不常见。要知道，总不能让传记的作者似乎为他所描写的人物不幸是个社会民主党人而对读者怀有歉意吧！
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安许茨曾一度是卡尔在曼彻斯特的学生。再说一遍，我很愿意用我的空余时间给予帮助，但首先我应该知道，要求的到底是什么，这个传记应该是什么样的。
曼彻斯特的遗嘱执行人［注：路·济博耳德和菲·克勒普施。——编者注］是对的，他们希望解决一切可能解决的问题，而不涉及版权问题。版权问题将要占去许多时间，因为对出版者来说，拖延也许甚至是有利的，他们对此并不着急。关于罗斯科暂时还毫无所闻；也许要等到他能够提出某些现实的建议，或者能够相应地采纳或拒绝这类建议时，他才会露面。
但愿您的女儿的病情继续在好转并已经可以起床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头［注：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没有来达姆斯塔德。也许是他的妻子［注：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编者注］有亲属在那里，而他认为同他们少见面为好，但又不愿意公开不理睬他们的缘故吧？关于弥勒离婚的事——是他要离婚，还是人家不要他了——还没有任何消息传到伦敦来。
考茨基夫人向您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23.致沙尔·博尼埃1892年10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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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致沙尔·博尼埃
牛津
［草稿］
［1892年10月中于伦敦］
亲爱的博尼埃：
普罗托写的东西［注：欧·普罗托《沙文主义者和反动派》。——编者注］我收到了，谢谢。但是首先我要更正一件事。
您来信说：
“虽然法国社会主义者反对同俄国结成联盟，关于同德国打仗的事连听也不愿意听，可是您，尤其是倍倍尔，却认为对法国和俄国进行防御战争是完全可以的，而德国社会主义者就会参加这样的战争，这些责难在法国得到广泛同情，使盖得很不愉快。”
如果说法国社会主义者之所以事先不特别声明，一旦发生这样的防御战时，他们准备帮助打退威廉皇帝的进攻，那仅仅是因为这是人所共知和公认的，而且已经商量好了的，没有必要再说了。在德国，没有一个社会党人会怀疑法国社会主义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毫不犹豫地为保卫民族独立而去尽自己的职责；谁也不会因此责备他们，相反，只会赞扬他们。我的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的观点正是这样。假如我不从这样一个论点出发，即一旦发生外来的侵犯时，法国社会主义者必将拿起武器保卫他们的家园，那么我的通篇文章就毫无意义了。我要求的只是：一旦俄国发动进攻时，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德国社会党人，即使这个进攻得到官方法国的支持。对倍倍尔的演说也要这样去看。在法国，根据这点来责难我们的人，显然是那一类人，他们主张高卢的丘必特可做的，德国的公牛不可做。我认为，法国社会主义者要做的事情就是使这些人明白过来，而这件事并不是太困难的［注：信的草稿中接着删去了下面的一段话：“我乐于相信，这些沙文主义的蠢话会使盖得很不愉快，但在这方面我和倍倍尔都没有过错。而且，我把自己的文章寄往巴黎时，曾预先告诉过我的朋友们，我担心这会触动民族的偏见，但是他们答复我说，相反，正好需要这样。”——编者注］。
不过，我要提醒您，普罗托从我的文章中摘用的引文，简直是一种粗暴的伪造。
您说他的小册子写得好，我认为写得很糟；小册子的结尾部分，这个小丑竟然以经济学家自居，真是荒唐可笑。他的本事只不过是对自己的读者表现极端的蔑视。实际上，只有把读者看成不可救药的糊涂虫，才敢于把这么一大堆明显的伪造的东西（您认为这仅仅是“演说的片段”）和自相矛盾的谎言塞给他们。难道只要戴上拥护戴鲁累德的面具，就足以迫使在巴黎造舆论的人们吞咽任何东西吗？难道布朗热主义竟如此富于生命力，以至它现在比布朗热活着的时候更有力量吗？
这么一大堆诽谤和谎言，确实是驳不胜驳。针对这三十二页要写上三千二百页，才能恢复真相。其中没有一段稍有意义的引文不遭到无耻的歪曲；我至少对照了好几篇原文，才了解到普罗托先生厚颜无耻到什么程度。
这就是我的意见，我认为这种写作手法是可鄙的。跟这种手法成鲜明对照的是，材料却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里明显地感觉到还有一个出力不少的人。这当然不是普罗托。
这也不象《前进报》所推测的，是独立派[189]的某一个人。他们的宣言（汉斯·弥勒的《阶级斗争》［注：汉·弥勒《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阶级斗争》。——编者注］）的特点是，引文选择上的粗枝大叶。
这也不是法国警察局；可以感觉到，它对这事是插了手，但是，它当然不会去研究罗马尼亚社会党人的对外政策。
既然普罗托先生指责罗马尼亚社会党人敌视神圣的罗斯，既然他两次引用布加勒斯特《劳动报》上的话，并泄露“茨冈人”就是雅西的纳杰日杰这一秘密，那他这样做是为了俄国大使馆的利益，显然俄国大使馆向他提供了这些情报，大概还提供了他们在柏林的某个随员在那里搜集到的有关德国社会党人的情报。
总之，普罗托的诽谤性小册子不仅有利于警察局，它也为俄国的利益服务；它是俄国为争取同法国结成联盟所进行的紧张努力的组成部分。正是俄国需要法国。由于1861年以来的经济改革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对森林的野蛮砍伐，农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的破产，饥饿和霍乱，俄国已经衰弱到经不起一场战争。它的财政和信贷已陷入混乱状态，同1788年的法国相似；假如西方人士仍旧不愿慷慨解囊，俄国就只剩下三种可能：第一是破产，第二是召开国民议会来批准在这种情况下也许能够向西方取得的新借款，第三是发动战争进行垂死挣扎，在第三种情况下，法国是必不可少的；而在宣战和法国军队出动之后，可以十拿九稳地说，沙皇一定会同迎合他的威廉和弗兰茨-约瑟夫达成协议，而美丽的法国就得为他们的和解宴会破费了。
注释：
[189]指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见注166）上被开除出党的“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于1891年10月20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反对派的首领们利用不支持反对派的柏林代表还在参加代表大会的时机，力图取得柏林组织的支持，并谴责代表大会的决议。当代表大会的代表获悉反对派的活动以后（从柏林给爱尔福特发去了电报，并在大会上宣读），柏林代表团的成员写信给柏林，抗议在代表大会结束前讨论大会的各项决议。由梅茨内尔签署的这封信，载于1891年10月21日《前进报》第246号，标题为《致柏林的党内同志们！》（《AndieParteigenossenBerlins！》）。
1891年11月8日，柏林反对派召集了新的会议，会上组成“独立社会党人联盟”。其机关报是《社会党人报》，1891年至1899年出版。——第184、302、309、439、455、474、490、500、501、51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21.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1892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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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1892年10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公爵夫人［注：卡扬尼埃洛公爵夫人（见本卷第433页）。——编者注］的事弄清楚了。原来我只知道这位太太用丈夫的姓，叫埃德格朗夫人，并不知道她的娘家姓——叫勒夫累小姐。
很遗憾，艾威林夫人把公爵夫人的地址遗失了，她只好再去打听。现在已经解决，艾威林夫人为您的事给公爵夫人写了信，并热情地推荐了您，因此，现在您只需转交附上的短信就行了。但愿这事能够成功！
我应该再次感谢您翻译了我的《状况》［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德文版序言的结尾部分。
我正在整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必须把全部空余时间用在这个工作上，因此，这封信就写到这里。
仍然是您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20.致劳拉·拉法格1892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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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10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小劳拉：
今天上午路易莎和我都收到了你的来信，谢谢。昨晚我收到了保尔从波尔多写来的信。
先谈正事。随信附上：
（1）1870年9月5日不伦瑞克（执行）委员会宣言，以及摩尔和我的一封信[413]。但保尔最好是把这封信作为摩尔的信来引用，这封信好象是他签字的。札记手稿第3号（第2页）中讲到了这件事。
（2）国际总委员会1870年7月23日和9月9日关于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414]，并附上法译文，译文好象是在日内瓦翻译的。译文无论在准确性方面还是在文字方面很可能都需要加以校订。
（3）倍倍尔寄来的一批摘抄材料。为了提供我们所要的材料，他同他的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立即开始了工作。
我想，这些材料足够保尔演说用的了［注：见本卷第487页。——编者注］。不过，我倒并不羡慕你，因为你得把所有这些东西翻译出来，尤其是因为我们在帝国国会里的演说家的文字都不太严密。
不管怎样，现在保尔已经准备好了，不必指望李卜克内西的诺言，他的诺言总是许得多，兑现得少。
保尔又要参加议院辩论了，我很高兴。如果他聪明的话，那么在本届议会最后一次会议期间他就会多去波旁王宫［注：法国众议院所在地。——编者注］。我觉得，选民是想要看到和听到自己的议员的议会活动情况的。假如他们看不到听不到的话，那么不仅有丢失这个议员席位的危险，而且要取得另外一个席位也不那么容易。归根到底，在现在的情况下，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竞选的成功，至少在许多地方取决于一定数量的注意细节的党的同情者的选票，他们只要弃权就会导致席位的丧失。此外，保尔在第一次演说[219]时显得不知所措，这是因为他对于他必须在其中生活、活动和生存的这个新环境还不适应；对这种环境，对议会的种种形式、议院议事规则和处理事务的通例，他适应得越快越彻底越好。这一次他应当让那些人看看，无论他们怎样嚎叫，怎样打断他的演说，都吓不倒他，我相信他只要努一把力，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我不了解法国议院的情况，不过我觉得，要是我碰到这种情况，如果他们打断我的话，我就根本不予理睬，对任何人也不作回答，在万不得已时就要求主席让我能够把话讲完。（这样一个出色的劝告竟由一个人所共知的连自己的脾气也控制不了的人提出来！）
你对阿伦特的描述是完全正确的。我从李卜克内西的旅行报告［注：威·李卜克内西《关于宣传旅行的报告。马赛之行》。——编者注］中看出，他对阿伦特的回击虽然是温和的，但毕竟还是一个回击，大概在马赛有人向他讲了布朗基派和阿列曼派[33]的活动情况。看来李卜克内西完全被自己的胜利所陶醉，现在他比法国人更法国人了。不幸的是，他总是走极端，但愿他不会被帝国国会的那些爱国的好汉们所挑动而一头栽到另一个极端。目前他在曼海姆等地的演说[415]中所持的态度，已经是够好的了。
你关于鲁贝的消息，我是这样理解的，即那里的公众将要求保尔明年秋天作为那里的议院候选人。这很好，鲁贝倒是一个十分可靠的地区，而利尔看来很不稳定，只是在当地群情激昂的时期才是合适的，但平时很不可靠。
不管怎样，法国的事情在进展着（在各个方面，日报除外！），卡尔莫[410]不仅证明我们的思想在工人阶级中间得到了传播，而且也证明资产者和政府是知道这种情况的。那里的人（而且是南方人，加上又是爱吹嘘的加斯科尼人！）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以及各个社会主义市镇参议会的行动稳重而果断，丝毫没有可能派的软弱或妥协，这些都说明进步是很大的。法国人越是领先，我越是感到满意。为了使大陆上的运动取得胜利，就应当使这个运动既不是纯法国的，也不是纯德国的，而是法德的运动。如果说德国人把如何利用选举权和建立强有力的组织教给法国人，那么法国人就应当把整整一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他们传统的革命精神传给德国人。一个民族妄想领导其他所有民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社会主义者报》的报道中没有马赛工团代表大会[394]有关格拉斯哥事件［注：见本卷第447—448、450—451、457—458、459—460和463—464页。——编者注］的决议，对此连一点暗示也没有。怎么会把这件事搞得如此神秘呢？
艾威林发表在《派尔-麦尔新闻》上的那篇文章[402]也刊登在《工人时报》上。你们是否还收到这个报纸？
路易莎和我向你问好。
爱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33]恩格斯把阿列曼派——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称为反布鲁斯派。由于可能派（见注30）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极力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19、62、70、74、90、97、98、174、323、345、462、474、493、554、556页。
[219]1891年12月17日，保·拉法格代表工人党向众议院提出一项关于政教分离的法案，这项法案基本上是重申巴黎公社1871年4月2日的指令。法案规定取消宗教费，没收教会财产，并把由此所得钱财用于民众教育和社会保证的需要，还规定禁建教堂，禁止吸收工人加入教会。拉法格的提案载于1891年12月26日《社会主义者报》第66号。
1891年12月8日，保·拉法格在众议院发表了第一个演说，论证他所提出的关于大赦政治犯的提案。他的演说多次被资产阶级议员的吵闹声和叫喊声打断。拉法格的提案遭到众议院否决。——第239、246、248、266、493页。
[394]1892年9月19—23日在马赛举行了工团全国联合会代表大会，会上除别的问题（关于庆祝五一节，关于工业中的女工和童工等等）外，还讨论了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见注363）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不参加工联召开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工联的代表到苏黎世去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63、476、478、494页。
[402]爱·艾威林《“国际”中的分歧。大陆上对不列颠工联主义者的看法》（《Discordin《TheInternational》．ContinentalOpinionontheBritishTradesUnionists》）一文援引了奥·倍倍尔文章的大部分。艾威林这篇文章发表在1892年10月11日《派尔-麦尔新闻》第8598号上。——第477、494页。
[410]指卡尔莫（法国南部）矿工举行的罢工。这次由于矿井行政当局解雇被选为卡尔莫市长的当地矿工工会领导人加尔文约克而举行的罢工，自1892年8月中起一直持续到11月初。政府提出的仲裁，实际上认为矿井当局的决定是合法的。法国工人党支持了捍卫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罢工工人，全国募集了罢工基金。由于工人们的坚决斗争，使加尔文约克和其他罢工参加者终于都恢复了工作。——第488、494、513页。
[413]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2—284页）。——第492页。
[41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9和285—294页。——第492页。
[415]恩格斯指1892年10月2日至4日李卜克内西在曼海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欧芬巴赫的会议上的发言。在这些会议上，他介绍了他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前往参加在马赛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的情况（见注378和407）。——第49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19.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92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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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92年10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寄来的几本《福格特》［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已收到，谢谢。你可向旧书商订阅法学、政治学以及德国现代史，特别是1848年德国历史等方面的图书目录；在这些目录里，你偶尔可以找到几期《评论》［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我自己就是用这种办法至少弄到了两期。
我刚整理完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第27章；最难的是第29—34这几章。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女儿［注：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你的弗·恩·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18.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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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10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先谈正事。
拉法格寄来《法兰西报》关于布朗热分子米尔瓦提出质问[407]的一则报道，现随信附上。拉法格想趁此机会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71年和后来几年为保持或建立法德两国良好关系所做的努力以及为此所遭受的一切，向众议院做一介绍。他希望得到：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抗议的日期，他们在帝国国会和其他地方发表的演说，以及对他们做出的判决”。
这些材料，一部分我没有，一部分即使有，也要费很大力气去查阅许多箱的报纸合订本——而且我很容易把最重要的东西漏掉——因此，你如能挑选几个最突出的例子，连同日期及其要点摘录（引自官方的速记记录）一并寄来，我和法国人将不胜感激。这些材料是：
（1）使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于1870年被关在勒特岑[408]的那些发言、监禁的日期和期限；
（2）你们在帝国国会为反对兼并而提出的抗议[409]，最好再从《人民国家报》摘一些反对战争和兼并的明显的段落；
（3）从你和李卜克内西后来在帝国国会发表的演说中举几个有力的例句，并注明讨论的日期和主题；
（4）你认为重要的其他一切材料。
不需要很多；一篇演说要用多少材料，你大致是知道的，再准备一两条引语作为备用，也就足够了。如果你能引用一些你自己的发言，则更好，免得法国人认为这些似乎都是李卜克内西一个人做的，或者甚至说，李卜克内西是个例外，其他人并不这么看。
昨天，随《工人时报》给你寄去了两份法国报纸，上面载有对李卜克内西演说的反映，其中有盖得的一篇短评［注：茹·盖得《国际万岁！》。——编者注］，想必你对它会满意的。
拉法格将在卡尔莫和其他南方城市发表演说，本月16—17日前回来；那时议院将举行会议，他也就立即需要这些材料。
他来信说，全部由俄国出钱办的空喊的爱国主义报刊（特别是《法兰西报》）对李卜克内西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俄国大使馆现在对各报是按件给钱的：每发表一篇文章，付钱若干。这也是俄国人经费支绌的一个迹象。李卜克内西无疑博得了一片热烈的喝采。我为这个老头获得这样的声誉感到高兴，担心的只是：（1）这种声誉不要使他在《前进报》的编辑工作中更加固执己见；（2）他不要因为德国爱国者的恶意攻击和指控他叛国等等而激怒，以致在帝国国会突然讲出相反的话来，从而不仅使他自己，同时也使我们陷入窘境。《高卢人报》的一个采访员把下列一段话加在他的头上：如果德国对法国发动侵略战争，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要对本国政府宣战，而“我自己就要拿起枪来，去保卫法国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如果那些容克地主和资产者在帝国国会给他火上加油，他为了更正这个显然是被夸大了的报道而走上另一个极端，也不是不可能的。
拉法格来信说，路贝和公共工程部长维埃特并不反对用某种可以接受的办法来调解卡尔莫的罢工[410]，并迫使公司做出让步，但弗雷西讷似乎反对这样作。他觊觎共和国总统的宝座，因而想保持右派和中派的选票。
总之，拉法格对代表大会[378]很满意。
十二份《新时代》［注：见本卷第477页。——编者注］已收到，并已转给杜西。你们本来应当直接寄给她，而不是寄给我；因为这样一转手就耽搁了一整天的时间。遗憾的是，《派尔-麦尔新闻》近几天来已转入他人之手，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对这家报纸该怎么办。
你对矿工运动的评述同这里所看到的情况是吻合的：在这里，矿工同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也是十分隔绝的，他们前进的步子比其他工人要慢一些。但是，在我们德国，他们后面有一个强大的工人政党做后盾，这终将有助于我们克服一切困难；他们既然卷入了运动，也就必然会靠拢我们。另一方面，这里同我们那里一样，领导人是不好的和不可靠的，要使他们信任其他部门的工人是不可能的。另外，在这里再加上各个煤矿区的工人之间还在进行无谓的争执，以致直到现在还未能组成一个全体煤矿工人的统一的工会。
我将尽一切可能使法国人不致拒绝约你撰稿。哪怕偶尔在巴黎刊登一些有关德国运动的真实报道，尤其是向法国人介绍你们进行斗争时所处的总的政治形势，也是极为重要的。这件事只有你才能胜任，为此，你绝不应该同李卜克内西发生冲突，只要他不把给法国报纸［注：《社会主义者报》。——编者注］撰稿看成是他个人垄断的事，而垄断是绝不容许的。
至于白恩士持观望态度，这你无须担心。此人之好虚荣，同拉萨尔不相上下。但是，当凯尔·哈第企图靠玩弄小伎俩取得领先地位而急忙往上爬的时候，白恩士却采取了克制态度，这样做肯定是对的。
我现在正好在读汉斯·弥勒的那篇东西［注：汉·弥勒《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阶级斗争》。——编者注］，但还没有读完。里面谈的全是我们早已熟知的旧事。他引用的几篇拙劣的演说，选得很不恰当；我要是想揭露党或党团的小资产阶级习气，我就会引用完全不同的材料。仅就航运津贴[411]一件事来说，就有比他引用的多好多倍的、质量也高得多的材料。他从李卜克内西的演说中引用了1881年的一篇演说[412]，当时，反社会党人法[38]的颁布引起了普遍的思想紊乱，而他却没有引用较晚时期的演说，那时政治形势已使那些和平的和市侩的调子变得更加不可饶恕了。他竟断言，暴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革命的，从来都不是反动的；这头蠢驴不懂得，如果没有必须加以反对的反动的暴力，也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暴力；要知道，对那些根本无须推翻的东西是不能进行革命的。
这一切都是自命不凡的大学生、著作家和过去是工人而现在一心想当著作家的人们那种软弱无力的嫉恨的产物，他们嫉恨我们党在稳步地胜利前进，而丝毫不需要这些小人的帮助。即使犯了某种错误，党已坚强到足以用自己的力量来纠正这些错误。国会党团的多数人在航运津贴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无容置辩的、俯首听命的庸俗作风，党就是用自己的力量纠正的；党的执行委员会那种由来已久的、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以后还流行了一段时间的独断专行的习气（这种习气也正是重复了柏林组织执行委员会原有成员的同样倾向），党也是用自己的力量纠正的，如此等等。我们党现在已如此强大，在无须担心变质的情况下，不仅可以溶解数量可观的市侩，而且可以溶解“有教养的人”，甚至溶解独立派的先生们[189]，如果他们自己不滚出去的话。
邮班要截止了。路易莎和我向你的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和你问好。
弗·恩·
注释：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189]指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见注166）上被开除出党的“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于1891年10月20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反对派的首领们利用不支持反对派的柏林代表还在参加代表大会的时机，力图取得柏林组织的支持，并谴责代表大会的决议。当代表大会的代表获悉反对派的活动以后（从柏林给爱尔福特发去了电报，并在大会上宣读），柏林代表团的成员写信给柏林，抗议在代表大会结束前讨论大会的各项决议。由梅茨内尔签署的这封信，载于1891年10月21日《前进报》第246号，标题为《致柏林的党内同志们！》（《AndieParteigenossenBerlins！》）。
1891年11月8日，柏林反对派召集了新的会议，会上组成“独立社会党人联盟”。其机关报是《社会党人报》，1891年至1899年出版。——第184、302、309、439、455、474、490、500、501、510页。
[378]1892年9月24日至28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研究了关于农村工作、党的状况和党的活动、庆祝五一节、参加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土地纲领，其中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具体要求。代表大会并通过了一项决定：不参加英国工联召开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英国工联派代表参加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35、448、452、458、460、462、474、477、478、488页。
[407]1892年9月25日李卜克内西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身分，在马赛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见注378）上发言时指出，要是法国和德国都建立起民主的和社会的共和国的话，关于亚尔萨斯和洛林的问题就会立即得到解决。这一论断激起了法国资产阶级报刊对社会主义者的猛烈攻击。米尔瓦在众议院质问内政部长：政府是否还打算继续容忍那些前来法国的外国人的类似声明。——第486、528页。
[408]1870年设在不伦瑞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构——党委员会的委员们曾被监禁在勒特岑要塞（东普鲁士，现名吉日伊茨科）。该委员会委员白拉克、邦霍尔斯特、施皮尔、屈恩和格腊勒于1870年9月9日被普鲁士当局逮捕，因为他们在1870年9月5日发表了一个宣言，抗议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德国资产阶级的侵略野心和兼并亚尔萨斯—洛林的计划。宣言的主要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不伦瑞克委员会的信；这封信是对该委员会委员请求马克思阐明德国无产阶级对普法战争的态度而作出的答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2—284页）。普鲁士军警当局企图以逮捕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来打击工人运动并阻止他们反对普鲁士政府的军国主义计划。委员们被监禁数月之后，于1871年10月被控违反社会秩序法送交法庭审判。控告的主要点之一是，该委员会属于国际工人组织——第一国际，而这是普鲁士法律所禁止的。法庭对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分别判处了不同期限的徒刑。——第487页。
[409]恩格斯指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于1870—1871年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的一系列演说，其中对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计划提出了抗议。——第487页。
[410]指卡尔莫（法国南部）矿工举行的罢工。这次由于矿井行政当局解雇被选为卡尔莫市长的当地矿工工会领导人加尔文约克而举行的罢工，自1892年8月中起一直持续到11月初。政府提出的仲裁，实际上认为矿井当局的决定是合法的。法国工人党支持了捍卫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罢工工人，全国募集了罢工基金。由于工人们的坚决斗争，使加尔文约克和其他罢工参加者终于都恢复了工作。——第488、494、513页。
[411]1884年底俾斯麦从活跃德国殖民政策的利益出发，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以便筹备通往东亚、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行。政府的这个要求使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左翼遵循恩格斯的指示，反对支持政府的要求。党团中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多数（狄茨、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等人）打算在发展国际关系的虚伪借口下投票赞成航运津贴。在多数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通过决议，决议宣称关于津贴的问题是一个非原则性的问题，党团的每个成员有权根据自己的看法投票；决议还指出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准备投票赞成航运津贴。
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受到党员群众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坚决谴责，该报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得到恩格斯的全力支持和指导。在尖锐批评的影响下，党团的多数在1885年3月帝国国会讨论政府提案时不得不稍微改变自己对政府提案的态度，它以帝国国会接受党团的一些建议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这些要求被帝国国会拒绝了以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第490、510页。
[412]汉·弥勒在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阶级斗争》（1892年苏黎世版）第48页（《DerKlassenkampfinderdeutschenSozialdemokratie》．Zürich，1892，S．48）中，引用了威·李卜克内西1881年5月31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第49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17.致胡果·林德曼和卡尔·施特格曼1892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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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致胡果·林德曼和卡尔·施特格曼
伦敦
1892年10月6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先生们：
对你们10月2日的盛情来信[406]答复如下：以前我曾经满足过类似的请求，这些请求也是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多次向我提出的。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经验使我下决心今后不再这样做了。
另外，我身体不舒服，可能还要卧床一段时间，因而我无法到我的图书室去寻找那些我很少翻阅的旧杂志。
因此，很抱歉，我不能为你们效劳了。
深致敬意。
弗·恩格斯
注释：
[406]1892年10月2日胡·林德曼和卡·施特格曼写信给恩格斯，请他为他们当时正在撰写的有关社会主义历史的著作，提供某些他们弄不到的材料。——第48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16.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92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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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92年10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莱布尼茨的一块壁毯已收到，十分感谢。
至于《福格特先生》，请你给倍倍尔寄一本，给我寄两本；如果这样一来，你自己一本也不剩的话，那你自己当然要留一本，给我寄一本就行了。
我还找到了《高尚意识的骑士》和《帕麦斯顿，他过去做了些什么》［注：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和《帕麦斯顿，他过去做了些什么》。——编者注］各一册，现随信附上。
可是，《新莱茵报》我只有一套全的，没有单期的，而《评论》［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只保存了几期；我要用全套时也得去借。让米凯尔把你那一套还给你吧，因为现在保存这种杂志对他只会有危险；假如你能使他摆脱这种危险，他会感激你的。其实，第一期和其他各期一样，有时可以在旧书商的图书目录中找到。
一般说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但假如你要我对我这个相当复杂的、而且好象是很不明显的症状作一个详尽的病理说明，那很遗憾，我无法做到。我同五、六个国家的许多医生有书信往来，他们都要我这样做，而这势必要使我陷入医学通信中去，这种通信占用的时间比我花在政治通信上的时间可能还要多，这是绝对不行的。干扰我整理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的事情本来就已经够多了。所以请你原谅！这点小病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有时对我有所影响罢了。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女儿［注：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你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15.致卡尔·考茨基1892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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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9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爱德和吉娜是世界上最离奇的人。今天上午收到他们1892年9月29日从伯尔尼寄来的一张印有申茨里风光的明信片，可是下午一点三十分，他们却突然亲身降临了。两人气色都很好，特别是吉娜，尽管她还在医治咽喉病；不过，主要的还是爱德，看上去他的神经衰弱已经好了。最近他们的地址变换无常，所以我要赶在他们前面告诉你：他们目前住在北区海比尔里街康普顿坊23号，在伦敦北部铁路海伯里和伊斯林顿车站附近。
梅林的信现附还。如果我不想使他难过——当然我也没有这种想法——这封信我就得亲自作复。我已另写了一封复信附上，请转交［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我已于星期五告诉柯瓦列夫斯基，要他把文章寄给你［注：见本卷第457页。——编者注］。
在我们这里我和艾威林夫妇都收到了《中央导报》［注：《社会政治中央导报》。——编者注］。布劳恩一家的男子汉看来怎么也下不了决心同讲坛社会主义者彻底决裂。多么高尚！
既然你问我谁能写一篇关于英国各社会主义组织的历史的文章，我就向你推荐杜西，因为只有她和爱·艾威林一起才能胜任这件事。关于这个问题，现有的著作尽管很多，但质量不高，而且其中根本没有关于那些实际上已经发生了的、但又不宜向公众透露的事情的材料。谁没有亲身参加运动，谁就无法评论它，就是说，无法了解它的种种情节，并作出客观的叙述。譬如说要爱德来写，他就得把他来伦敦以前历年来的全套《正义报》、《今日》、《工人选民》、《公益》等报刊研究一遍，然后还要向杜西了解各种事件的意义，尽管如此，这一切也还是第二手材料。而且，这一切又很难向神经衰弱刚刚好的爱德本人解释清楚。因为这并不是一件急事，所以我暂时把它搁了下来。你同爱德见面的机会比我多，假如你认为这不会引起爱德过多的思想波动，那末由你提出建议看来是最妥善的。总之，此事今后请你自行处理。
倍倍尔的文章［注：奥·倍倍尔《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国际代表大会》。——编者注］很好。关于这篇文章，需要讲的我在昨天给你的信里都讲了［注：见本卷第471—472页。——编者注］。
我完全同意我的文章［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编者注］只在现在发表。我甚至不知道该书是否已经出版。门德尔森对我说，他预订了这本书，但得到的回答是尚未出售。《每日纪事报》上登了费边社写的一篇可笑的书评——大部分是引文——占了两栏半。
从康·施米特给我的信来看，他没有解开那个谜，但我还是在等待着那篇文章［注：康·施米特《平均利润率和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编者注］。他的论门格尔—杰文斯主义的文章［注：康·施米特《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心理学派》。——编者注］写得很不错。可惜这里无处可以刊登［注：见本卷第455页。——编者注］。
梅林的作品，不管是社论还是他的《莱辛传奇》，我觉得都很出色，使我十分高兴。
你的弗·恩·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14.致弗兰茨·梅林1892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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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致弗兰茨·梅林[403]
