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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39.致理查·费舍1895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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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致理查·费舍
柏林
1895年4月5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费舍：
我3日的信想已收到。你的明信片今晨寄到，这样一来，又是件不愉快的事。[395]
请你立即同律师商量一下，马克思的继承人对马克思1842年在《莱茵报》上写的文章享有多大的版权。这些文章是匿名发表的。匿名的文章对巴克先生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这些文章对他有价值仅仅因为马克思的名字。如果这些文章因最初是匿名发表而可能丧失版权的话，那末他现在以马克思的署名发表它们，不就是承认我们的版权了吗？
如果法律上不能采取什么办法的话，——这需要首先弄清楚，以便我们采取相应的对策——最好你能立即派人到图书馆把三篇文章全部抄下来寄给我；这样，我将很快把它们看完并写出序言。这三篇文章是：
（1）关于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2）关于林木盗窃，
（3）关于摩塞尔河地区酿造葡萄酒农民的状况。
然后，你们应该立即宣布，文章将由你们的出版社出版并附有我的序言（可能）还有注释。[396]
俄国人有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为了有利于宣传”，有时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印刷厂和出版社的利益而损害别人，不征得同意，就侵犯版权。[397]但是我至今还不习惯德国人的这种行为。
如果以前我知道（以前只是推测）柏林图书馆有老《莱茵报》，那末1893年我就会顺便到那里去看一看[74]，这样，我们在其他方面也就会大大向前推进了。
巴克是不是库尔特·巴克的兄弟？
我们大家向你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74]1893年8月1日至9月29日，恩格斯到德国、瑞士和奥匈帝国做了一次旅行。他访问了科伦，然后同倍倍尔一起经美因兹和斯特拉斯堡赴苏黎世。从苏黎世去格劳宾登州用了几天时间看他的弟弟海尔曼。恩格斯在8月12日返回苏黎世以后参加了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95）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79—480页），并受主席团委托，宣布代表大会闭幕。此后又在瑞士逗留了两个星期，接着取道慕尼黑和萨尔茨堡赴维也纳。9月14日在那里出席了社会民主党人大会并做了演说（见注126）。从维也纳又经布拉格和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到柏林。恩格斯在柏林从9月16日住到28日。9月22日出席了社会民主党人大会并做了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83—485页）。在此以后，经鹿特丹返回伦敦。——第61、78、92、103、107、108、109、111、115、118、121、123、126、127、128、131、146、151、160、167、172、179、183、220、255、267、440页。
[395]恩格斯正准备出版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费舍来信说，德国社会主义者汉斯·巴克也准备出版这样的著作。——第439页。
[396]指马克思以下这几篇文章：《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5—96、135—181、210—243页）。恩格斯曾打算重新出版这几篇文章，但这个愿望在他生前未能实现。——第440、445、448、451页。
[397]1894年，波·纳·克里切夫斯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出版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见本卷第237—238、242—243页）。——第44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38.致保尔·拉法格1895年4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
238.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5年4月3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拉法格：
我还没有读完您那半本书[236]就收到了考茨基的《社会主义运动史》[380]第一卷、拉布里奥拉寄来的涉及洛里亚的各种意大利杂志和尼·丹尼尔逊寄来的一大堆俄国杂志。邮包把我埋住了。但我还是把您的书看完了。全书文笔漂亮，历史事例非常鲜明，见解正确并有独到之处，而最大的优点是，它不象德国教授写的书那样：正确的见解不是独到的，独到的见解却不正确。主要的缺点是您似乎结束得太仓促了；这本书的文字，尤其是关于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的那几章，可以更严谨些，特别是考虑到巴黎的读者习惯于轻松读物，甚至是适合于懒惰读者的轻松读物；“巴黎人”也是坚持自己的懒惰权[391]的。不少很好的段落可能失去一部分效果，因为它们好象被放在括弧里一样，要么就是因为您过多地让读者自己去作结论和总结。
至于内容本身，我主要对氏族共产主义一章有不同意见。我觉得您过分强调这个阶段在法国保留到我们时代的那种形式和这个阶段在这个国家解体的形式。氏族公社在法国借以长期保存下来的par?onnerie〔土地共同继承〕形式，本身已经是以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扎德鲁加的形式存在到今天的古代大家庭公社的一个分支。这种形式看来在俄国和德国等国家都先于农民公社；斯拉夫的扎德鲁加、德国的家庭公社（阿勒曼尼法[392]中的亲属制度）解体以后就过渡到了由单个的家庭组成的公社（或者是最早很常见而现在在俄国还有的par?onneries），田地分散耕种，但必须定期重新分配，——换句话说，从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俄国的村社和国的马尔克公社。在法国保存下来的范围更狭小的由几个家庭组成的公社，在我看来只是马尔克公社的组成部分，至少在北部（法兰克地区）是这样；在南部（过去的阿克维塔尼亚）它可能是一种联合体，这种联合体占有土地（土地的最高个人所有者是领主），不受农村公社的管辖。正是这种纯法兰西的形式可以在解体的时候立即过渡到土地个体所有制。
这是个还需要好好研究的问题。我从您那里了解到法国的氏族共产主义的这种独特性质，既然您全心全意埋头于此，那您就只有把这一很有希望的研究继续下去。［注：必须严格分清法国的三个部分：到卢瓦尔河为止的法兰西本部，日耳曼的影响很深；索恩河和罗尼河以东的勃艮第地区，日耳曼化的程度较轻；海和卢瓦尔河以及罗尼河之间的阿克维塔尼亚，日耳曼的影响最少。（恩格斯原注）］
几个小错误：
第338页，使秘鲁导水槽的水上升；而秘鲁只是“在山的中心”有水，您的导水槽是专门为了往那里引水而修的，我想那是海水吧？
第354页，Terrasalica。盖拉尔认为这个词来源于sala（房子），这就大错特错了。[393]那就是说，撒利法兰克人是住在房子里的法兰克人？他们叫做saliens，saliques〔撒利〕是因为荷兰境内的一个小地区叫做撒兰德，在这里组成了征服比利时以及阿登和卢瓦尔之间的法兰西的集团。这个名称今天也还存在着。在撒利法典[394]颁布的时候（约400年），sala是（您自己也指出了这一点）日耳曼人的动产。
第386页，“另一种人喜欢下套索和收拾蝗虫（sauterrelles）”。难道1787年在贝里人们还吃蝗虫？——我在我的字典里查出：sauterolle是捕鸟圈套。
第393页，“土地平分”——俄文tschornoï［注：这是恩格斯按照俄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编者注］，黑色的，用作肮脏的，以及人民的、一般的、普通的意思。Tschornoïnarod［注：这是恩格斯按照俄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编者注］，lepeuplenoir＝人民群众，“老百姓”。Tschornoïperediel［注：这是恩格斯按照俄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编者注］，lepartagenoir，意思更象是指普遍的、全体的、所有的人直到最穷的人都参加的分配。瑞士的一家民粹派（民粹派——农民之友）报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取名为《土地平分社》，这里的含义应该是农民平分贵族的领地。
这就是我看到的全部问题，而对您来说，这就够了。至于伊夫·居奥，我就不予过问了。
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388]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270]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所以我请您等到全篇文章发表后再作评论（文章大概将登在《新时代》上），我天天等着小册子的样书。可惜李卜克内西看到的只是白或黑，色调的差别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
然而，德国的气氛紧张起来了，看样子本世纪将有一个美妙的结局。“震怒”的小威廉很可笑。[386]请您相信，在侮辱陛下法不起作用的帝国国会里，我们的人定将给他以回报。
我想给您写的还很多，但是要写的时候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渐渐衰老了。再见！在发信之前，我必须给劳拉写几行。弗赖贝格尔夫妇（他们的婴儿长得非常好）和我向您问好。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236]保尔·拉法格要巴黎出版商德拉格拉夫出版他的《财产的起源与发展》（《Origineetévolutiondelapropriété》）一书，德拉格拉夫一开始就以不同意拉法格的政治观点而拒绝出版。在拉法格的坚持下，德拉格拉夫才同意出版，但是有一个条件：拉法格的著作必须和伊夫·居奥的反驳文章《财产。起源与发展。保尔·拉法格的共产主义提纲。伊夫·居奥的反驳》（《Lapropriété.Origineetévolution.ThèsecommunisteparPaulLafargue.RéfutationparYvesGuyot》）印在一起。拉法格的著作和伊夫·居奥的文章作为一本书于1895年在巴黎出版。——第268、300、432、434页。
[270]1894年12月6日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出版法”法律草案（即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了。——第309、339、347、349、366、369、378、381、389、396、403、418、423、426、430、436、446、448、450页。
[380]1895年，考茨基、伯恩施坦、拉法格和梅林等人准备在斯图加特出版《社会主义运动史概论》（《DieGeschichtedesSozialismusinEinzeldarstellungen》）。该书第一卷《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DieVorl?uferdesNeuerenSozialismus》）共有两册，第一册是考茨基写的《从柏拉图到再洗礼派》（《VonPlatobiszudenWiedert?ufern》），第二册中除了其他作者的文章外，还有伯恩施坦写的《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KommunistischeunddemokratischsozialistischeStr?mungenw?hrendderenglischenRevolutiondes17.Jahrhunderts》）。——第426、434、459页。
[386]1895年3月23日，在普鲁士议会中有人提出向俾斯麦祝贺八十寿辰的建议。这个建议以一百六十三票对一百四十六票被否决。投反对票的是社会民主党人、自由思想人民党的代表、中央党的代表、波兰议会党团的代表等。威廉二世得悉这个决定以后就打电报给俾斯麦，表示他对这件事“极为震怒”，同时宣称“这个决定完全违反了德意志各邦邦君和各邦人民的感情”。——第431、439页。
[388]1895年3月30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WiemanheuteRevolutionenmacht》），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他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见注357）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第432、436页。
[391]指保尔·拉法格的著作《懒惰权。驳1848年的劳动权》（《Ｌedroitàlaparesse.Réfutationdudroitautravailde1848》），这本小册子于1883年在巴黎出版。——第434页。
[392]阿勒曼尼法是阿勒曼尼法典（六世纪至八世纪日耳曼阿勒曼尼人部落的习惯法汇编）的一部分。——第435页。
[393]指本·阿·沙·盖拉尔的著作《撒利土地》（《Laterresalique》），最初载于1841年11—12月《古代典籍学校丛书》杂志（《Bibliotèquedel’écoledeschartes》）。——第435页。
[394]撒利法典是六世纪初日耳曼撒利法兰克人部落的习惯法汇编，它的产生说明了氏族制度已经瓦解，土地私有制和阶级已经出现。——第43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37.致哈利·奎尔奇1895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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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致哈利·奎尔奇[390]
伦敦
［草稿］
1895年4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同志：
今年我不得不断然谢绝邀我参与报纸杂志的3月18日专刊以及五一专刊的一切请求，因此我不能破例为《正义报》作“访问谈话”。然而这决不是说我根本拒绝同您私下里友好地讨论英国国内外运动的发展和目前状况，如果您愿意的话。
如果这符合您的心意，如果您肯告知您何日何时光临，我将设法在家等候。
忠实于您的
注释：
[390]这封信稿写在哈·奎尔奇1895年4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的下端。奎尔奇在信中要求恩格斯为《正义报》五一专刊发表一篇关于工人运动现状的谈话。——第43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36.致卡尔·考茨基1895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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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5年4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明信片收到了。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388]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一个字也未通知我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
普拉特写的东西收到了，谢谢。写得很没意思，可是这个人却不断在进步。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光是这些教授我们很快就无法摆脱了。尤·沃尔弗也作了回答[389]，这很好。我将把他列为斯蒂贝林和洛里亚一流的人物。世之荣光如斯逝去。［注：选举教皇仪式上的用语。——编者注］
我们大家向你们大家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德意志言论》我们收到了两份，一份给弗赖贝格尔，另一份留给我自己。
注释：
[388]1895年3月30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WiemanheuteRevolutionenmacht》），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他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见注357）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第432、436页。
[389]指尤·沃尔弗为1895年在耶拿出版的弗·贝尔托《给尤利乌斯·沃尔弗博士先生的关于马克思的五封信》（《FünfBriefeüberMarxanHerrnDr.JuliusWolf》）一书写的序言，标题是《“收信人”的话》（《EinWortdes《Adressaten》》）。沃尔弗在这篇序言中回答了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对他的批评。恩格斯曾打算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对沃尔弗加以批判。——第43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35.致劳拉·拉法格1895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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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5年3月28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小劳拉：
你们那里受到了洪水的威胁，我们这里却恰恰相反，四个星期没有水，结果，到严寒期的末尾下水道就坏了。乱得一团糟！这一个月的严寒把伦敦抛回到野蛮时期；而《旗帜报》却按照真正的英国保守主义向我们祝贺，因为缺水证明这里达到了高度的文明，同时它还对不文明的大陆城市的水管没有上冻表示遗憾。现在，谢天谢地，这已经过去了。
你不满意法国社会主义者神话式的联合和实际的争吵，可是在这一点上和英国人相比，他们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些人——我指的是英国社会主义者——从社会民主联盟[6]和独立工党[5]在虚假的和睦掩盖下互相争斗时起就特别有趣。这种和睦仅只存在于它们对约翰·白恩士的共同仇视，并使社会民主联盟能够邀请凯尔·哈第在它纪念巴黎公社的大会上讲话。在这次大会上凯尔·哈第（读一读《工人领袖》上他的演说[383]）含沙射影地攻击了社会民主联盟，后者在《正义报》上做了答复。[384]社会民主联盟声称，独立工党没有权利存在，唯一真正的正统是社会民主联盟；而独立工党回答说，社会民主联盟应该自动并入独立工党。它们最近的功绩是在郡参议会选举中取得的，两个组织提出了候选人，而且只反对“进步派”。结果是这样：四十八万六千票中总共才得一千三百票，四名温和派（保守派）被选到过去进步派占据的席位上[356]，而《正义报》和《工人领袖》都欢呼他们对进步派的胜利。[385]想一想巴黎的社会主义者同教权派、保皇派和机会主义派[16]一起投票反对为巴黎要求市政自治权的党派，你就会得到伦敦的社会主义者投票的准确无误的副本。可是，如果支持进步派，那就等于承认约翰·白恩士在郡参议会里的表现很好，就等于赞同悉尼·维伯和费边派[7]的政策，后者虽然作为社会主义者不中用，但在市政方面确实干得很好，他们坚决而巧妙地为伦敦的自治而斗争。就这样，“社会主义者”宁愿支持一个拒绝给伦敦以自治并拚命致力于使郡参议会处于无能为力状态的党。可是要知道，郡参议会是政府机器里能够在最近以最轻易的办法夺取过来的一个部分，如果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明天就可以把它拿到手。如果伦敦有个社会主义的、自治的参议会，议会会变成什么样！
柏林人正在重新发表《新莱茵报评论》上摩尔关于1848年至1850年的法国的文章，我写了导言，它很可能先在《新时代》上登出。由于我们的柏林朋友们在我看来是过分的要求，这篇导言受到了一些损害，他们希望凡是会被帝国国会作为通过防止政变法草案[270]的借口的话都不要讲。在目前条件下我只好让步。[357]可是这个法律草案以及德国的极不稳定的局势——虽然对我们党取得总的成就是很有利的，——却大大地打乱了我的计划。你一定知道，我在整理拉萨尔的书信[154]，为此我需要对照大量的旧文件、书信等等。如果新的法律草案被通过，那末书信也好，我的注解和序言也好，就都不能在德国刊印。而且重印我们1843—1852年的旧文章也将同样不可能。因此，我不得不把这一切放下，等我们把形势看清楚一些再说。在此期间我将着手《资本论》第四卷[73]的工作，卡尔·考茨基抄写的部分我要看一遍并加以校正，然后同杜西商量，让她继续这一工作。
德国的情况肯定到了危机关头。年青的威廉最近一次胡闹——他对帝国国会中反俾斯麦的表决“极为震怒”[386]——包含着严重后果。首先，这是一个征候：这次举动表明他不仅“少一根弦”，而且整个乱了套。其次，这是一个挑衅。我毫不怀疑，我们党将在帝国国会里给以回答，而且虽然这件事目前会使人认为已被掩盖下去，但冲突是明摆着的，一定会重新爆发。毫无疑问，在德国，我们是同现代的查理一世，一个患着极权狂的人打交道。
现在你看看这个家伙在资产阶级党派队伍里造成的混乱。对保守的容克地主，他时而勾引时而推开；他们大声疾呼要求国家保证地租，他不能满足这个要求；俾斯麦在1878年利用保护关税率[387]建立的土地贵族和大厂主的同盟，由于经济利益的矛盾业已完蛋。拥有一百个议员而保持着帝国国会里的均势的天主教党[13]，最易受贿投票赞成防止政变法草案，但是俾斯麦问题的表决和皇帝的震怒一下子把它赶回到反对派方面去了，——而这意味着加速天主教中央党分裂为两翼：一翼是贵族资产阶级，一翼是民主派、农民和工人。到处是混乱和纷争，这都促使威廉为了维护他的神授极权和摆脱普选权而走上发动政变的道路；而另一方面是我们党的无声的、不可遏制的前进的运动，凡是在工人选票能够取得的任何职位的选举中，这个运动就显现出来。这真象危机。总会看到这一天！
再过一两天我要给保尔写信谈谈他那本两人合著［注：保·拉法格《财产的起源与发展》。——编者注］中属于他的那一半。他真是找了一个好伙伴［注：居奥。——编者注］！[236]
永远是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5]独立工党是1893年1月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7、12、30、42、54、57、73、207、224、272、274、277、280、294、318、343、363、429、476页。
[6]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29），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见注5）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7、54、57、72、211、224、229、236、266、272、274、277、280、293、317、343、429、444、476页。
[7]费边派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884年成立的、机会主义的费边社的成员。它的主要首领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以古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命名。费边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分子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是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之一。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第7、54、57、72、77、163、211、224、272、430页。
[13]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26—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8—9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作了详细的评价。
1893年中央党在国会的全部三百九十七名议员中拥有一百零六名议员，因此在其他党派发生分歧时，它的立场就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第14、28、55、68、72、76、84、369、388、422、431页。
[16]机会主义派是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称呼。——第14、117、182、370、430页。
[73]《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编好付印。恩格斯也未能实现把这部手稿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的愿望。1905—1910年《剩余价值理论》由卡·考茨基出版了，但是任意脱离作者原稿、颠倒和删节之处甚多。新版《剩余价值理论》是按照作者原稿的编排出版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57、329、338、431、442页。
[154]指拉萨尔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这些书信恩格斯原想加上自己的注释和序言予以出版；这件事在他生前未能实现。——第153、329、381、387、430、448页。
[236]保尔·拉法格要巴黎出版商德拉格拉夫出版他的《财产的起源与发展》（《Origineetévolutiondelapropriété》）一书，德拉格拉夫一开始就以不同意拉法格的政治观点而拒绝出版。在拉法格的坚持下，德拉格拉夫才同意出版，但是有一个条件：拉法格的著作必须和伊夫·居奥的反驳文章《财产。起源与发展。保尔·拉法格的共产主义提纲。伊夫·居奥的反驳》（《Lapropriété.Origineetévolution.ThèsecommunisteparPaulLafargue.RéfutationparYvesGuyot》）印在一起。拉法格的著作和伊夫·居奥的文章作为一本书于1895年在巴黎出版。——第268、300、432、434页。
[270]1894年12月6日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出版法”法律草案（即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了。——第309、339、347、349、366、369、378、381、389、396、403、418、423、426、430、436、446、448、450页。
[356]郡参议会是指选举产生的伦敦郡参议会，主管税收、地方预算等。按照1888年地方自治改革，凡享有议会选举权的人，以及年满三十岁的妇女，都可以参加郡参议会的选举。郡参议会每三年选举一次。在选举1889年和1892年的伦敦郡参议会时，一群进步派（其中有资产阶级自由派、费边派和社会主义者）战胜了同自由党人合并派和保守党人联合的温和派。在1895年3月2日的选举中，由于社会主义者拒绝同进步派联合投票，温和派才得以取胜，在参议会中获得了许多新的席位。——第397、430页。
[357]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页）的导言，是恩格斯于1895年2月14日和3月6日之间写的。在发表这个导言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坚决要求恩格斯把这部著作中在执行委员会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当时费舍提出的借口是：由于帝国国会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国内又形成了紧张局势。恩格斯不得不考虑执行委员会的意见而同意在校样中删去一些地方和改变一些提法。在马克思的著作出版单行本前不久，1895年的《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7期和第28期登载了恩格斯的导言，但是保留了单行本中所作的那些删节。1930年，恩格斯导言的全文第一次在苏联出版的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发表。——第401、426、430页。
[383]凯尔·哈第在1895年3月18日纪念巴黎公社的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95年3月23日《工人领袖》周刊第51期。——第429页。
[384]指1895年3月23日《正义报》第584号“时事闲谈”栏内的短评。——第429页。
[385]1895年3月9日《正义报》第582号刊登了《朝圣者服用的药丸》（《APillforPalmer》）和亨·威·李写的文章《进步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所应记取的教训》（《Amuch—neededlesson——forProgressivesandSocialDemokrats》）；1895年3月9日《工人领袖》第49期刊登了《伦敦郡参议会的选举》（《TheL.C.C.election》）和《伦敦郡参议会和独立工党》（《TheL.С.С.andtheI.L.P.》）。——第430页。
[386]1895年3月23日，在普鲁士议会中有人提出向俾斯麦祝贺八十寿辰的建议。这个建议以一百六十三票对一百四十六票被否决。投反对票的是社会民主党人、自由思想人民党的代表、中央党的代表、波兰议会党团的代表等。威廉二世得悉这个决定以后就打电报给俾斯麦，表示他对这件事“极为震怒”，同时宣称“这个决定完全违反了德意志各邦邦君和各邦人民的感情”。——第431、439页。
[387]1878年12月，俾斯麦向帝国国会的一个专门建立的委员会提出了改革关税率的方案，从1879年5月至7月，帝国国会讨论了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并于7月12日通过。新的关税率规定大大提高铁、机器、纺织品，以及谷物、牲畜、油脂、亚麻、木材等的进口税。——第43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34.致卡尔·考茨基1895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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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5年3月25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男爵：
对你的来电我立即答复：“同意”。校样我按印刷品给你寄去，标题是：弗·恩格斯《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新版导言》。内容是《新莱茵报评论》上的老文章的重印，这一点在正文中已有说明。我的文章由于我们那些害怕防止政变法草案[270]的柏林朋友们的不坚定而受到了一些损害，在目前形势下，对此我仍然不得不加以考虑。[357]
对普列汉诺夫我马上指出了他的错误。你拒绝了费里，做得很对。此人是一个在任何领域里都追求轰动的文人，他也和大多数意大利人一样，认为洛里亚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里是个大人物；这位“名人”凭着自己的“反复显现”（如卢格所说）和巧妙达成的互相友好的保证，硬要他们牢记这点。
李卜克内西关于民军的演说速记稿我没有看过[379]，不能根据报纸上的报道下判断。关于民军和常备军可以写很多。假使法国和德国达成协议，把自己的军队逐步变成民军，而且训练期限也一样，那问题就解决了。俄国爱怎样干就让它怎样干，而奥地利，还有意大利，都会非常高兴地照这样做。但是法国和德国由于它们的国内局势，不能做到这一点；即使能做到，由于亚尔萨斯—洛林的缘故，也不会有任何结果。一碰到这点整个民军问题就都成了泡影。
你的社会主义的前史[380]，很遗憾，到现在我还没有收到；我急切地等待这本著作不仅仅是由于再洗礼派[381]的缘故——虽然这是主要的原因；以前的运动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加以说明。非常可惜，你在研究塔博尔派[382]时，未能使用捷克的原始材料，而不在波希米亚长期居住，没有专门途径弄到原稿材料，要做到这一点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就在当地也可以找到个把年青的捷克人在这方面帮帮忙。
我看过的爱德的著作的那一部分，我很欣赏，特别是实际材料和出发点。可是我觉得结构上却显得有些草率。但只有看到作品的全貌才能对此做出判断。
搞国际的历史，你们会有很大困难。首先应该从各国收集材料。关于西班牙，莫拉现在正在收集——《社会主义者报》上非常零星的小品文材料。关于意大利，我这里有海牙代表大会[8]以前的内容广泛的材料，但那里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幕后进行的。关于法国，1870年以前的材料弗兰克尔和拉法格或许能收集到一些。关于瑞士，有《哨兵报》、《先驱》、《平等报》和《汝拉简报》［注：《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编者注］。（对艾里提埃在《柏林人民论坛》上写的文章，使用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作者不自觉地极力为巴枯宁派辩护。他对自己的行为毫无认识，以致我后来只好向他指明[4]，他这些文章怎样玷污了他的思想培育者贝克尔［注：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编者注］的声誉！）其余的国家都是次要的。
我所掌握的材料，多年来我一直准备用来写马克思传，而且就从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开始。多种情况促使我做这件事。第一，在关键时期即1870—1872年，我自己是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因此我可以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材料加以补充。第二，这毕竟是马克思从事社会活动的最重要时期，同时也最难凭报刊材料正确地加以阐明。第三，那些必须粉碎的诽谤绝大部分都属于这个时期。第四，我已经七十四岁了，必须尽快地做。第五，对马克思社会活动的另一个时期（1842—1862）以后还可以得到正确的阐明，极而言之，甚至不是由我而是由别的什么人来解释也可以，因为包括《福格特先生》在内的公开论战，已经把很多问题说清楚了，马克思当时就已坚决地驳斥了那些庸俗的民主主义者的诽谤，所以现在不必再逐一加以批驳了。
一有可能我立即着手这一工作，这是我长期以来的美好愿望。目前还有点事情碍手，具体说来就是为新版《农民战争》修订导言（为此我也需要你的书）。[111]然后我将摆脱一切通信（这占用我的时间实在太多了）和一切临时工作（防止政变法草案在这里不能帮帮忙吗？！），这样的话，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
你所谈的《工人报》的情况很令人难过；但是我想它会摆脱困境的。他们可能一开始把摊子铺得有些太大了[228]，而现在只好来一个收缩。但是政治上的成功看来是有把握的了，而如果最后没有财政上的成功，鬼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认为，奥地利将实行选举改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将使我们进入议会，只要不突然出现一个全面反动时期。在柏林人们好象正为此做最大努力，但是可惜得很，那里的人自己从来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可能会发生郎卡郡的新兵遇到的那种事——操练时军士命令他：“举枪——放下——举枪，放下——举枪——放下。”新兵喊道：“我不干！”“你不干？”“对，我不干！”“你不服从你的长官？”“我不干！”“为什么？”“因为您自己连续两分钟就不知道要干什么！”
我们大家向你们大家多多问候。
你的弗·恩·
信中谈到的我的计划，请勿外传。党内轻率的作家太多！
注释：
[4]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柏林人民论坛》从1892年8月份起，发表了瑞士社会主义者路·艾里提埃的一组题为《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DieJuraf?derationundMichaelBakunin》）的文章。这组文章几乎全以巴枯宁派的材料为根据，凭空捏造在瑞士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为巴枯宁派，尤其是为无政府主义的汝拉联合会的分裂主义破坏活动辩护。这组文章重复了对总委员会，对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尤其是对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许多诽谤性的杜撰，毫无根据地胡说什么1871年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是在马克思的家里举行的。恩格斯决定不等所有文章刊完，就予以驳斥。恩格斯把声明寄给柏林的倍倍尔，让他转交给《柏林人民论坛》编辑部，并在1892年11月15日写给倍倍尔的信里请他关心这件事，以便使声明能在该报下一号上刊登出来，因为“不能容许这种谎言继续编造下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515页）。恩格斯的声明发表在1892年11月19日的《柏林人民论坛》上，标题是《致〈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05—408页），而1892年12月24日，该报除了刊载最后一篇（第十三篇）文章外，还刊出了路·艾里提埃的答复。艾里提埃在答复里，以及在1892年12月25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里大放厥词，企图驳倒对他歪曲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所作的谴责。1893年1月20日，恩格斯写了一封回信给艾里提埃（见本卷第10—12页）。——第7、10、24、427页。
[8]指1872年9月2—7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领导者巴枯宁等被开除出国际。——第9、300、427页。
[111]恩格斯的这个愿望未实现。保存的片断和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48—460页。——第97、329、428、461页。
[228]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在1893年每周出一次，在1894年每周出两次，从1895年1月1日起开始改为日报。——第250、258、326、336、340、352、376、428页。
[270]1894年12月6日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出版法”法律草案（即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了。——第309、339、347、349、366、369、378、381、389、396、403、418、423、426、430、436、446、448、450页。
[357]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页）的导言，是恩格斯于1895年2月14日和3月6日之间写的。在发表这个导言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坚决要求恩格斯把这部著作中在执行委员会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当时费舍提出的借口是：由于帝国国会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国内又形成了紧张局势。恩格斯不得不考虑执行委员会的意见而同意在校样中删去一些地方和改变一些提法。在马克思的著作出版单行本前不久，1895年的《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7期和第28期登载了恩格斯的导言，但是保留了单行本中所作的那些删节。1930年，恩格斯导言的全文第一次在苏联出版的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发表。——第401、426、430页。
[379]指1895年3月2日李卜克内西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演说。——第426页。
[380]1895年，考茨基、伯恩施坦、拉法格和梅林等人准备在斯图加特出版《社会主义运动史概论》（《DieGeschichtedesSozialismusinEinzeldarstellungen》）。该书第一卷《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DieVorl?uferdesNeuerenSozialismus》）共有两册，第一册是考茨基写的《从柏拉图到再洗礼派》（《VonPlatobiszudenWiedert?ufern》），第二册中除了其他作者的文章外，还有伯恩施坦写的《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KommunistischeunddemokratischsozialistischeStr?mungenw?hrendderenglischenRevolutiondes17.Jahrhunderts》）。——第426、434、459页。
[381]再洗礼派（即改信他教派）是基督教中的一个派别，要求在成年时再受洗礼（由此而得名再洗礼派）。再洗礼派曾积极参加德国1524—1525年的农民战争，反映德国革命的农村平民的利益。——第426、461页。
[382]塔博尔派是十五世纪上半叶向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进行斗争的捷克胡斯派民族解放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中的革命的、民主的一翼。塔博尔派之名得自1420年建成并成为他们的政治中心的城市塔博尔。他们的要求反映了农民群众和城市平民要消灭整个封建制度的意向。在塔博尔派中间，以宗教形式传播着确立财产平等的号召，他们并曾试图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共产主义的原则。建立起自己的军事组织的塔博尔派，是击退教皇和德国皇帝对捷克进行的五次十字军东征的胡斯派军队的核心。只是由于捷克的贵族和市民阶级分子的叛卖行为——屡次反对塔傅尔派并同外国封建反动势力实行妥协来对付他们，塔博尔派于1437年遭到失败，胡斯派运动也随之被镇压下去。——第426、46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33.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95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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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
伦敦
1895年3月22日星期五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维拉公民：
星期天晚上我们就没有女仆，也没有厨娘了，她俩明天就都要离开我们。而这就是说，我们家里将混乱不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接待朋友。因此希望您原谅。
弗赖贝格尔夫妇向您致友好的问候。我们希望良好的天气将使您彻底痊愈。
衷心问好。
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32.致海尔曼·恩格斯1895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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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门
1895年3月20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海尔曼：
多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婚礼。很遗憾，我不能应邀前来。别的困难先不说，春天的老病又来了。最近四五年来，每到这个季节这种病就把我弄得卧床几个星期。稍事静养就会完全复原，一个星期以后我就能为伊丽莎白［注：收信人的女儿伊丽莎白·恩格斯。——编者注］和她的新郎［注：舒哈尔德。——编者注］的健康干上一杯好酒，我一定最诚挚地完成这件事。
虽然如此，我的自我感觉还好。我在起居饮食方面已经或多或少习惯于严格遵守适宜于老年人的一套生活制度，所以稍有逾越，立即感到种种不适。我还经常得到善意的但是强制性的劝告，要我避免这类事情。我从未想到，循规蹈矩竟会作为日常生活习惯的守则再次强加于我。
我希望，没有我参加你们也能愉快欢乐地度过婚礼日，并祝伊丽莎白新婚幸福，愿她将有可爱的子女，数目不多但结实健壮。
衷心问候恩玛［注：收信人的妻子恩玛·恩格斯。——编者注］和所有的孩子们。
你的老弗里德里希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31.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95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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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95年3月19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库格曼：
封信卡子完好无损地送到了这里，并且已经使用。封信时用起来很容易，拆信时如何，——德国和奥地利的邮政局可以鉴定，我们已经奉送过几个样品。非常感谢！可以指望，克勒尔不再为推翻这些封信卡子提出防止政变法草案[270]了，因为暗检室最善良的意图一碰到这些卡子就可鄙地失败了。
谢谢你在比雷菲尔德附近费心查找。如果《汽船》上也刊载了我或马克思的什么文章，那大部分是不署名的。[378]
利文斯顿那里一点消息也没有。[293]
冷天象强身剂一样，使我感觉非常好。只要天气保持这样，我就觉着自己年轻了二十岁！可是这种冷天却照例使伦敦陷入了野蛮状态。水管冻了；在公司关闭干线水管的水门以前我们一直是有水用的，在这以后干线水管里的水就冻了。我们的管子埋在四英尺半到五英尺深的地方。经过两个星期天气回暖以后，人们把管子挖了出来，里面还满都是冰。然后我们只好又等了两天，一直到和我们的管子相联结的那条管子化冻。一个星期以前，晚上八点钟，水终于又来了。可是这时查明，由于水流量不足，下水道堵塞了。直到上星期末，一切才终于恢复正常，这已经过了四个星期，在这四个星期里，我们不得不每天提四十桶水到四层楼的顶间里，以保证我们家里的水管有水，保证每次厨房的炉灶生火时锅炉不致爆炸。
你根本无需为封信卡子的纳税问题不安，一切工业品在这里都免税。
路易莎和我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全家。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270]1894年12月6日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出版法”法律草案（即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了。——第309、339、347、349、366、369、378、381、389、396、403、418、423、426、430、436、446、448、450页。
[293]1895年1月5日，库格曼写信告诉恩格斯，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海尔曼·迈耶尔曾收藏马克思的著作，1875年此人因轮船失事逝世，一部分书籍和文件就落入他的一个住在匹兹堡的侄子麦克斯·利文斯顿的手中。库格曼在1876年得悉此事，曾写信要求利文斯顿给他开一个书单。利文斯顿在1876年3月21日回信说迈耶尔的许多书籍在轮船失事时已经损失了，但是他还保存着马克思和恩格斯1851—1858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1895年1月9日恩格斯在信中要求库格曼立刻写信向利文斯顿询问，利文斯顿在3月9日的给库格曼的回信中说，早在十八年前他已经按照阿道夫·左尔格的意见把迈耶尔的遗物寄往伦敦了。——第342、356、376、423、449页。
[378]1846年《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7月号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反克利盖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3—20页），1847年8月号和9月号上刊载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第四章：《卡尔·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73—628页）。——第423、45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30.致卡尔·希尔施1895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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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致卡尔·希尔施
科伦
1895年3月19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希尔施：
我满足你的请求[376]，但是有两个条件：（1）此事要绝对保密，不然的话，就会有上百件这样的作品送到我这里来请提意见，而我满足了一个人，就不能拒绝其他人，——这种情况我经受不起；（2）只此一遭，下不为例。再不要请我做这类事了。一个星期里给我送来的东西我一个月也看不完，如果还要我做评论，那我自己的事情就更做不过来了。
第4页，片面！在大工业中，这种情况比在工场手工业中少得多。相反，大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着工场手工业工人的畸形，但是由此产生了它本身特有的畸形；劳动强化的结果，后一种畸形会越来越厉害。就我所了解的大工业的情况而论，我觉得此处把这一点强调得超出了实际情况。因为分工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造成工人畸形的根本原因。
第6页，“每次生产过剩都有危机”。这是可能的，有这样的趋势，但决不是必定发生的。“螺旋形的运动”，——我觉得这个说法太笼统。这里是指哪种生产方式而言？“最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果这指的是生产社会总产品所必需的时间，那末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社会总产品在单个工人中间分配时，整个产业后备军是不计算在内的。
第15页，“凡是……的地方”（直到这一句完）——这样提至少是很不清楚，而且这样表达自相矛盾。开始，由于劳动产品数量增加而获得“利润本身”，然后就是“价值的损失，这起码是可能的”。不举出解释性和限定性的中间环节，这样是不行的。
第18页，“工人的资本——就是他自己”。这句话听起来很漂亮，可是资本一词本身的涵义在这里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你到底为什么要把理性的东西翻译成非理性的庸人辞藻呢？你这里讲的我完全不能理解。再往下，第18页第2条也是这样。由于机器的改进而产生的劳动密集，在这里突然被宣布为有损健康。可能是这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情况多得很，但是它本身很难说有损健康，正象下一页上讲到的饮食消化一样。劳动密集不仅不会停止，而且我们还会把它大大提高，因为我们在这里将使工人得到补偿。其余的意见已写在页边上。如果你以后什么时候准备出第二版，我建议你把这些还很笼统的论断用具体的例子加以论证，援引不同工业部门的事实，说明你所指的是哪些工业部门。譬如说，你的论点对于发达的英国纺织工业的适用程度就很有限。可是它们对德国却适用得多，德国的大工业还年轻，它通过排挤陈旧的方法和陡然提高劳动强度，刚刚开始在许多生产部门中站住脚。但这只是一些过渡的阶段。在这样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工业问题上，重要的是不要受局部观点的影响。这些过渡阶段，就其本身来看，都有重要意义，但是也应该懂得，它们仅此而已，决非其他，这一点应该指明。你身边有很好的条件可以让你把自己的论点作为从生动的现实中得出的结论，这样你自己也会学到很多东西。
我希望科伦补选[377]成功，希望我们至少在这里能够当选。你再给我写信时请告诉我，《新莱茵报》过去所在的那幢老房子（在胡特马赫后面）是否还是17号，现在住在里面的那个裁缝叫什么，是萨洛蒙还是勒维，我忘记了。
你们同中央党[13]进行的斗争到现在为止很不坏，但是我认为，对李伯尔一伙的行径你可以在社论里更多地予以猛烈抨击。
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13]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26—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8—9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作了详细的评价。
1893年中央党在国会的全部三百九十七名议员中拥有一百零六名议员，因此在其他党派发生分歧时，它的立场就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第14、28、55、68、72、76、84、369、388、422、431页。
[376]卡·希尔施在1895年3月16日写信给恩格斯，要求恩格斯对他在1895年1—2月《社会政治中央导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提出意见，因为他想出版一个单行本，这几篇文章是：《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的缩短》（《IntensifikationderArbeitundVerkürzungderArbeitszeit》）、《劳动强度及对它的抵制》（《DieIntensifikationderArbeitundihrWiderstand》）、《对劳动力的经济和社会政治评价》（《Die?konomischeunddiesozialpolitischeSch?tzungderArbeitskraft》）、《从社会政治观点看劳动密集》（《DieVerdichtungderArbeituntersozialpolitischemGesichtspunkt》）。——第420页。
[377]指1895年5月13日在科伦举行的帝国国会的补选。社会民主党人吕特格瑙和中央党的代表格莱斯进行了争夺，最后格莱斯获得了胜利。——第42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29.致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1895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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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致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
马德里
［草稿］
［1895年3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伊格列西亚斯：
我没有能够早一些回答你1894年10月19日的来信，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从马拉加监狱出来了没有[375]；你2月1日的来信也未能答复，这是因为那时我忙着要为柏林的朋友们准备好某些出版的东西，这些出版物必须在新的反动的法律草案[270]获得法律效力之前发行。
巴塞罗纳的朋友们还在你10月19日来信之前就已请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同志把马拉加罢工工人的境况告诉英国的工联，她已经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所以我已经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而且你也知道，有些工联已提供了援助。
至于英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组织，它们十分涣散而穷困，所以不能指望它们提供什么援助。
我非常注意地观察了这次罢工的过程，男女工人们的坚强勇敢使我钦佩。拉里奥斯侯爵这个名字使我想起了1850年左右发生的一件事。
那时在直布罗陀有一家拉里奥斯兄弟（犹太人）商行。一个英国商人把自己的货物发送到他们那里，委托他们用走私的办法把货物销售给西班牙境内别的商人。这些货物老是被西班牙海关扣留，为此，拉里奥斯兄弟按照这类买卖的惯例付给那个英国人保险赔偿费。然而这却使那个英国人很不高兴，因为他失去了自己在西班牙的主顾，损失了很大的利润。他来到直布罗陀，想亲自弄清楚为什么偏偏他的货物而不是别人的货物老遇到这些倒霉的事。但他没有找到原因。可是有一次在城里游逛的时候，他看见一辆货车掉了一个轮子，有几个货箱从车上掉下来摔破了。这些箱子就是他的，箱子上有他的标记，可是他发现里面装的不是货物……而是砂子。这个谜被解开了。很清楚，拉里奥斯兄弟把装砂的箱子启运的事报告了西班牙海关官员，箱子被扣留下来，于是英国人拿到了保险赔偿费；然后拉里奥斯兄弟就以自己的名义、通过安全途径把货物运给自己的西班牙代理人，这样他们不担任何风险就把这宗买卖的全部利润据为己有了。
气坏了的英国人跑到拉里奥斯兄弟的办事处。“我要揭发这一切，我要让你们丢丑，我要揪你们上法院”——“先生，您急什么？您的货物我们付钱给您，您要怎样我们都可以使您满足。”争执了好久以后，付给了英国人一笔款子，拉里奥斯兄弟签署了如下的声明：
“我等拉里奥斯兄弟系直布罗陀市之头号骗子，任何人请勿惠顾，因我等必将行骗。
拉里奥斯兄弟
某年某月某日于直布罗陀”
这个声明在直布罗陀交易所张贴了出来，张贴的位置就在老拉里奥斯经常坐的地方、在他头顶的墙上，他在这里又继续做了二十年的买卖。
也许侯爵同直布罗陀的这几位拉里奥斯是一家吧？
注释：
[270]1894年12月6日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出版法”法律草案（即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了。——第309、339、347、349、366、369、378、381、389、396、403、418、423、426、430、436、446、448、450页。
[375]帕·伊格列西亚斯由于领导马拉加纺织工人罢工，于1894年10月被判处监禁四十天。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28.致卡尔·哈肯贝尔格1895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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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致卡尔·哈肯贝尔格[369]
巴门－维希林豪森
1895年3月16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尊敬的先生：
对您的问题简复如下：
（1）1848年5月我们到科伦时[300]，贝克尔在那里，以前我对他毫无所闻。
（2）这件事我不知道。
（3）同上。
（4）我们结识贝克尔时，他是民主党中比较温和的成员。
（5）我记得，贝克尔有时也到民主联合会（埃塞尔大厅）作讲演，不过我几乎从未到那里去过，我们编辑部的威·沃尔弗、斐·沃尔弗和德朗克比马克思和我去的多。
（6）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联合会。总起来说，在科伦，工人联合会和民主联合会是同心协力的，尽管前者比后者要激进些。至于我们到那里以前，哥特沙克医生领导工人联合会时期的情况，我讲不出任何确切的东西。
（7）如果您所理解的中央联合会是指法兰克福左派所领导的各民主联合会的统一组织，那末莱茵省的民主派很快就对它失去了信心，开始自力更生。
（8）我们同贝克尔的关系，也象同科伦其他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一样友好，不用讳言，我们比他们走的远得多，而且也没有指望他们无条件地赞同《新莱茵报》的立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包括贝克尔，都未给报纸写稿，最多只是偶而给地方栏（当时的“正版线下”）寄一些大都署名的文章。您在那里也可以常常找到海·贝·的名字。[370]1848年秋反动派进攻之后，民主派激进化，贝克尔也对我们更靠近了，即使这样他也没有给报纸更多写稿。
