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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独立工党的信（节录）（1933年9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独立工党的信（节录） 1933年9月17日《共产国际》1938年10月15日，第673页 〔独立工党在1932年7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决定退出英国工党；英国共产党，它欢迎这一步骤，视独立工党为竞争对手——它能“阻止工人使之不走共产国际的革命道路”——呼吁独立工党党员参加共产党。第二年春天，英共抨击了独立工党那些领导人，他们为德国的事态谴责了德共而不谴责德国社会民主党，并非难共产国际执行僵硬的宗派主义策略，独立工党1933年4月在德比举行的会议，以八十三票对七十九票通过决定退出第二国际，接近共产国际，于是有信送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去询问合作方式。共产国际执委会，在5月18日的回信上，表示“愿意同独立工党全国管理委员会开始谈判”，并建议独立工党可以先组织一些同英国共产党的“团结活动”，支持英共反对工党、改良主义工会以及第二国际的斗争。《工人日报》的编辑抨击了独立工党主席芬纳·布罗克韦，他曾说过，希特勒掌权表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统统破产，他还说，苏联与德国达成协定和苏联建议将中东铁路卖给日本，这些危害了工人反对纳粹分子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后一件事“又一次体现了苏联为阻止日本组织对它进行新挑衅而实施的和平政策”。独立工党的不少地方委员会反对同英共联合行动，论证是共产党人一心要破坏、吞并独立工党各组织。7月，全国管理委员会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慨叹共产国际的那些政策，它们“分裂、削弱工业工人组织，它们还把自己队伍以外的工人阶级看作与法西斯分子并无区别的敌人”，妨碍了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全国管理委员会建议召开一次世界代表大会，由所有愿意在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团体参加，并希望共产国际及其支部都愿参加。 8月，独立工党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参加者是有意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际的人们（共有十四个小组和政党出席），为此托洛茨基做过一些准备工作，起草了一些决议。独立工党不赞成那些决议，但后来在自已的刊物上发表了托洛茨基一篇文章。在共产国际执委会1933年12月第十三次全会上皮亚特尼茨基说：“很明显，我们那时的任务是在破坏德比决议的领导人和赞成它的独立工党党员之间打进一个楔子。”这一点英国共产党那时并未做到。1月，布罗克韦问道，被共产国际接受为同情党的党所承担的确切义务是什么，二十一项条件中哪些还继续有效，独立工党可否公开说出同共产国际和英共的分歧，等等。接着他谈到执委会对于各国支部的控制；执委会“死死地限制各国支部的主动权。各国支部的愿望受到压制，他们的政策因来自中心的指示而改成反面，他们的领导人在违背党员的意愿的情况下被撤去职务或被开除出党，还有的整个整个党被赶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大多数国家支部最近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分裂的历史，它们的威信低于1920年，它们的力量小于1923年。”此信把这些“灾难性的后果”归咎于苏共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控制，强加给各支部的千篇一律的策略，还有“一个有意的政策，即暂时牺牲一国的革命运动，以便通过缔结一个贸易协定、不侵犯条约和友好条约的网，来保卫苏联，从而加强世界革命运动。”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回信，由库西宁签署，日期为1934年2月20日，写道，布罗克韦的信大部分都是“反共反苏诽谤”。被接纳为同情党，并不意味着承认二十一项条件，这样的党也不受共产国际章程的约束，但它必须同“背叛了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国际、改良主义工会的领导人以及创建一个新的国际的企图作斗争。苏联的政策已经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与各国工人运动的利益之间没有矛盾，但这却是遭到了布罗克韦攻击的政策。在苏共的控制下过分集中的指责，是对事实的歪曲；那里有的是铁的纪律，没有纪律各国党就无法完成任务；苏共的领导地位是他们的胜利的保证之一。独立工党会议1934年3月举行于约克郡；它以一百二十六票对三十四票，反对作为同情党加入共产国际。〕 我们明确地回答了你们党的大会提出的关于独立工党如何才能帮助共产国际工作的问题以后，我们收到了全国管理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中对共产国际作了一系列毫无根据的指责，还提出建议要“召开一次由所有愿意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合作的组织参加的世界性代表大会”。…… 我们认为，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能够出自这种建议。如果独立工党的全国管理委员会，伙同各社会民主党的独立小片，召开一次世界代表大会，如它信中所说，那么不会有什么结果，除了恢复那不光采的第二半国际这个企图，也是注定要失败的，正象这些组织最近举行的巴黎会议所表明的那样。我们怀疑，这个主意是否就会被独立工党的党员热情接受。在德比会议上，全国管理委员会的代表鼓吹“包罗万象的国际”这个主意，以对抗向共产国际靠拢的决议。但大多数代表赞成后者。我们相信，独立工党的党员希望维持他们党的会议的决议，而不希望被拖进实行老的破产政策的新国际。 “左派社会主义”世界代表大会这个主意，这是全国管理委员会提出的，基本上就是独立工党的老主意，它可以追溯到1920年。…… 实践不久就表明这个“左派”主意会引向何方。1921年，独立工党参与了各“左派”社会党的维也纳组织的成立活动，两年后，即1923年，这个第二半国际又带回第二国际怀抱那些本已离开这个背叛了的国际的激进工人。 那时，用了第二半国际这一手法，不少欧洲国家的左派工人长期被置于与共产国际一道反对资产阶级的共同战斗阵线之外。在英国，这种手法保证了工党政府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获得那些受独立工党影响的工人支持，并使改良主义工会的领导人轻易出卖了1926年的总罢工。…… 目前，英国劳动群众的激进化已成事实，应该从中得出切合实际的政治结论。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的任务是，组织群众斗争以维护工人日常的切身利益，使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能摆脱改良主义者的影响，重整无产阶级的战斗阵线和组织国际统一战线行动以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危险和反对降低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资产阶级攻势。但是象独立工党领导人所提议召开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联合代表大会，在目前能给贫困不堪的劳动群众带来些什么呢？除了幻想没有别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并不想进行斗争去反对资本主义的进攻。他们要继续他们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因此同他们一起举行联合代表大会，只能分散工人为保卫自己的利益所必需进行的群众斗争的注意力。…… 为了完成革命的工人阶级运动这些至为重要的任务，独立工党对于共产国际工作的帮助会有特殊价值的。但是，全国管理委员会给我们信中的某些部分，全国管理委员会主要成员（布罗克韦、桑德哈姆和乔伊特等）最近几个月的言论，以及独立工党一些主要工作人员与共产党统一战线关系的断绝，使人们有理由担心，德比大会关于帮助共产国际工作的意图可能落空。…… 在我们看来，你们党内存在着两种明显倾向，两条政治路线。许多党员拥护德比大会所提出的新路线，但许多领导人则拥护旧的改良主义路线。许多党员主张对资产阶级和工党作不妥协的斗争，但许多领导人却破坏这一个和对那一个的斗争。许多党员是苏联的坚决支持人，但许多领导人反对苏联。许多党员希望接近共产国际，与它合作，但许多领导人要对共产国际进一步疏远。 总之，你们党的许多党员是革命者，但许多领导人则是改良主义者。更确切些，他们是“左倾”改良主义者。这些人并不完全跟右倾改良主义者一样，即工党或“国家工党”的领导人。“左倾”改良主义者拥护什么呢？他们口头上赞成革命的政策，但实际上却反对。他们比右倾改良主义者更能接受一个激进得多的纲领，但他们并不停止对党的行动革命化施加阻力。他们侈谈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但行事却遵照与工党领导人调和的路线，并继续同破坏统一战线的人合作，诸如桑德哈姆先生，这样也就帮助了国家工党分子和国民政府。形式上，他们赞成同共产国际合作，但实际上，他们帮助共产国际的死敌去建立新的国际机构，其目的在于，用欺骗的言词和根本上针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左倾”花招，阻止群众参加革命的阶级斗。…… “我们也要社会主义”，“左倾”改良主义者说，“只不过用的是和平主义的革命方法”。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我们并不真正想革命，革命是要带来各种危险的。不过如果社会主义能够奔到而没有危险也不需战斗，或者就一项适当的法案在议会举行民主投票，或者通过和平手段组织合法的工人委员会，那么，我们也并不反对社会主义。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却断然反对资本主义的命运用和平手段来决定。它的武装强大，它主张使用最无情的暴力对付无产阶级。它的政策是血腥的政策，它的“民主”表现出来是阶级的独裁。它的国家表现出来是阶级暴力的工具。 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暴力是不能用“和平主义方法”摧毁的，只能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暴力。英国工人阶级能够强大到做到这一点，如果它的先锋队、它的革命运动和统一战线得到加强。为此目的，必须利用一切实际的可能性和切实可行的手段，包括竞选运动和议会讲坛，来激发、教育、组织工人阶级，并争取它有决定意义的阶层到革命方面来。 这才是真正的革命政策的路线。 改良主义者抱怨说，当前的政治形势是“灾难性的”。他们有些人辞职（佩顿先生，独立工党书记），有人在公开的改良主义的营垒里谋求职位。另一些人则拼命装模作样、耍弄花招，以求维持下去，等待稳定的资本主义老日子重来。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破产。 我们说，现在政治形势有利于革命工作。夺取政权的阶级大搏斗时期即将到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这意味，无产阶级有可能取得伟大胜利。但一切都取决于有觉悟的革命者当前怎样进行工作来使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的斗争作好准备。 为此目的，首先，必须有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 独立工党的道路向前伸展，决不是向后。后退就是走向破了产的改良主义。前进则意味着走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已经引导地球上六分之一土地上的工人阶级从胜利走向胜利，共产主义必将在所有国家壮大、取胜。 我们建议，以下问题应该提出供独立工党的各级组织讨论： 1．哪些具体的群众行动，在英共和独立工党的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在最近的将来能够并且必须执行，其目标是使增加百分之十的工资、反对家庭经济调查、实现英共和独立工党提出的其他类似要求的斗争顺利成功？ 2．独立工党根据共产国际章程第十八条，作为共产主义的同情党加入共产国际，享有发言权。此事是否可取？ 我们知道第二个问题已经由独立工党的一些党员提出。我们认为，该党从根本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机已到。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6．《王凡西晚年札记》读校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履锵文存 6．《王凡西晚年札记》读校后记 2001年1月王凡西同志来信说： …………… 谈谈有关我的札记的事。从1989年2月起直到1995年3月止，我曾断断续续写了将近十万字的札记。因我从80年代开始，完全没有力气写比较郑重的文章。但世事多变，脑子里感想极多，闷积在脑，不吐不快。于是在子春的催促下，我以日记方式写了一些看报或读书的感想，随便想到，随便记下，无论内容或文字都无甚么可取之处。 …………… 最近身体日益衰弱，随时会死，为了处理我遗下的文稿，才又想到这批札记……但我精力耗竭，根本无力将这些杂乱无章的稿子整理与删定（因其中有些确无价值）。将来你也许可以帮我的忙。朱正先生是一位好编辑，如得你们二位合作，你先把这堆乱稿理一个头绪，然后由朱正先生编辑，也许我这点废稿能与某些读者见面。 今后如果我的身体还能好转些，拥将它们从头到尾看一遍，大量删去那些可有可无的段落，然后请人复印二份，一份寄给你，另一份寄给朱正先生。《札记》以后的命运，我就不管了。 （王老给我信本第29页） 我一直在等待王凡西同志亲自删定后的《札记》。约半年时间过去了。到2002年12月30日，王凡西老同志在英国病逝。《札记》终未收到，我思忖，王老虽有亲自删定的意愿，但已无力完成了。王老逝世后，我致信班顿（GregorBenton），请他将王老的遗稿《札记》寄来。2003年4月15日，班顿来信云：“关于王老的札记遗稿，我尚未读过，目前在《先驱》同志们的手上。”遗稿已有着落，我也放心了。 从王老来信，我领会他的本意是：1，希望《札记》在他身后能得以出版；2，内容需要删节，大量删去那些可有可无的段落；3，他嘱咐我替他整理，然后请朱正先生在国内出版。 多谢《先驱》的同志们将《札记》打印出来，并寄来让我校正。王凡西写的文稿虽比郑超麟的“甲骨文”好认得多，但尚有一些难辨认的“蝌蚪文”。我对照原稿，作了订正。 这次校订，只按原稿改正，未做整理与删节。按《先驱》朋友的设想：1，照原稿打字复印，朋友间传阅；2，日后争取出版。这个主意很好。如果供朋友阅读，校改后的打印稿就可用；以后正式出版，照王老的遗言，应该重新整编的，我的意见应着重保留王老对重大事件的看法和分析（如苏东崩溃，波斯湾战争等），一些日常生活的记述可以删去，出一集王老思想的精选小册子。 2003年8月
5．多伊彻《先知三部曲》中译本出版经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履锵文存 5．多伊彻《先知三部曲》中译本出版经过 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传》是一部世界名著。作者原计划写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三个人的传记，先写了《斯大林政治评传》，接着写成《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传》，列宁传未写成作者就逝世了。 《斯大林政治评传》中译本早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随着历史真相的大白，国内出版界对出版有关托洛茨基著作已经开禁。托洛茨基本人的原著《我的生平》、《文学与革命》、《斯大林传》等都已由中央出版部门出版，托派第四国际领导人曼德尔的经济学著作国内已出版了十多部。所以出版中译本《先知三部曲》的时机已经成熟。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湖南省人民出版社领导的朱正先生向郑超麟提议，如果将《先知三部曲》译成，即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郑老手头只有原文第一卷，他本人视力近盲，无法亲自翻译，郑老把第一卷交给王国龙翻译。后来王凡西寄来原文三卷，于是大家决定周任辛译第二卷，喻守一译第三卷。王、周、喻三人曾合作翻译《国际事务概览》，（198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是他们三人的第二次合作。不久，朱正先生因故被迫离职，他的出版承诺无法实现了。出版希望的渺茫，虽然没有停止翻译，但进度放慢了，王国龙和周任辛花了六七年时间才译完了第一、二卷。喻守一译的第三卷只完成了一部分因病逝世，译稿被他的亲属拿去留作纪念了。后来第三卷由王国龙和周任辛分担继续翻译。 90年代，王国龙和周任辛一面译书，郑超麟、李培、周履锵着手到处找出版社，向国内多家出版社发函，寄去《先知三部曲》简介和各卷的序言译文。但大多被拒绝或没有回音。也曾考虑由港台出版，但即使出版了，也无法在大陆发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后决定拟在大陆用自费出版。 大陆出版界有一种怪现象，畅销书出版社当然乐意出版，有些质量不高，甚至近于黄色的书也大量出版。可是一些有价值的书，包括专家学者化毕生精力写出来的学术著作，却无法出版。想出版必须自己掏腰包买书号，自负出版费用。上海学林出版社就是这样的自费出书的单位，而且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书。例如汪原放的《回忆亚东图书馆》就是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学林原领导人曹宇庭与郑超麟认识，郑老决定：与学林联系，计划自费出版。具体联系工作先由李培负责，李培逝世后，由周履锵继续。经多次商谈，其中一次周履锵陪同王国龙到曹宇庭家中面谈，大体谈妥，约需自负出版费（包括买书号）十多万元。周任辛还筹措了五万元，其余拟请港友帮助解决。 过去中国出版译著，大都不尊重知识产权，现在不行了，所以欲出版，须取得原作者或原出版社的授权，这一工作学林出版社要我们自己进行。过去日本翻译出版《先知三部曲》时，多伊彻夫人健在，经多夫人授权免费出版日文译本。王凡西与多夫人相识，但此时多夫人去世了，无法再与原作者联系。我们仅知道《先知三部曲》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于是郑超麟写信给王凡西，请他托英国里兹大学GregorBenton（汉名班顿或班国瑞）教授联系，牛津的答复为：多伊彻的著作权属于其代理人，并告知其通讯处。班顿再与多著代理人联系。由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出版界的实际情况，以为出书能有很大的利润，提了我们根本无力承受的条件。班顿继续与之商谈，介绍在中国出版此书，甚至要赔钱的，请求免费让我们翻译出版，或者待出版有收益后再按一定比例付版费。最后英国代理人答复班顿，此事与其远东代理人，驻在台北的安宝林商谈。于是班顿和王凡西相继给安宝林去信，请求给我们免费出版多伊彻《先知三部曲》中文译本。远东代理人可能较了解大陆出版界的情况，1994年11月24日复信给班顿，并寄来《西书中文版授权提议书》。提出了一个先付1000元人民币，以后视销售按一定比例付版费的条件。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至此，版权问题总算有了着落。 李培由于出书心切，在知识产权、出书具体费用等问题未完全落实之前，就写信给老朋友，希望帮助解决出版费用。1993（？）年戈兄携款到上海，先找到章涛的妹妹，再通过叶春华与郑超麟联系，企图帮助办成《先知三部曲》的自费出版，结果使戈兄大失所望，因为当时连译稿还未最后完成，根本谈不上出版。戈兄无果而返。这次他的到沪，还引起叶春华的反感和恐慌，认为是组织活动。戈兄受到威吓，临行前还担心能否平安回去。 李培去世后，在郑超麟的主持下，周履锵继续与学林出版社曹宇庭联系，决定自费出版。其间还受到叶春华的阻挠，一次，叶春华约周履锵到他家正式谈话。叶很严肃地说：“自费出版《先知三部曲》，千万不能用香港的钱，那是香港组织的钱，万万不可使用，否则后果不得了”。后来周履锵将此事告诉周任辛，任辛说：“那是蓉秋等私人的钱”。 正当谋求正式出版无望，自费出版又受到“自己人”的“劝阻”时，出现了转机，周任辛的一位在北京的学生为出版奔走，但也没有结果。1996年2月，她发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由世文图书发行公司总经销。她抱着试探的态度，去联系《先知三部曲》的出版。意想不到的世文公司听说我们已有译稿时，一口答应愿意出版。当时王国龙和周任辛正在上海，她打电话到上海。通过她起的作用，1996年6月，郑超麟决定，由周履锵出面直接与世文公司总经理袁亮和编辑室主任施用勤联系，世文公司来信，请我们送稿到北京，旅费都他们负担，我们去信，因年事已高，请他们来取稿。 1996年7月7日，施用勤来到上海周履锵家，第二天周领施到郑超麟家商谈出版事宜。当时施吞吞吐吐地说：“我们只用你们的第一、二部的译稿，因为我们已经有第三部的译稿，不知你们是否同意?”当时拿出第三部的打印稿给我们看。郑超麟稍一思考，马上拍板同意。接着谈了具体事项，译费定为每千字35.00元，（当时算是较高的），送样书30套。最后由周履锵和施用勤签了正式合同。于是我们交了译稿，并告诉施用勤知识产权问题已有了着落。后来我们将得到的著作权的授权资料也交给施用勤。当天在郑家共进午餐。 事后我们知道，世文公司和我们一谈就成功是因为：第一、他们原有出版计划，已有了第三部的译稿，有了我们的译稿，他们就不必译第一、二部了；第二、他们尚无法找到外国著作人的授权，而我们已经找到了，而只需先付1000元简直是象征性的小数目，我们将授权关系转给他们，解决了他们最大困难。 从1996年7月8日签约，到1999年1月出书，约经过二年半时间，期间的联系工作全部由周履锵负责。施用勤回去看了稿子后，来信说，原稿须请人抄写，在稿费中扣抄稿人工费7元，后来又来信提出译文须请人校对，要付给校者30%的稿费，周履锵与郑超麟商量后马上去信表示同意。其间来往信件没有事先征求王、周两位译者的意见，只是事后写信告诉周任辛。1998年8月1日郑超麟逝世后，联系中涉及到的问题周履锵才事前与周任辛商量决定。 世文公司实际上是一家没有出版权的独立企业法人，它自我的介绍写道：“世文公司诚愿以任何方式保持与各出版机构的良好合作，并承诺尽心代理其各类出版物的国内发行”。所以《我的生平》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世文公司总经销。经过施用勤的二年多的努力，《先知三部曲》最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和世文公司经销。书籍印刷精美，图文并茂，在国内问世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年并被评为全国十大好书之一。 这次《先知三部曲》成功出版，1、省去了我们自负的出版费至少十多万元；2、以中央编译出版社名义比用学林出版社自费出版社会效果大不相同；3、译者还可以得到稿费。 出书后，我们得到样书30套，用稿费购买了七、八十套，全部送人。虽也花了不少邮寄费，但比之拟付的出版费，少得使我们很满足了。王、周两位译者，收到首付的3000元稿费后，世文公司以经济困难为由拖着未付，后来用书250套代替稿费。也大都送人了。 2005年9月24日 说明：最近王国龙写信给戈兄，要我转交给他，并要我“致戈兄信中有关《三部曲》出版经过，叙述零乱，乞代再加整理，更正错误，还要把你经手的事补充进去”。因为不是几句话的改动能说得清的，所以我写了这篇小文。当然没有必要发表，只供想了解情况的朋友参考。
4．绿叶上的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履锵文存 4．绿叶上的诗 ――记莫洛与郑超麟的交往 读《瓯风》第三集得知诗人莫洛（马骅）已于2011年六月辞世，乡贤仙逝，不胜感哀。 找出一本马老赠我的诗集《我的歌朝人间飞翔》，翻开首页，有马老赠书的苍劲娟秀的题字。重读诗篇，感受甚深。这本书的附录收有一首郑超麟七绝古诗（第210页）。原来是郑老将莫洛的散文诗《绿叶上的诗》的古译。现代人只有把古文、古诗译成语体文，而郑超麟竟将散文诗反其道译成旧体古诗，真是一个创举。 郑诗： 读莫洛先生新书，戏将书中一首新诗之意改写为旧诗，以博一粲。 野游得句无写处， 绿叶权宜作小笺； 晨露任它滋笔迹， 朝暾照字更鲜妍。 1996，2，17． 玉尹老人 （此小序收入郑超麟自编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时改为：“莫洛先生有一首散文诗《绿叶上的诗》，写得很好，戏改成一首七绝。”第三句“晨露”改为“晨霜”。） 玉尹老人就是郑超麟。 莫洛先生原诗： 绿叶上的诗 （我的诗句写在绿叶上……） 初春明净的天空，袅动丝丝微云。不知从哪儿吹来一阵风，送来早开的梨花的馥郁。淡黄的阳光从高空泻下，蜜浆一样浸淹着树木。我的诗句像在贪婪地吮吸奶汁，它吮吸着绿叶上阳光的色彩。 清晨晶莹的露珠，缀上绿叶的边缘，滋润着我的诗句。太阳高高升起，一颗颗把露珠收去。我的诗句受到阳光和露珠的爱抚，既有露珠的沁凉，又有阳光的温煦。 （细雨沐浴着我的诗句……） 夏晚的南风，微微地吹，轻轻地拂，绿叶快活地左右上下摇摆。我的诗句像摇篮里的婴孩，在绿叶上吟哦低唱，合着微风的节拍。 细雨蒙蒙如烟，无声地降落在绿叶上。我的被沐浴过的诗句。不沾一点尘土，如同初醒孩子的眼睛，闪动智慧的光泽，映出纯净的思慕。 （我的诗句随同黄叶飘落……） 深秋的西风打树梢上驰过，绿叶慢慢变成了焦黄。我的诗句随同黄叶一起纷飞，飘坠到铺着衰草的地面。蜣螂伏在土穴里一动不动，蛐蛐儿也停止了弹拔琴弦。落地的黄叶化成了泥土，紧紧掩护着我的诗句。 我的诗句在大地的柔怀里休息。――休息不是怠惰，也并非无所作为。我的诗句殷殷恋念着绿色的希望，和泥层下的种子一起私语欢谈。 （我的诗句从冬梦中醒来……） 寒冬的日子昼短夜长，天空凝冻着片片彤云。北风骤然刮起漫天飞雪，像无数白蝶在游戏追逐。赤裸的枝条吹响哨子，觅食的麻雀啁啾在檐头。我的诗句埋在土里并未冻僵，它梦见如茵芳草，梦见解冻的河水丁冬响。 田垅上簪着冰花，树干上积着残雪。栏里的胡羊在咀嚼干草，屋顶的炊烟在冷风里盘旋。我的诗句打个哈欠醒来，很快掀开雪的被盖。它要在残冬放声唱一支辞岁曲，曲调的每个音符，都染有春天里吮吸来的阳光的色彩。 （我的诗句自晨至暮，自春徂冬，经受过春阳，夏雨，秋风，冬雪……） 1983年7月8日夜于温州 这篇附录，最后还有一附记。这“附记”实际上是一篇纪念郑超麟的文章，其中有二段： 郑老深度近视，又患严重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我赠他的书，只能请人读给他听。他对拙作《绿叶上的诗》颇感兴趣，听后将其改写成一首旧体诗。他握笔写字甚为困难，竟亲笔将此诗写于纸上，托人带来给我。 我收到郑老的诗以后，吟诵再三，深觉郑老的改作远远胜过我的散文诗原作，实在钦佩，喜不自胜，又极为感激！ 我对此事比较清楚，因为莫洛送给郑老的书，是经由周仁生（任辛）寄给我，由我送给郑老，并读给他听的。郑老的译诗，也是我抄正，连同手迹寄给周仁生转送莫先生。当时我并没有将详细经过告诉他们，所以莫洛以为“听后便将其改写成一首旧体诗。”其实郑老并不是在听后，立即改写成旧诗的。 郑老的阅读和写作的方式与一般老人不同。他早年近视，老年反而不老花眼了，他是能看清字的，不过必须在强光之下。他用放大镜把灯光集成一个光点照到字上，几乎鼻子碰到书本，一个字一个字困难地读。平时大都由我读给他听，但是他总觉得听别人读书印象不深，喜欢自己慢慢地读。他写字从不伏案，只是坐在靠窗的椅上，手拿一块夹纸的小木板书写，因为他看不清自己写的字，只能凭意念盲写，所以写出来的有时串行，他喜用自来水笔，有时没有墨水只留下一道划痕。他写的书信文章，大部由我抄写，读给他听，核对后才发出去。郑老的这首译诗是经过数天亲自阅读原诗，反复思考，认真写成的。 郑超麟（1901－1998）福建漳平人，早年与邓小平等人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后留俄。回国后一直在中共中央工作，曾任党刊《向导》编辑，《布尔塞维克》实际主编。大革命失败后，转入托派。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监狱共坐牢三十四年，晚年是上海市政协委员。电视连续剧《邓小平》中出镜三次，讲述邓小平三个不同时期的生平。 莫洛先生自己说：“我和郑先生既缘悭一面，亦未通信。”我每次回温探亲时，也未去拜访马老，聆听教导。但我对二位老前辈是很敬重的。现在他们已仙逝，我记下当年他们这段不平凡的交往，以作纪念。 附记： 莫洛先生与郑超麟的交往是通过周仁生和我的，我记得周仁生给我的信中对此有所述及，于是我找出旧信，发现有两封曾有提及。摘录如下： 1996年2月10日信： 今寄上马先生的诗作，请转交老超，这是老马的一片心意，他对老超非常敬佩，实在难得。 1996年3月1日信： 前天接到你寄来的两本书，一是《玉尹残集》，内有给莫洛的信及老超的新诗古译，二是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玉尹残集》、信、七绝都已送给莫洛。他的欢乐心情，难以言语表达。他对老超的这一青睐，表示无限感激。他早已了解老超的知名度以及他在老党中的地位，因此格外珍惜老超的墨宝，他几乎把每一个字都加以揣摸，他认为你抄的“新诗第一首”，应为“新得的第一首”，还有“足迹”二字未必抄对，可能是“书迹”或“笔迹”，不管怎样，总之，莫洛先生非常重视。
3．公理与强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履锵文存 3．公理与强权 ——陈独秀题词的时代背景 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 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 题赠 甲原先生 独秀（仲甫朱印） 二六年一二月二四日 这幅题词现藏上海市档案馆，曾在上海档案珍品展上展出，1994年12月（第3期）《档案与史学》封二上登载彩色影印件。刊登时下注：“1937年陈独秀狱中题词”，第76页文字说明称：“陈独秀在狱中给上海工商界人士甲原先生的题词”。档案馆保存这件珍贵的文物，并使之面世，对研究陈独秀抗战初期的思想，提供了一件重要的证据。 《档案与史学》认定题词为“1937年陈独秀狱中题词”。按署年旧时有二种表达法：一为公元，一为民国。二六年指的是民国廿六年，即公元1937年，所以认定的年份是正确的。陈独秀1937年8月23日出狱，9月乘轮船赴武汉。如把月份认为（三）月，当然还在狱中。但我们较为了解情况的人，对此认定存有疑问。一二两个字竖写成三横，看起来像“三”字，但第一横偏左，且与下二行分开，其实是一、二两个字，即十二月。据陈独秀大姐之孙吴孟明先生说，这是他的舅公陈独秀的一种习惯写法。所以可能是陈独秀在武汉时所书。 吴孟明先生少年时随祖母和陈独秀在武汉，后来同船入川，避难江津，到1942年陈独秀逝世，一直陪伴在身边。吴记得在武汉时曾有不少人请陈独秀题字，那时王凡西住在陈家。要确认这幅题词的日期、地点和甲原先生的情况，最好向王凡西询问。所幸王凡西老人尚健在，现在客居英国。于是我将这幅题词复印给王老先生，向他请教。1999年6月22日王凡西先生来信： 得独秀遗墨的影印，欢喜之至，此事本有很多话说，目前只好算了。吴甲原是我的小同乡兼朋友、画家，他与丰子恺一起开过画展。吴极富正义感，但从来不涉及政治，他的性格和行为都是一个艺术家。我当年和他来往，在《双山回忆录》中曾略提及，（见《双山回忆录》第270页），写不下去了，等我精力好转后，给你写详细的信。 1999年11月27日王凡西先生来信： 早几时你寄来的独秀给吴甲原写的字不知你是怎样得到的，盼告。我很想为此写一篇文章。此事说起来相当有意思，因吴求独秀写此字句时，我们正准备到军队中去。 我回信告诉王老这幅题词藏上海市档案馆，我是从其馆刊中复印的。我请他确认题词的日期。他于1999年12月31日来信： 老先生给吴甲原题字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住在老先生家里，吴来看我，顺便求他的“墨宝”。当时还有一些由江浙流亡到武汉的年青朋友（吴所认识的），也乘机求独秀的字，他有求必应，写了不少，最多写的是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透露出他当时的乐观心情。给甲原的二句是他自拟的，这是在新的局势中，重提他在五四运动前后一再强调的“公理与强权”二者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反映他设法让我们进入军队去实际参加抗战的愿望。本来，为此我可以写篇文章，可惜现在有心无力了。 王凡西老先生见到这幅墨宝欢喜之至，也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很想为此写一篇文章，我们也甚盼读到他写出来的详细说明当时的情景及题词内含深刻哲理的精辟文章。无奈王老毕竟已是望百老人，著述困难，诚如他来信所说：“现在有心无力了。”所幸王凡西五十年代写的《双山回忆录》中有一章《抗战初期的陈独秀》，记述当年陈独秀在武汉的活动。原来陈独秀早在出狱之时，就对抗战起草了七条根本意见，主张广泛团结抗日。九月到了武汉以后，两次在青年会发表主张抗日的演讲。他当时的活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与军方联系，拟将一些托派成员送到部队中去；二是与第三党、救国会以及另一部分“民主人士”相接触，企图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想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不拥国，不阿共，以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共同目标。陈独秀与当时在武汉养伤的国民党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交往，“独秀和何基沣很谈得来，这军人对独秀执礼甚恭，待如师长。”几经商定，决定王凡西、濮清泉等人随何基沣到师部去，王凡西是秘书长，濮清泉为参谋。陈独秀赠甲原的这幅题词，正是这个时候写的。 何基沣拟带王凡西等回师部，“平汉路车的票子都已到手，可是将动身的前夜，突然得到通知，何基沣被免除师长职，着毋庸回任。据我们当时推测，多半是他和独秀的往还让国民党军统的特务侦知了，于是便先发制人。”（见《双山回忆录》第273页）。 陈独秀在武汉的活动，由于种种原因未取得成果，对此本文不详细叙述了。 一九三六年画师刘海粟到南京监狱中拜访陈独秀并索题词，陈独秀即席题了：“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对联。无独有偶，一年后，另一位画师吴甲原，在武汉请陈独秀题词，陈又写下了此“公理与强权”相赠。一位革命家与艺术家的交往，为后人留下了两幅极为珍贵的墨宝，成为佳话流传久远。 至于《档案与史学》认定题词是赠上海工商界人士甲原先生的，现经题词时亲在场的王凡西先生来信确认，甲原先生是当时在武昌铁路局供职的浙江籍画家。而上海工商界人士中，如有张甲原或李甲原者，都不是陈独秀这幅题词的承受人。 （《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香港也出了一个版本。上文所注页数是港版页数。） 原载上海《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5期
2．关于《陈独秀致申报编辑部信》的断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履锵文存 2．关于《陈独秀致申报编辑部信》的断句 1937年8月21日，南京国民党政府释放陈独秀时，炮制了一个“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的呈文。陈独秀本就无罪，何来“深自悔悟”，于是他给上海《申报馆编辑部》写信发表声明。当时《申报》没有发表。 1980年，上海档案馆将收藏的此信原件提供给《党史资料》丛刊发表，世人才见到了这篇逻辑严密，铿锵有声，且极富文采的重要文章。 原信无标点，《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8月）发表时也不加标点。 随后出版的陈独秀文集及众多陈独秀传记等，都收有此信。为便于阅读，都加标点断句。但读了经断句后的信，有些地方反而费解。如将“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断成“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传》下册和《陈独秀著作选》）。读来实在无法理解。有些作者大概也觉此不通，干脆将“周内”改为“固内”，但既非原词，也无法读通。为此我持陈独秀的手迹向吴孟明老先生请教。吴先生是陈独秀大姐之孙，从武汉到江津，一直伴随其外祖公陈独秀。 近日接吴先生来信，寄来经他断句的陈独秀的此信，他认为上述费解的一句应该断为：“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来信针对“周内”一词特加注指出此词出自《汉书·路温舒传》，指罗织罪状，故意陷人于罪。 经吴先生断句，使我读通了陈信。陈独秀信中写着：“……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如此工整的对仗，更显其逻辑和文采。 现将经吴孟明断句的陈独秀致《申报编辑部》的信予以发表。 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注）；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我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益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陈独秀（章）八月二十五日 原载北京陈独秀研究会《动态》23期 （注）周内：内（Nà）通纳。周内，谓罗织罪状，故意陷人于罪。（见《汉书·路温舒传》）
1．浩气如虹——读陈独秀赠刘海粟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履锵文存 二、杂篇 1．浩气如虹——读陈独秀赠刘海粟联 1995年开馆的刘海粟美术馆，除了展出美术大师刘海粟的传世作品之外，还展出了刘海粟先生生前收藏的历代书画艺术瑰宝。其中有一幅陈独秀赠刘海粟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我不谙书法，但站在此联前，那苍劲的行草，丰富的内涵，陷入沉思。 这幅对联，也收入由萧克将军作序并题写书名，任建树、靳树鹏、李岳山编著的《陈独秀诗集》。编者的注释，采用访问刘海粟的谈话记录，道出了有关这幅对联的一段故事。刘海粟说：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关押在国民党南京监狱中，1935年秋，我刚从欧洲回来，见到蔡元培、杨杏佛。他们想去监狱看望陈独秀，但不便去，就跟我说：你是无党无派，你去吧！我是通过段锡朋的关系去的。见到陈，紧握他的手，说：“你伟大！”他说：“你伟大，敢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还大声抗议说：“蒋介石要我反省，他倒要反省。”陈在狱中没有忧忧不乐，很自然，有气派。我们谈话一个小时，临别时，我请他题字留念，他写下了这幅对子。在十年浩劫中，我把它辗转藏匿，才得以保存下来。 读了这幅对联和注，对陈独秀的革命气节，在反动派狱中的坦荡胸怀，激昂情绪，使人萧然起敬。这幅对联也是陈独秀的自画相，画出了革命家陈独秀的自信，自尊和自重。 陈独秀的伟大气魄，不只是表现在这幅对联中，现在留下的有《金粉泪五十六首》、陈独秀自己写的《辨诉状》等，这些掷地有声的诗篇文章，无不显示这位伟大革命家的铮铮铁骨。 附记：对联墨迹，展览会上不能拍照。后来陈独秀的亲属吴孟明（陈独秀外孙）等去刘海粟美术馆，两位副馆长亲自从珍品库内取出原件，挂起来让他们拍照。吴孟明给了我一张彩照，我放大复印送给朋友。 原载北京陈独秀研究会《动态》11期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1923-19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
第四章古代文明的终结（公元前30—公元65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四章古代文明的终结 （公元前30—公元650年） ·古代晚期的危机 ·匈奴人、哥特人、日耳曼人和罗马人 ·圣母与万能之神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阿拉伯、波斯与拜占庭 罗马帝国呈现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铁器时代最伟大的成就，其衰落和灭亡具有世界意义。从这个超级帝国的解体中浮现出的新社会力量和地缘政治秩序，将形成中世纪欧洲的基础。 铁器时代的帝国，尽管在地图上显而易见，却继承了他们青铜时代前辈的许多弱点。政治统一是军事权力的功能，而不是经济、社会或者文化同质性的作用。帝国统治者逐步加重剥削以积累剩余并将其浪费在战争上。社会由严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阶层的等级构成。创造力和革新被压制，而普通人成为微不足道的伐木者和拉水人。技术停滞，贫困恶化，异化传播。最终证明铁器时代的帝国，和青铜时代的前辈们同样保守。 因此，尽管罗马帝国的崩溃代表了一个完整社会秩序的结束，这个过程并没有引起能够将人文科学提升到一个更高文化水准的新生力量。它仅仅导致了马克思所说的“竞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本章中，我们分析毁灭了罗马帝国的内部矛盾，取代它的统治阶级（主要是日耳曼人、哥特人和阿拉伯人）的特征，以及在罗马危机的背景中，三种伟大的一神论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创立。 古代晚期的危机 罗马帝国表现了公民权与帝国主义政策的有力结合。公民权规定了一种利益相关人和士兵为主体的、扩大的社会基础。被征服地区的精英缓慢地被吸收并适应文化：他们被允许成为“罗马人”并分享帝国统治的好处。同时，帝国主义确保了战利品、奴隶和土地的持续流入。这样就使国家力量增强，统治阶级更加富有，被征服精英的忠诚得到确保，并为进入这个体系的食客集团提供资助。 但它的实施也有沉重的代价。帝国和文明是昂贵的。有所得必有所失。罗马统治保卫了财产和权力。但是，军队、城镇和别墅主人的财富，依靠一个剥削系统从农村人口中抽取税收、租金、应付利息和劳役。 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居民作为农民、劳工、农奴，或者奴隶，在土地上劳动。他们是支撑帝国和文明建造的“驼兽”。首先，这个负担——剥削比率——是相对温和并可以忍受的。大部分是被拿走了，但留下的足够农民家庭养活自己，耕种土地，保养牧场，并在当地市场上得到铁器时代农村生活的必需品。这些成为可能，是因为另一些人付出了更高的代价。帝国依靠征服战争来维持。对失败者的剥夺，使胜利者致富。受害者为维持国家、军队和富人，支付了大部分的费用。只要帝国继续扩张，对内的掠夺就会因对外掠夺而有所节制。 这个制度有其固有的扩张性。它依靠对外国剩余产品的军事掠夺而供养。因此，其生命力依靠这种剩余的持续获得。帝国在每一次飞跃之后，如果这个系统不想面临停滞和危机，另一次飞跃就变得必不可少。但外部剩余也是一种有限资源。到了公元1世纪，罗马军事帝国主义的继续扩张遇到了障碍。 希腊——罗马帝国文明的局限性，与铁器时代农业的局限性是一致的。铁器时代的技术创造了一个广阔的犁耕农业区域，从不列颠南部延伸到叙利亚，从欧洲的莱茵河和多瑙河延伸到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这是一片丰饶的土地，处处是开垦出来的土地、村庄，以及辛勤劳动的农民。剩余很多。那些将自己组织起来去夺取这些剩余的人，能够建立军队和城市。但在耕地之外却是荒野：不列颠北部的群山，德意志的森林，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沙漠。而当帝国军队行军进入这些荒野时，他们将陷入没有希望获胜的游击战之中，对抗分散及难以捉摸的对手。后者过于贫穷，就算征服他们也无法得到收益。 公元前53年，在叙利亚的卡莱战役中，一支3万人的罗马军队曾被帕提亚人的马上弓手摧毁。公元9年，另一支3万人的罗马军队在条顿堡林山被日耳曼部落成员歼灭。公元208—211年，罗马征服不列颠北部的最后努力被游击抵抗所挫败。“谁也不能从我们手中逃脱，”这是罗马皇帝塞普蒂默斯·西弗勒斯对他的士兵下的冰冷禁令，“如果他是男人，不能让一个婴儿依旧在其母亲的子宫里，逃脱他的命运。”但他们确实逃脱了。西弗勒斯死于约克，而苏格兰从未被征服。在不列颠岛北部的沼泽和峡谷中，帝国的庞然大物，在薄雾和细雨中被猛烈攻击，被穿着蓝色服装的小队散兵逼到绝望。 因此，罗马帝国也有局限性。它的基石是铁器时代的农业。这依赖于开垦过的土地，以及丰富的劳动力去生产必要的大量剩余，以维持军队、统治阶级，以及道路、要塞和城镇等基础设施。在犁可以使用的地方，战争是有利可图的。但在那些无法开垦的土地上，战争是一种浪费。而当军队到达荒野之时，帝国就变得扩张过度了。 扩张的高峰在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在公元后的第一个世纪急剧放缓，而在公元2世纪早期之后，几乎完全停止。战利品从此不再流入。外部的补贴停止了。罗马帝国变得完全依赖于内部生产的资源。 但帝国和文明的负担并没有减少。为了保卫绵延数千英里的空旷边界，一支强大的军队和大量防御工事是必需的。帝国精英的凝聚力，以及其委托人团体，首先是军队中的普通成员的忠诚度，依赖于奢侈品消费和国家慷慨的赠与。 从公元1世纪开始，特别是从2世纪起，帝国政府遭遇了长期的金融危机。增加农业剩余提取以维持其政治——军事基础设施的应对措施无情地导致了一个经济衰退的缓慢漩涡。增加税收，强制劳动，以及军事征用，造成被边缘化的个体农民破产。收缩课税基础——这样一来，在下一次循环中，税收被提升得更高，将另外一部分农民推向破产边缘。罗马帝国后期，日益军事化和极权主义化，最后消费了自己的社会经济资本，以努力维持其基本支出。这头食肉动物已经开始变得吃同类了。 这些压力有三个主要的政治效果。第一，统治阶级沿着旧的地区界限屡次分裂，每个集团都企图维持自己的剩余和军队。内战成了地方病，通常是由敌对的皇帝们领导帝国的不同部分的军队派系之间进行。 第二，外国入侵变得更加频繁而且日益险恶。在欧洲边疆地带，他们包括庞大的野蛮人部落联盟；而在东部边界，是以伊朗和伊拉克为基地的萨珊帝国。两场战役标志着罗马的军事衰落。公元378年，在色雷斯的阿德里亚堡（保加利亚），东罗马帝国的全部野战军被哥特人歼灭。6年之后，在意大利东北边界尤利安阿尔卑斯山下的冰冷河水中，重建的东罗马帝国军队被歼灭，这支军队大部分由哥特雇佣兵组成。罗马帝国内部的金融和人力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要依靠“野蛮人”士兵。 帝国金融危机的第三个结果，是阶级斗争的再起。本地农民被军事官僚当局的需要所压榨，沦为农奴，并遭受越发严酷的剥削，想尽办法来抵抗。许多庄园荒废了。社会上的土匪潜入了大部分乡村。对收税官、强征入伍和地方长官的抵制相当普遍。而有时，不满情绪升级成了农民暴动，以及农村公社的建立。 古代贵族作家讲述了多种叫作“巴高达”的神秘农村暴动。在其统治下，人民依据受他们欢迎的法律生活，农民发表演说，死刑在一棵橡树下宣布并记录在一块骨头上，而且“怎么都行”。很显然，在巴高达统治下，“布列塔尼人成了他们自己仆人的奴隶”。在这里，通过朦胧的理解和模糊的描述，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一个完全颠倒的世界，一个没有地主和收税官的世界。 分裂、入侵和国内暴动——这些帝国的症状反映了这个系统的腐烂。因此，在公元410到476年间，西罗马帝国解体，其继承的大块土地被野蛮的战争团伙所占据，最终什么也没有留下。 到了5世纪末期，欧洲已经被分割成形形色色的独立原生国家。在古典时代晚期的火光中，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酝酿之中。这个转变的主要实施者，是来自欧洲中西部和亚洲中部的部落联盟。 匈奴人、哥特人、日耳曼人和罗马人 欧亚大陆的大草原是一条几百英里宽的陆地带，从匈牙利平原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这个草原的气候特殊，树木稀少，从史前最早时期一直到中世纪，主要都是游牧民族在此生活。 草原游牧者从他们家乡发动的入侵，使欧洲、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历史，都不时被军事危机所打断。但在公元370到450年间，加速了西罗马帝国崩溃的，正是匈奴人。 匈奴人将捕猎和采集与畜养马、牛、绵羊和山羊结合起来。大草原的荒芜，生活方式的原始，意味着匈奴人数少而且分散，社会组织松散，不存在社会等级。专门化发展到了极致。匈奴人是一流的驯马师。作为装备有组合弓、套索和剑的骑兵，他们从事部落战争。弓和套索是草原人自己的装备，剑是在货物贸易中得到的奖品。 匈奴人在公元4世纪中期开始西迁的原因，我们不可能确知。但是，他们的贫穷，意味着自己没有安全边界；干旱意味着死在草原上。所以，他们可能是因为一次生态危机而开始迁移。对于一个财富耗尽、人口过剩的家园来说，暴力、征服和向西扩张，都是摆脱危机的路径。 到达乌克兰时，他们赶走了东哥特人（东部的哥特人）。当继续向西挺进时，他们又迫使西哥特人（西部的哥特人）进入东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随后，哥特人与罗马人因关系紧张而爆发战争。在公元378年，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东罗马帝国，其军队在阿德里亚堡战役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这个游牧民族，开始间接地重塑世界。 这么做时，他们是改变了的自己。哥特人，如同生活在更西部的罗马帝国莱茵河上多瑙河边境的日耳曼部落一样，是兴旺的个体小农。当被匈奴人征服之后，他们被迫向新主人缴纳贡赋。这样一来，游牧民族就因农业剩余而致富，他们将这些剩余产品用于扩充军事人员，于是就有能力进行更多的征服。 但是在罗马帝国境内，有更大的奖励等着他们。而且，如同哥特人在阿德里亚堡所证明的那样，这个帝国在军事上已经虚弱了很多。罗马各省的农民已经变成了农奴。剥削和异化已经使作为罗马军事帝国主义基础的传统人力枯竭。罗马皇帝们日益依靠贿赂和野蛮的雇佣兵来保卫自己的国境，而不是公民军团。匈奴人也偶尔会被罗马联军雇用。有时他们可能会被收买。无论哪种方式，罗马的财富都增加到了哥特人的贡品之中，使匈奴人完成了由游牧部落到称霸欧洲大陆两端的军国主义者的转变：其标志是公元434年阿提拉就任匈奴国王。 在其高峰时，阿提拉的帝国从波罗的海延伸到了阿尔卑斯山，从莱茵河扩展到了里海。 在匈奴的都城——一半是永久的乡村，另一半是游牧部落的营地，帝国境内的贡物和帝国之外的津贴与贿赂不断流入。半个世纪之前，匈奴人不过是在选举出的战时长官领导下、只有数百人的部落武装。现在，战争是一个永久条件，军国主义化已经完成，他们的最高指挥官掌握了绝对权力。 匈奴的战争政权从罗马帝国的腐朽中肥了自己，吞食着铁器时代技术革命可能产生的剩余。在罗马军事帝国主义的强盛时期，其剩余供养了以自由的农村公民士兵构成的军队。在其衰落时，它进化成一种雇佣兵军事帝国主义，其剩余供养了一个以匈牙利平原为中心、巨大的游牧帝国。 作为一个战争领袖，阿提拉控制着军事剩余，而且因为现在战争成为永久，他的权威也永恒不变。这个国王能够割断部落义务和社会约束的锚链，而这些曾限制了任何单独个体的权力。一个广阔赞助网络，约束着阿提拉的国王委托人、从属头领和主要家臣。但这个网络依赖贡品和补贴、战利品和声望物品的源源流入。因此阿提拉是一个强盗式贵族，一个战争贩子，一个永不停息的征服推动者。匈奴政权有着与生俱来的侵略性。 对罗马帝国晚期的统治者来说，阿提拉是“上帝之鞭”。许多穷人对他则有不同看法。在公元5世纪40年代，匈奴和哥特“巴高达”有时会组成联盟，以对抗罗马——哥特地主。但匈奴王国过于粗鲁、掠夺成性，因此并不能成为社会变革的一支进步力量。当451年，阿提拉攻击高卢（法国和比利时）时，他的向西攻势缺少外交策略。巴高达已经被疏远，没有行动，而罗马——哥特地主和西哥特自由农民加入了军队。因此西部短暂联合起来，在沙隆战役中给予了阿提拉决定性的挫败。他被迫撤退到自己的中欧心脏地带。两年后他死了，他的帝国解体，毁于其继承人之间的领土争端，以及来自底层的被压迫民众的暴动。 草原游牧民族的介入是突然和灾难性的，但他们对历史阶段没有积极贡献。西罗马帝国分裂成无数由日耳曼人和哥特人统治的野蛮人王国。东罗马帝国固化了，成为官僚体制的、保守的和内敛的政权。但匈奴帝国只不过是从地球表面上消失而已。 为什么罗马帝国的崩溃既突然又彻底？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匈奴人已经从游牧民转变成军事掠夺者，他们不再拥有任何自己的生产力，完全依赖从外部侵占必需的贡品、津贴和掠夺物，来支撑自己的政体。 他们人数很少，但版图很大，因此他们是一个过于扩张的帝国，易于被极度的人力缺乏所制约。恐惧和强迫使得他们能够维持这个体系，只要它能显得强有力。但扩张的停止将切断外部剩余的流入，而这是政权供养酋长、家臣和武士的底层结构所必需。因此，内生于一个缺少自己的生产基础，依靠暴力掠夺的动力系统中，他们过分扩张了。没有压舱物，仅有一台引擎飞驰着通过历史，奔向自己的毁灭。但这台引擎运动的暴力驱使日耳曼人和哥特人，确保了帝国国家机器的最终崩溃，以及被一系列蛮族国王统治的新国家所代替。 然而，这个变化小于可能会出现的情况。许多古代文明被蛮族的国王接受，因此罗马对中世纪世界的建立贡献很大。文化转变的主要车辆是天主教会。为了掌握这个重要性，我们必须回溯，去分析植根于过去的一种古代异教文化的子宫中、一神论宗教的成长过程。 圣母与万能之神 神话、仪式和宗教都是多层面的。它们最深重的根源，在于原始捕猎和采集生活的不确定性。对于食物追求的焦虑，由于在艺术、舞蹈、音乐和个人装饰中猎取动物的神奇表现所缓和。 早期的农夫，同样受制于大自然的变化无常，将大地想象为一个“女神母亲”，一个丰收和食物的源泉，她能够接受人们的祈求和贿赂，表现她的慷慨。早期农夫的丰饶之神都是女性，这是不可避免的。女人——月经来潮，怀孕生子，哺育后代——都是自然繁殖力的明显符号。但其为女性，还有另一个原因。在前阶级社会，女性是强有力的。人们的血统往往是母系的（通过母亲的家庭脉络），住处是入赘的（住在妻子而不是丈夫的村子），而且权力也是母系氏族的（在这里，女性的发言权居于支配地位）。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在一个基于共同劳动和集体拥有财物的单一社会中，女性起到了固定点的作用。生育孩子和哺乳的职责，使得她们无论在地理位置还是社会地位上，都较少变动，而私有财产及因其带来的个人权利的缺乏，也就限制了社会力量的替代来源。女性是社会的中心。男人围绕她们运行。早期农夫伟大的大地母亲之神，正是社会现实的镜像。 私有财产、阶级分化和国家权力几乎是同时形成的。它们之间相互依赖。分享和大致平等，是公有制的本性。但是，将土地分割为私人农场，或者将牲畜分割为不同的畜群，就使得一些人以牺牲他人为前提而致富。如果不想让社会走向分裂，随之而来的紧张关系需要某些程度的控制。国家——暴力基础上的人类实体——的建立，正是为了保护这个以财富为基础的社会之现状。而且，现在是男人在掌权。因为放牧家畜和耕作田地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当牲畜和土地为公共所有时，每个人都从中受益。当它们被私人控制时，只能让那些使用它们的少数人增加财富和权力。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说的“女性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性失败”，在神话和仪式中有所体现。旧的圣母之神从她们的宝座上被驱逐，取代她们的是新一代的男性权力之神。放眼世界，希腊的天地被宙斯所主宰，罗马的世界被朱庇特所控制，犹太人听命于耶和华，阿拉伯人信奉真主安拉，诸如此类。而且，正如旧的大地母亲象征自然的力量，新的权力之神是部落、城邦和帝国力量的化身。如同人们在现实中建立的军事体制一样，在他们的思维中，也构建起了一个神话的上层建筑。 在古希腊最神圣的地点奥林匹斯山，最古老的礼拜都属于那些圣母之神，如盖亚、瑞亚、赫拉和德墨忒尔。但到了古典年代，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她们已经被取代了许久。荣获最丰富的祭品，最辉煌的神庙，以及最著名猎物的，正是男神宙斯。在“巨人之战”的神话中，宙斯领导一批新神，战胜了泰坦——他的父亲克隆那斯和其他旧神。宙斯代表的是秩序、父权制和文明。克隆那斯是野蛮的化身：他的世界，是一个混乱和母权制的世界。母权制成了一个无序世界的神话符号。当希腊英雄阿伽门农从特洛伊战争凯旋时，他被自己的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所杀。后者选择了另一个男人做她的丈夫和国王。世界完全颠倒，道德秩序崩溃。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斯忒斯为给父亲报仇杀死了克吕泰墨斯特拉。谋杀导致了下一次谋杀。一系列的屠杀就是妇权制度的代价。 仇视女性的神话，使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希腊文明神圣化。男性支配的家庭网（一种家庭财产所有制）是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构件。城邦由市民、家族元老和小财产所有者的联合体来管理。对于女性的政治排斥、社会隔离和家庭压迫，这些矛盾一点也不妨碍希腊民主的前途。 在古代民族的神话世界中，还可以发现其他社会学说。神话是易于联想的。它们提供了描绘、陈述和分析社会矛盾的方式。它们代表和影射了社会规范。但当它们受到质疑时，也会引起争辩。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谁是我们的朋友，谁又是我们的敌人？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上，规范和团结我们的又是什么？在古代世界中，文化认同是在斗争中锻造的，而且正是神话、仪式和宗教，给了它们方式和措辞。 罗马是一个阶级分化的、崇尚武力的帝国。我们毫不怀疑其最高神明一定是个战神。最好和最伟大的万能之王朱庇特是罗马城邦的保护神。就其本身而言，他以一只老鹰的图腾形式，印在军旗上，供每一个罗马军团带入战场。同样的，在帝国的每一个军营中，他都在特殊的祭坛上受到礼拜。正因为如此，在每一次罗马胜利的高潮中，当获胜的部队和被俘虏的奴隶游行走过大街时，以及被击败的敌军将领依据仪式被掐死在讲坛上时，他都是祭品和荣誉的接受者。 但如果帝国的暴力和剥削有它们的宗教表达方式，被压迫者的反抗同样也有。神话既能够使社会秩序合法化，也能鼓舞对其的反抗。在这方面，一个古代的信仰特别突出。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它被制成一个反文化抵抗的棍棒——有弹力、根深蒂固，植根于巴勒斯坦普通民众的心中和意识里。后来，它将产下两个后代，同样都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而在它们之间，这三种宗教信仰将最终征服半个世界。它们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尽管能作为极度保守的意识形态无休无止地重铸，这三种由古代世界的矛盾所产生的伟大一神论宗教，其非凡的能力归功于：它们都起源于被压迫者的神话和仪式。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公元前537年，居鲁士大帝，巴比伦（今天伊拉克）的波斯统治者，准许一群身为犹太贵族后代的流犯返回他们的家乡。为了控制新兼并的帝国土地，居鲁士需要忠于他的人。这些犹太流亡者渴望成为新的统治阶级。 在犹太——基督教历史传统中，巴比伦之囚的返乡是一个核心事件。事实是，犹太精英集团作为一个超级帝国的内奸，在巴勒斯坦扎根生长。但是随他们而来的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火药桶。经过数十年的分裂、失败和分散，一个犹太教崇拜的最高权力之神——耶和华，已经转变成为一个褊狭的唯一真神，否定了其他任何神灵的存在。 在过去，犹太先知们一直在反对虚假的偶像，但徒劳无益。现在，一个被驱逐的领导集团挫败的民族主义，在耶和华要求统治世界的宣示中发现了措辞。政治上的虚弱有其宗教上的对等物，即耶和华的狂妄自大。如果有一个全能的上帝，代替一个互相争斗的神灵的万神殿，那么历史就会朝着一个单一的神灵目的运动，而那些上帝特别挑选出来的人，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只要他们保持忠诚和顺从。 亚伯拉罕和摩西的神话，以及扫罗和所罗门的传说，大体上建构了公元前6世纪：犹太历史的一次重新书写，并宣告了一套新的宗教“事实”，用来使一个新成立的、声称是这些开国英雄之后代的犹太精英政权，对权力岌岌可危的控制合法化。这是一群四面楚歌的精英，为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而战的好斗神话史。 因此，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神，犹太人是他的选民，巴勒斯坦是他们的“迦南[1]”。尽管这只是一个边缘宗派、一个小的流亡团体的观点，其复国雄心采用了宗教幻想的形式。独自一人时，他们除了期盼和祈祷之外什么也做不了。正是波斯帝国主义让他们避免了被历史遗忘，并将其推上了世界舞台。正是居鲁士大帝在巴勒斯坦培植了新的犹太教，并允许它茁壮成长。 [1]即承诺之地，上帝允许给亚伯拉罕的地方。 犹太人被证明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犹太人生活在伟大民族的阴影之下——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巴勒斯坦是个小国，偶尔会获得不稳定的独立，通常更有可能被一个外来帝国征服。因此，犹太贵族在为独立而战和与帝国合作之间左右为难。战斗的风险是很高的。一旦失败，意味着失去一切，但如果为独立而战的群众动员魔术般地形成一个来自底层的大众革命运动，这样就胜利了。犹太农民也同样纠结——在害怕权威，一种无力感，及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侵略者的仇恨之间摇摆。这样，犹太教就分裂成了相互竞争的教派，一部分是贵族和通敌者，其他是民众的、激进的，以及号召公开抵抗的教派。 在至少四种场合，宗教将犹太大众焊接成一个强有力的革命组织。当一个塞琉古帝国的希腊国王企图用对宙斯的崇拜代替耶和华时，他遭到了全国性抵制。而公元前167——公元前142年的马加比起义，最终确保了一个独立的犹太国。 当罗马的统治更加严酷时，在公元66—73年，115—117年，以及132—136年，犹太人又起来进行了三次反抗。每一次的反抗都是长期、艰苦和血腥的。每一次，上万犹太人都被杀害，数十万人流离失所。罗马人对最后一次反抗的镇压称得上是种族灭绝式的暴行，以至于犹太人口减少到了原来的零头。从此之后，古代世界的1000万犹太人几乎成了一个完全散居的民族，主要居住在沿东地中海的城镇。 在参加犹太人反帝运动的人中有一个来自拿撒勒的传教士，名叫耶稣。作为一名有超凡魅力的激进分子，他在乡村穷苦人中吸收了不断增长的追随者，因此他被逮捕、审判和处死。他所建立的组织，作为一个小教派幸存了下来，但很快分裂成两股明显的倾向。一股继续坚持犹太革命运动。这个群体在公元66—73年的第一次犹太人暴动中被摧毁。另一股在塔苏斯的保罗，一个在希腊受教育的犹太商人领导下，采取了一种心灵（而非物质）救赎的保守意识形态。而保罗的信徒们声称，这是一个神启，不单是为犹太人，而是为了所有人。 记录了耶稣的布道和教会早期历史的《新约》，是一个修正的产品，是在第一次暴动失败之后，离散的犹太人中的保罗信徒写下的。它指出，耶稣既是人又是神，他的王国不在地球而在天堂。他的使命是全世界的和精神层面的，而非革命的。《福音书》的作者们创造了一个非政治化和非民族化的耶稣，他能够在横扫罗马帝国、紧随反抗而来的“反恐战争”中生存。 然而，一些原始材料保留了下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异教的万神殿不可能有的、让人敬畏的强大神明，这个全能的、极其仁慈的基督教之神，为信徒们带来了马克思所说的“无心世界中的真心”——对于罗马帝国的被压迫者来说，这是一个有强烈吸引力的布道。 保罗的基督教教义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综合体。它代表了犹太预言及流行说教与事实上的希腊救赎崇拜的融合。作为犹太先知的耶稣，转变成作为整个世界救世主的耶稣。为了做到这一点，保罗增加了两个特殊的基督教元素，它们都来源于犹太革命运动的宗教根源：一个理想化的平等和民主的共同体，与罗马社会森严的阶级等级相反；一个强调同情与合作的教义，代替了主流多神教的贪婪与暴力合法化。 罗马帝国的剥削和压迫给数百万人带来了不幸，但政权的暴力通常会阻止有效的反抗，正是这种矛盾使基督教堂能够逐步发展。因为从奴隶、妇女和穷人中发展教徒，基督教堂被政府深深怀疑，并且一再受到迫害。男人和女人被烧伤，被动物吃掉，或者被钉死在木制十字架上，给早期基督教会留下了众多有名有姓的烈士——和历史上其他任何迫害一样让人印象深刻。 但到了公元4世纪早期，基督教会成了地中海世界最有效力的意识形态工具，有一个遍布整个帝国的教士、集会和会场的地下网络，许多军队将领、政府官员和富裕的土地所有者最终也皈依其中。到了公元31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本人也决定接受基督教，使这种宗教合法化，并使国家成为都会的保护者和赞助方。在这个世纪即将结束之时，君士坦丁的继承者狄奥多西大帝，宣布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违法，并将它们的庙宇财产转交给基督教堂。 犹太——基督一神教现在彻底转变成为一种有关国家权力、帝国和战争的意识形态。罗马帝国也马上变成了一个反对野蛮的文明捍卫者，一支力挺教会反对异教徒的十字军，以及一个捍卫基督教正统反对多神教的急先锋。因此，由于其包含的社会矛盾，基督教不可避免地和犹太教一样分裂。不同教派和国家之间的竞争，以及敌对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毁掉了一个单一的、全世界的教派。 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为核心的西罗马帝国日益增长的政治分歧——公元395年之后，这个分裂永久性地完成——反映在东部正教和西部天主教传统的分离上。类似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也体现在更保守的天主教会和北非更激进的多纳图派之间的分裂上。每一个团体，追求不同有时甚至冲突的目标，声称一个全能的上帝是其盟友。在其最极端的形式上，意识形态的发酵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新产物。正如犹太教曾经产生基督教，类似的一种发展注定会产生另一种伟大的世界宗教。 从两个阿拉伯篷车城市的文化坩埚中[1]，来自沙漠的异教传统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信仰的变种相混合，产生了一个新的一神教综合体——伊斯兰教。这种信仰将阿拉伯沙漠的商人和游牧部落聚合在一起，并将他们转变成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足以在短短数年时间里，通过旋风般的军事行动打垮东罗马人和波斯人的古代帝国，然后建立一种新的文明，将阿拉伯的语言和宗教，与从古典时代继承来的城市、技术、学问和艺术相融合。 [1]译者注：指麦加和麦地那。 阿拉伯、波斯与拜占庭 从智力上来说，混乱是大有益处的。它创造了每一种伟大的宗教。在公元前6世纪的巴勒斯坦，在与一个严阵以待的统治阶级的抗争过程中，犹太人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在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统治下，从被压迫者的憎恨中孕育了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从同一个源头产生的第三个分支。它的早期发展在公元7世纪20年代，当时不为历史所重视，不过是阿拉伯中西部汉志地区两个边远城镇的一种小小争吵。但它的猛烈爆发，将永久性地改变世界。 匈奴人一直是没有留下任何城镇、商人和城市文化的游牧民族。脱离了草原生活方式，他们就无足轻重。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军事攻击如同流星般划过垂死的古代文明，而且同样消失得非常突然，没有留下任何踪迹。但阿拉伯人却不是这样。这个沙漠中的游牧民族，绵羊和山羊的放牧者，骆驼和马匹的饲养者，是很像匈奴人的。但最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被驯化的骆驼，能够负载沉重的货物在沙漠中穿越漫长的距离，因此许多骆驼主都成为了商人。奢侈品被送到伊拉克海滨、阿拉伯半岛南部及红海沿岸，接着经阿拉伯商人由陆上向北和向西运送。麦加、麦地那以及其他阿拉伯城镇在这种贸易中致富。这些城市，以及沙漠通道上的绿洲，同样也是工匠和耕作者团体的家园。 简而言之，阿拉伯半岛与中亚的草原不同，这里有复杂的定居点，有社会阶层和城市文化。特别地，与部落风俗、口头传统和沙漠游牧民的多神信仰相共存的，是商人和市民书面的阿拉伯语，以及犹太——基督教信仰。 当然，它们之间也有冲突。长距离贸易损害了亲属关系和部落忠诚。沙漠袭击对部落成员来说是战利品，对商人来说则是抢劫。部落封地对本地亲属提供保护，但对一个遥远城镇的商人什么都不提供。 在类似麦加和麦地那的地区，游牧民和农民以货易货，部落成员与商人争吵，沙漠和城镇的传统存在冲突，男人和女人讨论世界如何运转——更准确地说，是他们觉得世界应该如何运转。当他们做这些时，是在一种宗教框架下观察事物。因为，在中世纪早期的世界，考虑这些事情，就是在思考上帝的意图。 在这个动乱中，一个麦地那小商人家庭的年轻人，体验它并将其当作内在精神上的痛苦。他想象到也相信上帝——阿拉伯人的安拉——直接与他对话。他说服一小群追随者，相信他讲的是事实，而其中一些人，开始记录下安拉同他沟通时所说的话语。他的名字是穆罕默德，而他所陈述的安拉话语，成为了《古兰经》。 伊斯兰保留了许多犹太——基督教的神话和传统。亚伯拉罕和摩西是犹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共同先知。三种宗教同样相同的是它们的普遍主义。伊斯兰教绕过了部落规章，也规避了阶级的不同。现在，一个至高神明，代替了敌对部落的那些相互矛盾的神，在部落忠诚和家族仇恨支配的地方，现在有了普遍性的行为规则。代替对被压迫者——妇女、奴隶、穷人和边缘人——的虐待的，是道德律令的一系列不加区分、同情、背叛和保护的措施。穆斯林基于形式平等、普遍权利和一种统一的法律，组成了共同体（乌玛）。伊斯兰教是在分裂的世界建立秩序的一种努力。 穆罕默德遭遇到了激烈反对，这不需要什么怀疑。他的布道大约开始于公元620年，但在622年他被赶出麦加，被迫在麦地那寻找避难之所。在这里，他缔造了即将成为一场群众运动的核心力量。寻找商业机会的商人，下决心抢夺的部落领袖，以及渴望和平与世间秩序的市民和农民，越来越多的年轻男女，都加入了他的政治一宗教骨干中。公元630年，他以胜利者的身份，带着一支军队返回麦加，而穆斯林则控制了阿拉伯半岛中西部。 当穆罕默德在632年死去时，他的运动本应该解体，被沙漠部落传统的袭击和争执推向分裂，但这并没有发生，因为最初的两个哈里发（继承人），阿布·巴克尔和乌玛尔，将阿拉伯人的暴力能量对准了外部目标：波斯和拜占庭（东罗马）帝国。 当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出击时，旧式帝国纷纷崩溃。古代世纪的城市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在公元636年，伊拉克的泰西封在637年，埃及的巴比仑——开罗在639年，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在642年。在穆罕默德死去10年之后，他的继承人已经创建了一个庞大的中东帝国。 正如匈奴人和哥特人两个世纪前已经在欧洲经历过的那样，阿拉伯人发现这些旧帝国，虽然它们个个浮华和壮观，内部都是空虚的。波斯和拜占庭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最终却是没有结果的战争。最近的一次，发生在公元613到628年，双方都精疲力尽，他们的财富耗尽，人员大批死亡，而民众则对税捐、强制征兵和征收财物愤愤不平。 旧帝国有防御工事，有装甲武士，还有复杂的武器系统。阿拉伯人则有沙漠和骆驼。阿拉伯沙漠向北延伸，西到叙利亚，东到伊拉克，遍布沙子和碎石。在这样的荒漠中，骆驼是最重要的，骑着骆驼的军队，能够像轮船在大海中一般活动。阿拉伯人会从沙漠中，突然地、无处不在地冲出。当这样做时，他们装备简单，高度机动，在一阵尘土般的旋风式战斗之后，他们就能摧毁派来攻击自己的、紧绑战靴、骑着重装战马的笨重军队。 叙利亚和伊拉克沉闷的农民，对于自己主人的失败丝毫也不上心。他们还经常把阿拉伯人当成解放者来欢迎。许多从前的地主逃跑了。租税降低了。犹太教、天主教和波斯的索罗亚斯德教得到了默许；而许多人很快转向了伊斯兰教。阿拉伯人的统治，通常意味着最低限度的生活改善。 阿拉伯的征服在继续。他们的军队席卷北非海岸，在最终跨过地中海并入侵西班牙之前，他们占领了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而西班牙则在公元711年完全被征服。其他军队向东推进。早在664年，阿富汗的喀布尔就成为伊斯兰教城市。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突然、最有变革意义的军事行动之一。但是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征服者也改变了他们自己；这两个进程是高度矛盾和让人质疑的。荒漠中的民众——游牧民、商人和入侵者——首先沿中东和北非激增，然后，在继承了古代帝国的财富之后，接着向内破裂，陷入苛政、谋杀和内战之中。
2．意因同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履锵文存 2．意因同志 年青时喜读意因的文章，但不知道意因是谁，过了几年，才知道意因就是郑超麟。 在郑超麟同志的晚年，我与他接触较多，他最后五、六年写的文章，大都由我整理抄写。1998年8月1日，郑老与世长辞了。他的几位侄子对我说了许多感谢我帮助他们伯父的话。我说：不能说我帮助郑老，而是我与郑老相处的几年中得到很大的教益。 郑超麟同志对信念的坚定，他对写作的认真仔细，复核时的一丝不苟，一个半盲半聋半残的曲背老人，“此身犹在战未休”的干劲，他对革命前景的乐观主义，这些“意因精神”，我深为感佩。他的“虞渊追夸父，渴死亦甘休”，“祝新旗插遍千千屋”“锦绣人寰身不见，终必现”，“伴随坎坷登百岁，直到此身也不留”的诗句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意因同志去世了，在他身后，我能写什么呢？与其写颂扬的悼文，不如写写相处的情景和感受吧！ 一、初识郑超麟 1947年春，我来到上海，每周去听彭述之讲课，后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S.Y）。这一年秋，我进入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与温州来的另二个学生，成立了师专S.Y支部，在校内进行反蒋活动。S.Y是托派多数派的青年组织。我们除了阅读马列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多数派的刊物《求真》和《青年与妇女》，也读少数派的刊物《新旗》，意因写的《不断革命论ABC》，《不断革命论和中国革命》。我还读过题为《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四本油印的小册子，汇编当年论争时多数派的文章，主要是彭述之和刘家良的文章。我们读过不少署名意因的时论和译著，认为文章写得很好，但没有读到当年论争时少数派的文章。我们支部的几个年青人，萌发了想面见郑超麟的念头，通过联系，约定在虹口公园见面。 日期已经记不起来了。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坐在公园僻静的草地上，郑超麟与我们谈了半天。谈话的内容已无法记得，无非是多少数派争论的问题。但有二点印象始终未忘。其一：当年郑超麟约五十岁左右，看上去是一个体魄强壮，风度不凡的学者，戴一付与众不同的眼镜——远近两用眼镜，深度近视镜下半部有一小块半月型的老花镜。其二：我们原先很爱读意因的文章，逻辑条理周密，文笔精美流畅，总以为他是一位谈锋锐厉的宣传鼓动家。但交谈之后，觉得他的谈话，虽然逻辑性很强，但欠宣传鼓动的魅力，一口福建腔，说得急了还有点口吃。 二、重逢 1952年12月22日，我在福建和周仁生、黄禹石、赵青音同时被捕，我被判刑七年。1955年押到内蒙古劳改，1959年期满后又被强迫留场就业，先后三十五年，我几乎与世隔绝，一个老朋友的信息也没有。一次从报纸上看到上海政协增补郑超麟为特邀委员，我猜测老朋友的境况有所好转了，1987年我退休返回上海，才逐渐找到几个老朋友。历经多年劫难，相逢各有许多遭遇诉说。几个人谈起，要去看望郑超麟。我和沈云芳找到李培，由他领我们去见郑超麟。那是我们相隔几十年后的重逢。沈云芳1949年以前与他接触较多，那次大部份时间是郑老与沈云芳交谈。我与郑老仅见过一面，他己记不起我的姓名。 重逢给我的印象是，郑超麟体型与当年判若二人。但一谈话，记忆、思维、逻辑仍不减当年。 后来知道，几十年的监狱囚禁，他的思想立场始终坚贞如一。 从那以后，每年去看望他几次，有时李培替他抄写的文稿忙不过来，将一部分交我抄写。 三、李培去世 1979年在石泉新村分配给最后一批释放的托派住房，他们住得邻近，相互有些照顾，生活也很安定。政府安排郑超麟为上海市政协委员，蒋振东、喻守一为上海市普陀区政协委员，黄鉴铜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熊安东等人在民政局领生活费。但大家毕竟都是老人了，蒋振东，黄鉴铜，喻守一相继去世，郑超麟的患难与共的妻子刘静贞，在搬进新居后不久就安然长眠。郑老生活无人照顾，他的侄孙女郑晓芳从老家漳平来到上海照料他的生活，替他抄写文稿。郑超麟年已高龄，有白内障，行走不便，晓芳上班后，李培成为他的助手，替他读书报，抄写文稿，邮寄信函，与外界联系，甚至日常饮食起居，都由李培负责。 1993年9月下旬，李培突然发病，到9月30日就逝世了。郑超麟得知李培死讯就惊叹：“李培死了，我也完了。”他在《悼李培》中写道：生活上的困难可用雇请佣人解决，但政治上的帮助就无人可代替了。那段日子，郑超麟的心情是很忧郁的。他坚定不移的信念，总想在有生之年，为传播革命思想竭尽全力，他常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就是说，他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忘我的，是为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 我们仅存的几位朋友在考虑今后怎办。郑超麟的能力和影响，是无人可代替的。李培死了，但决不能让郑超麟处于无助的境况。 李培在世时候，他有时太忙，曾将郑老的文稿交我抄写，但我和郑老接触不多。李培死了，住在邻近的二位老友身体欠佳，周仁生希望我能协助郑老。于是我开始走入郑家，做了一点我的能力能做到的工作，相互接触多了。下面所写，就是这几年共处的点滴感知。 四、坚持托洛茨基主义，从不隐瞒观点 听朋友说，中共中央决定释放被关押的最后一批托派犯人时（判无期徒刑或关押几十年未判决的）。除了郑超麟少数几个人之外，所有的人口头上都表示认罪的。有些干部对释放不认罪的郑超麟有意见，周恩来为此请示毛泽东，毛很爽快地说：郑超麟不认罪，再关下去也是不会认罪的，放了罢。《郑超麟回忆录》初版上有一简短的“出版说明”：“郑超麟，现任上海市政协委员……至今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种种重大问题上，仍完全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并仍然拥护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种种主张。”从上述传闻和出版说明，足见郑超麟从被捕及至关押二十多年，始终是不“认罪的”，释放后任上海政协委员，仍然公开声明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1996年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郑超麟回忆录》第三版，把上引的那段说明删去了。这当然可以视为思想开放的一种好现象，但郑超麟反而不高兴了，他的思想确实是够“顽固”的，宁愿人家公开指他是托洛茨基主义者。 1952年12月22日，中共逮捕了大陆内的所有托派。在狱中各人的表现怎样？我一无所知。近年来接触了部分老朋友，才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像郑超麟那样公开抗拒是少有的。大部份被关押的托派，包括一些过去曾被国民党反动派或日本帝国主义逮捕，曾受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的人，在共产党狱中，即使思想上没有改变，口头上都“认罪”了，不惜将污水往自己头上猛泼。 为什么革命者能在敌人的酷刑下坚贞不屈，而在“自己人”狱中自污呢？俄国革命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老一代布尔雪维克，在沙皇狱中很坚定，而在共产党的监狱和法庭上，什么罪名都承认，包括叛国、谋杀等罪名。中国共产党高层干部，文革期间被批斗时也往往认罪。这个历史现象，值得学者深入探讨。 郑超麟本人始终坚贞如一，但他对待一些狱中表现不佳者，甚至曾批斗他的人，仍然持谅解的态度，郑超麟说：“他们也是受害者”。 五、生命不息，笔耕不已 郑超麟将近百岁了，患有严重的白内障，近于失明，曲背弓腰，行走不便，然而他从未停止思考和写作。他自己无法找参考资料，没有一位专职的人帮助他。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却是他创作的旺季。近年的文章除了已出版的《怀旧集》，又编了一册《鳞爪集》。还写了许多政论文章。写文章就是要出版的。但郑超麟曾说：“这些年我的文学性的文章，回忆性的文章能够发表，但理论文章就因我的观点不同无法发表了。”他把那些编成册留待后人去处理。 二年前，郑超麟说：“我出生于1901年，与世纪同龄，快活到一百岁了。目睹或参与了本世纪的许多重大事件。我要写一篇论文，对本世纪的事件进行思考和分析。”又说：“写大文章需要资料，可惜我老了，无法寻找资料。”他是希望我帮他查找资料的。可是我忙于打工糊口，每周只抽一天时间帮助他，这一天也只能处理一周内的来往信件及其他文稿，一直没有为他找资料。 郑超麟同志对马恩列托的理论有深刻的研究，他的记忆力超人，常能记起主要的论述。对卢森堡的经济理论亦很有研究，能叙述其主要论点。但写文章就不能单凭记忆，必须根据原著。马恩列全集，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家中都有收藏；托洛茨基的著作，当年被作为罪证搜去了，近年才觅得其主要著作《俄国革命史》等书；但最主要的参考书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遍寻无着。去年，清华大学教授刘贵生（刘静贞之侄）来沪看望郑超麟时，请他在北京寻找。刘贵生回京后，不久就寻到此书，且复印一册寄过来了，超麟喜出望外。为了便于阅读，把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和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中“一国建立社会主义”一章，放大复印出来，超麟就能亲自阅读了。 1997年夏天，超麟居然着手写他的论文了。他是在无人帮助，克服视力的困难，行动的不便，独自艰难地翻阅马恩列全集，托史的文集及其他资料。到10月，写出了长达八万字的论文。他题为《最后的论文》，我对他说：不能称最后的论文，你还要活下去，还要不断地写文章的。后来，他自己定名为《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他将原稿交给我，嘱我抽空慢慢地整理。 我断断续续地着手整理，每完成一章就交给超麟同志亲自校订。他用放大镜，逐字逐句审核修订，有时还补充或修改了相当多的内容，交给我再抄。到97年底，只整理毕前四章。1998年元旦后，郑超麟患病住院，当时他自以为不治了，写信向王凡西告别。在病榻上嘱咐我：“就算我的遗嘱，我的《最后的论文》就交给你整理了，以后如能发表时，一定要说明，前四章是经由本人亲自审定的，后十多章根据手稿整理，本人来不及审核了。” 医院用多种方法检查，确诊为晚期肝癌，根据医生的建议，回家疗养。这位望百高龄的老人，记忆思维始终非常好，仍能看书写信。于是我加紧整理，争取在老人有生之年，亲自审核全稿。我每晚工作到深夜，一周整理二、三章，送去请他审核。到98年4月15日，郑超麟同志98寿辰之前，他亲自全部完成抄正稿的校订。老人对于自己的文章是很认真的，我抄正的文稿他一定要逐字逐句的核订，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疏漏。审核时常有大段大段的修改补充，有几章整章重写，嘱晓芳连夜赶抄出来。 这项“巨大工程”完成后，郑超麟同志非常高兴，不过他还说这只是初稿，还要仔细修改。 生日过后，他又着手再校改，到5月24日基本完成。次日嘱晓芳去复印三份，晚上晓芳拿来复印件后，才告诉她，肝脏痛得厉害，明天去医院检查，并叫她打电话给我，要我当晚去见他。 我赶去后他对我说：“一份复印件给你保存，要从头看一遍，编一份勘误表。”老人对能亲自完成二校很高兴，不过他还想待我勘误表出来后再校第三遍。 郑超麟同志的这篇《最后的论文》，其内容不必叙述了，不过我要指出，他的论文，是着重总结经验教训，照郑老的原话：“我们试总结二十世纪的经验，帮助二十一世纪的人去更好地进行革命。”他的意见，当然不会被官方认同，就连老朋友，也许有人对他的某些意见持保留的态度。但毕竟这是郑超麟同志的思考结晶，对这位世纪老人的“善言”，后辈应该研究汲取。 老人一次对我说，《最后的论文》年内能发表。我当时不敢相信是真的，他当时没有详说，我也没有细问。过了许久，他告诉我，范用替他出《晚年文选》，将《最后的论文》也编进去了。对范用先生，郑超麟是非常感谢的，曾多次对我说：“我不知怎样感谢范用才好，没有他的帮助，我的许多文章都是发表不了的。” 郑超麟强忍病痛，亲自编定三卷《郑超麟晚年文选》的编目，亲笔写了一篇自序。还为他早年翻译的纪德的《从苏联归来》的再版写了一篇逻辑性很强的序。不断地与友人通信，一直笔耕到7月20号突发脑溢血昏迷失去知觉为止。 六、“青史古人多故友，传中事实半非真。” 朱正给郑超麟96寿辰贺电：“一身可征一代史，百世当钦百岁人。”郑超麟爱沈吟古僧人的诗句“青史古人多故友，传中事实半非真”。 现在“名人”传记很吃香，长篇巨册，比比皆是。但所有的传记，包括死后的悼词，都是溢美之词。有些把传主神化，写成从孩提开始，就是伟人了。还有本是十恶不赦的蒋介石，四·一二屠杀革命者的元凶，也作为传奇人物立传赞美。如此下去，岂止传中人物半非真。 郑超麟近年来也写了不少人的传记，有中篇《记尹宽》，更多的是短篇《记×××二三事》等。写尹宽，陈乔年，陈延年，汪泽楷，何资深等人，是郑老怀念老友主动写的，也有一些是应人之请写的。 郑老写的人物传记，一部分收入已出版的《怀旧集》，还有几篇编入《鳞爪集》。他写的与坊间常见的完全不同，既不溢美，也不恶意攻击，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实事求是”。读了他写的传记，得到的人物印象是活生生的，既有优点，贡献；也有缺点，失误。完全是“信史”。 现在写几件我所知道的事例。 一次，当时已颇有名气的记者戴晴访问郑老，戴称郑超麟为伯父，说她是郑老伯老朋友的女儿。郑老搜肠刮肚也想不出来。戴晴从包内拿出《郑超麟回忆录》，说：“我是读了你的回忆录，才知道你是和我的父亲一起从苏俄回国的。”翻到79页，指着“傅大庆”三个字。戴说：“我就是傅大庆的亲女儿。”郑老仔细端详戴晴后说：“你的脸型确有几分像傅大庆。”戴回京后，跟母亲谈了见到郑超麟的情景，后来戴给郑老信，说她的母亲想请郑老写一篇关于傅大庆的文章。郑老写了《记傅大庆》，写了他们在莫斯科的共同生活，写傅的为人和性格，写回国，写在狱中传递营救胡志明的讯息，写傅的牺牲，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老友的深情和缅怀。 文革开始，毛泽东为了要打倒、整死刘少奇，到处搜集刘少奇的罪证。派人找到当时还在押的犯人郑超麟，威逼、利诱郑超麟证明刘少奇在武汉时出卖工人的利益，充当工贼叛徒。郑超麟处在当时的逆境下，顶着压力，硬是不肯顺着诱供写刘少奇是叛徒工贼的证词。后来，为刘少奇正式平反前几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引用当时郑在狱中写的材料，证明在武汉时期，刘少奇是捍卫工人利益的。郑的当时难能可贵的证词，实是刘少奇最可贵的一段，同时也显现郑超麟的高尚品德。 周恩来与郑超麟旅法时同是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十八个创始人之一，回国后曾共同战斗在革命战线上。邓小平是郑超麟旅法勤工俭学的同学，曾住在同一工棚。为庆祝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为拍记录片《邓小平》，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派人访问郑超麟，用意是很清楚的，希望郑谈一些颂扬的话。但郑超麟始终不顺着人家指引的方向说话。后来播放的记录片《邓小平》第一集中郑老出现三次，但都不是那次采访的主要内容。 一个自称是周恩来私生女的人写了一本《叫父亲太沉重》，境外电台以此诋毁周恩来的形象。我为此问郑老，周恩来有这个私生女吗？郑老说没有此事。但郑老又说“周恩来曾有过一段浪漫史，但那是个人的隐私，我不能对人说。”我了解郑老的脾气，就没有再问了。总之，郑老对位居高层的人物，也不去吹捧，可也不攻击，不揭与政治无关的绯闻，完全做到“实事求是”。 中央筹备纪念《王若飞诞辰一百周年》，文献组了解到王若飞和郑超麟有过一段很亲密的关系，派了二人专程乘飞机来上海采访，打算请郑老谈谈，他们写采访记。一接触，郑老答应亲自写一篇文章，于是二位客人先回去，郑写成后交我抄正，电传到北京。来访者要将郑老的文章编入《王若飞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册》，当然想得到歌颂的文章，可是郑超麟写了《王若飞轶事》除了叙述当年二人亲密无间的友情之外，着重写了三点：（1）王若飞是陈独秀派；（2）王若飞在六大的活动；（3）王若飞帮助托派，在莫斯科时，曾将住所白天让王凡西关起门翻译托派文件。后来北京传来信息，王若飞的儿子不同意该文收入纪念册。这原在郑老意料之中，所以毫不介意。现在此文已收入《鳞爪集》。 七、郑超麟论卢森堡 波兰民族中有二位对人类作出卓越贡献的伟大女性，一位是自然科学家居里夫人，一位是社会科学家，革命家罗莎·卢森堡。 郑超麟非常推崇卢森堡，不仅崇敬她与李卜克内西同时为革命英勇献身，还仔细研究过卢森堡的经济学说，他认为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补充和发展，她提出的理论，至今还有现实意义。 郑超麟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算式，可是提出的扩大再生产的算式却有漏洞，马克思始终没有解决。卢森堡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解决的。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只能“简单再生产”，而不能“扩大再生产”。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每轮生产结果总有十二分之一的生产资料卖不出去的，但事实上资本主义是能够“扩大再生产”的，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过去的，即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配合着发展的，那些过去的生产方式所积累的钱，能够购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多余的十二分之一的生产资料，以此来解决了资本主义的根本困难。 资本主义是依靠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存在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愈迅速，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消灭得愈迅速。到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到一定程度时，资本主义就因无人购买其过剩生产资料不得不窒息而死了。 这就是卢森堡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纠正和发展，因之，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有很大的贡献，而且在列宁之上。 郑超麟说：过去斯大林党以马、恩、列、斯为领袖，现在斯大林已臭不可闻了，没有人再提他了。我们托派历来提马、恩、列、托。把托洛茨基和列宁并列，是符合历史真实的。郑超麟强调说：“我认为，应该提马、恩、卢、列、托”。 八、未了的心愿 郑超麟心跳停止时，眼睛似闭未闭，仍是死不瞑目。 郑超麟生前多次上书中共中央，要求给1952年肃托案平反。定托派为反革命的主要依据是“汉奸”和“特务”。毛选新版注释已指出托派是抗日的，还有什么理由不予平反呢？但多次上书，似石沉大海。郑超麟说，只要我还活着，还要继续上诉，不得平反，死不瞑目。不过我们不忍心使老人死不瞑目，按摩了他的眼眶，让他闭上了双目。毕竟他已见到毛选新版删去了对托派诬蔑性的用词。他还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至于何日正式法律上平反，后人只有拭目以待了。罗马教皇数百年后才给伽里略平反，我们能待到何日呢？ 郑超麟说：“今天我们要求平反，并不是争论政见的是非，只是法律上定托派为反革命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托洛茨基政见是否正确，是值得研究探讨的。” 郑超麟还有一个心愿，要成立“托洛茨基主义研究会”，有一次对我说，由他出面向民政部门申请，争取成为合法的学术组织。他的这个愿望，在其有生之年未曾正式提出。 九、待人一例 郑超麟待人很宽厚，对人的观察很深刻。但也妒恶如仇，原则性很强。他一生坚决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凡是叛变投敌，特别对投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人非常痛恨。郑超麟对于顾顺章、马玉夫、刘仁静从来不屑一提。 纪录片《邓小平》播出后，国内外郑超麟当年的朋友，知道他尚健在，有来叙旧，也有来信问候。一位在台湾的文化名人严灵峰，当年曾是托派且与郑老相识。他通过北京的友人打听到地址，来信联系，郑老不予答复。我对他说，此人赴台几十年来，学术上很有成就，宜与之写信。郑老对我说：“你不了解，此人投敌后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当一名处长，后来又当了国民党的福州市长，不管后来怎样，我决不与之为伍。” 郑超麟就是这样一位器重革命气节的人。 后记 1996年，靳树鹏希望我提供一些有关郑老的资料，后来我写了《意因同志》寄去，他据此并参考其它资料，写了一篇《郑超麟先生ABC》。 郑老去世后，我将《意因同志》前半部分加以修改，删去了后半部分，重写了第四节以后的内容，成了这篇《意因同志》。还有许多话可写，终因我写作能力太差未能写成一篇完整的文章。 超麟同志高尚的品德，坚强的信念，“战未休”的斗志，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我思考，应该称为“意因精神”。几个月来，我一直想用简洁的几句话或一段话，来表述“意因精神”。苦思瞑想，始终未能叙述出来。深盼陪伴郑老二十年的晓芳和其他老朋友，能恰当地叙述这个不朽的“意因精神”。 1998年11月20日
1．听彭述之讲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周履锵文存 一、往事 1．听彭述之讲课 1947年春，我到了上海，受周仁生的影响，初步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经常阅读《青年与妇女》、《求真》、《新旗》等托派刊物。《求真》每期都有陈人白写的文章。大约这一年的三、四月份的一天，周仁生对我说：“上海有一个哲学班，每星期日上午，陈人白教授主讲。”我当然乐意参加，他带我到卡德路（现在叫石门二路）山海关路育才中学的阶梯教室。从此每周一次听彭述之讲课，延续了约一年左右。 陈人白先生，约五十多岁。那个年代，五十多岁的人都已经被视为老头了。陈先生讲一口很难听得懂的湖南话，他用烟斗吸烟，不吸时空烟斗也端在手上。参加哲学班的人员约五、六十人，大都是青年人。大家带一本英文书，对外称是英语补习班。 听课的人背后甚至当面称陈先生为欧伯。后来才知道，欧伯就是彭述之，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领袖。 记得第一次去听课时，讲的是哲学。以后陆续听了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大革命史等课题。每门课都有参考书，哲学是伏尔佛逊著的《辩证法的唯物论》，经济学用河上肇著的《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好像是用波格达诺夫的《社会学》。其实彭述之讲课时根本不用教材，都是直接口述的。一次课或一个课题结束后，将笔记稍一整理，就是完整的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可惜当年的笔记本都没有保存下来。 听课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年代久远，许多情节都记不起来或记不确切了。我不知道在我去听课之前曾举行过多少次，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是讲唯心论与唯物论。彭述之认为，原始人类不能驾驭自然，了解自然，宗教迷信产生了，就以为人类最早的思维是唯心主义的。彭述之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人类有了思维，有了哲学的萌芽，唯心论与唯物论就同时产生的。他举希腊的初始唯物论为例。后来讲辩证法。我的哲学知识很少，之前仅读过一本《大众哲学》，所以彭述之的讲述，对我都是新鲜的知识。我只是似懂非懂地灌到脑子里去。 讲社会发展史，指出人类社会可分成：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阶段。彭述之较详细地讲了原始共产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不能认为是由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的倒退，就社会的发展，就生产力的发展，由较公平的原始共产社会进入阶级压迫的奴隶社会，是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 讲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其论述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 讲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再发展了，必然要转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彭述之的论述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完全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革命即将暴发，革命即将成功。这些论述已经过了五、六十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的论断已经八十多年了，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还在发展，苏联及东欧自称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垮台了，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这些现实与当年的愿望大不相同，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我们当时受到的共产主义的教育和革命理想。 每月还举行一次座谈会，内容在《青年与妇女》上发表。选题每次不同，大都有关“青年”的问题。朋友们都争先发言，但我一次也没有发言，主要是我水平低，性格内向的关系。最后总是陈碧兰、彭述之作总结发言。 有一次听课的人比平时多，上午讲课提前结束，全体乘大客车到江湾叶家花园，举行联谊活动，名义是为李永爵、罗莉萍结婚开派对，实际是托派多数派战后大聚会，据说人气之旺是空前的。午餐很简单，是现买的热馒头加上带去的牛肉（美军战后剩余物资中的牛肉罐头）。大家吃得很开心，三五成群，有说有笑。下午举行大会，几十年后还记得有一位越南托派同志讲演，刘家良担任翻译。讲的内容完全忘记了，但刘家良的开场白始终还记得，刘说：“越南，中国人过去叫安南，越南人对‘安南’的称呼很反感。”原来，“安南”“镇南关”等都是侵略者镇压少数民族与邻近弱国的称号。彭述之作了长篇报告，可惜讲稿都没有保存下来。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青年也已成了耄耋老人。我是受了彭述之的教育，最后成为“顽固”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当年参加的人有些作古了，也有些改变了信念。 1948年夏天开始，育才中学的哲学班迁到海宁路大公小学，位于国际电影院旁边的弄内，那时小学生放暑假，借校址继续办班。不管叫哲学班或其他名称，实际上是培养干部的机构，类似于党校的性质。通过学习，原来已是托派的人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一般受影响的人成为托派党团员。我就是上了哲学班之后，于1947年夏天成为S.Y的。 海宁路大公小学的讲述内容与育才中学已有不同，偏重于建党文件的学习。就在这一年，托派多数派召开建党大会，正式定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 大公小学有一事值得一记，就是召开了一次托洛茨基被害纪念大会。到会的人比平时多，会场挂一张托洛茨基的素描画像，不知是哪一位朋友的杰作。会上彭述之的女儿莉莉的诗朗诵很精彩。有一位广东老太太发表讲演，我虽听不懂，但老太激动的神态，振奋的言词很使人感动。纪念会开得很成功。 叶家花园的集会和大公小学的老托受害纪念会，是托派多数派战后两次较大型的集会，也是战后托派发展实力的检阅，显示了一点欣欣向荣的迹象。 到了1948年下半年，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中共胜利已成定局。托派不得不作应变，彭述之、陈碧兰、刘家良等离沪南下，哲学班等也停办了。 在哲学班中，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听众，从不在座谈会上发言，也很少与人打交道。但听课是很认真的，对彭述之的讲话，由开始时听不懂湖南口音，到逐渐能听懂。我敬佩彭述之渊博知识和革命经历，二年所受到的教育是终身难忘的。我除了班上听课之外，与彭述之本人还有个别接触，彭述之多次到周仁生家，有时我也在场。还有一次彭述之陈碧兰等开会，借用我在武进路的住所，他们开会，我在外望风。
托派汉奸在学生界的活动（通讯）（汪傑汾《团结周报》1938年第28-29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抗战初期主流左翼谈肃托 托派汉奸在学生界的活动（通讯） （汪傑汾《团结周报》1938年第28-29期） 录入者按：抛开汉奸和“奇怪的托派又增加了”这些万年老梗，主流左派视角下的托派宣传以及理论与其说是左的假面，倒更像是主流左派的镜像，无非嚼的陈词滥调来源不同，托派刊物指责中共阶级妥协，苏联官僚化本就是正确的套话，但并没有接着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最后只能跟巫女一般说着神神叨叨的末日启示录预言，倘若事态明面上真像他们说的方向发展，便要跳出来自吹自擂“还是我正确，你们快到我这来”……然而十月革命后的对官僚蜕变的批评者中最不缺的就是极左的好好先生。 李星按：本文是抗战初期，上海地下党刊物的一篇通讯，作者显然是比较了解当时上海左派学生内情的一位“局中人”。本文的内容，我不评论了，留给有兴趣的读者。但有一个点，值得注意：本文作者写起托派拿日本津贴，十分来劲儿，过了几十年，我们知道这是假的，那么作者是否知道呢？不好说。要害在于，他不在乎真假，只在乎如何打击“敌人”。从1938年到2021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左派的许多特点消逝了，比如，对工人斗争的真切关注，比如，对现实秩序的颠覆动力。但狂热的“打击敌人、壮大自己”，却保留至今。说到底，这是阶级社会把他们教成这样的。在阶级斗争迫使他们选边站之前，一波波的青年，面目其实是差不多的。 录入者貌似被气到了~哈哈哈哈哈可以理解 自称为「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托派汉奸，谁也知道他们已经变成日本法西斯的走狗，全国民众的公敌。但是一般民众普通只知道山西的张慕陶和广西的王公度两个著名托派的罪恶事实，此外就很少知道了。如果他是工人，那他对于托派在工人中间的活动也许还知道一些；但是职业界学生界妇女界等等，对托派的活动，就很少知道。为了使同胞们知道防止托派汉奸的破坏，我们有必要把托派在学生界的活动，向每一位从事救亡工作的人报道的必要。 首先，我想说一说托派最近的「政策」和一般情状，然后再讲到他实际的活动。 最初他是反对抗日的，「联日倒蒋」是他们的行动口号。换句话说，就是主张内战。可是由于日本法西斯疯狂地向我国进攻，全国民众没有一个不知道我们当前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只有大家不分党派不分阶层地团结起来抗战，才有出路，内战就是灭亡。后来，全面抗战起来了，托派知道「联日倒蒋」不是办法，这样下去在群众中更无立锥之地，于是也主张抗日，一面主张内战。这当然比以前的那个不抗日而内战的「政策」进步一些了。但，仍然藏蔽不了它的狐狸尾巴。 最近，他又在高喊着武装民众，使民众「蜂拥」起来，以便进行他的所谓阶级革命，而达到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抗战的实际。他们说国民党将来一定会向日妥协，所以要打倒它；他们说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所以要反对它。 托派在上海共有两种刊物，一种是比较神秘的，而且较高级一点的叫做「斗争，」这刊物发给下层分子看后，三天内必须收回；一种是半公开的叫做「救亡青年」，用「救亡青年同盟」的名义出版，常藏在团结，解放，学生生活等刊物中发给民众。救亡青年已出至第六期，也许第七期最近已出版了。 以下，讲到他最近在学生界的活动。 目前，有二十几位托派分子在×××路××女中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如何打入学生界。讨论结果，认为打入学生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侦查实情供给日本特务队，以换取津贴。打入的方法，是要每一个托派分子寻找学生关系，如遇有各校的学生干部，便把他的姓名抄下来，送刊物给他们，和他们接近。首先送的刊物，自然是解放，团结之类，一到时机成熟，便送救亡青年，这时一大套托派理论便出来了。卡德路××中学，有一位托派教员，他在学生面前，是用唯物辩证法及「左」的理论遮盖他的面貌，使你摸不着头脑。他说他是属于第三国际的，并且和汉口中国共产党有来往，说时俨然是一位共产党员，可是与他相处较久之后，狐狸尾巴便漏出来了，第三国际他也骂起来了，共产党投降国民党这一套也说出来了，「托派」是工人阶级的唯一领导者等肉麻的理论也出现了。这样的两面手法，本来是托派惯用的。这位托先生本想在暑假里开一个干部训练班，预备把他所接近的准托派变为正式的托派，但是到现在还没实现。据说他又改变「方针，」不开训练班了，现在预备出一个刊物叫做「蚀，」定在「八一三」出版。拿这个刊物作为一个交通枢纽，以便寻找各校的关系。听说他现在把上海划为六区，每区三四人，好像是一个群众团体似的，其实只是日本的特务机关，做情报工作而已。 浦东大楼有一位×科医生，以行医作掩护，进行托派的汉奸工作。他的一位助手，就是一个侦探。行医时在某号房间里，而宣传托派理论，又在另外一层楼上的房间里。他那里有团结，解放，学生生活等，先拿出来的，自然是这些刊物，随后便拿出救亡青年来了。我有一位同学他是救亡情绪最高的，可是因为认识较差一些，便受了他的骗，代他散发救亡青年。后来另一位同学告诉他这是托派刊物，他才恍然大悟的懊悔起来。愈想起那位医生对他的情形愈觉得可疑。再把那医生介绍给他看的书一检查，完全是托派的「宝贝。」这位同学后来和我谈到那位医生的手段，完全玩的是两面手法，用「左」得可爱的理论来麻醉一般认识不清楚的青年。先用救亡立场出现，有时表现一下他是共产党，待一般青年对他有点信仰了，于是托派理论便出来了。因此，可以得这样一个结论，凡参加托派的青年们，没有一个不是被麻醉受骗的。 重庆路××职中，这学校里有几位小托派——自然，他们也是被麻醉受骗的——可算是上海托派在学生界的大本营。他们常骂学校当局是汉奸，挑拨师生情感。因为他们加入托派还不久，技术上很幼稚，常常把托派的面目暴露出来（大概还没有得到祖传的两面手法吧？）因此许多同学都知道他们，避而远之。那位高个子董×说起话来很笨。给人家一驳就驳倒了。那位矮个子吴××，说话还很漂亮，对于托派理论似乎也有「相当」研究。但是依然很幼稚，矛盾百出。有一次他说苏联是官僚政治，因为这次选举给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包办了。另一位同学起来问他，是不是因为苏联的民众没有选举托洛斯基，因此而说他是官僚呢？他撇开不答，却讲另外的事情上面去了。还有一位张××，据说也不错，但因被一般群众驱逐出会场去了，没有显出他的本领。 一些热情的青年们加入托派是很可怜的，他们因「左」的理论而受了麻醉，他们不知道托派上层是与日本特务队勾结，领津贴，出卖祖国，他们不知道他们的「领袖」彭述之先生和汉奸李国杰在一块，他们不知道他们写上去的报告是给他们上层转送给日本特务队，换取金钱。 末了，还有一件值得报告的事情，就是一个更阴险的托派机关，也正在那里蠢动了。这个机关的名字叫做×社。他的骗人技巧更高妙。我们有一位同学几乎受了他的骗。他第一次去看我们那位同学的时候，是谈了一大套共产党的正确的理论，并且大骂一顿托派，最后他说他与新四军有联系。第二次他暗暗地表示是第三国际派来的驻沪负责人。他说他们现在开了一个秘密训导班，准备派到战区做工作。后来，他终于露出了马脚，给了那位同学许多怀疑之点。例如，要那位同学去多多找人，并且要他把外面一切关系断绝，同时还要他做特务工作。最后，这位自称为第三国际负责人的托派，还说现在正在找工人关系。幸好这位同学理论认识较清楚，态度谨慎，所以没有上当。 总之，托派今天在上海的活动，虽然各处都有一点，但影响并不大，尤其是一般同学都已认识托派的真面目了，很不容易上当。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采取漠视态度，相反的，我们要加强我们的警觉性，处处提防他，监视他，打击他，使他寸步都不能活动，不让他打入我们任何一个团体和学校。
揭破托派在××收容所的面幕（通讯）（群文《团结周报》第廿四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抗战初期主流左翼谈肃托 揭破托派在××收容所的面幕（通讯） （群文《团结周报》第廿四期） 录入者按：不清楚沦陷区救亡运动的状态，但在沦陷的情况下不仅不准批判国府消极抗战，也不准批评收容所的运转，这统一战线未免伸得太长了，相比之下，对待托派们破爱使用“它们”而非“他们”这点未免拿捏得太细了…… 一般而言，沦陷后各种救亡组织更会有反思，这个时候不可能对国府有多偏爱甚至容不下批评，不过这个收容所是kmt组织还是一般民众组织或是ccp组织也不知道。不过文中托派跑去找法国巡捕房除了具体问题外，他们是否是有在不同列强间斡旋的想法，这也难怪多少会引起不满 李星按：上海沦陷初期，在租界出现了一批难民收容机构，帮助难民生存。这些机构一般来说，对抗日宣传至少是包容的。中共地下党在这些机构里积极接近群众，组织自救，形成组织网络。当的上海托派是否也有类似活动，不清楚。 本文是抗战初期上海地下党外围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心内容是揭露上海托派在难民收容机构的破坏活动，所述内容，包括比较离奇的“提倡学古文”，其它立此存照。1937-1938年是中共大力肃清托派的历史时期，所以有彭述之拿日军津贴之类的宣传。但至少，本文的描述角度，仍可以作为地下党本身心态的一面镜子，值得一观。 我不想做进一步的精细分析，懒得做了……欢迎有兴趣的读者参与分析。 日寇不仅是用飞机，大炮，坦克，毒瓦斯来侵略中国，来屠杀我们同胞，而且还用间谍，破坏者，刽子手等等秘密军队，在中国前方和后方，民众团体和政府军队机关中活动，企图阻碍中国内部的团结，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我们的抵抗力量，帮助它在中国的军事侵略行动。托洛斯基派就是日寇的秘密军队的基本队伍之一——汉奸。 托派汉奸是在去年国军未撤退之前，开始混入××收容所的。最初他们进来的是两个人，后来在××组和××组发展了两个「新同志，」当时他们的工作路线只是注意下层，就是在下层也只是吸收一部分青年难民群众，对于上层群众（指收容所的管理员）不但不去接近，去吸取，反而采取一种对立的态度，所以结果引起各组同事的反感，被各组联合起来驱逐出去。这就是托派汉奸第一次在××收容所失败的经过。 托派汉奸在收容所里的活动方式是： （一）在上层群众中散播一种悲观的论调。那正是大场失守，上海抗战形势最严重的时候，它们却说：「现在上海快要陷落了，他们一般关系好的便跟他们的组织撤退，我们在收容所里简直是死路一条。我们这样干来干去，究竟干出什么来呢，还不是仍然彷徨在十字街头吗？」他们不但用这种民族失败主义的论调来动摇青年们对于抗战的信心，使他们消沉，走上堕落的道路，它们简直否定上海的救亡运动，把三四十万受难同胞，拱手奉献于敌人，任其残杀和奴役。 （二）用反汉奸名义，秘密的组织侦察队。这只是唆使几个被其蒙蔽的无知的小孩子，在遇到收容所管理员和难民在一块儿闲谈或交换工作意见的时候，它们便站在旁边偷听消息。以便向敌人直接或间接的告密。 （三）提倡古文。在国军未撤退的时候，××收容所的读书班所采用的课本，是生活书店出版的战时读本，而他们却在他们所教的学生中提倡读古文。难民教育就是战时教育的一部份，其目的是使广大的劳苦群众得到战时所需要的教育，使他们得到相当的政治认识，以提高他们参加抗战的积极性，而它们却提出相反的口号，这不但违背了战时教育的目标，失却了教育的意义，甚且是间接的取消抗战。 （四）用收买手段去欺骗群众。在难民收容所里，管理难民衣服是卫生组的职权，管理难民进出是收容组的职权，为了要使群众中它们的毒计，时常不得卫生组主任的同意，就私自选择所募集的衣服中最完好的衣服，发给它们认为接近的群众，或不得收容组主任的同意，私自领它们影响下的难胞进出。例如有一次，它们不经过收容组登记的手续，偷偷摸摸地把它们的一个干部领了进来，企图破坏小先生训练班的组织。又一次，不经过收容组发给出入证的手续，就强词夺理地领它们所教的学生出所。它们企图以这些卑鄙龌龊的手段，博取一般落后的难民群众的同情和信仰，挑拨难民反对管理员，破坏收容所的纪律和组织。 （五）在教育工作上，一方面提出极高的口号，一方面除了同时在群众中提倡读古书外，它们还实行有计划的怠工，拿「教育工作计划是不兑现的官样文章，」「训导组干事是官僚主义」来攻击谩骂训导组。 托派汉奸的阴谋诡计虽然层出不穷，可是因为它们的群众基础薄弱，尤其最主要的是：因为国军刚刚撤退，敌人的统治尚未稳定，上海民众的反日反汉奸情绪非常高涨，所以它在收容所受了一次打击之后，便销声匿迹了。但是到了今年三四月间，托派领袖彭述之等在直接与日军当局接洽之下，又积极的活动起来，它们在敌人那儿领了巨额的活动费（每月十五万元，）派了大批党徒潜入难民收容所，工厂，以及各种抗日团体，一方面用「左」的辞句，隐藏自己的真面目，欺骗和蒙蔽一般的青年，一方面用从敌人那儿领来的金钱收买民众中的落后分子；它们挑拨难民反对管理员，挑拨工人反对资本家，反对政府，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破坏统一战线，分化抗战力量。 在××收容所，托派党徒×××赫×××等，秘密的散发一种名为「救亡青年」的刊物，企图欺骗和蒙蔽热情的青年管理员，同时用日寇所津贴的金钱，引诱这些青年管理员到跳舞场，溜冰场，影戏院，使他们走上堕落的道路。 我们现在来检讨一下它们那种作为面幕的理论吧：托派机关报「救亡青年」第五期首先在头报「本刊的立场和主张」里，提出极「左」而实际上尽着取消抗战作用的口号：「只有工农解放斗争发展起来，民族抗战才能胜利。」其次在「以后应当怎么办」一文中，硬把徐州的陷落，说是政府「等着挨打」的「应战策略」的结果。在该文结尾它反对政府说：「政府现在的政策还完全不好？……专靠政府是绝对没有出路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托派是多么巧妙的隐藏在「抗战」面幕里，为敌人尽着挑拨离间的作用——挑拨民众反对政府，挑拨民众自己打自己人。 托派×××和×××还企图用种种花言巧语，用「工友互助会」组织收容所里的失业工人，企图用空无群众的什么「工友互助会」加入上海工人救亡协会，以破坏他们的救亡工作。据工人方面说，他们曾派人去接洽，说「工友互助会」有十二人，里面共分八组另外还有某工厂一百多群众，他们还说要出版什么刊物等等，但实际上甚么都没有，只是托派党徒想潜入工救罢了。 最阴险的是托派用金钱收买难民×××，写信去国际救济会和法租界工部局污蔑××收容所管理员压迫和剥削难民；此外，他还捏造事实到巡捕房去报告说，难民中常常发生诱姦拐卖事情，挑拨难民反对管理员，使难民与管理员对立起来，同时挑拨难民与难民冲突，管理员与管理员冲突，引起内部斗争，以达到巡捕房干涉收容所行政权，甚至于解散收容所的目的。 以上所述，仅仅是托派汉奸在收容所里活动的情形。现在，抗战已踏上更紧迫的阶段，肃清汉奸活动，巩固我们抗战的前方和后方，已成为当前最迫切的急务，我们为了要发展上海的救亡运动，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上海的难民收容所，工厂，以及各种救亡团体都应该刻不容缓地提高民众抗战的政治警觉性，揭发托派汉奸的一切阴谋诡计，实行全面的肃奸运动。
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斗争与当前的工作（陆菲《狂潮旬刊》1938年第1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抗战初期主流左翼谈肃托 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斗争与当前的工作 （陆菲《狂潮旬刊》1938年第1期） 录入者按：这篇文章是国民党写的，还是共产党写的？如果是前者，因为这里提到了广东的革命传统。国民党曾经的据点集中在广东。但是彭湃也在广东活动过。这篇文章同时征引了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言论。我想国民党大概不会这么写吧。 这篇文章反映了一段历史，是阶级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表面上恭维国民党和肃清“托匪”的历史，总之就是不分阶级不分民族打倒托匪汉奸一切为了抗日胜利这类车轱辘话反复说。 李星按：本文作者及刊载的杂志《狂潮》，基本可以实锤是中共在抗战初期的合法刊物。文中引用的陈绍禹，就是在抗战初期，按照莫斯科的指示，提出“一切工作都要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的王明。 本文内容，我倒不想直接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讨论讨论。我感兴趣的，是在本文发表的前几年，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共还在理论刊物上声嘶力竭的痛斥孙文，揭露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理论，而几年过后，则转了一个大弯，力捧中山先生以及“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有声嘶力竭如故。两类文宣，作者往往是同一批人。这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真实心态？我的初步看法是，20世纪的主流共产主义实践，往往把思想与更具体的“实操”分的很清楚，革命思想被归为“哲学”或“学术”等等远离大众的高等精神王国，“实操”被归结为怎么样能在主流政治中产生影响，咱就怎么干。于是可以随意变更面目、立场，心里想的一套，嘴上说的另一套，做起来是第三套，“内部传达”又是第四套…… 但这一切也都是老生常谈了。也都烟消云散了。距离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的今天，分外遥远。从故纸堆里翻出这些川剧变脸式的旧文宣，对工人阶级有何启发？我想，要害在于，当年的变脸文宣作者，仍然有一个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向，或起码，对资本主义现实抱着排斥的强烈本能，而全部变脸把戏，只是自认为在“灵活机智地开展斗争”。革命者薄一波讲过，抗战初期，投奔共产党的青年一听说被党分配去阎锡山名义指导下的“山西新军”，常常情绪失控，多有千方百计逃跑到临近八路军中的例子，他们可以喊几句“革命的三民主义”口号，但与旧秩序已经决裂，而有清楚的行动标准：听阎锡山指挥，我不是白决裂了…… 一、论争的检阅 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导，为要使行动得到完满的成果，正确的理论是十分必须的。目前，我国唯一的要求，是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那么，作为指导这种行动的正确的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就有急切地建设起来的必要了。 这个要求的反映，在文化界上出现了一个颇堪注目的论争，可惜，引起这个论争的那一篇文章，就已越出了建立理论的范围，充斥着意气的辞句，致使整个论争差不多都为嘻笑怒骂所遮盖着，而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建设也就得不到什么结果，这种情形，不只会使抗日阵线上的战友们感到失望，而且要给日寇汉奸们所耻笑！ 为着国家民族的前途，为着理论建设的成果，每一个参加论争的人，不只要诚恳地勇于接受他人批判，而且必须坦白地勇于举行自我批判！我在文化战线第三期上所发表的文章，脱辞不了意气的圈套，越出了理论批判的范围而涉及人事上的攻击，对于部份错误的理论下太严厉的断语，我承认这是很大的缺点；但是，这种理论探讨的精神是必要的，只要态度良好，抗日阵线上战友们相互督促相互批判，是绝对应该的必须的！李伯鸣先生的话说得对：「一切无理性的谩骂与离开现实的攻击，是非常危险而毫无意义的！这是每一个参加论争的人应该严重注意的事情」。 这一次建设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论争，诚然的不能使人满意，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次论争的态度抛开，详细地精密地去检查它的内容，未尝没有些须的收效。 首先要指出的，就是在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若干基点上，有了相当的纠正，如确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缔结，完全是历史的要求，它是保证抗日胜利的前提；确认全国不愿作亡国奴的人们，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思想信仰地联成一条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认切要各阶级在利害相同的民族革命规约上，须永久联合，直至民族澈底解放为止；因而修正了排斥共产党参加抗战阵营的谬见：如坚信革命的三民主义，时刻准备为工农大众争取生存利益而斗争；坚信只有民生史观的三民主义，始足解决半殖民地的祖国革命问题；坚信革命的三民主义，可以引导半殖民地的祖国走进社会主义的乐园去；因而纠正的不满意适当的要求工农大众利益的思想。 可是，这次论争的收效还不只此，主要的还表现在下列几点： 第一：一致地认定要巩固扩大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一致地认定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最高指导原则，是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基础。 第三：一致地认定扑灭托匪汉奸理论，是目前一件主要工作。 这些原则上都是很好的，可惜其内容都未充分的发挥出来，我认为应该迅速展开这些理论的内容。 二：理论的展开 我们这里把此次论争所得的几点积极收效来展开讨论一下吧！ 第一：关于巩固及扩大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这个问题，我想不必多费唇舌去解释，只要引证国共两党领袖讲过的话就够说明了，蒋委员长在「告全国国民书」中说：「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胜利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在去年国庆日广播演辞「争取最后胜利」中说：「我们不但要始终保持统一，并且要继续的巩固团结，我们已经在抗战开始时证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力量的伟大，我们更要在抗战中间，表现我们的统一，加强我们的团结，我们要做到进退生死共同一致，安危祸福始终与共」。陈绍禹先生在「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中，指出「目前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在于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同时，事实已经确切证明：团结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确方策，便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和扩大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首先要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 为什么？因为国共两党是彼此分离了多年的政党，同时又都是有革命历史有群众基础的政党，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不只是各党各派合作的模范，而且是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础石，要促进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必定要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摩擦，说什么「赤化」、「悔悟」、「投诚」之类的，都难免为托匪汉奸所乘，挑剔起意气之争，因而影响了合作前途。国共两党合作，完全基于历史的要求：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澈底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 在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基础之上，要迅速完成各党各派各界民众团体的亲密合作。合作的准则是：抗日。一切抗日的都是朋友，一切直接间接服务于日寇的都是敌人，朋友愈多愈好，敌人愈少愈妙，在蒋委员长「进退生死共同一致，安危祸福始终与共」的昭示之下，一切抗日的党派民众团体，应该互相尊敬互相勉励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监督，缔结成钢一般的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努力共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者！ 第二：关于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最高指导原则，是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基础的问题，我想必须首先把革命的三民主义内容列举出来，革命的三民主义主要内容，已结晶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面：「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一方面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民族解放争斗，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于反帝国主义而已……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免诸权也……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民国之民权，惟民国之国民乃能事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缴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之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能力所不能及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之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荒缴，以均地方。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中国工人之生活绝无保障，国民党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实现。」 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如果切实地执行起来，中国早已走上独立自由幸福的大道了。所以，在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关头的今天，应该赶速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坚决抗战到底，完成民族解放，「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为着要坚决抗战到底，必须动员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一齐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就必须实现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要实现民权自由，必须加强现在的政治机构，使抗日的各党各派各民众团体中的积极分子，集中到政府机关中去，同时澈底给与人民（托匪汉奸当然除外）以民主权利，使民众发挥其救国自动性。实现民生幸福，必须适当的合理的改善人民生活，尤其是改善工农士兵的生活。实现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不是别的，是为着能够真正动员民众和集中力量到民族解放的道路上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一切党派团体以至个人，如果是不愿作亡国奴的，如果要抗日的，都应该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斗争！ 第三：关于扑灭托匪汉奸理论问题，首先是我们要认清托匪是什么汉奸是什么？有不少人误认托匪为一个工人的政派，这是不对的！斯太林在「论党工作之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份子及其他两面份子」的报告上说：「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而是一个无原则的、无思想的、暗害者、军事破坏者、侦探间谍、杀手凶手的匪帮，是工人阶级之死敌的匪帮，是外国侦探机关雇佣的奸细」。在我国，托匪的罪恶更为明显：当西安事变要和平解决的时候，托匪便极力挑拨内战；而且暗杀努力于和平工作的王以哲将军。当国共两党积极进行合作抗日的时候，托匪便在尽力破坏，说什么要推倒国民党；说什么共产党出卖无产阶级；当我国正积极联合世界上和平国家，孤立日寇，争取抗战胜利的时候，托匪却高叫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当广西省大军出发前方抗敌的时候，托匪却在那里阴谋夺取广西政权，准备推翻国民政府！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托匪并非工人的政派，而是全中华民族的公敌，是汉奸的一支流！ 汉奸是直接间接服务于日寇的无耻的家伙，主要的是亲日派，过去，他们用种种办法反对与破坏抗战，甚至于公开说我国不能抗战而且要降服于日本天皇之下了。现在呢？他们要用尽一切巧妙方法，散播民族失败主义的毒素，自从蒋委员下：「主和者即汉奸」的断语之后，汉奸亲日派再不敢公然说要和平了，不过，他们不会因此就觉悟，他们仍在暗中蠢动，仍在想尽办法来减弱我们抗战的力量，当然他们是全民族的公敌！ 所以，为着中华民族的前途，每一个民族斗士，每一个抗日民众团体与党派，必须努力于扑灭托匪汉奸亲日派的理论。重复说一句，托匪汉奸亲日派是全民族的公敌！我们不仅要扑灭他们的理论，还必须为扑灭他们而斗争！不仅是我们这一些文化人去扑灭他们，而且必须使扑灭他们的行动，成为群众的行动，成为一种扑灭托匪汉奸亲日派的群众行动！ 三、当前的工作——为保卫大广东而斗争 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导。每一个民族斗士，不能自满于白纸黑字上的斗争，也不能自满于自己的主张见解胜利而别人的错误；倘若以单纯的理论斗争及其胜负为满足，就要陷入为理论而理论的泥沟里面，这样的理论是空论，这样的人就是空论家而不是民族斗士，这样的论争是无补于实际的，反之，倒会惹起毫无价值的意气纠纷；这样不单对于国家民族毫无补益，甚至对于理论本身「「也将毫无益处！理论斗争的进行，是为着得出一个正确的行动的指针；所以，对于正确的理论展开，仍然需要努力，但更要努力的是：把正确的理论化为行动，把现在已经得到的几个正确的结论，具体地运用到当前的工作来！ 我们当前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保卫大广东！一切不愿意作亡国奴的广东同胞们，当前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为保卫大广东而斗争！ 日寇是必然地要来侵扰我广东的，为什么？我可以引余汉谋将军在「广东民众武装起来」，一文内的话来说明，「自京沪失陷『保卫广东』便是当前的重要的任务，广东为华南的国防第一线，无论在军事，交通，经济，文化，国际关系，或抗战的精神方面，它都是全国持久抗战的一根重要支柱」目前，广东形势虽然比去年末和缓了许多，这是因为我军各地的反攻，和日寇着重于打通津浦线的缘故，并非日寇在根本上放弃了侵扰广东的企图，而是日寇待机而动，一俟有可乘之隙——国际形势或中日战局有利于进攻的时候——必然来揭开侵扰广东省之战幕的。所以，我们必须趁着这个形式稍为和缓的时机，急起直追的把一切保卫大广东的工作完成，赶紧的准备保卫大广东而斗争！ 广东是革命策源地，广东民众的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特别高强的。过去，在大革命时代，广东曾经成为革命的大本营，曾经成为革命的圣地，广东民众曾经尽了极伟大光荣的任务，为着保卫国家民族，争取抗战胜利，我们必须拿出大革命的精神，来保卫大广东！ 为着保卫大广东，我们目前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呢？ 第一：建立广东省内的各党派各阶级各民众团体各种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及共同行动纲领；无可讳言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广东省内还未整个的有机的建立起来，致使民众运动不能充分的开展。不错，广东目前不能说没有民众运动，各界民众都有了一点组织，都有了一些工作，这从发展的观点上看来，可以说是进步的；但，各界民众还没有统一的组织，而事实上有些组织是空头机关，这种情形是配合不上广东的客观需要的。为着迅速完成保卫大广东的工作，必需迅速动员及组织起广东三千万同胞，也就必需迅速建立广东省内的统一战线组织和共同行动纲领。 目前迫切地须要，广东各阶级，各抗日党派，各民众团体，各种族（琼州的黎族，北江的瑶族），迅速成立一联席会议，进行建立广东的统一战线组织，及厘定一共同行动纲领——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共同行动纲领。通过这个纲领，通过这个组织，发动全广东同胞起来，与政府打成一片，保卫大广东，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第二：迅速进行肃清汉奸及消灭托匪的工作。民众应该协助政府肃清汉奸的组织和消灭托匪，并使这种工作成为救国运动之一主要内容。日寇在港澳间设立不少特务机关，豢养一大班失意官僚政客托匪，并驱使他们在沿海收买一些土匪流氓，准备作日寇内应，而托匪则更肆无忌惮地印发各宣传品如「火星」「斗争」等，以左的辞句去掩饰其卖国行为，所以，我们当前的工作，除却肃清汉奸托匪之理论外，还须要有实际的行动：一方面请政府将汉奸托匪拿捕，治以危害民国之罪，另一方面要各书店拒绝售卖汉奸托匪书籍杂志（如亚东图书公司新出版的小册子）务求澈底肃清日寇的走狗汉奸托匪。 大家都朝着这些方向努力去，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努力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动，保卫国家民族，保卫大广东！ 一九三八年「一·二八」
第二部分。致查尔斯·柯蒂斯（1940年3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查尔斯·柯蒂斯 （纽约，1940年3月12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查尔斯·柯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亲爱的查利： 我收到了你3月7日的来信，我正有些不耐烦地等待着关于与约翰逊辩论的报告，以及同志们对我寄去的关于这位在组织问题上滥竽充数的专家的生平材料的反应。 花时间给勒布伦写一份答复是没有意义的。即使是这场运动的历史学家也要在已有的大量材料中挖掘很久，才能找到现在在写的东西。党内的讨论已经水深火热了。 必须在分裂问题上不断打击少数派，以粉碎他们在面对与我们运动作出决定性的决裂时的士气。我同意你对少数派的评论。我不关心洛杉矶的同志们对约翰逊的官方地位做的处理方式。就我们而言，他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远离他的工作岗位3000英里，他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不关我们的事。 我收到了某同志关于中国的信的副本。你会收到来自巴西支部的一封信的副本，该信表明，反对派关于巴西支部的说法主要是胡说八道。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又及：现在多布斯来了，他为我分担了许多工作和烦恼，我每天都在忙着写关于组织问题的文件。恐怕在我完成之前，它将成为一本书。当然，它不会对目前的讨论产生任何影响，而且我也不打算这样做。当基本原则受到威胁时，还在组织问题上排队的人，不是我们此时在多数派队伍中想要的。我的文件旨在从根本上处理这种政治方法，并在将来成为党的某种手册。
第二部分。致默里·韦斯（1940年3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默里·韦斯 （纽约，1940年3月8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默里·韦斯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亲爱的默里： 我收到了你2月29日的信。 我们最高兴的是听到核心小组正在军事化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反对派正在直接走向分裂，我们必须组织我们的力量来粉碎它。从现在起，这就是革命战略的首要任务。 我认为，你说伯纳姆在《科学与风格》的厚颜无耻的文章是对沙赫特曼的独立残余的打击，这是很正确的说法。我认为这才是它的真正目的。他只是在提前通知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在他们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后，他将为他们提供什么，让他们接受什么。 顺便说一句，这是一堂很好的有原则的政治课，或者说，尝试无原则的政治的致命后果。我想你可以就这一点给同志们上一整堂课，用最近的事件作为我们运动过去历史中类似事件的补充。 乔治·克拉克写了一份关于汽车危机的长篇文件，应该在今天或明天投入印刷。这是该事件的完整历史，对于在这个问题和类似问题上被蒙在鼓里的洛杉矶基层同志来说，将是一个相当大的启示。它的副标题无疑是对该文件的描述：“在阶级斗争的考验面前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人”。 如你所知，当时我正在法国出差。关于这一事件我听到了很多片段，但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所谓的领导人把事情搞得多么糟糕，直到我读到克拉克写的整个连贯而完整的故事。 埃弗雷特团体的“独立”立场是一个易识破的骗局。苏联失败主义是一种阶级背叛的立场，其倡导者和其他叛徒一样。我从以前的信中得到的印象是，在多数派的队伍中，有与该团体暂时妥协的倾向。我认为这并不正确。我读了埃弗雷特的文件，认为你对他的估计是正确的，你说他只是一个想另立门户的伯纳姆分子。我认为应该在我们的核心小组中明确指出，与埃弗雷特的倾向进行任何形式的和解是没有讨论余地的。他们与我们的方向不一致。因此，他们不能成为任何意义上的盟友。 洛杉矶的埃弗雷特派可能在分裂问题上犹豫不决。应该毫不迟疑地把他们从这个问题上熏出来。如果他们决定留在党内，我们自然会把他们和分裂者区分开来。但我们不会以任何方式、任何样子或任何形式与他们的倾向进行和解。我们也不会在大会之后继续与他们讨论。 你谈到了反对派领导人的“孟什维克精神和观念”。托洛茨基在前几天给克里斯·安德鲁斯的信中说，“与伯纳姆和其同类相比，我们的俄国孟什维克是革命的英雄”。 我注意到泰德对伯纳姆的文件第一页的反应。党内的每个工人都同样感到反感。我不知道这个国际人物是谁，他停下来欣赏警察的军刀在阳光下闪烁的美丽，而不是投身于战斗。但从他的描述来看，他属于反对派核心成员。这里的同志们认为他指的是格伦纳（扬·弗兰克尔[1]），那个虚张声势的人，他正试图把自己当作某种国际领袖，并把他个人的士气低落合理化为一种政治纲领。默里，对这些鸟人不要太在意。 我同意你的建议，即在核心小组中制定党的主张，以便在支部会议上提出，等等。事实上，同志们必须从现在起把多数派核心小组视为党，他们现在就必须承担起全部责任，为大会上肯定会出现的分裂作准备……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又及：我正在阅读托洛茨基写给多布斯的信。他完全支持我们的立场，公开地、断然地拒绝少数派对公共机关报的要求。你也许会在下一封信中收到一份副本。 [1]扬·弗兰克尔(JanFrankel)，笔名格伦纳，1928年成为捷克反对派成员。1929年担任托洛茨基的秘书和警卫。1933年离开托洛茨基的住所，在巴黎书记处工作。1934年，法国警方逮捕了他，并将他驱逐到捷克斯洛伐克。1935年，前往挪威担任托洛茨基的秘书，几个月后，挪威警方再次将他驱逐到捷克斯洛伐克。1937年，前往墨西哥，1937年4月杜威委员会对莫斯科审判的听证会上，他是除了托洛茨基之外唯一的证人。1937年，他移居美国，并于1940年与第四国际决裂，加入沙赫特曼的工人党。
我们的要塞监禁和在这期间所发生的事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我们的要塞监禁和在这期间所发生的事情 胡伯图斯堡 哥尼斯坦因 兹维考 胡伯图斯堡 一八七二年七月一日，白拉克写给我一封告别的信，他在信里说：“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家庭，我几乎要庆祝我们敌人的拙笨！比如说，你可以休养身体并多多学习；于是你就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了，并且最后，你亲爱的妻子虽倍尝离别的辛酸，你如果能这样经过一个使你一生又强健起来的疗养时期，她也将感到满意。”七月八日，即我入狱之日，我发表了下列声明： “给我的萨克森第十七选区的选民！ 朋友们和同志们！承莱比锡王国地方法院的厚意，以‘渎君罪’除判我九个月徒刑外，还‘剥夺我所充任的公职以及由选举而产生的各种权利’。 通过这个判决我丧失了你们付与我的委托。 朋友们和同志们！这个打击不仅是对我的打击，它也是对一向我所代表的你们的打击。它也打击了我们所隶属的党。我们要表明，它所做的打击是徒然的。你们面临采取重新选举这一着。我向你们请求在重选中再做候选人。如果按照你们的意思我没有辜负所赋与我的信任，那就再选举我。 我向你们保证，所受的‘刑罚’不能使我软化。要塞和监狱这些办法不能使我对于腐败的社会情况发生较好的观念。倚靠这种办法来施教的社会，就应当消灭。 因此，我们要用一切我们所能支配的力量和一切坚韧性来继续作战；请通过新选举把工具递在我手里，使我在以后几年还能参与这一斗争。我们的时刻总有一天要到来的。 告辞了！在新的斗争和胜利时刻再见！” 当天下午，我前往胡伯图斯堡。在车站上有一大批男人女人给我送行。我妻应我的请求同我们的小女孩留在家里。我所带的行李中有一个大鸟笼盛着一只美丽的雄金丝雀，是一位德累斯顿的朋友送来做我在狱中的伴侣的。我后来为它找到个配偶，我在胡伯图斯堡的狱中养育它，它后来繁殖了成群的子孙。在我须换车去胡伯图斯堡的达兰车站，人们为我举行一个别致的欢迎会。当我走出车厢时，所有的车务员排成一长队站在列车前面，把手放在帽缘上表示致敬。火车头司机挥舞帽子，大部分乘客也在窗上挥舞礼帽和便帽向我告别。这种同情的表示使我非常感动。 我到胡伯图斯堡后会到李卜克内西，他笑我还是招致了九个月监禁。在这里他却是聪明些。他笑得好。他后来却因为由胡伯图斯堡秘密写给《人民国家报》的一篇文章，而给负责编辑人招来了远远超过九个月的徒刑。他自以为多么小心呀！当他起草一篇文章而在措辞上有所怀疑时，他就找我商量。他把有关的章句念给我听。如果我觉得文章中有值得考虑的地方提出警告时，他就设法证明那些章句为什么是不危险的。他照例得到我这样的回答：“检察官和法官如果也照你这样想法，那你就是正确的。”于是他咬着指甲再思索新的字句。但是新的辞句时常较原来的更为尖锐。他很不愿意割舍一个在发表后会使敌人发怒的思想。 在要塞监禁中除李卜克内西外，还有卡尔·希尔施和一位开姆尼茨的党员同志。瓦尔特希的刑期已满，法院却正注意延续。我们同伴多半是五、六个人，有时也有个别因为决斗事件而被短期拘押的大学生。到我的刑期满时，我成为寄居在胡伯图斯堡的最后一人了。 我们觉得奇怪的是，我们必须到胡伯图斯堡去服刑而不到萨克森的要塞哥尼斯坦因去。原因是哥尼斯坦因没有收容平民犯人的房间，这种房间尚有待于设置。 胡伯图斯堡是因为一七六三年在这里缔结结束七年战争的和约而远近驰名。城堡是一座辫式艺术的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它的前面有一个宽大的院子，周围是一些二、三层的楼房，往昔充作内廷官吏和仆从住宿之用。当时在那里住并在那里办公的是集合在胡伯图斯堡的各机关职员们。这座建筑有些部分曾长期作地方监狱之用。这个建筑的耳房设有七、八个囚舍，是留给我们这些要塞犯人的。与胡伯图斯堡相连的有一个妇女病院和一个妇女精神病院，还有一个盲童和痴童教养院。里面住的人，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囚舍的窗子很高，还装有铁栅。隔窗可以看到我们散步所在的大荣园，墙外是森林、原野和远处的摩次申小镇。 我们囚舍的清洁由一个所谓工役来管理。为了囚舍的清洁和租费（连监狱房屋国家也不免费供给），我们每月付费五塔勒。我们的膳食取自与胡伯图斯堡相邻的维姆斯多夫的一个饭馆。我们的生活日程如下：早晨七时必须穿好衣服，然后打开囚舍门以备打扫清洁。乘这时间我们在囚舍前面的宽阔走廊上用早餐。卡尔·希尔施利用这个空闲同一个民事犯人下棋，他俩照例争吵不休，使我们非常好笑。八时到十时我们又被关起来，十时后我们在园内散步。十二时起，在冬天关到三时，夏天关到四时，而后是第二次散步，自五时起或六时起又关到次日早晨。因为我们有权利在晚上点灯到十时，于是这几个钟头成为我的主要工作时间。几个月后，我请求在上午八时到十时把李卜克内西也关在我的囚舍内，教授我英文和法文，得到许可。借这机会，我们也得以讨论党内事务和政治事件。关于营业通讯，我根据我妻每天寄来的资料来处理。 李卜克内西和我都是很爱喝茶的人。可是我们得不到茶，因为防止火灾，也禁止私自烧茶。但是禁令的存在，就是要供人破坏的。因此，我秘密弄到一个烧茶器和所必需的配料。一到晚上看守人关闭囚舍走了以后，我就开始烹茶。为了使李卜克内西也能同享，我在园内截了一根长约二米的竿子。一端用一根小绳系上由我编织的小网，里面可以放一只盛满茶的玻璃杯。茶烹好后，敲敲在我隔壁的李卜克内西的墙，于是他走到窗子那里。然后我把一杯茶用竿子伸出窗外，再转向李卜克内西的窗子，他一接到杯子就说声：“得到了，谢谢！”来告知收到。我们每人都急欲阅读的报纸，也用类似的方法来交换。我们在囚舍窗子的铁栅上横穿一根绳子，把两头接连起来，谁把报纸看完了，就用一个钩子把报纸牢挂在绳上，敲邻居的墙，于是邻居到窗子那里把报纸拉过去。 我刚把囚舍整顿出个家庭模样，就像一把怀中小刀似地直不起腰来了。近几年来过于努力和兴奋的生活，使我不觉得我的体力如何大为衰退。现在我被迫休息，紧张渐减，就不能支持了。身体非常疲惫，我好多天不能从事严重的工作。但是绝对休息和新鲜空气又渐渐使我振作起来。我的家庭医师曾安慰我妻说，一年禁闭对于我的健康是有益的，他这话很有道理。后来医师给我仔细检查身体时，也发现我的左肺叶患严重的结核病，并查出一个空洞是在要塞里痊愈的。朋友们知道这情形后，开玩笑说，我应该感谢国家把我送进监狱。我回答说，国家如果是为了我的健康而判我徒刑，那我就应该感谢。我一生常常走好运，这一次又是这样。一件可能使我灭亡的事却发生良好的结果。 在我确定无疑地要丧失自由三十一个月以后，我就决定利用这个时间竭尽全力来稍微弥补我在知识上的缺陷。因此，我一能恢复工作，就用全副精力投入工作，这是渡过逆境的最好方法。我主要是学习国民经济学和历史。我又学习一遍当时只出了第一卷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杜林和卡莱的著作、拉维莱的《原始财产》、罗伦兹·斯坦因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史》、柏拉图的《理想国》、亚理斯多德的《政治学》、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冯·屠嫩的《孤立的国家》。在我所读的历史书中间，柏克尔的《英国文化史》和威廉·齐美尔曼的《德国农民战争史》特别吸引了我。齐美尔曼的书鼓舞我写了一篇通俗性的论文，题目是《论德国农民战争，着重中世纪主要社会运动》。这本书由威·白拉克在不伦瑞克出版；后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禁止发行。第二版需要修订，我因为无暇及此，没有再版。我也没有忽略自然科学。我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海克尔的《自然创造史》、路·毕希纳的《力量与物质》和《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李比希的《化学书简》等等。我还用一部分时间来阅读古典著作。我患有真正的学习迷和工作迷。 此外，我在服刑期间翻译了伊维·居尤和西基思孟·拉克罗瓦的《基督教社会教义的研究》，这译本现今仍以《基督教真相》的书名在出版。我为此还作了一篇反驳文章，命名：《伊维·居尤和西基思孟·拉克罗瓦的〈基督教真相〉批判，附录：妇女现在和将来的地位》。附录的文章，我相信是党员同志以社会主义立场论妇女地位的第一篇作品。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来自我对于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空想家的硏究。我这次在监禁里也写出我的《妇女》一书的初稿，这书到一八七九年才以《妇女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书名出版，虽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禁止推销的情况下仍出了八版。一九一〇年出版了第五十和第五十一版。 我在狱中能够把这时间为我自己的利益加以利用，这是美好而且有益的，然而我还是盼望和欢迎恢复自由的那一天。但是，因为每个犯人都盼望早日恢复自由，从而表现得十分不安和不耐烦，计算着天数和钟点，所以我力图以此控制这种心情，即我为自己提出一项工作去完成，而这只有尽其全力，才能有成。后来在丧失自由时，我也使用这个方法；我觉得这方法效果很好。 我们的家属每三、四个星期来看我们一次。最后我们也办到了使他们能利用三天限期的来回车票。他们在这个时期住在乡村里。三位妇人来时每人带一个小孩；李卜克内西夫人带着他们的大儿子，他比我的女儿稍微小些。旅行是辛苦的，尤其在不利的季节。妇女和小孩必须在早晨七时由家中动身；花钱雇马车，三位夫人都认为是罪过。他们可以自上午九时半到下午七时留在我们的囚舍里，并可同我们一起在园中散步。这对我们是在监禁中很大的安慰。 我很需要体力劳动。因此我想我们应该为此在园里开辟几畦地。我们请求为此拨一点土地，遭到拒绝，但我们可以耕种沿着园墙几公尺宽的地边，要用多少都可以。就这样办了。我们带着必需的工具去做工。李卜克内西当时在写关于土地问题的论文，他自以为是农业专家。他保证，我们可以在空地边上是成一块出色的良田。但是当我们用锄头掘地时，发出了深深的叹息声。我们每一锄都碰到石头上。李卜克内西看到这样结果，也拉长了脸，我们大笑不止。这块地不是肥田，而是瘠土，我们要想有收获，就必须像我们的看守人所断言的进行施肥。于是李卜克内西和我拿着一只大筐走向园子一个角落里堆存着的混合肥料堆。凡是认识这种堆肥的都知道，若是戳它一下，就会气味扑鼻，印度和阿拉伯的一切香气都不能压倒它。但是我们不顾死活地去干，我们装满筐子以后，用两根竿子穿入提梁，李卜克内西在前我在后跑向我们的菜地。在园内做工的妇女们看到我们的动作都哈哈大笑。我在当时和以后常说，如果政府要我们做这类工作，我们会勃然大怒而加以拒绝。这是强迫与自愿之间的区别。 我们在菜地内种上萝卜种子，热烈期望有所收获。种子出得很好，叶茎茁壮地往上长，但是所盼望的萝卜却不见踪影。每天上午，只要我们一出来散步，就来个向萝卜畦赛跑，每人都想收获第一个果实。总是一场空。有一天，我们摇着头站在萝卜畦周围，并且深入研究不结实的原因，我们的看守人在那边听我们的谈话，笑着说：“您们为什么得不到萝卜，我的先生们，我可以告诉您们，您们施肥过多了！”唉呀！这样，我们的一切辛勤都白费了。 ※※※ 在一八七三年的头几个月内，国会又要开会，这样萨克森政府不管好歹就必须为我所保有的选区安排一次新的选举。选期规定在一月二十日。整个党把这看成一件荣誉攸关的事情，不仅要使我重行当选，而且还要使票数增多。一切能调动的鼓动力量都赶快来到选区。奥艾尔、莫特勒、瓦尔特希、威廉·司滔莱、瓦尔斯特、约尔克等都来做工作。敌人把格劳绍地方法院院长培曹尔特提名为对方的候选人，他为人平易近人，是选区里一位令人十分爱戴的先生。然而，这也无济于事。在选举日晚上计算出，我得一万零七百四十票，我的对手是四千二百四十票。不消说，这个结果在选区以及整个党内引起狂欢。这结果也给那取消了我的委任的法院一个响亮的耳光。我这次比一八七一年三月三日还多得约四千票。不仅如此。在选举以后过了几天，我那失败的竞选人在选区报纸上对我党公开表示感谢，认为党是以很公正的方式同他进行竞选的斗争的。 在选举后，奥艾尔和约尔克先到莱比锡访我妻给她道喜，而后来到胡伯图斯堡见我也向我祝贺。这是一次愉快的会晤。随后当国会开会时，我试行向萨克森政府请假参加会议。正如我所预料，没有成功。现在施拉普斯在一批自由主义议员支持下提出建议，要求在开会期间将我暂释。这个建议被大多数所否决。冯·马林克罗特议员说，他很惋惜我不能参与国会会议，但是帝国宪法第三十一条没有把议员的免罪引伸到刑事犯。 我承认，我并不对这个决议感到遗憾。如果将我暂释，那么我将因请假而延长坐牢的时间。如果我在服刑期间遇到三、四次会期，则满刑之期就不在一八七五年春季，而最早也要延迟到一八七六年夏天了。 在一个立宪国家，一个在服刑的议员，一到会期开始就马上被开释，以便能够尽他当议员的责任，这原是当然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德国的人们是不愿与闻的。不过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要服多年徒刑的议员，如果每遇会期就照例给假暂释，决不如一般的错误想法，认为是件愉快的事情。我至少把这看成是加重我的徒刑，因为它首先会加重损害我的经济生活。 李卜克内西和我当然需要至少同外面的领导同志尽可能保持接触。不过这只是在有限程度内可能。我们也可以常常秘密往外面带信，但是这样通讯有因回信不巧妙而被监狱长发现的危险，结果是对我们不利的。所以要小心才行。尽管直接通信要经过官方的检查，我们还是尽可能直接写信。往来的信件有时也呈现幽默性质。有一次我接到莫斯特由兹维考地方监狱给我的回信，他因为各种出版和言论的罪名须在那里服刑一年以上。因为这信同时把莫斯特的个性表现得非常之好，所以我把它转载在这里。莫斯特的复信是： 兹维考，一八七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倍倍尔！ 你的来信好像黑暗天空中的一道灿烂电光照射到我的隐修处，由来信中我高兴地看出，你们这些用笔墨危害国家的恶棍过得很好。——你现在也想知道我的情况如何；我愿意相信，因为我可以想到，你现在所遭遇的，正是我在迁入这里之前所遭遇过的，这就是说，你听到兹维考（Zwickau）这个地名总想到兹维肯（Zwicken）[1]并且猜想听到一个噢的叫声。我不得不承认，我虽具有猫的坚韧性和绝望中的幽默——却不流于战战兢兢的呆气——，当我来到此地之前想到它的时候，并不像著名的五百母猪那样对它有十分的好感，但是现在既到了这里，事情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当然我不是像你那样过行宫狩猎的生活，而是沙特勒斯修道院僧侣的生活，不过我也没有感到烦闷，因为我还有许多东西要补习，所以现在利用机会努力攻读。我所收到的报纸可以供我消遣，我照日常习惯的方式（饮食，衣服等）满足一切生活上的需要。总之，我所忍受的只是自由上的惩罚，而不是肉体上的惩罚，虽然我也受到了对于一个犯人除剥夺自由而外的一切。除了一张写字用的桌子而外，我没有什么使我舒服的东西。一张自己的床铺，我觉得没有需要，不过我使用自己的枕头。囚舍完全像瓦尔特希所描写的那样（他也曾在兹维考地方监狱里住过一个长时期）；这里没有别样的囚舍；此外，人们不久也就对这习惯了，特别是这些囚舍的窗子虽高，但还很亮。每天在一个半庭院半花园的空地上，我独自一人散步二小时。没有人来访问我，所以我自然也不能接见任何人。你那时是不禁止你同家人往来的。人们对我也同对你一样，不让我刮胡子。我的灯点到十点钟。这些情况就是我由我这社会主义者隐居处能向你报告的主要事项。关于学习你当然要好得多，因为你的教授就在你身边。在语言学习上我特别感到，这里多么缺乏教师，尤其是会话没有这样一个教师简直学不成。顺便问问！你学法文用的什么课本？瓦尔特希因为我希望有一本法文文法，转送来一本十分古老、无用、繁琐不堪并且荒谬的荀肯的书（希采尔出版），我有几次在盛怒之下极想把它撕成两半。——你的关于梯也尔的文章写的很清楚。这个矮子是法国最大的阴谋家，他是个活的钱袋并且是唯一懂得如何促进君主政体的人，当然不成功，可是计划至少拟得不错：尽可能长期维持现状，然后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使共和政体消失而使君主政体出现。别的任何一个君主政体拥护者在他的地位，早就会发动政变，于是——同时折断了脖子，像一般君主政体的最后残余所遭遇的那样。在西班牙——企图使人相信——那些执政的长舌妇人只顾喋喋不休，丧失了她们那微乎其微的智力，否则她们实在不可能不与一小撮杀人放火的卡罗斯派[2]决裂。现在希望那里也像在法国那样，不久就来个有力的大扫除。——我们事业在最近时期有这样进步，你感到惊讶；产生这些作用的原因是很多的。我告诉你：只要有一千个像你这样的人，或者甚至只是像我这样的人（不是自夸）——欧洲，不仅是德国，在五年内就会社会主义化。新生力量固然是够多的，如果胆怯不那么严重，新生力量就会表现得更多，而现在却是太少了。我们应该相信，人们在出生时大都是头朝下或者甚至嘴朝下的，因为他们不能充分张开嘴。我们不要别的，只需要嘴和心长在正当地位的人而已。——如果说我已不抱什么大的希望，那么，我仍然非常欢喜地期待下次的选举。至少要展开宣传，使火花四射。局势正合我们的要求。进步——破产、得胜狂欢——颓唐沮丧、伤兵问题、住宅问题、学校问题、几十亿问题、和平问题、投机商问题、“文化斗争”事件、厂主同盟、惩处、迫害、混乱等，这些都稍微有利于我们。因此我保养我的肺叶并磨砺我的长嘴，以便将来如果掀起选举战斗，就可以真正快乐地把许多政治海盗们打倒。——在萨克森我自然不能直接敲起鼓来，不过别处也有许多人，他们必须由人们把钉在他们脑袋前面的板子拆除下去。因为，我被警察驱逐出萨克森，虽则高等法院对于这件在法律上不可能的事情应否执行还未表示意见，不过我也不期望什么好事，至于事情结果如何，在我却也“无所谓”。对我来说，不是“无所谓的”，甚至简直不可解的是，对于这行为……[3]可敬爱的尤利乌斯[4]到现在还没有感动得作出说明。对了，最妙的事我几乎忘记了：万一我不顾驱逐而又在萨克森出现，则根据条文就要把我送进反省院去！！——关于这姑且不说。——那么，若是我重获自由，也就有机会去……。 一般说来我是很舒服的，并且异常乐观。祝你好，并向社会主义学院的老住客们和你谨致敬礼！ 约·莫斯特 科科斯基写给我们的信，却与莫斯特这信的性质不同。科科斯基在一八七一年在哥尼斯堡出版《民主报》，但不久不得不停刊，而应白拉克的邀请于一八七二年底参加《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编辑部。他具有极为幽默的性格，在当时党代表会议的饮酒晚会上常常被称道。他也遭到那时代的党报编辑的命运。他担任编辑的时间并不长久，却遭受了好多个月的监禁。但这并没有损害他的幽默，由下面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 不伦瑞克，一八七三年五月十四日。 尊敬的朋友们！您们好；父亲般的国家照顾周到，把您们置于特别照管之下，使您们在沉思默想中体会到一个好政府的恩惠。那三个人既然能够在火炉中唱赞美歌，那么您们，如果要塞监狱的规则并不禁止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在胡伯图斯堡的围墙内也这样做呢？ 仁慈的天意，也给我三个月的要塞禁闭，因此至少一个时期不必听到吓人的呼声：科科斯基先生，稿件不够！已使思想有些安定的是，偶尔接到的几封信是必须先经过检查的，所以那些讨厌的和有刺激性的消息被去掉了。这样我也就放弃一切革命的报道，虽然我很乐意为您们阐明关于军事装备的情况，关于手榴弹和硝化甘油炸弹的最成功的制造法，这些都是产生真正奇迹的。仅仅这个消息： 汉堡，五月二十七日。煤油较稳定，当地一六·二〇——八十马克，五月，十六·二〇马克，八月——十二月，十七纸马克，一六·九〇金马克。 资产阶级已经开始羡慕您们了。最近在一个资产者团体中谩骂社会民主党人时，有一个被认为很可靠的，甚至是最可靠的投机者说：“今天交易所的消息好像冰块放在我的头上一般，我要羡慕倍倍尔，他能泰然坐在胡伯图斯堡，用不着关心行市的涨落。有人按百分之一百三十付给这样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以贴现银行的三万塔勒，然后使它跌到八十五，或者使刘易斯地下工程超过票面价格的百分之十五，我可以告诉您们，他们受够了惩罚。”这样，您们必须学习着由这方面来观察事物，而后沸腾的蛟龙毒液才会变成虔诚的思考方式的乳汁，此致衷心的敬礼——我这封信结束了，因为信就要送往邮局——我永是 您们的忠实朋友和同志S.科科斯基。 ※※※ 一八七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萨克森国王约翰死了，他的儿子阿尔伯特即位。因王位更替照例连带一次大赦，我们的妻子也盼望着大赦。这也难怪她们，我们的判刑和监禁在我们认为是我们活动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而她们则受到最大的苦难。但是我们一知道她们抱这种希望，就写信告诉她们，不可以存这种幻想。大赦将会到来，但不是为我们。我写给我妻的信里说，新王将宁可赦免萨克森监狱里的一切犯人，也不赦免我们。大赦的结果是很有分寸的，据我的记忆，被关在萨克森各监狱中的许多党员同志，没有一个被赦免的。这样倒好。国会在一八七四年初举行普选（因为当时国会任期只有三年）所表现的一种情绪，并没有因大赦而败坏。 我有这样一个念头，虽然我当囚犯，也可以用很有效的方式来参加选举鼓动，即写一本小册子论述历来的国会活动，为党的候选人和鼓动者提供必要的材料。想到了就做到了。小册子按时出版，书名：《国会及邦议会的活动和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三年的社会民主党》。我在小册子里加入了国会选举法、选举法条例、刑法法典中有关的规定、结社法等最重要的条款和鼓动指南，作为附录。这个匿名出版的小册子，受到党非常满意的欢迎。二十年后，有一天在往汉堡的旅途中，议员欧仁·李希特尔和我在一个车厢中遇见时，他甚至还为这件事恭维我。直到那时为止，我们虽已在国会中同事二十五年以上，彼此却还从未作过私人谈话。现在我们畅所欲言了。在谈话中，李希特尔叙述说，七十年代时，他在屠林根一个城市里的民众大会上作过演讲，在大会辩论时有一位我党同志提出他的一系列的罪恶，其中有些他早已忘记。他注意到发言人的责难是引自一本小册子的，他曾请求他的同党偷偷走到发言人那里，以便认清他所引用的是一本什么小册子。后来他得到了这本小册子，从它的内容看，他认为作为小册子的基础的想法很好。于是他决定把这种想法——虽然是用另一种形式——也拿到他的党内加以贯彻。这样，就产生了他的著名的政治入门一书。在这一刻，我以老师的身份坐在我那鼎鼎大名的政敌面前，有点自豪。大家知道，后来其他党派也照我们的榜样，出版这类政治入门的书籍。 我的小册子的另一作用是引起了威斯特伐利亚的旭夫市的一位副牧师霍好夫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许多文章驳斥我对于基督教和文化斗争的见解。我也写了一系列文章作答复，后来出版为小册子，名《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到今天已出了很多版。 选举订于一八七四年一月十日举行。结果使我们非常满意。我们在第一回合中被选上了六个议员盖布（夫赖堡）、李卜克内西（司透耳堡—什内堡）、莫斯特（开姆尼茨）、瓦尔特希（米特维达—博格斯代特）、莫特勒（克里米朝—兹维考）和我（我的老选区格劳绍—美拉内）。在莱比锡城郊第十三选区，约翰·雅可比进入复选。全德工人联合会有两个候选人当选：哈森克莱维尔在阿尔托那和莱迈尔在什列斯希—霍尔斯坦的选区塞格堡。哈赛尔曼在巴门—爱北斐特进入复选并获得胜利。约翰·雅可比也以七千五百七十七票对六千六百七十四票获胜，但他又拒绝接受委任，这使全党不胜惊讶和不快。不错，在询问他是否愿意担任候选人的时候，他没有答应接受选举。他在他的信里说过：他对普鲁士的德意志帝国的看法，党内同志是熟悉的；他们由此可以推断，他多么不愿参加那些无益的国会讨论。党如果由于策略的原因认为提他做候选人是有利的，他也不反对，但是他必须预先声明，如果当选，他将保留决定接受或谢绝委托的自由。在辞谢信中他声称，他对于德国的新秩序的想法，一八六七年五月六日在普鲁士下院声明过了，所以他把这次参与竞选只当作抗议性的竞选。他不相信，通过代议制的途径能够把一个军事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国家。 错误是在选举委员会，它在第一封信里没有要求他来个干脆明白的答复。当我们的候选人威廉·白拉克在复选中以五千六百七十六票对对方将近八千票而落选时，党内对于雅可比这一行为更为愤激。我自己也为这件事很生气，给雅可比的朋友基多·威斯博士一封信对这个辞谢委托的事加以指斥。 于是社会民主党的两派现在在国会里共有议员九人代表它们。候选人得票总数是三十五万一千六百七十，其中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候选人得十八万零三百一十九票，社会民主工党的候选人得十七万一千三百五十一票。两派的追随者人数差不多同样多；得票总数约等于一八七一年的两倍，共计约增加二十三万六千票。 这次选举的辉煌成就使高级官场以及资产阶级集团非常生气。这个结果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这说明了，党不顾一切迫害和诡计，还在不断发展，因而权威集团中蓄意已久的以特别法规来迫害党的思想也越来越浓厚了。 ※※※ 一八七四年二月底，古斯达夫·拉式的访问很有趣地打破了我们在监狱中的日常单调生活。拉式是一个有点危言耸听的作家，他喜欢使他的作品有些夸张。在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上半期，他在《凉亭》杂志上和许多自由派大报上发表了很多关于奥地利人在威尼斯的丑事和丹麦人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虐政的文章，引起很大的注意，因而卓著声名。李卜克内西和我是在柏林认识他的。他现在所以来访，是想为一篇文章搜集材料。这样的访问应在办公室里当着一位官员进行，时间不能超过一小时。但是这对拉式是不适合的。他要求狱长让我们二人单独谈话，并希望看下我们的囚舍。狱长拒绝了这个要求，说：他（拉式）应该站在他的地位上想一想，就知道这是行不通的了；如果他（拉式）是狱长，也不能有别的办法。而拉式以他那诙谐的泰然自若的神情回答说：啊，如果他是狱长，他一定允许！这句话引得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哥尼斯坦因 三月间，我们接到正式通知，将于四月一日把我们转移到哥尼斯坦因要塞去。这个消息使我们很不舒服。李卜克内西的刑期到四月中旬结束，我的到五月中旬满期，这时我们非常不适于带着书籍、稿件和各种家具再搬一次家。但是届时又延期迁移，这样，李卜克内西得于四月十五日由胡伯图斯堡起程往莱比锡。但是我却须于一八七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动身往哥尼斯坦因，由一位便衣官员陪同前往。我在起程的前一天向狱长辞行，并且对于他在许多事件中的盛意表示感谢，他非常感动。他亲热地握着我的手，然后放开我，说道：“上帝保佑您！”这在他看来，大概认为是能够赠给我的最好祝词。次日早晨五时，我要起程时，看守人全家集合起来，前来送行。这个看守人现在已调到瓦尔特亥姆监狱；我相信，他在看守我们的那个时期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此后不久他就死去了。 四月二十三日是一个美丽的日子，整个易北河谷一片绿色，百花盛开，春光十分艳丽。在走上要塞时，我们遇见要塞司令冯·雷翁哈第中将，送我的人把我介绍给他。当我们一同往上走时，将军和我谈起话来。他想知道，在胡伯图斯堡的日程和待遇怎么样。我把他所希望知道的情节告诉他以后，他表示意见说：“呐，您在我这里不会比那里坏。” 指定给我住的地方是一所从前认为可以防御炸弹的老建筑物，原先的军火库。走廊上支撑屋顶的梁柱的粗大，只有在老教堂的地基上才可以看到。房间却宽敞，有两个炮眼式的窗子，上面装着粗铁条，好像是个关杀人犯和放火犯的地方。一边的墙上立着个巨大的釉砖火炉，国家每天配给我的五磅煤炭在这个火炉里，就会不见了。虽然冬季已过，春光明媚，可是室内还是冷得厉害。我若不愿冻坏，就必须自己出钱买燃料。如果我们的全部监禁都在那上边渡过，我们单为燃料就要耗去一份小家产。 我的看守人的为人很有风趣。他年已七十，在要塞服务已三十六年，一八四九年萨克森临时政府的两个成员——托特和豪布诺，还有奥古斯特·勒克尔和德累斯顿五月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米歇尔·巴枯宁（他后来是一方面饶有声望而另方面臭名远扬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都曾受过他的看管。 我散步的地方十分狭窄，这地方以唯一的短短路径通向要塞小花园，那里还经常站着一个岗哨，以便把许多来游哥尼斯坦因的人同我隔开。唯一令人满意的是由要塞的一个小饭馆领取的伙食。饭馆主人似乎对我特别好；饮食不仅物美价廉，而且也非常丰富。当我第一天看见指定给我的一份食物时，感到奇怪，吃过以后更是不胜惊讶。高山空气发挥了它的效用。这里的一小队驻军的士兵诉苦说，他们在这上边从没有吃饱过，都在盼望着三个月满期后换防。 五月十四日，我被假释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在来我家问候我的人中间也有爱德华·伯恩施坦，他特意为此由柏林来到莱比锡。我在一八七一年在柏林已经认识他了。通过我的律师奥托·夫赖塔格的接洽，内阁同意给我六个星期的缓刑，然后到兹维考地方监狱服九个月的徒刑。在这期间适逢圣灵降临节，我同我妻和女儿以及几个朋友到萨克森的瑞士和哥尼斯坦因远足。这里使我很愉快的是，我所住过三星期的囚舍在这期间已升格为要塞的名胜了。导游人指点着使人注意我当时所住的囚舍的窗子。后来禁止他这样做了。德累斯顿的党员同志长期开玩笑地把哥尼斯坦因叫做倍倍尔堡。 兹维考 在入狱之前，我先访问了一次地方监狱狱长，打听他允许我作为政治犯在拘押中做何消遣。然后在一八七四年七月一日我进入这个监狱。监狱的设备以及对大部分政治犯所允许的消遣在莫斯特的信里已经给我叙述过。我可以在这里提一下。每月准许我在一个官员监视之下接见我的家属一小时。在我被监禁的第三个月，我妻来探望我一次，以后我们双方都愿意不再做这种会晤。花了路费，而晤谈中每一个字还都要忍受一个官吏的监视，这个牺牲太大。其他方面的访问，我也只是个别地接见，我对这种访问并不渴望。 我现在又以全副热情投身于工作。使我非常激动的是我妻关于我们营业处在困难地位的报告，因为这时工业大危机极其严重地爆发了，再加上一个新兴的工厂企业又对我们进行毁灭性的竞争。谁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谁就体会不到完全无法可想的感觉，使一个被监禁的人如何抑郁。我在狱中的主要工作是前面所说的《德意志农民战争史》（这书早已绝版），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参考书，所以这本书不会是杰作。我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觉得，一五二五年德意志的伟大农民战争和紧在其前的那些革命的农民起义，都是德意志近代史中最重要的事件，而官方史籍却可耻地避而不谈。 一八七五年一月一日，我接到一份由莫特勒转来的电报，说约尔克于昨夜亡故。约尔克虽然性情固执，却也是一个不疲倦和具有高度牺牲精种的人。而且他非常谦逊。他在做党书记的第一年，他满足于，如他写信告诉我的，连一条新裤子也不能购置的薪水。他身后极其贫苦，党酬报他赡养了他的妻和小孩。至于约尔克的党书记职位，前一年秋季已由奥艾尔担任了。 兹维考的九个月监禁到底也忍受过去了。一八七五年四月一日（俾斯麦六十岁的生日），我被释放。在这里，狱长和我的告别也是亲热的。我一贯奉行的箴言是，尽可能适应不能改变的必然的状况，争取有利的一面。由这个观点出发，我在监狱官员执行艰巨任务时，只要对于我的人格丝毫没有损失，就尽量以遵守所规定的制度去迎合他们。所以他们总是感激的。在较大的监狱中，官员们十分忙于对付那些社会危险分子和堕落分子（我们这个美妙社会秩序的可悲产物），所以他们的工作是最艰苦的；他们若能同所监守的人们以人道相交在他们就感到幸运了。 兹维考的同志们，在我被释放那一天，集合起来表示欢迎；他们赠给我和我妻一对精美的咖啡杯，杯上题有献辞，祝我们将来长在完全安静和闲暇中永不分离地享受萨克森的民族饮料。这种祝贺是好意的，但实现就不行了。 在许许多多祝贺者中间，也有当时还是民主主义的《法兰克福报》，它在提到俾斯麦的生日时写道： “……我们的祝贺是对另一个地方的另一个人的。他就是那位朴实的市民和工人，他在几乎不断的三年监禁后，明天要出狱了，他仍然同按判辞（关于判辞，即使今世还办不到，来世也将予以裁判）入狱时一样声誉无瑕，他的党内同志爱戴他，他的敌人惧怕他、注意他。我们既不是他的同党，也不是他的敌人，但是我们不管在哪里发现忠于主义和公正无私的努力就加以重视，对于任何一个为这些而受难的人，我们充满了极大的同情……因此向国议员奥古斯特·倍倍尔致敬和祝福。” 几个月以前，《法兰克福报》的主要业主列奥波特·宗纳曼曾把葡萄酒二十瓶给我送到监狱里，因为狱中禁止饮用，我把它转送到家里去，后来同我妻和友人同饮。四月一日，宗纳曼还为了我的被释写信亲贺，信里说：“我希望你的长期苦难就此结束。”我们自一八六六年起就以你我相称了。 ※※※ 我由兹维考出狱不久，接到沙夫莱教授从斯图加特给我的一封信。沙夫莱在脱离维也纳的霍亨瓦特内阁以后，回到斯图加特，在这里以研究学术度日。一八七四年他出版一本小册子，名《社会主义精义》，他在书中给与社会主义以客观的评价，因而这本书轰动一时。他现在又把他的三卷著作《社会机体的构造和生命》的第一卷寄来，并附一信，内容如次： 他不知道，我从关税议会以来是否还记得他。从那时起，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但大概常常听到彼此的消息。虽然我们对于人生的理解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对于社会问题我们都仍然深感兴趣。所以他冒昧地把他的新书寄给我一册，大概我对其中很多说法会感兴趣。如果我愿意接受他这本深费思考的书，作为纪念，他将感动欢欣。 我相应地作了答复，并且还特意补谢他在参加霍亨瓦特内阁时努力为被判为“叛国犯”的邵乌、莫斯特、奥伯温德等取得赦免。 一八七七年夏季，沙夫莱到莱比锡来拜访我。我们谈话很久。谈话的主题是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何时可以胜利。我这乐观主义者认为这个时机已经很近，他则相反地认为至少还要等两百年。我们因此争论起来。我在一八八〇年到斯图加特回拜他，我们同样地又作一次长谈，这说明，他对我们仍旧是友好地对立的。但在以后几年，他却完全变了。俾斯麦在开始实行社会保险法以后，认为他的那些枢密参议对这方面懂得太少，于是注意到沙夫莱。沙夫莱也很想受德意志帝国的官职。为了不让对他有任何不利的成见，他现在写了一篇文章，名《社会民主主义的绝望》，这表示了和他以前的见解相反的见解。海尔曼·巴尔在幼年时代也会同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地热心于社会主义，他为此写了本小册子，书名是《沙夫莱先生的无知》，书中对沙夫莱及其作品作了中肯而幽默的嘲笑。我和沙夫莱的关系从一八八〇年起终止了。但是他想做政府官吏的希望，如所周知，并未实现。 [1]虐待的意思。——译者 [2]指西班牙克里斯廷娜派和卡罗斯派的斗争，亦即资产阶级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斗争。——译者 [3]这个地方被检查官涂掉了。 [4]瓦尔特希。莫斯特归罪于瓦尔特希，说他设法打消他在开姆尼茨的国会的竞选，并且不让在《开姆尼茨自由报》上发表各种通告。
第二部分。致全体多数派（1940年3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全体多数派 （纽约，1940年3月8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同志们： 为分裂做准备 与这封信一起或在另一份邮件里，你们将收到我们对反对派克利夫兰会议的分裂决议的油印答复。我们决定将此油印，以便在党内广泛散发。原因是：向反对派中的任何动摇分子，向队伍中仍受忠于党的情绪激励的人，以及向任何其他认为他们可能可以唬弄我们，使我们允许反对派的独立“杂志”攻击我们的纲领的人表明：怎么做都没用，就我们而言，在这一点上的“谈判”在开始之前就已经结束。 你们按照这些方针开展集中的运动是极其重要的。这是唯一的办法，可以为党挽救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一小部分受骗的支持者。 同时，最重要的是为不可避免的分裂做好一切必要的组织上的准备。要确保所有党员名单、同情者名单、联系方式等等都在安全的范围内。让多数派的所有支持者准备好在分裂成为正式现实时采取坚决的行动。 必须让任何玩弄分裂想法的同志明白，这只能意味着无情战争的开始。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是在玩弄这样的想法：他们可以分裂党，并且仍然与我们保持某种友好和同志般的关系。必须向他们说明，当党受到攻击时，友谊就会终止。 国际 反对派领导人在欺骗他们的一些追随者，说他们得到了第四国际的支持。这纯属无稽之谈。第四国际所有已知的宣布自己立场的支部都支持多数派的立场。加拿大支部一致支持；墨西哥支部也是一样的。昨天我们看到了阿根廷支部的报纸，它刊登了我们关于芬兰的决议。这是对他们态度的一个决定性考验，尽管我们还没有收到他们的直接邮件报告。 我们在伦敦局的公报中注意到，费雷肯攻击我们的比利时支部在芬兰保卫苏联。这间接证实了我们得到的其他报告，即欧洲最强的无产阶级支部——比利时支部是站在我们这边的。由于审查制度的原因，我们没有收到英国的直接通信。但是我们在10月份看到的他们的最后一期机关报重复了我们关于保卫苏联的话。我们可以绝对肯定的是，英国支部将会驳斥——，让他带着所有的伪装悬在半空。 同样的事情也适用于……。他是拉丁美洲的代表，但随着墨西哥和阿根廷对他的否定，他也被证明是一个骗子，除了他自己，谁都不代表。澳大利亚支部的报纸支持多数派的立场。一位从中国回来的水手同志报告说，整个中国支部除了一个人之外都支持官方纲领。另外，俄国支部支持我们的立场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我们计划在大会结束后立即召集所有能联系到的支部的真正代表开会，并以他们的名义发表反战宣言。叛徒们作为第四国际代表的任何借口都将完全失败。毫无疑问，国际在全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正常运作的支部都将团结在我党召集的会议通过的反战宣言周围。 对挑衅行为的警告 来自全国各支部的报告说，党内的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及其挑衅行为越来越不耐烦了。我们必须预料到，这种反对派在离开之前，会尽其所能地弄脏我们的党。可以预料，他们会试图制造一些丑闻，以使我们的运动失去信誉。因此，有必要警告所有同志，要警惕挑衅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参与任何可能被用来丑化我们运动的肢体冲突。遵守所有的组织手续，不要剥夺反对派的任何正常权利，直到大会和分裂的时候。 仔细检查与选举代表有关的成员名单。在这方面，要遵守一个灵活的规则。不允许一方或另一方有任何违规行为。不要给反对派任何他们无权获得的投票，不要试图要求获得我们无权获得的多数。 财政 我想我们所有人都明白，这场斗争是第四国际在这个国家的根本危机，考验它生存和面对战争的能力。一些不可靠的领导人及时露出马脚，得到了妥善处理，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但正因为危机具有如此根本的性质，所有同志都必须认识到，必须做出非同寻常的牺牲，以使党能够应付这个问题。不用说也知道，面对少数派的破坏和党的工作的普遍瘫痪，我们是在巨大的困难下在这里活动。 所有的代表都应该带着足够的钱来参加大会，以照顾自己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外地代表无法指望在正常情况下一贯的援助。如果我们在这儿手头有几块钱，那就好了，我们需要从大会的第二天开始将这些钱用于党的工作和反对分裂分子的斗争。 请牢记这一点，并收集所有你需要的资金，以资助你的代表。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第二部分。致默里·韦斯（1940年3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默里·韦斯 （纽约，1940年3月7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默里·韦斯 加州洛杉矶 亲爱的穆里： ……我今天给洛杉矶的组织寄了一封关于约翰逊的信。你应该沿着这封信的思路对他穷追猛打，从这只孔雀身上拔下几根羽毛。你们还通过航空邮件收到了我们对少数派克利夫兰会议分裂决议的答复，以及老头子以给多布斯信的形式所作出的答复[1]。这些新的发展——分裂的纲领，完全掩盖了先前讨论的组织细节，你的讲话在强调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我认为，你从加利福尼亚经验的角度来介绍组织问题，也会是有益的。在前一封写给小组的信中，我花了一些时间讨论这个问题。毕竟，实践是对所有组织理论的检验。加州的同志们对我们的“体制”有一年的扎实体验。他们对特林布尔体制也有一些经验。 我正在编写关于组织问题的文件，但不断地被打断，从来没有机会做任何持续的工作。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现在一切都在为分裂做准备，并据此开展斗争。我们的口号必须是“不妥协，不放弃”。这是唯一的办法，可以让那些摇摆不定的同志们明白，他们最终必须决定走哪条路。 我们在组织问题上采取防御性立场是荒谬的。上帝啊，我们用我们的方法建立了整个第四国际最好的支部。我们知道法国和英国的方法产生了什么。约翰逊是这些方法的一流表现者，他和少数派在一起并属于同一流派，这并不是偶然的。 如果在大会召开之前有机会的话，我会给你寄更多的材料。 致以同志的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见《保卫马克思主义》第248-49页，《致法雷尔·多布斯的三封信》（1940年3月4日）——编者。
第二部分。致列夫·托洛茨基（1940年3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列夫·托洛茨基 （纽约，1940年3月7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罗克（托洛茨基）同志： 我们收到并讨论了你2月29日关于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我们都同意你的建议。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由社工党发出会议的号召，并赞助会议，我们很快会确定一个在我们的大会之后的尽早的最可行的大概时间。 我们将与加拿大支部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完全支持。在加拿大的伯纳姆（罗伯特森）无耻地离开后，加拿大一些在基本问题上摇摆不定的同志得出了必要的结论，我们得到的最新报告是，他们现在都一致支持这个纲领。 同时，我们认为科约阿坎代表团开始制定宣言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会议结束后立即发表宣言，无疑将成为第四国际所有支部的集结号。 我们昨天得知，阿根廷支部已经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了我们的芬兰决议。我们没有直接从他们那里收到消息，但我们必须从这一行为中得出结论，他们同意我们的看法。阿根廷支部与墨西哥支部一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勒布伦的装腔作势。我们与巴西支部没有直接联系人…… 然而，巴西支部去年秋天来的一封信中说，有一两个著名的领导人（我想是记者）在战争危机开始时变坏了，被开除了，支部被改组了。这似乎表明，巴西支部的队伍是可靠的。 至于英国支部，我们还没有从他们那里获得任何直接报告，也无法了解他们是否收到我们的报刊或信件。然而，在他们最近的一期报纸中，即去年10月的一期，他们明确表示了尽管反对斯大林也要保卫苏联的立场，甚至几乎完全使用了我们报刊中的口号。我认为可以绝对肯定的是，英国支部将会驳斥——。这只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建立沟通的问题，并为他们提供获得必要信息和声明自己立场的可能性。 我们同样也未能从比利时支部得到任何直接的信息。但我们知道，费雷肯批评他们保卫苏联，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比利时支部的路线是正确的。 我们将以各种方式重新尝试与他们建立直接联系。我们现在已经几个月没有得到消息了。然而，从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些信息来看，很明显，整个国际将团结在我们会议的战争宣言之下。如果在约翰逊和勒布伦的帮助下，分裂者试图把自己说成代表着第四国际，这种假象是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的。 我忘记我是否在前一封信中提到过，一位从中国回来的水手同志报告说，除了一个人之外，整个中国支部都支持第四国际的官方立场。他们告诉这个同志，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党内的少数派人数这么多，因为他们自己很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并相当果断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 我们正用另外一封邮件向你发送我们对少数派全国会议通过的决议的答复。它正在党内广泛散发，目的是向任何在分裂中退缩的动摇分子表明，在一党两报的问题上不可能与我们讨价还价。 反对派告诉我们全国各地的同志们，你会在最后时刻进行干预，支持他们建立自己的独立刊物的要求。甚至一些领导人很有可能也相信这一点，这也是他们安抚其队伍中动摇分子的最重要的论据。如果能打消反对派的这个念头则是非常好的。这是一个迫使那些现在不敢离党的动摇分子停下来，在为时已晚之前考虑他们的路线的最好办法。 多布斯在这里，他已经在迅速地把自己融入到工作中。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他具有热情和自信的宝贵品质，并用这些情感感染其他人。 我们的队伍在全国范围内都坚定地团结在一起。没有一丝悲观主义或犹豫不决。而且，人们一致对在这场斗争中获得的巨大教训表示满意，并对党能够在真正的考验开始之前与不可靠的领导人进行摊牌斗争这一幸运的情况表示满意。 怀特和瓦尔德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讲座正在进行，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并得到了同志们的赞赏。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土地问题提纲（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土地问题提纲 （节录）
第二部分。致查尔斯·柯蒂斯（1940年3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查尔斯·柯蒂斯 （纽约，1940年3月6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查尔斯·柯，组织者 洛杉矶支部 （抄送加州所有支部） 亲爱的同志： 关于约翰逊 我听说约翰逊正在加利福尼亚宣传反对派的分裂方案，并就组织问题进行布道。我希望重视党的团结的同志们能适当地对待他。这是我们运动中一流的不负责任的冒险家的例子，他应该被强硬地对待。让我告诉你们一些关于他的事情。 约翰逊被任命为政治委员会监督下的一个党部的主任。他离开小镇，在加利福尼亚出现，甚至没有通知政治委员会他要离开，更没有得到允许。这无疑是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向党推荐的“组织方法”的一个例子。我相信，党内每个严肃的工人都会驳斥和谴责这种轻率的不负责任的行为。韦斯返回加利福尼亚的程序与约翰逊的程序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得到政治委员会和扬斯敦支部的正式和官方批准之前，他没有冒险离开扬斯敦支部组织者的职位。他们在人品和方法上都是不同的。韦斯的方法更好，更负责任，更革命化…… 我们的党和其他党一样，也有一些没有经验的党员，他们倾向于把演说和文字能力误认为是革命的领导素质。残酷的失望在等待着这样的年轻同志。但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会从他们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下次会要求领导人有更好的资质…… 我听说破坏组织的约翰逊要领导洛杉矶的同志们讨论组织问题。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只能基于这样的假设：任何一种江湖骗术都能在南加州大行其道。但我知道另一个加利福尼亚——一群坚决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加利福尼亚，他们在实践中表明，他们知道如何组织一个党，并在群众运动中做认真的工作。与其对这些同志进行“组织”方面的说教，约翰逊不如向他们学习…… 我非常遗憾，当约翰逊阐释这些问题时，我不能在场。它们涉及到问题的核心。我如此直截了当、如此具体地提出这些问题，可能显得不礼貌，甚至是“官僚主义”。但这是使组织问题的讨论落到实处的唯一方法。恩格斯很喜欢这句谚语：“布丁好不好吃，吃了才知道。”迄今为止，约翰逊所做的关于组织的布丁并不太容易消化。 致以托洛茨基主义的问候 詹·帕·坎农
第二部分。给党员传阅的一封信（1940年3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给党员传阅的一封信 （纽约，1940年3月5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同志们： 给分裂分子的答复信 在另一份邮件中，你们已经收到了反对派克利夫兰会议通过的《关于党的团结的决议》的副本。这个“决议”是反对派代表在前几天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给我们的。显然，他们想要我们答复。我们不应该让他们久等。以下是我们的回复： 1．分裂的正式宣言 这份决议实际上是一则分裂的政治声明，会议本身就是为了在组织上准备分裂。该决议声明“分歧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允许仅仅通过运动中正常的程序——即让大会少数服从大会多数的决定——来解决。”通过这一声明，他们事先拒绝了通过民主的多数决定方法来解决政党争端的唯一可能。他们说，对他们而言，民主组织的党代会的决定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事先宣布拒绝接受大会的决定。在他们看来，除非他们能为所欲为，否则大会还不如不举行。 除非我们准备抛弃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除非我们准备颠覆这一原则，迫使多数服从少数——否则我们必须承认反对派声明的真实面目：分裂的正式声明。除了承认现实，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党的完整性，并向分裂者宣布一场无情的、毫不妥协的战争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2．奇特的“团结” 该决议要求少数派“有出版自己政治刊物的权利”。为了不留疑惑地表达他们是想要一个完完全全的独立出版物，他们还说：“杂志只能由倾向自己负责、在倾向自己控制下出版。”然后，为了清清楚楚地表明他们的立场，他们说，这个“解决方案”是“唯一的具体方案”。在这些条件下，也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他们才向我们保证维护“党的团结”。也就是说，如果多数派愿意授权并使分裂“合法化”，那么党就通过补偿他们的方式拥有所谓的正式团结一致。我们不相信多数派中的任何一个成员会在任何时刻接受这样的提议。 3．民主集中制被消灭 反对派的决议顶多可以说是试图消灭革命党的民主集中制，和诺曼·托马斯的臭名昭著、命运多舛的“兼容并包党”差不多。但历史已经对这种党组织的概念作出了残酷的判决。重复这种试验将是疯狂的愚蠢行为。如果大会批准这样的组织方案，那就意味着团结的”党将因长期的派系斗争而在内部瘫痪，并被剥夺了所有的外部打击力量。 反对派拥有自己的报刊，“由反对派负责、在反对派的控制下出版”，只能意味着它必须有自己的财政、自己的工作人员和自己的发行机构。但事情甚至不可能到此为止。如果反对派被授予攻击党的纲领并在刊物上保卫另一个纲领，那么就没有合理的理由剥夺他们口头上做同样事情的权利。没有合乎逻辑的理由阻止他们举行一个“由自主的派别负责，在自主的派别控制下”的公共会议。在执行党的纲领时，如果一个派别的成员被授予公开攻击党的纲领的权利，就没有办法使其遵守纪律。简而言之，少数派将拥有所有他们自己党的权利，同时拥有从内部使正式党瘫痪并在工人阶级公众面前诋毁正式党的特权。 这正是少数派虚伪的“团结”决议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是一个实施他们的分裂并为自己实现完全的行动自由的计划，对党造成最大的损害并使党丧失信誉。这完全符合伯纳姆故意的设计，他已经在其关于《科学与风格》的臭名昭著的文件中宣布了第四国际的垮台，他要在正式离开之前给我们的运动造成最大可能的破坏。 4．另一个“沙赫特曼的先例” 可以认为，沙赫特曼对决议的贡献是关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史和第四国际的“先例”的那一段。我们从赖特和汉森同志关于《沙赫特曼的引文学派》的文章，以及托洛茨基对沙赫特曼《公开信》的答复中知道，沙赫特曼是如何歪曲和伪造历史事件来为派别目的服务。我们所讨论的决议中的历史参考资料的价值和决议中其他的内容一样毫无意义。我们正是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学到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和实践。列宁领导的党的纲领是一个单一的纲领，党的刊物服从于该纲领，为该纲领服务。正是从布尔什维克主义那里，我们学会了自由讨论不是为了一直讨论，而是为了在多数人决定的基础上作出决策并团结一致地采取行动。 我们即将结束为期6个月的讨论，这次讨论是以往讨论中最自由民主的。大会即将开始，我们将以一项决定来结束讨论。我们将在决定的基础上采取纪律严明的行动。这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正传统。反对派援引的“传统”是孟什维主义、战前社会民主主义、“兼容并包党”的传统。试图以列宁和他的民主集中制政党的名义来掩盖这一点，是对没有经验和不了解情况的党员和青年的欺骗。 说第四国际的历史上有“许多类似的例子”也同样是骗人的。根本没有这样的例子。第四国际及其前身国际左翼反对派从未批准过在基本问题上主张对立纲领的不同出版物。而是恰恰相反。国际左翼反对派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是在为单一纲领和反对集团（及其出版物）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过程中形成的，这些集团虽然假装“总体上”同意，但主张的是对立的纲领。国际左翼反对派作为第四国际的世界运动继续存在、发展和扩大，不仅是通过将革命分子团结在共同纲领周围，而且是通过公开否定主张不同纲领的所有团体和所有出版物。德国的乌尔班斯；比利时的范·奥弗拉特恩；法国的苏瓦林、莫纳特和帕兹；美国的韦斯伯德和菲尔德等等，都是这样的情况。当他们说第四国际对反对其纲领的出版物给予祝福时，他们是在撒谎，歪曲其历史。 一年前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法国支部短期试验，与反对派的提议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法国支部内的分歧仅仅是策略上的；两个团体都坚持第四国际大会规定的关于原则问题的共同纲领。国际主义工人党[1]（我们的法国支部）的一个小组希望保持该组织的完全独立。其他小组则希望以布尔什维克派别的身份加入工农社会党（PSOP），在工农社会党中工作。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强烈支持“打入派”的立场，但一开始并不希望通过纪律措施将这一策略强加给反对派的同志们。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委员会批准了一种分工，即一个团体将继续以自己的报刊开展独立活动，另一个小组将加入工农社会党，作为工农社会党的一个派别出版杂志，支持第四国际的纲领。 根本不存在两个不同纲领的问题。两种出版物之间的唯一区别是，独立团体的期刊主要向工农社会党以外的工人进行宣传，而打入派的期刊则主要向工农社会党的成员进行宣传，支持同样的纲领性思想。但即使是这种试验也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几个月后，测试了两个领域的工作经验后，它就结束了。 沙赫特曼的这个“类比”和其他所有的“类比”一样，都是错误的，是被不道德地扭曲和误用的。他们诡计根本不是将第四国际在法国的两个团体——打入派和国际主义工人党的多数派——之间建立的关系相对比，而是通过不诚实的扭曲，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打入派和工农社会党的多数派之间的关系相对比。如果伯纳姆派——就像那些自由主义庸俗主义者——说他们应该在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党中拥有罗斯小团体一度在伦敦局的皮维尔派的党内所拥有的同样的“权利”，我们的回答是：皮维尔党意在成为一个“兼容并包党”，因此无法直接拒绝第四国际主义者的这些权利，这些权利也被共济会成员，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者和社会爱国主义者所享有。但是，我们正好相反，不想成为“兼容并包党”，没有人可以在我们的组织中成立一个这样的疯人院。 在这一点上，我们将要求大会重申由沙赫特曼和坎农起草的、在芝加哥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组织决议部分： “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反对共产党的专横和官僚主义，而且反对托马斯-泰勒-霍恩党的虚假和欺骗性的“兼容并包”，这是一个假象和欺诈。经验确凿地证明，这种“兼容并包”使整个党，特别是革命左翼瘫痪，打压革命左翼和用官僚主义围攻后者，放任右翼以社会主义和党的名义犯下最大罪行。” 5．分裂者的分裂灾难 伯纳姆派分裂者作出的“团结”决议断言——愿望是思想之父——“分裂对美国支部和整个第四国际都是灾难性的”。我们对这种灾难性的预测则不以为然。如果那些试图以这种方式恐吓我们的人能够回顾一下我们党的历史，他们就会发现，分裂的威胁总是只对提出这种威胁的人构成威胁。现在的反对派也必然是这样，它是所有那些不耐烦的试图用威胁分裂来把自己的要求强加给多数派的小资产阶级集团中最可悲的。在我们的运动中，还从来没有一个反对派如此异质，如此远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在无产阶级成分上如此薄弱，如此缺乏拥有必要的政治坚定性、献身精神、目标专一和自我牺牲能力的领导人。 这样的反对派威胁要从我们的党中分裂出来，建立一个独立的组织，展现的是一个真正可笑的前景。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使反对派的支持者免于这种悲惨的经历，并维护党的团结。我们将本着这种精神继续工作，作出一切合理的让步，在大会之后为少数派提供一切符合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和方法的党内权利，即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战斗党要求的党权。 但是到此为止——全部结束！没有人可以把我们的党变成一个永久的谈话室。谁也不能把党变成一个戏院。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人阻挠党的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大会必须规定，所有党员有义务以某种方式与工人环境联系起来，并在阶级斗争活动中从无产阶级中招募新成员。 这是唯一能够拯救党并使其为伟大的历史使命做准备的途径。那些试图阻挠这一方针的人将会被打败。那些试图在战争前夕通过背信弃义的分裂来扰乱我们运动的人将被粉碎，敌人和叛徒就理应被粉碎。 经过六个月的讨论，以最自由和民主的党的方式，党就要举行大会作出决定。请党内的每一位同志，不管之前意见如何，再一次认真看待问题，最后是民主集中制的不可避免的规则：党内多数无条件地有权决定有争议的问题，每个党员无条件地有义务接受这个决定。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为未来的共同政治工作创造条件。再没有其他道路了。 分裂的口号是阶级背叛的口号。它的目的是要在战争前夕破坏第四国际。但它的目的不会得逞。唯一的“灾难”是那些在战争前夕敢于对全世界唯一的革命运动进行如此背信弃义的打击的犯罪分子所会遭遇的灾难。就算有伯纳姆和阿本以及沙赫特曼等分子存在，第四国际也仍会屹立不倒。 全国委员会多数派 [1]国际主义工人党（Partiouvrierinternationaliste，简称POI）是第四国际法国支部，1936年5月底6月初成立。工农社会党成立后，第四国际要求法国支部打入工农社会党，但国际主义工人党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1939年1月15日的国际主义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反对打入工农社会党的意见占了上风。此后，支持打入工农社会党的少数派便立即参加了工农社会党。由于多数派坚持己见，拒绝参加工农社会党，第四国际便在1939年6月15日下令解散法国支部。——引自龚义哲译《法国往何处去》注释
第二部分。致列夫·托洛茨基（1940年2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列夫·托洛茨基 （纽约，1940年2月29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罗克（托洛茨基）同志： 我刚刚收到你2月27日的信。 我们还没有从少数派那里收到他们会议记录的任何报告。我们只有个别同志的非正式报告，我们无法与任何文件对照来检验这些报告。 然而，我从这些报告中了解到，他们的要求是有权在大会之后出版他们自己的独立机关报。 我被告知，某两位同志们在他们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份声明——是否是“以国际的名义”发表的，我不知道——声明中说他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求设立一个独立的机关报是合理的。 我们给该会议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致少数派会议，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在你们的会议上只谈一点：党的团结。我方重申我们前一份的声明：如果我们在大会上占多数，我们将反对任何开除。如果我们占少数，我们将维护团结和纪律。我们要求你们的会议做出类似的声明。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处于多数，我们愿意做出一切符合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和方法的合理规定或组织上的让步，以保证大会后少数派的党内权利。 “政治委员会多数派 “詹·帕·坎农” 到今天为止，我们既没有收到对我们电报的确认，也没有收到答复。 我们还向所有代表分发了你的《回到党内来》一信。[1] 执行委员会秘书斯图亚特（戈东）同志是在会议已经开始、所有代表已经离开纽约后才收到克鲁斯、费舍尔和穆尼斯的提案。但是，他立即把写给沙赫特曼、勒布伦和约翰逊的信的副本转交给会议，并声明他和我都同意这些提案。这是上周六的事。到今天（星期四）为止，他还没有收到任何一个收信人的回信。 我们正在按照指示着手出版下一期《新国际》杂志。我们也在进行每一个必要的自卫和准备步骤。同时，你完全没有必要担心我们会有任何轻率行为，或者是担心我们没有完全清楚地记录下我们为阻止分裂而采取的合理方法。我们现在正在等待少数派会议的决议，并将在研究这些决议后确定我们的答案。 我不知道你是否完全了解目前反对派的性格和倾向，因为他们这一整周都没有来党的办公室；没有在四天后给我们一份关于他们会议要求的正式声明；忽略所有的党务和日常工作以及财政义务等事件都暴露了他们的性格和倾向。我从没遇到过这样一种彻底不负责任的小资产阶级倾向。 一个半真半假的政治家，即使他故意策划分裂，也不敢鼓励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他担心新组织一开始就会受到这种态度的毒害。即使是我们在与社会党分裂的时候，我们直到最后一刻也一直负责任地良好保持着对党内日常活动的正式纪录。 也许工人同志的不耐烦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对冗长的理论争论缺乏经验。然而，对目前的反对派的不耐烦在我们的队伍中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理论知识非常合格的同志们也是如此。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感觉是，即使是他们中或多或少没有在阴霾和争论的笼罩下故意与我们的运动决裂的那一小部分人，也需要被一些尖锐的经历来唤醒。 如果允许他们在大会后拥有一个公开的机关报，这将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有两个党。反对派将有自己的财政，自己的总部，自己的分派人员等等。同时，在共同的支部机构中我们还是会和他们有矛盾，我们自己的活动将因此而陷入瘫痪。我们队伍中没有人愿意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一场运动。 多数派认为，分裂并不是绝对的绝交。在心理层面上的分离与在理论、政治和组织层面上的分离一样深远。 我们将随时向你通报所有的发展情况，并一如既往地乐意听取你对每一个你认为重要的问题的意见。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见《保卫马克思主义》第237-40页，《回到党内来》（托洛茨基，1940年2月21日）——编者。
第二部分。致少数派会议的电报（1940年2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少数派会议的电报[1] （纽约，1940年2月24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由切尔西酒店转交伯恩 东九大道1815号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 致少数派会议，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在你们的会议上只谈一点：党的团结。我方重申我们前一份的声明：如果我们在大会上占多数，我们将反对任何开除。如果我们占少数，我们将维护团结和纪律。我们要求你们的会议做出类似的声明。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处于多数，我们愿意做出一切符合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和方法的合理规定或组织上的让步，以保证大会后少数派的党内权利。 政治委员会多数派 詹·帕·坎农 [1]见本卷第38页，第253页；以及《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52页——编者。
第二部分。致奥斯卡·库弗（1940年2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奥斯卡·库弗 （纽约，1940年2月22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奥斯卡·库弗 明尼苏达州明尼苏达波利斯 亲爱的奥斯卡： 我收到了你2月19日的短笺，里面附上了E同志的信。 他关于俄国问题的言论非常中肯。它证明沙赫特曼等人试图传达的印象是不实的，即明尼苏达人是一群文盲农民，他们不被允许从少数派的教授级领导人那里听到任何东西。 与其说沙赫特曼到明尼苏达州去教能够简明扼要地解释俄国问题的同志，比如E，不如说让他们把E带到纽约去给他们做演讲更有意义。但这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和车费。那些从老头子上一篇重大文件当中也无法学到任何东西的人是无药可救的。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第二部分。致列夫·托洛茨基（1940年2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列夫·托洛茨基 （纽约，1940年2月22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康奈尔（托洛茨基）同志： 我刚刚读了你2月19日给戈德曼的信[1]。 我想到目前为止，实际上这里所有的领导同志都同意我们应该在《新国际》的一份特刊上发表双方最重要的文件。与此同时，我想我们可以起草一封致全党的信，目的是在分裂者的道路上再设置一些障碍。然而，我们的头脑必须清楚，知道什么是必然会发生的。分裂无法被阻止，我们必须在各方面为它做准备。 我在另一封信中没有谈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国际的情形…… 加拿大支部以实际的一致同意支持多数派。领导层中唯一支持少数派的罗伯逊以可耻的投降性声明退出了运动。 据我所知，墨西哥支部也支持该方案。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水手同志最近从中国航行归来，他在那里与我们的人进行了接触，他报告说中国支部完全支持多数派，前段时间已经把这个问题争论了一番。 我们没有收到欧洲的任何消息。海尔德给我们寄来了他自己、纽罗斯、一个移民以及四位斯堪的纳维亚同志通过的决议。这是对芬兰事件的一个非常糟糕的声明。我想你已经收到了该声明。当然，海尔德不接受少数派在俄国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但他们用这个决议来反对我们。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赫尔德在《新国际》[2]上针对沙赫特曼关于卢森堡的辩论文章是非常有趣的。甚至可以说，它们预示了当下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已经全面爆发的斗争。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见《保卫马克思主义》第235-36页——编者。 [2]见《新国际》1939年2月刊——编者。
〔苏〕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 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 〔苏〕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人民出版社，1973年 列宁是宣传家和鼓动家 列宁的编辑工作 列宁论善于为工农群众写作 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的著作 列宁著作中的《资本论》 创造性的研究过程 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纪念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版二十五周年 列宁的方针 列宁怎样利用图书馆 列宁怎样学习外国语 出版说明 本书选辑了列宁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的十一篇回忆文章。这些文章着重介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是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对于列宁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为工农群众写作，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在斗争中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作了深刻的叙述，为我们学习列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文章大部分选自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1963年三联书店出版）一书，编者加了一些注释，作者原来的注释则注明“娜·康·注”。 1973年3月
给一位难友的复信（恩斯特·台尔曼，1944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台尔曼 给一位难友的复信 恩斯特·台尔曼1944年1月 亲爱的社会主义的共患难的同志和革命战友： 读着你的来信，我曾希望能听到你的声音，接触到你本人，了解你的品格。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它需要在知人这一方面具备天才和勤奋的研究。因此，我想和你直言无隐和推心置腹地谈谈，就象兄弟、朋友、革命战友之间谈话一样。这种谈话是政治性的、生动的，是严肃而坦率的，但却怀着最真挚的爱和巨大的热情，而且是符合真实情况的。因为，历史真相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其叙述必须符合可以确认的事实。有这样一种政治良知，它要求我们尊重真相。真相是不容长期被歪曲的，没有什么比事实真相更铁面无私的了。请你永远记住，我们的心地是善良而纯洁的；我们在对待如下这些问题上是无愧于德国劳动人民的，譬如战争罪行，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暴政、恐怖、独裁统治和对良心的胁迫，压制自由和专断行为，假社会主义，法西斯的种族理论，罗森贝格[1]哲学，傲慢、狂妄和欺骗宣传等等。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纯洁高尚的。单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赏识现实世界；它根本不可能使我们感到高兴。我们要用坚定而明确的认识下的果敢和振作精神，要用健全的、但却无情而尖锐的批判去对待它。 诚然，我们也不是纯洁无瑕的天使，不可能在任何方面都无解可击。我们以前也犯过严重的错误，而且有些是重大的政治错误。可惜，我们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混乱中，忽略了和贻误了本来必须做的某些事情，去堵塞法西斯主义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我们认识了我们的错误，逋过自我批评公开检讨了错误，改正了错误，并且在政治、宣传和群众斗争方面开辟了新的道路。然而直到今天，我们在德国并没有派代表参加政府，更谈不上是唯一的执政党，所以，我们对德国人民所负的责任比较轻，也比较小。这一事实和其它许多事实，特别是我们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不断作出的牺牲，现在是而且今后依然是我们党的政策上的巨大功绩，也使我们获得了信任。全面评判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是否伟大，不仅要看他的成就，还要看他的意愿；只有这样才是完全公平的。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谁想指出时代的新道路，从而领导他的人民走向更美好的未来；谁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和职责——放射出灵魂的火花，谁就会反对这个不可理喻的、否定一切的、敌视人类的现实世界。因为只有进行这种斗争，生命才有意义！ 可惜，大多数德国人民在一九三三年还不理解我们。当他们领教了法西斯主义之后，他们才开始改变身己当时的态度。在改变这种旧思想的过程中，他们才开始注意到我们和我们的态度。如今，相当大的一部分德国人民已经领教了国社党[2]的政权。以前的左翼或具有左翼思想的一部分德国人民已经信任我们和我们的党，并且由于社会主义苏联的突飞猛进，他们也憧憬德国美好的未来！这就是今天的情况。谁能知道，明天德国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监禁我们的地方，的确是个狭小的天地。监狱的外面是广阔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我们只能去想象它，而不能直接处在其中。我常常问我自己，同那些享受金色的自由的人们相比，这儿的生活天地毕竟是多么的狭小啊！多年囚禁的孤寂，毁灭心灵的监狱环境，四面光秃秃的墙壁，以及多年与自由相隔绝，这不可避免地会暂时使人精神忧郁，以至发出绝望的呼号。 当我想到我在监禁期间有多少事情已经悄然溜去的时候，我就不得不闭上眼睛。在这里，如果没有迷失方向，没有身未亡而心先死，那就已经很不错了。孤寂之墙对人人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我们也是这样。诚然，埋怨孤寂是渴望摆脱这种孤寂的一种表示。但是我们总能在困境中锤炼美德。这种孤寂多么严重地摧残着我们的身心。这除了多年直接经历过、亲身忍受过这种孤寂的“专家”以外，是没有人能够加以证实的。对妻子儿女的想念，对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对朋友的怀念，对欢聚时互相说笑的渴望，对和同志们一起欢度休息时间的向往；总之也就是对金色的自由的渴望——所有这些，也许会强烈地揪住人的心弦。某些人可能因此在这里沉闷下去，陷于自怨自艾，沉溺于陶醉和梦想之中。但是，如果我们两人见面，细听着彼此的心声，衡量我们的毅力，那末我们就感觉到明确认识的力量，感觉到心灵的伟大对人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我们坚信不疑的信念。这会使我们不断地战胜这种令人压抑、死气沉沉、暗无天日的监狱气氛。 对事业的信念是一种鼓舞力量，它对狱中的每一个人毕竟有着多么大的吸引力啊！正是人的这种牢固基础，使他在一切艰难困苦中获得支持、勇气、力量和决心。我们两人都回忆了一番往事，但这种回忆是为了未来，而不是陷于沉闷，仅仅把往事看成已成定局就算了。我们现在勇敢地对抗着命运对我们的摆布，我们就能够通过总结记忆中的往事，通过寄期待和希望于未来而主宰自己。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代里生存下来，就是生活在回忆和期望之间。一个人越是知道自己一生的来龙去脉，越是满怀回忆和期望，他的人格就越发伟大。这里，期待也并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准备以坚定的态度迎接未来，同时牢记他记忆中一再认定是正确的政治目标。谁能经常认真进行回忆，谁也就能提高他的生活感受，增强他往后受到命运打击时的抵抗力。经常回亿我们过去值得自豪的伟大时刻和往事，我们就会从中获得无穷的力量。 你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刚刚十七岁就不得不进入阴森的牢房，面临长期监禁的恐怖。今天，这种充满不幸、忧愁和痛苦的岁月很快就要过去了！虽然经过了长期的艰苦岁月，但你并没有屈服，并没有消沉！在这段时间里，你证明了自己对未来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你已经在生活的湍流里学会了游泳。在汉略费赞德和哈尔克斯海德附近的格拉斯莫尔的监禁中，你度过了青春的岁月。从那里你被转押到鲍岑的所谓模范监狱（差不多每天吃蔓菁和粗粮糊做出来的“维生素”饭），也就是后来我们遥遥相知的地方。在汉堡地区，你了解了风土人情，港口和城市，贫穷和豪富，也了解了社会问题。这个城市是我出生和父母生活的地方。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并长大成人。后来，我又从一个较狭小的家乡地区的领导人成为广大祖国范围内的领导人。这城市也牢牢地印入了你的生活记忆之中。我这可爱的家乡对你来说，不仅值得自豪地回忆，而且也是你在社会主义生活道路上难以忘怀的一站。与你后来的监狱生活相比，在汉堡（就你最初的监禁岁月而言），简直可以算是身在天堂了。 你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为理想、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在你青春的岁月里，生活是多么艰难，而考验又是多么严峻，多么困难，多么罕见，然而又多么丰富多采啊！为了领会生命的意义，你负担着多么沉重的心情啊！你不得不度过这样一种生活艰苦、毫无欢乐的青年时代；这种遭遇竟被强加于年轻的自由战士身上，这本来只是很罕见的。但是，你在监狱生活中是坚强而勇敢的，你内心深处的自我觉悟是坚不可摧的，你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是勇敢和坚定不移的，你在青年时代的艰苦命运中所表现的高尚品质真正是令人钦佩的！ 现在，也许你也想知道一些我的监狱生活的情况吧？ 要写出大量各式各样的经历和事情，那是一本厚书也容纳不下的。因此，我想只把个别的插曲和主要的事实写出来，让你从其中知道一些情况。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我在柏林的一间房子里被捕。这间房子是我在柏林逗留期间，向一个战争中受重伤的退伍军人租的。警察搜捕队（包括一名少尉和二十名队员）闯入了我的住处。他们端着手枪冲进我的房间。那个中尉倒还安静、沉着，可是他的队员们却十分紧张和慌乱。他们给我戴上手铐，然后把我推进汽车，送往最近的警察派出所，由那里专派一个警察队把我押解到亚历山大广场的柏林警察总局。在那里进行了简短的审讯，可是我什么也没有讲。我不得不在那儿呆了五个小时。最后我被关进那里的警察看守所。那里对我的安排还算好，不过可恶的警官们经常到我牢房门口来恐吓我说，总有一天要把我带走，那时他们就为我敲响丧钟了。 从那里，我立即致书最高检察长，希望加快程序，从速调查我的案件，因为我自知没有任何犯法行为。我采取这一行动，就是为了无论如何也一定要防止把我转送到集中营去。总算达到了目的。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我被转到柏林的旧莫阿比特预审看守所。那儿的待遇是一般的，最后那段拘押期间对我还不错。在两年半的拘留预审期间，由四名预审法官进行审问，有时一天长达十小时。党中央全部最重要的材料以及党及其各级组织的其它材料，都被用来当作控告我的证据，因而都提出来要我鉴定和回答。我的所有讲演和文章，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历次会议，党的其它会议以及许多有我出席并讲过话的重要的群众大会和会议，都被提出来一一盘问。最后党的全部政策、工作和组织活动，党组织发出的无数文件和文章，都遭到仔细查询，其中也夹杂一些伪造的以及由坐探拼凑的材料。各群众组织，包括红色前线战士联盟的政策和活动，也受到同党一样的调查。同样，他们也要我对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负全部责任。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有些太过分了。尽管如此，我在那里作为一个革命者，在政治上始终坚定不移。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我为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所有决议提出了辩护，并承担了全部责任；另外，对于一切叫我说出党的重要人员和干部名字等等企图，我都坚决予以拒绝，而且按照我应尽的责任予以果断处理。在整个审讯期间，尽管法官们对我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诡计和谎言，都没有能够把我诱入陷阱，使我成为出卖战友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因此，有时出现讨厌的场面和激烈的争辩，使审讯不得不告中断。在法官强迫我承认所指控的罪状的企图失败之后，他们便转而求助于盖世太保[3]。 一九三四年一月，四个盖世太保官员用一辆汽车把我从莫阿比特押解到柏林阿尔贝布雷希特亲王大街盖世太保总部大楼。下车后，立即把我带到这所房子四层楼上的一间房间里。早已等在那里的八个中级和高级盖世太保官员向我举起拳头，用红色阵线的问候礼来接待我。 要写出从五点钟到九点半钟这四个半小时内在这间审讯室里所发生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这里用尽一切能想得出来的残酷逼供手段，无论如何想逼我说出那些被捕的同志们政治活动的情况。起初，他们用友好的、象对待老实人的方法对待我，因为在这些家伙中间，有几个是我早就在塞韦林的政治警察中认识的。他们用好话来劝说我，想通过闲谈的方式打听出我们某些同志的情况或者其它一些他们很想知道的事情。可是他们一无所获，于是，就用残暴的大打出手的办法来对待我。他们打掉了我四颗牙齿，但仍然毫无所获。第二幕戏就是使用催眠术，但是对我那时还很坚强的神经系统根本不起作用。虽然催眠师用了三刻钟的时间对我反复使用电磁催眠，并且在此期间一直要我跪在他面前，可是我对他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能完全安静地、清醒地回答。就这样过去了三个半小时，我满怀厌恶和愤怒，预感到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可是，最后的一幕才成为全剧的真正高潮。他们要我立即脱掉裤子，两个人随即把我按倒在一条长凳上。一个穿制服的秘密警察手里拿着河马皮鞭子，每隔一定的时间就照我的臀部抽打一顿。疼痛逼得我放声大叫了好几次！ 接着，他们堵住我的嘴，猛击我的面部，又用鞭子猛抽我的前胸和后背。我摔倒在地上，为了把脸一直朝着地面而滚动着，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我根本不作回答。当他们不时用脚踢我时，我总是掩着脸。然而我已经体力衰竭，出现了严重的心动过速，以致失去了听力和视觉。另外，我还感到非常渴，嘴唇四周起了泡沫，闷得简直要死。尽管有些发晕，但我神志还很清醒，却已不再感到疼痛，而只想摆脱这种折磨。这时，突然跑进来一个人。他们把他推到门边；他就在门边低声说，打扫房间的女清洁工以及楼里的其他人都听到了这里的大声喊叫。他要求他们赶快结束。到了晚上九点半，他们才结束这场凶恶的演出，用一块手巾包住我的头，遮住还在不断流血的伤口，又用一条围巾围住我的脖子，命令我面对着墙坐在矮凳上，而且还要把额头贴在墙上。两个盖世太保官员拿着手枪对着我威胁说，如果我转身，他们就立即开枪。我当然转过身来，我要看看这帮家伙还想把我怎么样。但这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食堂的伙计被叫进来，给这些家伙送上吃喝的东西，他自己则满怀同情和悲痛地看着我。过了不久，我被拖上电梯，被送到大楼地下室的牢房里关起来。八天以后和第十天上，我又在这牢房里受审两次，当时只有两三个官员在场。因为我原先的态度毫无改变，他们又恐吓我说，如果我不改变态度，他们将不厌其烦地把已经对我用过的刑再用一遍，直到我改变态度为止。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赫尔曼·戈林突然安排了视察盖世太保总部的所有房间，因为他当时还负责盖世太保总部的工作，也要视察一下这个建筑物地下室里新设的牢房。戈林在视察时经过我的牢房门口，见我满脸伤痕，便问我怎么回事。尽管我无法预料这个杀人机关对我还有什么打算，我还是告诉他，我遭了毒打。我说，在地下室里过夜是令人恐怖的。虽然他们不来打扰我，但是夜里新关进来的人不断遭到毒打而且必须在一条为犯人特别布置的约三十米长的漆黑的过道里头顶着墙站着，有时要站几个小时。为了恐吓这些人，夜里每隔一定的时间就在那里放几枪，有时还对他们搞些别的名堂。 我把身上有淤血和青紫块的地方以及血迹斑斑的床单和枕头给戈林看。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我被带到这幢楼的二层迪尔斯司长的房间里。迪尔斯当时是盖世太保总部的主任（现在他是赫尔曼·戈林内河航运公司的总经理），戈林的好朋友。他接见了我，对我说了几句话，戈林随即走了进来。他说，他刚才同审讯过我的官员们谈过。他们都说我坚决拒绝在穿制服的盖世太保官员们面前招供（事实上，在四个半小时的审讯中，在场的八个盖世太保官员中有七个是穿便衣的，只有拿皮鞭打人的那家伙身穿冲锋队制服。虽然也有另外几个穿制服的盖世太保分子不时走进室内，举止同样可鄙，但很快就离开了房间）。戈林后来还胡扯了一些政治问题，我只是静听着，没有说什么。这时，迪尔斯开起玩笑来，以便岔开话题。我很快意识到，这两个人对我的遭遇并不关心，而更关心的倒是掩盖这些事实。因此，我就不再详细叙述事实本身，只简短而坚决地说：“我请求总理先生听我说两分钟话。第一，对我进行四个半小时审讯并不断对我横施暴行的官员们说我坚决拒绝在穿制服的官员们面前招供，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当时在场的官员中只有一人身穿制服。因此，对这些官员的谎话，没有什么多余的话好说了。第二，假如总理先生想满足我的一点愿望或请求的话，那就尽快让我脱离这座地狱，送我回莫阿比特去。”我苍白地，但坚定地站在他面前，他回答说：“可以，我可以答应你这个请求，但以后在预审法官审问口供时，你也必须改变迄今为止的态度。”我对此声明说，在预审法官的历次审讯中，我的行为都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说完我就被带走了。大约二百名盖世太保人员和盖世太保官员在外面站在走廊里看这场热闹。当我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他们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我还要补充一下，戈林就我声明被打的事同迪尔斯和其他先生们大声地谈论，连我在牢房门口都可以听到.他问迪尔斯：“处理台尔曼案件的预审法官叫什么名字？”迪尔斯回答说：“高等法院院长布劳恩。”产戈林听了大声叫道；“就是那个从前审讯过我们那两个人的法官吗？”（这是指纳粹党的两个国防军军官舍林格尔和卢丁，他们俩曾因乌尔姆国防军案在莱比锡最高法院受过审。舍林格尔少尉被监禁在戈洛诺期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卢丁虽然非常动摇，但还是留在纳粹党内。）他回答，是的！戈林说：“这个蠢货毕竟是不能审问台尔曼的，不管怎么说也不行！”（依我看，高等法院院长布劳恩的确是个大蠢货，无论就审讯安排还是就审讯方法而言他都是个蠢货。但他是我党的公开敌人，而且对我非常仇视，因为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红旗》报经常抨击他。） 我和戈林谈话五天以后，就被四个盖世太保官员用汽车解回莫阿比特，这四个家伙在毒打我时都在场。在去莫阿比特的路上，这四个打手中的一个竟然极端厚颜无耻地恐吓我说，最高法院审讯我的时候，如果我把我的遭遇都说出来，那么他们就会把我弄出来，送到一个使我永远闭上嘴的地方去。我沉默地听着，但是我心里想，你们尽管对我横加恐吓，但我不会错过机会，把这骇人听闻的事讲出来的。当莫阿比特监狱的看守把我带进牢房的时候，他轻声地对我说，“台尔曼，台尔曼，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面色苍白，双颊也陷进去了，变得不象样子了。你出了什么事啦？” 几乎全世界和很多德国人都知道了盖世太保总部上演的这幕台尔曼戏。国外谣传，台尔曼已被打死。处在这种压力之下的希特勒政权，就请来了一切能邀请的代表团.其中包括当时萨尔选区的各党派代表联合组成的代表团，以便在莫阿比特让人看到台尔曼。这幕戏是这样演出的：我本人不能同代表团接触；代表团是在盖世太保的官员和预审法官的代表都在场的情况下出现的。尽管这样，我还是得以用眼睛盯着盖世太保，当着萨尔代表团的面喊道，“你们当然知道，我恰恰是受到你们的严酷虐待，而且你们都是在场的。”我刚说完这句话，代表团就被推出门外，这场戏就这样演完了。在我被监禁期间，即从被捕那天直到对我提出起诉时止，常有各种代表团（外国记者，世界著名的律师，瑞典的罗森伯爵，挪威、丹麦、瑞典，美国等国家的一些知名人士等等）前来看我。有一天，竟有一个由五十多名世界著名律师组成的代表团来到莫阿比特。经过大约半年预审监禁以后，才拿出一份二百六十页的起诉书给我看。在对我进行预审期间，柏林设立了一个所谓的“人民法院”来取代通常主管审判的法院。我的案子就要交给这个“人民法院”来审理。奉命审理我的是“人民法院”第二庭，庭长是慕尼黑的布鲁纳。 在预审末期，为我辩护的有两个律师：—个是我自己挑选的汉堡的律师，一个是官方给我指定的柏林的律师。第三个来自多特蒙德的律师，也答应审判时出庭。起诉书本身就是谎言和胡谄的大杂烩，起诉的根据在审理台尔曼条件的最初几个小时就被推翻了。我是从控告我的四个基本的和主要的问题上开始对这份用谎言编造的文件进行全面反击的。我不想以对起诉书进行答辩的被告身份出现，而要以控告那个制造弥天大谎的起诉机关的原告身份出现。这不仅对主管的法院和在场的旁听者，对世界法学界、德国新闻界和世界新闻界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而且对我的德国朋友和全世界的朋友也是一次胜利。甚至我的最凶狠的敌人也会感到吃惊：一个从前的汉堡运输工人，既没有念过中学，也没有上过大学，却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实际的生活知识，居然能够戳穿司法当局和法院的全部滑稽戏，并使之当众出丑。坐在起诉席上的不是寻常之辈，而是检察总长维尔纳博士先生和他的第一助手检察官布伦内克博士，以及四个执行他们职务的预审法官，另外还有盖世太保总部人员和四名他们收买的内奸（从前他们是我们党内的高级或低级干部）。根据起诉书的内容，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应对这种枉法、胡谄、谎言、虐待和叛卖等一系列问题负有罪责，只能证明他们自己有罪，因而也无法逃脱严重的法律上的谴责和政治上的破产。对预审中指控我的所谓国会纵火案，司法当局也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这是为什么呢？连你也会明白，如果戳穿这一可恶事件的真相，其后果将如何。 在一九三〇年国会竞选时，我们提出的《国家和社会的自由纲领》和其中关于“争取自由、社会主义、工作和面包”，“争取一个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德国”的口号，以及其它许多使纳粹分子也感到惭愧的材料，在预审中同样没有向我提出来。 起诉机关所故意不提的事情，被我在审讯中提出来了。特别是，由我提名的全德各地的证人为数在二百人以上（但在预审中只请来了极少数几名，而且被请来的少数人中，大都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加重了我应负的责任，尽管他们不是存心或抱有恶意的）。此外，我还提出了在审判过程中应出庭的证人，以及在外国可参加辩护和提供证词的人（如斯大林，莫洛托夫，马努尔斯基和其它许多外国同志和人士）。 起诉当局在起诉书中提出了三十二个证人，其中单单盖世太保总部的高、中级官员就有十六人，另外还有那四名内奸。 一次，我妻子到莫阿比特监狱来看我的时候，来自阿尔托纳的在场监视人齐格尔博士（前地方法院法官，现任“人民法院”第二庭法官和陪审推事）告诉我说，除德国之外，全世界已经有一千多名法学家要求出席旁听。但是，连他们自己也怀疑，究竟能否在柏林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进行这种审讯。 我的两个律师（两个都是纳粹党员，但却是十分能干的律师，并且在政治上也不是糊涂虫），最初还不大了解我，所以常常因为我的进攻性态度和我提的要求（我要求收集必要的辩护材料和寻找可参加辩护的证人）而同我发生激烈的争论。过了一段时间，我才使他们俩人完全确信，我所持的法律根据是不可动摇的。由于我保持着主动地位，他们知道，在审判过程中，起诉机关想要它的起诉书能够站得住脚，那将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我的两个辩护人之一（我猜想是自聘的那一位），曾就此提醒并警告过起诉机关；他可能是这样做了。 在这期间，国外组织了一个台尔曼委员会，几乎包括了世界各国人民各阶层著名的上层人士，其中也有教会最有声望的人物。当时，这个委员会有很大的国际意义。它在台尔曼案件的预审和以后的审讯问题上，对世界舆论有很大的影响，因而使希特勒政权受到如此大的压力，以致不得不在德国报刊上让两篇有关台尔曼案件的评论刊登出来。这两篇评论由法学界人士——检察总长维尔纳博士和埃森的教授格里姆博士署名，专门谈到台尔曼案件中有关国家敌人和法律的问题，认为不应在给台尔曼辩护机会以及其它减轻罪责的可能性问题上制造困难。因此，起诉机关就受到了约束，并且可以肯定，我在提出辩护要求方面也居于大为有利的法律地位了。当然，这在当时的希特勒政权下还是可以想象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我们那时还处在一九三五年；到了一九三八年，影响这样大、具有这种法律观点的审讯，就已完全不可想象和根本不可能了。这一对比最明显不过地反映出，随着德国内部形势的尖锐化，各个时期重大政治斗争的情况变化有时就是这样的。正如社会上的诉讼往往也如此那样，有时诉讼一方十分想打官司，而诉讼的另一方则不仅害怕打这场官司，而且认为一打这场官司就会给它带来政治上的不幸。这就是对我的审判后来未曾举行的原因。这使我十分扫兴和极度失望。可惜我竟不能经历这种巨大的愉快，不能看看这出大型的审判戏！同样，我们的党和我的朋友们也会感到遗憾，不得不放弃这次审判必然会给我们带来的重大胜利。 在这期间，我也同样没有逃脱命运给我家庭的新打击。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我的心地善良的父亲因为我而紧张过度，患脑溢血去世。检察总长批准了我的申请，准许我参加安葬仪式，但盖世太保总部却死硬地拒绝了这一申请。一九三四年一月，和我很亲近的岳父去世了；大概从一九二〇年起，他就一直住在我那儿，并且由我供养。 我亲爱的妻子，是我的忠诚坚定的、同甘共苦的伴侣。在这整个期间，她受了许多苦难，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也为我做了许多好的、令人难忘的事情。最初几年，她一直受盖世太保的监视；就是现在，有时也还如此。在我长期监禁的岁月中，她内心深处对我的责任感是永远令人难忘的，使我牢记我们两人对命运所进行的艰苦搏斗！现在，我忠实的女儿已经同霍恩特维尔的辛根市电机工厂主的儿子很美满地结了婚。她的丈夫目前正在意大利南部当装甲兵（服惩罚役），随军作战。在我被捕时，我女儿还在上学。如今，她已经成长为一个勇敢的、有觉悟而又聪明的女子，比许多德国成年男子更了解世界大事及其后果。她喜欢并敬仰她的父亲，为父亲和父亲的名字而感到自豪。她使我感到莫大的愉快，同时对她抱着衷心的希望。我的妹妹同一个严守教规的男人结了婚。她不过问政治，但是她敬爱并同情她的哥哥。在飞机轰炸汉堡时，她的家被炸毁了，现在住在萨塞尔城外的乡下。遗憾的是，我在汉堡的几位最忠实的好朋友以及在德国各地的其他一些朋友也没有能够逃脱命运的打击。他们被折磨死、被枪杀或被暗害致死。他们的血决不是白流的！ 在这期间，我还了解了许多可怕的事情和意外事变。但是，空间和时间都不允许我把它们写出来，因此我只能保持缄默。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我收到两份文件。一份是“人民法院”第二庭检察官布伦内克博士签署的，另一份是由盖世太保总部党卫军大队长米勒签署的。这两份文件是关于判处我保护性监禁和可能释放我时必须采取的警察措施。 大概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中旬，两个盖世太保官员去到我汉堡的家里，要我妻子把我被捕以来给她和我女儿写的信以及明信片全都交出来。这些信和明信片每次都是经过司法机关和盖世太保检查过才允许发出的。我的妻子曾按次序把它们保存在家里，那时只好交给了盖世太保官员。 后来我跟妻子会面时，我问监视我的盖世太保官员，为什么他们要从我妻子那里把那些信件没收去。他回答说，那是为了防止信件公开发表，并且特别强调，假如那些信件日后一旦公开发表出去，就会对读者产生出人意外的重大影响。于是我向他指出，至今还没有人想到要发表那些信件；但即使把它们公诸于众，我也对如下这一点感到诧异：纳粹政权竟然害怕台尔曼的信件，何况它们都是经过盖世太保和司法当局的检查才允许发出的；而且，其中一小部分不允许发出的信件，也都被盖世太保扣留了。希特勒政权在我的信件上所表现出来的虚弱，使我感到莫名其妙，而且无论如何都使我感到惊讶。他还谈到那些信件的意义和影响，并且暗示，也许永远不会把它们还给我了。这对我是一个无情的、沉痛的打击。 我对这件事本身还有一点说明。 尽管我尽可能防止信件被扣，而把信写得很巧妙，以致特别耐人寻味，但是仍有许多次没有躲过去。我那些信件的内容有很高的水平，在政治上作了巧妙的伪装，是用满腔热忱写出来的，特别是给我女儿的四封生日贺信。我从监狱里通过信件来教育我的女儿。在信中，上一代青年对新的一代青年叙述了那些暴风骤雨般的斗争岁月，叙述了阅历丰富的生活见闻以及多年积累的大量生活经验和生活知识。在信中，父亲在对他的孩子讲话。那封专门谈世界诗歌艺术的伟人和大师的信，虽然提到的只是莎士比亚和席勒这样一些人物（长达十到十二页），也被没收了。有一封关于二十世纪的伟大奇迹，即关于苏联发展情况的信，一定也被没收了。更不用说，那些回顾旧岁展望新年的、很长的贺年信，差不多都成了检查的牺牲品。 在我那高度紧张的、心情激动的监狱生活时期，我能把我灵魂深处料想不到的东西发掘出来。作为一个有强烈感触、独立思考和非凡毅力的人，我能使我的书信具有特殊的内容、最生动的形式和必要的成熟程度。今天回顾这段对我具有创造性的监狱生活，使我想即歌德的一句名言：“信件是每个人所能留下的最重要的纪念碑之一。” 后来，由于我写给妻子和女儿的信不能再交给她们而只能去住地派出所拆看，我从那时起（也就是说差不多已有七年都是那样了）就再也没有给我最亲近的亲属写过一封信或寄过一张明信片。这对于一个身系囹圄的人来说，是一种巨大而万分痛苦的牺牲。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如此沉重，要心平气和地加以忍受，看来几乎是没有人性的。今天，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心平气和地回顾那一段我在莫阿比特令人激动的监狱生活，是因为我在那里曾被关押过。我在这里还要记下自己经历过和忍受过的一系列遭遇，这些遭遇充满了高潮和低潮，充满了痛苦和幸运。我的监狱生活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我被押往汉诺威法院监狱。拂晓，把我从莫阿比特提出来，然后随同三辆坐满人的小汽车去到新的监狱。陪同前往的有司法机关的两位先生（玛克斯和霍夫曼），一个秘密警察官员（黑勒），以及莫阿比特的典狱长（施特鲁韦博士）和五名警卫人员，其中三名是莫阿比特监狱的，两名是秘密警察，但都穿着便衣。根据我的请求，我们半路上在公路旁的二个村庄里休息了一下，喝点水，吃点饭。路上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在汉诺威监狱，我生活得很好，待遇无可指责；作为一个从小在汉堡生长的人，我就喜欢那里人们的性格、作风和语言。虽然如此，这里也有一些出人意外的事情。起初，放风的时候都有持枪的双岗警卫，除了能见那里的看守和管理部门的几个先生外，完全禁止会见任何人。由于我的抗议、由于我提出的消除紧张状态的申请被批准，完全禁止会客的规定就稍为放松了一些。又过了不久，放风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官员，而没有持枪的警卫了。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我的妻子给总理戈林上将写了一封信，挂号寄到柏林莱比锡广场总理府。信中就没收我的信和明信片一事提出了质问，并询及我的释放问题；虽然附上回信邮资，但却没有得到回信。 因此，一九三七年深秋，在我妻子来探望我的时候，我便就上述没有回信一事，当着盖世太保代表—刑事参议奥皮茨的面给戈林写了一封短信。这样，我就给了我妻子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在遇有适当机会时把这封信交给戈林本人，以免他逃避责任。大约一九三八年初，宣布戈林要到汉堡来。因此，我的妻子决定完成我交给她的任务。当时听说戈林要住在大西洋饭店。她不顾一切禁止通行的严格措施，事先偷偷地进入饭店。当戈林从丹姆托尔火车站乘汽车到达饭店时，她还在饭店的五层楼上。饭店给戈林准备的房间在二层楼上，里里外外都布满了警卫人员。我的妻子动身从五层楼下到二层时只早了几秒钟，当她往下走到二层楼梯上时，看见戈林刚刚从饭店门口进来。她打算把拿在手里的信亲自交给戈林。但在最后一刹那，她被抓住了，并立即被带到二楼的一间房间里，简短审问了她的意图。她带的信交给了戈林的代表，而她本人当场就被逮捕了。 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卫用一辆敞篷汽车把她押到市政厅的汉堡警察总部。汽车上载了一位妇女，当然引起了聚集在饭店前面的人群的注意，其中个别人认得出她是台尔曼夫人。从早上十点钟到夜里一点半，她一直被关在市政厅，也就是一直关到戈林又从丹姆托尔车站离开汉堡时为止。她在被捕期间，一直受到各种官员的监视，而且不得不挨饿。 过了几天，她得到通知说，关于私人的事情，她可以找在空军部工作的戈林的副官佩绰尔德中尉接洽。后来，她曾写信与他联系过两三次，至于有没有结果，今天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知道，关于没收我的僖和明信片，以及清求释放我这些事情，是没有什么结果的。据说佩绰尔德不久就被调走了。因此，这种联系也就很快结束了。 后来，我得到通知说，如果我还想写信，是可以的，但有个条件，即只能让我的妻子和女儿到住地派出所去看信，而不能拿走。 一九三八年八月底我和我的妻子会面时，第一次没有人监视，就是说没有看得见的旁听者。但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经验，所以对这种优待事先就有很大戒心。我们俩（不约而同地）都有这种正确的想法和坚定的看法，即我们的谈话可能被装在墙上或其它什么地方的窃听器窃听。我们并不笨，所以我们只谈了些可以让他们知道的话；至于我们两人都关心的事情，则用另外的方式谈。我后来知道，我们俩的猜测获得了证实。这种狡猾的手段，虽在我们初次会面时就使用过，但是后来很可能就不用了，因为它花费很大，而且使用起来很复杂，再加上在监狱中也不能长期保密。从这时起，我和我妻子及女儿在牢房里的所有会面都没有人监视了。当然并不排除这种情况：一个盖世太保的代表随时会在我们会面时或久或暂地出现在我们身边。一九三九年三月，司法部医学参事韦迪格和几个在监狱工作的先生来到我这里，给我检查健康状况。在两个半小时的谈话中，我提出了给我安排两间牢房的请求。同年五月，当着其他先生的面，检查总长施内林博士通知我可以享受下列优待：从即日起，我的妻子再以每两个星期来看我一次（批准了要两间牢房的请求；由于延长了我的放风时间，夏天我有机会在监狱的院子里种种花卉等等（可惜由于某种原因，我不得不拒绝后者）。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三日，我们结婚纪念日那一天，女儿来看我。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我女儿伊尔玛与霍恩特维尔的辛根市的海因里希·费斯特尔在汉堡我们的家里举行了婚礼。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我的妻子告诉我，女婿在辛根一家工厂里被捕。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他在康斯坦茨受审，并在那里被判处一年徒刑（包括预审拘留的时间在内）。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我女婿被从监狱转送到军队里，也就是说，他在监狱里只关了三个半月。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日，我的妻子根本没有犯罪，就被驱逐出辛根地区。后来，在同我妻子会面时，我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请求尽快取消这个由地方长官颁布的驱逐令.一九四三年一月，我的妻子从汉堡家里又重新搬回辛根我女儿的家里，至今还住在那儿。 我在汉诺威度过的六年期间，典狱长和我之间有过一种也许不能再好的谅解。总检察长（施内林博士）也把他最好的一面表现了出来。再加上在这六年中，每星期政府都派各种各样的法学人员来实地考察。时时来看我的有司法部的代表，如处长玛克斯，他至少来看了我六次；高等参议霍夫曼（我的同乡），也到这儿来看过我；还有盖世太保总部的各种代表，如审理我整个案件的高等参议黑勒，刑事部主任福格特，刑事参议奥皮茨和盖斯勒。起初，那两个律师也各来看过我两次。 我在那儿还得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多次患阵痛型肠胃神经病和剧烈的头痛，上腭和齿龈时常肿胀，有一段时间患风湿性关节炎。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在那里亲身经历的日夜轰炸！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一日，这一时刻终于来到了：我被从汉诺威法院监狱移解到萨克森的鲍岑刑事监狱。 这次解送只用了一辆盖世太保的汽车，由高等参议黑勒和汉诺威典狱长兼高等参议苏芬普兰护送。过了戈斯拉尔城不久，就到了哈尔茨山区，在一个高坡上的旅馆中休息了一会儿。凑巧在汉堡被炸得无家可归的一些人也在那里寓居。当我们坐在外边桌子旁的时候，那些汉堡妇女立刻就认出了我。她们会有什么想法呢？为了能准时吃午饭，我们赶到萨克森的奥沙茨（在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之间）。在一家挤满了军人的饭馆里，我们停留了约一小时零二刻钟，那些空军下级军官以及他们的部下立即认出了我。随即就出现的惊讶、注视、进进出出的现象，长达整整一小时，甚至使那个平时镇静而老练的黑勒也不安和紧张起来，但是他也无能为力。饭馆主人和他的妻子以及所有职工都跑出来看我。下午六点半，我们终于继续上路。这时候，大家都站在外边用微笑和沉默的祝福给我送别。主人的女儿抱着她的孩子向我示意告别。能意外地享受这种无声的快乐，使我热泪盈眶。 晚上十点半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我在院子门口马上认识了那位典狱长。他当着这些先生们的面，大声地发号施令，摆弄自己的威风，但是我这样跟他见面，可把他弄得狼狈不堪。当他知道这个新送来的人是谁的时候，他的气焰完全消失而安静下来了。起初，我的牢房在侧翼的一座房子里，从这座房子能望见厨房大门。由于这间牢房便于向外观看，在短短几个钟头里，几乎整个监狱的人都知道台尔曼的确被解到这里来了。后来的一切你都知道了。没有过几天，几乎鲍岑全市的人都知道，台尔曼解到这儿来了。但是，台尔曼本人和他的家属却不得不因为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而承担倒霉的后果。 一九四三年七、八、九三个月，我女婿的工厂得不到足够的储备原料，我女儿便利用这个机会回到我们在汉堡的老家去，同时看望看望她的老朋友。她在去汉堡的途中；曾到汉诺威去看过我，并且打算在归途中再去看我。她在汉堡期间，正好碰上空袭。她在城里不得不自始至终度过那烟尘弥漫、充满火药味的日日夜夜。由于飞机轰炸，并由于要让一家因房屋被炸而搬到我家来住，她在汉堡停留的时间比她预定的时间多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我曾请求盖世太保把我的新地址通知我那在汉堡的女儿，以便她从汉堡到这里来看我。她来监狱看我之后，就到上劳济茨的魏斯瓦塞我内弟家去了。两星期之后她又来看过我。在这当儿，我还听说我妻子也申请来看我。有一天，刑事典狱长普利施克博士到我这儿来，并且谈了他的希望；如果我的妻子到这儿来看我，她在鲍岑街上给我买东西的时候，不要说出她的姓名。这个问题使我很惊讶，我便问普利施克，究竟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对我说，他想防止他在城里走路时，可能有人问他，台尔曼是不是真的在这儿的监狱里。我回答说，几乎整个鲍岑都已经知道我在这儿，因此，关于我在不在这里就不再有什么好问了。在下一次谈话中，我再一次提出这件事，并且质问他，要他把实情告诉我，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提出对我妻子的要求，因为这样的事在汉诺威是从来没有过的。后来他说了实话。他说，上次他在我这里的时候，还不知道我女儿的情况，因此没有说起她。现在，他已经确切地知道，我女儿到这里来看我时，曾在罗迪希的水果店里说过，她是台尔曼的女儿，她的父亲被关在这里的监狱里，她的母亲不久也要来。于是我对普利施克说，我女儿的事与我的妻子有什么相干，她已经过了二十一岁，能够自立了。她不会因提到她父亲的名字而感到羞愧。是的，她爱她的父亲，而且为她的父亲感到自豪。此外，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我可以想象，她为了给她的父亲弄到必要的维生素，为了能在自由市场上买到苹果，不得不说出我的名字。因而拿这件事去责备她是错误的，而且这近乎剥夺自由。我在汉诺威六年，我妻子常来看我，而且总是在汉诺威买东西，那里的商人没有一个知道(反正没有听她说过）她就是台尔曼夫人。因此，你们现在对这件事的处理使我非常惊讶。 我和我的妻子第一次在这里会面时，黑勒在普利施克陪同下突然出现。起初，谈起了人们已经知道我在鲍岑，而且具体情况谈得较多。然后，黑勒就对我妻子说，对她今后在鲍岑住旅馆，应该作这样处理：她必须带一张写着另一姓名的身份证，这张身份证她可以向这里的盖世太保机关去领取。至于她原有的写着罗茜·台尔曼名字的身份证，要立即交给盖世太保，到走的时候再换回来。此外，凡是我妻子和我女儿寄给我的邮件和包裹，一律不能象以前那样写我的名字，而要写明寄给处长普利施克博士或该机关代表之类的人收。我从这里寄出包裹，也必须将寄件人写作舒曼博士。我的妻子请求黑勒干脆给她一张写着别的姓名的长期身份证，可是他不同意。于是她再问他，她是否还要通知们的亲戚，叫他们在寄给我的邮件上不再写我的名字。黑勒对此迟疑了一下，然后作了否定的回答。 后来，为了使整个这出戏不再演下去，我建议责成监狱管理部门在随便哪一位官员家里，或者附近什么地方，弄一个房间给我妻子来看望我时居住。最初他们同意这个建议，可是到头来他们又由于明显的原因而有了顾虑。 整个这件事是十足的蠢举和瞎折腾。因为，单是我妻子就有八个兄弟姐妹。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寄侑给我时仍然可以写我的名字。当然，全德国的任何人也都可以如此，偏偏我们自己倒不行。而这些蠢货竟然相信，这样就可以防止我的名字传扬出去。 后来，黑勒还这样告诉我的妻子： 他们已经在军营附近为我们俩找到了一所布置好的小房子，并且有花园（什么地方，他还不知道），我们俩在那里可以生活在一起。在附近，她可以买到一切东西，而且我们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为了安全起见，要从营房派少数警卫在那里值勤。我还可以使用一个花园、一块土地，可以整天在户外活动。我可以指望不久就能搬过去。我的妻子很坦率地表示反对，尽管措辞不那么尖锐，而后来她说得很好，那就请你释放我丈夫吧！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住，在一起生活了。我则根据以下的理由拒绝了这个建议： 一、你知道，在对我监禁方面，我比较相信司法机关，因此我不愿再受另一种监视。 二、我十分坚决地反对你还想强迫我的妻子，牺牲她至今享有的自由，使她事实上也受监视。难道我多年来不得不走的痛苦道路还不够险恶吗？为什么还要让我的妻子也来受这种命运的摆布呢？我妻子在我女儿那里管理家务，她们俩目前可以互相安慰。 三、对我个人的安全来说，警卫司令官并不能提供足够的保证，因为在特殊情况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四、几乎全萨克森州的人都知道我在鲍岑监狱，但这一事实并不是象普利施克主任和你，黑勒先生所试图解释那样，该归咎于我的家属，而是由于别的、我在这里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原因。国社党的政权多年来一直把我关押着，因而它也成了我名誉上的最大宣传员。所以，我和我的家属一点也没有必要去到处宣传我的名字，因为你们自己已经做了这件事。 反复商谈了很久，而商谈的最后结果犹如石沉大海。虽然现在我女儿在工厂里必须十分辛苦地干活，但她还是想在二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到这里来看我。然而普利施克和我的最后一次谈话使我看出，甚至我的女儿在鲍岑逗留期间也必须改用另外的姓名。后来，当我同我的妻子再谈这件事的时候，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同我完全一致。所以我后来跟普利施克谈这个问题时，我告诉他，我宁愿作出重大牺牲，不让我女儿在这种情况下来看望我。这个决定对我女儿来说也是个巨大的牺牲，但得到了我妻子的完全同意，而且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我们才会改变这个决定。我的女儿是完全洁白无辜的已婚的公民。就因为她是多年被监禁和被关押的台尔曼的女儿，因而想硬要她在看望我的日子里改用另外的姓名.这就是一个严重问题了：这太过分，而且近于剥夺自由。 此外，还有一些别的滥用职权对我故意刁难（因为我找不出别的词来表达它）的事情，但是关于这一桩事我只能谈到这里。此后，经过一次较长时间的平心静气的谈话，我和普利施克的关系开始大有好转，尽管还不完全使我满意。 谁能估量我们在这段长期监狱生活中所具有的忍受苦难的能力和耐心呢？谁能估量这样的悲惨命运呢？我们之所以能对付这样的命运，就是因为我们能不让命运把我们驱赶到容忍的极限，不使我们堕入各种各样的失望中，而在胡作非为的种种暴行之下，我们依然是顽强坚定和不可制服的。 当我们回顾往事的时候，过去的一切又历历在目！这里叙述的只是苦难深重的监狱生活中的个别重大阶段。除了写成文字的以外，还有几倍于此的没有写出来的经历。在你不得不献出并牺牲你最美好青春的今天，你已经到了日益成熟的青年男子的年龄，而我则不得不把我成熟的、壮年男子最有活力的岁月牺牲在监牢内，眼看着年龄渐增，精力开始慢慢衰竭。痛苦的监禁岁月夺去你宝贵的青春欢乐，而我的青年时代曾是伟大和自由的，但同时也是我今天艰苦的监狱生活遭遇的序幕。 记住：生活把人们推向斗争，并不是为了屈服于斗争，而是为了驾驭斗争，为了懂得那种冷酷的但又必要的辞令，为了以后能返老还童似地跳出深渊走向新的生活。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已经不能改变了务未来会带给我们什么，也不可能确切地知道，而只能加以推想或猜测。我们就以此开始，从当前出发，去考虑我们将来的生活道路问题。怎样做，做什么，向何处去，这类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有没有关于苦难总会有个尽头这一合乎人情的希望呢？ 在你面前，摆着如下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 是落入盖世太保手中呢，还是到军队里去？去服正规军役呢，还是去服罚役去？你有两种可能性可供考虑，可能性较大的，就是你马上从这儿出去；不是先回家，而是立即入伍服役；另一个可能性是，先送到盖世太保去对你的政治态度加以审查。你被关进罚役队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几乎所有四十五岁以下的政治犯，今天都必须走这条路。例如，我曾经听人说起博登湖附近霍贝格山的一个罚役队军事训练营的情况。全国的政治犯，其中有许多是来自汉堡的政治犯（有从前判刑的政治犯和现在刚投入的），都在那里受训。那里在各方面都很糟，甚至随心所欲地枪杀士兵的事也屡见不鲜。但是你不要着急，因为在那里被当作老政治犯而一起关在集体军营里的人们，大多是彼此相好的同志。如果在你刑满之前也许有人来找你，想给你减刑几个月，那你无论如何不要答应。因为，对这样提前释放的人大多数都附有进罚役队的有约束性的义务。你无论如何不要同意。然而也有这种可能：鉴于你的情况特殊，或者因为这里是萨克森州，所以对你的处理同德国其它地方的一般情况不一样。你在盖世太保或警察局里同那里的人们交往要特别小心，因为暗探活动在那里是家常便饭。 同样，在政治方面应该谨慎，因为在你还觉察不到的情况下，这儿肯定正在对你现在的政治态度进行考查。 你就这样来迎接这个十月吧！要勇敢、大胆！对我们伟大的事业要有信心和决心！如果你能健康地、坚定地、首先是百折不回地去战胜你苦难的生活道路上遇到的一切新的艰难险阻，那么我同你一起希望的那个时代定会到来，那时，社会主义各族人民的春天也会把你从这漫长的苦难岁月的折磨中解放出来，拯救出来！ 我的命运正处在世界重大事变的中心，而与当前政治气氛的烈火、与劳动人民奔腾激荡的生活在思想上息息相关的。但是，有多少仍在难得的自由中勉强维持生存并且履行其革命义务的我们英勇的社会主义战友，还经常地和直接地与我们同样面临着危险的威胁。今天、明天或者后天，如果他们在进行革命活动和行动时被捕，他们就要受到残酷的打击。因为，革命的历史，在忍受牺性方面是残酷而艰苦的。它不但对我们来说是如此，而且对其他人来说有一部分也是如此。然而为了什么呢？为了什么目的，为了什么事业呢？这在今天就是挺立在艰苦而残酷的斗争中的千百万人所关心的问题！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问题！它目前，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几乎涉及整个劳动人类。在这个历史性问题的范畴里，也包括我的问题。我不是一个逃避世界的人，而是一个具有伟大民族经验、但也具有国际经验的德国人。我所属于其中的、我所热爱的人民，是德国人民。我怀着极大的自豪所敬仰的我国民族，是德意志民族；这是一个勇敢、自豪和坚强的民族。我和德国工人血肉相连，因此，我作为德国工人的革命的儿子，后来成为德国工人的革命领袖。我的生活和工作，无论在过去和今后都只有这样一个目标：为德国劳动人民献出我的智慧、知识、经验和精力；为德国的未来，为德意志民族争取社会主义自由的斗争在新的国际春天中的胜利而献出我的一切，甚至我的生命。 我曾经当过水手，到过美国和英国，到过几乎所有重要的欧洲各国首都和世界其他地方，因而丰富了我的生活知识，积累了国际经验。在我参加的共产国际的许多会议和其他国际会议上，我同几乎全世界各民族的人物都进行过密切的接触。在那些场合，我有机会去研究和熟悉世界上各个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性格，以及他们政治的、社会的和革命的生活。在我自己的生活中，通过丰富的经验，我熟悉了德国工人、职员和官吏、小商人、手工业者、劳动农民以及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景况。二十二年来我当过各种不同行业的、未受专门训练的工人。我的父母一直在汉堡独立经营了四十多年小生意和比较大的生意，而且是从农村移居到城市里来的，因此我从童年时代到青年时代初期，就熟悉了小商人和劳动农民的生活。在这里，要详细和全面地说明我父母不让我上学这件憾事的动机，那就似乎扯得太远了。我父母方面的主要理由是：无论如何，我应该在做生意中成长，而且以后仍然做生意，以便将来能够自己接管那桩生意。虽然一切都变得不合他们的意愿，但也有好处。正因为这样，我才成了今天的我。我在二十世纪为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理想而作出的牺牲，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而是与德国人民分不开的；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坐牢同志（其中也有你，亲爱的难友）也作出了这种牺牲。这种牺牲由于社会主义苏联的伟大群众运动鼓舞和动员了全体人民，在全世界许多地方，也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获得了发展，因而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至于我个人将来的生活，只能考虑到这些事实，并且同目前战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发展（先不在这里谈论，而留到以后专门来谈）极紧密地联系起来，才能加以讨论。 谁也不能预言，我在明天或者后天将会或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可能知道，我是否会重新遭到（迄今经常遭到的）新的困难和痛苦。难道他们会不横生枝节，这样痛快地让我出狱，重新回到广阔的世界去吗？不！肯定不会这样。甚至有这样一种说起来十分残忍和严酷的可能，即当苏联军队的推进使德国感到大难临头、并使德国整个战争形势恶化的时候，纳粹政权为了把台尔曼这个人置于死地，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政权是会毫不畏缩地这样做的，把台尔曼提前拉走或者永远把他消灭。只有历史本身必然得到的自救，才能带来另一种解决和结果，它们的实现届时将有利于革命运动。 两个战士，两种命运，两种监狱生活，两条痛苦的道路，但却有和谐一致的思想和目标，因而成了两个忠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同志。共同的监狱生活把人们彼此连结在一起，这是事实。这里有患难与共的感情，它已被两人思想上所表现出来（尽管只能用书信方式）的一致所加深和加强了。不管你将来走哪一条生活道路，你的品德总是你的态度的先决条件。我们彼此了解对方的面貌，洞察彼此的心声，了解彼此的品德，虽然我们本人并不相识。歌德在悲剧《塔梭》中说“在沉静中培养出天才，在世界的激流中培养出品德。”在《威廉·迈斯特的求学时代》中又说，“一个人的历史就是他的品德.”我们一般的说法也是这样：一个有品德的人就意味着他经历过一些事情，并且打上了经历的烙印；他身上有一些我们可以信赖的坚定的东西。“人格”，这个词是从“人”这个词发展而来的，总要表现人的一些本质，而比其裸露的外表含有更多的内容。然而，即使在今天“人格”的意义也还是指一个人的一些伟大，重要的方面。有时会用它来描绘一个人物；于是，“人格”这个词就表示一个人的品德和他的精神面貌。如果一个人超出一般的标准，并用他的力量来为他的人民服务，那么，人们一般会用“伟人”这个词来称呼他。这种品德的完整统一，是一个进步的人物的前提，因为一个伟人的价值与地位取决于他的品德。什么是一个伟人的崇高品德呢？就是为理恩、为更美好的生活而时刻准备献出他的生命，就是真正“愿意为了自己的理想做任何事情气我们生活的历史是严酷的，这就要求所有的人——你、我以及所有为我们伟大事业而斗争的战友们，都要坚强、坚定、英勇，并且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作为革命的战士就意味着对革命事业忠诚不渝，经得起生和死的考验；意味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可靠，有坚定的信心，勇于战斗和朝气蓬勃；我们周围的火焰使我们得到锻炼，照亮我们的灵魂；它象一把火炬照着我们在生活的战场上前进！ 品德上要忠诚、坚定、坚强，行动上要有胜利的信心。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掌握我们的命运，才能为落在我们肩上的伟大历史使命去履行我们的革命义务，使真正的社会主义取得最后的胜利！ “是的，我完全献身于这种思想。这是智慧的最后结论，只有那些天天为自由和生命而奋斗不息的人，才配获得自由和生命！” 致 革命的敬礼 你的忠诚的社会主义战友， 不屈不挠的共患难的同志 [1]希特勒德国的纳粹主义反动哲学家。——译者注 [2]希特勒纳粹党的全名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译者注 [3]盖世太保是Gestapo一字的译音；该字为“秘密国家警察“的缩写。——译者注
我加入德国共产党之前的经历（恩斯特·台尔曼，1933年5月23日——1934年6月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台尔曼 我加入德国共产党之前的经历[1] 恩斯特·台尔曼1933年5月23日——1934年6月之间 一八八六年四月十六日，我出生在汉堡布罗丁斯市场附近的阿尔滕瓦尔街六十八号一个马车夫的家里。 我父亲于一八五七年四月十一日出生在荷尔斯泰因州的韦德恩，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去世。 我母亲生于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八日，死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她的出生地是菲尔兰德的佐伦施皮克附近的基尔希韦德。她生前曾多年在霍普芬市场上卖裁菜和水果；这些货物是她从菲尔兰德的亲戚家以及其他菜农那儿贩来的。我父亲长期在“胡瓦克”公司，也就是后来的“汉堡运输股份公司”担任领班。 我妻子于一八九〇年三月二十七日出生在荷尔斯泰因州的巴格特海德附近的巴格费尔德。她的父亲是一位为人正直的鞋匠师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在巴格费尔德这个地方干了三十到三十五年的修鞋活。后来，由于挣钱糊口不易，被迫停业。我们把他接到汉堡，住在我们家里，此后就一直由我们赡养。他有八个孩子。我的父母后来放弃了卖菜、卖煤和赶车运货的营业。母亲去世后不久，父亲也一直由我们赡养。 我妹妹弗里达已经结婚。妹夫起先是园丁，后来夫妻俩在巴姆贝克开一家小煤铺。现在又靠卖菜为生。 我是在汉堡上小学的，毕业于优选班。童年时代，我有过异常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在求学期间，我一直要帮助父母料理店内（指在埃尔贝克卖菜、卖煤和承包运输的小店）的杂务。在学校里，我学习极为勤奋。但是，由于父母经常要我帮忙照料店务，工作异常忙碌，以致严重地影响了我学业的进步。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虽然只能在清晨上学之前匆匆赶做功课，但我还是以成绩优异出名，受到老师们的重视。在学校里，我最喜欢历史、自然史、民俗学、数学和体育运动；我对神学课最不喜欢，或者说根本不感兴趣。 在求学时代的最后三年中，我已能区别各个老师在教学方法上的不同之处。个别老师的自由思想，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在父亲的铺子里帮忙，使我很早（也许是太早了）就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而且是在不打算有意识地去研究人的情况下研究了各种人。我跟车去霍普芬市场、货站、港口和码头，以及煤厂等地，帮助运输家具；陪父亲到汉堡郊区的农民家里去买土豆和粮食。当我还是个学生时，就和父亲上啤酒馆，在那里好奇地倾听人们的各种谈论。顾客到铺子里来买东西，我就看得出人们生活中的社会差别：工人的妻子因生活贫困和艰苦，她们的孩子有时还要挨饿，东西买得少，而富裕的顾客买东西就比较多等等。学校里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上学带的面包里夹着香肠之类，足够吃饱，而有些工人的孩子却只好默默地挨饿（我经常把面包片分给那些没有面包或者挨饿的孩子们吃）。 那些穷人到铺子里来买东西的样子实在可怜，我小时候就对此深有感触。我常常对父母和妹妹谈起这些事情，但总是解不开这个谜。母亲是个虔诚的教徒，每天都祷告上帝（我父亲正好相反，但他不是个无神论者）。我常常很认真地问我母亲，为什么万能的上帝不帮助这些穷人。这个问题使我母亲也感到为难；她的回答是：这些人命该忍受牺牲。因为她总是这样回答我，久而久之我就觉得这种回答站不住脚。我对于人们备加赞颂的万能上帝的公正和他对人类的慈爱，以及用“来世”这个我难以捉摸的东西来自我安慰，统统表示怀疑，因为我每天都看到富人和穷人、有钱的和没钱的、银行家和工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差别。母亲说，穷人只有向万能的上帝祷告和祈求，才能得到上帝的救助。这种说法不能令我信服。因为我知道，有些工人家庭曾经认认真真地祈祷了，可是他们的困苦并没有减轻。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严肃地怀疑万能上帝的公正，怀疑人们可以“来世”得到永生的信仰。但是我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继续刨根问底。我自问，人类生活中究竟为什么会存在这种不公正，为什么一定要用“来世”作为安慰？一方面，我怀疑世界上有什么超自然的、不可感知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更怀疑社会还有什么公理。 童年时代所经历的事情，对我来说是一种生动有力的直观教育，迫使我把一般的经验同已领会到的真实看法联系起来。因此，我也更加注意学校老师在教课方面的差异，同样，也非常注意我们家庭里父母之间、兄妹之间在宗教问题上存在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并没有妨碍家庭的和睦生活或者使大家感到不快）。我继续听啤酒店里各色人等的谈论，终于了解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明显矛盾。此外，历史事件和经历对我的早熟以及观点的形成也是有影响的。 一八九六年汉堡爆发码头工人罢工时，我刚好十岁。一年以后，法国审讯德雷福斯[2]。一八九九年到一九二零年，爆发了布尔战争[3]。这些重大事件引起我巨大的、几乎是强烈的兴趣。就象童年日常生活中的经历使我有所感触那样，这些重大而生动的事件使我感觉到了世界上的不公正。此外，我在学生时代的最后几年里所经历的一些新事情，使我更加怀疑人类究竟还有没有正义。这些新的经历从思想上丰富了我的想象，突然点燃了我那一触即发的思想火焰，使我摆脱了犹豫，比过去更明确地认识到，丹麦国内一定有些腐败的事情。[4] 此外，学生们还在汉堡诸剧院里集体看戏。我相继看了《霍姆堡王子》、《玛丽亚·斯图亚特》《瓦伦斯坦的军营》《皮科洛米尼》《瓦伦斯坦之死》、《唐·卡洛斯》《强盗》、《哥茨·冯・贝利兴根》等剧目，而话剧《威廉·退尔》最使我久久不能忘怀，激动不已。席勒写的这出歌颂自由的话剧，一下子消除了我的种种怀疑。这时，我的思想更自由得多，更自觉得多地向“社会主义”发展了，但是并没有真正懂得，社会主义究竟可能意味着什么，社会主义是什么。我这经历丰富的童年时代和严峻艰难的学生生活结束时的情形就是这样。我生活道路上的第一个阶段结束了，在这个阶段里，我作了一些研究；是这些研究影响了我的思想和观念，后来又使我很快具有了社会主义观点。 在简述我的斗争生活第二阶段之前，我不愿避而不谈对我的教育和成长有影响的一个明显事例，以证实那种认为人类只是受了犹太人的影响才会有马克思生义、共产主义观点的说法多么荒谬，这些谬论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值一驳的。 我们让事实和实际情况来说话吧。我的教育并没有受犹太文学家、犹太教师或者甚至是犹太上层社会人士的影响，他们的精神力量也没有对我起作用。同样，我在家里和学校里所受的教育，绝不是社会主义的。几乎有理由说，我所受的甚至是与此此相反的教育。也许可以看出，我与其他工人的孩子们所受的教育有某些不同；童年时代的影响，曾有助于使我具有某种特性：这种影响以及迫不得已的自学，曾对我起了比对其他普通孩子更有决定意义的作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自觉地发奋努力，进行自学和深造。父母操劳过重，对我的学业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辅导，或者给过什么鼓励。我在这方面已能独立，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他家庭一般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我之所以不能去求助于别人，是因为我必须在上学之前、在清晨做我的作业……。 我的这种渐渐提高的自觉性，思想上要自学和上进的主动性，总想不断看新书的渴望，都惹恼了严厉的父亲：他痛打了我几顿。后来，我躲到隐蔽的地方去看书，为了不致在看书时被他抓住。可是，我那时看的既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文献，而是席勒、克莱斯特、赫德尔和歌德的书，尤其是日耳曼人及其斗争的历史书；还看关于卡罗林、萨克森、法兰克和霍亨斯陶芬皇帝的历史书。维金和汉撒同盟时代的历史，使我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施特尔特贝克尔的《海上生活和强盗生活》、小说《尼伯龙根的传说》、《安德烈斯·霍弗尔》、《阿西巴尔德·道格拉斯》、《赫尔曼战役》尤其使我不忍释卷、十分爱读。 我父母的观点是非社会主义的。他们本来会用他们的观点对我进行教育，施加影响，但未能奏效。经验、阅历、人民日常生活的现实，使我形成并且越来越牢固地加强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如下这种奇谈怪论，现在又流行起来和变得时髦了：即认为共产党人的思想教育是建立在另外一种动机上的。但是这种奇谈怪论对我以及其他德国男女工人都不适用…… 谁是对我的教育产生影响的所谓犹太人呢？他们是德国剧作家、德国诗人，而且不是一些无名之辈；德国历史，童年时代的磨炼，对人们生活过程的观察，唯有这些才是我的导师。父亲在波茨坦第一步兵近卫团当过兵，参加过各种社会团体和军人社团，只是在我毕业后才拥护自由思想；从通货膨胀时期起，他才逐渐成为共产主义者。这儿出现了与众不同的情况：在青年时代，父亲未能说服儿子；是儿子（不是犹太人）和事实，渐渐说服了父亲，使他信仰了共产主义。母亲从来不过问政治，始终虔诚地信仰宗教，而且带着宗教信仰进了坟墓。我还想强调的是，我曾当过五至六年德国体操协会少年组的组员，在那儿也受到一定的教育。 物质利益并没有影响我向社会主义道路迈进，后来的生活历程足以证明这一点：对我产生影响的主要是思想上的兴趣。我曾多次表示过这样的希望：毕业后一定要学点东西，若不是学一门手艺，就是当教师等等。遗憾的是，父母没有满足我的愿望。他们肯定是供得起我学习的，但父亲坚持认为，留在他当时生意兴隆的铺子里，同学手艺和上学一样，对我是有好处的，以后可以继承这家生意兴隆的铺子，能够自立。即使是这些刺激，也打动不了我的心，因为我对物质利益不感兴趣，任何自私自利的欲望都没有对我发生影响。我最苦恼的是什么也没有学会，或者什么东西也不让我学。这种苦恼长期困扰着我，只是在我多次提出上职业学校的要求后，我的父母才终于满足了我的愿望。那时，也不管这实际上是否有助于我在父母的铺子里未经训练的职业，我暂时还是对此心满意足的。 我毕业后不久，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对我的思想和观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墙上贴着一大张红色海报，号召全汉堡的毕业青年参加在工会大楼礼堂举行的毕业联欢大会。大会在星期天下午举行。我独自去了。这是下午两点钟。大礼堂里挤满了人。我感到惊奇，而且非常激动。都是象我一样的青年人呵！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呀，多么朝气蓬勃，多么热情奔放，多么兴高采烈！几千人唱起歌来，对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啊；它使我多么高兴，产生多么和谐的感觉啊！相形之下，爱尔贝克的鲁克特谢尔教堂里举行的坚信礼仪式显得多么渺小！现在，对我来说，这才是一次伟大的经历。会议的演讲人出现了，全体青年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演讲人开始演说，他讲了资本主义，以及工人们的孩子和父母的悲惨命运；讲了我们青年时代的意义，扼要地谈了政治形势和青年工人的任务。他说，你们的生活现在开始变得更加严峻了；单枪匹马地干，你们就会无所作为，但是如果紧密地团结起来，你们就会所向无敌！跟随着自由的红旗、跟随着社会主义的光辉大旗前进吧！你们要团结在这面自由大旗的周围，为争取真理和权利而战，做一个为神圣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战士吧！ 青年同志们，你们出生在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时期。你们的父辈，有些受过国家暴力的压迫和迫害。他们一再进行反抗，一再英勇地举起社会主义红旗，直至终于胜利地粉碎了“反社会主义者法令”你们出生在这个令人难忘的斗争时代，你们的父母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勇气将永远激励你们，成为你们为解放、为目前和将来新的社会主义任务和目标而斗争的榜样！ 青年同志们，你们今天是自豪的劳动青年，将来是不断成长的男子汉。你们是未来的自由战士。你们要继承父辈的神圣社会主义事业！你们要当之无愧，在面临的一切斗争中，发扬光荣传统，学习你们前辈的优秀品质，忠诚而坚定地高举鲜红的大旗，在战无不胜的社会主义旗帜下团结前进！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在为全体劳动青年的斗争中，要不怕牺牲，不辞劳苦和艰辛。把那些胸无大志、虚度年华的青年唤醒和团结起来，同你们一起进行共同的斗争！处处都要履行你们的义务，和久经考验的战士们并肩战斗；认清正在迅猛发展的社会主义赋于你们的伟大历史使命，因为你们肩负着并掌握着劳动人民的未来，你们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演说人结束了讲话，暴风雨般的掌声响了数分钟之久。劳动青年们都象着了迷似的。他们感到，只有团结起来，携起手来结成坚固的阵线，他们才是有力和强大的。我看到了这种威力无比的、正在兴起的伟大力量。我正是这数千人当中的一个。……乐曲的声音响起了。大厅里齐声高唱：“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我站在那儿，思潮澎湃。……大会结束了。人群拥向出口。我向会场里的书摊走去。一本小册子马上落入我的眼帘《我怎样成为社会主义的战士？》我立即花了二十芬尼买了一本。在浮想联翩中，演说人的话又在我的脑际盘旋：“你们肩负着人类的未来！”我独自来到街上。脑海里涌起了种种联想，路在那儿？我能出点什么力？我应当做什么？应当采取什么步骤？我信步向码头走去，在一张长凳上坐下来。回想起在家里的劳动。难道就在家里消磨掉一生，难道我永远不能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人类世界，难道永远只能片面地观察人们的心灵深处？…… 我的求知欲望必须在某处找到一条出路。我感到家里的天地太狭窄了，而且毫无战斗气息，但要改变这一点，应当做些什么呢，摆脱这种境况的出路又在那儿呢？就这样，我在码头上坐着，探索今后的命运和未来。我如饥似渴地一直把小册子看完，思绪集中在社会主义思想上。但是，我没有找到一个确定的目标，没有找到一项摆脱这种境况的计划。而要找到这样的计划，对我来说是太困难了。我不知所措地、下意识地站了起来。这时，天差不多黑了，我开始踏上归途，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念头和联想。第二天一早，我继续在家里做我那老一套的活计。 就这样大约又过了一年。我快十六岁了，同时也更成熟、更自觉了。除了妹妹和我在家里劳动外，还有搞各种辅助劳动的人手和临时工。妹妹负责内务，我大多跑外勤，也就是跟车或在其他地方干活。每周，我得到一两个马克的零用钱，另外还有少量的小费。对于我那些青年朋友们来说，我是个好同伴，而且星期天外出和娱乐时也慷慨解囊，因此可以理解，在我劳动时间比较长，强度比较大的情况下，这点可怜的零用钱是不够的。我有可能通过各种方法搞到分外的钱，但这总会使我父母受损失。我不愿意用这种方法来搞钱，尽管曾多次有过这样的机会。于是，我决定找父亲谈谈，要求增加我那少得可怜的零用钱。父亲好几次都不同意给我补贴：他用他认为适当的理由说，我在星期天会把一切都给同伴们的，这倒完全是事实。而他自己也不是个讲究吃喝的人，有时晚上到酒馆去，打八到十局纸牌，替大家付一两次饮料和啤酒钱；另外，他也不是个吝啬人，在付给铺子里卖煤、卖土豆和运家俱的工人工资时，每天总是多给一两个马克。我也干同样的活，有时干得比工人们还多，但却得不到他的补贴。在这种候，他总是要我用将来安慰自己：将来，整个铺子都会由我接管。即使在星期天我一直干到下午，也得不到钱或其他酬劳。我该怎么办呢？若不在家这样干下去，只有干脆离开这个家。 我于是下了决心，终于向父亲提出意见，建议每周给我六马克的固定零用钱。最后我们讲妥了，每周四马克，每星期天给钱。这样平安无事地过了三个或者四个星期，可是后来父亲问我，是否想过把钱存起来。我自然是一个钱也没有存下。星期天外出，难道还会把那几个钱藏在袜筒里，当一个吝啬鬼到处游逛吗？这不是我的为人。再说，我父亲也不是那样的人…… 尽管作为认真的人[5]一周的生活和劳动是很认真的，但我在星期天还是玩得很轻松愉快；我享受了青年的生活乐趣，或者说换一个法儿来体会特泽尔[6]的悔罪信条：“钱在箱子里叮喈响，灵魂却跳出了涤罪所。”这就是说，谁有钱，谁就没良心…… 最后，由我亲爱的母亲出面来劝我。她先是对我作一番心平气和的规劝，然后威胁说，如果我不改变星期天花钱的习惯，就少给我。我却警告妈妈不得采取这个步骤，而且还特别提醒她说，别忘了我父亲年轻时也是个爱花钱的角色。当父亲和母亲看到劝说和威胁都不起作用时，他们就打算星期天把我关在家里，不给我一周的工钱。他们安慰我说，这样，我以后会在储蓄所里有户头，有一本存款折。 下一次，他们只给了我四个马克。我决定过几天就离开家。我的决心还受了思想观点上很大的影响，因为我担心在家里受到的教育太片面了。我进而感到，这种情况将有害于我今后的生活。我有了解人们差别的渴望和意志，而且坚信，暂时变换一下工作，到陌生人那儿去学习学习，这对我今后的成长只会有好处。我现有的这种家庭环境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不能使我思想上得到锻炼，获得进一步发展。什么东西也学不到的苦恼仍然存在。到底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我自己也心中无数。 有一天，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遭到父亲一顿痛打，因为马儿惊车了，载着我在街道上乱冲，造成了损失，但这并不是我的过错。第二天，趁父亲外出未归的时候，我离开了家。到哪里去呢？茫无目的。我和母亲告别，表示了坚决的意志：即使遇到极大的困难，我也不回来。但是，我永远热爱父亲和母亲，永远不愿意让他们为唯一的儿子担心。我穿着普通的工作服，也没有带任何行李，口袋里装着母亲给的三个马克零用钱，在作出决定几分钟后就离开了家，在母亲吃惊的视野里消失了。 我无精打彩地步行到圣保利区，在那里的慈善院（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里过了几夜。我没有钱，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只是孤身一人，到处徘徊，寻找工作。这时我才认识到，为了不增加父母和其他人的负担，自己挣饭吃确实不易。我同痛苦、同饥饿作了斗争，并多次经受了考验：我从未走入歧途，是诚实地在世间漂泊的。 我偶然认识了一个人，他是圣保利区一家专用北德方言演剧的恩斯特—德鲁克剧院的导演。有一次，我饿着肚子到处徘徊，他对我产生了同情。他问他那已经七十八岁的老母，可否让我在她那儿过夜。这是阿尔托纳区瓦塞小街上一套地下室，只有两间房和一间厨房。七十八岁的母亲给我安排了一块地方，但没有床。她知道我身无分文，其他也一无所有。但是，在她听了我叙述的生活状况，知道我不愿在收容所里过夜之后，她心软了。在她那里，我每周要付二个或二个半马克的房钱。可是，我第一周没有找到工作，因而付不起房钱。她是个好心肠的母亲，富于同情心，充满了对人的爱。她自己一贫如洗，但她让我住着，而且清晨给我端来咖啡和早餐。 这充满自我牺牲的事例，这对我实行人道主义的待遇，给我留下了深别的印象：这位年老而贫困的妇女能立即帮助我，并且继续帮助我；她相信我的诺言：以后会把一切欠账付清，并向她表示感谢。那几个星期里，我经常这样想，有钱人是肯定不会给我一个住处的。 我尽管努了很大的力，头几个星期还是没有找到工作。因此，我到恩斯特—德鲁克剧院去找她的儿子，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之久，没有拿到任何钱。我自愿帮助舞台工人做一些安装布景的工作。这种工作在剧院里看起来无足轻重，但是对我来说，却是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情。恩斯特—德鲁克剧院是一座大众化的、以工人观众为主的剧院。那里的演员每天用地道的北德方言演出，如实地揭示汉堡人民生活中的社会差别。一般来说，这些演员的生活是艰苦的，他们的薪金特别低。我从他们彼此的谈话中知道，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负了债，生活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他们仍喜欢给我一些零用钱，月初时尤其是这样。我就是这样维持生活的。 我渐渐我到一些去汉堡港工作的机会，并同那里有了联系。 以后，我每天清晨按时去汉堡自由港，看看能不能找点临时工作。我的运气很快就来了，每周能在货栈、仓库以及工厂企业里临时做几天工。这些地方都以工资低和对汉堡码头工人剥削过重出名。工人们骂它们是“敲骨吸髓厂”，而我却感到高兴，因为几周来挨够了饿，现在终于能够吃上一顿热乎乎的午饭了。另外，我还指望，这样至少可以部分地实践我向房东老太太许下的诺言。 我在其中工作的第一批港口工厂，其实都是犹太资本家开的（虽然在外表上看不出来）。起初在纳坦·菲利普·格拉斯布洛克货栈一仓库公司工作。这是一家剥削最厉害的公司步以汉堡港区工资最低的公司之一而著称。后来，我在希尔施费尔德区或者叫希尔施贝格区工作了几天，进了那里以格拉纳命名的一家鸟粪厂和一家鱼粉厂，它们都是设在赖尔施蒂克的。在汉堡港口工人中，都以这些工厂“敲骨吸髓”而怨声载道。在这里，我还没有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就受到有关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及其方法的初步的、彻底的直观教育。青年工人们在这些工厂以及其他一些港口工厂里（例如库韦德尔区的碾米厂、汉堡至美国的邮船、一些工场等等)得到微薄的日工资。就这样，我慢慢熟悉了汉堡工人们的一般情况。 我对各种问题都进行研究；研究的范围很广。首先，我立即觉察到，青年工人与年纪大一些的工人相比，待遇就不一样。他们做同样的工作，干同样的活，但青年工人得到的工资要少得多（有些公司就专会雇用青年来赚取利润）。此外，我所说的那些港口工厂所付的日工资，要比多数通常订工资合同的工厂所付的日工资少得多。而我也越来越明白，这不是一种决定性的对比，而是一种与荣誉感相联系的思想观点。在订工资合同的工厂中工作的，多数是有组织的工人，也就是加入了工会的工人。在我最初工作的工厂里，也就是找上门去的那些工厂里工作的，全都是些“野”工人，或者“蓝色”工人（专给那些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的称呼）。在这些工厂里工作的工人（虽然其中有些也已参加工会)通常会受到码头工人的嘲笑和轻视。不参加工会的人，被看作“野人”，“蓝色人”得不到码头工人的尊重。事情很明显，就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这种情况使我不能再无动于衷了。 一九〇三年五月十五日，我加入了汉堡的社会民主党；—九〇四年二月一日，加入德国运输工人联合会[7]汉堡分会。在此之前，我曾多次参加工人青年团的小组会和分部会议，但是没有立即下决心成为这些组织的成员。经过一定程度的观察和坚信不疑之后，我先加入社民党，后来才参加工会。我先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七个月之后才成为自由工会会员（尽管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看，参加后者或许更方便些），这一事实说明，思想方面的因素当时对我有着强烈的、甚至最强烈的影响。现在，在我的人生斗争战场上，开始有了政治生命。 我加入政治组织和自由工会时，年龄是十七岁。直到我被捕并被工会开除，共当了二十七年的工会会员。我首次参加的罢工，是一九〇四年夏天酿酒工人的罢工。当时，我在汉堡罗森街扬森酿造厂当运送啤酒的卡车司机的助手。我认为自己不是那种迫不得已才加入工会的人：我加入工会，是出于我思想上的信念；我承担了义务，我立即就愿意尽心竭力地履行这种义务。 怎样才能帮助改变这种现实状况呢？在考虑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时，我首先想到的是青年工人。他们就在我的身旁，我了解他们的生活条件和职业情况。青年工人还没有怎么组织起来，汉堡港地区的组织工作尤其薄弱。我脑子里翻腾着这样一些问题：能为青年工人们做点什么呢？他们怎样才能最适宜地保卫和改善自己的权利呢？他们怎样才能成为劳动人民生活中一种共同的决定因素呢？开始就用罢工的方法，准备在一些工厂和行业中举行罢工，那是行不通的，因为青年工人参加工会的很少，老工人又不愿再参加罢工。而对于工会领导人来说，只要青年人不动肝火，不闹事，那就再好也不过了。如此看来，一切都必须从头做起，必须设法说服工会的领导，使他们相信青年工作是必要的，他们必须支持这种工作。可是我的努力却白费了。 我到工会办公室，谈了我的想法，说明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们答应帮忙，但又说这个问题必须先研究一下：我当时的感觉是，我并没有得到他们足够的同情和支持，反响不大。我这个人不是个傻瓜，而是个实干的人，因此过了不久，我又去工会办公室，想了解一下这件事究竟进行得怎样了。谁知道这些头头象老奶奶一样地坐着，互相推卸责任，互相指责为什么毫无行动。现在，我开始不信任这些头头了。我深深感到，他们只想平静无事，保住自己的地位。必须另想其他办法，才能使人们听取我的那些想法和见解。 此时，我已经找到另外两位既勤奋又有志气的青年同志，并向他们谈了我的计划。我们本身的力量还太弱，也缺乏用自己的方法去帮助和激励青年的经验。我们向一些年纪较大的工会同事请教，向德国运输工人联合会全会上有经验的会员请教。可是，他们对我们的立场也很有保留，并不热心。这就迫使我们依靠自己，自己动手干。 我们制订了一项计划，首先要加强青年运输工人在全会中的地位，从而使我们的要求和提议更有分量。我们这三人小组已考虑了一切途径和方法，以便向这些头头们表明，他们不愿意干，我们没有他们也能有所作为。在当时的码头工人中，大约有三百名青年工人已经加入工会，但他们分散在各个工厂里，这是有觉悟的青年码头工人的不利因素。我们向工会委员会建议，要求立即召开一次群众性的全汉堡港青年工人大会；为此，我们可以帮助做一切能想到的宣传上的准备工作。工会头头们推托说，召齐大会为时过早也过于仓促，用表示遗憾来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并且还安慰我们说，过两三个月就举行这样的大会。 我们继续准备，并开始把我们的计划付诸实施，见诸行动。首先，建立一个互助基金会，把我们每周工资的一部分，汇集为互助基金。不久，就得到青年朋友和工人们的支持，同时，积极的青年和工人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在很短的时期内，我们就筹集了二百马克。现在没有这些工会头头们的任何帮助，我们也能更大规模地实现我们第一次最艰巨的计划了，而且是有利于工会工作的。尽管我们三人满怀成功的希望，但事先谁也不能预料，这项计划是否能获得成果。我们决定在工会大楼召开群众大会，并用传单和海报向汉堡港全体青年工人发出了颇有吸引力的号召。海报的主要内容是： “号外！！号外！！ 全汉堡港地区的青年工人们！ 你们提出了十二个问题。你们的问题将得到回答！五百青年工人——港口各工厂的工人兄弟，将在那里亲自回答你们的问题。快来参加吧，——你一定要来听一听五百青年工人的誓言！” 大会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巨大成功。六百五十到七百名青年出席了在工会大楼的大厅里举行的大会。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成果。两百人被吸收参加了工会组织，另外还接收了一些青年参加党的青年组织。我们记下了所有新会员的名字，对他们进行了家访，按地区把他们组织起来，把大部分人逐步培养成积极的战士。半年之内，参加工会的青年工人从三百名跃增到近一千六百到一千八百名。参加下一次全会的，大多数是青年。老会员们感到惊异，部分人对出现这种意料不到的情况感到高兴。工会头头们觉察到他们面临一种危险。关于成立德国运输工人联合会青年分会的提案，以大多数票获得通过；全会责成汉堡的工会委员会立即执行上述决议。 当时，我一直还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由于这第一次巨大的，决定性胜利的鼓舞，我充满了火一样的热情。至于进一步发展的细节，我在这里不一一叙述了。我想强调的只是，随着政治和社会生活情况的逐渐发展，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影响和社会状况，我的政治观点起了变化，得到促进，从而使我牢固地树立起社会主义世界观；在我的人生斗争进程中，这种世界观激励着我，使我怀有巨大的热情，鼓舞我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战无不胜的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我的目标并不是在工人运动中争取一个领薪水的职务。我认为，尤其是在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内一般也这样认为，那些现在身居领导地位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只有劳动群众的生活愿望，劳动人民的斗争精神，才始终是他们争取摆脱资本主义社会枷锁的鼓舞力量和榜样。 历史证明，我这种很早就牢固树立的意识是正确的。一九二一年，我首次到苏联去访问，在那里呆了十二到十四个星期，在事先没有大事张扬的情况下，参观了许多地区。尽管苏联还处于相当困难的时期，我还是亲眼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事实。这时我才明确地认识到，工人运动中是有这么一些真心诚意和自觉自愿地以实际行动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领导人的。 我二十岁时，被征召入伍（我将口述其详情）退伍以后不久，在“亚美利加”号船上当搬运工，参加过三次航行。我觉得海员的生活太粗野放荡了，不想干下去。在美国逗留的那些日子，使我大开眼界。那里是一个具有先进技术的新世界，有着与德国不同的社会生活。在那里一眼就可看出的妇女享有高于男子的特权，我感到几乎是不自然的。生活条件也完全不同，比德国好得多（当时还有巨大的差别）。后来，我继续在汉堡港当临时工人，在运煤码头当码头工人，也在家俱运输工业和建筑业里做工。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一家比较大的叫古斯塔夫，韦尔塞洗衣厂里当马车工人；最后，在那里当办事员。老板曾经提议，聘请我为他的管事，但是有一个条件，要我放弃迄今在厂里所搞的工会和政治活动。他为我提供了一个最高的职位，但我思想上的正直感不允许我这样做；我不能为了一个领导职位而放弃我的政治工作和工会工作。在当时情况下，两者必居其一：若不接受这项提议，我就必须离开这家经我努力而扩大了的洗衣厂。 由于我坚持不懈的活动，该厂所有男女工人和马车工人，百分之百地都参加了工会。这家工厂成了汉堡市的模范工厂，成了众所周知的榜样。所有男女工人、马车工人和跟车工人，都有假期。工厂支付的工资，在汉堡是最高的。所有在工厂工作的人，都有固定的带薪的假期。由于我是全厂劳动委员会（男女工人、机务人员、马车工人和饲养员）的主席，我无论是当马车工人还是后来当办事员，都和厂主有一定的分歧，尤其在谈判保持和提高工资以及在商定新的工资合同时，更不免有许多分歧。 举行谈判时我更加看清了，那些身居工会要职的头头们显然是资本家的奴才。在进行有争议的、特别是争论很激烈的谈判时，就证明了这一点。只要全体职工或个别工人是有理的，我总是无拘无束、毫无畏惧，毫不顾及我本人的地位，为他们的利益进行斗争。我之所以能做到这样，一方面，是因为我在这种情况下态度坚定，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在业务上已为厂主做了许多大事和好事。厂主问我是否愿意当他的管事，但要我立即放弃受到职工们信任的地位，这时，他明显地表现出企业主的立场。尽管谈话是客气和坦率的，但双方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我拒绝了他的提议。我认为，忠于信念比在他的工厂和商店里获得优厚待遇、甚至最高职位更为神圣，更有价值。我表示在两个月内将自愿提出辞呈，离开他的工厂。后来，我随即在另一家叫做“妇女赞”的洗衣厂里当了马车工人。我在这里认识了亲爱的罗莎，她以后成了我的妻子。这真是“因祸得福”，不然的话，也许就没有这桩幸事了。当“妇女赞”洗衣厂的另一个股东开办一家新的“王牌”洗衣厂时，我去那里当了马车工人，罗莎则在那里担任主事。战争爆发以后不久，这家工厂就关闭了。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五日，我作为预备役军人应征入伍，不久就上了前线。从十六岁到上前线当兵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我曾多次失业，找不到工作。除了做临时工作外，有时也当运货的马车工人，还暂时在于尔根斯酒馆干了一个夏天。至今还很有趣的是，我离开父母大约一年，在这段时间里曾多次去看望他们。他们向我提供一间住房，象在别处一样，我每星期都付房钱。我有时也在父亲那儿临时帮忙，也象其他人一样，他每天给我工钱。那时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看来也好不到那儿去了。但我也从来没有因为受到这种对待而感到遗憾。从十六岁到战争爆发这段时间里，我在工会里和政治上都十分积极，浙渐成了众所周知的人物。我只是简要地说一说事态发展的情况吧。我在工会中，有下列不领薪水的职务，青年组组长，各行业工会马车工人分会书记，汉堡工会联合会代表，码头工人分会副主席，汉堡马车工人分会主席，最后是各行业马车工人分会主席。我二十二岁时，就被汉堡德国运输工入联合会代表大会选举参加地区委员会（从大约二千名代表中每年选出十七人参加地区委员会，其中有八名不领薪水的成员，每月开一次会)。我曾多年担任该委员会的委员。 在社会民主党内，我是市区领导人，曾短期担任会计、州委组织代表和区委书记。后来，我参加了汉堡—阿尔托纳区和万茨贝克区的报告人委员会。我担任这些职务，都是不领薪水的，而这些职务几乎占去了我全部的业余时间，以致我每天晚上都到处奔波，或忙于政治工作，很少例外。 一九一五年初，就在我应征入伍之前不久，我与亲爱的罗莎结婚。我和她相识已有五、六年了。 然后是战争时期（我将口述这方面的重要情况）。这里只讲一些主要事实。起先，我来到亚尔萨斯的诺伊布雷萨赫驻军第二十步炮团的补充营，此后不久就开往西线。在此期间，我曾两次回到德国，住在科隆和拜罗伊特的野战医院里，都只在留守处住了很短的时间，因为我不是个胆小鬼或怕死鬼；住在后方，我总不安心，也不满意。我在西线参加过下列战役和战斗：索姆河战役(一九一六年），香巴尼战役（一九一五年——九一六年），埃纳战役和苏瓦松战役，向康布雷进军（一九一七年），阿拉斯战役；后来，我在阿尔贡森林、切明德斯达默斯（温特贝格）、兰斯、圣昆廷、哈特曼斯魏勒科普夫等前线，曾参加在拉法拉（兴登堡线、西格弗里德阵地）附近的撤退，以及凡尔登和梅茨之间的撤退（一九一八年），还在前线的另外一些地方驻守过。我受过三次伤（实际上是四次），其中一次是重伤（在索姆河边一尊大炮旁被砸伤）。我作为一名普逋的炮手应征入伍，又作为一名普通的炮手退伍。得过铁十字勋章，汉撒十字勋章和伤员纪念章。 签订和约以后，我没有一直跟随部队重新返回驻地，就回家了。我认为，和约签订以后，这场屠杀性战争也就结束了。妻子已经在埃彭多夫租了一套有两间房间的住宅，我这个退伍战士搬进了新居。我回来后，立即退出了社会民主党，改而参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那几个月里，我很少关心已经失去作用的工人一士兵委员会运动，也不参加它的任何活动。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个运动是注定要消亡的，因为它不是社会主义的，既不是半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全社会主义的。我在汉堡立即参加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一九一九年三月，我作为该党的党员，进入了汉堡市议会；一九一九年五月，我当选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汉堡地区组织的主席（无薪的）。 我的职业工作还是当临时工人（也到我父亲那儿干活儿）。一九一九年，我几乎全年都作为被救济的失业者，在市公园劳动。后来，我被调到劳动局当职员，在那里一直干到一九二一年爆发三月行动时[8]为止。当时党组织决定，在那几天内所有党员都要停止工作，我在劳动局的好差事因而立即丧失了。 在此期间，我在汉堡公众中越来越出了名，因此根本就很难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我长期失业；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国会选举（我这时当选为国会议员）这段时间里，除了做临时工作外，我很长一段时间是在汉堡一家造船厂和油港（属德国石油公司）工作。我的政治活动完全集中在政治方面，而不是象战前那样，主要搞工会运动。我还想补充的是，一九一一年或者一九一二年，我曾作为汉堡的代表，参加德国运输工人联合会在布雷斯劳举行的代表大会。世界大战以后，我曾作为代表，参加该联合会在斯图加特举行的大会（一九一九年），也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联合会大会（一九二二年）。一九一九年三月，我以汉堡党组织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召开的党代会。一九二〇年十月，又以汉堡党组织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哈雷举行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哈雷，我赞成左派的纲领，赞成参加共产国际（季诺维也夫代表共产国际讲了话）。独立社会民主党汉堡组织的党员百分之九十八都支持我，而当时在其它大城市，独立社会民主党已陷于分裂，对比起来，汉堡的情况是唯一的例外。一九二〇年底，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或者确切地说，第三（共产）国际的支持者和以前的斯巴达克同盟，在柏林举行联合党代会，德国共产党首次作为群众性的政党诞生了。 此后召开的德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我都一次不漏地参加了。尽管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哈雷发生了分裂，但对汉堡的组织来说，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个组织的成员几乎百分之百地参加了在联合党代会上成立的德国统一共产党。 我仍然担任德国共产党汉堡地区组织的主席(无薪的），几乎一直到我当选为德国共产党主席的时候为止。 [1]这是台尔曼为在法庭上质对而写的一份简历。由于他处在单独监禁的严酷条件下，文字上未能作认真的修饰。——译者注 [2]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8-1935）犹太人，法国总参谋部军官。一八九四年法国反动军人诬告他犯叛国罪，被开除军籍，判处终身流放。法国进步人士利用此案与反动派开展斗争，要求重新处理。在舆论压力下，德雷福斯获得赦免，恢复名誉，并于1906年复职。——译者注 [3]英国人与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布尔人之间进行的战争（1899-1902）。结果布尔人失败，他们建立的两个共和国德兰士瓦和橘河自由邦被英国人并入南非联邦。——译者注 [4]这最后一句是台尔曼引用《哈姆雷特》中的台词，实际上指德国，不是指丹麦而言。——译者注 [5]台尔曼的名字Ernst，原意是“认真”——译者注 [6]特泽尔（约1465—1519）为多米尼克派僧侣，1516年起任美因兹大主教出售免罪符的特使。他在德国中部地区进行的无耻宣传引起了胡时反天主教情绪高涨的广大群众的愤怒，因而导致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威登堡的讲演，捍开了德国宗教改革的序幕。——译者注 [7]该联合会当时的全称是“德国贸易运输交通工人中央联合会”。 [8]一九二一年三月，汉堡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反对反动派用暂时停工停业来解雇三万五千名工人。许多德国共产党党员和干部被捕和被解雇。
