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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65.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2年6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165.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2年6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已经不记得是否对你讲过，你4月28日的来信和邮局汇票，以及5月3日的明信片都已收到。我一直在忙于写信和其他种种事情，甚至有些越出了常轨。钱已如数收到，门德尔森应得的半数我已退给他了。[321]
5月下半月，倍倍尔曾在我这里作客，同时在这里的还有辛格尔，他住在伯恩施坦家里。我们十分愉快地度过了这些日子，并讨论了德国运动中应该讨论的所有问题。我同倍倍尔很谈得来，我们差不多在一切问题上都持有相同的观点，或者很容易取得一致意见；由于他头脑清醒，不仅能够正确地领会事实，而且在理论上也有高深的造诣，多年以来他从未给我造成什么困难。辛格尔在比较窄小的范围内办事很敏捷、干练，但一超出这个范围，他就会出差错，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顺从地接受倍倍尔的指导，他自己也公开承认倍倍尔比他高明。他们俩不仅认识到，而且通过实践深深感到，李卜克内西完全不行了，确实成了党的障碍。多年来他一直停步不前，而党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党的一切刊物（连那些使我感到惊异的小报也包括在内）就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我早有觉察，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反社会党人法[38]废除以后，李卜克内西成为《前进报》的编辑是绝对不可避免的，现在这个报让他编得坏透了。糟糕的是，不能停止他的职务，否则带来的危害会比他现在带来的危害还要大。我曾劝他们尽量委婉地让他退休，但是他不同意，其他困难就更不用说了。暂时只好听其自然；好在党现在已经很强大，经受得起许多考验，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最后总会有办法的。
不言而喻，这一切都是绝密的，只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事情已经发展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你从下面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李卜克内西把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看成是阴谋反对自己的敌人，可能只有辛格尔除外，尽管他同所有其他人一样对情况也十分清楚。我深为李卜克内西痛心，但是，我早就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完全是由于他的固执造成的。我们大家都愿意为他找一条退路，但愿他自己终究会认识到这一点。
在这里出席国际代表大会[317]的德国和奥地利的矿工代表，到我这里来过几次：有两个威斯特伐里亚人，一个来自萨尔区的莱茵工人，一个萨克森人和一个捷克人。他们多半是一些可爱的、能干的人；目前在苏格兰工作的济格尔，也是一个很干练的小伙子。矿工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补充力量，他们全是一些坚强的人，大部分服过兵役，而且都是选民。麻烦的是那批移居来的为数众多的水上波兰人[322]和其他波兰人（多特蒙特区：二万二千人，埃森区：一万六千至一万八千人）；他们都是狂热的天主教徒，狭隘得出奇。但这种不幸只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会被卷入运动中来，并将成为在上西里西亚、波兹南和西普鲁士掀起风潮的因素。
我急切地盼望了解你们那里总统选举的选票交易的详细情况[323]；我过去未能具体探讨这方面的活动方式，这一次我要注意观察。对这种做法只要仔细地钻研一次，以后一切就会清楚的。
关于你的事，我暂时还没有写信给狄茨，第一，因为你的文章[324]还没有准备好；第二，因为我要就最近他将要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新版本同他通信，我不愿意把两件事混在一起；第三，因为倍倍尔跟我说过，狄茨认为，重印《新时代》文章对他不太合算；第四，因为8月间我很可能在斯图加特同狄茨和倍倍尔会面。但是，我相信他们会乐意重印你的著作，特别是，如果你能够补充新的材料，将篇幅增加三分之一或一半的话。要是我同狄茨不能谈妥（不过，我确信不会这样），那就让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出版。我看，这本书应该增加篇幅，补充一些事实材料，而且在书里你可以更自由地谈论德国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18]所干的蠢事，而在《新时代》上你只能谈到你认为适当的程度。
我很高兴，你夫人［注：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的身体已经好些了。这里冬天也带来了不少灾难，尤其是流感。我们的朋友肖莱马生病以后一直没有复原，现在又得了肺癌，这样，他恐怕就一病不起了。两星期前我去看他时[310]，这个可怜的人躺在床上，体力和智力都在衰退。好在他没有任何疼痛感觉，但愿他能这样拖到他的最后一天，很遗憾，这一天不可避免地很快就要到来。
路易莎和我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格斯
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给我来过几次信。
注释：
[18]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在1876年费拉得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它的建立是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的结果。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本地工人联系很差。党内发生了以拉萨尔派为主的改良主义领导同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弗·阿·左尔格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的斗争。该党曾宣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自己的纲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采取宗派主义政策，轻视在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的，首先是在工会中的工作，党未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国家主义者”，即“贝拉米派”，是对八十年代末一种社会运动的代表人物的称呼，这种社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爱·贝拉米的空想小说《一百年后》（1887年出版）的影响下产生的。“国家主义者”建立了自己的宣传性组织——“国家主义者俱乐部”，其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第一个这样的俱乐部1888年成立于波士顿，1891年，全国就有了一百六十多个。1889年，《国家主义者》在波士顿创刊。“国家主义者”利用该报宣传生产和分配的国有化是使社会摆脱资本主义弊端和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唯一手段。“国家主义者”的宣传，在《社会主义者报》——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上得到反响；该党的一个领袖德·莱昂同意他们的观点。
恩格斯在自己的信中，经常把美国的“国家主义者”同英国的费边社分子相提并论，强调他们观点和策略的一致。——第15、74、93、369、434页。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310]1892年6月2—4日，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了一趟（并见本卷第357和359页）。——第352、353、354、357、359、370、393页。
[317]指1892年6月7日在伦敦开幕的第三次国际矿工代表大会。英、德、奥、比、法等国九十多万工人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建立国际矿工联合会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第360、369页。
[321]指恩格斯和斯·门德尔森给斯·帕德列夫斯基的那笔钱的一部分。1891年3月，由恩格斯将钱寄给左尔格转帕德列夫斯基，由于后者自杀，这部分钱未曾动用（并见本卷第338页）。——第367页。
[322]水上波兰人（Wasserpolacken）是十七世纪以来对居住在上西里西亚而在奥得河上以放木排为生的波兰人的称呼；后来，这个称呼专指那些几百年来一直受普鲁士统治的上西里西亚的波兰居民。——第369页。
[323]恩格斯指的是1892年11月8日举行的美国应届总统选举的准备活动。民主党人克利夫兰当选总统，代替了共和党人哈里逊。恩格斯对此届选举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并于1892年11月就此写了一篇文章《美国的总统选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88—391页）。——第369页。
[324]指出版左尔格自1890年10月起在《新时代》上发表的关于美国工人运动的一些文章（见注206）。6月20日，考茨基把自己就此事同狄茨谈判的情况告诉了恩格斯。据考茨基说，狄茨原则上反对为在《新时代》上发表过的著作出单行本，理由是这种书的销路不好。但是这一次他同意了左尔格的建议，条件是把这些文章修改一下并增加篇幅。——第369、376、386、43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64.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2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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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92年6月18日于伦敦
阁下：
感谢您3月24日、4月30日和5月18日的很有意思的来信[318]，很抱歉，我没有早日复信。我忙得很，连一分钟也抽不出来去整理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但愿下周能继续这项工作。
我想，无论对于表明贵国目前经济状况的那些事实，还是对于这些事实的意义，实际上我和您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看来，只是您把我最近一封信［注：见本卷第304—308页。——编者注］中的一些讽刺话看得太认真了，譬如对我在讲到各种事物最终都是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这一点时所说的话就是这样。历史上确实没有一件事实不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但这毕竟是漫长的和曲折的道路。你们国家当前的经济改革可能也是这样。
我特别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去年的歉收（用官方语言来说）完全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现象，而是克里木战争结束以后俄国整个发展的必然后果；这是从公社农业和宗法式家庭工业过渡到现代工业的结果；在我看来，这一改革必将危及农业公社的存在，并把资本主义制度扩展到农业方面去。
从您的来信可以断定，对于这些事实本身，您是同意我的看法的；至于我们是否喜欢这些事实，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些事实照样要继续存在下去。而我们越是能够摆脱个人的好恶，就越能更好地判断这些事实本身及其后果。
勿庸置疑，当前俄国现代“大工业”的突然增长是由人为的手段——禁止性关税、国家资金等等引起的。从柯尔培尔时起就已实行禁止性关税制度的法国，以及西班牙、意大利都是这样，甚至德国从1878年起也是这样。尽管这个国家在1878年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时，几乎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当时这样做是为了使资本家能够迫使国内消费者按高价购买商品，以便他们能够按低于生产费用的价格在国外推销同样的商品。美国为了缩短其企业家尚不能按照平等条件同英国竞争的时间，也采取了同样的作法。美国、法国、德国，甚至奥地利势必将在公开的国际市场上成功地对付英国的竞争，至少在某些重要商品方面是这样，对此我是没有怀疑的。而现在法国、美国和德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打破了英国的工业垄断，对这一点我们这里感觉特别明显。俄国是否能做到这一步呢？对此我是怀疑的，因为俄国和意大利一样，在最适合发展工业的地区却不产煤，此外，正如您在3月12（24）日来信中所明确指出的，俄国还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
但是，这里在我们面前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1890年，俄国作为一个依靠出口谷物并以此换回外国工业品的纯粹农业国，在世界上能够存在下去并保持它的独立地位吗？我想，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不能。一个在世界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拥有一亿人口的民族，在当前的经济和工业状况下，不可能继续停留在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以前的那种状态。采用蒸汽发动机和机器设备，并试用现代生产资料来制造纺织品和金属品（哪怕只是为了本国的消费），这一定是已经实现了的，时间或迟或早，但无论如何是在1856—188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实现的。如果没有实现，你们国家的宗法式家庭工业也就会被英国机器生产的竞争所破坏，结果就会成为象印度这样一个在经济上受大中心工场——英国——支配的国家。可是，连印度也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来抵制英国棉织品，而不列颠的所有其他殖民地一获得了自治，也立即用关税来保护本国生产，抵制宗主国的压倒优势的竞争。持有偏见的英国著作家怎么也不理解：为什么到处都拒绝英国作出的贸易自由的榜样，而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来对付它。当然，他们简直是不敢正视这样一种情况：目前几乎已经普遍实行的这种保护关税制度，正是对付使英国的工业垄断达到顶峰的英国贸易自由的比较明智的自卫手段，尽管在某些场合下是绝对愚蠢的。（这种手段，比如对德国来说就是愚蠢的，德国由于实行贸易自由已经成了一个大工业国，而它现在把保护关税制度推行到农产品和原料方面，这样就增加了工业生产的费用！）我认为，这种普遍倒退到保护关税制度不是一种简单的偶然现象，而是对英国那种不能忍受的工业垄断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的形式，正如我说过的，也许是不适当的，甚至更坏，但是，这种反应的历史必然性，我觉得是显而易见的。
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俄国实现工业革命的手段，是否是实现该目的的最好手段，是另一个问题，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使我们离题太远了。只要我能证明这一工业革命本身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关于这种惊人的经济变化必然带来的一些现象，你说的完全正确，不过所有已经或者正在经历这种过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地力耗损——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淤浅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因为给各大河流提供水源的地带是平原，没有象为莱茵河、多瑙河、罗尼河及波河提供水源的阿尔卑斯山那样的积雪。农业旧有条件遭到破坏，向大农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逐渐过渡——这些都是在英国和德国东部已经完成了的而现在其他地方正在普遍进行着的过程。在我看来，很明显，“俄国的大工业必将扼杀农业公社”，假如不发生其他有助于保留这种公社的巨大变化的话。问题是，俄国社会舆论是否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以至于能使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在保留公社的情况下得以发展，同时又能把公社改造成为组织这种现代生产和变这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为社会主义形式的适当而又有利的工具？您会同意，对实现这种改革，哪怕只是一种考虑，那首先你们国家的社会舆论就要有一个巨大的进步。在资本主义生产连同这次危机的后果还没有使公社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之前，能否发生这种变化呢？我丝毫也不怀疑，在许多地方，公社在1861年受到打击以后，已经恢复过来了（象瓦·沃·描写的那样[319]）。但是，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家庭工业的破坏、公社对牧场及森林的无权地位、自然农民经济向货币经济的演变以及富农与恶霸的财富和权力的增长等等对公社的打击连续不断，而公社是否能经受住这些打击呢？
另外，我还要感谢您盛情地给我寄来了几本书，特别是卡布鲁柯夫和卡雷舍夫写的书［注：尼·卡布鲁柯夫《农业工人问题》；尼·卡雷舍夫《农民非份地的租佃》。——编者注］。我现在非常忙，六个月以来不管是那一种文字的书一本也没有看完；所以我要把您寄来的书留到8月间休假时再看。您信中谈到的关于卡布鲁柯夫的那些话，据我判断，看来是完全正确的[320]，虽然他这本书我没有看完。既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租地的农业工人，一年当中只是在一定时间能找到工作；如果他们只是靠这段工作得到报酬，在整个失业期间他们就要挨饿，假如在这期间没有其他工作的话。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剥夺了农业工人找到这类工作的任何希望。在西欧和中欧，这些困难在可能的限度内是这样解决的：（1）资本家——农场主或土地所有者——在自己的农场整年要留下一部分工人，为了尽量少付现金，而尽可能让他们食用农场生产的东西。这个办法在德国东北部用得很普遍，而在英国却采用得较少，尽管这里的气候在冬季也有许多农活可干。此外，在资本主义农场中，即使冬天也经常有许多农活。（2）所有为维持农业工人冬季生活所需要的（只是为着维持生活所需要的）东西，通常通过妇女和儿童在新的家庭工业部门的劳动来取得（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8节）。英国南部和西部的情况就是这样，在爱尔兰和德国，对小农也是这样。当然，在发生这种演变时，农业和宗法式家庭工业分离的致命后果就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出来；目前你们国家也正是这样。
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因此我不能再详谈您5月18日的来信。不过我觉得，您在这封信里援引的事实也证明了农民的破产和至少在一个时期内的地力耗损，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即这两个过程正在加速进行着。如果现在的制度继续存在下去，必然使地主和农民遭到破产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但是，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担心《财政通报》不会对它加以认真研究。这就是国家财政的状况。巴黎最近的一笔公债（1891年）应该是两千万英镑。这笔公债的征集数字超过了好几倍；但是这里有消息说，实际上只收到了一千二百万，其余八百万并未进入彼得堡的国库。[167]既然法国在喀琅施塔得[151]之后竟发生这样的事，那末，进行下一次公债谈判时，情况又会怎样呢？在歉收迫使国库作出重大牺牲以后，能否长期不再向外借债呢？威什涅格腊德斯基会不会成为卡龙，在他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个奈克尔呢？
忠实于您的派·怀·罗舍［注：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注释：
[151]暗指1891年7月至8月初在喀琅施塔得对法国分舰队的隆重接待，这次接待成为沙皇俄国和法国接近的公开表示。与此同时，两国进行了外交谈判，1892年8月谈判结束，签订了法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法国和俄国必须就国际政治问题进行协商，并且在一方受到进攻威胁时采取共同行动。这个协定是法俄联盟于1893年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联盟是为对抗三国同盟（见注168）而建立的侵略性军事政治集团。——第139、159、180、226、367、397页。
[167]恩格斯在这封信里分析了载于1891年9月27日《前进报》第226号上的奥·倍倍尔的文章《俄国公债》（《DierussischeAnleihe》）。这篇文章是针对俄国于1891年9月在法国签订的利息为百分之三的公债而写的，倍倍尔把它称为军事公债。
公债额为五亿法郎（即一亿二千五百万金卢布），初期推销颇为顺利。但是，由于1891年俄国发生饥荒，经济状况恶化，其有价证券在欧洲交易所的价格猛跌，这笔公债只推销了约九千六百万卢布。——第154、213、220、225、367页。
[318]尼·弗·丹尼尔逊在1892年3月24日、4月30日和5月1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继续探讨了俄国的经济发展道路问题，并谈到他对4月30日和5月18日寄给恩格斯的两本书的看法，这两本书是：尼·卡布鲁柯夫的《农业工人问题》1884年莫斯科版（《BoпpocopaбoчихBceльcкoMхозяйстве》．Mocква，1884）；尼·卡雷舍夫的《农民非份地的租佃》1892年德普特版（《Крестьянскиевненадельныеаренды》．Дерпт，1892）。——第362页。
[319]指俄国民粹派经济学家瓦·沃·（瓦·巴·沃龙佐夫）《农民公社》一书1892年莫斯科版（《Крестьянскаяобщина》．Mocква，1892）。1892年3月，尼·弗·丹尼尔逊把这本书寄给了恩格斯。——第365页。
[320]尼·弗·丹尼尔逊在1892年4月30日的信中把自己对尼·卡布鲁柯夫《农业工人问题》一书的意见告诉了恩格斯。他写道，卡布鲁柯夫没有注意到农业工人实际上是短工，他们只是在大土地所有者需要劳动力的时候才有活干，他们的劳动所得不足以维持生活。——第36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63.致路德维希·肖莱马1892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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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达姆斯塔德
1892年6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肖莱马先生：
您本月7日的来信已收到。龚佩尔特9日也告诉我说，他收到了您的一封短信。关于卡尔［注：卡尔·肖莱马。——编者注］的情况，他写道：
“他仍然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吃得不少，睡眠一般也不错。最近几天，他一直处于冷漠状态中，刚刚发生的事，他马上就忘了。”
其他方面没有变化。在那以后，从龚佩尔特那里就再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因此我可以相信，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化。就写这么几句，免得您挂念。
我和考茨基夫人衷心问候您和您全家。
您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62.致卡尔·考茨基1892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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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6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关于肖莱马的情况，我本想早些写信告诉你，但是又想自己先去看看他再说。直到上个星期我才去成[310]，我是在奥古斯特和保尔［注：保尔·辛格尔。——编者注］离开这里的当天，即星期三［注：6月1日。——编者注］去曼彻斯特的。我从为肖莱马治病的龚佩尔特那里获悉，他已卧床不起，处于冷漠状态中，他右肺的癌瘤可能正在发展。我看他时，也正是这样：他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对什么都没有反应，不过他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他的神智不十分清楚，常常觉得自己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同他交谈（在这种场合，他多半是机械地重复对方的话）超过五至十分钟，都会使他疲劳，他最需要的是安静。肺部的瘤正在扩展；除了叩诊发现有明显的浊音外，大血管和神经丛受到的压迫，一方面使大脑活动失调，另一方面造成了右臂瘫痪和浮肿。相反，双腿倒没有浮肿，但极度虚弱，肌肉松弛、萎缩。他还可以这样躺几个星期，但如果发生某种并发症，他随时都可能被夺去生命。当然，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必要的事我都跟他家属讲了。他那批内容相当丰富的手稿已经得到关照，这批手稿将可能成为有益争论的课题。龚佩尔特及时地让他写了遗嘱。
这样，我们又有一个优秀的同志要离开我们了。的确，近四年来他已经不象以前那样，凡是与他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他都愈来愈不感兴趣，即使这样也够他吃力的了；他耳聋越来越厉害，又容易伤风和感冒，而一旦伤风感冒，他的耳聋就更厉害了，这常常使他的情绪变得很坏。去年，我曾再次劝他乘轮船去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但是第一天他由于身体稍微不适就躺倒了，我们只好放弃了这个计划。现已确诊的肺部瘤使由此而产生的许多症状得到了解释，包括3月份患流感后他的虚弱情况也找到了原因，现在这场病就是从上次流感开始的。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英文版的导言我已经译好了；这本书一出版（至于为什么还未出版，我不大清楚），我就把这篇导言寄给你，以便在《新时代》上发表。[288]暂且先把米兰出版的该书第二版意大利文本寄给你。
这里正在举行各种各样的代表大会。杜西和艾威林在普利茅斯[315]参加了煤气工人代表大会之后于星期四［注：6月9日。——编者注］回到这里。他们在那里为旧派的工联主义者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一个自由党候选人为煤气工人的罢工，确切些说，为他们的一个厂区的罢工捐献了十英镑，据此要求让他以贵宾身分参加这次大会，这在过去往往是允许的。但是，煤气工人回答说：绝对不行，我们不同资产阶级的候选人打交道，我们的代表大会没有这位先生的合法地位。
另外，矿工们也在这里开会。[317]前天，我这里来了几个德国代表，其中有一位捷克同志。真不巧，杜西不在，要不然她可以当翻译，有事还可以同她一起商量商量。只要跟你讲下面一点你就清楚了：这些人落到了尤利乌斯［注：尤利乌斯·莫特勒。——编者注］的手里，而这个人对英国和法国的事情一窍不通，人地两生，却硬要装模作样，好象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从而竭力使这些人与世隔绝起来。此外，他们中间还有一个英国化的德国人（但这两国语言他那一种都不会说）同旧工联一起搞阴谋。幸好艾威林夫妇在最后一天，也是最关键的一天还是赶到了。英国人当众出了丑：大陆的代表要求对所有矿工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而英国人要求只对井下作业的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这一点现在大家都清楚了，英国人自己也不再吹嘘他们的工联组织的优越性了。
衷心问好。
你的将军
注释：
[288]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34—361页）写于1892年4月。1892年6月恩格斯把这篇导言译成德文，并于7月寄给《新时代》杂志，发表在该杂志1892—1893年第1卷第1期和第2期上，标题为《论历史唯物主义》，发表时做了一些删节。——第322、330、360、376页。
[310]1892年6月2—4日，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了一趟（并见本卷第357和359页）。——第352、353、354、357、359、370、393页。
[315]1892年6月初，在普利茅斯举行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的年度代表大会（见注47）。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由工会提出自己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参加议会和市镇选举以及参加1893年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代表大会还讨论了关于工会的内部组织和财务状况等问题。
1892年6月10日和12日，艾威林在阿贝丁举行的两次社会主义者集会上发表了演说。——第357、360、371页。
[317]指1892年6月7日在伦敦开幕的第三次国际矿工代表大会。英、德、奥、比、法等国九十多万工人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建立国际矿工联合会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第360、36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61.致劳拉·拉法格1892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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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6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小劳拉：
你和保尔的沉默是不祥之兆：关于6月1日签订合同的事，没有任何消息。莫非你们那些开明的资本家到头来又固执起来了？在这期间，当了两个月《正义报》编辑的巴克斯在莫特勒那里遇到了倍倍尔、辛格尔和我们的人，听到了有关你们办报的事，他竟不顾我们的警告、忠告和劝阻，在最近一期上把此事透露出去了。[313]
看来，我得等候你们的消息了。幸好天气很热，等候也不是很难的事，这总比进行比较积极的活动容易得多。现在我高兴地给你寄一笔数目不大的款子，两英镑十八先令四便士，这是狄茨寄给马克思继承人的《哲学的贫困》德文版的稿酬，系八英镑十五先令或一百八十马克的三分之一。译者［注：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编者注］突然想起，该书第一版出版以后，摩尔［注：卡·马克思。——译者注］的继承人一个钱也没有拿到。因此他们问我，现在出第二版，两版的稿酬继承人应该拿多少。[314]经过几次通信，我们商定：第二版应付的三百马克，两位译者应得五分之二，即一百二十马克，而继承人则应得一百八十马克，即五分之三，我认为这是完全合理的。因此，现附上给你的一张支票。
杜西在普利茅斯参加煤气工人的年度代表会议，爱德华从那里前往阿贝丁，他是应邀去讲演的。[315]
上个星期我到曼彻斯特去了一趟。[310]可怜的肖莱马快要死了。你知道，他在符利辛根号轮船上跌倒了，使他未能同尼米和彭普斯一起去巴黎，在这以后，他的变化太大了。最近两年，他都没有能来这里过圣诞节。甚至复活节他都呆在家里，后来他终于来信说：别写信了，因为我不能回信！我当即给龚佩尔特去了一封信，才知道肖莱马已越来越虚弱，经叩诊发现占右肺三分之一的上叶有浊音，说明有瘤，因为另外一些症状把其他一切可能性都排除了。遗憾的是，这一诊断完全被证实了。瘤对腔静脉和臂丛的压迫引起了右臂的局部瘫痪、浮肿和低温，但这些症状在左臂就不那么明显，而下肢则完全没有。他的神智也不那么清楚，有时甚至完全昏迷。然而，他没有疼痛的感觉，几乎没有什么不舒服，只是体力逐渐衰弱而已。龚佩尔特认为，他还可以拖几个星期，但要是出现什么并发症，就很可能突然死去。同他交谈不能超过五至八分钟，他需要休息和安静，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但愿他能摆脱一切痛苦。他的母亲还健在，已八十一岁了。
好啦，我亲爱的姑娘，有什么消息一定要告诉我们，那怕是不完全称你心意的消息也好，我们想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
星期一早晨，瓦扬到这里来了一趟，但是他回避了今后对他的任何邀请或同我见面的机会，我想弄清，他究竟是为什么事情来的。
倍倍尔和辛格尔在这里呆了两个星期，我们大家都很愉快。你将会收到我们给你寄去的《派尔-麦尔新闻》上的一篇谈话[316]。
现把《哲学的贫困》第二版也给你寄去。
路易莎和我向你问好，你如果能为她写一篇文章，她不胜感谢。
爱你的弗·恩格斯
并向议员先生［注：保·拉法格。——编者注］问好！
注释：
[310]1892年6月2—4日，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了一趟（并见本卷第357和359页）。——第352、353、354、357、359、370、393页。
[313]1892年6月4日，《正义报》第438号登了一项通知说，在法国要办一份由盖得和拉法格编辑的社会主义日报。——第357页。
[314]卡·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于1885年出版；第二版于1892年出版。关于给马克思的继承人支付稿酬的条件，考茨基曾于1891年6月问过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商谈经过，见本卷第108和188页。——第357页。
[315]1892年6月初，在普利茅斯举行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的年度代表大会（见注47）。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由工会提出自己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参加议会和市镇选举以及参加1893年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代表大会还讨论了关于工会的内部组织和财务状况等问题。
1892年6月10日和12日，艾威林在阿贝丁举行的两次社会主义者集会上发表了演说。——第357、360、371页。
[316]指1892年5月倍倍尔和辛格尔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对《派尔-麦尔新闻》记者发表的谈话，这篇谈话5月28日以《社会主义的前景》（《TheProspectsofSocialism》）为题发表在这份报纸第8482号上。——第35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60.致路德维希·肖莱马1892年6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160.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达姆斯塔德
1892年6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肖莱马先生：
昨晚我已经从曼彻斯特回到这里[310]，很遗憾，关于卡尔［注：卡尔·肖莱马。——编者注］的情况，没有什么使您宽慰的消息可以奉告。他在床上躺着，对一切都漠不关心，要求安静，不过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神智不很清楚，记性常常很糟，而且往往错误地理解别人对他说的话。我去过他那里六次，每次都不超过五至十分钟，呆久了他很难支持。
现在，我可以把一直没有讲过的情况告诉您：几个星期以来已经完全弄清楚，卡尔的右肺有了癌瘤，几乎占右肺三分之一的上叶。由于癌瘤对神经和大血管的压迫，大脑活动失调，右臂瘫痪和浮肿。以前患流感后体力十分虚弱，一直未能复原等现象，就是癌瘤引起的。遗憾的是，这个病因是弄清楚了，但我们对他恢复健康的希望却完全破灭了，目前我们只能希望他现在这种没有疼痛感觉的状态延续到生命的终了。龚佩尔特说，终期随时都会到来；不过，如果不发生任何并发症，即使体力日益虚弱，卡尔还可以在这种状况下维持几个星期，也许更长一些。
我认为，对他的护理是很好的。龚佩尔特为他找来的医院的助理护士，看来对自己的业务很熟悉，对他的照料很周到，完全不同于伦敦的助理护士，伦敦的助理护士给我的印象不怎么好。他十四年的房东也在尽力帮忙。房东把厚厚的几叠手稿拿给我看了，并明确地答应只交给卡尔的遗嘱执行人［注：路·济博耳德和菲·克勒普施。——编者注］，不给其他任何人。这两位遗嘱执行人中，有一位是化学家，是我们的老朋友［注：路·济博耳德。——编者注］，我同他交谈过，并就保护手稿以及与手稿有关的继承人利益等方面首先应该做些什么，谈了我自己的意见，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因而在这方面我是放心的。由于有人要窃取卡尔的荣誉，而且已经有过这种尝试，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尽一切力量加以制止。关于此事，以后再详谈。
假如您或您家里有谁因为不放心，要来这里亲自看看卡尔的情况到底怎样，那末，龚佩尔特大夫在曼彻斯特，我在这里，都乐于尽力为您来这里提供一切方便。
我们听说您有一个波尔多的侄女正在伦敦这里，可是我们无法从卡尔那里打听到她的地址，是否可以请您帮我们弄到她的地址？也许我们对这位年轻的女士会有所帮助。
还要请您马上用德文给龚佩尔特大夫写封信（他的地址附后），说明给您打电报时写“达姆斯塔德，路德维希·肖莱马”能否收到，是不是地址需要更详细地写，怎么写。
衷心问候您的母亲和您全家。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英国曼彻斯特
牛津路海伊街203号
龚佩尔特大夫收
倍倍尔和辛格尔已于星期三［注：6月1日。——编者注］回德国。
考茨基夫人也向您衷心问好。
注释：
[310]1892年6月2—4日，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了一趟（并见本卷第357和359页）。——第352、353、354、357、359、370、39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59.致路德维希·肖莱马1892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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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达姆斯塔德
1892年5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肖莱马先生：
很遗憾，今天我没有什么使你宽慰的消息可以奉告。卡尔［注：卡尔·肖莱马。——编者注］体力和智力的衰弱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因此龚佩尔特请了另一位医生，曼海姆的尤利乌斯·德雷施费尔德大夫。他是欧文斯学院[312]的医学教授，也是卡尔本人的朋友。遗憾的是，这位名医的意见和龚佩尔特完全一致：卡尔体力开始逐渐衰竭，康复的希望很小。
从上星期六起，龚佩尔特要他完全卧床，并为他从医院请来了一位助理护士，据龚佩尔特说，他对她的工作十分满意。如果龚佩尔特不要我提前到曼彻斯特的话，我本人打算下星期三、四去[310]，到时候我会把亲自获得的印象详细告诉您。如果龚佩尔特要我早些去，那我当然马上就动身。
倍倍尔还在这里，下星期中，他将同辛格尔一起回去。他在这里休息得很好，这是必要的，因为他的身体确实大大不如以前了。但是医生还是禁止他在最近几个月里公开演说。对倍倍尔的精力要加以爱护。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人材，象他这样的人我们还找不到第二个。
大概再过三个星期，我们的人在巴黎将办起一份大型日报，由盖得和拉法格任编辑。它将能够同最好的报纸相匹敌。
我和考茨基夫人衷心问候您的母亲和您全家。
您的弗·恩格斯
卡尔的遗嘱已经写好。他把一切都留给了他的母亲。如果英国有人向您问起卡尔的手稿，我只能恳切地劝您，在您没有通过龚佩尔特大夫、我或其他您所熟悉的人把实际情况弄清以前，不要作出任何诺言。
注释：
[310]1892年6月2—4日，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了一趟（并见本卷第357和359页）。——第352、353、354、357、359、370、393页。
[312]欧文斯学院是曼彻斯特的一所高等学校，它是1851年用曼彻斯特商人约翰·欧文斯在遗嘱中为它留下的一笔资金创办的。——第353、37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58.致亨利·恩菲耳德·罗斯科［1892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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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致亨利·恩菲耳德·罗斯科
伦敦
［草稿］
［1892年］5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亨利先生：
您昨天的便函[309]已收到，十分感谢。龚佩尔特把他同德雷施费尔德一起会诊的情况确实很详细地告诉了我。早在三四个星期以前，他曾建议肖莱马邀请德雷施费尔德，但是肖莱马对此建议连听都不愿意听。两位医生的诊断完全一致，所以我们的希望恐怕很小了。
我的朋友、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倍倍尔目前正在我这里做客，他要呆到下星期中，如果龚佩尔特不叫我提前到曼彻斯特的话，我打算星期四左右去[310]。
我没有采用您在便函中所用的称呼[311]，只是因为便函出自第三者的手笔，因而无意的笔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忠实于您的
注释：
[309]1892年5月27日，亨·罗斯科告诉恩格斯说，对卡·肖莱马会诊的结果令人不安，并因自己不能去曼彻斯特而表示遗憾。——第352页。
[310]1892年6月2—4日，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了一趟（并见本卷第357和359页）。——第352、353、354、357、359、370、393页。
[311]亨·罗斯科在1892年5月27日写给恩格斯的便条中用了“亲爱的恩格斯”这一称呼。——第35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57.致奥古斯特·济格尔1892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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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致奥古斯特·济格尔
谬柯克
1892年5月28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同志：
艾威林夫人已于星期六平安地回到这里；事情处理得如此迅速和圆满，我们都很高兴。如果是矿井经理欺骗了您，那显然不是您的过错，不过这件事毕竟值得您引为借鉴——事先不同苏格兰矿工和我们这里商量，无论如何不能就任何问题同矿井行政当局达成最后协议。须知，德国人在这里不是没有某种根据地被认为是造成工资大大下降和破坏罢工的人，所以伯特、芬威克等先生不愿为您在这里找任何工作。如果谬柯克的德国人现在让人家有哪怕是一点点口实，以证实对他们的老成见是有道理的，那末这对德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国际关系，就是一个极大的危害，同时，不仅对矿工，而且对于所有生产部门的工人来说，也是如此。因此，假如您想继续致力于工人事业，您就得努力学习英语，做到能够同苏格兰人交谈而不怕产生误会，并且要每天甚至尽可能时时刻刻同苏格兰工人保持接触。您会发现，苏格兰工人都是一些十分可爱、十分坚强的人，只要同他们好好商量，他们是很靠得住的，因此，同他们是完全可以搞得很融洽的；而矿井行政当局在剥削手法上则比德国的要狡猾得多，虚伪得多，而且要老练几倍。但是在您还没有完全掌握英语之前，每当遇到什么疑难问题时，您最好就用德文写信告诉艾威林夫人（地址：伦敦西中央区法院巷65号）。她对这里的工人生活状况很熟悉，她会乐于帮助您的。
幸好两位帝国国会议员、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注：奥·倍倍尔和保·辛格尔。——编者注］正在这里，他们两人立即采取了措施，垫付了必需的款子。不然，事情可能很糟，会使这里所有的德国工人声名狼藉。
艾威林夫人大概也跟您谈过，德国有一种传说，说施勒德尔编造了种种消息使您不得不出走，因而使您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工作，但实际上，危险并不象人们对您说的那么大。应该说，我一开始有过这样的怀疑；假如象您这样的人在德国矿工运动中并没有完全失去作用，我还是很高兴的。要知道，取得帝国国会议员的代表资格证，对您来说几乎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如果您过一段时间回去，坐上几个月的牢，然后再继续自己的事业，把矿工引上正确的道路，这样只会更好一些。
报纸您日内即可收到。
考茨基夫人和我衷心问候您的夫人（关于您的夫人，艾威林夫人向我们讲了许多赞扬的话）和您本人。
您的弗·恩格斯
我当然不是说，您现在就应当马上回德国去；相反，假如您能先详细了解一下这里工人的状况，那会有极大的好处，这样，您将来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向德国人说明，只要他们学会捍卫自己的利益，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下，他们的生活也会好得多。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56.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1892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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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5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祝贺您的成功！拥有这样创办起来的日报（只是你们不要再被人撵走，这一次再被撵走可完全是你们的过错了）并取得外省的支持，你们就可以在可能派的布朗基主义者的鼻子底下赢得巴黎。
倍倍尔和辛格尔都在这里。今天上午我同倍倍尔讨论了德国通讯问题。如果您还没有就此问题给柏林去信的话，那就请您现在不要写了，先告诉我们您需要哪一类的通讯，是关于一般情况的报道，还是主要是有关党的情况的报道。
至于我，我可以对您说：如果您能约定倍倍尔来写这种通讯，那您就可以得到一些很有价值的文章。在反社会党人法[38]时期，倍倍尔为阿德勒在维也纳办的《工人报》写过每周通讯。这些文章是很有价值的，在我对德国这一时期的某个重要事实或重要问题作出某种判断之前，总要先设法看看倍倍尔的通讯是怎么讲的。他的通讯写得清楚、明确、中肯，而且总是正确的。
倍倍尔可能用德文写，我想可以由劳拉来翻译。这样，你们就有了事实，而从李卜克内西那里，除了一些空洞的词句，您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况且李卜克内西由于妄自尊大，会执意用法文写，这样您就要修改他的文体，而他就会说，您歪曲了他文章的事实和意思。
我收到并读完鲁瓦的译文以后，马上就给腊韦去信。但是这本东西很复杂，我又不愿意让劳拉的劳动白费。我看过的那一部分，肯定比鲁瓦的译文[308]要好。然后还有一个找人出版的问题！他有人出版吗？至于腊韦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他是可以找到理由的：第四版的增补耽误了他；总之，这件事相当伤脑筋，我现在还搞不清楚。等等再说吧。
亲爱的小劳拉，现在给你写上几句。对这份新的日报来说，你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既然这份报纸要办得高于那些巴黎日报的一般水平，那就要有一个人每天密切注视英国和德国的运动情况并经常撰写有关文章。而你在整个美丽的法国是唯一能够胜任此事的人。我相信，你一定会愿意承担这项工作，好在这个工作可以很从容地在勒-佩勒完成，因为一般说来这些报道早一天或晚一天登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讲清楚，你要牢牢记住：你应成为编辑部的正式成员，而你的工作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保尔对这类事既不考虑，也不坚持，完全是西班牙绅士派头。但是，正如郎卡郡人所说，“这是必须做到的”，我有责任提醒你和保尔注意到这一点。这件事很重要，不能等闲视之。只要你还未担任《社会主义者报》这个日报的编辑，只要你还没有负责这个专栏，这件事就不能算得到圆满的解决。
倍倍尔和路易莎向你致最衷心的问候。
永远是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308]指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法文本（见注75）。鲁瓦译的这部著作的法文本没有全文发表。这个译本的一部分，即第九章《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和第五章《雅典国家的产生》，曾发表在1893年7、8两月《新纪元》（《L’èreNouvelle》）杂志上。同年，恩格斯这部著作的第九章由《新纪元》编辑部出版了单行本。——第34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55.致路德维希·肖莱马189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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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达姆斯塔德
1892年5月19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肖莱马先生：
刚刚收到龚佩尔特大夫的来信，从这封信来看，很遗憾，卡尔［注：卡尔·肖莱马。——编者注］的病情恶化了。他信上说，卡尔的体力更为虚弱了，智力也不如以前灵敏；左臂出现瘫痪症状，而且一个星期以来愈益严重；他认为，卡尔的身体很难恢复得能够离开曼彻斯特，到一个空气新鲜的地方去增强体力。他的智力也已大大衰退，以致龚佩尔特认为必须请他对遗嘱作必要的吩咐；遗嘱本应由几个律师于昨天写好，今天由卡尔签字。卡尔极度衰弱，神情冷漠，什么朋友都不想见；龚佩尔特大夫明确表示，如果我要给他在德国的某个家属写信，我一定要说明：“任何亲人来看他都是无济于事的”。
我匆忙地写几句，以便赶第一次邮班将此事告诉您。我还要写信给龚佩尔特，请他继续把情况告诉我，从他那里得到的一切消息，我将立即告诉您。遗憾的是，前景现在看来是很悲观的；龚佩尔特是一位很高明的大夫，诊断经验丰富，因此我们恐怕要作最坏的打算。您那位可怜的老母亲眼看又有一个儿子危在旦夕，她将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307]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307]恩格斯指的是卡尔·肖莱马和路德维希·肖莱马的哥哥——化学家弗里德里希·肖莱马的早逝。——第34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54.致保尔·拉法格189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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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5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你们的统计工作组织得太差了！要是在德国，第二轮选举后过三四天，全部结果就揭晓了，可是15日的《社会主义者报》却仅仅报道了一些很不确切、很不全面的消息[306]。但是你们会做到的，你们将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一大串整理得一目了然的反映选举胜利的数字更有力地使群众感到震惊。这对于使工人们懂得普选权赋予他们的行动以多大的力量，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可别忘了把1892年5月1日的选举数字补充到你们的统计数字里去，以便同1893年议会选举的数字作一比较。如有增加（对此我深信无疑），你们就会看到，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那时，朋友和敌人就会根据确凿的数字判定你们在一年当中取得的进展和赢得的地位。
毕竟掌握了二十二个市镇参议会，取得了六百个席位——这就不错了！您给我寄来的《太阳报》（倍倍尔在这里看过了，现已
寄往维也纳给阿德勒去看。）伤心地承认了这一点。[305]这太好了！
然而，其他派别——布鲁斯派[30]、阿列曼派[33]和布朗基派——取得了什么结果呢？布鲁斯派在夏特罗等地，阿列曼派在阿尔登，布朗基派在歇尔省，大概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可能遭受了一些挫折。你们是否都统计进去了呢？
尤其要祝贺您的是，法国也开始在形成拉萨尔所说的“紧密的反动的一帮”[179]——所有政党组成的反社会党人联盟。这种联盟在我们德国已经存在多年了，而在大工业中心，这种反社会党人的一帮在第一轮选举中就会组织起来，阻碍我们当选。德国的整个正史，除了那一帮簇拥着年轻的威廉并任意摆布他的混杂的权奸的活动之外，无非就是：一方面是社会党人的活动，他们的活动促使各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成为一个大的敌对的党，而另一方面，则是这些政党之间的利害冲突，这种冲突促使他们彼此分离。帝国国会的法律只不过是这两种对立的倾向相互冲突的产物和结果而已，而后一种倾向即瓦解的倾向日益减弱。
法国也开始出现这样的冲突。这是进步的吉兆，证明你们不是作为搞偶然行动的骚扰力量，而是作为正规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而引起恐惧的。
我和您一样，担心新的市镇参议员缺乏经验。市镇参议会全部改组至少会使该参议会的常任官员掌权六至十个月，而这些人必将使他们新上任的主人在多少有些危险的尝试中碰钉子。到市镇参议会上任的如果是社会党人，则尤其如此。要告诫他们，在新的岗位上感到未站稳脚跟时，要谨慎小心；否则，那些反动的老官员会把一切都搞糟，而受到指责的却是我们的人。
至于创办日报问题，必须从头开始。但愿你们这一次能成功。不管怎样，你们可以设立一个总编辑部。你们是否将有一个“政治编辑”，是盖得吗？
你们在议院里是否已确实组成了一个派别，还是这一切仍悬而未决？
路易莎和倍倍尔向劳拉和您多多问候。请代我吻劳拉，并告诉她，一旦电话搞好了，我就用电话给她送一桶比尔森啤酒去。
忠实于您的弗·恩·
辛格尔也在这里，他住在伯恩施坦那儿。
路易莎希望劳拉在电话里把为维也纳写的那篇文章口授给她。
我刚接到龚佩尔特关于肖莱马情况的来信。您知道，四年来肖莱马身心都有病。他已经两年不能来这里过圣诞节和复活节了。去年，我们在环绕不列颠群岛作海上旅行时，头二十四小时他就不行了。不久以前他写信给我和他兄弟［注：路·肖莱马。——编者注］，叫我们不要给他去信了，因为他不能回信。龚佩尔特应我的请求告诉我，肖莱马自从得了轻微流感之后，身体极为虚弱。今天他给我来信说，肖莱马这种体力和智力上的衰弱日益严重，这实际上是一种老年的衰颓，他已经要肖莱马写了遗嘱，因为担心他的智力很快就要枯竭，而且即将寿终。真可惜！要知道，一位第一流的天才将要与世长辞了。这几年您要是看到他，也许不认识了，他那充沛的精力，开朗的心情都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我马上要给他兄弟去信，他兄弟一定会感到很难过。您想想看，肖莱马因老年衰颓即将去世，而他的母亲却依然健在！
注释：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33]恩格斯把阿列曼派——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称为反布鲁斯派。由于可能派（见注30）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极力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19、62、70、74、90、97、98、174、323、345、462、474、493、554、556页。
[179]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鉴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在1891年10月6日《前进报》第233号附刊（1）上，转载了自己的党纲草案和《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提出的草案（见注164），并发表了各地党组织和个人在讨论纲领过程中所提出的其他草案和建议。
恩格斯在这里所批判的拉萨尔关于“反动的一帮”的论点，曾写入1875年在哥达举行的合并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第175、281、293、345页。
[305]法国奥尔良派报纸《太阳报》1892年5月16日登了一篇编辑部文章《工人党》（《LePartiOuvrier》），承认法国工人党在1892年5月1日的市镇选举中取得了巨大成绩（见注258）。——第344、345页。
[306]1892年5月15日，法国工人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第86号刊登了党的全国委员会关于党提出的候选人在1892年5月1日第一轮市镇选举中得票结果（见注258）的正式通告。——第34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53.致维克多·阿德勒189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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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致维克多·阿德勒
维也纳
1892年5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维克多：
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新版的问题，我同狄茨，狄茨同维干德都已谈妥，而且最近就要付给我稿酬一千马克，其中半数狄茨答应今秋付给，另一半则于1893年新年前付清。但是，奥古斯特（他目前在这里）想催他提前拿出这笔款子，哪怕分几次也好。此外，我在《新时代》上发表了文章，也得到一些稿酬。这样，我想这些钱还是交给你们奥地利人，不过关于这些钱如何使用，恕我提出一些附带条件，这些条件我已经同奥古斯特商量过，他也同意。
因为据我了解，即使了解得不很详细，也足以作出实际的结论：你的党务活动往往由于奥地利党本身不能保证你的物质条件而受到影响，使你不能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于事业。我还了解到，你最近遇到几件不幸的事需要花钱，而党又无法资助。因此我认为，奥地利运动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首先是，使你能够度过目前这个需要额外开支的时期，其次是尽可能地为你提供一笔你今后所必需的、但你们那里一时还无法为你提供的附加经费。前者是最必需的，但后者与前者也是分不开的。我想由你来支配上述这些稿酬，用于第一个或第二个目的，或者同时用于这两个目的——怎样使用完全依具体情况而定，而具体情况如何又只有你本人才能作出判断。同时，不言而喻，这几笔钱没有任何必要正式报账。
相信你会使我感到满意，你一定会接受我的建议。根据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尽管这是早已过去的事了），为生存而进行的经济斗争对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工作愿望和工作时间会有多大的影响；我们这里三个人［注：恩格斯指自己、倍倍尔和辛格尔。——编者注］都认为，你对奥地利党所能做出的贡献莫过于同意这个小小的计划了。
你们的五一节庆祝活动给这里的印象是很好的，特别是因为巴黎今年由于争吵不休而实际上没有搞成。不过，拉法格来信说，我们在二十二个地方的市镇参议会中取得了多数（最大的地方是鲁贝和马赛，在那里我们所有的候选人都当选了），第一轮选举获得四百个席位，复选时又获得两百个席位。这些结果给予人们的印象如何，你根据我寄给你的奥尔良派的《太阳报》就可以做出判断。[305]
就此搁笔，多多问候。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305]法国奥尔良派报纸《太阳报》1892年5月16日登了一篇编辑部文章《工人党》（《LePartiOuvrier》），承认法国工人党在1892年5月1日的市镇选举中取得了巨大成绩（见注258）。——第344、34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52.致路德维希·肖莱马1892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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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达姆斯塔德
1892年5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肖莱马先生：
不久以前，我和您一样接到了卡尔［注：卡尔·肖莱马。——编者注］寄来的一封怪信，我当即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医生，马克思和我的老友龚佩尔特大夫。回信说，卡尔的身体，正如我们大家看到的那样，近来远远不如以前了：春季他得了一次流感，引起了各种各样的不良后果，最使大夫吃惊的是，他消耗了的体力恢复得很慢。暂时还无法确诊，但看来是有点什么毛病；一旦有了比较确切的诊断，他就会写信告诉我。来曼彻斯特一事我曾向他建议过，暂时还没有必要，而且卡尔本人也不愿意这样。
去年夏天以来，我一直没有见过卡尔，圣诞节他没有来，因为那时他正耳聋，这对他上课和主持考试妨碍很大，而且他说，每来一次伦敦，病情就要恶化一次。复活节他正在患流感，所以也没有来成。现在龚佩尔特大夫说，一俟卡尔的健康状况允许，他想让他离开烟雾弥漫的曼彻斯特。我们很可能一起到一个空气比较新鲜的地方去，但目前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想，最好您不要告诉卡尔关于我们通信谈起他身体状况的事，因为看来他对什么都神经过敏。您如果有机会再给他写信，我想您最好跟他谈谈家常，也请他谈谈自己的情况。今后我会不断地从龚佩尔特那里得到消息，这是他答应我的，到时候我不等您特地提出请求就会把消息告诉您。
奥古斯特在这里，住在我们这儿。胖子保尔［注：保尔·辛格尔。——编者注］也在这里，住在伯恩施坦那儿。奥古斯特目前很忙，不然他一定会写信问候您。考茨基夫人对您的问候表示衷心感谢。我也请您接受我的问候，并转达我对您全家的敬意。
您的弗·恩格斯
我的内侄女罗舍夫人，绰号叫彭普斯，也在这里，她向您衷心问好。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51.致卡尔·考茨基1892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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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5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得悉你已收到关于威纳尔—魏勒尔的明信片。爱丁堡代表大会[301]闭幕后，迈耶尔就立即告诉我说，他在那里碰到了魏勒尔。
给我想出这么个头衔，简直是胡闹。[302]请你为我，当然也是为别人做件好事：至少为了今后，向迈耶尔解释一下，如果他不希望你把他写的东西全部改掉的话，应该学会我们的表达方法，避免用广告式的语言。
希尔施当然是在法兰克福，迈耶尔应当报答他，因为希尔施曾经应他的请求，在适当的时候警告过他：“迈耶尔先生，您不应该喝这么多酒”。一个犹太人（还长了这样一个鼻子！）与反犹太主义者结成这样的深交，比这更有趣的事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现在，当我写这几句话的时候，还忍不住要笑。
至于说到路易莎，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就不会再提这件事了。[303]她用你的姓，是你自愿采取的行动所造成的。你们离婚也是你主动提出的。如果说现在可能产生一些误解，也完全是你的行为引起的。现在，她用的是根据奥地利法律她有权使用的唯一的姓，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说她不能这样做。
我要坦率地同你谈谈。早在你们两人一起在这里时，我们这里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就已十分喜欢路易莎了。离婚问题提出以后，她自始至终都表现得那么胸怀开阔，我们都对她称赞不已。她住到这里以后，她对我来说就和彭普斯、杜西、劳拉一样亲，象我的亲生女儿一样亲。你在这里时，她向你表明，她对你没有任何恶感。这应该说是很够了。谁也不能要她对你的行为所造成的任何不良后果负责。假如你把在给我的信中所说的事向她提出，而她又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就一定会要她回答：不行！
她也碰到过一些误会，但她都一笑置之。假定她迁就了你，那结果会怎么样呢？除了路易莎·考茨基夫人、路易莎·考茨基夫人［注：考茨基的第一个妻子“路易莎”（Louise）和第二个妻子“路易莎”（Luise）的名字发音相同，但写法不同。——编者注］，舞台上还要再出现一个路易莎·施特腊塞尔-考茨基夫人，这出《错误的喜剧》[304]真算是演到家了。如果是这样，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而她逢人就得解释：是谁，怎么回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我再说一遍：这件往事不要再提了。你们分开是件大好事，路易莎对此也非常满意。但是，你的行为已经无法挽回了，就是说，归根到底，其后果应由你本人负责。不过这些后果并不那么严重，不值得那么大惊小怪。
杜西也是这样看的。我把你的信和上面这些话都念给奥古斯特听了，他也完全同意。
好吧，不必担心，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
你的老弗·恩格斯
注释：
[301]工联爱丁堡代表大会于1879年9月14—20日举行。这次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工人阶级参加议会选举的问题，并做出了几项决议，要求延长投票期限，重新划分选举区，取消特权城市。代表大会还主张提出工人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第339页。
[302]考茨基1892年5月3日通知恩格斯说，鲁·迈耶尔在寄给《新时代》的《大总部和为报纸写作的小笔杆》（《DerGroßeGeneralstabunddienörgelndenZeitungsschreiber》）一文中把恩格斯称为“目前健在的最老和最大的经济学家”。尽管恩格斯表示反对，这个头衔在载于1891—1892年《新时代》第2卷第35和36期的迈耶尔这篇文章中还是保留下来了。——第339页。
[303]卡·考茨基在1892年5月13日的信中表示，希望他的前妻路·考茨基在社会活动中使用双姓施特腊塞尔-考茨基（施特腊塞尔是她的娘家姓）。——第339、373页。
[304]《错误的喜剧》是威·莎士比亚一个剧本的名字，讲的是两对长得十分相象的双胞胎由于名字相同而造成的混乱。——第34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50.致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189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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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致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
伦敦
1892年5月14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门德尔森公民：
左尔格从纽约来信说，我们寄给他转交安娜［注：斯·帕德列夫斯基。——编者注］的十英镑（其中五英镑是您给的），他还剩下十九美元六十四分。他把这笔钱折成四英镑八先令，用邮汇还给了我。所以在这封信里给您寄上一张两英镑四先令的支票，这是属于您的那一半。
明天，我们的朋友倍倍尔和辛格尔要到这里来，倍倍尔曾特地跟我说起，他希望能见见您和门德尔森夫人。您能否赏光，星期日晚上到我们这里来吃晚饭？要是星期天您没有空，那就请您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哪一天和什么时间去看您。
考茨基夫人和我向门德尔森夫人和您致良好的祝愿。
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49.致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1892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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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致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
斯图加特
1892年5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狄茨先生：
我完全同意您本月9日的建议。[300]就我这方面而言，我根据我的权限范围授权您印一万册。而您应付我如下稿酬：
2500册，500马克——1892年秋，印完以后支付；
2500册，500马克——1893年1月1日以前支付；
5000册，1000马克——后一半印完以后，但要在开始印刷后六个月内支付。
我想，由于您同维干德订立的协议还不明确，您这样做是对的。您把这称为一版，还是作几版来出，这是您的事；对我来说，很明显，重要的是让这一著作再次同读者见面，而不是夸耀出多少版。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300]狄茨在5月9日的信中答复恩格斯1892年5月5日提出的问题（见本卷第333页）说，维干德已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再版权让给了他，印数不限。狄茨还通知说，他准备印一万册，并且谈到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表示同意的支付稿酬的条件。——第33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48.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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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5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好吧，一个星期以后，即下星期六［注：5月14日。——编者注］，我们在这里等你。希望你能说服保尔［注：保尔·辛格尔。——编者注］充分相信水路，让他作一次取道奥斯坦德的旅行，作为赴芝加哥旅行的演习[298]。如果在这以后他还有足够的勇气，他去芝加哥的全程旅行都可经由水路，即从利物浦到圣劳伦斯河上的蒙特利尔，然后从那里顺着大湖前进。这样，他就终身不会晕船了；因为在大湖上，甚至最老练的水手也不免晕船，而我们四人［注：恩格斯、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和卡·肖莱马。——编者注］却无恙地经受了伊利湖上的风暴[299]，这使所有同船的人都感到惊奇。
不过，如果你以为我现在就要对你那三封来信作出详细的书面答复，你就想错了。路易莎刚从城里回来，渴得很，所以我们上午贸然又喝了一次啤酒，顿时感到十分痛快。因为天气很热，正如普鲁士人所说，需要来一个转变。
门德尔森及其夫人［注：玛丽亚·门德尔森。——编者注］你会看到的。他们星期天又来过我们这里。你也可以到他家里去。
5月1日那天我们这里天气很好，而你们那里却不是这样，——你们该当如此。你如果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六十万人集合在一起是何等的壮观。这的确是个雄伟的场面，而在有了这样的印象以后，对以前那些可怜的阴谋诡计就不值得提出哪怕是应有的批评了，不过这种批评还是必要的。
你来这里以后，可以根据医生的禁令摆脱各种社交活动，当然你得自己遵守这个禁令。你也知道，情况往往是这样的：谁要一次被人劝服，他就再也无法收拾了。
劳拉·拉法格来信说，在法国的市镇选举[258]中，我们的人到目前为止已在不少地方获得成功，但最后结果如何，要在下星期复选之后才见分晓。在报刊上，我还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消息。
好吧，就请你带着你那双相当有力的磨出老茧的手前来，我们已经写信给公共工程部，要求伦敦的几个公园分给我们必要数量的老树，使你每天在吃早饭以前至少能刨一棵。
路易莎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258]在1892年5月1日的市镇选举中，法国工人党得了十万多张选票，取得了很大胜利。——第290、315、328、334、336、435、572页。
[298]保·辛格尔准备于1893年夏作为柏林代表团的成员去芝加哥。——第335页。
[299]指恩格斯去美国和加拿大的旅行（见注270）。——第33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47.致劳拉·拉法格1892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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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5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匆忙写几句。他们本来想使我们在这里遭到失败的事，却以真正的胜利而告终。[296]星期日那天［注：5月1日。——编者注］我们只有两个讲台，可是也只有这两个讲台既吸引了群众又吸引了报界。你大概已经看到了我给你寄去的一幅登在《每日写真报》上的画[297]，这幅画绘制时没有告诉我们。第十四号讲台即国际讲台那天取得的成绩最大。由于事情非常凑巧，劳动介绍所[148]的鲁赛耳来到了我们的讲台，他大概是被普律唐·戴维耳埃、阿尔吉里阿德斯和阿道夫·斯密斯一起赶出来的。这样，我们就有两个法国人、两个俄国人［注：沃尔霍夫斯基和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编者注］、德国人伯恩施坦、奥地利人路易莎、波兰人门德尔森和一个犹太人［注：沙耶。——编者注］，此外，还有西班牙人肯宁安-格莱安夫人和一些英国人［注：爱·艾威林、爱·马克思-艾威林、莫利斯、曼、皮·柯伦等人。——编者注］。
这次示威游行规模之大，甚至超过前两次，证明这里的事情在向前发展，尽管采取的是英国人所喜欢的独特而迂回的途径。
晚上，门德尔森夫妇和伯恩施坦夫妇都在我们这里，当然还有杜西和爱德华，博尼埃把鲁赛耳也带来了。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喝了五月混合酒；胖子鲁赛耳大声赞赏不止。而阿尔吉里阿德斯一伙于次日晨对他说，他们在他们陷进去的，确切些说，被拖进去的（这决不是双关的俏皮话）那一群人里，寂寞得要命。
我在十分焦急地等候《社会主义者报》，想了解一下我们在法国5月1日选举[258]中取得的成就。你寄来的几份报纸在这方面没有提供任何消息。当然，即使我们没有取得多数，至少也应取得一定的少数。
不管怎样，使我感到高兴的是各地都平静地度过了这一天。说
五一节是胡闹和叛乱日，这完全是资产者的骗局，我们一点也不想上当。我们想显示一下我们的力量，如此而已。至于我们什么时候使用这支力量，这是我们的事，而不是我们的敌人的事，如果这只取决于我们的话。
谢谢你寄来了几份报纸。吃饭铃响了！彭普斯和派尔希一家都在我这里，所以我不能多写了。我要同他们一起出去，让他们看看他们在威特岛好久没有看到的一些景致。他们以及路易莎向你和保尔致最衷心的问候。
永远是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148]看来，恩格斯指的是载于1891年7月29日《社会主义者报》第45号的一篇题为《终于是这样了！》（《Enfin！》）的通讯。通讯中说，巴黎的劳动介绍所“迄今一直是可能派的支柱，它正在变成它理应成为的、不分主义和派别的一切工人的共同之家”。
劳动介绍所（BoursesdeTravail）是法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以来建立的工人联合会的名称，它们主要设在大城市市参议会之下，由各工团（工会）的代表组成。最初，劳动介绍所的建立受到国家机关的鼓励，并常常受其资助，国家机关曾打算利用劳动介绍所作为建立所谓“社会和平”的据点。但是，劳动介绍所的活动情况很快就引起了政府的担心，因而极力反对劳动介绍所的进一步推广。劳动介绍所除了对失业者进行劳动安排外（每一介绍所都设有专门的部门），还在组织新的工团、组织工人的职业教育以及组织罢工斗争方面发挥了作用。1892年，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建立了劳动介绍所联合会，但是在联合会里起领导作用的却是可能派（见注30）。可能派力图利用这一组织反对工人党所领导的全国联合会，并破坏法国马克思派对工会的影响。后来，劳动介绍所则处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影响之下。——第135、334、501页。
[258]在1892年5月1日的市镇选举中，法国工人党得了十万多张选票，取得了很大胜利。——第290、315、328、334、336、435、572页。
[296]恩格斯指的是伦敦1892年庆祝五一节的活动。这一天，海德公园举行了由伦敦工人和社会党组织共同举办的盛大集会，有几十万人参加，开了两个半小时。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人代表也参加了这次庆祝活动。——第334页。
[297]1892年5月2日的《每日写真报》上登了一幅画（见本卷第334—335页之间的插图），上面画有1892年伦敦海德公园五一节示威游行集会上的第十四号讲台。——第33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46.致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1892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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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致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
斯图加特
1892年5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狄茨先生：
依照您4月28日的盛情来信，我已于本月2日将未经装订成册的《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按挂号印刷品寄给您了，谅已收到。
从您来信中看不出维干德给您作为国际丛书再版的权力究竟有多大：他只允许您印一版和一定的册数，还是版数和期限均由我们双方商定。从上述您的来信看，似乎后一种推测是对的，但烦您在方便时把这一点更详细地通知我；在事务性问题上我有必要知道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地位。
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45.致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1892年4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145.