（9）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那时我已经不在了，我们是在5月离开科伦的。
（10）我们离开以后，贝克尔和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创办了《西德意志报》，可以说它是《新莱茵报》的续刊。[371]
（11）关于共产党人案件，我没有专门涉及贝克尔的更多的材料。贝克尔参加了1849年底到1850年初在大陆上重新组织起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参加了起领导作用的科伦区域委员会。同盟在伦敦分裂后，这个委员会曾受委托代行中央委员会的职权。[372]
（12）关于审讯期间营救贝克尔之事，我毫无所知[373]，如果有这类设想，人们为了稳妥保险，在寄往伦敦的信中绝不会涉及此事，因为这是很难逃过普鲁士邮局的。
非常抱歉，我不能向您提供更多的情况。关于马克思对科伦案件的揭露，您大概已有附有我的引言的最新版本（1885年苏黎世版）[374]。如果没有，您可以从柏林博伊特街2号《前进报》书店得到这个版本，以前的几版都不完整。
顺便说说，贝克尔参加同盟只是由于当时反动派的猖獗而引起的他生活中的一段插曲。时局一恢复平静，他又象以前那样是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且经历了象您所知道的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所经历的一切变化。这是基于他的整个本性，因此我远不想从其中探究什么名利欲；相反，如果他还那样激进，并继续他的共产主义插曲，那倒有失他的本份。在这方面，他比米凯尔好得多。
但愿这些意见能对您有用。
弗·恩格斯
注释：
[300]指恩格斯在1848年4月和马克思一同离开巴黎回到德国科伦，4月7—9日，他们在美因兹曾同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其中有保尔·施土姆普弗）讨论了如何把德国的各工人联合会进一步团结和组织起来，几天以后，恩格斯到巴门以及其他城市，5月20日又回到科伦。——第349、416页。
[369]1895年3月8日，海尔曼·贝克尔的女婿卡尔·哈肯贝尔格写信给恩格斯询问有关贝克尔的一些事迹，他在信中向恩格斯提了以下十二个问题：
“1.您是什么时候认识贝克尔的？他是否在革命爆发前就已经是见习法官并作为见习法官结识了自由派？
2.1848年春天，贝克尔是一直住在科伦还是到外地旅行传播他的思想？
3.他是怎样参与什列维希—霍尔施坦问题的？有人告诉我，贝克尔曾为被安置在汉堡的伤员募集过捐款。
4.他还以什么形式参加过自由运动？
5.您是否在工人联合会听过他的演讲？这些演讲只是涉及地理方面的问题还是也涉及国家哲学方面的问题？
6.各个工人协会之间是相互敌对的吗？
7.各民主联合会脱离中央联合会，而成立了莱茵民主联合会，这是怎么一回事？
8.我很想知道贝克尔对《新莱茵报》编辑们的态度。他是否为该报写过稿？或者当时根本就没有从事写作？
9.在后来的一封信中，贝克尔提到一本书《匈牙利的陷落》，似乎是他写的，是这么回事吗？
10.贝克尔真的是《西德意志报》的创刊人吗？只是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出版者。
11.共产党人案件。您是否还有这方面的未发表过的材料？或者还了解有关贝克尔的详细情况？如果您能告诉我，我将非常感谢。贝克尔是否真的参加了同盟？或者他只是和一些盟员有较密切的来往？
12.在审讯期间您是否曾设法营救贝克尔？”
恩格斯在这封回信中逐一作了答复。——第416页。
[370]《新莱茵报》上没有刊登过署名海·贝·的文章。——第417页。
[371]亨·毕尔格尔斯不是《西德意志报》的创刊人。贝克尔曾把《西德意志报》看作是《新莱茵报》的续刊，马克思反对这种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23页）。——第417页。
[372]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9月15日从伦敦迁到科伦。贝克尔只是在1850年11月才参加了同盟，他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而是与中央委员会成员有密切联系的科伦同盟的盟员。——第417页。
[373]参看燕妮·马克思1853年3月10日给阿道夫·克路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651—653页）。——第417页。
[374]指1885年11月下半月出版的小册子：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新版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引言和几个文件》1885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41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27.致维克多·阿德勒1895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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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致维克多·阿德勒
维也纳
1895年3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维克多：
首先谈你所询问的事。桑巴特的文章［注：威·桑巴特《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体系》。——编者注］相当好。只是他对价值规律的理解反映了解决利润率问题上某些令人失望之处。他显然是期待某种奇迹，可是他得到的不是奇迹，而是最没有奇迹味道的纯粹的理性解释。所以他就把价值规律的意义归结为劳动生产力作为决定性的经济力量的表现。这样讲实在太一般化、太不明确。——小康拉德·施米特在《社会政治中央导报》上发表的文章［注：康·施米特《〈资本论〉第三卷》。——编者注］非常好。爱·伯恩施坦的文章[256]条理很不清楚；他仍然苦于神经衰弱，同时工作又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下子抓在手里的事情太多、太杂；刚把这件工作放下，卡·考茨基又突然逼他写文章。
由于你想在狱中[368]钻研《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为了使你省些劲，我向你提供几点意见。
第二卷。
第一篇。第一章要弄通，然后读第二和第三章就比较容易了，第四章是总的概述，也要用心读；第五和第六章容易懂，特别是第六章，谈的是次要的东西。
第二篇。第七至九章是重要的。第十和第十一章尤其重要。第十二、十三、十四章也是一样。而第十五、十六、十七章先泛读一遍就行了。
第三篇。这是重农学派以后第一次在这里对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和货币的总循环最出色的阐述。内容很好，形式却难得可怕，因为（1）这里把按照两种不同方法进行的两次研究合并在一起，（2）第二次研究是马克思在经常失眠脑子有病的情况下勉强完成的。要是我的话，我就把它放在最后，在对第三卷进行了第一遍学习之后。对于你的学习来说，开头可以撇开这一篇。
再谈第三卷。
第一篇的第一至四章是重要的，而第五、六、七章对总的联系不太重要，所以暂时不必在上面花费很多时间。
第二篇。第八、九、十章非常重要。第十一和第十二章泛读一遍就行了。
第三篇。第十三至十五章全都非常重要。
第四篇。第十六至二十章也非常重要，可是容易读。
第五篇。第二十一至二十七章非常重要。第二十八章不那么重要。第二十九章重要。第三十至三十二章总的说来对于你的目的是不重要的，第三十三和第三十四章谈的是纸币等等，也重要；第三十五章关于国际汇兑率，重要，第三十六章你会感到非常有趣，也好懂。
第六篇。地租。第三十七和第三十八章重要。第三十九和第四十章不那么重要，但都需要通读。第四十一至四十三章（级差地租Ⅱ，各种特殊情况）可以比较粗略地读过去。第四十四至四十七章又是重要的，大部分也容易读。
第七篇很精彩，遗憾的是只有一个骨架，而且叙述还带有失眠症的明显痕迹。
如果你按照这个办法把主要的东西弄通，次要的东西开头先粗略地读一遍（最好先把第一卷中主要的东西再读一遍），那你就会对全书有一个概貌，以后再钻研那些被忽略的地方也就比较容易了。
你谈的关于报纸［注：《工人报》。——编者注］的情况使我们很高兴。政治上的成功是主要的，财政上的收获会随之而来，而且容易得多、迅速得多，只要前者有保证的话。我满意地认出第一版上关于选举改革的那些简讯是出自你的手笔[359]，这就为取得决定性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我的老病又有些发作，这个病到一定时候就来折磨我，特别是春天，但这次比往常好一些，发作得轻一些。我想大约再过两个星期就会完全过去，而且也不需要象1893年和1894年那样去呼吸海滨空气了。
这里的运动情况概括说来是这样：在群众中本能的运动持续不断地进展着，倾向很可能还保持着；但是一遇到要把这种本能和这种自发倾向变为自觉的表现的时候，那些宗派主义的领袖们总是使它显得非常愚蠢和狭隘，令人简直想狠狠地给他们一顿耳光。但真正的盎格鲁撒克逊方法就是这个样子。
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256]爱·伯恩施坦《〈资本论〉第三卷》，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3年卷第1卷第11—14、16、17、20期。——第287、343、413页。
[359]1895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为争取在国内实现普选权，组织了广泛的运动。2月19日在维也纳就有十二个群众集会支持这一要求。维·阿德勒为此在《工人报》的“时事”栏内连续登载了一批简讯。——第403、415页。
[368]由于《工人报》发表了一系列批评奥地利政府的文章，该报编辑维·阿德勒于1895年3月被判处监禁七个星期。——第41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26.致卡尔·考茨基1895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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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5年3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我急于通知你，普列汉诺夫把我的信看错了，或者是理解错了。［注：见本卷第394页。——编者注］我连想都没想要同洛里亚周旋，我立即给普列汉诺夫写了信，让他无论如何不要因此而停顿下来。洛里亚对序言作了回答[347]，而我将只是在绝对必要时写几句加以反驳，如此而已。罗马方面已把他发表的东西给我寄来了。
谢谢你给我寄来普拉特的文章。威·桑巴特的文章我这里有，是一篇好文章［注：威·桑巴特《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体系》。——编者注］。我很高兴你拒绝了恩利科·费里，他根本不能够写什么关于第三卷［注：指《资本论》。——编者注］的文章。
我的序言已译成意大利文发表[302]，看来打中了。
你的弗·恩·
注释：
[302]恩格斯写的《资本论》第三卷序言由马尔提涅蒂译成意大利文，载于1895年1月《农业、工业、商业、文学、政治、艺术评论》第1期。——第350、391、413页。
[347]指洛里亚《卡尔·马克思的遗著》（《L’operapostumadiCarloMarx》）一文，发表于1895年2月1日《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第3辑第55卷第3期。——第392、411、41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25.致康拉德·施米特1895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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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致康拉德·施米特
苏黎世
1895年3月12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施米特：
您去年11月13日的来信和本月1日的来信都摆在我面前。我从更迫切的第二封信谈起。
关于法尔曼，可以完全撇开不谈。[362]勒克西斯只是提出了问题[363]，您也是一样，以∑m/∑（c＋v）这个公式的形式。[364]不过法尔曼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了一步，他把您得出的序列[m′/（c′＋v′）]＋[m″/（c″＋v″）]＋[m′′′/（c′′′＋v′′′）]……等等加以分类，根据资本的不同构成归入各生产部门，这些部门之间由于竞争也发生着平均化。这一步是比较次要的一步，马克思的原著本身已经给您指出这点，原著中的探讨研究（一直到这一点）正是这样进行的。法尔曼的错误是，他在这里停顿下来，满足于此，所以在此书［注：指《资本论》第三卷。——编者注］出版以前他肯定不为人重视。但是您却用不着有什么不安，说实在的，您可以满意了。因为您独自发现了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原因和商业利润的形成，并且不是象法尔曼在利润率问题上那样半途而废，而是完全彻底。
您在利润率问题上怎样走上了岔路，我认为，您的来信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向我说明了。我在这里发现了同一种陷入枝节问题的偏向，我把它归咎于1848年以来在德国大学中流行的抽象推论的折衷主义方法，这种方法丢掉了事物的总的概貌，过于经常地陷入一种几乎是无休止、无结果的对枝节问题的玄想中。在古典作家中，您以前研究得最多的恰好就是康德，而康德由于他那个时代的德国哲学的状况，由于他和学究气十足的沃尔弗的莱布尼茨主义的对立，所以或多或少地被迫在形式方面对这种沃尔弗的玄想作一些表面的让步。我就是这样来解释您陷入枝节问题的偏向的，这种偏向也表现在您的来信中谈到价值规律的那些题外话里；在这些地方，我认为您没有经常注意总的联系，所以您把价值规律贬为一种虚构，一种必要的虚构，差不多就象康德把神的存在贬为实践理性的一种假定一样。
您对价值规律的责难涉及从现实观点来看的一切概念。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我用黑格尔的方式来表达）完全符合于您举的圆和多边形的例子。换句话说，这两者，即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象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由于概念都有概念的基本特性，因而它并不是直接地、明显地符合于它必须从中才能抽象出来的现实，因此，毕竟不能把它和虚构相提并论，除非您因为现实同一切思维成果的符合仅仅是非常间接的，而且也只是渐近线似地接近，就说这些思维成果都是虚构。
一般利润率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吗？它在每一个瞬间都只是近似地存在着。如果一般利润率有一次在两个企业中分毫不差地实现了，如果这两个企业在某一年内获得完全相同的利润率，那末这是纯粹的偶然性，在现实中，利润率是根据各行各业、各个年度的各种不同情况而变化的，一般利润率只是作为许多行业和许多年度的平均数而存在。但是，如果我们竟想要求利润率（比如说是14.876934……）在每一个行业和每一个年度直到第一百位小数都完全一样，不然就把它贬低为虚构，那我们对利润率以至经济规律的本质就误解得太不象话了，——它们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倾向，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和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相互交错在一起，而部分地也由于它们作为概念的特性。
或者您可以举工资规律即劳动力价值的实现为例。劳动力价值只是作为平均数实现的，而且就连这一点也不是经常的现象，它在每一个地区，甚至在每一个部门，都随着通常的生活水平而有所变化。或者以地租这种从被垄断的自然力中产生的超出一般利润率的超额利润为例。就是在这里，现实的超额利润和现实的地租也决不是绝对地符合，而只是在平均数上近似地符合。
价值规律以及剩余价值通过利润率来分配的情况也是这样。
（1）这两者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已经充分地实现，也就是说社会已经被简化为地主、资本家（工业家和商人）和工人这三个现代阶级，而一切中间阶层都已被消灭的前提下，才能最完全地达到近似的实现。这种情形甚至在英国也还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有，我们决不会让它发展到这个地步。
（2）利润（包括地租）是由各种不同的成分构成的：
（a）由欺诈而来的利润，它在代数和中互相抵销；
（b）由于库存货物（例如，当第二年歉收时，上一年收成的余额）的价值上涨而来的利润。这种利润如果不是已经被其他商品的价值的下降所抵销，在理论上归根到底也应该平均化，因为，不是买进的资本家必须多支付的正好等于卖出的资本家多取得的，就是当问题涉及工人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工资终于必须提高。可是，这种价值上涨的最本质的东西并不是长期存在的，因而平均化只是在几年的平均数中，而且是十分不完全地，显然要靠牺牲工人的利益才会出现；工人将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没有得到十足的报酬；
（c）剩余价值的总和，但是其中还要扣除送给买主的那一部分，特别是在危机时期，那时过剩的生产会缩减到它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实际含量以内。
由此就已经自然地得出结论，总利润和总剩余价值只能近似地符合。而且您还要考虑到，总剩余价值和总资本都不是常数，而是每天都在变化的变数，那末，就很清楚，利润率由∑m/∑（c＋v）这一公式来表现，要不是通过一个近似的数列，是完全不可能的，总价格和总价值的符合，要不是经常趋于统一而又经常与之背离的符合，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这种统一无论在这个场合下或是在其他一切场合下都是如此。
那末，封建主义是否曾经和它的概念相适应呢？它在西法兰克王国[365]奠定了基础，在诺曼底为挪威侵略者进一步发展，在英格兰和南意大利为法国的诺曼人所完善，而它最接近于它的概念是在短命的耶路撒冷王国，这个王国在耶路撒冷法典[366]中遗留下了封建制度的最典型的表现。难道说，因为这种制度只是在巴勒斯坦有过短暂的十分典型的存在，而且这——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纸上，它就是一种虚构吗？
或者，自然科学中通用的概念，因为它们绝不是永远和现实相符合，就都是虚构吗？自从我们接受了进化论的那个时刻起，我们关于有机体的生命的一切概念都只是近似地和现实相适应。否则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哪一天有机界的概念和现实绝对符合了，发展的终结也就到来了。鱼这个概念的内涵是在水中生活和用鳃呼吸；如果不突破这个概念，您想怎么能从鱼转到两栖动物呢？而这个概念已经被突破了，我们知道一系列的鱼，它们的鳔已经发展成肺并且可以呼吸空气。如果不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这两个概念中的一个或两个都和现实发生冲突，您想怎么能从卵生的爬行动物转到能生育活生生的幼儿的哺乳动物呢？实际上，单孔目动物有整整一个亚纲是卵生的哺乳动物，——1843年我在曼彻斯特看见过鸭嘴兽的蛋，并且傲慢无知地嘲笑过哺乳动物会下蛋这种愚蠢之见，而现在这却被证实了！因此，但愿您对价值概念不要做我事后不得不请求鸭嘴兽原谅的那种事情吧！
在桑巴特那篇在其他方面都很好的关于第三卷的文章［注：威·桑巴特《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体系》。——编者注］中，我也发现了这种削弱价值理论的倾向；他显然也曾希望得到一种稍微不同的解决办法。
而您在《中央导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注：康·施米特《〈资本论〉第三卷》。——编者注］却很好，对于马克思的利润率理论——由于它的量的规定性——同旧经济学的利润率理论之间的特殊的区别作了很好的论证。那位著名的洛里亚自作聪明地认为第三卷直接抛弃了价值理论[347]，您的这篇文章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很完备的回答。现在有两个人很关心这个问题，这就是罗马的拉布里奥拉和正在《社会评论》上同洛里亚进行论战的拉法格。[367]因此，如果您能把文章寄一份给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教授（他的地址是罗马维克多－艾曼努尔大街251号），那末他会尽一切可能发表这篇文章的意大利文译文；另外再寄一份给保尔·护法格（他的地址是法国塞纳省勒－佩勒），这会给他提供必要的论据，他会引用您的文章的。我已经就此写信告诉他们两人，说您的文章已包含了对主要论点的回答。如果您无法寄发这两份东西，请您来信告诉我。
我必须就此搁笔，否则我就会没完没了地写下去。
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347]指洛里亚《卡尔·马克思的遗著》（《L’operapostumadiCarloMarx》）一文，发表于1895年2月1日《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第3辑第55卷第3期。——第392、411、412页。
[362]指彼·法尔曼的文章《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KritikderMarx’schenWerttheorie》），载于1892年《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杂志第3辑第3卷。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对这篇文章曾给予好评，这是康·施米特所不同意的。——第407页。
[363]指威·勒克西斯的文章《马克思的资本理论》（《DieMarx’scheKapitaltheorie》），载于1885年《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新辑第11卷。——第407页。
[364]康·施米特《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平均利润率》1889年斯图加特版（《DieDurchschnittsprofitrateaufGrundlagedesMarx’schenWerthgesetzes》.Stuttgart，1889）。——第407页。
[365]西法兰克王国是在查理大帝帝国瓦解后建立的，该帝国是一个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盟。843年帝国在查理的三个孙子之间发生了最后的分裂。其中一人秃头查理得到了瓦解的帝国的西部领土，包括现在法国的大部分领土，并建立了西法兰克王国。莱茵河以东的土地（后来德国的核心）交给了德意志的路易，从北海到中意大利之间的地带则归查理大帝的长孙洛塔尔掌管。——第410页。
[366]耶路撒冷法典是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所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的法律文献汇编；该法典于十二世纪下半叶完成。——第410页。
[367]指拉法格的两篇文章：《略驳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批评》（《Breverisposta-domandaaicriticidiMarxcircalateoriadelvalore》）和《拉法格的回答》（《ReplicadiLafargue》），发表于1894年10月16日和11月16日《社会评论》第20期和第22期。这两篇文章是对某些意大利经济学家的回答，这些经济学家支持洛里亚在《卡尔·马克思的遗著》（见注347）一文中提出的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的观点。——第41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24.致威纳尔·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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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致威纳尔·桑巴特
布勒斯劳
1895年3月11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阁下：
在答复您上月14日来信时，对您盛情寄来的关于马克思的大作［注：威·桑巴特《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体系》。——编者注］，谨致谢意。您的文章我在亨·布劳恩博士好意寄给我的那一期《文库》［注：《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编者注］里已经饶有兴味地拜读了；我很高兴终于在一所德国的大学里看到对《资本论》也有这样的理解。不言而喻，我不能完全同意您对马克思观点的叙述，尤其是第576—577页上关于价值的概念的叙述。在我看来，这种叙述未免太空泛了：如果是我，我首先从历史上给予限定，强调它只适用于能够谈得上价值的那个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即存在有商品交换，相应地也存在有商品生产的那些社会形态。原始共产主义不知道什么价值。其次，我认为还可以有一个概念更狭窄的说法。可是这样会使我们扯得太远。您所谈的基本上还是正确的。
但在第586页上您直接向我提问题，而您掐住我的脖子这种可爱的做法则使我好笑。然而您可以放心，我决不会要您“相信相反的东西”。马克思从各别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各种数值m/c＝m/c＋v得出一般的、相同的利润率时所借助的那些逻辑中间环节，单个的资本家是完全意识不到的。因为这些中间环节具有某种历史类似现象或某种存在于我们意识之外的现实性，所以它们在下面的过程里也就获得了这种现实性：例如，资本家甲生产的剩余价值中超出［一般］利润率、因而也超出他在总剩余价值中应得份额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转入另一个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通常总是低于其所应获红利的资本家乙的钱袋中。但这个过程是客观地、在事物中不知不觉地完成的，而我们只是到现在才能判断，要费多大气力才能达到对这个过程的正确理解。如果平均利润率的创造需要单个资本家们有意识的合作，如果单个资本家意识到：他是在生产剩余价值、生产多少以及在很多情况下还得把自己的剩余价值拿出一部分的话，那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的联系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了，亚当·斯密，甚至也许是配第，一定早就会指出这点的。
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整个历史进程——指重大事件——到现在为止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要么直接希求的不是已成之事，要么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未预见到的后果。用之于经济方面就是：每个资本家都追求更大的利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现：每一单个资本家对更大的利润的追求，产生一般的、相同的利润率，接近于每人相同的利润额。但是不论资本家或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弄不清楚：这种追求的实际目的是全部剩余价值按同等的比例分配给全部总资本。
那末平均的过程事实上是怎样完成的呢？这是个特别有趣的问题，马克思本人对此谈得不多。但是，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可见这里还有一些工作要做，马克思自己在这部初稿中没有做完。我们首先看看第3卷上册第153—156页[360]的叙述，这些对您叙述价值概念也很重要，并且证明这个概念具有或曾经具有的现实性比您所赋予的要大。在交换之初，当生产物逐渐变为商品的时候，交换大致是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的。在数量上比较两个物品的价值的唯一标准，是花费在它们上面的劳动。因此，那时价值曾经有其直接的、现实的存在。我们知道，在交换中，价值的这种直接存在就停止了，现在就不再有它了。而我认为，对您说来，不用费什么事就能看出（起码是大致看出）那些将上述直接的、现实的价值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下的价值的中间环节；后一种价值隐藏得很深，以致我们的经济学家能够满不在乎地否认它的存在。对这个过程做出真正历史的解释，当然要求认真的研究课题，而为此花费的全部心血将换来丰硕的成果；这样的解释也将是对《资本论》的宝贵补充。[361]
最后，我还应该感谢您对我的看重，认为我可以根据第三卷写出什么比它现有形式更好的东西。但是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一字不差地用马克思本人的提法整理出马克思的原文，就是尽了我的职责，虽然这可能要逼着读者更努力地去进行独立思考。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36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195—198页。——第406页。
[361]1895年5月，恩格斯写了《〈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价值规律和利润率》和《交易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1003—1030页）。——第406、441、461、49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23.致理查·费舍1895年3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
223.
致理查·费舍
1895年3月8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费舍：
我尽可能考虑到你们的严重担忧，虽然我十分愿意理解但还是不能理解——起码在议论的中途——你们的担忧是由何而起。[357]然而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对那些已被其编制者违犯的法律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不错，《前进报》上有时人们以过去宣传革命的那种劲头否定革命，而且他们可能以后又来宣传。但我认为此事不可效法。
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
我还必须考虑到，阅读我的著作的还有外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瑞士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等，我绝不能在他们面前这样糟蹋自己的名誉。
因此，我接受你们提出的修改意见，但以下几点除外：1.长条校样第9页，关于群众现在是这样写的：“他们应该明白，他们采取行动是为了什么”［注：在恩格斯的手稿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607页）——编者注］。2.下一段：关于进攻的话全部删掉。［注：指的是手稿中下面这句话：“……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607页）。——编者注］你们的建议［注：执行委员会成员建议将这句话改成这样：“……号召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编者注］有事实上的错误。法国人、意大利人等每天都在运用进攻的号召，只是不认真罢了。3.长条校样第10页：“社会民主党的变革，其命运现在取决于……”，你们想去掉“现在”一词，也就是把暂时的变成永久的，把相对的变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我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以免使自己永世蒙受耻辱。因此我拒绝写什么相反的东西，我说：“正是现在遵守法律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十分有利”。
为什么你们认为涉及破坏宪法问题时指出俾斯麦1866年的行为是有害的呢？这是我绝对无法理解的。事实上这是适应其人的最好证据。好吧，我给你们这种称心如意［注：在发表的《导言》文本中，引起执行委员会成员反对的地方被删去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610页）。——编者注］。
就这样。我绝不会再多走一步。为了减少你们在辩论期间的烦恼，我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如果你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就更好些：守法的义务是法律上的，而不是道义上的，象鲍古斯拉夫斯基（这里有一个长ｓ）给你们庄严指出的那样[346]；如果掌权者违犯法律，上述义务就完全解除。而你们（起码是你们之中的某些人）却表现软弱，敌人提出守法的义务是道义上的、是适用于一切场合的，你们对这一要求未能给予应有的抵制，当时本应声明：你们掌权，你们制定法律，我们如有违犯，你们可以根据这些法律处置我们，我们只得忍受；如此而已，此外，我们再没有任何义务，你们也再没有任何权利。天主教徒在五月法令时期是这样做的，麦生的老路德派教徒和那个在各家报刊上出头露面的门诺派教徒士兵[358]也是这样做的；你们没有权利从这个立场后退。防止政变法草案[270]反正是要完蛋的，类似的东西很难搞成，更难实施；但是，如果这些人将来有了权力，他们会设法堵住你们的嘴再和你们较量的。
如果你们不想让政府的先生们了解，我们现在立意等待，只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力量还不足以自己帮助自己，因为队伍还没有受到彻底的薰陶；既然如此，我的亲爱的，那你们为什么天天在报纸上吹嘘党的巨大成就呢？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十分了解，我们正在不可阻止地走向胜利，再过几年我们将成为不可制服的，因此他们想在当前和我们较量，可惜他们不知道怎么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演说什么也不能改变，这一切他们了解得和我们一样清楚；而且他们还知道，将来我们有了力量，我们将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维护他们的利益。
因此，当事情发展到在帝国国会开展大辩论时，你们要考虑一下：你们现在对抵制权的维护，和鲍古斯拉夫斯基过去维护反对我们的抵制权完全一样；听你们讲话的还有老一代的革命者，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匈牙利人和英国人；“合法的”一词很久以前在维登被删掉一事[204]，必须严肃对待的时刻还会到来（谁知道多快到来）。请你们看看奥地利人，如果选举权不很快实行，他们将尽可能直接地使用武力威胁！[359]回想一下你们自己在非常法[113]时期的非法行为吧，现在人们又想用它让你们就范！守法——目前暂时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还是适用的，但绝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守法，即使是口头上也罢！
你的弗·恩·
把引用语（大部分已包括在正文里）译成德文现在太晚了，因为早已排版。
校样从这里寄往汉堡。
注释：
[113]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然而在这以后，在九十年代的前半期，反动集团继续策划实行类似的新法令。——第98、129、209、269、276、279、350、391、403页
[204]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于1880年8月20—23日在维登（瑞士）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五十六名代表。这是在1878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的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克服了由于党的活动条件的急剧变化而在党的领导人中间引起的惊慌和一定程度的动摇，在党员群众的影响下，党的革命路线战胜了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代表大会讨论了以下问题：党内情况，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中的立场，党的纲领和组织，党的报刊，参加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其他国家的工人政党的态度，等等。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于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具有重大的意义。代表大会谴责了以莫斯特和哈赛尔曼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言论，他们否认利用合法机会和利用议会等等的必要性，走上公开同党决裂的道路。莫斯特和哈赛尔曼被开除出党。同时代表大会不顾右派的立场，把1875年在哥达通过的那个纲领的第二部分中谈到党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提法中的“合法”一词删掉，这样，代表大会就承认必须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代表大会批准《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表现，以及党的某些领导人对机会主义所抱的调和主义态度进行了原则性的批评，这对代表大会的工作起了有成效的影响。——第209、382、403页。
[270]1894年12月6日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出版法”法律草案（即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了。——第309、339、347、349、366、369、378、381、389、396、403、418、423、426、430、436、446、448、450页。
[346]鲍古斯拉夫斯基于1895年在柏林出版了《实实在在的斗争——不是虚有其表的斗争。评国内政治形势》（《Vollkampf-nichtScheinkampf.EinWortzurpolitischenLageimInnern》），宣扬进行上层政变来对付国内反对派。——第390、402页。
[357]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页）的导言，是恩格斯于1895年2月14日和3月6日之间写的。在发表这个导言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坚决要求恩格斯把这部著作中在执行委员会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当时费舍提出的借口是：由于帝国国会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国内又形成了紧张局势。恩格斯不得不考虑执行委员会的意见而同意在校样中删去一些地方和改变一些提法。在马克思的著作出版单行本前不久，1895年的《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7期和第28期登载了恩格斯的导言，但是保留了单行本中所作的那些删节。1930年，恩格斯导言的全文第一次在苏联出版的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发表。——第401、426、430页。
[358]指新教教派门诺派教徒特伦涅尔，他由于宗教信念拒绝执行军勤。——第403页。
[359]1895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为争取在国内实现普选权，组织了广泛的运动。2月19日在维也纳就有十二个群众集会支持这一要求。维·阿德勒为此在《工人报》的“时事”栏内连续登载了一批简讯。——第403、41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22.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5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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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95年3月5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阁下：
非常遗憾，在回复您1月29日的友好来信时我不得不告诉您，我们的作者［注：马克思。——编者注］生前没有留下任何可供俄文译者使用的他对俄国土地所有制状况的看法以及他对这个问题的结论的笔记。我所能找到的，是抄自俄国统计材料和一般经济资料的内容广泛的摘录；而且和他平常的做法多少有些不同，这些摘录中没有他个人的任何评注。
附上从柏林寄给您的信，信中提到的恩格斯先生请我补充以下情况。不久前一个写经济问题文章的路克斯博士写信问恩格斯先生：您的《概况》［注：尼古拉—逊［尼·弗·丹尼尔逊］《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况》。——编者注］值不值得译成德文，如值得翻译，他是否可为这一译本的出版提供一些帮助？恩格斯回答说，他很想看到这本书的德译本出版，他不仅同意把它推荐给狄茨出版，而且出书时他还乐意在《新时代》上写篇述评，强调指出您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同时也要指出他不同意您所作出的某些结论。他还声明，他，恩格斯，没有任何权利准许翻译，因此译者（路克斯博士的朋友）还是直接征求您的许可为好。为了不致处境尴尬，恩格斯坚持主张给您的信由他转交。
译者是一个住在柏林的年青的俄国人，据称能够胜任这项工作（路克斯博士的夫人是俄国人），而且路克斯博士答应校阅德译文以保证译文正确。译者本人据说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因此您的著作的内容对他并不陌生。
写这封附信的人大概认为您早已同意了；至少我在信中找不出为此事向您正式提出请求的字样。据我所知，在国外的年青的俄国人中就有那么一位［注：克里切夫斯基。——编者注］，他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手续［注：见本卷第237—238页。——编者注］，但是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您有意讨论科诺夫先生的建议，我认为暗示一下对这位年青人是有好处的。
我自己对所说的翻译一点也不了解。
如果您肯把您给科诺夫先生的回信寄给我，我一定负责马上转寄给他。
忠实于您的路·考·
［注：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20.致尤利乌斯·莫特勒1895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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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致尤利乌斯·莫特勒
伦敦
1895年3月2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尤利乌斯：
迈耶尔［注：约翰·迈耶尔。——编者注］的信退还给你并附上吕特格瑞为同一件事从多特蒙特寄给我的信（请退还给我）。这个人确实是巴尔伦［注：见本卷第388—389页。——编者注］，看来“巴尔温”是那些从来未看到过他的姓名写法的人搞错了。他本来能够在波洪找一个证明人，他的话同迈耶尔信上说的关于克里茨勒和钱的事完全一致。但是这笔钱（他说是十马克）落到了警察手里。第一次我给了他三先令，今天他又来了，我给了他十先令；但是他说，这些钱都得交给过夜小店的老板，他还是一文不名；于是我又给了他五先令，共十八先令。虽然如此，他的境况仍然极其穷困：他住在水兵街坊区的贼窝里；他的喉咙有病，不能说话，因此我不能继续盘问他。
如果协会[23]无力做别的事，它至少还可以关心一下，设法帮助可怜的人搬出水兵街坊区，住到一个他不再这样受剥削并能寻找工作的地方；这些人也还可能对他做点事情的。他起码应当有个收信的地址，因为寄到现在他住处的东西，看来都成为老板的猎获物。我本想亲自到你那里去一趟，一来为这件事，二来为探病和科亨的事[354]，但是我又犯了我春季常发的病，因此现在不能去。
得悉你和你的夫人生病，深为遗憾，希望这一切很快过去；祝贺你把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痛揍一顿。他又可以躺在克鲁泡特金身旁好好休息一番了。
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夫人。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23]指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7日建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5、28、48、224、264、389、396页。
[354]尤·莫特勒在1895年2月28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2月18日晚有两个无政府主义者（自称亚历山大·科亨和齐梅尔）闯入他的家中，他已给予有力回击。——第39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21.致爱德华·瓦扬1895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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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致爱德华·瓦扬
巴黎
1895年3月5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瓦扬公民：
我没有可能更早地回复您1月8日的来信。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们当前必须尽可能加快出版已准备好的书籍、小册子、文章等等，赶在威胁他们的新的反动法律[270]生效之前。这一情况过去曾迫使我、现在仍在迫使我从早到晚忙于直接的写作和与此有关的通信。
现在来谈谈您的法律草案。第一个，即第384号，关于农业代表问题，无疑是一项有益的措施；作为在农业工人中进行宣传的手段，它将发生十分良好的作用；但要它作为法律通过，特别是在法国这个至今还十分轻视工厂视察的国家，希望是很小的。
第928号，关于农业公有地产问题。这个草案太详细，因此我不能象内行那样下断语。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公有地产是否主要由森林、灌木丛和荒地构成，或者充其量由只适于放牧、而本来意义上的耕种则无益可得的那些土地构成。德国的情况正是这样，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法国北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些土地上耕作将有重犯1848年的国家工厂[355]的错误的危险，如果这种耕作不局限在十分狭小范围里的话。但是我要再说一遍，要能对这个问题提出看法，必须具备真正的专门知识。
第933号，关于国营企业工人八小时工作日和最低工资等问题，和这里的郡参议会实行过的以及陆军部和海军部也部分实行过的制度有点相近。这种措施用作给资本家示范和作为宣传手段都是十分有益的；然而，前天工人们没有支持把这些措施付诸实行的郡参议会的进步派。他们之中有三个人落选了，因为为数不多的少数票（五十到三百票）投给了“社会主义的”、比较“革命的”候选人；但这个少数已足以保证使“温和的”反动人物当选。[356]
第939号，关于劳动部等问题。这种分工使内务部的一部分职能被取消并与一些至今被忽视的新的职能合并，这种分工我认为非常有益。至于详细确定新部的职权范围，待它要具体实行时再来详细讨论。
这些提案我只看做是宣传手段，因为在议院目前的组成情况下，要它们被通过是毫无希望的。从这个角度出发，首先是关于它们的影响问题，然后再来确定，待我们将来能够从事积极的立法时，它们会不会对党的活动有什么束缚。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我发表了一些评论意见；这里只有一条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以这样肯定的形式和这样确定的目的答应一年给农民四千万，这种做法是否稳妥？有朝一日农民会出示这种期票，而且是在这笔钱找到更好用途的时刻。
谢谢您为符卢勃列夫斯基的事提出的建议［注：见本卷第363—364页。——编者注］。我计算了一下，现有的四十五个社会主义者议员每年总共从国家得到近四十万法郎，如果从这笔钱中每年为巴黎公社唯一活着的将军抽出养老金比如说一千二百法郎，是完全可以办到的。我很清楚，各选区向它们的议会代表们提出的要求是靠议员津贴无力承担的，但是我认为，当前这种场合涉及到整个革命的法兰西的荣誉问题。人们很难相信，虽然活着的公社参加者和她的继承者在议会里有四十五个代表，但这样一支强大的力量仍然不能保证它的老将军免于极度贫困。我仍然抱有希望，总会找到一种使他能够聊以为生的办法，而不是求助于屈辱的募捐。
在我们这里，社会主义感情（这在更大程度上是感情，不是明确的思想）在群众中不断发展，但现有的组织和它们的领袖照旧纠缠于内部争吵和敌对，其结果必然使自身软弱无力。这会使不熟悉英国特点的人失望；无论如何，欧洲大陆看来要给英国人以他们所需要的推动。在法国，统治着国家并无耻地剥削它的一帮骗子，不会维持太久了。意大利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贪污受贿更加肆无忌惮。在德国，一切都趋向危机，而将军和高级官吏在公开鼓吹政变。世纪末正在进行一场断然的革命变革。在法国，社会主义者是唯一真正诚实的党，而在德国，社会主义者是唯一真正的反对党；危机到来时，除它以外没有一个政党是可以依靠的。在奥地利，大家都同意让社会主义者进入议会，剩下的问题只是决定通过什么门径了。而在俄国，小尼古拉已为我们做了一段工作，使革命成为绝对不可避免的了。
衷心问好。
弗·恩格斯
注释：
[270]1894年12月6日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出版法”法律草案（即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了。——第309、339、347、349、366、369、378、381、389、396、403、418、423、426、430、436、446、448、450页。
[355]1848年的国家工厂是1848年二月革命结束后立即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法令建立起来的。当时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路易·勃朗关于组织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威信，另一方面是想利用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厂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因为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挑拨性计划没有成功和国家工厂的工人越来越怀有革命情绪，资产阶级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取消国家工厂。这种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导火线之一。起义遭到镇压后，国家工厂被解散。——第397页。
[356]郡参议会是指选举产生的伦敦郡参议会，主管税收、地方预算等。按照1888年地方自治改革，凡享有议会选举权的人，以及年满三十岁的妇女，都可以参加郡参议会的选举。郡参议会每三年选举一次。在选举1889年和1892年的伦敦郡参议会时，一群进步派（其中有资产阶级自由派、费边派和社会主义者）战胜了同自由党人合并派和保守党人联合的温和派。在1895年3月2日的选举中，由于社会主义者拒绝同进步派联合投票，温和派才得以取胜，在参议会中获得了许多新的席位。——第397、43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19.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95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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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日内瓦
1895年2月26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普列汉诺夫：
一切安排就绪已一周了。维拉［注：维拉·查苏利奇。——编者注］写信给我说，她很愿意让弗赖贝格尔治疗。［注：见本卷第382—383页。——编者注］弗赖贝格尔一周前曾到她那里，后来又去过两次。他查出她害了严重的气管炎并给她开了必要的药。但是他认为，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改变饮食制度。她需要吃肉而不是各种果子冻和其他植物类食品。弗赖贝格尔现在不在家，因此在信尾我再来谈她的健康问题。
既然您在一定程度上委托我关照她的健康，那末现在您应告诉我她是不是需要钱。如果需要，请您允许我寄给您一些供她病中使用。比如，开始我先给您寄去五英镑，您以自己的名义强迫她接受，根本不要提我的名字。您可以对她说，这些钱是为了不让她提出任何借口拒绝改变饮食制度，并且说弗赖贝格尔认为必需进行这种改变。或者您再想点别的理由。
我没有时间读《俄国财富》对我的书［注：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的评论。1894年1月号上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我已经读够了。[351]至于说到丹尼尔逊，恐怕对他无可奈何。我已经把《〈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中关于俄国问题的材料，特别是1894年写的跋（部分地是直接针对他写的）[352]用信件寄给他了。他已经收到，如您所知，这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同他所属的这一代俄国人是无法进行辩论的，他们至今还相信那种自发的共产主义使命，似乎这种使命把俄罗斯、真正神圣的罗斯同其他世俗民族区别开来。
在现代大工业接枝于原始村社，同时存在着文明的一切中间阶段的你们的国家里，在专制制度筑起的相当牢固的精神万里长城所封锁的国家里，出现各种最不可思议的和离奇古怪的思想，是不足为奇的。就拿可怜虫弗列罗夫斯基来说吧，他认为桌子和床都能思考，只是它们没有记忆。这是一个国家必须经历的阶段。随着城市的发展，有才能的人们与世隔绝的状态将逐渐消失，这些思想谬误也会随之消失，因为这些谬误是由这些古怪的思想家的离群索居以及知识零散无条理所引起的，部分地（在民粹派那里）也是由于他们看到自己的希望破灭感到绝望所引起的。事实上，曾经是恐怖主义者的民粹派，最后完全可能成为沙皇制度的拥护者。
为了能够参加这场论战，我必须阅读全部著作，仔细研究再作回答。这将占去我整整一年的时间，而唯一有益的结果，也许就是我的俄文会比现在好得多。但是有人请求我为了著名的洛里亚给意大利做同样的事情。而我现在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饶勒斯走的是正道。他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要对他操之过急。他已经作出相当大的成绩，比我所希望的大得多。但是我们不要过分要求正统性！党如此伟大，马克思的学说如此普及，比较孤立的个别头脑不清的人，在西方不可能带来特别的危害。你们那里的情况是另一回事，正象1845—1859年我们这里的情况一样。
说到尼古拉，我同意您的看法。国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是违反这个小人物的意志的。[353]
弗赖贝格尔回来了，他说维拉的情况大有好转，除了支气管炎年久疏于医治外，至今还未听诊出任何别的病。
忠实于您的弗·恩·
注释：
[351]指1895年《俄国财富》第1期上发表的扎克的文章《历史唯物主义》（《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материализм》），和1894年1月《俄国财富》第1期上发表的米海洛夫斯基的评论《文艺与生活》（《Литератураижизнь》）。——第393页。
[352]恩格斯把《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篇《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10—623页）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并于1894年1月上半月专门为这个文集写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94—510页）。——第394页。
[353]普列汉诺夫在1895年2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在谈到尼古拉二世的讲话（见注337）时把沙皇称为“冬宫里的小白痴”，认为他的讲话“对革命党是很大的效劳”。——第39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18.致保尔·拉法格1895年2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
218.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5年2月26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拉法格：
用挂号件给您寄回注了几条意见的原稿。象往常一样，翻译得很好。[262]我耽搁了几天，因为柏林有人要出版马克思论述1848—1849年法国事件的三篇文章（1850年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而不写导言就无法出版。[339]导言相当长，因为除了对那时以来发生的事件加以概述外，还应说明为什么我们那时会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取得最近和最终的胜利，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实现，以及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当时的看法。由于德国要实行危及我们的新法律[270]，这点很重要。帝国国会委员会竭力使一切刑法典条文意思暧昧，如何使用要看被告属于什么政党。称赞任何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在下列场合应受惩罚：如果进行这种称赞的具体场合可使人得出被告想唆使或挑动犯罪行为的重复等等的结论！换句话说，同样的话出自你们社会主义者之口要受惩罚，出自任何一个保守派、自由派或教权派之口却不受惩罚。在这个委员会里教权派比政府本身表现得还要坏。请想想看，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凡在公开场合或报刊上否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死的人，一律监禁两年。
如果不认为政变威胁着所有这帮先生，反动分子的这种疯狂就是毫无意义和绝对不可理解的。这次政变由高级官员们公开鼓吹。部的顾问康斯坦丁·律斯勒曾在他写的小册子［注：康·律斯勒《社会民主主义》。——编者注］中提出这种要求。退职的鲍古斯拉夫斯基将军也是这样。[346]自由派和教权派都懂得，他们只有服从政府的这种决定了。在有二百万社会主义者选民的情况下，这帮先生们不敢公开抗拒政变，政府会利用这一威胁解除他们的武装，而他们在“拯救”宪法和国内和平的名义下不管什么都会投票赞成的！您看吧，他们将投票赞成威廉所要求的一切税收，一切军舰和一切新兵团，如果选民不加干预的话。我们这里的资产阶级议员胆小如鼠，他们可能连懦夫的胆量都不及。
无论如何我们在迅速地走向危机时刻，只要在这个一切都磨掉棱角的资产阶级的德国还能够发生危机的话。只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我们的朋友又要开始遭到一系列的迫害。谈到我们，那末我们的政策应当是在当前时刻不受人挑拨；否则我们将毫无胜利希望地流血搏斗，象1871年巴黎人那样；如果再过两三年，我们的力量可能增加一倍，象实行非常法[113]时期那样。现在我们的党将单独同在社会秩序的旗帜下团结在政府周围的所有的人斗争；再过两三年，因税收而破产的农民和小资产者都将站到我们一边。战斗的基本力量不参加先头部队的冲突，而是等待危机时刻的到来。
然而我们还是看看所有这一切将如何结束。
命运真是捉弄人，您这样一个当代优秀的法国文体家竟注定要经常用德文（而且是什么样的德文！）出版东西。柏林和斯图加特的译者都是用道地笨重的德语翻译东西，只有阿德勒能胜任您的工作，但是他不是经常都有时间亲自翻译您的著作。我可以安慰您说：当我把您的著作的译文在心里暗自进行倒译时，常常感到某些真正的法语；我有时可以这样做。