台尔曼作总结发言（1932年9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台尔曼 台尔曼作总结发言 （9月14日上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主席：皮亚特尼茨基 同志们！由于经济危机日益加剧和革命高潮加速发展，政治局势空前紧张起来了。大家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关于经济斗争问题以及关于群众工会工作和工会内部策略方面的一系列策略问题的专门讨论与政治问题的讨论相比，退居次要地位。但是，仍然可以断言，第十二次全会就第一、二两项议程所进行的讨论也在经济罢工和失业工人斗争的教训问题方面给各国支部提供了战斗经验。 捷克的同志，尤其是哥德瓦尔德同志，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实际范例，以及他们使用特殊的新方法团结非共产党工人、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工会会员工人以改进革命群众工作的经验。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经济斗争和群众性政治罢工都与引导群众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决战这个任务相关，在开展这些斗争和罢工方面，我们不应该将某一国家所积累的经验原封不动地搬到共产国际各个支部。我们在这里通过的各项决议也不应该生硬地搬用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这些决议必须由各国支部因时因地制宜，具体地加以贯彻。例如，波立特同志代表英国代表团向我们宣布：英国共产党开始更坚决地采取面向企业的方针。这对英国共产党来说当然是一项重大的任务。因此，“加入工会”这一口号在英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但是，这一口号不能生硬地搬到其他国家去。例如，在德国和波兰这样一些国家，这一口号不久前被红色工会国际通过的决议撤销了。 洛佐夫斯基同志已经简要地讲述了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和红色工会国际在经济斗争方面面临的任务。他还向我们的法国同志指出了各种各样的任务，对各个支部的革命工会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我在这里就不重复讲了。我只想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兄弟的日本共产党的斗争的重大意义。日本共产党在当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战火蔓延之际，成功地发动了经济斗争、政治罢工和其他群众运动，这对全世界好战的帝国主义者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在这个国家里，革命党开展群众工作的条件是极其恶劣的，但是，它以自己的革命反战工作在一定范围内驱散了帝国主义沙文主义的迷雾。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在全世界的革命反战斗争阵线加强了。这也表明，在未来的世界大战和反苏武装干涉中，革命力量一定会冲破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种种压力，更加迅猛地发动起来。 在大多数国家中，罢工浪潮汹涌澎湃。我们的伟大任务是发动无产阶级参加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参加总罢工和争取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决战，从这个任务来看，作为预备学校，作为开展这些伟大的群众性革命斗争的重要杠杆，局部的斗争和局部的行动仍然有其重要的意义。 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经济罢工和群众性政治罢工总是彼此交错在一起的，我们必须估计到革命运动发展的势头随着资产阶级困难加深和危机进一步加剧而不断变化。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战斗力如何发展，它们能在何种程度上引导工人阶级群众反对资本的进攻，这将取决于我们。指出这一点，对共产国际的大多数支部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不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殖民地国家，必须正确开展一切革命战斗行动、一切局部运动和各种各样的罢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加速革命危机的到来。 在关于经济罢工的教训的决议中，我们毫不含糊地说： “……资本主义稳定的结束时危机和革命高潮的发展，向工人阶级提出了革命的、政治的和组织的任务。各国共产党只有把群众工作提高到与这些任务相适应的水平，才能开展群众罢工斗争和失业工人运动，才能使这些斗争和运动变为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并引导他们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决战的主要杠杆之一。” 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在最近的将来改进我们的策略任务，了解并估计斗争性质的不断变化，大力促进斗争的发展。 各国总的革命高潮的发展速度，也如资本主义稳定的结束的条件一样，是大不相同的，我们的策略也必须具体，并且随时随地都必须适应特定的条件。 可以断定，在现今形势下，斗争性质的变化比前一个时期更为激烈。现在，对工人阶级来说，经济危机的出现及其后果，尤其是它的社会政治后果，具有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形式。每一次罢工，尤其是每一次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其声势之大是过去望尘莫及的，在危机极其尖锐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更是如此。这同各国共产党的积极活跃和工会运动的蓬勃开展也有关系。现在，在资本主义的稳定已告结束的情况下，罢工，特别是群众性的政治罢工，会使力量对此发生更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变化。此外，各种罢工斗争会使整个资产阶级政权机构更加动摇。一系列新的斗争形式正在所有国家中发展起来。正是在经济斗争方面，我们积累了新的国际经验。消极抵抗；与政治罢工相联系的经济斗争越来越多，直接政治罢工频繁发生；个别的经济斗争引起其他企业的声援罢工和示威罢工；这些斗争越来越频繁地引起工人同国家机关的重大冲突；有的罢工发展到工人占领企业——这一切都有极其伟大的国际意义。同会主义倾向，并与之进行斗争，因为它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但是，这决不是说可以削弱反对“左”倾宗派主义倾向的斗争火力。 工人阶级的所有敌人都越来越频繁地进行社会煽动。在这个方面，德国法西斯分子干得特别巧妙。 德国巴本政府为了便于实施其强盗计划，在“提供工作机会”的口号下颁布了关于降低工资的强制的非常法令。关于振兴和资助大工业和大农场的种种方案，作为“改善局势的措施”和克服危机的手段纷纷出笼。正如我们全会上已提到过的波兰社会党“左”的蛊惑伎俩一样，这些事实证明：对于一切“左”的花招，对于社会民主党人、阿姆斯特丹分子以及工人阶级的一切敌人的社会煽动，只有经常坚决地揭露，发动群众进行坚持不懈的顽强斗争，我们才能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才能提高我们的威信，越来越激发我们独立领导战斗的主动精神。我们怎样才能更快地找到通向千百万工人群众的道路呢？ 阶级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化，各个国家采取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改良主义首领和社会法西斯首领为资本主义采取“急救”措施，这一切对改良主义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中的群众发生最深刻的影响。群众奋起反对他们首领的反无产阶级政策；把矛头指向其领导的叛卖政策的反对派别——诚然，多半没有明确的形式——正在发展，并正在组合成各种各样的组织。工人贵族的经济基础日益缩小，反对派日益发展，此外，革命高潮产生着各种革命因素，这一切事实，都为我们的群众工作，为工会内部的斗争，首先为企业中和失业工人中的斗争，创造了新的有利的前提条件。在比利时大罢工时期，我们可以十分明确地感觉到，工人对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阶级叛变行为极其愤慨，特别是在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中。比利时的同志告诉我们：比利时大罢工是由群众自己——工会会员群众和非会员群众——由罢工浪潮中被群众推向运动前列的新的革命积极分子和新的工人干部进行和领导的。这一情况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首先铲除我们同志中那些妨碍工会内部工作的有害情绪。其中主要的是： 第一，低估未参加组织的工人的战斗力（例如“认为和他们在一起什么事也做不成”）。 第二，相反，过高估计参加组织的工人的成熟程度，这种情绪常常反映在这样一句话中：“他们会自行靠拢我们。” 第三，许多同志还害怕在工会中同工人贵族发生激烈冲突，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地位太不巩固，觉得自己在政治上不够强大。 在这次全会上，与工会委员会的许多同志谈到了我们革命工会政策的主要弱点。这方面的事实，最主要的可以归结为下列几点。 有错误，有弱点，对发动、组织和独立进行斗争的方针执行得不够坚决，贯彻下层统一战线犹豫不决，不很得力；同群众的联系不能令人满意，没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民主。在我们的队伍中，尤其是在红色工会和革命工会组织中，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方法的残余还严重存在。 问题不在于如我们曾经在德国所做的那样，制定官僚主义的半年计划和纸上谈兵的突击计划，制定巧妙的制度。仅仅这样做，对我们没有多大用处。我们需要直接的、坚持不懈的革命群众工作，其目标始终是加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我们需要进行团结一致的坚定不移的斗争，加强这一斗争，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有利时机，提高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 全会强调指出了工会内部工作的重大意义，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必须指出，关于在未参加组织的工人中间工作的问题，在讨论中几乎没有涉及。我们在大力强调争取企业中的工会会员群众和工人干部的任务时，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仍在工会大门之外这一事实。最近，在比利时总罢工期间，我们看到，未参加组织的工人，由于同参加组织的工人实行革命合作，发挥了巨大作用。我想重提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讨论德国问题时发生的一次意义非凡的争论。当时，斯大林同志特别坚决地指出未参加组织的工人的巨大革命作用和意义。这一指示在当前的形势中仍保留着全部意义。当时就已强调指出，在德国必须组建新的革命工会。这是十分正确的。而有些同志却反对成立新的革命工会的思想。于是，我们同这些同志的机会主义观点展开了斗争。当时，我们采取了争取未参加组织的工人的坚定方针。现在，争取未参加组织的工人，仍然是我们革命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加以低估和轻视。 下面，就统一战线政策的问题和组织经济斗争的问题讲几句话： 由于新的形势，在所有的国家中，群众要求团结统一的愿望日益强烈。 在工人阶级内部，这种要求团结统一的愿望是同许多模糊不清的观点和危险的幻想掺杂在一起的，尤其是在统一战线发展的速度不能满足某些工人的夙愿和希望时，这些观点和幻想就特别有力地发展起来。这方面，我们德国有很多经验。在那里，由于纳粹的恐怖活动，渴望团结统一的情绪十分强烈，但同时也有一些危险的倾向，如“避开所有领袖人物实现团结统一”，“避开一切政党实现团结统一”，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团结统一。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社会法西斯主义“左”派以及布兰德勒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提出了“德国社会党和德国共产党联合”的口号，妄图以此把群众要求团结统一的愿望引上政治岐途。当共产党坚持原则，拒绝这一要求时，群众中有时出现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是由叛徒，有时甚至是由社会法西斯分子蓄意煽动起来的。这种情绪之所以滋长，还由于某些地方党内曾一度筹备毫无革命性的联合游行示威等等，从而模糊和冲淡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原则区别。对统一战线政策，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解释，例如，“两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领袖都要对统一战线的破裂负责”。这种情绪还频繁地渗入党的地方组织，在关键时刻会给党带来严重危害。由于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保持警惕，错误的上层统一战线政策受到有力的批判和清算，这才避免在实现革命群众政策中发生新的困难。凡在正确地大胆地贯彻下层统一战线政策的地方，我们都在选举中取得巨大成功。这就大大加强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我们应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建立下层统一战线时，动员群众的主要方法是什么？实现统一战线政策，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其决定性的方法是一视同仁地动员共产党工人、改良主义工人、社会民主党工人、基督教徒工人和未参加组织的工人为工人阶级的共同要求而斗争。同时，我们不把我们的领导权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我们提出下层统一战线政策问题越坚决，我们就越容易根除在推行上层统一战线政策方面的右倾错误。有些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单纯从情感上领会统一战线，他们有时会犯这种错误，以为这样就能加强我们在群众中的地位。我们在这次全会上必须阐明我们群众工作的国际经验，以便把广大工人要求团结统一的愿望引上革命斗争的轨道，清除我们队伍中在这一问题上的糊涂认识。 在讨论实施统一战线策略的问题时，出现了一些不准确的说法。在一切罢工中，不管罢工是自发地发生的（情况往往如此），还是由我们组织和发动的，还是由改良主义者在群众的压力下宣布的，无论无何不可低估我们的领导作用。皮亚特尼茨基同志说得对：既然我们已经领导群众，我们就必须向他们强调指出：正是我们共产党人领导你们为面包和工资进行斗争。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我们在实施下层统一战线政策时必须充分估计到的事实。这样才能争取群众，使他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崇高的革命任务。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又如何能引导群众去追求更高的阶级目标呢？在各种运动和罢工中，无论如何不能在群众面前掩盖党的面目和党的领导作用。这一点在第二项议程的提纲中已十分正确地加以强调： “……最后，共产党在革命工会组织中放弃领导作用，在经济斗争中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这些就是现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发展中的主要危险。” 提纲的另一处，谈到共产党在无产阶级经济斗争中的任务时说： “现阶段开展经济斗争和独立领导这一斗争的主要条件，就是正确地、布尔什维克地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策略。为此，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必须来一个根本的转变。” 我们提出的是统一战线的口号，而不是联合的口号。如果我们在德国讲联合，那么，这样讲只会加强人们对德国社会党和德国共产党联合的幻想，而叛徒正是主张这种联合。联合的口号，原先是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分裂时期，在革命的左翼形成时期提出来的，当时，毫无疑问可以说，这些业已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革命左翼与共产党联合了。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强大的共产党，它们比较成熟，已经成长壮大，它们能够作为无产阶级的唯一领袖发挥自己的独立作用，并给自己提出更高的任务。 为什么我们在第十二次全会上如此尖锐地向各国提出问题，说我们共产党在当前形势下必须引导群众参加一切形式的斗争呢？因为我们不希望工人阶级在阶级敌人的猛烈进攻下被法西斯所击退，因为我们想用革命的群众政策使无产阶级这个唯一的革命阶级更高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使它的思想革命化，以便把这个阶级引向胜利，引向无产阶级专政。 正是在群众政策方面，我们德国共产党人还应该向捷克共产党多多学习。我们必须在方法和态度问题上来一个转变。要争取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改良主义工会工人，就必须实现这一转变。诚然，近来我们在这个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新的成就，但是，决不能到此止步。我们要再接再厉。 斯大林同志说得对：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必定相信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评价我们的口号和政策，确信只有一个工人政党，一个革命政党，能捍卫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这就是共产党！我们必须使无产阶级群众在政治上和在革命中认识我们党的领导作用，因为我们必须把他们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并教育他们为伟大的目标——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进行斗争。我们决不能让群众对团结统一问题存在任何的幻想和温情主义，另外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团结统一”。同样，我们必须最坚决地反对任何工团主义观点，例如认为没有革命政党也能取得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国际上有许多实例表明，工人阶级非常易于抹杀或贬低革命政党及其领导作用这个原则问题。例如法国改良主义的总工会在统一战线政策问题上就玩弄了许多花招。由于这些花招，几十万工人一时被引入歧途，使我们党和法国总工会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协调。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一段话：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中可能出现人数众多的反动阶层。共产主义的任务不是去迎合工人阶级的这些落后部分，而是把整个工人阶级提高到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水平。混淆政党和阶级这两个概念，就会产生极大的错误和混乱。”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表明，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导是什么。没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毫不妥协的、始终联系群众的先锋队，没有一个站在其前列的布尔什维克党，无产阶级就不能夺取政权。在当前严峻的局势下，我们党在群众中的领导作用不能有任何削弱，即使是极其微小的削弱，都必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群众工作经验，其中有的很出色。我们可以向捷克共产党学习到什么呢？这就是巧妙地进行群众工作的方法。我们应该把这一经验推广到其他共产党的群众工作中，尤其是德国共产党。但是，捷克同志也能从我们这里学到一些东西。我指的是德国共产党过去在统一战线政策方面的丰富经验。现在，我们的党日益壮大地发展成为群众性的革命政党，但是，同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相比，我们还是进展得太缓慢了。这时我们革命工作的主要方法，就是大胆地、生动地而灵活地采取下层统一战线政策。我们越是深入群众，对我们革命政党提出的要求就更高。我们党的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干部必须更加成熟、更有战斗力，必须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成长，必须真正具有工人阶级的高度的革命意识，认识到自己有力量，为将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决战。在日益高涨的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中，在失业工人大规模行动时期和今后整个革命高潮中，工人干部革命化具有重大的意义。干部革命化对党内发展也很重要，在大规模群众斗争日益迫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正是现在，我们必须指出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之间的紧密联系，指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分析1906—1908年俄国罢工斗争时，列宁指出：这一时期俄国经济罢工之所以削弱，主要是因为“经济基础削弱”，因为大规模的解雇和逮捕等使企业中我们革命干部的人数减少。当然，当时的形势决不能同现在的形势相提并论。现在，虽然革命发展的前景大好，但是十分遗憾，我们却不得不承认皮亚特尼茨基同志谈到过的那些事实，他用许多实例指出了我们党在生产企业中的支部的全部弱点和不足之处。 我们不妨把波兰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在企业中的党员干部人数同党员总数的比例加以比较。德国只有12%一15%的党员在企业中，而波兰约有35%一40%的党员在大、中、小企业中。这一事实迫使我们在德国党内也要采取更加坚决的方针：把我们的群众工作主要集中在大企业中，以争取工厂工人来共同完成我们党和革命工会组织的革命任务。如果我们检查一下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在企业、工会和失业工人中间的工作成绩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为了同一目的，我们必须更加坚决地把青年工作和女工工作问题作为我们群众工作的组成部分提出来。在德国，我们打算借助于特殊的新方法接近女工，例如通过女工代表制度使女工更加接近革命的阶级阵线。无产阶级青年群众中的工作必须无条件地加以改进。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也处处加强我们的组织阵地，那么，通过党和群众的联系，解决进一步开展群众大罢工的任务就容易得多了。开展群众性政治罢工的任务像一条红线贯穿在我们的各项决议中。列宁总是特别强调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交错，强调群众罢工的重大意义，他指出：群众罢工是新的阶级冲突的焦点，是帮助我们唤起、巩固和提高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意识和阶级力量的最重要的杠杆。我们应该通过开展局部斗争和群众政治罢工来加强无产阶级的这种阶级力量，以便更早更快地引导群众参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这就是应该根据所有支部第十二次全会决议全力以赴地加以具体解决的问题。 现在，让我来谈一谈本次全会工会委员会的工作内容和结论。第一，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把工会会员争取到革命的工会反对派这方面来，并为争取工会中的一切选任职位进行切实坚决的斗争。如果我们取得了选举的职位和领导职位，就能进一步争取各个工会内部的会员群众。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决定删去决议草案中“现在经济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一提法。但是，要强调经济斗争对于吸引工人阶级中的落后群众参加革命群众斗争的重要意义。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我们红色工会工作中的主要弱点。在这个方面还特别指出的是，对工人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领导不力；对统一战线政策贯彻不充分；在工会中实现无产阶级民主有缺点错误。这些缺点使会员群众的主动精神减弱，阻碍新干部的成长。 第四个问题——特别指出共产党党团在红色工会和改良主义工会中，甚至在反动工会和法西斯工会（例如德国国社党生产支部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工会）中工作的意义。共产国际纲领中说： “要正确贯彻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完成争取群众的任务，其一般前提就是在工会中进行系统的顽强的工作。” 最后就是我们在失业工人中间的活动问题。布拉格会议的决议，几乎没有一个支部加以贯彻执行。改良主义者企图成立自己的失业工人组织，以便取得压倒我们的某种优势。他们还在建立失业工人小组，有的地方则直接成立了失业工人组织。我们的任务就是使失业工人运动活跃地、积极地开展起来，建立失业工人的革命组织；扩大现有的组织，首先是加强我们在反动工会中以及部分地在法西斯工会和失业工人小组中的反对派工作。 资本主义各国政府大肆宣扬的“提供工作的计划”只不过是一张蛊惑人心的空头支票，实际上不能或几乎不能给失业工人带来任何好处。我们各支部必须针锋相对地提出给予失业工人紧急救济的具体要求，例如，发放救济金，给失业工人子女提供衣服鞋袜，供应面包牛奶等等。在组织失业工人的群众示威游行和革命行动时，这些要求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我们应该促使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开展联合斗争。 关于头两个报告的决议，我们特别郑重地强调，必须激发主动战斗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性。就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的斗争而言，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某些支部所表现的机会主义错误观点。 例如，在法国革命工会中就出现了一种倾向，它大致上可概括为一句话：“经济斗争本身就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 这一观点，当然必须予以最坚决的回击，因为它妨碍我们在适当的时机提出反战革命斗争的口号、保卫苏联的口号等，因为它妨碍我们动员群众反对迫在眉睫的反苏武装干涉，妨碍我们在政治上强化这种动员工作。第二种倾向在法国也表现得特别突出，它断言：“反战斗争就是政治斗争，所以，这仅仅是党的事情。”这两种倾向互相补充。这是极其危险的工联主义，它有利于社会法西斯分子，它使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便于推行其叛卖性的战争政策。 各国支部都必须在这方面保持高度警惕，必须力求避免法国红色纺织工人工会的那种错误，该工会的书记拒绝将纺织工人的罢工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联系起来。 在当前局势严峻、战争危险日益增加的情况下，把经济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联系起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里，对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稍有偏离，就会有叛卖无产阶级的危险。 同第十一次全会时期的情况相比，现在的情况有了如下的重大变化。当时，我们的罢工多半只发生在中小企业，大规模的群众罢工很少扩展到整个工业部门。而现在，在第十二次全会时期，许多国家的群众罢工的浪潮汹涌澎湃，而且经济罢工和群众性政治罢工的结合达到较高水平，具有较明显的性质。我们的任务是越来越多地集中力量于最重要的大型企业，特别是交通运输、化工、冶金企业这样一些关键部门，因为我们在这些企业中的力量总的说来还是相当薄弱的。 我们迫切需要使我们的工作日益加强地面向大型企业，首先是面向重要的军工企业和铁路。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扩大和巩固党在这方面的阵地。 在工会内部的战线上，必须通过顽强的、系统的、毫不松懈的日常工作，更加坚决地采取我们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政策。我们可以说在阿姆斯特丹国际，危机业已开始。这就是说，其中群众的激进化过程达到了更高的程度。在许多国家，阿姆斯特丹国际的群众成员几乎普遍出现不满情绪，这就让我们大有可能使改良主义工会的普通会员和首领之间的矛盾日益强化，不断地利用这一对我们有利的激进化过程，把工会会员群众引上我们的群众革命斗争的轨道。我们必须率领那些奋起反对工会官僚的政策的群众。我们必须率领会员群众的优秀代表。我们必须把这些人培养成为我们布尔什维克战斗部队的英勇干部。 应该根据第十二次全会的非常有教益的材料和各项决议，研究不同国家的各次罢工的经验。应该分析我们自己的口号，分析每一次罢工、每一次战斗，检查群众是否理解所提出的切身要求，是否认为这些要求是迫切需要的，这些要求是否能促进统一战线的巩固，是否符合工人阶级的总的战斗愿望和我们的战斗目标。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促使工人在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中发挥最大的战斗力，必须发现无产阶级最迫切、最基本的战斗要求，把最强的火力集中在最重要的地方。 我们应该正确对待局部斗争和群众性斗争，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确的口号动员群众。社会民主党工人、改良主义工会工人和未参加组织的工人，除了愿意为实现共同的切身要求而斗争外，还滋长着一种强烈愿望，那就是要举行群众性政治罢工和总罢工，为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为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我们必须因势利导，把群众这种斗争愿望提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上，使他们接受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明确的斗争路线。波兰代表团个别发言人在这里生动地介绍的我们波兰同志在罢工斗争中的重大成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辉煌的成就，其根本都在于布尔什维克的明确性，在于党和群众的正确的广泛的联系。苏波两国党组织的支部成员所召集的非党群众会议和所建立的直接联系，是启发和教育群众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通过加强组织工作，通过发展企业和车间的革命代表制度，运用各种实施下层统一战线的新方法，把群众引向当前的革命斗争，以便在更高的程度上向更高的斗争形式过渡——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准备决战。 现在，到处都有干柴和烈火，极易触发革命的群众斗争。我们必须迅速应变，决不投降，必须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磨炼和发展我们的革命能力，增强我们的战斗力。革命高潮加速发展的前提已经存在。我们面临的任务十分重大。在实现这些任务时，胜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们的阶级敌人全副武装，在各条战线上反对工人阶级，尤其是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其干部。正像我们吃一堑长一智一样，他们也在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吸取许多经验教训，并企图借助于反动的和法西斯的进攻方法来克服在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日益增加的困难。我们知道，战斗需要我们作出新的巨大的牺牲。我们有一部分优秀的同志和革命的工人，面临着监狱、苦役和饥饿。甚至在胜利前进的时候，在新的革命高潮中，我们也难以完全避免在个别国家的个别战线上遭受某些挫折。但是，这决不应该妨碍我们各党进一步广泛地开展斗争。尽管还会遇到挫折，但是，我们在全世界远大革命前景，资本主义稳定局面的告终，新的蓬勃发展的革命高潮，都将激励我们更加勇敢地向工人阶级的新的胜利迈进。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一条荆棘丛生、充满牺牲的道路。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无条件地信任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坚信自己的力量和无产阶级的威力，我们应该满怀革命的战斗豪情去从事工作，完成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我们的兄弟党联共（布）党在列宁的领导下推翻了沙皇制度，战胜了资本主义，现在正在建设没有阶级的社会。让我们大家向她学习，学习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学习她大胆的革命的群众政策，这样，我们就能更快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就能在不久的将来再在几个国家消灭资本主义，借助工人阶级的胜利在那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鼓掌） 主席： 休息十分钟后，台尔曼同志就德国问题发言。 台尔曼（德国）： 现在，我来谈谈德国问题。关于德国问题的辩论在第十二次全会的讨论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这反映了人们对德国事件的发展甚为关注。德国是凡尔赛体系的焦点。凡尔赛体系不仅加剧了德国国内局势，同时也加剧了债权国之间以至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关于德国的发展过程，这里已经有人说过，我就不重复了。我主要谈谈最近时期的发展：7月20日事件，法西斯主义问题，我们党的前途和实际结论，以及一些党内问题和我们目前的任务。此外，我还要说一说与德国发展进程有关并且对共产国际各国支部都有意义的一些国际问题。 首先，简单地谈谈德国共产党同另外一些党相比，在组织上的发展。我们可以指出，德国也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共产党在组织上有了巨大的发展，尽管在党员组成上存在很大的流动性。然而，应该说，党员人数的增加并不总是标志着党进一步深入群众，党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地位加强。组织上的发展，并不总是意味着革命的真正发展，并不总是证明党达到高度的革命成熟。 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向我们党提出极其重大的革命要求。如果我们在第十二次全会上不联系重要的、共同的政治问题来分析党内问题和全部党内生活，那么，我们就只是局部地而不是全部地向第十二次全会提出德国党的问题。 以今年4月24日普鲁士的选举为例，我们可以肯定，党开始脱离群众。这样，我们就有理由作出一些实际的结论。在从4月24日到7月31日为止的三个多月时间里，我们争取到了约一百万张新选票，由于在贯彻下层统一战线政策方面采取了特殊的方法，并由于反法西斯运动，我们把社会民主党中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和“钢铁阵线”中的积极分子吸引到我们方面来了。“钢铁阵线”在此以前仍然被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德国旗帜党成员看成是战斗的反法西斯同盟。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反法西斯运动取得了迅速而重大的成就。 但是，如果把德国党的成就同波兰共产党和捷克共产党在罢工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加以比较，那么，我们可以说，波、捷两党，尤其是我们兄弟的波兰共产党，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方面，远远超过了德国共产党。波兰共产党的成就，连斯基同志已在会上用生动的例子加以描述，这些成就是在极其严峻的困难环境中取得的。处于非法状态的波兰共产党，它的成就，首先对德国共产党来说，是一种鞭策也是特殊的典范，对共产国际各国支部来说，也是如此。各国支部都应在这方面向波兰共产党学习。我们之所以如此尖锐地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现在我们在德国正面临着类似的情况。曼努伊尔斯基同志说过：德国是经济破坏最严重的国家，它作为凡尔赛体系链条中决定性的一环，是阶级斗争表现得最成熟、最尖锐的国家，是面临着最高革命任务的国家。但是，雷梅尔同志在发言中说：我们党所采取的是“一个前景不够明朗的方针”。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同志们，雷梅尔同志这种论断是不对的。在我们党中央二月全会决议中，关于前景问题，我们曾说过：我们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此外，我们在决议中还说了如下一段话： “危机和凡尔赛体系奴役（容克地主的奴役）这两者的结合和互相渗透，产生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对于处在凡尔赛体系枷锁中的资本主义德国来说，意味着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化发展到了一个严重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衰败现象有增无减，工业依赖于外国资本，生产企业的兴建几乎完全依靠外国投资，财政面临崩溃，容克地主和富农的农业企业勉为其难地支撑下去，所有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千百万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因失业而赤贫化，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希望改善其生活状况）。下列特殊现象很能说明德国局势的特点：赔款问题和债务问题极其严重，德国资产阶级的内外政策十分密切地相互依赖，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愈益交错在一起。” 同志们！我认为：如果我们那时还不说资本主义稳定局面已告结束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说，在德国资本主义稳定局面已告结束的条件下，形势更加尖锐化了。 我们十分清楚，德国最近的发展进程不仅会使整个危机加深，而且 会使阶级矛盾迅速尖锐化，使阶级斗争大大尖锐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日益衰落，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采取新的形式；猛烈的革命风暴日益迫近——种种事实使本次全会有理由宣告：我们正在向革命和战争的新阶段过渡。 我们应该看到，在这一辩证发展过程中有新的事物，因为在党面前经常地、每时每刻地提出新的任务。现在，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条件已不同于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的最初阶段。随着国内经济的衰落和危机的尖锐化，法西斯专政的基础将发生动摇，从而想巩固法西斯专政的企图也将难以实现。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阵线的反击，法西斯主义将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和反抗。我们丝毫没有低估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性，但是，我们毕竟可以断言，法西斯主义已出现明显崩溃的征兆。法西斯主义是日益腐朽的资本主义的产物，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尤其是同德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尖锐阶级斗争的反映。利用资产阶级及其走狗阵营中暴露出来的一切内部矛盾，加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的抵抗力，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然，我们不能机械地看问题，以为法西斯主义会自行消失。法西斯主义是不会由于经济崩溃，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尖锐化而自动没落和崩溃的。打倒法西斯主义，主要靠共产党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共产党和革命的无产阶级是决定性因素。 有些同志，尤其是埃尔科利同志，根据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最初几年的发展情况，在这里强调指出了现今的法西斯主义与当年的法西斯主义的区别。我们必须了解这种区别，才能正确估计法西斯主义的性质和发展。意大利在法西斯主义攫取政权之后，比德国法西斯主义具有较为有利的条件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因为当时意大利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而现在德国资本主义的稳定已经结束。此外，还有一个情况至今还未被充分强调：各国共产党现在比较成熟了，它们成长起来了，与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那个时期相比，与资本主义稳定的初期相比，已成为较有实力的因素了。这一事实相当重要，现在资产阶级对共产党不得不多加考虑了。解决一个国家（例如德国）目前所存在的问题时，共产党在动员和唤起群众方面的革命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共产党也要根据自己的实力和成熟程度，明确地将自己的革命任务规定为这次全会上所说的那样。这样明确地提出问题，同时会使德国代表团易于理解本次全会上德国共产党的工作所受到的批评。 对德国共产党的工作提出布尔什维克式的批评，我们竭诚欢迎。这一批评对我们大有帮助，这是一种教育，一种鞭策，促使我们借助于共产国际克服我们的弱点和缺点。俄国代表团对德国共产党提出的尖锐而又同志式的批评，特别是有关7月20日事件的批评，我们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它使我们从中得出对我们今后革命工作有实际意义的结论。我们的俄国朋友曼努伊尔斯基同志，要我们特别注意这一事实：我们党的个别组织中存在着宿命论的情绪，以为早就应该承认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不可避免，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承认战争历史上不可避免。俄国朋友的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的，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了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不应该低估它的危险性，因为这种情绪不仅存在于德国共产党内，而且还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于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 迄今德国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速度超过了革命发展的速度。我们还注意到，近来无产阶级的反抗、群众斗争和反攻不够猛烈。但是，德国今后的发展进程不会总是这样。德国发展的性质将会迅速改变。我们不妨回忆一个历史事例，尽管它和现在的不完全相似。 1926年，由于皮尔苏茨基叛乱在波兰建立了法西斯专政。我们兄弟的波兰共产党历时三年之久才克服了严重的党内斗争。尽管如此，我们看到，波兰党及其团结一致的领导在反对法西斯专政的严峻尖锐的群众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对法西斯的进一步发展给予日益有力的革命性反抗。德国法西斯现时已经遇到德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反抗，受到无产阶级进攻的威胁，当然，这种威胁还没有达到足以使法西斯在今天或明天就崩溃的程度。但是，现在法西斯要打击无产阶级，必然遇到明显的反抗，甚至有时遇到共产党以及与其相联系的革命先锋队的群众性行动，从这一点来说，法西斯的日子是不好过了。这一事实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尽管我们丝毫不想以此来掩盖我们的弱点和缺点。当然，对德国法西斯及其走狗估计不足，也很危险。如果我们机械地提出法西斯会自行瓦解的问题，或者看不见法西斯很有可能在进一步发展其专政方面采取新的挑衅性措施，那么，这很有可能就是对他们估计不足。现在，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老奸巨猾的阶级敌人。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会随机应变，挑衅地、迅速地、突然地对劳动群众和无产阶级发动进攻的资产阶级。恐怖主义的宣传，新的非常法令，解散国会时所采取的阴谋手段等等，证明巴本-施莱歇政府企图用什么方法实施其挑衅计划、饥饿政策和对劳动群众进行法西斯进攻的政策。政府采取最残酷的挑衅手段，暴露了进一步加强残酷的法西斯专政的狼子野心。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在德国有可能发生类似7月20日事件的各种意外。虽然我们党能够随机应变，但是它对一切事件的反应毕竟还太迟钝。正是7月20日事件特别明显地暴露了我们的主要弱点。在形势惊人地急速变化的情况下，必须在党内从上到下创造这样的政治前提，使革命力量能充分发挥，并使总路线能顺应局势而迅速具体化。对于阶级敌人的突然袭击，我们必须同样迅速同样坚决地加以回击，迫使资产阶级退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完成第十二次全会提出的任务——引导群众参加各种形式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从局部斗争到群众性政治罢工和总罢工。在正确地提出中心任务之后，主要的问题是，不仅要在我们党内和革命组织内，而且要在千百万群众中，为这种斗争和行动创造条件。如果德国的斗争依然脱离广大群众，如果它们不具有特别深刻的、动员群众的性质，那么，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柱就必然不会动摇，我们也就难于遏止法西斯专政的发展并使之趋于崩溃。新的形势和尖锐的局面，向共产党和革命无产阶级提出新的要求。 在这里，我们基本上都肯定，所有的党都有落后于客观形势的现象。在当前形势下，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缩短“差距”，消除党的发展和革命的可能性之间脱节的现象。 我们应该以德国共产党在这里所受到的尖锐批评为契机，努力找出我们党在7月20日事件中软弱无力的根源。 如果以7月20日党的反应不灵为理由，认为党已失去作为一个战斗的党的分量，那当然是错误的。 我可以从历史上举出实例，说明我们有些优秀的共产党在复杂的形势下也曾错过良机。在德国目前的尖锐形势中，一个党的弱点和缺点会表现得更为突出、尖锐、明显。 德国7月20日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1931年7月银行倒闭时，12月和1月非常法令颁布时，我们没有作出充分反应，其根子不就在于7月20日特别有力地暴露出来的那些弱点吗？如果我们在这里不公开说明这一点，那就错了。 其次，我想请大家注意党内的一些缺点。俄国代表团关于7月20日事件的发言，无疑道出了这些日子暴露出的所有主要缺点。像德国共产党这样的政党，如果不能严肃对待这一言之有据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批评，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健康的革命政党。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对第十二次全会上受到的批评仍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果不理解这一批评，如果不从中得出对今后全部工作极其严肃的教训，那么，它就不成其为革命的领导。 弗洛林同志受德国代表团的委托，已经就7月20日的教训问题作了发言。我想再补充几句。 7月20日事件、党在事件临头时准备不足和反应迟钝，这些对我们来说确是严重的警告。但是，如果雷梅尔同志在这一问题上说“我们根本不理解局势的严重性”，那就不对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曾明确地强调指出：党发出的进行总罢工的号召，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这一口号适应当时的形势。我们只是未能把这一正确方针始终如一地贯彻到我们的革命实践中去。我们未能举行游行示威、局部罢工、抗议罢工和群众行动。但是，谁要是指责我们采取“一个前景不够明朗的方针”，谁要是说“我们根本不理解局势的严重性”，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这次全会上指出的我们党一系列弱点和缺点，同过去的党内生活是分不开的。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正确地谈到了我们对待法西斯主义的某些宿命论情绪和失败主义情绪。在我们的某些地方（因为不能说在全党）有哪些宿命论情绪呢？这种宿命论和失败主义表现在哪里呢？ 有这样一种情绪，认为只有在法西斯全面掌权之后，德国的革命危机才会到来。德国的一部分失业工人在总统选举中投票选举希特勒，以为这样一来国家就会更迅速地出现革命危机。在社会民主党中和在我们党的地方组织中有这样的情绪，说什么“法西斯主义一开始就必定会破产”。诚然，这种情绪在党内并不非常强大有力，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局部运动的开展，并使我们轻视局部运动。其次，在党内，尤其在党的地方组织中表现出这样的情绪，认为如果我们被迫转入地下，那么，就有可能更加有成效地反对法西斯。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失败主义和消沉的情绪，例如断言：“如果法西斯夺取政权，我们都完蛋了。”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情绪，其中有的在某种程度上不像现在已有可能阻止法西斯的巩固和发展，不像现在已有可能使法西斯阵营中发生大规模分化。所有这些情绪过去早已存在，表现为否认有可能在思想上争取拥护纳粹的劳动人民。有人不理解局部行动和局部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于这种现象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局部行动和局部运动是工人阶级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真正决战的重要革命手段。我们党向所有这些情绪进行了坚决彻底的斗争。但是，必须说，不可能全面彻底清除这些此起彼伏的情绪。 此外，还有一些政治因素，如德国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重大的意外政治事件，使整个工人阶级尤其是改良主义工会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工人，产生并滋长一种向往大规模战斗、向往决战的情绪和主张。阶级矛盾的冲突迅猛激烈，工人阶级也看得很清楚，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情绪加强。这当然值得欢迎。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将这种斗争的愿望贯穿在日常战斗之中，那就会忽视在这种特殊形势下组织和进行局部运动、局部战斗和局部罢工的绝对必要性。 德国社会民主党，尤其是社会主义工人党，曾一度蛊惑性地在其他宣传鼓动中发表“赞成总罢工”的言论，这决不是偶然的。用以削弱其追随者渴望斗争、渴望开展局部战斗的愿望。但是，当7月20日德国问题摊牌时，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的领导就立即无条件地积极支持法西斯主义。 社会民主党有一种理论，认为危机时期的经济斗争不可能胜利。由于这一论调，不赞成大规模斗争的一般情绪更加增强了。甚至我们党的一些组织中，在关于发动经济斗争和局部斗争的革命价值和重大意义问题上，也并不总是采取十分明确的立场。 我们党并没有采取充分的措施，把群众渴望大规模斗争和政治总罢工的战斗愿望和夺取政权的意志，引上局部行动和局部斗争的正确革命轨道，从而将这些局部斗争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成为伟大的大规模革命战斗的前奏。 在这次全会上，库西宁同志就引导工人和劳动群众参加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问题强调他提出的重大任务，我们必须给予最充分的重视。这些斗争是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决战的重要前提。我们实现这些任务越迅速，德国整个局势的激化就越快，革命危机的到来也就越早。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指出了党的社会构成的意义，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党员中工人所占的百分数近来降低了。这意味着党同企业中群众的联系不够密切。我们在大企业中的组织状况和政治地位尤其不能令人满意。这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意识在大中企业工人群众中占有一定的政治优势的重要原因。 此外，我们还有一个大缺点：我们的生产支部在企业中不是安排全部重要和必要的工作的政治组织中心。现在的形势要求我们大家从中央到基层党组织，遇事都能作出迅速反应。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生产支部必须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实现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领导作用。 第三个缺点是：从上到下各级党组织都没有充分的当机立断的能力，缺乏充分的主动精神。中央的指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形势下都能发出，并传达到党的基层组织。例如在7月20日发生的那种局势中，不能总是坐等上面的指示。 当然，有这样的指示是好事，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坐等中央的指示，可能会引起严重后果，对党和工人阶级都极为有害。要知道，资产阶级在这种形势下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设置种种障碍，割断我们同各级组织和群众的联系，使我们不能传达中央的指示。我们必须向每个负责人提出个人责任问题，同时要求他们在关键时刻自行采取适当的措施，即使这种迅速决断带来某些小错误，也不追究。但是，如果群众的革命意愿由党的领导加以加强和锤炼，那么，这样的小错误也就不会像7月20日暴露出来的缺点那样严重。 德国共产党当然会根据第十二次全会的决议，作出严肃的实际结论。但是，我们要向第十二次全会汇报：在7月底即31日国会选举结束后的两天时间里，我们在省委书记和重要部门领导人会议上对7月20日事件作了评议，肯定了我们党的工作的重大缺点，并采取相应的实际措施来加以克服，使今后出现类似局势时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下面，我要从未经订正的速记记录中摘引有关7月20日事件的几段话： “可以说，从来没有现阶段这样的局势，我们现在必须每时每刻考虑德国发生新事件的可能性。我之所以如此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7月20日的教训要求我们全党和工人阶级在内部方针方面作出深刻的结论。” “如果今后资产阶级能实现其法西斯专政的纲领，而不受到无产阶级巨大的反抗和新的革命打击，像7月20日和21日在德国遗憾地发生的那样——我说遗憾地发生；如果我们作为革命政党在这种形势下不从7月20日事件中，不从党不能对事件作出迅速反应这一事实中作出新的有实际意义的结论，那么，我们在今后发展进程中面对重大的意外事件，仍将束手无策。我认为，从这一观点来看，7月20日事件，以及党未能对事件作出充分反应这一事实，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在另一段中说： “我认为，7月20日工人阶级举行群众性政治罢工、甚至总罢工的条件是非常有利的，如果我们党的同志发扬主动精神，成功地在一些地方号召罢工和上街示威游行，那么，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领袖的作用就会大大加强……在讲到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指出，1918—1919年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时我们发发传单就能发动罢工，但是，现在靠发传单号召罢工就不成了。” 最后说： “在一些战略要点，除了必须动员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街头和失业工人登记处举行集会外，还要在工厂号召游行示威、集体行动以及罢工。由于我们这些日子未能发挥必要的领导作用，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在共产国际心中毫无疑问失去了我们的威望……” 我们还能从7月20日事件中得出什么特殊的实际结论呢？对于柏林的同志，我们把问题提得特别尖锐，因为事件是在柏林发生的。如果我们能在午后四五点钟在柏林（那里只有少数企业知道早晨发生的事件）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或许就能在德国动员突击队投入行动，这无疑会引起群众性的反法西斯运动。这样，7月20日就能为我们创造最良好的阵地。柏林的同志必须从中吸取特别的教训，使党今后不再发生这种麻木心灵、束手无策的现象。 7月20日有一个积极的方面，没有充分地加以说明。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工人队伍中曾有这样的情绪，认为在当时形势下只有大战斗才能解决问题，这种情绪现在由于泽韦林和其他社会民主党首领的投降而改变了，所以，这些工人认为我们7月20日提出的总罢工口号是正确的口号。他们现在表示：共产党人建议改良主义工会工人、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共产党工人7月20日联合斗争，采用总罢工的手段，是正确的。同志们，现在再说一说德国局势以及巴本政府究竟代表什么力量和反映什么趋向。 巴本-施莱歇政府上台，是德国法西斯化速度加快的反映，同时也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困难不断加深的反映。巴本-施莱歇政府的基础是大工业、大地主和阶级联盟，其中德国国防军将领起着巨大的作用。巴本-施莱歇政府最重要的支柱是化学资本，“N.T.法本化学工业公司”大家知道，德国化学托拉斯受危机的影响最小。重工业基本上靠国家补贴。新法令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缓和重工业人士中的某种不满情绪。大家知道，不久前重工业扬言要将钢铁托拉斯的一批股票转让给法国，以此给中央政府施加特殊压力，求得新的补贴。 由于任命布拉赫特为普鲁士国务委员，政府与西部德国重工业集团的关系才得到改善。大家知道，布拉赫特在这些企业的董事会中担任重要职位，例如，在西部德国最重要的企业之一——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电站中。重工业大量地给国社党提供经费。现任的以兴登堡为首的巴本政府依靠“钢盔团”和德意志民族党。大地主与国防军军官关系甚好。国防军军官几乎清一色地由封建分子担任。作为所谓“总统制内阁”的巴本政府企图同一些政党建立不同于前几届政府的关系。不过这些政党必须直接服从政府的愿望和命令。 巴本内阁对大地主和大工业家特别优待，使资产阶级阵营内部产生新的困难。中央政府同符腾堡、巴伐利亚等南方各邦之间的冲突——迄今仍未消除——除其他原因外，也有经济上的原因。德国南方的中小工业主、富农，甚至北方的商业资本和轮船公司的某些集团，也因未能得到国家的巨额补贴，反对政府给东普鲁士大地主、大工业家，特别是莱茵-威斯特法伦区的大工业家提交巨额补贴。以此为起因，资产阶级内部产生了新摩擦、新争吵。 巴本政府同“老爷俱乐部”紧密合作，这个俱乐部之所以能起这样巨大的作用，是因为其中有一大批与任何政党都没有直接联系的大工业家，有相当一批著名的大农业主以及国防部的领导人物。 可以说，资产阶级阵营内的分歧，各资本家集团中日益增长的矛盾、不断加深的分裂和争吵，这些都是资产阶级上层出现危机的非常明显的征兆。国会解散也是所有这些现象的反映。国会解散是资产阶级阵营内局势进一步尖锐化的征兆。 德国近来的事件证明了我们的下列观点：法西斯阵营内各集团为争夺领导权展开斗争，而其中起重大作用的是以胡根贝格为首的德意志民族党徒和“钢盔团”。我请大家回忆一下胡根贝格与纳粹党徒之间在德国政治总路线方面的冲突。9月4日，巴本和施莱歇亲自参加的柏林“钢盔团”大游行，对于说明巴本政府各派力量的特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钢盔团”领导人的新宣言也很重要，它反对国会的纳粹议长和整个国会，同时也是信任兴登堡的特殊表示。 国会事件，自命为人民利益代表的纳粹、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行动，不仅反映资产阶级阵营内的矛盾，而且反映法西斯分子周密策划的蛊惑行为和全部复杂的计谋，他们企图借助于这些计谋推动法西斯化过程，阻挠革命潮流的发展，阻挠我们党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巴本-施莱歇政府，以希特勒党为后盾，借诡计多端的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之手，对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进行疯狂的法西斯进攻。今后德国法西斯专政将以何种速度发展，这首先取决于无产阶级反击的程度和力量，取决于无产阶级有组织地反击法西斯进攻之后以何种规模展开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斗争。在这个方面，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是我们最重要的斗争武器。 形势正迫使我们迅速地积累在引导群众进行伟大决战方面的经验。 现在，我们在加强对社会民主党进行原则斗争的同时，必须找到新的有效的斗争形式和斗争方法来反对资本主义统治，反对国家社会主义。 我们必须把无产阶级争取一切局部要求的斗争纳入革命轨道，使之适应革命发展的更高水平，汇合成为反对法西斯专政、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斗争。 现在，就巴本纲领讲几句话。 这个巴本纲领的主导思想是，认为德国资产阶级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法西斯专政。巴本-施莱歇政府的每项措施都表明：自从巴本-施莱歇政府取代布吕宁政府以后，资产阶级的法西斯政策实际上反映了变本加厉的法西斯化。新的非常法令及其对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前所未闻的进攻，表明德国资产阶级的广泛意图：妄图唆使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互相攻讦，大幅度地降低工资，破坏社会保险和工资立法，在“为了全体居民的利益活跃经济”的幌子下，又给大资本家成百万成百万的补贴，缓和资产阶级所面临的困难，欺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下面，我只是简单地谈谈新非常法令的最重要的几点。应该说，从来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像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用沙文主义的花言巧语企图将数十亿马克的新负担转嫁给劳动人民群众。这个巴本纲领是新的法西斯罪恶阴谋的完整纲领。 新非常法令将15亿马克以所谓税劵的形式暗中补贴给企业主。支付的形式应是，企业主缴税款的一部分以税劵的形式归还，每张面值为10至20万马克。 1934—1937年的全部税劵都将用来抵作税款。这些税劵在市场流通。小纳税人得不到这种优惠。此外，从1932年10月至1933年9月30日平均雇佣工人多于1932年的企业主将得到总数为7亿马克的税劵。当然，在这里小型手工业企业也是被排除在外的。曾经颁布一个以“消除最大的不公正现象”为借口的补充法令，其中规定税劵发放方面的一些限制，恰恰是给予大企业更为明显的优待，他们得到十来亿马克的补贴。企业中每增加一个新工人，资本家每年就可得到400马克的税劵。 与这种给资本家送礼有直接联系的是，在每周开工40小时的企业中可以撕毁工资合同：企业主在雇用新工人时有权降低工资定额。工资额降低的幅度随新就业工人的人数而变动。如果新就业工人达到总数的25%，那么，该企业全体在业工人的工资将降低12%。 但是，对于那些为了降低工资而将工作周从48小时改为40小时的企业来说，雇用25%的新工人，实际上意味着更大幅度地降低工资。企业主只要张贴一纸降低工资的通告，就可轻而易举地实行，而这样降低工资早在9月15日就已经有人实行了。已经关闭的工厂如果愿在国家监督下重新开工，企业主可得到特殊补贴。 这些前所未闻的降低工资的措施，其险恶用心是挑起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的争吵。除采取这些措施之外，还破坏社会保险。新的非常法令规定，中央政府有权对各部门的疾病保险、不幸事故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以及对劳动法庭、集体合同、仲裁、劳动保护、贫困救济、劳动力雇用的中介等制度进行任何修改。其次，还必须指出一些特殊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因无力按原工资表支付工资而面临倒闭威胁的企业，可以根据仲裁法官的裁决降低工资额。 市政府受权重新征收1932年废除的“公民税”。同时取消了过去实行的500马克的免税最低限额。 非常法所规定的降低工资的措施，完全符合1932年2一3月德国工业家联合会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这一点从我们手中掌握的1932年3月24日工业家联合会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 信中说：“情况的逐步改善不是取决于保持实际工资，而是取决于企业又能赢利。而这在企业现有的捐税负担和社会负担的条件下，不暂时降低实际工资是不可能的。企业必须重新得到自由议定工资和工时的权利。” 在德国企业主最强有力的组织——德国工业联合会的这次会议上，甚至仿佛是为政府政策通过了一个总指示。这个指示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由大资本家签署的巴本-施莱歇政府的纲领。在这一文件中说道： “不在赔偿军事债务、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方面调整国际关系，当前的危机局面就不可能根本改变。虽然如此，但是，中央政府仍然必须尽力推行上述措施。这样，至少可以避免德国局势的恶化。为了在即将举行的国际会议上，不致因国内的软弱状态而陷于不利地位，也必须这样做。 对国家来说，在解决失业者就业的问题上，只有为利润更高的经济创造前提，尽快消除现存的障碍，如人为的价格政策，僵化的工资制度，企业过重的社会负担，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良策。这些政策实施得越迅速、越切实，就能越早地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 在这里，我就不详细讲现在在德国为反对劳动群众而实行的那些措施的骇人听闻的残酷行为了，我只是简单地说说这一新法令的一般内容。巴本纲领实质上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点连德国资产阶级的报刊也已经指出来了。德国金融资本家的主要喉舌《德意志大众报》在9月6日写道： “对危机发动总攻，决不意味着允许互相矛盾的原则。整个战略必须具有一致性。” 从这些言论中可以感觉到，人们担心一个措施会完全抵消另一个措施的作用。 但是，在对待工人阶级、职员、贫苦农民、中等阶层的劳动人民的态度上，整个资本家阶级是团结一致的。 巴本的非常法所采取的针对工人阶级的主要措施，可以归结为下列几点： 1．降低工资额和薪金额（非常法也授权国营企业和市公用企业降低工资）； 2．延长工作时间； 3．取消社会保险； 4．通过提高价格和控制日用消费品的输入而提高工人阶级的最低 生活费用； 5．恢复公民税（巴本在上台时许诺完全废除公民税）。 巴本非常法的措施的矛头也指向小工商业者、中等阶层劳动居民和中小农民： 1．货郎、手工业生产者和家庭生产者，即恰恰是“中等阶层”中最无财力的一部分人，得不到税劵。 2．手工作坊主和所谓“中等阶层”得到的税劵，相对地少于资本主义企业，因为他们的周转税较低，而且不缴纳基本税和运输税。 3．雇用新工人的奖励（每增雇一个工人奖400马克），只有相当大的企业才能得到。 对企业家来说，巴本非常法的最重要之处就在于发行税劵。发行税劵实质上意味着政府许诺将来降低税额。这种税劵其实就是国债。同时，税劵的发行是通货膨胀性的隐藏措施，而出于“心理学”的动机，却力图避免通过国家银行的途径。在这个方面，指出下列事实是很重要的：巴本政府的经济计划首先是在著名的国家统计局局长瓦格曼参与下制定的。这个瓦格曼曾制定过既为国社党所赞同又为全德工会联合会和德国社会党的头头所赞同的信贷政策计划（即沃塔巴计划，由沃伊廷斯基、塔尔诺和巴德根据瓦格曼的提议制定，以他们名字的头一个字来命名）。 税劵制度只不过是德国大资产阶级主要集团所构思的更加广泛的计划的前奏。巴本政府蓄意在加重劳动群众负担的基础上彻底改变税制。除了工资税外，政府几乎只注意日用品税，即向广大群众征收间接税。如果说这些税劵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它们为彻底改变税制创造了前提。不久前，8月19日出版的一期《钟声》杂志（“老爷俱乐部”的机关刊物）就指出了这一点。 必须放弃完全错误的德国征税原则。我们不能长期拒绝以间接税代替直接税，既然今后必须继续推行直接所得税，那么，就应该像战前那样，把最微小的收入也纳入征税范围，除全普鲁士所得税外，再征公用事业附加税。 这就预示着在保留直接税的同时，将废除低收入免税标准。资产阶级的税收政策证明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原理： “现代的国家财政制度，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说是一个原则。”（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66页。——编者注） 下面，我要谈谈社会保险问题。 非常法的第二部分涉及社会政治措施。这一部分使政府可以有充分的权力来取消社会保险。 这样，巴本政府就能独断地实施那些在国会中只有超过2/3票数的多数才能通过的措施。这样，就“不声不响地”取消了宪法中最重要的条文。巴本政府毫无疑问要取消整个社会保险制度。站在其后台的老板们已充分地强调了这一点。例如，上面提到的《钟声》杂志写道： “如果我们不决心使大多数国务部门，首先从社会政策方面……反过来服从个人的自由责任和私营经济的利益，那么，我们就不能整顿国家和国家财政，也不能使经济困难得到真正的缓和。” 《钟声》杂志第35期就社会保险问题写道： “为了共同的利益——归根到底并不是为了真正贫困者的利益——领导人现在必须着手任何一届国会都未曾着手过的一项艰巨而难以取得成效的任务，那就是采取断然措施，在仅仅维持绝对必要的支出的同时，大大缩小保险年金和津贴获得者的范围，从而使个人重新养成为自己及家庭负责的责任感。” 这样，取消社会保险就成为使劳动群众生活水平进一步明显恶化的总体系中的一个步骤。 大地主并不是百分之百地赞成巴本纲领，因为这一纲领还没有充分考虑他们的特殊愿望。 《前进报》已完全公开地声明：工会改良主义领导人力图抵制和破坏罢工，分散群众对非常法的反抗，而将群众的反抗纳入劳动法庭司法纠纷的轨道。 9月7日《前进报》上写道： “重要的是规定：凡根据非常法不再实行工资合同的地方，工会就得到斗争的自由。从此，和平的工资合同政策宣告结束。人们将尽力使劳动冲突中的这一思想在法庭上取得胜利。” 党和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对巴本的非常法立即作出反应。在群众集会上、工厂大会上以及在各种组织中，纷纷作出决议，进行反对非常法的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使用罢工这一武器。我们提出了一定的口号，以便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动员群众进行联合反击和行动。基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行动起来，结成统一战线，反对饥饿政策和非常法。”“打倒巴本政府！”我们在宣传中把第二个口号同最后一个口号“为工农业共和国而斗争！”联系起来。此外，我们还提出“不许削减企业中的工资”“必须完全维持原工资才能缩短工作时间”等口号。失业工人和在业工人有联合斗争，失业工人不要在降低工资和没有固定工资的条件下到工厂做工，也是动员群众的重要口号。 为了回击巴本政府向大地主和大企业主补助22亿马克，我们要求把这笔款项用来增加工资和失业工人救济金。我们已经向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基层组织提出这些口号，建议所有工人不问工会会籍和政治派别如何，进行共同斗争，以便全面地展开反对巴本法西斯纲领的群众性斗争。 德国资产阶级除了对内实施非常法外——不顾国内困难，而且正是由于国内困难——在对外政策上也力图施行比任何时候富于侵略性的政治计划。在世界报刊上对巴本-施莱歇纲领在武装方面的要求有各种不同的反应。例如，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表示赞同德国。英国开始持审慎态度，后来相当公开地反对这些要求。法国对德国帝国主义的这些新要求发出最富敌意的警告。现在，在资本主义稳定已经结束，形势已经变化的条件下，帝国主义力量的重新组合，使巴本-施莱歇政府的武装要求更加具有世界政治意义。 皮克同志在发言中已经分析了这一武装纲领的最重要的要求，并指出了这些要求的确切依据。他指出这里的关键是要破坏凡尔赛体系的新企图。这种企图，我们在布吕宁政府执政时已经看见过，当时德国资产阶级企图同奥地利建立关税同盟来削弱法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但徒劳无功。 毫无疑问，巴本内阁在武装问题上的新行动表明，德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侵略性加强和德法冲突尖锐化。此外，巴本政府企图再次煽起沙文主义情绪，使群众不去注意国内的饥饿和压迫政策、非常政策等。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关于武装的备忘录中涉及建立德国法西斯民警部队的一段话，还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备忘录中说：“至于防务体系，德国政府必须坚持，它也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有权在共同通过的决议和准则的范围内，根据本国的需要和经济、政治特点，组织自己的防务。这包括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组织变动（例如长期服役者现役期限逐渐变动）和自由决定本国军队结构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短期培训的特种义务民警部队，以维持国内治安和保卫陆海边疆的问题。”这一段话毫不掩饰地说明：纳粹的冲锋队和“钢盔团”的干部必然正式列入军队编制，以镇压革命运动。自然，这样的部队也一定会作为帝国主义军队使用。由此可见，把冲锋队编入军队，对德国资产阶级来说，既有对外政策意义、军事意义，又有内政意义。因此，巴本-施莱歇政府由于这个有内外政策意义的武装纲领，进行骇人听闻的进攻，决不是偶然的。德国资产阶级巧妙地利用各种分歧，把自已的政策放在帝国主义力量的较量上，以便在武装方面取得一定的让步，同时使自己易于在国内推行反对工人阶级的残酷措施。资产阶级助长沙文主义情绪，假装很坚决地反对凡尔赛体系。它企图用这种方法使群众不去注意资产阶级对工资和社会保险的无情进攻，对工资合同法和其他类似措施的破坏。 正如我们第十二次全会提纲中所正确地指出的，德国是凡尔赛体系的焦点。在德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加剧的同时，德国革命高潮的加速发展使凡尔赛体系的危机更加尖锐化。德国资产阶级竭力遏制和镇压革命运动，继续走法西斯的发展道路。它采取一切手段，力图找到摆脱危机的资本主义“出路”——德国沙文主义浪潮的增长，是同国内危机的进一步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德国，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经历着破产和贫困化的新过程。小资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眼看着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威胁他们的生存，但又部分地担心无产阶级革命会消灭他们，剥夺他们仅存的财产。这一切事实在劳动群众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中间造成有利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情绪。 马克思在《德国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中描述了我们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可以看到的这种特殊过程。马克思写道： “因此，这个阶级永远摇摆在两者之间：既希望跻身于较富有的阶级的行列，又惧怕堕入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既希望参加一份对公共事务的领导以增进自己的利益，又唯恐不合时宜的对抗行为会触怒政府，——他们的生存是操在政府手里的，因为政府有权使他们失掉最好的主顾；他们拥有的财产很少，而财产的稳固程度是与财产的数额成正比的，因此，这一阶级（小资产阶级——台尔曼注）的观点是极端动摇的。它在强有力的封建或君主专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顺，但当中间阶级得势的时候，它就转到自由主义方面来；一旦中间阶级获得了统治权，这就陷入强烈的民主主义狂热，但当低于它的那个阶级——无产阶级企图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就变得意气消沉，忧虑重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0页。——编者注） 这一段描写对现今的形势也是适用的。十分明显，小资产阶级阶层期望由于法西斯上台而获得较多的好处和利益；他们希望捞到一官半职，替换社会民主党的官吏。 还必须估计到，纳粹分子在其蛊惑宣传中拼命利用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首领对马克思主义威信的破坏。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王德威尔得和赫尔曼·弥勒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德国法西斯分子以此为借口，力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应对凡尔赛条约套在德国身上的枷锁负责。千百万小资产阶级群众无疑是相信这一点的。 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能影响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其部分原因就在于小资产阶级害怕革命。这一群众运动，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相对立的。甚至可以说，德国资产阶级利用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也是为了给债权国施加外交压力。 十分明显，作为资产阶级主要社会支柱的社会民主党，也是阻碍工人阶级在更高水平上向资产阶级展开革命进攻的制动器。 纳粹的群众运动队伍不仅包括小资产阶级阶层和农民阶层，而且有些地方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失业工人。资产阶级企图借助于这两大群众运动（纳粹群众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运动），以及中央党，实现赤裸裸的法西斯专政。 法西斯主义运动中正在显露出土崩瓦解的苗头，特别是在国社党阵营内。这种苗头也表现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基本群众开始强烈不满。这个内在过程是总的左倾化和革命化的一部分，它所达到的程度比初看起来要高。集结在施特拉塞尔周围、企图最近用合法手段在行政和国家机关内取得领导职位并将冲锋队员安插到这些职位上去的法西斯活动家，现在部分地怀有反对希特勒的情绪，因为希特勒在兴登堡前面提出要求：“要么得到一切，要么一无所有。” 施特拉塞尔主持参加政府。由于国社党内部的意见分歧，结果建立了所谓的北德意志同盟，参加这一同盟的有柏林、汉堡、柯尼希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上西里西亚和西里西亚的各个州组织。希特勒党内拥护这一派的，倾向于进行战斗，以便通过叛乱迫使政府允许国社党参政。而以希特勒为首的较为强大的另一派，则坚决反对这一路线。这就是法西斯阵营内部重新组合和分化的征兆。 最近的事件证明：由于巴本现在的纲领，国社党内部，尤其是冲锋队内部，情况在发生变化。各地冲锋队的首领纷纷辞职。萨克森地方自治议会的一个国社党代表放弃了席位。我们看到，在一些地方，国社党党徒有组织地加入反法西斯斗争同盟，普通的法西斯党徒起来造反，反对冲锋队首领，例如科隆、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以及萨克森州某地就发生了这种事件。这种突发事件在有的地方异常尖锐，甚至达到火拼的程度。例如：在杜塞尔多夫的冲锋队中，无产阶级分子群情激愤，以致格罗尔德斯特拉斯兵营中的士兵们起来造反，反对一部分营私舞弊的指挥官。有几个军官把一个造反者关起来痛打一顿。第二天夜晚，一群冲锋队员手持上弹的左轮手枪冲入国社党徒宿舍，声言要“整顿秩序”。 头头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防止了严重的对射事件。他们不得不立即同意撤换众所痛恨的列姆大尉，把他调到科隆去。 杜塞尔多夫市的《自由报》报道说： “杜塞尔多夫的冲锋队宿舍‘施拉格特之家’暂时关闭，以防止可能发生的直接冲突。在杜塞尔多夫的冲锋队员中间形成了各种相互敌对的小集团。” 在克雷菲尔德，冲突十分激烈。在雷姆沙伊德，也有一些冲锋队首领造反，结果只好把三个人（休勒、施瓦哈特和库普费尔贝格）解决。据报道，伍珀塔尔市冲锋队营房中发生了冲突。上周，那里有18名冲锋队员加入反法西斯斗争同盟。汉堡法西斯组织的当地首领考夫曼于今年8月4日在齐勒塔尔发表声明：“我们必须立即掌握政权，否则，我们所有的追随者都会在短期内离开我们。”考夫曼的声明证明了首领们的情绪。 下面举例说明我们的反法西斯运动的一些成果：番号为22/Ⅲ/107的冲锋队在莱比锡四处散发传单，都因群众自卫队的阻拦而未能得逞，最后，在警察保护下才发了传单。 下面是从关于反对“共党破坏”问题的一份法西斯通告中摘引的一段话： “德国共产党的所谓破坏性传单这几天又会在冲锋队员中流传。冲锋队的领导人必须立即收缴这种传单……必须千方百计阻止使冲锋队瓦解和混乱的任意企图。” 法西斯营垒中业已开始的瓦解现象，也表现在广大职员日益革命化上。由于我们在这些阶层中加强工作，他们越来越不相信国社党的政策了。 劳动农民进一步贫困化，法西斯分子为推行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制措施而采取公开的行动，革命工人积极反对拍卖农民财产，诸如此类现象也是法西斯营垒瓦解的重要因素。当然，我们丝毫也不能过高估计这些现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坚决反对对这些现象估计不足。采取反苏方针，国社党首领和中央党谈判，义务劳动营中的国社党徒受到严格军事训练，但首先是没有公开宣布“夺取政权”——所有这一切都会产生不满情绪，积聚起进一步瓦解的爆炸性因素。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发言中已经强调指出，在当前资本主义稳定结束的条件下，我们也必须注意已露苗头的法西斯主义瓦解的现象。第十一次全会正确地驳斥了对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错误估计（所谓进攻论，认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已被堵死，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崩溃的产物），因为这种观点就是对法西斯的发展估计不足，是有危害的；同样，当前的第十二次全会也必须批判对当前法西斯内部瓦解和崩溃的因素估计不足，必须与之斗争。 现在已经显露出来的法西斯瓦解的最重要征兆存在于下列现象中：法西斯营垒内部的意见分歧。国社党同“钢盔团”之间的矛盾。 国社党上层的分歧。北德意志同盟，希特勒，施特拉塞尔，戈培尔。国内社会矛盾。普通干部和军官之间因冲锋队加入资本主义国家机构而加深的鸿沟。具有越来越明显的政治动机的骚乱。对希特勒和中央党之间谈判的抗议，对巴本纲领等的抗议。义务劳动制实施后的失望情绪。对军事训练的抵制。对反苏方针的反对。由于法西斯组织对资本主义政府的措施承担越来越多的直接责任而日益增加的困难。一部分组织对希特勒个人的信任丧失等等。 我们在工作中必须估计到埃尔科利同志根据意大利反法西斯斗争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些话。我们现在就必须力求摧毁法西斯专政在群众运动中最重要的支点。我们必须努力使千百万群众摆脱法西斯思想的影响。 埃尔科利同志说： “……正确的方法就是在法西斯队伍中成立支部。当然，这是一个极其细致的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把阶级斗争引人我们的敌人法西斯队伍中去的问题，只有借助于这种方法，才能解决。” 在加强反法西斯的群众斗争时，群众性的思想斗争应该成为反法西斯斗争中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有了许多重大的创举。 在反对凡尔赛体系的斗争方面，我们在“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纲领”中阐明了我们对民族压迫问题的观点。我们认为，在凡尔赛体系的条件下，民族压迫是与国际剥削相联系的。在这里我们力求接近各个不同的阶层，特别是接近国社党中的劳动人民，以便把他们引人无产阶级进攻的阵线。 一方面，洛桑协议、非常法、资本家对国社党运动的公开支持；另一方面，我们动员小资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参加革命斗争，——所有这一切都大大加速了法西斯营垒内部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当前严重尖锐的局势要求我们不仅要从社会民主党的营垒中吸收越来越多的力量来加强反法西斯战线，而且要把法西斯营垒中那些最积极但又误入歧途的人争取到我们方面来。但是，我们在同拥有百万之众的国社党进行思想斗争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向冲锋队中的杀人犯和匪徒进行最无情的斗争。 在当前阶级矛盾尖锐化，可以说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和革命高潮的增长在如此高速度的条件下，我们德国共产党必须根据第十二次全会所提出的任务，采取一切措施，更加充分地发挥无产阶级的阶级威力来反对资产阶级。 德国法西斯主义发展的特点是：法西斯专政从来没有在如此声势浩大的与社会民主党携手并进的群众运动（国社党就代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过，同时，在法西斯主义发展的情况下，德国无产阶级也从来没有如此强大的共产党。 无论是第十一次全会已加批驳的特殊的“进攻论”（认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已被堵死），或者是后来出现的认为法西斯主义已经取胜、法西斯专政已经全面展开的观点，都应该受到第十二次全会的谴责。对法西斯不论是过高估计或过低估计，都会引起最危险的后果。 我还要就我们反对凡尔赛体系的斗争讲几句话。我认为，近来我们在反对凡尔赛条约、反对洛桑协议的斗争中可以说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在职员群众中的工作也有一定的成绩。国社党营垒已经开始瓦解，群众日益左倾，群众对国社党的政策更加不信任，这一切使我们有新的可能加强这方面的群众工作。 我们提出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纲领、我们党中央二月全会所通过的宣言，是我们反对凡尔赛体系及其拥护者的重要工具。前几天发出的新的号召书，给巴本政府的纲领作了明确的回答，指出了对凡尔赛体系进行联合的、群众性的、国会外的斗争的道路，以及今后我们进行这一斗争的路线。我们提出武装无产阶级的宣传口号，来对抗巴本-施莱歇政府提出的帝国主义的武装纲领。 在反对凡尔赛体系的斗争中，我们必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话，使劳动居民的中等阶层也能理解。我们必须进行真正群众性的斗争，使这些阶层也跟着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参加反对凡尔赛体系的战斗。对于凡尔赛体系引起的一切问题，我们必须天天在广大群众面前以我们解放纲领的精神作出反应。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革命态度，既反对德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武装要求，又反对和平主义者解除武装的要求。我们必须指出：如果无产阶级在1918年得以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并毫不留情地实现以武装的工人阶级为依靠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现在就不会有什么非常法，不会有什么巴本，也不会有什么军事赔款了。 全党必须更为强烈地意识到，在德国，我们是反对凡尔赛体系的最早的、唯一的战士，早在纳粹党出现以前很久就是如此，我们必须严密注意，使我们反对克扣工资和反对非常法的斗争同我们反对凡尔赛体系枷锁的解放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我们必须把小资产阶级群众对战胜国的仇恨首先引向本国政府，引向本国政府资产阶级及其帮凶。我们必须向群众讲清事件的内幕。必须向群众指出，本国资产阶级在掠夺劳动人民方面的宪兵工作同战胜国榨取军事赔款的镇压措施之间是紧密联系的。 德国共产党必须更加注意边境地区的德国人和侨居国外的德国劳动人民。决不能让他们继续受国社党的影响。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只有在将来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废除凡尔赛体系枷锁的条件下，他们才能够取得自决和归并到全德意志苏维埃国家的充分权利。同样，我们必须加强工作，争取德国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例如波兰工人）。 我们必须更加坚定地同法国共产党并肩进行反对凡尔赛体系的斗争，并使之家喻户晓。 为了纪念1923年的鲁尔区被占领十周年，德国代表团提出如下建议：1933年1月在德国和法国就鲁尔区被占领十周年举行广泛的群众集会，会上由占领区的前法国士兵和德国工人讲革命无产阶级对凡尔赛体系的共同的解放斗争。此外，1933年1月还要向德国、法国、英国、波兰和比利时的无产者发表共同宣言，号召他们宣誓为反对凡尔赛体系的奴役压迫共同进行兄弟般的斗争，强调“敌人就在自已国内”这一口号。我们法国的兄弟党必须特别加强在军队中的宣传工作（如“士兵从鲁尔冒险行动中得到了什么好处？”）。此外，我们还必须组织大规模的边境集会和示威游行，提出反对凡尔赛体系和进行国际革命解放斗争的口号。 （休会） （9月14日晚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会议第三十次会议） 主席：库恩·贝拉和皮亚特尼茨基 台尔曼继续作总结发言 现在我来谈一个问题：社会民主党上层及其政策法西斯化的过程如何表现在德国资产阶级向法西斯专政发展的过程中呢？尽管资产阶级迫使社会民主党首领辞去最重要的国家职务和行政职务，但是，社会民主党上层的法西斯化过程依然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德国社会民主党企图用“左”的理论，用蛊惑人心的欺骗花招引诱一部分工人阶级进入了法西斯化持续加强的过程（对布吕宁政府采取忍让政策，选举兴登堡，等等），而且他们的这一企图在一定程度上得逞了。社会民主党领导的主要企图是：支持法西斯，缩小它的危险程度，阻止群众对企业主和整个法西斯专政开展决战。社会民主党的这一立场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何表现呢？有一个时期，当法西斯专政还未发展到如此尖锐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一般地把法西斯主义当成不屑一顾、微不足道的现象。不久前，社会民主党还把法西斯主义说成只是小资产阶级的运动，而不强调它对大工业的依赖性，不指出法西斯主义主要是大资本手中实行暴力和恐怖的工具。 社会民主党对布吕宁内阁忍让的一贯政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积极支持。社会民主党借口同法西斯斗争，根据“作恶较少”的理论，年年对布吕宁政府采取忍让政策，这样就为巴本政府和法西斯主义扫清了道路。除此之外，社会民主党人在根本谈不上法西斯叛乱的危险的时候，却大谈这种威胁。 社会民主党散布两个“理论”：一个是必须让国社党“自行破产”；第二个“理论”与第一个有联系，认为希特勒—施莱歇的可能掌权，尤其是巴本内阁的存在，毕竟胜于“纯粹”法西斯的希特勒政府。这样，也就为对希特勒内阁的忍让政策作好准备。由此我们看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社会民主党都是支持法西斯化措施的。就在不久前，资产阶级还宣扬所谓“第三阵线”（应当包括一切人士，从施特拉塞尔经施特格尔瓦尔德到莱帕特），企图以此创造条件，使几百万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拥护法西斯专政的政策。社会民主党给巴本内阁起外号，叫做“希特勒贵族政府”，目的是专门掩盖这个政府对大工业的依附。他们闭口不谈这一点，因为他们想阻止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中的群众不去进行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的首领们企图借此防止企业中反对巴本内阁的斗争扩大。 社会民主党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在每一阶段都伴随着一定的“社会”蛊惑宣传和相应的吹捧。过去，他们大谈臭名远扬的“自由的人民国家”，大谈“国家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的过渡。社会民主党企图用这种办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绑住千百万群众的手脚，以此支持法西斯化。近来，社会民主党企图利用某些“左”的欺骗花招和口号，如“改组经济”“社会主义股票”等。他们甚至是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大谈“社会主义建设”。近来，我们看到法西斯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互相接近和达成协议的各种尝试。众所周知，国社党和社会民主党已经就义务劳动和“就业计划”问题达成局部性的协议。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这一高度法西斯化的过程使社会民主党营垒内发生新的深刻变化。有些同志已经十分正确地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左倾化过程和分裂过程将与意大利、波兰等国不同。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的上层人物现在已经同法西斯专政合作。在许多地方，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被撤除国家职务和行政职务。而社会民主党首领，如诺斯克和策吉贝尔则依然在法西斯专政的政府中担任职务。但是，在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党员中，也同在中下层工作人员中一样，由于他们的社会法西斯首领的这一政策，发生了新的、日益深刻的左倾化过程。这一切使我们有很大可能在社会民主党运动和改良主义工会运动中加强我们的革命群众工作。正是现在，在德国事态发展的现阶段，社会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最明显地表现出“孪生兄弟”的相似性，斯大林同志曾十分正确地强调过，当然这种相似性不是绝对相同。我们的提纲正确地指出，决不能简单地把社会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必须具体地揭露法西斯主义这两个派系各自的特殊方法和特殊策略措施。在当前法西斯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削弱我们同社会民主党这个资产阶级主要社会支柱的原则性斗争，就是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因为如果群众轻视这一斗争，就可能产生把社会民主党看成反法西斯力量的危险想法。社会民主党采取虚伪的反对派立场，它不参加政府，它以一定的“左”的蛊惑宣传来美化自己的政策，这些事实使千百万工人就难以了解其首领的这一叛卖政策的真正意图。因此，我们必须比过去更加坚决地揭露所有这些事实，用阶级观点来加以阐述和论证。 近来，我们党根据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决议，对主张削弱同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性斗争的种种倾向，对认为同工人阶级内部敌人斗争的主要矛头应该不是指向社会民主党的那种意见，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对这方面的所有倾向，我们将继续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在巴本政府掌权以后，德国的个别同志在我们的政策和策略的这一基本问题上再次表现出偏离党的总路线的某些倾向。我们党的领导激烈反对一篇题名为《制度更替》的文章中所持的观点。这篇文章提交书记处审阅后不许发表。这篇文章中有一个绝对错误的论断：“资产阶级暂时不会同其主要的社会支柱—社会民主党合作。”此外，还有其他不正确的提法。这里暴露出作者对社会民主党在当前形势下的作用作出了完全不能允许的评价。这篇文章由于不正确评价社会民主党的作用而得出的策略结论，实质上同我们党柏林区委向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关于举行联合示威游行的建议是一致的。我们党中央曾以充分的理由指责和修改了这一建议。这篇文章还说： “现在领导权已经不在‘民主派’手中，而在法西斯派（？）手中，而这个法西斯派还应该是革命群众斗争的主要打击对象。在这样的打击方针下，我们将会执行和社会民主党假反对派所执行的同一条路线，这就是事物的本质。 近来我们在议会制方面（？）和议会外斗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清楚地表明我们已经开始的策略变化。 但与此有关的首先是柏林—勃兰登堡州委向‘钢铁阵线’提出的举行反法西斯联合示威游行的建议。”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还有不正确的估计。我们尖锐地批评了柏林州委向“钢铁阵线”上层提出的建议，因为其中过高估计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成熟程度，而过低估计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通过下层统一战线组织广泛行动的力量，并且对团结统一问题上的温情主义倾向让步。十分明显，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如此歪曲我们党路线的文章在党内和社会上流传，否则它会造成极大的混乱。 我还要谈谈各个残余派别。这就是现在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布兰德勒派和托洛茨基派。社会法西斯的这些“左”派，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布兰德勒派，就在最近这个阶段暴露了他们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真面目。斯大林同志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一封十分重要的信件，极大地帮助了所有的党、尤其是我们德国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反对暗藏的卢森堡主义残余和托洛茨基主义残余。所举的例子表明，令人遗憾，这封信的全部意义并非在任何地方都能及时地充分地得到理解和说明。在对卢森堡主义的评价方面，以及在我们自已队伍中的反革命思想体系——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上，还存在严重的糊涂观念。在对中派的正确评价方面，斯大林同志这封有历史意义的信件有力地帮助我们迅速纠正并消除德国共产党内的糊涂认识和《红旗报》的错误。 在德国法西斯主义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下，叛徒和脱党分子中的小市民发展了各种反革命理论。这些残余集团虽然在组织上很弱，但在工人阶级的个别部分中却能够造成并在一定条件下已经暂时地造成某些混乱。近来，这些人不止一次地向我们和工人阶级提出“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党联盟”的问题，以及在国会选举中“联合提名”的问题。托洛茨基郑重其事地希望共产党人同谋杀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凶手，同策吉贝尔、同巴本政府安插在岗位上压迫无产阶级的任何一个警察总监一起行动。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企图以自己的文章把工人阶级诱入歧途，坚决主张德国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上层进行谈判。他声明： “必须切实地作好充分准备，同社会民主党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必须迫使社会民主党接受反法西斯同盟。” 这等于离开我们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采取比1923年布兰德勒德国共产党中央根据错误的国家理论、错误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同社会民主党结盟政策而采取的路线更坏的路线。 我们和德国革命无产阶级在1923年10月失败的日子里，最深切地经受到这一“左派社会民主党”政策的严重后果。 接着，托洛茨基在其对共产国际充满刻骨仇恨的文章中坚持这样的论断：“‘胜利了’的法西斯主义总有一天会成为客观矛盾和自身虚弱的牺牲品。”’ 除了认为法西斯主义已经战胜工人阶级，这个宿命论观点，这个危险的失败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理论”，托洛茨基还要求：一旦在德国建立希特勒政府，苏联红军要立即开始向德国进军，即要苏联向德国宣战。这个“激进的”建议是一种挑衅，客观上丝毫也不亚于戈尔古洛夫、瓦西里耶夫、施特恩等人的犯罪行为。站在反苏的反革命先锋队前列的托洛茨基，竟敢指责共产国际“向法西斯主义仓皇投降”。 纠集在乌尔班斯周围的叛徒，原来的托洛茨基分子，也有类似的路线。他们将自己的乌七八糟的著作冠以《共产主义旗帜》的书名出版。他们也企图在革命工人队伍中制造混乱。《共产主义旗帜》甚至作出这样的声明： “共产党必须而且能够在工人面前提出明确的目标。而现在这个目标就是魏玛联合政府。如果有了共产党人的帮助，这个政府就可能建立。” 这样说来，德国共产党不仅必须同社会法西斯结成“同盟”，而且还必须同中央党，大工业家克莱克纳、路易斯、哈根的党，同巴本先生、布拉赫特先生、勒文施泰因公爵的中央党结成“同盟”。这些叛徒的这一反革命方针表明他们堕落到了何等地步。 赛德维茨和罗森菲尔德的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同德国的布兰德勒分子一起，也坚持“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党联盟”的口号。最近的国会选举（7月31日），德国共产党得89席，而以赛德维茨为首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连一个席位也没有得到，这表明了这些残余集团根本无足轻重。 但是，如果放弃或者削弱反对叛徒的斗争，那就是一个失误。必须估计到，他们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左”翼，其理论适合无产阶级某一部分人的最落后的观点，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仍然会引起混乱，惹起许多政治灾祸。 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支持法西斯措施的政策，已经在他们自已的队伍中遭到最有力的反抗。 最仇视德国无产阶级的分子是冲锋队，是这些法西斯杀人犯。近几个月来更是这样。凡是群众对这些恐怖集团实行进攻的地方，凡是我们通过群众真正革命的回击成功地消除个人恐怖趋势，把无产阶级各个部分结成群众反法西斯战线的地方，我们都大大加强了我们在当地整个工人阶级心目中的威信，进行了广泛的统一战线行动。我们不仅在选举中取得了成就，而且能够在许多场合发动局部的经济罢工、示威罢工和群众性政治罢工。通过反法西斯运动，我们把许多社会民主党工人、改良主义工会工人和基督教工人吸收进我们的群众自卫队伍。这样，这支自卫队事实上就是无产阶级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真正的自卫武器和进攻武器。这些自卫组织对政治问题表现出日益深厚的兴趣，它们越来越多地接受革命斗争的思想。我们可以有充分根据说，在这里我们已取得真正的成功。 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些自卫队的成分。就拿汉堡来说吧。有一个自卫队有125名无党派工人，10名社会民主党人和65名共产党员。另一个自卫队有15名无党派工人，20名社会民主党人和30名共产党员。第三个自卫队有56名无党派工人，24名社会民主党人和30名共产党员。还有一个自卫队有158名无党派工人，6名社会民主党人和96名共产党员。 在杜塞尔多夫州、科洛以及鲁尔区，我们都在尽吸收基督教工人参加这些群众自卫队。在雷姆沙伊德市罗森休格尔区，我们有一支由75人组成的自卫队，其中有40名天主教工人和20名资产阶级射击协会成员。现在，对党来说，关键的问题是使无产阶级战斗队伍的深仇大恨、主动战斗精神和真正进攻情绪指向最可恨的阶级敌人，指向巴本政府和资本家的进攻。为了能真正发动失业工人群众，特别是在业工人群众反对削减工资的种种新花招，就必须这样做。例如，在发生重大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广泛的群众抗议运动具有政治性质，而且后来在产业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也引起一定的运动。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看到与波兰性质相似但水平更高的新的斗争形式的萌芽：一支反法西斯同盟的队伍举着红旗来到一个工厂；有一个人发表演说，向工人说明情况，号召他们宣布反对非常法政策的罢工。在伍珀塔尔市，几个月前我们一天就使9个企业参加反法西斯的抗议罢工，每个企业至少各有300名工人。这9个企业都是团结一致地举行这次罢工。我们力求扩大和增加这类事件。 工人阶级根据过去的经验开始了解，在危机尖锐化等条件下，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是找不到摆脱危机的任何出路的。现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比以前更加注意、更加乐于倾听共产党的日常口号和最终口号。这就大大加强我们党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地位。 我们现在来谈谈德国共产党的内部发展问题，谈谈联系党内某些现象贯彻共产国际的总路线的问题。在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反对社会党的复杂斗争中，我们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更加成熟了，加强了外部和内部的阵地。我们党拥有几十万无产阶级战士和经过考验的干部，其中有一部分人具有地下工作的经验。除了党以外，我们还有众多的反法西斯群众组织，这些组织不仅政治上坚强，而且在组织上也得到发展，尤其是最近时期。由于我们的思想工作，我们有广泛可能通过召开专题讨论晚会、散发材料等方法加速国社党冲锋队，尤其是德国旗帜党中业已出现的瓦解现象。这一事实为成功地发展群众性反法西斯斗争开辟新的前景。近来，反法西斯同盟和其他群众组织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7月31日我们取得的选举胜利，这是德国共产党的群众力量的证明，在国会之外，也具有重大意义。只有根本不了解德国革命运动高涨和革命行动发展的条件的人，才会低估或缩小这一胜利的意义。谁要是不重视加强德国共产党的主导作用或降低其作用，谁要是在当前困难条件下企图削弱这一主导作用，他也就不能理解，在反对一切阶级敌人的坚持原则的选举斗争中取得530万张选票这一事实本身具有什么意义。我们务必十分认真地满怀革命激情地善于找到革命群众工作的一切新方法，并通过新的斗争形式越来越勇敢大胆地以无产阶级的群众性回击来对付法西斯专政的突然袭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巩固这些胜利。 不错，选举结果再一次有条件地反映阶级阵线方面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革命工作总的状况，是党及其同群众联系的总的状况。8月3日，在全德州委书记会议上我们指出：我们已经在选举中战胜了社会民主党，而现在，我们必须在企业中和工会中削弱它的群众影响，在这些阵地把它摧毁。尽管敌人采取不顾死活的手法，尽管他们对我们战线施加空前的压力，尽管他们挑拨性地企图在精神上瓦解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但是，我们在阶级战斗的烈火中成长壮大起来了。 各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例如在德国，要把我们党的指示和有关日常斗争性及其任务的具体指示生动地传达给几千名新党员和几十万各种群众组织的新成员，要把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机会主义的全部国际经验介绍给他们，使我们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不歪曲共产国际的总路线，避免右倾机会主义倾向，防止陷入“左倾”宗派主义，要做到这一切，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德国的斗争经验也向我们证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能使党内问题离开一般政治问题。 我想在这里指出党内问题、共产党内部发展问题同总形势的某种联系。在历史和政治发展中根本不可避免的转折点总会在党内引起一些特殊现象，为由于没有充分了解斗争所处的新条件而发生动摇。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危险是，低估革命的可能性，向阶级敌人投降，对我们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无能为力。但是，也存在另一种危险——貌似革命的过火行动，言之无物的夸夸其谈；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主义，对于这种危险，也必须坚决反对，并毫不留情地加以消除。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时我们确认战后第三个发展时期已经到来。当时有些同志就表现出各种倾向，过高估计资本主义稳定，错误估计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左翼”。也有人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面前屈服，过低估计主观因素在利用革命可能性方面的作用，等等。凡在表现出这些错误观点的地方，共产国际都以布尔什维克精神支持各国共产党无情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同右倾机会主义调和的怯懦态度，同时激烈反对估计当时革命可能性的一切貌似“革命”的过火行动。一切方面的事件进程都证明了共产国际总路线的正确。必须肯定，事件的发展空前地提高共产国际在全世界的威信，提高了它在千百万革命战士心目中、尤其是在各国共产党普通党员和干部的心目中的威信。第十二次全会确认资本主义的稳定已经结束，制定了共产国际总路线，并在当前形势下把它具体化。虽然我们丝毫不想把现在的形势和第六次代表大会时期的形势等同起来，但是，无可争辩的是，现在，在资本主义稳定告终的条件下，又出现了某些低估革命可能性的情绪和倾向，有人不大理解我们在当前客观条件下应该进行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日益增加的战斗任务。共产国际及其所有支部都必须警惕在这次全会上有所反应的所有这些情绪。我们党过去对一切倾向——不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宗派主义，都进行了无情的斗争。近来，当阶级敌人对党的压力大大加强的时候，我们党不遗余力地在我们战线的各个环节（不论在工会运动中，或在工厂工作中，或在失业工人斗争中）克服并消除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任何表现。 然而，在策略问题的一般评价方面，在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方面，特别是在革命家的群众政策方面，个别干部仍存在一些错误观点。 我们联共（布）党代表团的朋友们已经谈了与诺伊曼同志的意见分歧。我认为还有必要依据新的事实来阐明这个问题，并举些例子来说明我们与诺伊曼同志和其他一些党的工作者之间的政治分歧。 我们拿执行共产国际第十一次全会的决议问题来说。难道德国共产党在执行第十一次全会决议方面，在法西斯主义发展问题方面，没有发生过某些动摇吗？没有某些糊涂观念吗？当然有过。但是，这些动摇已经克服。下列事实就说明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估计不足：诺伊曼同志在谈到国社党在1930年9月14日国会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时宣称，这是“希特勒最好的日子”，是这个运动的顶峰。结果就错误地估计这个有几百万群众参加的运动，暂时地忽视了我们在这些群众中的工作。诺伊曼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1930年12月，也就是大约在国会选举后过了三个月，他坚持说，“法西斯专政已经存在。”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说服群众，动员并激励他们去反对法西斯专政进一步发展的各种形式呢？这里一开始就有极其重大的意见分歧。 那时我们可以说，布吕宁政府只是一个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政府。而现在，在法西斯进攻进一步扩展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力图通过巴本政府这个同特定政党没有联系的法西斯专政政府，实现极端敌视劳动群众的法西斯措施。 当我们后来力图更灵活地实施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政策，说“我们兄弟般地向社会民主党工人伸出双手”时，不止一次地有人挖苦我们，如诺伊曼同志说我们“跟着社会民主党工人屁股跑”。 这一切证实了德国代表团的意见：诺伊曼同志不赞成我们正确的策略路线。在我们党内产生了如何实施统一战线策略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这里已经受到了批评。我们采取什么说法——“革命统一战线”，还是“红色统一战线”“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还是其他说法，这个问题决定于各国形势的特点。但是，如果我们在德国赞同诺伊曼所坚持的观点，认为必须用“红色工人战线”的口号来代替“红色统一战线”的口号，才能更加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那么，这样只会使群众的团结愿望更难实现，并会把重要的阶层从统一战线中排斥出去。“红色统一战线”这个口号是争取社会民主党工人未参加组织的工人和一般劳动人民加入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以实现自身要求的最重要工具之一。 在工会内部工作方面，也有一些错误口号为诺伊曼所支持，如“粉碎全德工会联合会”。号召在工厂中暂时停止缴纳工会会费，也是错误的。诺伊曼同志和其他同志那时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创立红色工会和工会联合会，尽管并不具备这样的前提条件，也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 有一个时期，而且是相当长的时期，我们在反对国社党的斗争中提了一个错误的口号：“见法西斯分子就打”。特别是在第十一次全会上，德国代表团还不认为这个口号是一个严重错误。后来，诺伊曼同志还认为：不能认为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只不过已经不合时宜，不适应当时形势罢了。“见法西斯分子就打”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口号使我们难以向反对资本主义的国社党追随者发表意见而且妨碍我们向国社党开展真正群众性的思想斗争。在法西斯主义发展的条件下，我们一方面不应丝毫削弱群众性的战斗反击，同时也不应一小时、一分钟拒绝接近这个几百万人的运动，而应以更大的灵活性和毅力使无产阶级分子和具有反资本主义情绪的法西斯追随者脱离法西斯阵线。 当我们为了找出并克服在贯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决议方面的缺点，在我们自己队伍内开展思想斗争时，往往有人跟我们捣乱。在评估缺点的问题上，在为消除这些基本缺点而进行真正自我批评问题上，我们和诺伊曼同志之间没有任何一致的看法。这样就发生极其重大的分歧。诺伊曼同志甚至不能理解：理论和实践有着统一性，在总的形势尖锐化的条件下，在我们反对一切阶级敌人的原则斗争十分尖锐的条件下，我们对基本问题必须力求在理论上搞得十分明确，才能在实践上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复杂的革命任务。 第十一次全会结束后大约经过五六个月，在检查全会决议的执行情况时，我们发现在我们工作的各个问题上仍然不符合第十一次全会提出的方针。当我们着力修正我们在个别问题上不明确、不准确的观点时，当我们开始取得思想进展时，我们在这方面又碰到了阻力，特别是诺伊曼同志的阻力，他不相信也不理解充分搞清第十一次全会的基本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斯大林同志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这一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文件出现以后，《红旗报》发表了这封信，加了一篇经诺伊曼同志审阅的序言。这篇序言有两个严重的政治差错，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加以纠正，这一点乌布利希同志已经在这里谈过了。 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我们党战胜了布兰德勒派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左倾’思想泥潭。” 这样，这里违背斯大林同志的明确指示，没有把托洛茨基主义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先锋队，而把它说成是“思想泥潭”。对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左翼”，也作了不正确的评价：“中派主义政党，诚然是一个在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之间采取无原则立场的小组织，但它再一次力图阻止社会民主党工人转向共产党阵营。” 这样说来，诺伊曼同志在最本质的问题上根本不了解斯大林同志的信的全部意义，而在理论问题上表现了严重的轻率。 另外，诺伊曼同志还文过饰非，企图用客观困难来掩饰自己，这正是第十一次全会坚决加以谴责的倾向。诺伊曼把党的工作的缺点说成主要是由于客观因素（这是同德国共产党中央二月全会的决议相矛盾的）。在德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我们已谈到了这一点： “我已……指出，为消极被动和斗争不力等辩护。不许用客观困难掩饰自己，对于这个问题在讨论过程中已显示出完全一致，这是非常可喜的。至于因危机而额外造成的进行罢工的困难，如失业等，我们已经指出，虽然这些困难一方面使罢工斗争复杂化，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客观因素也有助于进行群众斗争。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看到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不仅应该看到困难，而且应该看到来源于同一事实的革命因素。在讨论德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时，也必须这样看问题。 尽管凡尔赛体系给德国革命带来了巨大困难，尽管与德国无产阶级相对立的，不仅有德国资产阶级阵线，而且还有广泛得多的全世界战胜国阵线，但是，同时，在这一凡尔赛体系范围内，德国的革命因素也在壮大。” 诺伊曼同志也反对《国际》杂志对中央委员会的一份由他审定的号召书的批评，这份号召书中出现了《三国劳动者同盟》的错误口号。 他反对党的领导因错误估计法西斯主义而作的自我批评，而这种错误估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已加以纠正。他不同意我们对个别同志（如朗格纳）的文艺作品进行公正而十分必要的批评，而对他的朋友表现出庸俗的偏袒态度。在这几点上，我们同诺伊曼同志有严重的意见分歧。 为了领导班子的团结，这些政治分歧点有许多在过去都没有公开过。在策略问题上出现观点分歧，这是常有的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这些分歧影响到党的总路线的贯彻，威胁到布尔什维克坚定性、革命成熟性和革命群众政策时，如果我们各以自己的方法在工会、工厂和失业工人中贯彻统一战线政策，错过有利的客观机会，那么，就不得不如《国际》杂志的文章（尽管诺伊曼和其他一些同志反对，还是刊登在1931年12月号上）。那样，在这方面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后来发展的事实和我们的成就，都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因为几个月的反法西斯运动已经表明，我们以更大的勇气和干劲使群众摆脱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影响，并把他们吸引到革命的阶级阵线中来。现在我们在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必须表现出来的这种灵活性，使我们党更加成熟，使党的应变能力大大提高。 除了诺伊曼同志外，我们党内还有个别同志不仅时常在党员中散布他们自己的错误观点，而且采取捣乱措施来破坏领导工作的威信。在当前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到处蓄意破坏党的领导的威信，这样困难而尖锐的局势中，谁要是从党的内部来破坏这种威信，谁要是采取捣乱措施，他就是蓄意破坏整个党的统一团结。而当这种行为带有派别性质时，那么，我认为，这就不仅是破坏革命纪律，而且是践踏党章和组织原则，破坏党和基本原则了。如果身为中央委员的诺伊曼同志今后还要采取这种破坏党的统一的可耻手段，那么，这必然会使他的政治生命很快死亡。我必须向全会报告，1932年8月2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会议对采取捣乱措施和其他派别活动反对党的领导的诺伊曼同志通过了一项决定。这个一致通过的决定中说：“把海因茨·诺伊曼同志开除出德共中央政治局，免去其后补委员职务。今后若再企图进行宗派活动，党和共产国际将采取进一步的组织措施，特此警告。” 我们拥护政治书记处关于诺伊曼同志的决定，并向他的朋友们提出警告。 对那些破坏和阴谋抵制党和共青团的工作的同志，如果他们继续企图败坏党的领导的威信，我们将作出而且不能不作出组织结论。 这不是个别同志之间的争斗，像有些人恶意煽动地、错误地武断的那样，而是群众政策问题和改进我们党全部工作的问题。这不是次要问题，而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贯彻党中央的决议的基本问题。在当前异常尖锐的形势下，党中央的这些决议向领导提出要求：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削弱革命纪律和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认为，为了更积极地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和我们党中央的决议，我们必须作出须克服有些地方表现出来的只限于宣传鼓动的倾向——克服这种由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培养和支持的，由议会选举培植起来的倾向。对党的负责干部，必须进行内部的调整。每一个党员都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工作的重大责任。 党的领导机关必须成为真正集体的有能力的机关，必须加强自已的工作并改进工作质量。同样地，我们要努力改进我们党团在群众组织中的领导，以便在必要时刻能把所有无产阶级组织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到最重要的战略要点上去。 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使党的领导机关和群众之间建立良好的直接联系。为此，首先必须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我们要取消枯燥无味、拖泥带水的文牍主义，而使我们党员的注意力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带决定性的要点上。 我们已经开始精简党的上层机构，扩大并加强基层机构，这一工作将继续进行下去。德国代表团的同志在参观莫斯科“狄纳摩”工厂（莫斯科发电机厂）时看到，这个工厂根据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指示，进行党的机关的改组工作，在加强基层干部的同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发挥我们基层领导机关和基层党组织的独立主动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将认真地向他们指出他们在未来战斗中所负的全部直接责任。7月20日恰恰暴露出我们党内严重缺乏主动精神。由于我们的敌人每时每刻都可能向我们发起突然袭击，我们的干部必须能迅速地毫不迟疑地作出反应，这种能力是我们的革命政治所迫切需要的。 时不可失，我们不能让突然事件把我们搞得手足无措。我们要竭尽全力使我们的干部建成一个具有战斗力、时刻准备进攻、能随机应变的战斗的党，这个党将使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不可能再重演7月20日事件。 我们即将采取措施，着重激发我们那些秘密工作的工厂支部的革命主动精神。这些支部应该同党和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党支部的内部生活必须极大地活跃起来，开展起来。如果，我们的基层单位不活跃，我们就不能消除党内严重的流动性。我们将不再像以前那样通过暂时派出突击队的办法只是偶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大企业中，我们将把优秀同志派到工厂去长期工作，在工作期间他们必须开展坚持不懈、细致耐心的工作，来加强并扩大我们支部的群众影响。 我们要认真地研究和贯彻第十二次全会的报告和决议，努力提高我们党员群众的水平，使他们能够迅速而坚决地采取必要的措施。我们要把思想斗争和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的方法结合起来，保证在群众中贯彻正确的总路线。这方面的保证越大，那么，7月20日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弱点和缺点，决议的通过和执行之间的脱节现象就会消失得越快。 最后，我们将以政治上尖锐的但充满同志友爱的方式给共青团提供迫切需要的帮助，并通过某些业务干预来加速这一过程，使共青团成为无产阶级青年的群众运动，成为反法西斯的锐利武器，使共青团通过消除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群众影响，成为青年革命积极分子和社会主义战士的集合点。 最后，谈谈由于党即将被禁止而引起的问题：如何将一切合法机会同不合法工作最紧密地结合起来；如何创造前提条件，给基层单位提出保证：共产党将准备好在遭到禁止的情况下继续履行自己的阶级任务。《红旗报》和其他报纸已被查封四个月，《反法西斯行动报》和其他群众机关报已被查封六个月，这一事实，如同法西斯化全面加剧一样，迫使我们采取一切措施来保证和进行不合法工作。 雷梅尔同志说过，党的主要任务是“党内步调一致。” 我们德国代表团宣布：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是对法西斯主义，对资本的进攻，对法西斯专政的任何形式和任何侵犯，进行进攻性的群众斗争。我们必须在这一斗争中根本消除我们的一切弱点和缺点。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反对法西斯专政各项措施的斗争提到更高水平的问题，谈谈我们党在用革命方法摆脱危机和争取建立工农共和国的斗争中所面临的任务。 我已经谈过，随着反法西斯运动的开展，我们找到了动员群众的初步形式，这些形式显示无产阶级和党的战斗力发展到了较高水平。 第二阶段就是在工厂开展反法西斯行动。德国政治发展的新因素，资产阶级和法西斯政党的措施，更加促使我们广泛发挥群众的主动性，以引导群众参加大规模的群众政治斗争，动员群众反对降低工资，反对饥饿政策，反对现在巴本政府所推行的武装政策。我们在阿尔托纳的反法西斯群众斗争的光辉典范，在全德反法西斯战士中得到了最热烈的响应，并使资产阶级惊恐万状。事实上，打退法西斯进攻，在工人区进行持续几个小时的武装搏斗，是反法西斯群众斗争开始的信号。 社会民主党现在开展了所谓《社会主义行动》的运动，企图再次以此来欺骗群众。希特勒党以其所特有的卑劣伎俩蛊惑性地宣传“反对反动派的斗争”。资产阶级借助于国社党虚假的反对派立场，借助于社会民主党，大力利用纳粹来实行恐怖措施，同时利用社会民主党这个反对罢工等的主要社会支柱，企图巩固并扩大对无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国社党机关报《普鲁士报》在谈到同全德工会联合会领导达成的协议问题时顺便说道： “特别需要读一读工会的纲领。为纯粹的、有权威的社会主义寻找共同的道路。工会同红色战线的犹太一莫斯科（！）领导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那些为劳动人民服务过的还没有官僚化的工会官员知道，革命的工会反对派总有一天也会遵照犹太人的命令把他们就近吊死在路灯柱上。在坚持世界革命方针并充满布尔什维克激进情绪的新闻工作者同工会工作者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在国家统一由于遵照犹太人命令行动的红色报刊不负责任的诽谤而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在三分之一德国人民有可能落人莫斯科红色国际的统治之下的时刻，工会运动的负责人员终于明白了自己的责任：保护德国工人，使他们免遭灭顶之灾，使他们不被莫斯科拖入绝境，不被反动派拖入绝境。现在这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统一战线正在形成。相互信任的时期开始了。现在我们应当消除任何误会和争吵……”（1932年9月3日《普鲁士报》） 由此我们看到，一方面，这家国社党报纸多么郑重其事地评价国社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首领的迅速靠拢；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对德国革命运动害怕到什么地步。我们共产党必须切切实实地在企业和职业介绍所中组织群众行动，在各条战线上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我们应该善于提高群众的革命能力，增强他们的胜利信心，把越来越多的群众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 我们要拿我们的纲领，即用革命手段摆脱危机的纲领，将群众的直接要求同我们无产阶级斗争性的最终革命目标紧密联系起来进行日常斗争的纲领，来对抗德国资产阶级的饥饿和战争的纲领，对抗国社党的虚伪的诺言，对抗社会法西斯首领的新的欺骗花招。 最近，我们在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武装纲领、饥饿和非常法的纲领时，发表了一份号召书，号召书基本上包括了主要的局部性口号，但也结合我们的最终口号，以便现在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争取劳动人民的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问题。 这一新的号召书阐明了我们对非常法和武装纲领的原则性立场。它认定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对工资降低应承担的责任，建议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工会和基督教工会的所有工人建立广泛的战斗行动统一战线，宣传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结成战斗同盟，更主要的是再次号召为德国的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摆脱凡尔赛枷锁而进行革命斗争。 号召书中说： “在企业和职业介绍所中应该做些什么事呢？工厂工人们！用一切可能的抗议来回击任何打破你们饭碗、剥夺你们工作权利的挑衅行为。举行示威游行！组织消极反抗！在一切车间和企业中组织罢工！ 准备举行群众罢工和政治总罢工，来回击那个按照托拉斯头子和封建地主旨意办事的巴本政府的罪恶企图。 加强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的团结！” 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我们的号召书中说： “如果工人阶级在1918年采纳李卜克内西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如果工人阶级解除了资产阶级的武装，夺取了政权，那么，现在就不会有什么凡尔赛体系，不会有什么巴本政府，也不会有什么非常法了。 我们共产党人向你们，准备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千百万群众宣布：只有工农共和国，只有依靠武装的工人阶级与苏联结盟并同法国、波兰、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劳动人民并肩战斗的工农共和国，才能粉碎赔款的枷锁，不付一文赔款，才能结束国内外掠夺者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我们必须力求借助于我们这些要求把我们的整个政策提到更高的水平，加强我们的群众工作，找到联系群众的新纽带，使我们在组织下层统一战线方面取得更大的、决定性的成就。 几乎所有在全会上发言的同志者都强调指出，德国共产党解决其任务时所处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 在德国，我们是在经济危机特别尖锐的条件下，同经验丰富而异常狡猾的资产阶级，同本国金融资本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双重压迫作斗争的。我们根据巴本纲领和施莱歇的武装纲领，指出德国帝国主义如何力图改善自己的地位；如何力图贪得无厌地掠夺群众进一步扩大法西斯专政，从而在帝国主义势力的角逐中加强；如何力图加强帝国主义武装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列宁早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已说过：在凡尔赛签订的帝国主义掠夺条约和凡尔赛奴役体系，随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壮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的加剧而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走向崩溃。现在，资本主义稳定业已结束，开始进入了革命和战争的新时期。 我们在事实上已经看到：国内外帝国主义矛盾的尖锐化、革命高潮的蓬勃发展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使凡尔赛体系日益动摇。整个凡尔赛体系的焦点是德国。在这个国家中，现在原有的矛盾又激化了。我们不是宿命论者，所以我们明白，历史赋予德国无产阶级和德国共产党的责任是多么重大。 如果我们发挥革命主动性，毫不含糊地竭尽全力使我们的工作方法切实改进，如果我们做到使革命力量超过法西斯专政的力量，那么，即使德国的环境非常复杂、形势十分尖锐，我们无疑也能加速德国革命的发展。 我们必须从鼓动宣传转向真正开展积极的行动和战斗。群众罢工和政治总罢工是我们现阶段斗争的主要武器。我们必须在各条战线开展反对法西斯专政的反抗和无产阶级暴动。不能否认，尽管我们工作中存在重大弱点和缺点，但是，德国共产党已经壮大起来了，向前发展了。 现在重要的是，不仅要弥补速度上的损失，而且要尽力加速对法西斯专政和革命进攻，加强我们党和整个无产阶级的力量。 曾经有人正确地指出过：谁也不能预言帝国主义链条首先在哪里被砸断，在德国，还是在世界的另一角落。 我们的党在本次全会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们应该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主动性，取决于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和作出相应的布尔什维克结论的能力。 德国转向革命，无产阶级战胜血腥的法西斯主义，可能是革命在全球压倒反革命和法西斯主义的决定性因素。德国的坚决行动将不可避免地把其他国家也卷入尖锐的阶级冲突的漩涡。 但是，正因为局势如此复杂，正因为德国对历史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是具有这样异乎寻常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反对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发展道路的简单化观点。我想与会同志们都不会忘记列宁曾把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相提并论。他指出：在俄国夺取政权比较容易，但是实现社会主义就比较困难。而在德国恰恰相反，夺取政权比较困难，但是实现社会主义却比较容易。在德国，虽然阶级敌人阵营困难重重，资产阶级内部意见分歧，但是，我们看到的毕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法西斯势力。这不是说，这股势力不可能在明天后天失去自己的阵地和力量。这也不是说，资产阶级阵营的瓦解不可能在最短时期内引起新的、出乎意外的、令人震惊的冲突。这一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甚至一定会发生。但是，我们必须同这个敌人进行较量，才能取得无产阶级的胜利。如果我们想同如此强大的法西斯势力相对抗，并完成第十二次全会向德国共产党提出来的伟大历史任务，我们就必须使全党振奋起来，使全体党员毫无例外地积极行动起来，以便在革命的阶级力量冲突中引导无产阶级取得胜利。 近几周的事态表明，法西斯这股浪潮已经开始退潮，但这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开端，这只是我们在群众中革命工作初步改善的征候之一。我们认为，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将在反对法西斯专政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方法是在内部加强党，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进攻形式提高到新的水平。 第十二次全会、共产国际和我们的兄弟党——联共（布）党，以兄弟般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忠告，向德国共产党提供了同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极其重要的武器。全会既为德国，也为其他国家和全世界对当今局势作了有根据的分析，并根据全会决议提出了革命任务。我们十分坦率地说，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帮助，特别是近来在德国如此困难的问题上，给予我们巨大支持，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加强并锻炼了我们，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我们的任务将不仅是在这个或那个环节给法西斯主义以思想上的打击，不仅是把追随社会民主党的群众争取过来，不仅是开展争取面包和工资的群众斗争，不仅是使革命斗争达到更高的水平，而且是引导群众一步一步地接近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决战，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吸引他们参加用革命摆脱危机的伟大斗争。 德国对中欧具有重大意义。如果在德国一举夺取了资本主义堡垒，推翻法西斯专政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这将不仅意味着革命在德国胜利，而且意味着革命在全欧洲胜利。这对加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也将是极其巨大的革命支持。 我们就是这样提出我们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对革命家的胜利结局的展望。我们就是这样着手贯彻第十二次全会决议的工作。我们就是这样在斯大林同志为首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同我们的兄弟党并肩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我们必须胜利，我们必将胜利！（热烈鼓掌）
台尔曼作关于《经济罢工和失业者斗争的教训》的报告（1932年8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台尔曼 台尔曼作关于《经济罢工和失业者斗争的教训》的报告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第四次会议8月29日晨） 主席：哥特瓦尔德 一、经济罢工、政治罢工和失业者斗争的新特点的报告 根据第一项议程我们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任务和工作。为了避免重复，下面我所读到的将只是那些与对各个支部、对革命的工会运动具有特别意义和教益的问题相关的一些情况。 世界经济危机的加剧使无产阶级的斗争更加尖锐化。不仅如此，工人阶级的全部生活及其激进化也正提到更高的革命阶段。我们的提纲指出，——库西宁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也强调了——资本主义稳定的结束到来了。我们谈到了关于向新的一次革命和战争的过渡。对于形势的这种估计，要求我们的整个革命战斗战略，具有更加严峻的、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性质。 在1929年7月第十次全会期间，我们还没有谈到世界经济危机。但那时我们就已经指出，世界各处都呈现出革命高潮的开始。在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我们着重指出了我们在工会政策方面一系列新的庞大任务。当时讨论过并被写人了决议的许多意见，至今对于当前形势仍有其意义。 在第十二次全会上，我们指出了危机的急剧尖锐化，愈益复杂化，以及资本在整个战线上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进攻的加强。根据这些事实，我们首先指出了革命高潮的进一步增长，它表现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新形式和新方法上。 全世界罢工斗争开展不平衡，这是由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成熟的不平衡所决定的。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在德国开展战斗方面，全德工会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和影响是重要障碍，尽管德国共产党本身是强大的，无疑它在争取大多数工人阶级，正在做出越来越大的成绩。 我们还看到在一些工业部门中战斗的开展也是不平衡的。例如，在最近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里，在采矿工业中呈现出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而同时在冶金工业中的罢工斗争则有些落后（虽然目前这里的罢工浪潮也有所扩大，但还不是重要的罢工）。此外，我们还看到，在那些垄断资本力量强大的工业部门中——化学工业和军事工业——罢工还是很少的。除了我们在这些企业中的工作薄弱以外，由于资本的进攻采取了特别凶狠的方式，工厂中的间谍活动使得罢工的扩展极其困难。当然，对于各种不平衡的发展来说，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是由垄断资本主义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采矿工业中，我们看不到像在冶金工业中的那些强力的资本集中，在冶金工业中——比如说西欧的——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国际钢铁托拉斯。危机猛烈地威胁着采矿工业。采矿工业的大资本家们在自己内部进行着争夺世界市场的最尖锐的斗争；由于这些原因，他们力图以最残酷的方式，通过压低工人工资和恶化劳动条件，来降低自己企业的成本。 由此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国、英国、比利时、美国、法国和其他国家中，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罢工浪潮的特殊发展。这一事实对于帝国主义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也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这里还要补充一个情况，即改良主义在冶金工业中要比在采矿工业中有着更为深厚的根基。这就为我们造成了额外的困难，这些困难由于我们革命工会的工作开展不够而更为尖锐。这些困难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最后，工资的数额也起着一定的作用：采矿工业的工资额要较冶金工业低，后者的工资只是在最近才有大的降低。 我想，如果我们认真地分析一下这种不平衡发展，丝毫不掩饰我们本身的弱点和缺点，正确估计所有客观条件，那么，我们就能对我们自身力量有一个正确的和现实的看法，并且可以通过我们的党和各国革命的工会运动，来拟定和执行所有措施。 必须指出，所有这些群众运动和战斗已经不再只带有经济的性质，它们也是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阶级冲突的全部自发力量的反映，以及——它意味着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同改良主义的决定性的冲突。 近来，在西班牙、比利时都发生了大规模经济的和政治的群众性战斗，在上海首先发生部分带有反战性质的大罢工。在布吕克斯（西北的波希米亚）发生了大罢工，在维埃纳（法国）发生了罢工，在宾夕法尼亚（美国）发生了英勇的斗争，在波兰发生了具有革命特点的大规模战斗。最后，就在我们全会开会期间，在兰开夏郡发生了大罢工。从来没有像最近这样，在短时期内发生了如此形式众多的大规模战斗。在这个特征下，在所有这些战斗中，工人阶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得非常坚定、沉着和具有进行斗争的革命意志。工人们在这些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和顽强斗志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即数万名工人在基本上没有特别重要的支援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坚持进行几个月的战斗，——这一切都证明了群众激进化的高程度。所有这些事实都是世界革命进一步高涨的表现。这些事实应当促使我们在提出任务后，要比以前共产国际各支部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日益临近的战斗。 在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各支部任务的提纲中，以及在关于经济罢工和失业者斗争的教训的决议中都指出，这些群众性的战斗对于检验和改善我们的策略和我们的总政策具有很大的意义。 我们提出的问题不仅涉及工厂的工人及其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成熟程度，而且也涉及在业工人和庞大的百万失业者大军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个问题确实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绝不应当允许数百万失业者的运动，即这支伟大革命军队的领导权落入旁人之手。在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强大到领导这支大军的地方，我们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为在将来取得显著的和无条件的成就，争取这些群众，不仅为了实现他们本身的要求，而且也为了和在业工人一起实现总的革命任务。 现在，全世界约有4000万一4500万失业者。我们争取在业工人的工作不应当脱离争取失业者的工作而孤立地进行，应当把这两方面工作作为一根链条上的环节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在提出这些任务时应当考虑到它们的相互联系和两个方面的紧密结合。 所有我们党和革命工会运动在工人群众中的独立领导作用，从来还没有像在当前国际形势发展阶段这样拥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库西宁同志已经指出了，革命发展的增长对共产党和革命工会运动的领导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为重要的条件。 我的报告的任务，首先就是根据事实，根据最重要的国际经验揭示各种不同的战斗特点，揭示我们工作中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并由此作出实际结论，以改进我们革命群众的政策，特别是在我们工会政策和失业者运动方面。 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时起，我们在这方面无疑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各处共产党和革命工会运动的比重都在增长，尽管我们有许多疏忽的地方。可以说在第十一次全会以后，在像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些国家中，已经能够看到经济罢工向政治罢工的明显转变。这说明了工人阶级更高的成熟程度和更强烈的激进化过程。 此外，在德国我们看到一系列局部性罢工和政治罢工的发展，这一事实在一年或两年以前是未曾见到过的。那时候我们还不能发动一起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现在我们已有多起为反对国家社会党人的血腥恐怖而举行的政治罢工了。这些罢工表明，在法西斯化加强的同时，与它相对抗的，我们的革命运动也达到了更高的成熟阶段。随着法西斯化的加强，资本主义在实行其剥削计划以克服自己面临的困难，寻找资本主义摆脱危机“出路”方面所采用的暴力措施也加剧了。 群众性政治罢工越来越明显地指向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它们对反对血腥的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对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和反苏武装干涉准备的斗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库西宁同志提到的东京的群众性政治罢工说明，东京地铁的罢工工人是反对本国帝国主义的一支反战大军，尽管那里的条件十分困难，他们还是取得了物质上的成果。这是一件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事实，它是对资产阶级发出的警告，也是工人阶级进攻力量愈益增强的一个证明。 我们现在谈一下总罢工的问题。1一2年前，我们对这个问题是否有明确的认识呢？关于总罢工的问题，我们往往只同武装起义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现在，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这一点是清楚了，至少在党内是清楚了。现在我们提出总罢工的问题，不仅直接同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联系在一起。我们甚至可以说，任何一次群众性罢工，只要它能够包括四个或五个大工业部门，就可以叫做总罢工了。 在执行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基础上，由于群众的主动精神愈益加强，罢工浪潮也不断高涨。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新的经验，它使我们在执行我们的革命工会政策时有了新的支点。在革命高涨的过程中，在罢工战斗的烈火中，锻炼成长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干部，其规模是我们在过去的年代（革命形势发展的年代除外）未曾有过的。 这些有利的主观因素和有利的客观可能性一起，使我们能够把我们党的战斗任务提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使我们的革命工会组织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 各个国家进行战斗和独立领导罢工的事实，从根本上揭穿和粉碎了布兰德勒和托洛茨基关于“工人运动退潮”的理论。 我们可以继续说，过去的全部发展进程完全证实了共产国际所指出的远景。右派和调和派关于在第三时期不可能有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以及所有一般的战斗都将只带有防御性质的论断都已经被粉碎了经验表明，革命的不断高涨愈加经常地引发进攻性的战斗。 如果布兰德勒派和托洛茨基派，或赛德维茨党这个德国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左”的分支机构现在还说：目前时期革命工会反对派不可能举行成功的罢工的话，那么，实际的发展进程也完全把这个观点驳倒了。 全世界发生的罢工的特点是，失业者进行革命的阶级联合和他们对自己的阶级兄弟——在业工人的支持。即使他们没有积极地参加运动，他们对罢工工人的支持也表现为：他们决不从背后打击罢工者，绝不充当工贼的角色。在失业者大量存在的条件下，这一事实就意味着，尽管我们在工作中有不少的疏忽和弱点，但是我们对失业者的影响还是异乎寻常地增强了。这一点对我们各党在失业者中间加强工作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罢工斗争的另一个特点是我们在企业中看到了来自下面的，要求对斗争实行统一领导的强有力的压力。这一点是我们在第十一次全会期间还没有如此感受到的。由于我们执行了统一战线的策略，这种群众性压力就变得更加有力。 社会民主党关于“危机时期不能进行斗争”的“理论”，实际上使得群众的贫困化过程拖延得更久。社会民主党的这种“理论”阻碍着群众斗争意志的发展。这样的“理论”甚至在各处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结果甚至连经济斗争也发动不起来。这些事实说明改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领袖们的腐朽的阶级背叛已经完全到了无耻的地步。这特别表现在德国，因为在那里无产阶级由于承担着奴役性的凡尔赛义务而遭受着双重的盘剥：不仅本国的资本家对其进行着掠夺性的剥削，而且它还要供给外国的资本家。这样的理论实际上意味着工人阶级应当顺从地忍受工资的降低和资本家对他们生活水平的全面进攻。 改良主义的工会首领同第二国际领袖们一起散布这个理论，其目的是要麻痹各企业和失业者介绍所中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力。 正是由于全世界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力图使工人阶级放弃自己实现阶级要求的斗争，这就造成了群众同领导之间关系的紧张化，这种紧张化使得阿姆斯特丹国际和第二国际阵营内部开始出现了崩溃。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不得不比过去采取更加“左”的手腕，以便笼络群众，制止他们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 过去我们见识过社会民主党使用的一整套经过深思熟虑的欺骗性手段，今后我们还将看到一些新的“左”的花招，它是我们在所有过去的时期中未曾见到过的，虽然在这方面我们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 在我谈到我们面临的任务时，我还要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在这里，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事实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工会官僚们通过这种蛊惑性的“左”的政策，还在使数百万工人跟着他们走。在实现我们的基本任务——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在我们的领导下进行斗争——时，我们绝不应忽视或轻视这一特殊的政治思想上的斗争。我们应当通过革命的方法使群众确信，全体工人和失业者必须共同进行坚决的斗争。正由于资本的进攻和法西斯的统治方法采取了愈益尖锐的形式，这就特别要求我们改进我们自身的斗争形式和工作方法。 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稳定的结束和不断发展的革命高涨，更加严肃和坚决地把争取无产阶级大多数的问题提上了党的工作日程。我们在提纲中谈到革命危机的前提首先在德国和波兰正在迅速地成熟，同时，我们也指出了其他各资本主义国家相应发展的事实（虽然在每一个场合各有不同）。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对自己的全部工作进行检查。我们应当检查一下我们在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方面的工作是否已尽了一切可能，以便今后在更高的阶段上达到充分发挥无产阶级的全部战斗能力。 二、资本对劳动群众生活水平的进攻 当前形势的特点是，在企业主扩大和加强进攻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所采用的暴力手段，法西斯的恐怖镇压也更为加剧。垄断资本主义在自己的进攻中利用不同的手段反对无产阶级。资本主义根据其敌人——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展和活动情况，力图使自己的战略，尤其是自己的策略不断地多样化。社会法西斯主义官僚们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支辅助队伍，他们采取这一特殊立场，便于资本主义利用各种不同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进攻。 资本的普遍进攻还有另一个特点，即今天不是对某一部分工人，而是对全体无产阶级，对整个劳动人民阶层实行的进攻。 工人贵族经济基础的缩小在这里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工人贵族和至今仍然领取高工资的整个工人阶层，现在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资本主义进攻的影响，结果我们看到，在工人阶级的整个社会结构中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动。 在谈到革命工会反对派和红色工会国际任务的时候，我们还要对这个题目专门谈一谈。 我们在一些主要的国家中看到，尽管我们在无产阶级群众中间的工作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官僚们玩弄花招的能力还是很大的。例如，目前正在兰开夏郡发生的罢工，是在改良主义者领导下进行的，而改良主义的官僚们已经在企图破坏这一罢工的锋芒。他们准备接受英国纺织工业家的条件，同意使每个织工看管六台机床以代替过去的四台。 垄断资本主义企图使用怎样的手段来进攻无产阶级呢？总体上就是通过降低工资。降低工资有直接的措施，也有间接的措施。在某些国家降低工资是通过合理化，通过提高劳动强度进行的，这就是在保持原来工资定额的情况下降低工资，同时也有直接降低工资定额的做法。 在德国资本进攻的第一阶段降低的是工资表以外的部分，后来又转到降低工资表本身。在英国开始也是降低工资表以外的部分，但降低的范围与其他国家不同。现在在英国则是对工资额的总进攻了。企业主在进攻时采用了某些通货膨胀的措施，这就使无产阶级的工资实际上降低了。 在美国，1931年工资额的降低具有广阔的范围和十分挑衅的性质。它涉及加班、星期日和夜班的工资单价，以及妻儿的补助费和休假的补偿费。 其次，通过让工人失业、实行不完全的工作周和对工人大批解雇等来降低工资，也是资本主义进攻的一种手段。我们看到，熟练工人的名义工资和计件单价也在不断降低。给妇女和少年规定的工资大大偏低，然后又企图把成年男工的工资与妇女和少年的工资拉平。记件工资制是在掠夺手段日益精巧的基础上实行的。企业主们大多企图采取像罚款和通过在计算工资、以正品充次品方面实行直接克扣等手段。再次，对社会保险和工人阶级已经取得的社会福利的进攻，也是资本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各种社会措施所进行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工人阶级总的实际收入的进一步减少。 同时应当指出，在用带有税收和关税性质的措施对工资实行进攻的地方，工资降低的速度和数量都要超过价格的降低趋势。 由劳动群众生活水平下降所引起的消费者购买力的降低，导致了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为降低工人阶级收入而采取的措施日益增多，如颁布非常法令，向工人阶级转嫁纳税的重担，直接降低工资，等等。在资本主义国家受垄断资本主义委托所实行的这种总进攻的同时，各个企业主还有自己的单独进攻。资本家们企图破坏无产阶级的团结，他们采用各种手段企图使工人中的各个部分彼此孤立，唆使其中的一部分去反对另一部分，以此来达到破坏无产阶级战斗力的目的。资本主义进攻的特点之一（尤其是在美国和法国，以及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即利用外籍工人、侨民，特别是工人的各个依附阶层作为工资的减压器，以损害本国工人的利益。在美国黑人工人，在法国——波兰工人和各殖民地的工人，在德国—波兰男女雇农的工资，都要比这一国家当地工人的工资低得多。 资本进攻的下一个特点，就是目前各种形式的强制劳动。失业者的劳动义务制、社会工作、普遍的义务劳动、“自愿的”劳动服务——这就是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常采取的那些措施。在保加利亚不久前实行了义务劳动制。在德国，资产阶级也准备采取类似的措施。 青年和妇女的工资在不断地降低。结果，无产阶级中这些特别遭受压迫的群体的工资，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水平。 铁路工人、一般运输工业工人、化学工业和军事工业工人的劳动军事化，是资本主义向工人阶级进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波兰、意大利，最近在德国，特别是在巴尔干各国，资产阶级在自己的主要社会支柱——社会民主党和它的改良主义工会机构的帮助下（其中包括依靠法西斯的恐怖队伍），企图通过资本主义进攻的所有这些手段，来加强自己的阶级统治。 资本的进攻是通过最残酷的恐怖手段和愈益加剧的暴力措施进行的，它把危机的重担转嫁给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从而堵塞他们利用革命来摆脱危机的出路。 资本主义危机和群众急剧贫困化之间的相互联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的下降造成了失业者和半失业者的大军。 其次，提高纳税额，建立新的关税壁垒，以及实行“经济孤立政策”等各种措施。这就使得一个国家内部的各种日用消费品价格的猛烈上涨。 再次，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加强对劳动群众的掠夺，采取愈益经常向大工业提供津贴的措施。 最后，由于危机所决定的倾销政策引起工资的新的降低和劳动的进一步强化，而使得大规模的破产愈益急剧化。 这仅仅是在研究资本主义危机和群众贫困化过程的后果时，所揭示出来的一些最重要的相互依赖关系。 不仅无产阶级，而且所有的劳动者阶层都能感受到资本主义危机的极其有害的后果。小资产阶级和各“中间阶层”的广大群众越来越贫困化和无产阶级化。 不仅工人群众以最快速度被贫困化，而且在各个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农民、职员、公务人员和劳动居民的其他阶层，也愈益被卷入群众贫困化的这一过程中。 这种深刻的贫困化，使得出生率开始大幅度地下降，并已经使得人口的数目在某种程度上绝对地减少。例如在德国，在工人的最低生活费用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无产者居住区出生率的数字，要比资产者或小资产者居住区下降得更多。在柏林无产者居住的东区，出生的数字要比头几年低得多。1931年，在普伦茨劳贝格的工人居住区的出生率为5‰，而在该市的较富有的地区，例如在采伦多夫，出生率则为7.5‰。在不来梅情况也相类似。在那里，1901年富人居住区的出生率为12.7‰，1910年为12.6‰，1925年为14.7‰；在小资产阶级居住区1901年为28.9‰，1910年为21.7‰，1925年为14.2‰。在无产者的居住区：1901年为43.7‰，1910年为33.3‰，1925年为19.5‰。由此可见，无产者居民的出生率有很大的降低。 要理解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原因和性质，应当考虑到以下因素： 第一，资本对无产阶级的进攻从来还没有达到像目前这样的广泛和深入。 第二，资产阶级的所有这些新进攻是连续不断地进行的。 第三，群众的贫困化是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现象。 第四，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没有保障已经达到了低于任何“标准”的程度。 德国的无产阶级、公务员和职员由于资本的进攻，从1929年初起，已经损失了近300亿马克的工资。 根据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备忘材料，英国无产阶级的工资在1920—1930年期间，减少了46亿英镑。 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中，农产品的消费量愈益降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过程在波兰具有特别极端的形式。 下面的统计材料就是对德国赤贫化过程的一个说明。 在年收入从1800马克降到1700马克的情况下，每年肉类的消费降低了1.4公斤，蔬菜和水果降低了3马克，牛奶降低了3.78马克。在工资从800马克下降到700马克的低收人情况下，每年肉的消费量下降3.6公斤，蔬菜和水果减少3.68马克，牛奶减少11.38马克。这些数字反映了营养的下降，说明了无产阶级，尤其是其下层，即最贫困阶层的体质的不断下降。工人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经不能向自己的家庭提供充足的营养品了。 除了群众性的贫困以外，自杀者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了——这也是群众的健康急剧恶化和贫困化的结果。 还有一系列的数字说明了德国广大群众破产的情况。 在德国1930年工人和职员的收入同1929年比较减少了6.8%，与此有关的肉的消费量下降了7.1%。1931年工资额下降为16.3%，而肉的消费量则下降为20.9%。同时我们应当指出，这种官方的统计材料只注意到了工资额的降低和失业，而没有注意到由于新的捐税加重和扣款的增多实际工资的降低。在最近两年，肉的消费量下降了25亿马克，而在1932年，牛奶和奶制品、鸡蛋、蔬菜和水果消费量的下降大约在40亿马克以上。 在美国，工资额变化的结果出现了一幅很有特点的图景。如果把1929年作为100，那么1932年1月支付工资的总数仅为48%。按工业部门来看，采矿工业的工资数为50%，冶金工业为35.1%，汽车工业为39.1%，纺织工业为55.6%。只有美国的化学工业，众所周知，因为它为日本帝国主义提供部分军用装备，它的工资支付总数为68.5%。而在美国化学工业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工业部门中，工资额同去年12月份相比甚至提高了6%。 现在，我们再以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为例。总的说来，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看到的是所有工业部门的衰落和工人阶级工资的急剧降低。然而在军事工业中，例如在什科达等工厂里，资产阶级企图通过给部分工人某些让步，造成一个工人贵族的特殊阶层，以阻止这些企业工人的革命化，因为工人的革命化对于资产阶级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在战争时期，资产阶级要为自己建立一支御用军队，以推行它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什科达各工厂的工人每小时的报酬为5一7克朗，如果一天按8小时计算，就是40一50克朗，而同时尤利乌斯煤矿的北波希米亚矿工的中等工资一周仅为98.5克朗。在这里，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到，这两部分工人在报酬上的差距是很大的。 在捷克斯洛伐克，包工计件单价降低为基本工资的10%一45%，纺织工人和轻工业其他工人的物价补贴降低到15%。法定休假减少了，个人患病交纳的保险费提高了，而社会保险费则降低了13%。财政预算中，国家公务人员的薪资数总起来说减少了70700万克朗。同时，失业津贴也大大降低。 在英国的工业中，除去直接降低工资以外，又通过进一步实行资本主义合理化，来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英国无产阶级的赤贫化过程一直在继续着：1911年的工资总额为英国国民收入的42%，在1924只占40%。同时，英国煤炭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同1924年比较增加了45.4%，而整个采矿工业则增加了23.7%。劳动强度的这种提高很自然地使得工人阶级的健康状况大大恶化。 在西班牙，由于比塞塔的贬值，无产阶级的实际工资降低了35%。新捐税的实行，使得最低生活费的指数平均提高了30个百分点：从1931年4月的152，提高到1932年初的182。还应当补充一点，在西班牙没有普遍的社会保险，也没有疾病保险和失业保险。 中国工人本来已十分低下的生活水平由于资本的进攻更大大降低了。1929年中国的纺织工人每月可以挣得30个中国银元，1931年每月的工资则下降到18个银元。中国港口工人的工资在同一时期从38个银元下降到18个银元，船员的工资则从每月33个银元下降到20个银元。还要加上在1932年中国有500万以上的失业者，这占了整个无产阶级的50%。 在德国，布吕宁的一月非常法令使数百万失业者的津贴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大城市中这种津贴的平均数每月为16.48马克，中等城市为14.36马克，小的村社为13.14马克。根据最低的计算来看，德国失业者及其家属的总数为1700万人，占德国全部人口1/4人的每月平均收入只有15马克。如果我们以1927年的工资为基础，在1930年支付的只有91%，1931年只有81%，1932年只有67%。近几年来，一个德国工人每周工资的变动情况如下：1929年为42.20马克，1930年为36.95马克，1931年为30.10马克，1932年7月为22.10马克。 在美国，每周工资的变动情况是：1926年为27.40美元，1930年为22.95美元，1931年为19.05美元，1932年6月为12.35美元。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资产阶级加强了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进攻。最近我们看到，在所谓旺季的时期，几乎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失业者的数字也都不见减少。 例如在美国，当前按职业组织起来的全部工人的32%是失业者。 在德国，失业者所占的比重还要更高。 此外，我们看到，由于不少失业者被剥夺了领取津贴的可能，所以领取津贴的人的数字大为减少。社会保险或者被取消，或者被加以限制。同时，资产阶级还企图在它的社会政策系统中成立职工疾病保险、失业者保险和其他帮助工人的机构，其政治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建立“阶级间的和平”，以便不引起痛苦地推行企业主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所有措施。 最后，对失业者的进攻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失业者变成资本家手中的顺从工具，迫使他们充当工贼，破坏企业中他们的阶级兄弟所进行的斗争，从而击破工人阶级对资本进攻的抵抗。 资本主义的危机对无产阶级青年和劳动妇女的打击特别沉重。例如，德国21岁的青年，奥地利几乎全部青年都完全被剥夺了领取津贴的权利。 我们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中所看到的这些事实，对各个共产党和革命工会运动提出了一项巨大的任务——把失业者这一支大军变成对工人阶级进行战斗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因素。在这个全会上必须指出，我们在失业者中间所进行的工作不仅有缺点和疏忽，而且在这方面还必须克服巨大的客观困难。只有当革命工会运动能够正确地代表失业者提出日常的要求，甚至为了实现失业者的最微小的要求，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和向他们提供具体的物质帮助，积极地每天地组织和进行斗争，我们才能加强和扩大我们对无产阶级失业者的影响。 我列举出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工会运动在维护失业者利益方面的-些最重要的战斗要求。每个国家都应当根据特殊的条件，对这些要求加以补充。我们应当要求： （1）在没有失业保险的地方，都应当由企业主和资本主义国家设立义务的失业者保险； （2）在整个失业期间给所有的失业者发津贴； （3）给半失业者发津贴，其数目应使减少了的工资加上津贴相当于原来的工资； （4）为所有工人规定7小时工作日，青年和从事地下作业的矿工，以及有害健康的企业中的工人实行6小时工作日，而且都要保持全薪； （5）废除强制劳动和劳动义务。 此外，要向市政当局，提出非常具体的要求。在下层组织工人为发给衣服、鞋子和食物而斗争。妻儿应当同自己的丈夫一起，要求村社和城市当局发给牛奶和面包。反对由于数百万失业者无力缴纳房租而被强迫迁移（这种迁移的规模正越来越大），这一斗争应当同在业工人一起进行，就像在许多地区已经发生的那样。我们还应当发动工人，在比以前更大的规模上，为反对强迫迁移而斗争。 还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强调指出了失业者这一支革命大军的重大意义。列宁曾特别坚决地指出，共产党人应当担负起对失业者大军的领导，引导他们去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因此，我想特别强调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纲中的一段话： “当代的革命实质，就在于工人群众最起码的切身需要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相抵触，因此争取满足这种需要的斗争就会发展成为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2卷第389页。——编者注） 我们要毫不怀疑地去迎接这些有广大群众参加的伟大战斗。在当前新的革命高涨和革命危机的前提日益成熟的阶段，发动一些国家的失业者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讨论一下关于如何正确提出工人日常要求的问题，关于动员群众和解决所有我们战斗任务的最好方法（这些方法是我们各共产党，特别是革命工会运动所需要的）的问题。 三、各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群众斗争的基本事实 必须对国际斗争和罢工的经验进行比较仔细地分析，并把我们斗争的这方面的最主要事实提交第十二次全会讨论。 在我们曾经指出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那些国家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罢工斗争进行得特别鼓舞人心。 首先，我们以上海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大罢工为例，这是一次具有国际意义的群众斗争。此外，1931年在中国还发生过多次罢工，参加的总人数大约有100万工人。1932年1—3月大约有30万工人参加了革命的罢工斗争。 在西班牙革命开始后的一年中，爆发了3648次局部性罢工，50次地方性罢工，30次政治总罢工和20次伴有革命起义的政治总罢工。正是西班牙的罢工斗争表明了经济斗争对群众政治罢工发展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列宁早在1905年就指出了。这种经济罢工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情况到处可见。 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绍拉布尔和孟买，有男女工人等广大群众参加的纺织工人罢工斗争。这些斗争首次把矛头指向了国家—改良主义官僚。 目前，在欧洲首先是比利时矿工罢工，这次罢工已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罢工运动。资产阶级的《柏林人民报》在几天前刊载了如下一篇对比利时事件的有趣的评论，评论承认了这个国家革命阶级运动高涨的事实。 “比利时的矿工罢工愈益具有改良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广泛冲突的性质。自从工人党多少带有示威式地背离了罢工以后，天平就倒向共产党人方面了。现在已经不用怀疑，目前，比利时正处在对于国家发展更有意义的工人群众激进化阶段。当比利时的共产主义在罢工面前几乎微不足道的时候，这一事实尤其引人注目。” 比利时的罢工造就了一整批工人运动的新革命干部和新工人积极分子，他们在党的大部分积极分子被逮捕的情况下，坚决将罢工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党员和工作人员等遭到大规模逮捕，党的领导现在已不能再根据过去的需要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情况下，这一点就显得特别重要。 我们看到新的积极分子骨干正在罢工运动的烈火中成长起来，他们把运动和罢工斗争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最近在波兰爆发了群众性的罢工运动，如果没有在此以前所进行的局部性战斗，没有在企业中经常不断的工作和维护工人日常利益的斗争，那是不可能的。在最近的所有战斗中都可以看出，经济斗争转变为群众性的政治发动，而政治斗争的水平在波兰比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都要高。我首先指的是华沙运输工人的罢工和一系列纺织工人罢工，他们是整个欧洲无产阶级战斗的信号。 波兰罢工运动发展的情况怎样呢？1931年波兰罢工运动的参加者有20.2万名，损失的劳动日为174.1万个。在1932年第一季度已有62万名参加者，损失的劳动日为303.1万个。这一年每一次罢工的人数几乎都比过去的时期增加到6倍，损失的劳动日数也比过去的时期增加到3.5倍以上。经济斗争的激烈程度和群众斗争的力量都有很大的发展。下面的事实也很值得注意，即在波兰有成效的罢工的数字是比较高的。例如，从1930年11月起的前8个月占34%，后6个月占69%。在1932年有60%的罢工以工人的胜利而结束。有4万人参加的栋布罗瓦矿工的大罢工由于那里的改良主义者使用了各种蛊惑性手段和把领导权抓在自己手中，而没有取得物质上的好处。 捷克斯洛伐克的罢工运动也证明了这种转变。在这里也像在比利时一样，罢工发生在资本主义危机开始得比其他国家较晚的国家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比利时的群众罢工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新罢工浪潮对于各国工人是一个新信号，它们证明了在危机尚未达到像波兰和德国那样深入的国家中，工人阶级正在发生着深刻的激进化。我们捷克同志领导下的战斗行动，特别值得予以肯定的评价，因为红色工会在几年以前由于叛徒海斯的背叛行动和当时开始出现的分裂而暂时被削弱了。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捷克斯洛伐克罢工运动和战斗的开展，以及在独立领导这一斗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充分证实了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预见，它们在自己的许多决议中预见到了这一发展的进程。 在布吕克斯（西北波希米亚）发生的群众性罢工为我们党和革命工会运动以及整个工人阶级提供了在我们的领导下实行下层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范例。可以说，布吕克斯罢工是近几年来在欧洲所发生的一次最重要的罢工，它在实行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面和吸引劳动人民群众参加斗争方面，都使我们受到了很多的教益。 捷克斯洛伐克罢工运动的发展情况是：在1930年发生了大约159次罢工，参加的有57000工人，损失的劳动日数为423000个。在1931年罢工的企业有227个，有76700人参加，损失的劳动日数为525000个。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材料称，在1931年发生了56次政治罢工。也是官方的统计材料证明，在1932年的2一4月期间，大约发生了98次罢工，参加人数为86375人。根据红色工会的统计材料可以看出，罢工运动的开展还要更加广泛。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建筑工人红色工会指出，在1931年的9个月中发生了195次罢工，参加者有35000人。根据同一个官方统计材料，在1931年全国和所有工业部门发生的罢工只有227次。农业工人红色工会统计的数字是33次罢工和10000名参加者。因为在弗列瓦尔道发生的枪杀工人事件引起的政治罢工约有100次，参加人数约有30000工人。此外，革命工会还登记了纺织工业和制造玻璃工业，以及采矿工业中发生的数目众多的抗议罢工，只在采矿工业中就发生了40次示威罢工。 捷克斯洛伐克罢工运动的特点是，建筑工人和雇农要求增加工资，这类罢工占了很大的比重。有80%的建筑工人罢工和20%一40%的矿工罢工取得了胜利。 在罢工浪潮不高的德国，8月11―21日，即在10天内，根据革命工会反对派的统计材料就发生了21次罢工，其中有8次取得了胜利。 同时还举行了10次抗议罢工，其中一次有4个企业的工人参加。如果我们看看最近两个月的情况，在6月份，根据革命工会反对派的统计材料，在德国有150个企业发生了罢工，在意大利发生了70次罢工，以及工人酝酿罢工并通过了一定决议的事件。在上述战斗中，有很大一部分罢工发生在建筑工地和强制性的劳动中。上面列举的罢工中有50次以上取得了胜利。 在7月份发生了如下的罢工运动：83次经济罢工，42次政治罢工（反对纳粹分子的恐怖行动，争取把纳粹分子赶出企业等）。在同一时期，革命工会反对派还登记了8次进行被动抵抗和酝酿罢工的事件。有42次罢工（即占罢工总数的一半）是以工人的胜利而结束的。如果我们总地看一下近几年来德国罢工运动发展的情况，就可以看出以下的结果。根据官方的统计材料，在1929年发生了441次罢工，参加的人数有234000人，损失的劳动日数为了3935000个。根据同一的统计材料，在1930年发生了336次罢工，有224900人参加，损失的劳动日数为3935000个。在1931年罢工次数比1930年更多，在1932年罢工的次数也高于1931年同一时期。 根据革命工会反对派的统计，在1931年的5一12月，在德国有312个企业发生了罢工，在革命工会反对派的领导下有250000工人参加。这些罢工的大多数都没有列入官方的统计材料。取得了成绩的罢工所占的比重较高。德国罢工运动的特点是，政治罢工的比重急剧增加。在德国，冶金工厂发生罢工的次数比其他国家的冶金工厂都多。我们的工作深入到了熟练工人和有组织的工人阶层当中。在这些罢工中间，我们很快地深入到了在其他国家还没有如此大规模地开展罢工的一些企业中去。在取得了成果的罢工运动中，有50%的罢工是发生在冶金工厂中的。在这些罢工斗争中，熟练工人轻松地取得了胜利。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些胜利是由发生罢工的企业或车间采取专门“领头的”立场所决定的。在德国，这样的事实也很有意义，即在开姆尼茨发生了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有30个企业是在我们提出的口号下行动的，而在哈根、施潘道、武珀塔尔、许克斯瓦根和许多其他城市中举行了反对法西斯恐怖的群众性政治罢工。 我们看到，英国罢工的次数和工人阶级的抵抗力量也在急剧地增长。那里损失的劳动日逐年增多。1932年第一季度英国的罢工次数较上一年同时期增加了1倍。 关于英国和美国，我们应当指出，有大部分罢工被迫停止了，没有得到物质上的成果。 因此，我想对兰开夏郡的罢工提出几点意见。英国的纺织工业正处在剧烈的危机之中。出口额急剧下降。英国的纺织工业有48%的工人没有工作。到目前为止，参加这次罢工的有20万男女纺织工人，包括在贝尔尼和纳尔逊早已开始罢工的45000人。兰开夏郡的斗争是反对降低工资和反对企业主要求每名工人从看管四台织机提升到看管六台织机。纺织工业业主的进攻同时也是对英国工人阶级所有阶层的进攻。在群众的巨大压力下（这是工人阶级激进化的表现），改良主义的工会官僚不得不宣布罢工。在这方面我们党的工作过于薄弱。在整个斗争地区，我们总共只有100名党员。我们在斗争地区还没有选出能够领导某一企业或某一地区斗争的独立罢工委员会。这次战斗明显地暴露出我们党在工会内部工作中和在改良主义工会中组织反对派运动方面的很大弱点。因此，英国的党首先应当得出一定的结论，以利于将来的工作。目前，改良主义官僚已经准备停止罢工，当然在形式上工资还没有直接降低，但是在每名工人从看管四台织机提升到看管六台织机要求方面，向纺织工业的业主作了让步。 我们来看一下宾夕法尼亚（美国）40000名煤矿工人的英勇斗争。在这里我们看到，经过了长达数月的斗争，虽然卓有成效地实行了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一政策首先表现为选举斗争委员会），但由于党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即在当时没有发出退却的信号，而是决定要把斗争进行到“最后一人”，要流尽最后一滴血，结果使得工人的斗争仍然遭到了失败。 在美国，无产阶级的组织性不高。因此，我们在这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中，就不能（也有很少数的例外）取得成功。与美国不同，德国和英国的无产阶级就有着高度的组织性。 在英国的金属工人和矿工中还没有出现罢工，特别是在最近，不过在纺织工业中爆发了预示着革命高潮到来的大规模罢工。此外，在英国的运输企业，特别是伦敦的公共汽车企业中，正在酝酿着即将爆发的新的战斗。 在美国，1932年发生的罢工比1931年多，不过在美国的金属工业中还几乎没有发生过罢工。在普遍降低工资的浪潮下，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工资的降低特别有力地打击了黑人工人，这些人是企业主企图加以利用，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来同白人工人进行竞争的。资本主义企图加深和利用这个国家白人工人和其他工人之间的现有的对立。因此，特别需要在争取这些深受压迫的各个阶层方面，大大加强革命工会运动的工作。 在法国，虽然它比其他国家较晚地卷进危机的漩涡，但是现在也可以看到罢工斗争不断发展的新趋向。根据在红色工会国际中央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法国提出的报告来看，法国1931年发生罢工267次，参加者有255000人。1932年罢工的次数在继续增加：1月份有58次，有6067人参加；2月份——76次，有24423人参加；3月份——102次，有36000人参加。法国在危机以前就发生了多次争取提高工资的罢工， 现在在全部罢工中有70%是反对降低工资的。 在保加利亚和希腊最近也发生了新的经济的战斗。 在评述各种经济战斗的时候，我还想着重指出三个事实。 首先，我要指出在瑞典的乌达伦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一个受危机影响最小的国家，在这里我们发动了10万名工人参加我们领导的抗议罢工。这一罢工是在同警察发生冲突以后爆发的。 在挪威发生了持续5个月之久的86000名工人反对同盟歇业的斗争。 其次，我要指出在特文特发生的荷兰纺织工人的英勇罢工。为了反对这次罢工，这个“平安无事的”荷兰竟猝然采用了内战的手段，以致连我们的党和工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都陷入了措手不及的状态。 在总结上述许多国家发生的罢工事件时，我们应当指出，由于加强了对斗争的革命领导，成功的罢工次数也增多了。 我们的伟大导师列宁非常认真地研究了工人的生活，他对工人阶级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一次社会动荡，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为党和革命的阶级战线提出了应当加以解决的任务。他不只一次地指出了罢工斗争的巨大意义，把它看做是革命阶级斗争的学校。他为我们提供了在当前变化多端的形势下，我们所应采取的卓越的范例。 关于发动失业者的几句话。 鉴于企业中发生的各种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运动在失业者中间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应当说，我们在失业者中间的工作，在组织统一战线的发动和运动方面的工作，到处都不能令人满意，尽管我们在这方面有过一系列发动失业者的好事例和我们所始料不及的事实。我们以美国为例。1931年12月7日无疑是美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阶段。数十万名失业者走向美国的首都举行了饥饿行军。资产阶级企图用内战中所使用的各种暴力手段来反对游行的失业者。有1500多名饥饿行军参加者的代表来到华盛顿，向胡佛政府递交数百万名失业者的请愿书，其中特别要求为失业者实行义务保险。25%的饥饿行军参加者是黑人工人。 今年3月在底特律的福特工厂附近失业者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那些“不断繁荣”和“高工资”的宣扬者们在工会官僚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下，竟然使用机枪和催泪瓦斯来对待这些饥饿的人群。众所周知，有4名工人被打死，23名工人受重伤。 下面我还要提一提关于苏格兰的饥饿进军，这一进军持续了三天并在整个英国和英国以外的地区激起了强有力的反响。尽管英国无产阶级的激进化才刚刚开始，参加这一次行动的仍有85000名失业者。 1932年初，比利时改良主义者企图将对失业者运动的领导权抓在自己手里。在当年比利时失业者的数目增加了4倍。工人们怀着极大的愤慨等待着国王颁布命令，因为这个命令会使失业者的救济金大为降低。为了支持蒙斯（博里纳日）比利时矿工的罢工，不久前有35000名失业者行动起来，其中有很多基督教徒工人，他们也积极地参加了罢工者的战斗。 失业者的运动向共产国际和国际革命工会运动提出了巨大而广泛的任务，因为这方面的工作甚至要比企业中的工作复杂得多。目前，当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部门的工人几乎有一半处于失业状态，资产阶级既不给他们工作，也不给他们面包，当为反对失业者所采取的紧急措施远远不能平息这些工人群众的愤慨情绪，同时在业工人和失业者共同进行斗争的时候，——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就具有了极大的意义。在第十一次全会的决议中，作为革命工会运动的中心任务，我们提出：“要组织失业者的战斗，建立同在业工人（他们时刻受到降低工资的威胁）的紧密的战斗联系。” 我们应当根据每个国家的特殊情况，在我们的工作中具体找到新的工作方法和形式。我们在德国失业者中间进行工作时提出的那些日常的要求和任务，绝不能机械地为美国失业者提出来。凡是机械地提出任务和口号，都会给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在当前形势下，所有在企业中进行的战斗、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和失业者的发动，都表明了阶级斗争正在采取新的更高级的形式。因此，我们提出的“阶级反对阶级”的伟大口号，也就具有更加深远的革命意义。 四、争取实现局部要求的斗争和动员群众的方法 由于改良主义官僚支持资本的进攻，我们就有了更大的可能性使最广大的群众认识到，他们只有在我们的领导下，才能顺利地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领袖们的阶级叛卖行为。背叛的改良主义官僚们目前又在玩弄“社会主义”的词句，来愚弄工人阶级。 我们应当在维护群众日常利益的斗争中，在实际上向群众表明，我们不仅要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且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还要通过反对富人，反对资本主义统治制度的经常不断的斗争，来锻炼群众的斗争意志，使他们在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决定性战斗的时候，能够更加机动灵活，更加成熟。在战争时期列宁有一次曾说过，作为目的，作为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对立物的一般的“社会主义”，现在不仅得到考茨基的拥护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承认，而且还得到了某些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家的承认。列宁说，但是现在所指的不是两种社会制度的一般的对立，而是具体的目的，是为反对具体的祸害，即反对目前的物价昂贵、目前的战争危险或目前战争所进行的具体的“革命群众斗争”。 列宁的这些话对于我们所提出的群众工作的革命任务也具有意义。我们应当学会更好地组织和准备罢工。我们应当懂得，发动罢工的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在企业中自下面进行有准备的群众动员。在进行局部性发动和局部性战斗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在宣传中更为明确地提出关于以革命手段来摆脱危机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 我们是否能够更快地让群众为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进行决定性的阶级战斗，首先取决于我们的力量，取决于我们的工作方法。群众的压力日益增加，使得改良主义的领袖们不得不急忙求助于争取社会主义的“激进”词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极其伪善地大谈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当然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民主党德国国会党团向议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提案。我们党应当了解，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领导群众的能力。我们应当在宣传中比过去更加明确地提出我们的最终口号，来同资产阶级专政相对立，同时我们还应当在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开展的过程中，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使无产阶级积极地行动起来，使他们认识到必须为实现最终目的和为此建立必要的前提而进行斗争。联共（布）国际主义范例不仅帮助我们把广大群众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和党内，而且引导群众为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去进行战斗，吸引愈益众多的群众参加未来的大规模的政治冲突。 只要各国共产党、革命工会组织和革命工会反对派在各国为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状况而准备和进行战斗的方面采取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策略，就一定能够取得对最广大工人群众的领导权。我们从过去的实际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更加成熟、更加勇敢、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了。但如果我们理解了当前形势和无产阶级激进化过程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和条件，那我们就应当明确地和毫不含糊地说，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成熟程度、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对于我们所肩负的任务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应当指出，有许多倾向是我们必须加以坚决反对的，因为它给我们的革命工作带来了损失。 有些假革命的论调借口什么“孤注一掷”而拒绝进行局部性的战斗。这种论调应当受到我们的反击，正像我们反击那种否认和阻碍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巨大战斗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经济主义”一样。但是，也不要认为反正群众是听我们指挥的。我们也不应当由于我们对局势作出了正确的估价，由于我们切实地维护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自傲。这种完全非布尔什维克所应有的骄傲自满态度，说明我们忘掉了千百万男女工人还不了解我们，尽管我们是唯一真正的工人政党，是无产阶级唯一真正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政党。我们还应当更好地学会一套技能，使群众确信我们的斗争方法是正确的，并向他们揭露改良主义者的叛卖性政策。为此，光靠说是不够的，需要的是做，是日常的具体行动。为此，我们还需要在反对资本主义专政的各种形式的压迫和掠夺的具体斗争中，有一套周详的无产阶级政策。 我们要在企业、职业介绍所、工会、工人住宅区和房客等中间采取尽可能多的动员群众的方式，以便组织群众进行反对资本主义专政各种压迫和掠夺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在本次会议议程上应当加以讨论和阐明的一个群众工作中的最重要问题。 有时我们看到，人们歇斯底里地高喊必须开展和进行罢工，而不去从事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工作，也就是根据具体实际条件采取各种动员群众的方法。 有时人们以为，工人阶级激进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开展经济战斗和政治战斗的充分动力。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和认识到，不仅各处都存在对我们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不仅已达到了较高阶段的激进化过程是加强无产阶级战斗的动力，党和革命工会运动也应当抓住日常生活的所有具体事实，来发动运动和罢工。 同时必须正确地分析和研究工人阶级的状况，遗憾的是，这一点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关于这一点只要举出我们工厂的报纸，首先是我们日报的例子，就可以确信无疑了。我们应当以更大的兴趣，依靠我们已有的全部经验，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来研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各个阶层的生活，学会熟悉群众的脉搏，以便开展和推进群众运动并把它顺利地进行到底。 难道我们在过去不是多次看到，我们有时甚至对各重要企业中企业主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目标还不够明确？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工资合同期满，就纯粹公式化地、按照日期地来规定动员工人罢工的方针和趋势向吗？难道全世界所发生的大量自发的罢工，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们工作中的弱点和成就方针的征兆吗？ 对于工人生活的这种不够熟悉，部分地说明了我们党和工会的报纸在碰到工厂和工会工作，以及一些经济战斗的具体问题时的经常“消息不灵”的状态。 在我来出席全会不久前，我曾翻阅了我们革命工会反对派的各种工业部门的报纸。在看到这些报纸的内容时，你会惊讶于这些报纸的内容竟是那样的枯燥无味，它们很少能具有我们政策的那种生动的群众性。它们不能具体地揭露改良主义分子，也不能在关于加强反对改良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问题上，来领导我们的工会工作人员。所有这一切都是同我们不熟悉工人的生活分不开的。关于我们日报的政治内容也应当这样说，它们虽然搞的是“高级的政治”，但却对无产阶级的生活缺少研究，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同政治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 如果我们考虑到国际阶级斗争的最重要的教训，考虑到工人阶级对资本进攻的抵抗力，那我们就应当了解，我们在当前客观条件下顺利开展工作的最重要环节和主要的工作方法，就是正确地、布尔什维克式地贯彻执行下层统一战线政策。在革命工会反对派和党执行了严肃认真的、一贯的、正确的下层统一战线政策的地方，在我们的工作不是采取偶然的和突击的方式进行的地方，阶级战斗就会有迅速的开展。统一战线的建立使我们有可能说服群众相信我们路线的正确性，同时统一战线的政策又要求我们的工作方法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这种独创性的统一战线政策也要求我们对于机会主义的倾向经常不断地保持警惕。 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 最近一个时期的大规模罢工并不是由我们发动起来的，虽然这些罢工反映了我们对工人群众的巨大影响。往往领导这些罢工斗争的正是那些改良主义的领袖，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工人引向失败。在一些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美国等都有一些很好的事例，说明在罢工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有不断增强的能力来实现我们的领导作用和独立地发动斗争。另一方面，过去一个时期的所有经济战斗都反映了我们在生产部门，在改良主义的工会内部，在红色工会中的工作以及在独立领导战斗的方法方面的软弱无力。 关于当前时期战斗的性质问题，有一些理论在我们的全会上应当给予最坚决的回击，因为它们可能成为并已经部分地成为机会主义倾向和错误策略的根源。 首先，在这里我指的是选择一种理论，它认为似乎一切真正的战斗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上，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进攻的战斗。例如大卫同志在自己的《改良主义的破产》一书中就维护了这样的理论。 我们还在1932年2月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会上已经指出，这一理论无疑地会削弱我们发动经济罢工的工作。 第二，我指的是像国际矿工委员会书记苏博特卡所维护的那种理论，即似乎在当前形势下，所有的战斗都同样是“防御性”的战斗。这些荒谬的理论都是建立在错误估计当前经济战斗的基础上，因为事实上，经济战斗正在转变为政治战斗，另一方面，政治因素又赋予经济罢工以更高的革命性质。 在当前工资政策和整个形势十分复杂，某些阶层、工会团体等具有不同情况的条件下，能否一般地对所有的战斗只给予总的评价，把它们仅仅叫作防御性的或仅仅叫作进攻性的呢？这样的概括必然是错误的，因为它不是建立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而是以形而上学的态度来对待阶级力量的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问题。 五、关于我们罢工策略的一些实际问题 最近在某些支部中和国际范围内，出现了一些对于进一步开展我们的罢工战斗和我们的革命工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罢工战斗的物质成果问题，第二是关于我们在基层组织中对待全体公决的态度问题，第三是关于及时开始和及时停止罢工的问题，第四是关于斗争委员会和无产阶级民主制的问题，第五是改良主义分子是否在领导罢工的问题，最后，第六是关于争取工会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的问题。 我们怎样提出这些问题呢？关于第一个问题——即罢工的物质成果问题。我们说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具有取得物质成果的可能性。在企业里争取物质成果的斗争完全不要求具备绝对必要的前提来保证胜利。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提出关于物质成果的保证，那我们就会滑到社会民主党的悲观主义理论上去。我们所据以出发的前提是：为了取得物质上的成果应当全力地投入战斗。问题在于我们应当通过争取物质成果的斗争，同时——甚至没有取得物质上的成果，——取得政治上的胜利。我们绝不应忘记：没有争取真正物质上胜利的最严重的斗争，政治上的胜利也就没有任何可能。如果罢工的工人不相信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会工作人员在尽一切努力来争取物质成果——即使这只是罢工者对企业主蛮横无理的进攻的回击——生活状况的改善或我们也就不能够使我们达到真正的革命化和把群众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如果我们不去为物质成果进行最严肃的斗争，我们就会面临一种危险：在为我们的革命组织顺利征集工人方面，我们甚至会失去必要的群众基础。 由于对宾夕法尼亚斗争结局的辩论，在美国党的中央政治局内提出了一个问题：是物质上的胜利重要，还是群众的革命化更重要？把群众的革命化和物质上的胜利这样对立起来，是一种纯粹的公式化主义，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正是宾夕法尼亚的事例向我们表明，这样不正确地提出问题，会限制和削弱我们在群众政策方面所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的能力。 从我在上面所引用的统计材料中可以看出，我们在许多地方的罢工都取得了很大的物质成果。在波兰有60次罢工取得了胜利，这些罢工为其他在业工人做出了榜样。如果我们不强调争取物质成果的可能性，那就会削弱群众的斗争意志而有利于改良者玩弄伪善的手腕。由于无产阶级的激进化和我们准备、组织和进行局部的战斗，工人对取得物质成果的要求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要使罢工得到良好的物质结果，除了客观条件以外，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扩大罢工的阵线，使罢工斗争剧烈化，并毫不含糊地和具有说服力地揭露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所玩弄的花招。 下面的一些例子表明，扩大罢工的战线是多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在上西里西亚的波兰部分地区将罢工同时发动起来，那栋布罗瓦矿区的罢工就有可能取得胜利。第二个例子：如果我们能够使南威尔士和鲁尔的矿工采取一致的行动（他们是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矿工罢工同时发生的，而稍后又有波兰的矿工罢工发生），那么矿工罢工就会具有更有利的前景。 应当指出的是，在经济战斗中国际的相互支援和团结在减弱。即使从最近的一些战斗经验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而且在各党中都存在。我们看到，最后一次同一个国家罢工工人的巨大国际团结运动，是在1926年英国罢工期间，尽管当时的国际阶级斗争形势还不像现在这样紧张。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我们应当在战斗和罢工期间大力加强国际的团结。我们还应当对表现出国际战斗团结的某些现有的事例加以广泛地利用。 与此相联系的是不久前在汉堡举行的国际海员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30名代表，其中来自德国的29人，丹麦20人，英国7人，法国5人，美国5人，日本1人，匈牙利1人，瑞士1人和捷克斯洛伐克1人。在这里用不着证明这次会议对于反对战争和武装干涉的危险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每个人都知道，海员和海港工人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反苏的反革命武装干涉中起着多么大的作用！ 我还想请你们注意一个事实：阿姆斯特丹国际在9月4日召开了国际矿工会议。阿姆斯特丹分子给这次国际会议提出了以下的口号：7.75小时工作日、矿井国有化、一周工作40小时。我们应当提出与这些口号不同的我们自己的口号：反对降低工资、7小时工作日、地下工人工作6小时，工资保持完全不变。代替改良主义的“国有化”口号，我们应当提出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要求，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即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口号。 现在我们再回来谈一谈经济战斗的物质成果问题。正好近来发生了一连串顺利的小型罢工，我们可以相信，罢工的物质胜利对于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最近的经验再次向我们表明，我们应当最坚决地反对不时出现的、那种认为在目前条件下，罢工斗争一般地不可能取得物质上胜利的“理论”。 关于第二个问题——基层工会组织的全体公决的情况是怎样呢？对于这个问题绝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应当让我们的策略和各项具体任务协调一致。如果始终赞成全体公决——那就是说对形势不了解，因为有时全体公决会给工人阶级及其斗争的开展带来损害，但是也不能永远拒绝参加全体公决。 我们举个在法国对待全体公决的错误策略的明显例子。1931年冬，当我们的法国同志正准备进行矿工罢工的时候，改良主义分子举行了全体公决。我们的同志不是在策略上通过正当的形式来揭露和戳穿改良主义分子所玩弄的手法，而是号召矿工抵制全体公决，把它叫做背叛行为。但是工人群众并不理解我们的立场，全体公决还是举行了，而后果对于我们自然是不利的。 在上西里西亚举行的最后一次罢工期间，我们的波兰同志采取了正确的策略：他们参加了改良主义者所组织的全体公决，同时全力地准备罢工，最后罢工也举行了。 在宾夕法尼亚（美国）的矿工罢工期间曾经出现过这样的错误，即罢工的领导不善于把全体公决当做无产阶级民主的一种形式并利用它来加强自己的阵地。当战斗的阵线开始逐渐分裂，工贼潜入到一些企业内部，企业主用武力来对付罢工者的关键时刻，——罢工的领导没有利用全体公决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继续罢工，还是停止罢工？继续战斗直到“最后一人”，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口号在策略上是错误的，它是使我们的威信暂到受到削弱的一个原因。必须懂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利用全体公决来稳定动摇的群众和阻止罢工的分裂，保证继续进行斗争或者实行有组织的退却。 在全体公决问题以及在所有一般策略问题上，我们都应当非常慎重地研究和评估当前形势的具体条件和斗争的前景，以便每次都能对问题作出正确的解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公式化主义是行不通的。我们永远应当这样地提出问题：参加全体公决是否会更好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动员群众，是否有利于揭露工会官僚的背叛行为，是否有助于加强我们本身的阵线。 下面谈第三个问题——关于正确选择罢工的开始和停止时间的问题。改良主义的领袖们为了破坏斗争的统一战线，往往企图采取以下的手段，来同我们独立进行的准备工作相对抗：他们认识到不能制止罢工斗争的发生，便把罢工的开始时间决定得比我们所提出的时间早一些或晚一些，这样一来就能使我们的力量不能得到发挥，并有可能把分裂斗争战线的责任推在我们身上。很明显，如果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战胜改良主义分子的话，我们在每一个场合下都必须估计到全部客观条件，善于改变我们的策略。我们的策略应当是非常灵活的。 在这里，关于斗争委员会的成员，关于正确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制的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我所要谈的第四个问题。关于斗争问题的决定都应当由下面做出，即出自工人群众，选择既能保证我们的主动性和对斗争的独立领导，同时也使改良主义分子难于实现他们的分裂计划。 还在第十次全会上，我们就讨论过关于无产阶级民主制这个重要问题。我们特别强调的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往往都是以命令的方式来委任罢工委员会的成员。这个缺点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被克服。必须坚决地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制的各项原则，克服在发生罢工战斗或在准备罢工战斗中脱离战斗群众的现象。 只要我们不害怕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而是把他们吸引到斗争的共同阵线中来，我们就能吸引更多的工人来参加革命的工作，当然绝不是简单地去指挥他们。 第五个问题——改良主义分子是否能领导罢工。在这里我们经常遇到对改良主义活动能力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评价。几乎在我们各党内都会遇到这样的观点，即危机越尖锐，改良主义分子的活动能力也就越受到限制。可是在当前所看到的正好是相反的情况。随着工人阶级的激进化，阿姆斯特丹分子和其他的工会领袖们玩弄花招也更加“激进”。我们在波兰就看到了这种情况，那里的改良主分子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而我们执行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党在一些地区却不能对此予以回击。这样的例子在其他支部中也是存在的。 尽管改良主义官僚同资本主义的国家机构愈益结合在一起，尽管它在不断地法西斯化，在某些情况下，它仍然不能“回避”对仿佛是为了反对企业主进攻的罢工的组织。 它伪善花招的实质就在于此。我们应当在工会内加强我们的工作，以促进群众压力的加强，开展独立的战斗和组织我们自己的罢工委员会的选择，从而同背叛了的改良主义官僚相对立。 第六个问题——关于争取工会机构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也常常看到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左”倾宗派主义的歪曲。在德国有一些同志自认为是很革命的，他们在革命工会反对派扩大了力量和红色工会建立以后，提出了“粉碎全德工会联合”的口号。在1931年8月25日的《红旗》上甚至可以读到这样的话：“那些主张掠夺工资的工会都应当被粉碎。”这种假革命的论调同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决议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工人阶级中发生的社会变动，它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我们有很大的可能争取加入了工会的工人。因此，我们着重提出的任务，就是要争取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工人群众，来实现无产阶级的战斗任务。 我们应当在这些改良主义工会的范围内，为争取每一个阵地而进行斗争。捷克共产党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她借助于开展反对派运动夺取了拥有1万名会员的司机工会的中央管理机构，连同出纳处和干部处。这样，这个工会现在就完全由她来掌管了。我想，这个例子应当成为加强我们在工会中的工作，加强为每一个选任职位而进行斗争的国际主义的动力。我们在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工作很薄弱，有些人不愿从事为加强我们的影响所需要的辅助性工作，援引一些明显宗派主义的和假激进的论调，说什么，工会不想进行斗争，——所有这一切只有利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对我们进行诽谤：似乎共产党人是“工会的敌人”和“组织的破坏者”。 当我们在德国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谈话时，我们指出了这样的情况，即改良主义的官僚不能容忍在自己的队伍中有阶级觉悟高的和革命的工人存在，他们甚至把这样的工人开除出去，而把社会法西斯的警察局长留在工会中。我们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说，我们希望改良主义工会的成员成为革命工会反对派的成员，更不用说我们并不禁止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或改良主义工会的会员留在自己的工会内，如果他们已经加入了革命工会反对派。这就是我们的团结的路线，反对改良主义者分裂政策的路线，而改良主义者则力图瓦解工人群众反对企业主进攻的不断增强的和团结一致的意志。 在这里还应当提一下另一个错误的观点——把改良主义的工会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学校”——即使改良主义的领袖们执行着资本主义的政策，即使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企图阻碍无产阶级状况的改善，即使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把改良主义的工会（它们是由工人所组成，工人也寄希望于它来改善自己的状况）简单地称为“资本主义的学校”仍然是错误的。这样做我们给自己带来的不是利而是害，因为这样做我们就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执行其政策分裂和诽谤共产党人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敌人”提供了方便。在这里，我们的群众工作方法应当起很大的作用，我们应当采取各种不同的工作方法，根据革命的需要来利用工会中领导和群众之间的气氛紧张性和纠纷——危机开始的先兆。 六、我们的落后及其克服的主要途径 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自己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方面，都远远落在客观形势的后面。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极其认真地对每一个国家和在整个国际范围内，分析这种落后的原因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 我认为，对于共产国际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支部来说，可以指出以下主要的落后原因。 首先是没有明确规定独立进行经济战斗的方针。我们还不善于十分具体和广泛地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来动员工厂工人、失业者和工会会员。只要学会了这样做，我们就能用反对工会改良主义官僚的原则斗争，来说服那些暂时还不信任我们的工人阶层。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没有足够地深入到企业中去。我们没有充分地认识到：由于工人阶级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接近其他工人阶层的可能性同前几年相比是增大了。因此往往出现轻视红色工会的发展，轻视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在企业中进行工作，轻视对罢工斗争进行认真准备的现象。 第三，除去没有深入企业以外，还应当指出同失业者的联系也不够。 第四，我们在改良主义和反动工会内部的阵地不够巩固。 第五，我们往往不能及时地反击和有成效地揭露改良主义工会官僚所玩弄的各种花招。 第六，我们这里不只一次地出现过在“左”倾词汇掩盖下的对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投降。 为了克服这些缺点，首先必须正确地对待关于领导经济战斗的问题。 我们在第十一次全会的决议中已经谈到： “各国共产党只有进行坚持不懈的、一贯的、经常的工作，只有切实为工人的日常利益而奋斗，并利用工人群众在反对剥削和法西斯反动方面所采取的哪怕是规模极小的反抗行动，才能实现最广泛的下层统一战线，击溃社会民主党，建立群众性的革命工会或革命的工会反对派，争得工人阶级的多数，并引导工人阶级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决战。”（《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册第266页。） 在决议的这一段落中，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谈到“切实为工人的日常利益而奋斗”的地方。对这一斗争进行正确的有组织的领导，即由下面选出革命的领导机构，再加上正确的革命的策略，这就是对一切群众斗争的结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还在战斗的准备期间就必须建立起有效的领导，我们的全部任务都集中在这个方面。群众应当自己选出领导班子。群众应当亲自参加对局部性要求的讨论。 我们有时指责革命工会运动，说它没有很好地领导斗争，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这就是说，我们没有利用现有的斗争条件，对形势做了不正确的估计，提出问题往往也不够具体。问题不在于只下达指示，主要在于应当成为组织者和帮助者，在于通过领导的巧妙政策来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要使群众最广泛地参加罢工斗争，组织群众纠察队，抵制改良主义分子的分裂计划，保证罢工者的饮食，保证对妇女和儿童的供应，搞好团结和扩大罢工的规模——只要领导真正得到工人的信任，所有这一切是都能够实现的。 保证我们在企业中和革命工会内部实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充分的无产阶级民主，是发展无产阶级群众力量和进行群众斗争的必要前提。如果参谋总部失去了自己队伍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它就会被自己的军队所抛弃。 在整个罢工过程中自始至终需要怎样正确地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需要怎样保证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发挥，捷克斯洛伐克布吕克斯举行的矿工罢工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罢工委员会在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上由选举产生，不是发号施令，而是同志式的革命合作。 宾夕法尼亚（美国）矿工的英勇罢工如果没有建立广泛的下层统战线，如果没有由群众自己选出地方罢工委员会和由百名代表组成的矿工中央罢工委员会，是不能举行的。遗憾的是，我们美国同志的战略没有保证这种退却的可能，在未取得物质胜利的情况下，退却在美国的工人阶级看来也是我们一次政治上的胜利。 我们强调，在企业中和失业者中间所建立的统一战线机构，经由选举产生出来的统一战线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罢工委员会和进行谈判的革命委员会等，都应当真正地依靠广大工人和失业者群众。必须广泛地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制。强制性地、官僚主义地由上面来任命革命工会组织中统一战线的这些机构，完全是改良主义工会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这种倾向应当受到我们最尖锐的批判。我们的革命斗争委员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群众行动的机构，成为无产阶级阶级统一战线的领袖。 有些人错误地、毫无道理地断定，这只有在共产党员占多数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布吕克斯的罢工委员会由50人组成，其中只有9人是共产党员。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公式化地，而是从群众的力量和主动性的角度来看问题，那就可以看出，我们是能够顺利领导新的大规模战斗的。 在企业中开展革命群众工作方面，我们工厂委员会委员的工作有着很大的意义。 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工厂委员会的委员是否善于把反对企业主的斗争，同为反对改良主义工厂委员会的政策而进行的原则斗争结合在一起，并向工人清楚地表明这种结合的必要性。这一点往往被我们的同志所忽略，尽管有时改良主义的工厂委员会慑于工厂委员会中红色委员的政策，而被迫放弃它们反对工人的诡计。 再一点重要的就是使党和革命工会运动经常注意工厂委员会中红色委员的工作，对他们进行帮助和监督。我们在各处都应当利用我们在工厂委员会中的阵地，来使我们的群众工作进一步革命化。 革命工会运动和我们党应当考虑的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使我们在工厂委员会中的红色委员通过不断从事辅助性的劳动，懂得必须维护工人的日常需要。他们应当关心女工和青年的特殊需要。他们应当通过经常维护和阐明企业中的所有特殊的要求，来揭露工厂委员会中改良主义委员们所起的真正作用。不过，对工人日常利益的维护，不应当只限于我们在工厂委员会中的同志——在这里必须做好经常的监督和领导。 红色工厂委员会应当无条件地接受群众的监督。我们应当指出，只有在企业中形成一个革命代表的坚强核心，才能保证真正执行革命的政策。红色工厂委员会的成员应该定期地报告自己的活动。工厂的全体工人以及工厂委员会的红色委员，都应当要求改良主义分子也向全体人员报告自己的工作。这是揭露改良主义工厂委员会并使它们声名狼藉的最好方法。 除了我们在企业中进行群众工作的问题外，还必须阐明我们对企业中法西斯主义问题的观点。 企业中的法西斯分子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过去黄色工会的成员或往往是生活绝望的工人组成的，不过往往也有真正反对资本主义的工人误入法西斯分子蛊惑宣传的罗网的。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德国，因为在那里法西斯分子在各企业和工业部门都有强烈的影响。在职员中间，国家社会党人的影响特别强烈。在这里我们也有一定的错误，因为我们有时也认为革命者没有必要去考虑正确执行对职员的政策问题，尽管我们有很大可能这样做。但是近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系列出色的创举和成绩，因为革命工会反对派在对待职员方面执行了正确的革命政策。 虽然我们在企业中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们仍然没有在足够的程度上建立起社会民主党工人、基督教工人和我们工人之间的统一战线，来同法西斯杀人犯的突击队员和强盗进行斗争。因此，我们在最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应当在德国给工人群众造成一种情绪，就是绝对不能容忍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屠杀工人阶级的剑子手在企业中存在。不过我们的口号“清除企业中的法西斯分子”，不应当机械地采用我们在报刊上所采用的形式，因为一般地说，报刊上对这一问题的提法是：“国家社会党分子从企业中滚出去。”如果我们采用后一种口号来反对所有的国家社会党工人，那就是大错了。在这里，我们的思想进攻和开展这样的运动应当加以很好地配合。 我还想提一下某些同志的一个错误认识，即同国家社会党工人进行辩论要比同社会民主党工人进行辩论似乎更好。诚然，近来这样的情绪几乎完全消失了，不过也要注意，一般说来它们还是有可能存在的。也有这样一些情况，就是我们的同志由于害怕告密而向纳粹分子投降。我们对此应当坚决地加以反对。在我们工厂的报纸上，应当具体地提出关于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不过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工厂的报纸对这个问题还是很少注意的。 在德国国家社会党分子的指示中有这样的内容，就是要使工人、党员都加入工会和在基督教的、改良主义的和其他的工会组织中建立法西斯党团。我们对于国家社会党分子应当采取灵活的然而又是原则的策略。在德国我们开展了工会中恢复被开除的反对派工人会籍的运动，在许多地方我们得到了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改良主义工人的积极响应。我们指斥工会领导容忍国家社会党分子和开除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在德国，工厂工人工会和运输工人工会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作出了让步，它们宣称要“审查”关于恢复被开除工人的会籍问题。我们当然不应当抱有幻想，似乎一些优秀的阶级觉悟高的工人现在就被允许返回工会，不过我们应当加强我们的压力，以此来活跃反对派的运动。 国家社会党分子从改良主义分子那里学习了不少东西。他们有时也主张罢工。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争取同情者和欺骗自己组织的成员，以便在今后出卖罢工。他们公开地充当工贼。我们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地来揭露国家社会党（他直接委派自己的走狗来进攻工人阶级）在这方面的叛卖行为。德国国家社会党分子在一年多以前开始的争取企业的运动在大多数场合下并未取得什么成绩，我们应当和它相对抗地尽一切努力来加强和锻炼由社会民主党工人、非党工人和共产党工人所且成的团结一致的战线，作为对法西斯分子措施的答复。 （休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第五次会议8月29日晚） 主席：埃尔科利 七、关于革命工会反对派的工作和反动工会内部的反对派运动 和我们在企业中的群众工作问题同时存在，并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我们的工会政策问题，即关于革命工会反对派和工会中反对派运动的工作问题，以及关于红色工会的工作问题。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些问题。 我们在各个国家罢工斗争落后的主要原因，除了在企业中的工作软弱无力以外，就是我们忽略了在革命工会中的工作，忽略了在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反对派的工作、革命工会反对派的工作和没有进一步大力发展红色工会。 这尤其是指那些具有老的、传统的工人运动的国家，如英国以及德国。不过在捷克、波兰、法国和美国，工会内的工作也是发展我们革命群众政策和群众主动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过去的几次国际代表大会上，在关于我们工作的这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关于对阶级敌人的力量和他们的组织评价方面，以及关于对我们自身力量的估计方面，我们都存在着分歧。过去，我们同那些犯偏差的人在这方面有过很尖锐的冲突。我们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在工会内部工作的问题上，同那些右派和调和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特别是反对他们对非组织工人的作用估计不足。我们的这一斗争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为的是通过开展革命工会反对派的工作，来推动群众斗争向前发展。不过遗憾的是，近来我们对有组织工人的作用过分地估计不足，这是同大多数支部的正确决议相抵触的。现在情况虽然不同了，我们还是应当记住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一些意见： “西欧的孟什维克在工会里‘地盘’巩固得多，那里形成了‘工人贵族’阶层比我国的强大得多，他们抱有行业的、狭溢的观念，只顾自己，冷酷无情，贪图私利，形同市侩，倾向于帝国主义，被帝国主义收买，被帝国主义腐蚀。”（《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161页。——编者注） 这个工人贵族至今仍然存在，不过目前它的基础缩小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垄断资本主义利润率的降低，另一方面是由于生产的合理化，由于熟练工人为非熟练工人所代替，而在某些工业部门中为妇女和青年所代替的结果，这样就使得在工人阶级的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动。 其次，我们应当说，绝不能离开在反动工会中的工作，而孤立地提出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问题，我们不能把这一问题同我们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群众斗争的总的工作分割开来。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关于这一点曾经说道： “……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而工会和工人合作社，恰恰就是（后者至少有时是）这种有群众的组织。”（《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163页。——编者注） 我们不仅要在反动工会中工作，——在我们的群众工作中也必须注意到合作化了的群众——这是我们最不注意的一部分工作。我们应当在所有处于反动影响下的群众组织中，提高我们的革命群众工作的速度。当然，正如布尔什维克所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只有通过正确地、勇敢地执行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最坚决地反对官僚主义原则的斗争中，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无情斗争中，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更加成熟起来。 我们为反对改良主义官僚和机会主义进行的坚决而不可调和的斗争，不仅对于争取日常利益的直接斗争，而且也对于实际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谈到这一问题时说： “这种斗争没有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能夺取政权（而且也不应该去作夺取政权的尝试）。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情况下，这个‘一定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只有每个国家的深谋远虑、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无产阶级政治领导者才能正确地估计这种程度。……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等于抛开那些还不够十分成熟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听凭他们接受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的影响。”（《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161、162页。——编者注） 对工会内工作的任何估计不足，实际上就是对失业者的罢工斗争和发动的估计不足。由此我们应当得出一个结论，即由于这种疏忽，革命工会反对派和红色工会国际就不能成为它们应当成为的革命工会运动的中心。 当在鲁尔地区建立了革命矿工同盟以后，原来矿工工会中的革命工会反对派就立即被取消了。革命工会反对派在工业采矿部门中的全体成员都被机械地转入了红色联盟。旧工会内部的反对派工作问题，几乎被从议事日程上取消了。 尽管我们的群众工作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转变，但现在仍然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例如，在魏森费尔斯出版的德国革命工会反对派报纸《建筑业无产阶级》在1932年6月写道： “建筑工人们！请加入红色工会。继续留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就意味着参与官僚主义者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活动。” 这样一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对脱离改良主义工会的直接号召。他们不是尽一切可能来保持住在工会中的阵地，而是无意中为改良主义官僚服务，帮助他们进行“清洗运动”。 《建筑业无产阶级》上的这一段话反映出他们对在工会内部进行布尔什维克式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意义不很了解。要知道革命工会反对派不仅应当成为共产党人和非组织工人的集合点，还应当成为所有工厂工人和失业者的集合点。革命工会反对派和革命工会运动，反动工会内部的反对派运动和红色工会——所有这些都应当成为我们对群众进行革命领导的纽带。 实现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战略任务，在某些国家中已经直接地提上了日程，并同在有工人的地方加强我们整个群众工作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在企业和失业者当中，在各种工会中，甚至在争取一个无关重要的阵地时，都要进行不疲倦的和经常性的艰苦工作。我们应当在所有的工会中——甚至在最反动的工会中——依靠红色工会和革命工会反对派，着手建立反对派组织。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来开展紧张的、经常性的工作。同时了解这样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即在企业中实行革命政策会促进工会内部工作的开展。如果我们不能巩固我们的主要基础，即不能在企业和失业者当中争取到群众，以便有组织地把他们团结到反对派运动的内部，那我们就不能开展工会内部的工作和反对派运动。 现在我们这里还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像埃森的克虏伯工厂的情况那样。今年夏天对工厂中的代表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改良主义五金工人工会的代表为300人，基督教工会的代表为200人（他们在那里还有着巩固的阵地），革命工会反对派的成员为37人（他们甚至还没有联合在德国五金工人工会的反对派组织中）。克虏伯工厂的情况是这样，而我们争取这个工厂的问题是我们在德国五金工人工会中工作的主要问题。毫无疑问，这样的情况在很多企业中（主要是在冶金工厂中）也都存在，而且不仅在德国，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存在。 在深人基督教工会方面，我们的行动也不够坚决有力，我们的尝试在所有地方都没有取得成绩（但西德的情况除外，在那里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根据基督教工会联盟的统计材料来看，它在德国拥有50万以上的成员，它的比利时分部有25.8万名成员，荷兰分部有18.4万名成员。上述各国工会的群众性是不容怀疑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基督教工会中加强反对派的工作。即使说公布的数字不准确，会员的数字有些夸大，但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一支我们不应继续忽视的、人数相当众多的群众性队伍。 由于在某些地方（例如德国）的基督教工人运动中有反对派（例如维·黑勒党）发展起来，正像社会工人党在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一样，这个工作就尤为必要了。这些派别可能发展为有危险性的，以“左”倾面目为掩饰的组织。所有这些组织都在进行工作，为的是遏止左倾化的反对派基督教工人群众转向共产主义阵营的过程，为他们转向共产党和革命工会反对派设置障碍。 就阿姆斯特丹国际简单地说几句话。在阿姆斯特丹各工会中正在开始出现危机的征兆。这些工会的广大会员群众和领导之间矛盾的尖锐化程度，在各个国家都不相同。它们大多数取决于我们对这些工会内部反对派派别所施加的影响。各国（例如在比利时）工会会员人数的日益减少，使我们有可能说阿姆斯特丹国际中的危机已经开始。 这一危机开始的主要原因是，阿姆斯特丹各工会不进行反对降低工资的真正斗争和罢工发动，它们不再给失业者发放津贴，工会领导常常在工资标准以外签订有关降低工资的协议。阿姆斯特丹国际个别支部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反动的、法西斯的和帝国主义的政策，也促进了各工会内反对派力量的加强。 这些事实都使得群众和改良主义领袖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从而为我们在阿姆斯特丹国际各支部中争取反对派成员创立了新的先决条件，特别是当我们在这方面开展了切实工作的时候。 我来引用几个有关阿姆斯特丹各工会人数减少的数字。阿姆斯特丹建筑工人国际在1931年同1930年相比损失了71846人。其他工会（如德国和奥地利）的人数也有大幅度的减少。 阿姆斯特丹国际德国支部全德工会联合会会员人数1932年要比1931年减少得更多。加入全德工会联合会的工会在1931年底，根据他们自身的材料，为4134902人，而在1930年全德工会联合会则拥有4716569人，可见在一年中会员的减少达到了581667人，也就是减少了12.3%。 德国金属工人工会从1930年底到1931年底失去了113713人，即占会员总数的12.1%。建筑工人工会失去的会员人数为17.4%，铁路工人工会——15.3%，矿工工会——14%，改良主义的雇农工会20.7%。司机和司炉工会会员人数减少得最多，为自己会员的24.7%。砌石工人工会失去的人数也很大，为21.6%。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原先属于阿姆斯特丹国际各工会的50多万工人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是否转向了我们的革命运动呢？没有，遗憾地是我们不能这样说。例如在德国，我们的红色工会的发展陷入了停顿状态。只是在最近一个月，柏林金属工人红色工会的会员人数才有了某些增加。很遗憾，我们没有通过在阿姆斯特丹各工会内部开展广泛的反对派运动来吸引这些不满者和左倾化的阶层，没有从组织上团结他们，使他们参加到我们的阶级组织中来。很明显，如果我们不吸收这些群众，如果这些迄今为止有组织的群众现在仍留在组织之外，那他们或者会陷入政治上的淡漠主义，或者会投人法西斯主义的阵营。我们应当防止这些情况的发生。同时我们还应当指出，我们也没有能够吸收一部分没有参加组织的群众，作为红色工会所需要的斗争骨干。 由此可见，共产党和革命工会组织现在正面临着一项非常严重和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毫无疑问，我们的红色工会几乎在一切地方都处于人员减少和发展停滞的状态中，在有些地方他们的威信大大降低了，只有在捷克斯洛伐克才可以看到红色工会的某些发展。红色工会的这种停滞、衰落是同对在工会内部开展工作的意义估计不足，同各改良主义工会内部真正反对派运动的开展不够分不开的。如果在这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工会政策加以彻底的改变，如果我们还不理解在这里同时也需要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红色工会未来的发展就不仅会困难重重，而且我还要说，也是不可想象的。 近来，某些国家的工会工作有了一定的发展，不过暂时还完全不能弥补过去这方面群众工作的损失。我们应当竭尽全力，经常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以便在最短时间内消除这些损失。 如果我们想更快地引导群众参加战斗，如果我们想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大规模决定性战斗创造前提，那么在当前的条件下，问题就更加尖锐了。我们应当坚决地加快吸引那些仍旧与革命阵线相对立，并处于改良主义者影响下的群众的过程，为此，我们要维护群众的每一个最微小的利益。如果从执行我们的正确决议的角度来经常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就会更早地看到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怎样巨大的疏忽和错误。 在使我们的群众工作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基础上，我们应当真正发挥主动精神，改进我们在工会工作方面的群众政策。库西宁同志在关于议事日程第一项的报告中，阐明了新形势下的客观有利条件。我们将要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造就出一批新的朝气蓬勃的工人积极分子。工人阶级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动，有助于我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决议的精神改进自己的工作。 我们可以举出一些很有意义的现象，特别是各种不同工人工资水平的变动情况。在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工资之间的“剪刀差”正在缩小。熟练工人越来越被转到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级别中去，资本家企图把工资降低到妇女和青年工资的水平。这样一来非熟练工人和青年的解雇事件就大为增加。其次，还应当指出一个事实，即“剪刀差”的缩小也是由于生产合理化——传送带的采用、劳动的强化等——的结果。我们在各工业部门中也看到一种逆转的现象，就是那些经过了四年学习的熟练工人，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被使用。在某些地方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正在减少，而由妇女和青年的劳动所代替。由于这样的社会变动的结果，非熟练工人则更受到重视。不过在普遍降低工资浪潮的冲击下，非熟练工人也正在激进化和为提高工资而斗争。经过了上述的各种变动，工人贵族的基础正在缩小，熟练工人也较以前更快地左倾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因为一般说来，熟练工人（特别是在金属工业中）起着先导的作用，他们的立场对于那些没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激进化有着强烈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当更加积极地把熟练工人吸引到我们的阶级阵线中来，他们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中间的最有力的因素。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工作做得越好，我们就会越有力地吸引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这些因素不是互相孤立的，在这里必须考虑到我们工作中的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 如果我们指出改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基础的削弱，如果我们看到工人阶级的更加激进化，如果战斗的性质更加有力地反映着革命高潮的增长，那我们就应当赋予我们的工作以新的内容，同时也不要抛弃我们旧的决定，不要把它们束之高阁。 我们在革命工会反对派和工会中的工作成绩同已经具备的有利条件并不相适应：例如在德国，我们最近就没有能够破坏全德工会联合会的基础和它的政策，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地发挥群众的斗志。我们没有大力贯彻使开展起来的小的经济罢工发展成大规模的示威罢工和群众性政治罢工的方针。我们也没有做到，在我们的领导下，在革命工会反对派和红色工会的领导下，开展较大规模的战斗。因此，我们不得不（特别是在德国）非常尖锐地提出关于加强红色工会和在改良主义工会和其他工会内部的反对派运动的问题。在我们的红色工会（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足够强大，能够同革命工会反对派一起独立地领导战斗并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这些战斗的地方，很自然，问题就有些不同了。在这里公式化主义当然是危险的。很明显，就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尤其是在法国，同样也需要全力加强我们在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工作，全力扩大红色工会和反对派运动在其他工会中的影响范围。毫无疑问，拥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8.5万或9.5万会员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红色工会，要比我们德国的革命工会机构（有时是很弱小的）更为深厚的基础。 在各个工业企业中有着我们在工会内进行工作所遇到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投降主义。为反对工联主义情绪（它表现在工资问题上，认为经济斗争只有在工资合同满期后才能进行）而开展经常的和毫不妥协的斗争，是我们在工会战线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一个主要形式。迁就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思想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危险的现象，因为它阻碍使有组织的工人摆脱改良主义分子的影响，阻碍吸引他们加入我们的战线和建立各阶层工人的战斗统一。我们绝不应当放弃红色工会和革命工会反对派的领导作用。对于这种投降主义的情绪和倾向（这种情绪和倾向在德国是常见的，这就是由于害怕会员人数和工会津贴的减少而放弃反对工会官僚的斗争和拒绝开展罢工）应当宣布无情的战争，直到把它们完全清除。 但是，共产党绝不应当在对待改良主义工会的各种基层机构（例如失业委员会）方面，采取“左倾的”抵制策略。在德国，我们的同志一般都不到这些委员会去，他们解释说因为这些委员会是改良主义官僚们建立的。我们的同志不是通过我们的反对派运动去影响这些委员会，不是用革命的政治生活来充实这些委员会，使它们为准备、组织和进行失业者的发动而斗争，同时揭露改良主义官僚的真面目，加强同他们的斗争，而是简单地拒绝加入这些委员会。 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选择最有利的时机，使党和革命工会运动的积极分子加入改良主义工会组织，从而加强我们在这些工会中的阵地，把这些工会中的反对派运动提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而不是要回到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早已经取消了的“加入工会”的口号去。 工会内部的斗争是一所重要的有组织的学校，它在反对改良主义分子的过程中，促进我们的同志在理论上的发展和巩固。如果我们在必须使工会中带有改良主义情绪的工人确信我们政策的正确性面前表现得无能为力，如果我们对这一项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持抵触的态度，那我们就不能不担心，在解决我们革命斗争中更复杂和更高级的问题时，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会比现在遇到更大的困难。 我们应当争取有组织的工会工人群众为我们的最终目的而斗争，我们应当向他们表明，工联主义的方针阻碍着无产阶级阶级力量的发展，只有以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为指导的革命工会策略，才能够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列宁在一封关于马·波里索夫的文章《论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篇文章写于科隆工会代表大会以后，大家知道，这次大会对德国工人的工会运动，以及在国际范围内都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的信中指出，只有经常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阐明的全党经验，才有助于最适合俄国条件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会形式的发展。其次就是要利用敌人给予我们的教训。列宁写道，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因科隆代表大会的“行会的”倾向而雀跃欢呼，他们希望能把工人从社会主义拉向“纯粹的”，即资产阶级工联主义方面去。列宁强调指出，如果资产阶级开始称赞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在“有理性的”工会运动方面表现得“有教养”，或者“很热心”，那就是我们工作中出了漏洞的一个可靠的证明。 由此可见，“阶级调和”的倾向、改良主义领袖的妥协倾向还在1893年科隆工会代表大会期间，就受到了列宁的评价。 八、关于红色工会及其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自从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召开起，在许多国家中红色工会有了很大的发展。红色工会的建立是绝对必要的和正确的一步，可以说它们单独领导经济战斗的能力和它们在这方面的成熟性都大为提高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在法国和波兰，在德国部分地区所举行的罢工，都证明了我们的红色工会组织的打击力量是怎样的巨大，只要在它们内部和在它们的群众政策中充分具备了开展群众战斗的前提。同志们，当然这还是不够的。在两年或三年以前，我们曾不得不把我们在企业中的工作和我们的工会政策加以转变，我们在许多共产党（其中也包括德国共产党）内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我们今天以批判的态度——从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成熟的更高阶段和布尔什维克化的更高水平的角度出发，来提出对红色工会的发展和工作的评价问题。当然，我们绝不能安于现状，因为红色工会在某种程度上正处于停滞状态或者在走下坡路。我们也不能迁就某些人的情绪，他们硬说很难通过红色工会来发动重大的经济战斗和领导这些战斗，这样做会妨碍红色工会会员人数的增加。在经济战斗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我们工作中的弱点，并不能成为把这些工会的建立说成是错误的一步的理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兰德勒分子的这种卑鄙无耻的论断，是对于阿姆斯特丹分子和社会法西斯分子的直接支持。 如果说在这次全会上我们还要指出，红色工会在支持、促进和发展群众的革命战斗力方面，整体上看来还没有实现我们的期望，那就意味着在红色工会的工作方法和结构中，仍然存在着应当立即加以克服的巨大缺点。 尤其必要的是，在坚决回击机会主义向我们红色工会进攻的同时，为揭露红色工会的主要缺点而进行最严肃的革命的自我批评。我们应当通过完善和改进我们工作的途径，来消除存在于某些工人群众中的情绪和在某种程度上由党外那些支离破碎的集团所有意培植的倾向，即把红色工会看成是某种独特的共产主义店铺。工人们应当看到，他们在这些红色工会中有着最大发展的可能性，他们可以在实际上积极参与对各种战斗的独立领导，他们在这些工会内部可以根据无产阶级民主制原则，对工会的各方面工作施加决定性的影响。 红色工会在集结所有革命力量的同时，应当不断地揭露改良主义工会领袖们的策略和政策。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使红色工会站在为工人的每一个最微小的日常要求而斗争的前列。 在红色工会中不应当有官僚主义、公式化主义和命令主义。我们在红色工会中的组织工作应当摆脱掉上面所有这些弊病，只有那时它才能够加强反对改良主义官僚的斗争，而改良主义官僚在组织上的方法就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等。 红色工会只有当它们成为一种团结工人阶级的组织时，才能够得到发展，从而加快本身的成长过程和巩固自己在企业中和在失业者中间的基地。我们看到，只要红色工会在这方面建立了必要的前提，它们就能做出像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做出的那样的成绩。自从我们在柏林金属工人统一工会中，开始同那里的公式化主义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时起，情况就已经有了改善，会员人数也逐渐地增加了。 工会委员会应当成为真正集体的机构，它们应当由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级任命。委员会应当同基层的工人群众，尤其是同工厂工人保持经常的紧密的联系。必须在职员中培养众多的积极分子。在革命工会反对派和红色工会中，应当尽可能使同志们不同时兼任支部委员会中的工作。还应当同工厂工人委员会的红色会员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在定期召开的全体大会上，应当保证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制。大会应当开得生动活泼。工人们应当通过大会了解企业中的情况。应当吸引全体会员积极地参加工作。 红色工会会员的征集不应当公式化地进行。在进行征集时，首先必须强调红色工会的战斗性。必须使这些工会的年轻干部经常参加学习并给予他们指示。红色工会的每一个会员都应当学会作为领导者在企业中进行活动。工厂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员都应当接受有关工厂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工人立法问题的广泛而具体的培训，但是绝不容许使这一工作挤掉其他的工会工作。 在企业中每天都要维护工人的利益，要准备和进行战斗，这是每一个红色工会工作者最好的学校。与此同时，必须坚持不懈地对所有我们的无产阶级工会干部进行理论上的培养，对红色工会和革命工会反对派的成员都应当加以训练，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形势发生意外变化的情况下，都能够识别出自己阵营中敌人的真面目。7月20日在德国所发生的事件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有教益的例子。 几乎在各个国家中（捷克斯洛伐克除外）红色工会会员的人数都有一定的减少，但是，这绝不能成为为工会中右倾机会主义情绪辩解的理由。应当反对那些断言群众不愿“进行斗争”的情绪，必须同某些红色工厂工人委员会在降低工资和解雇工人时只维护本工会会员利益的倾向作斗争，反对上述认为工资斗争只能在工资合同期满后才能进行的倾向。 红色工会应当学会在企业中和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把合法工作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绝不允许由于警惕性不高而使企业的革命干部被列入企业主的黑名单和在进行斗争时成为解雇和镇压的最初受害者。这种警惕性不高有利于法西斯分子和黄色工会阵营中的告密者的运动。应当严格地遵守我们在企业中的秘密工作守则。 在红色工会所进行的罢工运动中也存在着很大的缺点。提出的口号往往是抽象的，在建立斗争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时往往不能实行统一战线革命政策的原则。在各次战斗中都使人感到缺少革命骨干的核心。对于各种合法主义的观点往往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作出仲裁决定并宣布它必须遵守以后，就不能再继续进行斗争，斗争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也绝不允许罢工工人在没有红色工会或革命工会机构提出适当的口号和指示的情况下（可以说一律地）返回企业工作。因为这样的情况会给工会的威信带来极大的损害。 在所有的工会（其中包括各红色工会）中，都应当有共产党党团经常进行有纪律的工作。只有团结一致的共产党党团才能够保证执行党在工会中的革命路线。我们在红色工会中开展工作应当促进改良主义工会组织中已经开始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同时我们应当利用我们的革命影响，从组织上巩固我们的红色工会。应当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以克服工人群众中存在的幻想，即认为似乎改良主义工会是专门维护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的。红色工会应当通过加强自己的统一战线政策，通过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和建立同群众，首先是同大企业的群众之间的联系，来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切实领导罢工和失业者发动的任务。 同时，几乎在所有国家中，我们的红色工会都存在着很多的缺点。尽管资本主义处于危机之中，可是法国统一总工会成员的人数却减少了，然而，我们的捷克红色工会则明显地取得了成绩，举行了很好的罢工，特别是在采矿业的地区。但是，就是在捷克，他们也应当克服某些缺点，首先要深入到冶金工厂、军事工业企业和铁路企业中去。在我们德国的柏林发生了金属工人的罢工，在鲁尔地区也发生了一些矿工的罢工，可是我们的红色工会对此却无动于衷、毫无作为，会员数目仍然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鲁尔地区矿工的红色工会取消了革命工会反对派，并在某些地方按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不在同企业进行联系。 在美国，红色矿工工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可是他也未能使自己的罢工带来物质上的成就。中国的革命工会也暴露出了组织上的落后状态和会员人数的减少，虽然近来这方面的情况已有所改进。在一些国家红色工会中存在的所有这些缺点，都应当通过革命的群众政策和工会在组织上的巩固来克服。要使共产党员承担责任，使他们认识到，他们应当加入工会，并在其中进行革命的群众工作。 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应当在充分了解本企业的情况，了解阶级兄弟的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以及本企业工人需求的基础上，向自己的组织提出正确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应当以此来区别于改良主义分子，应当在实际中领导工厂工人和失业者的战斗，并为了在这些战斗中取得物质上的胜利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应当更多地考虑到数百万失业者的需要；这里包括接受失业者加入红色工会的问题，吸引这些无产者参加工会工作的问题。我们应当采取新的手段，来防止改良主义分子分裂失业者的运动，我们应当争取在我们的工作中出现真正的转变。 九、为反对右倾和“左”倾，反对对统一战线政策的歪曲而斗争 同志们，现在谈一谈某些机会主义的和“左”倾宗派主义的倾向和错误。在我们的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许多错误和不正确的观点，尽管这些错误和观点的出现大多不是有意的，也就是说，它们并不带有宗派主义的性质。我们应当同各种错误和倾向的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我们的工会工作中，在两条战线上进行布尔什维克式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和反对“左”倾宗派主义——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有坚决地消除由于错误理解革命工会反对派的性质而出现的脱离革命工人的宗派主义情绪，才能正确地进行这一斗争。 如果我们在谈到改良主义工会会员时，把他们叫做“地地道道的反动群众”，那么数百万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也就会被斥为反革命分子和工贼了。在红色工会和革命工会反对派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带着这样的观点未必能够顺利地组织罢工运动，相反，很容易滚到取消派投降主义的泥坑中去。非常清楚，如果我们使用了“地地道道的反动群众”的称呼，那我们就把工人和改良主义官僚的工贼们相提并论了。正是现在，当我们谈到阿姆斯特丹国际已经开始出现危机，当会员群众同改良主义领导之间的紧张关系愈益加剧的时候，就特别需要我们对领袖和群众加以严格的区分。在反对默克错误观点的斗争中，我们一再强调指出在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阵营中的分化，我们特别反对默克把企业和工会中的工作人员称为“小策吉贝尔”的理论。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一些同志把改良主义工会叫做“工贼工会”、“布吕宁工会”，等等。这种态度也阻碍着我们在这些工会中开展争取群众的工作。 我们正是应当从反对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官僚原则的斗争角度，来提出领袖和群众的问题，特别是从使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改良主义工人摆脱他们的反革命领导影响的角度，巧妙地和灵活地提出这一问题。我们在同默克的错误观点进行辩论时所提出的各项原则，已经成为德国共产党以及整个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在自己的斗争中加以利用的准则。 一种相反的错误是对有组织工人特殊看待的倾向，是对社会民主党领袖影响的过高估计。这种过高估计导致了过去曾对“逼迫工会官僚进行斗争”（“ZwingtdieBonzen”）这一口号的维护。但是这一口号从来不是共产国际或其支部的口号，也不是红色工会国际的口号——这不过是托洛茨基反革命分子和布兰德勒叛徒的一个发明，他们企图在此基础上来歪曲我们的正确决定。但是，过去我们几乎在所有支部中都看到对“逼迫工会官僚进行斗争”这个理论的各种反映。这常常表现为机会主义的消极态度或这样的一些论据，如“毫无办法，工人们不想进行斗争”或“如果工会头头们不号召罢工，我们是发动不起罢工的”，以及类似的各种论据。实现共产党在革命工会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时人们纯粹机械地、公式化地和官僚主义地去理解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这一点在大多数支部生活中有很多事例可以证明）。在这个问题上，必须采取各种方法对革命工会运动和革命工会反对派进行认真的监督和和革命工会反对派的机构按照党发布命令的方式实行宗派主义指挥，往往会扼杀群众的主动精神，产生官僚主义和加强在党的全部工作中经常出现的超集中制的倾向。所有这些都是改良主义工会实际工作的遗迹。 我们要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反对那些把无产阶级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说成是同社会民主党领袖结成联盟的政策的人。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同时也应当把矛头指向革命工会反对派在对待左倾化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改良主义工会会员群众方面的宗派主义关门倾向。 改良主义分子在全世界所使用的“左”倾花招已经形成一整套的伪善态度和欺骗伎俩。绝不应当否认这样的事实，即在对待这些花招方面有时也表现出各种投降主义的倾向——小资产阶级倾向，这些倾向有时也浸透到我们工作人员的队伍中间，在个别情况下，它们甚至对我们的群众组织的上层，也发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对自己所负的责任有着高度的认识，应当对我们全部工作进行布尔什维克式的自我批评，因为在德国、波兰和其他国家中，革命危机前提的迅速成熟正日益向我们的革命领导力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们不是向所有的工人提出明白易懂的口号，有时提出和宣传的是不容易理解的经济口号，或满足于提出一般性的政治口号。另一方面，有时也回到经济主义的倾向中去，只提出一些纯粹经济的要求。对于这两种倾向，我们都应当坚决地加以反对。 没有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进行的群众工作，没有在一切甚至最反动的工会中进行的严肃认真的派别工作，那就谈不上真正吸引广大群众，谈不上革命工会反对派和红色工会领导他们的政策。只有共产党党团的准备充分和目的明确的工作，才是执行我们政治总路线和避免在革命工会运动中产生错误和偏向的保证。 我们在准备和进行战斗期间，往往放弃对改良主义的、基督教的和其他的工会组织施以经常有组织的压力，这种情况在所有的经济战斗中都起着很大的麻痹作用。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党团的帮助下，借助于在所有工会内部我们同群众的联系和群众的影响，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动员有组织的工人去反对他们的背叛的官僚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对于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夺取选任职位的问题已经做了指示和决定。在其中的一个决议里写道： “要争取把一切官僚分子和资本家代理人驱逐出工会，为工会的每一个选任职位而斗争，特别是要为争取基层工会代表而斗争，这才是我们用以揭露社会法西斯工会官僚的作用并同他们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册第179页。——编者注） 这样我们就看到，在第十次全会上这个问题同现在一样被尖锐地和明确地提出来了。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样一项很好的决定至今仍是一纸空文，正如当时所通过的关于在企业中建立革命特派员核心的决定一样。 再说一说关于我们统一战线政策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捷克党在工作中有两件示范的例子：一个好的；一个不好的。关于布吕克斯的罢工我们在这里已经说了很多。它是正确和顺利地执行我们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范例。正是由于执行了这一策略，我们才能在无产阶级民主制的基础上吸引所有斗争中的工人阶层来领导罢工和坚决抵制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左”倾花招。在摩拉维亚的俄斯特拉发所发生的事情则完全不同。那里的统一战线政策表现出了机会主义的倾向。在那里，机会主义集团的理论和政策阻碍了我们领导的无产阶级下层统一战线的胜利发展。 因此，还必须说一说关于党和革命工会组织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里我要指出，我们有的一份由安贝尔-德罗同志所拟定的文件，这份文件在企图用另一条政治路线来同共产国际的路线相对立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于议事日程的关系，我不想对这些问题作详细的说明，我只想简要地读一下，很遗憾地，瑞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几个星期以前已经通过的一个纲领。瑞士共产党中央的一些同志已经向共产国际承认了他们所犯的错误，他们受了安贝尔-德罗机会主义的影响。安贝尔-德罗本人也向政治委员会递交声明，承认自己犯了政治错误并做了检讨。政治委员会以最坚决的方法谴责了这个纲领。我们看一看安贝尔-德罗的这个纲领，就能回忆起在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同右派和调和派之间的分歧了。当时我们就说过，稳定是不可靠的和腐朽的，而这些分子则利用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和理论来同共产国际的这一方针相对抗。 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当我们谈到资本主义稳定的结束的时候，机会主义的理论和倾向又抬头了。我现在只就革命工会运动和我们在工会政策方面应当加以说明的那些问题来谈一谈。同志们，你们也许以为，既然我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积累了很多有关党和工会关系问题的经验，那么，在我们的队伍中就不会有错误的观点了。尤其坏的是，在瑞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上述决议中（安贝尔-德罗同志是作为负责人在上面签字的），竟然没有任何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也没有任何在工会运动内部进行党团工作的原则。 请看瑞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个决议中是怎样说的： “如果工会领导机构中的多数人在代表会议或全体大会上不同意党的领导提出的某些建议时，不管这些建议怎样有益，怎样必要，一般地都应当撤回，并在重新进行讨论以前不应在该工会组织中执行。在这样的条件下，在某些革命工会组织的所有基层机构中都应当召开特别会议，在大多数人站到这一建议方面来以后，这些问题可以再提出来。” 总之，安贝尔-德罗同志的意思是，如果某一个革命工会组织的上层领导不同意党的政策，那就应当等到大多数人站到党的政策方面来的时候再召开会议。但是，这就意味着贬低共产党总路线的作用，为贯彻执行这一总路线设置障碍。这样提出问题还意味着什么呢？这样一个极端的机会主义方针，是以在革命工会中实行工会的民主制为掩护的。这就是向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中掺杂私货。这就等于给我们的真正原则抹黑，而这些原则是在关于通过工会中的党团工作对总路线的贯彻执行进行监督问题的许多决议中所规定的。我们曾再三地强调，必须同工会组织中的命令主义作风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我们应当以同样的态度来反对在实行工会民主制的借口下，来贩运最坏的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这种机会主义为所有的取消主义倾向大开方便之门。我想，在反对其他错误政治思想的同时，全会也要最坚决地反对安贝尔-德罗文件中的这些提法，首先要打击在工会问题上的这种机会主义。如果对这个文件和对瑞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文件负有责任的安贝尔-德罗同志能够在这里说清楚，促使他提出这个纲领的政治原因来，那就很好。当然，他在自己的声明中毫无保留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在此同时却没有足够地揭示出这个纲领的政治错误的实质。 我认为，我们为反对所有这些倾向和错误进行的坚决斗争，极大地帮助我们揭露阿姆斯特丹分子的“左”的花招。我们看到，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全部工作都是为了帮助资本家寻求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的出路和阻止革命的发展。为此，他们就提出了一整套似乎是“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浸透了最鄙卑的“庸俗的经济主义”和充满了支持资本进攻的情绪。 十、关于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左”的花招 近来，我们看到改良主义工会的领袖们怎样无耻地改变了自己的理论、要求和口号，使用了各种新的欺骗性手段。可以说，改良主义分子改换自己的理论，就像改换一副手套一样。他们根据形势的发展，根据革命战线同改良主义官僚相对立的程度，提出新的“论据”在危机开始时，改良主义领袖们否认危机存在的事实。后来当否认已成为不可能，他们就宣布说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同期性危机。可是当这一手也行不通的时候，他们就大谈关于“当前的危机是没有出路的”（在过去只有聚集在赛德维茨周围的那些官方的“左”派工会的会员们使用过这个说法）。塔尔诺在莱比锡也不顾希法亭在基尔所提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不顾从前使用过的“面向国家”的口号，而谈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了。 另一种方法（社会民主党曾借助它来欺骗工人阶级）是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的五月号召书中所使用过的，其中称：“资本主义已经崩溃”就是说任何资本主义都已不存在了。当布吕宁的第一个非常法令在德国出现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就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类似的倾向也表现在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理论和它的“左”的花招中。在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的领袖们向国会提出的最近的建议中，谈到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在一篇号召书中还谈到了“计划经济”。他们玩弄“左”的花招。他们需要“左”的通风口来削弱无产阶级的反抗。 在全德工会联合会机关报《工会报》8月13日的一期中甚至谈到，当前的时期是“资本主义机构和社会主义原则之间的空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时期已经过去了。阿姆斯特丹分子想用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来填补这个“空隙”。改良主义分子不得不玩弄这样的“左”的词句，这只能说明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化过程更加深入了。 8月20日的《前进报》竟然谈到“计划经济”，谈到“在德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样也是使用“左”的花招来愚弄群众。当前社会民主党所提出的建议，关于“把矿山和其他有决定意义的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的建议，所有这些只不过是用以对抗群众向往战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欺骗性花招。 可以说，社会民主党所提出的那种形式的“计划经济”，其目的不过是想使无产阶级的注意力离开垄断资本同国家机构进一步结合的事实，从而阻碍工人阶级寻找摆脱危机的革命出路。 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化和国家化方案”不仅是阿姆斯特丹分子和第二国际由于他们成员的激进化，为了吸引群众而不得不采用的“左”的花招，它们本身还包含着振兴资本主义企业，帮助资本家克服他们面临的困难的“积极建议”。 阿姆斯特丹分子的其他要求是怎样的？他们在某些国家中从鼓动的意义上提出来的“提供工作”的计划，也是改良主义分子迎合资本主义政府和法西斯主义的一种肮脏的企图。例如在德国，全德工会联合会所提出的“提供工作”的计划，本身就包含着对劳动义务制的公开的或暗中的赞同。希特勒法西斯分子施特拉塞尔不久前在德国国会中就说过，纳粹分子总地说来是同意全德工会联合会关于提供工作问题的计划的。希法亭后来的答复不外是同纳粹分子在社会政治方面进行合作的建议。 此外，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法西斯分子在提供工作问题上的这种令人感动的一致，本身就包含着在实行通货膨胀措施方面所达成的相互协议。而对于实行每周工作40小时的要求（很自然是不能保证全工资的），也只不过是同意在加强劳动强度的同时，直接降低工资而已。由于德国一月非常法令（它规定降低工资10%一30%）的实施，所谓“降低物价”的花招暂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一个骗人的花招。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完全新的、越来越“左”的理论，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就是借助这样一些理论，来直接支持德国法西斯专政的方法。 在著名的德国反动周刊《事业》（它的文章经常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内部分歧）八月号的一期上是这样说的： “现在，任何一层内阁都应当有后备力量，通过他们来保持同社会民主党或工会之间的联系，这些后备力量应当备而不用，以后何时需要就何时进行活动。” 在这一周刊上还谈到： “当前形势下的统一只能看做是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会之间的接近。这种接近看来正在实现。工会在赔款问题上所采取的民族立场就是它的序幕。”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非常懂得，在他们实行资本主义的法西斯经济纲领方面，社会民主党能够为资本主义提供怎样可贵的帮助。 在德国，工会上层同公开的法西斯主义的接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在迅速地实现着。在意大利，这一接近的过程在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以前，特别是在法西斯主义取得了胜利以后，就很快地完成了。大家知道，在意大利，改良主义上层中有一大部分人——都是达拉贡纳等一类的人——很快地公开投靠了法西斯的阵营。 在德国，目前正在企图建立的有改良主义工会和基督教工会参加的“第三阵线”，又一次表明了改良主义官僚们实际上进一步地发展成社会法西斯主义了。 阿姆斯特丹分子在经济战斗期间所采用的欺骗性方法和“左”的破坏性花招，则更加狡滑和危险。 社会民主党在危机初期曾断言说，在危机期间罢工不会取得胜利。 后来当罢工的巨浪席卷全世界的时候，波兰的改良主义分子们就不能再维护这一理论了，他们又玩弄了新的“左”的花招，蛊惑性地声称他们主张“总罢工”，其目的就是要在这些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初期来破坏斗争的锋芒，或者是事先阻止争取实现局部性要求的斗争的开展。我们从改良主义官僚的这一政策中，可以看出他们欺骗群众的最危险的嘴脸。 例如《前进报》在今年1月中写道： “甚至革命工会反对派的铁杆支持者们都应当承认，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局部性罢工不会有取得胜利的希望。” 玩弄这种花招的用意是要在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中散布一种情绪，即进行局部性斗争是没有意义的，无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改善只能通过“夺取政权的最后斗争”。经济战斗和阶级战斗的性质愈尖锐，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改良主义官僚的虚伪花招就愈加狡滑。 我们举出某些国家的改良主义分子在最近的经济战斗中提出的口号为例。在比利时矿工罢工期间，工会官僚蛊惑性地提出了“对银行进行监督”、“矿场国有化”、“反对宪兵暴行”“撤回佛拉芒宪兵”等口号。只是当矿工罢工在群众革命积极性的推动下，已经变成总罢工以后，比利时的改良主义分子才在号召书中提出了“矿工总罢工”的口号。 在德国的鲁尔地区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花招，改良主义官僚在去年10月提出了“只有总罢工”才能反击企业主进攻的口号。 在英国（那里的危机还没有深入地发展）他们蛊惑性地提出了“七小时工作日和四十小时工作周”的口号，以便在以后（像在兰开夏郡那样）放弃对全工资的要求。 在捷克斯洛伐克最近的矿工罢工期间，改良主义分子提出了“矿场国有化”的要求，作为主要的口号。实际上，这是反对罢工者统一战线的背叛性的花招。在俄斯特拉法区改良主义分子接过了我们的革命口号“不许解雇一个工人，不许降低一文工资”。社会民主党实际上使我们的罢工委员会上了他们的圈套：我们的同志竟然同意了他们提出的上层统一战线。后果很快就暴露出来了。斗争的领导权转到了社会民主党的手中，罢工被破坏了。 在波兰，波兰社会党在玩弄“极端的”蛊惑宣传方面，可以说是打破了纪录。他们支持法国社会法西斯分子莱昂·勃鲁姆“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其目的是要把群众引上歧途、在栋布罗瓦矿工罢工期间，波兰社会党竟然宣称：“把降低工资的企业主送交战地军事法庭审判。” 在奥地利、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我们同样看到了“极端的”蛊惑性宣传的花招。如果我们想在革命高潮和工人群众激进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特别需要对经济战斗进行独立领导的条件下，维护我们自己战线的团结和战斗力，那我们就应当对于这些“左”的骗人花招保持明确的原则性的态度，我们就应当像布尔什维克那样面对着这些以及未来的花招把自己武装起来，从而打退任何欺骗群众的企图，任何破坏战斗的统一战线的企图。对于社会法西斯分子这种玩弄花招的能力估计不足，就会像在栋布罗瓦、华沙和上西里西亚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使我们的某些同志落人这种花招的圈套。我们应当在准备经济斗争，特别是进行经济斗争的时期，通过我们的实际工作来揭露阿姆斯特丹分子和社会民主党的这些“左”的手腕。任何动摇，任何投降主义的倾向和机会主义情绪，任何同社会民主党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官僚实行联合的政策，保持内部和平的政策，都必然会使我们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潭，从而使得工人阶级的事业遭受失败。 十一、我们的主要任务 现在来谈一谈关于我们在经济斗争中的任务问题。我们在工人阶级经济斗争中的任务，就是要全力开展罢工斗争和失业者的运动。我们应当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使下层团结一致。我们应当通过争取实现工人局部性要求的斗争来创造条件，以便发挥群众的革命主动精神，吸引群众跟随我们前进。我们应当更加有力地和更加充满信心地把经济斗争引上群众性政治发动、罢工和示威游行的道路。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在实际上为顺利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重要的前提。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本次全会应当着重指明，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必须使自己在组织和领导罢工斗争、失业者运动，以及发动方面的全部革命工作来一个完全的和迅速的转变。 同时，我们应当强调，在现阶段开展经济斗争和对这些斗争进行独立领导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布尔什维克式地实行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全部群众工作中的一个真正的转变。 现在把我们这些主要的任务简要说明如下： 第一，我们应当保证共产党和革命工会运动的一切组织同工人群众建立真正的联系。这种紧密的联系应当表现在从下到上的所有组织环节中。建立这种联系的前提，就是要具体地了解无产阶级各个类别和各个阶层的工厂工人和失业者的实际状况和需要。我们的一般报刊和工厂报纸都应当具体地反映各个企业中的真实情况。 第二，我们应当善于抓住群众中自发产生的各种要求。我们应当对群众不满情绪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不管它们发生在企业中、职业介绍所里，还是发生在他们的居住区和房客身上），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群众的要求表达出来。 我们应当在这些要求的基础上组织群众，把他们团结在我们的领导下，这样来扩大斗争的规模，并尽一切可能把这些局部要求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夺取工人阶级政权的总斗争结合起来。同时，我们在应当尽一切努力来使工人阶级的罢工和失业者的发动得到越来越多的物质上的成果。 第三，我们应当关心使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在经济斗争的所有发展阶段上都能得到遵守。应当吸收最广大的斗争中的工厂工人和失业者，参加所有斗争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进行斗争的群众实现顺利的领导。 在参加全体公决时，我们应当实行我们自己的策略。如果我们积极地参加全体公决以反击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对罢工的破坏，那我们就不应当拒绝提出我们自己的口号，同时还应当准备和保证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对罢工实行独立领导。在这里绝不能有什么共同的模式。 第四，必须在布拉格代表会议和红色工会国际会议各项决议的基础上，实现失业者和工厂工人的统一战线。只有在这个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才能够为反对劳动义务制、反对限制社会保障、反对大规模解雇、反对加班工作等进行顺利的斗争。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应当立即着手建立失业者的新的群众性组织。我们一方面要同工会官僚用自己的官僚主义保护来扼杀失业者运动的企图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同时还要在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所建立的失业者组织中积极地进行工作，以争取这些组织中的会员群众。 在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善于同共产党进行密切的合作，并在党的有力支持下，克服法西斯分子对青年工人群众的影响。第五，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红色工会变成为工人阶级的真正群众性的战斗组织。我们的红色工会只有在它们善于通过维护工人利益的日常斗争，通过坚持不懈地准备和进行罢工战斗而赢得群众信任的情况下，才能够得到发展。 第六，首先我们应当全力恢复和扩大我们在改良主义工会和其他反动工会内部的革命阵地。也只有当我们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准备工人和失业者的每一次罢工和每一次发动，我们才能够在实际上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改良主义工会中的活动，都是为了争取那些处于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影响下的群众。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工会内部为争取工会中的职位和阵地，为组织罢工战斗和开展失业者的运动，而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 第七，我们应当在下层统一战线政策的基础上，正确地对待各个行业的有组织的工人，并且我们应当认识到，要克服这些工人的改良主义幻想和偏向，我们需要十分耐心和进行细微的工作。我们应当注意在斗争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这些工人的阶级觉悟。 第八，我们应当力求使红色工会和革命工会反对派对工厂工人委员会的成员进行实际的领导，但是我们应当避免各种残留的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 我们应当在红色工厂委员会的工作中，力求使这些委员会在党和革命工会反对派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认清改良主义工厂委员会和革命工厂委员会的政策区别。 第九，为了反对法西斯恐怖，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镇压手段，我们应当在企业中和职业介绍所中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工人自卫活动。第十，我们在开展罢工斗争和失业者运动方面，必须争取把党组织（从工厂支部到中央委员会）的全部力量真正集中起来。我们的工作目标首先应当是那些最主要的工业部门，即金属工业、运输业和军事工业……也就是说当前我们的工作还处于最落后的部门。只有共产党党团在所有工会组织、失业者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中积极地进行工作，我们的这些任务才能够完成。 第十一，革命工会组织在军事工业企业和运输业中的工作，应当在最短期间内得到发展和加强，以保证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和帝国主义对苏联武装干涉的群众斗争的顺利进行。 同志们，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我们肩负着组织、发展和独立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大规模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斗争的重任。我们在这次全会上谈到的世界革命的高潮，在最近期间应当有更加蓬勃的发展。经济危机的尖锐化，对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不断的进攻，工业无产阶级的半数处于失业的状态，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得不到任何帮助——这些事实就要求我们为争取直接的物质胜利，同时为向群众展示出以革命手段来摆脱危机的更为广阔的前景，进行更加顽强的斗争。在反击资本的进攻中，最重要的是发展最广泛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加强对革命经济斗争的独立领导，充分地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制。我们要引导工厂的工人群众去反击资本的进攻，同时我们应当争取失业者和工厂工人团结一致，并且和那些左倾化的小农和城市中所谓的“中间等级”建立最紧密的联系。我们应当引导失业的群众去直接进行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 我们的大规模进攻的重点应当是组织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反对资本主义、反动派、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 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是，消除金属工业工会对群众的影响，在工会内部战线（它是开展工厂青年无产者运动的杠杆）上大力发挥主动精神。青年团应当在党的大力支持下，在失业的青年中间消除法西斯的影响。在那些工人苦役营中，应当更加有力地从内部使那里的青年革命化。在这方面，青年团已经做出了某些实际的成绩。在所有群众组织中，我们应当把力量集中用在最大的企业内。党的一切机关，从基层到中央，都应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车间支部去，在那里领导工厂的运动和罢工，组织群众性罢工和总罢工。 第十一次全会和第十二全会之间的时期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局部性罢工，在许多国家中进行群众性罢工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应当由共产国际各支部加以很好地利用。 我们密切地注视着企业主和改良主义分子的策略，领导群众的斗争，同时应当在斗争过程中揭露我们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地把群众吸收到我们阵营中来。 对我们的罢工策略进行认真的检查，就会使我们制订出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方法。 在一些国家中至今没有发动起群众性的罢工，共产国际在这些国家的支部应当从罢工斗争发展的不平衡的这一事实中得出结论，必须根据本次全会所提出的任务的精神，认真地检查党的全部工作。 在这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克服我们工会政策中的工联主义情绪，克服我们同志身上的失败主义情绪（他们断言，似乎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正在每况愈下）。我们要同右倾机会主义，同向改良主义观点投降、放弃革命工会运动、放弃对罢工斗争进行独立领导的领向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最快地克服“左”的宗派主义，同脱离群众和固步自封的政策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在进行经济斗争方面，我们全部策略的基本内容，就是要在下层为制订真正的革命群众政策创立先决条件。 十二、关于苏联的工会 在谈到我们争取群众的斗争时，哪怕是很简单地谈一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所取得的胜利，对于国际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的巨大历史意义也是很必要的。 我们还在议事日程的第一项中就提出过，在提纲中更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就是两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对立，给世界政治留下了越来越深刻的印记。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都在迅速地朝着对立的方向发展。两种制度的对立越来越明朗化和采取了越来越尖锐的形式，这一点就表现在帝国主义之间的世界战争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危险性愈益增长的事实中。在对所有这些事实进行评价时，我们还应当谈一下苏联工会的发展，因为它是和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的发展完全不同的。 苏联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完全正确地指出，苏联工会的全部国际主义工作，都是在为反对国际改良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其目的是要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斗争中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尽一切努力来巩固苏联工人阶级同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几乎每一个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的邀请，前来访问苏联的工人代表团都在进行独立的战斗方面，在反对帝国主义者的诽谤运动和战争准备方面给予了最宝贵的援助。 苏联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决议中阐述了苏联工人阶级所经历的三次革命的经验，他们为世界无产阶级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在这个决议中写道： “苏联工人阶级所经历的三次革命的经验表明，不去加强自己在企业中的阵地，不去正确地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不去在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工会内部为争取群众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和经常的斗争，不去动员群众为他们日常的直接要求进行斗争，不去关心失业者的需要和利益，不去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把合法工作、半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的方法结合起来，不去坚决地和毫不妥协地进行反对右倾和‘左’倾改良主义分子的斗争和经常地揭露他们的背叛行为，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和前进。”（《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1932年党的出版社俄文版第27页） 苏联的工会是最有灵活性、最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机构（关于这一点列宁曾经指出过），它把党团阶级和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工会的帮助下，布尔什维克党正在实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工会是党和最广大的非党群众之间的纽带。 在苏联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同时，苏联的工人阶级有了巨大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不断地得到了改善。 我们只举出几个数字来看一看。 上一年苏联工人和职员的数目增加了25%，达到1800万人。今年工人和职员的数目增加到2100万人。工业中的大多数工人都已经实行了七小时的工作日。 工会中妇女的人数从1928—1929年的百分之26.5%增加到今年的33%。 用于劳动保护的支出在不断地增加。在1929—1930年为9980万卢布，在1931年为16950万卢布。社会保险的预算从1931年的142500万卢布增加到1932年的353400万卢布。 到休养所和疗养院去的工人的数目从1928—1929年的34万，增加到1931年的100万人，而根据今年的计划将为达到150万人。 同志们，我想如果把这些数字同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加以对照，那就会大大增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信心和战斗力。科萨列夫同志在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议上所提供的消息对于我们特别重要。根据这一消息，1930年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28.9万名专家中，有3.5万名青年专家。到1932年7月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议召开的时候，在75万名专家中至少有10万名是工农出身的青年专家。 这不多的几个数字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它们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没落中的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我们还看到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首先是青年才充满信心地注视着未来，而同时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在世界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饥饿和反动的统治下，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儿童和劳动居民处于贫困和绝望之中。 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增强了全世界千百万工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社会主义在苏联正在成为现实），使他们确信，不仅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而且在全世界都将飘扬起镰刀和斧头的红旗。 十三、结束语 同志们！在结束语中我要指出，在关于议事日程第二项所作的决议草案中，我们提出了现阶段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全力开展和加强无产阶级反对工资降低和劳动条件恶化的斗争，尽一切努力保证共产党和革命工会组织对罢工斗争和失业工人运动的独立领导，提高群众的战斗力，引导他们根据亲身的经验从争取满足日常局部要求的斗争到为实现无产阶级的整个阶级任务而斗争。”（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卷收录的关于《经济罢工和失业工人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决议。——编者注） 我认为，这是解决我们的群众任务和以革命手段发挥群众主动精神的关键问题。我们提出的“阶级反对阶级”的口号，在当前具有很大的意义。我们有充分的权利说，在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群众一定会懂得为推翻统治阶级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和刻不容缓的。 同志们，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应当学会以巨大的干劲、巨大的献身精神和巨大的热情来贯彻执行我们领导工人阶级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正义在我们一边，但这是不够的。我们应当这样说，使群众了解这一点。为了实现我们的任务，我们应当真正地走在群众前面，并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 对群众进行有效的领导是一门艺术，是一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艺术。列宁的党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布尔什维克策略的实质是什么，斯大林同志在下面一段话中做了专门的说明： “问题在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如果这个革命是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单只党的口号正确是不够的。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还必须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使群众根据亲身经验确信这些口号的正确。只有这样，党的口号才会成为群众自己的口号。只有这样，革命才会成为真正的人民革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特点之一在于它能够正确地确定道路和转折点，这样就自然而然地把群众引到党的口号下，可以说是引到革命的门口，从而使群众易于根据亲身经验感到、察知并认清这些口号的正确。换句话说，布尔什维克的策略的特点之一在于它不把对党的领导和对群众的领导混为一谈，它清楚地看见第一种领导和第二种领导之间的差别，因而它不仅是领导党的科学，而且是领导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科学。”（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1页。——编者注） 如果我们在企业中，在职业介绍所，在反对工会和其他工会的内部和外部，在各红色工会，在房客中间和在一切群众组织中（本次全会将帮助我们在这一工作方面前进一大步）按照这些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来行动，如果我们从我们的工作中得出了有点当前工作和未来工作的结论，那就一定会证明，1921年列宁在致红色工会成立代表大会的贺词中所说的话是无比正确了。 同志们！由于形势的改变和日益尖锐化，我们正面临着新的、巨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任务。我们党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及很多自发斗争中领导作用的不断加强，就是群众革命化和激进化新过程不断深入的表现。革命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的形式对我们提出了新的巨大的要求。斗争推动我们互相交流经验，在国际范围内利用正面的经验和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以便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阶级斗争。 对于社会法西斯主义，对于阿姆斯特丹分子和第二国际政策中日益采用的“左”的花招，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纯洁性和原则的坚定性！我们要大胆地和勇敢地实行下层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以便团结起来为实现工人和失业者的日常需要和部分要求，为实现同我们的最终目的密切相关的全体无产阶级的部分要求而进行斗争。 要保持布什维克的高度警惕性，同时在提出每一个具体口号时要表现出机动性和革命的灵活性！ 把实现我们的主要战略任务——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作为革命实践中的战斗任务！ 要在切实研究工人生活的基础上，通过具体的事例来揭示工人阶级的深刻贫困化，揭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的愈益密切的联系，揭露垄断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机构愈益加强的结合，揭露改良主义分子为拯救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措施，以及他们同法西斯主义的接近。要同我们自己队伍中的各种失败主义和悲观主义情绪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因为它们削弱党的革命准备工作和革命工会运动的战斗力！ 要克服在执行正确决定方面的公式化主义和抽象性！ 要在党的一切机构和革命的工会运动中发挥主动精神！ 要消除在革命实际工作中通过决议和执行决议之间的“剪刀差”！ 我们应当去掉轻视工会内部工作的态度，为在企业中开展我们的工作而消除一切拖沓和畏缩情绪！ 我们工作中的任何疏忽大意和软弱无力，在群众工作、革命工会运动和动员群众方面的任何战略的失误，都应当最快地加以消除。 我们愈快地消除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它是我们群众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和我们工会政策中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的遗毒，我们就能更快地和更顺利地实现我们的任务。 我们应当以最大的毅力和最快的速度使群众投身到各种斗争和运动中去，从最小的到大的和最大的群众政治运动中去。 工人的一切经济斗争都应当受到我们的支持、帮助和领导，以便使它们发展成为群众的政治斗争和群众罢工。群众的政治罢工和普遍罢工将成为在更高阶段上反对资本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攻击的阶梯。毫无疑问，为胜利实现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争取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最后斗争而进行的决定性战斗，正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中日益成熟起来！ （经久不息持续不断的掌声） （休会）