致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295]
斯图加特
1892年4月27日
［注：原稿为：“4月26日”。——编者注］于伦敦
亲爱的狄茨先生：
您昨天盛情来信提出的条件，我都同意，过些时候再把我对稿酬的处理意见告诉您。
如果我对您的意思理解得不错的话，我们对下列一点，意见也是一致的，就是说，尽管这本书重印时不做改动，我还得为它：（1）写新的序言，（2）个别地方为便于理解增加必要的简短脚注，但并不打算一直陈述到今天的情况。
如果事情确是这样，就不要再正式来信了。
我这里留有一本再版用的本子，现在按挂号印刷品寄给您。
致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295]狄茨在1892年4月26日的信中通知恩格斯说，同维干德已谈妥，另外同意恩格斯1892年4月23日信中提出的建议。在狄茨的信上有恩格斯的批注：“同意。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我将撰写：（1）序言，（2）几条短注。”——第33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44.致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189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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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致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
斯图加特
1892年4月23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狄茨先生：
兹函复您本月20日的盛情来信：同意您根据与奥托·维干德先生达成的协议，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作为您的国际丛书之一出版，其条件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商定。
我高兴地等候您对此提出意见。致真诚的问候。
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43.致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294]1892年4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143.
致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294]
斯图加特
1892年4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狄茨先生：
今附上一封短信，如果您愿意，可拿给奥·维干德看［注：见下一封信。——编者注］。
如果您同意我的意见，即这本书出版时不仅不能有改动，也不能有补充，顶多只能在某些地方加一些简短的注释，另外只加一篇新的序言，那末，初步商谈一结束，就可以付排。到时候您可以把条样寄给我看，我也可以加几个必要的注（脚注）。
我可以肯定，这样就够了，因为英国版也是这样出的。如果加一大堆注释或者增加一份根据目前情况可以补充该书内容的附录，那末，这本书的篇幅就要增加一倍，就需要工作整整一年（这我是无能为力的）。这样，出版时间就要无限期地拖下去。况且《资本论》第一卷已经包括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切。我的这本书今天已是一部历史文献，它反映了一定的发展阶段，这也就够了，何况我们在德国现在差不多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有关这方面必须提到的一切在序言里都将谈到。
您那里有没有可以拿去付印的本子？
英国版（即这里根据美国版重印的版本）也已经出版了。
示复为盼，向您衷心问好。
弗·恩格斯
注释：
[294]约·狄茨在1892年4月20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要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二版，维干德已同意把再版权让给他。狄茨说，如果恩格斯同意，就请专门写一封信作为证明。恩格斯同意了狄茨的提议。在狄茨的信上有恩格斯的批注：“可出新版，只加最必要的注和一篇新序言。可即付排。要看条样（以便我能增补一些注）。”——第33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42.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1892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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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1892年4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很抱歉，我无法寄给您《工人阶级状况》的德文本——这本书已经脱销十六年多了，即使是老的版本在旧书商的目录上也只能偶尔见到，而且价格贵得吓人（三十至四十马克！）。这本书我准备在搞完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以后，立即出一个新版本。
从您发表在《社会评论》上的英国版序言译文[292]中，我高兴地看到，您的英语已经有了可喜的进步。不过我倒不主张您从英文本翻译这本书，因为这个译本翻得很差，而且全是美国腔，我没有能够全部去掉。
如果您的英文水平已达到不用字典就能熟练地进行翻译的程度，那末，拉布里奥拉、屠拉梯或其他哪位朋友也许能为您找个文字工作，使您最终摆脱在贝内万托的穷困和孤寂的处境。只要您能从那里脱身出来到罗马或米兰去，就一定会很快找到合适的工作。
我这篇序言是很不容易翻译的，里面有些用语或者字典里根本没有，或者字典里的解释不是我所用的意思。
您如此仔细地翻译我的著作，这不仅是对我，而且是对意大利社会党人和德国社会党人之间的国际联系帮了大忙，对此我不胜感激。您很快还会收到我寄给您的一篇东西——《社会主义的发展》英文本，里面有一篇新写的很长的导言，这篇导言将在《新时代》上用德文发表。[288]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方土齐是个骗子。您向他索回手稿和校样，我认为做得对[293]，谁知道他到底还想不想出版什么东西呢？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288]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34—361页）写于1892年4月。1892年6月恩格斯把这篇导言译成德文，并于7月寄给《新时代》杂志，发表在该杂志1892—1893年第1卷第1期和第2期上，标题为《论历史唯物主义》，发表时做了一些删节。——第322、330、360、376页。
[292]1892年4月16日，《社会评论》第8期刊登了马尔提涅蒂译的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11—325页）意大利文本的片断。——第329页。
[293]指帕·马尔提涅蒂译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意大利文第二版的出版（第一版已于1884年出版）。出第二版的建议是方土齐和马尔提涅蒂于1891年3月提出的，恩格斯表示同意（见本卷第66和67页）。1891年夏，译本已排好版，校样已由马尔提涅蒂和安·拉布里奥拉看过。后来，出版者决定停印这本书，但没有说明理由，所以恩格斯想撤销和方土齐订立的合同。然而，尽管拖了一段时间，恩格斯的这本书还是于1892年出版了。——第33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41.致卡尔·考茨基1892年4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141.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4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你将收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英文版导言［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编者注］当然是德文本，这是不言而喻的。这篇导言必将出版，而这么长的东西，不在《新时代》上发表，我在那里发表呢？稿子昨天已经发出，因此，拿不到校样，我什么也做不了。这篇导言长得要命。我在里头倾注了对英国资产者的满腔仇恨，我迫切地想看看不列颠庸人对此会说些什么。
五一节的事，我们这里总算都解决了，或者确切些说，恰恰相反。工联理事会[73]和社会民主联盟[9]这一次竭力要独揽一切，特别是要把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76]完全排挤出去。社会民主联盟现在正同工联理事会中最反动的分子希普顿等人携手合作，而且在五一节示威游行问题上完全听命于工联理事会。人们估计，工联理事会要掀起一个反对东头［注：伦敦东部，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区。——编者注］独立派分子的运动，社会民主联盟则企图从中渔利。这些要遭到排挤的分子自然就集结在艾威林夫妇的周围，他们的支柱是：（1）煤气工人工会[47]，（2）首都激进联盟，（3）许多小工联，这些小工联宁愿在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里起一定的作用，也不愿服从于充满小资产阶级气味的工联理事会的旧工会。双方都竭力采取了对策。在伦敦工人组织代表会议上（自然，在会上制造了人为的多数），工联理事会夺得了示威游行的领导权。尽管理事会起初决定不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进行任何谈判，它后来终于不得不让同盟的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起初是一名，后来增加到两名，而且把公园［注：海德公园。——编者注］里的两个讲台给同盟使用。此外，首都激进联盟还有两个讲台也供我们支配，而社会民主联盟总共只有两个讲台。
对在工联理事会中占多数的那些人来说，八小时工作日不过意味着，工作八小时要付通常工资，而任何加班，工资要增加半倍或一倍。因此，这些人所要求的八小时工作日与我们毫无共同之处。这样，今年五一节以后，一场冲突必将真正爆发，斗争就会重新开始。这个问题在这里终将提到日程上来。因此，你不要听《前进报》等关于英国五一节的议论。在我们看来，整个这件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骗局，这是一种滑稽可笑的八小时工作制，早应予以揭穿。这样，现在被社会民主联盟和费边社分子[19]利用的含糊不清的情况就会结束。
《工人时报》只能作为事实材料来使用。编辑［注：伯吉斯。——编者注］是个迷恋于无聊小说的外省人，他总想四面讨好，所以胡诌和发表许多荒诞无稽的东西。但所有的消息都来自工人，尽管“小跑腿”和他的母亲、“马克思主义者”（少有的糊涂虫）、“无产者”等等确实是极其荒谬的。［注：《工人时报》和前《工联主义者报》合并，并把你认识的纳什吸收进编辑部。因此，那里也就感觉到你也知道的汤因倍纪念堂[291]的影响。（恩格斯加的注）］
威士涅威茨基太太受到自己丈夫粗野军人式的虐待，和他离了婚，恢复了凯利夫人的称呼，现在同自己三个孩子住在芝加哥，这几个孩子是法院判给她的。
很想知道我们的法国人在5月1日的市镇选举[258]中将得到什么结果。这是对他们的第一次真正的考验。
我们向你们大家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19]费边社分子，或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884年建立；它的主要领袖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并断言什么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的改造社会，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可以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过去和现在都起着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阶级中的传导者及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发源地的作用。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第15、260、328、371、392、418、423、429、442、455、511、519页。
[47]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是1889年3月底至4月初在八十至九十年代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人之多。这个工会积极参与了组织著名的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见注74）。由于这一罢工和该工会活动的结果，产生了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二个非熟练工人的大的联合组织——码头工人工会，该工会在组织其他群众性新工联方面，在争取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中，在筹备和安排九十年代的英国工人五一节示威游行方面，也起了显著的作用。
由于在煤气工人中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首先是爱·马克思-艾威林进行了这样的工作，煤气工人给予爱尔兰的工人运动以巨大的影响，并成了爱尔兰一些群众性工联的发起者；参加这些工联的还有农业工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煤气工人和杂工全国工会（该工会的全称）同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保持着联系，其领导人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威廉·梭恩作为该工会的代表，出席了1891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见注77）。——第30、44、74、106、130、136、217、231、286、327、567、570页。
[73]工联伦敦理事会是于1860年5月在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它的成员是代表工人贵族的最大的工联的领袖们。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九十年代初期，伦敦理事会主要是把旧工联联合了起来；它对已开展起来的、建立新工联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持反对态度。但是，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该理事会被迫参加了九十年代的历次五一节示威游行。后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该理事会成了自由工联主义的堡垒，并抵制社会主义思想进入英国工人运动。——第56、61、73、92、242、291、302、309、327、570页。
[76]指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它是由以艾威林夫妇为首的一批英国社会主义者于1890年在恩格斯的参加下成立的。它是以1890年在英国组织第一次五一节示威游行的一个委员会为基础成立的。同盟的宗旨是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实现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见注41）。它也是1891—1892年英国工人五一节示威游行的组织者，这些示威游行是在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口号下进行的。1893年，同盟的代表参加了英国独立工党（见注339）。——第61、73、327页。
[258]在1892年5月1日的市镇选举中，法国工人党得了十万多张选票，取得了很大胜利。——第290、315、328、334、336、435、572页。
[291]汤因倍纪念堂是伦敦东头以资产阶级经济史家阿·汤因倍的名字命名的一幢大厦。这幢大厦是他的拥护者们的集会地点，他们以办基督教的慈善事业为宗旨，极力要知识分子向工人宣传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第32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40.致劳拉·拉法格1892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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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4月19日［于伦敦］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桑南夏恩发现爱德华翻译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一书用间隔极大的字体排印后，还是显得太薄，不值两先令六便士（这一点我一开始就对他说过），于是，他就坚持要我写一篇长的导言。既然我答应了写这样一篇导言，我又有一肚子话要对不列颠庸人讲，所以我就动手写了，而且终于脱稿了。老实说，这篇导言之长竟达全书的一半，同时还必须写得很谨慎，因为不列颠庸人是不能忍受外国人讥笑他们的，但是我又不能不这样做。
顺便问一下，有关腊韦和他的译文[289]情况你听到什么没有？那本书应该出版了吧。
现在谈谈你的上一封来信。我觉得应当分别来看这两件事：（1）我们同老布朗基派的关系；（2）我们同布朗热主义的布朗基派的关系。
首先，我仍然认为，我们和瓦扬的意见分歧开始于去年4月［注：见本卷第90、94—97、98页。——编者注］，我们的人采取的行动也不是完全无可非议的。那时，我们和瓦扬合作得很好，而阿列曼派[33]则是第三党，他们希望我们完全承认他们。后来，我们的人不同布朗基派商量就搞了一个列队前往区政府和波旁王宫［注：法国众议院所在地。——编者注］并派代表团同议员会见的计划。布朗基派当然反对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愿意和自己的叛徒见面。但我们的人偏要坚持，据我看，这就促使布朗基派同阿列曼派结成了同盟，我觉得，我们的人在这个场合做得并不完全对，到头来也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因为整个计划都落空了。
从那时起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了解得很少，但是布朗基派和我们之间既然有了互不信任的这个起因，没有疑问，布朗基派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人在阿列曼派的帮助下就不难扩大这个缺口，并巩固布朗基派和阿列曼派之间的同盟，使我们在巴黎再次处于很难改变的少数地位。如果我们在外省取得胜利的话，这还不是一个重大的不幸，保尔和盖得为了取得这一胜利做了出色的工作，我想，五一节我们可能取得巨大的成绩，就让布朗基派和阿列曼派自作自受去吧。
现在来谈谈同前布朗热派在议院结成同盟的问题。我以前说过［注：见本卷第303页。——编者注］，深受蒙蔽群众，正如在布朗热问题上那样，在骗局揭穿之后就更能听得进理智的声音，并向我们靠拢。对布朗热主义的这份遗产，我们是有权接收的。但我觉得，把这个运动的首领同时接收下来，并且不是作为个人，而是象他们对自己的评价那样，保持他们以前在布朗热集团中的头衔，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对于上了这个圈套的人们，不管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借口下这样做的，我都不能不表示极大的蔑视。使法国人在国外的声誉受到损害的，莫过于他们对新的社会救星的盲目向往——而这又是什么救星啊！如果只是资产者这样也就罢了，但问题是工人阶级的大批群众也拜倒在这个饶舌家面前！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怎能信任那些把自己的命运同这个享乐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人呢，因为这个享乐主义者一下子就同极端共和派、教权派、保皇派等人勾结在一起，而且用桑南夏恩他自己对巴克斯说的话来说，看来他就是斯·桑南夏恩那样的“天生撒谎者”！显然，这些人不是没有气节，便是没有头脑，或者两者都没有，自然也就不值得同他们打交道了。我们从他们那里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1）我们连一分钟都不能信赖他们。
（2）如果我们在议院同他们联合起来，那末他们由于在人数上占优势，就可以不考虑我们的意见而通过最荒诞的决议，这些决议势将束缚我们的手脚，或者迫使我们重新同他们分离，这会使我们处于比以前更坏的地位。假如一定要我服从多数，我倒宁可要瓦扬领导的多数，而不要格朗热之流领导的多数。
（3）既然所有这些人都是用欺骗手段钻进议会的，并且在下届选举时几乎肯定会被赶走，那末，我们何必要同他们搞在一起呢？
如果阿尔吉里阿德斯猖狂反对德国人，那末对罗什弗尔和他的那份显然在接受俄国的钱（至少有几个编辑是这样）和采用俄国的文章的报纸［注：《不妥协派报》。——编者注］又该怎么对待呢？
同老布朗基派的决裂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可以容忍的，但是我看不出我们同前布朗热主义的激进派在议院结成同盟有丝毫真正的好处。我们难道不是仅仅为了在议会造成一个由二十五人组成的党团的表面现象，把未来很重要的机会都丢掉了吗？
但是，事已如此，无法补救了。但愿我们的朋友对自己新同盟者不致过于信任。同时我觉得，我们在法国的党现在已相当强大，它经受得住一两个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而不致受到严重损失。
至于我们的新同盟者丝毫未使我们在巴黎的队伍真正壮大这一点，从保尔和盖得两人5月1日将一起去法国北部这一事实就可以得到证明；看来，这样做就等于我们把五一节的巴黎完全让给布朗基派和可能派[30]。正如我曾说过的，如果我们能在外省击败他们，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假如我们的新同盟者在巴黎没有力量，那末鬼知道他们在哪里才有力量呢？
你关于工厂中宗教干预的文章，写得看来是太尖锐了，实际上奥地利出版法不会让它通过。你最近写的论夜工一文［注：劳·拉法格《法国妇女的夜工》。——编者注］已经刊登。路易莎请你不要因为在维也纳弄错了一两个地方而生她的气。
我们曾经等候倍倍尔来这里过复活节，但是他病了（肠胃炎），医生不让他来。他打算5月中来。一年以来这已经是第三次发病了，专科医生对他已经作了严正警告。医生要他去卡尔斯巴德［注：卡罗维发利。——编者注］，我想，这可以使他重新恢复健康。
约翰牛在汉普斯泰特荒阜车站又充分暴露了它的残忍本性：五点钟左右，眼看就要下雨，一群人为了躲雨，从楼梯上往下跑，结果压死了八个人，大都是妇女和儿童，有十几个人受伤。能够想象法国群众会干出这种事来吗？
永远是你的弗·恩格斯
路易莎向你问好。
派一两个代表来这里参加五一节一事进行得怎样了？可能派将有两个代表来参加（见《纪事报》上刊登的阿道夫·斯密斯给希普顿的信[290]，这份报纸我们已经给你寄去了）。关于此事，爱德华已给你写了信。如果你们派不出人来，请设法由党的全国委员会委派博尼埃为代表，并请来信。不要让可能派抢在你们前头当上法国的代表。但是这件事要通过正式手续办理。
注释：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33]恩格斯把阿列曼派——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称为反布鲁斯派。由于可能派（见注30）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极力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19、62、70、74、90、97、98、174、323、345、462、474、493、554、556页。
[289]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法译本（并见注75）。——第323页。
[290]阿·斯密斯在载于1892年4月11日《每日纪事报》的给希普顿的信中，谈到他在巴黎就派代表去伦敦参加五一节示威游行的问题同可能派（见注30）领袖商谈的情况。这次示威游行是工联理事会（见注73）组织的，目的是使它具有国际性，使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见注76）威信扫地。——第326、569、57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39.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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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圣加伦
1892年4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你的电报，老实说使人大失所望。是啊，生了病就无可奈何了，希望你的身体已大大好转，顺利地经受住了这次旅途跋涉，并且已在呼吸阿尔卑斯山的空气，从而得到裨益。不过5月份你务必要偕同夫人尤莉娅［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一起来；我在附信中尽力表达我在这方面的心意，请给予大力支持。
至于巴黎人，在收到你来信之前，就有两个人来过我这里。我请他们第二天即星期三［注：4月13日。——编者注］再来。那时肯定可以接到你的信了。在收到这封信之后，我去找了尤利乌斯［注：尤利乌斯·莫特勒。——编者注］，而路易莎则去找了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但谁也没有找到，只好留下一个便条。星期四晚上，他们终于来了一个人（另一个人星期三早上就走了），并告诉我说，由于某些情况，事情要往后拖一拖，这件事他们不打算麻烦你们了，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来找你们。其他的事不急，等你来时再面谈吧。[286]
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从圣加伦返回帝国沙箱［注：柏林。——编者注］。在那里你势必又要陷进一大堆工作里来，这样一天天下去，你的健康又将受到影响，等医生一来，无须多费口舌就会要你去卡尔斯巴德［注：卡罗维发利。——编者注］。我对卡尔斯巴德很有好感（这是为别人而不是为我自己），因为我看到马克思怎样在那里恢复了健康[287]；假如他早八年去那里治疗，他也许至今仍然健在。卡尔斯巴德对一切胃病和肝病具有奇特的功效，我看你有必要在6月份饮用四至六个星期的矿泉水-资本（之所以是资本，因为它为你创造生理上的剩余价值，而为卡尔斯巴德的旅店老板创造经济上的剩余价值），在那里，马克思和杜西的朋友弗累克勒斯医生（杜西会向你讲述他的情况）会设法使你不感到寂寞，他是欧洲最诙谐的人物之一。
我本想早一些给你写信，但为了避免种种闲话，我不得不花时间写了一篇很糟糕的导言。这种事在英国是屡见不鲜的。艾威林正在为社会丛书翻译我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这套丛书每册售价两个半马克。我说过，这么薄薄一本书卖这样的价钱是一种敲诈。艾威林却说，不，这种事情出版商最明白，一本厚些，另一本薄些，平均起来适得其中（对于那些只是从小薄本中偶尔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的人，尤为如此）。况且，出版商已看过德文原本，对整个情况都清楚。好吧，事情已经这样了。用间隔很大的字体排印，也只不过一百一十七页左右。出版商（他姓桑南夏恩，但看来他即使是在最强的阳光下有时什么也看不见［注：双关语：“桑南夏恩”这个姓的原文是《Sonnenschein》，也有“阳光”的意思。——编者注］）现在发觉这样不行，要我写一篇相当长的导言。然而这并不那么简单。可以说，我还是第一次面向有教养的不列颠公众，因而就得费一些脑筋。结果写出来的是一篇谈东论西、什么都谈而什么也没有谈透的冗长论文，但贯穿全文的一条红线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辛辣的嘲笑；我很想知道不列颠的庸人们对此将会说些什么。我要把这篇导言译成德文在《新时代》上发表[288]，但愿它会使你开心。
就这样吧，截邮的时间快要到了，请你代我和路易莎向弗丽达［注：西蒙夫人。——编者注］和西蒙问好，他们不是也打算来伦敦吗？就此搁笔，不尽欲言。
你的弗·恩·
注释：
[286]指未能实现的“劳动解放社”与“老民意党人小组”合并计划。这个计划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为促其实现，该党准备拨出必要的经费。两个俄国革命者小组之间的商谈拟于1892年春在伦敦在弗·恩格斯、奥·倍倍尔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参加下进行。——第320页。
[287]1874年8—9月和1876年8—9月，马克思曾在捷克的疗养地卡尔斯巴德（现卡罗维发利）治疗。——第321、473页。
[288]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34—361页）写于1892年4月。1892年6月恩格斯把这篇导言译成德文，并于7月寄给《新时代》杂志，发表在该杂志1892—1893年第1卷第1期和第2期上，标题为《论历史唯物主义》，发表时做了一些删节。——第322、330、360、37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38.致昂利·布里萨克1892年4月7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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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致昂利·布里萨克
巴黎
［草稿］
［1892年4月7日以后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我刚刚收到您本月7日（邮戳是昨天的日子）的来信。您盛情寄来的小册子［注：昂·布里萨克《集体主义社会》。——编者注］还未收到。我一定拜读。但是，非常遗憾，您要我做的事，我不能效劳。[285]假如我为您的著作写一篇评论在报刊上发表，那末，首先，礼貌使我不便十分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其次，我为您做了这件事，我就得为所有正直的社会党人——法国的、德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丹麦的等等——做同样的事，这将使我陷于何种境地呢？我就会连一天也不能支配自己的时间。最后，还有一个比什么都更为重要的考虑：现在，我面前摆着一项多年来一直使我感到内疚的十分艰巨的工作，即整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我在几个月以前就决定，在这项必须立即履行的义务没有完成以前，不做任何别的工作。
请接受我最良好的祝愿。
注释：
[285]1892年4月7日，昂·布里萨克请恩格斯为《集体主义社会》（《LaSociétécollectiviste》）小册子写篇评论，这本小册子是他在《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汇集，于1892年在巴黎出版。——第31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37.致劳拉·拉法格1892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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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4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今天只写几句话，为的是请你留心一下《闪电报》。星期五［注：4月1日。——编者注］早上，突然来了不速之客艾米尔·马萨尔，他要我为这家变化无常的报纸发表一次谈话。我同意了，因为他答应把记录稿给我看，同时我还想到这样可以回击一下巴黎庸人们。昨天我看了这份记录稿，几乎把它全部改写了。谈话稿一登出，你是否可以给我寄四至六份来？假若他们照登无误，我需要把这几份报纸分寄各地，要是有所歪曲，我就马上抗议他们违背诺言。[284]
不管怎样，经过最近这一次总是使人很不愉快的接见之后，今后对这类要求我将一概拒绝，因为整篇东西实际上都得由我来写（昨天从十一点写到三点，不然，这样暖和的天气本来可以出去散散步），即使这样，也还不是所需要的东西，也没有反映我的思想。这些人真该死！
我在赖德度过了一周，这对我很有益处。彭普斯和孩子们都很健康；派尔希接连得了流行性感冒、肺炎、胸膜炎、喉头炎等，现在刚刚好起来。
我正在为斯旺·桑南夏恩公司写这篇要命的导言［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编者注］，我怎么也无法使他满意，这篇导言很长，要占用我整整一周的时间。等我把它写完以后，你就会收到一封长信。
问候正在旅行的议员［注：保·拉法格。——编者注］，他不仅是个流浪的单身汉，而且成了一只蝈蝈［注：俏皮话：“单身汉”的原文是《grasswidower》“蝈蝈”的原文是《grasshopper》；这里指拉法格多次单独外出宣传旅行。——编者注］了。
路易莎和我向你问好。
你的始终不渝的老将军
下星期，倍倍尔如果健康情况允许的话要到我们这里来，——他由于过度疲劳和过分激动，感觉身体很不舒服。
注释：
[284]1892年4月1日，恩格斯对《闪电报》记者艾·马萨尔发表了谈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617—623页）。4月3日，恩格斯看过马萨尔的记录以后，几乎把它全部改写了。1892年4月16日，谈话转载在——尽管是摘要——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第82号上；由此可见，恩格斯认为4月6日《闪电报》发表的谈话最后文本是符合他答记者问的内容的。——第31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36.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892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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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纽约
1892年3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
首先，应该感谢你去年那封来信[281]，它为我提供了那么多宝贵的材料。可惜，我不能给你以报答。关于欧洲的政局，只要好好选阅一些报纸，便可知其梗概。但是，为了把空闲时间用于工作，我只好尽可能不去钻研个别社会主义政党的内部事务，不然我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因此，关于各国党的内部动态，由于它多半表现为领导人之间的争吵，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况且在这方面我知道的那一点点东西，往往也只是人家秘密告诉我的。
要是我知道你们对《费加罗报》上的文章[282]如此感兴趣，我就给你们寄去了，因为拉法格曾给我寄过这份报纸。现在它早已被遗忘，连个影子也没有了。我准备写封信给巴黎，但我想未必还能再弄到一份，也未必能从拉法格那里得到确切的材料。也许拉法格早就忘了这件事；他当选以后，一直在用免费车票不间断地到法国各地去进行鼓动和宣传［注：“宣传”的德文原文是《propagieren》，由法文《propager》演变而来，propager也有“繁殖”的意思。——编者注］（我指的不是人种），看来成绩很大。这一次，五一节对法国人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日子，因为除巴黎外，整个法国正是在这一天进行市镇选举[258]。虚荣心使他们不甘落后于德国人。
我觉得，美国本地工人的特殊地位是你们美国的一大障碍。1848年以前，固定的、本地的工人阶级还只能说是一种稀罕现象：当时，这个阶级为数不多的人最初在东部城市里还有可能指望变成农民或者是资产者。现在，这样一个阶级已经发展起来了，并且大部分人加入了工联。但它仍旧处于贵族式的地位，并且只要有可能，就把不需要掌握专门技术的低工资工作给移民去做，这些移民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加入了贵族式的工联。但这些移民分属于许多个民族，他们之间语言不通，大部分人连美国话也不懂。而你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比奥地利政府又更善于挑拨一个民族去反对另一个民族——挑拨犹太人、意大利人、捷克人等等去反对德国人和爱尔兰人，挑拨每个民族的人去反对所有其他民族的人。因此我认为，纽约工人生活水平的差距之大是其他地方闻所未闻的。此外，在纯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毫无安宁闲逸的封建背景的社会，对在生存斗争中濒于死亡的人完全无动于衷。说什么这些可憎的“荷兰人”［注：当时在美国称德国人为“荷兰人”。——编者注］、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和匈牙利人本来已经够多了，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需要，而在后面还有中国约翰［注：在美国给中国人起的绰号。——编者注］，他的生存能力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人，什么东西都能用来充饥。
在这样的国家里，往往在出现涨潮之后出现退潮，这是必然的。不过涨潮越来越猛，而退潮所起的作用则越来越小，所以整个说来，事情还是在前进。有一点我认为是无疑的：毫无资本主义以前的糟粕的纯资产阶级的基础，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甚至在把税率提高到荒谬程度的现行保护关税制[283]中也表现出来的巨大发展力量，有朝一日必定会导致震惊全世界的转折。一旦美国人开始做了，他们就会以巨大的力量和飞快的速度做下去，使我们欧洲人相形之下显得十分幼小。
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弗·恩格斯
［路·考茨基的附笔］
亲爱的施留特尔：
一般说来，妇女不轻易启齿，因而也不随便献殷勤，除非她有所需求。我很想弄到一些美国妇女争取公民权利运动的确切材料，即有关各州不仅在学校和市政选举方面、而且在政治等选举方面的选举权和特殊权利的材料。我，也就是说将军为我从左尔格那里弄到了两份最重要的女权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妇女报》和《妇女论坛报》。但我需要的东西还要多一些——我需要一本扼要而详尽地叙述妇女争取公民权利运动的历史发展的书，而不是妇女公民权利的捍卫者倾吐的那些枯燥得要命的东西。那本书您……［注：附笔的结尾部分残缺。——编者注］
注释：
[258]在1892年5月1日的市镇选举中，法国工人党得了十万多张选票，取得了很大胜利。——第290、315、328、334、336、435、572页。
[281]看来恩格斯指的是施留特尔1891年5月11日的信，信中有大量关于美国工人运动和写信者本人活动情况的材料。——第315页。
[282]巴黎出版的《费加罗报》发表了保·拉法格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社会主义的定义。施留特尔在1892年3月14日的信中请恩格斯把载有这篇文章的报纸寄给他。——第315页。
[283]恩格斯指的是美国1890年采用的麦金利保护关税率（见注192）。——第31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35.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1892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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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1892年3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找不到您26日明信片中提到的那一号《斗争》［注：《阶级斗争》。——编者注］，但不管怎样，照我看，一个社会党人让随便碰上的一个陆军中尉打死，是一种危害党的真正利益的错误和罪过。[280]要不然，青年军官就可以利用对他们万无一失的同社会党人的决斗，轻而易举地获得勇士盛誉，并且飞黄腾达，同时把我们的优秀人物除掉。我们不应该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
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决斗对我们的人来说是无法避免的。一个法国议员或意大利议员可能被迫去进行政治性的决斗，拒绝这种决斗比接受这种决斗更有害于党；尤其是我们的议员伤害了别人，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没有绝对的必要而去决斗，甚至挑起一场决斗，我认为是毫无意义的。
现给您寄去刚刚出版的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译本，但愿它将有助于您学习英语。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280]帕·马尔提涅蒂在1892年3月26日写给恩格斯的明信片中，请他谈谈对《阶级斗争》周报撰稿人、意大利社会党人桑比昂茨由于当众受辱要进行决斗的看法。——第31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34.致卡尔·考茨基1892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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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3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序言校样昨晚我已看过，并作了修改，还为第二版写了几句话[277]，已退回。我想，这就行了。原来的序言仍然适用，其目的是使洛贝尔图斯式的欺人之谈不致再度出现，而这种欺人之谈象任何一个属于这类性质的时髦货色一样，带有周期性。不管怎样，这篇序言异常迅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那些被利用来反对我们的英雄好汉，原来是一些用两篇序言就可以置于死地的人，这是不能怪我的。此外，序言中那些政治经济学的论断，对德国人还将十分有用；我们许多人在有关经济问题的论战中的软弱无能，只能使人感到诧异，而没有什么可以高兴的。
祝贺你完成了一本难产的论纲领的小册子[220]。这个婴儿是一定会出世的。这种新颖的综合性的通俗作品还是很需要的；从演说家的讲话中往往可以看出，这种复习用的读物是多么地需要，而能够和愿意阅读大厚本的人则为数很少。
你不必埋怨德国作家的疏忽大意，而应改用这样的原则：把你准备采用的文章中的有关地方用有色铅笔标出来，然后退给作者修改，这样，他们很快就会学会用另一种态度写作。当然，如果编辑部很热情，愿意为他们作文字加工，那末，作者在写作中就会越来越粗心大意。
你对通信有抱怨情绪，我是理解的，因为你我有同样的遭遇。不过，你是编辑，而我不是；你可以只限于纯事务性的通信，如果你写得多一些，那只是因为你个人高兴；而我就不行。
顺便说一下，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的马克思论蒲鲁东的文章[278]的校样我没有看，因为没有时间。
关于阿德勒的情况［注：指维·阿德勒之妻恩玛的精神病。——编者注］，你知道的可能比我多一些，因为你可以从狄茨那里得到消息。我已把你的意见告诉了路易莎，并请她就这个问题为你准备一份备忘录，现附上。根据她同我交谈中所持的抑制态度，我认为（你大概会同意我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家要特别谨慎，由于不慎说出来的任何闲话都会带来最坏的后果。遗憾的是，许多好心肠的人在这种场合下，由于过分关切而不能守口如瓶；如果这件事在柏林已经这样随便议论开来，那是很糟糕的。
《工人阶级状况》终于在这里出版了。遗憾的是，我没有多余的可供分送，不过，关于《新时代》我已向斯旺·桑南夏恩公司作了交代。《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已印好，但这本书太薄，不值两先令六便士（出版商这头蠢驴早就知道这一点！），所以我必须写一篇长的导言来增加它的篇幅。试试看吧。但这是我要写的最后一篇东西了，然后我就要去整理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彼得堡来信说（请勿外传！），《家庭的起源》俄译本大概快要出版了。[279]论德国社会主义的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现已译成意大利文、罗马尼亚文（《社会评论》）、英文（纽约《人民报》）、波兰文（这里的《黎明》）；后两种译文是根据《新时代》发表的原文翻译的。
我们向你们大家问好。
你的将军
注释：
[220]指1892年出版的卡·考茨基一本小册子《爱尔福特纲领。对原则部分的解说》（《DasErfurterProgramminseinemgrundsätzlichenTheilerläutert》）的手稿。——第241、287、312页。
[277]指《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05—220页），这篇序言曾刊入该书1892年德文第二版，同时指恩格斯特地写的《对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二版加的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33页和本卷注255）。——第311页。
[278]指马克思《论蒲鲁东》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8—36页），载于柏林出版的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1865年2月1日、3日和5日第16—18号。此文曾转载于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和第二版，这两版经过恩格斯校订，于1885年和1892年出版。——第312页。
[279]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俄译本1894年在彼得堡出版，这个译本是根据德文第四版译的。——第31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33.致菲力浦·屠拉梯1892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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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致菲力浦·屠拉梯
米兰
1892年3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屠拉梯公民：
您盛情给我寄来的两份“大名鼎鼎的人物”的答复[275]已收到，谢谢。不言而喻，我不打算反驳他：如果他不想谈论、而且也没有谈论过德国社会党人，那他为什么要引用我的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并依据这些引证作出自己的结论呢？这简直是胡搅蛮缠；至少应当说，他把他以前在《论坛报》上发表的东西[276]忘得一干二净了。
衷心问好。
弗·恩·
注释：
[275]1892年3月4日，屠拉梯给恩格斯寄去了两份3月1日出版的《社会评论》杂志，上面载有博维奥对恩格斯《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26—328页）一文的答复。——第311页。
[276]1892年2月2日罗马的《论坛报》刊登了卓·博维奥的一篇文章，此文对恩格斯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进行了批评（见注246）。恩格斯《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26—328页）一文曾引用了他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话。——第31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32.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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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3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今天我想请你把一次会议的速记记录寄来，在那次会议上我们的人谈到了亚尔萨斯—洛林问题，而辛格尔仿佛还就此事代表党团发表了声明。[272]我料定会有人向我提出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我想掌握一些确切的材料。
这里，原先在五一节问题上进行的那场斗争［注：见本卷第291和302页。——编者注］又激烈起来了，但目前情况还好。我现在写给你的这些东西，不要登在《前进报》上，因为吉勒斯在阅读这份报纸并按自己的口味替海德门加工，就是说，吹捧“独立派”[189]，诋毁国会党团；由于斗争尚未结束，凡是见报的东西都可能被用来反对我们。
这样，由艾威林主持的最初的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委员会[267]和希普顿（他现在同海德门和社会民主联盟[9]联合起来了）领导的工联理事会[73]几乎同时开始行动。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委员会曾经建议工联理事会象去年那样共同行动，但遭到轻蔑的拒绝。它同时还找了首都激进联盟（拥有五十多个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激进工人俱乐部[259]），但工联理事会也找了这个组织。可是，艾威林捉弄了一下理事会，正象后者两年前捉弄过他那样[273]，从而取得了对公园［注：海德公园。——编者注］的优先权。在这以后，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委员会又去找了工联理事会，又遭到轻蔑的拒绝。随后，也多次受到工联理事会傲慢对待的首都激进联盟（去年理事会只让工联主义者上它的讲台，而俱乐部的演讲者一个也不让上去）立即作出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委员会共同行动，但还要作一次同工联理事会和解的尝试。星期天［注：3月13日。——编者注］，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委员会开了会，并同首都激进联盟商定，由联盟进行这一尝试，然后再作出下一步的决定。情况就是这样。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委员会目前仍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公园在它手里，煤气工人、东头［注：伦敦东部，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区。——编者注］所有的小工联以及激进俱乐部都跟着它走，总之，跟它走的至少比拥护工联理事会和海德门联盟的要多一倍。海德门联盟现在无声无息，让工联理事会替自己做事。只要不做任何蠢事，也不鲁莽从事，工联理事会就一定会或者作出让步，或者象两年前那样在示威游行中充当次要角色，而且是很蹩脚的次要角色。
梅林发表在《新时代》上的《莱辛传奇》我已读过，感到十分满意。这的确是一篇出色的作品。要是我的话，有些地方不会这样去说明和强调，不过一般说来，他还是抓住了要领。令人鼓舞的是，二十年来唯物史观在年轻党员的作品中通常只不过是响亮的词藻，现在终于开始得到恰当的应用——作为研究历史的引线来应用。考茨基和爱德在这方面写过一些不坏的作品，但梅林有他自己专门的题材，即他更为详细研究过的德国历史中的普鲁士这个角落。一般说来，他的观点比较不受拘束，首先是他的表达方式比较果断和明确。希望这篇作品在《新时代》上登完以后，立即出单行本。据我所知，这是对普鲁士传奇这个堡垒第一次最好的正规的围攻；说的是莱辛，指的是老弗里茨［注：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而普鲁士传奇一定要打破，然后普鲁士才能溶合于德国。关于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无论在德国历史还是在欧洲和世界历史上的前提，有些地方我倒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个问题梅林只是提了一下。
不过，要吃饭了，该让魔女施展一下她的魔术了。至于东头的事[274]，则用不着过分着急——我想，那里不会有什么危险。
衷心问候尤莉娅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和你本人。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73]工联伦敦理事会是于1860年5月在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它的成员是代表工人贵族的最大的工联的领袖们。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九十年代初期，伦敦理事会主要是把旧工联联合了起来；它对已开展起来的、建立新工联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持反对态度。但是，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该理事会被迫参加了九十年代的历次五一节示威游行。后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该理事会成了自由工联主义的堡垒，并抵制社会主义思想进入英国工人运动。——第56、61、73、92、242、291、302、309、327、570页。
[189]指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见注166）上被开除出党的“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于1891年10月20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反对派的首领们利用不支持反对派的柏林代表还在参加代表大会的时机，力图取得柏林组织的支持，并谴责代表大会的决议。当代表大会的代表获悉反对派的活动以后（从柏林给爱尔福特发去了电报，并在大会上宣读），柏林代表团的成员写信给柏林，抗议在代表大会结束前讨论大会的各项决议。由梅茨内尔签署的这封信，载于1891年10月21日《前进报》第246号，标题为《致柏林的党内同志们！》（《AndieParteigenossenBerlins！》）。
1891年11月8日，柏林反对派召集了新的会议，会上组成“独立社会党人联盟”。其机关报是《社会党人报》，1891年至1899年出版。——第184、302、309、439、455、474、490、500、501、510页。
[259]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激进俱乐部是这样一些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工人，而领导者一般都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人物。这些俱乐部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英国工人运动高涨，这种俱乐部就更多了，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在俱乐部的参加者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第291、302、309页。
[267]指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见注76）。——第302、309、570页。
[272]1892年3月3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关于对亚尔萨斯—洛林实行军事管制的法令草案时，保守党议员哈特曼企图证明，在社会民主党内李卜克内西和福尔马尔之间对亚尔萨斯—洛林问题有分歧。辛格尔在答辩时代表社会民主党议员反驳了哈特曼的谰言，并声明，对社会民主党来说，不存在亚尔萨斯—洛林问题，而关于李卜克内西似乎主张把亚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的这个指控是虚构的。——第308页。
[273]指工联伦敦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见注73和9）企图不让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工人组织参加伦敦1890年五一节示威游行。详见弗·恩格斯的文章《伦敦的5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69—76页）。——第309页。
[274]倍倍尔在拟议去伦敦的停留期间，准备应爱·马克思-艾威林的请求在东头的一次工人集会上讲话。——第31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31.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2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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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92年3月15日于伦敦
阁下：
我几乎不好意思来答复您去年11月12日和21日的亲切而有趣的来信了。可是，我一直忙得不可开交，而在煤气灯下写东西对我的眼睛仍然十分有害（在其他场合，我的眼睛还相当管用），这样，工作繁忙以及我们这里冬季日短可以作为请您原谅的理由。
你们国家目前的确正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全部意义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的。您的来信使我感到，您认为这一次歉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1861年以来俄国走上的经济发展道路的一个必然结果。据我在远方所能作出的判断，我也是这样看的。从1861年起，俄国开始以同一个大民族相称的规模发展现代工业。人们早就确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使用蒸汽发动机的机器工业，自己不能满足（哪怕是大部分）自身对工业品的需要，那末，它现在在各文明民族中就不可能占据应有的地位。俄国也就是从这个信念出发开始行动的，而且是以巨大的努力行动的。它筑起一道保护关税的高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英国的竞争迫使几乎所有大国都实行了这种政策，连在贸易几乎完全自由的情况下成功地发展了大工业的德国，仅仅为了加速俾斯麦曾称之为“百万富翁的培植”过程，也加入了这个大合唱，成了保护关税派。既然德国没有任何必要都走上了这条道路，那末，俄国一旦决定了新的工业发展方针，就有必要这样做，还有谁能责备它呢？
目前你们国家的情况，我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同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的情况相似。在法国，也是通过柯尔培尔的保护关税制为工场手工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二三十年以后人们才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本国的工场手工业只有靠牺牲农民的利益才能建立起来。农民的自然经济被破坏，为货币经济所排挤。国内市场建立了起来，同时，至少在一定时间内又几乎完全被破坏，其原因在于这个过程的本身和经济必然性赖以实现的从未有过的力量的作用，还在于对钱和人的需求增加，这是采取征兵办法建立常备军的结果，正如现今因实行普鲁士普遍义务兵役制引起对钱和人的需求增加一样。当最后有一两年歉收的时候，全国就呈现出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元帅所描述的普遍困苦景况［注：比·布阿吉尔贝尔《法国的零售商业》；塞·沃邦《王国什一税草案》。——编者注］。
但是，这里有一个重大区别：老的“工场手工业”同现代的“大工业”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在对农民，即对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小农业生产者的影响方面）同1680年的旧式滑膛燧发枪和1892年的7．5毫米新式弹仓式步枪之间的区别是一样的。其次，1680年，小农业还是一种常见的生产方式，而大地产只是个别的，尽管不断增加，但总还是个别的。今天，大规模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已成了一种常规，而且日益成了唯一可行的农业生产方式。所以，看来农民在今天是注定要灭亡的。
您不妨回忆一下我们的作者在关于茹柯夫斯基的信中所说的话［注：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编者注］：如果俄国继续沿着1861年走上的道路走下去，俄国的农民公社就必然要灭亡。我看，正是现在开始出现这种情况。看来，这样的时刻日益接近，——至少在某些地区是这样——那时，俄国农民生活的全部陈旧社会结构，象西欧以前出现过的情况那样，对个体农民来说不但会失去其价值，而且会成为束缚他们的枷锁。恐怕我们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将来不得不考虑到会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俄国。毫无疑问，这样就会失去一个大好机会，但对经济事实是无可奈何的。最有意思的是，在俄国，正是那些喋喋不休地断言俄国的原始结构同腐朽的西方的结构相比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的人们，正在竭尽全力来破坏这些原始结构，代之以腐朽的西方的结构！
可是，如果俄国的农民注定要变成无产者——工业无产者或农业无产者，那末，看来地主也是注定要灭亡的。据我所知，这个阶级所负的债务几乎比农民还要重，他们不得不逐步变卖自己的地产。在这两个阶级之间看来正在插入一个新的土地占有者阶级——农村富农和城市资产者，他们可能是俄国未来的土地贵族之父吧？？
由于去年的歉收，这一切都清楚了。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歉收的原因纯粹是社会性的。至于说到无林化，那末，它和农民的破产一样，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欧洲没有一个“文明”国家没有出现过无林化。美国［注：在美国，我四年前亲自看到过这种情况。[270]在那里，人们拚命在减弱它的影响，纠正已犯的错误。（恩格斯加的注）］，无疑俄国也一样，目前正在发生无林化。因此，我看无林化实质上既是社会因素，也是社会后果。同时，它又往往被有关方面用来推卸对经济挫折应负的罪责，推到一种似乎谁都不能负责的原因上去。
我看，歉收只不过使以前处于潜伏状态的东西表面化罢了。但歉收把进行中的过程大大加快了。今年春播时，农民将比去年秋播时虚弱得多，他们只好在更加不利的条件下恢复自己的力量。一个满身是债、没有牲口的穷苦人，即使在他不必离乡背井而能度过冬季的那些地区里，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因此，我觉得需要好几年才能完全克服这次灾荒所带来的后果，而一旦做到这一点，俄国就将完全变成另外一个国家，甚至不同于1891年1月1日的状况。想到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必将有利于人类的进步事业，使我们暂且可以感到自慰。
去年秋天，我曾寄给您一本小册子：《家庭的起源》第四版。我是挂号寄去的，信封上写了我的地址。既然没有退回，谅您已经收到。
您给我寄来的许多报刊杂志——门得列耶夫的著作［注：德·伊·门得列耶夫《关税税则》。——编者注］特别有趣——已收到，十分感谢。但很遗憾，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好好看它。如果我告诉您，从新年到现在（这通常是我最安静的时期）我一分钟都抽不出来搞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那您就可以想象，我手头的紧急工作多到什么程度。
您的祝贺已及时转给巴黎。[271]
致衷心的问候。
永远是您的派·怀·罗舍［注：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我们的共同朋友［注：格·亚·洛帕廷。——编者注］有什么消息吗？
注释：
[270]1888年8—9月，恩格斯同爱·艾威林、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卡·肖莱马一起去美国和加拿大旅行。恩格斯对这次旅行的印象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34－536页。——第308页。
[271]因保·拉法格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丹尼尔逊在1891年11月12（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他向保·拉法格转致祝贺。——第30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29.致尤莉娅·倍倍尔1892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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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致尤莉娅·倍倍尔
柏林
1892年3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夫人：
很抱歉，我今天才能对您2月18日的亲切来信表示谢意；但同时我不能不难过地指出，您最后决定不来看望我们，而去看望您在圣加伦的女儿［注：弗丽达·西蒙。——编者注］，这将使她而不是使我们感到高兴。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您宁愿到西蒙夫人那儿去而责怪您，但可以自慰的是，我们有希望并坚信在1893年春天（或夏天？）一定会在我们这里见到您。夏天不生壁炉了，严格禁止做葡萄干布丁，而雾也很少下，因此，您可以看到英国最为迷人的景色。不错，有一次一个刻薄的法国人说过：三个大热天加一场雷雨就是英国的整个夏季。但这是恶意的夸张，但愿来年您能给我们一个机会向您证明这一点。并且您也将会确信，在这里不用英语也完全过得去。
我是否象您所设想的那样要到德国去，在目前变化无常的时期，这取决于许多不依我为转移的情况。“新路线”[266]对一切为俾斯麦所恼恨的人表现出初恋情意的美好时期，早已成为过去，至于夏季以前还会发生什么情况，尚无法知道。因此，这一切我暂时只能听其自然，且看今年夏天命运会把我驱向何方——是德国、挪威，还是也有人邀我去的卡内里群岛，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如果我失去到德国作一次愉快的夏季旅行这样一个良好机会，我感到遗憾的将仅仅是，那我又没有机会和您会面了。我渴望再次看到一个真正的德国女无产者，而人们一直向我描绘的您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的妻子［注：莉希·白恩士。——编者注］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血统的爱尔兰无产者，她对本阶级的天赋的热爱，对我是无比珍贵的，在关键时刻，这种感情给我的支持，比起“有教养的”、“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小姐的细腻和小聪明可能给予的总要多些。但是我的妻子已经去世十二年多了，而奥古斯特至今还幸运地有您在他身边，全部的差别就在这里。