柏林
1892年9月28日于伦敦
尊敬的梅林先生：
考茨基把您一封信中向我提出问题的一段话给我寄来了。如果您因为我没有答复您的两封来信，而认为不便再给我写信的话，那我就无权对此抱怨了。当时我们分属于不同的阵营，反社会党人法[38]正在实施，我们不得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则：谁不同我们一道，谁就是反对我们。况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本人在一封信中也说过，您不指望得到回信。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后来我们就在同一个阵营里了。您在《新时代》上发表了非常好的文章，对这些文章，我在例如给倍倍尔的几封信中［注：见本卷第296—297和310页。——编者注］备加赞扬过。因此，我很高兴借此机会直接给您复信。
这种极力把唯物史观的发现归功于历史学派的普鲁士浪漫主义者的主张，对我来说确实是新闻。马尔维茨的《遗著》我自己也有一本，而且几年前就读过了；但是，除了关于骑兵的几段出色的描写和坚信贵族对平民鞭打五下的奇效以外，我什么也没有发现。总之，从1841—1842年以来，我对这种书籍就全然感到格格不入了——我只是随便地翻了一下，当然，在我所谈的问题方面从中毫无所得。马克思在波恩和柏林居住期间[404]，读了亚当·弥勒的著作和冯·哈勒先生的《复兴》等等，他只是以相当轻蔑的口吻评论这些作品，认为这些是庸俗的、词藻华丽而夸夸其谈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模仿法国浪漫主义者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和红衣主教博纳德的作品而写成的。即使他碰到了象您从拉维涅-佩吉朗著作中所引证的那些话[405]，当时也绝不会给他留下任何印象，纵然他一般已经懂得了这些人想说的是什么。马克思当时是黑格尔派，对他来说，这个地方纯属异端邪说；对政治经济学，他还一无所知，因而“经济形态”一词对他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上述地方，即使他有所闻，也一定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不会在记忆里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但是，我不认为在马克思1837年至1842年间读过的那些浪漫学派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这类东西的影子。
这个地方确实非常值得注意，但我希望把引文核对一下。我不知道这本书，当然，我知道作者是“历史学派”的信徒。此处有两点不同于现代的观点：（1）这里说，生产和分配是从经济形态中引伸出来的，而不是与此相反，从生产中引伸出经济形态；（2）这里给经济形态的“适当运用”硬加上了一种作用，关于这种作用，当人们还没有从该书中弄懂作者指的是什么时，可以作随心所欲的理解。
但是，最奇怪的是，从那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以具体的形式歪曲历史最厉害的人们那里，仿佛可以找到以抽象的形式表述出来的正确的历史观。这些人通过封建主义这个例子可能就已经看出，国家形式在这里是如何从经济形态中发展出来的，因为在这里，可以说一切都昭然若揭，了如指掌。我之所以说他们可能看出，是因为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个未经核实的地方以外——您自己说是从第二手材料来的——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类似的东西，我只发现封建主义的理论家当然没有资产阶级自由派那么抽象。既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把这个关于封建社会的文化发展和国家形式同经济形态的相互关系的观念概括到这样的程度，说它适用于一切经济形态和国家形式，那末，一谈到其他经济形态，一谈到资产阶级的经济形态以及与它的各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家形式——中世纪的行会公社、专制君主政体、立宪君主政体、共和制，同一个浪漫主义者却又茫无所知，又该作何解释呢？这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就是这个把经济形态看作整个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础的人，竟然属于这样一个学派，在这个学派看来，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政体就已经是对于真正的国家学说的犯罪和背叛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还意味着，国家形式必然产生于经济形态及其适当的运用，正象婴儿诞生于男女婚配一样。注意到作者所属学派的那个闻名世界的学说，对此我只能做这样的解释：真正的经济形态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形态。但是，由于人们出于私仇而密谋反对这种经济形态，因此，就要对这种经济形态加以“适当的运用”，使它免受攻击而完整无损，永世长存，并使“国家形式”等等和它永远适应，也就是说，尽可能退回到十三到十四世纪的水平。这样，最好的世界和最美妙的历史理论就会同时实现，而拉维涅-佩吉朗的概括才会归结到它的真实内容：封建社会产生了封建的国家制度。
暂且我只能设想，拉维涅-佩吉朗自己也不知道写了些什么。有句谚语说得好，某些动物偶尔也会发现一颗珍珠；而在普鲁士的浪漫主义者中，这样的动物比比皆是。不管怎样，要经常把他们同他们的法国蓝本加以对照——看看这是否也是抄袭来的。
您使我注意到这个问题，谨向您表示感谢。可惜，我现在还不能在这里更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403]此信的部分内容由梅林征得恩格斯的同意，第一次发表在梅林撰写的论文《论历史唯物主义》（《überden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恩格斯1893年4月11日给弗·梅林的信）。这篇论文附于他的《莱辛传奇》（《DieLessing-Legende》）单行本（1893年斯图加特第一版）。——第479页。
[404]恩格斯指马克思在波恩大学（1835年10月至1836年10月）和柏林大学（1836年10月至1841年3月）的学习时期。——第480页。
[405]恩格斯从德国历史学家拉维涅-佩吉朗《社会科学纲要》第1部《发展和生产的规律》（1838年科尼斯堡版第225页）（《Grundzügeder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rsterTheil：DieBewegungs-undProductionsgesetze》．Königsberg，1838，S．225）一书中引用了关于经济形态影响社会形态发展的论断。
弗·梅林在其单行本《莱辛传奇》所附论文《论历史唯物主义》中，引用了恩格斯提到的地方。——第48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13.致维克多·阿德勒1892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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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致维克多·阿德勒
维也纳
1892年9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维克多：
我给你的（挂号）信昨天刚刚寄出［注：见本卷第468—471页。——编者注］，就来了一位里昂信贷银行[374]的信差，送来了上次提到的十五英镑，偿清了我垫付的款项，为此，我便立即写信告诉你，并致谢意。
在工人党代表大会[378]召开之前举行的工会（工团）马赛代表大会[394]，决定不派代表出席根据格拉斯哥工联代表大会的决定而召开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注：见本卷447—448、450—451、457—458、459—460和463－464页。——编者注］的代表大会[363]，反而邀请工联去苏黎世。拉法格来信说，党代表大会将通过类似的决定。假如你们的工会也表示同样的意见，那就会在这里造成这样一个印象：旧工联那些妄自尊大的先生们竟不承认政治性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具有充分的价值！
路易莎和我向你的夫人［注：恩玛·阿德勒。——编者注］、孩子们和你本人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363]工联年度代表大会于1892年9月5日至10日在格拉斯哥召开。大会研究了关于议会中工人席位、合作社、工厂检查和其他问题，并表示同意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同时大会拒绝参加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邀请，并决定召开讨论八小时工作日的另一个国际代表大会。他们这样做是企图破坏马克思主义者正在筹备的第二国际例行的代表大会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
恩格斯坚决反对英国工联领袖们的分裂行动，他在寄往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法国的信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86—387页和本卷第450—453、457—458、459—460和462—464页），建议各社会主义政党公开谴责英国工联主义者的行动。——第420、423、432、435、447、450、457、459、478页。
[374]里昂信贷银行是法国最大的存款银行，创建于1863年。——第431、478页。
[378]1892年9月24日至28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研究了关于农村工作、党的状况和党的活动、庆祝五一节、参加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土地纲领，其中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具体要求。代表大会并通过了一项决定：不参加英国工联召开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英国工联派代表参加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35、448、452、458、460、462、474、477、478、488页。
[394]1892年9月19—23日在马赛举行了工团全国联合会代表大会，会上除别的问题（关于庆祝五一节，关于工业中的女工和童工等等）外，还讨论了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见注363）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不参加工联召开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工联的代表到苏黎世去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63、476、478、49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12.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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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9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关于库格曼，路易莎已经告诉过你一些情况。最初，在六十年代，他同马克思是十分友好的，为粉碎报刊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缄默抵制做了不少事情，并说服了马克思去卡尔斯巴德［注：卡罗维发利。——编者注］，这对马克思的身体大有裨益。[287]但是，他们在那里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分道扬镳了。马克思逝世以后，他经常给我写信，但我竭力保持冷淡，因为我还不能确信他是可以信赖的。无论如何，他并不是仅仅和一个阵营有联系。
关于《福格特先生》的册数，我曾写信请他首先告诉我他那里有多少。这里要这本书的人很多。看来甚至杜西和劳拉连一册也没有。在可能的范围内，把你也考虑进去。
阿伦特是一个大学生，到过日内瓦，后来又去西班牙，在马德里同我们的同志有过来往，然后来到此地。在这里，尤利乌斯［注：尤利乌斯·莫特勒。——编者注］帮助过他；他偶尔也到我们这里来，后来突然到巴黎去了。他打算给《前进报》写通讯一事，对我们只字未提，可能是尤利乌斯安排的。我交给他一张给劳拉的便条，但不知他去过那里没有，我要查问一下。劳拉也可能让他去找瓦扬了，因为瓦扬在巴黎，而拉法格却一直在外奔波，这就是他对布朗基派及其同盟者阿列曼派[33]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你能否替我找到阿伦特的地址？代表大会[378]闭幕以后，特别是日报开始出版以后，拉法格将会有更多的时间呆在巴黎，那时就应当让此人直接去找他和盖得。
圣路易斯的迈耶尔我似乎有些记起来了，不过姓这个姓的人实在太多了！但愿库格曼能找到一点线索，他是很喜欢夸耀自己交游广阔的。
皮佩尔在这里当过路特希尔德家的家庭教师，目前在汉诺威任中学教员。大概在1867年，马克思有一次在汉诺威街上遇见了他，样子象一个妄自尊大的庸人。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应当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即使为了遵守党章，你们执行委员会也必须这样做；否则，你们就会为那些喜欢叫喊的人提供极好的口实。而且，让全党哪怕一年有一次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一般说来也是重要的。这样做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而现在则更加必要——既为了对付“独立派”[189]，又为了对付福尔马尔。
十分遗憾，你们把我提供的关于海德门的消息［注：见本卷第453、459、461和470页。——编者注］莫名其妙地发表了出去。[398]因此，我断然声明，从今以后我在私人通信中谈到的一些消息，是为了给你们提供情况，必要时可以用来——要有必要的保留——修正或防止《前进报》出现错误的报道和文章；只有在明确交代可以发表时，才可用来直接发表。否则，我只有要么对我不能直接证实的消息守口如瓶，要么在多数情况下冒险说出消息的来源，从此也就会失去这些消息的来源。
这个消息本身实质上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一期《正义报》都证明了这一点；对此地和大陆上的活动家的攻击已经停止，而海德门精神也荡然无存。但是，这个消息在情节上完全可能有不确切之处，海德门很可能仅仅是因为他害怕出现这样的决议而辞职的，等等。令人恼火的只是：第一，这件事断绝了我们获悉社会民主联盟[9]内部消息的这一来源和其他来源；第二，此事改善了海德门的处境；第三，我们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否则就会使他的处境更加改善。
海德门在《正义报》发表了一篇东西，说他相信你们不会转载他的信。这样，他就当众出丑了。[399]我将设法为你弄到这份报纸。
我已写信告诉库格曼，准许你阅读马克思写给他的信[401]，因为这是我权限以内的事。《高尚意识的骑士》［注：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他也将得到一册。
今天我收到了卡·考茨基寄来的你那篇文章［注：奥·倍倍尔《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国际代表大会》。——编者注］的校样。他就下列两处［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征询我的意见：
1．关于格拉斯哥终于通过决议派代表去苏黎世一事，《每日新闻》未做任何报道，艾威林也没有听到什么，否则他会讲的。他原打算今天来，但是没有来。路易莎说，她在返回伦敦的途中，曾在《每日电讯》上看到过这样的消息。有鉴于此，我就建议卡·考茨基加上这样一句：“如果报上的有关消息属实的话”。这样就使你毫不承担责任。
2．“……筹建中的独立工党——它的支持者在格拉斯哥代表大会闭幕之后首次集会，以便建立组织——”等等，等等。我已经建议卡·考茨基，一定要把两个破折号当中的字句：“它的支持者……建立组织”删去。这里筹建中的独立工党还远没有达到建立组织的程度，而且根本不希望它目前就在这方面进行尝试。它还没有成熟到这种地步。在格拉斯哥，在凯尔·哈第的主持下，独立工党的成员多少算是组织起来了，这个党不过是由《工人时报》的奥托利克斯（约瑟夫·伯吉斯）建立起来的一个宗派，目前拥有成员近两千人，正在同社会民主联盟竞相招募稍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工人。现在，它和社会民主联盟一样，都算不上真正独立的工人政党，它比后者既不好些，也不坏些。至于它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还要拭目以待；但我们绝不应该无条件地宣称它是真正独立的工人政党，是名符其实的、唯一的独立工人政党，否则，我们是要大吃苦头的。
凯尔·哈第当选以后，既可笑又可鄙地把自己摆在首位，并且神气起来了。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他必须稍加收敛。看来，他想强使白恩士退居次要地位，但后者表现得十分镇静和克制（他托人转告我，他打算来找我，商量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想这些都会解决的；凯尔·哈第本来比他现在的表现要好些；但你们绝不应该因为某件事他参与了，就得出结论说，这件事肯定值得赞许。
除此以外，我完全同意你的文章。文章写得沉着、有气魄、果敢。
在马赛举行的工会代表大会（Congrèsdessyndicats）[394]，根据我向拉法格提出的建议［注：见本卷第462—464页。——编者注］，决定不参加工联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工联参加苏黎世代表大会[364]。（这不是决定的原话，决定我还未收到。李卜克内西可能会把这个决定寄给你们，他到达的时候，拉法格正在起草）。工人党代表大会[378]也会作出类似的决定。我已提请拉法格注意，工联并不认为工人正党党的代表大会和决议具有充分的价值，反之，对工会的代表大会和决议却十分尊重。如果你们能够在德国使工会通过同样的决议，那在这里就会发生它的作用；这是绝不容忽视的。
你可以把你的文章寄十二份左右给我们，以便分送此地各报。这里懂外文的人很少，假如有人看一下这篇文章，那也是极其偶然的。要想在这里的报刊上刊登点东西，必须采取其他办法。例如，要是由艾威林带上已写好的文章去《派尔-麦尔》［注：《派尔-麦尔新闻》。——编者注］编辑部，文章就可能被采用。[402]在同一天晚上，我们要是将另几份分送其他各报，使它们都同时收到，这样就可以指望，总会有一两家报纸会对此有所表示。但是，只要有一家报纸报道了这种事，别的报纸就再也不会报道什么了——这是这里的惯例。因此，我们必须有可能在这里就地确定分送的时机。不过往法国寄，你当然可以直接寄给各报，并特别注明是你寄的；这在那里也许能行。在法国，我们目前还没有一家我们可以发表任何东西的日报。你可以寄给《闪电报》（该报刊登的可能性最大）、《费加罗报》、《时报》、《晨报》、《正义报》、《不妥协派报》、《工人党报》（可能派的报纸）、《社会主义党》（里沃利街49号，布朗基派的周报）。
请告诉我，《工人时报》编辑部是否还继续给你寄报纸。这里有人说，已经停止向国外赠送报纸了。这如果属实，我就把报寄给你，而不寄给费舍，他可以到你那里去阅读，或者你读后再给他。
我本来很想给你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写上几句，但现在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我已违背医生的禁令，在灯下写的时间太长了。今天，我给维克多和卡·考茨基已写了一整天信［注：见本卷第468—471和471—472页。——编者注］，因此请你让她原谅我。不过，她将收到我单独写给她的信。暂且代我向她衷心问好。
你的将军
路易莎刚才告诉我说，《工人时报》编辑部早就不给你寄报了。这样，这个问题也就清楚了。
注释：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33]恩格斯把阿列曼派——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称为反布鲁斯派。由于可能派（见注30）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极力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19、62、70、74、90、97、98、174、323、345、462、474、493、554、556页。
[189]指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见注166）上被开除出党的“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于1891年10月20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反对派的首领们利用不支持反对派的柏林代表还在参加代表大会的时机，力图取得柏林组织的支持，并谴责代表大会的决议。当代表大会的代表获悉反对派的活动以后（从柏林给爱尔福特发去了电报，并在大会上宣读），柏林代表团的成员写信给柏林，抗议在代表大会结束前讨论大会的各项决议。由梅茨内尔签署的这封信，载于1891年10月21日《前进报》第246号，标题为《致柏林的党内同志们！》（《AndieParteigenossenBerlins！》）。
1891年11月8日，柏林反对派召集了新的会议，会上组成“独立社会党人联盟”。其机关报是《社会党人报》，1891年至1899年出版。——第184、302、309、439、455、474、490、500、501、510页。
[287]1874年8—9月和1876年8—9月，马克思曾在捷克的疗养地卡尔斯巴德（现卡罗维发利）治疗。——第321、473页。
[364]指1893年8月6日至12日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20、422、432、436、447、458、464、476、531、533页。
[378]1892年9月24日至28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研究了关于农村工作、党的状况和党的活动、庆祝五一节、参加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土地纲领，其中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具体要求。代表大会并通过了一项决定：不参加英国工联召开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英国工联派代表参加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35、448、452、458、460、462、474、477、478、488页。
[394]1892年9月19—23日在马赛举行了工团全国联合会代表大会，会上除别的问题（关于庆祝五一节，关于工业中的女工和童工等等）外，还讨论了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见注363）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不参加工联召开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工联的代表到苏黎世去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63、476、478、494页。
[398]1892年9月15日《前进报》第216号在《英国来信》（《AusEngland》）一文中，提到了关于海德门被解除社会民主联盟（见注9）领导职务的消息。并见本卷第388、393、395页。——第470、474页。
[399]指海德门对《前进报》所发表的消息（见注398）提出抗议。这个抗议载于该报1892年9月20日第220号。海德门致《正义报》的信，载于该报1892年9月24日第454号。——第470、475页。
[401]恩格斯的这封信没有找到。——第475页。
[402]爱·艾威林《“国际”中的分歧。大陆上对不列颠工联主义者的看法》（《Discordin《TheInternational》．ContinentalOpinionontheBritishTradesUnionists》）一文援引了奥·倍倍尔文章的大部分。艾威林这篇文章发表在1892年10月11日《派尔-麦尔新闻》第8598号上。——第477、49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11.致卡尔·考茨基1892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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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9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附上两处我认为是绝对必要的修改意见［注：见本卷第475－476页。——编者注］。[400]
1.关于最后一天毕竟通过决议派代表参加苏黎世代表大会一事，我没有看到任何消息，从与会的艾威林那里也没有听到什么。《每日电讯》似乎登过这样的消息，现已无法查明。艾威林原说要来的，但到目前为止——四点四十分——还没有来，所以我就无法问他了。《每日新闻》的报道根本没有提到此事。《工人时报》也毫无这方面的消息。或许倍倍尔是从《法兰克福报》上看到了这样的消息。因此，我认为最好是象我说的那样，对此处加以说明。
2.一些自称为“独立工党”的人曾在凯尔·哈第的主持下在格拉斯哥集会，这是属实的。但这是《工人时报》的伯吉斯（奥托利克斯）不顾一切力图建立的独立工党，它根本不是象我们德国和奥地利的党那样是一个真正的、公认的党，它目前还只是一个宗派，同它的竞争对手社会民主联盟[9]相类似。凯尔·哈第这个名字看来是把倍倍尔弄糊涂了，使得他对这件事过分认真起来。但凯尔·哈第是苏格兰人，是一个很滑头的外交家，而且渴望充分地利用他那个议员的新地位（不过他已经出了一些丑）。但是，只要他稍加收敛，过些时候还是可以改好的。我认为此人本来比他现在的表现要好些。
这些情况，我立即写信告诉倍倍尔［注：见下一封信。——编者注］。日内再去信详谈。爱德应当明天或星期三回来。你委托的事，一定照办。
你的弗·恩·
注释：
[400]1892年9月24日卡·考茨基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就倍倍尔为《新时代》撰写的《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国际代表大会》（《EininternationalerKongreßfürdenAchtstundentag》）一文中的某些地方予以说明。1892-1893年《新时代》第1卷第2期登载倍倍尔这篇文章时，采纳了恩格斯的意见。——第471页。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10.致维克多·阿德勒1892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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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致维克多·阿德勒
维也纳
1892年9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维克多：
你和斯捷普尼亚克的事情[397]已经办好了，而且在收到你的电报和两封来信之前就办好了。事情是这样的，斯捷普尼亚克［注：在路易莎按照你的委托请他把事结束之后。（恩格斯加的注）］把你15日的信寄给了我，并附言说，他已得到桑南夏恩的书面同意，明天（即上星期四，22日）他就凭它来领取寄到我这里的十五英镑。虽然我并没有接到你的任何通知，但我还是一个满不错的商人，甚至我还没有得到正式通知，我就相信可尊敬的维·阿·公司的签字。要知道，你不仅把枪口对准了斯捷普尼亚克的胸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准了我，否则，只要我还有一点办法，我就会为了你的利益而暂时不予支付的。原因只有一个，即现在你已经向斯捷普尼亚克支付了应该付给他的全部，因此，对于出版你的译本，他仅仅是作为一个作者来关心，而无须关心钱的问题了；而据我对俄国人的了解，这并不是促使他完成第二卷的十分可靠的方法。好吧，也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诚然，我可以要他向我作出书面保证，要他在一定期限内拿出作品来，但这也完全无济于事；反正他的书面保证在你手里已经够多的了，再加一张纸条也不会使他工作得更快一些。
于是，我也就满足于路易莎在场时他所作的保证了，即在两周内交给你全部应交的稿件（蜗牛走路，什么时候能到！），接着，我就凭所附的字条，并根据足资证明的桑南夏恩的声明，把你答应的应该从我这里领取的十五英镑付给了他。你给他的信中写道：
您还可以把此件转交恩格斯先生并当即向他领取十五英镑。
你看，对这种断然的声明，是毫无办法的。［注：写信给我说，你已要求他在“付款之前”交出他的著作，这是你弄错了。我倒是很想要你让我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但你又说只要凭桑南夏恩的书面证明即可支付，而且还要“当即”支付。（恩格斯加的注）］
当时，我还告诉斯捷普尼亚克说，他吃了马虎的亏，如果把事情办得合理些，最多五英镑就可以使斯·桑南夏恩公司满意了，而他，斯捷普尼亚克就会相应地多得到一些（艾威林说，即使无偿，斯·桑南夏恩公司也会同意的，因为译文本身就为此书作了广告）。他听了觉得很新鲜，他大概会记取这个教训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受到最大损失的是你。
总的结论是：今后如有类似情况，最好事先告诉我一下，这样，或者我给你出出主意，但不一定照办，或者由我（我自己、通过路易莎或艾威林夫妇都可以）代表你立即开始在这里就地进行商谈。即使是处理著作方面的事务，如果你不想被人捉弄的话，“熟悉当地情况”也是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
你夫人［注：恩玛·阿德勒。——编者注］的病情大有起色，我们很高兴，并希望能继续好转。我们向你们致以良好的祝愿！
安得列阿斯·肖伊我们已经有几年没有看到了，好几个月没有听到他一点消息，这里已有好久没有谈起他了。关于他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对尤利乌斯大叔和大婶［注：莫特勒夫妇。——编者注］，你可以放心，我们同他们几乎从不见面，因为他们总是躲着我们，至于向他们说些什么，那就更少了。
关于海德门［注：见本卷第453、459和461页。——编者注］的消息本来是不应该发表的[398]。这是一个未经核对的私人消息，情节上可能有不确切之处。实质上，这条消息是可靠的：海德门被解除了职务，虽然采用的方式是最委婉的。仅仅是提出一个由多数代表支持的类似建议的威胁，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最糟糕的是，如果要回答他对这条消息的反驳，就会使他在这里的地位因此而变得更为有利。他自己也给《正义报》写了信，并且推测说《前进报》不会转载他的信。[399]结果现在倒是他当众出丑了。
《俄国社会关系》一书，你将收到两本。至于《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我目前只找到一本（同其它著作订在一起的），就是我工作用的那一本。为了宣传的目的把书借给别人的事，我已不由自主地不做了，我劝你也这样。我的职业所需的工具，已决定从此永不外借。
我的身体照旧象“老牛拉车”那样在恢复。路易莎说，你曾问起我这病是否由来已久。这病是大约在十年前由于不小心犯的，不过病根却是二十五年前一次打猎时连人带马摔倒时种下的。我还可以告诉你，在发现这种病之后又过了几年，我因感到腹股沟管一带不舒服而被迫系过一种特制的腹带，此外，在这个部分的左侧看来有轻度的静脉曲张。近几天来，我觉得似乎有很大好转，但还有压痛的感觉，特别是在站了一会儿或走一段路之后。不管怎样，我还要有耐心和保持安静。路易莎转告我说，你已欣然同意打听这里的一个专家的下落，这是我十分需要的，因为任何［注：这封信的结尾部分残缺。——编者注］……
注释：
[397]指谢·米·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俄国农民》（《TheRussianPeasantry》）一书第一卷由维·阿德勒译成德文一事。该书于1888年由斯·桑南夏恩的出版社用英文出版。1892年9月22日，阿德勒写信请恩格斯通过斯捷普尼亚克取得斯·桑南夏恩的书面同意出版德文译本，并向作者和出版者交付他们应得的补偿金。阿德勒的德文译本经斯捷普尼亚克看过，并写了一篇短序。这本书于1893年由狄茨的出版社在斯图加特出版，书名为《俄国农民》（《DerRussischeBauer》）。——第468、502页。
[398]1892年9月15日《前进报》第216号在《英国来信》（《AusEngland》）一文中，提到了关于海德门被解除社会民主联盟（见注9）领导职务的消息。并见本卷第388、393、395页。——第470、474页。
[399]指海德门对《前进报》所发表的消息（见注398）提出抗议。这个抗议载于该报1892年9月20日第220号。海德门致《正义报》的信，载于该报1892年9月24日第454号。——第470、47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09.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2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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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92年9月22日于伦敦
阁下：
看来，我们目前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1892年的俄国不可能作为一个纯粹农业国存在，它的农业生产必然要为工业生产所补充。
那末，我认为：当代的工业生产意味着大工业、蒸汽、电力、走锭精纺机、动力织机，还有制造机械设备的机器。从俄国开始敷设本国铁路的那一天起，这些现代生产资料的使用就已确定无疑了。你们必须能够维修你们自己的机车、车厢和铁路；而只有当你们能在国内自己制造你们要维修的一切东西时，才能廉价地进行维修。自从军事生产成为大工业的一个部门（装甲舰、线膛炮、速射炮、弹仓式步枪、钢皮弹头、无烟火药，等等）以后，制造这一切所不可缺少的大工业，便成为政治上必需的了。要生产这一切，没有高度发展的金属加工工业是不行的，而金属加工工业没有其他一切工业部门，特别是纺织工业的相应发展，也是无法存在的。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在你们国家，新的工业时代大致应该从1861年算起。克里木战争的特点就是一个采用原始生产形式的民族同几个拥有现代生产的民族进行绝望的搏斗。俄国人民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因而要过渡到现代的形式，这个过渡在1861年的解放法令颁布以后就最后确定了。
既然承认从1854年占优势的原始生产方法过渡到目前开始占优势的现代方法是必要的，那末，这个通过保护关税和禁止性关税来推动工业革命的温室过程是否有益，或者甚至是否必需，或者适得其反，这就成为次要问题了。
工业方面的这种温室气氛加快了这一过程，否则它会进行得比较缓慢。这种温室气氛使这个过程压缩到譬如说二十年的时间，而在另一种条件下，这一过程也许要六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但这并不影响过程的性质本身，而这一过程，正如您所说的，是从1861年开始的。
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既然俄国确实需要并且决心要拥有本国的大工业，那末，不采取哪怕是一定程度的保护关税政策，就无法把它建立起来。这一点您也是这样认为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保护关税政策的问题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不是原则上的问题；原则本身是不可避免的。
还有一点也是无可怀疑的：既然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之后需要有本国的大工业，那它只能拥有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的大工业。而有了这种形式的大工业，它也就要承受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其他所有国家所带来的一切后果。
我看不出，我们亲眼看到的正在俄国发生的工业革命的结果，同英国、德国、美国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情况有什么区别。在美国，农业和土地所有制的情况有所不同，这就造成了某些差别。
您抱怨纺织工业就业工人人数比产量增长得慢。但是，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否则，我们人数众多的“产业后备军”从哪里来呢？（《资本论》第23章第3节和第4节）。
您证明，男子劳动正在逐渐为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所代替（《资本论》第13章第3节a）。
您抱怨机器生产的产品在排挤家庭工业的产品，从而破坏着农民赖以生存的副业生产；可是，这里我们涉及到一个资本主义大工业全然不可避免的后果：国内市场的建立（《资本论》第24章第5节），——这是我当年在德国亲眼看到的现象。就连您所说的不仅使农民的家庭纺织业，而且使农民的亚麻种植业遭到破坏的棉纺织工业产品的推广这种现象，在德国从1820年直到现在就一直存在着。总之，关于问题的这一方面，即家庭工业和与之有关的农业部门的破坏，我看，实际上对你们来说是这样一个问题：俄国人必须作出抉择，他们的家庭工业是由本国的大工业还是由英国商品的输入来消灭。如采用保护关税政策，这就要由俄国人来完成；如不采用保护关税政策，就要由英国人来完成。在我看来，这一切是显而易见的。
据您统计，大工业和家庭工业的纺织品总产量没有增长，而是处于停滞状态，甚至有所下降，这不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如果您得出另外的结果，倒是错误的了。当俄国的工业还局限于国内市场时，它的产品只能用于满足国内的消费。而国内消费只能是缓慢地增长，而且据我看，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还很可能下降。
要知道，大工业所造成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它在建立本国国内市场的过程中，同时又在破坏这一市场。它在建立国内市场时，破坏着农民家庭工业的基础。但是，没有家庭工业，农民就无法生存。他们作为农民在遭受破产；他们的购买力降到最低点，而他们作为无产者在还没有适应新的生存条件以前，对新出现的工业企业来说，将是极为匮乏的市场。
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一个终将消逝的经济阶段，充满着各种内在矛盾，这些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并日趋明显。这个趋势——在建立自己的市场的同时又破坏这个市场——正是这类矛盾之一。另一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无出路状态，这种状态在俄国这样一个没有国外市场的国家，比那些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上多少有些竞争能力的国家要出现得快一些。在后边这些国家中，这种无出路的状态，似乎可以通过贸易上的剧烈变化和用暴力开辟新市场来寻求出路。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国家陷入了困境。就拿英国来说。最后一个新的市场是中国，这一市场的开辟可以使英国的贸易暂时恢复繁荣。因此，英国资本极力要修建中国的铁路。但是，中国的铁路意味着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工业的整个基础的破坏；由于那里甚至没有中国的大工业来予以平衡，亿万居民将陷于无法生存的境地。其后果将出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移民，可憎的中国人将充斥美洲、亚洲和欧洲，并将在劳动市场上以中国的生活水准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准，同美洲、澳洲和欧洲的工人展开竞争；如果那时欧洲的整个生产体系还没有改变，那就一定要改变。