我们这里已有两周没有水用，因为街道地下铺设的水管冻坏了；换句话说，家里一切正常。有一个星期我们这里几乎没有煤气，含C4、C5、C6和更多碳原子的石蜡因天冷硬化附着在管壁。这是伦敦返回野蛮时代的时期之一。而《旗帜报》偏要你们相信，正是这一点证明英国已达到文明的顶峰！
代我谢谢劳拉的漂亮译文；我这里还没有收到您所说的她的信，但我希望她已收到我1月1日寄出的给杰维尔的一本第三卷［注：指《资本论》。——编者注］。
弗赖贝格尔一家问好。
忠实于您的弗·恩·
第三卷的序言用意大利文发表在《评论》上[302]，马尔提涅蒂翻译，拉布里奥拉校订。从字里行间看出，拉布里奥拉很高兴校订所有论述洛里亚的地方。洛里亚在《新文选》上对第三卷的评论极其肤浅。[347]第一卷——拿破仑第一，第二卷——害肺病的罗马王；第三卷——路易·波拿巴第三。在德国，威纳尔·桑巴特写了一篇评论第三卷的好文章［注：威·桑巴特《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体系》。——编者注］，他是柏林的一位教授，马克思主义者，但有些折衷主义色彩。
五一节的事怎么样？在这方面人们只谈论阿列曼派[61]。派别联合或分裂的情况、特别是对你们的态度如何？瓦扬又写信给我，他想知道我对他的法律草案的看法［注：见本卷第396—399页。——编者注］。我还没有找到时间把饶勒斯关于物质—唯心主义的东西读一遍。[348]
［弗·恩格斯对他的著作《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法译本的意见］[349]
第17页
斐洛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希腊罗马庸俗哲学——柏拉图派的，特别是斯多葛派的[350]——给予在君士坦丁时代成为国教的基督教的巨大影响，虽然还远未详细地弄清……
第34页
1830年后圣西门派的“肉体复权”，在当时德国这样一个被海涅叫做“虔诚的育儿所”［注：海涅《安心》。——编者注］曾引起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啊！而恐惧得最厉害的，恰恰是那个当时居统治地位的高贵等级（我不是说贵族阶级，因为1830年我们这里还没有阶级）。
同一页最后一个字：“概念”，在这里会不会成为双关的俏皮话的最好的借口呢？
注释：
[61]阿列曼派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由于可能派（见注46）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42、73、113、130、143、182、245、260、296、337、392页。
[113]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然而在这以后，在九十年代的前半期，反动集团继续策划实行类似的新法令。——第98、129、209、269、276、279、350、391、403页
[262]恩格斯的著作《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曾由劳拉·拉法格译成法文，发表在1895年《社会发展》杂志第1期和第2期上，标题是：《Contributionàl’HistoireduChristianismeprimitif》。——第299、389、447页。
[270]1894年12月6日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出版法”法律草案（即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了。——第309、339、347、349、366、369、378、381、389、396、403、418、423、426、430、436、446、448、450页。
[302]恩格斯写的《资本论》第三卷序言由马尔提涅蒂译成意大利文，载于1895年1月《农业、工业、商业、文学、政治、艺术评论》第1期。——第350、391、413页。
[339]费舍在1895年1月30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前进报》出版社打算把马克思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述法国1848年革命和以后的一些事件的一组文章单独出版一本小册子。根据恩格斯的意见，这本小册子定名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专门为它写了一篇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91—612页）。——第381、386、389页。
[346]鲍古斯拉夫斯基于1895年在柏林出版了《实实在在的斗争——不是虚有其表的斗争。评国内政治形势》（《Vollkampf-nichtScheinkampf.EinWortzurpolitischenLageimInnern》），宣扬进行上层政变来对付国内反对派。——第390、402页。
[347]指洛里亚《卡尔·马克思的遗著》（《L’operapostumadiCarloMarx》）一文，发表于1895年2月1日《科学、文学和艺术新文选》第3辑第55卷第3期。——第392、411、412页。
[348]指饶勒斯于1895年初在巴黎所做的演说《唯心史观》（《L’Idéalismedel’histoire》）。——第392页。
[34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32、539—540页。——第392页。
[350]斯多葛派哲学是公元前四世纪末在古希腊产生的，一直存在到公元六世纪。这个哲学派别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在罗马帝国时代，斯多葛派哲学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宗教唯心主义学说。斯多葛派特别注意道德方面的问题，对这方面问题用神秘主义和宿命论加以解释。他们坚持肉体之外存在着灵魂、听天由命、不抗恶、自我舍弃和禁欲主义等等。斯多葛派的学说对基督教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第39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17.致尤利乌斯·莫特勒1895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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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致尤利乌斯·莫特勒
伦敦
1895年2月23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尤利乌斯：
一个持有多特蒙特联合会会员证、从施潘道逃出来名叫泰奥多尔·巴尔伦［注：手稿为：“海尔曼·巴尔伦”。——编者注］的人，好象过去曾是赫尔德、多特蒙特等地党的积极分子，来求我帮助。我打发他去协会[23]。今天他又来了，说协会拒绝把他介绍给我，因为它不知道他所呈验的证件是不是他本人的。我仍想了解一些他的情况，以便决定我能不能断然拒绝他。因此请你告诉我：协会经过调查之后事情是否如此，你们对他的看法如何。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你。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23]指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7日建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5、28、48、224、264、389、39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16.致理查·费舍1895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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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致理查·费舍
柏林
1895年2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费舍：
附上小册子的书名和几章的标题。在补充三篇文章时必须加上第五、六期（合刊）上论述法国的部分作为第四章。[344]材料的安排应象附页上注明的那样：开头（放在括号里）是我写的几句引言，然后是从第150—153页中指明摘录的部分，再后是一行删节号，说明省略，最后是从第160—171页中摘录的主要地方。这样就可组成相当不错的一章，加上关于废除波拿巴在1851年12月[345]作为借口使用过的普选权的段落，就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著作了，否则小册子将显得残缺不全。
明天我着手为整个小册子写导言。
你们那里的情况也够尖锐了。我很难设想，中央党会自己动手拆自己的台。但是我们敌人的愚蠢与日俱增，因而最终什么事都可能出现。如果这些先生们彻底垮台，那末这就是说，他们将把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完全让给我们。
问好。
你的弗·恩·
（标题后面还应当加上：转载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汉堡，1850年）
注释：
[344]恩格斯在这封信中给费舍寄去了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头三章的标题（见注339）。恩格斯建议在单行本中不要用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所用过的标题（《1848年的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1849年6月13日的后果》），而用以下这样的标题：1.《从1848年2月到1848年6月》，2.《从1848年6月到1849年6月13日》，3.《从1849年6月13日到1850年3月10日》。同时恩格斯建议把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上发表的《国际述评（三）》中关于法国事件的材料抽出来作为第四章，另加一个标题：《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这封信中所提到的几处页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11—125、511—514、520—531页。——第387页。
[345]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派发动政变，这次政变的结果是1852年12月2日在法国建立了第二帝国（1852—1870年）的波拿巴政体。——第38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15.致理查·费舍189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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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致理查·费舍
柏林
1895年2月12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费舍：
如果你认为六十分尼和一马克价格的差别不影响销售，那我当然赞成按一马克出版。四百马克的稿酬我给你印数不超过三千册的出版权利，你可以马上着手排印。[339]我现在就动手写导言并尽可能早日送出。这里给我弄到一份《新莱茵报评论》附有一个必须遵守的条件：我不能让它出家门；此外我自己看校样时也十分需要它，因为根据马克思的手稿排印的这个文本是在汉堡校对的，错误百出。我写导言时也需要加以对照。因此请你给我寄份长条初校样来，我可以把必要的解释性注释写在上面。
注意！我保有得到三十六册赠书的权利，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我得让给继承人。
看来暂时我要把拉萨尔书信的事放一放；因为为了写解释性的序言和注释，我要在自己的文件中找各种各的样材料，所以我不能预告什么时候能完成这一工作。[154]
发排马克思的文章时请注意以下事项：原本中“宪法”、“阶级”、“冲突”这些词大部分都是用拉丁字母C起首，有时也用Ｋ。请统统改成Ｋ；这将大大缩短校对时间。
祝贺你的第一次演说[343]，它大大激怒了资产阶级！
大家衷心问候。
你的弗·恩格斯
各种小册子（两个邮包）都按时收到。多谢！
注释：
[154]指拉萨尔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这些书信恩格斯原想加上自己的注释和序言予以出版；这件事在他生前未能实现。——第153、329、381、387、430、448页。
[339]费舍在1895年1月30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前进报》出版社打算把马克思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述法国1848年革命和以后的一些事件的一组文章单独出版一本小册子。根据恩格斯的意见，这本小册子定名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专门为它写了一篇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91—612页）。——第381、386、389页。
[343]指1895年2月6日费舍在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工人代表权（为调解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纠纷）时所发表的演说。——第38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14.致海尔曼·恩格斯1895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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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门
1895年2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海尔曼：
你23日的信到达这里那天，天气严寒，因此酒未运来。虽然我在都柏林订购了你的雪莉酒，但是我限定他们在莱茵河解冻而酒在途中不致冻坏的时候才托运来。我在这里也曾很担心，因为我的五箱即十五打波尔图酒和波尔多酒已从都柏林发出，在途中遭到突如其来的严寒近两昼夜。但是看来一切都顺利；至今我一直在品尝的那一种酒没有遭难，安放在我的优越的酒窖——那里温度平稳，面积几乎可容纳一百打，而且可分放在八个地方——里也就没事了。
多年以来我们这里第一次出现道地的大陆性的冬天。新年以前象春天一样暖和，灌木丛都发了芽。后来转冷，将近三个星期一直是严寒（夜间摄氏零下八至十度，列氏零下六至八度），并且下雪。刮东北风时冷得厉害，可是象昨天和今天，风一停，天气就好极了。好在这里时常有风，起不了雾，天空碧蓝。
我完全了解你参加宴会、饮酒并在军乐伴奏下跳舞、哼唱小夜曲所感到的苦恼。这里把这些叫做socialtreadmill，社会应酬。年轻时有时感到大有乐趣，年老时就感到十分可厌。我也是千方百计在摆脱这些，但是过圣诞节时我们这种人在这里也躲不开这一切。
威廉·弗·寄来的四十英镑已按时收到，谢谢。
这次我对付节日的应酬比往常好一些，因为我确实比较小心；正是在象家乡那种严寒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比最近一个时期都好。我还借此机会彻底检验了我的新书房的取暖情况，因为这些天不仅格外寒冷，而且我隔壁的两间房子（有两堵墙和我的房间相连）都空着，没生炉子。虽然如此，我的房间还是暖和的。只是昨天我有些受冻，但是天无绝人之路：鲁道夫［注：恩格斯的弟弟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的长睡衣就在身边，我立即用它裹住身体。
关于我家里的人的情况，你可从奥斯卡尔·耶格尔那里打听到，他上次在这里时看见了他们俩个［注：路易莎和路德维希·弗赖贝格尔。——编者注］；那天晚上弗赖贝格尔恰好也来了，那时他还是未婚夫。
市政税务委员会的代表刚刚来找我；这些先生们想证实，实际上我付的房租不超过八十五英镑，因为最后一位房客付了一百三十英镑，他们是按年租金一百一十英镑收税的，我当然反对这样办。我把所有的证件都交这些先生们看过，现在看他们怎么办。由于和我紧邻的八幢房子中有四幢空着，我想他们会宽厚相待的。
我根据样品订购了1号、2号雪莉酒各一打半。
由于你不提这方面的事，我估计瓦尔特［注：收信人的儿子瓦尔特·恩格斯。——编者注］顺利通过了考试，为此我向他祝贺。在伊丽莎白［注：收信人的女儿伊丽莎白·恩格斯。——编者注］即将举行婚礼之际，我更加热烈地向她祝贺；但请她告诉我婚期，好让我们在这里也为她和新郎［注：舒哈尔德。——编者注］的健康干杯。
好了，衷心问候恩玛［注：收信人的妻子恩玛·恩格斯。——编者注］和你的孩子、女婿和孙子们。
你的老弗里德里希
5月份我将付清雪莉酒钱，收到通知单后即将它入账。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13.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95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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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苏黎世
1895年2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普列汉诺夫：
弗赖贝格尔愿意给维拉［注：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编者注］作检查，但为了取得她的同意我们该做些什么呢？弗赖贝格尔去见她时当然不能这样说：“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要我来给您作检查”，您应当亲自和她谈谈，取得她的同意，由她自己向我提出最好，其余的事由我办。或者，如果她更喜欢的话，让她同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商量，路易莎也会安排一切的。这就是我能够向您提出的建议，如果您发现别的办法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请告诉我，我们再商量。[342]
维拉把您的书［注：恩·别尔托夫［格·瓦·普列汉诺夫］《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编者注］交给我了，谢谢。我已开始读，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您争取到使这本书在本国出版，这本身无论如何是一次巨大的胜利。这是又一个阶段，即使我们不能保住这块刚刚争得的新阵地，但这仍不失为一个打破冻冰的先例。《俄国生活报》被禁，看来标志着反动的开始。尼古拉显然想通过强制教育来培养他的农夫趋向自由，因此只有下一代才能成熟到实行宪法。这又是一个填了新词的老谱：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注：套用路易十五的话。——编者注］但这种洪水正象《浮士德》中的魔鬼一样：
这些人永远不会发现魔鬼，
即使魔鬼抓住他们的衣领。［注：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五场。——编者注］
如果说革命的魔鬼已抓住了什么人的衣领的话，那就是尼古拉二世。
我的健康情况比前一段时间好。消化恢复正常，呼吸通畅，夜里可睡七个小时，工作愉快。由于第三卷［注：指《资本论》。——编者注］校样、通信、搬家、肠病等等而使我中断了近一年的工作，终于又拿起来，我感到幸福。
请代我以及路德维希和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向普列汉诺娃女士和阿克雪里罗得问候。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您没有告诉另外的地址，因此我仍用原来的地址。
注释：
[342]普列汉诺夫在1895年2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查苏利奇生病了，他想请弗赖贝格尔给她作一次检查，并希望得到恩格斯的回信。——第38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12.致理查·费舍1895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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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致理查·费舍
柏林
1895年2月2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费舍：
你们有一套卡人脖子的办法。如果你早已计划要出版马克思的文章，你本可以早点告诉我，而不是现在，到最后时刻才告诉我。[339]凡是我处理别人财产的事情，我就不能象处理只涉及我本人的事情那样迅速。此外，现在恰恰是为你准备拉萨尔书信[154]的最好时刻，而防止政变法草案[270]对于这些书信要比对马克思的文章危险得多。因此我不免要把这件工作往后放一放了！
好了，首先告诉我你打算使用什么开本和铅字，以及印数和书价。因为这一次由于种种考虑我只能给你们出一版和一定印数的权利。同时我将跟杜西商洽；一收到你的回信，我就把最后决定通知你。
如果你不能确切告知书价，将每一印张的售价告诉我也行。
好象你们那里有一份《新莱茵报评论》，你们可以按那一份排印。我自己没有专用的一份，即使有，我也不能把它交出去。
还有一件事。《前进报》出版社创立时，奥古斯特曾写信给我说，你们所有的出版物我都能每种收到两份。但最近一段时间这一点根本没办到。比如，你们最近出版的《宣言》我一本也没有收到，它的柏林版[340]我也连一本也没有。许多小型印刷品我也没有，下面我只给你列举那些我现在想得起来的。如果你能将下列东西寄来，我将十分感谢：你们出版的防止政变法草案辩论集［注：《政变和社会民主党》。——编者注］两册和几本新版的《共产党宣言》。至于我没有得到的其他一些东西，我刚刚从你们的图书目录查明，过失不在你们，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你们出版的。此外，我还需要：
1880年维登代表大会[204]的记录。
1891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06]和苏黎世代表大会[95]的记录，如果你们已发表的话。
我所查的图书目录是1893年出版的[341]，因此可能有些东西那里也没有。
好了，请即来信，届时我也当尽快将最后决定寄给你。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孩子和所有的友人。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95]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3年8月6—12日在苏黎世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十八个国家的四百一十一名代表，英国代表团的人数比过去两次代表大会都要多得多，这证明旧工联领导人阻挠英国工人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企图遭到了惨败。在代表大会筹备期间以及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都得同无政府主义者作激烈的斗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人数很多，他们不顾早先通过的关于只允许承认政治斗争必要性的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决议，强迫代表大会一开始就辩论怎样理解“政治活动”的问题；他们企图迫使代表大会接受他们把政治活动看做恐怖行动的理解。根据倍倍尔的建议，代表大会对早先已经通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作了专门的补充，根据这一补充，所谓政治活动，就是工人政党利用政治权利和立法机关来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来夺取政权。这个补充通过后，无政府主义者不得不退出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同工人运动的策略有关的问题：关于庆祝五一节，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策略，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爆发战争时的立场。
在讨论关于庆祝五一节的问题时，代表们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坚持要把庆祝活动改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的立场。代表大会认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关于第二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议会斗争形式和非议会斗争形式必须结合起来。但是，过分地强调争取改良的重要性这一点证明了：对议会活动的作用的估计是过高了，改良主义情绪在第二国际的各个党内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关于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在代表大会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代表大会否决了纽文胡斯关于在战争爆发时举行总罢工的无政府主义提案，并且确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见注106）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的基本原则，但做了一点补充：号召工人为争取裁军而进行斗争，责成社会主义者议员在议会中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第78、87、110、111、194、277、281、382页。
[106]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1年8月16—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在代表大会举行以前，在马克思派和再次企图攫取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机会主义分子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斗争。由于领导马克思派进行斗争的恩格斯的卓有成效的活动，可能派这一次也未能分裂工人的国际联合。出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三百三十七名代表。就其组成来看，这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在讨论代表资格审查结果时，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不许来到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英国工联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关于劳工保护法、关于罢工和抵制、关于军国主义、关于庆祝五一节等问题。
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中，恩格斯在他的一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81页）里对关于劳工保护法的决议（他引用的句子是取自这个决议的引言部分和结尾部分）以及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做了评价。在前一项决议中，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统治，在工人有政治权利的地方，应当利用这些权利，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的地位。在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中，代表大会建议工人采用这些斗争手段。这一决议特别强调了工会组织对工人的绝对必要性。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在李卜克内西和瓦扬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以及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论点：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真正主张和平的政党是社会主义者的党。但是，决议案中没有明确规定反对战争威胁的具体任务和斗争手段。决议案以这样一个相当含糊的号召结束，即号召各国工人坚决反对战争准备和军事同盟，通过使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完善化的办法来加速社会主义的胜利。
荷兰代表、第二国际中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多·纽文胡斯反对李卜克内西的决议案。他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每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各国社会主义者都应当号召本国人民起来举行总罢工。纽文胡斯的无政府主义空谈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绝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对代表大会做了评价，认为“马克思派不论是在原则问题上，还是在策略问题上，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44页）。——第87、277、382页。
[154]指拉萨尔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这些书信恩格斯原想加上自己的注释和序言予以出版；这件事在他生前未能实现。——第153、329、381、387、430、448页。
[204]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于1880年8月20—23日在维登（瑞士）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五十六名代表。这是在1878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的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克服了由于党的活动条件的急剧变化而在党的领导人中间引起的惊慌和一定程度的动摇，在党员群众的影响下，党的革命路线战胜了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代表大会讨论了以下问题：党内情况，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中的立场，党的纲领和组织，党的报刊，参加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其他国家的工人政党的态度，等等。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于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具有重大的意义。代表大会谴责了以莫斯特和哈赛尔曼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言论，他们否认利用合法机会和利用议会等等的必要性，走上公开同党决裂的道路。莫斯特和哈赛尔曼被开除出党。同时代表大会不顾右派的立场，把1875年在哥达通过的那个纲领的第二部分中谈到党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提法中的“合法”一词删掉，这样，代表大会就承认必须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代表大会批准《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表现，以及党的某些领导人对机会主义所抱的调和主义态度进行了原则性的批评，这对代表大会的工作起了有成效的影响。——第209、382、403页。
[270]1894年12月6日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出版法”法律草案（即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了。——第309、339、347、349、366、369、378、381、389、396、403、418、423、426、430、436、446、448、450页。
[339]费舍在1895年1月30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前进报》出版社打算把马克思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述法国1848年革命和以后的一些事件的一组文章单独出版一本小册子。根据恩格斯的意见，这本小册子定名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专门为它写了一篇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91—612页）。——第381、386、389页。
[340]指1891年和1894年在柏林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第五版和第六版。1895年发行了1894年版的重印版。——第382页。
[341]指1893年11月在柏林出版的《柏林〈前进报〉书店图书目录》（《Schriften-VerzeichniβderBuchhandlungdes《Vorw?rts》inBerlin》）。——第38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11.致维托德·约德科－纳尔凯维奇1895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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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致维托德·约德科－纳尔凯维奇
伦敦
1895年2月2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尊敬的同志：
关于德国的同志如何看待补充下届代表大会名称的建议[338]，我无可奉告，深以为憾。至于我本人，我认为这一次可以迁就工联。因为代表大会要在英国境内召开，而工联在英国有组织的工人中仍拥有大量群众，如果代表大会没有他们参加，它的影响就不大。另一方面，我们应设法加强那股把工联日益推向社会主义营垒的潮流，这是极其重要的。
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格斯
弗赖贝格尔博士和他的夫人也衷心问好。
注释：
[338]下届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应于1896年在伦敦召开，大会的筹备委员会建议把这次代表大会作为例外，定名为“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联代表大会”。因此，波兰社会主义者维·约德科－纳尔凯维奇在1895年1月31日写信给恩格斯，征询他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一建议的意见。——第38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10.致维拉·伊凡诺夫娜·查苏利奇1895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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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致维拉·伊凡诺夫娜·查苏利奇
伦敦
［1895年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维拉公民：
明天下午三至五点钟或星期五下午三至四点钟您来的话，我肯定在家，我非常高兴在自己家里看到您。
格奥尔基的书［注：恩·别尔托夫［格·瓦·普列汉诺夫］《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编者注］出得很适时；今天报纸报道说，尼古拉刚刚向地方自治局宣称他将象他的父亲［注：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一样坚决地捍卫专制制度。君主们的昏庸无可救药。[337]既然格奥尔基博得了喝采，那就更好了。
永远是您的费·恩·
注释：
[337]1895年1月29日（俄历17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贵族、地方自治局和各城市的代表团。某些地方自治局的代表以温和的口吻表示希望把他们的权利稍微扩大一些并希望召开缙绅会议，沙皇把这些企求说成是“荒唐的梦想”。——第37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09.致维克多·阿德勒1895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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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致维克多·阿德勒
维也纳
1895年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维克多：
我和我们所有的人最衷心地祝贺《工人报》所取得的飞速成就！[228]虽然这是我意料中的事，但为事实所证明毕竟是十分可贵的。
编辑工作你用不着太操心。头几个星期你更需要做一个组织者，而不是做一个本来意义上的编辑。待一切就绪之后，你可以再校正报纸的论调。你说得很对，目前报纸还有些太严肃，不妨多诙谐一些，特别是第一版，报纸每周出两次，这一版常常是十分吸引人的。这点会做到的。
从外国首都寄回的电讯稿对你们毫无用处。需要在每个城市设立一个组织完备的机构，其中有一名首席通讯员专职为你们工作。在伦敦这里，这项费用每年需六百至一千英镑，即使如此，你们也还得不到执政集团和反对派集团方面的最重要的消息。理由很简单，因为只有能对通报消息的人酬答以原样照登送来的广告文章并表示支持这些文章的人，才有特权在上述消息尚未公开之前最先得到这类消息。但是这一点恰恰是我们的报刊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在官界新闻方面，你们永远赛不过资产阶级的大报，它们不仅垄断了消息来源，而且还能够用大企业的方式组织消息报道。
你们不走运，在头几个星期不得不满足于几个小的省议会，但是帝国议会很快又要开会，那时你们可以收到足够的材料，你本人有必要亲自过问。
从实际后果来看，这里内阁中的分歧是无关大局的。在自由党政府中，差不多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派。自从大资产阶级以及辉格党贵族[332]和大学思想家投向保守党阵营（开始于1848年之后，1867年改革[333]后加强了，地方自治法案[63]时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之后，自由党主要成为这个多派别的国家中一切派别和宗派勾当的混合体。而由于每一个派别都认为自己的奇特的想法是唯一的万应灵药，因此内讧便无休无止。
然而他们坚信，只有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部力量，才能使他们的政权再支撑几个月。这种信心胜过内讧。究竟什么倾向将占上风，则完全取决于偶然因素。
我交替地给你奇去这里还在出版的三家工人报纸。由于你可以通过交换方式取得《号角报》，以后我就不再给你寄了。这三份报上的材料不多，但你仍不妨时常翻看一下新出的报纸。《工人领袖》是专为把凯尔·哈第神化而办的；他是一个机警、狡猾的苏格兰人，伪君子，常常卖弄聪明，但也许过于滑头和虚荣。他办报的资金来源十分可疑，在新的选举中可能出现不愉快的后果。
顺便再说一点。星期四的晚版［注：《工人报》。——编者注］（被没收的）这里一份也没有收到。但是我仍然很想读读《卡尔·马克思在维也纳》[308]一文。你能不能再给我弄到一份？公开宣称似乎没收做得卓有成效，以致你们自己可以节省重印的开支[334]，这简直太放肆了。你们在奥地利这样做还好，如果在普鲁士说出类似的话，一下子你会遭遇到三个防止政变法草案[270]。
我们经常从克罗弗德的巴黎来信中摘录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寄给你。我特别提醒你注意这点。她在巴黎住了四十多年，熟悉每一个人，深知所有的政治活动家的个人经历，对人物的分析中肯。说到对人的了解，在巴黎没有一个人赶得上她。因此，你应当把她写的那些当前还用不着的文章存放起来，备将来需要时查考。她亲眼看到她的激进派和共和派朋友们如何全都掉入贪污受贿的泥潭，因此，虽然整个说来她属于资产阶级，但她令人惊奇地对社会主义者有好感。茹·盖得不是马克思的女婿，只有这件事还没有使她信服。
昨天又给你寄去她的通讯报道的摘录。[335]
坚决拒绝妇女联合会请愿书一事使路易莎特别高兴——见克拉拉·蔡特金在星期四的《前进报》附刊上发表的文章。[336]克拉拉做得对，她的文章尽管遭到长时期顽强的反对，终于被采用了。克拉拉，好样的！
路易莎、路德维希和小娃娃向你问好，这孩子一看到送来《工人报》就高兴地喊叫。我也向你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63]地方自治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爱尔兰自由资产阶级提出的要求，即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容许爱尔兰实行自治。实施地方自治的前提是，在主要阵地控制在英国统治集团手里的情况下建立独立的爱尔兰议会。——第43、213、217、294、377页。
[228]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在1893年每周出一次，在1894年每周出两次，从1895年1月1日起开始改为日报。——第250、258、326、336、340、352、376、428页。
[270]1894年12月6日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出版法”法律草案（即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了。——第309、339、347、349、366、369、378、381、389、396、403、418、423、426、430、436、446、448、450页。
[308]维·阿德勒打算在《工人报》上刊登一篇关于马克思在维也纳的文章，要求提供一些资料。恩格斯在这封回信和1895年1月12日的信（见本卷第356—358页）中写了一些材料，后来巴赫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篇文章《卡尔·马克思在维也纳》（《KarlMarxinWien》），载于1895年1月24日《工人报》第24号。——第352、378页。
[332]辉格党贵族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由于辉格党分裂而形成的人数不多的派别。他们代表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反雅各宾战争，拥护英国议会改革。后来他们加入了保守党。——第377页。
[333]1867年，英国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争取改革的运动。按照新的法律，各郡中的选民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每年缴纳租金十二英镑；在城市中，一切房主和房屋承租者以及居住不下一年、所付房租不下十英镑的房客都获得投票权。由于1867年的改革，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第377页。
[334]《工人报》编辑部在1895年1月26日第26号上登载一篇简讯告诉读者：24日的报纸遭到没收，但大部分报纸已送到订户手中，这一号报纸就不再重印了。——第378页。
[335]克罗弗德的这篇通讯原载于1895年1月27日英国报纸《每周快讯》，1895年2月1日《工人报》第32号在弗赖贝格尔的文章《评新议长》（《ZurCharakteristikdesneuenPr?sidenten》）中摘要转载了这篇通讯。——第379页。
[336]1895年1月9日，《前进报》登载了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妇女联合会对“各党派和各阶层”妇女的呼吁，号召她们在给帝国国会和邦议会的请愿书上签名，要求给予妇女结社集会权。1895年1月24日，克拉拉·蔡特金在《前进报》上尖锐地批评这份请愿书，并号召妇女无产者不要签名。——第37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08.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95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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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95年1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我现在还不能给你指出收有有关著作［注：见本卷第341—342页。——编者注］的文集之类的东西，因为（1）我要首先弄清楚，除了我个人的著作外，我们现在究竟掌握了哪些东西（在德国的那一部分的情况我很快就可弄清楚；有一部分在美国，我正在等候那里的消息）；（2）这点我自己也不确知，但是一旦我收到新材料，我就可以再回想起许多；（3）第一点搞清楚以后，我们应当着手组织这项工作，不要彼此竞争，不要哄抬物价。如果同时你肯专门找一找1845年至1847年间的威斯特伐里亚的文献——《汽船》和文集以及上述时期这方面的其他出版物，那就好了。
我好象记得我这里有迈耶尔收集的《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它大概比其他两个文集更完整，因为迈耶尔死后不久马克思就从海外收到各种各样的材料。[293]
大家衷心问候。
你的弗·恩·
《法兰克福报》已收到，谢谢。
注释：
[293]1895年1月5日，库格曼写信告诉恩格斯，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海尔曼·迈耶尔曾收藏马克思的著作，1875年此人因轮船失事逝世，一部分书籍和文件就落入他的一个住在匹兹堡的侄子麦克斯·利文斯顿的手中。库格曼在1876年得悉此事，曾写信要求利文斯顿给他开一个书单。利文斯顿在1876年3月21日回信说迈耶尔的许多书籍在轮船失事时已经损失了，但是他还保存着马克思和恩格斯1851—1858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1895年1月9日恩格斯在信中要求库格曼立刻写信向利文斯顿询问，利文斯顿在3月9日的给库格曼的回信中说，早在十八年前他已经按照阿道夫·左尔格的意见把迈耶尔的遗物寄往伦敦了。——第342、356、376、423、44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07.致斐迪南·滕尼斯1895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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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致斐迪南·滕尼斯
基尔
1895年1月24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尊敬的教授先生：
我应当首先感谢您好意寄来的您对巴尔特的书［注：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编者注］的评论以及论述裴斯泰洛奇的有趣文章。[324]迟复（我请您原谅）的原因是工作太忙又加上搬家（请注意地址的改变！）。
我看您对巴尔特先生有些客气，如果是我，决不会如此轻易地放过他。在写作方面的争论中，对手象律师一样，常常是对他不同意的东西避开不谈，而对与问题无关的东西却加以渲染，借以蒙蔽读者。对这一点的确应当习以为常。但是巴尔特先生干这种事时所采取的方式和规模，不能不使人提出一个问题：这只是一般的无知和局限性还是故意歪曲？就拿论述马克思的那一部分来看，那里出现的极其严重的错误用什么理由可以解释呢？对于一个读过我的《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注：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编者注］（在这两本书中对这些错误都充分予以防止）的人来说，几乎所有这些错误都是不可理解的。请看第135页上强加给我的愚蠢的因果联系是怎么说的：
“在法国，加尔文教被制服了，因此在十八世纪基督教已不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识形态外衣了。”
我把这段话同《费尔巴哈》原书第65页[325]加以对照，我几乎无法相信这里不是有意的歪曲。
您对奥古斯特·孔德的评述使我很感兴趣。谈到这位“哲学家”，我认为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要做。孔德曾经给圣西门做过五年秘书，而且是他的挚友。圣西门确实吃了思想丰富的苦头；他既是天才，又是神秘主义者。明确透彻的表述，条理化、系统化，非他的能力所及。因此，他就为自己找到了孔德，此人在师父死后应能把这些盈盈欲溢的思想条理化而后公之于世；和其他喜爱幻想的学生相反，孔德的数学修养和思维方式看来特别适于完成此项工作。可是，孔德突然和“师父”决裂，退出了这个学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以他的《实证哲学》[326]显露了头角。
在这个体系中有三个突出的因素：（1）有许多天才思想，但是几乎照例都或多或少地遭到损害；这是由于（2）狭隘的庸人世界观和这种天才处于完全对立地位，使这些思想得不到充分的阐述；（3）一部完全来自圣西门主义而又摆脱任何神秘主义的宗教宪章，它是极其荒诞地按教阶制度编制起来并以一个合法的教皇为首脑，这就使得赫胥黎谈到孔德时说，孔德主义是没有基督教的天主教。[327]
我敢说，第三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办法来解决其他办法不能解决的第一点和第二点之间的矛盾；孔德的全部天才思想都是从圣西门那里接受过来的，但是他在按照他个人的观点分类整理时把这些思想糟蹋了：他剥去这些思想特有的神秘主义外衣，同时也就把它们降到更低的水平，尽自己的力量按庸人的方式把它们加以改作。从许多地方都可以很容易地证明这些思想是来自圣西门，而且我坚信，如果有人认真地从事这个工作，一定还能够在其他方面发现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圣西门本人的著作在1830年以后被圣西门的学派和教义的喧声所湮没的话，这种情况一定早就发现了，它们把“师父”的学说的个别方面加以强调和发挥，却牺牲了他的整个宏伟的思想。
此外，还有一点我想提出来加以订正，这就是第513页上的注释。[328]马克思从来没有做过国际的总书记，而只是德国和俄国的书记。伦敦的孔德派[329]没有一个人参加过创建国际的工作。爱·比斯利教授在巴黎公社时期的巨大功绩，就是在报刊上捍卫了国际，抵制了当时对国际的疯狂攻击；弗雷德里克·哈里逊也公开捍卫过公社。[330]但是几年以后，孔德派对工人运动就大大冷淡了；工人已经过分强大，为了保持资本家和工人（在圣西门看来，他们都是生产者[331]）之间的真正均势，现在又该支持资本家了，从此以后，孔德派对工人问题已毫无兴趣了。
顺致敬意。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324]指滕尼斯的以下两篇文章：（1）《在黑格尔、马克思和孔德著作中的新历史哲学》（《NeuerePhilosophiederGeschichte：Hegel，Marx，Comte》），载于1894年《哲学史文库》第7卷第4分册，这篇文章评论了巴尔特的《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尝试》，恩格斯收到的是单行本；（2）《社会教育家裴斯泰洛奇》（《PestalozzialsSozialp?dagog》），载于1894年12月3日《社会政治中央导报》第10期。——第373页。
[32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51页。——第374页。
[326]指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Coursdephilosophiepositive》）。第一版于1830—1842年在巴黎出版，共六卷。——第374页。
[327]指赫胥黎于1868年11月8日在爱丁堡所做的演讲《论生命的物质基础》（《Onthephysicalbasisoflife》）。这篇演讲发表于1869年2月1日《双周评论》杂志第5卷第26期。——第374页。
[328]滕尼斯在《在黑格尔、马克思和孔德著作中的新历史哲学》这篇文章中说：“英国一些著名的孔德主义者都是‘国际’的奠基人，它的总书记是卡·马克思。”——第375页。
[329]孔德派或实证论派，是以其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的名字而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派别。实证论派反对任何革命行动，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不调和性。他们的理想是阶级合作。实证论派力图“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是最好的社会组织。——第375页。
[330]指比斯利为巴黎公社写的一些文章（载于1871年3—6月《蜂房报》），指哈里逊的许多演说和他写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一封信（载于1872年2月26日《泰晤士报》的“法国流亡者”栏）。——第375页。
[331]圣西门在《实业家问答》（《Catéchismedesindustriels》）中把这个观点说得很清楚，他认为除了工人以外，工厂主和商人也都是生产者，即所谓实业家。这部著作的第一版于1823—1824年在巴黎出版，共三册。——第37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06.致保尔·拉法格1895年1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
206.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5年1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你们也挺走运，朋友们！你们推翻了部长［注：杜毕伊。——编者注］，随后是整个内阁，共和国总统［注：卡季米尔－佩里埃。——编者注］受到波及，也被卷入总垮台之中。结束了三届内阁和一任总统[319]，这做得不算太坏了。看来社会主义集团成功地扮演了“已故的”克列孟梭的角色[322]，我希望它扮演得好些。现在可以肯定，起码没有极左派的支持，任何一届内阁都不能存在。这必然要引起议会的解散，而机会主义派[16]贪污受贿行为的薰天臭气也起着推进作用。那时，你们将以人数和精神上更加强大的阵势重返议会。这可能导致拉萨尔的“反动的一帮”[93]的形成，即反对社会主义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这一帮常常是在危急时刻形成，随后又重新分裂为代表各种利益、互相对立的集团：大土地所有者、大厂主、金融贵族、中小资产阶级、农民等等。但是它每次重新组成时都更加巩固，直到危机时刻，我们将面对密集的一帮。在德国，当我们的党在帝国国会中拥有二十多个议员之后，我们就看到这个不断集中又分裂的过程，但你们那里事情将进展得较快，因为决定性的权力掌握在你们众议院手里。
福尔先生可以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他既制止不了两个对立阵营的形成过程，也不能制止资产阶级政党之间两种对立力量——吸引力和排斥力——的这种相互作用所必然产生的混乱。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环境，是社会主义集团的存在到处要创造的环境，不管它在议会中的力量多么微弱。你们正在快步前进；党的进步本身首先将使党内传统的内讧缓和下来，而后再消除它。
三十个激进派的加入［注：见本卷第182页。——编者注］给你们带来了好处。没有他们，集团就不会结合起来。没有米勒兰你们就不可能从政治形势中取得现在已取得的那种好处。而饶勒斯，看来确实充满了善良愿望，如果他的进展稍慢一些，那可能对他、对我们都大有好处。至于说到经济问题，他确实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他在《小共和国报》上的文章中提出的立即改革的方案[323]，已不象他的粮食垄断方案［注：见本卷第207—208页。——编者注］那样荒唐了，但是这些改革方案要求资产阶级做出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不相容的牺牲，因此资产阶级认为这和立即剥夺是一样的。同时他还提出由国家出钱改善属于私人所有的土地的肥力，而且是在永久保存小农并为那些对方案规定的“义务”等等抱嘲弄态度的大土地所有者创造机会从事新的巴拿马[3]的条件下。看来这是完全脱离了自己生活和这些改革借以实现的环境。在未把议会和财政界的坏蛋统统赶走从而使空气清新之前，这时提出由整个社会负担改善私有土地肥力的建议，其结果必将是大规模的盗窃。等将来我们摆脱开这帮先生们，我们就有足够的力量做得更好。
此外，总统危机对欧洲的政治将发生重大的影响。法俄同盟越来越软弱无力，因为俄国人原希望总统危机会导致君主制的恢复，但这种想法一再落空。另一方面，三国同盟[20]只是纸面上的东西；衰落的意大利已经退出，奥地利留下来只是由于害怕同俄国打仗——战争的费用要落在它身上；这些担心随着俄国不再能在它认为合适时就支使法国军队而逐渐消失；小威廉引起朋友们的厌恶甚于他的敌人。此外，由于1870年开始在武器方面以及后来在战略方面进行的彻底革命，当许多无法估价的因素被卷入，而一切事先的估计都是建立在想象的数字之上时，战争的结局是绝对无法知道的。虽然如此，和平在我们看来仍是有保障的，就连最疯狂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如戴鲁累德也都可以保持平静：普鲁士人自己担负了在亚尔萨斯保持和培育法国的爱国主义的责任。
附去二十英镑支票一张。如果这笔钱够你们在4月初以前用的话，我将很高兴；在这段时间我还有进项，那时我可以有更大的活动余地。如果还有需要，我也许可以在3月份再寄给你们十英镑。到时候看吧。
弗赖贝格尔一家问候你们。请代我吻劳拉。
忠实于您的弗·恩·
给您寄去工联诺里奇代表大会[245]的报告。
注释：
[3]巴拿马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创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而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14、30、42、49、88、103、178、208、262、372页。
[16]机会主义派是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称呼。——第14、117、182、370、430页。
[20]三国同盟是旨在反对法国和俄国的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侵略性军事政治联盟。同盟于1882年因意大利加入1879年缔结的德奥军事同盟而最终形成。三国同盟条约的期限订为五年，但是在1887年和1891年，这个条约又重新订立，后来在1902年和1912年又自动延长期限。三国同盟的建立使欧洲开始分成两大军事阵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终于导致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第15、372页。
[93]恩格斯在这里借用了“反动的一帮”一语。斐·拉萨尔提出过一个论点，即对工人阶级说来，资本主义社会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这个论点载入了1875年哥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这个论点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4—25页）。——第76、195、259、370页。
[345]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派发动政变，这次政变的结果是1852年12月2日在法国建立了第二帝国（1852—1870年）的波拿巴政体。——第388页。
[319]从1893年11月起，在法国有三届内阁垮台：杜毕伊内阁（1893年11月），卡季米尔－佩里埃内阁（1894年5月），又是杜毕伊内阁（1895年1月），后来，卡季米尔－佩里埃在1895年1月15日辞去总统职务。1月17日选出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新总统费里克斯·福尔。——第367、369、370页。