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1933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五一节宣言（节录） 1933年4月《评论报》，第2卷，第301页，1933年4月28日 〔拉狄克在四强公约的磋商正在进行的时刻（6月7日在罗马草签）写道，凡尔赛条约的修改只能是在它的地位上放上另一个“监狱、镣铐和受奴役群众的和平”，因为正是那些法西斯政府成了修改条约的旗手。外交往来是战争准备的一种形式。“条约修改只不过是世界大战的另一个名称”；国际无产阶级仍然是凡尔赛条约的敌人，而只有无产阶级自身的胜利才会带来和平。《共产国际》上一篇文章把缔结四强公约的建议归因于“英帝国主义”（实际上是由墨索里尼提出的），说这是建立欧洲列强反苏统一战线的一个步骤。它也是英国联合欧洲对抗美国的一个行动，也是英国企图加强德国法西斯主义，削弱法国的欧洲霸权的一次尝试。这项公约背后的政策还有类似物，即英国的对俄贸易停止（英国工程师在莫斯科受审期间），还有纳粹的反苏宣传爆发和日本的挑衅行动；英国人和日本人还在新疆组织暴乱，以便在那里建立一个反苏活动基地，并把俄国同革命的中国隔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和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的社会法西斯分子，他们曾建议苏联同民主国家结成反法西斯联盟，都假装不知道这些帝国主义行径。 当1926年苏德条约的延长协议，公布于1933年5月6日，被批准后，共产党人对第二国际的抨击再被挑起。《消息报》在同一天写道，发展苏德经济关系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在其维护和平方针的指引下，“苏联在对德政策上无可修改”。托洛茨基和社会党人的论证是，德国在国际上是孤立的，该协定会巩固法西斯统治。德共中央委员会在《评论报》上写道，第二国际的反对，证明了“它是帝国主义列强对苏军事干涉的推动力”。该协定同苏联的和平政策是一致的，就德国方面而言，协定反映了希特勒对俄国力量增长的承认和德国战争计划的推迟。贝拉·库恩在《共产国际》上写道：“共产国际曾反复指出，第二国际是国际帝国主义准备军事干涉苏联的先锋，这一点已为他们煽动起反对延长柏林协定的运动再次证实。……德共中央委员会曾在宣言中正确地描述了第二国际的反苏煽动：‘他们主张发动一场反苏战争，因为他们指望通过一场反苏战争资本主义危机就能克服。……他们赞成对苏军事干涉；他们宁要法西斯主义也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是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凶恶的苏联之敌，他们打算搁置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一切争端的问题，以便实现其利用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联合力量推翻苏联社会主义这个伟大计划’。……疯狂的反苏煽动就是第二国际的大锚。”〔注：船上的大锚只在危险时使用，比喻在出现麻烦时所依靠的东西。——校者〕 类似的论点在第二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提议抵制德国货物时也被使用了，抵制运动，《共产国际》上关于季米特洛夫及其难友在莱比锡受审的文章说，是社会法西斯分子策划出来的，旨在拉拢群众同本国资产阶级组成统一战线。“在‘买英国货荷兰货’口号下，社会法西斯分子执行的却是本国资产阶级的社会意旨”。贝拉·库恩写道，要求“抵制这些商品，实际上仅是由反对外国竞争、保卫各国自身工业的欲望所决定的"。共产党人“不应允许自己被用作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手中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工具”。 第七次代表大会《资料》宣称，德国社会民主党“自愿同法西斯分子在政治上联合，以期挽救他们的组织机构免遭破坏。……但尽管有这些努力，法西斯主义还是不得不粉碎社会民主主义，因为法西斯组织以外的任何组织……都必定会成为有组织的抵抗运动的中心。……法西斯主义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资产阶级暂时还不需要社会民主党，而社会民主党也不再那么强大，不能以其支持去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 皮亚特尼茨基写道，工人们继续忠实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其唯一解释是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工作很不充分，在这些支部中，宗派主义者为他们自己不在工会中工作辩护，理由是工会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破坏罢工的法西斯组织”，其中“连普通成员都是反动的”。为革命政策招募新人是做不到的，如果新人是被人用侮辱态度来接近的；共产党的印刷品和口头宣传都“抽象、枯燥无味、令人厌烦”，又只指向已经归依的人。 5月，巴比塞要求召开会议来组织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后来说是由德国、意大利和波兰的“革命工会”召开的）；会议于6月4日在巴黎的萨莱普莱耶大厅举行。参加大会的有三千人，其中两千是法国人；6月6日通过的宣言声称，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只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保卫资产阶级民主的号召是资本家的手法以使真正的反法西斯斗争变成为资产阶级的服务。大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于8月与一年前在阿姆斯特丹成立的国际反战委员会合并。发表在《共产国际》上一篇关于大会的报道说，法西斯主义不光是在德国、意大利掌了权——它也在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越来越被人使用（“披着社会民主主义外衣”），而在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已被授予独裁权力”。新政的实质，根据1933年9月发表于同一刊物的一篇文章，“在于禁止罢工,和把美国劳工联合会与垄断资本等同看待"。国外市场以降低生活水平去夺取；农民被发动来反对工人，就业者被发动起来反对失业者，而这些计划都用“最极端、最巧妙的蛊惑宣传掩盖着”，这些宣传“甚至已影响到一些革命团体”。罗斯福可能会“用更厉害的恐怖手段来对付群众的觉醒。迄今他还是力图欺骗他们，但这不会长久如此。”〕 资本主义世界从来没有出现过象现在这样混乱的景象。而危机的结束仍然看不到。破了产的资本主义只能加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而它无能给失业者以工作，给饥饿者以面包。无法摆脱危机，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已转向公开的法西斯专政，把劳动人民拖进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深渊。 政治的反动已传遍资本主义世界。在德国，法西斯恐怖已沉湖于血腥屠杀；成百上千工人遭到杀害，成千上万工人在法西斯的土牢和兵营里遭受折磨和摧残，数以万计的工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共产党报刊被封闭，工人团体的办公室被砸毁，他们的财产，用工人的便士积攒购置的，被法西斯强盗抢劫一空。 在远东，日本强盗侵略中国的战火正在蔓延。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矛盾已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一场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血洗已提上日程。在欧洲，凡尔赛体制的危机预示着每时每刻都威胁着要把劳动人民推到新的血腥的敌对中去。所有那些煽动对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进行战争的人，都狂热地活动起来。由两位前社会党人麦克唐纳和墨索里尼策划的四强公约，就是一个巩固法西斯反动势力和反苏集团的公约。 被剥削者的世界和剥削者的世界之间的决战已然逼近。到处都掀起了工人、农民反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恐怖的怒涛。深刻的革命酝酿抓住了劳动人民，革命的浪涛奔腾向前，势不可挡。资本主义的立足土地已在动摇。从激烈的罢工运动，从无产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英勇斗争，从海军的起义，从中国红军的胜利，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嗅到了即将来临的革命爆炸的地下震撼。他们恼羞成怒，因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和被压迫者更趋向于革命了。 多年来，我们共产党人一直告诫你们，第二国际已把你们引向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为什么资产阶级能在德国建成血腥的法西斯专政？他们成了功，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倒向了他们一边，是因为资产阶级曾经、现在仍然得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这个党分裂了德国无产阶级。……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最强大的支部，它把工人阶级赢得的阵地一个一个地拱手让给资产阶级之后，为法西斯扫清了道路，帮助它上了台。正是第二国际，它以诽谤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红军、坚固堡垒苏联的办法破坏了工人阶级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战斗力量和决心。正是第二国际，它过去直接参与了对苏武装干涉的准备，现在又在国际舞台上力图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 共产党人难道不对吗，他们曾告诫你们，第二国际及其所属的各党不想参与无产阶级斗争的阶级统一战线。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破坏过工人的统一战线，现在还在破坏，以后还将继续这样做。 在德国，第二国际最重要的党已经跑到法西斯主义那边去了。通过其领导人威尔斯的口，该党恬不知耻地承认，是它把希特勒扶上了台。它正向法西斯分子乞求加入法西斯专政体制的权利，以此宣布他们愿意参与法西斯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血腥罪行。它还正在把工会出卖给法西斯分子。它为法西斯的恐怖专政辩护，充当德国以外的物头彻尾的法西斯代理人。在国会中，它表示完全赞同德国法西斯的战争政策。奉希特勒之命，它退出了第二国际，公开成为民族主义的“德国”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就是整个第二国际的道路。社会民主党的“两害权其轻”政策，它曾使希特勒得以上台，是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是整个第二国际反对革命工人的反动政策。第二国际最重要的领导人——麦克唐纳、托马斯、斯诺登、邦库尔不是已经公开跑到资产阶级阵营那边去了吗？奥地利社会党，打着维护民主的旗号，——在这点上紧跟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把工人阶级置于直接忍受法西斯打击的地位。它早些时候的傲慢声明，说什么如果资产阶级诉诸武力，它也将以武力回答，体现了跟“两害权其轻”策略一样的解除无产阶级武装的策略。同威尔斯和莱帕特一样，法国社会党人也是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鼓吹者，还疯狂反对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同资产阶级哪一部分——“左派”的、中间派的或右派的——社会党人结成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这些只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法国社会党人和英国工党人士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伪善言词，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伪装，他们用来遮掩正在准备新战争的本“民族的”帝国主义。 诸位无产者请注意，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宁愿同法西斯结成统一战线，以维护、挽救资本主义，而不要与工人阶级结成统一战线，以无产阶级革命推翻法西斯主义。诸位无产者请注意，第二国际，在战争危险极为严重、法西斯主义到处蔓延的时刻，却拒绝了共产国际1933年3月5日提出的建立反对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进攻的战斗统一战线的建议。……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自下的统一战线，而不是同威尔斯和勒诺代尔进行最高级谈判。对第二国际领导人来说，高层的谈判只不过是拖延工人阶级统一战线，阻挠它、破坏它的一种手段。只有劳动群众本身的主动性及其有效的干预……才能保证国际劳工运动的这一中心任务的完成。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自己的斗争才能结束社会民主党利用工人来加强资本的反动的统一战线。只有无产阶级斗争的群众阵线才能越过各国的疆界，才能跟英雄的苏联无产阶级、崇高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国的苏维埃结成一体，从而形成整个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阵线，这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摧毁的。…… 依靠群众罢工反对降低工资，要求提高工资，依靠战斗获取不减工资的四十小时工作周和资本家出钱的社会保险，无产阶级将重建整个阶级的革命团结。通过政治行动去反对法西斯恐怖，保卫自己的报刊、政治权利、阶级团体，无产阶级将在政治领域里巩固、扩大这种团结。依靠忠实维护面临破产的农民的要求，依靠牺牲容克地主夺得立即救济款项，并废除农民债务、豁免农民的赋税，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将在争取多数农民之后扩大自己的革命统一战线。用这样的方法，也只有用这样的方法，它才能为接近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使专政早日到来。 八十五年前马克思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称，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秩序才能达到。”今天共产国际也公开向全世界千百万工人宣称，如果没有用暴力推翻整个现存资本主义秩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就不可能得到工人阶级的真正团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破产，就是整个第二国际那个民主就是通向社会主义道路传奇的彻底垮台。工人们，你们务必要认识，除了无产阶级革命，就再没有别的挣脱资本奴役的道路，除了无产阶级专政，就再也没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现在苏联的无产阶级，他已走上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道路，才既不懂危机又不懂失业，既无工资降低，也没有农民破产，既没有民族对民族的压迫，又没有国际奴役和依附。苏维埃的国土……巍然屹立如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的铜墙铁壁，以其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动员全世界工人阶级起来进行反对资本主义。无情地击败了资产阶级分子，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了，苏联的无产阶级现在已向无阶级的社会胜利前进。每天苏联的劳动人民用干百万人都能理解的实际体验来表明社会主义制度超出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 （节录）
台尔曼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所作的副报告（1931年3月29-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台尔曼 台尔曼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所作的副报告 第五次会议 主席：哥特瓦尔德和加兰迪 （1931年3月29日晚） 我报告的中心议题是，当今条件下的德国是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我们之所以持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我们完全同意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分析，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印度最近进行的阶级搏斗对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头等重要的革命意义，这些国家革命的发展使它们远远地超过了德国或波兰。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认定，当今的德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我将在分析当今日趋尖锐的阶级形势和阶级力量的重组、资产阶级政党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衰落、德国共产党的迅速发展和德国执行容克计划过程中最近发生事件的基础上论证上述观点。 我们提出报告议题的背景不仅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因素。因为德国共产党所作的努力和它在争取无产阶级大多数的斗争中取得的巨大成绩在我们对形势作总的评价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我在报告中就不再用详细的资料对危机的一般情况和表现作分析。一方面，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报告中有几处已涉及当前德国危机的问题，我再重复显得多余。另外，在德国共产党最近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也详细地讨论了当前危机的特点，因此我的报告就着重谈谈革命实践问题，以此作为对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报告的补充。我主要谈以下几个问题：（1）德国革命时机距现在还有多远；（2）主观因素，即我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制定的正确阶级路线对促进革命时机的成熟起多大作用；（3）我们的政策对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有什么意义；（4）我们的政策应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取得的主要成绩是什么，我们有哪些弱点和缺点必须克服。 现在先谈谈德国的形势。在谈这个问题时，我想同志们对德国整个经济状况已经了解，所以只介绍一些新的情况。 今年2月我们已经确认，德国的煤炭储量有新的增加，因此会引发大批解雇工人的现象。3月底鲁尔区新解雇了2万名工人。3月下半月钢铁工业也出现了减产、停工和减少工时的现象。与苏联相比，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德国农机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也只利用了33%。去年秋冬，资产阶级期待经济会在今春复苏，现在希望也很渺茫。据官方行情研究所预测，今年建设投资至多为55亿马克，而1930年为70亿马克，1929年为90亿马克。 资本市场更是危难重重。1月份短期贷款年利率为5.1%，而到2月份的最后一周就提高到6.04%，比伦敦高1.6%，比阿姆斯特丹高1.3%，比巴黎高1.9%，比纽约高1.6%。当然，德国在近几个月里可能会发生季节性复苏。不过就连德国行情研究所现在也承认，1931年年平均生产指数和周转指数会更低，而失业率会高于已经发生危机的1930年的同期平均数。即使按资产阶级的计算，要使劳动力市场复苏，就必须减少100万失业者。如此看来，就是依据这种纯粹概念化的计算，我们要想完全摆脱现今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中的一个周期性危机，今年夏天德国也将会产生大约400万失业者。如今德国的危机日趋危重，全世界除少数小国之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出现经济实质性复苏的迹象。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着群众购买力持续低迷，对于德国资本家来说，国内市场也将持续萎缩。 官方统计资料表明，危机已经造成周转量缩减，1930年第四季度德国的周转量减少60亿马克，比去年降低18%。甚至资产阶级的行情研究所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这种减少了的消费量还是靠“部分动用存款准备金为代价”来维持的。但在此后这段时间里又新增100万失业者。农民和中层手工业者的生活状况也明显恶化。工资又一次降低。工人每周工作天数不满的现象愈发普遍。显然，所有这些因素必会导致群众购买力继续降低，从而带动国内市场也随之更加萎缩。 德国商品出口的情况如何呢？众所周知，德国的出口量虽有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要小。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商品生产是为偿还战争赔款，所以在执行道威斯计划期间德国的出口形势还不错。但是在执行容克计划后，形势就恶化了。近几年来为偿还战争赔款，出口的商品量越来越少。 第二个原因，是德国的出口商品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出口法国及其殖民地的，而法国至今仍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受危机影响最轻的国家。第三个原因与资本主义合理化政策有关。除美国外，德国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效最大，它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前头。 最后还要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德国工人阶级的极度贫困化和其生活水平的低下，这是德国的资本主义能够在竞争中处于优势的一个原因，使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价抛售商品，因而扩大了出口量。将来这种情况会发生变化吗？德国出口的这些有利因素将来会逐渐消失。 现在，法国也被卷到经济危机中来。我们看到，那里已经出现经济危机加剧的一些现象。显然，这会导致德国商品向法国出口量的减少。德国在资本主义合理化中取得的成效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借鉴。那些晚于其他国家开始实施资本主义合理化政策的国家往往会搞得更好一些。因此，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技术改造、完善合理化方法之后会超过德国在近几年达到的资本主义合理化水平。 德国资产阶级为减少生产成本而降低工资的举措是一个信号，它预示着资本主义将要掀起一股新的疯狂侵犯全世界无产阶级，普遍降低工资的恶风。这反而会使德国资本主义失去在这方面所拥有的暂时优势，因为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会开始全方位的侵犯。 因此，说德国的出口形势不会恶化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恰恰相反，可以说，情况恶化不可避免地会在最近几个月内发生。工业危机也必将随之愈演愈烈，而这又会成为危害千百万劳动者的致命社会灾难。我们注意到，资产阶级现在就已经厚颜无耻地提出要把德国工业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到农业国农业工人的生活水平，即巴尔干地区国家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农业工人的水平上。例如，德国杜伊斯堡工厂主的一次代表大会宣称，德国工人的工资应当降到中国苦力的水平上。今年3月1日出版的《科隆日报》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德国资产阶级要向无产阶级发动新的进攻。 德国当前农业危机的情况又如何呢？我只举一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布吕宁政府农业部部长兼大地主的头目席勒在一个月前召开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会议上称，1930—1931年，各类化肥的需求量比1929—1930年度下降11%—35%。1930年农业机械的销售量比1927—1928年度下降45%。这些事例就很说明问题。现在我们可以确认，农业债务利息的负担在持续增长，查封财产、拍卖财产的现象屡见不鲜。大家知道，在德国有几百万小农经济经营者，他们除务农外还要去工厂打工挣钱。现在他们也失业了，丧失了一大部分收入。 另一方面，他们只靠小农经济难以维持生计。缺少土地，又难以支付贷款利息和税赋，这些人的处境可谓雪上加霜。 根据资产阶级的估算，因土壤质量和生产条件的不同，小农和中农每小时工作的平均收入大约在16--60芬尼之间。 农业危机自然同工业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农业危机会加重工业危机，同时由于工业危机的发展，农业危机也会进一步加深。随着国内市场的不断萎缩，农产品的销售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德国农业非常落后，这也是造成危机日趋剧烈的一个因素。国内市场的价格政策以及人为保持高物价水平，这些都不利于消除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提高农业生产成本并阻碍其发展。因此贫农、中农贫困化现象会越来越严重，结果，我们近来看到，越来越多的农民陷入贫困。大家知道，即便是资本主义，也想在自己的体制中引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实行的集体化。我们发现，在巴伐利亚和乌尔姆就有这样的实例，有一位博士试图说服整个农业界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它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集体，目的是在此基础上共同进行农业生产。但这只是被农业危机逼出来的资产阶级的痴心妄想。农民也想借此走出困境，然而实际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对小农经济经营者摆脱致命的威胁没有丝毫意义。 在我们召开的会议上，农民代表毅然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及其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大计，这甚至出乎党的意料。这种情况最近就发生了几次。经受危机带来苦难的广大中层劳动者和贫农已经不信任资产阶级政党和资本主义制度了。 现在我来谈谈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政治上层建筑的危机和加快德国革命时机成熟的问题。去年夏天以来，我们发现德国出现了一种新气象，我们据此完全有理由认定，经济危机已开始转化为革命时机。最近召开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正确地指出，德国出现了预示革命时机即将到来新征兆，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报告也着重对此进行了分析。 资本主义经济动荡的危机转化为政治上层建筑危机的表现是什么呢？革命高潮的到来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现象。与此相比，我们在对形势进行分析时，德国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及其附庸势力的发展只是次要的因素。我们把德国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的发展首先看做是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潮的一种历史参照物。这对全会和德国共产党评价德国法西斯主义具有重要意义。法西斯主义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势力强大或由于无产阶级势力衰败而生成的。诚然，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例外，但德国的情况与意大利全然不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是趁无产阶级失败之机向罗马进军的。奥地利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尽管还不能说那里的无产阶级已遭失败），可以说，奥地利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延误了时机，行动也不够积极、勇猛。 德国的情况与意大利、奥地利和芬兰截然不同，而且又出现了新情况。不过，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态势，出现一些新的现象，使我们目前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显得不够彻底和完善。假如明年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实施更大规模的进攻；假如我们确定，德国资产阶级会推行新的法西斯统治，布吕宁政府会实现法西斯专政；假如我们认为，目前德国法西斯专政尽管还没有成熟但却日臻完备，那么这就产生了一种历史现象：在无产阶级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反革命活动也会逐步升级。因此，只有当革命战胜反革命势力，革命的力量才能最充分地发展起来。讲到这里，我想起卡尔·马克思在他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一文中的有关论述。他指出，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79页。——编者注） 这个辩证过程和高涨的革命形势与法西斯化之间的对应关系使我们认识到，必须首先研究革命形势的高涨及其表现。下面就是德国革命高涨的一些事例。 首先是我们在9月14日的大选中取得胜利。这说明什么呢？那就是阶级力量的重组，原有的资产阶级政党迅速崩溃，社会民主党也日渐衰落——这是它的历史宿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陷人危机之中；共产党的势力在德国无产阶级中坚人群中进一步扩大；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作为资产阶级的最后支柱，现在也无力遏制资产阶级的拥护者们众叛亲离，无法阻止他们转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阵营中来。在9月14日的帝国议会选举中，这些重要的迹象已显示出来，而且此后表现得越来越清晰。大选之后，柏林冶金工人举行了罢工，这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继而又有鲁尔工人的斗争和与之相呼应的上西里西亚矿工声援罢工，后者的斗争形式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我们可以毫无争议地认为，这是革命运动的又一重大成就。 我们不能因资产阶级在鲁尔斗争之后仍把工人工资降低6%，就对这场斗争产生质疑，就贬低我们进攻的意义。如果这样做，就是否认革命运动在全世界不断高涨的事实，因为几乎所有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在降低工资。这种看待鲁尔斗争的失败主义观点是与列宁主义将之视为一场英勇斗争的观点背道而驰的。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竭力削减工资、对工人阶级进行全面的侵害才使得革命力量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日趋成熟。 我们还看到，反法西斯斗争又掀起新的群众斗争浪潮，这是近来我们党在德国的又一重大作为。我们可以举出如下实例：帝国议会大选四天后我们组建了反法西斯斗争联盟，它在过去很短的时间内就吸收了大约10万名盟员。我们还配合群众性反法西斯斗争在各地召开反法西斯代表大会。这些都说明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斗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另外，在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拥护者中出现明显的“左倾”迹象，社会民主主义青年组织队伍中的分化现象更加严重。最后一点就是法西斯阵营内部发生了分裂和瓦解，最近几个星期以来这种事件在国家法西斯主义的军队和突击队中屡屡发生。 另一方面，我们的党团组织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这种进步在最近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就为掀起德国革命的新高潮提供了重要条件。 与革命高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法西斯化陷人了危机。很多事例可以说明德国的这一历史进程。我只想向全会提起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对德国资产阶级政策的继续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我说的是去年3月资产阶级狠狠踢了赫尔曼·弥勒政府一脚，这一脚结束了社会民主党的全德联盟时代。 大家知道，当时德国共产党对这个事件的表态遭到了包括默克在内的一部分同志的反对。这些同志不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被驱出政府是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通过这个事件可以说明许多问题。这首先说明，社会民主党的衰败、共产党所取得的成绩使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基础逐渐瓦解。资产阶级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与社会民主党勾结在一起，畅行无阻地推行自己的政策。由于共产党的努力，社会民主党的势力日渐衰落。这同时还说明，社会民主党正渐渐失去其作为资产阶级结盟伙伴的作用。 其次，还说明，资产阶级企图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下公然实行独裁统治。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统治阶级的目的就是，无需通过其走狗社会法西斯分子，直接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 第三，这还说明，资产阶级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踢社会民主党一脚之际，已经为自己创造轮流利用该党和有众多党员的民族社会主义法西斯党的前提条件。 我们党对这些现象的分析是正确的，与社会民主党把这些现象归结为议会行为不够明智的无稽之谈截然不同。这些分析对正确制定我们今后的政策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假如我们当时向诸如默克和他那些持怀疑态度的朋友们妥协，放弃我们的观点，那么我们就不能及时实施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政策，就会重犯类似芬兰共产党的错误。 被金融资本推上台的布吕宁政府接替赫尔曼·弥勒政府掌权已经一年。此间我们发现，这个政府的政治手腕在不断变换。 布吕宁政府的政治角色是由阶级斗争尖锐化和由此引发的政治形势发展趋势决定的。可以将布吕宁政府的活动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去年3月到议会选举前的9月14日。在这个阶段，布吕宁政府逐渐过渡到公开的独裁统治，发布各种紧急指令。而此时的社会民主党表现出虚伪的反对立场，并施以“左”的伎俩，希望以此来挽回它在群众中已经败坏的名声。 议会选举后到今年1月之前是第二阶段。在这几个月中，资产阶级推行了相当果断的方针，公开招录民族社会主义分子进人德国国家政府机构。这就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受到全方位的威胁，而这种威胁首先直指普鲁士联合政府。 现在我们所处的是布吕宁时代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不允许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在议会中担任部长职务，有相当一部分德国资本家至今还青睐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他们现在非常崇尚“钢盔”，不惜把大笔资金投给法西斯军队，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军队的社会组成既坚强又可靠。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暂时还能够容忍社会民主党留在普鲁士政府中，因为可以利用它在议会内外的活动来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不过资产阶级在推行全德大联合政策上是不会向它作任何让步的。现在的德国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社会民主党领袖对推行法西斯专政表现出一种空前的积极性。他们在所有部门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中培植法西斯主义最积极的帮凶。可以说，他们是德国推行法西斯化的先锋队。 试问，9月14日以后，民族社会主义党本已有大好前程，但他们为何仍没能如愿进入政府呢？经过下面的分析我们就会清楚。这绝不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做了什么工作，尽管它言之凿凿地声称，正是由于它在大选中推行计“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社会法西斯政策，才未能使希特勒和戈培尔当选德国政府的部长。恰恰相反，其实正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为布吕宁效犬马之劳，尤其是它通过普鲁士政府所效的苦劳，才使民族社会主义分子获得了一些从事蛊惑宣传的场所，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使他们得以继续欺骗跟随他们的群众，使群众对其言听计从，甚至在一些地方还扩充了追随者的队伍。然而，随着9月14日以后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群众基础的不断扩大——这种情况在几次议会补充选举中得到证实——资产阶级为达到自己的目就越加起劲地利用政府中的民族社会主义分子。 那么，为什么民族社会主义分子放弃这个最有利的机会呢？在资产阶级看来，他们现在很有希望进入政府。这里固然有某些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但第一位的原因是，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的势力还未能像德国资本家们那样打进工人阶级队伍内部，而这正是希特勒政党的头目在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于9月14日的大选中取得惊人胜利之后所期待的。 民族社会主义党打入工人阶级内部的阴谋未能得逞，应归功于共产党。这是我们发动群众性反法西斯斗争的重大成就。我们现在可以确认，尽管我们的工作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我们毕竟基本上挫败了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破坏德国无产阶级阵线的活动，遏制了法西斯主义的蔓延。 德国共产党的这些成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分子未能操掌德国政权的决定性原因。尽管民族社会主义分子还在发展，还有相当广泛的活动空间——我们共产党人对他们的动向要时刻保持警觉——但他们毕竟已无力建立起自己的群众基础，更不用说在工人阶级中有什么作为。所以，资产阶级不可能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完全断交，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也不可能成为资产阶级推行法西斯政策的主要支柱了。 从资本主义的立场看来，这也反映出，在德国这个拥有强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和共产主义政党的工业国家，要实现法西斯专政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实行的政策，我们壮大的力量，紧紧地制约着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使他们在推行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上举步维艰。这就是事实。 众所周知，去年12月我们坚持不懈地向群众发出法西斯主义危险性在德国迅速增长的警报。党明确地提醒群众，资产阶级将要实行法西斯政策，它已无所顾忌地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在我们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上，我们就更加坚决地告诫全党，德国无产阶级如果容忍资产阶级通过全面推行法西斯专政来维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这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就等于自杀。当时我们提出开展反对法西斯专政的群众性斗争的任务，不让法西斯专政的任何一个举措得逞，发动人民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法西斯主义。现在我们可以认定，党的这个政策是卓有成效的。但是我们决不可因此而轻视法西斯主义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威胁。在现今的德国，作为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群众性斗争主要敌人的法西斯主义，仍同过去一样还是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死对头，而社会民主党仍是反对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要障碍和工人阶级阵营中最主要的敌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着力轮番地做瓦解工作，并利用社会法西斯分子和法西斯分子这两股资产阶级势力。现在不可笼统地认为，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不宜进入国家政府；也不能笼统地断定，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州议会选举之后没能进人新一届普鲁士政府（尽管这是很可能发生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不能完全排除的。我在下面分析党的战略问题时会更加详细地谈谈我们对待阶级敌人阵营中各种力量的态度问题。现在德国形势的发展有哪些特点呢？我认为，德国当前形势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其他国家未出现过的新情况，这表现在如下方面。 我们正处于金融资本在德国推行法西斯制度之际，但同时，群众性法西斯政党在形式上并没有参与执政，甚至可以说，它被推到一种虚假的反对派立场上。资产阶级力图与当前金融资本专制的重要支柱社会民主党勾结在一起，共同推行反动计划。这就是德国形势的一个新特点。甚至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制定斗争纲领时也未能对法西斯主义发展的这种模式作出淋漓尽致的描述。我们现在看到，在德国除了推行法西斯专政的政府，还有群众性的法西斯政党，虽然它在德国政府中没有自己正式的代表。 因此，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蔓延向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发出了警示：必须关注法西斯主义这个严重问题，必须比以往更加注重研究这个要害问题。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果断地指出，资产阶级专政向法西斯专政过渡，一是其有机的发展过程，二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内涵没有丝毫的改变。民主与法西斯主义是金融资本专政的两种形式。我们举眼前欧洲的实例来加以说明。我们觉得，尽管可以确认英国和法国也在朝着法西斯化的方向发展，但还不能说它们已经是法西斯国家。我们还可以说这些国家仍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而在另一些国家，如西班牙，法西斯专政已被人民的群众运动推翻。但是金融资本专政的阶级内涵并没有改变，只不过统治的手段和形式变得越来越诡异了，而且在初始阶段还披着资产阶级民主的外衣。我们看到，英国有莫斯利退出工党的实例，他又在一些金融资本代表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党。英国法西斯主义在其发展的初期也采取了与德国希特勒政党发展相似的形式。 随着垄断资本的发展、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加深和革命运动的高涨，在许多情况下，资产阶级也不得不在统治形式和管理方法上推行强硬政策。这一点也反映在其对外政策上：其帝国主义侵略性日益明显。这种统治方法的改变就意味着向法西斯主义的转变，意味着由披着民主议会制外衣的专政转向实行公开的专政。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已经谈到，诸如削减议会之类的国体形式变化不具有任何决定性意义，但我们还是应当对政治反动派对待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方式、对无产阶级政治权利的丧失、对反动派的暴力镇压手段等一些类似情况保持高度的警觉。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问题引申下去，作如下补充：消弭议会主义、削弱德国议会制、废除所谓市政民主，这都是资产阶级加强镇压工人阶级，加紧剥夺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举措。如果德国几乎所有工业城市的自治市政机构都在形式上将过去具有的职能丧失殆尽；如果上级委任的城市官员可以独断专行，拒不执行市政会议作出的关于城市财政、税收、开支等一切社会管理政策，那么这就是对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权益的侵害。 当然，过去市政会议运行时，工人们也不能靠议会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当时市政会议中的其他政党还是会考虑到劳动群众中支持者的心情，对劳动群众的盘剥还不至于像当今德国专制制度这样凶残。现在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特点已经暴露出来，共产国际纲领对此作了描述，那就是法西斯统治“并不受制于党派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从实施法西斯专政的实践中举出一些实例。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法西斯上层建筑日益明显地凸显出来。各领域里法西斯主义新形式有哪些表现呢？德国在未来几个月内要推行管理改革，这意味着，国家权力会进一步高度集中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具有独特议会制的联邦国家普鲁士，其作用就会被削弱。政府制定这样一个计划，就表明资产阶级意欲限制作为特殊联邦国家的普鲁士。引人注目的是，诸如巴伐利亚这样一些反动的国家，决不会去讨论这类改革问题。那些意欲剥夺公民选举权的措施是朝着加速法西斯化的方向发展的。 法西斯主义发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就是采用直接的手段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进行压迫和掠夺。在这方面，近些年来法西斯主义又有什么新表现呢？共产党人在议会中的代表资格被无端地取消。资产阶级还借助社会民主党势力一举取消了共产党人对几百个诉讼案件的表决权。几乎在整个德国都禁止工人举行示威活动，共产党的报纸在一股股查禁恶风中被取缔，一批又一批无辜者被审讯、判刑，充分暴露出法西斯司法制度的蛮横和残酷。一批年轻的审判官和检察官是在革命后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现在却照搬那些反动的法律条文，比过去的同行更加残酷地审理案件。他们作出的判决完全是为加强法西斯专政服务的。普鲁士警察局总监、社会法西斯主义分子泽韦林发布命令，今后对闭门集会也要查禁，如果警察认为它“有破坏秩序之嫌”的话。 布吕宁政府实行法西斯专政政策更鲜明地表现在最近几天德国发生的事件中。兴登堡总统宣布目前实行戒严，签署戒严令，迫使革命的工人运动进入半公开状态。此后，凡是无产阶级的集会都将被禁止。凡是传单、展板、快报都必须经过审查。 德国立即陷入反动政治的气氛之中，这与危难的战争时期和那时德意志帝国扼杀工人运动时的情景何其相似。当然，这种反动政治是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条件下实施的。 卡尔·李卜克内西故居，也就是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柏林的办公地，遭到警察和刑侦人员的袭击，已面目全非。为防止无产阶级示威群众的冲击，警察重兵封锁了所有邻近的房间。其实，为了不留下任何武器或会给党造成损失的文件，共产党已经仔细地从阁楼搜到地下室。 尽管柏林社会法西斯警察局总监的代表最终是扫兴而归，但两个小时之后兴登堡还是发布了他和内务部部长维尔特签发的戒严令。我们可以料到，奉行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普鲁士警察总监和柏林警察总监伙同布吕宁政府企图找到有损共产党的材料，借此在兴登堡戒严期间来反对我们的党。然而这个阴谋并没有得逞。 警方搜查过后两小时就发布了戒严令，这更证实了我们的推测。 德国出现的新情况完全验证了我们的观点，也说明我们必须及时向群众揭穿布吕宁政府的法西斯本质。要向群众讲明，这个资产阶级政府正是依靠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凶手，借助其在普鲁士政府和警署主席团中的社会法西斯分子爪牙试图在德国实施法西斯专政。毋庸置疑，我们遇到的是资产阶级采用各种法西斯形式的阶级统治，这些形式的特点现在已暴露无遗。 当前的重要问题就是法西斯恐怖和政府机构推行的反动政策协同作恶。 这里充分暴露了推行法西斯专政的政府积极配合合法的法西斯手段的阴谋，一方面，政府的措施与政府外的群众性法西斯政党的活动相呼应；另一方面，这些措施还与民族社会主义党的活动并举。 近来在汉堡发生的事件就是明证。法西斯分子有计划地精心策划了对德国共产党在汉堡议会中的一名议员亨尼希同志的暗杀行动，这在工人群众乃至中产阶级人士中引起极大愤慨。甚至资产阶级报刊也不得不假惺惺地对法西斯凶手表示不满。而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作出了什么反应呢？它们查封了共产党的报纸，禁止一切共产党人召集的抗议集会，甚至禁止召开党员的内部会议，驱散参加全厂集会的工人。在亨尼希同志生前长期工作的工厂，警察野蛮地冲散全厂工人的集会。工人们在亨尼希同志葬礼后从墓地返回的途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警察一次次驱赶他们，并向被驱散的人群数次开枪，致使一名工人死亡、三四名工人受重伤。然而政府制裁的不是凶手，不是凶手们的政党，而是被害人的党及其拥护者，他们遭到国家机构及其军队的暴力荼毒。 通过对局势的分析和对其发展前景的描述，我们应当确认，德国的革命时机正在迅速成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法西斯分子为资产阶级效命的角色和活动将不会改变，恰恰相反，他们会更加卖力地对抗革命的阶级阵线。 一旦国内战争的时机成熟，作为德国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和群众运动的法西斯群众性政党，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绝不会就此消沉，恰恰相反，它们只会越发狂热。 下面我们分析在德国的发展现状下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曼努伊尔斯基同志说得对，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主要的错误是右倾，没有认识到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法西斯主义之间原则性的阶级矛盾。应该牢记，两者属同一阶级阵线，是共同为推行法西斯专政效劳的。然而另一种错误也是危险的，那就是把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默克同志就是这样做的。我们要实行正确的反法西斯和社会法西斯的政策，就必须认清两者之间的区别。 德国的法西斯分子和民族社会主义分子还是一股强大的群众性运动，他们现在全力以赴地进行屠杀，实施武装暴力来对付工人阶级。这是资产阶级如今赋予民族社会主义的主要职能。这也必然会引起民族社会主义分子阵营内部的异议，对这种情况我以后还要详细谈到。 固然，社会民主党力争在同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的竞争中胜出，也想在对工人实施武力恐怖中抢个头功，它极力向资产阶级证明，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在德国干的事情它也能干。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军事组织“国旗队”的头领赫青最近在这个群众性军事组织中成立了“保卫同盟”（护卫队），其成员都是社会民主党中的干将，他们的任务是实施武力。这个组织与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的突击队颇有相似之处。显然，虽然这些军事组织口头上也说些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漂亮话，但其宗旨就是准备在国内战争中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实施武力打击。我们发现，波兰也有类似情况。波兰社会党也组建了这种武装近卫队，它打击的并非皮尔苏茨基之流的法西斯分子，而是革命工人，1929年5月1日的事件就是明证。 我始终认为，虽然德国局势的发展在形式上与波兰不同，但赫青的举动已清楚地暴露出他要走波兰反动派老路的苗头。因此，在社会民主党的军事组织中，领导层和群众之间现在已经产生一些分歧。我提醒大家注意下面一个事件。德国2月22日在全国调集护卫队，我们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在柏林组织反击，与参加国旗队的工人一起同武装的法西斯凶手作斗争。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声称，他们会阻挠护卫队。我们自然按自己的计划行事，动员革命的工人群众不顾警察的阻止和威胁在路斯特公园举行了示威活动。我们的斗争使国旗队头目们和社会民主党警察总监的计划终告破产，他们仍竭力在共产党人和国旗队队员之间挑起矛盾。这一天，我们通过发动群众性反法西斯斗争建立了临时的统一战线。当然，对这次政治上的胜利和对赫青的打击不可评价过高。我在这里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而已。 另外，我们不可忽视这样一种情况：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能够做到并且已经做到，把自己的拥护者组建成准备打内战的暴力组织，这些组织在关键时刻，会在敌人阵营内和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一起并肩与我们作战。我说这个情况的用意是什么呢？我想用这个事实证明，在对待国内战争的态度上，民族社会主义党的拥护者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是不同的。我们在任何时候也不应在自己的工作中忽略这一点。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强调指出，实际上解决了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这一所有共产党的中心任务的德国共产党具有最重要的国际意义。他坚决反对一些共产党人就革命高潮问题提出来的那个著名的放任自流理论（自发论），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些工人和党员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好像一旦发生危机，出现革命高涨，馅饼就会自动掉到我们的嘴里。说得粗俗一点，似乎一个个苏维埃国家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对这种倾向和观念我们要坚决地给予有力回击。 我们的兄弟党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拥有丰富的英勇斗争经验。我们的小兄弟党奥地利共产党在这方面有从实际工作中得到的教训。革命能否掀起高潮，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待群众执行的革命政策正确与否。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我们果断地指出，对在德国所出现的革命形势问题，唯一的列宁主义的答案就是：我们要问问自己，德国是否已经具备形成这种革命形势的客观条件？当然已经具备！我们已经确认，危机使资本主义内部困难重重。然而如果我们没有把它置于死地的话，资本主义也并非绝对地走投无路。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有关我们政策的战略问题。换言之，就是我们必须利用有利的客观条件来营造革命形势。而营造革命形势的关键是必须开展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开展并独立地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发动并领导无产阶级的反攻斗争。如果这个观点对于解决革命高涨这一严肃问题来说是正确的，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对于革命工作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反对社会民主党和反法西斯的斗争来说也是正确的。 共产国际四五年前执行的政策与其当前政策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当年我们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还处于优势——我特意强调这种“优势”是指宣传鼓动上的优势。我们曾竭尽全力地揭露社会民主党的丑恶面目。随着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及其布尔什维克化水平的提高，我们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由进行政治宣传转而采取实际行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年我们消极无为。我们研究了全世界一大部分共产国际支部的经验，弄清了一些国家各种大规模革命运动的实况。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来，独立地领导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任务比以前更具体、更明确地摆在了我们面前，为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同时开展摧毁社会民主党的斗争。 我现在谈谈我们在德国实行的战略中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我们在宣传中惯于把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社会民主党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障碍，称为资产阶级安插在工人运动内部的顽强据点。但我们有时会因此而忘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敌人。诚然，也存在共产党忽视与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现象。这种现象我们也不止一次地指出过。我们有些支部就存在这种观念，因此导致实力削弱，使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陷入困境。 毫无疑问，不击溃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消灭资本主义。我们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具有历史使命，其本质就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是最具进攻性的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对此我们有很明确的认识。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全世界千百万受到改良主义欺骗的工人群众，包括德国的工人群众认清了这一点吗？很遗憾，还没有！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群众还没有这种觉悟，否则他们不会还留守在其领袖为工人阶级设置的阵营中。通过我们的努力，德国这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决定性转变。由于我们制定了正确的总路线，在它的指引下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具体的措施——这才是我们在政治上取得胜利，尤其是近来取得成果的关键。我们已经学会这样一种本领：我们制定的全部政策都是为了用我们所有的领导方法、我们所有的行动和我们所有的宣传鼓动工作来向群众证明，我们是唯一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是唯一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反法西斯力量。我们开展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激烈、决绝、有条不紊的斗争是对敌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党在当代斗争史上的一页，也将被记人未来斗争史册，其意义相当重大。在议会选举时，我们一些持动摇态度的同志曾指责我们，说党反对法西斯的斗争过于激烈，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则过于乏力。我们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我认为，我们有时把斗争的重点忽而转移到社会民主党那里，忽而转到法西斯主义身上，是因为要顾及现实情况，而且这也与我们领导层在无产阶级群众帮助下克服自身弱点的程度有关。然而，如果不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起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和该党的拥护者去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我们就不能摧毁社会法西斯主义，至少会使这种斗争陷入困境。这个问题在德国这种资产阶级极力要实现法西斯专政的国家里变得异常尖锐。我们在反对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应采取明确的进攻立场，而从国际的观点看来，显然还应该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性。 我们现在来谈谈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我们的工作有相当多的疏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比如在1929年冬至1930年春法西斯主义泛滥之际，我们只提出“我们对法西斯分子逢见必打”的口号，而没有在法西斯主义形成群众性运动之前实现这个目标。到老牌资产阶级政党陷人崩溃危机之时，法西斯主义发展成群众性运动，此时，这个没有得到灵活运用的、多少有些空泛的口号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政治局对开展群众性反法西斯斗争问题作过研究，通过了有关决议，为我们的反法西斯斗争奠定了基础。决议指出，我们应更加紧密地把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与反击法西斯主义的战斗结合起来。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我们不仅应给予法西斯主义有力的反击，同时还应进行思想战线上的反法西斯斗争。大力开展思想战线上的反法西斯斗争是反击法西斯主义和积极开展群众性斗争的前提。这样，我们才扭转局面，工人运动和我党的工作才出现巨大的转机。过去，我们很难接近那些民族社会主义党派的拥护者。对法西斯影响扩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希特勒的民族主义蛊惑宣传，这种宣传利用了群众反对德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借助凡尔赛和约和容克计划对人民实施双重盘剥的愤懑情绪，希特勒分子一时间把自己打扮成群众的救星和为民族解放奋斗的勇士。我们对这个问题持什么态度呢？在德国，我们实施的反对可耻的凡尔赛体系的政策永远是唯一一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力量。我们长达12年的斗争始终与德国战争赔款问题联系在一起，成为德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页。我们以1919年为例，当时任何人没有想到会出现民族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斯巴达克同盟已经提出抵制帝国主义战争赔款政策，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德国共产党反对凡尔赛体系的斗争以及在1923年鲁尔失陷期间党的策略和斗争，这些都说明德国共产党有权领导民族解放斗争。但我们没能很好地利用一个事实，那就是苏维埃政府是世界上唯一能在当时、特别是现在与凡尔赛体系抗争的政府。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没有突出这一点，对此宣传得也非常不够。因此我们在反对凡尔赛体系和掠夺性容克计划的斗争中延误了战机，只好在党中央的两次专门会议上转移工作重点，从而把在反对容克计划的斗争中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在对待容克计划问题上的重大失误使民族社会主义分子赢得了时间，使他们得以大肆进行民族社会主义的蛊惑宣传。这也暂时暴露了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思想认识上的弱点和缺陷。在进行议会选举期间，我们发布了一个解放纲领，印制数百万份并散发到全国各地。只是到这时我们才认清发动群众的巨大威力：这对千百万劳动者产生的影响力堪比炸弹的爆炸力。这个实现德国人民民族和社会解放的纲领不仅适用于议会选举前的发动工作，而且现在也仍然是我们所有政策的轴心。 我们借助这一解放纲领全面开辟了反法西斯斗争中思想战线上的战场。不过近几个月以来，在积极开展反法西斯斗争方面又出现了薄弱环节。在德国的一些地区，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的恐怖行动仍未收敛，这使得革命工人队伍中产生一些动摇和慌舌。我们在组织积极反击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中出现重大失误。柏林的例子就特别突出地反映了这个问题：那里的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组织了几起谋杀活动，工人们未能给予法西斯分子以有力的回击，也没有果断地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 党中央的最近一次全会在这方面成了真正的转折点。它指出，当务之急不仅要以战斗的姿态回击法西斯分子（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要谈到），而且还要同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作斗争，把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争取过来、吸收他们参加到群众性反法西斯的战斗中来。这其实也就是果断自卫和无产阶级积极回击法西斯恐怖和谋杀的问题。在这方面不断壮大的、不畏禁令的德国无产阶级自卫组织的作用尤其重要。在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以及把社会民主党工人争取过来，吸收他们加人反法西斯阵营的工作中还有另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要推行我们社会主义的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这一点在布吕宁政府的对外政策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帝国主义侵略性的今天变得更加必要。奥地利和德国正是基于这样的对外政策才缔结了关税同盟。库齐乌斯宣布访问英国也是对外政策上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威胁苏联的斗争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要把德国共产党的政策问题作为世界政策问题明确地提出来，应把它与我们党在争取德国的民族解放，使其摆脱帝国主义强盗协定桎梏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与此有关的内容如下： “我们应向群众揭露德国法西斯分子实行的武力冒险的疯狂政策，揭露其为干涉苏联、为复仇而进行的肆意宣传。我们的党要针锋相对地高举起国际主义的旗帜。要在一切劳动者中切实作好团结波兰和法国工人的宣传。针对法西斯分子沙文主义的蛊惑宣传，我们提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口号，我们要使所有民族都免受压迫。我们的党是世界上唯一能够不靠征战、奴役和威胁其他民族等手段来解决德国乃至国际政治中全部问题的政党。” 这种鲜明的态度和这种坚决反击法西斯复仇的阵线，无疑是全面扩大我们战果的必要保障，也是对我党解放纲领的补充。 现在我来谈谈反法西斯斗争问题的最后一点即推行法西斯专政的问题。去年12月，布吕宁政府“生硬地”采取了一系列法西斯化措施，进一步推进这一进程，我们则实现了战略重点的急速转移，开始向群众全面揭露布吕宁政权的法西斯本质。其实，我们本应更早些做这件事，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头目们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早就企图欺骗社会民主党工人及其拥护者了。他们称布吕宁政府只是做了“小恶”。作为共产党人，我们就有责任彻底揭露布吕宁政权的法西斯面目，我们应该告诉群众这个政府所走的反动路线。然而，当初我们缺乏这种明确的认识，没有对局势作出正确的分析。但是我们毫不犹豫地对所出现的新情况作出了反应，及时地提出了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党外工人们的热烈讨论。我们在中央一月全会上对局势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分析，消除了一些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达成了下列共识：我们已唤起德国党外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和党的支持者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我们在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和社会法西斯分子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假如我们当时犹豫不决；假如我们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是否应该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举棋不定；假如我们未能及时揭穿布吕宁政府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真面目，揭穿这个政府的法西斯实质，那么我们就可能重犯意大利、波兰、立陶宛和芬兰共产党曾犯的错误。我们大家都知道，法西斯主义是如何在意大利，特别是芬兰发展起来的。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才能不给法西斯主义打个措手不及。我们共产党是群众中唯一一支反法西斯的力量，是唯一一个反法西斯的政党，它理应及时发现反动阶级力量在政府统治手段和所有其他形式中的发展。我们及时地参与到各种事件中，这使我们能够充分地发动群众，所以现在我们既没有高估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低估阶级敌人的力量，并且在反对推行法西斯专政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成绩。至于必须彻底揭露布吕宁政府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真面目，我已经在前面谈到了。 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不必要的恐惧和动摇。如果我们向这些人让步，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给社会民主党及其蛊惑宣传敞开了大门。资产阶级企图通过自己的报刊，虚伪地宣传在德国不存在法西斯化的趋势。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拥护者面前极力为其支持布吕宁政府反动的卑鄙政策进行辩护，他们的托辞是什么呢？社会民主党的头目们解释说，布吕宁政府不过是行“小恶”者，因此应尽力帮助它，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政府取代它。社会民主党为支持布吕宁政府的卑鄙反动勾当，就在工人群众面前竭尽欺骗之能事，把这个政府描绘成拥有与其真实面目截然不同的良好形象。于是，布吕宁政府较之希特勒和胡根贝格的政府所行之恶就小得多了。这就是社会民主党蛊惑宣传的基本内容。因此，对布吕宁政府奉行的法西斯政策的实质揭露得越透彻，我们就越清晰地向群众证明，这个资产阶级政府原本就是法西斯统治在德国的实施者，在被希特勒或胡根贝格的政府取代之前它自然会实现法西斯专政，我们也就能更加彻底地驳斥并粉碎社会民主党的宣传，更成功地揭露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从而战胜社会民主党这个法西斯主义的同伙，这个实现法西斯专政的帮凶。只有戳穿社会民主党散布的所谓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有着根本区别的欺人之谈，才能使布吕宁政府的本质清楚彻底地暴露出来。我们正是这样做的，这也绝对是政治上的需要。 处处为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辩护的第二国际政策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虚伪政策。我们应彻底揭露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法西斯主义之间真正的关系，揭露资产阶级轮番利用这两支增援部队、实施其反对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因此我们必须要清楚准确地揭露这个政府的每一桩具体罪行，彻底揭下社会民主党的假面具。我已经说过（这些话对英国和法国的同志们也有很大帮助），法国政府和英国麦克唐纳政府正是打着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旗号，而在这两个国家法西斯主义已初露端倪，并大有蔓延之势。 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对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通过的决议中为布吕宁政府所作的定性表示怀疑。这些同志认为，只有在革命处于低潮、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无产阶级的合法组织被摧垮时，才能够说法西斯主义盛行。这个观点与全部历史经验完全是相悖的，意大利的情况就是例证。在这个国家，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之后，共产党仍然保留合法身份，它在议会中还有发言权。其他法西斯国家也有类似情况，这些事实都很说明问题。因此我们说，共产国际纲领中的有关提法完全是有根据的。 “法西斯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消灭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即无产阶级中的共产主义者及其领导骨干。” 这充分说明，摧毁革命组织根本不是实现法西斯统治的前提条件，法西斯主义也不必在摧毁共产党和工人组织后掌握政权，这不过是它的“根本任务”而已。也就是说，这是法西斯统治的目的。难道德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吗？难道德国资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和目的不是摧毁共产主义革命组织吗？在德国，我们看到法西斯主义“匍匐”的发展过程，但速度却相当快。目前德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巩固和深入，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暴力活动也不断升级，对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镇压也愈发残暴，共产党仍在形式上保持合法身份。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我们对布吕宁政府所作定性的借口。 我们对布吕宁政府的定性和发动群众投入推翻法西斯专政、建立苏维埃德国、发起人民革命的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警报是绝对必要的，这也是共产党能够在当前反对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取得成效的前提条件。一开始我就说过，德国近几周来的形势是，共产党对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民主党的进攻立场越来越明显，法西斯党和社会民主党内也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冲突。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坚决执行我们的政策，从根本上改善并加强我们分化瓦解敌对势力以及民族社会主义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工作，那么，就会直接使这些党发生危机。改善我们的群众工作，尤其是在职员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的工作，就能使民族社会主义分子阵营陷人严重的内部危机。 现在我们谈谈有可能导致社会民主党内危机不断加剧的动荡和不满情绪，然后再说说民族社会主义党内危机加剧的问题。民族社会主义党一旦发生危机，其发展速度要比社会民主党危机的发展快得多。民族社会主义党不像社会民主党那样有着坚实的组织机构，它也不具备社会民主党几十年的组织工作经验。社会民主党的各级组织可以从容应对党内冲突。当我们党勇敢地执行群众路线、对这两个政党发起政治攻势时，即使在党内危机重重，毫无疑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僚结构仍然是清除社会民主党全部影响的主要障碍。作为资产阶级执政的重要因素，社会民主党仍能够在第一时间摆脱这场日益迫近危机。 相反，在法西斯阵营内，或者最好说，在民族社会主义分子阵营内正在酝酿的危机却会给民族社会主义党带来致命的影响，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过去和现在的事实都证明这一点。9月14日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在取得轰动全国的战绩后，拥护他们的人都为之欢呼雀跃。即使在这种时候，我们也没有像一些劳动者和支持社会民主党的人那样惊慌失措。即使我们队伍中有些同志担心法西斯主义蔓延，甚至对这种危险性估计过高，我们也没有乱阵脚。我们仍明确而坚定地认为，9月14日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希特勒的好日子，但过后就是一天比一天难挨的坏日子。我们对这个政党发展情况的分析果然应验了。9月14日之后又进行了几次地区议会选举，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又在不少地方选举中获胜。因此在9月14日之后的前几个月，我们的革命乐观主义似乎被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的肆虐及其取胜的现实泼了一瓢冷水。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刚要弹冠相庆，不料不伦瑞克选举（其实还有汉堡、但泽等地的小规模选举）的结果表明，民族社会主义分子获得的选票数量不再增长，他们恰恰是在这里拥有极大的优势。现在，法西斯分子再也笑不出来了。在他们的队伍中，坚持与执政的资产阶级、人民党以及中间派接近的官方领导层与主张较为激进政策的暴乱派之间发生严重摩擦。这个派别受到柏林斯滕尼厄斯的资助，戈培尔也为他们提供了部分资金。我们了解到，这些资助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的集团后来把资助金额减少75%，使民族社会主义党财政紧张，搞得其领导人焦头烂额。 这一丑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民族社会主义党内党员群众的愤懑情绪在不断增长。 我再来谈谈近来在图林根发生的事件和德国人民党对这些事件的态度。近几天来，图林根的群众对该市的法西斯政府投了不信任票，从不伦瑞克也传来消息，称那里的资产阶级政党内也对政府存有异议，该市的政府很有可能在近期内被替换。 这是民族社会主义党内混乱的外在表现。 民族社会主义党的迅猛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有这样一些人撑腰。首先是老牌资产阶级政党的拥护者，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混乱状态采取敌对态度，纷纷投入民族社会主义的怀抱，因此就把选票投给了希特勒。这些人，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群众、职员、学生、农民和一小部分工人真心反对资本主义和容克计划。他们渴望改善自己的处境，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于是便转身投奔高喊建立所谓“第三帝国”口号的民族社会主义党。9月14日议会选举中出现的左倾现象使这些拥护老资产阶级政党的选民转到民族社会主义分子方面来。这也是资产阶级政党左倾的主要表现方式。由危机引发的左倾绝没有达到使这些党派立刻转到无产阶级革命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去的程度。的确，大家都知道，无论阶级斗争形势多么严峻，被称为“第三种力量”的小资产阶级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摇摆：哪个阶级势力强大，他们就转到哪个阶级。回想一下德国1918—1931年那段历史就足够了。只要社会民主党在政府里还拥有席位，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就会跟着社会民主党和在政府里拥有席位的其他资产阶级政党走。然而，当阶级力量重新组合、国家统治手段发生变化时，小资产阶级就要寻找其他什么政党作自己新的靠山了，现在，它的新靠山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党。小资产阶级已陷人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布下的迷魂阵中，因为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企图与资产阶级一起把德国近12年来的衰落归罪于马克思主义。 显然，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政策对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直接投人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产生了恶劣影响，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政策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在千百万非马克思主义者劳动群众心目中的声誉。于是，千百万劳动者也就成了无耻的社会法西斯主义和国家法西斯主义蛊惑宣传的牺牲品，这些满怀热情与希望的群众投靠了希特勒党。 希特勒党蛊惑群众，向他们夸下海口，使群众盲目地认为，这个政党一定能把德国的局势扭转过来。然而，希特勒党的行为与它的承诺完全相悖，它执行的政策与他们声称要执行的政策完全是背道而驰，这势必在希特勒党的队伍中造成致命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9月14日以来这个法西斯党的政治活动。9月14日这天一过，它在大选前的承诺和花言巧语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它没舍得丢掉的只有它在德国容克政府中所拥有的席位。在议会表决时，希特勒党反对共产党的一切提议，即使通过这些提议也没有超出它自己许诺的范围，但是与金融资本真正要实行的政策相悖。我们曾提议停付容克计划规定的赔款。民族社会主义分子这些反容克计划的伪“斗士”却对我们的提案投反对票，其中一个议会党团的领导人竟在该党中央机关报上说，我们的提案是丧失理智的。我们还有个关于德国退出国际联盟的提案，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也没有投赞成票。共产党人还提议对百万富翁征税，民族社会主义工党就其打着的“招牌”而言理应投票赞成，但这个所谓民族社会主义的“工人的党”却厚颜无耻地予以否决。 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不言而喻，希特勒党政治上的龌龊勾当必然使拥护它的群众对其产生极其恶劣的印象。当然，我们对这个党的真实情况并不十分清楚。不过根据我们获得的材料和信息判断，特别是在舍林格尔投入我们党的队伍和我们的亨尼希同志在汉堡遭暗杀之后，该党组建的军事突击队陷入恐慌。为说明这个问题，我还要补充一点：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的政策没有丝毫可取之处，以至于他们都未能在帝国政府中捞到席位。在9月14日以前，他们在不伦瑞克和图林根还暂时得势了一阵，不过目前，他们在当地政府中的席位也岌岌可危。他们这些对资本家和善又听话的“乖孩子”，对共产党人逞凶的恶棍已成了孤家寡人，他们的这些招数都不足以使资本主义感动，进而把他们吸纳到国家政府中来。不管他们如何卑躬屈膝地讨好外国，不管希特勒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报刊上如何向国际帝国主义献媚，都无济于事：民族社会主义分子梦寐以求的席位还是没有捞到手里。 我们应指出的第二点是，拥护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群众已经大失所望。不言而喻，正是这些不安于现状的左倾小资产阶级才希望从民族社会主义分子那里得到一些特殊的慰藉。民族社会主义党则指望对拥护者进行心理安抚，并谋求把退出议会当做最后的手段。 然而，只是要有议会外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配合，这种狡猾手段才会奏效。民族社会主义党是怎么做的呢？它把退出议会变成一种绝望的、可怜巴巴的戏剧性表演，一个妥协的噱头。甚至在自己的队伍中和对外宣传上，社会民主党在胆怯地退出议会之后也没有任何动员群众进行抗议的行动。我们从一开始就满有把握地断言，民族社会主义分子执行的政策使它自己陷人死胡同。它退出议会的目的为了逃避对我们反对容克计划和以容克计划约束德国提案的表决。这就是说，他们害怕自毁其在拥护者心目中的形象，这些拥护者9月14日对他们是投了赞成票的。因此，现在对任何人来说这已不是秘密：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很快就会悄无声息地重返议会。不过下一届议会选举到秋天才举行，这件不可避免的政治丑闻要推迟一些时日才发生了。 民族社会主义党政治声誉的败坏引起了该党内群众的不满和人心的涣散，法西斯主义蔓延的趋向现在已得到遏制，并且开始发生逆转。现在，法西斯分子加强了针对个人的暗杀活动，在反对革命工人运动时扮演着议会外禁卫军和金融资本突击队的角色。这一方面说明，采取这种极端手段也是他们陷入困境的无奈之举。不过这种白色恐怖和暗杀行动也经常在我们队伍中引起一些消极情绪。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极端手段使法西斯分子队伍内部困难重重。他们暗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甚至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现在这种行为已不是什么军队进攻前的出击，而是被迫仓皇撤退时盲目无奈地放出的几枪。 舍林格尔中尉案件这一重大事件，其他国家的同志们可能知道得不多，其实它标志着法西斯主义开始或已经陷入危机。德国国防军的这位中尉因进行民族社会主义宣传，被送上法庭并被判监禁，到现在已在戈尔诺夫要塞关押9个月。舍林格尔在莱比锡受审时，希特勒亲临法庭，以展示自己政党的合法性，这自然赋予这一案件巨大的政治意义。舍林格尔坚信共产主义思想具有无可否认的正确性，这不仅得益于他每天与一起囚禁在要塞的共产党人交流思想，而且还刻苦学习共产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著作。众所周知，希特勒党的领导人总是在公众面前大骂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可是他们大都没有读过一页马克思的书或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舍林格尔中尉在囚禁期间利用闲暇学习马克思著作。我们还知道，他曾在柏林拜访过戈培尔，几天之后又拜访了希特勒。希特勒一伙也力图阻止他在政治上的转变，因为对此他们早有防备，不过，舍林格尔最终还是加人了共产党！ 我们必须充分理解这个事件的征兆性意义。资产阶级报刊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几十篇文章。《福斯日报》写道，舍林格尔喊出的是“几千名民族社会主义党当选者的心声，可千百万群众却还是朦朦胧胧”。至关重要的是，德国国防军的许多军官至今仍与舍林格尔保持着联系，他在他们中有很高的声誉。由于我们坚持与凡尔赛体系和容克计划作斗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唯一的途径使德国摆脱危机，因此实现民族解放这个重要问题也更加鲜明地摆在这些军官面前。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舍林格尔案件使民族社会主义军队中人心涣散，将士们比过去更加关注我们的革命政策，并开始讨论这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 显然，我们应毫不松懈地坚持进行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斗争，争取站在他们一边的劳动者，使他们加入到革命阶级的阵营中来。这是法西斯阵营进一步分化直至完全解体的前提条件。 现在我再谈谈社会民主党。我过去曾就我们的群众性反法西斯斗争与统一战线在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无产阶级中的政策之间的关系谈过一些意见，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在反社会法西斯主义斗争中我们取得了很大胜利的形势下如何对待社会民主党内工人群众的问题。当然，我们为实现既定的主要任务而进行的策略性工作就是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这个主要支柱的形成还有赖于做好争取社会民主党内工人的工作。 当然，我们进行这项工作时，把争取未组织起来的工人问题放到次要位置也是不对的。就人数来说，现在这些没有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支庞大的后备力量。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社会民主党和500万受其影响的群众组织以及改良主义工会，是一股强大的思想势力和组织资源，我们要竭尽全力把这些工人争取过来，以此来扩大反法西斯的群众阵线。这在今天具有更大的决定性意义，因为现在工人阶级内部的社会进步也反映到社会民主党的阵营中。仅以英国为例就足以说明问题。英国帝国主义过去可以依靠在殖民地掠夺的财富给本国无产阶级一些小恩小惠，可到现在，由于英国陷入困境，世界经济危机不断加深，它再也无力这样做了。英国工党中工人贵族的基础也因此萎缩。在德国，这种局势形成得更快。在最终的经济斗争中已经不会再提过去常提的问题，有专业技能的工人已经享受不到比较优厚的待遇，他们只能和没有专业技能的或未经培训的工人一样去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奋力斗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间党和施特格瓦尔德领导的基督教工会在发生经济冲突时具有晴雨表的作用。中间党在政府中担任着资产阶级的领导角色，这不仅是因为它在金融资本阵营中所处的地位，而且还有着社会学方面的原因。大家早就知道，追随中间党的工人，特别是德国西部工业区的工人没有什么专业技能，并大都参加了基督教工会。在布吕宁政府和工厂主的影响下，仲裁机关作出的裁决导致专业技术工人的工资大幅度下降，于是社会民主党阵营中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基础也越来越萎缩。我们之所以坚持争取社会民主党党员工人和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的方针，就是因为在该党内有相当大一部分工人具有一定的、尽管不是太高的阶级觉悟，因而他们可能成为革命阶级阵营中--支特别重要的后备力量。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争取未参加组织工人的政治工作，尤其要重视做革命的工会反对派的工作。争取所有参加组织和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争取参加基督教工会和民族社会主义组织的工人对上述问题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又简明扼要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有诸多有利条件：资本主义危机在不断加深，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精神力量。而且，由于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执行的残酷政策和理论在其内部不得人心，使得我们的威信日益提高。随着我们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群众工作方法的不断改善，随着反对社会民主党政策这场事关大是大非问题的斗争不断激化，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化过程也会不断加强。 我认为，现在论证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业已破产已经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了。只要看看事实，只要看看近些年来社会民主党为取代马克思主义发明的新理论和除此之外无所作为的现状就足够了。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什么理论呢？近些年来社会民主党重弹的是希法亭的老调，此人在1927年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宣称：“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过渡时期，一个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时期。”显然，他这个说法的理论根据就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他对工人阶级在这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叙述如下： “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借助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调整，依照资本主义的原则对经济实施组织和领导，使之成为受社会主义国家领导的经济。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着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 他从经济角度提出的这个问题自然会促使社会民主党去弄清楚党和工会在这方面的任务。从这一提法出发也就有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会逐渐消除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的无政府状态的说法。美国经济“繁荣”的景象似乎就是证明。 希法亭也从社会学角度提出问题。他说，由于资本的高度集中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在过渡时期内工人的社会状况会逐步得到改善。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榜样应该是无产阶级拥有优越物质生活的美国，而不是俄国。按照希法亭的话来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进行的资本积累“只能是贫困的积累”，马克思的这个说法经不得一驳，而且早就被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所推翻。 资本主义合理化理应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因为这归根结底是对工人阶级有利的。而且，工会组织和全德工会联盟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就是有计划地迅速推进合理化。在德国，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会逐渐被所谓的塔尔努夫工资即主张实行对资本家有利的高工资理论所替代。提高工资可以扩大商品销售市场，这似乎对资本家和工人都有利。实行高工资制同时也可以缓解危机。社会民主党人主张实行经济民主，“工人代表”参加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声称这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条途径。当然，此类经济和社会政治观点需要具备相应的政治基础才能成立。因此，社会民主党力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强加”给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剥削阶级对受剥削者实施压迫的执行机构”（恩格斯语），并让工人阶级相信，不要摧毁民主的国家机构，恰恰相反，要通过议会的途径使之得到改造并为工人阶级所掌控。于是它就提出了一个临时性口号：“参加政府的管理工作。” 希法亭在1929年社会民主党召开的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说：“实行议会制是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权力并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这是在为社会民主党联合组阁政策辩护）“因此工人阶级极为看重保留议会制，哪怕为此暂时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是他本人阐发的理论引出的结论，在基尔他就已经发展了这个理论。 我就不再叙述这个理论的余毒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原则在当前世界危机的形势下，特别是在美国经济的衰败和工人阶级悲惨状况的反衬下已彻底破产。以上事实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证明社会民主党理论的彻底破产。德国工人阶级对本国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后果非常清楚。资产阶级对千百万国民生活福利的许诺也流为空谈。实际情况却是群众的贫苦和百万人的失业。对劳动者的剥削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变得更加残酷。资本主义合理化不仅没有缓和危机，反而加剧了这场危机！塔尔努夫的工资理论已被抛到脑后，连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研究机构对它也不置一词，再也不说什么提高工资会使经济稳操胜券了。议会制的深重危机使社会民主党内的大部分工人认识到，政府实行联合内阁制貌似对工人阶级有利，其实是法西斯主义的一支毒箭。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就不难深人到社会民主党党员工人中去开展工作了。5月底，社会民主党照例在莱比锡召开代表大会。希法亭在基尔代表大会上提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莱比锡代表大会的第一个议程是全德工会联盟的理论家塔尔努夫作“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无政府状态和工人阶级”的报告。你们看，在基尔，社会民主党还谈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到了莱比锡又谈论“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仅在四年间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上层建筑就崩塌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这种理论危机在第二国际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第二国际的理论危机及其陷人反革命泥潭的腐朽思想表现在它对苏联坚持的反动立场上。比如考茨基，这位老先生竟然在几个月前写了一本名为《陷入困境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书，而他的那些社会民主党密友们早就停止聒噪了。于是，他这本书就成了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武装攻击布尔什维克的唯一利器。考茨基厚颜无耻的行径甚至使孟什维克首领唐恩和阿布拉莫维奇这样一些恶劣程度绝不比考茨基差的无产阶级死敌、极端反革命分子也不得不装模作样地站出来反对考茨基的立场。这个事实也说明，苏联轰轰烈烈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使工人们心向往之，以至于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们也心旌摇动。 《经济周刊》3月号转载了挑拨武装干涉的考茨基为自己这本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书的英文版和法文版撰写的前言，他在前言中更加起劲地鼓吹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其荒谬程度比原书更甚。他在前言中对苏联的五年计划指手画脚。更滑稽的是，考茨基竟然要充当苏维埃政权的“教师”，向我们苏联的同志和斯大林同志传授实施五年计划的良策。他硬说布尔什维克忘却了《资本论》第二卷的有关论述，因而如果他们不及时向他考茨基请教，五年计划的任务就不可能完成。 接着他又把笔锋转向社会民主党内那些不赞成他挑拨战争的工人们。他是这样教训这些工人的： “他们过去未能，而且至今在许多情况下仍然不能领会我的观点，如果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蓄意安排，也是其本能使然，所以他们便沦为反革命分子了。” 我还可以从考茨基的这篇前言中举出许多类似的文字。我在这里只是提示一下就行了。他声称布尔什维克比资本家还坏，称苏维埃俄国即将崩溃，说列宁在1917年之前还有理智，但后来他掌了权，“令其头脑发昏的转化”销蚀了他的理智。不过，我还是要再援引一段考茨基先生的话，我们倒是可以在它下面签字表示赞成的： “的确，我对自己说过：假如列宁是正确的，那么我一生做的事情就都是徒劳的！” 我再来谈谈最近几周以来社会民主党内部营垒迅疾瓦解的情况。近来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已滑入反革命的泥潭，而这个党内的工人群众左的倾向日益明显。在德国可以举出种种这方面引人注目的现象。首先是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和支持它的工人，甚至该党的工作人员抵制工贼主义和社会民主党首领的投降政策，参加了各种经济斗争，他们与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会反对派们并肩作战。 第二个事实是社会民主党内的群众自发地投人到反对法西斯暗杀的斗争中来。这种现象在一些小城镇已屡见不鲜。大量社会民主党的地方支部与我们的同志和反法西斯斗争同盟的同志们一起反抗法西斯分子。我们还常常看到，在我们发起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斗争时，大城市的许多社会民主党的区域支部以及规模不大的“帝国旗帜联盟”与我们的同志并肩参加示威活动，而且表现很积极。由此我们可以确认，我们反法西斯的政治战略深得人心，调动了千百万群众的积极性，甚至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也莫能为外。 第三个事实是在社会民主党内反对派的初级组织形式已经形成，这里指的不仅是以往社会民主党的“左”翼，而且还有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形成的与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盟首领对抗的工人团体。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德国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队伍中发生的事件，这个组织当前的危机要比社会民主党严重得多。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这个组织不仅陷入深重危机，而且它在德国的一些地区处于被消灭的境地。全会应特别关注的是，无产阶级中的青年比以往更坚定、更迅速地走上抵制反革命领导的道路，社会民主党以及工会组织中的青年工人则落后了一步，因为他们毕竟在几十年间受到这些组织的熏陶。我认为，德国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深重危机必然会对社会民主党原有的工人团体发生影响。无论这些团体如何对待青年，它们都要顾及这个青年团体本身的行动和目标。 由于民族社会主义分子退出议会，形成了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议会多数，这使我们有可能利用各种手段揭露无条件为法西斯专政卖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反革命本质。我们要揭下它的假面具，把它在议会中的真实面目暴露在公众面前。在这里我想起，我们曾就各种重大问题提出过建议，其中一项就是向百万富翁征税的提案。社会民主党在9月14日后对这个提案是表示赞成的，现在却投了反对票。我们还作过停止向图林根和不伦瑞克法西斯政府警察局发放财政补贴的提案。另外，我们提出过通过立法将5月1日确定为全德节日的提案。社会民主党却公然投票，反对把5月1日这个有着几十年斗争传统的日子确定为法定节日的提案。我们还向议会提交了许多令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瞩目的提案。但是在社会民主主义议会党团的干预下均遭到否决，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拥护者的队伍中引起轩然大波。 社会民主党在对待建立装甲部队的态度上在工人队伍中间引起了更大的骚动。众所周知，多年来，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和平主义盛行，形成了一种强烈反对军事预算的立场，于是他们反对拨款建立装甲部队。议会中有9名被称之为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人士不顾议会社会民主党团中大多数人的反对，对我们反对拨款建立第二装甲部队的提案投了赞成票，这确实具有一种征兆性意义。 社会民主党首领与那些所谓破坏议会党团纪律的议员之间的冲突最终不了了之，因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们迫于其党内群众的情绪不敢对这几个人采取组织处理措施。他们只好把这个问题留到今年5月底召开的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去解决。 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来看，现在主要的危险是中派组织的形成，布兰德勒之流就是依靠这个组织进行投机活动的。不过在德国，这种危险性还不十分大。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坚决揭露中派的丑恶嘴脸，积极开展斗争，反对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中出现的中派倾向，尤其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左”翼领袖，他们是该党内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务必要戳穿他们的真面目。上面提到的那9名议员即使组建了自己的议会党团，也难以把中派组织培植起来。中派组织现在依靠的是德国那些尚未意识到危机和阶级矛盾严重性的群众。布兰德勒、乌尔班斯和鲁特·费舍之流组建的弱小组织已在两个大规模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化为齑粉。当前阶级关系形势空前严峻，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中派组织断无形成的土壤，当然也不排除它在个别地方零星产生的情况。这只能算例外。不过我认为，布兰德勒之流对形成这种组织的奢望会被革命发展的现实击得粉碎。 针对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思想过程，我们现在能够说的是，相当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已对他们的领导人丧失信心。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已下决心参加共产党。我们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社会民主党工人认为，如果“左”翼社会民主党掌权的话，社会民主党也是没有出路的，因为这些人总是欺骗自己的支持者。 即便如此，我们今后也务必对社会民主党“左”翼分子及其领导人的阴谋诡计保持高度的警觉，务必坚决同他们作斗争。他们如同过去一样，今天仍是我们在社会民主党内最危险的敌人。在这一点上，德国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变化。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去做社会民主党内反对派工人的工作。他们在思想意识上仍然维护着这个党的统一。面临分裂的危局，他们往往会抱以回避问题的态度。而另一方面，在许多问题上他们也明显地表现了左的倾向，在内心里已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决裂。 现在我来谈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主动进攻精神这个问题的提法。大家知道，德国资产阶级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确认的是一条子虚乌有的由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马克思主义阵线”。毫无疑问，社会民主党的首领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既然资产阶级确认有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阵线”，它自然就会告诉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称最近12年灾祸连连应归罪于马克思主义。我刚才已经提到，社会民主党的首领是马克思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不过，尽管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们还没有马克思主义觉悟，还没有完全弄通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会自然地对马克思主义有所感悟。我们要向他们证明，我们党是德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唯一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为反对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而斗争的政党，是带领群众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政党。我们的任务就是全面推进这种斗争。近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一些地方，有大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转到我们共产党这方面来。一些原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人员加人了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们空前踊跃地购买、阅读我们党的文献。我们的攻势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发展。社会民主党即将在5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为我们在大会召开之前这段时间里进一步加强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攻势提供了新的机遇。所有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动荡，为革命时机的成熟创造了先决条件，推动了反法西斯斗争和革命斗争，也使我们能够实施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战略计划，使他们参加到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群众性革命斗争中来。 （会议闭幕） 第六次会议 主席：加兰迪 （1931年3月30日晨） 现在我来谈一个最重要的联系群众的纽带问题，谈谈如何对待革命的工会反对派问题。对大家已知的事实和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我就不再重复了。在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上我们提出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搞好革命的工会反对派的组织建设和政治化。我之所以要明确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革命的工会反对派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把它变成我们联系社会民主党工人、未参加组织的工人、基督教工会工人乃至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工人的可靠纽带。社会民主党内发生的深重危机，使我们有可能不仅把该党内的个别人，甚至把大批反对派工人争取到我们共产党一边来。我们知道，近来该党的一些地方组织连同它的工作人员一起站到共产党方面。深人考察这个情况就会发现，在反对推行法西斯专政的群众性斗争中，配合党作战的主力军是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它具有的特殊意义是：它是经济斗争的独立组织者和直接领导者。我们对革命的工会反对派提出了任务，但在完成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大家知道，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在德国的所谓“自由”工会组织中是根深蒂固的。德国存在着有60年历史的工会。这种传统在群众中形成了一种关于工会的固定观念，一时难以根除。诚然，在冲破众所周知的纯粹的关于工会的固定观念（诸如工会纪律、工会合法性等）和现在群众所面临的工会运动统一化等严峻问题方面，我们已经取得很大成效。近些年来，我们在这个主要的政治问题上有了很大进展，突破了这道顽固的思想防线。但遗憾的是，相当大一部分群众仍保持着这些传统，这是阶级斗争发展的阻力，难以立即清除。 独立发起提高工资的斗争关系到工人阶级对革命的工会反对派的信任问题。现在我们可以确认，工人对德国共产党的信任程度要高于对革命的工会反对派的信任程度。这是显而易见的。革命的工会组织就应该靠自己的实际工作和对群众的具体指导来获得群众的信任，在群众中树立威信。尽管我们极力推广革命的工会反对派这种组织形式，尽管我们党在各个发展阶段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予以大力支持，革命的工会反对派还是要靠自己的行动来取得群众的信任，扩大自己的队伍。这在当前尤其重要，因为现在经济罢工方兴未艾，我们必须克服客观存在的许多困难（当然这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比如群众备受工厂主的盘剥，承受由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投降主义工贼政策带来的恶果；千百万群众失业，国家政权在一切经济和政治搏斗中千方百计地为实施进犯的资本家撑腰打气。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鲁尔区的斗争有所不同。如果抽象地从表面上来看这场斗争的发展，就会得出一个幼稚而错误的结论，鲁尔区的斗争似乎证明，无产阶级是失败的。但如果像我们一贯坚持的那样，进行正确的分析，仔细研究其中的客观和主观因素，那么就应该确认，鲁尔斗争是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实施独立领导的又一胜利成果。 我们经历过的大小战役有如下几个阶段：1929年的鲁尔斗争可以看做是第一阶段。当时企业主们宣布同盟歇业。我们试图首开实施独立领导的先河，根据当时的需要发动鲁尔区的冶金工人抵制企业主的歇业。曼斯菲尔德罢工是斗争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场罢工中已经体现出独立的领导，但是为了破坏罢工的统一阵线，改良主义分子也参加了罢工活动。类似的情况还有柏林冶金工人罢工，在这次斗争中我们独立地提出了要求，改良主义分子只好装模作样地参加了罢工。在这次罢工中，我们还第一次把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吸纳到罢工斗争的队伍中来。目前我们处于斗争的最新阶段，这个阶段始于最近在鲁尔区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将在德国引发进一步的经济斗争。这个阶段表明，经济和政治斗争已经采取了更高的形式。比如继鲁尔区斗争之后，在德国各地爆发的印刷工人反对改良主义工会领导和印刷厂厂主的斗争。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行动，因为印刷工人几十年来所承担的沉重税赋现在已是尽人皆知。 有什么理由说鲁尔斗争是一种高于曼斯菲尔德罢工和柏林冶金工人罢工的完全新型的斗争呢？鲁尔斗争有什么新特点呢？那就是，尽管工会的官僚们从一开始就对罢工持反对态度，但我们独立地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斗争。在鲁尔斗争中，我们在实施战略方面获得了一些新经验。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没有像过去大多数经济斗争那样被动抵抗，而是主动出击，使工厂主和改良主义分子陷入被动。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情况，那就是过去签订的各种长、短期的工资协议到现在大部分都已接近截止日期，往往在这个应该发起新一轮斗争的时候，大家却普遍抱有遵守合同期限的心理。 这次行动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们在工资协议规定的截止日期之前就已经把矿工发动了起来，投人到革命的工会反对派领导的斗争。这是一种突然进攻的战略，它给工厂主和改良派来了个措手不及。虽然我们没能守住阵地，但这场没有坚持多久的斗争是否取得成效了呢？由于情况有变和种种其他因素，为了把我们队伍中那些支持我们的工人送回企业，不得不中止罢工。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不妨以俄国1905年革命和之后几年在这个国家发生的革命事件作为例证。列宁当年多次见微知著，一旦出现革命的苗头时就抓住，在群众中和党内进行罢工动员，为日后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作准备。俄国的斗争经验使我们耳目一新，它是一种更高级的斗争。我们的行动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另当别论。而可以认定的是，革命浪潮在一些地方高些，在另一些地方低些，发展得并不平衡，各种经济斗争所采取的阶级阵线战略在形式上也有所不同。对于我们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仅是获得的经验，找到下列问题的答案才是最重要的。这些问题是：工人阶级是如何评价这场斗争的？在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工会反对派看来，这场斗争是否确有成效？成效是否充分？我们认为，它大有成效，尽管这种成效还不充分。由于这场斗争，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名声大振。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工会的报刊也不得不对罢工进行报道，并且成了工厂主们议论的话题。这等于给我们加了一个筹码。现在，这对我们显得更加重要，因为我们要在短期内加强组织工作，以协助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完成自己的任务。在这场斗争中，革命的工会反对派还得到了妇女和青年尤其是失业者的热情支持，而支持的方式较之柏林冶金工人罢工和曼斯菲尔德罢工另有创新。不过我们也发现，这场斗争还存在一些重大的缺点和不足，对此我们已发布了专门的指示。我们的政治准备工作比较薄弱，没有把群众充分动员起来抗击警察的暴行，独立的矿工工会罢工前的组织准备工作也存在漏洞，对做改良主义工会内部的工作不够重视，对罢工骨干和各矿井罢工领导者的培养工作不够得力，缺乏德国其他各地群众的有力配合。其他一些不足之处，我已在刚才提到的专门指示中说过。尽管这场斗争还存在一些疏漏和缺点，我们仍不能否定它取得的成绩。 国际上是如何看待这场斗争的呢？这场斗争开启了革命工会运动的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时期完全符合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这个任务要比其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更艰巨。因此我们在决议中指出，柏林冶金工人罢工是鲁尔罢工的预演，鲁尔罢工才是工人运动一次新的飞跃。 现在谈谈平行工会组织。我想在全会上引用一段斯大林同志的话，他说这段话时平行工会的问题还不像现在这样显得这么重要。斯大林同志1928年12月19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全会上明确指出，美国以及德国势必会建立红色工会组织，他说： “既然只有改良主义的工会是群众性的组织，那么我们就应当在这些工会中进行工作，我们必须做这些工会的规范和要求的奴隶。既然改良派的领导和资本主义勾结在一起（参看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工人阶级正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斗争，那么能不能断言，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可以不在某种程度上打破现有工会的改良主义范围呢？显然，不陷入机会主义，就不能这样断言。因此，完全可以设想有这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必须违反那些卖身于资本家的工会头子的意志而成立平行的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我们知道美国已经有了这种情况。完全可能，德国也会这样。”（《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59页。——编者注） 斯大林同志当时的话不久之后便在德国实现了。我们党内的许多人曾故意贬低斯大林同志的判断。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此进行了辩论，而且一些调和派分子也向我们发问：你们如何对待斯大林同志的判断？我们当时就给出了布尔什维克式的回答，而在今天，这个答案就更加清晰了。我们当时的回答对当今德国历史的发展仍具有重大意义。在德国革命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我们是否能够用几年的时间来完成建立与党平行的大型中心组织的任务？德国革命以惊人的速度和强度发展着，我们应紧跟这种形势，在那些已有革命的工会反对派的地区建立与党共存的政治中心组织。 我们绝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效和成绩，尤其是那些与我们共存的组织在继续发展中遇到了巨大困难，在它们的工作中还存在缺点和弱点，甚至红色工会在领导工作中也犯有严重错误（如柏林冶金工人红色工会）。我们不仅公开承认这些事实，而且还积极地采取补救措施。我提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们给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划拨的经费一度超过其自身发展的需要。这是因为，原工会部的一些同志主动增加了拨款数额，以至高于其实际需要。他们想以此来推动党超前实现扶植革命的反对派组织的任务。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认定，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德国的现状。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在几年前就欢迎红色工会这种组织形式，现在简直是惊喜不已，原来动员大批群众加人包括红色工会在内的革命工会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现在，我们为在各行各业建立起这种新型的工会组织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大家知道，现在柏林已有了冶金工人的红色工会，目前它的会员人数已超过2万名。我们在鲁尔斗争中成立了统一的矿工工会，目前有2.2万名会员。此外，我们还在汉堡成立了海员和港口工人工会。虽然这个工会的力量还比较薄弱，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它的会员遍及德国主要的海港城市和国内的河港，因而具有了明显的政治意义。现在我们已着手组建铁路工人工会，并且我们在上西里西亚、柯尼斯堡、下莱茵地区和图林根等地拥有最牢固的阵地。我们还应当指出，现在德国的改良主义农业工人工会的会员人数锐减。我们建立了红色农业工人工会，在一些重要地区，诸如东普鲁士、柏林-勃兰登堡区、波美拉尼亚和德国中部地区都有了它的基层组织。上述情况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态度是坚定的，我们紧跟发展的形势，时时刻刻都在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截至目前，德国登记在册的革命的工会反对派会员有20多万，其中有6万名是红色工会会员。我在这里还应指出，德国各地对革命的工会反对派会员的登记工作尚处在开始阶段，因此还不能认为现有的数字就是德国红色反对派和正准备加人我们队伍的人的实际人数。毫无疑义，在这个斗争阶段我们以往领导工会分会的方法已经不适应党在这方面的政治要求，我们应当下大力气改造革命工会组织的整个政治生活。原来的工会支部的整个工作已完成改造，红色的反对派组织独立性越来越强，当然它们还处在党经常性的监督之下。红色工会国际各国支部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我们德国的同志正致力于进一步加强红色工会反对派的独立性，以激发出他们更多的主动精神。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和红色工会的工作应与基层的工厂工会委员会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靠旧工会基层组织的骨干力量是不能完成当前任务的。我们要彻底改造自己的工作，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 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已引起我们的重视，它们对我们在红色工会反对派中继续开展工作有很大损害，比如说不顾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提出建立新工会组织的方针。红色工会反对派的政治工作及其队伍的扩大都与我们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坚持不懈地开展工作的力度有关：在改良主义工会中，我们对反对派所做的工作还存在严重的失误。今年3月间，改良主义工会会员的失业率为34%，占失业人数的18.6%。这就为我们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大力开展反对派的群众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尽管他们深受极端排外政策的影响。在最近半年里这方面的工作还很落后。我们无论如何不应把500万改良主义工会工人拒之门外，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对他们的工作，遗憾的是这种情况仍然存在。 失业者的运动同样具有重大意义。这里涉及的问题是，我们今后如何把这些失业者组织起来，这也是其他政党以及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德国失业者运动具有的重大意义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组织工作问题。我们迄今为止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还很不得力，不能确保把这些失业者团结起来。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如把他们按登记地址和居住地址召集起来，召集专门的会议选举自己的代表，组建失业者委员会。这是当今发动失业者运动的组织基础。应当指出的是，这方面工作的进展有些缓慢。1930年2月有失业者委员会800个，1930年12月为1200个，到1931年2月全德国才增加到1400个。当然这些数字并不完全，因为有些地区没有统计在内。为失业者办报，贯彻有关的方针政策，发表有关的文章，这就是我们继续采取的团结失业者的措施。而我们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当前失业已成了一种持久性现象，几百万人沦为失业者，这就从组织层面上提出一个问题：失业工人和未失业的工人还有多大的联系。在这方面，我们应密切注视敌对势力的动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全德工会联盟最近几个月以来不断讨论改善对失业者的工作方法问题。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去拉拢失业者。全德工会联盟甚至还在那些未参加组织的失业者身上下功夫。加人改良主义工会组织的工人，社会民主党党员工人及其拥护者均可获得各种救济，对他们的物质待遇比较优厚。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和军队近来也竭力向失业者行善买好。于是团结失业者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和红色反动派组织面前。对我们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失业工人与未失业工人之间的团结。我们共产党时时处处、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在议会还是在地方政府中都要为失业者的利益而斗争。尽管在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根本不想满足我们的要求，但我们仍坚持不懈地开展群众性斗争，反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裁员和解雇工人的残酷政策。 不言而喻，在失业现象持续不断的情况下，我们如果不加紧思想政治工作，失业者运动中就会滋长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悲观情绪。因此，我们要把失业工人和在岗工人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紧密联合在一起。使在同一工会中的失业工人保持与自己同志的组织联系，自然是实现这两部分人团结的最佳方法。 红色工会反对派中的失业者同样要缴纳小额的会费，也持有会员证。他们有自己的办事机构和报纸。为活跃红色工会反对派对失业者运动的工作，德国各地举办培训班，准备了一些专门的资料。还采用新的工作形式，以吸引失业者参与革命斗争。近来，我们把失业者的活动与各种政治活动结合起来，与我们提交议会讨论的建议结合起来，与我们一贯提出的要求和具体任务结合起来。我们调动失业者参加运动的政治积极性并使之实现革命化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必须使群众认清，在无政府状态和资本主义体制日益衰败的条件下，根本就不可能消除大批失业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失业者找不到工作，生活饥寒交迫。他们只有走我们指引的道路，向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并已经消灭失业现象的苏联学习，才能告别贫困。 我们在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上击毁了社会法西斯分子的立足点。半年前，社会民主党散发了几百万张传单，叫嚣“克里姆林宫墙外饥民遍地”。可是现在，没有一个社会法西斯分子胆敢向失业者散布这种愚蠢的谎言，否则失业者会向他们脸上吐唾沫，对他们高喊“打倒社会法西斯主义”。 在结束失业这个话题之前，我还想再谈一个事实。如果今后我们能进一步发展罢工运动，那么，失业者在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将绝不会是次要的。在一些行业中，如在建筑业中失业者的比例占到工人总数的80%。如果这部分人不同在岗的建筑工人联合起来斗争，那么，剩余的20%暂未失业的工人和大部分季节工在反对降低工资的斗争中就会时常受到威胁。因此，几百万失业者在举行示威、罢工和一切政治运动时的作用就举足轻重，失业者运动的意义无论如何也不能被低估。我们回顾以往的革命运动史，无论是1789年的法兰西革命、英国的宪章运动，还是巴黎公社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些大搏斗中都有千百万失业者参加。这支革命的群众力量是引发政治局势发生剧烈变化的重大动因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在失业工人运动与未失业工人运动之间建立经常性的政治联系。 红色工会反对派最大的失误是，它还没有充分表现出自己的决定性作用，也没有在反对全德工会联盟斗争中采取应有的策略手段。如：在反法西斯斗争、反对全德工会联盟、改良主义工会以及基督教工会的破坏政策以及系统开展反击这些政策的斗争等方面。改良主义工会的官僚们大耍花招，主张实行每周5天工作日和每天7小时工作制，同时降低工资。我们提出的口号则是实行每天7小时、每周40小时工作制，并全额保留原工资。我们还大力宣传苏联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办法。资本家第二次降低工资的举动本该6月开始，他们采取了新的方式。除直接降低工资外，还把周工资额按每周5个工作日计算，这样就使工资额减少近17%。此外，资本家还向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工资制度开刀。最后还要谈谈大企业中计件工资降低的问题。在这里，红色工会反对派应开始有步骤地工作，组织反攻。我们要努力使革命的工会反对派成为有千百万工人参加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成为一支在独立罢工和其他群众性斗争中与党协同作战的积极的政治力量，而独立罢工和群众性斗争是我们日后取得伟大胜利的前提。 还有一些据说不太重要的政策问题，我们没有太重视，这是因为我们的同志，包括一些区委会的领导同志没有及时认识到，其实这些问题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极其重要的。我可以举出这样一些问题，如洪涝等自然灾害；查禁革命影片；由于实施禁止堕胎的218条法规，大批妇女被捕等问题。 其实，这些都可以成为在德国开展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的导火索。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却认为，自己干这些事“有损尊严”，这些事与政治毫不相干。这种轻视态度恰恰表明，他们对群众的疾苦是漠不关心的，这也是一种党内宗派主义的表现。 我们共产党要在人民群众情绪激动或义愤填膺时挺身而出，同时还把所有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不太重要的事情和重要的革命问题一齐抓好。 在我们党内、在党内生活中最大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尤其是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经济罢工中、在我们对企业和工会的工作中都有这种表现，致使我们在企业主和改良主义官僚的进犯面前节节败退，走上了工会合法性或是与之类似的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道路。而且，在资产阶级政权或法西斯主义面前步步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起到很大的作用。此外，我们还存在意识形态上的机会主义，对共产国际正确的革命前途表示怀疑。在思想上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法西斯分子影响的消极退让也属于这类问题。我们要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开展彻底清除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斗争。我这里所说的错误倾向不是什么系统性倾向，只是一些具体工作中经常出现的个别现象。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可喜的现象：我们党已经相当坚强，正像默克同志指出的那样，任何企图在我们党内成立小集团的阴谋必定会彻底破产。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那就是，我们党今天所达到的最彻底的统一是德国革命高涨的胜利成果。这种统一是革命阵营中一份子的无产阶级在全德国日益强大在党内的反映。所有反对共产党总路线的人应完全承认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应到党派他们去的地方工作，按党的指示办事。这无疑也说明共产党在政治上不断强壮和取得的巨大胜利。 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上，我们提出了一个马克思、列宁所倡导的人民普遍革命的问题。现在，德国共产党面临的不仅是争取无产阶级大多数这个近期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而且还有其他一些任务。诸如，如何真正实现对全部斗争的独立领导，如何执行积极的人民政策，使我们能够同千百万劳动者一起反击资产阶级的进犯和法西斯的发展计划。所以，我们必须大大向前推进我们的政策，使城市劳动群众和城乡半无产阶级群众更加靠近工人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他们的领导。在这方面我们已经采取一些措施，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在城市中产阶级特别是在农村的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的紧密结合绝不是次要的事。许多农村和农业区还深受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要执行我们的农村政策和针对农民和贫农的革命政策，就需要在这方面采用新的工作方法。近来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在全国范围内召开了几次农民代表大会。可惜的是，我们多年来受宗派主义错误观念的影响，在这方面的工作有所削弱，甚至是倒退了。遗憾的是，我们不愿到土地管理局[1]工作，除少数同志外，几乎所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员都长期固守这种观念。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这些反动组织中也有贫苦的农民，我们应深人到这些组织中开展工作。为了推行我们的政策，我们不是也到改良主义工会中开展工作了吗？ 我们的农村政策应朝什么方向发展呢？目前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专门的农村工作队伍。第一，我们党应采取更积极的农村工作方针，因为严重的农业危机为我们提供了机遇，使我们有可能建立贯彻我们革命政策的农村据点，也就是说，使我们能够把农业工人争取过来，动员他们参加斗争。我们要在这些人中间开展工作，争取在地主庄园里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在各地组织为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的罢工。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当前紧迫的任务是在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建立农业工人的红色工会组织。其次，我们还应密切关注几百万小农经营者和农村中的贫农。这里还包括拥有小块土地的雇农和拥有少量财产的半无产阶级群众，这些人断续地或在农闲季节到企业里打工，只是在傍晚、星期六的午后或星期日在自己的田地里耕作。还有一些经营少量土地的农民，他们向地主缴纳的土地租金和其他提成占到其收入的三至四成或更多。许多中农就受着这样的盘剥，他们现在又备受农业危机的煎熬。另外，还关注只有1一2公顷土地的农民和土地承租者，这些人在德国有几十万，他们可以归人接近无产阶级立场的小资产阶级群体。我们的宣传同样也应关注拥有2-20公顷土地的另一个中农群体，他们身上常常表现出一些不良的本性，或与普通农民格格不人。当前这场农业危机对较殷实的个体农业经营已经产生影响，假如我们党在这方面采取更果敢、积极和完善的措施，就能够深人到几百万贫农和中农中去做工作。 农村中还有一些工匠和小手工业者，我们也不要放弃这方面的工作。如此说来，我们面临的任务相当艰巨，这关系到无产阶级能否实现对各阶层劳动人民的领导。 现在千百万民众动荡不安。在德国，千百万党外群众也都处于这种状态之中，他们说，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然而，他们目前还没有接受共产主义，仍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明白，为什么数百万人投靠了民族社会主义党，因为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向他们许诺，要建立所谓的“第三帝国”。“第三帝国”究竟是什么货色，现在更加清楚了。许多拥护民族社会主义党的人现在已对这个党的政策感到失望，纷纷弃之而去。假如这几百万尚未站到我们一边的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假如群众的对抗（哪怕它暂时还不强烈，还没击中要害，还表现得不明晰）日趋激烈而且是自发的，并且将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到那时我们就会幡然醒悟，后悔当时表现得不够积极，没有采取果断的行动，没有及时向千百万劳动者指出一条摆脱资本主义现今危机的革命道路。对此，我举一个近年来发生的实例加以说明：资产阶级的一些大党和法西斯分子曾蒙骗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广大群众，为墨索里尼领导下的意大利法西斯化涂脂抹粉。各国拥护法西斯主义的人有一种观念，这也是资产阶级政党竭力向群众灌输的观念，认为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由于实行法西斯国家体制，所以没有、也不可能负债。实际上，意大利这个法西斯国家已欠债220亿马克。这一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德国民众普遍认为，容克计划是造成危机加剧的祸根。容克计划与危机加剧的关系问题现在又在民众中引出一个战胜国发展的问题。现在意大利危机蔓延，农民揭竿而起反对法西斯体制，企业工人连连罢工，它只能越来越依靠国际帝国主义势力苟延残喘（尽管墨索里尼还强打精神推行对外侵略的政策）。德国小资产阶级也开始意识到，法西斯分子在德国和全世界所作的美化法西斯意大利的宣传纯属荒诞的欺人之谈。社会民主党人简直卑鄙至极，竟然把意大利的法西斯专政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专政”混为一谈。现在我们看到，意大利危机重重，苏联则是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如果我们采取更果敢的措施，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觉悟一定会在我们的帮助下大幅度提高。 群众逐渐认识到，他们的贫穷和苦难应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共产党人应把千百万群众召集在人民革命的旗帜之下开展广泛的斗争，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的唯利润经济、容克计划的奴役以及社会法西斯的帮凶警察的镇压。我们共产党要树起为建立自由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德国而战的人民革命的大旗！在我们的决议中和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这次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都明确地指出，苏联这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世界和日益衰败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世界历史发展形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尤其对我们德国来说，苏联英勇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绝好的榜样，是我们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力量的源泉。我们对德国存在无耻的耀武扬威的社会民主党这个现实不能掉以轻心。德国社会法西斯分子不仅插手组建装甲武警，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驱使无产阶级充当炮灰，而且还是制造反苏反共毒气的高手。他们为了剿灭布尔什维主义，编造恶毒的谣言，以此充做反苏的精神武器。在这方面，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分子比社会民主党略逊一筹。我们以反对所谓“强迫劳动”运动为例。果真存在这种“强迫劳动”吗？在当今实行容克计划的德国，不仅存在强迫劳动，而且还有真正的奴隶劳务输出。各国为法国帝国主义效劳、投人大量兵力组建外国军团的情景以另一种形式在德国重现。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认为，似乎在苏联的木材加工业和一些出口商品的生产中实行的是奴隶式劳动，这纯粹是恶毒的污蔑。其实恰恰相反，在资本主义的德国，在布吕宁、布朗、格勒纳和泽韦林之流执政期间实行的才是奴隶式劳动和奴隶劳务输出。正是基于此，德国化学工业的领导者博施先生不久前建议德国向法国，首先是向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输出劳动力，在那里进行工业建设。这只是计划吗？不，这种可耻的奴隶输出已经实施：在莱茵区酒店职业介绍所就进行着这种奴隶式交易。德国失业者不得不到法国去打工，在法国当局的监视下从事修建排水系统、采石、挖矿等工作：德国失业者纷纷被赶到法国、荷兰甚至比利时去从事艰苦劳动，根本不考虑他们的意愿。如果他们违反合同约定的条款或拒绝到国外工作，无异于被判死刑，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被停发原本少得可怜的失业补助金。在这种卑劣的资本主义奴役制度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还胆敢勾结世界上其他资产阶级进行反苏罪恶活动。 德国的工厂主们为讨教本国工业发展之策访问苏联，德国广大工人认为这是优越的社会主义经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而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却就此对苏联造谣中伤。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柏林召开了一次由韦尔斯主持的旨在为反苏活动助威的会议，唐恩和阿布拉莫维奇也应邀参加会议。韦尔斯在会议上说： “我们社会民主党的记者无权进入苏联采访，而博尔西希、彭斯根这些威胁德国共产党人的斗士却获得了苏联的签证。” 我们要弄清这种无耻谰言的用意。韦尔斯是想向参加会议的社会民主党工人证明，好像苏联给予社会民主党记者的待遇不平等，比如对待博尔西希和彭斯根。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反苏本质，这恰恰证明了韦尔斯对苏联进行的反革命攻击。我完全可以使大家相信，在德国所有职业介绍所里，失业者们正在闹闹嚷嚷，他们怀着另一种情绪。在各种职业介绍所里，失业者为何要登记去苏联？他们说，苏联的法律可以保证到那里的德国工人有工作做，有饭吃。这就足以证明社会主义具有不断增长的实力，而此时的德国资本主义却是每况愈下。 由于工业党案件和孟什维克联盟局案件和武装入侵苏联的危险性增大，以及德国资产阶级不顾苏联的反对，在对外政策方面日益向勾结波兰、准备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法国帝国主义看齐，因此，我们这个唯一实行和平政策的政党，就应当更加鲜明地突出自身的反帝国主义性质，这种性质是与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所鼓吹的虚伪的战争和平主义思想完全对立的。这里我举一个有代表性的攻击苏联的实例：对苏联持敌对态度的反动报纸《汉堡消息报》不久前（1月4日）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在布尔什维主义的阴影中》的文章，其中写道： “德国有了布尔什维主义，这就意味着布尔什维主义要在整个欧洲长期滞留……假如我们在什么地方会完成布尔什维主义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的试验，那就是在德国……如果莫斯科成了布尔什维克国家的政治中心，柏林就会成为布尔什维克国家的工作中心，那么五年计划的实现将会成为一场儿戏……到那时，世界将失去根基，这将是德国人民对凡尔赛的复仇。” 德国纳粹分子的反动报刊就是这么说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舍林格尔中尉，而是苏联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敌人。他必然会这样写，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知道，现在一些世界资产阶级集团乃至社会民主党集团有时不得不操这种腔调，因为它们回避不了苏联强大这个事实。我们的任务就是，根据具体的事实和实例对苏联的强盛和资本主义的衰落这一历史的矛盾更加认真地进行分析。 在国际主义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尝试把全体工人和被压迫民族团结在共同的革命解放斗争中当做德国最为突出的问题提出来。我提请大家注意，德国共产党已经与波兰共产党，特别是与上西里西亚和但泽等地区的党组织在斗争中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将共同向皮尔苏茨基政府和兴登堡政府提许多问题。我们还要会见兄弟党的代表，在国际反战争日之际在德国边境一些地区与邻国共同举行示威活动。我还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些措施，比如在德国各地散发几十万份加香同志不久前在法国议会上的重要讲话，以此鲜明地表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德法两国人民的国际团结。 我们可以把苏联的现状同资本主义国家作个比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里随处可见危机的惨象和失业的人群。苏联的城市则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苏联到处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人们热情洋溢地为实现五年计划工作着。从各种迹象来看，五年计划的实现指日可待。当然，为实现目标还需要苏联付出巨大的努力。千百万苏联人民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奋力拼搏。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群众又是为了谁，为了什么承受如此苦难？特别是那几百万失业者，他们只能领到可怜的几个小钱，有时甚至连这几个小钱也拿不到——难道他们就应为剥削他们的资本主义，为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头目，为法西斯匪徒承受这种牺牲？这个问题是与这两大体系之间矛盾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的。现在苏联的商品产量成倍地增加，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而且在近几年社会福利还有望更加优厚，社会文化事业不断繁荣。在苏联城市街道的宣传栏、展板和招贴条幅上，布满了为五年计划鼓劲的标语。 而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则无可奈何地承认，本国数百万失业大军的队伍仍在不可遏制地扩大。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政府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不仅消灭了失业现象，而且还有200万的劳动力缺口。 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在残暴地削减无产阶级的工资。苏联政府今年却普遍把工资提高6%。 我们可以把造成红色东方与资本主义西方之间巨大反差的原因概括为两三句话：在东方，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当家做了主人！在西方，资本家及其走狗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执掌着大权！东方和西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千百万饥寒交迫、穷困潦倒的劳动者完全可以在这两个世界中毫无困难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走的道路是一条摆脱资本主义奴役和它所带来的苦难，奔向社会主义光明未来的道路。德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即将踏上俄国无产阶级所走过的道路。我在报告开始就说过，德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基于此，我们应得出一个革命的定论：德国无产阶级及其利益的维护者共产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链条上最坚强的环节之一。我们的革命任务已然明确。大量的工作还有待我们去做，我们还要坚持不懈地继续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争取新的胜利，为迎接伟大的决战，前进！（掌声） （会议闭幕） [1]法西斯纳粹党中央机关在地方的代表机构，对地方行政活动进行监督。——编者注
台尔曼同志的结束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第二十一次会议，1929年7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台尔曼 台尔曼同志的结束语 1929年7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我希望你们特别注意我们一般讨论中的若干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一个积极因素是在进行革命工会工作过程中我们各党均有发展，我们看到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后，对经济斗争的领导了解更多了，这方面的独立性更大了，并且各党都在有效地运用新的策略方法。遗憾的是，在讨论中对斗争机构问题注意得太少，对开展罢工斗争和把罢工斗争变成政治斗争的问题注意得太少。后来我们对工会运动中革命工作最重要方面的决议的具体化也做得不够。 现在我来谈谈应当怎样使一般决议具体化的问题。埃尔科利同志说：提纲草案，乃至个别代表团和工会委员会对它作的一些修正，太德国化了。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一些报告人，尤其是我，比在应有的程度上更多地期望于德国的方法。这使我想起了从前对俄国方法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作中指导作用的异议。使用“德国方法”这个术语是不正确的：可以讲在根据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和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实现新策略过程中在德国运用的方法。在所有各国实行新策略时，这些方法是绝对必需的。可是，这绝不是说，不管形势如何，不管党的力量和影响如何，这种策略可以在同样程度上运用于一切国家。但是，在德国运用这一新策略的基本倾向和方针也是其他国家运用新策略方法的出发点。这里什么是在一切国家都可以运用的呢？第一，是领导经济斗争的独立性，第二，是在某种形势下独立的斗争机构和统一战线机构的形成，第三，是借用这种战略把组织起来的和未组织起来的群众同时动员起来。埃尔科利同志在他的发言中从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的角度阐述了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的问题。这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想要在我们同志们的大量革命工作方面帮助他们，我们就应当对所有各国阐明这一问题。同志们，在德国和法国解决这一问题时，难道组织起来的工人与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相互之间的百分比有决定意义吗？无论如何也没有。当然，这起一些作用：在法国，未组织起来的工人占90%，而在德国仅占72%。但是从政治问题的观点来说，数量的比例就不起这么大的作用了——有决定意义的将是，为了革命的阶级斗争，我们能使多少名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站在我们这一边。从这种观点来看，在德国和在法国运用我们策略的条件是一样的，因为变化不大。拿德国来说，在那里，我们有改良主义工会。在这些工会里，革命的反对派是真正革命的联络组，同时又是要把经济斗争的独立领导权——思想上的和组织上的——掌握到自己手中的组织核心。在法国，对经济斗争的这种领导，除党以外，是由红色工会实现的。虽然红色工会是独立的组织，而革命工会反对派只在改良主义工会范围内拥有自己的机构，但是在思想和对经济斗争的独立领导方面，这两种政治因素之间没有重大差别。埃尔科利同志错误地提出了什么样的策略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关于斗争委员会是否具有暂时的性质、它们能否代替工会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是明确的。用斗争委员会或工厂委员会去代替工会，这是根本不允许的。甚至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资产阶级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加紧执行残酷镇压政策的情况下，也不允许这样。关于这个问题埃尔科利说过： “决议中是怎么提的呢？决议中说：（1）斗争委员会不能代替工会；（2）斗争委员会是过渡性的机构。同志们，我们曾经总是按照稍微不同的方针工作的，我们总是竭力使斗争委员会具有斗争的性质、永久的性质，并且在有可能的时候，我们总是加给斗争委员会一些任务，在执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它们代替了工会。” 这是完全错误的。斗争委员会是在斗争中产生的组织，是在斗争过程中产生的，是在民主基础上在企业中选举出来的非党群众、组织起来的群众、未组织起来的群众和共产党员建立的统一战线机构。这样的斗争委员会违反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意志而引导着罢工。我不打算评价，对于工厂委员会运动来说，将来这些斗争委员会在多大程度上或许可以利用，特别是在像法国等这样一些国家里。毫无疑问，这些临时性的、暂时性的统一战线机构，正如罢工一样，对于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开展和形成来说或许可以利用。但是，像埃尔科利同志那样，断言它们应当去揽工会的任务，它们具有非临时性质，这就意味着不理解工会决议的方针和新策略的运用。 在策略属性的第二个问题上，埃尔科利同志是在斗争委员会和发起委员会的职能之间画等号的。什么是发起委员会呢？ （洛佐夫斯基同志：“是为了准备罢工在罢工前夕形成的委员会。”） 在过去的工会工作中我们或许犯了错误，但是我们曾经总是竭力使斗争委员会具有永久性质。首先，在斗争开始之前我们已经建立了斗争委员会。在提纲里，这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冲突前夕建议在工厂里建立的不是斗争委员会，而是发起委员会。名称改变了，但实质是一样的。 埃尔科利无论如何也不对。在任何经济斗争中，在党、红色工会和工会反对派有足够的力量时，总要成立准备委员会——为了组织和准备运动。但是斗争委员会本身仅仅是在斗争时候才形成的，它是在企业中选举出来的并且与准备委员会毫无共同之处。因此，埃尔科利同志是把职能弄混了。 第三个问题，埃尔科利同志说： “谁讲我们是以时间和情况为转移而赋予斗争委员会以有限的任务，那就意味着玩弄辞藻。为了使这种组织不退出舞台，就必须加给它这些职能，因为在法国这种任务在加倍的程度上摆在我们面前，在那里我们在统一总工会中的同志们正在建立工厂委员会。我相信，统一总工会和法国党解决建立工厂委员会的问题时，不会不把这一问题同建立常设的斗争委员会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并且工厂委员会就是这样的委员会。” 斗争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也不应该把它们的职能混为一谈。不论是工厂委员会根据法律而存在，像我们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或奥地利所看到的那样，或者它在现行立法中没有根据，而由于我们的斗争，由于在我们的支部、斗争机构或红色工会领导下产生的革命主动性而选举出来，正如我们在法国及其他国家所看到的那样，工厂委员会有着工会决议中所说的职能。把斗争委员会的职能与工厂委员会的职能混为一谈，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最后，埃尔科利同志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工厂委员会能代替工会。例如，埃尔科利同志把签订工资合同的任务加给工厂委员会。我以为，在这方面应当帮助我们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同志；与德国不同，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在最短时间内去完成这项任务。在这些国家成立工厂委员会是异常困难的。因此，在有关非永久性机构——斗争委员会、行动委员会和其他的委员会以及取消这些委员会的问题上，我们应当非常慎重。在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时，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但是不能讲在什么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拿工厂委员会或斗争委员会去代替工会。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 建立斗争委员会的任务，是一个不仅把未组织起来的群众组织起来而且使企业里组织起来的群众和未组织起来的群众结成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是一个独立领导经济斗争并将这种斗争变为政治斗争的问题。关于未组织起来的群众的问题不能局限于把他们吸收到工会中去的任务，这个问题具有极大的意义。基本任务是能够把广大群众也就是说组织起来的和未组织起来的群众组织在一起，在革命工会反对派和红色工会独立领导下，在我们的口号下把他们吸引到政治斗争中来，在这里，斗争委员会具有极大的意义。它是阶级团结的机构，是组织起来的群众和未组织起来的群众的统一战线机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代替工会——无论是改良主义的工会，也无论是革命的工会。关于没有组织起来的人们与组织起来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斯莫良斯基同志讲得不错，但是他所引用的数字不符合实际。例如，德国矿业企业中组织起来的人们的百分比不是75%，而至多是30%。现在我们来看看军需工业、化学工业、电力工业最重要的部门以及冶金工业。可以认为有这样一个完全判明的事实：在鲁尔斗争中，在这一斗争的所有参加者中间，没有组织起来的人们占75%。在最重要的大企业，特别是在军需工业，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占绝大多数。 与此相联系，我想在这里纠正对事情的两种错误态度。莱纳同志声称：“斗争委员会不能够看成是工厂委员会的萌芽形式。”（莱纳：“这不对。”）在速记记录上是这样写着的，这不正确，可这是速记记录有的。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在联系到埃尔科利同志的发言时我已经谈到这一点。 第二种错误态度是戈西普同志的态度，他反对把没有组织起来的人们选入斗争委员会。这种态度是与我们的原则路线根本矛盾的。在坚决否定和反对这种态度之前，英国党和少数派运动迁延得太久了。这也证明对于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新策略理解得不够。 现在讲一下成立新工会的问题。如果埃尔科利同志以为我否认成立新工会是一项紧迫任务，那他就是没有理解我。我只是谈到德国目前形势时才这样说过，因为实际上新工会的成立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呼声：“正确。”） 格伊同志也不对，因为他说成立新工会问题我们只是放到一般政治方面，而不是组织方面。即使在美国，难道关于成立新工会的问题我们没有放到组织方面吗？放到了。而对于波兰呢？当然也是这样。但是格伊同志要求我们把成立新工会的问题放到组织方面，像通常那样；要求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扩大我们的任务范围。实际上，关于成立新工会问题的提出，是以一般政治情况和其他一系列因素为转移的。斯大林曾说我们决不是根本反对成立新工会的人。他的这一论点现在也还是有效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一切国家，成立新工会的任务都作为具体的组织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例如在德国，矿工工会里的情况就很严重，许多支付单位已被社会法西斯分子开除；在柏林，管道敷设工、镞工、钳工已经相继被开除；在哈雷，改良主义分子正在分裂五金工人组织。继续收取会费，在工会群众选出的革命领导机构的帮助下把这些生产小组和支付单位联合起来的重大任务，正摆在我们面前。在德国，以个别形式被开除的人数现在达到1500—1700名，我们还是不应在那里建立新工会。对于革命工会工作中这样严肃的问题，不应超越阶段。在工会运动方面运用我们的革命策略时，我们应当发展机动能力、革命的智慧和灵活性，为的是让无产阶级理解，凡是感到有阶级斗争的地方，我们都在为工会运动的革命统一而进行着斗争。 现在谈一下保证书问题。即使这样简单的问题，在全会上也有许多人并不清楚。莱纳同志坚持任何保证书都不能签订的意见。 （莱纳：“这是荒谬的——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一点。”） 但是这是速记记录上写的，至少没有修改过。我引证如下： “我觉得台尔曼同志没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签订保证书。” （莱纳：“这是荒谬的。”） 完全正确——这是荒谬的。但在速记记录上是这样写的。同意这是荒谬的。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对这一问题采取另外的态度。他说：能够造成可以签订保证书的情势。这是正确的。但是后来他犯了错误，因为他说要求皮克同志签订保证书是不可能的，而要求企业中的工作人员在某些情况下签订是可能的。难道说皮亚特尼茨基同志认为，革命工人或共产党是在他不受欢迎时就应排除在外？在多数场合可以断言：改良主义工会官僚把他们列入黑名单、寻找机会要把他们排除于保证书之外的一切革命工人和共产党员，是都有成百成千工人追随的。领导着党的同志，与站在工会或企业任何岗位上的同志之间，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丝毫差别。 问题应当根据保证书的内容来解决。如果签订保证书等于拒绝执行我们的政治路线，如果保证书规定签订保证书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那么在此情况下就不能签订保证书。如果在革命反对派与改良主义工会官僚之间的斗争尖锐化过程中，在工会法西斯化过程中，向我们提出的保证书不会妨碍革命工作，那么我们就签订。但如果这些保证书会使我们无法在工会中进行革命工作，我们就不要签订。问题只能这样处理。 现在来谈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关于争取工会的问题。应当怎样对待这一问题呢？能否把无论任何地方的工会运动都作一样的评价呢？不能。各个地方的工会法西斯化过程并不相同。当然，由于工会法西斯化，争取工会群众的问题起着巨大作用。共产国际中的某些同志不久前还对争取甚至中央范围内工会机构的可能性抱有幻想。在德国，不仅争取中央工会机构而且争取下层工会机构都不可能。现在拿英国来说，那里的情况有些不同，那里的可能性就不同，这是由于我们在少数派运动方面的工作，由于群众的压力，我们能够争取一些地方工会机构。我要强调，只是在很少的场合有这种可能。现在来看一下法国的情况。在法国，问题完全不同。在那里我们执行了已经保证我们能够在许多罢工中获得成功的正确英明的策略，我们正在竭力加强革命工会，办法是在斗争和罢工高潮时解散地方改良主义组织或者把它们改变成革命工会。从上述三个例子——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我们可以看出，提出争取工会问题的不同时机是如何显露出来的。一般地说，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不应当对于即使在遥远的将来争取中央工会机构的可能性抱有幻想。当然，同时也不应当忽视偶尔争取微小工会阵地的可能性。最重要的问题是争取工会负责机构和企业里工厂委员会革命成员的问题。争取企业罢工的负责机构，可以为更加有力地动员群众、为压制特别是地方支付单位和各种生产联合会周围的组织、为反对社会法西斯分子执行开除和分裂政策创造一定的前提。在这方面，工会委员会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为了反对共产国际中暴露出来的各种倾向，它通过了这样的条文： “同时如果认为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可以争取改良主义工会机构——甚至在它后面还有工会会员群众的时候，那就是一种有害的机会主义的幻想。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在工会领导的选举中共产党员和革命反对派可以消极。相反，为了从工会中驱逐一切官僚和资本家代理人而进行的斗争，为了工会的每一个选任职位而进行的斗争，特别是为了基层工会全权代表而进行的斗争，应当成为我们掌握的揭露社会法西斯工会官僚的作用和反对这些官僚的强大武器。” （斯莫良斯基：“我还要添上'一些斗争'。”） 这一条文一致通过。我们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方针就是如此。 目前发展阶段的特点是到处都有小型战斗和局部战斗。但是这种状况会迅速改变，因为在资本主义合理化条件下采用了骇人听闻的剥削方法，因为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相互疯狂地竞争和角逐，最后，还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发展。这样一来，战斗便具有日益尖锐的性质，罢工的规模在扩大，并且变为政治斗争，因而就向我们各个党，至少是向那些或多或少切实扎根于群众的党，提出一项基本任务，那就是要加大鼓励局部战斗，着意把它们变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战斗。同时，我们不应忽视阶级敌人的策略。阶级敌人会企图竭力分裂我们的力量并在小型战斗中把我们的力量消灭。 在这种发展情况下，也可能出现倒退倾向。并非一切罢工都会以胜利而告终。但是，一般说来，应当执行加强战斗的方针，首先应当按各地区提出问题。在具有良好前提条件的地方——在最重要工业部门——我们应当向那里派遣我们的精锐部队。我们的任务就是开展新的战斗。每一次多少大些的斗争都等于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松垮和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合理化方面采取的全部措施的受阻。 该不该说，我们应当为独立领导经济斗争提出一定的策略任务？例如在法国，经济斗争的发生有一半使革命工会感到非常突然。对斗争形势过迟干预，从纯策略观点来说，就等于巨大疏忽。我们各个党都应当重新学习，都应当彻底重新布置。同志们，敌人正在集中全力对付我们，他在随着我们攻击的加强而加强自己的攻击。在一切经济和政治斗争领域，我们都应当以我们革命力量的集中来反对敌人的反动力量的集中。举国际历史上的两个例子：在工厂委员会运动现在已经具有革命性质的德国，资产阶级正改变他们对付工厂委员会的策略。毫无真正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捍卫了工人的利益，资产阶级便根据劳动案件法庭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裁决，在很短时间内作出从企业永远开除8—10名工厂委员会委员的决定。反动派进攻的下一步措施会是取缔罢工委员会和斗争委员会并逮捕这两个委员会的成员。假如我们不得不秘密地选举他们，那他们就会被捕入狱，就像现在一些法西斯国家和捷克斯洛伐克那里的一样。正如在法国已经进行准备和蒙穆索同志在这里十分正确地提醒的，资产阶级进攻的另一种办法是封闭革命工会。在一切方面转入进攻的反动势力现在已经在进行总集中。我们也应当在最大程度上把我们的力量动员起来，使之积极起来，在我们已有所谓统一工会运动的，也就是说，存在改良主义工会而没有革命工会的那些国家，我们的基本任务是通过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大量工人吸引到这条战线上的办法，来加强和组织革命工会反对派。在红色工会已经存在的那些国家，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在组织上加强革命工会，在经济和政治斗争的一切方面把更大的主动精神调动起来。在国际范围内：加强红色工会国际——不仅是组织上的加强，而且是共产国际及其一切支部在所有各个领域在政治上积极支持它。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红色工会国际需要得到比较目前所得到的更重大更有力得多的支持。 由于工会的法西斯化和资产阶级统治形式、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变化，我应当再讲一个问题。我认为，还必须更加有力地揭露改良主义工会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反革命实质。在这方面我们都做到了吗？对于工会法西斯化的速度问题，我们的队伍都很清楚明白了吗？我们是否已在应有程度上把群众动员起来去反对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反革命领导？在没有革命工会的国家里，我们能否把斗争局限于只是反对改良主义官僚、反对对工会的改良主义领导？无论如何也不能。我们应当处处，即是说在全世界，去揭露阿姆斯特丹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同流合污。 在动员、教育群众和使他们参加政治生活的问题上，我们各国党没有做完必须做的工作。拿不久前公布的、在布拉格通过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的经济纲领来说，这个纲领中只字未提阶级斗争，只字未提社会主义。这些阿姆斯特丹国际的人们不讲阶级斗争，却在鼓吹自然而然的发展，和为了保持竞争能力去争取降低成本。他们不讲社会主义，却鼓吹什么“公正的经济制度”。这个纲领十分明确地赞成世界资产阶级和个别国家资产阶级所实行的资本主义合理化。在经济纲领——第2部分——在全国范围内的一些要求中写道： “（1）建立防止合理化被滥用的保证。工会应当有助于工业的有计划发展、工业合理地联合为更大的单位，有助于财务集中以及陈旧的机器和技术方法代之以新的设备和技术方法。重要的是，与此同时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来对付对工人的剥削，使生活水平随着生产率增长而相应地提高。” 如果不是阿姆斯特丹国际支持资本主义合理化和世界资产阶级的经济政策，不仅在国际规模上，而且从各国利益的角度，那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向资产阶级提出了什么社会要求呢？在没有疏忽“全民利益”时，他们提出了关于劳动保护、关于提高实际工资、关于缩短工作时间等，关于把失业者调到另外一些工业部门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反对为实现这些社会要求而进行的阶级斗争。 什么是这一纲领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呢？任何时候也还没有像在这一纲领中对工会与金融资本和与国家机构的结合如此毫不掩饰和恬不知耻地加以认证。作为最近的一项措施，要求在一切国家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是阿姆斯特丹国际所鼓吹的整个法西斯化纲领的最为突出之处。 纲领中说： “重要的是，在还没有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地方，建立一个有工会代表参加的这种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执行计划经济政策，关心将全部国际经济协定和协议作必要的公布，对政府施加相应的影响，以便这些协定和协议能够真正实现。建议各个工会中央联合会在还没有这种机构的地方，把建立这种机构放在其经济纲领的首位。” 这样一来，纲领中便提出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要求，也就是工会在一切领域绝对同化于资产阶级经济政策中，也就是工会与金融资本加速结合的要求，正如在这一条文中明显表现出来的那样。 这样一来，就超过了经济民主的政治口号（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口号）。在纲领中还有控制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生产的要求，也有白里安提出的泛欧口号，也有同国联及国际金融资本的其他国际联合组织的合作。为什么我要稍微详细地谈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经济纲领将要在个别工会、工会组织的分支机构和工厂委员会方针中起些作用；它将会给确定方向定调子并影响国际范围内工会群众的思想。 应当用什么来对抗阿姆斯特丹国际提出的这个法西斯化的纲领呢？我们应当拿出由红色工会国际提出的进行不调和阶级斗争的纲领来与它相对抗。这是一个不仅要争取提高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而且要争取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纲领。在当前形势下，能否制定一个专门的行动纲领呢？我认为，发展是这样的迅速，以致红色工会国际不能提出专门的行动纲领。这并不是说，为了争取提高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为了改善劳动条件，为了把经济斗争变为群众性政治斗争，我们不应在个别国家提出局部的要求和某些特定的政治口号。但是在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我们争取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和一切最切身的要求时，应当与此同时宣传我们的最终目标——推翻资本主义并确立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用这个纲领来对抗阿姆斯特丹国际的经济纲领。 当然，革命工会和革命工会反对派，只有与各国共产党密切联系并在它们的领导之下，才能够进行这种斗争。 至于说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在许多国家还不够协调，我并不是要断言，在个别国家这种关系很不协调，以致不得不作出完全另样的政治结论。但是，甚至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内也出现了工联主义倾向。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上层内反对党的路线时，托姆斯基及其一伙必然要弄到使工会对抗党的地步。党和广大的工会积极分子群众曾给予工联主义倾向以应有的回击。现在，对工会的领导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时期党和工会一致完成各项重大任务的保证。 在法国革命工会上层，也有许多领导成员不相信新策略的正确性，也不表示执行新策略，这不是偶然的。我们应当彻底铲除一切工会中立主义或者革命运动两个中心的理论。在这方面有着良好客观条件的一切地方，在尚未形成改良主义工会运动传统的一切地方，比如说殖民地国家，我们应当为工会奠定革命基础，并使工会同党建立最紧密的联系。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工会需要得到比过去更大得多的支持。我们的任务是，不仅要更强有力地更积极地支持殖民地的工作，不仅批评红色工会的工作，而且尤其是要从中国、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国家的党的方面支持、帮助这一工作，并对这些国家的革命工会工作表现出很大的主动精神。 当一些新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往往把旧问题忘得一干二净。在讨论中几乎没有谁提出过失业问题。当我们在决议中确认世界上有1300万失业者时，这一经常大量失业时期便向我们提出，除了正在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之外，把失业者吸引到阶级阵线上的问题，并且这一问题显得异常重要。法西斯分子也在碰运气，要把失业者拉到他们的思想体系那一—边。 我使全会特别注意在许多大企业明显出现工厂法西斯主义的情况。除了社会法西斯组织之外，除了社会法西斯思想体系之外，法西斯分子，尤其是德国的民族法西斯分子，为了争取工人，也企图在企业里采取新的政治和组织办法。在参与工厂法西斯主义、工厂狂热运动和工厂合作方面，他们异常积极。 由于失业问题，我们认为，正在从事生产的工人与失业工人之间组织上和政治上的联系应当格外紧密和巩固，尤其是在失业工人数以百万计的国家，更应如此。 最后，我认为，全会在使革命工会工作具体化部分做了大量工作。自从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来，在执行红色工会国际的决议方面我们前进了一大步。许多糊涂观念消除了，许多问题阐述得更加明晰了。对经济斗争的独立领导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就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革命工作来说，也还有不少的缺点、漏洞和错误。几乎在世界各国，我们的工会工作已成为全党的事业。红色工会和革命工会反对派的工作，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还是更加扎实了。我们上了一所良好的工作学校，我们的新策略就是一所列宁主义的认真的学校，在运用列宁主义策略制定反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新工作方法和新组织形式的过程中，我们的革命工作有了更深更广的发展。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应当更加毫不调和地进攻社会法西斯主义，更加积极有力地继续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反对资产阶级。如果我们善于利用罢工浪潮，将罢工提高到更高政治水平，将更多雇农更多后备军吸收到我们所领导的革命阶级阵线中来，那么，我们今天的胜利，就会成为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在许多国家取得胜利的革命发展速度加快的前提。受这种思想所鼓舞，我们正在向着伟大的目标前进。（暴风雨般的掌声）
经济斗争与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第十七次会议，1929年7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台尔曼 经济斗争与共产党的任务 （1929年7月15日上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第十七次会议） 在这次全会上讨论经济斗争与党的任务这个问题时，我们，洛佐夫斯基同志和我，远没有能够详谈有关这方面的全部问题。不言而喻，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专门阐明各个党在它们执行自己的策略时所贯彻的具体方针。在我的报告里，我们集中谈以下几个问题：（1）总体形势的变化和由此而引起的阶级斗争的进展；（2）工会的法西斯化，工会与国家机关和金融资本的结合；（3）我们党的新策略和对经济斗争的独立领导；（4）与革命代表制度相联系的经济罢工和群众性政治斗争；（5）共产党最重要的国际任务。 总体形势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进展 在阐明第一个问题时，我们应当以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规定的政治方针为依据。我们应当肯定，在执行这些决议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党虽然有过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但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凡是在我们努力贯彻执行我们策略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真正巨大的成绩。而在党的行动迟缓的地方，在利用形势不够迅速、采取新策略不够迅速的地方，结果大都不能令人满意。在整个的形势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提高了。群众发挥创造精神建立了一些新的组织，采取了一些新的阶级斗争形式。我们看到，广大群众不仅对共产国际而且对红色工会国际的信任有了增长。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且特别是也出现在近几年开始进行民族革命斗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第二时期，中国大革命尚未得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方面的充分援助，而在第三时期，在欧美各国无产阶级的运动和革命支援同时高涨的情况下，殖民地革命运动一定会有新的高涨。毫无疑问，这对中国革命和印度革命今后的发展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共产国际中的右派和调和派认为，企业主的进攻是目前形势发展中的最重要之点。毫无疑问，现在，资本是正在激烈进攻，并且采取着日益尖锐的形式。我们可以断定，这种进攻会具有比在第二时期更大的规模。 但是，在目前形势中的新奇之处并非是资本的进攻，而是无产阶级怎样来回答这种进攻。以从1924年起的德国为例。在合理化的第一个浪潮时期，资产阶级在社会和技术方面采取过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合理化方法：取消八小时工作制，使生活条件极端恶化，大大加重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等等——这一切我们都已知道。虽然有这样的发展变化，但在1924—1928年生产过程进行巨大技术变革与随之而来的用各种骇人听闻的方法剥削无产阶级的时期，也没有充满群众性的经济斗争。那时爆发的无产阶级的小规模斗争带有防御性质。群众没有用反攻来回答资本的进攻，以反对资本主义的合理化。 相反，1928年，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其他国家，我们看到了革命的高涨。 在德国钢铁工业中，大规模的鲁尔同盟歇业就是这种例子。那里成千上万的工人多年来第一次奋起积极斗争，来反对企业主采取大批解雇工人的办法，并且最重要的是第一次冲破了工会合法主义的框框。此后，我们看到在一系列国家——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斯堪的纳维亚、巴尔干各国，其次在美国、印度，都有大规模战斗，现在甚至在英国也有一些局部罢工。此外，目前在中国我们也看到罢工的巨大高涨和新浪潮。这些为数不多的事实已经表明，无产阶级从防御转入了反攻和向企业主发动进攻。 但是，在讨论议程的第一点时，各个不同发言者已经指出，这种一般的迅猛发展，不仅表现为争取局部经济要求的斗争，而且也表现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改良主义的政治冲突。孟买的革命事件、罗兹的纺织工人的英勇罢工和不久前柏林的五一事件，都是工人阶级这一新的革命高潮的标志。 还必须从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角度来估计这一斗争；必须明确认识，这些战斗对于加强反对资产阶级准备反苏世界战争的反帝阵线，有着越来越大的意义。我们可以肯定，在这一斗争中阶级阵线双方的斗争，其残酷程度会更加增长。在许多国家里，托拉斯化的资产阶级正在非常猛烈、非常残酷地进攻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正在采取一切办法来最大限度地加强压迫革命无产阶级的手段，来无情地消灭一切反抗和障碍。资产阶级具有如此强烈的侵略性，它必定企图粉碎无产阶级的反抗，以便在爆发世界战争时，不会面对如此强大的“内部敌人”。但是，同志们，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无产阶级正在转入反攻。可以说，在我们看来，现在的经济战是伟大决战前夕的前卫战。罢工战略和目前我们对罢工进行的独立领导，这一切合在一起，是为了未来而进行的重大反战工作。这意味着，在帝国主义战争危险增长的这个时期，我们已经正在积聚力量并进行群众性的革命动员，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社会法西斯同盟者。近来我们从一系列的例子中看出，改良主义工会是拒绝进行经济战的。大家都知道，它们的切实合作和工业中和平的办法。一方面，虽然在英国召开蒙德代表会议，同时另一方面，又在斯旺西和汉堡举行工会代表会议。从这里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出，企业主同工会在结成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基础上充分协商的倾向。阿姆斯特丹工会，从它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一理论和工业中的和平出发，正在为自己的反革命实践活动制定原则路线。但是，事实比改良主义者的理论更加具有说服力。我们知道，虽然开了上述代表会议，但是不仅谈不上工业中的和平，而且在许多国家日复一日地进行着最激烈的经济战。 第二个事实是工人阶级中的重大进展。这些进展是随着无产阶级结构因资本主义合理化而变化的程度发生的。一方面是妇女、青年、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另一方面是几乎在一切问题上都同改良派和企业主同一步调的工人贵族。列宁曾经讲过的关于改良派分裂工人阶级、关于资产阶级扶植与无产阶级中备受压迫的下层相对立的上层的话，对于今天的情况是再适合不过了。 在评价战斗的性质和一般状况时，在群众组织中而特别是在工会中的工作，对于我们这些革命者来说，有着巨大的意义。这当然不仅是政治教育、一般的群众革命动员的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更大得多、更高得多的任务。在世界范围内有两个阶级阵线正在相互对立着——一方是在苏联日益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以共产国际为首的无产阶级的伟大世界组织，另一方是改良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支持的资本主义世界阵线。 当然，这两大世界阵线是随着各国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而相应变化的。这些力量的对比时而变化得迅速，时而变化得比较复杂、比较缓慢。但是，无可辩驳的一个事实是，它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营垒的一方是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另一方——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 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看见的这两个阶级阵线，在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彼此尖锐地对立着，相互不可调和地敌对着。这一点以组织分裂的形式表现在一些工会运动中，在所谓“统一的”改良主义工会还存在的地方也是这样。在当前政治的基本问题上和自己的原则方针上，这两股世界力量都在争取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我们的勇气和乐观足以使我们在第十次全会上来讲一讲在无产阶级内部共产主义与改良主义争夺领导权的问题。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正在群众中努力争取保留、维护和支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帝国主义掠夺政策。它们正在帮助准备反对无产阶级国家、反对苏联的战争。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则正在为维护苏联，也就是说，为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掠夺制度而斗争。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正在支持和吹捧国际联盟，说它是和平工具。我们则正在揭穿这种无耻的欺骗，认为这是对世界无产阶级的背叛。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支持血腥镇压殖民地人民英勇斗争的帝国主义政策。我们则在为殖民地革命运动的胜利而斗争，因为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领袖，因为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以此来结束整个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在当前政治的另一个基本问题上——杨格计划赔偿问题——这两个世界阵线又是相互对立，有着不可调和的原则性矛盾。在这一世界政策范围内，在这一时期利用一切冲突和矛盾的过程中，在共产主义与改良主义之间爆发了争夺对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斗争。反对世界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这一伟大的世界革命斗争，要求我们所有各个政党都密切注意在一切群众组织特别是在工会中顽强地、孜孜不倦地工作。最近，在许多大的群众组织中——体育组织、文化教育组织及其他组织，我们已经取得显著的成绩。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加强我们最困难的工作——在工会中的革命工作。在第十次全会上，一如既往，我们应当提出关于工会对革命阶级斗争起什么作用，对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所采取的剥削和压迫方法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当然，这样提问题可能会使人觉得太概括了：要知道，在工会内部也有两个阵线，它们之中的每一方都竭力动员工人群众并使其接受自己的影响。但是，认为改良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资本主义的目的正在用一切办法来抓住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这基本上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我们拿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做例子。在德国，合理化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在合理化的第二个浪潮中正出现崭新的剥削方法。现在我们提出战争问题。为了军国主义化，工会可以利用它们的会员。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工会同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机关日益结合的时刻，在改良主义官僚们无条件地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刻，在从各个方面加紧反对共产主义的时刻，在工会变成国家机关的时刻，正如改良主义官僚们希望的，改良主义工会军国主义化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已经能够觉察到那些就此问题完全公开表示意见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各种行动。可是，同志们，在发生战争的时候，掌握在资产阶级和社会法西斯主义手里的工会，对革命无产阶级来说，意味着极大的危险。在帝国主义发动反苏战争的情况下，这种危险就更加严重。而如果我们能够在工会中扩大我们的影响：第一，在反对一般的资本进攻方面；第二，在反对针对无产阶级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压迫方面，在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反苏战争准备方面；第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任务方面，工会对无产阶级、对革命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只有从数量上说明世界工会运动力量的大概的资料。1929年1月1日阿姆斯特丹国际发表的数字，不用说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资料说明红色工会国际在它的百分比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阿姆斯特丹国际施展了各种欺骗伎俩，尽管它反对红色工会国际，改良派也不得不承认红色工会国际的这种巨大增长。阿姆斯特丹国际组织了约1300万工人，红色工会国际组织了约1500万工人。对于这种统计，应当考虑到，一切革命的和在组织上归到阿姆斯特丹国际但同情我们的分子都被列入改良主义工会运动所包括的1300万人中了。除德国以外，在所有的地方，改良主义工会的会员人数都在下降，而在德国，只是由于对革命工会反对派和共产党员的大力招募工作，改良主义工会才有所发展（关于这一问题我以后还要回头来讲），这一事实本身就向我们说明革命工会运动在不断发展。 各基督教工会组织了约有210万工人。 全世界工会运动包括的这千千万万群众，对于我们的革命阶级斗争任务来说，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不应低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方面的伟大革命工作。比如说，让我们回忆一下，不久前，在共产国际的许多党内还有一些同志认为红色工会国际应当被消灭。这表明，在有这种倾向的地方，那里的同志低估了，或者往往根本不了解在党组织和动员无产阶级方面，红色工会国际的巨大意义和重要性。同志们，对于红色工会的工作，我们应当估计得更高，支持得更加有力，因为革命工会正在为我们发展我们的革命力量创造良机，并使我们有可能让新的千百万群众支持我们的政策。 资产阶级疯狂地武装反对苏联。只有在残酷镇压无产阶级和在“工业中和平”与“切实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民族阵线”条件下，资产阶级才能实现这种战争准备。在“经济民主”，或者像在英国所说的“工业中和平”的欺骗的帮助下，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正在支持这种政策。 改良派能够高谈阔论工会中立，说什么政治斗争是“党的事情”的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阶级斗争的性质是如此残酷无情，以致使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再也不能用这种欺骗的方式来回避这个问题了。在这方面，苏联工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意义，在那里参加工会组织的无产阶级所占比重最高。在苏联，无产阶级中参加工会组织的占90%—92%。这一点最好不过地推翻了改良主义者（在全世界的和德国的）关于我们是“无组织者政党”的武断。 在意大利，在法西斯制度下，工会组织变成了国家组织，在执行墨索里尼的政策时被用来镇压革命无产阶级并全力支持金融资本。同志们，我们不应忘记，在弥勒-斯特来斯曼政府的政策中，随后在麦克唐纳政府的政策中，在广泛实行社会法西斯独裁时，工会的法西斯化也将起非常大的作用。这种情况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与客观形势、与相互冲突并进行激烈斗争的阶级阵线相联系发展起来的。 工会的法西斯化，工会与国家机关和与金融资本的结合 德国工会是工会法西斯化的鲜明例证。只有当资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帮助下完成急剧转变转向其统治方法的法西斯化时，资本的进攻才能取得成功。随着资产阶级的民主手段已经显得不足以镇压和剥削无产阶级，随着资产阶级的独裁和社会法西斯方法变本加厉，工会民主便渐渐地被取消，工会官僚便对革命阵线越来越怀有敌意，并使工会变得强烈的法西斯化。工会机关与国家机关结合得越紧密，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对这一制度攻击得越厉害，革命的反对派越是独立地、积极地、有力地提出并执行自己的任务，社会法西斯主义对革命阵线的进攻就越激烈。五一节全德工会联合会的立场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我们知道，在五一节前夕，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全德工会联合会的改良主义官僚曾同柏林警察局长进行商谈，这些商谈对五一节以后的政治进程也发生了一些作用，甚至在资产阶级法庭面前也不能否认上述事实。在德国，正是全德工会联合会的领袖们主张无论如何也要禁止五一游行示威，而另一方面，一些社会民主党首领则倾向于要给予五一节上街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事实证明，在全德工会联合会领导中存在着强烈的社会法西斯倾向。 对我们来说有意义的，不仅是工会机关与国家机关的结合，而且还有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派的工会领袖和组织与金融资本的紧密联系。这种结合，也许超出了我们迄今所知道的一切。近来，工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利用它们收集的工会资金同金融资本共同进行经济活动。它们竭力按照私营经济积累原则而利用入会费和会员费。1905年，工会曾用它们拥有现款的41%支援罢工和经济斗争。1924年——用了24%，而1927年——仅用了9%。这些数字很能说明工会内部的变动：丝毫不是以支持在经济战斗中斗争的群众为目标，而是以同金融资本结合为目的。工人银行是汉诺威土地抵押贷款银行的一个股东，站在该贷款银行背后的是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和鲁尔区的资本。全德工会联合会工人银行近来致力于整顿类似自行车厂林德伯夫股份公司的经营企业。这些企业在全德工会联合会主席莱佩特生日送给他一座别墅——关于这一事实我们只要顺便提一下，虽然他也对有受贿的情况作了补充。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发生过这种事情。比利时就是一个例子。比利时工人银行向比利时各殖民地的许多股份公司提供资金，控制着丝纺厂、棉纺厂、麻纺厂、印染厂、织布厂、织袜厂、人造丝厂、比利时最大的鱼品工业企业、啤酒厂、冶金厂、冷藏库和各种银行企业。社会民主党的鲁吉茨公司在刚果拥有棉花、金属矿产租让企业。去年在那里有3万黑人死于饥饿，并且这应当记在这个公司的账上。社会民主党关于使土著人养成劳动习惯的著名理论就是这样实现的。 还有奥地利的一个例子。在通货膨胀后破产的社会民主党商业企业，是由金融巨头博泽尔进行整顿的，而他支持和供应维也纳警察局。在美国，工会与金融资本的结合进行得最快。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考虑抵制这种发展的力量。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作为执政党，在很大程度上越是使自己的活动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工会的法西斯化就进行得越快、越明显。但是，工会的法西斯化正遭到工会组织中无产阶级群众的强烈抵制。当然，官僚们在打击和粉碎这种抵制。但是，由于工会承认仲裁，由于想要签订长期工资合同的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方法，由于这些官僚忽视罢工和反对组织与支持罢工的各种尝试的倾向，无产阶级群众的这种抵抗程度大大增长了。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革命工会反对派与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之间最激烈的冲突。这里，争取工会中大多数会员群众的斗争便开始进入决定阶段。广大群众被组织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这种情况迫使我们要去把这些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在工会中非常坚决地继续同改良主义官僚作斗争。以群众组织比如说德国的体育组织为例。如果说在这些组织中改良主义官僚不竭力排除很大一部分会员，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在最近的中央代表大会上，如果选举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来进行，那么，对工人体育运动的中央领导权就会转入我们手中。在这些组织中，改良主义官僚修改了章程，并且完全非法地撤销了很大一部分代表的证书。如果不是用这种行动方式，对自由主义者工会的领导权也会转到我们手里。 改良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到处都在扼杀无产阶级民主，剥夺群众在这些组织里的表决权，在德国的体育组织和自由主义者工会中已经发生分裂，在工会运动中也正在发生分裂。革命工会反对派越自觉越积极地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团结在革命工会反对派周围的群众越多，改良主义工会官僚们就越猖狂地、露骨地使用开除和分裂的办法。 但是，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退却的倾向；一些担任职务的人在向改良派投降。工会中的斗争要求我们有极大的坚毅、革命的冷静，有能力使群众相信分裂工会运动的不是我们，而是改良派。 当然，我们争取工会统一的斗争，不同于右派和调和派对它的理解，我们认为，这不是争取“无论如何要统一”的斗争，而是争取革命的阶级路线、争取革命的统一以反对那些瓦解工会的法西斯分裂派的斗争。 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在夺取工会问题上也不应当产生什么幻想。在一些党内，有人想把夺取工会的问题放在“夺取工会机关”方面。但是，提出“夺取工会机关”的问题，意味着完全忽视工会机关法西斯化的事实和改良主义官僚的法西斯办法，这种办法有可能使这个机关违背工会群众的意志行事。夺取工会机关的问题已经不像在过去的第二时期那样，在我们经历的第三时期，阶级搏斗尖锐化的时期，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斗争正以完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争取工会群众的问题，像过去一样依然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应产生任何幻想，必须清楚地了解，第一次新的阶级斗争，对经济斗争的任何独立的领导，都要求作出巨大牺牲。在德国，自从在经济斗争和工厂委员会选举中执行我们的策略时起，我们被开除过1500—1700人次。此外，还有许多地方组织被开除：许多组织被从矿工工会开除，管道敷设工被从柏林冶金工人工会开除，并且完全公开地提出了开除钳工和镞工的问题。 但是，如果改良派实行这样的决裂，那是不是说，我们就应当改变我们基本的革命策略？绝对不是。我们应当继续领导被开除的组织，收取会费，并且工会基层委员会要为被开除者恢复会籍而进行顽强不息的斗争。如果继续进行这种斗争，如果不把开除问题解释成工会运动的基本问题，而仅是局部问题，如果在这方面真正加强我们的革命工作，那么，在发展过程中，在阶级搏斗尖锐化的过程中，在我们总的工作加强的时候，就有可能用革命工会运动的新力量来填补改良主义在我们队伍中打开的那些缺口。我再一次强调，在有统一的改良主义工会的国家里，我们的策略没有改变。我认为，成立新的革命工会目前还未提上日程。 在那些因工会里反对派的加强而改良派正在分裂最重要工会组织的地方，我们预见到了这种发展。但是，正是由改良主义官僚的行为所造成的这种发展，要求我们的队伍在此时此刻要用极大的坚韧不拔和顽强奋发的精神来争取革命工会组织的阶级团结。我们知道，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会暴露出那种认为革命工会工作是多余的这类错误和非常有害的观点。为了不给这种倾向提供场所，我们应当用我们掌握的一切思想和组织的方法，在这方面巩固我们的革命工会工作方针。究竟为什么我们应当这样提出问题呢？因为虽然社会法西斯分子在我们的道路上设置了极大障碍，他们执行反动方针，但是我们也有很大可能把群众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面临日益加深的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由于业已造成的严重局势，十分清楚，为了把没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组织起来，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因为在发生战争时，最重要工会组织和改良主义工会都将起很大作用，所以现在就特别需要坚决反对我们队伍里自动脱离工会的一切倾向，反对那些认为现在就已经到了成立和发展新工会的时候的人们。被开除的问题，不仅摆在德国党的面前。它不仅是德国革命工会工作的问题，在其他一些国家它也提上了日程。例如在波兰，许多革命工人其中包括工厂委员会委员，被从冶金工人工会、从矿工工会、从纺织工人工会等开除了。近来，许多地方组织被从改良主义工会开除了。在捷克斯洛伐克，近来被从改良主义工会开除的次数增多了。过去这种事情是稀少的。在英国，在运动中我们虽居少数并且非常软弱，但是改良派也采取这种无耻的分裂方法。在缝纫工人工联中出现的事实，伦敦机器制造工人工联方面的行动和其他许多事实，都预示着改良派的这种国际规模的新的侵略性。 同志们，在还存在着统一的改良主义工会的那些国家里，应当怎样解决开除问题呢？怎样从组织上把被开除的人联合起来呢？ 在普遍加强我们的革命工会工作计划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组织革命工会反对派，这种工作至今在德国也只是一纸空文，仅在少数工会中为革命工会反对派真正进行了组织工作。如果在这方面我们没有重大进展和组织上政治上的转变，那么，被开除者加入革命工会反对派就会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地完成这方面的急剧转变，以便全党振作起来并且去组织革命工会反对派。 被开除者——党员和同情者——达到近1700人。近几个月来，这个数字还在成百地增加。他们是在工厂委员会选举中、在经济斗争中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一切方面同我们并肩战斗的优秀分子。十分清楚，这些革命的阶级战士感到需要与组织联系，因为他们在组织中待了几十年。但是，这种心情对于我们的政策不会有决定意义。如果我们向被开除者收费并竭力将他们联合成新的组织或在使他们作为分部加入其他群众组织，那么，其他优秀的革命阶级战士便会与自己的阶级同志联合起来，脱离改良主义工会并且毫不在乎地放弃在其中的工作。这种心情不应低估，尤其是由于改良主义官僚的叛卖行为。因此，我们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认为，必须使被开除者与该工会的工会反对派牢固地联系起来。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来帮助被开除者争取恢复工会会籍，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一斗争给予财政支持，这要以每一个别组织的情况为转移。我认为，应当降低这些人的工会会费数，这样来把争取恢复工会会籍的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虽然这一物质方面的措施也起一些作用，但是，不能够把这一点作为征收特殊费或把被开除者另外组织起来的充分根据。对待被开除的同志，应当像对待在我们重大斗争中的全体阶级战士一样，并且在自己的斗争中他们定将得到全体工人一致的支持。 在这方面，提出另一个问题——关于保证书的问题。随着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关于签署保证书的问题开始起着与前些年即第二时期完全不同的作用。在第二时期，保证书还常常是按照我们能够签署的那样制作的。但是，在工会向社会法西斯主义发展的时候，现在给我们送来的保证书，在大多数场合，我们是不能签署的，因为签署就无异于拒绝执行工会反对派的革命路线。我们将不签署反共产主义保证书。假如我们的同志签署这种保证书，就是不了解同情我们的革命工人，也不了解我们的共产党员。我认为，关于保证书的问题只能按这种观点来解决。 在这方面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国际工会运动中的所谓“左的改良主义者”的问题。库西宁同志在自己报告中说过，对于实行社会法西斯主义来说，左倾社会民主党是需要的。不言而喻，如果是这样，而且正是这样，那么，社会法西斯主义在工会中发展将意味着，“左派”在工会运动中起着在社会民主党中所起的那种作用。 在这里应当特别考察一个问题：在第二时期我们对待库克、佩尔塞利等的策略是正确的，并且这一策略在这个阶段上对我们有很大帮助。那时候的局势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处处带有防御性质——在1923年德国工人阶级失败之后。那时候，将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策略与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策略结合起来，对于组织群众，尤其是在英国，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后来，就有了急剧改变策略以揭露改良主义分子的必要性。在英国矿工罢工期间，佩尔塞利之流便公开地转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阶级敌人方面。我想，几年以前我们采取的这类策略，现在就不再需要了。如果再继续使用那些策略，那就是错误的、愚蠢的和机会主义的了。库克曾经公开反对共产主义，他在今年5月的一次发言中说： “由于亲王发表了对矿工有利的演说，关于君主专制的问题，对于大不列颠工人运动来说就不再成为问题了……在理论上，我仍然是一个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但已经不是很热烈的拥护者了。我认为，我们今天的威尔士亲王是英国社会改革的第一个捍卫者……我放弃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革命观点，因为亲王不再是以往意义上的国王陛下了。” 他又继续说道： “可能，我同威尔士亲王的相互握手使我憎恨俄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了。但是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感到遗憾。” 同志们，库克的这个发言证明（呼声：“最充分的自我暴露。”）不仅是最充分的自我暴露，而且是国际工会运动中“左派”急剧的政策变动，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利益的恬不知耻的、厚颜无耻的叛卖。应当说，在总委员会和对它支持的问题上，英国共产党已经摇摆很久了。 我们党的新策略和对经济斗争的独立领导 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新策略，是从我们对不久前发展情况的估计得出的。在第九次全会上我们就完成了转变。在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对全世界发生的事件所作的分析，我们制定了新的罢工策略，拟定出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斗争方法。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阐明了这一转变的整个原则意义，为转变的圆满实现奠定了基础。 与从前的方法相比，斗争形式中新的地方是什么呢？首要的是，在共产国际和全世界的某些党内采取了同前几年具有不同基础的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然后是，对斗争的独立领导。这不仅是工会工作的新形式，不仅是特定的罢工策略，不仅是革命群众工作的新方法，而且是国际范围内革命群众斗争的新阶段——布尔什维主义的新的革命战略。对新策略的采用表现在哪里呢？首先，是表现在对鲁尔区冶金工人的斗争和世界所有各个地区的各种战斗的领导上；其次，是表现在德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工厂委员会的选举上；第三，是表现在，不仅从德国事件的角度，而且从国际的角度提出五一节的问题——在世界各国，我们在共产国际五一革命口号下和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改良主义的群众示威游行；第四，是表现在第九次全会为德国和英国制定的“阶级反对阶级”的策略上；第五，是表现在一般的无产阶级群众斗争新的形式和组织方法上。 在采用新策略的这些基本问题上，我们不得不同我们自己队伍中的取消派和调和派进行最激烈的斗争。在讨论日程的第一点时，在分析世界形势和我们的政治任务时，已经得到了实际证据证明，我们党内的调和派扮演了右派角色。 调和派对待关于未参加工会组织者的问题的分析，特别明显地暴露出他们观点的荒谬。他们否认和贬低千百万未参加工会组织工人的革命作用、其日益提高的积极性以及日益广泛参加无产阶级一切战斗的事实。他们咒骂我们是“没有组织的政党”，因为我们不仅吸收这千百万群众参加一切无产阶级战斗，而且还让他们的代表参加群众斗争的一切领导机关——参加罢工委员会，参加红色工厂委员会等。调和派对于未参加工会组织者问题的观点，暴露出最恶劣的行会贵族局限性。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经历了罢工的强大浪潮。现在我只谈德国的两点：1926年罢工日数是150万，1927年是600万，1928年是1050万。诚然，这些罢工日的大多数是由同盟歇业引起的，但是，如果像调和派那样，认为无产阶级是处于守势，那就错了。在德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已经指出，在革命斗争普遍向前发展的情况下，也有后退的趋势。发展并非在所有地方都是平衡的。在一些国家发1920—1921—1922年从未参加过斗争的一些新工业部门吸引到斗争方面来了；罢工波及国家军事工业部门；在一些工业部门罢工持续的时间空前长久（在阿洛讷工人罢工7个月）；一个重要的国际事实是，在法国的这条罢工前线上吸引了非洲、西班牙和波兰的无数工人群众；罢工扩展到了最不同的区段；企业主招来的士兵与罢工者和好言欢；最后，对于我们的整个政策和方针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战斗的政治性质，关于这一点我还要回过头来再讲。 在这种巨大的罢工浪潮时期，也暴露出了党的弱点。例如，法国共产党给联合工会各派的指示往往不能实现。我们看到来自革命工会领导方面的反对，这些领导对战斗缺少准备，因而在群众罢工之前和罢工期间红色工会总是跟在后面。如果认为红色工会将来是除了共产党之外的巨大革命领导组织——我们就是应当这样看待它们——那么，在这样的红色工会存在的一切国家，在这方面，就必须做大量的工作。 现在，谈几句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在纺织工人罢工的时候，当时还处于党内并掌握着斗争领导权的取消派对罢工未做丝毫准备。一部分领袖普遍怀疑存在着准备开展纺织工人罢工的前提条件。在党和革命工会行动起来之前，群众就掀起了罢工。 在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斗争的创始人不是革命工会会员，而是还未找到参加组织途径的、没有组织起来的女工和童工。也有这样的情况（捷克斯洛伐克的40000名纺织工人中，只有8000人参加了罢工），一个有1300名工人的企业，其中1000人参加了红色工会，但这个企业没有参与罢工。你们想想，一个企业的全体工人都服从革命工会的领导而没有去参加罢工。还有比这更坏的，那就是革命工会的一些会员在警察保护下被送往企业并且当了工贼。 我之所以谈到这些前所未闻的例子，是因为它们证明在执行我们的新策略时，红色工会里还存在思想上的巨大的弱点和完全的误解。在已经带有较多政治性质的农业工人罢工中，曾有过以下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被派遣到罢工事发地执行破坏罢工工作的两队士兵哗变了，并且拒绝进攻农业工人。当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逮捕了罢工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党没有准备，没有进行充分的秘密准备，而突然遭到袭击，尽管曾经有过五一节的教训。罢工委员会全体人员被捕了，这次罢工的领导因遭到镇压而暂时脱离了群众。 在过去一个时期的经济战斗中占首位的，无疑是孟买无产阶级的伟大英勇的斗争。关于这次斗争，在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中已经屡次提到过。为什么这次斗争对我们来说是如此重要呢？因为正如统计所指出的，1928年在孟买有3100万个罢工日，这比过去五年的还多。然后，印度纺织工人的这次经济斗争表明，在这些战斗中，工人阶级转而进攻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进攻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民族资产阶级，表明工人阶级认识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卖作用并起来同它进行斗争。在分析印度革命的发展情况时，之所以我们要指出它对世界革命斗争的巨大意义，孟买的斗争更强烈地提出了中国革命中可能提出的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 以上就是从这次斗争中得出的一大教训。它对于未来的战斗和对于与农民的联盟来说都将有重大意义。然后，我想指出不久前在上海爆发的纺织工人罢工，那里虽有白色恐怖，无产阶级还是恢复了1927年大革命时的战斗传统，并且展开了新的战斗；我想指出不久前在法西斯恐怖环境下在保加利亚进行的罢工，澳大利亚的总罢工，被粗暴镇压的日本的经济斗争。然后，我想指出不久前在法属刚果爆发的群众起义，那里数以千计的黑人被枪杀和受重伤，数以百计的村庄被焚毁。当我们的第十次全会正在进行的时候，四面八方又爆发了罢工和群众斗争。 在德国，由于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会反对派进行工作，在战斗的发展中出现了新现象。我指的是预先的经济战斗，也就是说，在许多工业部门签订工资合同之前的经济战斗。这是反对长期工资合同、反对仲裁和压迫无产阶级的一切办法的群众斗争的崭新方式。 在“稳定的美洲”，我们看到了具有真正政治性质的新的大规模的经济罢工。这就是新奥尔良电车工人的群众性罢工。在那里，我们党的力量很薄弱，群众自己进行斗争，同时与国家政权发生了冲突。妇女在这次斗争中起了特别大的作用。在法国最近的斗争中妇女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英国正在形成50万纺织工人的新的运动，他们打算从8月1日起宣布反对降低工资12%—13%的罢工。 看来我们应当从中吸取最大教训的最近一次战斗，是著名的罗兹罢工。 大概任何时候也没有像我们小小的罗兹党组织在这次罢工准备方面所表现出的主动性和预见性了。 集体合同9月到期，但是我们的党组织从6月初就开始准备斗争了；它没有犯错误，也没有在事前提出到9月才能“成熟的”口号；整个运动是逐步加强的。我们的党努力向群众说明，罢工不仅是争取经济要求，而且是反对波兰社会党及其支持法西斯主义的政策的斗争。不仅提出了给青工和女工增加25%—30%工资的要求，不仅提出了反对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要求，而且还提出了其他要求——保证工厂代表不受侵犯，罢工期间工资照付。事先声明，集体合同延期是根本谈不上的。可是，在这种积极地有步骤地准备之后，却犯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重大错误，它带有并非偶然的性质。当要选举由22名工人组成的罢工委员的时候，在具备了为进行罢工所需的一切前提的情况下，我们的同志犯了重大错误，那就是他们向工会组织提出批准罢工的意见。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利用这一点耍了手腕。为了彻底消除对群众的影响，他们不得不这么干。当时我们的同志犯了第二个错误：他们这样“谦恭”，以致使改良派有可能把自己的代表派进罢工委员会。在我们的22位同志之外，改良派派到罢工委员会18名代表。这18个人像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一样——他们是起领导作用的改良派，是工人贵族。这就预先注定了罢工的失败。 在这里明显地表现出，没有打破工会合法主义框框的能力；在这里清楚地暴露出，当运用罢工战略时，重要的不仅是积极准备，提出正确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而且还要有独立领导战斗的策略。在罗兹罢工中，没有运用这种策略是一个错误，并且这个教训对全世界的经济战斗来说有着巨大意义。 我们在目前战斗中的方针与我们在过去战斗中的方针有什么区别呢？从前是对工会合法主义“恭恭敬敬”——为的是不说得更加刺耳——给改良主义让出阵地。两年前我们执行了“逼迫工会官僚进行斗争”、“全德工会联合会（或其他改良主义组织）应当进行战斗”的根本错误的策略。这种策略熄灭了斗志，阻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发展。当然，我们工会政策的其他基本因素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遵守的是今天看来与资本主义纪律相同的工会纪律，因为工会机关与国家机关结合在一起，导致屈从于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政策。取消派完全公开鼓吹改良主义，跟在他们之后，调和派有时也公开鼓吹改良主义，在当前形势下，对此投降就等于背叛共产主义。在这种总的发展情况下，在工会向社会法西斯发展的情况下，调和派担心新策略似乎会使我们脱离群众而提出荒谬的警告。这无非是企图麻痹作为阶级斗争推动因素的共产国际和党。 对我们有决定意义的不是工会纪律，而是党和共产国际的革命纪律。 在工会向国家机关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工会合法主义无异于国家合法主义。工会机关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与国家机关结合起来，因此，在继续发展过程中与工会合法主义决裂就无异于使国家合法主义出现裂口，就等于违犯国家政权维护的法律。 也必须密切注意我们的阶级敌人。现在他们正在详细研究革命的发展状况，正在使用新的方法来反对我们，为的是阻止革命发展。最近颁布的国家法律，等于是对奋起反抗的群众进行更加严厉的镇压，等于是采取更加凶恶的办法进行统治和使无产阶级服从那种给他们带来剥削和压迫的资本政策。 我来引证一些能够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的国际上的例子：德国的仲裁制度，近两年使仲裁决定具有强制性质，法国对强制仲裁法的准备，许多国家禁止罢工，英国的工会法案，挪威的反工会法，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日本革命工会的被解散，美国在罢工时国家检察官发出同类传票，在所有各国都禁止罢工并随意逮捕罢工委员会委员——这一切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政权采用的政治斗争方法。我们的新的斗争形式和战斗组织，我们的罢工委员会和斗争委员会，即正在进行斗争的群众的阶级机构，由各个企业的代表组成的机构，已经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孕育着巨大危险，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都正在竭尽全力，特别是在企业里，要打败我们并把我们连根拔掉。因此，我们应当大大改变我们在企业里进行合法工作的方法，并极其认真地在最短期间探寻出和实行秘密工作的新方法，以便给我们在企业里的广大干部以革命的保护。不应怀疑，社会民主党向法西斯主义发展，正在促使群众与资产阶级之间冲突激化。随着经济斗争的尖锐化，反对国家政权和工会机关的政治斗争也日益尖锐起来。 如果正确地估计我们的阶级敌人，看到他们正在采取新办法来反对我们，考虑到进行的斗争的复杂性，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个新的革命战略要求我们的队伍内部要有最大的一致和团结，要求世界各国的革命工会反对派和红色工会要有坚定性和果敢精神。要知道，实行我们的新战略就等于是布尔什维克化的胜利。这不仅意味着政治方针的改变，而且意味着根据某种形势同时使我们在战斗中的整个组织工作的改变。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表现在，它动员群众并在准备斗争的过程中走在群众的前头。因此，在第三时期我们要采取崭新的斗争形式。我们有统一战线机构，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五一委员会，代表团，反战委员会，自卫机构等。这种现象不是出现在某一个别国家，它具有也应当具有国际性质。 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切实认真地准备我们的战斗。我们工作发展中的最大弱点是对战斗的准备不够注意。在一切国家，其中也包括德国，我们常常“遭到群众的突然袭击”。往往是群众已经宣布罢工，而革命的工会反对派才跟在后面着手进行准备。 在这方面，有重要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在准备过程中在某个企业成立的委员会，应当在开展斗争方面表现出主动精神。它应当把本工业部门的大企业联合起来，它应当动员整个本工业部门的工人去反击企业主。在我们拥有力量的5—6个企业里把群众吸引到斗争中来，这对于其他企业里发动斗争会有推动作用。在德国，可以用这种办法发动争取提高工资直至签订新集体合同的斗争。在一切大型和中等企业里，我们必须有积极的生产支部，领导一切工段很好发挥职能的生产支部。不必局限于准备经济斗争，支部应当把工厂生活中的一切日常问题与政治任务联系起来。在德国的一些企业里，我们在午休时常与工人交谈当前的问题。如果不了解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不把日常阶级斗争问题提到首要地位，党的领导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党的领导应当是与大型企业工人的生活、与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 与群众革命斗争的新方法相联系，自下而上运用统一战线策略起着巨大作用。统一战线的临时性机构有：斗争委员会，罢工委员会，经济战斗委员会，女工、男工和青工代表会议，行动委员会，工厂委员会，自卫机构，五一委员会，反战委员会和最近成立的其他机构。不言而喻，革命工会反对派应当把这些机构联合起来。除了使革命工会反对派固定下来之外，还必须能通过宣传材料和专门的工厂报纸让群众充分了解我们的政策。 同志们，革命的工厂委员会、革命代表干部或在其他国家所说的工厂代表团，作为组织联络环节和常设组织，是值得注意的。不言而喻，我们的生产支部因受政治中心领导并负责监督政策执行情况，它也是这种组织联络的环节。为了独立领导经济战斗，不仅需要组织革命反对派，而且需要有对抗改良派和改良主义组织破坏罢工政策的机构，需要组织筹集斗争所需的基金，以便在急需的时候，依靠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来支持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阶层。同志们，法国的同志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真正值得仿效的榜样，近3—4个月他们筹集了200万法郎的战斗基金来支援罢工。在德国，在这个阶段，国际工人援助会对于同组织起来的工人并肩战斗的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提供了财政援助；现在它还正在那里筹集基金。我是为了避免产生任何幻想而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的。未来的发展将迫使共产党和革命工会运动不以现金支持、不以财政方面的绝对保证为转移而提出罢工斗争的问题。也应当向工人表明经济战斗对他们的真正好处，必须向他们说明这种战斗具有反企业主、反国家政权和反改良主义的性质。当然，这本身会有很大的困难。 同志们，在我的报告中，我不能详谈准备和进行经济战斗的全部细节。我只谈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为了准备经济战斗，必须在成立、发展和加强我们的生产支部方面做大量的革命工作。 第二，前提条件是同社会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不可调和的政治斗争。 第三，为适应某些战斗，对党作组织内部的调整。例如，当鲁尔斗争和法国罢工这样一些战斗爆发时，应该把我们的优秀分子从政治局调到罢工地区，以便尽可能提高那里的工作。 在宣传鼓动方面，重要的是采取适合当前运动的方针。为了把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必须首先阐明企业的工作条件，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条件。无论在斗争开展或斗争终止时，都必须有随机应变的策略。最后，比如说我们的队伍可能遭受巨大损失，会减少。如果在进行罢工和政治运动时过度抢先而不抓住发展的正确环节，那么，很显然这将使我们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我们将遭到可能是不必要的牺牲。在一般斗争和罢工激烈进行时，增加新的后备力量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任何一次经济斗争，我们都不应该局限于个别企业和罢工者本身，我们应当把我们全部的政治工作集中于下一步运动，竭力包括该国的整个无产阶级。当然，并不是在任何罢工的情况下都能够这样，但是如果罢工具有广泛规模或包括大量罢工者，就必须采取上述办法。 妇女代表会议可以加强罢工工人与无产阶级妇女的战斗同盟，这些妇女并不是始终充分理解，为了实现各种要求还需要把罢工坚持许多星期。在这种战斗中，我们不应局限于经济要求，而应当同时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政府、反对社会民主党、反对企业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提出反对与企业主和国家政权协同动作的社会法西斯组织的问题，为了动员群众，必须安排整个无产阶级的群众示威，并使罢工者和整个无产阶级执行当前斗争的方针。这一点对罢工的政治化特别必要，为的是让工人了解斗争的政治意义。 库西宁同志在他的结束语中指出，罗兹纺织工人的大规模斗争，以及慕尼黑-格拉德巴赫和法国北部的纺织工人的大规模战斗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但这时罢工工人之间没有建立丝毫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什么呢？这里需要红色工会国际采取行动。它应当关心向斗争地区派遣代表团，以利用加强国际团结的经验，并使群众的斗争勇气在全世界得到发展。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对待工厂委员会选举的策略和有关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的问题。在经济斗争时期执行我们的策略，曾遇到一些困难，而在执行我们有关工厂委员会选举的新策略时，遇到的困难会更大。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自1924年起的发展情况。在这些年份里，情况是这样的：工厂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提出，除少数的例外，仅是按照工会的名单进行的，也就是说，只有工会会员，并且主要是改良主义者才能被列入名单。在当今工会向社会法西斯主义发展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让这种办法持续下去，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我们落到社会民主党的后面了。在反对改良主义者的斗争中，我们没有发挥勇敢战斗精神和坚强毅力。如果我们不及时实行新的策略，我们所处的状况就会对整个无产阶级孕育巨大的危险。 应当说，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对于选举工厂委员会的策略问题，德国代表团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同旧策略断绝关系的坚决性，共产国际与德国党的中央委员会一起，不得不极力设法贯彻执行新的策略。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那种提出一批政治口号的坚决果断性。在1929年共产国际一月决议中，关于工厂委员会选举时我们的策略问题，就提得尖锐得多了；工厂委员会被看做指挥战斗、执行革命政策的机构。为了开始执行新的策略，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需要做大量思想准备工作，以便根除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党残余。只有依靠最坚决的政治论据才能使全党相信，必须改变在工厂委员选举上的策略，必须关注作为资本主义合理化产物的新阶层，以及从这种合理化中成长起来的女工和大批青工。我们党的一部分同志没有在应有程度上意识到这种发展。许多同志宁肯与改良主义分子作交易，以便把那些持反对态度的代表包括到工厂委员会委员的统一名单中，而不肯提出自己的名单。这种政策等于是放弃革命的群众工作，放弃同改良主义作原则斗争。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近几年来——直至过渡到新的策略——工厂委员会选举，在较小程度上是在政治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现在，凡是在执行我们策略的地方，在选举中都广泛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问题。此外，在企业中我们有了加强和巩固我们组织阵地的可能。同志们，如果在德国我们到处都执行了这种策略，那么，我们的成绩就会大得多。但是在许多地区的许多企业里，我们没有能够执行新的策略，因为做好整个政治准备的时间仍然太少，而一些党内对新策略的反对又极其强烈，以致我们最强的战斗力量还不足以迅速地摧毁这种反对。但是，许多地区的积极成果，毕竟还是非常清楚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策略的正确性。 同志们，我们有过许多漏洞，对于在职员那里进行选举，我们缺乏足够的注意，在准备和进行选举的过程中没有在应有的程度上动员群众，没有为了准备整个选举来关心选举委员会的组成，等等。虽然有这些漏洞，但结果还是了不起的，惊人的。 假定说，虽有一切漏洞、过失、疏忽和内部矛盾，我们还是取得这样的成果，那么，可以感觉到，为了阶级斗争，为了共产主义，无产阶级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啊！ 在这方面，我们最近的任务是很重大的。如果在德国，我们的红色工厂委员会不去坚决地公开地在企业中执行比改良派的政策更加符合工人利益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不相信我们。（诺伊曼：“柏林工人的联系。”）比如说在柏林，我们有同工人联系的坏经验：在那里，我们的工厂委员会对经理处的态度不够强硬，在五一节未尽到自己的责任。在德国，我们被迫不仅传授每一个工厂委员会委员应当知道的工作范围内的初级课程，而且进行政治教育，为的是让工厂委员会把自己在企业的工作同整个无产阶级的总任务联系起来。 使工厂委员会与企业内统一战线的其他机构、与群众紧密地结合起来，培养工会工作人员和工厂委员会委员，经常捍卫企业工人的利益，成立革命代表团，召开工厂委员会的地方代表会议和小组代表会议——这些就是我们最近的任务。为了领导企业中的政治斗争，工厂委员会应当教育工厂委员会中的各派，必须不仅在地方和小组而且在中央的规模上联合起来。 现在，我来谈一下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工厂委员会选举时的经验。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是否恰当地执行了我们的策略呢？没有。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差。并且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对这个问题完全是从工会的角度，而不是从革命群众工作的角度加以阐明的。 关于工厂委员会，在我们队伍内还存在许多幻想。在法国党内，个别同志认为，必须让资产阶级来批准工厂委员会的成立和组织。据我所知，在法国党内还有一些同志，他们认为，必须把有关工厂委员会发展状况的法案提交议会。在法国党内也还有将工厂委员会运动同监督生产的口号联系在一起的趋势。 资产阶级对待工厂委员会，完全像对待那些能够帮助它在“工业中的和平”方面推行自己的政策和措施的组织一样。工厂委员会的职能由法律规定。但是，如果资产阶级竭力利用各个工厂委员会为自己谋福利，那么，我们就要利用工厂委员会来达到革命的目的，竭力使它们服从我们的影响，并成为我们在企业中推行我们革命政策和工作的据点。我们正在利用各个工厂委员会作为反帝斗争阵线的和反对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及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辅助手段。 同志们，在工厂委员会选举时我们执行的策略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最重要的成绩是，新的阶层、无产阶级中最受压迫的阶层、没有组织起来的人们在这一斗争中首次起了巨大作用。 这个重大问题——吸引群众——对于发展和对于我们党争取在无产阶级中的领导权，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同所有各代表团进行座谈时，我都竭力说明，组织起来的人们和没有组织起来的人们在该国无产阶级中所占的百分比。按这两个指标来说，对比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没有组织起来的人约占65%，在英国约占70%，在德国约占72%，在美国约占90%，在法国约占91%，而在波兰甚至占95%。由于资本主义合理化，由于无产阶级的贵族集团中组织起来的人所占比例较高，并且百分比因不同职业类别而变化（例如印刷工人100%地被组织起来了，而在其他生产类别中，组织起来的工人所占的百分比非常低），所以判明数字比例有着重大意义。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主要集中在大中企业，而在小企业中，他们人数很少。在当前的战斗中，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起过巨大作用。他们往往比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表现得更加革命。关于这一点，也是有十分充分的原因的。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中，工人群众的结构在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中采用了一些新的剥削方法，它把新的阶层特别是妇女和青年吸引到生产中了。在工人贵族分子、特权阶层与无产阶级下层的工资之间的差别不断扩大：这些下层所受压迫越来越重，就各个最重要工业部门来说，工资在不断下降。这在工会构成的变化方面也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 在世界各地，改良派总是企图阻止无产阶级的下层加入工会。我们知道，在美国就有这方面的例子。那里工会会费非常之高，以致许多工人无力参加工会。在德国，工会不接受失业工人参加。甚至在鲁尔同盟歇业期间，无产者很想参加工会来支持革命工会反对派的时候，工会贵族也不接受他们参加工会组织。在港口工人罢工时也有过这种情况。由于工会的这种发展趋势，无产阶级的上层便开始在工会中逐渐占据优势。下面引用的全德工会联合会工会会费统计表，十分清楚地证明了改良主义工会社会构成的变化。 1924年，交纳会费10.40马克以下者占会员总数的10.8%，1927年，下降到5.2%。 1924年，一年交纳会费10.41马克至26马克者占会员总数的39.2%，1927年，下降到17.2%。 1924年，一年交纳会费26马克至52马克者占会员总数的45.3%，1927年，占57%，即是说增加了。 1924年，一年交纳会费52马克以上者占会员总数的4.3%，1927年，占20.6%，也就是说，增加了。 可见，交纳较高会费的会员所占百分比显著增加了，这无疑表明，改良主义官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着无产阶级中收入较高的阶层，并阻碍下层加入工会。未参加工会组织的绝大部分人是女工和青工。 尽管有工会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方针，尽管有工会的带有威胁性规模的这种发展，如何征求这些来参加组织的群众加入工会，并把他们吸引到工会反对派的斗争中来的问题，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 劝说群众加入工会，当然是困难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吸引尚未参加工会组织的人们加入工会组织。为什么？因为工会组织无论如何都是群众组织的最重要形式，因为工会组织目前还带领着千千万万尚不理解我们的工人。过去我们不是有过一些例子吗，那时候在革命高潮时刻，群众都曾奔向工会？无疑是有过这些例子的。在直至1922—1923年的革命高潮时期，曾有数十万工人涌进了工会，并且他们是来自现在还处于工会之外的那些阶层。在另外一些政治斗争尖锐的时期，在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在法国，都有过这类事实。当讨论关于群众政治罢工的问题时，罗莎·卢森堡就在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关于未参加工会组织者的问题。那时候，大家知道，在修正主义者、党的中派和左派之间，围绕革命群众罢工问题进行过斗争。在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上，罗莎·卢莎堡就这一问题作了发言，她说： “党的政策、策略应当激起处于组织之外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奋发有为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吸引大批未参加组织的人，并吸收他们加入组织。” 罗莎·卢森堡的这些话，对于我们当前形势下的实际上工作也是适用的，虽然社会法西斯主义在形势进一步尖锐化情况下的发展会决定对问题的另一种提法。 斯大林同志十分正确地阐述了美国的发展情况，同时十分正确地指出，这种发展情况也可能在德国出现。难道在我们这里对于在美国那样的发展的可能性还要加以争辩吗？绝对不是！在这种向上发展的情况下，在无产阶级的新的后备力量靠拢我们之时，在他们脱离了改良派之时，在改良派自我暴露之时，会有多么好的机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尽管会遇到各种开除和分裂的手段，可是有可能把所有尚未跟我们一起走的人吸引到革命发展的洪流中和把他们组织起来。但是，同志们，现在我们应当用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形式来开创我们的工会会员征收工作。从前，我们是不加区别地号召一切人都加入工会。关于我们的工作，首先是德国工会必须在近一年内把会员总数增加62万人。现在，我们应当按照不同于第二时期的方式提出这一问题。目前我们已不再鼓吹使一切工人不加区别地都加入改良主义工会，而只让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工人参加以加强革命反对派。这项任务不是轻而易举的，它是极其困难的。我们的任务是为了革命斗争来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同社会法西斯主义官僚们的反抗作斗争，因为这些官僚们在竭力阻拦造反群众参加工会。未参加工会组织的群众，只是在为他们的阶级利益、为革命目标、为反对社会法西斯分子和工贼的政策而进行斗争时，他们才相信有加入工会的必要。他们是最受剥削、最贫穷、在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中最受压榨的对象，他们是数百万群众。对于他们来说，工会合法主义的框框，比起对于那些日复一日受自己社会法西斯机关腐化瓦解影响的、工会组织的社会民主派来说，是小得多的障碍。在最近的一些战斗中，这些群众曾经忘我地、积极地、满怀革命激情地同自己有组织的阶级弟兄肩并肩地进行了斗争。因此，列宁在他的名著《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裂》里认为，在无产阶级的最少组织性和最受剥削的阶层里、在它的“下层”里的工作，是“衡量共产党的革命积极性的准绳”。 关于红色工会的问题，对于许多同志来说，远不是完全清楚的：因此，在搞分裂工会运动的国家，红色工会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为了把红色工会建立在战斗的革命的纲领基础上，必须利用每次罢工、每次经济斗争来加强革命工会反对派，而把改良主义工会排挤到末位；要把工作做得使改良主义工会的许多部分和许多地方组织转变成红色工会。过去在这方面我们有过许多错误。 在我们德国党内，大家知道，在工会问题上，我们同调和派有过激烈的争论。附和调和派的迈耶尔同志指出，在党的埃森代表大会上我们讨论过工会，认为这是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主要的斗争场所。根据这一点，他硬说现在我们放弃了原先的观点。不管调和派如何武断，我们正在把我们原先的观点提高到更高的发展阶段。在我们今天，在进行遭遇战、突围战、进攻战时期，我们应当竭力首先把企业中已经组织起来的和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包括进来。迈耶尔和他的朋友们建议我们在五一节去开工会大会，也就是说，实际上放弃自己的游行示威。在我们正确方针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抵制社会民主党改良派大会的口号，五一节要上街游行示威，而同时，由于改良主义官僚们的策划，从一清早就挑起了无产阶级队伍内的兄弟之争，因为要发动群众，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调和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他们错误的总政治方针、他们不同意我们新策略的产物。 在工会策略上，在未参加工会组织者的问题上，他们没有估计在发展过程中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而是公式化地提出问题，不加任何批判地把第二时期的组织形式和方法搬到第三时期。我们知道，争取无产阶级大多数，不能在工会范围内进行，这一任务在工会范围内无法解决，它要在社会活动的所有各个部分，在一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而首先在企业里来解决。我们党的韦丁代表大会十分正确地指出，争取企业要放在我们总政策的首位，改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异常尖锐，因为这同时是反对三角同盟——企业主、国家政权和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斗争。被开除的取消派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想要把斗争仅仅限制在工会合法主义的框框内，否定现今斗争的性质本身。他们作为尾巴主义理论的拥护者，不能为自己提出组织新的革命堡垒的任务。他们依然提出争取工会的问题，说这是争取工会机关的问题。关于争取工会机关的问题，现在与第二时期迥然不同了。目前社会法西斯主义者一看到领导权有转到革命工会反对派手里的危险在威胁着他们，大概就要分裂每一个工会。不管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工会官僚及其国家和工贼的政策如何，掌握工会首先是掌握工会群众以完成革命反对派的任务。同志们，与右派相反，我们要牢牢地坚持这种意见，我们要独立地把尚未组织起来的群众吸引到斗争中来，这样就能够把他们作为革命的杠杆，就能够也把那些还站在改良主义营垒中的正直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吸引过来。我们的这一方针，是来自对当前一般阶级力量对比和阶级斗争特殊经济性质的分析，阶级斗争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为政治革命的斗争。 吸引尚未组织起来的群众的这个任务，对我们来说，就是扩大阶级阵线、贯彻最高革命意图和通过独立战斗来掌握群众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因此，无产阶级中的三类人即女工、青工和农业工人，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在全世界，特别是最重要的工业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合理化，决定了社会的重新大组合。根据1927年最后的调查，生产过程中女工增加了300万人；根据1927年工厂检查处最后报告中的资料，在大中工业企业做工的工人中，女工占26%。按最近的统计资料来看，有400多万青年被吸收到生产中去。 按德国8个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来说，女工工资在男工工资的55.1%（冶金工业）和75.8%（纺织工业）之间摆动。女工的平均工资等于男工平均工资的62.5%。在这方面，波兰的情况更糟。在那里，数字简直是骇人听闻的，青工劳动报酬的情况特别糟糕。在一些场合，青工只能得到男工工资的5%。在那里，青工平均获得成年工人工资的25%。近来在白俄罗斯西部，青年工人进行了10次以上的罢工，这不是偶然的。除少数例外，他们进行得很顺利。现在我来谈一些事实，它们清楚地说明了在我们的斗争中这些阶层的作用。 拿法国北部纺织工人的罢工为例。你们知道，妇女和青年在那里不仅坚持了经济要求，而且进行了政治斗争，在大街上同警察进行了斗争！特别是妇女们！而政治大罢工是发生在柏林五一事件之后吗？我们号召大罢工的政治口号得到制烟厂女工和制鞋厂女工的响应，难道是偶然的吗？我们事先召开了妇女代表会议。革命的女工响应党的口号不是偶然的。 在青年中间进行工作特别重要。在根据议程第一点所进行的讨论中和库西宁同志的结束语中，这个问题得到了详细的阐述，这不是没有缘故的。 至今，我们的一些党还未意识到青工在未来战斗中的作用，它们还不充分理解必须鼓励青年斗争，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响，更接近我们。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对于企业里社会的重新组合注意得太少。 我来谈谈第三类——农业工人。这个无产阶级的阶层是最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对象。它与无产阶级血肉相连，同时又是比工业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水平较低的一个特殊的类别，因而容易被反动派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日复一日地看不到工厂里发生的情况。战争危险的加剧、影响着千千万万农业工人的法西斯主义的增长，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到农业工人中去，尤其是在农业国家里，在那里，这些问题有更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党内我们应当特别注意这件工作，要求不断进行总结和探索，使这项工作得以妥善地进行。 要进行真正革命的工会工作，就要创造一定的先决条件。第一，必须具有更大的坚定性，具有关于阶级战略的经验和知识，以及党内的统一和团结。但是，我们的内部团结和战斗的坚定性还不够，我们应让无产阶级相信，我们是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统一的真正体现者。我们的阶级敌人、托拉斯资本，也正在进行“策略转变”并采取反对工人阶级的新的凶狠的办法。我们应当理解，资本主义合理化的第二个浪潮，将惊人地加重对工人群众的剥削并急剧降低工人群众的生活水平。将来也会采用目前尚未充分发挥作用的剥削办法。我们知道存在着奖励工资制，在最重要的工业部门里实行计件工资制，但是我们看到，在德国的大康采恩里也正在出现新的现象。在北德意志的羊毛康采恩——这是颇富侵略性的金融集团——里，已经提出按生产率指数把工资分级的问题：除了定额工作之外，还存在计件工资以及奖金和生产率数字，此外，也还有通过与经理处签订的个别合同而规定的特别奖金。怎样来评价这一点呢？这等于是规定只有最强壮最健康的人才能支撑得住的定额。这意味着，企业主提出关于在企业里进行更重剥削的问题。非常清楚，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将要发展下去。我所以这样详细地来谈有关按照生产率指数规定工资的问题，是因为1927年工会官僚们曾经根本拒绝过北德意志的羊毛康采恩的这类要求，认为计件工资是加倍的剥削。但在当年4月，这帮胆大妄为且脱离群众的改良主义工会官僚们，竟然签订了实行按照生产率指数规定工资和奖励工资制的合同。在1929年4月19日出版的一期纺织工人改良主义工会机关刊物《纺织工人》上谈了这一可耻的合同。 “这是一座架设起来通向未来的桥梁。签订工资合同的双方，现在应当证明自己有诚意实现自己愿望和意志的产物的能力……按照业已造成的事态进行判断，并注意到有公断人在场签订这一合同时作出的声明，在这里踏上新的基础的双方，要真正努力保证新思想的胜利。实现大概会为将来提供方向的复杂构想是能够办到的。” 而1927年，同一个《纺织工人》就这同一问题这样说道： “在按照生产率指数规定工资的企业里，康采恩管理处打算达到更高的生产率，也就是说，利用每一个工人的劳动力直至把它消耗殆尽。正因为如此，所以才要拿过去的最高生产率为准，来规定对超过这一最高生产率给予奖励。” 企业主按照生产率指数规定工资，是要竭力进行加倍的剥削，他们想要把工作间一分钟、两分钟的停顿都化为乌有，他们要做到使工人在8个—9个小时内不停地工作，他们想拿工人与机器相比。如果这种按照生产率指数规定工资的制度到处实行起来，就会引起生产体系的巨大变化。在健康的人与不健康的人之间、在比较年轻的工人与比较成熟的工人之间将要产生巨大差别。这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都有重大意义。在目前形势下，异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工人群众吸引到同资本主义合理化进行积极的无情的斗争中来。同志们，正因为如此，所以说，工资方面的经济战斗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工资方面的战斗是对国家仲裁的直接攻击，它们动摇着工资制度并正在这上面打开缺口。在上述一切战斗中，斗争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超出了单纯经济斗争的范围，它获得了政治性质并发展成政治性罢工。现在我来谈谈政治性罢工和革命代表制度的问题。 群众性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革命代表制度 怎样把经济行动提高到政治行动的水平，以及另一方面，为政治革命行动奠定广泛的经济基础以便吸引最大数量的工人来进行斗争？不用说，这是斗争现阶段上一个最困难的策略问题。 有一次，列宁曾说，不组织雇农，就不能组织无产阶级革命。1905年，列宁写道： “现在可以完全看清楚了，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相互依存关系：如果它们没有密切的联系，那就不可能有真正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而这种联系的具体形式是，一方面，在运动初期和在吸收新的阶层参加运动的时候，纯粹经济罢工起主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政治罢工唤醒并推动落后者，推广并扩大运动，把运动提高到更高阶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389页。——编者注） 所以，我们认为，现今的罢工具有列宁讲过的那些基本特点。难道在我们面前不是有过许多这样的罢工吗？孟买纺织工人的英勇罢工是一次大规模的革命的群众性的罢工；参加者不仅有这类企业的工人，而且还有无产阶级中就其政治见解来说接近罢工并且既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又反对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这清楚地说明了孟买大罢工的革命性质。在罗兹发生过的事件，在五一节又重复发生了。当时，群众不顾波兰法西斯的禁止和实行白色恐怖，而走上街头。 最近的一次罢工，就其类型来说，是属于目的为吸引成千上万群众参加运动和革命行动的罢工。当前的大罢工具有列宁那时所讲过的任务。列宁说： “这种手段，就是革命罢工——顽强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国家的一端到另一端此起彼伏，反复不断的罢工，是通过争取改善经济条件的斗争唤醒落后的人们走向新生活的罢工，是痛斥和抨击沙皇政府一切明显的暴力、专横和罪恶行为的罢工，是在两个首都的街头挥舞红旗，向人群、向人民群众发表革命演说和提出革命口号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2卷第306页。——编者注） 革命的政治大罢工，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准备和反对一般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标志。我们从革命的大罢工中得到了什么呢？首先，群众亲眼目睹而确信，国家机器和改良派完全是在为资本主义效劳。我们正在驱散无产阶级中间还存在的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幻想。群众已经懂得，这帮妄自尊大脱离群众的工会官僚们，鼓吹经济民主，不过是为了欺骗无产阶级。在德国，工人已经看到，对于工人来说，资本主义共和国并不比君主国更好。他们着到，共和政府以及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完完全全像君主国一样压迫无产阶级。这正在驱散仍然存在的幻想云雾。在关于战争危险的问题中，在所谓祖国防御的问题中，无产阶级也了解了事情的真相。我们正在教育群众认识自己的力量。请允许我引用列宁著作中的一段话。在苏黎世青年大会上关于1905年俄国革命的报告中，列宁说过： “离开群众本身的独立政治斗争特别是革命斗争，在这种斗争之外，永远不可能对群众进行真正的教育。只有斗争才能教育被剥削的阶级，只有斗争才能使它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有多大，扩大它的眼界，提高它的能力，启迪它的智力，锻炼它的意志。”（《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320页。——编者注） 列宁当时所说的那些话也适用于今天的群众斗争。在斗争过程中，群众正在丢掉幻想，并为我们准备使无产阶级去执行革命任务奠定着基础。我们怎样教育群众使他们相信共产党、相信革命反对派、相信红色工会呢？我们是否已经得到工人阶级绝大多数的信任呢？没有。只是在斗争过程中，群众才对我们和我们的领导充满信任。在现今的战斗中，在政治大罢工中，我们把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同有阶级觉悟的进步分子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用这种办法建立巩固团结的阶级阵线。 我们正在借助群众自己的战斗组织把群众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独立性，建立革命代表制。我来谈谈目前我们在德国正着手解决的这项专门任务。我想预先指出，要实现这种动员和组织，对于个别党来说，是十分困难的；合理的运动有时是可能的；群众可能不是一下子就学会在斗争中掌握政治武器。因此，充分了解我们的队伍就加倍地必要。所有各个党都要严重注意这一问题，正如我们在德国已经做的那样。在那里我们有了革命代表制。 在企业中，我们拥有：第一，生产小组；第二，革命工会反对派；第三，工厂委员会。在企业中工厂委员会的职能完全不同于生产小组和工会反对派的职能。但是，同志们，我们应当有另外的基础，当阶级敌人企图攻击工人时，在此基础上我们任何时候都能围绕着革命路线，把群众发动起来，把无产阶级群众动员起来。由于我们为自己提出把经济罢工变成政治罢工和革命的大罢工的任务，很清楚，问题就不仅仅是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那就还必须建立制度、组织，以便粉碎工厂法西斯主义、基督教工会、黄色工会、改良主义代表团、社会法西斯主义，以及企业里反对共产主义的其他所有各派阶级敌人。 同志们，我们应当使群众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对革命工会反对派的增长的信任具有新的组织形式。什么是革命的代表制呢？我们肯定地说——革命的代表制，因为它是只由有组织的共产党员组成的党代表制。我们为阶级统一而斗争的目的并非如此。我们是为全体无产阶级群众而斗争的。为了调动群众的独立主动精神和首创精神，必须把无党派的、忠实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也包括到企业里这种代表网的构成中来。 社会民主党，从它那一方面已在到处着手建立这种代表制。例如在汉堡，为了自己的党，它已经在企业里拥有这种代表制。柏林社会民主党人，不久前通过《前进报》为企业的特殊“处理”找到了3名秘书。在德国其他大城市里，他们也发现社会民主党正加紧以大企业为目标。这表明，社会民主党虽然无论如何也无法阻挡我们采取措施，但竭力反对我们在企业里的工作，想使我们的工作增加困难。尽管有改良派的抵制，尽管企业主在恫吓工人，在韦丁代表大会之后，在开展革命代表制方面，我们还是取得了显著成绩。在两三个月内，我们就建立了在工人运动中生了根和发展了群众独立性的组织网。有了这种代表制，在车间里，工人就有可能经常监督自己选出的代表。我们有过曾将代表与本车间的工人混同而未履行自己义务的时候。在执行布尔什维主义的罢工策略时，革命代表制也将成为可靠的支柱。罢工运动是政治运动。只有当我们在大企业的所有各个车间都有一定的政治和组织基础时，我们才能在企业里进行罢工运动。这也是代表制的职能。现在往下面讲，如果我们执行这种政策，那么，在我们党处于不公开的情况下，在战争进行的时候，为了把战争变为国内战争，企业将是有决定意义的出发点。 反右倾斗争与共产党的国际任务 同志们，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红色工会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那个时期起，我们就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实现新策略，这可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使我们的干部振作起来，曾经是有困难的。他们还部分地被包围在社会民主主义的迷雾之中；而我们应当首先使他们摆脱这种迷雾。在我们各国的党内，还有一定的部分往往公然反对新策略并对执行决议进行怠工。有时候这是不自觉的，但常常就是怠工。甚至在我们共产国际居领导地位的党——联共（布）内，在工会政策方面也曾表现出这种右倾。 联共（布）内的右翼，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内部有很强烈的表现。在实行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它竭力阻碍联共（布）。我们看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些成员，在国际范围内也阻碍一些国家的党去执行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右派与调和派企图把他们在对有关运用自我批评问题的不理解上、在他们就有关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而设置的严重障碍上、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整个发展上、在克服从农村到城市来的落后阶层的小资产阶级情绪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般机会主义消极性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党里。亚格洛姆一托姆斯基集团曾将它的派别的触角伸向一切党，特别是德国党内。仅以在德国我们遇到的有关《统一》杂志的巨大困难为例，这个杂志曾掌握在现在已被开除的西韦特和多年领导这一运动的他的友人手中。在进行真正革命的统一运动时，我们同《统一》的领导有很大分歧。我们不断地试图改变《统一》的政治方向，我们试图也通过组织办法来这么做，征求和吸引工人进行协助。可同时我们总是遇到这些小集团的机会主义的激烈反对。改良主义者与共产党人之间原则斗争的基本问题在《统一》上常常被掩盖起来。《统一》社中的大多数人总说遗憾的是没有无产阶级的“统一的”“组织”，也就是说，德国共产党没有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叛徒瓦尔歇也常这样说，瓦尔歇曾不止一次地要求红色工会同阿姆斯特丹国际合并。 同志们，这些一味机会主义的、明显取消主义的倾向，屡屡得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居领导地位的一翼的支持。 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工会政治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大多数取消派分子被共产国际开除了。共产国际中的调和派集团，如不改变它的政策，那么，它的命运也不会更好。共产国际将要毫不妥协地实现自己的政策，因为我们的革命的阶级斗争路线也要不折不扣地贯彻于我们的党内的方针。我们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派别，曾妨碍和阻止我们的工作。右派观点，当它尚未在一些小组中形成的时候，就已在涣散党的战斗精神，妨碍革命政策的贯彻。一部分有很大动摇性的同志，对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正确步骤和战斗措施贯彻得也曾比较缓慢。现在，同志们，我们可以说，这种动摇在很大程度上业已克服。关于这些问题已经非常清楚。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反对已经不是十分强烈，但是仍然足以危害决议的实现。简单地说，我们的党内生活就是如此，阻止我们进行我们政治工作的障碍就是如此，克服掉这些障碍，我们便能够为自己开辟道路去实际了解，要完成我们的重大任务，就必须有正确革命路线之下党的真正统一和内部团结。在说明和在更高发展程度上进行一般政治工作的同时，我们应当从我们的队伍中清除腐朽的机会主义分子。 在国际方面，有以下一些基本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1．发动和真正独立自主地领导经济斗争。 2．同资本主义合理化进行最激烈的斗争，并使苏联社会主义改造日益发展的一切成就家喻户晓。 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在全世界的鼓动工作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的任务是消灭资产阶级在世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如果我们不能使工人阶级相信，我们能够建立起最好的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旧制度，那么，我们就不能争取到工人阶级。 我们是否具有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成就的这种可能呢？我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在发展，它在改造时期具有迅猛的性质，苏联最重要工业部门实行七小时工作制，苏联工人阶级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稳步提高，而资本主义国家在所有各个方面都采用着榨取工人阶级的反动的新方法——这一切，在我们的鼓动和工会工作中利用得太少。 3．把经济斗争和要求政治化，并扩大群众政治斗争的范围。 4．建立由工人阶级独立选举的统一战线机构，以便从组织上加强我们的革命群众基础。 5．集中加紧注意生产支部的建设。 6．加强我们在工会中的革命工作。 7．清除改良主义工会机关的影响，在有分裂工会运动的国家加强红色工会的阵地。 8．使红色工厂委员会的影响最大限度地政治化和扩大。 9．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广泛地国际化，并支持全世界的殖民地运动。 10．吸引失业常备军到战斗无产阶级团结的阶级阵线中来，从这个意义上，要特别注意支持失业大军。 所有这些任务都是同红色工会国际的全面加强紧密相连的。近三四年来表现出一种倾向，那就是除了共产国际之外，我们对红色工会国际这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极其重要部分估计不足。还有过一种机会主义倾向，即在共产国际存在时，否认红色工会国际的作用。关于这点我已经提到过。如果在我们这里有两个不同的阵线，一方面是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另一方面是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那么，难道这就是说，在国际范围内我们已经不必在革命阶级斗争基础上为工会运动的革命统一而进行斗争了吗？绝对不是这样！我们的目的是争取世界，在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削弱改良主义的各种阵地并消灭改良主义本身。 与争取工会的革命统一相联系，我们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工会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而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反对阿姆斯特丹国际。在全世界，在改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斗争的问题便是这样提出的。正如莫洛托夫同志十分正确地指出的，我们是站在群众新的革命高潮的前头。我们把这种革命高涨加强，把它变成群众革命斗争，发动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用这种办法争取无产阶级大多数并把他们引向为政权而进行坚决斗争，以上这些究竟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将以我们的策略、我们的革命主动精神、我们的顽强毅力为转移。暂时的后退和局部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为自己提出任务。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能抓住斗争的必要环节，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发展阶段我们都应当越过，但是在要求革命干预的时刻，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应当消极。如果我们认真执行我们的政策并坚持我们的方针，如果我们使群众对自己的力量充满革命自觉自信，如果我们运用我们的策略，继续不断地不可调和地克服一切动摇——我们就能够为了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资本主义，确有把握地把无产阶级的力量引向战斗。 （闭会）