资本主义生产准备着自身的灭亡，您可以相信，俄国也将会是这样。资本主义生产会引起彻底的土地革命，假如它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就必然会引起这一革命，——我指的是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这个革命将使地主，也使农夫遭到破产，他们将被一个从农村富农和城市投机资产者中产生的新的大土地所有者阶级所代替。不管怎样，我相信在俄国培植资本主义的那些保守派，总有一天会对自己所做的事造成的后果感到震惊。
忠实于您的派·怀·罗舍［注：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08.致保尔·拉法格1892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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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9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您想趁机教训一下英国旧工联，倍倍尔也是这个意见。如果李卜克内西去马赛[378]，这对您同他取得一致意见将是一个极好机会。同时您也可以问问他，为什么《前进报》登的全是布鲁斯派[30]、阿列曼派[33]和布朗基派活动的消息，而对我们活动的报道则寥寥无几。但是，柏林的人说，马赛正在流行霍乱，这样，李卜克内西就可能去不成了。
由于英国工联只承认真正的工人，而且又只承认参加工会的工人，因此，不仅工人党代表大会，特别是在我们代表大会前几天召开的法国工团代表大会[394]，对英国人无视目前大陆上的运动，想在他们的领导下并按照他们的旨意开始新的运动这种奢望，十分明确地表示意见，这是极其重要的。法国工团的成员肯定会反对格拉斯哥代表大会上对他们和大陆上其他工人的一些议论。
伍德斯，议员：
“欧洲大陆上的组织一点也不起作用，但他确信，强大的英国组织只要向大陆上的朋友们伸出友谊、同情和兄弟情谊之手〈多么谦虚！〉，就可以把这些困难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此等等。
德勒穆的福斯特，矿工：
“伍德斯先生的下述意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国家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其他国家的工人弟兄们抵销了，他们没有象英国工人那样很好地组织起来；他们的社会地位是无法同我们相比的〈！！！〉……如果能说服大陆上的工人弟兄们在决定采取某种行动时，做到象我们国家的工人那样一致的话，”
（指八小时的工作日，而您知道，当大陆上对此已经取得一致意见时，英国人是如何反对的——正是这些英国人，现在一个个喊得最响！）
“那末，他们就会知道，工人阶级是能够达到目的的”，如此等等。
贝恩利的霍姆斯（织布工人，他又转而支持八小时工作日，他想证明，他并没有因为这一转变而成为社会主义的野人）：
“难道大陆上有什么先进的、或者象他们所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要吸引他们参加的运动〈在苏黎世〉？他问在座的先生们，他们是否打算代表自己的组织去参加这一代表大会，为那么多荒唐的、正如他们所知道的在大陆上广为流行的方案辩护呢？”
伦敦的康纳：
“尽管已拟定召开两个代表大会〈在苏黎世[364]和芝加哥[395]〉，但是没有一个是由工联代表大会筹备或受它的委托召开的〈！！〉”。
你瞧，这些中伤的话足以使法国工团成员恼怒起来。
我再说一遍：对于在英国这里取得精神上的效果来说，工团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否定格拉斯哥通过的决议中的分裂企图，比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意义要大得多。望您尽力而为。杜西给德尔克律兹寄去了报纸上的一篇报道。
请代问同志们好。希望您就象在利尔代表大会[396]上那样好好干，据杜西说，那是她所见到的最有成效的一次工人代表大会。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33]恩格斯把阿列曼派——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称为反布鲁斯派。由于可能派（见注30）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极力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19、62、70、74、90、97、98、174、323、345、462、474、493、554、556页。
[364]指1893年8月6日至12日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20、422、432、436、447、458、464、476、531、533页。
[378]1892年9月24日至28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研究了关于农村工作、党的状况和党的活动、庆祝五一节、参加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土地纲领，其中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具体要求。代表大会并通过了一项决定：不参加英国工联召开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英国工联派代表参加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35、448、452、458、460、462、474、477、478、488页。
[394]1892年9月19—23日在马赛举行了工团全国联合会代表大会，会上除别的问题（关于庆祝五一节，关于工业中的女工和童工等等）外，还讨论了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见注363）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不参加工联召开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工联的代表到苏黎世去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63、476、478、494页。
[395]指正在筹备中的美国劳工联合会（见注20）代表大会，它于1893年12月在芝加哥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决议是：承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活动的必要性和通过包括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在内的纲领。这一决议的通过证明反映广大劳动群众愿望的进步力量在美国工会中的影响增长了。——第464页。
[396]1890年10月11日至12日在利尔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大约有七十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分别代表来自九十七个城市和地区的二百多个党小组和工会组织。代表大会修改了党章，选举了1890—1891年的全国委员会并明确了这个机构的权力。《社会主义者报》被确定为党的正式机关刊物。——第46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07.致雷吉娜·伯恩施坦和爱德华·伯恩施坦1892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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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致雷吉娜·伯恩施坦和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92年9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吉娜：
星期三［注：9月14日。——编者注］，路易莎回到了这里，我从她那里知道了您还在苏黎世，而凯蒂［注：雷·伯恩施坦第一次结婚生的女儿。——编者注］已来这里了；您昨天的来信终于使我们重新恢复了中断的联系。我们十分惋惜您还在病中，但病总是会好的，在此期间，爱德也可以稍微延长一些自己的假期，逗留在空气新鲜的环境中，这对他大有好处，而对党也没什么影响，反正工联代表大会[363]他已经错过了。这次代表大会开得一团糟，对我们来说最有意思的是星期四［注：9月8日。——编者注］关于代表大会［注：见本卷第447—448、450—451和457—458页。——编者注］问题的一次会议。当时，我们如果知道你们的地址，我们就把载有报道的一期苏格兰报纸给爱德寄去了；现在，原有的几份都已分寄给其他人。尽管梭恩想了种种办法，但苏黎世筹委会致“格拉斯哥工联代表大会”的邀请信一直被扣压了四天，后来马特金，显然事先串通“旧工联”，蓄意阻挠派代表去苏黎世，提出了召开他们自己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的建议，对此，帕涅尔提出了修正案，说最好还是去苏黎世。据爱德华·艾威林说，帕涅尔和奎尔奇作了十分出色的发言。但这时，所有旧工联主义者象发了疯似地叫了起来，说什么：大陆上的工人软弱无力，组织涣散，如果英国人把他们管起来，一切就会好起来；不管怎么说苏黎世的代表大会不是英国工联代表大会召开的；难道非要赞成所有这些在大陆上盛行的荒谬理论和社会主义吗，如此等等。（八小时工作日的新拥护者之一、郎卡郡的一个纺织工人［注：霍姆斯。——编者注］特别激烈地讲出了最后一个顾虑）。
总之，代表大会对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一要求几乎不再遭到任何反对而感到很高兴，于是，为了迎合觉悟不高的郎卡郡纺织工人，轻率地把大陆上的工人的邀请丢到了桌子底下，这个决议以一百八十九票对九十七票通过！
虽然大部分人还不明白他们干的是什么事，但这确实是对整个大陆上的工人运动的一种莫大侮辱。我们立即向大家说明了这一点，法国人大概将在最近几天内在马赛[378]对此作出第一个回答。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对此事固然不要看得过于严重，但还是要把越来越趋于反动的旧工联主义者的气焰打下去。
附上一号《派尔-麦尔》［注：《派尔-麦尔新闻》。——编者注］，上面载有艾威林谈到汉堡社会党人和霍乱的一篇文章［注：爱·艾威林《霍乱和汉堡社会党人》。——编者注］。
《每日纪事报》登了一篇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英文版。——编者注］的长文，您大概已经看到了。他们真聪明！
法国的日报还处于草创阶段，谈判还在进行，但这总比冒冒失失地再重新去搞什么短期的冒险要好一些。
路易莎回来了，情绪极佳，她看到了她的母亲和伊格纳茨，她们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她向您衷心问好。
我还要给爱德写几句，就此祝您一切都好。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弗·恩格斯
亲爱的爱德：
所要的一段话我昨天已寄给了卡·考茨基［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而且我从你指出的地方一直抄到信的末尾。同时，我对卡·考茨基说，全部都用还是只用一部分，究竟用哪一部分，看来要由他自己决定了。
在社会民主联盟最近一次代表会议[389]上（在“银行假日”[393]那天，即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在哈克尼［注：伦敦的一个区。——编者注］区落选的候选人泰勒，提议把海德门赶下台。这个提议得到了很大的支持，特别是在各省代表当中；但人们劝泰勒把提议讲得缓和些，以便取得尽可能多的多数。结果，决定（据泰勒说是一致地）建议海德门离开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岗位而从事文字宣传工作。这会持续多长时间，我们拭目以待。不管怎样，这对于一个自大狂者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纽约来的卡恩，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当他去看海德门时，发现他心情忧郁、孤独，对以前被他踩在脚下的人表现出令人惊奇的和气。
《工人时报》，即伯吉斯，现在也想成为党的首脑。大概你已知道，在选举期间他向白恩士、凯尔·哈第、泰勒和本·爱里斯提供的四百英镑，是从秦平那里拿到的（即通过秦平之手从哈德逊肥皂公司拿到的）。
总之，自你走后，这里发生了许多变化，你在这里的人们中间，有许多事情可做，而且是十分有意思的事情。
多多问候。
你的弗·恩·
我还没有见到凯蒂。
注释：
[363]工联年度代表大会于1892年9月5日至10日在格拉斯哥召开。大会研究了关于议会中工人席位、合作社、工厂检查和其他问题，并表示同意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同时大会拒绝参加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邀请，并决定召开讨论八小时工作日的另一个国际代表大会。他们这样做是企图破坏马克思主义者正在筹备的第二国际例行的代表大会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
恩格斯坚决反对英国工联领袖们的分裂行动，他在寄往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法国的信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86—387页和本卷第450—453、457—458、459—460和462—464页），建议各社会主义政党公开谴责英国工联主义者的行动。——第420、423、432、435、447、450、457、459、478页。
[378]1892年9月24日至28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研究了关于农村工作、党的状况和党的活动、庆祝五一节、参加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土地纲领，其中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具体要求。代表大会并通过了一项决定：不参加英国工联召开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英国工联派代表参加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35、448、452、458、460、462、474、477、478、488页。
[389]指1892年8月1日在伦敦召开的社会民主联盟（见注9）第十二次年度代表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联盟的活动和财政状况的报告，并讨论了关于纲领的补充、对待筹建中的独立工党（见注339）的态度，参加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等问题。——第453、459、461页。
[393]银行假日（bankholiday）——英国的银行和其他机关职员不办公的日子。一年放假四次，通常都在星期一。——第46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06.致卡尔·考茨基1892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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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9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爱德要我从《德法年鉴》上为你抄录一段话[391]。他只提到从哪里开始，但未写明到哪里为止。所以我把这封信一直抄到结尾寄去，你需要什么你自己看吧！
柯瓦列夫斯基目前正在这里，他表示愿意为《新时代》写一篇评价拉甫罗夫的俄文巨著《思想史的任务》的文章寄给你，但他只能用法文写。如果你认为文章可用，请函告我。[392]
格拉斯哥的工联代表大会[363]开得一塌糊涂［注：见本卷第447—448和450—451页。——编者注］。“旧工联”竭尽一切努力以求取胜，他们由于有组织，相互都认识，凭给人的老印象而受到尊敬，所以靠牺牲“新工联”[343]的利益而捞了一大把；而“新工联”由于还不了解全部内幕，陷进了议事规程的罗网，又相互不认识，也不认识“旧工联”中许多比较正直的分子，所以推举不出多少不管在党内地位如何，但个人仍能获得普遍尊敬的人［注：哈第和汤姆·曼两人都不孚众望，白恩士本来是可以使局面大为改观的，但他没有出席。（恩格斯加的注）］。结果，以多数票选出的议会委员会[380]还是“旧工联”的那些人，芬威克重新当选为书记。旧工联看到反对已无济于事，因而不再反对八小时工作日，他们反对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也只是为了装装样子，维持面子而已，因此，大多数新工联就喜不自胜了。他们为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取得的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对所有其它问题就不予理会了，结果不仅提出要采取措施反对“赤贫者”的移入，而且连要他们参加苏黎世代表大会[364]的邀请也被轻蔑地、对我们简直是以侮辱的形式加以拒绝（况且还以苏黎世代表大会不是英国工联代表大会召开的为理由！！）。与此同时，决定立即召开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关于这次讨论的经过，你在杜西给你寄去的苏格兰报纸上可以看到。
显然，我们大陆上的同志对这个问题应当采取明确的立场。这是向妄自尊大的工联讲明我们观点的一个很好机会。马赛的法国人[378]大概会开头炮的。
很遗憾，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我不能给你寄《工人时报》了。这份报纸，伯吉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给倍倍尔和大陆上的其他一些同志各寄一份，但他突然不再寄了，因为这个笨蛋不愿同“连工联组织都没有”的大陆上的同志们打交道了。因此，一直留给你用的那一份，我现在不得不再寄给倍倍尔，因为执行委员会应该有一份，而在11月份以前我又不可能改变现在的份数；我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如数拿到已订的份数。11月份我将重新订阅，那时就可以另行安排了。
在社会民主联盟的最近一次代表会议[389]上，据说是一致建议海德门离开联盟的领导岗位而只从事文字工作。这种状况是否会长期下去，看看再说吧！不过，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可惜，爱德也错过了工联代表大会，但当时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延长假期对他本人只会有好处。
我仍被囚于家中，但身体正在逐渐好转。
你的弗·恩·
注释：
[343]指主要是把英国的非熟练工人联合起来的新工联运动。新工联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工人运动高涨时期，在英国工人状况由于1883—1886年的经济危机和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而日益恶化的影响下开始产生的。新工联的特点是具有战斗的进攻的精神（它们常常在罢工中产生），加入新工联的是无产阶级中一向置身于工人运动外的广大群众。受到恩格斯直接帮助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在新工联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恩格斯在《伦敦的5月4日》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70和324—325页）两篇著作中，对新工联主义进行了评述。——第391、395、447、450、457、570页。
[363]工联年度代表大会于1892年9月5日至10日在格拉斯哥召开。大会研究了关于议会中工人席位、合作社、工厂检查和其他问题，并表示同意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同时大会拒绝参加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邀请，并决定召开讨论八小时工作日的另一个国际代表大会。他们这样做是企图破坏马克思主义者正在筹备的第二国际例行的代表大会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
恩格斯坚决反对英国工联领袖们的分裂行动，他在寄往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法国的信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86—387页和本卷第450—453、457—458、459—460和462—464页），建议各社会主义政党公开谴责英国工联主义者的行动。——第420、423、432、435、447、450、457、459、478页。
[364]指1893年8月6日至12日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20、422、432、436、447、458、464、476、531、533页。
[378]1892年9月24日至28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研究了关于农村工作、党的状况和党的活动、庆祝五一节、参加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土地纲领，其中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具体要求。代表大会并通过了一项决定：不参加英国工联召开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英国工联派代表参加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35、448、452、458、460、462、474、477、478、488页。
[380]议会委员会是六十年代末英国各工会在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的名称下联合起来后的执行机关；从1871年起，它每年在工联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工联的领导中心。它的职权包括提出工联的议员候选人，支持对工联有利的法案，筹备例行的代表大会。在委员会的成员中，奉行旧的、保守的工联主义政策并依靠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分子占多数。1921年，议会委员会被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所代替。——第435、448、450、458、501页。
[389]指1892年8月1日在伦敦召开的社会民主联盟（见注9）第十二次年度代表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联盟的活动和财政状况的报告，并讨论了关于纲领的补充、对待筹建中的独立工党（见注339）的态度，参加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等问题。——第453、459、461页。
[391]恩格斯应爱·伯恩施坦的请求，给考茨基寄去了马克思1843年9月写给卢格的一封信的一段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7—418页）。马克思的这封信曾发表在只出了一期的《德法年鉴》的“1843年通信”这一栏内。卡·考茨基在《新时代》编辑部文章《纪念〈新时代〉十周年》（《ZumzehnjährigenBestandder《NeuenZeit》》中，引用了这一段摘录。此文载于1892—1893年《新时代》第1卷第1期。——第457页。
[392]1892年9月19日卡·考茨基回信赞同恩格斯的建议。然而，《新时代》上并没有登载柯瓦列夫斯基的文章。——第45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05.致康拉德·施米特1892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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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致康拉德·施米特
苏黎世
1892年9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米特：
我从赖德回来已经好几天了。在那里，我身不由己地在彭普斯家里呆了六个星期。[353]一般说来，只是一场小病，但相当讨厌，结果把我的假期也毁了，大陆之行也落了空，不然，您大概就可以在苏黎世看见我了。
我迫切地等待着您关于利润率的新著作。法尔曼没有把他的文章［注：彼·法尔曼《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编者注］寄给我，能否弄到一份这一期杂志？如果您确切地告诉我这一期杂志的期数和文章的题目，我可以自己去买。单独刊印关于利润率的那一篇，而不等其余各篇，当然不行。您知道，马克思的东西都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从中单独抽出来。而且，如果我身体好，又没有别的干扰，今冬我就可以把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搞完（但是，此事不要对任何人讲，因为我知道我这里多么经常地出现各种意外的干扰），那时，可怜的教授之心在这一点上将会安定下来，不过与此同时，它将立刻感到更大的不安。
关于马克思的历史观，您在最近一期《新时代》上可以找到我的一篇文章［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编者注］。在这里，此文已用英文发表。
关于货币和信贷的问题，德国人的著作是绝对不能用的。至于克尼斯，马克思本人早在多年以前就无情地嘲笑了他。[390]有两本较好的英国人的著作，一本是图克的《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1844年版；一本是富拉顿的《论流通手段的调整》，1845年第二版。这两本书，现在只有到旧书商那里才能找到。关于货币之作为货币所需要讲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都讲了。第三卷自然要更多地讲信贷和信用货币，这恰恰是我感到最吃力的那一部分。
罗杰斯的《历史的经济解说》一书，在很多方面颇有教益，但从理论角度来看是极其肤浅的。当然就更谈不上它同马克思的观点有什么类似之处了。
您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注：康·施米特《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心理学派》。——编者注］，我看了很高兴；它似乎就是针对这里的情况写的；因为杰文斯和门格尔的拥护者们在这里的费边社[19]里简直是放肆到了极点，他们以极其轻蔑的神情傲慢地看待马克思，认为马克思早已过时。如果这里有可以刊载此文的杂志，我在征得您的同意之后，就可以请艾威林把它翻译出来并由我加以校阅。但现在这个办法恐怕不行，因为没有这样的杂志！
至于独立派先生们[189]，他们落得这个下场只能怪他们自己。多年以来，党真是以极大的耐心忍受了他们的咒骂，而且在爱尔福特[166]又给了他们充分的机会，让他们为他们无中生有的诽谤拿出一些证据出来。不过，百万之众是不会永远忍受五十个傲慢无礼的乳臭小儿捣乱的，这些人竟认为他们有权任意辱骂别人，而又无须提出证据。现在，他们已被驱逐出去，他们尽可以显示一下自己究竟有多大本事了，但是，除了无休止的撒谎和谩骂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所有这些一度曾经颇有希望的康普夫麦尔们、恩斯特们、弥勒们以及其他一些人，在摆脱了党的领导的压迫之后做了些什么呢？他们的报纸［注：《社会党人报》。——编者注］十分空洞，除了这份报纸以外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如果这些先生们认为他们能够做些什么事情，那他们为什么不做呢？《前进报》对他们的评论并非总是恰当的，这是该报的一个固有的特点；它往往做得太过分，但这根本改变不了事情的实质。早在分裂之前，难道这些先生们不也是象《前进报》反对他们那样，以激烈的言词反对国会党团和党的领导吗？不过，总的说来，他们是绝对无损于我们的。在德国，他们象一切脱离运动主要轨道的人一样，是僵死的。自从运动在德国本国得到了巩固并在国内有了领导之后，有利于此种吵闹的土壤就只有在国外的德国各团体才有；四十五年来，这里的协会[161]使我对此有深切的体会。1860年以前，优秀人物一般都在国外，现在则恰好相反。在国外，团体的成员经常变换，他们很少能够达到国内的中等水平；他们由于脱离国内运动，同国内运动的联系只是表面的，一般很少从事实际工作，因此闲得无聊，从而也就特别容易发生各种无谓的争吵。
我知道，在青年派中，您有许多大学时期的同学和青少年时代的朋友，但这需要摆脱。当然，政治上决裂了，私人友好往来还是可以保持的。我们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而我甚至对待我的笃信上帝的极端反动的家庭也是如此。而且，您总还可以对您的老朋友施加一些好的影响，促使他们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而不再自吹自擂。只要这些先生们继续学习，其中一些比较干练的人是会醒悟过来的。我只是担心盛行于这些先生中间的那种流行性自大狂会阻碍他们醒悟过来。至于说诽谤和残酷无情，那总是会有的。“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注：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第34节。——编者注］
日内我即给您寄去《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19]费边社分子，或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884年建立；它的主要领袖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并断言什么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的改造社会，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可以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过去和现在都起着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阶级中的传导者及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发源地的作用。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第15、260、328、371、392、418、423、429、442、455、511、519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89]指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见注166）上被开除出党的“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于1891年10月20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反对派的首领们利用不支持反对派的柏林代表还在参加代表大会的时机，力图取得柏林组织的支持，并谴责代表大会的决议。当代表大会的代表获悉反对派的活动以后（从柏林给爱尔福特发去了电报，并在大会上宣读），柏林代表团的成员写信给柏林，抗议在代表大会结束前讨论大会的各项决议。由梅茨内尔签署的这封信，载于1891年10月21日《前进报》第246号，标题为《致柏林的党内同志们！》（《AndieParteigenossenBerlins！》）。
1891年11月8日，柏林反对派召集了新的会议，会上组成“独立社会党人联盟”。其机关报是《社会党人报》，1891年至1899年出版。——第184、302、309、439、455、474、490、500、501、510页。
[353]恩格斯7月27日到赖德休养。由于生病，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92年9月6日。——第403、406、412、413、414、417、428、431、441、445、454页。
[390]1877年7月25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提到了关于卡·克尼斯《货币。货币基本学说论》（《DasGeld．DarlegungderGrundlehrenvondemGelde》．Berlin，1873）一书，1873年柏林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61页）。——第45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04.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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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9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看来，你要魔女在你那里多留一天，显然是为了再一次好好教她在饮酒和其他不良嗜好方面应当如何把将军看管起来；同时，你又唆使我严密监视她。请你不要以为我看不透你。你想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天知道是出于什么狡猾的动机，不过你等着吧，亲爱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为了进行报复，我将把好多工作压在你头上，让你吃不消，而且现在就这么办。
格拉斯哥的工联代表大会[363]向我们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者宣战了。旧工联领导人这样做，是一种阴谋，新工联领导人[343]这样做，则是一种愚蠢。缺乏自信心，彼此不很信任，对必须作为一个政党组织起来信心不足，这些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都暴露了出来；而旧工联几十年来一直是一致行动的。当这些人明白了他们干的是些什么事情时，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会懊悔的。
事情是这样的：苏黎世筹委会向议会委员会[380]发了一封致代表大会的信，邀请他们于1893年来苏黎世，这封信是杜西起草的［注：见本卷第420和422页。——编者注］。议会委员会曾企图把这封信扣起来。威廉·梭恩一再要求宣布这件事和宣读这封信也没有用，始终遭到拒绝，其理由是：代表大会应该授权议会委员会去决定它向代表大会宣读哪些文件！！最后，马特金（利物浦）提议：工联代表大会应于1893年5月1日召开一个国际代表大会，对八小时工作日作出决定并准备国际立法。去过巴黎［注：即出席过1889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编者注］的帕涅尔表示反对，认为应该派代表出席苏黎世代表大会，在那里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发生了剧烈的争论，“旧工联”问：为什么要去苏黎世，是不是打算附和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者的那些狂妄的（荒唐的）计划，等等。——有人再一次要求宣读苏黎世的来信，最后决定宣读。这样，在临表决以前就胡闹似的宣读了苏黎世的邀请信，随后以一百八十九票对九十七票通过了马特金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立即召开，而不是1893年5月1日召开）的提案；从而苏黎世的邀请信不仅是被拒绝，而且是被轻率地扔到桌子底下去了。然而，“组织涣散的”大陆上的无产阶级却被格外开恩地准许参加英国的代表大会，好让那些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的真正领袖——就是昨天还在拚命反对这个运动的人们——教训教训他们，给他们灌输一些知识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从一份苏格兰报纸上刊载的详细报道中——一俟收到这份报纸，就立即给你寄去——你可以看出，旧工联竟随心所欲地侮辱我们，新工联则表现得象小学生一样。
暂且把我手头唯一的一份报道随信附上。
不过，也不要把事情看得很悲观。新工联对旧工联转而赞同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感到如此欢欣鼓舞，以致在这个问题上落入了圈套。大多数人想必对此已经感到懊悔，其余所有的人一旦明白了自己做的是些什么事情之后，也会懊悔的。这一点，我看应当由大陆上的同志们向他们指出，如果他们能够采取一致行动，事情的发展就可能变得对“旧工联”很不利。
（1）法国和德国应当一致行动。那时，其他国家就会跟着他们这样做。因此，我今天通过劳拉建议法国人同你们取得联系，以便在你们的马赛代表大会[378]和柏林代表大会[388]上就此事通过一个尽可能甚至在文字上也是一致的决议［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据我现在判断（我还没有见到参加过格拉斯哥代表大会的艾威林，也没有同任何人商量过这件事），如果你们能以坚决然而冷静的、不含敌意的措词断然拒绝这个新出笼的、关于召开八小时工作日代表大会的方案，同时重新建议各工联委派代表出席苏黎世代表大会，那是再好也没有了。（苏黎世筹委会也必须这样做，而且通过专门通告的方式来做。杜西将就此事写信给筹委会，但从你们方面推动一下也会有好处。）
（2）但是，如果有必要再进一步采取措施，使这些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事情的娃娃们感到羞愧，那就应该由法国人和德国人各派一人前往说明情况，并对格拉斯哥通过的决议表示抗议。派去的应该是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而且应该是真正的工人，现在是或者过去是都可以，否则就不会得到承认。
如果马赛和柏林一致行动，奥地利、西班牙和意大利就会跟着他们这样做。瑞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受到了直接的打击；比利时以及斯堪的那维亚大概也会跟上来。那时，就让纽文胡斯先生、可能派[30]和布朗基派跟着工联跑吧，这样，他们就真的置身于欧洲运动的主要轨道之外了。
这就是我今天的意见。一旦了解到进一步的情况，再写信给你。同时，你们也可以讨论一下这件事。不管怎样，“旧工联”的高傲和新工联的软弱为你们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机会向英国人阐明自己的观点，向他们表明，有阶级觉悟的大陆上的无产阶级根本不想置身于这样一些人的领导之下，这些人把雇佣劳动制度看作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世界制度。
现在，这个狭隘而又片面的纯粹职业性的运动这样明显地暴露出它的反动性质，真是一件大好事。
另一件事情是：在社会民主联盟最近一次代表会议[389]上，通过了一项正式决议（据说是一致通过的），建议海德门先生从此呆在一边，不再参与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
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使马赛和柏林一致行动，其他都是次要的。如果这两个地方作出同样的决议，整个欧洲就会响应，而且必将轰动这里的整个报界。你们的各工会代表大会也应当提出抗议。
载有报道的苏格兰报纸一并寄上。
衷心问候尤莉娅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魔女、你和所有的朋友们。
你的弗·恩·