路易莎刚刚又给奥古斯特写了一封相当荒诞的信。您无法想象，这个可爱的妇女，自从又独自生活以来，变得多么活泼了。您要是能看到我们上午喝比尔森啤酒的情景那有多好啊！简直是趣话连篇，笑声不绝。我很高兴，我还能同她一起参加年轻人的这种欢闹；当你到底已处处显得苍老时，还没有忘记怎样开怀大笑，确实是应当感到高兴的。我对路易莎为了使我这老莱茵人的活泼开朗的性格不致消失所作的一切，真是感激不尽。再次向您致衷心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266]“新路线”是皇帝威廉二世在俾斯麦于1890年3月辞职并任命卡普里维为首相以后宣布的；卡普里维认为，同工人运动斗争的最好方法是对工人提出笼络人心的诺言和给予一些小恩小惠。——第29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30.致劳拉·拉法格1892年3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130.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3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面前放着一大堆你寄来的信，这些信我几乎不敢看，一看就感到惭愧。但你想象不出，有多少事缠住我，又有多少形形色色的人打扰我，折磨我，使我厌烦不堪，等等。我最理想的工作时间（1月至4月），都消耗在一些琐事上了，连一分钟也抽不出来看看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而我本想在复活节以前把该书整理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以摆脱其停滞状态。一切都落空了。从现在起直到复活节周，我的时间全排满了（4月10日以前倍倍尔要来我这里呆两个星期，在这以前我还要到赖德去看彭普斯，因为她碰到许多倒霉的事。派尔希患了流感和肺炎，现在又因胸膜炎卧床不起）。如果我要利用5月和6月去整理第三卷，我就要作出重大的努力，下决心不给任何人回信，不为任何人做任何工作。
然而，这一切都算了吧，你是不会有兴趣听我唠叨的。在巴黎办日报已有希望，我很高兴。这可以使世界其他地区遭到的许多挫折得到补偿。诚然，除了我们自己招惹来的以外，我们党遭受的挫折越来越少了。我们有很出色的同盟者。年轻的威廉夸耀自己的同盟者——上帝，说自创世以来，上帝就作了这样的安排，把一切都归功于普鲁士王朝的、尤其是年轻的威廉的无上光荣。但这个可怜虫却没有发现，他对于我们，比之上帝对于他来说，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一个好得不知多少的同盟者，而且即使威廉发现了这一点，他也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他的本性！
我在《年鉴》［注：《工人党年鉴》。——编者注］和《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现已译成意大利文（载于《社会评论》，这使我同这个头脑糊涂、大名鼎鼎的博维奥发生了争吵［注：见本卷第273—274页。——编者注］）、罗马尼亚文（《社会评论》）、波兰文（《黎明》）和英文（纽约的《人民报》）。
我们刚从海格特回来（下午三点三十分），墓地的情况很糟，到处都是烂泥，我们走了一趟，脚上沾了足有半公担的泥。杜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曾在墓上栽了一棵小柏树，有一棵老球状蕃红花现已盛开。莫特勒从位于苏黎世湖乌福瑙岛上的乌尔利希·冯·胡登墓地带回来的常春藤枝条，原先栽在我们阳台上，在可怜的尼米安葬之后，我们把它移植到她的坟上，长得最好的部分去年夏天被折断了，现在留下的部分生长良好，并坚实地扎下了根，以后这种亵渎行为就不可能再发生了。
这里，我们也在忙于五一节的筹备工作。美丽的阴谋网在按照比妮萝布的方法织了又拆，拆了又织。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委员会[267]（爱德华、杜西及其朋友）本想首先行动，但是工联理事会[73]，这个旧工联的反动残余，却赶到他们前面去了。现在，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9]暂时是朋友，共同反对其他一切人。目前，它们之间没有竞争，双方都希望使一切“局外人”保持缄默。所以，当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委员会建议同去年一样和工联理事会采取联合行动时，就遭到了坚决拒绝。这样，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委员会就在理事会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之前占用了公园［注：海德公园（并见本卷第291页）。——编者注］，并再次建议工联理事会共同行动，又遭到傲慢的拒绝。后来，这两个组织都向首都激进联盟（激进俱乐部[259]联盟）建议联合行动。首都激进联盟决定做中间人，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委员会共同采取行动，因为这个运动是这个委员会发动起来的。这样一来，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就象往常一样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使自己进退维谷：他们要么让步，要么单独组织示威游行，承担分裂的责任。不管别人采取什么行动，我们的示威游行无论如何是肯定会成功的。
海德门越来越蠢。他对德国人的盲目仇恨使他不得不支持柏林的“独立派”[189]，并把同一群不满分子一起被赶出这里的德国共产主义俱乐部（我们的老“协会”[161]）的、显然是拿德国大使馆津贴的坏蛋和流氓吉勒斯作为他的德国参谋长。这样，海德门现在连他曾经得到的来自外国的那点微弱的支持也失去了。在德国，过去总还在某种程度上考虑他至少是英国社会主义者一个派别的领袖的地位，现在他连这点资格也丧失了。在法国，他的朋友布鲁斯之流竟堕落到这样的地步，连海德门自己也不得不反对他们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所要提出的“卫生”纲领。[268]多么需要一阵强劲的革命之风，把这群可怜虫从地面上一扫而光，——而这是一定会来的，尽管来得很慢很慢，如同这些“该死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马克思对英国人的称呼）所做的一切事情一样，但一旦来到，就是靠得住的。
我本想给保尔附上几句话——我收到了一封他从马赛寄来的信——但就要吃午饭了，我怕信写到一半就要搁笔。我担心他和格朗热之流新结成的同盟不会使他满意。首先，这些人投靠布朗热就证明他们完全靠不住，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一有机会就会背叛我们。第二，保尔说，我们应当在布朗热播种的地方收获果实。完全正确，但要象以前对付可能派[30]那样，集合群众，踢开首领。这些首领后面没有群众，他们本身都是一些极不受欢迎的伙伴。第三，他们是用欺骗手段钻进议院的，下次选举时自然要被赶走。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朋友信赖了一些不可靠的人。第四，至于对外政策，这些人是极顽固的沙文主义者（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当选），如果保尔和他的朋友同他们联合组成一个党，那么时机一到他们就可能落选，被赶走，或者被迫分裂。但愿我错了，但就怕是没有错。这些人投靠布朗热是一种不可宽恕的背叛，我宁愿要瓦扬，也不愿要这些家伙——我确实曾经认为他们使自己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是一件好事。
路易莎一有时间就会给你写信。近一个星期来，她一直不舒服，现在刚刚好一些。明天我要到里士满去看看老哈尼，因为他的气管炎又犯了，风湿性痛风又恶化了。另外，你要我为纪念3月18日向巴黎人说点什么[269]，我实在不知道写些什么好！以后再说吧！
永远爱你的弗·恩·
路易莎向你衷心问好。
注释：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73]工联伦敦理事会是于1860年5月在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它的成员是代表工人贵族的最大的工联的领袖们。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九十年代初期，伦敦理事会主要是把旧工联联合了起来；它对已开展起来的、建立新工联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持反对态度。但是，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该理事会被迫参加了九十年代的历次五一节示威游行。后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该理事会成了自由工联主义的堡垒，并抵制社会主义思想进入英国工人运动。——第56、61、73、92、242、291、302、309、327、570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189]指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见注166）上被开除出党的“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于1891年10月20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反对派的首领们利用不支持反对派的柏林代表还在参加代表大会的时机，力图取得柏林组织的支持，并谴责代表大会的决议。当代表大会的代表获悉反对派的活动以后（从柏林给爱尔福特发去了电报，并在大会上宣读），柏林代表团的成员写信给柏林，抗议在代表大会结束前讨论大会的各项决议。由梅茨内尔签署的这封信，载于1891年10月21日《前进报》第246号，标题为《致柏林的党内同志们！》（《AndieParteigenossenBerlins！》）。
1891年11月8日，柏林反对派召集了新的会议，会上组成“独立社会党人联盟”。其机关报是《社会党人报》，1891年至1899年出版。——第184、302、309、439、455、474、490、500、501、510页。
[259]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激进俱乐部是这样一些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工人，而领导者一般都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人物。这些俱乐部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英国工人运动高涨，这种俱乐部就更多了，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在俱乐部的参加者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第291、302、309页。
[267]指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见注76）。——第302、309、570页。
[268]恩格斯指的是定于1892年7月在巴黎举行的可能派（见注30）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日程主要是讨论市镇机关和社会卫生的问题。——第——303页。
[269]1892年3月18日，恩格斯写了《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31—332页），载于《社会主义者报》1892年3月26日第79号。——第30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28.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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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3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你的议会活动纪念日[262]过得这么愉快，我们都很高兴。至于祝词，我的确寄去过一份草稿[233]，是他们要我写的，我自己觉得写得相当平淡，因为我当时必须考虑到三十五名党团成员的特殊愿望，但是我并不了解他们的这种愿望，而且他们大部分人我也不认识。后来，关于这份草稿及其下落，我就再也没有听到什么了。登在今天《社会主义者报》上的法国人的贺词[263]写得较为坦率。
李卜克内西被赶出了德勒斯顿蛤蟆坑。[264]这些庸人既然气量这么狭小，也就未必能指望他们不这样做。借口总是找得到的。这些蠢驴的报复心算是得到了一点自我满足，可是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此外，《前进报》最近确实办得好多了。
柏林的骚动已经过去，而我们的人丝毫没有参与[257]，我很高兴。小规模的开枪射击本来随时都可能发生，如果发生了，就足以给我们带来种种麻烦。如果柏林发生射击，民族自由党人[248]就会兴高采烈地投票赞成关于国民学校的法令[261]，并一定会把某些人［注：威廉二世。——编者注］的变化无常的愤怒引向我们。对于正在逐步组成的反动的一帮[179]，我们现在还不能很好地加以利用，当我们自己还无法能动地创造历史时，我们所希望的是历史的发展不致停顿，为此，就需要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相互倾轧。就这一点来说，当前的制度是异常可贵的——它在为我们创造这些条件。如果射击开始得过早，就是说，在那些老党还没有真正相互闹得不可开交以前就开始，那就会使他们彼此和解，并结成统一战线来反对我们。这是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肯定的。但是，如果在我们变得比现在几乎强大一倍时发生这种情况，那就不会对我们造成危害。不过，即使现在发生这种情况，独裁制度反正也要想方设法使我们的敌人相互争斗起来。但好就是好。现在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只能希望今后一切都不受阻碍地继续下去。
当然，失业工人的问题来年可能还要严重。保护关税制所造成的后果同自由贸易完全一样：一些国家市场上商品滞销；而且几乎普遍如此，只是这里不如你们那里那么严重罢了。就是在1867年以来发生过两三次不大的潜在危机的英国，现在看来终于又在酝酿着一场严重的危机。近两三年来，棉花获得大丰收（年产九百多万包），其价格下降到1846年危机最严重时期的水平，并对生产造成巨大压力，因此，此地的工厂主由于美国种植场主的生产过剩而不得不过剩地生产！于是，他们就不断地赔钱，因为在原料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他们用原来较贵的棉花生产出来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就不值钱了。这也是德国和亚尔萨斯的纺织厂主惊惶呼叫的原因之一；但他们在帝国国会里对此却默不作声。这里其它工业部门的情况略好一些；铁路的收入和工业品的输出近十五个月来大大减少了，因此，这里的情况今冬也可能再度恶化。大陆上实行保护关税制的国家的情况，未必会有所好转，贸易条约可能带来某些短暂的缓和，但一年之内都会再次化为乌有。如果今冬在巴黎、柏林、维也纳、罗马、马德里以更大的规模再次发生同样的动荡，而伦敦和纽约也有此反应的话，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但在这种情况下，好在至少巴黎和伦敦地方参议会的人最清楚不过地懂得，他们依赖于工人选民，所以他们不会极力反对那些现在已经可以实行的要求，如在公共工程就业，缩短工作日，按照工会要求规定工资水准等等，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使群众免受那些坏得多的社会主义——真社会主义——的邪说异端影响的唯一的和最好的手段。我们可以看看，根据阶级的和有资格限制的选举权选出来的柏林和维也纳的地方参议会，那时是否也将出于不得已而跟他们走。
昨天的《旗帜报》登了一则彼得堡来的电讯：威廉在勃兰登堡议会发表演说之后，一位先生要他注意，在他预言的“光荣”大道上，毕竟有俄国对立着。据说威廉回答道：《IshallpulverizeRussia》；他可能是说：“我要把俄国研成粉末”。舒瓦洛夫知道了这事，并肯定完全属实之后，向他的皇帝呈报了。后来，亚历山大碰到一个机会就找到施魏尼茨，要他转告说：“告诉您的皇帝，如果他又要想把俄国研成粉末的话，我乐于派出五十万士兵越过国境到他那里去。”
星期六［注：3月5日。——编者注］俄国在伦敦这里获得了一次胜利，不过这一胜利已经不会给它带来好处。在郡参议会（伦敦这里的郡参议会就是其它地方的地方参议会）选举中，自由党人取得了简直是辉煌的胜利。新的议会选举之后，将由格莱斯顿执政，现在已经没有疑问了，虽然过去一般说来是有疑问的。而格莱斯顿是一个狂热的亲俄派，是反土耳其和反奥地利的；他上台可能成为亚历山大发动战争的新的推动力，因为他上台可能意味着英国将保持善意的中立，同时也意味着英国对意大利施加压力，使意大利也保持中立。不过，只要谁也不作蠢事的话，饥馑及其引起的内部冲突（可以设想俄国将会发生这种冲突），会使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但是，蠢事在俄国边界的两侧又随时都可能发生。
不过，对英国国内生活来说，自由党人的胜利是十分有益的。保守党人只有当迪斯累里这样的人充当首领时，才多少有些价值，因为他能欺骗全党，使它做一些恰好同自己的实际愿望相反的事情。当前的首领们则不过是一些蠢驴和纨袴子弟，他们竟让党的地方领导人，也就是那些蠢人中最蠢的人去制定党的纲领。况且，他们执政六年以来已经精疲力尽。需要换换班了，全部滑稽剧的真正含义归根结底就在这里。
据爱德说，梅林曾写信告诉他，无论是《新时代》、《前进报》，还是党的其它报刊，都根本没有理睬他的《反李希特尔》［注：弗·梅林《欧根·李希特尔先生的〈当代人肖像〉。弗兰茨·梅林的回答》。——编者注］，这是不能原谅的，他想脱离一切政治，等等。我懂得，一个对文学家手法习以为常的作者——我这样说不是一种指责，因为在资产阶级报界，甚至在纯文学领域内，这不仅已经成了常规，而且成了生存的必要条件，——和在非社会民主党报刊上有了名气的人，是很不喜欢社会民主党的这些惯例的。那么，我们大家也都要喊叫了，因为你、我、所有其他人受到的是同样的对待。不过，不管这会使个别人有时多么不高兴，我仍然认为我们报刊的这种庄严的冷漠是它最大的优点之一。梅林的著作没有《前进报》的支持，也在畅销，也有人读。不为任何东西登广告，总比为乌七八糟的东西（遗憾的是，这样的东西也在党的出版物的招牌下大量出笼）登广告要好些。如果突出了某个人，那末按照某种民主礼遇的惯例，立刻就会有人要求“人人权利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对我来说，我宁愿报刊按照默不作声的平等权利办事。
但是，你们的人可以这样做：同梅林著作的出版人订立一个经常和定期刊登廉价广告的合同。由于我们的办报人在事务方面极端软弱无能，这样的事也做不成。
顺便提一下，前几天我得到了一本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三版，我看了一下历史部分。他在《资本和报刊》一书中，由于一件有名的怪事[265]实现了他的转变，当然是有些轻率。但这使我们很满意；我们没有什么要责备他的，而他本人对自己是否会有什么要责备的，那是他的事，与我们无关。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就会公开声明我的立场的转变；这丝毫没有什么可耻的，而且可以避免很多纠纷，避免气恼和浪费时间。不管怎样，他如果真的要脱离政治，那是荒谬的；他这样做只能为当权者和资产阶级帮忙。他为《新时代》撰写的社论确实是十分精彩的，我们每次都以迫不及待的心情等待这些社论。绝不能让这样一支犀利的笔销声匿迹，或者浪费在对一些鄙俗的小说家的批评上。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济格尔。这又是一位在所有其他民族面前毫无愧色的德国工人。他为了避免遭到非常严重的经常不断的迫害而出走，是不应该受责备的。矿工们之所以遭到特别残酷的迫害，只是因为他们参加了运动；由于这一原因，受害者丝毫也不能指望得到同行的支援，他们中间还不是任何时候都能相互支持的。肯宁安-格莱安和凯尔·哈第替他在苏格兰找到了工作；他的家眷也将跟他一起去。录用他的那个公司预支给他一笔钱，以后从工资中扣还。但他靠工资偿还这笔钱是有困难的。我给了他五英镑，作为他赴苏格兰的旅费和购买必需品之用，再多我就无能为力了。你们能不能补贴他一点钱，比如一百至一百五十马克？我看了施勒德尔写给他的几封信，从他那方面很难期望得到什么帮助。这事请你们商量一下。
从魔女附上的菜单中你会看到，你的龙虾沙拉，用阿尔诺德·卢格的话来说，借助时光的“真正流逝之力”，将进入形成阶段，而后就进入消失阶段。但愿这个辩证的过程随后以否定之否定而顺利告终。
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4月10日是复活节前的礼拜日。你要在8日以前就动身，这样，你最迟就可在9日星期六晚上到这里。这样最好也最方便。国王演说时你不一定要出席。就这样，9日我们在这里等你。
注释：
[179]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鉴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在1891年10月6日《前进报》第233号附刊（1）上，转载了自己的党纲草案和《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提出的草案（见注164），并发表了各地党组织和个人在讨论纲领过程中所提出的其他草案和建议。
恩格斯在这里所批判的拉萨尔关于“反动的一帮”的论点，曾写入1875年在哥达举行的合并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第175、281、293、345页。
[233]这里提到的恩格斯的草稿没有找到。——第254、293页。
[248]看来恩格斯是指威廉二世于1891年秋在慕尼黑逗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皇帝去市政厅时，在留言簿上写了一句拉丁成语：“君主意志——最高法律”（《regisvoluntas—supremalex》）。后来，这个典故就经常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借用。
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见注160）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在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大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第280、281、291、293、431页。
[257]1892年2月25—27日，在柏林市的中心区，在皇宫前面，发生了大规模的街头骚动，参加者大部分是游民。在这些示威和集会的过程中，出现了抢劫和各种破坏行为。这些示威和集会后被警察驱散。德国社会民主党坚决谴责了这些行动，号召柏林工人不要参加这些活动。——第289、293页。
[261]1892年1月底，普鲁士政府向邦议会提出了关于小学的新法令草案。这一法令草案规定，所有普通小学改为宗教学校，新建的学校只能作为宗教学校来办，对整个小学教育的监督由僧侣负责。为了中央党（见注250）的利益而提出的这一法令草案受到自由党的激烈批评，从而使普鲁士内阁于1892年3月倒台。新的普鲁士政府收回了这一法令草案。——第292、293页。
[262]1892年2月22日，柏林为倍倍尔的议会活动二十五周年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成员、《前进报》编辑部和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柏林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庆祝活动。——第293页。
[263]法国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者报》编辑部就倍倍尔议会活动二十五周年给他的贺信，发表在1892年3月6日该报第76号上。贺信表彰了倍倍尔在争取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的斗争中的特殊功绩，指出他的活动不仅使德国社会民主党，而且使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感到光荣。——第293页。
[264]1892年3月2日，萨克森邦议会撤销了威·李卜克内西的代表资格，理由是他经常不住在萨克森，而住在柏林。——第293页。
[265]恩格斯暗示所谓“林达乌的怪事”。保尔·林达乌作为有影响的资产阶级记者、剧评家、剧作家和诗人，利用自己在戏剧界的地位，对自己以前的情妇、柏林戏院的女演员爱莎·沙别尔斯卡娅进行报复，使她找不到任何工作。1890年8月，沙别尔斯卡娅向弗·梅林请求援助。梅林在下列两部著作中揭露了“林达乌的怪事”：《林达乌的怪事》1890年柏林版（《DerFallLindau》．Berlin，1890）；《资本和报刊。林达乌的怪事的结局》1891年柏林版（《KapitalundPresse．EinNachspielzumFalleLindau》．Berlin，1891）。——第29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27.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2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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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2年3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1月15日、22日和29日的来信，2月2日、4日和13日的明信片以及载有关于安娜［注：斯·帕德列夫斯基。——编者注］的简讯的几份报纸，都收到了。她显然是由于那种风行一时的夸大狂病而葬送了自己。真奇怪，这种人就象加特曼等人那样，只能做一件事——好事、坏事或无足轻重的事，而事情既已做了，正象肖莱马说的，“就再也不能对他们有什么指望了”。
你最近发表在《新时代》上的那篇文章［注：弗·阿·左尔格《美国币制改革拥护者的纲领》。——编者注］，很遗憾，我还没有时间看，但我是一定要看的，因为只有在你的帮助下，我才能了解美国运动的发展，而不致被引入歧途。
各种各样的工作和琐事使我忙得不可开交。你看看我经常收到的那一大堆报纸吧，有德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波兰的、俄国的、丹麦的、美国的、英国的，有时还有罗马尼亚的，这些报纸我至少得浏览一下，以便了解运动的情况。同时，还有几篇有份量的东西，要占去我剩下的全部时间。再加上通信！我这里积压的信件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何况还得完成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真不得了。但没有关系，我可以对付。只是如果以后我回信有所迟延的话，你们也要有足够的耐心。
在法国，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拉法格用自己的议员津贴和免费火车票正在作利尔到土鲁斯的全国旅行和演说，成绩很大。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党团都被我们这一派挤到后面去了。就是在巴黎，可能派[30]也由于内部的纠纷和我们的积极活动而愈益失势。我们的人又在考虑办一份每天出版的党的机关报；现在办成的可能性比以前要大。孔斯旦被赶出内政部是件大好事。这个家伙曾想用暴力行动挑起开枪射击，而这对我们是毫无好处的。因为我们的示威游行和全法国的市镇选举[258]都在5月1日这一天，所以任何一个不象孔斯旦那样利用一时的效果投机的部长都不敢开枪。
这里，原先的争吵还在继续，但事情还是在进展，完全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虽然缓慢，但是扎实。一切事情总是表现为某些小冲突，这些冲突在其结果未见分晓时，无法扼要地加以综述。目前的事情是庆祝五一节的问题。我们为一方，我们的对手，工联理事会[73]（老朽的工联）和社会民主联盟[9]为另一方。这两个去年还是相互为敌的组织，却不得不联合起来反对我们，这也是个成绩。海德公园在我们的手里。现实占有，败一胜九。事情将会如何发展，以后自见分晓。煤气工人、许多小工联以及激进俱乐部[259]（几乎都是由工人组成）看来会站在我们这一边。今后怎样，且看将来。
现在，谈谈德国的事。那里，事情进展得很顺利，真是再好也没有了，不过我们可能很快会遭到相当沉重的打击。小威廉一开始就是“古老家族的末代子孙”［注：歌德《伊菲姬尼亚在塔夫利达》。——编者注］的最好标本，他比任何人都善于葬送王朝和君主政体。但是他现在已疯狂到了极点，夸大狂弄得他坐卧不宁。幸运的是，如此渴望成为最高法律的君主意志[248]今天反对我们，而明天又反对自由党人，因为他刚刚发现一切灾祸都是自由党人造成的，而我们只不过是他们的追随者——这是僧侣提示他的。现在他以侮辱陛下为由对《科伦日报》进行迫害[260]，他不把俯首听命的德国市侩逼成反对派是决不会罢休的。我们还能期待更好的结果吗？一个月以前，当施杜姆在帝国国会大放厥词[253]时，还可以考虑制订一个新的反社会党人法案，但现在已经不行了，因为威廉对资产阶级比对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更为愤恨，这是由于资产阶级对他的僧侣主义的国民学校的法令[261]持反对态度，他宁可不打扰我们，也不愿向他们作任何让步。因为他在国会的最大的反对派正是那些资产阶级政党，而不是我们在帝国国会的三十五名议员——况且在普鲁士议院根本就没有我们的议员。然而，我们也可能面临一场激战，但是，如果国王把自己跟资产阶级的关系和跟工人的关系同时都搞坏了，那就太好了！大臣们都是二三流的人物；卡普里维是一个仪表威武的武士，但他不能胜任其职，而米凯尔也不会因为日益深陷泥坑而变得聪明些。总之，情况要是这样继续下去，危机很快就会到来。在普鲁士和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决不能象在巴伐利亚那样，年复一年地容忍一个疯狂的君主［注：路德维希二世。——编者注］；如果不久就为小威廉建造一所专用的疯人院，我是不会感到意外的。到那时就该实行摄政了，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关于俄国和高级政治问题，我对自己发表在《新时代》上的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没有什么可补充的。
艾威林向你衷心问好，他正好在这里。杜西正在普利茅斯进行鼓动。路易莎要附上几句话。衷心问候你的夫人［注：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祝你们健康。
你的弗·恩·
注释：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73]工联伦敦理事会是于1860年5月在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它的成员是代表工人贵族的最大的工联的领袖们。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九十年代初期，伦敦理事会主要是把旧工联联合了起来；它对已开展起来的、建立新工联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持反对态度。但是，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该理事会被迫参加了九十年代的历次五一节示威游行。后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该理事会成了自由工联主义的堡垒，并抵制社会主义思想进入英国工人运动。——第56、61、73、92、242、291、302、309、327、570页。
[248]看来恩格斯是指威廉二世于1891年秋在慕尼黑逗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皇帝去市政厅时，在留言簿上写了一句拉丁成语：“君主意志——最高法律”（《regisvoluntas—supremalex》）。后来，这个典故就经常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借用。
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见注160）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在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大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第280、281、291、293、431页。
[253]1892年2月12日，德国大工业家、保守党人施杜姆在帝国国会会议上激烈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指控它准备用暴力推翻君主制，违反誓约，宣扬自由恋爱等等。倍倍尔在答辩中指出施杜姆的演说是个挑衅，目的是要制定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他还说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第284、291页。
[258]在1892年5月1日的市镇选举中，法国工人党得了十万多张选票，取得了很大胜利。——第290、315、328、334、336、435、572页。
[259]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激进俱乐部是这样一些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工人，而领导者一般都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人物。这些俱乐部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英国工人运动高涨，这种俱乐部就更多了，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在俱乐部的参加者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第291、302、309页。
[260]1892年3月2日，柏林宣布就《科伦日报》“侮辱陛下”罪对该报进行起诉。威廉二世在1892年2月24日勃兰登堡邦议会每年一度的例行宴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激烈地攻击了他的政府政策的反对者和“批评者”，《科伦日报》因刊登一篇文章对皇帝的这篇演说提出批评意见而被提交法庭审判。德国和欧洲的舆论界认为，对《科伦日报》的迫害以及接着对德国其他报纸提出控诉并加以没收，是帝国当局采取公开以警察手段进行镇压的开始。——第291页。
[261]1892年1月底，普鲁士政府向邦议会提出了关于小学的新法令草案。这一法令草案规定，所有普通小学改为宗教学校，新建的学校只能作为宗教学校来办，对整个小学教育的监督由僧侣负责。为了中央党（见注250）的利益而提出的这一法令草案受到自由党的激烈批评，从而使普鲁士内阁于1892年3月倒台。新的普鲁士政府收回了这一法令草案。——第292、29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26.致卡尔·考茨基1892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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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3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你的手稿[220]今天将挂号寄出。我只读了开头十六页。我看这篇前言的大部分都可删去。关于为什么纲领需要加以说明等等的一些原因，一句话，你对为什么要写这本小册子所做的一切解释，冲淡了读者的印象，使读者不愿意再看下去。你一开头就应该谈实质问题，这是最好的解释。关于其余部分即主要部分的安排，我不能加以评论。各种各样的工作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以致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些琐事，却占去了那么多的时间，使人简直感到羞愧。我必须有时间整理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但我每天的时间硬是被占去了。不过没有关系，我还可以争得时间。
载有我的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的《新时代》共十份已收到，谢谢。
霍吉斯金的名字和“1824年”的年份，我在新版中改过来就是了，并在注释里说明在原文中是怎么搞的——显然是笔误或排字的错误。[255]
门格尔过去是、现在仍旧是头蠢驴。他对民法所做的全部评论［注：安·门格尔《民法与无产阶级》。——编者注］无非是维护“警察国家”反对“法治国家”而已。法，尤其是民法，当然比警察专横更严格、更严厉，因为警察专横正因为是专横，有时还可能表现出一些仁慈来。如有时间，我会很快地制止这种只有在德国和奥地利这样落后的国家才会出现的胡言乱语。
你同意写一篇关于路德的文章，［注：见本卷第260—261页。——编者注］我很高兴。不过不必着急。
库诺夫的信现退还给你，谢谢。我倒很想看看他是如何探讨阶级问题的。在秘鲁人的氏族制度方面，他有一些重大的发现。他把他的作品寄给我了，我已回信对他表示感谢。
《秘鲁人的公社制度》[96]一文你也将收到；这篇文章我刚刚找到。
我并不认为，你最近会有什么危险。柏林的欲望变化无常而又多种多样，以致任何一个欲望都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现在自由资产者突然也成了吓唬人的东西。说什么社会主义的根源在自由主义，因而要是采取激进的行动，就必须消灭自由主义，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就自行衰亡了。对这种十分狡猾的手法，我们暂且可以看看，并悄悄地发笑。当自由派的庸人被弄得发狂（与他的意愿相反，看来他的确要被弄得狂怒起来）时，对我们也就不再放空枪了。更不用说这种柏林的思潮可能会使某些德国统治者高兴。他们同这种思潮相对立，就可能轻而易举地赢得声誉，并为分立主义和保留权利[256]捞取资本。当柏林街头开始出现骚动时[257]，我有些担心，怕这些骚动变成某些人如此盼望的开枪射击。但当骚动者只不过是攻击年轻的威廉，而威廉自己也放心了时，一切就都正常了。一旦《科伦日报》同彼乌斯一起去坐了牢[252]，那才妙呢。
总之，我看即使有什么危险，暂时也只是在普鲁士，而且那里的危险越大，你们小邦的事情就越好办。
现在，我还要给左尔格写信（今天有去美国的邮班），再见。刚才艾威林来了，他向你深切致意。我们向你们一家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96]指亨·库诺夫的《古秘鲁的农村公社和马尔克公社》（《DiealtperuanischenDorf-undMarkgenossenschaften》）一文，载于1890年10月20日和27日、11月3日《外国》杂志第42—44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中利用了这篇文章。——第79、107、288页。
[220]指1892年出版的卡·考茨基一本小册子《爱尔福特纲领。对原则部分的解说》（《DasErfurterProgramminseinemgrundsätzlichenTheilerläutert》）的手稿。——第241、287、312页。
[252]社会民主党人威·彼乌斯于1892年2月15日因“侮辱陛下”罪被判处两年零两个月徒刑，剥夺公民权五年。受审的起因是彼乌斯1891年10月26日在马格德堡发表的演说。他在这篇演说中说，君主制无益，消灭君主制无罪。——第283、289页。
[255]恩格斯指的是修改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法文第一版中出现的、后来又在1885年德文版中再次出现的两处疏忽。恩格斯1892年在《对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二版加的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33页）中对这个修改作了说明。这两处疏忽曾被奥地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安·门格尔在他的《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一书（1886年版）中利用来作为诋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口实。《法学家的社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64—565页）这篇论战性著作揭露了门格尔的这些诋毁。——第288页。
[256]指德国南部各邦、主要是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的特殊权利（独立管理邮电和铁路，军事方面的某些自治，等等），这些权利在关于它们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条约（1870年11月）中和在德意志帝国宪法（1871年4月）中被确定了下来。巴伐利亚、维尔腾堡以及萨克森在联邦会议中的代表成立了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对外政策方面的特别的委员会。——第289页。
[257]1892年2月25—27日，在柏林市的中心区，在皇宫前面，发生了大规模的街头骚动，参加者大部分是游民。在这些示威和集会的过程中，出现了抢劫和各种破坏行为。这些示威和集会后被警察驱散。德国社会民主党坚决谴责了这些行动，号召柏林工人不要参加这些活动。——第289、29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25.致劳拉·拉法格1892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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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3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今天我只能履行对保尔许下的诺言，随信给你附上一张十五英镑的支票以供支付房租。支票上开的是你的名字，这样，保尔不在也不致误事。你的信我已收到，过几天给你回信。现在我忙得很，由于某种差错，桑南夏恩把我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爱德华的初译稿送去排字了，现在这份初译稿的全部校订工作就落到了我的身上，当然还要尽快搞完。此外，派尔希在这里整整呆了一个星期，昨天才走。另外，工作中还有些别的干扰。今天杜西为工会[47]的事到普利茅斯去了，而爱德华要在我们这里呆一整天，所以我要在他来之前把这封信写完并发走。
关于日报的消息使我很高兴。这一次，假如我们的朋友们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不致在报纸刚刚开始赚钱时再次被人赶走的话，事情就可以办成功。不过，现在形势比较有利，他们有强大的后盾，这就完全不同了——只是他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巩固自己在这份报纸中的地位。
我很希望保尔能告诉我一些有关议院里各种社会主义和“准社会主义”派别——布朗基派、可能派[30]、米勒兰派[191]和前布朗热派——的情况。我在昨天的《不妥协派报》上看到，保尔和费鲁耳出席了与会者大部分是布朗热主义的布朗基派的会议。假如保尔要同他们合作，十之八九，海德门要在《正义报》上对他们进行攻击。不管怎样，这个问题在这里一定会展开讨论。各种说法将会传到我这里来，对此我要有所准备。
在收到我下一封信的同时，你可能会收到路易莎的信，她将恳切要你为《女工报》撰稿。
向你的一大家子问好。
永远是你的弗·恩·
注释：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47]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是1889年3月底至4月初在八十至九十年代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人之多。这个工会积极参与了组织著名的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见注74）。由于这一罢工和该工会活动的结果，产生了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二个非熟练工人的大的联合组织——码头工人工会，该工会在组织其他群众性新工联方面，在争取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中，在筹备和安排九十年代的英国工人五一节示威游行方面，也起了显著的作用。
由于在煤气工人中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首先是爱·马克思-艾威林进行了这样的工作，煤气工人给予爱尔兰的工人运动以巨大的影响，并成了爱尔兰一些群众性工联的发起者；参加这些工联的还有农业工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煤气工人和杂工全国工会（该工会的全称）同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保持着联系，其领导人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威廉·梭恩作为该工会的代表，出席了1891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见注77）。——第30、44、74、106、130、136、217、231、286、327、567、570页。
[191]恩格斯指的是众议院中以米勒兰为首的所谓“独立社会党人”所组成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主要是附和资产阶级激进派（见注31）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独立社会党人”拥护拉法格为候选人，并要求把他从狱中释放出来（并见本卷第183—184和191页）。——第192、28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24.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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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2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首先，衷心祝贺你的生日，正如这里所说，祝你长命百岁，同时祝贺你从事议会活动二十五周年纪念——你同议会制的银婚纪念，因为这个日子也快到了。正是在这些日子里，你使这伙人懂得，他们是同谁在打交道，为此，我们在这里感到十分高兴。
德国的形势确实日益紧张。看来，事态已经很严重了，连民族自由党人[248]都不止一次地表露出反对的情绪，而李希特尔也可以幻想成立一个德国的“伟大的自由党”了。[249]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还没有控制国家，它不得不让世袭的君主官僚容克地主阶级实际上进行统治，而满足于总的说来还是自己的利益最终起决定作用，——德国现在这样的社会正动摇于两种倾向之间。一方面，所有官方的和有产的社会阶层结成联盟反对无产阶级，这个倾向最终将导致“反动的一帮”的形成[179]，在平静发展的情况下，它终将占上风。另一方面，还有这样一种倾向，这就是把由于怯懦而尚未解决的旧冲突一再提上日程，这种冲突是还保持着专制残余的君主制、土地贵族、自以为超越一切政党之上的官僚同与所有这一切相对立的、其物质利益每日每时都受到这些没落因素损害的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倾向中的哪一种在某个时候占上风，取决于个人的、地方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偶然情况。目前在德国，似乎是后一倾向正在取胜，不过象施杜姆这样的工业巨头和工业公司的股东当然多半都站在腐朽的反动势力一边。但是，这已经不知是第多少次的1848年旧冲突的重演，只有当政府和土地贵族陶醉于自己过去的成就，干出极大的蠢事时，才会变得十分严重。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层人士中已经达到可笑程度的个人欲望得到了支持，这就是容克地主日益确信，工业无法长期负担原料和食品的关税。这个冲突将发展到多么严重的地步，正如我上面所说，将取决于某些人的偶然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采取了打口袋赶驴（或者确切些说，两者都打）的老办法。打的是社会民主党人，但同时资产阶级也受到很大打击：首先是在政治上打击它，使它六十年来一直引以自豪的那一套自由主义原则和它直接参与国家政权的那一点点权益受到损害；然后，如果进行得顺利，在经济上也打击它，牺牲它的利益以满足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总之，看来正在酝酿着急剧的向右转，而且是以必须扑灭我们的兴起为借口。这对我们会有什么危险呢？
（1）实行反社会党人法[38]？过去，我们顶住了这个法令，而现在，与1890年10月1日［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行到1890年10月1日。——编者注］相比，我们在精神上要强大百分之百，物质上至少要强大百分之五十，更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付它了。况且为此要拼凑一个多数也并不那么容易。
（2）对禁止出版、结社和集会法进行反动的修改？中央党[250]可能不同意这样做，而没有中央党的同意是不行的。保守党两个党团[251]有九十三名议员，民族自由党有四十二名议员，必须要有中央党的六十六名议员才能凑成多数。假如中央党议员这样做，中央党就要瓦解，而这也是有某些价值的。中央党的瓦解和这些反动措施在人民中间可能引起的极大愤怒，会使我们遭受的这些压制得到充分的补偿。
（3）对选举权和秘密投票进行限制？中央党决不会同意这样做，僧侣也不会愚蠢到自己去割自己的咽喉。没有中央党的同意，还是缺六十至七十票。
（4）发动政变？它将由于各邦君主的缘故而失败。任何违反宪法的行为都会使帝国面临瓦解的威胁，使每个君主各自摆脱掉对帝国承担的任何义务。即使能够说服他们全都赞同这种做法（这是永远做不到的），如果要保持帝国的稳定，也还要征得他们王位继承人的同意，而其中大部分都还未成年。因而这是不可能的。
（5）剩下的唯一可能是，在行政、警察和审判方面采取更严厉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对彼乌斯案件[252]的骇人听闻的判决中已经表现了出来。我们也将顶住这种做法，并将很快学会对付它。为了渲染气氛起见，可能还将实行通常的戒严，但戒严只是在头几个星期是危险的，以后就会自行失效，而且戒严也只能在帝国的个别地区实行。况且，这种戒严也会使资产阶级感到厌恶，可能会进一步把它推到反对派方面去。
总之，假如普鲁士先生们没有什么崭新的天才发明，比如智力的和精神的多管炮和马克西姆机枪之类，他们就只能用刁难的办法来找我们的麻烦，但不管怎样，对我们来说总是利多于弊。有一点真正容克地主的统治是根本不能造成危害的。不过，我担心这些先生们要做到这一点，力量还嫌不够——心有余而力不足，力不从心。糟就糟在我国的两方面（不管是容克地主还是资产阶级）都是这样一群可怜虫。
你2月12日星期五发表的批驳施杜姆的演说[253]，昨晚我以十分钦佩的心情读完了。这是一首多么精彩的即兴诗啊！可以想见，它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今天收到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演说[254]，也使我感到非常高兴。
你答应4月10日或11日到这里来，我们很高兴。一切都为你准备好了，如果肖莱马来，我们也可以安置，已经做了安排。龙虾沙拉，按照你今天给路易莎的来信，也将为你准备。我本来想为你此行拟个小计划，看来已经用不着了。买牡蛎和挑选酒由我负责。幸好路易莎对这两种享受的兴趣并不亚于我们两人，在这个基础上总是好商量的。至于她是一个魔女，她自己也知道，而且相当引以自豪，因为据她说，维也纳的魔女都是很可爱的。说实话，我想，她如不是一个魔女，我们两人同她就不会相处得很好。
至于奥托·维干德的事，我只能重申：在《资本论》第三卷未完成前，我不能让任何要我花费精力的事来束缚自己。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和其他日常事务本来就够使我分散精力的了，因此还是让我最后把压在我肩上这座山卸掉，然后我才可以重新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现在我正好进行到这样一篇，需要安静地没有干扰地工作两个月才能完成。假如狄茨愿意就此事同维干德面谈［注：见本卷第264页。——编者注］，那就让他试一试，如果他相信可以取得某种结果的话，但决不能使我受到约束。他可以说，他有根据推测，我认为他比维干德更有办法推销新版本，因而只要他能同维干德谈妥，我就倾向于把这个版本交给他出版。我只是不能：（1）事先声明，狄茨对维干德谈的一切对我有约束力；（2）派他作我的代表去同维干德商谈。是半官方的，而不是官方的！让他去试探一下，假如条件对他适合（要为我，即为党的需要提供适当的稿酬），那就让他去出版，而我当然不会使他为难。我只是不想两头落空，就是说，维干德不愿意出，狄茨又没有权利出。
现在，周围又都动起来了，这太好了。谁知道，在情绪激愤的情况下，你们的帝国国会和法国的议院是否会解散呢。对我们来说，这是再好也没有了。但我无法理解，现在，当帝国国会内部正在展开真正的决战时，李卜克内西却呆在德勒斯顿蛤蟆坑［注：萨克森邦议会。——编者注］里。我倒宁愿用十份萨克森代表资格证换取目前在帝国国会发言的权利。
此外，谁知道在党内会不会也有人悄悄地指责我们，说我们不合时宜地大肆喧嚷，使得反动措施迫在眉睫呢！我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打中了要害；资产阶级报刊和政府报刊执意沉默就证实了这一点，这些报刊一般对这种事总是不会放过的。而且，此文已译成意大利文、波兰文和罗马尼亚文发表，在意大利它使我同好心肠的老蠢驴博维奥发生了争论［注：见本卷第273—274页。——编者注］。
很遗憾，我今天已来不及回复尤莉娅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的盛情来信，因为整个上午我都在同艾威林一起商议他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译稿的校订问题，而为了使你星期一能收到这封信，今天星期六必须把这封信发出去。不过，最近一有时间，我就补上这一课，暂且我只能再一次表示，不能在这里同时也看到她，我们是多么难过。但愿我们总有一天能见面！
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179]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鉴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在1891年10月6日《前进报》第233号附刊（1）上，转载了自己的党纲草案和《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提出的草案（见注164），并发表了各地党组织和个人在讨论纲领过程中所提出的其他草案和建议。
恩格斯在这里所批判的拉萨尔关于“反动的一帮”的论点，曾写入1875年在哥达举行的合并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第175、281、293、345页。
[248]看来恩格斯是指威廉二世于1891年秋在慕尼黑逗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皇帝去市政厅时，在留言簿上写了一句拉丁成语：“君主意志——最高法律”（《regisvoluntas—supremalex》）。后来，这个典故就经常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借用。
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见注160）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在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大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第280、281、291、293、431页。
[249]指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同瑞士的贸易条约问题时的一个情节。1892年1月22日，民族自由党（见注248）领袖卞尼格先表示了把德国所有的自由党人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党的愿望。1月23日，自由思想党（见注112）的领袖李希特尔在自己的演说中支持卞尼格先的呼吁。社会民主党议员席佩尔1月23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中，以及1892年1月24日的《前进报》，嘲笑了这种愿望，并指出，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各阶层之间矛盾重重，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第281页。
[250]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两个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25—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7—11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做了详尽的评价。——第282、527页。
[251]保守党是普鲁士容克、军阀、官僚上层和路德派僧侣的政党。它是从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中极右的保皇派党团发展起来的。保守党人的政策充满好战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精神，其目的是在国内保持封建残余和反动的政治制度。在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以后，在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保守党是从右边反对俾斯麦政府的反对党，他们担心俾斯麦政府的政策会使普鲁士“溶化”在德国里面。但是从1866年起就从这个党分出了一个叫“自由保守党”（或“帝国党”）的党，这个党反映大地主和一部分工业巨头的利益，并且无条件地支持俾斯麦。——第282页。
[252]社会民主党人威·彼乌斯于1892年2月15日因“侮辱陛下”罪被判处两年零两个月徒刑，剥夺公民权五年。受审的起因是彼乌斯1891年10月26日在马格德堡发表的演说。他在这篇演说中说，君主制无益，消灭君主制无罪。——第283、289页。
[253]1892年2月12日，德国大工业家、保守党人施杜姆在帝国国会会议上激烈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指控它准备用暴力推翻君主制，违反誓约，宣扬自由恋爱等等。倍倍尔在答辩中指出施杜姆的演说是个挑衅，目的是要制定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他还说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第284、291页。
[254]1892年2月15日，倍倍尔在帝国国会讨论军事预算有关军法部门开支问题时发表了演说。他这篇演说主要是揭露德国军队虐待士兵的情形。——第28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23.致维克多·阿德勒189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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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致维克多·阿德勒
维也纳
1892年2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维克多：
前些天，当我终于要回复你发自萨洛的信时，一件要紧的事打扰了我。艾威林译的我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我本想在手稿上进行校订，但由于出版者的恶意或者愚蠢（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译稿已经排好版，寄给我校订的已是拼好版、编好页码的校样了。按照这里的法律规定，出版者可以任意摆布被束缚住手脚的作者，因而我担心这本书将照这个样子同读者见面，使我永世蒙受耻辱，因为手稿只是个初稿。因此，在我没有校完这个译本，并通过迂回的办法迫使出版者承担他自己造成的额外费用以前，只好把别的事情暂且搁一搁。现在这件事基本上已经了结，我第一个要回信的就是你。
获悉你夫人［注：恩玛·阿德勒。——编者注］的身体已有好转，并且完全有希望恢复健康，使我们非常高兴。的确，你有这么多不愉快的事，有这么多工作要做，而奥地利的运动又这么需要你付出全部精力，所以当我们得知你至少是卸下了这个最沉重的精神负担时，都不禁松了一口气。让我们不仅作为党员，而且作为你个人的朋友，为你的夫人很快就要十分健康地回到你的身旁，为你的恩玛这样一个好妇女得以避免看来一度威胁过她的可怕遭遇而感到高兴。
假如你在这样的环境中曾经有过你自己称之为很坏的心情，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情况帮助你们奥地利人摆脱了使你不无根据地忧虑过的停滞状态。大维也纳的改建草案为你们提供了机会，你以你素有的敏感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并象瓦扬和我们的同志向巴黎市参议会提出建议那样正确地加以利用。[247]（可能派[30]只不过是使这个草案在市参议会里更快地通过，同时，他们为了感激资产阶级激进派[31]的帮助而在其他问题上卖身投靠，他们这种愚蠢的狡猾行径却帮了我们的忙，而且他们自己为自己的灭亡准备了条件。）因此，我就不清楚，在哪一方面我应该象你给路易莎的信里所说的那样“数落”你一番，你为什么要我这样做。法国人具有一种特殊才能，他们能赋予这种要求以正确的政治形式，这一次也是这样。在这里，法国式的要求一部分已为伦敦郡参议会所接受，一部分已写入所有工人候选人的选举宣言。你可以看看最近三个星期的《工人时报》。郡参议会选举将于3月5日在这里举行，所以这些宣言在目前有很大意义，你想必能按时收到《工人时报》，它将为你提供各种各样的鼓动材料。这件事值得彻底加以利用，首先是用来进行一般的鼓动工作和赢得总是可能取得的个别成绩，其次，尤其是用来消除否则必然要产生的维也纳工人和为压低工资而招来的外来饥饿苦力之间的相互仇视。这一点你抓得很准。
你们那里会有自己的日报，不过这份报纸基本上要自己办。从你们国家实行的出版法来看，从周报转为日报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步。要做到这一步，就要牢牢站稳脚跟，因为这一步骤将使你们在更大的程度上受政府控制，政府将极力通过种种罚款和缴纳各种费用的办法使你们在财政上破产。这里又暴露出你们的政府在小事情上一贯老奸巨猾；普鲁士人在这方面却极端愚蠢，只会硬干。你们的国家活动家只是在要做什么大事情时才表现愚蠢。你们的日报在应付各种罚款的情况下能否维持哪怕六个月的时间，我看都是个问题。假如它不得不停刊，那将是个重大失败。
不过，我还是想为奥地利人做点什么，所以我决定，既然我在《前进报》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的全部稿酬反正要进入德国党的钱柜，那末由狄茨出版的著作的全部稿酬就应由你们来领取，我已给上面提到的狄茨发了相应的通知。
我很为鲁道夫·迈耶尔惋惜。从你的来信和从那时起得到的消息看，他现在在莫拉维亚，而不是在巴勒摩，就是说，他的多尿症很严重。尽管他有令人吃惊的，而且往往是可笑的夸大狂，他却是唯一的一个为了实现其蛊惑人心的社会主义计划和对社会党人的同情而冒某种风险的保守党人，他甚至因此而流亡国外。在国外，他懂得了，尽管奥地利和法国的贵族在待人方面要比可恶的普鲁士容克地主有礼貌些，但他们在搜刮地租和图谋升官等等方面同样是不遗余力的。他现在甚至想以唯一的残存下来的真正保守党人的身分，徒然地物色一些能够同他一起创建真正保守党的人。
在其他方面，事态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德意志帝国国会里，正在酝酿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小威廉看来是想要考验一下自己的君主意志，他甚至把民族自由党中的一些渺小人物都推到反对派那一边去了。[248]已经可以嗅到冲突的气味了。同时，法国正在发生内阁危机，这个危机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孔斯旦是对工人的仇恨的化身，他的垮台将使内政发生很大变化。此外，法国内阁再次出现的不稳定对于同俄国结盟也极为不利，这个联盟本来就在瓦解之中。
附上的文章［注：弗·恩格斯《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编者注］已在《社会评论》上发表。
路易莎的信附上。她整天都在提取氧气——在纸上。她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学习化学——用的是英国课本，不能进行试验……［注：这封信的结尾部分残缺。——编者注］
注释：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31]激进派——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9、205、208、214、239、249、278、536、556、561页。
[247]由于根据大维也纳计划拟进行庞大建筑工程，《工人报》于1892年1—2月间呼吁在建设中考虑城市劳动人民的利益，同时揭露了企业主和当局蛊惑人心的言论和伎俩。维·阿德勒在他载于1892年1月8日《工人报》第2号的《大维也纳街道的敷设与维也纳工人》（《DieVerkehrsanlagenvonGroß-WienunddieWienerArbeiter》）一文中，建议成立建筑工人工会联合会，以便有组织地捍卫工人的利益。
1888年11月，爱·瓦扬向巴黎市参议会提出了一项改善工人住宅的修建方案。——第278页。
[248]看来恩格斯是指威廉二世于1891年秋在慕尼黑逗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皇帝去市政厅时，在留言簿上写了一句拉丁成语：“君主意志——最高法律”（《regisvoluntas—supremalex》）。后来，这个典故就经常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借用。
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见注160）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在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大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第280、281、291、293、43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22.致海尔曼·恩格斯1892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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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门
1892年2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海尔曼：
假如你能在4月30日以前把我的往来账的抄本寄来，我将十分满意。这样的话，就请你写个明信片通知我，提到的股息是否已收到，有多少。这就再好也没有了。
从昨天起，我们这里的天气是入冬以来最好的，有雪，很冷，简直象在德国一样。我今天到里士满去看了一个年老多病的朋友［注：乔·朱·哈尼。——编者注］，然后到城里去了一趟。天气使我精神大为振奋，我后来喝的啤酒也好象特别好喝。向恩玛［注：恩玛·恩格斯。——编者注］和所有其他的人问好。