台尔曼作政治委员会的报告（共产国际六大第45次会议，1928年8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台尔曼 台尔曼作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1928年8月29日晚共产国际六大第45次会议） 政治委员会在一系列会议上时论了各代表团提出的许多修改建议。它试图把那些最重要的观点，把那些对个别章节、对各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原理的切实可行的修改意见，都写进提纲草稿。当然委员会的1：作是非常艰巨的，因为各代表团都非常踊跃地提出了种种建议和修改意见。我们无法把所有的修改意见和思想都写进提纲草稿。我们是从如下的考虑出发：第一，我们力求不把提纲写得太长；第二，有些一般原理已包含在过去的一些决议和决定中，我们就不写进去了；第三，我们只把一些真正新的观点加进个别章节中去，从而对俄国代表团的提纲章稿中已经提出的一些问题加以补充。 不言而喻，在研究一些修改意见时，对许多修正案无法加以考虑，例如，奥地利代表团建议往提纲草稿中加上谈奥地利问题的专门一节。委员会在原则上并不反对这个建议，不过它认为，因为已经搞出了两个经主席团通过了的关于奥地利问题的决议，而且现在还在准备另一个决议，主席团也将予以通过，所以，考虑到这一切，就没有必要把奥地利代表团的建议写进提纲。这些道理是很充足的。 关于就近东和阿拉伯东方写上专门一节的提议，也被我们否定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同殖民地委员会商谈过；曾问它可否在自己的决议中写上一节论述对于我们的阿拉伯东方各党员有特殊意义的任务。 关于某些问题，委员会内部没有争论。我们只对一点交换了意见，即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把许多建仪加进提纲草稿。代表们根据现有的书面修正案可以看出，对俄国代表团拟订的总的提纲草稿有一些新的建设，特别是写了新的一节，论述改良主义者和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在国际范围内的分裂政策和我们的任务。 此外，还加上了专门的一节，论述由于资本主义合理化引起的整个发展结构的变化，由于生产力提高、劳动强度加大以及由于对工人阶级进行骇人听闻的剥削等等而发生的经常性的失业现象。其次，我们把一个重要的条文改写了，那是原来的提纲草稿中的第37条，即主要谈工会问题和我们在工会中的任务那一条。这一条的草稿被改得更好了；它力求主要说明一些新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和共产党在工会中的任务。对这条提纲作这种修改，当然丝毫没有改变它的性质，但这样一改，提纲的结构就显得更突出了。 由于整个代表大会都确信，来自右的危险现在是对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所以我们也在论述国内形势以及各支部内的形势的某些章节中，着重强调了必须同右倾危险作斗争的思想。 还有一些最重要的修改和新的观点，已用书面形式分发给代表们了，现在对此再简单地讲一点意见。 根据俄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建议，在导言部分的第一条中更准确地描述了各个时期的性质。我认为，这一点无需在此单独讲了：例如我们为什么要清楚地阐明第一和第二时期的一般性质，这个意思已体现在条文当中。 提案草稿第一节的标题是：《世界经济的技术状况和经济状况》。在这一节中，我们企图在论述资本主义的矛盾时，更详细地阐明生产力的增长同日益发展的矛盾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除了德国问题之外，我们还着重描绘了英帝国主义衰落的情景。英国代表团曾提出一个专门的提案，要求加上这一点。除了最大的英美矛盾之外，对于当前这个时期来说，德国问题和英帝国主义的衰落，也具有真正重大的意义。我们还对这一节进行了补充和扩展。 往这一节里加上了新的一条，论述国际失业现象。合理化正在日益发展，生产机构正在改善、与此相联系的是，加强劳动强度，加重对劳动力的剥削、结果失业现象本身也增加了。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活动。由于生产过程被实行改组（用非熟练工人代替熟练工人，扩大对女工和童工的剥削），最近我们的各支部在实际工作中对此已给予了很大的注意，今后必须给予更大的注意。 第二节谈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所谓对外政策问题。我们企图在这一节中着重说明美国的世界霸权，更明确地揭示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并且指出，最近以来，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企图削弱两国的实力，其办法是打破英国在橡胶采割和石油开采方面的垄断地位，削弱英国在棉花生产国埃及和苏丹的地位。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补充。 下面，第三节谈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我们在第十四条中作了一个小小的、但十分重要的增补，论述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演变。这一小小的增补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在下一节、即论述阶级斗争、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的那一节中，我们也增加了一段文字，说明改良主义者和改良主义的工会官僚所实行的分裂政策。 前一段论述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演变的增补文字（第三节中），同社会民主党在当前这个真正严重的时期的独特的发展情况有关。 第一，企业家的组织正在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结合起来。第二，因此，经济斗争的意义正在扩大，它具有极其鲜明的政治性质，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在更加巨大的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因素。第三，由于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演变，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的策略和政策的制约下，正在改变自己对国家问题的策略和政策，而且不得不改变自己对革命的阶级阵线的策略方法。革命的阶级阵线越强大，改良主义者反对这一阵线的斗争就越凶狠。因此，我们在第21条中加上了一段，着重强调必须为争取统一、反对改良主义者和改良主义的工会官僚[1]所推行的阶级[2]分裂政策面斗争。增加的这一段文字是： “改良主义的领袖在资产阶级的授意下，从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中开除了许多优秀的革命分子。他们现在广泛实行的这种阶级分裂政策，是他们同资产阶级合作政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日的在于一开始就破坏无产阶级战斗队的内部统一，从而削弱它抵抗资本进攻的力量。这种政策是社会民主党整个社会帝国主义政策（扩充军备的政策、反苏政策、殖民地掠夺政策）的一个必要环节。”[3] 这一处对于共产国际的世界各支部当前和未来的任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知道，由于改良主义者和工会官僚实行进攻，我们必须改变反对他们的斗争方法，必须加紧进行斗争，反对改良主义者搞阶级分裂的活动。我们必须这样决定自己的策略，即针对改良主义者分裂党外最重要的群众组织（工会、合作社、文化和体育团体）的政策，要进行争取阶级团结的群众斗争。 随着共产党人影响的增长和革命反对派在这些组织中的阵地的加强，分裂的危险也在增长，因为改良主义者正在竭尽全力防止革命反对派夺取这些组织和把这些组织变为进行革命阶级斗争的组织。这一节中论述法西斯主义的一段文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初稿中，关于法西斯主义，主要是谈意大利和波兰。而对整个法西斯主义的问题、对法西斯主义的全部发展情况及其在各国的特殊形式，并没有详尽地加以探讨。 经我们修改过的条文贯穿了如下的思想：第一，法西斯主义的总的方法是，既要腐蚀群众，也要破坏工人组织和贫苦农民的组织；第二，代表大会认为，几乎在各国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活动中，都存在着法西斯主义倾向和萌芽。代表大会上有许多同志企图把资产阶级在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中所使用的两种方法机械地割裂开来。特别是当革命的阶级阵线正在发展的时候，当资本主义的矛盾正在加剧的时候，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只使用资产阶级民主制所代表的手段就不够了，资产阶级不得不使用其他的、更强硬的方法来奴役工人阶级。这一处重要的修改是这样说的： “现在，几乎到处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和法西斯运动的萌芽。社会民主党的正统思想——阶级合作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是同法西斯主义思想不谋面合的。许多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活动，以及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实际活动、都已经显示出采取法西斯主义方法来对付革命运动的萌芽。”[4] 政治委员会之所以加上这层意思，是因为我们都认为，甚至一些大支部的工作人员也还没有看到这种新的发展形式，而且因为代表大会责成我们注意这些现象的发展，这样，在革命浪潮高涨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在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中不得不采用的一些方法，就不致把我们搞得措手不及。 我已经说过，我们认为、不可能往标题为《殖民地国家和中国革命》的第五节中加上一节来论述阿拉伯东方。我们之所以无法这样做，不仅是由于一些我已列举过的实际的考虑，而且是由于我们的出发点是：在这一节中只应突出同世界革命发展有联系的当前国际形势中最本质的东西。也许有些同志感到不满意，不过我们认为，殖民地委员会会赞成政治委员会种种实际的考虑，而且也许会在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提纲中加上这样一节。第五节是谈中国、印度和南美。由此可见，恰恰是中国，特别是印度——最近那里的斗争正在重新高涨——对于共产国际的工作和任务具有重大的意义。 标题为《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和基本任务》的第六节，被重新改写了，主要是论述工会工作的条文修改了。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条文的意义，是因为各代表团对它提出了大量的修正案。我们基本上利用了所有这些修正案，特别是关于罢工战略和策略方面的新方法和新任务问题、关于我们对待改良主义者使用开除政策的方法问题，以及关于争取一国范围和国际范围内的阶级团结的群众斗争问题。同时，我们与其说是注意到总任务，不如说是注意到一些现实的新的方法和我们在当前工会工作中所面临的任务。 各支部都希望对标题为《各支部的工作总结、成绩、错误和任务》的第七节即最后一节作大量修改。因为许多委员会，如波兰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尚未结束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当然无法按照这些支部的代表团的意愿和要求对这一节进行修改。 不过，政治委员会必须根据代表大会对有关问题的态度，根据各种委员会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情况，对涉及各支部的内部生活和情况的某些节加以修改，以便使提纲表达各委员会的工作所反映的政治情况和党内情况。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对最后一节作了某些修改。首先是加上了论述巴尔干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新条文。关于这两个半岛上的国家的重要性无需多说。由于战争的危险正在增长，特别是由于帝国主义者正在做反对苏联的军事准备，人人都了解我们的各巴尔干国家支部的重要性。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最近以来的相当强大的罢工，以及芬兰、挪威和俄国工会组织之间的联盟，对于当前的局势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我们对提纲中谈到各支部的部分反复作了修改，加上了论述法国支部和意大利支部的一些文字。例如，在谈意大利支部和意大利形势的那一段中，特别强调说：党没有从法西斯主义全面发展这一情况出发，及时地采取新的方法，并且针对法西斯主义的统治而重新安排自己的组织工作。因此，意大利支部今后应更密切地注意自己的任务，同时应针对法西斯主义而加强和改进自己的工作和方法。 论述法国的那一段着重指出，现在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第九次全会的决定认为，在竞选运动中暴露出了一些缺点和意见分歧。因此、必须根据新的策略加紧进行工作，其办法是进一步开展有利于党的党内争论。此外，党必须加紧进行反对右倾的斗争，同时也要反对“左”倾、这种倾向在巴黎的组织表现得尤为严重。 关于论述中国的那一段，也作了某些修改。这些修改，一方面，同对过去的估计有关，另一方面，对于对未来发展的估计很重要。中国代表团在政治委员会中表示了这样的意见：未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动员群众；因此，必须加强群众工作，在当前革命发展条件下要注意到这些任务。此外，针对中国党领导所犯错误的估计问题，我们拟定了几个新的提法。 政治委员会要向代表大会加以说明的一些最重要的修改就是如此。我觉得，这个提纲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个提纲是我们的工作中的指导方针，是对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准备、对殖民地的革命工作、对保卫苏联、对我们在拉丁美洲所面临的新的重大任务、对建立群众组织、对完成我们和许多代表也许还不解其意义的种种任务，——对这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任务的指导方针。 我认为，这个提纲为我们的工作奠定了十分良好的基础，问题在于要善于突出我们在不同的国家和大陆的不同的任务，并且使之具体化。我们以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明确性提出了问题，以同改良主义进行无情斗争的坚定性、以革命的精神、以列宁主义的精神，解决了我们所面临的任务。 我们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过渡到我们的革命工作的高级阶段；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群众中推动革命力量和意志的增长，使之走向新的革命行动，从而加速伟大的世界革命的发展。 从这一点出发，政治委员会提议通过俄国代表团提出的草案以及所作的补充和修改。（鼓掌） [1]原文为“демократия”（民主），从下文看似为“бюрокраия”（官僚）之误——译者注 [2]原文是“активная”（积极的），从下文看似为“классовая”（阶级的）之误——译者注 [3]参见《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4]参见本卷收录的《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第24条。——编者注
中国革命和工人阶级的任务（恩斯特·台尔曼，1927年4月13日《红旗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台尔曼 中国革命和工人阶级的任务 恩斯特·台尔曼1927年4月13日《红旗报》 梁建华译 一、公开的武装干涉开始了 俄国革命之后还不到十年，世界无产阶级再次成为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变革的见证人。全人类的目光都转向中国，在那里，世界上最古老和最伟大的文明民族挣脱了强加在它身上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帝国主义枷锁。俄国革命的榜样正促使中国目前从南方开始胜利进军的、在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下的力量，将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从广州开始的中国革命战胜了一个个的帝国主义走狗，占领了整个中国南方和长江流域。当上海的工人通过发动英勇起义，把上海这座城市从帝国主义占领的外国租界和帝国主义军舰的经常威胁下夺回来，并把反革命的北洋军阀驻军驱逐之后，中国革命的旗帜已在上海（中国的彼得格勒）上空高高飘扬。目前，中国已有三分之二的民众，即二亿五千万人站到国民革命阵营一边。今天，中国北方仍在臭名昭著的张作霖将军独裁统治之下。然而，即使在那里，革命取得成功也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在国民革命旗帜下的统一不断取得进展。 帝国主义者认识到了这种巨大的危险。他们知道，中国的统一将意味着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各民族的结束。他们知道，中国革命的胜利将意味着各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稳定时期的结束。他们知道，革命的胜利必将极大地加速欧洲的革命。他们知道，英明的上海工人起义将会是中国革命不可阻挡地向左转的信号。他们知道，在战后较短的时间里取得比欧洲大多数工人在五十年中取得的政治进步还要快的年青的中国无产阶级，越来越会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要求。他们知道，中国革命的最后一年足以表明，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右翼已经在领导层中遭到打击，今天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和左派手里，他们在共同为实现中国革命的下一个目标：建立一切受压迫人民阶级的民主专政和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而进行斗争。 尤其是最近几周，十分明显地证实了上述的发展情况。国民党的左派领导人汪精卫在流亡一年之后又回到领导岗位上。蒋介石只限于军事上的领导，况且这种军事领导又被置于一个最高军事委员会的监督之下，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多数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组成。共产党人进入了南方政府，并且担任着重要的政治委员职务。在上海，上海地方苏维埃政府和上海红军正式宣布站到广州军一边。 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对这些情况了解得比他们的奴隶——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者更快一些。只有苏联的工人阶级和世界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才能正确地和及时地认识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因此，帝国主义在英国的领导下准备发动进攻，以便在世界上的工人觉醒之前，把中国与俄国革命各个击破。公开的武装干涉开始了。上海的红旗升起来之后不久，接连在南京和下关便发生了可耻的惩罚性的讨伐。象迄今所有的惩罚性的讨伐一样，这次计划也要成为一次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的序幕。然而，这次并没有圆满成功。帝国主义者在某些方面正确地认识了形势。他们今天看到了全民反抗的严重危险，如果全民团结一致的话，就会轻而易举地让他们葬身于大海。美国，尤其是日本，对于追随英国表现犹豫不决。英国看到，不仅它在中国的地位，而且它的印度帝国都受到了威胁。英国人企图竭尽一切力量寻找一个同觉醒的中国妥协方案：他们一心想建立一个从蒋介石到张作霖的统战线，因为，这样的统一战线或许能拯教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他们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危险的障碍是苏维埃的工人与农民的国家及其对中国革命在道义与物质上的支援。因此，在南京的挑衅事件之后，接连在北京、天津和上海也发生了对苏维埃人民代表机构进行的挑衅事件。这些挑衅事件企图使苏联直接卷入到斗争中来。尤其是，这些挑衅事件企图要在满洲制造纠纷，以便促使犹豫不决的日本立即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但是，这些新的、为拯救帝国主义不怕担发动一次新的世界大战风险的野蛮行径，仍然以失败告终了。甚至，蒋介石这个国民党中的右派，对于帝国主义的可耻行为也提出了强烈抗议。此外，苏联显示出，它不只是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根据地，而且，它一再证实，自己是今天列强中的唯一和平力量。在一份具有高度责任心的照会中，苏联控诉了帝国主义的罪恶企图。但是，苏联限于抗议表示愿意召回它在北京的使信人员，以免在北方张作霖匪帮独裁统治下的中国人民遭受迫害。苏联只是要求得到应有的赔偿，它呼吁全世界的工人支援中国的自由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罪行。 现在轮到世界无产阶级说话了 帝国主义者将会继续进行挑衅活动。英国的军舰已经公开干涉长江流域的斗争了。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不断增派军队加强它们在中国各大城市的驻军。一种可耻的欺骗宣传企图毒害世界的公众舆论。在这一严重时刻，只有全世界的无产者才能阻止住一场新的、规模巨大的战争行动，这场战争将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只有全世界的无者才能保卫住中国革命和保卫住苏联。 二、我们的任务 德国帝国主义者已经加入了帝国主义的战线。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虽然不得不放弃在中国的绝大部分掠夺物，但是决不甘心退出自己的势力范围。东山再起的新兴德帝国主义馋涎欲滴，贪婪地等待着有朝一日能夺回它失去的地位。一个时期以来，德国资产者对于英国竞争者的失败表现幸灾乐祸，并且以中国自由的“朋友”自居。在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之后，德国资产阶级的虚伪空话中也掺进了一些煽动性的语气，这是符合它对中国“布尔什维主义危险”的巨大担心的。德国报刊不加评论地大块转载谎言中心路透社的骗人消息。路透社控制着从中国通往世界的消息渠道。自从洛迦诺公约签订以来，德国资产阶级越来追随英国进行侵略战争的集团。特别是最近在日内瓦进行阴谋活动以来，德国资产阶级证实，在它的支持下和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俄国革命进行决定性的打击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5月8日，德国法西斯将在柏林游行，带头的是法西斯的一位首领，就是那个帝国主义分子艾哈德，他作为年青的海军曾参加霍亨索伦王朝镇压义和团起义的侵略军，因此，他在镇压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时曾自鸣得意地说，慕尼黑的斯巴达克派同义和团起义时的中国苦力一样遭到了屠杀。如果钢盔团声称：黑白红的德国不应容忍一个“贫穷的中国苦力”（不久前我们在柏林举行的声援中国的群众大会上出现的）号召德国工人同德国共产党人共同反对“种族斗争”，那么，这如同是警报信号，德国工人为此应该警觉起来！ 就在几天前，英国的走狗斯特雷泽曼政府才不得不承认，德国迄今向中国的反革命势力提供过武器，德国在上海的侨民在各帝国主义者致炮轰南京的英国刽子手的可耻的感谢信上签了名。德国在北京的大使馆对张作霖的可耻行径没有提出抗议，德国议会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关于立即承认广州政府的提案。 柯尼斯堡的法西斯分子对苏联领事馆进行的可耻的袭击，说明是德国帝国主义者操纵的。 确实，现在是时候了，德国工人应该明确地提出“不准干涉中国！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盲目地煽动反苏的党）为了让德国，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者无所顾忌地进行可耻行径和为了迷惑工人，尽量伪装对中国的解放事业持友善态度，德国工人就更应当这样做。 在这世界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各国工人要以十倍的力量使帝国主义分子及其策动者停止进行罪恶勾当。每个工厂和作坊的工人都要声援中国革命。在任何工作场所，都要揭露公开的和暗藏的帝国主义分子。德国各大城市和工人集中地区都要举行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以便显示劳动人民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对中国自由运动与苏联的支持，从而阻止一次新的帝国主义世界性大屠杀的发生。德国港口不应给中国的白卫军和帝国主义分子运送任何武器和物资。如果英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在中国的掠夺计划，企图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十六条假道德国往东方战线增派军队的话，如果德国资产阶级企图积极参与对苏联和中国的武装干涉的话，那末，德国工人阶级将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为打倒帝国主义战争罪犯而斗争！ 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挑衅者！坚决抗议在中国对苏联官员进行的袭击行为！ 保卫苏联工农国家；保卫中国革命，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对它的进攻！ 通过工会采取行动，阻止给中国的白卫军运送武器！ 争取承认广州政府！ 支持苏联的和平政策！
台尔曼作为德共代表团之一向“射击”军事学校致答谢词（1926年11月2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第九次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台尔曼 台尔曼作为德共代表团之一向“射击”军事学校致答谢词 （1926年11月2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第九次会议） 同志们，我觉得，我可以代表德国共产党和代表红色战士联盟宣布，“射击”学校指挥员进修班的教导营通过自己的首长，选举我为荣誉红军战士，这体现了战斗的德国工人阶级同苏联工农的深刻的革命团结。在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农民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对沙皇的堡垒猛烈进攻的那些日子里，德国工人阶级已经懂得，俄国革命胜利、建立红军、布尔什维主义的伟大思想，是世界革命的工人运动中具有何等历史意义的行动。每当在西欧无产阶级中间，特别是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谈到红军，它的英勇斗争、它的胜利和它现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完成的任务的时候，就备受鼓舞。请你们回忆一下自己的战斗口号，那你们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俄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一个阶段的意义。在德国，在广大工人中间，在各个工厂和各个工会里，我们到处都看到，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巨大力量，它不仅对苏联而且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是一种什么样的鼓舞因素。红军、德国工人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牢固地团结在一起。今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的全体会议有幸从两位红军战士的口中听到鼓舞着红军的是什么样的精神。我们看到了他们怀着怎样的刚毅精神和希望期待着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依照俄国革命的榜样去做的那一天的到来。我认为，我们给红军战士同志们，特别是教导营的代表们的最好的回答是，一旦我们担负起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和全部精力继续走他们指给我们的道路的义务（这条道路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出来），那么就把我们的全部力量贡献给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我想正是这一点，也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教导营的学员们才选我做荣誉红军战士。我作为德国共产党和红色战士联盟的代表保证向各种组织的工人们讲述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充满着什么样的革命精神、什么样的巨大同情心和兄弟般的团结一致的感情和怎样的战斗的刚毅精神。例如我们也把这样的斗争意志带到德国工人组织中去，而首先是带进共产党里来，那么我们就会建立起革命斗争的基础并斩断资本主义的锁链。 我愿意代表主席团和执委会表示，我们大家完全有决心走俄国工人和农民所走过的道路，并且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将遵循我们从俄国无产阶级那里学到的战斗经验，一支红军已经披挂上阵，第二支红军——世界范围的军队正在诞生。当我们摧毁资产阶级战壕和堡垒并当世界上建立起第二支红军的时候，那时全世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就战胜了国际资本主义。 同共产党各国支部休戚相关的共产国际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了，也在自己的纲领中写进了这些口号和这一条策略路线。因此，我向"射击"学校的指挥员和教导营的学员们保证，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这次扩大全会将锤炼出完成革命的任务和为了率领我们——革命士兵去斗争和去推翻世界资本主义的武器。（热烈鼓掌）
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委员会就法国军队开入鲁尔区告全体工人、农民和士兵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1923-1928） 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委员会就法国军队开入鲁尔区告全体工人、农民和士兵书
第三章古代帝国（公元前1000—公元前3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三章古代帝国 （公元前1000—公元前30年） ·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 ·印度：孔雀帝国 ·中国：秦帝国 ·希腊民主革命 ·马其顿帝国 ·罗马的军事帝国主义 ·罗马革命 铁器是人类第三次技术大跃进的基础。它使劳动生产率的急剧增长成为可能，堪比大约一万年之前，由捕猎——采集转变为农业的成就，以及随后大约6000年前，从不稳定的锄基栽培向集中的犁农业的转变。每个技术飞跃的一个结果，就是人类社会组织的规模被改变。 青铜时代的帝国是又小又不连续的。他们的基础是那些主要的冲积平原：埃及的尼罗河、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巴基斯坦的印度河，以及中国北方的黄河。这些早期的文明中心，被大片的沙漠、梯田和山脉分隔。工具还是木制或者石制的，生产率低下且剩余很少。使用青铜时代的技术，只有特别肥沃的重要河谷才能够生产修建城市、维持军队和缔造帝国的足够财富。 这种情况在公元前1000年之后发生了变化：文明和帝国的规模成倍扩张。铁器时代的农夫在荒野中开辟农田并耕种他们发现的重质土地[1]。生产率和人口有了飞跃式增长，提供给铁器时代帝国创建者的剩余，让他们青铜时代的前辈成为小矮人。 [1]指难以耕作的土地。 在本章，我们将分析铁器时代的文明，以及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帝国——波斯、印度、中国、希腊和罗马。 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 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到末期，三位伟大的波斯征服者：居鲁士、冈比西斯和大流士（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了一个帝国，其领土从西边的保加利亚延伸到东边的巴基斯坦，从北边的高加索山脉伸展到南边约旦的努比亚沙漠。 波斯人本来只是伊朗西南部崎岖山谷地带的定居农夫。米底人则是伊朗东北部大草原的游牧部落。公元前550年，通过征服战争，波斯人吞并了米底人。在两代人的时间内，伊拉克、埃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被并入帝国。这样一来，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帝国，就拥有了人类文明四个起源地中的三个：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以及印度河谷。这些地方，以及它们之间的领土，都被并入了一个单一的帝国政体并成为形形色色有纳税义务的省份的组成部分。波斯帝王并不谋求将帝国境内的各个省份融合成一个单一的文化整体。他们堪称“伟大的王”，统治着特性鲜明的各地臣民：他们保持着自己的种族和宗教认同，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组织，自己的政治结构。 在波斯波利斯[1]的王宫中，通往主大殿的礼仪阶梯用大理石浮雕做装饰。它们描述了23个省的属民代表向大王献上礼物或贡品的情景，包括衣物、金属器皿、黄金、象牙、马和骆驼，以及诸如羚羊、狮子和霍加皮[2]一类的异邦动物。波斯波利斯的建筑铭文上列有帝国主要民族的明细，而数千块题字泥板则记录了以食物或银两给予王室、官僚和工匠的开支。 [1]波斯帝国首都。 [2]一种非洲鹿。 从如此庞大的区域，如何强制性地征集贡物？这个帝国被分为由总督管理的行省。道路网和官方邮政系统把各总督与首都联系起来。例如，王室大道从西土耳其的省会萨迪斯，通往伊朗西部的帝国行政首都苏撒。总督控制着大部分军队和舰队。但如果发生大规模的叛乱或者外国入侵，在大王的领导下，一支庞大的军队就会组建起来。其构成会反映帝国的多民族特征：每个单独的种族成员，都会用自己的特有方式作战。 从波斯波利斯、苏撒、哈马丹、帕萨尔加德和巴比仑王宫的规模来看，大王的财富是显而易见的。波斯波利斯是一个巨大的综合体，城内有礼堂、会客厅、王室寝宫、贡品储藏室、帝国卫兵兵营、一个砌墙的狩猎园、一个巨大的人工湖，以及一座住着工匠、商人和劳工的庞大卫星城。当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1年攻陷波斯波利斯时，该城控制的财宝，相当于最富有的希腊城邦雅典300年的年收入。[1] [1]原文如此，显然有所夸大。 尽管非常富有，波斯帝国是相对不稳定和短命的。当居鲁士合并波斯和米底时，他创建了一种强有力的征服机制。波斯人作为步兵，手持长矛和弓作战。而米底人是一流的轻骑兵。这种机动性、火力和突袭的结合，产生了一个征服的浪潮。但军事霸权并不能等同于社会转型的政治主导权。 帝国规模的庞大及多样性削弱了其中心。本土的国王和各省总督行使着巨大权力。叛乱遍布各地，特别是在遥远的边疆。波斯帝国试图凝聚地理上分隔及文化上敌对的实体——土耳其、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正因为如此，它的趋势就只能是分裂，而不是聚合。 然而，是一支外来的力量，粉碎了帝国虚弱的甲壳。在公元前6世纪后期，当达到最充分的扩张之时，波斯帝国在其最遥远的西北边疆与另一个文明产生了冲突。这些冲突使得世界上曾见到过的最大帝国，在与农民农夫小团体的对抗中消耗了大量财富。它测试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极限。两者都是铁器时代的结果。但当一个还仅仅是古代帝国主义在一个全球范围的复制品时，另一个却是在革命风暴与冲突中创建的新型社会秩序。正是在古希腊的微小城邦，铁器时代的转型实现了它最先进的社会形态。但在转向它之前，我们必须在印度和中国描画出它们文明的进程。 印度：孔雀帝国 公元前4世纪晚期，孔雀王朝军阀旃陀罗笈多建立了印度第一个帝国。一个世纪之后，它达到顶峰，最终合并了印度河谷的大部分，整个北部平原，也包括整个恒河河谷，尼泊尔，以及德干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这个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后期铁器时代的帝国，其疆域大约是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后期青铜时代印度次大陆文明区域的十倍。让我们细想一下都发生了什么。 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在印度河谷西部的卡拉奇平原出现了农业。在这里，小麦、大麦、牛、山羊和绵羊的原始祖先都得到了栽培和驯化。这些自然资源提供了一种摆脱以气候变化和过度捕猎为代表的生态危机的方式。 然而，在3000年的时间里，印度河谷的居民基本上仍然不受农学家的影响。大约公元前4000年之前，冲积平原持续的自然充裕，一直使得耕作的辛苦成为多余。但从那以后，农业的传播是很快的。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印度河谷到处都是农业村庄。在第三个千年中期，河谷耕作产生的巨大剩余支撑了一场城市革命。印度河谷成为青铜时代早期仅有的四个文明独立存在的地区之一。 大约公元前1900年前后，仅仅存在了500年左右之后，摩亨佐·达罗、哈拉帕和其他河谷城市都被废弃。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青铜时代早期的印度次大陆文明瓦解了。城市的精英对剩余产品的过度积累，也许摧毁了一个基于木锹和石镰的农业经济的再生产能力。 从河谷向北，在中亚草原的游牧民之中，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发展起来了。这片辽阔的土地包含了数百英里宽的草原，从西部的喀尔巴阡山脉伸展到了中国的东三省：这是发展畜牧业的理想场所。降水量小，冬季极为寒冷，夏季又过于炎热，几个因素的联合作用，限制了农业在这一地区的传播。 草原游牧民驯化了马，发明了用马拉的二轮马车，改良了复合弓（由角、木、筋压在一起制成），并且用铜、青铜、银和金制作出了非常精美的器皿。他们天生就是令人敬畏的勇士，是世界上最出色的马上弓箭手。 草原上的生活是很不安全的。人口的数量，牲畜的规模，以及草原的供给维持着一个微妙的平衡。如果一个灼热的夏天毁坏了草场，战争、搬迁甚至大规模移民就可能会接踵而至。这样，游牧民就可能会用其毁灭性力量对更大范围的世界形成冲击。他们会不定期地——但是无法预测地——潮水般涌出中亚，前往西部、南部和东部，从变干燥的草地来到物产丰富的犁耕地，寻找食物和饲料、战利品和财富，以及新的可居住土地。公元13世纪的蒙古人、5世纪的匈牙利人，以及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修建长城抵挡的匈奴人，都曾这么干过。 很久以前，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一个我们称为雅利安的民族离开了大草原，穿过兴都库什山的山口，随后进入了巴基斯坦的印度河谷。他们首先是作为游牧民族侵略者而来，人数相对较少，而其生活方式和文化似乎一如往昔。然而，经过若干世纪，他们穿过北部平原，扩散到了恒河河谷，而在之后，又向南进入了德干高原。 到这个时候，他们掌握了公元前800年左右传到印度的冶铁技术，使印度雅利安人（到今天成为彻底的混血种族）可以砍倒森林和丛林，在印度北部和中部定居并从事农业生产。 雅利安人带来了马、战车，以及征服者的武士文化。当歌颂自己时，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种姓制和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框架——印度教。通过把自己定义为武士（刹帝利）、僧侣（婆罗门）或土地所有者（吠舍），他们将隐含在征服中的社会排斥和支配公之于众。首陀罗——第四等级的混血农民以及其他人，作为一个扩大中的亚种姓成员被并入社会等级，或者，就那些完全被排除在雅利安部落系统之外的人而言，他们是“被遗弃者”。 最终融入印度教——一个以其观念保守、名目繁多的仪式以及可怕的强力之神著称的宗教———的信念，使得种姓制度合法化。社会秩序是自然的、神授的，而修行是一桩个人事宜。高尚的人，是那些尊重集体的，他们来生将进入更高一个种姓。另一方面，那些不守规矩者，在来生将会被贬谪。 冶铁技术让恒河河谷充满了高产量的农场、强有力的君主，以及庞大的军队。在差不多3个世纪的时间里，各国为争夺霸权征战不休。公元前321年，当旃陀罗笈多·孔雀篡权登上王位时，摩揭陀国已经成为各国中最强大的。一位希腊作家估计其军队实力可能达到步兵20万，骑兵2万，战象3000头，以及战车2000辆。毫无疑问这是个夸大的数据，但也表明了摩揭陀军队给作者留下的深刻印象。从公元前321到公元前303年，旃陀罗笈多征服了恒河河谷、北部平原，以及印度河河谷。他的直接继承人对印度南部发动进一步的征服战争，到了公元前260年，孔雀帝国的领土，包含了今天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几乎全部。 孔雀帝国的征服是残暴的。卡林加人坚持到最后，但孔雀国王阿育王将他们全部毁灭：“15万人被驱逐，10万人被杀，死亡总人数是这个的许多倍……”对征服土地的剥削是有系统的。奴隶——通常是战俘——被用于采矿、建筑、手工业和家庭服务。农民们在土地上做苦工。政府维持水坝、水库和运河。个体农户为自己的小块土地交租，还要为产出交税。商人和工匠同样要交租税和通行费。 孔雀帝国是一个基于向农民和小商贩征税的军事上层建筑，在《政事论》，一部写于旃陀罗笈多统治时期的有关经济的专著中，可以清楚地看这一点。所有土地都属于君主，所有的农民都必须向他纳贡。唯一的中间机构是国家任命的官员。帝国被分为若干省。各省相应地被分为地区，地区被分为众多的村庄。村庄是最小的政治单元。每个村庄都有一个首领，每个村落联盟都有一个会计和一个征税官。诸如此类，一直达到权力结构顶层，下属都是对高于他们、而不是低于他们的层级负责。 一个告密者网络向当局报告持不同政见者。阿育王（前269—前232），一位完成了孔雀王朝统一并完善了帝国管理制度的君主，试图通过弘扬理想真相的概念，达到一个包罗一切的意识形态霸权。作为一种以和谐的名义强调忍耐和镇压争执的社会伦理，它试图固化孔雀王朝的社会矛盾。 阿育王没有成功。在他死后50年，孔雀王朝解体了。统治阶级内部有印度教和佛教之间的对立，有被征服国家的反叛，还有试图占有部分领土的外部侵略者。 孔雀王朝的军事上层建筑曾经是极为庞大的：一位罗马作者引用的数据，是60万步兵，3万骑兵，以及9000头战象。但孔雀王朝依旧是一个匆忙拼凑的、一些更小政体的混合物，只是在其上方强加了一个帝国机构。由共同的文化、良好的沟通及社会整合与政治凝聚的有效机制所结合起来的、一个基础广泛的统治阶级的实质性黏合，是缺乏的。 波斯帝国被外来侵略所摧毁。孔雀帝国的崩溃是因为缺乏内部凝聚力。相比之下，中华帝国注定要延续2000多年。现在我们转到中国。 中国：秦帝国 在公元前3世纪末期，中国被秦国军事独裁者秦始皇所统一。他控制的国土面积比青铜时代后期的商王朝大5倍。这一切是怎样完成的？ 中国的农业革命在大约公元前6000年已经开始。第一个农业村落位于北部的黄河河谷。中国人驯化了猪，在经过灌溉的山腰梯田中培育了粟（以后又有了小麦）。在此后的1000年间，农业从这里穿越广阔的中部平原向南传播。很久之后，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中国的城市革命产生出一个青铜时代的文明，以类似安阳这样的古代城市为中心。这个文明在商朝达到高峰，统治了中国东部和北部长达400多年（公元前1523一公元前1027）。 商朝的权力依靠控制谷物剩余，来支付马匹、马车和青铜器的开销。但是，它同样遵循着青铜器时代其他文明的轨迹：地缘竞争的动力，促使商代中国变得过分军事化和过度扩张。商朝因此衰弱了，公元前11世纪，它被来自西部的侵略者周人所推翻。 周朝（公元前1027—公元前221）的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它依然被分成相互竞争的政治势力。在每个国家，国君任命他自己的亲戚、家臣和官员，管理重要的领地。这些区域领主在建有城墙的城市中进行统治，从城市周围的乡村土地上耕种的农民那里榨取剩余。 文明向前发展。在周朝的统治下，在中部大平原南部边缘的长江河谷，当地人培育出了水稻，驯养了水牛。为了长途运送剩余产品和奢侈品，建立了运河网络。农业生产的边界，向北、向西和向南延伸到了山区。但因为仅有木制和石制工具，剩余是有限的。而且，因为维护一个有墙城市的基础设施并供应一支地方军队，周朝精英对剩余的瓜分比例相当高。一首古代中国的民谣记录了无尽的辛苦和文明对人力“驼兽”的政治异化： “工作，从太阳升起开始工作，直到太阳开始落山，一天结束。我耕着草地，我耙着土块，只要酒肉都能来到我身边，那么谁掌权关我什么事？” 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代，地区间的冲突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是当周朝东部的国家相互拼杀之时，一个新势力正在西部崛起。 从大约公元前500年起，中国开始大规模地铸造铁器。大量的铸铁工具——斧头、犁、锄、锹、镰刀、凿子和刀具——出现在考古记录中。铁器也促进了一场因战争加剧而催生的军事革命的深入。通过提高生产率，铁制工具确保了必须向军队提供的剩余产品；铁制兵器也增强了军队的杀伤力。 战车是古代中国令人震惊的武器。如今它的数量能够大幅增加。但战车也只是一小部分精英武士的武器。另一方面，冶铁技术将强有力的武器交到了步兵的手中。从一只弩中射出来的铁头弩箭，可以穿透一个伟大统帅的盔甲。铁制的长剑，凭借其坚硬的、剃刀一般锋利的刀刃，能够切穿马具甚至马本身，使武士从战车上摔下来。 伴随着更多战车，以及更多更好的武装步兵的出现，防御工事、战争机器和围困战术等方面，也有了明显改进。最后，和所有这些同等重要的，是骑兵战术的引进，这使中国军队成为一支真正能够协同作战的武装力量。 在许多世纪里，沿着周朝中国的北部边境，大草原上的匈奴马上游牧者——匈牙利人和蒙古人的祖先——一直在发动打家劫舍的战役。匈奴人教会了中国人马上轻骑射手的价值，他代表了一种机动性与火力前所未有的结合。学得最好的，是处于西北的半野蛮国家——秦国。中国其他统治者认为，这个位于边境、群山环绕的王国，被尚武的国君所统治，并不属于中华文明的范围。秦国位于反抗匈奴的第一线，唯一优先考虑的就是军事效率，不允许传统和守旧思想起阻碍作用。秦人必然会成为创新者。 在遥远的西北，当地贵族力量虚弱。税收、劳役和兵役征集，都直接对独立的农户施行。筑墙城市依靠贡物征收的寄生性，相比其他任何地方程度都更轻。 因此，正是在野蛮的秦国，在周朝中国的外层边缘，在农业和战争领域的铁器时代革命达到了临界值。新秩序的建筑师是秦国的君主。在战国时期的血腥高潮中，秦国的勇士、鸳手和骑弓兵，一个接一个地击败了他们在周朝的竞争对手。 生命的损失是极为惨重的。一场胜利之后，10万俘虏被砍头。而在取得最终胜利之后，12万“富裕和强有力的”人被放逐。秦国的君主在那时采用了始皇帝的头衔——“神圣的皇帝” 秦国的胜利，创建了一个由军事官僚精英控制的中央集权帝国。秦朝疆域比先前的商朝大5倍，这是因为中国以铁制工具为基础的新兴农业技术，使剩余产品的增多成为可能。道路系统的总长度超过了罗马帝国。运河体系是空前未有的。度量衡、道路和马车计量表，甚至农业工具的形式，都实现了标准化。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中国的长城，是秦始皇作为抵挡匈奴的屏障而修建的。它大约3600公里长，起初的墙壁有7.3米高，宽度足够8个男人并排走过。沿着长城全境的不同间隔，有大约2.5万个烽火台。长城的建成仅仅用了12年。其建设需要征用数十万强制劳动者，并且消耗数百万农民创造的谷物剩余。 通过征服和恐怖统治建立的短命秦帝国，其特征是极度的中央集权、军事风格的剥削，以及暴力镇压。始皇帝，这个中国第一个皇帝，曾经被描绘成一个极端无情、偏执和精神错乱的军阀和暴君。也许他真是这样，或者他的敌人认为他就是这样。通过命令烧毁所有的书籍，这个政权试图毁掉产生憎恨的智力基础。私藏图书的学者们，要么被杀头，要么被送到长城工作至死。政治上的不确定，表现为一种试图抹掉先前一切历史，并从一个新的“零纪年”重新开始的努力。 始皇帝的陵墓，被如今非常著名的兵马俑所保护，其表现出来的浪费程度，甚至超过了大金字塔和图坦卡门[1]墓。（秦始皇陵墓本身是因古人的描述而为人所知，它至今没有被发掘。） [1]古埃及法老。 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后，这个帝国迅速崩溃。一场皇宫内的争斗，与遍布中国的一系列贵族和农民暴动同时发生。最终的胜利者是一位农民革命家——刘邦，他成为新的汉王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第一个皇帝。 汉朝接替秦朝，显示了秦朝革命的巩固。中央集权的帝国上层建筑得到了保留，但其由官僚、政客和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不再受到一个易变的独裁者任意谋害。对大众的剥削被降低到可以充分平息公开不满的程度。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新的帝国秩序，这个中国铁器时代转变的最高峰，将会促进还是阻碍之后的社会发展？这是中华帝国的一座起跑门槛，还是一道障碍？ 希腊民主革命 铁器技术使得人类劳动生产率和剩余的巨大增长成为可能。集权的统治阶级对于新增财富的占有，使得他们能够建立起波斯、印度和中华帝国。但冶铁技术同样使另一种选择成为可能。因为原材料比较丰富而生产过程相当简单，所有人都能拥有铁制的工具和武器。青铜器只提供给贵族使用，铁器却能够让普通民众拥有。 这一点能否实现，还要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结果。在世界上的一个小小角落中，取得胜利的正是普通民众。拥有土地的贵族，被从底层发起的革命击败，一个参与制民主的激进实验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文化成就最伟大的一次爆发，其条件也创造出来了。这场民主革命的中心是希腊城邦雅典。从公元前510年到公元前506年，这座城市内部革命性的阶级斗争，促成了从独裁向民主的伟大转变。 这场运动通过三个明显的阶段得以完成。第一，一个30岁的独裁者被推翻，为一个临时性的贵族政府所取代。第二，保守贵族阻止改革的图谋激起了一场群众暴动，并建立了一个民主政权。第三，一场支持贵族反革命的斯巴达军事入侵，被第二次群众暴动所挫败。 雅典民主制度从此将要持续几乎两个世纪。它被希腊世界的其他城邦所广泛复制，因此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爱琴海沿岸的每一个城邦，几乎都确立了民主政权。 雅典民主制度使占城市人口大部分的小农都获得了政治权力。在公元前6世纪期间，大地主曾试图通过债务奴隶制来扩大他们的财富，这一机制对于古代世界的阶级斗争非常重要，因此需要特别的解释。 在一个传统社会中，小农们没有对抗困难时节的保护措施。有时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向富人借债。他们对贷款的唯一保证，就是自己的土地或者劳动。大地主愿意借贷，其主要动力在于对获得更多土地的预期。如果穷人能够还清债务，那一切顺其自然。如果他们无法偿还债务，那就更好了。这样大土地所有者就可以接管小农的土地，将后者变成为自己工作的债务奴。通过斗争，雅典民众打破了这道债务和债务奴隶制的锁链。在公元前6世纪末期，他们获得了对于自身财产和自主的安全保证。雅典社会基本的结构单元，不是大地产，而是农民家庭：基于拥有小块土地或者小作坊的父权制家庭。 小公民——农夫组成了一支城邦民兵。占总数大约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民，充当重装步兵。穷困一些的，充当轻装步兵或战舰（特别是配备三排桨的船只）桨手。 城邦之间的战争很普遍。希腊分成1000多个微型政权，每个都为土地、资源和商业优势而竞争。在每一座城市中，民主制度把市民联合起来，只是为了把他们变成对抗其他城市的军事力量。民主是一种特殊政治实体，而非一个普遍社会阶层的政治表达。例如，雅典这个城邦民主的典范，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四分之三时间里，都处于和其他城邦的战争之中。 陆地战争的胜利，取决于这个城邦重装步兵方阵（一个紧密的长枪兵编队）的规模和恢复能力，取决于海上战争的胜利，取决于三桨战舰编队的数量、速度和灵活性。土地所有权和服民兵役，将雅典的城邦小农转变成一支革命力量。公元前510到公元前506年的民主革命，一方面是农民、工匠和小商人的革命，另一方面，也是公民士兵和公民桨手的革命。 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比起如今我们自己的，既有更多局限性，又更加复杂。妇女、外国人和奴隶不能享受政治权利，有投票权的只是成年男性公民。但后者中的大多数都是劳动者，他们所能行使的权利是非常有限的。十个主要的城邦官员（十将军）每年都要竞选。四百人委员会，这个主要的审议机构，是通过抽签产生的。公民大会，一个所有市民大规模的、公开的集会，是这个国家至高无上的决策主体。司法是一个由2500名普通市民组成的陪审团来决定的。陶片放逐法是一个反向的选举：任何获得6000反对票的人，都将被驱逐出这个城市十年。 这个民主机制意味着小规模财富是安全的——只对富人征税，而且任何开战的决策，都由那些将必须参战的人来制定。任何对古希腊民主制度真实性心存疑问的人，都应该读一下它的贵族反对派刻薄的评论。希腊世界被无情地分裂成寡头执政者和民主派——那些赞成“少数人”（精英）统治，反对那些“公民政体”（民主）的拥护者。对民主的厌恶催生了希腊大多数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知识分子，其工作可以解释为：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反民主的争辩。 在大部分雅典社会中，教育和文化被局限在专注于保卫财富和权力的极少数人那里。在古代雅典，能够分享政治权力的有三万男人，这就为教育和文化创造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基础。其结果是创造力的爆发。对这一点更加满足的是右翼——通常是对民主的反对多于颂扬——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正是民主，才使这些成为可能和必需。这里有帕台农神殿这样伟大的建筑纪念物，在雕塑和绘画中，也有人类形态华丽的自然表示。这里有修昔底德的历史，苏格拉底的哲学，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几庇得斯的悲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有民主政治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一场规划。最伟大的雅典民主领袖伯利克里，如此描述这座城市的管理： “我们的政体被称作民主制度，是因其权力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由全体人民所掌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看重的不是一个特殊阶层的成员，而是这个人所拥有的实际才华……没有人……会因为贫穷而影响政治前途……对于那些我们授予其权威的人，我们付出自己的忠诚……” 同样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民主的军事成就。强大的波斯帝国两次试图征服希腊。雅典两次领导了希腊人的抵抗。第一次是公元前490年在陆地上的马拉松，接着是公元前480年在海上的萨拉米斯湾。尽管人数上过于悬殊，尽管是业余的农民士兵对抗职业军人，每一个场合雅典都是胜利者。在希腊——波斯战争中，代表了这个世界上曾经见到过的最先进政治秩序的、一支自由人的军队，击败了一个传统帝国粗暴的军国主义。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希腊民主被证明是一个历史的困境。 马其顿帝国 作为希腊最重要的民主政体，雅典这个城邦同样也是最富有的。其财富来自阿提卡南部的银矿，来自海上贸易，还来自它在一个爱琴海诸城邦反波斯联盟中的领袖地位，而这个联盟逐步演变成一个帝国。 希腊社会的民主政体，与希腊世界分割成竞争的多个城邦是矛盾的。前者促进了劳动阶层掌握权力和文化进步，后者意味着军事威胁、战争，以及帝国主义。 对更加保守的希腊大陆上各城邦来说，雅典是一个双重威胁。雅典的民主制度，使其他地方的政治寡头们害怕来自底层的革命；而雅典帝国不断增加的财富，又威胁着竞争的诸城邦微妙的均势。 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民主的“雅典帝国”似乎要在整个希腊建立其霸权。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由斯巴达领导的一个保守联盟，与雅典领导的一个民主势力集团之间的斗争。当雅典最终失败时，它的帝国遭到了肢解，其民主政体被一个新的斯巴达式极权所取代。事实上，这场战争只是一场由希腊贵族、马其顿国王及罗马总督们摧毁民主实验的、延长了的反革命运动的第一阶段。而这个民主实验开始于公元前510年到公元前506年的雅典革命。 这场反革命运动的第二阶段，中心事件是公元前338年的切罗尼埃战役。当时，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军队，击败了希腊诸城邦的联军。从此之后，希腊城邦就为异族所统治。表面上，雅典和其他一些城市还暂时继续实行正式的民主制度。但真正的权力从此被别人掌握。公元前336年，当底比斯的城邦联合反抗亚历山大大帝时，他们被击败，被奴役，甚至整个国家被夷为平地。 马其顿王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王室以希腊精神（希腊的文化）为核心，腓力二世（公元前360-公元前336）[1]组建了一支军队，某种程度上以希腊城邦的重装步兵方阵为模板。但马其顿同样是一个由准独裁君主整合在一起的封建地主和部落酋长的松散联盟。这个拼凑起来的国家因内部的反抗而危机重重。马其顿国王的当务之急，就是保住自己的王位，并防止国家走向解体。 [1]在位时间。 国内的不稳定，催生了对外的帝国主义倾向。国王的权力，决定于他犒劳下属忠诚效命的能力。通过战争获取战利品，这是扩充王室酬金最方便的形式。在腓力统治时期，这个王国膨胀为一个控制了整个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帝国。征服战争带来了战利品和纳贡，而这些支付给了士兵。马其顿军队迅速扩张，成为一支完全职业化的武装。腓力的独特贡献，是将三种不同的势力整合起来，创建了一支联合武装力量。 处于王国前线的山地部落提供轻装步兵。马其顿领主的贵族扈从形成了一支封建式的重装骑兵。而自耕农则提供了希腊式的重装方队。王室将其人力资源的传统战争能力与希腊战争的方法和原则结合起来。结果是形成了一台空前强大的战争机器。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军队就已经在希腊中部进行的切罗尼埃战役中，摧毁了希腊诸城邦的独立。7年之后，在伊拉克北部进行的高加米拉战役中，它又击溃了波斯帝国。雅典曾经在公元前490年，以及公元前480年两次击败波斯，并接着解放了西土耳其的希腊城市。但他们后来都被相对落后的马其顿所征服。而随后征服西亚的，不是雅典人，而是在腓力的继承人亚历山大大帝领导下的马其顿人，为什么会是这样？ 希腊只有15%的土地适合耕种。这些为数众多、占地有限、零星分散的农业平原，被众多山脉分割。而这种分割正是每个城邦独立的基础。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城邦总计有大约1000个。民主制度正是从这些微小的、竞争的政体中破茧而出。雅典，最大和最富有的一个，只拥有大约3万成年男性公民。其全部人口——包括妇女、儿童、外国人及奴隶——大约有20万。希腊的民主制度，依靠一个很狭窄且支离破碎的基础来支撑。 地缘政治上的分割，意味着无休无止的区域战争，而主要城邦及他们各自的支持联盟之间的争斗，升级为偶尔的大规模战争。一直就高度军事化的希腊社会，当其剩余产品增加、地缘竞争加剧之时，更是这样。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这种趋势的最高表现。 没有城邦曾经强大到可以建立一个持久霸权。公元前404年，雅典被斯巴达击败。公元前371年，斯巴达接着被底比斯击败。当“北部之王”腓力二世建立起最终将希腊各城邦完全征服的帝国时，这些国家依然彼此分割。 同时，城邦内部的民主制也被不断增长的军事化倾向所腐蚀。持续时间长，行军距离远，作战艰苦的战役，见证了职业将军、雇佣兵团及军事专家的产生。希腊政权被军事力量所主宰。当军队由自耕农控制时，民主制度是强有力的，当军队被职业雇佣兵操纵时，民主的根基就遭到了破坏。 古希腊文明前所未有地复杂和充满活力，但它的存在，与自己置于其中的地缘政治和社会框架形成了鲜明对比。民主的普及既没有深入城邦内部，又没有遍布各城邦。希腊世界分割成敌对的政治力量，长期来说，意味着专业军事人员以牺牲民主大会来获得发展。另一方面，马其顿吸收了希腊文明的诸多优点，并利用它们创造了一种军事体制，能将一个中等规模的王国转变成巴尔干帝国。技术很关键，但规模也同样重要：只有控制了足够大领土及足够多剩余产品的马其顿国王，才有能力发动大规模征服战争，并实现希腊世界的统一。 因为希腊是被来自上层的力量，而不是被来自底层的革命所统一，其民主制度也就走到了尽头。希腊变成了马其顿征服西亚的后勤基地。稍后，在亚历山大帝国解体之后，它成为一个更广阔的马其顿“继承者”国家之内的普通省份。在占据了波斯帝国——其财富超过了希腊上百倍一的广大领土和剩余物资之后，希腊文明也得以从一个城邦民主网络转变成世界性的帝国制度。 同时，在更远的西部，一个已经更有活力的军事帝国主义形态正在崛起。古老的罗马城邦，也正在转变成一个世界帝国。在适当时候，它甚至能摧毁在东方建立了新世界秩序的、强大的马其顿诸王国。 罗马的军事帝国主义 罗马是希腊式市民社会与马其顿特色军国主义的一个融合。其结果是造就了古代世界最强有力的帝国。 罗马从公元前9世纪铁器时代的一个村落，发展成公元前8世纪拉丁尊长的一座山堡。公元前7世纪中期，它被伊特鲁里亚侵略者重建为一个小镇，从此之后就一直被伊特鲁里亚人建立的王朝所统治，直到公元前510年，在一次贵族反叛中，最后一个国王被推翻。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罗马的特色表现在既有内部的阶级斗争，又有对外的帝国扩张。这两个进程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内部斗争——秩序之争——使贵族与平民发生冲突。前者由一个世袭土地所有者贵族集团构成，他们享有对国家机器的独家控制权。只有贵族才能加入元老院这个贵族统治阶级的大会，也只有贵族能够担任高级行政长官这个政府最高职位。 绝大多数平民是普通的城市农民。如同在希腊城邦中一样，小农没有应对困难时节的多余物资，常常会欠债。债权人的利益受法律保护。而法律是由贵族控制的元老院制订并由贵族担任的行政官员实施的。债务是大地产通过牺牲小农场来扩大的最重要机制。 一小部分平民能自给自足，有些甚至比较富裕，但他们依旧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因此，平民运动是一个平民贵族和平民大众之间的阶级联盟。其最重要的武器是分离运动——武装的大规模罢工。如同希腊城邦的公民农夫，罗马平民也组织了城市民兵——军团，而他们周期性地拒绝出战，用来实现社会和政治需求。 希腊民众已经采取了革命行动并赢得了纯血统的民主制度，而罗马大众从未能成功地推翻元老院。但他们确实赢得了巨大收获，其累积效用是罗马社会内部权力的一场彻底的再分配。富裕平民取得了进入元老院和担任高级行政官的资格。大多数平民赢得得了真实的投票权。新法律的通过，必须得到平民大会（一种市民组织）的同意。而任何参加战争的决定，必须得到百人大会（一种军事组织）的同意。不受欢迎的提案，可以被新的行政官员——保民官所阻止。 对于秩序的争夺以一个阶级和解及一部混合宪章而结束。统治阶级没有被推翻，但它的位置对新来者开放，其政治权力受到限制，决策也会视大众同意程度而定。这意味着在遭遇税收和债务时，小农场主的财富会受到保护。大地主以损害同胞利益而自肥的能力得到控制。反之，罗马贵族的野心转向了反对外国敌人。 罗马贵族有着极强的求胜心理。顶尖家族为国家高级职务而争夺，其报酬是权力、声望及丰富的物质回报。财富是目的更是手段：为了积聚政治力量，贵族需要财富。敌对派别通过赞助来扩充自己家臣和食客的扈从队伍。通过贿赂，他们积累支持者并巩固投票集团。不能积聚力量的家族衰败了。贵族阶级——元老院和骑士团———的成员日益依赖财富。赞助、公职和政治权力斗争，对于维持阶级地位至关重要。 平民对于剥削的反抗，决定了贵族内部竞争的形式。一方面，对派系力量来说，平民的支持变得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平民的土地所有权，限制了贵族通过扩大现有庄园来增加财富的机会。 战争和征服提供了另一个选择。对外战争的胜利，意味着战利品（特别是金银）、俘虏（将成为奴隶），以及土地（用以创建新的农场和庄园）。一些好处分给了普通的军团士兵，而后者因此有了投票支持战争的兴趣，并在作战中表现出色。但最大的份额当然属于国家及其元老院将军们。 这样，罗马变成了一个掠夺成性的、使用武力抢劫的帝国体制。罗马统治阶级不是通过提高国内剥削程度而积累剩余产品，而是通过武力夺取外国统治阶级控制的剩余产品、劳动力和生产资料。 在公元前5到公元前4世纪，罗马人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在公元前3世纪，为控制西地中海，他们与迦太基帝国进行了两次重要战争。在公元前2世纪，为了控制希腊，他们与马其顿王国进行了两次主要战争。军事积累的过程是自我饲养的，在一次战争中夺取的剩余产品，为发动下一次战争提供了资源。战败的统治阶级被“罗马化”：他们被授予罗马公民权，被鼓励采用罗马的精英文化并在罗马未来的征服中分到一杯羹。这就确保了扩张中的军团有新成员的稳定供给。 随着对国际秩序争夺的结束，在整个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罗马国内实现了稳定，但在国外进行着无情的侵略：帝国的剩余产品用来资助社会和平。这样，罗马从公元前7世纪后期的一个拉丁小城邦，成长为公元前2世纪后期古代世界最强大的帝国。 铁器时代的技术，带来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帝国——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印度孔雀王朝、中国秦王朝、马其顿继承者诸王国，以及罗马帝国——政体建设所需的大量剩余。在公元前331年的高加米拉战役，这个四年大战的高潮中，亚历山大大帝摧毁了波斯帝国。在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战役中，迦太基的汉尼拔带给了罗马共和国一场同样毁灭性的失利。但罗马拒绝投降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两场战役的关键区别是罗马帝国主义的社会基础。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对臣属农民征收重税以供养职业军队。罗马共和国的军队则是由自由市民组成的民兵。罗马农民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不像波斯农民，他们与这个体系休戚相关。罗马在坎尼损失了8万男人，但他们的储备，据估计是70万步兵和7万骑兵；而且无论是贵族还是农民，都打定了继续作战的主意。 在共和国晚期（公元前133一公元前30年）的大危机中，罗马帝国主义政策的优越性将再次得到检验。 罗马革命 公元前133年，借助一个激进的土地改革平台，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因为贵族的反对，他绕过元老院，把自己的土地法案直接提交给公民大会并使其成为法律。第二年，他被一个右翼暴徒暗杀。罗马政治中的一个新的危机时代开始了。它将持续一个世纪，通过内战的几个阶段，甚至不时威胁这个帝国的生存。它最终导致了统治阶级的一场彻底重建，国家官僚体制的一次彻底变动，以及诸皇帝军事独裁的建立。 危机的产生，是因为继承于过去的城邦体制，无法适应世界帝国所创造的新兴社会力量。控制元老院的亲平民的贵族势力，已经固化成一个仇视“新人”的排他性贵族阶层。元老院精英对于高级职位的垄断，也为贵族中的其他派系所憎恶。这些人包括：元老院一些次要家族、第二级别的“骑士团”家族以及许多意大利的外省家族，他们如今已经参与到了共和国的管理和贸易中来。 继承来的特权与新的社会现实相抵触。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以后，统治阶级无法用旧的方式继续其统治。一小部分人赞同改革。另一个少数派别是顽固的反对者。大多数人犹豫不决，但一心想着捍卫财富和特权，在危机时通常会支持反对改革派。因此，改革者们寻求扩大势力以挫败元老院的反对。 对意大利的小农来说，在遥远的边疆参加征服战争是毁灭性的。第三次西班牙战争（公元前154一公元前133年）需要上万士兵。在一个典型年份，8个罗马公民中，就有超过1个将要在军队服役。许多被军舰送往西班牙的人，要在那里待很多年。 农场没人耕作了。它们通常被大地主收购。这样罗马公民的劳动就被外国奴隶所代替。一个当代历史学家解释道：“富人使用说服或者暴力手段，购买或者掠夺接近自己庄园的土地，或者其他任何属于穷人的小块土地。接着就开始经营大农场，而不是单一的农场。在这些地产上，他们雇佣奴隶和牧羊人，以避免在军队服役的自由公民来拖累这些土地。”其结果是一个双重的社会危机。意大利小农的衰落，使共和国军事活力所依赖的人力储备流失殆尽。而且，一个被奴隶填满的乡村，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问题。 新型的奴隶经济以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为中心。成千上万的俘虏被当作奴隶出售，然后被安排到贵族的庄园工作。有三次奴隶暴动席卷了这一区域：公元前136一公元前134年在西西里，公元前103一公元前101年依然在西西里，最后是公元前73——公元前71年在意大利本土。共和国晚期的危机开始于第一次西西里奴隶战争，这绝不是偶然的。提比略·格拉古和统治阶级中的改革派最直接关注的，是军队征募和国内安全。这场辩论发生的背景，是西西里乡村的怒火。 许多复员的士兵和的小农场主最后到了罗马。这座快速发展的帝国主义城市——靠战争所得、市政工程项目，以及贵族赞助和消费来支撑——吸收了贫困的“剩余”市民。罗马暴民成为政治上的一支力量。 帝国的发展同样改变了意大利罗马人和非罗马人之间的关系。至少一半的军团士兵不是罗马人，而是“拉丁”或者“同盟”的公民。渐渐的，那些在战斗中执行平等任务的人，要求平等地分享战利品。公民权成为一个爆发性的问题。公元前91到公元前88年的同盟者战争，是罗马人与意大利人之间围绕平等政治权的问题，进行的一场全方位内战。 意大利充满了易燃物：腐败的元老院议员、骑士团官员，以及行省的乡绅；小农场主被债务搞跨；复员的应征士兵在前线征战多年之后，生活在贫困中；膨胀的城市穷人团体；以及许多在政府中服务，却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的非罗马人。但罗马革命——因为它变成了革命——有这种特质。在不满势力中，没有一个单独的阶级能够主导这场运动，没有谁能够提出一种改变后的世界的清晰愿景以及实现它的策略，从而确立对他人的领导权。没有谁能够提供一个革命的替代方案。贵族反对派害怕群众威胁他们的财富。小农场主害怕无地穷人。自由市民害怕奴隶的竞争。罗马人害怕随着意大利人大规模地被授予公民权，自身市民特权的稀释。 因此，这场群众运动，是一个充斥着矛盾的多阶级联盟。正是这样的情况，造就罗马革命一个复杂、扭曲和上百年漫长的结果。 通过元老院进行改革的途径被堵死了。民众主义者（平民派，那些主张由“人民”统治的人）依旧是统治阶级中的少数派，无法引发一场来自顶层的革命，以对抗贵族派（贵族或者“最佳人”，那些主张元老院统治的人）根深蒂固的反对。当没有一个能够冲破僵局的革命阶级时，只有军事力量能够决定事态。因此，罗马革命变成了一场军阀的斗争。 野心勃勃的政治家追求有声望有利可图的军事指挥。在罗马政治游戏中，战利品和老兵成为高价值的筹码。革命转变为平民派和贵族派将军之间的内战，马吕斯对抗苏拉，恺撒对抗庞培。 决定性的人物是尤利斯•恺撒，一位顶级贵族，率直的野心家，以及凶残的帝国主义分子。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官、政治家和改革家。恺撒使罗马革命的矛盾具体化，而他则是革命舞台的男一号。 在公元前49至公元前45年的内战中，恺撒取得了胜利。但是，作为一场群众运动而非一个革命阶级的领袖，他被迫与旧秩序寻求和解。从短期看，这证明是不可能的。统治阶级过于分裂并且充满怨恨。凯撒希望通过个人独裁来解决这个矛盾——这导致了他的被暗杀，以及内战的再启。 布鲁特斯和卡西乌斯领导的元老院反对派，很快被恺撒派领袖安东尼和屋大维击败。但这两人随后在他们之间分割了帝国，并着手建立竞争的权力基础。因此，罗马革命的最终争斗是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派系内斗。 屋大维成为了恺撒·奥古斯都，第一个罗马皇帝。他建立了一个基于“新民”、温和改良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军事独裁统治。他的政权代表了一座意大利城邦最终转变成一个官僚管理的世界帝国。但从这时候起，这个古代帝国中最成功的一个，已经包容了导致其自身腐烂和最终解体的种子。
汉堡起义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什么？（恩斯特·台尔曼，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台尔曼 汉堡起义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什么？ 恩斯特·台尔曼（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说明〕这篇文章总结了德国革命的经验，十分宝贵的。汉堡起义（德语：HamburgerAufstand），是一九二三年十月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由德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汉堡工人武装起义，台尔曼同志为主要领导人之一。汉堡起义同之前的鲁尔起义和三月行动的失败，严重地消耗了党的力量，加剧了党内的矛盾和混乱。之前，德共长期处于“左”倾影响下，多次试图组织和发动武装起义，⽽在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Brandler）担任领导职务后，党为了纠正“左”倾而滑向了右倾。在1923年经济恶化加剧社会⽭盾时，中央对工人群众自发的抗议等活动反应消极。当“左”派要求执行此前同共产国际商定的起义计划时，布兰德勒正确地认识到时机尚未成熟，取消了起义，但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组织工人群众和各地党组织撤退，直接导致了汉堡的孤立，将党和工人群众暴露在危险中。经过同国防军三昼夜的战斗，汉堡起义最终失败。（本文为КарлГлицкий同志按德语原文所译，非民德之声成员翻译） 一、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下，以极大的英雄气概战斗的少数无产者能独立抵抗有着二十倍优势的、组织完善的、装备精良的资产阶级军队并取得军事上的成功。 二、汉堡的十月战士的不朽名声在于，尽管他们手中并没有99%的胜算，他们还是在革命形势中拿起了武器。列宁主义教导我们，如果有很大的胜算，就必须战斗。胜利从来不是事先保证的。同不战而退相比，这次斗争的失败对阶级斗争的未来而言有着千倍的价值和教益。 三、起义之所以走向了失败，是因为它仍然是孤立的，没有立即得到萨克森[1]乃至全国的支持。工人们在一个地方战斗时，既要最大程度地发挥英雄气概，也要依靠最强大的群众运动——如果没有同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一起行动，他们就会被打败。正是在这一点上，在全国所有工业中心和大城市组织和凝聚整个工人阶级时，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一个钢铁般的、团结一致的、协调统一的、纪律严明的党。 四、汉堡起义并不是一场政变，它拥有最广大群众的同情作为支撑。甚至警方参议员亨泽也不得不愤怒地承认，在汉堡，社民党工人和社民党最右翼的组织，以及同他们一道的“最广大群众都支持共产党人”。[2]我们的弱点只在于，我们不懂得紧紧掌握周围的群众，在所有局部斗争中及时将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同他们结成反对社民党领袖的统一战线。 五、为了在未来汉堡斗争不可避免的回归中获得规模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像楔子一样扎根到群众中，让他们通过数以千计的纽带与我们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拥有数百万工人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在工会里，在工人阶级的所有非党派组织中，一个伟大的革命派必须成长起来，同共产党人一起成为未来战斗的承担者。 六、在汉堡十月的日子里，缺乏强有力的苏维埃运动[3]是一个特殊的缺陷。而党内尚未充分认识这一事实。苏维埃是在革命形势下团结和凝聚作为斗争骨干的广大工人群众的机关。即使在两次革命之间的当下，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个教训。 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一蹴而就的。它不仅包括针对资产阶级军队的军事斗争，还需要通过共产党和整个无产阶级多年的不懈工作做准备。未来战胜资产阶级的人们必须通过无数局部斗争得到教育、做好准备并组织起来。这是我们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八、1923年10月的失败无法挽回地“错过”了这个独特的革命形势，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1923年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就像1919年斯巴达克同盟在诺斯克[4]统治下的失败也不是永远的一样。尽管有，或者说正是因为《道威斯计划》和《保证协议》[5]，资产阶级德国的稳定不会再苟延残喘多久。德国资本主义的稳定现在正经历着首次“呼吸困难”。汉堡起义的重要成果是，在三天的时间里，工人们已经看穿了看似不可战胜的阶级敌人的一切弱点。在汉堡的日子里、人们已经看到资产阶级处于深渊边缘。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刻！我们不会就此一蹶不振，相反，在新的斗争中，我们正坚定地朝着必将来临的第二次革命前进。因此，汉堡起义不是“历史”，而是对未来的试验。 九、起义是革命斗争中组织运转顺利、成果突出的一个典型例子，但这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党最大的组织错误。汉堡的战士对工厂里的工人充满了同情，但在组织上却同他们没有联系。它说明了我们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社区组织完全的无用和致命的落后。表决器对街垒来说没什么益处！汉堡的战线最严重的缺口是共产主义作战单位的缺乏。像汉堡革命者一样的战士，牢牢扎根于所有工厂的基层组织和最广泛的工人群众联盟的支持将会在类似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 十、汉堡起义最大、最有价值的教益是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共产党人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起着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领导者和指路牌的作用。他们为运动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制定了一个清晰的计划，即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汉堡革命者的战斗远高于以往的任何运动，例如1921年的三月行动[6]就无法同它相提并论。这种特殊性就在于党牢牢地掌握了斗争的领导权，从而使汉堡的革命者们在西欧第一次理解并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起义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的首要原则是以无畏的气魄和坚定的决心指导进攻。”[7]这些就是汉堡起义的主要经验教训。我们为此以最优秀分子的死亡和监禁支付了昂贵的残酷的学费。[8]然而这些牺牲将会得到百倍的回报。他们不但是为了在德国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党，而且是为了给整个工人阶级带来未来。当前我们尚未置身于夺取权力的直接斗争的风暴中。我们正处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革命之间的时期。现在的“喘息”不会持续很久，每一个认真分析世界形势和德国的具体情况的人都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学习，加强我们的力量，培养我们自己和工人阶级，在政治和组织上为汉堡革命者的新时代做好准备，这将在德国所有城市获得巨大的回报。在现阶段的耐心细致的小规模斗争中，在艰苦的、缓慢成长的局部运动中，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汉堡起义的意义和经验教训。我们党正从上到下经历着一场决定性的转变。她杜绝了打着革命幌子的、口头上激进的风气，消除了宗派主义的和队伍中蔑视群众倾向的残余；她改变了策略，以便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以及工会和工厂中的群众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她即将彻底改造组织基础，致力于在工人运动中建立一个大左翼。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们首先需要耐心的、艰苦的、持久的日常工作。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离开汉堡起义的方针呢？不！如果我们丢掉了它们，就丢掉了自己的方向。[9]通过向争取和领导群众的政策过渡，我们正在为另一次汉堡起义建立阶级基础——同第一次相比，它的程度更高、范围更广、历史意义更深刻。每一个共产主义者，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共青团员，每一个革命工人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记汉堡十月战士的形象：冷静从容，视死如归；无条件忠于工人阶级的事业；紧握钢枪，在街垒中准备迎击敌人；专注于一个目标，一个对于共产党人最伟大、最值得骄傲的目标——无产阶级专政。 注释 [1]之所以强调萨克森，是因为当时德共在萨克森有很大的影响力，当地组成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左派联合政府。由于起义取消，萨克森的起义不战而败，对汉堡的支援也不了了之。左派联合政府在起义失败后被解散，德共也被禁止活动。 [2]此处原文似有缺漏。 [3]原文为Rätebewegung，常被误译为“议会运动”，而实际上Räte是指一种代表会议或者委员会等，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中大量涌现，类似于俄国的苏维埃，故在本文中译为苏维埃。 [4]即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Noske）。 [5]此处应指《洛迦诺公约》的子文件《莱茵保安公约》，主要内容为德国、法国、比利时保证互不侵犯，英国与意大利作担保，当该三国之一违反互不侵犯保证或其他合同时，英意将介入。 [6]三月行动（MärzAktion），也称“德国中部的三月斗争”（MärzkämpfeinMitteldeutschland），即1921年3月德国统一共产党为应对反动派对德国中部党组织的进攻而发动的罢工和武装起义。由于误判形势、组织程度低下和党不能完全掌握运动领导权，三月行动最终失败。这次失败在德共和共产国际中引发了激烈争论，并导致了对前任党主席保尔·列维（PaulLevi）的严厉批判和党的再次分裂。 3月初，共产国际特使库恩·贝拉抵达德国，向德国党提出了“革命进攻论”。随后在德共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布兰德勒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分析，对形势做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向“左”派让步，但在实际行动上仍有所保留。然而3月17日萨克森省长、社民党人弗里德里希·赫尔辛（FriedrichHörsing）宣布将派警察部队占领中部工业区，“整顿当地局势”，企图解除工人的武装。这大大助长了“左”派的声势。次日的《红旗报》就刊登了呼吁工人武装反抗的声明，但直到21日才发生局部罢工，22日夜发生武装冲突。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APD，由德共1919年10月海德堡代表大会（二大）上被开除出党的“左”派分子建立，之后由于不断分裂逐渐式微，简称德共工党）同德共的干部随后都参加了运动，但内讧严重，而且德共工党事实上占主导地位。参加罢工的人数不及德共收获的选票数量的五分之一，罢工地区也十分局限，罢工根本没有充分发动起来。30日，鲁尔地区代表要求复工，得到了布兰德勒等人的支持，但由于中央委员会的分歧，直到4月1日时才下令停止罢工。三月行动直接导致约180人丧生，6000人被捕。 [7]原文如此。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相近的表述是：“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么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用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话来说，就是要‘勇敢，勇敢，再勇敢！’” [8]有关汉堡起义的大致数据是，有将近四百人的伤亡，死者中当局方面和起义者方面各占五分之一；约1400人在起义后被捕，其中443人在特别法庭受审。 [9]原文为“Wennwirsieverlieren，sindwirverloren”，也可译为“如果我们丢掉了它们，那么我们就失败了”。
台尔曼发言呼吁重视青年问题（恩斯特·台尔曼，1924年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第三十一次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台尔曼 台尔曼发言呼吁重视青年问题 恩斯特·台尔曼（1924年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第三十一次会议） 同志们，青年委员会内显示出一种可悲的现象，应该在世界代表大会上予以宣布：第三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对青年运动没有表现足够的关注，未将其视作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不关心他们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培训工作。从委员会内得知，有一些支部的代表不认为需要关注青年中的运动问题，这种情况甚至在那些青年投入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比成年人还早的国家也都存在。 现在所提出的草案对军队和军事机关中的青年工作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格外仔细地分析研究了关于国内战争的实际准备和企业中的支部及其工作等问题。结果发现，在企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并不支持革命，没有意识到在反对军国主义的工作中实际帮助青年的必要性。在瑞典，党倾向于反对青年是因为，青年们试图关注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捷克斯洛伐克，党没有意识到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多么需要转向企业中的支部。在这项工作中青年完全是单打独斗。 委员会希望，各个党能更深切地关注青年们准备武装起义的实际工作，为他们提供积极的帮助，支持他们的工作干劲，支持他们的热心和激情，那样我们才会有在革命斗争培养出的年轻一代，得到真正的列宁主义者、革命的先锋和战士。
就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恩斯特·台尔曼，一九二零年六月十六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台尔曼 就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恩斯特·台尔曼（一九二零年六月十六日） 〔说明〕本文节选自台尔曼同志在独立社会民主党汉堡地方党组织会议上的发言，原文刊载于1920年6月16日的《汉堡人民报》。 台尔曼同志随后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讲，详细地分析了议会选举[1]的结果，以及我们党和其它党在选举中的情况以及我们今后的责任。他接着详细阐述了怎样让那些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尤其是在商业方面的交易上仍未做出决定的工人，向革命无产阶级靠拢并使他们同革命无产阶级联系起来。通货膨胀增加了失业并使得税法立即实施，我们不得不对这些将采取的政策发表评论。毫无疑问，与社会党右翼[2]联合并加入政府是必要的，最近与柏林中央委员会的沟通也澄清了这一点，党必须清楚地了解其与工会的关系。党还全面批评了这位在与莫斯科交换意见时和在与第三国际的联系中受到冷落的发言人[3]。及时提名参加在7月举行的莫斯科代表大会[4]的可靠的代表是十分必要的，而所有这些任务都需要每个人的积极投入并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以维护我们的革命原则并使社会主义取得胜利。 下列决议获得几乎一致通过： 关于政治局势的决议 经济危机让工人们在日常中变得明智起来，它特别强调了为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必要性。经济危机同样让政治上的及议会的危机显露出来，在这种危机中，德国的大选失败了。这次失败使人们明白这两个议会系统[5]都出现了最困难的情况，因为选举的数字结果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权力的平衡。这种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同时出现迫使无产阶级以比以前更尖锐的方式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然而，如果独立社会民主党在现阶段的斗争中与社会党右翼进行协商甚至组建联合政府，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会更加艰难。因为这滋生了对于革命的一个危险的认识，即社会党右翼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集团而不只是进行交易的对象，且资产阶级的议会和部长们的抵抗是有可能以合法的形式被瓦解的。只有明确阶级斗争，把重点放在在议会之外，并且履行所有有关成功的承诺，我们才能离我们的目标——社会主义，更加接近。 关于共产国际的决议 汉堡大会令人遗憾的地方在于，虽然自莱比锡党代表大会[6]以来已经过去了六个多月，关于共产国际问题的决定却仍未作出。同志们期望向苏联派出一个委员会与第三国际的代表进行谈判，并依照党的决议与共产国际间建立联系。然而汉堡的同志们认为，我们在德国的斗争及其政治意义并没有重大到能与其他国家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密切合作的程度。 注释 [1]即一九二〇年六月举行的国会大选。这次大选中独立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国会中获得了四百五十九个席位中的八十四个席位，为当时国会第二大党。 [2]这里的“社会党”指社会民主党，下文同。 [3]这里的“发言人”即指亚瑟·克里斯平。亚瑟·克里斯平（德语：ArthurCrispien）（一八七五——一九四六），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一八九四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七年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任独立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一九年起任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一九二〇年，他率领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但拒绝了列宁提出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建议。 [4]即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5]分别指魏玛共和国的国会（德语：Reichstag）与各自由邦的邦议会（德语：Landtag）。 [6]指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召开的独立社会民主党莱比锡党代表大会。这次会议通过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行动纲领》，该纲领宣布“无产阶级只有夺取政权才能获得解放”。这次会议标志着左派开始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占据优势。
致科隆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同志的信（恩斯特·台尔曼，一九一九年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台尔曼 致科隆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同志的信 （一九一九年末） 〔说明〕本文选自台尔曼同志的手稿。截止本书出版（一九五六年），这封信从未公开。 威廉·弗洛林[1]： 如果我的心态如此，那我早就已经加入斯巴达克同盟[2]了。但是每个个人的越界行为都是危险的。一个革命性的政党——共产党的建立，已经成为事实了。这个必要的步骤已经迈出了，而现在要靠共产党来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这只有当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核心与共产党人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联合起来时才会成为可能。谋求这个团结[3]和这个目标[4]，都要服从于我们的革命任务。我们已经设法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取得了所有机构的领导权，这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有哪些选择以及我们要走什么路。 恩斯特·台尔曼 注释 [1]威廉·弗洛林（德语：WilhelmFlorin）（一八九四——一九四四），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德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〇——一九四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五——一九四四），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创始人之一，台尔曼同志的亲密战友。一九一七年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一九二〇年随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加入德国共产党。国会纵火案后流亡苏联。在苏联他与威廉·皮克等人建立了联系并一同创立了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一九四四年病逝于莫斯科。 [2]斯巴达克同盟（德语：Spartakusbund），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它原称“国际派”，因该派曾创办《国际》杂志而得名，一九一六年起称“（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派”。该组织在群众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揭露德国当局的侵略政策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的叛变行为。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参与了十一月革命，该月改组为斯巴达克同盟。12月，斯巴达克同盟联合不莱梅左派建立了德国共产党（德语：KommunistischeParteiDeutschlands）。 [3]“团结”即指上文中“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核心与共产党人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联合起来”。 [4]“目标”即指上文中“靠共产党来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政党”。
葛兰西还是马基雅维利？（阿尔都塞，197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 葛兰西还是马基雅维利？ 阿尔都塞1978年 zfllosa译自《怎么办？》文集 正是在这里，葛兰西对马基雅维利真正无条件的崇拜并获得了它的全部意义[1]。马基雅维利做了什么呢？他是第一个谈到活跃的市民阶级（资产阶级）与闲散的高利贷贵族的统治阶级之间进行阶级斗争的人。他指出生产性资产阶级只需要一种确定的政治形式，即“一人”的君主专制[2]，他们依靠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贵族的支持，以便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并通过美德和诡计来统治人民。通过服从的能力，才能保证生产性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道德）诡计和伪装的美德（甚至是最坏的背叛和残忍的方法）。[3] 这种在马基雅维利身上具有独特的，不可翻译能力的名字叫virtù（意大利文，法文为vertu（德性），意大利语中予有“英勇”“能力”“优点”的意思）。一切都已在他身上显现了：国家理论和它的两个时刻，即“兽性”（力量）和人性（共识）[4]。然而，在其身上的东西远超于葛兰西，因为，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兽性分为两种，因为它同时是狮子（暴力）和狐狸（诡计和佯攻）[5]，因为在狐狸这里，就是这样的，最终，且是单独的使用威德，按照紧急关头的要求（“机遇”，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好运”）或随意地利用力量和达成共识的能力（霸权）。[6]然而，在马基雅维利身上，还有比这更多的东西，因为诡计的能力最终归结为伪装的能力，到伪装的力量（当一个人无德的时候显得有道德，最重要的是，当一个人有德的时候显得有道德要更困难得多）。[7] 因此，在这一点上，马基雅维利比葛兰西走得更远。他展示了意识形态是所有国家权力的构成性部分（最重要的是，是“君主形象”的意识形态表现，在这种意识形态表现中，它是统一的。作为我们所看到的由君主“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加冕着他威望的光环，从字面上说，关于他的形象，戴着他的“形象”的光环，这显然超出了任何可以观察到他的特征的东西，姿态或手势，只为那个“形象”服务[8]）且是所有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并以宗教的形式完成，这都是为了建立最好的共识，无论如何，共识最适合维持一支统一的军队[9]，但同时也最适合于一个民族，因为它产生了最好的和最可靠的，只因为其是最稳定的，并在人民群众中形成共识。于是遍采取了军事联合的形式，把人民群众中的所有男子都动员到军队中，把步兵（平民，首先是农民）优先于骑兵（贵族的传统兵团，他们拥有马匹），这不仅是军事原则，也是在公民—士兵中产生意识形态改造效果的一种手段，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学校，它在实践中教导他们自愿接受纪律的统一，同时也教导他们对待骑在马上的贵族，因为他们应该被对待：作为真正士兵的助手，而不是领导者，是有生产力的公民。[10] 人们很容易看出，与他的老师相比，高举马基雅维利的葛兰西是多么贫穷。因为葛兰西从来像马基雅维利那样，肯定力量（军队）的“时刻”高于国家的“霸权”。武力在马基雅维利中公开出现，而在葛兰西中出现只是为了给它在作为霸权的国家概念中的纯粹简单的消失铺路。此外，当葛兰西真的使用力量时，他从不认为力量是其他的，只是野蛮的、赤裸裸的武力（马基雅维利式的“狮子”形象，纯粹是肌肉，在耳朵之间没有任何东西）。葛兰西从未怀疑过武力可能会奏效，且富饶的，非常适合在产生霸权效应的战略中取代（通过军队中的合并对公民进行政治教育）。葛兰西从不怀疑兽性可能是“武力”以外的东西（狮子）：也就是说，即诡计，狐狸，是比“人”（它代表了对道德美德和善的认可）聪明得要多的一种独特的动物，因为它的原因完全在于伪装的能力。但葛兰西不明白佯装与国家是同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与君主的政治策略有关，而它的最重要的效果是生产同质的，假象的效果首先是为了人民的消费而产生君主的代表或“形象”，没有君主就没有国家权力；因为要存在，这种权力必须得到人民的承认，只有承认自己在其中，才能承认国家权力——准确地说，就是承认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形象”，即君主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在这种形象下是无可争辩的。 这样一来，马基雅维利就回应了葛兰西关于什么使“霸权机器”运行原因的沉默。以其回应了葛兰西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黯然无语，考虑其的主要功能与政治功能。因此，马基雅维利不仅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而且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要行使其霸权，就必须承认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机性，从而承认霸权是以意识形态作为〔基础〕的，仅仅以霸权效应来界定霸权是不够的（这仅是一个同义词），因为霸权是不可能的，更确切地说，必须由它的“发动机”（motor）来定义的，即与国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 就这样，马基雅维利把我们带上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样一个概念的轨道上来，这个概念对于理解国家的运作作为一个整体方面以及意识形态的政治、物质地位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当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时，马基雅维利——显然，他没有使用这个词——并不满足于这个词（或其等价物），也不满足于描述这个词所指的事物，就像葛兰西总是做的那样；相反，他实际上开始了具体的研究，从而得出了一个可能的意识形态理论。他不仅通过他关于假象的条件和形式的理论，这种假象产生了君主“形象”的意识形态，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他的武力理论，这种理论非常适合产生意识形态效果，这种意识形态效果不仅不是暴力效果，而且不只是共识效应，但也影响了意识形态的转变，即所有公民的人民聚集在军队中与骑马贵族降到二级“贵族” 正如福柯所说的那样，力是生产性的。在这一点上，他有可能有兴趣重读马基雅维利，以便在他的研究中取得进展，而不会迷失在于在所有狮子都是灰色的概括中。不管怎样，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理论都直接涉及到武力可以产生意识形态的观点，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我们试图在500多年后【原文如此】和在马克思100年后再说一遍：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不是“思想”，而是某种物质性，即实现它的“装置”的事实，我们就永远不能指望建立一种意识形态理论；而且，一旦当我们开始谈论物质性和工具性时，我们变得非常清楚，就像马基雅维利一样，我们谈论的是力量。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力量不是狮子的，而是狐狸的，狐狸的力量在于知道如何明智地利用狮子的力量，以便产生武力威胁的效果或假装的效果（或表示，正如克劳德·莱福特（ClaudeLefort）理由充分的说到；在意识形态之中，我会说，但这里没有理由去喋喋不休：我们都同意）[11]。事实上，马基雅维里认为国家权力的双重能力就像“野兽”一样，一方面是通过狮子的形象，另一方面是通过狐狸的形象,这在理论上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将这些政治能力完全置于君主个人的主体性之外，以便将它们视为狮子和狐狸的非心理概念，这一事实是，他完全从君主个人那里抽象出来，他真诚地希望，君主个人将建立一个意大利民族国家，事实上，这种抽象化是王子降临的政治条件之一（这一定是，而不是可能是，一个不知名的人，突然从意大利的某个不可预测的角落涌上来，没有合法的政治权威来辩护——这意味着绝对没有什么可期待的，就建立民族国家而言，任何现存的君主或政权，特别是任何现存的共和国，都属于必须推翻的旧封建世界，其国家形式必须被摧毁，以便在一个新的建筑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一切都证明了马基雅维利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知道，作为一个在“人道主义”支配下思考的人，政治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战略、路线的问题，以及实现这一战略的正确手段。 尽管所有的表像，强加在对有利益关系的浅显读者这种解读中,体现了君主美德和罪恶的个人的持续存在，马基雅维利知道并说，如果国家权力的形式必须采取个人的形式，因为政治条件要求这种国家形态是解决封建国家灭亡问题的唯一可能的办法。事实上，这个单独的君主是如此小的“人”，以至于马基雅维利谈到了“奇怪的冒险”，[12]对于普通人来说，成为君主，也就是说，为了成为一个闻所未闻的生物，人—狮—狐，没有中心、没有“自我”的三位一体或地形，以统一这三个“时刻”或“实例”。换句话说，这个生物从来不是一个“人”，也就是说，一个道德主体，除非它看起来是一个（此外，如果恰好是一个人，那就更好了；但这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因为巨大的困难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同一个“人”必须在任何情况需要时绝对能够不再成为“人”——在有必要的时候，必须“学会能够不做好人”。严苛，把所有的道德美德都踩在脚下[13]） 不，君主不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一个具有自然或理性的个体。君主是一个实例系统，缺乏将实现其客观功能的综合的主观统一性。既然君主没有这个实例系统的战略利用，没有它们的战略动员，它就什么都不是，我们不妨说君主是一个政治策略，因此，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14]，因为他所做的只是在他的战略中代表了生产性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国家的斗争战略，而封建国家必须被摧毁并被新的国家所取代。 这么说，就是再一次讲意识形态，不断地谈论意识形态。除非自立的民族（productivepeople）在其中认识到自己，并承认民族是属于自己的，否则这个战略是不可能实现的。马基雅维利对此没有任何乌托邦色彩。[15]他不会在坐在办公桌前“进行独白”时为人民想出一个战略（乔治·马歇—第6任法共总书记），也就是说，在他安静的住所里。[16]到了极限，马基雅维利会说——他的文本中的某些口音，以及他们的写作和未出版的条件，都证实了这种印象——甚至不是他想的那样，独特的—主体的马基雅维利。他自己说，整个政治历史都在他身上思考，我们只需要看看就知道这是真的：罗马和法兰西王国在他的作品中高声思考，意大利的政治“苦难”（misère），它的空虚和虚无在这里说话，而可悲的呼吁，从意大利的各个方面升起。悲惨的呼吁，从意大利人民中升起的可悲呼吁。呼吁结束这些封建国家的结束以建立法国和西班牙成功建立的东西：一个民族国家。 然而，这还不足以说明，不是马基雅维利思考了他的关键问题，但是，恰恰相反，而是意大利历史和意大利人民。提出的策略（我们可以说：马基雅维利的策略和君主的策略一样重要）必须得到大众的接受，他们必须在其中认识到自己。[17]因此，这一战略本身必须以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出现，产生这些共识和信念的效果，以便使大众团结起来，形成一种思想，即团结在一个完全不为人所知的君主周围，只是他必须实现这一战略，才能成为这个君主。 因此，意识形态不仅对国家的存在和运作至关重要，而且对向人民展示这一战略——对其民众的代表性也至关重要。一种霸权必须在新的国家形成之前产生：这一战略理念的霸权。它必须在新国家出现之前，争取到群众的支持，否则，新国家就不能成立。即使一个技艺高超的人致力于这项任务，即使在他命令和召唤中，并拥有世界上所有的好运，只要人们不承认他是一个有能力实现这一战略的人—换句话说，只要人们不被灌输这一战略的思想以判断君主——这就是事业将是失败的事业。 当必须在新的国家被创造之前产生意识形态的影响以便它能够被创造出来时，我们如何能够预见只有新的国家才能产生意识形态的影响呢？这是葛兰西关于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实现霸权的论断所解决的一个问题。撇开他的论题的有效性问题不谈，葛兰西至少有表面上支持他的迹象——圈子缺席的迹象，因为他在一个新国家成立之前就处置了建立这种霸权的手段：共产党。葛兰西说党是“现代君主”，但他错了。 首先，党不是君主。是我并不是说它不是“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战略：不是破坏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以建立一个新的剥削的民族国家的战略，而是消灭资产阶级国家和建立革命国家的战略，即废除剥削和压迫。第二，葛兰西玩弄文字；他假设——在马基雅维利的一系列表达中为他的假设找到支持，他从字面上理解，任何知道它们是狐性的人，都应该尽可能谨慎地对待它们——君主的突然出现使他的到来成为可能的意识形态。简而言之，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他消除了他自己提出的问题的每一个痕迹：霸权（或某种类型的霸权）必须事先实现，君主才能成为可能。 事实上，作为一个有意识的政治家，马基雅维利非常真实地接受了这种矛盾。他用唯一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像他是一个政治家一样，他只依赖真实。他的解决办法是制定一个君主的策略，因此，表现得像人—狮子—狐狸（man-lion-fox）的生物。 一个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们从他所有的论据、严谨的论据和他大量的、不可质疑的文件中都能看出这一点，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他犯了错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因为他对共同利益的热情，对意大利的拯救。一个人：他是一个人，因为他对所有折磨他国家不幸的人民有着感人的同情：入侵、持久的战争、外国统治、苛求、犯罪、贵族剥削生产性的市民和富有的市民剥削梳毛工（Ciompi）[18]。一个人：他是一个人，因为他的激情，无论是被控制的还是被释放的，这种非凡的激情，在君主的结尾和他作品中的其他十几段中，激发了他向他的国家的所有人呼吁团结起来投身于这项事业，这样，他们认识到可以拯救他们的战略，并最终团结起来。[19] 狮子：他是一头狮子，因为他把他的力量为战斗服务。一支弱小的力量，说实话，几乎没有：政治的实际经验，公共事务中的责任，尽管是次要的，即使他和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伟人打过交道，和一些有权势的人有一些关系，然而，消失了（无论是什么人际关系还是他者），而且是和一个真正符合自己心意的人一起，恺撒·博尔吉亚（CesareBorgia），但他错过了机会，原因很简单，[20]因为他本该在罗马的时候，却在拉文纳（Ravenna）的沼泽里发烧，神志不清，他还和一些出身高贵、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交上了朋友，直到最后，他还在一座花园的树下款待他们。总之，什么都没有，或者几乎没有。 狐狸：这里的情况完全不同！与“人”一起，这构成了马基雅维利真正的力量，伟大的力量。狐狸：作为人—君主必须“有能力做坏事”，狐狸，本质上，是假装的，必须有不假装的能力，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全部力量，他的王牌，他从不停止发挥。在一个由诡计和伪装统治的世界里，很明显，考虑到程序或结果的不完善，每个人都在伪装，“公众舆论”，因此伪装，统治世界[21]，伪装的统治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统治和压迫人的方法，马基雅维利的伪装在于不伪装。 这显然是一种假象，因为每一个接受这种怀疑的人都会说，马基雅维利只是“假装”说出真相，以便,在现实中,说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当他真正的意图是向人们讲述他自己和他们谈论“自由”的时候,他“假装”向王子讲话，以便与他谈论“暴政”。这是18世纪和文艺复兴时大多数作家所说的话。对他们来说，马基雅维利假装向君主传授政府的原则，只是为了启发让人们了解他们的做法。马基雅维利“假装”是君主主义者（在君主中），但只是为了支持共和国（在论说中）。 然而，在马基雅维利身上根本就没有任何伪装，而这恰恰是他的伪装。他几乎没有伪装，并对每一个案子进行了检查（君主）。为了不遗漏任何一个例子，他并没有像笛卡尔后来所做的那样，通过“如此完整的列举”来确定没有什么被遗忘（因为一个人必须确定所有的例子都被集合起来了）。[22]他使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我建议称之为“极端思维”。[23]因此，马基雅维利通过研究可能的极限情况，通过假设它们是真实的，并通过研究它们来进行推理。 因此，我们有一个极限假设，为了统治他们，“君主必须假设所有的人都是邪恶的”[24]，马基雅维利对此肯定没有提供一个具体的例子（他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然而，正是根据这个极限假设来思考，一个人才能确保思考最坏的可能的情况，如果一个人解决了这个极限问题，那么所有其他的问题都将是较小的问题，而且很容易解决。这样，我们就有了个体—君主的极限情况：马基雅维利认为，在一个匿名的，完全不知名的个体的极限情况下，没有力量或权力，因此没有国家，一个没有人知道谁的后裔，突然从没有人知道何时从哪里涌出。所有人对他的要求都是他有一种美德，也就是说，一种强大的政治本能，使他把自己投入到出现的场合，以便“抓住”它；而且，如果这个场合是“幸运的”[25]，换言之，是幸运的，这种本能会激励他做任何他必须做的事情来抓住它（“你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一个女人。[26]那么，如果美德和好运持续存在，或者，至少，如果美德在一个人身上持续存在，当好运让他陷入困境时，一个可能的未来将在他面前打开，直到他为一个“持久”的国家奠定基础[27]，赋予它确保其持续的法律。 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再寻找马基雅维利的狐狸了。他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现了一种绝对史无前例的伪装，即，一种产生史无前例的意识形态效果的话语形式：它包括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伪装。诚然，他有机会掩饰自己的思想，以防万一，但掩饰并不等于假装：马基雅维利从不假装。已知现实的意识形态呈现在他身上，以一种简单呈现已知现实的形式自相矛盾的呈现出来。他满足于“说事实上发生的事”[28]，不是在先验地陈述事实的法律意义上，也就是说，定义法律事实的法律意义上，而是在政治意义上，阶级斗争是由与国家意识形态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权力所制约的[29]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由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君主的官方形象+宗教+军队合并的影响）来调节，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假装”，根本不是出于恶意或邪恶，而是因为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强加给每个人的是法律，马基雅维利有意识地选择占据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地方。他“选择”不假装。他选择拒绝支配所有人的法律，包括君主——事实上，首先是君主。这意味着他不愿意把自己定位在对手的地盘上，甚至是现存社会的地盘上；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意味着他不仅不愿意把自己定位在现存社会的地盘上，因为现存社会是他的对手。他“改变立场”（‘shiftsground’）（借用了Themistocles（地米斯托克利）的一个术语，这个术语后来会在无意识的层面上有力地对马克思说话）[30]，故意把自己定位在其他地方，另一个地形上。 为了描绘出高山，应当侧身于平原，就像一个人必须在平原上思考山脉的威严一样，“人们必须要认识王子”。在另一个地形上：平原上。和人民在一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成为人民。这个“另一个地形”是唯一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中你可以“认识王子”。因此，人民的土地也是知识的土地。马基雅维利也正是从真知灼见出发，期待着意识形态的效果，这是他权力范围内的唯一效果，这是为民众准备新王子战略所必需的。[31] 真相〔真实〕（〔lavérité〕）将令人不安；它将使人们从昏昏欲睡中振作起来，使他们陷入困惑和矛盾之中。但在阶级斗争中，矛盾已经存在了。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发明它，他依靠它，以有利于资产阶级斗争的方式来指导和影响它。如果他说的是事实〔真实〕（〔lavérité〕），那是因为事实已经存在。一旦被告知，真相将在它通过干预而强化的矛盾中开辟道路。如果一个拥有美德（virtù）的人出现了〔满足〕，一个知道如何开始这个策略的人，因为他已经理解了这个策略，或者他只是凭直觉开始了这个策略，如果他得到了好运的青睐，那么——谁知道呢？——新的国家可能开始出现…… 再一次，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马基雅维利拒绝表现得像一个“没有武装的先知”，像萨伏那洛拉（Savonarola）一样，向崇高的大众宣扬乌托邦[32]。他不想成为先知；他痛恨任何类似上帝、他的教会、他的牧师和他的幻想家的东西，因为宗教或理想主义的政治观念总是以暴政和/或屠杀而达到顶峰。他对自己手中的武器不抱任何幻想：他几乎没有武器，只剩下一只胳膊，只有一只：知道如何拒绝在任何时候装模作样，简单地说实话。他不相信真理一旦说出，就会像启蒙思想的理论家那样，独自占据世界，把错误的阴影赶回到真理的光明面前。他知道说真话是他所能做的一切，他也很清楚这不会走得很远，因为要使真理深入群众，还需要许多其他条件：政治条件，一个孤立的知识分子不可能认为他能带来政治条件。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即使他选择不伪装地说出真相，他也从不屈服于无所不能思想的疯狂。 然而，如果马基雅维利，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在几点上远远领先于葛兰西，在另一点上，他和葛兰西的立场完全相同。马基雅维利，如果他非常好地讨论政治，他只讨论政治。如果他指的是那些工作的人和那些闲散的人（贵族），如果他指的是那些条件比工作的人更悲惨的人（按劳动人口来说，他指的是生产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制造商、商人、店主、生产性的土地所有者、农民等等）[33]，那么Ciompi（梳毛工），羊毛工人，即使在这个早期，他们也是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岛屿之一的工资工人[34]，马基雅维利从不提及俗称的东西【原文难以辨认】批评。以及【原文难以辨认】批评意见【原文难以辨认】对于这个漏洞，以免我们陷入对他进行追溯审判的荒谬之中）[35]对他关于阶级斗争的概念并非没有影响，在马基雅维里，阶级斗争反对两种“幽默”，即“胖”和“瘦”。[36]剥削的概念被排除在这个概念之外。马基雅维利通过参照解释阶级斗争时，并不是剥削，而是指所有权，因此，富人欲望拥有更多，穷人想要拥有更多。由于他把自己局限于所有权的法律概念，在没有超越所有权概念界限的前提下，所有权与非所有权的关系成为所有权与非所有权的解释。这种关系是一种“欲望”关系[37]。 因此，欲望是阶级斗争的根源：一方面渴望拥有更多，渴望支配更多，另一方面渴望拥有东西，而不是被支配。[38]这与一种引人注目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富人和伟人的欲望是欲望分裂的原因，因而是阶级斗争的内因，[39]在阶级斗争中，支配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整个阶级斗争的动力，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包括这一事实，直到马克思才被重新发现。然而，事实是，在所有权的表面之下，因此在“欲望”的表面之下，什么都没有说。事实上，每件事都是以“事情就是这样”的方式呈现的，葛兰西所珍视的经验主义方式。事实上，在一个“社会”中发生的一切都纯粹地和政治有关，就像葛兰西一样。 我认为，这种分析是必要的，以便能够做到以了解葛兰西的深层原因于自发地在马基雅维利身上认识到自己。（在葛兰西看来，马基雅维利显然是他唯一的前辈，在他的思想模式中——马基雅维利，而不是马克思）[40] 【原文难以辨认】他是一个政治家，不仅仅是因为他承认'政治的自主性'[41]相对于（vis-à-vis）道德和宗教的自主性，不仅仅因为他打开了“政治科学”的可能性，资产阶级的“纪律”几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葛兰西珍视的东西，但也因为，就像葛兰西一样，把一切都归结为政治。因为，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政治的，这意味着：说白了，政治之外没有什么值得认真关注的，首先是当一个人想参与政治的时候。 马基雅维利在他的著作中实事求是地（而不是理论上）坚持这一论点，为葛兰西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找到自己的父亲，他唯一的父亲[42]，同时，不合时宜地跳过了马克思。因为我们不能责怪马基雅维利的工作（œuvre），因为他把自己的全部作品建立在一个巨大的空白（基础设施、生产关系、再生产等等）之上。然而，葛兰西创作了整个工作（œuvre），在马基雅维利之后三百年[43]，也在马克思之后的七十年，在其基础上，也有同样巨大的空白，这毕竟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葛兰西声称自己也是马克思的追随者（尽管根据不同的理由，而不是根据“政治理论”）。很明显，葛兰西的巨大空白，他以马克思和列宁为后盾，并声称是他们的追随者，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与三百年前马基雅维利工作（œuvre）中的空白有同样的意义。马基雅维利所不能看到和理解的东西实际上被葛兰西简单地抹去和删除了。由于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发生的，特别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说它是被故意抹去和删除的。要达到什么目的？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一旦他遗漏了（足以产生）这个巨大的空白，并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最后一个例子中，它决定了他所讨论的一切——“他的‘公民社会’、‘霸权机器’、‘两个时刻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两冲程’引擎）、‘他的‘阶级专政’，政治和每一个阶级斗争策略，葛兰西可以告诉我们他喜欢的任何东西。可以在“你想要的例子？”中描述和比较历史上的例子。在这里，你去‘模式’（一个将不得不的完整列举），可以得出历史的“道德”或给历史以道德教训〔从故事中提取“道德”或教给他〕。可以结合他对国家的小方程式，以准备他的[44]【原文难以辨认】 【原文难以辨认】 这些都是虚空中的诸多组合和猜测。每个社会都有一个基础；否则，它就是无效的。每一个演示都必须通过思想的方式，掌握它所讨论的“基础”；否则，它是无效的。 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发现葛兰西超凡的智慧，他对细节和细微差别的感觉，以及他的反教条主义和反精神主义，自然地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也无法理解的是，如果有人遗漏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后决定因素”，那么他绝对不可能接受这个“结论”，正如葛兰西在他的所有推理中所做的那样：即剥削、剥削的条件、再生产及其不可估量的后果？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塑造了一个概念性的大厦，尽管它很有独创性，但始终是模棱两可或相互矛盾的，结果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又一次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或三个基本真理，仅仅因为一个纯粹的“个人”表述而不同？最重要的是，他抛弃了“最后的决定因素”，捏造了整个个人制度，以便为工人运动提出一个“替代”战略？我们能认真对待工人运动的策略吗，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它如此轻松地从“最后的决定因素”中抽象出来？那是业余的。这可能是冒险主义。 我知道一个人在阅读葛兰西时会感到非常愉快，就像他在监狱的恐怖中给自己带来的快乐一样：直接“看”事物的快乐，为了快乐而增加它们的历史例子的快乐，正是葛兰西在不幸中被剥夺的快乐[45]。【原文难以辨认】通过他们的存在，我们可以立刻享受到【原文空缺】所有东西的乐趣：消费对象，也就是说，历史，也就是说，政治，就像一道美味佳肴。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美味，它就在桌上；我们看到它是美味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伸出手来，品尝它。狄德罗在谈到伯克利时说，他是一位主教，他们给他带来了现成的晚餐，因为伯克利从来没有进过厨房，做过脏兮兮的饭菜。葛兰西有这样一点：事情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看到它们就可以理解它们。不需要去厨房，去剥削现场，在那里准备菜肴。正如有人所说，或者说可以这样做：一个人可以把任何东西都做成精致的东西，甚至是业余爱好者的一种策略——但不是工人运动的策略。 如果你怀疑这一点，我告诉你：因为，归根结底，从群众的立场来看，只有群众把自己的心放在这一点上，是没有用的，这才是区别一切理论的唯一理由。看看“实践标准”，我很确定你会告诉我什么。而这一切在“欧洲共产党”的世界里刚刚起步。保罗·劳伦特的祝福一定会给他们一个新的希望，那就是由于征服“公民社会”的结果，他们能够克服所有的小“困难”。 [1].Cf.Gramsci,SelectionsfromthePrisonNotebooks,Notebook13,§20–§21,pp.133–6,esp.p.136;pp.147–8. [2].NicolòMachiavelli,DiscoursesonLivy,trans.HarveyC.MansfieldandNathanTarcov(Chicago,IL: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6),pp.29,36. [3].NiccolòMachiavelli,ThePrince,2ded.,eds.QuentinSkinnerandRussellPrice,trans.Pri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9),pp.26,29–33,56–8,75. [4].Ibid.,pp.59–60. [5].Ibid.,pp.60,67. [6].Ibid.,pp.21–2,translationmodifiedtoreflectAlthusser’s. [7].Ibid.,pp.60–1. [8].Ibid.,pp.61,62,77. [9].Machiavelli,DiscoursesonLivy,pp.34–5,41–4,285–7 [10].NiccolòMachiavelli,TheArtofWar,inTheEssentialWritingsofMachiavelli,ed.andtrans.PeterConstantine(NewYork:TheModernLibrary,2007),pp.296–305. [11].ClaudeLefort,Letravaildel’œuvre:Machiavel(Paris:Gallimard,1986[1972]),pp.725ff. [12].Machiavelli,ThePrince,p.19,translationmodifiedtoreflectAlthusser’s.TheItalianis‘questoeventodidiventarediprivatoprincipe’. [13].Ibid.,pp.53,66;DiscoursesonLivy,pp.214–15. [14].Althusser,‘TheHumanistControversy’,pp.238ff; Althusser,‘Marx’sRelationtoHegel’,trans.BenBrewster, inAlthusser,PoliticsandHistory:Montesquieu,Rousseau, Hegel,Marx(London:NewLeftBooks,1972),pp.182ff; Althusser,ReplytoJohnLewis,pp.94–9;Althusser,‘Book onImperialism’,pp.117–20;Althusser,‘MarxandHistory’, inibid.,pp.147–8. [15].Machiavelli,ThePrince,p.53. [16]. 4月24日至27日，阿尔都塞在世界报（LeMonde)（4月25、26、27和28日的问题）上发表了一篇由四部分组成的文章，高度批评法国共产党（“CequinepeutplusdurerdansleParticommonstefrançais”，翻译中文为“党内必须改变什么”）。在1978年4月27日向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乔治·马尔凯以他的方式注意到了这一批评，以及它出现在非党报刊上的事实：“这是故意忽视党中央的集体辩论吗？党不作证是害怕看到他的个人政治立场在自由讨论后被多数人拒绝？ #VALUE! [17].Machiavelli,ThePrince,pp.35–6,61. [18].Seep.71andn.34below. [19].Machiavelli,ThePrince,pp.85–8. [20].Ibid.,pp.23,26–9. [21].Ibid.,pp.60–1. [22].RenéDescartes,ADiscourseonMethod,inADiscourseonMethod,MeditationsontheFirstPhilosophy,PrinciplesofPhilosophy,trans.JohnVeitch(London:Dent,1975),p.16. [23].Althusser,‘IsitSimpletoBeaMarxistinPhilosophy?’,p.170;Althusser,MachiavelliandUs,ed.FrançoisMatheron,trans.GregoryElliott(London:Verso,1999),pp.29,56,99. [24].Machiavelli,DiscoursesonLivy,p.15. [25].Machiavelli,ThePrince,p.20. [26].Ibid.,p.85,translationmodifiedtoreflectAlthusser’s. [27].Machiavelli,DiscoursesonLivy,p.13;Machiavelli,ThePrince,p.18. [28].Ibid.,p.53,translationmodifiedtoreflectAlthusser’s. [29].SeeAlthusser,OntheReproductionofCapitalism,pp.77–8,138–9,155–7. [30].KarlMarx,‘NotebooksonEpicureanPhilosophy’,MECW1,p.492;MarxandEngels,TheGermanIdeology,p.28. [31].Machiavelli,ThePrince,p.4,translationmodifiedtoreflectAlthusser’s. [32].Ibid.,p.21. [33].Ibid.,p.77. [34].NicolòMachiavelli,TheHistoryofFlorence,inTheHistoryofFlorenceandOtherSelections,ed.MyronP.Gilmore,trans.JudithA.Rawson(NewYork:TwaynePublishers,1970),pp.137ff. [35].Hereatleastonelineismissingatthetopofapoorly photocopiedpage. 在这张复印得很差的纸上面至少少了一行 [36].Machiavelli,TheHistoryofFlorence,Book3,chap.12;Machiavelli,DiscoursesonLivy,pp.16,18. [37].Ibid.,pp.19,78;Machiavelli,ThePrince,p.34. [38].Ibid. [39].Machiavelli,DiscoursesonLivy,pp.18–19. [40].Hereatleastonelineismissingatthetopofapoorlyphotocopiedpage. 此处，复印效果不佳的页面顶部至少缺少一行。 [41].Gramsci,SelectionsfromthePrisonNotebooks,Notebook13,§20,p.134. [42]SeeAlthusser,‘TheHumanistControversy’,p.296. [43].Cf.LouisAlthusser,‘Machiavelli’sSolitude’(1977),trans.BenBrewster,inAlthusser,MachiavelliandUs,p.118:‘ThePrinceandtheDiscourses,now350yearsold’.AsAlthusserhimselfpointsout,Machiavelli‘signedoff’ThePrincein1513(ibid.,p.21). [44].Hereatleastonelineismissingatthetopofapoorlyphotocopiedpage. 此处，复印效果不佳的页面顶部至少缺少一行 [45].ThreeillegiblewordsinAlthusser’shandwritingappearoppositethissentenceinthemarginofthemanuscript. 阿尔都塞的笔迹中有三个难以辨认的字出现在手稿的空白处
十年之后（保尔·列维，1927年10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保尔·列维 十年之后[1] 保尔·列维1927年10月4日 Marat译 然后我看到一件神圣的石制品 两个人用长满老茧的手扛着它走 叫他俩留下来？我乌尔利希·胡登？绝不！ ‘喂，你俩。现在把圣像放下！’ 我走近之后，他俩可算听到了我的呼喊 他俩两手一扔，然后珍贵的东西掉到了地上。 ——卡尔·弗里德里希·迈耶，《胡登最后的岁月》 当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掌权，他们在一夜之间创造了无产者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政治成就，这是无产者的数千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基督教的确是赢得了地中海地区被奴役者的心声，十字军东征的热忱亦如风暴般席卷欧洲，统治者们建立起帝国、团结起人民、率领着军队、改变着一个又一个国家，与之相对的是列宁领导下的一群反叛者、可怜鬼和流亡者，这群人掌权后每天都在做着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这其中不仅有信任，似乎是对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末路不可动摇的信念？对遥远未来的希望成为了一种近在咫尺的承诺。是将领与政客使世界大战结束的吗？不是，是德国的工人们结束了世界大战。1917至1918年间，身处恐怖之中的工人们得知了俄国人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工人们最终追随了俄国人的步伐，然后一战就此结束。布尔什维克在历史上发挥了许多作用，但这其中最重要的作用无疑是传播国际团结。之前，这种作用首次以国际会议及节日问候中的宣告内容的形式表现出来。今天，如果有人问什么是国际团结，他们只需要去看看这些英雄般的事迹：有这样一群鼓舞人心的人，他们为劳苦者带来希望，为沮丧着带来勇气，为绝望者带来冷静，为低贱者带来自豪，为非人者带来人道。要实现这些，他们既不是用金钱和预言，也不是用指令或者决议，而是用一种不可思议的英雄主义精神力量，使身处战壕中的士兵再一次地团结起来。这就是国际团结。只要无产者的历史还存在，只要男孩女孩们不再因君主和统治者的伟大事迹而激动、而是因为那些来自于人民并为人民而斗争的人，那么俄国人民的斗争、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的斗争将会名垂千古：他们在下一代的心中建立起了一座比青铜更长久存在着的纪念碑。 在未来的日子里，像今日在莫斯科上空的盛大演出的一条黑丝带还会不会有任何痕迹？当然不会。我们读报纸的时候可以看到，数以千计的人（不论出名与否），包括艺术、文学和科学的代表们，为了自己认为最重要而外界所不了解的部分，动身前往新俄国以示敬意。生活在简陋住所、工作在黑暗工厂中的普通工人的确实也被邀请，来看看这一奇迹：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是，在十年前，在那里，数百万的心在燃烧。而在今天，是别有用心的记者，他们从革命者的枯骨中发表令人厌烦的煽动性的周年纪念言论与文章：他们的话语没有热情和活力。于是游客们不再被十年前曾占据他们脑海过的辉煌力量所吸引，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愚蠢而又僵硬、遥不可及且令人害怕的雕像——就像所有的神像那样。 这个僵化的过程，1917年的存在是怎样变成1927年的存在，就像它一开始那样，这都是无产阶级历史上最引人注目和最富有激情的现象。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事态发展，因为这种事是经常被指出的：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条件是无产者和农民的联系，这一胜利条件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可以强调的是，就像我们常说的，俄国无产阶级无法摆脱这些可怕的束缚，而欧洲无产者的运动是需要的去摆脱的，以实现俄国人无法独立完成的事情。今天也没有任何目的表明可以指责俄国人的观点，我们的责任只是表明情况如何。无产阶级在1917年的崛起已经走到了尽头，一些人失望，另一些人痛苦，一些人头大，另一些人辱骂。即使是在1917年的队伍中，也存在着一种裂痕，他们的行为也由此被忠实地记录在历史中；那些昨天坐在一起的人或许很快就会被监狱的墙隔开并比此更加严重，也许是自俄尔普斯以来没有人从那里回来的那个寂静的地方。我们知道对俄国现任统治者的仇恨是如何被夸大的：如果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在审查他们此时的处境时，看到仇恨，即使这是不合理的，他们仍然可以说，就像弗斯（Fönss）夫人曾经写信给她悲伤的孩子一样：‘如果你曾少爱我，你今天就会少恨我。’[2] 无论是仇恨或爱，喜悦或痛苦：1917年所发生的也已尘埃落定。工人阶级也不能去崇拜神像，他们必须离开这些神像。我们知道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党所怀疑的对象。唯一值得庆祝的是将俄国的伟大过去与伟大的未来结合起来。尽管如此，十年前的记忆值得我们铭记在心，而且，请记住，工人们的伟大目标，在俄国不会再有一席之地，而是将从那些有生死存亡需要实现他们的决心和力量中找到他们的实现：世界上的无产者。 [1]《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杂志1927年10月4日出版 [2]见之前的第225页
保尔·列维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1年1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保尔·列维 保尔·列维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1921年1月20日 〔说明〕夏道源译自《共产国际史论文精选》1966年美国英文版第275—299页。 闲汉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第6辑》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一定知道，我是作为德国党的代表去里窝那的。但是，我想将我在那里所获得的印象向你们汇报一下。我到里窝那以后，使我感到吃惊的第一件事就是共产主义派和塞拉蒂派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在这两派之间，紧张程度甚至达到了毫无政治联系或没有个人接触的地步。我一到那里，首先去见波姆巴西，然后去见卡巴契也夫[1]。波姆巴西[2]认为，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党内分裂，在塞拉蒂方面已经无法挽回。如果我们没有误解他的意思，他是对在这个时刻发生分裂感到很遗憾。但是，现在要避免分裂已经太晚了。卡巴契也夫同志（我以后同他会谈）甚至走得更远。他认为同塞拉蒂分裂是第三国际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要达到的目的。我在取得这两位同志的同意以后，要求在第二天同塞拉蒂举行会谈。我在会谈-一开始就说，我已同克·蔡特金和你的朋友谈过德国问题。关于意大利党的情况，我们三人可能都未得到正确的消息，因此，请他向我介绍情况。这是塞拉蒂对我说的话∶他和他的议会党团决定消除改良主义分子。不过，照意大利的实际情况来看，现在断然这样做，非常困难。在意大利党内存在着两派的争论。现在要这样做，时机还未完全成熟。意大利党内两派的争论还没有达到足以这样做的严重关头。他认为每一派都没有采取使这种争论表面化的必要步骤。塞拉蒂曾举例说明这种情况。他说，议会曾就法西斯党徒和共产主义者在波洛尼亚发生枪战事件举行辩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共产主义派要求屠拉梯作为议会党团的发言人。要屠拉梯当发言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塞拉蒂是不赞成的。屠拉梯甚至主张各党派实行合作。在屠拉梯发表演说以后，波姆巴西和格拉齐亚德伊[3]竟跑到屠拉梯跟前在议会里拥抱他（我认为这是意大利人的习惯），并且当众公开祝贺他的发言。塞拉蒂说，他谈这件事只是为了说明改良主义者和左派之间的分歧还未达到严重的程度。与此有关，他还谈到执委会1月9日的来信。这封信说；由于意大利的革命形势非常好，甚至连改良主义分子在那里也采取比较左的立场。塞拉蒂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党内的改良主义分子在意大利之所以比较左，是由于1912年在艾米利亚—勒佐会议上已经将最露骨的改良主义分子开除出去了。他坚决表示∶他一定将改良主义分子清除出他的议会党团，但是这件事必须这样来做，即要使群众理解清除他们的理由。他赞成和支持开除过去发表过改良主义观点的任何一名改良主义分子。 至于我本人，我坚决对塞拉蒂说，我拥护执行委员会，并且认为开除改良主义分子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我不同意它规定的清除右派的方法，因为这不能达到目的。特别是由于他们对群众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同右派决裂应当采取公开的和明确的方式，必要时还应当采取严厉的方式。 我离开塞拉蒂以后，又同卡巴契也夫和拉科西同志讨论了一次。我向他们谈了我同塞拉蒂会谈的情况。我对他们说明了我的印象∶塞拉蒂和共产主义派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我没有得到塞拉蒂的任何积极的建议，因此，会谈是不成功的。我们商谈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主张对立即开除改良主义分子的要求不让步，但是，可以考虑修改要求开除改良主义分子的决议。博尔迪加的决议说，凡是参加过艾米利亚一勒佐会议的人都应当开除。我的建议是；如果塞拉蒂的拥护者和共产主义派不能在这个决议基础上取得一致，就应当改为另一种写法。因为我希望避免给塞拉蒂集团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博尔迪加的决议有点使人难堪，结果使他们感到接受这种决议就是丢脸，而实际上他们在原则上是同意它的。当然，这样一种方法，只有党代表大会不把同塞拉蒂集团决裂正是作为它的目的，才具有意义。 我接受格拉齐亚德伊同志的建议，继续努力。他提出决议的措词（我手头没有决议监案，但我记得很清楚，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如下∶“凡是对第三国际丧失信心，或通过表决与行动表现不忠诚的成员，应一律开除出党。”卡巴契也夫同志表示反对，认为这样一种决议对屠拉梯集团米说，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它未击中要害。我认为屠拉梯集团不可能同意这样一种决议。不可否认，不论是第三国际，还是第二国际都正在努力争取无产阶级各派站到自己一边。如果屠拉梯集团接受这个决议，他们迟早会在共产党内无法适应下去。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宜再同第二国际实行联合。因此，我不同意这种见解。格拉齐亚德伊同志的方案也反对将塞拉蒂集团保留在第三国际中，经过长时问的争论，他未达到目的而离开了。博尔迪加同志后来参加了下面这次会谈。卡巴契也夫同志正式向他保证。共产国际的代表赞成博尔迪加对塞拉蒂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并且全力支持他。因此，他们主张博尔迪加的决议原封不动，不作任何修改。至于我本人，我在会谈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我只是德国党的代表，尽管我本人认为这样僵硬地坚持博尔迪加决议的写法是不明智的，但是，这要由执委会及其代表最后负责来做出决定，我当然会支持它。 这次讨论结束以后，发生了下面一件事。塞拉蒂同志来了，并且说已将他同我的会谈告诉了他的同志们。如果我愿意，他们也希望同我会谈。我回答说，我乐于这样做，但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希望要执委会的一位代表也参加会谈，我本人赞成请他出席。塞拉蒂同志听说有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在这里，大吃一惊。我对这种反应也感到惊讶。我不知道我对塞拉蒂同志说有执委会代表在这里是否太急了，因此，我做了一个含糊的回答。塞拉蒂说，他对这一点毫不介意。我然后通知卡巴契也夫和拉科西同志。这两位同志建议波姆巴西—博尔迪加集团的许多成员也应当参加。塞拉蒂虽然也表示同意，但有点勉强。所以，我们最后放弃了这种想法。这次会议是在当天晚上举行的。拥护塞拉蒂的同志们发表的观点同塞拉蒂相似。他们都赞成开除改良主义分子，但是认为应当先创造各种前提，而这些前提目前还不存在。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它对执委会代表那天上午提出的决议措词未起任何作用，因为任何一方都未能提出双方可以同意的方案。这次会议以后，当晚举行了一次由执委会两位代表、波姆巴西一博尔迪加集团指导委员会和我本人参加的会议。我根据德国的经验再一次说明了我的观点，并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说∶对开除屠拉梯集团，应当立场鲜明，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但是，为了奠定对方同意的基础，我建议在措词上多用调和词句。我请这些同志们注意，他们千万不要低估党组织的作用。尽管意大利党的团结被公认为不如德国党那样坚强，但是，这个组织具有不容忽视的内在力量。同志们如果在意大利现存局势下不但开除改良主义分子，而且还要开除整个塞拉蒂派，这就会使他们的任务大大复杂化。我认为这是从议会党团指导委员会决定坚持他们不让步的立场以来，我根据自己的观察所得出的一点印象。但是，如果塞拉蒂集团的声明有表示同意的任何迹象，这种措词问题就可以重新加以考虑。 第二天上午，卡巴契也夫用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声明。我觉得我不能不说，即使从纯装面的理由来看，接受这种声明也是不利的。这个声明的打字稿共有96页。在代表大会上，而且当时是在意大利代表大会上来念它，实在太长，没有效果。另一个缺点是，这个冗长的声明几乎全是针对塞拉蒂。这件事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感，而这个集团代表了会上大多数的意见。塞拉蒂派在代表人数中显然占了3/4的多数。我自己下决心干预这次争论，并且在取得卡巴契也夫同意以后，为我们的论点进行辩护∶改良主义分子必须立即开除，但要说明做出这种决定的理由。不过，在此以前，我不得不结束我在这里的逗留，因为允许我在这次意大利之行所花的时间是非常短促的，而且已经过期了。鉴于卡巴契也夫声明留下的不利影响，我曾要求同塞拉蒂举行另一次会谈，并且向他逐字逐句地强调了下列说明∶我仍然认为分裂应当立即实行，而且是通过召开决裂的方式。不过，不论是我，还是克拉拉·蔡特金，或德国的其他同志，都不赞成卡巴契也夫的其他观点。我由于没有对塞拉蒂详细说明我的观点，所以想向他表明我注意到了卡巴契也夫对塞拉蒂集团所采取的敌视态度。我继续对塞拉蒂说，我回到德国以后要起草一个说明意大利局势的报告。我还要求他在莫斯科执行委员会有时问重新考虑它的立场以前，推迟作出任何有关他对第三国际的立场的决定。塞拉蒂随即重申他在同我第一次会谈后发表的声明，即他从未想过要去同维也纳第二半国际发生联系；他和他的集团过去是共产主义集团，将来也仍然是共产主义集团。如果第三国际开除他们，他将留在第三国际门槛前面，甚至跪在那里，但是，他决不会去参加第二国际。我回答说，这种立场是不可能长期不变的，他最后将不得不通过某种方式来采取一种立场。我在这次最后会谈中再一次向他肯定了立即开除改良主义分子的必要性，并且向他说明∶尽管我认为在过去发展的基础上难于做出立即决裂的说明，而在卡巴契也夫宣读的第三国际声明中又有某些缺点，因为它想从过去的发展中找出说明需要同改良主义分子立即决裂的论据，但是，我仍然相信，为了未来的利益，立即决裂是不可避免的。谁也无法预测在意大利什么时候会爆发革命运动。但是，如果共产党领导内部在这种时刻发生斗争和分歧，那将是一种致命的错误。这些斗争应当早日结束。我觉得最后这种论点对塞拉蒂留下了某种印象，于是，我及时结束了这次会谈。 不同的是，我当时不得不离开代表大会，而且是在塞拉蒂集团表明立场之前。因此，我现在写这个详细的报告，仍想按照我所看到的情况做一个明确的估计。这次会议给人留下了一个非常强然的印象。某些非常激烈的争吵，不仅是起因于意大利人的性格，而且是由于纯粹的无产阶级分子在那里开会的结果。至于各个集团的组成，据许多同我们很亲近的意大利朋友说，塞拉蒂集团的绝大多数成员是激进的革命者，其中许多人象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一样。我们的朋友们衷心希望这些成员将很快（他们定为2个月）转到他们的集团一边来。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和这种乐观主义。我要他们注意我们德国的经验和党的界限的意义，甚至在党员群众观点一致的地方也是如此。我们同独立社会民主是左派的关系，特别是在决裂以前同它的关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向他们指出，他们同塞拉蒂集团的关系比我们同独立党左派的关系更不顺利。因为我们同独立党左派的群众从未发生过任何分裂和斗争，而他们在发生激烈的争论和分歧以后，现在正在脱离群众。这种情况将会对他们同革命群众的关系产生很长时间的影响，也许在2个月以上。我们的同志有一种说法；原则必须坚定不移，人数宁缺毋滥。我在回答时对我们的同志说∶如果要使党成为一个能够领导大规模运动的党，两者缺一不可。一个有拥护者而无原则的党同一个有原则而无拥护者的党，毫无区别。我认为我们的人在满怀希望的时候，总是错在过于乐观。不同的是，人们可以说，塞拉蒂的考虑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塞拉蒂说，如果现在在那个基础上发生分裂（塞拉蒂派对共产主义派），前者就同改良主义派决裂，因此，他们可能会成为一个聚集在意大利无产阶级周围的派别。由此可见，塞拉蒂显然正在考虑共产主义派内部的分歧。 我已说过，我担心塞拉蒂的考虑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博尔迪加看来决心很大，非达目的不可。但是，共产主义派是由许多集团和各种派别组成的。一个党如果没有坚定的核心而只依靠具有各种倾向和观点的派别，是否能够生存下去，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可能是否定的，而不会是肯定的。我深信，党如果没有塞拉蒂集团这个左派，就会缺少核心。我还认为，尽管人们比我更不欢迎他这个人，但是，如果只要以接受塞拉蒂作为代表就能将这个左派争取过来，那就应当通过讨价还价，将塞拉蒂接受过来。 我的评论没有染上由激烈争论所引起的那种情绪，我知道它会减少这种评论的价值。这一点不适用于我，因为我未卷入这些斗争。为了对塞拉蒂集团和塞拉蒂本人作出正确的估价，我想在这方面补述一点情况。在塞拉蒂和卡尔诺同志[4]之间存在着一种极端尖锐的私人对立情绪。这种对立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塞拉蒂同志正象其他同志一样，曾在莫斯科看到过卡尔诺给莫斯科的某些报告。塞拉蒂认为这些报告在他去俄国以前对他同卡尔诺同志之间所存在的政治信任和私人信任是一种最大的侮辱。我提这件事的目的不是想充当告密者（我决不会妄加评论，不要把我本人和塞拉蒂在这件事上的看法混为一谈，因为我对此事毫不了解）。我现在谈这件事，正是为了使你们重视它，以便得出公正的看法。 总之，我认为如果在目前情况下同塞拉蒂实行决裂，会使我们在意大利的阵地在未来的一个长时间内遭到削弱，使我们将胜利拱手让给维也纳国际。因为，不幸的是，不管塞拉蒂如何诅咒发誓，说他不想靠拢维也纳国际，即使象我设想的那样，这是他当时非常真诚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们硬要迫使他向右转，他在走投无路时就会逐渐走到右派那边去。我在这里不是专指塞拉蒂本人，而是指大批的革命无产者群众，他们将会疏远我们许多年。我甚至要冒昧地向你们指出，这种分裂会在其他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还得承担分裂那里的无产阶级的责任。我不想预测执委会的评价，但我认为，就执委会方面来说，在共产主义派已经同塞拉蒂决裂，而后者仍然表示希望留在共产国际以后，现在应当做出一个新的决定，派一位享有特殊权力的密使——当然，不是德国党的成员——去意大利，在那里立即做出决定，才是明智的。塞拉蒂认为我们由于这次分裂而失去了许多重要的权力中心，这是完全正确的。例如，塞拉蒂指出，在意大利有8000个市镇，其中2500个都有社会党人当市长。塞拉蒂说得对，这个事实意味着有获得武器和进行秘密工作的大好机会。这2500名市长都拥有地方警察权力。这些市长对招募卡宾枪手、储存武器等等，是起决定作用的。我在意大利期间从报上读到的一些报道说明，这些市长都不象迷恋职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市长那样重视自己的职务。法拉纳市市长在要去里窝那出席代表大会时，曾和另一位同志一起在车站被捕，因为他们被怀疑去支持或积极鼓励清除拉法纳几个法西斯分子的活动。这个例子说明塞拉蒂集团完全了解这些机会，并且要利用它们。但是，如果失去这些阵地，就会一事无成。如果在无产阶级的心目中，似乎认为我们应当为这种损失受到责备，那就会使我们遭受巨大的损害。 [1]赫里斯托·卡巴契也夫（ХристоСтефановКабакчиев，1878年1月2日—1940年10月6日），保加利亚共产主义政治家、革命家和历史学家。参加了保加利亚共产党一大的工作，会上通过了他制定的党的纲领宣言。并当选保共在共产国际二大（1920年）上的代表，同年出席了德国独立社民党代表大会和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 [2]尼古拉·彭巴奇（NicolaBombacci，1879年10月24日—1945年4月28日），一战期间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1921年参与创立意大利共产党，二十年代中期被开除出党，三十年代投靠法西斯阵营，1943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RepubblicaSocialeItaliana）后，他当上了墨索里尼的顾问，死心塌地效忠法西斯主义。1945年4月，在逃往瑞士途中被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抓获，并于28日被处决，次日与墨索里尼一起暴尸广场。 [3]安东尼奥·格拉齐亚德伊（AntonioGraziadei，1873年1月5日—1953年2月10日），意大利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4]尼古拉·马尔科维奇·柳巴尔斯基（НиколайМарковичЛюбарский,1887年？月？日—1938年3月11日），化名“卡尔诺”（Carlo），俄罗斯共产主义革命者，苏联外交人员。出生于敖德萨的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他加入了社民工党，1908-1917年流亡欧美。1917年回国进行外交工作。1920年，他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特别代表被派往意大利。之后继续从事外交工作。1937年，被捕并被关押。1938年1月5日被判死刑，3月11日进行。
我的以后的国会活动，莱比锡叛国案及其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我的以后的国会活动，莱比锡叛国案及其他 德意志国会的第一次会议 第一次德意志织工会议 萨克森的其他事项 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 德意志国会的第二次会议 莱比锡叛国案 德意志国会的第一届第三次会议 我的渎君案 德意志国会的第一次会议 一八七一年四月二日，我为行使我们所被赋与的全权前往柏林。国会这一次是三月二十三日特别隆重地由皇帝在全体德意志诸侯和利伯维尔的代表陪同下开幕，在端侯夫广场附近的普鲁士议会大厦开会。 我首先往访我从前寓所的女主人，打听一下我可否仍在她那里居住。她表示，非常抱歉，不可以接待我住宿。当十二月间李卜克内西和我走了以后，警察来到她那里，为了她供给我们住处而大加申斥。在那次会期中秘密警察寸步不离地跟随着我们，好像我们是犯人。波兰人的遭遇也同我们一样。政治警察一旦对政权敌人进行迫害，其特性就是无聊和可恨，总而言之是卑鄙。这个我们后来在德累斯顿充任萨克森的邦议会议员时也领教过了。 当我走进国会时，左翼的座位已满，只有最右边有空位。尽管我不大喜欢与最右翼的那些可敬的先生们做邻居，我还是坐在那里。但是，他们了解我的不幸，并没有使我因为有如扫罗置身于众先知之间而难为情。虽然我这邻居也确实使他们不舒服，他们的举动却十分像绅士。每当左翼反对右翼，我在最右边起而同情左翼时，常常惹得全院哄堂大笑。我是许多假面具中唯一有情感的心胸。 帝国宪法在作了必要的编辑上的修改以后，现在也得到了德意志国会的核准，关于宪法的总辩论已成为文化斗争的辩论。一八七〇年在罗马梵蒂冈的主教会议上教皇永无谬误的宣言唤醒了这些才子，尤其是自由主义者急欲借着文化斗争这面响亮的鼓（文化斗争这个名称是议员维尔周教授创造的），使人们忘记他们所牺牲的公民自由。天主教的政党在温德荷斯特和马林克罗特领导下组成中央党。在文化斗争的战士中奇菲尔（巴登）特别突出，他担任着高级法官的职务。我在四月三日发言时，表示对于辩论所采取的宗教性质深感诧异。我说，看来在新德意志国家中宗教辩论挤掉了其他一切。一个像我这样已与宗教信条断绝关系的人，在这种到现在为止我所出席的两次会议中，除去宗教几乎听不到别的东西，而仍要继续听取这种讨论，是需要一定的克制功夫的。（大笑。）我于是攻击民族自由党人，因为他们的发言人冯·特赖奇克教授曾声称，要求宪法的基本人权，那是属于政治童年的事。我同意他的说法，如果人们在一八四九年要求普鲁士国王接受包含有全部出版自由，全部结社与集会自由，教会与国家分离，保证个人自由和其他好事的宪法，那才真是政治的儿戏。向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人要求这些东西，诚然是幼稚。我然后批评自由党人，他们宁愿放弃一切自由，而不愿同一个被认为革命的政党来往。同时我希望，在十九世纪终了之前我们能实现我们的一切要求。（大骚动。）如这个期间所指出的，这种看法未免很乐观了。 米凯尔继我之后发言，他认为我的党暂时还无危险，他将不同我辩论。但是对那些在他以前发言的先生们（中央党）却不然，他对他们大发雷霆。会议结束时我针对米凯尔作了个人发言。他对我的党有点蔑视的表示。我对这并不以为怪，但是我却愿指明，议员米凯尔（诚然有一个他既不是银行经理也不是市长的时期）曾隶属于他现今所攻击的党，即属于共产党。这个揭露使议会大为惊愕。米凯尔沉默。会后有许多议员到我这里来打听所提出的指责的真实程度！议员米凯尔从那时起对我相当尊敬了。 宪法讨论刚过去，舒尔采—德里奇及其伙伴就来了，建议修改宪法的第三十二章，目的在于实行议员日俸。在讨论宪法时，虽则那是提出这个建议的适当时机，但并未把它提出。我在有关的一次发言中说，只因对社会民主党的恐惧，使那些先生们不敢在国会中实行在其他一切代议制团体中已经实行的日俸。俾斯麦嘲笑建议人。他不愿完全确定，实行日俸后会议的组成是否还是这样。但是他不想作这个尝试，当他怀念起这逗人喜爱的会议而无可奈何时，那他就太痛苦了。（大笑。）无日俸的参议院常欲缩短会期，有日俸的众议院则情况与之相反。 四月二十四日的议程上列有进一步筹款来支付战争所引起的特别费用一案。法国国民议会固然在二月二十六日同意了临时和约，但军费赔偿问题还未确定。在法国的德国大军还需要款项。俾斯麦首先发言，论证提案的必要性。直到现在法国还不能履行其付款义务。诚然可以干涉法国内部事情，但是还不愿这样做，因此希望给法国些时间，由它自行安排。我在俾斯麦之后发言，指出他的解释表明了，他同他的政策已陷于困境。然后我再次陈述我们对于战争问题的立场。如果不坚持吞并土地，则数月前和约即可结成。我们就可以免于损失无数的人员和金钱，德国的处境也将比现在好多了。那时二十亿的价值要超过现在的五十亿。此外，法国的任何政府，不管它是什么名称，决不会忘记阿尔萨斯—洛林的丧失。法国在寻找同盟，俄国将来在这个问题上会改变态度。首相要愚弄俄国，是否能像他愚弄拿破仑那样成功，我很怀疑。（哄堂大笑。）可以断言，我们将来的军事预算一定远高于放弃吞并而与法国作合理的协议的预算。首相在德国的政策同拿破仑在法国的政策一样，是由资产阶级支持的。只有双方的工人拥护和平。人们现在又可以看到，巴黎公社受了那么多的攻击和蔑视，而处事却极有节制。（持久的大笑。）巴黎公社是从三月十八日在巴黎宣布成立的。我并不完全同意巴黎公社所采用的一切办法，但比如说它对待大金融家有节制的态度，或许我们德国在类似的情况下就难以应用。（笑声。）冯·卡尔多尔夫先生针对着我发言，要证明全德意志不掠得领土就不愿和平，我用激烈的辩驳否认这种意见。 在这次国会会议上也讨论了关于伤害赔偿责任的法律草案（雇主责任法草案）。我在第三读时发言并且强调指出，工界人士对于这个法律所抱的希望，曾一度被政府的法律草案打消，后来更被国会的决议打消了。我详细论证了这一点。我特别尖锐地批评了拉斯克尔加到草案中的第四条，根据这条，由保险机关、矿工协会基金、救济基金、医病基金或类似的基金所支付的全部金额，如果企业主支付至少三分之一的保险费，就统统计入赔偿总额里面。企业主既从工人的劳动抽取利润，自应对工人所受的意外伤害单独负起全部赔偿的责任。 最后我要求，在确定赔偿时，由当事人双方聘请专家以陪审员的形式参与，而且雇主与工人的人数要相等。因此，像现在这个草案，我不能赞同。 因为我单独一个人在国会中（施拉普斯严格说来是不能算数的），所以为了出席会议，就不得不比往常更加频繁地来柏林。可是现在我的生意也迫切需要我亲临。这种双重地位使我异常苦恼，这在五月十日给我妻的一封信里表现出来，我写道： “这里的事务是不可言状地讨人厌，我的处境因而极不舒服。我的地位和我必须而且愿意亲临生意场所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是产生你和别人在我身上所觉察到的恶劣情绪的原因。” 那些当时为我在国会中的活动而欢呼的人们，想象不到我的情绪如何。 五月二十五日我又必须开火了。议程上列着关于阿尔萨斯—洛林与帝国合并的法律草案；同时还要先把阿尔萨斯—洛林的专制制度维持到一八七三年一月一日再说。我又追述一下战争的过程和普鲁士国王所作关于战争是防御战争的保证。吞并领土是和这个保证不相容的。吞并领土只意味着扩张霍亨索伦家族的权力。阿尔萨斯—洛林只会按照皇帝的意思来治理。至于专制意味着什么，我们在汉诺威被吞并后的期间，如我所举例证明的，已经尝到了。人们在这里谈到了法国的省长制度，据说阿尔萨斯—洛林将从这个制度中解放出来；但是普鲁士的行政区长官制度丝毫不比它好，反而比它更坏。不久以前，索林根有一个人当选为市长而未被批准，原因是他作为官员竟连公文摘由都搞不好。（大笑。）首相最近在一次我所没有参加的会议上谈到，必须把普鲁士的城市自由给与阿尔萨斯—洛林。是啊，他甚至还说，巴黎公社的努力基本上将达到在巴黎实施普鲁士城市规则的结果。但是为此斗争，却不值得，因为这不值一粒子弹的代价。如果首相说的对，我却无法了解，他何以能够接受五月十日在法兰克福双方所同意的和约里的规定，即把被俘军队供给法国政府来推翻巴黎公社。他还在同一和约里规定，在巴黎公社垮台后三十天，法国应支付第一期的五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可是他却以如何奇怪的方式对待这些在巴黎争取普鲁士城市规则的战士。但是，如果德国方面这样对公社作斗争，那么，我这方面要声明，全欧洲的无产阶级却是满怀热望地仰望着巴黎。巴黎的斗争只是个小小的前哨战，过不了几十年，巴黎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对宫殿作战，对茅屋和平，消灭困苦与懒惰”，就会成为全欧洲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我结束发言时说出我的希望，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应了解他们的自由使命，即同我们一起在德国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借使欧洲人民终于有一天获得完全自治权。但是这只有在欧洲各族人民认识到共和国体是它们的奋斗目标时，才能达到目的。（骚动。） 一八七八年秋天，在反社会党人法的讨论会上，俾斯麦侯爵说，就是我的这一篇演说使他眼见社会主义的危险性。但是关于这个，在我作这个发言的那一天，一点也觉察不出来。俾斯麦侯爵紧接着我讲话，开始时说：您们不要害怕，以为我是来答复上一位发言人的；您们大家和我有共同的感觉，他的发言在这个会场上是无需答复的。（同意。）这就是他对我所说的一切。就是随后的一些发言人也对我十分宽大，几乎全没有提到我。因此，在外面新闻界中，对我攻击得更加激烈。于是李卜克内西在《人民国家报》上断然声明说：“倍倍尔所说的东西，是他所必须说的；为巴黎公社辩护是他的责任！”在对我的怒号中间，《柏林交易所报》上刊出一篇以完全不同的很不伤人的声调说的星期日闲话。这显然是当时任《柏林黄蜂》报编辑的斯台登海姆写的。我在“柏林新闻界”协会中认识他，我曾应罗伯特·施维舍尔的邀请往那里去过几次。这协会也就是斯台登海姆在那篇闲话中所说的那个协会。其中与我有关的部分是： “柏林是安静的！ 人们有时听到的枪声，并不意味着处决叛徒，而是台盖尔区进行炮兵演习的声音，遮天的烟雾，不是火烧皇宫的浓烟，而是由我们可爱城市的各个角落升起的、把鸽子、麻雀和其他鸟类从空气里清除出去的各种灰尘的集结。 我们极其匆忙地把这个得自最可靠方面的消息发表出来，借以安慰柏林很多人的恐惧情绪…… ……在《十字报》上竟钻出来一位八个男孩子的母亲，她要求柏林所有的母亲起来请求皇帝为了预防一个像巴黎那样可怕的刑庭，让人把柏林所有一切能够危害我们儿童的道德的机关、建筑、绘画、书籍等等全都加以破坏和毁灭…… ……倍倍尔的演词起了这样的作用！ 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来平息由一位八个男孩子的母亲投向《十字报》广告栏的幻想所激起的浪潮。 倍倍尔的演词诚然有点激烈。它与普通的宴会讲话有所不同，它的恫吓和观点使胆小的人战战兢兢。‘对宫殿作战！’听起来是有些不平常。大家知道，听到这样一个号召，特别使没有宫殿而租屋居住的人感到烦躁。柏林住在宫殿的人惯于信赖他的看门人，遇有可疑的人来访，他就与他扭打，直到警察前来把歹人带往岗亭为止。 倍倍尔高呼：对宫殿作战！他诚然又加上一句：对茅屋和平！但这还不能安慰一位有八个男孩子的母亲的流血的心……对茅屋和平！这是什么意思？ 最重要的是，茅屋已经完全没有了。人们只建筑三四层的楼房。在柏林哪里有茅屋？茅屋和平已没有多大用处，而且倍倍尔可以许下这种和平，就像他可以对所有穿草鞋的人许下免税一样。免税固然不坏，但是今天谁还穿草鞋呢？ 中午倍倍尔作了他那个火炬报告，晚上我们又在一个协会中遇见他。 这个协会并不搞政治，而是搞其他蠢事的。人们用闲谈和啤酒来消磨时光。 人们想象一个鲜红头发、雄赳赳鼻子的大力士——但这不是倍倍尔！ 倍倍尔是个仪表秀丽的人，从漂亮面孔上，一双必已获得了许多妇女心的眼睛炯炯发光。但倍倍尔不是个登徒子。他诚实，甚至拘谨，绝不风流，主要是谦虚。我们会发现，他把火柴匣推得远远的，显然他讨厌硫磺气。 现在我们问每个母亲——并非每个有八个男孩子的母亲——，我们问柏林的每个单身汉、已订婚的、做父亲的、做祖父的：人们根据倍倍尔的言论把他当作烧毁德意志的房屋和建筑物的魔王，看来他的外貌与他的言论一样吗？我们敬倍倍尔一支雪茄烟。 我不会吸烟！倍倍尔文雅地辞谢说。 我们还应该引用点什么来安慰首都居民吗？倍倍尔不吸烟。倍倍尔连一支雪茄烟都不点——他会放火烧宫殿吗？ 可惜我们忘记问问他，他在晚上点的是油类还是煤气。我们确信，倍倍尔家中没有煤油。那么，这样一个人会——？ 不会！倍倍尔的灵魂中没有煤油！ 我们还过多把他纠缠在关于他绝不全知道的柏林宫殿和同类建筑物的谈话里，我们为了慎重起见指出，柏林宫殿实在不多，所以完全不值得对它作战。倍倍尔显然没有想到，我们会对他的话这样说，‘对宫殿作战’这句话无疑地他只是脱口说出。‘至于柏林的茅屋’，我们继续说，‘首先要提到碎冰装置，其他一切茅屋都不及这个很不美的建筑物。即使这个碎冰装置消灭了，柏林也不至于惊惶失措。’倍倍尔恭恭敬敬地听着，但他很难了解我们的暗示，我们是说，‘对茅屋作战’到最后仅只限于一个比任何其他破坏都更受我们欢迎的破坏，这他似乎也认为我们是正确的，因为他和其他任何世人一样不喜爱碎冰装置。 于是我们就这样把倍倍尔和他的言论分开了。在我们的国会里所谈论的东西，有许多阅读起来要比单想付诸实施好些或可怕些。请我们敬仰的读者回忆一下齐格勒议员的惊人语：‘文化部长必须革职！’冯·穆勒先生就坐在一旁，耸了耸肩膀。他今天仍然端坐在‘席位上’。 倍倍尔是宫殿问题上的齐格勒！ 齐格勒是文化部长问题上的倍倍尔！” 这里我所引的有关巴黎公社的言论，将为大部分读者所不了解。其中一部分人根本不知道巴黎公社是什么东西，另一部分因读过了反对公社的东西而有成见，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人知道巴黎公社的历史。但是我们对它的态度，在斗争中，特别是在七十和八十年代的竞选中很是重要。甚至在九十年代，我还须在国会中为我们对公社的态度作辩护。 一八七六年三月，我在莱比锡同莱比锡民族自由党的主要鼓动者布伦诺·斯巴利希有一次大辩论，在辩论中我重提相当的章句，并把当时我关于巴黎公社的言论付印。 ※※※ 国会在一八七一年五月将终时闭幕。回家后结识了约翰·莫斯特，他是在大赦后被驱出奥地利而来到莱比锡的。他被释后，他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是人所熟知的。他的父亲，我若没有弄错，是奥格斯堡的教会慈善团体的职员。这位父亲会企图使儿子改“邪”归正。 莫斯特在一八七一年一月十三日给父亲的复信中说： “我向您保证：如果您给我一个月薪一千古尔盾的位置，而要我为一个同我思想敌对的政党服务，另一方面，如果我的党内同志只拿给我干面包，我将不加思索地伸手要干面包。” 这封信表现了莫斯特性格的优点。他所写的是他的真诚信念，因为他的天性原来是很好的。如果说他后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越来越走入歧途，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和直接行动的代表，这个一贯刻苦节欲的模范人物，最后竟在美国落得醉鬼的下场，这个恶劣的发展应归咎于把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逐出境外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如果莫斯特能留在那些懂得如何领导他和如何控制他的热情的人物影响之下，则党就能保住这个最热诚、最乐于牺牲和永不疲倦的战士。他后来做自己创办的《自由》报（起初在伦敦，以后在纽约出版）的编辑，常常对我猛烈攻击。他对付伊格纳茨·奥艾尔和李卜克内西比对我更为凶狠。虽然如此，我对于这样一个秉赋独厚而竟堕落得如此悲惨的人，深感遗憾。 莫斯特到莱比锡几天后又被驱逐出境。他去到开姆尼茨，在那里担任《开姆尼茨自由报》的编辑，并领导一八七一年仲夏所发生的五金工人大罢工。 ※※※ 党不久就从战争时期的影响下恢复过来。现在开始的辉煌的工业繁荣时期有利于这种运动。德意志问题达到了一个结束，它虽然不能使我们满意，一时却也没有更改的希望，它消除了迄今争执不休的工人党派间的各种分歧之点。战场更加明显和简单化了。爱森纳赫党（这是我们党的简称）不久就出版了一批党的机关报。除了克里米朝和开姆尼茨的报刊以外，在不伦瑞克也由不知疲倦和一贯不怕牺牲的白拉克创办了《人民之友》并设立了一个自己的印刷所，此外在汉堡—阿尔托那、德累斯顿、纽伦堡、侯夫，后来在慕尼黑和美因茨也是如此。相反地，奥格斯堡的《无产者》报在六月中旬停刊了。 第一次德意志织工会议 德法战后开始的繁荣时期，鼓舞着工界人士创立新的和扩充旧有的工会组织。在特别受压迫的织工群众中也感觉到同样的需要。我的选区发起了一个德意志织工会议，定于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在格劳绍开会。出席的有受八十五个地方的一百三十四个单位委托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一百四十七人。代表中也有当时隶属于全德工人联合会、后来充当国会议员的哈尔姆（爱北斐特）。莫特勒有紧急事务走了，我代替他作三个问题的报告：1．为什么织布业的工资这样低？2．如何才能提高？3．如何才能得到与目前环境相称的工资？在演讲中间，我指出，吞并阿尔萨斯—洛林以后，它的高度发展的棉纺织业将与德意志的同一工业部门展开有力的竞争，也将毫无疑问地对德国迄今的生产方式（非常普通的家庭织布业）起一种革命作用。出席旁听的格劳绍商人当时是通过他们的经理人使家庭纺织布业为其工作，听到这个议论都摇摇头。但是当我受长期监禁之后，一八七五年回到我的选区时，各方面都证实了我的议论是正确的。我的选区中的城市景象也使我确信我的正确，那些城市的工厂在几年间雨后春笋似地生长起来。我提议同阿尔萨斯—洛林的织工进行联系。我还提出一个议决案，即要求禁止工厂中的童工和以法令实行十小时的标准工作日制，都被一致通过了。此外，还议决要求取消星期天工作，只有两票反对。另一个由我提出的在激烈辩论后也通过了的议案，是有关罢工方面的，其中说道： “全德织工会议向所有的同业建议，在组织罢工时要特别慎重，如果没有充分的财力和支持来确实保证胜利，就绝不要举行罢工。” 关于仲裁机构，我提出了以下的决议： “第一届全德织工会议认为宜组织仲裁机构，由工人和雇主以相等的比数来组成，以便由和平途径解决有造成罢工之势的分歧。” 最后成立一个五人委员会（地点在格劳绍），掌握同业的鼓动和组织事宜，并按期发行载有同业通告的传单。在柏林举行了第二个织工会议，也同样发行一批传单，但是以后这运动又瓦解了。 萨克森的其他事项 一八七一年六月十四日，我们在莱比锡召开民众大会，议程是：“高额的地方税和市政”。自从一八四八年以来，莱比锡历次参加大会的人从没有像这次这样踊跃。这真是向大会会场来的“民族大迁移”，会场虽能容五千人左右，却还容不下这次参加者的三分之一。大会是为了答复莱比锡报界对我们的党，特别是对我个人在国会中的行动的猛烈攻击举行的。我严厉批评了市政机关。我所提出的议案指责了捐税制度为富人的利益而给平民加上无理的负担，此外，议案还指责了地方税的主要为有产阶级谋利益的用途，因为只有通过现有的阶级选举法才可能有这种管理方式，所以要求实施普遍、平等、不记名和直接的选举法。大会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通过，只有三票反对。自由主义的报界咆哮起来。 现在在萨克森也开始了迫害时期。当希尔施接管《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时，瓦尔特希作希尔施的代理人参加《克里米朝市民和农民之友》报，七月间他以报刊犯了亵渎皇帝罪而被判监禁三个月。此后不久，卡尔·希尔施也因同样罪名被监禁四个月。 八月三日，检察官宣布李卜克内西、赫普纳和我被控图谋叛国，此外还控诉李卜克内西有亵渎皇帝罪。九月二十七日，法庭决定接受检察官的建议。十一月十日，我们为这向德累斯顿上诉法庭所提出的撤销控诉被驳回了。 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 大会在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举行。出席代表五十六人，代表七十五个地区的六千二百二十个党员。我担任第一主席，白拉克担任第二主席。议程富有兴趣，讨论得很热烈。在开幕词中我满意地说，在一个对社会民主党迫害最烈的邦的首都举行会议，对会议不会有损害。当时由伯恩施坦主编的《柏林人民报》对党特别仇视，它抱怨莱比锡的预审官没有做他所不能做的事，即禁止我们（李卜克内西、赫普纳和我）出席会议。约尔克作有关法定的标准工作日的报告。他的演讲很好，并提出一个要求法定标准工作日最多不能超过十小时的议案。我作关于邦议会选举和区选举实施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选举法的报告，白拉克作关于新的雇主责任法的报告。他建议一个决议案，国会如果以非常令人不满的方式制定法律，就要受到谴责。莫斯特代替临时不能出席的李卜克内西作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态度的报告。讨论这个问题时，引起了激烈的争吵。在场监视的警官以上级机关的名义要求我通知演讲人，他应避免任何牵扯到巴黎公社的东西。我拒绝了。这个偶然事件却为莫斯特帮了忙。他的讲话固然短，但因而更为尖锐。他说，有人打算给他套上一个道德的口罩。全世界，甚至中国人也加以争辩的事物，竟有人要禁止我们讨论。加之由于我们的态度，我们不断成为最猛烈攻击和最卑鄙诬蔑的对象。在被各方面这样用粪土玷污我们、用石头打击我们之后，还要禁止我们解释我们的立场。（暴风雨般的掌声。）警官企图辩明，他的禁令只就谈论巴黎公而言。但是我们所关心之点，正是要说明我们对于巴黎公社的立场。 在莫斯特之后由我发言。我觉得，官厅干涉我们的讨论并设法影响我们的讨论的方式，是与一个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不相称的。（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我不明白，对巴黎公社发表评论会是非法的。同时，一切与会者全知道，我们对公社抱什么态度。可惜我们在官厅的措施面前无能为力，我们只能对它抗议。我提议，因为我们不值得在加到我们身上的限制之下进行讨论，所以报告人不必讲话，我们对当前的议案不加讨论就付表决。时代的一个悲惨标志是，现在在有关公社的正式文件发表出来并且确定数月以来反对公社的言论是谎言、诽谤、胡说以后（暴风雨般的掌声），仍要禁止我们宣布这种斗争方式的罪状。 莫斯特声明，因为时代已大有进展，他对于我的建议更加同意了。他认为，当他作如下声明大家一定会同意他的，即：如果反动势力在国际上联合起来，那么革命当然也必须在国际上联合起来。（暴风雨般的掌声。）他结尾说： “请看从东方到西方， 火焰熊熊好明亮； 我们坚持忠诚、我们坚持不变， 因为我们旗帜是红的！” 随着他的演说响起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我把决议付表决，决议说： “代表大会声明，完全同意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去年有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态度。代表大会特别赞成通过《人民国家报》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国际工人协会保持精神上的联系。” 决议一致通过。代表大会然后讨论党的内部事件：临时党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报告，修改党章的建议等等。关于《人民国家报》的报告是，它拥有四千零二十个订户并负有一千六百七十五塔勒的债务。这里应该注意，在具有最好的党组织的地区创设地方报纸必然是非常有碍于《人民国家报》的销路的。根据这个观点看来，报纸的情况是可喜的。亨利希·邵乌原住在斯图加特，后来被驱逐出符腾堡邦，他严厉斥责我们符腾堡的党员同志同人民党眉来眼去，这是我党在那里国会选举失败的原因，并且总的来说，促进党内的混乱。容斯多夫的党员的一个建议被接受，建议说：“国会选举时只支持本党的党员并酌量支持其他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候选人。”然后根据麦茨诺和约瑟维茨的建议，以不辩论而在原位起立来表示对巴黎公的承认。最后讨论怎样能最有效地在乡村劳动者中间进行鼓动和组织的问题。根据我的建议，代表大会决议遵照萨克森只需有限保证即可设立的合作社条例在莱比锡设立一个印刷合作社。党常务委员会的地点是汉堡，监察委员会的地点是柏林，下次代表大会地点在美因茨。在向会议办公室和德累斯顿地方委员会致谢以后，这个以极满意的方式进行的代表大会结束了。 在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后不久，又在莱比锡、开姆尼茨等地举行第一次妇女大会，并在开姆尼茨成立第一个妇女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也在柏林向同一方向进行。 德意志国会的第二次会议 会议在一八七一年十月间召开。月底，在议程上列有一八七二年度财政预算案的第一读。当时的财政预算年度是由一月一日开始。议员拉斯克尔和李希特尔都比我先发言。我驳斥了他俩的言论。拉斯克尔议员有一次曾反对我说，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不一定是反动的。可是这一点在德国即可证明，哪里的政府是强有力的，国会就软弱无力。国会中的一切决议，凡是不合首相意思的，不管理由如何充足，都被丢到字纸篓里。李希特尔议员的要求自然也不例外，他要求法国一把最后五亿军事赔款付清，就立刻取消盐税。根据和约，这要两年才能实现。但在这期间，首相又要重新拖延谈判，于是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战争（事实上我们在一八七五年就接近面临一个这样的战争）。盐税并没有取消，不仅现在，而且在两年内都没有取消。所希望的减少军事预算也未实现。拉斯克尔议员错误地斥责格莱尔议员，说他误认为人民会相信帝国成立后将减轻军事负担。这种信念确实存在，而它的代表就是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没有这种信念。资本主义日益发展所造成的阶级对立日益加深，已足以阻碍常备军的缩减，关于这一点就是拉斯克尔议员的发言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常备军总可以认为是现有秩序的支柱，则是错误的。法国也曾有一支大军，但不能阻止巴黎公社的产生。此外，无产者增加得比常备军快得多，而且随着常备军的增加，军队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也就增加，因为工业的无产者在军队中的比数越来越大。虽然如此，自由主义者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军队上，凡是为军队而提出的要求都同意。 十一月八日讨论毕星的建议的第三读，他要求在每个联邦国中必须成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议会。这个提案在第二读中通过了。我对此声明说，我今天要同保守党和中央党一起反对这提案，甘冒又被说是黑红联盟的危险。以前我们曾表示反对联邦扩大权限，是希望在中、小邦中能活动得较为自由些。这是个错误，例如在萨克森，人们反对我们的作为是难以复加了。因此，如果首相想囊括所有的中、小各邦，我们也不反对，如果不是这样，以后我们还要对付其中一个邦。（笑声。）我所以反对这提案，是因为它内容空虚。什么叫做在每个联盟国中必须成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议会？由什么选举？大概是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吧？说现今各邦的议会是国民代表议会，就是欺骗。（大笑和巨大骚动。） 有人说，首相自从一八六六年以来更加遵守宪法了。这是错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由主义政党更加顺从了。（巨大骚动。）人们制定了一种不能更反动的帝国宪法。（大笑。）这是伪立宪主义，赤裸裸的独裁主义。议长辛森早已冒起火来，打断我的话并且威胁说，如果我仍这样讲下去他就要求议院授权来阻止我继续发。（热烈的赞成。）根据会章，他对此是毫无权利的。因此，我抗议他的威胁，并继续发言说，如果梅克林堡的宪法也是同样的坏……议长再一次打断发言。他说他把言论自由的限制放宽了，但是像我这样的演说来反对我们生活所依据的宪法，则超越了一切限度。他又一次以禁止发言来威胁我。我重又抗议，并且引证说，反对派（辛森当时也在内）在普鲁士冲突时期的讲话要比我今天的尖锐得多。议长答复说，那时如何，与他无关，而今天准许讲什么，则由他决定。 我再次抗议。我接着描述伪立宪主义的欺骗性，这样一种宪法有什么价值？我不愿在许许多多抵不得书写用纸的价值的德国宪法以外再加上一个新宪法。 议长又激动起来。这种描述是否也指帝国宪法而言？我没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声明，我对帝国宪法诚然也是如此理解的。（巨大骚动。）于是议长请议会授权给他，来制止我发言。多数赞同了。 在我以后由国会的保姆拉斯克尔议员发言。据他说，我们在国会中和在帝国中享有可想象的最大限度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他说，这一切我们还觉得不够，我们要想用粗野的暴力贯彻一切，而使自己超出法律之外。（我大声打断发言，议长警告我守秩序。）我只是不相信，人们养着四十万人的军队为的是反抗我的努力。公民们会自己来处理这个问题。他在这里还说，公民们会用棍子打死我们的。后来他在速记本上把这句话划掉了。他又说，德国公民比法国公民还要勇敢得多，说我是一个幻想家，相信我们能够达到目的。 会议结束时我作了个人讲话，指出议长没有斥责那说我是个幻想家的侮辱。我相信，拉斯克尔议员比我更是幻想家。我也没有自夸，说德意志人民站在我们这方面。我知道，我们还是微小的少数，如果人民站在我们这边，拉斯克尔议员和他的朋友就不会坐在这会场里了。（大笑。）此外，拉斯克尔议员竟敢对我的党进行诬蔑。至于他关于公社所说的话，我下次再来批驳。维格尔斯议员也驳斥我，说我在拒绝他们建议的发言中表示赞成梅克林堡的现状。我回答说，那可能是个误解，他并没有听到我赞成把梅克林堡并给普鲁士，如果这样，倒帮助了他和他的梅克林堡的同党。（笑声。） 次日在进入议程之前，我发言声明。声明说昨天议会应议长的要求，以秩序为借口阻止我发言。但是议会本身却因此极其严重地破坏了秩序。我根据议事规程的条文来证明这一点。议长只能在向我明显地召呼两次遵守秩序以后才能阻止我发言。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议长未经召呼遵守秩序就打断我的发言。他必须清清楚楚对我说：我要您遵守秩序！因为议长没有注意到现行规则，所以议会的决议也是完全不合理的，因而是无效的。 我的抗议使议长感到不安，他明明知道他和议会错待了我。他现在把问题归在一点，即在他喊遵守秩序时是否必须使用“我警告发言人遵守秩序”这个公式。他认为不必，如果我另有看法，他就要把这件事移交议事规程委员会。 于是我声明，对于议长和议会的措施我必须保持我的意见。根本没有喊守秩序，因为仅仅由议长打断发言，决不能当作呼喊遵守秩序。他可以把问题移交议事规程委员会。辛森声明准备这样做。 这件事引起很大的震惊，几乎全体新闻界都站在我这方面。议长和国会是错待了我。国会神经不安，失去了判断事实的能力，只要我一讲话，一家自由主义报纸马上予以发表。《爱北斐特报》在前几天就写道，德意志人民的代表团体尽管有一切优点，却也有缺点，即太不能容忍它血管里点滴异己的血液。人们应该用最严格的法律限制来阻止个别国会议员的叫嚣狂，但是不应丝毫超越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但是在星期三，这个法律惯例毫无疑问被议长和议会自己破坏了，今天拉斯克尔也是错误的。 后来当十一月八日会议的速记报道提出的时候，我再次在进入议程之前发言。按那次会议的速记报道，拉斯克尔议员想要说，公正和有产的公民要用自己的力量把他们（我们）打倒。这句话是捏造的；他原来说的是：用棍子把他们打死。他（拉斯克尔）固然是谨防不要带一根棍子来领导公正的公民，但是就他来说，他的话正是有趣得很，他当着我总是，而且在上述会议上又是装作礼貌和道德的代表，而且以文明的名义来说话反对我。因为副议长霍亨卢恩-谢林侯爵（后来的首相）打断我的话，不许我继续讲下去，我又同他冲突起来。 随后拉斯克尔发言，以充满义愤的演说把我形容成万恶之首，但附加说，他原想使他的话语缓和。我回答说，问题并不在于他（拉斯克尔）要想说什么，而在于他说过了些什么，这无论如何必须记入速记报道中。然后我转过来反对他又谈到公社的话。我为公社辩护，并且指出，现在自由主义的报界本身也不得不把以前归罪于公社的一系列所谓恶行，加以更正。议会又激动起来，有人打断我的发言，并且用最强烈的词句辱骂我，而议长却连一个字的谴责也没有。 十一月二十二日，这个伟大的日子是要解决议长和我之间所争执的问题的一天。议事规程委员会很轻易地完成了它的任务。议长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他在喊遵守秩序时是否必须说：“我警告发言人遵守秩序。”议长原想也使我上这个公式的圈套，他要我在他所提的建议上连署。我拒绝署名。这种问题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委员会的回答也同样不对，因为议长本来不必一定按上述格式来叫发言人遵守秩序。进步党党员克劳茨（柏林）是委员会的报告人。中央党议员格莱尔（巴骚）首先发言反对委员会那种根本错误的态度，并且站在我这方面。继他之后是萨克森的总检察官冯·施瓦采博士为委员会的决议作辩护。随后我发言。我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委员会的决议。我原没有主张议长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用“我警告发言人遵守秩序！”这句话来喊守秩序。他也可以说：“我不得不警告某某议员遵守秩序！”并且还有许多这类的形式。决定性的是使发言人和议会知道，发出了遵守秩序的呼喊。对我却没有这样做。接着我引证一八六六年二月十日辛森的讲词。他当时说，言论自由会被滥用而且常被滥用，我们中间能够免于这种指责的大概还不多——怎样改变这种情况呢？尼布尔不是说过：凡是不能滥加利用的东西，就是没用的东西这句真理吗？辛森在那个演讲中也控诉政府说：政府对一切稍像自由的东西完全不能容忍；有自由的报界，它就不能统治；不能操纵法院的组织，它就不能统治，从而损害司法在国内的威信；不能左右选举，它就不能治，而选举结果却会与人民的信仰相反；它不能用自由的地方自治来统治；最后，它也不能同一个以第八十四条实行言论自由的议会来统治！ 我质问，议长如何能使他对我的态度与一八六六年二月十日他的演说相协调。俾斯麦有一次曾说过：“必须通过议会制度来弄死议会制度。”议会以它对我的态度很好地证实了这句话。继我之后是外交家温德荷斯特发言，他说的还是他那出名的在鸡蛋中间跳舞的一套。议事规程据说是不够清楚的；最后他提议把该案交还委员会把有关的条文加以修订。他结尾说：“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辛孙，也不赞成或反对倍倍尔。”还有进步党的发言人霍维尔贝克男爵和弗兰茨·邓克尔也是不热不冷的。董克尔赞成温德荷斯特的建议，霍维尔贝克则相反；他认为除了掷石块打我以外，别无更好办法。温德荷斯特的建议最后通过了。老齐格勒对于国会特别是对于他的党所演的这一幕戏非常愤怒。决议刚一通过，齐格勒就气得发抖地走向我的座位来，说道：“您听着，倍倍尔，我们全都是混……，您如果取得大权，您就把我们全吊死在街灯架上！”我带笑答应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奉行他的亲切的建议。辛孙认为议会的这次决议等于投不信任票。他辞职，自然又当选了。 这个事件以及我在最近三次会议中的态度使我在工人和民主的资产阶级中的声望大增。当时还有拥护民主的资产阶级分子。例如在柏林就有相当多的以约翰·雅可比为理想的富裕资产者同情我们。他们团结在基多·威斯的周围。威斯是主要由他领导的《未来》报的主编。这个报是一个民主主义的大报，一八六七年由豪富的雅可比派（这是我们对雅可比的特别信徒的称呼）创办的，但因费用过大，不得不在一八七一年春季停刊。属于这一派的还有大洗染厂的创始人W.斯宾德勒的儿子威廉·斯宾德勒、范·德·赖顿、G.弗里特兰德博士、毛尔顿·莱维、迈尔施太因博士、包斯、斯台法尼博士（后来充当《福斯报》主编）等。还有我通过罗伯特·施维舍尔认识的当时还很年轻的弗兰茨·梅林，也属于这班人。李卜克内西和我星期天如果住在柏林，就照例在一家酒店里会到许多上述的人们，其中也常见的有保尔·辛格尔。大家彼此默契地喝所谓库彻的一种廉价摩塞耳酒，每杯五十分尼。随后也常到啤酒店去。我的酒量始终是最小的，但是施维舍尔、李卜克内西、基多·威斯、梅林都是海量。我们会有好多次喝到太阳已在天上大放光明才回家去。 我的威望的一个后果是使我受到敬重和招待，常常被邀请到熟人家中进盛大的午餐或晚餐。但是我不甚喜好这种宴会，总是尽可能避开。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写信给我妻说： “我把今天这个星期日所有的邀请都谢绝了，我向各方声明，我已有约在先，但这不是实话。人能有几小时再做一个自在的人，就是快乐的了……此外，我希望能够早日离开此地，我对于这里的生活十分厌倦，我渴念着你们和我的家庭……如果认为人的幸福在于吃喝，那我在这里必是很幸福的了，但我并不幸福。”—— 国会中的事件在新闻界掀起了更长时间的浪潮。《奥格斯堡总汇报》发表了一篇会议概述，其中谈到我对毕星建议的立场，非常善意地说道： “倍倍尔又一次证明了他那辉煌的演说天才，从而证明了他是个完人。因为知道的人还不多，所以值得特别提出，这个莱比锡的年轻的旋工师傅，虽则他是完全孤立的，而且他那偏激的见解受到差不多一致的指责和惋惜，却在国会中赢得了完全特殊的地位，并且在多数派中，特别在极端保守派中间赢得尊敬的赞扬，他并且利用在柏林的余暇在一个同行的手艺工人那里工作，借以维持家庭生计，因而声誉更高，拉斯克尔部分无理的攻击，不能加以损害。倍倍尔同时是一个天缘凑巧的实例。如果他在童年不是过于孱弱，那么，他这个普鲁士下士的儿子一定会在军事孤儿院中教养成人，而且可以预料，现在已成为严守纪律的卫士长了。但是他那时在维茨拉受到温克勒慈善机关的教养，而且他那固有的天资和自己的勤奋，使他成为一个人数虽少而不无危险性的人民党的领袖和德意志议会中卓越的演说家。” 报道人说我在柏林的一个同行的手艺工人那里为我的家庭生计而工作，这自然是一个传说。这毕竟是件不可能的事。但是这个传说开了例；许多年以后我在一本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书中又看到了这个传说。历史常常就是这样造成的。我后来还得到类似的证据。 ※※※ 这个时期党内的发展是完全符合愿望的。已经大力开始对党进行的迫害，无损于党而且对它有益。每当一个人在斗争中被摧残，就另有三个来补他的缺。有一件事可算得那时的奇事，莱比锡的市政府驱逐莫斯特出境，因为理由不充足，莱比锡警察局把驱逐令撤销。在我在柏林期间所召开的各次集会上，照例有一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鼓动者来围攻我，这对我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之间的关系，尽管施韦泽辞去主席职务而由哈森克莱维尔继任，也并未改善。尤其哈森克莱维尔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出了一种极其粗暴的声调。十一月间，当我在制革工人罢工协会发表演说时（在这里我初次认识伊格纳茨·奥艾尔），有整整一队发言人在哈赛尔曼领导下和我对抗，想在道德方面把我打垮。这个尝试给他们造成恶果。会议结束后，当我同我的许多敌人在私人谈话中责备他们的阴险斗争方式的时候，其中二人，齐娄夫斯基和菲茵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您必须同我们斗争；因为如果社会民主党今天统一了，政府明天就会用所有的权力来加以干涉，而把党镇压下去！这两个是预知凶兆的人，因为后来统一实现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差不多就像他们所说的这样。哈森克莱维尔初任主席时也喜欢施韦泽的作风。因此，他在阿尔托那也乘坐两匹白马驾着的大马车游行。但是他不久就感到，他不是施韦泽，不适于扮演这样的角色。 十二月间，警察局长吕得尔借口莱比锡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协会违背联合禁令而予以解散。在其他地方也有仿效这个禁令的。这时我们纽伦堡的党员同志在安敦·梅明格的领导下发出援助那住在纽伦堡附近、生活极为困难的哲学家费尔巴哈的号召。由于地方上的争端他住在纽伦堡不可能了，梅明格后来就完全右倾了；他成为巴伐利亚农民同盟的领袖和农民同盟在新闻界及巴伐利亚邦议会中最狂热和最干练的代表之一。—— 萨克森警察和法院的迫害随着德意志帝国的成立而空前加剧，却在党内引起极好的情绪。一八七二年一月九日，我们在开姆尼茨举行全邦集会，出席代表一百二十人。全邦的每个区域都有代表参加。我担任主席，莫斯特任秘书。决议是，力求彻底改革结社和集会法律；应为邦议会选举和区选举要求普遍、平等、直接和名选举权；贫民救济应由国家法令来规定，其费用通过累进的所得税来筹措。向受处分的协会和职工会建议，把申诉一直进行到最后的法院，如果这样没有效果，就成立地方协会。此外，要求撤销差役制度，并建议那些已经失去宗教信念的党员同志退出地方教会。—— 一八七二年二月一日，瓦尔希被关入胡伯图斯堡的要塞监禁以后卡尔·希尔施也被监禁了。同时，其他监狱却也住满了被判罪的社会民主党人。个别同志还遭到极重的狱刑。 莱比锡叛国案 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柏林王宫的所谓白厅举行的第一届德意志国会的开幕典礼上，俾斯麦侯爵走向冯·施瓦采议员说道：“现在，检察长先生，控诉倍倍尔及其伙伴的案子怎么样了？”对方耸一耸肩回答说：“什么也没有！”于是俾斯麦不高兴地说：“那么就不该把这些人关起来；现在诉讼的仇恨要落在我们身上了。”萨克森财政部长冯·弗里森刚听了俾斯麦同施瓦釆的谈话，就走向莱比锡地方代表——议员比恩包姆教授说道：“这里我们的施瓦采做了一件大蠢事！” 不过冯·施瓦采先生并没有做蠢事，他只是以法学家身份，对案件内容详细了解以后说了所必须说的话。施瓦采同审问我们的法官一样，认为无法判罪，而俾斯麦完全忘记了，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十七日逮捕我们，并不是因为有了据说我们图谋叛国的任何证据，而是因为想利用在不伦瑞克委员会中查到我们的信件这一事实而把我们关进牢里。甚至有人告诉我们说，俾斯麦亲自在总司令部发出逮捕我们的指示。 莱比锡刑事陪审法庭被指定在春季开庭期间给我们判决。审讯于三月十一日（星期一）开始。莱比锡群情非常激昂。官方人士估计会发生暴动。因此我们在三月六日和九日的《人民国家报》的报头上发表下列的要求： “同志们！ 您们知道，由三月十一日（星期一）起，刑事陪审法庭开始对我们进行叛国案审讯。您们之中大概有许多人要想参加旁听。因此我们向您们恳切要求，既不要表示拥护，也不要表示反对来打断审讯。不管那里发生什么事，您们都要保持安静。我们的敌人可能用恶毒的挑衅文字或者通过雇佣的代理人设法来刺激您们，您们要粉碎这些阴谋诡计。将来的清算是免不了的。 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赫普纳。 莱比锡，一八七二年三月三日。” 这个劝告并不多余。因为害怕对我们的判决会失败，所以布罗克好斯的《德意志总汇报》、《莱比锡日报》和由汉斯·布鲁姆博士所编的《边境使者》报把送给陪审员煽动性文章而使他们反对我们这件事当作最重要的任务。并且还亲自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去影响他们。 我不想叙述这个案件的十四天审讯过程的详细情节。控诉的材料包括我们在协会、集会中的全部鼓动活动、文章和小册子以及在不伦瑞克委员会被没收的一批信件。此外，凡是过去德文版的社会主义小册子等著作，即使我们对它的出版和推销毫无关系，例如《共产党宣言》，几乎也全都算在我们的账上。还有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卡尔·汉森的一本名为《一个欧洲士兵写给他的伙伴》的小册子，虽然我们在审讯前丝毫不知有这本小册子，却也算作起诉材料。这小册子在党委员会的档案中找到了一本。因此，起诉材料在数量方面应有尽有，但在质量方面，像我们在审讯期间所再提出的，却是越来越糟了。 我们在国会中的发言，根据宪法是不能提起控诉的，但是莱比锡自由主义的报刊设法把其中最尖锐的辞句向陪审员报道。 检察官把曾参与一八七〇年我在孚格特兰的普劳恩城举行的反对麦克斯·希尔施博士的两次集会的人请了一批前来作诉讼的证人。那些演讲的内容（当时因德意志刑法法典生效而未能据以起诉）和李卜克内西的演说《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地位》（他因为这个演说在一八六九年在柏林被缺席判决几个月的监禁），现在都被利用作叛国案的材料。起诉证人是曾出席监视我那两次集会的普劳恩的宪兵队长，此外还有其中一次会议的主席奇尔巴赫律师、一个编辑、一个首席教师和会议召集人。作为无罪证人，我们把白拉克和斯皮尔请来，他们后来一直参与这案件的审讯直到最后一场。 刑事陪审法庭庭长是冯·穆凯先生，包岑地方法院的院长。冯·穆凯先生同他的名字恰恰相反[1]，是一个魁梧的汉子，双手像屠夫，前额很低，使人惊异地问，脑子在这个头颅的何处。显然，司法部长阿伯肯是在萨克森法院院长中选择了一个智力最差的人充当刑事陪审法庭庭长。如果人们要想在一个政治案件中无论如何硬要判罪的话，那么就应该选择一个昧良心的野心家（这样的人当时在萨克森好像还没有）或者一个容易驱使的蠢材来充当这种诉讼的领导人。冯·穆凯先生绝不能胜任，他既不能掌握极其广泛的文件材料，也没有一个作这种审讯领导人所首先应有的公正和冷静。而且直到那时，他对社会主义显然还是一窍不通。常使人大笑而使他彻底丢脸的是，当他不能了解我们讲话的意义和影响而大发脾气时，于是想扮演他毫无能力也无理由扮演的驳斥我们的角色。他可谓头脑简单到一无所知了。 律师奥托·夫赖塔格和伯恩哈特·夫赖塔格充当我们的辩护人，他们辩护得非常出色。他俩反复纵横地盘问，使这常常不懂这些问话或者不知道它们的影响的庭长狼狈不堪。 陪审员中有六个商人，其中三个是由莱比锡来的，一个骑士地主，一个林务官和几个地主。这次审讯在莱比锡是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日复一日，宽敞的审讯厅里挤满了各阶层的旁听者。司法部长和检察长也出席了许多次。并且因为德国所有的较大报纸都有详细的报道，它们的读者现在第一次听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追求什么（就报纸可能报道的范围来说），所以审讯发生了很好的鼓动作用。我们自然也通过我们的态度来照顾这点，特别是原为本案领袖的李卜克内西。各式各样的小活剧也不缺乏。比如当庭长因为拙笨的发问和言论而被李卜克内西所窘的时候，或他问我对于《共产党宣言》起过什么作用，我回答说：宣言出版的时候我还不到八岁；又如赫普纳一再回答说，当这个或那个文件出版时，他根本还未出生。每当这种情况发生，就成了小活剧。 我们的敌人天天到饭馆里寻访每晚在那里聚会的陪审员，企图影响他们。他们就把当天的经过谈一谈，并企图适当地加以利用。例如有一天晚上，一个上诉法院法官穆勒说：“您们想想，我的先生们，昨夜我梦见倍倍尔被释放了，我因而大为生气。”他好像认为，人们只想把李卜克内西判罪就完了。至于个别陪审员的品质如何，也可由下述一事来说明：有一天我们的一个律师在街上遇到一个陪审员，问他对于所提出的文件的内容能否有个明确的观念？这个陪审员回答说：“律师先生，坦白地说，我若不时时使用鼻烟，我就要睡着了。”最后我们以八票对四票被判有罪，为了判罪，法律上要求七票以上，就是这位先生的一票造成了有罪。 开审的第十三天，把问题向陪审员解释明白以后，在旁听者十分拥挤的情形下开始辩论。公诉人在结束他的发言时说道：“如果您不把这两个被告判罪（他没有提到赫普纳，他放弃了他）那您就是永久批准了背叛国家！” 奥托·夫赖塔格律师首先答辩，他开始先声明说，虽然在检察官的公诉发言和他的讲话之间有三刻钟的休息时间，公诉人申述理由时引起的他的惊讶尚未平息。他在数小时的出色发言中彻底粉碎了起诉的理由以后，建议释放我们。次日早晨，伯恩哈特·夫赖塔格律师发言。他在雄辩和法学方面的才干并不下于他的哥哥。大约讲了三小时以后，在结束时向陪审员说道：“如果您们肯定这个问题，那就是在萨克森创造和批准一个非法的局面。”为了这句话，他同庭长发生激烈争辩。庭长斥责了这句话。 在检察官的结束发言以后，奥托·夫赖塔格再度发言；与此相反，他的弟弟声明，因为检察官没有答复他所提出的检察官控告我们的“一定企图”究竟何在这个问题，他在一种奇怪的纪律统治着这个大厅的情况下，放弃继续辩论。我们赞成他这个声明。因此，审讯较预定日期提前一天结束。当庭长宣读陪审员的“法律训词”时，他同我们的辩护人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们的辩护人认为“法律训词”是由错误的假设出发的，不能生效。他俩事先即已通知撤销辩诉。 经过两小时半以上的讨论后，陪审员宣布，他们认为李卜克内西和我犯了图谋叛国罪，赫普纳释放。检察官认为图谋行为离开成为事实还远，所以建议判我们两年徒刑的最高处罚，对赫普纳建议释放。法院即根据这个建议判决，并把李卜克内西和我在侦查期间的禁闭折算为两个月。 我们的党员同志对于这个判决极为愤怒。我强颜为欢，在审讯结束后同辩护人和同案被告人说，“你们知道什么，我们不管判决如何，今天晚上要往奥尔巴赫酒店（因歌德的《浮士德》中的酒店一场而出名）去喝瓶葡萄酒。”奥托·夫赖塔格说：“我们就这样办”，“而且由我们（他和他的弟弟）来会账。” 我们的妻以大声哭泣来迎接我们，她们对于这个建议自然是难以同意。认为做这类事是无聊行为，我们会成为可怕的人物。但是她们是英勇的，并且最后同我们一同前往。还有白拉克同他年轻可爱的妻子（她是陪他一同到莱比锡来的）和斯皮尔都参加了这酒会。在判决以前我们的家庭特约医师还用颇为别致的方法来安慰我妻。“倍倍尔夫人”，他同她说，“如果您的丈夫被判一年徒刑，那您还应该高兴，因为他是迫切需要静养的。” 三月二十七日，即我们接到法院判决书的那天，李卜克内西和我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一篇简短谈话《给党员同志》，我们要求他们对事业要勇敢，尤其要设法传播现有五千五百订户的《人民国家报》。同一天我们在《人民国家报》上还发表了第二篇声明：《关于我们的判决》，其中说道： “陪审员先生的裁判是不对的。我们所想望的和已做的事情，我们都毫不隐讳地承认了；我们并没有准备做刑法法典上所谓的叛国行为。如果说我们有罪，则一切在野政党都是有罪的。判决我们为有罪，就是排斥言论自由。 由于您们的裁判，我的陪审员先生们，您们以资产阶级的名义批准了吕森的暴行，并发给反动派一张空白的特许状。这个结果对于我们个人是无关紧要的。这场官司在传播我们的原则上起了这样莫大的作用，我们甘愿领受（判决一旦生效）判处我们的两年监禁。但是社会民主党却超过刑事陪审法庭的权限。我们的党将继续生存、壮大并取得胜利。但是您们，我的陪审员先生们，由于您们的裁判，也许宣布了现今刑事陪审法庭制度的死刑，这个单独由资产阶级组成的制度，无非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而已。” 全部民主派和自由主义左派的报纸——在当时它还有作用——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只有《柏林国民报》除外。该报断定说：刑事陪审法庭是人民之声。人民之声是上帝之声，因此……。前任上诉法院院长台麦（他是迄今普鲁士法官界中最正直的人士之一，但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成为反动派的牺牲品）为了我们的判决也在一家维也纳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尖锐的文章。我荣幸地于一八八二年他逝世前不久，在他退休后所居的苏黎世认识了他；他是一个特别富于同情心的人物。 冯·穆凯先生和检察官霍夫曼因为他们的救国行动而荣获奖章。至于检察长冯·施瓦采则因在起诉时协助有功，早已获奖。四月二日，约翰·雅可比声明参加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对判决的答复。柏林民主协会——不要同民主工人协会混淆了——以大多数赞成爱森纳赫纲领，就此点而言，它赞同雅可比这一行动。 我们的党员同志在党报上和许多次的民众集会上提出反对这个判决的尖锐抗议，结果自然又是不少人被判罪。 诉讼结束后不久，我患了非常疼痛的肋膜炎，好几个星期躺在床上。鼓动、国会活动、待审拘押和诉讼，再加上要求我发挥极大力量并迫使我把我的小企业加以扩充的营业上的紧张活动，都伤害了我的神经。我除了剧烈的疼痛外，还患严重失眠症。在我辗转床上不能入睡的许多夜里，我常常想到俾斯麦，据当时报新的报道，他也正患失眠症和神经痛，就此点而言，我们是同忧患者。既有同病人，痛苦就减轻了一半。 德意志国会的第一届第三次会议 一八七二年四月底，国会又开会了。我病刚好就往柏林，并在五月一日发言讨论霍维尔贝克及其伙伴取消盐税的建议。我在发言中反对一切加于生活必需品上的间接税。资产阶级为了它的阶级利益设法维持这种税务制度并继续加以扩充；他们尽可能逃避对国家的负担，却使直接税成为政治权利的尺度。议会是否相信，这种情况会导致不同阶级的和解？适得其反；资产阶级也不必惊奇，如果我们说退尔关于葛思勒所说的话：“同老天爷算账去吧，州官，你必得滚，你的时辰已经到了。”（暴风雨般的笑声。）欧仁·李希特尔声明，他不愿答复我，这就是说，不愿给我个人和我的主义本来没有的重要性。在这点上，我在私人谈话中驳斥李希特尔说，他这鄙视我的说法只是遮盖他缺乏反驳我的理由罢了。李希特尔回答说，他完全没有把我当作不值得答复那样的不重要，不过他至少当时没有把我当作像首相那样的重要（大笑），所以他没有时间来答复我。—— 一八七二年“文化斗争”趋于顶点，“文化斗争”是俾斯麦在内政上最大的失策，它使德国内政向极为有害的方向发展。俾斯麦向国会提出驱逐耶稣会士出境的法令，因此掀起了激烈的斗争。在六月十九日第三读时，我发言说，英国文化史家柏克尔根据宗教争论在一个民族中的重要性来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化程度。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德国的文化程度是低的。很久以来，任何问题都没有像宗教问题引起这样多的注意。当然，宗教的理解与一个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情况有着内在的联系。中央党在议会中所以强大，并不只是由于它的宗教观念，而特别是由于它所代表的社会和政治利益。天主教民众中的经济落后阶层特别喜欢加入中央党，其他资本家阶层则喜欢加入自由党。耶稣教是简单、朴实、平常、有些不拘形迹的宗教，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宗教。这整个斗争，凡是涉及宗教问题的，只是一个假斗争，实际上意味着争国家统治权的斗争。如果自由资产阶级诚意地要求进步，它就必须与教会决裂，因为资产阶级实际上是没有宗教的。宗教对他们来说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来支持他们所行使的权力和在工人中培养驯顺的剥削对象。 有人说，耶稣会同天主教毫无关系。这是不对的。耶稣会是天主教的最坚强的支持者，中央党说，对耶稣会的斗争就是对天主教的斗争，只就这点来说，它是对的。该案的辩护人主张，他们想通过该案建立和平；但是适得其反；他们得到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 有人还说，关于永无谬误的教条是对国家有危险的。这一点我不能了解。一切教条最后都是同科学和健全的理性相矛盾的，由这个观点来看，同样是对国家有危险的。（大笑。）一种教条越是荒诞（教皇的永无谬误的教条就是如此），就越遭到一切有思想的人的反对。也有人主张，耶稣会是不道德的。可是国家从来就毫不过问道德的事，而且首相也是最不会关心这事的人。首相所以生气，是因为人们没有把他的政策看成永无谬误的。（大笑。）如果耶稣会士和中央党的先生们乐意声明支持他的政策，那么他们就可以在教会方面畅所欲为了。（很对。）而且耶稣会越反动，首相就越喜欢它。他只是想把山南党变成他的工具。人们敢于把这样一个法律草案向国会提出，那就是蔑视国会的表现。（骚动。）自由派只是想通过对耶稣会的斗争来恢复他们由于牺牲一切人民权利而丧失的在人民中的信用。用特别法令同耶稣会作斗争，结果只会使它的信徒较以往增多起来。人民群众同情受迫害的人。公布一纸法令，要把一个人弄得无家可归，像一只野兽似的从一个地方驱逐到另一个地方，那是行不通的。在德国我引作例证的压制法令已经足够；我们用不着再添新的了。是谁把耶稣会扶植起来的？国家。如果把每年用在杀人工具上的多少亿万用之于人民的教育上，这方法要比一切非常法令更能损害耶稣会。人们建立一个现代水平的教育制度，把国家与教会分开，把教会势力排出学校，不要十年，僧侣的煽动就会完结。于是这些先生们就可以用上帝的名义在教堂中讲道，而不再有人出席。（大笑。）但是人们却不愿这样做，他们大家都需要权威，而教会则是这权威的主要支柱。人们知道，天上的权威一停止，人间的权威也就垮台了。人们害怕，这样一来，共和政体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在社会方面，无神论在宗教方面就要得势了。我反对这法令，但是必须驳斥那说山南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同盟者的主张，认为它是无耻的诽谤。如果我们执政，则对山南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样不妙。（骚动。） 在辩论过程中后来担任国会议长的巴莱斯特伦伯爵也讲了话。谈到我的讲话时，他认为，我的发言指出了，人们如果通过法律草案就会走向哪里去。人民既失去了对天上的天堂的信仰，就要要求地上的天堂，而这个天堂是国际所允诺给他们的。我强调这句话，用力高喊“很对”。 此后不久，在国会中传说着一个有趣的事。中央党的几位先生在一家饭馆谈论着教会学者多灵格和教皇永无谬误的新教条。多灵格是激烈反对永无谬误的宣言的。因此，一位教会的先生——慕尼黑的议员说道：“这个老蠢物既相信那么多荒谬的东西，他何妨也相信这个。”这句话在国会里尽人皆知，传为笑柄。 我的渎君案 公诉处决定把李卜克内西的渎君公诉与图谋叛国的公诉分开处理，并移交莱比锡地方法院。四月初李卜克内西在这里被释放。一八七二年五月底，德累斯顿上诉法庭驳斥了我们的撤销辩诉的申请，于是刑事陪审法庭的判决发生了法律上的效力。六月中旬李卜克内西入胡伯图斯堡监狱。我在国会闭幕后也还有一个控诉案要了结。我同样因为在莱比锡区的两次民众大会上的讲话而被控犯了渎君罪。我曾结合着普鲁士国王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五日的感谢书的结束语，“我希望战争的结局将是德国的自由和统一”，作了各式各样的批评。我曾说，我们固然取得了统一，但是自由却落空了；而且在这方面比以往更坏，这我用事实为证。这正是照例发生的事情。国王们在危难的时候，不免作各种漂亮的诺言，可是等到人民牺牲了自己，救了国王，诺言就被忘记，不予兑现。检察署认为这些话里有渎君之处，法院在一八七二年七月六日进行审讯，审讯时由我自己辩护。检察官建议在我已被判的要塞监禁上增加刑期。法庭却不顾这建议，判我九个月监禁。因为这是一种与已判给我的处罚不同的处罚，所以附加刑被拒绝了；否则，如果这是九个月监禁，加上已宣判的要塞禁闭大约就有二十八个月了。此外，在第二点上，法院也不顾检察官的建议，剥夺了我的国会委任。 这一项决定是法院方面一个政治上的大错误，因为它既不能褫夺我的被选举权，同时我的党内同志，又会推举我为以往选区的候选人，并且我一定当选，法院就不得不承认它的判决为无效。事情果然也就是这样。我的重行当选对于法院是一个响亮的耳光。这是后话。 [1]Mücke，是蚊子的意思。——译者
给列宁的信（保尔·列维，1919年3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保尔·列维 给列宁的信 保尔·列维1919年3月27日 老司稽译自《沿着卢森堡的道路：列维选集》 尊敬的列宁同志，我借此机会让您对我们的情况有一些简单的了解。 您可以从我一同寄来的小册子[1]了解到在柏林发生的事件的详细情况。柏林仍在经历最野蛮的恐怖形式。柏林的恐怖活动最剧烈时，我们被迫过着非法的生活，并且我们不得不将部分难以或不可能在地下进行的活动，例如报纸的出版，办公室等等的活动转移到莱比锡。 除此之外，我相信我可以说，尽管遭到了白卫兵的摧残，但运动并没有受到影响。愤怒是无限的，最重要的是，即使遇到了柏林的血腥屠杀，正在进行的罢工运动也没有停止,它已经重新开始。在莱茵兰威斯特法伦州，运动再次爆发，符腾堡州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跟进，上西里西亚的事态正在发酵，等等。 我们看到这些局部性罢工都具有政治性质，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受欢迎的。他们肯定在帝国爆发的特定地区非常有力量，但是只要它们保持局部状态，政府就有资源再次镇压政治运动。由于我们仅在整个德国范围内进行大罢工才看到获胜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要求进行局部罢工，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尽一切努力阻止人民给政府任何那种流血的机会。我们可以阻止无产者去做这些，但是阻止不了政府。不是仅仅因为罢工而已：从字面上看，工人们自发的走出了工厂，他们的痛苦是如此之大。另一方面，我们当然不能制止罢工运动。尤其是因为在德国，总罢工的出现将是由越来越快的局部罢工引发的。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德国出现一个工团主义潮流：有时使我们的人民摆脱这种愚蠢的举动并不容易。尤其是在我们的组织内部，也有来自该组织的某些尝试，直接导致了我们组织内部的政变[2]。 特别是列奥[3]被谋杀，以及由于我所说的上述事件使报纸的发行中断了一个多星期，这使人们的思想统一了起来：因此，我们要求在明天召开会议，以便澄清我们对工团主义和总罢工问题的立场。 在政党政治方面，情况如下。在无产阶级的广大阶层中，他们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们在整个帝国制造屠杀可怜成果已经被所有人所看到，甚至已经产生连希望通过让步来抑制革命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如《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Zeitung）、《福斯日报》（vossischezeitung）也对这种无果的情况感到不满的效果。 不言而喻，独立党和我们自己正从这一事态发展中得到了最大的利益，特别是他们现在又一次把自己说得异常激进，并且通过激进的演说，试图使人们忘记，只要他们在政府中[4]，他们就会怎样同艾伯特和谢德曼的整个政策合作——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他们合作使议会无能为力。他们批准了国民议会的召集。 他们还在整个对俄政策中进行合作；事实上，他们是整个政策的最初策划者。我们认为你已经知道了，在1918年11月12日：柏林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会议决定与你们恢复关系的第二天，帝国政府在三个独立党员的同意下，决定不与你们谈判。这是根据考茨基本人的提议决定的，他的理由是：“我们会使自己不受协约国的欢迎”，柏林全权代表会议对第一次议会会议的邀请被政府阻挠，哈瑟和迪特曼对此投了赞成票，12月，政府中的独立社民党成员都决定向协约国提出共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 德国的“舆论”，如你所见，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东方倾向”。现在，独立党又在尽可能地大声呼吁与俄国联合。 与此同时，考茨基本人也前往俄国。毫无疑问，这个可怜虫现在打算在德国与俄国扮演“调停人”的角色。 由此可见，我们目前最大的障碍就是独立党的模棱两可和谎言。因此，在国内政策方面，我们对您对考茨基的态度很感兴趣，以便在这里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您对这些内容的看法。对我们来说，最好的办法是您让我们有一个正式的声明，说明您是如何评价考茨基和独立社民党的政策（国内和国外）的。 如果同艾伯特—谢德曼政府进行谈判是为了你们的利益（这一点我们无法判断），那么，我们更希望有一个资产阶级能够充当中间人；这样，至少可以使独立社民党失去带着你们的“友谊”在这里爬来爬去的可能性。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你的，哈特斯坦[5] [1]指列维在柏林用化名出版的小册子《总罢工与诺斯克大屠杀》（GeneralstreikundNoske-Blutbad）。 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Noske）在1919—20年任国防部长，他在1919年的最初几个月里部署自由军团镇压革命工人。——原书注 [2]强势的极左派企图发动“政变”。——原书注 [3]列奥·约吉希斯（LeoJogisches）于1919年3月10日被自由军团士兵谋杀——原书注 [4]1918年11月10日，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后，行政权移交给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会议由3名社民党成员（党魁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菲利普·谢德曼、奥托·兰茨贝格）和3名独立社民党成员（雨果·哈斯、威廉·迪特曼、埃米尔·巴特）组成。12月16—21日召开的议会大会决定于1919年1月19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1918年12月29日，独立社民党成员从人民代表会议中辞职，由社民党的古斯塔夫·诺斯克和鲁道夫·维塞尔接替。1919年2月13日，国民议会召开，在社民党、德国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的支持下，成立了以谢德曼为总理的政府。11月9日，正是谢德曼为了阻止卡尔·李卜克内西宣布成立工人共和国，才在国会的阳台上勉强宣布成立共和国。在国民议会的选举中，社民党赢得了37.9%的选票，独立社民党赢得了7.6%的选票。——原书注 [5]列维从斯巴达克斯时期起就使用的笔名。——原书注
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保尔·列维，1918年12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保尔·列维 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1] 保尔·列维1918年12月30日 关山难译自《列维选集》 我知道，要发言支持国民议会选举[2]实属不易。我也知道，现今的困难处境正是我们一手造成的。对我们来说，不论是支持国民议会还是委员会体系，要想在报纸上自由发言，都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既然支持国民议会的决议已经做出，那么关于我们的立场的问题就沦为次要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于正在将其自身摆在反对国民议会的立场上的公众情绪……人民正在尽力证明，革命精神正在各省蔓延，而且也应该蔓延至柏林。而正是在柏林，他们已经开始误入歧途。对这个问题，必须镇而静之地加以思考。 我们都同意，一切权力都应该基于一个委员会体系的政府，而非国民议会。无产阶级被迫要摆脱现今的混乱形势，并创造处理经济和政治事务的新方式。自不待言，委员会宪制这个从东方来的、由那里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所孕育的概念，必然要在德国无产阶级的头脑中具有一种强大的魅力。同样，自不待言，无产阶级深知，只有在一个委员会体系的基础上，其自身才能真正紧握住政权，才能真正在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抓住权力。自不待言，且人人赞成，只有宪法委员会的模式能够带来伟大的团结。在这样的团结下，理想与行动将手挽着手并列前行，而无产阶级也不再会被仅仅限于在通过国民议会里的代表们投票之后就将整个行政权力交付给由专家和文官组成的团体；只有委员会宪制能带来这样的一种可能：将社会主义精神渗入整个国家和经济的结构中去。同样自不待言，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只有在这个主张下，只有在对整个国家和经济结构的活生生的把握中，社会主义理想才能在无产阶级自身内部发展壮大。也只有在这活生生的斗争中也只有在这场活生生的斗争中，人们才会意识到：他们能用社会主义精神填充社会主义的容器。此外，党员同志们，假设我们有片刻怀疑，哪怕仅仅是在理论上去犹豫我们究竟到底应该支持委员会宪制还是国民议会，那么，德国的政治发展就会立刻沦落到注定要以无产阶级的失败而告终。 国民议会是反革命的旗帜。国民议会是反革命在其构想中要谋求建立的堡垒。在这堡垒中，他们打算在保持其防御力量毫发无损的状态下抽身而退：同艾伯特和谢德曼一道，同他们所有的将军们一道，同兴登堡和格勒纳[3]一道，同其全部经济力量一道，同施廷内斯、蒂森和德国银行的理事们一道，反革命意图在国民议会中寻求存活。他们需要国民议会这只锚来再次稳定住他们漂流不定的破船。同志们，这一切我们都完全清楚。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同我们没有哪怕一点的区别。我们相当清楚，无产阶级在其通向胜利的道路上必须迈过国民议会的尸体。我说，“尸体”，尽管这个词在柏林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臭不可闻了。同样，对于其他问题我们也不感到丝毫疑惑。正如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艾伯特和谢德曼所期望的那样，国民议会将成为一件掌握在反革命手中的现成的工具。毫无疑问，在这个国民议会中，意志坚决的革命浪潮的代表们将发现自己屈居少数。尽管如此，党员同志们，我们仍然建议，你们不应忽视这次国民议会选举。我们向你们提议，我们应尽全力参与竞选。 喊叫声：“绝不！不！” 让我说完！等我说完之后你们再说“不”也不迟！我们向你们提议，我们应参与这次选举，用你们在每一场斗争中所展现出来的斗争的决心、力量和意志，与反革命斗争到底，我告诉你们，与他们争夺每一个他们至今用来与你们作对的国民议会席位。 喊叫声：“白费力气！” 同志们！你们说这是白费力气。是的，这位同志说得对。如果反革命在我们眼前所树立的这些国民议会席位能毫不费力地在不用我们非得像狂风骤雨一样地去斗争的情况下就被夺取，那么卡列特同志说的就很对。只要资产阶级还没准备好这样做，只要他们仍然强迫我们去斗争，那么，为每一个为他们所占据着的席位而展开斗争就是我们的任务。 插言：“要用革命的手段！” 从根本上说，你们所有的插言，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也许你们会容许我提前对那些离题不算太远的异议做个讨论。你们说，进入国民议会，参与竞选，是完全无益的白费力气。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你们的意思，那么，你们其实是在说，国民议会将只不过是个空谈俱乐部，正如帝国国会曾是个空谈俱乐部一样。议员们坐在那高谈阔论，发表漂亮的演说，然后各走各路，而这一切为革命毫无益处。请不要觉得这是一种独创的异见，也请不要觉得我们没有把这情况虑在内。这一异议并不离题太远。我请求你们加以思考：在帝国国会中的议会政治的历史——它的缺陷在哪里？帝国国会中的议会政治的缺陷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缺陷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被寄望去在一个没有任何革命形势的时代里，在议会中如革命者一般行动。比如，读一读倍倍尔在1890年代甚至本世纪初发表于帝国国会中的演说吧。他们被寄望于在完全没有革命的时代制造革命。他们将自己局限于谈论和预言那可怕的革命，而革命的措辞同工人阶级及全国革命形势的缺乏之间明显的矛盾注定终将使社会民主党那一撮人的外部活动逐渐停止——我们全体都为此而痛恨帝国国会。 但今天的形势又如何呢？如果你们的代表们进入国民议会，难道他们将仅仅只是站在那儿预言将来的革命吗？难道这形势不反而将是，你们的代表们——即使在议会中你们只有两个代表——将会雄赳赳气昂昂走进那房间，像腓特烈大帝在伦敦的大使一样说道：“我们的背后正挺进着数百万德意志人民”吗！如果他们现在进入议会，难道他们不能在天平上掷下一个更有分量、不仅仅是道德的，更是物质的砝码吗？你们说无产阶级应该办成一切。他们应该揣着手雷走上街头。是的，同志们，但这件事排斥其他的可能吗？你们不正是在向我证明在国民议会中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和不证自明的补益吗？ 这恰恰正是你我两党于国民议会中之所见的不同。你们眼中所看见的仅仅是一个跛足的形象——国民议会曾经是且不得不是这样的形象，只要无产阶级还不处于革命的形势下。而今我们有了一个不同的形势。今天，你们的代表进入国民议会，不是去发表演说，不是去闲聊，不是去提出改良的动议，不是去在委员会中与其他代表谈判，不是去犹犹豫豫踌躇不决。他们将站定了，同站在他们这些无产阶级代表背后的公开的力量的威胁一同斗争。 插言：“要这样我们就留在独立社会民主党了！” 不，尊敬的同志们，不，同志们，从根本上将我们与独立社民党区分开、将那位插言的同志与我们分开的，正是我们说独立社民党从来不曾准备好向天平上投下渴望牺牲的革命意志的伟力。它从革命斗争的最终结果前退缩了，而且，正是因此，它在未来也不可能准备好去写下那些必须被写下的结果和结论，而面对这结果和结论时我们从未退缩。 我还要说，党员同志们，如果今天你们给资产阶级这个机会去组织国民议会——一个他们在其中会面时你们却被隔离在外的国民议会的话，那么你们还有得选吗？你们将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带着武装力量走上街头，然后，如果你们能办到的话，将他们的代表驱逐掉。这就是你们唯一的选择，想想，如果你们拥有所需的一切物质力量的话，想想你们在国民议会召开的地方拥有物质力量的话，那是又会发生什么呢？那时国民议会就会被赶走，而你们所有熊熊燃烧的欲望都会得以满足。然后请你们告诉我：仅仅靠把他们赶走，你们就击溃了资产阶级的真正力量、反革命的真正力量了吗？我说不是！你们尽可以将国民议会赶走，你们尽可以将400名德国资本家扔进监狱、把他们在哪个安全的地方关押起来，但反革命还将继续进军，一如那400名资本家还同他们在一起一样。 你们的岗位在别处。你们要攻进资产阶级为了对抗你们而掘出的每一条战壕，同心协力对他们展开狂风骤雨般坚强的斗争。你们还要同这议会中的一切攻击斗争再斗争，而且我说，用一条与之前的斗争不同的方式，用与演说不一样的方式，去展开这斗争。你们出现的时候要带着这样的信念：在你们之后伫立着无产阶级的伟力。只有在这些斗争中，党员同志们，你们才能在道德层面上征服敌人；只有在这些斗争中，事情才会发展到，当你们被迫要用物质力量战胜敌人时，你们物质斗争的结果即是资产阶级在其亲手所建立的堡垒中的政治性失败。而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末路。如果你们乐意，你们尽可以说这并不是从政治上对他们的击败。但你们可以再斗争中战胜他们，那时资产阶级将永远失去在德国的地位和力量。在俄国，正如你们所知，布尔什维克们总是参与每一次国民议会选举。布尔什维克们，尽管他们知道他们只有可能在国民议会中屈居极少数，他们仍然这样做了。而只有在选举的形势发展到其意味着国民议会已经在客观上为俄国到达的境地所淘汰的地步，布尔什维克们才将国民议会赶开。 插言：“我们现在就这么干！” 你说让我们现在就这么干。是什么让你如此确信全德意志现今已经发展到同志们所相信的、革命的阶段了？当然，也许是的。我们可以在柏林、在莱茵兰这么干，威斯特伐利亚的情况没准合适——也许上西里西亚亦然。然而难道说这三个地方就等于整个德意志了吗？我说不！我说，在国民议会所寻求要建立的权力背后，在你们视为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总崩溃的溃灭的背后，一定有比我刚才提到的三个地区——你们满心以为就代表着整个德意志的图景的三个地区——更多的什么。 起初，当没人站在他们背后时，布尔什维克们参与了他们的国民议会竞选。而只有在俄国的形势进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即在整个竞选活动的尾声、在国民议会开始开会的时候，他们才拥有了站在他们背后的力量。而直到那时他们才把注意力集中到驱逐国民议会上。俄国人根本没有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发明了这样的一种策略要在一开始就说“当他们聚集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把他们撵走吧！”。正相反，他们做了十全的准备去进入国民议会，要在那里讲话、在那里行动。 在我看来，在这儿流行者的整个构想仍然是一种极度肤浅粗暴的对革命与反革命的观念的构想。这种构想相信我们可以“制造”革命，相信我们只要抓住了反革命的这样或者那样的某种症结就可以把它扼死。不。你得在你要面对资产阶级们的每一个地方发起攻击。你们得去抓住竞选斗争中的每一个席位。 党员同志们！我仅仅要请你们去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不去参加国民议会竞选所会导致的后果。我请你们去想一想——从威廉港来的这位特别喜欢插话的同志，请想一下——确实可能有相当一批人在战争中不得不与我们捆在了一起。这部分人可能会明白为什么要抵制选举。但是想想那些第一次参加选举活动的人——他们是不是要被革命吸进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活动的漩涡中——或那些第一次有了选举权的年轻男女们的巨大的数量。如果你们现在就打出抵制选举的标语，你们就永远无法走近那些在内心里深深同情我们、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我们明明在短时间内就本可以争取到的蕴藏着巨大力量的人群。而我们，正如吕勒[4]同志所言，不应该要以任何方式对他们做什么愚蠢之举。我们只是要把他们赶到那些真的会利用他们来实现自己的愚行的阵营中——而这就是你们整个策略的“成功”。同志们，你们看起来基本上已经下定了决心了。我只是想严肃地跟你们说点什么，我只想请求你们不要在你们从家里带来的预想的基础上妄做决定。 这问题很严峻。我们都知道，按此时此刻的情形，不管我们在这问题上做的是什么决定，它都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决定我们运动的命运。在这个问题的深刻性和重要性上，我们完全坚持我们的意见。我们不是说，党员同志们，如果你们在这问题上下的决定与我们不同，便就意味着德国革命的死亡。当然，不。但是它将长久地拖着我们运动的后腿。你们要想想这种情况：国民议会召开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它注定将决定德国政治的整个图景，而你们对此无能为力。它将站在整个德国政治运动的核心。你们根本没法阻止所有的眼睛去关注它，而哪怕你们最有力的支持者也将被它牵着走，也将互相打听国民议会里发生了什么。它将会进到德国普罗列塔利亚的意识中，而面对此情此景你们真的要站在国民议会外面去行动吗？ 党员同志们！你们想要解散国民议会。那万一，比如，国民议会要是要在像希尔达这样的小镇上召开的话，你们又会怎么说呢？ 插言：“那它自己就完蛋了！” 没什么代表着德国资产阶级这样强大力量的东西会自己完蛋。德国资产阶级正在建构它自己，正在积聚着自己的力量，正在创造着以再次镇压革命为目的的组织，然后你们还要来说，“它自己就完蛋了！”它不会！我们的责任是要进到那座建筑里去把我们的火把扔到那些席位上，是要在那儿像在任何其他资产阶级与我们针锋相对的地方一样猛烈地去斗争。这就是底线：不管资产阶级在哪里构建了他们的席位，不论资产阶级在哪里再一次聚集了他们的全部力量，不管在哪里资产阶级们准备好了要再次发起斗争，难道我们都要说我们绝不涉身其中？我告诉你们，这么干，你们要给你们自身和我们的运动带来最巨大的损失。 [1]译者注：本文翻译自Weber1993所提供的速记的英译本。水平有限，瑕疵和误译在所难免，欢迎大家指正。 原注：1918年12月29日，斯巴达克斯团于柏林召开大会，到30及31日转为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ParteiDeutschlands，(Spartakusbund)）的成立大会。尽管列维以富有技巧的手段对此难题加以处理，领导层仍然以62对23票败北（译者按：原文为Theleadershipweasdefeatedonthisquestionby62votesto23，其中weas查无此词，当为英译本编辑错误，中译以was处理） [2]原注：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WilhelmII）逊位后，1918年11月10日，行政权力转交与由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三名成员（党领导弗雷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Ebert）、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Scheidemann）和奥托·兰斯贝格（OttoLandsberg））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三名成员（胡戈·哈泽（HugoHaase）、威廉·迪特曼（WilhelmDittmann）和埃米尔·巴特（EmilBarth））的人民代表委员会（theCouncilofPeople’sDeputies）。于12月16-21日召开的委员会大会（CongressofCouncils）决定为国民议会于1919年1月19日发动选举。1918年12月29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自人民代表委员会辞职，由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Noske）和鲁道夫·威塞尔（RudolfWissell）替补。1919年2月13日，国民议会召开，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民主党（theGermanDemocraticParty）和天主教中央党（theCatholicCentreParty）的支持下形成以菲利普·谢德曼为总理的政府。正是谢德曼于11月9日在帝国国会的阳台上不情不愿地宣布了共和国的成立，以免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Liebknecht）抢先宣布成立工人共和国。在国民议会大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票37.9%，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得票7.6%。 [3]原注：保罗·冯·兴登堡元帅（MarshalPaulvonHindenburg），在其显赫的军事生涯后，于1916年出任总参谋长。他在大众中的声望是德国右翼的巨大财富，此次如此，1925年及1932年其当选德国总统时亦然。威廉·格勒纳（WilhelmGröner），作为武装力量的军需总监（quartermaster-general），主持了德国1918年10月的撤军和同年11月的投降事宜，向艾伯特保证了军队的支持态度。胡戈·施廷内斯（HugoStinnes）和奥古斯特·蒂森（AugustThyssen）是德国工业家中的翘楚。 [4]原注：奥托·吕勒（OttoRühle）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帝国国会代表，追随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反战态度。1920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APD）成立时入党。
《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路特·费舍，194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 国家党的起源的研究 路特·费舍 （1940） 商务印书馆1964年出版；译者：何式谷 原序 志谢 第一部分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章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第三章1918年的德国 第四章1919—1920年的内战时期 第五章卡普—吕特维茨暴动 第六章走向新经济政策 第七章统一共产党 第二部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第八章赔款危机 第九章卡尔·拉狄克 第十章共产党的莱比锡大会 第十一章俄国党内争夺继承地位的斗争 第十二章占领鲁尔 第十三章施拉格特路线 第三部分1923年的共产党暴动 第十四章库诺罢工 第十五章暴动的准备 第十六章德累斯顿、汉堡、慕尼黑 第十七章德国革命的失败对俄国党的影响 第四部分转变时期 第十八章左派共产主义和道威斯计划 第十九章兴登堡选举 第二十章斯大林干涉德共事务 第二十一章俄国外交政策对共产国际 第二十二章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第五部分国家党建成 第二十三章德国党的斯大林主义化 第二十四章国防军和红军 第二十五章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 第二十六章联盟的失败 第二十七章宣传鼓动 第六部分综述与结论 第二十八章综述与结论 人名对照表 StalinandGermanCommunism AStudyintheOriginsoftheStateParty RuthFischer(1940)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议会的提纲（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议会的提纲 （节录）
再论中国经济问题（严灵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再论中国经济问题 严灵峰1930年 〔说明〕原载《动力》第一卷，第二期，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9月出版 一 作者在本志前期业已发表过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意见，并且对于新思潮杂志第五期《中国经济研究专号》也有过简略的批评。但是，还不充分。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分析，为沽量革命前途和政策最基本的出发点。因此，不厌重复对于此问题作更进一步的说明，同时并指摘一切反马克思主义之曲解及其反动性！ 历史是前进的，前进的人们不要与历史背道而驰啊！ 二 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经济问题，假使不将它和整个世界经济相联系起来，那便证明没有辩证法的观点。因为。我们必需把关联于帝国主义的世界经济之主要的许多事实，当作一个总体，当作最高发展的资本主义之一定阶段来探讨。尤其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一切经济，政治的实权大部操诸外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之手。难道我们可以把中国和国际的经济生活分开吗？可以把中国的资本家和外国的资本家看成两个不同的阶级吗？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它是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向着国际范围扩大再生产的结果。其主要的特征： 1．资本与生产的集中，发展到最高度，变成垄断而操纵全世界经济的生命； 2．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镕合，变成世界财政资本，在这个财政资本的基础上，造出财政的寡头政治； 3．商品输出之外，又输出资本，资本输出已成为极端重要的事； 4．国际资本垄断的形成，分割了全世界的地域，并且全世界的地域已被列强分割净尽。 把这些特征括起来说，便是，帝国主义时代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输出商品进到输出资本，并且输出资本又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的经济基础之一”。固然此时帝国主义更需要商品市场和原料出产地，但统治世界的并不是工业资本，却是财政资本。确切些说，财政的寡头政治已经在整个世界经济生活中起支配的作用。这种支配是由少数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分割全世界地域中表现最为透澈。 因此，后进国的经济与先进国的经济，殖民地的经济与宗主国的经济都是脉络贯通，窒息相关的密切联系着。帝国主义列强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扩充便是反映其经济密网伸张的结果。所以财政资本触须所到的地方，同时也是金融寡头政治统治所能达到的地方。于是殖民地和宗主国不但国际市场的交换关系上表示自然分工和社会公工，并且经济发展的强弱程度表示彼此间之支配和隶属的关系。在帝国主义世界自身的特点看来，自然主要的还是在境内已经具有财政资本权威的国家占取宗主国的地位，而殖民地纵然可以在某种顺利的条件之下发展资本义的工业，所谓殖民地工业化，终亦不能随便摆脱殖民地的运命，因为宗主国的垄断业已经形成，而殖民地才从事于自由竞争。因此，殖民地的民族工业始终不能与宗主国的工业对抗，最后，只得屈服隶属罢了。在这样的进化过程中起最重要的作用的便是宗主国在自己国内和殖民地境内的银行。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银行的基本任务业已改变，即“从多数小媒介机关向少数垄断者手中的移转；构成了从资本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之根本的要素”。简截说一句，银行发展最后的旨趣便是垄断。于是，宗主国的少数垄断者可以利用银行的关系及熟悉流水帐项和金融业务之状况，先能正确地计核孤立的资本家的财政状况，而后用缩小信用或扩大信用而统制孤立的资本家！最后，决定孤立的资本家的运命，决定他们的资本应该怎样；他们的资本可以任其随意增减。自然，在殖民地境内稚弱的民族工业资本家，更经不起帝国主义银行的操纵和蹂躏。所以，在他们羽毛未丰的时代便遇着万能的财政魔王，于是，由于外国大银行的操纵借款，参与，收买，终至使殖民地的民族工业直接或间接归于帝国主义的宗主国支配之下。然而，这还不是说殖民地完全不会发生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而只是说，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新陈代谢的一步一步的投到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成为他们的买办或半买办才能够勉强生存。因此，殖民地民族工业纵然经不起外来财政势力的倾轧吞并，但是，民族的轻重工业仍是此起彼伏的发生，不过他们的独立性要看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对之迫害到若何程度而定。这就是说，后进国殖民地化过程之紧张由于帝国主义财政资本势力的扩张来决定，也就是说，国际托拉斯间对于世界分割愈迫切，则后进国的殖民地化过程便愈迅速；其经济生活之隶属于宗主国的经济构造也就愈密切。然这始终不是说，因为殖民地化了便不能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 有一个中国著名的政论家李立三其人者，自命为无产阶级政党底“理论中心”（？）他说： “殖民地是世界帝国主义发展的有机的组成的一部份，如果殖民地经济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便失去了商品的市场与原料的供给，便是帝国主义经济基础的根本动摇。……尤其是不会直接帮助中国工业的发展”。 这位“理论中心”的政论家，说出如此这般的一段不完全的概念之后，我们以为他的“理论”业已失去了“中心”！或可说抓不着“中心”！ 他懂得“殖民地是世界帝国主义发展的有机组成的一部份”；他也懂得“如果殖民地经济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便失去了商品的市场和原料的供给”。但他又说“尤其是不会直接帮助中国工业的发展”。 自然，鬼也不会去相信帝国主义有这样宽宏大度乐善好施来直接帮助殖民地民族工业的发展，使殖民地走上独立的道路脱离他们的束缚以养虎遗患；然而，难道在不独立的，走向殖民地化的条件下，帝国主义也不可以推动殖民地工业发展吗？ 机械论者根本的逻辑便是：“是——是，否——否”；用简单言语表示就等于说：“不是这样，便是那样”。他既承认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经济为“有机组成”；但同时又用“主观”的方法把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关系分工起来。好像帝国主义只管夺取原料，专门制造商品出卖给殖民地，而殖民地只是供给帝国主义的原料并购买它的商品。以为殖民地一发展资本主义马上便离开宗主国而独立，或是宗主国的商品便不能在殖民地销售或得不到原料；这种见解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这仅是以“自由竞争”时代的眼光来观察二十世纪帝国主义宗主国对于殖民地的关系。他忘记了一宗很重要的事，就是，帝国主义时代主要的特征乃是财政资本的垄断。他以为帝国主义还是以“自由竞争”为主要的方法来对付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他忘记了在先进国家中“资本过剩”这么一回可惊而重要的事实！他又忘记了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根本的出发点，不是“原料”，也不是“出卖商品”，而是取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更高的利润”！ 不曾自诩过为“理论中心”的列宁说： “但是资本主义若去发展农业和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程度就不成为资本主义了。（这是指发展帝国主义自己境内的农业和提高境内人民生活而言——作者）为什么呢？因为发展的不平衡与大多数人民的贫困状态是这种生产的根本的必需条件。在一个国家中，当资本主义仍旧存在，过剩资本亦不能停止而使大多数人生活的程度向上，这样虽必减少资本家的利润，然而资本家亦可将资本向其它后进国输出，藉以增加利润。在后进国中，利润大概是比较很高，这是因为资本缺乏，地价便宜，工钱低廉以及原料的贱价种种关系。而资本输出且可造成了许多后进国也踏进了国际资本主义的领域中去；在后进国中，最重要的铁道都已敷设或在敷设中，工业发展的根本的诸条件都已经确立而存在了”。（圈点是我加的——作者） 这里可归结成三个要点来说： 第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宁愿自己境内农业落在工业后面，宁愿使境内大多数人民生活陷于贫困和饥饿状态，为要增加自己的利润把过剩的资本投到后进国去； 第二，因为后进国资本的缺乏，地价的便宜，工钱的低廉以及原料的贱价种种关系可得较高的利润，即是说，后进国正是先进国过剩资本的消纳场；也就是说便于先进国的投资开展资本主义的生产； 第三，资本输出的结果，使许多后进国也踏进了国际资本主义的领域，确立了工业发展的根本诸条件。 由于资本大量输出的结果，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后进国工业更有发展的可能，更促使半殖民地从“过渡形态”渐渐变为殖民地。 我们且引列宁所举的数目字来证明帝国主义资本之输出于殖民地不但十分可能，而且很利害的。 如下表（以十亿佛郎为单位）： 英国法国德国 总计 欧洲423 1845 美洲374 1051 亚，非，澳，三洲298 744 合计7035 35144 投到亚，非，澳，美四洲的资本已占三分之二以上，因为这些地方大都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后进国居多。列宁特别地指明说：“就英国而论，纵使仅计算美洲方面（加拿大）而不及亚洲与其他各国，则殖民地总占第一位。由此可知资本的大量输出与殖民地的占领实有很密切的关系（帝国主义）至于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从输入资本变为输出资本的国家，其到处找投资的孔隙这是尽人皆知，此地不须多说的了。 其次，资本输出不但可以在殖民地得到更高的利润，并且更促进了商品的输出，因为帝国主义时代，生产的基础仍是建立在商品生产之上的。如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必定引起宗主国机器和种种进步技术，铁轨，火车头，等等的输出。这不但如列宁所说：“资本输出实成为激励商品输出之法门”，并且还有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所发生的交换，各国间不只是质量不同的生产品才行交换；即同质量的生产品也要进行交换。例如，某一国可以输出于某几国的，不单是这几国所不生产的；或且生产极微的货物，而且可以输出其商品与外国的生产品进行竞争的。不但后进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要供给先进的宗主国以原料，并且宗主国也时常供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的。而在帝国主义金融资本支配之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但不会完全把原料只留给本国工业部门的自己使用，而且将从前用落后的技术所制造的原料变成用进步技术来制造原料以供帝国主义的需要和操纵。机械论者的观点唯一的特征，便是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他们不了解时代的特性；与现象的具体联系。他们以为假使殖民一旦地和半殖民经济发展，好像马上便脱离帝国主义的宗主国而独立似的，所以极端来否认殖民地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发展的一回事。他们以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一发展，马上便使帝国主义失去商品和原料市场似的，因此，便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在殖民地发展和起领导作用这一回事。他们既已承认了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份；他们又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固定为容纳商品和供给原料的限界以内，这里很显然地，把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投资轻轻地放过不谈。 再则，资本输出的结果，使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不可否认的重要理论之一！谁个再来无耻的狡辩，以为生产原料的工厂不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或在帝国主义垄断之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厂，矿山，铁道，运输等等企业，不算为殖民地经济组成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把民族工业和帝国主义工业截然分开（截然分开与“有机组成”是不两立的！），我们只得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与庸俗化，而嗤之以鼻！ 三 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它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经济的发展一般的趋势当然与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发展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差别。至于某些特殊情形也只能以马克思主义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一般的法则来说明，而不能以特殊情形来否认一般的法则！因此，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特征的认识与不肖门徒的认识，主要的分野就在这里！ 我们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探究，不管李立三，或与他同一鼻孔出气的“新思潮派”的长篇巨制的大文中，在前提和分析上如何的自相矛盾，但我们只是将他们重要的结论拿来作批评的对象，以免滥费笔墨。 王学文君在新思潮杂志第五期上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一文内，很勇敢地做了如下的结论说： “由这看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这种状态压迫之下，不能向上发展，如果想向上发展，非先打破二重束缚不可”。（P.26） 这二重束缚是什么呢？当然，在整个“新思潮派”的思想中心都是坚决的认定： 1．帝国主义； 2．封建势力； 实际上从他们的一贯的观点看来，这两种束缚，只是结成一块的一种束缚罢了。因为他们唯一的结论便是：“帝国主义维持中国封建势力”！但是我们对于上述这两种力量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影响如何，应预先明白地指出，然后再作详细说明，以免紊乱读者的注意力。 我们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影响是这样： a．在整个方面是推动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前进； b．相对的阻碍中国民族工业发展。 封建制度又怎样呢？ a．相对地阻碍（但这种阻碍只是消极的反抗作用，并到阻碍不住还要投降。）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b．它的经济基础是不断地受帝国主义破坏，不是受帝国主义维持。 至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种束缚对于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才起同一的作用。若说，中国能够排除这两种束缚之后，还是向着资本主义发展，这样的经济“向上”，如王学文君所说：“这是中国整个经济的前途，也同时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前途”。这只有马克思主义最无耻的叛徒才说得出来。 帝国主义推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输入资本和机器。 我们试举从一九一三年——一九二一年，帝国主义输入中国机器的增加，便足证明他们不但没有方法阻止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加紧向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反而输入进步的资本主义技术来促成这个过程的。 机械输入表：【注一】 一九一二年一九二一年 纺绩机器643,000两5,109,060两 农业机器113,000两2,192,000两 其他机器3,700,000两26,732,000两 附属机械50,000两931,000两 合计4,506,000两34,964,000两 【注一】本表系摘自日本伊藤武雄氏著的现代支那社会研究；与作者在本志前期所引的机器进口表，在价格的数目上略有出入，然而，其证明机械输入增加的急速总是毫无疑议的。因为中国目前还没有精密的统计，只得东抄西摘，这是很可憾的！ 仅在八年之中，机器输入的价目增加七倍以上。可见中国在帝国主义影响之下，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是往前发展的。 至于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方面，第一步便是在中国用借债的形式投到敷设铁道方面，确立了中国工业发展一个基本条件。这也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事实，更也不能说，帝国主义在中国敷设铁道只是便于交通，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素。或者更不能用滑稽的文句来说，敷设铁道可以维持封建势力！ 兹举列强在中国铁道借款的数目于下： 国别铁路数目款项 英国829,900 法国1600 俄国140 比国2335 美国11,120 日本230,000 上列诸项外，还有几条铁路是几个帝国主义共同投资办的：一为英德合办；一为美法合办；一为四国银行团合办的。【注二】 【注二】本表款项，英国以千镑为单位，俄国法国均以千佛郎为位，美日以千元为单位。俄国在战前乃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这样的向中国开辟交通，难道也是为着维持封建势力，造成分区割据的条件吗？恰恰相反，这正是给分区割据者的保守派的领主们之闭关主义的企图以致命的打击！ 帝国主义投入中国电话电报的资本： 国别经营的数目款项 日本445,092 英国3210,548 德国247 这种电话电报的建设很显然系适应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银行要需的。【注三】 【注三】上表款项，日本以千元为单位，英，徳以千镑为单位。 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矿业： 国别产地所出产之矿素 日本抚顺煤 日本管城子 煤 日本烟台煤 英国四川区域 各种都有 英国新疆煤油 英国广东煤 英国山西煤与煤油 此外帝国主义和中国合办的煤矿约有三十余处。 帝国主义在中国关于重工业的工厂： 工厂种类数目 船渠造船22 蒸汽机关22 钢铁及钢铁细工9 此外有许多轻工业工厂未曾列入。 至于纺纱业日本的投资为200,000,000元，英国为20,000,000镑。 假使上列这许多企业还不能算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领域——亦即世界经济一个部门——之内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那末，我们将不知把这些部门归纳到那一类的经济中去。 此外，帝国主义足以操纵中国经济命脉的就是资本主义式的银行。现在中国总共有一百四十一个，其中十九个为中外合办银行，四十二个为外国银行。在十九个中外合办银行中的资本共有24,000,000中洋；4,500,000两；50,000,000佛郎；60,275,000日金。 外国银行的确实资本，有50,000,000美金；11,000,000金镑；13,000,000两；182,000,000戈尔登；543,000,000日金。 其中重要的许多银行的总行都是在伦敦，香港，巴黎，纽约，横滨，台湾，大阪，东京。这都证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银行，乃代本国财政寡头政治尽仲介统治的作用。此外，还有四国，五国，六国银行团的组织专门为的宰制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生活。这种宰制的作用，我们并不是像不肖门徒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以为可使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不能发展；乃是说，使中国的经济更隶属于帝国主义，更和资本主义的势力密切起来。 我们再看中国从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二〇年止，十八年间银行的发展情形怎样： 年份银行数目分行数目 名义资本已付资本 19021 ——2,000—— 19043 12,314610 19064 66,7021,314 19087 1513,2193,189 191010 2335,0008,596 191223 6935,00018,159 191434 11958,97020,839 191639 16172,77038,094 191848 178100,15059,985 192058 277188,89086,676 由上表看来，银行资本的增加，每隔两年约增30%并且有增无减，于此更可见资本主义势力统治范围之逐渐扩大的了。假使这还不足证明，那末，世界上将没有更好的事实！【注四】 【注四】上表以金卢布为单位。 此外，还有两种事证明中国经济之向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工业和农业公司逐年资本的增加。 工业公司 年份公司数目资本总额（元为单位） 191253154,808,202 191356549,875,160 191464162,108,218 1915644106,901,214 1916685132,779,808 1917557128,243,723 1918533108,902,811 1919425129,221,247 农业公司 年份公司数目资本总额（元为单位） 19121716,351,672 19131426,009,962 19141294,960,269 19151296,241,075 19161339,791,489 191713210,663,456 19181919,498,309 191910212,468,804 若说中国民族工业能够痛快的发展，使中国达到完全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这当然完全是一种幻想！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不但操纵一切财政机关，并且在改治上得了许多优越地位，尤其使中国关税不能自主。况且当现在二十世纪帝国主义已到了垄断的地步，而中国民族工业尚在幼稚时期，不管在任何形式之下的竞争终于遭帝国主义最后的打击。但也不能说中国民族工业一些也没有发展的可能。更不能说帝国主义不许中国发展重工业。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某时期内某些国家经济停滞而某些国家却顺利发展；某些国家资本主义已发展到登峰造极，而某些后进国尚在发展的初期。我们不能像机械论者们以为某些国家在经济停滞的时期，或缓慢发展，便认为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尤其是以中国重工业不能有重大的发展，便否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不理解这种现象便是“不平衡”，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绝对的公律”！至于中国民族重工业之不能发展，主要的原因还不在帝国主义的主观意志之恩准与否，而在乎中国民族资本原始积累的薄弱，与本国大部份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多靠外国供给。所以，在轻工业方面的发展，正表现这类民族工业的特性与经济力。 我们试拿中国纺绩业的发展中与外国在华的纺绩业比较一下，便可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证明帝国主义只能相对的阻碍中国的民族工业。 所有者年份工厂数 资本锭数织机 英国19154 ——195924 19254 122052,348 日本19153 ——1667,295 192545 2701,326—— 中国19157 ——259—— 192569 1301,88216,350 从这表可看出，在十年中不管外国和中国的纺绩业都是向上发展。若说帝国主义只让中国人发展轻工业，何以英国，日本，也在发展这类轻工业呢？难道中国人的纺绩业的发展不会打扰他们的生意吗？在纺织业中中国与帝国主义有平行发展的趋势，就是表现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工业只是起相对的破坏作用，不能消灭中国整个民族工业，因为，第一，帝国主义在某种限度内不得不代表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第二，有些中国民族工业有时被帝国主义倾轧，呑并，但还可更迭交替的发生。这种现象便表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挣扎。 最主要的上表中表现了日本和中国的纺绩业是平行并进的状况，这个给与机械论者以欧战和排货作基本的原因来解释中国民族轻工业的发展以迎头痛击！他们不了解战争和排货固然可以影响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能专以战争和排货来说明！不然，必定会结论说，帝国主义不战争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便不能发展；或中国不排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便不能发展。不肖门徒必然会得到这样谎诞的结论。因为，他们具体的意见就是帝国主义不发展时，中国就发展，帝国主义发展时中国便不发展。所以，遇到上表的事实时他们便无法解释。他们根本不了解战争，排货乃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所发生的现象，反而把这些现象来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运命！我们再举一个今年在申报上六月十日所发表的一个统计来说一说罢。这个统计由资产阶级报纸的说明也是说由于济案发生抵制日货，全国统一而起，实际济案发生后，各地排日运动多受政府干涉，并且所谓统一的去年，同时也是到处混战的一年。自然，资产阶级只有这样说明才能引起人家去排货，去帮助他们统一。 由上表看，中国纺绩工厂和去年一年中增加了五个，纱绽和线锭都是增加的，日本纺绩工厂虽减少一个，但纱绽和线绽仍然还是有增加。可见在去年那种可怜的状况之下，纺绩业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发展的趋势。抵制日货的结果，日本的纱锭和线锭都也增加起来。排英运动在去年是没有的，并且去年李济琛还把沙基惨案的纪念碑拆毁以保证中英的“友谊（？）关系”，但英国的纺绩业在中国境内还没有多大起色。排货运动的解释可说是最皮毛的解释了。我们以为假使申报大主笔先生也曾看到李先生等的大著之后，定会拍案自喜说：“吾道不孤了”！． 申报内按着一个统计，谓本年内还可以开工的纺绩厂如下： 厂名地点纱绽 布机 申新八厂上海40,000 —— 济生上海未详 益丰太仓未详 华昌绍兴10,000 —— 宜昌宜昌20,000 —— 普益山西10,000 150 雍裕山西10,000 辽营营口10,000 96 沙市沙市20,000 上面属于华商的。 厂名地点纱绽 布机 上海第五上海30,000 1,000 大康上海30,000 —— 公大第三上海30,000 1,000 丰田第二上海40,000 1,000 裕丰第二上海30,000 —— 上面属于日本的。 由我们看来轻工业的发展在半殖民地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努力发展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因为这可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扩充，家内纺绩业的破产，货银劳动者的增加，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等等事实。但是，若由李立三看来，这不过是轻工业，算不得什么资本主义，因为这是供给帝国主义的“原料”！？ 其实在今日世界经济密切联系中，帝国主义固然要到处夺取原料和商品市场，但并不是说，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专为供给原料和消纳帝国主义的商品。所谓殖民地化的意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不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发展，而是说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虽然发展，终不能脱离帝国主义宗主国的统治。更不能说没有重工业的发展便算不得资本主义发展。到底要多少重工业和多少轻工业的配合发展才算得资本主义的发展呢？这个问题就是那些喜欢讲数量的不肖门徒们也是不能答复这个数量的！殊不知正因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经济有有机的组成，于是殖民地可不需急速的发展重工业，能够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这也是由于帝国主义输入商品——特殊的商品，即重工业所生产凭进步之资本主义技术——的结果。 实际上在帝国主义时代，不但殖民地和半殖地要供给帝国主义宗主国的原料；并且帝国主义也有供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 帝国主义输入中国的原料： 原料种类年代 1913年1921年 1922年 燐寸材料496,0002,281,000 2,857,000两 棉花3,017,00035,967,000 41,956,000两 合计3,513,00038,248,000 44,813,000两 这表证明所谓只要中国原料的帝国主义在九年中也不断地增加输入原料到中国来，并且所增加的价目在九年中竟达到十五倍。 现在再就去年七月至十二月各国对华输入的棉纱看着： 1928年 （7月至12月）1927年 （同时期）增或减 日本10,154,517疋 11,838,132疋减15% 英国2,452,455 增75% 美国33,093 增39% 徳国93,119 增48% 帝国主义这样地供给原料来帮助中国轻工业发展，这又使机械论者摸不着头脑！然而，他们唯一的回答便是：这无非是帝国主义输入的商品！ 于是不肖门徒恍然大悟说：原来原料就是商品，商品中也有原料！ 这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说，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侵掠过程中，只有向两方面——即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扩大交换的领域，扩大商品的生产，扩大剩余价值的剥削范围。也就是说促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更趋于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独立与否，是不能破坏和代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法则的！所以，不管中国成为帝国主义怎样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但无论如何不能说中国会可因帝国主义的统治而逃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公律！或如经济学家的王学文先生所新发明的：“中国经济实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新思潮No5.P.23）我们只懂得列宁所说的：“资本输出影响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之发达很大，且能促使其非常发展。所以，资本输出的国家的发展虽被阻于某种限度，但仍能使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之扩大与尖锐化”。 我们只懂中国是输入过资本的；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有时虽被阻于某种限度，但中国毕竟还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之扩大与尖锐化”的一部分！ 潘东周说：“所以，帝国主义经济必然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发展的障碍，这并不矛盾，这正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原则”。（社会科学讲座第一卷P.288）这正像李立三先生所解释：“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一语乃是辩证法的观点一样有趣的无耻！ “辩证法”是个矛盾逻辑，“错误”是最矛盾的事，因此，在形式主义者的思考领域内一切“错误”都可成为“辩证法”；于是他们把一切“错误”的思想都要找“辩证法”做护符！所以，市侩，文氓，不肖门徒，机械论者，都可以在“不矛盾”掩蔽之下，站在一边贴着“辩证法”的商标到处招摇撞骗；世界上之侮辱马克思主义还有比此更甚的吗！？ 四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通常先在城市中发展，首先在工业领域内发展。而农业经济大部分长留在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上，至于已经受着工业影响之下的农业经济的生产便会带着另一性质。 中世纪的农民家庭几乎完全就是自给经济的公社，他们不仅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产手段，并且自己建筑住宅，家具，织布，缝衣等等。他们固然也到市场上去，但所出卖的只是他所生产多余的东西，所购买的除生铁以外大都是奢侈品，并不是他们生存主要的对象。 城市工业和商变的发展，便把农民的手工艺排挤了。因为城市工业发达，便采用了进步的技术制造许多农民所需要的生存对象。于是农民渐渐把自己许多生存手段依赖于市场的供给，便渐渐失去了过去一切手工艺的技能，自是农民家庭也失了独立的可能性，就是说，若不和市场上发生交换便不能生存。更确切些说：“不出卖不生存”！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愈发展，则农民的原始家内产业便愈崩溃，愈使农民对于货币的需要。他们现在对于货币的需要不仅为购买次要的对象或奢侈品，并且为着购买最必要的东西。没有货币他不能从事经营自己的经济，再也不能生存。农民取得货币唯一的方法，便是把自己的生产物变成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凶年饥馑的结果，他们得不到货币时便出于借贷，于是便把自己的土地抵押于高利盘剥者；渐濒于破逢，结果使他们转变为无产者而与土地分离。 中国农村也和一切社会一样，也要学着历史发展一般公律所支配的；不过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的过程，其促成的主要因素不在于本国城市工业，而在于历史上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长期侵蚀与夫价廉物美而有射击力的帝国主义商品。然而，在闭关时代以前商业和高利贷就已蚕食自给经济的基础，在中外通商开始之后，帝国主义商品之侵入农村正是蒸蒸日上无可遏止；这样便不断地引起农民对于货币的需要之增加；同时发展了农村的交换关系；农民家庭手工艺技能渐渐因一切必要日常用品靠市场的供给日渐消失，这样生活之依赖于市场不得不将自己的生产物变为商品向市场出卖取得货币，购买日常所必的东西。从前自给经济时代，他们一切生产为满足自己家族的需要，现在他们要满足自己必须先去满足别人，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把自己所创造的生产物出卖之后，得到货币再向市场交换日常所必需的用品；这样，农业经济再生产的行程必须依赖于城市的交换。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货币的需要亦不断地增加，于是农民没有货币便不能够生存。天灾，水旱，赋税，遗产分割，等等都是使农民逐渐依赖于高利贷者。中国农村中的高利贷者则多半系帝国主义的经纪人，商业家，一部分乡村富农。农民迫于穷困而借债，结果不得不把家财和土地抵押，而这些经纪人，商业家，等等更因自己资本蓄积的微弱，城市中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浩大，只得逃到农村中用少量的资本投到土地上或借债以剥夺农民。农民即在高利贷资本宰制之下，要挽救自己的最后危亡的运命，只有用尽自己一切的劳动；然而，终竟得不偿失，流于破产，土地渐为债主所有，而自己便投入乡村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或作雇农，或向地主佃地耕种，或流为兵匪。于是农村中阶级分化和对立的过程便渐趋显着。一方面便是农村中的新式地主，高利贷者，富农，另一方面，便是佃农，半佃农，雇工等等。我们现在试举一个统计来证明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的事实： 中国农民分量表： 有土地的农民（地主亦在内）150,000,000人 无地的雇农30,000,000人 佃农136,000,000人 游民兵匪等20,000,000人 总计336,000,000人 上表有土地的农民150,000,000人中便包含了所有的地主，富农，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那末，我们从这里约略可看出，在地主和富农剥夺之下的佃农和雇农有166,000,000人了。再加上20,000,000人的兵匪游民，失去土地的人口计有186,000,000。就是证明在中国农民中有半数以上的农民没有土地。 然而，在有土地的农民中（当然照上表包括一切地主计算）的土地又怎样分配呢。 户口数的百分比占有土地面积百分比 贫农（1-10亩）44%6% 中农（10-30亩）24%13% 富农（30-50亩）16%17% 中,小地主（50-100亩）9%19% 大地主（100亩以上）5%43% 这样我们可得出一个结论：全农业人口中有土地的占45%，无土地的占55%，只有五千万的地主和富农，便占有81%的土地，这里无论如何都要证明两个在资本主义制度影响之下的事实： 1．土地的集中； 2．农民向两极分化。 任他李立三和新思潮先生们怎样的争辩说，这样结果系帝国主义侵略所致，而不是中国本身民族工业发展的影响；那最少限度也不能说，这是封建关系统治的结果使然罢！恰恰相反，农民的破产堕落，与土地集中到执有货币的地主手里去，更是表现封建领主经济基础的崩溃与向着新兴的地主让位的。我们固然可以在一般的言语上可说“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我们不能在经济学的研究上随便的说有“地主皆封建”！因为地主不但在封建社会内部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也有的。可是这两种地主在本质上业已不同了。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在封建时代地主怎样地占有土地；今日中国农村中的地主怎样的占有土地。其所处的条件与中世纪时代有什么不同。 五 在封建时代，人民对于领主的经济从属之最普遍状态，便是把封建领主看做人民所赖以生存的全体土地的所有者，如孟子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情形一样。因为当时农业在社会的生产生活中演了最重要的作用，封建领主当然也要完全支配土地，同时亦就支配人民。所以，封建领主占有土地的形式完全靠政治上的特权，并非由什么自由买卖的方式购买来。领主的土地即直接由权力占有而来，于是他们对于农民的剥削便也取着公开露骨的形式。领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并不是隐存在交换和欺骗掩庇之下的。农民不能随便离开土地，而要拘束在土地上面以供领主的榨取，这种榨取的主要的形式：第一是强制劳动；第二是付纳租税；这些剥削完全是对领主统治下的“义务”性质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之下农民乃是租借地主土地而支付地租。这时代的特征还是封建主常保持有“超经济的强制力” 在中国土地关系上虽然还存留着许多封建制度的残迹；但在土地占有的关系上很普遍地是以货币购买土地的新式地主占绝对优越的地位。可是这种地主绝不同于封建时代的领主。他们占有上地并非从自己政治上的特权霸占来的，而是由于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条件之下，他们用货币购来的。我们不管这些地主货币的来源如何，（或由商业中积蓄的利润，或因重利盘剥的结果，或从作了贪官污吏军阀等搜括来的，或从帝国主义供给的等等）但他们要取得土地必须向农民购买的。而农民向这种地主出卖和租佃土地多半带“自愿”的性质。地主也不能强制农民去租佃他们的出地。建立在这样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上的土地占有形式；地主自身不是把自己当做政治上特权者来剥削农民，而最藉其在经济上握有万能的货币向农民进行榨取的。这一类土地所有者，不管是单纯的地主或兼工商业资本家，高利贷者，富农等等。他们对于农民的剥削，不外把地租当作投资的利润和利息来看待的。所以，不管地租的形式如何（自然品或货币）剥削的程度如何（50%或70%）其本质不外占取农民的剩余价值罢了。若在富农直接雇用之下的雇工其受资本主义方法的剥削更无疑议的了。 至于中国土地上剥削形式的复杂和剥削程度的利害则完全受旧时代的历史和社会所遗留下来的残迹所影响，但也仅是表现形式上的特异，而不能表现中国地主对于农民剥削之经济上的实质与内容。 中国农业经济中能够代表时代的特征的便是交换和地域分工的发展，这样就充分地表现了农业经济的生产很广泛地都是为市场而生产，也就是说农业生产都是普遍的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面的。这种商品生产决不同于商品发达初期的偶然交换，或把多余的生产品提到市场去交换，而是以交换为出发点的去进行生产以适应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要求。 当着封建时代领主固然因为要满足自己的精练欲求，有时也会利用交换，但交换总是例外的事，他的大部分必需品还是从农民身上取得来的，自然品贡税本来就是表示这时代的特征，因为领主的必需的消费品系直接由农民供给的。所以，这时领主对农民剥削的主要目的是在“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中国今日的地主们，对于农民的剥削主要的目的却不在于农民直接供给他们一切必需的消费品，——实际上农民已经没有可能直接制造近代地主所消费的一切必需品了——而是要在地租的形式之下交纳给地主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最流行而时髦的商品——生产物或货币——至于这种地租由地主看来，是他的耗费购买土地的资本上应有的利息；由农民看来就是他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一部分剩余生产物，不过这种剩余生产物是他自己之社会必需的剩余劳动所造成的罢了。 中国农村中阶级分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商业地主，佃农和流民无产阶级之平行的增加；这些现象最主要的原因系中国海禁未开以前独立发达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已有长期的在农村中破坏封建经济的基础，造成农村中农民破产的普遍现象。于是乡村人口过剩，农业危机，战争骚动等等在一方延续农业经济的衰落和停滞状况，另一方面又不能使生产方法自身很快地过渡到资本主义方面去，使无处容纳这广大的破产农民。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商品侵入农村更急剧地促使广大的农民破产，农民破产的结果脱离土地，农村生产更趋衰落，于是乎使旧时靠着剥削农民为生的封建的，半封建的领主，贵族，官僚，也因此站脚不住了。所以，不但一般因受商品经济侵掠的结果之贫困的农民要出卖自己的田地，即旧式的望族，宗室也要将自己的土地整批出卖的。其次，城市的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己开始发展，但大部分还是操在帝国主义手中，民族工业以资本积累的薄弱，不能与帝国主义工业对抗，于是拥有小数货币的民族资本家，商人，高利贷者，便趁土地上投资轻本厚利的机会出买其土地来了。这是新式地主发生的重要原因；农民破产的急速，使城市新式资本主义工厂无法尽数容纳，于是一部分流为农业经济中的雇用工人之外，另外的破产农民则移于海外，如到南洋星加坡，菲律滨等处，最后则流为兵匪，造成了军阀制度强固的基本部队。这些都表现着中国资本主义之工业发达还不能适应封建势力急剧崩溃的需要。最后大多数的就出租地耕种以维持自己垂亡的运命。于是佃租制度便成为中国农业经济中最广布的现象。这种佃租制度完全建立在新式的——即资本主义的——占有形式的基础上面，与封建领主的“赐地”是截然不同的。中世纪领主对于农奴的关系，主要的乃政治上特权者对于奴属的关系，而土地的占有形式主要的还是靠政治权势来维持（固然有时农民因借债而成为农奴）；因此，领主对农奴的剥削是取公开的形式，农奴不能自由离开土地而中国佃农对于新式地主的关系主要的还是货币的关系，佃农如果不向地主租地则任何地主绝没有强迫农民佃地的可能，这种佃农与新式地主之间无论如何在名义上和法律上是平等，是以双方同意为前提，这种佃地关系亦如城市工人把自己的劳力出卖给资本家一样，不管资本家把工人的工作延长二十小时也好，极端进步的合理化也好，支付极低微的工资也好，在工厂内随便打骂工人也好；但在法律上双方部应有名义上的平等，是以交换为原则的。所以，新式地主对于佃农也是在地租的形式掩蔽之下掠夺了一部分剩余价值。 所以，在中世纪的农民解放的要求，最主要的是在废除封建领主的特权，使自己排除一切封建制度的束缚（如一切“超经济的强制力”等等）变成为自由生产者，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使自己变为资产阶级；中国农民最主要的并非土地私有制不自由而是大多数缺乏土地，也就是农业经济中的生产者最重要的一个生产工具——土地——的缺乏。因此，要解决中国农业上的根本问题，就要铲除现存的占有制度，而占有中国广大土地的，又不是维持旧时代残存下来的贵族，宗室，而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或地主化的资本家；总之，占有大部分土地只是城市和乡村的资产阶级；工业家，买办，商业家，高利贷者，富农。中国不但没有与城市工业资产阶级绝对对立的地主，而大部分的资产阶级又是直接间接作了帝国主义剥削中国农村的忠实经纪人。因此，中国的土地革命，不但要推翻城市和农村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并且也要推翻帝国主义之政治上和经济上一切特权！ 六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后，不但推进了中国国民经济中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断的发展，并且也推动农业经济踏进资本主义的领域。我们从上面农业经济生产技术进口之不断的增加，和占有农业全人口十分之一的三千万雇农，和占全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一万三千万的佃农；便证明农业经济中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以及农村资产阶级势力与数量的增力；换言之，即农村中资本主义关系之不断的扩大。 我们上面业已说过，帝国时代的基本特征便向外投资造成垄断。所以各帝国主义输入中国的资本对于中国殖民地和资本主义化都具一样重大的意义。国际帝国主义直接的投资如建筑铁路，海关政策，外国银行的兑换等等；间接借款，就是战争的赔款等等加重了中国国债的担负与一般经济的和政治的不独立。几乎全部的重心都架到农民身上。强迫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为帝国主义剥夺的对象。农民家庭工业的破产，使农业经济的结构根本起了变更；就是长久的发展以交换为目的农业生产。 在交换经济统治中国农村的条件之下，中国农业经济大别可分如下数种： 1．手工业式的农业生产； 2．为贩卖商人而经营的农业生产； 3．纯粹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生产。 第一种经济的特点，就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直接有交换的关系，此种经济多为近于城市之小农经济，这些小农经济把自己的生产品如豆类，蔬菜等等供给城市。这种经济普通不用雇佣劳动，以自己家庭劳动为主体而工作。城市愈发达，城市居民增加愈快，此种手工业式的农业经济亦发展得愈快；这种农业经济在中国农村中最普遍的现象。 第二，为贩卖商人经营的农业生产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种经济也和手工业式的农业一样，包含大批小农，他们生产表面上似乎是完全独立的，而实际上却完全依赖于商业资本，这些商业资本家大部分是帝国主义间接的买办或经纪人向这类农民收集大批的原料；所以他们的生产主要的为供给外部市场，经过贩卖商人的仲介把生产品传达给各地消费者或出口，在实际上，他们只是在自己家内为商业资本家生产利润的家庭工人。这种经济好像城市中家庭手工业者在家内为大工厂部门制造某部分半制品，或如装订图书，粘贴商标，制造匣子等等，由工厂主或经纪人供给原料；在形式上好像还是独立，而实际就是坐在家里为资本家做工。这种经济得以普遍，其基础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扩大了内外市场，又使小生产者没有与市场直接发生关系；另外，农村生产者的数目较城市工业生产者为多，生产品超过于内部市场实际上的消费能力，在这种情形之下，又加以生产品大批出口，于是便造成了贩卖商人的垄断。这种农业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与其说是生产品超过市场的需要，无宁说是因为货币关系的发展和农民的破产，致不得不将生产品出卖的。 第三，就是纯粹资本主义性的农业生产；他是以资本主义形式生产和以资本主义形式出卖的。这种经济是依照资本主义企业的原则组织的，它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各个根本的现象，如雇佣劳动，投资，为利润而生产等等。关于这种农业经济的例证泰罗尔曾给我们许多的材料，他明白地说，农民是在起分化，一方面形成富农；另一方面形成破产的农民，脱离自己的经济，出卖自己的劳力以维持生活。于是一方面发生无地或极少土地的佃农，另一面发生剥削雇佣劳动的富农。泰氏说到中国农村中资产阶级的形成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一部分农民因商品经济的发展渐渐变成乡村的小资本家，这种小资本家一方面租种土地，剥削雇佣劳动，另一方面经营商业，取得额外利润。佃农本来是农民中最痛苦最受剥削的份子，因为他们是藉纳租而生活的劳动者，但芜湖佃农却与此相反。那里的佃农，一方面是租地生产的农民！另一方面又是雇佣劳动的剥削者，而在剥削劳动以取得过度的利润，中国农村资产阶级一部分就是这样形成。 这些事实不但证明资本主义关系可以在农村中长足的发展，并且关于芜湖的佃农更足证明他们与地主的关系绝不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了。假使这种事不限于芜湖一处，那么中国土地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就敢断定已是十分正确的了。 至于中国农业经济中很多地方都采用了新式的灌溉，例如江苏，浙江，福建一带已实用蒸汽甚至电气摩托与电抽水机来灌溉了。在常州一带，用电力灌溉的在一九二六年约有稻田四万余亩。 安徽省另有通行的抽水机，即以煤油和石油为发动力的抽水机。此种抽水机在五年前已开始试用，一九二六年仅在沪宁路一带已有一千具以上。上海有几个工厂差不多完全为此种抽水机而生产的。 此外农业企业亦日渐发展，舂米机器多系英国产的，在扬子江一带尤为推行。产棉区的榨油厂日益发展，产茶区制茶企业之普遍。沿海一带罐头和烟草企业之日渐发达，都是不可置辩的事实。 如贩卖商人经营农业的经济，在产米区最为发达；芜湖一县为中国米粮出入最丰富的区域，那里有几十个代办的商号，在任何乡村内都有贩米商人的足迹。在芜湖城内的谷物交易所内，有米多种，又有一定的价格，与上海及其他各地互通声气。秋收时候，舂米公司以新式机器舂米，运往上海，芝罘，宁波，广州各地转为销售。 最后，豆，棉花，丝，茶，桐油等等销售尤广，大部都供应国际市场。 中国农业经济之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形式便是外国资本参加中国农产品的制造。如山东英美烟公司的经营，便是用这种形式投资于农业经济，此外中国资本接投于农业生产的事情我们也常可看见。广东的米厂和糖厂，中国中部等处的棉田，都是例证。虽然年来政局不靖（如内战，土匪等等）这些企业还是发展的。农业中的大资本主义经济在其他地方，如察哈尔也有。固然山西北部每年有大批农民来到这里开荒，但此地没有开辟出来的土地还很多。农民春季来到这里工作，秋收后便回去。农具耕牛，种子，居屋等等都是地主供给，甚至一部分食粮也是向地主借来的。在其他省内，我们也可找出大的农业企业。特别是满州里地方纯粹的资本主义大企业最为普遍。 总之，不管中国农业经济中土地虽然多集中于小地主手里，但资本主义式的大地主也必然会随经济的发展而继续发生和增加的。但不管怎样，目前中国农村中主要的统治者无疑的是，乡村的资产阶级；即列宁所谓“农业经济中三位一体”兼作地主的高利贷者，商人与富农。 七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并非现存社会中唯一的生产形式。与这种生产方法同时并存的还可以遇见（保持到现在）资本主义前期生产方法的残迹；从另一方面在国家经济或公社经济与协作团体的某些形式中业已可能发现新的，更高的生产方法。所以，资本家阶级与雇佣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不是现代社会唯一的矛盾；与这两个阶级同时并存在于两者之间还有许多社会的中间，上层和渣滓的其他阶级；一方面就是贵族与宗室，另方面便是各种的浪人；他们一部分是资本主义前期社会形式的产物，一部分也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需要而发生，或最低限度说，由于他们维持自己的发长的形态。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利益和运命始终是在现社会基本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生死决斗来决定；但同时也不能忽视这些旧时代的遗物在政治和经济的生活的作用和影响。这就是我们不允许人们否认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同样也不允许人们否认中国还存留有资本主义前期一切的残余。不过我们要确定那一种经济势力是居于支配的地位罢了。 我们假使深入中国农村中看一看，我们必定可以发现许多封建和半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陈迹。我们不但可以找到最原始的族长社会，纯封建式的地主，并且还可以遇见中世纪的人口买卖，大家族之蓄婢养奴；此种制度不仅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残迹，并且有由于商业和髙利货资本以及帝国主义商品扫荡了农村之后，使农民趋于极端贫困，不但要出卖自己的田宅，家具财产，最后为偿完债务或履行宗族祭祀还要出卖子女妻儿。许多地方不但大家族有不少地方上特权惯例，而今日军阀制度的存在，苛捐杂税，拉夫，勒饷更是不可掩蔽的封建遗孽。