注释：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343]指主要是把英国的非熟练工人联合起来的新工联运动。新工联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工人运动高涨时期，在英国工人状况由于1883—1886年的经济危机和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而日益恶化的影响下开始产生的。新工联的特点是具有战斗的进攻的精神（它们常常在罢工中产生），加入新工联的是无产阶级中一向置身于工人运动外的广大群众。受到恩格斯直接帮助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在新工联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恩格斯在《伦敦的5月4日》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70和324—325页）两篇著作中，对新工联主义进行了评述。——第391、395、447、450、457、570页。
[363]工联年度代表大会于1892年9月5日至10日在格拉斯哥召开。大会研究了关于议会中工人席位、合作社、工厂检查和其他问题，并表示同意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同时大会拒绝参加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邀请，并决定召开讨论八小时工作日的另一个国际代表大会。他们这样做是企图破坏马克思主义者正在筹备的第二国际例行的代表大会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
恩格斯坚决反对英国工联领袖们的分裂行动，他在寄往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法国的信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86—387页和本卷第450—453、457—458、459—460和462—464页），建议各社会主义政党公开谴责英国工联主义者的行动。——第420、423、432、435、447、450、457、459、478页。
[378]1892年9月24日至28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研究了关于农村工作、党的状况和党的活动、庆祝五一节、参加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土地纲领，其中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具体要求。代表大会并通过了一项决定：不参加英国工联召开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英国工联派代表参加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35、448、452、458、460、462、474、477、478、488页。
[380]议会委员会是六十年代末英国各工会在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的名称下联合起来后的执行机关；从1871年起，它每年在工联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工联的领导中心。它的职权包括提出工联的议员候选人，支持对工联有利的法案，筹备例行的代表大会。在委员会的成员中，奉行旧的、保守的工联主义政策并依靠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分子占多数。1921年，议会委员会被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所代替。——第435、448、450、458、501页。
[388]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于1892年11月14日至21日举行，会上主要研究了当前党的活动的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帝国国会党团的总结报告、庆祝五一节、采取抵制措施等等。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代表大会表示了自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否定态度。代表大会也拒绝了参加根据格拉斯哥工联代表大会（见注363）的决议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邀请，并决定参加1893年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48、452、517、528、532页。
[389]指1892年8月1日在伦敦召开的社会民主联盟（见注9）第十二次年度代表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联盟的活动和财政状况的报告，并讨论了关于纲领的补充、对待筹建中的独立工党（见注339）的态度，参加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等问题。——第453、459、46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03.致劳拉·拉法格1892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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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9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上星期二［注：9月6日。——编者注］我回到了这里，仍然杜门不出，但是身体正在好转。我在等候路易莎星期三回来，倍倍尔把她从维也纳带到柏林，现在她还在那里。
关于报纸的消息[387]已获悉，谢谢。吕斯既然已经退出，我想旧合同对其他签字的人也失去了约束力，除非他们特地重申合同仍然有效。我想，同吕斯一起退出的还有他的朋友维纽（此人我不认识）。不管怎样，看来好象正在酝酿一次新的组合，我们希望它会成功，而且是这类组合的最后一次。
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件事关系到大陆上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从附上的一份报道中你可以看到，工联代表大会[363]在经过讨论以后拒绝了出席苏黎世代表大会[364]的邀请，并决定“立即”召开一个它自己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代表大会——而且也是一个国际性的大会！这就要求我们有所行动，如果可能的话，整个大陆一致行动。
英国工人受议会妥协精神的感染如此之深，以致他们不后退四分之三或八分之七步就不能前进一步。于是，人们对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突然热情迸发（如你所知，正是那些三年前认为八小时工作日是不可能的人现在喊得最响），这样就几乎使这一战斗口号在目前带上了反动色彩。它成了一种万应灵药，成了唯一应该考虑的东西。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广大拥护者，对于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就得到这样一个可观的意想不到的多数，是如此兴高采烈，他们为了讨好那些新转变过来的“旧”工联主义者，现在竟不惜牺牲一切更高的东西。对这种屠杀社会主义婴儿的做法之所以更易使人容忍，是因为“新”成员[343]是一盘散沙，没有总的组织，大家互不相识，而且至今尚未产生出能孚众望的人。你知道，在英国这里要产生出这样的人，只能借助于卢格所说的现象重复的力量，就是说，只有在若干年内经常在公众面前出头露面才行，如希普顿、克里默、豪威耳等人就是证明。
不管怎样，这是事实。工联代表大会经过讨论以一百八十九票对九十七票即差不多是二对一的票数，把自己置身于世界工人运动之外，并决定单独行动。他们极其轻蔑地把我们的邀请当面扔回，甚至没有委托议会委员会[380]给予委婉的答复，甚至没有就这一邀请提出任何正式提案。有人提出了一个反提案，后来这个邀请作为修正案被塞了进去，否则人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个邀请。从我将寄给你的一份完整报道中，你会看出，为了哪怕是把这个提案提交代表大会审议，威廉·梭恩费了多大的周折！这真是莫大的侮辱。
现在该怎么办呢？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首先是法国人应该这样做，因为他们的马赛代表大会[378]要在柏林代表大会（10月16日）[388]以前召开。如果我们对于这种侮辱予以应有的回击，那末，肯定要去参加工联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可能派[30]和布朗基派就要乘机捞一把。另一方面，如果可能派和布朗基派参加了，而且是所有的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者中仅有的参加者，那对我们就更为有利。所以我认为极其重要的是：我们的法国朋友们要立即和倍倍尔以及德国执行委员会就共同的行动路线达成协议。要是德国和法国一致行动，那末西班牙、奥地利、意大利、瑞士、或许还有比利时，也都会跟上来，而如果多梅拉［注：多梅拉·纽文胡斯。——编者注］要去，就让他去吧。
目前——我还不知道爱德华个人的观感如何（当时他在那里）——我的意见是：
（1）法国和德国应该在马赛和柏林声明，他们打算完全无视这个伪代表大会。
（2）他们应当在决议中表明这一点，措词要坚决，但要冷静而不含敌意。这个决议法德两国最好是一样的，并且能够成为其他各国的范本。这个决议应为将来的工联代表大会，为个别工联甚至在现在翻然回头留有余地。他们当然是会这样做的，我相信，许多人过不了几天就会对自己的投票赞成感到懊悔。
（3）如果温和的情绪占上风，并决定出席这次英国代表大会，以保持和平，那末，每个国家应当只派一个代表，不能多派。从形式上考虑，这个代表必须通过选举产生并由工会代表大会或它的执行委员会加以委任，而且他还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工人，否则就不会得到承认。同时每一个代表都应该提出坚决的抗议。
关于这件事，我明天要给倍倍尔写信［注：见下一封信。——编者注］。同时也请你们告诉我：你们的人在哪里，有什么办法可以同德国人达成协议。
附上一份关于法国的通讯样品，目前《前进报》刊登的就是这样的通讯。当然，李卜克内西会为自己辩解说，如果我们的人不送简讯去，他就只好到其他能得到的地方去索取。
如果在这封信发走以前我从爱德华那里还听到什么消息，我将把它加进去。
永远是你的弗·恩·
一两天内，我将把我的两本书［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英文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德文新版。——编者注］寄给你。
同时寄出一份苏格兰报纸。
注释：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343]指主要是把英国的非熟练工人联合起来的新工联运动。新工联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工人运动高涨时期，在英国工人状况由于1883—1886年的经济危机和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而日益恶化的影响下开始产生的。新工联的特点是具有战斗的进攻的精神（它们常常在罢工中产生），加入新工联的是无产阶级中一向置身于工人运动外的广大群众。受到恩格斯直接帮助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在新工联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恩格斯在《伦敦的5月4日》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70和324—325页）两篇著作中，对新工联主义进行了评述。——第391、395、447、450、457、570页。
[363]工联年度代表大会于1892年9月5日至10日在格拉斯哥召开。大会研究了关于议会中工人席位、合作社、工厂检查和其他问题，并表示同意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同时大会拒绝参加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邀请，并决定召开讨论八小时工作日的另一个国际代表大会。他们这样做是企图破坏马克思主义者正在筹备的第二国际例行的代表大会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
恩格斯坚决反对英国工联领袖们的分裂行动，他在寄往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法国的信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86—387页和本卷第450—453、457—458、459—460和462—464页），建议各社会主义政党公开谴责英国工联主义者的行动。——第420、423、432、435、447、450、457、459、478页。
[364]指1893年8月6日至12日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20、422、432、436、447、458、464、476、531、533页。
[378]1892年9月24日至28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研究了关于农村工作、党的状况和党的活动、庆祝五一节、参加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土地纲领，其中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具体要求。代表大会并通过了一项决定：不参加英国工联召开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英国工联派代表参加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35、448、452、458、460、462、474、477、478、488页。
[380]议会委员会是六十年代末英国各工会在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的名称下联合起来后的执行机关；从1871年起，它每年在工联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工联的领导中心。它的职权包括提出工联的议员候选人，支持对工联有利的法案，筹备例行的代表大会。在委员会的成员中，奉行旧的、保守的工联主义政策并依靠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分子占多数。1921年，议会委员会被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所代替。——第435、448、450、458、501页。
[387]恩格斯指的是为把《社会主义者报》从周报变为日报而继续进行的谈判。——第446页。
[388]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于1892年11月14日至21日举行，会上主要研究了当前党的活动的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帝国国会党团的总结报告、庆祝五一节、采取抵制措施等等。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代表大会表示了自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否定态度。代表大会也拒绝了参加根据格拉斯哥工联代表大会（见注363）的决议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邀请，并决定参加1893年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48、452、517、528、53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02.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92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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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92年9月5日于赖德
亲爱的库格曼：
我今年的德国之行肯定是不能实现了。现在我不能活动，至少还得持续静养两个星期，然后才能稍微做些活动。但是，不管怎样，明天我要回伦敦去。明年我还是打算回祖国作一次视察旅行，只是不知道能否有机会去汉诺威，对此我不能许诺，因为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尤其今夏我已看到这种计划破灭得多么迅速，今年我就失去了一个长途的、令人愉快的旅行机会，而且谁知道明年我们是否还在人间。不过，有一点你可以相信，同“波美拉尼亚大贵族”[386]的交往，我将让给他人。其中我最后见到的一个是假男爵格鲁姆勃考夫，他是一个堕落不堪的家伙，大约六个月以前他作为职业乞丐，曾想敲我一笔竹杠，但我把他轰走了。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多多问候。
你的弗·恩格斯
附信请转交辛格尔。
注释：
[386]“波美拉尼亚大贵族”是路·库格曼1892年8月2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东普鲁士容克地主的讽刺称呼。库格曼当时在德国波罗的海沿岸一个疗养地休养。——第44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01.致卡尔·考茨基1892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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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9月5日于赖德］
亲爱的男爵：
前天，关于博尼埃的问题我忘记回答你了。[385]请你读一下《社会主义者报》上署名“贝”和“贝尔纳”的几篇关于英国和德国事态的评论，你自己就可以判断他对你会有多大用处。博尼埃为人十分正直，但他所受的德国教育使他的法国人的素质有些减损；我已经不止一次地从他的同胞身上看到这种现象。他生活在书堆之中，所以很难公正地对现实运动中的各种事实作出比较。而且，他住在牛津，完全脱离一切运动，加上他对盖得是坚信不移的。盖得的幻想和乐观，象李卜克内西一样，在很多方面对运动本身是很可贵的；他们两人从不悲观失望，但这种素质对于评论时事来说，并不完全适合。不过，博尼埃具有真正的智慧，他一定会逐渐改过来的，但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的文章了。如果所有其他的人在日报工作中都负担过重，看来你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当然，还要看博尼埃在那里是不是忙得不可开交。
彭普斯和派尔希向你问好。
你的弗·恩·
我明天回伦敦。[353]
注释：
[353]恩格斯7月27日到赖德休养。由于生病，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92年9月6日。——第403、406、412、413、414、417、428、431、441、445、454页。
[385]卡·考茨基在1892年8月31日的信中，就任用沙·博尼埃作为《新时代》的法国时事评论撰稿人一事，征询恩格斯的意见。——第44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200.致卡尔·考茨基1892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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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9月4日于赖德
亲爱的男爵：
爱德想知道我何时返回伦敦，可是他来信又没有写通信地址，只是说他要从基尔希贝尔格动身去苏黎世，去多久也没有肯定，离这里又这么远，所以根本无法通信。我想，你的消息比较灵通，因此请你告诉他，后天，即6日，我将返回伦敦。[353]
现在，我走动起来还是很困难，所以也就根本不可能作任何旅行，在伦敦，看来我还得在沙发上躺两个星期。不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左尔格关于霍姆斯太德的文章[384]，当然要先登。我并不急于发表自己的东西，只要德文本和英文本大致同时发表，或者比英文本稍迟一些发表就行了。关于英文本，不用说，已经有两个月听不到任何消息了。
如果这次选举[327]时你在这里，你对费边社分子[19]的评价就会不同了。在我们的策略中，对当代已经达到现代发展水平的各国来说，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引导工人建立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对立的、自己的、独立的政党。在这次选举中，英国工人第一次（诚然还只是本能地并在事态进程的推动下）朝这个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一步获得了惊人的成绩，比近二十年来任何一个事件都更有助于提高工人的觉悟。而费边社分子（不是其中的某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费边社）作了些什么呢？他们所宣扬和实行的是要工人依附自由党，结果不出所料：自由党分给他们四个不能取胜的选区，费边社分子的候选人也就遭到了惨败。怪癖的文学家肖伯纳——作为文学家，他是很有才能和敏锐的，但作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却微不足道，尽管他很正直，也不追逐名利——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如果他们不推行这种强求自由党接受他们的候选人的政策，那他们除了失败和耻辱（好象失败不是常常比胜利光荣似的）就什么也得不到——而他们现在推行了这个政策，二者也都得到了。
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实质。当工人第一次独立行动时，费边社就劝说他们继续做自由党的尾巴。这一点应当公开地告诉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者，掩饰就意味着共谋。所以艾威林夫妇那篇文章的最后补寄的那部分没有发表[360]，我感到很遗憾。这部分并不是事后想起来的，而只是由于发稿仓促而遗漏的。文章不评述两个社会主义组织［注：费边社和社会民主联盟。——编者注］对选举的态度——这是《新时代》的读者有权知道的——是不完整的。
我好象在上一封信中对你说过，社会民主联盟[9]和费边社的地方成员比中央领导成员要好。但是，只要领导的立场还决定着整个组织的立场，这就无济于事。在所有这些优秀的人们中间，我只认识班纳一个人。奇怪的是，班纳加入费边社以后，一直没有到我这里来过。我推测，他之所以加入费边社，是由于对社会民主联盟的反感和加入某种组织的要求，也可能是由于某种幻想。但是，一燕不成春。
你认为费边社还未定型。相反地，这些人太定型了。这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钻营之徒到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慈善家——拼凑的集团，他们只是由于害怕工人要取得统治而联合起来，他们尽一切力量通过保障自己的、即“有教养的人”的领导权的办法来防止这种危险，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让几个工人进入他们的领导机构，也只是为了使这些工人象工人阿尔伯在1848年那样，在那里永远扮演软弱少数派的角色，那末，谁也不应当被这种做法所迷惑。
费边社的手段和卖身求荣的议员们的花招是完全一样的：金钱，倾轧，名位。纯粹是英国式的：每个政党（只有工人的情况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给自己的代理人以金钱或者用职位来酬劳他们，这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这些人已经深深地陷入了自由党的倾轧活动，在自由党那里任职，例如悉尼·维伯这个典型的英国政治家就是这样。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正是要提醒工人们加以避免的。
虽然如此，我并不要求你把这些人当做敌人看待。不过，据我看，你，其他人也一样，不应当袒护他们。而删掉艾威林夫妇文章中论述他们的地方，正是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但是，如果你想要艾威林夫妇给你写一篇关于英国各社会主义组织的历史和立场的文章，你只要说一声，我可以向他们提出。
我很喜欢你的关于福尔马尔的文章［注：卡·考茨基《福尔马和国家社会主义》。——编者注］。这篇文章对他的打击比《前进报》上的所有痛骂[354]都更为有力。同时，对这种永无休止的把人驱逐出党的威吓，再也不能不进行批判了。这是反社会党人法[38]独裁时期在目前的完全不合时宜的回音。现在应该给腐化分子时间，让他们烂透，使他们几乎自行垮台。拥有几百万人的党，其纪律同只有几百人的小宗派是完全不同的。你似乎可以更多地讲一讲“国家社会主义本身”在实践中，也就是说在它实际上唯一可能出现的国家即普鲁士（这一点你说明得很好），是怎样不可避免地变为财政措施的。
爱德的文章[365]对蒲鲁东的批判也写得很好，使我尤为高兴的是，他又和过去一样了。
你的弗·恩·
注释：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19]费边社分子，或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884年建立；它的主要领袖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并断言什么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的改造社会，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可以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过去和现在都起着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阶级中的传导者及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发源地的作用。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第15、260、328、371、392、418、423、429、442、455、511、519页。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327]1892年夏季英国举行的议会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党人获胜。这次选举运动，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进行得很成功，他们提出了相当多的候选人，其中三人——詹·凯·哈第、约·白恩士、约·哈·威尔逊——当选为议员。——第372、375、382、386、387、390、394、399、408、442页。
[353]恩格斯7月27日到赖德休养。由于生病，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92年9月6日。——第403、406、412、413、414、417、428、431、441、445、454页。
[354]恩格斯指《前进报》同格·福尔马尔的论战。这场论战是由于1892年6月法国杂志《蓝皮评论。政治和文学评论》（《Revuebleue．Revuepolitiqueetlittéraire》）上发表了福尔马尔一篇题为《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和威廉皇帝的社会主义》（《LesocialismedeM．Bismarketlesocialismedel’empereurGuillaume》）的文章引起的。在这篇文章中，福尔马尔造谣说，爱尔福特纲领的一些论点似乎接近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国家社会主义。福尔马尔的文章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引起了广泛的辩论。1892年7月6、12、21和22日《前进报》第155、160、168和169号的编辑部文章对福尔马尔进行了反驳。——第404、444页。
[360]指发表在1891—1892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45期上的爱·艾威林和爱·马克思-艾威林所写的《大不列颠的选举》（《DieWahleninGroßbritannien》）一文。考茨基在编辑时，删去了作者批评英国社会主义组织的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地方（见本卷第423和442页）。
考茨基在1892年8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辩解说，由于他不在，没有看这篇文章，这样就晚发表了一星期，所以不得不加以删节。——第418、423、435、442页。
[365]爱·伯恩施坦的大部头著作《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学说》（《DiesozialeDoktrindesAnarchismus》）由于他神经系统患病而中断了很长时间以后，于1892年在《新时代》上重又开始刊登。1892年7月底到8月上半月，在1891—1892年《新时代》第2卷第45—47期上发表了该文的第三节《蒲鲁东和互助论》（《ProudhonundderMutualismus》〉。——第425、429、444页。
[384]1892年8月31日卡·考茨基写信给恩格斯说，他计划在最近一期《新时代》上开始登载弗·阿·左尔格关于霍姆斯太德（美国）钢铁工人罢工的文章《霍姆斯太德和克尔达冷》（《HomesteadundC?urd’Alene》），因此延期发表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见注288）。左尔格的文章发表于1891—1892年《新时代》第2卷第50和51期。
1892年6月底，霍姆斯太德的卡尔涅吉公司铸钢厂工人举行罢工，抗议行政当局宣布同盟歇业，行政当局要求工人停止工会活动和同意降低工资。罢工工人得到了邻近工厂和其他工会的支持。为了镇压罢工工人，出动了武装的奸细和军队。经过一系列冲突之后，当局对罢工的领导人进行了法律上的迫害。霍姆斯太德罢工显示了美国无产阶级高度的战斗精神，直到1892年11月底，罢工才结束。由于行政当局在工贼的帮助下使工厂得以开工，工人被迫同意了公司的条件。——第44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99.致维克多·阿德勒189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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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致维克多·阿德勒
隆茨
1892年8月30日于赖德
亲爱的维克多：
昨天我未能对你来信中提出的各点一一作答，一则是因为纸用完了，二则因为吃午饭的时间（两点钟）已经到了，而这里的邮件三点就走。既然上多布林区的女市民［注：路·考茨基。——编者注］在明信片里以感人的急迫心情要我写信，我今天就把其余的内容写完。
你对策略问题的议论[383]是很对的。但遗憾的是，许多人为了图省事，为了不费脑筋，想永久地采用一种只适宜于某一个时期的策略。其实，我们的策略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制定的；在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下，我们往往不得不采用敌人强加于我们的策略。
你对独立派[189]的看法也是对的。我还记得在同李卜克内西还有正式通信联系的那些年头，我曾不得不经常同长期存在的到处表现出来的德国市侩习气作斗争。整个说来，我们在德意志帝国已经克服了这种习气，然而，组成党团并经常补充进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市侩呵！工人党只能在工人和市侩之间进行选择，但被选入的工人马上就被解雇，靠党养活后又容易腐化堕落；被选入的市侩虽则自己养活自己，然而却玷辱党的声誉。而对这些市侩来说，独立派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你信中谈到奥匈工业迅速发展的情况，我看了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运动取得进展的唯一牢固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保护关税制度的唯一好处，至少对大部分大陆国家和美国是这样。大工业、大资本家和庞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正在人为地制造出来，资本集中正在加速进行，中等阶层正在被消灭。其实，保护关税制度在德国是多余的，因为它正是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得到巩固的时候实施的，它阻碍了这一过程的发展；可是，它也弥补了德国工业中的许多缺陷，不然，这些缺陷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如果德国为了取得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而被迫放弃保护关税制度，她的竞争能力就会和以前完全不同。在德国，如同在美国一样，保护关税制度目前只是一种障碍，因为它使这些国家在世界市场上不能占有她们应得的地位。因此，它在美国必将很快废止，德国也将照样行动。
但是，你们发展本国工业，也帮了英国的忙；她在世界市场上的霸权地位丧失得越快，这里的工人掌握政权也就越快。大陆和美国的（以及印度的）竞争终于在郎卡郡引起了危机，其第一个后果就是工人突然成为八小时工作日的拥护者。
和捷克人共同行动，在政治方面也是必要的。他们处在德国的中心，我们同他们，正象他们同我们一样，是休戚相关的。我们非常希望那里不要出现一个青年捷克派-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巢穴。诚然，这种巢穴即使出现，最终也可能被消除，不过，不出现更好。由于捷克人在捷克土地的民族自治方面将会从我们这里得到他们所期望的和所需要的一切，所以这不会有任何危险（你可以看出，我探讨这个问题时并没有考虑同德国暂时的政治分离）。
我将于下星期回伦敦。今天我虽然觉得好些，但是，柏林之行看来还是无法实现。
向编辑部［注：《工人报》。——编者注］全体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189]指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见注166）上被开除出党的“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于1891年10月20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反对派的首领们利用不支持反对派的柏林代表还在参加代表大会的时机，力图取得柏林组织的支持，并谴责代表大会的决议。当代表大会的代表获悉反对派的活动以后（从柏林给爱尔福特发去了电报，并在大会上宣读），柏林代表团的成员写信给柏林，抗议在代表大会结束前讨论大会的各项决议。由梅茨内尔签署的这封信，载于1891年10月21日《前进报》第246号，标题为《致柏林的党内同志们！》（《AndieParteigenossenBerlins！》）。
1891年11月8日，柏林反对派召集了新的会议，会上组成“独立社会党人联盟”。其机关报是《社会党人报》，1891年至1899年出版。——第184、302、309、439、455、474、490、500、501、510页。
[383]恩格斯所答复的是维·阿德勒1892年8月25日的信。维·阿德勒在这封信中谈到了“青年派”反对派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见注166）上发言反对党的策略，并指出这些批评家把策略看做是一种永恒的和一成不变的东西。——第43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98.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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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隆茨
1892年8月25日于赖德
亲爱的奥古斯特：
你23日从圣加伦的来信，今天上午已收到。我很清楚，普鲁士人不能给我制造什么大的麻烦，但是宁可谨慎些，任何时候都不能相信这些先生们不会捣鬼。任何一个卖力能干的警察总会异想天开，利用虚伪的借口给我制造困难，哪怕只是为了用这样的办法搞出早已尽人皆知的米凯尔给马克思的信[381]。况且你知道，普鲁士人有一条守则：不当众申斥犯有过失的官员，最多是先公开为他的行为做些辩解，然后背地里对他加以指责。
不过，我的旅行计划很可能又要落空。近几天来，我曾几次从住宅走到最近的邮政营业所，大约三百步，试验的结果是：顷刻间又寸步难行，由于腹股沟部位受腹带所压而感到剧烈的疼痛，等等，因此我又重新佝偻地躺着。今天，由于没有活动，又觉得稍微好些，但在9月7日以前的十三天内我能否恢复到可以启程的地步，还是一个问题。到时候看吧。
从路易莎那儿再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不过，狄茨来信说，他已按照你的意愿把《状况》一书［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编者注］的第二次稿酬五百马克付给了维克多［注：维克多·阿德勒。——编者注］，对此我很高兴。9月初，《新时代》又将发表我的著作［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编者注］，这笔稿酬也将付给维克多，因为我已委托狄茨把他应付给我的全部款子付给维克多。今冬我必须完成《资本论》第三卷，这座山从我肩上卸下以后，我又可以得到更多的稿酬了。
你说的很对：如果由于两年服役期法案被否决，政府就按军人集团的要求解散帝国国会，那简直是发疯。然而，假如注意到目前在德意志帝国“有影响的”那些因素，也不排除会发生类似情况的可能性。
俄国把自己的军队调到了棋盘的另一端——中亚细亚[382]，这证明俄国目前不能在欧洲打仗。它这样做是十分愚蠢的。这吓不倒英国人，反而会激怒他们，并使格莱斯顿先生失去对俄国表示亲善的机会。对于格莱斯顿来说，牺牲君士坦丁堡还可以，但是让印度受威胁是绝对不行的。
我在威特岛一想到你现在一个人在旅行，而我未能同行，就感到无限的愁闷。而路易莎还以为我只是在装病呢！我倒宁愿亲自去隆茨一千趟，也不愿往那里发这封信。我不得不住在这里，活象在一个监狱里一样，住在一个有小花园的小房子里，今天已经是第十五天了。四天共上街三次，每次走三百步，结果又被禁闭在屋里和花园里。今天码头上有一个花卉展览，明天有划船比赛。彭普斯全家都去了，而我只好呆在家里——真是一种乐趣呵！唯一真正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病倒在半路上，——否则就更糟了！
好吧，请向维克多及其夫人［注：恩玛·阿德勒。——编者注］和孩子们，还有魔女——在这期间她可能已经给我写了信——问好，并请转告他们，不能同你们在一起，我是多么惋惜。不过，明年如果我还活着，一定会去的。
你的弗·恩·
注释：
[381]关于米凯尔的几封信，详见马克思1871年6月12日给爱·斯·比斯利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马克思1871年6月12日给比斯利的信）。——第437页。
[382]英国和俄国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在帕米尔地区进行争夺，因为这个地区的地理位置有巨大的战略意义。英国征服阿富汗的计划同沙皇俄国的政策有矛盾，因为俄国自己也要向这个地区推进。1892年夏天，俄国派了一支部队进入帕米尔地区，此事引起了俄国和英国之间的外交纠纷。1895年签订帕米尔协定，在英国和俄国之间划分了势力范围。——第43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97.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2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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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2年8月23日于威特岛赖德