你的弗里德里希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21.致爱德华·艾威林1892年2月上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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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致爱德华·艾威林
伦敦
［草稿］
［1892年2月上半月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华：
我们曾经十分明确地商定，我将在手稿上校订您的译文［注：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译本。——编者注］，然后写一篇新的序言［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编者注］，使它成为作者审定的译本。
然而，斯旺·桑南夏恩公司的先生们不同我们中间任何人商量，采取了一些直接违背上述协定的步骤，这就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此事的态度。
因为您在翻译时就知道译文将由我校订，所以您的译文必然只能是个初稿。此外，您作为译者可能会认为自己有责任一字不差地按原文译出，而我作为作者就可以多少脱离开原文，使这本书读起来觉得不是译文而是原著。这样的校订不在手稿上而在版样上进行，那相当一部分就必然要重排。
据我看，现在我只有两个办法可供选择：
要么完全象校订您的手稿那样，我可以放手地在校样上修改，而不管这样做可能会造成多大的花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初的合同仍然完全有效，译文是我审定的，我也将写一篇序言。这样的话，我们至少还需要四份校样，然后还要二校样。
要么我必须考虑，既然已是校样，我只能在每一页的范围之内作些文字改动，因为这牵涉到页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将尽力在可以做到的地方对译文做一些改善，但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在读者的心目中把译文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并且我保留在要我为这个译本承担责任的时候公开予以拒绝的权利。
不言而喻，在任何情况下，费用都要由斯旺·桑南夏恩公司的先生们来负担，因为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在采取任何措施之前，我必须得到他们对所有这些问题的书面决定。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20.致菲力浦·屠拉梯1892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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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致菲力浦·屠拉梯
米兰
1892年2月13日于伦敦
好极了！十分感谢。[246]
祝好。
弗·恩·
注释：
[246]1892年2月2日，菲·屠拉梯把意大利哲学家卓·博维奥的一篇文章寄给恩格斯；这篇文章载于资产阶级报纸《论坛报》，它批评了发表在屠拉梯主编的社会主义杂志《社会评论》1892年1月16日第2期上的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的第一部分。恩格斯的答复《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26—328页），由屠拉梯译成意大利文，即恩格斯在1892年2月13日的信中表示赞同的那篇译文（见本卷第275页），发表在1892年2月16日《社会评论》第4期上，标题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答卓万尼·博维奥》，许多意大利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第273、27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19.致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1892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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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致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
伦敦
1892年2月11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门德尔森公民：
序言［注：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编者注］附上，它的篇幅不长，但是，很遗憾，这就是目前我所能给您的一切。《宣言》出下一版时，希望我已掌握了贵国的语言，可以毫不费力地观察波兰的工人运动；到那时，我就能在熟悉情况的基础上谈论它了。
随这次邮班给您寄去两份美国报纸［注：《纽约人民报》和《太阳报》。——编者注］，上面载有斯·帕德列夫斯基自杀的消息。
请代我和考茨基夫人向您的夫人［注：玛丽亚·门德尔森。——编者注］问好。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18.致菲力浦·屠拉梯1892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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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致菲力浦·屠拉梯[246]
米兰
1892年2月6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阁下：
我认识这个大名鼎鼎的博维奥吗？许多年前，还是在旧国际时期，我就在意大利的各种社会主义书籍上看到过他的文章。我当时读了这些文章，但是读得越多，看懂的就越少，——根本就看不懂。总之，用他的话来说，我“不记得有比这更糊涂的时期”，不过，不幸的是，我最后已经闹不清楚，我们两个人究竟是谁糊涂——是他还是我。不管怎样，他还是一个可爱的人，虽然是个学究，但他的学究气却有着高尚的、吸引人的色彩（这是我们德国的学究们根本没有的），而且您说得很对，他是一个维克多·雨果式的人，胸怀开阔，目光远大，甚至能同不赞成他所坚持的意见的人和睦相处。他成为贵国青年崇拜的偶像，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要是个青年人，也会发狂似地崇拜他，把他奉若神明。遗憾的是，我已经不是十七岁，而是七十一岁了。
这就是我的答复，里面显然充满轻微的讽刺，——我对他也不能不这样，——但是我希望这样的答复是恰当的。您是否能费神把它译成意大利文呢？
永远是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246]1892年2月2日，菲·屠拉梯把意大利哲学家卓·博维奥的一篇文章寄给恩格斯；这篇文章载于资产阶级报纸《论坛报》，它批评了发表在屠拉梯主编的社会主义杂志《社会评论》1892年1月16日第2期上的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的第一部分。恩格斯的答复《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26—328页），由屠拉梯译成意大利文，即恩格斯在1892年2月13日的信中表示赞同的那篇译文（见本卷第275页），发表在1892年2月16日《社会评论》第4期上，标题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答卓万尼·博维奥》，许多意大利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第273、27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17.致海尔曼·恩格斯1892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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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门
1892年2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海尔曼：
普费尔德门格斯公司于2月1—2日立刻把我要的三十英镑汇来了，十分感谢。当然，这笔款子来得正是时候，——由于圣诞节的费用，1月和2月通常是我手头拮据的时候，我不得不节省开支。关于汇款已收到的事，大概不必正式通知公司了吧？
沙福豪森联合银行股票的行情也已获悉［注：见本卷第257页。——编者注］，不胜感激。这批股票，我目前还不想脱手，可是，这里的其他商行有可能建议我按票面价格出售，这对我将更加有利，如果这样，我很想知道，该怎样办。
从家里得到那样多的消息，并获悉你们生活得大体上都很好，十分高兴。海德维希［注：海德维希·博林。——编者注］又在准备给我写信，我很高兴，如你最近能见到她，请代为转告，我是不会忘记这件事的，并叫她一定要言而有信。
最后，寄来的照片收到了，非常感谢！你们看上去都还很年轻，特别是恩玛［注：恩玛·恩格斯。——编者注］，你的样子也不象往常那样忧虑。天晓得，为什么你和我照的像总是那么严肃。现把我的两张照片附上，作为交换，这还是一年前（1891年2月）拍的，不过我看一年来没有很大变化。假如还有谁想要我的照片，我也乐意交换。
我不知道，你们那里递交所得税报税单（瞧，一个词就有十三个音节！［注：原文是《Einkommensteuerdeklarationsverfahren》。——编者注］）的规定同这里有多大区别，而这里的人，四十多年来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还有一点是只能在我们之间说的：我从未听说有哪一个公司如实上报自己的收入，大都要少报百分之三十、四十、五十，甚至更多。这一切都可以不受任何惩罚，因为只要当局对某个公司少报收入的行为进行追究，并让它交出账本（当局是有权这样做的），整个商界都会大喊大叫，称之为残暴不仁的行动，整个报界也会拚命地喧嚷。政府实际上只能对所报收入酌情确定较高的估算数字。如果纳税人不同意该估算数字，他本人就得交出账本。这个办法往往可以奏效，但是，只要当局采用这种做法哪怕有一次不恰当，就是说，这个纳税人该年的收入例外地确实并不多于他历年上报的数字，就又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可见，公司的老板们还是有一定的保障的，而我们这些靠利息过活的不幸者，却只好倒霉了：（1）我们钱还没到手，就得交纳股息税和抵押借款的利息等，（2）假如我们另外还有什么收入来源，又不主动报告税务局，而且不正式向税务局声明，那我们就要大吃苦头。那笔十八或二十四英镑的附加收入，我每年都要专门报一次，在纳税方面给我带来的麻烦，比所有其他收入加在一起还要多。因此，你如能尽快把我的往来账抄录一份寄来，我将十分感激；5月1日，我们收到税单，20日就得填好交回。如果要故意为难，我就把它拿出来作证明，因此这些都得准备妥当。
衷心问候你们所有在上巴门和下巴门的人们。
你的老弗里德里希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16.致康拉德·施米特1892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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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致康拉德·施米特
苏黎世
1892年2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米特：
根据您12月12日的来信，我们于同月19日为您和您年轻的妻子的健康干了杯，并于次日（星期天）午饭后，同艾威林夫妇共饮了名贵的1868年波尔图酒，再次郑重地表示祝贺。想来，您已在苏黎世安置了一个舒适的家庭，并会感到两个人一起生活要比一个人好。
您那篇批判沃尔弗的文章[244]已收到，十分感谢。看了您的文章以后，我只好也读一遍沃尔弗那篇劣作［注：尤·沃尔弗《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谜》。——编者注］；我本来已把它放在一边，准备到非看不可的时候再看。在此人看来，德语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掩盖他思想的贫乏，因此这篇奇文读起来也就相当吃力，不过很快即可发现通篇都是空话。您把问题的实质阐述得极其正确和清楚，您做得很对，把所有的次要东西放在一边；本来这些东西就完全是为了转移读者的注意力，使他们发现不了主要的错误。至于这个人是经济学方面的蠢材，我从他在《新自由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已经领教过了；他在这篇文章中极力把维也纳资产者本来已经糊涂的头脑弄得更加糊涂。而这一次，他却超出了我的一切预料。
我们把他的论点列成下述数学公式：C1、C2——两个总资本，各自的可变部分＝v1、v2，各自的剩余价值量＝m1和m2。这样，在两个资本的利润率相同的情况下（暂且假定利润和剩余价值相等），就得到：C1∶C2＝m1∶m2，因而C1/m1＝C2/m2。
现在，我们应该确定从这个假定中必然产生的剩余价值率。为此，把上述等式的一端乘以v1/v1＝1，而另一端乘以v2/v2＝1，就得到：
C1v1/m1v1＝C2v2/m2v2＝C1/v1×v1/m1＝C2/v2×v2/m2。
如果把其各自的乘数移到等式的另一端，这样，分数就要倒置过来，我们可以得到：
C1/v1×m2/v2＝C2/v2×m1/v1或者C1/v1∶C2/v2＝m1/v1∶m2/v2
或者，换言之，要得出沃尔弗那种相等的利润率，两个剩余价值率之间的比例，应该等于各自的总资本除以各自的可变部分之间的比例。如果不是这样，沃尔弗那种相等的利润率就立刻不能成立了。而至于剩余价值率之间（1）能够有这样的比例，（2）永远应该有这样的比例，——这是沃尔弗先生本应予以证明的经济事实。他却没有这样做，反而向我们提出演绎法，其中把正是应该予以证明的东西当作前提了。因为，正如以上证明的，剩余价值率的等式，只是相等的利润率的等式的另一种形式。
例如：
C1＝100；v1＝40；m1＝10
C2＝100；v2＝10；m2＝10
C1/v1∶C2/v2＝m1/v1∶m2/v2
100/40∶100/10＝10/40∶10/10。
这是正确的。
我仍然认为，您断言总体的大生产的剩余价值率必定相等，这未免走得太远了。我看，那些促使利润率相等的经济杠杆，比促使剩余价值率相等的那些杠杆要有力得多，其效力要快得多。但是，这种趋势是存在的，而且差别实际上只是很小的，归根结底，一切经济规律只是那些逐渐为本身开拓道路而且相互交错的趋势的表现。
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的序言发表后，尤·沃尔弗先生将对有些东西感到高兴。
您这样顺利地开始了讲师的生涯，我很高兴。希望今后仍然是这样。这会使沃尔弗先生特别愉快，——他这是理所应得。
某些对党的事务的发展表示不满的大学生先生们又开始学习了，这当然很好。他们学习得越多，对那些担任负责工作并勤勤恳恳履行自己职责的人们就越会采取宽容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会看到，为了达到伟大的目标和团结，为此所必需的千百万大军应当时刻牢记主要的东西，不因那些无谓的吹毛求疵而迷失方向。他们还应当发现，他们在工人面前所极力炫耀的“学识”，还是差得很远的，而工人们本能地、“直接地”（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掌握了的东西，他们这些大学生要费很大力气才能获得。“青年派”在爱尔福特陷入十分可悲的境地，[166]而他们的报纸［注：《社会党人报》。——编者注］，根据我读到的几号来看，只不过是这里那种无政府主义自治调子的蹩脚的重复而已。
假如您在读黑格尔的著作时陷入了“沼泽地”，可不要因而止步，半年后，您会在这个沼泽里发现一些支撑点，沿着这些支撑点将会顺利走上大道。概念发展各阶段的完整的连贯性，在黑格尔那里归结为体系，归结为暂时的东西，而我认为这种连贯性是最弱的方面，尽管是最巧妙的，因为黑格尔企图借助巧妙的双关语突破一切难关：肯定和否定灭亡了，因而导致根据［注：“灭亡”的原文是《zuGrundegehen》，而《Grund》有“根据”的意思。——编者注］的范畴（《哲学全书》）[245]。如用任何一种别的语言表述，当然就得采取另外的说法了。若是把《本质论》中一连串的概念译成其他文字，那末，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转换将是不可能的。
多多问候。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244]恩格斯指康·施米特的一篇文章《再论平均利润率的谜》（《NocheinmaldasRätselderDurchschnittsprofitrate》），载于1891年耶拿出版的《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杂志第3辑第2卷；施米特随1891年12月12日的信将此文寄给了恩格斯。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中，批判了尤·沃尔弗的文章。——第268页。
[245]恩格斯引用的是黑格尔的著作《哲学全书缩写本。第1部。逻辑》第120节。——第27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15.致劳拉·拉法格1892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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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2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你能从《不妥协派报》给我找到罗什弗尔在伦敦的地址吗？符卢勃列夫斯基突然把一封写给这位外国名人的信寄给了我，以为我知道他的地址，但我真不知道这里有谁能把他的地址告诉我。大家都劝我往巴黎写信，因为这是得到地址的最可靠的捷径。所以，我认为必须采纳他们的建议，请你协助，况且，我怀疑这个可怜的符卢勃列夫斯基是向罗什弗尔要钱，我无论如何也不愿让人说，因为我而使那无疑将是否定的答复耽搁哪怕是一小时，从这个浪荡的有钱人那里得到的一定是这样的答复（如果说有什么答复的话）。
我们周围的人都得了流感，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传染上，但路易莎和我的女仆都有些不适。派尔希病得很厉害，接着又患了肺炎，至今还卧床不起。伯恩施坦病倒了，爱·艾威林也不大舒服。我们这条街和附近一带情况很严重，周围都是病人。
最近有一条丑闻。整个伦敦都在传说，克拉伦斯公爵临死前把他母亲［注：亚历山得拉王后。——编者注］叫到病塌前说，“梅”［注：维多利亚-玛丽·冯·特克公主。——编者注］是因他而怀孕的。如果属实，这是使得我尊重这个年轻人的唯一的行动。据说，他追求了她很长时间，但老女王［注：维多利亚。——编者注］最初没有同意这门婚事。既然他们不经任何人同意而自行其是，那就超出了我对这种上流人物的意料，并证明他毕竟还有可取之处。
保尔的漫游很有意思[228]，但他会不会很快就感到厌倦呢？这是一项很有益、很好的工作，可是，他如果这样生活到5月1日，体重会大减，当他返回议院履行职责时，可能是一副“消瘦而饥饿的”样子，象卡西乌斯[242]一样，在食品店主看来这对他很合适。总之，他已使那些布鲁斯派[30]和其他妒忌者哑口无言，这些人曾抓住他第一次演说[219]中的一两处失言，对他大肆攻击。关于我们的工厂太太等等的统计，就是一个最好的答复。
我在《年鉴》上的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已用意大利文在米兰的《社会评论》上发表，并将在下一期《新时代》上用德文发表，内容有所补充。倍倍尔给我寄来了几种亚尔萨斯的报纸，上面载有他在牟尔豪森的演说[243]的报道，有一份是法文的。如能找到，我想给你寄去（路易莎说，她已寄给你了）［注：括号里的话是恩格斯后来加到信里的。——编者注］，让你看看《亚尔萨斯工业家》的这些“爱国者们”写的法文是多么糟糕。
萨克森亲王格奥尔格给德国第十二（萨克森）军团的指令，昨天已在《前进报》发表[241]，这会引起一场很大的风波。这说明，我们在军队中建立了多么广泛的联系。威廉将大为恼火。这在法国当然会引起很大的轰动。如果你能把刊载有关此事的评论的巴黎报纸寄来，转给倍倍尔，供他在帝国国会使用，将是十分有益的。
匆匆草此。路易莎和我向你衷心问好。
永远是你的弗·恩·
注释：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219]1891年12月17日，保·拉法格代表工人党向众议院提出一项关于政教分离的法案，这项法案基本上是重申巴黎公社1871年4月2日的指令。法案规定取消宗教费，没收教会财产，并把由此所得钱财用于民众教育和社会保证的需要，还规定禁建教堂，禁止吸收工人加入教会。拉法格的提案载于1891年12月26日《社会主义者报》第66号。
1891年12月8日，保·拉法格在众议院发表了第一个演说，论证他所提出的关于大赦政治犯的提案。他的演说多次被资产阶级议员的吵闹声和叫喊声打断。拉法格的提案遭到众议院否决。——第239、246、248、266、493页。
[228]1891年12月至1892年2月初，保·拉法格在法国作了几次宣传旅行，在利尔、里昂、布伦、波尔多、南特、土鲁斯和其他城市的群众大会和工人集会上发表了演说。
劳·拉法格在1891年12月2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这几次旅行，幽默地称她的丈夫是“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典出一个人因亵渎基督被惩罚终生在大地上漂泊的神话。恩格斯在复信中是指拉法格的黑人血统。——第248、266、403页。
[241]这一指令发表在1892年1月31日《前进报》第26号上，它谴责了对士兵的虐待。——第264、267页。
[242]恩格斯在这里讽刺地借用威·莎士比亚的悲剧《尤利乌斯·凯撒》第一幕第二场的情节。卡西乌斯“消瘦而饥饿的”样子引起了凯撒的猜疑。——第266页。
[243]1892年1月6日，倍倍尔在亚尔萨斯的牟尔豪森市工人集会上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主要是谈了亚尔萨斯的经济状况。他曾试图转入政治问题，但由于到会的警官以中止大会相威胁而未能实现。——第26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14.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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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2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你喜欢这篇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我感到很高兴。那两个名字第二次出现时，你删去了[235]，我完全同意。对法国来说，这样重复一下是必要的，但在德国则可能有害，至少是多余的。
为什么俄国人还在耀武扬威并陈兵西部呢？很简单。在我断定饥荒将使俄国的好战气焰冷下来的第一封信［注：见本卷第154—159页。——编者注］里，我就曾对你说，挥舞武器决不会因此而停止，甚至将变本加厉。这是他们的惯技。但是，这一切都是做给国内外公众看的；并不要求外国外交界相信，只是要求他们不进行干扰。俄国的退却应当在舆论界的眼中被看作其他国家在俄国面前的退却。不过，这次还遇到一个情况：东南和东部地区由于饥馑而民生凋敝，无力供给军队粮秣。歉收地区大致分布在敖德萨——莫斯科——维亚特卡——皮尔姆到乌拉尔山脉一线，接着沿乌拉尔到里海北岸，再从那里至阿速夫海东岸，再到敖德萨。这说明，只有敖德萨——莫斯科一线以西地区可以供养军队；在这以北的地区，本身还经常需要调进粮食。此外，俄国人目前正在散布向西部调兵这种显然是虚假的消息。
《前进报》星期六刊登了一则简讯，这则简讯同你在谈到你就亚尔萨斯—洛林问题同法国人的通信[237]时所讲的完全不符。看来，他们在发表这则简讯前，没有同你商量。不过你对《费加罗报》最好是要多加小心，这是一家极其卑鄙下流的报纸。
你同克勒尔的谈话[238]，使我们很开心。他是一个地道的普鲁士人。赫克纳［注：亨·赫克纳《上亚尔萨斯的棉纺织工业及其工人》。——编者注］已十分清楚地向这些人证明，讨好法国化的名流——这些狂热的亲法派，使那些连法语都不懂，就语言和整个气质来说是地道的德国人的工人们反对自己，以及把他们向亲法派的怀抱里推，是多么不聪明。这为卓有成效地从上面进行蛊惑宣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哪怕只是赏赐一个德国工厂法、工会法等等，并对工人采取宽容的态度，就足以在大约十年内把他们笼络到自己方面来，那时，他们就能和新教徒、酿造葡萄酒农民和烟草种植者一起，绰绰有余地同法国化的资产者、市侩和贵族相抗衡。但是，那些曾在德国实施反社会党人法[38]并千方百计地迫害工人的人们，能够这样做吗？你知道，德国资产者总是落在后面，就是同他们相比依然保持着这样多的行动自由的普鲁士政府，也未能冒着风险采取这类波拿巴主义的政策。你说的对，普鲁士的官僚、军人和容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会自动放弃任何一种形式的政权的，即使这种形式的政权对他们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这样做会使卑劣的敲骨吸髓的政策受到损害，而这种政策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切！
终于出色地把吉勒斯赶出了门外，这件事你已经知道了。但是，《前进报》在这篇报道中恰恰愚蠢地把他的名字删掉了。[239]没有必要从报道中删去最主要的东西，缩小自己的成就。协会[161]和为协会赢得这一成就的人们的有利于党的活动，至少应当在党的正式刊物上得到如实报道。当然，我知道你们暂时是无能为力的，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有人在蓄意挑起冲突。
我要尤利乌斯压缩自己的演说的建议所起的作用，可能会同你们要李卜克内西别写不客气的信件的建议所起的作用完全一样。除非迫不得已，我不想干预尤利乌斯的事。由于这两个人有意回避我们大家，我别无他法。大婶［注：艾·莫特勒。——译者注］要我以回访报答来访（只重形式的庸人礼节），而我们不拘小节的共产主义者对这类事情，首先是根本没有这种习惯，其次是完全不可能这样做。这种庸人的观点，这里所说的ｓｏｃｉａｌ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即社会应酬，只适合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们，而愿意工作的人是不可能，也不会做这种事的。即使在曼彻斯特的资产者中间，我也没有这样做过，现在就更不可能了。如果有事要找某某人，那就去找他，如此而已。这也正是雨果路［注：莫特勒夫妇住过的伦敦一条街。——编者注］一切伤感的根源。
至于盖泽尔又为《前进报》撰稿，我从一些文章的无比枯燥和乏味就已猜到了，只有他才能写出这样的东西。一般说来，《前进报》在德勒斯顿议会开会期间，要好得多。
噢，还有关于《工人阶级状况》！最可爱的狄茨已经不知多少次烦扰我了，而他总是得到同样的答复，就是象我书面通知他的一样：一俟完成《资本论》第三卷，我将欣然从命，在此以前，什么都根本无法承担。你建议委托他同维干德谈判，对此可以提出各种反对意见；我早就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总会发生不必要的而且往往是已经无法挽回的错误。首先我应当知道，在同维干德的关系上，我在法律方面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假如你能根据随信附上的便条（上面叙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象有一次你做过的那样，给我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法律结论，我们就可以继续进行谈判。看了你寄来的那份过去的结论[240]，我已完全弄明白，由于那个保护出版商而牺牲作者利益的光荣的萨克森法令，我仍然在维干德的手掌之中；但是，这个结论没有考虑到维干德可能拒绝按原来的条件再版此书，而这一点是当时无法预计的。如果到那时，我仍处于他的掌握中，那无论如何应当弄清，可以采取哪些办法。
排字工人正在自食其果。[221]假如这个情况现在能够促使他们参加党的行列，那倒是不坏。
昨天看了萨克森亲王格奥尔格给军团的指令[241]，我高兴得几乎要跳到桌子上去。但是上层人士对此将暴跳如雷！这样的东西居然在无法无天的社会民主党报刊上发表，——难道我们的伙伴们在“我的英勇军队”中真的有这样的联系吗？《每日新闻》今天用整整一栏登了有关此事的电讯，这在全世界将引起极大的轰动。他们以为这个办法可以使士兵们愿意“向所有的人开枪”，尤其是向自己的父母、兄弟开枪吗？这些普鲁士人是何等的愚蠢啊！
至于说路易莎是一位很好的主妇，正如说她是一位出色的厨师一样，无论有些什么不同的看法，我仍然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不过我猜想，她这样喜欢家务，是否因为我们不是夫妇；如果确实如此，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幸运，因为我们由于年龄的差别，是不可能发生婚姻的或非婚姻的关系的，所以，除了家务，就再没有别的了。
路易莎和我向你的夫人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路易莎给你去了几次信，你却给我复了一封长达六页的信，她因此非常生气。我对她说，她应该自己写信给你，谈一谈这件事，但她回答说，她十分气恼，没有这个心情。
附上吉勒斯最近的一篇杰作，这篇东西在此地协会里散发了数百份。正因为如此，他就使自己身败名裂了。
注释：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221]德国排字工人罢工开始于1891年11月7日。约有一千名柏林的书籍印刷工人参加罢工，汉诺威的排字工人也起而响应。罢工工人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日。罢工持续了两个多月，虽然德国其他工业部门和一些国家的工人对罢工进行支援，但罢工工人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第242、264页。
[235]1891—1892年《新时代》第1卷第19期用德文刊载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时，“拉萨尔派整批整批地、接二连三地、大张旗鼓地转到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被称为爱森纳赫派的新党的队伍中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89页）这句话中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名字被删掉了。——第256、261页。
[237]1892年1月下半月，倍倍尔收到几家法国报纸（其中包括《费加罗报》）的建议，要他就关于亚尔萨斯—洛林的法德协定可能签订的条件发表意见。倍倍尔答复如下：社会民主党一贯致力于建立德法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它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即谴责对这两个地区的兼并）是众所周知的，而社会民主党人及其他同意他们观点的人在德国是不当权的，在这类事情上没有影响。倍倍尔最后说，但是必须尽一切努力来调整法德关系。1892年1月27日，倍倍尔把自己对《费加罗报》的答复的内容告诉了恩格斯。
《前进报》在载于1892年1月30日该报第25号附刊的一篇简讯《关于亚尔萨斯—洛林的赎回》（《UeberdenRückkaufElsaß-Lothringens》）中写道，倍倍尔似乎已宣布社会民主党同意在任何条件下就亚尔萨斯—洛林问题同法国缔约。——第262页。
[238]指倍倍尔于1892年1月底就亚尔萨斯—洛林局势同德国高级官员恩·马·克勒尔的谈话。谈话过程中，倍倍尔猛烈抨击了德国政府在这个地区所采取的警察镇压政策。
倍倍尔在1892年1月27日的信中把这次谈话告诉了恩格斯。——第262页。
[239]1892年1月30日《前进报》第25号发表了一篇简讯《伦敦通讯》（《AusLondon》），其内容是关于把吉勒斯开除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详见本卷第252和254页）。但是，这一报道略去了吉勒斯和反对他的尤·莫特勒两人的姓名，只是说，协会开除了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敌对态度的分子。——第263页。
[240]指有关再版奥·维干德出版社1845年出版的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可能性的法律结论。根据倍倍尔于1885年2月7日寄给恩格斯的结论，只有在同德国没有订立有关专约的国家里，才能由其他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二版。
但是，维干德自己拒绝再版恩格斯的这本书，把权利让给了狄茨出版社（见本卷第330—332和337页以及注294、295、300）。——第264页。
[241]这一指令发表在1892年1月31日《前进报》第26号上，它谴责了对士兵的虐待。——第264、26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13.致卡尔·考茨基1892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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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2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附上拉布里奥拉给杜西的信。我想，发表这封信势必会使意大利的某些人恼羞成怒，而最终因此受到损失的将是德国党，因为人们会指责它，说它赞成或者反对那些觉得这篇文章触犯了自己的人们。在意大利正笼罩着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有根据或者没有根据地认为自己受到触犯，——我也写信把这一点告诉了拉布里奥拉。发表这封信就意味着把他们推向可能派[30]、海德门派、费边社分子[19]和天知道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妒忌者的怀抱。
我已写信告诉拉布里奥拉，我看这封信最好不发表，但我已将此事完全交给你酌情处理，你们应该直接商谈。不管怎样，杜西是要收回这封信的。
近日来，我有一个想法：写一部关于路德的作品——以其活动和著作为依据，——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无论是揭露新教的神话，还是揭露扬森（他目前在德国享有盛名）领导的天主教反对新教的那种狭隘的斗争，都是非常适时的；同时，从我们的观点说明宗教改革运动是一个何等的资产阶级运动，也确实是必要的。其次，一方面把卡尔施塔特、再洗礼派和农民战争之前的路德[236]和这一切之后的路德专门作一比较，另一方面把1848年以前和以后的资产阶级专门作一比较，详尽地探索路德的这个转变是怎样逐渐发生的，这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可以做到的，甚至无须过多地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而你的《托马斯·莫尔》刚好为此做了准备。此外，斯图加特拥有再好不过的、最丰富的新教方面的图书，可供你使用。说实在的，这比翻译罗杰斯的东西更有意义，他的东西连小孩子也能翻译。
我们向你们大家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19]费边社分子，或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884年建立；它的主要领袖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并断言什么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的改造社会，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可以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过去和现在都起着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阶级中的传导者及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发源地的作用。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第15、260、328、371、392、418、423、429、442、455、511、519页。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236]恩格斯指的是路德最激进的最初活动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奠定了自己学说的基础，广大民众把他的学说看做他们的革命情绪的反映。自1521年底至1522年初，路德领导的市民宗教改革越来越脱离平民和农民，路德本人也逐渐转向支持宗教改革的德国诸侯方面。
1521年12月，路德公开反对德国神学家安·卡尔施塔特在宗教改革中心维登堡所进行的彻底的教会改革，这是统一的宗教改革队伍发生分裂的一个征兆。
在德国的1524—1525年农民战争期间，路德公然投向起义农民的最残暴的敌人方面，他反映了德国市民阶层主要部分的情绪，这些人由于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转到了封建反动势力方面。
再洗礼派（即改信他教派）是这次农民战争以前在人民大众革命高潮中在德国产生的平民教派，它通过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对封建压迫的社会反抗。再洗礼派否认教阶制度和教会圣礼仪式，否认法庭、服兵役和对官方的服从，要求成年时再受洗礼（由此而得名再洗礼派），宣扬世界变动的临近和财产公有。1520—1521年，一部分再洗礼派投身积极的革命活动，后来参加了农民战争。——第26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12.致海尔曼·恩格斯1892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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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门
1892年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海尔曼：
谈到妇女时，人们常常这样说：她们从来不把自己要说的主要内容写在信文里，而总是放在附言中。但是，我们这些老头，就更别提了，——我昨天刚刚发了信［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又想起一件最重要的事来。目前，尽管伦敦市场上货币充斥，我在经济上却感到有些窘迫，3月1日前，我只能有少量的收入，因此，如你日内能从我在你处结存的款项中汇来三十英镑，那是非常适时的。这个数目已经完全够用了。3月到6月，我将会重新有充裕的收入。
衷心问好。
你的弗里德里希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11.致海尔曼·恩格斯1892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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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门
1892年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海尔曼：
看来，我又该给你信息了，况且还有一个不大的事务问题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最近一次结账时，你把弗·恩·公司付的七十九马克四十分尼的酬金记入了我的往来账；这看来是办理委托书（就是根据鲁道夫的要求由公证人和执政官签署的委托书）的手续费吧？其他方面，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其次，请你告诉我：我投放在你们那里的沙福豪森联合银行股票，当前的价值，即行情和票面价格怎样。这批股票曾一度跌价，因而我已经不知道我到底还有多少钱了——因为我也可能要卸掉这个包袱。
一般说来，我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我的健康情况相当好；视力也大有好转，要注意的只是不要在灯下写东西，这在冬季当然是比较困难的。我对饮食还有很好的胃口，走起路来还很精神。总之，我被认为是伦敦最显年轻的老人之一。但在吸烟方面，我不得不极力节制，因为烟草正象美酒一样，遗憾的是还有比尔森啤酒，都对心脏神经有些害处，并影响睡眠。不过，只是在新年到入春之间才有这种情况。那时，我就每周服用一次索佛那，这种药我经常从爱北斐特的拜尔那里得到。这样，一年中这段最讨厌的时间，便可以安然度过。天气一好转，我就可以更多地到户外去，我的情况又会好起来。接着就是夏季，可以去海滨，那时我又返老还童了。去年夏天，我先在威特岛呆了一个月，后来又去苏格兰和爱尔兰两个星期，大部分时间是在海滨度过的，——这是我被迫停止骑马以来最有益的活动。如果我冬季能在这里骑马，夏季又能去海滨，无疑会健壮如初。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只好去攀登伦敦的秦波拉索峰，这个地方叫做汉普斯泰特荒阜，其海拔高度大约相当于你在巴门的住地，即一百五十米左右。幸而这对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保持愉快的心情，已经足够了。
流行性感冒，我暂且得以幸免，但在这里，这种病真是一场灾难。我们的左邻右舍纷纷躺倒，不过大部分最终可以痊愈；看来，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病，人们心情十分忧郁，甚至只是由于这一点就胃口全无。
好吧，现在该你向我讲讲你们那里有什么新闻了，你和恩玛、你们的子孙、鲁道夫、海德维希和他们兴旺的后代、布兰克一家、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人们，以及难以数计的、在这里感到似乎是漫无边际的人群，生活得怎样。自从鲁道夫·布兰克离开这里以后，我再没有得到任何消息，——部分的原因，看来是结婚和生育的速度放慢了；但这仍然是一定的标志，可以据以在某种程度上判断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衷心问候恩玛和你全家、鲁道夫全家、海德维希等人。
你的老弗里德里希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10.致卡尔·考茨基1892年1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110.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同意你删去倍·和李·。[235]这丝毫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
《六个世纪》一书，无论如何比同一作者［注：詹·爱·撒·罗杰斯。——编者注］写的《历史的经济解说》更值得翻译。后一本书，大部分无疑是来自《资本论》，而且写得很一般，尽管个别地方闪烁着光彩。《六个世纪》一书，除一些不正确的解说外（这对一个资产者说来，是不可避免的），包含有大量德国国内所不了解的实际材料。不过我认为，你会感到从事写作要比翻译别人的东西更为愉快和必要。
衷心问好。
你的将军
注释：
[235]1891—1892年《新时代》第1卷第19期用德文刊载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时，“拉萨尔派整批整批地、接二连三地、大张旗鼓地转到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被称为爱森纳赫派的新党的队伍中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89页）这句话中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名字被删掉了。——第256、26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09.致卡尔·考茨基1892年1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109.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1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的校样，昨天我已立即发出。《反蒲鲁东》［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编者注］一书的工作，我不能承担，我要尽快地重新着手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我还要校订《发展》的英译文，这项工作是不能推脱的，因为我对在伦敦出版的这类版本负有责任，——我绝不能再承担任何事情。
假如柏林人对我文章的某些地方持有异议，请加上删节号。改得缓和一些是不行的：原文是法文，大家都看得懂，任何一处改得缓和的地方，都可能被说成是我的伪造。
你如能将《贫困》的校样寄来，我将十分感激，——那篇序言［注：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我总得再看一遍。
我给狄茨写了一封信（他曾要我起草一份祝贺倍倍尔参加议会活动二十五周年的贺词）[233]，要他今后把我的全部稿酬付给阿德勒。柏林人本来就得到很大的一部分，因为我不能不让他们领取《前进报》出版社应付给我的稿酬。因此，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
尤利乌斯悄悄地进行活动，于星期日［注：1月24日。——编者注］下午三点以四十八票对二十一票顺利地把吉勒斯撵出了协会[161]。他出色地进行了这场斗争，星期日傍晚来到我这里。他很满意，并极其幽默地讲述了同协会会员们进行商谈的情形：这些人栩栩如生，如在眼前。又是这样一种情景：起初，这些糊涂人以为他们只有七人，情况弄清楚以后，才发现有近五十人，他们都是些好人，就是有些懒散，当他们很好地振作起来之后，吉勒斯就立刻垮台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这使他在英国人中间失去立足点；现在，他只好抓住海德门，后者怎么也无法摆脱。
海德门也遭到了惨败。请你读一下上星期《工人时报》上的一篇关于在滨河路社会民主联盟[9]所在地召开的代表会议的报道，这次会议是因在切尔西的世界尽头举行的捍卫言论自由大会而召集的。在那里，肖伯纳、白恩士和杜西把他痛斥一顿。白恩士说，一旦发生事情，最好是无须到厕所去找演讲人（象特拉法加广场事件[234]时寻找海德门那样），等等；海德门假如不是选择世界尽头那块不方便的地方（三百人就会把那里的交通堵塞，警察便不得不进行干涉），而是保留斯隆广场的话，他本来是可以使事情得到补救的，可是他被罚款一个先令以后，却把它放弃了。煤气工人说，如果海德门将主持大会，即使发生殴斗，他们也要去参加大会，并派出自己的演讲人。[232]简言之，他的怯懦终于被揭穿了。在星期日举行的代表会议上，他为此受到了更严厉的斥责。社会民主联盟的一个盟员说，联盟本身太弱，做不到这一点，又因为它看来是孤立的，所以应当予以解散。另一个说，可不能允许把海德门抓走，社会民主联盟完全是靠资产者，特别是靠海德门和汉特·瓦茨的资助来维持的。这头蠢驴深深陷入自己阴谋的罗网，他的日子看来会很不好过。正如他本人在私下交谈中所说的，整个问题就在于：在参加世界尽头大会的权利问题上发生的纠葛如能持续到议会解散，他在切尔西当选（他在那里提名自己为候选人）就有了保证。
多多问候。祝贺你得了第二个儿子。但今后该放慢速度了。听说母子都健康，我们很高兴。这里还有流感。派尔希已患过，后又转成肺炎。我在急切等候彭普斯的消息。路易莎有些不适，艾威林也如此。
就写到这里吧。路易莎和我再次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将军
注释：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232]在1892年1月24日举行的捍卫言论自由委员会会议上，煤气工人工会（见注47）的代表和各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表共同发表声明，拒绝正式参加在世界尽头举行的群众大会。——第252、255页。
[233]这里提到的恩格斯的草稿没有找到。——第254、293页。
[234]指英国社会主义者于1887年11月13日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组织的示威游行。大会以与会者同警察的冲突而告终，有数百人受伤（三人受致命伤），大会的一些组织者被逮捕。在这次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称为“流血星期日”的事变当中，海德门怯懦地躲避了起来。——第25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08.致劳拉·拉法格1892年1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108.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1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昨晚，我收到保尔从波尔多寄来的信，他要我寄一张支票给你们，付给房东。在这种困窘的时刻帮助你们，我只会感到高兴，但不巧的是，1月和2月正是我一年中最拮据的月份。圣诞节期间，差不多把钱花费一空，3月1—5日前，我又几乎没有什么收入。说实在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度过这个困难时期，因为除了圣诞节的通常开支，我还借出了几笔很大的款项。老哈尼生病，我得借钱给他，还要借给杜西和爱德华，他们同桑南夏恩订了四个合同，并将用按合同得到的收入还我。我借给他们可观的一笔，而他们只能陆续从桑南夏恩那里获取后还我，时间又很不肯定，——至少在目前，我正极需用钱的时候，是拿不到的。所以我这里现在也很紧张。但是如果你们能找到一个人，他愿意根据我所开支票的款额借给你们同样数量的现款，而支票注明的日期比如说是3月5日，在此以前不能兑现，那我将很愿意把支票寄给你们。我想杰维尔可以借给你们，因为我的支票是绝对可靠的。如有这种可能，就告诉我所需数目，保尔信上只是说要“支票”。
我在《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已用意大利文刊登在《社会评论》上，昨天，我终于把这篇文章的德译文寄给了倍倍尔，并就俄国饥荒问题做了相当长的补充。这一饥荒将使和平得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使我的这篇文章失去了现实性。
在这里，同海德门及其同伙的斗争还在继续，——目前主要的斗争场所是共产主义工人协会[161]。吉勒斯可能被击败并被撵走，那时，海德门在德国的交易（支持吉勒斯），将遭到比他在法国同布鲁斯的交易[231]更为惨重的失败。
正象你所知道的，海德门是切尔西这个地方的议员候选人。警察当局取缔了他在斯隆广场举行的集会，他本人被罚款一个先令，而且也付了罚金，此后就放弃了这个广场。现在，他要联盟[9]在切尔西争取一个坏得多的地方，叫做世界尽头（名称本身就相当清楚地说明，这个地方不适于举行公开集会）。有十五至十八人已提交法庭审讯并被判刑，而现在，他们却希望其他组织以“公开集会的权利受到威胁”为理由支持他们的斗争。因为海德门曾声称：如果能使这一斗争持续到议会解散，他在议会的席位就有了保证。但这是行不通的。煤气工人说，只有海德门本人来主持，他们才会不顾被捕和受审的危险，派出自己的演讲人。[232]上星期，在有白恩士、爱德华和杜西参加的一次集会上，海德门由于他的胆怯受到了痛斥，最后，靠其他组织和工联的干预来支持海德门的全部打算实际上落了空。这里一个最正派的德国人克勒泽耳在一次公开的代表会议上当面指责海德门造谣，海德门无言以对。
我现在要去看爱德·伯恩施坦，他得了流行性感冒。下次再谈吧。路易莎说，保尔经常不在，你可以利用空闲时间给《女工报》写点东西。你看，她非常希望这份维也纳报纸能够胜过斯图加特的那一份［注：《平等》。——编者注］，这当然并不难。后者最初是由伊雷尔女士编辑的，简直糟透了，而现在是由可怜的克拉拉·蔡特金编辑，头两期编得的确枯燥无味，内容贫乏。你如对你们迷人的法国妇女和她们的运动有什么好写的，那就更好了。
希望你家中的各类动物平安无事。我们这里正患流感，幸好，现在只是我们的两个女仆被传染了，而且很轻。路易莎得了一种病，过去我那可怜的妻子［注：莉希·白恩士。——编者注］常常称它为“全身疼”（全身肌风湿）。我还健康。
永远是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231]指以海德门为首的英国机会主义分子在1890年10月法国可能派分裂为布鲁斯派和阿列曼派（见注30和33）期间，给予布鲁斯的支持。——第252页。
[232]在1892年1月24日举行的捍卫言论自由委员会会议上，煤气工人工会（见注47）的代表和各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表共同发表声明，拒绝正式参加在世界尽头举行的
群众大会。——第252、25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06.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2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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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2年1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们的贺年片谅已收到。今天答复你11月20日、23日和12月9日的来信。
我幸福地度过了七十一岁的生日，一般说来，我觉得比五六年以前还要健壮。如能活到1900年，——但不知是福还是祸——我想还能看到很多东西。你们美国运动的发展时而出现高潮，时而出现低潮，使人常常感到失望，因而也容易引起悲观情绪。我们这里所看到的欧洲运动，整个说来是在阔步前进；其中心是德国的运动，它以不可抗拒的必然之势稳步发展，因此我宁可倾向于另一个极端。关于这个问题，我给法国的一个年鉴写了点东西［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一俟收到第二份年鉴，便立即给你寄去。
只要没有人在什么地方干出蠢事，对俄战争就可望推迟三至四年。德国的稳步的发展向我们预示，胜利将在最顺利的情况下到来，尽管会稍晚一些，然而一定会到来。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孤注一掷，而在发生这种战争的情况下，我们却不得不那样做。
在美国，我觉得还没有第三党存在的余地。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甚至同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在利益上的差别也是如此之大，以致两个大党中的任何一个党的内部，人们都因地区的不同而代表着完全不同的集团和利益，而且几乎有产阶级的每个阶层在两党内都有自己的代表。然而在目前，整个大工业还是共和党的核心，南方的大土地占有制则是民主党的核心。这种看来是偶然的杂乱的混合，恰恰为美国那大肆猖獗的营私舞弊和盘剥国家的行为准备了肥沃土壤。只有当土地（公田）全部落到投机者手里，因而使垦殖遇到越来越大的阻难或者成为诈骗行为时，——只有到那时，在平稳发展的情况下，我觉得成立第三党的时机才会到来。土地是投机倒把的基础，美国的投机狂和投机的可能性本身，是把美国本地工人控制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下的主要手段。只有当再也不能指望从投机活动中得到任何东西的一代美国本地工人出现时，只有到那时，我们在美国才会有牢固的立足点。可是，难道能够指望美国会有平稳的发展吗！美国在经济上正在发生象法国在政治上出现的那种飞跃，当然也有同样的暂时曲折。
小农场主和小资产者未必能有朝一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党，他们都是一些转瞬即变的分子。此外，农民经常飘泊不定，他们在不同的州和领地[223]接连为二、三、四个农场耕作。移民和破产促使这两个阶层的人迅速更换。而经济上对债主的依附，则有碍他们保持自主性，但对政客们来说，他们却是一个非常好的因素，政客们可以利用他们的不满，把他们出卖给两大党中的一个。
美国佬甚至使绿背纸币的蒙骗[224]再度重演，他们的“固执”是由于理论上的落后和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一切理论的轻视所造成的。他们因此而得到的惩罚是，迷信哲学上和经济学上的种种谬论，陷于宗教上的教派性和经济方面的愚蠢实验，而某些资产阶级集团则从中渔利。
路易莎请你今后只给她寄《妇女报》（波士顿），假如你没有接到我们另外的通知，就寄到3月31日为止。为了办维也纳的《女工报》（她和劳拉、杜西一起组成总司令部），她需要这份报纸。她说，连想都没想过要把美国妄自尊大的女市侩们的胡言乱语硬塞给女工们。由于你盛情寄来报纸，使她对情况又有所了解，并使她确信，这些女士们依然是那么高傲自大和目光短浅。这份报纸她想再续订几个月试试看，同时她衷心感谢你的热情帮助。
拉法格第一次在众议院听到反问和喧嚣声时，显得有些慌张。[219]但是，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法国人总是在直接的斗争中不断提高的。
龚帕斯的事情是这样的：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并寄来了有关他的协会的详细材料。[225]那时（正是夏天），我很长时间不在家[130]，间或回来，又忙得要命，况且问题的实质我又很不清楚。我曾认为，在依利翁城内外作了许多坏事［注：贺雷西《书信集》第1册第2封信。——编者注］。以后又传说龚帕斯要来布鲁塞尔，也要来伦敦，所以我打算把这些事当面谈一下。后来，他没有来，我就把这事忘记了。但我要找一下有关材料，再答复他说，我不承担这样的角色。
最近，我给卡·考茨基写了一封信，委托他就出版你的几篇文章的单行本一事[206]，同狄茨商谈一下；现在还没有回音。欲速则不达——在德国，特别是在尼喀河畔的斯图加特，有这样一个说法。
布拉奇福德退出了《工人时报》，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一般说来，这家报纸表现出的缺点，是这类私人企业在没有足够强大的党对它进行监督的情况下所不可避免的。
目前有下列几件事等待我去做：（1）看《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新版本的校样；（2）校订艾威林翻译的《社会主义的发展》；（3）处理一些零星事务[226]，然后，（4）重新着手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正好遇到最难的几章。但是我想，如坚决拒绝其他一切工作，事情就会有进展。至于其余尚待完成的部分，我看，对我来说仅仅存在形式方面的困难。
路易莎·考茨基和我衷心问候你的夫人［注：卡塔琳娜·左尔格。——译者注］和你本人。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130]1891年夏、秋两季，恩格斯由于过度劳累，不止一次地中断工作，离开伦敦。6月26日至8月24日（有间断），他同肖莱马和哈尼在赖德（威特岛）休养，住在他内侄女玛·艾·罗舍家里；后来，约从9月8日至23日，恩格斯同玛·艾·罗舍和路·考茨基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第117、119、122、135、142、144、149、163、193、247、427页。
[206]1890—1895年期间，左尔格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组关于1830—1892年期间美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原拟将这些文章出单行本，后未实现。——第216、247页。
[219]1891年12月17日，保·拉法格代表工人党向众议院提出一项关于政教分离的法案，这项法案基本上是重申巴黎公社1871年4月2日的指令。法案规定取消宗教费，没收教会财产，并把由此所得钱财用于民众教育和社会保证的需要，还规定禁建教堂，禁止吸收工人加入教会。拉法格的提案载于1891年12月26日《社会主义者报》第66号。
1891年12月8日，保·拉法格在众议院发表了第一个演说，论证他所提出的关于大赦政治犯的提案。他的演说多次被资产阶级议员的吵闹声和叫喊声打断。拉法格的提案遭到众议院否决。——第239、246、248、266、493页。
[223]领地是十九世纪美国国内新开拓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西部，不属于任何一个州，由总统或参议院管辖。通常在领地的居民达到一定数量时，即享有州的权力，被接受参加合众国。——第246页。
[224]指绿背党人的活动，绿背党是美国西部各州的一个政党，成立于1876年，它主要是把农民联合了起来。绿背党反对停止使用内战期间发行的绿背纸币（所谓“绿背纸币”是一种背面为绿色的纸币）；所以要停止使用，是由于其币值贬低。绿背党人错误地认为，保留大量纸币会使农产品的价格提高。1884年以后，绿背党即告瓦解。——第246页。
[225]1891年1月9日，美国劳工联合会（见注20）主席赛·龚帕斯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对劳联和社会主义工人党（见注18）之间的冲突发表意见。恩格斯的复信没有找到。——第247页。
[226]看来，恩格斯是指他的《德国的社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85—303页）一文脱稿和译成德文，以及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11—325页）。——第24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07.致劳拉·拉法格1892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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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1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梨已收到，都很完好。少数必须赶快吃掉的，我们立刻就处理了，其余的我们将怀着感激和欣慰的心情慢慢品尝。我们真是感到意外地高兴，一个装过弗赖可可的旧盒子给我们带回如此可口的东西，而且等到明年圣诞节时，正象人们谈到任期已满的股份公司经理时所说的，“还要候选待用”。
保尔想了解一下有关保健委员会[227]的组织情况。我将尽力查找这方面的材料，但恐怕得让杜西或爱德华到英国博物馆去找。我若是知道保健委员会成立的年份，就可以得到议会法令的正本。如赛姆在这里，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拿到这个文件。
你那位很少在家的丈夫，看来真是患了永世流浪的犹太人的狂热症，——他也许想当一个永世流浪的黑人来代替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吧？[228]不管怎样，根据公社的精神提出的政教分离提案[219]，是他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这立刻把他们的嘴堵住了。特别是现在，法国宗教界开始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并力图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实行爱尔兰那样的政教分离[229]，就是不仅保留他们的全部财产，而且将其薪俸化为资本并付出巨款予以赎买：继俾斯麦先生的几十亿[230]之后，又来一个教会的几十亿！牧师们真是急不可耐，因为宣布这个计划就等于使这个计划落空。假如对此不加声张，而作为政府提案突然强加给人民，这个突如其来的提案就可能被通过，而激进派[31]也会非常愉快地接受。但是，如把这个计划事先付诸公开讨论，那就等于要它破产。有革命的民法原则的法兰西共和国，不可能象半封建的君主制英国那样，通过赎买与教会分离。这里只有拉萨尔在他的《既得权利体系》[48]第一卷中所表述的那个体系才适用，就象仅仅为大革命所采用过的那样。请看伯恩施坦为拉萨尔全集写的序言[56]；如果你那里没有，我设法给你找一份。这是拉萨尔在法学上唯一的成就，这个成就尽管不大，但在法学上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该在法国这样做起来，然后让龙格根据这个精神去说服激进派。
我又得中断这封信了。老哈尼患支气管炎，在里士满卧床不起，——去年春天，这个病差点要了他的命。我必须去看他，但希望能及时回来，写完这封信。工作压得我透不过气来：（1）要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文新版的校样并撰写新序言；（2）校订爱德华译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要撰写新序言；（3）我在《年鉴》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我要在别人没有翻译前把它译成德文；（4）有一大堆信要复。然后，我或许可以回过头来整理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而且刚好是最难的几章。
午后四时三十分
我刚从里士满回来，老哈尼已经好多了，希望他能继续好下去。
我想，你已收到直接从维也纳寄出的路易莎的《女工报》和一并寄去的维也纳《工人报》。你的文章非常好，杜西的文章将在下一号发表。[173]这份报纸天生就胃口很大，因此我可以说，以后寄去的所有文章都会被感激地收下。同时向你转致路易莎的谢意，它象任何谢意一样，具有两重性：（1）感谢帮助，（2）“希望今后再来光顾”，象资产者说的那样。
可怜的阿德勒本来已经极度劳累，而他现在能够得到的短暂的休息时间，还得用来护理病重的妻子。他们正在加尔达湖畔的萨洛。维克多负责为该报选材，你如能提供一些质量好的材料，帮助充实这份妇女报纸，就间接地为他，也为奥地利党做了一件好事。解放了的资产阶级女士们，能有机会在这份女工报纸上发表自己奇怪的想法和万灵药方，是会欣喜若狂的。
彭普斯有点不舒服，不能到这里来过节，她打算月内和孩子们一起来。
瓦扬究竟为什么要同那个笨蛋惹古（败类）［注：俏皮话：若古这个姓的原文是《Gégout》，同“败类”（égout）的发音相近。——编者注］决斗呢？
路易莎和我向你们俩问好。请不要忘记，你答应过在最近同保尔一起到这里来。让我们这里的工人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议员，是会有好处的。
爱你们俩的弗·恩·
注释：
[31]激进派——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9、205、208、214、239、249、278、536、556、561页。
[48]1891年2月8日《汉堡回声报》第33号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批判》（《ZurKritikdessozialdemokratischenProgramms》）的社论，指出了恩格斯发表的马克思这封关于纲领的信对制定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纲领的重要意义。
恩格斯谈到既得权利体系时，指的是拉萨尔那本以此为题的著作，拉萨尔在这一著作中按照他的唯心主义观点，从哲学和法学的角度阐述了人与人之间的法的关系。对该书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恩格斯1861年12月2日给马克思的信。——第31、249页。
[56]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出版拉萨尔全集（三卷集）的决定。第一卷出版于1892年，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于1893年。伯恩施坦在恩格斯的影响下为这一版撰写的引言（《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在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作用》），基本上正确地说明了拉萨尔的活动，并对他的理论观点和政治路线作了批判性的分析。后来，拉萨尔全集再版时，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施坦背弃了自己过去的观点。——第43、113、167、234、249页。
[173]指维也纳的《女工报》。恩格斯称该报为“鬣狗”，这一词出自席勒的一首诗《钟之歌》。这首诗里，把参加革命的妇女比做鬣狗。