乡村中之一切风俗习惯，赛会迎神，械斗，私刑，以至于鸡租，脚米，人事，斛面，包三担等等无疑地都是封建时代的残余。僧，尼，道士，巫，觋，神君，地保，乡长，祭司，庙祝，举，贡，生员，翰林，进士，随处可以找到。然而，这些都不过证实历史进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一些残余，而不能在现实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最重要的地位。固然，这些复杂的封建和半封建的残余渣滓足以阻碍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但也不过障碍罢了。这种障碍的作用并非积极地征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而是日暮途穷向不可克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作最后顽强的抗争。总而言之，起消极的反抗作用罢了。这种反抗正如城市手工业行会制度之抵制资本主义产业一样，结果一败涂地。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是发生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因此，我们不怕承认中国有封建和半封建的残余存在；但我们承认旧制度的残余，并不否认新制度已经发展而且发展到了有支配旧制度所残余的一切势力的程度了。 在历史上具体的事件中，过去的成份（如专制，农奴制度，君主，特权等等）与现在的成份（如，私有财产制，雇佣劳动等等）以及将来的成份（社会主义，财产共有等等）自然不会有怎样绝对的分明；都是前前，后后，交互错综的。我们要理论切合于实际，便不得不顾虑到历史的具体事实，并且不得不根据这些事实来证明我们的理论。同时，我们要真正确切地了解历史的具体事实，便不得不以这些事实作为研究的资料而从事于抽象的理论之研究。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因此，我们不得不最后进而讨论一些关于不肖门徒们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中之方法问题；我们就在下面开始罢。 八 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第一步的变节企图便是抛弃辩证法；因此，他们一开始便向机械论和形式主义投降！因此他们第一步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便是以数学运动的说明来代了替物理运动的说明。 1．帝国主义与中国国民经济和民族工业。 不肖门徒们根本不了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中国国民经济的关系是有机的不可分离的构成部分，于是便发展了机械与孤立的结论。如潘东周则以为：“帝国主义经济必然成为中国资本主关系发展的障碍”。王学文则以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这种状态压迫之下，无论如得不到发展的条件”。如李立三则以为：“帝国主义要维持中国做他的纯粹的商品市场，极力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我们上面已曾举出了许多事实证明中国整个国民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势力的发展是毫不置疑的了。现在只是指出他们方法的错误罢了。 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最后的一阶段，也可说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发达展到最完备的系统。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是世界经济的发展，所以，资本主义经济本身便是国际的性质，帝国主义不过把这种生产之最后的扩大范围罢了。因此，在世界经济领域内在逻辑上各个国民经济只是世界经济一个单位，一个部门，这好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各单个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单位，而企业内部的各部门又是该企业的一个单位。但无论如何是有机的构成和存在自然和社会的分工。若把各国民经济，各企业，各部门隔绝起来不生关系，那末，整个世界经济再生产便无法进行；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生产便无法进行。所以，资本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正如各企业，各部门营业的先后隆替一样。但无论如何都是要扩大商品的生产。在先进国的境内每多是发展重工业，在后进国发展轻工业，这种现象很类似各个国民经济中某一企业生产生产工具，另一企业生产生存方法的现象一样。我们不能说，生产机器的部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和要素；生产日常生活品的部门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他一样要扩大生产商品和剩余价值的行程。所以，殖民地虽然偏重于轻工业方面的发展，但仍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向前发展。 不成器的马克思主义门徒李立三们，最可笑便是不懂国民经济的本质是什么？他们以为中国境内的帝国主义一切工厂，矿山，银行，铁道等等都不是属于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以内，所以不得不将中国的民族工业和国民经济一概念含混起来。因此，一见某部分民族工业受打击或发展缓慢，于是便结论说：中国国民经济不能够发展，甚至说受帝国主义的束缚不能发展？！他们不了解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帝国主义企业和民族企业就像各分立企业的相互关系，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之排挤民族企业，正如他自己国内各企业间之互相排挤一样。某些企业有时因资本力量的薄弱被大企业排挤而倒闭，但占优势的企业还是发达的，这样排挤作用并不是证明国民经济不能发展，反而更趋发展，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排挤中国民族工业，一样不能证明帝国是完全破坏整个中国国民经济，而是要想在整个中国国民经济领域内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破坏别的企业。所以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资本好像在世界经济一个部门的合股经营；不过资本家内部不一致，大资本家想吞并整个企业倾轧小资本家一样，资本家的倾轧固然可以影响于营业方面，但主要的目的还是要这个部门营业可以发达，要使小股东受大股东支配罢了。实际上，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也没有自由意志能够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中国资本主义成分经济的发展是受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法则支配的。资本家时常要多取利润改良技术，结果技术提高不变资本增加，可变资本减少利润下降，最后违反他的目的。只有从机械唯物论转到唯心论的堕落的不肖门徒，才会结论说：帝国主义“只许”中国怎样，“不许”中国那样，等等鬼话；他们完全走到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营垒中去了。 2．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 不肖门徒们最反动的理论便是武断地断定帝国主义在中国维持封建势力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发展，甚至说最近整个封建势力完全复活起来。王学文很大胆地说：“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内的交互作用进行不已，遂使中国经济因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常处于二大压力之下，日益被其压迫与破坏”。这里不但说帝国主义维持封建势力，不但中国境内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能发展，而且整个国民经济还要日趋于破坏！这样看来，好像帝国主义在中国完全代表封建社会的利益的！？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资本主义势力，他对于封建的经济制度完全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固然，在一个社会内部因经济层次的复杂，在整个资本主义展过程中一方面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重大发展，有力的破坏了封建制度；同时在某些落后区域还有新生的微弱封建势力。但是这里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之中，封建势力只是起了消极的抵抗作用，而日趋于衰落，并不是取积极作用日渐扩大。比如说在中国农村中货币经济的急激发展，固然一方面也可以使乡村中继续发生人口买卖，奴婢童养媳，姬妾等等，甚至一般先进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常常因促农民加重高利贷的剥削。但是，在整个方面看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发展资本主义呢？还是维持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封建和半封建的势力呢？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常常保持旧时代的一切残存制度来保持资本主义自身的利益，但我们决不能说资本主义因此反要维持封建势力使自身不能发展。历史上的事实可以数见不鲜，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利用一切破产贵族来推翻旧制度，即在现时进步的资产阶级国家如英国，意大利，日本尚利用皇帝的统治形式来代表资本主义的利益。我们固然要承认皇帝制度的存在是封建时代的遗物，但我们不能说，英国，日本，意大利的资产阶级的要维持封建势力，所以，英国，日本，意大利，受此资产阶级所维持的封建遗制的阻碍，资本主义便不能发展。最明显宗教制度是十足的中世纪封建制度最有力的武器，然而，当资产阶级向宗敎作激烈的斗争之后，便感觉到利用宗教对于他们是很有利的，于是便允许信教自由，扶植基督教势力的发展，我们能够说，资产阶级是保卫封建势力吗？主要的这时宗教的形式虽仍旧存在，而内容业已改变，它不是代表封建社会的利益而是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 中国从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军阀剂度，不但帝国主义尽量想利用去统治中国扩充自己经济的势力即资本主义的势力，而中国资产阶级不管是独立的，买办的，半买办的也都想利用军阀来扩张自己的经济列益，然而，结果，不管帝国主义占取全部统治也好，中国资产阶级在刻苦可怜的挣扎中侥幸发展也好，总是使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势力扩大，封建和半封建的基础崩溃愈速，军阀愈失去封建制度的根据而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他们所充分的役使；实际上，中国今日军阀制度已经失去经济基础，所以，不依赖帝国主义，便依赖于买办工商业者和乡村的新式地主。机械论的观点，往往只是直觉的，他们看到了树木便不见森林，一见了森林，便头晕脑乱地把构成森林的树木忘记了。 事实上又怎样呢？中国自辛亥以来，没有一个军阀不勾结帝国主义，然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不但帝国主义的工业发展，即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业也是发展。日本在东三省维持可说最得力，然而，东三省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更是击破了不肖门徒冥顽不灵的脑袋！但他们无言可说之后，又用他们机械论最重要的法宝——形式逻辑中的“例外”作救星，说“这是他的特殊原因”！（李立三） 所以，这种思想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之浅簿而庸俗化的曲解，而且简直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他们不但不把资产阶级的统治看做中国目前主要的力最，并且根本否认了有资产阶级统治的存在，一切罪恶归到封建身上，替资产阶级掩饰回护。这正是近来陈公博谭平山邓演达一班人所努力的工作，然而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最得力的还是我们“理论中心”的李立三先生！他公开同中国工人阶级说：“总之无论是谁,除掉他是占领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局部江浙以外，他都必然要把主要的基础放在封建剥削方式——封建生产方法上；因为在生产落后，农村经济占优势的地方，绝不能从海外找资产阶级的基础，从天上掉下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来的”。他在别处还举许多事实证明南京都要恢复到封建秩序去。这很显然地说，除江浙以外中国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并且资产阶级要去海外去找，他们现在没有政权，因为还要等着天上掉下来！这样将得出什么结论呢？中国广大的区域内不但资产阶级没有政权而且还没有资产阶级本身！？即使有了资产阶级的存在大概他概还要一度进行夺取封建政权的斗争！假使，这种斗争发生时候我们不晓得这位李先生站在那一边？！我们这里要再说一下，我们说资产阶级统治，并不是说不要与封建和半封建的一切残余斗争！我们把李先生这段最标本的欺骗工人阶级的诳言介绍一下，想觉悟的读者一定会理解他的反动性到若何程度！ 3．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封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 新思潮们把商业资本在封建经济中“独立”和“优势”的发展与商业资本不独立的在资本经济中的发展完全混乱起来；所以到处发生矛盾的论调。如潘东周一方面说：若有人以为长期的商业资本主义发展，便可以剥弱封建的关系，这便完全是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又说：“……商业资本主义，一方面固然破坏了粹纯的封建制度……”他们根本把破坏纯粹的封建制度的“破坏”还不算得“剥弱”是什么呢？另一方面他们把中国的商业资本已经不是从前那样完全都是“独立”和“优势”发展时候的与生产分离的商业资本一样看待。中国现在有许多商业资本都是带着买办的性质，而不是专门从事利用两方孤立而隔绝的生产者从中垄断用欺骗方法取得高额利润，而是一方面的城市大商店为帝国主义或民族工业部门销售商品，这种商业利润只是从工业部中分抽取工业资本家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取买办形式专门为帝国主义即直接属于外国资本家的买办或本国工业资本家代买由生产部门中抽取一部分资本向农村购买原料；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隶属于生产部门的商业资本，这种商业资本自身业己失去自身的“独立”和“优势”了。还有许多省份中有这样的商业资本，如各大商店的商业仲介人与经纪人等等，对于家庭手工业的生产，逐渐形成很大的作用，如供给家庭手工业者以原料，并为之销售整批的制造品。此外还有仲介人或经纪人先向家庭手工业者定货，然后再向他们领取制造品，而付以一定的包工工钱。这正如列宁所说：“家庭手工业者实际上已等于雇佣工人，在自己家里为资本家做工，这种仲介人的商业资本，已变成工业资本了”。（全集第三卷）另外，还有许多商业家把资本投资于土地生产上面去的。实际上现在中国还是上列这几种商业资本很普遍的发展。这些商业资本的作用完全与商业支配工业时代的商业资本的作用不同的。至于高利贷资本在中国农村的发达，并不是因为封建制度基础强固的结果，反而是因为农村中侵入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经济不断的发展使农民对于货币的需要增加，因此更加剧农村高利贷资本的发展。然而无论如何独立和优势发展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是封建经济发展的产物，终于破坏封建经济的基础，促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两者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出发点和必要的前提。所以，在中国今日的高利贷和商业资本的发达并不能机械的证明封建经济的强盛与发展。 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经济之发展一书内关于商业资本事高利贷资本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说道： “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发展得愈有力，那末工业资本的发展便愈见其薄弱（此外所谓工业资本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反之，前者愈薄弱，则后者愈见其强固。” “因此我们俄国情形就得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俄国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同工业资本之间是否相联系？在打破了旧生产方法之后，我们的商业和高利贷者是否能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来代替那旧的，抑还是用别种生产方法来接替？” “这些都是事实问题……照一般民粹派人们的见解，以为富农和小康农民所表现的并不是同一经济现象的两种形式，而是毫无相互关系且互相冲突的两种经济现象的形式。这种见解是毫无论根据的……事实的论据所说却是相反。农民是否为着扩大生产而佣雇工人，农民是否在那里买卖土地（按列宁的意见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便是有真正的自由土地私有权：“这私有权乃自由投放资本于土地之障阻物”。如果保持这种土地私有权，“那么资本不得不用绕道的形式——如农民与地主的土地典押，高利贷之役使农民，出租土地给有资本的人去耕种等等形式——以侵入农村”。“因此，土地的典押与高利贷可以说都是免除土地私有对资本自由侵入农村所给与的各种障碍”。——作者）……或杂类商品，他们是否在那里用细麻，干草，家畜等等做买卖，或是用货币来使交易（高利贷者就属此例）。再则，在俄国一般的乡村资本的作用并不是仅仅在奴役和高利贷上表现完尽了的；这种资本同时也是为生产而流转，我们看见富有的农民他们不仅是投到商业上的建设和企业上去……而且还把它投入改良经济，购买及租借土地，整顿家财，以及雇佣劳动等等的途上去。假使我们农村中的资本，除造成奴役和高利贷之外，便创造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末，就关于现有生产条件而言，我们不能确切断定农民的分化，和农村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那末，全体农民就都只是代表被贫困所窘迫着的一种农户的形式，在这些农民中，只分出一部分高利贷者，而他们之所以特出，只是由于他们货币财产之多，而不是由于农业生产范围和设备来的。总上所述，就发见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在我们的农村中商业和高利贷资本之独立的发展，是“阻碍”农民的分化的，商业资本的发达就是使乡村与城市接近，排除了原始的市场，破坏了乡村店主的垄断局面愈是向前进行；而欧洲式的正确信耗制度若愈发达，挤倒了乡村的高利贷者，则农民的分化将愈迅速而深刻的发展。从小商业和高利贷所括剥来的那些富农的资本，就转向到范围更扩大的生产事业上去，这种过程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了”。（列宁全集第三卷第二章第八节） 很显然地中国农村中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主富农和城市工业家都是处于交相错综的关系，也就是或多或少的与生产事业有密切的关系，其“独立”发展的成分比较薄弱。所以，在中国农村中不但商业和高利贷资本没有阻碍中国农民的分化，而且因为商业和高利贷的发展农民的分化非常剧烈。农民中不但有雇佣工人，自由买卖由地，杂类商品，细麻，干草，家蓄，等等，并且还买卖到必要的粮食如米，麦，谷物等等。农民之普遍的用货币做交易那更不必说了。 机械论者只知道商业和高利贷的发达，马上便得到结论以为封建经济占优势，他们忘记了马克思所说的“独立”发展。他们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和高利贷的发展在某种条件之下比封建时代还要利害的。他们不懂得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之过渡性。以为不是资本主义便是封建！ 4．生产关系，剥削关系，技术。 机械论者更没有深切了解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把技术的作用一概用机械的观点来了解。他们不了解中国农村中土地所有权本身就是生产关系之一种（马克思说，生产关系用法学上的术语来说就是财产关系。），它是决定生产关系中的分配关系。剥削关系本身也就是分配关系之一种，它自不得不受资本主义制度的私有财产关系所决定。没有资本家占有生产机关，没有空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自然不会发生资本主义式的剥削雇佣劳动，和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上的交换关系。不肖门徒在承认中国农村土地占有关系大部分是资本主义形式的占有，同时又用技术来解释不会发生新的生产关系。他们根本不了解农村生产关系可以受城市生产关系发展的影响而有所变动，后进国的生产关系可以受先进国生产关系的影响而有变动，这都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今日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最高度——彼此经济生活都缔结了有机而不可分离的联系。固然，在整个世界直到现在假使都还没有进步的技术，那便表现现社会物质生产力所发展的阶段还是处于很低级，自然不会发生更高的新的生产关系，或且现在中国的农村与城市还是在互相隔绝的时代，乡村中没有更高的技术，自然也表示着生产力的衰弱没有更高的生产关系。然而，已经密切联系了，那末，农村的生产关系不会受城市即影响吗？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这样简单，“没有新式技术就不会发生新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怎样的判别经济的各时代的社会关系和剥削关系和技术的作用呢？他说： “区别经济的各时代不在于生产，而在于由什么劳动的工具，怎样去生产。劳动工具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尺度，并且也是在那社会关系中间完成劳动的指示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编）。 他在别处又说： “骨骼构造的遗骸，对于研究灭迹的动物的组织有重大的意义；劳动工具的遗型，对于研究社会经济的组织，有同样重大的意义”。（资本论，第一卷，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只有一种新的技术，便可发生新的生产关系。而是说，有新的物质生产力发展才会发生新的生产关系，自然，物质生产力不像新思潮派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似乎只等于技术一样，实际上，它包括技术和人类劳动自身。马克思的基本观念：技术是测量社会经济制度最好的标志，并不是说只靠一种技术才发展新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还说：“机器若不供诸劳动行程，那便是无用的”。（同上） 当然，进步的技术对新的生产关系的发生有重大的作用．但是，在经济的各时代的区别到怎样去生产。并且还要注意到外来的关系对于这个经济领域的影响。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复杂的，不像新思潮派的眼睛那样直，头脑那样简单。 中国土地占有关系完全受城市和帝国主义商品冲入的影响。这种土地之资本主义占有关系上面，自然，更易容促使在土地上的剥削关系渐次发生变化。列宁说：“农民愈是脱离土地的狭小状况，愈是扫清地主压迫，愈是脱去中世纪社会关系和土地关系，愈是脱去奴役的淫威，那末，农民经济内部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也愈利害（圈点是我加的——作者）”（全集第三卷）我们自然不能也和机械论者一样，以为土地占有关系是资本主义的形式，就信在这土地上的剥削关系也马上就是十足的资本主义形式。但我们总可相信，土地占有关系应是决定在土地剥削关系之一个重要的因素。 最可笑的就是他们抱定以中国农村的剥削形式来作说明农村经济封建本质之唯一论据。特别是以数量来决定一切问题。他们认为封建剥削关系主要的论据：“地主向农民征收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的‘地租’，依靠着土地所有权来剥削农民”，‘地主完全不参加生产’，‘自然品地租’等等。”其实这都不是主要的方法。我们以为地主自然要“依靠着土地所有权来剥削农民”的，这正如资本家要依靠资本权来剥削工人一样。因为土地是农业经济中的主要生产工具之一，同时在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上又是他用一副货币购买来的商品，他不靠这个剥削农民还靠着什么！至于“地主完全不参加生产”这更不足奇怪，资本家向来是不参加生产的，地主假使要参加生产，他便失去其纯粹剥削者的资格！至于百分之五十或七十的“地租”，这并不证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要比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为重。资本家所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通常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比如说，工人每天六小时的工作便可维持他自己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但资本家常是要工人做十二小时以上的工，在现社会技术进步，生产合理化的结果，恐怕工人被资本家所剥削的还不只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罢！他们根本不了解封建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上根本的不同不在于剥削数量之多少，而在于公开的强制性之如何。封建领主虽然公开地强迫农奴的贡税，但当天灾水旱还帮助农民。资本主义的剥削是在形式上平等和名义上自由之下悲惨的剥削工人。列宁不但说过自然品地租是封建制度剥削的形式，并且还说，有时货币地租不过是自然品地租的变相。但这是就形式上说明地租的本质，并不是“教条”式的教导我们自然品地租一定是封建剥削的实质。正如他所说，货币地租不一定都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一样，我们知道，社会下有许多东西还是保留着旧的形式而带着新内容，有的蒙着新形式而具着旧的内容的假面，货币地租只是代替贡税以义务式的去交纳地主，这仍然大失其封建性质。假使自然品地租代替了剩余价值或资本利息的形式去交纳地主，这已经具着资本主义的性质。中国农村这种关系是非常错综的，形式主义只是把农村中的剥削关系都归纳到封建上而去。此外，在西欧也有不少的事实，如当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威尼斯和法罗斯商人也有利用奴隶劳动的（从近东运来的奴隶），但这种剥削的实质，无论如何不是封建式的而是资本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常因技术提高造成大批失业之后，这些被摈斥的失业者往往为自己生活所迫，反跑到落后家内工作为最后逃逋薮，然而，在这种落后技术的家内工作上，完全带着另一性质。过去妇女和姑娘的家内工作，纯为满足自己家庭的需要，此地是为着资本而逐日工作的；因为在家里很惨酷的受着资本家剥削的。难道这里也可说没有新的技术不能发生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吗？形式主义者只看到形式，因此，他们只懂得工人儿子要做工，雇农的儿子要做雇农；却不懂得，他们之所以做工人做雇农，被人剥削，乃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财产关系存在着。因为资产阶级占有一切生产手段，他们除出卖劳动力以外便再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出卖，可以维持自己生存；也就是说，不受这种剥削便不能生存。 由于他们专以剥削形式来做基本的说明中国经济制度，于是他们便不得不专去剥削关系上去革命。所以，反映到他们一切的策略都是为减轻剥削程度而斗争。简单的例子就是：不没收富农土地，不没有资本家财产。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所认的封建剥削太利害了，资产阶级只要他们实现八小时的工作制便够了，因为八小时制的剥削没有地租百分之五十至七十那样利害，所以是允许的！他们不懂得地租本身就是全社会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全社会的剩余价值是在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的基础之上发生的！ 5．经济生活中的“领导”作用。 不肖门徒们之错误蝉联不绝的发生就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之故。他们不但不了解经济生活中的“领导”作用而且把“领导”作用与“支配”作用分开。世上那里有“领导”不“支配”，或“支配”不“领导”的事实吗？我们可否说苏联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而受其它阶级“支配”；能否说在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权力是受资产阶级“支配”而为别阶级所“领导”的吗？新思潮派一贯的认定封建经济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生活“支配”的地位，他们同时又承认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他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矛盾，于是不得不乞援于诡辩术以图自圆其说，于是潘东周便藉这个法术大出风头说：“什么叫城市经济领导着农村经济呢？就是农村经济的发展，他将要随着城市经济发展的方向而前进。城市既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农村经济一定也是走向资本主义，但这是就他发展的方向说，绝不是就他本身的性质说”。（圈子是我加的——作者）这种解释自然有潘君自己的苦衷，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欲盖弥彰，丑态终是百出的！我们这里先发一个问题：在原始纯粹封建经济没有资本主义城市的时候的社会经济受着什么经济“领导”呢？这种经济是否也是走向资本主义发展，或走向其它经济制度发展呢？最初的资本主义城市受什么经济“领导”来的呢？请“方向”的先生们！请指示，指示我们了解这段大著意义的“方向”罢！ 最大胆不过的便是否认“领导”和“支配”之“质量”的作用，而代以“数量”多寡来说明！ 这样毫无经济内容的见解，我们最好请马克思自己来答复好了，马氏说： “每个社会形态，都有优越于其它生产部门之一定的生产部门；因此，那种部门的条件便决定其它部门的地位和作用。” “一切其它颜色都沈溺在这普遍的光芒里，并依那普遍的光芒而改变它的特殊性。这是特种的以太（eth-er），它决定表现于以太中的一切存在之特别比重。” “我们且举游牧的民族为例，（特别从事于渔猎的民族，处于实际发展起点的境界）。在他们这里可遇见着一定形态的农业，土地所有权零散地就由这些农业形态所决定的。这土地所有权就是集体的，并且这种形态保持到多少程度，要看这些民族所固守的自己传说到多少程度为断，例如斯拉夫人的土地所有权，在有定居的农业之民族——这种定居已是个大进步——那里农业是优势的产业，如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里，产业自身，它的组织，以及与它相适应的所有权的形态，多少都带有现行土地所有权的特性；社会或可说完全赖于农业的社会，如在古罗马或如中世纪城市的组中都是模仿树立于农业中的关系。资本，它还算不上纯粹货币的，即在中世纪，处于手工艺（？）等等传统工的形式中，这都具有土地所有权的特性。” “反之，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内，农业仅渐次成为业的一部门，并且完全为资本所支配。地租也是这样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凡土地所有权处优越作用的地方自然关系便居支配的地位。在资本处确越地位的社形态中，支配的作用便转于社会的和历史上所创造要素。没有资本不能够了解地租，但是，没有地租却全能够了解资本。资本便是统治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切经济势力。它应当造成起点与终点，并且它的概念比在土地所有权的概念之先发展的”。……（马克思济学批评导言） 马克思怎样注意土地所有权和资本的性质，而我们先生偏说“绝不是就它本身的性质说”。马克思怎样地指封建时代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支配”（领导）经济性质之同，在从前城市跟着乡村后面模仿乡村农业关系，在近代地生产成为城市工业生产一个部门。我无须此地广事发了，最好要大家自己去吟味马克思的整个意见好了。不过们一定要说一句话为马克思辩寃，就是向读者诸君公开宣布：“潘东周的意见不是马克思主义乃是潘东周主义”！ 在中国农业经济中很显然地一切经济生活都是为资本主义公律所支配，如在乡村中所发生的资本主义最重要而普遍的现象：商品生产，无政府状态，定期的农业危机，农业人口中的阶级分化，最基本的事实，农业经济中假使没有货币，严格的说假使没有与城市交换不能进行农业经济的再生产的，这难道不是城市“领导”乡村的“性质”的关系吗？难道今日中国农村可以一天不和城市发生关系而可以走到他所要发展的“方向”去吗？这样的发展决然是没有的，有的只是从马克思主义队伍内发展了不肖门徒！ 6．矛盾，发展，革命。 用孤立，不动，直觉的观点去考察事物就是机械论的特色，因此，他们看见到了矛盾便忘记了发展，看见了发展便忘记了苹命，看见了革命就忘记了矛盾。例子是很多，现在简单的举一些来说罢：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矛盾也，由李立三们看来，这矛盾没有解决之前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然而，资本主义永远是在与封建势力不断的矛盾之中发展出来矣；结果阿三忘记了发展！关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也，由史达林看来一个国家单独可以和平发展不须世界革命很快到来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胜利的，技术书记先生忘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大革命也，由布哈林看来“四个阶级联盟”可以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携手并进合作到底完成民族莘命，最后矛盾爆发，统一战线分裂，革命失败，千百万工农牺牲，书呆子忘记了矛盾！ 不肖门徒观点的“孤立”在那里表现出来？就是没有看到中国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与世界经济——或可说与帝国主义有密切的联系，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城市也是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只看中国农村比城市落后中国比外国落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抵不过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于是便否认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他们根本就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界说，只能缩短资本主义的局面，但不能跳过这个局面的真理！他们跑到俄国民粹派方面去了。他们只懂得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关系矛盾，又忘记了资产阶级已取得了政权。不信任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由于马克思所指出的一般社会发展的公律所支配，反而去拿一九一四——一八年世界大战和“五四”时期的抵制日货来说明中国工业的发展，他们不知道没有大战以前中国工业也是开始发展的，他们不懂得抵制日货运动恰恰由于民族工业发展的结果，并不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先抵制日货后才去发展工业。固然，世界大战和抵制日货对于民族工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但如果以这些事实，来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根本上之原则的说明，必然得到的结论就是：世界不大战，中国不抵制外货，资本主义便不能发展！？事实上却没有这样简单，没有世界大战时和没有抵制日货的过去中国经济是否发展呢？进一步说，世界大战也许可以把中国拿去做战场使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破坏，抵制外国也可使外国进步机器不能进口的。解释问题说明历史不求之马克思主义初步真理，而采取庸俗主义的皮毛论据，最后，发展了不肖门徒！ “不动”的观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不了解一切事物依赖于时间和空间的条件。一则曰，“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要根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上”；再则曰，“农村中没有一种新的生产技术，没有形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因之也就没有造成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喂！中国农村轻济中没有新的生产技术——严格地应说只有少数新的生产技术——而堂乎皇哉而绝对真确的ＸＸ党六次大会的决议便大书特书：＂土地所有关系是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苏联并没有比英美，德国更高明的技术，何以会有无产阶级专政，何以有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何以有新的生产关系，而英，美，徳，还没有一个最主要的生产关系，无产阶级领导全社会去生产呢？ 机械论者蒙着中国文化落后的恩赐，得施行其对广大多数革命青年脑髓中深注入“客观任务论”的毒剂。到处广事宣传“革命性质”由于“客观任务”来决定，他们的观点就是如果革命的客观任务没有完成，那末，革命的性质就也不能改变，也就是革命性质“不动”！他们不了解革命的“完结”与“完成”，他们不了解革命的性质由于社会的阶级相互关系来决定，因此，只相信不动的客观而不信任能动的主观，于是便从机械论的不肖门徒发展到宿命论的不肖门徒了。 他们忘记了土地革命（土地国有）乃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最基本的任务之一，然而资产阶级，有的因为害怕向私有土地进攻，恐会破坏一切私有财产权；有的因为自己已经领有土地，所以，永远不能履行这个历史的任务！列宁说过“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并不曾指示我们纯粹的土地国有”。我们难道可以说，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等国，资产阶级没有把土地国有的所谓“客观任务”还没有完成，那末，未来的革命还不能“超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范围”，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吗？！当一九一七年四月，就是二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的前夜，列宁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写道： “1．旧时的俄皇政权，只代表很少数的大地主，他那发号施令的整个儿的国家机关（军队，警察，官僚），已经崩溃取消，但还没有打死。帝制制度在形式上还没有消灭……极大的农奴制度式的大地主制度还没有取消。” “俄国的国家政权已经落到了一个新的阶级手里，就是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手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俄国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已经终结”。 这里很明白地指出，革命性质的转变由于社会阶级相互关系的转变来决定，而不是由于“客观任务”完成来决定，因为此时“极大的农奴制度式的大地主还没有取消”。就是说，所谓客观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列宁特别以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为断定当时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已吿“终结”。“终结”之后继之不断的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十月革命。 列宁以后根据自己十月革命的经验在革命四周年纪念的讲演中还说； “无论任何国家中当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已经终结之后，始终不能完成其任务，而我们于几星期之内，便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前一个革命可以转变到第二个革命，第二个革命附带解决第一个革命的诸问题。第二个革命以坚固第一个革命的事业”。 这里不仅指出任何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不能完成其任务，并指出只有达到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把这种任务“完成”！不动的“客观任务论”乃目前中国革命最有毒质的革命送命汤：不仅以农民的落后思想来欺骗工人阶级，实际上，就是预先替未来革命发展中的群众开了一条到坟墓去的死路！ 现在再来说说他们直觉的观点罢，这也不过是机械论一个特质罢了。具着这种观点的不肖门徒观察事物，只是偏面的：看见了正面便忘记了反面；看见了反面便忘记了正面。只是直线的：看见了凸处便忘记凹处，看见了凹处便忘了凸处。所以，他们对于整个资本世界稳定的沽量。便只看到资本主义世界在战后经济的发展，而不看到整个世界阶级力量的对比。当他们做出结论时便说：资本主义虽然是暂时——自然界和社会内部一切都是暂时的——稳定，但是资本世界整个的矛盾是不断的紧张，资本主义世界愈趋于崩溃！这里他们只见到“矛盾”不断的紧张，资本主义愈趋于崩溃的凸处，而恰恰忘记这个“暂时”稳定的凹处。他们这种论调完全是形式主义空洞无用的公式！人们必然地一天天与死的日子渐近，我不能以为知道人们之必死和一天天渐近于死自相夸大；因为在渐近于死的整个历程中还有详证的曲折，有因病发生很大的危险，身体突然弱衰；有时恰因病后身体反而复元超过病前的发育的更加长大，然而，无论如何他最后要死亡的，但是，我们能否因为他必死，时刻把他收殓在棺材里边去呢！他们在反而只懂得封建势力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忘记了正面资本主义发展有自己的法则不怕封建势力。他们只懂得反面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封建经济的产物，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不了解另一面商业和高利贷资本削弱封建经济底础，使旧生产方法起解体作用和作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必要的条件与出发点！在中国问题上，也是这样，他们始终以中国革命失败是“暂时”的为理由便不断的高喊所谓“高潮”到来；自然，假使革命的失败不是“暂时”，而是“永远“的，那未，我们便何必再谈革命呢？坐在家里等着死亡，不是死也要得着安闲，何须为无结果奔忙呢？正因为是“暂时”的，所以要注意到在“暂时”失败中应当怎样做，怎样使以后的高潮快些到来，怎样使革命更彻底的胜利。他们口头上承认革命是失败，但在“暂时”的学究字义推敲之下便成为“马上到来”；实际上，就是没有承认革命的队伍被敌人打得粉碎。于是便如法泡制背诵公式，统治阶级虽然“暂时”压服革命，但内部矛盾日趋紧张，日趋崩溃；（自然不日趋崩溃．矛盾不日趋紧张，革命失败便是“永远”的了）。于是，经济罢工也是革命高潮，兵变也是革命高潮；工厂倒闭也是革命高潮；统治阶级分赃混战也是革命高潮，这时便忘记一个主观的客观之革命群众组织和自觉，只凭金钱来开张各级党部，在乡村中招兵买马，自雇群众上街示威以进行其“盲动政策”和”军事投机”！ 他们根本就不懂得革命危机和一般经济危机。革命危机是处于旧社会将要崩溃，新社会将要诞生的紧急关头，最主要的表现为社会各阶级——尤其是该社会代表主要经济力和生产力的阶级——争取政治政权的斗争，而定期的经济恐慌，如资本主义社会十年一次的危机，或因自然条徃的影响，如天灾，水旱等等，乃社会经济力尚有充分发展时期所习见，并且资本主义每次经过每次危机之后，生产力常是向着新的更扩大的基础上发展。他们完全不了解每种定期危机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必经的法则。固然，当着经济危机，当着统治阶级内讧的时会，常是适逢真正革命的局而，并且这种局面最有利于革命阶级为夺取政权的改变社会制度的斗争；但是，并非每次经济危机，每次内战爆发都是革命的局面。机械主义者的不肖门徒即因为不了解这个，于是便造成了疯狂的盲动主义，驱策革命战士向着无出路的境地走，而供无结果的牺牲。这就是他们没有整个解了矛盾，发展之辩证的革命过程！ 马克思主义遭遇之不幸在中国亦和世界上其它各国一样；受人涂抹，改窜，曲解，庸俗化……是更仆难数的。然而，我们的任务不但在于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情愿“让给耗子们去啮嚼批评”的许多著作中去找寻化石的真理，同时还要坚忍不拔地和马克思主义不肖门徒作不可调和的思想上斗争。 感谢常逸录入及校对
印度夺取自由的道路——“不断革命论”在印度的实践和英国工人阶级的任务（泰德·格兰特（TedGrant）、安德鲁·史考特（AndrewScott），1942年6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泰德·格兰特 TheroadtoIndia'sfreedom：ThepermanentrevolutioninIndiaandthetasksoftheBritishworkingclass 印度夺取自由的道路 “不断革命论”在印度的实践和英国工人阶级的任务 泰德·格兰特（TedGrant）、安德鲁·史考特（AndrewScott）1942年6月 张子渊翻译、杨进校对 资料来源：《工人国际新闻》（Workers'InternationalNews）第5卷第3、4期（可能是1942年6月）。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grant/1942/06/india2.htm 以下小册子是泰德·格兰特和他的同志史考特于1942年6月完成的小册子，刻画了当时英国帝国主义对印度的实际政策，并且把不断革命论应用在当时的印度情势上以得出印度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实际任务。 印度如同从几个世纪的沉睡中刚刚苏醒，正隐隐欲动的巨人。整个世界的目光从为法西斯主义所困的欧洲大陆转移到了印度，这片两个世纪以来一直饱受号称民主的帝国主义枷锁折磨的次大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崛起和英国帝国主义的瘫痪，印度人民的情绪高昂到了极点。历史的难题裹挟着人们，解决它已刻不容缓。 尤其是对于英国的工人，印度获得自由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空洞的、抽象的概念。这与他们自己遇到的困难，特别是战争造成的困难密切相关。 工人们在战争中支持统治阶级，他们认为这场战争为了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的解放，是为了“四大自由”而进行的。在过去，英国工人一直保有一种安逸的幻想——即英国是为了印度人民的幸福而去统治他们。但现在，工人们开始意识到，印度人民不视英国人为解放者，而是视他们为外来入侵者，压迫者。 在缅甸和马来亚[1]，群众对侵略是无动于衷的，对他们来说，英国人和日本人没什么区别。反抗无非等于决定由哪个国家来统治他们。 威廉·乔森·希克斯爵士精辟地概括整个英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 “我们征服印度绝不是为了印度人的利益。我当然知道有人在传教士会议上说，我们是为了提高印度人的生活水平才征服印度的。那怎么可能？我们用剑征服了印度，我们也将用剑守住它......它是英国商品的最好的出口地。” 这才是英帝国主义在其殖民帝国中一贯的政策。印度和中国，连同亚洲的其他区域，是目前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中最抢手的地方。今天唯一的不同是，英国的剑已经失去了锋芒，变得锈迹斑斑，为此，资产阶级不得不采用其他手段——开空头支票、做出虚假的“让步”、“国家独立”——当然，所有这些都将被实现，不过日期不详。 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向来是坚持对印度殖民的一贯政策的。即使是在过去，哪怕是保守党有意向印度资本家做出一丁点让步，他都会极端地反对任何与其相关的政策。仅仅是印度表现出些许独立的可能性，他都会预言这将带来“无政府状态”和“一场腥风血雨”。而事实也证明，他在担任首相之后并未改变政策，直到1941年七月，有包括28名前部长和290名省议会议员在内的12129名印度人因政治原因被监禁。直到今天，其中绝大多数，特别是那些主张要让印度人民获得完全的、无条件的自由的人，仍在英国的监狱中饱受煎熬。 如果印度人民能够独立，哪怕是获得一定程度的控制权，帝国的宫殿都会轰然倒塌。到这时，在英国统治阶级的眼中，“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即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就将敞开了。对他们来说，如果轴心国的战败带来的是世界帝国主义的必然崩塌，那同盟国的胜利又有什么用呢？到了那时，为了自由的反抗战争将冲出印度的国境，席卷全球各地。 英国资产阶级宁愿将印度输给日本，也不愿印度人民独立。因为即便印度被日本拿去，英国也一定可以在美国的帮助下重新夺回印度，即便代价是无数英美士兵的生命和多年的血腥厮杀。英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是狼狈为奸的。这一点在新加坡沦陷时便得到了雄辩的证明。在那里，英国人可谓是一丝不苟地遵守和日本人的协议，直到日本人接管，都在以暴力手段维持着“法律与秩序”。即使是在最危难的时刻，也不能让群众接管政务。 分而治之的政策 当仍有数百万人仍在枷锁之中时，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为自由而战”不过是是一场闹剧变得愈发明显。资产阶级总会强调印度有多么的“不安宁”，印度人民有多么的“不团结”。然而事实上，所谓的关于印度“动乱”的论调是英帝国主义刻意捏造、助长的，其目的是继续用那一贯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来继续统治印度人民。 在这项政策中，社区组织是英国人的主要武器之一，它们由英帝国主义资助，是英帝国主义的直接代理人，这些组织就是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走狗——工党领导人在谈判中最关心“一小部分人”。这些组织中最重要的是印度穆斯林联盟，但事实上，很少有穆斯林支持这个组织。在1937年的选举中，该联盟只获得了穆斯林总票数的4.6%，即7，319，445张选票中的321，772张。8000万的穆斯林中有20%是什叶派，他们有自己的组织，不承认印度穆斯林联盟并且支持国会。有4500万的信众[2]拒绝被被该联盟所代表，并支持建立制宪会议。而在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西北边境省，国会议员以大多数票当选总督。 英帝国主义者的另一个工具——印度教摩诃萨[3]，他们代表了印度最富有的一群人，自然，他们也会以僵死的、反动的正统印度教为名来掩盖自身的本质。同时，它还充当了印度穆斯林联盟的附庸。 1933年比哈尔邦一个糖厂的罢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帝国主义者的政策是在刻意助长印度社会的分裂。他们将此次罢工称为“印度教和穆斯林问题”。罢工的起因是管理者只确保印度教员工的休假。其目的当然是在社区层面分化工人群体。但印度教和穆斯林工人是不会让他们得逞的，他们以联合罢工来回应这一挑衅。最终，他们赢得了罢工的胜利。 由此可以看出，克里普斯害怕由国会代表的绝大多数人对少数“弱势群体”实行“独裁”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这种恐惧来源于，英国资本家不再能通过腐朽的印度王室和少数特权人士继续压迫、控制印度人民。表面上，它是以“民主”之名抗议，而事实上，他代表的是由285000个英国资本家及其走狗组成的寡头政治。这些人支配，决定着其他4亿人的命运。 随着日本军队轰开印度的国门，以及动荡局势在印度和美国工人阶级中的不断升级，英国资产阶级被不得不假装采取“所谓的”让步政策。为表“诚意”，他们派出了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Cripps）爵士，一位有“印度之友”之称的左派劳工代表，他承诺要给工人们“自由”，只不过要在战后才能实现。空手而归的克里普斯承认，他在英国的抗日战争中获得印度人的热情支持的计划失败了。在讨论他失败的根本原因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位鸽派在唐宁街提出的划时代的建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英国承诺要给予印度“自治地位”。但在危机结束后，英国人觉得政治局势还不够“稳定”，印度人民还不够“成熟”，因此还不能立即让他们自治。就这样，25年过去了。然后历史重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统治者依旧不好过，他们又一次作出了换汤不换药的“战后”承诺，只不过这次它披上了克里普斯的新衣裳。在英国三个世纪的统治之后，群众对这种承诺自然是无动于衷的。 要是帝国主义者真的想给印度自由，他们现在就会这么做。而事实是他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这么做。在这本小册子[4]中刊登的一篇印度同志的宣言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印度要获得真正的独立，最重要的是土地革命——把土地分给农民，并彻底清算在印度以王公贵族和地主为首的野蛮的封建主义残余。 代议制政府之荒诞 有人提议，制宪机构应该由所有的省级立法机构组成，而在省级立法机构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印度人拥有投票权，这些人通通来自富裕阶层。不仅如此，印度的各邦王公还掌握了三分之一选举团成员的提名权。这样的议会，退一万步讲也不具有任何代表性。只有在英国的武力协助下，这些统治着25%人口的王公贵族才能延续他们腐朽，独断的统治。这些在王公贵族统治下的9000万人民不仅不能发声，相反，他们还被这些专制者所代表了。一次又一次，印度各邦的起义在英属印度的军队的干预下被残酷镇压。如果没有英帝国主义的支持，这些亚洲封建主义老不死的幸存者对农民的压迫是撑不过一天的。 省级立法机构代表的选举流程和一般选举不同，其“教派选取制”使代表们被人为地划分穆斯林、锡克教、婆罗门等群体。各教派（尤其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代表人数不是由人口比例决定的，因此他们更加不能代表印度人民。它还将群众划分成工人、农民、地主、商人等不同阶层，如此一来，对印度人民的代表完全失真了。 英帝国主义通过操纵其豢养的代理人，加剧印度社会的混乱和分裂。 英国政府故意像这样制定宪法，以挑起血腥的冲突和内战。到那时，英国王室就可以介入并宣称只有英国才能维护交战派别之间的和平，并“维持秩序”。英帝国主义整个计划中的基本意图是，通过继续保留省督的否决权，将真正的权力留在省督手中。“代议制政府”之荒诞在过去就已经显露无遗了，省政府通过的政策，总督不同意......所以他就轻易否决了这些政策。此外，我必须要指出的是，战争爆发后，总督和他的议会趁着各省政府休克的时候，公开夺取了所有权力。 英国人对武装力量的控制 在我们揭穿那些英国政府欲盖弥彰的车轱辘话后，英帝国主义想要将最重要的权力，即对武装力量的控制权留在自己手中的意图就昭然若揭了。 就和曾经在缅甸、马来亚和爪哇发生的一样，英国人不敢武装他们的奴隶。假如四亿的印度工人和农民能得到自由和武装，他们就可以筑起一道5000万人的血肉长城，这样英国就不用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而向远东派任何一个兵了。除此之外，在战争期间，他们禁止“进行任何形式的演习，穿着任何与军队和民间志愿军组织制服颜色相似的非官方制服。” 这种控制就是我们要讲的最大问题。迫于压力，英国人同意任命一位印度国防部长，但他无权通过任何战略和政策；最终决定权仍在如韦维尔将军这样英国任命的总司令手里。 “目前印度正面临其关键时刻，在新宪法制定之前，国王陛下的政府会不可避免地对印度负责，继续对印度进行控制和引导，这也是为打赢世界大战出一份力。而充分组织军事资源，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就是印度政府的责任了。” 换句话说，就是英国要保留权利，但却是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对该权利负责。 归根结底，谁拥有武装力量，谁就掌握了一切权力。列宁以及在他之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对武装力量的控制与否是检验一个政权最重要的试金石。英国人丝毫没有打算放弃对武装力量的控制，从而放松他们的铁腕统治。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艰苦与暴力的革命，就永远不可能让资本家交出其占有物。 就是在这个关键的议题上，谈判破裂了。国大党虽然愿意向英帝国主义屈服，却希望至少能得到一些表面上的控制权以欺骗他们的支持者，使那些支持者以为英国人已经给了他们一些真正的让步，否则国大党必然在印度群众中失去所有支持。国大党的立场可以用拉贾戈帕拉查里（Rajagopalachari）先生的话来概括。 “现在，国防本应该是整个政府的责任，倘若像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至今反复声称的那样，英国的国防政策是受到严重限制的话，人民领袖就不能期望消除民众对于英国的冷漠，甚至是敌视态度了。” “应让人民领袖们能够对人民群众大声发誓说：我们要打的战争是人民战争，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 这些话中隐含了国大党被迫不能实施该计划的原因。 克里普斯也许会再次履行他的使命；这一次，他将带来一些挽回面子的条款，给印度资本家能够一种权力真的被移交给了印度人民的假象......而实际上，它仍然在英国白厅的手中。 尽管谈判破裂，尼赫鲁（JawaharlalNehru，国大党领袖）还是以国大党的名义，呼吁组织最大限度地抵抗日本人的进攻。这是因为他们相信，英国人相较于日本人，会更加深重地剥削印度人民。他们明白，只有在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弱小的印度资产阶级才能维持其寄生地位。中国前几年发生的事情警醒他们。中国资本家们通过蒋介石，不停地试图与日本妥协。在日本人侵略满洲和华北期间，他们没有抵抗。只有当他们搞清楚日本人的真正目的，比如在上海，摧毁与日本竞争的中国工厂，并把机器当作零件送往日本用于军备生产时，他们才被迫开始抵抗。 日本的工厂主与印度的工厂主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因为他们担心印度工厂主的投资，以及与英国和美国资本的关系，会迫使国大党选择英国而不是日本的剥削者。 当前的情势：印度群众的经济状况。 现任战争部长詹姆斯·格里格爵士（JamesGrigg）估计，印度人的平均收入为每年4镑4先令。这个数字不仅统计了贫苦的工农群体，还包括了富可敌国的印度王公和坐拥百万资产的磨坊主。 即便如此，它也才约合每周1先令7便士，也就是说每天不到3便士[5]。群众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东印度公司时期还要低。这就是英国对印度实行了两百多年“保护”的丰厚成果。 为了让人们了解靠这样低的收入对印度群众的生存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看看两位印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报告： “印度人的平均收入只够养活三分之二的人，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吃得上饭的话，他们就得成天衣不蔽体，风餐露宿，放弃休闲娱乐，只买食物，而且只能买最差的、最粗糙的、最没有营养的那种。” 他们的住房条件也不比营养状况好上多少。在孟买劳工局有关工人阶级消费状况的调查中，孟买有97%的工人阶级家庭住在只有一居室的廉租房。一个房间里往往住了两个，有时甚至多达八个家庭。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有五个人以上的房间里。256379个人住在有6到9个人居住的房间里。8133个人住在有10到19个人居住的房间里。15490个人住在有20个人或以上的人居住的房间里。 在英帝国主义的“热心”帮助下，印度人的平均寿命从1921年的24.75岁下降到了1931年的23岁。即使是像V·安斯蒂（V.Anstey）这样拥护帝国主义的作家也承认，四个印度人里面有三个是穷死的。孟加拉邦的一个卫生官员在1927年到1928年的一份报告中称：“要是拿大部分孟加拉农民吃的食物去喂老鼠。这些老鼠是活不过五周的。”从1911年到1931年，文盲率从94%“显著”下降到了92%。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是英帝国主义开化其他文明的最好证据。 这几个数字象征了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无限恐怖”，它使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印度的土地问题 资本家们夺走了印度人民的生存基础。他们被赶出土地，被迫沦为农村无产者。在1921年到1931年期间，印度的农业劳动者数量从2170万增长到了3350万。他们是农村里最贫穷，最悲惨的阶层。但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至少5000万人只能通过自己的一小片地获取微薄的收入，并且还需要为大地主劳作来补贴家用。我们可以从孟买总统府的一份报告中得知这几千万人的土地拥有情况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有48%的农用租地的耕种面积少于5%，而在这些农业租地中，小农户真正拥有的土地只占总面积的2.4%。据专家估计，印度农村的一半人口都是由无地或半无地的农民构成的。 绝大多数的农民都背负债务。农民（包括富农）的平均年收入大概只有42卢比（213先令）。还要因为租金和税收减去20卢比。再算上高利贷者强行征收的一笔钱（我记得利率是75%），这些农民总收入三分之二就付诸东流了。一位国大党代表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在总收入中，有三分之二的收入以地税，工商税，利息和非居民业主收租的形式流出村子。”在这些蝗虫掠夺完之后，这些农民的年收入只剩下13卢比，约合19先令。 农民们永远活在债务的枷锁中。这些“好心”的高利贷者每个月收的利息仅为1安娜每卢比利率仅为75%[6]！在1921年，印度农民的总债务为4000万英镑。到1937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1亿3500万英镑。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农民身上的债务相当于他们五年的收入！再加上英帝国主义的推波助澜，让高利贷者和地主对印度群众的奴役愈演愈烈。 正如托洛斯基在评价沙皇俄国的统计数字时那样，他认为这些数字构成了“农民战争之现成的政纲”。不同的是，印度的情势，农民的贫困程度和缺地程度，以及帝国主义的强取豪夺较俄国相比更加严重。并且，印度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比俄国的更为团结，故资产阶级中反抗帝国主义的组织必然倒戈，国大党的背叛就是最好的证明。 国大党在革命中的角色 国大党虽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代表，但它得到了绝大多数的印度人民——那些渴望从英帝国主义中获得民族解放的穆斯林，工人和农民的支持。然而，国大党内的资本家们并不是真的想和英国王室斗争到底。 控制国大党的印度大资本家们一面和帝国主义藕断丝连，另一面又与地主，放债人和王公们纠缠不清。银行家和大资本家都来自地主阶级，在榨取工农阶级的利益这方面，他们共分一杯羹。 在印度各邦，资本家通过投资把自己和王公们捆绑到一起，一来英帝国主义控制着银行，再者英国和印度资本共同控制着印度的大量工业部门，同时印度的金融结构与伦敦市直接挂钩。因此，尽管地主，资本家，王公和帝国主义者们可能会在分配那些从印度工人和农民榨取来的利益时有所分歧，但在共同侵占印度人民的剩余价值时，他们可谓是团结一致了。 1922年的和1929到1931年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运动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当农民加入一场政治运动时，印度的资产阶级会迅速地通过国大党向英帝国主义求援。帕尔梅·杜特（PalmeDutte）在他的《今日印度》（1）（写于共产国际的最近阶段，当时英国是“最反动的帝国主义”）中，在描述国大党对群众运动的背叛时写道： “只要国大党中央一声令下，这个计划（拒绝缴税：在贡图尔就没有征5%的税），就可以立刻在全国实施，这样全国就可以不缴土地税和租金了。然而这一计划意味着不仅要对帝国主义，还要对地主制度进行扫荡......巴多利决议规定......地方国大党委员会让农民向政府缴纳地税和其他税款......工作委员会让国大党的工作人员及有关部门告知印度农民，不向地主交租有违国大党决议，并且会损害国家利益......工作委员会向地主保证，国大党的政治运动绝不会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即使农民有所不满，委员会也希望他们可以通过相互协商和仲裁等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1930-1934年期间，国大党背叛民族斗争的本质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敢激起农民压抑的情绪，这种情绪具体表现为不仅是对英国政府（象征着征税机构），还有对本土剥削者的反抗。在农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就像他们不在意究竟是虱子、跳蚤还是哪些其他虫子吸他们的血一样，他们也不会去关心地主，征税者和收债人的区别。 为了摆脱压在他们身上的几座大山，农民们自主建立独立于资产阶级议会的组织来领导这一运动。1935年，第一个全印农民组织——全印共产党农民阵线成立了。到1939年，成员人数已经达到了80万人。他们的纲领中包括：完全实现民族独立，以及建立一个属于印度人民的，工农阶级专政的民主国家。 然而，即使这些独立组织与国会矛盾越来越深，但由于领导层中缺乏关于当前局势的不同声音，他们还是从属于国大党。只有一名来自工人无产阶级的领导者，才能使印度的农民运动重蹈中国的覆辙。这些农民组织的动员程度已经远超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农民的动员程度，毫无疑问，情势对于印度的农村无产阶级来说已经非常紧张了。印度的明天，和这些由城镇工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即苏维埃）息息相关，他们将不可避免地会在印度人民夺取自由的斗争中起到动员作用。他们绝不会向资产阶级屈服，不然只会迎来悲惨的未来。只有由让工人阶级领导，并且让农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有组织地紧密团结在一起，土地革命才能成功。国大党左派中的一名激进的小资产阶级——苏巴斯·博斯（SubhasBose），见印度人民在英国手里造反，马上就投入了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怀抱，加入侵略中国的行列。汪精卫，或者我们可以叫他中国的博斯，也背叛了人民群众，成为了日本傀儡政府的首脑。这告诉我们，不仅是资产阶级，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也会走错路。这些人要是不能坚持工农政府的政治纲领，那么他们必然会加入帝国主义阵营。 印度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角色 由于严格的审查制度，关于印度工人阶级斗争的新闻的确很少。从采访海员和印度工人的个别报道中可以看出，阶级斗争与其说是中止，倒不如说是加强。 从1921年到1931年期间，无产阶级的人数迅速增长，受雇于10人以上单位的产业工人的数量从260万人增长到了350万人。在这十年间，特别是在战争爆发的最后两年半，随着重型军工业的大量发展，产业工人的数量更是以火箭般的速度上升。即使我们以最严格的口径进行统计，在今天，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也远远超过了在1931年的500万人。除此之外，我们还得算上那些受雇于10人以下单位的约2000万的手工业者。这些雇佣工人，是产业无产阶级的后备军。他们会跟随那一部分坚决的，有革命意识的无产阶级的领导。除此之外，目前还有占农民总数一半的，约1.3亿人的农业无产阶级。 在过去的十年中，印度十个规模最大城市的总人口530.9万人上升到了818.3万人。加尔各答市的人口增加了85%，孟买市则增加了28%。除了上述两个城市，约十几个城市的人口增长率则从50%到100%不等。无产阶级巨额增长，极大地增加了其在印度社会中的影响力。 即使是根据政府主观的，不完全的统计，我们也可以对印度形势的变动情况略知一二。尽管在过去的几年中工业迅速发展，而水稻种植业，棉花采摘业，轧棉业是几个仅有的显露颓势的产业。这些刚需产业的衰退进一步恶化了印度群众的生活状况。一份政府报告证实了这一点，根据其估计，工人家庭的平均负债相当于他们四个月的收入。这还只是在1939年，战争影响初显的时候。 印度工人们一直在与恶化他们生活状况的敌人作斗争。不同省份的报告中记录了印度工厂和英国工厂中发生的激烈罢工，由此我们我可以看出工人们的觉醒。1940年3月，16万名纺织工人举行罢工，要求获得物价津贴以满足其生存需求。在此次罢工中，有三位领导者被逮捕。与此同时，孟买工会行动委员会呼吁举行全面罢工以示支持。这些事件大同小异——都有一次又一次的罢工，都有无数警察和工人之间的冲突。根据报道，大多数的罢工始于抗议对工人的侵犯，伤害，虐待。还有些罢工是为了解雇工头或是管理者，或者表示对其他工人同伴的支持。一旦罢工开始，收入问题就不得不会被摆上台面，这也体现了人们对于经济状况的持续不满。 1939年比哈尔邦的糖厂罢工中展现了印度工人阶级的高度战斗性和自觉性。工人们团结一致，组织罢工，并且逐渐在斗争中提出了提高燃油供应和居住水平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在关于这场罢工的官方报告中表示：“除了在公司中建立一个工人管理委员会和立即提高薪水之外，所有在罢工中提出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工人的基本诉求是掌控工业的控制权，从而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印度工人的激进运动一定是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印度的城镇工人认为这场反对黑暗统治的斗争是与印度资产阶级的直接冲突。工人阶级对领导地位的激烈争夺，将会产生一个富有战斗性的领导层，他们会如钢铁一般，在炽热的战斗中得到磨砺、淬炼，其实在战争爆发之前，比哈尔邦的政府就产生了对于工人运动的不祥预感。他们在报告中宣称： “1938年是全面骚动的一年。正如去年报告所说的那样，由于劳工阶级中出现的新的政治领袖提高了工人们的预期，相较于1937年的11场罢工，1938年发生了多达16场罢工，在其中一场罢工中还使企业不得不停业停产。” 在1929-1931年期间，一场大规模罢工导致的工人运动展现了，工人阶级对领导地位的激烈争夺，以及其在斗争中的优势。在这场狂潮出现之前的加尔各答会议上，5万名工人以“让印度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为口号进行了示威。在孟买由8万工人举行的政治反战罢工中，一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即工人阶级逐渐成为战争爆发时民族独立运动领导阶级。 随着印度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觉醒，在特殊情况下，他们的领袖将会发现自己才是这个国家的引领者。他们需要一个契机，来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斗争已经卓有成效。英国人的节节败退已经使印度受压迫的群众充满信心，以直面这些帝国主义的统治者。正如在英国人被日军赶出新加坡之后，一名印度学生发出的感叹：“天哪！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想象着这些家伙是有多么的强大，但看看他们的惨状!原来我们一直在害怕一个幽灵！” 和在俄国一样，印度的资产阶级也未能开展解放群众的斗争，这给新生的无产阶级力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让他们能继续民族资产阶级未能完成的任务，这也为社会进步铺设了新道路。在印度，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解决群众问题，并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地主制的斗争中始终领导国家的阶级。这个规模小但正迅速发展的阶级，可以团结分散的农民，并通过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首先着手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因为其所处的立场，这将一定会导向社会主义革命。一言以蔽之，这是目前印度革命的唯一破局之法——这就是不断革命。 印度的无产阶级并非孤军奋战。就像俄国的无产阶级都直接来自于农民。印度的大多数无产阶级本身就是农民，或者他们的亲戚是农村人。工人和农民，尤其是和几千万农村无产者和农村半无产有着直接联系。 随着越来越激进的社会氛围，数千万人在战争带来的危机中觉醒了。印度人民不希望日本胜利。他们看到了中国和韩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手中受到的残酷剥削与野蛮压迫。对英帝国主义的敌视，对资产阶级国民大会的叛徒的鄙夷，工人斗争的艰苦，以及农民斗争的艰难使他们不得不建立具有阶级独立性的革命组织。 将不断革命论应用于印度的情势 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在革命时的无能，为不断革命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法国和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他们使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枷锁，结束了国家的封建割据并令其统一，他们把土地分给农民，还创立了制宪会议。但在帝国主义于世界上横行霸道的今天，资产阶级已经难堪此重任了。这也是为什么要让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尽管他们人数稀少，但只有这样，印度的问题才能解决，印度才能获得自由。这些造反的农民们一定要与城市中的工人联合，并在其中选出一名领袖。 要达成这一目标，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政权。一旦他们成功，将不仅将在客观上促进资产阶级革命，更是能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同时，无产阶级革命在整个世界掀起的浪潮，将使国际无产阶级成为他们的坚强后盾。 在分析中国革命的悲剧时，托洛茨基同志这样写道： “在这些落后的国家中，没有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能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得到解决，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之很快产生，是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之下，故对人民而言乃是一个异类的或敌对的阶级。在这阶级发展的每一阶段上，总只有更加密切地束缚于外国的财政资本。他们本质上是此种资本的代理人。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即从事于手艺与小买卖的人，首先成为与外国资本作势力悬殊的斗争的牺牲者，他们在经济上衰落至无足轻重的地步，成为非阶级的与赤贫化了。这等人要起一个独立的政治作用，那甚至连想都想不到。农民，这个数量最大，最原子化，最落后与最受压迫的阶级，能进行地方性的暴动与游击战，但需要一个比较前进的与集中的阶级的领导，好使这一斗争高升到一个全民族的水准。这样的一个领导，自然落在殖民地无产阶级的身上了，因为它从最初起，就不仅对外国的就是对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也立于相反地位。”（译著：摘自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悲剧》） 1925-1927年发生在中国的大革命迅速获得了成功。如果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能够发挥进步作用的话，印度的革命的形势一定会比中国革命更好，因为印度本土的资本家至少是在名义上独立于帝国主义的。然而，和在印度的情况一样，中国的资产阶级也想要在群众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以在与帝国主义谈判时取得让步。不过，一旦农民有进行土地革命，或是工人有争夺工厂控制权的风头，那些以蒋介石为首的，惊慌失措的资产阶级就会立马向帝国主义下跪。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得已的，因为他们与地主和军国主义者的同流合污令他们解决不了任何重要问题。 共产国际为了证明他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无条件的支持（斯大林的“四个阶级联盟”理论），才会如此攻击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这种支持不仅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而且让中国的工农阶级沦为鱼肉，任其遭反革命分子的宰割。根据红色互助协会的统计，到1930年末，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下，遭其杀害的，或是在监狱中死去的工人农民，共有14万人。 同中国和印度的情况一样。在俄国，教会，地主以及资产阶级作茧自缚，以致他们也无力抵抗沙俄的封建制度。但这也給新生的无产阶级力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让他们能完成在过去资产阶级未能完成的任务，同时为俄国社会的发展铺平道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文中写道： “在附属国目前存在着两种相距日远的运动。一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运动，其纲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改治上的独立：另一种是贫穷无知的农民和工人争取摆脱一切剥削的群众性斗争。第一种运动企图控制第二种运动，并且往往得到一定的成功。共产国际及其有关的政党应当反对这种控制，帮助殖民地工人群众提高阶级觉悟。为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实现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不妨同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分子进行合作。但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共产党，因为只有共产党能组织农民和工人，带领他们进行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可见，落后国家的人民群众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共产主义。（译著：摘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718页）” “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上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道路。殖民地革命在其初期阶段，应当实行含有许多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要求的纲领，如分配土地等等。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殖民地革命的领导权应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堂握。相反地，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经常大力宜传苏维埃思想，并且一有机会就建立工农苏维埃。”（译著：摘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718到719页） 在这一政策的武装下，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倘若印度也实行这一政策，那里的无产阶级也将取得胜利。但是，这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现行的政策与此相距甚远。今天，斯大林主义正在以更加卑劣的背叛来为其斑斑劣迹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开始，苏俄是少还能对帝国主义予以谴责以示反抗。然而在英国对苏俄进行武力打击之后，他们就沦落为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了。 在群众革命斗争初见苗头的时候，他们让群众与资产阶级国大党妥协，留在组织内当个忠诚的反对派即可。他们没有通过建立独立于资本家的共产党来争取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反而是组织了个如空气一般的工农党派。在自断一臂后，他们还在1929-32年群众运动高涨时推进其极左政策。他们还谴责国大党是法西斯主义的，以此将自己与群众运动独立开来，这也降低了印度群众的阶级意识。 而现在，反正苏俄已经不怎么在意自己的名声了，他们现在又可以重新支持国会的立场。他们与国会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对帝国主义更加卑躬屈膝，他们现在称帝国主义正在进行一场进步的反法西斯战争。就和他们在马来亚、新加坡、爪哇和缅甸的骨肉同胞们一样，他们想要与英帝国主义“团结一致”地抗日。但实施这样的政策只能落得和这些国家一样的下场。 要求在印度建立“国民政府”，就是要求印度资本家和地主与英帝国主义达成协议，这无疑是在与群众作对。 然而斯大林主义仅仅是削减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士气，并在其中混淆视听。他们与压迫者合作的政策，不会得到殖民地国家那些受压迫群众的任何支持。因为这条路只会的尽头是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继续统治，并且必然会让群众在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中失败。这些政策非但没有削弱轴心国的力量，它还可能会在群众中散播绝望，从而让日本渔翁得利。他们与其说是在辅佐苏联，不如说是在帮助敌人。 关于制宪会议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印度的托派，他们根据革命导师列宁的经验，提出了召开制宪会议的急切需求。这在根本上是民主的，因为它让每个人都能行使选举权，选出能代表他们的人。这一为了召开制宪会议而进行的斗争，目的是为了争夺基本人权：即言论自由和集会权，数千名被关在印度监狱里的政治犯人的人身自由，全国成年公民，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的投票权，农民的土地，工人阶级更高的的工资标准，八小时工作制，禁止雇佣童工，禁止发战争财。而这些都是丘吉尔和英国政府拒绝给予印度人民的权利。 这些诉求必然立即得到工会、工人理事会、罢工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这样的工人组织的支持。也将得到农民委员会的快速响应，尽管遭受了种种镇压，他们仍会在反对地主和收税人的斗争种发挥作用。在实践斗争的过程中，群众会越发认识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把握在他们自己手里。只有在农民的支持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只有运用列宁的革命理论的，印度才能获得解放 印度国大党和资产阶级没有为了召开制宪会议而持续开展游行示威，于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完全没有能力为了自由而斗争。我们说“持续开展”，是因为国大党的各个部门一直停留在仅仅是探讨这个问题上。然而，在英帝国主义最虚弱的时候，或是说是冒充成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它们就会由于因惧怕印度群众，连谈都不谈。相较于其他事实，这一点最能证明印度的资产阶级就是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就算他们能喊出那些争夺自由的口号，也不会将其付诸于实践。 就像在俄国十月革命期间，资本家们被迫“接受”了这些口号，但却极力阻挠制宪会议的召开。印度的资本家甚至还不如他们。国大党不但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发动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倒想尽一切办法想和白厅妥协。国大党的最常见的斗争手段，就是比谁更会向英帝国主义摇尾乞怜。 本来，印度的斗争就应该是反对所有帝国主义的，所有我们首先就要不留情面的揭露国大党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如果国大党愿意的话，推翻英国的统治本应该很容易，因为英帝国主义在日渐衰弱，而印度群众的政治意识在慢慢觉醒。国大党要是能夺取权力，并且动员工农武装力量，日本入侵的威胁就会化为乌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只军队能够征服、压制这片次大陆上的人民，因为他们都在为自由而战。无论是武装工农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抑或是还工厂于工人、还土地于农民，都将为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敲响丧钟。对日本士兵来说，会喊“把土地还给农民”这个口号的，大多是农民自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印度的革命之火将会烧到日本，点燃整个亚洲。 英国工人组织的政策 在当前的情势下，仔细分析那些自称代表英国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的政策对我们来说很有必要。正如列宁所说的，要鉴别一个生活在大都会中的人是否是社会主义者，特别是英国人，就要看他们对殖民问题的态度，这是最严格的标准。并且他们不能只是在口头上谴责帝国主义的卑鄙行径，而是要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与英国工人站在一起的同时协助印度工农，一道与同一个压迫者作斗争。 工党的态度 工党和工会官僚机构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和英帝国主义在同一条船上。他们甚至比英帝国主义更加热衷于捍卫对印度的统治。对于工党和工会，以及工资较高的工人阶层，失去这种统治意味着不能再从资产阶级的汤羹中捞到油水，也就是说不能再从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中获得特权。在这个问题上，工党领导人与丘吉尔的唯一区别是，前者更加虚伪、狡诈。 工党领导人贝文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站了出来，为印度的“弱者”辩护。他流着鳄鱼的眼泪，发誓说劳工运动不会任由5000万的贱民被印度的大多数人，即印度工农蹂躏。显然，他想表达的是，英国人在过去200年里统治印度，只是为了保护“少数人”的利益。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统治期间，英帝国主义，以不干涉印度的传统习俗为借口，延续着最可耻的奴隶制——特别是针对贱民种姓的奴隶制。 在1924年和1929到1931年期间，工党政府，即贝文和他的同僚们本有机会展示他们对印度“弱势群体”利益的真诚关注。但其实他们在忙着监禁、镇压和枪杀那些要求他们兑现对印度自由的承诺的印度人。不少于6万名印度人遭第二届工党班子的监禁。 那些簇拥在《论坛报》旗帜下的工党“左派”们更加危险。英国资产阶级把他们在印度不愿做的脏活都交给了同为他们一员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这也是工党“左翼”的典型用处。他们与丘吉尔和贝文“讲道理”，指出向印度做出让步会给英国带来的好处。那些听起来很左的标语像狗皮膏药一样贴在《论坛报》上，掩盖了工党政策的污点： “现在我们面临着和以往截然不同问题，它事关印度加入反法西斯斗争，抗击我们共同的敌人。要是日本人赢了，那么印度的自治将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我们重申：我们当前如果要达我们的首要目标，就要与印度方面就自治区域的数量达成共识。如果印度领导人的需求超过必要限度，那么他就是在背叛自己的事业。因为要是英国不能满足他们，他们就会与自己的目标失之交臂。” 工党左派的政策可以概括为“给印度群众足够的东西，让他们产生一种可以和日本人打仗的错觉。”即“欲擒故纵”的政策。 英国共产党的态度 英共没有解释为什么英帝国主义不给殖民地自由，也没有揭露他们所声称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虚伪，反而掩盖了战争的真正帝国主义目的。在克里普斯任务失败后在党内宣言中[7]，他们宣称： “谈判破裂的原因是英国政府不同意组建印度国民政府，而只有组建国民政府才能团结印度人民，聚集他们的所有资源进行反法西斯斗争。” 实际上，会谈破裂是因为英国人甚至不屑于给印度资产阶级民族独立的假象，更不用说是印度人民了。宣言中继续说道： “英国政府还没有吸取它在香港、马来亚、新加坡和缅甸的失败教训，我们没能让那里的人民和英国并肩抗日。” 他说他们还没有吸取教训！好像统治阶级能改变他们的政策似的。要想在抗日斗争中得到群众的热情支持，首要前提是要让他们看到奋斗的目标。恳求统治阶级改变主意，其难度无异于唤起帝国主义吸血鬼的良知，让他们停止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吸食殖民地群众的鲜血。 这和杜特在战争刚开始时的发言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他就准确地把英国定性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他说： “因官方论调产生的任何幻想是很危险的，即对帝国主义政策和权力这些铁的事实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幻想帝国主义不会使用一切手段来维持其权力。” 那我们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帕尔梅·杜特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充分掌握了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话术及其殖民政策，他们是在欺骗英国工人。 在1942年4月25日的《世界新闻与观点报》中，本·布拉德利（BenBradley）写道： “国大党的建议，即建立一个人民信任的国民政府，被英国政府拒绝了，但这在印度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甚至像《加尔各答政治家报》这样的英国官方报纸也在支持。然而英国政府的所有部门都同意将重大问题推迟到战后”。 注意，是所有部门，包括共产党在内。要求“现在就在印度建立国民政府”并不能欺骗印度群众，也不能欺骗英国工人阶级。说到底，这个所谓的“国民政府”是什么？是一个由王公贵族、国会、穆斯林联盟、自由主义者、印度教马哈萨巴、共产主义者和其他群体组成的联合政府吗？我们知道，“国民政府”的口号总是被用来欺骗群众，让群众以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关注，而实际上，这只是压迫者为了维持其统治而编织的一个幌子。共产党很清楚，引导印度群众走上自由之路的唯一方法是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制宪会议。但是，让印度获得自由——也就是让工农获得自由——是与斯大林官僚集团针对丘吉尔的绥靖政策相悖的。 共产党领导人试图为这种错误的政策辩护，说这是保卫苏联的政策的一部分。但这种政策不仅没什么作用，并且它只能给苏联以及英国和印度工人带来灾难。 英国独立工党（ILP）的态度 独立工党没有尝试接触印度工人，帮助他们组织自己的独立党派，而是好心地建议他们在尼赫鲁那里寻求救赎。第四国际早就清楚地预见到了资产阶级的国大党会做什么，特别是他们会在群众的压力下，用“社会主义”来伪装自己尼赫鲁自称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他作为国会的左翼，却狂热地倡导印度人民向英国少得可怜的让步妥协。 多年来，布罗克韦（FennerBrockway）和独立工党的其他中间派领导人在英国工人和印度工人面前都把尼赫鲁描绘成一个真正为了印度的民族自由，和每个印度人的自由而奋斗的战斗领袖，而我们一直指出，尼赫鲁本人和这种形象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他所处的立场将使他公开地加入帝国主义阵营。《新领袖报》刊登了作为“社会主义”同志的尼赫鲁的同志和文章。布罗克韦无疑会对这种“令人遗憾的”背叛无奈地摇摇头，以“曲线救国”为尼赫鲁的背叛行为辩护。尼赫鲁就和克里普斯一样。在一次选举演讲中，一位候选人强烈谴责资产阶级利用了克里普斯这样一个“诚实的人”。 就像中派一直被激进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牵着鼻子走一样。独立工党在印度问题上的立场是过去一段时间整个中派立场的必然结果。这样的政党既然没有能力在印度领导人民进行真正的自由斗争，那就更不能在英国领导工人进行权力斗争了，因为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关系。 英国工人阶级的实际任务 通过将战争扩大到整个地球，帝国主义者赋予了不断革命更深刻的意义。通过将整个殖民世界卷入冲突，帝国主义为自己敲响了丧钟。一战和十月革命的带来了一系列的殖民地起义和革命。通过将土耳其、波斯、印度、阿拉伯等等这些地区直接卷入斗争，帝国主义将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斗争与英国工人争的权力斗争直接联系起来。 在这样的革命政治中，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是，英国工人的命运是与印度革命以及殖民地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战争，作为一个重大事件，使印度工人和英国工人成为了一条绳上的蚂蚱，除非英国的工人阶级明白他们与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决裂有多么的迫在眉睫，并向受压迫的殖民地工人和农民伸出援手，否则他们将迅速成为殖民地人民的难兄难弟。 英国工人只有与英帝国主义压迫者作斗争，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在反压迫斗争中成为印度群众和殖民地群众的盟友。 只有当印度人民看到英国工人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解放战争，而不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战争时，他们之间才会产生真挚的革命友谊。 今天，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摆在英国工人面前，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今天，他们完全能够与英帝国主义翻脸，并建立一个工人政府，来实现印度和英国人民之间的真正联盟。只有这样一个政府，才能够揭露英国资本主义的强征暴敛，才能使他们与残暴的、腐朽的的剥削者彻底决裂，才能与印度群众建立革命友谊，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反动派。我们向有组织的英国劳工运动提出的纲领，即印度民主革命运动的最低纲领，是每个英国工人都会支持的纲领。作为印度劳苦大众与英国工人统一战线的第一步，他们必须在英国争取权力，并将以下方案付诸实践。 1）让印度获得自由。 2）召开制宪会议和争取完整的民主权利。 3）武装自由的印度人民，让他们能够为自由而战。 4）向印度提供所有必要的武器装备。 5）释放所有政治犯。 原版小册子中的注释。 （1）杜特在描述当地资产阶级对群众运动的背叛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但在无知的斯大林主义反动派的欺骗下，他没有能力指出正确的道路——即不断革命的道路。他要求建立全国统一战线的结论与他给出的数据完全相悖。反对托派的责任蒙蔽了他的双眼，使他对不断革命论视而不见，而不断革命论是从现实的权力关系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编者注释： [1]“英属马来亚”是指马来半岛上被英国殖民的一系列国家。在1946年马来亚联盟成立之前，这些殖民地没有得到统一管辖。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获得独立。在1963年9月16日，该联邦与沙巴、沙捞越和新加坡组成了一个更大的联邦，称为马来西亚。 [2]信徒（译者著：原文为Momin此处直接译作信徒） [3]又名全印度印度教大议会，是一个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最初成立于1915年，以对抗印度穆斯林联盟和世俗的印度国民大会。 [4]它指的是1941年一篇印度第四国际主义者的论文，发表在同一期《工人国际新闻》上。 [5]见前面关于十进制化之前的英国货币体系的说明。 [6]在1957年十进制化之前的旧印度货币体系中，16个安娜等于一个卢比。 [7]克里普斯的任务，指在1942年3月下旬，英国政府为能在二战中得到印度的支持，与印度方面进行谈判。高层左翼政治家兼丘吉尔政府的战争内阁部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领导了此次谈判。
第二章武装革命胜利后的观念和实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二章武装革命胜利后的观念和实践 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胜利，是我们世纪最有影响力和最具决定性的事件之一，革命胜利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在他们的进一步的实践和理论中常常清晰地表现出来。所有这一切意味着，这样特殊的问题和境遇是不可能完全按照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标准、范畴和经验来加以解决的。中国不仅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传统，而且民众对于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个性发展和个人主义都不熟悉，并且今天也是从半个世纪前俄国的不成熟的立场出发来开始社会主义实践的。但是，这也表明，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不可能传播和运用基于欧洲条件而形成的观念和经验，在这方面人们经常会犯错误。 中国是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完成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的，它是一个经历了几个世纪封建统治的，经济上和技术上落后的农业社会。无产阶级只由社会的极少部分构成，而20年代末的事态在相当程度上是由革命进程引起的。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表明，中国的革命的和民主的传统非常薄弱，因而只能通过革命中人民群众的解放高潮来加以培养，考虑到无论是何种战争，也包括解放战争的军事条件，如此培养起来的民主传统就有局限性。如果一个持续了整个20年代的革命解放了千百万人的能量，那么就会发展起人民的觉悟，灌输一种对领导力量的信任——这没有任何疑问。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此长时期的战争在领导干部之中发展了其一种战时的心理，行政命令式解决问题的习惯，以及对等级结构的敬意，这些都有助于形成后来的国家的和党的机构的官僚化。 中国遭遇的进一步的困难是帝国主义力量，首先是美国的封锁，它采取所有可能采取的措施去阻止这一革命进程，并期待使其已经落伍的代理人蒋介石或迟或早能够控制整个中国，它把蒋介石安置在台湾，却赋予他在联合国中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1971年才得以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如果我们对此再加以补充，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不正常的关系，即斯大林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带有霸权主义倾向的政策，最后还有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进一步增大而不是减少的巨大鸿沟——那么，我们就至少列举了审视和解释中国革命进一步发展所必须考虑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 在上述复杂的条件下，党的领导也不可能考虑经济和思想的内在的逐步成熟的进程，而是不断地采取措施加快这一进程。在那样的努力中，很难看到一种主观的行为与急功近利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的分界线——也是毫无疑问的。在5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的第一批措施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加快推进农业集体化。这种行政措施总是容易导致一些明显的矛盾，以及党和国家机关的官僚化，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在自己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中尝试着在理论上加以确定和解决。最具理论特色的是毛泽东强调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不仅存在着对抗性矛盾，也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1]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结构本身的矛盾的学说。“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2] 毛泽东强调，为了解决不适应性的因素，必须扫除官僚主义，加大力度改善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按照正确的和特殊的办法解决每一矛盾。考虑到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毛泽东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只通过行政决定让其他人相信他们的立场和理论，而且要进行思想斗争。“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3] 依据这样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毛泽东在50年代后半期就表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理论。对此，毛泽东揭示了任何行政命令都无法展开的范围和理解。“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4] 正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宣布“百花齐放”的方针，目的是为了激发全体人民建设国家。然而，成果并不显著，在那不久之后，就开始了另一个措施，发动群众开始了“大跃进”（1958年）。全中国都为在农村（以及一些城市）彻底建立人民公社的战役而激动不已，这是通过消灭私有制、集体劳动和平等分配来实现的。这一运动具有非常鲜明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特征，这可能是有意识地追求整体发展的急躁病所导致的结果，但是，同时也是由于幻想可以在这种落后的国家实现马克思关于发达的共产主义的设想（而没有考虑到马克思是依据已经发展了的公民的个性，以及关于共产主义条件下个体的分化的设想而做出的构想），因此，整个运动遭遇了挫折。我们这里不去考虑由于这一努力而进一步加重的灾荒年，整个这一运动过分强调了主观因素，这种努力由于低估了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性的制约而令人遗憾地转变为冒险。 在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八次会议（1959年9月）已经可以确证这样的结果，并且开始了“国民经济调整”的政策，在公社、私有财产等方面具有很多妥协性成分。由此毛泽东辞去了共和国主席的职务，而只是担任党的主席。所有这些事态，以及国际舞台矛盾的加剧，使得党的高层的旧有矛盾尖锐化，对此我们后面还要提及。两种不同思想的这一内在冲突成为后来几乎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事件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些事件使得关于不断革命的命题获得了理论的合理性，在国际领域则是关于“贫穷的农村”和“富有的城市”的命题，指责积极的共处政策，同苏联展开激烈的冲突。[5] 中国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冲突由来已久，虽然最激进的冲突是在赫鲁晓夫时代到来的。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与斯大林之间没有过特别积极的体验，但是在那些年中几乎每个人都感到奇怪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南斯拉夫抵抗苏联的斗争，以及南斯拉夫共产党观念表达出不友好的关系，并且在苏共二十大已经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了批判之后还对斯大林进行无理的辩护。然而，不考虑漫长的过去，可以确证，毛泽东和中国关于当代历史进程的理解在许多方面与斯大林的理解是一致的。并且，他们是世界的这一阵营的激进的代表，在社会主义阵营本身被视作社会主义的保证。他们甚至不仅是使由不发达国家争取解放的战争引发的矛盾尖锐化的代表，而且也是这些运动的激发者。他们首先把美国视作当代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并且排除了任何与它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同样，在国内发展中，他们是国家权力的代表，拒斥各种关于经济激励的想法，因为他们担心会出现过大的经济差别，出现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导致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分化。正因为如此，当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批判地分析斯大林主义时，中国的领导者们站出来替斯大林辩护，主要不是因为这种批判在他们看来会导致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一种妥协，而是因为这在社会主义内部开始了一种与中国的理解完全不同的东西。[6] 50年代初，南斯拉夫在不仅为了维护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为了维护民族的生存而进行的紧张的和戏剧性的斗争中宣布，积极的与和平的共处政策是当代世界能够使全世界避免总体性灾难的唯一道路，任何人都没有权力阻止任何民族采取任何手段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而当南斯拉夫首次宣布，结盟政治按其本身的存在和变化逻辑必然会导致不同阵营的冲突时，中国领导人毫无理由地把这种立场解释为是对社会主义的削弱，以及对历史的错误状况的满足。他们，以及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有其他追随者，都只是认为，其他国家的内部的革命力量巳经不值得相信，这种观点显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也正在那个时候，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处于困难的和不利的条件下，还是开始建立工人委员会，实行社会自治，就在这个时刻，中国领导人加剧了批判南斯拉夫的战役，宣称南斯拉夫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铁托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7] 南斯拉夫问题的特别尖锐化是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领导人方面对于南斯拉夫政策的变化而引起的。尽管有1957年和1960年各国共产党的会议上对南斯拉夫的谴责，但是，在那不久之后，苏联领导人也无法再坚持在那以前的不可行的和不合理的立场。[8] 由此，对积极的和平共处原则的采纳、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承认，以及努力把控冷战政治等，就与中国的立场的分歧越发明显和深刻。60年代初发生了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中断了技术和经济援助，并相互发表公开信和相互指责。对中国人而言，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是最主要的修正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主义者。由此，对中国领导人而言，革命和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中心已经由发达的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转移，而中国是革命的中心。[9] 毫无疑问，在这20年中，不发达国家的阶级冲突加剧和剥削问题又进一步表现出来，这些国家或是从数世纪的殖民地的被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或是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直接的和残酷的封建的或资本主义的剥削。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命运在于这些革命运动，也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像一个阶级那样对抗发达国家。贫穷、社会歧视和无权力感总是革命的主要的不满；但是，对于发达的社会主义而言，前提是人的丰富性和发达的个性到达一定的水平。 国际层面上的这些冲突也会在国内的关系中留下痕迹。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国领导人也主要依据关于斯大林个人的和阵营的政策的评价。然而，60年代中国由于过分的激进主义和关系紧张所导致的对外政策所遭受的挫折，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灾难，导致了中国党内分歧的加剧。这些分歧被很小心地掩饰住，尽管从国内战争和革命时期就一直存在。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所维护的流派一直倾向于妥协政策。这一点在战后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那时肯定是在苏联关于局势的评价的影响下，反对对抗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维护妥协政策，并对政权进行分割。由于毛泽东在那一历史时期的判断取得了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因此内部反对派没有任何理由进行反对。但是，当毛泽东试图通过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政策重新加快革命变革时，当实践证明这样的做法具有一系列消极的后果时，党内的冲突就开始重新恢复起来。这些在我们上述所提到的中国在国际政治关系方面所受到的挫折时就出现了，这些挫折在那个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从其他共产党国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孤立出来。 同时也表明，战后赫鲁晓夫的新领导基本上依旧坚持自己的国际政治理念，这使毛泽东和他的团体面临着明显的两难：或者是放弃自己到那时为止与帝国主义对抗的立场，而主要通过使第三世界的国家进行革命，反对国内外帝国主义，首先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从而引导世界革命进行到底；或是始终不渝地坚持到那时为止的关于世界革命和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念。在国内的平台上，两难表现在：或是继续坚持推行国家的继续革命的变革，这将以群众为基础推动社会关系和政权的进一步重组；或是通过传统的工业化、国家的-官僚制的计划管理和发展，来转变到那时已经众所周知的发展状况，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抑制群众的积极性。 毛泽东的反对派集团的第一次失败是彭德怀被撤职（1959年），并由林彪接替他的位置，毛泽东对于林彪完全相信，通过他可以在进一步的党内斗争和社会变革中确保对军队的掌握。毛泽东为了继续坚持上述的政策，就不得不坚持反对自己的执政党内的大多数。因为，正如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表明的那样，党已经逐渐与国家机器合一，成为强有力的官僚机构，成为所有的重要的，通常也包括不重要的决定集中的中心。这一机构，特别是在其顶层，直接受刘少奇主席、邓小平总书记的影响，并且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希望发动群众，特别是发动城市的和农村的青年人，以及一部分党的领导干部和部队干部作为最重要的依靠。整个那一革命表明，毛泽东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和战略家。这一点也表现在统治阶层的力量关系的建构，也表现在对于一种在建设国家的和平条件下尚属空前的群众运动的引领中。开始于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规模的群众串联，特别是年轻人的串联，展开了“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与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之间的冲突，并且经常出现对个人的迫害和强制性的自我批判，出现了对毛泽东的狂热的追随者和偶像崇拜——这一切经常导致濒临社会灾难的边缘。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而且事实表明，整个行动都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所掌控。[10]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最重要的是1966年八月的会议，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委员会以“十六条”的形式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毛泽东的反对派被定性为鼓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对他们进行公开的批判，特别是在“大字报”上进行批判。基本的命题当然是依据毛泽东的观念，在他的立场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因此，重心放在群众身上，而不是放在党和国家机构之上，依赖可以在那一革命实践中经受教育的群众。强调必须特别坚持党的阶级路线，毛泽东认为，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弁且也不必担心会出现混乱。对于现存的矛盾，需要在人民当中来加以解决。在群众中存在各种不同的想法和分歧是十分正常的，这些分歧应当通过讨论加以解决，因此，不应当嘲笑少数人，他们有不同的想法，不能强制人们改变自己的思想。少数人可以维护自己的观点，因为真理常常在少数人手中。要特别强调领导干部以及他们对于正确的和错误的行为加以区分的重要性，特别强调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应该能够不断地组织群众，应当实行选举制度，并以巴黎公社为榜样，拥有对官员进行批评和撤换的权利。只要引证一下《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第九条提纲就足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11]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继续规定了关于教育体制、教学改革、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特别防止资产阶级对于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公职人员的影响，以及把“文化大革命”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问题。《决定》同样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并且使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而这意味着部队的革命进程不能放任自流，以防止意外情况出现。十六条决定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这样一来，十六条决定虽然是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通过的，但是，它的确构成了反对党和国家制度化的力量的行动的充足的基础，这些观点在根本上是毛泽东关于国际领域和国内领域的政治的理解。为了使群众对当时的政权的批判进程更加强有力，中央领导于1966年9月做出关于继续使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方法的决定。这样就为群众运动和通常具有无情的和粗暴的形式的公开批判的充分发展敞开了大门，这在根本上只是与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相联系，这种社会结构和心理与我们欧洲的社会结构和心理完全不同。贬损一些当时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最重要作用的人物是经常的现象；同样，还对许多文化成就持粗暴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在一种盲目的狂热中把这些文化成就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而抛弃。 对于“文化大革命”和社会变革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特别重要性的是发生在上海的事件。在1966年12月，上海的一个工人组织，即坚持十条规定的工人团体（Desettačakaradničkemanjine）就发表公告，强调需要遵循十六条的纲领，特别涉及到促生产，要与大学生、中小学生、工人和农民联合，并且相互教育，禁止宣传资本主义观点。然而，除了十六条，还要求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意义上，警察可以禁止任何反对毛泽东、林彪和“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人。这样的要求无论如何是不同于1966年末党中央和政府的民主宣言的。 此后不久，1967年1月初，发表了《紧急通告》（Hitniapel），呼吁所有到全国其他地方交流革命经验的工人、公务人员、学生立即返回上海，以保证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能够胜利进行，并且能够完成1967年的生产计划；在这个呼吁中，取缔了所有放弃工作岗位进行经验交流的做法；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充分强调和要求联合大学生、中小学生、工人和农民；禁止占领公共建筑，没收资本家的房屋，作为全体人民的财产，用于行政管理用房；强调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逮捕那些反对毛泽东和他的领导小组的人。公告最后强调，所有反对上述要求的人都被视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者，都将受到惩罚。[12] 毛泽东当然宣布上述文件是进一步推进运动的样板。在上海本身，还总是展开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激进追随者与党的机构之间的斗争，通过“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的冲击，原有的政权垮台了，建立起新的政权，叫作上海市“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新的政权组织由来自革命造反派、党的领导干部和军队领导干部组成。此后不久，党中央报刊的社论就指出：“毛主席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那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13] 这样，最终创造出一种新政权的规范，这同时也意味着原有的党的权力形式被限制和不再存在。刘少奇的路线被摧毁了。虽然斗争还在继续进行，虽然还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使新的政权形势渗透到全国各地，毛泽东的反对派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这些进程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引发了各种极为不同的反响。尽管时至今日关于这些事件我们依旧很难更确切地表述些什么，因为许多方面的资料依旧不充分，但是，关于这些事件的一些反应和批评还是很有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者很难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而不依据某些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运动及进程的模式和观念来解释某些历史事件。同样，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评价一些与他们的经历和环境完全不同的欧洲事件时，也无法加以解释。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反对欧洲制度化的政权或者欧洲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的青年一代的骚动中，也有人认为，中国的革命方法可以原封不动地运用到我们的情境之中。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涉及到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水平上和不同的结构之中的非常不同的进程。由于这一点，不仅中国在这一阶段的一些我们不可接受的方法，而且这些进程的内涵，在今天都可能适合于他们的条件，但是，这些都尚未经受过历史的检验。 不应当忘记，这一运动并不是群众的自发的进程，更完全不是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虽然这一运动带有自主倡导和自发的特征），相反，这一进程一直是被发动的，而且在根本上是牢牢掌控在一部分领导人手中的，这一运动不仅具有开始的标志，而且在特定的时刻可以确切地结束，而不考虑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想法和意愿。这一事实在中国的目前发展阶段无论如何无法减少。但是，不应当忽视的是，中国的这种进程只有在特定的前提下才会发生，而这对发达的欧洲而言是完全不适合的。狂热的群众运动方法、毛泽东的个人神化、在长达数小时的群众大会上对一些人物进行公开的羞辱并且要求他们做自我批判，或者让某个人带着侮辱性的招牌游街示众，等等，这些对于发达的欧洲的社会主义的或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而言，是不可想象的。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即使在最严酷的革命冲突中，也不可能否定欧洲数世纪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在这些成就中所包含的个性的尊严和自由是未来每一个进歩发展的基点和轴心。 从另一方面来看，不考虑关于中国的观点和方法的分歧，在关于这些事件的命运的评价方面，我们也不敢陷入中国人在评价我们的事件时所犯的那种错误。关于这样强调的理由，我们已经谈论过，在这里不必再加以强调。这是关于国际形势，以及他们的民族的进一步的革命进程的两种不同观念的冲突。毛泽东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反对派（如果不愿意像斯大林所做的那样，对自己的反对派使用政治暴力和肉体消灭——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的方法存在很大的不同），而又不允许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等级制的-官僚制的结构进行一般的打击。因此，那些运动的实质是要摧毁旧有的权力结构。因而，合乎逻辑的是认同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与此相反，反对的潮流主要依赖到那时为止的结构，而对于进一步的发展进程则更多的是按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验的精神来理解的，这些国家主要依赖于国家和党的机构，而不关心群众参与社会主义进程的直接管理。 然而，中国离消灭阶级结构和消灭分工还相差甚远。而只要存在着这样的条件，官僚制的和等级制的结构就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无法直接纠正官僚化问题，或者甚至无法参与直接的管理。这样，中国就应该，并且必须把下列事情放在第一位：进一步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参与世界市场竞争，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生产力，改善自己的人民的生活条件，并且不得不发展主导性的专业化的和政治的机构，这一机构在依旧存在着劳动分工的条件下可以区别于那些依旧被束缚在体力活动中的团体和社会阶层而有效地行使主导的功能。而这构成了党和国家机构官僚化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能在自己现有发展水平上，在尚不能消灭劳动分工，以及群众的文化和专业水平依旧比较低的情况下，通过新出现的权力机关，有效地抑制官僚化和等级制——这个问题不完全取决于中国革命力量的意愿。 但是，随着国家越来越发达，随着所有关系越来越复杂，关于“文化大革命”最新的历史演化的看法将会越来越含糊不清，而且对整个体制而言会越来越危险。当现今的新关系进一步稳定，专业化队伍——既包括政治的也包括科学的——将掌控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进程的领导权。新的权力形式能否坚持住持久地改进制度化，纠正官僚化的蜕变——这些将会在未来几年的发展中很快地显示出来。 [1]“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Oispravnomtretiranjusuprotnostiunarodu,DodatakTanjugovombiltenuod19.VI1957,str.2.[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译者注]） [2]MaoCe-tung,Oispravnomtretiranjusuprotnostiunarodu(GovorMaoCe-tunganaXIproširenomzasjedanjuVrhovnedržavnekonferencijeod27.februara1957.),DodatakTanjugovombiltenuod19.VI1957,str.10.（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译者注） [3]MaoCe-tung,Oispravnomtretiranjusuprotnostiunarodu,DodatakTanjugovombiltenuod19.VI1957,str.22.（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译者注） [4]MaoCe-tung,Oispravnomtretiranjusuprotnostiunarodu,DodatakTanjugovombiltenuod19.VI1957,str.21-22.（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译者注） [5]关于在共处和战争问题上中国的立场问题，可以参见卡德尔（E.Kardelj）的成果《社会主义与战争》（Socijalizamirat,1960），在这里从多方面探讨了当代中国关于这些问题的立场。关于这一问题参见StuartR.Schram,DiepernanenteRevolutioninChina(Frankfurta.M.1966)。我想强调的是，关于中国的最新事态很难得出更加确定的结论，因为文献还是不够充足。 [6]参见《关于斯大林问题》（ZurStalinfrage，13.sept.1963）。中国领导人站出来为几乎整个斯大林活动时期进行辩护。除了其他观点，这篇文章特别强调：“斯大林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ZurStalinfrage，载论文集DiePolemiküberdieGeneraliniederinternationalenkommunistischenBewegung,Peking1965,str.138[参见《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年9月13日。——译者注]）“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ZurStalinfrage,str.137）而涉及30年代的问题时，文章也只是承认一些远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斯大林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1937年和1938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ZurStalinfrage,str.137）并且最后强调：“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ZurStalinfrage,str.138） [7]参见《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IstJugoslawieneinSozialistischerStaat?26.sept.1963）。（见《人民日报》，1963年9月26日。——译者注）这篇文章试图表明，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修正主义者，而且他们出卖了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因此南斯拉夫成为美帝国主义用来破坏俄国革命的特别舰队。不必说这种立场的滑稽可笑，也不用进行辩驳。只要说明这样一点就足够了，可以确切地和充分地想到，或者非常简单地说，南斯拉夫发展中存在着某些不合法的行为或者困难，对此南斯拉夫自己的出版物也加以描写剖析，把这些问题一般化到整个制度是幼稚的。这个小册子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在对于发生在不同的历史和民族条件下的特定历史事件的评价中，马克思主义研究可能限于窘境,这需要特别的谨慎。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条件中，蕴含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同时也是它的困难和当前的局限性，可以看到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进展。 [8]我们在这里无法深入分析这一变化所引发的所有情况。只要提及其中一些主要之点就足够了：南斯拉夫的自治和民主发展的进程，至少对于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而言，是不可掩盖的；众所周知，南斯拉夫奉行不结盟和独立自主的政策，同时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同南斯拉夫的敌对的政策自然会在与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引发困难；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的内部发展同样面临着经济改革和社会生活民主化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同样，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对苏联而言意味着军备负担的明显减轻。 [9]参见BriefdesZKderKPdSUandasZKderKPChinasod30.marta1963;EinVorschlagzurGeneralliniederinternationalenkommunistischenBewegungod14.juna1963.god。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探讨这些谴责。说明这一点就足够了：中国人指责赫鲁晓夫及苏联领导人背叛了社会主义运动，宣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堕落的资产阶级文化，打着和平共处的旗号与美帝国主义签署了条约，暗中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这样，中国人同时断定，在苏联人民与特权的官僚阶层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一官僚化的主要倡导者正是斯大林，他们竟然激烈地替他辩护。进而中国人断言，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矛盾”。关于中苏关系参见以下文献：D.S.Zagoria,TheSino-SowjetConflict,1956-61,Princeton1962;HeinzBrahm,PekingsGriffnachderVormacht,Derchiesisch-sowjetischeKonfliktvonJuli1963bisMarz1965,Köln1966;J.Baby,LagrandeControversesinosowjetique,1956-1966,Paris1966。还有中国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献文集DiePolemiküberdieGeneralliniederinternationalenkommunistischenBewegung,Peking1956（在这本文集中也发表了苏联的公开信）。 [10]关于中国的最新的事态和“文化大革命”，可以参见以下文献：JoahimSchickel,DialektikinChina.MaoTse-tungunddieGrosseKulturrevolution,Kursbuch9,Frankfurta.M.1967;GiovanniBlumer,DiechinesischeKulturrevolution1965/67,Frankfurta.M.1968;KlausMehnert,MaoszweiteRevolution（包括1966年中国的有关文献）,Stuttgart1966;E.Collotti-Pischel,LaCinarivoluzionaria,Torino1968;K.S.Karol,Ladeuxièmerévolutionchinoise,Paris1973；以及1966和1967年在北京出版的一些小册子。DieGrossesozialistischeKultur-revolutioninChina。 [11]BeschlussdesZKderKPChinasüburdieGrasseProletarischeKulturrevolution(8august1966),引自G.Blumer,DiechinesischeKulturrevolution1965/67,Frankfurt,a.M.,str.181-182。（参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译者注） [12]参见PunktederArbeiterminderheit(DezemberSchanghai)iDringendeBekanntmachung(9.I1967),inGiovanniBlumer,DiechinesischeKulturrevolution1965/67,Frankfurta.M.1968,str.254-259。 [13]Überdierevolutionäre“Dreierverbindung”,“Hongqi”br.5,1967,inGiovanniBlumer,DiechinesischeKulturrevolution1965/67,Frankfurta.M.1968,str.382.（参见《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译者注）
第一章毛泽东在革命时期的主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二篇中国和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毛泽东在革命时期的主张 如果说，我们从俄国的事例已经能够证明，不存在抽象的历史决定论，因为只有如此，人的创造性才能够得到广泛的施展和表现，那么，中国的现代史更是错综复杂的历史情景和历史发展的夺目事例。 许多世纪以来的封建闭关自守和与世隔绝，加上民族资产阶级软弱，封建残余和军阀残余势力强大，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垂涎之地。20世纪初，它尚面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问题，尚不知道何谓马克思主义。进步的资产阶级人士（当中也有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受着亚当·斯密（A.Smith）、达尔文（Ch.Darwin）、斯宾塞（H.Spencer）、穆勒（J.S.Mill）、海克尔（E.Haeckel）的自由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想和进步的学术思想的熏陶，而在现代重要的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当中，他们则特别受罗素（Russell）、杜威（J.Dewey）、德里施（H.Driesch）等人的影响。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其中首先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领袖孙中山，从欧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为自己的革命行动汲取经验。从阶级结构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来看，中国当时面临几项巨大任务，这就是使国家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影响，推翻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及限制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权力。[1] 在孙中山领导下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1911年结束了长达许多世纪的时期；而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则开始了以往整个历史上从无先例的发展。要知道，揭开这部史诗的是寥寥可数的几位马克思主义者（在1921年党的成立大会上他们只有十二人），这就再一次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人的因素，即所谓的主观因素在改变历史中的威力和作用。 中国真正的革命热情高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但是中国革命的进程在这一时期必然要朝某种不同的方向发展。“古典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已成过去。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元，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有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些国家里，正像列宁已经强调过的，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此外，中国的特点是，孙中山这位重要的革命人物，并不是某一狭隘的资本主义阶层的代表，他从广大人民的立场出发，怀着谋求民族利益的崇高理想去对待革命的任务。他的著名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虽然不够明确并有着各种解释，但他后来的革命步骤和宣言明显地表明了它的广泛性和进步性。例如，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人也出席了这次大会），孙中山宣布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政策。一年后，孙中山逝世，但他的巨大声誉、他的进步的和广泛的政治纲领，在许多方面曾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活动。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倡导者陈独秀教授和李大钊教授组织了第一批小组，并在1921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首先依靠当时人数尚少的中国无产阶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外，他们加入了第三国际，纪律上服从苏联的指令，认为俄国丰富的革命经验，足以保障这些指令的正确性。而这些指令基本上要求无条件地服从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阶段的群众性组织和主要实现者的国民党。 但是，孙中山逝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阀上台领导国民党以及早在1926年就已经开始的反共（如在广州〕，预示着另一势力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舵。当中国共产党人还在一心想同国民党联合、一心想首先在无产阶级队伍中扩大影响的时候，蒋介石同大资产阶级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就巳经准备好反革命了。 这时，在莫斯科，斯大林集团同党内和共产国际内的反对派正在进行尖锐的斗争。斯大林仍然一味主张同国民党保持巩固的联合，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则坚决反对这一主张，要求中国共产党独立活动。同后来按照1905年的榜样采取的工农革命专政的口号相反，托洛茨基认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出路。托洛茨基的立场无疑是更彻底的，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来说是更少痛苦的，但它同样是同十分复杂和纷乱的中国局势不相适应的。这也表明，革命既不能只靠某些既定经验去指导，也不能从与群众和局势毫无直接联系的某个中心来指挥。 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的纠纷和斗争，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严重的后果。某一次革命的领导，如果听任这一派或那一派势力，而且是某个外国的这一派或那一派势力非常偶然的优势所左右，那么，失败几乎是无疑的。而如果这些势力（不管是其中的哪一派势力）越是固执地认为自己的革命道路是所有其他人的范例，那么，人们自然会越加不信任这种领导。 完全可以理解，无论共产国际，或者服从共产国际指令的中国领导，都不能理解中国具体情况产生的某些新提示。中国情况是特殊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当时主要还是个农业国家，而且还因为当时的中国革命推动了农民群众，他们已公开和牢靠地组织起来，建立了农民协会，并在农村从封建主和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毛泽东正是研究了这种情况，特别是湖南省的情况之后，在1927年3月写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肯定说：“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2] 中央委员会否定了毛泽东的报告。从当时的革命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所处的范畴和范围来看，这是不奇怪的。报告提出的观点竟极其轻易地被说成是“农民倾向”和同小资产阶级意识有联系。 然而，这些认识成了推动中国革命的阿基米德支点。毛泽东以这些认识揭示了当时尚未为人所认识的革命路线，这条路线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并将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可以说，1927年也是中国革命的转折年，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进行四月反革命事变和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因而开始走自己的独立的道路，另—方面是因为毛泽东认识到必须在革命的农民群众当中和在建立自由根据地的游击斗争当中寻找革命的主要依靠。中央委员会八月全会（1927年）撤换了陈独秀，并派毛泽东到农业省份江西去建立军队和苏维埃。但是以新书记李立三为首的党的领导人认为，革命过程仍然是在总起义，特别是城市总起义和解放区苏维埃化的旧范围内的。他们不顾本国的具体情况，把毛泽东的组织游击战争、建立自由根据地、包围城市等观点看作是农民冒险主义，并且把毛泽东从政治局排除出去。 但毛泽东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他的一小支部队在湖南和江西交界处同朱德带领的队伍会合，建立起第一支革命军队，他任政治委员，朱德任司令。往后我们将看到，毛泽东由于自己的各种论述人民民主等问题的理论著作而特别著名。但是，如果从中国革命的整个历史来看，毛泽东的天才恰恰在于认识和力行当时尚未为人所认识的革命实践，这就是：革命从城市转到中国农村的革命的、分散的和简直可以说是闭塞的广大地区，建立红军和解放区，在解放区推翻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引导革命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而在第一阶段是建立工农政权。 从中国革命后来的整个进程可以看到，这几项，即毛泽东这种非凡的创造性实践，是其他一切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础。 在这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上，毛泽东既要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官方论点，又要反对党内其他许许多多从消极的到“极端革命的”思想和情绪。在这个时期的一篇著作中，毛泽东针对所有这些论点，特别是针对没有在全国赢得所有群众之前不应立即建立政权的论点，简述了自己的论点：“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3] 正是在这些方面，毛泽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观点，并且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指出，只有一种革命经验和一种革命理论做指南，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和环境中是完全不够的。应当立即强调指出，中国这个经验，共产国际实质上没有接受，它仍然一直是苏联经验和观点的宣传中心。 在中国内部，领会毛泽东的这些观点的过程也长达许多年。当时不得不同夺取城市的李立三路线，同在红军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的其他各种观点进行斗争，因此毛泽东派没有能够击退蒋介石对解放区的第五次围剿，这就是著名的北上长征的原因。只是在这次长征途中，在1935年，有了沉痛的经验和损失之后，毛泽东的路线才取得了胜利，毛泽东成为党的书记。 这样，我们已经开始谈到革命第三阶段的直接事件了。日本在1931年占领了满洲，几年后又准备占领全中国。革命红军在北方各省推翻封建关系，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人民政权，并同时肩负起抗日的重担。在这同时，革命红军又一直不得不抗击国民党的进犯和围剿。只是1936年西安事变（当时蒋介石的生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之后，根据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十分有远见的政策，重新达成国共合作，以反对共同的、当时主要的敌人。 两党双方都做了让步和一定的妥协，如共产党人同意废除红军的名称和停止土地革命，国民党则承认中共地位和答应给予物质帮助等。但是，这次联合与1924-1927年的合作有着重大的差别，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有了巨大和沉痛的经验，而且有了10年游击战争的经验，并领导着独立强大的兵团和解放区。所有这一切，足以保证1927年不会重演。 与国民党实行抗日统一战线把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是合作的性质、未来政权和国家结构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发表了论述当时革命的性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结构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和策略等意义极其重大的著作。 在1938年10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题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著名报告，他特别着重指出，当时国民党是最大最强的党，中国共产党人将支持它变成人民的革命联盟。“理由是抗日的友军越大越好。单单一个共产党的发展进步，是不够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处于第二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发起并坚持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并在自己的组织上向着广大革命志士开门，用以力争抗日的胜利，但若处于第一党地位的国民党依然保持过去那样的老状态，那就对于抗战，对于统一战线，都非常不利。抗战将不能获胜，全民族将陷于危险之中。”[4] 在这一著作中，毛泽东也把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任务概括如下：建立敌后游击队；建立地方人民抗日政权；争取广大群众参加抗战运动和进行群众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教育；官兵平等；重新划分敌后各地作战区域与行政区域，使之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等。[5]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也提出了未来的社会制度问题，并对他关于中国的人民共和国的论点做了解释。“各民族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第二，中国将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就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6] 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阶段和建立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经阶段的人民民主的直接任务的完整思想，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有最扼要的阐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7] 毛泽东是从中国具体的历史事实和情况出发的，他的主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摆脱一切根据事先规定的观点和经验去解决历史问题的教条主义做法。他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情况同1905年和1917年俄国的情况不同，并且提出了自己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整个第三国际革命法典的唯一著名命题相反，即与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点相反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论点。 正如在1927年和1928年独创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从而指导了当时尚未为人所了解的进程一样，在国共领导下的广泛的人民抗日运动的新情况下，毛泽东根据具体的条件解决了形势问题。中国的情况同其他以往的革命，特别是俄国的革命之所以有重大差别，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者压迫的，因而在一定时期应当考虑到他们。而在外国侵略时期，中国资产阶级也能够表现出革命性。 再一个特点是，处在当时阶段的中国革命在外国侵略时期得到了发展，有了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兵团和丰富的游击战经验。 因此，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以及后来写的许多文章里，都肯定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前途必然是独特的。“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8] 在经济上，毛泽东认为这种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国家主义和私人占有的混合，认为在这个阶段不仅因为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而且还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因而不可能一般地反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垄断资本必须国有化，但同时又必须使中小资本能够发展，因为没有它们，落后的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在农村也是一样，根据孙中山的原则，耕者应有其田，也就是说，不剥夺富农，而只剥夺封建土地和大地主土地。“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9] 我们看到，毛泽东考虑到孙中山的巨大声誉，在许多方面依据了孙中山的观点和口号，特别是他活动后期的观点和口号。但毛泽东也立即指出共产党人对革命的看法同国民党的纲领之间的区别，并且特别强调国民党纲领中缺少的革命后一阶段，即缺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观点。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观念是以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当时的阶级关系和革命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的结果。毛泽东创造性地对待当时的问题，并继续反对各种教条主义的和极左的观点，同样也反对斯大林低估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和支持国民党的做法。 贯穿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路线，主要是同国民党联合抗日的路线，但在这当中，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军队承担了战争的主要重负。蒋介石采取少承担为上的策略，以便保存战争实力来同共产党人做最后的清算。但是他的算盘打错了。经过几年战争，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恰恰在军事上和思想上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在人民中进一步赢得了声誉和建立了广泛的人民支持网。因此，蒋介石在日本被粉碎之后便开始了新的反革命行动，他虽然得到所有外国帝国主义的军事援助和外交援助（甚至得到苏联的外交援助），却年复一年地遭到接连的失败。 这是一次几百万军队的冲突。在这一冲突中，蒋介石军队占有数量上和物质上的优势，但没有道义上和经验上的优势。蒋介石为了中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即为了同外国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不仅威胁着中国广大工农群众，而且威胁着中小资产阶级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发动了反革命战争，这时，毛泽东立即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士的巨大的道义资本和以团结中国一切进步的民族力量的广泛纲领——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参加了决战。 虽然局势已发生变化，只剩下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了，国民党领导已转入反革命，但革命依然是只有在新民主主义的纲领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到底的。因此，在冲突最激烈的一年，即194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上做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再一次并且更明确地说明自己关于这一革命阶段的思想。他说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10]可见，毛泽东当时描绘的新中国的经济结构，依然符合他在30年代末的想法。按他的意见，这种结构应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11] 1949年年中，国内战争结束了，反革命被打垮了。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这时有一个明显的差别，那就是共产党人已不同国民党联合，而是革命的主要领袖了。这就使中共有可能加快速度解决某些问题，有可能彻底消灭大资本和封建地产。为了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并纪念中共成立28周年，毛泽东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不长的文章。他向当时尚未承认他的莫斯科伸出了手，从而同意日丹诺夫关于两个世界的集团观点，他基本上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上面，而又有差别，那就是把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和农民提到第一位加以强调，并把制度更加明确地确定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 这也是可能的，因为在革命舞台上留下的首先是这些力量，因而有理由得出这样的一个彻底的和唯一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始终是革命和抗日的主要力量。“‘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此处引文少了‘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一句——译者注）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12] 在这个公式里，虽然还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他们已经不被算作主要力量，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特别强调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是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者，不能是主要国家机构的领导者，因为它的社会地位决定它的软弱、缺乏远见和勇气。因此，走过的整条革命道路的最终经验就是实现“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13]。 于是，中国踏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但由于一系列困难和特殊的环境，这个过程也必须同样地按特殊的方式来理解。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发表了两篇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 这两篇著作，不是对这些十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做细致的哲学分析，而是更多地从理论上阐明革命实践本身和把这些原则运用于实践。毛泽东当时提出的批评基本上是针对所谓的教条主义者的，他们是苏联斯大林主义的研究所的出口品，并且由于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地看待马克思主义而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虽然这是毛泽东写这两篇著作的基本意图，但应当强调指出，在这两篇著作里，卓越的辩证思想家、无与伦比的革命实践家和战略家的思想是明显的，这对中国当时来说，不仅是首要的和最重大的，而且是最迫切的问题。因而，在《实践论》里，毛泽东的基本思想同斯大林的认识论不同，他把实践在极广的意义上理解为人的认识、历史和整个生活的源泉和基础。“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14]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只会一再重复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背熟的思想和词句，而不懂得把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运用到具体和特殊的环境中去，他有根据地特别强调实践，强调认识始于实践，并通过理论知识回到实践。这样，毛泽东就能够比斯大林派马克思生义更深刻地理解这个问题，并驳倒对认识过程的静观的解释。“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5] 毛泽东在对矛盾问题所做的分析中，也尖锐地反对教条主义和片面的经验主义。他在确定矛盾范畴时虽然不应如此片面地不加区别，把矛盾范畴和差异范畴混淆，但当他重申和特别坚决主张发现以及研究特殊矛盾和主要矛盾，认为每一个过程都是各种矛盾着的关系和趋向的综合时，却是正确的。毛泽东强调，我们的认识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他写道：“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16] 毛泽东在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不同质的矛盾的同时，特别强调和提醒必须不仅懂得经常发现主要矛盾，而且还要寻找解决不同质的矛盾的特殊方法。 后来在武装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和在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时期，毛泽东又在这些认识和观点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革命经验，对人民内部矛盾做了著名的分析，提出用非行政方法解决各种矛盾，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虽然这些分析是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批判性经验之后写出的，但这无疑并不降低其意义，因为这些分析比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任何其他分析要深远些。 [1]后来，毛泽东（1893-1976）在自己的一篇论述中国社会阶级的文章中只把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排斥在中国革命的同盟者之外：“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Oklasamakineskogdruštva,IzabranadjelaI.Beograd1957,str.8.[参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译者注]） 关于毛泽东个人和中国革命，参见埃德加·斯诺（EdgarSnow）的第一篇真实可靠的报道：《红星照耀着中国》（RedStaroverChina写于1937年，1968年英文版）；此外还有下列图书：JeromeChen,MaoandtheChineseRevolution(London,1965);StuartR.Schram,ThePoliticalThoughtofMaoTse-tung(NewYork1963);TilemannGrimm,MaoTse-tunginSelbstzeugnissenundBilddokumenten,ReinbekbeiHamburg1968（该书中有大量关于中国和毛泽东的书目）。 有关中国革命的新书，参见C.P.Fitzgerald,RevolutioninChina(Frankfurta.M.1968);HanSuyin,DasChinaMaoTse-tung(München1968);C.Bettelheim,J.Charrière,H.Marchisio,LaconstructiondusocialismeenChine,Paris1965;A.Donnithome,ChinasEconomicsSystem,London1967。此外，还必须参见下列报刊：“PekingReview”,“ChinaQuarterley”(London)。此外请参见DiechinesischeFrageaufdem8.PlenumderExekutivederKommunistischenInternationale,Mai1927,Hamburg-Berlin1928.god.。 [2]MaoCe-tunga,ReferatoispirivanjuseljačkogpokretauprovincijiHunan,IzabranadjelaI,str.18.（参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译者注）毛泽东后来多次强调这一点。他在其名著《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Kineskanovademokracija,GovoriičlanciMaoCe-tunga,Beograd1949,str.120.[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笫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译者注]） [3]MaoCe-tung,Iziskremožedabuknepožar,IzabranadjelaI,str.101-102.（参见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译者注） [4]MaoCe-tung,Novafoza,Govoriičlanci,str.38.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是一个混杂的党，内部的反动分子常常在威胁着它。他说道：“国民党中还存在着一些守旧分子，阻碍着国民党进步的速度和程度，由于这些分子的存在，并与社会上许多守旧分子相结合，就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洪流中造成一股逆流。”（MaoCe-tung,Novafoza,Govoriičlanci,str.39） [5]参见MaoCe-tung,Novafoza,Govoriičlanci,str.48-50。毛泽东有关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的最著名著作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游击战争的战马克思主义史_第三卷略问题》（1938年），《论持久战》（1938年）。 [6]MaoCe-tung,Novafoza,Govoriičlanci,str.70-71. [7]MaoCe-tung,Kineskanovademokracija,Govoriičlanci,str.95.（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译者注） [8]MaoCe-tung,Kineskanovademokracija,Govoriičlanci,str.98.（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译者注）。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另一篇名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中，也做了同样的分析。他写道：“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KineskarevolucijaiKomunističkapartijaKine,引自V.Teslić,KineskarevolucijaiMoskva,Beograd1953,str.358.[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译者注]） 这些观点在《论联合政府》（1945年）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中一再重复。 [9]MaoCe-tung,Kineskanovademokracija,Govoriičlanci,str.106-107.（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译者注）。这些观点，毛泽东在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也重复提到。 [10]MaoCe-tung,Današnjasituzcijainašizadaci,Govoriičlanci,str.232.（参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4-1255页。——译者注） [11]MaoCe-tung,Današnjasituzcijainašizadaci,Govoriičlanci,str.233.（参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5-1256页。——译者注） [12]MaoCe-tung,Odiktaturenarodnojdemokratii,Moskva1949,str.10.（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译者注） [13]MaoCe-tung,Odiktaturenarodnojdemokratii,Moskva1949,str.16.（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译者注） [14]MaoCe-tung,Opraksi,IzabranadjelaI,str.257.（参见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译者注） [15]MaoCe-tung,Opraksi,IzabranadjelaI,str.268.（参见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译者注） [16]MaoCe-tung,Oprotivrječnostima,IzabranadjelaI,str.277-278.（参见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译者注）
第五章资本主义反动派的国际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国际（1923年—192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德〕约·连茨《第二国际的兴亡（1889-1929）》 第五章资本主义反动派的国际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国际 （1923年—1929年） 第一节改良主义者在汉堡的和解会（1923年） 第二节无产阶级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和社会爱国主义者国际的马赛代表大会（1923—1925年） 第三节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和新的革命高潮的开始——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926—1928年） 第四节从社会帝国主义到社会法西斯主义——第二国际的道路。经过苏维埃共和国世界联盟走向世界共产主义——第三国际的道路 第一节改良主义者在汉堡的和解会 1923年 在鲁尔被占领期间，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实行了合并。1923年5月在汉堡举行合并代表大会。中派分子从来没有由于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和公开的改良主义分子分裂，他们只有在群众反对战争政策和反对诺斯克方针的义愤的压力下，才暂时和他们的同志断绝关系，因而中派分子在独立存在了两年以后又回到第二国际的怀抱里去了。 在参加海牙大会时，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组成了一个共同委员会，它于1928年1月发出一项号召，其中指出工人运动的分裂发生了严重后果。 “但是，在这里这一点是清楚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同时要实现一个宏像的理想和一个统一的纲领的理想，这样一个国际的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达到的，而只能是长期辛勤工作的结果”。 根据这种观点，国际工人组织并不是各国工人原则上一致的成果，而是一种前提条件，以便一到时候取得某种一致。 这些领袖们虽然曾在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时拒绝参加任何统一行动并实行怠工，现在就是这些人却就他们自己是反对“共产主义分裂者”的统一的使徒，以便创立一个虚伪的组织，这个组织没有任何统一的观点，也没有任何统一的政策，只有在反对革命运动的斗争中才能采取一致的行动。加入的条件要求承认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承认阶级斗争是解放工人阶级的手段，同意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遵守海牙大会的和平决议，最后承认国际“不仅是和平时期完成任务的工具，而且是任何战争时期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好像对久为人所敬仰的考茨基予以这种转弯抹角的一击——他当然是这个新建立的国际中最著名的成员——就可以改变组织的本质似的！好像这种在战时不会不起作用的虔诚的希望对于一个显然没有思想一致的“国际”会有帮助，而这个国际的领袖们却不顾所有反对战争的激烈的决议，在海牙大会上又重新献身于保卫帝国主义祖国去了！ 在庆祝合并之前，在汉堡还举行了一次第二半国际的告别宴会，合并的决议是以99票对累德堡集团、社会革命党左翼和瑞士代表的6票通过的。累德堡昨天的朋友现在失掉了原则，他于是对他们作了尖锐的谴责： “你们以为骗子们形式上的联合就能造成统一。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语区的演说家的话中可以听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你们要和邪恶的法西斯组织联合。在德国，合并已经带来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人盘踞的政府支持法西斯的活动，比如塞弗林的禁止无产阶级的亲卫队……不管什么东西会使我们和共产党人分开，而神圣的共同革命斗争的亲兄弟关系使我们和共产党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正是这个血亲关系却使我们敌视德国社会民主党！” 当被累德堡所谴责的人中有一些人不顾让他说下去的时候，无耻的叛徒希法亭叫嚷道：“让这个老头说下去吧，这是最后一次！” 这些老爷们急于摆脱一种有任何革命思想危险的协会。在合并会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各种改良主义货色之间没有什么争论，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奴仆们的争论反映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民族敌对的地方，这种争论有时却进行得很激烈。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人和捷克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人之周互相仇视，势不两立。前者和资产阶级政党一同盘踞在政府中，这个政府是一个野蛮地压迫德国少数民族的政府。后者则和德国资产阶级政党一同站在民族反对派的立场上。每一个党都把另一个党骂成是民族主义的党，其实双方所属的都是正确的。 这个堂皇的国际的其他政党的代表力图调理，结果是徒劳无益的，最后设立了一个调解委员会。 尽管有这样的冲突，改良主义者们却和通常一样，达成了全体一致的决议。因为，在机会主义者那里有三个早就出名的原则： 1．即使是不同意的时候，人们也可以赞成一项决议。 2．人们必须这样地起草决议，以致每人都可以从决议中挑选适合于他的东西。 3．已经决定的，也不需要任何人去执行。 德国的诺斯克的伙伴未尔斯这样地解释它： “策略必须因国而异，但目的则是到处一样的”。 胡斯曼说： “无论如何，没有人会赞成已提出的议案中的每一个字”。 这种统一事实上是个什么状况，在关于和约的争论中就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一致通过的决议指望国际联盟去修改和约并抗议占领鲁尔，因为占领鲁尔对于保证赔款的偿付并不合适。自然，根据这个决议，德国偿还赔款的义务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 “……这是无可置辩的，即重建的重担必须由德国来负。因为重建是德国道德上的义务，这个义务已由德国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的组织……自愿地（！）承认下来了”。 以修改凡尔赛条约为基础的富丽堂皇的统一，反映在帝国主义利益的各别代表的下面这种方式的演说中。 当韦伯代表英国尖锐地攻击这种和约是延长战争的工具，希法亭代表德国也宣称赔款是经济危机尖锐化的原因时，法国的勃鲁姆却对和约歌功颂德。他从和约当中发现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认为这些和约并不意味着后退，而是威尔逊理想主义和旧外交统一的结合。无论如何凡尔赛条约中规定了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动局的建立。关于“德国对战争单独负罪”这一冠冕堂皇的章节中，他只对德国被迫承认提出反对意见。这位法国的爱国志士指出：“这种承认只有当它是自愿地做出时才有道德的价值。”这位法国的爱国志士指出：“赔偿的原则体现了一个理想的观念”。[1]他说，国家对各个国民所蒙受的战争损害负责这个原则是正义的流露。还有一个原则，即支付赔款的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当做一种方法的是把赔款的负担从资本家身上转嫁到工人身上，而这位从赔款上得到利益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代表，也把这个原则说成是“正义的流露”。 同一勃鲁姆起来保卫他的祖国反对帝国主义的责难。 “人们屡屡谈到法国帝国主义。这个词已经变成了时髦话题。法国存在军国主义乃是实情……但是切望并吞外国土地这种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在绝大多数法国人中间是不存在的。” 好像帝国主义会经是大多数人民的事业！这位善良的人一再重复法帝国主义在社会民主党人帮助之下在群众当中传播的“思想”：德国资本主义已经繁荣而不愿意支付赔款，所以法国人民群众感觉到正当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因而发生了安全问题。他忠实地论述了法国帝国主义的一切论据以后，便作出了富有深意的结论： “我说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要把法国就成是对的。但只因为它是自己的国家，就把它说成总是不对的，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仅仅是怯懦的民族主义之愚蠢的反面而已。” 共同起草的王德威尔得也起来给凡尔赛条的充当第二号辩护人。他说他讲话的目的就是为他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进行辩护。 “我当时在条约上签字是比利时全体工人阶级和工党同意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可以安慰自己的地方，那就是社会党人在条约上签字的并不是我一个人。因为在另一方面也有海尔曼•弥勒和卡尔•伦纳的名字——其间被嘲弄的人们愤怒地叫喊‘这是不一样的’！——这项签字当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项严重的良心问题，但是如果我今天必须再作一次签字，那么我会再签字的，这是因为对我们比利时的社会党人来说（姑且不谈别人），这项条约的直接意味着我国领土的解放，意味着我国从外国军事占领下解放出来和决定我们的赔偿要求”。[2] 这真是为毫无价值的事业作毫无价值的辩护！没有人相信，如果王德威尔得先生不在这个丑恶的文件上签字，德军在失败后会不撤出比利时。 和勃鲁姆、王德威尔得起来保卫他们的祖国一样，未尔斯也起来发表了保卫祖国的热烈演说。他以动人的口吻诉说德国在世界上常被人误解。他满脸流汗，力图表明德意志共和国和德意志帝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对此他只能举出黑红金三色旗和公民满意： 共和国的例证。这个人说：“共和国就是和平”，而他说是和诺斯克肩并肩地通过反对工人的内战帮助建立这个共和国的。 如果说在讨论议事日程上的“帝国主义的和平”这一项时帝国主义的利害冲突表现得非常清楚的话，那么在讨论俄国问题时，反革命的态度则只有在强烈和率直的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这个问题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在大会期间，英国外交大臣寇松送给了苏维埃政府一项威吓性的照会。英国展开了反对威胁着的武装干涉的广泛群众运动，群众到处都同情被侵略的苏维埃共和国。在这种事实的压迫下，所有的演讲家都声明反对武装干涉。麦克唐纳和阿布拉莫维奇、奥托•鲍威尔和克里斯平都是这样。奥托•鲍威尔阐述了有名的第二半国际的议论：“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提到奥—匈和德国军国主义的以武装干涉俄国和乌克兰的政策开始的血腥罪恶。他只是忘记提一提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会议支持过武装干涉政策。可是另一方面他断言“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阶段给武装干涉俄国以许多借口和许多帮助”。 更无耻的是孟什维克阿布拉莫维奇的暴动。他从新经济政策里得出私人资本主义再度复辟的结论。他说革命带有典型的资产阶级性质，是农民革命。他预言私人工业必定要比国家工业发展得快。又说就像在乔治亚看到的那样，现在红军已经是一种危险物。当资本主义更为强固时，这种危险还更大。他同时还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绝对必要”。他认为回到民主，即回到民主资本主义才是一条出路。只有民主能使俄国又成为自由的安全地带，而现在俄国则是对全世界民主和自由的危险。 这个演说家一切抗议武装干涉和煽动暴动的言论，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即这样一个演说是鼓励资本主义的“民主”去压倒“共产主义的专制”。说明问题的性质的是：一部分脱离了孟什维克党的人和一部分因为参与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而被除名的人组成的社会民主党集团（《曙光》），没有被国际收容。但不收容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这个国际不愿和这些反革命分子一鼻孔出气，而是因为他们的政策是“冒险政策”。这就对这些成员之回到孟什维克党，大开方便之门。 当“社会党人”由于参加了反革命活动而被苏维埃共和国判刑时，人们可以衡量第二国际的英雄们义愤膺有些什么样的理由。39个代表不投票（其中有英国代表和瑞士代表），两个投反对票，会议通过了关于俄国的决议，这个决议以“国际的道义作用”来和帝国主义的暴力的干涉对抗，而且无耻地和公开地要求释放一切“为了宣传他们的政治信念而被判刑、逮捕或流放的人”，并要求转向民主。 判处那些曾经参加反革命暴动的社会党人当然是不成问题的。 对于并非不重要的战争问题，没有人作过重要的发言。在关于帝国主义的和平的决议中说，国际站在海牙世界和平大会的立场上并“承认有必要充分地澄清无产阶级政党在战争期间的态度。研究这个问题是国际的义务…… 各国工人政党都要拒绝对帝国主义战争做任何支持，而且它们的议会代表也要拒绝赞成为帝国主义目的服务的军事和战争预算——这就是这种斗争的基本要求”。[3] 在战争爆发以前，这些老爷们没有希望完成他们的研究。在这个期间内他们竟然心安理得地同意军事和战争预算，因为什么样的预算为帝国主义目的服务还没有研究清楚。 汉堡通过的章程正确地反映了这个国际的性质。加入国际的政党有没有义务履行国际的决议？章程第三条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题。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只有当它在一切国际问题方面的决议对它的一切支部都有约束力时，才是活生生的现实。因此国际组织的每一个决议都意味着各个国家内政党的自治权的自愿的限制”。[4] 因此，如果这些党不关心这些决议，那么国际也就不是个“活生生的现实”，从而事情也便告一结束。如果这些组织不愿限制它们的自治权，那么就是这些政党抛弃了它。 第四条里这样描写这个和善的团体道。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不仅是和平时期完成任务的工具，而且是战争期间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各民族发生冲突时，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就是这个国际各个政党的最高裁判”。 在战争期间这样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能够作什么和应该作什么仍然是含糊不清的。 关于各民族间的冲突的规定，是国际联盟章程的翻版。不同“民族”，即这个国际中的各民族支部，它们代表对立的见解，这一点这个国际认为显然是不言自明的。 这个章程的字字珠玉的地方毫无疑问就是第15条： “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内阁，就自动地失掉了他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离开政府以后就能够立刻被重新选进执行委员会”。 当围绕着米勒兰事件进行争论时，法国机会主义分子发明了“休假的社会党人”一语。这个部长和候补部长的国际认为社会党部长只要他参加了政府就不再是社会党人，是不言自明的。如果部长先生离开了政府，那么他说又恢复了他那社会主义的童真，而且又允许扮演国际领导者的角色。 汉堡新建立的“社会主义者”欺骗工人的公司的情况就是这样！书记处设于伦敦，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充任书记。一致确认这是一个新国际，对这个国际来说，以前的国际工人组织的决议不再有效。那么，使这些老爷们再一次想起他们从来不打算执行的、不合口味的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决议干什么呢！ 就在鲁尔战争中这个新建立的国际证明了它在战争中的不可缺少性。在汉堡大会以后发表的一项报告直率地证实了，这个国际是如何证明它的不可缺少性的。 “一再不幸地尖锐化的复杂的政治形势促使去考核群众行动是否适宜。 由于局势的继续变化，书记处、事务委员会和执行局并不认为存在直接而有效的干涉的可能性”。 第二节无产阶级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 ——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和社会爱国主义者国际的马赛代表大会 1923-1925年 1923年是国际无产阶级遭到严重失败的一年。这不仅表现在改良主义政党在危急之秋作为资本主义的救命恩人又在起着不详的作用，这还表现在甚至共产国际中最有经验的政党还没有达到能够在实践上追随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所需要的坚定、明确和成熟的地步。占领鲁尔和占领鲁尔后所引起的货币的猛烈贬值——它使工人的工资在几小时内成为毫无价值的废纸——引起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广大的劳动群众开始暴动来反对这种难以忍受的情况并离开了他们认为应该对灾难共同负责的社会民主党人。 重工业的忠顺工具——古诺通货膨胀政府在1928年8月就被群众罢工清除了。社会民主党便走上疆场，挽救资产阶级社会，希法亭、索尔曼、拉德布鲁克等组成以斯特莱斯曼内图总理为首的大联合政府，继承了古诺的遗产。 这个政府的任务就是粉碎鲁尔区的消极抵抗，和法国帝国主义取得谅解，并且用这种方法稳定货币和根基动摇的资本主义经济。 德国资产阶级领袖完全明白：把稳定的负担转嫁给工人群众、获得充分的外债，要以克服迫在目前的社会革命的危险和镇压德国工人阶级为前提。资产阶级用它的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内战卫兵武装起来进行决定性的斗争。 共产国际也认识到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事。在一个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人们使德国党的领导注意到这种情况，并决定动员工人阶级去进行决定性的斗争。在藤克森和图林根，当时共产党人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合起来在州议会中占了多数。那里的中派领袖在群众革命情绪的压力下，迫不得已允许各种形式的统一战线机关、无产阶级亲卫队和监督委员会的存在。在这些州中，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议会是依靠共产党人存在的。执行委员会同意的斗争计划就是：共产党人在这些州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一同参加政府工作，利用这一步骤瓦解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激励群众和发动决定性的斗争。 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因为当时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作用的理解是根本错误的，并因而错误地理解和错误地实行了战略计划。他们把参加政府当作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联盟以便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在资产阶级民主内部保卫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反对法西斯的危险。社会民主党领袖所盘踞的帝国政府，以宣布戒严状态、以国防军将军独裁的布告、以国防军开进萨克森和图林根来回答组织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政府。 在开姆尼茨的工厂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过总罢工和武装防御反革命。左翼社会民主党领袖宣称他们反对任何斗争措施。这就成了当时德国共产党领袖布兰德勒放斗争的理由。人们认为，不能冒险地对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反抗挑起斗争，而全国的工人阶级都在等着这个信号。 无产阶级坚决的斗争精神表现在汉堡工人的英勇起义上，工人们虽然完全是孤立的，却在几天之内保卫了自己，反抗了占绝对优势的强大的政府军队。但在萨克森投降以后，德国无产阶级不战而败已成定局。通过社会民主党同意的一项紧急法令，共产党被禁止。废除了八小时工作制，对失业者制定了强迫劳动法令，通过所谓“增值法案”而使通货膨胀掠夺小财蓄者的勾当合法化。 保加利亚的无产阶级在不同条件下并由于不同的错误也遭到失败的命运。在那里，自从1920年以来斯覃布林斯基的农民政府统治着，这个政府依靠有地农民既反对城市资产阶级也反对无产阶级，企图贯彻农民的利益。当1923年6月资产阶级在一帮军官的帮助下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举行反对政府的暴动时，共产党却持消极态度。它把法西斯资产阶级和农民党之间的斗争只看作是有产阶级两翼之间的斗争，因而不去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来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也没有在斗争过程中实现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的领导和反对反动的农民领袖。所以粲柯夫的白色政府便掌握了政权，而当时社会民主党也对它作出了积极的援助。社会民主党人卡萨骚参加了这个法西斯政府。1923年12月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和工人举行的起义被用血腥的恐怖镇压下去了。 1924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必须对这种失败表示态度，它以严格的自我批评明确了共产党在这些斗争中所犯的错误： 列宁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严肃认真，是否真正履行它对自己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的方法——这就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政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练训阶级，以至于教育和训练群众”。[5] 不犯错误的政党是没有的。共产党和改良主义政党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前者不犯错误而后者犯错误，而是共产党人一贯地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社会民主党人经常牺牲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当共产党由于机会主义的错误而离开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正确道路时，是不是就证明它也和社会民主党一样不能保证代表工人利益了呢？决不是。这种结论只有当离开共产主义的偏向被容忍、被许可并形成政策中的一贯路线时，才是正确的。共产国际之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者，恰恰是因为它经常严格批评它的支部的活动，竭力把不可避免的错误减少到最低限度和尽可能快地改正错误。 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确认德国共产党和其它一系列党派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第二国际以之为基础的、互相饶恕一切罪恶的卑怯外交，在第三国际是不存在的。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确认德国布兰德勒—台尔海末尔的机会主义领导把统一战线理解为和“左派”改良主义者的联盟，因而放弃共产党的独立的、领导的作用，对于德国无产阶级不战而败共同负责。在这种机会主义的错误中还显示出：除去俄国以外各国共产党被社会民主党传统这份讨厌的遗产压得多么沉重，他们缺少引导俄国党取得胜利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到了何等程度。 在德国、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决定的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意味着彻底根除过去的机会主义传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实现共产国际的彻底的政治统一。 共产党内部的巩固，在1924年欧洲资本主义进入部分的、暂时的、相对稳定时更为重要。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失败和美国资本的支持才能发生的现象。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在群众当中民主—和平的幻想的加强。1924年1月，在英国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开始了一个短期的统治。法国左派集团——社会党完全加入在内——于5月11日取得重大的选举胜利，由于这一胜利，左派集团的代表赫里欧代替了普恩凯查。瑞典和丹麦这一年也发生了所谓“工人政府”，这些政府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依赖资产阶级政党的。于是，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又能在帝国主义政策中起积极作用了。这只能用来散布和平主义的幻想，而事实上帝国主义分子之间的谅解不是为了他们之间的和平，而只是为了对共同敌人、即对无产阶级国家共同备战。 帝国主义矛盾继续存在，毫未减弱，只是为了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斗争而联合起来，又清楚地反映在1925年8月在马赛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这个代表大会对于当时的最重大事件，即对于一年前缔结的道威斯条约不表示态度。这个条约不外是意味着对德国实行国际财政监督，而这种监督保证每年从德国工人的骨髓中榨取25亿马克。 当第三国际和它的所有支部一致地进行着反对这项掠夺计划的尖锐斗争时，各国的改良主义者则不能取得一致立场。 德国社会民主党对这项条约展开了热烈的宣传鼓动，并当这项条约于1924年8月在半数德国国家党党团的帮助下在德国国会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时，他们就祝贺这件事作为他们的成就。 与此相反，英国的工会会员则大多数都反对这项条约；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地觉察到由于德国无产阶级的贫穷化会使利用德国廉价的劳动力进行竞争成为可能，这就会影响英国无产阶级的劳动条件并会促成大批人失业。 道威斯计划通过以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执行委员在卢森堡举行会议，并作了以下的决定： “如果解决的办法是把负担强加给德国工人阶级的活，而负起这种重担只能在德国延长劳动时间超过八小时和剧烈降低德国工人实际工资，那么资本主义竞争的机械作用也会对其它国家施加延长劳动时间和降低工资的压力。按照这种方式，事实上赔款不是由战争的责任者和德国发了战争财的资本家阶级支付，而是由全世界的工人支付”。[6]道威斯计划具有减少铁路工作人具和提高间接税等针对无产阶级的条款，但是当这个道威斯计划成为事实时，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执行局于1924年6月的联席会议上便确认：道威斯计划“强加给德国工人阶级的负担比给德国资本家阶级的要沉重的多，而且使德国的铁路管理处于外国资本的影响之下”。[7] 据说，因为人们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实行这个专家计划就是唯一的、直接可能的解决办法。此外人们说明“这个专家计划没有进攻德国八小时工作制的意思”！ 这种就明并不能阻止德国资本家为了实施道威斯计划而废止法定的八小时工作制，就和它不能阻止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赞成给这一措施以把柄的紧急法令一样。 鉴于这种“成就”，马赛代表大会便在一个决议中嘲弄工人，决议中这样说。 “代表大会祝贺在法律上取得八小时工作制这一成就的社会主义工人组织，并愿我们的同志努力不懈，直至通过工厂监督、管理和工人监督的方法，不仅理论上而是事实上贯彻八小时工作制为止”。 英国代表团在讨论这项决议的委员会里提出一项整个来说反对赔款的补充提案。在这个委员会上多数人都同意这项提案，可是在全体会议上，这项提案被否决了，因为比利时人和法国人决不愿放弃赔款。 德国社会民主党予以高度部价的道威斯计划，同时也是英国“工党政府”对外政策的成就。它的第二个业绩就是日内瓦会议议定书，这是国际联盟各帝国主义列强以国际仲裁解决争端的协定。工党政府倒台以后，保守党政府拒绝批准这项议定书。于是，德国和法国开始商议一项所渭“保证条约”，按照这项条约，德国不再要求修改西部国境，它得到的报酬就是保证较早地从莱茵地区撤兵，并同意德国加入国际联盟。 德国资本主义又重新建立起来，强大的托拉斯也产生了，在这种基础之上，德国帝国主义又重新巩固起来了，它企图加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以便打败无产阶级统治下的俄国以后，重新瓜分世界时保证它能分到一份赃物。德国被解除了一部分武装而且经济也还在英、美资本家的监督下，所以他对凡尔赛胜利者进行复仇战争目前是完全无望的。虽然德国帝国主义为一方和英、法、波兰为另一方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德国资产阶级还是和列强寻求“谅解”，因为它认为只有通过参加列强所准备的武装干涉战争才能增加军备，并在敌对状态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才能实现它的帝国主义的要求。 加入国际联盟显然意味着加入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帝国主义同盟。国际联盟章程第15、16两条规定，当一个国际联盟成员国受到攻击时，各成员国须予以经济和军事的援助。因为帝国主义者是一直善于把自己当作“被攻击国”的，所以这就意味着当俄—波或当俄—英战争发生时国际联盟会员国必须群起援助反对俄国。 这项条约是争取德国帮助反苏障碍的一项交易，而这种鲜明的意义却一点也不妨碍德国社会民主党对这项条约进行热烈的辩护，虽然坦率地敌视苏联还遭到部分英国改良主义者的一些反抗。英国工人群众同情俄国的情绪特别强烈，1924年到苏联游历过的英国官方工会代表团，明确地承认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重大成果。特别是国际工会联合会主席柏塞尔关于乔治亚的状况的声明，他的对孟什维克关于“布尔什维克恐怖”的谎言提出的抗议，他确信大多数乔治亚居民不愿由第二国际英雄们去“解放”，这一切引起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国际的领袖于1925年7月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庄严声明中提出了抗议。 在马赛会议上新论“国际社会主义和平政策”时，对于俄国和对于保证条约的态度颇不一致。 英国入巴克斯吞谈到反对战争的总罢工。通过他反对共产党人的激烈的争辩表明他一点都不知道共产党人所希望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共产党人要在军队内部组织战斗支部，他便要说服士兵开小差（！），他们要利用殖民地战争来创造一个较好的世界。我们相信这种希望是很幼稚的，这种希望完全没有科学的和历史的根据，而且过去的经验也证明这是不可能的”。[8] 这个闭目塞聪的人一点也不知道革命者在军队中的任务是与开小差不同的，他不知道布尔什维克的希望无论如何具有如同胜利的俄国革命那样的“科学的和历史的根据”。 巴克斯吞说，对于保证条约有不同意见。有的把它看作是莱茵地区的和平保证，有的害怕“欧洲国家会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害怕条约集团会反对俄国”。 此外，这个条约与裁军毫无关系，而且许可发动战争，并且是对否认正义的和约的批准。因此，巴克斯吞提出了对这个国际很合适的建议，他说鉴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有不同主张，就应当让各个党自己去决定态度。 希法亭宣布了他的新理论，他说旧的说法“资本主义就是战争，社会主义就是和平”已不再正确。他这方面的根据既坦白又简单，即是我们不愿等待到社会主义建成再结束战争。希法亭拿“现实的和平主义”代替他不愿等待的社会主义，而他的现实的和平主义的核心就是把国际联盟吹嘘成和平的保障。 “只有全体才能自卫反对成为全体中的和平破坏者的某个国家。因此，我们要求国际联盟不要停留在不健全的状态。我们希望，而且我们无条件地希望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不要加以限制”。 因此，就让秘密泄露出来吧。如果说在和平主义者中间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由于那种诚实的无知认为和平能够由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协定来保证的括，那么这对于希法亭这种金融资本的狡猾的代理人来说，是决不适用的，因为他非常明白他这种和平欺骗是为谁效劳的。 他应该明白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不能屈服于它的死敌的仲裁法庭，而他所赞扬的、国家之间进行团结的“新原则”，也不外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革命的团结。 国际联盟当墨索里尼于和平时期进攻科发时没有做什么事情，在1919年以来发生无数次殖民地战争时拒绝做任何干涉，那么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发生火热的冲突时，自然就起不了和平调解人和和平仲裁者的作用。但是当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共同武装干涉无产阶级国家时，国际联盟对于这种犯罪行为却在道德上予以认可。现在已经证实各国的希法亭分子都是和平欺骗（这种欺骗是为对一切极反动的战争的辩护效劳的）的热烈宣传者。 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极力强调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和缔结保证条约。 法国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勃鲁姆也要求代表大会支持保证条约。 “如果法国和德国说是，英国就不能说否，这也不涉及采纳巴克斯吞同志的建议和任凭个别民族和任何国家的个别议会党团去自由决定态度。代表大会有责任对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作出积极的答复。请你们观察一下共产国际！毫无疑问，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回答一切问题，好像共产党人并不存在，我们必须作出我们的决定，不管这个党存在和不存在。但是，无论我们对共产党人的策略和政策必须作什么责难，即使我们不赞成和不愿使用他们的愚蠢的和奴隶式的纪律，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组成这一运动的力量的大部分的东西：即它在国际问题上有一个错误的和注定要失败的，但却是统一的政策”。[9] 这是公然号召反革命的社会党人实行团结，以对抗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团结。勃鲁姆在对俄国采取斗争态度方面可能比希法亭更明显些。关于国际联盟章程第16条，即德国有义务对武装干涉苏联的军队提供自由的通路时，他说： “我们并没有忽略国际联盟条约第16条给德国造成的困难，但这种困难是可以用善良的意志克服的，德国社会党的任务必须是竭力使德国政府不去要求国际联盟其余成员都不能得到的特权”。 根据这个“社会党人”的意见，德国也不允许躲避共同对苏联作战的义务。可是德国根据1922年签订的拉巴洛条约，的确有对苏椎埃俄国不采取敌对行动的义务，可是勃鲁姆在这里也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即俄国应当加入国际联盟！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参加帝国主义列强的联盟来保障帝国主义的“和平”，来掠夺殖民地！因为革命的俄国并不想这样做，于是社会主义的和平友人便在俄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独裁政府中发现了战争危险！ 奥托•鲍威尔这位东方问题专家，在粉饰向无产阶级国家进行的战争挑衅上是更为擅长的。他把战争危机公平地分摊给西方的帝国主义列强和东方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他说：“布尔什维主义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好战的变种”。这显然与一些和平英雄们相反，这些和平英雄四年来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以后在对无产阶级发动内战时又夺得了新的荣誉。 一方面，鲍威尔看到和平由于西方的帝国主义强国而受到危险，这些西方的帝国主义强国愿意派遣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去反对俄国以保障它们在东方殖民地地区的统治。 “另一方面，也有同样的危险：即苏维埃政府通过由于亚洲的发展而加深了矛盾，就决定给它西面的一些新国家准备好乔治亚的命运”。[10] 这位聪明和公正的审判官还必须在两个不同的极端之间找到合适的中心。诚然，一方面有“东方的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亡命徒——他们深切地忧虑英国工人对布尔什维主义毫无批判的态度；另一方面英国人对“片面的反布尔什维主义”也怀有莫大的忧虑。 “……委员会不允许片面地根据这种或那种见解判断，它必须力求找到真正国际的判断……” 这种真正国际的智慧就是一方面告新帝国主义政府，要他们“不干与苏维埃俄国”，另一方面要求布尔什维主义：恢复民主。 全体会议最后一致地通过了关于和平政策和“东方的战争危险”的决议。后者是鲍威尔的“辩证法”的产物。他首先提到被东方民族革命吓得惊慌失措的帝国主义力量急于对苏维埃共和国推行侵略政策，然后就提到“好战的”布尔什维主义： “共产国际滋养着一种幻想，即胜利的红军的刺刀可以为工人带来他们的解放和为了引起世界革命需要一次新的世界战争。它鼓励亚洲和非洲的革命运动，希望在它们的支持下通过战争给资本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 对于苏联邻国来说，从这种矛盾当中派生出了战争危险以及战争危险的这一方面和另一方面。 “一方面共产国际为了寻找借口强使一些国家陷入乔治亚和阿尔明尼亚的命运，而在这些国家里组织了暴动。另一方面，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可能滥用这些国家作为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攻城云梯”。[11] 从这种这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当中就产生了“社会主义国际”这一方面和另一方面的立场：一方面对任何反对苏联的政策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对俄国人民呼吁。 “努力使苏联境内建立充分的政治和工会的自由，反对他们自己政府的侵略和并吞政策以及粗暴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任何宣传”。 最后一句的措辞可能是从张伯伦那里来的。“社会主义国际”正和帝国主义的代表一样希望禁止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这个决议并没有包含推翻资本专政的要求，却包含了消除和平的危险——无产阶级专政的警告。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认识到，如果在苏联，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并不是独裁政权，而是苏联人民自己，那么战争危机会显然减弱。因此，国际全力支持苏维埃联盟的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民主政体和政治自由的努力。”[12] 尽管这个决议有明确的反革命、反布尔什维克的性质，而布劳开列却以法国、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阿尔明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乔治亚、匈牙利、比利时和瑞典党——这些党大部分都是对革命无产阶级实行白色恐怖的直接帮凶——的名义，认为它的反布尔什维主义色彩还不够醇厚。他希望对布尔什维主义进行更为露骨的谴责。 承认苏维埃俄国应以俄国是否加入国际联盟为转移。一个在刚果依然维持着真正奴隶制的政府，它的部长却钦佩把全部力量用于解放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的神圣义务”。而这些被压迫民族当中他只知道两个：一个是乔治亚，另一个是阿尔明尼亚。 右派“抗议关于东方的决议，“左派”抗议一般和平决议。这个决议显然是批准战争，而且正是现在提到日程上的那个战争，即是国际联盟列强武装干涉苏联的战争。 这项决议写道： “工人们要求，把任何一个在无论什么借口之下否认仲裁或否认仲裁法庭的决定从而进行战争的政府当作侵略者和他们的人民和人类的敌人。 他们要求，除去抵抗侵略或取得国际联盟委员会或大会决议的同意以外，不许可有敌对行为。”[13] 这个和平公式意味着第一，如果无产阶级国家不服从帝国主义强盗的仲裁，他说应该被谴责为人类公敌；第二，社会爱国分子看待防御侵略的问题原则上和1914年一样；最后，任凭帝国主义列强的执行委员会，即国际联盟委员会，去决定什么时候许可有敌对行为。 关于单独条约的部分，也有公然赞成由国际联盟进行战争的意义。英国人的反对阻止住了明目张胆地同意计议中的保证条约。于是便决定在最后的全文看到后再采取明确的态度。同时关于帝国主义者的未来条约，决议上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这些条约不允许转向反对另一个强国或另一个强国集团，它们不允许被人用于重建虚伪的列强均势。任何一个强国都不允许自动地运用制裁的办法。只有在国际联盟条的所规定的条件下才能应用制裁。”[14] 如果帝国主义者们缔结了条约，那么，这些条约不允许反对其他列强。但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条的还能有什么其它的意义呢？特别是一项其中公然认可了国际联盟有权应用制裁——即采取战争措施——的保证条约能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呢？ 这个决议清楚地提到：根据国际联盟条约，没有一个强国可以单独决定是否违反条约，但“第16条所规定的战争场合除外”。 这个“规定的战争场合”是指所谓“进攻”的场合，也就是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只要它觉得合适任何时候都能制造的事件。 1914年甚至在敌对行为开始以前，在德国就流传着俄国侵入边境和法国轰炸纽伦堡的消息。对于这个由第16条所规定的战争场合，代表大会确认： “德国和俄国的舆论在遇到有俄国在内的冲突时对于使用第16条的方式焦虑不安，如果俄国加入国际联盟，那么这种不安的情绪就会是毫无根据的了。”[15] 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和平决议是一个赞成在国际联盟指导下对苏联作战的决议。对于这个决议屠拉梯以意大利、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小党以及在天国里长眠的第二半国际的一部分残余的名义宣称： 他们“宁愿看到一个措辞更简短和充满着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决议，……这个决议应该少些外交上的和抽象的形式，它应该有公然诉诸无产阶级力量的意义…… 为什么这个决议没有抗议军国主义？为什么这样的和平条约没有受到谴责？”[16] 白璧无瑕自然阻止不住“左派”赞成这项决议。 斯特莱斯曼的僮仆布莱夏德为原谅这一切缺点找到了极美妙的外交辞令。 “如果说，我们也许没有充分地谈到最终目的和达到最终目的的方法，那么，这是因为这些事情对我们来就越来越是不言自明的[17]，因为所有加入国际的政党在这期间内部已经变得更坚强更巩固了，因为我们以前经常要加以强调的原则，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的血肉。此外还有这次大会上已经提到的其他理由：即加入国际的政党过去和现在一贯对他们所在的国家负有政治责任。有一些党昨天参加了政府，另一些党今天参加了政府，我们中固有少数党派在它们再度负责担当政府责任的任何时候也不必调整他们的政策”。 这些原则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人们完全不需要提到它们了。当人们对资产阶级政府承担了责任的时候，却一点都不想把这种原则付诸实现。 在这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当法帝国主义对争取独立的摩洛哥人发动殖民战争时，“社会党人”就有了对战争表明态度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表明的态度，和占领鲁尔时一样。 法国共产党人坚决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要求立即从摩洛哥撤兵，表示要和“敌人”的争取自由的斗争团结一致，于是有成百的人为了反军国主义宣传被判处徒刑并被投入监狱。但是法国的改良主义者列诺得尔和如豪却说摩洛哥人“侵略”法兰西人的祖国，并对发动这次奴隶主战争的“左派政府”表示信任。 在一起开会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自然不想到责备他们法国同志的可耻举动。比利时代表彼拉尔的声明没有受到反驳： “另一方面，在摩洛哥的问题上，大概没有人像共产党人那样，把这个问题看得那样粗浅和简单，共产党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人们应该从这个地区撤退。”[18] 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廖洛哥战争的抗议，可以解释做对摩洛哥人争取自由的抗议，或解释做对法国和西班牙帝国主义侵略的抗议。决议要求，应当把争端交付国际联盟仲裁，并建议由国际联盟托管摩洛哥。这就是和被压迫民族团结的实例！当这是乔治亚问题时，改良主义者知道把与被压迫人民的团结说得多么漂亮！ 马赛代表大会完全暴露出这个“国际”的主要职能是什么来了，也即是说，在国际联盟准备对工人国家进行武装干涉战争时，它起了援军和宣传部队的作用。如果说对此还有一点怀疑的话，那么考茨基在马赛大会以前发表的著作《国际和苏维埃俄国》一书就消除了这种疑问。有一些社会主义的领导人，例如奥托•鲍威尔虽然曾经反对过这种过于直率的鼓吹武装干涉的行为，但是这个“国际”却不能对于它那最有威望的理论家的言论不负责任。他们对于考茨基的表白所采取的态度，则和改良主义者对待伯恩施坦的言论一样，即是：“爱德，你可以那样做，但是你不要那样说！” 首先，考茨基赞成对工人国家实行经济抵制。 “现在苏维埃俄国没有大批外国借款是不能继续维持国家经济的。提供这种借款的国家，它的政府对于这项借款的实现有重大影响。而且在大多数可以拿出这种借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们若不是自己管理政府——例如不久以前的英国——就是可以影响他们的政府。 于是便发生了一个问题：即加入国际的社会党应该促成给予苏维埃俄国的借款还是加以阻挠呢？ 我们认为，社会党不能简单地作出肯定或否定。无条件地同意给苏维埃俄国一笔借款，就意味着给与暴君新的权力工具去压迫他们所统治的、而且只有用暴力才能压服的群众。 从另一方面来说，无条件地拒绝给俄国任何借款，意味着失掉一个强有力的压迫工具，这个工具能迫使莫斯科现在的统治者对民主让步。 不应该拒绝借款，但是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可以同意借款，这种条件即是减经加在俄国人民头上的残暴压迫。 可以以贷款者本人的利益为这样一种条件辩护，因而布尔什维克就不能认为是外国不正当地干涉俄国的内政而加以拒绝！ ……对于民主的让步——不管它显得多么罕见——不仅合乎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合乎俄国以外的资本家——他们或用贷款的方法或用购买让与权的办法投资于俄国——的利益。”[19] “社会党人”和资本家的共同利益，要求只有在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给俄国提供贷款。 第二，考茨基支持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暴动。他警告，不要作有准备的武装暴乱，但是他却推荐“自发的人民暴动”。任何反对苏联的暴动可能为反动派效劳的危险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 “现在俄国本国这种危险，即社会党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暴动会鼓励反动的危险，已经消失了。理由很简单：即凡是可能引起反动的每一件事，在俄国已由布尔什维克作尽了！ ……我们不需要怀有在俄国的武装暴动会鼓励反动的忧虑。而是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即这种暴动如果成功，会扩大俄国自由的范围，不会侵害现存的少许革命成就，而会使这种成就获得新的生命，并因而大大地鼓励了人民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20] 考茨基劝说孟什维克去支持这种自发的暴动： “如果我们的国际在指出反对对布尔什维主义发动有准备的武装暴乱的情况下，一开始就把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暴动斥责是反革命行动，并禁止它在俄国的同志们参加这种暴动，那么这就是极不幸的事情。 社会民主党人试图拯救布尔什维克的制度，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全体人民群众普通暴动时保守中立就是政治上的自杀。自然，反革命分子力图利用这种暴动来为他们谋利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正是这种危险，才十分必要使社会民主党人倾其全力予暴动以决定性影响，而决不是对它实行怠工”。[21] 第三，考茨基赞成资本主义外国的武装干涉。他最初的确通过一般地谴责一切武装干涉以掩盖自己，并只公开鼓吹“和平的经济干涉”，但是他又补充说，虽然走不流血的道路去推翻苏维埃政权是件好事，但是目前走这条道路似乎有希望。因此，他便希望去走“流血的”道路。当他认为有组织的武装暴动毫无希望时，那么这条道路又是什么道路呢？这就是考茨基殷切期待的苏维埃政府遭到军事失败后自发地掀起的人民暴动。 一个靠军事力量支持的专制政体，越来越和人民群众形成尖锐的对立，人民的贫困越陷越深，整个社会组织亦陷于崩溃地步，最后就会由一次巨大的冲突激起全体人民的暴动。暴动的规模可能使罪事力量对它束手无策，甚至军事力量，至少它的一部分被卷入到普遍愤怒的浪潮里来。这种情况最可能是由于一次大的军事灾难而出现……”[22] 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虽然不主张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推翻资产阶级，但他却主张利用武装干涉战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国际社会民主党人在计划好了的国际武装干涉战争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就是非常清楚的了。 第三节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和新的革命高潮的开始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926-1928年 只有依靠改良主义者积极支持反革命才能建立起1923年的相对稳定的基础，同样，1924-1926年的稳定也只有在改良主义者的帮助之下才能实现。 改良主义的工会领袖，首先是在德国，随后也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倡导并支持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即资产阶级牺牲工人群众来稳定自己经济的方法。改良主义者把合理化颂扬成恢复竞争能力、消灭失业、保证更高的工资和更短的劳动时间的手段。他们嘲弄那些号召工人阶级反对合理化的攻势的共产党人为“机器的破坏者”。 可是，经验证明共产党人的主张是正确的，在合理化的问题上也像在其他任何社会问题上一样，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没有一致的利益。凡是对资产阶级来说是经济上的合理的，即“合乎理性”的革新，对无产阶级来说就是最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合理化所追逐的目的，就是尽可能降低工业的生产成本，尽可能增加利润和资本的积累，借以在世界市场上提高竞争的能力。德国资本主义在通货膨胀和通货收缩危机期间已经落后于他的竞争对手，所以合理化是它的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生产过程中技术和组织上的改善也属于合理化过程。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和技术、组织上的改善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是资本主义的进攻；即降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节省劳动力，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由廉价的女工和童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子的劳动。 如果说，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条件出发，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在社会的一极上财富的积累而在另一极上贫困的积累，那么，这就加倍地和三倍地适用于处于资本主义普通没落时期的垄断资本统治的现阶段。在垄断组织统治之下，生产成本的降低并不带来相应的物价的降低；劳动群众由于工资降低和物价腾贵而受到加倍的打击。因此，资本主义工业市场的扩张和被提高了的生产能力不成比例，于是通过卡特尔和托拉斯实行了人为的、强暴的限制，从而千百万工人就永远被从生产过程中驱逐出去。 并不是像改良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于个别资本家的恶劣和愚昧，而是由于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使资本主义合理化在企业中的剥削已达极点，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导至千百万人长期失业的大众的贫困。同时已经提高的生产能力和世界市场上有限的销售可能之间的巨大矛盾，大大地加强了竞争的斗争，并增加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 第三国际从一开始就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的稳定的暂时性质，并确信资本主义矛盾在较高的阶段再度出现。相反地，改良主义者却对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新时期热情地歌颂了一番，认为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新时期中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原则已经克服了资本主义的无政府原则。[23] 各种流派的机会主义者都看不到，怎样地在部分稳定现象的内部孕育着新的强烈的战争和冲突。当共产国际于1925年秋第一次谈到相对的稳定时，德国的杀害工人的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就嘲笑说：“世界革命完了”。但是同一年发生的事件就已整证明，世界革命作为一个强大的、包含世界各国在内的过程，它没有中止，而是一会儿在世界的这一部分，一会儿在世界的那一部分，给帝国主义的统治以新的强烈的震动。 1925年，中国国民革命开始进入新的高潮。在蒋介石率领下的国民党军队向上海进军的革命第一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为了把中国从投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反动将革的军事独裁下解放出来，为了民族解放和统一，为了反对外国在华特权，曾结成反帝统一战线。但是在这个民族运动和国民革命党即国民党中，同时开始了争夺领导权、争夺这一革命的领导地位，首先是争夺领导千百万农民群众——落后的农业国中的决定性的革命推动力——的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在年经的、刚刚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一系列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罢工和抵制运动（1927年3月英勇的上海起义达到了最高峰）中显示了它的强大的力量。但是无产阶级这种革命表现，使帝国主义者看到了巨大的危险，英帝国主义开始进行武装干涉，而在另一方面也极力争取和中国资产阶级妥协。中国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的压力所吓倒，被革命群众的力量所吓倒，特别是当农民群众起来反对地主时，更是如此，于是便背弃了国民革命阵线并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开始对中国工人进行血腥的进攻。 中国共产党没有及时地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叛变作出必要的准备。它没有在民族阵线内部保证共产党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因此，它在民族资产阶级叛变时不能作为工农群众的领导者，继续胜利地领导民族运动反对叛变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从这次失败中吸取了经验教训。把机会主义分子从党的领导机构中清除出去，并采取了准备工农武装起义和建立作为工农民主专政机关的苏维埃的方针。 1927年12月广州的革命工人阶级在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下，由共产党人领导举行了英勇的起义，但因为准备工作及和农民群众的联系都不够充分，被反革命的联合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个殖民地国家在苏维埃口号下的首次起义，表明殖民地革命已进入了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而且尽管遭到暂时的失败，它成为资本主义生存的严重威胁。 当第三国际所有支部都动员它们的力量支援中国革命、保卫中国革命反对英帝国主义时，当英国革命工人在开往中国的军舰上对海员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时，改良主义者又重新露出了他们那种社会帝国主义的丑恶的面目。 一个下议院工党议员淡到保护在华的欧洲妇女和儿童。斡德逊说：如果已经把船只派到中国去，那就也必须派遣足够的军队。一部分“左派”改良主义者和他们的托洛茨基派的气味相投的同志，采取了另一条宣传路线。托洛茨基于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不过他遇到任何困难形势就表现出不可避免的动摇态度，直到最后滚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的阵营里去。他和奥托•鲍威尔都从“左”的方面攻击共产国际。他们声称中国工人之被中国反革命击败，共产国际不是无罪的，因为它主张和资产阶级结成民族统一战线，而不去组织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阶级斗争。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口中这种论据的蛊惑人心的虚伪性是很明显的，因为他们在各个国家都是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结成了同盟。 托洛茨基的批评来源于他的“不断革命”论。这种理论已经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就使他和布尔什维克处于对立地位，并使他和孟什维克接邻。托洛茨基否认落后的农业国的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所起的决定性的革命作用。在殖民地国家里，帝国主义的压迫迫使资产阶级一时参加民族革命斗争，在这些殖民地国家里，无产阶级最初在反帝斗争中推动资产阶级前进，以后在资产阶级必然背离国民革命的时刻，就在群众面前揭露它，在革命群众中孤立它，只有这样才能在革命中赢得对于农民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决不在于当资产阶级还在国民革命阵营时它一时和资产阶级一同进行反帝斗争。它的错误在于当时没有充分保证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作用，没有充分动员农民群众，处于依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地步，因而在决定性的关头就不能领导群众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可是，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惊人的尖锐化不仅反映在远东。也在改良主义传统根深蒂固、共产党只掌握了极少数工人的欧洲国家，英国，工人的革命化和资本的进攻导致总罢工和连续六个月的矿工罢工。在这种斗争中证实了谁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英国以及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不遗余力地支持这个运动。俄国的工人为了他们的国家的迅速工业化实施了节约的措施，可是却还募集了成千的卢布来支援他的英国阶级弟兄。矿工同盟中的改良主义领袖斯密司和康克也不得不公开承认苏联工人和工会的援助对于他们的斗争具有决定性意义。尽管如此矿工们还是被打败了，尽管有忘我的坚持精神，资产阶级这一次还是取得了胜利，延长了劳动时间和降低了工资。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改良主义组织蹂躏了无产阶级团结的义务。 英国工会总委员会中，开始出现叛变行为。在这个团体里，像柏塞尔和希克斯这样的领袖掌握了大多数人，他们在群众的压力下以极左的面说出现，并通过成立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和国际工会联合会的改良主义领袖形成尖锐的对立。这些人的行动再度证实了以往的经验，即中派分子在紧急关头就变成极端改良主义者的危险的工具，因为有的工人相信他们，而他们毫不犹疑地以欺骗来回答这种信任。 总罢工是全力以赴并团结一致地进行的。但不多几天以后，还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时，领袖们就停止了罢工的举动。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反动政府的威吓下就退缩了，因为他们害怕斗争的结果，因为他们不愿和政府发生冲突。这种斗争再度证实：总罢工只有在工人阶级决然反抗资产阶级的武装进攻时，才能取得成果。 没有得到矿业工人的同意就中止总罢工，是对矿工斗争的可耻的背叛。但是更可耻的是：被遗弃了的矿业工人于总罢工中断以后，既得不到英国工会、又得不到除去俄国以外其他国家工会的值得一提的支持。 德国共产党竭力在鲁尔矿山组织同情运动，以阻止把煤炭运往英国，但没有成功。德国矿业工人处在可怕的合理化——失业的压迫下，改良主义领袖就诱使他们去当工贼。国际工会联合会没有做出一点努力去组织国际团结运动。这个可敬的组织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一起时常把关于批准华盛顿协定的滥调合唱得响彻云霄。但是当具有历史意义的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展开时，这两个“国际”都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总委员会中的叛徒们，拒绝了俄国工会提出的由英俄统一委员会发动一项国际团结行动的要求。当俄国工会的领袖在工人群众面前谴责了这些罪有应得的工人运动的叛徒以后，这些老爷们就认为他们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这些左派领袖们当不需要花任何代价时，会发誓他们同情革命的俄国，可是当1927年春英国保守党政府对苏联的战争恫吓发展到断绝关系的地步时，他们的毫无品格就又表现得非常清楚。东方的革命运动和英国工人阶级之彻底革命化从根本上动摇了英帝国主义的生存，英帝国主义便把镇压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它的有力的榜样发展并提高了世界的革命力量—看作是它的唯一出路。为此目的便发生了袭击俄国驻伦敦商务代表处、断绝邦交和竭力对无产阶级国家进行经济抵制、发动反革命的谋杀以及在外交上和军事上准备帝国主义列强的共同干涉。 英国政府袭击全俄合作社有限公司驻伦敦代表处的无耻的战争挑衅，甚至激起了许多自由主义分子和和平主义分子的抗议，这件事刚刚发生后，总委员会和国际工党的领袖还赞成抗议声明，虽然他们和其他国家的改良主义者一样，尽力破坏动员群众去反对战争危险。但是当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驻波兰大使沃依柯夫被杀害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发生了一些投弹暴行后，在英国组织的在苏联的反革命阴谋被发现后，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并处决了一些反革命分子时，英国工党“左翼”中的俄国朋友兰斯柏利、马克司顿、布罗克韦便发出警告，他们说苏维埃政权不应该用这种恐怖措施轻率地失掉工党中的“友好情绪”。这些英雄们既为白色恐怖的牺牲者，也为赤色恐怖的牺牲者流下同情之泪。但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世界进行生死斗争中，他们从来没有对无产阶级政权明确地和无保留地表示过赞同的态度，当必须作出决定时，他们就公开地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工人政府”的委员惨杀印度的工农并没有妨碍这些“左派”对麦克唐纳的友谊，但苏维埃政府枪毙二十个反革命匪帮却震动了他们的大大夸张了的同情心。 工会联合会总委员会拒绝召开一次英俄委员会会议，而满足于抗议枪毙反革命分子的决议。这就意味着这个统一委员会的崩溃。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报刊上，为苏联处决白卫分子所费的虚伪的人道的笔墨，此为中国革命过程中被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所杀害的成千上万的工农所费的笔墨要多到无可比拟的地步。 “左翼”改良主义的第二个支柱就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久就得到机会表明他们在背叛战斗着的工人阶级方面和总委员会的工贼进行竞争。1927年7月15日在维也纳自发地爆发了一个强大的群众示威运动，反对阶级裁判所释放法西斯杀人犯。被警察的挑衅所深深激怒的人群转取攻势，焚烧了奥地利帝国阶级裁判所的巢穴并赶走了警察。警察以内战回答手无寸铁的人群。用机关枪、装甲车以及所有近代“实际和平主义”的最新成就在维也纳大街上杀死了八十多个男女。奥地利的无产阶级举行总罢工并激动地要求武装起来，以便清除法西斯国防军及其政府中的保护人。 奥地利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防御组织“保护联盟”立刻行动起来，并不是为了保护工人反对警察，而是为了保护警察反对工人。奥托•鲍威尔施展了他的全部辩才，使工人代表明白，继续斗争必然会招致饥饿、内战和干涉，商言之即会招来所有可能发生的恐怖状态。由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左的煽动，以及由于一个依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小国的困难的斗争条件，奥地利的共产党也还很脆弱，由于这些原因，社会民主党的目的——中止斗争，诱使工人向亲法西斯的政府投降——达到了。 当工人阶级的失败已经确定，当法西斯分子日益横行霸道时，奥地利社会党便急剧地向右转，有组织地向资产阶级让步，并和基督教社会党的法西斯主义保护者们一再地进行联合。 一连串巨大的阶级斗争、国际矛盾的十分尖锐标志了世界形势的特点。大约在同一个时期，在1928年8月，在布鲁塞尔开会的社会爱国主义国际代表大会和在莫斯科开会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都必须对这个时期的局势表明态度。 工人阶级被资本主义合理化陷入最严重的贫困的时期，同时是改良主义工会组织和企业主组织最密切接近的时期，是改良主义官僚机构和资本主义国家融合的时期。在英国，工会联合会总委员会开始和化学大王蒙德会谈实业和平。在德国，国家仲裁意味着企业主、工会领袖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通常是社会民主党人——一同绞杀工人阶级为改善劳动条件进行的一切斗争。 与国家资本主义的一般趋向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对劳动条件的加强控制，工会之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辅助机关，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行政机关，都被改良主义的理论家们颂扬为“经济民主”和“走向社会主义”。 希法亭于1927年在基尔党代表大会上阐述了这项理论，德国工会联合会的理论家纳甫塔里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煞费苦心地对这种理论作了说明，这种理论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经济情况的决议中得到了表现。由“民主”国家监督资本主义组济，“工人运用各种不同的共同合作的经济政治组织”，对国家施加影响、即改良主义官僚与资本主义国家机关合作直到参加政府——这就是社会得以监督工业成果、“经济民主和社会主义”得以实现的途径。纳甫塔里醉心于资本主义巨大的生命力，并从资本主义当中发见以劳资仲裁制度或国际联盟的济会议为形式的“社会主义因素”。 奥托•鲍威尔满足于对这种“新修正主义”理论作怯懦的争论。 “这种理论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迟到遥远的历史时期，并认为工人阶级在目前整个历史时期只能期待在政权中起一部分作用。这种理论没有从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的惊人的事实中产生最近期间剥夺剥夺者的希望，而是满足于在整个历史时期内的微小任务，即由民主国家监督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工会与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合作，以促进产业之技术和社会的发展。”[24] 这种新的修正主义理论确实是和各国改良主义者的实践相适应的，因此表现在“工人阶级经济政策”这一决议的实际要求中： “在任何一个国家内，工人阶级必须学会利用它的政治上的力量和工会和合作社的力量，以便把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置于公共团体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监督之下，牺牲私人经济扩大并发展公共事业和工人的合作社，在实行合理化时建立劳动保护法和工人组织的共同决定权，为了保护受到新的生产方法损害的群众。其次，工人阶级必须争取实现失业保险、由集体合同调整劳动条件和保证提高实际工资”。[25] 实行资本主义合理化时的“监督垄断组论”和“工人组织的共同决定”是用来形容改良主义者和托拉斯巨头之间协调合作的实践的美丽的辞句。实际上在这里增加工资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国际方面的要求具有同样的性质：即“参加国际联盟经济委员会的活动”，废除高关税保护制度和贸易的限制，所有殖民地国家实行门户开放，恢复苏联世界经济成员地位，在工人组织的协助下由国际经济局监督国际卡特尔和托拉斯。 这是他们的经济纲领，不是一个剥夺剥夺者的纲领，毋宁就是在这样的口号下：“国家代替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国家的联合代替资本主义世界康采恩！”宣告改良主义者参加政府的国际国家资本主义的纲领。如果说列宁提出了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社会主义的公式，那么各国的希法亭分子便以国家资本主义加联合政策等于社会主义的公式来和它对抗。 这些国际经济要求表明改良主义者的“国际”和世界帝国主义在反对殖民地奴隶和无产阶级国家上有共同的利益，这些要求是世界资本的代表在国际联盟1927年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上和无产阶级国家的代表进行争辩时所主张的那些要求的反响。如果说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专家”主张减低关税的话，那么这并不是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巨头愿意放弃保护关税政策，这毋宁说是意味着他门极欲利用他们的强权迫使较弱和较小的国家，首先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附属国减低他们的关税。 为此，他们特别强调“殖民地的门户开放”。要求“恢复苏联世界经济成员地位”也并不是意味着抗议英国金融资本组织的经济封锁，而是支持帝国主义摧毁无产阶级国家对外贸易垄断的努力，以便使资本家能够在竞争中把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企业挤垮。 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保护关税作为冲进世界市场的进攻性武器，正在发展工业的落后国则用保护关税来防止帝国主义的入侵，所以它所起的作用根本是不一样的。这种区别，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十分显然的，可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则认为这种区别并不存在。 在重提各次代表大会上流行的赞同批准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华盛顿协定的决议时，代表大会竟欢迎“德国政府批准这一协定的意图”。书记处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也说“为八小时工作制而进行的国际斗争在德国即将获得重大成果”。这种虔诚希望的根据，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帝国首相海尔曼•弥勒的政府声明。但几个月以后，联合政府的代表、社会民主党人维塞尔，在国际劳动局会议上和保守党政府的代表鲍尔温一同投票反对全体工会代表赞成修正华盛顿协定的表决！ 按照马赛会议的决议，在布鲁塞尔大会的议事日程上，殖民地问题是当作特殊问题提出来的。比利时“社会党人”彼拉尔在马赛会议上会宣称斯图加特关于反对殖民地政策的决议已不再适用。事实上，对这些“社会党人”来说，原则上拒绝殖民地政策又有什么用处，他们作为奴隶主所有者的部长大臣和总督必须实行实际政策，例如麦克唐纳、奥利维那、王德威尔得和瓦廉等人，瓦廉作为社会民主党人也已成了印度支那副领事了[26]。 这个国际是欧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仆役室，国际的这种性质由它讨论殖民地问题时而没有一个中国、印度及其它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出席会议一事，就表现得很清楚了。强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已经把成千成万的男女工人团结在阶级组织里，并在迅速的发展中将掌握千百万群众，它一开始就和社会帝国主义领袖们，即殖民地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所熟悉的资本主义的传道者处于对立状态。一些标准的腐朽的假社会主义者身上连一点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组织的影子都没有，他们感激允许他们在崇高的讲坛上讲话，并且对共产主义进行荒诞的谩骂用以表示忠于社会爱国主义国际。一些在旁听席上作客的殖民地的无产阶级代表以激动的插话抗议这种以殖民地人民代表资格进行的卑鄙欺骗。 马达加斯加前总督席德内•奥利维尔作为主要殖民国家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曾谈到殖民地问题。不过他并不是谈作为殖民地人民解放者的社会主义的作用，而是谈英帝国主义的作用，他说英帝国主义因为有自由的和基督教的传统，所以不会容忍奴隶制度。他确乎认为趁此机会有必要为他的同胞辩护，反对伪善的非难。 在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包含了1907年王•柯尔所陈述的旧奴隶主理论：即落后民族的解放还不成熟，必须由他们的压迫者教育他们以便达到解放。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主张这些地区土著居民所希望的自治程度或管理形式仅适用于有“先进居民”的殖民地。但是居民是否已经足够先进？土著居民希望什么样程度的自治？这自然是由帝国主义奴隶主来决定。这个决定的实际意义，当工党参加保守党政府所任命的调查印度情况的西蒙委员会时就证实了。 根据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原则，凡是居民的文明程度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刽子手及其社会党奴仆所要求的水平的殖民地自治是不能允许的。在那些国家里，按照决议的观点立即消除外国的统治“不是意味着向民族文化前进，而是退步到原始的野蛮状态，不是国家的民主发展，而是人民群众屈服于少数白色移民或本地专制君主的统治，不然就是给资本主义的掠夺和殖民地战争开辟一个新纪元”。 向落后民族推荐殖民地奴隶制度并不妨碍决议的作者提出保证说：“社会主义原则上拒绝对殖民地人民实行政治统治”。这句话的意义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原则和社会主义没有共同之点，那就是意味着这里通用的是俾斯麦的智慧：“如果就外交家在‘原则上’承认什么，那么他们在实际上就加以否认”。 决议要求对于那些还不能摆脱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教育”的落后民族，要作“有效的保护，反对压迫和剥削”。这好像是人们要求保护大桅帆船上的奴隶而反对剥夺自由，可是要有一个必须把他们锁在大桅帆船上的附带条件。具体地说，这种保护等于根据政府起草和发布的模范契约订立劳动契约，代替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现有奴隶制度的委婉说法）。这些模范契约应由官厅代表订立，而工人则应“完全甘心情愿”地予以同意。当劳动奴隶愤怒地起来反抗非人的剥削时用装甲车、机关枪、轰炸机来援助资本主义的殖民政府，也应该承担保护它的牺牲者的责任。 1927年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反对殖民压迫同盟，和奴隶主团结在一起的国际禁止它的成员去作该同盟的盟员。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个同盟真正代表了殖民地人民，要求它的盟员和殖民地的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实际上团结起来。 各个帝国主义利益的代表之间的对立在争论莱茵地区撤兵时表现得非常明显。 人们要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寻找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字也是徒劳无益的。托尼•逊得尔提议“立刻无条件地撤兵”，法国社会帝国主义者在政治委员会上反对他的建议，坚持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不提这个合人烦恼的问题。因此，普恩凯查在国际联盟的代表保罗•班克尔就避免了和他的国际发生任何冲突。 保罗•福尔起草的关于莱茵地区撤兵的宣言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被接受了，这个宣言使德国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得到暂时的安慰。这项宣言是外交辞令上伪善的典范。福尔引用了法国党全体会议的决议。决议上谈到社会党选举纲领中所要求的立刻无条件地撤出莱茵地区。接着他又引用了这个选举纲领，纲领中写道； “……就像我们一直做的那样，我们要求立刻撤兵…… 社会党一直认为莱茵撤兵问题实际上是和圆满解决裁军和安全问题有不可分的联系。法国舆论绝大部分是把军事占领看作是安全的保证，我们就希望法国舆论毫无不安毫无隐忧地接受撤兵。建立国际共管就能达到真正的圆满解决，代替虚妄的保证。”[27] 纲领里的“无条件撤兵”是根据普恩凯查和白里安要求的、即安全和国际共管莱茵地区这些条件制成的。 解除德国的武装是武装到牙齿的法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代理人提出的特殊要求。解除德国的武装，被注明只是普通裁军的前奏。 代表大会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又一次证明，在这个国际内决定问题的绝不是梦想帝国主义世界内部裁军而解毫不加以怀疑的幻想家，而是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自觉追随者，对他们来就和平主义的裁军词句只是欺骗群众的一个方便手段。 在布鲁塞尔大会以前举行的国际联盟裁军会议上，李谁诺夫代表苏维埃政府提出全面裁军的建议。无产阶级国家的代表没有隐瞒他的认为各国资本家不愿也不能裁军的信念，而是以这种方法迫使帝国主义代表暴露了他们裁军的欺骗。“社会主义者”班克尔在这次会议上担任了丑恶的角色，替他的帝国主义主人寻找一些拒绝真正裁军的论据。 英国独立工党中的和平主义者在裁军委员会建议通过一项决议，祝贺苏维埃政府全面裁军的动议，并要求在战争发生时去组织一种停止军需工业的运动和拒绝一切战争拨款，这种情势使社会党人的代表大会非常烦恼。而这项建议也遇到了德、法、奥、波兰、捷克的社会爱国分子的激烈反抗。只有瑞士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本因哈德支持英国人。独立工党的一切建议都被拒绝无遗，但这并不妨害“左翼”的英雄例以“统一”的名义赞成这项决议和对于（至少是）一些激烈的词句已经写入原来的草案表示满意。 于是，直言不讳地承认帝国主义扩军的裁军决议通过了。这个决议提出了全面裁军的目的，但是作为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它所知道的只是对资本主义政府施加“最强有力的压力”、利用“统治阶级团结国际裁军协定的有力倾向”等方法。革命的斗争手段是在一点上提到的，凡是“在国际间发生冲突时，拒绝服从仲裁并诉诸战争”[28]的政府，就用这种革命的斗争手段对付它。这种侵略者的法律定义是“社会主义”理论家从日内瓦议定书上剽窃来的，“革命的”威胁针对苏维埃政府，因为苏维埃政府是无产阶级的政府，它不能服从它的死敌资本家的仲裁。 德帝国主义地位的加强，表现在人们不得不对它的“社会主义”代理人实行让步，接受德国军国主义的特殊要求：即“一切国家都有选择兵制的同等自由”。和凡尔赛条约的解除武装的规定相反，德帝国主义要和帝国主义竞争者并驾齐驱地扩张军备，这种要求被提高到“社会党人”所要求的水平。不过，自由选择由以下的警告予以限制。 “如果一切国家应该自由选择兵制，那么，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则要求人们注意新型军队组织所带来的危险。因为这种组织把雇佣兵的坚强核心和迅速利用大量士兵进行攻击的可能性结合起来，以致其中既有民兵的危险，也有雇佣兵的危险。” 臭名远扬的法国征兵法被采用了，它是以强大的常备军为前提，同时使全体公民都有参战义务——从这个决议中作出这样的推断是非常合理的。但是社会爱国主义战士们并不想谴责他们的同志斑克尔的事业，这项法令的第十一条要求“一切工会”在战争期间为满足武装力量的需要“服务”，他们认为这是完全正当的。这是符合1914-1918年改良主义者工会领袖们的实际活动的。他们当时用这种方法为“兵役”效劳而来斥责革命工人，今天，他们在“经济民主”的名义下考虑的也是这些任务。[29] 孟什维克彼得•哈维在他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煽动性著作《红色军国主义》中不知不觉流露了，通过这种警告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国防军。[30] 他引用了上述布鲁塞尔决议中的一段并附加说： “布尔什维克的国防体系，按照这一方式，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集中了一切兵制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以此，从纯粹军国主义观点来看，它集中了一切兵制的优点”。 赞许一切帝国主义的国防体系，批判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防军的制度，这就是著名的裁军决议的政治意义。 “军队民主化”的实际要求、国会应该监督军备等说法都是和平主义者的欺骗，没有实际意义。例如要求把化学工业作为战争工业由国家加以统制就是这样，这除去由国家秘密支持战争工业变成公开支持以外没有其它意义，但照他们所说的来看，仿佛还有其它意义似的。可是只要这个决议实际上要求真正反对军国主义时，这些要求对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实际行动不发生作用。我们举出决议上所要求的禁止法西斯军事组织作为例证。凡是社会民主党的部长执政的地方，如在德国，没有一个法西斯组织被禁止，但是唯一反军国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国防组织红色障碍战斗者联盟却于1929年5月遭到禁止。 裁军骗局的最好的说明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布鲁塞尔讲台上正在作裁军讲演时，同一时期德国联合政府的社会民主党部长却赞成建立一系列新的装甲巡洋舰，从而开始了德国海军军备扩充的新时代。 德国和国际的武装首先针对着谁？人们从这个大会的国际局势宣言中不难看出。宣言上把一切专政都描论成对世界和平的同样的危险。布尔什维主义被人咒黑，就它鼓励政治上的反动而且引导工人阶级去希望发生新的战争。因此，俄国工人应当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并恢复民主。 独立工党的代表在委员会上反对这项宣言时指出：草案反布尔什维主义所占的篇幅要比反法西斯主义所占的篇幅多二倍半。在全体代表大会上，奥托•鲍威尔的任务是，通过煽动性的呼吁统一，诱使英国独立工党分子撤销反对意见。这时他得到以前的左派兰斯柏利的支持。 因此，独立工党的代表宣称对反布尔什维克运动保留反对意见，并在这样的条件下同意了这项宣言，因为它比马赛宣言前进了一步。按照奥托•鲍威尔的本意不可能是引导独立工党和俄国同志更接近于联合起来的！ 于是，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在“统一”的标配下宣告结束，这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斗争中形形色色改良主义者的统一。[31] 第四节从社会帝国主义到社会法西斯主义——第二国际的道路。 经过苏维埃共和国世界联盟走向世界共产主义——第三国际的道路 当社会帝国主义外交家们在布鲁塞尔设想出一些社会主义的词句来掩饰他们的帝国主义政策时，与此同时第三国际第六大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以便制定目前时期革命无产阶级的纲领和策略。 这次大会之所以具有历史意义，就在于自从1864年卡尔•马克思草拟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第一国际的基本文献——以来，这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制定了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剥削人民为解放而斗争的世界纲领。在一切国家和地球各个角落的代表参加之下几天讨论的结果，制定了共产国际的纲领。这个纲领超过所有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根据为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的经验，具体地指出了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走向世界共产主义完全胜利的道路。 在第二国际的全部历史上从来也没有打算提出这样的国际纲领。1891年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有一位德国代表提议为各党制定一项共同的原则声明，它应当成为各党纲领中的导言。1893年于苏黎世在一个关于“社会民主党国际组织”的委员会决议草案中表达了要有一个国际纲领的愿望，但这项决议草案并没有付表决。1907年趁召开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机会举行的各国议会之间的会议上，特鲁尔斯特拉提出了国际建立“自己政治制度”的问题。瓦尔扬反对这种意见，他认为描述未来国家是不可能的。修正主义者福尔马尔也立即提出警告，要人们不要“把一切问题都推到国际这匹老马身上”。 如果说由于缺乏真正的国际主义信念和社会党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感化战前的第二国际不可能有这种纲领的话，那么战后建立的这个冒牌的、单是为对共产主义进行斗争效劳的社会主义国际就更是不可能的了。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于1924年12月给了他的国际的执行委员会一封信，其中就道：“马克思主义者在国际内是少数。”这的确是极为夸张的说法。在这个国际中，没有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指具备马克思著作的知识——这种学究在社会党中很多——也不是指口头上承认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指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来理解我们时代的问题，来规定无产阶级的具体任务。 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和世界革命时代，人们不是列宁主义者也就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除去列宁以外没有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懂得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我们这一时代的新现象，并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来规定我们这个时代的无产阶级的任务。谁不理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党的领导作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关于无产阶级同劳动农民和殖民地人民结成联盟的理论，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纵然他能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重复一千遍。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而是无产阶级的认识和无产阶级的行动的活生生的统一。有一些政党的全部实践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讽刺，在这些政党中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者。 当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把世界革命的死亡说了一百遍，资本主义政府的被召集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以希望资本主义的新高涨自慰的时候，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确信：在资本主义短期内相对强固之后、在超过战前生产水平之后、在欧洲工人运动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一时低落之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又在更高的水平上以更尖锐的形式再度出现。 既然帝国主义时代一般地说是战争和革命的时代，那么最近一些年代里，帝国主义的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空前尖锐表明新的、巨大的危机和灾难很快就会到来。 战争与革命，这是共产国际的展望。但绝对不像奥托•鲍威尔和同一类型的惑者所说的那样，共产党人把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上。相反地，共产国际是唯一能够通过发动一切国际革命力量防止一连串新的毁灭性的帝国主义战争拯救世界的力量。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和预先决定我们在以后的几年和几十年内战争与革命会以什么样的次序接连着发生。但是，谁要不相信奇迹，谁就必须知道：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不实行绝望的反抗就会让位给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作为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只要利害关系相矛盾的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就不能消除，资本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之间的世界性的斗争也就不能避免，它只是阶级斗争的最尖锐的形式而已。无产阶级革命把帝国主义战线的个别部分粉碎得越迅速，无产阶级国家的战扩大越迅速，战争的时代就结束得越迅速，社会主义世界的和平建设时代开始得就越迅速。 苏联在实现宏伟的五年计划期间集中全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它的最大的利益就是尽可能地推延不可避免的军事冲突。因此，不管国际反动派的一切战争挑衅，苏联还是十分镇静和坚定不移地保卫和平。 用一切手段保卫无产阶级国家成为各国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指出了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正在成熟的世界斗争中产生的内政发展远景。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意味着生产集中于一小撮大垄断组织之手，意味着整个经济都由一小撮金融巨头统治。在政治领域中，政权集中于金融资本代理人之手，金融寡头的统治即由这种形式表现出来。 阶级斗争的异常尖锐化、资产阶级议会政党在劳动群众中地位的削弱以及由此发生的国家压迫机器的加强鼓励了限制资产阶级民主的倾向和加速了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危机。因此向着赤裸裸的、毫无隐蔽的、毫无限制的金融资本专政的发展，向着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成了一种国际的现象。 改良主义者企图通过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叫嚣，把自己扮演成工人阶级的权利的保护人。但是由于这种发展趋向于法西斯主义，所以改良主义者的组织就越来越紧密地和帝国主义国家机器联结在一起，越来越积极地为国家镇压工人运动效劳，以“产业和平”、“经济民主”为名越来越牢固地和一些国家监督之下的企业主组织合并在一起。它们证实自己在对工人国家准备反革命战争时期和法西斯独裁时期，是战争准备的最重要的工具和法西斯独裁的最有用的开路人。 在意大利，法西斯独裁通过对共产党组织以及对社会民主党组织实行血腥恐怖因而取得了政权。法西斯主义刚刚胜利以后，改良主义的领袖达拉责纳便企图和法西斯主义亲近。 匈牙利的情况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同。在这里，社会民主党政府把政权从无产阶级手里交到白色的刽子手霍尔蒂手里。但当白色恐怖肆虐时，也并不饶恕社会民主党。可是社会民主党很快就和霍尔蒂缔结了正式的和约。1921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在培耶尔的领导下，答应放弃在国外进行的反对白色独裁的宣传，放弃组织农业工人和国家职员。以此，培特楞政府便让社会民主党人自由行动。 这件丑事激起社会主义工人组织的如此愤怒的情绪，以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认为必需进行调查。在调查时保卫霍尔蒂社会党人的就是考茨基，这是令人注意的。1925年1月在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中庄严地决定，对匈牙利党的领导和培特楞前立协定的举动是否正确拒绝作任何判断。而且，甚至以“良好的信仰”安慰霍尔蒂的同盟者。匈牙利党的领导声明它不再受1921年协定的拘束时，这件事才算是告一结束。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举动可能更丑恶一些。那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直接参加了粲柯夫的反革命暴动，“社会党人”卡萨骚盘踞在白色刽子手们组织的政府中。在血腥地镇压了工农的起义以后，社会民主党和政府党在一张名单上充当候选人。 1924年3月在一个调查“社会党人”这种丑恶行为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委员会上，保加利亚代表团宣称： “粲柯夫政府远不是社会民主党政府（！）——十个成员之内只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但是这个政府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所希望的、唯一能够找到（！）实现民主的道路的政府。”[32] 一方面，保加利亚的人民群众以超望的勇气为自由而斗争，另一方面一帮军官和投机家屠杀了成千的工人和农民，在这种情势下速这个国际也不敢公开地袒护粲柯夫杀人政府。1924年6月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宣称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粲柯夫政府的问题解决了，因为这时党已经退出政府。调查这个问题的国际委员会的报告承认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的好意，“它们在两个犯罪的和残暴的集团中间，而对这两个集团必须用大力来反对。” 在波兰，波兰社会党也积极支持皮尔苏斯基的法西斯政变，这个党的一个代表摩拉斯节夫斯基参加了皮尔苏斯基的政府。当波兰的法西斯主义遭到工人的越来越增长的反抗，当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越来越离开亲法西斯的波兰社会党并转向共产党人时，这个党便于1926年11月决计站在政府反对党方面。但是这个党的一部分，在摩拉斯节夫斯基的领导下，继续公开地支持法西斯政府，而党的执行委员会也没有对此采取任何行动。执行委员会解释就为了不使党的统一陷于危险地步，它不愿用激烈的言语斥责这些同志们。虽然如此，大约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期间，公开的法西斯主义门徒就离开了波兰社会党。这个党的两翼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起着一种作用，一部分公开支持皮尔苏斯基政府并企图组织法西斯工会，而另一部分则在议会里保持着虚假的反对派地位在恶意地和粗暴地攻击共产党人方面，对法西斯主义作了有效的帮忙。 不仅法西斯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国际”的默认下鼓励改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合作，改良主义的国际领导人也是这样。比如，阿尔伯特•托马斯这位国际劳动局的领导人，的确不是以私人资格热情地祝贺罗马法西斯工会代表大会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当时显然不理解托马斯作为改良主义向社会法西斯主义发展的先锋作用因而对这种表现提出抗议，这时绝大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为这种接近法西斯主义的行为寻找一切可能的辩解。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局只满足于以遗憾的口吻乱道：“社会党人”阿尔伯特•托马斯意大利之行引起了“故意的曲解”。 这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个别党员或社会爱国主义者国际个别政党偶然发生的偏差——工人阶级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第六大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把资产阶级国家向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和同时实现的改良主义向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发展都看作是国际现象。 改良主义不是独立的阶级力量，它在阶级斗争中不能起独立的作用，它只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附属品。它反映的是已完全从无产阶级分离出来的工人贵族和小资产阶层的利益，两者在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期越来越牢固地和企业主以及资产阶级国家联合起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在战后年代里，工人运动的司令部中的官僚有多数人都上升到相当优越的国家和地方官吏的地位。成千成万的拿高薪的官僚控制着改良主义的党和群众组织的机构。他们使这些官僚机构彻头彻尾地为帝国主义政策效劳。随着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由民主—议会的统治方法过渡到法西斯恐怖的统治方法，社会帝国主义分子的思想和斗争方法朝着同一个方向也转入法西斯主义。改良主义者的经济民主的思想，是和法西斯“劳资协会主义的国家”思想相适应的，他们认为在这种国家里企业主和工人的同盟在国家的领导下就能共同促进生产的利益和消除阶级斗争。 在一些国家，改良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和资产阶级政党一同按照法西斯分子的先例建立了自己的斗争组织，这些组织起先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纲领吸引工人，以后便和法西斯组织结成统一战线，进一步组织反对革命工人阶级的恐怖行动。 这就是波兰社会党、德国国旗社、奥地利保护联盟等斗争集团的职能。当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以血腥的恐怖毁灭了工人组织、工会和合作社等等并试图建立新的法西斯工会组织期间，改良主义者追求同样的目的，通过把革命工人从群众组织中排斥出去，以帝国主义国家的辅助机关代替阶级斗争的组织，继续进行挑拨分裂活动，消灭任何无产阶级民主，把群众组织完全置于和国家机关溶合在一起的官僚独裁之下。 有一些国家形式上还保持着资产阶级民主但越来越实施法西斯的统治方法，正是在这些国家中，改良主义的政党在准备进行法西斯独裁方面起着极不祥的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28—1929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在新的革命浪潮日益成熟时，资产阶级就让社会民主党来领导政府，让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占着最重要的警察官职，以便对共产党人组织恐怖行动。查禁革命组织，对共产党报刊的压制措施都是由社会民主党的部长和警察总监提出的。当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号召于1929年5月1日也和往年一样举行示威游行时，柏林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不仅不想举行自己的五一示威游行，他们还挑唆社会民主党的警察总监趣尔歧倍尔去禁止五一示威游行。社会民主党人趣尔歧倍尔“在同党以及工会的紧密联系之下”于1929年5月1日组织了一次血腥的屠杀工人事件，因为工人们为了拥护共产国际的要求在柏林的大街上游行示威。有33个男女工人、示威者和偶而在那里路过的人牺牲于社会法西斯主义警察的枪弹之下。不管野蛮的警察恐怖，工人们还是在大街上坚持着，他们一再地聚集起来组成示威游行队伍，并在维丁街和新科伦街上构筑街垒，用以防御警察的装甲车，并打退警察的进攻达数小时之久。 当社会民主党人趣尔歧倍尔的警察在大街上滥施暴行时，全部资产阶级报刊在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领导下，发动了肆无忌恽的反对莫斯科的运动。据说革命工人也和往年一样在街上示威游行而不在警察威胁之下退缩应当归罪于莫斯科。革命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为保卫苏联而举行示威游行，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保卫工人的事业。社会民主党的部长和警察总监对工人实施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恐怖并对工人国家发动了反布尔什维克运动。这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的作用和改良主义国际的作用。 改良主义国际不再只是瓦解、迷惑、分裂和欺骗工人的工具，它还是一个有意识地对无产阶级国家备战和建立社会法西斯独裁的工具。社会法西斯独裁无非是对工人阶级施行肆无忌惮的法西斯恐怖的开始。 曾经一度是一个国际组织中的两个不同派别，现在则是两个进行生死决斗的对敌力量。 第三国际自豪地并公开地承认自己的目的就是：继续和完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第一国际所开始的伟大事业。但对第二国际的态度就不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这一称号下在汉堡结合起来的国际，没有一点点援引第一国际的伟大传统的权利，它和战前的第二国际也有根本不同的性质。第二国际把国际工人阶级运动中革命无产阶级的核心和在工会与政党中越来越扩展起来的机会主义臭沟水联合在一起。在理论上，到1914年为止，左翼仍保持着领导地位，但在实践上机会主义却占着越来越大的地盘。机会主义的潮流向着完全反动的方向一贯前进，经过社会帝国主义达到社会法西斯主义，这就是现在自命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叛徒集团的历史本质。 但是第三国际保持并扩充了在1914年以前就已经对改良主义进行过斗争的第二国际革命派的遗产。 关于第一国际1879年的《泰晤士报》说它“身躯渺小精神伟大”；机会主义取得胜利后的第二国际则身体庞大精神渺小。它虽拥有广大群众，但是它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充实群众。第一国际的伟大精神又在第三国际复活了，但这个精神现在却指导着一个强大的身躯。马克思主义不单是国际宜传工作者——他们作为遥远将来的开路人进行工作和从事斗争——集体的指路明灯，它还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这个国家拥有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并抗拒着帝国主义世界列强。今日西方工业国家和东方殖民地国家已有千百万的工人追随着第三国际的旗帜，明天将会有亿万人追随着这面旗帜。 为工人阶级统治世界、为世界共产主义而进行伟大斗争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有一个组织是这个极大世界运动的杠杆，这就是第三国际。有一种理论是起来进行斗争而再也不会陷于悲痛的失败的千百万群众的指路明灯，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世界历史性的搏斗中，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国际起着世界帝国主义从属的辅助机关的作用，面临这种斗争只有可悲的无知者和空想家才会梦想一切工人政党重新结合起来。在国际工党和在国际工党和在德国与奥地利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中就有这样的空想家。 他们不愿理解：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不可能联合、不可能和解。他们相信能够把历史的车轮推回到1914年以前，他们宣传那意味着把工人阶级置于其死敌的领导之下的“统一”。 社会帝国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制造的工人阶级的分裂，并不是用这种方法就能克服的。只有把作为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势力的改良主义消灭掉，分裂现象才会消失。改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阴影。这一个存在多久那一个也就存在多久。资本主义的毁灭同时就是背叛工人的改良主义政党的毁灭。社会帝国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的消失是战胜资本家阶级的前提条件，战胜资本家阶级是最移地完全地肃清改良主义的前提条件。 发展的前景既清晰又明朗。世界资本主义日益尖锐的危机，必然引起改良主义国际一切政党的危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领袖的反动政策和改良主义政党中的工人成员的无产阶级利益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如果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发生战争，那么第二国际的残骸的结局就会比它1914年的前辈更为悲惨；但是，如果先发生帝国主义列强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战争，那么这个国际公然赞同世界反动派的行为很快就擦亮了千百万工人的眼睛，促使他们终于和这个背叛工人的国际决裂。第三国际可能由于各个国家中的失败，由于各党在达到彻底布尔什维克化的明朗和统一的道路上，在争取工人阶级多数的道路上产生的成长中的危机而遭受某些挫折，但是它的深入而广阔的发展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日常的一再地证实了它的原则和它的策略的正确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苏维埃政府一贯的和平政策，共产党人在工人阶般日常斗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第三国际在一切阶级斗争中所实现的真正国际团结，改良主义者在一切问题上所起的可耻的背叛作用，这一切每日都把成千上万的工人带到共产国际的行列中去。经过艰苦的奋斗和遭到严厉的迫害以后，共产党的道路导向胜利。在非法的和白色恐怖的时代里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都将武装起来和资产阶级进行最后的斗争。 共产国际的最终的、彻底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及其社会法西斯门徒的没落一样是肯定无疑的。 [1]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3]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4]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5]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页。——作者 [6]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7]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8]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9]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0]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1]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2]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3]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4]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5]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6]最后这句的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7]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8]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9]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0]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1]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2]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3]这是1927年希法亭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说的话。 [24]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5]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6]法国社会党中的无产阶级反对派要把这个名利熏心的人物除名，但党的执行委员会极想把他再接受进来。 [27]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8]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9]在一本根据德国工会联合会的委托，在1928年由纳甫塔里出版的书籍《经济民主及其本质、方法和目的》中，把德国的兵役法颂扬为济民主发展的出发点。 [30]迪茨出版社1928年出版。德国社会民主党用这个著作去征集党员。几乎是公然招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就是赢得志愿兵对苏联作战，它就是站在这种立场上去征集它的党员的。 [31]正式的记录中并没有报导这次大会的委员会中的事件，在瓦尔特尔•斯托耶克尔的著作《第二国际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装甲巡洋舰——社会主义者》一书里（国际工人出版社版）作了叙述。 [32]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第四章第二国际的死灰复燃和共产国际的发展（1919—192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二国际->〔德〕约·连茨《第二国际的兴亡（1889-1929）》 第四章第二国际的死灰复燃和共产国际的发展 （1919—1923年） 第一节社会爱国主义者在伯尔尼的和解会和共产国际1919年在莫斯科的建立 第二节日内瓦——莫斯科——维也纳（1920—1921年） 第三节共产国际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而斗争（1921—1922年） 第一节社会爱国主义者在伯尔尼的和解会和共产国际1919年在莫斯科的建立 当每天都有成千的无产者被屠戮于帝国主义战争前线时，当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行动成为工人阶级生命攸关的需要时，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并没有找到互相会见的道路，但是炮声刚一停止，瓜分战利品的帝国主义者们刚刚在巴黎集会，这时帝国主义统治者的忠顺奴仆也决定在仆役室内召集会议。但是这些固执己见的民族主义者受到各国革命浪潮高涨的压力又不得不尽量以国际主义姿态出现。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仆从，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必然找不到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共同讲坛，但他们却力图找到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共同讲坛。 在俄国像在德国一样，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即一旦资产阶级统治受到威胁，改良主义者便立即在“纯粹民主”的幌子下扮演汇集资产阶级反革命力量的角色。无产阶级革命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当然也反对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的存在。对改良主义者来说，他们重建“国际”主要是保卫自己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社会爱国主义者于1919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了和解会。遵守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决议的一大批党派都没有出席。例如，俄国、意大利、瑞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芬兰、拉脱维亚、波兰、青年国际和国际妇女书记处都没有派代表参加。德国的独立派和法国的中派虽然以客人身分列席齐美尔瓦尔得大会，但他们认为和一群社会爱国主义豺狼一同咆哮是合适的。相反地，比利时的党也未出席。这些沙文主义者还不敢和来自“敌人”阵营的同类坐在一张桌子旁。 会议是由激烈争论战争责任问题开始的。各国资本家应该对世界规模的大屠杀负罪——这一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所当然的答案，在这里却没有人主张。胜利的协约国的“社会党人”则希望通过人们谴责德国为侵略者，将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行动判为有罪，称赞自己的社会爱国主义是保卫祖国的正当主派，从而便把他们在战争中的举动理解为正当的行动。如果德国是战胜者，那么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无论如何会要求“敌国的社会党人”承认相应的罪过。特别是法国军需部长阿尔伯特·托马斯以“不可调和的人”自居，他诅咒多数派社会党人并誓言：“此刻我除去怀念为自由和正义而战和战死沙场的士兵以外，不能再想到其他事情”。 德国独立派接受了请求宽恕它的多数派同志的肮脏任务。康尔特·艾斯奈尔狂热地谈论社会民主党未来的统一。他声称：战争的责任应由德国的“一小撮普鲁士的狂妄军国主义者”担负。在战争的开始时大家全都误入歧途，但是现在德国人已是世界上最激进的人民。考茨基也鼓吹联合，认为在联合时统一起来了的社会民主党应该受“独立派的精神”的领导；从反对两种危险的角度来说，即从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民族主义来就，需要联合。 法国的中派分子龙格宣传各方面都合乎正义。他说人们既不应该排斥布尔什谁克（他们自然不会想到参加这种团体），也不应该排斥德国的多数派。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也作了同样性质的发言。会议一开始就得到了诺斯克的雇佣兵谋杀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消息，因此，德国多数派增加了绝不光荣的孤立，最后，多数派决定了一项宣言，其中包含着羞怯地认罪的词句。[1] “德国无产阶通过革命推翻并粉碎了对战争不能辞其咎的旧制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不管人们怎样详细地批评它在战争期间的政策，现在宣告它将决心以实际行动全力去建议被战争破坏了的世界，而且本着国际的精神和为国际服务的思想和各国社会党人一同在国际联盟中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于是，伯尼尔会议便在它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宣告战争的“直接责任”问题已经澄清，并决定把“世界史上的责任问题交付将来的代表大会”。德国社会民主党被定罪并被赦免。协约国的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就和他们“受到攻击的政府”一样，同样都是白壁无瑕的。 在讨论第二项时，即讨论关于使群众离开革命斗争的和平主义欺骗时进行得较为平静。