[322]激进派首领克列孟梭为自己赢得了“倒阁者”的称号，由于他在议会中的质询，好几届内阁不得不辞职：甘必大（1882年）、弗雷西讷（1882年）、费里（1885年）、布里松（1885年）。恩格斯讽刺地把克列孟梭称为“已故的”，暗指激进派已失去了昔日的荣誉。——第370页。
[323]饶勒斯在1895年1月20日《小共和国报》第6855号上发表一篇时评：《当前形势》（《LaSituation》）。文章提出了以下一些改革：用工厂主和地主的资金发给工人和农业工人养老金；实行新的车间法规，让工人参加重大问题的决定；设立劳动保护监察员；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由国家负责改良土壤。他在1894年2月曾向众议院建议：为了提高谷物价格，国家应垄断粮食进口（见注203）。——第37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05.致劳拉·拉法格1895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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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5年1月19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小劳拉：
你最近的来信简直使我吃惊。我曾努力（当然是徒劳）回想我在12月29日给你的信中使用的辞句，但是据我现在记得的，好象信中没有一个字可以使你生气的。如果这封信的语调中确实有什么东西使你感到奇怪，那完全不是出于我的意愿。
我从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对你有权利或有理由在任何时候提出以下问题有丝毫怀疑：为了保证我死后把你们委托给我的摩尔的文稿交还给你们——合法的占有者，我已采取或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注：见本卷第483—487页。——编者注］。我也从来丝毫不反对你为此事给杜西写信所使用的辞句。因此，我写信的语气竟使你抱怨，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
杜西给我提出这个问题时的方式，确实使我生气，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必须同她谈谈这件事。交谈时我不止一次、而是三番五次地对她说，对你的信——无论是内容或所用的辞句，我都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不管怎样，我同杜西之间已把事情讲清楚了，就我所知，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事情都解决了，我们照旧是好朋友。如果由于我这方面谈话不慎或其他原因产生的这桩小事也波及到勒－佩勒，我是非常遗憾的。
在这段时间你那边的事情已发展到危机。我本打算写信详细谈谈这点，但是倍倍尔突然向我要关于英国这里相当经常发生的各种骚动的历史材料。这些骚动都对付过去了，甚至用不着给法典增添刑法条款或非常法令。倍倍尔参加了研究防止政变法草案[270]的委员会，他需要这些材料。因此我不得不搁下其他工作赶今天的邮班将材料寄出，免得通常星期日的邮班误点耽搁。
不管怎样我们的五十个法国社会主义者议员是走运的。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他们推翻了三届内阁和一任总统。[319]这说明在法国或英国的议会这个确实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中，社会主义少数能够争得什么。我们的人在德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争得这种权力；然而中央党[13]的瓦解将使他们成为帝国国会的仲裁人，国会中的政治均势也将取决于他们。
卡季米尔的退却显得多么可怜！他就任总统职位时发表了夸口的演说，碰到第一桩严重的麻烦事就溜之大吉了！[320]看来我们的资产阶级英雄们是在单个单个地蜕化，正如他们的阶级整个地蜕化一样。
在德国，好象也是这个原则居优势地位；倍倍尔显然不认为克勒尔之流能够把政变进行到底。看来到处都在重复贝朗热关于一个老笨蛋的故事：这个老家伙一直追求巴贝塔，很晚他才发现，追求姑娘早已不是他的事了。［注：贝朗热《老单身汉》。——编者注］
然而，我认为最大的胜利是机会主义多数派的舞弊丑事又被揭露出来，雷纳耳已被钉住，看来这个案件不可能再被暗中了结。[321]其他所有政党有目共睹的贪污受贿，将产生有利于我们的奇迹（特别是在法国），并保证我们在下届普选中取得巨大的、意想不到的成就。这次选举现在不可能是遥远的事了，因为还有谁能够支配今天的议会？
总之，燃烧起来了！无论是费里克斯·福尔还是年青的威廉，都不能把火熄灭。
只要有片刻空闲时间我就写信给保尔。谢谢寄来的报纸，我读完后就转给杜西了。
永远是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13]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26—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8—9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作了详细的评价。
1893年中央党在国会的全部三百九十七名议员中拥有一百零六名议员，因此在其他党派发生分歧时，它的立场就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第14、28、55、68、72、76、84、369、388、422、431页。
[270]1894年12月6日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出版法”法律草案（即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了。——第309、339、347、349、366、369、378、381、389、396、403、418、423、426、430、436、446、448、450页。
[319]从1893年11月起，在法国有三届内阁垮台：杜毕伊内阁（1893年11月），卡季米尔－佩里埃内阁（1894年5月），又是杜毕伊内阁（1895年1月），后来，卡季米尔－佩里埃在1895年1月15日辞去总统职务。1月17日选出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新总统费里克斯·福尔。——第367、369、370页。
[320]卡季米尔－佩里埃作为法国大工业集团利益的代表，多年来操纵着法国政府和铁路公司。当舞弊丑闻被揭发、议会不得不讨论社会主义者议员米勒兰的提案（对前任部长雷纳耳提出公诉）时，卡季米尔－佩里埃便呈请辞职了。——第369页。
[321]1894年底，法国议会讨论修改政府和铁路公司在1883年签订的协定，该协定曾让铁路公司在十年内侵吞税款进行大量投机活动。政府拒绝修改这项协定。1895年1月14日，米勒兰提议调查这个问题并追查前任公共工程部部长雷纳耳在签署该协定时所起的作用。议会以二百六十三票对二百四十一票同意了这个提案。——第36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04.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5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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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5年1月16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左尔格：
12月6日的明信片和19日、31日来信均已收到。十分感谢你和你的夫人对我的新年祝贺。再次衷心地回祝你们！
斯蒂贝林给我寄来他的离奇可笑的反对意见［注：乔·斯蒂贝林《致伦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编者注］作为对新年的祝贺，他要我督促《新时代》将它发表！！我回答他说，我无权处理杂志的版面，但我已告诉卡·考茨基（这是真的），如果他能使这篇东西尽可能地广为传播，我将特别高兴［注：见本卷第358页。——编者注］。这位斯蒂贝林是个十足的笨蛋。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收到第三卷［注：指《资本论》。——编者注］比施留特尔迟五天。这两本书我是在12月12日同时发出的；两张单据至今还贴在一起，如果你有抱怨，我可以随信寄去。
一段时间以来，我已注意到美国运动的暂时低落，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也阻挡不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年青的同时也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你们那里，古老的家具和你们自己发明的家具摆在一起，波士顿的轻便马车（和我1838年在伦敦最后一次看到的一样）、山区里十七世纪的邮政马车和普尔门式卧车并存；就象你们还保存着在欧洲早已过时的旧式的神父服装一样。在这里早已过时的东西，在美国都还能存在一两代。比如卡尔·海因岑，更不用说宗教的和灵魂的迷信了。比如，你们那里还保留了老拉萨尔派，而象萨尼亚尔这种在今天的法国被当作老古董的人，在美国还可以起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美国，现在才开始有时间除关心物质生产和致富之外，又关心自由的精神发展和为此必要的预备教育，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发展的两重性：它既要完成开垦大量处女地的原始任务，又不得不参加争夺工业生产首位的斗争。因此，运动的盛衰就取决于在普通的美国人头脑中什么居于优势，是工业工人的觉悟还是开垦处女地的农民意识。过几年情况将发生变化，那时肯定将有巨大的进步。具有古日耳曼的自由精神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发展，经历着十分独特、缓慢、曲折的道路（在英国这里曲折不大，在你们那里曲折很大）；好象是逆风而进，但运动毕竟还是在前进。
在欧洲这里，今年将很不平静。在德国，农民问题被防止政变法草案[270]挤到次要地位，这个草案是年青的威廉干的事（他的对海神埃吉尔的赞歌[318]只是他每次出海都晕船的结果，因此他经常带领他的舰队到平静的挪威湾去）。这个年青人把德国的一切都搞得紊乱不堪，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统治集团内部以及整个统治阶级内部的慌乱，越来越厉害，因此只有我们的人在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时是轻松愉快的。真是妙极了：带头反对政变的人，是个连五分钟也抑制不住要举行政变的人。而这个年青的威廉现在已落入容克地主之手，他们为了保持他对他们破产的庄园甘愿给予更多的国家补助的心境，便用新税、新兵和军舰作诱饵，并且高傲地宣布：皇帝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推动他解散帝国国会，实行政变。但克勒尔这帮尽说大话的先生们却很胆小，现在就已经怕这怕那，谁知道他们在需要行动的时刻是否会不害怕。
看看法国吧！那里和意大利一样，资产阶级完全陷入贪污受贿，使美国自愧不如。三年来，这两个国家最中心的问题，是找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内阁，它不是毫不受贿，只是在人人皆知的丑闻中不那么公开的名誉败坏，以便议会能支持它，而又不失最起码的体面。在意大利，克里斯比还能支撑一个时期只是因为国王和王储［注：翁伯托一世和维克多·艾曼努尔。——编者注］在银行丑闻中陷得太深，和他本人一样。［注：见本卷第333页。——编者注］在法国，我们的四十五至五十个社会主义者议员现在已推翻第三届内阁，因为它有明显的贪污受贿行为，随后卡季米尔－佩里埃也垮台了。[319]看来他是想作为社会的唯一救星以绝大多数票重新当选，从而获得更加巩固的地位。但这是冒险行为。无论如何，法国的一切也在动摇之中。今年，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德国和法国，我们可能面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的选举。而在意大利是最严重的危机，奥地利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选举改革，总之，整个欧洲的形势日益接近危机。
你和你的夫人的身体都有好转，我很高兴，希望今后更加好转。
弗赖贝格尔一家和我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夫人。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270]1894年12月6日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出版法”法律草案（即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了。——第309、339、347、349、366、369、378、381、389、396、403、418、423、426、430、436、446、448、450页。
[318]指威廉二世写作的一首平庸的歌曲《埃吉尔赞歌》。——第366页。
[319]从1893年11月起，在法国有三届内阁垮台：杜毕伊内阁（1893年11月），卡季米尔－佩里埃内阁（1894年5月），又是杜毕伊内阁（1895年1月），后来，卡季米尔－佩里埃在1895年1月15日辞去总统职务。1月17日选出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新总统费里克斯·福尔。——第367、369、37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03.致保尔·拉法格1895年1月13-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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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5年1月13［—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知道你们已同阿德勒谈妥并终于找到一位你们称心的译者，我很满意。[314]
事情在前进！如果1895年年底的情况也象年初这样，我们将可看到一些奇妙的事情。在德国，小威廉已落入“大地主”（东部各省的大土地贵族、容克地主）之手，他们力图牢牢地控制这个年青的笨蛋，要做到这点只有彻底毁坏他的名誉。于是他们暗示他要解散帝国国会——新选举之后它将比以往更不驯服；然后他的王位和荣誉处在危险之中，那就只有实行政变，给威廉以召募新兵和造船的钱款，使容克地主获得新的农产品进口税和出口砂糖、烧酒等的奖金。这些先生们的打算看来是这样；这种打算将实现多少，还不能说。现在他们正在玩火——陆军大臣［注：布龙扎尔特·冯·舍伦多夫。——编者注］在整个国会面前侮辱我们的朋友，促使我们上街游行，——他们决心制造机会向人民开枪。[315]
你们那里资产阶级贪污受贿的丑事已越出一切界限，正在导致危机。内阁威胁多数派要把案件转交法院，如果多数派不投票反对惹罗－里夏尔的话；这肯定不会持续很久。[289]资产阶级曾得以选出一个模范的资产者［注：卡季米尔－佩里埃。——编者注］出任共和国总统这一胜利，完全可能导致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毁灭；正在接近顶点，到了顶点就会一个筋斗摔下来。据我观察，在你们那里，资产阶级本身担负着在农民中宣传社会主义的工作。要启发农民懂得政治问题，这是一项长期的枯燥的工作，但他们也不致愚蠢到至今还不了解他们是在遭洗劫。一旦给他们指出这一点，他们就只有一条出路：转向社会主义者，他们是没有以盗窃毁坏自身名誉的唯一党派，因为激进派[17]已完蛋了。
因此我们可以高呼：祝贺新年！
顺便说一下，新的一年为你们开了一个六十英镑的账户，如果你们想要一张二十英镑的支票，告诉我一声即可。
我寄给劳拉几份本地的工人报刊：布拉奇福德（即南匡）的《号角报》和凯尔·哈第的《工人领袖》。《工人时报》停刊以后，这是独立工党[5]唯一的文献。让人伤心，但事实如此。
两个星期以前我收到瓦扬一封信，信中附来他的几个法律草案。我答应他一有时间就来评论这些草案［注：见本卷第396—399页。——编者注］。同时我写信告诉他，在尼斯的符卢勃列夫斯基向我要钱，他遭到不幸，折断了手，住了医院，现在急需用钱；过去我曾尽我所能接济他，但这次超出我的能力；我认为，巴黎公社社员和社会主义者议员的荣誉不应让他饿死。瓦扬回信说，他们曾想为符卢勃列夫斯基举办募捐，但符卢勃列夫斯基反对这样做，除此之外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关于此事您是否了解什么情况？符卢勃列夫斯基是道地的波兰人，他不会用钱，一有钱就挥霍掉。也许他在瓦扬等人面前做过这类事情，瓦扬他们本来是可以帮助他的。他需要一笔不大的养老金，每月按时付给他一些。但是我认为，这事有关法国社会主义的荣誉，如果让公社的最后一位将军饿死，法国社会主义今后再不能把1871年的公社算在自己的名下了。您和别的人——盖得、全国理事会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这些过去的“公社社员”[316]感到羞愧呢？
请代我吻劳拉。
忠实于你们的弗·恩·
［1895年1月14日］星期一
收到《时报》和几份《小共和国报》。谢谢！鲁瓦奈步惹罗－里夏尔的后尘，这很好！[317]如果这将导致危机，导致解散，导致你们国家和德国日益更加革命化的形势，那就是了不起的成功！
艾威林昨天告诉我们，《工人领袖》奄奄一息，资助报纸的人（据说是帕斯莫尔·爱德华兹，是个有钱的自由党人合并派[88]），不打算再出钱了。
路易莎让我感谢劳拉和您送给她的漂亮的贺年片。［注：最后三段话写在这封信的头两页的页边。——编者注］
注释：
[5]独立工党是1893年1月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7、12、30、42、54、57、73、207、224、272、274、277、280、294、318、343、363、429、476页。
[17]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4、42、209、269、363页。
[88]自由党人合并派是主张保持同爱尔兰合并的一派，是以约·张伯伦为首的一批人，这批人是于1886年因在爱尔兰问题上意见分歧而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自由党人合并派实际上依附保守党，而几年后连形式上也依附了它。——第72、213、294、364页。
[289]根据1894年7月法国颁布的反无政府主义者法令（见注234），首先被判刑的是惹罗－里夏尔。他被判处最重的刑罚：监禁一年，罚款三千法郎，因为他在《动乱报》（《LeChambard》）上发表了反对卡季米尔－佩里埃的文章。1894年12月，惹罗－里夏尔被布朗基派提名为巴黎第十三选区的议员候选人，1895年1月6日当选。同年1月10日，米勒兰在法国议会中提议释放惹罗－里夏尔，并要求辩论这个问题。内阁首相杜毕伊反对米勒兰的建议，表决结果，米勒兰的建议被否决。后来，惹罗－里夏尔才被释放。——第338、362页。
[314]保尔·拉法格从1895年1月起开始为维也纳的《工人报》撰稿。该报于1895年1月8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巴拿马杆菌”》（《Der《Panama-Bazillus》》）。——第362页。
[315]指陆军大臣布龙扎尔特·冯·舍伦多夫将军在1895年1月10日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见注270）时的挑拨性的发言。——第362页。
[316]指一群法国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瓦扬、阿尔诺、库尔奈等人）于1874年6月在伦敦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标题是《致公社社员》（《AuxCommuneux》）。——第364页。
[317]1895年1月12日，社会主义者议员鲁瓦奈提议把荣誉军团勋章获得者的养老金降低到一千法郎，以便制止滥发这种勋章。同时他宣称：既然议会已否决了关于释放惹罗－里夏尔的提案（见注289），他也并不指望大家会客观地讨论他的建议。于是议会主席布里松要求鲁瓦奈暂时离开会议厅。尽管有一些议员反对，鲁瓦奈不得不走出会议厅。——第36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02.致海尔曼·恩格斯1895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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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门
1895年1月12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海尔曼：
好不容易！但现在我没有时间表示歉意。首先谢谢你写来的消息，它又在某种程度上使我熟悉一些情况。为了报答，我现在也给你讲些情况。第一，从信的开头你该看到地址改变了。情况是这样：
住在我家里的考茨基夫人一年多以前和她的同乡、两年前在这里落户的一位十分能干的年青的维也纳医生弗赖贝格尔博士订了婚，订婚后很快就想结婚。由于我实在不想在晚年落入陌生人之手，我们商定三个人住在一起，因此就需要找所较大的房子。2月初两个年青人结了婚，当时我们仍住在122号，不过很快就在这条街的比较好的地方找到一所又好又大而且十分便宜的房子，我们就租下了。10月初我们就住在这里了，11月初路易莎十分准时地给她的丈夫生了一个女儿。
新居离市内大约近五百步，离樱草丘一百步，离瑞琴特公园入口处更近。地下室那一层除了厨房等等外，还有一间舒适的早餐室；第一层是客厅和足可容纳二十四个人的餐厅；二层的前侧是我的书房，靠街有三个窗子，但取暖情况仍相当好，后侧是我的卧室，也很宽敞；三层有四个房间，弗赖贝格尔一家居住；四层也是四个房间，供佣人、客人住和存放东西等等。房子前面有一个小花园，后边也是一个花园，稍大一些，照这里的看法，已经算十分不错了。每年全部租金是八十五英镑，而以前的房租也花了六十英镑！秘密在于，房主住在郎卡郡，他不想给房子投资，只想从中捞点什么。因此我花了近二百英镑的修缮费，两年半内不再付房租，免费居住。最后一个房客是医生，付了一百三十英镑；你看，这里的房价差别多大。
房子的事整整拖了一个夏天。因为我租房七年便有权再租用七年，为此，同时为了保证我的预付款，就要和律师们进行长期谈判，这就使我不能远离伦敦。因此我只到南方海滨的伊斯特勃恩呆了近五个星期。[243]这毕竟是我所知道的最美丽的海滨疗养区之一，对于每周至多两次到伦敦来的人来说，实际上它已成为伦敦的滨海市郊。
请再次为我祝贺伊丽莎白［注：收信人的女儿伊丽莎白·恩格斯。——编者注］订婚，希望瓦尔特［注：收信人的儿子瓦尔特·恩格斯。——编者注］考试顺利。老实说，我还欠瓦尔特一封信的债，但是，可惜我还不能求他和你谅解。请不要见怪！
现在谈谈雪莉酒的事。一天和一天不一样，酒的年数也可以这样说。我们无法再弄到那种陈雪莉酒了。我等着我的供应商布雷特到来，但是他比往常晚来了很久。我要他把三种雪莉酒（尽可能象以前送给你的那种一样）各送一瓶给我作样品。箱子刚刚运到。星期一我把它交到大陆包裹快递公司，可能作为行李寄给你，因为它超过了国际邮政通讯规定的七英磅限量。我劝你品尝时保存半瓶你喜欢的一种并做上记号。瓶子编成1、2、3号，订货时指明号码就够了。三种酒每打四十二先令，也就是说在伦敦交货每瓶三先令六便士。如果你没有别的意见，我争取通过直达船只把酒运到科伦或杜塞尔多夫。
再谈一件事。由于现在你们在大陆上用于我名下的开支减少，我在你们那里的余款又多起来。除了给房东的预付款以外，搬家也花了些钱；因此，如果你能在本月之内给我寄来比如四十英镑，我将十分高兴。
最后可以告诉你一件好消息，我终于成为一个老人了。去年春天我患了支气管炎，虽然很轻，但仍持续了不下六个星期；最近一年来胃痛和便秘等等使我受苦不少。最后我不得不同意弗赖贝格尔的意见，我不能再象过去那样随便了。而且当不断扩大的秃顶越来越蔑视地从镜子里望着你的时候，你就不能不承认七十四和四十七完全是两回事。我在饮食方面非常克制，而且不得不接受各种我所不习惯的预防感冒的措施。有什么办法呢，但这并不能破坏我的情绪。
好，我希望现在我们是两不欠了。请代我衷心问候恩玛［注：收信人的妻子恩玛·恩格斯。——编者注］、你的孩子和孙子们，还有鲁道夫［注：恩格斯的弟弟鲁道夫·恩格斯。——编者注］和海德维希［注：恩格斯的妹妹海德维希·博林。——编者注］以及他们全家。
永远是你的老弗里德里希
注释：
[243]恩格斯从1894年8月14日至9月18日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273、279、283、284、36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01.致卡尔·考茨基1895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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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5年1月12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公园路41号
亲爱的男爵：
刚刚收到斯蒂贝林先生的挂号信，对我的序言［注：《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编者注］作了可笑的回答［注：乔·斯蒂贝林《致伦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编者注］，更可笑的是要求我设法把这个回答发表在《新时代》上。我只能回答这位先生说，我无权处理《新时代》的版面，如果编辑部力促广为传播他的这个回答，我将十分高兴。我准备就此同斯蒂贝林分手并由他去。
关于政变的辩论：纳茨似乎已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313]，总的说来，谢天谢地，柏林还有蠢驴！
你的弗·恩·
注释：
[313]指社会民主党人伊格纳茨·奥艾尔在1895年1月8日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见注270）时的演说。——第35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200.致维克多·阿德勒1895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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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致维克多·阿德勒
维也纳
1895年1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维克多：
最近一次即本月9日我写给你的信寄到黑西班牙人街。今天又写信给你是为了确切地通知你，路易莎昨天用以下地址——费尔斯特耳巷6号［注：从1895年1月1日《工人报》改为日报，它的编辑部在黑西班牙人街10号，理事会在费尔斯特耳巷6号。——编者注］，给你用挂号信寄去三千五百古尔登的支票一张。支票由英国海外银行于本月10日签发给维也纳联合银行，收款人是维克多·阿德勒博士，支付期限为八天。
如果你已收到支票，请简单写几句告诉路易莎，这样好通知这里的人，请他们放心。带有必要签署的正式文件随后即可寄去。[309]
如果你未收到支票，请立即到联合银行挂失。遗憾的是，国际邮政通讯规则不许标明价值即保险，难免使人有点担心。
关于马克思，我翻遍了《新莱茵报》［注：见本卷第352—353页。——编者注］，只找到以下几篇：1848年8月25日那一号上报道说：“卡·马·昨天动身赴维也纳作几天逗留”。（但不是从科伦去的，他已离开那里；我认为他是在汉堡托人刊登这条消息的。）后来，8月31日维也纳的一条报道（9月6日《新莱茵报》）又说，昨天马克思在约瑟夫城维也纳工人联合会作了关于西欧社会关系的报告（施提弗特在他之后也在联合会作了报告），据9月8日那天的报纸报道，9月2日马克思在“维也纳第一届工人联合会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经济形势的报告”。就这么多。由于9月7日柏林进行了施泰因的提案的决定性表决[312]，汉泽曼内阁倒台，冲突发生了，于是马克思赶快返回。9月12日他又为1848年9月13日那天的报纸写了一篇社论［注：卡·马克思《危机和反革命。二》。——编者注］，报纸当天晚上出版。
昨天晚上路易莎又用印刷品邮件寄去两篇简讯。
你的弗·恩·
今天又用编辑部的地址寄去《号角报》和《工人领袖》。
非常感谢你和你夫人赠送的华丽的日历！
注释：
[309]指应当由伦敦寄给阿德勒供每日出版的《工人报》所需用的钱（见本卷第326—327页）。——第354、357页。
[312]1848年8月9日普鲁士国民议会通过了施泰因议员的提案——要求陆军大臣发布一道命令，让反对立宪制度的军官辞职。陆军大臣施莱根施坦违反议会的决议，没有发布这项命令。为此施泰因在国民议会9月7日的会议上再次提出他的提案；提案表决结果，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被迫辞职；继任的普富尔内阁终于在1848年9月26日颁布了这项命令，但语气比较和缓，而且只是一纸空文。——第35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99.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95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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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95年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关于迈耶尔收集的早期著作目录[293]的事，请马上写信给匹兹堡的利文斯顿；根据你最近的来信看，这些著作不太多，但在1843—1847年的旧杂志和文集中也可找到一些，有的没有署名。不知《论坛报》上的文章是否还齐全。同时我请在美国的朋友们互相间找一找那里可能保存的旧书，把事情推动一下。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女儿。
你的弗·恩·
你能不能给我弄几个象你用的那样的红色金属别针？
注释：
[293]1895年1月5日，库格曼写信告诉恩格斯，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海尔曼·迈耶尔曾收藏马克思的著作，1875年此人因轮船失事逝世，一部分书籍和文件就落入他的一个住在匹兹堡的侄子麦克斯·利文斯顿的手中。库格曼在1876年得悉此事，曾写信要求利文斯顿给他开一个书单。利文斯顿在1876年3月21日回信说迈耶尔的许多书籍在轮船失事时已经损失了，但是他还保存着马克思和恩格斯1851—1858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1895年1月9日恩格斯在信中要求库格曼立刻写信向利文斯顿询问，利文斯顿在3月9日的给库格曼的回信中说，早在十八年前他已经按照阿道夫·左尔格的意见把迈耶尔的遗物寄往伦敦了。——第342、356、376、423、44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98.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5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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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95年1月9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阁下：
您12月1日的来信已按时收到。司徒卢威先生说什么马克思补充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而不是批驳了它，——他究竟想说什么，我不明白。[310]我认为第一卷中关于马尔萨斯的那条注释，即第23章注75[311]，对每一个人都是十分清楚的。此外，我不明白，怎么能够在现在谈论补充马尔萨斯理论的问题。这一理论是以人口的增长超过生存资料的增长这一论断为基础的，而伦敦现在的粮食价格是一夸特二十先令，即不到1848—1870年时期平均粮价的一半；而且，世所公认，现在生存资料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人口还没有多到要把生存资料消耗完！如果在俄国农民不得不将他们自己食用必需的粮食卖掉，他被迫这样做当然不是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而是由于税吏、地主、富农以及其他等等的压力。据我所知，阿根廷小麦价格低廉对整个欧洲（包括俄国在内）农业危机发生的影响，比别的什么都大。
我们刚才得知，一位彼得堡学者被通知说，他可以自由地取得未经删节的第三卷［注：指《资本论》。——编者注］，如果他为此专门向书报检查委员会提出请求的话。我认为将此事通知您不是无益的，因为这可提醒您告诉我邮寄其余印张［注：见本卷第313页。——编者注］（我都为您准备好了）的方式。
忠实于您的路·考·
［注：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请注意住所门牌号码的改变。
注释：
[310]在1894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司徒卢威的著作《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第183页上有一条脚注：“马克思的人口理论补充了而不是批驳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第355页。
[31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76—678页。——第35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97.致维克多·阿德勒1895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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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致维克多·阿德勒
维也纳
1895年1月9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维克多：
今天写信给你只是告诉你，路易莎在星期天下午用《工人报》编辑部的地址——黑西班牙人街10号，按印刷品寄去三篇简讯稿件；这三篇简讯是：
1.有关棉纺织业的问题，
2.关于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241]的活动（《工人报》已经部分地抢先了[303]）问题，
3.克罗弗德女士一篇巴黎通讯的摘录。[304]
由于你们那里过去在按印刷品邮递原稿时常常发生麻烦，我认为需要将上述情况通知你。
如果他们借口这个邮件是信件又企图向你们索取欠资，那时就应提出申辩。根据英国邮政手册中正式引用的条文（引文放在括号里）——“书籍或其他文字著作的原稿”在世界邮政联合会的国际通讯制度中，应按印刷品邮件寄递，重量二盎斯邮资为半便士。你们那里也应当争取实行这一条。或者《工人报》甘愿支付二十倍（半盎斯付两个半便士）的欠资罚款？
其次，我们从俄国得到消息说，《欧洲通报》12月那一期上刊登了一篇有关亚历山大三世的极其尖锐的、在俄国书报检查制度下闻所未闻的尖锐的文章[305]。由于你的夫人精通俄文，是否能请她看看这篇文章并尽可能加以利用？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工人报》也能走在资产阶级报纸前边，那就太有趣了。
到现在为止这里共收到《工人报》第1、3—8号；第1号是你写的地址，用我的名字，其他全都是寄给路德维希·弗赖贝格尔的。从材料编排方面看，每周出两次的报纸改为日报[228]这一过渡尚未完全完成，但可看出，这一工作正在进行；星期四晚上出的和星期日出的两号——每一号都有它的独特性和特殊对象——比其他的都出色。你现在没有时间写社论，这完全可以理解。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的情况也是这样：第一个月内他只写了两篇社论，在整个第一季度——不超过五篇。初办时主编的组织工作相当多，而这是最重要的。整个说来，第一个星期报纸办得相当好；不足的地方将逐渐办到。
你的建议我们已于1月1日转告王德威尔得[306]，那天他顺便到我们这里来呆了一会儿。
我将你来信中一切必要的事都通知了劳拉［注：见本卷第338页。——编者注］，但从那时以来一点信息也没有；也许拉法格已直接写信给你。[307]
关于《1848年马克思在维也纳》一文，我不能向你提供很多材料。[308]我想再翻翻《新莱茵报》，找些事实，也可能在贝黑尔那里会找到更详细的资料。一个叫弥勒－捷列林格的科布伦茨人当时是我们的维也纳通讯员，象所有的科布伦茨人一样，此人非常热情，也最爱吵架；1849年底他回到德国后，先到科伦，就同红色的贝克尔［注：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吵起架来。后来他到伦敦来，由于私人琐事（虽然他对事实有些曲解，这些琐事也可在两分钟内商谈解决）立刻又同我们争吵起来，并马上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独裁的预感》。然后他到美国，企图进行反对我们的阴谋活动，但很快就不见人影了，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在文迪施格雷茨登台以前，他写的维也纳通讯革命精神十足，在当时反动势力到处日益猖獗的情况下，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至于他对个别人所写的东西，我们当时从远方不可能加以判断；不过，在这方面肯定有很多主观成分的东西。在那种风暴时期，我们只能让我们的通讯员担负较多的责任并相应地给他们较大的自由。
如果再来谈谈政治问题的话，还有一条消息也许你用得着。前天晚上这里一度流传关于内阁危机的政治谣言：说什么财政大臣哈尔科特要辞职。哈尔科特马上批驳了这一说法，他声明说，目前这样编造的说法，纯系捏造。当财政大臣有三百万英镑顺差因而能够出色地编制出预算的时候，他想一个人辞职，这是不近情理的。但是问题在于：哈尔科特早在议会解散前就主张实行议员津贴，他在内阁里（可能包括女王［注：维多利亚。——编者注］在内）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看来他曾以辞职相威胁并在这一问题上得到了让步。无论如何，现在一切又走上正轨。你看，这里官界的局势多么不稳。
钱的问题已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我想过几天你会得到更详细的情况并希望你能收到钱。[309]
路易莎想再给你写几行。她和路德维希问你好。我也问候你和你的夫人。
你的弗·恩格斯
本月5日我们给你寄去三份英文的社会主义报纸：《号角报》、《正义报》、《工人领袖》（凯尔·哈第），今后将不断给你寄去这些报纸，以便你自己能够选择最喜欢的。请你浏览一下。
［路·弗赖贝格尔的附笔］
亲爱的维克多：
财政问题解决得很好，钱很快就到维也纳。我想再请求你一件事：请你给我和路德维希开个身分证。路德维希可以以临时成员的身分加入国家自由派俱乐部，它是这里靠近议会的第一个自由派俱乐部，在这里可以碰到自由派和激进派的议员以及各种派别的记者。这里干什么都要身分证明，而这对您丝毫没有害处。三个路·路·路·［注：弗赖贝格尔一家。——编者注］衷心问好。
注释：
[228]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在1893年每周出一次，在1894年每周出两次，从1895年1月1日起开始改为日报。——第250、258、326、336、340、352、376、428页。
[241]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是六十年代末英国各工会在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的名称下联合起来后的执行机关；从1871年起，它每年在工联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工联的领导中心。它的职权包括提出工联的议员候选人，支持对工联有利的法案，筹备应届代表大会。奉行旧的、保守的工联主义的政策并依靠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分子在委员会中占有多数。1921年，议会委员会被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所代替。——第272、274、278、281、351页。
[303]指路·弗赖贝格尔写的短评《在工联内》（《AusdenTrades-Unions》），载于1895年1月15日《工人报》第15号。关于工联问题，该报在1895年1月5日第5号“组织活动”栏内刊登了一篇匿名通讯《英国》（《England》）。——第351页。
[304]指路·弗赖贝格尔写的短评《法国》（《Frankreich》），载于1895年1月10日《工人报》第10号，简讯中有一段摘自克罗弗德女士1895年1月6日在伦敦《每周快讯》上发表的信。——第351页。
[305]指1894年《欧洲通报》12月号发表的文章《国内述评》（《Внуреннееобозрение》）。——第352页。
[306]维·阿德勒在1894年12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要求恩格斯转告王德威尔得关于希望他为《工人报》撰稿的建议。——第352页。
[307]维·阿德勒在1894年12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要求恩格斯转告保尔·拉法格关于希望他担任《工人报》通讯员的建议。——第352页。
[308]维·阿德勒打算在《工人报》上刊登一篇关于马克思在维也纳的文章，要求提供一些资料。恩格斯在这封回信和1895年1月12日的信（见本卷第356—358页）中写了一些材料，后来巴赫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篇文章《卡尔·马克思在维也纳》（《KarlMarxinWien》），载于1895年1月24日《工人报》第24号。——第352、378页。
[309]指应当由伦敦寄给阿德勒供每日出版的《工人报》所需用的钱（见本卷第326—327页）。——第354、35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96.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1895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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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1895年1月8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朋友：
您9月6日、12月16日和今年1月1日的来信收到，委托转告艾威林的事已照办。[301]
非常感谢您为《资本论》第三卷序言所承担的劳动。序言将在《评论》上发表[302]，很好。在意大利它将帮助人们了解，国外对洛里亚虚有的名望的评价，和他本国完全不同。另一方面我已明白，为什么屠拉梯认为当前不要象我这样尖锐地抨击此人在策略上更正确些。当德国正在实施非常法[113]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策略在某些方面也曾有所不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宽容了个别敌手，过了一段时候又给以无情的打击。在这些场合我最信赖屠拉梯这样一些从事斗争的人的见解。这些人不会总是让自己从事我在这里从我的角度出发认为最重要和最好的事情；但他们总是在干些什么，按照他们的理解去完成自身的任务，并承担一切后果。如果屠拉梯和他在米兰的朋友们不是那么被政府讨厌的话，他们也不会被迫移居五个或三个月。
《资本论》第三卷的两章当然不能解决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价值理论方面可能提出的那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在该卷的其他章里细心寻找。但是在第一卷里还不可能加以探讨的这方面的问题，在第三卷的第一至第四篇里已有明确的阐述。
您翻译的序言我只要两三份就足够了。
对您友好的新年祝贺我再次报以同样的祝贺。
永远是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113]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然而在这以后，在九十年代的前半期，反动集团继续策划实行类似的新法令。——第98、129、209、269、276、279、350、391、403页
[301]马尔提涅蒂在1894年9月6日的信中要求恩格斯转告爱·艾威林，他的文章《致马克思的研究者》（《TheStudent’sMarx》）没能用意大利文出版。——第350页。
[302]恩格斯写的《资本论》第三卷序言由马尔提涅蒂译成意大利文，载于1895年1月《农业、工业、商业、文学、政治、艺术评论》第1期。——第350、391、41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95.致保尔·施土姆普弗1895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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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致保尔·施土姆普弗
美因兹
1895年1月3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老人：
你对我七十四岁（你真是好心，给我的年龄减了一岁）表示祝贺，你看，我现在精神饱满地回祝你“新年好！”希望今年我们两人都健壮。我还有一个希望——看看新的世纪，到1901年元旦我就完全没有一点用处了，也许那时就到了末日。
党内的分歧并不怎么使我不安；经常不断发生这类事情而且人们都公开发表意见，比暮气沉沉要好得多。党不断加强的、不可控制的向广度扩展，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即新党员比从前入党的人难于消化。大城市的工人，即最有见识和最有觉悟的工人，已经同我们站在一起。现在加入的不是小城市或农业地区的工人，就是大学生、店员等等；或者是与破产斗争的小资产者和农村手工业者，这些人还占有小块土地或承租小块土地，而且现在还有真正的小农。由于我们的党事实上是唯一真正先进的党，而且是唯一可以取得某些成就的强大的党，因此容易受诱惑，想用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对那些身负重债并日渐反叛的中农和大农发生点影响，特别是在农村人口中这些人占大多数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人越出对我们的党来说根本不许可的界限，那时就要引起某种意见分歧；但是我们党的机体十分健康，所有这些都丝毫无损于它。没有人愚蠢到真想脱离党内广大群众并陷入痴心妄想，似乎他能够创立一个同我们伟大的党并列的、象士瓦本人民党[299]（党员人数由七人顺利地增长到十一人）那样的小小的私人政党。所有这些纷争只能使资产阶级更加失望，因为二十年来它一直指望分裂，但在这二十年中它又关切地保护我们避开发生分裂的危险。现在，防止政变法草案[270]，李卜克内西被奉为帝国国会权利和帝国宪法的维护者[278]，以及来自上层的政变和违法的威胁等等情况，也是这样。当然，我们也干了些蠢事，但是要使这样的敌人能够战胜我们，我们应当具有现在世界上用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十足的愚蠢。再说，你打算让年青一代也来领导一下党，以便使他们头脑混乱，这种打算也许不坏，但我认为，即使没有这种实验他们也会学到聪明理智的。
从地址上你可看出，我搬了家，象我们这里所说的，移动了一屋之远；这所房子好得多，也方便得多，紧靠公园的大门。
我希望当年我们曾在那里干了不少杯的“圣灵”[300]不断昌盛；但愿在炎热的夏天我能再到它的哥特式圆屋顶下乘凉。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不应当认为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好了，再次祝贺新年并衷心问候。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270]1894年12月6日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出版法”法律草案（即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了。——第309、339、347、349、366、369、378、381、389、396、403、418、423、426、430、436、446、448、450页。
[278]在德意志帝国国会1894年12月6日会议上，当议长冯·列维佐祝贺皇帝威廉二世身体健康和议员们站起来三呼“万岁”时，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议员仍然坐着不动。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侮辱陛下，柏林地方法院决定对李卜克内西进行刑事追究。12月11日，帝国首相霍亨洛埃要求帝国国会赞同法院的这项决定。但是帝国国会在12月15日以一百六十八票对五十八票否决了这项提议。——第321、326、333、347、349页。
[299]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维尔腾堡、巴登、巴伐利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因此又称为南德人民党和士瓦本人民党。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第349页。
[300]指恩格斯在1848年4月和马克思一同离开巴黎回到德国科伦，4月7—9日，他们在美因兹曾同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其中有保尔·施土姆普弗）讨论了如何把德国的各工人联合会进一步团结和组织起来，几天以后，恩格斯到巴门以及其他城市，5月20日又回到科伦。——第349、41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94.致路德维希·肖莱马1895年1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
194.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达姆斯塔德
1895年1月3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肖莱马：
我应当再次感谢您对我生日的友好祝贺和寄来的贺年片；我精神饱满地回祝您“新年好！”。
这段时间我们这里也发生了种种变化。去年年初考茨基夫人嫁给了这里一位年青的维也纳医生弗赖贝格尔博士，由于我们大家仍想住在一起，所以决定租一幢更宽敞的房子，结果就在附近找到了。我们刚刚搬了家并收拾就绪，弗赖贝格尔夫人就生了个女孩；母女身体健康，自我感觉也很好。彭普斯带着全家从夏天起又在伦敦住下，她丈夫［注：派尔希·罗舍。——编者注］在威特岛的营业不佳，所以他决定在这里再碰碰运气。
卡尔的《产生和发展》[181]一书最近我也收到了。同罗斯科合著的那本大教程[179]，第一卷（经两位年青化学家重新加工）不久前已出版；按照对这些作品通用的付酬条件，卡尔的继承人未必会得到许多钱，如果有钱可得的话。
如果说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253]和以前的代表大会相比开得有些不景气的话，那主要是因为福尔马尔和巴伐利亚人把他们巴伐利亚的最后通牒［注：见本卷第318—319页。——编者注］出其不意地强加于其他代表，这些代表害怕发生分裂，因此对极为重要的问题都未通过任何决议。我们的敌人的愚蠢将帮助我们克服所有这些琐事。这些天才不满足防止政变法草案[270]，妄想借口帝国国会里那桩偶然事件[278]再度对李卜克内西提出指控，这样便把我们变成了帝国国会的宪法权利的维护者！正是这次新的冲突使我们柏林的啤酒抵制取得胜利[295]；这一胜利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这里，影响很大。因为虽然工会已合法存在七十年之久，而且各种联合也享有较大的自由，但这里的工人离柏林已争得的那种仲裁法庭还很远。一家报纸写道：
“威廉皇帝应当想一想，能够对付啤酒桶的人，也一定能够对付帝王的权杖。”
我们已达到这种地步：德国只剩下两个人，所有的人都倾听他们——威廉皇帝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的讲话。倍倍尔最近一次的演说非常出色，但应当读速记稿。[297]
我的健康状况又正常了。不错，我发觉七十四毕竟不是四十七，我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在饮食等方面放纵自己，对恶劣的气候也不象从前那样易于对付了。但是就我的年龄说，我还是十分健壮的，我还希望看到更多的事情，特别是如果柏林的先生们（很象是这样）还想玩弄一下宪制冲突的话。普鲁士容克地主能够把事情搞到这种程度，使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以帝国宪法的维护者出现，来反对破坏宪法而热中于搞政变的容克地主。这只能对我们有利。继续前进吧！
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179]罗斯科和卡·肖莱马的著作曾用英文出版，书名是《化学教程》1877—1892年伦敦—纽约版第1—3卷（《ATreatiseonChemistry》.VolumesⅠ-Ⅲ.London-NewYork，1877—1892）。全书共九册。
该书还出过德文版，书名是《化学教程大全》1877—1889年不伦瑞克版第1—4卷（《AusführlichesLehrbuchderChemie》.B?ndeⅠ-Ⅳ.Braunschweig，1877—1889）。
卡·肖莱马死后，由尤·威·布吕耳从第五卷开始继续出版；全书共九卷，于1901年出齐。——第180、254、347页。
[181]肖莱马的著作《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最初于1879年在曼彻斯特和伦敦出版；德文版于1889年在不伦瑞克出版；该书新的英文版本由阿·斯密瑟斯准备，于1894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书名和1879年的版本一样，仍是《TheRiseandDevelopmentofOrganicChemistry》。——第180、347页。
[253]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于1894年10月21—2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主要议程——土地问题——的补充报告人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领袖福尔马尔，他要求把不仅反映劳动农民的利益，而且也反映农村富裕阶层、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条目列入正在拟定的土地纲领中去。福尔马尔虽然也遭到许多代表的反对，但整个说来，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土地纲领草案，作为对党纲的补充。除土地问题外，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报告，研究了关于托拉斯和其他大资本主义联合公司的作用、关于庆祝1895年五一节等问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结尾部分载于1894年10月31日《前进报》第254号。——第282、293、299、309、313、318、347页。
[270]1894年12月6日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出版法”法律草案（即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了。——第309、339、347、349、366、369、378、381、389、396、403、418、423、426、430、436、446、448、450页。
[278]在德意志帝国国会1894年12月6日会议上，当议长冯·列维佐祝贺皇帝威廉二世身体健康和议员们站起来三呼“万岁”时，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议员仍然坐着不动。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侮辱陛下，柏林地方法院决定对李卜克内西进行刑事追究。12月11日，帝国首相霍亨洛埃要求帝国国会赞同法院的这项决定。但是帝国国会在12月15日以一百六十八票对五十八票否决了这项提议。——第321、326、333、347、349页。
[295]1894年5月3日，柏林和市郊各啤酒酿造厂工人宣布断绝啤酒供应，这是因为利克斯多尔夫啤酒厂大约三百名木桶工参加1894年五一节游行被解雇而引起的。工人们要求：规定5月1日为休假日，承认现有的工会组织，建立仲裁法庭，召回被解雇的工人并赔偿其损失。但是啤酒厂的老板却开始大批解雇工人。断绝啤酒供应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主被迫于1894年9月同工人进行谈判，结果，工人的要求基本上被接受（如召回被解雇的工人，承认工会组织）。资本家也同意建立由企业主代表和工人代表组成的仲裁法庭。这场啤酒抵制于1894年12月26日结束。——第344、347页。
[297]指奥·倍倍尔1894年12月15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针对司法大臣顺施泰特要对李卜克内西进行刑事追究（见注278）所做的演说。——第34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93.致卡尔·考茨基1895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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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5年1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首先，我们大家衷心向你们祝贺新年，然后，感谢你告知关于李卜克内西的伟大发现这一令人开心的消息。从你所写的头几行我就明白了，问题只能是给施韦泽的这封过去的信，因而认为事情加倍可笑。[296]如果你在你那一份上标出原稿和排印稿有出入的地方并将这些地方告诉我，以便有机会时我改在我这一份上，这就行了。我不想为原稿的所有权问题同李卜克内西通信，这未必有什么结果。
法尔曼的文章［注：彼·法尔曼《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编者注］由于错误地解释马克思学说的其他方面和许多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倾向，的确有些地方相当混乱，这几乎抹杀了他所采用的那种使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接近于问题实质的成功的方法。因此文章未发生丝毫作用。只有全神贯注于文章所阐述的专门问题的人，才能发现文章中有某种东西，对它进一步加以分析就会引向整个问题的解决。
看来，你们在德国面临着十分活跃的一年。如果冯·克勒尔先生今后继续这样干下去，那什么都可能发生：冲突、解散、钦赐、政变。当然，人们也会乐于接受小恩小惠。容克地主会完全满足于扩大恩赐，但是要达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满足个人统治欲的某些要求，并要放纵这些要求到一定时刻；那时，反抗的因素将发生作用，而后不可预见和估计不到的情况也会出现。要保证自己得到恩赐，就要以冲突相威胁，但是只要再多走一步，首要的目的——恩赐，就会变成次要的，王位将起来反对帝国国会——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那时就会发生许多麻烦。我正好在看加德纳的《查理一世的个人统治》；许多地方常常和现代的德国完全相同，令人好笑。例如，关于议员在议会中的活动不受侵犯的论据，就是如此。如果德国是一个拉丁语系国家，革命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正如肖利迈［注：肖利迈（Jollymeier）是肖莱马的谑称，由英文单词《jolly》（“快乐的”，“有醉意的”）和德国人的姓Meier（有“农夫”的意思）组成。——编者注］所说，任何确实的情况都无法肯定。
农民问题在这期间渐渐沉寂了，但是奥古斯特的进攻仍然是一大功绩，它纠正了在法兰克福所疏忽的许多问题。巴伐利亚有保留权的社会主义者先生们当然不想很快再玩火。
这里的各种小派别之间仍然在扯皮。它们对参加双方争论已经不大热情了，但仍然十分狂热地进行幕后阴谋活动。然而在本能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群众中，希望采取自觉的联合行动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群众虽然不如个别领导人清楚，但他们仍然比所有的领导人加在一起好许多倍。只是觉悟程度的提高比其他地方都缓慢，因为几乎所有老的领导人都热中于把这种觉醒中的意识引向这个或那个特殊方向或者干脆加以歪曲。有什么办法，需要忍耐。
好了，再次祝贺新年，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296]考茨基在1894年12月29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发现了马克思一封论蒲鲁东的信的原文，并想通过狄茨出版社把它发表出来。这封信早在1865年2月就已发表于《社会民主党人报》，标题是《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8—36页）。——第34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91.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95年1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
191.