1892年1月1日《女工报》第1号刊载了下列文章：劳·拉法格的《来自法国的祝贺》（《EinGrußausFrankreich》）和路·考茨基的《英国通讯》（《AusEngland》）；1892年2月5日刊载了爱·马克思-艾威林的文章《我们要怎样组织起来？》（《Wiesollenwirorganisiren？》）。——第165、250页。
[219]1891年12月17日，保·拉法格代表工人党向众议院提出一项关于政教分离的法案，这项法案基本上是重申巴黎公社1871年4月2日的指令。法案规定取消宗教费，没收教会财产，并把由此所得钱财用于民众教育和社会保证的需要，还规定禁建教堂，禁止吸收工人加入教会。拉法格的提案载于1891年12月26日《社会主义者报》第66号。
1891年12月8日，保·拉法格在众议院发表了第一个演说，论证他所提出的关于大赦政治犯的提案。他的演说多次被资产阶级议员的吵闹声和叫喊声打断。拉法格的提案遭到众议院否决。——第239、246、248、266、493页。
[227]保健委员会（BoardsofHealth）是英国管理保健、卫生和社会保证等事宜的市政机关的名称。——第248页。
[228]1891年12月至1892年2月初，保·拉法格在法国作了几次宣传旅行，在利尔、里昂、布伦、波尔多、南特、土鲁斯和其他城市的群众大会和工人集会上发表了演说。
劳·拉法格在1891年12月2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这几次旅行，幽默地称她的丈夫是“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典出一个人因亵渎基督被惩罚终生在大地上漂泊的神话。恩格斯在复信中是指拉法格的黑人血统。——第248、266、403页。
[229]1869年通过的爱尔兰政教分离法只涉及英国国教，这个国家只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居民信奉该教。根据这一法案，废除了教会的什一税，取消了过多的教职。英国国教教会也失去了它的部分地产，它原来以这部分地产的收入举办慈善事业，资助爱尔兰的其他教会，提高留职的英国国教神父的薪俸。爱尔兰政教分离法是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借助微小的上层改革平息国内民族运动的一些措施之一。——第248页。
[230]指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失败后，根据和约条款付给德国的五十亿法郎赔款。——第24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05.致威廉·李卜克内西一家1892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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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一家
柏林
［1892年1月1日于伦敦］
新年好！
弗·恩格斯、路·考茨基、
欧·奥斯渥特、杜西、爱德、
吉娜·伯恩施坦、爱德华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04.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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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1年12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匆匆写几句。整整九天以来，我们这里一直大雾弥漫，我的视力又有些变坏（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饮酒），致使我的各项工作受到极大影响，而且又加上：
（1）《工人阶级状况》英译本的校样至今还有六个印张没有看完！
（2）审阅艾威林翻译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译文应当是不错的。由于我就住在这个译本付印的城市里，哪怕出极小的差错，我都负有重大责任。
（3）大量的信件，而且由于节日的来临更为增多。
尽管如此，为了保护视力，工作日还得大大缩短。
你知道，要尽快重新着手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并不间断地把它完成。因此，你的手稿[220]我只能粗略地看一下；但只要能够做到，我将高兴地去做。
《资本论》第三版中关于交换价值和价值的新材料，是来自马克思补写的手稿；可惜这种补充写得很少，而且是在病中费了很大气力写成的。马克思用了很长时间寻求一个正确的表述，并做了多次修改。
至于法尔曼的文章［注：彼·法尔曼《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编者注］，那当然是十分清楚的，如果在实践中遇到v/c＝1/2＝1/3＝1/4＝1/5等等，那末这些分数中总有一个会符合那个比例，按照这一比例利润和剩余价值（大致说来，因为这里还需有种种附加说明）是相互适应的。但不能不承认，法尔曼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如他不反对，请你把他的文章寄给我。当然，在我着手写第三卷的序言以前，这篇文章只能搁在我的抽屉里，我在这篇序言中写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他尝试时，可以提及这篇文章，如果确实值得一提的话。再多我就做不到了，对施米特也是这样做的，他表示满意。假如法尔曼不愿意这样做，那就让他自己去发表，并等待其后果吧。
可怜的鲁·迈耶尔最后不得不到我们这里来寻找栖身之所，这几乎是可悲的。这个可怜的人真不走运，还患有多尿症，而且他已觉察到从各国的保守党朋友们那里能期待些什么。
艾威林打了吉勒斯一个耳光后，更不会去答复他的传单了。吉勒斯在这里的报刊上当然发表不了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向法院控告他进行诽谤，并为这场官司花上几百英镑，——况且吉勒斯在法院审理的前夕会溜之大吉，——谁也不会要求这样做。“您曾因受到诽谤而告过状吗？”——原告的律师问被控告为诽谤者的拉布谢尔。“没有，我从来没有愚蠢到这种地步。”——后者答道。法官和律师都当即肯定：他是诽谤法方面第一流的权威之一。
在排字工人罢工期间[221]，我们的柏林人或者至少是李卜克内西使我们在这里丢尽了脸。代表排字工人的德布林先生，带着李卜克内西写给各方面人士的介绍信（不过就是没有给爱德或给我的）来到这里，他不仅不理会德国党而且傲慢地鄙视和诬蔑它，至少是否认它有任何积极的方面。德布林当着白恩士说，党没有为排字工人做任何事。而实际上，党还是给了他们二万五千马克。在场的桑德斯问他，难道党的全部报刊没有支持他们，他不得不承认这点。李卜克内西给我来信，要我尽力为排字工人做些什么，但又不告诉我，他和党干了些什么，甚至连有一位排字工人的代表在这里都没有提。这样一来，我当然就无能为力了；要知道，我只是从这里的报刊上了解到发生的情况，我也不致愚蠢到那种地步，硬要会见那个极力回避同党的代表接触并直接同工联理事会[73]办交涉的人。可以想见，这给海德门和吉勒斯帮了多大的忙：他们会说，看吧，现在根本没有人跟着光荣的德国党走啦，连工人们自己都不想听它的了，而且骂它！紧接着，这个星期就有了后果，吉勒斯在《正义报》上公开站到独立派方面。[222]但这还算是幸运！海德门将会因而声名狼藉，同德国独立派一起遭到失败，完全象过去同布鲁斯之流一起遭到的失败一样。
如果德国的企业主们不是蠢驴，他们现在就会采用排字机，纽约和这里的各大报社都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机器了。白恩士听说德国排字工人每周得到二十一马克的罢工补助金，深感惊异，这里，他们得到的从来没有超过十至十五先令；这是最多的了！
既然排字工人派人到这里来，我们的柏林人就应该坚持要排字工人的代表同这里的德国党的代表爱德保持接触，否则就拒绝参与这件事。要知道，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使党在这些工人贵族面前丧失尊严的了。
上星期天［注：12月20日。——编者注］，爱德家的门被撬，丢了东西，损失了十英镑，你可能已经知道了。他神经过度疲劳，需要到空气清新的地方休息一下。
谢谢你的祝贺。我们一家，包括提德鲁姆斯，都祝愿你、你的夫人［注：路易莎·考茨基，父姓龙施佩尔格。——编者注］和孩子［注：费里克斯·考茨基。——编者注］新年幸福和身体健康。提德鲁姆斯已是一只威风凛凛的雄猫，是瑞琴特公园路所有雌猫的苏丹，是所有竞争对手的劲敌。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73]工联伦敦理事会是于1860年5月在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它的成员是代表工人贵族的最大的工联的领袖们。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九十年代初期，伦敦理事会主要是把旧工联联合了起来；它对已开展起来的、建立新工联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持反对态度。但是，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该理事会被迫参加了九十年代的历次五一节示威游行。后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该理事会成了自由工联主义的堡垒，并抵制社会主义思想进入英国工人运动。——第56、61、73、92、242、291、302、309、327、570页。
[220]指1892年出版的卡·考茨基一本小册子《爱尔福特纲领。对原则部分的解说》（《DasErfurterProgramminseinemgrundsätzlichenTheilerläutert》）的手稿。——第241、287、312页。
[221]德国排字工人罢工开始于1891年11月7日。约有一千名柏林的书籍印刷工人参加罢工，汉诺威的排字工人也起而响应。罢工工人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日。罢工持续了两个多月，虽然德国其他工业部门和一些国家的工人对罢工进行支援，但罢工工人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第242、264页。
[222]指斐·吉勒斯的一篇文章《德国独立社会党人》（《TheindependentsocialistsinGermany》），载于1891年12月26日《正义报》第415号。关于独立社会党人，见注189。——第24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03.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91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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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伦敦
1891年12月23日星期三［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我真糊涂，昨天根本没有想到，你在星期日的事情［注：见本卷第243页。——编者注］发生之后可能需要钱。尽管我有一定的根据设想，我这方面即使有这种不通人情的疏忽，你也不会不好意思向我开口，但是，我现在了解到全部情况之后，还是急忙尽力弥补自己的过失，请你毫不客气地使用我的银行存款和手头的现款。我家里还有大约五英镑，明晨，如果雾不影响的话，我可以多弄到一些。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弗·恩·
如果你们觉得方便，凯蒂［注：雷·伯恩施坦第一次结婚生的女儿。——编者注］星期五可以到我们这里来过夜。这不会给我们添什么麻烦。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02.致劳拉·拉法格1891年12月19—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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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12月19—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今天，我刚好有点时间告诉你：一盒往常那样的布丁、蛋糕等等，昨天已用往常的方法顺利寄出，望能完好地按时收到。
12月20日
你看，我昨天不是“刚好有点时间”，开饭的铃声打断了我，当时已是五点二十分，还有十分钟就要截邮了，于是只好等到今天。
肖莱马这次不能来过圣诞节了，彭普斯一家也不能来，——上星期，我到赖德时曾在她家住了几天。因此，我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你和保尔若是来这里呆上大约一个星期，住在楼上正面那间卧室里，不是可以稍微换换环境，休息一下吗？保尔的选举[201]以及随之而来的事情使你们卷进一段不平静的生活，在这之后，肯定需要稍稍休息一下。巴黎的晴朗的天空，一定会使你们怀念那美好的、古老的伦敦之雾，而它现在正弥漫在我的周围。总之，相信你们一定会下决心；假如保尔在圣诞节前一直很忙，你可以先来，让他下星期动身，这样至少能同我们一起送走1891年，迎接1892年。
同时，我不应忘记“节日的祝贺”和对你表示这种祝贺所应该采取的传统方式，这就是在信封里放上一张粉红色小纸片，我希望你把它收下。
肖莱马耳聋还没有好，但如果今冬不患感冒，可望治愈。因此，我不敢坚持要他来，特别是因为他的耳科医生说，他每次从伦敦回去，病况都比来时恶化。
保尔提出了政教分离的提案[219]，我很满意。我觉得，他发表第一次演说时，由于来自各方激烈的反问，没有能把他想讲的东西清晰明确地加以阐述；各种各样的杜梅、激进派[31]、甚至弗洛凯，都想以此作为口实，进行卑劣的批评。这个提案则重新使它明确了。
亲爱的劳拉，雾越来越大，只好就此搁笔，免得伤害眼睛，——现在仍然严禁我在煤气灯下写东西。总之，期望很快得到你们准备启程的消息。路易莎向你致衷心的问候。
永远是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31]激进派——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9、205、208、214、239、249、278、536、556、561页。
[201]1891年11月8日在利尔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中，保·拉法格获得六千四百七十票，击败了政府候选人德帕斯，后者得到五千一百七十五票。由于拉法格当选为议员，政府被迫把他释放出狱。——第207、223、238页。
[219]1891年12月17日，保·拉法格代表工人党向众议院提出一项关于政教分离的法案，这项法案基本上是重申巴黎公社1871年4月2日的指令。法案规定取消宗教费，没收教会财产，并把由此所得钱财用于民众教育和社会保证的需要，还规定禁建教堂，禁止吸收工人加入教会。拉法格的提案载于1891年12月26日《社会主义者报》第66号。
1891年12月8日，保·拉法格在众议院发表了第一个演说，论证他所提出的关于大赦政治犯的提案。他的演说多次被资产阶级议员的吵闹声和叫喊声打断。拉法格的提案遭到众议院否决。——第239、246、248、266、493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01.致保尔·拉法格1891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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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12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您既已断然否认了那篇关于波尔多会议的报道［注：见本卷第224—225页。——编者注］中所有使我有充分理由表示不满的地方，我只好全部收回对你说的那些激烈的话，并正式向您道歉。
为了使您谅解，现把我当时的情况向您叙述一下。晚上，［注：11月23日。——编者注］收到了您所知道的那篇登在《旗帜晚报》上的路透社报道。[207]第二天晚上，又收到了一卷报纸，里面有劳拉给我寄来的《不妥协派报》，上面载有关于那件事的报道，此外，还有从另一种报纸上剪下来的有关此事的另一篇报道。这三篇写法不同的报道，在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由此我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劳拉看过了这些报道，既然她不加任何说明地把它们给我寄来，那就意味着这些报道基本属实。可见，保尔看来是说过类似的话。
再者，这些报道中有些东西，不管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只可能出自您或兰克之口。假如是兰克说的，您一定早就把这一事实告诉我了，因为其后果将使德国社会党人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那还用说吗？
确实如此，对于我们的德国朋友来说，这至少是意味着我国统治阶级中所有沙文主义者狂热拥护的反社会党人法[38]的再度实施；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报纸和集会、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遭到取缔；而且——一旦发生战争——意味着所有的领袖被逮捕，而这时，我们正是特别需要他们，以便利用日益临近的革命时机。此外，在法德两国工人之间特别需要团结一致的时候，这是不信任和不和睦的因素。
由于我们敌人的愚蠢，这些报道在德国报刊上至今尚未登载。但大使馆在其报告中肯定采用了这些材料。尽管您的辟谣已立即发往柏林，从而使我如释重负，但危险依然存在，德国政府会把这一指控保留下来，以便到战时利用它把我们的优秀人物投入监狱并且在沙文主义猖獗的情况下以加倍骇人听闻的罪名加害于他们。那末，您的辟谣只可能保护他们一半，——原因就在这里。
您说，那个记者是用兰克的文章作为底布绣出了花纹。假如兰克的底布上连图案都没有绘出的话，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一幅刺绣。这块底布，我从未见过。因此，请把这篇文章寄来，或者至少把有关段落抄一份寄来，否则就请告诉我刊登该文的报纸的名称和日期，好在这里查找。这样，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我们需要抵御哪些进攻。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207]恩格斯指关于保·拉法格1891年11月22日在波尔多的一篇讲话的歪曲报道，这篇报道载于1891年11月23日《旗帜晚报》，题为《利尔的选举》（《TheLilleelection》）。——第218、221、229、236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100.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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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1年12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你10月30日的来信，迟迟未复，这是因为我又在全力以赴地整理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我现在正着手最困难的部分，即关于货币资本、银行、信贷等最后几章（大致是6—8章），我要一气呵成，不能有丝毫间断，要重新翻阅文献，一句话，要仔细推敲全部材料，以便使原稿的绝大部分最终都能保持原来面目，但同时又完全能担保没有犯直接或间接的错误。
十分感谢你提供了关于爱尔福特的情况。[166]这些情况在许多方面对我都很宝贵，特别是纲领委员会的讨论十分有趣。你把执行委员会的草案称为他（李卜克内西）的草案。倍倍尔把有关这个草案演变过程的全部材料寄给了我。我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卜克内西起草的初稿在每个阶段都有相当一部分被淘汰，而代之以倍倍尔的论点，到最后，初稿剩下的东西几乎是微乎其微了，如果一般说还剩下点什么的话。而且，所以能剩下点东西，也是由于照顾到这是李卜克内西起草的，而剩下的又是一些缺乏联系和互不协调的论述。正因为这样，就显出了你的草案的优点，——这个优点，任何人只要一看，就必定会承认。这一为倍倍尔所公开承认的事实，对别人也立即产生了影响。
使人觉得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章[217]似乎已经过时的那些最新著述，当然是出自盖泽尔之手。此人在布勒斯劳［注：弗罗茨拉夫。——编者注］被誉为真正的学术权威。但是，也有可能是李卜克内西在陷入窘境时（他显然不知道这些论点是《资本论》里的）脱口说出的最早闪现在他脑海里的“蠢话”，——“蠢话”是他惯用的字眼。
不管怎样，纲领的理论部分现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要知道，主要的是要使纲领在理论上没有任何引起争论之处，这一点基本上做到了。实际要求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要求——对当前条件来说——看来是小市民的，但是，在我们的地位目前已经稳固的情况下，对此有理由提出异议，这些要求在我们没有取得政权以前肯定是无法实现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将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譬如，免费诉讼辩护就是这样的要求。对十八岁以下的童工实行六小时工作日一项，无疑是应当写进去的，——正如禁止妇女做夜工，孕妇产前至少休息四个星期、产后休息六个星期等项那样。
我觉得李卜克内西很可怜，他对新纲领还得表示称赞，尽管众所周知，他对这个纲领的起草工作根本没有出什么力。但是，他为自己选择了这样一个职务，又有什么办法呢？
你所谈的有关特耳克的讲话的情况，我感到很新鲜，也很有趣。爱德的文章[56]，使老拉萨尔派采取了激烈的行动，而在此以前，马克思的信［注：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编者注］已使他们那绝对崇拜拉萨尔的心情不再那么平静了。雅科布·奥多尔夫曾经发现了伊威希男爵（马克思通常这样称呼拉萨尔）引我们走的那条勇敢的道路，他在《汉堡回声报》每周杂谈里也发出了愤怒的战斗号召［注：雅·奥多尔夫《致党代表大会》。——编者注］。但是，这一切已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总之，爱德对倍倍尔等人的批评意见太激动了。倍倍尔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他只是要求注意方式，不要一下子把向来景仰拉萨尔的人们吓跑，不要让老拉萨尔派有借口进行正当的责难。然而，爱德好象活该倒霉似的，加了一条的确是完全多余的关于梅毒的注释[172]（因为“可能”一词简直使这件事成了造谣），柏林的检查员先生们也把这个注释忽略了，事后发现已经迟了。既然这是他们的疏忽，最初的一刹那，这当然激起了他们那莫大的阿基里斯的愤怒。于是，爱德就因自己这一过失（而这更是他们的过失）收到几封激愤的来信。自然，我在整个这件事情上是尽力支持他的。
敌对报刊是靠用民族的拉萨尔同没有祖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相抗衡过日子的，因此，对于这本彻底戳穿关于民族的拉萨尔的神话的书，他们在利用时是很谨慎的。
爱德的文章确实很好，我看了很高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在德国发生应有的作用，全集出齐以后，此文还应出单行本，爱德可以做进一步的发挥，并去掉序言的特点。到那时，我们会前进一大步，因此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这里，此文也将产生良好的影响；这里那些涂上社会主义色彩的资产者也企图制造关于拉萨尔的神话，用拉萨尔同马克思相抗衡。
拉布里奥拉给杜西的信，我要再看一遍。我的印象是，这封信最好不发表。拉布里奥拉对意大利的事态发展很不满意；我不知道，这是否同他参与运动后没有使运动立即发生转折和高涨而感到失望有关。据我的记忆，这是一封会引起大量反对意见的信。在意大利，确实正发生一些怪事。
对拉法格从珀拉惹［注：圣珀拉惹是巴黎的一所监狱。——编者注］获释并进入议院，你还会感到惋惜的。你因此将失去不止一篇好文章。
再见。
你的弗·恩·
普列汉诺夫的几篇文章好极了。[218]
注释：
[56]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出版拉萨尔全集（三卷集）的决定。第一卷出版于1892年，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于1893年。伯恩施坦在恩格斯的影响下为这一版撰写的引言（《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在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作用》），基本上正确地说明了拉萨尔的活动，并对他的理论观点和政治路线作了批判性的分析。后来，拉萨尔全集再版时，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施坦背弃了自己过去的观点。——第43、113、167、234、249页。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72]指伯恩施坦为他给拉萨尔全集（见注56）所写的序言在谈到拉萨尔的慢性病的地方所加的脚注：“可能是梅毒”。——第160、167、235页。
[217]指《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234页。
[218]指格·普列汉诺夫为纪念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而写的一组文章，这组文章载于1891—1892年《新时代》第1卷第7—9期。——第23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99.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1891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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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柏林
1891年12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夫人：
衷心感谢您对我的生日所表示的友好的祝愿。[215]您的祝愿至少在目前是基本上实现了，我的身体十分健康，精神也很饱满，但愿今后也是这样。这一天我们过得非常愉快。祝贺来自四面八方。早晨，我们喝啤酒时，莫特勒夫妇也来拜访我们。晚间，我们到杜西家去，伯恩施坦夫妇也在那里。这样，工人协会[161]的歌手们为我排练的小夜曲，就没有能演唱，这个安排我星期六早晨才知道，因此，很遗憾，未能早些阻止他们。老实说，这样的结果我倒很满意，我一向厌恶这类场面。当一个鼓动家、演说家或帝国国会议员，对此很难回避，但是直到目前，我都顺利地避开了，希望以后也是如此。
总之，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杜西作为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47]的领导人享有当之无愧的威望。上上星期，她去北爱尔兰进行了八天宣传工作。煤气工人是些多么可爱的小伙子啊。他们的工会是现在所有工会中最先进的。同时，他们对“通过合法途径”进行宣传的意义体会得是如此深刻，以致一年半前在里子的两次真正的战斗中都取得了胜利——先是同警察，后来是同警察和龙骑兵搏斗，——并迫使管辖煤气厂的市政委员会投降。[216]作为一个老兵，我可以向这两次战斗的指挥官、工会总书记威廉·梭恩颁发一份证书，证明我不论是在他的战略部署或策略部署方面都没有发现丝毫缺陷。
一般说来，我们现在比这里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那个时候生活得稍微安静一些。除了艾威林夫妇和伯恩施坦夫妇，我们很少看见别人。莫特勒夫妇不常外出作客，门德尔森夫妇每星期天晚上都是在他们的波兰俱乐部里度过，而彭普斯一家从去年3月就住在威特岛的赖德了，她丈夫在那里办了一个经销处。我时常到他们那里去。7月份，我同肖莱马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当时正好有一支法国舰队停泊在那里。就外观来看，我觉得法国的新型装甲舰比英国的好。彭普斯安置得很好。她的住宅不大，离市镇步行有二十分钟左右的路程，完全是在农村里，自然，这对孩子们大有裨益。她非常喜欢赖德的生活，要是她丈夫正如预期的那样，在那里大有进展的话，那末，伦敦的空气换成海岛的空气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有好处的。威特岛相当漂亮，有些地方甚至很优美。乘船七个小时就可以绕岛一周。这是非常愉快的航行，只是爱好者要冒晕船两个半小时之险。
随信附上笔记，请转李卜克内西。请向他和您的儿子［注：泰奥多尔·李卜克内西。——编者注］转达我的谢意，感谢他们的祝贺。
希望您今后也会喜欢柏林，并希望您的健康允许您饱览“帝国首都”的美景。同时，请不要忘记我。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路易莎也向您、李卜克内西和您全家致良好的祝愿。
注释：
[47]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是1889年3月底至4月初在八十至九十年代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人之多。这个工会积极参与了组织著名的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见注74）。由于这一罢工和该工会活动的结果，产生了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二个非熟练工人的大的联合组织——码头工人工会，该工会在组织其他群众性新工联方面，在争取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中，在筹备和安排九十年代的英国工人五一节示威游行方面，也起了显著的作用。
由于在煤气工人中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首先是爱·马克思-艾威林进行了这样的工作，煤气工人给予爱尔兰的工人运动以巨大的影响，并成了爱尔兰一些群众性工联的发起者；参加这些工联的还有农业工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煤气工人和杂工全国工会（该工会的全称）同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保持着联系，其领导人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威廉·梭恩作为该工会的代表，出席了1891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见注77）。——第30、44、74、106、130、136、217、231、286、327、567、570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215]指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1891年11月26日写给恩格斯的信。她在信中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威廉·李卜克内西和他们的儿子泰奥多尔，向恩格斯祝贺生日。——第231页。
[216]在里子，煤气厂厂主们提出的条件是，雇用工人以四个月为一期，在此期间不得参加罢工。他们还要求八小时一班的工作量要比以往工作日超过八小时的时候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工厂主的这些条件，实际上意味着瓦解里子煤气工人工会和取消工人争取到的八小时工作日，这引起了工人们的愤慨和反击。1890年7月初，罢工工人同有军队支持的工贼之间甚至发生了名符其实的搏斗。罢工工人坚决进行反击，迫使工贼和军队败退。工厂主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条件。——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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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98.致劳拉·拉法格1891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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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12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你28日的来信（邮戳：勒-佩勒，30日），今天收到了，使我如释重负［注：见本卷第224—225页。——编者注］。我立即把信的译文寄给了倍倍尔，并允许他在必要时使用。
幸好，我们在德国的敌人极端愚蠢，至少到目前为止，看来他们还没有注意到整个这一事件。我最担心的是，在我们尚未弄清事实并掌握材料予以致命的回击以前，他们就在德国大肆喧嚣。德国领导人的犹豫不决，或者一些轻率的、易遭驳斥的言论，都同样是危险的。现在，最初的危险已成过去，虽然德国驻巴黎使馆完全可能已经发出了报告，但是，由于通常的官僚主义的拖延，晚一个星期才能见报，我们目前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可以对付可能发动的进攻。
然而，为了这一目的，得到兰克的文章，是很重要的。如果用这篇文章作为底布能够绣出这样的货色，那末，这个底布看来就是很奇特的了，因此，不仅关于保尔演说的假报道[207]，而且兰克的话，也都可能被引用；我们应该知道，他讲了些什么。保尔来信只是说，兰克所写的关于1870年波尔多的情况，对他是有利的。你能否为我们找到这份报纸，如不能，至少告诉我们文章登在什么报上，我们设法在这里找一找。
现在谈些别的事情。
（1）前些时候，我受左尔格的委托给你寄去了十先令，是用来订阅《社会主义者报》的。请告诉我，你是否已收到，老左尔格非常认真，你是知道的。
（2）我三个多星期前寄给你的一本第四版《家庭的起源》，不知收到没有？我往欧洲寄了许多本，均未收到回音。寄往国外的书，哪怕少付半个便士的邮资，英国邮局都干脆予以没收，因此，我开始担心起来。
（3）玻璃工人工会书记格林伍德不断烦扰杜西，他给举行罢工的法国玻璃工人寄了许多钱，却没有得到一个回音。11月28日，他在写给杜西的信上说，他当天为此目的给保尔寄了四十九英镑；请尽力设法让保尔证实一下，通过他转交的所有款项都已收到；让里昂的比埃尔·莫里埃也证实一下，他以前也经手过几笔款项。卡斯耳弗德玻璃瓶厂的工人对他们的法国同志态度非常好；这些法国人至少可以证实一下钱已收到，好让寄款人向自己的委托者有所交代。如果连这件起码的事也做不到，英国工联对支援大陆上的罢工会不会感到厌倦，那就很难说了；当然，对此谁也不能责怪他们。
倍倍尔关于预算的演说[211]很好。一俟得到完整的报道，便立即给你寄去。
昨晚收到赛姆·穆尔的来信；他已到达尼日尔三角洲的拉格斯，大约一个星期或者十天以后，将回到他黑人妻子的怀抱。
永远是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207]恩格斯指关于保·拉法格1891年11月22日在波尔多的一篇讲话的歪曲报道，这篇报道载于1891年11月23日《旗帜晚报》，题为《利尔的选举》（《TheLilleelection》）。——第218、221、229、236页。
[211]指倍倍尔1891年11月28日在帝国国会发表的关于军事预算的演说。关于这篇演说的报道，曾在1891年11月29日《前进报》第280号的附刊（1）上发表。主张扩军和增加军事预算的议员借口社会民主党在军队中影响的加强可能会引起内部动乱来证明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倍倍尔在答复自己的对手时说：“事态的发展本身对我们是有利的，如果你们把一百万人，直至把预备役民军招募入伍，其中肯定会有十万社会民主党人。”——第226、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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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97.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1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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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1年12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在欢乐了三天之后，过生日的心情似乎终于消失了，我现在又可以比较清醒地写一封信了。首先，拉法格的事已经解决。拉法格已去里昂[209]，只是为了查核自己的当选证书于星期六在巴黎呆了几个小时，劳拉今天来信说：
“保尔授权我说明：（1）他证实了他给你写的那封信<见后>；（2）他曾发言的那次波尔多会议是内部性质的〈是工人党党员的内部会议〉；任何一个记者都未准许入场，关于这次会议根本没有正式报道；（3）指控他说过的那些话纯系某记者的捏造，brodantsurletexted’unarticlepubliéparRank〈这个记者是用兰克一篇文章作为底布绣出了花纹〉”；
（4）“保尔说了下面的话：‘我曾坚决主张继续进行战争，因为，据我掌握的情况来看，德国已经无力长期支持下去。’”
劳拉对这一点补充说：
“所谓德国人提供或者通过他们提供计划，根本没有那么回事；总之，保尔声明，在战争期间他没有收到过来自德国的任何消息。保尔还说，你提出的几项要求，他都同意，不仅是同意，而且，对他上述声明提出任何异议，他都要进行追究。”
（11月28日于勒-佩勒，今天才收到）。
拉法格在给我的信（11月26日于里昂）中说，他发言的内容归结如下：国际的各国支部认为自己有义务阻止俾斯麦的军队于1870年扼杀法兰西共和国；当其他国家的国际会员在加里波第的指挥下进行战斗时，德国人曾反对继续进行战争和占领亚尔萨斯-洛林。
经他同意的我的要求是，绝对地、毫无保留地驳斥强加到他头上的那些说法及其内容。现在，你们对此也就可以随意加以应用。
这样，这块石头看来是顺利地从肩上卸了下来。由于我们的对手极端愚蠢，让人出丑的机会被他们放过了，而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旧闻。如果他们现在又想耍什么花招，你们就可以进行反击，最后出丑的将正是来犯者。但是，当我们全然不了解事实真相时，这里所有的人真是出了一身冷汗（我对你可以承认这一点）：在我们还不知道怎么答复和怎样揭穿谎言之前，会不会有哪个卖身求荣之徒抓住这件事呢。真是些蠢驴呵！杜西星期天还说：假如我们得到这样一条有关敌人的消息，我们会大加利用的！
威廉二世在波茨坦的事，我没有注意到。那里发生了什么事[210]？事态看来确实发展得越来越快，每个征兆都值得注意。此间报纸声称，由于亚历山大过境失礼[204]，你们的皇帝打算拒绝俄国军队的一切最高荣誉称号。我看，俄国人想要挑动皇帝采取轻率的步骤，使人觉得他是和平的破坏者，——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其比较不易攻破的地位，使事态发展到极点，从而迫使他作出更大的让步来换得和平。我不认为俄国人真的想要打仗。在法国发行公债[167]陷入了困境——两千万英镑勉强推销了一千二百万；饥荒正以出人意料的规模凶猛蔓延；由于缺乏种子和气候恶劣，秋播作物几乎全部死掉；最富饶的几个省份，由于饲料不足，牲畜和马匹大批倒毙或被屠宰，几年以内都无法耕种。所有这些发生在象俄国这样一个半开化的国家，就使军队没有任何希望进行顺利的军事行动。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俄国人这样推行自己的政策，仿佛他们正径直走向战争；他们所处的战略地位和他们出卖自己朋友的那种轻率态度，使他们可以这样做。他们的小计划当然也可能失败，为此他们就大搞军备和集结军队，这样做的结局即使是和平，那也确实是施加外交压力的手段。
太妙了！俄国和法国以“奉行一项十分崇高的原则——遵守条约！”的两国联盟[151]，同以“维持现行边界”为基础的三国同盟[168]相对抗。报纸就是这样报道的。就是说，要破坏法兰克福条约的法国，表示愿在俄国的帮助下维护这个条约，而惯于破坏一切条约的俄国，却正是要同这个法国订立联盟来恪守一切条约。可见，这些人把他们所面对的公众看得太愚蠢啦！
从《前进报》的报道来看，你关于预算问题的演说[211]很出色，——请把速记记录寄给我们。提及我国士兵的那些话，是非常恰当的。对那些我们的对手了解得并不比我们差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沉默不语呢？
至于卡尔·希尔施不来，我并不认为是坏事。［注：见本卷第216页。——编者注］既然事情已经作了安排，我也就不想说什么了，不过，我当时就在这里说过，这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希尔施不仅固执己见，而且有一股无名的怨气；他认为没有让他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是不公平的，而且我觉得他对马克思和我的怨恨胜过对你们的。你还记得，他曾希望我们劝说他承担此事，而我们根本没有想这样做。无论如何，他当时立即脱离了积极的活动，大概从那时起就积累了如此多的怨恨和奇怪念头，只是由于这一点，我曾认为他最好是先在别处卸掉这个包袱，然后他会逐渐恢复正常状态，重新开始工作。不过，我深信，李卜克内西和他在一起，过不了一个半月就得吵起来。舍恩兰克也有他古怪之处。据我判断，他是一个十分软弱的人，无力进行应有的反抗，他也很快会由于自己的放荡不羁而深感内疚，以致会感到主编是一个真正的上司。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情况将会怎样，未必会更糟。
你们常常把德国的形势同1787—1788年的形势相比，——而它同法国1847年的形势更为相似，——同导致路易-菲力浦倒台的种种丑事相比较：大臣戴斯特大肆贪污，普拉兰公爵杀死自己的妻子，国王的侍卫官被揭发在土伊勒里宫玩牌时捣鬼，富尔德为了弄到一枚荣誉军团勋章对上层人士进行贿赂，如此等等。可笑的是，你们那里竟谈论什么银行危机：其实，那两三家遭到破产的、小得可怜的商行，根本没有参与世界市场上的真正交易；这是官吏、军官、贵族地主和小资产者的银行中间人，总之，是任何事务的中间人，可就不是批发商业方面的中间人。待到安哈尔特和瓦盖纳、贴现分公司、德意志银行等倒闭的时候，那才说得上是银行危机。其实，现有的情况已经很令人高兴了，既然斗篷落地，公爵也就会随之倒下［注：这里套用了席勒的悲剧《菲艾斯柯在热那亚的阴谋》第五幕第十六场中的一句话。——编者注］。
你在来信中谈到那些现在要求入党的新型的“同志”的情况，这在当前形势下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很说明问题的。[212]人们发现，我们正成为国家中的一个“因素”——如果用爬虫［注：“爬虫”指从政府那里得到金钱援助的反动报刊，或指那些为政府效劳的卖身投靠的记者。——译者注］的语言来说；而由于犹太人比其他资产者聪明，他们首先发现了这一点（特别是在反犹太主义的压力下），并首先向我们靠拢。这只能使我们感到高兴，但是，正因为这些人比其他人机灵，而且，可以说，世世代代的压迫决定并养成了他们的善于钻营，所以对他们要更加小心。
请以我的名义向党团祝贺28日的盛情来电[213]表示深切的谢意。我取回照片后，将尽力答谢对我表示的一切友好情谊。
爱德说，你似乎要他常去协会[161]。我确信，他在那里度过的每一分钟将不仅是白白浪费，而且是党的耻辱。因为他在那里总得要同吉勒斯见面，而这是根本不行的。但是，他应该到英国人中间去，同他们结交，在交谈中向他们说明德国的事情，而他现在却呆在家里，根据一家或者至多两家报纸的报道来判断这里发生的事件，因为他附近既没有咖啡馆，也没有阅览室。
最后，我可以向你担保（根据你的坚决的要求），路易莎以至少是帝国国会议长才具有的尊严完成了你们对她的委托；一些不成功的俏皮话，她没有来得及说，因为我总是提前说了自己的俏皮话。总之，我们这几天自然是非常快活，同时也是因为你那个假崇拜者[214]的缘故；从最后一页来看，他似乎是个“青年派”，而且要把你置于老人之列。这个小伙子在使用过尚词藻的高地德意志方言方面真是无与伦比。
路易莎和我向尤莉娅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151]暗指1891年7月至8月初在喀琅施塔得对法国分舰队的隆重接待，这次接待成为沙皇俄国和法国接近的公开表示。与此同时，两国进行了外交谈判，1892年8月谈判结束，签订了法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法国和俄国必须就国际政治问题进行协商，并且在一方受到进攻威胁时采取共同行动。这个协定是法俄联盟于1893年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联盟是为对抗三国同盟（见注168）而建立的侵略性军事政治集团。——第139、159、180、226、367、397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167]恩格斯在这封信里分析了载于1891年9月27日《前进报》第226号上的奥·倍倍尔的文章《俄国公债》（《DierussischeAnleihe》）。这篇文章是针对俄国于1891年9月在法国签订的利息为百分之三的公债而写的，倍倍尔把它称为军事公债。
公债额为五亿法郎（即一亿二千五百万金卢布），初期推销颇为顺利。但是，由于1891年俄国发生饥荒，经济状况恶化，其有价证券在欧洲交易所的价格猛跌，这笔公债只推销了约九千六百万卢布。——第154、213、220、225、367页。
[168]三国同盟是旨在反对法国和俄国的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侵略性军事政治联盟。同盟于1882年因意大利加入1879年缔结的德奥军事同盟而最终形成。三国同盟条约的期限订为五年，但是在1887年和1891年，这个条约又重新订立，后来在1902年和1912年又自动延长期限。三国同盟的建立使欧洲开始分成两大军事阵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终于导致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战争开始后，意大利退出同盟，并于1915年归附同德国和奥匈帝国交战的国家。——第155、226页。
[204]1891年秋，俄国外交大臣尼·卡·吉尔斯作环游欧洲的外交旅行期间也访问了米兰，1891年10月12—13日，他在那里同意大利国王翁伯托一世和首相鲁迪尼举行了会谈。欧洲新闻界认为，吉尔斯企图争取意大利退出三国同盟（见注168）。
1891年10月底，亚历山大三世从丹麦归国途中访问了德国的但泽港，并访问了柏林，但回避同德国皇帝会晤。他引人注目地回避拜会威廉二世（虽然在报上已宣布）一事，被欧洲新闻界，特别是英国新闻界看作是俄德两国关系紧张的证明。——第212、225页。
[209]1891年11月26—28日，法国工人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里昂举行。会上通过了市政纲领，确定了党对将在1892年5月1日举行的法国市镇选举的策略。大会还确定了1891年10月初建立的劳工书记处（见注178）的成员。——第224页。
[210]威廉二世有一次到波茨坦某骑兵营去时，暗中撤去卫兵，除其中的号兵外全部予以扣押。然后，威廉命令发出警报，军官们找不到卫兵，慌作一团，威廉以此为乐。年轻皇帝的这种荒诞的恶作剧，得到高级军官的宽恕，但激起了一般军官和士兵的不满。——第225页。
[211]指倍倍尔1891年11月28日在帝国国会发表的关于军事预算的演说。关于这篇演说的报道，曾在1891年11月29日《前进报》第280号的附刊（1）上发表。主张扩军和增加军事预算的议员借口社会民主党在军队中影响的加强可能会引起内部动乱来证明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倍倍尔在答复自己的对手时说：“事态的发展本身对我们是有利的，如果你们把一百万人，直至把预备役民军招募入伍，其中肯定会有十万社会民主党人。”——第226、230页。
[212]倍倍尔在1891年11月15日的信中，提到几个要求加入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的名字，其中有柏林大学的物理学家阿朗斯博士。——第227页。
[213]1891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诞辰，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曾向他发出下列贺电：“值您的寿辰即将到来之际，谨向我们坚定的、不倦的战士，致以最真挚的祝贺。社会民主党德意志帝国国会党团”。——第228页。
[214]指恶意诽谤社会党人的一本匿名小册子《奥古斯特·倍倍尔，工人的俾斯麦。一个社会党人作》（《AugustBebelderArbeiter-Bismarck．VoneinemSocialisten》），小册子看来是1890年在柏林出版的。——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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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96.致劳拉·拉法格1891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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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11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你不必担心，我从来没有想过保尔会有意去做不光彩、不体面的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一个正直的人也可能干出轻率的事，而引起很难预料的后果。我的几封信里没有任何责备保尔的意思，只是提出过这样的设想：可能是有人促使他干了这样轻率的事；此外，我还表示，假如情况确实是这样，我将尽我所能地帮助他改变处境。为此，向保尔说明强加给他的那些话的全部重要性，是极其必要的。
其实你自己也在设想，可能是有人促使他犯了这样的错误。
我们来看看事实。星期一［注：11月23日。——编者注］晚上，《旗帜晚报》刊登了路透社的一则消息[207]，我看了以后，感到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1）要得到确切的消息，（2）假如已经犯了一个错误，要防止一错再错。于是，就给你写了一封信。希望你重读此信时，不会象初读时那样觉得没有道理。后来，当天晚上，最迟次日晨，我收到你：（1）随信寄来的一份没有注明报纸名称的剪报，——显然，路透社也正是根据这家报纸的报道发的摘要；（2）11月25日的《不妥协派报》，报上以《拉法格公民在波尔多》为题发表了一篇通讯，也写道：11月22日保尔在沙大厅……在一次有五、六百人参加的会上说，他不止一次（在1870年）把有关德军情况的各种重要计划和文件送给了当时的秘密警察头目兰克先生，而这些材料是德国社会党人交给他的，它们可能改变事态的发展，云云。
由此我当时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两则报道的内容，你当时是知道的，不加评论地把这两则报道寄给我，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你默认它们基本上属实。由于有了这样一个结论，而且又记起了保尔在利尔的演说（这也是你寄给我的）中的一些话，——这些话我认为至少是多余的，——我就不能不给保尔写11月25日（星期三）那封信了。
现在，我当然明白了，你根本没有读过有关保尔演说的报道，只是从我给你和保尔的几封信里，才第一次获悉强加给保尔的那些话。而现在，你也会知道，这是一个不能漠然置之的问题；如果发表了这种有关某些德国社会党人在1870—1871年战争期间的行动的言论，——不管它实质上是真还是假，——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应该的，如果没有发表，就应该立即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加以否认；在我们完全彻底驳倒这个报道以前，指望我们的德国朋友对我们的法国朋友表示任何信任是可笑的；德国的政府和资产阶级会马上利用这个报道来反对我们的德国党；这个报道将被怎样利用，是无法预料的，但如果只是导致旧的反社会党人法[38]的再度实施，那还算是幸运！
总之，假如保尔是受人诽谤，而且准备公开声明，说他从来没有讲过任何哪怕是含有这种说法的暗示的话（即似乎德国社会党人于1870—1871年战争期间，在德国国内或国外曾向他提供过军事文件、计划、情报或者诸如此类的材料，供法国政府利用），就让他立刻用挂号信把声明寄来。但是，声明必须是明确的，不带有任何保留和条件，否则将是无益的，甚至可能更糟。
假如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能发表这样明确的声明，我认为，摆脱这种窘境的唯一办法，就是你和保尔立即到这里来，当面讨论这些问题，看来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解决。和保尔一样，你也同样必须前来，好使我们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告诉我们你对法国形势的清醒的看法，在我们这些守旧而又迟钝的男子走投无路时，以你那妇女所特有的机敏和灵活帮助我们找到“出路”。你看，我是竭力想帮助保尔摆脱困境的，假如他已陷入其中；而最重要的是，假如已经犯了一个错误，要防止再犯新的错误。他的当选[201]明天将获得承认。最迟星期一我将从德国获悉第一批有关这一晴天霹雳在那里产生了什么影响的消息。因此，你们若是星期日动身，傍晚到达这里，星期一我们或许至少能驱散最险恶的乌云。最好用电报通知我们：“今晚到达”，因为星期日收不到信。但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希望，保尔在这个同别人有极大牵涉的问题上，在没有同这些人商量以前，不要采取任何公开步骤，因为一个微小的过失都可能给他带来祸患。我也希望他能明白，这件事绝非儿戏，应该尽快彻底解决。
爱你的弗·恩·
注释：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201]1891年11月8日在利尔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中，保·拉法格获得六千四百七十票，击败了政府候选人德帕斯，后者得到五千一百七十五票。由于拉法格当选为议员，政府被迫把他释放出狱。——第207、223、238页。
[207]恩格斯指关于保·拉法格1891年11月22日在波尔多的一篇讲话的歪曲报道，这篇报道载于1891年11月23日《旗帜晚报》，题为《利尔的选举》（《TheLilleelection》）。——第218、221、229、236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95.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1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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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1年11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正在全神贯注地整理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工作进展很快，我本想找到时间再回复你15日的来信，但是突然得到一个消息，使我不得不立即给你写信。据称，拉法格在22日波尔多的一次会上说[207]，他按自己的方式为祖国效了劳，把一些计划告诉了兰克先生，这些计划如果受到重视，就可能完全改变事态的发展。这些计划是国际中的德国弟兄们告诉他的，其中有德军的几名军官。拉法格无论如何不可能讲这些话，但我实在想象不出他说了些什么。然而，这一切是这样的愚蠢，提出的责难又是这样的骇人听闻，看来，你们在获悉拉法格究竟说了些什么以前，就要对这种指责作出答复。我昨天当即给劳拉和他本人写了信，今天又写了一封，想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并对拉法格说，你们可能得立即辟谣，如果在这样做时完全没有照顾到他，让他也不要责怪你们。尽管对他并不值得这样，但我还是请你们不要意气用事，——在这种状态下往往会作出种种蠢事，我也常有这样的情况，——而尽可能考虑到同法国工人保持共同的、或者哪怕是类似的行动路线的必要性。当然，你们会说，这种无稽之谈同你们毫不相干；这是不言自明的。你们既没有直接地，也没有间接地给波尔多的法国政府递送任何军事性质的情报或德国军官的计划，据我所知，你们当时和军官们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因此，你们越是坚决有力地拒绝这种荒诞不经的责难，就越好；我只是想提醒你们注意，假如你们只是批驳这个消息本身，不要把责任推到拉法格身上，那就会好得多，并有助于今后避免发生不快的后果。须知，在读到他发言的确切文本以后，并不排除再发表一项声明的可能。一俟收到这个文本，便立刻给你寄去。
拉法格可能说些什么和指的又是什么，我根本不清楚。在国际总委员会这里，我们同德国军官从没有任何联系，因此根本不可能告诉他这些先生们的这种“计划”。如果他是在1868年（或1869年，已记不清）结婚后回到法国时，在法国有了什么别的联系，那就是他后来在这里向我们精心地隐瞒了，以致不论是在他1880年返回法国以前，还是以后，我们对此都毫无所知。
不管怎样，他是做了一件不容宽恕的蠢事，——是胡说八道，还是泄露了秘密，让他自己来判定吧，——使你们处于这样的境地，以致使人们对保持国际联系失去任何兴趣。我预料，对你们的诽谤将会汹涌而来，但暂时还想不出对策。我只能设想，是拉法格血管里那八分之一或十六分之一的黑人血液有时沸腾起来，使他做出这种完全无法解释的狂举，做出这种——说得缓和一些——根本不可思议的蠢事。
由于过去的德国军官中的许多人在1848—1849年以及后来曾侨居国外，他很可能了解到一些什么，但是，把这推到“德国弟兄们”头上，实在骇人听闻。
如你们愿意，我随时准备证明，国际总委员会在战争期间，除了登刊在你们自己报纸上的消息外，从来没有，确实一次也没有向法国传递任何来自你们那里的消息的可能，我也准备发表任何声明，以便帮助消除要你们对参与这种蠢事负责的任何口实。即使出现过某种类似的事，你们对此也是无辜的，就象母体里的胎儿那样。
昨晚，我们获悉这件极不愉快的事以后，随即传来了《旗帜晚报》上关于在哈雷选举中获胜的令人振奋的消息。[208]这证明，尽管个别人做了种种蠢事，我们大多数人还是在前进。
附带提一下：明信片上有一行字，——我以为你们那里会有人看懂的，——是一句俄语：dasdravstvujetBerlin！意即：柏林万岁！
好象该去邮局了，以便把此信挂号寄出，这样更保险一些。关于你来信中的内容，只好留待下次再谈了。看来，俄国人准备把自己的魔爪收敛起来，银行家们承受不了巴黎公债：俄国政府被迫收回整整三分之一的公债，因为无法推销[167]。这件事说明，资本没有祖国也有其好的一面。
本想给你的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也写一封信，但不能如愿了。想必她已收到路易莎的信。
你的弗·恩·
注释：
[167]恩格斯在这封信里分析了载于1891年9月27日《前进报》第226号上的奥·倍倍尔的文章《俄国公债》（《DierussischeAnleihe》）。这篇文章是针对俄国于1891年9月在法国签订的利息为百分之三的公债而写的，倍倍尔把它称为军事公债。
公债额为五亿法郎（即一亿二千五百万金卢布），初期推销颇为顺利。但是，由于1891年俄国发生饥荒，经济状况恶化，其有价证券在欧洲交易所的价格猛跌，这笔公债只推销了约九千六百万卢布。——第154、213、220、225、367页。
[207]恩格斯指关于保·拉法格1891年11月22日在波尔多的一篇讲话的歪曲报道，这篇报道载于1891年11月23日《旗帜晚报》，题为《利尔的选举》（《TheLilleelection》）。——第218、221、229、236页。
[208]1891年11月24日《旗帜晚报》捏造了一条消息，说在哈雷的帝国国会选举中，一个名叫哈特曼的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胜利。事实上是在第十一选区哈尔、欧龙根、瓦里斯堡、巴克瑙举行了选举；当选为议员的哈特曼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第220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94.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1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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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1年11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11月6日的来信和8日的明信片，均已收到。
阿德勒同倍倍尔从布鲁塞尔来这里时，曾答应按期把维也纳《工人报》寄给你，维也纳人是守信用的。目前，奥地利的运动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得把这份报纸留给自己使用。
《穷鬼》周刊使得大家笑个不停。阿道夫的第一篇文章，阿德勒带走了，第二篇我寄给了倍倍尔。
不言而喻，马克思写给你的信，在你认为必要时即可发表，不必问我，也不必问别的什么人。你的那些关于美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写好以后，应该出单行本[206]，譬如列入狄茨的国际丛书，以便作为一个完整的材料保存下来。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同狄茨商定一切必要的事宜。当然，他对此也应付给你报酬。
巴枯宁传[183]已收到，谢谢，但我还没有看。
在过去给你的一封信里，我请你不要给我寄任何美国资产阶级杂志［注：见本卷第178页。——编者注］，其中较好的一些，如果里面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我可以在这里（通过米迪）弄到；杜西在注意着这些杂志。相反，我曾打算向你提出另一请求，但是当时有事打断了我，信就这样封上了；这一请求是，时常给我寄几期任何一种女权主义的刊物。路易莎偶尔浏览一下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以便自己能够熟悉，从而也使我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了解这种骗局的情况。
在柏林和其他城市的地方选举中又取得了胜利，——在柏林，选票增加了两倍。“青年派”[166]已建立了组织，并出版一种卑鄙、拙劣的小报——《社会党人报》。上面除了诽谤和谎言，没有别的东西。如果不是李卜克内西犯了那么多的错误，把《前进报》办得如此之糟，同他们进行斗争当然会容易些。
这么说，施留特尔夫人终于还是回去了！同我们在这里所预料的丝毫不差。
在这里的市政选举中也取得了种种不大的胜利。在西镇（所谓的西，实际上是东头［注：伦敦东部，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区。——编者注］的东端），煤气工人工会[47]书记威廉·梭恩当选。他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等等。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注：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和你。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47]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是1889年3月底至4月初在八十至九十年代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人之多。这个工会积极参与了组织著名的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见注74）。由于这一罢工和该工会活动的结果，产生了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二个非熟练工人的大的联合组织——码头工人工会，该工会在组织其他群众性新工联方面，在争取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中，在筹备和安排九十年代的英国工人五一节示威游行方面，也起了显著的作用。
由于在煤气工人中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首先是爱·马克思-艾威林进行了这样的工作，煤气工人给予爱尔兰的工人运动以巨大的影响，并成了爱尔兰一些群众性工联的发起者；参加这些工联的还有农业工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煤气工人和杂工全国工会（该工会的全称）同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保持着联系，其领导人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威廉·梭恩作为该工会的代表，出席了1891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见注77）。——第30、44、74、106、130、136、217、231、286、327、567、570页。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83]指题为《巴枯宁传》（《ZurBiographieBakunin’s》）的一组文章，载于1891年1月3、10、17、24和31日，2月7、14、21和28日，3月7、21和28日，4月4、11和18日的无政府主义报纸《自由》（《Freiheit》）第1—10号和第12—16号。左尔格在1891年10月9日的信中把这些文章的情况告诉了恩格斯，后来又根据恩格斯的请求将该报上述各号寄去。巴枯宁传刊载时的署名为**；左尔格认为，作者是一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第179、216页。
[206]1890—1895年期间，左尔格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组关于1830—1892年期间美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原拟将这些文章出单行本，后未实现。——第216、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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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93.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1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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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1年11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赶在截邮之前匆匆写几句。拉法格获胜的消息，你想必已从电讯中获悉。这一胜利是孔斯旦先生造成的，他的愚蠢的狡猾和刚愎同俾斯麦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一，在那个臭名昭著、别有用心的诉讼案中，孔斯旦把政府制造的富尔米开枪事件[113]的责任推到拉法格身上，并判处他一年徒刑；第二，这样一来，拉法格在诺尔省的声望大增，一出现空额，利尔就提名他为候选人，而孔斯旦竟违反二十二年来帝国的一贯作法，在竞选活动期间继续把他监禁在狱中，不予释放；第三，拉法格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五千零五张选票，即比绝对多数只少七百八十票，而孔斯旦仍然不予释放，尽管挨了众议院一个响亮的耳光。但由于获得二千二百七十二张选票的激进派[31]候选人罗什放弃了自己的候选人资格，以增加拉法格的选票，拉法格的胜利也就十拿九稳了。
然而最妙的是，拙笨的孔斯旦竟使拉法格的选举酿成整个的事件，从而根本动摇了他本身的地位。这就是：当米勒兰于10月31日在众议院要求释放拉法格时，关于转入例行议程的决定，以二百四十票对激进派的一百六十票被通过。而这也只不过是由于一百七十名保皇派弃了权。这是布朗热时期以来激进派第一次投反对政府的票，从而也就表明，政府随时有可能由于激进派和保皇派的联合投票而被推翻。11月9日，拉法格当选以后，再次提出了关于释放他的提案，仅仅是由于可能出现这种联合投票的局面，政府才不得不放弃阻挠释放他的打算。