这就是战争结束后直接革命的危机时期这个“国际”的实际活动范围。群众手中还拿着武器，他们对于四年之久的残酷痛苦仍然怀有愤怒的情绪。千百万人的心意都决议要结束招致这种残酷行为的制度。改良主义中的两个集团，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一方面用“最后战争”和通过“国际联盟”保证和平的美丽诺言，另一方面通过血腥地镇压革命先锋队而一同负起了使群众脱离斗争的任务。 美国金融资本代理人威尔逊总统的诺言：通过协约国的武装胜利，由“国际联盟”保证民主和自决权，成了新拼凑起来的“国际”的福音。正当协约国代表在巴黎围绕着媾和条件讨价还价的时候，“社会党人”向汇合在一起的帝国主义者提出种种建立国际联盟组织的要求。麦克唐纳宣称，为了保障和平就必须完全解除武装，连民军也必须取消。国际联盟应该由议会代表组成，而不能由政府代表组成，否则它就无非是一个神圣同盟而已。他甚至敢于把国际联盟对于苏维埃俄国的作用比作神圣同盟对于19世纪初的革命运动的作用。 一个最合适的人，海尔曼·弥勒，未来的铁甲舰首相，起来反对这种责难：即德国社会民主党还一直主张帝国主义的观点。他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始终反对军国主义和海军扩张热，特别反对造舰竞赛。他说，常备军应该由不能被用于侵略目的的民军来代替。他用下面的誓言结束了他的发言：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会作出等于使军国主义复活的事情……”（！） 第一次违背誓言被饶恕以后，有人会立即作出新的誓言，以便转瞬之间再背弃它。当海尔曼·弥勒发表这个演说时，他的同党诺斯克正在国防部担任部长，国防部在保皇党将军们领导之下在重新建立“共和国的国防军”。 最后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国际联盟应根据民族自决权原则和从“正义的和平”中产生，要求它不应由政府代表组成，应由议会代表因而也就是由各党派代表组成。根据改良主义者的解释，民族自决自然不包括放弃殖民地，倒是发现了一个帝国主义者为重新瓜分世界可以使用的公式： “还没有达到自决的水平的民族，应该由国际联盟加以保护并且由国际联盟促进它们的发展，以至它们能够达到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的地步”[2]。 提出了自由贸易和裁军，不过只要武装力量还有必要存在，它就应该置于国际联盟监督之下！ 国际联盟这个“团体”把它的武装力量用来对付谁呢？显然是对付麦克唐纳所说过的敌人，也就是对付苏维埃俄国和无产阶级革命。 关于社会帝国主义者对民族自决权的理解，也表现在领土问题的争论上。法国人和德国人由于亚尔藤斯—洛林，捷克人和德意志—波希米亚人由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移民区都互相争吵不休。麦克唐纳会引证1918年的备忘录，备忘录中提议由和平会议重新分配殖民地，其时并由有关土著居民派代表出席。根据这项决议帮助非洲殖民地要附有国际联盟的监督。关于领土问题的决议要求人民表决争议不决的地区，并否认根据战略观点所决定的国界以及出自历史和经济原因的兼并行为。如所周知，这种冠冕堂皇的决议并不妨碍参加伯尔尼大会的任何一个政党去赞成可耻的凡尔赛、脱里阿农和塞夫瑞的掠夺条约。 在讨论俄国问题以及议事项目上与此有关的“民主和专政”问题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社会党部长布兰亭的决议案和阿德勒—龙格的决议案彼此对立。在布兰亭的决议案里： “伯尔尼会议和所有国际代表大会完全一致，它毫不动摇地站在民主的基础上……工人小组对个别工厂施以横暴的没收并不是社会化，而是具有更多股东的资本主义”[3]。（！） 决议案中又说，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只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是可能的，所以“不应采用根本就没有希望把大多数人民争取过来的社会化方法。” 决议案宣称反对专政，因为“它本身只依靠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而且必然导致内战和反动。为了研究俄国的各种情况，应该向那里派遣一个代表团。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后决定，留待下次会议解决。 这种赤裸裸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对左派和中派来说是太过分了。诚然，考茨基怒骂布尔什维主义不单是背叛俄国的社会主义，而且也背叛俄国革命，而伯恩施坦这位革命问题的行家说得十分干脆，他说：布尔什维主义是反革命。但是麦克唐纳、阿德勒和龙格鉴于群众同情俄国革命，认为把他仍的反革命灵魂如此公开地暴露出来并不合适。 代表中派反对派立场，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多数派的阿德勒—龙格的决议案确认： “伯尔尼会议之所以引起批判，不是因为它的决议的内容，而是因为这些不言自明的决议来得太迟了，不是在战争期间，而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才作出来的。” 决议案又说，相反地，那些在四年战争期间不能作出共同决议的人，现在却匆忙地作出必定加重国际困难的决议。 “我们抗议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进行任何一种的谴责，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根据来下判断……”[4] 不顾对于出席的孟什维克的诚意发生怀疑，他们要求在听取双方的意见以前不下判断。他们投票反对这个决议，因为资产阶级可能利用这个决议的某些部分反对俄国的革命。 洛里欧是思想上接近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唯一的一位代表，他参加了会议，表明了他和苏维埃政府团结的心愿，并谴责了这个会议是巴黎外交会议的从属机构。 这样，在人们对重要的问题，例如赞成还是反对俄国的革命，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赞成资产阶级民主等问题，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协议之后，布兰亭最后便胜利地宣告：“国际又复活了”！ 关于将来的工作，也作出了决定，其中有礼貌说地承认：战争造成了误解和重大的意见分歧，希望工人群众不久在国际原则指导之下重新联合起来。 作出这个决定的先生们，并不懂得那些原则是什么。布兰亭、斡德逊和胡斯曼等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受权和参加会议的各党代表协商准备新的代表会议。共产国际在它的成立大会上把伯尔尼会议称为“使第二国际死灰复燃的企图”，并把这个死灰复燃的组织称为“黄色的、工贼的国际，它现在是而且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工具”。 事实上，在帝国主义进行了四年各族人民大屠杀以后，在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史无前例的叛变以后，在俄国革命胜利和俄国、德国的内战开始以后，重建和战前情况一样的旧第二国际，是一种可笑的幻想。在准备决定性战斗的和平时期并肩站在一起的两个派别，现在则站在街垒的互相对峙的两边。革命的无产阶级为自己建立了革命行动的国际。社会主义叛徒们的“国际”就只能是背叛无产阶级的国际。 1919年3月初，第三国际成立大会在莫斯科举行。1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团体都出席了大会，有一些是小的宣传团体，有一些只包括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一小部分。但是虽然如此，这个大会却体现了革命无产阶级从来都没有过的像大国际力量。因为这个国际的一个成员和它的主要的党，就是俄国共产党，它是一个强大国家的执政党。这个国际拥有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手段，而且它的原则和策略都完全是统一的，所以它是强有力的。 在莫斯科代表大会上联合成一个组织的各党派和各团体，发展阶段并不相同，他们革命经验成熟的程度不一样，它们都背负着社会民主党过去的不同种类的传统。这一点在德国的代表胡果·埃柏来恩的态度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会代表德国共产党反对立刻建立新的国际。 并不是所有党派一开始就都知道新国际的性质和任务。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绝对统一的目的并不是没有经过斗争也并不是没有遇到危机就实现的。可是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反对沙皇制度、反对资产阶级和孟什谁主义的革命斗争中超过考验的党，它的领导给反对机会主义潮流的发展，给反对削弱共产国际的革命性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成立大会首先弄清楚了考茨基分子极力加以混淆的民主和专政这个基本问题。中派分子提出民主或专政问题，好像我们并没有生活在阶级社会，好像国家的阶级内容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列宁的论文明确地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作为社会基础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除去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以外，不可能有中间道路”。 改良主义者所称颂的资本统治之下的“民主”不外是资产阶级专政，因为劳动者的“自由和权利”被限制在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发生危险的范围以内。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像反革命分子所断言的那样干脆取消民主，而是以强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同时最广泛地扩大劳动者的民主。 第三国际的组织形式，最初还没有很明确的规定。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参加者出席莫斯科大会时宣称，随着第三国际的成立，齐美尔瓦尔得运动便告一结束。 国际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实际上转到俄国无产阶级之手，由于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现在又在形式上也转到了俄国无产阶级之手。列宁于1919年4月发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5]一文，其中说明为什么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权于19世纪连续由英国、法国和德国取得以后，一时又转到俄国来。俄国的无产阶级是容易着手进行革命的，因为沙皇专制政体的极端的政治落后引起了群众的革命冲击的非常力量，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正是因为这种落后的情况才于革命的农民群众中找到了最有力量的支持，因为1905年的革命给了群众丰富的革命经验，最后，因为俄国的地理环境为胜利的革命提供了反对反革命干涉的良好条件。 因而一个落后国家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也并不奇怪，这是容易根据具体情况说明的。只有社会民主党国际中的沙文主义者才觉得稀奇并叫嚣什么“莫斯科的专政”。[6] 第二节日内瓦——莫斯科——维也纳 1920—1921年 联合成为第三国际的这些小组背后拥有何等巨大的革命力量，这在最近的几个月已经表明了。不顾诺斯克军队的血腥恐怖，德国的革命浪潮却进一步高涨起来。巴伐利亚和匈牙利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诚然，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不是有明确目的的和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运动的果实，而是多数派社会党人有意识的蛊惑活动的产物，慌乱失神的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也被迫参加了。多数派社会党人斯内盆霍尔斯特在慕尼黑赞成苏维埃共和国，同时他的同党霍夫曼却在纽伦堡集合了用来镇压无产阶级的白军。 尤根·莱威纳领导的斯巴达克同盟，拒绝参加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因为它不依靠真正的工人委员会而且没有坚决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毫无顾虑的斗争。 但是当白军向慕尼黑进军时，当工人阶级准备进行武装斗争和对和平主义空谈家失掉信任请求共产党人领导时，斯巴达克同盟便出来领导运动，组织保卫革命的战斗。可是，由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者的动摇和白军数量上的优势，红色的慕尼黑被镇压下去了。1919年5月1日诺斯克的军队进入慕尼黑，建立了血腥的恐怖统治。多数派社会党人霍夫曼对尤根·莱威纳执行死刑，成千的革命工人遭受屠杀或被投入监狱。 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弱点主要也是没有一个在群众中间扎了根而且富有斗争经验的共产党进行领导。当卡罗利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鉴于协约国提出的媾和条件狰猝可怖，找不到其他的出路时，苏维埃政府便取得了统治地位。卡罗利到被监禁的共产党领导人贝拉·康恩那里，他出来组织政府。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宣称准备和共产党人共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两党联合起来，苏维埃政府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共同领导。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在反对捷克和罗马尼亚的干涉和反对内部的反革命而进行的斗争中，英勇地维持了四个半月之久。它不得不夭折，不单是因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为白色干涉所阻不能前来援助，而且还因为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导致无产阶级领导干部中间发生动摇和分裂的现象，还因为实行了错误的土地政策，即企图立即把土地社会化，而不把土地分配给贫农。这种政策夺去了一个农业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支柱，夺去了贫农阶层的援助。 尽管遭到这些失败，而1919—1920年仍标志着革命浪潮的巨大的高涨。苏维埃俄国建立了红军，这一支装备不良、给养不足的军队（它的核心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赤卫队）在一次史无前例的斗争中把反革命的军队和协约国的干涉军队驱逐出国境以外。工人群众越来越敬仰和同情布尔什维主义。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报纸所散布的大量反革命谎言，阻止不住各国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把俄国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看作是他们自己的斗争。在法国、英国和美国，举行了拥护苏维埃反对反革命武装干涉的巨大的同情示威运动。 复员后头几个月滋长起来的和平民主幻想，开始消退；不仅在战败国，而且在战胜国也紧跟着战后的兴隆发生了经济危机。在中欧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即是对工人的血腥的恐怖。 工人通过改良主义者的蛊惑：“布尔什维主义就是战争”，为了“和平”之故而不去进行斗争。“和平”变成了一种卑劣的掠夺条约，这个条约使战败国面临着永远毁灭的威胁而且条约本身也带有新战争的起因。威尔逊的十四条，只留下了一个国际联盟，而作为帝国主义战胜国政府的联盟的国际联盟，事实上它正如麦克唐纳所说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神圣同盟。 这种发展使中派领袖的处境非常困难。在革命危机的时期多！数有阶觉悟的工人虽会拒绝公开的改良主义，而现在却转向他们。工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没有立刻找到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一方面由于受到残暴的白色恐怖压迫的共产党，和它的软弱而未充分发展的组织完全不可能接触到大部分群众，另一方面也因为几十年来工人运动的干部在其中成长起来的改良主义传统不可能在一天内从头脑中抛出去。 但是在这些群众当中存在着进行革命斗争和实行国际团结的真诚意原。他们开始看穿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全部背叛行为，拒绝和这些叛徒作任何联合。这种自下而上的压力迫使德国的独立派，法国的龙格派，英国的独立工党立誓同苏联团结一致，和社会爱国主义者在伯尔尼拼凑起来的国际断绝关系，而且力图加入共产国际。 1919年8月，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团体在琉瑟恩集会，主要是为了对凡尔赛条约表明态度。这个条和的缔结是统治着在战后“死灰复燃的第二国际”的这种“国际精神”的新的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例子。众所周知，帮着起草这个掠夺性条约的就是比利时社会爱国主义的领导人王德威尔得。他的德国同志谢德曼（当时是内阁总理）宣称，但愿那些在这个可耻的条约上签字的国家衰亡！可是这并不妨碍在过了几个星期以后他党内的同志海尔曼·弥勒就以德意志资本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资格在这个条约上签了字。 琉瑟恩会议上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有这样一节。 “只有当一切结束战争所必需的条约签订以后，这个国际才能着手纠正这些条约的某些条款所产生的新的国际不公正行为。但最重要的就是摆脱战争”。 为了以后再来纠正，这些“社会党人”首先必须犯下新的不公正的国际行为。于是，帝国主义和约事实上成为这个“国际”制定政策的基础，而这个“国际”后来也证实是“国际联盟”的辅助机关，至于成立国际联盟的目的，则是为了保护帝国主义者对世界的重新瓜分。“修正这种条约的努力”，如所周知，只表现在向政府提出善良的劝告上，而当这些“社会党”老爷们进入政府时，他们自己也不考虑这些建议了。 中派分子一致反对这个决议并提出了一项反决议，这个决议谴责凡尔赛条的和圣·日耳马音条约为暴力条约，并呼吁支持俄国革命。德国多数派中原则性强的英雄们宣称可以同意这两个决议。事实上，在这种问题上，在德国多数派和独立派之间也没有原则上的矛盾，多数派反对和约正和德国资产阶级一样，因为和约意味着德国资本家的“祖国”要担负最沉重的负担；但是这两个党和德国资产阶级都一致认为：必须服从，因为否认这项条约就会加深革命危机；要抵御西方帝国主义，只有以革命的方法和同苏维埃共和国联合起来才有可能。 在1920年7月31日至8月4日社会爱国主义者在日内瓦召开的下一届会议上，德国、奥国和法国的中派分子都未出席。因为他们以革命的词句粉饰反革命决议的伎俩已穷，这次会议的讨论和决议就不加掩饰而残暴地显露了联合起来的“国际”社会爱国主义的反动精神。 在凡尔赛条的使德国独自担负战争责任成为这个掠夺条约的道德基础之后，战胜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还坦率地要求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作出此1919年伯尔尼会议上的自白更严重的认罪和忏悔的自白。德国多数派社会党人阿道尔夫·布劳恩在初步讨论中已准备同意一项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承认他们犯了错误，没有及时地利用足够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制度的斗争，因此就使全世界和德国人民自己遭到不幸，德国革命的发生推迟了五年。而且承认由于“没有更早地走上这条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引咎自责”。但是当谢德曼、斯塔姆佛尔、维尔斯及其同伙到达日内瓦时，他们便说这种认罪的作法未免扯得太远。最后人们在责任问题上同意了一项决议，其中就道： “考虑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它的备忘录中宣称：德国革命的发生推迟了五年遂使世界尤其是使德国人民遭受到巨大的不幸，其实，考虑到它对它在战争时期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的斗争没有发生充分效果，主要是在对外政策的领导方面逃脱了人民代表的监督表示遗憾。 更考虑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委员会中已经发表了以下的声明： 1．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看到的那样，于1871年通过以武力合并亚尔萨斯—洛林，最严重地动摇了世界和平。所以对德国来说，不允许再有亚尔萨斯—洛林问题。 2．当德意志帝国1914年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和独立，并通过虐待占领区的居民损害了人道的法律的时候，它就是犯了反对各民族权利的罪行。 3．德意志共和国本身感到有义务去补偿德意志帝国的进攻所引起的后果，因为，以前德意志帝国拒绝了还在冲突发生的前夕提出的仲裁。 因而代表大会把这项认罪声明记录下来，又把1915年协约国社会主义者发表的宣言予以重新肯定。宣言上说资本主义制度由于不知厌足地巧取豪夺和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战争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 这项决议对德国代表团来说决不是令人愉快的，可是阿道尔夫·布劳恩宣布这个堂皇的国际的美妙原则来安慰他们： “确信这一点还是正确的：对于在国际间建立和平的议案作出明确的决定将深铭于工人阶级的记忆中，而这项决的内容会是容易被人遗忘的，因为在意义上比较起来它不如接受决议这个事实更为重要”。[7]那么，对待这些国际决议最好是立刻把它们遗忘掉。 德国代表团宣称他们尤其愿意同意这项决议，因为同时关于凡尔赛条约的决议要被通过，它比难以下咽的琉瑟恩决议要合乎心意一些。这项决议虽然确认“最危险的战争罪魁”随着俄罗斯、德意志、奥地利帝国而一同消失，但另一方面确认战争是以一个“使世界处于不安和支离破碎”的和平而结束的。 这项决议甚至说： “在备战时期会占统治地位而且也浸染过和平条约的起草人的帝国主义精神仍然有不吉利的影响。” 对待这些充满帝国主义精神和它的不可容忍性应当受到谴责的条约该怎么办呢？必须援助国际联盟！它应当“民主化”，它的权力应该扩大，社会党人要把它建成他们的代表机关。 “这样地充实和改善之后，国际联盟将成为一个由凡尔赛和平转向正义和持久和的自然的工具。坚持赔偿原则，给中欧各民族以符合世界共同利益的重新恢复起来的资金，国际联盟将以这种方式能够公正地运用这个原则。它将以符合人民自愿的疆界来代替由条约任意确定的国界”。 这就是改良主义者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和平所采取的态度！一方面只把战争的责任加之于被战胜的专制政体，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是战争的最深刻的原因；结论是曾经和有罪的政府合作过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现在在抱怨他们从未进行过的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没有足够的成效”。战胜国的资本主义也是“战争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可是这些国家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却不因为他们和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团结一致而受到任何责难。 凡尔赛条约确实充满了“帝国主义精神”，但是它所宣布的“赔偿”原则——也就是应该偿付战争赔偿的是战败国的人民而不是各国资本家——却为社会党人所承认。只要发生了不公正的事情，就应该把它们纠正过来，但这不是由无产阶级的行动来纠正，而是由帝国主义者的国际联盟来纠正。这是对所有社会帝国主义者过去所犯的罪行进行辩解、批准现在帝国主义的暴力和平的纲领和对将来发生各种背叛行为的许可证。 伪善的杰作就是这个代表大会对于俄国的态度。在这次大会开会期间，红军把胆敢侵入苏维埃领土的波兰白军追逐到华沙的大门口。大会上的改良主义者，全都按照他们的宗师艾伯特的榜样嫌恶革命如同嫌恶罪戾一样，然而这些人虽然抗议外国政府“公开的和隐蔽的”干涉俄国，但是同时他们借公正之名对俄国“占领”阿捷尔拜疆提出抗议，并敦促国际的所有支部都来注意据他们说“它的存在受到了威胁”的波兰的形势。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合适的。俄波战争开始时，1919年6月成立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对群众情绪的压力实行让步，以至号召工人群众去阻止往东方运输战争物资和军队。而现在这个“社会党国际”为了有利于那群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而对俄国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波兰白卫军，已经在考虑武装干涉的问题了。虽然这个组织认为不让一个曾公开对高尔察克进行军事援助的孟什维克阿列克辛斯基参加大会还是适当的。但是当无产阶级专政像反革命分子所应得的那样去处决高尔察克的这种“社会主义”的党羽时，这自然任何时候都不能阻止这个社会党国际去虚伪地痛哭一番。 在反革命的武装干涉和支持无产阶级国家反对武装干涉之间玩弄权术，就像不剥夺资本家的狡猾的“社会化”计划一样，并未吸引群众。中派分子以模棱两可的万应药去争取群众的努力也归于失败。希法亭发明了著名的“巩固”在宪法范围内的苏维埃制度的口号，即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相结合。在德国已发展到内战地步的阶级斗争的逻辑发展把革命工人和政府社会主义的代表推到了街垒的互相对立的两边，并把中派分子的思想网罗扯成碎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内的群众都不再愿意和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国际打交道，都要求加入第三国际。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莱比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召开，它曾经纯粹精神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并要求在根据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国际代表会议精神制定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础上“恢复”国际。 共产国际成立以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左翼为加入共产国际而进行斗争。希法亭、提特曼、布莱夏德之流的右翼分子尽管多次立誓表示友谊和同情，却对加入共产国际消极怠工。他们只有在允许他们继续推行他们迄今为止的机会主义政策的条件下，才准备加入革命国际。 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这个问题：即工人政党和工人国际在世界革命时代为了把工人阶级和全体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导向胜利，它们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性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制定了关于党作为全世界工人运动的方向的布尔什维克的观点。 列宁在1903年反对孟什维主义时所坚持的组织原则，即民主集中制、铁的军事纪律和党的绝对统一、对一切形式的机会主义的不妥协精神、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工作的结合等等原则——这些都不是只在俄国行之有效的特殊的俄国的原则；这些是从内战的条件中、从实际组织革命的任务中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原则。这些在革命时代以前似乎为中欧和西欧各国所不理解的原则，当这些国家一旦也进入革命时代，便证实是唯一正确的和必需的原则。 第二国际的破产足以说明工人政党中容忍机会主义分子会有什么结果。匈牙利和德国革命的经验也的确证明，如果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分子左右了革命的领导时，无产阶级就不能取得胜利和保持胜利。党不是社会主义同情者的汇萃之处，而是由最先进的，最有阶级觉悟的，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和眼光远大的工人组成的先锋队，这样的党为了在工人阶级一切斗争中，在工人运动的所有领域中保证无产阶级斗争的统一性，为了反对一切部分的利益而坚持无产阶级整体的利益，就绝对不允许脱离群众，而是必须在企业和群众组织中扎下根子。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章程和纲领的目的，就是把共产国际建成如同布尔什维主义世界政党那样的政党的统一组织。章程上这样写道： “共产国际必须实际上真正成为全世界的统一政党。在每个国家活动的各个党，全是它的各个支部”。 共产国际完全和机会主义的民族自治论无缘，在国际的和民族的重大问题之间并没有区别，只是后者没有国际的干预而是由本国的党来作决定而已。 世界代表大会和在两个大会之间领导第三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必须在一切问题上监督使站在战线的一个堑壕上的每个支部履行它对国际无产阶级所负担的义务。因而在章程上便授权执行委员会去开除那些拒绝服从国际决议的个人、集团或党派。改良主义者攻击这条规定，说它是实行“莫斯科专政”的野蛮方法，但是每一个工人只要稍稍考虑一下应该如何在实际上实现国际行动的统一，就必然懂得并没有其它办法保证国际的纪律。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党的领导，是没有使它的党员遵守原则的强迫手段的；它必须把一些轻视自己的义务，不执行决议，破坏国际纪律的人，无情地清除出党。只有这样才能无条件地保证国际行动的统一。 中派分子恶毒地咒骂加入国际的二十一项条件，也是旨在无条件地保证国际纪律和执行国际决议的。这些条件要求对所有在共产党人影响下的组织、和所有以共产主义精神出版的报刊加以领导和监督，除去合法组织以外，也建立不合法的组织，有组织地在军队里和地方上到处进行宣传，有组织地不仅对社会帝国主义，而且也对社会和平主义进行斗争，完全从组织上和一切必须从共产党中清除出去的中派分子断绝关系，对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予以兄弟般的支持，特别是由殖民国的党予以支持，通过有组织的党团在工会中系统地对阿姆斯特丹改良主义国际进行斗争，议会党团从属于党的领导，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如果以前社会民主党真正要变成共产主义政党的话，这些条件没有一条是多余的。二十一条中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传统最难克服的地方；它们应当创造可靠的保证，以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分子屡屡玩弄的实践活动，即：当群众情绪要求他们同意时，他们便同意任何决议，以后却毫无顾虑地怠工不去执行决议。 右翼独立党人克里斯平、提特曼等人和法国与意大利的中派分子特别反对把所有改良主义领袖完全排除出去的要求。提特曼的喽啰们说：“考茨基没有什么影响”，塞拉蒂坚决认为：“屠拉梯会服从纪律”，但是第三国际的领导人无意重复第二国际各政党陷于破产的经验。各处的经验都证明，只要机会主义者抓住机会钻进群众组织，钻进议会，他们在紧要关头，即当资产阶级把全部压力放在革命组织上，当党的薄弱环节开始动摇时，便会出来破坏统一的和果断的行动。 许多代表不愿意理解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建立不合法的组织。他们认为提到这一点在策略上是不明智的。这也是机会主义传统的另一表现。革命政党不瞒资产阶级也不瞒工人阶级：它的活动并不依靠警察的允许。利用每一个合法的机会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可是当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认为有必要对党诉诸暴力措施时，要无条件地保证党的机关继续发生作用。 二十一项接收条件原则上已对中派的机会主义分子建立了堤防，而第二次大会把利用议会和群众组织进行革命宣传当作国际各政党的义务，由此也就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各派别的信徒划请了界限。 关于殖民地和土地问题的决议中，有马克思和列宁从一个世纪革命斗争经验中取得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战略学说。为争取无限制的民族自决权而进行的斗争，特别是为亿万殖民地人民群众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动员了强有力的后备力量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和小农的联盟和农村中的阶级斗争的发展，支援了无产阶级。没有这种援助无产阶级是不可能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的。 当中派分子看到他们的实际活动在莫斯科遭到无情的批判，当他们看到不可能在第三国际内继续干第二国际的旧的变节行为时，他们便猛烈地展开了反对加入第三国际的运动。希法亭在他著的《金融资本》一书里暴露出他的人格已完全破产，当时他写道，社会主义的行动并不一定由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才产生。他发现了各式各样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左的”论据。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结成同盟，认为把土地分配给贫农都是机会主义。他为将来的化学意义上的纯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宣传，在这个革命中只有“纯”工业无产阶级而没有和其他被剥削阶层的联盟，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过激主义的表现，其目的显然是要逃避工人阶级所面临的直接革命任务。中派分子当时全都“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们反对革命的恐怖，好像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的无产阶级可以由资产阶级的道德法典所指导，而当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需要时，它自己就把这种道德法典无情地弃置不顾。但是他们却首先要咒骂“莫斯科专政”，他们这样作无非暴露了他们的民族狭隘性和对国际团结的行动的无知。 迄今以前跟着中派政党走的工人们，于1920年10月在哈勒召开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和1920年12月在图尔斯召开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大多数决定赞成二十一条，赞成加入第三国际。 这二十一条在意大利社会党中引起了严重的斗争。这个对战争一致采取反对态度并代表齐美尔瓦尔得中派立场的党，在第三国际成立后立即加入了第三国际。但是这个党的最有影响的领袖塞拉蒂却拒绝把改良主义分子驱逐出党。当1920年9月意大利工人转向占领工厂时，这时清楚地表明，意大利社会党还是一个中派分子的党，没有能力领导工人前进，去进行决定性斗争。当群众武装起来的时候，这些领袖则在商谈怎样中止斗争。 根据政府的空洞诺言，斗争停止了。这个失败的痛苦教训促使1921年1月在意大利波伦亚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有相当多的少数人集合在左派周围。左派不仅坚决地和改良主义者决裂，而且也坚决地和中派分子决裂。 当为二十一条而进行的斗争已经取得了成果的时候，最重要的中派主义的政党，例如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瑞士和德奥的社会党，1920年12月在它们的伯尔尼会议上决定召集一次已经退出第二国际但还没有加入第三国际的各党派代表大会。当时正是革命高潮的时期，就速中派分子都声称拥护世界革命，赞成保卫苏维埃俄国，赞成支援东方的革命运动，赞成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伯尔尼预备会议的宣言上确认：世界战争摧毁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剩下的只是“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派了”。第二国际只是“无产阶级斗争中破坏统一的因素”。但是作为保持中庸的正义典型，这些中派的英雄们也对左派进行了批判。他们说第三国际只是所有共产党的结合，它把布尔什维克的模型加在所有政党身上，它要完全取消各个党的自治，使工会从属于党，它力求使国际工人运动分裂。 这些中派的聪明人拿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模型”：即不管是以工人苏维埃的形式，或是以任何其它形式，尽可能地按照民主路线行动，如果非如此不可，然后实行专政。显然中派分子所承认的“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即不是马克思曾描写过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整个时期的国家形式，而是他们所想的资产阶级国家中的一种暂时的紧急状态，在这种国家内他们既对右派也对左派实行专政。 这就是1921年2月在维也纳独立地形成的国际中派自始至终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的确，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一开始就乱过，他们无意建立新国际，而是帮着建立无所不包的国际。“在我们既要离开天真的焦躁同样也要离开怀疑主义的不信这一意义上”，阿德勒把这种联合声称是中派的特殊使命，而阿德勒则是中派的忠实信徒。因为诺斯克、王德威尔得、托马斯之流什么都不缺，只是缺乏信念，所以阿德勒拒绝如同第三国际所做的那样，挖苦这个高贵的团体“像一个兵营中的军曹”。他对第三国际使用的也不是兵营中的语言，而是帝国主义外交的语言。他诽谤第三国际是苏维埃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并说明道。 “除去（！）这种职能以外，国际本身还有存在的理由——不管这是多么的不幸，因为当在那边遭到失败时，却意味着世界反动派的胜利。” 阿德勒也承认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是国际的义务；他也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失败会是世界反动派的胜利，因此，他对于建立一个必然地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国际所提出的理由只能是：除去保卫无产阶级国家以外它还有其他任务，此外再也不知道有更好的理由。好像这曾发生过争论：在保卫无产阶级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任务之间仿佛是有矛盾的！ 在每个问题上中派分子的特点就是在互相没有调和余地的原则之固动摇不定。在自治问题上阿德勒说，只有当国际的决议有约束力时，这个国际才有某些价值，但这会使自治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国际的范围必须尽可能地广泛。把这种就法从文雅的德国话翻译成普通话，那就是：为了使决议可能有约束力，必须尽可能地少作决议。 但是就连这种有节制的公式，对这个新国际的许多代表来说，也还是走得太远了。这个新国际，由于它站在第二和第三国际之间的中间，而恰当地被称为第二半国际。辛威尔代表独立工党讲活时这样说： “我们要求从任何国际那里得到方法上和组织上的自治权。我们准备服从这次会议所拟定的原则，但是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方法和组织形式和我们国家的条件相适应。我们拒绝任何人给我们作出规定”。 人们在会议通过的纲领中，找到了一条可以利用的措辞漂亮的条文：国际组织的每一个决议，都意味着“各个国家的政党的自治的自愿限制”。以此巧妙地暗示，除去它们自愿以外，各个党不需要对于它们的民族主义加以限制。中派分子国际的基本原则如此地适合改良主义者的口味，以至这个基本原理后来被放到改良主义者重新结合在一起的国际的章程中去了。 充满了这种相似的智慧的这些纲领得到了一致的通过，虽然瑞士代表格里姆曾经提醒大会注意：缺乏共同见解——特别是在保卫国土问题上。和在放弃统一的有约束力的决议情况下的对外的虚假的统一，已经使第二国际陷于崩溃。 专政和民主之间的中问道路，在纲领中是这样解释的： “国际既不允许像今日的所谓第二国际所做的那样，限制无产阶级只能应用民主方法[8]，也不允许像共产国际所愿意的那样，要人门千篇一律地去模仿俄国工农革命”。 布尔什维克的“范例”遭到许多咒骂，但从未遭到客观批判，这个“范例”不外是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通过以工人苏维埃和武装的无产阶级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来维持政权。中派分子否认“这种范例”，因为害怕内战就是他们行动（正确些说，他们不动）的最大的理由。这些纲领凭空构筑了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不拥有军事力量，因而不敢激起内战。在这种纯朴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应当“以民主手段夺取政权”。 这样的国家还没有被发现。可是这时中派分子却使无产阶级离开武装斗争，虔诚地希望终于有一天会找到这个人所不知的其中有善良的资产阶级的国家。但是对于不具有这种“天真信仰”——引用弗里特里希·阿德勒的话——的共产党人，为了给他们灌输和平民主的信仰则不仅用说服的方法，而且。还要用暴力的方法来压服。 昆费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期间是人民委员，他说当时的选择是或者和共产党人一道走或者变成诺斯克的党。他以这种理由来原谅他和共产党人的合作。这是共产主义论点的十分正确的表达：现在只有从二者之中挑选一个，或是资产阶级专政或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中派分子却恰恰想避免作这种清楚的抉择。 阿德勒采取了中间立场，他的立场介乎“天真的和平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暴力论”之间。他把暴力论理解为这样一种理论，即把战争看作是引起革命的“正确杠杆”。我们考察了第二国际的历史证明：1914年以前一切工人领袖都把战争看作是革命的杠杆，而我们这个时代（1871、1905和1917—1918年）的一切大战也证明的确是如此。可是确实没有人断言过战争是革命的“正确杠杆”。革命危机的发生可能有种种原因，一个革命政党将利用每一个危机。但认为共产党人把战争看作是革命的唯一杠杆，这实在是一个愚蠢的发明，制造这种愚蠢的发明的目的在于：使人怀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坚决的战士渴望发生战争。 虽然第二半国际的代表大会竭力保持中间路线，可是在一切问题上显然还是接近第二国际的。阿德勒声明，大家全都同意不和第二国际商议，“莫斯科问题”必须先解决。这位瑞士人提出的建议——应该通过商谈来修正二十一条，因为实际上作不到而被否决了。但是此外也没有作出意味着试图接近共产主义的决议。左翼社会革命家是讨论当中坦率地拥护苏维埃制度的唯一的代表（当然，照他们的理解，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的苏维埃制度），他们提出一项声明，就大会进一步远离了第三国际而接近了第二国际。以后的发展充分证实了这种看法。“社会党国际工人联盟”这是第二半国际的正式称呼，它诞生了只有两年就又回到社会爱国主义的怀抱里去了。 第三节共产国际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而斗争 1921-1922年 1921年6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会。这次大会在欧洲若干国家的工人阶级遭到一系列沉重失败以后，必须对于世界形势，对于国际无产阶级任务表明态度。1920年秋，红军在华沙城前被击退；在德国，1920年工人反对卡普暴动的英勇防御斗争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塞弗林和白军合作以工人遭到血腥的镇压告终。1921年3月，社会民主党的政府首脑霍尔星把警察部队派到德国中部去占领工厂，有意敲地企图挑起暴动以便解除革命工人堡垒的武装。共产党对于情况作了过高的估计，号召全国实行总罢工和武装抵抗，但是德国中部从事战斗的工人们却陷于孤立并被镇压下去了。 资产阶级借助社会民主党克服了1918-1919年的猛烈的危机，并重新建立了对无产阶级发动国内战争的权力机构。但是资产阶级没有能够克服世界大战所引起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无产阶级国家自从胜利地抵御了一切武装干涉、最终地镇压了国内的反革命以后，面临的是经济建设的任务。俄国无产阶级能指望通过在一个现代工业国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而马上得到支持。它必须靠自己的劳动以自己国家的资力给社会主义建设打下基础。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有计划安排的为需要服务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一天实现，而一个有成千成万小独立经济单位的落后国家（特别是在农村），尤其不可能。国家政权从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即无产阶级革命，由于剥夺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一举而创造出社会主义建设所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这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大规模工业生产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国家管理的经济因素和小的个体的商品经济之间进行顽强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中实现的。对待后者不能用暴力摧毁，而是必须一部分通过有组织的大规模生产的优越性，一部分通过小生产者的合作来战胜它。第三次世界大会同意了新经济政策，就它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而对于社会民主党辩护者的“退回到资本主义”的发言即置之不理。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共产党也必须注意革命发展速度的一时减缓的后果。列宁在1918年就已经驳斥过这种愚昧的假定：好像布尔什维主义推论世界革命是一定时期就会发生的事件。世界革命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整个时代，是内战和革命战争的时代，是尽管一时失败而无产阶级的胜利却在一切国家都逐渐接近的时代。 尽管除去俄国以外各国革命全都失败，而战后的阶级斗争和战前比较却采取了新的更高的形式。欧洲和亚洲有千百万人意识到了他们的阶级地位并参加了革命斗争。在一些最重要的国家里，群众性的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仅这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反映群众革命经验的转变——就证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革命时代。第三次代表大会无论如何都不放弃革命前途。它的任务是决定共产党在准备革命阶段（一个或时间较长的阶段）的策略。现在直接摆在面前的并不是立即夺取政权的斗争，而是为胜利地夺取政权的斗争创造最重要的前提条件。这就是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争取它的有决定性意义的阶层。因此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口号就是“到群众中去！”。 第三次代表大会和腐朽的取消派分子（例如保罗·列维）破裂了，因为他们对革命已经绝望，逃到了改良主义阵营。不过大会也不同意暴动主义者的想法：这些人认为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单靠先锋队就能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通过1921年12月召开的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决议，总的指导方针有了更详细的规定。面对着资本的猛烈进攻，面对着新战争的危险以及争论赔偿问题所引起的欧洲经济混乱，群众表现了日益增长的斗争决心和要求无产阶队伍统一的强烈意愿。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把这种要求统一的朴素的原望引导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轨道上来。因为建立在改良主义基础上的统一意味着投降资产阶级。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统一，乃是斗争成功的前提条件。在尖锐的革命危机时期没有发现通往共产主义道路的群众，不能单靠鼓动和宣传争取到革命斗争中来。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检验认识到改良主义和中派领袖不仅拒绝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而且从而也不能在目前的条件下使改善工人状况的斗争取得成果。共产国际和改良主义者的不同之点，并不是它放弃为了改良和为了工人阶级的部分要求而进行的斗争，而是它把改良看作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改良主义者相反，他们放弃阶级斗争，允诺在和资产阶级谅解的情况下达到工人生活的改善，他们在尖锐的阶级矛盾时期，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是决不能为工人阶级取得让步的。 因此，共产党在这个时期就必须重视为部分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必须声明为了这种要求准备和所有工人组织共同进行斗争，偶尔也和改良主义领袖进行谈判并取得共同进行斗争的协定，这是为了以实际行动向工人群众表明共产党人是工人利益的唯一的代表，而改良主义者阻挠工人阶级的统一斗争，并由此妨碍了工人要求的实现。这就是统一战线的策略的意义。这决不意味着和改良主义的工人叛徒和解；没有一个共产党人想要取消独立的共产党的组织，即取消工人运动的最伟大的成果。统一战线的策略不单单是动员工人群众去进行斗争的工具，同时是使他们拜托改良主义的工具。 统一战线的策略，首先对中派领袖是一种考验。当人们不许他们混入共产主义先锋队的组织时，他们便绝望地大肆叫嚣，说什么共产党人分裂工人运动。现在他有机会表明他们是否真的像他们多年以来所发的誓言那样，真正愿意和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工人阶级的要求而斗争。他们所表现的恰恰相反：斗争的任务越大，在斗争中工人阶级的统一越必要，中派领袖就越接近社会爱国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以便和他们一道对革命无产阶级进行斗争。 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一起于1922年2月在巴黎和在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进行协商。第二半国际建议和第三国际共同举行会议。第二国际代表对举行这样的会议提出了若干条件。于是，决定先在三个国际的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考察所有工人政党举行国际会议的可能性。关于赔偿问题，决定去建议取消国际战债。又重新强调了德国有义务恢复遭受破坏的地区，建议德国要摆脱负担只有对同盟国支付战争资金。这次会议已经表明，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之间并无矛盾。相反地，各国社会帝国主义代表之间却有矛盾。只要这些“社会党人”必须以政府成员的身分实际上决定赔偿问题，他们就完全忽视他们的“国际”的决议。王德威尔得最近1929年8月在海牙会议上关于斯诺顿的态度，又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在经济危机加深和革命正在威胁着的时期，各国的资本家觉得不仅他们互相商谈，甚至要把再三被诅咒的苏维埃政府代表邀请到日内瓦来开一次联席会议也是适宜的，资产阶级的奴仆的举动也不能比他们的主子们更为反动。稍稍踌躇之后第二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就接受了第二半国际的邀请去和第三国际举行联席会议。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马上就毫无条件地同意了；因为不仅必须尽一切可能实现工人阶级统一的国际行动，而且也必须向工人们表明，如果这种统一行动不能贯彻的话，谁应负责。 1922年4月这个会议在柏林举行了。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作了会议的主席，他一开始就确认：讨论的问题不是组织上的合并问题，而主要是促成统一的国际行动的问题。因此，克拉拉·蔡特金就代表第三国际建议只讨盖有实际政治意义的问题，她所提出的这类问题就是：防御资本家的进攻；对反动派进行斗争；准备对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进行斗争；援助苏维埃共和国恢复元气，因为它当时由于伏尔加流域的饥荒严重地威胁着它的经济发展；凡尔赛条约问题和重新建设遭受破坏的地区问题。 第二国际的狡猾的外交家王德威尔得，作为“比利时国王陛下的外交大臣”他有领导国际谈判的实际嘴脸，这时他立即反对这个建议。他首先就他很忧虑关于为反对赔偿负担而斗争的谈话。他说： “我不想争辩这个建议会受到德国无产阶级的欢迎，也会使司丁尼斯先生满意，但是我不大相信这种建议会被遭受到严重损害的国家里的无产阶级以同样的革命热情所接受。”[9] 在对国际思想作了这种堂皇的证明以后，他说要求共产党人作出保证，作为国际共同行动的前提条件： 停止在阿姆斯特丹工会里“建立支部”，保证乔治亚有自决权，对那些因为参加反革命暴乱和阴谋而应该在莫斯科革命法庭进行答辩的右翼社会革命党人予以自由辩护。 保罗·福尔代表第二半国际马上起来支持他的同僚。他说，建立真正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前提条件，就是社会主义政党之间只能用精神武器来争论，而不用恐怖的斗争方法毒化争论。因此他所要求的并不是把诺斯克、霍尔星和塞弗林开除出德国党，或判处一些曾经组织过谋害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社会革命党人，而是为俄国的一切“社会主义”政党要求“政治权利平等”。他抗议对社会革命党人判处死刑，但是“另一方面”他却认可右翼社会党人参加了政府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党左派和共产党的野蛮迫害。 对于王德威尔得的友善的通过接受第二国际的条件以恢复遭到了破坏的信任的要求，拉狄克回答道：对于王德威尔得这位公民的信任不值一文钱。但是他却打开了从共同行动产生某种接近的可能性。因此他说人们应该讨论反对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 塞拉蒂作为当时没有加入任何国际组织的意大利社会党的代表，他反对王德威尔得，指出第二国际的党在和资产阶级共同行动时，对资产阶级的毒害所表示的忧虑，并不如他们现在和革命者共同行动时可能受到布尔什维主义的毒害所表示的担心那么多。奥托·鲍威尔说，第二国际的条件并没有包含人们要认真反对的东西，但目前提出这样的条件是不合时宜的。 拉狄克提醒这些乔治亚的自决权的兴高彩烈的拥护者乱，第二国际各党从来也没有为遭受它们的祖国压迫的殖民地的独立进行过斗争。在孟什维克政府的统治下的乔治亚不是一块独立的国土，而是英帝国主义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堡垒。农民和工人高举起义的旗帜反对孟什维克政府。援助他们是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利和义务。虽然如此，拉狄克还是代表俄国的党宣称，他们准备并可由社会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去调查乔治亚的情况。诚然也应该考察一下第二国际帮着压迫的其他国家的自决权的问题。也应该使“社会党的”反革命代表可能在苏维埃法庭前为他们的同志、为社会革命党反革命分子来辩护。 最后，达到了内容如下的一项三个执行委员会的共同声明。 为了准备一切社会主义党派和组织的世界工人代表大会，应该成立一个九人委员会，由三个国际各派三个代表组成。这个委员会应该召集阿姆斯特丹和红色工会国际联席会议来商议恢复工会统一的问题。第三国际代表的一项声明使大家知道，允许社会党派代表出席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讯，诉讼公开进行而且不判处死刑。 关于乔治亚的问题的材料应该从各方面来进行审查。第二国际的代表已经宣称在热内亚开会期间不可能举行一次会议，但是所有出席的政党应该在下面这些口号之下尽可能地举行统一的群众性示威运动： 拥护无产阶级反对资本进攻的统一行动，拥护俄国革命，拥护在各个国家和在国际上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 第二国际在这项共同声明以外又发表了一项单独声明，声明说他们坚持书面答复他们提出的条件。第三国际代表团提出了一份报告书，报告书说，他们对于达成的协议表示怀疑。因为第二国际不同意废除凡尔赛和的口号，因而表明他们不愿意对资本的进攻进行斗争。 会议以后，列宁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文章中他批评了第三国际代表团在会议上的态度。认为允许对社会革命党人不施用死刑意味着鼓励反革命分子，这些反革命分子现在正相信他们能够指望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的支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斗争中，无产阶级的代表作了毫无必要的让步。资产阶级国家不会像第三国际代表对待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代理人那样，同意无产阶级国际的代表去监督它的审批。正相反，人们从资产阶级代表方面得不到任何让步，所以为了能够容易地接近改良主义工人——这是会议的唯一成就——所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虽然如此列宁还是赞成批准这项协定。[10] 事实上，国际间结成统一战线的初步贡献，成效并不大。这种商谈也许使共产党人容易证实，分裂工人运动的不是他们，而是改良主义者。在一些国家里，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运动拥护在柏林会议上同意的口号。可是由于第二国际顽固地实行怠工，致使世界工人大会没有开成。共产国际的代表于1922年5月底退出九人委员会，并发表声明指出，召开世界大会的努力归于失败，责任在第二国际。 第三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1月和12月召开，它从第一大应用统一战线策略所取得的成果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再度着重指出：共产党人在和改良主义领袖会谈和进行协商时决不许放弃充分批评的自由，例如在德国趁民主派的外交部长拉特瑙遭到暗杀而举行共同示威时会多多少少地出现过这种情况。 改良主义者于1922年12月在海牙召开一次反对战争危险的世界大会，他们没有邀请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参加大会，可是尽可能地多邀请了一些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的代表。只有俄国的工会受到邀请，它以洛索夫斯基、拉狄克和罗特施坦充当代表参加了大会。 当12月10日大会举行时，法国和德国为赔偿问题进行的斗争如此尖锐，以至战争危险显得十分明显。在工人群众反战情绪的压力下，社会爱国主义先生们就装作是最热情的反对战争的战士。 法国改良主义工会的经验丰富的领袖如果要求工人负有义务不再生产军用品。韩德逊谈到所有裁军会议的失败，并咒骂他的“国际”以之为基础的凡尔赛条约。德国和平主义者黑尔姆特。冯·盖拉赫欢迎工人组织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联合行动，拜劝告工人不要提出任何工人的特殊要求。 菲门当时是运输工人国际的书记，他使人们想起了不久以前罗马国际工会大会所作的决议——用总罢工来回答战争： “当情势走向极端时，工人阶级与其在新的战争中，不如到街头去并举行起义推翻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的盟友听到这种说法，并没有提乱他们的平静心情：原来1914年前，他们不仅听到同样美好的演说，而且他们还作过这样的演说，但“一旦情势走向极端”，并不由此妨碍他们在战争中去支持资产阶级。 洛索夫斯基和拉狄克揭穿了这种无耻的伪善言辞。他们认为，如果人们决哥要以总罢工来反对战争，人们必须先拒绝保卫资产阶级祖国并和联合政策决裂；如果人们真正要想以起义来反对战争，人们必须在革队里进行革命宣传；不要就大话，应该以具体的措施开始。俄国的代表团建议： 1．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周， 2．举行一天国际性的罢工，反对凡尔赛条约和反对威胁着的战争。 王德威尔得当然最能感觉到自己是受到了谴责，所以他便起来保卫社会爱国主义。他重弹他那乔治亚自决和关于审讯社会革命党人的老调，可是然后他宣称： “人们不应禁止一个国家对非正义的军事进攻进行自卫”。 胡斯曼强调了这种社会爱国主义的自白，他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宣称，在同样的情况下他的行动会和1914年一样。对于俄国代表团的具体建议，和平主义者的大会一挥手就不管它了。而一个习以为常的决议，即一个“不拘束任何人作任何事”的决议却被通过了。 这个决议包含了去共同实现罗马总罢工决议所提出的目标的号召力，其次是要求修正和约和由国际联盟监督军备，把战争工业转变为和平生产（好像一旦资本家认为合适，把和平生产转入战争生产并不同样容易似的！），把德国接纳到国际联盟并取消秘密条约。 这次会议表明，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之间在政治上完全是一致的。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于1922年10月在纽伦堡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实行合并。独立派在内战期间发了千百遍庄严的誓言，就他们从未和谋杀工人的党联合在一起，此后不久，他们的曾经力求加入第三国际的整个领导部们就跑到诺斯克党的阵营里去了。只有累德堡领导之下的小集团拒绝了这种联合。 第二半国际的领袖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海牙会议上对于和第二国际代表达成的反战斗争问题的协议表示满意。 一个月以后当法国军队于1928年1月侵入鲁尔地区时，人们就能够确定海牙和平决议的价值。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显示出没有能力达成共同决议，更不用说在“和平当中”实现反对战争活动的共同行动了。 有关国家的共产党在占领鲁尔的前夕，于1月6日在埃森举行国际会议，制定了反对占领鲁尔、反对法国帝国主义和反对德国资本主义的共同路线。 当法国军队已经侵占鲁尔地区时，共产党领导的莱因—威斯特伐里亚工厂委员会理事会便在法兰克福召集会议，各派工人政党都被邀请。在1923年3月召开的会议上，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欧洲各国的共产党都有代表参加。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以及一切参加这些国际的组织都拒绝参加会议。第二半国际也不顾参加，但它还允许加入这个国际的党派去参加。只有德国的累德堡集团和左翼社会革命党利用了这种允许。 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统一的革命斗争路线，不仅表现在这次会议的决议中，而且也表现在共产党的实际斗争中。 德国和法国的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无畏地反对占领鲁尔都被投入法国和德国的监狱，共产党的青年工人因为在占领罪中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而被交付军事法庭并被判处徒刑。德国和法国的警察和司法机关联合起来一致反对革命运动。 占领鲁尔事实上是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头一次总演习。它表明国际无产阶级不再像1914年那样面对各民族的大屠杀而毫无抵抗了；现在有了一个共产国际组织，这个组织不会像第二国际那样当国际行动十分迫切需要时，作为“和平工具”不起作用了，这个组织正是一个在严重关头能够领导一切国家的工人进行统一的斗争的组织。 王德威尔得又一次最完全地表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态度。他在占领鲁尔的那一天在比利时的议会里宣称： “我们像一个人一样一致声明：我们的要求和法国及意大利的要求一样都是神圣的，这些要求必须由德国来满足……德国的重工业是和平的经常威胁”。 乔治·胡宾在比利时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称： “《前进报》劝说鲁尔地区的工人举行抗议罢工，使我很遗憾。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于防止德国无产阶级使斯廷纳斯发财致富的形势出现，没有做过一点事，而当问题是关于为偿还赔款而工作时，它竟劝说罢工。我们要赔款，社会主义不仅是和平，它还是正义。” 德国社会民主党则又和资产阶级及反动的古诺政府缔结了国内和平。他们在和资产阶级政党及组织的共同声明中号召全国范围的抵抗。但是当它们认为放弃抵抗和牺牲工人阶级来和法国帝国主义取得谅解是合适的时候，它们也仍然是忠实于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 [1]约翰·德·卡伊：《伯尔尼国际的精神》，第75页。（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约翰·德·卡伊：《伯尔尼国际的精神》，第77页。 [3]同上书，第82、83页。 [4]约翰·德·卡伊：《伯尔尼国际的精种》，第84、85页。 [5]《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3-280页。 [6]考茨基在1905年俄国革命以后写道：斯拉夫民族能够在革命运动中赢得领导地位。恩格斯于1894年在维克多·阿德勒的一封信中把德国和法国的情况与奥地利的情况加以对比，从而指明恰恰是一个落后国家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会提供良好条件（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但是，尽管如此，你们的形势对于斗争来裁目前是更为有利的——你们要进攻，要一步一步地赢得基础，已获得的和已占有的新阵地不仅加强了你们的地位，而且给你们增加了许多群众；而工人们在你们的原始的立宪政体的情况下，至少还能够取得一些阵地，而且以合法的手段，即是以政治上教育他们自己的手段取得资产阶级本该取得的阵地。我们也要赢得这样的阵地。但是只有当外部的冲击到来时，我们才能获得这些阵地，即是要和一个国家发生冲突，而在这个国家里旧的封建的、官僚的、警察的形式和比较近代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混合使前者占得比重过大，以致把事态导向难以想像的混乱。你们处在这种幸运的形势中，而更幸运的是你们的工人运动大得足以在这里作出决定，从而如我所希望的那样给予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种冲击，这在那里对于再度粉碎过早在这里形成的‘一种反动群众’，和代替长期的反动压迫，在群众的运动自由的意义上实现一些资产阶级的改良都是必要的。你们应该成为欧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揭开总攻击的序幕，我们希望在取得全族胜利以前不停止这种总攻击……”（引自《维克多·阿德勒论文、演歌和书信集》第1卷，第103页）。 [7]阿道尔夫·布劳恩：《日内瓦国际代表大会》，柏林1920年版，第17页。以下两段引文引自第19及21页（所有着重点都是我加的。——作者）。 [8]法国中派分子疆尔在讨论中间曾经指出：和日内瓦会议的主张相反，战前第二国际从未坚持过只应用民主方法。 [9]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0]列宁这篇论文，见《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3—297页。——译者
列宁怎样学习外国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 列宁怎样学习外国语 列宁懂得许多种外国语。他精通德文、法文和英文，他研究这些语文，翻译这些语文的书籍，他能读波兰文和意大利文的书报。他能拿一本字典接连读数小时，以此作为一种“休息”。 许多人把学习外国语同学习本国语分割开来，其实两者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学习外国语能够丰富祖国语言，使得祖国语言更加鲜明、灵活和生动。研究过列宁语言的人都知道列宁的语言是多么丰富、热情和生动。 列宁在学生时代学了哪几种语言呢？列宁毕业于模范中学。在模范中学里要学习俄文、斯拉夫文、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和德文等六种语文；其中三种是活语言，三种是死语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记得在中学初级班时有一位德文教师夸奖他精通文法。伊里奇的母亲德语说得很流利，当然，这对伊里奇掌握德文是有影响的。伊里奇在年轻的时候德文就学得很好，他的德文比同班同学都强。 但是，当1895年夏天伊里奇到柏林以后，他发觉自己听德语的能力很差，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只是在语言方面情况很不好，我听德国话的能力比听法国话差得多。德国人的发音听着非常不习惯，我甚至在公众场合听人们讲话，都分辨不出字句；而在法国，这种讲话，我一下子就能几乎全部听懂。前天我到剧院去看戏，演的是霍普特曼的Weber（《织工》）。尽管我为了看懂这出戏，预先读了一遍剧本，但是我仍旧不能听懂全部对白。不过，我并不泄气，只可惜我的时间太少，不能好好地学习语言。”[1] 1896年1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捕入狱，他请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给他寄一本字典：“现在我正在翻译德文书，所以请你把巴甫洛夫斯基辞典给带来。”[2]（送到狱中。——娜·康·注） 1898年3月，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流放地开始翻译韦伯夫妇[3]合著的英文著作时，他给安娜·伊里尼奇娜写信说：“我想请你替我找几本英语参考书。我曾经请求在这里搞点翻译，并且已经收到了一本厚厚的韦伯夫妇的书。我很担心，怕出错误。 我需要下面这两本书： （一）《英语语法》，特别是有关句法和习惯语方面的。如果娜·康·没有努罗克著的语法书[4]（好象她有这本书，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她自己的），把你那本寄给我用一个夏天也可以，假如你（或玛尼亚莎）不需要的话。不过不知道努罗克的语法书是否有很多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材料？假使可找到一本好的英语教科书，那就太好了。 （二）《地名和专有名词辞典》。要从英文翻译和音译地名和专有名词是很困难的，我很怕出错误。不知道有没有适用的辞典？假如在《书目索引》或者在其他索引或目录中查不到，是否可想办法从其他材料上查到？当然，假定这是可以查到或找到的话（我不想在这方面省钱，因为稿费将来是不少的，而且初次尝试应当搞得好些），而特意费很多力气去找，那就没有必要了。我还会收到这本书的德文译本，可以经常用来参考。”[5] 当我去舒申斯克时，我随身带了一部我曾在监狱里学习用的努罗克著的英语语法书。伊里奇的英文比我好，我对英文的发音一点也不懂，我是按照法文发音念的。因此我朗读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象女英文教师教他的妹妹奥里珈朗读英文时那样倾听着。不过，他也有部分发音不够准确。我按照他的指导学习发音，但是四年后，当我们到了伦敦时，谁也听不懂我们的话，我们也不懂别人说的话。因此，我们又得从头学起。 到伦敦以后，我们开始逐渐地掌握了英语发音，我们出席了各种会议，在那里听英语演说，参加海德公园的英国人的演讲会，同女房东交谈。我们和两个英国人相互学习，我们教他们俄语，他们教我们英语。 1902年10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他已经从实际生活中掌握了英语。而在同年12月，他建议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按照土森文法来学习英文，他写道：“……因为土森的书也非常好。我原来不相信土森提出的学习方法，现在才确信，这是一种很可靠很见效的方法。如果一边学土森的第1册，一边向个地道的外国人另外学几课，那就一定可以学好。现在已经有了土森的标有拼音的辞典，我劝玛尼亚莎一定要买一本，因为我国的亚历山大罗夫辞典有很多缺点。”[6]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德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订购了巴甫洛夫斯基编的辞典，此外还在1898年12月从流放地写信病求给他寄一部屠格涅夫作品的德文译本。他写道：“不管屠格涅夫的哪些作品，对我们都是一样，不过译文最好是好一些的。德语语法最好是尽量完全的，特别是句法部分。如果是用德语写的，那更好。”[7] 他需要屠格涅夫作品的德文译本，为的是用还原译法来学习德语。1901年5月，伊里奇在从慕尼黑写的一封信中建议当时在监狱中的姊夫马尔克·季莫费也维奇·叶利札罗夫最好给自己规定一种“制度"，他写道：“……在脑力工作方面，我特别劝他搞翻译，并且要对译，就是说，先由外文译成俄文，然后从俄文译文再译成外文。根据我的经验，这是一个最合理的学习外语的方法。”[8] 列宁除了通晓法文、德文和英文外，还学了兰文和意大利文，并懂得捷克文和瑞典文。 在1908年夏天第二次流亡国外时，我在日内瓦进了一个在本国教授法文的外籍教师进修班，期限六个星期。我向伊里奇谈过进修班的教学法。教学的重点是语音学，同时还考虑到外籍教师的祖国语言的特点，在班上和在附近参观时，经常进行会话，进修班还广泛采用听标准法语录音片的方法。伊里奇对这样的教学法非常感兴趣，他看了我们学习用的课本，称赞这种方法，并说需要最广泛地采用这种方法。 目前，在我国对于学习外国语的兴趣很大。因此，介绍一下列宁怎样学习外国语是特别有益的。 写于1937年 载于1937年9月5日《真理报》第245号 [1]《列宁全集》第37卷第15页。 [2]《列宁全集》第37卷第27页。 [3]韦伯夫妇即悉尼·韦伯（1859—1947）和他的妻于阿特里萨·韦伯（1858—1943），是英国改良主义团体“费边社”的主要领导人。 [4]《实用英语语法（附文选和辞汇表）》1894年圣彼得堡版。——娜·康·注 [5]《列宁全集》第37卷第115—116页。 [6]《列宁全集》第37卷第315页。 [7]同上书第169页。 [8]《列宁全集》第37卷第288页。
列宁怎样利用图书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 列宁怎样利用图书馆 列宁的很多时间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他住在萨马拉的时候，向图书馆借了很多书。到了彼得堡以后，他整天呆在公共图书馆里，他向自由经济学会图书馆和其他许多图书馆借阅大批书籍。甚至当他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姐姐还到图书馆去给他借书。他从这些书中做了很多摘录。在《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中记载着，列宁为了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曾参考了五百八十三本书。《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许多引证都是从这些书中引来的。列宁自己是否买得起所有这些书呢？其中有许多书，例如对列宁特别有价值的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甚至是非卖品。此外，列宁当时所过的是大学生一般的生活，住在一个小房间里，生活很俭朴。他不可能拿出这样多的钱（至少一千卢布）来买这些书，也没有时间到各书铺去找这些书，如果去找，那他就没有时间去读这些书了，如果没有图书馆的图书目录，其中有许多书他甚至会不知道。最后，他也没有地方放置这些书。列宁读了这些书，不仅写出了象《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重要的巨著，同时还很好地研究了当时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那个列宁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于1899年出版。 到国外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更加勤奋地利用图书馆。他懂得许多外国语，因此读了大量的外文书籍。他无论如何也买不起这些书，因为在流亡期间，每一个戈比的支出都得精打细算，要节省电车费、伙食费及其他费用。但是，如果不读书，不阅读外文报纸和杂志，伊里奇就不可能从事他所进行的工作，也不可能具有非常丰富渊博的知识。 看看《列宁家书集》就可以知道，他是多么重视图书馆。 1895年他第一次出国，观感很多；他在柏林住了几个星期，一方面观察工人的生活，同时在柏林皇家图书馆看书。1895年伊里奇被捕入狱，经过了三个星期，他便安排了利用图书馆书籍的计划。他不仅利用监狱图书馆里的书籍，而且还设法利用狱外图书馆的书籍。在被捕三星期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狱外写信说： “他们允许犯人从事写作。这个问题我还特地问了一下检察官，虽然我以前就知道这一点（他们甚至还允许监狱里的犯人从事写作）。他告诉我，书籍只要不违禁，在数量上是不受限制的。而且还允许把书归还，就是说，可以利用图书馆。所以这方面的条件相当好。 另外一个困难得多的问题是找书的问题。需要的书很多（我在下面附了一份书单，这些书是我现在就需要的），因此要弄到这些书是要费很多周折的。我甚至不知道是否能把书全部都弄到。大概可以从自由经济学会的图书馆借到一些书，这个图书馆规定，把书借回家要付押金，借书期限是二个月（我已经从这个图书馆里借了一些书，并且付了十六卢布押金），但这里的书很不全。要是能够利用（通过某个作家或教授）大学的图书馆和财政部学术委员会的图书馆，那么找书的问题就算解决了…… 最后一个最大的困难是送书问题。这不是送一两本书的问题，而是必须在一个很长时间内定期地向各个图书馆借书，把书送给我（我想，每两星期送一次足够了。如果一次能借来较多的书，那末，每月送一次也可）和把书取走。我真不知道怎样来安排这件事。是否可以这样：找一个看门人或扫院子的人，或者找一个送信人或小孩，我可以给一些钱，请他给我送书。根据工作条件和图书馆的借书规章，换书工作就要求做得正确和准时，所以，这一切都需要好好安排。 ‘话讲起来容易……’，我很清楚地感觉到，要实现这个想法是不那么容易的，我的‘计划’也可能是一种空想……”[1] 安娜·伊里尼奇娜担负了从图书馆借书和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书送到狱中的工作。 列宁在去流放地的途中，1897年3月4日至4月30日是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度过的。在这期间，他常到一个叫尤金的人的图书馆去。列宁在3月10日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写道： “昨天我终于到这儿著名的尤金图书馆去了，尤金亲切地接待了我，并且让我参观了他的书库。他允许我在图书馆里看书，而我想，我大概是可以去的（在这方面只有两个困难：第一、他的图书馆在城外，但还不算远，总共二俄里左右，因此可以把它当作一次愉快的散步。第二、图书馆还没有完全整理好，因此我经常去借书，会给主人带来过多的麻烦）。究竟如何，看情形再说吧。我想，第二个困难也是可以解决的。我还很不熟悉他的图书馆，但是，不管怎样这里收藏的书籍是相当丰富的，例如：这里有十八世纪末叶直到现在的各种杂志（最重要的杂志）的全套合订本。我想这些杂志可以成为我写作上迫切需要的参考材料。”[2] 列宁在3月15日的信中还提到这个图书馆： “我每天都到图书馆去，图书馆离城二俄里，所以我来回要走五俄里左右（约一小时）的路。每天有这样的散步，我很满意，也很愉快，虽然它常常使我昏昏欲睡。在这个书馆里，我所需要的书，比我根据这个图书馆的大小前估计的要少得多，不过这里有一些书对我还是有用的，我很高兴，我在这里的这段时间不至于白白浪费掉。我还常到市立图书馆去，在那里可翻阅各种杂志和报纸，不过杂志和报纸要隔十一天才能送到这里，而我总还不习惯看这种迟到‘新闻’……”[3] 列宁被流放到舒申斯克村以后（信件和报纸要隔十三天才能送到那里），他在西伯利亚这个遥远的角落仍然竭力设法利用莫斯科各个图书馆的书籍。 1897年5月25日，他从舒申斯克写信到莫斯科给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叶利札罗娃说道： “我总是想利用莫斯科的图书馆，在这方面你们有些什么头绪了吗？也就是说，有没有在哪个公共图书馆找到门路？问题是这样，如果能借出两个月（象在圣彼得堡那样，象自由经济学会的图书馆那样），那末把借来的书当印刷品寄来，花钱并不很多（每一俄斤十六戈比〔可以寄四俄斤=六十四戈比〕；挂号费七戈比）；花一些邮费，可以看许多书，我觉得这比花很多的钱买不多的书，要上算一些。我觉得这样对我也方便得多，问题就是能不能在一个较好的图书馆，如大学图书馆（我想，米嘉[4]很容易办到这件事，他可以通过一个法科大学生，或者直接找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对他说，他想研究一下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到基础图书馆去把书借出来。不过现在只有等到秋天再说了。）或莫斯科司法学会图书馆（应该到那里去打听一下，要一份图书目录，了解一下接受新会员的条件等等）、或者其他什么图书馆按这个期限借到书（当然要交押金）。在莫斯科自然是有几个好图书馆的。甚至也可以到私人图书馆去打听打听。如果你们之中有谁还留在莫斯科，就请他把这一切都打听清楚。 你如果到国外去，请来信告知，我要详细地写信告诉你，需要从那里寄些什么书来。请你尽可能向旧书商以及图书馆、书店多要些目录寄给我。你的弗·乌·”[5]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897年7月19日给母亲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回答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要为他作摘录的建议，他写道》“我不知道还要不要摘录。我希望在秋天以前，能够跟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某个图书馆办好交涉。”[6] 1897年冬天，伊里奇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某些愿望是实现了，但伊里奇还寻求更多的借书机会： “玛尼亚莎[7]： 收到了你12月2日的明信片和两本谢朋诺夫的书。Merci[8]我很快就可把书寄还给你，最晚不超过一星期（星期三是24日，恐怕这里的邮差根本不走）。 原来这头两卷里恰好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材料。当然，在借阅不熟悉的书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情是难免的，我也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希望我们至少不要再出罚款，你可以去续借一个月。 你说：‘我问过卡布鲁柯夫，要到法律图书馆去，本人必需是法学家，并须经过两个司法学会会员的介绍。’我不明白你的话，仅仅是这一个条件吗？本人不需要是学会的会员吗？我将设法在彼得堡找人介绍。 不是法学家也能加入司法学会，这是毫无疑问的。握手。弗·乌·”[9] 但是，由于邮寄的困难，在舒申斯克村广泛地利用图书馆这件事没有办到。 1898年9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允许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去医治牙齿。他对这次旅行异常高兴，就在这次旅行中他还打算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图书馆去作一些摘录。 从流放地回来后，列宁就住在普斯可夫。他在1900年3月15日给母亲的信中说道：“我……常常跑图书馆，也常常出去散步。”[10] 在流亡国外期间，列宁在图书馆做了许多研究工作，但是在给亲属的信中，关于这点谈得很少。 当1902年至1903年我们住在伦教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半时间花在大英博物馆里，那里有世界上藏书最丰富和设备完善的图书馆。伊里奇还非常广泛地利用了伦敦的阅览室，从他1902年10月27日给母亲的信中可看到这一点。[11] 伦敦有许多阅览室，每个阅览室都是一间房子，读者可以从街上直接走进去。阅览室中甚至没有二个座位，只有阅览台和夹在报夹上的报纸；读者可以从报架上取阅报纸，阅毕归还原处。这样的阅览室很方便，读者整天不断。 第二次流亡国外时，正是哲学问题争论得最激烈前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1908年5月他从日内瓦到伦敦，专为在大英博物馆中进行研究工作，在那里逗留了一个多月。 我们是在1903年到日内瓦的。在日内瓦，伊里奇整天都在“读书协会”（Sociétédelecture）图书馆里。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在这里进行研究工作有良好的条件，有大批法文、德文和英文的报纸和杂志。在这个图书馆里从事研究工作非常方便。读书协会的会员大部分是老教授，他们很少到这个图书馆里来。伊里奇占用了一整间研究室，他在那里可以写作，可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思考论文，可以从架上取阅任何一本书。 在日内瓦，伊里奇勤奋地利用丰富的库克林俄文图书馆。馆长是卡尔宾斯基同志。后来，当伊里奇住在其他城市的时候，还向这个图书馆写信借过书。 在巴黎，伊里奇主要地是利用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Nationale)。 我在1909年12月给伊里奇的母亲写了一封信，谈到他在图书馆进行研究的情形：“一个多星期以前，他就开始在早晨八时起床，然后就去图书馆，下午二时从那里回来。这么早就起床，最初几天是很困难的，但是现在他已经很愿意早睡了。”[12] 除了国立图书馆外，伊里奇还到过巴黎的其他许多图书馆，但是这些图书馆很难使他感到满意。国立图书馆缺少最近几年的图书目录，此外，借书时官僚习气和拖拉作风很严重。一般说来，在法国，图书馆都有严重的官僚习气。市区图书馆几乎只有文艺书籍，虽然如此，要获得借阅权，还需要持有房东的证明，房东要负责使房客按期还书。由于我们生活困难，房东长时期不给我们开这样的证明。伊里奇根据图书馆事业是否健全来判断文化水平，他认为图书馆事业的状况是整个文化的标志。 伊里奇于1914年4月22日从克拉柯夫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这样写道： “……在巴黎工作不方便，国立图书馆的工作搞得很糟，我们常常想念日内瓦，在那里工作做得多些，又有方便的图书馆，生活不是那样不安和杂乱。在我流浪所到过的地方中，如果伦敦或日内瓦不是那么远的话，我最喜爱它们。日内瓦的一般文化活动条件很好，生活也特别安适。而这里，文化生活根本谈不上，差不多和俄国一样图书馆很糟糕，而且对读者极不方便，即使是这样的图书馆我也几乎没有机会去……”[13] 我们从克拉柯夫到伯尔尼后，伊里奇在1914年12月9日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写信说： “这里的图书馆很好，在利用图书方面我很满意。终日办报的时期结束以后，读读书是很惬意的。娜嘉[14]在这里还找到了一个教育图书馆，现在她正在写有关教育的论文。”[15]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16年2月7日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写道：“我和娜嘉非常喜爱苏黎世身这里的图书馆很好。”[16]而在1916年2月28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们现在住在苏黎世。是到这里的图书馆来找资料的。我们非常喜爱这里的湖光山色，图书馆也比伯尔尼的好得多，因此我们呆在这里的时间可能要比预定的时间长一些。”[17] 后来，他在同年10月9日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又写道：“……苏黎世的图书馆较好，工作起来也比较方便。”[18] 瑞士的图书馆事业搞得很好，特别是图书馆彼此之间的书籍交换组织得很好。瑞士德语区的科学图书馆和德国各图书馆都有联系，甚至在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通过图书馆从德国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各种书籍。 其次是为读者服务得很周到，这里没有任何官僚架子，编有完备的图书目录，图书是开架式，并且对读者非常关心。 1915年夏天，我们住在罗特霍伦山麓下一个很偏僻的小乡村中，在那儿收到图书馆免费邮寄来的许多书。书是装在纸套子里寄来的，套子上贴有写好的卡片：一面写着收书人的地址，另一面写着图书馆的地址。还书时，只要把这张卡片翻过来贴好投邮就行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称赞瑞士的文化事业，并幻想在革命后如何整顿俄国的图书馆事业。 写于1932年 载于娜·康·克鲁斯卡娅：《列宁关于图书事业写了和说了些什么？》 [1]《列宁全集》第37卷第21—22页。 [2]《列宁全集》第37卷第33页。 [3]同上书第34—35页。 [4]列宁的弟弟德米特利的爱称。 [5]《列宁全集》第37卷第56—57页。 [6]《列宁全集》第37卷第66页。 [7]列宁的妹妹玛丽亚爱称。 [8]谢谢。 [9]同上书第85页。 [10]《列宁全集》第37卷第248页。 [11]同上书第313页。 [12]《列宁全集》第37卷第580页。 [13]同上书第498页。 [14]克鲁普斯卡娅的名字娜捷斯达的爱称。 [15]《列宁全集》第37卷第501页。 [16]同上书第507页。 [17]同上书第508页。 [18]同上书第511页。
列宁的方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 列宁的方针 当你的思想掠过伊里奇的生活道路时，当你回忆伊里奇所做的工作时，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的早期的方针性的（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著作。1894年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就是这些著作中的一种，它当时是秘密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指出了明确的远景。它的结束语是：“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造成一种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坚固组织时，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1]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实际生活证实了这段话中的每一个字。这个目标在现在看来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三十五年前，它还仅仅是科学的预见》仅仅是用科学社会主义观点对俄国现实进行科学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这个目标贯彻在列宁终生的活动中。它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某种预言，更不是盲目的信仰，而是科学的信念。伊里奇在1894年规定的这个目标，照耀着党的整个道路。德国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在九十年代末写道：“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我还记得，伯恩施坦的这句话曾经如何引起伊里奇的愤怒。他认为伯恩施坦的话有削弱运动、涣散运动的危险。三十五年前，共产主义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是极遥远、极不现实的事情。谈论共产主义好象完全是多余的。当时人们没有估计到这个目标的巨大的组织作用。 三十五年前还只能极为公式化地确定达到这一伟大目标的道路。但是，伊里奇在《人民之友》里指出了一种把活水注入公式、在每一个阶段使公式有血有肉的方法。他写道：“……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是要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去反对横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道路上的现实的真正的敌人……在这种条件下，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就会融合为一个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说得极为中肯，这就是： 研究，宣传，组织（Studieren,Propagndieren,Organisie-ren）。 不做上述理论工作，便不能做思想领导不根据事业的需要进行这项工作，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结论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也不能做思想领导者。 这样提出任务就能保障社会民主主义者免除各种社会主义者团体所常患的毛病，即免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2] 布尔什维克走的是这条道路，共产党走的是这条道路，并且因此而取得了胜利。 研究，研究理论，研究现实。有时候，你走进伊里奇的办公室，你会看见，他坐在那里在反复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就是在国家处于最艰难的生死关头时，他也是这样。伊里奇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还能研究理论的这种才能，总是使我感到惊奇。他从理论中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善于把实践同理论结合起来，把日常斗争中初看起来似乎极为琐碎的问题同重大的原则问题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党的特征，是列宁全部活动的特征。就拿伊里奇在彼得堡活动的时期来说吧，当时工人运动还刚刚开展起来。他从不按时供给工人开水这样的问题当中引伸到关于阶级矛盾问题，关于必须进行阶级斗争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问题。理论使实践深入，同时理论本身又从实践中吸取新的力量和不断深化，使理论的作用更大。 伊里奇要求在研究理论的同时，还要根据各种材料和亲身的观察来研究现实。了解伊里奇的人都知道，伊里奇多么善于观察生活和抓住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冷静地考虑现实，善于正视真理，不管真理是多么无情，不为成就陶醉——这些都是伊里奇的特征。做到这些对他来说本来是不容易的。按性格来说，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他对一切有关的事情都非常关心。假如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往往激动的很厉害，焦急不安，彻夜不眠，早晨起床时完全象个病人，气色很难看。 我不由得想起反动统治的年代，即第二次流亡的年代，当时正是分裂时期。这个时期耗费了伊里奇的不少心血。但是，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无论什么严重的不幸和不好的心情都不能模糊他的视线，他总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也要求每一个党员，要求全党都有这样的清醒的头脑。研究理论，并不断地丰富理论，在党内已形成为传统。在运动极为广泛地开展起来，许多实际问题提到首要地位，需要给以极大的注意的时候，这个传统是尤其重要的。把理论同实践、把实践同理论密切结合起来的传统，给我们党增加了巨木的力量。今后我们要继续发扬这个传统，不应有丝毫的动摇。青年党员应当努力学习列宁掌握知识的方法和列宁研究现实的方法。 研究、认识现实，这是计算。大家知道，列宁是多么重视计算。这种计算不仅仅是统计学上的、数量上的计算，而且是质量上的计算。学习计算得愈来愈准确，愈来愈深入——这个任务并没有从日程上取消。 宣传，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人民之友》中提出的第二个任务。使群众了解革命理论、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方法，这是伊里奇的终生事业。开始的时候很简单，只是在四——六个人的工人小组里靠手抄的传单进行宣传，可是这样的宣传发展成用语言和事实对千百万人进行的宣传，发展成世界性的宣传。 列宁不断地研究宣传方法，研究如何行宣传才最能令人信服，令人激动。现在他的主要的言论和著作已经收集起来，因此可研究他在这方面的工作。鼓动是宣传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能把理论同实践特别紧密地结合起来。如何抓住当时最能激动群众的事情，如何把激动群众的某一现象同基本的理论问题结合起来，如何把各种现象联系起来，伊里奇对这些问题曾孜孜不倦地作过许多研究。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演说和文章才具有这样大的说服力。如何用“生动的事实”来进行宣传，如何把事实变为生动的宣传材料，伊里奇曾仔细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如何把报刊变成集体的宣传员和鼓动员，列宁对这一点也给以极大的注意。 列宁十分重视通俗化的问题，就是说，要善于清楚、简单、具体、通俗易懂地向工人和农民讲解重要的和严肃的问题，同时又不造成任何的简单化和庸俗化。他在伸的革命活动初期写给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信中说：“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写作。”[3]在这方面他也作过许多研究。 应当把列宁关于宣传和鼓动以及关于说服群众的方法的一切言论和著作都收集起来并加以整理。这是每个党员都需要知道的。 最后，列宁在《人民之友》中强调指出的第三个任务，就是要善于组织。他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他为实际组织问题用去了很多时间。在这方面比在其他方面更需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前所未有的工作。我们知道，列宁曾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组织者，是《火星报》的组织者，是党的组织者，是苏维埃政权的组织者。组织工作要求有很大的耐性，坚韧不拔和沉着冷静的精神。列宁的传记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描绘他的组织活动的图画。《列宁全集》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组织问题方面的最宝贵的意见。他说，社会主义的中心和基础在于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他写道：我们的任务是改变整个机构需要把人民中的一切觉醒的和具有创造能力的人都汇合到现有的以及劳动群众今后将要建立的组织里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力求尽量仔细地耐心地去考验和识别真正的组织家，即那些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本领的人才，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又能埋头苦干（不管别人的忙乱和喧嚷），使苏维埃组织下的很多人都能坚强地团结起来，和衷共济地工作。 列宁总是把研究革命理论和周围现实的问题，把研究时代和国家特征的问题，把宣传和鼓动问题以及组织问题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深入研究所有这些工作的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使列宁和党成为广大群众的真正领袖。 写于1931年 载于1931年4月22日《真理报》第111号 [1]《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9页。 [2]《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7页。 [3]《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
纪念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版二十五周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 纪念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版二十五周年 1908年初列宁又被迫出走国外。 革命失败了。极端反动的年代开始了。列宁重又返回国外后考虑的是什么呢？下面是我对列宁的回忆的一段摘录： “第一次在日内瓦出版的（第21号）《无产者报》，终于在二月问世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一号上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意味深长的。他写道：‘我们在革命前就进行了多年的工作。难怪人们把我们叫做坚如磐石的人。社会民主党人已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决不会因第一次军事进攻遭到失败而颓丧，决不会张皇失措，决不会醉心于冒险行动。这个党是在向社会主义迈进，而不是把自己和自己的命运同资产阶级革命某个阶级的结局连在一起。因此，它就不会沾染资产阶级革命的种种弱点。这个无产阶级的党正在走向胜利。’[1] 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这些话表明了那时列宁的全副精神寄托在哪里。在失败的时候他想到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每天傍晚我们在日内瓦湖畔散步时他都谈到这一点。” 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开始考虑和撰写他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着手写书当然不是因为当时他有许多空闲时间，而是因为他认为在哲学战线上对修正主义展开斗争在当时特别重要。他在1908年初为公开的文集《卡尔·马克思纪念集》所写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中，曾谈到修正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根源，谈到在各个战线上对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必要性，在哲学、世界观战线上与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必要性。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谈到这一斗争时说道： “……教授们拿他们那些唯心主义的和‘批判的’体系去适应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哲学’（即神学），以酬答官家给他们的薪俸，修正主义者就附和他们，努力把宗教变成‘私人的事情’，不是对现代国家来说而是对先进阶级的政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 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修改’的真正阶级意义是什么，这无须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不说自明的。”[2] 伊里奇考虑到必须抓紧哲学战线上的斗争，他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的末尾这样写道：“现在我们往往只是在思想方面经历着的事情，即我们同修改马克思理论的人们所进行的争论（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康·注），现在只是在工人运动中个别问题的实践上暴露出来的事情，即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康·注），将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决定群众的行动有最直接的意义的几点上，将迫使我们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分清朋友和敌人，抛开坏的同盟者，以便给敌人决定性的打击。 十九世纪末叶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市侩们的种种动摇和懦弱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3]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所说的话：过了九年，即1917年，发生了伟大的十月革命。无产阶级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受到锻炼并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武装起来的、在思想上团结一致的布尔什维克党，帮助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帮助党远瞩未来，毫不犹豫地沿着既定的道路前进。 哲学战线上的斗争对于布尔什维克明确地提出十月革命的目的，起了极巨大的作用。这一斗争使他们能够正确地预见到事件的发展，摸索到正确的斗争道路。 列宁认为理论具有巨大的意义。列宁认为，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此光辉地制订了它的原理并加以科学论证的辩证唯物主义，才能够指导无产阶级的行动，才能引导它走向胜利。列宁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巨大的意义，认为这是无产阶级胜利的保证。他不仅是相信这一胜利，而且是坚信无疑。 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初步骤，是同捍卫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民粹派的斗争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斗争。对力图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模糊阶级斗争的作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4]的斗争，也是在同一条战线上进行的。对工人思想派、经济派的斗争，是反对降低理论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的斗争。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最初是由于组织问题，后来发展为布尔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放弃全部原则立场、反对日益增长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剧烈斗争。列宁在其全部活动中激烈地反对机会主义、反对放弃原则立场的行为。在反动势力日益猖獗的条件下，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在哲学领域内开始出现机会主义的动摇，有人企图在最不可调和的革命性的外衣下，以少数物理学家走上唯心主义哲学道路为口实来怀疑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歪曲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这时列宁肯定地认为，当前哲学战线上的斗争，是应该紧紧抓住的环节，必须在这个战线上给机会主义以痛击。 我们俄国的机会主义在1893—1908年期间往往具有非常幼稚的形式，具有俄国的色彩，但是实质上它仍是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国际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内部日益增长，并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使第二国际完全放弃了全部立场，背叛了无产阶级的事业。 早在1895年，有名的德国机会主义者大卫（他在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方面的机会主义言论使他特别出名）就声称，社会民主党不是知识的党，而是意志的党。克拉拉·蔡特金[5]在布勒斯劳党代表大会上反驳他说：“在我看来，社会民主党的意志是有明确的目标的，因为它拥有的知识是追求这一明确目标的（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康·注）。如果我们同意大卫的看法，我们就得采取迂回曲折的方针。这一方针由于时而用蜜糖饼干，时而用鞭子，时而用别的方法进行经常的实验，所以始终抽不出时间来研究社会问题。” 我们知道，伯恩施坦[6]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是怎样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立场。 伯恩施坦在该书中企图推翻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推翻由这一理论得出的关于动力、关于无产阶级斗争及这一斗争的结果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则。伯恩施坦提出阶级调和的理论，硬说什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他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偷换为争取改良的斗争。 1899年克拉拉·蔡特金在《平等》[7]杂志上写道：“伯恩施坦用空想代替科学他否认社会主义的经济必然性，说什么社会主义将作为道德的文化的必然性而出现，他力图用这种虔诚信仰来安慰无产阶级。” 在科学路线上被彻底粉碎了的伯恩施坦主义并没有死亡，它又在新的形式下死灰复燃。1908年克拉拉不得不在一次例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反对毛伦布勒歇尔，这个人曾以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自居，说什么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实现，不过是一种纯粹的“指导思想”，是一种信仰和希望。克拉拉愤怒地说：“这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老实说，这是想否认社会主义是科学，想使社会主义不仅倒退到空想社会主义，而且退得更远，想把它从科学的原理变为某种僧侣主义。”摧毁马克思主义，抽去它的科学基础，把社会主义变成某种信仰的对象，某种“被希求和期待的东西”（就是这样），这种行径是国际机会主义的本色。1905年俄国革命的失败，反动势力的猖獗，不仅打击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情绪——俄国革命的垮台也不可能不影响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情绪，加重了它们的机会主义情绪。 在这样的时刻，为保卫马克思主义原理热情而深思熟虑地写成的书，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具有国际意义。 列宁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目是什么呢？这一点他在结论中已经指出。他的基本任务是对比、分析经验批判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前三章即全书的一半是用来解决这一任务的。列宁表明，经验批判主义者企图动摇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原理的那些站不住脚的作法是多么不科学，他指出，经验批判并没有给认识论带来任何本质上的新东西，它的论据不过是早就被唯物主义者驳倒了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过去的错误的简单重复。 列宁著作的第二个任务是阐明经验批判主义者在现代哲学派别中占什么地位。他认为，这是和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学派之一勾结在一起的哲学专家们的一个小学派。 列宁还给自己提出了第三个任务。辩证唯物主义是以各种知识领域中的科学成就为基础的。我们对现存也界的认识不断深化。新的发现不可能动摇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但是它们可要求改变它的形式。在《列宁全集》第14卷第238页[8]上，列宁引了恩格斯的一段话：“甚至随着自然科学（姑且不谈人类历史）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路·费尔巴哈》德文版第19页）[9]。 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讲演《论列宁主义基础》中评价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正是提到恩格斯这段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成就的联系的话，这决不是偶然的。 列宁的目的就是要弄清，经常引证物理学领域中最新成就的马赫主义者有没有给改变辩证唯物主义的形式提供什么新东西。列宁作出结论说，马赫主义者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形式方面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他们只不过是由于不懂得自然科学领域中发展的辩证法而一筹莫展地东奔西跑的典型。 最后，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给自己提出的最后一个任务，是揭露马赫者有意无意地助长了谁的声势。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唯心主义，这是宗教的精炼形式，它历来就是地主和资本家用来从精神上奴役广大劳动群众的工具。马赫主义者助长唯心主义的声势，滚向造神派和寻神派，阻碍群众自觉性的发展。必须和他们作斗争。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义》一书写成已经二十五年多了。这些年代是最尖锐的阶级搏斗的年代。生活时时都在证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现在我们正处在即将到来的更加尖锐的冲突的火焰之中。法西斯焚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千方百计地巩固宗教，企图通过宗教使劳动群众放弃阶级斗争。共产主义愈来愈高地举起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帜，把它和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愈来愈使它成为行动的指南。 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上面引过的列宁的话：“现在我们往往只是在思想方面经历着的事情，即我们同修正马克思理论的人们所进行的争论……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切争论问题尖锐化……”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这件事，应再三地反复阅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才能更明确地提出一切世界观问题。 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约有三十处谈到普列汉诺夫。这些地方一方面充分地表明了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态度，另一方面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列宁在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的工作方法。 我在上面曾引过列宁于1908年初所写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他在里面写道：“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修改’的真正阶级意义是什么，这无须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不说自明的。我们仅仅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讲特讲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所以必须坚决地着重指出，是因为现在有些人极其错误地企图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在策略方面的机会主义为幌子来偷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垃圾。”[10] 这里伊里奇指的是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卢那察尔斯基、瓦连廷诺夫等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 正如我们看到的，这里对普列汉诺夫是非常赞许的。但是，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评价是否妨碍了他批判地对待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呢？完全没有。但是是怎么回事呢？在第14卷第226—227页[11]上，列宁回答了这一问题。他写道：“瓦连廷诺夫想用和毕希纳[12]对比的方法来打垮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恩格斯已和毕希纳异常清楚地划清了界限，但瓦连廷诺夫还是说毕希纳有许多同普列汉诺夫相似的地方。”列宁在反驳瓦连廷诺夫时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斥责不好的（主要是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但他们所根据的是更高级、更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休谟主义[13]或贝克莱主义。”伊里奇接着写道：“恩格斯异常明白地说，毕希纳及其一伙‘丝毫没有越出他们的老师们〔即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的学说的范围’而前进一步。恩格斯责备毕希纳一伙，就是因为这一点，而且仅仅是因为这一点；不是象不学无术之徒所想的那样，是因为他们的唯物主义，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推进唯物主义，‘甚至想也没有想到进一步发展〔唯物主义的〕理论’。恩格斯责备毕希纳一伙，仅仅是因为这一点。”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就是这样做的。他维护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使他不受马赫主义者的攻击，而当他认定普列汉诺夫有错误和背离辩证唯物主义时，他又批判普列汉诺夫。 列宁认为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认为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因此讨论这一问题时应该抛开所有的派别考虑。列宁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一方面反对有错误观点的布尔什维克，即和他属于一个派别的战友，同时维护了作为唯物主义者而受到攻击的普列汉诺夫，尽管普列汉诺夫在争论中表现出他是一个最顽固的派别活动者。 在书末第340页[14]脚注中，列宁写道：“在普列汉诺夫反对马赫主义的意见中，与其说他关心于驳斥马赫，不如说他关心于给布尔什维主义带来派别危害。由于他拙劣地可怜地利用根本的理论分歧，他已经受到孟什维克的马赫主义者所著的两本书的应有的惩罚。” 另一方面，列宁痛斥了《哲学史概论》的作者，因为他们不是光明正大地反对唯物主义，不是反对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15]、狄慈根[16]，而是戴着只是反对普列汉诺夫的面具，想利用派别愤恨反对普列汉诺夫，从而混淆视听，削弱布尔什维克读者的马克思主义警惕性。这一点列宁在第10、72、74、110、133页[17]都提过。他把马赫主义者切尔诺夫和马赫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作了对照，切尔诺夫是赤膊上阵，直接同辩证唯物主义的奠基人搏斗（第86—87页[18]）。 列宁反对马赫主义者，维护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在第13页[19]上他指出，巴札罗夫对普列汉诺夫的反驳和大主教贝克莱（英国唯灵论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生活于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上半叶）反对唯物主义者的论据完全相同。在第72页[20]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维护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唯心主义认为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而唯物主义认为客体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着，并且或多或少正确地反映在主体的意识中”，他维护普列汉诺夫的“人的本性”的观点，并且为了论证这一点还引用了费尔巴哈的话。在第99页[21]上，他对巴札罗夫责备普列汉诺夫是唯心主义者这一点表示愤慨。他写道：“……既然普列汉诺夫是一个背弃了恩格斯的唯心主义者，那末自称为恩格斯信徒的你，为什么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呢？巴札罗夫同志，这不过是可鄙的把戏！”在第184页[22]上维护了普列汉诺夫，反驳了马赫主义者对普列汉诺夫的责难，说他作了一次“调和恩格斯和康德[23]的学说的倒霉的尝试”，列宁证明，马赫主义者对康德的了解是十分不正确的。列宁在第235—236页[24]上指出，在评价狄慈根方面，普列汉诺夫比达乌盖同志正确，并且引用了权威人士梅林的话。与此同时，列宁也指出了普列汉诺夫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第128页[25]上伊里奇指出，普列汉诺夫在《费尔巴哈论》序言中“……一写过这样拙劣的词句，说什么‘信仰’外部世界的存在就是‘哲学的不可避免的获生的跳跃（SaltoVitale)’（《路·费尔巴哈》注释，第111页）。‘信仰’这个字眼，虽然是重复休谟的话，并且加上了引号，但无疑地表露了普列汉诺夫用语的混乱。” 在第138—140页[26]上，列宁指出了普列汉诺夫为《费尔巴哈论》所写的序言中在“经验”这一概念上的错误。他（普列汉诺夫）对马赫主义者之使用“经验”概念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警惕性，他没有揭明马赫主义对“经验”一词的理解和唯物主义对“经验”一词的理解是根本矛盾的。 在第219—220页[27]上，列宁指出了普列汉诺夫把人的感觉、表象称为“象形文字”这一错误。我把列宁文章中有关的一段全部摘引出来：“……我们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兴高彩烈地攻击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论’，即一种认为人的感觉和表象不是现实的物和自然过程的复写，不是它们的模写，而是记号、符号、象形文字等等的理论。巴札罗夫嘲笑这种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但是必须指出，如果他为了保护非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而反对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那他是对的。但是巴札罗夫又在这里使用要把戏的手法，在批判‘象形文字论’的幌子下偷运其否认唯物主义的观点。恩格斯既没有说符号，也没有说象形文字而说的是物的复写、摄影，模写、镜像。巴札罗夫不是指出普列汉诺夫由于违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说法而犯的错误，而是用普列汉诺夫的错误来蒙蔽读者，使读者看不到恩格斯的本来说法。” 在第89页[28]上，伊里奇指出普列汉诺夫在翻译恩格斯原文时的一个错误，即在说明康德的“自在之物”时漏掉了“unfaßbaren”[29]一词。 所有这些对普列汉诺夫错误的非常严正的批评，都是平心静气的。只有一次伊里奇忍不住了，狠狠地骂了普列汉诺夫，在第238页[30]上：“……新物理学，确切些说，新物理学中的一定学派跟马赫主义和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其他变种有联系，这却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象普列汉诺夫那样，忽视这种联系来研究马赫主义，就是嘲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也就是为了恩格斯的某个词句而放弃恩格斯的方法。” 列宁批评普列汉诺夫最多的，是由于他不懂得，随着对周围世界认识的深化，即随着各科学领域的不断获得成就，辩证唯物主义的形式必然会进一步地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不是什么静止不动的、僵化的东西，而是一种不断成长、发展、随着科学进步而更换自己形式的东西。 后来几年，列宁继续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和形式。他有关哲学方面的摘录和笔记保存下来了。其中一本笔记中有《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的草稿。这篇短文曾作为附录附在第13卷（俄文第3版）。那里有一处（第303页）谈到普列汉诺夫，这一处就其内容而不是就其形式来说，是很尖锐的：“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31] 1921年伊里奇在论述工会问题时非常简单扼要地叙述了辩证逻辑的实质[32]。他在这方面的意见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重复了。在该文的脚注中，他要求把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论文专集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读物。 当然，在1921年，他并没有改变他对普列汉诺夫所犯错误的看法，但是他认为，在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那里有许多可以学习的东西，不知道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言论，就不可能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向前进。 写于1934年 载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934年第4期 [1]《列宁全集》第13卷第422—423页。 [2]《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页。 [3]同上书第9页。 [4]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因其代表人物司徒卢威等常在沙皇政府准许的报刊上公开宣传自己的观点，而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5]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6]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右翼首领，无产阶级的叛徒。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公开篡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成了修正主义的头子。 [7]《平等》杂志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双周刊，也是德国妇女运动的机关刊物，1890—1925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出版，1892—1917年由蔡特金主编。 [8]《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257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 [10]《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4页。 [11]《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244—245页。 [12]路德维希·毕希纳（1824—1899），德国医生，自然科学普及者，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13]休谟主义是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休谟（1711—1776）的学说，这种学说的基本特点是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14]《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2页。 [15]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德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 [16]约瑟夫·狄慈根（1828—1888），德国工人哲学家、恩格斯的朋友。他通过自学，独立得出了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相近的结论。 [17]《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6、80、83、121、133页。 [18]同上书第95—96页。 [19]同上书第20页。 [20]同上书第80页。 [21]《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09—110页。 [22]同上书第199页。 [23]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先验论者，不可知论者。 [24]《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255页。 [25]同上书第141页。 [26]同上书第151—154页。 [27]同上书第237—238页。 [28]《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98页。 [29]意即“不可理解的”。 [30]《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257页。 [31]《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0页。 [32]《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51—454页。
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 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列宁在1894年写的第一部巨著《什么是“人民之友”……》，对于建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起了很大作用。他在书中写道，要做无产阶级中的思想领导者，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就必须进行巨大的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就会融合为一个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说得极为中肯，这就是： 研究，宣传，组织（Studieren,Propagandieren,Organisie-ren）。 不做上述理论工作，便不能做思想领导者；……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结论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也不能做思想领导者”。[1] 如果我们看一下列宁本人的著作，我们就会看到，他是一个毕生孜孜不倦地工作的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实际宣传家、组织家。列宁对题目的选择是特别使人注目的。他选定某一题目不单单是因为这个题目有趣，需要探讨，而是因为这个题目在当时对工人运动特别迫切。例如，在工人运动开始的时候，关于我们俄国资本主义是否能够发展的问题，具有决定意义俄国革命活动的整个方向取决于这个问题。于是列宁就着手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极其重要的研究著作。1905年革命失败了，广大知识界，甚至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甚至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充满了颓丧的情绪，开始怀疑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本身的正确性。于是列宁便着手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世界大战爆发了，在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里，都是一片张皇失措的景象。列宁便着手写关于帝国主义的小册子，揭示这次战争的掠夺性质和这次战争的特点，整个著作是为了使人了解到，社会党人的旧的行为尺度对这次战争是不适用的。社会主义革命日益临近了。列宁当时隐藏在芬兰，写《国家与革命》，揭示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区别，揭示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质是什么。每篇文章，每一科学著作，写的都是当时最迫切的题目。因此，伊里奇的文章和著作是真正的行动指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理论工作有巨大意义；理论工作应当清楚地说明现实情况，照亮斗争的道路。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写道：“我这样强调社会民主主义者理论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巨性，完全不是想把这个工作放到实际工作的前面，更不是想把后一工作推延到前一工作完成以后”。[2]他在脚注中写道，“恰恰相反。实际的宣传鼓动工作始终应放在第一位，因为第一、理论工作只是解答实际宣传鼓动工作急需解答的问题。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者往往被客观情势所迫不得不只做理论工作，所以他们非常重视每一可以进行实际工作的机会”。[3] 列宁本人的理论著作多半是在狱中，在流放和侨居国外时写的，而一有可能他就投身到实际工作中去。《国家与革命》一书的跋就说明了这一点。1917年11月30日列宁写道：“这本小册子是在1917年8、9两月写成的。我当时已经拟定了下一章即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的大纲。但是，除了题目以外，我连一行字也没有来得及写，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但是本书第二分册（关于《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也许要拖延很久才能写出，因为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实际工作十分紧张的时候，没有时间写巨大的科学著作，但这并不是说他这时没有研究理论。我记得，往往在最尖锐的党内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在国内战争的决定性关头，在国内情况复杂的时候，有时一走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就会看到他面前放着一本打开了的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著作，上面划了记号和着重号。对于迫切的问题他是在深入研究理论当中去寻找答案的。许多同志可能亲身觉察到这一点。比方列宁的第一基本著作似乎你很清楚，每一个词、每一个字母似乎你都知道，但是过了几年，生活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以新的方式提出了这些问题，情况不同了，条件不同了——，你再拿起一篇非常熟悉的列宁的文章，你会惊奇地从中读到从前没有察觉到的东西。几年前我写了一本小册子：《列宁关于集体农庄是怎样讲的》。小册子付印前，我请前往集体农庄的同志把稿子念给集体农庄庄员听，并向他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这里所讲的马克思的看法，你们都懂吗？集体农庄庄员回答说：“现在我们正在亲身经历这一切，马克思的话我们懂。”所以当生活提出新的问题时，列宁就重新阅读他早就熟悉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常常从他们那里找到使他激动不安的问题的回答。 “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过去有些书把什么都描写得好得了不得，其实大半都是最令人厌恶的胡言乱语，虚伪地向我们描绘资本主义社会的情景。 因此，单从书本上来了解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是极不正确的。现在我们的言论和文章，已经不是简单地重复以前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那些论述，因为我们的言论和文章都是同日常各方面的工作联系着的。离开工作，离开斗争，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因为这种书本知识仍然保持了资本主义旧社会中最令人厌恶的特征，即理论与实践脱节。”[5] 列宁自己是把理论和实际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并且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理论使伊里奇善于读生活之书。他善于根据某一个一眼看来是件细小而无足轻重的事情，就清楚地看出整个形势，这一点同志们总是感到惊奇。他细心观察生活，在同工人、农民、士兵交谈时，他总是善于了解他们的情绪，他们对某些问题的态度。他善于接近群众，善于用自己的热情的火焰使群众沸腾起来。 写作日期大约是1932年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未写完的手稿，总标题为《列宁的工作方法》 [1]《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7页。 [2]《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6—77页。 [3]同上书第76页。 [4]《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76页。 [5]《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45—346页。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德国形势的决议（1933年4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德国形势的决议 1933年4月1日《评论报》第2卷，第9期，第229页，1933年4月12日 〔亥克尔特当时（在《评论报》上）写道，“德国发生的事件，是欧洲中心地带革命危机走向成熟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步”；由于代表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为了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而分裂无产阶级，法西斯主义取得了胜利；小资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幻想已经破灭，他们因凡尔赛条约而把魏玛政府视为“敌对人民的”。“今天德国民族主义是凡尔赛条约的产物；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凡尔赛体系的支柱产生出希特勒。”这种力量关系说明了为什么德国共产党未能在1月30日组织起一次决定性的政治罢工，因为罢工会使手无寸铁的无产阶级遭受这个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的打击。（他把这一情况与俄国1917年的形势作了对比。）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33年5月的决议中写道：“只有革命的先锋队，而没有起决定作用的无产者阶层的群众拥护，德国共产党就不可能着手进行一场事先就注定要失败的、毫无希望的反法西斯专政的斗争。”党未能克服在正确的决定与其执行之间存在着的差距；解放纲领[1930年]没有得到足够严肃的对待；反对凡尔赛条约以及反对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的运动的主动权已被纳粹党人夺走。党还曾受到奈依曼和默克集团的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反对。奈依曼集团指责德国共产党要对希特勒的崛起负责，这不仅是对中央委员会的攻击，而且也是对斯大林、曼努伊尔斯基和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全会决定的攻击。但无产阶级并没有投降；社会民主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被消灭了，但德国共产党的威望却空前提高。要使德国法西斯主义垮台，主要要靠德国共产党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和清除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社会民主党已表明，它准备参与法西斯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血腥罪行。”在这事上，它找到了托洛茨基作为同盟者，此人“在法西斯的皮靴中间嗅来嗅去”，竭力要出头露面。托洛茨基曾说，德国共产党本当同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维护议会制度。这就是“希特勒—托洛茨基纲领”；这就意味着要维护布吕宁政府、工会官僚分子以及把希特勒扶上台的反动势力的统一战线。的确，纳粹党人也在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但只攻击一般党员，而非领导人；“纳粹党人打社会民主党，就象打一只忠实的老狗，它已经活过了有用之期"。但法西斯需要工会，并且在收买社会民主党的工头们为它效劳。德国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政，“无论是以魏玛共和国形式还是‘第三帝国’形式”。提到《前进报》的事，多半是指在该报上发表的社会民主党的竞选纲领，该纲领宣称，社会民主党政府已给予所有的人以平等的公民权。在国会表示赞同给予德国以平等权利的要求时，威尔斯说社会民主党主张国内国外都要权利平等，不主张胜利者对被征服者进行报复。它要求根据法律的同等权利与同等安全。社会民主党单独投票反对纳粹党3月23日在国会提出的授权法令（德国共产党已被宣布为非法）。 在主席团会议之后，《共产国际》写道：“最近几个月来德国发生的事件表明，共产国际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论文是完全正确的。”工会领袖是希特勒的“公开同盟者”。“这种投降行径将有助于我们共产党人早日把最后那根钉子钉上世界社会民主主义的棺材。”接着一期的《共产国际》上的一篇文章谈到了“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即将到来”。德国共产党正在领导群众“从目前暂时的平静投入新的、大的、越来越大的战斗。在德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向德国无产阶级指明了胜利的道路。”只有“象托洛茨基那样的社会希特勒分子”才会谈论社会民主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同一杂志上，1933年6月，亥克尔特写道，托洛茨基和布兰德勒曾建议共产国际同第二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建立统一战线，但“我们拒绝同投降者和法西斯分子在党内的走卒建立统一战线”，并批评那些德国共产党员，他们坚信，由于其1932—1933年政策，德共将在今后若干年内不适合斗争。《评论报》上一个署名舒德尔的人评论了托洛茨基的看法，即德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日趋成熟，而是反革命统治更加牢固。“如果事情真象托洛茨基说的那样，我们就得准备好受法西斯主义的多年统治。” 德共中央委员会在主席团会议之后所作的决议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失去了他们在政府部门中的职位以及他们的组织和报刊遭到粗暴的镇压，这些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社会民主党仍然同从前一样，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社会支柱。“由于社会民主党‘左派’领导人受到法西斯主义的迫害而力图使自己获得‘烈士’的声誉，因而他们的影响就更危险。”成功地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基础，是自下的统一战线，但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有必要建议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领导人采取联合行动，“以便揭露社会法西斯对一切反法西斯活动的破坏”。这就是共产国际和德共向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提出建议的原因。德共将反对布兰德勒—托洛茨基关于“联盟”的建议。党的策略仍然不变—即通过发展局部的斗争，把群众引向政治大罢工和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的斗争。革命危机的客观因素正在成熟；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主观因素，即取决于德共和工人阶级采取行动的能力。 在6月20日的宣言中德共中央委员会解释了希特勒对其他党派的进攻：希特勒反对胡根堡的民族党人和中央党的行动，反映了金融资本家的观点，即纳粹的一家统治是他们利益的根本保证；打击一些容克地主乃是对付来自下面压力的一种转移目标的花招；开除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会员是为了把他们的工作岗位让给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追随者；解散社会民主党并逮捕该党的一些领导人表明，随着工人阶级对法西斯专政的敌对情绪日益增长，“一个‘非法的’社会民主党是十分有用的，因为，在谈论反法西斯主义‘战斗’的同时，它会力图在工人阶级内部保持分裂状态，并阻挠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认为法西斯恐怖和经济危机会使斗争不可能，这是错误的。 8月份的《共产国际》写道，德共的任务是“激发劳动群众日益增长的义愤”，并使之转变为“用革命手段推翻法西斯刽子手政权的公开斗争”。1933年1月，要德共独立作战是不可能的，但它“现在正为独立地打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作准备……为进行争取真正的工人政府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定性斗争而切实做好革命的准备工作”。对德共内那些争论说法西斯主义是一个"新制度”、而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统治另一形式的，借此贩卖“社会法西斯私货”的人，必须加以揭露。德共政治局1933年10月10日的决议宣称，“法西斯专政在不断壮大的共产主义势力面前发抖”；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群众逐步抛弃法西斯主义，德国居民的这一部分被鼓动拒交捐税、租金和利息；非法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被设计出来为了阻止群众参加共产主义阵营。“共产党人必须使工人阶级明白，恢复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和恢复社会民主党在工会的领导权，对工人阶级的事业是有害的。”同年年底，《共产国际》宣布“在德国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并且日益高涨，这使德共面临的任务是，为武装推翻法西斯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准备条件”。在4月的工厂委员会选举中，全德工会联合会（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获得百分之七十三点四选票，国家社会联盟反对派（纳粹党）获得百分之十一点七，基督教联盟获得百分之七点六，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共产党）获得百分之四点九。（纳粹当局于是停止了一切工厂委员会的选举。） 1933年夏，在布拉格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被说成（在《评论报》上）是“特殊的民族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杂种”。关于谈论在德国反犹太主义的发言者，该报说，他们的“压抑心情可以感觉出来。不错，希特勒是犹太人的敌人，但希特勒是德意志民族的种族主义者，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则是犹太民族的种族主义者。从根本上说，他们唱的是一个调子。而事实上，希特勒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看来似乎真可能存在某种谅解……他们两者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原则冲突，只有利益冲突”。大会上没有来自俄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在苏联已相当地破产了”，也没有德国的，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已“完全屈服于希特勒专政之下了”。一星期后，该刊物上一篇文章写道，“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同纳粹党徒终于和解”；他们的分歧已被撇在一边；罗森堡为反犹太叫嚣是策划来向德国群众掩盖幕后进行的讨价还价。如果纳粹党人竟然走上侵犯犹太富人财产这一步，这项政策就会在美国和英国遭到抵制。“所以，犹太人可以满怀信心瞻望前途，只要手里还有钱。”〕 听取了亥克尔特同志关于德国形势的报告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指出，以台尔曼同志为首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奉行的政治路线和组织方针，直到希特勒政变发生之前和政变发生之时，都是完全正确的。 面临非常严重的德国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一方面表现在德共已发展成为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和革命危机的迅速成熟，另一方面表现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深刻的矛盾和以巴本政府和施莱歇政府形式出现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无力遏止共产主义向前发展，也无法在日益严重的危机中找到出路——德国资产阶级就让法西斯分子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党去贯彻实行公开的法西斯专政。 希特勒的胜利，“国家社会党人”政权的建立所以都成为可能，是由于以下的情况： 德国社会民主党，它曾在1918年11月的革命中得到无产阶级多数支持，分裂了工人阶级，然后，并不把革命引向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象无产阶级政党本应当作的那样，它同资产阶级和威廉的将军们联合一起去镇压起来造反的革命群众，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造成严重分裂。作为与资产阶级合作政策与“两害权其轻”策略的证据，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又得到第二国际的同意后，就继续实行野蛮镇压革命运动、分裂工人阶级的政策一直到最近。它禁止了红色前线战士同盟，它禁止了革命工人的团体，它禁止了工人的示威，还向示威者开枪，它破坏反对资本家和法西斯攻势的产业罢工和政治罢工，支持反革命资产阶级的统治。社会民主党把群众劳工组织的领导权都集中到它那些腐败的官僚主义的头头手里。它把革命工人开除出劳工组织，并通过隶属于社会民主党的集中的工人组织网来扼杀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破坏工人群众同资本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力量，这就阻碍了对法西斯专政和正在发动进攻的法西斯恐怖主义匪帮所采取的坚决行动。这种以实行“两害权其轻”策略为借口向革命群众进攻，同资产阶级合作并支持反动派势力的政策，正是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政策，从1914年一直执行到现在。 在其帝国主义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被战败并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所强烈震撼的国家里，“民主的”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决不会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专政以外的别的什么。劳动立法，社会保险，革命年代里资产阶级不得不给予工人的民主权利，逐步被由社会民主党人、中央党和“民主党人”所组成的魏玛联合政府取消了。一连串不断地向反动势力让步，宪法条文一条一条停止了实行，工人所取得的成果被一一取消，整个国家机器一步一步发展成为法西斯统治，这些事情使魏玛联盟和魏玛共和国信誉扫地到如此程度，群众再也不会认真看待它们了。 凡尔赛体系掠夺德国，它使德国的工人群众受制于无法忍受的剥削枷锁，不仅要受本国资本的，还要受外国资本的剥削，德国政府不得不向外国资本偿付赔款。凡尔赛枷锁，再被德国资产阶级的枷锁加重后，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空前下降，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异常贫困，以致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开始把战前的德国看作理想，那时并没有象现在这样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没有大规模的贫困化。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理解，当经济危机极其严重，使凡尔赛条约所强加的外国枷锁更为沉重不堪之时，德国国家主义、沙文主义必然急剧爆发，尤其是当被社会民主党分裂的无产阶级不够强大，未能带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跟它一道前进的时候；这一爆发大大巩固了资产阶级的地位，就使所有党派中最蛊惑人心的那个国家主义党，即“国家社会”党升到最高处。 共产党的工人组织并领导了反对资本和法西斯主义进攻的斗争。他们支持社会民主党工人反对资本的一切行动，不管其行动规模多小，什么时候采取行动。从再次建立工人阶级的革命团结这一愿望出发，早在法西斯主义得逞以前很久，他们就曾多次向社会民主党工人和社会民主党的下属组织建议建立反对资产阶级及其走狗法西斯分子的斗争统一战线。但是社会民主党工人，在他们背后有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作后盾，受束缚于反对革命统一战线而宁愿维持跟资产阶级结成反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人，他们大多数每一次都反对与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战线，因而这就破坏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共产党人支持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工人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而同时社会民主党却驱使工人加入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的反动统一战线，随时随地一有机会就去破坏、迫害共产党人的组织。 在执行为工人阶级的革命团结，反对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政策过程中，共产党，作为德国无产阶级唯一的革命领导者，不管社会民主党在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这个问题上进行种种破坏罢工的活动，仍然号召工人阶级于1932年7月20日，即法西斯分子解散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日子，举行政治性的总罢工，又于1933年1月30日，即希特勒上台的日子，再次举行罢工，并建议同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成立统一战线来举行罢工。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的发展，以及总罢工，本来会使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些犹豫不决的劳动群众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但是社会民主党继续实行过去的政策并谋求进一步同资产阶级合作，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为此他们利用了他们的集中了的组织网，尤其是利用了改良主义工会。社会民主党还阻挠去组织总罢工，破坏它，因此直接唆使了法西斯分子进一步向无产阶级进攻。其结果是，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一翼的先锋队共产党丧失了工人阶级多数的支持。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发现无法立即组织坚决的防御行动来反抗国家机器，因为国家机器已将法西斯的资产阶级的各战斗组织，即冲锋队、钢盔团、和德国国防军纳入了他们的行动轨道，以便同无产阶级作战。资产阶级得以在没有受到严重抵抗的情况下将国家政权交给国家社会党人，他们随后就用挑衅、血腥的恐怖手段和政治上的强盗行径来进攻工人阶级。 分析无产阶级暴动要获得胜利的先决条件时，列宁指出，要认为进行最后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只有在那种情况下，即“一切敌视我们的阶级力量完全陷于混乱，彼此冲突，互相厮杀，由于进行力不胜任的斗争而筋疲力尽：使一切动摇的、不可靠的、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小资产阶级和与不同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自己，由于实际破产而完全丢丑；使无产阶级中间主张采取最坚决、最勇敢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那种群众情绪已经产生出来，并且大大高涨起来。那时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时候，如果我们正确地注意到上面所指出的、所约略描写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地选定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注：参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卷第76页。〕 希特勒发动政变时的形势的特征是，取得暴动胜利所需的这些先决条件尚未成熟；它们还在胚胎形式中。至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它决不能因为它不愿滑进冒险主义，就用自己的行动来补足条件的尚未具备。列宁写道：“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致胜的，当整个阶级和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至少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善意的中立态度时，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注：参看《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卷第74页。〕 就是那些情况，它们在德国决定了工人阶级的退却和反革命的法西斯党的胜利。 因此，归根到底，法西斯专政在德国的建立，是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存在的整个时期推行同资产阶级合作政策的结果。社会民主党曾一再申言，它不反对希特勒掌权，如果他“合乎宪法地”这样做了。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前进报》在2月2日还写道，假如没有社会民主党帮忙，希特勒那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帝国总理的。威尔斯在3月23日致国会的声明中有过同样的说法，那时他说，社会民主党人为“国家社会党人”帮了大忙，因为正是要感谢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希特勒才得以掌权。更不必多谈莱帕特、勒贝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了，他们毫无保留支持法西斯分子。当共产党人称社会民主党人为社会法西斯分子时，他们是十分正确的。 但是，因为法西斯专政依靠武装起来的国家社会党的匪帮和钢盔团，因为它向工人阶级进行内战，并取消了无产阶级的一切权利，它也就戮杀了社会民主党关于有可能赢得议会选举的多数和关于不经过革命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那些理论。它也破坏了社会民主党的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的理论和“两害权其轻”政策，也破除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所有民主幻想。这就证明了，国家并不是超乎阶级的上层建筑，而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也证明了今天的国家权力就是武装冲锋队匪帮、钢盔团、警察和军官暴徒们，他们以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名义进行统治。工人阶级从切身经验中认识到，共产党人是正确的，当他们年复一年反对民主幻想、社会民主党的“两害权其轻”政策、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 但是，已经引起内战的希特勒的肆无忌惮的法西斯专政，并不能解决德国的任何一个经济或者政治问题。群众的贫困日甚一日。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因为政府的冒险式政策只能使国内国外市场加快萎缩。并没有什么失业人数真正下降的前景，本来也不可能有。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去给所有的国家社会党的信徒们提供职业和岗位。其他工人不得不被解雇，以便把位置让给国家社会党人。延长到十月的偿付期限和对农产品进口所规定的限额，只能在短期内使很少数最富裕的农民阶层感到满意，却不能制止农民群众贫困的加深和不满情绪的增长。针对大百货商店和犹太资本采取的煽动性行动无助于贫穷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的境况却由于无产阶级的购买力日趋下降也日趋恶化，这就又缩小了国内市场。对穷人配给的一星半点面粉和咸肉，只不过是争取选票的诱饵。每月所增加的每日两个马克失业救济金，肯定会被取消，因为经济情况日趋恶化。显然，希特勒正把德国的经济引向一场灾难，这是越来越不可避免的了。 国家社会主义主要是作为在威廉的文武官员指挥下的一个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运动而迅猛发展起来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和部分地也是农民群众的反对凡尔赛条约的运动。希特勒政府上台的两个月，唯一所做的就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布尔什维主义”进行了沙文主义的长篇大论攻击，这是一项没有例外地恶化同所有国家关系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会加强德国，而恰恰相反，它只会削弱德国，使它更加孤立。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打算单靠并吞奥地利来破坏凡尔赛条约，在外交政策上捞取油水，为了提高政府在它所不能减轻其贫穷和饥饿的群众心目中的威信，那么它只会更使国际形势紧张，更使战争危险增大。每过一天，都更清楚地暴露那个使跟随希特勒的群众成为牺牲品的骗局。每过一天，更清楚地表明希特勒正把德国推向灾难。 法西斯主义获胜后出现的平静，只不过是暂时现象。不管有多少法西斯恐怖，德国的革命高潮必将兴起；群众反抗法西斯主义的革命运动必将壮大。赤裸裸的法西斯专政的建成，粉碎了群众中向往民主的一切幻想并将群众从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加快了德国向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速度。 共产党人必须承担任务，向群众说明希特勒政府正把国家引向灾难。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力地使劳动群众知道，他们从更严重的贫困和惨境唯一的解救，防止灾难的唯一途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进行斗争，以熔合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建立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共产党工人反对阶级敌人的统一战线。党和所有无产阶级的群众团体都要加强，以使群众准备好，去进行具有决定意义的革命斗争，去推翻资本主义，去用武装暴动推翻法西斯专政。 从上述这些考虑出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同意德国共产党提出的实际工作纲领。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世界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世界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 （节录）
创造性的研究过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 创造性的研究过程 凡是研究过列宁的活动和著作的人，都知道列宁提出自己的基本思想时是多么慎重。如果他产生了某种思想，他首先就竭力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当他把自己正在酝酿中的思想告诉他的交谈者，希望从交谈中找到对他正在思考的观点所抱的新看法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说：“这一点我还得好好地思考”。他写信给卢那察尔斯基，把自己对改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想法告诉他，列宁写道：“等一等再发表，等一等再实行，我还要考虑一两次。” 在周密地考虑了一个基本思想、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便从中得出实际的结论，便“更正确地指导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 但是，“应当善于使公式适应生活”，[1]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17年在他的《论策略书》中写道：“……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长青的。’”[2]。 极其周密地估计实际情况，确定某一种基本思想在当时的具体的实际情况范围之内怎样才能运用和以什么形式运用——这就是列宁对于实行这种或那种实际措施的问题所抱的态度。 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活动和著作，可以观察出，他的某种基本思想是怎样产生、怎样经过周密思考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是怎样从这种思想中得出实际的结论的，又怎样在许多年里顽强地、坚持不懈地实现这一思想，不在困难面前、不在失败面前退却，而是仔细思考失败的原因，设法创造出运用这一思想的更好的、更切合实际的形式的。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一切机会主义者的根本的、主要的区别。机会主义者遭到失败而在现实面前退却的时候，就抛弃了事物的本质，认为自己的基本思想已经无用多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遭到失败而在现实面前退却的时候，他所抛弃的是当时那种实现基本思想的形式，他退却了，但退却是为了更好地思考，更好地估计实际情况，用另一种形式来重新开始实现这一思想…… 列宁在1917年9月写道：“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根本做不到的‘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在它们不可避免的时候）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3] 这些话就是了解列宁活动的关键。忠于自己的原则；善于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实行这些原则，以便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出尽可能多的事情来使这些原则实现；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便胜利地实现自己的原则——这就是列宁活动的特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2年3月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应当“……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对于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应当善于三番五次地从头作起，开头碰了壁，就重新再来，——即使这样来上十次也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最后的两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和《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曾经谈到这个问题应该如何改组我们的国家机关，使他能够花最少的人力和物力而能尽量好地实行必要的措施，使它能够最好地组织有关的工作部门。 为了很好地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些文章，应该仔细研究他是怎样逐步地得出他在这些文章中发挥的观点的。国家机关的问题，应当看成是关于工农掌握政权的国家的问题的一部分。 1917年月，当列宁同志在七月事变[5]后不得不隐蔽在芬兰的时候，他就利用这段时间来更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他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看待国家问题的，他们是怎样估计1848年法国革命的经验和巴黎公社的经验的，他研究机会主义者是如何曲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的，并且开始研究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的经验，但是十月来到了，所以，《国家与革命》这本小册子就没有写完，而以后的事件把它写完了，这些事件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书中捍卫的思想。 旧的国家机器应当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官僚国家机关处处都是在压迫人民群众这方面进行工作；它应当被消灭，被破坏。列宁写道：“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6]旧的国家应当被新的国家所代替。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的是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7] 但是，无产阶级所建立的国家，将是特别类型的国家，在这种国家中，官员将起完全不同的作用。 “一下子彻底消灭各地的官吏机构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消灭一切官吏机构，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8] “‘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这是恩格斯在理论上最重要的论断。……公社已经不成其为国家了，因为公社所要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剥削者）；它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经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9] 写于1923年 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弗·伊·列宁的最后两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和〈我们对工农检查院应该怎么办？〉》 [1]《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7页。 [2]同上书第26页。 [3]《列宁全集》第25卷第299页。 [4]《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25页。 [5]指1917年7月临时政府的反革命事变。二月革命后，广大工农群众对临时政府的反动措施日益不满，7月初，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开始举行自发的游行示威，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革命口号，并酝酿举行武装起义。临时政府在血腥镇压游行示威群众的同时，捣毁了《真理报》编辑部，封闭了《真理》、《士兵真理》等布尔什维克报纸，解除赤卫队武装，下令逮捕列宁。从此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临时政府手中，结束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6]《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04页。 [7]《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92页。 [8]同上书第212页。 [9]同上书第227页。
列宁著作中的《资本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 列宁著作中的《资本论》 马克思主义同善于观察生活、了解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一切方面。但是，他们之所以要进行批判，并不单是因为他们是“批判地思维的人”，而是因为这种批判开辟了正确的斗争道路。 列宁向马克思学习批判地观察生活，分析各种生活现象，识别主要的和次要的学习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引导无产阶级参加斗争，并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争取斗争的胜利。 在《列宁全集第2版和第3版索引》中列举了列宁著作中所有引用《资本论》的地方。这是很有意义的材料。在全部三十卷中直接引用共有一百八十五处。引用最多（一百十四处）的是全集的头三卷，因为这个时期需要特别顽强地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第1卷中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引用的很多（二十处）。这一著作写于1894年，曾秘密地胶印了二百五十份。这一著作在引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列宁在这里引用了马克思关于《资本论》所说过的话。马克思写道，他的目的是要指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他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作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列宁知道很多人不懂得经济怎样和政治相联系，所以他指出，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发展只是《资本论》的“骨胳”。列宁写道：“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胳为满足，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胳有血有肉。《资本论》所以大受欢迎，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一著作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向读者表明出来，将它的生活习惯，将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具体社会表现，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将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都和盘托出。”[1] 列宁在仔细地研究俄国当时的经济制度的同时，于1894—1895年曾在工人小组里进行工作。他向工人们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他教工人们收集有关他们工厂的材料，说明剥削的具体形式。当时曾参加伊里奇小组的工人们回忆说列宁常常把《资本论》的某一章读给他们听，然后就动员他们到他们工厂的各个车间中收集有关的材料。但是，列宁懂得这个工作不应当脱离斗争，他常常帮助工人们根据已揭发的事实组织对资本家的斗争。利用工人们收集的材料印发的传单很快地传播开来并获得辉煌的效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阐明了民粹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实质和司徒卢威对它的批评的资产阶级立场。在这里列宁不得不避免引证《资本论》，因为这篇论文要公开出版宪兵了解到这篇文章是在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因而焚毁了收有这篇文章的文集。 收入了许多经济著作的《列宁全集》第3卷中有三十四处引证《资本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给列宁提供了研究俄国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法。《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引用《资本论》的地方最多——达五十一处。 1905年革命后，在反动年代里，伊里奇着手分析革命强大和软弱的原因。他特别注意农民和土地纲领。在第11卷和第12卷里，我们又碰到《资本论》（特别是第3卷）的引文，当时伊里奇正在仔细地钻研第3卷。 当工人运动在连纳事件之后又重新高涨起来的时候，伊里奇利用公开刊物使党的积极分子注意到：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同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1913年3月列宁为《真理报》写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为当时党的理论杂志《启蒙》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1914年列宁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写了著名的论文《卡尔·马克思》。 特别有意义的是列宁在苏维埃时期对《资本论》的引证。列宁在1922年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说道，无产阶级的胜利引起了思想战线上特别激烈的斗争，我们必须用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刻了解来武装自己，才能抵挡资产阶级思想的袭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撰稿人就应该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所写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2]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19年1月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那些说工人阶级可以脱离国家而独立，那些不懂得在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国家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人，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窍不通的。伊里奇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就农村工作所作的报告里讲到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曾引证了《资本论》，他在当时的许多文章中也引证了《资本论》。 《资本论》不会不是行动的指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全会的决议说：全体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于部，必须很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把它的精神贯串在整个实际工作中，把它带到群众中去。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的干部认真地研究《资本论》。 写于1937年 载于1937年3月27日《真理报》第85号 [1]《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9页。 [2]《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09页。
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的著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 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的著作 在俄国，由于工业落后，工人运动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发展，当时在其他许多国家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已广泛展开，已有法国大革命的经验、1848年革命的经验，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革命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了。马克思的学说指明了社会发展的方向，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崩溃及其为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必然性，指出了新的社会形式发展的道路，即阶级斗争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阐明了无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作用及其胜利的必然性。 我国的工人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发展起来的，它不是盲目地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而是有明确的目的和道路。 列宁作了很多很多的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光芒来照耀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道路。马克思逝世已经五十年了，但是马克思主义仍继续是我们党的行动指南。列宁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深化。 因此可想见，阐明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著作这一问题，会使读者感到多么大的兴趣。 列宁精通马克思的著作。当他于1893年来到彼得堡时，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已经有了渊博的知识，这一点使当时的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感到非常惊奇。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当马克思主义小组才开始组织时，人们主要是学习《资本论》第1卷。《资本论》一书虽不易得，但是毕竟还能找到。至于马克思的其他著作，情况就更差了。大多数的组员连《共产党宣言》也没有读过。例如，我自己只是在1898年放逐期间，才第一次读到了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严格禁止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述情况就够了：1897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为《新语》杂志[1]作的那篇题为《评经济浪漫主义》的文章中，为了不给该杂志添麻烦，竟不得不避免使用“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等字眼，而使用譬喻的说法。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并努力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版和法文版著作中所能得到的一切。安娜·伊里尼奇娜讲过他同妹妹奥里珈共同阅读法文版《哲学的贫困》一书的情形。他所读的书大部分是德文的。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最重要的、他最感兴趣的地方，都给自己译成了俄文。 在1894年秘密出版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第一部大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就引用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于1843年写给卢格的信、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 《人民之友》这一著作，大大地开扩了当时还很少知道马克思著作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眼界，按新的方式阐明了一系列的问题，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列宁的下一部著作，即《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中，我们已经看到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以及《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引证了。 后来侨居国外的生活，使列宁有可能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并加研究。 列宁于1914年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写的马克思传，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伊里奇精通马克思著作的情形。 另外，列宁阅读马克思著作时经常记录下来的无数摘录，也说明了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中保存有他从马克思著作中摘录下来的很多笔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在自己的工作中利用了这些摘录，反复地阅读过并写了自己的评语。列宁不仅了解马克思，而且还深刻地思考了他的全部学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0年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演说时，曾向青年们说，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使你们学到的共产主义不是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经过你们深思熟虑的东西，是从现代教育观点上看来必然的结论。”[2]“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不用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浩繁的工夫，不理解他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事物，便想根据自己学到的共产主义的现成结论来炫耀一番，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是很可怜的。”[3] 列宁不仅研究写的著作，而且还研究资产阶级营垒中他的敌人们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写的著作。他在同这些敌人的论战中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他在他的第一部大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回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文）一书中，用马克思的观点来反对民粹派（米海洛夫斯基、克里文科、尤沙柯夫）的观点。 列宁在他所著《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中指出了司徒卢威的观点根本不同于马克思的观点的地方。 他研究土地问题时，曾写出了《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列宁全集》第5卷）这篇论文。在那里，他用马克思的观点来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大卫、海尔茨以及俄国批评家——切尔诺夫、布尔加可夫等人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法国有一句成语说：“Duchocdesopinionsjaillitlavénté”（“争辩出真理”）。伊里奇很爱引用这句成语。伊里奇经常把工人运动基本问题上的各种阶级观点揭露出来和对立起来。 列宁经常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拿来对比，这一点是很突出的。 《列宁文集》第19卷就可说明这一点，该卷将列宁1917年以前那一段时期中对土地问题所作的摘要、概要、报告大纲等等材料都收集进去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把“批评家”的意见仔细地作成概要，择出其中最显明、最典型的东西，并将马克思的言论与之对比。他仔细分析“批评家”的言论，竭力指出它们的阶级实质，把那些最关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突出地摆出来。 列宁常常故意强调某个问题。他认为，声调并不是最重要的：可以说得很粗暴、很激烈，但是重要的是说出问题的实质。他在《致弗·阿·左尔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引证梅林[4]的话时写道：“……梅林说得对（《与左尔格通信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爱讲什么‘客气’，‘他们每次打人从不怎么犹豫，但每次挨打也从不叫苦。’”[5]列宁的作风也很激烈，这是他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他曾指出：“马克思说，他和恩格斯经常同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6]的‘可悲的’miserabel)办报方针进行斗争，并且往往斗争得很激烈(“wobei’softscharfhergeht”）。”[7]伊里奇并不害怕激烈，但是他要求反驳能针对问题的实质。 伊里奇常爱使用“吹毛求疵”这一字眼。如果争论不是针对问题的实质，而是歪曲事实和在细枝末节上吹毛求疵，那他就说：“看，又在‘吹毛求疵’了。” 列宁还更严厉地反对那种不以说明问题而以打派别的小算盘为目的的论战。这是孟什维克惯用的方法。他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断章取义地抓出一些字句，撇开说这些话时的具体环境，便以这些字句作掩护，一味地追求派别的目的。列宁在《致弗·阿·左尔格书信集》序言中写道：“如果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英美工人运动的劝告可以简单地直接地应用到俄国来，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为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为了研究某个国家工人运动具体的历史特点，而是为了谋求知识分子的小派别组织的利益。”[8] 这里我们就直接接触到列宁是怎样研究马克思著作的问题了。这部分地可以从上面这段引文中看到：要弄清楚马克思的方法，学会象马克思那样研究特定国家的工人运动的特点。列宁就是这样做的。对列宁说来，马克思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有一次无意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谁愿意请教马克思……”这句话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自己经常是“请教”马克思的。在革命最困难的转变关头，他就去反复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有时到他的办公室去，可以看到，周围的人都很不安，而伊里奇却在读马克思的著作，而且难于脱手。列宁醉心于马克思的著作，并不是为了使神经镇静，不是为了取得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对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的信念——这种信念伊里奇是足够的，而是为了“请教”马克思，以便从他那里找到对工人运动最迫切问题的回答。列宁在《弗·梅林论第二届杜马》一文中写道：“这些人是靠断章取义地摘录一些东西来作为自己的论据，他们抓住关于支持大资产阶级反对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一般原理，不加批判地用来对待俄国的立宪民主党和俄国革命。 梅林给这些人上了很好的一课。凡是愿意就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问题向马克思求教的人（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康·注），都必须掌握马克思针对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作的论断。难怪我国的孟什维克如此胆战心惊地回避这些论断了！这些论断最完整最鲜明地表达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同妥协主义的资产阶级进行的无情斗争。”[9] 研究马克思分析类似的局势的著作，仔细地分析这些著作，和当时的情况相比较，找出其中的异同点——这就是列宁的方法。1905—1907年革命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伊里奇是怎样运用这种方法的。 列宁早在1902年，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就写道：“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10] 我们知道，1905年的革命斗争已经提高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作用，而1917年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就真正把俄国无产阶级变成了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了，但这只是在《怎么办？》一书写出十五年之后的事情。在1905年1月9日在冬宫广场上枪杀工人的事件[11]之后，革命浪潮日益高涨起来，这时，党应当把群众引向哪里，党应当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就迫不及待地提出来了。于是列宁又请教马克思。他特别细心地研究马克思关于1848年法国和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一切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弗·梅林编印的有关德国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第3卷。 伊里奇在1905年6、7月间写成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这部著作里，他用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群众去和专制制度进行最坚决的、毫不调和的斗争，直到武装起义为止的策略，同孟什维克坚持和自由资产阶级进行妥协的策略加以对比。列宁在《两种策略》中写道：必须消灭沙皇制度，“代表会议（新火星派分子的。——娜·康·注）也忘记了，当政权还在沙皇手中的时候，任何代表的任何决定，都会和德国1848年革命史上有名的法兰克福议会的‘决定’一样，成为无聊而可怜的空话。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曾在他主编的《新莱茵报》[12]上，非常尖刻地讥笑了法兰克福的自由主义解放派'，因为他们说了许多漂亮话，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民主主义的‘决定’，‘立了’各种各样的自由，而事实上却让政权留在国王手中，并没有组织武装斗争去反对掌握在国王手中的武装力量。当法兰克福的解放派还在那里空谈时，国王却抓住了时机，加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反革命便依靠实际的力量，把民主派和他们的一切美妙的‘决定’打得落花流水了。”[13] 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提出这样的问题：资产阶级能否通过和沙皇制度勾结的手段来破坏俄国革命，或者，如马克思说过的那样，能否用“平民手段”来对付沙皇制度。“如果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那时，我们就能用雅各宾派[14]的方式，或者说，用平民的方式来对付沙皇制度。马克思于1848年在有名的《新莱茵报》上写道：‘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对付资产阶级的敌人，即对付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见《马克思遗著》（Marx’Nachlass）梅林版第3卷第211页）在民主革命时代用‘雅各宾主义’这种吓人的字眼来吓唬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的人，是否思索过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呢？”[15] 孟什维克说，他们的策略就是“仍然是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党”，说这并不排斥在某一个城市里局部地暂时地夺取政权并成立革命公社的做法。列宁这样提出问题并回答说：“‘革命公社’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新火星派。——娜·康·注）的革命思想是混乱不清的，结果就——这是很常见的事——尽说革命的空话。的确，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决议中使用‘革命公社’这样的字眼，不过是说革命的空话而已。马克思屡次斥责过这种用早已过时的‘动听的’名词来遮盖将来的任务的空话。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动听的名词，在这种情形下就会变成空洞而有害的华而不实的东西，变成装饰品。我们必须向工人和全体人民清清楚楚地、毫不含糊地说明：为什么我们要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如果在将来，在已经开始的人民起义得到胜利的结局而我们对政权有了决定性的影响时，我们究竟要实现一些什么样的改革？这就是摆在政治领导者面前的问题。”[16] “这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人从来没有思索过马克思所说的必须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的话。他们白白地接受了马克思的名字，其实，他们在草拟策略决议的时候完全是在模仿法兰克福的资产阶级空谈家，模仿他们自由地批评专制制度、加深民主意识而不懂得革命时期是行动的时期、是要既从上面又从下面行动的时期。”[17]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18]列宁就用马克思这句话做根据来估计势不可当的革命的作用。 列宁接着分析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的言论时解释了什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列宁在进行比较时也讲到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区别问题。他写道：“可见，只是在1849年4月，在革命报纸出版了几乎一年以后（《新莱茵报》是从1848年6月1日开始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在此以前，他们只办了一个和独立工人政党在组织上没有任何联系的‘民主派机关报’！这件事实，这件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是骇人听闻的和不可思议的事实，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现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这件事实向我们表明，在德国民主革命中所显露出来的运动的无产阶级特征和无产阶级潮流要少得多（因为德国在1848年还落后，在经济方面落后，在政治方面也落后——国家没有统一）。”[19]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07年所写的那些专门论述马克思的通信和活动的文章，是特别有意思的。 这就是：《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2卷第96—105页），《弗·梅林论第二届杜马》（《列宁全集》第12卷第369—376页）以及《致弗·阿·左尔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92—710页）。这些文章特别详尽地阐明了列宁研究马克思著作的方法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列宁因与波格丹诺夫发生意见分歧而重新努力研究哲学、辩证唯物主义问题成了他特别注意的中心时所写的。 列宁既研究马克思关于类似我国革命失败后所发生的问题的言论，同时又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向马克思学习如何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历史的发展。他在《致弗·阿·左尔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写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同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比较一下，是大有益处的。如果注意到在德国和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在各该国全部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形式各不相同这一事实，那末这种比较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从科学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的实际政策和策略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决定战斗的无产阶级的任务的典范。”[20] 1905年革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迫切问题，列宁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又更深入地思索了马克思的著作。在革命的火焰中锻炼了列宁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方法（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这种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方法，使列宁取得了与那些曲解马克思主义和阉割其革命实质的现象作斗争的武器。我们知道，列宁所著《国家与革命》一书，在组织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事业上起了何等巨大的作用。这一著作完全是根据对马克思关于国家的革命学说的深刻研究写成的。 我们且把列宁所著《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头一页引证如下：“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21]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可别小看他们！）。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摧残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仿佛马克思培育出极有组织的工人联合会是为了进行掠夺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风气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22]斯大林同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这一著作中写道：“只有在下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公开发动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当推翻资产阶级的问题已经成为直接的实践问题的时候，当无产阶级的后备军问题（战略）已经成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的时候，当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议会形式和议会外形式（策略）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期，才能制定无产阶级斗争的完整的战略和周密的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被第二国际[23]机会主义者埋没了的那些关于策略和战略的英明思想，正是在这个时期被列宁发掘出来重见天日的。（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康·注）但是列宁并不限于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策略原理。他还向前发展了这些原理，补充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理，把这一切结合为指导无产阶级斗争的规则和指导原则的体系。”[24]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经常重复他们的这句话。他用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方法，革命的实践，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全部情况，使列宁能够把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变为真正的行动指南。 我来讲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吧。不久以前我们庆祝了苏维埃政权成立的十五周年。我们就联想起1917年10月组织夺取政权的情形。夺取政权并不是自发的，而是经过列宁深思熟虑的，他当时所遵循的是马克思关于如何组织武装起义的直接指示。 十月革命把专政交到无产阶级手中，这样一来斗争的全部条件就根本改变了：正因为列宁不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言论的字句为指南，而是以这些言论的革命内容为指南，他也就善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来。 我只是讲到了几点。今后还必须做一番巨大的研究工作：把列宁从马克思那里吸取的一切都挑选出来，查明他是怎样吸取的，是在什么时期，和什么样革命运动的任务有联系。我连民族问题、帝国主义等这样极重要的问题也都没有谈到。《列宁全集》和《列宁文集》的出版，会有助于这一工作的进行。列宁在革命斗争的各阶段上（自始至终）研究马克思著作的道路，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更深刻地了解马克思，而且还帮助我们更好地、更深刻地了解列宁本人，了解他研究马克思著作的方法和把马克思学说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的方法。 还须指出列宁研究马克思著作的另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方面。列宁不仅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研究了马克思的“批评家”评述马克思的著作，他还研究了马克思之走向某一观点所经历的道路，研究了那些曾启发过马克思的思想并把这些思想推向某一方向的著作，研究了——如果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来源，还研究了马克思从某一著作家那里吸取了些什么材料，怎样吸取的。他尽力深入地钻研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1922年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写道，必须使《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25]杂志的撰稿人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26]的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如果没有可靠的哲学论据，便无法对付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至于怎样从唯物主义观点研究黑格尔辩证法的问题，列宁曾根据自己的经验谈到过。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有关的一段话吧： “……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撰稿人就应该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所写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根据马克思怎样运用他从唯物主义来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各方面来阐明这个辩证法，在杂志上登载黑格尔主要著作的节录，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加以解释，引用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实例，以及引用现代史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提供得非常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辩证法的实例来加以评注。依我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一些编辑和撰稿人应该形成一种‘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从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黑格尔辩证法中，可以找到（只要他们善于去找，只要我们能学会帮助他们）自然科学革命所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的解答，而崇拜资产阶级时髦的知识分子在这些哲学问题上却往往‘跌入’反动的泥坑。”[27] 《列宁文集》第9卷和第12卷现在已经出版了，这两卷书说明列宁在研究黑格尔的基本著作时的全部思想过程说明他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去研究黑格尔的著作，以及如何把这一研究同深入探讨马克思的言论紧密联系起来，他很善于在各种极不相同的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行动的指南。 列宁不仅研究了黑格尔的著作。有一次他读了马克思1858年2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在这封信里对拉萨尔[28]所著《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共二卷）给了严厉的批评，把这部著作称为“小学生的”作文。列宁起初把马克思的批评作了简要的表述：“拉萨尔简单地重弹黑格尔的调子，抄袭他的话，无数次地反复咀嚼黑格尔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个别论点，用无数的学究气、书呆子气十足的废话来充塞自己的著作。”[29]但列宁还是研究了拉萨尔的这一著作，把它作成纲要，写了摘录，加上评语并在末尾做出总结说：“总之，∑∑[30]，马克思的评论是正确的。拉萨尔的这本书不值得一读。”[31]但是列宁自己研究这一著作的结果使他更深刻地了解了马克思，了解了他为什么这样不喜欢拉萨尔的这一著作。 最后，我还想指出列宁对马克思著作的另一工作形式——这就是把马克思的学说通俗化。如果进行通俗化工作的人“认真”从事这一工作，决心用最简单易懂的形式来说明某一理论的实质，那末这一工作就会使他自己得到很多东西。 列宁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他从流放地写信给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说：“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学会为工人写作。” 他想把马克思的学说写成对工人群众亲切易懂的东西。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在工人小组中上课时，就力图首先向大家解释《资本论》第1卷，用他的听众生活上的实例来解释该卷所叙述的那些原理。1911年，列宁在龙寿姆（巴黎城郊）党校（列宁在那里从事培养那些准备领导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的干部的工作）向工人们讲授政治经济学时，就力求简易地解说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伊里奇在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总是尽力设法把马克思学说的各部分加以通俗化。1921年关于职工会问题发生争论时，列宁关于如何应用辩证法来研究事物和现象的解说，是通俗化的典范。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象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32] 这不多的几行字，是列宁多年研究哲学问题、经常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经常“请教”马克思所得的结晶。这几行字扼要地指出了研究各种现象时应当作为行动指南的全部本质的东西。 列宁如何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这件事也就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去研究列宁的学说。列宁的学说和马克思的学说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它是实际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写于1933年 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学习列宁那样工作》 [1]《新语》杂志从1897年4月开始出版起，就落到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娜·康·注 [2]《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49页。 [3]同上书第348页。 [4]弗兰茨·梅林（1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杰出的理论家政论家、历史学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 [5]《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01页。 [6]《社会民主党人报》是1879年创刊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 [7]《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98页。 [8]《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04页。 [9]《列宁全集》第12卷第374页。 [10]《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5页。 [11]1905年1月9日（俄历，星期日），彼得堡十四万工人为支援普梯洛夫工厂的罢工，受暗探局奸细加邦牧师的蒙蔽，列队到冬宫向沙皇请愿，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出版言论自由，等等。沙皇下令开枪镇压工人，死千余人，伤二千余人。这一事件又名“流血星期日”。 [12]《新莱茵报》，1848年6月至1849年5月在德国科伦出版，由马克思主编，是民主派中无产阶级的战斗机关报。 [13]《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26页。 [14]雅各宾派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组织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1793年，他们依靠巴黎人民起义，夺取政权，建立了历史上有名的雅各宾专政，采取革命的恐怖手段，镇压反革命活动，击退外国武装干涉者。 [15]《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50页。 [16]同上书第571页。 [17]《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86—587页。 [18]同上书第601页。 [19]同上书第625页。 [20]《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93页。 [21]沙文主义是资产阶级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因法国士兵沙文狂热地护拿破仑第一的侵略扩张政策而得名。社会沙文主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它是机会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产物。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们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公然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放弃革命斗争，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完全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22]《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74页。 [23]第二国际创立于1889年，是各国社会党的国际联合组织。它的初期在恩格斯的指和影响下，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工人阶级队伍，促进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方面，起过积极作用。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首的修正主义分子占据了领导地位，第二国际逐渐蜕化变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第二国际的大多数社会党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政党，第二国际终于彻底破产。 [24]《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0页。 [25]《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是1922年1月至1944年6月在莫斯科出版的一种哲学和社会经济月刊。 [26]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27]《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08—609页。 [28]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最早的机会主义代表人物混入革命队伍的内奸和工贼，与普鲁士宰相俾斯麦相勾结，出卖德国工人运动。 [29]《列宁全集》第38卷第385—386页。 [30]即summasummarum——总而言之。 [31]《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2页。 [32]《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53页。
列宁论善于为工农群众写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 列宁论善于为工农群众写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写给国外的巴维尔·波利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说：“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写作。”（1897年8月16日的信）[1]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897年以前就已经为工人写作了。 1895年，他为工人写了一本题为《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的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是1895年在拉赫塔印刷所秘密印行的。 在1895年，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后来成为有名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2]，参加这个小组的有列宁、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斯塔尔柯夫、拉德琴柯、瓦涅也夫、西尔文和雅库波娃等人，——曾决定出版一种供工人阅读的秘密杂志《工人事业》。在创刊号准备就绪的时候，发生了逮捕事件，本期原稿从瓦涅也夫家里被搜走了，这一期杂志就没有出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为这一期杂志写了一篇《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的文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狱中寄出了用化学药水写在书上供工人阅读的两份传单：《五一工人节》和《告沙皇政府》。 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对伊里奇的小册子《对罚款法的解释》给了很高的评价。 伊里奇在1897年8月16日给阿克雪里罗得的同一信中写道：“您和他（普列汉诺夫。——娜·康·注）对我的习作（为工人写的）所下的评语，给了我很大的鼓舞。”[3] 希望学会写广大群众易懂的作品的青年作者，必须仔细研究伊里奇的这些著作。 如果我们看一下《对罚款法的解释》这本小册子，那末就会发现，这本小册子是用非常简单的话写的，但是，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这本小册子同那些在目前还大量流行的肤浅的宣传品是截然不同的。在这本小册子里完全没有鼓动的词句和号召。但是主题的选择本身就很恰当。这个在当时大大地激动了工人的题目正是工人所关心的。这本小册子是从工人非常熟悉的具体事实出发，完全以仔细收集来的大批材料作根据，事实的叙述又很清楚。在小册子内所讲到的，拿来说服人的，都不是空话，而是具体的事实。这些事实说得这样明白，这样令人信服，使工人一读之后，就能自己做出结论。小册子的提纲也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它从各方面来阐明问这个纲要可以归纳如下：（1）什么是罚款；（2）从前是怎样规定罚款的，是什么东西引起了新的罚款法；（3）厂主可根据什么理由来课处罚；（4）最多可以罚款多少；（5）怎样课处罚；（6）按法律规定，罚款应该用在什么地方；（7）罚款法是否适用于全体工人；（8）结束语。 结束语把工人自己根据前几章引来的事实已能作出的那些结论简要地表述出来，只是帮助去概括和最后表述这些结论。这些结论很简单，但是对工人运动有极大的意义。 列宁在《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这篇短文中所采取的对读者的态度也象《对罚款法的解释》一文一样。他把内务大臣杜尔诺沃给宗教事务院最高检察官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拿来加分析，并引导工人得出以下的结论： “工人们！你们看，我们的大臣们多么害怕知识和工人的结合！你们应当向所有的人表明：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工人的觉醒！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他们就有了力量！”[4] 传单《五一工人节》是在狱中为纪念1896年五一节而写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份传单是哪一年写的，那末这很容易从传单本身的性质来确定。在传单里讲到工人的国际节日，讲到工人的国际斗争，但是出发点是当时大中心城市的工人状况和工人斗争。传单指出了斗争的前途，并直接号召工人进行罢工斗争。 传单是在1896年5月1日发表的，而在六月彼得堡就有三万纺织工人罢工。 第二份传单《告沙皇政府》对罢工作了总结，并号召工人作进一步的更加深入的斗争。传单的结尾几句话是：“1895—1896年的罢工没有白白进行。它大大帮助了俄国工人，它表明他们应该怎样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它教他们懂得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政治需要。”[5] 1897年秋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按第一本小册子的体裁为工人写了第二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叫《新工厂法》。1899年写了《论工业法庭》和《谈谈罢工》两个小册子。 这些小册子的写作工作帮助了列宁更好地来学习写作和讲活，使他的演说和文章对群众特别亲切易懂。 列宁是向谁学习讲话和写作通俗化呢？是向皮萨列夫[6]（当时列宁读过他很多作品）学，向车尔尼雪夫斯基[7]学，但是主要是向工人学，他同他们一谈就是几个钟头，问他们关于厂内他们生活上的一切详情细节，专心地倾听他们偶然提出的意见，听他们怎样提问题，观察他们的知识水平，他们对某一问题有什么不了解的，为什么不了解。工人们在回忆列宁时叙述了这些谈话情况。 伊里奇为了要把自己的意思更明白地、更好地向工人表达，曾作了许多努力，同时对任何庸俗化以及在工人面前缩小问题并把问题简单化的倾向表示气愤。伊里奇在《怎么办？》（1901—1902年）一书中写道： “……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象经济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或是象《自由》[8]杂志所希望的那样，必须降低为‘中等工人’（在这方面，《自由》杂志已经升到经济主义“教育”的第二级了）。我决不是否认为工人写通俗读物，为特别落后的工人写特别通俗的（当然不是庸俗的）读物的必要性。但使我感到气愤的是，人们常常把教育和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混在一起。你们这些关心‘中等工人’的先生一讲到工人政治和工人组织时就弯下腰来，实际上这倒是侮辱了工人。你们还是直起腰来谈严肃的问题吧，你们还是把教育交给教育家去做吧，而不要把它交给政治家和组织家！”[9] 伊里奇对于任何对工人含糊其词的行为，对于以“花言巧语”[10]来代替严肃讨论问题的做法，都很气愤。 在伊里奇的演说和文章中工人们始终可以看到，伊里奇——象一个工人所说的那样，总是“认真”地和他们谈话。 过了三年（1905年6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回到他在《怎么办？》一书中所涉及的问题，他写道： “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中，现在和将来始终有某种教育学的因素：必须把整个雇佣工人阶级培养成为使全人类摆脱一切压迫而斗争的战士必须经常教育这一阶级的不断出现的新阶层；必须善于接近这一阶级的最不开化、最不成熟、而我们的科学和生活的科学也很少触动的代表们，以便能够跟他们谈得来，能够接近他们，能够坚持不懈地耐心地提高他们，使他们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觉悟；但不要把我们的理论变成枯燥乏味的教条，不要光用书本子教他们理论，而要让他们参加日常的斗争。再重复一遍，在这种日常活动中是有某种教育学的因素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忘掉了这种活动，就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了。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这里有人常常忘记这一点，即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把政治任务归结为教育学，同样（虽然另有原因）也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了。谁要想把这种‘教育学’当作一种特殊的口号，使它跟‘政治’对立起来，并在这种对立的基础上建立特殊的派别，用这种口号去号召群众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谁就必定要堕落到从事蛊惑宣传的地步。”[11] 这只是来说明以前说过的话，并明确伊里奇对通俗读物的要求。 1903年，当自发的农民起义开始时，伊里奇就写了一本《给农村贫民》的通俗小册子，在小册子中向农村贫民解释工人为了什么而斗争，为什么农村贫民应当同工人一起前进。 1905年7月，伊里奇写了《三种宪法或三种国家制度》的著名传单。传单上把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三者按形式、内容和目的来加以比较。这个传单是明确和通俗的范例，但同时是严肃解释问题的范例，是“认真”谈话的范例。 按伊里奇的意见，共产党员在形势急剧转变的关头，特别应当写得通俗，讲得通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17年4月代表会议上说： “许多人，连我本人在内，都在群众面前，特别是在士兵面前讲过话，我想，假如一切问题都从阶级观点来解释，那末他们很难了解我们的立场，很难了解我们想怎样结束战争，我们认为怎样才能结束战争。广大群众对我们的立场有许多误解和完全不了解的地方，因此我们应该讲得极其通俗。”[12] 列宁在同一演说中说：“必须面对群众，向他们作具体的答复。”[13]要有明确的政治思想。“联欢缺乏明确的政治思想。”[14]列宁在讲到不摧毁资本家的统治，就不能实行所提出的和平条件时，曾坚持要把这一思想向群众解释清楚： “我再说一遍：需要把这一真理向不觉悟的人民群众由浅入深地解释清楚，使那些没有修养的人了解问题的实质。目前流行的论战争的书刊都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把事情描绘成似乎阶级斗争并不存在，两个国家是友好相处的，后来一个国家攻击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国家就实行自卫。这些书刊的全部错误和谎言就在这里。这是一种丝毫没有客观精神的庸俗议论，是有教养的人对人民的有意识的欺骗。”[15]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列宁认为善于通俗地讲话和写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使共产主义对群众说来成为象他们自己的事业一样明白易懂的东西。通俗演讲和通俗小册子应当有激起某种行动的具体目的。通俗演讲中所发挥的政治思想，应当是准确、鲜明而含意深长的。任何的庸俗化、简单化和脱离客观性的做法都是不允许的。应当准确地按提纲阐述问题，帮助听众或读者自己去作结论，而只把这些已经被听众或读者意识到的结论加以总括和表述。 不要从抽象的议论出发，而要从切近听众或读者、能激动听众或读者的事实出发，并逐渐地、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解释这些事实同阶级斗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最重要问题之间的联系。 列宁就是这样来教大家通俗地讲话和写作的。 目前，通俗读物具有特别的意义。由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群众必须尽可能清楚地了解形势，学会了解日常生活中他们关心的事实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本问题之间的联系。这样的读物简直少得可笑。应当写这种读物。必须向列宁、向群众学习怎样通俗地写作。必须学会善于写通俗作品的本领，努力工作，集体地养成这样写作的本领，并在实践中检查取得的成绩。 写于1930年 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党的报刊的编辑和组织者》 [1]《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 [2]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1895年列宁把彼得堡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统一起来组成的，是俄国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初萌芽。 [3]《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 [4]《列宁全集》第2卷第68页。 [5]同上书第98页。 [6]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皮萨列夫（1840—186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艺批评家和哲学家。 [7]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批评和空想社会主义者。 [8]《自由》是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由叶·奥·捷连斯基创立，曾与彼得堡经济主义者结成同盟反对列宁）1901年在瑞士出版的杂志，它标榜是“为工人”办的“通俗读物”，实际上宣扬恐怖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思想，反对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9]《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40—341页。 [10]同上书第341页。 [11]《列宁全集》第8卷第423页。 [12]《列宁全集》第24卷第203页。 [13]同上书第208页。 [14]同上。 [15]同上书第236—237页。
列宁的编辑工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 列宁的编辑工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重视编辑工作的哪些方面，从他1913年写给卡斯帕罗夫同志的一封信可以看出来。卡斯帕罗夫给《启蒙》[1]杂志写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 伊里奇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您的文章我已经收到和读过了。依我看，题目选得很好，论述得也很对，就是在词章上下的工夫不够。有许多过分的（不知怎么说才好？）‘鼓动’，并不适合这篇理论性的文章。依我看，或是您自己加一下工，或是我们试改一下。”[2] 可见，选择主题，论述主题，文字上的修饰，这就是伊里奇注意的三个方面。 选择主题很重要。要选政治上重要的、为大众所注意的、涉及最迫切问题的主题。 我观察过《火星报》编辑部的工作。我记得，每个主题都进行了多么详细的讨论。我记得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就选择什么主题的问题所进行的长时间的谈话和交换意见。连主题的配置——什么问题放在前面，什么问题放在后面，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火星报》编辑部开会（或用通信的方式）的时候，就详细地讨论每个主题——它的共产主义比重。因此，当我看到编辑工作的时候，我就不由地想到，选择主题是多么重要。 当然，这对《火星报》特别重要。当时还没有中央委员会，《火星报》是唯一的党的机关和实际上的领导机关。当时还要规定最基本的理论原则和策略方针。现在就不同拟定主题已经容易得多，但人们还是经常忘记，拟定主题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我们的许多杂志和报纸，主题的选择还是自流的。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向列宁学习。 主题问题和计划性问题是密切联系着的。选择主题，配置主题，这也就是计划。计划的总的性质是由党在某段时间或某个时期的总的任务决定的。关于这一点，伊里奇在《火星报》和《曙光》[3]杂志编辑部声明的草案中已经做了确切而清楚的阐述[4]。但是，如果以为，这对于杂志，特别是对报纸来说已经够了，那是不正确的。每一期的计划都要以当前的迫切问题为依据。它应当把总的原则具体化，使每一期都尽可能密切地和“转瞬即逝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不然计划就是死的计划。 当然，由于秘密刊物即国外秘密刊物的出版条件，报纸送到目的地的时候，某一问题已经变了。但是伊里奇总是特别注意主题的迫切性和计划同实际生活的深刻联系。 主题的论述对杂志和报纸说来，其意义并不次于主题的选择。主题的论述决定着方向。主题也许选得很好，但是主题的论述决定问题是否阐述得正确。同一个主题既可以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述，也可以从民粹派[5]的观点、从自由派的观点论述。主题的论述是问题的关键。而且一个主题即使是由同一派的人写，不同的色彩也是非常重要的，把什么提到首位、特别强调哪些地方、从哪些联系和中介中把握问题，这都是重要的。 对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根据列宁的文章研究他是怎样论述问题的。了解了伊里奇写文章的方法，可以更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他在写文章以前，通常是先写好提纲。从这个提纲可以追溯伊里奇的整个思想过程。有许多文章，伊里奇把提纲改了两遍、三遍把这些提纲比较一下，看看伊里奇为什么要修改提纲，修改后的提纲比原来的好在什么地方，他朝哪个方向改变论述主题的方法，这是很有意思的。 从伊里奇的文章也可以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他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工人运动发展的不同时期，在不同的阶段上论述同一个主题基本的意思仍然不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在较早的时期，多带理论性，在较晚的时期，多带鼓动性。例如在九十年代，伊里奇在《人民之友》一书中就谈到宗教观念和落后的经济形式的联系，揭示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种说法的根源。1920年，当过渡到新的经济形式的问题成为当时的迫切问题的时候，在非党的工人和红军战士大会上又谈到了这个问题。再如关于马尔萨斯主义[6]的问题，九十年代他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论证了马尔萨斯主义理论的小资产阶级性，后来，到1913年医生代表大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在《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学说》一文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把在这两种场合论述主题的方法比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我只是举这样两个例子。在列宁的文章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从这些例子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到，列宁怎样把前从学术上论述过的某些问题同不同时期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他怎样在另一种情况下从另一个方面抓住关于另一种联系的问题。1922年，有一次我向伊里奇谈过这一点。他认为，最好有人能够把这个问题阐明一下，因为这关系到辩证地对待主题的问题。这个问题须要进行巨大的研究工作。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会有很大好处。《火星报》编辑部关于主题的论述进行过极其热烈的辩论。我因为是《火星报》编辑部的秘书，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出席了。关于主题论述的讨论使问题的整个提法都大大深刻化。 最后，是文笔问题。文笔应该和内容相适应。文章的语言和笔调应同文章的论旨相适应。理论文章不适于用鼓动性的笔调写，鼓动性的文章不适于用学院式的语言写。文笔是一种艺术。笔调，风格，善于形象地叙述，做出必要的比较，这些在这里是很重要的。伊里奇非常重视文笔，他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风格上下过很多功夫。关于伊里奇的语言和风格，人们写了不少东西。伊里奇逝世后不久在《左翼文艺》杂志[7]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特别喜欢。这篇文章阐明了伊里奇讲话的结构如何使他的讲话热情洋溢，如何有助于强调基本思想和色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在模范中学学习过，把很多时间都白白地花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上面。但是这使他对语言学发生了兴趣。他可以坐上几个钟头来翻看各种字典，达里字典也包括在内。在他快逝世的时候，他还特别关心这本字典的再版问题。伊里奇的语言是丰富的，他能使用许多民间成语和语汇。常有这样的情形校对员没有认出是引自列宁著作的引文而在某个成语或语汇的旁边打上一个问号或惊叹号，有时甚至就照自己的意思改了。但是，列宁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鼓动性的著作用的语言，对群众是亲切易懂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的语言上下过很多工夫。他从流放处写给巴·波·阿克雪里罗得[8]的一封信中谈道：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学会为工人写作[9]。我从流放处写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母亲的一封信描写过伊里奇在这件事情上怎样利用我的帮助：有时我要装成一个不懂外文术语和科学术语、不懂一些人所共知的事物的“无知的”读者。 善于写作是一种艺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器重那些有写作才能的编辑和撰稿人。这不仅是风格和语言的问题，而且是发挥和阐明问题的全部方法。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器重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卢那察尔斯基[10]，他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一点。有时一个什么人发表了一个正确的、很引人注意的思想，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就把这个思想抓住，把它表述得那样漂亮、那样出色，给它穿上那样光芒四射的服装，使发表这个思想的人本身都很惊奇，觉得难道真是他这个这样简单的往往很笨拙的思想变得这样意想不到地美妙迷人。我曾几次参加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的谈话，看到他们怎样相互“补充”。 现在，我来谈谈，伊里奇是怎样同编辑同仁和最亲近的撰稿人一起工作的。例如有某个新的主题必须加以阐述。可是谁也不表示愿意写。这时，伊里奇就找他认为最适合写这个主题的人谈话，在他身上做工作。他并不立刻提出要写这个主题的文章，而是先同他谈这个主题所涉及的问题，引起对方对这些问题的兴趣，用一定的方式引导他，看对方说什么。有时谈到这里就谈不下去了，这时，伊里奇就找别人，开始同他谈话，当他看到对方“上钩”的时候，他就开始更详细地讨论问题，他从回答和对话看出，对方将要怎样论述问题，这时，他就向他详细地谈他自己的意见，更详细地发挥自己的观点。然后，他就提议：“你来写写这个问题吧，你会写得很好”。于是，这个被伊里奇的谦诚态度所感动的人就答应了，而且叙述的常常简直就是伊里奇的意见。《前进报》[11]和《无产者报》上有很多没有署名的文章。人们就争论起来这篇文章是谁写的，是伊里奇还是别人。有人就说：“当然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是他的话！”另一些人就说：“不，这显然是某某人写的！”他们就这样争论起来。当然现在要来回忆某篇文章是谁写的，那是很困难的：不仅前的编辑记不起，就是作者自己也常常记不起，那些文章是不是他们的。但是这里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不管这些文章是谁写的，即使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写的，主题的选择和论述，他也是参加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对编辑部内部的作者有影响，对编辑部以外的作者也是有影响的，这就是他的全部革命活动、他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他的文章等等发生的影响。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作者的态度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是政治上已经定型的、有经验的人，他就向他们提出一定的要求。他就前进派[12]准备同《真理报》合作的声明写给高尔基的信就有代表性。 “如果……如果象您所写的，‘马赫主义[13]、造神说[14]和诸如此类的一切东西已经永远地陷入了绝境’，如果这个假定是正确的，我愿意诚心诚意地和您一起为前进派的归来高兴。如果是这样，如果前进派已经理解或将理解这一点，那末我和您一起为他们的归来而感到万分高兴。但是我还要强调‘如果’，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愿望。” 接着谈道： “如果他们已经明白了，我就要向他们致千百个敬礼，而一切个人的东西（这是尖锐的斗争不可避免地造成的）立刻就会烟消云散。如果他们还没有明白，还没有吸取教训，那就请勿见怪：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向诽谤马克思主义或歪曲工人政党政策的各种企图进行斗争。”[15] 对有经验的政治活动家提出某种最后通牒——要求原则上的坚定性。对年轻的新进的作者却是另一种态度——关怀备至，给予许多如何改正错误的指示。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一个年轻的新进的作者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沉醉于什么，甚至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但是还能学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会不惜任何时间去帮助他。他可以不止一次，而是两次三次地修改这个作者的文章，直到这篇文章象个样子为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修改别人的文章的时候，总是极力保存作者个人的特点。常常还有这样的情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非常谨慎地、往往是用暗示的方法讲给作者本人，他的文章须要作哪些修改。 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波利斯·克尼波维奇的信是很有代表性的。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但是非常用功，读过很多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论农民经济分化问题》。书中不恰当地引了彼·马斯洛夫（孟什维克[16]，写过许多有关土地问题的著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马斯洛夫有过很多争论）的一些话，有些不正确的解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波利斯写了一封长信，但是这封信遗失了；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重写了一封。信一开头是“亲爱的同事！”几个字。一开始就赞扬说：“我非常满意地读完了您的书，我很高兴地看到您着手写一部重要的大著作。通过这部著作，想必完全可以检验、加深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说得非常谨慎然而还是提到：要尽可能踏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接着谈道：“在一系列数字之后，有时是否会忽略农户的类型、即农户的社会经济类型（大业主—资产者、中等小业主、半无产者、无产者）呢？”意见是用问话的形式提出的。由于作者不会不了解这个指责的严重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上又极力说明错误的根源：“由于统计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危险性是非常大的。‘一系列数目字’是吸引人的。我想建议作者考虑这种危险性：我们的‘讲坛主义者’[17]一定会用这种办法完全扼杀资料中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波利斯在大学里是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领导的研究组中工作的。——娜·康·注），把阶级斗争湮没在一系列、一系列的数字中。作者固然没有这种情况，但是在他所写的一部巨著中，特别应当注意到这种危险性，注意到讲坛主义者、自由派和民粹派的这条'路线，。当然，既要注意到，又要铲除掉。”接着又讲到马斯洛夫：“最后，出现了马斯洛夫，这有点象Deusexmachina。（某种突然出现的东西。——娜·康·注）Cur?Quomodo?Quibus·auxiliis？[18]要知道，他的理论距离马克思主义远得很。民粹派正确地称他为‘批评家’（=机会主义者）。”又是以问话的形式给作者指出改正的途径：“或许作者是非常偶然地信任了他？”最后说：“这就是我在阅读这本有趣的重要的著作时的一些想法。握手，并祝工作顺利。”[19] 伊里奇就是这样培养青年作者的。伊里奇全部巨大的编辑工作都是口头进行的，大多数场合下都没有作任何记录，而这样的工作是很巨大的。伊里奇很注意“驯化作者”。他尽力登载应该被吸收参加工作的作者的文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也采取了同样的教育方法。当我在流放期间写第一本小册子《女工》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供了很多意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我之先出国，并把《女工》的手稿也带了去。后来，他从慕尼黑用化学药水写的信中说，《火星报》编辑部决定秘密出版这本小册子，并转达了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20]的意见。维拉·伊万诺夫娜很喜欢这本小册子，她认为，有些地方应该用另一种方法写，但是她说，这本小册子是“写得顶呱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提意见时，也象同其他新进作者一样同我谈话：“你是否觉得，这个地方要这样说才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了我要写什么问题以后，常常替我找些有趣的材料——从外国报纸上剪下来的材料、统计表，等等。不过从前，在1917年以前，我很少写东西。例如我一篇文章也没送《真理报》发表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注意吸收工人作者参加写作。他出国前，同巴布什金（涅瓦关卡的五金工人）商议好，要他给《火星报》写通讯，物色工人通讯员和作者。我流放在乌发的时候，也物色了一些工人为《火星报》写东西。《火星报》的其他代办员也这样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写信给在纺织厂作过染色工、当时（1900年11月）住在伦敦、准备回国的诺根同志，要他务必同《火星报》建立最紧密的联系，组织小组（现在叫队），给《火星报》送情报，写通讯，等等。 伊里奇给诺根的信中说：“我们对您的合作寄予很大的希望，特别是在同各地工人建立直接联系方面。您喜欢做这样的工作吗？您不讨厌东奔西跑吗？做这种工作大概经常要在外面跑。”[21] 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看到一篇工人通讯是多么高兴。在慕尼黑的所有的编委即马尔托夫和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都和他一样感到高兴。他们把工人的通讯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些工人通讯通常都是用当时先进工人用的特殊语言写的。他们的语言中有大量的新辞汇和新术语，但是往往用得很特别，不正确，搭配不当。这些工人通讯必须加以修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关心这件事。他很注意保存这些通讯的精神、风格和特点，使它们不失掉本来的色彩，过分知识分子化，而保存其本来的面目。这个工作大部分要我来做，因为修改工人的文章，我已经有些经验；这些经验是我在彼得堡涅瓦关卡星期夜校工作时获得的，我在那里工作了五年。我的修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看过。 当时先进工人的语言使地方上的许多工作人员感到很难为情。他们送给我们的通讯不是原稿，而是已经“加过工”的多加工之后，通讯中最主要的东西往往都被删掉了，通讯失去了工人的面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这种情形总是很生气，坚持要同工人建立直接联系。地方组织常常以担心被破获为理由，而不乐意告诉这种联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何重视同工人建立直接联系，从他1902年6月16日写给伊万·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的信中可以看出。 他写道：“亲爱的朋友……您报道的同工人谈话的消息使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很少收到这种能真正鼓舞群众情绪的信。请务必把这一点转告您处的工人，并向他们转达我们的请求：希望他们也亲自给我们写些东西，不只是为了报刊，也是为了交流思想，使彼此不失掉联系并做到相互了解。同时，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工人们对《怎么办？》一书的反应如何，因为我还没有听到工人们的反应。 总之，请使您处的工人小组以及马尼亚（工人委员会；当时彼得堡有两个党委员会：一个是工人的，我们在信中把它叫作马尼亚，另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我们把它叫作万尼亚。——娜·康·注）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将大大加强他们同《火星报》的接近程度以及您在他们中间的地位。其次，如果马尼亚的领袖中确实有能干的人，最好让其中一人到我们这里来一趟，请把这个意见转告他们，并请谈一下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22]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只是要工人写通讯，还要工人给《火星报》写文章。我有一次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委托，给巴布什金写了一封信（我们很了解他；巴布什金曾在星期夜校我教的那一班学习过，还参加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过课的小组）：“我们对您有个请求。请您到图书馆为我们找一份《俄国财富》[23]杂志（从去年十二月份起）。因为有个名叫达顿诺夫的在那份杂志上写过一篇关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使人愤慨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竭力把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写成不懂得什么团结、没有任何需求和憧憬的人。舍斯帖尔宁在该杂志上反驳了达顿诺夫。达顿诺夫又写了一篇更使人愤懑的文章，接着，《俄国财富》杂志就宣布这个问题不再继续讨论。请您读读这些文章（如果需要，请您买所需的几期《俄国财富》杂志，我们付钱），并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或短评（我在信中写的是“短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以后，改成“文章或短评”。——娜·康·注），尽可能多收集一些实际材料。很重要的是，在《火星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添了“或《曙光》杂志”几个字，他希望厚本的科学杂志上能够出现工人的文章。——娜·康·注）或《曙光》杂志上发表一篇比较了解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生活情形的工人（伊里奇在“工人”下面画了三条着重线。——娜·康·注）写的反驳这种无稽之谈的文章。”巴布什金写了这篇反驳文章，编入做为1901年10月《火星报》第9号的附录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标题是《捍卫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署名是“保护工人的工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这样物色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由于当时的条件，做这个工作，要进行复杂的通信，建立秘密联系，当时工人通讯员和作者一共只有几个人。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的人数有了增长，这使伊里奇无比地高兴。现在，工人通讯员已经是一支强大有力的大军了。 写于1932年 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党的报刊的编辑和组织者》 [1]《启蒙》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根据列宁的指示创办，在彼得堡公开出版。 [2]《列宁全集》第36卷第249页。 [3]《曙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杂志，由《火星报》编辑部于1901年至1902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出版。 [4]《列宁全集》第4卷第283—292页。 [5]民粹派是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产生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成员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知识分子。 [6]马尔萨斯主义是十八世纪英国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66—1834）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反动的人口理论。 [7]《左翼文艺》是一个叫做左翼文艺战线的文艺团体于1922—1925年出版的杂志。这个团体与未来主义及其他形式主义派别有联系。 [8]巴维尔·波利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1850—1928），1883年与普列汉诺夫创立“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加《火星报》编辑部，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1903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蜕化为孟什维克，并成为其首领之一。十月革命后，敌视苏维埃政权，堕落为亡命的白党分子。 [9]《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原文为“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写作”。 [10]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1897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的参加者。十月革命胜利后，任苏联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 [11]《前进报》1905年1—5月在日内瓦出版，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 [12]前进派是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反党集团，1905年12月成立，1917年二月革命后瓦解。 [13]马赫主义即经验批判主义。是十九世纪末在德国和奥地利产生的一个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派别。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对经验批判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 [14]造神说是俄国1905年至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級知识界中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思潮。 [15]《列宁全集》第35卷第52—53页。 [16]孟什维克，即少数派的意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党的中央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一派占多数，称为布尔什维克；反对列宁的一派占少数，称为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是一种机会主义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为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等人。 [17]讲坛主义者即讲坛社会主义者，是十九世纪七十——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 [18]为什么？怎么搞的？用的是什么手段？ [19]《列宁全集》第35卷第18—19页。 [20]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51—1919），最初是民粹派，后转变为社会民主党人。1883年与普列汉诺夫创立“劳动解放社”，1900年任《火星报》编辑，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蜕化为孟什维克，积极进行分裂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活动。 [21]《列宁全集》第36卷第15页。 [22]《列宁全集》第36卷第98页。 [23]《俄国财富》是1876年在彼得堡创办的月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转到民粹派手里，并成为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
列宁是宣传家和鼓动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 列宁是宣传家和鼓动家 列宁是宣传家 宣传鼓动工作的明确性是一个基本条件。既然我们的敌人也承认，说我们在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方面作出了奇迹，那末这就不应当从外表来了解，以为我们有许多鼓动员，我们耗费了无数纸张而应当从内部实质来了解，就是说，我们鼓动中所含有的真理钻进一切人的头脑中去了。而这个真理是躲避不了的。 弗·伊·列宁 俄国的工业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德发展得晚一些。因此我国的工人运动也发展得晚一些——它只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成了群众性的运动。这时国际无产阶级已经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已经经历过几次革命，已经在革命运动的火焰中锻炼出象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学说照耀着无产阶级所应走的道路，他们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死亡，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获得胜利，夺取政权，并按新的方式来改造全部生活，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的社会。 列宁在青年时代接触了马克思的学说以后，就深入地进行钻研，并了解到这个学说是俄国工人阶级的行动指南，它将帮助俄国工人从愚昧无知、备受压制和剥削的奴隶变成有觉悟、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战士，它将帮助俄国工人阶级成长为强大的力量，帮助它去领导全体劳动群众和消灭一切剥削制度。 马克思的学说帮助列宁清楚地看到社会发展的方向。列宁热烈地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认为必须尽可能使最多的群众最好地了解马克思的学说，于是列宁就以全部精力来宣传这个学说。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在工人群众中有了很大的成绩。列宁说，我们的宣传工作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很能干的宣传家，它之所以有成绩，是因为我们所说的都是真理。 具有深切的信念，这就是列宁作为一个宣传家的特点。 列宁很好地研究了马克思的学说，反复地阅读马克思的每一部著作。1914年他替格拉纳特《百科辞典》所写的关于马克思的文章，还提供了一个极丰富的书目，这是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列宁对马克思学说有全面的了解。列宁的其他一切著作也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深刻地了解问题，是列宁作为一个宣传家的第二个特点。 可是列宁不仅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善于从一切联系和中介中来把握这一理论。 在1894年工人运动的初期，他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书中指出，从工人运动开始发展时起，就应当把马克思的理论应用于我国的条件。这是在大多数革命家认为在俄国条件下工人阶级不能起多大作用的时候写的。 1899年，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出版了，在这一著作里，他用大量的实际材料证明，我国虽然落后，但是资本主义仍然在我们俄国发展起来。 1902年列宁出版了《怎么办？》一书，书中指出，工人阶级的党为了能把工人阶级引上正确的道路，在我国条件下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党。 1905年，他写了《社会民主党[1]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本小册子。 1907年，当1905年革命[2]的失败（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得不够好）已见分晓的时候，列宁写了《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部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根据这次革命的经验，着重地指出了加强工人阶级同农民的战斗联盟的必要性。 以后，和工人运动有关的每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列宁都特别仔细地加研究，把它同马克思的理论联系起来。大家都知道，列宁在世界大战正激烈时所写的论帝国主义的著作，以及十月革命前夜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列宁著作的特点在于：他善于把理论同实际联系起来，不使任何实际问题脱离理论，并且善于把每个理论问题同目前形势、同活生生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使理论成为对读者亲切易懂的东西。列宁无论在他的科学著作中，或是在他的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中都善于把理论和实际深刻地联系起来。 这样，善于把理论同活生生的现实联系起来，从而使理论明白易懂，使周围的现实可以了解，这也是列宁作为一个宣传家的特点。 列宁研究理论和周围的现实，不是单单因为这样做很有趣。列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芒来照耀客观现实时，总是力求从这里做出那些足以作为行动指南的结论。列宁的宣传总是和当时必须作什么的问题紧密地联系着。伊里奇于1917年二月革命[3]后在瑞士作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时，他不仅叙述了巴黎工人在1871年夺取政权的情形，不仅引证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而且还作出了关于俄国工人在夺取政权后应当做些什么的结论。列宁总是善于把理论变为行动的指南。 这样，善于把理论变为行动的指南，是列宁作为一个宣传家的特点。 尽管列宁有渊博的学识，有宣传家的丰富经验——他作过很多报告，写过许多宣传文章，——但是他对自己的每次发言、每个报告、每次讲演都仔细地进行准备。从保存下来的列宁的许多发言和报告的提纲中，可以看到，列宁是如何细心地考虑他每一次的宣传讲稿。根据这些提纲我们可看到，列宁的发言内容是多么丰富，他是如何善于把最必要、最主要的东西突出出来，并用鲜明的例子来解释每个思想。 仔细地准备宣传讲稿，是列宁作为一个宣传家所具有的特点。 伊里奇在他的宣传讲话中不回避困难问题，不掩饰这些问题，相反地，他非常尖锐非常具体地提出这些问题。他不害怕激烈的辞句，而且有意地把问题提得很尖锐，他不认为宣传家的演说应当是稳重的，应当象小溪流水的平和的潺潺声；他的讲话很激烈，往往有些粗暴，但是给人很深的印象，感动人，吸引人。 列宁是一个尖锐地提出问题并以自己的充沛的热情去吸引听众的宣传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仔细地研究群众，了解他们劳动和生活的条件，了解他们所关切的具体问题。他在群众面前讲话时，总是针对着听众来讲的。他在报告、讲演和谈话过程中，估计到听众当时所特别关切的是什么，他们所不了解的是什么，他们认为特别重要的又是什么。伊里奇总是善于根据听众注意的程度、问题、插话、发言，来了解听众的情绪，善于迎合听众的兴趣，回答他们所不明了的问题，从而掌握着听众。 列宁是一个善于掌握听众、和听众建立必要的相互了解的宣传家。 最后，必须指出，列宁对群众的关系，曾使他的宣传具有怎样的力量。他对待工人、对待农民——贫农和中农、对待红军战士，不是采取高高在上的态度，而是采取平等的对待同志的态度。在他看来，他们并不是“宣传的对象”，而是经历过许多事情、考虑过许多问题、要求对自己的需求加以注意的活的人。“他很认真地同我们谈”，——工人们在讲到他时都这样说，并特别珍重他那种朴实的同志态度。听众看到，他所解释的问题，正是他们自己感到兴趣的、非常关心的问题，这是最能使听众信服的。 善于提纲挈领地解释自己的思想，以同志的态度对待听众，这就是伊里奇的宣传的力量之所在，这就使他的宣传特别有成果，象现在人们所说的有效力。 在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之间是没有墙隔着的。善于以自己热情之火感染听众的宣传家，同时也是鼓动家。善于把理论变为行动指南的宣传家，无疑地就会使组织家的工作变得容易起来。 在列宁的宣传中，鼓动的声调是强烈的，组织者的成分也是强烈的，但是这并不减弱这种宣传的力量和意义。 让我们向宣传家伊里奇学习吧。 列宁是鼓动家 每一个鼓动员都应该是代表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在经济建设事业中领导全体农民和工人。他应该告诉人们，要成为共产主义者，就应当知道、应当阅读哪本小册子、哪本书。 弗·伊·列宁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经常重复他们的这句话。他的全部活动都致力于，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行动指南。 列宁于1893年到彼得堡以后，就立即到工人小组中去，向工人们解释马克思如何估计现状，他怎样展望社会发展的方向，他认为工人阶级及其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他为什么认为工人阶级的胜利是必然的。列宁力图讲得尽可能简单，举的是俄国工人生活中的例子；他看见，工人们听得很有兴趣，并很好地领会着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但是同时他感觉到，只说“要广泛地开展阶级斗争”是不够的，必须指出，如何开展这一阶级斗争，应围绕什么问题去组织阶级斗争。任务在于：把那些特别使工人群众激动的事实拿来加以阐明，并指出，要消除这些事实或改变这些事实必须作些什么。起初，在九十年代，最使工人激动的是漫长的工作时间、罚款、克扣工资、粗暴的待遇等问题。列宁领导的小组就照这样一条途径来进行工作：到各工厂工人那里去工作的同志帮助他们向厂方提出某些要求，把这些要求加以解释并在专门的传单上印出来。这些传单把工人们团结起来了，他们同心协力地、一致地支持传单上提出的要求。 鼓动工作使工人群众活跃起来了。 列宁于1897年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这一著作中写道：“同宣传工作紧相联系的，就是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个鼓动工作在俄国目前政治条件下，按工人群众的发展水平来说，自然成为首要的工作。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者要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自发斗争，参加工人为工作时间、工资、劳动条件等等问题而和资本家发生的一切冲突。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己的活动和工人的实际日常生活问题结合起来，帮助工人来理解这些问题，使工人注意到各种极严重的舞弊行为，帮助他们把他们向雇主提出的要求规定得更明确、更切实，发展工人们对于本身团结的意识，对于全体俄国工人共同利益与共同事业的意识，使他们了解他们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一部分的统一工人阶级。”[4] 列宁在1906年讲到社会民主党初选人和复选人应当怎样在农民中进行鼓动工作时写道：“……要证明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的先锋队的作用，仅仅重复‘阶级的’这几个字是不够的。要证明无产阶级的先进作用，仅仅阐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学说和一般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够的。为此还必须善于在分析当前革命的迫切问题的时候能够实际证明：工人政党的党员比一切人更彻底、更正确、更坚决、更巧妙地维护这个革命的利益，维护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的利益。”[5] 按照列宁的学说，鼓动工作要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这就是鼓动工作的力量。 鼓动工作在工人的经济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教他们把罢工用作同资本家斗争的方法，并在改善工人阶级状况方面获得了许多成果。 但是经济斗争的成功使社会民主党人中产生了“经济主义”这个完整的派别，这个派别的表现是低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崇拜自发性，竭力使无产阶级的任务仅仅限于争取改善本身的经济状况，因而也就竭力缩小工人群众中的政治鼓动工作。 列宁于1902年在《怎么办？》一书中，反驳经济派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康·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密切融合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6] 鼓动是培养群众积极性的一种方法，运用这个方法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者：资产阶级在鼓动方面早就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有各种各样的鼓动。列宁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只要“理论上正确地得到解决就保证鼓动工作取得可靠的成绩”[7]。 低估理论，轻视理论的作用，“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8]因此，列宁认为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面是鼓动工作的内容。 他反对把鼓动工作仅仅归结为号召，而要求把鼓动工作和解释工作联系起来。 列宁认为鼓动工作的力量在于简单明了的正确的解释工作。1906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一文中写道：要“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应当坚决抛弃晦涩难懂的术语和外来的字眼，抛弃记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的、还不熟悉的口号、决定和结论。”[9] 当然这并不是说，列宁否认口号的好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11年写道：“在社会民主党的选举纲领中提出简明的共同口号或选举口号常常是有益的，而且有时是必要的，因为可以通过这种口号提出当前政治实践中根本的问题，并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提供最方便、最可靠的理由和材料。”[10]任何蛊惑人心的宣传、任何玩弄那种激发群众中的劣根性、玩弄群众的愚昧无知的把戏，列宁都是不允许的。他曾说：“……我始终都要重复说：蛊惑人心的人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11]蛊惑人心的宣传，虚伪的诺言总是使列宁愤慨。例如社会革命党[12]就什么都许给了农民。 列宁从来不把自己并不深信的东西许给农民。他绝不容许为了要取得成功而闭口不谈我们的社会主义目的和严格的阶级立场。群众也就感觉到这一点并且懂得，列宁同他们谈话是“很认真的”（一个工人回忆列宁在1917年作鼓动性的讲话时的用语）。 列宁强烈地反对那些企图缩小鼓动内容的经济派。他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这一著作（1897年）中就已写道：“在经济方面没有一个工人生活问题不可以利用来进行经济鼓动，同样在政治方面也没有一个问题不可以当作政治鼓动的对象。这两种鼓动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活动中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同样是为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所必需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同样是为领导俄国工人的阶级斗争所必需的，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13] “……全面的政治鼓动正是一个焦点，在这个焦点上，无产阶级政治教育的迫切利益同整个社会发展和全体人民（指人民中的全体民主分子）的迫切利益是相符合的。我们的直接责任是干预自由主义的每一个问题，确定自己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些问题的态度，采取措施使无产阶级积极参加解决这些问题，并且使问题按照我们的意图解决。”[14] “是否能单以宣传工人阶级与专制制度敌对的观念为限呢？当然不能。只说明工人在政治上受压迫是不够的（也象只是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与厂主的利益相对立的事实还不够一样）。必须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正象我们已经开始利用经济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一样）。既然这种压迫是落在社会中各种不同的阶级的身上，既然这种压迫表现在生活和活动的各种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所我们如果不担负起对专制制度的全面的政治揭露的工作，便不能完成我们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的任务，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为了利用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不是应当把这些表现揭露出来吗（也象为了进行经济鼓动，应当把工厂里的黑暗现象揭露出来一样）？”[15] 当时在国外出版的秘密报纸《火星报》担负了政治揭露的任务。据伊里奇的意见，这一报纸的任务是成为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鼓动者和集体的组织者，帮助把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纳入统一的轨道，提出具有最重要意义的问题。伊里奇在1902年所著的《怎么办？》一书中写道：“……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紧紧掌握住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目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住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那个环节。”[16] 《火星报》在列宁领导下善于选择最重要的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开展最广泛的鼓动工作。 正确地建立起来并包括广大工人群众的治组织，也提高了鼓动者的作用。 伊里奇曾教导我们说，一个鼓动家就是善于对群众讲话、善于用自己的热情之火激动群众、善于抓住突出的、说明问题的事实的人民演说家。这种人民演说家的演说是会在群众中得到反应，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的。列宁自己就是这样的鼓动家和这样的人民演说家。 1905年夏，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一小册子中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部工作，都已经完全纳入了一个固定不移的范围，这个范围绝对能保证把工作重心集中于宣传和鼓动，集中于飞行集会和群众大会，集中于散发传单和小册子，集中于促进经济斗争和及时提出经济斗争的口号。”[17] 但是，鼓动已经变为经常的工作，已经纳入了完全固定的范围，这并不等于，列宁允许在鼓动工作中有丝毫的公式化。 他要求善于用不同的方式去接近不同的阶层的人民。伊里奇于1911年12月写道：“每个社会民主党人不论在什么场合发表政治演说，都应当谈到共和国问题。但是还要善于谈共和国问题：在工厂群众大会上和哥萨克农村中，在学生集会上和农民小屋里，在第三届杜马[18]讲坛上和国外机关报上，在这些不同的场合谈共和国问题，不能千篇一律。每个宣传员和鼓动员的艺术就在于，用最有效的方式影响自己的听众，尽可能使某个真理对他们有更大的说服力，更容易领会，留下更鲜明更深刻的印象。”[19]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一些人应当说一种道理，对另一些人又应当说另一种道理。问题只是提法不同罢了。 我记得，我们有几年住在巴黎，到处参加各种选举会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注意社会党人怎样在各种不同的会议上发言。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听了一个社会党人在工人大会上的演说，后来又听见他在知识分子的、主要是教师的大会上的演说。报告人在第二个大会上所说的和他在工人大会上所说的简直完全相反。他是想在选举中得到更多的选票。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件事情很愤慨，他说：在工人面前算是激进派，在知识分子面前却是机会主义者！ 列宁认为善于根据当地的材料解释一般的口号是极端重要的。列宁于1905年代表《无产者报》[20]编辑部写信给《工人日报》[21]说：“应当想方设法利用中央机关报进行地方的宣传工作，在小报上不但要转载而且要转述中央机关报的思想和口号，并且根据当地条件等等加以发展或者修改。这对于我们彼此间在事实上实行合作，交换意见，修改我们的口号，使工人群众知道我们有一个正式的党中央机关报，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22] 为了善于接近群众，就必须研究群众，——列宁总是反复说到这一点。他自己孜孜不倦地研究群众，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善于了解群众所说的一切，并善于把握住工人和农民所极想说出来的一切问题的实质。 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1920年7月）中讲到无产阶级专政，讲到共产党员应当如何在各处准备实行这个专政时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由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准备好的去担负领导作用的唯一阶级，对一切被资本家阶级压迫、窒息、压制、恐吓、拆散和欺骗的被剥削劳动者实行最充分的领导。因此，要开始准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在各处立刻实行下列一些办法。”列宁讲到必须建立共产党支部时，继续说：“这些支部彼此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同党中央也有密切的联系，应该互相交流经验，应该针对各方面的社会生活，针对各类劳动群众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通过这种各方面的工作不断地教育自己，教育全党、教育全阶级和群众。”其次：“……必须学会特别耐心地慎重地对待他们，以便能够了解每个阶层、每个行业等等的群众的心理特点。”[23] 学习接近群众，伊里奇认为这就是党准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他自己一生都是以特别坚毅的精神学习这一点的。 在选择进行鼓动工作的口号时，列宁同样不允许任何公式化。他认为选择口号的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1918年11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党的工作人员大会上就小资产阶级政党问题作报告时，曾指出：“任何一个口号都可能变得过于硬化。”[24]在每个阶段上在鼓动工作方面善于灵活地从事实链条中把为了把握全部链条、阐明全部现象而必须抓住的环节挑选出来，这一点，伊里奇认为具有特别的意义。 九十年代初我参加了大学生小组，当时我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组的同志们曾把米尔托夫（拉甫罗夫）[25]的《历史信札》给我读。这本书给我的印象很深。几年后，当我被流放到舒申斯克村时，我曾同伊里奇谈到这个问题。我对《历史信札》的批评是很“温和”的。伊里奇则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批评它。“当拉甫罗夫说‘一个时期是革命的旗帜，下一个时期可成为反动的旗帜’时，难道他这话不对吗？”——这就是我的最后一个论据。伊里奇同意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但是他补充说，这并不能使整部书都正确。 党在其全部活动过程中必须既忠实于自己的基本原则，同时又根据已变更的条件经常改变口号。而工作的条件是经常改变的。 1905年夏伊里奇曾写信回俄国说必须使工人认识到，在国外某地存在着秘密出版两千份、秘密运入国境和秘密进行散发的党中央机关报。当时只有个别的份数到了工人手里。但几个月后条件就根本改变了。列宁在1905年10月底写信给普列汉诺夫[26]说：“现在我们影响无产阶级的最大讲坛是彼得堡的日报（我们能够发行十万份，力求使每份定价一戈比）。”[27] 1911年12月伊里奇曾提到“国家杜马作为宣传讲坛”[28]的巨大意义。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29]，也是了解这个意义的，他们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就老是要求布尔什维克放弃杜马是进行鼓动的讲坛这一观点。 我再重复一遍，随着条件的改变，口号也改变了。 列宁在1897年著的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中写道，不应当分散自己的力量，而应当集中一切力量在城市无产阶级中间进行工作。到农村去进行鼓动工作，这在当时不过是白费气力。而在1907年伊里奇又写道：“应当十倍地加强我们在农民中间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因为就是这些农民正在乡村中忍饥挨饿，同时就是他们在去年秋天把自己的经历过伟大的革命的一年的儿子送去服兵役。”[30] 善于根据马克思主义来估计形势，善于从一切联系和中介中去观察事件，从事件的发展来观察事件，确定工人阶级在当时要取得胜利必须做些什么，总而言之，以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估计形势，这就使得党善于正确地选择口号和把握主要环节。列宁在分析党在每个阶段上的任务方面所做的工作特别多。正确选择口号，这就是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使鼓动工作特别有成效。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所提出的关于和平的口号、关于土地的口号，是保证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口号，是深深激动全体农民群众和士兵群众的号。列宁把那些看起来虽然很鲜明，然而并不是以估计实际情况为基础的口号叫作革命的空谈。 当1918年发生了必须接受和德国媾和的苛刻条件问题，而某些人出来反对缔结和约并说必须进行革命战争的时候，列宁写了《论革命空谈》一文来反对他们。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写道：“革命空谈就是不顾当前事变转折和当前形势下的客观情况，一味重复革命口号。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谈的本质。”列宁又继续说：“谁不愿意用空话、豪语和喊叫来安慰自己，谁就不会不看到，进行革命战争的‘口号'，在1918年2月是毫无现实根据、毫无客观根据的十足的空谈。感情用事，单凭愿望，慷慨激昂，愤愤不平，——这是这个口号在目前的唯一内容。只具有这种内容的口号就叫做革命空谈。”[31] 伊里奇于1908年反动高潮时期写道：“政治宣传工作是决不会白做的。（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康·注）它的成功与否并不是仅仅以我们能不能马上获得多数或者能不能使人们同意进行配合性的政治发动来衡量的。也许我们还不能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然而我们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要对暂时的挫折惶惑不安，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要顽强地、勇往直前地、坚韧不拔地进行自己的工作。”[32] 实际生活表明了，伊里奇是多么正确。1912年，革命高潮开始了，1905年的传统恢复起来了，这一切帮助了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群众罢工来响应连纳事件[33]。工人们立即掀起了、活跃了这一传统。 列宁把革命的群众罢工叫作无产阶级的鼓动方法。 他于1912年6月写道：“俄国革命第一次大规模地发展了这一无产阶级的鼓动、激励、团结和吸引群众参加斗争的方法。现在无产阶级又来运用，而且更坚决地来运用这种方法了。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运用这种方法所实现的事情。一个幅员辽阔，拥有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散居各地，彼此分离，备受压迫，没有权利，愚昧无知，被一大群官吏、警察和侦探重重包围而不能自由接受‘不良影响’——现在这个国家整个都动起来了。工农中的最落后阶层也都直接间接地与罢工者发生了关系。一下子就有数十万个革命鼓动员出现在舞台上，他们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因为他们与下层群众有密切联系，他们始终生活在群众中间，他们为一切工人家庭最迫切的需求进行斗争，并且把政治抗议和反对君主制的斗争同这种直接争取实现迫切经济要求的斗争结合起来。由于反革命已经使数百万、数千万群众切齿痛恨君主制，使他们对君主制的作用有了初步了解，现在首都先进工人提出的口号——民主共和国万岁！——就随着每次罢工，通过成千条沟渠流到了落后阶层中去，流到了穷乡僻壤，流到了‘民间’，流到了‘俄国深处’。”[34]群众正在为事实所说服，他们是不相信空话而相信行动的。列宁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说：“我们知道，在人民群众中，现在响起了另一种呼声。他们说：现在不要怕带枪的人了，因为他们保护劳动者，并且会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统治。这就是人民所感到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没有教养的普通人说赤卫队正竭尽全力反对剥削者的这种宣传是不可战胜的。”[35] 在内战时期鼓动工作的规模非常大。当时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了许多鼓动列车和鼓动轮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重视它们，并对挑选人员、鼓动性质、所做工作的统计作了指示。 苏维埃政权的各种法令，是有很大的宣传和鼓动意义的。列宁写道：“……假使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们就会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这些在实际上不能立刻完全实行的法令，在宣传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前我们是宣传一般真理，现在我们是用工作来宣传了。这也是一种宣传，但这是用行动作宣传，不过这不是某些出风头的人的单个行动，对这种人，我们在无政府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盛行的时代曾多次加以嘲笑。我们的法令是一种号召，但不是以往的那种号召：‘工人们，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不是的，这是号召群众，号召他们去做实际事情。法令，这是号召人们去做大量实际事情的指令。重要的是这一点。”[36] 伊里奇不仅把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同时也和组织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列宁最初就说，鼓动工作帮助群众组织起来，团结他们，帮助他们同心协力地行动。鼓动工作在革命时期有巨大的组织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也有同样巨大的作用。 鼓动的形式虽然有改变，但是鼓动工作仍然有组织作用，就是说以事业、以工作、以实例来进行鼓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用实例来进行鼓动具有特别的意义。伊里奇在1918年3、4月间所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着重指出了活的榜样在苏维埃政权下所具有的鼓动意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别示范的意义，比如说，某个生产组合示范的意义，必然是极其有限的只有满怀小资产阶级幻想的人，才能够梦想用慈善机关做榜样的影响来'纠正，资本主义。在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掌握以后，在剥夺了剥夺者以后，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榜样的力量——如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多次指出过的那样——第一次有可能表现自己的广大影响。模范公社应该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落后公社的辅导者、教师和促进者。报纸刊物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详细介绍模范公社的一切成绩，研究它们成功的原因和它们经营的方法爹另一方面，把那些坚决保持‘资本主义传统’，即无政府状态、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行动等等的公社登上‘黑榜’。”[37] 伊里奇认为用实例进行鼓动具有巨大的意义，所以就认为社会主义竞赛具有巨大的鼓动意义。 当内战快要结束的时候，伊里奇着重指出了必须把宣传和鼓动工作转上新的轨道，将它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特别是同经济建设任务和计划经济任务尽量紧密地联系起来。 列宁说：“老式的宣传方法是讲解或举例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这种老式的宣传毫无用处，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表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宣传工作都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和宣传工作。……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就应当根据这些来安排整个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 每一个鼓动员都应该是代表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在经济建设事业中领导全体农民和工人。”[38] 列宁要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的鼓动列车和鼓动轮船，用吸收农艺师和机械师到他们的政治部、挑选好的技术书刊、选择内容适当的影片的办法来加强自己的经济工作和实际工作，要求摄制以农业和工业为主题的影片，到国外定购有关的影片。 他要求政治教育局广泛进行生产宣传，拟定这一问题的提纲，要求研究国外、特别是美国的生产宣传和生产鼓动的形式，研究我们应用这些方法的经验。他作《俄罗斯国家电力化委员会计划报告》时，要求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电力化的工作，要求对电力化统一计划的全部宣传有政治性，要求提高工人的综合技术知识，因为没有综合技术知识是不能了解计划经济的实质的。 列宁热情地幻想要把苏维埃国家变为以实际例子和榜样进行鼓动的独特的鼓动站，变为照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火炬。 写于1933年 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是宣传家和鼓动家》 [1]社会民主党的全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898年成立。1918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的提议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 [2]1905年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为1917年革命积累了经验，准备了条件。列宁称这次革命为十月革命的“总演习”。 [3]二月革命是1917年2月（俄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4]《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97页。 [5]《列宁全集》第11卷第273—274页。 [6]《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1页。 [7]《列宁全集》第6卷第449页。 [8]《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页。 [9]《列宁全集》第11卷第274—275页。 [10]《列宁全集》第17卷第263页。 [11]《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3页。 [12]社会革命党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的政党。 [13]《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99—100页。 [14]《列宁全集》第5卷第308页。 [15]《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2—273页。 [16]同上书第371—372页。 [17]《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94页。 [18]杜马即沙皇俄国时期的议会。布尔什维克自第二届国家杜马起参加选举，“利用它为鼓吹革命的讲台”。 [19]《列宁全集》第17卷第321页。 [20]《无产者报》是由列宁编辑，1906年9月至1909年12月先后在芬兰、日内瓦、巴黎等地秘密出版，实际上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机关报。 [21]《工人日报》是1905年8月至10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出版的通俗报纸。 [22]《列宁全集》第9卷第273页。 [23]《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98—299页。 [24]《列宁全集》第28卷第206页。 [25]彼·拉·拉甫罗夫（米尔托夫）（1823—1900）是民粹派最著名的理论家。——娜·康·注 [26]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原为民粹主义者，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1883年在瑞士日内瓦建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转到孟什维克立场，后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墮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27]《列宁全集》第34卷第370页。 [28]《列宁全集》第17卷第344页。 [29]立宪民主党也叫“人民自由党”，是俄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利益，主张君主立宪的形式保持沙皇制度。 [30]《列宁全集》第12卷第111页。 [31]《列宁全集》第27卷第1—3页。 [32]《列宁全集》第15卷第190—191页。 [33]连纳事件是指1912年4月4日沙皇政府对连纳金矿工人所进行的屠杀。该矿工人由于反抗英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不堪忍受的生活条件、劳动条件而举行罢工，遭到沙皇军队的血腥镇压，死伤五百人以上。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用群众性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支持连纳工人，罢工具有鲜明的政治内容。连纳事件推动了1912—1914年俄国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 [34]《列宁全集》第18卷第91—92页。 [35]《列宁全集》第26卷第434页。 [36]《列宁全集》第29卷第180页。 [37]《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13页。 [38]《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70—371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国际工会联合会和第二国际建议采取联合措施支持意大利无产阶级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1923-19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国际工会联合会和第二国际建议采取联合措施支持意大利无产阶级的信