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95年1月1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库格曼：
衷心感谢你、你的夫人和女儿的友好祝愿并真诚地同样祝愿你们。我们开始谈工作，因为写信和其他的事忙得我不可开交。[291]
我了解你的意思是，在美国收集的马克思著作主要是他发表在《论坛报》上的文章。我这里有两本这些文章的单行本文集，其中一本无论如何是不完整的，也可能两本都如此，因为《论坛报》也把马克思的文章作为社论发表，没有署名。因此，第三本文集对我来说可能只是作为补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当时建议把这本文集暂时存入档案库，需要时我可以随时取用。
至于现在你说的早期著作，应指1851年以前那段时期的作品，这当然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柏林时我不是这样理解的。[292]这些东西的确有巨大价值，正是由于缺乏这些东西，我不能全部出版马克思和我在1842—1852年间发表的较短的文章。我的宿愿是一有可能即出版这些作品。因此，如果你能够尽可能多地供给我这些文章使用，你也就是在这项工作中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还想再找到1842年的全部《莱茵报》，主要是为了马克思的文章。
请你再告诉我，编辑这本文集的是谁，如果不能马上得到作品本身，请给我弄一份文集收进的书籍、杂志等等（《论坛报》上的文章除外）的目录也好。[293]
考茨基夫人从去年年初起已不再是考茨基夫人，而是弗赖贝格尔博士的夫人。她的丈夫是维也纳一位十分能干的年青医生，过去曾是诺特纳格耳的助手，他同当地院系的人们发生了争论，因为他给工人进行尸体示教并向工人说明他们害病的社会原因。现在他在这里从事高级的医疗业务，我相信他很快会取得成就，因为他的知识比大多数英国人渊博得多。为了不使我的家庭生活习惯改变太大，我们在原来这条街上租了一幢更宽敞的房子，我们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因为七个星期以前一个小女孩出世了）住在一起。
好了，路易莎和我再次衷心向你们大家祝贺新年并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格斯
真正是排错的字，我将加以查对。
注释：
[291]《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后，恩格斯就开始准备出版马克思的全集和他自己的著作。恩格斯知道库格曼多年以来仔细地收藏了这些著作，恩格斯要求他帮助寻找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和恩格斯本人的一些文章。——第341页。
[292]1893年9月，恩格斯在柏林见到库格曼，当时他们曾谈到关于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的问题。——第341页。
[293]1895年1月5日，库格曼写信告诉恩格斯，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海尔曼·迈耶尔曾收藏马克思的著作，1875年此人因轮船失事逝世，一部分书籍和文件就落入他的一个住在匹兹堡的侄子麦克斯·利文斯顿的手中。库格曼在1876年得悉此事，曾写信要求利文斯顿给他开一个书单。利文斯顿在1876年3月21日回信说迈耶尔的许多书籍在轮船失事时已经损失了，但是他还保存着马克思和恩格斯1851—1858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1895年1月9日恩格斯在信中要求库格曼立刻写信向利文斯顿询问，利文斯顿在3月9日的给库格曼的回信中说，早在十八年前他已经按照阿道夫·左尔格的意见把迈耶尔的遗物寄往伦敦了。——第342、356、376、423、44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92.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895年1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
192.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布报
1895年1月1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施留特尔：
我还没有回复你8月11日的来信，此外，你寄来的《统计调查摘要》[172]，我已按时收到，还应当谢谢你。但是我忙于各种各样的工作，而紧迫的党内和事务上的信件来往，几乎使我无法进行私人通信，左尔格也有同样的感受。你大概已从他那里得知，路易莎·考茨基现在已是弗赖贝格尔博士的夫人和一个健壮的女孩的母亲了，我们大家一同搬到瑞琴特公园路41号了。
左尔格大概已告诉你，我已用《人民报》的地址给你寄去一本《资本论》第三卷，因为我不知道你在霍布根的地址是否还适用。无论如何我认为《人民报》的地址更可靠些。但是你所委托的关于爱德的事，我未能完成[294]，因为《新时代》早已向他提出这一建议。[256]这点我本应当早写信告诉你，请原谅。
这里的情况和你们那里的差不多。群众中的社会主义本能越来越强烈，可是每逢这种本能的意愿转变为明确的要求和思想时，马上就开始了分散：有的人投向社会民主联盟[6]，有的人加入独立工党[5]，还有人留在工联里，等等等等。简言之，这只是一些宗派，而没有党。领导人物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信赖的，准备担任高级领导工作的人选很多，但他们丝毫不具备担任这一职务的卓越才能，而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手里早已准备好钱包，看看谁能收买。同时这里的所谓“民主”受到的间接限制极大。定期刊物要花费很多钱，议员候选人的提名和议员的生涯也是如此，别的不说，它所需要的通讯就是大量的。审查编制得很坏的选民名单也要花许多钱；到现在为止，除了两个官方政党以外，谁也担负不起这笔开支。因此，不支持这两大政党之一的人，就可能不被列入名单。在所有这些事情上，这里的公众大大落后于大陆，他们现在已开始觉察到这点。此外，这里没有复选，只要有相对多数，或你们美国人所说的plurality〔过半数〕就行了。因此所有一切都只是为两个党设置的，第三个党在力量赶不上它们之前，最多能给其中之一以优势。
这里的工联做不出象柏林的啤酒抵制[295]那样的事情。象柏林所争得的仲裁法庭，在这里现在还是一种不可及的东西。
然而，这里的（正如你们那里一样）工人一旦意识到他们的要求，国家、土地、工业以及所有一切，都将属于他们。
以上这些都是为你而写，不是为《人民报》。
路易莎衷心问好，我们两人衷心祝你新年幸福！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5]独立工党是1893年1月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7、12、30、42、54、57、73、207、224、272、274、277、280、294、318、343、363、429、476页。
[6]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29），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见注5）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7、54、57、72、211、224、229、236、266、272、274、277、280、293、317、343、429、444、476页。
[127]爱·瓦扬在1893年9月10日《小法兰西共和国报》上发表的《社会主义者的团结》（《Unitésocialiste》）这篇文章中，号召各派社会主义者统一行动。——第120页。
[256]爱·伯恩施坦《〈资本论〉第三卷》，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3年卷第1卷第11—14、16、17、20期。——第287、343、413页。
[294]施留特尔在1894年8月11日写信给恩格斯，建议伯恩施坦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为《纽约人民报》星期日附刊写几篇文章。——第343页。
[295]1894年5月3日，柏林和市郊各啤酒酿造厂工人宣布断绝啤酒供应，这是因为利克斯多尔夫啤酒厂大约三百名木桶工参加1894年五一节游行被解雇而引起的。工人们要求：规定5月1日为休假日，承认现有的工会组织，建立仲裁法庭，召回被解雇的工人并赔偿其损失。但是啤酒厂的老板却开始大批解雇工人。断绝啤酒供应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主被迫于1894年9月同工人进行谈判，结果，工人的要求基本上被接受（如召回被解雇的工人，承认工会组织）。资本家也同意建立由企业主代表和工人代表组成的仲裁法庭。这场啤酒抵制于1894年12月26日结束。——第344、34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90.致恩玛·阿德勒1895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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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致恩玛·阿德勒
维也纳
1895年1月1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尊敬的阿德勒夫人：
十分感谢您、您的丈夫和孩子们的友好祝贺！我最衷心地同样祝贺你们，希望新的一年您在各方面都称心如意。在您和维克多面前现在展现出一片新的前途光明的活动天地；当然，我们将会不止一次地发现您参与工作的踪迹。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希望这一开端——每天出版的《工人报》取得最好的实际成就。[228]
请转告维克多，他最近的来信日内我即回复［注：见本卷第351—354页。——编者注］，今天我已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挂号”寄给他一本。[290]此件大约可在这封信寄到之前收到。邮件上的地址和这封信一样：磨坊街甲30号。
再次致衷心的祝贺并向你们大家问好。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228]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在1893年每周出一次，在1894年每周出两次，从1895年1月1日起开始改为日报。——第250、258、326、336、340、352、376、428页。
[290]在恩格斯寄给维克多·阿德勒的那本《资本论》第三卷的扉页上有恩格斯的题字：“给我的维克多·阿德勒。1895年1月1日”。——第34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89.致劳拉·拉法格1894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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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4年12月29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小劳拉：
谢谢你23日提供的关于阿列曼派[61]及其意见分歧的消息——这又证实了我对巴黎运动中的人物评述是正确的。希望整个阿列曼集团很快垮台，他们中间的正派人都加入我们的行列，只要我们的人能耐心等待，就有极大的可能逐渐把其余的人统统吸收过来。［注：见本卷第260—263页。——编者注］
愿新的日报欣欣向荣，愿它们很快促使巴黎日报的诞生！[287]
至于法文版《宣言》的序言，我的意见是：利用四篇德文版序言编写一篇类似序言的东西，并把使你们的读者感兴趣的这本著作的遭遇写进去；写好后把稿子寄给我，我好作些补充（我刚刚收到阿尔明尼亚文译本），并以我自己的名义加几句话。[288]这样来克服这一困难你认为如何？
星期日杜西（她现在曼彻斯特）把你关于第四卷[73]给她的信寄给了我。如果她承担抄写原稿的工作，我完全同意并乐意帮助她。
你来信谈到摩尔的遗著及其在我去世后的命运，事情十分简单。所有这些我一直为你们保存着，这你是知道的；因此，我死后就归还你们。我写的遗嘱（当赛米尔·穆尔上上一次在这里时）中没有特别的条文，但在遗嘱所附的我给遗嘱执行人的通知中却明确规定把摩尔亲手所写的一切手稿以及写给他的信件（只有我本人和他的通信除外）都移交给遗嘱执行人杜西［注：见本卷第483—487页。——编者注］。由于杜西对这个问题似乎还有些疑问，所以等赛米尔·穆尔夏天一回来，我就请他写个新的遗嘱，把这点再明确无误地加以申明［注：见本卷第487—489页。——编者注］。如果你有别的什么愿望，请告诉我。
关于保尔给每日出版的《工人报》写通讯一事［注：见本卷第335页。——编者注］，阿德勒来信说：
“至于拉法格，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用法文写通讯，我要译的东西将很多。当然，弗兰克尔会经常写东西。拉法格这样的通讯员，就象我作《前进报》的通讯员那样——写的次数少，但篇幅长。他的闪耀着火花的文章将很受欢迎，只要他不把写给《前进报》和《回声报》的通讯再寄给我的话。如果你能安排他一月给我写稿两次或就特殊问题写稿的话，那将是对我很大的帮助；只是我们付不起很多稿费，一篇文章只能付二十法郎。”
这样看来，保尔可以在不给柏林写稿的那个星期，就别的一般题目给维也纳写稿。
关于选举惹罗－里夏尔一事[289]，我们在英国报纸上找不到一点消息。是不是要进行决选投票？你的数字（一千八百零二票）并不使人十分鼓舞。
在德国，我们面临着一个不平静的年份。圣诞节我们曾为“政变皇帝”[270]的健康干杯，也许现在他会心满意足。
我们大家在这里祝愿你和保尔新年幸福愉快！
永远是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61]阿列曼派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由于可能派（见注46）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42、73、113、130、143、182、245、260、296、337、392页。
[73]《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编好付印。恩格斯也未能实现把这部手稿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的愿望。1905—1910年《剩余价值理论》由卡·考茨基出版了，但是任意脱离作者原稿、颠倒和删节之处甚多。新版《剩余价值理论》是按照作者原稿的编排出版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57、329、338、431、442页。
[270]1894年12月6日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出版法”法律草案（即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了。——第309、339、347、349、366、369、378、381、389、396、403、418、423、426、430、436、446、448、450页。
[287]劳拉·拉法格在1894年12月23日告诉恩格斯，里昂的《人民报》（《LePeuple》）和利尔的《北方觉醒报》（《RéveilduNord》）即将每日出版。——第337页。
[288]1894年9—11月《新纪元》（第9—11期）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法译文。劳拉·拉法格征询恩格斯的意见，在《新纪元》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究竟该选用哪篇序言，她认为收入1890年德文版的那四篇序言都不适用。
在1895年巴黎出版的小册子《宣言》中有《新纪元》出版社的一篇简短的前言。
四篇序言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1872年德文版写的序言，恩格斯为1883年和1890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为1882年俄文版写的序言。——第337页。
[289]根据1894年7月法国颁布的反无政府主义者法令（见注234），首先被判刑的是惹罗－里夏尔。他被判处最重的刑罚：监禁一年，罚款三千法郎，因为他在《动乱报》（《LeChambard》）上发表了反对卡季米尔－佩里埃的文章。1894年12月，惹罗－里夏尔被布朗基派提名为巴黎第十三选区的议员候选人，1895年1月6日当选。同年1月10日，米勒兰在法国议会中提议释放惹罗－里夏尔，并要求辩论这个问题。内阁首相杜毕伊反对米勒兰的建议，表决结果，米勒兰的建议被否决。后来，惹罗－里夏尔才被释放。——第338、36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88.致维克多·阿德勒189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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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致维克多·阿德勒[286]
维也纳
［草稿］
［1894年12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维克多：
请你向奥地利工人转达我对他们每日出版的报纸[228]表示的祝贺。在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这个阵地你们已经为自己占领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占领第二个阵地：选举权、议会。如果你们能以最近十五个月内所显示的那种才能来利用日益有利于你们的政治形势，如果你们善于及时地采取坚决行动，可是又同样及时地（这常常是必要的）等待时机，也就是使情况对你们有利，那末在这方面你们保证也能取得胜利。
祝每日出版的《工人报》顺利和成功。
你的
注释：
[228]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在1893年每周出一次，在1894年每周出两次，从1895年1月1日起开始改为日报。——第250、258、326、336、340、352、376、428页。
[286]这封信除第一句以外最初曾作为《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公开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90页）。贺信载于1895年1月1日《工人报》第1号。——第33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87.致维克多·阿德勒1894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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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致维克多·阿德勒
维也纳
1894年12月22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维克多：
关于提供钱款问题［注：见本卷第326—327页。——编者注］我们终于进展到可以开始事务性谈判了。详情将由路易莎告你。
谈到这里的通讯员，请给麦·伯尔发个通讯员证，他的证章应和别人的显著不同，才不致弄错。他是英国的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年青人，戴着一副加里西亚学究的眼镜。爱·伯恩施坦未必能写很多，他常常连给《前进报》写通讯的时间都没有，他更乐意为《新时代》工作。
拉法格问你们是否需要他写稿。我告诉他，你们首先应该考虑弗兰克尔，但确切情况我不知道，所以写信问一下。他——拉法格——的文笔生动、有趣，署名高卢人，但是只用法文写，象他给《前进报》写通讯那样。他的夫人也不用德文写作，讲德语很少，也不象杜西那样流利。你们自己就地翻译出来是否方便，我不知道。当然，拉法格希望得到稿费，因为他已经失掉议员津贴；关于这一点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他。
大陆上的事情正在复杂化。在你们那里选举改革已不成问题的时候——既然石头已经滚动，就不会很快停下，俄国沙皇的至上权力已开始完蛋，因为专制制度未必能经受住最近这次君主更替；在意大利，形势直接走向革命，这次革命可能要君主制的命；在德意志帝国，小威廉希望无论如何渡过加利斯河并摧毁广袤的王国。你不能指望创办日报的更好的时机了。材料足够，而且只有我们的党才会从一开始就给予它以正确估价，其他党派的看法和判断必定是歪曲的。
祝你、你的夫人（请代我向她致衷心的问候）和孩子们圣诞节愉快！
你的弗·恩·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86.致乔治·威廉·兰普卢1894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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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致乔治·威廉·兰普卢
伦敦
1894年12月21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我们已搬到瑞琴特公园路41号。门上的小牌写的名字是弗赖贝格尔博士。如果什么时候您肯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将很高兴。祝您和您全家愉快地迎接圣诞节。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今天是一年中最短的一天，的确是短极了！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85.致保尔·拉法格1894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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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4年12月18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拉法格：
退还拉甫罗夫给劳拉的信。我已立即回信给他，我一收到书即寄给他两本。［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迈斯纳常常是将我的著作分送给所有的人之后才送给我几册。现在他还是这样做。我给杰维尔的一册也寄给您。
我已经说过，纲领本身（南特通过的[252]）只有一条毫无用处：降低法定利息率，这就是说让反对高利贷的古代法律重新生效，而早在二千年以前就已证明这些法律是毫无用处的。实际上，只要你们把所有的不动产抵押品变成对国家的债务，你们就可以缩减农民支付的抵押贷款的利率；然后你们可以随意降低这种利息，只要你们在不走运时不失掉金钱本身的话。此外，关于狩猎的条款，目前的行文是自相矛盾的。
事情还不仅在于年青的威廉发了疯，这次他在把事情引向危机。新上任的首相［注：霍亨洛埃。——编者注］只是一个小卒，新政府的灵魂是克勒尔。“他越来越疯狂”，几年前《喧声》曾这样评论他。他们正在挑起同帝国国会冲突。帝国国会会议闭幕后又打算追究李卜克内西侮辱陛下。[278]他们急切地希望解散国会，也就是在柏林成立一个执拗的国会，然后就是一次不大的政变。如果事情真象这帮先生们所想象的那样，那时，我们就会看到德国的好事了。
在意大利，君主制也处于危机状态。王位继承者［注：维克多·艾曼努尔。——编者注］和罗马银行事件有牵连，而且说他得了三十万法郎，而国王［注：翁伯托一世。——编者注］——通过许多中间人——得的数额更大得多。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焦利蒂耸人听闻的手腕使克里斯比遭到致命的挫败：整个议会以及所有的高级官员被搞得名誉扫地；在纯真的意大利，人们还信奉天主教，也就是说不信神到这种地步，以致上述这些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人们不会掩盖贪污受贿，反而夸耀它，——这样势必导至危机。
再说俄国。那里的情况弄不清，只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现在的制度等不到沙皇的更替，就也要发生危机。
您关于帝国国会里那场小戏产生的影响所说的话，也适用于英国。多少年的工作，选举胜利和实际成绩，全都不当回事；小小一幕闹剧就使人惊叹不已、眼花缭乱。人们目光短浅到何等地步！
关于您的通讯我即写信给阿德勒。但在他们所掌握的那些有限的力量的条件下，经常的通讯稿我看未必合适，除非文章用德文写并随时可以付印。因此首先必须找弗兰克尔。然而我们要等等看。
忠实于您的弗·恩·
劳拉当已收到我昨天的信。
注释：
[252]法国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1894年9月14—16日在南特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农民运动高涨、反动势力进攻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意见分歧尖锐化的情况下举行的。代表大会指出了法国劳动者反对旨在迫害社会主义者的1893—1894年的所谓“惩恶法”（见注234）的斗争正在加强，并同由于自己的恐怖行动而给这些法令的通过造成借口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限。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决定是通过了党的土地纲领的结论部分，并在其中列入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列入其中的论点有一些是同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立场相违背的。恩格斯对南特土地纲领的批判，见《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63—587页）。——第282、286、299、307、330、332页。
[278]在德意志帝国国会1894年12月6日会议上，当议长冯?列维佐祝贺皇帝威廉二世身体健康和议员们站起来三呼“万岁”时，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议员仍然坐着不动。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侮辱陛下，柏林地方法院决定对李卜克内西进行刑事追究。12月11日，帝国首相霍亨洛埃要求帝国国会赞同法院的这项决定。但是帝国国会在12月15日以一百六十八票对五十八票否决了这项提议。——第321、326、333、347、34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84.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94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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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黎
1894年12月18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拉甫罗夫：
拉法格夫人转来您的信。我急于使您相信，我丝毫没有忘记您。但是
（1）《杜林》第三版。我这里总共有六本，除了拉法格夫人和艾威林夫人外，我没有送给任何人。其余的都让人抢光了，这是常有的事；但我又找到一本，马上给您寄去。
（2）《资本论》第三卷。如果巴黎和其他地方已出售的话，这是因为出版者送给我的份数很少。在我还没有收到一本书时，罗马就有书了！然而过几天我收到新的邮包后，即将早已预定给您的那本寄去。
我希望您自我感觉良好；至于我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我开始觉察到，七十四岁毕竟不是四十七岁。然而事变应当帮助我们保持生命力；整个欧洲都沸腾了，危机到处趋于成熟，特别是俄国。那里不会再这样持续很久了。那就更好。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请注意地址的改变！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83.致劳拉·拉法格1894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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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4年12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小劳拉：
你说在结束第三卷［注：指《资本论》。——编者注］开始第四卷之前，我应当稍稍休息一下。好吧，我现在就来给你说说情况。
我要观察欧洲五个大国和许多小国运动的情况，还有美利坚合众国运动的情况。为此我收到三份德国报纸、两份英国报纸、一份意大利报纸，从1月1日起还有一份维也纳报纸，总共七份日报。我收到的周报有：德国两份，奥地利七份，法国一份，美国三份（两份是英文的，一份是德文的），意大利两份，以及波兰、保加利亚、西班牙和捷克的各一份，这几种文字中有三种我现在还在逐步掌握。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来访者（几分钟前波拉克从阿姆斯特丹送来的一个德国雕刻家还在我这里，他一文不名，正在找工作），还有越来越多的记者（比国际时期还要多！），其中许多人都希望得到详细的说明，他们都要占去时间。以上这些再加上第三卷的工作，使我甚至在看校样期间，即整个1894年，只能读完一本书。
其次，我面前的另一项工作是公布拉萨尔给摩尔的书信。杜西已经把这些信件打字，放在我的书桌里，但由于搬家我还未能动它们一下。需要加注释，要引用很久以前的一些事实，也还要引用我自己以前和摩尔的通信，还要写一篇讲究辞令的序言。
还有一大堆积压下来的我个人的著作。第一，要全盘加工《农民战争》；这本书已多年售缺了，我曾答应在完成第三卷后首先做这一工作。[111]而这需要深入的钻研。我原打算把它和看校样同时进行，但不可能。无论如何我必须设法把这项工作完成。
然后——且不说我遇到的其他小事了——我还想编写摩尔的政治传记，至少是主要的几章：1842—1852年和国际。后一章最重要也十分必要，我打算先写这一章。这就要求摆脱各种打扰，但是，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得到这种条件呢？
所有这些事情都等我去做，而且还要再版摩尔和我个人的早期的零星作品。我已在收集这些作品，但不很顺利。有些存放在柏林党的档案馆[285]里。但是缺的仍很多，如第一个《莱茵报》就没有。如果我能收集到1842—1850年的文章的三分之二，我就要着手工作，因为我相信到出第二版时还会发现很多。但直到现在我们还做不到这点。
还有第四卷[73]。这部分手稿很粗糙，现在还不能说可用的部分有多少。这次我不能象处理第二卷和第三卷那样担任辨认字迹和口述全部手稿的工作了。否则，我做不了一半工作视力就要完全断送了。多年以前我就这样认为，并一直在寻找别的出路；如果能从年青的一代中找出一两个精明之士学会辨认摩尔的笔迹，那就好了。我曾考虑过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考茨基当时（大约六、七年前）还住在伦敦；我同他谈了，他同意。我说，全部“誊清的手稿”我将付一百英镑的报酬，如果有些地方他辨认不出我可以帮忙。他已开始工作；后来他离开了伦敦并带走一个笔记本，许多年来他从未向我提及此事。他为出版《新时代》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我曾要他退还原稿和已完成的誊清稿——可能有全书的八分之一或六分之一。［注：见本卷第57页。——编者注］伯恩施坦不仅也很忙，而且疲劳过度；他的神经衰弱还没有全好，因此我不便求他。我想看看杜西是否同意。如果伯恩施坦自己愿意帮忙，最好；否则，我不打算让别人说我加重了他的工作量，因而使他的病复发。
我的状况如下：七十四岁，我才开始感觉到它，而工作之多需要两个四十岁的人来做。真的，如果我能够把自己分成一个四十岁的弗·恩格斯和一个三十四岁的弗·恩格斯，两人合在一起恰好七十四岁，那末一切都会很快就绪。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我所能做的，就是继续我现在的工作，并尽可能做得多些好些。
现在你该了解我的状况了，如果你时常收不到我的信，你也知道原因在哪里了。
昨晚博尼埃从爱丁堡来，今天又到牛津去了。他最初由于我的《农民问题》[264]产生的怒火已大大平熄；他给我写信说，你们把我们都看成了笨蛋。无论如何他是十分满意的，而且我认为，他已认识到他们在南特是失策了。[252]事实上他曾认为，在当前和下届普选之间，不仅可能而且必须把法国的基本农民群众吸引到社会主义一边。
该发信了，就此停笔。
根据桑南夏恩出版社的计算，
为《资本论》（英文版）的出版我应分给你1英镑3先令1便士
从《新时代》收到的第三卷［注：指《资本论》。——编者注］的两章
稿费五英镑的三分之一1英镑13先令4便士
请允许我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再加上5英镑
———————————
附去支票一张总额为7英镑16先令5便士
今年我们不能做布丁了，路易莎的小女孩（她长得很好，每周体重增加约一磅）不让这样做。但是保尔可以收到他爱吃的点心。
永远是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73]《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编好付印。恩格斯也未能实现把这部手稿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的愿望。1905—1910年《剩余价值理论》由卡·考茨基出版了，但是任意脱离作者原稿、颠倒和删节之处甚多。新版《剩余价值理论》是按照作者原稿的编排出版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57、329、338、431、442页。
[111]恩格斯的这个愿望未实现。保存的片断和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48—460页。——第97、329、428、461页。
[252]法国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1894年9月14—16日在南特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农民运动高涨、反动势力进攻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意见分歧尖锐化的情况下举行的。代表大会指出了法国劳动者反对旨在迫害社会主义者的1893—1894年的所谓“惩恶法”（见注234）的斗争正在加强，并同由于自己的恐怖行动而给这些法令的通过造成借口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限。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决定是通过了党的土地纲领的结论部分，并在其中列入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列入其中的论点有一些是同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立场相违背的。恩格斯对南特土地纲领的批判，见《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63—587页）。——第282、286、299、307、330、332页。
[264]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载于《新时代》杂志，是马克思主义在土地问题方面的最重要文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63—587页）。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批判了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批判了在马赛代表大会（1892年9月）上通过的并在南特代表大会（1894年9月）上作了补充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土地纲领中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方。——第300、305、306、308、325、330页。
[285]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是根据1883年3月29日至4月2日召开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的。档案馆收藏了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德国历史和国际工人运动文献、工人报刊。档案馆最初没在苏黎世，后来在伦敦，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113）废除以后迁往柏林。——第32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82.致维托德·约德科－纳尔凯维奇189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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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致维托德·约德科－纳尔凯维奇
伦敦
1894年12月14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约德科：
当然，我丝毫不反对翻译我论述农民问题的文章，如果文章对您也有用处的话，我感到高兴。[284]
您的弗·恩格斯
请注意，我们搬了家。
注释：
[284]约德科-纳尔凯维奇要求恩格斯允许他为波兰《黎明》（《Przed?wit》）杂志翻译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译文载于1894年《黎明》第12期，标题是（《kwestyaw?o?ciańska》）。——第32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81.致维克多·阿德勒189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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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致维克多·阿德勒
维也纳
1894年12月14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维克多：
你12日和26日的来信我已按时收到。同卡·考茨基之间的问题已解决。[281]衷心感谢你对我生日的祝贺并请你相信，在生命的第七十五个年头我已充分意识并感觉到，今后我没有权利再干那些你责怪我的不慎行为。恰恰相反！我将严格遵守饮食制，注意消化系统，象对待爱唠叨的长官一样，时时按照他的支使行动；而为了避免咳嗽、支气管炎等之类的疾病，就要穿戴暖和，避免受凉，凡是一个有病的老人需要注意的种种麻烦事都要放在心上。就谈到这里了。
倍倍尔在软弱无力的党代表大会之后发表的坚决演说[266]使我高兴，自不待说。同样，福尔马尔间接地迫使我也就此问题发表了意见[264]。实际上我们在全线取得了胜利。在倍倍尔的四篇文章[276]之后，起初福尔马尔放弃了斗争，这已是一次彻底的退却；后来是执行委员会的反击；随后党团又拒绝向它提出的、要它代替党代表大会做决定的要求。这样一来，福尔马尔在这个第三次不幸的进军中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对过去的罗马教皇的朱阿夫兵[282]，这点应当是足够了。为此事我给李卜克内西写了两封信［注：见本卷第313—315页；另一封信没有找到。——编者注］，这使他很不愉快。这个人越来越成为障碍了。他说，在党内他还有最坚强的神经；果然如此，他前天在帝国国会的演说也不好。[283]政府里显然也有人看破这点，他们想通过指控他侮辱陛下[278]（似乎他是用臀部侮辱的）帮助他再站起来。
这件事证明，威廉［注：威廉二世。——编者注］和冯·克勒尔或者是完全发疯了，或者是有计划地策划改变。霍亨洛埃的演说暴露出他完全是一个糊涂、迟钝、优柔寡断的老贵族，只是冯·克勒尔先生的傀儡。克勒尔是一个典型的过于自信、圆滑、狭隘的容克地主，他可以把小威廉看作是注定要结束“颠覆活动”并把自己恢复国王至高权力的最高愿望实行到底的人。而威廉可以回答说：您正是我所需要的！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而每天都有新的情况证明这点，那就不必顾虑了！欢乐的日子就在眼前。
现在谈主要的。你没有听到路易莎的任何消息感到奇怪。但是首先你还是回答她写给你的那些极为重要的信为好。这不仅涉及到组织她从这里写通讯报道以及是否还应有别人和具体是什么人写稿的问题，而且还特别涉及到提供的资金问题。
几个月之前，9月或10月初她即写信给你说：这里成立了一个由党外人士组成的银团，他们信托你，特别是他们认为，如果赋予你以领导角色的话，你是为每日出版的《工人报》[228]取得财政收获的最合适的人。因此，他们准备为每日出版的《工人报》拨给你一笔钱，据说约有五千佛罗伦，条件是：
（1）你要在报社占居领导地位，
（2）按纯商业协定行事，按时付息，
（3）凡有关合同、付款等事宜，都须通过在维也纳的你和这里的路易莎处理。
据我记忆，借款的条件就是这些。但是对这件事，还有路易莎随后写给你的所有信件，你都只字未复。上周她又写一信，请你即复；回信至迟应在星期二11点钟前到达这里。又落空。猜想有两种原因：一是你的书信来往受邮政的或其他纠葛的牵连，因此你几乎完全收不到信件；一是你对通信厌恶之极，因此宁肯不要提供给你的钱也不愿给路易莎写信。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急于决定，如果你不要这批钱，他们就把它们投向别的方面。因此，我们不得不把这封信寄给安娜·别涅斯托费尔夫人请她转交给你，并一定交你本人。现在我们请你，但这是最后一次，恳请你回答，你究竟愿不愿意同我们——即同路易莎——商谈钱的问题。如愿意，请通知她给你写信寄到什么地方，我们即用“挂号”信回复。
路易莎和小娃娃十分健康，娃娃很见长，并且已会叫喊，母亲自己喂奶，足够吃。她和路德维希问候你，我也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228]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在1893年每周出一次，在1894年每周出两次，从1895年1月1日起开始改为日报。——第250、258、326、336、340、352、376、428页。
[264]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载于《新时代》杂志，是马克思主义在土地问题方面的最重要文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63—587页）。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批判了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批判了在马赛代表大会（1892年9月）上通过的并在南特代表大会（1894年9月）上作了补充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土地纲领中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方。——第300、305、306、308、325、330页。
[266]1894年11月14日，倍倍尔在柏林第二选区党的会议上，批评了福尔马尔以及其他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见注253）上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他还批评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是模棱两可的。倍倍尔的发言刊登在1894年11月16日《前进报》第268号上，还转载在1894年12月1日《社会评论》第23期上。——第306、308、313、320、325、345页。
[276]1894年11月14日，倍倍尔在柏林第二选区党的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福尔马尔等人在土地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见注266），于是，福尔马尔和格里伦贝格尔就在报刊上大肆攻击倍倍尔。11月17日和21日，格里伦贝格尔在自己办的报纸《法兰克每日邮报》（《Fr?nkischeTagespost》）上发表了对倍倍尔这篇演说的声明，《前进报》在11月20日和24日第271号和第274号上转载了他的声明。福尔马尔在《慕尼黑邮报》（《MünchenerPost》）上也发表了长篇连载的文章《倍倍尔举起的旗帜》（《Bebel’efahnenerhebung》），《前进报》在11月23、24、27日第273、274、276号上转载了这篇文章。为了给以反击，倍倍尔写了两篇声明和四篇论文，总标题是《关于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的讨论。反驳》（《ZurDiskussionüberdenFrankfurterParteitan.ZurEntgegnung》），载于1894年11月28、29、30日和12月1日《前进报》。——第318、321、325页。
[278]在德意志帝国国会1894年12月6日会议上，当议长冯?列维佐祝贺皇帝威廉二世身体健康和议员们站起来三呼“万岁”时，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议员仍然坐着不动。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侮辱陛下，柏林地方法院决定对李卜克内西进行刑事追究。12月11日，帝国首相霍亨洛埃要求帝国国会赞同法院的这项决定。但是帝国国会在12月15日以一百六十八票对五十八票否决了这项提议。——第321、326、333、347、349页。
[281]指阿德勒和考茨基因谈到恩格斯的健康状况所发生的误会。——第325页。
[282]福尔马尔年轻时曾志愿参加为教皇国效忠的部队。——第325页。
[283]1894年12月12日，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讨论1895—1896年国家预算法案时发表演说，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关于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见注270）的问题。这篇演说摘要发表于1894年12月13日《前进报》。——第32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80.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4年12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
180.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4年12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今天用挂号印刷品邮件寄给你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希望你能收到。
小威廉［注：威廉二世。——编者注］竟让追究我们在帝国国会里的人坐着不动[278]便是“侮辱陛下”，我真想不通我们为什么该享受这种不适称的荣幸。给我们效劳莫过于此了。小威廉和“越来越疯狂的冯·克勒尔先生”，看来是败坏一切而对我们有利的最搭配的一对。
倍倍尔胜利了。第一，在倍倍尔的文章[276]之后，福尔马尔停止了讨论；第二，他向党的执行委员会提出的申诉已被完全断然驳回；第三，他向党团申诉，但被倍倍尔宣布为不合格的党团承认自己是不合格的；这么一来，问题要提交下届党代表大会审理，那时倍倍尔肯定拥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多数票。
这已是福尔马尔第三次在党内和在巴伐利亚之外争取领导地位了。第一次他要求我们积极支持卡普里维并使自己变成政府社会主义者。[279]第二次说我们应当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并帮助现今的德意志帝国搞社会主义试验。[280]头两次他都失败了。现在又干。
党团在帝国国会里坐着不动的情景，给法国人留下的印象比党三十年的工作都深刻。老实说，巴黎人——我不想说法国人，而只是巴黎人——严重地堕落了。这种说空话和崇拜各种传奇剧式的行为，越来越不可忍受。
愿你和你的夫人健康。
衷心问候你们俩。
你的弗·恩·
为了答谢送给我的《统计调查》[172]，我用挂号印刷品邮件寄给施留特尔一本第三卷［注：指《资本论》。——编者注］。但是我不知道华盛顿935号的地址是否仍然有效，所以我用了《人民报》的地址：纽约市，1512号信箱。是否麻烦你将此事通知他？
注释：
[172]指《内务部，统计调查局。第十一次统计调查摘要（截至1890年）》1892—1894年华盛顿版第一、二分册（《DepartmentoftheInterior，CensusOffice.CompendiumoftheeleVenthcensus：1890》.PartsⅠ-Ⅱ.Washington，1892—1894）。第三分册于1897年出版。——第171、172、322、342页。
[276]1894年11月14日，倍倍尔在柏林第二选区党的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福尔马尔等人在土地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见注266），于是，福尔马尔和格里伦贝格尔就在报刊上大肆攻击倍倍尔。11月17日和21日，格里伦贝格尔在自己办的报纸《法兰克每日邮报》（《Fr?nkischeTagespost》）上发表了对倍倍尔这篇演说的声明，《前进报》在11月20日和24日第271号和第274号上转载了他的声明。福尔马尔在《慕尼黑邮报》（《MünchenerPost》）上也发表了长篇连载的文章《倍倍尔举起的旗帜》（《Bebel’efahnenerhebung》），《前进报》在11月23、24、27日第273、274、276号上转载了这篇文章。为了给以反击，倍倍尔写了两篇声明和四篇论文，总标题是《关于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的讨论。反驳》（《ZurDiskussionüberdenFrankfurterParteitan.ZurEntgegnung》），载于1894年11月28、29、30日和12月1日《前进报》。——第318、321、325页。
[278]在德意志帝国国会1894年12月6日会议上，当议长冯·列维佐祝贺皇帝威廉二世身体健康和议员们站起来三呼“万岁”时，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议员仍然坐着不动。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侮辱陛下，柏林地方法院决定对李卜克内西进行刑事追究。12月11日，帝国首相霍亨洛埃要求帝国国会赞同法院的这项决定。但是帝国国会在12月15日以一百六十八票对五十八票否决了这项提议。——第321、326、333、347、349页。
[279]1891年6月1日，福尔马尔在慕尼黑社会民主党的公开会议上发表忠于君主的沙文主义的演说，要求按照卡普里维政府的所谓新方针来制定党的任务和策略。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企图迫使党在内外政策特别是对作战问题上采取同统治阶级合作的机会主义策略。福尔马尔的演说受到资产阶级报刊的赞赏，但是在党的会议上，在党的许多报纸上，后来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尤其是在倍倍尔和辛格尔等人的发言中）受到了谴责。——第322页。
[280]指《前进报》同福尔马尔的争论，争论是因福尔马尔发表在1892年6月法国的一家杂志《蓝皮评论。政治和文学评论》（《Revuebleue.Revuepolitiqueetlittéraire》）上的《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和威廉皇帝的社会主义》（《LesocialismedeM.Bismarketlesocialismjedel’empereurGuillaume》）这篇文章引起的。福尔马尔在这篇文章中胡说什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中的许多论点接近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对福尔马尔的文章展开了广泛的争论。《前进报》在1892年7月6、12、21、22日第155、160、168、169号的编辑部文章中对福尔马尔进行了驳斥。——第32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79.致菲力浦·屠拉梯1894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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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致菲力浦·屠拉梯
米兰
1894年12月4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屠拉梯：
您怎么有那么多的耐性经常写信给亲爱的恩先生呢？我们应当丢掉这些资产阶级称呼。说到您的大学生，万分抱歉，我能帮助他们的只是我的良好祝愿[277]。我的时间已占得满满的，连最紧迫的工作都腾不出手来做。我收到您的明信片那天，几个柏林大学生也向我提出同样的要求；象对待您的朋友们一样，我不得不回绝他们。这些琐事件件都微不足道，但是当它们使人苦恼地天天不断出现时，加在一起也要花费相当的时间。请向您的年青朋友们代致歉意，我希望他们取得完满的成就。
寄去给安娜女士的我为《资本论》第三卷写的《序言》，其中有几行也许在意大利的人感到兴趣。
您在《社会评论》上引用了倍倍尔的发言[266]，做得对。倍倍尔说出了痛苦的但是必然的真理。这比他的反对者的机会主义更加适时［注：俏皮话：“适时”的原文是《opportun》，“机会主义”的原文是《I’opportunisme》。——编者注］。
忠实于您的弗·恩·
请注意地址的改变。
注释：
[266]1894年11月14日，倍倍尔在柏林第二选区党的会议上，批评了福尔马尔以及其他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见注253）上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他还批评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是模棱两可的。倍倍尔的发言刊登在1894年11月16日《前进报》第268号上，还转载在1894年12月1日《社会评论》第23期上。——第306、308、313、320、325、345页。
[277]屠拉梯在1894年11月28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几位年青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准备出版《社会主义者1895年年历》，他们希望恩格斯给它写点东西。——第32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78.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4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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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4年12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谢谢你和你夫人的祝贺！说实在的，进入七十五岁的人，已经不象以前那样精神饱满了。固然，我还算精神饱满，腿脚也还灵活，没有失去对劳动的爱好，劳动能力也较好，但毕竟发觉，从前我满不当回事的胃病和感冒，现在却要求我十分重视了。如果今后仅限于此，那也就无所谓了。
昨天给你寄去三份第三卷［注：指《资本论》。——编者注］《序言》的清样。一份是给倒霉的斯蒂贝林的，他曾经给我寄来几册他的著作［注：乔·斯蒂贝林《价值规律和利润率》。——编者注］。一份是给哲学博士彼·法尔曼的，如果你知道或是能够打听出他的住址的话。另外一份请你读完后交给施留特尔，他也许要用它。我希望最多再过一个星期，就能把成本的书寄给你；出书广告已登出来了。
其次，今天给你寄去的印刷品邮件是：
（1）《社会民主党人》；
（2）《正义报》；我将重新按期寄给你，因为和德国人之间展开了他们无法加以中止的争论。[275]该报所说的社会民主联盟[6]的胜利，几乎全是胡说八道。和其他的组织比较起来，特别是和独立工党[5]比较起来，社会民主联盟的影响正在日益减弱。这样下去，它必将很快完全瓦解。遗憾的是，独立工党已经没有一份象样的报纸了。
（3）维也纳的《白炽光》和斯图加特的《实话》；我寄这两份报纸的目的是让你了解一下党所具有的“幽默”。
（4）倍倍尔在柏林的演说以及他反对格里伦贝格尔和福尔马尔的四篇论文。[276]
最有趣的是最后这件事。巴伐利亚人变得非常机会主义的了，并且几乎成了普通的人民政党（我指的是大多数领袖和许多新入党的人）；在巴伐利亚邦议会中，他们投票赞成整个预算，特别是福尔马尔在农民中间进行鼓动，其目的不是为了吸引雇农，而是为了吸引上巴伐利亚的大农，这些人占有土地二十五至八十英亩（十至三十公顷），就是说非使用雇工不可。他们并不期望从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253]上得到任何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所以，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前八天，他们召开了自己的巴伐利亚党代表大会并在会上组织了一个道地的宗得崩德[273]，责成巴伐利亚代表按照巴伐利亚代表大会上事先通过的决定，在法兰克福就所有巴伐利亚问题进行集体投票。于是，他们来到法兰克福并声明说，他们在巴伐利亚不得不赞成整个预算，在当前不这样就不行；他们还说，这纯粹是巴伐利亚的问题，外人无须干预。换句话说，如果你们通过任何不利于我们巴伐利亚人的决定，如果你们拒绝我们的最后通牒，那末，一旦发生分裂，罪过就在你们了！
他们就是怀着这种在党内从未听说过的野心出现在对此毫无准备的其余代表面前的。可是，因为近几年来关于党内团结的叫喊受到高度的鼓励，在近来大批的人入党而又未受到真正锻炼的情况下，这种使党不能存在的行为没有受到抵制，没有遇到应有的坚决反击，关于预算问题也没有通过任何决定，就不足为奇了。
你试想象看，如果在党代表大会上拥有多数的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人也想召开一个事前的代表大会，在会上就巴伐利亚人的立场或者别的什么问题通过一些责成全体普鲁士代表遵守的决议，然后，所有这些代表，无论是多数或少数，都要在共同的党代表大会上集体投票赞成这些决议。这样，又何必召开共同的党代表大会呢？如果普鲁士代表也象巴伐利亚人不久前那样行事，巴伐利亚人该怎么说呢？