但是，内阁中发生了剧烈的争执，——弗雷西讷想借助激进派拼凑自己的多数，而孔斯旦则想借助保皇派反对激进派。孔斯旦因5月1日以来的所作所为而深受工人的憎恨，而他的朋友鲁维埃又声名狼藉，被认为是内阁中最贪脏受贿的人，就连卡诺也不能容忍孔斯旦，因为后者企图接任他的共和国总统职位。由此可见，议会中的所有这些动荡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法国政府不稳的局面再度出现，这是和平的新保证，因为沙皇是避讳同日益失去根基的巴黎政府携手发动战争的。
另一方面，从法国国内形势来看，这些征兆也很重要。很大一部分激进派——米勒兰、奥韦拉克、莫罗等人——懂得，没有工人将一事无成，他们懂得，政府玩弄的花招是，向众议院提出似乎有利于工人的法案，同时又设法使这些法案在参议院遭到否决，而这种作法再也行不通了。但如果拉法格进入众议院，那里那个由七八人组成的、不大的社会主义派——他们都是一些软弱无力、缺乏主动精神的人——就有了领导人，事情可能迅速改观。当然要有一个条件：我们的保尔不致让自己那八分之一或十二分之一的黑人气质占上风。
在德国，事情进展很顺利。福尔马尔在慕尼黑[196]遭到了甚至比在爱尔福特[166]更加彻底的失败。反对派实际上已经是微不足道的了，而且很快就会完全堕落成警察的走卒。所有与此相反的报道都是臆造的，特别是你们通过电讯获得的那些报道更是如此，——我在这里已看到了一些绝妙的样品。
《前进报》的情况将会怎样，我不得而知。这份报纸渐有起色，但希尔施不会留在那里工作。我看，这不见得是什么不幸。
向你的夫人［注：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31]激进派——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9、205、208、214、239、249、278、536、556、561页。
[113]指富尔米市（法国诺尔省）1891年五一节示威游行时发生的开枪事件。为了抗议逮捕示威游行者，人们聚集在市政厅前举行了新的和平示威，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当时，未发警告就向示威游行者开枪射击，结果三十人受伤，十人死亡，其中有妇女和儿童。
关于富尔米市发生向示威群众开枪事件后对社会党人的迫害，见注140。——第99、210、214页。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96]1891年10月26日在慕尼黑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福尔马尔作了关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报告，他对代表大会关于把某些“青年派”首领开除出党的决定（见注166）表示遗憾。会议就他的报告一致通过一项决议：会议赞同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策略的决定，并建议所有党员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此决定。——第198、210、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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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92.致奥斯卡尔·海德费尔德1891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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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致奥斯卡尔·海德费尔德
利物浦
［草稿］
1891年11月12日［于伦敦］
先生：
……您信中提到的票据[205]，我仍然保存着。但现在已没有任何价值，因为保险单早已失效，——其原因是德朗克先生没有缴纳他应缴的保险费。应于1877年11月缴的第一笔款，我已缴付，当时以为他会还我，但当我向他索取时，他却根本不予答复。从此，我连他的地址也无法获悉，尽管我在曼彻斯特的委托人曾千方百计地寻找他。既然如此，况且应缴纳的保险费及其利息，连同最初代付款项的利息，显然已超过可按此保险单获取的款数，我只好听任保险单作废。
根据您告诉我的情况，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他没有抵押保险单，结果也还是一样。［注：这封信的开头和结尾部分残缺。——编者注］
注释：
[205]奥·海德费尔德在1891年11月11日的信里把恩·德朗克去世的消息告诉了恩格斯，并查询德朗克投保人寿保险以及将该保险单给恩格斯作抵押的情况（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199、200、203—204、206—207、290、334—335、337页）。——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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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91.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1年11月9—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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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1年11月9—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10月29日的来信和寄来的一些材料，以及10月30日的明信片，均已收到[200]，谢谢。
总之，拉法格取得了胜利。[201]这是一桩大事：第一，因为它对法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这个影响看来会是很大的；第二，因为在这件事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党团，包括可能派[30]在内，的确是共同行动的，尽管有时是勉强的！第三，因为孔斯旦先生以那种不亚于俾斯麦的愚蠢的狡猾和横暴，把一次普通的补选变成了动摇内阁的全国性重要行动。
内阁曾经有两个主要的支点：第一，对共同的危险——布朗热——取得胜利；第二，示威性地炫耀同俄国的密切关系。另外，还有第三，在九月大演习中成功地——至少在一般人看来是这样——显示了法国业已恢复的军事力量。政府借助这三点，迫使极左派给它以支持：所有的“共和派”形成了一个多数，反对一切保皇派、布朗热派，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对社会主义者。由于孔斯旦违反1869年以来的惯例，拒不释放拉法格，剥夺他为自己竞选的可能。激进派对此是不能容忍的。于是便出现了10月31日因罗什的质问而展开的大辩论[199]，以及内阁获得的皮洛士式的胜利——二百四十票赞成，一百六十票反对，但一百七十名保皇派弃权。可见，反对内阁的票数实际上形成多数，超过对方九十票。激进派[31]的离去意味着内阁的倒台，只要保皇派想要它倒台并同激进派联合投票的话。当然，这次投票以后，激进派的惊慌并不亚于内阁，特别是内阁以解散相威胁，并向激进派暗示，选民对内阁将比对现议院更有好感——这是十分可能的。总之，孔斯旦的行径向“共和派”一帮表明，促使他们联合的那个敌人消失之后，使他们不可救药地四分五裂的内部问题依然存在。裂痕已经出现，要弥合是不可能的，而现在孔斯旦继续把拉法格扣留在圣珀拉惹，从而践踏了共和制的一切尊严，情况也就更加尖锐。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预料内阁将由于激进派的离去而迅速倒台，相反地，激进派在并非出自本意地获得一些胜利之后，还会屡次三番感到懊悔，并请求政府宽恕。而在内阁本身，弗雷西讷和利鲍为一方，孔斯旦和鲁维埃为另一方，进行着公开的角逐，再来一次这样没有把握的表决，就可能使这种角逐演成危机，并引起分裂，从而导致阁员的更替，再度造成内阁不稳的局面。这就意味着，俄国对法国的亲善将会冷淡下来，因为沙皇需要一个稳定的法国政府；最终，这可能导致在局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进行新的选举，其结果也会迥然不同。
当李卜克内西在《前进报》上兴高采烈地谈论法国没有沙文主义时，巴黎报刊（我在选举活动期间一直在密切注意着它们），特别是克列孟梭的《正义报》（李卜克内西想必每天也在阅读），使我确信，“共和派”的反布朗热主义的联盟（机会主义派、激进派、可能派[30]）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基础，即政府在爱国主义方面要胜过这个布朗热，同俄国结盟，向全世界显示军队的战斗力，挥舞刀枪，如果这样做引起复仇战争，就振奋地、愉快地进行之，换句话说，就有可能更直截了当地挑起复仇战争，这是所有法国资产者的宿愿。正如1849年的和1871年的共和国是最容易把保皇派团结起来的一种形式，复仇战争也是必然会把所有共和派，即资产阶级共和派联合起来的一个中心点，——要知道，工人们被认为只是投票的畜生，——的确，这是在争得共和国并加以巩固之后，这种联合能够借以实现的唯一的一点。复仇是布朗热主义成功的秘诀，——那末，让我们也来宣告复仇吧！收复亚尔萨斯—洛林！如果你把布朗热以前和布朗热时期的《正义报》同目前的《正义报》作一比较，未必会得出其他的结论。不过，这同李卜克内西的原则是相违背的。他说什么，法国不可能有强烈的沙文主义思潮，这是同永恒的原则相矛盾的，因而是不能成立的。在事态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前进报》的这种政策可能要使你们付出高昂的代价，你们将因自己这位政治领导人在对外事务上的色盲症而受到损失。不知道希尔施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何想法，他以前对法国时而也有过一些离奇的观点，不过，同他大概是可以谈通的。
11月10日
总之，拉法格被释放了。他只是在众议院开会期间获得自由，可是，甚至迈耶尔·奥佩尔·冯·布洛维茨也不相信，在会议结束后拉法格还得重回珀拉惹。这是孔斯旦的又一次失败。他和追随他的机会主义派原想继续把拉法格扣留在狱中，但他们确信，激进派和保皇派组成一个反对政府的多数之后，可能作出释放拉法格的决定，于是这些先生们不得不作出让步。这样，极左派不得不两度同政府分手。不过，谁看不到政府和机会主义派无耻地利用自己的统治地位来使个人发财致富，谁看不到大批激进派与此有牵连，并且有利害关系，而这些人只是在等待时机，当自己有足够力量时，就掌握权柄，并提取目前落到机会主义派手中的乳脂，谁看不到这些，谁就根本无法理解法国议会的整个政策。
法国政府由于愤怒而落到了何等愚蠢的地步：利尔举行复选的前几天，在富尔米进行了征兵，有三十名年轻士兵被编入驻扎在莫贝日的第一百四十五团的一个营，这个营在5月1日那天在富尔米曾向他们这样一些人开了枪[113]；5月1日被这个营枪杀的玛丽·布龙多的兄弟，也是这三十个青年之一！这可能使人有置身普鲁士之感。《前进报》对这一切竟然一无所知！
你们在柏林取得的胜利[200]，以及福尔马尔在慕尼黑遭到的十分明显的、对他来说极为懊恼的失败[196]，使我们非常高兴。我想，你们在一定期间将可避免发生新的分裂和由此引起的清洗，而且在此期间，党将壮大起来，以致反对派的此种方法可能根本无法再使用。但是，假如这个由好闹纠纷的人组成的集团将在被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你们是否会感到更满意一些呢？这当然还是个问题。
苏黎世事件[202]再一次表明，那些在国外的团体对你们是多么大的负担。你们能不能借此机会对这群人来一个彻底的清算呢？《前进报》出色地痛斥了汉斯·弥勒，但这并没有使你们摆脱国外那些蠢人肆意对你们进行的责难。此地的协会[161]和吉勒斯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你们对吉勒斯的声明［注：见本卷第184页。——编者注］不公开表态，说明此地的协会同党处于怎样的关系，而只是在私人通信中表示抗议，那是无济于事的。只要你们保持沉默，这里就会把这群人做的种种蠢事的责任直接推到你们头上，而从协会过去的历史来看，这样做也完全是有道理的。
施托尔佩—劳恩堡的情况，以及《前进报》上你那篇完全可以反映我的看法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使我们十分高兴。[203]的确，易北河以东地区的雇农（犹如英国的雇农），实际上大都还处于农奴的地位，在他们尚未受到进步党人[160]的预备教育之前，我们不可能通过直接的宣传给他们以很大影响。进步党人的义务就在于为我们准备基础，而且他们是会卓有成效地做到这点的。因此，如果说在柏林，进步党人由于他们的软弱无力，对我们党来说，可以列入反动的一帮，那末在农村，他们目前还绝不是处于这样的地位。诚然，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久了。
帝国国会的任期延长五年，看来仍旧是无法实现的。假如继续施加压力，多数将发生分化，政府就只得采取解散帝国国会的手段，因为别无其他出路。要是发生战争，那就更是如此。就在今冬，你们将亲自看到一些有趣的事件。
我高兴地获悉，在有技术素养的人们中间，现已对我们表现出如此的好感。不过，通过本身就是资产者的法国共和派的例子，我在1848年和1870—1871年就已十分清晰地看到，在危急关头，这样的盟友及同情者不可能同我们一道走得很远，而且还要和他们一起大出其丑。因此，为了大工业和大农业经济的社会化这样的大事，我希望有可能在几年之内更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些先生们的本事和毅力。这不仅可以使我们避免摩擦，而且可以在关键时刻防止一场否则就必然要遭到的彻底失败。即使不这样，也会出现许多重大的过失；要知道，这是难以避免的。你自己就说，在愿意效力的人们中间，有不少人的奢望多于其才干和知识；我也不会忘记辛格尔在谈农涅时向我叙述的那些大学生的情况，他们由于惧怕考试而向社会民主党靠拢。但是，他们向我们靠拢这个事实本身，却是事态日益成熟的标志。
俄国的饥荒真是骇人听闻。在辛比尔斯克，举行暴动的饥民每人被鞭笞五百下而死去。在南方，秋播作物或因干旱根本不能下种，或因严寒过早到来而冻死。可见，明年仍然是灾年。我觉得，俄国人大大抑制了自己的热情（吉尔斯的米兰之行），并且稍稍约束了冲得太远的法国人，正因为如此，沙皇竟然认为可途经德国而不拜会年轻的威廉[204]，须知，这对陛下是莫大的侮辱。一旦法国内阁不稳，你会看到，沙皇将变得何等爱好和平，——当然，他不会停止在东方和中亚的掠夺行径。
索耳斯贝里昨晚向西蒂区的蠢驴和骗子们宣称，和平的前景没有一丝乌云。这可能是个不良的预兆，1870年外交大臣格兰维耳在战争爆发之前两周就讲过同样的话。
法国在9月间举行的、有四个军团参加的演习，纯系讹诈。查理·迪耳克爵士——他在破坏夫妻信义方面，是帕涅尔的同行，尽管其理由有所不同，——用兴高采烈的、亲法的笔调描述了这次演习，但他的文章却证明，许多东西根本不行，而有些东西自1870年以来从未变更。尤其是军官不中用。大规模的动员开始以后，会暴露出更多的缺陷。
路易莎向你问好。
你的弗·恩格斯
巴黎的银行家们对俄国公债[167]无论如何也消化不了。它的市价比发行价格下跌了百分之四，于是这些人不得不在这里大批抛售其他有价证券和股票，以便在巴黎能够再把公债额的百分之二十付给俄国人。［注：恩格斯的这段附言，写在此信页边的空白处。——编者注］
注释：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31]激进派——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9、205、208、214、239、249、278、536、556、561页。
[113]指富尔米市（法国诺尔省）1891年五一节示威游行时发生的开枪事件。为了抗议逮捕示威游行者，人们聚集在市政厅前举行了新的和平示威，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当时，未发警告就向示威游行者开枪射击，结果三十人受伤，十人死亡，其中有妇女和儿童。
关于富尔米市发生向示威群众开枪事件后对社会党人的迫害，见注140。——第99、210、214页。
[160]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成员。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来右翼，它投降俾斯麦，并组织了民族自由党（见注248）。与民族自由党不同，进步党在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以后，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1884年，进步党人同由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成为德国自由思想党（见注112）。——第149、211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167]恩格斯在这封信里分析了载于1891年9月27日《前进报》第226号上的奥·倍倍尔的文章《俄国公债》（《DierussischeAnleihe》）。这篇文章是针对俄国于1891年9月在法国签订的利息为百分之三的公债而写的，倍倍尔把它称为军事公债。
公债额为五亿法郎（即一亿二千五百万金卢布），初期推销颇为顺利。但是，由于1891年俄国发生饥荒，经济状况恶化，其有价证券在欧洲交易所的价格猛跌，这笔公债只推销了约九千六百万卢布。——第154、213、220、225、367页。
[196]1891年10月26日在慕尼黑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福尔马尔作了关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报告，他对代表大会关于把某些“青年派”首领开除出党的决定（见注166）表示遗憾。会议就他的报告一致通过一项决议：会议赞同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策略的决定，并建议所有党员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此决定。——第198、210、215页。
[199]1891年10月31日，众议院讨论罗什要求政府对拖延释放狱中的拉法格，从而使拉法格无法为自己进行竞选一事作出解释的质问。就此问题对政府进行抨击的，还有米勒兰和克列孟梭。激进派投票反对政府提出的转入例行议程的提案。保皇派弃权。表决结果是政府的提案只获得了微弱的多数。——第205、208页。
[200]奥·倍倍尔在他1891年10月29和30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柏林和其他城市召开了社会民主党人会议，这些会议都赞成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见注166）的各项决议。——第207、210页。
[201]1891年11月8日在利尔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中，保·拉法格获得六千四百七十票，击败了政府候选人德帕斯，后者得到五千一百七十五票。由于拉法格当选为议员，政府被迫把他释放出狱。——第207、223、238页。
[202]1891年10月31日，侨居苏黎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了公开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根据汉斯·弥勒的建议），表示不同意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关于把“青年派”的首领开除出党的决定（见注166），并希望下届党代表大会撤销该决定。1891年11月5日《前进报》第259号在报道这次大会时强调指出，出席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人，比侨居国外的汉斯·弥勒更有资格评论党的事情。——第210页。
[203]指施托尔佩—劳恩堡（下波美拉尼亚）选区1891年10月28日举行的选举。奥·倍倍尔在他载于1891年11月1日《前进报》第256号的《施托尔佩—劳恩堡的帝国国会选举（《DieReichstagswahlinStolp-Lauenburg》）一文中，对该区选举作了分析。自由思想党（见注112）的议员在该区选举中获胜，而1867年以来，这里一直是保守党人当选。倍倍尔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表明反动势力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削弱。——第211页。
[204]1891年秋，俄国外交大臣尼·卡·吉尔斯作环游欧洲的外交旅行期间也访问了米兰，1891年10月12—13日，他在那里同意大利国王翁伯托一世和首相鲁迪尼举行了会谈。欧洲新闻界认为，吉尔斯企图争取意大利退出三国同盟（见注168）。
1891年10月底，亚历山大三世从丹麦归国途中访问了德国的但泽港，并访问了柏林，但回避同德国皇帝会晤。他引人注目地回避拜会威廉二世（虽然在报上已宣布）一事，被欧洲新闻界，特别是英国新闻界看作是俄德两国关系紧张的证明。——第212、22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90.致劳拉·拉法格1891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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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1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胜利了！尽管《每日新闻》把胜利的消息塞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塞在通常用来填补版面的简讯中间，但还是告诉了我们：保尔击败了德帕斯（此人现在最好把自己姓氏中的字母α——那么多双关语就是由此而来的——改成e），超过约一千四百张选票。可见，我们昨天两次干杯（波尔图酒和克拉列特酒）还是起了作用。总之，成绩是不小的。但是，取得胜利的方式，也许比胜利本身更为重要，它使一次普通的补选变成了其影响无法估量的、重大的政治事件。保尔完全可以把他的孔斯旦看做社会主义的无意的帮手，这个帮手并不亚于普鲁士国王；而且在孔斯旦和俾斯麦之间，正如过去在俾斯麦和路易·波拿巴之间那样，确实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具有平庸的商人和投机者那种目光短浅的机敏和愚蠢的权术，他们追求一定的目的，却错误地估计前因后果，因而结果适得其反。
无论如何，孔斯旦的愚蠢行为不仅使保尔当选，——他的当选将大大推动社会主义在整个法国的传播，——而且使当年在卡德街[95]为支持内阁，反对布朗热主义而建立的联盟遭到削弱。我不认为，大部分克列孟梭激进派分子现在就会离开内阁，他们还被牢牢地控制着。但是，往日那种安然无虑之感，自从就罗什提出的质问进行辩论之后，已不再存在了。[199]某些最坚定的人士，如米勒兰等人，几乎不可能留在政府联盟之内了。这一事实以及某些人的个人野心和内阁内部的钩心斗角都足以引起变动，而每个变动都会削弱沙皇和法国沙文主义者之间的联系，因而有利于和平。顺便说一下，俄国政府在布朗热身上花了几百万之后，现在又不得不在击败了布朗热的那些人身上再花几百万，这是多么大的历史讽刺呵！
这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你使我能够通过巴黎报刊观察事态的种种变化，非常感激。这个兰克已经成了一头多么可鄙、多么无能的政治蠢驴。这个家伙想必在为发财而奔忙！
我把几行幽默的贺词直接寄给了保尔，——为的是让狱吏先生一读。如果他没收了，我再给你抄送一份。但我希望，而且相信，议员先生将会受到更大的尊重。
我很想知道，孔斯旦和议院如今将怎样行事。他们若是企图把保尔继续扣留在圣珀拉惹，对他们将会更加不利。
我觉得，克罗弗德老太婆的话并不怎么错，她说，现内阁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对外显示法俄的一致；这一情况使得激进派[31]担心议院被解散。如果内部的争论最终导致内阁的垮台（这是很可能的），而且是利用另一次诸如上上星期六［注：10月31日。——编者注］那样的毫无把握的胜利，一切就会发生变化。第一，一旦政府的不稳再度明显地表现出来，同俄国的一致将成为幻影；第二，假如内阁发生分裂，分离出来的任何一派，都将把这种一致归功于自己；第三，最后一点，内阁分裂后，谁也无法预言，经改组的内阁会是个什么样子，它又能维持多久。
近来，我又比较经常翻阅克列孟梭的《正义报》了，并且觉得反布朗热主义的联盟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只有一个办法能够铲除目前或未来的任何布朗热的立足点，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同俄国结合，然后加速发动复仇战争。这是我从《正义报》那“我们将比布朗热更爱国！”的调子中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毫无疑问，这个计划可以使他们都满意：同德国算账，重新把法国提高到首要强国的地位（俄国可能允许他们造成这样的外观，其条件是法国要让俄国在实际上居首要地位），然后，而不是在此以前，再来调解共和党内部的争吵。假如不是这样，那末，无论是激进派的言论，还是他们的行动，我都无法理解。即使他们是些蠢人，但任何愚蠢总还有个限度，至少在疯人院外面是如此。
路易莎也想写几句，就此结束。祝好。
永远是你的弗·恩·
［路·考茨基的附笔］
亲爱的劳拉：
我感到十分自豪，我对《M．P．》[174]两个字母所下的定义最终证明是对的，尽管在此以前您一直是对的，而且在状况改变之前，您还是对的。关于《M．P．》（照您的含义）当选的短讯，登在《富孀被害》简讯下面；这是将军发现的，我没有想到，一个社会主义者当选的消息，要在资产者感兴趣的东西下面去找……［注：附笔结尾残损。——编者注］
注释：
[31]激进派——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9、205、208、214、239、249、278、536、556、561页。
[95]恩格斯把“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同盟”形象地称为卡德街（Cadet）（该同盟座落在巴黎的这条街上）。这个同盟是激进派（见注31）和温和共和派为了反对共同的危险——布朗热主义，在1888年5月建立的。后来可能派（见注30）也加入了该同盟。——第77、205页。
[174]M．P．是MemberofParliament（议员）的惯用缩写。由于保·拉法格被提名为众议院议员候选人，路·考茨基称他为M．P．，即议员。劳·拉法格在1891年10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此诙谐地说：在法国，M．P．表示membredePélagie——珀拉惹的成员，即被监禁在圣珀拉惹监狱里的人，指在那里坐牢的保·拉法格。——第166、191、206页。
[199]1891年10月31日，众议院讨论罗什要求政府对拖延释放狱中的拉法格，从而使拉法格无法为自己进行竞选一事作出解释的质问。就此问题对政府进行抨击的，还有米勒兰和克列孟梭。激进派投票反对政府提出的转入例行议程的提案。保皇派弃权。表决结果是政府的提案只获得了微弱的多数。——第205、20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89.致康拉德·施米特1891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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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致康拉德·施米特
苏黎世
1891年11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米特：
首先祝贺您订婚，并希望不久的将来祝贺您新婚之喜。这一决定性的日子何时到来，望告知，我们好为您的健康和您年轻的新娘的健康干杯，今天午餐时，暂为您干一杯波尔图酒，作为开端。
同时，祝贺您同古滕塔格签订了合同。这篇东西值得下一番功夫，但需要时间。[198]下星期，我要着手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正因为如此，我才这样迅速地给您复信，我要在此以前把该写的信都写完），并打算一气完成这项工作，不再中断。这样您还可以把这一必不可少的总结部分也包括在内。
不读黑格尔的著作，当然不行，而且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先读《哲学全书》的《小逻辑》，是很好的办法。可是，您要采用《全集》第六卷，而不要采用罗生克兰茨编的单行本（1845年版），因为前者引自《讲演录》的解释性的补充要多得多，尽管恒宁格这个蠢驴自己对这些补充也往往全然不懂。
在导言中您会看到，首先是第26节等批判沃尔弗对莱布尼茨的修改（历史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其次是第37节等批判英、法经验主义，再其次是第40节及以下各节批判康德，最后是第61节批判雅科比神秘主义。在第一篇（《存在论》）中，您无须在《存在》和《无》上花费过多的时间；《质》的最后几节，以及《量》和《度》，就好得多了。但是，主要部分是《本质论》：揭示了抽象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刚想抓住一个方面，它就悄悄地转化为另一个方面，如此等等。您随时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弄清这一点。譬如，您作为未婚夫，会在自己和您的未婚妻身上看到同一和差异的不可分离的鲜明例证。根本无法判明：性爱的欢娱，是来自差异中的同一呢，还是来自同一中的差异？在这里，如果抛开差异（这里指的是性别）或同一（两者都属于人类），那您还剩下什么呢？我记得，正是同一和差异的这种不可分离，最初是怎样折磨我的，尽管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不能不碰到这个问题。
然而，千万不要象巴尔特先生那样读黑格尔的著作，就是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寻找作为他建立体系的杠杆的那些谬误的推论和牵强附会之处。这纯粹是小学生做作业。更为重要的是：从不正确的形式和人为的联系中找出正确的和天才的东西。例如，从一个范畴过渡到另一个范畴，或者从一个对立面过渡到另一个对立面，几乎总是随意的，经常是通过俏皮的说法表述的，比如，肯定和否定（第120节）二者“灭亡了”，黑格尔就可以转到“根据”［注：“灭亡”的原文是《ZuGrundegehen》而《Grund》有“根据”的意思。——编者注］的范畴上去。在这方面思考过多，简直是浪费时间。
由于黑格尔的每一个范畴都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阶段（他在多数情况下也指出这种阶段），所以您最好把《哲学史讲演录》（最天才的著作之一）拿来作一比较。建议您读一读《美学》，作为消遣。只要您稍微读进去，就会赞叹不已。
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颠倒的，是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是“思想的自我发展”，因而事物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
即使把马克思的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同黑格尔的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作一比较，您也会看到一种绝妙的对照：一方面是具体的发展，正如现实中所发生的那样；而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结构，在其中非常天才的思想以及有些地方是极其重要的转化，如质和量的互相转化，被说成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的表面上的自我发展。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一打来。
高贵的沃尔弗把他著作［注：尤·沃尔弗《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谜》。——编者注］的单行本寄给了我。但我还没有看，尽管有一位匿名的“敬仰者”问我［注：见本卷第153页。——编者注］，是否打算给这个家伙“一个耳光”。跟这样的教授算账，总会有时间的。
党代表大会开得很好。[166]为了对付“反对派”而花费这么多的时间，这于事丝毫无损；就让市侩们尽情地高兴去吧，但这在党内却产生了良好的作用。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77]以后，倍倍尔和阿德勒来此住了几天。我们都很愉快。伯恩施坦为拉萨尔全集撰写的那篇很好的序言，即将用英文出版。[190]
希望您第一次开课时有很多学生听课。
向您致最好的问候。
您的弗·恩格斯
考茨基夫人也向您和您的未婚妻衷心祝贺。
注释：
[77]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1年8月16—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三百三十七名代表。就其组成来看，这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可能派（见注30）的首领们要把大会的召开控制在自己手里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因而没有出席。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不许来到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英国工联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美国代表中间，除了社会主义者外，还有美国工会组织的代表。
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关于劳工保护法、关于罢工和抵制、关于军国主义、关于庆祝五一节等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决议中，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统治，在工人有政治权利的地方，应当利用这些权利，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的地位。在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中，代表大会建议工人采用这些斗争手段。这一决议特别强调了工会组织对工人的绝对必要性。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在李卜克内西和瓦扬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以及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论点：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真正主张和平的政党是社会主义者的党。但是，决议案中没有明确规定反对战争威胁的具体任务和斗争手段。
荷兰代表、第二国际中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多·纽文胡斯反对李卜克内西的决议案。他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每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各国社会主义者都应当号召本国人民起来举行总罢工。纽文胡斯的无政府主义空谈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绝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威·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把代表大会的结果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胜利”。——第62、68、71、77、121、124、132—135、137、141、144—146、149、163、204页。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90]关于这里所列举的恩格斯一些著作的版本即将出版的通告，载于1891—1892年《新时代》第2卷第9期第283页。
这里提到的伯恩施坦为拉萨尔全集（见注56）撰写的序言的英文本，是爱·马克思-艾威林翻译的，于1893年以《社会改革家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Lassalleasasocialreformer》）为题出版。——第189、204页。
[198]在1891年10月25日的信中，康·施米特告诉恩格斯，他打算写一篇东西，题为《卡尔·马克思，他的学说及对科学的态度》。这篇著作看来没有写成。——第20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88.致保尔·拉法格1891年10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88.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10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路易莎和我，为上星期日［注：10月25日。——编者注］的选举结果，向您表示衷心祝贺。“这是壮观的”，而且这是“作战”。[194]不错，有四千四百名选民弃权和受蒙蔽，然而，要使德帕斯的票数超过您而被通过［注：俏皮话：德帕斯这个姓的原文是《Depasse》，同“超过”（dépasser）、“通过”（passer）的发音相近。——编者注］（噢，双关语！腹泻时才会这样通畅，但愿这次也能通过！），就得把这些弃权者中的三千一百多人联合在您的竞选对手周围。这是前所未有的！您的成就简直令人陶醉。总之，八天后我们将为您的最后胜利干杯，——不过明天我们也决不会把您忘掉。
我从劳拉和您寄来的报纸上发现，政府的激进化报刊最终不得不报道你们的选举。《时报》的胡言乱语，只会有利于您。冰层既已破开，无论这些先生们说些什么，对您只会有益无损。连《正义报》的勇士佩尔坦也迫不得已替您讲话。
您如当选，议院将面临一个新的难题：是否把赞成释放您的问题付诸表决？
众议院的激进派中，以米勒兰、奥韦拉克、莫罗为一方，以支持克列孟梭的多数为另一方，正酝酿着一场新的分裂，这是怎么回事呢？您提到同前一部分人建立联盟的可能性。[195]但他们能同你们一道走多远呢？据我所知，众议院中那些名义上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的激进派，迄今只不过是蒲鲁东主义的残余而已，而且他们这些蒲鲁东主义的残余，公开反对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我看，同这些甚至在原则上也不承认这一点的人，不可能实行联合，不可能建立统一的派别。换句话说，我认为同他们建立比较短暂的联盟是允许的，但不能实行联合。不过，既然看来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对此我还不清楚，——我得等您提供情况，然后才能发表意见。事实上，假如众议院中的激进派开始转向我们，这当然不坏，——多么好的征兆呵！
劳拉和您觉得我的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很好并具有现实意义，我很高兴，但《年鉴》［注：《工人党年鉴》。——编者注］的另一些人——阿尔吉里阿德斯们及其一伙会说些什么呢。我总觉得，自己无力满足这些普天下之友先生们的愿望，我为他们撰写的预约文章全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要是同贝努瓦·马隆先生和巴黎社会主义的其他泰斗们那些词藻华丽的作品放在一起，这篇文章几乎是无法接受的。一开始，我就对劳拉说过，在当前情况下，我不得不写一些使许多人不愉快的东西，既然她想要，我就依从了。我很清楚，《社会主义者报》将会毫不迟疑地刊用此文，而《年鉴》则是另一回事了。但不管怎样，我们将发表这篇东西，而且，看来它会引起喧嚣。
在爱尔福特一切都很顺利。[166]反对派的那些蠢驴在全党的代表们面前表明，他们确实是丝毫不值得同情的蠢驴和懦夫。这些人若不是糊涂虫，便是隐蔽的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警探。昨晚在柏林举行了集会，代表们要在会上做报告；反对派先生们谅已被击溃。另一方面，福尔马尔不仅在爱尔福特被迫后退，而且在慕尼黑[196]，当他向自己的选举者发表讲话，而这些选举者否决了他提出的决议案时，这种后退就更加明显。在该决议案中，福尔马尔没有直接攻击爱尔福特针对他通过的各项决定，而企图塞进一些反映了他在几次反动讲话中所坚持的观点的词句。福尔马尔不得不自己提出新的决议案：无条件地服从爱尔福特的各项决定。这个决议案被一致通过。情况正象倍倍尔在给我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凡是退党或被开除出党的人，都要成为政治僵尸[197]，而福尔马尔先生对此是一清二楚的，所以没有采取势必会使自己落到同样下场的行动。尽管如此，他仍然是我们党内最危险的阴谋家。
总之，在德国，事情在前进中，你们那里很快也会走上轨道。我们或许能够避免一场战争，而由于我们不慌不忙、有条不紊，这可能给法国人以机会猛冲向前，再次超越我们。“世纪末”将是不错的，它可能胜过1793年。
你们的资产者和俄国人是何等的愚蠢啊！如果战争爆发，谁占优势，将取决于拥有海军和海上霸权的英国，——这些先生们竟然在埃及问题上触怒英国，把英国推向德国人的怀抱！
向劳拉问好。那份维也纳妇女的报纸尚未出版，想来是因为经费不足。
您的弗·恩·
注释：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94]恩格斯在这里是套用据说是法国将军博斯凯的一句话（见注111）。——第196页。
[195]保·拉法格在1891年10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如果他被选进众议院，他打算在众议院里组织一个有社会主义者和一些拥护他为候选人的激进派参加的六十至八十人的统一的派别。恩格斯在这封信以及后来的一些信中，向拉法格指出他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第197页。
[196]1891年10月26日在慕尼黑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福尔马尔作了关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报告，他对代表大会关于把某些“青年派”首领开除出党的决定（见注166）表示遗憾。会议就他的报告一致通过一项决议：会议赞同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策略的决定，并建议所有党员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此决定。——第198、210、215页。
[197]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是倍倍尔1891年10月29日信里的话。——第19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87.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1年10月29—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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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91年10月29—31日［于伦敦］
阁下：
您9月21日的信寄到这里时，我正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旅行[130]；直到今天，才有暇复信。
您1月20日的来信确已遗失，对此我倍感遗憾：首先是因为信中那些有趣的材料，隔这样久才看到，其次是因为，这样一来，又得麻烦您为我重写一遍。非常感激！
俾斯麦所说的那种“百万富翁的培植”，看来，在你们国家确实正在飞速进行。你们的官方统计所提供的利润数字，目前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纺织厂里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平均利润达到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最高百分之二十，而在异常繁荣的年头达到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在此地已经算是厚利了。只是在现代工业的幼年时期，某些拥有最精良、最新式的机器的企业，由于它们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要比当时的社会必要劳动少得多，才能保证这样的利润率。如今，只有利用某项新发明进行投机得手的企业，才能获取这样的利润，而这种企业也不过是百里逢一的，其余的绝大多数要遭到彻底的失败。
今天，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主要工业部门有这样的，或接近于这样的利润，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在那里，国内战争以后实行的保护关税率和目前实行的麦金利关税率[192]导致了这样的结果，那里的利润必然是而且也确实是巨大的。这种情况完全取决于随时可修改的税率立法，而这一事实就足以防止任何较大量的外国资本投入这些工业部门（所谓的大量，是同投入这些部门的本国资本比较而言），从而也就杜绝了竞争和利润下降的主要根源。
您描述了现代工业的扩展在人民大众生活中所引起的变化，即为生产者的直接消费而进行生产的家庭工业的消灭以及随之而来的那种为包买资本家进行生产的家庭工业的逐渐消灭，使我清晰地回想起我们的作者所写的关于《国内市场的形成》那一章[193]，也使我回想起中欧、西欧大部分地区在1820至1840年间出现的情景。当然，这种变化在你们那里引起的结果稍有不同。法国和德国的农民私有者是富有生命力的：他们还要在高利贷者手里辗转挣扎两三代，才会最终卖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至少在现代工业尚未扩及的地方是如此。在德国，农民由于从事种种家庭手工业，例如制作烟斗、玩具、篮子等，才没有陷于绝境，而且这还是为资本家进行生产的。他们认为耕作自己小块土地之余的空闲时间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把用额外劳动挣得的每一戈比都看作纯收益。因此，在德国，这种手工业的报酬低到了极点，其产品价格也便宜到难以置信的程度。
你们那里存在着必须加以克服的公社的阻力（尽管我觉得这种阻力在同现代资本主义的不断斗争中必然大大减弱），其次，正如您在5月1日的信中所说的，你们那里还有向大土地所有者租种土地的做法；这使土地所有者能获得剩余价值，同时也使农民得以作为农民继续勉强维持生存；至于富农，依我看，一般说来，也是宁肯把农民作为剥削对象紧紧抓住，而不愿一下子让他们倾家荡产，把他们的土地据为己有。由此我得出的结论是，俄国的农民在那些还不需要他们作为工人进入工厂或城市的地方，生命力也是很强的，同样要在生死线上长期顽强地挣扎。
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获得的巨额利润，以及您如此出色地阐明的这种利润对好的年成（收成）的依赖关系，说明了许多否则便很不清楚的现象。例如，我应当怎样理解今晨在伦敦一家报纸的敖德萨通讯中读到的一种说法：俄国的商业阶级看来醉心于这样的想法，即战争是唯一真正的万应灵药，它能使俄国一切工业部门摆脱目前遇到的日益加剧的萧条和不受信任状态。如果我不知道靠关税率人为造成的工业是完全依赖于国内市场和农业区的收成的，——因为这种工业的产品的唯一购买者的购买力取决于其收成的好坏，——我怎么能理解和解释上面的说法呢！这个市场既然在缩小，那末，在幼稚的人们看来，还有什么比通过胜利的战争来扩大市场更为天经地义的呢？
你们那里，收成好并不意味着谷物价格的必然下降，您对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所作的说明，很有意思。如果我们对各国的和各文明阶段的实际经济关系加以研究，便可看出，十八世纪那些唯理主义的概括，谬误和浅陋到何等惊人的地步，——譬如说，那个善良的老亚当·斯密就把爱丁堡和洛蒂昂各郡的情况当作普天下的一般情况！可是，普希金已经知道了这一点：
……当它有天然物产的时候，
为什么不需要黄金。
父亲不能理解他，
还是拿土地做抵押。
［注：引自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编者注］
忠实于您的派·怀·罗舍［注：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下星期一，我又要着手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的工作了，但愿能一气完成，不再中断。
因为有事耽搁，这封信直到今天，10月31日才写完。
注释：
[130]1891年夏、秋两季，恩格斯由于过度劳累，不止一次地中断工作，离开伦敦。6月26日至8月24日（有间断），他同肖莱马和哈尼在赖德（威特岛）休养，住在他内侄女玛·艾·罗舍家里；后来，约从9月8日至23日，恩格斯同玛·艾·罗舍和路·考茨基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第117、119、122、135、142、144、149、163、193、247、427页。
[192]麦金利保护关税率（麦金利是美国共和党的首领之一），1890年实行。这一税率是为垄断组织服务的，它大大提高了输入美国的工业品的进口税，结果造成了日用品价格的上涨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恩格斯在《美国的总统选举》一文中对这一税率作了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88—391页）。——第194页。
[193]指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5节。——第19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86.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1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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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1年10月29日［于伦敦］
我在10月24日（星期六）的信［注：见本卷第178页。——编者注］中，刚想请你经常给我寄些有关妇女运动——当然是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的报纸或杂志时，就不得不暂且辍笔。为了德国、奥地利和这里的女工运动，路易莎也必须翻阅一下这些东西，她很想有机会了解一下这帮女士们在那里正干些什么。
拉法格的前景很乐观：他获得五千零五张选票。机会主义者德帕斯二千九百二十八票，另一个机会主义者贝尔（读作：比尔）一千二百四十六票，激进派罗什二千二百七十二票。罗什放弃了自己的候选人资格，以增加拉法格的选票，议院的左翼激进派也支持拉法格。[191]
在德国，一切都服从于党代表大会[166]，两个被清除出党的空谈家只能拖走为数不多的傲慢的大学生，——那就请便吧！
向你的夫人［注：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91]恩格斯指的是众议院中以米勒兰为首的所谓“独立社会党人”所组成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主要是附和资产阶级激进派（见注31）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独立社会党人”拥护拉法格为候选人，并要求把他从狱中释放出来（并见本卷第183—184和191页）。——第192、28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85.致劳拉·拉法格1891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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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10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小劳拉：
结果实在太完满了，保尔在选举中得票最多，——真是一次“漂亮的选举”［注：拉法格的名字保尔的原文是《Paul》，同英文“投票选举”（poll）一词同音，《poll》也有“鹦鹉”的意思，而劳拉·拉法格的绰号是“白鹦鹉”。——编者注］啊！你看，我简直是欣喜若狂，竟然用起哑剧式双关语来了。然而，当我写到“漂亮的选举”时，蓦地想起你叫白鹦鹉，顿时停了下来，——不然，我就要招致亵渎神灵，或者什么别的罪名了。当德国的基督徒想开一下玩笑的时候，柏林的犹太人就会说：哎哟，哎哟。
只要知道选民登记人数，我就可预测出结果。利尔的《保卫报》夸口说，保皇派和教权派可以获得六千张选票，我对此十分怀疑，所以我认为保尔几乎是有把握的。上星期日，我们为祝愿他成功，饮了1868年的波尔图酒。我相信，至少超过五千票的那五票是我们努力的结果。放心吧，下星期日，我们再试饮另一种作用更大的酒，那时他的所有对手想必都会被打得落花流水。法国这样的国家真好！人们抨击政府，政府使他们成为《M．P．》（珀拉惹的成员），而珀拉惹又使他们成为《M．P．》（议员）[174]。在德国，情况却恰恰相反。人们被选入议会后，又可能在自己姓氏后面写上《M．P．》，意即普勒岑泽（位于柏林附近的一座新建的大监狱）的成员。
好了，不说笑话了！你和保尔很喜欢我的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我感到十分满意。但《年鉴》［注：《工人党年鉴》。——编者注］那些各式各样的人物是否都持这种看法呢？没关系［注：双关语：“没关系”的原文是《nevermind》，也有“不予理睬”的意思。——编者注］（哑剧的又一成果，我快成为《M．P．》（哑剧演员）了），这篇文章可在《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
老左尔格不愿免费收阅《社会主义者报》，要我代寄十先令作为订阅该报之用。我已通过邮局汇出。路易莎告诉过我，在维也纳英国货币是通用的，在巴黎英国货币无疑也是合法的支付手段。
邮戳为：
Ⅰ．/38525，490，10/——瑞琴特公园路
91年9月24日
在爱尔福特一切都很顺利。[166]对这帮无耻的大学生和掮客的处决，是十分必要的。这批人很快就会销声匿迹，另一批此类人物将不致于这般无耻。
发信的时间到了，也该吃饭了。你去珀拉惹时，请代我们向保尔致友好祝贺，请你接受路易莎和我的热烈亲吻。
你的改不了的老将军
注释：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74]M．P．是MemberofParliament（议员）的惯用缩写。由于保·拉法格被提名为众议院议员候选人，路·考茨基称他为M．P．，即议员。劳·拉法格在1891年10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此诙谐地说：在法国，M．P．表示membredePélagie——珀拉惹的成员，即被监禁在圣珀拉惹监狱里的人，指在那里坐牢的保·拉法格。——第166、191、20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84.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10月25—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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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1年10月25—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卡·考·：
你的纲领草案已在爱尔福特被通过，并删去了“反动的一帮”［注：见本卷第175—176页。——编者注］这一词句，特此祝贺，我还没有时间把最后通过的纲领同你的草案详加比较。
我已向狄茨提出，《哲学的贫困》第二版的稿酬平均分给五个有关的人——如总额为四百马克，则三位继承人二百四十马克，两位译者一百六十马克；如总额不是这个数字，可作相应变动。望你同意，以便最终了结此事。继承人无权获得这一版的全部稿酬。
另外，我已请狄茨以我的名义给你一本精装的新版《起源》［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文第四版。——编者注］。
在爱尔福特，一切都极为顺利。[166]特别是当读到奥艾尔和费舍的发言时，我们都笑个不停。这两个人总算如愿以偿，倾泄了对“反对派”的愤怒。要是一个巴伐利亚人同一个柏林人厮打起来，柏林人会被打得片甲不留。不论是从这些先生们的行为，还是从福尔马尔的行为都可以看出，这些人是多么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这种退却简直是没有先例的。在国外也产生了影响，在这里，对海德门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失败，他开始公开庇护吉勒斯，显然是相信了吉勒斯关于德国党已经垮台的胡言乱语；现在，如有可能，他会甘心情愿地离开这个无赖。可是，《费加罗报》却把吉勒斯捧为伟人！
如果你愿意，可在《新时代》上发表一个消息，说收入斯旺·桑南夏恩公司的社会丛书的下列著作即将出版：（1）我的《工人阶级状况》，译者威士涅威茨基夫人；（2）我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译者艾威林；（3）爱德为拉萨尔全集撰写的序言，译者杜西。[190]
路易莎曾提醒我，按期给《评论的评论》杂志的编辑威·托·斯特德寄一份《新时代》，这对《新时代》会有好处。其地址是：伦敦西中央区滨河路诺福克街莫布雷大厦。此评论发行一万份，甚至还要多，刊有各国杂志的摘要和所有杂志的目录（文章标题）——例如，德国杂志就不下二十三种，其中有：《德意志评论》、《海陆漫游》、《凉亭》、《北方和南方》、《普鲁士年鉴》等等。转载了刊登在《经济杂志》上的纲领草案中的各项要求。斯特德尽管是个地道的狂妄之徒，但仍不失为出色的生意人，他会把寄给他的杂志加以利用，有时能起很大的作用，——凡是能够引起某种哄动的东西，他都会不加选择地利用，至于是些什么东西以及来自何处，对他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他的评论对你们也可能大有益处，每月只需六便士，材料却很多。这样，你就可以免除翻阅英国所有其他杂志之苦。
现在，我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艾威林夫妇，爱德及其夫人［注：雷吉娜·伯恩施坦。——编者注］就要来吃午饭了。
你的弗·恩·
星期一［注：10月26日。——编者注］
给你寄去一期《评论的评论》，斯特德在该杂志上向贝赞特夫人大献殷勤，要把她拉入基督教的怀抱。斯特德显然想赢得使她重回耶稣门下的荣誉。这只有一个办法：贝赞特夫人总是皈依征服了她的那个男人所信奉的宗教。
爱德和杜西同意我提出的稿酬分配办法。
拉法格在利尔获得五千零五张选票，两个机会主义者共获得四千一百七十四票，激进派罗什获得二千二百七十二票。罗什放弃了自己的候选人资格，以增加拉法格的选票。因此，为了让一个机会主义者通过复选，就得使原先弃权的三千个保皇派在复选时投他的票。你看，拉法格的事情真是顺利极了！
注释：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90]关于这里所列举的恩格斯一些著作的版本即将出版的通告，载于1891—1892年《新时代》第2卷第9期第283页。
这里提到的伯恩施坦为拉萨尔全集（见注56）撰写的序言的英文本，是爱·马克思-艾威林翻译的，于1893年以《社会改革家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Lassalleasasocialreformer》）为题出版。——第189、20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8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1年10月24—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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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1年10月24—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明信片和寄来的材料均已收到，十分感谢。没有这些材料，我们很难了解爱尔福特的事情[166]的进展情况。一切都进行得好极了。你们大家——你、奥艾尔、辛格尔和费舍——赢得了荣誉；唯一可使你们抱怨的是反对派的渺小：同这帮小人角斗并不是很愉快的事。不管怎样，这些先生们如今要到党外去施展自己的才能了，在党外，他们就不能为害，现在是年轻的饶舌家当中那些较好的分子醒悟的时候了。如果冯·福尔马尔先生允诺在“没有人身攻击”的情况下放弃对卡普里维的新路线的支持[185]，这在目前也许是比较好的，虽然你们同他的事情还远未了结，而且情况越紧张，对他就越要密切注意。不过，每个大党都会有一个首要的阴谋家，即使你们摒弃了这个，仍然会出现另一个。
获悉你们沉浸在一片欢乐中，我们十分高兴，我们也欢笑不已，——而沮丧的反对派和趾高气扬的福尔马尔却只能使人厌倦。
初读之后，纲领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只有几处措词含糊，我过去已提醒卡·考茨基注意［注：见本卷第151—153页。——编者注］。对李卜克内西来说，这真是一丸苦药，他不得不作关于新纲领的报告，而这个新纲领中不仅清除了拉萨尔主义最后的残余，还摒弃了他所欣赏的人民党[40]的词句。他的演说，——如果相信《前进报》上那篇很可能是他本人撰写的报道，——也同样显露出他这种痛楚心情的痕迹。此外，在库奈尔特提出关于他女婿［注：布·盖泽尔。——编者注］的提议[186]的问题上，他也遭到挫折。我希望能找到一种途径，使李卜克内西能沿着它逐渐走到领取养老金的地步，——他在党内已经显得老朽不堪了。
10月26日星期一
今晨，又收到了你的来信[187]。费舍已为自己树敌，这一点我是很相信的，根据切身经验，我对此颇有体会；年轻时，我也同他一样，喜欢在不适当的场合和不适当的时候与人顶撞，我在年轻人身上看到的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一般说来，很少不是我当年或多或少也曾有过的。假如时常碰碰钉子，而且自己也承认这是罪有应得，这种情况就会逐渐有所克服。
我不知道，你们今后是否能做到对这类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我认为这样做比较好，尽管会带来某些危害和个人极大的烦恼。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假如你们的中央机关报［注：《前进报》。——编者注］不改弦更张，你们就不如把它完全交给柏林人，自己另办一个类似《国家通报》周刊的刊物，而那时你们就可以而且应当把它办好。
把四百马克用于拉法格的竞选，是个很高明的主意。在复选之际这笔钱来得很是时候。由于工会和党在你们那里是分开的，所以，在德国直接由工会支援法国和其他地方的罢工，而党的经费则用于政治目的，这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还应当设法促使这些工会为支持玻璃工人采取某些行动。这里为他们做了较多的事。
形势对拉法格很有利。他获得了五千零五张选票，机会主义者、政府候选人德帕斯二千九百二十八票，另一个机会主义者贝尔（应读作：比尔或柏尔）一千二百四十六票，激进派罗什二千二百七十二票。罗什放弃了自己的候选人资格，以增加拉法格的选票。这样一来，德帕斯这个复选中的劲敌，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够通过：投罗什票的人全部弃权，已弃权的保皇派中再有一千左右的人投他的票；或者三千多名未参加投票的保皇派使他的票数超过五千零五同二千二百七十二的总和。我不知道已经登记的选民有多少，因此无法做出判断，但是无论如何，情况比我们所能预期的要好。
吉勒斯很走运。这个家伙显然是靠警察当局而生活得很阔绰。他用借钱的办法，在共产主义协会[161]里收买了多数人，他们也就没有勇气把他撵出去。这个家伙在这里扬言，他既然是这个协会的会员，同时也就是德国党的党员了，那末，不禁要问，你们是否愿意容忍这样一个“同志”呢。他用来借给别人和印发通告（在此地这笔费用也相当可观）的款项，只有使馆才能向他提供。
关于马格德堡会议[188]，不论在《前进报》，还是在《回声报》［注：《汉堡回声报》。——编者注］上，我迄今没有看到任何消息。至于《前进报》会只字不提反对派的柏林会议[189]，我根据该报过去的一贯做法已经料到了。不过这是非常愚蠢的。
现寄去保尔·布鲁斯这个大人物的一篇文章；你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这个头号争吵者、头号饶舌者、头号贪权者，现在已被彻底打垮，变成了一个不足挂齿的小人，他多年来一直把你们当作自己在大陆上的主要敌人来反对，现在却向你们鼓吹和平与联合。
随信附上几份关于俄国饥荒的剪报，这次饥荒继续向西蔓延，比我预想的还要远。这类消息在此间报刊上每天都可看到。形势的确很不好，越来越多的军队仅仅是为了就食而继续西调；门德尔森昨天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俄国人要是发动战争，那简直是发疯，但是，任何地方的主战派都是一些疯子，俄国的资产阶级又是目光短浅、愚蠢、无知、充满沙文主义情绪，而且贪婪到了极点。如果战争一定要爆发，那还是快一些好，到那时，俄国人就会感到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有必要向法国人坦率地说明真实情况，一旦战争发生，我们将处于怎样的地位，——这当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我用法文写了一篇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寄给了劳拉。今天，她来信说，她和保尔读后非常高兴，并说这正是法国人所需要的，等等。如果盖得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还在利尔，正为拉法格向选民发表竞选演说，——这篇文章大概会发表。此文本来是为法国社会主义年鉴［注：《工人党年鉴》。——编者注］撰写的，但是，对那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来说，它可能（我看很可能）太激烈了；这样一来，此文看来要在《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想必你是订阅该报的。我告诉法国人：我们几乎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十年内，我们将取得政权；但是，在没有清算我们前人对其他民族所犯下的罪孽以前，我们既不能取得，也不能保持政权，因此，必须：（1）公开为复兴波兰铺平道路，（2）使北什列斯维希的居民和亚尔萨斯—洛林的居民有可能自由决定自己的国家归属问题。在社会主义的法国和社会主义的德国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亚尔萨斯—洛林问题。因此，没有任何理由为亚尔萨斯—洛林而打仗。然而，假如法国资产阶级仍然要发动战争，并为此目的替俄国沙皇——他也是整个西欧资产阶级的敌人——效劳，这将是背弃法国的革命使命。反之，在和平得以维持的条件下，我们德国社会党人十年内就要取得政权，因此我们必须捍卫我们赢得的这个工人运动先锋队的地位，使之不仅不受内部敌人，而且不受外部敌人的侵犯。如果俄国获胜，我们就要遭到镇压。所以，俄国要是发动战争，那就前进，冲向俄国人及其同盟者，不管他们是谁。那时，我们就要设法用一切革命手段来进行战争，任何拒绝采取这种手段的政府将无法支撑下去，必要时，我们自己应当起而领导。我们还没有忘记1793年法国人树立的光辉范例，如果我们不得不那样做，就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将在表明1893年的德国工人并不比当年的长裤汉逊色的情况下，庆祝1793年的一百周年，而且，如果法国士兵越过我国边境，迎接他们的将是这样的吼声：
怎么，这些外国人的军队
想在我们家里耀武扬威？
（引自《马赛曲》）
大致的构思就是这样。一俟最后定稿（当然我预料还会提出一些不大的修改）并付印，我就把它译成德文，然后我们再考虑怎样处理。根据你们报刊的情况，在德国能否容许刊登这篇文章，我没有把握；如果你们加上某些保留意见，也许可以获准，——那时自有分晓。反正我的文章并不约束党，——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很值得庆幸的，尽管李卜克内西以为，我似乎会对此感到不快，但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