第二章第一个阶级社会（公元前3000—公元前100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二章第一个阶级社会 （公元前3000—公元前1000年） ·第一个统治阶级 ·文明的扩散 ·青铜时代的危机 ·历史如何起作用 ·铁人 从大约公元前3000年开始，在地球上的某些地区，特别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巴基斯坦和中国土地肥沃的河谷中，最早的完全成型的阶级社会出现了。教士、战争统帅和文职官员们运用他们的地位，实现对剩余产品的垄断性控制，将他们的权威施加于其他社会成员，并且开始剥削他人的劳动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在这一被人类学家视为青铜时代的时期，金属被用来制造武器、祭祖用品和饰物。但日常劳作所使用的主要工具仍然由石器、木器和骨器组成。正因为这样，社会生产力依旧低下，剩余产品依旧稀少，文明的传播受到了限制，同时，虽然一些帝国兴起又衰落，大部分人类依旧生活在它们不能达到的地方。 鉴于青铜时代精英的保守，技术革新出现在了世界体系的外围，而不是其核心地域。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一项革新推动了许多旧帝国的颠覆，并开始了一场经济革命：这就是铁器生产。 第一个统治阶级 史前的苏美尔，伊拉克南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三角洲的大片土地，由沼泽和沙漠构成。但就在这里，大约公元前3000年，新石器时代的先驱们，就已经创造了一个神话中伊甸园的现实版本。 他们排干沼泽，灌溉其间的沙地，创造了大片特别肥沃的土地。从陶土匾额上的书写记录中，我们了解到了这一点：在公元前2500年，一块大麦田的平均产出量是播种量的86倍。苏美尔人已经发明了文字，因为他们创建的这个复杂的、城市化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需要他们用详细记录来维护，特别是税收和其他应付款的记录。 古代苏美尔的面积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丹麦。其肥沃的土地一旦被耕作，就能够生产大量的农业剩余。这就使从乡村生活到城镇生活的质变成为可能。苏美尔完成了两次大战期间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所说的“城市革命”。 这场革命的主要考古学制造者是苏美尔（以及中东其他部分）的土台——经过上千年建设而形成的人造平顶土丘。一层层的土壤代表着社会阶层，而泥砖建筑讲述的是历代居民的故事。它们展示了在公元前第四个和第三个千年之间，铜器时代的乡村扩展成为青铜时代的城市。 考古发掘显示，被称为“金字神塔”的庞大庙宇和土丘，在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伊瑞克，一个早期王朝（大约公元前2900—公元前2300年）的神塔高达10米，用晒干的泥砖筑成，墙壁上装饰有上千个陶制酒杯.顶部是一个沥青平台。总体上说，这个城市，连同它的居民区和生产区，占地有5平方公里。 神庙以及供养它们的周围乡村的地产，都属于神。拉格什的土地被大约20位神所瓜分。女神巴乌拥有44平方公里。其中一些分配给了个体家庭，另一些作为巴乌的个人财产，由领薪水的劳力、佃农，或者做习惯性劳动服务的“氏族战士”耕作。 当巴乌本人不在的时候，这些财产由神庙祭司代表她进行管理。有些人只能占有0.32—1公顷的土地，但有证据显示，有一个高级寺庙官员拥有14.4公顷。这样一来，祭司们既有自己土地上的私有财产，又能对神庙地产进行联合控制，就形成了一个精英阶层。 财富使他们强大，而他们的权力被用来积累更多财富。一项打算在拉格什恢复旧秩序的法令“就像它刚开始存在时一样”；它记录了祭司们正从穷人那里偷取财产，实施多种多样的勒索，甚至把寺庙土地、耕牛、设备和雇工，都当成他们的私有财产或奴隶。 城市长官（后来被称为王）从祭司等级中产生。在拉格什，城市长官是最高神的首席祭司，又是城市军队的总司令。他享有246公顷巴乌土地的使用权。拉格什的城市长官只是苏美尔众多统治者中的一个，因为这一地区被分成了不同的城市国家。它们之间经常开战。乌尔之神器——从公元前2600年的王室坟墓中出土的一只装饰得很好的盒子——描绘了四轮战车践踏敌人，戴着头盔、穿着镶嵌金属的斗篷的长枪兵，以及站在国王前面赤裸的俘虏。 每个政治实体都害怕自己的邻居。他们个个都有土地、畜群、粮仓、财富，以及一支用于护卫的队伍。军事力量对于防御是至关重要的。但军事力量一旦获得，就可以主动地使用。对于未来安全来说，先发制人的侵略也许是最好的保证。掠夺性的侵略战争很可能会增加统治者的财富和力量。 军事力量同样具有一种内部功能。国家——统治者、僧侣、一个官员和职员的管理机构，以及他们所控制的武装团体——是用以维护城市新社会秩序的一种机制。官僚体制就其本身来说是一种阶级权力的工具。城市社会的复杂性，要求书写以保留记录，标准化度量衡以发展贸易，而几何和算术用以丈量土地。在一个日益复杂和阶级主导的社会中，谁欠谁什么需要评估、写下，以及实施。 新类别的专门人才被训练来从事这些工艺。他们的教育是秘传和排他的。国家等级制度给了他们权威和地位。更古老的那些专门人才类别——商人和工匠也被整合进了新的社会结构之中。这里没有自由市场。古代城市的经济植根于政治秩序。统治者控制什么能够交易，什么地方可以出售，以及由谁出售。特别是，他们维持着一种对金属制品，特别是金和铜的垄断。 简而言之，早期王朝治下的苏美尔，是世界上第一个充分发展的阶级社会。处于最底层的是奴隶。在他们之上的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平民。平民之上是自由市民。一个陶土泥板上讲到了205个作为奴隶的少女和小孩，也许在一个集中的纺织设施内被雇佣。另一块泥板描述了拉格什巴乌神庙的职业等级。位于顶端的是专职人员、官员和牧师。位于底端的是面包工、啤酒制作工和纺织工人，其中许多人是妇女，又有很多奴隶。 在埃什南纳发掘的房屋群，清楚地揭示出阶级的差异。位于干道上的较大住宅占地200平方米或者更多。但小一些的房子，往往只有50平方米且排成狭窄的小巷，数量要多得多。 阶级不平等是受憎恨和抵制的。苏美尔泥板提到了这种紧张关系。它不是基于共识，而是强制实行并用武力来维持。 一个少数人的团体，是如何掌握权力，让自己骑到大多数人的头顶上？是什么使得少数人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积聚财富？ 阶级既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一种社会联系，又是剥削和积累剩余的一个经济过程。它必须连续再生产。而且因为其是竞争的，也就包含了阶级斗争。统治者对财富和权力的内驱力，在贫穷和财富的组合中获得了牵引装置——一种将所有前工业阶级社会用虎钳般的爪子控制住的组合。 贫困是一个普遍状态。传统农业经济不能生产足够多的物品，为所有人充足供应。有时他们甚至不能提供足够的必需品。财富是一种特权，一种对稀缺资源的优先要求，它将财富分给某些个人、家庭、土地所有者、寺庙、部落或者城市国家。财富可以是私人的或者集体的，但从来不是普遍的。 这种矛盾的配对——贫穷和财富——引起了阶级不平等、国家权力以及战争。史前苏美尔的宗教和军事专业人员被授予了控制剩余产品的权力，这样他们就可以代表整个社会行使自己的职责。起初，他们的地位依赖于公众认可，但对剩余的控制使他们强大，而且随着他们巩固自己的权威，这些人发现可以通过使用它让自己进一步致富，并不通过公众认可就能保持自己地位。这样，苏美尔城市的高级教士、战争首领、城市长官和小国王们进化成为一个剥削的统治阶级，为自己的利益来积聚和消费剩余产品：这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而非处于社会中的力量。 文明的扩散 大约同时或者稍后，在其他几个地方，类似的一些事情在发生。文明并不是从一个单一中心向外扩散的：当环境允许其成为可能时，它就会独立兴起。 在苏美尔，教士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核心势力，庙宇地产为他们提供了财富，金字神塔则提供了最壮观的纪念碑。城市长官和战争领导者都是从神职人员中挑选出来的。在埃及，情形却恰好相反。美尼斯，猎鹰部落的领袖，第一个传奇性的法老，通过军事征服，将尼罗河三角洲（下埃及）和尼罗河谷（上埃及）统一起来。在创建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之后，他宣布自己是一个神王（法老）。教士、官员、商人、工匠和农民，所有人都要服从法老。统治阶层——教士和官员——拥有自己的财产和王室赐予的职位。旧埃及王国（公元前2705-公元前2250）的标志性纪念物大金字塔，并不是神庙，而是王室的坟墓。 如同苏美尔教士和城市管理者，法老们培养了城市革命所需要的文化先决条件：灌溉系统，长途贸易（特别是金属、木材和宝石的贸易），读写能力和记录保管，数字符号和几何学，标准重量和容积，日历和计时，以及有关天文的科学。 城市管理系统反映的是国家和统治精英的需要。对尼罗河水道的控制，确保了充足的收成，大量的剩余，以及健康的劳动力。官方的贸易代表团，确保了用于武器制造、祭祀建筑和奢侈品消费所必需的原材料。一个精通文字和运算的官僚机构，管理着国家权力所依赖的贡赋和劳役。 在其他一些地区，独立的城市革命也在发生。这显示了所有人类都有能力取得最高成就，是文化和环境——而不是生物学——决定历史差异。 公元前2600年左右，现代巴基斯坦的印度河谷出现了城市文明。摩亨佐•达罗的巨大纪念物和郊区住宅占地2.6平方公里。哈拉帕城的周长达到了4公里。封印的题写，度量衡的标准化，显示了复杂的管理技术。 位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的古安阳，是一个没有城墙的综合设施。经过测量，其长度几乎达到了10公里，宽为4公里。公元前13世纪，它可能是商王朝的都城。考古发掘已经发现了丰富的王室坟墓，大批装饰用的青铜器，以及数以万计破裂并题字的“甲骨”。 如果我们及时向前看，就会在其他地方发现同样的模式。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在其发展顶峰的公元450到650年，是一座占地20平方公里，有大约15万人的城市。在其市中心，是一个以巨型金字塔主导的综合祭祀中心。太阳金字塔的底座有210平方米，高64米。 位于非洲核心区域的大津巴布韦（1100—1500），是一座有2万人的城市。其财富以家畜、谷物栽培，以及金、铜、象牙和奴隶贸易为基础。它的领土在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之间延伸，超过了10万平方公里。 人们曾经相信，文明是从一个单一中心向外传播的。学者们记述“来自古代东方的文明之光”，这与19世纪的见解“白种人的责任”——欧洲帝国主义者的“文明使命”异曲同工。考古学已经证明了一些不同的事情：位于不同的地点，处在不同的时间，文明可以独立发展。其传递的信息是，所有人类拥有共同的人性，并有相似的创造潜力。 但是，文明的主要中心，确实对其周边社会有冲击作用。“核心”（更先进的都市区域）和“外围”（经济上依赖它们的欠发达区域）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作用。 埃及法老从黎巴嫩获取木材，从塞浦路斯获取铜，从苏丹获取金。有时，这是一个和平交易的问题。黎巴嫩的城市比布鲁斯通过木材贸易而致富。当地商人雇佣能理解埃及语的职员，这就是文化上的互动。但这同样也可以是一个掠夺的问题。苏丹北部被埃及吞并，被迫以黄金为贡物。因此，中心与外围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多因子的，它有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维度。 对贸易的需求鼓励了商人、舰长和造船专家。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由桨手驱动的长船被用于爱琴海。公元前2700年的特洛伊城堡（被称为第二特洛伊），是为了守卫一个港口而修建，后者位于土耳其西北部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在大约公元前1950年到公元前1450年，由于克里特岛在东地中海的中心位置，以及岛上居民对于货船的创新设计：船体深、容量大、帆动力，米诺斯城的制海权（海洋势力）上升到支配地位。克里特文明的统治者居住在不规则伸展的石头宫殿中，殿内有装饰有壁画，并有堆满了巨型陶瓷容器的储藏室。 希腊诗人荷马，描述奥德修斯的旅途劳顿时，说他像“一个商队的某位队长，将生命花费在艰苦的行程中，担心他的运货费用，当他带着丰厚利润回到家乡时，还要密切留意自己的货物”。在青铜时代的许多社团中，航海家和商人是熟悉的形象。 贸易给大帝国的外围地区带来变化，同样也带来了战争的威胁。公元前2330年之后，在一段时间里，阿卡德的萨尔贡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多城市，形成了一个最终从波斯湾延伸到地中海的帝国。旧埃及王国的法老占领西奈半岛，以获取其铜矿。在大国的军国主义政策威胁下，外围的一些小国和部落因此为作战组织起来。武士、武器和战舰支配着青铜时代的世界。几个世纪以来，军备竞赛一直发展得很快。古代壁画描述了装载货物的商船，同样也刻画了满载士兵的战舰。 通过贸易和战争，以及货物、人员和观念的流动，中心和外围的社会相互影响。文化的分享和传播，就是考古学家们所称的扩散。这是知识和生产力得以提高的一个首要机制。发展被屏障所阻碍，因桥梁而便利。 但是，一个精英竞争和军队敌对的世界，同样蕴藏着浪费和倒退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青铜时代文明的矛盾，一再将人类推入危机和暴虐。 青铜时代的危机 青铜时代的帝国起起浮浮。以伊拉克为中心、有140年历史的阿卡德帝国，在公元前2190年突然崩溃。同样突然的是在不久之前，大约公元前2250年，埃及旧王国的法老也被推翻。 为什么青铜时代早期的文明会衰败？历史细节是缺乏的。但埃及的资料记录下来了饥荒、国家的分裂，以及利比亚从西面，努比亚人从东面的入侵。我们不清楚的是，这些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这些金字塔的建造者，他们统治下的曾经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不再有能力养活其国民，实施其权威，并保卫其边界？ 这种盛与衰的模式一再发生。新的帝国从青铜器时代早期危机的混乱中崛起。公元前1600到公元前1200年，地中海东岸再度被互相竞争的帝国——埃及的新王国、安纳托利亚的赫梯王国（土耳其），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米坦尼王国（伊拉克），以及希腊的迈锡尼王国——瓜分。但是在公元前12世纪的动荡和冲突中，这些青铜时代后期的地缘政治体系同样瓦解了。被围困的埃及新王国法老们，记录了利比亚人和“来自所有区域的北方人”的联合攻击。后者更加危险。这些多种族的海上民族聚合了大批海盗船只。“突然，拉美尼斯三世声称，“这些人四处活动……没有国家能够抵挡住他们。” 作为杰出的航海家和勇士，希腊人也属于这些海洋民族之列。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也许就是依据一份口述记录写成。它描述的是发生在公元前1190年左右的真实事件。荷马史诗将其转化成传奇主人公们英雄事迹的传说。特洛伊战争的真实内核，可能是一场希腊海盗为掠夺财富而发动的大规模海上袭击。 因此，青铜时代晚期诸帝国的解体，和这个时代早期那些帝国的经历相似。而当我们把目光从地中海转向远方，放在那些于不同时代曾经发展过的文明上，我们看到的是帝国兴衰的相同模式。 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巴基斯坦的摩亨佐一达罗和哈拉帕两个印度河文明崩溃。考古开凿者在摩亨佐一达罗发现，这个伟大城市的发展达到顶峰之时，留下了大量没有埋葬的人类遗骸，他们的被杀，很突然也很残忍。 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商朝到公元1644—1911年的清朝，中国历史记录了漫长的一连串专制王朝的兴起与衰落，以及偶尔的、有时可以持续几个世纪的内战与分裂时期。在整个帝国时代，尽管存在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成果，以及产出和人口的巨大增长，从本质上来说，中国文明依旧保守。一代又一代，一朝又一朝，社会秩序不过是在自我重演。中国提供了古代文明循环轨道的一个极端例证。 因此我们有了两个历史问题。为什么古代诸帝国会兴盛和衰亡？为什么在这样长的时间里，这个矛盾的社会形式会不断复制自我？ 古代世界以技术停滞著称。好几次，人类通过改变一个现存的“生产模式”（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而摆脱了它。气候变化摧毁了旧石器时代末期猎人所依赖的大型猎物栖息地。其反应）——农业革命或新石器革命——通过采用谷物栽培和家畜养殖，在生产率、产出量和人口数量上都取得了巨大的增长。随后，土地衰竭和人口压力为这种早期新石器时代的生产模式创造了危机。在城市革命时期，基于土地开垦、灌溉方案及应用犁耕等方式，通过第二次跳跃式发展，这个矛盾得到了解决。但城市革命同样为未来的发展树起了障碍：一个统治阶级的存在。我们已经描画了它出现的图表。我们注意到，其根源在于宗教、军事和政治职能的专业化，也源于一个原始经济体系内在的短缺和不安全性：最早的统治者，是其社会角色可以使自己控制短缺资源的那部分人。 为什么统治阶级一直是新观念的阻碍？为增加剩余而改进技术，这难道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吗？这既正确又不正确，正如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有矛盾的压力。 新的统治阶级在他们的位子上坐得不稳，他们中间有分歧，家族反对家族，城市反对城市，部落反对部落，帝国反对帝国。为了胜过国内对手，顶级家族有亲信和保镖作为家臣。他们需要军队和堡垒来对抗外国的敌人。统治者也是从大众中分裂出来的，因为后者是被压迫者，有潜在的叛乱可能，统治者不得不用武力和欺诈的明智组合来威慑他们。 武力意味着来自贵族家臣和国家权力的威胁。欺诈意味着“统治者扮演核心角色并为了公共利益而行动”的意识形态主张。两者都体现在了主宰考古学记录的宏大纪念碑上。我们来看旧埃及王国的金字塔。它们是盼望寿与天齐的神王们的王室坟墓：依据一个虚假的意识形态建立的纪念物，统治者凭借它提升为一个令人敬畏和恐惧的强人。金字塔的设计，是用来教导人们摆正位置。在一个阶级战争中，它们是意识形态武器。 因此，青铜时代的精英们并没有将他们所控制的剩余产品投资于改进技术和提高生产率。相反，他们将其挥霍在军备竞争、树碑立传以及当然还会有的奢侈生活方式上。权势、宣传和特权而非生产率消耗了青铜时代农民所创造的剩余产品。 事实上，革新更可能被统治者看作是一种威胁，而不是一次机会。统治阶级自身不可能身体力行，生产劳动是由普通民众完成的。因为这个原因，迄今为止，正如其显示的那样：新发明更有可能来自底层，壮大普通人的力量，中断已经确立的经济安排，并可能会动摇社会秩序。因此他们会持怀疑态度。 青铜时代的统治者对新技术几乎不感兴趣，除非它有军事用途。在一个竞争性地缘政治体系内，他们关注的是权力的积累。这就是为什么有钱人的贪婪从来不会满足。昔日纪念物的壮观，为那些后来者树立了供超越的标准。统治者为宫殿的奢华、坟墓的显赫，以及他们伟大城市的艺术和建筑而竞争。但首先，他们作为扩大的和抵触的竞争政体而展开军事争夺。在青铜时代晚期，可以看出一场慢动作的军备竞赛。在公元前1200年，相比公元前1600年的状况，似乎有了更多的士兵，更好的装备，守卫着更坚固的要塞。世界正变得越发有军国主义色彩。 因此，技术是停滞的，但剩余消费却在增加。战争、祭祀和奢侈品意味着更高程度的剥削是必要的，而上层的过度消费，反映在社会农业基础的退化上。青铜时代晚期骄傲的武士贵族是一种寄生性的社会精英，他们的经济消耗日益无法维持。这就是公元前12世纪，他们的世界从内部瓦解的根本原因。 但这是一个没有内部解决方案的问题。停滞的技术意味着社会经济的保守，在旧社会体系中，没有新力量的发展。因此，只能在入侵的游牧部落和一个旧的（失败的）帝国文明的再生之间作出选择。人类再次陷入一个僵局。只是这一次，阶级和国家的存在，对人类的创造力和进步树起了难以克服的障碍。 历史如何起作用 青铜时代的僵局，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契机，让我们暂时停下来进行评估。一个复杂社会所需的要素都在适当的位置，因此可以很方便地提问：历史到底是如何工作的？ 三个引擎牵动历史车轮前进。第一，是技术的发展。进步可以解释为知识的积累，使更好地控制自然、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可能，以及储备更多的经济资源，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说，进步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整整数代的农民在中国的商王朝，希腊的迈锡尼王朝，或者英格兰的诺曼王朝，也许终其一生，也不会经历农业技术或者家庭设备的重大革新。只有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发展植根于生产方式。为了证明这一点，马克思明白地指出：“以不变的形态保持旧生产模式，这是……一切早期工业阶级的第一生存要务。” 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进步是偶然的，不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动力所固有的。例如，在阶级出现之前的社会中，生态危机威胁人类族群的生存，这一点也许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新石器时代的变革，似乎就是对气候变化以及因此造成的猎物急剧减少的一项应对措施。另一方面，在早期的阶级社会中，技术的发展受制于更为多样的影响因素，其中有一些是革新的催化剂，而另一些却是进步的障碍。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顾历史进程的另外两个引擎。 第二个引擎，是统治者之间为争取财富和权力进行的斗争。其采取的形式，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冲突，例如相互竞争的贵族派别，以及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例如相互竞争的国家或帝国之间的战争。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竞争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因素。从本质上来讲，两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就是竞争的民族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较量。 相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者之间的竞争基本上是政治斗争，采取的形式是竞争性的军事积累。世界被划分为相对敌对的集团和组织。政治上的不安全性是始终存在的。其结果是军事竞争——一种比对手更快地扩充军队、加强工事及扩展军备的无情驱动力。 历史进程中的第三个引擎，是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古代世界，竞争性的军事积累，要求统治阶级提高剥削率，从农民那里榨取更多的剩余产品。但有两个因素限制了这一进程。首先，农民和整个经济体系必须再生产他们自己：过度的赋税将会——有时候确实——摧毁社会秩序的物质基础。其次，是农民对于剥削的抵抗。 我们对青铜时代的阶级斗争知之甚少。一个例外是由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底比斯（当代埃及的卢克索）的文件提供的。它们涉及一个由为精英修建神庙和坟墓的熟练采石匠、石工和木匠组成的社群。这些文件记录了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工匠尽管收入不错，工作时间也不算长，但恃强凌弱的工头们有时会设法加大剥削力度。有一次，那些认为“剩余”是他们应得的工匠，被迫从事强制性劳动。但有时，被压迫者会还击。其中一份文件记录了以下内容：在公元前1170年，当工匠的口粮被延迟发放，他们的家庭面临饥饿之时，在工匠妻子的支持下，他们举行罢工——这是历史上记录的第一个此类案例。 因此，我们看到了历史的三个引擎发生作用：技术的发展进步，敌对的统治者之间的竞争，以及不同阶级的对抗。每个引擎都是完全不同的。每个都在一个不同的寄存器内，以不同的速度运转，产生的效果也是间歇性的。正因为如此，历史进程极为复杂。不仅因为每个引擎自身是矛盾的综合体，而且三个引擎同时运转，时而按照同一方向牵引，时而沿着对立的方向起作用。因为这些原因，每个历史形势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都是经济问题、社会张力、政治对抗、文化差异和个人影响力的独特结合。这个结合提供了历史活动发生于其中的环境。但环境并不能决定结果。正是各种社会力量——各种有组织的社会团体——的对抗，决定了历史的未来走向。 让我们回到青铜时代文明的连续性危机。统治者的浪费支出，耗尽了来自生产性技术的资源，并且有效阻止了实验和革新。不仅如此，知识的进步被以下因素所限制：巫术、宗教和其他形式的骗人把戏，以及统治阶级根深蒂固的、对他们不理解或害怕带来颠覆性后果之事物的怀疑。 进步取决于“正确的意识”——关于世界的知识，因为它与外在现实相符，是人类行为的有效指南。“错误的意识”——例如，相信神王、神的鼓舞.或者祭拜的功效——有着相反的作用：它对知识、对实际工作，因此对社会进步都是一种阻碍。在帝国文明中，不是知识和实践在真实世界的相互作用以增进技术和生产力，而是这两者一一意识和物质，读写能力与劳动——的分开。埃及牧师研究星体，而非土壤，写作木乃伊说明书，而非自然科学。埃及农民创造的财富被浪费在弘扬神秘的纪念物上。工匠的技巧被贬低为不过就是手工劳动。 因此在旧文明时期，进步受到阻碍。能够冲破僵局的新力量还没有培养出来。历史的能量，浪费在推动帝国车轮时快时慢的转动上。 但如果在大约公元前1200年，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带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守旧的停滞深处之上的、地缘政治动荡的泡沫，其外围无疑更有活力。这里，相对自由地摆脱国王、教士和官僚的控制，更广泛青铜世界的游牧民、农夫和工匠将突破知识和技能的极限。 创新有许多，但其中一项占据最高地位。青铜是昂贵的，属于贵族的，而且质地太软，不适合制作得力的工具和武器。一种金属，便宜、坚硬，并且随处可以得到，它将征服世界。 在青铜世界晚期危机的动荡和冲突中，从北方来了一批侵略者：铁人。 铁人 许多革命发生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区域，而不是其核心。边缘地带的生活缺少安全感，没有保证，因此也就少了几分保守。 在青铜时代的古代文明帝国中，手工劳动既被人剥削，又受人鄙视。大量的剩余产品被侵占，浪费在战争、纪念仪式和奢侈品上面。能够留下用于投资新技术的很少，统治者也几乎没有这样做的动机。革新包含了思考、疑问，想象新的可能性。因此，人类的创造力不仅需要作用于其上的物质资料所否决，同样也被教士的符咒和谬论所催眠。 人类创造性偶然闪出的火花，在停滞的大背景下，显得是那样的突兀。埃及人发明了玻璃工艺，巴比伦人发明了会计，腓尼基人发明了字母表。这几个突破规则的例外是发人深思的：一个是奢侈商品，一个是计算财富的方法，还有一个是记录财富的字母。对于农夫和工匠来说，这些发明几乎没有任何用处。它们关注的是财富的消费和控制，而不是其生产。它们反映了一个学问的世界与劳动的世界分离的社会。 但是在外围却并非如此。在这里，大约公元前1300年，一场将要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其发生的准确地点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的是，这一地域是那些超级强国鞭长莫及的。 考古记录是很明确的：从这个时候起，金属器物的数量、使用范围和精密程度都在激增。采矿技术的发展，向社会供应了更多的铜、锡和金。冶炼技术也进步了。金属工匠们开始使用多重模具和脱蜡技术来制造前所未有的精密器具。 有时，我们会发现来自撒丁岛的青铜战士雕像，丹麦沼泽的青铜喇叭，铸造得看起来像胸肌的青铜护胸甲，青铜盾牌、宝剑、剑鞘、箭头、斧子、马具、小刀，以及更多其他东西大规模囤积。考古学家知道上千个青铜时代晚期的贮藏地。位于剑桥郡伊斯海姆的一地，保存有6500件金属制品。 很快，一些极为重要的事情发生了：金属工人开始试验从顽固倔强的矿石中提炼铁的方法。 铁并不是新事物。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不时会使用熟铁制作粗糙用具，但并没能开发用经济的成本大批量生产有品质的铁制品的技术。这可能是远古时期生活在高加索山系的一个野蛮部落的成就。这项新技术似乎从那里传到了安纳托利亚（土耳其）的赫梯帝国。接着，它的进一步传播因为帝国统治阶级垄断铁制武器的决心而耽搁。 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帝国解体之前，铁制品并没有普及。而在其崩溃之际，铁加工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事实显示，在技术、生产率和产量方面最伟大的进步都发生在强权国家的外围，以及它们之间的空隙区域。 铁加工业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青铜既昂贵又相对较软，这也是大部分青铜时代的农夫继续用木制和石制工具劳作的原因。铁贮藏丰富、价格便宜、质地坚硬，但直到这时，使用障碍还是其熔点过高。 铁的熔解需要特殊的锻铁炉——在其中使用风箱，让铁和碳得到空气，以达到极高的温度。一旦这个技术发明出来，普通农夫就能建造自己的锻铁炉，并使自己装备金属工具。 任何对铁器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有所怀疑的人，应当尝试用木锹挖地，或者用石斧砍树。3000年前，铁器为农业、工业，以及战争，都带来了彻底变革。其效果是一场质变，堪比19世纪蒸汽动力的作用。它同样预示着社会秩序的颠倒。青铜器是贵族的特权。青铜时代由操纵战车、配备昂贵武器和盔甲的军阀所控制，他们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后者使用原始工具，被无休止的辛劳所束缚。 铁器是最好的砍伐和切割工具。使用铁斧的人，可以清除茂密的树林和灌木丛，以开辟新的农田。接着，通过使用铁犁，他们可以耕种重黏土。冶铁技术发动了新的一拨农业拓荒者，并且解放了农民。 铁也有民主潜能。青铜匠为宫殿工作，铁匠为乡村工作。铁给了普通人长矛，甚至是宝剑。如果与其他人肩并肩站在一起，如果他们形成了一个密集队形，他就能阻止一次战车的挑衅。而如果他能这么做，他就能杀死地主。公元前1000年的铁匠们，如果他们知道这一点，就会是冶炼革命。 铁器时代早期的金属工匠，从小酋长统治的一个定居点迁居到另一个定居点，贩卖他的产品和技巧，是一个新世界秩序不知情的代理人。相互竞争的酋长争取他的服务，提高了他的经济价值，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自己和他手艺的价值。反过来，这给了他作为一个创新者的回报、独立，以及信心。 荷马捕捉到了一些相关内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跨度有四个世纪。它们声称描述的是公元前12世纪的事情，但因为它们是通过口头传播的，只是在公元前8世纪，才完成了最终的形式。荷马有时描述青铜时代晚期，有时则描述他自己所处的古朴时期。当他说道：“一个预言家，一位医生，一个歌手，以及一个工匠，他们必定到处受欢迎”时，他告诉我们的是前帝国时代，公元前8世纪的“黑暗年代”，一个小酋长和铁匠巡回世界的事情。首先在北方野蛮部落出现的一个新的自由工匠阶层，在荷马生活的时代，在地中海东岸已经长期定居了。 在公元前12世纪，青铜时代晚期的诸帝国解体了。它们被彼此间的军事竞争消耗尽了力量，并被来自内部的抵抗力量和外部的入侵所打破。代替它们的地缘政治体系，是一系列小政体的拼合图——像埃及这样收缩了的帝国，像乌加里特这样的商业城邦，以及像巴勒斯坦这样的蛮族定居地。在这个开放更多、控制更少的新世界中，冶铁业得到了繁荣。塞浦路斯，一个航海商业中心，在公元前12和公元前11世纪地中海东岸以铁为基础的工业革命中起到了先锋作用。旧的起落循环，青铜时代文明的周期性节奏被打破了。一种新的技术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经济类型，新的社会关系，以及新的政治形式。历史正在开创新鲜的通道。
第五章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福斯特自传（1937） 第五章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 ↘美国工团主义的基础 ↘一个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考察欧洲工运 ↘打入内部的问题 ↘战斗开始了 我对于建立工资工人党不大热心，甚至当其正建立时，我就把我的注意力转向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1909年秋，我特别从西雅图到斯波坎城，替梯杜斯的《劳动者报》（从前的西雅图《社会党人报》）报道斯波坎所进行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斯波坎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所领导的很多这样斗争中最激烈的一次。市当局为了阻止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与人行道上成群的流浪工人接近，而通过了严格的取缔街头演说的法令，它向全国发出征募志愿军的号召，于是成百的人到城里来准备进监狱。警察以残酷的鞭挞与大批逮捕来对付一切企图在街上演说的人。在斗争的初期，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战士们，拒绝执行三十四天搬石苦役的判决，因而被禁闭在冰冷的富兰克林学校里面，吃的只是白面包和水。这是一种恐怖的制度，口粮早晚只有两盎司白面包。结果是发生了严重的肠胃病与真正濒于饿死。甚至三十四天完全绝食的祸害也许没有这可怕的白面包那样坏。有三个人病得非常厉害，被释放后不久就死了。在斗争中约六百人被捕，这斗争一直坚持到1910年三月。 我到达斯波坎后立即积极参加这次斗争。我衷心地赞慕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战斗精神，这与空谈的社会党形成鲜明的对照。我被捕并坐了两个月牢。我在狱中便参加了工团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后来释放出狱时，我当了与当局谈判解决这次斗争的工会委员会的主席。谈判结果几乎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完全胜利了，因为可恨的法令被取消了。 美国工团主义的基础 在进一步谈到我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的经验以前，需要说明什么是工团主义，以及为什么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带有这样浓厚的工团主义色彩。现在让我引证一下1935年11月号《共产党人》杂志上所写的一篇文章： “在基本方面，工团主义或者更恰当的说，无政府——工团主义，可以简单地下个定义如下：工人运动中有一种倾向，将工人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局限于经济范围中，实际上对国家加以忽视，并将工人阶级的整个斗争降为单纯的工会行动。它的战斗组织是工会；它的阶级战争的基本方法是罢工，以总罢工作为革命的武器；而且它的革命目标，是建立工会‘国家’以领导工业或一切其他社会活动。 工团主义的主要弱点是： （一）没有最先进的革命分子的严密组织（这必然是共产党），成为团结与教育落后群众必不可少的组织； （二）没有利用工人反对国家与资本家的日常斗争所最必需的很多政治斗争方法，来最后推翻资本主义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三）没有建立团结个人与贫农及小资产阶级反对资本家的基础，团结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有效的斗争最基本的因素； （四）没有制定废除资本主义后工人社会活动的实际计划。 因此，简言之，由于阻止建立工人的革命组织组织，妨碍其发展政治斗争，疏远其天然的阶级同盟军以及混淆对将来社会秩序的认识，工团主义在进攻资本家的国家以前，就在政治上解除了工人的武装，结果它必然使工人阶级在其革命斗争中遭受失败。” 美国工人运动久已深为这种反政治的工团主义所苦，事实上，其危害程度较之堪与相比的工业国家——德国或英国都更厉害。在1886年每日工作八小时制大运动中已可看见工团主义的开始，当时便有总罢工的理论与反议会斗争的倾向。以后二十年中很多双重的产业工会，也表现了加强经济行动而降低政治行动的同样倾向。但是，工团主义的倾向在1905年成立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几年以后，又出现了一个较小的组织——北美工团主义同盟。旧的工会对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长期敌视，是产生工团主义总倾向的基本力量。 工团主义的倾向，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人士中，也表现得很浓厚，这些人也倾向于反议会斗争，崇拜工人运动的作用，而降低党的作用，以及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后建立工会国家的理论等。 社会劳工党与社会党左翼共同建立了工团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当时三个卓越的革命领袖都带有强烈的工团主义特色。如我们所看见的，德·雷翁是美国工团主义理论之父；德布斯也带有很多德·雷翁的工团主义幻想；霍乌德已成为公开的工团主义者。社会党内工团主义倾向的力量，最显著的证明是：1909年该党分裂时，脱离党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1912年社会党更大的全国分裂时，情况也一样。在1919年社会党的大分裂中，诞生了共产主义运动，左翼仍为工团主义倾向所苦，如果它没有退化为十足的工团主义，那是因为有正确的影响存在的缘故，这点我下面将讲到。 持续不断和广泛流传的工团主义倾向，是从美国的基本情况，从长期起作用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因素产生的，而欧洲的工团主义的影响只是造成这倾向的很小的原因。阻止阶级意识的成长，阻止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与活动发展的这许多美国因素，势必使工人的斗争局限于经济范围，因而造成有利于工团主义发展的客观条件。 首先，比较顺利的经济情势，阻碍了美国群众的阶级觉悟。这一点已为这些阻碍的因素所证明，如像几十年中政府拥有很多可以自由支配的土地，传统上工资与生活水平比较高，巨大保守性的工人贵族与腐化的工会官僚机构的发展，在工业长期迅速扩展中，大量工人上升到小资产阶级行列，甚至有很多人上升到大资产阶级。这很多经济因素强力地帮助了模糊阶级界限，在工人中间造成拥有资产阶级般的财产的幻想，和窒息群众的阶级斗争，并使他们倾向于工团主义。 然后又必须加上群众中间广泛存在着的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这种幻想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下述事实：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给予工人比较高度的形式上的民主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与集会自由，组织罢工的权利，因而不再准备进行尖锐的政治斗争的事业。所以，美国工人不像德国、奥国、帝俄等国的工人一样，他们不感觉猛烈的、切身的政治苦痛——足以作为建立群众性政党基础的苦痛。工人们所遭受的很多切身苦痛，就他们看来主要是经济上的——如工资、工时与工作条件等问题。在一定历史情况中，这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工人使其斗争的主要限于经济范围，为什么他们不能建立一个群众性的社会党或劳工党；这形成工团主义的重要基础。 其他很多重要因素，也有助于阻碍美国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政治活动，而鼓励了工团主义的发展，这些因素便是：美国政府的非中央集权性质，这分散了工人的政治努力；存在着广大被剥夺公民权的移民与主要只注意经济问题并带有浓厚非政治与反政治的心情的流浪工人；工人阶级的复杂性——工人来自很多国家、民族、宗教、传统等——这难于使工人阶级团结一致，休戚相关；臭名远扬的腐败的美国政治，使得很多工人一般地厌恶政治行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极端反动的统治，将革命的工人逐出旧的工会；最后，但并不是不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当权与该党的改良主义政策，使很多人（连我在内）脱离党而转向工团主义，1909年与1912年社会党分裂时的情形已说明了这一点。 上面所说的这些因素，成为美国工人运动一贯的偏向——工团主义生长的天然的沃土。但是这些因素本身只提供了工团主义发展的客观可能性。美国工团主义真正发展成为一种体系，是直接由于另外一种因素，主观的因素造成的：即左翼在理论上的脆弱。这就是带历史性的“左倾”宗派倾向，不与那些反政治的力量作斗争，反而使其本身适应于这些力量，并将其革命斗争限于经济范围。美国没有列宁这样的人，他能够不顾很多反政治的行动的因素，而制定出一个革命的政策；美国的左翼甚至还不知道列宁的著作。我们前边已经说过，三十多年当中左翼最卓越的领袖——德·雷翁、德布斯与霍乌德——都无法使自身不陷于工团主义泥潭中。 在前一章谈到社会劳工党时，我已经谈到了左翼在理论上的容易主张工团主义的主要错误，这些错误简单说来就是： （一）过低估计党的作用，特别是德·雷翁，这使霍乌德及其他真正工团主义者直接否定党的作用； （二）夸大工会的作用，产生了以为建立空想的双重工会就会发生革命的工团主义空论； （三）对于国家，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的错误概念，特别是造出一种通过工会国家来管理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团主义观念。 虽然工团主义的倾向在美国很强烈，而且持续了很久，但最后终于降为很小的因素。这是因为工团主义发展的基础——理论上的混乱，已大部份澄清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与后来列宁的著作，经共产国际的介绍而广泛流传，实际证明了党的革命作用、工会的附属作用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等，这样便驳倒了旧时美国工团主义的谬论。在日常斗争中、在夺取政权中以及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中所学得的这些基本真理，已为战后德国、奥国、匈牙利与中国等国的革命高潮所证实。美国真正的革命力量，是能够吸收这些经验教训的。因此，由于1919年共产党的建立，将这些基本的政治教训列入它的纲领中，便使美国的工团主义遭到致命的打击。社会党、社会劳工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与北美工团主义同盟中最优秀的革命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等，都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反政治斗争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开始衰败。大大有助于这种理论上的澄清，加速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衰败的其他因素为：它的双重工会运动主义、过高估计工人的自发性、过低估计组织的作用、非集中的形式、过分强调反宗教的宣传、不去发挥工会的作用，而成为宣传机关与争取言论自由的战士的倾向、在罢工中提出不可能实现的要求、策略上的不灵活、宗派主义的倾向、不愿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及它对苏联采取反革命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最革命的工人远离了它。随着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衰败，整个工团主义倾向也迅速衰亡。从那时以来，美国的客观情势便大大改变了：整个阶级斗争更富有政治性，这些便利了工人阶级进行有组织的阶级的政治行动，而阻止工团主义的倾向。关于这些下章将更详细地谈到。 一个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考察欧洲工运 现在让我谈谈我个人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的经验。我主要是由于厌恶社会党个小资产阶级领袖与政策而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我上面所分析的那些弱点，我当时并未认识到。于是我很容易便从社会党无用的改良主义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整个说来，政治行动是无效果的，工人阶级解放的道路应经过战斗的工会行动，最后在总罢工中来完成。这种结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把这种政治行动与社会党的机会主义混淆起来了，而抛弃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武器。我费了很多年功夫才纠正了这个基本错误。 由于战斗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影响与法国总工会获得特殊胜利的结果，也积极驱使我接受工团主义的观点。这个工团主义的组织，当时进行了一系列的地方性与全国性总罢工，这些罢工鼓舞了每个国家的工人。它关于战斗行动、怠工、总罢工的理论，以及由工会来管理新社会的理论，就我看来，都是革命政策的定论。于是，我决定到法国去亲身研究法国的工团主义。1910年初，我袋里装了一百块钱，便流浪到纽约，很快便到了巴黎。 我在法国住了半年，用心研究法国的工人运动，偶然粗略的了解了法国情况。总工会的领袖们都欢迎我，工会的每个大门对我都是开放着的，我广泛阅读了彼鲁底哀（pelloutier）、格利弗尔（Griffuelhes）、克利兹基（Kritsky）、旁遮（Pouget）、赫尔夫（Hervé）、索列尔（Sorel）、柏格森（Bergson）及其他很多工团主义作家的著作。我天天与像石屋（Jouhaux）、伊菲托（Yvetot）、蒙纳特（Monatte）、梅尔里姆（Merhlim）这些领袖们接触，他们常常彼此都竞相急进，但后来差不多都全变成战争侵略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了。我积极参加了1910年的铁路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被前社会党总理白里安派军队镇压下去了。我并参加了总工会在土鲁斯（Toulouse）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1] 我醉心于当时工会正有效应用着的怠工与总罢工的法国工团主义理论。我衷心赞成总工会战士们反对社会党与一般政治行动的苦战。流行的崇拜自发性行动与不要集中的工人组织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就我看来，是纠正反动派对工会的官僚主义领导的办法。总之，我已成为一个十足的工团主义者了。 我对法国工团主义的基本特点，印象很深，这种特点对我说来是很新颖的，而且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政策完全相反。这是一种打入内部的策略，战斗的工人加入保守的工会，而不是企图在外面建立新的理想的产业工会的政策。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方法，在九十年代开始了他们对工会著名的“袭击”，后来并击败了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人，几乎夺取了整个法国工人运动。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已改变了他们自己与工会。他们不再施用原来个人行动的无政府主义政策，他们采取了工会与群众行动的政策；他们获得一些阶级斗争的概念，然而都是混乱模糊的；他们参加工人的日常斗争；他们崇拜怠工，期望以总罢工来结束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获得关于以工会为基础的未来社会的理论。一言以蔽之，工团主义，或者更正确地说，无政府主义的工团主义是诞生了。 法国总工会打入内部的政策，是以建立战斗少数派的理论为基础的。根据这种概念，群众中最革命的分子——工人天然的领袖们，在广大的工会中将他们自己组织成明确的核心小组。这些集团使他们能够在制定政策与实施政策中作为一个单位而起作用。革命的工团主义者通过这种有组织的战斗少数派来控制法国工会。 就我看来，打入内部的策略与建立战斗少数派的理论，是高度明智的，而且远由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建立双重产业工会的政策，也远胜过它那认为组织中不需要领袖，一切人都是领袖的幼稚理论。所以，当我回到美国时，便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坚决提出这两个问题来，后来的事实也表明：这两个问题在我将来的工人活动中起了很大作用。 我从法国又到了德国，在那里我也住了半年，专心研究德国的工人运动，间或学习德文。我住在德国工团主义联盟主席佛利兹·凯特尔家里。我不断阅读工会与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纲领、代表大会报告等文件。我经常参加群众大会、罢工大会与代表大会，并熟识了很多卓越的党的领袖与工会领袖，其中包括后来的叛徒考茨基与最后成为革命英雄的李卜克内西。 在1911年初，当时社会民主党因为议会方法替群众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已走不通，正考虑通过总罢工来获得选举权的可能性。在1905年东方俄国革命总罢工与西方法国工团主义惊人的总罢工的强大影响下，进行这样一个罢工的群众压力是很大的。在这问题上，党内发生了尖锐斗争，同时在这次斗争中，被伯恩施坦学说所鼓舞而受勒琴领导的改良主义分分子，他们控制着党与工会，终于完全胜利，他们甚至禁止工会讨论总罢工的问题。 事情的发展过程，使我深信德国社会民主党与一切附属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类似的政党，都是革命道路中确定的障碍，我给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报纸写文章时也发表这样意见。我对这方面的意见，只过了几年便为这些党的支持战争与极力镇压战后的革命运动高潮所证实。由于对社会民主党持有这样的意见，我错误地评价了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所领导的左翼的政策，批评他们不摈弃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及不发动法国式的工团主义运动。 我在德国的经验，更巩固了我的工团主义意见。显然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保守的工会及其控制下的合作社，都是我更加确信有建立一个革命的工团主义政策的必要。而且，德国工团主义联盟的宗派主义的孤立，使我深信根据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计划，从旧工会中撤退，只是将群众性的工会交给勒琴而受他的控制，至于良好的策略，则须要利用打入内部的办法。于是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双重工会运动的政策，不仅在德国而且在美国也是错误的。 我完成了在德国停留半年的计划后，便接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总书记维辛特·圣·约翰的电报，要我代表该组织参加1911年8月10日至12日在匈京布达佩斯举行的国籍职工书记处会议（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前身），当时我正仓忙地学习阅读意大利与西班牙文，准备在意大利与西班牙两国各住半年。当我出发时，我必须从纽伦堡到德勒斯登（德境）。步行一百五十哩。在德勒斯登我参加了德国工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且亲眼看见勒琴的严厉的官僚主义。 美国劳工联合会也派了副主席邓肯为代表出席布达佩斯会议，上级指示我对他的委派提出责难，根据是：劳联不是一个革命组织，邓肯本人是全国公民联合会的会员，并指示我要求由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来代表美国的工会。勒琴是这次会议的主席，他力图禁止讨论我的颇左的提议，但是，我把问题提到大家面前，随即进行一整天的激辩，最后我的提议终于被否决了，只有法国总工会的两位代表石屋与伊菲托支持我的动议。 那天晚上，我因没有吃饭住旅馆的钱，睡在布达佩斯郊外一辆载货汽车上，结果被捕了，然而，我终于摆脱这样的窘境，因为我说我是把盘费丢了的。法国代表硬要借给我一些钱。一两天之后，我便接到圣·约翰的电报，要我立即回国出席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我便回国了。 打入内部的问题 我决心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提出打入旧的工会与放弃传统的双重工会运动的左翼的政策的问题。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困难问题，因为那时人们这样的观念是很深的：认为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不可能作什么革命工作，建立革命工会的唯一道路，便是建立独立的新组织。约自1895年德·雷翁建立双重工会社会主义同业工人同盟以来，左翼各派——左翼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与工团主义者，都以最积极的信念墨守双重工会这种理论。右翼社会党人，虽然有很多都在旧的工会中工作，也具有同样的思想，甚至开明的知识分子也反映出有这种思想。 现在当打入内部的政策是一般所接受的左翼政策时，是很难理解错误地双重工会运动理论对革命分子的可怕的影响的。这问题简直是一个成了定论而不可讨论的问题；甚至有人提出这一问题，便被诬为堕落的机会主义者。三位伟大的左翼领袖——德·雷翁、德布斯与霍乌德，继续以不适当的词句严厉批评旧的工会，而且认定走向战斗的革命的工会道路就是成立独立的产业工会，认为这是具有巨大革命战略的事情。 但是，显然地，阶级斗争的经验，并未证明对旧的工会的这种悲观，或左翼对理想的产业工会的那种无限信仰（在这问题上，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就是一个卓越的例子）是正确的，一方面，这种经验清楚地教训我们：不管旧的工会领袖们如何腐败，只要在旧的工会中作认真的努力，工人便会响应。例如，1885年每日八小时工作制的伟大运动，就是按鼓动与建立旧工会的原则上进行工作的少数革命分子组织起来的。德布斯本人在1893年未离开铁路行业工会与走上双重工会运动方向以前，他在这些工会中也是一个真实的理论。德·雷翁尽管有左倾的双重论倾向，但他在九十年代仍对美国劳动协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起了强大影响。霍乌德也经过了几年时间，才没有遇到很大困难，成为战斗的西部矿工联合会的真正领袖。甚至在我所写的这一时期，社会党尽管带有浓厚的双重工会运动倾向，也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中有了重大进展。然而，这大都是社会党机会主义右翼所做的工作，这些人只注重在官位与抓取选票。社会党人已经获得对这些工会，如酿酒工人工会、面包工人工会、机械工人工会、缝纫工人工会的控制权，战斗的美国统一矿工工人工会的副主席，也是一位社会党人。在1912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上，社会党候选人获5703票，龚柏斯派的人获得11974票。美国这种经验，着重指出在旧的工会中工作的正确性，这种经验并进一步为法国、英国、德国与俄罗斯等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所证实。 无疑地，缺乏明确的以争取满足工人的日常要求为基础的、打入内部的政策，阻碍了社会党在战后取得工会的领导权。关于这点的充分证明是：虽然强大的左翼是处于双重工会运动的反对派地位；甚至右翼本身也怀疑能否真正“夺取”美国劳工联合会，而且社会党经常为党内两翼互相冲突的政策所瘫痪，但机会主义的右翼社会党人仍在这方面有了重大进展。妨碍社会党在工会中建立领导权的另一大错误，便是社会党人拒绝提出以工会为基础建立劳工党的口号，以及他们抱宗派观念，坚持赞成社会党本身就是职工会的政党。 由于多次企图建立的双重产业工会都不能发展成为群众组织，使人们更加不相信双重论者的理论了。德·雷翁、德布斯与霍乌德及其他左翼领袖们，一再宣布旧的工会正在死亡，或甚至已经死亡；鉴于旧的工会的领袖与政策都是反动的，行会的形式，入会会费与每月会费都很高，不让非熟练工人参加，而且工会本身一般地不适于应付现代化的、托辣斯化的工业，这些人是很容易得出这样结论的。但是，工人们虽然准备支持在旧的工会中发展的激进主义，由于他们的传统与实际利益，他们仍顽强地拒绝抛弃这些组织；他们并不响应建立“完善的”、革命的双重产业工会的诱人的呼吁。所以。德·雷翁的社会主义同业工人同盟遭受悲惨失败；德布斯的美国铁路工会也毁灭了；西部劳工联盟及其后继者——美国劳工联盟也失败了，各工业中的其他很多独立的产业工会也死亡了，尽管虔诚的左翼人士英勇的努力给这些工会注入生命的活力。在上述这一时期中，不管如何努力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已由1905年的五万五千人，逐渐减至1911年的六千人左右了。1908年它陷于分裂（德·雷翁派建立新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显然它正循着革命的双重工会运动的通常道路，走向失败。 这种双重工会政策，二十五年来都被教条主义的左翼人士奉为真理，而其总的效果便是将富于战斗性的，最积极的工人脱出群众性的工会，而将他们孤立在无用的双重工会宗派中。由于使行业工会失去了最优良的战斗血液，结果便使龚柏斯反动集团无可抗衡地控制着这些工会，并绞杀这些组织中的进步力量。这种愚蠢的左翼政策，是一个害处极大的错误，它大大阻碍了美国一般激进主义的发展，而使其降为宗派主义。 双重工会显然在理论上比旧的行业工会具有更正确的政策，具有更好的工会组织结构与更优越的领导。所以，双重工会运动者经常很迷惑不解，为什么群众不大批参加他们理想的工会，而死抱着陈腐而保守的旧的行业工会及其腐败的领导不放。然而，原因是很清楚的，比较重要的原因可简单概括如下： （一）政治上落后的工人群众，充满着对资本家的幻想，并不准备团结在双重工会革命的口号下； （二）雇主们欲对保守的工会妥协，因而极力与革命的工会斗争使其陷于停滞不前； （三）政府对工会的敌视不像对激进的双重工会那样厉害； （四）美国劳工联合会在我国传统的工人运动中，享有很大的威信； （五）群众在劳工团结一致的基本意识鼓舞下，被吸引到群众性的大组织，而不倾向双重论的小集团； （六）最后但并不是不重要的是：旧的工会在宗教、爱国主义及整个美国传统方面，与广大群众抱共通的见解，这时极大有利条件；而双重工会运动的革命分子，却常常是反宗教、反爱国甚至蔑视整个美国传统的。 作为一种方法来说，打入内部去比双重工会运动具有的基本好处，便是由于富于战斗性的分子既然打进了旧的工会里面，就使上述几种强烈的群众意见与偏爱的不利影响不复存在，并大大修正其余的影响；总的结果是使富于战斗性的分子能更好地接近工人，因而使他们能够将广大的、甚至起决定作用的工人群众争取到他们方面来，拥护阶级斗争的政策。 战斗开始了 我按时到达芝加哥参加1911年9月举行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第六届代表大会，而且我立刻提出争取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采取打入内部的政策这一问题。后来我把我的建议引了出来，原文这样写着：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将放弃它建立一个新工人运动的企图，而将使本身成为一个宣传联盟，成为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其方法是在旧的工会中建立比我们的反动派敌人所掌握的更好的战斗机器，来使这些工会革命化。” 我开始积极活动，拥护在政策上作这种根本改变，同时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当时的情况，有利于我的鼓动。1905年代表大会热诚的希望并未实现。该组织在会员与影响上都逐渐缩小——大会只有三十一位代表参加。在思想上，该组织已狭隘到成为一个顽固的反政治、反宗教的宗派主义小集团了。当该组织拒绝政治行动时，德·雷翁与德布斯都脱离该组织。于是，组织中充满着悲观情绪，同时大家都谈论着“为什么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不发展？”的问题。 我立刻争取到约翰斯东、伊尔·福特及其他两三位代表赞成我的意见。佛兰克·李特尔（他后来在比尔·邓恩领导的二万七千工人罢工中，因反对战争而在布特城遭私刑）也对我的计划表示表示同情。但是，最上层的领袖如圣·约翰、伊托尔、汤普逊、陶特曼等，我都与他们一一谈过话，他们都反对我的计划。若干时候以后，霍乌德“原则上”同意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应从其双重工会纲领中去掉某些工业，但在实际运用上，我们不能达到一致意见。我建议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应以解散其在矿业、建筑业、五金业、出版业与铁路中的双重工会，并到这些工业中的旧的工会里去工作，作为走向一个正确政策的开始，但是邓恩只答应解散建筑业与出版业工会。 我们认为：事先无准备，就用这样简短的话句以决议案的形式将我们的建议提到代表大会上，是不合适的，这样，一定会遭到失败，而使人们对这建议发生恶感。我们要先在会员中进行宣传鼓动的工作。当“不主张集中制”的西方派提名用复决投票的方式选我当斯波坎“产业工人”的编辑时，我们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机会便到来了。 我依照我的纲领召集了关于“打入内部”政策的讨论。把我从布达佩斯召回来的领导集团，现在把所有的枪口都转过来对我开火了。这次讨论激动了整个组织。但是从正式的投票纪录却看得出我只以少数几票之差而失败。后来我才知道支持领导集团的人曾假造了许多票，以取得足够的多数来击败我。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件，这个事件有效地扼杀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正在萌芽的“打入内部”的鼓动。这就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1912年正月发动的有名的劳伦斯二万三千纺织工人大罢工。这是一场斗争得很激烈，领导得很好的罢工，结果是工人赢得了真正的胜利。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威信马上又到处增高起来，而且力量迅速发展。在此以后很短的一个时期，该会在派特逊、亚克琅、小瀑布、里顿等地、米萨巴铁矿区与华盛顿木材区发动了一连串的罢工。 这个突如其来的罢工浪潮，给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造成了布立森登所称“权力的顶点”。悲观消失了，该会的斗士们都兴高采烈。圣·约翰热情地宣布：“劳伦斯工厂中的胜利乃是一个开端，它只能以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而告终。”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关于为何“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不壮大起来？”的问题就完全无人注意了。整个左翼的一切派别都充满了一种新的双重工会运动的情绪。只有我们中间的少数人把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这种盛况正确地看成只是偶然的“火光一闪”。打入内部的问题从开头就受到了一个着实的打击。但，这并不是斗争的终结，我们还是大体上把它在左翼内部继续了十年，一直到它最后取得横扫一切的胜利。 [1]本段中外文人名地名，除伊菲托、蒙纳特、梅尔里姆外，均从本书英文版中校得。——录入者注
第四章工资工人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福斯特自传（1937） 第四章工资工人党 ↘1909年的分裂 ↘社会劳工党 ↘我们建立一个新党 ↘工资工人党的意义 社会党的内部斗争，终于扩及全国，而且于1912年在威廉·D·霍乌德与马西·克尔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集团所领导的斗争中，达到顶点。但是，在我所说的这些年代里，斗争中最前进的阵地是在太平洋海岸；而其主要中心是在华盛顿的西雅图。反对派的领袖为梯杜斯，他是地方报纸《西雅图社会党人报》的编辑。梯杜斯时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有力的作家，富有煽动性的宣传鼓动家，是当时美国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最大的弱点，便是难以救药的“左倾主义”与强烈的官僚主义独断独行的倾向。梯杜斯集团在整个华盛顿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爱达荷与蒙塔那州的部分地区都拥有很大力量与联系。 1907年的工业危机使我在波特兰立不住脚，我不得不到西雅图寻找工作。从1907年至1909年，我在这里大多是当建筑工人和在本地锯木厂作工。我立刻参加了梯杜斯反对派集团，并积极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本地工会——建筑工人工会的工作。 1909年的分裂 当我到达西雅图时，社会党的内部斗争已很尖锐。该州组织是操在以狡猾的牙科医生布朗为首的机会主义知识分子手中，后来几年布朗因联合选票而当选西雅图市长。但大多数党员都拥护左翼反对派。 以由无产阶级控制党或由小资产阶级控制党这一主要问题为中心而进行斗争，发展成为与许多支派争夺权力的斗争。右翼在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充分支持下，力图镇压党内一切革命的倾向。他们企图使党变为一种地方公有制联盟与小的改良运动。他们为了选票不惜牺牲一切。另一方面，左翼力图使党成为一个战斗的组织。它散发马克思的小册子，并广泛宣传新出版的考茨基著作：“夺取政权之路”。它并支持“国际社会主义评论”集团的总路线，只与左翼的演说家合作，并力图予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与其他战斗工会的斗争以真正的帮助。党内斗争愈来愈激烈。双方开始将属于对方的党员从各个支部开除出去。 1909年春党在华盛顿州维利特召开的州代表大会上，斗争达到了最高峰。双方都尽最大努力来选举代表。左翼主要是获得木材工人、城市劳动者与半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的支持。右翼有小商人、知识分子、熟练工人与富裕农民的支持。真正得到了大多数选票的无疑是左翼，但当大会召开时右翼却纠合了大多数代表。 于是，左翼立即理直气壮地谴责右翼利用对党机构的控制，包办这次大会。然而，优良的战术本应该：左翼暂时屈从这种人为的多数，然后再利用形势进一步在地方上与全国组织斗争。但是，容易冲动的“左倾主义者”梯杜斯却太性急。在他的领导下，左翼拒绝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撤回其代表，自己召开代表大会，并选举了州书记。这样，在华盛顿州便有了两个社会党，于是机会主义控制下的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便立即宣布左翼代表大会为非法，批准右翼州书记，左翼分子，须经胜利了的布朗和他的同盟者严格审查合格之后，才可以个人身份重新入党。一般说来，左翼人士是拒绝接受这些苛刻条件的，因此，很少有人重返社会党。结果使社会党的组织在华盛顿州陷于崩溃，力量大部丧失。 我们既被开除，下一步该怎样办呢？最初，我们打算保持我们社会党的名称，但是，这种政策是行不通的，人们已很嫌弃再用社会党这个可憎的名称，；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新的形式来动员我们的力量。 社会劳工党 我们之所以考虑参加社会劳工党，至少是为了这一个理由。这个组织在当时尚未退化为像现在这样一个狭隘的、反革命的宗派，它仍带有革命的精神，这个组织在思想上和其他方面完全受德·雷翁控制，他的理论构成了社会劳工党的纲领。 德·雷翁生于委内瑞拉，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荷兰与德国的大学校受过教育。当他懂得革命时，他便是一位虔诚的、不知疲倦的革命战士。他也是一位卓越的作家，从1890年到1914年他逝世那年，他在理论上对美国革命的影响，比他以前和后来的任何其他美国知识分子都大。 德·雷翁对革命运动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认真坚持揭露右倾机会主义，他对美国劳工联合会职员与社会党小资产阶级领袖们的批评，伤害了这些反动派，使他们对他抱不共戴天之仇。但是，除了对改良主义的这种批评，与他进行这种批评的革命精神而外，在德·雷翁的主张中却很少有价值的东西。当他企图拟定一个纲领时，他就犯了极大错误。他是一位狭隘的、宗派的教条主义者，他的理论中虽然也有政治行动的因素，但却直接导向发展工团主义。事实上，德·雷翁可以被恰当地称为美国工团主义思想之父。 上面说过，德·雷翁的理论体系承认有政治行动的某些需要。但他的基本倾向是工团主义，因为他一贯过低估计党在革命前、革命中以及革命后的作用；而过高估计工会的作用。这种工团主义的倾向，本身表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德·雷翁否认利用日常斗争争取实现部份的、迫切的政治要求，他说：“不是要面包屑，而是要资产阶级无条件投降——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口号。”争取到的让步，仅仅是“无产阶级脚下的香蕉皮”。这种主张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就是将革命前的时期将党降为单纯说空话的机构；而将只争取经济要求的真正日常斗争，让给产业工会去作。 其次，德·雷翁天真地相信：单纯经过逐渐教育的过程，使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多数选票，便能发生革命。德·雷翁认为：资本家碰到工人的多数就会吓得屈服；假如不幸他们不屈服，那么工人将叫自己的真正战斗组织——产业工会出场，工会将“把资本家赶出工厂”，这样来结果他们；德·雷翁没有想到资本家在还没有被战斗政党领导下的革命无产阶级利用所有的武器将他们击败之前，他们经常进行猛烈而激剧的斗争（这已为俄国、德国与西班牙等国的事实所证明）；他也不了解资产阶级国家的作用，就是用武力来保卫当权的资产阶级的政权。 第三，德·雷翁认为：一旦革命完成，党便立即解散，并将假定为立即天下太平的社会交给产业工会去管理。这是进一步崇拜工会的作用，而将党的作用降到最低限度，这也表现德·雷翁对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一种误解，这过渡时期其实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及与失败了的阶级的残余进行尖锐斗争的时期。德·雷翁典型的工团主义的表现，是他1905年演说时的声明：“产业工会运动是用以摧毁资本主义堡垒的攻城车，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本身的继承者。” 与德·雷翁的工团主义主要倾向一致的，是他的臭名昭著的双重工会论和关于理想的产业工会形式的乌托邦的空论，他把旧有的行业工会，视为资本家与保守的劳工领袖反对工人阶级的一种阴谋。由于具有这种宗派观念，他积极领导这几批革命分子脱离劳联，并企图建立乌托邦的双重工会，其中有1895年的社会主义职业劳工协会，1905年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与1908年的工人国际产业工会。这三个工会都失败了，德·雷翁他这种双重工会运动唯一的实际效果，便是大大削弱劳联左翼的力量，而使龚柏斯分子更牢固地控制了工会。 德·雷翁整个观点的主要工团主义色彩是很显明的。在他的理论中，工人阶级的基本机构是工会。至于党，它的作用只是次要的，而不是中心的、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因此，将整个革命斗争实际上降为工会的问题。所以，被德·雷翁的理论教养出来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中的真正工团主义者，如圣约翰、霍乌德、陶特曼之流，只须稍为再退一步，便将德·雷翁稀薄的一点党的观念一扫而光，而在理论上只剩下一个产业工会，从而建立完全工团主义的体系。德·雷翁曾与那些“直接行动主义者”进行激烈斗争，这确是事实，但那是因为他没有从自己的前提作逻辑的结论。他的处境有如一只母鸡孵出了一大群小鸭子。跟着又看到这些小鸭子在水中游泳起来时，大吃一惊的那种情形。 德·雷翁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它基本上是正在形成中的工团主义。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党的观念，毫无共同之处。俄国革命的经验已光辉地证明了工人的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及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领导者、组织者与先锋队。 德·雷翁主义并不是走向革命，而是离开革命。它的最后的产物——今天的社会劳工党，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很久以前所指出的，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是美国宗派主义最恶劣的表现。它是苏联及劳工运动中一切重要的与革命的事物的敌人。它是美国工人阶级所曾产生的最孤立、最软弱与无用的全国性政党；它真是真诚而英勇的战士——德·雷翁的一座可怜的纪念碑。 我们建立一个新党 由于1909年社会党在华盛顿州的分裂，我们必须对我们组织工作的下一步骤有所决定。我们中间大多数人正跟那时一般的左翼人士一样，浸透着德·雷翁半工团主义的理论。但是我们终于决定不参加社会劳工党。它的浓厚的宗派主义色彩使我们却步；我们虽然不是分析了德·雷翁的教条式的乌托邦主义，但却感性认识了这种主义。因此，我们决心建立一个新党，而且我们真这样作了。 经过许多辛劳之后，终于在1910年2月25日在西雅图建立了新党。毕斯凯被选为书记。新组织取名为工资工人党。这个组织是短命的；结果它只制订了杂乱无章的政策的公式，并未将现有的和潜在的组织力量真正组织起来，党员数目的统计也没有。 工资工人党是介于社会劳工党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之间的杂种。它把在社会党内部斗争时提出的主要要求，作为它的纲领的中心。那就是说。工资工人党力图以及只限于工资工人才能成为党员的办法，来解决无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控制党的问题。它自称为“政治联盟”，它在入党的规程中明文规定不让“资本家、律师、传教士、医生、牙科医生、侦探、士兵、厂主、警察、监工、工头、教授与店东”参加党。它禁止“一切有权雇佣与辞退人的人”加入，但它避免提到农民。 党纲中最着重的是产业工会运动，当时就是指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它反对成立一个劳工党。它那反议会政治情形是不难看出来的。党纲并没有规定迫切地政治要求，也没有提到党在正确这些要求、在保卫工人现在的生活水平以及在教育与组织群众执行未来革命人物方面，党所起的作用。党纲本身只含糊谈到党将支持工人的一切斗争。党工作的整个重点，适当在产业工会行动，以及关于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上。 在阶级斗争中，像工资工人党这样的组织是没有地位的，所以它刚诞生便告夭亡。从它成立到崩溃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它的报纸——工资工人，只出了一期，便宣告死亡。突然的分裂，是我们在俄勒冈、加利福尼亚甚至华盛顿州的力量，陷于混乱。真正支持新党的比较上为数很少的工人，也很快退出了党。领导分子之间几乎没有重新参加社会党，或社会劳工党的，有些人像奥尔特成了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但是大多数人如曼雷（他后来成了我的女婿）、海德、毕斯凯、我自己及其他许多人，都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我们所受的德·雷翁主义的教育，引导我们走向逻辑的结论——工团主义。 从前向工资工人党集团的少数残余分子，仍团结在梯杜斯周围，并提倡以缩短工作日作为取消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很快又分为两派，一排要求每天工作四小时，另一派要求每天工作三小时。梯杜斯本人已决心成为一个无产者。他抛弃了他医生的职业，而且在以后二十年，他都当升降机司机。其中有几年，梯杜斯曾偷乘火车漫游全国，对美国劳工联合会地方组织演讲，并向他们誓约在几年后的某天宣布总罢工，争取每天工作四小时。1931年他因患癌病死于纽约一家医院中。 至于我自己，我上面说过，我投奔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我没有回社会党，这也许是我事业中最大的政治错误。虽然社会党整个说来，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这已很快为战时与战后年代中的事件生动地证明了，然而经过它的左翼，它是终于成立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种子的主要传播者。例如，共产国际也是从第二国际产生的。所以我的脱离社会党，使我与革命发展的主流——社会党左翼隔离，结果使我在工团主义贫瘠的沙漠中徘徊了十二年。 工资工人党的意义 工资工人党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社会党左翼最早的组织之一，它是1912年大斗争及1919年社会党最后全国分裂的预兆。它是社会党内部革命分子反对改良主义领导这一世界性斗争中的地方性前哨战。在旧俄，改良主义1903年便已经被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决定性地击败了，其后十年也是在他的领导下，全世界反对活力日益减少的改良主义的斗争，终于成立了共产国际。 工资工人党在说明左翼在其现阶段发展中的思想发展的情况这一点上，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它的纲领是幼稚和极左的。它受了德·雷翁学说的严重影响，认为党只是进行革命宣传鼓动的组织，而不是工人的领导的、战斗的机关；它不提出当前的政治要求，它浸透着反议会政治的倾向；它是充满了当时流行的对于双重产业工会运动的作用的过高估计，而且它甚至忽视了工人的有力的同盟军——贫农。工资工人党在它的整个观点中，带有浓厚的工团主义性质。 特别显著的是，工资工人党对于劳动者党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作出过左的解决办法，不让他们参加党。因而，它遵循着很多年以前巴枯宁与蒲鲁东在第一国际中所采取的错误道路，当时他们曾不顾列宁的坚决反对而主张采取同样的政策。在原则上于一切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破裂，是不正确的，这使党陷入理论上的贫乏之境。对那些企图利用党来进行改良主义目的的知识分子野心家，与那些已抛弃原阶级而投身无产阶级，并正从事发展工人革命理论的基本任务的知识分子，必须有所区别。列宁在他著名的小册子《怎么办》[1]中，曾对这问题说过： “各国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凭靠自己的力量，只能造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对于必须组织工会，必须与厂主斗争，必须从政府那里争得颁布工人所需要的某种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是由有产阶级出身的那些受过教育的分子，即知识分子所制定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以及经济理论中长成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按其社会地位来讲，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工资工人党对于工人阶级中革命分子的看法，也表现了过左的倾向。汤姆·斯拉登在《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上发表的以《无产者》为题的一文中，说明了关于这问题当时流行的错误观念。他认为建党与进行革命的工人，必须是完全无家可归的工人，失业的人，一文不名的人，不信仰上帝的人与被剥夺选举权的人。然而，这种观念只是简单地反映了众所周知的西部流浪工人的观念，这些流浪工人充满革命精神，控制了整个西部工人运动，但他们绝不是广大工人阶级的代表。工资工人党对革命力量的这种狭隘看法，自然会使党脱离贫农与小资产阶级整个阶层，甚至脱离广大的工人阶级本身。 [1]原文为《做什么》，经查，该篇现译为《怎么办》。——录入者注
第三章社会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福斯特自传（1937） 第三章社会党 ↘我成了社会主义者 ↘一个插曲 ↘成了党的工作者 ↘社会党的内部斗争 外界的力量使我天生的无产阶级本性，迅速变成真正的阶级觉悟。我很快便超脱布利安运动的小资产阶级局限性，而踏上走向革命人生观的道路。 这至少是由于我在工业部门里工作经验，不断丰富起来。1900年年底，我除了从前作的工作外，还在肥田粉工业中作了三年工人，在宾夕凡尼亚州雷丁城、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城的工厂里作工，在这些地方我当过热汽管装配工人、定置机器工与专长的肥田粉调制工人。我也在佛罗里达州的伐木场作过工，当过二个月的火车刹车工人，当过半年纽约市第三路电车司机。我当电车司机时才第一次参加工会——电车工会。纽约市电车工人的情况是很恶劣的，工人没有组织起来，工资与工作条件都由公司方面随意摆布。我决心改变这种境况。于是我去见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组织干事罗宾逊。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罗宾逊拒绝帮助我们，甚至不愿让我们小组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然而，我们却已在几个电车场组织了秘密工会，但这事被一个侦探告发了，结果工会领袖（连我在内）都被辞退。刚建立起来的工会便这样被破坏了。 就我亲身的经验与阅读书报的结果，使我深深地认识到：雇主们贪求利润，不惜无情掠夺工人，他们对于个人的痛苦以及工人家庭的苦痛是毫不在意的。这大大激起了我的战斗精神，与反抗这种暴行的决心。这时，过去在学校、教堂、报纸上、工厂中，那样不断灌输给我的对资本主义的幻想，迅速地消逝了。因而，使我在学校念书时对政府的那种概念，大大地动摇了。政府派遣警卫队到荷姆斯德去；在美国铁路工会工人罢工中，政府出兵镇压；在美西战争中的“腌肉”暴行事件[1]（这次战争差点把我的兄弟约翰也杀死了，他当时是宾夕凡尼亚警卫队的士兵）；1896年选举中，马尔克·汉纳对工人们的残暴进攻；到处凶狠使用军警对付罢工工人，这些事情摧毁了我年青时一位政府是公平的那种观念。我明确地感觉到（虽然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政府是操纵在大亨们的手中，政府是工人的敌人。 同时，我对宗教的信仰（这时我那信封天主教的母亲细心交给我的），也迅速地丧失了。这种信仰的丧失，部分是由于我当工人时身受的苦痛的实际经验，但主要还是归功于我特别酷爱读历史与科学方面的书籍。我所读的第一本反宗教的书籍，便是汤姆·潘恩的《理性时代》。这本书动摇了我对圣经的信仰。其次我又读了洛基[2]的《欧洲道德史》与吉朋[3]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些书摧毁了我对教皇制与总教堂那种神圣的信仰。在九十年代后期，我又读了达尔文的《种的起源》，我以惊奇的心情阅读这些树，它介绍我人类从低等动物进化的理论，完全打破了我对人类不死的信念。接着我又读了斯宾塞[4]的《社会学纲要》，这本书阐明了上帝、魔鬼以及整个宗教的起源与演进的理论。这些使我变为一个自觉的无神论者。以后我只需阅读马列主义书籍，便了解了宗教是剥削阶级压迫人的武器，并奠定了唯物的、科学的生死观的理论基础。 我成了社会主义者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政府与宗教的幻想消失的整个过程，虽准备了使我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基础，而转变的发生却是非常突然的。1900年夏天一个晚上，我在布劳德街与南街散步，看见有一个人在大街上演说，我便站着听。他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且显然是社会劳工党人，但我从不知道他的名字。这是我第一次偶然接触到革命运动。从前我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知识，都是从资产阶级报纸之类所登载的不可置信的、歪曲的文章中得来的。我甚至从未看到过一本社会主义的书籍或手册，虽然我读了不少书籍。 这个人所讲的话使我神往。我记得他尖锐地攻击布利安主义，但我发现我完全同意他的话。他的论据与分析似乎使我在阶级斗争中的经验，有了真正的意义。他建议工人掌管政府与工业，并取消牟利制度，这就我看来似乎是真正解决工人问题的唯一办法。我后来三十五年的生活经验只证实了这第一个意见。这位演说的人是一位很好的演说家，我热心地听他讲话。我离开会场时感到很兴奋，后来我发奋阅读当时能买到的小册子。虽然我才稍为有一点社会主义的伟大世界观，但此后，我便开始自认为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了。那次街上的集会，的确标志着我一生的大转折点。 现在，我开始热心地阅读社会主义书籍与报章杂志，对革命运动也更加熟悉了。1900年深秋举行大选时。我正在雷丁附近宾夕凡尼亚州的怀俄密辛一家肥田粉工厂中工作。德布斯与哈立曼是社会党候选人。虽然我当时才十九岁，年纪太轻，自己不能参加选举，但我陪另一位工人，我的姐夫乔治·麦威走了六哩路，“帮助”他投社会党的票，第二年，我便参加了刚从社会劳工党分裂出来的社会党。 一个插曲 从1901年到1904年，我的革命发展突然遭到中断。由于我在铅字铸造厂当过两年半童工，中了不少铅毒，损害了我的健康。随后三年在肥田粉工业中作工，也经常是在毫无保护设备的情况下，在浓重的有毒灰尘中工作，这是我的健康更加恶化，以致医生说我患了肺病。我像在我以前的广大工人队伍一样，千辛万苦为雇主们谋利润而自己却很有早进坟墓之虞。 事情虽然这样。然而，我没有什么家庭负担。双亲早已去世，两个姐姐已出嫁。于是我便辞去这工作，拼命往西部寻找工作。这时，我口袋里只有二十块钱，我搭汽船到德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到二零那里，很快便不名一文了。 不过在附近的铁路建造出当二等厨役挣得一点点钱作路费，于是我就沿南太平洋铁路线偷乘火车流浪三千余哩，经洛杉矶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这次旅程是一段很惨的经历，沿途捱饥受饿，睡眠不足，还要躲避市警察与铁路“警察”，以及乘车的种种困难。我有几次真是九死一生，亲身体验了工人偷乘火车的危险与困难。其后二十年，在我从事革命鼓动工作的过程中，我又有过六次这样偷乘火车从东部海岸到西部海岸以及两次从芝加哥到太平洋海岸，这些旅行都是在冬天，只有一次是例外。我被捕过几次，有两次几乎冻死，有几十次险些儿被火车压死。我充分掌握了流浪汉偷乘火车的密诀，我学会偷乘坐客车、货车，坐在车内、车外、车顶、车杆、缓冲器等上面，除了俗语所谓不能“坐在司机胡子上”而外，我哪里都能爬上去。这些旅行使我深深了解“流浪”的失业者与偷乘火车的罪犯们的苦痛。这时负有教育意义的经验。 我第一次旅程到达俄勒冈后，在当地船坞附近的伐木场和铁路建筑工地上作了几个月工，后来，1901年冬天一个晴朗的早上，我又搭一艘旧式帆船离开波特兰。这船名叫彼加苏斯号，是一艘英国的四桅小帆船，载麦子经合恩角驶往开普敦（南非）。这开始了我作为一个航海水手的时期，这是我作为一个工人最有兴趣与难忘的经历。这时，我环绕世界航行了一周又半。我到过合恩角两次，好望角一次。在四艘典型的英国商船：即彼加苏斯号、黑王子号、同盟号与卡迪干郡号上，我都当“水手”，我已成为一个很好的水手了。这些航信跟大多数都在南非、澳洲与南美海岸停泊，共航行约五万哩，为时约三年。这使我真正尝到饥饿、苦痛、工资低微与危险的滋味，这使我遭受最冷酷、最无情的剥削。但这却大大有助于坚强我日益增长的革命信念。 我所工作的最后一艘船卡迪干郡号在英国的北希尔兹解雇了船员，我也预示搭汽船回到费勒德尔菲亚。我在这里参加了大西洋岸海员工会，想在海岸上当一名海员工人。但是，这时我有怀念着西部，因为我的一位姐姐到了那里了。于是，我又偷乘火车流浪到西部，这次是直接从纽约到波特兰，因为三年的海上生活自然是实际上并没有给我挣得这笔旅费。1904年十一月初，我到达俄勒冈，正好赶上给德布斯竞选总统投了一票。 在这三年的流浪生活中，我的健康却大为改进。显然我的肺病是好了，或者停止发展了，三十年后当我在莫斯科医院时，一位医生告诉我：X光检查的结果证明肺病已经痊愈了，我真感到高兴。 成了党的工作者 从1904年至1907年，我在波特兰工作，并开始积极参加社会党的工作。我在地方支部里缴纳了党费，开始阅读党的文件。我阅读了魏兰、沃克及李查逊等人的小册子，然后又阅读重要材料，例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我也急切阅读那时刚在美国出版的第一卷《资本论》。我几乎读完了德·雷翁德一切小册子与书籍，以及拉法格、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与倍倍尔等人的很多著作，但我从未听说过或读到过列宁的著作。 我的活动集中在波特兰支部，当时这支部由一位名为汤姆·斯拉登德人领导。我积极参加本地的很多讨论与活动。我是“诉诸理性”[5]的热烈支持者，而且是它的著名“大军”的一员。我们所接到的1905年俄国革命的一些片断的消息，大大提高了我的日益增长的的革命知识与热情。我以极大兴趣注视着1905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的成立，但我没有参加，因为我不同意当时已经表现出来的反对议会的倾向。1906年莫耶、霍乌德与彼特波恩的被捕与绑架，使劳工运动大为震动，而促使我们社会党人作大规模的防卫活动。1907年，载五金矿工与其他觉悟的工人群众压力直接逼迫下，他们得到释放，我们欢欣清河这一伟大的胜利。这时，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位很成熟的社会主义者了，但是事实上还有很多艰苦的革命课程需要我努力学习。 我在太平洋西北岸所特有的很多地方性产业：农业、伐木、锯木、建筑、五金采矿、铁路建造、火车车上业务等做工的三年当中，已成为很典型的西部流浪工人。这时，进行了三十多年的全国宅地运动，将近结束，但仍在进行中。西部各州仍然还有很多政府未分配的土质贫瘠的土地，很多工人要求成为真正的农民，或者捞一点“便宜”钱。于是，我同我姐夫每人要求分三百二十亩土地与森林地。我们的地就在俄勒冈州，加斯加德山麓。这是一块荒野之地，森林浓密，适于渔猎，背后就是朱敏大哥胡德河苹果区，离铁路约十五哩。我们自己造了一所木头房子，三年间每年夏季有两三个月时间在这里掘地，对这很有趣味的垦荒生活，也熟悉起来了。每年其余的九个或十个月时间，便在俄勒冈各种工业中当工人。最后，我们领到了《官地领用证》，于是我把我的土地卖了几百元。以后几年，这地区再不适于种庄稼，而被农民遗弃，又成为荒芜之地了。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总算是有一些财产，以后，我从来没有看过这块土地。 我在俄勒冈铁路波特兰—乌马梯拉段上找到升火的工作。这是一种苦重的工作，火车载得太重，机器又失修，同时我们必须烧劣等煤，我们将这种煤叫做“不动产”。虽然升火都挑选的是身强力壮的人，但我们这一段的每个升火都因为太精疲力竭了，在路上总有一次或两次被迫离开机车。经过六个月这种粗笨而艰苦的工作之后，我便申请加入火车升火与司机兄弟会，决定要作一个司机。但是，1907年严重的工业危机到来，使我失掉了工作，并打破了我的计划。 这次危机的爆发是非常突然的。危机爆发前一周，每种工业都繁荣，到处都招雇工人，而且工资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但是，两周以后，一切都完全变了；工业减产，失业大军像幻术似的出现了。所有银行都关了门，为了要让这些银行关门，州长总每天宣布次日为合法假日，这样达一月之久。没有现金，一切“现金”交易都使用波特兰商会所发行的“麦子支票”。在西部其他各州也是同样情形。这是一种经济大风暴，是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制度不合理的生动例子。 社会党的内部斗争 在这几年中，我的革命认识与热情不断增长。我是社会党的一个热忱的拥护者，该党由于太平洋海岸各州日益增长着的严重内部斗争而陷于分裂。为了便于了解这种斗争，必须说明一下它的背景。 上面所说的这十年，是在扩张的美国资本主义的猛烈压力下，工人阶级组织与阶级觉悟日益增长的年代。也是充满着很多艰苦而激烈的罢工的时期。1905年芝加哥车夫罢工，遭血腥镇压，结果二十一人被杀，四百一十五人受伤，便是一个例子。自1898年以来，美国劳工联合会会员已由二十七万人增加到一百五十五万人。争取以产业工会代替行业工会而建立更有效地工会的运动，也正在发展，终于1905年成立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劳工运动中的革命力量与进步力量对这点极表欢欣。 社会党也反映了工人阶级组织与觉悟的这种高涨。它的党员在1901年仅几千人，而1909年已增至约四万二千人，同时它的选票也相应增加。社会党主要的无产阶级力量是来自国外出生的工人；但是其中也有少数美国熟练工人，其中很多人都在工会里担任职务。社会党一些最强大的阵地是在下面这些农业州里；例如俄克拉荷马、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华盛顿与内布拉斯加——从前人民党的据点，这里被布利安出卖的基金的人民党残余分子，因为社会党有主张收归国有制及其他当前要求的纲领而参加了社会党。他们有许多人认为i社会党的纲领是用社会主义新词句所装饰起来的原来人民党的主张。 社会党也吸收了很多激进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深感托辣斯对中产阶级的压力，同时对两大旧政党又失去了信心。因此，社会党便聚集了很多律师、医生、牧师、传教师等以及很多小制造家与商人，间或也有“百万富翁”的社会党人。例如希尔奎特、柏格尔、沃尔克、华林、斯巴尔哥、卢塞尔、麦耶、魏兰、西蒙、哈立曼、宾逊与斯托克之流。这些言辞激进而有力的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攫取了社会党的领导权，并控制了党的政策，直到现在他们那一流人都还是这样作。 这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操纵了党，便判定了使党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他们对党的作用的看法，是把党作为小资产阶级反对前进中的大资本家的工具；也就是一种与布利安运动相近似的东西，只是换了一个花样罢了。他们企图将工人阶级降为只是给中产阶级供给战斗部队。他们的最高纲领，便是将从资本家手中买来的工业收归国有，并称之为社会主义。他们极力利用他们对党的巩固的控制，反对党内无产阶级党员使社会党具有革命纲领，并使其成为阶级斗争中工人的真正领袖的一切努力。社会党的领袖们拒绝与反动的龚柏斯工会官僚进行斗争；他们对于建立产业工会运动的斗争实行怠工；他们镇压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鼓动的一切努力；他们有计划地培植资本主义逐渐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幻想。 党内革命的工人党员，对于这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控制与机会主义的统治，深感愤慨。特别严重的是，西部各州工人党员的不满。由于种种因素，西部各州工人久已成为美国最革命的工人；西部地区是战斗的西部矿工联合会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老家，也是社会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最前进的阵地。很多战斗的工人唾弃社会党的机会主义，脱离了党，而参加工团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另外一些人仍留在社会党内，开始对改良主义的领导进行有组织的斗争。这是1904年至1907年我在波特兰工作室，正发展的整个阶级斗争在党内的一种反映。 我积极关心这种派系的斗争，并立刻站在党的左翼方面，这是很自然的。我在阶级斗争中的一切经验与所阅读的书籍，都使我富于战斗性。我已经接受了基本的教训：阶级斗争的确是一种战斗。我深信：实行一连串改革将资本主义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这种改良主义的计划是无济于事的，无情地资产阶级是不能用讲理、投票或收买的办法来使其放弃政权的；只有劳苦大众的优势力量才能使他们屈膝。所以，我断然与力图使社会党成为革命组织的无产阶级分子结合。 [1]原文为embalmedbeefoutrage,美西战争期间配发给美军的变质牛肉罐头导致大量美军食物中毒和感染痢疾，加上黄热病的影响，造成数千名美军死亡。——录入者注 [2]洛基为爱尔兰历史学与政论家（1838—1903） [3]吉朋为英国历史学家（1737—1794） [4]斯宾塞为英国哲学家（1820—1903） [5]AppealtoReason,美国历史上销量最高的社会主义报纸，其创始人即本书多次提到的魏兰（JuliusA.Wayland）——录入者注
第二章布利安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福斯特自传（1937） 第二章布利安运动 ↘布利安白银自由铸币运动 ↘我的第一次政治活动 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当我慢慢长大的这十年，是工人积极斗争的年代之一。就斗争的激烈程度来说，那是以后二十五年所不能相比的。这时是劳动协会（KnightsofLabor）的全盛时期，也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奠基的时期。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些罢工，都是在这时期举行的。 这时也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迅速加强的年代。资本家的残暴，以主张“公众活该受罪”的范德比尔为典型。资本家们加紧掠夺工人与农民，同时他们的新托辣斯已经打倒了小商人。他们并利用铁路大肆攫夺政府所有的农田、森林与矿场。州政府与联邦政府都腐败透顶，而且无耻地遵从资本家的命令行事。工人们组织起来，罢工反抗他们所遭遇的苦况的努力，都由资方广泛使用黑名单、调来军队与平克顿的枪手及雇佣职业的破坏罢工的工贼的等手段，遭到无情镇压。 然而，工人们并未驯服，而且继续为改善生活水准而英勇战斗，很多激烈的斗争都证明了这点。他们的战斗精神（这种精神不是出于阶级觉悟而是因为强烈的阶级本能），使他们起而反抗迅速扩张中的资本主义日益增加的压力。当时像后来熟练工人中那种保守的工人贵族还未充分形成；同时工会的领导尚未完全受资本家的操纵，这对于工人们开展味道的斗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这一时期有很多劳工骗子，例如劳动协会会长、臭名昭彰的鲍德利、货车司机兄弟会反动的负责人阿瑟，而且声名狼藉的龚柏斯官僚集团已经树值了他们的势力。然而这些工贼还不能对工会起致命影响，不像后来那样。当时很多工会上层领导人，像马丁·艾朗斯之类的人物，都是最忠诚的战士，他们的给群众以战斗性的领导。此外，在现有的工会中工作的革命分子，主要是社会劳工党与无政府主义团体中人，他们在鼓动群众斗争上尽了很大作用。 工人阶级战斗精神极高的这十年，是从1886年芝加哥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伟大罢工运动开始的。这运动大大鼓舞了各地的工会，终于使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领导人，如帕逊斯、史派斯、费歇尔、恩格尔与林格遭受死刑。紧接着这次英勇的斗争，1892年又爆发了几乎同样著名的荷姆斯德的罢工，当时钢铁工人反对日益强大的制钢托辣斯，工人在武装斗争中把平克顿的打手赶跑了，并用武装占领了本地的钢厂，但后来战斗终于失败。1894年五月，当时正值工业大危机，铁路工人又展开了由德布斯领导的强有力的罢工。由于联邦政府施用暴力再加上劳联与铁路行业工会人员的叛变，罢工被摧毁了。同时，在洛矶山脉各州，在五金矿工中，由霍乌德领导的西部矿工联合会，正发动接连几次美国劳工史上最辉煌、斗争最激烈的罢工，很多罢工都形成工人与公司的打手及州政府军队间的武装冲突。这时期另一次著名的运动，便是柯克西的全国失业者向华盛顿大进军。这次运动大大地鼓舞了由于当时的经济危机而为失业与大量减薪所苦的工人阶级。 布利安白银自由铸币运动 当工人英勇反抗美国资本主义的时候，中西部的小农也是有政治上极大不满的情绪。他们遭受很多的困难：他们从前自由的住宅与田地都抵押给人了，租佃的土地迅速增加了，政府又对他们课以重税，结果是他们日益陷于那些鱼肉他们的铁路与各种托辣斯的压迫下。九十年代经济大危机的到来，更使他们的景况不堪忍受，农产品的价格急剧下跌。 在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小制造商与小商人中间，也有很大不满。他们感到日益强大的托辣斯与垄断资本的摧毁力量。虽然他们在1890年中使国会通过了休尔曼反托辣斯法，但制止垄断资本发展的企图仍告失败。他们不安的情绪，由于这时期深刻的工业危机而达到顶点。 1896年布利安的民主党运动，就是在工人、农民与城市中等阶级普遍不满这种总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这一运动起源于农民的人民党，虽然现在有工人与城市中等阶级人士参加，但农民仍是这一运动的骨干。 布利安运动的纲领表明了：它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性的，是一种不会有效果的企图阻止托辣斯与财政资本迅速发展，以及维护传统的自由竞争制度与公民权利的措施。纲领的中心内容便是：以白银十六盎司对黄金一盎司的比率自由铸币，这是农民想用建立贱价货币来拜托其日增的债务的一种通货膨胀计划，这是农民们依然存在着的一种幻想。布利安运动的其他要点是：要求政府将铁路、电话收归国有，取消国家银行，只征收关税充作国家岁收，征收分级所得税，开办邮政储蓄银行，政府对不动产发行公债，参议员实行民选，人民享有创制权与复决权，实行澳洲无记名投票制度，总统不得连任，实行公务员八小时工作制，废除侦探机关，限制入境移民，取消劳工纠纷中的禁令。但是整个运动的中心是“自由白银”，纲领的其余部分，在竞选运动中大都被忽视了 虽然布利安的很多建议，对劳工说来都很重要，但是广大的工人群众并未因这些建议而团结起来。的确，劳工联合会曾予布利安充分赞助，而且因美国铁路工会罢工而驰名的德布斯也公开支持他。然而，大多数的工人，他们缺乏一个有组织的、群众性的政党，他们大部分人感到他们的所关怀的是经济上的利益而不是政治上的利益，这样，他们便被麦金莱提出的健全货币，提高关税，增加工资及包管吃饱饭等大资本家的口号所哄住了。工业区的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大资本家的联合力量把布利安打得大败，这些资本家竟公然宣称：如果布利安当选，他们便关闭他们的工厂。这样一来，中等阶级退却而垄断资本胜利前进的大门，就更是洞开了。 我的第一次政治活动 这些伟大事件使我深为激动。这个时期的艰苦而激烈的罢工，特别使我感兴趣，并提高了我的阶级觉悟。真的，我只有从年老的工人那里才知道1886年的罢工情形，但是他们中间仍然保存着伟大的传统，我渴望吸取这样的传统精神。1894年美国铁路工会罢工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密切注意阅读报纸上报道洛矶山脉五金矿工激烈的罢工，以及宾夕凡尼亚无烟煤矿区附近煤矿工人斗争的消息。我与工人休戚相关之感，不禁油然而生。我以非常兴奋的心情注视着柯克西大进军的获得，我上工途中，经常停留在第十三号街与费尔柏街柯克西运动报名处，阅读关于全国各地柯克西大军各路进展的公报。当这运动因柯克西擅入国会草场被捕而陷入最低潮时，这对我说来，简直是像我个人的悲剧一样。但对唤起我的阶级感情起了最大影响的，还是荷姆斯德钢铁工人的大罢工。那时我才十一岁，但是我还记得我的父亲曾对派遣费勒德尔菲亚州的警卫队到匹兹堡去愤懑不平，他听说一位名叫亨利·伊安姆斯的警卫队士兵，因三次向无政府主义者柏克曼（他枪杀了卡内基钢铁公司总经理）欢呼，被上级缚住大拇指吊了几个钟头的消息，曾表示抗议，当时我是多么与他具有同感。 一次一次的罢工迅速地培育了我的无产阶级本性。在工人们的斗争中，我总是同情他们，而且我很想参加他们的斗争。我早期想有一天积极帮助解放爱尔兰的那种梦想，现在更加啊消逝了。1896年布利安运动爆发时，我才十五岁。但是我热烈支持这运动。自然，我还不能判断布利安纲领的中等阶级的政治内容，但就我看来，这纲领仿佛是真正对压迫一般工农大众的大托辣斯作战；所以我尽十五岁孩子所能有的全部力量来支持这运动。我参加政治会议，我听布利安的演讲。我聆听赞成与反对这运动的论战，我参加火炬游行。布利安的失败，像是给了我一个严重的打击。我第一次体验到统治阶级手中的政治大权，以及他们无情地适用这种权力的情形。总之，这次运动给我很大的教育。
第一章初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福斯特自传（1937） 第一章初期 ↘阶级意识的激发 ↘第一次参加罢工 我的父亲詹姆斯·福斯特生于爱尔兰的加劳县一个农家里。他是一个芬尼党人，也是一位争取爱尔兰独立的热情战士。在他进行的民族主义活动中，他曾被派去参加英军，从中鼓动英军中的很多爱尔兰士兵起义。当时，他帮助组织一次计划好了的起义，打算由爱尔兰士兵突然占领爱尔兰的，因当时英军被派至印度，后方正规守备部队大为削弱。但是，这个可说是拼命的计划，被一个奸细告密了。结果，我父亲同其他很多人不得不立即逃跑。1868年，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他逃到了美国，在波士顿区定居下来。以后，他便从未回过爱尔兰，虽然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庆典”时，他同其他很多人都获得大赦，有机会回国去的。 在美国，我父亲一直到1901年逝世时，是一位工人，他当过擦车人或马夫。他曾打算不放弃正常工作来开家小店，但结果失败了。虽然他已成为美国公民，而且跟其他天主教徒一样拥护民主党，但他却很少过问美国的政治。他主要关怀的，还是爱尔兰的独立。当我儿童时期，在家里便受到他战斗的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政治熏陶。1887年，我们从波士顿移居到费勒德尔菲亚。1900年以前我都一直住在这里。这一时期，我家成了爱尔兰爱国志士汇集的中心，其中很多人都是摩列·马加利斯人[1]，他们是遭宾夕凡尼亚无烟煤区煤炭大王的迫害而逃出来的。 我父亲是一位活跃而且身强力壮的人。他说，他年青的时候曾得过跳高、跳远与三级跳远等三项运动的大英帝国锦标。他是地方上著名的拳击家，而他特别爱与爱尔兰警察搏斗。由于他是一个热情的运动员，我家又成为球员、田径赛员、拳师、竞走员、斗鸡者与斗狗者等人的集合地。父亲逝世时，享年六十岁。 我母亲伊丽莎白·麦克劳林，生于英格兰的加尔里斯。他是英国人与苏格兰人的后裔。她的家庭几代都是纺织工人，她本人便是一位摇纱女工。她经常以她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当英国纺织工业的旧纺织机换了新纺织机时，英国纺织工人（连她的双亲在内）所经历的像马克思、恩格斯所生动描写的那样可怕的饥饿生活。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我父亲虽然也是，但却不大虔诚。我母亲尽管身材纤细，但跟父亲一样体格健全，她养了不下廿三个孩子。大多数孩子都主要由于我家境贫困很小便死去。现在除我外，只剩下安娜、马贝尔与勒克拉三位还活着。他们都住在西海岸。 我母亲生活很辛苦，终年劳碌，同时由于生孩子太多身体也坏了。虽然她很聪明，但从未参加政治活动。我父亲经常告诉我们，他只进了一天学校，而且那天学校还未上课。母亲也跟他一样，受教育很少，或者说就没受过正规教育。她一生便是与我家经常所过的贫苦日子作长期斗争。她于1901年逝世，年仅五十三岁。 我于1881年2月25日，生于波士顿附近麻州的陶顿。我六岁时，家庭便搬到费勒得尔菲亚，由于我父亲工资很低，又要维持一个大家庭，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贫民窟或半贫民窟里。从七岁到十岁，我一面买包，一面进学校念书。但十岁时，我家收入太少，我不得不辍学而去作工。1891年，我第一次工作便是替一位名叫克利奇曼的雕刻家作事。他是一位有很多作品的艺术家，其中有绘画、塑造、石刻、木刻，雕刻印模与电镀等。他曾协助建造现在费城市政府顶上的威廉·宾恩的巨像。我替克利奇曼工作，是我二十六年工人生活的开始。后来我在很多工业部门中作工，包括化学、木材、五金、肉类包装、农业、海上运输、铁路、建筑等，走遍了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从佛罗里达到华盛顿的城乡。这终于使我对工人的生活及其痛苦获得广泛的亲身体会。我替克利奇曼工作了三年，但他给我的工资太低（头一年每周一元五角，第三年才每周两元）。于是，我离开了他。九十年代中期苦难的时代袭击着我们。我父亲与长兄都失了业，我们不得不靠经常到邻家讨点残汤剩饭过活。无论如何，我必须挣更多的工资。成年人不能找到工作，但却常有人要雇童工；因此我在本地麦克凯拉开办的铅字铸造厂里找到一个工作，每周工资三元，我在这里工作了三年半，对于这一行业相当熟悉。 阶级意识的激发 在我当童工的三年中，得不到求学的机会，生活在贫困的家庭里，我早就感到内心里充满着阶级斗争的情绪。自然，这时我还不懂得毛病在什么地方，也不懂得谁是我的真正敌人，而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有钱人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我深深愤慨我生活的穷困，甚至就凭我这双童稚的眼睛也能看见；是有很多阔佬，他们显然不工作，然而却过着奢侈的生活。 同时，我的父亲竭力想使我成为一个热情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这得到我母亲的帮忙，她尽量设法使我变成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我父母的努力都得到某些成功。我虔诚地信仰天主教教义，同时我第一个严肃的政治反应是渴望帮助解放爱尔兰，而且满怀赤子的热情，决心在我长大时，献身于爱尔兰的解放事业。后来，当我读了历史，为美国的革命与法国的革命所鼓舞，这一决心就更为加强了。我特别醉心于法国的革命，我十三岁的时候，便读了六本关于法国革命的书籍。我十分渴望参加那样的伟大斗争，予压迫者以真正打击；而且我认为正确的办法，便是帮助爱尔兰从英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第一次参加罢工 但是，我父亲将我培养成一位战斗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计划，终于失败了。我当工人所过的穷困的生活，替我决定了另一命运。我身受穷困与被剥削的苦痛，又目睹周围很多工人都表示决心反抗同样的境遇，我便自然而然地投入美国的阶级斗争中。我不是认识到而是感觉到：我不用到英国去寻找真正的敌人，在美国就一定会碰着这样的敌人。因此，我以极大的兴趣与同情注视着这一时期的很多罢工以及其他的工人斗争。 我实际参加的第一次罢工，是1895年费勒得尔菲亚电车工人的罢工，那时我才十四岁。罢工只坚持了约一个礼拜，但这是一次很激烈的战斗，电车全部停驶，工人们都参加了这次反对减薪的斗争。公司方面企图利用专门从事破坏罢工的工贼与警察暴力来摧毁罢工。在第十五号街和市场街这些暴徒进攻和平的罢工工人行列，我和其他罢工者和同情罢工的工人曾遭骑警的棍打和马踏。工人们以最坚定的同心协力与高度战斗精神来回答敌人的这种战术。他们赢得广大工人的支持，这些工人对旧马车公司的憎恨，并没有减弱他们对于当时新办的电车公司的愤恨。全城发生骚动。我还记得当时第十七号街与南街周围邻居的无产阶级青年们，怎样破坏冒险通过该区的每辆车，这种行动一直继续了好几天。 我相信，这次罢工最后是以某种妥协方式解决的。参加这次罢工是我受阶级斗争的洗礼，它对我的整个人生观有着深邃的影响。到这时，我已经成为一个工会运动者，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因为我没机会参加一个组织。我已取得基本的经验教训，懂得工人单独反抗雇主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将他的力量与其他工人结合起来，他才能够在关于他的工资这个切身问题上，起一些作用。自此以后，我以日益增加的热心，注视工会运动的阶级斗争的表现而对爱尔兰的注意却开始退居次要地位了。我的注意力的确集中在美国的阶级斗争上了。 [1]MollyMaguires,一个起源于爱尔兰的秘密社团，以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和爱尔兰移民煤矿工人中的活动而闻名。——录入者注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美〕威廉·福斯特-> 福斯特自传（1937） 前言 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发展的较早阶段曾经起过进步的历史作用。资本主义根据比在它以前的封建主义较为前进的生产方法，曾经提高了文化的水平，并且达到了较高阶段的社会。当然，这些前进是以一切国家劳动群众受到巨大剥削为代价的；可是资本主义在那个时期成为向较富庶和较充裕生活前进一个一定的步骤。 但是在现在，资本主义早已终止了它的进步作用；它已经不再是促进社会前进的推动力而是成为妨碍社会前进的障碍了。这个社会制度陷在日益扩大的生产机构与日益缩小的市场之间的无可挽救的矛盾里，已经落到退化和反动的危急状态中了 广泛而毁灭性的经济危机已成为痼疾。成千百万事业和界的工人在各个工业城市的街道上流浪着，另一方面大工厂却停着工。成百万的农民贫穷话。广大的中产阶级人民被投入破产的境地。资产阶级已经不可能再用小的让步和虚伪的民主来统治革命化的群众了，现在是全靠着法西斯的权术和暴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自由正受到有系统的摧残。文化的反动日益增长和加深着；科学日益堕落，发明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已经大体上归于无用，最原始的宗教迷信正被培育着，资本主义的艺术和文学已堕落到历史上最低的水平。而且，最甚的是帝国主义列强绝望地为它们的工业去竭力攫取最后的市场，现在正急忙地准备着一次世界大屠杀。 这是一个在腐朽着的社会制度的情景，这一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很久以前就曾预见到。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任何有用性。经济危机，群众性的饥饿，法西斯的恐怖，文化的反动和战争，这些就是资本主义在要求把它飞出的历史环境面前还想苟延残喘的挣扎的许多征兆。尽管它想延长资本主义统治的疯狂企图使成千百万人类的生命和福利受到威胁，资产阶级是决不愿放弃它的大批掠夺的。 被现实生活中成百万件事实所证明的这一切巨大教训，就是资本主义必须废除。这是一个历史所必要的任务。广大的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的群众团结在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在共产党的鼓舞和领导下，定将推翻这个可怕的制度，组织一个苏维埃政府，接收大工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以建立一个不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制度来消除人剥削人的现象。这就是说，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消除经济危机、失业和战争，人类也才能走上升的道路，走向繁荣、自由、文化与和平。 这种用革命来求得解决的正确性之活的证据就是苏联。在这个一亿七千万人口的大国，领土三倍于美国的国度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在这资本主义世界遭受着工业衰败和社会退化的时候，苏联在一切阵线上大步迈进：无可比拟的工业和农业的扩大，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新的和日益增长的民主自由，强有力的文化前进等等。苏联是新的世界社会主义社会的开端；它是全球成千百万被剥削者的开路先锋。 作者多年来深信，只有沿着这种革命的道路才能使工人和其他被剥削的群众从被奴役状态中解放自己；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找到进步的道路。在本书中，我将试图来说明，是哪些力量曾促使我，一个美国的工人，达到这些革命的结论，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本书包括两个总的时期，前面几章谈到我在工业和劳工运动中的经验并怎样使我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后面几章谈到我加入共产党以后的时期，也就是谈到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应用到美国的问题。我特别注意到革命的工会运动的问题，我在阶级斗争中大部分的工作即是致力于此的。
第七章第一国际和卡尔·马克思（1864—1876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第七章第一国际和卡尔·马克思（1864—1876年） ↘马克思和工人的总纲领 ↘马克思主义和工会运动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规章 国际工人协会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组织。它是在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成立的。它的成立和斗争，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会运动向前迈进一大步的标志。国际工人协会是工人百般期望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和为此而作的直接努力的最高潮。在宪章运动的初期，建立一个工人阶级国际的想法就已经提出来，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活跃于1846到1852年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便是第一国际的直接前驱。 在这个时候，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存在着要求成立工人国际的压力。在经济方面，如果英国工会要使它们的会员不致因厂主利用自欧洲大陆雇佣的低工资工人来破坏罢工而拿不到较高工资的话，那末它们就必须制止这种利用外国工人来破坏罢工的办法；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便是组织工人国际。正是由于考虑到这种雇佣外国工人来抵制本国工人罢工的办法的危除性，美国全国劳工会才加入了第一国际。在政治方面，当时许多欧洲国家中发生的无产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也强调说明了成立一个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必要性，因为所有这些斗争显然都有迫切团结起来的需要。 组织第一国际的直接推动力是英法两国的工人运动。法国工人的一个代表团到伦敦去参加1862年的工业展览会。他们和英国工会人员接触并提出成立一个国际组织的建议。英国工会人员响应这个建议。两个组织是在两年之后再行聚会，成立第一国际而实现了它们的计划。卡尔·马克思参加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聚会。[1] [1]“第一国际的成立”，纽约，1937。 在第一国际成立后的两个月里，制定了实施总计划的细节。它的临时总委员会包括委员55人，其中27人是英国人，包括当时著名的“准塔”即工会领导集团的成员。它并且选出了代表各个国家的通讯书记，卡尔·马克思便是代表德国的通讯书记。 这个新诞生的工人国际在制订一个工人阶级的总纲领方面遇到一系列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特殊问题。这些问题中的一个很重要问题是为工会运动的作用、组织和策略作出明确的规定，因为在这个早期阶段里，对于这方面的最基本的问题，工人大众还是极其不清楚的。因此在这个新机构所订出的纲领和章程中，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在这些文件的三个草案被否决后，由马克思起草的一个被接受了。马克思由于他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进行的国际活动而早已声誉卓著。其后发表的一篇对工人运动极其重要的文件——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规章——便是出诸这位渊博的思想家和战士的手笔。[2]马克思于是便成为第一国际在理论的和实践上的领导了。 [2]斯戴克罗夫：“第一国际史”，第46——47页，纽约，1928。 马克思和工人的总纲领 第一国际不能够选出比马克思更为卓越的领导人物了，因为在第一国际成立很久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起草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纲领。这个纲领一直到今天，在几乎所有国家里，还是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面的工人为了保卫他们自己而进行斗争的基本指导方针。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里，第一次提出了这个工人的总纲领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他在那时，也正在深入地准备他的科学分析的巨著——“资本论”。“资本论”的第一卷后来于1867年出版。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之前，除了前面讲过的空想主义者以外，还有各国的许多工人运动领袖也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些领袖之中有美国机械师汤姆斯·斯基德摩尔，他自1829年以来谴责资本主义剥削，并且提出了土地改革作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在德国，一个叫做威廉·韦特灵的工人在1838年提出工人能够通过交换劳动产品的银行，来找到走向他所谓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法国印刷工人比埃尔·约·蒲鲁东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提出了以合作社利无政府主义来挽救社会的灵药；而在所有这些人中，尤以1837到1848年英国宪章运动的卓越理论家詹姆斯·布朗泰里·奥布里安最为突出。奥布里安是爱尔兰的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对于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体制表现了令人惊讶的理解能力。但是，社会主义成为一项以社会的发展和衰落的规律为基础的科学，则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的事。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到今天仍然屹立，毫不为一切反动势力对它的攻击所动摇。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远远超过李嘉图、米勒、史密斯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学说而击中资本主义的核心。他在这样做时，特别揭露了资本家利润来源的秘密和资本家损害工人而致富的办法。他是运用他那革命性的剩余价值学说来进行分析的。马克思指出：剥削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以工资形式付给工人作为他们劳动报酬的价值，和工人制造出来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1]列宁总结起来说：“货币所有者按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由工人养家糊口的价值）决定的。货币所有者购买了劳动力，就有权使用劳动力，即强迫工人整天做工，譬如说做12小时的工。其实工人在六小时内（‘必要’劳动时间）就能创造出补偿其生活费用的产品，而在其余六小时内（‘剩余’劳动时间）则创造资本家不付报酬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2]资本家的剥削行为的基本过程于是就赤裸裸地揭穿了。这就是资本家用以致富而使工人处于贫困状态的基本办法；这也就是资本家运用数不尽的“理论”掩藏起来的行为。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6页起。 [2]“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也深入地分析了阶级斗争。他们指出，“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3]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斗争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或者敌对的剥削者集团之间的斗争。”在古代的罗马有，有贵族、骑士、平民和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和农奴，并且几乎在每一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特殊的等第。”“但是现今的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故对的阵营，即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4]“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这种斗争一定要继续进行下去，一直到无产阶级最后取得胜利，消灭资本主义而建立社会主义。 [3]恩格斯后来把这句话改为“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6页。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它认为国家是现存统治阶级用来压迫和剥削被奴役的实际生产者的工具这一分析。对于这个基本的真理，“共产党宣言”说：“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克思无情地攻击各种工人机会主义者仍然保持着的一些观念，如国家是超出各个阶级之上、并致力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的一个有益的机构。他阐明，继资本主义国家之后的工人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的统治。然而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因为工人的社会要从社会主义转移到下一个更高的阶段，即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恩格斯曾经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最后会“消亡”而由一个非国家的“事务管理机构”来继承它这样一个论点。但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经验清楚地说明，只要资本主义在世界上仍然强大，并且对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构成一种武装的威胁，那末工人国家就不能最后消失。 马克思和他亲密的合作者恩格斯，深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部经济和资本主义国家，规定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和社会主义远景，同时他们也概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这个哲学就是包含科学以及人类思维和行动的一切部门的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表明，人的思维基本上取决于他们谋求生活的方式。那就是说，他们的思维主要是由他们的物质利益决定的。于是，马克思说：“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为社会的经济机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借以树立起来而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其相适应的那个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5]但是，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地说过的那样，经济因素不是作出这种决定的唯一因素——传统和其他因素也起着一部分作用，但是一般来说它们只占次要的地位。 [5]“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341页。 按照这个原则，资产阶级在拟订它的政治政策和它的哲学时，主要考虑是保持它对工人的剥削。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趋向于培养宗教迷信，篡改社会历史和按照它的阶级利益来歪曲科学。这在帝国主义时期里尤其真实，那时，资本主义在各方面都倒退而下降到最低的水平。另一方面，无产者不是一个剥削者阶级，它显然能够在科学和哲学的各个方面采取客观的立场。觉悟了的工人阶级就成为各种形式的宗教迷信和哲学上的形而上学和愚民政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不论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下面，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和在每一个思想领域里不断追求客观真理的行动完全吻合的。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发展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贯彻到每一个历史阶段和每一门科学里去。在辩证的哲学看来，恩格斯说：“根本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认为一切和任何事物中都含有必然灭亡的迹象；除了不断的发生和消灭过程，除了由低级升至高级的毫无终极的上升过程外，再没有什么东西是能避免灭亡的。”[6]而资产阶级却与此相反。尽管它在生物科学上部分地承认进化原则，实质上却具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哲学见解。这在宗数方面便是如此，而在它的神圣资本主义制度方面刖尤其是如此。资产阶级借以生存和繁荣的资本主义以及它的关于人人都尽量掠夺别人的野蛮原则，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创造，奠基于永恒的人类（和神圣）原则之上，而注定要永远存留下去的。 [6]“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360页。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社会是一直在变化和发展着的。在这个发展之中，资本主义，和在它以前的封建主义和奴隶制度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和过渡的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他们的科学分析，预见到建筑在人民拥有大地以及一切产品的原则上的新社会阶段的来到。这些阶段便是：先是以“按劳分配”为原则的社会主义，然后是“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预见到的社会主义现在在许多国家已成为政治的现实，而在苏朕，建立共产主义现在是当前的一项实际政治任务。 马克思主义和工会运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奠定工人阶级政治纲领和未来远景的基础时，也为工会运动创建了理论基础。在这一方面，他们是最早的、也是最卓越的理论家。他们的著作虽然经历了千百次的攻击，仍然吃立不动。他们第一次澄清了工会在观点、政策、组织和策略上最基本的问题。当他们写作的时候，工会运动还处在它的幼年时代，理论上还很薄弱和混乱，工会数目也很少。从这一点来看，更说明他们的著作是非常卓越了。 [1]阿·罗佐夫斯基：“马克思和工会”，纽约，193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底写成的“共产党宣言”里，已经极其清楚地说明了工会在工人处在资本主义下为自卫和为走向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工会运动的产生是由于工人在历史上必须克服他们本身之间在谋求工作方面的竞争和联合起来反对贪婪的雇主。他们形容工会是早期工人不顾一切地破坏机器的行为的继承者；是工人基本的组织中心，对于工人阶级的统一的经济和政治行动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在他们以后的著作中，充满了对工会问题的这种进步的分析。他们进行了无数的斗争，不仅对敌视的国家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且还对当时所有那些要削弱、破坏和毁灭工会运动的劳工宗派分子、机会主义者和混淆视听的人们迸行无数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会理论所作的基本贡献之一是他们说明了工会活动在改善工资标准方面的实际效用，而他们的这一努力是在面对着很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及许多迷失方向的工会领袖们）的一种理论下进行的，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工人们好像是困锁在一种经济铁钳里，他们靠工会行动所可能获得的一切工资的增加会因为生活费用的上涨而失去。这样的一个理论暗示消极地屈服于资本主义剥削。马克思在1865年和威斯顿进行的著名讨论中给予这种危险的幻想以迎头痛击。他以精确的准则和例证说明在资本主义下，工人是能够通过工会行动从他们的雇主手里夺回一大部分他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马克思总结起来说：“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它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到商品的价格。”[2]马克思这个基本论点给予工会运动对资本家剥削进行坚决斗争的前景。这个论点在今天工人中已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仍然在工会和指责工会使生活费用上涨的雇主进行的谈判中有效地运用着。但是，马克思在最初传播这个论点的时候，曾不得不在许多年内，对工人运动中各种不同的反对分子迸行激烈的斗争。 [2]“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426页。 马克思对工会的另外一个主要贡献，是他教导工人运动不但必须在经济上采取行动，而且也必顶在政治上采取行动。马克思说明，在实现阶级利益时，政治行动是必不可少的。他赞扬英国在1847年通过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工人阶级的一次巨大胜利。他说：“工人阶级在进行经济斗争中巳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团结，同样应该成为它在反对剥削者政治权力的斗争中的杠杆”，而且“无产阶级在它迸行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自己已组织成为独立政党以与一切由有产阶级建立的旧政党相对立时，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3]。这个原则现在已经大部分被全世界工人阶级所采纳了（除了像控制美国工会运动的那些保守分子之外），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了确立这个原则不得不对第一国际内部使工人完全不谈政治的一切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单纯”工会主义者进行多年的斗争。 [3]“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365页。 马克思还指示说，党作为无产者的最广大的阶级利益的代表应当在阶级斗争中起领导作用。他同时又发展了工人运动中的产业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最密切的工作关系。鉴于要对非政治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需要进行持续的斗争来为这些基本原则的建立打下基础。无政府主义者完全不要政党；机会主义者则要求工会对政治行动和政党采取“中立”态度。 马克思积极支持了为改善工人的困苦情况而进行的一切罢工和其他斗争，他一再起草关于当前的要求的纲领。但是他同时也一再警告工会，它们若只限于进行这种局部性的斗争，那是徒然的。工会应该永远不忘完全废除资本主义是它f们的最后目标。夺取政权是摆在工人面前的基本任务。马克思在针对工会而发的一段著名的讲话中说：“工人们应当排斥所谓，‘公道的工作日获得公道的工资’这句保守性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4]在面对着资本主义的保卫者、叛逆的机会主义领袖的情况下，以实际成就来了解这个最基本的现实，对工人来能，是最困难的一个课题。但是数以百万计的坚决的工人巳经掌握了它，并且把它在行动中加以贯彻。 [4]同上书，第426页。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规章 由马克思执笔并构成国际工人协会纲领的成立宣言和临时规章[1]，用通俗的文字叙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在“共产党宣言”和后来在其他著作中所规定的总政治路经。成立宣言分析了英国贫困和财富各趋极端的现象，分析了人民大众愈益贫穷的现象，尽管英国工业的生产率大大增长了。它并且谴责了欧洲大陆普遍存在着的反动势力。它赞助工人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所进行的斗争。它敦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第一国际的成立”，第27——44页。 “规章”建立了一个包含各种“工人团体”的国际组织，“目的是在于保护、发展和完全解放工人阶级”。像后来的实践说明，这些团体包括工人的政治集团、工会、文化团体和合作社（参看“三个国际的历史”，第9页）。到1871年，这些团体大都按国别形成小组织。分别为工人运动的这几个基本部门组成单独的工人国际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国际工人协会是要接受个人和集体会员的，并且应孩努力在各个国家内建立起全国性的中心。整个运动应该通过设在伦敦的总委员会联合起来。每年应举行国际代表大会。包含这个新组织的总原则的规章如下：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得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禁止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垄断者支配，是一切奴役制度所赖以支持的基础，是任何社会贫苦、精神低贱和政治屈从状态所赖以支持的基础； “所以，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乃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先前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作的一切努力，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团结不够，由于各国工人彼此间缺乏亲密联合，总是没有收到效果； “劳动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是包括一切存在有现代社会的国家的社会问题，共解决是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际上和理论上实行合作的； “目前欧洲各先进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的高潮，在鼓起新的希望，同时也郑重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363页。
德法战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德法战争 宣战前奏曲 意见分歧 声明和布告 不伦瑞克常务委员会的被捕 吞并和皇冠 我们的被捕 宣战前奏曲 在这次战争爆发和进行的期间，李卜克内西和我在国会内外所持的态度成为几十年的议论和猛烈攻击的对象。起初，在党内也是这样。但是不久以后，大家就认为我们是正确的。我承认，我们当时的态度毫无可悔恨之处，而且如果我们在战争爆发时即已知道随后几年内根据官方和非官方发表的文件所获悉的情况，那么我们的态度从一开始起就会更激烈得多。我们就不会在第一次要求战争拨款时弃权，我们必然直接投票反对。 今天已毫无可疑，一八七〇年的战争是俾斯麦所愿望的，并且他事先早有准备。如果说，他在一八六四年和一八六六年两次战争时期企图把自己装扮成无辜被迫应战的人而没有成功，那么，这一次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战争中他完全如愿以偿了。除了一小部分熟悉内幕的人（连当时的国王，即后来的皇帝威廉一世也不在内）知道俾斯麦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从事于对法战争外，俾斯麦欺瞒了全世界，竟能使世人相信，战争是拿破仑煽动起来的，而他，爱好和平的俾斯麦，以他的政策处在被侵略者的地位。官方和半官方的历史记载直到今天还在广大人民中维持着这个法国是侵略者而德国是被侵略者的信念。 无论如何，拿破仑在形式上宣了战，俾斯麦政策的可钦佩处就在于他能把牌洗得这样巧妙，使拿破仑不论愿意与否不得不打出宣战这张王牌，于是他看来是破坏和平者。 甚至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人物，虽然他们对于判断欧洲政治站在比我们高明得多的立场上，却也在短期内有这种见解，并且公开表示，拿破仑是和平的破坏者。宣战以前的经过非常使人迷惑和惊讶，以致人们竟完全忽略了这个事实，即法国虽宣战而军队毫无作战准备，相反地，德国虽好像是被迫应战的一方，却有战争准备，连炮架钉子都已备齐，并且动员工作也顺利完成。 就我的记忆所及，公开控诉俾斯麦为德法战争的祸首，是我在党内于一八七三年第七十三和七十四期《人民国家报》上的两篇文章中提出的，文章的标题是“九月二日”。我把两篇文章交给李卜克内西，他只作了一点形式上的小小修改就登在报上，并且把两篇文章转载在他后来出版的小册子：《埃姆斯的电报或者战争是如何造成的》的前面。 德法战争早已甚嚣尘上。德意志问题的解决一旦操在内阁而不操在人民之手，则由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所造成的德意志和欧洲的局势，就恐怕要受外国的干涉，首先是受当时由俨然以欧洲审判官自居的拿破仑统治的法国的干涉。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敌对，以及当时德意志同盟的整个形势，使拿破仑容易充当这种角色。俾斯麦也照顾到这种角色，他从一八六四年到一八六六年同拿破仑进行过各种可疑的谈判，其中涉及到割让德意志某一部分土地作为普鲁士吞并德意志诸邦的补偿。这我在本书第一卷中已经说过了。 在一八六四年和一八六六年，俾斯麦都欺骗了拿破仑；在改变德意志状况有利于普鲁士的时候，拿破仑毫无所得。但是他对一八六六年和谈的干预，却足以使普鲁士不能实现吞并萨克森的计划；而且布拉格和约第四条的规定也要归功于拿破仑的影响，该条规定，北什列斯维希说丹麦语部分应划归丹麦；此外，普鲁士必须放弃吞并美因河界线以南的企图。还有，次年卢森堡问题的解决不利于德国，也应归咎于拿破仑的影响。 显然，拿破仑这样扰乱俾斯麦的天下，使俾斯麦产生了报复的思想，急欲破坏拿破仑和法国在欧洲的优越地位。自从一八六六年以来新普鲁士—德意志的政策的目的是，只要有利的机会一到，就对法国开战。狂热地进行军事改组和扩张军备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无微不至地布置一切，以便一旦时机到来就向法国挑衅。 自从一八六六年以来，所有的政治家都确信下次战争将是一个对法国的战争。在军队中，也把这看做当然的事，并渴望其到来。因此，我们控诉俾斯麦的政策，是因为这个政策给德意志造成了自从一八一五年以来它所没有的局势。一八六六年战争结果所导致的同奥地利的紧张关系，使这个问题对德意志倍加危险，因为深恐奥地利为了报一八六六年的仇会乐意同法国结盟。事实上，法国和奥地利之间也进行过有关的谈判，但是没有结果，因为战争意外迅速地爆发了，而且德军以几次胜仗击溃了法军，使奥地利聪明起来，避免干涉。由于这种情形，人民对于德法战争感到极大的不安，而因为在广大人民中间还认为法国是不可战胜的，所以不安更甚。另一方面，这当然也是确实的，由于拿破仑充当干涉角色没有取得积极的利益，他在本国的威信大为降低，并给资产阶级反对派提供了大批党徒。这种情调在一八六九年五月的选举中很清楚地表现出来，选举中政府的候选人只获得约四百四十六万九千票，而反对派的候选人得了三百二十五万九千票。关于这大选举结果，当时有人从巴黎写信给《法兰克福报》说道：“不仅欧洲的精神利益而且物质利益，都使共和政体在改造我们的状况上成为绝对必要。” 议院中反对派增长到一一六人。这促使拿破仑在一八七〇年一月初提名反对派的成员奥利维为稳健自由派内阁总理，并且为了支持他的政策，在五月八日举行了一次所谓公民总投票，虽然投票结果为七三五万票赞成，一五〇万票反对，但是很可忧虑的是陆军和海军在票柜里投进了五万张反对票。此外还有许多城市，首先是巴黎，投了很多反对他的票。 巴黎对拿破仑的敌对情绪，早在一月间作家维克多·诺依尔出丧时即已显露出来，诺依尔是因为私人争端被比埃尔·拿破仑亲王阴谋枪杀的。浩浩荡荡的人群示威似地伴送维克多·诺依尔的遗体。情况已经和爆发革命差不多了。 所有这些事件都使拿破仑精神颓丧，他当时已经患着疼痛的膀胱结石症，最后也因此丧命。这个病症使他丧失了精力和活动力。 而且就法国的军事情况看来，和强国作战也有危险。当普鲁士—德意志从一八六六年以来倾其全力扩充和训练军队的时候，法国却没有这样做。虽然拿破仑有一个武官斯托菲上校驻在柏林，进行密切的注意，不断把普鲁士在军事发展上的巨大进步报告上去，并促请作类似的措施，然而一切都是白费。斯托菲上校在对聋子说教。斯托菲的一些意见，由于具有历史意义，可以在这里叙述一下。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他这样写道：“据我看来，在法国的人们对于有关普鲁士的一切，不论是普鲁士国民还是普鲁士军队，都毫无所知。”他于一八六九年八月十二日预言说：“普鲁士敏锐的眼光足以认清，它所不希望的战争还是要发生，所以它竭尽一切力量准备应付任何意外的事变所引起的战争。”另一次，他又提到：“普鲁士的远见和法国的昏庸的这种鲜明的对比是使我恐惧的主要原因。”他非常愤恨一八四八年阻挠在法国实行普通义务兵役制的梯也尔。“这个人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种比打二十次败仗还要坏的厄运。”在战争爆发时，他称这次战争从法国方面来看是以无预见、无知和愚蠢来对有预见、有训练和有才智的战争。拿破仑生了病，革命已迫在眉睫，又加上皇后的愚蠢。 在巴黎没有人相信对德国作战。一八七〇年七月初，即战争爆发前十四天，法国下议院还决议把征兵限额由十万人减为九万人。陆军大臣列伯夫声明，他赞同减低名额是因为想为内阁的和平倾向作证。并且内阁总理奥利维解答议员茹尔·法夫尔的质问时说，无论何时，维持和平没有比现在更有保证了。没有发生何使人发怒的问题。 但是战争还是突然到来了。 “远在南方的美丽的西班牙”无意中给这大战争造成机会。一八六八年秋季以来，西班牙是个共和国，但是统治阶级却渴望君主政体。所以他们在物色一个国王。事后得悉，早在一八六九年九月，卡尔·安敦·冯·霍亨索伦侯爵已经得到通知，说希望他的儿子，当时做普鲁士近卫团少尉的列奥波德来做西班牙国王。普鲁士驻慕尼黑的大使魏尔特恩男爵曾参与此事。俾斯麦是否知道？俾斯麦不承认他与闻此事，但是谁相信他？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亲王做西班牙王位的候补人，这不仅对霍亨索伦家族，而且对拿破仑是一件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拿破仑和法国感到，如果除在东面与霍亨索伦家族为邻之外，又在南邻加上一个当大国统治者的霍亨索伦家族，他们的利益就受到极大的危害。如果对德国作战，则法国必须防范由南方来的突袭，这就大大削弱了兵力。 值得注意的是，国王威廉对于把一个霍亨索伦亲王提升为西班牙国王这样重大的计划竟丝毫没有闻知。直到一八七〇年二月底，他才得到消息，并在二十六日写信给俾斯麦说道： “附件对于我好像是个晴天霹雳！又是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人来做王位候补人，而且是西班牙王位的候补人。我没有回复一个字，并且最近还同王储拿以往他被提名的事开玩笑，二人在同样开玩笑下抛弃了这个思想！您既然已从侯爵那里获悉详细情形，我虽然向来反对这件事，我们也必须商量一下。 您的威廉” 但是俾斯麦并没有被国王这个意见所迷惑，他仍坚持他的计划，而且终于在一个由国王主持的，由王储、霍亨索伦侯爵、他和毛奇都出席的会议上通过了列奥波德亲王的候选。 拿破仑起初听到霍亨索伦亲王当候选人的消息时没有特别反对，这表现在他的淡漠和怠惰上。但是当七月初西班牙临时政府声明赞成霍亨索伦为候选人，并且这个决定传到法国时，法国的大部分报纸都大声疾呼起来，因为一个霍亨索伦登上西班牙王位对于法国就意味着危险。现在拿破仑也必须行动起来了。他派遣使臣贝内德梯去向俾斯麦了解情况。这个人回复说，内阁对此毫无所闻。在《纪念和回忆》一书中，俾斯麦自己就这样叙述这件事。在这部书第二卷第八十页上他声明说，在政治上他对于这问题无动于衷。但是在次页上他却说道：“如果格拉蒙特公爵（在一本一八七二年出版的小册子里）力图提出证明，说我对于西班牙的建议不会持拒绝的态度，那么，我也找不到理由来反驳他。” 一个崇拜他的人说得对：“当俾斯麦写历史时，他是在制造历史”，这就是说，他把事实歪曲成对他合适的样子。 继法国报界的喧哗之后，德国的报界也喧哗起来。不过起初还不普遍。七月十二日，《科伦日报》还为欧洲的安定很坚决地表示反对霍亨索伦家族的候选。那时资产阶级对于军国主义如何想法，有七月十日科伦的莱茵普鲁士进步党受托人大会的决议为证。 大会决议： “我们期望并且要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人，在国会下次开会时要特别保证减少平时兵额和缩短兵役期限以减轻军事负担，如果这个要求遭到拒绝，则行使宪法权利拒绝同意同盟政府提出的一切军事拨款。 今天在资产阶级政党中谁还会想到这样的措施，虽则此时海军和陆军的装备已发展到那时没有人认为可能的规模。 七月十三日这一个有决定性的日子到来了。根据官方和半官方关于贝内德梯伯爵在埃姆斯会见国王威廉的叙述，据说贝内德梯无礼地要求国王声明，他永不再让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人做西班牙国王候选人，于是就在当天由于国王的督促，霍亨索伦亲王取消了他的候选。国王吩咐一个副官把这事告诉贝内德梯，说他认可弃权。贝内德梯再度请求与国王会谈，如侍从武官长拉契维尔亲王后来在一个声明中所说，国王叫“我在饭后六点钟左右，第三次回答贝内德梯伯爵，陛下坚决拒绝就对将来有约束力的声明进行继续商讨。今天早晨他所说的话就是对这件事情最后的话了，他只能以此为凭。贝内德梯声称，他那方面听得这个声明就放心了。”于是这个意外事件事实上告一结束。但是对俾斯麦来说没有结束，他那同法国冲突的计划被国王的声明打消了。他自己在《纪念和回忆》中叙述，那一天他正同毛奇和罗昂一起吃饭，他们听得霍亨索伦亲王放弃西班牙王位的消息而沮丧万分。俾斯麦恼怒得简直要想辞职。不久以后，由埃姆斯打来一份长电报：阿伯肯奉了国王的指示，叙述他同贝内德梯最后会谈的经过。这封电报的内容打消了同法国发生冲突的最后希望。俾斯麦叙述说，罗昂和毛奇大吃一惊，放下了刀叉；因为战争的希望消失，使他们食不下咽。于是俾斯麦——仍然照他自己的描述——坐在旁边的桌前，拿起笔来把电报改得性质完全不同。当他把自己的措辞念给毛奇和罗昂听时，二人的眼睛马上光芒四射，沉默寡言的毛奇并且叫道：“这样一来，这是另一种声调，从前是个投降号，现在是个进行曲了！”于是三人兴高采烈地在桌前坐下，食欲极盛地进餐。战争是靠得住的了。 这个电报传遍全世界，并且官方分送到巴黎以外的所有外国内阁，这对法国政府是件莫大的侮辱。在窜改过的电报里写道： “埃姆斯，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三日。在西班牙王国政府把霍亨索伦王储放弃嗣位的消息正式通知法兰西帝国政府以后，法国大使在埃姆斯还向陛下提出要求，要国王陛下向他保证将来永不同意霍亨索伦家族重提它的候选。国王陛下拒绝接见法国大使，而派遣值日副官告诉他，国王陛下没有别的话可同大使说了。” 俾斯麦的这份电报得到了所想望的效果。电报一公布，马上在法国和德国以及两国以外的广大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骚动。七月十四日下午，我在前房我的理发师那里，当时由卡尔·比得曼教授博士编辑的《德意志总汇报》拿进来，上面登载着那个电报，我于是得到了消息。我一读到那个电报，就把报扔到桌子上说道：“这就要发生战争了！”理发师闻言大惊，我不得不对他分析电报为什么有这个意义。 果然不出所料，七月十五日，法国议会在很少的少数票反对之下批准了高达七亿法郎的战时公债，七月十九日，法国就对德国宣战了。 意见分歧 上述事件又一次引起了李卜克内西和我之间的意见分歧。李卜克内西认为拿破仑想要战争，而俾斯麦则没有勇气接受挑战。于是他在七月十三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写道：“波拿巴的法国对俾斯麦的普鲁士提出了战争问题，如果后者不是决定作可耻的退却，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七月十六日他又写道：“勇者在更强大者的面前退让了。霍亨索伦家族的候选人在波拿巴的威胁之下退却；和平保住了，伟大的北德意志同盟应当为德国争取国外的尊重，而竟像往昔在卢森堡事件中那样恭顺地屈服于法兰西帝国之前。” 我的看法与此相反。虽然是拿破仑宣战，但是依我看来，他是落入俾斯麦为他布置的陷阱；后者想要战争，他达到了目的。我对《人民国家报》的说法极为愤激，李卜克内西和我之间遂发生激烈的争论，直到盖布来调解，我们之间才取得谅解。自七月二十日起，《人民国家报》代表我完全同意的见解。 没有预料到战争的爆发，我们订在七月十七日在开姆尼茨召开社会民主工党的全邦会议。当然，我们现在必须对战争问题表示态度。这就由李卜克内西和我提议而一致通过的下列决议表示出来。 “全邦会议反对任何不是为了自由和人道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认为那是对现代文明的侮辱。全邦会议反对只为王朝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反对只为满足几个当权者的野心而把数十万人的生命、数百万人的幸福来作孤注一掷的战争。会议以愉快的心情向法兰西的民主党，特别是信奉社会主义的工人的态度致敬，会议声明，完全同意它们在反对战争方面所作的努力，并且盼望，德意志的民主党和德意志工人也按照这种精神来大声宣告他们的意见。” 巴黎工人已在我们之先表示反对战争。许多城市的工人在公开集会上作了和我们类似的声明，其中有巴门、柏林、纽伦堡、慕尼黑、哥尼斯堡、佛尔特、克累腓尔德。 不伦瑞克的党委员会却是另一种想法，它在七月十六日召开民众大会，在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说，与会者的观点是，拿破仑和法国人民代表的多数派都是破坏欧洲和平和扰乱欧洲安宁的妄人。相反地，德意志民族是被侮辱者，被侵略者，所以会议把防御战争看做不可避免的灾难，然而要求全体人民千方百计地争取人民自己像一般的完全自决那样决定战争与和平。党的许多地方委员会都拥护党委员会的这种观点，尤其是在北德意志。所以党内存在着强烈的意见分歧。 ※※※ 国会订于七月十九日开会。李卜克内西和我在十八日由开姆尼茨起程时，铁路已为军运所占用，致使我们在郭斯尼兹车站等了许多小时以后才继续开行。我们在这里商谈了在国会中所应遵守的策略。李卜克内西认为，我们必须严厉拒绝索款的要求，因为双方都应负战争的责任，我们不应偏袒任何一方。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按照事物的情况，我们诚然不能偏袒交战的任何一方。但是我们如果投票反对公债，则所引起的印象就正是偏袒一方，而且会有利于拿破仑；所以我们只有弃权，别无他法。最后，李卜克内西请我草拟一个声明，次日带到柏林去。我照办了。李卜克内两把我的草稿略加修改就同意了，并且要我把声明交到国会去。在七月二十一日的会议上，我发言说：“因为，我们听说，希望能不经过辩论而把议程了结，我们虽然对议会的这个观点绝难同意，但仍愿表示一致，不挑起辩论。我们决定在当前的问题中弃权，我们的动机将以书面声明存入议会的档案中。” 辛森以议长身份认为：我们这样做，他不能加以阻拦。我们采取这个立场的动机是： “目前的战争是个王朝战争，是为了波拿巴王朝的利益作战，正如一八六六年的战争是为了霍亨索伦王朝的利益作战。 我们不能同意为了进行战争而向国会请求的拨款，因为如果同意，就是对以一八六六年的措施准备这次战争的普鲁士政府投信任票。 我们对于所请求的款项同样也不能加以拒绝；因为这样会被理解为赞成波拿巴的凶恶和犯罪的政策。 作为原则上一切王朝战争的敌人，作为不分国籍对一切压迫者作斗争而力求把一切被压迫者团结成一个兄弟大同盟的社会共和主义者和国际工人协会成员，我们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间接表示赞成目前的战争，所以我们弃权，同时我们确实希望欧洲各族人民通过现在的不幸事件获得教训，竭尽全力来争取他们的自决权，并且把今天的武力统治和阶级统治当作国家和社会的一切灾难的根源而加以铲除。” 所要求的一亿二千万塔勒的战时公债被国会批准了。弗里茨舍、哈森克莱维尔、门德和施韦泽投票赞成，福尔斯台林早在春季已辞去开姆尼茨的委任。在补缺选举时哈茨费尔德派失去了该区。但当认购公债时，德意志的资本家却对全世界表现了一种可怜像。虽则公债有百分之五利息，而且认购一百塔勒只须付出八十八塔勒，将来仍可还本一百塔勒，但是只认购了六千八百万塔勒。这是莫大的丢脸。在法国却不然。那里募足了所发行的七亿法郎，而且给与和德国同样的利息。 ※※※ 我们在国会中所持的态度使我们与党委员会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了。于是在书信中发生了极其激烈的争论，特别是李卜克内西与委员会之间，因为李卜克内西不愿按照委员会的意思编辑《人民国家报》。虽曾劝李卜克内西服从理性，但是无效。七月二十六日，他写信给白拉克等说道：“我并不以为你们的爱国热忱是坏事。但是，您们也要有容人之量，即使您们不同意倍倍尔和我在国会中的态度，现在也应当不惜任何代价来消除这种不睦，或者至少避免公开的决裂。在现在这时刻，党内不应该发生看来像是不团结的情形，我恳求你们，对一切足以加剧分歧的，都加以克制。” 这个请求无效。最后李卜克内西愤怒之下，以出走相威胁。他厌恶这种纠纷和民族主义狂。我也厌恶不伦瑞克的唠叨不休。我在八月十三日写信给那里说：“如果委员会继续反对李卜克内西，我们就不再为《人民国家报》写稿了。根据您们的来信（信是针对李卜克内西写的，并对他进行威胁），好像您们已陷入了一种民族主义狂，好像您们不惜任何代价想使党丢脸和破裂。您们不能指出我们在国会中的态度对党的原则有什么抵触。您们不以冲突没有尖锐化为满足，反而要求那些主意坚定的人们改变和否认这种观点。《人民国家报》正是在最近几星期严格表现为党的机关报。我们的敌人异口同声地疯狂叫嚣就是证明。难道您们也附和民族自由党的叫嚣吗？您们谈到萨克森的分立主义。而我们却恰好在萨克森是十足的社会共和主义者，并且我们都把全部战争看做是一个王朝的战争。马克思也曾表示赞成我们。” 九月一日，李卜克内西写信给白拉克说：“我所以有离开的愿望，不是因为害怕那些热衷官职的人，而是由于厌恶那种爱国主义的迷醉。这种病症必须经历它的过程，在这期间我留在这里是十分多余的，而在其他地方，例如到美国去，可能甚为有用。毕竟不至于遭到这种程度，那我也就用不着走开了。” 奥古斯特·盖布（汉堡）又设法调解。这次却比历次的调解较为顺利，我们不久又站到同一战线上去了。 声明和布告 七月十七日，在柏林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普鲁士—德国战争的前途如何，从毛奇的同时以罗昂的名义发出的声明表明了：“普鲁士所进行的战争，关于它的军队组织、装备、给养等方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成功的把握的。关于法兰西装备的进步（他倒应该说落后。——奥·倍·）都有十分详细的情报，据此，不用害怕来自法国的军事袭击。”这个见解的正确性马上就被证实了。德国一般人都以为，在拿破仑宣战以后，法国军队马上就会侵入德国领土。但是人们枉然等候着。宣战把法国弄得手忙脚乱，没有一个军团作好战争准备，从上到下都一团糟。八月初，已有三十八万德军与二十五万法军对垒。德意志自由派人士对这情况如何看法，表现在莱比锡的比得曼教授在大学生宴会上祝词中，在七月底他已经说：“我们要把法国打倒，使它在一个世代中不再想打仗。我们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注意使法国的躯体稍稍消瘦一些。” 这里在还没有开战之前，就已经暗示着吞并土地了。所以人们预计胜利绝对可靠。这时候官方文件却说得完全不同！七月十九日国会开幕时的御前演说说，“我们号召全民力量保卫我们的独立”，“德国本身具有抵抗法兰西重来的暴行的意志和力量”，人们满怀信心地向“德意志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发出保卫德意志人民的光荣和独立的号召。”结尾时说，“我们将按照我们祖先的榜样，为了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对外国侵略者的暴行作斗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除了追求保证欧洲的持久和平以外，别无其他目的，上帝会像保佑我们的祖先那样保佑我们” 按照这个庄严的声明（由洛塔尔·布赫尔执笔），则进行的只是一个防御战争而不是侵略战争，其目的是保证将来的和平。 国王的御前演说中还有一句有趣的话；那句话是： “德意志人民和法兰西人民同等地享受并追求基督教文明和日益提高的福利，他们的使命是进行比武装的血腥竞赛有益的竞赛。” 普鲁士国王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一日的宣言也足以说明官场的情调，他宣布，他进入法国并担任了总司令：“我是同法兰西的兵士作战，不是同法国的公民作战。” 弗里德里希·查理亲王的布告在我们各界获得好评： “第二军的士兵们！ 你们踏上了法兰西土地。拿破仑皇帝毫无理由地对德国宣战，他和他的军队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他并没有问法兰西人民是否愿意同他们的德意志邻人进行血战，所以没有理由来和他们敌对。因此要记着，对于法国的和平居民要表现出，在我们这个世纪两个文明民族即使在战争中，彼此之间也不忘记人道主义的诫条，要常常想着，如果敌人侵占了我们的土地（上帝防止其如此），你们的父母在家乡会如何感觉。对法国人要表现出：德意志人民不仅伟大和英勇，而且对敌人也是讲道德、有义气的。” 并且早在七月二十五日，国王就在众所周知的布告上发表了一封感谢书，其中说道： “由于对共同祖国的热爱，以及德意志各族人民及其公侯们的一致奋起，使一切分歧和对立都结束了、和解了，并且空前团结一致，德国才能同心协力地、有理由地保证：战争给它带来持久的和平，并且从鲜血的种子里长出德意志自由和统一这一上帝恩赐的果实。” 要注意的是，这个感谢书的结束语把自由放在统一的前面。我在许多公开的大会中提到了这句话，这在后来造成了我的恶运。 不伦瑞克常务委员会的被捕 七月三十日，党委会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一篇宣言，表明了当时它和我们不同的立场。它在要求党进行有力的活动之后接着说：“我们的任务是，当这个如我们所希望的包括整个德意志的国家诞生的时候，坚决地共同努力，如果可能，从而创立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民国家（！！！——奥·倍·），而不是王朝的国家；我们的任务是（也许新成立的国家在诞生时还带着王朝的色彩），用严肃的、艰苦的斗争给它打上我们的理想的烙印。”该会希望，我们的同胞用热情和勇敢不久即可在法国得到胜利，但是人们也不要让自己陷于胜利的陶醉之中。人们必须以两个民族的兄弟交战为遗憾，可是德国在战争上是无罪的；有罪者会很快地遭到惩罚，然后我们才能够保持强大，为世界一切被压迫者进行光荣的联合斗争。若是拿破仑失败，法兰西人民就可以较自由地呼吸，于是我们就提醒我们的当权者，哪些东西是因上帝和正义之故而理应属于人民的，哪些东西是战争的无限牺牲和痛苦使人民加倍地和双倍地有权利来要求的。 委员会当时在乐观情绪中没有料到自己会成为作为胜利光荣的代价的第一个牺牲者。法兰西帝国的军队在紧紧相连的几次战斗中被打垮了，整团整团被俘的法军俘虏出现在德国各行政区，这些俘虏的膳宿问题不久就成为一种讨厌的负担。在色当战役中，看拿破仑作这一战的情况，人几乎要相信，他有意这样调动，以便往德国去当俘虏，而不想回法国作战败的皇帝。当他被俘的消息传到德国时，到处欢腾，我们也一同欢腾。全世界渴望着战争结束，它的伤亡惨重的战斗已令人对战争产生憎恶的心情。普鲁士国王在麦茨战役后写信给王后说：“我不敢询问伤亡的情形。”他打电报给符腾堡国王说：“最近一次战斗（八月十九日）的损失同前次一样非常重大，使胜利的快乐大为减色。”基多·威斯所编的柏林的《未来》报上写道：“那些生来就披紫袍的贵族们在死者退色的紫袍前面鞠躬。甚至无所畏惧的人也感到恐怖：镰刀伸得太远了，原野上施肥太多了。” 可是战争还在继续。巴黎对拿破仑在色当被俘的回答是宣布成立共和国，这件事变特别使德意志司令部很不愉快。进行战争，原不是为了把法兰西弄成共和国。人们毫无理由地害怕这个表现出来的恶例。当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来到德国时，李卜克内西极为激动，含着眼泪冲进我的作坊来报告这件事。他见我对于这消息所持的冷静态度，吃了一惊。但是在不伦瑞克委员会中，这个消息也像个晴天霹雳，引起了思想的急遽转变。现在我们之间的一切分歧一下子都消除了。我们现在共同要求立即同法兰西共和国媾和，要求赔偿一切战费，但是放弃任何吞并领土。同时，自卫战争变成了侵略战争。比得曼早在七月底即已暗示的，在连续多次胜仗以后，成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报纸的普遍要求。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发表了一个论这次战争的宣言，登载在八月七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宣言说：“一八七〇年七月的军事阴谋不过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的政变的修正版。”[1]这个战争显得这样无意识，法国也不相信它，甚至资产阶级反对派也拒绝付款。加入国际的法兰西工人认为战争是王朝战争。“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2]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究竟是谁把德国弄到必须处于防御的地位呢？”[3]这里接下去一段是对俾斯麦政策的批评，《人民国家报》必须删去。“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容许目前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么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是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4]总委员会然后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俄国有利。 不伦瑞克委员会现在按照总委员会宣言的意思，在九月五日发表了一篇《给一切德意志工人》的号召。提到法国最近事件，委员会期望，新的共和政府应设法同德国达成和议。德意志工人必须支持共和政府的这种意图，要求同法兰西人民成立光荣的和平，并且工人群众要为此大声高呼。 然后委员会引证了卡尔·马克思（但是没有提出他的名字）的一封信说，如果人们坚持吞并阿尔萨斯—洛林时，将会而且定会有什么后果。引文说： “谁没有完全被当前的叫嚣震聋耳朵或者不热衷于震聋德国人民的耳朵，他就应该了解到，一八七〇年的战争必然孕育着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一场战争，正如一八六六年的战争孕育着一八七〇年的战争一样。……这场战争已经把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所以德国工人阶级肩负着更大的责任。”[5] 委员会接受这种解释，要求宣布反对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并拥护同法兰西共和国的光荣和平。号召结尾说： “如果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伟大的民族怎样又把它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如果我们今天不仅看到在瑞士的和在海洋彼岸的共和国，而且也确实看到了在西班牙的共和国，在法国的共和国，那么让我们厉声高呼，即使德国今天还不能是个共和国，自由的曙光也有一日为德国透露出来，让我们大声欢呼：共和国万岁！” 九月十一日，《人民国家报》转载了上述的号召，而在十四日的下一期上就发表了李卜克内西和我对党员同志的谈话，谈话中我们指出，汉诺威的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将军（已证实是不顾公理和法律）下令逮捕党委员会委员，即白拉克、彭好斯特、斯皮尔、曲恩和印刷所主人锡菲尔斯，在军队森严戒备下押往东普鲁士的吕森要塞，囚禁在那里。被捕者所遭到的待遇，即使说不是残酷的，也是极端粗暴的；只为送往哥尼斯堡，就用了三十六小时。在旅途中公众到处都把他们当作捕获的卖国贼，也就按照对待卖国成的方式对待他们。我们要求，在监察委员会还未另作指示之前，请把信和钱寄到汉堡的盖布那里去。结尾说： “同志们！党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也许随后还另有打击。 要立定脚跟，不要气馁；在危难中才显得出真正的信念，才证明出真正的好汉。 努力传播党和我们的原则，但是言论要小心，写作也要小心——与我们为敌的势力在设法利用一切来反对我们。 努力推广机关报，在这精神斗争的时刻，我们的威力和我们的优势就在那里。 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万岁！社会民主组织万岁！” 在我们的谈话中提到了盖布的名字，这就足以使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有把他也选到吕森去的借口。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在哥尼斯堡集会上演讲反对吞并的约翰·雅可比，和担任那个集会主席的大地主海尔比希。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以北德意志总司令的身份来处理这些事，他的任务是在北海岸防备法国人的万一登陆。他在军事上无事可做，就忽然想到做保安惩处。 雅可比和海尔比希的被捕在自由主义报界造成了不愉快的印象。一家左翼自由主义报纸认为：“这种行动是和伟大的胜利不相称的，并且因而引起疑问，是不是德意志民族赢得了外部的荣誉，却丧失了内部的自由。” 我们认为当权者的这些行为和活动是当然的事。但党委员会却抱有幻想，以为新秩序具有自由的模样，而据说给与这个新秩序的却是一个素来表现为任何自由主义发展（姑不论民主主义发展）的最大敌人，现在以胜利者的姿态把带刺马靴踏新帝国的脖颈的人。 在哈尔堡的约尔克和许多同志，在哈尔伯斯塔特的纳特尔斯也都被捕入狱，以他们散播党委员会宣言的罪名起诉。萨克森第二军团司令在九月底发布一条命令，禁止一切讨论战争最终目的的民众集会。这时期的一线光明是，在奇尔希堡和米特维达（两个都在萨克森）的市议员选举中，我们党取得辉煌的成绩。克里米朝虽在战时，却在八月一日出版一种每日出版的党报《市民和农民之友》，由卡尔·希尔施编辑，接着在大年二月一日出版了《开姆尼茨自由报》，也是每天出版。我们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区别也在于，我们不阻挠创刊新的党报。 十月初，半官方的《北德意志总汇报》惋惜李卜克内西和我没有像不伦瑞克委员会、约翰·雅可比等人那样被捕。它不久就如愿以偿了。 监察委员会把新的临时委员会迁往德累斯顿。新委员会是由克尼灵、科勒和奥托·瓦尔斯特等同志所组成的。因为我们知道，不伦瑞克委员会被捕时，大批函件被没收，所以我写信给新委员会的秘书瓦尔斯特，应以不伦瑞克事件为戒，不要保存信件。但是瓦尔斯特不听忠告。后来果然不出所料，他那里也被搜查，连我的劝告信也落在警察手里，然后列入即将到来的叛国案的文件中。 ※※※ 李卜克内西和我在十月底经历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十月三十一日是路德把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登堡皇宫教堂门口的宗教改革日，这一天在萨克森是个节日。在这节日的两天之前我收到一封挂号信，信里说因有十分重要事件，恳请李卜克内西和我在十月三十一日到米特维达去。我们接受了这个邀请。下车时在车站上有人秘密地迎接我们，绕了半个城市把我们引到一个饭店里，我们吃了一惊，看见里面聚集着上厄尔茨山区和下厄尔茨山区的全体受托人。于是一个发言人质问我们，为什么袖手旁观而不要求动起手来，军队仍在国外，在国内的不难战胜。我们对这种幼稚说法只是摇头。我首先讲话，指出发言人的要求是荒谬的。李卜克内西当然也作了同样意思的发言。我们没有费很大力气就给与会者讲清楚了我们立场的正确性。与会者同我们一样也是被两位党员同志请到米特维达来，而不知道这里要干什么的。 与此同时，苏黎世的党员同志举行一个公开集会，当时充任检查官的党员同志福莱尔在会上发言，他论证下列的议案： “1．我们同情法兰西共和国！希望它能努力反抗，来削弱霍亨索伦家族的军事力量，使它不得不立刻接受和平。 2．我们向德国和英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志们表示最热烈的崇敬。 尤其是你们，在德国的兄弟们，不管迫害和镇压，不管枷锁和牢狱，以男儿的气概捍卫你们的原则；我们坚决地信任你们，你们要尽你们的责任，并且表明你们无愧于你们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历史任务。” 当时苏黎世同志们的赞扬使我们深感满意，我至今还有此感。当时的发言人福莱尔同志现在在伯恩，是瑞士联邦政府的成员，并曾有个时期任瑞士联邦的总统。当然他不是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达到这个高位的。瑞士也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他正是随时代而转移，同许多别人一样，从左翼转到右翼并因而取得了高位和尊荣。 吞并和皇冠 在色当战役以后，对法战争以毫不衰减的力量继续进行。帝国的军队诚然不是被消灭，就是被俘虏了，现在是以甘必大和弗累西奈为首的国防政府来组织新军。这支军队可说是在战争中从地下铸造出来的。关于这个伟大的成就，有一本有趣味的书《雷翁·甘必大和他的军队》，冯·哥尔茨男爵着，一八七七年在柏林出版。但是主要的功绩不是甘必大的，而是原先的工程师弗累西奈的。对帝国的战争历时还不到六个星期，现在对共和国的战争却持续将近六个月。而且新政府虽然作过媾和的尝试，只因俾斯麦志在吞并领土而未成功。俾斯麦始终想使拿破仑复辟，也声明说，国防政府不是一个可与谈判的稳固政府。可是最后他还是必须同这个政府缔结和约。 十月底，巴赞以麦茨连同十五万大军和大批军事物资投降了，这对德意志军队指挥部是件幸运的事，它可以用全力来对付新成立的法兰西的罗亚尔军和北方军。 十月二十六日，雅可比、彭好斯特和海尔比希都由吕森释放出来。普鲁士的邦议会选举已到眼前，所以不便把违反公理和法律所逮捕的公民拘押不放。几星期后，十一月十四日，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又带着镣铐由吕森运回不伦瑞克。在这里要上演一出控诉他们叛国的案件。最后在十二月初，在汉堡市政府的催促下，盖布终于也从吕森释放出来了。对他提不田公诉材料。 ※※※ 十一月二十四日，北德意志国会召开非常会议，会开得固然短促，但是很激昂。会议是关于批准继续作战的军费，同南德意志诸邦讨论凡尔赛条约和新宪法的问题。 迄今所知道的有关凡尔赛条约的消息，在自由主义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反感。根据那条约，给与南德意志诸邦，特别是巴伐利亚，以所谓特权，这样只会给国家的统一添麻烦。北德意志同盟宪法必须根据凡尔赛条约进行一些极为必要的修改而成为帝国宪法。国王在七月底的感谢书中所预先许下的自由，仍在原处——营房。议员日俸仍未批准。这些事件就足以使人情绪沮丧，何况又加上战争延长、造成各种莫大的牺牲、还不知何日结束等等事实。九月初，毛奇写信给他的兄弟说，他希望十月底可以回到克莱索（他在西里西亚的田庄）去猎兔子。但是兔子并没有被毛奇的猎枪所惊扰。 战场上的消息在国会中造成了十分忧郁的气氛。人们没有想到战争竟有这样的进程。《科伦日报》的战地记者冯·维开德还在十二月底就写道： “这个可怕的战争是以巨大兵力进行的，规模之大是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的历史所未有，事实上无法预计。人们认为战争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而现在却发觉，月底还是同月初一样。我们一再打败法国人，成千地杀伤他们的兵士……而他们的败兵总是再集合而又再集合……并且常常以不顾死活的勇猛气概向我们突击……现今在许多被我军榨取得特别厉害的地区已经发生可怕的饥荒，在盛夏中人们像苍蝇似的成批倒毙，到了严冬，这种情况将更可怕地变本加厉。” 国会开幕，同盟秘书长德尔布律克宣读国王演说词，演说词中说，法国现在的当权者宁愿使一个高尚民族的力量牺牲在一场无望的战争中。同这句话有一定矛盾的是说：法国没有一个可以与之谈判的政府；也由于人民的态度，持久和平的希望毁灭了。一旦法国的力量恢复起来，或者由于缔结联盟而自觉足够强大，它必将重行掀起战争。由此可见，吞并领土的欲望将把未来的发展推到哪里去。 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议程上列着要求继续拨款案（一亿塔勒）我发言谈论这个要求。在我之前有议员莱欣斯波格表示赞成。我的发言不长，但引起了我的演说从此没有再引起过的风波。我说，我是同前一位发言人一样好的德意志人，虽则我在研究问题之后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我摘要叙述了到帝国灭亡为止的法国简史，并且指出，在拿破仑被俘后，战争的根源就已消除。对此我所依据的是七月十九日的御前演说和八月十一日普鲁士国王宣言。我的讲话引起巨大的骚动和激烈的反对。断言法国没有政府可与谈判的主张是错误的。我在讲话中证明它的错误。使和约不能缔结的是吞并土地的要求。然后我对那不准我们在公开集会中说明我们关于吞并土地问题的立场的禁命，进行尖锐的批判。我详细说明了我们这个立场。讲话又被屡屡打断。然后当我指出德意志资本家阶级在发行第一次战时公债时扮演的可怜角色而法兰西资产阶级在同样情况下却完全不同的时候，风潮就完全爆发了。议会中大部分人都真正发了疯；他们用最粗野的话大骂我们，几十个议员高举拳头向我们冲来，并且威胁着要把我们轰出去。我好几分钟说不出话来，最后，我建议大家通过李卜克内西和我所提出的建议。这个建议是： “国会决议： 否决有关为作战而继续筹款的法律草案，并同意下列建议： 鉴于在七月十九日由当时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所宣布的战争在路易·波拿巴被俘和法兰西帝国崩溃后实际已经结束了； 鉴于根据普鲁士国王在七月十九日的御前演说和八月十一日对法兰西人民的宣言里自己声明说，在德意志方面这个战争只是一个防御战争而不是对法兰西人民的战争； 鉴于从九月四日以后所进行的同国王的言论极相矛盾的战争，已经不是对那已不存在的帝国政府和帝国军队的战争，而是对法国人民的战争，它已不是防御战争，而是侵略战争，不是为了德国的独立的战争，而是为了压迫高尚的法兰西民族的战争，根据七月十九日的御前演说法兰西民族是有资格‘同等地享受并追求基督教文明和日益提高的福利，进行比武装的血腥竞赛有益的竞赛’； 国会决议否决所要求的作战拨款，并且要求同盟首相力求放弃吞并法兰西领土，尽快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和约。” 在我之后是由议员拉斯克尔发言，他用极为义愤的声调痛骂我们和法兰西人民。妙的是他如何为金融界辩护而反对我们的指责。他说：“不错，广大的金融界没有踊跃参加；那里没有获利的希望（一旦胜利还会有相当大的利润。——奥·倍·），这是商人的作风，如果看来无利可图，就不愿以商人身份来参加，商人的本性原是如此。现在，那里还有些人（用手指着我们），他们讥笑利润与报酬，可是他们从事理想活动却是为了报酬（大笑），并且使他们被称为使徒的行为，结果是为了议员日俸。（大笑。很好！）这些先生们，按他们的行为的性质也许只要一笔较小金额就会满意（会场的笑声震撼屋宇），却又嘲笑追求利润，这是怎样糊涂的想法！因此，大金融界认为这个时机不适于做有盈利的生意。” 替德意志资本家做辩护，实在不能比这更无聊和更充满矛盾了。（我在第二次发言时给了拉斯克尔适当的答复。）继拉斯克尔发言的是布劳恩（威斯巴登），继布劳恩的是李卜克内西。他有力地抨击前面的一个自由派的发言人。发言一再被猛烈地打断。议长高呼遵守秩序。 李卜克内西在发言中说道： “在七月间宣战的政府已被消灭，它的领袖与威廉平起平坐而且是普鲁士国王的好弟兄；当德意志战士在外面流血并且在对法兰西人民的战争中忍受极其可怕的艰苦的时候，他却沉溺于帝王的穷奢极欲之中，而法兰西人民无论如何总是我们的兄弟民族，而且他们是愿意同我们和平相处的。（骚动，高呼。）做法兰西人民和法兰西工人的弟兄，实在比做那个与威廉平起平坐的流氓的亲爱弟兄更光荣些。（议员冯·施韦泽博士：好啊，好啊！）” 李卜克内西结尾说： “要求发行的公债是为了吞并领土，这在御前演说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吞并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因为就在和平以后它也会经常制造出战争的危险，所以它在德国巩固了军事独裁……由于这些理由，我当然反对战时公债，并且和我的朋友倍倍尔一起建议予以否决。” 这个建议只有五票赞成，被否决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会议的议事日程上，列着战时公债的第三读，由我们党所选出的歌茨博士（林得瑙，他在同年三月间还拥护约翰·雅可比的国会竞选）在会上发言拥护战时公债，虽然他断言这对他是勉强的，并且由御前演说中他也看出战争不能带来和平，也没有希望减轻军事负担。他的发言非常杂乱无章。表明特征的是，在这次会议中当我们对攻击采用大声打岔来自卫时，拉斯克尔就问议长，可不可以立刻改变议程来结束这种“胡闹”。李卜克内西在回答时指出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会议上我们所听得的无礼喊叫和言语。当李卜克内西想就战时公债的法律草案第一章方面答复所听得的攻击的时候，议长打断了他的话，说他不能重提一般的辩论。李卜克内西以充分理由不承认这种观点，因为第一章中包含着为继续作战而筹款，这时在议长建议之下，议会剥夺了他的发言权。第三读中反对战时公债的有：埃瓦尔特博士（汉诺威人）、弗里茨舍、哈森克莱维尔、李卜克内西、门德、施拉普斯、施韦泽和我。 几天以后，在议程上列有议员邓克尔及其伙伴关于在戒严时期宪法条例执行问题的质问。他们反对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将军的措施。我们因为得不到所必须的三十人联署，所以就不可能提出这类质问。如果说，资产阶级人士不反对那对我们党委会的暴行，却非常憎恶约翰·雅可比的被捕；这很不符合人们对创设新国家的期望。雅可比在被捕后直接向凡尔赛司令部的俾斯麦申诉，因为他的被捕是非法的，所以请求将他释放。俾斯麦在答复雅可比的信里间接地认为他有理由，可是他没有做什么事使他获得释放，表面上是因为他与司令部的军人已很不和，不愿再多增恶感。但是根据忠实地报道俾斯麦的公私言论的他的随身记者摩利茨·布土的记载，他在十月二十日谈到雅可比被捕时说：“我对于这事决不感到愉快；党人可以这样做，因为这样可以满足他的报复心情；政治家、政治没有这样的心情；政治只问虐待政治上的敌人是否有好处。”并且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在国会中的质问以前不几天，又谈到这个题目，俾斯麦说（仍根据同一来源），军人征求他的意见太少了。“在委派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时也是如此，而他现在处分了雅可比。如果我必须当着国会议论此事，我可以推卸责任；人们不能拿讨厌的东西来打扰我。我已成为战斗中习于炮火的马，将来我还要参与国会活动，如果他们再使我生气，我就让人把我的位子放在最左翼。” 可惜他没有使这个恐吓成为事实，如果在下次开会时有他站在我的一边，作为我的战友（在那次会上只有我代表最左翼），那我就将非常高兴了。 十二月三日的讨论异常激昂。邓克尔指出雅可比和海尔比希是非法被捕的，他认为我们那些被解往吕森的不伦瑞克的同志也是如此。他要求（这中间有如上述，被捕的普鲁士公民因为当前的普鲁士邦议会选举而被释放了），将来不得再发生此类事件。同盟秘书长德尔布律克代表俾斯麦讲话，并企图为这种处分作辩护。温德荷斯特答复他，尖锐地攻击他，并且尖刻地说，他今天听了秘书长的讲话以后，他就不甚相信能实现战争开始时所承诺的“德意志国家将是一个敬仰上帝，有良好风尚和真正自由的国家”。他讽刺地建议，在同法国的和约中规定把开云和兰贝萨也割让给我们，这样可以有个合适地方来安置不服管束的人物。然后温德荷斯特严厉斥责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对被捕的汉诺威人的虐待。在讨论过程中，我也发言来描我们的被捕同志在往来吕森途中以及在吕森拘留期间所受的待遇。我也控诉了萨克森的禁止一切集会这些措施是对公理与法律的蔑视。米凯乐，不出所料，不仅同意今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的措施，而且竟认为我们在德国的态度会使法国加强反抗。我立刻指出这一主张的荒谬。人所共知，质问照例是白费口舌的，这次也是如此。 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同巴登、黑森、符腾堡和巴伐利亚等邦所订的条约。我声明我反对这些条约和任何新宪法。人民不久即可判明德意志的自由和统一究竟如何。德国十年来所进行的三次战争在自由方面只有后退。人民却总有一天会要求而且获得他们的自治权，然后自己制订专以共和为目的的宪法。 在我之后，枢密参议瓦格纳发言，使李卜克内西和我大吃一惊。他说，他从方才送到的《金融消息报》上看到我们由法国驻维也纳的领事勒菲弗尔那里收到了法兰西共和国感谢我们在国会中的态度的一封信。（热烈高呼：听啊！听啊！嘘嘘！）对于这个，我只能在私人谈话中答复说，直到此刻为止，李卜克内西和我都没有接到这样一封信，而且使我更加莫名其妙的是，刚才还听说，《北德意志总汇报》也转载了这封信。我认为这封信是普鲁士新闻局想败坏李卜克内西和我的名誉而散播的卑鄙谣言。在下次会议上，瓦格纳仍坚持他的主张，说这封寄给我的信是真的。在会议结束时我回答说，直到此刻为止，我并未接到那封问题所在的信，所以须保留我第一次的声明。但是，我终于收到了那封写给李卜克内西和我的信。这样，信毕竟是有的，所注日期是十二月二日，用了六天的时间才递到我的手里。信上说： “我的先生们！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委派我为对德国民主党的特别代表，我以法兰西共和国的名义认为我有责任，对您们在柏林国会中，在一个沉醉于军国主义和侵略精神的狂热会场上所作的宝贵发言，表示我的谢意。您们在这种场合所表现的勇气已使全欧洲注意您们，并在自由战士的行列中给您们取得了一个光荣的地位。德国的自由思想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正如您们，我的先生们，所雄辩地证明的，目前遭到我们在第一帝国时期所遭到的那种压抑，并且走向同样的觉醒。粗暴统治的欲望控制住开明的精神。不久以前放出那样的光辉普照着全世界的思想家，今天却在俾斯麦先生的感召下成为毁灭和杀害整个民族的宣教者。我的先生们，您们和您们的党在这普遍堕落的时节保持了伟大的德意志传统。——在我们的眼里，您们是德意志民族的伟大代表，而我们是以真正兄弟友爱拥抱而且永远热爱德意志民族的。法国向您们致敬，我的先生们，并且感谢您们，因为在您们的身上看出了德国的前途和两民族之间和解的希望。” 这封信可能是出于善意，但是在那种时候却是非常不合时宜的。谁把信公开了，我们从未知悉。我猜想，这位领事受了要想陷害我们的那方面的煽惑，才写这封信的。—— 在讨论宪法时，有一幕可笑的场面。巴伐利亚国王路易第二在长期逼迫和谈判之后声明，请求德意志同盟的公侯和利伯维尔，把德意志的皇冠献给普鲁士国王。这个消息传到国会后，应当有某种庄严惊人的事继之而来。在该次会议上，议员弗里登塔尔起来提出与此有关的质问。于是同盟秘书长德尔布律克庄严地站起来，要宣读有关的文件。但是，他不知道把它放在哪个衣袋里。在极度兴奋中，他紧张地寻遍所有的口袋，这一幕引起了哄堂大笑。最后，他找到了信件，但是效用落了空。德尔布律克虽是个十分干练的官员，却是一个人们可以想象的最缺乏头脑的官僚。他绝不是那种表演庄严宣誓的人。俾斯麦在凡尔赛听到宣言没有成功，大发雷霆。 在这个辩论中，李卜克内西关于新宪法和新帝国的发言惹起暴风雨般的愤怒。他回顾往日所追求的德意志统一，作为往日所追求的目的的德意志统一与现在所实现的德意志统一迥然不同。现在的这个统一是来自上面的暴行的产物，公侯们同意了，国会就必须和只得唯唯称是。这个宪法表现出，它来自凡尔赛的军营。在那里和南德意志诸邦所缔结的条约，却显示出连外表上的统一也没有谈到。霍亨索伦王室成为德国真正统一的障碍，它的利益是和德意志人民的利益对立的。新皇帝的加冕应在最适于象征此事的（柏林的）宪兵场上举行。因为这个帝国只能借宪兵之力来维持。议长对这个发言提出了多次遵守秩序的号令和一连串的斥责，使这个发言显得很重要。 十二月十日，选举代表团把国会所决议的祝贺皇帝登基的请愿书送到凡尔赛去。进步党多半会同我们一道投票反对宪法，他们通知办公室放弃参加代表团。代表团的成员是由抽签决定的。我们保持沉默，要看一看我们中间是否会有一人中签而列名代表团。中签的人当然也不会接受。但是我们并没有这种运气。当罗特希尔德的名字由票箱中抽出时，温德荷斯特肃然起敬地向他走去，用力握着他的手祝贺他的当选。整个会场哈哈大笑。 由于旅途中遇到的许多阻碍和凡尔赛司令部的招待，代表团没有感到快乐。这种招待与代表团对他们的“崇高使命”所作的想象完全不同。国王本人把作皇帝看得无足轻重，所以当皇储告诉他说，在此的公侯和将军们希望在代表团呈递国会请愿书时能够出席，他吃了一惊。国王冷静地回答说，如果所说的人有哪一个真的高兴参加，他是不反对的。如果代表团能够约许他一旦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就使之隶属于普鲁士，他对新尊位的感情大概就会比这好些。这是第一次霍亨索伦家族打了胜仗而没有为普鲁士掠得领土的大战。这是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人所难于克制的。 所以这正像许多其他历史传说一样，竟认为国王当时渴望登德意志帝位。因此，一八九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德皇威廉二世在勃兰登堡省议会宴会上讲话所作的描述，也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当时威廉二世提到德国的统一时说道： “旧德意志国家受两方面的迫害，外面受它的邻国的迫害，内部受它的党派的迫害。唯一能在一定程度上把国家一度团结起来的人是德皇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德意志人民至今还为此感谢他。从那时以后，我们的祖国瓦解了，好像没有人能够再把它联合起来。天意创造了这个工具，并且选拔了那个我们可以尊之为新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位大帝的统治者。我们可以注意他，看他怎样慢慢从艰苦的考验时期成熟起来，直到他将近老年成为适合于工作的熟手，他既对于他的职业有多年的准备，就已在他的头脑里完成了那使他能实现国家复兴的伟大思想。我们看到，他怎样先把军队建立起来，把从各省雇来的农民子弟编成强有力的、武功灿烂的队伍；我们看到，他怎样做到和军队一起渐渐成为德意志的主导力量，并且把勃兰登堡—普鲁士置于主导地位。这一点完成以后，就到了他号召整个祖国，在敌人的战场上实现统一的时刻了。”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不是老威廉而是他的儿子，皇储（后来的德皇弗里德里希）渴望帝位，当时在凡尔赛竭力贯彻他的想望。他的朋友，著名作家古斯达夫·夫赖塔格竟认为，霍亨索伦家族所以能获得帝位，只应感谢皇储。确实的是，除了皇储以外，俾斯麦也竭力为霍亨索伦家族攫取帝位。俾斯麦在这一点上肯定是最适当的判断者，他在《纪念和回忆》一书中说到国王对帝位的态度时写道： 在他看来，帝位显得是一个给与他的现代的职位，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这种皇帝的权威曾受到过反对，这种权威曾抑制过大选侯。在第一次讨论时他说：“化装舞会长该叫我做什么？”我回答说：“陛下当然不愿永远做中性的‘dasPräsidium’（首长）。‘Präsidium’一词是个抽象概念，而‘Kaiser’（皇帝）一词却有巨大的动力。” 帝位问题在皇储弗里德里希的日记中讲得又详细又富于教育意义，日记是枢密参议格夫肯在弗里德里希死后发表在一八八八年十月号的《德意志评论》上，这惹得俾斯麦大发雷霆。弗里德里希在一八七〇年九月三十日的日记上写道： “我同陛下谈到正在临近的帝位问题；他认为这完全没有希望；并引用杜布依斯—雷孟特的话为证，他说帝制已倒，在德国将来只能有一个普鲁士国王，即德意志公爵。我相反地指出，三个国王强逼我们以皇帝来掌握最高权威，千年的帝位和王位是与现代的帝制无关的，最后他的反对减弱了。” 一月十七日，即国王宣布为德意志皇帝的前一天，弗里德里希写道： “对于国旗的颜色并未加以考虑，它，如国王所说，并不是由垃圾堆里升起来的；他却只容许帽徽与普鲁士的帽徽并存，他不希望听到帝国军队的说法，但海军则可使用帝国字样；由此可见，明天他必须与他坚持不放的老普鲁士分手时心情将何等沉重。当我提到家族史，我们怎样由城堡司令升为选侯，而后又升为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如何也行使假王职权，而这个职权如此浩大，使帝位现在落到我们身上，这时候他回答说：我的儿子以全副精神应付新情况，而我则对此丝毫没有作为，只是掌握住普鲁士而已。” 国会闭幕后，十二月十一日，李卜克内西和我回莱比锡。十五日，我们在一个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协会的公开集会上报告国会的辩论经过。参加集会的人非常踊跃，竟成了个民众大会。听众中有许多便衣的法国军官，他们是被拘留在莱比锡的战俘。集会的经过非常好；它以很大的热情通过一个决议，感谢我们在国会中所持的态度。还有许多地区表示拥护我们的态度。这次是我们在一段长时期内所举行的最后一次集会。十七日，我们长久期待的打击到来了。我早在十二月一日给霍包肯的F.A.左尔格的信里就已写道：“爱国的”人们对我们无限痛恨；如果他们最近能够抓我们，那他们确定无疑地会这样做。 我们的被捕 我们在九月七日的《人民国家报》的第一版上报道，据最可靠方面的消息，我们获悉，由于德意志司令部，特别是俾斯麦伯爵的坚决要求，萨克森政府决定对我们的党采用一切强硬手段。搜查和逮捕近在眼前。几乎全体新闻界，由自由派的报纸带头，好像奉了命令似地一齐发表煽动性的社论反对我们。他们竟无耻到这种程度，以至控诉我们有把国家出卖给法国的罪行。后来十二月间，在当时出版的半官方的《蔡特莱尔通讯》上，发表了从不伦瑞克委员会没收到的李卜克内西和我的信件中断章取义地摘出来的词句，以便为他们的控告我们作辩护，我于是把下列声明寄给柏林的《未来》报发表： “我从这里的报纸上看到，在瓦盖纳先生合作之下，靠着傻子打趣出版的《蔡特莱尔通讯》，为了完成它的密告任务，把在逮捕不伦瑞克委员会时所查获的李卜克内西和我的信件寻章摘句地转载了。虽然我认为只有由于一个官员违背了就职誓词，《蔡特莱尔通讯》才能够发表那些断章零句，我却须表示，希望不是把我们的信的断章零句，而是全部内容予以发表。 我有一切理由相信，由于这样的发表，可以明白无疑地证实，蔡特莱尔先生及其伙伴寻章摘句发表的私人函件只能是由某一个丧尽天良的官员暗授给他们的，他们所以这样发表，是因为想使他们的阴险勾当在轻信的群众中起更大的作用。 我对这种行为并不觉得奇怪。半官方报界的狐群狗党所做的正是本性和官方命令他们做的事情。 莱比锡，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奥·倍倍尔。” 十二月十七日早晨，我正在作坊里做活，我妻忽然面无人色地冲进来告诉我，一个警官在楼上我们的住房里要找我说话。我知道原因何在。我急忙由后面的楼梯跑了上去，在我的卧室里遇到一个我认识的官员，不过还有个全副武装的兵士。当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时，我妻回答说这人是刚才来此投宿的。官员接着通知我，他奉命来查封我的文档。事情发生得很快，但我已把文件清除了。官员又通知我，他还奉命逮捕我。我赶快换好衣服，同妻子和小孩告别并且安慰他们说，我不久就会回来的，乘上守在门前的一辆马车，先到警察局，由那里再驶往地方法院。在这里的地方法院监狱里指给我一个囚舍。我不讳言，在狱吏照老规矩把门上的一把大锁和两根铁闩插上以后，我愤怒欲狂，在小房里跑来跑去，咒骂我的敌人。但有什么用呢？聪明人能让步。次日早晨（星期天），检察官和作为地方监狱总监的地方法院院长走进来，问我有无什么要求。我请求准许给我送些书来和夜晚到十时熄灯。院长对于二者都答应了，但灯亮只到八时。检察官告诉我，要检查我的被认为危害国家和叛逆重罪的全部鼓动活动。检查将持续很久，因为还必须向外地调查。明天我将第一次在预审官前受审。我异常紧张。法官是高等法院参议阿乃尔特，当我被引到他面前时，他面孔严厉、非常矜持地对待我。我现在才知道，我和一同被捕的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被控的是图谋和准备叛国罪。李卜克内西与我一同被捕，我认为是当然的事，但倒霉的赫普纳，他不久之前才担任《人民国家报》的第二编辑，也应被捕吗？他与初生婴儿一样无罪。法官又告诉我，因为检查材料的主要部分还在不伦瑞克，所以他还不能继续进行检查，这使我大为吃惊和觉醒。不过，他希望材料在新年前还可以到达，那时他将竭力进行工作。那么，严格说来，我们的被捕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因为法官和检察官都不知道作为我们被控根据的起诉材料。所以显然是司令部想尽快使我们不能为害而决定逮捕我们的。 回到囚舍时，我非常愤怒。我现在有充分时间先研究这间小屋子了。囚舍里饶有空间，因为它差不多是空的。在门侧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个大的带盖木桶，关于它的用途我不必费话。靠一面墙放着一个小书架，上面有一把水壶和一本赞美诗和新约全书。在另一面墙上安装了一条三呎长的窄板凳，不能移动，在它前面，算是特别优待，放了一张小小桌子，那么小，我若在上面展开一卷《凉亭》杂志，就把桌面全遮住了；没有床，夜晚铺在地上的垫褥，次晨搬在走廊上的一大堆垫褥上。窗子上牢牢钉着铁栏，只有爬上小桌才能及得窗子，窗前下面，日夜有一种奇怪的响声。我爬上窗子一看，原来下面庭院里放着六个烘咖啡的大机器，在为战场上的军队大量焙制咖啡。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冬季也许是我们数十年来所未有的严寒天气。战场上的可怜虫——无论德意志人或法兰西人——遭到可怕的寒冷和冰雪。坏天气开始既早而结束又晚。就是在我的四舍里也是酷寒难忍。这个太古时代的老铁炉，每天早晨五点钟用一把煤生起火来，也不会发出特别热度。况且我也需要新鲜空气。因此，我早晨一开窗子盖板，那一点点温暖立时消失干净。我冻得非常之惨。我为取暖，坐在小桌上把脚伸到长凳上，用我领来做盖被的白毛毯把两腿裹起来。虽然如此，我还是得了膀胱炎。不幸，我的囚舍还是朝北的。李卜克内西在我们中间年纪最大，他们让给他一间当时为了所交换俘虏所准备的房屋。这是我妻来探望我时告诉我的，她每星期可以当着法官的面同我作一次短时间的谈话。我也被准许在法官监察之下与她通信。 但是不久，我很不愉快地发现，我不是独自住在这囚舍里；这里聚居着许多虫子。现在，我颇有时间来狩猎，而且收获比毛奇所希望的克莱邵兔子还多。白毛毯成为陷阱。不久我的猎获达到了最高纪录。有一天我杀死了，女读者请不要害怕，八十一个人们叫做跳蚤的褐色小虫。我渐渐把小屋肃清了，也没有用杀虫药粉，我妻曾应我的要求而送给我两次这种药粉，但都未收到，因为看守者自己也需用。我也做到了把垫褥留在小屋里，以前垫褥总是每晚爬满了跳蚤后又拿进屋来。我刚把我的“家”弄干净，就按照医生的指示迁移到西边去了。我现在迁进去的囚舍，据我的看守人亲切地告诉我说，原先是个杀死婴孩的女凶犯所住的。现在我必须重新从事于清除工作。 像我们这样的拘押待审是各种监禁中最难堪的。被关在严格单人的囚舍里，不知道要关多久，也不知道当前有什么控诉材料，令人非常着急和神经错乱。一月初，我终于又被带到法官面前。我一进法官的房间，就看到窗前的座位上放着一大捆蓝色的文件。那是我写给党委员会的信件，党委员会把这些信同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特别小心和热爱地保存在一起。如果我此刻把党的秘书彭好斯特抓在手里，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来。然而我马上又觉得我没有理由因这些信件被没收而发怒。法官告诉我，前两天他才收到控诉材料，但他决意尽可能赶快加以审查。他履行了他的诺言。每来一次新的审讯，法官的态度就和蔼些。我们的信件当然是他所审的第一批材料。因为这些信件几乎全是十分亲密性质的，所以那里面我们不仅互相提到党的困难，而且也谈到大大小小的私人困苦，由此可见，我们没有一个处境良好。审官一定会意外地发现我们不是叛国和弒君的犯人，而是抱着最好的意图和满腔热血的人。二月底，法官把那数量极大的材料（单是信件就约有二千封）审查完毕，检查工作也告结束。我们后来由我们的律师奥托·夫赖塔格那里得知法官是一个极有才华有良心的人，他获得的信念是，我们不但不能被判为企图叛国，而且不能被判为准备叛国。因此，他建议释放我们，但是检察官不同意。 一八七一年二月底，奥地利的内阁霍亨瓦特—沙夫莱伯爵执政，实行大赦，释放了维也纳的叛国犯奥伯温德、安·邵乌、摩斯特等。一天晚上在审讯时，法官一声不响地把《莱比锡日报》放在我的面前，上面登载着关于大赦的电报。我不禁说道，这样的好事到不了我们身上；我的看法得到证实。我之所以确信我们会被判罪，不是因为我自觉有罪，而是因为对我们的攻击，甚至在我们拘押期间还在对我们继续进行，使我对于陪审员的情绪不能信任。此外，我也认为，政府要集中全力来设法判我们的罪。否则，这个案件就成了它一件丢脸的事。我甚至在一封由我妻转交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们大概还要在牢里蹲两年。我妻把我的这种看法告诉了李卜克内西夫人，她大吃一惊。但是我的预言又应验了。 ※※※ 我们被捕后，莱比锡的同志们请当时《克里米朝市民和农民之友》报的编辑卡尔·希尔施到莱比锡来，要他接任《人民国家报》的编辑。卡尔·希尔施情愿帮忙，像他这样在最困难的期间编辑报刊是应受到党的感谢的。他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〇二期《人民国家报》上宣布他依照我们的愿望接任编辑，并且接着说道： “对我们的朋友所进行的检查，我希望，历时不会很久，并且我确信，将得出他们无罪的结果。目前我将拿我们的朋友一向领导《人民国家报》所持的高尚、勇敢、不是‘叛国’反而是真正爱国的态度，当作我编辑时的榜样。 报纸的倾向和出版都无所改变，敌人方面所抱的希望，即我们的机关报所受的打击将使党缄口结舌，被毁灭了。” 希尔施刚刚参加《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比得曼教授就开始在《德意志总汇报》上对他进行攻讦。《蔡特莱尔通讯》报怀着同样的意图，像它故意寻章摘句地发表我们的信件那样，来对付在不伦瑞克所查获的希尔施的信件。希尔施有力地摆脱攻讦者。此外，希尔施把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桦树之战》转载在一八七一年一月一日《人民国家报》的报头上作为答复。 一月间，宣布国会选举将于三月三日举行。在一次党的全邦集会上又在我们的老选区提出我们的名字。莱比锡的拉萨尔派同我们的同志一致推我为候选人。我通知委员会说，为了使财力和人力能集中在富有希望的选区，我不能接受莱比锡的候选。但该会坚持这样做。资产阶级集团的人们捐款来阻止李卜克内西和我当选。在我的选区（格劳绍—美拉内—荷亨斯坦），敌人一致以舒尔采—德里奇来同我竞选。舒尔采接受竞选，但拒绝举行选民大会，因为我是无法举行这类大会的；也许是因为这样对他不利。一月底，德累斯顿的党临时委员会辞职；为了集中力量，汉堡的监察委员会指示，以莱比锡为临时委员会所在地。财力自然十分拮据。如今的同志想不到当时用如何少的钱来进行选举。任何地方的选举费差不多都不超过五百到六百马克。 选举进行得不顺利；它在不断的钟声和炮声中举行，因为三月三日临时和约在凡尔赛签字。仅有的胜利者是施拉普斯和我在第十七和第十八萨克森选区当选。我以七千三百四十四票对四千六百七十九票战胜舒尔采—德里奇。施拉普斯严格说来已不属于党，并且本当推举尤利乌斯·莫特勒来代替他，他以五千八百七十五票对五千七百零六票获得胜利。李卜克内西在第十九萨克森选区以三千九百八十一票对五千一百三十四票失败。斯皮尔在米特维达—弗兰肯堡经过复选，但以四千零十七票对五千四百三十票为比得曼教授所败。在莱比锡市我得了二千五百七十六票，而我的对手市长斯台法尼博士则获得七千三百一十二票。这个结果还算是很顺利；一八六七年秋季，我们只得到九百票。在莱比锡乡区被提名的是约翰·雅可比，他以二千八百七十七票对五千七百一十八票为对方所败。白拉克是开姆尼茨和第二十二萨克森选区的候选人，得了二千九百七十七票和三千四百七十七票。我们在萨克森为我们的候选人共搜集了三万九千多票。在许多选区，例如比莱菲尔特，我们的党员同志支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候选人（普范古赫），在中德意志和南德意志各地，他们几乎全不想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全德工人联合会总共为其候选人搜集了六万三千票。 由上述数字可以看出，参加选举的人不多，到处都不见对于新帝国的热情。贸易和运输业的沉重负担、失业、战争的一切后果，再加上也使群众受重大牺牲的又长又冷的严冬，造成非常消沉的情调。 我一接到我当选的正式通知，就由监狱里把下列感谢书送给我的选举委员会发表： “选举我的人们！同志们！你们又辉煌地表示对我的信任，你们这是第三大选举我做第十七选区的国会代表了。 虽然我不能到你们中间来说明我对于新形势的立场，可是你们仍对我保持着信任。你们也没有被敌人在竞选时所使用的激烈而卑鄙的斗争方式所迷惑。 这个，再加以失败的敌人可算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有名望的大人物这个事实，使这次选举对于我加倍光荣。请接受我为此表示的最热烈和最衷心的感谢和我将尽力做去不负你们的信任的诺言。 社会民主党万岁！这是我们迎接新斗争的口号。 莱比锡，地方法院监狱，一八七一年三月十三日。 此致 社会民主党的敬礼 你们的奥·倍倍尔。” 我一生中常常幸运地受到歌咏，不论是好意的或者是恶意的。在现在刚过去的竞选中，诗歌也起了些作用，虽然这作用还是有疑问的。荷亨斯坦市长就这样发表了下列当然是匿名的一首诗： 拿破仑和倍倍尔 一个坐在威廉斯赫埃[6]， 一个蹲在地方法院。 一个痛风在脚趾， 另一个却痛风在头脑里。 在《美拉内周刊》上有另一篇匿名作品嘲笑我说： “威廉斯赫埃人给倍倍尔的信 亲爱的倍倍尔！ 让我们谈句合理的话！您瞧，我是个老手，您当前要做的事，我都已经做过了。哎，倍倍尔，如果《纽约论坛报》那个贪睡汉最近又给我一点希望——我担心，我却很担心，我将一无所成。我没有力量再从头开始。 但是您，倍倍尔，毫无疑问，您是有前途的。您还年轻，具有令人爱怜的仪表、好胃口、大胆量、令人生畏的言谈和慷慨的性情。再加上妇女的宠爱和教会的友谊，这样就有了一个年轻人飞黄腾达所需要的一切性质了。 现在，倍倍尔，我想告诉您一句关于共和国的要紧话。如果由自己来做大总统，那么共和国就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如果不是这样，则共和国也就与一切其他国家形式，包括教皇制在内，同样有缺点。至于如何能当上总统，倍倍尔，我要向您密谈。不过，我马上可以十分公开地对您说，由总统到皇帝只差一步。”云云。 在莱比锡，就是在我们被押期间，对我们个人的嘲笑也还在继续进行，这在文化史上有几分趣味。在一个杂剧场上演了一出名为：“内倍尔和皮卜克内西”的滑稽戏；在市区的另一个较大的酒馆里演出一出名为：“倍倍尔或者开明鞋匠及其徒弟”的滑稽戏。“爱国主义分子”就用这种方式来发泄他们对我们的愤怒。 一部分自由主义的报刊对于我的当选极为愤怒，因而鼓动说，国会开会时应表示反对把我由待审拘押中释放出来。《马格德堡报》也为莱比锡这种思想所鼓舞。我们的律师奥托·夫赖塔格为此发表声明说，认为我们被控叛国或图谋叛国的说法是不真实的。我们被控由于我们的鼓动而犯了图谋叛国的罪行。李卜克内西和我在战争问题上的态度绝没有起一点附带作用。如果说，检察官和法官反对释放，那也是无耻的谎话。相反地，法官曾对他说，检查完毕后，就毫无顾虑地实行释放。检察官对于开释也没有顾虑。 三月二十七日，施拉普斯在进步党人的支持下，在国会中提出释放我的建议。与此相反，议员斯台法尼博士（莱比锡）和比得曼教授建议，向首相请示办法。他们在盲目的憎恨中，竟毫不觉得他们的做法的无聊和卑鄙。三月二十九日，议长打算把这两个建议都列入三月三十日会议的议程。对于这，议员施拉普斯在说明会议程序时说：他得到消息，我们已于昨天开释。 事实上也是这样。萨克森政府要避免国会时论，所以命令把我们释放。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将近四点钟，我门上的锁和闩被急急忙忙地打开，看守人冲进来喊道：我想，您要自由了！当我走出囚舍时，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已经站在走廊上。我们一句话不说，三个人就互相拥抱起来。我们自从十二月十五日那个不祥的会议以后从未晤面。我们被引到法官面前，他宣布释放我们，但我们必须保证，决不企图逃亡，并且不得他的同意决不越出莱比锡市区一步。我们把杂物收拾在一起以备来取以后，急忙各自回家来一个欢乐的团聚。我的小女孩欢呼一声，抱住了我的脖子。 两天后，三月三十日，不伦瑞克委员会也被释放。沃尔芬比台尔的高等法院拒绝了所提起的叛逆和卖国的控诉。不伦瑞克委员们被禁闭二百天，我们一百零一天。乐观者认为，现在对我们提起的叛国公诉也要放弃了。 一八七一年秋季，不伦瑞克委员会以犯了许多刑法条款的罪名被不伦瑞克地方法院判处监禁：白拉克和彭好斯特各十六个月，斯皮尔十四个月，曲恩五个月。沃尔芬比台尔的高等法院在撤销申诉时取消了第一审的判决，而另以他们违反结社法的罪名判处：布拉克和彭好斯特各三个月，斯皮尔两个月的徒刑，曲恩是六星期拘留。待审拘留就算服刑了。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四页。——译者 [2]同上书，第五、六页。——译者 [3]同上。 [4]同上。 [5]同上书，第二八三、二八四页。——译者 [6]威廉斯赫埃（加塞尔附近）是普鲁士国王的城堡，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被普鲁士人俘虏后，曾被囚于此。——译者
第十章为辩护而奔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十章为辩护而奔走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处在严重的危险中。我们并没有因为对我们的控告不值一驳和可以空幻地仪仗“正义”而高枕无忧。形势是很清楚的。统治全国的是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和这一类有关的组织。那就是说，与整个工业生产过程受到集中的控制的同时，整个舆论也为全国范围有组织的宣传所左右。这种新的经济权力的集中，促使全国企业的利润迅速增长，同时并计划在亚洲、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以低于欧洲和北美的价格收买劳动力和利用土地，以增加它们的利润。就是在欧洲和北美，它们的利润率也因有组织的劳工投票力量当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日益高涨而受到威胁，现在整个东欧都因此而免于可能的剥削了。为了遏制这股社会主义的潮流，必须进行斗争，或者扬言进行斗争。 我们的国家以干涉中国、进行战争恐吓及在朝鲜采取“警察行动”来准备战争。以惊呼“共产主义”，把共产主义说成是暴力、混乱、无神主义和奴役来恐吓劳工。在帮助欧洲消除贫困和痛苦的借口下，正在欧洲劳工最无力维护他们的权利和愿望的时候，美国人民的税款被榨取去在欧洲恢复资本对工资的控制。同时，美国让私人公司收买欧洲企业的部分股份，或开设新的企业，借以收回本钱，而购买股份的钱一部分就是我们的税款。我们美国国内保持着思想控制，报纸和采访机关掌握在有势力的严密的机构手里，期刊和书籍出版业也是被控制得极为驯服。 由于这种政策，公众的恐慌和歇斯底里开始控制不住了，全国面临着“不是战争就是破坏”；面临着不是资本继续集中到非生产性的企业中，就是通货膨胀和失业造成的财政危机。由于教育、艺术和文学界的批评不得发表，批评家难以维持生计，持反对意见者遭受迫害，这就制止了人们对这种情况提出警告或加以讨论。共产党的领袖就是这样被投入狱中。接着，对舆论界来了一次政治迫害，法庭并且支持这种行动。电影剧本作家、西班牙流亡人民的救助者、德高望重的人士都被监禁。任何黑人，凡是常常对种族歧视表示愤恨，或者阅读激进的报纸，或者参加了批评目前政局的集会，或者参加了非洲事务委员会等类组织的，都会受到解雇的恐吓，或者真的丢了饭碗。 美国内部每次展开小规模的和平宣传运动，也因为没有报纸电台为它宣传，而一点不受人注意。历次的和平大会都被称为“共产党的”宣传，而只受到恶意的宣扬。但是，当两百多万人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了名的时候，行动的时候就来了。诬蔑运动席卷全国各地。洛杉矶《时报》之类报纸歇斯底里地说： “这是一个警告。 假如有人拿着一份自称为世界和平大会的团体发出的宣言找到你家里来，或者在人行道上拦住你，你不要在那上面签名！…… 假如你真正要和平，你不签名就对了。 这个宣言是直接从莫斯科发出来的，虽然人家往往管它叫《斯德哥尔摩宣言》。 你应该怎么办呢？不要当面斥责他，也不要把门砰的关上。赤色分子是受惯了这一套的。你该做的事情是，叫他拿出证件来；假如可能的话，记下他的姓名和住址，仔细地看清他的面貌，然后打电话通知联邦调查局。” 不久，司法部也和国务院串通一气，和平宣传站的领袖们被逮捕了。起诉有两重目的：制止和平宣传，因为这种宣传会妨碍战争叫嚣；警告黑人领袖们，叫他们少活动一点。我因为进行和平宣传而被逮捕，恐吓黑人领袖、使他们就范的一贯政策再次被应用了。但是，同时政府也不准备把这事干得太过火，因为它害怕这样会影响一九五二年的选举。只要我因为被起诉而真的吓怕了，同意和默许某种条件，他们就会撤销对我的控告，而全部目的也就达到了。 他们在司法部的一个办公室里向我的一位律师提出了这个建议；这是在全室充满烟雾、双脚搁在桌上的安闲的气氛中提出来的。这一切当然都是“非正式的”，但是如果杜波依斯愿意“不表示抗议”，对他的起诉无疑就会撤销。换句话说，只要我躺着，一动不动，那末对我的控告就会不进行了。我马上写信给我的律师，坚决地告诉他说，我宁可病死狱中，也不答应这样办。我并没有犯作别人的代理人的罪，我愿意到法庭上去证明这一点，只要审讯是公平的。 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简单。对我们的审讯并不单纯是一件法律诉讼。我们可能因为舆论被蒙蔽而受到委屈，舆论要是不说我们是公开的卖国贼的话，也可能认定我们同情武力和暴力的计划。现在，他们已经在散布这种闲言了。大多数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因而以为，根据联邦调查局所掌握的无可否认的证据，和平宣传战的人员已被证实是领受苏联津贴的。 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态度说明了一个强大的全国性黑人团体的反应。首先倡导这个运动的一位白人威廉﹒英格利希﹒瓦林曾经说： “我们从一开始就取得白人中开明和进步分子的同情的注视。但是，我们大家全都同意，这个团体本身必须提供各种族顺利地合作的范例，它应该以美国的自治和自我发展的原则为基础。 因此，我常常认为，是在我们吸收了杜波伊斯博士参加之后，我们的团体才真正组织了起来的。” 我在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里一共服务了二十八年。在这次案件发生之后，虽然那时我已经和这个团体没有什么正式关系，这个团体在全国的分会和会员都要帮助我，并且要求总会也参加这个行动。理事会主席直率地向秀莱﹒格拉汉说，毫无疑问，和平宣传站是靠苏联津贴来维持的。他承认，可能我不知道这件事。在理事会三月十二日的会议上，有人主张理事会对这次起诉表明态度，并且如一个支会所说那样“对杜波伊斯博士目前的困境给予积极的实际帮助”。然而，协会的书记华尔特﹒怀特报告说，他曾和华盛顿司法部长助理佩顿﹒福特谈过，知道司法部掌握有确凿的罪证，如果不控告杜波伊斯博士，那就不能控告他的四个同仁。 理事会一位白人委员原来曾愿意出面要求协会法律部也一起来为我们辩护。可是这位委员在听到我们“某些罪行”之后，便表示他不打算再为这事想办法了。 理事会最后通过下面的决议： “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理事会对于威﹒爱﹒柏﹒杜波伊斯博士最近被起诉的事是否得当不打算表示意见，但是理事会认为，对一位伟大的保卫民权的战士采取这样行动，使得这样的指责更振振有词：有人正在力图强制黑人完全平等论者保持沉默。理事会并重申决心，继续坚决地斗争，争取美国全体人民完全的公民权利。” 可是，甚至这个决议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总会竭力劝告各地分会“不要管”这件事。某些分会有力地提出责难，并且许多分会不顾纽约总会的态度，支持我们的运动。 最后，在七月间举行的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亚特兰他年会上，约有六十五个分会提出了为杜波伊斯博士辩护的提案，结果会议通过了一个强硬的决议： “鉴于威﹒爱﹒柏﹒杜波伊斯博士是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光辉的创始人之一，并且五十多年来作为一个教育家、教师、学者、国际组织者和编辑，一生不渝地致力于提高南方、全国和全世界少数民族的地位， 鉴于美国政府已经对他起诉，说他是一个外国的代理人而没有依此身份进行登记， 鉴于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全国理事会已经表示，这种对一位伟大的保卫民权的战士采取这样行动，使得这样的指责更振振有词：有人正在力图强制黑人完全平等论者保持沉默， 鉴于杜波伊斯博士五十多年来一直是国内、国外和（非洲、西印度和其他地方的）黑人中间争取民主的斗争的领袖之一， 兹特决议：本大会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政府机构采取这种方法强制黑人完全平等论者保持沉默，并重申决心要继续进行斗争，为全体美国人争取这样的公民权利。” 然而，在我们被宣告无罪的前一天，华尔特﹒怀特在密尔沃基的市政府里发表了演说。他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也不许别人提出问题。在会后，已故的该市市长维克多﹒柏格的儿子悉尼﹒柏格在怀特走出会场的时候摁住了他。怀特私下告诉柏格说：他曾经到过华盛顿，并且到过司法部。他和一位高级官员谈过；他曾经要求撤销对杜波依斯的起诉，免得共产党把他捧成殉道者。司法部说，事情已经来不及挽救了；他们已掌握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足以证明和平宣传站的经费是“来自莫斯科”。怀特表示，也许杜波依斯不晓得这一点；但是那方面的答复是，他们不能把他的案件跟另外几个人的分开来；几个人必须一起对付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在怎样一种误解的气氛中开始为这案件进行斗争的。 一个人在被控告犯罪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老实说，我不晓得该怎么办。首先，谁来替我们辩护就成了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是幸运的——幸运的程度我们在被释放之后才知道；那便是和平宣传站一开始就请到了格罗丽亚﹒阿格林。她是一个好律师，小心、谨慎、从来不知道疲倦，她完全精通法律，掌握事实和这个案件的关键。不仅如此，阿格林女士谦虚、不计较自己，如果能使大家好好合作，她甘愿退开一旁，但如果必要时，她也愿出来，负起全部责任。宪法专家柏纳德﹒贾菲就是阿格林女士选来当她最亲密的合作者的。他们两人密切地合作，并且为我们的辩护准备好了最完善的法律根据。此外，和他们一起的还有艾尔金先生的私人律师坦莱﹒福尔克纳。然而，由于许多原因，有一个黑人的律师事务所替我们辩护是很重要的。我老早就认识华盛顿的柯布法官，他曾经担任过哥伦比亚特区的长官。我们聘请了他的事务所，柯布——霍华德——海斯事务所，因为他们对哥伦比亚特区的诉讼有长期和详细的了解，而且对于种族歧视的各个方面特别熟悉。和他们一起，我们还特聘请了华盛顿一所黑人法律学院的院长乔治﹒派克先生。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一个案件，特别是这种性质的案件，并不单是法律知识的问题。这还是一个如何引人注目的问题。能够有一些全国闻名的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来出面，那是很重要的。我们未曾体会到这一点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我们开始尝试一下，马上就碰到了当前的政治迫害的新花样。律师们对于参加为我们辩护并不怎样起劲；首先，因为我们钱很少，其次因为我们思想激烈早就出了名。我们在谈和平，而我们国家——无疑的这是政府——显然要战争。 我亲自给六七个有名的律师写信，要求他们即使不实际参加我们的辩护，最低限度也给我们提供一点意见。他们全都拒绝了。我写信给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扎卡里亚﹒查菲，请求跟他谈一谈我们的案件，并听取他的意见。他没有复我的信。我跟一个老朋友阿瑟﹒加菲尔德﹒海斯谈过，他的最后答复是： “我跟某些最重要的理事谈过，并找过那些可能最赞同我们参与这事的人谈过，然而都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因此我觉得，叫美国民权保障联盟过问这件事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在审讯以后。我感到非常抱歉，因为在我个人来说，我是很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帮忙的。” 我还向另外一些人想办法，也都没有结果，最后我们大家都一致同意请了维托﹒马肯托尼奥先生，他愿意免费替我们出力。马肯托尼奥是一个出色的人；他长期以来就是国会进步议员中最有才识和最有气节的，他没有在改选中再度当选，只是因为选区被无耻地非法改划的缘故。他是不屈不饶的民权保卫者，此外又是一个勇敢而机智的辩护律师，他真心地关心这个案件。我们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好意，并让他当我们的首席辩护律师，虽然我们有些朋友摇头，认为选这样一位律师就使我们印上了和“破坏”分子串通一气的标记。但是我们坚持了我们的选择。 后来，某一位朋友劝告我们再多聘请一位全国知名的律师，他无疑一定会使我们的案件更引起公众的注意。然而，这个律师向我们索取二万五千元的手续费，我们只好打消这个注意。我相信，最后说来，幸而如此。 但是，这就碰到整个费用的问题。我们以前从来也不晓得，在美国，正义原来是要花那么巨大的代价才换得来的。一个人光是清白无罪，还不是免于惩罚。你还得有钱，而且得有许多钱。总的算起来，我们为了替自己辩护，一直到胜诉，总共花了三万五千一百五十元，首席辩护律师拒绝收受的一笔费用还不算在内。假如这个案件还要往上诉，以决定这个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是否合乎宪法，我们深信那可能叫我们花上十万元。单单为了这个费用的问题，我们足足踌躇了好几个星期，弄得灰心丧气。我们从来也没有这样深切地体会到，这次审讯将不仅是一件法律诉讼，而且是一场政治迫害，其结果决定于舆论；为了筹措为我们辩护所需的款项，我们需要大量贫苦人民的捐助，不必希望富人或者经费宽裕的基金会的赐予。 我们计划向舆论呼吁，以争取公平的审讯。这个计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向全国呼吁，另一部分是向全世界呼吁。按常理说，在向全世界的呼吁之前，应该先向美国呼吁，特别是先向黑人呼吁。但是，由于全世界和平力量先就知道了我们被起诉的事，我们还没有向我们本国人民说明我们的案件，全世界就先已惊动起来了。在上一章里，我已经说过这个运动在外国发展得多么广泛和诚恳；在我们国内运动还没有很好开展的时候外国运动已经起来了，加利福尼亚还没有知道我们的境况，中国已经先知道了。所以能够这样，不仅是由于我们对世界和平大会的呼吁，而且是由于在纽约的支援委员会的工作。 接着，我和我的妻子秀莱﹒格拉汉旅行各地发表演说，向美国人民发出呼吁，特别是向黑人呼吁。我们打算到处说明我们的案件，以对付新闻封锁；此外还打算为我们的诉讼费用筹款。 但是，在我们动身前往西部之前，在纽约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前明尼苏达州州长埃默﹒本逊和艺术家保罗﹒罗伯逊当选为主席。委员会的其他人员包括：维托﹒马肯托尼奥，亨利﹒普莱特﹒费尔契尔德教授，道克西﹒阿﹒威尔克逊和毛皮工人工会的利昂﹒斯特劳斯。首先，要成立办公处我们就碰到了许多困难，这是因为我们这一个特殊案件的性质，而且也是因为寻常的种族的问题。在两三个人自愿前来替我们工作之后，我们得到了爱丽斯﹒西特朗替我们当秘书。她是纽约公立学校教师，曾遭受过政治迫害。 爱丽斯﹒西特朗在哈莱姆区教黑人孩子，教了十八年。大家普遍地赞誉她是“我们教育界最优秀的教师中的最优秀的一个”。一九五〇年五月三日，纽约市教育局长詹逊停了她的职务，并且不给薪水，“因为她拒绝回答‘你是不是或者曾否是共产党员？’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一点也不晓得她在教学上和在社会上的情况。他大概还说过，这知道不知道也没关系。西特朗小姐被解职了。她负责为我们辩护的办公室的事务。我在这里向她致敬！ 她当了我们的行政秘书，并且毫不计较个人地热情工作，所领薪水有名无实。我们的办事处最初设在布列斯林饭店，这家旅馆一直想把我们撵出去，但是她坚持不走，即使被赶到冷冰冰的、无法呆的屋顶小阁楼上她也不在乎。在这里，她差不多在和全美国和全世界通信。她发出去的新闻和私人信件越来越多。 另外，道克西﹒威尔克逊那样突出忘我的、效率显著的工作也是很出色的。他自愿地承担了委员会的许多工作，他的贡献极有价值。 这时，秀莱和我第一次开始到西部各地去，初步尝试进行宣传和募集捐款。约会是由各地和平委员会、进步党人和黑人布置的。我们知道，我们将要遇到具有各种不同见解的形形色色的人。这种情况视地点和环境而有不同；往往是进步党人与少数黑人及工人形成核心；有时是工会会员最多，其次是黑人，也有少数拥护和平宣言的人。又使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因为报纸几乎完全封锁了消息的缘故，来听我们讲话的人简直可说一点也不知道我们的案件，一点也不知道世界和平运动这回事。 我们出发的时候是春天，在六月里。我们计划让秀莱先讲话，向大家讲清楚我们这件事。秀莱讲话很自然，很引起大家的兴趣，她不用提纲，而讲得很有力量，牢牢地吸引着听众。这以后，接着由地方上的某位知名人士主持募捐。然后我才讲话。我应该怎么说，成了大家操心商量的问题。多年以来，我养成了讲演时用底稿的习惯。以前我这样做收效相当好，因为我很熟悉我的讲演稿，我能说清楚的英语，我的论断也有点道理。然而，一般的听众不喜欢讲演稿。我们踌躇了一下，最后，我试用口语化底稿，准备机动地变换内容，或者甚至不用底稿。结果，证明这种方式很受欢迎，使听众能听得很入神。因此，我几乎在所有场合都利用这种办法。这是主张和平的言论，一般我是像这样地谈起来的： “全世界都对美国最近事态的发展感到惊异。在全世界每一个城市的大街上，人们都谈论我们的行动和态度，而感到迷惑不解。世界渐渐地不由得不认为我们实际上要战争；不由得不认为我们必须要有战争，不由得不认为我们再也不能有别的办法维持我们的工人就业和庞大的利润，而唯一的办法是每年在战争准备上花七百亿元，使得我们除了过去主要由于战争而负的二千一百八十亿庞大债务之外更背上新的债务…… 假如明天俄国从地球上消失了，现代世界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依然会存在；这问题就是：尽管地球富饶、我们掌握自然的力量、神奇的技术；尽管我们在全世界都有贸易，我们的商店、工厂、船舶、仓库源源不绝地供应大量货物和劳务，然而，为什么大多数人仍然饿得要死，仍然为害了本来可以预防的疾病而死亡，仍然愚昧无知，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少数人却富有到挥霍不尽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是世界当前的问题，俄国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也不是最后一个要求回答的…… 假如我们的繁荣是建筑在剥削和残害别人的基础上，或者企图建筑在这个基础上，那末我们说我们美国比全世界别的地方都要富饶，那还是没有回答上这个全世界的普遍问题。要记住，正是美国资本，现在越来越多地占有南非那些雇佣奴隶劳动的广场；正是美国企业，现在搜刮中非的铜矿，正是美国投资者企图控制中国、印度、朝鲜和缅甸，并且他们正在扼住近东、加勒比海和南美的饥饿的工人的咽喉……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活着看到言论自由和舆论自由会像今天这样在美国完全被绞杀的日子，看到我们的大学学生听不到也不能谈论真理的日子。今天，在这个自由的国家里，谁也不能保证获得生计，不能保证不受诽谤和人身侵犯，甚至不能保证免于牢狱之灾——除非他能够不断地公开地说： 他憎恨俄国。 他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他全心全意地支持在朝鲜进行的战争。 他随时愿意为将来的战争出钱，不论多少，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论在什么时候。 他随时愿意去跟苏联、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或者跟所有国家打仗。 他深信应该使用原子弹或其他任何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并且认为谁要是反对这种主张，谁就是卖国贼。 他不仅信奉这一切，同意这一切，而且如果他们的邻居不像他那样相信这一套的话，他愿意去侦察他们，并且告发他们。 这种信条只要讲出来，就足以叫人看出是绝对失去理智的。 怎样才能使这个国家恢复理智呢？大多数人答复说：没有什么办法，只是静静地坐着，听凭暴风雨的摆布就是了。假如必要的话，扯谎，并且参加政治迫害，对着上帝发誓说，你从来也没有同情过俄国农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你一生中从来不曾加入过任何自由主义的团体，也没有一个朋友加入过这种团体，假如你曾经加入的话，那也是因为你受了骗，上了当，做了一个大傻瓜。 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说：我们是有点办法的。美国再也不需要胆怯鬼和扯谎者了。它需要正直的人，正直的公民即使错了，也比随波逐流的坏蛋不知爱国多少…… 今天，绝大多数没有发狂的美国人民，都不要战争。大多数美国人憎恨目前的政治迫害。要想反对战争，防止公民自由的死亡，唯一的办法就是选举和你意见一致的人出来担任公职。我们不能输出连我们自己也没有的民主。我们不能在我们自己都丧失自由的时候，给别人以自由…… 因此，为了全世界的缘故，我提倡进步，我提倡教育，我提倡社会公费医疗，我要求足够过活的工资和老年保险，我要求人人都有工作，要求救济失业和患病的人。我要求兴建公共工程、公用事业、公共改进设施。我要求我国人民能享有自由。因为我知道，你们也都知道，我们不能希望一方面能有这些东西，而另一方面又在全世界各地为了替大企业制造庞大利润而进行战争、破坏和杀戮，所以我和各国、各洲的千千万万人民站在一起，呼吁和平——再也不许有战争！ 一个由全世界工人阶级保有和行使权力的新的权力时代已经破晓了。它的最后形式如何现在还不很清楚，然而它的进展不是任何人力所能阻挡的。” 我们这次旅行最先到芝加哥，以后依次到圣保罗、西雅图、大科马和波特兰。接着，到旧金山、奥克兰、洛杉矶、克利夫兰，最后返回纽约。 我们在六月一日乘飞机离开纽约，在芝加哥停了下来，在那里，我们参加了为罗伯特﹒摩尔斯﹒罗维特、康奈尔大学菲利普﹒莫里逊教授和我而举行的午宴和集会。我们每人讲了十分钟话，听众共七百人，有白人有黑人，情绪相当热烈。以后，我们向黑人讲话。在星期日晚上，我们在钢铁中心格利参加了一个集会。原来租用了市政府大礼堂，可是在最后关头租约被取消了，当地唯一的一家白人报纸在星期六宣布这次集会取消了。但是，这个集会仍然在以前一个溜冰场上匆匆忙忙地布置好了。 当地的黑人报纸抗议说： “某些市区分子最近企图阻止威﹒爱﹒柏﹒杜波伊斯博士在格利讲演，这种企图给我们说明了他们是多么卑鄙。他们这些人要控制格利人民的生活。这些自命的独裁者对市中心区的某些领袖施行了一些压力，极力想使杜波伊斯博士在格利租不到任何礼堂来举行集会。然而，这些企图是枉费心机了，杜波伊斯博士讲了话，而且到会的人很多，听讲很专心，他们不怕‘统治者’可能对他们的抨击。” 而且我们的案件在黑人中的影响的另一方面，在芝加哥的一个社交集会上表现出来了。 在一个著名的黑人律师奥斯卡﹒布朗的寓所，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招待会。芝加哥黑人里面许多富有的社会领袖都来了。出乎我的意料，而且也许同样出乎当天许多人的意料，欧尔﹒狄克逊，现任全国律师公会主席，在那天晚上向大家提起了我的案件，并且请求我把这事解释一下。我和我的妻子都讲了话。许多人都对我们表示同情，这以后狄克逊感情激动地提议筹募辩护基金，请求大家认捐。出乎我的意料，一会儿工夫，认捐数目就达到了一千一百元，并且还组成了一个支援委员会。但不久以后就发生了一个反应。在认捐的数目之中，实际交款的只有四百四十五元，虽然委员会催了许多次，还是无效。这些人里面，大多数人因为害怕报复或者经过考虑之后不愿拥护和平，或者的确没有钱，而拒绝交款。 在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利斯的进步党很强大，而我妻子的家族，贝尔家族，在圣保罗的黑人中很有势力，他们祖辈几代住在这里，族里有好些人是州立大学毕业的，还有一些人在政府机关里供职。因此，《快讯报》来访问了我们，并且给我们拍了照。圣保罗最大的黑人教堂让我们使用，明尼亚波利斯来了一个人数很多的白人代表团，参加我们的晚会，因此我们的集会也许成了这个地区最盛大的一次黑白种族混合的集会了。集会目的是要向过去没有接触过的公众介绍我们的案件和世界和平运动。在集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楼厅上有一个人站了起来，说他受托前来，有话要说。于是，他就宣读了斐士克大学最近一次校友集会上通过的一项决议，这是黑人大学就我们的案件发表全国宣言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个宣言说： “鉴于威廉﹒爱德华﹒柏格哈德﹒杜波依斯，斐士克大学优秀的毕业生，在学术、文学和社会活动上做过杰出的贡献； 鉴于他曾得到他的校友的尊敬、钦佩和感激，并曾得到他的母校的最高的奖励； 鉴于美国政府已经对他起诉，而且现在就要传他去受讯； 并且鉴于斐士克大学校友总会在其年会上希望在这样一个时候表示对他继续的尊敬、感激和钦佩，因此决议：我们重申我们对他，对他的人格，对他忠于母校的原则和理想的精神保持信仰和信任，并且对他在争取黑种人民的彻底解放和全民民主的实现的斗争中的英勇的领导再一次表示真挚的敬意。” 在黑人为支援我而通过的许多决议中，包括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决议在内，对我的“人格和忠诚”表示“信仰和信任”的，这是第一次。 这以后，我们出发到西北，这个气候异常、景色壮丽和思想独立的地区去。在西雅图，黑人居民很少，因此我们主要是向进步的白人呼吁。报上没有报道我们的活动，但是我们在一个好旅馆里住了下来，进步党和工会召集了五百个优秀的听众。该州领受养老金者协会——曾经一度很有势力的唐森运动的一部分——支持我们，并请秀莱到他们的年会上去讲话。 在波特兰，情况就有很大的变化。那里不仅有一个由警察局长领导的强大的反动势力，而且有一种恶毒的反对黑人情绪。对黑人的压力是很强大的：因为预计到我们不会受白人旅馆的欢迎，我们被请到一个黑人家里去住，但是就在我们到达的那天早上，这个家庭就打电话来说：“我们不能接待他们；请不要问缘故。”四个本来也答应替我们主持集会的黑人牧师突然退出了。当地的委员会无法跟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当地的分会取得联系，也无法和市区联盟取得联系。在我们举行集会的那天，警察局长和美国退伍军人团在黑人区大肆活动，报纸默不作声。我想免不了发生事故。 但是，当地的进步党很机智和勇敢。他们马上安排一下，准备在两三个白人的私人住宅里招待我们，但是我们和一位曾经参加华莱士竞选的歌唱家住在一起，并且帮助了这一家又要生产的母亲。我们被邀请到好几个私人住宅里去参加聚会，向一些人讲了话，并回答了问题。然后，在星期日晚上，我们向七百名热情的听众讲话，美国退伍军人团的人在会场外招摇地荡来荡去。集会由一个黑人工会领袖主持，里德学院的一位教授向听众介绍我的情形，一个负责收集捐款的年轻人告诉我们说，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身份在公开场合出现，因为他刚被解聘，说他思想太激烈。 这以后，景色又变化了。我们向南到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和鲜花中去，我们到了旧金山、奥克兰和洛杉矶。在前两个城市里，工会替我们主持一切，在这一州的南部则换了进步党的组织。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受到的欢迎是热烈的，许多人数很多的代表团来迎接我们，向我们献一束束的鲜花。在主持会议的成员中，白人和黑人数目相等。我们住在一个热心的青年白人女子的家里，在海船厨师侍者工会的职业介绍处大厅里讲话。我们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全市黑人和白人的大报都有记者来参加，虽然第二天白人报纸上一个字也没有登出来。自由主义的《纪事报》的一位记者写了一篇长文章，我提醒他说，在联合国组织会议期间，我曾当过他那家报纸的专栏评论员。但是一个字也没有登出来。 我们在奥克兰和旧金山都举行了群众集会，一次是在公民大厅，另一次是在一所很宽敞的大厅里。在两次集会上，哈里﹒布里治的辩护律师文森特﹒哈利南都讲了话。我们影响所及共有两千人。这整个地区有很多黑人居民，他们大多是因与战争有关的职业而移居到这里来的，大部分人都参加了工会。因此，没有很大的种族问题。 我们在旧金山跟当地的黑人自由职业者和企业界人士很少接触，或者可说没有接触。黑人中有才能和精力者大多参加了工会运动。在洛杉矶，情形恰恰相反，隔离的黑人聚居在一起，他们的领导情况和南方一般的情形一样，富有和生活舒适的一些人分了出去，离开了黑人区，而迁入了市内某些最漂亮的住宅区。他们和白种人的隔离关系愈来愈少了。除此之外，黑人当中还有一批是好莱坞的演员和卖艺者，他们处于不安定的地位，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大多和白人一样怕事。根据我所知道的这种情况，我预感到，我这次访问可能会有不愉快的反响。 自从我在一九一五年第一次到过洛杉矶之后，我每次到这里来，总是住在一对年轻的自由职业者夫妇家里，他们经过一番奋斗后才达到了舒适而自立的生活。他们都很和善，都同情我的工作，每次我到西部来的时候，他们总要求我把他们的家当作自己的家。这一次，我很犹豫了一下，终于写信告诉他们我要到西部来，并且向他们表示在这次的情况下，也许我在别的地方寄寓对他们会方便一点。我承认，在他们客气地答复我说这样会方便一点的时候，而且后来在我发觉他们两人都没有参加任何欢迎或礼仪的委员会，也没有参加我们的集会的时候，我的确很失望。他们甚至把我写给他们的私信给报馆看，以证明我的这两个朋友跟我的辩护活动毫无关系。 在这里，有相当多黑人自由职业者及工商界人士与白人进步分子和工会一道，来听我演讲，使这次集会成了我这次旅行中最盛大的一次集会：正厅里共有二千二百人，另外一个大厅也挤满了人在注意倾听，还有好几百人进不来。据说，自从上次坎特伯雷教长到这里来以后，洛杉矶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盛况。 这次旅行就这样结束了，往后我们只在克利夫兰匆匆布置了一个工会会员和进步党人的小规模集会。这次机会是休﹒德拉西主持的，他是一个丢了议员不干而改当木匠的人，改行后他体格也魁梧了。 秀莱回纽约去了，带回了一些钱和捐款的诺言，公众都知道了我们的案件及和平事业，这一点后来证明是有决定性的。我返回芝加哥，参加和平十字军大会，这一个组织是阿波特﹒西蒙领导的，它继承了和平宣传站的事业，在全国进行和平宣传工作。这次大会在七月举行，这是在全国范围内经过一场匆忙然而又是广泛和继续不断的努力的结果。我们这次在西部旅行也帮助了大会的工作。大会需要进行内部的组织工作，成千上万代表，其中有一大批热情的青年，从全国东西南北乘着各种交通工具蜂拥而来时，大会的节目还没有确定。 然而，我老早就被请求在会上发表主要演说，考虑一下之后，决定我只简单地谈一谈今日美国存在着战争幽灵的主要原因，而不打算仅仅指出未来的组织和需要做的特别工作。我深信在这方面别人会比我做得更好；但是我以为在芝加哥室内运动场向一万五千听众所讲的话，最好有一个明确的论点。我要消除政府和公众对我的决心还存有的任何怀疑，我的决心便是要自由地思索和谈论战争的经济基础和二十世纪的失败。我以为，甚至这次大会的发起人也为我那直言无讳的分析而提心吊胆。我深信，这样一来，政府已不再幻想我会在恐怖之前屈服，或者会默默不敢作声了。我那时说： “美国的大企业正在迫使我国走向战争，把我们的政府变成一个军事独裁政权，瘫痪一切民主的监督并剥削我们所需要的知识。 今天的美国是在控制有大量集中的资本和财富的大工业公司统治之下。这是空前的权力集中，全国某些最有才智最能干的人都为它办事，它的行动和目标没有而且从来也没有受到民主的监督。它的独裁形式很多，从君主专制政治到寡头政治，受到有组织的劳工和往往没有效力的舆论的限制，舆论不断地拼命地希图通过自由选举来表现它的意旨…… 假如只有共产主义深深憎恶这种情况的话，那末我敢赌咒说，无论武器的力量，财富的力量，或者过人的才智，都不能制止共产主义的发展。不给人民以这个思想的权利，只会迅速地制造共产党人，叫你关也关不及，杀也杀不绝。除了比共产主义更好的东西，什么也制止不了这种共产主义的发展。假如我们目前的政策就是自由企业和个人进取的范例，那末这种政策就是放纵罪恶和造成痛苦，虽然也发财致富；假如这就是美国生活方式，但愿上帝拯救美国。 我们在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办法保持民主美国的理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剧烈地限制目前集中的财富的权力，由国家占有某些天然资源，管理许多我们重要的工业，把我们的公共福利的工作社会化。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仿效苏联的共产主义，也不是要搬用英国的社会主义，甚至不需要法国、意大利、或斯堪的纳维亚的准社会主义，而只要我们以某种方式或在某种程度上把我们的经济社会化，恢复新政，建立一个福利国家，否则我们就要沦于军事法西斯主义，这就将毁灭一切民主的梦想，一切消除贫困、疾病和愚昧的梦想，一切以和平代替战争的梦想。 美国必须来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一个非暴力的变革，而是由人民坚定不移的意志来实现的变革。在实现这种变革时，‘宽厚待人，不存恶意’，对富有者和刻苦者完全公平，丝毫无差，给贫者、病者、愚者以完全的同情，使美国得到自由和民主，世界得到和平，人类得到友爱。” 这一年夏天，秀莱和我搬到布鲁克林高地的一所房子去住。我们已计划和一位朋友的全家共同买下这所大房子。但是，到了最后时刻，他不得不打消原来的主意，因为他必须支援他的同伴从事一场有价值的斗争。秀莱和我战战兢兢地独力负担了这项抵押的重担，尽管我们的经济情况也很不稳定。在这个国家里，黑人要得到合适的住宅是很难得的，我们不敢错过这个机会。因此，在七月里，我们来了一场劳累的两头搬家：秀莱从长岛她的家搬过去，我从哈莱姆区的公寓搬过去。我们还没有住定下来，战场上的号召又来了，因为马上迫切需要款项，最好再度作西部之行。由于时间和力量的限制，我们这次最好不要走太多地方，在跟十来个地方通信接洽之后，我们决定到密尔沃基、底特律、丹佛和芝加哥去。 我们的第二次旅行跟第一次大不相同，而且收到了效果。报上也比以前更多地刊载我们的消息。听众相当多，捐款的情况也相当热烈。我们在九月间出发，先乘飞机到密尔沃基。我们在那里的主人是一位有名望的白人企业家，市长的人权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他老早就很喜欢读秀莱写的书。他招待我们到他的湖滨住宅去住，通过他的关系，我们能够一开始就会见了一些有名人物：一位州参议员，好些市议员，还有好些该市人权委员会的委员。两家日报派了记者来访问我们。曾经刊印一篇对于芝加哥卫理公会社会行动委员会会议颇有疵议的报道的密尔沃基《新闻报》，仍派了那位记者来访问我们，他写了一篇对我们很表同情的访问记。我们后来才晓得，这篇文章是经过一场很久的争论才被报纸采用的。在那以后，这家《新闻报》为了替它自己洗刷，弄得非常狼狈，因为我说朝鲜战争是白种人的欧洲要在黄种人的亚洲维持殖民主义的努力的一部分。《新闻报》说，这种说法是“不忠于国”。 我们的主人和当地最大的黑人教堂的牧师替我们召开了群众大会，那位牧师看到他的教堂里来的人这样拥挤，似乎有点慌张起来了，他警告我们不要举行“示威”。后来没有示威发生。参加大会的有七百人，这次开会使我们知道了，几天前在威斯康星州的首府麦迪逊，有人调查了一下，发觉每一百十二个人里只有一个人愿意在人权法案上签名！ 在底特律，我们再一次感受到“恐怖”的威胁。这在我们这次旅程中还是第一次：我们的主人坚决主张派人日日夜夜一刻不离地替我们当保镖，这是很不好受的，但是我顺了他们的意思。这次主持底特律集会的人没有能使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当地分会也列名为发起人。这个地方分会对于我们请它合作没有做答复而径自寄信去纽约，请休伯特﹒德朗尼法官到底特律来，就在我们集会的那天同一个时间请他在另外一个教堂讲话。然而，德朗尼法官“批评了协会的这些领袖，说他们因为害怕被攻击为共产党，而不敢对这些影响黑人利益的问题采取直率的态度。”他说，这不是个人和像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之类的组织搜索共产党人，或随便这样诬蔑他们的朋友的地方。他攻击政府诬告杜波伊斯博士为“外国代理人”，他提醒听众注意杜波伊斯博士五十年来的奋斗，并且说对于这样一个人起诉，简直是从来没听说过的事。 我们在伯特利教堂向五百人演讲，查尔斯﹒希尔牧师也讲了话。希尔是一个勇敢的人。由于做父亲的是那样敢于揭露一切，空军方面曾企图解除他那在空军中当军官的儿子的职务，但是这件事引起了很强烈的抗议，以致空军方面不得不让这年轻的军官留下。希尔是市议会候补议员，他领导我们举行集会。工会也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 离开底特律之后，我们就到丹佛去。在这里我们经历到一种新的情况。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第一次有一个巨大的地方分会敢于替我们主持集会，让我们把我们的事业向公众说明。此外，无论在自然气候上和精神气候上，丹佛也都好像是特别的。不仅我们在九月里就碰到了一场大风雪，而且在其他方面，这个大城市似乎没有卷入战争歇斯底里的漩涡里。《落基山新闻》尽可能地登载我们活动的消息，登出了许多照片和访问记。我能有机会和该市某些著名的社会工作者、自由职业者和牧师开了一个很长的座谈会，他们当中白人也有，黑人也有。在底特律，我十年来常到黑人基督教青年会演讲，那个组织却没有一个人表示丝毫兴趣；然而在丹佛，当地青年会的集会上来听讲的却非常踊跃。这里的群众集会举行得非常成功。 一个唯一神会的白人牧师向大家介绍我说：“在这个麦卡伦横行的年头里，我们谈到这样一个人，他使得我们仍然感到作美国人是光荣的。”这位牧师又要坚持自己的见解，又要保住教会中的位置，很有些困难。 那天晚上，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丹佛分会在一所黑人教堂给我们主持了一次集会，到会的有二千人之多，他们一致地通过一项决议，反对政府对我的迫害。 我们从丹佛到了芝加哥，在那里由美国和平十字军主持，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工会会员大集会。这是一个工人的集会，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白人资产阶级也罢，黑人资产阶级也罢。这以后，我们便返回纽约，打算布置我们的住所，并准备应付十月间的审讯。 在十月里面，我们两次旅行以及在纽约办公处的努力的结果渐渐地显现出来了。我们被起诉的事以及我们的宣传引起了许多自发的反应，其中最算得是自发的一个，就是在全国南北各地无论白人和黑人的大学里学生们纷纷成立支援委员会。在芝加哥大学、俄亥俄州的威尔伯福斯大学、德克萨斯大学、斐士克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校园里，出现了许多“支援杜波伊斯博士委员会”，它们印发小册子，写信和发电报给司法部和杜鲁门总统。然而，这些组织大多不久就被学校当局取缔了。 我们特别感动的是工会在这场保卫民主的新斗争中的作用。我开始愈来愈加相信，在美国，如果我们要求有眼光远大的领导，有勇敢的思想和民主的监督，我们必须依靠独立的工会。大企业正在渐渐接办慈善事业。这不仅意味着慈善事业的隐蔽动机一定是利润以及一切对目前的企业做法有利的思想和行动，而且还意味着在慈善事业上，民主不是让位给君主专制的话，也必须让位给寡头政治。今天，大公司都捐款给地方的共同救济基金，捐款给教育和宗教事业，以及捐款给“社会事业”，它们把这些捐款看作可以生利的一部分开支。因此，很难希望我们的教会和学校，甚至民主的政治选举自由地批评我们的经济制度。 在我们这个事件上，我们求援于工会的民主、群众大会和教会，而不是求援于富人或富人捐赠和设立的慈善基金。我相信，在我们这次旅行中，为我们的事件所捐的个人捐款，恐怕没有一笔是超过一百元的。这主要是贫苦民众的群众性捐助，他们或者以个人名义或者通过他们的工会或其他团体，每人捐一元或者五元。 渐渐地，全国的工会都动起来了。毛皮工人工会、海船厨师侍者工会、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的三十个地方分会以及其他工会，都向杜鲁门提出抗议。有名的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会分会——产业工会联合会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福特第六百地方分会说： “关心和平是所有国家一切公民的本分和义务，了解和平的情况是全体美国人的权利，拥护和平的言论是不可割让的历史特权，而对和平宣传战起诉，就是对这些权利挑战。” 毛皮工人工会的本﹒戈尔德建议替我们举行聚餐会，筹募款项。这次聚餐会在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五）举行。出席的有十三个全国性和国际性工会，共捐辩护费二千三百元。这些工会和国外的工会取得联系，马上从马提尼克总工会、马达加斯加工会和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八千万会员得到了广泛的影响。 非洲法属索马利兰和吉布的进步工会运动者、英国工读学生联合会、捷克斯洛伐克艺术与文化工作者协会和澳大利亚悉尼的旅馆俱乐部餐馆工会都来了信。 美国的黑人开始更清楚地了解到发生了怎么一回事。三十二个黑人领袖以及其他像非洲人卫理公会赖特主教之类的许多人联合向杜鲁门请愿。兰斯顿﹒休斯写道： “假如威﹒爱﹒柏﹒杜波依斯被关入牢里，全世界将会普遍地感到怀疑。欧洲将感到怀疑，非洲将感到怀疑，亚洲也将感到怀疑，没有哪一个法官或陪审团能够回答在他们怀疑的后面所隐藏着的问题。美国民主旗帜的威望又将降低一等，特别是在全世界有色种族的眼中。千千万万人将要感到愤怒和不安，将会锻炼得更加坚强。” 毫无疑问，我们的两次旅行不仅在西部而且也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此外，由于爱丽斯﹒西特朗在纽约我们的办公处从事写信活动；由于其他被告和我们的律师以及其他许多朋友不断的活动，我们终于使全世界都了解了我们的案情。新闻检查制度并不能使世界、美国，特别是美国和非洲的黑人不知道关于这次起诉的基本事实，结果全国各地的人民便源源不断地捐款来偿付我们的开支，捐款一笔笔当然数目都很小，然而总起来就达到了三万五千元以上。 司法在美国不是自由的。
论教育（巴枯宁，186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巴枯宁 OnEducation 论教育 巴枯宁（MikhailBakunin）1869年 木易贺雄翻译 〔说明〕1869年7月31日《平等报》（L'Égalité）上发表 文献出自：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bakunin/works/1869/education.htm 今天第一个要谈论的话题是这个：如果为大众提供的教育质量继续比布尔乔亚接受的教育要差，那么让劳苦大众去追求彻底的解放是可能的吗？或是换种更通俗的说法，如果按出生而划分的阶级仍然存在，一些人是不是理应得到更好且更为完整的教育？问题的答案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道理。在任何两个被自然赋予了差不多相同智商的人之中，有一个人会有优势——头脑通过学习而有了见识的那一个。经历过学习的人可以更好的把握自然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同样，他还可以更轻而易举地和更完全地把握他身边事物的本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说，经历过学习的人会有更大的自由。用更实用的话来说就是他比其他人更能展现出天资和才能。博学多知的人支配愚昧无知的人是理所应当的。不过在教育和学习方面的差别是唯一一个在两个阶级之间的差别吗？其他的差别难道不会接踵而至，直到人间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直到人们再一次被分化为大多数的奴隶和小部分的统治者，前者为了后者的福利像当今这样不断地工作着？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只要求给民众提供很少的教育了，只要求提供比当今民众接受的教育多那么一丁点。然后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派人士却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要求完整且必备的教育，当今理智的力量所允许的全面教育。这样一来，任何阶级都不会在教育方面领先于工人们，因此也就不能支配和剥削他们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想看到阶级制度维持现状。他们乐于看到每个阶级在社会中各司其职；一个阶级专门搞学术，其他的阶级专门从事体力活。我们与他们不同，我们追求阶级的彻底废除；我们追究社会的统一和地球上所有人在社会以及经济方面的平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们在维持了当今社会的历史基础之外，还想要看到它不那么严酷，不那么苛刻，想要粉饰太平。不过我们应该想要看到的是它的彻底废除。要想如此就不应该有任何的停战或妥协，更不用说任何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与社会主义民主派之间的同盟了。但是，我听说有一个论点经常用来反对我们，而且教条主义者们还都认为这个论点是无法反驳的。这个论点是：让所有人都去接受教育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的话我们都会被饿死。所以我们只能让一些人去从事学术，另一些人必须要从事体力工作。这样一来，从事体力工作的人可以为我们提供生活必需品——不仅生产他们的生活必需品，而且还要为把生命仅仅投身于学术的人生产生活必需品；除了扩大人类的知识面以外，当这些知识分子们的新发现被运用到工业，农业，以及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都会无一例外地改善所有人类的生活；同意吗？知识分子们精美的创造难道不会提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吗？ 不，完全不会。我们对科学和艺术的最大的谴责恰恰是它们并不愿意把好处分给我们，也并不想向我们施加任何影响力。科学和艺术除了对社会中的一小部分有好处以外，它们把大多数人都排除在外，所以科学和艺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没有益处的。今天我们可以谈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就像人们早已经正确地谈论现代世界中那些最文明国家在工业，商业，信贷，以及社会财富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一样。不过这些财富都是相当具有排他性的，而且还具有日益见长的趋势。与此同时，这些财富会聚集到一群人数不断缩小的群体的手中，避免流入到中产阶级的底层和小资产阶级的手中，更绝不会让普罗大众的获取。劳苦大众不断扩大的穷困就是这些财富累积的直接原因。因此结果就是有特权且富足的少数人以及成数以千万计需要出卖体力才能维持生活的工人之间产生一条难以逾越且越来越宽的鸿沟。而且剥削人民劳动果实的人越开心，越富足，工人们就越不开心，越不富足。一个人只需要看看在英格兰的那些贵族，投资家，商业和工业的小圈子内的那些人的纸醉金迷，再和相同国家的工人们的悲惨境地比一比，他就会重新审视由聪明且正直的伦敦金匠瓦尔特杜根最近写下的那封朴素却又令人心碎的信。瓦尔特杜根前不久自愿和他的妻子还有留个孩子吞下了毒药，只为了逃避贫困带来的窘迫生活以及来自饥饿的折磨。人们会发现自己不得不承认，被大肆吹嘘的文明在物质上对人民来说，只意味着压迫和毁灭。在现代科学与艺术的进步也是同样的道理。实际上，知识的大步前进是真的。但是进步越大就越会出现知识方面的奴役，在物质层面上就会出现会使得很多人陷入窘迫且低人一等的境地。这样看来，进步就是再次扩大那条已经把大众的知识水平和特权阶级的知识水平隔开的鸿沟。从自然能力的角度来看，在今天，大众的才能智慧显而易见地是未得到充分发展和使用的，也不是那样见多识广，而且也没有被保护非正义的利益的需求而腐化。这样的结果就是，大众的脑力自然而然地就比布尔乔亚的脑力更有潜力。不过话说回来，布尔乔亚的脑力是一个随时待命的科学军火库，里面有各种可怕的武器。当一个非常智慧的工人被一个受过教育的傻子击败时，工人务必忍气吞声是经常发生的事。受过教育的傻子击败工人依靠的并不是智慧（傻子也没有什么智慧），而是依靠他的教育，一种不对工人开放但对傻子开放的教育。当傻子在学校里以学习用一种科学的方式冒傻气的时候，工人却在忙着给傻子提供衣服房子和事物，确保傻子的一切所需，包括他的老师和他的书本，还有一切对于教育来说必不可少的东西。 众所周知，即使是在布尔乔亚阶级内部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都不一样。其实上存在着一个受衡量教育程度的标准，这个标准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天赋，而是取决于个人出生时所处的社会阶层；举个例子，出身底层小布尔乔亚家庭的孩子可以接收到的教育之比工人家庭受到的教育强一点点，这种教育和上流社会以及中等布尔乔亚的教育比起来就什么都不是。从中我们能发现什么呢？小布尔乔亚在一方面因为荒唐的虚荣心对中产阶级产生了爱慕之情，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对大资产阶级的依赖又经常让他们觉得自己的情况比普罗大众更加悲惨更加没有尊严。所以当我们谈起特权阶级时，我们从来不考虑这些可怜的小布尔乔亚。如果小布尔乔亚们再多有一些胆量和精神，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加入我们的势力来一同粉碎那些大中型布尔乔亚，就像他们粉碎普罗大众一样。当今的经济趋势会不会在未来十年会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不过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也许会看到大部分的中等布尔乔亚陷入了当今小布尔乔亚的境地，然后再滑落到普罗大众阶级。作为结果，集中化的所有权会不可避免地落入更少人的手中。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将社会一次性地分割为一个人数极少，但过度富裕，受过教育的少数统治阶层，和一个人数众多但却贫穷，无知且被奴役的无产阶级。 每一个有良知且有心关注人类尊严和正义的人都应该对这个事实留有一些印象；也就是说就是个人的自由只有在人人平等的环境下才能实现。这个事实就是：迄今为止，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在工业，贸易和整个社会生活方面的伟大应用除了特权阶级和国家权力这个政治和罪恶的永恒捍卫者之外，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好处。它从来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任何好处，一次也没有。我们只需列出机器的名单，每一个工人和工人解放的真诚倡导者都会接受我们所说的正义。在当今，特权阶级是依靠了什么样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是依靠他们所有张狂的沾沾自喜和极度邪恶的快乐，同时还蔑视人民群众在正义不过的愤怒吗？还是依靠与生俱来的力量呢？都不是。这些力量的一切根源都是国家。当今的国家机器中的重要位置都是被特权阶级的后代占据了，在以后也会永远如此（甚至会把所有的低等和中等位置都占据了，除了军人和工人的位置以外）。在这样的日子和年代里，国家权利形成的原则是什么？是什么呢？是科学。没错，科学。政府的科学，行政管理的科学和金融的科学。像放羊一样对待人类还不让人类咩咩叫的科学。当人们像羊一样叫时，就会有通过科学来组织的力量来敦促人们沉默，耐心和服从他们的科学。这就是欺骗和分化的大众还让他们在有利的物质中保持安定，以防止他们能通过互助和共同努力，唤起一个能够推翻国家的力量的科学。除此之外还有尝试和检验过武器的军事科学，这些具有毁灭性的可怕武器可以“奇妙地运行”。最后，还有可以召唤汽船，铁轨和电报的天才科学。这种科学可以把所有的政府转变成成百上千个武装好了的百手巨人。科学赋予了政府权利，让它可以在任何地方采取行动和进行逮捕。这是全世界可以见识到的最可怕的政治集权化。 既然如此，把所有人都算上，有谁会否认所有科技的进步至今为止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东西呢？科技的进步帮助特权阶级获得更多的钱以及加大国家的权利，但是损害了广大人民和普罗大众的幸福生活和私有。但是，我们也将会听到对此的反驳：科技的进步不也可以给广大人民带来进步吗？和过去几个世纪相比，他们不是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更加文明了吗？ 我们应该借用德国社会主义者拉萨尔的评论来回应这种观点。当从政治和社会解放的方面来衡量劳苦大众的进步时，人们不应该用当今这个世纪的文化水平和过去几个世纪的文化水平相对比。而是应该在一个固定的时代对比劳苦大众和特权阶级之间存在的区别，以及劳苦大众是否已经发展到特权阶级相同的程度。如果两个阶级发展的程度大致相同，那么劳苦大众与特权阶级之间在今天存在的文化差别就和以往的时代一样；但是如果普罗大众的文化水平比特权阶级发展的更快，那么存在的差别就一定会减小；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工人的进步的效率如果慢了下来，而且比同时期统治阶级还要慢，那么结果就是差别就会加大。把他们分开的鸿沟会加大，而且特权阶级越强大，工人们的状况就会越悲惨，就会比他们刚入职时更像奴隶。如果咱们两人在同样的时间从不同的出发点出发，你领先我一百步，又每分钟向前走六十步，我只能每分钟向前走三十步，一个小时后我们之间的距离可就不止相差一百步了，而是相差一千九百步。 上述例子给了我们一个相对准确的概念来解释布尔乔亚和普罗大众的进步。迄今为止，布尔乔亚在文明的赛道上比普罗大众跑得更快，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上比后者更有霸权。事实上，人们可能会恰当地论证相反的情况。而是因为迄今为止，社会中政治和经济的组织就是这样的。从事学术和科学的权利单独只为布尔乔亚阶级而存在，而普罗大众们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注定被强迫的无知所摧毁，所以尽管普罗大众有了进步（他们确实取得了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并不是由于社会，而是对社会的摒弃。总的来说，在当今社会，科学的进步是根植于普罗大众的无知，就像工业商业的发达是根植于普罗大众的贫困。这样一来，文化的发展同物质方面的发展一道，让普罗大众成为了奴隶。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有责任去抛弃和对抗属于布尔乔亚的科学，就像我们有责任去抛弃和对抗属于布尔乔亚的财富一样。而且是用这种方式去抛弃和对抗——要破坏把文化变成属于一个或几个阶级的专门领域社会秩序，而且我们还必须宣称它是全世界的共同遗产。
人名对照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人名对照表 三画 大卫，弗里茨David,Fritz 万根海姆，恩斯特Wangenheim,Ernst 四画 柯恩，费利克斯Kon,Felix 唐恩Dan,Th. 丹尼堡，罗伯特Danneberg,Robert 韦伯，西德尼Webb,Sydney 韦伯，贝阿特丽丝Webb,Beatrice 韦特，古斯塔夫Wetter,Gustav 维尔斯，奥托Wels,Otto 韦贝尔，汉斯Weber,Hans 戈林Goring 戈尔德曼，爱玛Goldman,Emma 厄梅，瓦尔特Oehme,Walter 厄尔岑，冯Oertzen,F.W.von 奥尔特，塞普Oerter,Sepp 巴本，弗兰茨·冯Papen,Franzvon 巴克Baake 巴尔明，亚历山大Barmine,Alexander 巴登，马克斯·冯Baden,Maxvon 巴特，艾米尔Barth,Emil 巴枯宁，米哈伊尔Bakunin,Mikhail 巴特尔，马克斯Barthel,Max 巴尔马特Barmat 巴卡耶夫Bakayev 巴甫洛夫，基里尔Pavlov,Kyril 巴乌克尔Pauker 巴拉巴诺娃，安杰丽卡Balabanoff,Angelica 巴甫洛夫斯基Pawlowski,E. 帕尔乌斯—赫尔方德Parvus-Helphand,A.L. 内贝Nebe 内帕尔，克莱门斯Norpel,Clemens 温尼希Winnig 文策尔Winzer,A. 扎巴特，古斯塔夫Sabath,Gustav 萨洛蒙，布鲁诺·冯Salomon,Brunovon 萨洛蒙，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卡尔·冯Salomon,ErnstFriedrichKarlvon 扎耳茨曼Salzmann 扎森巴赫Sassenbach 扎德戈斯基，彼得Zadgorski,Peter 切尔诺夫Chernov, 切尔尼朔夫Chernyshov,Y.S. 尤登尼奇Yudenich 日丹诺夫Zhdanov 王德威尔得，艾米尔Vandervelde,Emile 什基里亚托夫Shkiryatov,M.F. 五画 汉森，阿维德Hansen,Arvid 库诺，威廉Cuno,Wilhelm 古比雪夫Kuibyshev,V.V. 古拉尔斯基（即古拉尔斯基—克莱恩，奥古斯特） 古拉尔斯基—克莱恩，奥古斯特Guralsky-Kleine,August 瓦果，贝拉Vago,Bela 瓦特尔，弗赖赫尔·冯Walter,Freiherrvon 瓦尔加，尤金Varga,Eugen 瓦尔金Vardin 瓦尔茨Walz 瓦尔斯基，阿道夫Warski,Adolf 瓦尔赫尔，雅可布Walcher,Yakob 瓦列茨基Walecki,H. 瓦克维茨，玛丽Wackwitz,Marie 瓦西里耶夫Vasilyev,M.W. 瓦扎夫斯基—瓦尔斯基，阿道夫Warszawski-Warski,Adolf（即瓦尔斯基，阿道夫） 加香，马塞尔Cachin,Marcel 卡列林Karelin,V.A. 加里宁Kalinin 加拉罕，列夫Karakhan,LeoM. 加拉赫，威廉Gallacher,William 加米涅夫Kamenev 加耳维茨，冯Gallwitz,von 卡尔，古斯塔夫·冯Kahr,Gustavvon 卡罗，库尔特Caro,Kurt 卡普，沃尔夫冈Kapp,Wolfgang 卡茨，伊万Katz,Iwan 卡茨，罗夫Katz,Rolf 卡兰姆，弗里茨Callam,Fritz 卡列金Kaledin 卡普兰，多拉Kaplan,Dora 卡姆科夫，鲍里斯Kamkov,Boris 卡斯尔雷，罗伯特Castlereagh,RobertS. 卡普林斯基Kaplinsky 卡鲁塞特，果特弗里德Karusseit,Gottfried 龙格Longuet 皮克，威廉Pieck,Wilhelm 皮克，阿图尔Pieck,Arthur 皮茨格Pietzger 皮尔扎赫，曾夫特·冯Pilsach,Senfftvon 皮达可夫Pyatakov,G.L. 皮斯卡托，欧文Piscator,Erwin 皮尔尼亚克，鲍里斯Pilnyak,Boris 皮亚特尼茨基，奥西普Pyatnitsky,OssipA. 片山〔潜〕Katayama 甘塞尔，艾米尔Gansser,Emil 布兰克Blank 布兰特，阿尔图Brandt,Arthur 布兰德Brand，E. 布劳恩，奥托Braun,Adolph 布拉克Bulak 布哈林，尼古拉Bukharin,Nikolai 布朗能，阿尔诺特Bronnen,Arnolt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LouisAugust 布赫斯，莫里斯Buchs,Maurice 布鲁克，华尔纳·弗雷德里克Brook,WarnerFrederick 布鲁克，阿尔图·默勒Bruck,ArthurMoeller 布鲁姆，莱昂Blum,Leon 布兰德勒，海因里希Brandler,Heinrich 布里亚柯，维奥拉Briacco,Viola 布拉诺夫Bulanov 布伦德尔Brendel 布柳姆金，雅科夫Blumkin,Jacob 布隆斯基Bronski，M.G. 布拉姆利Bramley 布莱希特，贝托尔特Brecht,Bertolt 布雷道夫Bredow 布鲁图，路西乌斯·尤尼乌斯Brutus,LuciusJunius 布尔迈斯特Burmeister 布拉戈耶娃，斯台拉Blagojewa,StellaD. 勃罗姆贝格，冯Blomberg,von 布赫鲁克尔，恩斯特Buchrucker,Ernst 布莱特沙伊德，鲁道夫Breitscheid,Rudolf 布贝尔—诺伊曼，格雷特Buber-Neumann,Grete 布鲁普巴赫尔，弗里茨Brupbacher,Fritz 布罗克道夫—兰曹Brockdorff-Rantzau 邓尼金Denikin 邓格尔，弗兰茨Duncker,Franz 邓格尔，赫尔曼Duncker,Hermann 尼古莱，奥伯斯特Nicolai,OberstW. 尼古莱，冯Nicolaivon 尼基施，恩斯特Niekisch,Ernst 尼古拉二世NicholasⅡ 尼古拉耶夫Nikolayev 尼德尔迈埃，奥斯卡·冯Niedermayer,Oskarvon 尼古拉耶夫斯基，鲍里斯Nicolaevsky,BorisL. 弗兰克Frank 弗兰克，埃伯哈德Franke,Eberhard 弗格勒，阿尔伯特Vogler,Albert 弗兰格尔Wrangel 弗里德曼，马可Friedman,Marco 弗洛萨尔Frossard,L.O. 弗勒利希，保尔Frolich,Paul 弗雷克萨，弗里德里希Frcksa,Friedrich 弗里德兰德，爱尔芙丽德Friedlander,Elfriede 卢卡奇，捷尔吉Lukacs,Gyorgy 卢达斯，弗拉基斯拉夫Rudas,Vladislav 卢森堡，罗莎Luxembourg,Rosa 卢托维诺夫，尤里Lutovinov,YuriC. 卢那察尔斯基Luhacharsky 卢热诺夫斯基Luzhenovsky 保卢斯，弗里德里希·冯Paulus,Friedrichvon 丘吉尔Churchill 白劳德Browder，Earl 白里安Briand 台尔曼，恩斯特Thalmann,Ernst；别名“台蒂”——“Teddy” 兰格汉斯，海因茨Langerhans,Heinz 兰斯伯里，乔治Lansbury,George 兰道尔，古斯塔夫Landauer，Gustav 兰兹贝格Landsberg 施蒂内斯，胡戈Stinnes,Hugo 叶夫多基莫夫Yevdokimov 六画 齐茨，露易丝Zietz,Luise 齐博尔Zhibur 吉希，埃冈·欧文Kisch,EgonErwin 吉尔伯特，帕克Gilbert,S.Parker 吉泽维乌斯，汉斯·贝恩德Gisevius,HansBernd 艾普，冯Epp,von 艾伯特，弗里德里希Ebert,Friedrich 艾斯纳，库尔特Eisner,Kurt 艾斯勒，汉斯Eisler,Hans 艾斯勒，鲁道夫Eisler,Rudolf 艾斯勒，格哈特Eisler,Gerhart 艾希霍恩，艾米尔Eichhorn,Emil 艾希霍恩，赫尔曼·冯Eichhorn,Hermannvon 艾伦斯基Elensky 艾森施坦，谢尔盖Eisenstein,Sergei 艾因济德尔，冯Einsiedel,von 托勒尔，恩斯特Toller,Ernst 托曼，卡尔Tomann,Karl 托马斯Thomas,J.H. 托尔格勒，恩斯特Torgler,Ernst 托姆斯基，米哈伊尔Tomsky,MikhailP. 托洛茨基，列夫Trotsky,Leon 托洛茨基，谢多夫Trotsky,Sedov 托帕尔吉科夫Topaldjikov 达西Darcy 达林，大卫Dallin,DavidJ. 达波能D'AbernonE.V. 达雷姆，弗兰茨Dahlem,Franz 达任斯基Daszynski 达斯卡洛夫，雷科夫Daskaloff,Raykoff 列文，马克斯Levin,Max 列金，卡尔Legien,Karl 列维，保尔Levi,Paul 列维纳，奥伊根Levine,Eugen 利平斯基，里夏德Lipinski,Richard 乔治，亨利George,Henry 乔列夫，彼得Chauleff,Peter 多布，莫里斯Dobb,Maurice 多伊奇，费利克斯Deutsch,Felix 多里奥，雅克Doriot,Jacques 多伊米希，恩斯特Daumig,Ernst 休斯Hughes 伊德松Idelsohn,M. 伊卡路斯Icarus 伊斯特曼，马克斯Eastman,Max 伊萨耶夫Isayev 伊藤邦雄KunioIto 兴登堡，保尔·冯HindenburgxPaulvon 米柳亭Milyutin,V.P. 米高扬Mikoyan,A.I. 米勒兰，亚历山大Millerand,Alexander 米尔巴赫，威廉·冯Mirbach,Wilhelmvon 米歇尔斯，罗伯特Michels,Robert 米察列兹，卡尔Michaletz,Karl 米哈伊洛夫Mikhailov,L.M. 米亚斯尼科夫，加布里埃尔Myasnikov,Gabriel 米罗夫—阿布拉莫夫Mirov-Abramov 考茨基，卡尔Kautsky,Karl 考茨基，路易丝Kautsky,Luise 考茨基，贝奈迪克特Kautsky,Benedikt 考夫霍特，约瑟夫Kaufhold,Joseph 奇列加，安东Ciliga,Anton 西耶尔穆克斯Syermuks 西蒙—卡茨，安德烈Simon-Katz,Andre 麦耶尔，恩斯特，Mayer,Ernst 伏龙芝Frunze,M.V. 沃尔克，卡尔Volk,Karl 伏克曼，埃里希·奥托Volkmann,ErichOtto 伏尔施特，特奥多尔Wolscht,Theodor 沃尔夫施泰因，萝茜Wolfstein,Rosi 沃尔夫海姆，弗里茨Wolffheim,Fritz 伏罗希洛夫Voroshikov,K.Y. 毕苏斯基，约瑟夫Pilsudski,Jozef 亚历山德罗夫，托多尔Alexandrov,Todor 安德烈耶夫Andreyev,A. 七画 劳，博纳Law,Bonar 劳施，约翰Rausch,Johann 劳芬贝格，海因里希Laufenberg,Heinrich 劳合—乔治LloydGeorge 罗伊特—弗里斯兰德，恩斯特Reuter-Friesland,Ernst 庇隆Peron 苏菲Suphi 苏瓦林，鲍里斯Souvarine,Boris 坎农Cannon 克特，保尔Kotter,Paul 科嫩，威廉Konen,Wilhelm 科嫩，伯恩哈德Konen,Bernherd 克莱，刘易斯Clay,LuciusD. 克尔恩Kern 克尼夫，约翰Knief,Johann 柯尼希，阿图尔Konig,Arthur 克里格，博格丹Krieger,Bogdan 科比斯Kobes 克拉辛Krassin 克雷美Cremet 克虏伯，古斯塔夫Krupp,Gustav 克卢格Kluge 克里茨曼Kritzmann,L. 克里普纳，库尔特Krippner,Kurt 克里斯平，阿图尔Crispien,Artur 克伦斯基Kerensky 克雷布施，艾米尔Klubsch,Emil 克列比科夫Klepikov 克劳塞维茨，卡尔·冯Clausewitz,Karlvon 克里维茨基，瓦尔特Krivitsky,WalterG. 克拉夫琴柯，维克多Kravchenko,Victor 克罗伊茨堡，奥古斯特Creutzburg,August 克雷奥夫迪，威廉Creowdy,Wilhelm 克列斯廷斯基Krestinsky,N.N. 克里契夫斯基Krichevsky 克鲁普斯卡娅，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Krupskaya,Nadyezhda—Konstantinovna 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格列布Krzhizhanovsky,GlebM. 克莱恩—古拉尔斯基，奥古斯特Kleine—Guralsky,August（即古拉尔斯基—克莱恩，奥古斯特） 杜德，帕姆Dutt,R.Palme 杜克洛，雅克Duclos,Jacques 贝文，欧内斯特Bevin,Ernest 贝克，路德维希Beck,Ludwig 别尔津Berzin 贝尔茨，保尔Bertz,Paul 伯格，汉斯Berger,Hans 贝克，卡尔Becker,Karl 贝克曼Beckmann 贝希尔，约翰内斯Becher,JohannesR 贝奈特Bennet 贝特洛Berthelot 贝特海姆，恩斯特Bettelheim,Ernst 贝纳多特，福尔克Bernadotte,Folke 贝韦斯多夫Bewersdorff 里德，约翰Reed,John 里德，道格拉斯Reed,Douglas 里希托芬，弗赖赫尔·冯Richthofen,Freiherrvon 吕勒，奥托Ruhle,Otto 吕贝克，古斯塔夫Lubeck,Gustav 吕特维茨，瓦尔特·冯Luttwitz,Waltervon 利茨Leites,K. 利普，弗兰茨Lipp,Franz 沙皮罗Shapiro,B.G. 沙赫特，亚尔玛Schacht,Hjalmar 沙姆耶里，蒂博尔Szamuely,Tibor 沃尔夫，伯特伦Wolfe,BertramD. 沃依柯夫，彼得Voikov,Peter 沃洛维奇Volovich 沃尔韦伯，恩斯特Wollweber,Ernst 沃伊廷斯基，弗拉基米尔Woytinsky,Wladimir 沃洛季耶娃Volodicheva,M. 沃洛达尔斯基Volodarsky,V. 亨蒂希，汉斯·冯Hentig,Hansvon 莱帕特，特奥多尔Leipart,Theodor 马肯森，冯Mackensen,von 姆季瓦尼Mdivani 麦克唐纳，拉姆齐MacDonald,Ramsey 麦克马纳斯，阿图尔Mcmanus,Arthur 李可夫Rykov,A.I. 李维诺夫，马克西姆Litvinov,Maxim 李卜克内西，卡尔Liebknecht,Karl 李卜克内西，特奥多尔Liebknecht,Theodor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William 别尔津Bersin 别连斯基Byelensky,G.Y. 别谢多夫斯基，格里戈里Bessdovsky,Grigory 希尔施，马克斯Hirsch,Max 希尔曼，西德尼Hillman,Sidney 希克斯Hicks 希法亭，鲁道夫Hilferding,Rudolf 希帕尔，卡尔Hippel,Karl 希珀尔，冯Hipper,von 希特勒，阿道夫Hitler,Adolf 希尔奎特Hillquit 彭巴奇，尼古拉Bombacci,Nicola 辛格尔顿Singleton 伯恩施坦，爱德华Bernstein,Eduard 波特赫尔，保尔Bottcher,Paul 八画 法伊，西德尼Fay,SidneyB. 法尔廷，扬Valtin,Jan 法布曼Farbman 拉林Larin 拉狄克，卡尔Radek,Karl 拉科西，马加什Rakosi,Matyas 拉提默，休Latimer,Hugh 拉萨尔Lassalle 瓦平斯基Lapinski 拉斯普京Rasputin 拉舍维奇Lashevich 拉科夫斯基，克里斯蒂安Rakovsky,Christian 屈内，奥托Kuhne,Otto 屈布勒Kubler 屈耳曼，理查·冯Kuhlmann,Richardvon 尚崩，昂利·德Chambon,Henryde 哥尔特，赫尔曼Gorter,Herman 果尔克Golke 果尔茨，冯Golz,von 果尔切宁Gorchenin 戈尔森瑙，阿诺德·维特·冯Golssenau,ArnoldViethvon 舍尔，约尼Scher,Johnny 舍弗，海因里希Schafer,Heinrich 舍尔巴柯夫Shcherbakov 佩珀，约翰Pepper,John 泽尔特，弗兰茨Seldte,Franz 塞费林，卡尔Severing,Karl 塞克特，汉斯·冯Seeckt,Hansvon 波立特，哈里Pollitt,Harry 波加尼，约瑟夫Pogany,Josef 波波夫PopovN. 波波夫，布拉哥伊Popov,Blagoi 波洛克，弗里德里希Pollock,Friedrich 波拿巴，拿破仑Bonaparte,Napoleon 波诺米，因凡诺Bonomi,Ivanoe 波尔迪加，阿马迪奥Bordiga,Amadeo 波格丹诺夫，亚历山大Bogdanov,AlexanderA. 波希米尔—什麦拉里Bohumil-Smeral 林辛根，冯Linsingen,von 林德纳Lindner 松采夫Solntsev 阿德勒，弗里德里希Adler,Friedrich 阿德勒，马克斯Adler,Max 阿德勒，维克多Adler,Victor 阿尔帕里，尤利乌斯Alpari,Julius 阿尔曼德，伊涅莎Armand,Ines 阿尔希诺夫Arshinov,P. 阿伦泽，玛尔塔Arendsse,Martha 阿尔科—瓦利，安东·冯Arco-Valley,Antonvon 阿尔布雷希特，卡尔Albrecht,Karl 阿布拉莫维奇Abramovich 阿列克谢耶夫Alexeyev 阿克雪里罗德，维克多Axelrod,Victor 明可夫Minkov 明岑贝格，维利Munzenberg,Willi 图罗夫Turov 隆美尔Rommel 罗斯默，阿尔弗雷德Rosmer,Alfred 罗森伯格，阿图尔Rosenberg,Arthur 罗日柯夫Rozhkov 罗特海特，鲁道夫Rotheit,Rudolf 罗曼诺夫Romanov 罗森戈尔茨Rosengoltz,A.P. 罗森菲尔德，库尔特Rosenfeld,Kurt 帕德纳Paderna,N.V. 帕布斯特Pabst 帕拉贝隆Parabellum 金德曼，卡尔Kindermann,Karl 金吉谢普，维克多Kingisepp,VictorE. 金斯特勒，弗兰茨Kunstler,Franz 彼得逊，威廉Peterson,William 彼烈韦尔捷夫Pereverzev 彼得罗夫斯基Petrovsky,D. 艾尔茨贝格尔，马蒂亚斯Erzberger,Matthias 门德尔森Mandelaohn,L. 季米特洛夫，莉娜Dimitrov,Lena 季米特洛夫，尼古拉Dimitrov,Nicola 季米特洛夫，托多尔Dimitrov,Todor 季米特洛夫，格奥尔格Dimitrov,Georgi 季米特洛夫，康斯坦丁Dimitrov,Constantine 季诺维也夫，格里戈里Zinoviev,Grigory 波克罗夫斯基Pokrovsky 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 姆拉奇科夫斯基，谢尔盖Mrachkovsky,Sergei 九画 洛曼Lohmann 洛吉奥，乔治Logio,GeorgeC. 洛索夫，冯Lossow,von 洛莫夫Lomov,G.I. 洛夫斯通Lovestone 罗明纳兹，“别索”Lominadze,“Besso” 洛克哈特，布鲁斯Lockhart,R.H.Bruce 洛佐夫斯基Lozovsky,A. 施万，威廉Schwann,Wilhelm 施万，弗里茨Schwahn,Fritz 施内，海因里希Schnee,Heinrich 施坦，冯Stein,von 施坦，阿道夫Stein,Adolf 施内勒，爱娃Schneller,Eva 施耐勒，恩斯特Schneller,Ernst 施内勒，路易丝Schneller,Luise 施瓦茨，恩斯特Schwartz,Ernst 施米特，瓦西里Schmidt,VasilyV. 施特克尔，瓦尔特Stoecker,Walter 施罗德，卡尔Schroder,Karl 施梅茨，约瑟夫Smeets,Joseph 施瓦尔茨Schwartz 施托尔珀，古斯塔夫Stolper,Gustav 施列辛格Schlesinger 施拉格特，阿尔伯特·列奥Schlageter,AlbertLeo 施特拉茨，海因茨Stratz,Heinz 施特林克Strunck 施莱歇尔，冯Schleicher,von 施托尔岑堡，胡戈Stolzenberg,von 施托尔岑堡，阿尔伯特Stolzenberg,Albert 施拉格韦特，海因里希Schlagewerth,Heinrich 施特勒贝尔，海因里希Strobel,Heinrich 施特勒蔡尔，马克斯Strotzel,Max 施特雷泽曼，古斯塔夫Stresemann,Gustav 施陶芬贝格，克劳斯·申克·冯Stauffenberg,KlausSchenkvon 施提格列茨Stieglitz 施奈本霍斯特Schneppenhorst 施克洛夫斯基Shklovsky,G.L. 施拉布伦道夫，法比安·冯Schlabrendorff,Fabianvon 施略普尼柯夫，亚历山大Shlyapnikov,AlexanderG. 施普林格斯图贝Springstubbe 胡佛Hoover 柯亨，奥斯卡Cohen,Oscar 柯根，奥伊根Kogon,Eugen 柯恩，奥斯卡Cohn,Oscar 柯特Coate，W.P. 柯特，齐尔达Coate,ZeldaK. 柯普，维克多Kopp,Victor 柯立芝Coolidge 柯伦泰，亚历山德拉Kollontai,Alexandra 柯尔芳蒂，沃伊契克Korfanty,WojcieckA. 科西奥尔Kossior 柯别茨基，米哈伊尔Kobetsky,Mikhail 科马罗夫Komarov 柯斯提娜Kostina 柯提科夫，亚历山大Kotikov,Alexander 柯恩菲尔德，夏洛蒂Kornfeld,Charlotte 柯斯特尔采娃，薇拉Kostrzewa,Vera 柯罗斯捷辽夫Korostelev,G.A. 柯兹洛夫斯基Kozlovsky 哈伯，弗里茨Haber,Fritz 哈泽，保尔Hasse,Paul 哈根，路易Hagen,Louis 哈泽，胡戈Hasse,Hugo 哈尔博，冯Harbou,von 哈塞尔，乌里希·冯Hassell,Ulrichvon 哈路普，艾米尔Halupp,Emil 哈涅斯基Hanecki 哈曾克勒弗Hasenclever 哈特费尔德，约翰Hartfield,John 哈默尔施坦，冯Hammerstein,von 许尔特，威廉Sylt,Wilhelm 契切林，格奥尔格Chicherin,George 契塔罗夫ChitarovF. 耶雷斯，冯Jahreis,von 耶雷斯，卡尔Jarres,Karl 耶特切夫Yetchev 柏塞尔，阿尔伯特Purcell,AlbertA. 迪维尔，威廉Duwell,Wilhelm 迪特曼，威廉Dittmann,Wilhelm 迪特玛，马克斯·冯Ditmar,Maxvon 威尔逊Wilson 威灵顿Wellington 威尔金森，埃伦Wilkinson,EllenC. 威廉斯，罗伯特Williams,Robert 威塞尔Wissell 威斯塔普，海拉·冯Westarp,Hellavon 威廉二世WilhelmⅡ 威廉四世，弗里德里希WilhelmⅣ,Friedrich 威特福格尔，卡尔·奥古斯特Wittfogel,KarlAugust 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 科尔施，卡尔Korsch,Karl 科里乔纳，弗兰茨Koritschoner,Franz 柯拉洛夫，瓦西里Kolarov,VasilP. 科尔尼洛夫Kornilov 柯尔维茨，凯特Kollwitz,Kathe 范西塔德Vansittart 扎卢茨基Zalutsky 约吉希斯，列奥Jogiches,Leo 十画 海姆Heim 海涅Heine 海登，康拉德Heiden,Konrad 海摩Heimo 海德，路德维希Heyde,Ludwig 海尔曼，恩斯特Heilman,Ernst 海尔德，海因里希Held,Heinrich 海因策，卡尔Heinze,Karl 海因茨，弗里德里希·威廉Heinz,FriedrichWilhelm 海尔巴赫，维利Hellpach,Willy 赫尔佐格，威廉Herzog,Wilhelm 赫尔菲利希，卡尔Helfferich,Karl 库克Cook,A..G. 库恩，贝拉Kum,Bela 库西宁，奥托马尔Kuusinen,OttomarV. 库克林Kuklin 库钦斯基，罗伯特Kuczynski,Robert 马尔库，瓦列里安Marcu,Valeriu 马蒂，安德烈Marty,Andre 马尔洛Marloh 马尔赞，阿果·冯Maltzan,Agovon 马尔赞，保尔Malzahn,Paul 马克斯Marks 马克斯，威廉Marx,Wilhelm 马法伊Maffey 马特斯，约瑟夫Matthes,Joseph 马赫诺，内斯托尔Makhno,Nestor 马尔吉斯Margies 马尔托夫Martov,J.A. 马拉穆斯，查尔斯Malamuth,Charles 马哈拉泽Makharadze 马格尼斯，犹大Magnes,JudahL. 马斯洛夫，阿尔卡季Maslow,Arkadi 马泰奥蒂Matteotti 马赫豪斯，胡戈Machhaus,Hugo 马尔丁诺夫Martinov 马尔赫列夫斯基，尤利乌斯Marchlewski,Julius 马克西莫夫斯基Maximovsky 马克格拉夫斯基Markgrafaki 马尔赫列夫斯基—卡尔斯基，尤利安Marchlewski-Karski，Julian 茹奥，列昂Jouhaux,Leon 桑托，贝拉Szanto,Bela 宰塞尔Seisser 宰德尔，里夏德Seidel,Richard 宰德利茨，瓦尔特·冯Seydlitz,Waltervon 高尔基，马克西姆Gorky,Maxim 高耶夫Koyev 高尔察克Kolchak 肖尔策，保尔Scholze,Paul 肖雷姆，维尔纳Scholem,Werner 索尔曼，威廉Sollwann,Wilhelm 索默尔，约瑟夫Sommer,Joseph 索耶穆斯Soemus 索柯里尼科夫Sokolnikov,G.Y. 埃格尔Eger 埃维特，阿图尔Ewert,Arthur 埃尔哈特，赫尔曼Ehrhardt,Hermann 埃贝莱因，胡戈Eberlein,Hugo 埃利奥特Eliot,T.S. 艾格尔霍菲尔，鲁道夫Eglhofer,Rudolf 埃舍里希—赫夫特Escherich—Heft 格劳佩，恩斯特Graupe,Ernst 格勒纳，冯Groner,von 格尔提克Gertik 格尔德勒，卡尔Goerdeler,Karl 格里辛格Griesinger,W. 格拉泽尔Glazer 格拉斯曼Glassmann 格奈泽瑙，奈特哈德·冯Gneisenau,Neithardtvon 格罗尔曼Grolmann,N. 格拉夫顿Grafton 格雷戈里Gregory,J.D. 格奥尔基耶夫，康斯坦丁Georgiyev,Konstantin 夏罗夫Sharov 夏恩霍斯特，格哈德·冯Scharnhorst,Gerhardvon 恩弗尔Enver 恩格尔，弗里茨Engel,Fritz 恩斯特，欧根Ernst,Eugen 特兰特，阿尔伯特Treint,Albert 提尔皮茨，冯Tirpitz,von 特科夫Techow 特里列塞，迈耶尔Trilisser,MayerA. 特朗美尔，马丁Tranmael,Martin 特勒尔奇，恩斯特Troeltsch,Ernst 特维尔斯柯依Tverskoi 乌巴赫Urbach 乌布利希，瓦尔特Ulbricht,Walther 乌尔班斯，胡戈Urbahns,Hugo 乌里茨基，米哈伊尔Uritsky,Mikhail 乌汉诺夫Ukhanov 乌里扬诺娃Ulyanova,M.L. 乌格拉诺夫Uglanov,N.A. 乌斯特里亚洛夫Ustryalov 俾斯麦Bismarck 纳坦松，马克Natanson，Mark 纳夫塔利，弗里茨Naphtali,Fritz 爱因斯坦Einstein 纽博尔德，约翰·华尔顿。Newbold,JohnWalton 温什利希特，约瑟夫Unschlicht,Joseph 戈尔登贝尔格Goldeaberg 十一画 曼，鲁道夫Mann,Rudolf 曼，海因里希MannxHeinrich 曼采夫Mantsev,V.N. 曼格斯，卡尔Menges,Karl 曼努伊尔斯基，德米特里Manuilsky,DmitriZ. 寇松Curzon 郭茨GotzM. 康恩，阿尔伯特Kahn,AlbertE. 康拉迪，莫里斯Conradi,Maurice 郎格，保尔Lange,Paul 朗博尔德，安东尼Rumbold,Anthony 盖茨，阿尔伯特Gates,Albert 盖施克，奥托马尔Geschke,Ottomar 盖尔，库尔特Geyer,Kurt 盖斯勒，奥托Gessler,Otto 盖塞尔，西尔维奥Gesell,Silvio 基佐Guizot 基洛夫，谢尔盖Kirov,SergeiM. 基尔博姆Kilboom 奇本贝格尔，汉斯Kiepenberger,Hans 基道列万斯基Kedolivansky 洛贝，保尔Lobe,Paul 勒贝，马里努斯·凡·代Lubbe,Marinusvander 勒姆Rohm 勒文费尔德Lowenfeld 梅林，弗兰茨Mahring,Franz 梅尔赫尔，埃里希Melcher,Erich 梅克尔，路德维希Marcker,Ludwig 梅迪纳Medina 梅茨施Metzsch,von 梅德姆Medem 梅克尔，保尔Merker,Paul 梅尔维尔，塞西尔Melville,CecilF. 梅特卡夫Metcalf,K.D. 梅德维尧德Medved,F.D. 梅德维捷夫Medvedev 倍倍尔，奥古斯特Pepel,August 莫纳特，皮埃尔Monatte,Pierre 莫洛托夫Molotov,V.M. 莫尔查诺夫Molchanov 莫迪利扬尼Modigliani 张伯伦，奥斯汀Chamberlain,Austen 屠拉梯Turati 图哈切夫斯基，米哈伊尔Tukhachevsky,Mikhail 列奥夫，维利Leow,Willi 累德尔Leder,Z. 雷德布尔，格奥尔格Ledebour,Georg 莱克维斯Lequis 措伊彻尔，瓦尔特Zeutschel,Walter 陶里亚蒂，帕尔米洛Togliatti,Palmiro 弗拉索夫Vlassov,N.M. 武约维奇，沃亚Vuyovich,Vuyo 捷尔任斯基，费利克斯Dzerzhinsky,Felix 蒂什卡—约吉希斯，列奥Tyszko-Jogiches,Leo（即约吉希斯，列奥） 十二画 越飞，阿道夫Joffe,Adolf 斯诺，埃德加Snow,Edgar 斯怀尔，约瑟夫Swire,Joseph 施坦费尔，弗里德里希Stampfer,Friedrich 斯坦伯格Steinberg,I. 施图尔克，冯Sturgkh,von 斯特恩，维克多Stern,Victor 斯诺登，菲利普Snowden,Philip 斯图奇卡，彼得Stuchka,PeterI. 斯韦尔斯Swales,A.B. 施泰因哈特Steinhardt 斯洛盖特，海Slogett,Hy 斯宾格勒，奥斯瓦尔德Spengler,Oswald 斯米尔诺夫，弗拉基米尔Smirnov,VladimirM. 斯特罗也夫Stroyev 斯托耶诺维茨Stojanowits 斯皮里多诺娃，玛丽亚Spiridonova,Maria 斯科罗帕茨基Skoropadsky 斯莫利亚诺夫Smolianov 斯维尔德洛夫Sverdlov 斯柯布列夫斯基，阿列克谢Skoblevsky,Alexis 斯坦波利斯基，亚历山大Stamboliyski,Alexander 提耳Thiel 蒂森，弗里茨Thyssen,Fritz 提累特，本杰明Tillett,Benjamin 提雷森，海因里希Tillessen,Heinrich 提德曼，赫尔穆特Tiedemann,Helmut 费舍，路特Fischer,Ruth 费希纳Felchner 费利施，卡尔Fellisch,KarlA. 菲蒙，埃多Fimmen,Edo 费伦巴赫Fehrenbach 费奥多罗夫Feodorov 费维洛维奇Falvilovich 汤普逊，巴塞尔Thompson,Basil 温斯娄，罗伯特Winslow,Robert 富克斯，格奥尔格Fuchs,Georg 普利茨，弗里德里希Purlitz,Friedrich 普拉格，欧根Prager,Eugen 普朗克Planck 普雷格，冯Preger,von 普赖斯，菲利普斯Price,Phillips 普洛伊斯，胡戈Preuss,Hugo 普恩加莱Poincare 菲弗尔，汉斯Pfeiffer,Hans 普列汉诺夫Plekhanov 普列斯特斯，卡洛斯Prestes,Carlos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E.A. 菲利普，阿尔布雷希特Philipp,Albrecht 雅各布，贝托尔德Jacob,Berthold 雅卓克Yatsek 雅果夫，冯Jagow,von 雅涅夫，彼得Yanev,Petar 雅科夫列娃Yakovleva,V.N. 雅库鲍维奇Yakubovich 雅罗斯拉夫斯基Yaroslavsky,E. 雅罗斯拉夫斯基Yaroslavsky,Y.Y. 邓格尔，菲利普Dengel,Philipp 赫德林Holderlin 斐迪南Ferdinand 斐迪南，弗兰茨Ferdinand,Franz 凯末尔，穆斯塔法Kemal,Mustapha 凯默勒Kemmerer,E.W. 舒伦堡Schulenburg 舒耳策—费尔策尔，格哈德Schultze-Pfaelzer,Gerhard 拉特瑙，瓦尔特Rathenau,Walter 博尔夏特，尤利安Borchardt,Julian 博古茨基Bogutski 博岑哈特，汉斯Botzenhardt,Hans 顺费尔德Schonfeld 曾夫特累本Senftleben 腓特烈大王FredericktheGreat 惠勒—贝奈特，约翰Wheeler-Bennett,John 十三画 福特，亨利Ford,Henry 福煦Foch 福尔曼，哈里逊Forman,Harrison 福格逊Ferguson 福斯特，威廉Foster,WilliamZ. 福伊希特万格，莱昂Feuchtwanger,Lion 雷泽，玛丽亚Resse,Maria 雷恩，路德维希Renn,Ludwig 瑞斯，伊格纳季Reiss,Ignatz 雷梅勒，赫尔曼Remmele,Hermann 雷文特洛夫，恩斯特Reventlow,Ernst 杨格，乔治Young,George 杨可夫Yankov 奥尔，埃尔哈特Auer,Ehrhart 奥塞Oeser 奥西普Ossip 奥里希Aurich,F. 奥佩尔，冯Oppel,von 奥塞尔Oesel 奥西茨基，卡尔·冯Ossietzky,Karlvon 奥新斯基，瓦列里安Ossinsky,ValerianV. 奥利维埃，马塞尔Ollivier,Marcel 奥索夫斯基Ossovsky,J.A. 奥尔甸布尔格Oldenburg,S.E. 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G.K. 奥格亚诺维奇Ogjanovich 道威斯，查尔斯Dawes,CharlesG. 道姆斯基，亨利克Domski,Henryk 塞拉蒂Serrati 塞马尔，皮埃尔Semard,Pierre 塞巴斯蒂安，尤金Sebestyen,Eugen 塔尔列，尤金Tarle,Eugene 塔拉特Talaat 塔涅夫，瓦西里Tanev,Vasil 塔尔海默，贝尔塔Thalheimer,Berta 塔尔海默，奥古斯特Thalheimer,August 葛兰西，安东尼奥Gramsci,Antonio 路易丝Luise 楚加耶夫Chugayev 十四画 赫奇，奥托Hotzsch,Otto 黑塞，马克斯Hesse,Max 赫尔茨，保尔Hertz,Paul 赫尔茨，马克斯Hoelz,Max 赫里欧Herriot 赫尼希Hennig 赫茨施，奥托Hoetzsch,Otto 亨勒，埃德温Hornle,Edwin 赫特林Hertling 赫尔多夫，冯Helldorf,von 赫克特，弗里德里希Heckert,Friedrich 赫尔茨贝格Herzberg 赫茨菲尔德，约瑟夫Herzfeld,Joseph 赫茨菲尔德，维兰德Herzfelde，Wieland 维特，约瑟夫Wirth,Joseph 维亚托Viator 维托斯Vitosz 维伊克丝Vyx 维辛斯基Vyshinsky 维茨勒本，埃尔文·冯Witzleben,Erwinvon 豪斯霍弗，卡尔Haushofer,Karl 许斯金德，海因里希Susskind,Heinrich 十五画 摩尔，卡尔Moor,Karl 蔡勒Zelle 蔡格纳，埃里希Zeigner,Erich 蔡特金，克拉拉Zetkin,Clara 特纳尔，阿尔宾Tenner,Albin 鲁丁，哈里Rudin,HarryR. 卢绍尔Loucheur 卢特，汉斯Luther,Hans 鲁塞，大卫Rousset,David 鲁里叶，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Lurye,MikhailAlexandrovich 鲁契克，约瑟夫Roucek,JosephS. 鲁登堡，查尔斯Ruthenberg,CharlesE. 鲁登道夫，埃里希Ludendorff,Erich 潘尼查，托多尔Panitza,Todor 潘加洛斯Pangalos 潘涅库克，安东Pannekoek,Anton 潘切列耶夫Panteleyev 德古特，让Degoutte,Jean 德普勒，爱德华Depreux,Edouard 德雷格，汉斯Draeger,Hans 德鲁日洛夫斯基Druzhelovsky 墨索里尼，贝尼托Mussolini,Benito 十六画 诺根Nogin,V.P. 诺伊曼，保尔Neumann,Paul 诺伊曼，海因茨Neumann,Heinz 诺伊曼，费利克斯Neumann,Felix 诺斯克，古斯塔夫Noske,Gustav 诺伊拉特，阿洛伊斯Neurath,Alois 诺伊鲍尔，特奥Neubauer,Theo 霍芬，汉斯·京特·冯Hooven,HansGunthervon 霍夫曼，阿道夫Hoffmann,Adolf 霍布森Hobson 霍尔纳，阿图尔Horner,Arthur 霍尔蒂Horthy 霍亨索伦Hohenzollern 霍夫迈斯特，埃德蒙Hofmeister,Edmund 霍鲁鲍维奇Holubovich,M. 赖特，约翰Wright,JohnG. 莱亨巴赫，伯恩哈德Reichenbach,Bernhard 赖因哈德，马克斯Reinhardt,Max 莱希皮奇Reichspietsch 鲍曼Baumann 鲍里斯Boris 鲍里斯，卡尔·冯Borries,Karlvon 鲍罗廷，米哈伊尔Borodin,Mikhail 鲍威尔，奥托Bauer,Otto 鲍威尔，古斯塔夫Bauer,Gustav 鲍德温，斯坦利Baldwin,Stanley 鲍里斯三世BorisⅢ 鲍格里宾斯基Bogrebinsky 穆德拉，冯Mudra,von 穆拉洛夫Muralov,N.E. 穆拉诺夫Muranov,M.K. 十七画 戴恩，布莱德雷Dyne,Bradley 米勒，里夏德Muller,Richard 米萨姆，埃里希Muhsam,Erich 米勒—弗兰肯，赫尔曼Muller-Franken,Hermann 谢德曼，菲利普Scheidemann,Philipp 谢甫琴柯Shevchenko 谢米奥诺夫，尤里Semjonow,Yuri 谢列布里亚科夫Serebryakov,L.P. 赛耶斯，迈克尔Sayers,Michael 亨德森Henderson 十八画 魏尔，库尔特Weill,Kurt 魏刚Weygand 维尔纳，保尔Werner,Paul 魏斯Weiss，B. 魏纳特，埃里希Weinert,Erich 魏因加滕，卡罗拉Weingarten,Carola 魏因加滕，阿道夫Weingarten,Adolf 魏斯博德，阿尔伯特Weisbord,Albert 萨木什Samosch 萨缪里Samuely 萨法罗夫，格奥尔格·伊凡诺维奇Safarov,GeorgeIvanovich 萨普龙诺夫，季莫菲伊Sapronov,TimofeiV. 十九画 赞科夫，亚历山大Tsankov,Alexander 二十画 藻埃兰，库尔特Sauerland,Kurt 二十一画 饶勒斯，让Jaures,Jean