亲爱的左尔格：
关于你的书[324]我还没有同狄茨谈过，因为下述情况使我未能如愿。
我已经同目前在维也纳的路易莎·考茨基和在圣加伦的倍倍尔（在他女婿［注：斐迪南·西蒙。——编者注］那里）约好，本月底我同倍倍尔一起去斯图加特，然后从那里路过维也纳携带路易莎·考茨基同去柏林。我打算在斯图加特同狄茨口头解决一下这件事。
可是，正当我在赖德这里，在彭普斯家作客时，整整五年未犯的老毛病腹股沟疝突然又发作了，而且很厉害，已经有十二天象个残废人似的不能走动了。这样，我的整个旅行就化为泡影，现在我也不知道，两星期后我是否能作一次短途旅行，尽管我已经大有好转。不过，斯图加特我无论如何是不去了，因此，一俟了解到狄茨还没有同倍倍尔去作短期旅行，我就立即写信给他。因为事情本身已经解决，要谈的只是一些细节问题。因而，你可以安心地进行补充，而且越充分越好。尤其是，如果你想更详细地阐述从1870年起的这一时期，不妨也描写一下明确的社会主义政党（德国人的）[18]的命运及其所犯的错误。你要记住，你是给一点也不了解那里的情况的读者写的，所以必须把一切如实地告诉他们。即使纽约和辛辛那提的领袖先生们将来抱怨的话，你也可以置之不理，——这对你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现在告诉你一个消息，不过在我没有把事情的进一步情况写信告诉你以前，对一切报刊要保密：盖得和拉法格同几个资本家签订了一个出版大型日报的合同，他们自己将担任此报的政治编辑。为此似乎拨出了五十万法郎，报纸定于10月1日出版。但是，我对这种事情总是有些怀疑，从巴黎又没有得到新的消息，可能还会发生什么变化，因此，绝不能向报刊透露一点消息。
根据五月的市镇选举[258]和七月的省选举[377]情况，你可能已经发现，法国人日益走上德国人开辟的道路，并在学习如何使用普选权，而不是谩骂它。因而，事情进行得很顺利。马赛代表大会[378]将为“马克思派”创造一个和从前完全不同的地位。
此外，英国这里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选举起了作用。你可能已经发现，《工人时报》的调子自7月初以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伯吉斯先生（奥托利克斯）已经如何在试图建立由他本人领导的自己的“独立工党”，与社会民主联盟[9]妄图领导的党并存。你可能已从路易莎·考茨基在维也纳《工人报》上发表的短文[379]和杜西在《新时代》上发表的短文[360]中了解到了一切必要的材料；你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再版序言［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编者注］中还可以找到一些东西，这篇序言等我回伦敦后，立即寄给你。两个星期以后将在格拉斯哥举行的工联代表大会[363]将向前迈出一大步：（1）由于选举获得了胜利，这一胜利因为议会委员会[380]对新堡代表大会[163]的一切政治决议采取藐视态度并不予执行而显得更加巨大，这个议会委员会却是去年在新堡选出的，更令人奇怪的是，它完全是由清一色的旧工联主义者组成的；（2）由于纺织工人情绪的转变，去年他们还是反对八小时工作日的基本群众，现在由于生产停滞而突然全都赞成八小时了。上个星期，整个郎卡郡的所有选区都以可观的多数票赞成八小时工作日，而不赞成十小时工作日。总之，这里事情进行得也很出色，明年，跟着德国前进的将不只是奥地利和法国，而且还有英国，这对你们那里原籍英国的美国人可能终于会发生相应的影响，尤其是，如果你们的民军再开上几枪，从这些人身上打掉一些共和气焰和大国傲气的话。
在德国，事情进行得很好。你注意一下《前进报》的党内通讯；你会看到，即使在东部的农村居民当中，我们也在取得巨大的进展，在那里这是最必需的。
你现在希望我肯定，明年我是否能去？这不是不可能的，但决不会在炎热的7月和8月份去，在纽约我呆了一个8月就已经够了。[270]倍倍尔打算在苏黎世代表大会[364]闭幕以后访问美国，那当然是在9月至10月间。如果他去，我可能和他一起去。不过，这都只是空中楼阁。你看，我今年的计划最后定下来不到两周就化为泡影了，——哪里还谈得上一年以后的计划呢！
至于同这位失去理智的赫普纳早晚要断绝关系，我早就看出来了。此人满脑子离奇想法，不学无术；他即使学习，也适得其反。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注：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
你的弗·恩·
并问候施留特尔。
注释：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18]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在1876年费拉得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它的建立是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的结果。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本地工人联系很差。党内发生了以拉萨尔派为主的改良主义领导同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弗·阿·左尔格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的斗争。该党曾宣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自己的纲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采取宗派主义政策，轻视在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的，首先是在工会中的工作，党未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国家主义者”，即“贝拉米派”，是对八十年代末一种社会运动的代表人物的称呼，这种社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爱·贝拉米的空想小说《一百年后》（1887年出版）的影响下产生的。“国家主义者”建立了自己的宣传性组织——“国家主义者俱乐部”，其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第一个这样的俱乐部1888年成立于波士顿，1891年，全国就有了一百六十多个。1889年，《国家主义者》在波士顿创刊。“国家主义者”利用该报宣传生产和分配的国有化是使社会摆脱资本主义弊端和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唯一手段。“国家主义者”的宣传，在《社会主义者报》——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上得到反响；该党的一个领袖德·莱昂同意他们的观点。
恩格斯在自己的信中，经常把美国的“国家主义者”同英国的费边社分子相提并论，强调他们观点和策略的一致。——第15、74、93、369、434页。
[163]英国工联第二十四年度新堡代表大会，于1891年9月7日至12日举行。出席年度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五百五十二名，代表着约一百三十万加入工会的工人（根据另一统计，近二百万人）。大会的大部分代表来自新工联。
尽管旧的保守的工联代表力图取消上届大会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决定，新堡大会仍以二百三十二票对一百六十三票的多数确认了利物浦代表大会的决定（见注91）。大会表示赞成工联参加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第150、163、420、435页。
[258]在1892年5月1日的市镇选举中，法国工人党得了十万多张选票，取得了很大胜利。——第290、315、328、334、336、435、572页。
[270]1888年8—9月，恩格斯同爱·艾威林、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卡·肖莱马一起去美国和加拿大旅行。恩格斯对这次旅行的印象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34－536页。——第308页。
[324]指出版左尔格自1890年10月起在《新时代》上发表的关于美国工人运动的一些文章（见注206）。6月20日，考茨基把自己就此事同狄茨谈判的情况告诉了恩格斯。据考茨基说，狄茨原则上反对为在《新时代》上发表过的著作出单行本，理由是这种书的销路不好。但是这一次他同意了左尔格的建议，条件是把这些文章修改一下并增加篇幅。——第369、376、386、434页。
[360]指发表在1891—1892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45期上的爱·艾威林和爱·马克思-艾威林所写的《大不列颠的选举》（《DieWahleninGro?britannien》）一文。考茨基在编辑时，删去了作者批评英国社会主义组织的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地方（见本卷第423和442页）。
考茨基在1892年8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辩解说，由于他不在，没有看这篇文章，这样就晚发表了一星期，所以不得不加以删节。——第418、423、435、442页。
[363]工联年度代表大会于1892年9月5日至10日在格拉斯哥召开。大会研究了关于议会中工人席位、合作社、工厂检查和其他问题，并表示同意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同时大会拒绝参加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邀请，并决定召开讨论八小时工作日的另一个国际代表大会。他们这样做是企图破坏马克思主义者正在筹备的第二国际例行的代表大会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
恩格斯坚决反对英国工联领袖们的分裂行动，他在寄往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法国的信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86—387页和本卷第450—453、457—458、459—460和462—464页），建议各社会主义政党公开谴责英国工联主义者的行动。——第420、423、432、435、447、450、457、459、478页。
[364]指1893年8月6日至12日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20、422、432、436、447、458、464、476、531、533页。
[377]1892年7月31日在法国进行了省选举。第一轮投票和8月中以前在全国一些地区重新投票的结果，工人党（见注30）获得了十万余张选票，并有二十七名候选人进入了区委员会和省委员会。——第435页。
[378]1892年9月24日至28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研究了关于农村工作、党的状况和党的活动、庆祝五一节、参加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土地纲领，其中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具体要求。代表大会并通过了一项决定：不参加英国工联召开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英国工联派代表参加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35、448、452、458、460、462、474、477、478、488页。
[379]路·考茨基关于英国选举的文章没有加标题，发表于1892年8月5日《工人报》第32号。——第435页。
[380]议会委员会是六十年代末英国各工会在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的名称下联合起来后的执行机关；从1871年起，它每年在工联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工联的领导中心。它的职权包括提出工联的议员候选人，支持对工联有利的法案，筹备例行的代表大会。在委员会的成员中，奉行旧的、保守的工联主义政策并依靠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分子占多数。1921年，议会委员会被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所代替。——第435、448、450、458、50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96.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1892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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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376]
贝内万托
1892年8月22日于赖德
……我估计，关于父姓勒夫累的公爵夫人［注：卡扬尼埃洛公爵夫人。——编者注］是发生了什么误会。我没有听到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夫人什么时候谈过这位太太。艾威林夫人现在在挪威；她回来后，我问她一下，然后告诉您。
您的弗·恩格斯
（伦敦的地址不变）
注释：
[376]这几行字是恩格斯写在一张明信片上的，明信片贴邮票的一角残缺。——第43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95.致劳拉·拉法格1892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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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8月22日于赖德市布莱丁路枞园
亲爱的劳拉：
我一直在期望你告诉我，为迎接重大事件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怎样了，因为10月1日这一天即将到来。[373]我特别想知道的是，这个报纸的二万五千法郎的保证基金是否已存入里昂信贷银行[374]。不过，也许过几天我就会知道，应该收到二十五万法郎现金和一切设备的8月20日这个神圣日子已顺利地过去了。[375]
我的老毛病又复发了。1883年至1887年，我曾常常由于这个病而动弹不得，但近五年来，几乎一直没有犯过。不幸的是，这次犯得很不是时候。大约十天以前，我本拟去苏黎世看看博伊斯特夫妇，再从那里同倍倍尔（他现在在圣加伦）一起去斯图加特、慕尼黑和维也纳，在维也纳我们再携带路易莎同去柏林，然后从那里返回伦敦。可是，这些计划都落空了，倍倍尔只好一个人去维也纳，不过，他希望我——如果可能的话——至少能去柏林一趟。现在我的身体正在慢慢恢复，也许能作这个短途旅行。然而，目前我还难以肯定，因为我至少还需要静养两个星期。好在天气很好，我不能走动的整个时间可以在花园里度过，而且新鲜空气对我也很有好处。
杜西正要动身去挪威之前，收到格雷利希以苏黎世代表大会[364]筹委会名义寄来的一封信，要她为他们起草一份请格拉斯哥工联代表大会[363]参加国际代表大会的邀请书，并为他们把全部文件译成英文。你大概知道，宰德尔几个月以前曾阴谋把这些工作交给一个与这些该死的马克思主义者无关的人去做。路易莎在去维也纳路过柏林时把这件事告诉了倍倍尔，倍倍尔就立即给苏黎世写了信——结果就是这样。
我得搁笔了，午饭时间已到，饭又必须摆在我现在写信的桌子上。饭后（下午三点），信箱里的信马上要取走了。好吧，多保重！什么时候我们能在英国这里再次看到你？希望能在今秋，即使你不能把议员-政治编辑［注：保·拉法格。——编者注］带来也罢。
彭普斯、派尔希和孩子们向你问好。
永远是你的弗·恩格斯
我的上一封信谅已收到，信上有路易莎·考茨基在维也纳的地址。
注释：
[363]工联年度代表大会于1892年9月5日至10日在格拉斯哥召开。大会研究了关于议会中工人席位、合作社、工厂检查和其他问题，并表示同意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同时大会拒绝参加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邀请，并决定召开讨论八小时工作日的另一个国际代表大会。他们这样做是企图破坏马克思主义者正在筹备的第二国际例行的代表大会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
恩格斯坚决反对英国工联领袖们的分裂行动，他在寄往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法国的信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86—387页和本卷第450—453、457—458、459—460和462—464页），建议各社会主义政党公开谴责英国工联主义者的行动。——第420、423、432、435、447、450、457、459、478页。
[364]指1893年8月6日至12日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20、422、432、436、447、458、464、476、531、533页。
[373]法国工人党（见注30）主办的日报的创刊号应于1892年10月1日出版。——第431页。
[374]里昂信贷银行是法国最大的存款银行，创建于1863年。——第431、47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94.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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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圣加伦
1892年8月20日于赖德
亲爱的奥古斯特：
你17日的来信已于今天上午收到。我之所以立即给你回信，因为明天是英国人的星期日，否则这封信寄到圣加伦时，你可能已经不在那里了。我要谈的是，为了爱德，我想请你在同卡·考茨基的交往中要谨慎一些。从爱德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365]来看，他肯定正在恢复健康，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打扰他。卡·考茨基在同爱德的友谊上，决不是一个谦逊的模范。如果他的信使爱德认为我们在悄悄地搞什么名堂，抵制他对费边社分子[19]的迷恋，那就会使他的病情再度恶化。神经衰弱的人是多疑的，我认为因拉萨尔问题而气恼［注：见本卷第167、234—235页。——编者注］不仅是他病的最初征候，而且无疑还是发病的起因。因此，我们必须防止他再次犯病。他对费边社分子的过高评价，我认为也是由于这个病的缘故，不过我想这会过去的，假如我们不再纠缠这个问题的话。
昨天，魔女终于来信了。她抱怨我为什么没有去，——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如果病倒在恩格耳斯基尔亨或苏黎世，她又该怎么说呢？我如果去了，肯定会病倒在那里，而且情况要比在这里糟得多，我在这里治这个病还是适时的。她信中还说，不管怎样，要同你一起去柏林。
我感到十分满意的是，即使我能成行，也不必在9月7日以前启程。这样，我就可以整整静养一个月，到那时，我相信又可以去旅行了。从昨天起，我终于感到了一些好转的征候，尽管还很不明显，但毕竟是确定无疑的。今后如何，再看吧。
顺便问一下，我们在科伦还有党员律师吗？我依然不大相信我们的普鲁士人，要是我有这样一个律师的地址，我就有充分准备去应付任何情况。
你信中谈到的有关维克多［注：维克多·阿德勒。——编者注］的情况使我很不安。[369]希望你能找到一个什么办法。这也关系到他妻子的健康，对未来的焦虑，显然对她的病影响很大。我怎么也没有料到，情况竟那么糟。但是，奥地利人同法国人和爱尔兰人一样：从他们那里定期收到钱是不可能的。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他们那些先是罗马化、后来又日耳曼化的诺里克[370]祖先的克尔特人的血统。如果你想了解法国人向国际总委员会缴纳会费的情况，你可以看看保罗达哥林多人前后书，尤其是后书，——一直在抱怨收不到会费。[371]
你们能否作出一个决定，给奥地利党提供经常的资助，其条件是钱由维克多收？如在德国，他会马上被驱逐出境，因为在那里，他不得不在鼓动性的报纸工作，而不会象卡·考茨基那样，在一个科学杂志［注：《新时代》。——编者注］工作。
郎卡郡纺织工人赞成八小时工作日（每周四十八小时）的决议，简直是一个接着一个。今天，曼彻斯特在举行代表会议。昨天普雷斯顿有三千六百票赞成，六百票反对。而郎卡郡在这个问题上对英国来说是个关键，因为去年那里还是一致反对的。
关于伦敦独立派俱乐部的事［注：见本卷第423页。——编者注］，是克勒泽耳夫人（她比她丈夫好一些）告诉杜西的。不过，把这件事稍微放一下，等我们大家回伦敦时再说也无妨。至于钱的来源，可能什么地方还剩了一点韦耳夫基金[103]，而警察办事是非常愚蠢的。不管怎样，吉勒斯手里有过很多钱，可能现在还有。而其他人都是代替他出面的。
今天有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威廉［注：威廉二世。——编者注］对两年服役期连听都不愿意听。[372]但是，既然已经把这个诱饵在庸人们的鼻子前晃了一下，那末，就连民族自由党人[248]也将难以表示拒绝。这样，帝国国会解散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不过，这些德国资产者多么可悲呵！在政府对钱的需求逐年增加的情况下，每次拨款时他们都有极好的机会买到某种政治上的让步，象英国人早就在细小问题上做的那样。但他们却不愿意这样做，只是在几个分尼上讨价还价，而让政府保留一切权力。
向尤莉娅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弗丽达夫人和她的丈夫［注：弗丽达·西蒙和斐迪南·西蒙。——编者注］衷心问好。
你的老弗·恩·
罗舍夫妇向你衷心问好。
31日以后，我肯定还会在这里。[353]
注释：
[19]费边社分子，或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884年建立；它的主要领袖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并断言什么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的改造社会，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可以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过去和现在都起着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阶级中的传导者及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发源地的作用。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第15、260、328、371、392、418、423、429、442、455、511、519页。
[103]指对所谓韦耳夫基金事件的揭发，这些材料在德国曾广为传播，使官方人士大大出丑。
1891年3月间，真相大白，原来国务秘书伯提歇尔从俾斯麦个人掌握的、用来收买报刊的特别基金中，得到了三十万马克，用来偿还他岳父俾斯麦的债务。对这一事件，《前进报》登载了一系列文章（1891年3月24、25和29日；第70、71和74号），揭露统治阶级的营私舞弊。——第89、430页。
[248]看来恩格斯是指威廉二世于1891年秋在慕尼黑逗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皇帝去市政厅时，在留言簿上写了一句拉丁成语：“君主意志——最高法律”（《regisvoluntas—supremalex》）。后来，这个典故就经常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借用。
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见注160）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在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大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第280、281、291、293、431页。
[353]恩格斯7月27日到赖德休养。由于生病，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92年9月6日。——第403、406、412、413、414、417、428、431、441、445、454页。
[365]爱·伯恩施坦的大部头著作《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学说》（DiesozialeDoktrindesAnarchismus》）由于他神经系统患病而中断了很长时间以后，于1892年在《新时代》上重又开始刊登。1892年7月底到8月上半月，在1891—1892年《新时代》第2卷第45—47期上发表了该文的第三节《蒲鲁东和互助论》（《ProudhonundderMutualismus》〉。——第425、429、444页。
[369]奥·倍倍尔在1892年8月17日的信中把维·阿德勒和他家庭生活困难的状况告诉了恩格斯。——第429页。
[370]诺里克（Noricum）——古罗马的一个省，位于多瑙河上游南岸，在现今的施梯里亚和克伦地亚境内。诺里克在被罗马征服以前，是克尔特人居住的地方。——第430页。
[371]见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第16章，哥林多后书第8章和第9章。——第430页。
[372]1892年8月18日，威廉二世对德国军队的高级军官训话时，斥责了把军队实际服役期限缩减为两年的政府计划。皇帝的训词在德国引起了政治危机和卡普里维首相不久即将辞职的传言。但是在新的军事法的最后草案中，规定两年服役期的提议被保留了下来。——第43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93.致维克多·阿德勒1892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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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致维克多·阿德勒
隆茨
1892年8月19日于英国赖德市布莱丁路枞园
亲爱的维克多：
这就是过于自信带来的后果。本来可以同你和你的家属在隆茨或维也纳一起游玩，而现在我却不得不呆在赖德这里，极其凄凉地照料自己的、象海涅所说的“已经不十分健康”的身体；我既不能走动，也不能喝酒，而只能感到寂寞。我曾因为即将看到维也纳，即将同你在一起，并同大家，尤其是同你的夫人［注：恩玛·阿德勒。——编者注］和孩子们晤识而感到多么高兴，可是，这个倒霉的病突然又发作了。除此以外，我本来还打算就这个相当复杂的病请教维也纳的医生，以及柏林的医生，并想事先向你介绍一下这个特殊病例，以便请你给我推荐一位专家。因为这里有多少医院，就有多少医学系，而私人开业的医生推荐的往往只是他们自己学习过的那些医院的医生。这有好的一面，因为他们最了解这些人，但这样一来也就把可以请教的人减少到最低限度，把医学发达的伦敦缩小到小小的德国大学城的规模。因此，这次病的突然恶化使我直接受到了损害。
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延期不等于取消，今年没有做到的，但愿明年能够做到。不管怎样，这一次我是取得了教训，今后不让它很快再犯。完全失去这次夏季旅行的机会——而且是一次多么好的旅行！——真是太令人懊丧了；到冬天，我的这个感觉会更加突出，——因为我很清楚，从伦敦到赖德，气候的变化并不很大，这样的旅行对我这个衰弱的身体所起的作用，肯定不如到大陆，尤其是到阿尔卑斯山去旅行好。我到美国[270]，后来到挪威[366]，去年又到苏格兰和爱尔兰旅行[130]之后，我感觉身体很好，今年我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但是，我希望能对付过去，而明年终将实现自己的打算。维也纳我一定要去，而且尽可能还要到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区，瑞士人居住太稠密，很象一个博览会——我觉得安岑格鲁伯笔下的农民更可爱一些。那时，我相信会看到你和你的夫人十分健康，而我自己又能够爬山了。好罢，明年见！
我正在这里研究早期的基督教，在读勒南的书［注：厄·勒南《基督教起源史》。——编者注］和圣经。[367]勒南是一个异常肤浅的人，但是，作为一个非宗教人士，他比德国大学神学家的视野要广阔一些。可是，他的书简直是一部小说。他自己对菲洛斯特拉特的评语，也适用于他这本书：它可以作为历史资料来用，就象亚历山大·大仲马的小说可以用来研究弗伦特运动[368]时期一样。在某些细节地方，我发现他有骇人听闻的错误，同时他还非常无耻地抄袭德国人的东西。
路易莎大概已经跟你谈过，前天我曾写信给她，谈到郎卡郡纺织工人的情况和他们突然改变了对八小时工作日的态度。事情就这样每天在向前发展。昨天又有几个区召开了全区代表大会，一致赞成四十八小时工作周，其他几个选区的投票结果也都以多数票赞成这个要求——多半是以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这将彻底摧毁来自工人阶级内部的阻力。
俄国人不走运。首先今年将再次发生饥荒，尽管是一种慢性饥荒，其次是霍乱。而现在，他们的朋友格莱斯顿上台以后，又不得不起用罗兹伯利为外交大臣，而此人对于格莱斯顿的亲俄主义连听也不愿意听。
奥古斯特希望我，要是可能的话，还是到柏林去一趟。我自己也很高兴去，但不知能否成行？十天已经过去了，我还没有走出花园十步，我还不知道我的健康是否真的在恢复。全部问题在于，如果我稍微过早或过多地走动，我又得一切从头开始。可是，最迟我得在十至十四天内做出决定。好吧，到时候再说吧。
最后，代我向所有的朋友们，首先是向你的夫人和孩子们问好，转告他们，我今年未能去你们那里，我是多么地遗憾。但愿明年能补上。衷心问候你本人。
你的老残废弗·恩·
我在这里至少要呆到本月31日。[353]
注释：
[130]1891年夏、秋两季，恩格斯由于过度劳累，不止一次地中断工作，离开伦敦。6月26日至8月24日（有间断），他同肖莱马和哈尼在赖德（威特岛）休养，住在他内侄女玛·艾·罗舍家里；后来，约从9月8日至23日，恩格斯同玛·艾·罗舍和路·考茨基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第117、119、122、135、142、144、149、163、193、247、427页。
[270]1888年8—9月，恩格斯同爱·艾威林、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卡·肖莱马一起去美国和加拿大旅行。恩格斯对这次旅行的印象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34－536页。——第308页。
[353]恩格斯7月27日到赖德休养。由于生病，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92年9月6日。——第403、406、412、413、414、417、428、431、441、445、454页。
[366]1890年7月，恩格斯和卡·肖莱马曾去挪威旅行。——第427页。
[367]恩格斯在1894年所写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23—552页）一文中，总结了对基督教的产生和本质问题进行多年研究的成果，该文是科学无神论的基本著作之一。——第427页。
[368]弗伦特运动是1648—1653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贵族资产阶级运动。运动的贵族首领依靠自己的侍从和外国军队，利用这一时期发生的农民起义和城市的民主运动来为自己谋利益。弗伦特运动被亚·大仲马用作小说《二十年后》的历史材料。——第42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92.致雷吉娜·伯恩施坦1892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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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致雷吉娜·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92年8月15日于赖德英国赖德市布莱丁路枞园
（这样写就行了）
亲爱的吉娜：
您的夏季休养竟这样令人不快地被破坏了，我和这里所有的人都感到十分难过。不过，我们总还是希望，一切危险现在都已过去，不然的话，我一定会从您那里听到一些什么消息的。遗憾的是，我的旅行计划也完全落空了；正当我准备动身时，出现了确定无疑的旧病复发的征兆——这个病五年来一直没有犯过，现在使我至少两个星期，也可能一个月完全不能走动。这样，我现在就只好呆在赖德；在此以前，我不得不到伦敦去了几天，把那里的事情安排了一下。可是，由于这趟奔波和因为这次“天意注定的变化”而写了许多信，我的身体弄得很糟，以致我直到今天才能给您写信。
恩斯特［注：恩斯特·伯恩施坦。——编者注］在得了一场伤寒病以后身体很虚弱，这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在他返校学习那些繁重的课程之前，最好让他能有时间好好恢复一下。不过，话又说回来，您家的亲戚中有那么多医生，我还是少说为佳。
我到这里以后，这里天气一直非常好。我几乎可以整天在花园里坐在安乐椅上，常常到六七点钟。三个星期以来几乎只有两天下雨。但愿今后也是这样。新鲜空气加上安静——对我是最好的药物。
爱德将要或者正在进行又一次高山旅行，我很高兴。这对他是完全必要的，尽管我十分欣慰地在《新时代》上看到，他又象原来那样了。[365]对蒲鲁东的批判写得很好，他从前那种幽默风格又表现了出来。不过，再好一些更好。现在既然有可能，就应当把病彻底治好，并且要完全忘记因拉萨尔问题受的委屈［注：见本卷第167、234—235页。——编者注］，因为正是这些委屈对整个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度过了沉重的、无情地破坏了您夏季休养的日日夜夜之后，您也应当稍微恢复一下元气。
在这里，即在彭普斯这里，就她的“状况”来说，总的还不错；喜事将在10月来临；孩子们比在伦敦时结实多了。家庭成员为数真不少：两只狗，三只猫，一只金丝雀，一只家兔，两只豚鼠，一只公鸡，十四只母鸡。
罗舍夫妇、尤其是我本人向您、爱德和恩斯特衷心问好。
您的老将军
注释：
[365]爱·伯恩施坦的大部头著作《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学说》（《DiesozialeDoktrindesAnarchismus》）由于他神经系统患病而中断了很长时间以后，于1892年在《新时代》上重又开始刊登。1892年7月底到8月上半月，在1891—1892年《新时代》第2卷第45—47期上发表了该文的第三节《蒲鲁东和互助论》（《ProudhonundderMutualismus》〉。——第425、429、44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91.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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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阿尔本
1892年8月14日于赖德市布莱丁路枞园
亲爱的奥古斯特：
你希望我9月初身体能恢复到哪怕是可以去柏林的程度，这当然同我的心愿是一致的。一旦我的健康有所恢复，我一定去柏林，而且直接去，因为那时住在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人们都已纷纷离去了。
问题仅仅是，能否成行？对此我今天还无法告诉你。根据我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无疑需要静养三四个星期，才能恢复走动的能力，只要稍作过早或过多活动的尝试，就要再躺一两个星期。但是，这种尝试是否过早，活动是否过多，可惜到觉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
对此应该补充的是，我现在比上次发病时又大了五六岁，而且不管怎样，近一年来我喝的酒比通常三年喝的还多。因此，即使发炎现象不致引起机体的任何变化，如粘连、疝气扩大、硬化等，我也要准备进行更长时间的治疗。
总之，只有到最后几天，我才能根据我的身体状况判断病情究竟怎样。因此，你要随时把你的地址告诉我，以便我能给你写信或必要时给你去电报，尤其是要把维也纳的地址，而且还要把你在那里逗留多长时间告诉我，免得在我动身去柏林时路易莎已启程去伦敦。
上星期一［注：8月8日。——编者注］和星期二，我在伦敦呆了两天，见到了艾威林夫妇，并把自己的房子整理了一下，因此，星期三以前治疗曾一度中断。现在，我完全安静地躺着，当然觉得有一定的好转。但愿一个星期以后，至少可以稍作走动而不致引起不良后果。一有什么情况，我就告诉你。
当然，目前在饮酒方面我又不得不遵守“适度和禁戒”的原则。前些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喝了以后并不觉得怎么样，所以就放开喝了。好吧，但愿后果不致拖得太久。我不得不重新采取过去那个原则——定期戒酒两周至一个月。其实，戒酒和戒烟一样，只要我有充分的理由必须这样做，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很大的牺牲。
一个星期以前，我给路易莎写了一封信，但还没有接到她的回信。星期天这里的邮局工作很糟。
有一个好消息。宰德尔先生曾经企图消除该死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苏黎世代表大会[364]筹备工作的影响，他的这个阴谋看来已经彻底破产了。格雷利希以苏黎世筹委会的名义给杜西寄来一封信，请她为他们起草一份致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邀请书，并把筹委会所需要的一些材料译成英文。这封信刚好是在艾威林夫妇动身去挪威之前收到的，杜西当然马上就起草了这份邀请书，并表示她将听从筹委会的吩咐。格雷利希的信她是在上船以后寄给我的。
第二个消息。由于行情不好和工厂主要削减工资百分之十，郎卡郡的纺织工人突然从醉心于十小时工作日的迷梦中苏醒了过来，并且确信八小时工作日的优越性。连那些领袖似乎也转变了立场。这是八小时工作日在英国的胜利。来自那些实行法定的十小时工作日的工厂工人的阻力，曾经是资产阶级最爱谈论的话题。九月代表大会[363]将会结束这个状况。
附上艾威林夫妇文章中的几段话，这几段话卡·考茨基在《新时代》上没有刊登。[360]他来信说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这当然是可能的；但也可能是爱德对费边社分子[19]的那种可笑的尊重和巴克斯（他在苏黎世）同社会民主联盟[9]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起了一定的作用。不管怎样，这几段话你会很感兴趣，而且对于了解事情的全貌也是必不可少的。
你在《前进报》上可以提出下列问题：
（1）伦敦的“独立派”，即从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161]中被赶出来的那些人，是否建立了一个俱乐部，并为此租用了菲茨罗伊广场附近的一座大厦——格拉弗顿大厅？
（2）为了支付在这方面所需要的大笔款子，每周只挣三英镑工资的巴京斯基先生是否缴了五百英镑，即一万马克？
（3）霍赫居尔特耳先生，也是一个工人，是否也缴了五百英镑；问他的钱是从那里来的，他是否曾令人奇怪地回答说，他和妻子离了婚，因而得到了她的钱？
（4）向俱乐部供应啤酒的啤酒店老板是否还借给他们一千二百英镑？
（5）如果这一切都属实，那末这些钱又是哪里来的？谁向啤酒店老板作的保？否则任何一个傻瓜都不会借出这样一笔款子。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和孩子们。
你的弗·恩·
罗舍夫妇衷心问候你。
注释：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19]费边社分子，或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884年建立；它的主要领袖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并断言什么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的改造社会，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可以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过去和现在都起着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阶级中的传导者及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发源地的作用。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第15、260、328、371、392、418、423、429、442、455、511、519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360]指发表在1891—1892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45期上的爱·艾威林和爱·马克思-艾威林所写的《大不列颠的选举》（《DieWahleninGroßbritannien》）一文。考茨基在编辑时，删去了作者批评英国社会主义组织的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地方（见本卷第423和442页）。