据报道，你说我似乎曾经预言资产阶级社会将于1898年崩溃。这是一个误会。我只是说：到1898年，我们可能取得政权。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还可以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直到外来的冲击使这座腐朽的大厦倒塌为止。这样一个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当它实际上已经过期之后，如果风平气稳，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因此，我当然要避免事先作这类预言。恰恰相反，我们可能取得政权，这只是根据数学定律，按照或然率理论做出的计算。
我仍然希望和平局面将维持下去。根据我们事业的进展情况，我们根本无须孤注一掷，——而战争却会迫使我们这样去作。再过十年，那时我们的准备程度就会完全不同，这是因为：
为了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我们需要有技术素养的人才，而且数量很大。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才，直到最近，我们甚至还因为大体上摆脱了所谓“有教养的”人而感到高兴。现在情况不同了。目前，我们已经相当强大，足以吸收和消化任何数量的有教养的渣滓，我预计，今后八至十年内，会有足够数量的技术与医务方面的青年专家、律师和教师站到我们这方面来，以便在党内同志的帮助下把工厂和大地产掌管起来，为民族造福。因此，那时由我们取得政权将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会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战争而在没有做好准备以前执掌政权，技术专家就将对我们采取原则上对立的态度，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随时随地欺骗和出卖我们；我们将不得不对他们采取威慑手段，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欺骗我们。例如，法国革命者所遇到的情况一向是这样（在较小的范围内）：甚至在一般管理工作中，他们都不得不把一些次要的，但与直接实践活动有关的职位，交给过去的反动分子担任，而这帮人却百般干扰，横加阻难。因此，我希望并祝愿，我们那象自然过程一样不可抗拒和从容不迫地进行着的壮观的、坚定的发展，沿着它自然形成的轨道继续前进。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和你。
你的弗·恩·
注释：
[40]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主要是由德国南部各邦——维尔腾堡、巴登、巴伐利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因此又称为南德人民党和士瓦本人民党。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是德国某些邦的分立主义倾向的代表者。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第22、84、182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85]恩格斯在这里是讽刺福尔马尔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见注166）讨论代表克尔特尔的建议时所发表的声明。克尔特尔建议在倍倍尔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中专门补充一条：党代表大会不同意福尔马尔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和策略的观点，并认为他的观点对党的进一步发展是危险的。福尔马尔把克尔特尔的建议看作“人身攻击”，并声明：他支持决议，但不能加上述补充。——第182页。
[186]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见注166）举行期间，代表库奈尔特提议撤销圣加伦党代表大会（见注121）通过的关于布鲁诺·盖泽尔（李卜克内西的女婿）的决议。经过辩论，大会以多数票否决了这项提议。——第182页。
[187]指倍倍尔1891年10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倍倍尔在这封信中，把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结果告诉了恩格斯。同时，他还告诉恩格斯，根据他的提议，党的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拨出四百马克作为拉法格竞选活动费用的决定。——第183页。
[188]指1891年10月21日在马格德堡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报告，以多数票表示赞同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包括关于把“青年派”的首领开除出党的决议（见注166）。——第184页。
[189]指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见注166）上被开除出党的“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于1891年10月20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反对派的首领们利用不支持反对派的柏林代表还在参加代表大会的时机，力图取得柏林组织的支持，并谴责代表大会的决议。当代表大会的代表，获悉反对派的活动以后（从柏林给爱尔福特发去了电报，并在大会上宣读），柏林代表团的成员写信给柏林，抗议在代表大会结束前讨论大会的各项决议。由梅茨内尔签署的这封信，载于1891年10月21日《前进报》第246号，标题为《致柏林的党内同志们！》（《AndieParteigenossenBerlins！》）。
1891年11月8日，柏林反对派召集了新的会议，会上组成“独立社会党人联盟”。其机关报是《社会党人报》，1891年至1899年出版。——第184、302、309、439、455、474、490、500、501、51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82.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1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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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1年10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面前摆着你9月15日、10月2日和9日的来信。
关于巴伦德斯的潜逃（也许携有现款？），你还是应当把一些细节告诉我，以防此人突然来这里。
看上帝份上，请不要按期给我寄任何美国月刊了。我渴望再有可能阅读一些书籍。虽然我只能按时阅读寄来报纸的三分之一，但这已占去我的全部时间，——然而，当前的运动规模宏伟，对情况又总得了解！不过，请寄给我……［注：信中此句未完（见本卷第192—193页）。——编者注］
你们的运动又出现了低潮，这我是很相信的。你们那里的一切都是伴随着巨大的高潮或巨大的低潮而发生的。但是，每一次高潮都巩固着新的成就，这样，运动最终还是前进了。同样，“劳动骑士”[181]运动和1886—1888年罢工运动的强大浪潮，尽管遭到种种挫折，但总的说来，还是把我们推向前进了。现在，群众的积极性比过去高多了。下次，成绩会更为显著。然而，美国本地工人的生活水平甚至比英国工人都要高得多，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他们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处于后卫的地位。况且，还有来自移民方面的竞争以及其他情况。一旦时机成熟，你们那里的事业就会得到异常迅猛的发展，但在此以前，可能还要经历不少时间。任何地方都不会出现奇迹。而且糟糕的是，那些傲慢的德国人想一身兼任教师和指挥者，这就使得本地美国人甚至打消了向他们学习最好的东西的念头。
《社会主义者报》的订费，一俟获悉寄给何人，便立即汇去；你知道，拉法格正在狱中，我尚未得到答复。
《社会主义的发展》一书将在这里用英文出版，译者是艾威林，由我校订（收入桑南夏恩社会丛书）。这个经作者同意的译本出版后，在美国擅自翻印出版的那个译文拙劣的英文本[182]的影响将大为削弱。况且那个译本很不完整，他们觉得难译之处，便索性删略了。
当然，威士涅威茨基太太欣然同意了在桑南夏恩那里再版她翻译的《状况》［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一书。可是，稿酬应付给福斯特-艾弗里女士。对我来说，这完全一样。不过，她似乎很高兴重获工作的机会，她说过，他们生活窘迫等等。
我希望得到巴枯宁传[183]，从中可以了解在今日的无政府主义传说中是怎样描绘这个救世主的。
12日来信也已收到。谢谢！
在爱尔福特，一切都很顺利。[166]一有正式记录，便给你寄去。倍倍尔说，发言在报道中遭到严重歪曲。那些由厚颜无耻的柏林人组成的反对派，不但没有控告成，反而使自己迅速被置于被告席上，他们表现异常怯懦，而现在，他们如果愿意的话，就只好到党外去活动。他们中间无疑有警探；另一部分是隐蔽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打算在我们的人里面暗中为自己搜罗追随者；此外便是些蠢驴、妄自尊大的大学生、落选的候选人、形形色色的风头主义者。他们总共不到二百人。福尔马尔先生也同样不得不作出让步；但此人要比那些人危险得多，他更狡猾，更能隐忍，好虚荣达到了发狂的地步，不顾一切地渴望充当某种角色。倍倍尔表现很出色，辛格尔、奥艾尔和费舍也很不错（费舍在这里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工作，是一个颇为精干的人，又是一个粗犷的巴伐利亚人）。一件苦差事落到李卜克内西身上，就是介绍考茨基的纲领草案；这个草案，倍倍尔和我都是赞同的，它已作为新纲领的基础，即其理论部分的基础。我们感到满意的是，马克思的批判［注：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编者注］发挥了充分的作用。拉萨尔主义最后的残余也已肃清。这个纲领，除某些地方表述欠妥外（也只是措词含糊和过于笼统），至少在初读以后，提不出更多的意见。
关于拉法格在利尔被提名为候选人一事，谅已阅悉。明天选举的结果［注：见本卷第188—184页。——编者注］，你在收到此信前，很早即可得知。如果他这次落选，下届普选肯定会获得诺尔省代表资格证。
虽然俄国发生了饥馑，战争的危险依然在增长。俄国人想通过外交途径迅速而充分地利用俄法新联盟[151]，尽管我确信俄国外交界不希望战争，在饥荒的情况下进行战争简直是发疯，但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军国主义的和泛斯拉夫主义的倾向占上风（现在，极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市场，支持泛斯拉夫主义倾向），而在维也纳、柏林或者巴黎，也可能干出种种导致战争爆发的蠢事。关于这个问题，我和倍倍尔通过信，我们认为，如果俄国人向我们开战，德国社会党人就要同俄国人及其同盟者进行殊死的斗争，不管这些同盟者是谁。德国如被扼杀，我们也会和它一起同归于尽。若是发生有利的转变，斗争就会异常激烈，那时德国只有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站住脚，因而我们很可能不得不掌握政权，演一次1793年。倍倍尔就此问题在柏林发表了演说[184]，引起法国新闻界的一片喧哗。我正尝试用法国人本国的语言，向他们解释这个问题［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当然，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尽管我认为，如果事态的发展终于导致战争，并使我们提前掌握政权，这将是很大的不幸，但对这种情况仍应有所准备。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同志中最干练的倍倍尔在这个问题上和我站在一边。
下周着手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的工作。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注：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和你本人。
你的弗·恩·
注释：
[151]暗指1891年7月至8月初在喀琅施塔得对法国分舰队的隆重接待，这次接待成为沙皇俄国和法国接近的公开表示。与此同时，两国进行了外交谈判，1892年8月谈判结束，签订了法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法国和俄国必须就国际政治问题进行协商，并且在一方受到进攻威胁时采取共同行动。这个协定是法俄联盟于1893年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联盟是为对抗三国同盟（见注168）而建立的侵略性军事政治集团。——第139、159、180、226、367、397页。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81]“劳动骑士”，即“劳动骑士团”的简称，是1869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创建的美国工人组织，在1878年以前，是一个带有秘密性的团体。“骑士团”主要联合了非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黑人；它的宗旨是建立合作社和互助组织，它参加过工人阶级的多次发动，特别是1886—1888年的罢工运动。“骑士团”的领导反对1886年的全国性罢工，禁止其成员参加；尽管如此，“骑士团”的普通成员还是参加了罢工。“骑士团”的领导人实行阶级合作的政策，实际上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骑士团”逐渐失去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到九十年代末就瓦解了。——第178页。
[182]恩格斯指的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见注18）未经他同意而翻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英译本（1891年在《人民报》上刊载）。从左尔格1891年10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知道，译者是德·莱昂和古·福格特（看来是译自1883年德文版），并出版了单行本。——第179页。
[183]指题为《巴枯宁传》（《ZurBiographieBakunin’s》）的一组文章，载于1891年1月3、10、17、24和31日，2月7、14、21和28日，3月7、21和28日，4月4、11和18日的无政府主义报纸《自由》（《Freiheit》）第1—10号和第12—16号。左尔格在1891年10月9日的信中把这些文章的情况告诉了恩格斯，后来又根据恩格斯的请求将该报上述各号寄去。巴枯宁传刊载时的署名为**；左尔格认为，作者是一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第179、216页。
[184]指倍倍尔1891年10月5日在柏林第四选区大会上的报告《欧洲局势和社会主义》（《DieeuropäischeLageundderSozialismus》）（关于这一报告的报道，载于1891年10月8日《前进报》第235号）。倍倍尔考察了普法战争以来欧洲各国外交政策的动向，他指出，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包括对俄国政策的看法，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他这个意见在报纸的报道中被删略了，倍倍尔在1891年10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曾对此表示遗憾。——第18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81.致劳拉·拉法格1891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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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10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随信附上我的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请你一读，并提出你的看法。如觉得不适用，或者需作重大修改，请直率告诉我。如认为可用，那就再让其他人就文章的实质发表一下意见。倘若对文章的内容没有异议，请你告诉我，法语——这个爱挑剔的女士还要求作哪些改动。在这类事情上，既然将认为我应对所发表的每个字负责，我就不能允许法国人事先未经我亲自过目而作任何改动。如只需作形式上的变动，请把原稿和你的修改意见一并寄回，那时一切都可商妥。
热情问候我们的囚徒［注：保·拉法格。——编者注］。
匆匆草此，——截邮的时间就要到了！
路易莎和我向你问好。
永远是你的弗·恩·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80.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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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1年10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在《前进报》刊登的你那个草案[179]中，我发现有突如其来的“反动的一帮”，甚为惊异。我立即就此写信给你，尽管很担心已经晚了。这一鼓动性的词句，犹如一个刺耳的噪音，破坏了措词简明的科学原理的全部和音。要知道，这是一个鼓动性的词句，而且又是极端片面的，它只能使人产生武断的和绝对的印象，所以是完全错误的。
其所以错误，是因为它把本身是正确的历史倾向当作既成的事实。在发生社会主义变革时，其他一切政党对我们来说，都会表现为反动的一帮。可能它们现在已经是这样的了，已完全无力采取任何进步行动，但也不一定。然而在目前，我们对此还不能象阐述纲领的其他原理那样说得很肯定。甚至在德国，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左翼党，不管它们怎样卑劣，也不得不清除一部分在德国仍然大量存在的反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垃圾。既然如此，它们也就不是反动的一帮了。
在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夺取政权并实现我们的原则以前，严格地讲，对我们来说就谈不上什么反动的一帮，不然，整个民族就要分为反动的多数和无力的少数。
一些人摧毁了德国的小邦制度，给资产阶级提供了实行工业革命的行动自由，既给物也给人创造了统一的交往条件，从而也不得不给我们提供了较大的活动自由，——难道他们是作为“反动的一帮”做了这些吗？
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在1871—1878年间彻底战胜了君主政体和僧侣统治，给法国带来了过去在非革命时期闻所未闻的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实行了初级义务教育，使教育普及化，并使之达到如此的高度，值得我们德国人向他们学习，——难道他们是作为反动的一帮这样做的吗？
英国两个官方政党的活动家大大地扩大了选举权，使选民人数增加了四倍，使各选区一律平等，实行了初级义务教育，改进了教学制度；就是在目前，这些人仍在议会的历次会议上，不但投票赞成资产阶级改革，而且投票赞成对工人的新的让步，——他们是在缓慢地、萎靡不振地前进，但是任何人也不能随意责骂他们是“反动的一帮”。
总之，我们没有权利把逐渐成为现实的倾向说成既成的事实，况且，例如在英国，这种倾向永远不会彻底变成事实。当这里发生变革时，资产阶级仍然愿意实行种种微小的改革。但是，只有到那时，对制度进行某些微小的改革，才失去任何意义，因为制度本身已在彻底消灭。
鼓动中使用拉萨尔的词藻，在一定的情况下还是有理由的，虽然我们有人曾大肆滥用，例如在1890年10月1日[38]以来的《前进报》上。但是，纲领中不容许这种词藻存在，它在那里是极不协调的，而且会把人引入迷途。它在那里，就象银行家贝特曼的妻子坐在别人打算给贝特曼的房子修建的阳台上一样：“如果你们给我修建一个阳台，我的妻子往上面一坐，楼房的整个外观就给破坏了！”
关于《前进报》刊登的草案中的其他改动，现在无法谈了，这份报纸不知道塞到哪里去了，而且已经到了发信的时间。
党代表大会[166]于10月14日这个光荣的日子开幕了。这是耶拿会战和奥埃尔施太特会战的纪念日；正是在这一天，革命前的旧普鲁士宣告崩溃。让1891年10月14日对普鲁士化的德国来说，成为马克思所预言的“内部耶拿”[180]的开端吧！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79]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鉴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在1891年10月6日《前进报》第233号附刊（1）上，转载了自己的党纲草案和《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提出的草案（见注164），并发表了各地党组织和个人在讨论纲领过程中所提出的其他草案和建议。
恩格斯在这里所批判的拉萨尔关于“反动的一帮”的论点，曾写入1875年在哥达举行的合并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第175、281、293、345页。
[180]显然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文的结束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36页）。
耶拿（绍林吉亚）会战和奥埃尔施太特会战发生在1806年10月14日的同一天，通常统称为耶拿会战。这次会战以普鲁士军队的溃败而告终，普鲁士（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成员国）投降了拿破仑法国。这次失败暴露了霍亨索伦封建王朝社会政治制度的全部腐朽性。——第17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79.致劳拉·拉法格1891年10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79.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10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随信附上二十英镑支票一张，以便把女房东撵出你的住所。
现在谈谈你们的《年鉴》［注：《工人党年鉴》。——编者注］。我正在给你们写一篇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但由于文章结尾部分将涉及实际问题，不太可能在发表以前很早就寄出或者最后定稿。因此，我必须知道你们的《年鉴》何时出版。不然，这篇文章就可能过时，或者由于事态的发展，根本不需要了。此文不超过两三页，最多四页，因此，就是从技术角度来看，也没有必要提前寄去。你当然知道，撰写有关时事问题的文章，如不立即刊用和发表，是不行的。总之，请你通知我，而我将乐意尽全力为我们在那里的朋友效劳。
报纸已收到，谢谢。这家里昂的《行动报》可以作为目前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盛行的合并和混乱的绝妙典型，在这里面，显露头角的还有那个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纠缠不休和令人厌烦的阿德里安·韦伯。他是那样的自鸣得意，这一点并不亚于他的极可尊敬的老师贝努瓦·马隆。[177]但是，由一切不协调组成的这一新的协调又是在怎样行动的呢？我发现，劳工书记处[178]中除了拥护我们的人和其他许多人外，还有形形色色的人，有阿派[33]和布派[30]的可能派分子，然而，他们暂时还彼此宽容，还没有打起来。我很难设想，事态将怎样发展，其结局又将如何。
保尔被罚款多少？我从《社会主义者报》上未能查到，手头又没有任何别的报纸，——你们逃避缴付罚款的可能性有多大？
路易莎、彭普斯、孩子们和总是爱喝酒的我（我正打算同彭普斯一家畅饮啤酒）向你问好。
你的老弗·恩格斯
注释：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33]恩格斯把阿列曼派——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称为反布鲁斯派。由于可能派（见注30）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极力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19、62、70、74、90、97、98、174、323、345、462、474、493、554、556页。
[177]1891年10月11日的《行动报》刊登了阿·韦伯的文章《统一的社会主义》（《Lesocialismeintegral》），该文是对可能派贝·马隆一本同名著作的评介。韦伯极力称赞这本书，称该书作者是“当代社会主义最大的思想家”。——第174页。
[178]劳工书记处（Secrétariatdutravail）是根据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77）关于在各国建立这类机构的决议，于1891年10月初在法国建立的。各劳工书记处的任务是调查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收集和发表关于这一问题的统计数字，解决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冲突等等。
法国劳工书记处由相互对立的团体和政党的代表组成，其活动实际上没有成效，于1896年解散。——第17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78.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1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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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1年10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今天，我只能答复你关于俄国人的问题[176]，这也的确是唯一重要的问题，其他琐事都已解决。
至于明春能否爆发战争，俄国的三种势力起着重要作用。第一是外交界。关于外交界，我仍然认为它力图不付出战争费用、不冒战争风险而获得成功，正因为这样，它为了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俄国那极有利于防御的地位，正在为战争准备着一切。每次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提出侮辱性的要求，并坚持到最后一刻，然后，既不把事情弄到大动干戈的程度，又利用对方惧怕战争的心理（因为战争对对方来说，意味着更大的冒险）来捞取最大的好处。除了外交界，其次是军队。俄国的军队尽管遭到多次军事失利，但仍然异常自信能赢得胜利，并极能吹嘘，——比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会吹嘘。这支军队急于求战。第三是年轻的资产阶级，它象四十年代的美国资产阶级一样，把扩大市场看作自己的天职，看作俄国解放斯拉夫人和希腊人并统治东大陆的历史使命。这三个因素都应加以考虑，但到目前为止，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期间，外交界总是不断获胜。如今又加上饥荒，在东部和东南部，饥荒尤为严重。从敖德萨到下新城和维亚特卡一线以东的所有地区，灾情最重；该线以西，庄稼长势渐有好转；最西部，有些地方小麦收成尚好；黑麦收成各地都不佳。马铃薯不是俄国居民的主要食物。伏尔加河流域极为严重的饥荒表明，俄国的交通还处于何等落后的状态。因此，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假如你轻信了要求拨款的我国军人的话，似乎他们肯定预计明春将发生战争，那你就会毫无必要地把自己置于受攻击的地位。俄国外交界的特点是，越是不打算进行战争，就越是起劲地准备战争，同样，总参谋部人员的职责也正是在帝国国会中说服你们相信，战争无疑会在1892年4月爆发。你这样密切关注所有这些报道，这很好。你如能提供有关这方面的、经过核实的材料，我将十分感激，但这些人还另有其附带的目的。
这个问题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玄妙。一旦政府所要求的拨款提交帝国国会，这个问题就具有重大意义。假如我们确信春季将爆发战争，那末，我们在原则上就很难反对此项拨款。而这将使我们陷入颇为尴尬的境地。那时，所有卑躬屈膝的政党就会欣喜若狂地叫嚷，结果是他们对了，而我们现在不得不践踏我们自己二十年来的政策。这样一个毫无准备的转变也会在党内引起剧烈的摩擦，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
可是，另一方面，战争仍然可能在春天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拨款问题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呢？
我看，只能采取这样的立场：
（1）部队改装已经来不及了。如果和平局面能维持到我们采用新式火炮和口径较小的新式步枪，那末，和平看来根本不会遭到破坏。由此可见，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借口。
（2）关于常备军的新基干部队，也应该，甚至更应该是这样；我指的是关于建立新团队的要求。现在可能要求建立的那么几个新的战斗单位，在现有的庞大军队的情况下根本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把这些新的战斗单位作为教练团，以征召和训练更多的士兵，那末，这一任务只有在长期和平的条件下才能付诸实现，因此，对明春的战争来说，它们是多余的。
（3）但是，另一方面，所提出的各种要求，如果其目的是为了使现有的军队接近全民武装，仅仅是为了加强防御，是为了训练和武装未征召入伍的十七至六十岁一切适龄人员，并在不增加监督和操练的情况下把他们编入常备基干部队，——如果是为了这些目的，我们可以同意拨款。面对着经常存在的战争危险，我们不能要求根本改革武装力量的现有组织，但是，如果现在想要把大批适于服兵役而又未经训练的人员尽可能加以训练并编入常备基干部队（为了参加实际战斗，而不是为了检阅和操练），那末，这正是接近于我们的民军，对此我们也只能表示同意。
在战争威胁加剧的时刻，我们可以向政府表示，我们准备支持它反对外敌——如果给我们以应有的对待，使我们有这样的可能，其条件是，政府要用一切手段，包括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进行战争。当德国受到东方和西方的侵犯时，任何防御手段都是正当的。那时，将面临着民族生死存亡问题，对我们来说，还有一个保持我们已经赢得的阵地和未来发展的可能的问题。战争进行得越革命，就越符合我们的意图。而且，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企图保全自己财产的资产者和容克们的畏缩不前，正是我们将成为唯一真正坚决的主战派。当然，也可能出现下述情况：我们得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使1793年重演，以便把俄国人及其同盟者驱逐出去。
我只得就此结束，好把这封信挂号寄出（五点以后就不收挂号信了）。至于用于首战的部队将暗中大加扩充，根据过去的经验，我是确信不疑的，但我们还是希望有来自官方的材料加以证实。至于奥地利人，他们的士兵是出色的，下级军官是勇敢的，可是其军事素养参差不齐，而军事长官们则根本不能信赖。在那里，为弗兰茨·约瑟夫拉皮条的人就可以充当军事长官。
我正就战争问题为法国人写点东西［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但是，这种事要做得弊少于利，比登天还难，——他们真是太敏感了。
孔斯旦以其纯普鲁士式的刁难为拉法格成为候选人帮了大忙。在法国，这一套是不会见效的。
但是，如果李卜克内西主持国外栏，将怎样对待这种战争政策呢？他的对外政策（帕涅尔、在尼斯为加里波第举行的纪念日等）是不值一驳的。他如此崇拜这样一个“共和国”，那里很快会出现大争吵。
我看，关于战争的问题，既然你这样确信战争要在春天爆发，应该提交党代表大会[166]讨论，哪怕是在小范围内也好。
路易莎和我向你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76]恩格斯所答复的是倍倍尔1891年10月9日的信，倍倍尔在信中指出战争危险日益增长，并发表了他的看法：俄国最有可能发动战争。——第17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77.致保尔·拉法格1891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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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10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您需要支票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要呢？既然您知道，只要您或者她向我说一声，此事就可以避免，为什么要让劳拉受委曲呢。
看来，这个可爱的孔斯旦非让您成为利尔的议员不可，——那就更好了，但愿他能成功。既然您的对手只有一个机会主义者，那您是完全可以获胜的。如果您能进入议院，其意义将是极为重大的，——因为其他的社会主义者议员，使人感到他们并不干练，他们软弱、软弱、软弱！
毫无疑问，孔斯旦将竭尽全力阻挠您当选，但是，这样一来，他反而帮了您的忙，正如俾斯麦在德国也帮过我们的忙一样。须知，在我们德国，不是社会党人帮普鲁士国王的忙，而是普鲁士国王帮社会党人的忙。马赛的口哨声和怒吼声使孔斯旦暴跳如雷[175]，这很可能大大促成您的当选。“您千万别过分热心了”［注：达来朗的话。——编者注］，孔斯旦先生！
我今天要就爱尔福特代表大会[166]的召开，给倍倍尔写一封长信［注：见下一封信。——编者注］，有一系列重要问题需要讨论。这封信只好写到这里。望您保持饱满的情绪，竭力时刻嘲笑自己的敌人，相信我们党一定赢得历史性的胜利，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路易莎和我向您多多问好。
您的老弗·恩·
彭普斯和她的孩子们还在这里，他们也向您问好。小女孩［注：莉莉。——编者注］背部需要安一付钢支架（她长得太快了），可是承做支架的工匠却一拖再拖。
注释：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75]1891年10月8日，马赛的民主力量组织了一次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反对同其他部长一起前来参加该市市政工程开工仪式的孔斯旦。虽然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并调用军队驱散游行队伍，但还是举行了示威游行。在部长们经过的路上，到处是嘘声和“打倒孔斯旦！”的口号声。这种敌意的接待使孔斯旦暴跳如雷，他要求市长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对付示威群众。——第16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76.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1年10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76.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1年10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随信附上有关库诺和莱布弗里德问题的必要的材料。
我总觉得，你们不应当为拉萨尔的事[56]再接连来信烦扰可怜的爱德。这使他非常着急；一方面，你们要求这样做，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有责任那样做，因而使得他不知所措；这只能损害事业，而且终将弄得他自相矛盾起来。至于那条注释[172]在书中保留了下来，你们和爱德一样，也有过错，同时，由于那条糟糕的注释而把他那一整篇出色的文章说得一无是处，这也是不公平的。我已告诉他，让他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茫然失措，但也不要摘去自己铁拳上的丝绒手套。到头来，你们自己会因为他这样抨击了拉萨尔而感激他的。我很清楚，假如你们现在重读一下拉萨尔的著作，也会对读到的内容以及自己对这个冒牌英雄曾经有过的信仰而感到诧异；这种信仰是你们在反社会党人法[38]实施期间，同拉萨尔派来往时，由于谦恭而强加给自己的。我相信，你们和相当一部分迄今还墨守拉萨尔传统的人们，已经不知道他说过和写过的是些什么了（而且他本人对自己所说和所写的大部分东西，也不是坚信不疑的）；因此，拉萨尔著作的新版，对你们也将产生十分有益的影响，只要你们阅读这位先知本人的著作时，也象阅读批评他的人的著作时同样努力。
拉法格尚未出狱。如政府在选举活动期间仍不释放他，他可能在利尔当选。前景是美好的：上次选举，若不是现已被击败的布朗热主义夺去了为数可观的工人选票，德洛里本来是可以当选的。
巴黎完全可能发生内阁危机。鲁维埃的名声糟到了极点，在布朗热死后，孔斯旦已无人需要，卡诺憎恨他，因为他想成为卡诺的继任者。弗雷西讷及其一伙也力图摆脱鲁维埃和孔斯旦，因此，议院于15日举行会议时，事态很容易发展到爆炸的地步。
我满意地获悉，狄茨已把我的稿费付给你们。
路易莎要我转告你，照片已收到，我们大家向你衷心致谢。路易莎留下了一张重复的，我要了那张侧面像。
路易莎和我向你的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56]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出版拉萨尔全集（三卷集）的决定。第一卷出版于1892年，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于1893年。伯恩施坦在恩格斯的影响下为这一版撰写的引言（《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在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作用》），基本上正确地说明了拉萨尔的活动，并对他的理论观点和政治路线作了批判性的分析。后来，拉萨尔全集再版时，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施坦背弃了自己过去的观点。——第43、113、167、234、249页。
[172]指伯恩施坦为他给拉萨尔全集（见注56）所写的序言在谈到拉萨尔的慢性病的地方所加的脚注：“可能是梅毒”。——第160、167、23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75.致劳拉·拉法格1891年10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75.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10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今天，给你和腊韦寄去《起源》[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文第四版。——编者注］校样七至十二印张（最后一部分），改动的地方用红笔标出。希望这也是你辛勤操劳的结束。[75]为此，我真不知怎样感谢你才好。但愿它起的作用能够聊以报答你的劳动。
想来保尔已获得自由，这次暂时获释，对他个人和对事业来说，都将大为有益：“北方”已经白热化，在那里应该趁热打铁。
布朗热之所以要死，显然是因为再也活不下去了。他是作为一个靠情妇度日的人活着和死去的。失去自己的情妇崩曼夫人，他还可以忍受，但失去崩曼夫人的财产（据英国报纸报道，这份财产没有遗留给他），——啊，那可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这件可笑的事发生以后，谁都没有罗什弗尔那样高兴；对他来说，这个威武的将军逐渐成了真正的恶魔。
而现在，亲爱的劳拉，天知道我究竟应该为这个《年鉴》［注：《工人党年鉴》。——编者注］（如果介绍上的说明属实，它将是各种人物、原则和事件的大杂烩）写些什么？写德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这简直是整整一本书啊！写其他令人感兴趣的题目？可是，那些最令人感兴趣、最重要的题目，如果由一个外国人来写，势必会使法国读者觉得是一种侮辱。此外，你也没有告诉我，这篇文章何时刊用，准备给它多大篇幅。况且，我的工作十分繁重，目前又都刻不容缓，因此一行也未写成。可见，我没有虚度时光。
上星期一［注：9月28日。——编者注］，派尔希把孩子们带来了，从那时起，就全家住在我们这里。莉莉摔了一跤，背部受伤，作为预防措施，要给她制作一付支架，还要等几天才可做好。派尔希今天就要离去。
路易莎创办的“鬣狗报”不会早于本月15日出版。[173]你的文章以及杜西和路易莎的文章，将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妇女权利捍卫者中间引起哄动，因为这个问题还从来没有真正地象你们在自己的三篇文章中这样直截了当地提出，谁也没有给以这样直截了当的回答。路易莎和杜西对我说，她们对德国（柏林）妇女权利捍卫者感到一种神圣的恐惧。但是，这些人不会控制多久了。倍倍尔热情洋溢地来信谈到，德国女工正多么热心地投身到运动中去，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些迂腐的半资产阶级母驴——妇女权利捍卫者，将很快退居次要地位。
吉勒斯仍在继续印发反对爱德华的传单。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一两天后再写信详谈。我们正设法揭露海德门的造谣中伤，他把吉勒斯当作一个工具使用，我们希望，他无法洗刷掉肮脏的吉勒斯无意地溅到这个工具的使用者身上的污点。
彭普斯、路易莎和孩子们向你问好。
永远是你的弗·恩·
［路·考茨基的附笔］
亲爱的劳拉：
衷心感谢您的来信。正如将军［注：恩格斯的绰号。——编者注］已经告诉您的，我们那份“划时代”的报纸，可能是由于维克多在波希米亚的诉讼事宜，10月15日才能出版。何时能再收到您写的东西呢？我知道，亲爱的劳拉，您只要说了一，总会接着说二的。任何题材的文章，我们都欢迎。
衷心问候您和利尔的M．P．[174]。
您的路易莎
注释：
[75]这是指劳·拉法格同意校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法译文一事，译者是法国社会主义者昂·腊韦。为了修改腊韦质量欠佳的译文，劳·拉法格做了大量工作。恩格斯看了劳·拉法格校阅的译文，对她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该书法文版于1893年出版。——第60、110、126、164页。
[173]指维也纳的《女工报》。恩格斯称该报为“鬣狗”，这一词出自席勒的一首诗《钟之歌》。这首诗里，把参加革命的妇女比做鬣狗。
1892年1月1日《女工报》第1号刊载了下列文章：劳·拉法格的《来自法国的祝贺》（《EinGrußausFrankreich》）和路·考茨基的《英国通讯》（《AusEngland》）；1892年2月5日刊载了爱·马克思-艾威林的文章《我们要怎样组织起来？》（《Wiesollenwirorganisiren？》）。——第165、250页。
[174]M．P．是MemberofParliament（议员）的惯用缩写。由于保·拉法格被提名为众议院议员候选人，路·考茨基称他为M．P．，即议员。劳·拉法格在1891年10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此诙谐地说：在法国，M．P．表示membredePélagie——珀拉惹的成员，即被监禁在圣珀拉惹监狱里的人，指在那里坐牢的保·拉法格。——第166、191、20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74.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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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1年9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同彭普斯、路易莎·考茨基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度过了两个星期[130]；回来后，看了《家庭的起源》新版［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文第四版。——编者注］的校样；现正回复几封积压已久的来信，然后着手完成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的工作。
随信附上给威士涅威茨基太太的事务性便条一张，望你代为转交。除了事务上的往来，我当然不想同她有任何联系。
从你15日的来信遗憾地获悉，痛风在折磨着你。少吃氮化食物，多活动，对你确实有益。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77]进行得比你想象的还顺利；在德国人当中，唯独李卜克内西表现不理想，然而，这是纽文胡斯以最粗暴的、神甫般狡猾的方式对他进行了挑动。代表维也纳女工的路易莎说，纽文胡斯的卑鄙攻击和诽谤简直令人厌恶。
工联代表大会也是一个胜利。[163]“旧”工联极力要废除利物浦代表大会[91]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而他们只得到了微小的让步，这对他们和他们的资产阶级盟友来说，已经是一个失败。你只要读一下自由党人的，特别是苏格兰的报纸，就可看出：他们因为英国工人被社会主义腐蚀而误入歧途是多么懊丧。
《人民报》简直不屑一读。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荒唐、卑劣的报纸了。我的《发展》［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是谁译的？是约纳斯吗？
《社会主义者报》的订费即将汇去，然后立即通知你。
拉法格已在利尔被提名为候选人，这样一来，在选举活动期间，他就有权出狱五周，并进行宣传活动。他未必能在利尔当选，但是在诺尔省的普选中当选是有把握的。
吉勒斯在海德门的帮助下，仍然企图对艾威林进行污蔑，但这或许不是一件坏事：首先，吉勒斯是众所周知的坏蛋；其次，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更快地揭穿海德门。
种种琐事，下封信再谈吧。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注：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和你本人。
你的弗·恩·
注释：
[77]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1年8月16—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三百三十七名代表。就其组成来看，这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可能派（见注30）的首领们要把大会的召开控制在自己手里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因而没有出席。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不许来到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英国工联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美国代表中间，除了社会主义者外，还有美国工会组织的代表。
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关于劳工保护法、关于罢工和抵制、关于军国主义、关于庆祝五一节等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决议中，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统治，在工人有政治权利的地方，应当利用这些权利，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的地位。在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中，代表大会建议工人采用这些斗争手段。这一决议特别强调了工会组织对工人的绝对必要性。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在李卜克内西和瓦扬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以及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论点：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真正主张和平的政党是社会主义者的党。但是，决议案中没有明确规定反对战争威胁的具体任务和斗争手段。
荷兰代表、第二国际中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多·纽文胡斯反对李卜克内西的决议案。他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每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各国社会主义者都应当号召本国人民起来举行总罢工。纽文胡斯的无政府主义空谈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绝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威·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把代表大会的结果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胜利”。——第62、68、71、77、121、124、132—135、137、141、144—146、149、163、204页。
[91]英国工联利物浦代表大会于1890年9月1日至6日召开。出席的代表约四百六十人，代表着一百四十万以上加入工联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社会主义者影响的新工联的大批代表第一次参加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不顾旧工联领袖的反对，通过了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同时认为工联参加国际工人团体的活动是适宜的。会上通过了关于派遣代表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见注77）的决定。——第73、92、145、163页。
[130]1891年夏、秋两季，恩格斯由于过度劳累，不止一次地中断工作，离开伦敦。6月26日至8月24日（有间断），他同肖莱马和哈尼在赖德（威特岛）休养，住在他内侄女玛·艾·罗舍家里；后来，约从9月8日至23日，恩格斯同玛·艾·罗舍和路·考茨基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第117、119、122、135、142、144、149、163、193、247、427页。
[163]英国工联第二十四年度新堡代表大会，于1891年9月7日至12日举行。出席年度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五百五十二名，代表着约一百三十万加入工会的工人（根据另一统计，近二百万人）。大会的大部分代表来自新工联。
尽管旧的保守的工联代表力图取消上届大会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决定，新堡大会仍以二百三十二票对一百六十三票的多数确认了利物浦代表大会的决定（见注91）。大会表示赞成工联参加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第150、163、420、43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7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1年9月29日—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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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1年9月29日—10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你发表在《前进报》上的那篇有关俄国人的文章[167]，我们都很喜欢，它将产生极好的影响。至于存在着战争威胁，而且正是来自俄国，以及战争一旦爆发，恰恰是我们应当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全力促使俄国被击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分歧在于，你认为俄国人希望打仗，而我认为他们只是打算进行威胁，不一定想发动进攻。但是，我同时也意识到，事态仍可能发展到动干戈的地步。
我对俄国外交界现在以及过去使用的方法和惯用的手段作过多年研究，深知战争对俄国来说总是意味着外交的失败，因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往往是俄国所不希望的事。首先，得手的外交恫吓比较便宜，也比较可靠；其次，每一场新的战争只是证明，俄国军队要实现征服性的目的，其力量还嫌不足。俄国军界把自己的战斗准备夸大到如此地步，即使外交界把他们所说的打个七折，也还会对军队的战斗力估计过高。外交界必须考虑的诸因素中，本国军队的力量是最难估算的。只有在别的国家为俄国作战的情况下（1813—1814年），俄国外交界才愿进行战争。
如果格莱斯顿在这里上台执政，那末，俄国外交将处于近数十年中它所能期望的最有利的地位。法国作为积极的盟友，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这已经很不错了。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将会剑拔弩张。但是，战争如果真的发生，那末，这是违背他们的愿望的。
毋庸置疑，发行的公债到那时将起军事公债的作用。这只不过表明，这些先生们正在准备应付一切意外。你提到的其他种种征兆——禁止黑麦出口，黑海的登陆演习等等——，我看，也同样只是证明这一点。他们指望的是，到关键时刻，欧洲，首先是三国同盟[168]，将比难以攻占的俄国所预料的更惧怕战争；那时，俄国将在东方得到好处，而法国沙文主义者则遭受愚弄。
你认为国内的困难会迫使俄国开战。我并不这样认为，——至少不象您可能认为的那样。在俄国受侵害的有三个阶级：土地贵族、农民和新兴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进行革命，而土地贵族已无力进行革命，农民充其量只能举行一些地方性的起义，但这些缺乏联合的起义，若无中心城市的胜利起义使它们联合起来并给以支持，是徒劳无益的。然而，年轻的资产阶级却比任何地方的都兴旺；它逐渐临近同官僚制度势必发生冲突的地步，不过，这可能还要经历若干年。俄国资产阶级是由酒税承包人和掠夺国家财富的军需供应商形成的；这个阶级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仰仗国家：保护关税、津贴、盗窃国家资财、在国家认可和庇护下对工人进行最残酷的剥削。要指望这个资产阶级——其卑劣远远超过我国的资产阶级——触犯沙皇制度，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对这个资产阶级利益的关注会促使发动战争，那只是因为它把泛斯拉夫主义译成了唯物主义的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找到了它的物质基础：通过兼并扩大国内市场。由此便出现了斯拉夫主义狂热、强烈的仇恨德国人的情绪，——就在二十年前，俄国的工商业还几乎完全掌握在德国人手里！——出现了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个卑鄙、无知、鼠目寸光的资产阶级无疑是希望战争的，并且正在报刊上进行煽动。但是，由于害怕国内革命，沙皇目前不会发动战争。在七十年代，这是有意义的，当时，日趋破产的贵族在地方自治局中意识到自己到处陷于同样的处境，开始表示不满。现在，这些贵族已极度衰落，把自己的地产卖给了资产阶级，他们在资产阶级的金钱势力面前已经无能为力，而资产阶级又恰恰是沙皇制度在各主要城市的新支柱，危险也只能来自这里。一次宫廷政变或成功的行刺，不管出自何人之手，在今天都只可能导致资产阶级上台。当然，这个资产阶级甚至比沙皇更急于发动战争。
不过，这是次要的分歧。战争的危险，我们两人都已看到；尽管俄国发生饥荒，——你对这次饥荒的估计十分不足——执政者仍然可能放松缰绳，对此我们也应有所准备。我要看一下，在法国能否做点什么；需要提醒法国人注意一些事情，而这得由法国人自己去做。人们应当了解，联俄反德的战争首先是反对欧洲最强大、最有战斗力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战争，我们只好全力迎击一切进攻我们和将要援助俄国的人，别无其他出路。因为，要么我们被打败，那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就要停滞二十年，要么我们自己上台执政，那时，《马赛曲》里的下面一句歌词就适用于法国人了：
“怎么，这些外国人的军队想在我们家里耀武扬威？”
德国现在的制度无论如何经受不住一场战争，因为要防御需要作极大的努力，并采取十分革命的手段。
你说得对，假如事态终于酿成战争，我们应该要求武装全体人民，但这只能作为对现有的或为应付战争做好准备的组织的补充。这样，就要征召未受过训练的人参加后备部队或民军[169]，在武装和征集常备基干人员的同时，首先对这些人立即进行最必需的训练。
告法国人书的写法应略加改变。[170]俄国外交官并不那么愚蠢，以致竟然在全欧洲面前挑动战争。恰恰相反，他们将设法使法国或者三国同盟的一个参加国成为挑起战争的方面。俄国人的公文包里总是有成打的这类宣战的理由；而在某一具体情况下如何答复，则视已提出的挑起战争的借口而定。不管怎样，我们应当声明，1871年以来，我们一直准备同法国和解；我们党一旦取得政权，如不让亚尔萨斯—洛林自由决定自己的未来，就不能执掌政权；但是，有人要是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而且是联合俄国，我们将认为这是对自己生存的侵犯，就要采取一切手段，利用所拥有的一切阵地，当然也包括麦茨和斯特拉斯堡，奋起自卫。
至于这场战争将怎样进行，有着决定意义的首先是下列两种情况：俄国在进攻上是软弱的，但在防御上则极强有力，要打击它的心脏是不可能的。法国在进攻上是强有力的，但遭受两三次挫败之后，就失去进攻能力，不再构成威胁。奥地利人担任军官和意大利人充当士兵的军队，我看没有什么用处，因此我国军队就得既担任主攻，又承受主要打击。遏止俄国人，同时击败法国人，——战争应当这样开始。粉碎法国人的进攻之后，才能开始攻占波兰，直至德维纳河及德涅泊河，而在此以前，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占领应当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必要时要把普属波兰的一部和整个加里西亚交还应当恢复的波兰。如果这些都能做到，法国可能发生突变。同时，我们应当坚决主张，至少把麦茨和洛林交给法国人，作为和平的保证。
然而，可能不会这样顺利。法国人不会这样轻易让别人击败，他们的军队优良，装备也胜过我们，而我们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造诣，依我看，也不能指望有多高的水平。法国人已经学会进行动员，今年夏天，他们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还证明，拥有足够的军官来配备一支比我们强大的用于首战的军队。要到以后，随着新部队的动用，我们在军官方面的优势才会显示出来。况且，柏林和巴黎间的直接通道两侧筑有坚固的要塞。总之，在最好的情况下，战斗很可能形成胜负交替的局面，双方也都将陆续投入新的援军，直到一方精疲力竭，或者英国积极进行干预，那时，英国只要切断粮食运输线，就可以用饥困的办法迫使它的敌方——德国或者法国——媾和。在此期间，俄国边境的情况将会怎样，主要取决于奥地利人的军事行动，因而是难以预测的。
有一点我认为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我们被打败，沙文主义和复仇战争的思想将在欧洲大肆蔓延很多年。假如我们战胜，我们的党就会取得政权。德国的胜利因而将是革命的胜利，所以，战争一旦发生，我们不仅应当期望胜利，而且要采取一切手段去争取胜利。
爱德的文章[171]，本来可以作为对福尔马尔的答复[135]，而且用于这种场合是非常恰当的。但是，这个老实的爱德却一拖再拖，以致他这篇文章成了对喀琅施塔得联欢[151]的答复，而用于这个目的，显然是根本不适宜的；应当强调截然不同的观点。这里一定要说明，如果法国对德国来说形式上代表着革命，那末，德国由于自己的工人党，就在物质上居于领导革命的地位，这在战争期间必将鲜明地表现出来，那时，我们以及革命，或者被扼杀，或者取得政权。
顺便提一下，我听说，你准备在党代表大会上赞同把卡·考茨基提出的原则性的论述部分作为党的纲领。我也认为，现在这个草案（见《新时代》第51期）比我们那个要好得多。只是对载于第788页上的一段，我曾建议他［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把几个地方修改一下。显然，他对此是经过反复琢磨的，而且确有成效。爱德所起草的关于局部要求的那一章[164]，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关于莱布弗里德和库诺一事，日内另写一信给你。
路易莎和我向你问好。
你的弗·恩·
10月1日
上面写的，我本想今天发出，却又收到你29日的来信。发表在《社会主义者报》上的我的那封信［注：弗·恩格斯《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摘自给保·拉法格的信）》。——编者注］，希望你读到的是原文，《前进报》上刊登的译文令人厌恶，有些地方简直无法理解。真见鬼，李卜克内西从哪里搜罗来这样一些糟糕的翻译？显而易见，这样的时刻日益临近，到那时，我们在德国将拥有多数，或者无论如何将成为唯一有足够的力量执掌政权的党——在保持和平的条件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不希望这一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因某种危机而中断，诚然，这种危机可以使它缩短两三年，但也同样可以使它延长十至二十年。
至于我对你们过分重视敌人的议论一事提出意见，这是你自己的过错；你在来信中谈到爱德所作的注释[172]时说：“敌人已在攻击这个东西，认为这是对拉萨尔别有用心，怀有敌意。”每遇到问题，往往听见你们拿敌人的话作论据，我不由地要说，对我们来说，敌人是不值一提的。其实，我和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说过：我们作了什么样的蠢事，以致敌人称赞我们？你看，你也完全是这样。
你们无论如何要使盖泽尔离开《前进报》。要知道，圣加仑代表大会上曾对此人郑重作出不信任的决定[121]，决不能让他留在编辑部里！布洛斯也是如此，他是个无所不怕，而又令人生厌的家伙。至于要由李卜克内西撰写的第六篇社论，这不会给你们带来过多的烦恼。我敢打赌，三个星期以后，他想写社论的念头就会烟消云散，他又会象1866年在莱比锡时那样说：如果以为现在是写社论的时候，那是不了解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
维也纳的女工报纸［注：《女工报》。——编者注］可能会在你们那些为妇女报刊撰稿的妇女中间引起很大的不满。她们还处在沙克的强烈影响下，希望有一种特殊的妇女运动，而不希望妇女运动只是成为工人运动的一个方面。而维也纳的这家报纸大力传播的，正是这后一种观点；如果我们的妇女象你所说的那样，毅然行动起来，那末，所谓争取妇女权利的特殊的运动——纯粹是资产阶级的把戏——就会很快退居次要地位。如果目前的妇女领导人那时被妇女们自己抛弃，也没有什么可以惋惜的，而维也纳的这份报纸则将享有这样一种荣誉：在所有的妇女报刊中它是第一个接受并维护这种观点的。
你们没有刊登艾威林驳斥吉勒斯的声明，这再一次证明，每个德国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官僚的王国，只要一担负某种职务，它就立刻暴露出来。吉勒斯说什么他也打了艾威林，这种说法竟不加反驳地登在德国报刊上，艾威林认为这有损他的声誉。他请路易莎澄清事实真相，而且他们两人都在声明上签了字。在任何别的国家人们都会说：这样的事情，当事人自己应当知道该怎么做；我，作为一个编辑，可以不赞成他们的作法，但却必须承认他们有权按自己的意愿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你们那里恰恰相反，编辑部却承担起书报检查官的职责，自认为永远是最内行的裁判者，并禁止他们进行诉讼。编辑部当然可以认为，它已把吉勒斯的事告一段落，从它这方面可不再提及此人，但是，如果艾威林和路易莎以他们自己的名义采取行动，编辑部就无权坚持这一观点，从而剥夺自己朋友讲话的机会。顺便说一下，我决不同意你们的其他种种疑虑，我甚至还亲自起草了路易莎的声明。
接着，吉勒斯又发表了随信附去的那张纸条。艾威林的答复，你过几天便可收到。关于布莱德洛的事，从艾威林这方面来看，是极为愚蠢的，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过错。当时，艾威林在财务和政治交涉方面是一个非常幼稚、很不成熟、极其笨拙的年轻诗人，布莱德洛很了解这一点，于是极其卑鄙地利用了他。他们创办了一所设有实验室的自然科学学校，布莱德洛负责事务方面，而把全部工作，最后连全部财务也都推给了艾威林。在艾威林成了社会主义者并同杜西结婚以后，布莱德洛诬蔑他在财务上值得怀疑。完全无辜的艾威林，只是由于十分糊涂，才陷入这样的困境。布莱德洛发表了通告信后，艾威林竟然如此糊涂，他不仅不予以回答，甚至陆续付给这个对他大肆诈骗的布莱德洛二百英镑！如今，这已经是往事了，布莱德洛已不在人世，但由于布莱德洛避免提出具体的指控，艾威林别无他法，只能在适当时机，公开说明事情的全部经过。最先再度搬出这些无稽之谈的海德门先生，只要一接受艾威林准备同他公开辩论的挑战，这一时机就会到来。——芝加哥电报事件也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同样是出自海德门之手。我们的目的就是现在把海德门紧紧揪住，因为吉勒斯不过是他的传声筒而已。
路易莎和我向你的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和你多多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121]1887年10月2—6日在圣加伦（瑞士）举行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上，除其他问题外，还讨论了帝国国会中一批社会民主党议员由于畏惧迫害，拒绝签署关于召开党代表大会的通告的问题。在就此问题通过的决议中，大会一致谴责了那些没有理由而采取这种行动的议员，并希望今后不让这些人在党内担负重要职务。盖泽尔是其中之一，涉及他的这项决议是一致通过的。——第105、160页。
[135]指福尔马尔在社会民主党1891年6月1日慕尼黑公开集会上发表的宣扬忠君爱国的沙文主义演说，这篇演说谈到在卡普里维政府执行所谓“新路线”情况下党的任务和策略。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企图迫使党接受机会主义策略，即在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问题上，特别是在发生对俄战争时，与统治阶级合作。受到资产阶级报刊称赞的福尔马尔这篇讲话，在党的会议和党的大多数报纸上，后来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特别是在奥·倍倍尔和保·辛格尔及其他人的发言中，受到了谴责（见注166）。——第121、130、159页。
[151]暗指1891年7月至8月初在喀琅施塔得对法国分舰队的隆重接待，这次接待成为沙皇俄国和法国接近的公开表示。与此同时，两国进行了外交谈判，1892年8月谈判结束，签订了法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法国和俄国必须就国际政治问题进行协商，并且在一方受到进攻威胁时采取共同行动。这个协定是法俄联盟于1893年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联盟是为对抗三国同盟（见注168）而建立的侵略性军事政治集团。——第139、159、180、226、367、397页。