总之，这样的事不能听之任之，于是，倍倍尔出来干预了。他重新把这个问题提上日程，现在正在进行讨论。在所有这些人当中，无疑地，倍倍尔头脑最清楚并最有远见。我经常和他通信已约有十五年了，并且我们的意见几乎总是一致的。李卜克内西的思想却很落后。他身上仍时常冒出德国南部联邦主义和分立主义的民主主义者的旧习气，最糟糕的是他不能容忍以下这种情形：早已超过他的倍倍尔虽然愿意容忍他在自己的身边，但已不再愿意服从他的领导了。此外，他把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办得很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过分看重自己的领袖地位，他想领导一切，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领导起来，因此，他妨碍了一切工作），以致本来能够成为柏林首屈一指的报纸，结果只是给党五万马克的收入，但没有给党带来任何政治影响。李卜克内西现在当然极力想和解并责怪倍倍尔，但我认为倍倍尔是对的。在柏林，执行委员会和最优秀的人们现在都已站在他一边，而且我敢说，如果他诉诸党员群众，大多数人都会支持他的。暂时必须等待。我本想把福尔马尔的大作等寄给你，但我自己只有一份备用。
路易莎和小宝宝都健康。
衷心问候你和你的夫人；希望你的眼疾痊愈并摆脱其他病魔！
你的老弗·恩·
注释：
[5]独立工党是1893年1月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7、12、30、42、54、57、73、207、224、272、274、277、280、294、318、343、363、429、476页。
[6]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29），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见注5）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7、54、57、72、211、224、229、236、266、272、274、277、280、293、317、343、429、444、476页。
[253]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于1894年10月21—2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主要议程——土地问题——的补充报告人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领袖福尔马尔，他要求把不仅反映劳动农民的利益，而且也反映农村富裕阶层、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条目列入正在拟定的土地纲领中去。福尔马尔虽然也遭到许多代表的反对，但整个说来，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土地纲领草案，作为对党纲的补充。除土地问题外，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报告，研究了关于托拉斯和其他大资本主义联合公司的作用、关于庆祝1895年五一节等问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结尾部分载于1894年10月31日《前进报》第254号。——第282、293、299、309、313、318、347页。
[273]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94年9月30日在慕尼黑举行。出席代表一百六十名。大会议程有两个问题：关于巴伐利亚邦议会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活动，关于对农民的鼓动宣传。福尔马尔和格里伦贝格尔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得到代表大会多数的支持。大会赞同邦议会党团的活动，并决定建立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特别组织，它的中央领导就是邦议会代表福尔马尔、格里伦贝格尔等人。
恩格斯讽刺地把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所采取的立场称为宗得崩德，即比作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瑞士的反动天主教诸州的单独联盟。——第314、318页。
[275]1894年12月1日伦敦的《正义报》第568号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德国的运动》（《TheMovementinGermany》）。文章作者责备《前进报》领导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地土问题上的分歧持缄默态度，并攻击《正义报》和海德门。为了回答这篇文章，《正义报》在紧接着下一号发表了伯恩施坦的声明《<前进报>和<正义报>。致<正义报>编辑》（《The《Vorw?rts》and《Justice》.TotheEditorof《Justice》》）来驳斥这些攻击。——第317页。
[276]1894年11月14日，倍倍尔在柏林第二选区党的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福尔马尔等人在土地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见注266），于是，福尔马尔和格里伦贝格尔就在报刊上大肆攻击倍倍尔。11月17日和21日，格里伦贝格尔在自己办的报纸《法兰克每日邮报》（《Fr?nkischeTagespost》）上发表了对倍倍尔这篇演说的声明，《前进报》在11月20日和24日第271号和第274号上转载了他的声明。福尔马尔在《慕尼黑邮报》（《MünchenerPost》）上也发表了长篇连载的文章《倍倍尔举起的旗帜》（《Bebel’efahnenerhebung》），《前进报》在11月23、24、27日第273、274、276号上转载了这篇文章。为了给以反击，倍倍尔写了两篇声明和四篇论文，总标题是《关于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的讨论。反驳》（《ZurDiskussionüberdenFrankfurterParteitan.ZurEntgegnung》），载于1894年11月28、29、30日和12月1日《前进报》。——第318、321、32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77.致卡尔彼列斯夫人1894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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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致卡尔彼列斯夫人
维也纳
1894年11月30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尊敬的夫人：
您亲切地送给我的可爱的生日礼物，我表示衷心感谢。它对我格外宝贵，这不仅是因为它是您亲手所做，而且主要是因为它是您在产期临近百忙之中抽暇做成的。最近我在自己的家里又有机会看到，做母亲之前有多少麻烦事要操心、张罗。您给我的礼物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做成的，我更应当为之骄傲。
我生日那天午后小睡时用了您的礼物。枕这个枕头睡觉至少象有名的谚语“心地纯洁的人睡觉也安稳”所说的那样香甜。我甚至相信，心地不十分纯洁的人用这个枕头也会很快入睡。
听路德维希说，您和您的小宝贝一切都好，我很高兴，希望今后也如此。
再次衷心感谢并向您和卡尔彼列斯博士先生致最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76.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9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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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林沙洛顿堡
1894年11月24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已经写信给倍倍尔并向他指出，在政治争论上，一切都必须冷静考虑，决不要匆忙或一时激动，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常碰钉子。但是我对你也要提醒几句。
倍倍尔在会议上的表现是否不好，这是个争论的问题。[266]但实质上他无疑是正确的。你是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当然应当维持均衡，消除争论过程中确实存在的分歧，使大家都满意，在党分裂以前一直促进党的统一。所以，倍倍尔的行为在你这个编辑看来可能是不愉快的。但是，编辑感到不愉快的东西却应当是合乎党的领袖的愿望的东西，也就是，有一些不需要经常戴着不能摘下的编辑眼镜的人提醒编辑本人，他作为党的领袖，不妨暂时摘掉玫瑰色的眼镜，用自己天生的肉眼瞧一瞧世界。
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253]前夕，巴伐利亚人在纽伦堡建立了真正的宗得崩德。[273]他们带着明白无误的最后通牒来到法兰克福。另外，福尔马尔在谈什么各走各的路，而格里伦贝格尔则声明说，随便你们通过什么决议，反正我们不服从。他们为巴伐利亚宣布特殊的权利，而把他们在党内的反对者诬称为“普鲁士人”和“柏林人”。他们要求党批准他们投票赞同国家预算和同意那种甚至比小资产者的政策还右的农民政策。党代表大会不是象以前那样坚决地制止这种行为，而是不敢通过任何决议。如果说倍倍尔在这种情况下谈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积极活动不是时候，那末我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算是时候。
《前进报》干的是什么呢？它指摘倍倍尔批评的形式，说事情并不是那样坏；它那样强调它同倍倍尔“正相反的一面”，只是在这以后倍倍尔的反对者阵营中必不可免的“误会”才使你不得不声明说，你的正相反的一面仅仅涉及倍倍尔批评的形式，而在实质上——在批准国家预算和农民问题上——他是正确的，你也是站在他那一方面的。[274]我觉得，仅仅你事后被迫作这种声明这一事实就会向你说明，你的右倾比倍倍尔可能犯的左倾要厉害得多。
这场争论所谈的归根到底仅仅是巴伐利亚人的策略，这个策略最明显地表现为以下这两点：为了争取小资产者而以机会主义的态度赞成国家预算，福尔马尔为了争取中农和大农而在农村进行机会主义的宣传。这两点和巴伐利亚人的分立主义立场，就是当前问题中唯一实际的问题。如果倍倍尔正是在党代表大会把党置之不顾的时候抓住了这些问题，那末你们应当为此而感谢他。如果他把党代表大会所造成的这种难以容忍的状况看作是党内的庸俗习气日益增长的结果，这不过是他从正确的总观点出发来看这个具体问题，这一点也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他急于进行辩论，这不过是他履行自己的重大的职责，注意使下一次党代表大会正确地解决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对之束手无策的那些刻不容缓的问题。
分裂的危险并不是来自倍倍尔方面，他不过是直言不讳而已。这种危险来自巴伐利亚人方面，他们竟采取了党内前所未有的行动方式，因而使《法兰克福报》那些把福尔马尔和巴伐利亚人看作自己人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欢欣若狂；这家报纸兴高采烈，而且变得更加无耻了。
你说福尔马尔不是叛徒。就算是这样吧。我也认为他自己不会把自己看作叛徒。但是你把一个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使拥有十至三十公顷土地的上巴伐利亚大农和中农的目前状况（这种状况的基础是剥削雇农和短工）永远不变的人叫做什么呢？无产阶级政党是专门为了使雇佣奴隶制永久不变而建立的吗？！这种人可以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伐利亚分立主义者，随便叫什么都可以，但是难道可以叫做社会民主党人吗？！其实，在日益壮大的工人政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增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象“学士”［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编者注］、落选的大学生等的增多一样，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在几年前还是危险人物。现在我们能够溶化他们。但是必须促进这个过程。为此就需要加盐酸；如果盐酸不够（象法兰克福所表明的那样），那末现在应该感谢倍倍尔，他正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溶化这些非无产阶级分子而加了盐酸。恢复党内真正和谐的途径就在这里，而不在于否认和隐瞒党内一切真正有争论的问题。
你说，问题是要“引起有效的行动”。这好极了，但是究竟什么时候这种行动才能开始呢？
注释：
[253]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于1894年10月21—2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主要议程——土地问题——的补充报告人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领袖福尔马尔，他要求把不仅反映劳动农民的利益，而且也反映农村富裕阶层、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条目列入正在拟定的土地纲领中去。福尔马尔虽然也遭到许多代表的反对，但整个说来，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土地纲领草案，作为对党纲的补充。除土地问题外，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报告，研究了关于托拉斯和其他大资本主义联合公司的作用、关于庆祝1895年五一节等问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结尾部分载于1894年10月31日《前进报》第254号。——第282、293、299、309、313、318、347页。
[268]未署名的短文《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是恩格斯为了答复《前进报》编辑部于1894年11月14日文该报第266号上发表的一篇报道而写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88页）；那篇关于《资本论》第三卷出版的报道，对第四卷手稿的性质作了不正确的说明，并且毫无根据地猜测恩格斯放弃了出版第四卷的意图。——第307页。
[273]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94年9月30日在慕尼黑举行。出席代表一百六十名。大会议程有两个问题：关于巴伐利亚邦议会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活动，关于对农民的鼓动宣传。福尔马尔和格里伦贝格尔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得到代表大会多数的支持。大会赞同邦议会党团的活动，并决定建立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特别组织，它的中央领导就是邦议会代表福尔马尔、格里伦贝格尔等人。
恩格斯讽刺地把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所采取的立场称为宗得崩德，即比作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瑞士的反动天主教诸州的单独联盟。——第314、318页。
[274]恩格斯指的显然是李卜克内西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894年11月23日第273号《前进报》社论，标题为《我们的内部状况》（《IneigenerSache》）；另一篇是短评，标题同上，载于1894年11月24日《前进报》第274号“关于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的讨论”栏——第31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75.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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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94年11月24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阁下：
您6月7日、11日，以及10月15日和11月12日的友好的来信都收到了。
司徒卢威先生的著作，我只知道他在布劳恩的《中央导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注：彼·司徒卢威《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编者注］，因此，对他可能在其他地方发表的任何见解，我都谈不出什么。如果您在我的信里找到任何对您进行反驳有用的事实，您完全可以引用。[272]至于我的观点，我担心您的对手（如果不是司徒卢威先生本人，那就是整个俄国报刊）会不适当地加以利用。我的俄国朋友们坚持要求我出来反驳那些不仅曲解而且错误地引证我们的作家［注：马克思。——编者注］的话的俄国书刊，而且他们肯定地说，我的干预足以使一切正常起来。但是我总是拒绝，因为，为了不给我的迫切的、重要的工作带来损害，我不能让自己卷入一场在一个遥远的国家、用一种我还不能象我所熟悉的西方语言那样使用自如的语言进行的辩论，而且是在那种我最多能看到零星的片断，却根本不可能仔细观察争论的各个阶段和详情的刊物上进行的。处处都有这样的人，他们为了维护一度采取的立场，竟不惜歪曲别人的思想和使用其他不正当的手段。既然对我们的作家的著作尚且如此，我担心他们对我也不会更好；这样一来，最终将迫使我为了别人和我本人的利益而参与争论。实际上，如果我在私人信件中发表的意见事先取得我的同意登在俄国的刊物上，那我在那些坚决要求我积极参与俄国的争论以订正某人的某个观点的俄国朋友们（在这里和大陆上的）面前就理亏了。那时我就没有充分理由拒绝，因为他们可以对我说：您已参加过一次俄国的争论，您应当承认，这次争论也同丹先生那次一样重要，因此，请您象对待他那样对待我们。这样，我就再不能支配我的时间了，而我参与俄国的争论最终仍是毫无效果和不完满的。
十分抱歉，就是这些原因迫使我请求您不要坚持希望引用我的观点，或者，起码引用时不要作为我的观点。
我一定尽力把您已经收到的东西［注：《资本论》第三卷的校样。——编者注］的其余部分继续寄给您。
忠实于您的路·考·
［注：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注释：
[272]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9月15日从伦敦迁到科伦。贝克尔只是在1850年11月才参加了同盟，他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而是与中央委员会成员有密切联系的科伦同盟的盟员。——第41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74.致约瑟夫·涅尔谢索维奇·阿塔贝强茨189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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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致约瑟夫·涅尔谢索维奇·阿塔贝强茨
斯图加特
1894年11月23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敬爱的同志：
您把我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译成您的祖国语言阿尔明尼亚文，不久前又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我十分感激。抱歉的是，我不能满足您的请求——给后一本书的译本写几行序言。我不好写什么东西用我不懂的语言发表。如果我为了帮您的忙这样做了，那我在这方面也就不能再拒绝别人。但是这种作法可能产生以下的情况：我的话公诸于世时有意无意地被歪曲了，而我只能在多年以后才知道这点，或者甚至根本不知道。
此外，我十分感谢您对阿尔明尼亚情况的有吸引力的描述，但我还是不能认为对于不是由于亲自研究而得知的东西发表见解是正确和理智的。特别是谈到一个不幸地处于土耳其的息拉和俄国专制的哈利勃达之间的被压迫民族时；俄国的沙皇制度正以解放者的身分在这个民族那里进行投机，奴颜婢膝的俄国报刊不放过利用同情阿尔明尼亚人解放的每句话来为侵略性的沙皇制度帮腔。
坦率地说，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阿尔明尼亚要从土耳其人以及俄国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在俄国沙皇制度被推翻的那一天才有可能。
向你们的人民致最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73.致保尔·拉法格189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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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4年11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我找到了您登在《社会民主党人》上的报告[260]。这非常及时，因为这使我把一些事归咎于有点粗心大意的编辑部，而且得出结论：虽然我不曾同意南特代表大会[252]决议中所说的，我想我是同意决议想要说的。我曾尽可能采取友好态度。但是这个决议在德国被滥用以后，再保持沉默就不好了。
的确，你们让机会主义牵着走得太远了。在南特，你们为了一时的成就准备牺牲党的未来。及时止步还是时候；如果我的文章[264]对此有所帮助，我将十分高兴。在德国，福尔马尔提议把你们对法国小农允诺的利益给予拥有十至三十公顷土地的巴伐利亚大农[261]，倍倍尔已经应战，问题将得到认真讨论，在未解决以前，是不会从议事日程上消失的。您大概已在《前进报》上看到倍倍尔在柏林第二选区的演说[266]。他以充分的根据诉说党正在资产阶级化。这是一切极端党派刚刚成为“可能的”政党时的不幸。但是，如果我们的党不背叛自己，我们就不能在这方面逾越特定的界限，而我认为，在法国（同德国一样），我们已到达这个界限。好在及时止步还是时候。
有一段时间，我在《前进报》上看不到您的通讯，我以为发生了什么误会，上星期三我高兴地收到了载有“高卢人”文章[269]的那一号报。同编辑部打交道中如有什么困难，请告，也许我可以对你们有所帮助。
如果俄国政府为了抬高他们的有价证券的行市而挥霍货币，那末这肯定是又要借款的预兆；只有法国人可能接受这点，但愿他们不这样。但是俄国人既然需要黄金，他们就会全力以赴把它弄到！
洛里亚读了我的序言［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编者注］会更高兴。在那里对他作了恰如其分的评论，丝毫没有对“意大利的第一流经济学家”的敬意。
小威廉［注：威廉二世。——编者注］的行为妙不可言。他一心想消除“颠覆倾向”，并且从颠覆他自己的政府开始。[270]大臣们象小锡兵一样一个个倒了。[271]可怜的年青人只有沉默不语，静待机会八个多月。但是他现在再也按捺不住，发作起来了——你们看！在我们争得四分之一比利时的时刻[258]，在奥地利的选举改革快要把我们的人引进议会的时刻，在俄国对未来完全失去信心的时刻，年青人却一心想超过克里斯比[248]和卡季米尔－佩里埃！这种做法在德国会产生什么影响，您可以从下述事实中看到：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253]上，代表们（至少他们中间有不少人）表示希望颁布新的镇压法令，认为这是进一步推动党前进的最好办法。
奥地利的情况很有趣。皇帝［注：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编者注］自从儿子［注：鲁道夫。——编者注］去世以后，就担心他的王朝不久的将来会崩溃。他预定的继承人［注：弗兰茨·斐迪南。——编者注］是个毫无威望的妄自尊大的傻瓜。匈牙利人不能容忍他，他们要求先实行单纯的内部联合，然后彻底分离，完全独立。弗兰茨－约瑟夫为了预先束缚住继承人的手脚，决定加强议会，使它成为更真实的代表机关。这就是他同他的朋友塔菲达成相当广泛的选举改革[138]协议的原因。但是议会——特权人物的集会，真正的1789年的国会（按大地产、商业、城市、乡村划分等级选举出来的）——拒绝接受，塔菲辞了职。于是，作为真正的立宪君主的皇帝就从多数派（自由派、波兰人等等所有极端反动分子的联盟）中委任了大臣［注：文迪施格雷茨。——编者注］。但是他要他们答应，为了报答，他们应在一年之内提出他们自己的选举改革方案。一年的时间在各种无结果的尝试中过去了。于是，皇帝要他们履行诺言，——这就是维也纳最近三周来一味谈论选举改革的原因。但是联盟的参加者没有能力做出任何事来；第一个积极的建议就引起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因此，大概不久塔菲就会代替他们，并重新提出他的法案，如果遭到议会否决，他就解散议会，并进行御赐改革，这是宪法允许的。这样一来便形成“同人”弗兰茨－约瑟夫从一边推动，维克多·阿德勒从另一边推动。但是这是多么大的历史讽刺：1848年12月专门为扼杀革命而立的皇帝，四十六年以后却负起重新点燃革命的使命！
请代我吻劳拉。
忠实于您的弗·恩·
路易莎和孩子都好，她和弗赖贝格尔向你们问好。
注释：
[138]九十年代初期，奥地利国内开展了争取选举改革的广泛运动。1893年7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在维也纳和全国其他城市组织了大规模的工人示威和群众集会，要求普选权。在群众的压力下，首相爱·塔菲于1893年10月10日向帝国议会提出了奥地利的选举改革草案。草案虽然扩大了选民范围，但仍规定保留等级选举制度以及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特权。反动政党反对这一法律草案，塔菲内阁被迫在1893年10月辞职。改革在1896年才实行。——第132、138、145、153、159、163、174、207、259、309页。
[248]指1894年7月14日意大利议会通过的关于维护社会治安的非常措施的法令。这个法令是作为似乎只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措施而颁布的，但反动的克里斯比政府利用它来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党人日益增长的影响。根据这一法令，意大利劳动社会党被禁止活动，工人组织被解散，工人报纸和杂志禁止出版；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搜查和审讯。但是，意大利社会党人不顾残酷的镇压，仍然没有停止自己的斗争，他们于1895年1月在帕尔马秘密举行了意大利劳动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第276、289、309页。
[252]法国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1894年9月14—16日在南特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农民运动高涨、反动势力进攻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意见分歧尖锐化的情况下举行的。代表大会指出了法国劳动者反对旨在迫害社会主义者的1893—1894年的所谓“惩恶法”（见注234）的斗争正在加强，并同由于自己的恐怖行动而给这些法令的通过造成借口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限。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决定是通过了党的土地纲领的结论部分，并在其中列入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列入其中的论点有一些是同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立场相违背的。恩格斯对南特土地纲领的批判，见《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63—587页）。——第282、286、299、307、330、332页。
[253]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于1894年10月21—2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主要议程——土地问题——的补充报告人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领袖福尔马尔，他要求把不仅反映劳动农民的利益，而且也反映农村富裕阶层、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条目列入正在拟定的土地纲领中去。福尔马尔虽然也遭到许多代表的反对，但整个说来，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土地纲领草案，作为对党纲的补充。除土地问题外，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报告，研究了关于托拉斯和其他大资本主义联合公司的作用、关于庆祝1895年五一节等问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结尾部分载于1894年10月31日《前进报》第254号。——第282、293、299、309、313、318、347页。
[258]1894年10月14日和21日，比利时根据1893年4月18日通过的新的选举法（见注142）进行了选举。选举结果，比利时工人党在众议院中的席位第一次占了三十个左右。
恩格斯把比利时这次选举的结果称作第二次胜利，认为第一次胜利是1893年4月争取普选权的斗争。——第289、296、309页。
[260]指保尔?拉法格的报告《农民的财产和经济的发展》（《Lapropriétépaysanneetl’évolutionéconomique》）；报告是以法国工人党全国理事会的名义向南特代表大会（见注252）提出的。拉法格的报告还发表在1894年10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第38号附刊上。——第295、306、307页。
[261]指福尔马尔1894年10月25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关于这篇发言的报道，发表在1894年10月26日《前进报》第250号附刊（1）上。——第295、308页。
[264]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载于《新时代》杂志，是马克思主义在土地问题方面的最重要文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63—587页）。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批判了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批判了在马赛代表大会（1892年9月）上通过的并在南特代表大会（1894年9月）上作了补充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土地纲领中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方。——第300、305、306、308、325、330页。
[266]1894年11月14日，倍倍尔在柏林第二选区党的会议上，批评了福尔马尔以及其他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见注253）上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他还批评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是模棱两可的。倍倍尔的发言刊登在1894年11月16日《前进报》第268号上，还转载在1894年12月1日《社会评论》第23期上。——第306、308、313、320、325、345页。
[269]署名“同卢人”（保尔·拉法格的笔名）的通讯载于1894年11月6日《前进报》第259号，标题是《法国的农业信贷》（《DerlandwirtschaftlicheKreditinFrankreich》）。——第308页。
[270]1894年12月6日政府向帝国国会提出“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出版法”法律草案（即所谓“防止政变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了。——第309、339、347、349、366、369、378、381、389、396、403、418、423、426、430、436、446、448、450页。
[271]1894年10月30日，威廉二世命令首相卡普里维辞职。——第30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72.致卡尔·考茨基189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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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4年11月22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男爵：
农民问题的文章[264]今天用挂号印刷品邮件寄给你。因为手稿太乱，我希望得到校样并将尽快看完。
现在我正看累德堡给你的答复[265]。这是过于自作聪明。好象你应该在两年以前就预见到今天的福尔马尔。有人对小农说，根本不打算用强力把你们逐出家园，由此便得出结论，说这些人还想赋予小农个体经济继续存在的经济条件，这太过分了。很明显，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下，你会用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的。但谁也不能保险不受咬文嚼字的人的挑剔；我和我的文章可能将遭到同样的命运。
很想知道由倍倍尔开始的辩论[266]今后将怎样进行。早就是时候了。
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研究国际在土地问题上的态度。此外，这个问题在国际内部争论很大。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国、比利时及其他的蒲鲁东主义者醉心于小块土地，另一方面是由于巴枯宁玩弄废除继承权的手段，模糊了问题。[267]
《前进报》当然是赞成统一，也就是主张掩饰矛盾的。对此现在还无可奈何。但是，谁掩饰矛盾，谁现在就正是帮福尔马尔的忙，而且应对后果负责。对我来说，完全撇开个人，只谈问题本身，是唯一正确的。不然，有人又会说我想从外面来操纵党等等。
顺便说一下，你能否在刊登附上的短文时，不使人看出这篇短文是我写的？[268]我不想给《前进报》写反驳意见；李卜克内西可能又要添油加醋，我当然也不能听之任之。
祝贺你的第三个男孩的出生。你大概已听说，我们这里也生了个婴儿：路易莎生了个健壮的女孩，一切都顺利，这个婴儿应该叫“阿玛利亚—吸奶罐”。
你的弗·恩·
注释：
[264]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载于《新时代》杂志，是马克思主义在土地问题方面的最重要文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63—587页）。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批判了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批判了在马赛代表大会（1892年9月）上通过的并在南特代表大会（1894年9月）上作了补充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土地纲领中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方。——第300、305、306、308、325、330页。
[265]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见注253）以后，在《前进报》上展开了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对1894年11月20日《前进报》第271号发表的考茨基的文章，累德堡在11月21日《前进报》第272号上作了答复。——第306页。
[266]1894年11月14日，倍倍尔在柏林第二选区党的会议上，批评了福尔马尔以及其他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见注253）上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他还批评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是模棱两可的。倍倍尔的发言刊登在1894年11月16日《前进报》第268号上，还转载在1894年12月1日《社会评论》第23期上。——第306、308、313、320、325、345页。
[267]国际工人协会在制定土地问题纲领时，同蒲鲁东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前者坚持小土地私有制绝不能改变；后者认为随着继承权的废除，一般私有制包括土地私有制也就会消失了。经过长期的争论，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以后的巴塞尔代表大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必须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公有制的观点。——第307页。
[268]未署名的短文《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是恩格斯为了答复《前进报》编辑部于1894年11月14日文该报第266号上发表的一篇报道而写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88页）；那篇关于《资本论》第三卷出版的报道，对第四卷手稿的性质作了不正确的说明，并且毫无根据地猜测恩格斯放弃了出版第四卷的意图。——第30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71.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9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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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伦敦
1894年11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社会民主党人》（柏林的）上刊登了拉法格关于土地纲领的报告[260]的译文。拉法格介绍我参看这篇译文，因为他手头没有一份原文。而我怎么也找不到这一号的《社会民主党人》（11月18日那一号，也许更早一些）。你能否把它借给我一天？
你的严重伤风但正在恢复健康的弗·恩·
衷心问好。
注释：
[260]指保尔?拉法格的报告《农民的财产和经济的发展》（《Lapropriétépaysanneetl’évolutionéconomique》）；报告是以法国工人党全国理事会的名义向南特代表大会（见注252）提出的。拉法格的报告还发表在1894年10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第38号附刊上。——第295、306、30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70.致卡尔·考茨基189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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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4年11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刚刚同杜西看完她的文章［注：爱·马克思－艾威林《路约·布伦坦诺是怎样引证的》。——编者注］。有一处修改，我看她坚决要求修改是对的。修改意见她单写在一张纸上，但没有加进去。修改的地方是绪论的末尾。那里应该是：“总之，布伦坦诺先生写历史的风格具有三个特点：（1）……”
你还能把这些加进去吗？
你接到这封信时，大概已从《前进报》上[263]知道我不得不发表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264]。现在我正在写，不久将荣幸地交你处理。
你的弗·恩·
注释：
[263]恩格斯在《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61—562页）中驳斥了福尔马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第300、305页。
[264]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载于《新时代》杂志，是马克思主义在土地问题方面的最重要文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63—587页）。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批判了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批判了在马赛代表大会（1892年9月）上通过的并在南特代表大会（1894年9月）上作了补充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土地纲领中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方。——第300、305、306、308、325、33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69.致劳拉·拉法格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94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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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致劳拉·拉法格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1894年11月14日于伦敦
致劳拉·拉法格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我亲爱的孩子们：
我应该向你们说一说我的遗嘱［注：见本卷第483—484页。——编者注］。
第一，你们会发现，我大胆地把我的全部书籍，包括摩尔逝世后从你们那里得来的书籍，都赠给了德国党。全部这些书籍构成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科学的独一无二的、同时也是非常完备的文库。如果再让它分散开，那是很可惜的。把它保存在一个地方，而且交给那些想利用它的人支配，——这就是倍倍尔和德国社会党其他领导人早已向我表达过的愿望；他们的确是我所认为的最符合这一目的的人，所以我就同意了。我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谅解我的行动，并且也能够表示赞同。
第二，我不止一次地同赛米尔·穆尔商讨在我的遗嘱里不管用什么方式能给我们亲爱的燕妮的孩子们以照顾。遗憾的是，这为英国的法律所不许。只有在几乎是不可能的条件下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即花大量的费用，而这样一来也就把用于此目的的钱都耗费光了。所以，我不得不放弃这个办法。既然不能这样做，所以我把我的财产（扣除继承事宜所需的费用等等）留给你们每人八分之三。其中八分之二是给你们自己的，其余八分之一你们每人要给燕妮的孩子们保留，你们和孩子们的监护人保尔·拉法格认为如何使用最好就怎么使用。这样你们就不对英国的法律负任何责任，可以按照你们对孩子应有的道义感和爱去做。
我应以摩尔著作的部分收入的形式付给孩子们的那笔钱，已记入我的总账本，并将由我的遗嘱执行人付给按照英国法律将是孩子们的法定代表人。
现在，告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愿你们身心健康、长寿，并充分享受这种快乐！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杜西应该通知迈斯纳、狄茨和柏林的《前进报》书店，今后他们要把应付给卡尔·马克思的继承人的稿费等全部款项，直接付给她。至于桑南夏恩，那末这个问题就得以另一种方式解决，因为关于《资本论》［注：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英译本。——编者注］的协定是他和我签订的。
弗·恩·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68.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94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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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伦敦
1894年11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附上第21、22两个印张。［注：《资本论》第三卷。——编者注］
迈斯纳询问，是否还有错字。如果你发现还有什么错字，请送给我[254]；总之，你不必再麻烦自己了，我明天就写信给迈斯纳，让他把目录弄好。
如果你今天给男爵写信，请提一下，我受拉布里奥拉的委托将把费里的《社会主义和实证科学》一书以及拉布里奥拉对此书的意见给他寄去。如果你已经发了信，那就不必着急了。
多多问好。我们这里一切都很好。
你的弗·恩·
注释：
[254]爱·伯恩施坦打算为《新时代》写一篇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文章（见注256）；因此他阅读了第三卷校样，并把他发现的错字告诉恩格斯。与此同时，海·施留特尔也请伯恩施坦为《纽约人民报》写一篇关于第三卷的文章，伯恩施坦拒绝了这个要求。——第283、30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67.致奥古斯特·倍倍尔和保·辛格尔1894年11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
16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和保·辛格尔
柏林
1894年11月14日于伦敦
奥古斯特·倍倍尔和保尔·辛格尔：
我曾经立遗嘱把一千英镑——扣除遗产税——赠给你们“用于选举的需要”［注：见本卷第483页。——编者注］，我只有用这种方式遗赠，在这里才有法律效力，我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把这笔钱直接遗赠给党。这就是要做这种限制的唯一原因。请首先考虑得到这笔钱，然后再考虑不要让这笔钱落到普鲁士人手里。在通过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时，请喝一瓶好酒来纪念我。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66.致劳拉·拉法格1894年11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
166.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4年11月12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小劳拉：
你10月24日的来信一开头就说：谁要为自己辩护，谁就会露出马脚，可是今天早晨接到的你星期六的来信却表明，没有多少时间你就由“辩护”变为“控诉”了。但是，你只有做得更厉害些才能破坏我的好情绪；现在我只想告诉你，我们从10月9日搬进41号来住。我曾同律师、住宅经纪人、包工等等打交道，费了许许多多周折，才住进了这所房子。昨天才把放在我书房地板上的最后一堆书放进书橱，以便分类整理。还没来得及完全安置妥当，路易莎在上星期二做了一个女孩的母亲（母女二人都很好）。此外，伦敦满都是俄国、意大利、阿尔明尼亚和其他国家的流亡者，他们时常光临我处；但同时我必须赶快把《资本论》最后五、六个印张印得很坏的校样（审阅和校对）送出去。以上种种不仅使我的书信往来，而且还有你在《新纪元》上发表的《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的法文译文，都被严重地忽略了。
虽然如此，今天早晨我在我的乱书堆里找出了这个杂志的9、10月两期，并同原文作了对照。我向你表示祝贺——这甚至比《费尔巴哈》译得还好！[178]这是原《宣言》的第一个法文译本，读这个译本时我是真正心满意足的。可惜我还没有收到载有结尾部分的11月那一期，因而不能审阅这一部分。下面列举的为数不多的意见完全不关重要。
你完全有理由说，搬家三次等于一场火灾——我不止一次想把我的全部书籍、房子和其他东西付之一炬，我对这一切厌烦了。但现在我认为，最可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还需征服的只有一件小小的祸害，就是满地窖的煤和酒窖里蒙上了水气的酒瓶！但这个敌人终究也会被战胜。
沙皇［注：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死了，沙皇万岁［注：尼古拉二世；套用一句法国话：《Leroiestmort，ViVeleroi！》（“国王死了，国王万岁！”）。——编者注］；这个穷光蛋无疑需要法国资产阶级及其报刊用叫嚣所能给予的一切援助。他差不多是个白痴，身心虚弱，看样子只能作为那些互相倾轧的人们手中玩具的人的王位将是不稳的。这对于最终消灭俄国的专制制度是很需要的。财政困难有助于此。克罗弗德老太婆前不久透露，在法国配销的俄国债券不少于八十亿，这就是最近一次俄国借债失败[15]的原因，而且——在法国——将来也完全不可能成功。而除了法国以外，尼古拉在任何地方也弄不到钱。六、七年以前曾经试图在柏林弄到钱，但当时银行家们一致回答说：有国民议会的保证，要多少都行，否则，分文不给！如果有机会，难道这个口号现在不会在《小共和国报》上提出来吗？难道不应该告诉法国的糊涂人：俄国将要立宪，因此，给走向灭亡的专制制度贷款是不慎重的，或者爱国主义使得这一举动过于危险。
多谢你提出要翻译我的《早期基督教》[262]；但你果真以为，这个神学题目——特别是第二和第三部分——是法国读者十分感兴趣的吗？我对这点很怀疑。第一部分用《凯撒帝国时代的国际会员》或类似的标题，可能更合适一些，但一切由你决定。
倍倍尔在今天的来信中证实说，福尔马尔在法兰克福[253]声称，似乎我公开赞成南特通过的新的土地纲领[252]；事实是，我就这个问题所写的唯一一点意见，就是我写给你的那个意见［注：见本卷第286页。——编者注］：我担心法国人因提出在目前条件下支持小私有者甚至支持剥削工人的农场主的号召而陷于孤立。所以说福尔马尔的断言是他自己的捏造。遗憾的是，这使我不得不公开发表意见[263]；为了避免新的误解，我将不得不就农民问题发表更全面的意见，那就不能不涉及南特的辩论。文章将寄给《新时代》[264]，也许它比论述基督教的那篇著作更使你感兴趣。
就是这样，人经常要受到干扰！这个纠缠不休的农民问题又得占去我一个星期的时间。而且我正为紧迫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为了完成这件工作，我把应做的工作——摩尔在国际的活动放在后边了。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柏林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报《社会党人报》曾从《新社会》上转载了巴枯宁的一封很长的信，他在信中对海牙发生的事情[8]提出自己的说法等等［注：米·巴枯宁《一封未发表的信》。——编者注］。在巴黎能否弄到这份杂志？或者它是在布鲁塞尔出版？我只有德文本的片断，可能是警察没收了。
保尔说他想把他的《财产的发展》[236]献给我。多谢他的好意。总的说来，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做，但我把决定权留给他。
梭伦说过，不要在任何人生前称赞他是幸运者。他大概是预见到我的名誉主席和雷尼亚尔的实际主席相并列这一情况！谁会想到这一点！在所有的人之中，正是他，雷尼亚尔！
永远是你的弗·恩·
9月号。
第4页第2段。《Verkehrsmittel》译成《moyensdecommunication》〔“交通工具”〕。我们在《宣言》中使用《Verkehr》一词通常是从《HandelsVerkehr》〔“贸易关系”〕意义上使用的；往下都译对了——译成《échange》。在这个地方最好用《échange》，虽然这无关重要。
第7页第1段。《Bourgeoisie》一词的字母e漏掉了。
第10页第2段。《derHausbesitzer》〔“房主”〕、《derKr?mer》〔“小店主”〕等词译成了《lepetitpropriétaire》〔“小私有者”〕；译成《lepropriétaire〔房主〕，leboutiquier〔小店主〕，leprêteursurgages〔高利贷者〕》是否更接近原文？
第12页第5行。印错了一个地方：不是《garantielocale》而是《légale》。
第15页第3行。应该是《Bourgeoisie》，但却印成《Courgeoisie》。
你看，为了找出错误，我就得钻到通常的排印差错中去！对10月那一期的译文我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注释：
[8]指1872年9月2—7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领导者巴枯宁等被开除出国际。——第9、300、427页。
[15]指1891年9月俄国在法国发行的一亿二千五百万金卢布（五亿法郎）的利率三厘的公债。起初公债很受欢迎，一亿二千五百万卢布的公债在认购时超额了六倍半。但是，由于1891年饥荒所造成的俄国经济情况的恶化，使得俄国有价证券在欧洲各交易所里急剧跌价，认购者开始拒绝接受债券。为了防止公债的彻底失败，俄国政府不得不收回一部分债券。结果大约只推销了九千六百万卢布的公债。——第14、299页。
[178]劳拉·拉法格曾把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译成法文；1894年，巴黎的杂志《新纪元》第4期和第5期登载了经恩格斯审阅过的译文。——第178、184、187、190、225、298页。
[236]保尔·拉法格要巴黎出版商德拉格拉夫出版他的《财产的起源与发展》（《Origineetévolutiondelapropriété》）一书，德拉格拉夫一开始就以不同意拉法格的政治观点而拒绝出版。在拉法格的坚持下，德拉格拉夫才同意出版，但是有一个条件：拉法格的著作必须和伊夫·居奥的反驳文章《财产。起源与发展。保尔·拉法格的共产主义提纲。伊夫·居奥的反驳》（《Lapropriété.Origineetévolution.ThèsecommunisteparPaulLafargue.RéfutationparYvesGuyot》）印在一起。拉法格的著作和伊夫·居奥的文章作为一本书于1895年在巴黎出版。——第268、300、432、434页。
[252]法国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1894年9月14—16日在南特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农民运动高涨、反动势力进攻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意见分歧尖锐化的情况下举行的。代表大会指出了法国劳动者反对旨在迫害社会主义者的1893—1894年的所谓“惩恶法”（见注234）的斗争正在加强，并同由于自己的恐怖行动而给这些法令的通过造成借口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限。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决定是通过了党的土地纲领的结论部分，并在其中列入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列入其中的论点有一些是同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立场相违背的。恩格斯对南特土地纲领的批判，见《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63—587页）。——第282、286、299、307、330、332页。
[253]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于1894年10月21—2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主要议程——土地问题——的补充报告人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领袖福尔马尔，他要求把不仅反映劳动农民的利益，而且也反映农村富裕阶层、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条目列入正在拟定的土地纲领中去。福尔马尔虽然也遭到许多代表的反对，但整个说来，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土地纲领草案，作为对党纲的补充。除土地问题外，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报告，研究了关于托拉斯和其他大资本主义联合公司的作用、关于庆祝1895年五一节等问题。
[262]恩格斯的著作《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曾由劳拉·拉法格译成法文，发表在1895年《社会发展》杂志第1期和第2期上，标题是：《Contributionàl’HistoireduChristianismeprimitif》。——第299、389、447页。
[263]恩格斯在《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61—562页）中驳斥了福尔马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第300、305页。