考茨基在1892年8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辩解说，由于他不在，没有看这篇文章，这样就晚发表了一星期，所以不得不加以删节。——第418、423、435、442页。
[363]工联年度代表大会于1892年9月5日至10日在格拉斯哥召开。大会研究了关于议会中工人席位、合作社、工厂检查和其他问题，并表示同意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同时大会拒绝参加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邀请，并决定召开讨论八小时工作日的另一个国际代表大会。他们这样做是企图破坏马克思主义者正在筹备的第二国际例行的代表大会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
恩格斯坚决反对英国工联领袖们的分裂行动，他在寄往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法国的信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86—387页和本卷第450—453、457—458、459—460和462—464页），建议各社会主义政党公开谴责英国工联主义者的行动。——第420、423、432、435、447、450、457、459、478页。
[364]指1893年8月6日至12日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20、422、432、436、447、458、464、476、531、53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90.致卡尔·考茨基1892年8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190.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8月12日于赖德市布莱丁路枞园
亲爱的男爵：
现将校样[359]退还，谢谢。
奥古斯特大概已经告诉你们，你们那里我去不成了。我的老毛病——九年前我过生日那天你来看我时，我曾因此病而卧床不起——又发作了，而且很不是时候。因此，我只好躺在这里的沙发上，不能同你们一道游玩了。好在这里有很好的海洋空气——住处远在城外，居高临下，海洋在目——这有助于我在卧床和戒酒的情况下，三四个星期内恢复健康。遗憾的是，老毛病恰恰在现在这个时候发作。不过，延期不等于取消。
你的书［注：卡·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编者注］已收到，谢谢。可惜，这几天由于心神不定，我还不能开始看。
很可惜，杜西文章中有关社会民主联盟[9]、费边社分子[19]和泰勒的候选人资格那些地方［注：见本卷第423和442页。——编者注］都删去了。[360]这些地方，我是后来在手稿中看到的；这几段话对了解选举的全貌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补充。事情刚一发展到要经受真正考验时，社会民主联盟就完全垮台了——这是这个“唯一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和唯一救世教堂多年来自我吹嘘的必然结果。不知你在苏黎世见到巴克斯没有，不过他在有关社会民主联盟的问题上是一个相当蹩脚的权威。他在《正义报》当了一个半月的编辑，消除了报纸上许多污秽的东西，但是，他根本没有能力（不然，他就能做到）使这份报纸变成另一种性质的，即非宗派性质的报纸。社会民主联盟是地地道道的宗派。它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僵死的教条，而且，由于它摒弃一切非正统马克思主义（它本身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又错误百出）的工人运动，就是说，它执行的是与《共产党宣言》推荐的完全相反的政策[361]，所以，它就只能成为一个宗派，而绝不能成为别的东西。由于种种原因，巴克斯恢复了同这些人的关系，不过，如果他们不有所改变的话，他可能很快就会懂得，他们要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利用他，他不能为他们担负任何责任。然而，这一点要由他自己去认识。目前，他既然已经陷得这样深，他就不得不多少对他们加以庇护。其实，巴克斯与工人本身并没有任何接触。
费边社分子现在成了真正的障碍：他们在跟着“伟大的自由党”跑，理由是要使这个党接受他们的候选人。在可以推行可能派市政改革纲领[362]的郡进行郡参议会选举时，这种做法在某些时候是有效的，但是，即使在这些地方，这种善良的欺骗也只是在资产者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以前才能得逞。在议会选举中就做不到这一点，那时，自由党给费边社分子和其他所谓的工人候选人的只是一些不能取胜的选区。即使要自由党接受工人候选人，那也要象白恩士和凯尔·哈第那样做，就是说，把刀子对准他们的咽喉，而不能象费边社分子那样，用虚伪的借口在他们背后钻空子。好在建立独立工党的呼声现在已经十分坚决和普遍，费边社分子的阿谀与金钱这种消磨人们意志的诱饵也将遭到抵制。
《工人时报》的伯吉斯现在想自己建立一个独立工党，作为那两个组织［注：社会民主联盟和费边社。——编者注］的新的竞争者！伯吉斯是一个贪图虚荣、沽名钓誉的家伙，因而很靠不住。我们看看他这套把戏能成功到什么地步，或许根本不能成功。不管怎样，他现在的活动就当前情况来说是有代表性的。
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北方的工厂工人对他们旧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曾经感到十分自豪，以致成了八小时工作日的主要反对者（参见工联新堡代表大会[163]）。现在情况变了，群众逐渐成为八小时工作日的拥护者，而只有一些领袖仍然主张十小时工作日。这在今年的工联代表大会上可能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来。[363]
艾威林夫妇已去挪威。杜西在动身以前，收到格雷利希的一封信，信中以国际代表大会[364]苏黎世筹委会的名义请她用英文起草一份致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邀请书，并把筹委会的其他文件译成英文。这样，宰德尔先生想排斥该死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让他们参加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阴谋（只是把阿道夫·斯密斯-赫丁利先生安插进筹委会完事），看来已经令人满意地破产了。
彭普斯和派尔希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19]费边社分子，或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884年建立；它的主要领袖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并断言什么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的改造社会，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可以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过去和现在都起着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阶级中的传导者及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发源地的作用。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第15、260、328、371、392、418、423、429、442、455、511、519页。
[163]英国工联第二十四年度新堡代表大会，于1891年9月7日至12日举行。出席年度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五百五十二名，代表着约一百三十万加入工会的工人（根据另一统计，近二百万人）。大会的大部分代表来自新工联。
尽管旧的保守的工联代表力图取消上届大会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决定，新堡大会仍以二百三十二票对一百六十三票的多数确认了利物浦代表大会的决定（见注91）。大会表示赞成工联参加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第150、163、420、435页。
[359]指发表在《新时代》杂志（见注288）上的恩格斯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34—361页）德译文的校样。校样是考茨基1892年8月8日寄给恩格斯的。——第418页。
[360]指发表在1891—1892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45期上的爱·艾威林和爱·马克思-艾威林所写的《大不列颠的选举》（《DieWahleninGroßbritannien》）一文。考茨基在编辑时，删去了作者批评英国社会主义组织的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地方（见本卷第423和442页）。
考茨基在1892年8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辩解说，由于他不在，没有看这篇文章，这样就晚发表了一星期，所以不得不加以删节。——第418、423、435、442页。
[36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02—504页。——第419页。
[362]恩格斯指的是可能派的基本观点之一，即通过由工人代表掌握市镇参议会的办法逐步解决社会问题。可能派的市政措施纲领，包括组织公共工程、专门商店等等，是1885年在巴黎召开的区域代表大会上制定的。1892年7月，在巴黎召开了可能派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也研究了市镇参议会在保健和改善工人供应方面的任务。——第419页。
[363]工联年度代表大会于1892年9月5日至10日在格拉斯哥召开。大会研究了关于议会中工人席位、合作社、工厂检查和其他问题，并表示同意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同时大会拒绝参加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邀请，并决定召开讨论八小时工作日的另一个国际代表大会。他们这样做是企图破坏马克思主义者正在筹备的第二国际例行的代表大会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
恩格斯坚决反对英国工联领袖们的分裂行动，他在寄往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法国的信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86—387页和本卷第450—453、457—458、459—460和462—464页），建议各社会主义政党公开谴责英国工联主义者的行动。——第420、423、432、435、447、450、457、459、478页。
[364]指1893年8月6日至12日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20、422、432、436、447、458、464、476、531、53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89.致海尔曼·恩格斯1892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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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致海尔曼·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92年8月8日于赖德市布莱丁路枞园
亲爱的海尔曼：
尽管作了一切准备和通信联系，我的旅行还是成了泡影。我的老毛病——腹股沟疝，最初是在一次猎狐时连人带马摔了一跤而得的，十年前就开始使我不得安宁，不过近五年来一直未犯，现在又突然复发：腹带也不管用了。星期六［注：8月6日。——编者注］我走了大约二英里即三公里就再也走不动了。这个病我是熟悉的，只要一个月内绝对卧床并戒酒，一切就会恢复正常。不过，旅行是不行了。昨天我给鲁道夫［注：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写了一封信寄往巴门，也许碰巧你还在那里；今天把这封短信寄往恩格耳斯基尔亨。
结果弄成这样，我感到非常遗憾。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如此。总之，8月底以前我将一直在这里[353]（地址见背面）。
要截邮了。衷心问候你们大家。匆匆草此。
你的弗里德里希
注释：
[353]恩格斯7月27日到赖德休养。由于生病，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92年9月6日。——第403、406、412、413、414、417、428、431、441、445、45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88.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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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8月8日于英国赖德市布莱丁路枞园
亲爱的奥古斯特：
你的明信片今天上午已收到。我亲爱的朋友，一切都成了泡影，要是说有人不能来，那就是我！迫使我系上复杂的腹带的、我曾经向你详细说过的那个老毛病，平复了五年之后，现在又犯了，并且突然使我动弹不得。你在这里时，我就已觉察到了一些症状，但这些症状当时都很不明显，所以我也没有理会，以为一切都会象往常那样，自然会好的，尤其是在这里，在海洋气候的影响下更是如此。星期六［注：8月6日。——编者注］那天，我大约出去走了1．75公里，休息了大约半个钟头，然后往回走，总共走了不过3．5公里，但到晚上，我就感到老毛病复发了；于是，不仅德国去不成了，而且为了恢复健康，还得在这里静卧一个月，并且要戒酒。现在，我只要走哪怕是一千步，就得八至十天离不开沙发。因此，那些最美好的计划就全落空了！
从去年秋天以来，我比以往许多年都更随便地喝酒，天长日久，酒对机体的影响终于造成了这种后果；除了这个原因，我找不出其他原因。至少我找不出其他解释，况且在出现局部炎症时，戒酒是治疗的必要条件。这一下，你的女婿［注：斐迪南·西蒙。——编者注］就会高兴了！但是，他可能做出的结论，我是不会同意的！
无论如何，我在这样的状况下，根本不能作计划中的旅行。我顶多只能到恩格耳斯基尔亨去看看我的弟兄们，苏黎世是怎么也去不成了。尽管这个计划全都落了空，我还是感到很幸运，因为我没有病在半路上，也没有病倒在异乡客地。我在彭普斯这里至少可以得到治疗，但愿一个月以后又可以多少作些活动。这个病犯了以后，除了感到烦闷，倒是没有什么别的不好，我已经有三四次这样的经历了，我所采取的治疗方法我是很清楚的，而且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那些医师先生们，除了一位已经去世的以外，对此都一窍不通。
昨天，我立即给路易莎写了一封信，请她无论如何不要改变计划，而且一天也不要缩短在外地的日期。但是，也很可能你们两人现在想作另外的安排，这样，你们应该写信商量一下。
请转告你的夫人和女儿［注：尤莉娅·倍倍尔和弗丽达·西蒙。——编者注］：我因病未能同她们和你女婿愉快地晤识，倍感遗憾。不过，延期还不等于取消，有了今年这个痛苦的经验，明年我会聪明一些；但愿明年我还活着，并且恢复健康。那时，我们还可以作一次这样的或者更好的旅行。
8月底以前，请按这封信的开头所写的地址寄信。罗舍的姓，不一定写；但不写布莱丁路枞园这个地址，来信可能被耽搁。
好吧，衷心问候你们大家，并请为我恢复健康干一杯。希望西蒙医生这一次也允许自己喝一点，因为现在要戒酒的不是他，而是我啦！
你的老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87.致海尔曼·恩格斯1892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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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门
1892年7月28日于威特岛赖德市布莱丁路枞园
亲爱的海尔曼：
你的几封来信都已收到，十分感谢。我的计划和你们的计划有些出入，我确实感到十分扫兴，但是，日期我已经同别人谈好，这对我是有一定约束的，因此，在没有接到你的肯定答复以前，我不能作任何变动。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如果没有其它变更，我将于12日到达（大概乘科伦的第一班火车），不过，无论如何我会从科伦打电报给你。
我是昨天到达这里的，打算住到8月9日或8日。[353]这里天气非常好，万里无云，气温为列氏16—17度，东风徐来，十分凉爽，窗前百花盛开，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离海岸不过一公里，这一切都在近两百英尺的高地上，在一片丘陵和绿荫之中。
好吧，不久再见！衷心问候恩玛［注：恩玛·恩格斯。——编者注］和孩子们。
你的老弗里德里希
注释：
[353]恩格斯7月27日到赖德休养。由于生病，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92年9月6日。——第403、406、412、413、414、417、428、431、441、445、45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86.致路德维希·肖莱马1892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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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达姆斯塔德
1892年7月28日于威特岛赖德市布莱丁路枞园
亲爱的肖莱马：
怎么也没有料到，我为您母亲的担心，竟这么快就成为事实了。不过，对于一个年迈体弱而又多病的妇女来说，卡尔［注：卡尔·肖莱马。——编者注］的去世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另一方面，她的脑子还相当清楚，对她隐瞒这个消息是不可能的。这样，你们家庭的不幸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但愿这是最后一次。对您的不幸，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因为十八年前，我也失去了七十七岁的母亲［注：爱利莎·弗兰契斯卡·恩格斯。——编者注］，我了解一家之母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的成员起着什么样的纽带作用，即使在子女们亲密无间的情况下，她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家之母把晚辈联结成为一个大家庭；母亲去世以后，各自分居的新家庭开始感到独立得多，于是相互间的来往也无意中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进程，但是这个进程所引起的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并不因此有所减轻，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和您的母亲都比父亲长寿的家庭里，一旦失去了母亲，会令人倍感悲痛。
请代我向您的兄弟及其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
对您本人，我衷心祝愿您女儿尽快地完全恢复健康。
从昨天起，我住在我内侄女［注：玛·艾·罗舍。——编者注］这里，准备住十来天。[353]她也见过您的母亲，所以想附上几句话。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玛·艾·罗舍的附笔］
在我姑父这封信发出之前，谨对您亲爱的母亲的逝世，向您和您全家表示由衷的同情。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您的艾伦·罗舍
注释：
[353]恩格斯7月27日到赖德休养。由于生病，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92年9月6日。——第403、406、412、413、414、417、428、431、441、445、45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85.致劳拉·拉法格1892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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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7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刚才——晚上九点四十五分——收到了桑南夏恩寄来的决算单，总数为五英镑九先令两便士；这笔钱的五分之三归摩尔［注：卡·马克思。——编者注］的各继承人，即每人一英镑一先令十便士；该款的支票现随信附上。
从杜西那里听说，你现在身体很不好；愿你很快恢复健康！
明天我要去赖德住两个星期[353]，地址是：
赖德市布莱丁路枞园
弗·恩·
路易莎星期天［注：7月24日。——编者注］已去奥地利。
永远是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353]恩格斯7月27日到赖德休养。由于生病，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92年9月6日。——第403、406、412、413、414、417、428、431、441、445、45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84.致路德维希·肖莱马1892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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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达姆斯塔德
1892年7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肖莱马：
我对您有一个请求：以后我们不再使用“先生”这样的客套称呼。登在《前进报》上的悼文［注：弗·恩格斯《卡尔·肖莱马》。——编者注］使您很满意，我很高兴。这篇东西我是在安葬前的那天下午，在没有任何参考材料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写成的；假如我能等到返回伦敦以后再写，我可能会写得详细一些。在那种情况下，必须象一个真正的记者那样写作，就是说，写得快，手头有什么材料就写什么。
英国社会主义的《正义报》也摘要刊登了我写的悼文[358]。该报是海德门先生的喉舌，他是社会民主联盟[9]的领导，这个组织在原则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海德门是个微不足道的阴谋家，他以无法形容的忌妒心情观望着德国党，因为我们的人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情，他的这个小组织却无法做到，所以他就同德国党的所有敌人，如这里高尚的吉勒斯、法国布鲁斯派的可能派[30]分子等等联合了起来。而他又不得不把报纸交给巴克斯编两个月。巴克斯是个很有才华的人，而且比较正派，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常到我这里和艾威林家里作客。海德门想用这样的办法把他拉过去，但看来巴克斯已经认清这家报纸不是他呆的地方；不管怎样，他在他编的最后一期上登了这个摘要。他很了解卡尔［注：卡尔·肖莱马。——编者注］，常在我这里或别的地方同他见面。我将设法把这一期报纸给您寄去。
现在，我应该把有关遗产的一些事务性细节告诉您，因为这方面的情况，您未必能很快从曼彻斯特了解到。
根据这里的法律，每份遗嘱都要上交处理遗产的法院，每个要了解遗嘱内容的人，交一先令即一马克，都可以到那里去看。但遗嘱要先经处理遗产的法院确认，要算出并上交遗产税；象您这种情况，遗产税将占全部财产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三——确切数字我不清楚。遗嘱执行人对他们所宣布的遗产价值应当宣誓予以证实，而且假如你不想碰最倒霉的钉子的话，这种事从头到尾都应由律师进行。因此，您还得要准备忍耐，并要准备付出一定的费用，按德国人的概念来说还是相当大的费用。但这是避免不了的。
剩下的书籍等物卖不了几个钱。遗产的主要部分是银行存款和版权。
银行存款约一千八百英镑；从中要除去安葬费、少量日常债务、遗产税、诉讼费、律师报酬等——共约两百至两百五十英镑；这里我无法预计到所有的情况，但我总觉得，您至少可以拿到一千五百英镑，等于三万马克。
化学书籍的版权，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价值。科学发展得这样快，这些书不常修订，一两年就会过时。因此，一个大化学家去世以后，形形色色的年轻人往往就有机会出新的版本，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这一次也将会是这样。遗嘱执行人正在就他们商议的情况征求我以及龚佩尔特的意见，所以不会仓促作出决定。此外，我支持了他们的想法，即在未征得家属的同意之前在这方面不作任何最后决定。这不仅是他们的职责，而且是向对方施加压力的很好手段。对方——出版商以及罗斯科这样的合著者——急于结束此事，而遗嘱执行人则相反，他们有的是时间，所以他们有可能迫使对方作出让步，并以某些新的让步作代价来很快地了结此事。因此，在这里从您的切身利益考虑，您也不必坚持从速了结此事。
我从龚佩尔特那里听说，您曾写信给他，说您的母亲身体欠佳，甚至卧床不起。但愿她平安无事，不过她确已年迈，而卡尔的逝世对她的打击太大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您很快能告诉我们一些好消息。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358]这篇简讯以《社会主义者——皇家学会会员》（《ASocialistF．R．S．》）为题，发表于1892年7月23日《正义报》第445号。——第40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83.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1892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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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1892年7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之所以没有早一些回复您5月13日的来信，是因为我想在复信的同时，给您寄点实惠的东西以示同情。不过，当时我自己手头也很紧，直至今日才能随信附上一张三英镑的邮局汇票。我很清楚，您所遭受的一切痛苦都是生活所迫，但我又无法多寄一点使您减轻一些负担，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
不过，从您7月1日的来信中我高兴地获悉：您的健康状况已有好转，再也不必为曾经使您感到烦恼的神经衰弱而担忧。但愿您继续好转，这样，您很快能够找到一个有报酬的工作。
关于《致马克思著作的学习者》一书，明天我问一下艾威林，他恐怕不会有什么异议。[356]
您大概知道，我们在这里的选举[327]中反对了两个老党，取得了真正的胜利，甚至在我们失利的地方也向自由党显示了我们的力量。运动愈益扩大，这首先应归功于巴黎代表大会关于举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游行的决议[41]。五一节“创造了奇迹”，这个奇迹比早已变成烂铁的沙斯波式步枪在门塔纳附近创造的奇迹[357]要大千倍。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41]保·拉法格在1891年2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庆祝1891年五一节问题时，指出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不彻底性；他们的代表团在巴黎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曾极力主张在5月1日那天举行庆祝活动。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于1889年7月14日至20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欧洲和美洲二十个国家的三百九十三位代表。大会听取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关于他们国家工人运动的报告，制定了国际劳工保护法的原则，通过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指出了实现工人要求的方法。大会着重指出了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必要性和争取实现无产阶级政治要求的必要性；主张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普遍的人民武装。代表大会一项最重要的决议是规定5月1日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节日。代表大会对所讨论的一切问题，都通过了基本上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决议，打击了试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第24、30、44、45、408页。
[327]1892年夏季英国举行的议会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党人获胜。这次选举运动，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进行得很成功，他们提出了相当多的候选人，其中三人——詹·凯·哈第、约·白恩士、约·哈·威尔逊——当选为议员。——第372、375、382、386、387、390、394、399、408、442页。
[356]指1892年伦敦出版的爱·艾威林的《致马克思著作的学习者》（《Thestudents’Marx》）一书，该书是《资本论》第一卷的通俗讲解读物。帕·马尔提涅蒂在1892年7月1日和2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表示要把该书译成意大利文，并请求寄一本书给他。根据恩格斯的请求，艾威林于1892年8月把书寄给了帕·马尔提涅蒂。——第408页。
[357]1867年11月3日，在门塔纳附近，法国军队协同教皇雇佣警卫军打败了为把教皇国重新并入意大利而向罗马进军的朱·加里波第军队。
在本信中，恩格斯讽刺地引用了法军司令德·法伊将军在报告中的话，法伊在谈到新的沙斯波式步枪在战斗中的作用时写道：“我们的沙斯波式步枪创造了奇迹。”——第40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82.致雷吉娜·伯恩施坦1892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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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致雷吉娜·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92年7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吉娜：
您和爱德的来信收到了，我们都很高兴，并于昨晚把信的内容告诉了杜西。从画面上看，“小宫殿”简直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城堡，花园内有一个能容纳五百来人的餐厅，两棵高大杨树旁边有几棵很象羞怯的棕榈树那样的奇异的树，下面峭壁处，葡萄藤蔓蔓相连，这种葡萄可以酿造大量当地的酸酒。那有什么，这种酒也是可以习惯的，它总比伦敦的麦酒好些，而山区的空气无论如何比海格特的空气要好得多。使我很高兴的是，山区的空气给爱德带来好处，您可望把他带回来时他的神经已恢复正常。
这里，也开始了避暑旅行。路易莎昨天下午已去科伦，现在（下午五点）可能已快到柏林了。后天我将去彭普斯那里住两个星期[353]，而后，在您准备动身之前，我想再去一次亲爱的祖国。甚至很可能在您动身以后，我很快会鼓起勇气出现在苏黎世——但这决不能对外人说。只是您为什么要买这么一张倒霉的往返票呢！这样，我们就不能一起到湖上去划船了，这多么令人遗憾呵。您的母亲还能这样精神饱满地爬山，我感到很高兴；如果我真的能到柏林去，——“噢，这个理想太好了，以致使人都难以相信它会实现”，——我一定要同她见见面。
请告诉爱德，他所表示的三次犹太式的祝福和祈祷使路易莎感到如此惊讶，以致我不得不给她带一点烈性白兰地让她路上喝，为她压惊。
下面是写给爱德的：
第一，杜西和爱德华的文章［注：爱·艾威林、爱·马克思-艾威林《大不列颠的选举》。——编者注］已于上星期日（一个星期前）在这里写好并寄往斯图加特。
第二，选举的成功在这里已成为公认的事实。现在的情况是：格莱斯顿由于激进派在党内取得了决定性优势而不得不大力改组自己的内阁，使它能生存下去；
其次，他的地方自治法案将会立即被上院否决；
但是，要使解散议院有成功的把握，与此同时他必须做到使每个选民只有一次投票机会，要有一个制订选民名单的合理制度，这个制度要使工人真正能够得到1867年和1884年的文件[342]上总的答应给予他们的、后来又部分地从他们手里剥夺掉的东西，从而使工人选民人数增加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票，并且，可能要给复选权；
格莱斯顿只有在实现这一点以后，才能解散议院。
总之，形势对我们来说是极好的。
衷心问候爱德和您本人。
您的将军
注释：
[342]指1867年和1884年在英国实行的两次议会改革。
1867年，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第一次在1832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争取改革的运动。按照新的法律，各郡中的选民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每年缴纳房租十二英镑；在城市中，一切房主和房屋承租者以及居住不少于一年、所付房租不少于十英镑的房客都获得投票权。由于1867年的改革，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
1884年，在农村地区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经过这次改革，1867年为城市居民规定的享有投票权的条件，也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
1867年和1884年的议会改革给了英国一部分熟练工人以选举权。但是工人阶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村无产阶级、城市贫民以及所有的妇女仍然没有获得选举权。——第390、407页。
[353]恩格斯7月27日到赖德休养。由于生病，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92年9月6日。——第403、406、412、413、414、417、428、431、441、445、45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81.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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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7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你以你素有的洞察力猜得很对，这封信将由魔女转给你。好吧，首先感谢你寄来了帝国皇家列车时刻表，并向你保证，今后我将竭力使我的“新路线”同这个皇家版本相吻合。我已经识破了其中某些神秘的记号和莫明其妙的东西，而且想在近两星期内把这一切彻底弄清楚，这样，就不致在什么地方耽搁了。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下星期三［注：7月27日。——编者注］去赖德看彭普斯，我的所有信件将转到那里去。我在那里将逗留到8月10—15日，具体日子将看情况而定。因为我还要等巴门的来信［注：见本卷第397页。——编者注］，然后才能确定我哪一天动身。巴门我不去了，因为那里我有很多侄子和侄女，要全去看望，两个星期都不够。但我准备到恩格耳斯基尔亨去住几天，因为我的几个兄弟先后去那里避暑。18日或19日再从那里去苏黎世，看望我很早就答应要去探望的我的表妹博伊斯特夫人及其一家。何时到达，我会及时通知你的，24日或25日我将到达圣加伦，如果你能来接我，那更好。然后，我们去尼喀河畔的斯图加特，偕同格奥尔格大叔去慕尼黑，在那里，也许要经过阿尔卑斯山去维也纳等地。关于其余事项，她会向你面谈（她不是指这里在文法上作为主语的博伊斯特夫人，而是指不受任何文法规则约束的魔女）。
据杜西说，选举在这里的东头［注：伦敦东部，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区。——编者注］激起了狂热的情绪。工人们终于看到，他们能够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自由党人的魔力已经失灵，《工人时报》也在到处宣传：目前唯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独立工党[339]。只有事实才能使顽固的约翰牛敬佩，然而事实确实在起作用。
福尔马尔的言论再一次证明，此人已经失去了同党的一切联系。[354]显然，不是今年就是明年，势必要同他决裂；看来他企图把国家社会主义的梦想强加于党。但他是个老奸巨猾的阴谋家，而我同这一类人进行斗争是有一定经验的，——马克思和我对这伙人在策略上往往有些失算的地方，后来不得不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我可以在这里向你提供一些意见。
首先，这些人极力使我们在字面上显得是错误的，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否则他们就要抓住这种次要方面，以掩盖主要问题，而他们对主要问题上的弱点是感觉到了的。因此，无论是公开发表意见还是私下交谈，措词都必须慎重。你瞧，这个家伙多么巧妙地利用了你讲到李卜克内西的话[355]，在他、李卜克内西和你之间制造纠纷（而他对你们的关系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使你左右为难。
第二，由于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掩盖主要问题，因此，要极力避免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对他们提出的一切次要问题，答复时要力求简短明确，以便立即了结这些问题；而我们自己也应当尽量不提任何离题的问题和次要问题，不管这些问题多么吸引人。否则，辩论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大，而原来争论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从视野中消失。那时，就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对阴谋家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胜利，而对我们至少是一个精神上的失败。