[164]恩格斯对《新时代》编辑部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这一草案以《新党纲草案》（《DerEntwurfdesneuenParteiprogramms》）为题，分为四个部分，发表在1891年该刊第49—52期上。前三部分的起草人是卡·考茨基，第四部分（关于局部要求）是爱·伯恩施坦写的（见注179）。——第151、152、159页。
[167]恩格斯在这封信里分析了载于1891年9月27日《前进报》第226号上的奥·倍倍尔的文章《俄国公债》（《DierussischeAnleihe》）。这篇文章是针对俄国于1891年9月在法国签订的利息为百分之三的公债而写的，倍倍尔把它称为军事公债。
公债额为五亿法郎（即一亿二千五百万金卢布），初期推销颇为顺利。但是，由于1891年俄国发生饥荒，经济状况恶化，其有价证券在欧洲交易所的价格猛跌，这笔公债只推销了约九千六百万卢布。——第154、213、220、225、367页。
[168]三国同盟是旨在反对法国和俄国的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侵略性军事政治联盟。同盟于1882年因意大利加入1879年缔结的德奥军事同盟而最终形成。三国同盟条约的期限订为五年，但是在1887年和1891年，这个条约又重新订立，后来在1902年和1912年又自动延长期限。三国同盟的建立使欧洲开始分成两大军事阵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终于导致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战争开始后，意大利退出同盟，并于1915年归附同德国和奥匈帝国交战的国家。——第155、226页。
[169]民军是1813—1814年在普鲁士出现的一种民团。根据1867年的法律，民军应由未曾在陆军或海军中服役的、年龄从十七岁到四十二岁的应征人员组成，并且只是在受到外敌入侵的威胁时才征召。——第157页。
[170]这里是指奥·倍倍尔关于在战时向法国人民发布特别呼吁书的建议；他在1891年9月1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阐述了这一建议。——第157页。
[171]指8月29日发表的爱·伯恩施坦的文章《英国来信》（《BriefeausEngland》），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第2卷第50期。在这篇文章中，伯恩施坦着重批判了三国同盟（见注168）以及德国在同盟中的立场。——第159页。
[172]指伯恩施坦为他给拉萨尔全集（见注56）所写的序言在谈到拉萨尔的慢性病的地方所加的脚注：“可能是梅毒”。——第160、167、23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72.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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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1年9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我今天正准备就纲领问题给你写信，——恰好收到你的来信。
你的纲领草案要比正式草案好得多，而且我高兴地得悉，倍倍尔拟建议采纳你的草案。我支持他这样做。你第一个草案的一个缺点——冗长，已经克服，而且比正式草案简明扼要。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提出下列意见[164]：
第一节，《新时代》第785—786页第2段第3行：用人类劳动产品的增长代替收益一词。马克思曾指出，“收益”〔Ertrag〕一词十分含糊，这个词既可以指产品本身，也可以指产品的价值或者甚至可以指偶然实现的价格总额。
其次，一切生产资料的私有制〔PrivateigentumandenProduktionsmittelndurchweg〕。这里是指全部社会生产资料的总和，还是指某个特定的生产者，农民或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指完全特定的生产资料，因此要用定冠词。省略了这个冠词，就会含糊不清［注：考茨基使用“生产资料”（Produktionsmittel）一词时没有加冠词，按照德文语法，就是泛指任何生产资料。——编者注］，至少我认为是这样。
第二节，《新时代》第788页，第一段措词欠妥。“在现代条件下受折磨的人”——这太含糊。应该说，由于阶级的对立，统治阶级在智力上和道德上也畸形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超过被压迫阶级。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就把这段文字修改一下。结尾的那句话也不确切：无产阶级是唯一的阶级，其利益等等促使……我看大致可以这样说：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其解放是不可能的，或者用类似的说法。
第二段……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就不能进行自己的经济斗争——和组成战斗的阶级。（为了进行经济斗争和组成战斗的阶级，它必须拥有随着它的成就而扩大的政治自由和平等权利？）——其余不动。
我只提这几点简短的意见，很遗憾，没有时间再多提了，因为我忙得不可开交。
爱德起草的那一章[164]，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读。
在你起草的第一章里，你也有些陷入“乌托邦”。哪里有这样一个国家，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曾经出现过你在第726页直到第730页所描述的那种情况（“在这种变革的同时，还完成了另一种变革”）？我看，这是为了贪图方便，把不同过程的时间和地点硬混到一起了。这也无关紧要，你的广大读者不会觉察出来，每个读者都可以取其所好。
报纸已收到，谢谢。好在党已相当强大，发表李卜克内西的讲话也不致有什么危害；更重要的是，连报纸［注：《前进报》。——编者注］也即将发生某种变化。说实在的，我也感到奇怪，老头竟然落后到如此地步。但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力量，因而能拖着这个包袱前进，并且使李卜克内西能够聊以自慰，使他所看到的词句都称心如意，他立即就会认为一切都解决了。
尤·沃尔弗先生把他那篇瞥脚的东西［注：尤·沃尔弗《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谜》。——编者注］也给我寄来了。我没有读，就把它放进柜子里了，并决定在写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序言以前不去动它。但顷接你转来寄自诺伊闵斯特尔的信。里面就是这样写的：
“苏黎世，1891年9月20日。尊敬的先生：在康拉德主办的《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最近一期上，布隆的犹太人沃尔弗（这里的综合技术学校教授）狂妄地指责您，说您不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的价值论，因而想把第三卷隐匿起来。您不想给他一个耳光吗？一个敬仰您的人。”
当然，事情不致发展到这个地步，不过总还得把这篇奇文看一下。
至于康拉德·施米特的解答不是马克思的解答，我当时就写信告诉他了，但是，尽管如此，他的书里还有如此多的出色之处，以致我认为这本书是马克思逝世后经济思想上的最大成就。[165]但是，目前我处理完日常事务，就一定立即着手整理第三卷，其它一切暂搁一边。
康拉德·施米特曾去柏林，他在假期里把《前进报》编得相当成功。目前，他可能在苏黎世担任讲师，这是他不顾教授们的反对在施特塞尔协助下得到的。
你去参加代表大会[166]，这很对。人们会激烈地批评《新时代》，这是肯定的。你什么话都要听，尽量少作答复，然后走自己的路。只要是倍倍尔主持，一切都会重新纳入正轨。
吉勒斯事件［注：见本卷第149—150。——编者注］，我们这里要充分加以利用。海德门及其一伙看到自己同可能派[30]广泛策划的整个国际阴谋遭到如此悲惨的失败，当然要大动肝火，于是就成了这一事件的策动者。他们把自己同吉勒斯等同起来，对我们当然十分有利；可惜，他们又改变了主意。你也知道，这些先生们中间，有的人谈不上什么勇敢，而挨耳光也绝不是那么舒服。
路易莎向你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164]恩格斯对《新时代》编辑部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这一草案以《新党纲草案》（《DerEntwurfdesneuenParteiprogramms》）为题，分为四个部分，发表在1891年该刊第49—52期上。前三部分的起草人是卡·考茨基，第四部分（关于局部要求）是爱·伯恩施坦写的（见注179）。——第151、152、159页。
[165]看来，恩格斯是指他1889年10月17日给康·施米特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282—284页）。
这里所说的是施米特的著作《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平均利润率》（《DieDurchschnittsprofitrateaufGrundlagedesMarx’schenWerthgesetzes》），该书于1889年由狄茨出版社在斯图加特出版。——第153页。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71.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1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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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1年9月14日于苏格兰海伦斯堡
亲爱的左尔格：
我同彭普斯和路易莎·考茨基已来这里旅行[130]；一周来，不是爬山，便是涉水，对我大有裨益。再过一星期，我们就要回家去了。
对施留特尔夫妇真是毫无办法。施留特尔每遇到一个女人，就不能不追随其裙后，而他的妻子［注：安娜·施留特尔。——编者注］把冲突闹得似乎不可开交以后，又不能不去求得和解与宽恕。如果这次她终于留在德国（我不太相信这点），那是由于她听了那里人的劝告。
斐迪南·吉勒斯先生是个无赖文人，是从进步党[160]转到我们这边来的，但在德国时，我们就不想承认他。在伦敦，他同海德门之流串通一气，德意志共产主义协会[161]里也有人支持他。从不宜公开的可靠方面获悉，此人系警探，难怪他有钱，否则，这些钱的来路就无法解释（他每年给路易莎·米歇尔在这里创办的学校提供六英镑）。布鲁塞尔代表大会[77]期间，这个家伙曾企图在德国人当中散布艾威林的谣言，这些谣言是海德门、贝赞特夫人和她的情夫赫伯特·伯罗斯等暗地传开的，说什么艾威林同杜西结婚时，抛弃了原来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使他们陷于极端窘困的境地，说什么他的岳丈要砸碎他的脑袋。（实际上，八年多以前，艾威林和他妻子经双方同意离了婚，她带走了自己那份每年可以得到五百多英镑收入的财产，他们从来没有过孩子，岳丈也早已去世。）人们不相信这种谣言，于是吉勒斯就企图把这些无稽之谈塞给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这一点，他当然是得逞了。所有的报刊都大肆宣扬。艾威林在布鲁塞尔未能采取任何措施，以免给比利时警察当局提供破坏代表大会工作的借口。但是回伦敦后，他向我们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我们大家一致同意他的意见：要把吉勒斯揍一顿。在德意志协会，艾威林未能如愿，上星期二，9月8日，他带了路易莎·考茨基作为见证人，——以防吉勒斯造谣说，两个男人袭击了他——到了吉勒斯家里，朝他脸上狠狠打了两下。这想必很快就会起作用。其后果如何，我不清楚，因为我们当天就离开了，不可能得到任何消息。
艾威林立刻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李卜克内西，以便在《前进报》上公诸于众[162]，因此美国也会开始谈论此事。
我在这里见到了美国代表中的麦克维和阿伯拉罕·卡恩——犹太人使徒。这两个人我都很喜欢。
总之，代表大会对我们来说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布鲁斯派[30]根本没有出席，海德门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把自己的反对派立场掩盖起来。最好的是，同海牙代表大会一样，把无政府主义者赶出了门外。[159]旧国际以此结束，而远为广泛的、宣告自己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国际恰恰以此为开端。
工联新堡代表大会也是一次胜利。[163]以纺织工人为首的旧工联以及工人中的所有反动分子曾竭尽全力想废除1890年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他们失败了，只得到暂时的、极其微小的让步。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尽管还有不少的混乱，但历史在不可阻挡地前进，而资产阶级报纸惊恐哀鸣，战战兢兢地承认资产阶级工人政党遭到了彻底失败。特别是苏格兰的自由党人，帝国里这些最聪明、最典型的资产者，异口同声地发出了一片喧嚣，说什么工人受到了巨大挫折，工人的行动荒唐透顶。
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夫人［注：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
你的弗·恩·
注释：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77]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1年8月16—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三百三十七名代表。就其组成来看，这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可能派（见注30）的首领们要把大会的召开控制在自己手里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因而没有出席。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不许来到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英国工联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美国代表中间，除了社会主义者外，还有美国工会组织的代表。
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关于劳工保护法、关于罢工和抵制、关于军国主义、关于庆祝五一节等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决议中，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统治，在工人有政治权利的地方，应当利用这些权利，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的地位。在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中，代表大会建议工人采用这些斗争手段。这一决议特别强调了工会组织对工人的绝对必要性。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在李卜克内西和瓦扬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以及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论点：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真正主张和平的政党是社会主义者的党。但是，决议案中没有明确规定反对战争威胁的具体任务和斗争手段。
荷兰代表、第二国际中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多·纽文胡斯反对李卜克内西的决议案。他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每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各国社会主义者都应当号召本国人民起来举行总罢工。纽文胡斯的无政府主义空谈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绝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威·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把代表大会的结果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胜利”。——第62、68、71、77、121、124、132—135、137、141、144—146、149、163、204页。
[130]1891年夏、秋两季，恩格斯由于过度劳累，不止一次地中断工作，离开伦敦。6月26日至8月24日（有间断），他同肖莱马和哈尼在赖德（威特岛）休养，住在他内侄女玛·艾·罗舍家里；后来，约从9月8日至23日，恩格斯同玛·艾·罗舍和路·考茨基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第117、119、122、135、142、144、149、163、193、247、427页。
[159]指1872年9月2—7日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首领被开除出国际。——第146、150页。
[160]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成员。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来右翼，它投降俾斯麦，并组织了民族自由党（见注248）。与民族自由党不同，进步党在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以后，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1884年，进步党人同由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成为德国自由思想党（见注112）。——第149、211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162]爱·艾威林揭露吉勒斯是可卑的诽谤者的声明，载于1891年9月11日《前进报》第212号。——第150页。
[163]英国工联第二十四年度新堡代表大会，于1891年9月7日至12日举行。出席年度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五百五十二名，代表着约一百三十万加入工会的工人（根据另一统计，近二百万人）。大会的大部分代表来自新工联。
尽管旧的保守的工联代表力图取消上届大会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决定，新堡大会仍以二百三十二票对一百六十三票的多数确认了利物浦代表大会的决定（见注91）。大会表示赞成工联参加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第150、163、420、43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70.致保尔·拉法格1891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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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致保尔·拉法格[157]
勒-佩勒
1891年9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这样，您又被关到珀拉惹夫人［注：巴黎圣珀拉惹监狱。——编者注］神圣的、至尊的拱门内——“进入悲惨之城……走进永劫的人群”［注：但丁《神曲》地狱篇第3首歌。——编者注］；然而，我相信这不会持续很久，在您的“一年”度完以前，我们可能就把孔斯旦置于您的地位上了。不管怎样，十分遗憾的是，您在被捕前没有能去布鲁塞尔，不然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但这没有什么，我对代表大会[77]仍然非常满意。首先是暴露了布鲁斯—海德门反对派的彻底瓦解；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个反对派从未存在过，1889年的可能派代表大会[158]只不过是个幻影而已。谢天谢地，这些先生可别成为我们的“朋友”，——不然又要成为我们的负担，而他们象过去那样作为我们的敌人，倒能使我们聊以消遣。
其次，开除了无政府主义者。旧的国际以此结束，新的国际则以此开始。这简直是海牙通过的决议[159]在过了十九年之后又得到了认可。
最后，为英国工联敞开了大门。这一步骤证明：对局势的了解是何等的正确。而使工联受到阶级斗争和消灭雇佣劳动约束的那些提法表明，我们这方面并没有让步。
可见，我们有充分理由表示满意。纽文胡斯事件表明，欧洲工人已经把高调盛行的时期完全抛在后面了，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他们是一个组成为战斗的政党、考虑事实的政党的阶级。而事实说明，形势越来越革命了。
俄国已经发生饥荒；德国将在几个月后发生饥荒；其他国家的受害程度要轻些，这是因为：1891年小麦歉收估计为四百万夸特（一千一百五十万百升），黑麦歉收为三千至三千五百万夸特（八千七百万或一亿零一百五十万百升），黑麦大量歉收主要涉及两个消费黑麦的国家——俄国和德国。
这种情况可以保证我们在1892年春季以前有一个和平的局面。俄国在那个时候以前不会有所行动；因此，只要巴黎或柏林不干出难以置信的蠢事，战争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沙皇政府是否经受得住这种危机？我对此表示怀疑。在大城市，特别是在彼得堡，叛逆分子太多了，他们会设法利用这一机会推翻醉鬼亚历山大三世，或者把他置于一个国民议会的监督之下；很可能，亚历山大三世本人将主动召集这样一个议会。俄国——即政府和年轻的资产阶级——曾花费很大的力气来创建大规模的民族工业（见《新时代》发表的普列汉诺夫的文章［注：格·瓦·普列汉诺夫《一八九○年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编者注］）。这种工业的发展立即就会中断，因为饥荒将夺去它的唯一销售市场——国内市场。沙皇将会看到，把俄国变为一个不依赖于外国的自给自足的国家是意味着什么；他将面临因工业危机而加深的农业危机。
在德国，政府将下决心废除或暂时取消谷物税（照例将下得太迟）。这将引起帝国国会中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多数的分裂。大土地占有者、《ruraux》〔“地主议员”、“乡下佬”〕［注：对法国反动的1871年国民议会中多数的轻蔑叫法，恩格斯用来称呼德国容克。——编者注］将不愿意再支持征收工业品税，他们将希望买到尽可能便宜的工业品。这样一来，在表决反社会党人法[38]时所发生过的情景有可能再度重演：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多数本身将因在新条件下产生的利益对立而发生分裂，对保护关税制的个别条款无法达成协议。任何建议都只会得到少数票的赞同；将来必定是或者退回到自由贸易制，这在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或者解散帝国国会，这将使旧的政党和旧的多数失去自己的阵地而形成一个主张自由贸易、反对目前政府的新多数。这将意味着俾斯麦时期和国内政治停滞状态的真正的和彻底的结束（我这里不是指我们的党，而是指“可能的”执政党〕；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将要开始，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资产阶级（一部分工业资产阶级）和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另一部分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人）之间的斗争也将开始；政府和国内政治的稳定将遭到破坏；最后，运动、斗争、生活都将开始，一切成果将由我党获得；如果事态会这样发展的话，那末，在1898年左右我党就能取得政权（倍倍尔认为1895年即可）。
情况就是这样！我没有谈到其他国家，因为这次农业危机对它们的影响没有那样直接。而如果这次农业危机在英国这里引起我们已期待二十五年之久的、尖锐的工业危机……那末等着瞧吧！
一刻钟以后，我们要去海格特公墓，把一棵常春藤栽到马克思的墓上，这是莫特勒三年前从乌尔利希·冯·胡登墓地（位于苏黎世湖乌福瑙岛）移来的，它在我的阳台上长得很茂盛。
倍倍尔和来自维也纳的阿德勒到我这里住了几天，他们对代表大会很满意。
您就消遣消遣吧，并利用给您提供的这个机会“专心致志”地写点东西，正如1841年被关进监狱的一个柏林新闻记者所说的那样。
祝好。
您的弗·恩·
注释：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77]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1年8月16—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三百三十七名代表。就其组成来看，这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可能派（见注30）的首领们要把大会的召开控制在自己手里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因而没有出席。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不许来到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英国工联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美国代表中间，除了社会主义者外，还有美国工会组织的代表。
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关于劳工保护法、关于罢工和抵制、关于军国主义、关于庆祝五一节等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决议中，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统治，在工人有政治权利的地方，应当利用这些权利，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的地位。在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中，代表大会建议工人采用这些斗争手段。这一决议特别强调了工会组织对工人的绝对必要性。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在李卜克内西和瓦扬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以及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论点：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真正主张和平的政党是社会主义者的党。但是，决议案中没有明确规定反对战争威胁的具体任务和斗争手段。
荷兰代表、第二国际中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多·纽文胡斯反对李卜克内西的决议案。他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每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各国社会主义者都应当号召本国人民起来举行总罢工。纽文胡斯的无政府主义空谈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绝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威·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把代表大会的结果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胜利”。——第62、68、71、77、121、124、132—135、137、141、144—146、149、163、204页。
[157]此信初次以《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摘自给保·拉法格的信）》一文的形式，发表在1891年9月12日《社会主义者报》第51号上，发表时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和删节，1891年9月16日《前进报》第216号也把它译成德文予以转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81—283页）。——第145页。
[158]指为了对抗马克思派的巴黎代表大会（见注41）而于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的可能派（见注30）代表大会。参加可能派代表大会的外国代表人数很少，而且他们多数人的代表资格完全是假的。——第146页。
[159]指1872年9月2—7日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首领被开除出国际。——第146、15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69.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1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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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1年9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信中关于施留特尔妻子［注：安娜·施留特尔。——编者注］的事，我已告诉路易莎·考茨基了；她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而且对情况也了解。她认为，施留特尔的妻子这样做，不过是威胁而已；如果施留特尔不被吓住，她是会回来的。同时，路易莎不认为施留特尔的妻子非得别人劝说才会决心回来。在苏黎世的时候，她就不止一次这样闹过。施留特尔多次对她不忠，当然会使她发火，但她每次都完全宽恕了他，而那些把她的恼怒和愤言激语信以为真的人，却落得左右为难。路易莎在这件事上丝毫不想维护施留特尔，或者哪怕是为他表白，她和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施留特尔在这方面究竟如何，——他总是不清不楚的。他的妻子经常以离婚相要挟，而到关键时刻还是投入他的怀抱。这样，外人就没有办法了。
今天，伯恩施坦夫妇从伊斯特勃恩回来了。萨尼亚尔和麦克维正在伦敦，明天要来我这里。我在赖德呆了一个月[130]，和肖莱马住在彭普斯那里；肖莱马已回曼彻斯特去了。他每次感冒，耳聋就要加重，也就不容易同他打交道；别的方面，他一切都很正常。我身体还好，为了完全恢复健康，我还得离开这里一段时间。阿德勒（来自维也纳）和倍倍尔在这里住了三天。他们心情十分愉快，对这次代表大会[77]很满意。
给你寄去一包文件和一份《每周快讯》，上面载有克罗弗德老太婆在巴黎访问李卜克内西的谈话。[155]这篇谈话将会引起吵闹。总之，李卜克内西说了不少蠢话。听说他消瘦了许多，精神也不好，似乎同所有的人都发生了争吵；在布鲁塞尔，他同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根本不相往来。另一方面，我们当中的优秀人物感到诧异的是，他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同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相对立。《前进报》他办得很不好，自己什么也不做，却让盖泽尔为这一机关报撰写社论，他坚持着一些十分奇特的观点，——一句话，那里正酝酿着一场灾难，而这篇谈话可能会加速这场灾难的到来。
同布鲁斯派等等的旧争吵已告一段落，布鲁斯派根本没有代表参加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海德门也没有敢去那里，他派去的人相互争吵了起来，出尽了丑。目前，他正寻求不知所措的纽文胡斯的支持，但这是没有指望的。马克思派不论是在原则问题上，还是在策略问题上，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还会有人暗地里搞阴谋，《正义报》上大概还会象过去那样，出现对我和艾威林等人的攻击，但是，把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反对的公开反对派，已不复存在了。
《人民论坛》刊载了一篇关于代表大会的最详细的报道。[156]
《家庭的起源》新版［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文第四版。——编者注］的校样，我已看了六个印张。除增加一篇新序言外，第二章（家庭）将有大量补充，后面也有些补充。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77]又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者，再一次确认了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一点，在美国的报刊上应该加以强调。另一方面，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为英国工联敞开了大门，优秀的工联大概很快会加以利用。这就是两项最重要的决议。真是妙极了，英国人目前成为最反动的了，为了照顾他们，还得把问题缓和一下！但这是可以的，因为现在看来，这不过是几个月，最多一两年的事了，他们会向我们靠拢的。当然，工联下一次代表大会将试图推翻利物浦代表大会关于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91]，但即使在极力主张十小时工作日的纺织工人的支持下能够得逞，这也只能使火焰烧得更旺。运动在前进，这是阻挡不了的。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注：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
你的弗·恩·
注释：
[77]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1年8月16—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三百三十七名代表。就其组成来看，这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可能派（见注30）的首领们要把大会的召开控制在自己手里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因而没有出席。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不许来到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英国工联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美国代表中间，除了社会主义者外，还有美国工会组织的代表。
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关于劳工保护法、关于罢工和抵制、关于军国主义、关于庆祝五一节等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决议中，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统治，在工人有政治权利的地方，应当利用这些权利，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的地位。在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中，代表大会建议工人采用这些斗争手段。这一决议特别强调了工会组织对工人的绝对必要性。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在李卜克内西和瓦扬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以及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论点：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真正主张和平的政党是社会主义者的党。但是，决议案中没有明确规定反对战争威胁的具体任务和斗争手段。
荷兰代表、第二国际中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多·纽文胡斯反对李卜克内西的决议案。他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每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各国社会主义者都应当号召本国人民起来举行总罢工。纽文胡斯的无政府主义空谈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绝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威·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把代表大会的结果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胜利”。——第62、68、71、77、121、124、132—135、137、141、144—146、149、163、204页。
[91]英国工联利物浦代表大会于1890年9月1日至6日召开。出席的代表约四百六十人，代表着一百四十万以上加入工联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社会主义者影响的新工联的大批代表第一次参加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不顾旧工联领袖的反对，通过了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同时认为工联参加国际工人团体的活动是适宜的。会上通过了关于派遣代表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见注77）的决定。——第73、92、145、163页。
[130]1891年夏、秋两季，恩格斯由于过度劳累，不止一次地中断工作，离开伦敦。6月26日至8月24日（有间断），他同肖莱马和哈尼在赖德（威特岛）休养，住在他内侄女玛·艾·罗舍家里；后来，约从9月8日至23日，恩格斯同玛·艾·罗舍和路·考茨基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第117、119、122、135、142、144、149、163、193、247、427页。
[155]恩格斯从劳·拉法格1891年9月3日的信中获悉，1891年8月30日载于英国激进派报纸《每周快讯》的所谓威·李卜克内西的谈话，纯系其巴黎记者克罗弗德捏造。威·李卜克内西对把这篇谈话强加于他一事进行了辟谣，他在1891年9月4日《前进报》第206号上声明，他在最近一次访问巴黎期间，没有同任何记者会面，更没有发表任何谈话。——第144页。
[156]关于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报道，载于1891年8月22和29日《柏林人民论坛》第34和35号的附刊。——第14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68.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1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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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1年9月2日
彼得堡
1891年9月2日于伦敦
阁下：
今天我再归还您六封信，就是说，1878年底以前的信已全部奉还，其余的最近寄还。[153]
您对饥荒的预言，应验得简直太快了，在英国这里，我们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整个年景本来是很好的，可是大约十天以前，正是英国南方开始收割的时候，出现非常坏的天气，已收和未收的庄稼都遭到严重毁坏；据说，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庄稼，即使没有完全被毁，也受到了极大损失。这场灾害只带来一个好处，就是最近二十个月左右不会发生任何战争，而在目前普遍扩充军备和互不信任的情况下，这倒是件好事。
请允许我下封信再谈您5月1日信中提供的非常有趣的材料[154]。今天是我动身的前夕，写这封短信的主要目的，是请您以后来信寄给考茨基夫人，地址：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来信将原封转给我，因此不必用双层信封。由于我将经常离开伦敦[130]，我担心用以往的写法寄来的信可能到不了我手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只好看我的女仆是否机灵和细心了。
总的说来，我还是很健康的。不过，每年要有两个来月的时间休息和彻底改变一下环境。海上旅行对我是绝妙的良药。假如一个月后我的身体象预期的那样好，就立即整理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第三卷必须完成。但看来以不答应期限为好。
忠实于您的派·怀·罗舍［注：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注释：
[130]1891年夏、秋两季，恩格斯由于过度劳累，不止一次地中断工作，离开伦敦。6月26日至8月24日（有间断），他同肖莱马和哈尼在赖德（威特岛）休养，住在他内侄女玛·艾·罗舍家里；后来，约从9月8日至23日，恩格斯同玛·艾·罗舍和路·考茨基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第117、119、122、135、142、144、149、163、193、247、427页。
[153]恩格斯把马克思给丹尼尔逊的书信归还丹尼尔逊；这些书信是寄给恩格斯复制副本用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413页）。——第142页。
[154]在1891年5月1日的信中，尼·弗·丹尼尔逊把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的统计数字告诉了恩格斯。——第14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67.致劳拉·拉法格1891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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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8月17日于赖德市布莱丁路枞园
亲爱的劳拉：
我和肖莱马还在这里等待迟迟不来的好天气。偶尔遇到好天，我们就想鼓起勇气去旅行，但积极性总是由于英国法律和英国气候所固有的惊人的不稳定性而冷却下来；同时，由于阴雨天气变得过分稳定，这种积极性往往冷却，甚至返潮了。不管怎样，我们的运气还不错，我们环游这个岛屿（不是已环游过两次的威特岛，而是大不列颠）的计划夭折了，不然可就够我们受的了。于是，我们呆在这里，观赏停泊在对面的英国舰队，等候后天要到来的法国舰队。
这么说，可怜的保尔已开始在圣珀拉惹服刑了[150]——相信他会保持旺盛的精神！他要被迫休息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法国意外事件是层出不穷的，谁也不知道一年之内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担心你在勒-佩勒会象保尔在圣珀拉惹一样感到孤独。那末，你就常到伦敦我们这里来吧，这对你可能不会有什么特殊困难，想必你不会被你的鸽、鸡等等束缚住。总之，希望你在情况允许的范围内，把保尔生活上的事稍加料理后很快就来。
我们的一位俄国朋友［注：尼·弗·丹尼尔逊。——编者注］大约三星期前来信说：“我们正处于饥荒的前夜”，这个预言确实很快就应验了。当法国的沙文主义者和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举行联欢、互喊“乌拉！”[151]时，这个事实抵销了他们的一切示威。在国内发生饥荒的情况下，沙皇是不能打仗的。他最多只能竭力利用法国资产者目前的情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将挥舞武器和进行威胁，但不会发动进攻；如果法国资产者走得太远，他就会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俄国政府当前的目的是要在战时对各国舰队关闭达达尼尔海峡。首先，它试图取得法国的同意；然后，如果象人们所预期的那样，这里下次普选的结果是格莱斯顿上台，这位年老的大亲俄派也将被说服这样做。那时，一旦两大海上强国被这种协议束缚住手脚，沙皇就会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主宰，可以随时对它进行突然袭击，而苏丹将只不过是沙皇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总督而已。计划就是如此；在实现这个计划的过程中，巴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将充当沙皇的工具，而当它一旦完成自己的使命，沙皇就会把它一脚踢开。沙皇之所以恭顺地聆听《马赛曲》，并讨好共和国代表，其原因就在这里。
总之，只要某些人不丧失理智，今年和明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和平局面是有保证的。这就是俄国饥荒带来的主要结果。
而且还有其他的结果。俄国国内将要发生骚动，这种骚动可能引起变化；甚至很可能会引起某些变化，从而在这潭死水中引起一点波动；但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它不仅将意味着结局的开始，而且意味着结局本身。
德国也要发生歉收。那时，现行的并且由于饥荒不断提高的价格将导致俾斯麦财政政策和保护关税政策的破产。旧制度在德国也将从根本上发生动摇，谁也不能预言这会发展到何等地步。但无论如何，这又将使我们的队伍得到很大发展，并有助于我们去争取我们正在取得惊人成绩的农村地区。在东普鲁士同俄国接壤的地方，有两个纯农村地区举行了补选。两年以前，我们在这两个地区共得到四百至五百张选票，今年则得到三千张！如果我们能把东普鲁士六个省的农村地区争取过来（那里是大地产和大庄园占优势），德国军队就将是我们的了。
据今天《旗帜报》报道[152]，海德门和布鲁斯都没有露面，阿列曼只好担负起指挥可能派[30]的角色。那末，既然是同这样的反对派打交道，看来我们的人不要费很大力气就可以对付。这个问题解决以后，代表大会实际上再没有什么大问题要讨论了，除非是出现恢复旧“国际”的种种想法［注：见本卷第132页。——编者注］。我希望不要出现这样的想法，不然会导致新的分裂，使运动——至少是英国这里的运动——倒退若干年。从各方面看，恢复国际都是没有意义的；当不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没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党的时候，尤其如此。如果有这样的党，而两党又同德国人一致行动，即使没有形式上的联合，目的也能达到，三个西方大国一致行动产生的精神影响就已足够了。但目前，这是不可能的，任何恢复国际的企图都会使一个小国（可能是比利时人）占有不相称的显要地位，结果争吵一场了事。问题在于，运动的规模已经很大很广了，再也不能用这种对它来说已经狭窄的框框束缚它了。尽管如此，恢复国际的强烈愿望还是存在，我最近一次看到博尼埃时，他就满怀这种愿望。当然，我向他说明我的反对意见以后，他显得茫然失措，无言以对，——这是否就能阻止他和他在布鲁塞尔的朋友们呢？
我准备星期四［注：8月20日。——编者注］返回伦敦，阿德勒，可能还有倍倍尔，要从布鲁塞尔来住几天。一俟得到关于布鲁塞尔讨论情况的消息，便立即给保尔写信，信将寄给你。肖莱马、彭普斯一家和我向你们俩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格斯
收到了杜西从布鲁塞尔的来信，但这是在星期日开会前[77]写的。我在8月18日上午十一点发出这封信以前，不会知道那里发生的任何情况。
注释：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77]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1年8月16—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三百三十七名代表。就其组成来看，这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可能派（见注30）的首领们要把大会的召开控制在自己手里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因而没有出席。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不许来到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英国工联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美国代表中间，除了社会主义者外，还有美国工会组织的代表。
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关于劳工保护法、关于罢工和抵制、关于军国主义、关于庆祝五一节等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决议中，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统治，在工人有政治权利的地方，应当利用这些权利，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的地位。在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中，代表大会建议工人采用这些斗争手段。这一决议特别强调了工会组织对工人的绝对必要性。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在李卜克内西和瓦扬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以及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论点：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真正主张和平的政党是社会主义者的党。但是，决议案中没有明确规定反对战争威胁的具体任务和斗争手段。
荷兰代表、第二国际中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多·纽文胡斯反对李卜克内西的决议案。他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每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各国社会主义者都应当号召本国人民起来举行总罢工。纽文胡斯的无政府主义空谈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绝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威·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把代表大会的结果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胜利”。——第62、68、71、77、121、124、132—135、137、141、144—146、149、163、204页。
[150]保·拉法格从1891年7月底至11月10日在巴黎圣珀拉惹监狱坐牢，后因当选为众议员获释（见注201）。——第139页。
[151]暗指1891年7月至8月初在喀琅施塔得对法国分舰队的隆重接待，这次接待成为沙皇俄国和法国接近的公开表示。与此同时，两国进行了外交谈判，1892年8月谈判结束，签订了法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法国和俄国必须就国际政治问题进行协商，并且在一方受到进攻威胁时采取共同行动。这个协定是法俄联盟于1893年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联盟是为对抗三国同盟（见注168）而建立的侵略性军事政治集团。——第139、159、180、226、367、397页。
[152]1891年8月17日《旗帜报》刊登了路透社关于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见注77）的报道。——第14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八卷——66.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1年8月9—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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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荒山岛
1891年8月9—11日于威特岛赖德
亲爱的左尔格：
你7月14日和20日的两封来信，已转寄给我。我和肖莱马已在彭普斯这里呆了两个星期[130]，她丈夫在此做自己兄弟们的代理人。大约再过一个星期，我就回去了。
非常感谢你给我提供的有关《劳动骑士报》的材料，——我需要阅读大量报纸，没有这样的材料，往往很难理出头绪。谢谢你告诉我有关龚帕斯和萨尼亚尔的情况。[147]如果同他们在伦敦会面，这些情况是很重要的。
安娜［注：斯·帕德列夫斯基。——编者注］应当考虑自己怎样谋生的问题。真是胡闹到了极点。
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77]上，可能派—海德门之流的诈骗手法看来要破产。巴黎可能派[30]的分裂摧垮了布鲁斯的立足点。在外省，他们是微不足道的，而在巴黎，群众拥护阿列曼，反对布鲁斯。这就使两种色彩的可能派失去了对他们最后一个强有力的据点——劳动介绍所的控制。7月29日的《社会主义者报》就是这样写的。[148]布鲁塞尔人自己在灵魂深处也是可能派，并曾经竭尽全力支持可能派，但现在已完全改变行动方针；他们想成为新国际的总委员会，并讨好跃居首要地位的“马克思派”。因此，被他们弃之不顾的那些他们在巴黎和伦敦的朋友，就发出可笑的哀鸣。我担心，而且十分担心海德门先生将不再是我们的公开“敌人”，他要装扮成我们的“朋友”。这就很糟糕，因为没有功夫时时处处去提防这样的阴谋家。
杜西、艾威林、梭恩和煤气工人工会[47]的其他人，以及桑德斯（约翰·白恩士的秘书）和站在我们这边的另外几个英国人，将去布鲁塞尔。旧工联的情况怎样，我还不清楚。
码头工人工会濒于绝境。码头工人的罢工之所以取得胜利，完全是由于从热情洋溢的澳大利亚人那里收到了三万英镑，而他们却认为，只靠自己也可以取得胜利。所以，他们一再犯错误——最近的一个错误就是停止登记，不再接受新会员，这样一来，他们就开始在自己人中间培植工贼。后来，他们又拒绝同煤气工人达成协议。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夏天是码头工人，冬天是煤气工人。煤气工人提议，在这样更迭工种的情况下，一个工会的会员证应当对这两个工会都有效。这个建议遭到了拒绝！尽管如此，煤气工人迄今还是承认码头工人的会员证，——能否长此下去，就很难说了。在此以后，码头工人又叫喊反对外国贫民（俄国的犹太人）移入。他们的领导人之一是汤姆·曼，这是个可爱的小伙子，但异常软弱，他被任命为皇家劳工委员会委员以后，就完全冲昏了头脑。本·提列特是一个爱好虚荣的阴谋家。他们经费匮乏，会员整批退出，纪律废弛。
一星期前，彼得堡来信说：“我们正处于饥荒的前夜”。这件事昨天从俄国禁止谷物出口得到了证实。第一，这可以使我们有一年的和平局面；由于国内闹饥荒，沙皇尽管要挥舞武器，但不会冒险发动战争。但是，如果格莱斯顿明年在这里上台（这是可能的），人们就会促使英、法两国同意在战争期间也封闭达达尼尔海峡，不让各国舰队通过，就是说，力图使苏丹无法取得援助来对付俄国人。由此可见，这就是东方问题最近的情况。
第二，俄国禁止谷物出口意味着把饥荒转嫁给消费黑麦的德国。德国黑麦极端不足，只能靠俄国解决。这就意味着德国谷物税政策的彻底破产，并带来一系列难以预料的政治震荡。例如，占有大地产的贵族不先使资产阶级的工业品税也发生动摇，就不会放弃自己的保护关税。主张保护关税的各派正失去信用，整个形势在起变化。而我们的党正在大大发展，——这次歉收将使我们前进五年，况且它将阻碍战争的发动，而战争带来的牺牲要大几百倍。
我认为，欧洲政局将首先取决于以上两点，如果施留特尔愿在《人民报》［注：《纽约人民报》。——编者注］上使人们注意这一点，那是很有好处的。代表大会[77]一结束，我也要就此问题在欧洲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不过，别人在那里会怎样利用我的报道，我自然不能负责。
你在荒山岛住了一段时间，象以往那样，对身体很有好处，我十分高兴。海洋空气对我也颇有益。只是现在欧洲的天气变化无常，不能进行什么有趣的活动。肖莱马向你问好。暂且搁笔，明天可能还会有些什么要补充。
8月11日
俄国尚未正式禁止输出谷物，但肯定随即会禁止的；一定会正式宣布。
东普鲁士选举了帝国国会的两个议员，——我们的选票激增［注：见本卷第140页。——编者注］。这样，农村地区也终于为我们敞开了大门，——事情在进展中！由于物价上涨，我们还在1900年前或许就能经历些什么，只要我们那时没有被摧垮。
路易莎·考茨基正在维也纳，她将持维也纳的代表资格证去布鲁塞尔，然后从那里把阿德勒带到伦敦来，可能也会把倍倍尔带来。我往瑞士给倍倍尔写了信，还没有收到回信。
杜西代表煤气工人和其他组织向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很好[149]，我将给你寄去。杜西去布鲁塞尔所持的代表资格证，是煤气工人和杂工都柏林代表大会[116]发给的，因此，她代表着十万人。艾威林也有三四张代表资格证。旧工联的代表看来将很少，——那岂不更好！
肖莱马和我向你的夫人［注：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问好。
你的老弗·恩·
注释：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47]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是1889年3月底至4月初在八十至九十年代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人之多。这个工会积极参与了组织著名的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见注74）。由于这一罢工和该工会活动的结果，产生了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二个非熟练工人的大的联合组织——码头工人工会，该工会在组织其他群众性新工联方面，在争取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中，在筹备和安排九十年代的英国工人五一节示威游行方面，也起了显著的作用。
由于在煤气工人中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首先是爱·马克思-艾威林进行了这样的工作，煤气工人给予爱尔兰的工人运动以巨大的影响，并成了爱尔兰一些群众性工联的发起者；参加这些工联的还有农业工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煤气工人和杂工全国工会（该工会的全称）同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保持着联系，其领导人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威廉·梭恩作为该工会的代表，出席了1891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见注77）。——第30、44、74、106、130、136、217、231、286、327、567、570页。
[77]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1年8月16—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三百三十七名代表。就其组成来看，这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可能派（见注30）的首领们要把大会的召开控制在自己手里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因而没有出席。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不许来到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英国工联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美国代表中间，除了社会主义者外，还有美国工会组织的代表。
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关于劳工保护法、关于罢工和抵制、关于军国主义、关于庆祝五一节等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决议中，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统治，在工人有政治权利的地方，应当利用这些权利，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的地位。在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中，代表大会建议工人采用这些斗争手段。这一决议特别强调了工会组织对工人的绝对必要性。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在李卜克内西和瓦扬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以及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论点：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真正主张和平的政党是社会主义者的党。但是，决议案中没有明确规定反对战争威胁的具体任务和斗争手段。
荷兰代表、第二国际中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多·纽文胡斯反对李卜克内西的决议案。他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每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各国社会主义者都应当号召本国人民起来举行总罢工。纽文胡斯的无政府主义空谈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绝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威·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把代表大会的结果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胜利”。——第62、68、71、77、121、124、132—135、137、141、144—146、149、163、204页。
[116]1891年5月17日，在都柏林举行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煤气工人和杂工全国工会（见注47）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和进行中，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起了很大的作用。代表大会决定该工会参加即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77）；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威·梭恩被选为代表。——第99、106、138页。
[130]1891年夏、秋两季，恩格斯由于过度劳累，不止一次地中断工作，离开伦敦。6月26日至8月24日（有间断），他同肖莱马和哈尼在赖德（威特岛）休养，住在他内侄女玛·艾·罗舍家里；后来，约从9月8日至23日，恩格斯同玛·艾·罗舍和路·考茨基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第117、119、122、135、142、144、149、163、193、247、427页。
[147]左尔格在1891年7月14和20日的信中谈到布鲁塞尔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筹备问题时通知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见注18）出席代表大会的可能是萨尼亚尔，美国劳工联合会（见注20）的代表将是龚帕斯。左尔格担心这两个在思想上对立的代表会利用代表大会继续他们的争论。——第135页。
[148]看来，恩格斯指的是载于1891年7月29日《社会主义者报》第45号的一篇题为《终于是这样了！》（《Enfin！》）的通讯。通讯中说，巴黎的劳动介绍所“迄今一直是可能派的支柱，它正在变成它理应成为的、不分主义和派别的一切工人的共同之家”。
劳动介绍所（BoursesdeTravail）是法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以来建立的工人联合会的名称，它们主要设在大城市市参议会之下，由各工团（工会）的代表组成。最初，劳动介绍所的建立受到国家机关的鼓励，并常常受其资助，国家机关曾打算利用劳动介绍所作为建立所谓“社会和平”的据点。但是，劳动介绍所的活动情况很快就引起了政府的担心，因而极力反对劳动介绍所的进一步推广。劳动介绍所除了对失业者进行劳动安排外（每一介绍所都设有专门的部门），还在组织新的工团、组织工人的职业教育以及组织罢工斗争方面发挥了作用。1892年，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建立了劳动介绍所联合会，但是在联合会里起领导作用的却是可能派（见注30）。可能派力图利用这一组织反对工人党所领导的全国联合会，并破坏法国马克思派对工会的影响。后来，劳动介绍所则处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影响之下。——第135、334、501页。
[149]指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向1891年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代表的报告》（1891年伦敦版）（《ReportfromGreatBritainandIrelandtotheDelegatesoftheBrüsselsInternationalCongress，1891》，London，1891）。该报告是爱·马克思-艾威林代表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见注47）、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见注76）以及国际工人同盟、布卢姆兹伯里社会主义协会和巴特西工人同盟起草的。报告中详细分析了英国工人运动自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41）以来的状况，评述了各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的活动。报告中特别强调指出了以在英国建立工人社会主义政党为宗旨的新工联运动的意义。这一报告博得恩格斯的高度评价，它是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在英国的和国际的工人运动中所起显著作用的明证。——第13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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