[264]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载于《新时代》杂志，是马克思主义在土地问题方面的最重要文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63—587页）。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批判了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批判了在马赛代表大会（1892年9月）上通过的并在南特代表大会（1894年9月）上作了补充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土地纲领中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方。——第300、305、306、308、325、33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65.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4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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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4年11月10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左尔格：
从上述地址你就会知道我已搬家。路易莎结婚以后我们的旧居就有点挤了，而结婚的后果很快就表现了出来，所以旧居对我们已不再适用。因而我们在这条街稍下一点，瑞琴特公园大门附近租了一所较宽敞的房子。经过同住宅经纪人、律师、包工、家具商人等打交道，费了许许多多周折以后，于一个月以前搬进来了，但是还没有安置妥当，我的书籍还很乱。楼下是我们共用的房间，二楼是我的书房和卧室，三楼住着路易莎和她的丈夫，还有本月6日星期二出世的小女孩和她的褓姆，四楼住着两个女佣人，还有储藏室和客房。我的书房有三个窗户朝着大街，房间很大，我可以把我的书差不多全部（八箱）都放进去；尽管面积很大，取暖设备却很好，很方便。总而言之，我们现在的安排好多了。路易莎和小家伙都感到比较好，一切都很顺利。
今天你就会收到两个很厚的邮包：三期《社会民主党人》（柏林的）、三期布达佩斯的《人民呼声报》、《前进报》上刊载的关于党代表大会[253]的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和一份载有我的一封信［注：弗·恩格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约《社会评论》杂志编辑的信）》。编者注］的《社会评论》。这一搬家稍稍妨碍了准时投邮。《工人时报》停刊了。非常遗憾，在这个报纸上唯有杜西的文章毫不隐讳毫不歪曲地向英国工人报道大陆运动的真实情况。
这里的运动至今仍然同美国的运动相似，其差别只是多少走在你们前面一点。群众本能地感到，工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来同两个官方的政党相对抗；这种本能日益增强，而且在11月1日的市政选举中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但是由于各种陈旧的传统观念以及缺乏能把这种本能变成全国性的自觉行动的人，运动长期停滞在思想不明确和各地分散行动的早期阶段上。盎格鲁撒克逊宗派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也很盛行。同你们那里的德国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219]完全一样，社会民主联盟[6]竟把我们的理论变成了正统教派的死板的教条；它处在闭塞的局限状态中，而且多亏海德门，它在国际政策中还固守着腐朽透顶的传统，这种传统固然有时可以动摇一下，但是还远远没有彻底打破。独立工党[5]的策略十分含糊，这个党的领袖凯尔·哈第是一个极其狡猾的苏格兰人，对他的蛊惑人心的诡计是丝毫不能相信的。他虽然是一个出身于苏格兰煤矿工人的贫民，却创办了一个大型周报《工人领袖》，要是没有一大笔钱这是办不到的，而他从托利党或自由党人合并派[88]即从反对格莱斯顿和地方自治[63]的人那里得到了这笔钱，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在伦敦文坛上众所周知的交往和一些直接资料以及他的政治路线都证实了这一点。因此，他会很容易由于爱尔兰选民和激进派选民不再投他的票而在1895年的普选中失去议会中的席位[205]，这是再好不过的，因为目前这个人是一个最大的障碍。他只是在有蛊惑人心的机会时才在议会中出现：说几句关于失业者的空话来抬高自己，却不去为他们争得任何东西，或者在某个王子［注：爱德华·阿伯特，约克亲王。——编者注］诞生的时候向女王［注：维多利亚。——编者注］说一些蠢话（这种做法在这里是极其陈腐和极不值钱的），等等。不过，无论是在社会民主联盟内，还是在独立工党内，特别是在地方上，都有一些很好的人，但是他们很分散，虽然他们至少也使得领袖们唆使这些组织互相倾轧的一切企图每次都遭到了失败。约翰·白恩士在政治上相当孤立，海德门和凯尔·哈第都对他进行猛烈攻击，而他表现出似乎对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感到失望，仅仅还信赖工联。的确，他同这两个人打交道是有惨痛的教训的，而且，如果机械工人联合会不支付给他议会津贴，他就会饿死。他的虚荣心很重，完全让自由派即激进党人“社会派”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他无疑过分重视了他所争得的许多个别的让步；但是，虽说如此，在整个运动中，即在领袖们中间，他是唯一的一个真正诚实的人，并且具有真正无产阶级的本能，我认为比起其他人的狡猾和自私打算来，这种本能在紧要关头是能够引导他走向比较正确的道路的。
在大陆上，随着运动的日益发展，渴望获得更大成就的心理也在加强，而名副其实的猎取农民的活动就风行起来了。起初，法国人通过拉法格在南特不仅声明说[260]：直接加速小农的破产，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这一点资本主义会替我们操心（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写信和他们谈过）［注：见本卷第282页。——编者注］；而且还说：必须直接保护小农，使他们不受国库、高利贷者和大地主剥削。但是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赞同的，因为第一，这是愚蠢的；第二，这也是不可能的。接着，福尔马尔又在法兰克福发表演说[261]，他打算收买全体农民，但是他在上巴伐利亚要收买的农民，不是莱茵河流域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小农，而是中农，甚至是剥削雇农和大批地买卖牲口和粮食的大农。除非我们放弃一切原则，否则是不能同意这一点的。我们要把阿尔卑斯的农民以及下萨克森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大农争取过来，只有把雇农和短工出卖给他们，而这样做，我们在政治上就会得不偿失。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在这一问题上没有采取明确的立场，不过这也好，因为这个问题现在正在深入研究。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对农民和各省的根本不同的土地关系很少了解，所以他们除了胡说一通以外，不能作出什么决议。不过，这个问题迟早总是要解决的。
临时想起一件事：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报》是存在还是已经停刊？这件事谁也不知道。杜西夏天在巴黎时，它还存在，但想拿到报纸的人必须到报社去取！！我从2月或3月起就已经一期也没看到了。德雷尔发疯了；他曾是那里的主管并且把事情弄得很糟，所以事情就拖下来了。纯粹是法国那一套。
比利时选举胜利[258]以后，比利时人和法国人打算通过定期召开代表会议安排好各国社会主义者议员间的正常联系。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结果，还是一个问题。现在，五十个法国国会议员［注：见本卷第182页。——编者注］（其中二十六人是改变了信仰的激进派，是靠不住的）就大吹大擂起来，但是有一个难题：在二十四个老社会主义者中间，马克思派为一方，布朗基派[62]和阿列曼派[61]（可能派）为另一方，悄悄地、不断地进行着争吵；会不会弄到公开决裂——不清楚。
除了其他一些社会主义报纸外，现在还给我寄罗马尼亚的（《劳动报》）和保加利亚的（原《工作者报》，现《社会主义者报》）社会主义报纸，我逐渐在掌握这些语言。罗马尼亚人要在布加勒斯特出版一个日报。［注：《新世界报》。——编者注］
至于其他世界大事——俄国沙皇之死大概要引起变动，或者由于国内的运动，或者由于财政困难和不能借到外债。我不能设想，现制度会持续到改换皇帝，由一个手淫弄得心身两亏的白痴执政！（这件丑事所有的医学院系都知道。德普特［注：现在称作：塔尔土。——编者注］的克劳泽教授按照沙皇亚历山大的旨意给尼古拉治疗，他说手淫是得病的直接原因，为此他挨了沙皇一记耳光；于是他提出辞呈，退还发给他的弗拉基米尔勋章，返回德国，在德国他把这件事传开了。）但如果俄国干起来了，年青的威廉就会看到某种新的东西。那时整个欧洲就会刮起自由主义之风，现在这对我们只会有好处。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注：即甲午战争。——译者注］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不得不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也将找到去欧洲的道路，大批地涌入欧洲。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成为群众性的，那末这种竞争无论在你们那里或在我们这里都会迅速地极端尖锐化，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就会对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起推动作用。
祝你和你的夫人的健康比你最近来信所说的更好。我的自我感觉尚好，但开始有点发觉七十三岁和三十七岁之间的巨大差别。
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5]独立工党是1893年1月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7、12、30、42、54、57、73、207、224、272、274、277、280、294、318、343、363、429、476页。
[6]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29），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见注5）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7、54、57、72、211、224、229、236、266、272、274、277、280、293、317、343、429、444、476页。
[61]阿列曼派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由于可能派（见注46）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42、73、113、130、143、182、245、260、296、337、392页。
[62]布朗基派是奥·布朗基的追随者的组织，1881年7月由爱德华·瓦扬建立，取名“中央革命委员会”。——第42、73、86、91、113、116、130、142、182、245、260、296页。
[63]地方自治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爱尔兰自由资产阶级提出的要求，即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容许爱尔兰实行自治。实施地方自治的前提是，在主要阵地控制在英国统治集团手里的情况下建立独立的爱尔兰议会。——第43、213、217、294、377页。
[88]自由党人合并派是主张保持同爱尔兰合并的一派，是以约·张伯伦为首的一批人，这批人是于1886年因在爱尔兰问题上意见分歧而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自由党人合并派实际上依附保守党，而几年后连形式上也依附了它。——第72、213、294、364页。
[205]1895年7月12—29日英国举行了议会普选。选举结果，保守党人在下院获得了一百五十多席位，超过半数。独立工党的许多候选人，包括詹·凯尔·哈第在内，都落选了。——第227、216、294、476页。
[219]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于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而在1876年费拉得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基本工人联系很差。党内在主要由拉萨尔派构成的改良主义领导和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弗·阿·左尔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进行斗争。该党曾宣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自己的纲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采取宗派主义政策，轻视在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的工作，因而未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第236、293页。
[253]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于1894年10月21—2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主要议程——土地问题——的补充报告人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领袖福尔马尔，他要求把不仅反映劳动农民的利益，而且也反映农村富裕阶层、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条目列入正在拟定的土地纲领中去。福尔马尔虽然也遭到许多代表的反对，但整个说来，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土地纲领草案，作为对党纲的补充。除土地问题外，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报告，研究了关于托拉斯和其他大资本主义联合公司的作用、关于庆祝1895年五一节等问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结尾部分载于1894年10月31日《前进报》第254号。——第282、293、299、309、313、318、347页。
[258]1894年10月14日和21日，比利时根据1893年4月18日通过的新的选举法（见注142）进行了选举。选举结果，比利时工人党在众议院中的席位第一次占了三十个左右。
恩格斯把比利时这次选举的结果称作第二次胜利，认为第一次胜利是1893年4月争取普选权的斗争。——第289、296、309页。
[260]指保尔·拉法格的报告《农民的财产和经济的发展》（《Lapropriétépaysanneetl’évolutionéconomique》）；报告是以法国工人党全国理事会的名义向南特代表大会（见注252）提出的。拉法格的报告还发表在1894年10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第38号附刊上。——第295、306、307页。
[261]指福尔马尔1894年10月25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关于这篇发言的报道，发表在1894年10月26日《前进报》第250号附刊（1）上。——第295、30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64.致卡尔·希尔施1894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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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致卡尔·希尔施
科伦
1894年11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希尔施：
谢谢你按期寄来《莱茵报》，请你把地址改一下，不是122号，而是
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这座房子在马路的对面，就在樱草丘的下面，靠近公园的入口。此外一切都好！
你的弗·恩·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63.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94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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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伦敦
1894年11月1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普列汉诺夫：
不用说，我将尽一切可能为您阅读《新莱茵报》等提供方便[259]，但我不完全理解，为什么您不好意思把这件事直接告诉我。目前我的书还没有整理就绪；这件工作所以没有做完，是由于许多其他的事情需要处理。要在城里跑跑，向律师谘询，以及处理因法律手续和物质困难引起的其他麻烦事，否则，在英国，特别是在伦敦，就不可能租到房子。这些事情还没有办完。
目前我还没有整理自己的书籍，也未必能着手去做，因此请您再忍耐一时。但是您可以放心，凡是我能找到的您感兴趣的专门著作——书籍、报刊等，将统统提供给您。我们见面时就可以谈谈此事。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刚刚知道，我们的厨房要换炉灶，在下周以前不能做饭。因为没有东西款待您，所以星期日晚上我们不能请您前来。不过，如果您任何一天晚上八点以后到我这儿来，我们可以扯一扯这些书的事情。
注释：
[259]普列汉诺夫在1894年10月30日的信中请恩格斯允许他临时借用全套《新莱茵报》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89、296、30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62.致玛丽亚·门德尔森1894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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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致玛丽亚·门德尔森
伦敦
1894年10月26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门德尔森夫人：
我们终于可以接待我们的朋友了，虽然这所房子的样子仍然象遭受过围攻和炮轰一样。我们欢迎你们夫妇星期日晚上来。
路易莎和大夫［注：弗赖贝格尔。——编者注］问好。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61.致艾米尔·王德威尔得1894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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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致艾米尔·王德威尔得
布鲁塞尔
［草稿］
［1894年10月21日以后于伦敦］
亲爱的王德威尔得公民：
请让我祝贺您本人当选，并祝贺全体比利时同志上两个星期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258]比利时无产阶级的这个第二次胜利，对我们大家都有巨大的意义。［注：接着恩格斯删去了：“如果你们这样的小国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我们时代的巨大历史问题……”。——编者注］比利时和瑞士这样的小国，是当代的政治实验室，是各大国要进行的实验先在这里加以试验的场所。往往是这些小国首先给震撼整个欧洲的运动以推动。例如，二月革命前夕瑞士的宗得崩德战争。[140]
我认为，当前我们正处在高潮时期，这个时期是从比利时工人取得选举权[142]开始的。在比利时以后，奥地利发起了争取选举改革的运动；随后，德国无产阶级不久前提出把普选权从帝国国会扩展到德意志各邦议会的要求。法国[234]和意大利[248]为对付工人政党而颁布的镇压法令，以及正在德国制定的类似法令，并不会比奥地利政府的强制手段更有效果。现在社会主义运动到处都比所谓公共权力更强大。
至于比利时工人，10月14日他们就有了更加牢固得多的阵地。他们第一次认识了敌我力量；今后他们就能够很熟练地确定自己的策略。你们是三十五万比利时公民的喉舌这个事实得到正式承认以后，您和其他社会主义者议员就会具有更大的份量，对你们的声音就会更加注意倾听。随同你们一起“庄严进入”议会的是整个比利时无产阶级，这种进入不但对你们大家而且对整个欧洲的无产者都是件喜事！
注释：
[140]宗得崩德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在1843年缔结的单独联盟，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宗得崩德的反动企图遭到了四十年代中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代表会议里取得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1847年7月，瑞士代表会议关于解散宗得崩德的决议成了宗得崩德11月初向其他的州采取军事行动的导火线。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第134、140、289页。
[142]1890—1893年在比利时开展了争取实施普选权的斗争。1893年4月，比利时工人党（见注107）总委员会宣布政治总罢工，要求重新审查当时的选举法。由于群众性的发动和罢工，众议院于1893年4月18日通过了在比利时实行普选权的法律（4月29日由参议院批准），但是作了一些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限制。按照这一法律，在比利时实施了以年满二十五岁，居住期限满一年作为限制条件的男子普选权。此外，该法律还规定了多次投票制——对某几类的选民，可以根据他们的财产状况、教育程度和在国家机关供职情况，多给一两张选票。——第134、139、153、160、289页。
[234]1893—1894年，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制造了许多爆炸事件，法国政府以此作为借口，颁布了所谓的“惩恶法”。第一个法令在奥·瓦扬投掷炸弹（见注177）后于1893年12月实施；第二个法令（尽管社会主义者和部分激进派坚决反对）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卡泽里奥杀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卡诺（1894年6月）之后，于1894年7月底实施。这些法令限制了出版自由，同时设立了专门法庭来审查破坏出版法的案件。由于法令条文模糊，不但可以用来对付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也可以用来对付社会主义者。——第263、268、276、279、289页。
[248]指1894年7月14日意大利议会通过的关于维护社会治安的非常措施的法令。这个法令是作为似乎只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措施而颁布的，但反动的克里斯比政府利用它来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党人日益增长的影响。根据这一法令，意大利劳动社会党被禁止活动，工人组织被解散，工人报纸和杂志禁止出版；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搜查和审讯。但是，意大利社会党人不顾残酷的镇压，仍然没有停止自己的斗争，他们于1895年1月在帕尔马秘密举行了意大利劳动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第276、289、309页。
[258]1894年10月14日和21日，比利时根据1893年4月18日通过的新的选举法（见注142）进行了选举。选举结果，比利时工人党在众议院中的席位第一次占了三十个左右。
恩格斯把比利时这次选举的结果称作第二次胜利，认为第一次胜利是1893年4月争取普选权的斗争。——第289、296、30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60.致卡尔·考茨基1894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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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4年9月23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男爵：
你索要国际的文件［注：见本卷第284页。——编者注］的信，我还是在伊斯特勃恩收到的。很遗憾，我不能托爱德给你找什么东西，因为柜子的钥匙我带在身边，而且要翻好几个柜子；就连我自己也很难在这堆乱七八糟的旧文件里挑选出来，况且第二天（星期二）我们就回来了。我给爱德找了一些东西，并请他晚上来一趟，但他要为《新时代》写篇文章[256]。星期三早晨恩斯特［注：伯恩施坦的养子。——编者注］来取文件，但晚上爱德又把文件拿了回来，说已经晚了，还说你们已找到一些东西。其实我找到的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要找到现在还能给人深刻印象的无人知道的国际的文件，是困难的。
非常感谢《发展》［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的阿尔明尼亚文译本。幸而我还不能阅读。
马克思《资本论》中几章的稿费，我请求从我的文章的稿费中扣除并寄来以便转给继承人。如果我的稿费不够，请用我将来的著作来弥补这个差额。[257]
不用说，整个一期的杂志和文章的单篇试印校样都对我有用。我需要它们仅仅是为了一些完全固定的次要目的。
关于把稿费付给奥地利人的嘱托，在没有进一步的通知以前仍然有效。[152]
意大利人开始让我很生气。恩利科·费里这个空谈家昨天寄来他最近的全部著作和一封措辞毫无节制的信，这使我对他的感情更加节制。尽管如此，给他回信时还得很客气！他关于达尔文、斯宾塞和马克思的书［注：恩·费里《社会主义和实证科学（达尔文—斯宾塞—马克思）》。——编者注］，是一派非常杂乱的、毫无意义的胡诌。意大利人还得长期容忍他们这位“有教养的”资产阶级青年。看来，我还得采取某种措施来防止我的名声的危险的增长（这些人吹嘘我并不是没有一定打算的）。我就要在第三卷［注：指《资本论》。——编者注］序言中给阿基尔·洛里亚一个小小的实际教训。
中日战争［注：即甲午战争。——译者注］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因而中国苦力大批流入欧洲。对我们来说，这是加速崩溃并使冲突加剧到危机的地步。这又是历史的一个奇妙的讽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征服了，最后它征服了中国，但它本身在自己祖国的存在却成为不可能了。
我们大家向你们大家多多问好。
你的弗·恩·
我们很快要搬到瑞琴特公园路41号，在圣马可教堂附近；详细情况下次再告。
注释：
[152]按照恩格斯的吩咐，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的他的著作的稿费寄给维·阿德勒，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使用。——第151、288页。
[256]爱·伯恩施坦《〈资本论〉第三卷》，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3年卷第1卷第11—14、16、17、20期。——第287、343、413页。
[257]《新时代》刊载恩格斯文章的稿费，按照恩格斯的吩咐，要寄给维·阿德勒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使用（见注152）；但是该杂志把刊载马克思《资本论》篇章（见本卷第248页）的稿费也错寄到那里，恩格斯请求用他《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的稿费来把这笔钱归还给马克思的继承人。——第28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59.致劳拉·拉法格1894年9月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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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片断］
［1894年9月下半月于伦敦］
现在谈别的事情。工联今年的代表大会[245]比去年的[249]有显著的进步。把莱斯特的选举和其他迹象联系起来看，这表明英国的事情正在进展。当然，在这里，没有同时的倒退就不会有前进：譬如，在诺里奇就通过了一项反对外国工人入境的决议；但是“在这个自由国家里”还不得不暂时容忍这类矛盾和不合情理的事情。总有一天群众达到了高度的觉悟，他们将冲破“领袖们”之间互相倾轧和宗派纠纷的罗网。
我认为，中日战争［注：即甲午战争。——译者注］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拨起来的。但是，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在那里，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这种状况将由目前这场同亚洲人、即中国人最邻近的敌手的战争来结束。
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这亿万人口的旧体系完全摧毁。过剩人口将迅速、不断地增长——从土地上被赶走的农民奔向沿海到别的国家谋生。现在是成千成千地外流，到那时就会成百万地出走。那时，中国苦力将比比皆是——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都有。他们将试图把我们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降到中国的水平。那时我们欧洲工人的时刻也就会到来。英国人将首先起来；他们身受这种渗入之害，就会起来斗争。我很希望这次中日战争能使我们在欧洲的胜利至少加速五年并使它空前顺利，因为这次战争将把一切非资本主义阶级都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对中国人感兴趣的只有大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
保尔登在《新时代》上的文章［注：保·拉法格《法兰西阶级斗争》。——编者注］整个说来很好。其中对历史事件的某些评价是值得赞扬的。对法国1871年以后的历史的因果联系的揭示和对这段历史进程的阐述，是我读过的东西中写得最好的；我从中吸取了很多东西。
但是南特土地纲领的绪论部分[252]宣称，社会主义者应该支持和保护农民的以至使用雇佣劳动的农场主和佃农的所有制，——这一点超出了法国以外的人们所能容忍的极限。
弗赖贝格尔夫妇衷心问好。
永远是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245]英国工联第二十七届年度代表大会于1894年9月3—8日在诺里奇举行。代表大会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主张一切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都由国家掌握。——第274、278、281、282、285、372页。
[249]英国工联第二十六届年度代表大会于1893年9月4—9日在拜尔法斯特举行。代表大会的最重要决议，就是承认（在工联普通会员中革命情绪增长的影响下）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的集体所有制原则，和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第278、281、285页。
[252]法国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1894年9月14—16日在南特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农民运动高涨、反动势力进攻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意见分歧尖锐化的情况下举行的。代表大会指出了法国劳动者反对旨在迫害社会主义者的1893—1894年的所谓“惩恶法”（见注234）的斗争正在加强，并同由于自己的恐怖行动而给这些法令的通过造成借口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限。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决定是通过了党的土地纲领的结论部分，并在其中列入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列入其中的论点有一些是同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立场相违背的。恩格斯对南特土地纲领的批判，见《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63—587页）。——第282、286、299、307、330、33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58.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94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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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伦敦
1894年9月18日星期二［于伦敦］
我们今天晚上回到这里。[243]男爵要求给他一些关于国际的“未发表的东西”。我刚刚翻遍了旧文件，找到一些多多少少合适的东西；你能否来取一趟转给他？从男爵的来信看，时间很紧迫。明天从十点大概到一点我在城里，然后又在家里，但路易莎知道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我们大家向吉娜和孩子们［注：伯恩施坦的妻子和养子养女。——编者注］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243]恩格斯从1894年8月14日至9月18日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273、279、283、284、36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57.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94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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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94年9月6日
伦敦
1894年9月6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皇家大校场4号
亲爱的爱德：
我要给施留特尔写信并告诉他，你很忙，他可以从《新时代》上转载。
错字问题，可以等我9月18日回去以后[243]再说。序言要晚些日子才能弄好，但你可以在我把它送出去以前到我这里来看。利润率问题，你可以在书中找到，关于这点，序言里不会谈什么新的东西，它只是对企图用其他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作法进行批判。[254]
至于爱德华兹，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首先就要问一问艾威林夫妇，为什么他们要拒绝，他们对这个人有些什么了解！“我不知道他”这句英国话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果你肯牺牲时间，设法阻止阿伦特或海德门写文章，那当然很好。另一方面，给这样一些由不相识的人不知道为什么目的创办的刊物撰稿，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后果。如果你问这个人还找到哪些撰稿人，他不会见怪的；这样你可以拿出更明确的主张。[255]
等我再有相片的时候，我乐意送给平考；你知道，英卡的尝试没有成功，从那时起我就再没有照过相。
路易莎和我向吉娜和孩子们［注：伯恩施坦的妻子和养子养女。——编者注］多多问好。
你的弗·恩格斯
弗赖贝格尔今天在伦敦的医院里值班。
注释：
[243]恩格斯从1894年8月14日至9月18日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273、279、283、284、360页。
[254]爱·伯恩施坦打算为《新时代》写一篇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文章（见注256）；因此他阅读了第三卷校样，并把他发现的错字告诉恩格斯。与此同时，海·施留特尔也请伯恩施坦为《纽约人民报》写一篇关于第三卷的文章，伯恩施坦拒绝了这个要求。——第283、302页。
[255]约·爱德华兹请求爱·伯恩施坦为他所出版的《劳工年鉴》（《TheLabourAnnual》）写一篇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及其将来计划的文章。——第28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56.致保尔·拉法格1894年8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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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片断］
［1894年8月底于伊斯特勃恩］
不管怎么样，9、10两个月是很重要的。5日左右工联要在诺里奇开代表大会[245]（在西班牙代表大会[239]之后第一个星期日），然后是你们的南特代表大会[252]，再后是德国人10月21日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253]。后两个代表大会都要探讨农民和农业工人问题。总的说来两个国家的组织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有你们这些昔日的不妥协的革命者，现在却有点比德国人更倾向于机会主义；德国人大概不会赞成任何一种有助于保存或保护小私有制抵制资本主义瓦解作用的措施。但在以下的问题上他们将和你们的看法一致：加速或强化这种瓦解作用不是我们的事情，最重要的任务是把小私有者联合成农业协作社，共同耕种大片土地。很想知道，这两个代表大会究竟哪一个在经济理论问题上较先进并能提出较有效的实际办法。
请代我吻劳拉并请提醒她，她应该给我写信了。弗赖贝格尔夫妇问好。
忠实于您的弗·恩·
过几个星期《新时代》就会收到我关于基督教产生的文章。［注：弗·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编者注］第三卷［注：指《资本论》。——编者注］正在进行，四十三个印张已经完成，我正在写序言。
注释：
[239]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于1894年8月29日至9月1日在马德里举行。这次大会是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巩固党的一个重要阶段。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全国委员会的报告和出席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1893年）的代表的报告，讨论了关于党的报刊问题的批准了新党章。代表大会收到了英国、奥地利、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许多贺信，这是党的国际联系增长的标志。——第271、272、282页。
[245]英国工联第二十七届年度代表大会于1894年9月3—8日在诺里奇举行。代表大会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主张一切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都由国家掌握。——第274、278、281、282、285、372页。
[252]法国工人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1894年9月14—16日在南特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农民运动高涨、反动势力进攻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意见分歧尖锐化的情况下举行的。代表大会指出了法国劳动者反对旨在迫害社会主义者的1893—1894年的所谓“惩恶法”（见注234）的斗争正在加强，并同由于自己的恐怖行动而给这些法令的通过造成借口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限。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决定是通过了党的土地纲领的结论部分，并在其中列入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列入其中的论点有一些是同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立场相违背的。恩格斯对南特土地纲领的批判，见《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63—587页）。——第282、286、299、307、330、332页。
[253]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于1894年10月21—2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主要议程——土地问题——的补充报告人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领袖福尔马尔，他要求把不仅反映劳动农民的利益，而且也反映农村富裕阶层、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条目列入正在拟定的土地纲领中去。福尔马尔虽然也遭到许多代表的反对，但整个说来，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土地纲领草案，作为对党纲的补充。除土地问题外，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报告，研究了关于托拉斯和其他大资本主义联合公司的作用、关于庆祝1895年五一节等问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报告的结尾部分载于1894年10月31日《前进报》第254号。——第282、293、299、309、313、318、34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55.致保尔·拉法格1894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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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4年8月22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皇家大校场4号
亲爱的拉法格：
路易莎、她的丈夫和我到伊斯特勃恩这里已经一星期了。[243]我很需要这样的环境，有臭氧气味的海洋空气很有效。可惜从昨天起，雨下得太多了，超过了我们的需要。
下月初我一拿到钱就把您的支票给您寄去。
我很想知道他们是怎样利用新的嫌疑犯处治法[234]的。我不敢说他们不会在一定时机象对付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用它来对付社会主义者。虽然会有几个人遭到它的迫害，但是这个法律无疑将对你们产生1878年的法律[113]对德国人产生的那种效果：你们将战胜它，通过斗争你们将变得比斗争开始时强大得多。
在这里，曾经一度象是要采取一种合理可行的行动准则的社会民主联盟[6]，突然又回到海德门主义的老路上去了。两三个星期以前，在他们在伦敦举行的代表会议上，利物浦的一个代表提议：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如果独立工党[5]的候选人公开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就应该支持他们。不顾英国一切现存的辩论规则，这个提案被否决了，并以四十二票对十二票通过了一个决议：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必须加入一个公开革命的社会主义组织，如社会民主联盟（因为社会民主联盟断言，除了它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这种组织，这就是说，必须加入社会民主联盟）。至于选举的策略，已经委托一个委员会去制定，它将向执行委员会报告结果。您知道，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是独立工党纲领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两个集团在北方（尤其在郎卡郡和约克郡）一向存在的互相支持，实际上被社会民主联盟否定了，因为它宣布的是一种哈利发欧麦尔焚烧亚历山大里亚藏书的政策：或者这些书违反可兰经，因而是邪说；或者这些书说的与可兰经一样，因而是多余的——应该烧掉！就是这些人妄想得到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
但是，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海德门声言，现在是社会主义公开与工联主义划清界限的时候了，不应该举行既有社会主义者参加又有工联主义者参加的代表大会，而应该举行一个纯社会主义的代表大会。但同时这些人也明白，要想给1896年的代表大会[242]以直接打击还为时太早，所以决定：社会民主联盟应在1898年总代表大会开会前三天在伦敦召开清一色社会主义的代表大会。
对此，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者会说些什么呢？他们会不会去参加这样的代表大会，被那些两三天前在狭小范围内通过的决议束缚住手脚，然后再来参加大的、我们的代表大会呢？他们是否愿意在公开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和那些现在还不是、但正向这方面转变的代表之间造成分裂呢？他们是否想给英国工联主义者一记耳光呢？后者自从被新工联主义[251]推上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后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1893年在拜尔法斯特[249]投票赞成生产资料国有化（就连固执的工联伦敦理事会[80]也在几个星期以前把这一点收进他们的政治纲领了），过两个星期他们还将在诺里奇再次就他们对我们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立场。[245]
但是，你们知道社会民主联盟这个妄想得到苏黎世决议[95]修改权（因为这是一种曲解苏黎世决议的露骨的修正）的组织在它向代表会议所作的年度报告和发言中是怎样描述它的力量的吗？它现在有四千五百名盟员。去年他们的盟员名册上是七千人，因此他们已失去了二千五百名盟员！海德门说：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在社会民主联盟成立以来的十四年中，有一百万人加入过它的队伍！！好一个组织！一百万人中失掉了九十九万五千五百人，留下来的只有四千五百人！
这是理解所有这些愚蠢行为的关键，否则就无法理解。1896年的代表大会使组成这里被称为有组织的工人的那些派系、派别、集团等等再不能平静了。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241]很想操纵这个代表大会。已经有人动议把如下的问题列入工联诺里奇代表大会（9月）的议事日程：只有那些参加工联代表大会的英国代表，即在他们所代表的行业里工作着或工作过的真正的工人，才能出席1896年的代表大会。而且据说，他们丝毫无意把这套办法也推行到大陆的代表身上，——因为这会引起震撼伦敦全城的大笑。至于社会民主联盟，它认为，由它控制代表大会、并借助代表大会控制英国运动的时机已经到来，看来它要以这些谣传为借口采取它自己的小小的对策。
直到目前这仅仅是一种试探手段。但是只要社会民主联盟发出邀请通知之类的东西，事情就明朗化，大陆上的党就必须表态。
还有一个问题。《社会主义者报》是活着还是死了？4月份以来我们根本没有见到它。如果你们把它杀死了，那您是否认为这是法国党的一个胜利？
注释：
[5]独立工党是1893年1月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7、12、30、42、54、57、73、207、224、272、274、277、280、294、318、343、363、429、476页。
[6]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29），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见注5）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7、54、57、72、211、224、229、236、266、272、274、277、280、293、317、343、429、444、476页。
[80]工联伦敦理事会是于1860年5月在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它的成员是代表工人贵族的最大的工联的领袖们。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九十年代初期，伦敦理事会主要是把旧工联联合起来；它对已开展起来的、建立新工联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持反对态度。但是，在群众的压力下，该理事会被迫参加了九十年代的历次五一节示威游行。后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该理事会成了自由工联主义的堡垒，并抵制社会主义思想进入英国工人运动。——第66、72、278、281页。
[95]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3年8月6—12日在苏黎世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十八个国家的四百一十一名代表，英国代表团的人数比过去两次代表大会都要多得多，这证明旧工联领导人阻挠英国工人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企图遭到了惨败。在代表大会筹备期间以及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都得同无政府主义者作激烈的斗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人数很多，他们不顾早先通过的关于只允许承认政治斗争必要性的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决议，强迫代表大会一开始就辩论怎样理解“政治活动”的问题；他们企图迫使代表大会接受他们把政治活动看做恐怖行动的理解。根据倍倍尔的建议，代表大会对早先已经通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作了专门的补充，根据这一补充，所谓政治活动，就是工人政党利用政治权利和立法机关来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来夺取政权。这个补充通过后，无政府主义者不得不退出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同工人运动的策略有关的问题：关于庆祝五一节，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策略，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爆发战争时的立场。
在讨论关于庆祝五一节的问题时，代表们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坚持要把庆祝活动改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的立场。代表大会认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关于第二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议会斗争形式和非议会斗争形式必须结合起来。但是，过分地强调争取改良的重要性这一点证明了：对议会活动的作用的估计是过高了，改良主义情绪在第二国际的各个党内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关于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在代表大会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代表大会否决了纽文胡斯关于在战争爆发时举行总罢工的无政府主义提案，并且确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见注106）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的基本原则，但做了一点补充：号召工人为争取裁军而进行斗争，责成社会主义者议员在议会中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第78、87、110、111、194、277、281、382页。
[113]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然而在这以后，在九十年代的前半期，反动集团继续策划实行类似的新法令。——第98、129、209、269、276、279、350、391、403页。
[234]1893—1894年，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制造了许多爆炸事件，法国政府以此作为借口，颁布了所谓的“惩恶法”。第一个法令在奥·瓦扬投掷炸弹（见注177）后于1893年12月实施；第二个法令（尽管社会主义者和部分激进派坚决反对）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卡泽里奥杀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卡诺（1894年6月）之后，于1894年7月底实施。这些法令限制了出版自由，同时设立了专门法庭来审查破坏出版法的案件。由于法令条文模糊，不但可以用来对付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也可以用来对付社会主义者。——第263、268、276、279、289页。
[241]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是六十年代末英国各工会在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的名称下联合起来后的执行机关；从1871年起，它每年在工联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工联的领导中心。它的职权包括提出工联的议员候选人，支持对工联有利的法案，筹备应届代表大会。奉行旧的、保守的工联主义的政策并依靠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分子在委员会中占有多数。1921年，议会委员会被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所代替。——第272、274、278、281、351页。
[242]指第四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于1896年7月27日至8月1日在伦敦召开。——第272、274、277、280页。
[243]恩格斯从1894年8月14日至9月18日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273、279、283、284、360页。
[245]英国工联第二十七届年度代表大会于1894年9月3—8日在诺里奇举行。代表大会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主张一切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都由国家掌握。——第274、278、281、282、285、372页。
[249]英国工联第二十六届年度代表大会于1893年9月4—9日在拜尔法斯特举行。代表大会的最重要决议，就是承认（在工联普通会员中革命情绪增长的影响下）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的集体所有制原则，和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第278、281、285页。
[251]新工联主义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兴起的英国工人运动的新派别。这个派别产生的原因在于：英国工业垄断企业的亏损造成了工人生活日益恶化。新工联与旧工联相比，有本质的区别。它拥有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其中有当时仍在工人运动之外的许多没有技术的工人。英国社会主义者，特别是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汤·曼，对于受到恩格斯热情祝贺和支持的新工联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恩格斯在《伦敦的5月4日》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中，对新工联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69—76、331—325页）。——第28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54.致菲力浦·屠拉梯1894年8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
154.