第三，从上面第一、二两点可以看出，对这种人，在他们自己还没有彻底暴露以前，采用纯防御的策略是最好的策略；在他们彻底暴露以后，发射速决的、毁灭性的炮火，展开决定性的白刃战。正是在这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需要把炮弹和后备力量储备到最后需要的时候。
我们在同巴枯宁分子、蒲鲁东分子、德国教授以及诸如此类的家伙们的斗争中，只要背离了这些准则，到头来我们都要为之付出代价，因此，我再次提醒你注意这些准则。
就这样吧，衷心问候你和尤莉娅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
你的将军
按照济格尔的意愿，附上他最近的一封来信。
注释：
[339]独立工党是1893年新工联（见注343）领导人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弗·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社会民主联盟（见注9）的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383、395、404页。
[354]恩格斯指《前进报》同格·福尔马尔的论战。这场论战是由于1892年6月法国杂志《蓝皮评论。政治和文学评论》（《Revuebleue．Revuepolitiqueetlittéraire》）上发表了福尔马尔一篇题为《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和威廉皇帝的社会主义》（《LesocialismedeM．Bismarketlesocialismedel’empereurGuillaume》）的文章引起的。在这篇文章中，福尔马尔造谣说，爱尔福特纲领的一些论点似乎接近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国家社会主义。福尔马尔的文章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引起了广泛的辩论。1892年7月6、12、21和22日《前进报》第155、160、168和169号的编辑部文章对福尔马尔进行了反驳。——第404、444页。
[355]为了驳斥格·福尔马尔毁谤奥·倍倍尔干涉《前进报》编辑部事务的谰言，倍倍尔在给福尔马尔的私人信中说，他已经两个星期没有看到该报编辑李卜克内西了。但福尔马尔在他1892年7月19日的《慕尼黑邮报》（《MünchenerPost》）第161号上的一篇文章中，竟肆意歪曲这封信，以致在读者中间会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倍倍尔责备李卜克内西玩忽职守。倍倍尔在1892年7月21日《前进报》第168号上斥责了福尔马尔的造谣。——第40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80.致保尔·拉法格1892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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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7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但愿这场埃劳会战不会象原先的埃劳会战那样，是一场不决之战[351]；但愿万尚克先生给你们斟的将是上等美酒［注：双关语：万尚克这个姓的德文原文是《Weinschenk》，同“斟酒的人”是一个词；“斟”的法文原文是《verser》，也有“投资”的意思。——编者注］。当我看到那些用德国姓的波兰籍犹太人如何到处钻营，把一切攫为己有，到处逞能，甚至对巴黎小市民那样引以自豪并视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的光明之城［注：巴黎。——编者注］的舆论，也要插上一手的时候，我才开始理解法国的反犹太主义。
不管怎样，既然这些先生们发现，办社会主义报纸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征兆。我们竟受到交易所的评价！这是一个必须加以肯定的成绩。
米勒兰建议你们找一家殷实可靠的银行，以你们的名义存上两万五千法郎，或者更好是五万法郎，我认为这个意见很对。这是唯一保险的办法。不过请注意，这笔款子存入银行时，必须无条件地存在你们名下。银行应给你们开一张正式单据，注明你们名下的存款数目，而且你们需要时可以随意支配这笔款子。此外，万尚克在同您和盖得签订的合同中，应该给予你们在他毁约的情况下收回这笔款子的权利。不然的话，他同你们两人签订的私人合同与筹建中的公司将不会发生关系，除非公司明确地承认这个合同。不过，这些都是法律上的细节，米勒兰当然会向你们详细说明的。
至于霍乱，几乎可以肯定要蔓延到我们这里来。目前这种传染病正在完成俄国1891年的饥荒所开创的和平事业［注：见本卷第154—155、261—262和295—296页。——编者注］。我不能理解的是，法国资产者竟如此愚蠢，似乎他们相信俄国是一个能为法国做出一切的大国。他们只要有一点普通常识，就会看出，当前与法国结盟对俄国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不论法国对俄国提出什么要求，俄国都会加以接受。但在对俄国人的问题上，我们西方各国的官方政治家却愚蠢得无法理解。法国依靠自己的军队就有了一切必要保障。我读过一位英国军官写的文章——作者不是那种由于无知而青云直上的旧派头的将军，而是一位熟悉自己业务的上校军官，他以真正羡慕的心情谈论法国军队——他羡慕法国军队，因为他知道，由于法英两国军事制度存在着根本差别，法国军队所具有的那些优点，是英国军队所不可能有的。他说，法国军队是一支真正民主的军队，在团内，即在军队的基本组织中，官兵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同心协力，和睦相处；各级军官都熟悉自己的业务，连地方部队[352]也出乎意料地精锐；实际纪律非常好，而且是建立在大家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军事训练完全从实战出发，足以应付战时需要；坚决摒弃了过分的阅兵式训练。总之，除了称赞法国人的比较完善的军事训练之外，这也是对1807年以后在夏恩霍斯特时期整编的普鲁士军队所作的描绘，而且也是对法国军队所能给予的最高赞誉。我开始这样想：以营为单位进行比较，法国军队如果不是略胜一筹的话，也完全可以同德国军队相媲美。德国人的长处在于他们有大量的后备军官；法国人的长处则在于官兵关系好；而在我们这里，士兵却受到令人发指的虐待。
您说对了，下星期我将去赖德。[353]路易莎下星期日动身去维也纳。我大概下星期三［注：7月27日。——编者注］动身。因此，您下星期二以后给我来信请寄：赖德市布莱丁路枞园。
愿劳拉身体健康。她连一点音讯都没有。相隔两地，我不能亲吻她，请代我吻她。
祝好，我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先生[228]。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228]1891年12月至1892年2月初，保·拉法格在法国作了几次宣传旅行，在利尔、里昂、布伦、波尔多、南特、土鲁斯和其他城市的群众大会和工人集会上发表了演说。
劳·拉法格在1891年12月2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这几次旅行，幽默地称她的丈夫是“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典出一个人因亵渎基督被惩罚终生在大地上漂泊的神话。恩格斯在复信中是指拉法格的黑人血统。——第248、266、403页。
[351]这封信中用的是双关语，因为同法国社会主义者就创办日报进行谈判的金融家之一的姓和埃劳这个地名同音。
埃劳会战（确切地说是普略西什—埃劳，在东普鲁士）是1807年2月7—8日法国军队和普俄联军之间进行的一次会战，在这次会战中，虽然双方都受到极大损失，但未决胜负。——第401页。
[352]地方部队从1872年起是法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在战时，建立这种部队是为了担任后方警备和保卫勤务。在常备军及其预备队中服役期满的年龄较大的应征人员编入地方部队及其预备队服役。——第402页。
[353]恩格斯7月27日到赖德休养。由于生病，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92年9月6日。——第403、406、412、413、414、417、428、431、441、445、45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79.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92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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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92年7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你们1892年6月24日（邮戳上的日期，没有别的日期）寄来的明信片和7月2日的来信都已按时收到。我觉得，从那时起，你对收获的估计已有很大增进，你现在已值整整一个法郎而不是五十个拉普［注：拉普——瑞士的零钱，相当于一个生丁。——编者注］了；由于货币价值——支付的或未支付的——或多或少体现了肌肉的活动，所以我还认为，你的身体只会由于这次割草劳动而得到好处。但是，为什么你在炎热的午饭后身体出汗，而在凉爽的午饭前精神上出汗，令人有些费解。莫非你是在治肥胖症，其实还没有这个必要。不过，你现在已在苏黎世，我的一切玩笑都已过时。你的割草劳动大概已代之以博物馆或音乐厅或那里叫做什么地方的精神食粮（用老弗里茨［注：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的拉丁文来表达）了吧。你还是用点葡萄酒或啤酒之类的spiritus［注：双关语：《spiritus》既有“精神”的意思，也有“酒精”的意思。——编者注］吧，而不要搞那些抽象的唯灵论之类的东西，否则夏季你就得不到真正的暑期休息。关于英国的选举情况[327]，不管怎样，《前进报》编辑部了解的比我们两人加在一起还要多。
看来，巴克斯已不再当《正义报》的编辑了。他在有一期上断然地改变了以前使用的调子，但在这一期出版之后就发生了故障：报纸恢复了过去的调子，至少是以消极的形式，就是说，只字不提法、德等国的运动，虽然没有象过去那样进行攻击。最近一期又充满了海德门精神，对凯尔·哈第进行攻击，关于白恩士，则保持死一般的沉默，所有的社论都是海德门写的。这里传说巴克斯对非洲人斯坦利（此人突然作为工联主义者在北兰贝思［注：伦敦的一个区。——编者注］的候选人同格莱斯顿的一个追随者竞选）的攻击[349]使他同海德门闹翻了，因为海德门曾狂热地率领社会民主联盟[9]在斯坦利的选区为他进行战斗。这件事我照别人转告我的那样告诉你，反正两个星期以后，你将会在苏黎世亲自见到巴克斯的；不知道他这次辞去《正义报》的编辑工作之后会不会提前来。
选举的特点是：
（1）在英国，地方自治问题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情况。
（2）由于给予工人选举权，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倒向保守党阵营，至少在较大的城市里是这样。小资产者开始害怕工人，至少是不愿意同工人混在一起。保守主义是有威风的，所以他们投票反对格莱斯顿。
（3）自由党的支柱是中等城市和农村地区（郡）的中小资产阶级，在这些地方，半封建地主和高教会派[350]的僧侣的压迫还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在大城市里，甚至非国教徒[338]（自由党过去的支柱）也开始动摇，例如在北明翰就是这样。
（4）在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几乎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今天在三百三十万张已投票中，整个反对派只比政府大约多七万六千票），工人就成了决定因素。只是在选举凯尔·哈第、白恩士、威尔逊等工人候选人时才表现出热情。我在选举前就说过［注：见本卷第386—387页。——编者注］：这是仅仅两个官方政党之间进行较量的最后一次选举；但是，这次选举将会使自由党人懂得，下次选举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下次选举时，工人政党将以完全不同的姿态出现。这次选举应该使她对自己的力量产生信心。
（5）新议会维持不了多久。格莱斯顿不依靠爱尔兰人和工人议员就不能成为多数，因此，议会很快又会被解散。这样更好。
顺便说一下，杜西想给《新时代》寄去一篇关于选举的文章［注：爱·艾威林、爱·马克思-艾威林《大不列颠的选举》。——编者注］，这篇文章将叙述和探讨一些只有这里知道、但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内幕。当然，这不妨碍你按自己的观点为《新时代》撰写总结性的文章。她的报道将提到一些与各党的阴谋活动有关的事实，也就是一些和你所能写的完全不同的东西。
路易莎和我衷心问候你们俩。
你的弗·恩·
注释：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327]1892年夏季英国举行的议会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党人获胜。这次选举运动，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进行得很成功，他们提出了相当多的候选人，其中三人——詹·凯·哈第、约·白恩士、约·哈·威尔逊——当选为议员。——第372、375、382、386、387、390、394、399、408、442页。
[338]非国教徒（来自拉丁文dissidere——不同意者）是在某种程度上不遵奉国教教会信条的英国各宗教教派的教徒。——第382、400页。
[349]指1892年7月9日《正义报》第443号发表的两则简讯。在简讯中，编辑部号召投票反对作为反动分子和殖民主义者帮凶的斯坦利。——第399页。
[350]高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其信徒多半是贵族，它保持了古老的豪华的仪式，强调与天主教的传统联系。——第39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78.致海尔曼·恩格斯1892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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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门
1892年7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海尔曼：
6月23日的信已收到，十分感谢。沙福豪森联合银行股息在你们的帮助下已转入借方［注：见本卷第257和271页。——编者注］。祝贺你们到意大利作了一次旅行；我也说不定什么时候要再到那里去一次。
今天我只想问一下，8月10—12日前后，你们有谁在恩格耳斯基尔亨，在这段时间里你们能否在那里接待我几天。那时，我准备再去大陆一游；巴门我恐怕去不成了，不过我还是想再呼吸一些恩格耳斯基尔亨的空气。此事在不该讲的场合，请你务必不要讲，不然就会有人还要把我拖到巴门去，这就同我的其他安排冲突了。
一般说来，我的身体还不错，不过还是开始感到需要休息。伦敦这里总是这样：到7月，天气闷热得难受，使人很想到一个远地方去。不过我还得做完一大堆不容拖延的工作。
衷心问候恩玛［注：恩玛·恩格斯。——编者注］、你的孩子和孙儿们。
你的弗里德里希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77.致帕纳吉奥尼斯·阿尔吉里阿德斯1892年7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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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致帕纳吉奥尼斯·阿尔吉里阿德斯
巴黎
［草稿］
［1892年7月初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1891年和1892年的《社会问题年鉴》已收到，谢谢您。
您表示要把我列为1893年的撰稿人，但是据我了解，您事先并没有同我打招呼就宣布我为1892年的撰稿人。[347]假如1893年的《年鉴》仍把我列为撰稿人，我担心这种撰稿仍然不是自愿的。一个月前，我们的奥地利朋友要我为他们的年鉴［注：《奥地利工人历书》。——编者注］著文时，我曾不得不答复他们：
（1）在拖了整整十年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工作没有完成以前，我不能承担任何新的工作，不论这个工作是大是小；
（2）为某个社会党年鉴撰了稿，如果按照不偏不倚的原则行事，势必也要为其他许多年鉴撰稿，——这样一来，我就无法支配自己的时间了。
诚然，去年我破例为法国的《工人党年鉴》撰了稿。[348]不过当时的形势是很危险的。那正是官方的法兰西共和国在喀琅施塔得[151]拜倒在欧洲反动势力的世袭首脑沙皇［注：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脚下的时候。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后来之所以没有发生，我认为只是由于俄国发生了饥荒。在这个紧急关头，我有责任尽自己的力量杜绝德法工人之间产生误会的任何可能性；我利用了所提供的机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事情就是这样。
注释：
[151]暗指1891年7月至8月初在喀琅施塔得对法国分舰队的隆重接待，这次接待成为沙皇俄国和法国接近的公开表示。与此同时，两国进行了外交谈判，1892年8月谈判结束，签订了法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法国和俄国必须就国际政治问题进行协商，并且在一方受到进攻威胁时采取共同行动。这个协定是法俄联盟于1893年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联盟是为对抗三国同盟（见注168）而建立的侵略性军事政治集团。——第139、159、180、226、367、397页。
[347]由帕·阿尔吉里阿德斯主编出版的1892年《社会问题年鉴》把恩格斯的名字列入了卷首主要撰稿人的名单。这一期年鉴出版时，未经恩格斯的同意，就将恩格斯所写的《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34—243页）作大量删节，用法文发表了。——第396页。
[348]恩格斯指的是自己的著作《德国的社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85—303页）的主要部分；该部分写于1891年10月，载于《1892年工人党年鉴》。——第39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76.致劳拉·拉法格1892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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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7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接到肖莱马去世的电报以后，我马上就到曼彻斯特去了。[330]上星期五，即7月1日，我们把他安葬了，星期六我就回到这里。他在生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完全丧失了记忆力，不过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这是我6月初在那里看到他时的情况。[310]而星期一，即6月27日［注：原稿为：6月29日。——编者注］上午，他却安静地没有任何痛苦地与世长辞了。剖验结果完全证实了龚佩尔特的诊断：右肺有一个象小桔子那么大的癌瘤，由于它对腔静脉和臂丛的压迫，大脑活动失调，右臂部分瘫痪和浮肿。这只胳臂的大静脉内有个很大的血栓，大脑里有一些小的然而却很明显的癌结构，心脏开始出现脂肪性变。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遭受更久的也可能是更剧烈的痛苦，我们应当感到满足了。
5月间，龚佩尔特就已经要他写了遗嘱；他把一切都留给了他的母亲。他留下来的手稿可能会引起一些麻烦。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关于十七世纪以前的化学史的手稿：（1）古代，（2）炼金术，（3）化学医疗派[346]，第三部分有一段没有写完，其中有许多新的观点和发现。此外，还有许多有机化学方面的著作。但他的两本著作，即他自己写的《有机化学》和他与罗斯科合著的巨著［注：卡·肖莱马《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亨·恩·罗斯科和卡·肖莱马《化学教程》。——编者注］，同时都在排印，所以很难区分哪一部分是属于哪一本书的。他的遗嘱执行人中有一个是化学家（济博耳德），但以他的科学理论知识也未必能分得清。而罗斯科急于想拿到手稿，因为他很清楚，他自己是完不成这部书的。我曾对遗嘱执行人说，我认为罗斯科、肖莱马合著的那本书的手稿可以交给罗斯科，但是必须让继承人分享排印中那一卷（德文版和英文版）的稿酬，肖莱马本人也会这样做的。罗斯科昨天已在曼彻斯特当选，无疑他立刻会去抓住遗嘱执行人不放的。因此，我昨天给他们写了封信，详细说明了我认为应该怎样处理这件事。
我写的一篇登在《前进报》上的短文［注：弗·恩格斯《卡尔·肖莱马》。——编者注］今天给你寄去。
我们这里选举进行得正热闹。[327]就目前情况来看，对我们来说，选举进行得非常好。第一，所谓自由党要掀起一个巨浪，把格莱斯顿胜利地捧上台，完全是胡说。他可能会得到微弱的多数，甚至会不会有人得到多数，也很难说。这将使两个官方政党在可能很快要到来的下届选举中依赖于工人。第二，新的工人阶级运动正在胜利地进入议会。星期一［注：7月4日。——编者注］，凯尔·哈第在东头（西镇）以多一千二百票的多数当选，而上届托利党议员［注：乔治·贝恩斯。——编者注］只得了多三百票的多数！昨天，约翰·白恩士在巴特西以多一千六百票的多数当选，而上届资产阶级自由党议员［注：奥·弗·摩尔根。——编者注］只得了多一百八十六票的多数。此外，在约克郡的密德尔斯布罗，海员和司炉工工会书记约·哈·威尔逊（钻营之徒，但他却同新工联运动[343]完全联系在一起）把一个自由党人和一个托利党人都击败了！这是整个选举中仅有的辉煌胜利，而且都是工人们取得的：在前两个地方，自由党没有敢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抗衡，而在第三个地方，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结果遭到惨败。第三，凡是工人候选人挑选得当而又准备得好的地方，他们或者是大大缩小了自由党的多数，从而警告自由党人要他们当心些，不要冒下届选举丧失席位的危险，或者是使自由党失去议会中的席位。例如，在格拉斯哥的两个选区，肯宁安-格莱安受挫，他的竞选对手自由党人也是如此。而在索尔福，名声不坏的社会民主联盟[9]候选人霍尔只得了五百五十四票，但这就使自由党人不能当选。这样，自由党只是由于企图把资产阶级候选人强加于工人选民而丢了三个席位。
选举已经实现了我曾断言过的我们有权期望从中得到的一切：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向自由党人发出警告——独立工党[339]的成立已经为期不远，已有预兆，这是仅仅在执政党和在野党两个党之间进行较量的最后一次普选了。因此，我十分满意，特别是因为在我们这里将出现一个使任何政府都不可能保持稳定的议会。
你的沉默使我得出一个结论：博尼埃在给杜西的信里说的报纸正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是对的。我们希望，这根发丝不会断掉，相反地，会变成一条粗绳、甚至一条钢索。
路易莎向你问好。祝议员先生［注：保·拉法格。——编者注］一切如意和能言善辩。
永远是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310]1892年6月2—4日，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了一趟（并见本卷第357和359页）。——第352、353、354、357、359、370、393页。
[327]1892年夏季英国举行的议会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党人获胜。这次选举运动，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进行得很成功，他们提出了相当多的候选人，其中三人——詹·凯·哈第、约·白恩士、约·哈·威尔逊——当选为议员。——第372、375、382、386、387、390、394、399、408、442页。
[330]1892年6月29日—7月2日，恩格斯去曼彻斯特参加了卡·肖莱马的葬礼。——第376、377、393页。
[339]独立工党是1893年新工联（见注343）领导人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弗·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社会民主联盟（见注9）的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383、395、404页。
[343]指主要是把英国的非熟练工人联合起来的新工联运动。新工联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工人运动高涨时期，在英国工人状况由于1883—1886年的经济危机和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而日益恶化的影响下开始产生的。新工联的特点是具有战斗的进攻的精神（它们常常在罢工中产生），加入新工联的是无产阶级中一向置身于工人运动外的广大群众。受到恩格斯直接帮助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在新工联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恩格斯在《伦敦的5月4日》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70和324—325页）两篇著作中，对新工联主义进行了评述。——第391、395、447、450、457、570页。
[346]化学医疗派是自然科学和医学中的一个派别，产生于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存在到十八世纪中叶。这个派别的代表人物把人的机体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为化学过程，并力图使化学为医学服务。化学医疗派对人的机体中的许多过程进行了研究，发现了新的化学化合物并用之于医学实践。但是他们的理论观点保存着许多中世纪神秘经院哲学的残余。——第39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75.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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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7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你看，这就是你不让我和你通信的结果。[333]我又给你写信了。今天上午送来了几份载有悼文［注：弗·恩格斯《卡尔·肖莱马》。——编者注］的《前进报》，所以在这方面一切都解决了。
选举进行得很好。[327]
（1）自由党的成就小得可怜，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对手的成就或其他令人信服的征兆（选票的优势日益缩小，往往几乎化为乌有，等等）所抵销，以致在下届议会里格莱斯顿最多只能取得一个微弱的多数，也可能无论是他还是托利党都不会得到什么多数（就是说，实际上没有什么多数）。这就意味着，议会在不久的将来将再次解散并进行新的选举，而且将依据会使自由党的票数增加的法律来为新的选举进行筹备；而这些选票只能是新增加的工人的选票。即使还是由托利党执政（这恐怕不大可能），他们也要设法增加新的选票来加强自己的地位，而他们又只能到工人那里去找这些选票。这样，今后就会：（1）消除在细小问题上进行种种刁难的情况，而这种刁难目前在每个具体场合下使工人难于行使以通常形式赋予他们的选举权[342]；（2）采取有利于工人的社会措施。
自由党从对手那里赢得了十六个席位；上届内阁的多数是六十八个席位。如果减去丢掉的十六个席位，再减去被对手夺去的这十六个席位，一共就要减去三十二个席位。托利党就还剩下三十六个席位的多数。这样，假如自由党再赢得十八个席位，两党的票数就相等了。我想，还是会赢得几个席位的；恰恰是在所谓的各个郡里，反对农村地区大地主封建压迫的反对派最强，因而那里的小资产阶级都不投保守党的票，而伦敦这里以及其他大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却由于要同参加选举的工人对立和热中于庸人习气而投保守党的票。格莱斯顿可能会得到显然包括爱尔兰人在内的多二十票的多数，但他以这样的多数势必无法驾驭政局。爱尔兰人一定会要求地方自治，而格莱斯顿又无法以多二十票的多数同上院相对抗，使这种自治得以通过。那时将会乱作一团。
（2）唯一取得辉煌胜利的是新的工人政党。凯尔·哈第使托利党在上次选举中多三百余票的多数变成他自己的多一千二百票的多数。约翰·白恩士赢得了多一千五百六十票的多数，而他的自由党先驱上次才赢得多一百八十六票的多数。在密德尔斯布罗（约克郡的铁矿区），海员和搬运工工会书记威尔逊（钻营之徒，而他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新工联运动[343]）获得四千六百九十一票，战胜了自由党人（四千零六十二票）和托利党人（三千三百三十三票）。与此相比，自由党人所得票数的可怜优势就显得大为逊色。
（3）在三个提出了合适的经过充分酝酿的工人候选人的地方，工人候选人尽管受挫，但也使自由党人失利。
在索尔福，工人霍尔得了五百五十三票，但自由党人也就仅以三十七票之差居于少数而败北。
在格拉斯哥（卡姆拉希），肯宁安-格莱安（九百零六票）受挫，但自由党人也由于差三百七十一票不够多数而失利。
在格拉斯哥（特雷德斯顿），工人候选人伯利（一般说来，他是个无用的人）得了七百八十三票，而自由党人得的票比托利党人还要少一百六十九票。
其次，在其他许多地区——阿贝丁、格拉斯哥（科利兹）、布莱得弗德——自由党人虽然获得了胜利，但丢了许多票，少则九百九十票，多则二千七百四十九票，这些票落到了反对两个党的工人候选人的手里；这样，下一次工人将成为这两个党的直接威胁。
总之，工人政党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这就意味着，下一次，两个老党都会向它提议实行联合。托利党，只要它还是由现在这些蠢驴领导，是不值一提的。自由党还是应该考虑的。对爱尔兰人也是这样。帕涅尔由于一件滑稽可笑的对妻子不忠的事遭到迫害[344]以后，一下子成了工人的朋友，议会中的爱尔兰先生们一旦发现有工人才能使他们实现地方自治时，也会这样做的。那时，将会开始出现妥协，连故意不参加这次选举的费边社分子[19]也会重新钻到前面来，但这种事在这里是无法避免的。事情毕竟象你所看到的，在向前发展，这是主要的。
世界历史的绝妙讽刺是：两个老党都不得不求助于工人，向他们作出让步，以便继续执政或夺取政权，同时它们又都感觉到，它们这样做正好帮助了它们的继任者。不过它们又不能不这样做！同在历史的发展中初露头角的令人震惊的幽默相比，我们那一点点机智又算得了什么呢！
路易莎和我衷心问候尤莉娅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和你。
你的弗·恩·
如果你要写信给肖伯纳，你可以把康拉德·施米特在《新时代》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注：康·施米特《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心理学派》。——编者注］作为对他们“奥地利价值论”[345]的一个批驳材料推荐给他。
注释：
[19]费边社分子，或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884年建立；它的主要领袖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并断言什么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的改造社会，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可以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过去和现在都起着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阶级中的传导者及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发源地的作用。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第15、260、328、371、392、418、423、429、442、455、511、519页。
[327]1892年夏季英国举行的议会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党人获胜。这次选举运动，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进行得很成功，他们提出了相当多的候选人，其中三人——詹·凯·哈第、约·白恩士、约·哈·威尔逊——当选为议员。——第372、375、382、386、387、390、394、399、408、442页。
[333]恩格斯1892年6月20日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曾提到自己工作过份繁重（见本卷第373页）。看来，倍倍尔在6月29日复信中说，他的信不要求回复。——第381、390页。
[342]指1867年和1884年在英国实行的两次议会改革。
1867年，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第一次在1832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争取改革的运动。按照新的法律，各郡中的选民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每年缴纳房租十二英镑；在城市中，一切房主和房屋承租者以及居住不少于一年、所付房租不少于十英镑的房客都获得投票权。由于1867年的改革，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
1884年，在农村地区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经过这次改革，1867年为城市居民规定的享有投票权的条件，也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
1867年和1884年的议会改革给了英国一部分熟练工人以选举权。但是工人阶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村无产阶级、城市贫民以及所有的妇女仍然没有获得选举权。——第390、407页。
[343]指主要是把英国的非熟练工人联合起来的新工联运动。新工联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工人运动高涨时期，在英国工人状况由于1883—1886年的经济危机和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而日益恶化的影响下开始产生的。新工联的特点是具有战斗的进攻的精神（它们常常在罢工中产生），加入新工联的是无产阶级中一向置身于工人运动外的广大群众。受到恩格斯直接帮助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在新工联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恩格斯在《伦敦的5月4日》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70和324—325页）两篇著作中，对新工联主义进行了评述。——第391、395、447、450、457、570页。
[344]恩格斯指的是英国和爱尔兰的反动派对爱尔兰民族运动领袖查·斯·帕涅尔的迫害。1889年底，在自由党人合并派（见注328）的挑唆下，帕涅尔被控告对妻子不忠。法院认定帕涅尔有罪的判决（1890年11月），是英国自由党人，即格莱斯顿的拥护者向帕涅尔发动进攻的信号，——格莱斯顿要求解除帕涅尔的爱尔兰议会党团领袖的职务。这场从伪善的资产阶级道德立场出发向帕涅尔进行的攻击，其目的在于迫使帕涅尔退出政治舞台，引起爱尔兰民族运动的分裂和削弱。对帕涅尔发动的进攻，得到了爱尔兰党团的右翼和爱尔兰天主教僧侣的支持，他们害怕帕涅尔的影响，并且不同意他的要求地方自治的倾向。这场运动导致了爱尔兰议会党团的分裂、爱尔兰民族运动的削弱和帕涅尔的死亡（1891年）。——第392页。
[345]恩格斯指的是“边际效用”论，这是替资产阶级辩护的庸俗理论，产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对立。按照这种理论，价值的基础不是社会必要劳动，而是商品的所谓边际效用，这种边际效用反映了对满足购买者最不迫切需要的商品的效用的主观评价。“边际效用”论的拥护者认为劳动价值的理论不正确，他们说，实际上价格和价值是不一致的，价值通常由一些偶然的、与生产无关的情况，诸如商品缺乏之类的情况所决定。“边际效用”论是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雇佣劳动力的一种手段，它在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流传很广。这种理论的创造者是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和英国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斯·杰文斯。
并见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三卷所写的序言。——第39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74.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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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7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你看，我又给你写信了。上次我寄出为《前进报》撰写的肖莱马的悼文［注：弗·恩格斯《卡尔·肖莱马》。——编者注］时，曾附了一张便条，请他们给我寄十二份印样——只要登载这篇东西的那一页，而不是要那些五花八门的附页。我要这一页印样是为了拿给曼彻斯特的一些人和这里的大化学家们看的，因为他们应该知道，在化学领域以外，肖莱马是谁的精神产物。不用说，我一份也没有收到。你是否可以对这些人说说——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张便条——这样做对党是有很大意义的。希望他们不要迟误，在这里的公众还没有把注意力转向别的事情以前，赶快把我要的东西寄来。
今天这里的选举结果[327]使自由党很失望。到目前为止，他们赢得了九个席位，就是说，政府的多数由六十八减到五十（托利党：68－9＝59；自由党：0＋9＝9；投票结果：59－9＝50）。昨天他们一个席位也没有得到，但在增加二十五票的情况下，50－25就会由于＋25而得到平衡。假如右派和左派都不能取得真正的多数，那就太好了。但微弱的多数，自由党还是会取得的，这也并不坏。
你们那里俾斯麦的丑闻闹得越来越精彩了。[340]这个家伙想必是完全发疯了；从今天的电讯来看，他是要同卡普里维大干一场的。这没有什么，说不定这会变成一件大好事。只是我们的报纸不要老是叨唠说：这本来是一件刑事案件！难道我们也要象我们的对手那样，非得采取那种官僚、警察、检察官式的做法吗？难道我们就不能让俾斯麦这个断了腿的老蠢驴尽情地出一次丑吗？难道三天的监禁还不足以把他变成一个受难者吗？普鲁士精神竟这样深深地溶化在人们的血液中，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前进报》简直是发疯了。[341]它今天写道：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各殖民地和印度，这些地方加在一起叫做大不列颠。而这个名称指的只是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甚至爱尔兰也不包括在内（正式名称：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别的就更不用说了！难道这些人非得把他们自己和我们变成全世界的笑料吗？
魔女正在楼下欣赏我们以前一位女仆的婴儿，全神贯注地抚爱他已经有两个小时了，我都无法把她拖上来给你写上几句问候的话。因此，假如魔女在截邮前最后一分钟还不上来的话，我就只好单独一个人向你和尤莉娅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衷心问好了。
你的老弗·恩·
［路·考茨基的附笔］
将军硬说我抚爱婴儿长达两小时之久，这只能证明他自己无能，因为，要是这样的话，他这封信也就整整写了两个小时；如果他在给你写信时还感觉时间过得太慢，那对我来说就更引以为荣了。不管怎样，你看，孩子已经不在了，现在我自己可以向尤莉娅夫人表示衷心问候了，孩子有多大的吸引力，你们三人之中她当然是最清楚的。也向你问好。
魔女
［恩格斯的附笔］
说我这封信写了两个小时，这完全是这位魔女（这是她自己这样称呼自己的）的臆造。我就肖莱马的遗产问题替他的遗嘱执行人写了一篇内容十分复杂的法律方面的文章，而她却让孩子去吮自己的指头。她的这通胡言乱语就是这样吮出来的！
［路·考茨基的附笔］
一个孩子竟能从我的指头吮出深奥的道理，使将军能够写出一篇法律方面的文章，这真是新闻。呆子才会相信。
［恩格斯的附笔］
让她说最后一句吧。
［路·考茨基的附笔］
已经写上了。
［恩格斯的附笔］
算了吧！
注释：
[327]1892年夏季英国举行的议会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党人获胜。这次选举运动，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进行得很成功，他们提出了相当多的候选人，其中三人——詹·凯·哈第、约·白恩士、约·哈·威尔逊——当选为议员。——第372、375、382、386、387、390、394、399、408、442页。
[340]指1892年6月俾斯麦去维也纳参加儿子婚礼时的一系列讲话。俾斯麦在自己的讲话中和对维也纳报纸《新自由报》发行人的谈话（6月24日发表）中批评了自己的继任者——卡普里维首相的“新路线”（见注266），同时吹捧了威廉一世的政策。——第388页。
[341]恩格斯指的是登载在1892年7月5日《前进报》第154号上的简讯《英国的选举》。——第38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73.致卡尔·考茨基1892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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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7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我是星期六［注：7月2日。——编者注］从曼彻斯特回来的；星期五我们安葬了肖莱马。如果你要为《新时代》弄到一篇悼文，必须先找一个能以通俗的形式对他的发明和他在科学上的作用进行分析的化学家。能够这样做当然很好，不过这需要一个熟悉五十至六十年代有机化学史的人。
当然，我有责任让你知道路易莎是怎样得知你准备提出的建议的。收到你5月13日的来信以后，尽管在此以前我就认为路易莎没有理由同意你的意见，我还是觉得有必要跟她谈谈这件事。你要知道，我是把下面这个想法作为自己的想法跟她谈的：为了不致弄混，象德国西部和瑞士的夫妇通常做的那样，加上一个娘家姓，她是否觉得可能好些。她以疑问的目光看了我一眼，然后回答说：你不必费心，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卡尔的主意，而卡尔是他母亲唆使的。劝她不要这样想，也没有用。而且，过了一些时候，她把这件事当作肯定的事实向吉娜［注：雷吉娜·伯恩施坦。——编者注］讲了，当时吉娜就对她说（毫无恶意地、非常自然地，在当时的情形下也必然是这样的），你还把这件事写信告诉过爱德，他们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
当路易莎开始责备我时，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你5月13日来信中有关的一段话念给她听了；这样，至少使她不再继续作种种猜测和设想，因而可能使她安静一些。而且我觉得这段话好象是有意这样写的，以便我在必要时把这段话告诉路易莎。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我对这件事很不满意。因为，你要我去同杜西商量，同时你就此事又给爱德写了信，这样，有一点就很清楚了：既然已经有四个人知道了这件事，而这四个人可以说每天都同路易莎见面，那恐怕要不了很长时间，他们中间就会有人在她在场的情况下泄露出这件事，这就更糟了；她就会说：啊，你们竟背着我处理起与我个人有关的事来了，如此等等。
当然，路易莎把她写给你的信，即信的草稿，在信发走以后，念给我听了。这封信再一次向我表明，第三者任何时候都不应插手没离婚的或已离婚的夫妇之间的事，因为他们之间的事永远也弄不清。譬如我只是从这封信里才第一次了解到，早在刚刚提出离婚的时候，你们就已讨论过并且决定路易莎将来用什么姓。如果这是属实的话——我也没有理由表示怀疑——那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以前不知道这件事。不然的话，我也不用同任何人商量，就会立刻请你无论如何不要再这样做了。
你可以看出，这封信完全是路易莎自己写的。这无须我多说你就可以想象到，因为你很清楚，她是个有主见的人。这封信不该由我来评论，我也不认为我有这个资格，因为这是已离婚的夫妇之间的私事，我能说的只有一点：从我这方面来说，发生的事情既不会影响我同路易莎的关系，也不会影响我同你的关系。
导言［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编者注］的德译文我今天将按挂号印刷品寄给你。这本书桑南夏恩要到9月份才出，所以9月1日以前请你不要在《新时代》上刊登这篇东西，这个日期过了以后就无所谓了，——这个蠢家伙让我等得好苦。遗憾的是，德文本是个译本；英文本要通顺得多，你看了会更满意。
十分感谢你把左尔格的事情的进展情况告诉我。[324]一有空，我就去办这件事。
这里的选举目前进行得很好。[327]自由党在取得胜利，如果事情象今天这样发展下去，他们将以微弱的多数获胜，就是说，他们将仍然依靠爱尔兰人，这也很好，因为不然的话，格莱斯顿又要哄骗爱尔兰人了，爱尔兰问题将永远得不到解决。昨天的投票表明，多数转向了自由党，但格莱斯顿的信徒们所期待的强大的鲸吞一切的自由党浪潮还毫无踪影。相反，自由党却尝到了仅仅在形成中的工人政党的厉害。唯一的得到极大多数选票的候选人，就是西镇南部选区的凯尔·哈第，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拿自由党一个钱，因而对他们没有承担任何义务的工人候选人中间的一个。在其他一些地区，由于同自由党进行了竞争，工人候选人从他们手里夺得了许多选票，至少使他们今后有所顾忌。可以预期，这是仅仅两个官方政党之间进行较量的最后一次选举了；下一次，工人在这种较量中所起的作用将完全不同。
你的将军
注释：
[324]指出版左尔格自1890年10月起在《新时代》上发表的关于美国工人运动的一些文章（见注206）。6月20日，考茨基把自己就此事同狄茨谈判的情况告诉了恩格斯。据考茨基说，狄茨原则上反对为在《新时代》上发表过的著作出单行本，理由是这种书的销路不好。但是这一次他同意了左尔格的建议，条件是把这些文章修改一下并增加篇幅。——第369、376、386、434页。
[327]1892年夏季英国举行的议会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党人获胜。这次选举运动，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进行得很成功，他们提出了相当多的候选人，其中三人——詹·凯·哈第、约·白恩士、约·哈·威尔逊——当选为议员。——第372、375、382、386、387、390、394、399、408、44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72.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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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7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你不让我给你写信[333]，换句话说，要我不再写唯一使我感到高兴的信，而去写那些使我感到厌倦的信。但是，我是不会满足你这个要求的。
不过，即使我是这样听话的人，我对《前进报》就这里的选举[327]所做的天大蠢事[334]还是感到很恼火。对此保持沉默，简直是可耻。《前进报》竟把南帕丁顿写成了伦敦的一个农村地区，而南帕丁顿是位于市中心，海德公园偏北、瑞琴特公园以西的一个地方，那里可以称为农村地区的只有几个翠绿的街心公园，这些街心公园如能称为农村地区，那末登霍夫广场［注：柏林市中心的一个广场。——编者注］也就成为农村地区了！
《前进报》所描绘的英国只存在于作者的想象之中。他们认为，托利党现在对待工人比自由党要好些，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相反，1850年自由党曼彻斯特学派的一切偏见[335]，现在只是托利党的一种信条，而自由党很清楚，如果他们想要作为一个政党存在下去，就要通过某种方式从工人那里捞取选票。托利党都是一些蠢驴，有时他们能在迪斯累里这样杰出人物的影响下采取一些自由党不能采取的大胆步骤。如果没有这样的杰出人物，他们那里就象现在这样，占优势的都是一些蠢驴。托利党已经不象1850年以前那样仅仅是大地主的走狗；科布顿、布莱特等人的子弟，大资产者和反对谷物法[336]的一些人的子弟——这些人在1855—1870年间都转入了托利党营垒，而自由党的力量则在那些不属于国教会的中小资产阶级身上。自1886年格莱斯顿的地方自治法案[337]提出以来，辉格党和老自由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最后残余（以自由党人非国教徒[338]或自由党人合并派[328]的身分）也转入了托利党营垒。
可见，自由党有必要向工人作些虚假的或真正的让步，主要是虚假的让步。不过他们又蠢得要命，甚至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做起，而且他们很多人被自己的过去紧紧地束缚住了。
目前，选举正象我们设想的那样在进行。自由党获得了微弱多数，同上次选举相比，他们在很多选区甚至丢了一些选票，因此将会淹没英国的巨大的自由党浪潮暂时还感觉不到。今天是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今天的结果可能是决定性的；如果自由党今天取得肯定的胜利，那就会使动摇不定的庸人们（这些为数甚多的坏蛋）倒向他们一边，这样，他们就要占上风。我们需要一个不过分的自由党多数（包括爱尔兰人），这个多数将使格莱斯顿依靠爱尔兰人；假如他没有他们也行，他一定会对他们嗤之以鼻。
但非常好的是，伦敦东部西镇的工人候选人是凯尔·哈第，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拿自由党的钱，因而对他们也没有承担任何义务的人中间的一个；目前，他一个人就使保守派在上次选举中的多三百余票的多数变成了反保守派的多一千二百票的多数。在其他一些地方（阿贝丁等地），反对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工人候选人得了近一千张选票，这也是很好的。独立工党的成立已为期不远了。[339]
这里有三种工人候选人：
（1）托利党为了从自由党手里夺取选票而出钱收买的工人候选人。这些人几乎都要落选，而他们也知道这一点。
（2）拿了自由党的钱、必须为他们效劳的工人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大半是在没有任何希望当选的地方提出来的。这些人中间有些人，比如说矿工候选人，实质上是自由党人。
（3）真正的工人候选人，他们敢于冒风险，从不考虑他们所反对的是自由党还是托利党。这些人中间，自由党只承认它不得不承认的一些人（凯尔·哈第和白恩士），对其他人则全都反对。在苏格兰，这样的候选人很多。他们能否当选，还很难说。祝你健康。衷心问候你的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
你的老弗·恩·
注释：
[327]1892年夏季英国举行的议会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党人获胜。这次选举运动，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进行得很成功，他们提出了相当多的候选人，其中三人——詹·凯·哈第、约·白恩士、约·哈·威尔逊——当选为议员。——第372、375、382、386、387、390、394、399、408、442页。
[328]自由党人合并派是1886年因在爱尔兰问题上意见分歧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以约·张伯伦为首的一批人（他们主张保持与爱尔兰的合并）。自由党人合并派实际上依附保守党，而几年以后连形式上也依附了它。——第372、382页。
[333]恩格斯1892年6月20日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曾提到自己工作过份繁重（见本卷第373页）。看来，倍倍尔在6月29日复信中说，他的信不要求回复。——第381、390页。
[334]恩格斯指的是发表在1892年7月2日《前进报》第152号上的题为《英国的选举》（《DieenglischenWahlen》）的简讯。关于英国在1892年举行的选举情况，见注327。——第382页。
[335]指曼彻斯特学派的观点。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论者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论者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论者是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了英国自由党的左翼。——第382页。
[336]英国的谷物法规定了高额的粮食进口税，其目的在于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粮食。此项法律是为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谷物法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结果在1846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粮食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贵族，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更迅速发展。——第382页。
[337]1886年4月，格莱斯顿政府为了取得爱尔兰议员的支持和消灭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提出了地方自治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爱尔兰变为一个有自己的议会和内阁的自治殖民地，但其内阁受不列颠内阁的控制，不列颠内阁仍掌管其外交、军事和关税。该法案的提出，使格莱斯顿遭到了自由党人的右翼即所谓自由党人合并派（见注328）的反对，并引起了自由党的分裂。1886年6月，由于保守党人和合并派的投票反对，议会否决了地方自治。——第382页。
[338]非国教徒（来自拉丁文dissidere——不同意者）是在某种程度上不遵奉国教教会信条的英国各宗教教派的教徒。——第382、400页。
[339]独立工党是1893年新工联（见注343）领导人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弗·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社会民主联盟（见注9）的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383、395、40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71.致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1892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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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致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
伦敦
1892年7月4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公民：
刚刚收到倍倍尔的一封信，里面附有给您的一份通知单，现在就把这封信寄给您。[332]我想，您通过德意志银行（伦敦这里可能有分行）就可领取这笔钱，想必您也能够辨认倍倍尔的笔迹。不然的话，请将信退回，我来誊写一遍，使外国人更易辨认。
我和考茨基夫人向您的夫人［注：玛丽亚·门德尔森。——编者注］问好。
您的弗·恩格斯
倍倍尔手头没有您的地址，因此他把银行通知单寄给我了。
注释：
[332]倍倍尔在1892年7月1日的信中，请恩格斯转交斯·门德尔森一份领款证明，此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向一位波兰大学生提供的一笔物质援助，该大学生在侨居德国的波兰人中从事革命宣传活动。——第38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70.致路德维希·肖莱马1892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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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达姆斯塔德
1892年7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肖莱马先生：
今天上午卡尔［注：卡尔·肖莱马。——编者注］刚安葬好，我就马上给您写这封信。送葬的行列很可观：前面是卡尔生前好友，乘坐马车，还有遗嘱执行人［注：路·济博耳德和菲·克勒普施。——编者注］、龚佩尔特大夫和卡尔的房主，接着是欧文斯学院[312]的教授们（他们几乎都来了）和罗斯科，也乘马车，后面是许多卡尔从前和现在的学生。遗嘱执行人请了一神论派（类似我们的“自由公理会”）[313]的传教士施泰因塔耳先生主持安葬仪式，并在灵前讲几句话，这件事他做得很好——他和卡尔很熟悉。如果他的讲话明天上午不能见报，龚佩尔特就将手稿寄给您。送来了许多很好看的花圈；除了家属的和在柏林的党的执行委员会的花圈外，还有一个很好看的大花圈，上面写着：“献给我们著名的同胞——曼彻斯特的德国人敬挽”，以及卡尔从前的学生、他最后一班的学员、他的同事等人送的花圈。
我到这里以后，他们就问我对拟定的保留某些宗教仪式的出殡办法有否异议。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最合乎死者家属的心意。我不能说，我对这样的安排很满意。但是，在曼彻斯特这里的现有情况下，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说：让遗嘱执行人去决定吧。既然要举行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仪式，那末，由施泰因塔耳主持当然是最合适的了；实际上，这个任务他也完成得很好。要是我提出异议的话，那末葬仪就很可能完全不按宗教仪式举行。可是，第一，我不知道，这样做您家的所有成员是否会满意；第二，这样，全部责任就会落在我的身上，就得由我一个人去讲话，结果突出的就不是化学家的肖莱马，而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肖莱马了；因而，要使他作为化学家得到充分的承认，最好不要着重强调他作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一面。不然，所有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我在利用卡尔去世的机会，向那些对我和对社会主义表示冷淡甚至抱有敌对态度的公众作毫无意义的无益的社会主义演说，而这些公众只是出于对墓穴的敬意才不得不保持沉默。我又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讲话，甚至是最必要的讲话，因此我就更不愿意把一个我所敬爱的朋友的葬仪变成挑衅性的示威。假如卡尔自己在遗嘱里对此有所嘱咐，那当然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不管怎样，写着“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敬挽”的鲜红的挽联带就够说明问题了，这鲜红的挽联带在其他花圈的白色的花朵和挽联带的衬托下显得很突出，这本身就是对英国习俗的大胆违抗。
今天，我把全部文稿拿给遗嘱执行人（他们两人都是德国人）之一菲力浦·克勒普施先生看了；我们还把一些手稿整理了一下，并商谈了最迫切的问题，因此明天我就可以回伦敦去了。
遗嘱首先要到办理遗产的法院去登记，然后交纳遗产税。在这以后才能作下一步的安排。
我已经同克勒普施先生谈妥，家信将退还给您。如果您还要保留其他什么东西作纪念，请您写信给他：
曼彻斯特
施塔坦尔鲍威尔公司转
菲·克勒普施收
我还向他建议，把马克思和我题字送给卡尔的各种著作另外放在一起，以便您想要时拿去。
关于手稿和出版合同，下次再谈。
衷心问候您的母亲和全家。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312]欧文斯学院是曼彻斯特的一所高等学校，它是1851年用曼彻斯特商人约翰·欧文斯在遗嘱中为它留下的一笔资金创办的。——第353、379页。
[313]1892年6月4日，《正义报》第438号登了一项通知说，在法国要办一份由盖得和拉法格编辑的社会主义日报。——第35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69.致路德维希·肖莱马189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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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达姆斯塔德
1892年6月3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肖莱马先生：
谅您已经先从龚佩尔特那里得到了卡尔［注：卡尔·肖莱马。——编者注］已于本月27日去世的消息。我是昨天到这里的[330]，并且得知已经按照医生的愿望做了解剖，结果完全证实了早些时候的诊断：右肺癌瘤。应教授们的请求，葬礼只得于星期五［注：7月1日。——编者注］上午十一点半举行，因为他们想和学生一道参加葬礼，但是星期四他们忙于大考。龚佩尔特已经根据您电报上的委托，订购了一个花圈。挽联带上将写上“献给我们亲爱的卡尔——母亲、兄弟和姐妹敬挽”。
我也将以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献一个花圈。
今天下午，我整理了一下事务性的文件，这样将可以就最必要的事项同遗嘱执行人进行商谈了。手稿我也尽可能地整理了一下；篇幅相当可观，不过看来许多东西已经发表过了。
我没有能再见到卡尔一面；今天上午我到这里时，已经盖棺了。
有一点你们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对他的照料是再好也没有了，而比他痛楚更少的病程和更为安静的逝世，也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心里和在全世界面前，崇敬地悼念他。明天我将把悼文给《前进报》寄去。龚佩尔特寄给您的发表在《曼彻斯特卫报》上的那篇写得很好的悼文，是舒斯泰尔博士写的；他是卡尔的一个学生，后来与卡尔同事，任物理学教授。
祝您一切顺利。星期五，您的心将同我们在一起，而我自然也将想到卡尔的母亲、兄弟和姐妹。我们共同的损失是很大的，但是，知道这个损失不可避免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这可以使我们减轻一些悲痛。
衷心问候您的母亲和所有的兄弟姐妹。
您的弗·恩格斯
安葬以后，我再给您写信［注：见下一封信。——编者注］。
注释：
[330]1892年6月29日—7月2日，恩格斯去曼彻斯特参加了卡·肖莱马的葬礼。——第376、377、39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67.致卡尔·考茨基1892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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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6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如果你以为，在姓的问题[303]上我会把路易莎同意你的建议看作是她作出的牺牲，那你就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只是想使你明白，在目前情况下，我看，这样的要求不应该由你提出。因为路易莎为你所做的确实已经超出了对她所能要求的了，而且她在这里对你的接待，看来也是出乎你本人意料之外的，因此，你们两人在一起以及我们大家同你们在一起时都感到很自然，不感到拘束。为什么你要为这种小事再次提起这段往事呢？一个离了婚的妻子的社会处境本来就够困难的了，因为按现今的概念来看，为了在公众面前恢复自己的名誉，她还须拿出证据来，以说明她不是“有过错的一方”。难道你不懂得，对一个已离婚的妻子来说，如果她已离婚的丈夫要她在社会上不用自己合法的姓，而用他任意强加给她的什么姓，必然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吗？
关于你认为的已离婚的妻子要遵从的那些习俗，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约翰娜·莫克尔，即后来的约翰娜·金克尔，曾嫁给马蒂约，后来同他离了婚，在她离了婚到和金克尔结婚这一段时间内，一直叫约·马蒂约，在她发表的歌曲及其他作品上也是这样署名的。
至于沙克，她不过是行使普鲁士邦法第2章第1节第740条赋予她的贵族特权：
“如果公认她（离了婚的妻子）不是有过错的一方，则可重新恢复婚前所属较高等级的地位。”
第741条：
“妻子，尤其是在第740条所规定的情况下，通常有权抉择她是否重新采用原先的娘家姓或前夫的姓。”
即便沙克加入瑞士国籍，或者保留该国国籍，她在普鲁士仍可享用这项权利，不在普鲁士也可以此权利为依据。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姓——凯利，如果现在她不再用威士涅威茨基这个姓，她可以这样做，因为美国以英国的习惯法为基础，按这种习惯法，正如赛姆·穆尔说的，一个人通常使用的姓，就被认为是他的姓，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改姓。
可见，这一切对路易莎完全不适用，因为她要受奥地利这个警察国家的约束，这个国家不允许她用别的什么姓，只能用你的姓。
为什么路易莎现在一定要为了迎合你而不能在正式场合用自己合法的姓，而用别的姓呢？难道每一个在公开场合用考茨基这个姓的妇女都该是你的妻子吗？由于人们还不知道你现在这个妻子［注：路易莎·考茨基，父姓龙施佩尔格。——编者注］的名字，为了不致使人们把你的母亲［注：敏娜·考茨基。——编者注］当作你的妻子，她是否也要为自己另找一个新的姓呢？人们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知道你的妻子，另一部分不知道。前一部分人知道，伦敦的路易莎·考茨基就是《工人报》和《女工报》上的路易莎·考茨基，她不是你的妻子。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你提出的改姓的做法绝对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不可能知道你妻子的“娘家”姓是什么。
我已经转告路易莎说，这件事你认为算是已经解决了。但是对她来说事情恐怕并非如此；我担心，你提起这件事以后，恐怕会使她回忆起许多往事，再忘掉这些事情就不那么容易了。你提出这个要求使路易莎非常伤心，恐怕你已经无法弥补了。这件事一直使她心情忧郁，沉默寡言，现在她想自己给你写信。
桑南夏恩打算将《发展》［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的英文本推迟到选举[327]结束后出版。那时这里正是不景气的时期，所以9月底以前怎么也不会有什么进展。因此，我这几天要写信给桑南夏恩，以便从他那里得到确切消息，然后再将手稿[288]寄给你，到时你就可以拿去付排，不过在没有告诉你日期以前不要发表。
关于可怜的肖莱马，我没有听到更多的情况，可见，没有任何明显的好转。
十分感谢你把有关左尔格和狄茨的事情的进展情况告诉我[324]。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左尔格没有写信告诉我，你所进行的谈判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而我本人在着手办这件事之前，必须了解这个情况。狄茨把畅销看得过重了。如果他想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文献的出版者，他就应该开一个分部，专出非畅销书籍。否则就得另外找人出版。真正的科学文献不可能上万册地推销，出版者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这里的选举暂时还是一片混乱。但是，自由党人终将从工人那里得到第一个教训。
你的将军
注释：
[288]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34—361页）写于1892年4月。1892年6月恩格斯把这篇导言译成德文，并于7月寄给《新时代》杂志，发表在该杂志1892—1893年第1卷第1期和第2期上，标题为《论历史唯物主义》，发表时做了一些删节。——第322、330、360、376页。
[303]卡·考茨基在1892年5月13日的信中表示，希望他的前妻路·考茨基在社会活动中使用双姓施特腊塞尔-考茨基（施特腊塞尔是她的娘家姓）。——第339、373页。
[324]指出版左尔格自1890年10月起在《新时代》上发表的关于美国工人运动的一些文章（见注206）。6月20日，考茨基把自己就此事同狄茨谈判的情况告诉了恩格斯。据考茨基说，狄茨原则上反对为在《新时代》上发表过的著作出单行本，理由是这种书的销路不好。但是这一次他同意了左尔格的建议，条件是把这些文章修改一下并增加篇幅。——第369、376、386、434页。
[327]1892年夏季英国举行的议会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党人获胜。这次选举运动，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进行得很成功，他们提出了相当多的候选人，其中三人——詹·凯·哈第、约·白恩士、约·哈·威尔逊——当选为议员。——第372、375、382、386、387、390、394、399、408、44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68.致卡尔·考茨基1892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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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6月27日［于伦敦］
我们优秀的肖莱马已于今晨安静地去世了。明天我就动身去那里。[330]
悼文［注：弗·恩格斯《卡尔·肖莱马》。编者注］将在《前进报》上发表。
你的弗·恩·
注释：
[330]1892年6月29日—7月2日，恩格斯去曼彻斯特参加了卡·肖莱马的葬礼。——第376、377、39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66.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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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6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现将《犹太人的枪》[325]放在封口的信封里寄上，因为按印刷品邮寄，这本小册子可能被没收。
肖莱马的情况还是那样。我看到他身体很弱，处于冷漠状态中，神智也有些模糊，不过没有疼痛的感觉。龚佩尔特来信说，他肺部的瘤在慢慢地但却是不断地扩大，同时，由于把上半身的血液送回心脏的大静脉受到压迫，大脑活动日益失调，记忆力衰退，冷漠的现象更为严重。不过他的饭量还相当大。如果不发生任何意外，这样的状况还能继续一个时期。
既然施勒德尔能够在鲁尔区呆下来，那末瓦尔肯还呆在萨尔区就不应该使你感到奇怪了。我给济格尔写了一封短信，把崩特对你说过的有关他出走的事告诉了他。［注：见本卷第351页。——编者注］济格尔把这封信连同他自己的一封十分真挚的信一起转寄给了施勒德尔；他在自己的信中说，有人揭发崩特盗用了公款。施勒德尔把这两封信即济格尔和我的信都给我看了。济格尔讲到的崩特的事情是否属实，我不得而知。不管怎样，你从中可以看出，施勒德尔的地位仍然很稳。当你同矿工运动这样年轻的运动打交道时，就要好好地考虑一下，对于象施勒德尔和瓦尔肯这些不可靠的家伙，在一段时间内，至少是在没有积累起十分明显的能说明他们问题的那些事实之前，让他们自己去败坏自己的名声是否更好一些。而且，情况总是这样的：在运动刚刚兴起的地方，挤到最前头去的起初的那些头目往往是一些钻营之徒或者坏蛋。
巴克斯现在（到7月底为止）是《正义报》的编辑，这个报纸现在办得比较好了。昨天它以一种适当的语气报道了艾威林在阿贝丁的演说[315]，并表示反对个人之间的无谓争吵[326]（也就是间接地反对海德门）。巴克斯昨天立即到这里来谋求赞许，魔女一看到这份报纸就敏锐地预感到这一点。海德门究竟要干什么，我还不十分清楚。很可能他发现以前采取的政策已遭到失败，必须来一个转变。他办的报纸亏了本，他的社会民主联盟[9]并没有为这里的运动的普遍发展做许多事情，因而也就没有资格进行领导，他同费边社分子[19]的竞争也没有获得成功，而是适得其反；他的外国同盟者布鲁斯和吉勒斯使他倒了霉，然后把他抛弃了。一句话，很可能他认为改变一下策略会有好处，因而想和我们接近。这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事，因为正如我对谁都说过的那样［注：见本卷第135—136页。——编者注］，我倒宁愿海德门是敌人（这是他比较无能为力的时候），而不是朋友（这样对他就得密切注意，因而要花费许多时间）。海德门也可能由于在切尔西没有任何可能当选而走上这条路，他本想在那里取代查理·迪耳克先生，但是在当地的郡参议会选举中，他为进行试探而提出的候选人奎尔奇仅仅得了一百五十三票，从那以后，他在那里就失去了一切成功的希望。不管怎样，海德门到8月份很难重弹那种早已被巴克斯在上述报纸公开斥责过的老调了，而要同费边社分子进行卓有成效的竞争，他也做不到。看看再说吧。
我们这里的选举运动已进入了最高潮。[327]托利党和自由党人合并派[328]到处进行收买活动，企图贿赂能从自由党手里夺取选票的工人候选人。秦平——托利党在这方面的主要代理人之一——曾向艾威林表示愿意提供经费，以便他在北安普顿能被提为候选人同拉布谢尔竞争，艾威林当然拒绝了。这种金钱诱饵在工人首领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波动，那些想乘机捞一把的人竭力使自己心安理得地认为，还可以用光明正大的方法领取托利党的钱，而不必脸红；不过大多数人还是感到脸红的，因为他们担心这些钱到头来对他们自己弊多利少。要是知道在这里的整个政治生活中，议会的贪污受贿现象这么严重，那末，对这些人还有起码的羞愧之感，就只会感到惊奇。
显然，霍拉赫利兹和魔女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对我来说，魔女毕竟更为可亲些。尽管安岑格鲁伯有时把他的奥地利农民理想化了，而衬托他那些绝妙情节的背景又极为狭小，然而读起来还是使人对这个出色的民族同德国其他部分分离一事感到痛心，从而你会认识到有必要重新统一起来。不过，这种统一只有我们才能实现。
我本来很想给不领薪水的会计[329]——尤莉娅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写上几句，答谢她最近寄来的几封信，她这几封来信，很遗憾，我至今还没有答复。但是我现在很忙。我还要写两封必须慎重斟酌的长信，然后终于又要继续整理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这样，我就不得不把所有只会使我感到愉快的通信暂且放下，而只写一些事务性的信件。因此请代我向你夫人解释一下，请她不要太生我的气。有可能在我来柏林之前，或至迟到那里以后，我将补上这一课。同她晤识，我将十分高兴！我想，我们会相处得很好。好吧，我们两人就此向她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老将军
注释：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19]费边社分子，或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884年建立；它的主要领袖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并断言什么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的改造社会，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可以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过去和现在都起着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阶级中的传导者及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发源地的作用。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第15、260、328、371、392、418、423、429、442、455、511、519页。
[315]1892年6月初，在普利茅斯举行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的年度代表大会（见注47）。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由工会提出自己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参加议会和市镇选举以及参加1893年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代表大会还讨论了关于工会的内部组织和财务状况等问题。
1892年6月10日和12日，艾威林在阿贝丁举行的两次社会主义者集会上发表了演说。——第357、360、371页。
[325]指的是海·阿耳瓦尔特的反犹太主义的小册子《新的揭露。犹太人的枪》1892年德勒斯顿版（《NeueEnthüllungen．Judenflinten》．Dresden，1892），此书揭露了一个属于犹太人资本家的公司在向德国军队提供枪支时发生的舞弊行为。根据法院的决定，小册子被没收了。——第370页。
[326]恩格斯指的是厄·巴克斯为1892年6月18日《正义报》第440号写的社论《社会主义党的内部分歧》（《Internecinedivisionsinthesocialistparty》）。在社论中巴克斯号召英国的各社会主义集团建立合作关系。——第371页。
[327]1892年夏季英国举行的议会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党人获胜。这次选举运动，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进行得很成功，他们提出了相当多的候选人，其中三人——詹·凯·哈第、约·白恩士、约·哈·威尔逊——当选为议员。——第372、375、382、386、387、390、394、399、408、442页。
[328]自由党人合并派是1886年因在爱尔兰问题上意见分歧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以约·张伯伦为首的一批人（他们主张保持与爱尔兰的合并）。自由党人合并派实际上依附保守党，而几年以后连形式上也依附了它。——第372、382页。
[329]“不领薪水的会计”——这是奥·倍倍尔在1892年6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自己妻子的称呼。奥·倍倍尔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负责出纳工作，尤·倍倍尔帮助自己丈夫做此项工作。——第37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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