致菲力浦·屠拉梯
米兰
1894年8月16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皇家大校场4号
亲爱的屠拉梯公民：
无限感谢您为帕斯库亚利甘愿付出的劳动。［注：见本卷第270页。——编者注］好在“最讨厌的人”不再打扰我们了。我在米兰的时候[246]，人们谈到那些由于钱花光了而跑到瑞士去的人时说：他到瓦雷兹去了；帕斯库亚利到爱丁堡去了，他在那里大概是要碰碰运气。他曾通知我说，要“带着我的妻子和我的小家伙马克思·古列尔莫”来拜访；但是一直未来，当我们的一位朋友顺便到他的寓所去找他时，人们告诉他说，帕斯库亚利先生带着他的全家到爱丁堡去了。某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这里为数相当多）而且又是一个教派的成员大概对这种人物发生兴趣。祝他一路平安！
这里对您的马克思半身像不很中意。[247]头部不象马克思，倒很象加里波第。另外，即使半身像很逼真，在意大利境外也很难找到买主。巴黎前不久制成的大浮雕像，正在大力推销，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马克思的石膏像多得卖不出去。
你们的嫌疑犯处治法[248]的确超过了我们1878年的法律[113]和法国1894年的法律[234]。这是一种依据行政当局命令的流放，象俄国那样。但愿下边这句德国谚语这次也得到验证：鬼并不象人们描绘得那样可怕。无疑地，在欧洲所有的国家中，意大利是一个政治病流行得最厉害的国家：一方面是公开暴动，另一方面是肆无忌惮的残暴的反动。但是，在俾斯麦遭到失败的地方，克里斯比大概也不会得到什么；最终，迫害的结果将使社会主义在意大利巩固下来，我只希望这次风暴不要把你们暂时赶到厄立特里亚地狱或伦敦涤罪所。
谈谈伦敦的情况。社会民主联盟是本地的五、六个社会主义派别组织之一（其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但策略却纯粹是宗派主义的），刚刚举行了自己的代表会议，要通过两项很重要的决议。第一项决议很能说明这个联盟的特点：一项提案说，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如果独立工党[5]的候选人公开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联盟就支持他们。这个议案被大多数票否决。独立工党是一个竞争集团，它也把“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列入自己的纲领，因而就成了社会主义政党了，虽然它并没有以这一名称显示自己；它的目的是选举那些能够不依赖保守党和自由党这两个党的工人候选人。大家都希望在选举中这两个集团能够携起手来。但是联盟说——不：你们若是社会主义者，那你们就应加入我们的行列；你们若是拒绝加入我们的行列而另行组成集团，那你们就不是社会主义者。同这些分子还怎么共事！
但是与我们更有关的是：联盟在讨论过程中强调巴黎的[105]、布鲁塞尔的[106]和苏黎世的[95]代表大会都不是纯社会主义的，对于社会主义者说来，摆脱非社会主义的工联成分（行会成分）的时刻已经到来；经过讨论，联盟作出正式决定：1896年在伦敦召开清一色社会主义的代表大会并在伦敦总代表大会[242]前三天开幕。
请看，那个没有得到任何委托即召集所有社会主义者开自己的代表大会的集团，在上述的代表会议上宣布说，该集团有成员四千五百名；但是，据书记说，去年按盟员名册统计有七千人，这就是说，失掉的和剩下的差不多相等；而另一个盟员则吹嘘说，在这个组织存在的十四年期间，先参加而后脱离它的行列的不下一百万人（不包括上面提到的四千五百人）！
这个具有这样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的组织，反对不是它提名的所有社会主义候选人（请注意，在外省，独立工党同社会民主联盟完全一致！），并想当工联（我们进行宣传活动最广阔和最良好的场所）在诺里奇[245]大概要再次表示赞成生产资料公有化（1893年在拜尔法斯特通过[249]，1894年工联伦敦理事会[80]再度通过）的时刻照样把它们推开，——这样的组织的确适于在这样的问题上充当首倡者！
大陆各国已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者要自己决定，他们是否同意应邀参加代表大会，并在会上通过那些预先规定他们在总代表大会上的行动准则的决议。这只能引起参加大代表大会的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组织的代表们的愤慨，而且是正当的愤慨。经验告诉我们，这些组织仅仅由于参加我们的代表大会这一件事实，已被吸引到（它们是不自觉地）社会主义怀抱里——英国工联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难道我们竟愚蠢到自己去堵塞这条道路吗？
您可能想象不到，由于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在这里搞了些什么阴谋。传说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241]想左右我们的代表大会，并把它变成象这里1888年的代表大会[250]那样一个纯工联的代表大会，康·拉查理可以给你们讲讲这方面的情况。无疑地，大陆上对这种企图会报以大笑的。但是，社会民主联盟看来是把所有这些谣传当真，并想借此左右代表大会，使它成为独特的。鉴于联盟的决议是正式的并已公布，可以在报刊上谈论，但不宜过分重视。它显然是一种试探手段，只有在开始付诸实现，分送邀请通知等等的时候才有意义。
弗赖贝格尔夫人和我向您和安娜女士问好。
忠实于您的弗·恩·
请您把这封信看作是私人之间的密函。
注释：
[5]独立工党是1893年1月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7、12、30、42、54、57、73、207、224、272、274、277、280、294、318、343、363、429、476页。
[80]工联伦敦理事会是于1860年5月在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它的成员是代表工人贵族的最大的工联的领袖们。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九十年代初期，伦敦理事会主要是把旧工联联合起来；它对已开展起来的、建立新工联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持反对态度。但是，在群众的压力下，该理事会被迫参加了九十年代的历次五一节示威游行。后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该理事会成了自由工联主义的堡垒，并抵制社会主义思想进入英国工人运动。——第66、72、278、281页。
[95]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3年8月6—12日在苏黎世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十八个国家的四百一十一名代表，英国代表团的人数比过去两次代表大会都要多得多，这证明旧工联领导人阻挠英国工人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企图遭到了惨败。在代表大会筹备期间以及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都得同无政府主义者作激烈的斗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人数很多，他们不顾早先通过的关于只允许承认政治斗争必要性的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决议，强迫代表大会一开始就辩论怎样理解“政治活动”的问题；他们企图迫使代表大会接受他们把政治活动看做恐怖行动的理解。根据倍倍尔的建议，代表大会对早先已经通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作了专门的补充，根据这一补充，所谓政治活动，就是工人政党利用政治权利和立法机关来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来夺取政权。这个补充通过后，无政府主义者不得不退出代表大会。
[105]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89年7月14—20日在巴黎举行，这次大会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在大会举行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同法国的机会主义者（可能派，见注46）以及他们在英国社会民主联盟（见注6）中的追随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机会主义者企图把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抓在自己手里，其目的是夺取代表大会的领导地位，从而阻止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各个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的新的国际联合。但是，代表大会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占优势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在1889年7月14日，即攻克巴士底狱一百周年那天开幕了。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欧洲和美洲二十个国家的三百九十三名代表。可能派的企图遭到了失败，为了同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大会相对抗，他们也在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举行了一个代表大会。只有少数外国代表出席了可能派的代表大会，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的代表资格都是假造的。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听取了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关于他们本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制定了国际劳工保护法的原则，接受了通过立法手续制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指出了实现工人的各项要求的途径。代表大会强调指出，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必须为实现工人的政治要求而斗争；主张废除常备军并代之以人民的普遍武装。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决议是规定5月1日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节日。代表大会对所讨论的一切问题，都通过了基本上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决议，打击了试图把自己观点强加于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第87、277、479页。
[106]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1年8月16—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在代表大会举行以前，在马克思派和再次企图攫取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机会主义分子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斗争。由于领导马克思派进行斗争的恩格斯的卓有成效的活动，可能派这一次也未能分裂工人的国际联合。出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三百三十七名代表。就其组成来看，这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在讨论代表资格审查结果时，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不许来到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英国工联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关于劳工保护法、关于罢工和抵制、关于军国主义、关于庆祝五一节等问题。
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中，恩格斯在他的一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81页）里对关于劳工保护法的决议（他引用的句子是取自这个决议的引言部分和结尾部分）以及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做了评价。在前一项决议中，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统治，在工人有政治权利的地方，应当利用这些权利，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的地位。在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中，代表大会建议工人采用这些斗争手段。这一决议特别强调了工会组织对工人的绝对必要性。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在李卜克内西和瓦扬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以及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论点：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真正主张和平的政党是社会主义者的党。但是，决议案中没有明确规定反对战争威胁的具体任务和斗争手段。决议案以这样一个相当含糊的号召结束，即号召各国工人坚决反对战争准备和军事同盟，通过使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完善化的办法来加速社会主义的胜利。
荷兰代表、第二国际中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多·纽文胡斯反对李卜克内西的决议案。他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每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各国社会主义者都应当号召本国人民起来举行总罢工。纽文胡斯的无政府主义空谈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绝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对代表大会做了评价，认为“马克思派不论是在原则问题上，还是在策略问题上，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44页）。——第87、277、382页。
[113]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然而在这以后，在九十年代的前半期，反动集团继续策划实行类似的新法令。——第98、129、209、269、276、279、350、391、403页。
[234]1893—1894年，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制造了许多爆炸事件，法国政府以此作为借口，颁布了所谓的“惩恶法”。第一个法令在奥·瓦扬投掷炸弹（见注177）后于1893年12月实施；第二个法令（尽管社会主义者和部分激进派坚决反对）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卡泽里奥杀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卡诺（1894年6月）之后，于1894年7月底实施。这些法令限制了出版自由，同时设立了专门法庭来审查破坏出版法的案件。由于法令条文模糊，不但可以用来对付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也可以用来对付社会主义者。——第263、268、276、279、289页。
[241]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是六十年代末英国各工会在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的名称下联合起来后的执行机关；从1871年起，它每年在工联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工联的领导中心。它的职权包括提出工联的议员候选人，支持对工联有利的法案，筹备应届代表大会。奉行旧的、保守的工联主义的政策并依靠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分子在委员会中占有多数。1921年，议会委员会被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所代替。——第272、274、278、281、351页。
[242]指第四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于1896年7月27日至8月1日在伦敦召开。——第272、274、277、280页。
[245]英国工联第二十七届年度代表大会于1894年9月3—8日在诺里奇举行。代表大会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主张一切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都由国家掌握。——第274、278、281、282、285、372页。
[246]恩格斯于1841年在米兰住了三个月。——第276页。
[247]屠拉梯给恩格斯寄来了在佛罗伦萨制做的马克思半身像模型的照片；他请恩格斯和爱琳娜·马克思在做成石豪像以前提出意见，看看是否象马克思。——第276页。
[248]指1894年7月14日意大利议会通过的关于维护社会治安的非常措施的法令。这个法令是作为似乎只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措施而颁布的，但反动的克里斯比政府利用它来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党人日益增长的影响。根据这一法令，意大利劳动社会党被禁止活动，工人组织被解散，工人报纸和杂志禁止出版；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搜查和审讯。但是，意大利社会党人不顾残酷的镇压，仍然没有停止自己的斗争，他们于1895年1月在帕尔马秘密举行了意大利劳动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第276、289、309页。
[249]英国工联第二十六届年度代表大会于1893年9月4—9日在拜尔法斯特举行。代表大会的最重要决议，就是承认（在工联普通会员中革命情绪增长的影响下）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的集体所有制原则，和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第278、281、285页。
[250]伦敦国际工会代表大会于1888年11月6—10日举行，大会的发起者是英国工联。参加大会的英国、比利时、荷兰、丹麦、意大利的工会代表以及归附于可能派的法国工会的代表。伦敦代表大会的组织者提出，参加大会的代表要由工会正式选举产生，从而剥夺德国和奥地利（那里的工会处于地下状态）的工人参加大会的机会。但是英国工联的改良主义首领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立场强加于代表大会。不顾他们的反对，代表大会号召劳动者为通过劳动保护法和为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代表大会的最重要决议是关于在1889年召开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并委托可能派组织这个代表大会。关于伦敦代表大会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76—579页。——第27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53.致托马斯·克拉克不早于1894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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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致托马斯·克拉克
伦敦
［草稿］
［不早于1894年8月15日，于伦敦］
根据多年的私交，我认为斯·门德尔森先生是一个可以信任的正派人。如果我处在您的地位，我将毫不犹豫地把您提到的那所房子租给他。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52.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94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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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布罗德斯太尔斯
1894年8月14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皇家大校场4号
亲爱的爱德：
我们在这里已经安置妥当[243]，目前，即从两点半钟以来，服务工作我们也很满意；但愿能够这样继续下去。
我很想知道，你就阿伦特所作的讽刺性暗示，李卜克内西会不会有所反应，反应如何。这件事不会就这样过去的，且看今后如何。一个在苏黎世采取那样行动的人，《前进报》上不应有他的位置。［注：见本卷第142—143页。——编者注］
我把你的纺织工人［注：指《纺织工人报》。——编者注］给你退回。完全是强词夺理。如果在这样的法律基础上行动，那就得预先获得同盟者，否则就要出丑。[244]
关于社会民主联盟[6]及其独自的代表大会，我已写信到西班牙［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还写信到意大利和巴黎，但我请我们的人暂时不要声张。二者必居其一：或者社会民主联盟现在出个通告，证明它的决定是有根据的，并开展相应的宣传鼓动；或者在大陆报刊上发表一个简单的声明，说这样的代表大会根本用不着派代表，以了结此事。但是通告一发出，到处都会公开进行讨论，这就好得多。
社会民主联盟的先生们大概已经嗅出：议会委员会[241]打算（如早已传说的那样）把1896年的代表大会[242]变成一个纯工联的代表大会，并为此在诺里奇做一切必要的工作[245]，所以他们显然是想从议会委员会那里把倡导作用抓过去。这些打算很可能使大陆上的人们说：这一个和那一个代表大会都不是你们应当召开的代表大会，既然这样的代表大会你们不想召开，那我们就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你们自己解决自己的纠纷吧。
社会民主联盟对独立工党[5]的候选人即使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时所采取的决定，表现了不可思议的愚蠢。还是老一套：或者你们是社会主义者，那你们就应该属于社会民主联盟，或者你们不想在社会民主联盟中，那你们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大陆上的工人们把这两项决议对比之后就会打消同社会民主联盟所策划的代表大会打交道的任何念头，——看来，这些人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
不过，所有这一切并不使我焦急不安——离代表大会开会还有很多时间，还会发生许多质量和数量都难以估计的事情。
所有这些事情，包括阿伦特的事，我还要写信告诉奥古斯特。
路易莎、路德维希和我向吉娜、恩斯特、凯蒂［注：伯恩施坦的妻子和养子养女。——编者注］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门德尔森夫妇还在布罗德斯太尔斯吗？
注释：
[5]独立工党是1893年1月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7、12、30、42、54、57、73、207、224、272、274、277、280、294、318、343、363、429、476页。
[6]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29），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见注5）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7、54、57、72、211、224、229、236、266、272、274、277、280、293、317、343、429、444、476页。
[241]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是六十年代末英国各工会在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的名称下联合起来后的执行机关；从1871年起，它每年在工联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工联的领导中心。它的职权包括提出工联的议员候选人，支持对工联有利的法案，筹备应届代表大会。奉行旧的、保守的工联主义的政策并依靠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分子在委员会中占有多数。1921年，议会委员会被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所代替。——第272、274、278、281、351页。
[242]指第四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于1896年7月27日至8月1日在伦敦召开。——第272、274、277、280页。
[243]恩格斯从1894年8月14日至9月18日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273、279、283、284、360页。
[244]爱·伯恩施坦在1894年8月1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他对1894年7月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国际纺织工人代表大会的意见，他认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是企图把工会代表大会同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分开。同时他还提到阿伦特在1894年8月2日《前进报》上的那篇报道纺织工人代表大会的文章。他还寄给恩格斯一份《纺织工人报》，其中有对这次代表大会的评价。他要求恩格斯把这方面的意见以及对社会民主联盟年会决定在1896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以前召开“清一色社会主义的”代表大会（见本卷第272—273页）的看法告诉他。这封信是恩格斯对伯恩施坦的问题的答复。——第274页。
[245]英国工联第二十七届年度代表大会于1894年9月3—8日在诺里奇举行。代表大会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主张一切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都由国家掌握。——第274、278、281、282、285、37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51.致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1894年8月9日和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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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致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
马德里
［草稿］
［1894年8月9日和14日之间于伦敦］
亲爱的伊格列西亚斯：
6月8日和7月27日来信收到。关于你们的代表大会[239]，我已写信到柏林（答复是肯定的）和维也纳（尚未回信）；还写信给这里的社会民主联盟[6]（书记亨·威·李）、独立工党[5]（书记汤姆·曼）和煤气工人[240]（书记威·梭恩、艾威林同志［注：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编者注］——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们都会给你们寄去几句贺词的。其次是写信给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常设委员会[241]（书记芬威克，议员）、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79]（书记谢里敦——一定会给你们写的）和费边社[7]（书记爱·尔·皮斯），后者的回信还没有收到。
从这份名单中你会得出一个概念：涣散、竞争和个人纠纷点缀着这里的工人运动。你自己想想：星期一，即本月6日，举行了社会民主联盟代表会议，会上曾提出，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如果独立党的候选人公开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联盟就支持他们。这一提案被否决了。然而，如果“独立党人”拒绝投联盟候选人的票并给予支持，那末他们将被认为是叛徒！其次，社会民主联盟代表会议作出决定：既然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242]将不是纯社会主义的，那末它社会民主联盟，将召开清一色社会主义的国际代表大会，并在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前三天开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将说些什么？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种种，虽然没有实际意义，却说明各种集团都试图为自己的私利而利用国际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工作。目前一切都还没有最后确定，最好不要在报刊上过分渲染。尽管如此，工人群众的运动还是在前进，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思想日益扩大基地，觉悟的群众把一切阴谋家和被收买的头头统统抛弃的日子终会到来的。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同志每周都在《工人时报》上报道国际运动发展的情况。她懂西班牙文，如果你能尽可能地把《社会主义者报》给她寄去，那就太好了。报纸请寄：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收等等。
祝你健康。你的忠实的老朋友紧紧地拥抱你。
注释：
[5]独立工党是1893年1月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第7、12、30、42、54、57、73、207、224、272、274、277、280、294、318、343、363、429、476页。
[6]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29），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见注5）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7、54、57、72、211、224、229、236、266、272、274、277、280、293、317、343、429、444、476页。
[7]费边派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884年成立的、机会主义的费边社的成员。它的主要首领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以古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命名。费边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分子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是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之一。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第7、54、57、72、77、163、211、224、272、430页。
[79]指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它是以艾威林夫妇为首的一批英国社会主义者于1890年在恩格斯的参加下成立的。它是以1890年在英国组织第一次五一节示威游行的一个委员会为基础成立的。同盟的宗旨是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实现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见注105）。它也是1891—1892年英国工人五一节示威游行的组织者；这些示威游行是在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口号下进行的。1893年，同盟的代表参加了英国独立工党（见注5）。——第66、72、272页。
[239]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于1894年8月29日至9月1日在马德里举行。这次大会是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巩固党的一个重要阶段。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全国委员会的报告和出席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1893年）的代表的报告，讨论了关于党的报刊问题的批准了新党章。代表大会收到了英国、奥地利、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许多贺信，这是党的国际联系增长的标志。——第271、272、282页。
[240]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是1889年3月初在八十至九十年代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人之多。第272页。
[241]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是六十年代末英国各工会在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的名称下联合起来后的执行机关；从1871年起，它每年在工联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工联的领导中心。它的职权包括提出工联的议员候选人，支持对工联有利的法案，筹备应届代表大会。奉行旧的、保守的工联主义的政策并依靠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分子在委员会中占有多数。1921年，议会委员会被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所代替。——第272、274、278、281、351页。
[242]指第四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于1896年7月27日至8月1日在伦敦召开。——第272、274、277、28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50.致维克多·阿德勒1894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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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致维克多·阿德勒
维也纳
1894年8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维克多：
附上的信和一个邮包原来投送到我这里，信背面的附言未署名。[238]大概是无政府主义者语文学家讷特劳寄来的……［注：原稿此处缺损。——编者注］邮包怎么处理，你自己决定。
我曾请切尔尼转达你们，西班牙全国委员会再次请求给他们将在8月29日举行的代表大会[239]致送简短贺信（用西班牙文或法文）。为了可靠起见，这一点我再重复一遍。
地址：马德里市艾尔楠·科尔特斯街8号二楼，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你。
你的弗·恩·
路易莎和路德维希也向你衷心问好。
注释：
[238]信纸背面的附言大意是：邮包和信是给维·阿德勒的，邮包里装的是不能寄往奥地利的报纸，信中有两英镑；请恩格斯把这封信转交收信人。附言后的签名不太清楚。——271页。
[239]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于1894年8月29日至9月1日在马德里举行。这次大会是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巩固党的一个重要阶段。代表大会听取了党的全国委员会的报告和出席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1893年）的代表的报告，讨论了关于党的报刊问题的批准了新党章。代表大会收到了英国、奥地利、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许多贺信，这是党的国际联系增长的标志。——第271、272、28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49.致菲力浦·屠拉梯1894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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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致菲力浦·屠拉梯
米兰
1894年7月31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屠拉梯：
近几天有一位帕斯库亚利先生到此地，他说他由于西西里事件[237]被驱逐，不得不离开巴黎，他原在巴黎作《黑暗时代报》的通讯员（得到编辑部的许可），但在那里他经常受到警察迫害的威胁。
他在都灵是一个牧师，或者是英国浸礼会的一个传教士；他把他的教会首领的信给我看了，信中说他由于有社会主义观点而被解除这一职务。
他需要帮助，因为，即使假定他真正要找工作，他连一句英国话也不会说。
目前在英国及其他国家，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牵涉到基督教、犹太教和其他宗教的原神职人员。因此，如果您能告诉我们一些有关这位自称同您相识的先生的情况，我和这里的朋友们将十分感谢。
他是否真的从意大利被驱逐出来？
他是否真的为了免遭迫害而不得不离开巴黎？
他在西西里事件中和整个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中果真起过作用吗？什么样的作用？
路易莎·考茨基－弗赖贝格尔和我向您和安娜女士问好。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237]指1893—1894年西西里农业无产阶级和贫农的起义。——第27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48.致劳拉·拉法格1894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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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4年7月28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小劳拉：
今天早晨接到保尔的信，不管我怎样感谢他这封来信，但你的信来得更早并要求首先予以注意。的确，整整一星期我都在试图找时间写信，但每次都被各种各样数不尽的事情所打扰。问题是我对我能否在122号继续住下去没有把握；本来去年我就应该把这件事安排好，但我到大陆上去转了转。[74]现在只好作出抉择：要么把整个房子来个大修，要么另找别的房子。我正在研究这两种办法，可能过几个星期我就会知道我将住在哪里，至少会知道我应该住在哪里。
你打听彭普斯的情况。最近几个月我几乎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派尔希失掉了他在威特岛上的营业所，或者是为了兄弟们自己主动放弃了。他花掉许多钱（别人的），却要我同意作他取得一笔贷款的保人，这笔贷款将使他在同一个部门找到另外的营业，据说这样就能使他偿清这笔债款。6月间他突然通知我说，由于某种家庭协议，他打算拍卖自己的全部家具，回到伦敦。我表示反对，他答复说，现在已经太晚了，计划必须付诸实行。后来我听说他们在肯特一所他们的小儿子念书的学校里呆着，最后，上星期一他们来到这里。据我所知，家庭协议纯属虚构，至少他仍象以前一样处于束手无策的境地。我为他们做了一些事以后，不大愿意安然容忍这种态度，所以对待他们不怎么热情。派尔希打算做什么，所有这一切将怎么结束，我不知道。孩子们不在一个学校。莉莉在赫恩贝，据说学习很好；男孩子离锡廷博恩不远，他身体很弱，上星期彭普斯在那里的时候他又病了。小女孩跟他们在一起。
感谢饶勒斯在《社会主义评论》上的文章［注：让·饶勒斯《贝努瓦·马隆〈社会道德〉一书引言》。——编者注］；据我看，这篇文章很肤浅，但是此人毕竟好象学了点东西，所以我们不要失望。《小共和国报》由于叙述枯燥和一些所谓的事件报道，读起来的确非常吃力；所以当你知道我不再渴望要这个报纸时就不要奇怪了，除非它刊载真正的新闻、真实的报道或饶勒斯（我正在密切注意他的发展）和米勒兰的文章。鲁瓦奈、符尼埃尔、维维安尼等先生们的夸夸其谈丝毫也打动不了我。
我真感谢《新纪元》给你机会重刊《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的法文本，因为《社会主义者报》发表的文本，有些地方大大缩小了某些概念的涵义，巴黎文本根据法文的要求和《宣言》作者的要求对这些地方作了修订。如果你们能够尽可能经常地重印《宣言》，我当然非常高兴。
代我向保尔祝贺他从德拉格拉夫那里得到的收获。[236]但愿这能导致进一步的成就！
今年夏天我打算到哪儿去吗？唉，由于这个绝妙的新法律[234]，到勒－佩勒去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但最坏的是，英国法律家的一句老谚语这次也适用于法国：法律是法律，但法官根据法律要做些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我认为，政府用不着多久就会看到，这个法律造成一个先例：把社会主义者称作无政府主义者，这个法律也就适用于社会主义者并把他们也包括在它的作用范围之内了。上诉法院完全能这样做。德国的反社会党人法[113]不让我到德国去有十三年之久；但愿新法律的有效期不致妨碍我在世时再到法国去逗留。
对法国的形势，保尔完全没有最可爱的博尼埃所表现的那种热情；博尼埃把所有这些辩论，无论是辩论的结果还是辩论的整个过程，都看做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确定无疑的胜利，看来，他对事件的看法有些乐观。我仍然认为，主要的成绩是确定无疑地证实了：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我们的党都是唯一真正的和严肃的反对党；法国激进派[17]这种假反对党并不比德国的李希特尔们及其同伙这种反对党[101]更严肃认真，这一点也是清楚的。因此，照保尔的说法，所有社会主义成分的真正联合必然加强；而目前已开始的迫害将加速这一过程。如果说在饶勒斯、米勒兰及其同伙和他们的集团的庇护下的这种联合［注：见本卷第182页。——编者注］将意味着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公开行动的水平降低，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降低，那末，保尔也很明白，这只是以前热衷于空洞的革命词句的结果，而且是完全不可避免的结果。
路易莎问好。弗赖贝格尔衷心问好，他刚刚通过了考试，成了皇家医学学会会员。
向保尔问好。
永远是你的弗·恩·
注释：
[17]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4、42、209、269、363页。
[74]1893年8月1日至9月29日，恩格斯到德国、瑞士和奥匈帝国做了一次旅行。他访问了科伦，然后同倍倍尔一起经美因兹和斯特拉斯堡赴苏黎世。从苏黎世去格劳宾登州用了几天时间看他的弟弟海尔曼。恩格斯在8月12日返回苏黎世以后参加了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95）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79—480页），并受主席团委托，宣布代表大会闭幕。此后又在瑞士逗留了两个星期，接着取道慕尼黑和萨尔茨堡赴维也纳。9月14日在那里出席了社会民主党人大会并做了演说（见注126）。从维也纳又经布拉格和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到柏林。恩格斯在柏林从9月16日住到28日。9月22日出席了社会民主党人大会并做了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83—485页）。在此以后，经鹿特丹返回伦敦。——第61、78、92、103、107、108、109、111、115、118、121、123、126、127、128、131、146、151、160、167、172、179、183、220、255、267、440页。
[101]1893年5月6日，德国自由思想党（见注41）党内由于在对政府提出的军事法草案（见注42）的评价上有分歧而发生了分裂。该党议会党团中支持政府的那一派组成自由思想同盟；反对增加军费的那一派（以李希特尔为首）把自己称为自由思想人民党。——第83、125、269页。
[113]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然而在这以后，在九十年代的前半期，反动集团继续策划实行类似的新法令。——第98、129、209、269、276、279、350、391、403页。
[234]1893—1894年，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制造了许多爆炸事件，法国政府以此作为借口，颁布了所谓的“惩恶法”。第一个法令在奥·瓦扬投掷炸弹（见注177）后于1893年12月实施；第二个法令（尽管社会主义者和部分激进派坚决反对）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卡泽里奥杀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卡诺（1894年6月）之后，于1894年7月底实施。这些法令限制了出版自由，同时设立了专门法庭来审查破坏出版法的案件。由于法令条文模糊，不但可以用来对付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也可以用来对付社会主义者。——第263、268、276、279、289页。
[236]保尔·拉法格要巴黎出版商德拉格拉夫出版他的《财产的起源与发展》（《Origineetévolutiondelapropriété》）一书，德拉格拉夫一开始就以不同意拉法格的政治观点而拒绝出版。在拉法格的坚持下，德拉格拉夫才同意出版，但是有一个条件：拉法格的著作必须和伊夫·居奥的反驳文章《财产。起源与发展。保尔·拉法格的共产主义提纲。伊夫·居奥的反驳》（《Lapropriété.Origineetévolution.ThèsecommunisteparPaulLafargue.RéfutationparYvesGuyot》）印在一起。拉法格的著作和伊夫·居奥的文章作为一本书于1895年在巴黎出版。——第268、300、432、43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47.致卡尔·考茨基1894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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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4年7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文章［注：弗·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编者注］可不必急于发表。等我看完了校样之后你再发表，在9月份甚至在10月份都可以，随你的便。1841年我读了弗·贝纳里关于《启示录》的讲义之后，就对这个题目发生了兴趣。从那时起我才明白，这是《新约全书》中最古老、最重要的部分。这篇文章的酝酿构思已经五十三年了，出版无须过于着急。
至于说到你的问题，那末：
（1）可能是我表达的不确切，但是我决不会把小农［注：根据考茨基1894年7月23日的信判断，恩格斯复信的原稿中看来有一个笔误——把“小农”（《Kleinbauern》）写成了“小资产者”（《Kleinbürger》）。——编者注］和农村奴隶当作最初的基督教信徒，而只是说他们属于基督教可以指望在其中找到拥护者的那些阶级。他们无疑是属于后者，特别是在二世纪和三世纪。基督教从它最初自犹太传入北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进而传入希腊、埃及和意大利之后，就开始在城市里发展起来并且找到最初一批信徒，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2）千年王国是属于此岸世界还是属于彼岸世界？这就看如何理解。我把死后称作彼岸。《启示录》关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千年王国仅仅是对受苦受难的人而言，也许还对那些活着的时候就能赶上千年王国的基督徒而言；因此对后者说来，它属于此岸世界，而对那些为此必须复活的殉教者说来，它属于彼岸世界。所以，这还是老一套：你付钱，就任你选择！我认为决定性的东西是，如果没有不死的观念和对彼岸报偿及报应的信念，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在千年王国和末日审判之后才产生的新耶路撒冷，就更不属于此岸世界了。
按照所谓保罗使徒书，活着的信徒在基督复临时将“变容”，即由必死“变”为不死。
不言而喻，这时千年王国是用世俗色彩来描绘的。就连《启示录》也不能满足于这样的天堂：人们都光着屁股坐在潮湿的云端上，用多少带血的手弹拨着竖琴，永无休止地高唱着众赞歌。
第三卷［注：指《资本论》。——编者注］序言（1）尚未写成，（2）我不能给你。与价格相联系的利润率问题和价格分配问题，只有在书中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解决。
在整个美国，除了左尔格和施留特尔以外，就再也找不到一个头脑清楚的通讯员了，因为那里的德国人对工人群众顽固地采取这里的社会民主联盟[6]所坚持的宗派主义立场。他们看不见美国人的运动中那种推动运动前进并且最终会使（即便通过错误和迂回的道路）它达到他们自己从欧洲得来的结论的因素。他们只把这个运动看成是错误的道路，高傲地蔑视那些愚昧无知的美国人，夸耀自己的正统的优越性，不是去吸引美国人而是把他们推开，所以这些德国人本身仍然是一个虚弱的小宗派。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著作家陷入纯粹的妄想之中，歪曲地和狭隘地解释一切关系。赫普纳一向是一个生活在幻想世界中的人，感情激动时，就会做出莫名其妙的事。我曾读过他的一部喜剧：滑稽的地方写得相当不错，但对严肃的恋爱场面却描写得过分夸大，简直笑死人。
我们大家向你们大家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6]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29），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见注5）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7、54、57、72、211、224、229、236、266、272、274、277、280、293、317、343、429、444、47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46.致尤利乌斯·莫特勒1894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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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致尤利乌斯·莫特勒
伦敦
1894年7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尤利乌斯：
附上济格尔的信，这封信的内容我应该让你知道。[235]关于三百马克的事我已写信给执行委员会。如果你能在这里的协会[23]里或者通过某种其他办法为这些人做点什么，那真是好事。我暂且给他们汇去一英镑。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我们家里发生了丧事：孵着四只蛋的金丝雀死了，大概是被打死的。
你的弗·恩·
注释：
[23]指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7日建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5、28、48、224、264、389、396页。
[235]1894年月，苏格兰矿工举行罢工。奥·济格尔和其他德国矿工在1894年7月19日写信告诉恩格斯说，参加这次罢工的还有二十二名德国流亡者，并请恩格斯把他们要求三百马克代款的信转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他们还请恩格斯转告莫特勒和伦敦的一些同志，他们需要物质援助。——第26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44.致卡尔·考茨基1894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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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4年7月16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男爵：
和此信同时，今天用挂号印刷品邮件将我论述早期基督教的文章寄往富尔特巴赫街12号《新时代》编辑部。这封信也寄到那里，因为我没有希尔藻的确切地址，也不知道你还要在那里呆多久。
手稿非常潦草而且有多处改动，如果你能寄来带空边的校样，我将十分高兴。这样广泛的题目当然可能有某些小的改动或补充。
《资本论》第二十三章那个地方，的确有错字，你提醒我注意，非常感谢。［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由于各种事务，目前我不能离开这里；我希望8月初能到海滨去。大陆旅行今年办不到了。现在，雨一直下个不停。
我们大家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弗·恩·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45.致维克多·阿德勒1894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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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致维克多·阿德勒
维也纳
1894年7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维克多：
这几个马克对你来说到的正是时候，我很高兴；我希望它们能保证你在乡间绝对必要的安宁和休息。你必须出去走走，在监狱生活的折磨以后，你最需要的是恢复体力。[208]你自己也说感到疲惫，这不奇怪；你一出狱马上就到乡间去！这也是你的夫人完全恢复健康的最好办法。
《反杜林论》中补充的那一章（它是原来那一章的扩充）属于马克思，我的工作只不过是抄写和校订。[233]
第三卷［注：指《资本论》。——编者注］已排字约三十六印张，全卷共约五十多印张。由于迈斯纳热衷于9月份出书，在此以前一切都会准备妥当的。
祝贺你们自己的日报，我预先为之高兴。[228]需要用实例向这个令人讨厌的《前进报》表明“人们是怎么干的”，然后他们才会效法。你在狱中时，从《工人报》上有时也可看出，你们那边也有些无能的人挤到不称职的位置上。将来每天出报，你必然要把你的演说活动仅仅局限在关键时刻的发言，这样你坐牢的机会就可减少。而报纸本身仍然不可避免地会有编辑人员为编辑部的罪过坐牢，当替罪羊。
当前你们在维也纳办日报的基础比柏林好。你们处在日益高涨的政治运动之中；选举改革在你们那里已不成问题[138]，而争取达到这样的目的，争取直接的政治进步，正是你们报纸很大的长处。但是选举改革只是使石头离开原地的一次推动，随之而来的应当是出版、结社、集会、诉讼实践等方面的让步。简言之，你们在进攻，而且是一种开始就确信必胜的进攻。相反，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我们的人处在一种不是常常有希望取胜的防守地位，他们要经受正把各种各样的党派联合起来而日渐强大的反动势力的攻击。这就证明——至少在德国，我们的人确实已成为国内一支巨大的力量，在法国这个被历次革命掘松的基地上，我们的人至少被当做一支巨大的力量。整个说来，你们当前的处境更有利于斗争：你们发起进攻，一步一步夺取地盘，而每一个新夺得和占领的地盘不仅使你们的地位得到巩固，而且还可以大大加强你们的力量。在你们极简陋的宪制条件下，工人总还可以再争得——从资产阶级本应争得的那些阵地中——某些阵地，而且是通过使工人本身经受政治训练的合法途径。在德国也还有这种未被夺取的阵地，但是只有外界给予推动，我们才去夺取。能够给予这种推动的是这样的国家，那里由于旧的封建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和警察的形式同多少现代化的资产阶级机构合而为一，前者仍保有相当大的优势，以至局势极其错综复杂。你们的处境就是这样好，尤其好的是，你们的工人运动具有的广度和力量，足可以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从而象我希望的那样，给予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以必要的推动，使它们立刻再度摧毁过早形成的“反动的一帮”[93]，实行某些资产阶级改革而消除长期的反动压迫，以保证群众运动的自由。只有当你们争得——不论什么样的——选举改革时，反对普鲁士三级选举制[160]的宣传运动才具有某种意义。奥地利打算进行某种选举改革这一事实，现在就解救了在德国受到威胁的普选权。因此，当前你们肩负着意义非常重大的历史使命。你们应当组成欧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发起总攻，在我们未取得全线胜利之前不要中途停顿。你应当率领这支先锋队，如果你不立即到农村去并在那里养精蓄锐，那你就是蔑视自己的头等重要任务。
如果你更多地想想可能从你们手里争得先锋队作用的唯一对手——法国人的话，上述任务就更显得重要。你写信给路易莎说想知道我对此事的看法。我拖至今天回复是因为（1）杜西上周从巴黎玻璃工人代表大会回来了，（2）前天博尼埃在我们这里，我想先听听他们谈的情况。据我所知，情况如下。
最近的选举[45]把近二十五名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派、布鲁斯派[46]、阿列曼派[61]、布朗基派[62]和独立社会主义者引进了议会。这次选举还结束了至今一直存在的“激进派党团”，即他们自称为共和社会主义者的集团，这主要是由于这一派原来的领袖这次全未当选。这一派再次当选的约三十人，在米勒兰和饶勒斯的领导之下建议“社会主义者”合并。从他们方面来说，这是十分正确的态度；因为他们不仅比老社会主义者数目多，而且团结一致，而后者却分裂为若干派。因此他们在议会中又组成一个相当可观的五十至六十人的集团，而且为此他们只须向老社会主义者提出一个十分空幻的社会主义纲领就行了。这个纲领中政治上激进的条文，如对待工人的总的友好态度，是他们过去的纲领里早已有的，而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化的要求，仍然只是一种关于未来的天真的意图，它也许对第三代或第四代有实际意义，但决不会更早。
可是我们的二十五个老社会主义者双手赞成这个建议。他们不可能提出自己的条件，因为他们太分散。不错，他们也曾打算在议会里采取一致行动，象选举时那样，但是在其他方面，各个独立的组织应仍保持平起平坐。如果哪一派打算向新社会主义者提出特殊条件，它就会同其他的派别发生冲突。而且，如果突然有希望把自己在议会中的人数从二十五人增加到五十五人或六十人，他们一定会欣喜若狂，为一时表面的甚至实际的成就而忽略将来可能出现的危险，否则，他们就不是真正的法国人了。真见鬼，德国人夸口他们有四十四个人，而我们一夜之间就有五十五人，甚至六十人！法国又居于它领导运动的地位了！
三十或三十五名新社会主义者同社会主义结合是有打算的。他们并不情愿这样，但是对他们来说，决定走这一步是最明智的。他们懂得，离开工人他们决不能支持下去，只得勉强地向工人靠拢。但是最初这种结合不是所有的人都完全乐意的，某些人无疑直到现在也还是不乐意的。
在出名的代表中有一位最明理的、而且我认为也是最正直的人物，他就是米勒兰。但是我担心某些资产阶级的法律偏见在他脑子里的地位要比他自己意识到的牢固。在政治方面，他是整个集团中最能干的人。饶勒斯是位教授，是个陶醉于自己的演说的空论家，议会对他比对盖得和瓦扬更加注意，因为他同多数派的先生们更相近。我认为，他的确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可是你该知道，这些新手急于建立功勋的心愿同他们不了解事物的程度成正比，后一个缺点在饶勒斯身上十分严重。因此也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饶勒斯在巴黎作为社会主义的提案提出的，正是卡尼茨伯爵在柏林为容克地主的利益所提出的——为了提高谷物价格实行国家对粮食进口的垄断。[213]由于议会中的老社会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也很无知（拉法格在利尔落选后，议会里再没有人懂得一点经济问题了），所以盖得也不得不至少是部分地维护这个旨在反对“投机”的“社会主义的”提案。通过把粮食贸易转到巴拿马骗子[3]所组成的政府和执政党手中来消灭“投机”，这真是美妙的社会主义思想！我还通过博尼埃和拉法格向这些先生们公开表达了我对这一重大错误的看法。
我还向他们说：同新社会主义者合并——不是简单的联合——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们不要忽略：这里有资产阶级分子，你们可能在原则问题上同他们发生冲突，因而分裂会成为不可避免的。应当有这种准备，必要时就可以很快地转向简单的联合，不致于临时措手不及，作蠢事。如果联合党团里有人提出你们不能同意的提案而多数人又反对你们时，你们应首先为自己保留以下权利：不在议会中发言维护这种提案；即使为了团结你们不得不投票赞成这些提案时，也要在自己的报刊上论述自己的不同意见。我们看看，这些忠告是不是有益。
总之，一方面，新社会主义者把某种统一强加于老社会主义者的各种集团，另一方面，国外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了解：“无中”怎么一下子生出一个六十人的集团，而至今并不是以社会主义者著称的米勒兰和饶勒斯如何成为这一集团的主要发言人。因此，人们自然要怀疑这六十个人是否真正纯洁，特别是法国代表在苏黎世给人留下突出的印象之后。[121]
然而各种宗派集团暗中仍在心安理得地耍阴谋并互相敌对。马克思派特别抱怨瓦扬，他周游各省做了许多宣传，似乎在这些地方散布了对马克思派的种种虚构的诽谤。以前瓦扬几乎总是同马克思派一道。但是（1）作为布朗基派的正统成员，他要在任何情况下贯彻该党的决议，而布朗基派和马克思派之间的纠纷已达两年之久，（2）在他的选区有许多可能派，他需要他们，这也是他转向他们的原因之一。
法国新的反动措施[234]很可能进一步推动新社会主义者，从这六十人中可能逐渐形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党团。但目前还不是这样，而且也可能出现另外的情况。
这里仍然是旧日英国的墨守成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日益把英国的工人群众推向我们方面，但是在这些失去任何理论思维习惯、从来看不到自己鼻子下面以外事物的“实干家”意识到他们自身的感觉和需要以前，还要经历一些岁月，除非他们的鼻子直接碰到这些东西。可是在“领袖”中间，资产阶级议会式的政治欺骗作风正在滋长，这里每天都有新的奇迹。
路德维希今天考试，以取得皇家医学学会会员的资格（不再作普通的硕士）。考试要花两周时间。然后我希望我们很快能到海边去——今年由于租房的事我不能离开英国了。
路易莎衷心问好。她说她根本不会生气；你很快就会知道为什么还未收到回信。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阿德耳海德、波普和全体朋友们。
你的弗·恩·
注释：
[3]巴拿马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创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而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14、30、42、49、88、103、178、208、262、372页。
[45]在1893年8月20日和9月3日举行的法国众议院选举中，各派社会主义者共得七十万票，选上了三十名议员；在众议院中和他们取一致立场的还有二十名属于资产阶级左派团体（基本上属于激进派）、称为“独立社会主义者”的议员。所以，社会主义党团共计五十人（见本卷第182页）。——第33、73、86、104、111、116、119、182、260页。
[46]布鲁斯派（可能派）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实际上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立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33、42、91、116、130、182、245、260页。
[61]阿列曼派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由于可能派（见注46）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42、73、113、130、143、182、245、260、296、337、392页。
[62]布朗基派是奥·布朗基的追随者的组织，1881年7月由爱德华·瓦扬建立，取名“中央革命委员会”。——第42、73、86、91、113、116、130、142、182、245、260、296页。
[93]恩格斯在这里借用了“反动的一帮”一语。斐·拉萨尔提出过一个论点，即对工人阶级说来，资本主义社会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这个论点载入了1875年哥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这个论点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4—25页）。——第76、195、259、370页。
[121]由于苏黎世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见注95）在法国众议院选举（见注45）前夕举行，工人党的领导者们没有能够参加代表大会。结果，几乎整个法国代表团（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小团体的代表）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反对在代表大会占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第113、142、177、262页。
[138]九十年代初期，奥地利国内开展了争取选举改革的广泛运动。1893年7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在维也纳和全国其他城市组织了大规模的工人示威和群众集会，要求普选权。在群众的压力下，首相爱·塔菲于1893年10月10日向帝国议会提出了奥地利的选举改革草案。草案虽然扩大了选民范围，但仍规定保留等级选举制度以及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特权。反动政党反对这一法律草案，塔菲内阁被迫在1893年10月辞职。改革在1896年才实行。——第132、138、145、153、159、163、174、207、259、309页。
[160]三级选举制是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根据1849年5月30日颁布的选举法而在普鲁士实行的；这个制度规定了很高的财产资格和各阶层居民不平等的选派代表的权利。——第159、260页。
[208]根据几起诉讼案的判决加在一起，阿德勒在1894年夏要坐监狱两个半月；其中十四天是因为他在捷克—利帕城侮辱了州长，一个月是因为1893年10月30日他在维也纳的一个大厅——施文德尔的“科洛西姆”举行的人民会议上发表了演说，还有一个月是因为1894年1月28日他在上述地点发表了另一次演说。——第218、258页。
[213]1894年4月7日，卡尼茨伯爵在帝国国会提出一项提案，建议由国家负责谷物的进出口并规定谷物价格。社会民主党人反对这个提案，1894年7月14日该提案以一百五十九票对四十六票被否决。——第225、261页。
[228]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在1893年每周出一次，在1894年每周出两次，从1895年1月1日起开始改为日报。——第250、258、326、336、340、352、376、428页。
[233]由于准备《反杜林论》德文第三版，恩格斯对马克思写的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稍加修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49—280页和第17—18页）；第三版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第258页。
[234]1893—1894年，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制造了许多爆炸事件，法国政府以此作为借口，颁布了所谓的“惩恶法”。第一个法令在奥·瓦扬投掷炸弹（见注177）后于1893年12月实施；第二个令法（尽管社会主义者和部分激进派坚决反对）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卡泽里奥杀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卡诺（1894年6月）之后，于1894年7月底实施。这些法令限制了出版自由，同时设立了专门法庭来审查破坏出版法的案件。由于法令条文模糊，不但可以用来对付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也可以用来对付社会主义者。——第263、268、276、279、28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43.致《新时代》杂志编辑部1894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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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致《新时代》杂志编辑部
斯图加特
1894年7月9日［于伦敦］
根据卡·考茨基先生的委托和1894年7月7日他从希尔藻提出的要求，我通知您们：《资本论》第23章第359页第9—10行应为：《welchenRohprofitesihmalsfungierendesKapital…abwirft》。第368页第3行的《fungierendesKapital》是对的。
还有，第363页第14行的一句话：《inFormVondenendasgesamteKapital，abgesehenVondeminGeldexistierendenrelatiVkleinenTeildesselben，Vorhandenist》，当然在《desselben》之后加一个逗号，内容更加清楚。[232]
第359页上《fungierendes》被发现错印成《fungierendem》，我非常高兴。为此请转达我对卡·考茨基的深切谢意。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23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419、429、424页。——第25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42.致路德维希·肖莱马1894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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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达姆斯塔德
1894年7月5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肖莱马：
《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部分手稿已付印，现在我又能稍微管管您的事[82]并回复您4月25日的来信，此信我早已收到了。
在出版菲韦希已出版的巨著的续篇和处理该出版社掌握的卡尔的其他所有著作方面，有一个难题。我在曼彻斯特时曾了解了合同的内容：合同规定，如果卡尔在所有这些著作未结束前去世，菲韦希可根据自己的意见将它们委托给别的作者完成。这就说明，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并且不跟人协商出版卡尔的遗著问题；他显然要为自己保留充分的行动自由。也不要期望它再付稿费，因为（1）按照合同，他只支付达到付印水平的原稿的稿费，未完成的著作不付稿费；（2）再版无修改，也不付稿费。
一句话，菲韦希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第五卷问世，那末，至少是德文版，就是另一个作者的著作了。[179]
济博耳德写信给我说，卡尔关于化学史的著作，他由于病痛缠身未能作好付印的准备工作；英译文还未搞好。[180]这个可怜的人的健康状况十分不好，严重的神经衰弱；要复原就需要长期休养，需要新鲜空气。钱的事您可以放心，有可靠的人掌管。目前的情况是，罗斯科大权在握，关于校订费的支付等，最终也只得满足于他所提供的报告了。罗斯科可能把自己的任务稍微减轻，因为他直接同济博耳德谈判，而不是象他所许诺的那样同我谈判。但是这里的差别不大，为了解决所有的问题，反正我还是要把他派到济博耳德和克勒普施那里去的，而我自己最后也要满足于他的保证。决定性的问题在于，在当今化学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任何课本如不经常加以修订，一年就过时了，因此在课本编写方面，无论是出版者还是读者，总是认为活着的人是正确的。
我本想今年夏天再到德国去一趟，但是不行，因为租房的事恰巧在夏季这几个月需要我留在伦敦附近，必要时我可以随时来到。连我自己也还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我才能到海边去呆不多几天。这些事情我本当在去年就加以处理，但当时我错过了时机，那时我正在大陆上[74]，等我回来时，已经晚了。
最近您可在《新时代》上读到《资本论》第三卷的两章［注：见本卷第248—249页。——编者注］，也许还有我的一篇东西。［注：弗·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编者注］
星期一李卜克内西走了，他在这里呆了一个多星期。
天很热，你们那里大概也一样；巴黎恐怕难以忍受。
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74]1893年8月1日至9月29日，恩格斯到德国、瑞士和奥匈帝国做了一次旅行。他访问了科伦，然后同倍倍尔一起经美因兹和斯特拉斯堡赴苏黎世。从苏黎世去格劳宾登州用了几天时间看他的弟弟海尔曼。恩格斯在8月12日返回苏黎世以后参加了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95）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79—480页），并受主席团委托，宣布代表大会闭幕。此后又在瑞士逗留了两个星期，接着取道慕尼黑和萨尔茨堡赴维也纳。9月14日在那里出席了社会民主党人大会并做了演说（见注126）。从维也纳又经布拉格和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到柏林。恩格斯在柏林从9月16日住到28日。9月22日出席了社会民主党人大会并做了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83—485页）。在此以后，经鹿特丹返回伦敦。——第61、78、92、103、107、108、109、111、115、118、121、123、126、127、128、131、146、151、160、167、172、179、183、220、255、267、440页。
[82]这里指的是出版1892年6月逝世的卡尔·肖莱马的遗著。——第68、108、180、254页。
[179]罗斯科和卡·肖莱马的著作曾用英文出版，书名是《化学教程》1877—1892年伦敦—纽约版第1—3卷（《ATreatiseonChemistry》.VolumesⅠ-Ⅲ.London-NewYork，1877—1892）。全书共九册。
该书还出过德文版，书名是《化学教程大全》1877—1889年不伦瑞克版第1—4卷（《AusführlichesLehrbuchderChemie》.B?ndeⅠ-Ⅳ.Braunschweig，1877—1889）。
卡·肖莱马死后，由尤·威·布吕耳从第五卷开始继续出版；全书共九卷，于1901年出齐。——第180、254、347页。
[180]阿·施皮格尔在他的悼文《卡尔·肖莱马》中所宣布的卡·肖莱马的早期化学史手稿并没有出版。这些用德文写的手稿共六百五十页，保存在曼彻斯特一所大学的图书馆里。——第180、254、49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41.致劳拉·拉法格1894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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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4年7月4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小劳拉：
杜西来信说，巴黎天热妨碍她的智力自由活动，信中寄来四张二十五生丁的邮票作为证据——其实没有这些我也相信的！我只得把邮票寄还给你，因为她可能在它们寄到之前离开。
我曾对李卜克内西说，保尔的信是《前进报》上写得最好的东西，他不信——但这是真的；保尔今天关于卡诺的信［注：保·拉法格《卡诺总统》。——编者注］写得又十分出色，论断稳妥而明确，不是《前进报》论述英国和法国的政治时非常喜欢用的夸张笔法的短评。
你能不能给我寄来几期《小共和国报》？饶勒斯和米勒兰之流现在正在经受考验，我很想看看他们如何行动。［注：见本卷第182—183页。——编者注］不能说我对他们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智慧的信心有所增长，但是，如果他们能够证明我是错的，我只有十分高兴了。
李卜克内西星期一晚上走了，星期二他要在亚琛发表演说。
我们送往彼得堡翻译的《资本论》第三卷的十印张校样，昨天被退回来了，上面注有“禁书！”字样。
就此停笔——我还要再完成一印张校样，然后到城里去。
问候你们大家。
永远是你的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140.致波利斯·纳乌莫维奇·克里切夫斯基189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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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致波利斯·纳乌莫维奇·克里切夫斯基[221]
韦吉斯
［草稿］
［1894年7月于伦敦］
韦吉斯，克里切夫斯基博士先生
（1）您写道：“关于维拉·查苏利奇和普列汉诺夫的打算，当然我们早在5月10日以前就知道了，但只是从第三者那里知道的”。这“第三者”应该是指约·勃柳缅费尔德先生，他的地址是：日内瓦玫瑰花园路3号，这是您出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注：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编者注］一书的封面上注明的唯一地址。根据这个广告，出版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的现金报酬也应当寄到这个地址（因为没有注明任何其他地址）。因此，维拉·查苏利奇和普列汉诺夫按照您的《丛书》的这个唯一的正式地址作了有关的声明，这已经足够了；因此，谈什么从第三者那里得知，纯粹是幼稚的无政府主义的狡诈。
（2）既然您已得知这种情况，就更应该再同我联系，因为我是唯一有权解决两个竞争者之间的争议的人。您没有这样做，您知道我会怎么答复；因为您想以不光彩的方式抢在维拉·查苏利奇和普列汉诺夫之前，并且指望我对这一既成事实采取妥协态度。但是您完全打错了算盘，因为您完全丧失了时代感，幻想在欧洲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现阶段，继续依仗过时的巴枯宁－涅恰也夫的无耻和虚伪手法取胜。
注释：
[221]俄国流亡的社会主义者波·纳·克里切夫斯基把1894年在日内瓦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雇佣劳动和资本》以及恩格斯为1891年版本所写的导言的俄译本转寄给恩格斯。克里切夫斯基还通知恩格斯，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中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10—623页）一文也已开始印刷。克里切夫斯基请求恩格斯为这篇文章的俄译文专门写篇序言。然而由于恩格斯的抗议，这篇文章停止印刷，因为恩格斯早已将这篇文章的出版权交给了维·查苏利奇。维·查苏利奇的俄译文于1894年在日内瓦以《现代社会主义丛书》出版，文章标题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1）答彼·尼·特卡乔夫（1875年），（2）跋（1894年）》。——第237、241、242、25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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