第二十八章综述与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六部分综述与结论 第二十八章综述与结论 由十月革命产生的政权，经历了一系列各有明显特色的改变。苏维埃国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的，此后五年中，在内战的烽火不仅遍及俄国而且燃烧在欧洲的背景之下，苏维埃社会的新形式得到了发展。德国战败以后，欧洲在十九世纪后五十年结论起来的岌岌可危的均势终于被打破，而一时又不能够找到一种新的势力平衡。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国当中，在沿着多瑙河和中欧的一系列磨擦点，局势始终动荡不安，并且在昙花一现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达到最高潮。不过，对苏维埃新国家的形成起了更大影响的，还是席卷德国和中部地带的内战。在这些年代中，革命国际主义是列宁党的动力，这个党在夺取政权时曾怀着这样一种想法：沙皇统治制度的被推翻，将是一场以德国工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斯大林主义者和大部分反斯大林主义者，都把列宁主义政党描绘成一个具有铁的纪律实行独断制度的集团——前者希望以继承十月革命家衣钵的旗号为他们的专制统治撑腰，后者则认为从1917年11月以来，莫斯科就没有发生过任何根本性变化。可是，列宁主义的党事实上远非如此。1917年起义前夕，列宁主义的党便曾发生过分裂。列宁的两个最亲密的合作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做了脱离列宁阵营的“逃兵”，反对建立一党专政的倾向，主张各苏维埃政党共同执政。一个外人，一个一二十年来一直以俄国社会主义者论战中所具有的那种刻毒方式大力反对列宁的人——列夫·托洛茨基——却变成了列宁的影子。1918年，当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生命本身系诸于能否解决当时还很强大的德国军队造成的问题时，革命目标和抵抗德国侵略的意愿之间的矛盾，使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还不过几个星期之后再次发生分裂。 虽然布哈林和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一般批评远不是相同的（譬如说，他们在民族问题上便存在着尖锐分歧），他们却一致指出，苏俄同德国总参谋部单独媾和必定要阻碍德国革命的发展。毫无疑问，德国军方所以能有效地镇压1918年11月的革命，其原因之一就是东线的和平给了他们一个喘息时机；可是，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垮台——如果不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很有可能出现这种局面——是否就能帮助德国革命者呢，这种情况是否就能鼓舞他们更坚决地同德国总参谋部进行斗争呢？俄国同毗邻诸国之间的关系，正如俄德两国之间的关系一样，并未由于布列斯特和约或它的影响得到解决。为俄国革命和同盟国的战败所引起并且一年比一年变得复杂的多重民族愿望，在希特勒和斯大林帝国兴起时期的欧洲一直存在着。目前的斯大林主义解决方式，不仅把毗邻国家而且把一大部分德国并入一个大俄国的做法，只能使这个问题更趋尖锐。 列宁的伙伴都狂热地献身于一个事业，但他们的心目中丝毫也不存在着一个固定的“元首”；列宁的话所以有威信，只是依靠他的有力的逻辑，他得时刻不停地说服这些头脑顽梗的人，他们同他一样全心全意地信仰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他只是领袖之一。党内不仅不存在自动的意见一致，而且列宁也不是自动地就居于多数，他必须同那些在才干上几乎同他不相上下的人作斗争，才能使他的观点获胜，而他的经常获得胜利，也丝毫不是由于他的身后站着国家政治保卫局给予人以威胁。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危机期间列宁的主要反对者尼古拉·布哈林，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怀着深挚的爱，这种爱只能以往往在两个同生死共患难的士兵之间产生的那种感情来相比，而且还由于志同道合而更为深厚得多；但是，这些早期的布尔什维克首先是有原则的人。在布哈林看来，国际社会主义的前途将要为一帋布列斯特和约所葬送，因此，他为了挽救这种前途而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斗争。作为党的多数派领袖，他曾考虑把不听话的列宁软禁一段时间，以实现他的政策。这项大胆的计划始终没有被付诸实行，最后，列宁为自己的政纲争取到了多数。但是，这段历史的值得注意之点并不在于他们的冲突，而在于这两个人随后的完全和解。为自己的观点战斗了三十年的列宁，能够以最惊人的灵活性把涣散的战友重新团结起来。他不仅把全党争取到他的政策这方面，而且能够在曾经彼此进行过尖锐斗争的人们中间重新造成一种团结友好的气氛，一种忘掉过去、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目前的困难任务和将来的远景上的团结。曾经反对过列宁的观点并不成为一种罪状；他们当中不存在私下怀疑的潜流。这批第一代布尔什维克能够毫无拘束地和抱着罕见的客观态度来讨论问题，讨论怎样进行斗争以及从斗争中吸取教训。 当二十年代初期我在莫斯科的时候，那时我还是来自西欧的一群青年共产党人中的一个，布哈林曾向我们毫无保留地谈到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以及他对列宁进行的斗争。在喀琅施塔得暴动发生后的俄国，有不少现象使我们这些来自西方的青年理想主义者感到不安，但是布哈林的心里肯定没有任何隐私。只有在革命头几年的俄国生活过并且看过列宁和布哈林如何相处的人，才能充分体会二十年后维辛斯基说布哈林曾策划暗杀列宁是多么荒诞不经。 如果仅仅依靠他在布列斯特危机期间的必须，斯大林是不会得势的。他赞成必须同德国缔结条约，甚至比列宁本人更过火地指出，德国不再有发生革命的希望，在俄国制订政策时应该不考虑李卜克内西。 “‘西方没有革命运动；我们看不到事实；有的只是可能性，而可能性是不能放在考虑之列的。’‘不能放在考虑之列吗？’列宁立刻拒绝了斯大林的支持；诚然，革命在西方还没有开始；‘可是，如果我们因此而改变策略，我们就成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叛徒。’”[1] 随着德国1923年暴动的失败，这种国际主义观念终于破产了；这些希望，这些意愿从此被永远摧毁。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在1923年的惨败，部分归咎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结构，它们的类似弱点——共产党的年轻幼稚和社会民主党达到中年的苟且偷安，部分也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把列宁主义观点移植到一个高度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中来，要涉及到许许多多的问题，决不是把一套教条主义公式从俄文译成德文就算完事的。尽管已经战败，德国社会仍然保持着高度的组织性，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制度网，凭借这种条件，统治阶级在保卫自身的地位方面，能够比1917年处于土崩瓦解情况下的俄国统治者有效得多。想击败复辟力量，单是一次经过周密准备的政变并不能达到目的；它需要一种革命政治手腕，而那位感情冲动的空想家罗莎·卢森堡，始终也没有学会运用这种手腕。她同强权政治家正好相反，想摸索出一条代替俄国经验的德国道路，但是她的思想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不过，假如革命不曾在俄国倒退、从而没有为它增加了一重新的障碍的话，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本来也未尝不可以发展成熟，不可以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工会狭隘性而现实主义地大胆行动。 十月革命后的孤立并没有导致俄国共产党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直接丧失政权，而是造成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并没有让失去政权的阶级——地主和大资本家复辟，另一方面革命的一切初衷也都逐渐消失。在一个已经解体但仍然具有强大资本主义势力的欧洲，布尔什维克发现他们原来的愿望不可能实现。由于他们决心要保持住一个在不同的前景下夺得的政权，结果，他们便不可避免地陷入窘境，只能改变苏维埃制度，使之适应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局面：一个革命国际主义的政党，统治着一个单靠它本身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开始于1920—1921年的十月革命宗旨的破产，在共产国际作为一个国际社会主义团体胆怯露面之初已经使它受到侵蚀。通过这种可以觉察的一步步加重的侵蚀，从外界看来像是在最有利条件下发动的德国1923年暴动，由于其内在的必然性而被变成了一种不可能成功的冒险。这次流产政变的细节反映了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瓦解过程。德国共产党人的失败标志着1917—1923年革命国际主义时期的结束。 作为1923年德国暴动的国际背景，在意大利、巴尔干诸国以及苏俄边疆的另一面——土耳其都发生了社会大变动。在1923年，崛起了三个将要主宰德国命运达二十年或更多时间的独裁者——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斯大林于1922年4月2日第一次被选为总书记，从而为他夺取全部权力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前提条件，这以后，他便逐步把托洛茨基排挤出领导集团并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方法移入党内，通过这些步骤开始了他那争夺大权的斗争。希特勒以发动慕尼黑暴动在历史的银幕上闪现了一下。他当时还是一个外省的狂想家，在以后许多年内都不能战胜还未被粉碎的德国工人的力量。1922年10月，墨索里尼在民主和部分国有化的纲领下夺得政权，以后几年中，他专心致志于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马泰奥蒂[2]在1924年的被暗杀标志着这个巩固过程的完成。与此同时，在邻近的巴尔干，政治上受着俄德夹攻的一些新国家地位极不稳定，正在竭力谋求农民和新兴城市阶级之间的平衡。斯坦波利斯基—赞科夫插曲以及那些恐怖主义特点，正是整个半岛历史的缩影。在被战败和削弱了的土耳其，通过一次成功的政变，穆斯塔法·凯末尔使一种半现代化的专政适应于已经过时的专制政体，他的国民党以一个民族主义的和现代化的纲领更换了这种专制主义。在中国，布尔什维克的学生和门徒蒋介石，在短期的联共以后便反抗自己的老师，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其控制政权的一切方法又都适应于中国环境中不同的社会内容。 当代标准的极权主义政权是一种以党为国的国家，统治着它的是一个有纪律的和等级森严的国家党及其秘密警察。党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合而为一；国家党在许多国家中已经实现生产资料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化，但在上述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相结合的背景下，这种国有化首先是一种通过经济生活渗入政治权力的手段。国家党使它本身以及它所控制的社会失去了过去留下的一切民主的或社会主义的特点。当代的国家党是一种崭新的现象，它既不同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党人，也不同于反对沙皇统治的恐怖主义密谋者或列宁的革命团体。但是，国家党又是这些早期组织的继承者；它的语言、象征标志和思想，都直接产生自这种早期传统的经验。若干没有雅各宾主义或列宁主义，国家党的思想和组织就会呈现出另一种情况，而对这些早期社会现象进行详细考察以后，我们会发现它们同今天存在着的国家党之间的确有许多类似之处。报告，在我看来，历史的相似之处也就到此为止，如果再进一步，就不足以作为进行有成果分析的根据。 列宁一生从事于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他希望提高工业化和民主化来更换这种制度。列宁主义的党是在反对沙皇统治的斗争中作为一种工具组织起来的；它的密谋方法是这种专制制度的产物，每一个反对沙皇的革命团体——左右两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各种少数民族团体等等——都具有这种特点。列宁主义的党所以实行集中制，是为了要维持在它以前的革命团体的战斗性，但要摈弃用恐怖手段对付个人的那种无益壮举，而代之以进攻整个制度。人数很少、势单力薄的布尔什维克团体，在党的领袖、特别是列宁大胆提出的革命前景的号召下团结一致；它的成员服从流亡国外的总参谋部的指挥，因为他们对共同的事业有一种共同的狂热信仰，因为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共同的奋斗目标而牺牲自己。要创造一种团体精神和执行党纪，列宁所能依靠的只是他的精神感召力量；他不能给人以领取薪金的工会职位、名誉地位和政治前途，甚至个人表扬也没有，因为党的工作必须隐姓埋名地、不声不响地在暗中进行，甚至在精神上都要孤立于当时社会主义国际的兄弟党之外。 这样一种组织培养出来的，是一种不同于执政党走卒的人——不管这样一个政党是否有能力完成它为自己规定的任务，不论这样一种组织是否能成功地从沙俄本土移植到西方（在那里，工人阶级已经按照它所处的环境——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格式发展了民主组织），这种说法始终是有效的。列宁主义理论的巨大缺陷，恰恰就在于没有能预料到：当这样一种政党居于掌握无限国家权力的中心地位时，它将会发展出各种预料不到的形式，迈出未曾预见到的跃进步伐，面临种种新的和复杂的社会组织问题。当事实已经表明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过渡到无产阶级民主的短暂时期时，俄国统治者便面临着一个新历史时代的前景和相当巨大的难题。 列宁在1923年已经病重到如此程度，以致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最后惨遭失败阶段，他始终没有能神智清醒地视事。在俄国的内战年月中，他已经悲哀地注意到苏维埃结构的开始破裂和僵化。在他每一次保卫党不改变方向——像工人反对派集团、喀琅施塔得叛乱者、工会反对派以及党和共产国际内部其他各种集团所要求的那样——的时候，他也充分意识到暗含着的危险，并且尽力在每一次采取剧烈手段以后总要适当地缓和一下形势。他在去世前几年不断地作出努力，希望防止极权主义政权的形成（他已预见到这种政权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可是，这些努力都悲剧性地以失败告终。列宁在垂危之际防止斯大林继承他的地位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上极富有戏剧性的大事之一；关于这一事件，我们在这里只是作了枯燥的介绍；当新一代的俄国人能够彻底弄清楚它的时候，这一史实将大大有助于解决面临的新问题。 列宁对待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的特点。他力图把德国党内的各种冲突力量统一起来，限制那些教条主义的而且往往是幼稚的讨论，使那些怀着不必要的怨毒情绪彼此竞争的人能互相和解。列宁对德国，特别是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看法，是俄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一章，对这方面的问题，还从来没有人作过足够的研究，在本书中也只是作为一种主要内容的陪衬，并没有得到它理应得到的详尽阐述。我希望能在本书的续编中更详细地探讨这一问题，比较一下列宁和斯大林对待德国的迥然不同的他的。 托洛茨基，苏维埃共和国的另一个奠基者，从不同的个人地位和理论前提出发，反对建立国家党制度。正因为他在内战时期是军队司令，比别人更多地参加了为极权主义制度奠定基础的工作，所以他也比别人更清晰地看到了这种制度的危险性： “五百万红军的复员在奠定官僚统治基础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凯旋归来的指挥官们纷纷在地方苏维埃、在经济和教育部门担当起领导职务，他们坚持不懈地到处传布那种保证了内战胜利的制度。这样，在一切部门，群众都被逐渐排斥于实际参与领导国家的大门之外。”[3] 正因为托洛茨基不得置身于布尔什维克党内“老近卫军”的内部专政之列，正因为这种使他在争夺继承列宁地位的斗争中受到阻碍的处境，托洛茨基才比别人更早地和更清楚地看出蜕化的征兆，1923年托洛茨基企图在党内实行“新路向”的斗争，是划分两个历史时期的界标之一。他以巨大的精力进行战斗，强调指出把夺得政权以前十四年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和目前的党等同起来是一种谬误，他同那些说革命前的党和革命后的党是有机一致的、党是永不会犯错误的神话进行了斗争。他力图遏制住新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正在利用一套教条主义和先验的公式爬上个人权力的顶峰，并且打算把这套公式一代代地传下去，作为防止任何变革的思想壁垒。 由于党统治阶层需要一个人来巩固党的权力和压服一切抵抗，斯大林便应时而起，他不顾快要去世的列宁的警告，同“老近卫军”联合起来反对当时的主要危险——托洛茨基。在这一点上，他显示了自己翻云覆雨纵横捭阖的天才。他在执行这一极其巧妙的策略时，并没有事先准备好的方案，而是实验主义地试探着行事，通过党的传统格局和个人野心的网眼摸索道路，一个一个地小心除去他夺取绝对权力的所有障碍。利用德国革命失败后的绝望情绪，斯大林把1917年国际主义变成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变成了俄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这种理论虽然是通过教条主义的和内容空泛的长时间讨论后产生的，却大胆地和具有深远意义地重新肯定了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了帝俄的一切民族主义愿望。 “不言而喻，所争论的〔他的同时代党史作者波波夫写道〕并不是社会主义能否在任何国家——不论其幅员大小和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建成的问题，而正是我国的一个问题，以我国的领土、自然资源和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是具有一般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的典型问题。”[4] 在这种斯大林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一词失去了它在十九世纪所曾具有的一切意义；它同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学派、集团、注释家或左道旁门对社会主义的任何理解都没有共同之处；它把一整套同列宁的社会主义哲学观点截然相反的概念固定下来。在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最初一段年月，社会主义只包括下列含义：我们，斯大林主义党，能够作为一个少数派集团保持住政权、加强这个政权，并且不同国内的其他任何集团分享，我们能够成功地和单独地保卫住这个政权，抵挡住外国施加的任何压力。“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或者说保卫垄断政权，其定义在事变过程中变得愈来愈为狭窄。要保卫的政权既不是苏维埃的也不是党的权力，而是一个集团的权力，这个集团使党的利益和它本身的利益如此一致，又使国家的利益和党的利益如此一致，以致为了保卫本民族的基本利益，便有理由用最专横的方法来维持这种垄断局面。 二十年代中叶过渡时期的特征是为维持这种垄断政权而斗争，也标志着欧洲极权主义时代的开始。这样一种垄断政权的局面不可能由一个友爱的集团——哪怕也具有一个等级统治基础——来维持；它需要一个独裁者。斯大林必须把“老近卫军”的代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后来的布哈林排除出政治局，因为这些人是他走向个人独裁的障碍。开始于这一时期的对“领袖”的歌颂，是这架政权机器必要的润滑剂。革命后俄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大权集中在党的总书记手中成了一种领导制度。不过，尽管如此，俄国的极权主义政权（革命倒退的产物）仍然承继了革命所创造的各种形式和制度：斯大林不得不按照革命过程中树立起来的偶像要求，在俄国群众面前把自己打扮成新政权开基者列宁的长子和最亲密的学生。虽然帮助希特勒上台的操纵行动和操纵者是德国革命起义的副产物，而不是革命起义的创造者，希特勒却是作为一个下层阶级的儿子，领导着群众解决深刻社会危机而取得政权的。在1923—1924年，斯大林则是从道路的另一端以独裁者的身份出现，他不是走在日益不满现状的群众的前头，而是一个新统治阶级委托的代表，负责防患于未然地镇压所有的反对派，保证它的新地位万世长存。 这样，在斯大林夺取个人独裁权力的过程中，新的国家党便开始发展起来。为了建立他的个人统治，斯大林必须在权力结构内部除去一切反对分子，从而必须改变党的内部结构。尽管这些年代中革命倒退了，革命传统的影响仍然如此巨大，十月的精神仍然如此深刻地渗透着党内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以致斯大林只能一步一步地实现他那冷酷的但并非不流血的政变。他必须在权力机器内部夺取权力，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一个集团一个集团地、一个人一个人地把它们争取过来。他必须孤立、诽谤、瓦解、贿赂和威胁一切在危机时期可能为不满的党所接受的实际竞争者和打算同他竞争的人，如果这些手段都不能奏效，就必须把他们消灭。这一系列强权政治的罪恶或高明手段，不仅反映了斯大林要排除一切障碍誓必夺得个人权力的决心，也反映了这些障碍之特别巨大，他所面临的1917年精神作梗的时期之长，虽然俄国人民表面上对政治是那样漠不关心。革命的遗产、习惯、传统和格局在党内具有巨大的影响，使斯大林发现：即使是在已经退化的苏维埃民主和党内民主的范围内，他也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使是对党内生活的最大限制，即使是等级统治的最严格纪律，都不能给予他以足够的保障。他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修正的而是一个新的权力工具。要控制党，他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权力控制机构。 在1923年，当斯大林充分利用契卡的时候，他变更了这个组织的职能。契卡是在内战时期成立的，本来为的是打击敌人、敌对的阶级——地主和资本家，这时也变成了斯大林集团在党内夺取和维持垄断权力的工具。这时，党的每一种职能都得到了双重保证，第二个保证者是先锋队之中的先锋队，它就像阴影一样站立在公开的党组织的背后。如果没有党内的恐怖主义先锋队，斯大林就无法利用合而为一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对付他的敌手，并且把国家要职完全集中在几万个红人的手上，在这一过程中，他把下层党员参加领导甚至一部分党的干部对另一部分干部实行民主领导的最后一点痕迹都消除干净。契卡在变成党内主人的同时，一般说来也更加移近到俄国社会的中心，并且在那里更加巩固地立定了足跟。 本书已经详细描述的这段1923—1929年转变时期，有一个特点得到了清晰的说明，这个特点迄今还没有被人们足够地分析过甚至还没有看明白，这就是共产国际和俄国新政权的平行对等关系。为斯大林的民族社会主义教条所迷惑，大多数分析家都把他说成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独裁者，他在放弃早期的世界革命思想以后，便聪敏地躲在边界壁垒后面统治着他那幅员辽阔的帝国，不怀有统治世界其他地区的野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形势发展，已经粉碎了这种斯大林没有野心的神话。在本书对国家党制度的起源作了详细论述以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意义便显得十分清楚了。俄国以外的各国共产党植根于本国的社会矛盾之中，抱着革命时期的残余传统和仍然存在的列宁主义词藻不放，原本是一些并不容易被摧毁的有生命力的组织。在这一时期的共产国际政策中，重新调整共产主义运动使之适应于工会主义欧洲的侈谈，同国家党的铁腕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党不能容忍附属于它的各国党的独立超过它的民族支部的范围。共产国际打出的旗号是空洞的，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过去的旗帜也就得收藏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它按照新主子的统治方式被改造，变成了恐怖主义俄国国家党的缩影；它具体而微地再现了这样一种国家党的一切特色，所不同的只是：作为它的权力来源和服务对象的国家不再是它本民族的国家，而是“社会主义俄国”，地球的中心，不是依据国际主义思想而是依据地理政治观念规定的一个权力体系中枢。 随着俄国在1926年的转变，共产国际所属各党都受到清洗。不仅仅改变了纲领，不仅仅开除或更替了领袖——这样做不过是表面检修罢了；实际上就连党的结构本身也被破坏无遗。由欧洲内战产生的欧洲各党被打散了，变成了一个个无能为力的党小组——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莫斯科来的政治大师们用暴力办到的。某些同时代人以为党被打散的这种过程意味着共产国际的消灭，是民主对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是一个欧洲持久稳定时期的开始；但是在这种自我安慰的幻想中，他们没有看到打碎了的部分已经被熔铸成一个新的整体，分散的集团已经重新聚集起来，一种新型的组织——它只是到后来才被称为“吉斯林[5]集团”或“第五纵队”——已经在二十年代中期形成。这种在莫斯科直接操纵下重新配备共产国际干部的过程，已经在本书所举的一个德国例子中得到详细说明。由于我本人曾被深深卷入这一过程，本书也说明了我从切身的痛苦体验中领会到的许多个中秘密。让现代读者有机会漫游一下共产国际危机的迷宫，对某些死胡同只是顺便指点几句，看来是一种可取的安排，因为1925—192年的共产国际是极权主义的温室，在那里，可以看到日后成长为大树的幼苗。 已经有许多人试图对纳粹制度的起源作出事后的解释。人们仔细研究了德国的政治史和经济史，力图从德国的历史或民族性中找寻出通向纳粹野蛮制度的线索。有一位分析家竟然走到这样的极端，以致把德国问题说成是一个心理疗法的问题。[6]新兴的纳粹政权和西方之间的冲突，掩盖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对极权主义德国的形成所起的作用。 当然，忽视促使纳粹具有其特殊形式的德国因素也是不对的。纳粹的哲学和政策，起源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而变质的德国民族主义。德国那种开始较晚但发展迅速的工业化——这使得它那日益扩展的工厂很难适应于国内市场——是嫁接在一个半封建社会的身上的。拥挤在德国各个不通气的角落中的，不仅有一个皇帝而且还有一二十个小君主，即使是在德皇退位以后，这个封建残余阶层及其追随者仍然在德国生活中形成一个有力集团。德国军界通过相互通婚这类强有力的社会纽带同重工业界联结在一起（从德国重工业界这方面来说，它大部分是沿着军需工业的路线扩展的），同时，军界上层主要又由大地主分子构成；因此，军队代表了土地贵族和工业贵族两方面的利益。它反映了德国社会本身自相矛盾的二重性；因为它从技术上来讲居于全世界最现代化的军队之列。在超然中立的幌子下，它维持了作为一支政治军队的传统，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德国在欧洲的处境，部分是由于威廉退位以后，保卫威廉帝国社会的责任落到了它身上。面临着一系列正在经历着社会和政治剧变的国家，德国的边界无险可守，深受威胁，在它战败以后，这种外围压力加剧了仍然活跃着地方爱国主义的各邦的离心倾向，从而加重了德国的困难。与此同时，战败的事实也加剧了德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既得利益集团和不驯服的劳工之间的斗争。军界幻想有可能恢复威廉帝国——这在他们看来，是恢复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前提条件，因此自动担当起保卫帝国团结和传统的责任。另一方面，在反对俾斯麦帝国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劳工，则打算利用德国的战败形势完成五十年斗争的宿愿，把君主专制封建主义的残余完全扫除干净。从东方传来的革命国际主义思想同德国工人根深蒂固的和平理想主义接触以后，二者结合起来变成了反对德国军队及其野心的主要力量。在此后的内战中，军队得以同社会民主党的右翼结成了联盟。在一段时期内，社会民主党的右翼曾失去对群众的影响，因为尽管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状况相比，当时德国战败的经济后果还不算怎样可怕，但实际上也已经残破得相当可观，足以使一个渐进主义的纲领失去任何吸引力。 持续三年之久的德国内战充满了富有启发性的事件；被击败的革命者在年轻的共和国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被称为“卡普暴动”的流产军事政变，军队和工人之间的一个冲突高潮，显示出这时由军队代表的战前阶级的软弱，它们几乎连仅剩的一点权力都丧失掉而被完全消灭。工会的动摇最好地反应了达成的均势是如此岌岌可危；在1920年总罢工中第一次体会到自己全部力量以后，它们考虑要建立一种工人专政政府，反对军方及其所代表的保守阶级。 帝国军队已经由于战败和凡尔赛和约的限制而被摧毁。重建国防军是通过改编和约准许拥有的十万人并且补充以志愿团和黑色国防军来进行的。战争留下了一批失业的下级军官，他们本来打算在帝国军队中干一番事业，不愿意放弃这种军事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战后德国做一个仅能糊口的平民。以这群前军官为核心，志愿团吸引了一切阶级的那些满腹辛酸、愤世嫉俗、前途无望和喜欢冒险的青年，而在他们当中，以没有前途的中产阶级占多数。这种类型的人——他们在德文中被称为“Landsknecht”（雇佣兵），这是个很难翻译的字——深受俾斯麦遗教的熏陶，极其仇视工人，憎恶信奉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是复辟德意志帝国的主要障碍。在德国各地耀武扬威、杀人放火、采取种种恐怖手段的志愿团，就是那些在希特勒时代成为欧洲之恐怖和德国之耻辱的纳粹党卫军的直接前身。随着内战的结束，志愿团逐渐消踪灭迹，而在短暂的稳定时期，恢复老式帝制派运动的一切企图都遭到了失败。不论是志愿团或帝制派都没有能达到他们的共同目标：打垮劳工的组织力量，从而把它从战后德国的政府中排挤出去。君主政体已经死亡，不可能再复生了；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复兴需要一种新的号召标志。 1917年以后，俄德两国之间有悠久历史的亲密关系更为加强。通过不稳定的边界薄墙渗透进来的俄国影响，不能单用德国共产党的选举胜利来衡量。在他担负着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使命来德国时，卡尔·拉狄克迎合了施拉格特分子、德国军界和破落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愿望，这些人日益愿意考虑如何应用成功的布尔什维克强权统治经验来复活一个强大的帝国。随着德国的国际主义由于俄国民族主义的复活而被粉碎，德国的民族主义又重新旺盛起来，它不仅不再受到任何有力抵抗，而且得到了许多曾经剧烈反对过它的力量的支持。俄国民族主义的复活是一把钥匙，使纳粹得以为工业德国打开通向广阔天地的大门，而在此以前，这种广阔的天地只有社会主义者能够看到。国防军和红军之间的关系，换个情况也许只不过是日常的军事联系，在俄德两国民族主义高涨的这种背景下，却变成了一个重要因素。 在曼努伊尔斯基完成德国共产党的改组以后，它便开始在瓦解德国社会的过程中起双重作用。党不再是德国一个阶级的代表，而是一个在领土和人力上都大于德国的外国统治机构的代表。或深或浅地同俄国有联系的无数同路人，通过他们在这一时期渗透进去的许多社会环境广泛散布于全国，这些人越来越成为一个外国的走卒。在这些走卒中，德共的实际党员也许要算是最笨拙和最不济事的了，他们的影响远比不上那些企业界高级人士、高级文官和外交官，特别是军界人士（他们是德俄结成大陆联盟的最重要鼓吹者）。可是，在这场错综复杂的强权政治角逐中，共产党仍然招引了一切民族主义集团的刻骨憎恨，这些集团虽然愿意按照自己的条件直接同俄国打交道，却害怕共产党在德国的胜利会把德国并入俄罗斯帝国。因此，这支相当大的第五纵队的存在本身，便刺激了民族主义分子采取进攻态度，推动他们和衷共济，组成统一战线反对俄国设在德国社会中的这个国中之国。1929年以后——当时，美国的经济萧条使纳粹得到了新的动力——纳粹的疯狂，反映了这种确实存在而并非想象的德国俄罗斯化的危险。 我们也必须强调指出斯大林主义党对国社党组织结构的直接影响。俄共党内争夺列宁继承人地位的斗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型党组织和党国家，在德国受到了密切注意和批判分析，德国人对这些情况的浓厚兴趣是在其他任何国家所找不到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对这一倾向进行了持续好几年的斗争，虽然始终没有能恢复早期的革命国际主义，它的巨大压力——这也是其他任何国家所难以见到的——却使得曼努伊尔斯基的操纵公开暴露出来，从而使广大公众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正在出现。左派同俄共政治局内的反对派有直接联系，它的报刊对俄国问题的评论有根据有事实，因此，虽然它的人数始终显得微不足道，它在关于德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大辩论中却起了不小的作用。每一个有资格决定政策的德国要人，都最密切地注视着俄国社会一步步地——有时候几乎是无法觉察的——落入斯大林的独裁掌握之中。斯大林的成功为人羡慕。斯大林那种无情消灭一切反对派的方法，成了每一个初出茅庐的纳粹潜心研习的典范，他们在1933年以后，特别是在纳粹党日趋没落的希姆莱恐怖时期，都竭力仿效这位老师。希特勒在1928—1929年再度出面时，德国已经迥然不同于1923年：志愿团已经销声匿迹，新纳粹全盘接受了共产党人——以及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明岑贝格的各种宣传阵线——的方法、作风、歌曲、制服和口号。两党旗帜的相似使西方很感触目——纳粹的党旗也是一片红地，缀着一个小小的黑白卐字；但在这面旗帜后面提出的却是斯大林的口号：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一个优秀民族的社会主义，上天注定这个民族要掌握一切权力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国家社会主义。 在俄国，托—季联盟是在充分了解这种新现象的本质的情况下与之进行斗争的。他们在进行抵抗时面临着一系列巨大困难——斯大林机器对他们本身及其追随者的迫害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且并不是最重要的。对于他们最不利的是：曾经使他们得以掌权的革命浪潮已经消退；在一个正在进入以道威斯计划为基础的繁荣时期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主义也已经声势不振。列宁曾希望一个革命的德国将在革命俄国的身旁兴起并后来居上，在这种希望已经化为泡影之后，列宁格勒国际主义中心的斗争及其必然为斯大林的民族主义所击败的命运，实在是一种令人伤感的现象。反对派分子已经被党的纪律和斯大林国家机关越来越严的管制束缚得透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甚至都没有权利公开地进行一次已经输定的斗争。他们忠贞不渝，因而被诬蔑为叛徒。他们进行了一场顽强的斗争，有时大胆地进攻，有时机智地退却，但最主要的还是表现了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这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这是一些遭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有组织诽谤的名字——毕竟是人，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和一般人一样有坚强的地方也有弱点，有时也会感到惶惑、绝望、恐惧乃至惊慌失措。他们不是我们这些坐在安乐椅上进行事后分析的人，因此并不总能着着走对；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化身。由于他们每一个人都和新俄国的缔造有密切关系，他们也得为自己所创造的东西分担责任。十年以后，当他们在骇人听闻的莫斯科审判中作为被告出现时，这些人在法庭上通过唯一能够使用的语言——供词，说出了他们对苏维埃政策的基本批评。但是，不管他们有多少缺点和过失，却永远抹杀不了他们的业绩，一项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来愈为人钦敬的业绩：只是在镇压了数以万计的十月革命一代人自觉的、明确的和无私的抵抗以后，俄国的独裁者才上了台，他的宝座是以这些人的尸体为基础的。这些人的斗争在斯大林主义的社会留下了痕迹，另一代俄国的年青人也许会由于托—季联盟的前车之鉴，而得以摆脱这种矛盾，从重复出现的一系列灾难和清洗中得到解脱。 本书对于托—季联盟的形成和失败的阐述，都以我自己的亲身经验为根据，同时也参照和补充了另外一些资料，特别是官方党史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不能认为我是卷入斗争的任何一个集团的成员。特别要注意的是，我对托洛茨基的立场作了深刻批评——当然，我对这位伟大革命人物永远怀有的崇敬，并不因此而有丝毫减少。但是，对于反对派的状况以及我个人这些年代中的经历，本书并没有加以详尽阐述，涉及的只是同主要题旨——国家党在德俄两国的发展——有关系的部分。托—季联盟的斗争在思想方面是如此丰富，它的许多插曲是如此富有启发性和引人入胜，它所涉及的许多杰出人物是如此具有魅力，以致理当有一部关于它的专著，使它得到更详尽更丰富的阐述。本书只是在俄国党历史的迷雾中标出一条道路，这个党的历史在未来的年月中将越来越吸引人。当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把托洛茨基，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之一，拖到郊区的一个车站上，把他送往阿拉木图的时候，同时代的观察家曾说过，反对派的斗争以这一桩极其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告终了，斯大林从此将高枕无忧，统治着他那天下太平的帝国。可是，反抗的根子不是把一个人除去就可以斩得断的：曾几何时，斯大林昨日的盟友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又成了对他的极权主义专政进行新斗争的中心。他们的斗争属于一个新的时期，1929—1933年国家党制度在欧洲兴起的时期，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将在本书的续编中加以研究。 托洛茨基虽然居住在中央亚细亚一个荒僻的角落，在那里，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严格监视，横隔着千万里的俄国荒原，他同国家的中心和自己的支持者完全不通声息。可是，甚至连这种状况都还威胁着斯大林的独裁政权，因此，他在1929年被放逐到了土耳其。几个月前，布哈林已经被排除出共产国际主席团，实际上，他在其他一切决策机构中的地位也已经丧失；此后，在三十年代中叶以前，他一直躲在党内的一个偏僻角落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在1929年的被免职，标志着工会的最后一点独立也全部消失。在过渡时期，当斯大林正集中全力对付十月革命一代人的反对活动时，农民曾得到一段喘息时机。现在，到1928—1929年，更为强大的国家机器便再一次掉转头来全力对付农民。只要俄国社会的主要部分基本上还处于国家控制之外，斯大林的国家党理想便没有实现；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是他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俄国的这场“二次”革命，或者更确切地说，反革命，完全改变了俄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 列宁曾认为，只有同一个或更多个技术先进的国家、特别是同德国联合起来，社会主义在俄国才有可能获得胜利。这种理论的具体含义是：由于工业将有可能改变俄国农民的古老生活方式，使他首先成为一个富裕农民，然后成为富裕的合作农民，这样，俄国农民就会被推动参加革命。列宁曾在许多场合和许多情况下以许多方式维护他的这种工农联盟信念。他多次不厌其烦地指出，农民有权只是逐步地适应于国有化将给他们带来的新生活，但也有权过这种新的生活。列宁从没有忘记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典型的俄国人是农民，一个工人政党可以同农民共同执政，但如果要统治农民，便只能依靠极其巨大和不断增长的恐怖。他作为一个农民国家中政治领袖的天才——不同于，譬如说，农民国家匈牙利的库恩·贝拉或西欧社会主义一般倾向的地方，就表现在他能够使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配合农民革命的主流。1904年，在布尔什维克党形成的年代中，列宁曾创造出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名词，其意义是对资产阶级和地主实行专政，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实行民主。 列宁在来自各方面的攻击下捍卫着这种思想，从右边攻击他的是孟什维克，从左边攻击他的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这个理论实质上意味着，工人在沙皇俄国取得胜利以后，只能通过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经济措施来加强它，才得以保持这种胜利。[7]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争论内容，涉及革命将要引起的变化的每一个方面。孟什维克坚决认为，俄国的社会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因此，他们的任务应该是领导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完全同意——和后来人们编造的列宁主义相反——他的论敌孟什维克的看法，即希望从推翻封建沙皇统治出发就能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种痴心妄想。他同孟什维克的基本分歧主要在于判断哪一个阶级，自由资产阶级还是农民，应该是革命的动力。列宁宣称，自由资产阶级的胜利既不会是农民获得全部自由，也不会把工人推到中枢地位；它将不会根本改变俄国的帝国主义性质。因此，工人政党应该同农民而不是同自由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并且通过这种联盟来取得胜利。胜利了的工农不会在一个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俄国社会将被彻底革命化和民主化，它的封建残余将被扫除干净。俄国技术设备低劣这一不利的客观条件，将迫使胜利的无产阶级在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时不得不自我克制。列宁说，假如我们在1905年曾以为我们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我们就会蒙受巨大的政治损失。 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人数虽少却得以夺得政权，并不是因为他们策划了一次万无一失的政变，而是因为他们利用了农民革命浪潮的浩大声势——在内地，农民革命早就执行了几个月后才被布尔什维克接受过来的革命口号。领导着这支农民大军，布尔什维克便能够在初期克服人数很多的城市集团的反抗；到后来，当外国干涉和白卫分子的重新集聚使苏俄缩小到只有莫斯科大公国那样的面积以后，也是依靠农民，布尔什维克才粉碎了一切反革命企图，并把入侵者赶出国界。列宁鼓吹农民夺取土地，并且同许多反对这样做的西欧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卡尔·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展开辩论，这两个人抽象的证明，大规模耕作的生产力高于土地经营。这种农业学上的理由也许是正确的，将来有一天也许会变得很有关系，但是在俄国，要采取这种抽象得讲来更为可取的纲领，其方法却只能是保存封建所有制或者由国家强迫成立国营集体农庄。 在实行工人管理和地方分权的流产试验逐渐消失以后，农民对大庄园的没收便成了十月革命留下的唯一德政。这样做本身并不能解决俄国的农业问题；已被削弱的解体的工业不能满足农业要求的局面继续存在，并且日益严重。在过渡时期，不论是在工业或农业领域，斯大林的政策都是摇摆不定的；他既没有全部接受他表面赞同的鼓励农民发家致富的布哈林纲领，也没有全部排斥他表面上不赞同的使工业高度集中化的反对派纲领。在这一段时期，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一项中心任务上了，这就是：建立一个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国家党，并且使它同国家的每一个行政部门都联系起来。通过更加紧地运用他的恐怖机器，斯大林达到了这个目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党却同国内一切有生机的力量都断绝了关系；虽然他疏远了工人，他并没有因此把农民吸引到身边。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以后，斯大林反而比他1922年开始争夺权力的时候更要孤单。他先后摔开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这时，他在政治局中却遭到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的反对，他们几乎取得了反对他的多数。党不能再吸引任何阶级支持它，于是变成了一种征集强迫劳动大军的恐怖机器。在内战时期的紧张环境中曾悄悄露过头的思想和方法，这时全部复活了，并且在已经改变的环境下被发展到卑鄙可耻的程度。这种在俄国的广大国土上把数以百万计的人赶出家园流放异乡，这种以原始的方法完成革命巨大的工程，只有亚洲专制君主的丰功伟绩才可以相比。俄国农民失去了他通过十月革命获得的一切——他的土地、个人尊严、参政权和行动自由；他又一次被束缚到土地上，只是过去的地主没有了，代替他们的是集体农庄的感觉经理，或者是强迫劳动营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监工。 在内战时期，俄国农村中的恐怖就像战争本身一样残酷、野蛮和可怕。首先是农民本身对他们的压迫者地主及其走卒自发地采取了行动，然后，各党各派的游击队——白卫军和红军、无政府主义者和复辟主义者等等——把这种行动继续了下去。由工人和贫农组成的共产党游击队的恐怖，是新兴阶级反对旧专制阶级的恐怖。另一方面，斯大林的新恐怖则是一个独裁的国家政权对付一切阶级的恐怖，包括对付统治党党内的反对派。内战在农村中进行得非常激烈；无数房屋被烧毁，无数农民被杀害。每一支赶走了敌人的军队，在占领或收复一座村庄以后，都要吊死几个敌方的领导人，把能够找到的粮食全部拿走。不过，农民的主体仍然存在着；千百万农民并没有全被赶出家乡，越过几千俄里的苔原流落天涯。正如斯大林经常爱做的那样，他接受了过去的革命经验，而把它们应用于现在的不同环境；他对农民发动的战争称为反对富农的斗争。他的集体化政策给极权主义语言增加了一个新词——“消灭富农运动”。 1928年2月15日，也就是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三星期后，《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显然是斯大林写的未署名文章，指出新经济政策的措施不能使军队和城市得到足够的粮食。通过一系列迅速采取的步骤，这种警告便化为全面的农业集体化纲领。规定“进一步利用罪犯劳动力”的第一道法令，于3月26日颁布。[8] 在这一时期拟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主要新特点并不是策划整个工业，甚至也不是对所有国营工厂作扩大安排，而是这种土地的强迫集体化。从1929年到1934年，有好几百万农民，不分男女老幼，被迫离开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乡村，迁徙到俄国遥远的角落去。这种惩罚措施——在谈到它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俄国的落后交通措施、俄国气候的严寒和酷暑——是1918年以来标志着当代特点的大规模强迫移民的第一场，是正当纳粹踏上欧洲历史舞台的时候实行的。在强迫劳动营——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个重要的和不可分的部分——中，被赶出家乡的农民遇到了被流放的工人。当俄国的饥馑在1932—1933年严重到顶点的时候，大多数农民都已经集体化——不是在强迫劳动营中，就是在集体农庄上。在集体农庄上，农民完全同革命前一样，有一小块远不足以养家活口的自留地，而他的大部分劳动时间则被迫用在耕种主人的土地上。恐怖已经从阶级斗争中的武器变成了一种新型经济的动力。 只有对照这种强迫集体化的背景，才能了解苏联少数民族的地位，在这里，十月革命的原来倾向又被转向了他的反面。列宁革命政策的最重要部分之一，就是支持民族独立，在维护这一点上，他甚至发展到了承认少数民族有权退出沙俄大混合体。斯大林在1923年以恐怖手段镇压反抗的格鲁吉亚人，是促使列宁同他决裂的重要原因。乌克兰民族主义强烈地反映在乌克兰共产党年，把这种情绪镇压下去的人之一，就是那个在德国干了同样工作的曼努伊尔斯基。随着消灭富农运动的展开，解决“民族问题”就容易多了，因为那些渴望摆脱大俄罗斯统治的少数民族，都可以被扣上富农和反革命的帽子。强迫集体化剥夺了他们保持民族独立的最重要条件——在同国人当中始终作为一个集团存在的权利；今天，由于俄国少数民族已经被打散过二三十次，本来可以用二三十种语言伴随着二三十种民族舞蹈歌颂斯大林的权利，也就减少到比用一个手势还要简单。 在消灭富农时期的这种开头，必然有其合乎逻辑的发展，于是，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大规模强迫移民便成了苏俄生活中一个经常的和重要的特点，成了它那另一部无形宪法的中心条款。根据1941年8月28日最高苏维埃的命令，取消了日耳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其六十万人口有三分之二被强迫迁移到西伯利亚。1943年，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二十万居民，从伏尔加河下游和顿河下游之间的原来领土上被全部赶走。哈拉查伊自治区的二十八万公民中，有一半以上被强迫迁徙。人口在七十万以上的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从北高加索被整个搬走。这三个民族是在1943年战时迁徙的；胜利以后，在1945年，由于一百万鞑靼人被强迫迁走，克里米亚的大片地区成了无人区。从远处被运到这些腾空了的地区来安家的人表现得也不可靠，于是，强迫移民继续进行；正如1923—1924年期间的格鲁吉亚一样，土地不得不“重新开垦”。 对内政策的这种特点成了对外政策最有效的辅助手段之一。在1939年的德俄条约把波兰瓜分以后，几乎有一百万波兰人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强迫迁徙到西伯利亚，另外一百万人则被盖世太保抓去，在波兰和德国从事强迫劳动。在俄国的这部分人大约有十分之一已被释放，关于苏联经济这一方面的情况，这些人为我们提供了最详尽和最有文献根据的报导。[9]大规模强迫移民是东普鲁士、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和巴尔干诸国俄国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对德国也应用了同样的强迫移民方法，数百万德国人从苏台德区和东方被赶回德国。有几十万人在路上死去。 在以恐怖手段消灭党内反对派的过渡时期，控制社会的新科学开始产生；一旦在那里得到发展，这种制度便愈来愈严密，规模愈来愈大，直到把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土地和一亿七千万人口都置于它的统治之下。反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斗争好像是一个小规模实验场在这里，各种新型的杵槌和钳子经受着试验。虽然反对派被粉碎和消灭了，反抗仍在继续，而且日益发展；在军队中，在政府里，在党内，在城市和乡村，每一阵恐怖的浪潮都引起了反抗的回响。只有一种情况改变了：不会有人打算以不合法的方式进行斗争；从此以后，反抗只是以一个道地极权主义的国家中所能容许的形式和方法进行的。这样，从党的中心发出的恐怖便在全国及其各种机关中绕行了一圈，最后又回到党内。在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的同时，党内的反斯大林集团一个一个地都被无情消灭——从1934年的基洛夫被暗杀到1938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布哈林审判。。在这些审判中，被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牵连的，不仅有布哈林及其同伴，而且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雅戈达和红军元帅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10]。在这些审判中，不是实行思想控制而是防患于未然的原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迄今为止，只有小说家和记者对这些“审判”作了探讨；如果对它们进行透彻的分析，我们就会看到，在恐怖主义的纪律背后，在党的上层集团中始终是离心离德的，始终存在着派系的对立。[11] 消灭富农运动和清党给外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只是在今天，在德国和日本被战败以后，我们才有可能估价这种社会控制方法对欧亚两洲潜在极权主义力量的刺激。 列宁的全盘战略以德国革命为基础，而斯大林的德国政策则以担心德国会发生革命为基础。在1929—1933年纳粹逐渐得势的时候，他在德国进行的操纵有一个出发点，即决心不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采取联合行动反对日益增长的国家社会主义危险，以免干扰他在欧洲的更大雄图。德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发展得相当壮大，这不仅表现在以前那种间接影响上，而且表现在党员人数和选民的支持上。在莫斯科的操纵下，它实行了——不顾人们的责骂——同纳粹取得默契而恶毒攻击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这一政策是通过斯大林亲自说明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新定理来执行的。工会，社会民主党——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最不具有极权主义性质的德国社会阶层，它们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被说成比公开的法西斯主义者更坏，被认为是最危险的敌人，是第一个攻击目标。正当纳粹的兴起已经是旧日的仇恨变为陈迹、正当共同斗争的迫切需要已经开始使人们捐弃前嫌的时候，散布这种斯大林主义理论的群众宣传机器却煽风点火，重新挑起德国内战时期的宿怨。在经济萧条时期，工人对魏玛共和国普遍感到的失望情绪已经转变成强烈的怨恨，工会也正处在转变的初期，处在抛弃艾伯特和诺斯克传统的过程之中。当纳粹的威胁在它的眼前日益增长的时候，1930年的德国工会主义者比从前进步多了，他们非常愿意摆脱过去的消极传统，采取任何切合实际的新政策。但是，共产党人这时的行动却使他们陷于瘫痪。此外，由于军界和保守力量都围绕着反动派的极端——纳粹团结起来，这也促使一切自由主义的和共和派的集团走上了另一个极端。1930年的德国分成了两个几乎相等的部分：一方面是纳粹军事阵营，由于内部的日益团结而变得肆无忌惮、胆大包天；另一方面是反纳粹阵营，这个阵营中的人看到纳粹正在为一场新的战争作准备，预见到纳粹可能获胜，德国人民可能在新战争中被毁灭，可是，尽管如此，他们却无法达成他们自己也知道是必不可少的团结。反纳粹阵营内部又有分裂，它被斯大林用一把大斧——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大斧——拦腰斩断了，结果，反纳粹阵营中的共产党那一半，便被变成了希特勒心照不宣的盟友。 1933年，第二个充分发展的国家党制度在欧洲的主要地区之一获得胜利。隐藏在希特勒的与斯大林的反法西斯主义相对抗的反布尔什维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幕布之下，为1917年以来破坏了欧洲原来面貌的强权政治冲突所推动，这两个极权主义社会在它们主要的组织特点上越来越相互接近。在消灭德国劳工力量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希特勒恐怖的特点，受到了斯大林恐怖的推动和加强；希特勒在1934年7月30日对纳粹党内的罗姆左派集团实行的圣巴托罗缪之夜[12]式的大屠杀，也标志着俄国大清洗的开始。另一方面，斯大林俄国实行的数百万人强迫移民，在希特勒德国被奉为楷模，它在大战时期输入了大约一千二百万奴隶。 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仍然是不稳定的，因此，它力图从东西方两面都得到好处，竭力挑拨东西方相斗以便自己坐收渔利。那些施拉格特分子——他们曾经同情地谛听过拉狄克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宣传，曾经梦想过欧亚联合成为一个反西方巨人——现在都加入了纳粹党，在党内，他们仍然认为同苏俄的合作总会有一天实现。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则始终希望俄国可能通过同德国的联盟而摆脱自己的孤立。有一段时间，至少是在外表上，这样一种政策好像很少有希望实现。1935年，俄国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开始了十年反法西斯运动；1936年，在德国主持下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公约。但是，这两个步骤都不是明确的；它们都部分是政策的直接反映，部分是间接的威胁和建议。据克里维茨基说，他在这一时期曾奉斯大林的特殊命令，竭力想保持他在德国的联系，但是未能如愿。在1936—1938年的莫斯科大审判中，在这面镜子的歪曲反映之下，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实：两国仍在合作，但是规模缩小了。在拉狄克、罗森戈尔茨[13]，特别是克列斯廷斯基的证词中，揭发了一部分情况；这种特意安排的证词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警告德国：两国之间仍然保持着的政治联系也可能破裂。但是希特勒是不热情的；正如尼德尔迈埃向一个朋友所说的，“最高者”并不认为德俄结成联盟是当务之急。不过，破裂的只是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秘密的政治联系始终也没有完全断绝，并且在1938年慕尼黑事件以后又重新加强。就在英法驻莫斯科大使馆的鼻子底下，纳粹为1939年8月的条约奠定了基础，这个条约标志着一场新战争的开始，而对那些把共产国际反法西斯呐喊全部信以为真的人来说，则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德国军队始终也没有能恢复它在威廉时代的沉着自信，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它的一部分——正规部队——被减少到只有十万人，更大部分变成了非法存在的黑师，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深感震惊。但是，尽管处境如此不利，通过保存它的上层，德国军队仍然维持了它的存在。在内战时期，它曾利用过自己的私生子——志愿团，可是在秩序恢复以后，到过渡时期，它便把这些臭名昭彰的志愿团头目再一次藏匿起来。志愿团里的这些亡命之徒，后来大都变成了冲锋队员；从一开始起，纳粹党便得到军队的支持，起初这种支持是不太关心的，到后来便越来越注意。可是，也是从一开始起，军队中就存在着这种反对这种培育革命分子政策的强烈趋势，随着纳粹的日益发展，他们也日益看到了这个平民阶级混血儿同他们的危险竞争。上层将帅之间的这种分歧，引起了军队反对第三帝国的一系列武装叛变，这种活动从1933年开始，经过一个又一个流产的计划，最终在1944年7月20日发展到高潮。几乎直到最后，总参谋部的两个派别都保持着这样一种幻想，以为权力基本上是由军队掌握着的，什么时候方便就可以在什么时候把那些纳粹乌合之众一脚踢开。 德国将军们习惯于掌握数量庞大的人群；在1914年，他们已经指挥着一千一百万士兵。希特勒在1935年3月16日颁布的恢复义务军训的法令，一下子便被军队控制下的人数从凡尔赛条约限定的区区十万人增长到六十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总参谋部周围的密谋者曾企图动一次小手术——把希特勒除掉。可是，希特勒凭借他那争夺权力的惊人本能，总是在适当的时机插进手来，通过贬黜某些心怀异志的将军和提拔另一些将军，使他们的阴谋遭到粉碎。[14] 斯大林收到了关于德国总参谋部中这种分歧的情报，毫无疑问，他从德俄战争一爆发就以最大的兴趣注视着这方面的情况。为了未来的利益，过去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口号又被搬了出来，以便为拉过一部分德国军队来（如果有可能的话）作好准备。1941年10月8日，在那个“著名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如记录上称呼他的那样——瓦尔特·乌布利希的主持下，在莫斯科举行了东线德国战俘的第一次会议。[15]这样开头以后，接着便在整个东线展开了巨大的宣传运动，以斯大林自己的方式重复了1918年对德国士兵的呼吁。安在战地的扩音器把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灌输进许多有接受能力的人的耳中——在这些人当中，有年轻的军官，也有年长的军官，前者仍然抱着他们借助德俄联盟就能统治全世界的希望，后者则更为清醒，打算通过这样一种政策的改变使德国摆脱希特勒。 1943年7月，当德国第六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被击溃以后，在莫斯科成立了自由德国委员会，以共产党人埃里希·魏纳特[16]任主席，以俾斯麦的一个直接后裔冯·艾因济德尔[17]伯爵任副主席。1943年10月11日，该委员会又成立了一个分支组织“德国军官联盟”，其领导人是第六军情报处长汉斯·京特·冯·霍芬[18]上校。[19]当德军在东线投降的时候，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将领加入了这一运动。在这些人当中，比任何人都参加得迟而且更为惴惴不安的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冯·保卢斯[20]，作为一个富有号召力的人物被推到了最前面；瓦尔特·冯·宰德利茨[21]将军成为他们这群人的领袖。他们得到特殊优待，有充分的便利条件在战俘中进行宣传：有一笔用于军事和宣传活动、设立广播站、办一直周刊《自由德国》等等方面的经费。 自由德国委员会在1945年8月正式宣告解散，但在俄国境内直到今天仍然秘密存在着德国军队。这支军队曾一度驻在东德和波兰，执行肃清残敌的任务。希特勒倒台后，不论是保卢斯或宰德利茨——以及埃德蒙·霍夫迈斯特[22]这类德国将军——都没有返回德国，也没有在俄国作为战犯受审。保卢斯在纽伦堡出现过很短一段时间，但很快又回到他的莫斯科总部去了。 以这个自由德国委员会为中心，展开了一个大规模运动，力图把全世界各式各样的德国难民和反法西斯主义者都吸收进一个由莫斯科控制的组织。在西半球，它的总部设在墨西哥城，在那里，大约有八十个德国斯大林主义者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23]它在美国以及几乎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都设有支部；在欧洲，主要的支部设在英国、法国和瑞典。自由德国委员会在希特勒德国产生的影响，也比迄今已经被揭示出来的更为深刻。莫斯科无法同战线后面的军队集团建立联系，但是由一群最知名的封建世家的后裔领导的一个德国军官组织，却在计划暗杀希特勒，改变德国的政策，从此倒向东方。 这些得到宰德利茨委员会鼓舞的胸怀大志的军官，同那些反对希特勒而又动摇不定的亲西方文武官员之间的显著不同，在吉泽维乌斯[24]的回忆录中鲜明地表现出来。作为一个反纳粹的保守分子，吉泽维乌斯参加了战前和战时一个接一个的反希特勒计划，所有这些计划都经过长期的周密准备，但总是以流产的政变告终。密谋者围绕着莱比锡市长卡尔·格尔德勒[25]博士，他通过斯德哥尔摩和瑞士同英美谍报部门有联系。三个贵族——舒伦堡[26]、施陶芬贝格[27]和赫尔多夫[28]——参加了这个集团，他们立即以一种新的敏锐的行动主义打断了无休止的讨论。这三位国家社会主义派伯爵都赞成同苏俄紧密合作；舒伦堡曾担任德国驻莫斯科大使。 在1944年7月20日发动政变前的最后几天，这一小群密谋者激烈地讨论着一个重大问题——究竟倒向哪一边，东方还是西方？在柏林的一个地窖中，分别以格尔德勒和施陶芬贝格为首的两派人讨论着——这种讨论经常为空袭警报所打断——摆脱希特勒德国的两条可能出路。“倒向东方”意味着希特勒将被杀死，俄国战线上的德军将放松压力，听任红军长驱直入地开进柏林。针对这种政策，吉泽维乌斯和格尔德勒提出“西方路线”。 “我再一次提出〔吉泽维乌斯写道〕我们已在瑞士多次讨论过的‘亲西方’解决办法。我所提出的这条路线意味着：我们将放弃暗杀希特勒以及在柏林搞暴动的计划，而代之以在西方采取单边行动。假如克卢格[29]和隆美尔已经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那么就让他们拒绝服从希特勒，并且向艾森豪威尔建议单独休战。这实际上意味着西部战线将被突破，英美军队将在抵抗很少或根本遇不到抵抗的情况下，越过齐格飞防线涌入德国。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也会赶在俄国人前头赶到到达柏林。”[30] 这项计划遭到上校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的反对；他所代表的青年军官们不需要一个由资产阶级和反动过时人物领导的文官政府。他们所需要的是 “让能够打破贪污腐败风气的军人来拯救德国，他们将建立一个井井有条的军政府，鼓舞人民作一次最后的巨大努力。简单归结为一句口号，他要求德国保持尚武精神并变成社会主义的…… 施陶芬贝格要求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实行军事独裁。现在，纳粹的统治已经失败，希特勒已经暴露出是一个笨拙的战略家，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由军人出来独当难局，挽狂澜于既倒。施陶芬贝格要求保留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极权主义、军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因素。 施陶芬贝格一直在和我捉迷藏。几星期以前，他还在指望挑拨东西方相争而我们坐收渔利；现在，他却又在幻想德国军队和红军联合起来，胜利地踏平实行财阀专政的国家。最近的军事惨败是否加速了这种重新倒向东方的激进倾向的发展，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31]〔不仅如此，有一点也是很难否认的。为什么俄国人要成立宰德利茨委员会呢？为什么西方列强不给我们以任何希望呢？〕”[32] 1944年7月20日，希特勒差一点被炸死。陆军元帅欧文·冯·维茨勒本[33]和路德维希·贝克[34]试图组织一次反对希特勒的军队暴动；暴动失败后，贝克自杀，维茨勒本以及三个将军和四个参谋部军官被纳粹法庭判处死刑，并当众绞死。 德国军界在希特勒统治下掌握的权力并不算小，假如总参谋部曾利用这种权力，完全可以让德国真正的反纳粹力量得到机会，领导德国摆脱由于希特勒统治而陷入的绝境。一批以施陶芬贝格为代表的军官表现了普鲁士容克阶级的最优秀传统——一个人的勇敢和为了祖国牺牲自己，但是没有任何效果。总参谋部分裂成纳粹和反纳粹两派，反纳粹又分裂成亲西方和亲东方集团，再加上个人之间的矛盾使这些政治分歧更为复杂和加深，这样，它便不能把德国从一败涂地和被瓜分的命运中拯救出来。 斯大林的无数组织一直在工作着，把世界各地的德国难民都收罗到共产党和同路人团体中去，这些组织早就作好了接收政权的准备。[35]主要的接收大队来自莫斯科，其领导人是威廉·皮克，他那个穿着俄国少校军服的儿子阿图尔[36]伴随着他。同乌布利希一道，他组织了同唯一的重要竞争者社会民主党的剧烈斗争；一年以后，斯大林的代理人终于分裂了苏占区的社会民主党人，把亲俄派并进了统一社会党，这个党把它的两个极权主义先驱者——共产党和纳粹的特点结合了起来。 [1]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50页。——原注 [2]加科莫·马泰奥蒂（GiacomoMatteoti，1885年5月22日——1924年6月10日），生于意大利维内托大区罗维戈省一个富裕家庭，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1907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SocialistaItaliano，PSI），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反对战争。曾于1919年、1921年和1924年三次当选众议员。1924年6月10日，因公开批判法西斯主义，而惨遭法西斯分子绑架杀害。 [3]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89—90页。——原注 [4]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276页注。——原注 [5]维德昆·亚伯拉罕·劳里茨·约翰森·吉斯林（VidkunAbrahamLauritzJonssønQuisling，1887年7月18日——1945年10月24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1年毕业于挪威高级军事学院。1918年任驻彼得格勒使馆专员。1922—1923年任国际俄国救济委员会哈尔科夫办事处主任。1927—1929年任驻苏联公使馆秘书。1930年加入祖国联盟（Fedrelandslaget）。1931年加入农民党（Senterpartiet,Sp）。1931—1933年任国防大臣。1933年5月效仿纳粹党模式，创立国家统一党（NasjonalSamling）并担任党主席，但在议会选举中多次失利。1939年起同纳粹德国合作，并于1940年挪威沦陷后组建傀儡政府。纳粹德国垮台后，于1945年5月9日被迫自首。同年9月10日被判处死刑，10月24日被处决。 [6]里夏德·布利克勒医学博士：《德国是否无可救药？》，纽约1943年版。——原注 [7]参看托洛茨基：《1905年的俄国革命》，特别是题为“我们的意见分歧”的那一章，第222—231页。在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拥护者之间，一直进行了一二十年的烦琐论战。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实现，已经使这场争论的历史形式变得毫无意义，但却使它的内容具有了新的重要性。——原注 [8]参看大卫·达林和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苏俄的强迫劳动》，纽黑文1947年版，第206页。达林继续说：“其目的在于‘通过广泛利用在社会保护措施下被判处徒刑的个人的劳动力……极其节约地实现一系列经济计划’。同年7月，司法人民委员下令对所有身体健全的犯人实行强迫劳动。”——原注 大卫·尤里耶维奇·达林（ДавидЮльевичДалин，1889年5月24日——1962年2月21日），生于白俄罗斯罗加乔夫（Рогачёв）。曾就读于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在大学期间因参加反抗沙皇专制的学生运动，而在1910年被捕。随后流亡国外。二月革命后回国，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并当选为莫斯科市苏维埃委员。在1917年8月的孟什维克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同年年底的非常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流亡德国，担任孟什维克流亡组织的领导。纳粹德国上台后流亡波兰，二战爆发后于1940年流亡美国，进入《新社论》（NewLeader）编辑部工作。1962年在纽约逝世。 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尼古拉耶夫斯基（БорисИвановичНиколаевский，1887年10月20日——1966年2月21日），生于巴什基尔别列别伊（Белебей）。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至1906年是布尔什维克。1906年参加孟什维克。1917年脱离孟什维克，在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参加萨马拉的白军政府，1920年当选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被契卡逮捕，1922年被驱逐出境。流亡德国后，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合作，整理了大量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档案与手稿。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流亡美国。1948年与达林合著《苏维埃俄罗斯的强迫劳动》（ForcedLaborinSovietRussia），这是最早一批揭露苏联劳改营真相的书籍之一。1966年在纽约逝世。 [9]关于被强迫迁徙到俄国去的波兰人的命运，有一本具有永久价值的匿名著作《明月的黑暗面》，该书由埃利奥特作序，纽约1947年版。波兰人的故事使德国集中营的全貌大白于世，关于这些集中营的详细情况，直到战后才被人们知道。在好几百部论述德国集中营的书中，有两部最引人入胜的著作，这就是贝奈迪克特·考茨基（卡尔·考茨基的儿子）的《魔鬼和被诅咒的人》（苏黎世1946年版）和奥伊根·柯根的《党卫军王国：德国集中营制度》（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1946年版）。柯根的研究尤其令人感到兴趣，因为他分析了集中营作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希特勒经济部门的作用。除去波兰人和德国人的著作以外，法国人深刻的心理学研究为它们作了补充，在这方面，特别以大卫·罗塞的两本书最为有名，它们是《集中营世界》和《我们死去的那天》，巴黎1946年版。把关于德国集中营的大量著作和达林关于俄国强迫劳动营的这类作品比较一下，就可以明显看出二者在组织方式上的相似。——原注 奥伊根·柯根（EugenKogon，1903年2月2日——1987年12月24日），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27年移居奥地利，曾在基督教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1936年、1937年两次因反对纳粹党而被捕。1939年被关押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5年4月越狱逃走，同年参加了基民盟。二战后担任美军心理战部顾问。1946年创立《法兰克福汇报》。1947年作为证人出庭了多个审判。二战后鼓吹成立欧洲联邦，并于1949—1954年任欧洲联邦主义者联盟德国支部（Europa-UnionDeutschland）主席。1950年当选为德国语言和诗歌学院院士。1951年起在大学任教。1951—1953年任德国欧洲运动委员会主席。1969年支持新东方政策。1987年逝世。 [10]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МихаилНиколаевичТухачевский，1893年2月16日——1937年6月11日），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1914年任少尉，参加了一战。1915年2月被俘，1917年8月逃回俄国，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4月参加红军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内战期间功勋卓著，屡建奇功。内战后，先后担任过一系列红军高级职务。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 [11]对担任国家秘密警察领导职位达十六年之久的雅戈达的控告，是各次审判中最具有关键意义的一点。如果竟能控告处于这样一种地位的人，说他利用自己的职权策划和执行了毒死许多高级官员的阴谋，那么，斯大林的法庭的确可以说是拜占庭迫害异己法庭的再现。在这种新型的世界中，风传着各式各样的谣言；在这种气氛中，说斯大林毒死了列宁的一个特殊谣言（参看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77—379页）在一定程度上流传了开来。这些器官是危险的，必须把它们安到某一个人、某一个除斯大林以外的人的身上去，从而使它们不再作祟。这个对象必须是布哈林，斯大林消灭富农计划的主要反对者。这些同恐怖制度作斗争的人暗中获得的人望，必须被连根摧毁；必须证明：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一样，布哈林从1917年以来也就是工人国家的敌人，早在1918年，他同列宁的合作就已经只是表面上的了；必须证明：现在被控告图谋暗杀斯大林的这批人，在他们开始从事卑劣的叛逆活动时，也曾策划过暗杀列宁。为此，在1938年的做样子审判中，又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危机旧事重提，而这一插曲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它既集中表现了斯大林主义社会的恐怖制度，又集中表现了加强这种恐怖的办法。 在这一斯大林主义历史的壮观中，有一批前左派共产主义者（雅科夫列娃、奥新斯基、曼采夫）和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姆科夫、卡列林）粉墨登场，举出了许多细节证实被告的罪行。但是，尽管有这么多帮手，维辛斯基仍没有能迫使布哈林承认他曾打算暗杀列宁。在整个审讯中，布哈林始终坚持这样一点：他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期间反对列宁政策的活动，不能被说成是阴谋和恐怖主义，而必须被理解为更换纲领的斗争。当时，布哈林在党和政府中都拥有多数，他试图以合法方式使自己的政策得到执行。 “维辛斯基〔对布哈林说〕：在这段时期，你进行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非法活动没有？ 布哈林：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分清楚不同的时期。如果指的是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以前的时期，从这个字的严格意义上说来，当时是谈不到什么‘非法’问题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场斗争，有一种进行这种论争的公开机关报，谈话都是公开的。…… 维辛斯基：你是否公开谈过要逮捕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 布哈林：谈到过逮捕，但不是肉体消灭。这不是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以前，而是在和约签订以后。在和约签订以前，‘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主要宗旨，是要通过合法手段在党内获得多数。 维辛斯基：什么合法手段？ 布哈林：开会讨论、投票表决等等。 维辛斯基：这种希望是在什么时候消失的？ 布哈林：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以后。我要澄清这一问题，以便反驳雅科夫列娃的证词。她谈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缔结以前的时期，这显然是胡说八道，因为那时我们和托洛茨基分子在中央委员会里居于多数，我们希望在党内赢得多数，因此，谈到当时进行密谋活动是胡说八道…… 维辛斯基：你当时在情感上是不是怨恨到了极点？ 布哈林：这不是对某些人和某些领袖的私人仇恨问题。 维辛斯基：我的问题是，当时的气氛是不是够激烈的？ 布哈林：不错，从派别斗争这方面说来，是非常激烈的。 维辛斯基：气氛非常紧张吗？ 布哈林：是的，非常紧张。 维辛斯基：在这样一种气氛里，逮捕，在某种情况下，也许还有暗杀的念头，不是不可能想到的吧？ 布哈林：谈到逮捕，我承认；至于暗杀，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回事。 维辛斯基：可是气氛—— 布哈林：气氛是气氛。 维辛斯基：在某些人激动的头脑里，这种气氛不是很容易激起这种念头和计划吗？ 布哈林：也许它们真在某个人的头脑里起了这种作用，但是我个人并没有看到这种征象。 维辛斯基：没有人在这方面鼓动过你吗？ 布哈林：没有，没有人。 维辛斯基：没有人提出必须把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除掉吗？ 布哈林：没有，总检察长公民，没有人。” ——录自《反苏维埃“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案法庭审讯记录》，莫斯科1938年版，第447、508页。——原注 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ВарвараНиколаевнаЯковлева，1884年（或1885年）？月？日——1941年9月11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1917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1—3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布列斯特谈判期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年任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她支持左翼反对派，1923年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但1926年又与左翼反对派断绝关系。1922—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41年遇害。1958年平反。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曼采夫（ВасилийНиколаевичМанцев，1889年？月？日——1938年8月19日），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国。1918年加入契卡。1921—1922年任全乌克兰契卡主席。1922—1924年任乌克兰内政人民委员。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3—1937年任工农检查院委员。1924—1936年任副财政人民委员。1936—1937年任最高法院副院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林（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Карелин，1891年2月23日——1938年9月22日），1907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任哈尔科夫苏维埃主席，并参加了全俄民主会议。十月革命后主张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1917年11月发起成立左派社会革命党并担任中央委员。1917—1918年任财政人民委员兼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7月领导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19年被捕。此后在哈尔科夫从事律师工作。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93年平反。 [12]在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节，法国胡格诺教徒惨遭大屠杀。——译者注 [13]阿尔卡季·巴甫洛维奇·罗森戈尔茨（АркадийПавловичРозенгольц，1889年11月4日——1938年3月15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7年参与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是“军事反对派”。1923—1925年任红军空军司令。1925—1927年任苏联驻英国大使。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1937年任外贸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14]参看汉斯·贝恩德·吉泽维乌斯《苦战到底》，苏黎世1946年版；并作一卷的英文节译本于1946年问世，出版者是波士顿的霍士顿·米富林公司；并参看法比安·冯·施拉布伦道夫：《反对希特勒的军官》，苏黎世1946年版；乌里希·冯·哈塞尔：《冯·哈塞尔的日记：1938—1944年》，纽约1947年版；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戏唱完了：第三帝国的末日》，纽约1945年版。——原注 法比安·路德维希·格奥尔格·阿道夫·库尔特·格拉夫·冯·施拉布伦道夫（FabianLudwigGeorgAdolfKurtGrafvonSchlabrendorff，1907年7月1日——1980年9月3日），德国律师。早年担任普鲁士内政部副国务秘书，并秘密参加反纳粹抵抗组织。1942年起充当东线中央集团军群总部与抵抗组织之间的联络人。1943年3月13日实施了对希特勒的炸弹袭击，但因天气寒冷，炸弹未能引爆。1944年“七·二〇政变”后被捕，遭到盖世太保残酷虐待。1945年起被陆续关押在几个集中营，同年5月4日被美军解救。纽伦堡审判期间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顾问。1955—1956年任联邦德国国防军人事考核委员会委员。1967—1975年任联邦宪法法院法官。1975年退休。 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乌里希·冯·哈塞尔（ChristianAugustUlrichvonHassell，1881年11月12日——1944年9月8日），提尔皮茨的女婿，出身于贵族家庭。1909—1911年任德意志帝国外交部评估员。1911—1914年任驻热那亚副领事。一战期间参加了马恩河战役，在战役中身负重伤。1914—1918年任提尔皮茨的私人秘书。1917年9月参加德意志祖国党。十一月革命后加入民族人民党。1920年卡普暴动期间预定担任外交部长。此后返回外交部工作。1932—1938年任驻意大利大使。1933年加入纳粹党。1937年反对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二战初期参加反希特勒抵抗组织，并预定担任外交部长。1943年以后脱离抵抗组织。1944年“七·二〇政变”后，于7月29日被捕，9月8日遇害。 福尔克·贝纳多特·格拉夫·冯·威斯堡（FolkeBernadotteGrafvonWisborg，1895年1月2日——1948年9月17日），瑞典慈善家。出身于瑞典王室，脱离王室后被封为贝纳多特伯爵和威斯堡亲王。1939—1940年任纽约世界博览会瑞典总专员。1943—1948年任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1946—1948年任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常务委员会主席。1948年任瑞典红十字会主席。1948年9月17日因干预巴以问题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刺杀身亡。 [15]参看《在苏德国战俘列兵和军士第一次会议》，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41年版。——原注 [16]埃里希·伯恩哈德·古斯塔夫·魏纳特（ErichBernhardGustavWeinert，1890年8月4日——1953年4月20日），德国作家。1912年起担任绘画教师。一战中应征入伍。1928年参与创立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协会。1929年加入德共。纳粹党上台后流亡萨尔盆地。1935年流亡法国。1937—1939年期间参加国际纵队。1939年流亡苏联。1943—1945年任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主席。1946年回国，并担任大众教育管理局副局长。1953年在东柏林逝世。 [17]海因里希·格拉夫·冯·艾因济德尔（HeinrichGrafvonEinsiedel，1921年7月26日——2007年7月18日），德国作家、俾斯麦的曾孙。1939年入伍。二战期间担任战斗机飞行员。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击落，当场被俘。1943—1945年任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47年回国，参加了统一社会党。1948年在美国占领区被捕，获释后逃往西柏林并退党。1957年加入社民党。德国统一后，于1992年退党，转而参加了民主社会主义党。1994—1998年任联邦议会议员。2007年在慕尼黑逝世。 [18]汉斯·京特·冯·霍芬（Hans-GünthervanHooven，1896年10月27日——1964年9月27日），德国军官。一战中入伍，战后以中尉军衔退役，转而担任公司经理。1935年重服现役。1942—1943年任第6集团军新闻负责人，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1943年被俘，同年9月创立德国军官联盟并担任副主席，同年12月当选为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委员。1950年回国，在东德旅行社工作至退休。 [19]《德国人，你们何去何从？》，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与德国军官联盟成立大会记录，由保尔·梅克尔和阿诺德·维特·冯·戈尔森瑙作序，墨西哥城1944年版。——原注 [20]弗里德里希·威廉·恩斯特·保卢斯（FriedrichWilhelmErnstPaulus，1890年9月23日——1957年2月1日），1910年入伍。一战期间曾参加凡尔登战役。1918年加入自由军团。1919年进入国防军工作，同情卡普暴动。1931年起在军校任教。二战期间历任第10集团军总参谋长、第6集团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首席军需官、第6集团军总司令、南方集团军群团长。1943年1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战败，在被俘前晋升元帅军衔，同年11月参与创立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二战结束后，于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中出庭作证。1953年返回东德，在大学任教。 [21]瓦尔特·库尔特·冯·宰德利茨—库尔茨巴赫（WaltherKurtvonSeydlitz-Kurzbach，1888年8月22日——1976年4月28日），出身于军旅世家。1908年入伍。一战期间参加了索姆河战役。二战期间参加了法国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1943年1月被俘，同年9月参与创立德国军官联盟并担任主席，同年11月当选为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委员。1949年被捕。1950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25年徒刑。1955年获释后返回西德定居。 [22]埃德蒙·霍夫迈斯特（EdmundHoffmeister，1893年3月4日——1951年2月20日），德国军官。一战中入伍，战后进入国防军工作，曾担任国防军与苏联红军之间的联络官。二战期间历任第383师团司令和第31装甲部队司令。1944年7月在巴格拉季昂战役中战败被俘，同月参加了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并呼吁结束战争。二战后被流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51年死于流放地。 [23]参看《我们反对希特勒的斗争》，墨西哥自由德国运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议事录，墨西哥城1943年版。——原注 [24]古斯塔夫—阿道夫·蒂莫西·汉斯·贝恩德·吉泽维乌斯（Gustav-AdolfTimotheusHansBerndGisevius，1904年7月14日——1974年2月23日），出身于官农家庭。1929年加入民族人民党，主张同纳粹党合作。1931—1933年任民族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纳粹党上台后进入内政部工作，反对扩张盖世太保。1935年辞职。1938年起参加反希特勒的活动。1944年“七·二〇政变”后转入地下。1945年流亡瑞士。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中出庭作证。1950—1955年期间在美国工作。晚年往返于瑞士和西德两国。1974年死于西德。 [25]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尔德勒（CarlFriedrichGoerdeler，1884年7月31日——1945年2月2日），出身于公务员世家。1905年起担任律师。1911年起进入法院工作。1912—1922年任索林根（Solingen）市议会议员。一战爆发后入伍，参加了坦能堡战役。十一月革命后回国，参加了自由军团，并参与镇压了1919年三月罢工，同年2月加入民族人民党，鼓吹复辟君主制。1920—1930年任柯尼斯堡市长。1930—1937年任莱比锡市长。1933年当选为德国法学院院士。1934—1935年兼任价格监测专员。1937年辞职，1937—1939年期间赴国外考察，竭力阻止战争。1941年起在柏林秘密成立抵抗组织。1944年“七·二〇政变”中，计划在政变成功后出任临时政府总理。政变失败后，于8月12日被捕。1945年遇害。 [26]弗里德里希·维尔纳·冯·德·舒伦堡（Friedrich-WernerGrafvonderSchulenburg，1879年11月20日——1944年11月10日），生于贵族家庭，1901年进入德国外交部工作。1922年至1931年任德国驻波斯大使，1931年至1934年任德国驻罗马尼亚大使，1934年至1941年任德国驻苏联大使。因卷入反希特勒的“七·二〇事件”，而被纳粹德国处死。 [27]克劳斯·菲利普·玛丽亚·查士丁尼·申克·格拉夫·冯·施陶芬柏格（ClausPhilippMariaJustinianSchenkGrafvonStauffenberg，1907年11月15日——1944年7月21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26年入伍。二战期间参加了波兰战役、法国战役。1943年在突尼斯与英军交战时身负重伤，后返回柏林，晋升为陆军上校，期间秘密参加了反希特勒抵抗组织。1944年6—7月任陆军预备役军队总参谋长，期间秘密与社民党和德共地下小组会面。1944年7月20日实施了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暗杀失败后，于次日被捕，旋即遇害。 [28]沃尔夫—海因里希·尤利乌斯·奥托·伯恩哈德·弗里茨·赫尔曼·费迪南德·格拉夫·冯·赫尔多夫（Wolf-HeinrichJuliusOttoBernhardFritzHermannFerdinandGrafvonHelldorff，1896年10月14日——1944年8月15日），德国军官。一战中入伍，参与签署停战协议。十一月革命后参加了自由军团。1920年参加卡普暴动，叛乱失败后短暂流亡意大利。1924年加入民族社会主义自由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Freiheitspartei）。1924—1928年、1932—1944年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30年加入纳粹党。1932年任纳粹党普鲁士邦议会党团主席。1933—1944年任国会议员。1935—1944年任柏林警察总监。1938年起秘密参加反希特勒抵抗组织。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政变”而被处死。 [29]君特·阿道夫·费迪南德·（冯）·克卢格（GüntherAdolfFerdinand(von)Kluge，1882年10月30日——1944年8月19日），出身于军旅世家。1901年入伍。一战期间参加了第二次佛兰德战役和凡尔登战役。一战结束后进入国防军工作。1935—1939年任第6军团司令。二战期间参加了波兰战役，历任第4集团军司令、中央集团军群司令、B集团军司令等。1940年晋升为陆军元帅。1943年起与反希特勒抵抗组织有联系。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政变”，于8月19日被迫服毒自尽。 [30]吉泽维乌斯：《苦战到底》（霍士顿·米富林出版公司1947年版；弗雷茨与瓦斯穆特出版社，A—G，1947年版权），第528页。本书此处和下面的摘录业经美国出版公司同意。——原注 [31]吉泽维乌斯：《苦战到底》，第503、504、516页。——原注 [32]方括号中的这几句话在美国版中被删去了，这里是根据德文原本第2卷，第319页译出的。——原注 [33]乔布·威廉·格奥尔格·埃尔文·艾尔德曼·冯·维茨勒本（JobWilhelmGeorgErwinErdmannvonWitzleben，1881年12月4日——1944年8月8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2年入伍。一战期间参加了佛兰德战役、香槟战役和凡尔登战役。一战结束后进入国防军工作。1934年起即反对纳粹主义。1937年起开始筹划推翻希特勒的活动。二战期间参加了法国战役，1940年晋升为陆军元帅。1940—1942年任西方面军总司令。1942年转入预备役。1944年“七·二〇政变”中预备担任国防军司令，政变失败后，于7月21日被捕，8月8日遇害。 [34]路德维希·奥古斯特·特奥多尔·贝克（LudwigAugustTheodorBeck，1880年6月29日——1944年7月21日），出身于军官家庭。1898年入伍。1913—1914年期间在德军总参谋部工作。1916—1918年任皇太子集团军最高司令部总参谋长。1919年进入国防军工作。1935—1938年任陆军总参谋长。1938年因反对希特勒而辞职。二战爆发后转入地下，领导反希特勒抵抗组织。1944年“七·二〇政变”中预定担任国家元首，政变失败后，于7月21日自杀身亡。 [35]“元首”在柏林的废墟中自杀后才几个星期，一个刚从莫斯科来的德国共产党诗人约翰内斯·贝希尔就又向德国人民抬出了一个新元首： “在重新建立起的工厂中， 每当机器再一次开始轰鸣， 它们总是唱起那人人懂得的赞歌 ——感谢你啊，斯大林！ 每当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行走， 再一次播种，永不受欺凌， 他常会停步佇立，凝望远方， 开始感恩地祝祷：斯大林…… 每当清晨人们又开始去工作， 在走出自己的房间以前， 总要仔细地看一看你的像片， 这样早啊，你就浮现在他的心田。 如果再一次见到了和平的王国， 我们会为它感激你神圣的辛勤。 大地以万紫千红的鲜花向你志谢， 人们感谢你——你使自由再次新生。” （见德文版《国际文学》，文学出版社，莫斯科，第15卷，1945年6—7月。这一官方期刊的战后第一期，就以上面这首诗作为发刊词。）——原注 [36]阿图尔·海因里希·瓦尔特·皮克（ArthurHeinrichWalterPieck，1899年12月28日——1970年1月13日），威廉·皮克的儿子。1916年加入斯巴达克斯同盟。1917年流亡荷兰。十一月革命后回国，参加了德共（斯）。1922—1923年任苏联驻柏林贸易代表团雇员。1927年参与创立国际工人戏剧协会。1932年创立国际革命戏剧协会，同年移居苏联。1938—1941年期间在共产国际新闻部工作。1941—1945年在红军政治部工作。1945年回国。1955—1961年任汉莎航空公司总经理。1961—1965年任交通部副部长兼民航中央管理局局长。1965年退休。
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与近代自然科学之发展（恩格斯著，畏之〔杜畏之〕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与近代自然科学之发展 （恩格斯著，畏之〔杜畏之〕译）
第二十七章宣传鼓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二十七章宣传鼓动 ·红色阵线战士同盟 ·维利·明岑堡 ·贝托尔特·布雷希特，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歌手 ·《惩罚》 德国共产党变成了俄共政治局一个分部的事实，从二十年代中期传入和发展起来的新宣传方式上得到了最明显的反映。首先在德国适应于西方环境的俄国宣传方法，在那里由一个领域扩展到另一个领域，而随着数以千计的德国人在1933年以后移居各国，这些方法便以它们的德国形式传遍世界。特别是目前美国共产党组织非共产党群众的方法，同早期的德国方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红色阵线战士同盟 模仿钢盔团建立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给后来的纳粹冲锋队树立了一个榜样，它从1924年成立以后，便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身穿制服、英俊威武的青年共产党人，像军队一样有纪律有指挥地列队街头，在德国变成了一种常见的和受欢迎的景象；当他们的乐队在集市广场上奏起工人歌曲和军事进行曲的时候，往往吸引了大群围观者。盟员们排成整齐队形参加一切共产党会议，肃立在讲台面前，当每一个发言者登台时，向他举手致敬并高呼“红色阵线！莫斯科万岁！”他们守卫着会议厅入口，保护散发文件的党员；在街头集会上，他们环绕着发言者的讲台。当克拉拉·蔡特金或恩斯特·台尔曼发言时，他们组成仪仗队，挺胸立正，接受这些共产党领袖的检阅。他们伴随着到处向小商人募捐的党员。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吸引了许多社会主义工人和天主教工人。它的地区代表大会变成了地方上的大事，小城镇上的居民往往都涌去参加；盟员们的队伍在街上游行的时候，人行道上和窗口的男人和姑娘们纷纷向他们欢呼致意；游行以后，他们受到免费喝啤酒的款待。按照传统，每逢圣灵降临节，柏林总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全国联欢大会。 1926年，有二十五万盟员——大都是青年——来参加联欢，他们在柏林各条大街上示威游行。民族主义报纸对这些青年人的威武气概表示吃惊。《德意志日报》指出了他们那种“无与伦比的纪律和组织程度的极大进步”。柏林交易所的喉舌《交易所报》写道：“这些示威者不是匪徒，也不是恶棍。他们是我们德国的棒小伙子，像我们过去见过的那样穿着漂亮的制服，但是使我们万分遗憾的是，现在却被共产党迷住了心窍。” 随着俄国情况的发生变化，同盟的思想倾向也有所变动。它本是为保卫共产党组织而成立的，现在却很快被变成了一种“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宣传工具。同盟的代表时常去莫斯科；例如在1927年12月7日，在红场上的数十万群众面前，举行了由一个同盟代表团向莫斯科党组织书记米哈伊洛夫献旗的仪式。在德国，盟员们举着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其他俄国领袖的肖像游行。一种经常举行的仪式是在柏林公园检阅，在那里，盟员们经常向他们的总司令恩斯特·台尔曼庄严宣誓，保证尽一切力量保卫苏维埃祖国。 1925年，女盟员单独成立一个组织，建立起德国最早几个传制服的妇女团体之一。在这一时期有许多妇女组织：新成立的“反强制生育国际同盟”，它要求使节制生育合法化；为母婴谋福利的“大家庭联盟”；一个爱国妇女团体“路易丝团”，以普鲁士皇后路易丝[1]命名。1925年底，成立了以克拉拉·蔡特金为主席的红色妇女联盟。一个庞大的德国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一次国际妇女会议。 在要求没收霍亨索伦皇室财产的运动中，妇女们组织了她们自己的示威。“让皇室的城堡成为孩子们的游戏场，”妇女们抬着一些周长六码、用贬值的十亿马克大钞编成的花环，上面写道：“这就是给威廉的补偿！” 1924年，在召开于魏森费耳斯的一次全国儿童工作会议上，倡办起一种供青少年阅读的杂志《少年同志》。少年先锋队，1920年成立的一个共产党儿童团体，在这几年中也开始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在一切场合，共产党的儿童团总被推到最前面。 共产党的示威活动不再采用那种非常单调的社会民主党方式，而变成了一种新式俄国宣传和美国广告术的混合。在讨论党务的会议上，组织了群众合唱，并且焚毁共产党敌人的俑像，从而使气氛大大活跃起来。在这一时期的射击俱乐部使用的靶子上，往往画着张伯伦和苏联其他敌人的面像。 1925年，在它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党第一次尝试把戏剧作为一种宣传手段。党为此租用了柏林大剧院，这个剧院曾被它的第一个老板马克斯·赖因哈德[2]命名为“大众剧场”。这次演出由党的戏剧专家欧文·皮斯卡托[3]担任导演，柏林党组织的教育工作负责人恩斯特·托尔格勒和他合作；布景制作人是约翰·哈特费尔德[4]。[5]所演的戏剧规模盛大，以反战为主题，共分二十三场：第一场的背景是1914年正在等待宣战的柏林；其余各场内容是李卜克内西在波茨坦广场煽动兵变，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1914年7月25日的表现，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暗杀等等，最后一幕是一群少年斯巴达克团儿童登上舞台，后面跟着一队穿制服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盟员。 不久以后，便出现了一本内容相似的剧本选集《红色讲坛》。作品之一是恩斯特·万根海姆[6]——目前在柏林的一家剧院里当导演——的一出工人阶级合唱剧。另一篇是艾米尔·哈路普写的《国际》描绘战时一座军营中反对社会民主党叛徒的斗争。不论在城市和乡村，每一个党支部、每一个党的附属组织（例如红色救助会）都掀起这种从感伤到讽刺、内容应有尽有的戏剧宣传。俄国的一种鼓动性戏剧形式“蓝衫剧”传到德国，以“红色闹剧”的形式出现。这种时事讽刺剧把杂耍、滑稽剧和时事活报剧结合起来，在德国风靡一时。 这种戏剧鼓动形式在二十年代中期的德国展开得非常成功，后来，其他国家特别是远东的共产党都纷纷效法。当时，柏林有专门被派来学习这种宣传方法的中国、日本和印度共产党人。例如有一个来自东京的日本人伊藤邦雄，就曾在德共宣传鼓动部以及“工人剧团”中工作过好几年。他是一个才能杰出的画家兼演员，精通舞台设计、化装游行面具设计、展览会布置、幻灯画和招贴画的绘制。当我现在谈到[7]共产党中国的宣传方法——这在抗战时期大都是由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主持的——时，一切细节都使我回想起1925—1928年柏林的共产党戏剧。 这种追求戏剧效果，把七种艺术结合起来千方百计地吸引群众的努力，在这几年中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但是，在内容方面却发生了明显变化。早期的戏剧和活报的那些反战主题、国际主义甚至德国的背景都逐渐消失了，代替它们的是越来越多的对俄国国家及其领导人的歌功颂德。 维利·明岑贝格 这种新的宣传方法在维利·明岑贝格的手上达到了神乎其神的地步。 维利·明岑贝格是德共的创始人之一，戏剧艺术方面的真正天才，他在1899年出生于图林根。[8]他曾参加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体，称为——这一点很意味深长——“宣传团”。明岑贝格在一家鞋厂做了六年粗工以后，离开故乡爱尔福特去瑞士。在那里，他白天在苏黎世的一家药店工作，晚间便同一个具有广博修养和特殊吸引力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弗里茨·布鲁普巴赫尔[9]坐在一起谈天。他同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分子讨论人生和政治，逐渐形成了他此后一生中永远坚持的基本态度。 在苏黎世，明岑贝格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许多领导人，同列宁、克鲁普斯卡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曼努伊尔斯基、契切林等人都发生联系。他特别受列宁的影响，列宁把他那种模糊的激进主义纳入了实际活动的轨道。从1916年起，明岑贝格便成为列宁集团的心腹。1917年11月，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得政权的时候，他参加了一次声援他们的游行；一年以后，警察把他从瑞士驱逐出境。 一回到德国，明岑贝格便成为斯巴达克团的一员，参加了反对其右翼的斗争。早在战争刚爆发以后，他曾接办过一种已停刊的杂志《青年国际》，此后，从1914年圣灵降临节在斯图加特举行的一次国际青年大会开始，他便逐步组织起一个青年书记处。1920年，青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时，三十一岁的维利·明岑贝格，一个“职业青年”，成为它的第一任主席。 他后来在群众宣传方面显示出的杰出才能，在这段较早时期就可以看出来。甚至早在战前，他就已开始利用戏剧技术——不过还是粗糙的，因为“无产阶级戏剧”尽管以戏剧代替了枯燥无味的演说，阶级意识还相当浓厚。有一次，为了吸引青年姑娘们参加运动，他组织了一次以“青年女工应该嫁给什么样的人？”为题的讲演会。许多人都来听讲，但是，当他什么也不说，光是谈一套社会主义原理的时候，她们有一半人都逃走了。不过，即使如此，在一个女青年参加政治聚会的情况还很少见的时候，和任何别的组织者相比，毕竟要数他为青年运动吸引来的姑娘们最多。 1921年，在德俄两国分别发生卡普暴动和喀琅施塔得暴动以后，明岑贝格不再搞党的活动，开始从事他真正的终身事业。俄国正处于严重的饥馑之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挨饿。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向俄国以外的一切同情者呼吁，请求他们给予援助。一个月后，也就是1921年9月12日，明岑贝格在柏林建立了国际工人援助会，这是第一个深入到非共产党工人和知识分子阶层中去的共产党组织——是此后兴起的成百上千类似组织的典范。 在明岑贝格的领导下，国际工人援助会获得了巨大成功。柏林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捐赠一辆载重汽车，开姆尼茨一个工厂送了十四架针织机，斯图加特一个工厂援助五架牛奶脱脂器，莱比锡一家工厂的工人赠送了大批药品，其他团体还捐赠了医院用的冰箱、工具、粮食等等。在1921年，装满二十一艘船的物质运往俄国；1922年运去了七十八船。在1926年，据明岑贝格统计，国际工人援助会募集了价值二千五百万金马克的物资。捐得的全部商品大约值二百万美元。这些物资大都是些旧货，是否真能顶用是很难说的，而且，不管怎么讲，对于俄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危机来说，这只能是杯水车薪。但作为宣传来讲，这些捐品的价值便不可估量：每一个捐了一点东西的人，都感到自己和工人祖国联结到一起。 此外还通过一系列措施募集现金：工人向俄国人民捐献一天工资；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募捐，举办特殊的音乐会义演和展览会义展；义售各式各样的物品，包括俄国风景明信片、马克思和列宁的半身像、国际工人援助会的特殊邮票、花束、纪念章、特殊的徽章、纪念册、报纸、书籍等等。在此以前，苏俄政府曾发行一笔为数十亿美元的公债，1922年9月13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一项由李可夫、斯莫利亚诺夫[10]、格拉泽尔和加米涅夫签署的特别法令，保证公债年息为百分之五，1933年7月1日还本。在许多号召大家认购这种公债的宣传品中，明岑贝格的密友马克斯·巴特尔（后来变成纳粹党员）的一首诗具有典型意义： 向辽阔的俄罗斯，向欧洲， 和着气缸、发动机、拖拉机、透平机、圆盘耙、机器、机器、 机器轰鸣的节奏 发出了这样的口号： 工人们，弟兄们，世界的改造者， 伸出手来吧，为了建设伟大的 没有阶级的无产者社会而伸出你的手， 工人们，全球的无产者！ 可是，整个的计划后来都由于通货膨胀而化为泡影。 明岑贝格信托机构创始于德国，但很快便遍及全世界。首先是欧洲，然后是南北美洲和远东，都响应了援助苏俄的号召。在美国，西德尼·希尔曼[11]捐赠了四十五万美元。在日本，世界工人援助会有十九家同情报纸和杂志。1923—1924年经济危机期间国际工人援助会在德国创办的施汤所和儿童福利机构，在1925年罢工风潮中传到日本，第二年又在矿工罢工时期传到英国。在俄国本国，明岑贝格创办了一系列儿童之家；他组织了若干机器修配厂，同苏联工厂订了不少合同。 为了配合他的救济工作，明岑贝格用内容生动丰富的杂志来补充共产党正式报纸之不足。《红旗报》和其他党报满纸都是非共产党人望而生厌、难以理解的党八股，整版整版地刊载着冗长的决议和宣言。明岑贝格创办了一种叫《苏俄画刊》的杂志，后来，为了模仿《柏林画报》（德国的《生活》杂志），他把这一杂志最终更名为《工人画报》。《工人画报》第1期于1921年8月问世，发行量只有五千份；但五年以后，它的发行量便几乎达到一百万份。在他创办的其他许多杂志中，有一种叫《红色建设》，它后来成为宣传斯大林五年计划的最得力刊物之一。他还出版两种日报，《柏林晨报》和《新闻晚刊》，一种业余摄影爱好者杂志，一种内容广泛的无线电爱好者杂志。他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并且建立了一个读书会以帮助推销这个出版社印行的书籍。 当谢尔盖·艾森施坦[12]导演的影片《战舰波将金号》在德国上映时，得到了所有批评家的赞扬，德国公众希望看到更多的俄国电影。不久以后，明岑贝格便组织了一个拥有发行苏联影片专利权的公司；这个公司很快就在伦敦、巴黎、罗马、阿姆斯特丹和纽约有了代理人。公司起先只经营发行业务，后来自己也摄制影片。 明岑贝格没有参加这些年代中党内激烈的派别斗争。他同情左派（季诺维也夫的被开除使他对俄国党的信仰大受损伤），但他宁愿一只脚跨在党外，忙着实现他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必须把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在这段过渡时期，当党的政治生活在党被斯大林控制以前一直处于停顿状态的时候，大批积极分子都以他创办的许多组织为藏身之所，用这种工作来安慰他们在其他方面遭到的挫折和苦闷。他们同明岑贝格发现的一种新人——“同路人”——一起工作。他们在他发明的一种组织——“阵线”——中展开活动。 在1929—1933年的经济萧条时期，明岑贝格的企业展开了各式各样的反法西斯宣传，大肆鼓吹俄国的文化、电影、文学、科学和风景。世界各地希望参加反法西斯主义斗争而又不愿意加入政党的进步分子和自由主义者，都能在明岑贝格建立的无数组织中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在这些组织中，最重要的团体之一是反对战争与法西斯主义同盟，[13]这个组织得到了国际运输工人工会书记埃多·菲蒙和英国工党领袖之一埃伦·威尔金森这类知名人士的支持。 1935年，当“人民阵线”在法国和世界各地普遍建立起来的时候，明岑贝格正在巴黎，同他在一起的，有数以千计的德国逃亡者。这几年中在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者当中推行共产党路线所获得的成功，《今晚报》和《下午报》分别在巴黎和纽约的出版，数以千计的画家、作家、医生、律师和其他社交界新人的一致鼓吹经过冲淡的斯大林主义路线——所有这一切成就究其本源都要归功于维利·明岑贝格的国际工人援助会。[14] 虽然明岑贝格是共产党在同情分子中展开活动的最重要人物，他的活动却不是党在这一时期拿出来广泛推销的唯一货色。在“马校”（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里，许多青年同情者们学习着各式各样的课程。这样，德国共产党人在政治领域中的成就愈小，他们就愈热衷于发明组织方法。他们开始以一种新的狂热来研究“市场”——德国社会，从而以社会学的方法来安排他们的运动。在一味迷恋于宏伟组织规模的情况下，德共组织局委员恩斯特·施耐勒向1927年的党代表大会报告说，必须把下列各种组织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它们是：三万个体育俱乐部、九千个体操俱乐部、八千个射击俱乐部、五千个足球俱乐部、三万个摩托车俱乐部、一万二千个徒步旅行俱乐部、二千个养兔养鸡俱乐部、一千个板球俱乐部、一万个歌咏会、二万个基督教青年会支部。这一系列组织的会员总人数几乎达六百万人。施耐勒这套野心勃勃的计划，直到1933年以后才完成——由纳粹完成。 在1928年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库西宁把各国共产党的任务说成是创造一个太阳系，在这个星系中，每一个行星，从极其巨大的到非常渺小的，都环绕着共产党的太阳旋转。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歌手 党在性质上的变化，在德国共产党所曾有过的唯一天才诗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5]的作品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布莱希特直到1930年才入党，因此，他歌颂党的诗歌都是在经济相同时期写出的；他从不理解、从未参加过原来的那种共产主义运动，也从没有对它发生过兴趣。与此相反，当德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战斗的和按照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机构时，年轻的布莱希特，奥格斯堡一家造纸厂厂主的儿子，对它是漠不关心的，如果不说是敌视的话；内战时期，他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他参加党以前，和党并没有多少联系，对党也很少了解，他的作品反映了过渡时期及其最终产物——斯大林主义党。[16] 布莱希特属于那样一种青年诗人，他们为战争及其在德国造成的后果所深刻震动，因而表现出一种否定一切的色彩；他是反映德国社会解体的诗人之一。他以“先锋派”的艺术形式代替了现实主义，在早期作品中企图表现出一个动乱时代给人们带来的恐怖和毁灭。他的第一部剧作《黑夜鼓声》是对魏玛共和国的辛辣讽刺。一个早已被认为阵亡了的士兵，出人意外地回家了，但他发现自己的爱人已经投入一个黑市商人的怀抱，没有人再需要他。剧中提到了斯巴达克团的反抗斗争和罗莎·卢森堡，但只是作为一种加重色彩的背景。这个士兵长期摇摆于“卧床和军营之间”，最后选择了挂着蓝色帐幔的卧床而决定不去过问政治。 在此后发表的一系列作品中，布莱希特以各种奇特的形式表现了他的虚无主义。在他看来，不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都不存在任何社会形式，世上根本不存在什么价值和美德；他要传达的主题是：一切都是虚无。在另一个剧本中，布莱希特把我们带到了一座假想的城市“红木市”，这座城市位于西半球的某个地方，是一个花天酒地、吃喝嫖赌、喧嚣不堪和野蛮堕落的享乐中心。一个阿拉斯加的伐木工人约翰来到这里，把他用血汗挣得的工资挥霍干净。在最后一幕中，他不仅发现一切尘世的享乐到头来都是空虚，而且人类也没有任何寄托可言。这一时期的倾向发展到最高潮的作品，是他的最知名剧作《三分钟歌剧》，在这部歌剧中，只有小偷和娼妓才是有价值的人。这部歌剧由库尔特·魏尔[17]作曲，成为德国经济萧条时期第一个大受欢迎的剧本。剧中最精辟的警句，“首先得填饱肚子，然后才谈得上道德”，已经变成民间谚语。 从这种全面否定一切、这种玩世不恭地抛开一切价值标准、这种充满痛苦的虚无主义出发，布莱希特一下子跳到另一个极端，转而歌颂德国共产党的纪律和统治阶层。为它的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特征所魅惑，布莱希特变成了德共所曾拥有的最具有独创性的诗人。“先锋”派社会批评家变成了灌输教条的歌手，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哲学的工具。在这一时期，他把自己的作品称为教育剧或学生歌剧。德文版布莱希特文集里就附有柏林—诺伊克伦马克思学校（一所以它的社会民主党校长命名的进步中学）学生讨论学生歌剧《不答应》的部分意见。[18] 布莱希特的剧本使用的道具力求其少，内容力求其抽象。在一个空荡荡的舞台上，没有吸引观众的自然主义布景，一个象征性的物品被推到台前，几乎成为剧中的角色之一。这些剧本是为在空场上、会议厅和军营里演出而写的。除去三五个演员以外，时常还附有一支象征群众的希腊戏剧中的合唱队，他们对剧中人的是非功过作出评定。主题是寓言性的，往往把古代的或中世纪的情节加以改编，搬到现代环境中来。它们就像鼓声一样不断地重复着——为集体而牺牲个人，这个人和那个人完全一样，没有什么所谓个性；为了集体利益，可以不讲什么个人道德；党的等级统治是必要的和没有伸缩余地的；恐怖措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别有一种奇特的美等等。布莱希特告诉人们，个人不仅必须为事业牺牲自己，而且必须为党内统治集团的深谋远虑而牺牲事业。布莱希特在史诗剧的基础上发展了一套自己的独特手法：事件不是在它们发生的当时表现出来的，而是经常以剧中剧的“灯光暗转”形式来倒叙。在布莱希特剧本的形式——有时也包括主题——方面，他显示出对莎士比亚的有意识模仿；总结全剧寓意的典型的莎士比亚式独白，往往以合唱的形式搬到布莱希特的作品中。布莱希特醉心于中国哲学，喜欢把马克思和列宁描绘成“圣贤”或“先哲”。 布莱希特最初写出的教育剧之一《人就是人》的主题是：个人是软弱无力和可被替换的。在序幕中，只有一个演员登场，宣布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认为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接着，戏剧正式开场，表现一群在加尔各答的士兵；由于某种意外，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失踪了，可是立即就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他。“不管太阳究竟照在谁身上都是一样。”1947年德国发生的一件事，就好像是布莱希特这一早期剧本的说明书。在波茨坦，一个俄国士兵押解着十二个德国战俘，准备把他们送到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去。在市区车站上，这队人从一群下班回家的男女旁边走过。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妇女突然扑到其中的一个德国战俘身上；这是他的丈夫，公报上已经宣布他阵亡了。俄国卫兵竟允许这对破镜重圆的夫妇在另外十一个战俘和平民们瞠目注视之下一起回家去了。卫兵从人群中挑出一个夹着公事皮包的小伙子，向他说道：“你跟我们走吧！”于是，这一小队人又凑足十二个，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地扬长而去。凡是蹲过集中营的人都领略过这种待人的方法。正如布莱希特在他那个剧本的收场白中所说：“以后的事实自会证明我说的话，自会证明！” 《惩罚》 在布莱希特所写的这一系列教育剧中，最能够把一切恐怖主义特征都集中表现出来，熔铸为反映极权主义政党及其精锐卫队——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面镜子的，是一部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的影响下写出的剧本《惩罚》[19]。伴奏的乐曲出自汉斯·艾斯勒[20]之手，他的兄弟格哈特曾在1929年底被派往中国，负责消灭违抗俄共政治局的反对派。这一个表现消灭党内反对派的寓言剧，可以说是莫斯科几次大审判的预演。布莱希特对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具有一种天才的敏感，因此早在他的主子举行做样子审判的五年以前，他在1931年就写出了一部表现这种审判的剧本。 四名鼓动员向一个合唱队报告他们到沈阳去执行任务的情况。合唱队隐在幕后，鼓动员在台前表演出他们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遇到的事件。许多段都配上了音乐，中间插进一些朗诵诗式的台词。戏是这样开幕的： “合唱队：站到前面来！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在这块土地上，革命也发动起来了，战士们的队伍在这里已经组织起来。我们同意你们所做的一切。 四个鼓动员：等一等，我们还有话说。我们把一个同志判处了死刑。 合唱队：谁杀了他？ 四个鼓动员：我们杀了他，我们把他枪毙了，他的尸首被扔进了一个石灰坑。 合唱队：他做了什么事，使得你们枪毙了他？ 四个鼓动员：他往往做得对，有时可做错了，但是在最后，他让运动遭到了危险。他的动机颇好，但是效果很坏。我们请你们判决。 合唱队：如果把事情的经过原委告诉我们，你们就会听到我们的判决。 四个鼓动员：我们将接受你们的判决。” 接着灯光暗转，倒叙出一系列事件，第一场题为“经典著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原理”，在这一场中，四个鼓动员谈到他们如何在边境上最后一个党的联络站歇足，找寻一个把他们领进中国的向导，在那里，他们遇见了一个“青年同志”： “三个鼓动员：我们来自莫斯科。 青年同志：我们早就在等着你们。 三个鼓动员：为什么？ 青年同志：我们已经走投无路。这里到处是骚乱和贫困，饭吃得少，仗打得多。许多人有胆量，可是没有几个人认得字。” 青年同志问他们是否带来了火车头和拖拉机，机关枪和军火。可是，与此相反，他们连一封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信都没有带来。 “三个鼓动员：情况是这样。我们没有给你们带来任何东西。可是，在越过边界到达沈阳的时候，我们将给中国工人带去经典著作和宣传家讲述的原理：共产主义的入门知识；使愚昧的人了解他们自己的处境，使受压迫的人产生阶级觉悟，使有阶级觉悟的人获得革命的经验。可是，我们倒要向你要一辆汽车和一个向导。” 这一场结束后，合唱队唱了一支《苏联颂歌》。 在题为“隐姓埋名”的第二场中，四个鼓动员准备进入中国，但他们首先必须化装，隐藏自己的本来面目。 “联络站负责人：你们得化装成中国人越过边界。你们一定不能被人看见。 两个鼓动员：我们不让人看见。 联络站负责人：假如你们当中有一个受了伤，一定不能让他落到敌人手里。 两个鼓动员：我们一定不让他落到敌人手里。 联络站负责人：你们准备好牺牲生命和藏尸灭迹了吗？ 两个鼓动员：准备好了。 联络站负责人：那么，你们此后就不再是你们自己了。你不再是柏林的卡尔·施米特。你不再是喀山的安娜·基尔斯克，你也不再是莫斯科的彼得·萨维奇。你们全都没有姓名，没有母亲，你们是革命将要在你们身上写下命令的空白传单。” 负责人发给他们每人一副面具，让他们戴到脸上。 “合唱队：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必须既能进攻也能退却，既能坦率也能说谎，既能为人服务也能不为人服务，既能遵守诺言也能言而无信，既能投入危险也能躲避危险，既能出头露面也能隐姓埋名。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在一切美德中只有一件美德，这就是：他在为共产主义进行战斗。” 在中国的第一个插曲题为“巨石”。鼓动员们先到商业区去发动苦力。他们事先告诫那个“青年同志”不要“落进怜悯的陷阱”。苦力们正在拉着一条船逆水而上，他们在淤泥中不停地滑跌着。“青年同志”混到他们当中，他把一块大石头搬到淤泥里，好让他们不致滑倒。“青年同志”搬了三次石头，然后忍不住大喊出来，要求除这种最初步的改善以外，还要进一步改善苦力的处境，给他们更好的鞋子。他这样暴露自己以后，便被监工抓住了，于是，鼓动员们不得不赶快逃走。 下一个插曲的题目叫“小委屈和大不平”。 “四个鼓动员：我们在工厂里建立了第一批党小组，教育了第一批积极分子，创办了一所党校，并且教会他们怎样散发秘密文件。” 他们派“青年同志”到工厂门口去散发传单，但是指示他不能暴露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避免同当局发生冲突。可是，当一个警察殴打工人时，“青年同志”又忍不住出面干预，甚至大叫求救。结果，他同鼓动员们不得不再次逃走。 在一幕题为“人到底是什么？”的插曲中，他遭受到最大的考验，这关系到他对企业界的态度问题。 “四个鼓动员：我们每天都同旧工会、同绝望和屈从进行斗争。我们教育工人把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化为夺取政权的斗争，教导他们使用武器和组织示威的方法。后来，我们听说商人们正在同统治着这个城市的英国人争夺关税。为了利用统治者之间的这种矛盾来帮助被统治者，我们派‘青年同志’给最有钱的一个商人送去一封信。信里写的是：把苦力武装起来。我们指示青年同志：一定要想办法弄到武器。我们就来表演一下发生的事情。 一个鼓动员：我是商人，我在等着苦力工会关于共同对付英国人问题的来信。 青年同志：这是苦力工会的来信。 商人：我请你跟我一起吃顿饭。 青年同志：能同您一起吃饭实在荣幸。” 商人指出苦力工会和他自己的共同利益；工会和他都很聪明，都依靠苦力过日子。“青年同志”想到鼓动员对他的指示，对商人的话表示同意。到酒席摆好以后，商人唱起了他心爱的歌曲《商品之歌》： “河的下游盛产大米， 上游的人需要吃米， 如果我们囤积起大米， 他们的钱就得多给。 那些拖粮船的纤夫， 得到的米也就要更少， 可我呢，更可以吃便宜米， 用不着多掏腰包。 我知道米是什么东西吗？ 我知道谁知道这一点吗？ 我根本不知道米是什么！ 我知道的只是米价！……” “青年同志”被这首歌气坏了，他不再愿意同商人一起吃饭。 “青年同志（站起身来）：我不能同你一起吃饭。 四个鼓动员：他就是这样说的。不论是讽刺嘲笑还是强施硬拽，都不能叫他同一个他所鄙视的人同桌吃饭。结果，商人把他赶了出去，苦力们也就没有能得到武器。” 在这里，剧中插进了一段关于共产党策略问题的讨论。 “合唱队：难道不应该把气节看得高于一切吗？ 四个鼓动员：不！ 合唱队：我们早就不再以法官的身份听你们讲话了，而是开始从中学习。” 然后，合唱队唱起“改变世界吧，这个世界需要改变！”的歌曲： “为了消灭罪恶，有什么罪恶 你不愿去干呢？ 你能不能改变世界？做这种事 你是不是还不够心辣手狠？ 你是什么人？ 不怕陷进泥坑 不怕同刽子手拥抱，但是要 改变世界：这个世界需要改变。” 最后一场的题目叫“背叛”。 “四个鼓动员：这几个星期，对我们的搜捕大大加强了。我们只有一间藏着排字机和小册子的密室。一天早上，城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抢粮风潮，听说乡下也骚乱不安。” “青年同志”同鼓动员们讨论起义时机是否成熟。党决定延期发动起义以等待更好的时机，他竟违抗党的命令。 “三个鼓动员：你到失业工人那里去，说服他们一定不要先单独起事。我们以党的名义要求你做到这一点。 青年同志：可是党又是谁？党是不是坐在一间装着电话机的屋子里？它的思想是秘密的吗？它的决议是瞒人的吗？它是谁？” 合唱队这时唱了一首“歌颂党” “一个人只有两只眼， 党有一千只眼， 党的眼睛看着无数国家， 一个人只看到一座城市。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党却能长期存在。 一个人能被杀掉， 党却是杀不死的。 因为它是群众的先锋队， 它以从现实经验中提炼出来的 经典著作的指导原则， 领导着群众进行战斗。” “青年同志”这时已经把经典著作撕碎，他大喊道： “那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在战斗的时刻，我拒绝接受只是在昨天有效的一切理论，怎样做合乎人情，我就怎样做。我的心为革命而跳动。” 他扯下面具，高呼： “我们来帮助你们了，我们来自莫斯科。” 他把面具撕成碎片。 “四个鼓动员：我们看到了他当时的模样。在薄暮中，我们看到他那张裸露出来的面孔，坦率真诚，富有人情味。他已经撕下了面具。他不断地在大街上高呼。我们把他打昏过去，抬起他失去知觉的躯体，急忙跑出了城。” 接下去就是题为“惩罚”的高潮部分： “三个鼓动员： 我们作出决定： 一定不能让他再露面，他必须永远消失踪迹。 因为我们要回去继续工作， 我们不能带着他，又不能把他留在那里，因此，我们必须 把他枪毙，然后把他抛到石灰坑里，石灰将烧掉他的尸体。 合唱队：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四个鼓动员： 时间紧迫，别无其他办法。 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我们 花费五分钟时间，研究了 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杀人的确是可怕的事。 但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 我们不仅要杀死别人，而且要 杀死自己。 我们认为，我们没有权利 怀着不杀人的慈悲之心。只有我们 那要求改变世界的不屈意志，才是 我们决定如何行动的依据。 第一个鼓动员：我们要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因为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第二个鼓动员：可是，即使他不同意我们的决定，他也必须消失踪迹，永远消失踪迹。 第三个鼓动员：我们现在问你，你同意我们的决定吗？ 青年同志：同意。我明白我经常做错事。现在让我死掉反而更好。 三个鼓动员：对。你打算一个人干这件事吗？ 青年同志：帮我一下。 三个鼓动员：把头靠在我们的手臂上，闭上你的眼睛。 青年同志：为了共产主义…… 三个鼓动员：我们就这样把他枪毙了，然后把他扔到石灰坑里，当石灰把他完全吞没以后，我们便回去继续工作。 合唱队： 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 你们传播了 经典著作中的原理， 共产主义的入门知识。 革命在这里也发动起来了， 在这里，战士的队伍也已经组织起来。 我们赞同你们所做的一切。” 在剧本的语言方面，在它使用的各种象征手法方面，这部教育剧《惩罚》都具有共产国际改变后的特点。中国革命的失败和随后的清党，在德国被用来向德共灌输新的教条，使它俯首听命于莫斯科并且对纳粹不进行积极斗争。布莱希特以“先锋派”的抽象形式，美化了斯大林主义党并为它祝福。他在剧中大胆运用的合唱队，象征国家政治保卫局对党内生活的干涉，以及人们对他的等级统治纪律的志愿服从。那个天真的共产党人象征着斯大林改组后的共产国际，他志愿接受莫斯科代理人的最后判决。在俄国的边界地区，到处都设有党的联络站，通过那里，莫斯科的使节隐藏他们的本来面目潜入每一个国家——谁要是揭下他们的面具，就是犯了最大的罪行。在这种面具下，他们操纵着各地的群众运动，就像布莱希特剧本中所写的那样，如果认为有必要进行反对英国人、即反对西方的斗争，可以不惜牺牲这种运动同商人联合。布莱希特以一种非常具有德国风格的简单方式，描绘出德国共产党的这样一种形象：它早年的一切革命动力都已丧失干净，它已经丝毫不再有自己的生命，完全变成了俄国统治集团手上的一个驯服工具。 [1]赫敏，路易丝公主（Hermine,PrinzessinReußältereLinie，1887年12月17日——1947年8月7日），罗伊斯公国国王海因里希二十二世（HeinrichXXII.）第四女。自幼崇拜威廉二世。十一月革命后流亡荷兰，与威廉二世相识，并于1921年结婚。结婚后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企图利用纳粹党复辟君主制，并劝说威廉二世与纳粹党合作，但未果。二战结束后被苏联占领军逮捕并被送回德国。1947年死于奥得河畔法兰克福。 [2]马克斯·赖因哈德（MaxReinhardt，1873年9月9日——1943年10月31日），奥地利戏剧和电影导演。 [3]欧文·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皮斯卡托（ErwinFriedrichMaxPiscator，1893年12月7日——1966年3月30日），德国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出身于商人家庭。一战中入伍，在战斗中受重伤，退役后支持和平主义。十一月革命后加入德共（斯）。1920年创立无产阶级剧院。1931年移居苏联。1935—1936年任国际戏剧协会主席。1936年被指控“支持托洛茨基主义”，随即移居法国，同年曾前往西班牙，支持共和国。1940年法国沦陷前流亡美国。1951年因遭到麦卡锡主义迫害返回西德。1966年逝世。 [4]约翰·哈特费尔德（JohnHeartfield，1891年6月19日——1968年4月26日），德国艺术家，本名赫尔穆特·赫兹菲尔德（HelmutHerzfelde），生于柏林，1908年进入巴伐利亚皇家艺术工业学院学习。一战期间为了抗议沙文主义，把自己的姓名改成了英语化的约翰·哈特费尔德。1917年与弟弟维兰德·赫兹菲尔德创立马利克出版社。同年参加达达主义运动。1919年参加德共（斯）。在二十年代创作了大量的艺术作品。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二战结束后返回东德，1956年进入艺术科学院。1968年逝世。 [5]皮斯卡托现在是纽约新社会研究所附属戏剧研究组组长。哈特费尔德在战时居住于伦敦；他的兄弟维兰德·赫兹菲尔德则在德国共产主义阵线于纽约的一家出版社——北极光出版公司工作。——原注 维兰德·赫兹菲尔德（WielandHerzfelde，1896年4月11日——1988年11月23日），德国出版商、作家。1917年创立马利克出版社。一战结束后，在二十年代活跃于先锋艺术运动。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二战结束后返回东德，在莱比锡大学任教。 [6]印戈·克莱门斯·古斯塔夫·阿道夫·弗莱赫尔·冯·万根海姆（IngoClemensGustavAdolfFreiherrvonWangenheim，1895年2月18日——1975年8月5日），德国演员、导演、剧作家。1916年起登台表演。1917年支持十月革命。1918年加入独立党。1922年加入德共。1925年创办工人巡回剧院。1928—1933年任柏林艺术家聚居地（KünstlerkolonieBerlin）剧院院长。纳粹党上台后经法国流亡苏联，并当选为德国作家协会和苏联作家协会成员。1940年获苏联国籍。1943年参加自由德国委员会。1945年回国，在柏林德国剧院（DeutschesTheater(Berlin)）工作，1946年辞职。晚年在德国电影公司（DEFA）工作。1949年获民主德国国家奖。1975年在东柏林逝世。 [7]例如，可参看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纽约1939年版；哈里逊·福尔曼：《红色中国访问记》，纽约1945年版。——原注 埃德加·帕克斯·斯诺（EdgarParksSnow，1905年7月19日——1972年2月15日），美国记者。1928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后前往中国访问，历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主编、《芝加哥论坛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东南亚记者。1934—1937年任《纽约日报》驻华记者兼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5年参与报道“一二·九运动”。1936年赴延安访问，并于1937年出版《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一书。1937年当选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会员，同年12月报道了南京大屠杀。1941年回国。1942—1947年期间历任《星期六晚邮报》驻印度、中国和苏联记者。50年代遭到麦卡锡主义猛烈迫害。1959年流亡瑞士。1960年、1964年、1970年三次回中国访问。1972年在瑞士逝世。 哈里逊·福尔曼（HarrisonForman，1904年6月15日——1978年1月31日），美国记者、摄影师。早年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1932年起来中国考察，曾访问班禅。二战期间担任美国合众社、《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1944年访问延安，后出版《红色中国报道》（又名《北行漫记》）和《西行漫影》画册等。1978年在纽约逝世。 [8]参看维利·明岑贝格：《第三阵线》，柏林1930年版，这是一部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历史，其中有很多自传材料。——原注 [9]弗里茨·布鲁普巴赫尔（FritzBrupbacher，1874年6月30日——1945年1月1日），早年学习医学。1899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900年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1900—1904年任大苏黎世市议会议员。1905年拜访克鲁泡特金和纪尧姆，在他们的影响下倾向于革命工团主义。1912年参加了苏黎世总罢工。1921年加入瑞士共产党，同年参加了国际工人援助会的工作。1933年因反对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诬蔑，被指控“带有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而被开除出党。1945年在苏黎世逝世。 [10]瓦季姆·亚历山德罗维奇·斯莫利亚诺夫（Вадим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мольянинов，1890—1962），1905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在斯摩棱斯克领导布尔什维克组织。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秘书。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21年任斯摩棱斯克经济委员会主席。1921—1924年任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兼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1929—1932年任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建设负责人。 [11]西德尼·希尔曼（SidneyHillman，1887年3月23日——1946年7月10日），美国犹太裔工会活动家。出身于立陶宛一个犹太人家庭。1903年加入崩得。1905年加入孟什维克。1906年流亡英国。1907年流亡美国。1910年参加芝加哥制衣工人罢工。1914年任国际女装工人工会首席文员，不久辞职并创立联合服装工人联合会（AmalgamatedClothingWorkersofAmerica）。20年代初推行“工会社会主义”政策，支持泰罗制，并与苏联合作。1933年支持罗斯福新政。1933—1934年任国家复兴管理局劳工顾问委员会委员。1934—1940年任国家工业复兴委员会委员。1935年参与创立美国产业工人联合会。1936年创立美国工党（AmericanLaborParty）。1937年参与创立零售，批发和百货工会（Retail,WholesaleandDepartmentStoreUnion）。1939年参与创立美国纺织工人工会（TextileWorkersUnionofAmerica）。1940—1941年任国防咨询委员会（NationalDefenseAdvisoryCommittee）委员。1941—1942年任生产管理办公厅（OfficeofProductionManagement）副主任。1942年起在战争生产委员会（WarProductionBoard）工作。1942—1946年任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主席（NationalCitizensPoliticalActionCommittee(NCPAC)）。1943—1946年任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主席（CongressofIndustrialOrganizations-PoliticalActionCommittee(CIO-PAC)）。1946年逝世。 [12]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艾森施坦（СергейМихайловичЭйзенштейн，1898年1月22日——1948年2月11日），苏联导演。代表作有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和《十月》。 [13]在美国，这个组织一再更名，最初定名为“美国自由和平同盟”，1939年9月改称“美国和平动员会”，1941年6月又称为“美国民众动员会”，最后，到1946年6月，变成了“全国争取和平委员会”。——原注 [14]从1928年到纳粹上台这段时期，同海因茨·诺伊曼和库尔特·藻埃兰（他们两人后来都在莫斯科被杀害）一道，明岑贝格曾不断试探在德国另外建立一个共产党的可能性。在他停留于巴黎的这段时期，许多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密探钻进了他的组织，其中有一个来自比尔森的捷克人安德烈·西蒙—卡茨尤其可恶，对他进行了暗中监视。 在举行过几次莫斯科审判以后，曾数次召明岑贝格去莫斯科。他起先是尽量拖延行期，到最后便干脆拒绝前往。从1938年起，他开始置身于流亡者之列；他非但不参加任何集团，而且尽量避免和“托派分子”发生接触，以避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注意。 1940年5月，明岑贝格同其他所有在法国的德国人一起被拘留。一个月后，他在纳粹入侵前同另外几个同被拘留的德国人逃出了拘留营。后来，人们在离拘留营几英里以外的地方发现他被吊死了；斯大林主义者散布了明岑贝格自杀的消息。 我不相信明岑贝格是自杀而死的。同他一起逃出集中营的那两个人忽然不知去向，再也查不出来；他们很有可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工人员，在离他死处不远的地方，在法国的滨地中海地区，就住着他的好朋友瓦列里安·马尔库，在这个朋友那里，他准可以得到避难所、金钱和有势力人物的援救。他不相信纳粹能胜利，一点也不灰心。虽然已经五十岁，他仍然精力充沛，雄心勃勃，脑子里还装着许许多多新的计划。——原注 库尔特·藻埃兰（KurtSauerland，1905年1月12日——1938年3月22日），德国记者、作家。出身于邮局职员家庭。1923年加入德共。1923—1927年期间在德共情报部门工作。1927—1928年在国际工人援助会工作。1928—1929年任国际工人援助会中央委员会国际社会政策档案馆馆长。1929—1931年任国际工人援助会中央书记处书记。1931—1933年任国际工人援助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纳粹党上台后流亡法国。1933—1934年任国际工人援助会机关报《我们的时代》（UnsereZeit）编辑。1934年流亡苏联，并当选为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捕，1938年遇害。 安德烈·西蒙（AndréSimone，1895年5月27日——1952年12月3日），化名奥托·卡茨（OttoKatz），捷克作家、记者。一战结束后移居德国，参加了十一月革命。1927—1929年任柏林无产阶级剧院运营总监。1929—1932年在国际工人援助会工作。1932年移居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并参加了格别乌。纳粹党上台后移居法国，协助明岑贝格工作。1940年流亡墨西哥。1946年回国。1951年在斯兰斯基案件中被捕，1952年遇害。1963年平反。 [15]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1898年2月10日——1956年8月14日），德国戏剧家、诗人。1918年开始从事戏剧创作。1926年起支持德共，但从未入党。1933年“国会纵火案”后相继流亡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瑞士、法国、丹麦、苏联和美国。1947年受到非美活动委员会迫害，被迫再度流亡法国和瑞士。1949年返回东德。1955年获列宁和平奖。1954—1956年任德国艺术学院副院长。1956年在东柏林逝世。 [16]布莱希特于1933年离开德国。在欧洲漫游一段时期后，他在希特勒统治时代定居于丹麦的斯文堡。当纳粹在1940年入侵丹麦时，他又逃到别的地方，最后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在那里，他同老朋友汉斯·艾斯勒形成了一个共产党文艺集团的核心。这个集团的另一个成员是莱昂·福伊希特万格，他曾在一次被接见时听斯大林亲自谈过举行莫斯科审判的原因，在居住于美国的反纳粹十年中，这个集团——布莱希特、艾斯勒、福伊希特万格、海因里希·曼等——同德国共产党都有联系，他们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就是反法西斯德国人的代表。布莱希特把不加掩饰的共产党宣传品、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成剧本。以这部作品和美国观众见了面；由汉斯·艾斯勒配乐的这个剧本曾先后于1932年和1935年在柏林和纽约上演。布莱希特一直忠顺于莫斯科，但由于俄国党的批评家对他的诗歌并不是绝对赞同的，所以他宁愿尽量长地留在美国。另外两个德国共产党诗人约翰内斯·贝希尔和埃里希·魏纳特，作为艺术家来讲要比布莱希特逊色得多，但他们在1933年去莫斯科后都获得了重要的党内职位，譬如说，魏纳特就曾在自由德国委员会中同保卢斯和宰德利茨一起担任领导工作。贝希尔是第一批回国的人，现在已成为德国再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领导人。 战争结束以来，布莱希特的作品已经在德国、捷克、匈牙利等共产党控制的国家被广泛演出。他是德国共产党诗人中最有独创性的人，对战后青年可能产生很可观的影响，他们都喜欢他的“先锋派”形式，而不欣赏莫斯科制造出来的陈腐颂歌。——原注 莱昂·福伊希特万格（LionFeuchtwanger，1884年7月7日——1958年12月21日），德国作家。 路易斯·海因里希·曼（LuizHeinrichMann，1871年3月27日——1950年3月12日），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哥哥。1904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14年支持社民党，但反对参加一战。1931—1933年任普鲁士艺术剧院诗歌部门主席。1932年起主张德共应与社民党合作反对纳粹。国会纵火案后流亡法国。1940年流亡美国。1949年当选为民主德国艺术科学院主席，但未及上任，于1950年在美国逝世。 约翰内斯·罗伯特·贝希尔（JohannesRobertBecher，1891年5月22日——1958年10月11日），德国表现主义诗人。出身于法官家庭。1911年起开始从事写作。一战后支持独立党和德共。十一月革命后短暂参加德共，不久即退党。1923年返回德共。1924年起与路特·费舍合作，并入选德共中央。1928—1933年任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协会主席。1930年曾遭到共产国际批判。纳粹党上台后流亡苏联。1945年回国，参加了统一社会党，并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50年参与起草民主德国国歌文本。1954—1958年任文化部长。1956年因支持匈牙利革命而被架空。1958年在东柏林逝世。 [17]库尔特·尤利安·魏尔（KurtJulianWeill，1900年3月2日——1950年4月3日），德裔美国作曲家。 [18]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探索丛谈11—12》，柏林1931年版，第4卷，第308页以下。——原注 [19]《惩罚》：见《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全集》，第2卷，第329—359页。马利克出版公司（伦敦中西区1号）1938年版。——原注 [20]汉斯·艾斯勒（HannsEisler，1898年7月6日——1962年9月6日），奥地利作曲家、音乐理论家，路特·费舍和格哈特·艾斯勒的弟弟。1912年起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4年入伍。1919—1924年期间受教于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ArnoldSchönberg）。1925年移居柏林。1926年申请加入德共，但未果。1927年起在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任教，并在德国工人歌唱协会工作。1930—1932年期间与布莱希特合作。纳粹党上台后相继流亡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丹麦和英国1938年赴马德里，支持共和国，同年流亡美国。1939年被驱逐出境，流亡墨西哥。1940年获准返回美国。1942年起在好莱坞工作，并在大学任教。1948年被驱逐出境，返回奥地利。1949年移居东柏林。1962年逝世。
第二十六章联盟的失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二十六章联盟的失败 ·斯大林和蒋介石 ·行动还是不行动？ ·第四国际？ ·托洛茨基放逐中亚细亚 ·国际左派的柏林会议 在这段时期的每一次党中央全会上，斯大林的多数表面上看来都是非常巩固的；他在每一项决议上获得的票数，似乎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个多数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团结紧密的整体。在党内寻求平衡的三个主要集团一同投到斯大林的麾下——莫洛托夫最能代表的党内新兴的统治阶层，以托姆斯基为代表的工会，由布哈林和李可夫领导的缓和派。人们曾希望“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会化为外交政策上的一系列胜利，但这种希望并没有实现，而国外的每一个失败在党内都有反映：使斯大林拼凑成的多数发生了离心震动；在每一次挫折之后，他总要依靠对反对派更多地使用暴力来重整威信。1926年斯大林在英国的实验，曾使他在政治局中的地位有所降低，而1927年他在中国实行的政策，则使他几乎完全丧失了多数。 斯大林和蒋介石 从一开始起，中俄两国革命者之间的关系就是真诚友好的。布尔什维克政变一成功，孙中山就向列宁致电祝贺。1919年7月，苏维埃政府在“对华宣言”中宣布放弃沙皇政府对中国领土和财产的一切权利。不过，在最初这几年中，双方的联系还不多，因为在俄国内战期间，中俄直接交通线被高尔察克部队一直封锁了十八个月。 1921年，荷兰共产党人马林—斯内夫利特[1]同孙中山进行联系后，对年轻的中国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党印象很好，作了于他们有利的报告。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联外交家阿道夫·越飞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在那一年，国民党聘请了一批苏联顾问，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鲍罗廷[2]。 通过他来中国的这一使命，米哈伊尔·鲍罗廷变成了共产国际最知名的人物之一。他过去是俄国的一个社会主义者，身世和政治色彩都不很清楚，1905年革命之后一段时间内，他化名格鲁森贝格移居美国。在这里，他做过各种工作，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有一段时期，他化名伯格在芝加哥开办一所商业学校。他于1918年回到俄国，由于曾在美国生活过，被视为外交专家，曾多次被派往国外工作，去过德国和土耳其，可能还去过墨西哥。当他被派往中国去的时候，他的鸿运来了。 鲍罗廷坚持国民党应该有“一套明确的党的原则、党组织的团结一致和严格的党纪”。从一开始起，求教于莫斯科的国民党组织结构就是俄国范本适应于中国情况的产物。鲍罗廷帮助建立了黄埔军校；在军校中，由德国和俄国教官训练中国士官生。在莫斯科，建立起一座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5年，又创办了中山大学，由卡尔·拉狄克担任校长，在这座学校的全盛时期，学员人数几达一千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蒋介石也在莫斯科的一所红军学校进修，在俄国共产主义的发源地对它进行了研究。 1924年，莫斯科指示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3]后来，有两名共产党人成为新国民政府中的部长。[4]斯大林和布哈林企图操纵东方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取得胜利，借以弥补俄国威信在德国遭到的损失，因此，他们使一切“原则”都适应于这种新的努力。他们制造出适合于需要的理论；以冗长、复杂和教条主义的宣言为这些理论作解释。布哈林提出的中国民族革命中“四个阶级联盟”的理论，变成了苏联在全亚洲实行新政策的起点。被外国帝国主义者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工农结成统一战线，将成为斯大林的民族社会主义在亚洲的翻版。 早在1923年，托洛茨基就开始反对斯大林在中国的政策。在一系列无关痛痒的和烦琐哲学的冗长论辩中，他不断攻击对方的弱点——认为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会是共产国际忠实盟友的幻想。托洛茨基——后来还有季诺维也夫——警告俄共说，中国共产党人将成为这种政策的牺牲品。但是，斯大林打算从莫斯科控制整个欧亚地区的迷梦，可不是容易被震醒的。[5] 1925年7月，国民党中的共产党派利用当时高涨的群众运动控制了广州的党组织。在1925年3月孙中山死后继任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乃于1926年3月突然袭击广州城。他逮捕了好几名共产党领袖，给他们加上阴谋推翻国民政府的罪名，并且枪毙了他们的一些支持者。关于这些事件，共产国际的任何报刊都不许有丝毫透露，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毫无改变。与此相反，在发生这次广州事件的两个月以后，党又恢复了从内部接收国民党的政策。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6年5月召开中央非常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排挤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其内容如下：1.共产党人不得批评孙中山的主义，而只能对之绝对服从。2.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全部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保存……3.共产党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占委员三分之一以上。4.共产党员不得担任中央党部各部部长。5.未经党批准，任何国民党党员都不得以党的名义召开讨论党务的任何会议。6.未经党的最高机构批准，凡国民党党员均不得加入任何其他政治组织或从事任何其他政治活动。7.中国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先交由非共产党人占多数的国共联席会议通过。8.国民党党员如欲加入共产党，须事先提出退党声明，而党员一旦退出国民党，即不得重新加入。9.凡违反以上各项规定者，得予以惩罚。”[6] 1926年12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容许国民党代表列席，而批准了开除德国左派的决定。[7]斯大林亲自作了关于“俄国问题”的报告——这表明他同他的对手们一样软弱；他几乎是客客气气地重复了以前的论点，即认为反对派联盟是“苏联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偏向”。由于他们在10月的妥协，联盟领袖得以参加会议并为自己辩护。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发言为他们的反党观点辩护，抗议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对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偏向所作的指责。加米涅夫甚至猖狂到在国际无产阶级的代表面前谴责我党犯了民族改良主义的错误。”[8] 全会加剧了对联盟在国际范围内的支持者进行的斗争；在法国，鲍里斯·苏瓦林被开除出党，阿尔弗雷德·罗斯默和皮埃尔·莫纳特[9]被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意大利，则继续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波尔迪加进行斗争。 在1927年4月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时，中国共产党拥有六万名党员，而两年前则只有一千人。[10]在4月5日的一篇演说中，斯大林称赞蒋介石是一位很好的革命战士；他们两人还互赠相片。不料一星期后，蒋介石便明确改变立场，开始清洗国民党内的共产党集团。有好几万名上海工人惨遭屠杀。可是，即使到这时，共产党的政策依然如故——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工作；斯大林宣称，同蒋介石公开斗争就等于把胜利送给他。5月21—22日，又一次发生大屠杀，这次是在武汉。 “这次进军定在5月21日。农民开始召集起越来越多的战斗队向长沙进发。显而易见，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长沙城。但是，正在这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却来了一封信，在信中，陈独秀命令他们应该尽量避免公开冲突，把问题提到武汉去解决。根据这封信，省委会于是下令让农军退却，不再前进；但是有两队没有接到命令，继续向武汉挺进，结果被军队消灭了。”[11] 这些事件在莫斯科产生的影响，不是用几个形容词可以表示的。斯大林和布哈林正在自我吹嘘，祝贺他们的政策在中国获得的成功；这时，却不得不急忙压下斯大林的论文，收回布哈林所写的一本书。斯大林主义中央委员会1927年七月全会通过的决议，即使竭尽掩饰之能事，也流露出了不安。 “尽管有共产国际的正确策略，中国革命还是遭到了重大失败，这首先要从这个国家内部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国际的角度来解释……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惯常拒绝共产国际指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中国革命的当前特点是：革命遭到了严重失败，与此同时，阶级力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重新配置，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正在组织起来反对一切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就这个意义来说，革命正在走向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直接斗争的阶段。以前的发展经验业已重新表明，资产阶级无力担负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12] 在苏联—国民党联合期间，英俄关系恶化了。到1927年初，两国间的贸易几乎已全部中断。英国报纸掀起了一场要求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的运动，与此同时，英国外交部则加强了同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合作。2月23日，英国向俄国发出警告性照会；5月12日，俄国在伦敦设立的贸易公司“阿尔柯斯”[13]的办事处遭到二百名警察的袭击。两星期后，首相鲍德温总结了英国对俄国的五点不满，其内容如下：（1）苏联间谍从事探听英国军事秘密的活动。（2）一份绝密文件已经失落，很可能为苏联间谍所窃取。（3）在苏联商务代办处发现了秘密文件，证明代办处在充当苏联同英国共产党以及英属各殖民地共产党之间的联络站。（4）苏联代办处曾支持英国国内反对政府在华政策的一次政治运动。（5）苏联政府进行反对英国在华利益的宣传，从而破坏了1923年3月16日英俄通商协定中的规定。 1927年5月底，英国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一般说来，劳工界的立即反应是反对决裂；但是到7月初，在全国铁路工人联合会的年会上，托马斯便开始谴责托姆斯基，抗议他干涉英国工会运动的内部事务。 几天以后，苏联驻华沙大使彼得·沃依柯夫[14]被暗杀。他是在波兰政府竭力反对的情况下就职的，因为据说他是处死沙皇及其家属的那群人中的一员。这时，一个俄国保皇党杀死了他。 世界各地都感受到了英俄关系紧张的影响。例如在法国，雅克·多里奥[15]和另外九个人由于在法属殖民地进行颠覆性宣传而被捕。国立军校所在地圣西尔的两名市议员，受到向俄国出卖军事秘密罪的控告。6月12日，铁路工会领导人皮埃尔·塞马尔[16]以煽动兵变罪被控告和逮捕。法共书记处成员克雷美[17]以替俄国进行间谍活动的罪名被控告。巴黎向莫斯科发出半官方的警告，要它撤走间谍。 这样，始而是斯大林的政策在中国突然破产继而是英俄两国关系恶化、剑拔弩张，最后是全欧洲掀起了新的反共浪潮，在这种一步坏似一步的形势下，俄国再次陷入了危险的孤立境地。不过是几个月以前，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祖国还希望领导一个工会运动的欧洲同美国争霸，不过是几天以前，它还同蒋介石的中国保持着牢固的联盟，曾几何时，这个社会主义祖国便孤单单地置身于一个敌对的世界中了。在全欧洲，它只有一个既软弱又靠不住的朋友——一只脚站在敌人阵营中的德国。德国大大增加了对苏联的抵押贷款；另一方面，柏林警察在7月27日一下子就逮捕了七百名共产党员，他们的罪名是破坏财产和袭击警官。 格奥尔格·契切林急忙赶到柏林。他同德国总理马克斯以及布罗克道夫—兰曹举行了会谈；6月7日，在他动身去国联开会前夕，他又同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进行了商谈。后来在日内瓦，施特莱斯曼同张伯伦一道研究了国际形势，而英俄战争所以没有爆发，德国的不愿加入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行动还是不行动？ 在俄国，随着斯大林的外交政策遭到惨重失败，反对派的力量日渐加强。党内的上层队伍本以为斯大林这个人能够把俄国领入一个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合作的时代，现在却发现俄国以及他们本身已经走到深渊的边缘。亚历山大·巴尔明[18]——他认为自己在这一时期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干部”——描绘了俄国当时人心改变的情况： “当时没有人预见到斯大林会实行个人独裁。我们的一般情绪是一种健康的乐观主义。我们对我们自己和未来都充满信心。我们相信，只要没有战争来打断俄国工业的复兴，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能……。不断革命论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危险的理论……。我就是永远支持中央意见的那种人中的一个……。当共产国际和苏联顾问发动起来的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跨向另一个胜利的时候，政治激情达到了顶点……。斯大林……对各方面传来的蒋介石正在准备军事政变的警告都置若罔闻……这种策略的灾难性后果很快就引人注目地暴露出来……。斯大林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反对派加倍地进行努力。”[19] 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破产了。他的统治机器摇摇欲坠，只是依靠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加强恐怖镇压才没有垮台。英国在5月底的断绝外交关系和沃依柯夫在6月7日的遇刺，都被充分利用来迫害反对派。5月20日，五名“波兰间谍和反革命分子”被处决。6月6日，另外五个人在敖德萨被枪毙，7月13日，又有十个人遭到同样的命运。6月20日，在莫斯科，有二十个人由于“同英国政府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而被枪决。 特别是在列宁格勒，紧张的国际形势成了消灭反对派分子的借口。6月7日，国家政治保卫局宣布，一批列宁格勒工人由于向政府写恐吓信已被枪决，但并未举出他们的名字，也没有经过审判。凡是反对派力量特别强大的地方，国家政治保卫局总会在那里发现俄国“反革命分子”和外国“间谍”勾通的事实。例如在喀琅施塔得，一个前白军指挥官克列比科夫在6月17日作为英国间谍被处死；几星期以后，他的妻子也被控为同谋犯。在莫斯科，国家政治保卫局于7月5日不费事地破获了一件企图爆炸该局总部的阴谋；三名阴谋分子企图脱逃，被当场击毙，这样，就使得进一步调查无从进行。 政治局夸大了这一企图爆炸国家警察总部的阴谋以及所有其他“被捕获的英帝国主义间谍”——不论是实际的或“客观上”的间谍——的活动。在一个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挽救社会主义祖国之道在于以恐怖对付恐怖。这时开始风传斯大林打算把反对派联盟的领袖统统枪决；8月17日，在政治局的特别命令之下，托洛茨基出面辟谣。从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到另一次会议，斯大林在不断地找寻逐出反对派领袖的机会；然而，只是在度过另一个使他遭受了许多挫折的艰苦斗争的年头以后，他的计划才得以实现。 9月7日，英国职工大会总委员会建议英国工会同苏联工会界断绝关系；第二天，这一建议被接受，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宣告解散。俄国工会的代表终于被不客气地抛开了——因为他们干预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内部事务。 反对派联盟由于斯大林的政策在中英两国的惨重失败而日得人心，这就提出了立即行动的问题。在反对派当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有鉴于日益迫近的战争危险，主张反对派应该撤退——如果必要的话，应该投降。在另一次外国干涉日益增长的危险面前，主要应该考虑俄国万众一心地迎击外国军队。 托洛茨基以他的所谓克列孟梭[20]论旨反对这种失败主义情绪。1914年，当德军正在向巴黎挺进之际，克列孟梭毫无顾虑地领导了一场激烈反对法国政府灾难性政策的运动。通过这种大胆的策略，他推翻了那个政府，把动摇的法国人民团结到新政府的周围，扭转了局势，终于把法国导向胜利。在托洛茨基看来，正是由于战争危险迫在眉睫，联盟才不仅更有可能而且更有需要取得胜利，因为俄国人民不会追随斯大林投入一场战争。他希望，同资本主义干涉作斗争的需要将复活十月革命时代的精神。 在俄国，把托洛茨基和克列孟梭并列，被认为是号召反斯大林暴动的口号。斯大林派加米涅夫去罗马担任大使；在他离开莫斯科时，反对派在车站上举行了抗议示威。 英国刚同俄国断绝外交关系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6月举行了一次全体会议。斯大林摆出了俄国军事领袖的姿态；通过他那一身通常是简朴的军装和威灵顿[21]式长筒靴，他在共产国际代表面前强调了他兼具党和军队最高领袖的双重身份。会议讨论了战争危险和中国的大失败问题；“俄国问题”还是被忌讳的话题，人们只能在圣安德鲁厅的走廊里悄悄议论几句。 在斯大林的鼓动下，俄国代表团建议把托洛茨基和沃亚·武约维奇[22]开除出执委会。在四天的辩论中，意大利代表团（包括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法国的阿尔伯特·特兰特[23]、捷克斯洛伐克的维克多·斯特恩[24]和库恩·贝拉发言反对这一动议。斯大林的最热烈支持者是德共新领袖恩斯特·台尔曼。已被解除共产国际主席职务的季诺维也夫，被门口的武装卫兵拦住，不能进入会场。海摩向代表们说，会场里没有足够的地方容纳他。但是，这种廉价的小诡计甚至都遭到阿图尔·埃维特的反对，他担心这种做法会给国外留下坏的印象。在中国的失败是如此惨重，而这种失败是他们的政策造成的这一点又如此明显，以致斯大林和布哈林连反对派的攻击都怕让代表团听到。从小处找麻烦——他企图以此来羞辱季诺维也夫——是斯大林的一种典型手法，因为，通过这种他可以毫无损失地让步的小事，能够试探出他在比较严肃的问题上能走多远。 在1927年7月的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尽管表面上一败涂地，实际上却显示出，他们在以前几个月中，并不是单单苟延残喘，毫无作为。随着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联盟的威信有所提高。斯大林当然还维持着他的数目上的多数——如果这方面形势倒转，那就意味着政变已大功告成了——但他的集团显然正在动摇。斯大林的多数通过的决议本身就表明他的权力是不稳定的。 “最近，当苏联的国际处境特别困难和中国革命遭到部分失败之际，反对派集中火力攻击党的国际政策路线（在中国和英国）…… 他们大嚷什么中央委员会已经热月政变化、党正在实行保守的民族主义政策、奉行富农—乌斯特里亚洛夫路线，大嚷什么‘一切危险中的最大危险是党内制度，而不是战争威胁等等’——所有这一切叫嚷实际上都是旨在削弱国际无产阶级保卫苏联的意志，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所说，它们是‘一种当战争危险迫近时……在工人面前掩饰他们的逃兵行为……的手段’。”[25] 斯大林逼迫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再一次作出不从事派别活动的保证，但这一次的声明语气非常含糊，远不像1926年10月那一次有瓦解作用。在危机阴影的笼罩下，不论是俄国党内或共产国际内部，都没有人对它字面上的话信以为真。 俄国党内的危机快要达到摊牌阶段；用不了多久，就要有一派赢得决定性胜利。七月全会闭会还不到一个月，联盟的领袖就发布了为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作准备的政纲；在政纲中，他们指责政治局——用波波夫的话来说——“蓄意解散共产国际、出卖中国革命、承认沙皇政府外债、废除对外贸易垄断、在农村实行一种有利于富农的政策以及诸如此类的诽谤和谰言”[26]。联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向各地发出指示，要求组织非党工人作为反对派党小组周围的支持集团。在军队中加强了组织联系，并且派出特殊小组同共青团联络。 对于这种日益增长的危险，斯大林的主要抵制工具之一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会主席当时由斯大林的密友（“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担任。对于那些已经被开除或者受到开除威胁的党员，对付他们的方法要比单纯的肉体折磨阴险得多。在平均时间长达三天的“讨论”中，中央监察委员会运用了一种把心理攻势和肉体恐怖结合起来的特殊手法；一边是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处以死刑的威胁，另一边则摆着国外待遇优渥的职位。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处理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的时候，讨论连续进行了八天之久。在党的教条方面提出极其繁琐复杂的问题，打动被审查者的爱国心，提醒他们如果他们失去党员身份，他们的孩子就会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不断逼迫他们谈出其他反对派分子的一切情况——在长时间进行这样的审讯之下，比较软弱的人一般是经受不住的，最后总难免低头。 这种忏悔者的检阅，这种为三十年代做样子的审判所作的彩排，使斯大林的监察委员会有机会打垮了很大一部分反对派。许多被开除的人恢复了党籍。 “以这种方式〔奥尔忠尼启则报告说〕，我们恢复了百分之九十被开除的人的党籍。我们用这一只手打击反对派，把他们开除出党，同时，监察委员会又用另一只手——上面已经说过——恢复了他们所有人的党籍。这种情况发生在好些地区，例如在外高加索，我们几乎恢复了全部反对派分子的党籍。”[27] 在反对派看来，这种相对说来算得上宽大的措施是一个吉兆，因为这反映了他们在党内的影响。可是，恢复他们的党籍还有另一个目的：故意让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以好像是自由的党员身份到处活动，这样，反对派分子以及他们的一切联系就都沦入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掌握之中。 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以上述方法使联盟的支持者就范的同时，斯大林也加强了操纵群众的活动。革命前每个家庭用来供奉圣像的角落，这时已改变性质；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代替了圣徒像，但是鼓励人们仍旧保持那种顶礼膜拜的情绪。在这一时期，工厂中的这种所谓“红角”从七千个增加到了四万二千个。各种军事辅助组织相继建立起来——有“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协会”（一个研究化学战和空战的团体）、射击俱乐部等等。加强了电影和无线电宣传。[28]共青团在莫斯科的大街上组织检阅和联欢。妇女组织和少先队受到更多的注意；对学校儿童灌输党的最新路线。 最后这一点可以用一件和我个人有关的趣事来表明。我这一时期在莫斯科的时候，时常去看我的好朋友施克洛夫斯基。他是列宁流亡国外时的亲密同志，1923年俄国驻汉堡领事，季诺维也夫和德国左派的忠实朋友。这个经验丰富的老人把繁琐复杂的教条主义讨论一手拨开，下了一句简单的结论：情况越来越糟了。他在中央监察委员会担任化学家，对党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化具有深刻的了解；在他看来，除非他们开始打破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国内的恐怖统治，否则，党的一切纲领都不过是废话。施克洛夫斯基在西欧住过若干年，会说德语、法语和英语。他是一个性格极其正直的人，一个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优秀典型。我时常到他家里去——那是一套三个房间的简朴住所，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三个十多岁的女儿住在一起。有一天，他最小的女儿（才十二岁）放学回家时，完全被老师讲的话弄糊涂了，因为老师谈到路特·费舍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而她却知道我是时常和他父亲一起吃饭的婶子；她向我问了几个问题，但她当然没法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我留在莫斯科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没有再到施克洛夫斯基家里或银林的别墅里去玩过；我们经常在公园里会面。 在国际范围内也展开了操纵群众的新活动。特别是访问苏联的工人代表团，在作为宣传工具方面变得更为重要。1927年11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苏联之友世界代表大会。在来自四十三个国家的九百四十七个代表中，德国一百七十三人，法国一百四十六人，英国一百二十七人；他们当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11月13日，斯大林和来自德国、法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芬兰、丹麦、爱沙尼亚、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八十名工人组成的代表团进行了长达六小时的谈话。[29] 第四国际？ 在国际范围内，联盟计划于1927年底在柏林召开一次左派共产主义者国际会议。这样，反对派在俄国的政变就能得到国际支持；新领导集团将作为国际的而不是民族的共产主义者取得政权。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对准备这次会议尤其关心；他利用大使馆的密码和信使，把他对召开会议的看法通过伊斯坦布尔的萨法罗夫[30]传达到各国。 成立一个支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国际联盟的前景，在1926—1927年看起来是非常良好的。最大的困难是同俄国反对派分子保持联系，在这方面，许多苏联机关工作人员不惜冒丧失工作和自由的危险，突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封锁把有关的材料带出来。在柏林商务代办处工作的图罗夫[31]在这方面很有帮助，卡普林斯基和伊萨耶夫也和他一样。作为铁路技术专家被派去参加日内瓦某委员会的彼烈韦尔捷夫，有一张可以在欧洲的所有车站通行无阻的护照。我们在柏林收到了各处联盟支持者送来的材料——从罗马、从巴黎、从驻巴尔干诸国的大使馆、从英美；我们同中国托派的联系尤为密切。 被斯大林送出国的反对派分子大都设法绕一下柏林，因此，我们同他们全都见了面，并且安安静静地讨论了联盟的问题。譬如说，我在柯伦泰去挪威途中见过她。她给我们的印象是：性格软弱而感情易于冲动，只是出于对反对派政治目标的模糊同情，她才和他们站到一边；因此，当她变节支持斯大林时，我们并不感到惊讶。1927年初，托洛茨基的一个密友松采夫[32]被调到柏林。他是一个极聪明的年轻人，一个狂热的托洛茨基信徒，在同他进行许多次热烈讨论（例如关于不断革命论的讨论）时，我们发现他同卡普林斯基或彼烈韦尔捷夫那类季诺维也夫分子有很大不同。[33] 1927年夏末，当加米涅夫假道柏林去罗马时，我们拟出了召开柏林会议的详细计划。大概是在下一个月内，我们同各国的反对派集团进行了联系——在法国是阿尔伯特·特兰特，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两派，一个是以阿洛伊斯·诺伊拉特为中心的苏台德区德国人集团，一个是围绕着青年领袖卡尔·米察利茨的集团；在奥地利是由约瑟夫·弗雷领导的集团。我们预备在会上提出的纲领，将部分取决于俄国的发展状况；假如联盟重新执政，那么，左派共产主义者就将回到一个统一的共产国际中。如果联盟不能取得胜利，即使在俄国还不可能成立第二党，我们也打算建立一个左派共产国际，作为在俄国继续进行地下抵抗的基础。 通过和这许多集团的联系，我们听到了联盟内部所谓“极左翼”的意见，在他们当中有——譬如说——萨法罗夫和姆拉奇科夫斯基[34]以及许多托派军官。这派人认为，斯大林是不得人心的，他只能依靠恐怖手段在反对派面前保住政权，而他对于使用恐怖手段也是无所顾忌的。只要斯大林集团还执掌政权，对反对派的潜在支持就大都不敢表示出来。因此，他们不赞成举行任何街头示威或非法会议，而主张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其他几个重要城市突然采取行动，把总数只有几百名的领导人同时逮捕，然后发布临时政治局的宣言。只有到那时，到党摆脱了对国家政治保卫局恐怖手段的恐惧以后，一次正规的党代表大会才能有充分民主的内容，而这个集团相信，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将使反对派获得绝对多数。 马斯洛夫和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因为它等于把联盟的成败孤注一掷地放到了一次冒险行动上；如果政变失败，斯大林将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敌人消灭干净。我们认为，当极权主义统治正在俄国日益建立起来的这一时期，反对派分子应该固守阵地，实行一种沉默抵抗的政策，直到日益临近的欧洲危机造成最有利的行动时机。我们的德国同志彼此间存在着许多细微的意见分歧，但在他们当中却普遍流行一种“非此即彼”的情绪。不是在德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共产党——这个党的中心任务将不仅是支持俄国反对派，而且要在德国工人中起重要作用。就是回到原来的队伍中去——考虑到俄国反对派领袖的不断投降及其在德国的影响，从此放弃派别分歧的斗争，回到正统的共产党中，共同为反对日益增长的纳粹危险而斗争。有的人走上前一条路，致力于维持一个小集团——像这样的小集团，在纳粹执政前的德国很快出现了十多个；有的人选择了后一条路，转而为建设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出力。当同，不论是在德国或整个西方，都没有人充分体会到反对派在俄国面临的困难；人们往往以自由主义民主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的行动，而没有想到这些行动是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恐怖镇压越来越厉害的情况下采取的。 在俄国，反对派加强了他们的地下工作。在姆拉奇科夫斯基的指导下，他们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秘密印刷所；有些传单甚至就是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印刷所里印刷的。反对派为自己的成功所鼓舞，试图在这种危险的联盟和挑唆之间采取一种走钢丝的政策。斯大林政权展现出的恐怖，引起了恐怖机器本身的内部抵抗；两个国外间谍伊格纳斯·瑞斯[35]和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1937年的叛变，为俄国恐怖机器内部的长期紧张状态提供了为时已晚的证据。[36] 反对派策划了一场新的“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由八十三个反对派主要领袖签名提出的一份政纲在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散发开来，并且得到了——尽管存在着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恐怖——相当可观的支持；例如在哈尔科夫，就有一百八十名党员敢于在政纲上签名。 “在一切反对派的政纲中，”斯大林写道，“这个政纲要算是最虚假最伪善的了…… 在口头上，即在政纲中，他们并不反对党内统一并表示反对分裂，但在事实上，他们却极横蛮地破坏党内统一，进行分裂路线，且已成立有自己特殊的反列宁主义的秘密党，而这个党分明是会变成为一个反苏维埃的、反革命的政党的。 在口头上，即在政纲中，他们赞成工业化政策，甚至责备中央没有采用充分迅速的速度进行工业化，但在事实上，他们却笑骂党关于争取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的决定…… 在口头上，即在政纲中，他们赞成集体农庄运动，甚至责备中央没有采用充分迅速的速度进行集体化，但在事实上，他们却讥笑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37] 在“八十三人政纲”上签名的只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工人反对派虽然和托—季联盟保持联系，却致力于加强自己的组织，这样，即使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退出斗争，他们仍旧能够独立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局。几个月以前，民主集中派集团曾经颁布过一个“十五人政纲”，其内容围绕着下列主要三点：（1）国家党已经蜕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因此，为争取另一次党内多数、争取获得党内合法地位而作的斗争是徒劳无益的，是一种愚蠢的抵抗形式，这只能把反斯大林的干部驱进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陷阱，使工人疏远反对派联盟。（2）国家党的蜕化表明了十月革命的终结，这个革命已经为一个踩着它的肩膀爬上去的统治阶层所出卖。（3）在俄国，工人事实上从没有执掌过政权，但十月革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本来可以建立工人社会的基础。现在，这一基础已经为斯大林主义反革命所摧毁，工人已经重新沦为一个同独裁国家相对立的阶级。他们必须组织反抗敌对国家政权的活动；他们表现建立一个真正的工人党，其目的不是为了夺取国家政权——在这一时期，他们认为国家政权问题命运什么重要意义，只能引起人们抽象的和理论上的兴趣——而是保卫工人权利不受斯大林主义国家的进一步侵犯。 在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定于12月召开）进行准备时，反对派分子竭力在党员集会上展开活动，发表维护“八十三人政纲”的演说。 “党代表大会计划于12月召开，为它进行了狂热的准备活动。大会召开前，首先是举行一些集会，听取中央全会的报告。只有接到个别邀请的人才能参加会议；那些显然是反对派分子的党员，一概在排斥之列。如果这种预防措施并没有能阻止某些反对派分子出席会议，党机器则雇用一些由流氓分子组成的冲锋队，以喧闹和起哄来打断反对派分子的演说。”[38] 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使下，这些冲锋队拼命摇铃，高声喊叫，甚至动手打人。还有这样一些同志，据说他们激怒的感情突然爆发了，他们再也不能容忍反对派大放反革命厥词了，于是，他们站起身来，以布尔什维克的热情把反对派的文件撕得粉碎。在某些会议上，还举行了焚烧这些文件的仪式。有时候，当一个反对派发言人刚登上讲台时，电灯便被熄灭了。正如斯大林在他的党史中所说的那样，“党员群众给了反对派分子一个无情的回击，有些地方甚至老实不客气地把他们逐出了会场。”[39] 与此同时，尽管奥尔忠尼启则后来报告说，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被恢复了党籍，开除和放逐仍在继续。“在9月12—13日夜间，国家政治保卫进行了一系列袭击，搜查反对派共产党人和非党工人的住宅。”[40]特别是反对派书记的住宅，时常遭到搜查；国家政治保卫局总是没收他们的打字机，当时，这种工具在俄国还相当稀少。[41] 斯大林的主要策略是设法把许多人扯在一起，尽量株连，使联盟成员不知怎的就和英国间谍、地下白卫分子、在华沙暗杀沃依柯夫的凶手缠到一块。一个例子是：据说托洛茨基同一个叫舍尔巴柯夫的非党分子有联系，这个人是一个前工厂主的儿子，曾和一个前弗兰格尔的军官拉关系，向他要一架油印机，同时，某个特维尔斯柯依也同这个军官有联系，告诉他就要发生一次军事政变了。从这种细微末节的地方开始，加上新的人物，把捏造的政变计划添枝加叶，说得活灵活现，于是，反对派的每一个步骤都被涂上了阴谋色彩。这样，他们的存在本身便被说成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危险：如果他们和什么人会面，那准是策划密谋；如果他们做什么事，那准是抱着推翻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如果他们什么也不干，那只是因为他们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了一种局面，当这种局面发展到最厉害的时候，单是提一提托洛茨基或季诺维也夫的名字就是一种反对派行动。 在不得参加各地支部党内讨论的情况下，反对派组织了自己的秘密会议为代表大会作准备。十月革命的领袖们在工人的两个房间住所中发表演说（为了这种好客举动，主人冒有丧失一切的危险）；有二十到二百名不等的人站着或坐在地板上听他们讲话。当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赶来破坏一次秘密集会时，人们往往把他们请到房间里听大家的讨论。据托洛茨基估计，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一共有两万人左右参加了这种会议。[42]为了试验自己的力量，反对派临时把持了莫斯科技术学校，有两小时之久，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不受阻拦地向两千名听众发表了演说。虽然斯大林有足够的警察驱散这次集会，他并不敢过早摊牌。不过，在莫斯科以外，联盟却不得不停止举行规模较大的非法集会。 斯大林在十月中央全会上的演说也反映出他的地位尚未稳固。 “斯大林：难道我们过去什么时候责备过或现在责备反对派策划军事阴谋吗？当然没有。难道我们过去什么时候责备过或现在责备反对派参加这个阴谋吗？当然没有。 穆拉洛夫：在上次全会上责备过。 斯大林：不对，穆拉洛夫同志，我们这里有关于反党非法印刷所和关于跟这个印刷所有联系的非党知识分子的两个通报。在这两个文件里，你找不出一个字一句话来证明我们责备过反对派参与军事阴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这两个文件里只是断定：反对派建立非法印刷所，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生联系，而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又跟策划军事阴谋的白卫分子有联系。”[43] 不过，同一次中央全会还是取消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中央委员资格。 当时正处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十周年前夕，全国各地都在组织群众游行。党的所有领导人都在列宁格勒出席中央全会，因此，在塔夫里达宫面前举行了一次官方庆祝大会。在领袖们分乘汽车挨次检阅游行队伍时，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有意识地选择了最后一辆汽车，这样，他们就和前面车子上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分隔开来。他们的支持者簇拥住了最后这一辆汽车，向联盟的两个领袖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他们在离开游行队伍时情绪很高。 斯大林在11月7日纪念日到来之际，玩了一手旨在平息国内不安的花招。在一篇中央委员会宣言中，一系列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措施（首先是七小时工作制）被庄严宣布为社会主义俄国的法律。宣言答应豁免贫农的赋税，并保证国家援助他们改善生活处境。早在10月1日，作为这种手法的一部分，已经对轻罪罪犯宣布特赦。这种“转向左边，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转变，表面上似乎采纳了反对派的纲领，却对摧毁反对派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反对派支持者在10月27日的列宁格勒庆祝会上表现出来的热情，使联盟的领袖受到鼓舞，决定打出他们的最后王牌。按照俄国以外的一般共产党策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决定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组织反对党中央的街头示威。对斯大林政策的不满是如此普遍，因此他们希望，这两个地方的示威将扩大到其他工业中心，从而迫使党的统治阶层让步。“离开小型的秘密会议，走上街头去公开示威！”他们预备了传单招贴，组织了人员，指定了演说者。 在柏林，当马斯洛夫和我从充满乐观主义情绪的赫尔茨贝格[44]那里听到这个计划时，我们送信给季诺维也夫说，在我们看来，他们的计划不会成功，而如果计划失败了，斯大林的报复就将使他们永难再起。虽然我们当时认为这种计划是不成熟的和危险的，我今天却承认赫尔茨贝格以及和他同样乐观的俄国人，比我们更了解斯大林的数字上的多数和他在俄国获得的实际支持是如何名实不符。国家党的孤立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它和大多数人民之间的裂痕已经公开显露。即使游行示威不能达到它的直接目的，它也会使斯大林受到威慑，削弱和推迟他的种种计划。 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到来之前的一周中，又通过逮捕进一步打击了反对派干部。赤裸裸的恐怖出现了。突然从柏林商务代办处被召回的图罗夫，在莫斯科附近被人杀死了。在计划举行示威的前几天，中央监察委员会迫使反对派的好几个重要成员——包括克鲁普斯卡娅、索柯里尼科夫和扎卢茨基——宣布投降。 当托洛茨基出现在莫斯科街头时，许多人向他扔烂苹果。他到哪里，哪里就发生斗殴，结果，游行示威变成了一次骚乱。为这种“骚乱带”所包围，他始终没有机会向群众讲话。“一个警察假装发出警告，公然向我的汽车开枪。”[45]在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卫局干得更出色。组织的捣乱是如此奏效，以致警察觉得有必要在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上街以前对他们实行保安羁押。在游行期间，他们始终被锁在屋子里，并且有一大队武装卫兵守在房屋前面。 这样，“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便以惨败告终。正如波波夫所说，“通过11月7日的走上街头，反对派对自己宣布了甚至更具有毁灭性的判决。它在自己的死刑执行书上签了字。”[46] 四天以后，向反对派发出了另一道最后通牒：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维护党的路线；不得在党外进行任何讨论。也不得在党内进行讨论：反对派的秘密集会再次遭到禁止。当国家政治保卫局正以上述方式在反对派领袖和所有会听到他们讲话的人之间建起一道铜墙铁壁的时候，柯伦泰以一篇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为她在外交机关的美差付出了代价，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群众不相信反对派》。 11月14日，恰恰在反对派策划的游行过去一星期以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 两天后，托洛茨基的密友越飞自杀。上层领袖被开除后，全国各地的追随者便遭到了极端恐怖的镇压。决定一个被告命运的，不是他的罪行而是他的个人价值——他在联盟组织中的重要性，他在工人同伴中的声望，他的智力和道德品质，等等。坚强的性格必须被粉碎，知识水准高的人必须被断绝一切情报来源，得人望的人必须从原来的环境中被调走。这样，通过从单纯的降级到处以死刑等各种措施，国家政治保卫局确确实实地大加挞伐，把残余的反对派打得土崩瓦解。对那些“完全”投降的领袖说来，总是有可能重新做人——在一段短时期内。 托洛茨基放逐中亚细亚 反对派被粉碎了，它的领袖被开除出党，它的许多中级领导人被逮捕或杀害，它的基层队伍被吓得噤若寒蝉。此外，对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择，甚至比对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择还要严格；那些甚至只是在次要问题上对反对派观点流露出丝毫同情的人，都遭到了清洗。单是口头上拥护斯大林的政策是不够的；选择代表时正如逮捕反对派分子时一样，主要的取舍标准是他们的个人作用。代表大会是经过严密布置的，因此，它无疑会使斯大林获得压倒多数。可是，斯大林仍然感受到全国沉默抵抗的压力，他感到需要给代表大会打一针麻醉剂。从那时以来在官方党史中被称为“广州公社”的发动，就是所提供的这种刺激。 蒋介石在4、5月刚背叛以后，斯大林就派了他的一群追随者去中国，看看从一团糟的局面中还能救出哪些东西。在这些人当中有德国人海因茨·诺伊曼，他当时是俄国新领袖的狂热信徒。他在广州放了一系列特殊的焰火，转移开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想起斯大林的政策在中国的大失败。 在革命高潮期间，中国共产党一丝不苟地遵循斯大林的指示，像一根尾巴一样跟在国民党后面，可是时机一到，蒋介石便一刀割断了这个讨厌的累赘。现在，既然革命已被粉碎，既然数以万计的中国共产党人已被屠杀，斯大林便向左转了。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老的领导受到谴责（因为他们太忠实地遵循莫斯科指示了），新的领袖命令全党准备立即举行暴动。 在中国革命高潮期间，斯大林曾宣布：有了国民党这样一个组织，就可以毋需建立苏维埃。现在，到1927年12月，他又命令建立苏维埃了。定做出来的“广州公社”只存在三天，就被蒋介石淹没在血泊中。诺伊曼和他的俄国朋友逃之夭夭，但广州共产党人为了以革命口号装饰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会场，却付出了他们的生命。迟至1928年2月7日，《真理报》还写道：“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向武装起义。中国的整个形势证实了这是正确的路线。”[47]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于1927年12月2日召开，举行了两个多星期。八百九十八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七百七十一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代表着大约八十九万正式党员和三十五万名候补党员。有一半代表（八百八十九人中有四百四十九人）是第一次参加党代表大会；他们根本不懂得怎样去衡量大会议程的布尔什维克现实主义。正如官方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干部经过了全部更新。”[48]党工作人员在代表中所占的比例，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百分之七十降为百分之四十五；工人的比例从百分之五增加到百分之十八。1917年以前入党的代表在上次代表大会上是百分之五十九，现在只有百分之三十八。 按照官方统计数字，投票拥护斯大林的党员有七十二万四千人，拥护反对派的只有四千人，即不到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一。[49]国家政治保卫局干的很出色。但是，正同过去一样，由不能自主的代表凑成的数字上的多数不一定就具有决定意义。在代表大会开幕后头几天，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都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失败深度；他们都还幻想影响一部分代表，从他们的表面大溃败中挽救出一个有活动能力的少数派。他们感到，只有在反对派再次保证服从党纪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因此，代表大会一开幕，联盟就正式宣布对党忠诚服从，斯大林立即把这说成是“完全解除武装”。 斯大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报告。为了配合他的报告，布置了适当的背景：“前乌克兰反对派成员”克里契夫斯基的一份文件被散发给代表，克鲁普斯卡娅发言谴责反对派，布哈林引证了列宁的一封信。斯大林集中攻击反对派希望保持“党的统一”——也就是保持党内合法地位的要求。他指出联盟本身就存在分裂——同各种工人反对派集团、同马斯洛夫—费舍集团的决裂。他尽量强调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间的一切分歧，新的或旧的，真的或假的，私人间的或政治上的，一条也不放过。尽管对整个反对派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他的弦外之音还表明一点，即托洛茨基同老布尔什维克们比起来，是罪恶最大的人。 当托洛茨基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拉科夫斯基登上讲台时，迎接他的是一阵鼓噪。人们不断地叫喊“可耻！分裂者！反革命！”使他无法讲话。他的声明被一片吵闹声淹没，并且不让他延长发言时间。在他演说结束时，又响起了一片叫骂声：“你退党吧！把他拖下台！讲台不是给孟什维克预备的！把他拖下去！把他拖下去！”[50] 叶夫多基莫夫反对开除像季诺维也夫这样的领袖。喊声：“普列汉诺夫也是一个领袖，他还不是照样走错了道。”来自列宁格勒的代表基洛夫，讥笑拉舍维奇和他的“登山训众”[51]（指反对派的林中会议）。他指着萨法罗夫，说他曾在列宁格勒的纳尔瓦区组织秘密集会。 接着，加米涅夫走上讲台，企图作一次最后挣扎，挽救联盟的合法地位。他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联盟是否打算成立第二党？只有“老近卫军”，反对派中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才被认为有能力实现这一计划，因此，对它的态度要比对托洛茨基分子好一些。在加米涅夫讲话时，台下的起哄要少一些；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甚至注意听他的发言。我们不要建立一个第二党，他说。我们愿意和解，因为苏联正面临着危险。反对派在党内构成一个少数派集团，因此，当我们要求和解的时候，我们就是提出挽救党——同时也是挽救国家的适当措施。我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但现在，我们愿意服从多数的意志。 加米涅夫对逮捕反对派分子提出强烈抗议。 “目前存在着这样一种局面：像姆拉奇科夫斯基那样的人被关进了监狱，我们则还保有自由——这样一种局面不能再存在下去了。我们是同那些同志一起战斗的；我们为他们的一切行动承担责任；……不可能把他们和我们分开。情况就是如此。你们要是硬把我们分开，你们就失去了对我们的尊重。”〔喊声：从10月16日以来，我们对你们就没有什么尊重可言了。〕[52] 加米涅夫的态度是尊严的；他没有放弃反对派的政治纲领，但是努力争取保存它的合法地位。他婉转提出的要代表们再次同联盟妥协的建议遭到拒绝，但他给代表们留下了较好的印象，至少使某些反对派分子没有被立即流放到西伯利亚。 当这位老近卫军最后一次登上合法的讲坛发言时，对斯大林说来是一个危险的时刻。正如斯大林十分了解的那样，加米涅夫一直是列宁最亲密的私友。列宁去世时，曾亲自委托他编纂自己的著作和负责其他许多工作——同托洛茨基联系只是其中之一。因此，把加米涅夫开除出党不仅象征着同革命的过去、而且象征着同列宁本身割断关系；对于这样一种步骤，连不择手段夺取无限权力的斯大林集团的无赖们都迟疑了片刻。 加米涅夫一讲完话，李可夫立即站起来发言，以消除他所造成的印象： “加米涅夫同志的讲话内容，是由托洛茨基党的非法的中央委员会决定的。从他的讲话中可以明显看出，反对派中央作出的决定不是投降，而是竭力要保存它今后在我们党内的合法地位（同时原封不动地保存孟什维克思想），以此来掩盖它的非法活动。〔喊声：听啊！听啊！〕这是对加米涅夫同志的演说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 在演说的最后一部分，李可夫特别攻击托洛茨基的克列孟梭公式，并竭力把他和加米涅夫分开。他说：反对派分子是分成三个房间商量问题的，等各个集团本身商量妥了，才最后凑到一块。他们把本集团的纪律看得高于党纪，他说。 “难道他们不知道，通过这种反党反政府的街头示威，他们是在准备和组织推翻政府的活动吗？……事实上，他们所组织的就是一般所说的内战。”[53] 每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发言都强调，再也不能听信反对派保证服从党纪的声明了。玩弄手段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所要求于他们的是完全投降。这种话主要并不是说给反对派听的，而是为了警告斯大林本集团内部的动摇分子。 保存党内合法地位的幻想很快便全部消失。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避免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因为联盟的领袖一到那里，就将同国内外的支持者失去一切联系。在粉碎反对派过程中的这一时刻，我们见到了斯大林所独有的那种手法。在口头上说，联盟已经完全失败，已经为代表大会的决议所摧毁，但在事实上，斯大林本人却又和反对派进行协商，谈判投降条件。在党纪的幌子下，他要求已告瓦解的联盟中的个人给予协助，使那些还在动摇不定的分子完全投降。谈判中使用的钓饵总是答应将来恢复他们的地位，十年以后，当同一批人中的大部分从监狱中被解往克里姆林宫补充他们供词的细节时，又使用了同样的诱惑手段。 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前，斯大林就向反对派提出了明确建议：如果他们的投降十分彻底，把他们排斥在党外的时间便不会很长——日后将考虑恢复他们党籍的问题——联盟领袖将被允许留在莫斯科。在对待这项建议的态度问题上，反对派分裂成两个集团。托洛茨基拒绝接受建议；他说，这样一种声明只能加速反对派力量的士气完全瓦解，而不会减轻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恐怖镇压。季诺维也夫集团则再次决定争取得到另一个喘息时机。在代表大会的后一个阶段，反对派提出了两个政纲。在政治问题上，两个政纲的措词几乎完全相同；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附加了一个表示对党忠顺的声明。斯大林终于达到目的：联盟被分裂了。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把反对派全体开除出党。大会决定： “指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当已被开除出党的前反对派领导成员请求恢复党籍时，只接受个别向党呈递的申请书，并且至少须经过六个月的考查，认为申请者符合下列要求以后，方得恢复他们的党籍，其要求是：（1）呈递申请书的人必须言行一致，他们的行为必须符合他们在声明书上所作的保证；（2）前反对派分子的声明书本身，必须完全与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要求相一致……因此，必须以放弃八十三人政纲、9月3日政纲和十五人政纲为基础。”[54] 按照官方统计，有二千五百多人呈递了与反对派断绝关系的声明书。 托洛茨基不得不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争取另一次喘息时机的企图付出代价。斯大林立即利用了联盟的分裂，挑出托洛茨基来特别加以严惩。这样，季诺维也夫便枉费了心机；只有斯大林从分裂中得到好处，因为他趁机除掉了和他争夺国家权力的最危险对手。 国家政治保卫局通知托洛茨基，他将被流放到中俄边界上的阿拉木图，该地离莫斯科有二千五百英里，距离最近的火车站也有一百五十英里。在预定他动身的那天，即1月16日，车站上发生了一次同情示威，他的流放不得不宣告延期。这一国家政治保卫局没有能够遏制的事件，在政治局里几乎引起了恐慌；假如托洛茨基继续留在莫斯科，他们害怕国家政治保卫局促成的代表大会的一致会当着他们的面土崩瓦解。据托洛茨基说，斯大林穷凶极恶地责成布哈林把他最后送走。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把他从住所里硬拖了出来，他的住所已经完全同外界隔绝，只有他的儿子谢多夫[55]提出了唯一的抗议，大喊“他们把托洛茨基同志押走啦！”他从一个郊区车站上车，没有人知道开走的火车里载着托洛茨基。 国际左派的柏林会议 正当俄国党内进行这一斗争之际，曼努伊尔斯基和德共左派之间的斗争也逐渐接近高潮。单是在德国问题上，斯大林主义党和各种左派共产主义集团之间的分歧在1927年并不足以构成建立第二党的基础。与此相反，谈到同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举行公民投票、对帝制派、钢盔团以及其他民族主义组织进行斗争等问题，双方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可是，尽管如此，这两派之间的斗争仍然很尖锐；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他在俄国实行的清洗在德国和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内都重演了一次。1927年初，大约有一千三百名党工作人员被开除。许多重要的地方组织被作为一个整体开除出党——在汉诺威、汉堡—舍夫贝克、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腊特诺、施奈德米尔等地，都发生了这种情况；其余地方的支部也有大批党员被开除，特别是在莱茵—鲁尔区——如多特蒙德、埃森、哈姆、科隆和杜塞尔多夫——以及曼海姆、帕拉廷奈特和东普鲁士。 这些开除措施使党深受震动，把它弄得四分五裂，变成了许多派别和分裂集团。在1927年2月举行埃森代表大会时期，党内外一共有十个共产主义集团，按由右至左的政治倾向排列如下：（1）布兰德勒集团，参加这一集团的有保尔·波特赫尔、雅可布·瓦尔赫尔、萝茜·沃尔夫施泰因和阿图尔·罗森贝格。[56]（2）恩斯特·麦耶尔集团，是布兰德勒倾向的比较调和的翻版。（3）党官僚集团——威廉·皮克、瓦尔特·乌布利希、阿图尔·埃维特和汉斯·菲弗尔。[57]（4）台尔曼集团，包括菲利普·邓格尔、海因茨·诺伊曼、恩斯特·施耐勒、特奥·诺伊鲍尔[58]、海因里希·许斯金德[59]和卡尔·沃尔克[60]。（5）开姆尼茨左派，由保尔·贝尔茨[61]领导，在柏林和科隆也有它的集团。（6）左派反对派，领导者是阿尔卡季·马斯洛夫、胡戈·乌尔班斯和路特·费舍。（7）汉斯·韦贝尔[62]领导的帕拉廷奈特极左派集团。（8）保尔·克特[63]领导的一个极左派集团，其主要力量在柏林的无产阶级郊区维丁区。（9）卡尔·科尔施领导的极左派集团。（10）主要力量在柏林的恩斯特·施瓦茨极左派集团。这些派系中有一部分是人为的产物；特别是韦贝尔和克特集团，就是曼努伊尔斯基一手培植起来的。事实上只存在三种原则分歧：主张同社会民主党密切合作的右派，主张同莫斯科密切合作的中派，主张德共政策既独立于施特莱斯曼也独立于斯大林的左派。 事实上，在埃森代表大会以前，曼努伊尔斯基早已完成分裂德共的工作，而埃森大会只不过是批准了已经做的事，并且把它全部做完。尽管经过了十八个月的激烈斗争和几千党员被开除，一百三十三名代表中仍有十名左派。在大会上，左派反对派的最后一个代表也被开除了；在莫斯科的老板完全击败反对派联盟前十个月，曼努伊尔斯基就在柏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反对派分子是在十八个月的时间内被陆续开除的，他们分裂成为许多小集团，每一个集团都以为自己那种特别噜嗦的宣言回答了要求问题，结果，这就阻碍了它们如现实所要求的那样团结起来。有时候，它们的议会议员也像一个集团那样进行合作，但此外便很少采取共同行动了。这种反对派彼此分裂的现象——一部分是莫斯科操纵的结果——在共产国际所属的每一个党内全都存在；两年以后，布哈林领导的国际右派反对派也为相同的方法所瓦解。由于他们还摸不清斯大林主义党的底细，反对派要了一些实在是很笨拙的花招；只有在接受了冷酷事实的教训以后，他们才懂得同一个极权主义政权是不能这样斗争的。 在1927年的整个夏季和冬季，我们一直在团结欧洲左派，准备在莫斯科举行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同时在柏林召开一次国际会议。11月中旬，季诺维也夫分子萨法罗夫从伊斯坦布尔到达柏林，他批评了托洛茨基分子松采夫，认为组织欧洲左派的工作进行得太慢了。从此以后，工作不得不加快。我们在12月初开会；出席会议的有二十名左右来自各地大使馆和商务代办处的俄国同志，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左派代表。 作为会议主席，萨法罗夫就召开会议的背景作了报告；他说，现在已经快到最后关头，是开始组织一个新国际的时候了。可是在他演说到一半时，有人交给他一份莫斯科来的电报。萨法罗夫看了看电报，脸上立刻变了色；他显然是勉强地控制住自己，继续报告下去，但完全改变了报告的内容。这时，他忽然强调起遵守党纪的必要性，而且话题转得如此巧妙，以致一部分代表看不出发生了什么问题。马斯洛夫插嘴问道，是不是又要来一次投降。萨法罗夫否认这一点。可是，他和马斯洛夫已经写好的那份准备交由会议发表的作为一个新国际成立起点的宣言，却始终没有拿出来让大家签名。俄国反对派联盟的垮台，事实上也就宣告了欧洲左派共产主义者阵营的崩溃。[64] [1]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在二十年代中期脱党，成为一个反斯大林社会主义团体的领袖，并被该团体选入荷兰议会。纳粹占领期间，他同另外六个同志一起被捕；他被盖世太保杀害，在牺牲时，他表现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关于他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可参看哈罗德·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伦敦1938年版，第61—65页。——原注 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Sneevliet，1883年5月14日——1942年4月12日），化名马林（Maring），荷兰工会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参加荷兰共产党。曾帮助成立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党。193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与独立社会党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SocialistischeArbeiderspartij）。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后，斯内夫利特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4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4月12日英勇就义。 哈罗德·罗伯特·伊萨克斯（HaroldRobertIsaacs，1910—1986），汉名伊罗生，美国记者、政治学家、托洛茨基主义者。192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29—1930年任《纽约时报》记者。1931年赴中国访问，先后担任《大晚报》和《大陆报》编辑，后主办《中国论坛》杂志兼哈瓦斯通讯社驻上海通讯员。1933年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1934年起支持托洛茨基主义。1935年出版《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同年6月赴法国考察，后赴挪威看望托洛茨基，并与之结下深厚友谊。回国后曾任法新社驻美国翻译。1943年起历任《新闻周刊》杂志副主编、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兼政治学教授等职务。1980年回到中国访问。1986年在美国逝世。 [2]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МихаилМарковичБородин，1884年7月9日——1951年5月29日），原姓格鲁森贝格（Грузенберг），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被捕，1908年流亡美国，十月革命后回国，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3年5月任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1927年7月回国，他是共产国际的右倾路线的具体执行人，对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1949年被捕，死于狱中，后获平反。 [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出席的十三名代表中，有现在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在1924年，也就是共产党并入国民党的那一年，中共党员还只有一千人左右。——原注 [4]“你们知道政府里有两名共产党部长……后来，他们……便不再到部里办公，自己根本就不露面，而让成百的职员代替他们工作。在这两位部长活动期间，没有颁布过一项有利于工农的法律。这种应该受到谴责的活动，以一种更应该受到谴责的可耻结局而告终：最后，这两位部长竟一个宣布因病不能视事，另一个声明要出国游历；……他们并没有通过一项政治声明宣布辞职。”契塔罗夫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转引自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纽约先锋出版社1932年版，第286页。——原注 拉斐尔·莫夫瑟索维奇·契塔罗夫（РафаэльМовсесовичХитаров，1901年12月15日——1938年7月28日），1916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0年被捕，被迫流亡德国。1921年回国。1921年进入青年共产国际工作，并被派驻德国。1928—1930年任青年共产国际主席。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7年7月任联共（布）车里雅宾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1月被捕。1938年遇害。1955年平反。 [5]“假如1905年在俄国存在着类似现在中国左派国民党这样的广大革命组织，那末可能在当时俄国就不会有苏维埃了。……由此应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应得出这个结论：中国左派国民党对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1905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斯大林在1927年6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73—274页。——译者注）——原注 [6]阿尔伯特·魏斯博德：《夺取大权》，纽约1937年版，第1001页。——原注 [7]“蒋介石在1926年3月发动广州政变（关于这次政变，我们的报刊只字不提），使共产党人沦为国民党的可怜附庸，甚至要签字保证不批评孙文主义，在此以后，他居然还恬然自若地——这的确是一桩值得惊异的小事！——坚持要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在准备充当刽子手的时候，他要借用一块世界共产主义的招牌——他也果真把这块招牌弄到了手。蒋介石和胡汉民领导的国民党真的被接纳进了（作为一个‘同情’党）共产国际。”（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270—271页。）——原注 [8]尼·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308页。——原注 [9]皮埃尔·莫纳特（PierreMonatte，1881年1月15日——1960年6月27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法国总工会创始人之一，革命工团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当过印刷工人，1904年与阿尔丰斯·梅雷姆（AlphonseMerrheim）共同创办《工人生活》（LaVieOuvrière）杂志。起初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逐步转向社会主义。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十月革命接受共产主义，1919年4月在法国总工会内部建立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syndicalistesrévolutionnaires）。1923年参加法国共产党，与苏瓦林和罗斯默关系密切。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与苏瓦林和罗斯默被一起开除出党。1925年创办《无产阶级革命》（LaRévolutionprolétarienne）杂志。 [10]党员的准确数目是59,967人，而1925年1月举行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时只有964人。在1927年，53.8%的党员是工人，其余大部分是学生。同一时期，共产主义青年团拥有35,000名团员，参加童子团的有120,000名儿童。——原注 [11]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290页。——原注 [12]转引自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314—315页。——原注 [13]阿尔柯斯（Arcos）是苏联合作社代表团于1920年在伦敦设立的股份公司的简称。——原注 [14]彼得·拉扎列维奇·沃依柯夫（ПётрЛазаревичВойков，1888年8月13日——1927年6月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战斗小队。1907年流亡瑞士。一战期间是孟什维克国际派。1917年回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期间任叶卡捷琳娜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年11月任叶卡捷琳堡市杜马主席。内战期间曾投票赞成处决沙皇尼古拉二世家庭。1919—1921年任苏俄中央消费总社副主席。1921年参与签署《里加和平条约》。1922—1924年任驻加拿大外交代表。1924—1927年任驻波兰大使。1927年6月7日在华沙被一名流亡波兰的立宪民主党人鲍里斯·索弗洛诺维奇·科弗达（Бори́сСофро́новичКоверда́，1907—1987）暗杀身亡。 [15]雅克·多里奥（JacquesDoriot，1898年9月26日—1945年2月22日），192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1年至1923年任共青团驻莫斯科代表，1923年当选为法国共青团书记。在任上大力推行“布尔什维克化”。三十年代初因鼓吹人民阵线，于1934年被开除出党。此后开始倒向极右阵营。1936年成立了极端民族主义政党法国人民党（PartiPopulaireFrançais），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积极投靠纳粹德国，盟军解放法国后逃往德国，1945年2月22日他乘坐的汽车被盟军飞机扫射，他当场身亡。 [16]1942年被盖世太保处决。——原注 [17]让·克雷美（JeanCremet，1892年12月17日——1973年3月24日），早年担任铜匠，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一战期间被征入伍，退役后参加反战活动。192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起与越南共产党人建立联系。1924—1927年任法共中央副总书记。1926—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期间在法国为共产国际c设立情报网络。1927年情报网被破坏后流亡苏联。1929年赴上海，组织远东情报网络，同越共和中共合作。1931年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情报网被破坏后，脱离共产国际，在马尔罗夫妇的帮助下回国。西班牙内战期间赴巴塞罗那访问。法国沦陷后参加抵抗运动。二战后移居比利时。1973年在布鲁塞尔病逝。 [18]亚历山大·格里高利耶维奇·巴尔明（АлександрГригорьевичБармин，1899年8月16日——1987年12月25日），内战期间参加红军，22岁时即担任旅长。后来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后进入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37年叛逃国外，1941年参加美国陆军，1942年加入美国国籍，1943年至1944年在战略情报局工作。1948年至1964年在美国之音俄语部工作。 [19]亚历山大·巴尔明：《虎口余生》，第161—166页。——原注 [20]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Clemenceau，1841年9月28日——1929年11月24日），学生时代起便在报上撰写政治评论和文艺评论，并积极参加反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活动。1870年任蒙马特尔区区长。1871年2月当选为激进派议员。同情巴黎公社。1875年任巴黎市议会议长。1876—1893年任众议员，不久便成为激进派领袖。他一贯拥护共和，反对复辟帝制。1897年开始为《震旦报》撰写社论。1900—1902年创办《集团》周刊。1903年6月主持《震旦报》报社工作。积极参与德雷福斯案件。1902年再度当选为参议员，成为参议院中左翼联盟的领袖。1906年10月出任总理兼内政部长。1911年再度当选为参议员，担任外交和陆军委员会委员。一战时持沙文主义立场。1917—1919年任总理兼陆军部长。1920年竞选总统失败后退出政坛。 [21]阿瑟·韦尔斯利，第一代威灵顿公爵（ArthurWellesley，1stDukeofWellington；1769年5月1日——1852年9月14日），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国陆军将领。1828—1830年任英国首相。1834年11—12月任临时首相。1834—1835年任外交大臣。 [22]沃伊斯拉夫·沃亚·武约维奇（VojislavVojaVujović，1897年1月15日——1936年11月3日），出身于南斯拉夫波扎雷瓦茨（Požarevac）的一个铁匠家庭。1912年参加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Srpskesocijaldemokratskepartije）。1919年参与成立青年共产国际，并担任第一书记。1928年因参加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西伯利亚，1930年重新入党，大清洗中再次被捕，1936年遇害，1959年平反。 [23]特兰特在六月全会后退出法共；他发表了一本小册子，说斯大林的手上沾满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原注 阿尔伯特·特兰特（AlbertTreint，1889年2月13日—1971年10月25日），1908年入伍。1910年加入法国社会党。1919年退役。1920年加入法共。在党内是左派。1923年因反对法军占领鲁尔而被捕。在党内起初支持“三驾马车”，推行“布尔什维克化”。1926—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7年回国后支持联合反对派。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1年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1932年被开除，另行建立了一个左派共产主义小集团。1934年回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激烈反对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法国沦陷后一度流亡尼日尔。二战结束后脱离政治活动。 [24]维克多·斯特恩（ВикторШтерн，1885年10月29日——1958年3月27日），1904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潜心研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一战时入伍。一战后赴德国。1919年加入独立党。1920年加入德共，参与了鲁尔起义。1921—1922年任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3年定居捷克斯洛伐克，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5—1934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35年移居苏联。1945年被授予红星勋章。1945年回到捷克斯洛伐克。1946年移居德国苏占区，加入了统一社会党。1947—1955年在大学任教。1955年因病重而退休。 [25]转引自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316页；重点是我加的。——原注 [26]同上，第317页。——原注 [27]奥尔忠尼启则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转引自《国际新闻通讯》，1927年，第2881页。——原注 [28]参看科西奥尔关于组织活动的报告，转引自《国际新闻通讯》，1927年，第2809页以下。——原注 斯坦尼斯拉夫·瓦基塔耶维奇·科西奥尔（СтаниславВикентьевичКосиор，1889年11月6日——1939年2月26日），1905年参与工人运动。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参与了十月革命。布列斯特谈判期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9—1920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8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组织局委员兼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7—1930年任联共（布）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1934年任乌共（布）总书记。1930—1938年任联共（布）政治局委员。1938年1月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监察人民委员。同年5月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 [29]关于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反对派，有两个早经准备好的问题，斯大林对它们充分地作了回答。对另一个问题，“在农民问题上你们想怎样实行集体制？”斯大林回答说：“我们想采取经济、财政和文化政治方面的办法，逐步地实行集体制……在这方面，我们的措施共有三种：通过私有经济、通过合作社和通过国营经济。”（参看《和外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0—191页。——译者注）——原注 [30]格奥尔格·伊万诺维奇·萨法罗夫从1908年起便是布尔什维克和列宁格勒党组织的成员，他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被放逐到北京，1927年春调往伊斯坦布尔的商务代办处。——原注 [31]弗拉基米尔·扎哈洛维奇·图罗夫（ВладимирЗахаровичТуров，1896年1月27日——1927年6月10日），原姓金兹堡（Гинзбург），191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月革命后历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日兹德林斯基区委书记和日兹德林斯基区苏维埃主席。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卡卢加省政委、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兼莫斯科执行委员会委员。1919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委员。此后在最高经济委员会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的系统中担任高级职务。1922—1926年任驻德国副贸易代表。1926—1927年任共产主义学院研究员。1927年在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车站遇刺身亡。 [32]埃利扎·鲍里索维奇·松采夫（ЕлизарБорисовичСолнцев，1897—1936？），苏联历史学家。早年参加了布尔什维克。1926年起是左翼反对派。1933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6年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在流放地开展绝食斗争，逝世情况不详。1964年平反。 [33]松采夫在1928年被派往美国。1935年回到俄国后，他被送到西伯利亚；在那里，他死于从一个监狱被押往另一个监狱的途中。——原注 [34]谢尔盖·姆拉奇科夫斯基，1905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曾指挥过击败高尔察克的游击队。他成了乌拉尔军区司令员，后来，在1923年的反托洛茨基斗争中被免职。他于1927年11月被捕，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举行期间正在狱中。他在1936年的审判中被判死刑和处决。——原注 谢尔盖·维塔利耶维奇·姆拉奇科夫斯基（СергейВитальевичМрачковский，1888年6月15日——1936年8月25日），出身于革命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民粹主义革命组织“南俄工人同盟”的组织者之一。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二月革命后是叶卡捷琳堡苏维埃成员。1918年加入红军。1923年起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托洛茨基与列宁格勒反对派结盟。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0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3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捕。1936年遇害。1988年平反。 [35]伊格纳季·斯坦尼斯拉沃维奇·瑞斯（Игнатий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Рейсс，1899年？月？日——1937年9月4日），本名纳坦·马尔科维奇·波列茨基（НатанМарковичПорецкий），曾用化名伊格纳斯·瑞斯（IgnaceReiss）、路德维希（Ludwig）、路德维克（Ludwik）、汉斯·艾贝哈特（HansEberhardt）、施特夫·布兰特（SteffBrandt）等。1919年参加波兰共产党，同年开始为红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工作，先后在波兰、奥地利、德国、法国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7月逃亡国外，并致信斯大林，谴责了斯大林的罪行，并宣布参加第四国际，但他同时又保证不会出卖任何苏联特工。9月4日在瑞士洛桑（Lausanne）附近被暗杀。 [36]斯大林的歌颂者赛耶斯和康恩，在一段最能说明问题的文字中，谈到苏联官僚对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恐怖机器怀有的恐惧： “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基洛夫于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以后）被捕时，四名苏联秘密警察官员把他们带到了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这些官员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秘密政治司司长莫尔查诺夫、行动司司长巴乌克尔、行动司副司长沃洛维奇和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助理布拉诺夫（在后来的1938年审判中，他同布哈林和雅戈达一起成为被告）。 在逮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过程中，这四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工人员表现得非常奇怪。他们不仅没有在被捕者住所里搜索罪证，而且实际上容许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销毁了许多罪证文件。 更突出的是这四个内务人民委员会人员的来历。莫尔查诺夫和布拉诺夫本身就是托洛茨基—右派密谋组织的秘密成员。巴乌克尔和沃洛维奇则是德国间谍。 这些人是由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亨利·雅戈达特地挑选出来执行逮捕任务的。”见迈克尔·赛耶斯和阿尔伯特·康恩：《大密谋：反苏秘密战争》，波士顿1946年版，第252—253页。 一个警察国家会在警察内部孕育出叛变密谋的事实，在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最后几年中也有所表现。吉泽维乌斯告诉我们，在斯特林克的地窖里，他经常同刑事警察领导人内贝和柏林警察总监冯·赫尔多夫伯爵碰头。这两个人每天都要向盖世太保作例行报告，他们在盖世太保总部的午餐会结束以后，便匆忙——而且屡次不放心地掉过头去张望身后——赶赴地窖开会，策划反希特勒的7月20日政变。参看汉斯·贝恩德·吉泽维乌斯：《死而后已》，苏黎世1946年版，第2卷，第285—358页。——原注 格奥尔基·安德烈耶维奇·莫尔恰诺夫（ГеоргийАндреевичМолчанов，1897年3月22日——1937年10月9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0年加入契卡，担任北高加索契卡领导人，格罗兹尼契卡主席。三十年代在格别乌工作，大力逮捕左翼反对派、右翼反对派以及神职人员。1932年镇压了伊·尼·斯米尔诺夫领导的左翼反对派组织和柳京领导的右翼反对派组织。1936—1937年任白俄罗斯内政人民委员兼白俄罗斯军区格别乌负责人。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96年平反。 卡尔·维克托洛维奇·巴乌克尔（КарлВикторовичПаукер，1893年1月12日——1937年8月14日），早年担任化妆师。1914年进入奥军。1915年被俘。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契卡。1924年担任安全部门负责人。曾参与镇压左翼反对派。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7年4月被开除出党并被捕，8月14日被处决。 扎卡尔·伊里奇·沃洛维奇（ЗахарИльичВолович，1900年12月14日——1937年8月14日），出身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内战期间在克里米亚领导布尔什维克地下战斗队。1919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24年加入格别乌。1924—1925年任格别乌驻土耳其代表。1930年参与绑架流亡巴黎的白军将领库捷波夫。1930—1932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第一部部长。1935—1937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作战部副部长。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2001年平反。 帕维尔·彼得洛维奇·布拉诺夫（ПавелПетровичБуланов，1895年2月12日——1938年3月15日），出身于护林员家庭。1916年被征入伍。1917年加入赤卫队。1918年加入俄共（布），同年任因萨尔区粮食部长。1921年任俄共（布）因萨尔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同年参加了契卡。1926—1928年任格别乌第七部部长。1929年参与了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的行动。1934—1936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书记。1934—1937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会议执行书记。1936年参与组织了第一次莫斯科大审判。1937年1月参与组织了第二次莫斯科大审判。同年3月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旋即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迈克尔·赛耶斯（MichaelSayers，1911年12月19日——2010年5月2日），爱尔兰诗人、作家、剧作家。1930年起担任评论员。1939年参与调查了美国的亲纳粹运动。1945年同康恩合作出版《反苏大阴谋》一书。50年代因遭到麦卡锡主义迫害而回国，从事编剧工作。80年代返回美国定居。 阿尔伯特·尤金·康恩（AlbertEugeneKahn，1912年5月11日——1979年9月15日），美国记者、作家。出身于一个犹太富翁家庭。1930—1934年期间在苏联工作。1937年赴西班牙，为共和国军队提供医疗服务。1938年回国后参加了美国共产党。二战期间任美国反纳粹宣传委员会执行董事。1946年出版《反苏大阴谋》一书。50年代遭到非美活动委员会迫害。1962年解禁。 阿图尔·内贝（ArthurNebe，1894年11月13日——1945年3月3日），出身于教师家庭。一战中入伍。十一月革命后参加自由军团，参与镇压了波兹南起义和上西里西亚起义。1920年退役。1931年加入纳粹党。纳粹党上台后参加盖世太保。1935—1938年任普鲁士国家刑事警察局局长。1936年加入党卫军。1936年起公开迫害吉卜赛人。1938—1944年任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秘书长。1942—1943年兼任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主席。1941年起参与了用毒气毒死集中营犯人的丑恶勾当，同年参加了苏德战争。1944年“七·二〇政变”后被捕并被判处死刑，1945年遇害。 [37]〔约瑟夫·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中文版，第349—350页。——原注 [38]《俄国来信》，载于《共产主义旗帜报》，1927年9月30日。——原注 [39]〔约瑟夫·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中文版，第348页。——原注 [40]《俄国来信》，载于《共产主义旗帜报》，1927年10月14日。——原注 [41]俄国当时缺乏各种技术装备的情况，也许可以从一件奇特的轶事上得到最好的反映。列宁的孀妇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曾向全世界呼吁，请求人们为俄国农村提供纺车，她在一种以好几国语言出版散发到世界各地的共产国际官方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共产国际通讯》，1927年，第1863页），在文章中，她描绘了“苏联农村中极其缺乏纺车”的情况，呼吁全世界给予帮助。农妇们一夏天都在田里像奴隶般劳动，到多天也得不到休息。她们坐在那种没有窗户的黑暗草屋里，用人力纺车纺着亚麻和大麻。在布里扬斯克区，农家少女从不上学，因为她们没有时间。 斯摩棱斯克和科诺托普的农妇，听说有一种便利织布的机器存在，于是向国家呼吁，请政府帮助她们弄到这种机器。不用说，她们是非常穷苦的；在许多村子里，她们连订阅《农村妇女》的几个戈比都拿不出来。莫斯科的纺织辛迪加回答说：“我们调查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发现目前并不存在这种供家庭工业使用的纺织机。” 因此，克鲁普斯卡娅向国内外所有发明家呼吁，请他们帮助俄国农妇。在纪念俄国革命十周年的文章中，她这样大声疾呼道：“给我们一架纺车，一架将提高农妇文化水平的十月纺车吧！” 《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编辑部加了一段提醒德国发明家注意的编者按语：为了审查征求的发明，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凡有关建议都可以送交该委员会，但发明家应该考虑一个事实，即“连那种祖辈传下来的脚踏纺车在俄国农村中都是非常稀少的。俄国农民所使用的是一种手摇纺车”。——原注 [42]参看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31—532页。——原注 [43]参阅《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60页。穆拉洛夫在1937年审判中，同皮达可夫和另外十一人一起被判处死刑。同一次审判中的被告拉狄克和索柯里尼科夫各被判处十年徒刑。——译者注 [44]赫尔茨贝格是来自列宁格勒的一个党组织工作者。他在柏林商务代表处担任着一项不重要的职务，但他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来为反对派工作。他在1935—1937年审判时期被枪决。——原注 雅科夫·洛沃维奇·赫尔茨贝格（ЯковЛьвовичГерцберг，1898年1月10日——1937年10月26日），早年参加了波兰社会党。1919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参加了苏波战争，在战争中负伤。此后化名“瓦尔特”在德国和波兰从事情报活动。1923年返回格别乌总部工作。此后曾任黑海油田工程师。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45]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34页。——原注 [46]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319页。——原注 [47]转引自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294页。——原注 [48]《国际新闻通讯》，1927年12月。——原注 [49]这两个数字引自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波波夫（第2卷，第323页）的数字是七十二万五千人对六千人；甚至从一本官方历史到另一本，反对派的票数都被缩小了三分之一。——原注 [50]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原来是保加利亚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参加了革命，1917年以后，他成为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他是一个经常活跃于国外的外交家，是出席1922年热那亚会议的代表，担任过驻英和驻法大使。在1938年审判中，他同布哈林等人一道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原注 [51]耶稣曾登山布道，训导愚众，这里用作譬喻是一种讽刺。——译者注 [52]《联共（布）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议事录》俄文本，莫斯科1928年版，第256页。这里只引了议事录中记载的许多次打断声中的一次。——原注 [53]同上，第264页。——原注 [54]同上，第1319页。值得注意的是，不仅要求被击败的反对派放弃他们的斗争，解散派别组织和遵守党纪，而且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思想。加米涅夫曾请求代表大会不要提出这一要求：“你们已要求我们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完全停止派别活动，放弃一切形式的派系斗争，解散所有的派别组织，但是，如果除去这些要求以外，还要求我们放弃自己的观点——这在我们看来，便未免有些不像布尔什维克做的事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从没有过这种要求放弃观点的先例。假如我们居然放弃了我们在一两个星期前还在鼓吹的观点，这在我们这方面将是言不由衷，你们也不会相信我们。”——原注 [55]列夫·利沃维奇·谢多夫（ЛевЛьвовичСедов，1906年2月24日——1938年2月16日），生于圣彼得堡。1919年参加共青团。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参加左翼反对派的活动，并因此在1928年被共青团开除。1929年流亡国外，积极协助托洛茨基同志的工作。1938年在巴黎被斯大林的特务杀害。 [56]罗森贝格曾经是台尔曼集团的一员；他在六个月后退党，向斯大林写了一封公开信，劝他放弃第三国际。——原注 [57]菲弗尔在这一时期是柏林党组织的书记，1933年以后被派往挪威和瑞典。他于1936年在俄国被枪决，是莫斯科几次审判的牺牲者之一。——原注 [58]特奥多尔·诺伊鲍尔（TheodorNeubauer，1890年12月12日——1945年2月5日），出身于一个民族主义公务员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当过教师。1913年获得学位，曾参加民族自由党的政治活动。1914年志愿参军，1915年晋升为少尉，1917年因中了毒气而退役。曾参加“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Vaterlandspartei），1918年参加德国民主党，此后思想急剧左倾，1919年夏末参加独立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10月参加了图林根邦的弗勒利希政府。1923年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积极参加党内左派的活动，1924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擅长外交，多次访问莫斯科。纳粹上台后被捕，1939年获释后继续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再次被捕，1945年遇害。 [59]从1933年到1939年，诺伊鲍尔一直被关在集中营里，并在那里死去。许斯金德是开姆尼茨共产党日报的编辑，于1936年在莫斯科被枪决。——原注 海因里希·许斯金德（HeinrichSüßkind，1895年10月30日——1937年10月3日），曾用化名“海因里希”和“库尔特”，生于波兰一个犹太教士家庭，曾在维也纳求学，1918年进入德国蒂宾根（Tübingen）大学学习历史，同时开始参加社会主义青年运动，1919年参加德共（斯）。因被德国政府列入驱逐出境的名单，转入地下。后来开始为《红旗报》工作，1921年12月担任《红旗报》主编，入选中央局。后被驱逐出境，1922年和1923年留在俄国，1923年春返回德国，重新担任《红旗报》主编，6月时被塔尔海默接任。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曾先后参加左派和台尔曼派，1928年时是调和派，做了“自我批评”。纳粹上台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流亡苏联，1936年被捕，1937年含冤遇害。 [60]卡尔·沃尔克（KarlVolk，1896年4月1日——1961年3月？日），又名罗伯特·沃尔克（RobertVolk）或罗伯特·林特尔（RobertRintel），出身于加利西亚的若夫克瓦（Жовква，现属乌克兰）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1921年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2年年底前往德国，担任德共的全职干部，1923年至1924年任下萨克森地委书记。汉堡起义失败后在莫斯科短暂工作，1924年返回德国。原先属于左翼，后参加“调和派”，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38年脱党，二战爆发后流亡美国。1961年在纽约逝世。 [61]保尔·贝尔茨（PaulBertz，1886年8月2日——1950年4月18日（或19日）），早年担任工具装配工。1906—1910年期间服役。1909年加入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加了斯巴达克斯同盟。1919年加入德共（斯）。1922—1925年任萨克森邦议会议员。1924年起是党内左派，支持费舍和马斯洛夫。1924—1930年任国会议员。1925—1927年、1929—1930年任德共中央委员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1927年期间领导“开姆尼茨反对派”，随后支持台尔曼。1928年起在德共的工会政策上发挥重要作用。1930年被指控过于“左倾”，影响力降低，随后在革命工会反对派工作。纳粹党上台后流亡荷兰。1934年流亡法国。1935年、1939年两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39年因反对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二战爆发后被法国政府逮捕。法国沦陷后流亡瑞士。1940—1943年在瑞士领导德共小组，支持自由德国运动。1944年因与德共小组有矛盾而决裂。1945年回国后担任苏联占领区司法部副部长，后被贬为交通车间部副部长。反对社民党与德共的统一，在统一社会党内丧失职位。1949年被指控为“美国代理人”。1950年在被统一社会党中央指控并被要求返回柏林后突发心脏病逝世，死后被打为“美国特务”。 [62]汉斯·韦贝尔（HansWeber，1895年1月23日——1986年1月15日），早年担任安装工。1913年起加入社民党青年运动。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7年加入独立党。1919年加入德共（斯），但继续留在独立党至1920年。1923—1925年任普法尔茨组织专职书记，在党内是左派。1925年加入极左反对派。1925—1928年任德共中央委员兼中央局委员，在中央工会部工作。极左反对派分裂后，在普法尔茨领导反对派。1928年因参加左翼反对派会议被开除出党。此后短暂在普法尔茨领导左翼反对派组织，拒绝加入列宁同盟，曾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1929年底脱离政治活动。纳粹党上台后隐居，后重新进厂做工。1946年返回社民党，不久因支持铁托而退党。1986年去世。 [63]此处有误，应为威廉·克特。威廉·克特（WilhelmKötter，1902年3月29日——1957年11月3日），早年担任商务文员，试图经商未果。1920年加入德共。1923年任比勒费尔德组织专职书记。1924年被捕并被判处四个月监禁，获释后代表德共开展巡回演讲。1925年加入极左反对派。1925—1930年任德共中央委员。1926年起在德共中央工作，继续参加反对派活动。1927—1930年任比勒费尔德市议会议员。1930年辞职，随即被开除出党，脱离政治活动，转而经营雪茄店。纳粹党上台后多次被捕。二战后继续经营雪茄店，但继续坚持共产主义立场。1957年在比勒费尔德逝世。 [64]左派的失败预示了日后欧洲工人运动普遍遭受挫折的情景；共产国际中的经历使他们懂得了恐怖主义一党专政国家的性质，知道这样一种政权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它对于社会主义组织具有什么意义——一般的社会主义者只是日后从希特勒那里才领略到这些教训。 有一两年时间，左派共产主义者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集团存在，以后，他们便分裂成许多小派系。同季诺维也夫的联系继续到1933年，这种联系越来越危险和越不经常；施克洛夫斯基好几次带信到柏林来，指出唯一的出路是在德国建立一个第二党。可是为时已晚。布哈林在1929年被斯大林打下去以后，他也向德国求助，但是当时纳粹已经逐渐掌权，建立第二个共产党的机会甚至比以前更少了。 一部分左派重新加入了共产党；其余的人或是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或是积极从事工会活动。在反对新兴纳粹的普遍斗争中，左派共产主义者构成了一支特殊的潜流，它由于自己的经验，能够警告大家注意纳粹政权的发展。1933年以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集中营中遇到了新一代的托洛茨基分子，这些人都是为托洛茨基对台尔曼政策的批评所吸引的工人和学生。 维尔纳·肖雷姆，左派的杰出领袖之一，在一座集中营里被囚禁了若干年后被杀害，但他只不过是牺牲的许多领袖中最知名的一个。海因茨·兰格汉斯于正在油印反纳粹传单时在柏林被捕，他在勃兰登堡和萨克森豪森的集中营中被囚禁了六年。1936年，卡尔·施罗德，前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当时已加入社会民主党，由于领导一个称为“红色战士”的地下集团而被捕。1937年，在柏林—夏洛滕堡，以卡尔·希帕尔为首的一群工人被判处长期徒刑。 这张名单远不是完全的，在苏联也有类似情况。1937年，海因茨·诺伊曼和赫尔曼·雷梅勒，德共最后一届合法中央的成员，也在俄国被杀害。在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俄国，德国非正统共产主义者都遭到恐怖镇压，不仅如此，两国警察机构还在这方面相互合作。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艾米尔·克雷布施的遭遇，他是一个机器工人，1928年迁居到高尔基城。1937年，他被扣上了“赫尔茨分子”的帽子，由内务人民委员会交给盖世太保，他们把他关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原注 卡尔·施罗德（KarlSchröder，1884年11月13日——1950年4月6日），出身于教师家庭，1913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1918年协助经营《红旗报》。后成为革命工长组织的极左派理论家。德共（斯）成立后领导柏林地委，1919年被开除出党，发起成立共工党。1920年同戈尔特密切合作。与戈尔特一起去莫斯科，使共产国际承认共工党为“同情党”。1921年底组织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国际和信息局。1922年共工党分裂后领导共工党埃森派。1924年返回社民党，成为《前进报》上的文学评论家。在社民党内组织了前共工党员的组织，1931年组织“红色战士”（RoteKämpfer）。1936年被判处苦役。1945年后在西柏林组织教育，后返回东德，参加了统一社会党。 奥斯卡·希帕尔（OskarHippe，1900年4月1日——1990年3月13日），德国托洛茨基主义者。1916年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1919年加入德共（斯），参加了一月起义和三月罢工，三月罢工失败后逃往德国中部地区。1924年返回柏林。1926年起是左翼反对派，同年被捕并被判处十个月监禁。1927年参加列宁同盟。1928年被德共开除出党。1930年退出列宁同盟，另行成立德共左翼联合反对派。1933年当选为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书记处书记。纳粹党上台后被捕并被判处两年监禁。1939年获释后继续参加抵抗活动。二战结束后返回德共，不久恢复与第四国际之间的联系。1946年起在柏林领导托派组织国际共产主义者（IKD），并担任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书记，不久被统一社会党开除出党。1948年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逮捕。1949年被判处25年徒刑。1956年获释后移居西德，参加了社民党，在党内领导左翼反对派。1968年退党。1990年逝世。
第二十五章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二十五章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 ·同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谈话 ·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候选人名单 ·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 ·林中会议 ·斯大林剥夺反对派的党内合法地位 在1925年12月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打赢了一仗，可是并没有赢得整个斗争。在大会选出的新中央委员中，有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但也有实际的反对派和可能成为反对派的集团的领袖。他们当中不仅有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这些人在斯大林看来——后来的事变果然证实了他的看法——都是不可靠的、纯粹暂时性的同盟者，而且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科夫，这些人仍然是可怕的敌手。托洛茨基仍旧是能够左右当中结果的关键人物，这不论在代表大会上或代表大会后都是一样。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两方面都注视着他的每一步动静，力图影响他的动向。 斯大林玩弄手腕，通过进一步削弱季诺维也夫及其追随者的方法，扩大了他在代表大会上获得的成果。在1926年1月2日局限的新政治局选举上，索柯里尼科夫被排除出去了，加米涅夫也降成了候补委员。两星期后，索柯里尼科夫又失去财政人民委员的职位，加米涅夫则从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岗位上被免职。科马罗夫[1]代替季诺维也夫担任了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的莫斯科苏维埃一职为乌汉诺夫[2]所代替。科马罗夫和乌汉诺夫都是冶金工人，因此，斯大林趁机大肆吹嘘，说俄国两个最大都市的市长都是钢铁工人。他说，但愿伦敦和巴黎也学习它们的榜样！[3] 这篇简短的讲话表明了斯大林当时在党内扮演的角色——反对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无产阶级领袖。甚至不是领袖，因为在这些日子里，他谈到“领袖们”的时候总是用第三人称。他把自己的缺点——缺乏学问和演说才能——变成了长处。在这方面，他是后来极权主义时期涌现出来的那些群众领袖的典型，这些领袖夸耀他们的无产阶级出身、土里土气的生活习惯，甚至往往以他们没有知识分子那样复杂的头脑为荣。斯大林是那样一种党的负责干部之一——开门见山，不绕圈子，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很粗暴；这种反知识分子的作风在党的中等阶层中受到广泛欢迎。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庸俗化，认为无产阶级根据它在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几乎可以本能地站到正确的政治立场上；这样，他便实际取消了列宁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所作的提炼。列宁曾经强调指出：一个党的优秀分子核心是必不可少的，有了这个核心，才能通过科学的分析把工人的自发反应加以提高，化为政治理论和政治行动。斯大林那种直接迎合无产阶级本能的做法，在1923年的反托洛茨基斗争中开始实行，以后继续发展，扩大成为一种新的操纵方法，在1928—1929年的消灭富农时期，这种方法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4] 为了使这种无产阶级姿态得以站住脚，斯大林特别关心粉碎列宁格勒反对派的问题，因为列宁格勒是党的无产阶级精华的中心。当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还在进行的时候，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前，在斯大林获得党内多数的事实还没有正式确定以前，他就派遣自己的代理人到列宁格勒去展开活动。“莫洛托夫、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安德烈耶夫等同志，”斯大林写道，“被派到列宁格勒去……向列宁格勒党组织中的党员们解释……列宁格勒代表团在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立场，是一种罪恶的和反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5]在一支强大的国家政治保卫局队伍的伴随下，这些全权代表和激动的党员群众见了面。他们解释说，列宁格勒支部无意中选出了一些反苏维埃和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代表，这些人用“假充”布尔什维克的手段取得了代表资格。“你们被你们的领导人出卖了，”斯大林的使者向列宁格勒党组织说。受欢迎的回答是：“不错，同志，我承认我被出卖了。我没有认识到，我选举季诺维也夫就是选举了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分子。”作这样答复的人不仅能得到宽恕，而且能在改组的支部中立即获得一个职位和被提升的机会。 可是，反对派仍然在列宁格勒进行着斗争。按照党的老规矩，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包括谴责季诺维也夫的决议在内，都必须提交列宁格勒支部通过，而斯大林主义者却不能断定，这种通过是否只是口头上的，目的在于争取时间。这是一项难办的工作，因为每一个被争取过来的反对派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总是不太靠得住的，必须割断他们同列宁格勒党组织的联系，以便可以对那些留下来的人进一步实行拉拢。几个星期以后，斯大林的代表陆续回到莫斯科，但是留下了谢尔盖·基洛夫这条新的斯大林之鞭，于是，他在发展党内恐怖镇压方面变成了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谢尔盖·基洛夫于1904年入党，1922年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那正是斯大林把党的中级干部吸引到自己身边的一年。他参加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时并没有明确属于哪一派；斯大林进行了幕后活动，把他争取到多数派一边，他几乎立即得到了奖赏；代表大会结束后，他代替季诺维也夫担任了列宁格勒支部的书记。这位从外面插进来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在周围人们的憎恨和厌恶之中开始了他那改组支部的工作。 反对派在青年当中的力量尤为强大。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季诺维也夫立刻就召集了列宁格勒青年团省委会议，其中各上层分子，是由季诺维也夫、扎卢茨基[6]、巴卡耶夫[7]、叶夫多基莫夫[8]、库克林[9]、萨法罗夫[10]以及其他两面派分子用仇恨我党列宁中央的精神养成的。在这次会议上，列宁格勒青年团省委通过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决议，即拒绝服从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决议。”[11] 基洛夫小心翼翼地开始，终于树立起斯大林的统治。列宁格勒工人，俄国城市中最有西方倾向的居民，对这种统治的反应是不良好的；每一阵恐怖浪潮都只能把反对派驱入地下，使它抵抗得更为顽强。当国家政治保卫局在1934年12月需要有一个发起大规模清党的借口时，它便布置了基洛夫暗杀案，从而使三十年代中期一系列做样子的审判宣告开场，并且通过这种选择首先对列宁格勒人施加威胁。选择列宁格勒作为斯大林的国会纵火案的地点，表明了二十年代的半合法反对派活动和它在三十年代继续进行的密谋斗争之间的联系。[12]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闭会后，斯大林便集中力量解除列宁格勒反对派成员的掌权职位。与此同时，对其他反对派集团的领袖却进行了拉拢。譬如说，工人反对派的代表亚历山德拉·柯伦泰被派到了奥斯陆大使馆，这一方面使她同她的朋友们隔开了，另一方面又捧了她。斯大林特别向托洛茨基表示，过去两年来的斗争并没有排除新的联合的可能性。托洛茨基在新政治局中维持住了原来的地位，并且后来被任命为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这是一种姿态，但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姿态；它的目的在于防止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同盟。 几星期后，对托洛茨基作了更加亲善的表示：他被批准去德国就医。 “莫斯科医师……一直在催促我到国外去旅行一段时间……这件事……拿到政治局去进行了讨论……让我作最后决定。声明上附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意见，认为我当时出国颇为不宜…… 同德国使馆毫无困难地办好了一切手续〔这几个星期内，正在谈判柏林条约问题〕，4月中旬〔1926年〕，我的妻子和我便以化名库兹明科的护照出国……伴同我们的有我的秘书西耶尔穆克斯[13]、我的前专用列车车长和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代表。”[14] 这样，就像对付柯伦泰一样，斯大林一方面割断了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的联系，同时又对他作出了一种妥协姿态。托洛茨基会影响德国党内任何集团的危险是很小的，因为他当时在那里并无基础。台尔曼领导集团对他是完全敌视的。布兰德勒及其追随者非常谨小慎微，因此也不敢和他站在一起；他们还在希望借斯大林的力量恢复党内领导地位呢。马斯洛夫正在狱中，我则在莫斯科，而德国左派又已经被1923年反托洛茨基主义的烦琐讨论弄昏了头脑。 斯大林这种谨慎的和解姿态未尝没有产生一点影响。据托洛茨基说，在他的追随者当中，有“许多人”反对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成联盟。“甚至有人——三人只是几个人——认为有可能同斯大林联合起来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5] 同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谈话 在这段时期，我仍然被扣留在莫斯科，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参加了最后一次反对斯大林书记处逐渐建立极权主义统治的合法斗争。坐落在特维尔斯卡娅大街上的路克斯饭店，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科的住处，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它早先是一座接待商人的饭店，室内的装饰和家具都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那种纤巧华美的庸俗式样，饭店的各方面都办得不算差，只是自来水经常出毛病，臭虫和老鼠猖獗已极。捉老鼠成了饭店里德国同志们喜欢干的一项消遣，他们有着德国人的那种执拗脾气，认为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把老鼠消灭干净。 路克斯饭店在莫斯科工人中非常招致反感。共产国际的代表们过着一种脱离俄国人民的生活。外国人享有许多特权和优待；他们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俄国党的一般干部都要高得多。饭店处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严密控制之下，从门房算起，每一个雇员——以及某些外国客人——都是它的耳目。通过这道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封锁线，没有特别许可证，任何一个俄国人都不能够进入饭店。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这类特工人员中，某些人是大家认识的——例如库西宁的秘书海摩——但是一般说来，大家只是有一种怀疑，这种怀疑从一个房间散布到另一个房间，毒化了整个饭店的气氛。我时常到住在路克斯饭店的几家德国人——这都是由于参加共产党活动而无法在德国存身的那些人的家庭——那里去串门；他们都对我谈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经常监视着人们的情况。在他们的朋友工作的工厂里，在他们的党小组中，在他们的同志中间，都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密探。他们警告我说，正因为我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很高，我决不会逃脱这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视；我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注意和报告上去。 斯大林不断地拉拢我，向我提出新的和解条件。在这里，我不妨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共产国际领袖受到的那种贿赂。我在多次要求他们准许我离开俄国的时候，曾举出一个理由：我的父亲病得很重，很希望看看我。可是，他们并没有准许我回去，而是向我提出，我可以把全家人——包括需要我照顾的小儿子在内——搬到俄国来，一切开销都由国家负担。我的父亲虽然丝毫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却答应给他在俄国大学中找一个位置，使他不再像住在维也纳那样清苦。[16]长期依违于斯大林和反对派之间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17]，也被给予了一个类似的机会。他接受了这种优待，把他那庞大的家庭全部迁到了俄国，在这里，他把他们的物质生活安排得很舒适——此后，他们就一直留在莫斯科。作为保证永远忠实尊奉斯大林主义路线的人质。 1926年2月初，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举行前夕，斯大林邀请我到中央委员会去作一次私人会见。我们的翻译是彼得罗夫斯基，他曾同我在1924年一道去伦敦。这一次，斯大林没有作旁敲侧击的试探；他没有再提出那些有关德国妇女组织的可笑问题。以一种冷静的和坦率到了粗鲁地步的程度，他和我讨论了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形势；在这个讨论中，斯大林显示出一种不顾任何反对来“改组”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铁的意志。在这两小时的私人谈话中，他并没有向我提出上述那种露骨的贿赂；那是他的下属分内的事。他向我保证；如果脱离季诺维也夫，他将在德国给予我全力支持。俄国政治局将放我回德国，并且给我一封写给台尔曼的信，要他停止对我的攻击运动；我将重新参与领导德国党。当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联盟正在形成的时候，为了使它失去在德国的支持者，斯大林愿意付出巨大代价。 我同布哈林是处得很好的，尽管他追随者斯大林集团。列宁死后，在俄共的所有大人物当中，布哈林是最有人情味和最讨人喜欢的人之一。他不住在克里姆林宫里，而是在莫斯科的一家旅馆里占着两个房间，同他那从不参加党内争论、身体病弱而惹人怜爱的妻子住在一起。他出现在莫斯科的每一个地方，出现在各个大学里和青年的聚会上。当我同他谈话的时候，他力图把我争取到他的立场上去，当时，这种立场已经看得出不同于斯大林的理论。他要求实行一种和缓的政策；他不希望走极端，不论是对于反对派分子或是更普遍地说对于农民，他都不主张采取极端的手段。他有一天晚上对我说：我们的国家太穷了；我们的农民还在使用原始的工具劳动，效率低得惊人。我们并没有西方所说的那种富农；我们的富农不能同德国法国的富裕农民或者美国的农户相比。在我们这里，凡是有两匹马和一点儿农业机器的人，都被扣上了富农的帽子。要把这种农民经济改造为现代农业，需要若干年的时间。让几个这样的富农发财致富，并不会威胁到党的垄断统治；重要位置都掌握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通过它们来维持控制。强迫实行集体化会改变我国政权的全部性质；它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对待农民的正确政策，应该是通过一个国家给予帮助的合作社网，把俄国农业提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作为一个还有可能重新得宠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我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照顾。我领到一张“派司”——克里姆林宫的长期出入证，并且可以在莫斯科任意漫游。可是，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同许多俄国领导人的谈话便不得不带有某种秘密色彩。譬如说，当我到克里姆林宫去找季诺维也夫的时候，我总是以某种借口走进大门，然后绕到共产国际主席办公室的一扇侧门跟前，由季诺维也夫亲自把我放进去。这样做的好处并不在于避人耳目，因为我的行踪还是有人看到，但这种看到只是一种非官方性质的；如果我由正门进去，被卫兵登记下姓名，季诺维也夫就不得不向党报告我访问他的情况了。 就以这种方式，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闭会几天后，我去见季诺维也夫，同他作了第一次抛开布尔什维克词藻的坦率谈话，讨论了列宁格勒反对派的失败造成的新形势。他虽然没有灰心，却深深为多数派的力量之大所震惊，因为他曾经希望在地方支部当中获得更有力的支持。据他估计，当前存在着真正的危险。他不再为共产国际的纪律所束缚，对我推心置腹，第一次谈出了他对斯大林的看法：他认为斯大林是热月政变的急先锋，是反革命复辟的领袖。他说，斯大林还远没有获得最后胜利。我们还有充分的机会击败他。但是，如果我们不重新补充力量，不扭转当前的趋势，那么，这就会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第一环，不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导致波拿巴主义。最终的结果将是白色恐怖统治着俄国和欧洲。 这种语言使我深为震惊。过去几个月中，由于同德国党的联系被割断，而在莫斯科又不敢过于自由地讨论问题，我曾对新的形势产生过一种类似的感觉。我特别为季诺维也夫的突然改变态度而打动；那些关于布尔什维克纪律的门面话，那些辩证法的高谈阔论，现在统统没有了。在过去的年代中，我对布尔什维克纪律的永远无错是相信的，虽然我对这种理论的实际应用有某些批评；但在这几个月中，我发现这种神话正在消失。面对着斯大林的现实主义，在他那种一心一意追求独裁权力的压力下，季诺维也夫以及和他站在一起的我本人，被迫扔掉了这套陈词滥调的包袱，为一场新的斗争作出准备。 在我们的半秘密会晤中，季诺维也夫不仅向我传达了政治局的各种秘密报告（它们由他的一个心腹秘书特别译成了德文），而且以长时间的交谈丰富了它们的内容。这时，我对德国形势的复杂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而这些问题不是通过我阅读列宁选集所能了解到的。早在1924年秋天，也就是列宁去世后不久，季诺维也夫和他的朋友就开始怀疑，斯大林是否会无情地把党变成他那个集团的掌权工具。他们并不认为这种改变仅仅是出于斯大林的野心或乖张性格。他的追求权力是俄国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普遍倒退的一个方面，这种倒退最终将导致整个欧洲大陆都出现反革命的政府和国家政权形式。据他们的分析，斯大林企图使自己的集团把一切重要职位都抓在手里，这对于十月革命说来是一种法西斯式的反动。季诺维也夫强调说，党的干部还没有蜕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鼓励他们重新集聚起来，对斯大林集团展开斗争。这种重新集聚可以产生根除波拿巴主义冒险的足够动力。 当我们讨论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的问题时，季诺维也夫不止一次地表示，他真诚悔恨他在1923年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这一严重错误使得斯大林赢了第一个回合。可是，他从不抹杀他同托洛茨基之间依然存在的政治分歧。季诺维也夫正在修正他的一贯看法，即“布尔什维克钢铁般的绝对团结”是一个国家党的指导原则。在讨论党组织问题时，他说：我们必须区别开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任务。继续采用为夺取国家政权所必需的密谋斗争方法，在一个上百万人的国家党内部维持钢铁般的绝对团结，只能导致灾难性的蜕化和我们的运动在社会性质上的改变。我们必须找到一种这样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革命社会主义的一切倾向都能得到足够的生存条件。在苏维埃和党的合法范围以内，比我们的集团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大得多的政治分歧，不论是过去的或者是可能在将来发生的，都应当能同时共存。如果我们不能够展现出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行动的多面性，那就大糟特糟了。 季诺维也夫讨论了应该使各种苏维埃民主形式中的哪一些形式具有合法地位：布尔什维克党内允许派别存在，以后允许孟什维克和一个农民党加入苏维埃等等。不过，国家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这一问题，在反对派领袖们本身中间也始终没有得到过彻底讨论。人们认为，一旦在斯大林集团被剥夺垄断权力以后，党内的新统治集团只有向那些希望扩大苏维埃民主的分子求助，才能维持它的地位。另一方面，反对派分子又不敢支持为其他苏维埃政党提出的要求，因为这正是斯大林主义者攻击他们的重点。党内有很大一批人尽管赞成他们的一般政策和反对斯大林统治的斗争，在组织体制方面却决不会接受这样影响深远的变革。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工人反对派之间的主要分歧就在于这一点：究竟是立即要求让几个工人政党合法存在，还是先在国家党内夺得大权，然后再实行这一原则。仅仅是在经过多年的流亡生涯和希特勒上台的教训以后，托洛茨基才同国家党一党垄断的信念决裂，而且，他在还没有来得及澄清这一问题之前就被暗害了。 通过在他的办公室中进行的这些坦率讨论，我在这次逗留莫斯科期间逐渐真正了解了季诺维也夫。斯大林主义的诽谤运动已经完全掩盖了他的名字，以致国外很少有人了解他的真实面目。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出生于乌克兰南部一个犹太小资产阶级家庭，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成立的时候起，就是它的一员。他是这个运动的产儿；他的教育、他的人格都是在反对沙皇统治的日常地下斗争中接受和形成的。在1905年革命以后的反动年代中，他伴随列宁一起流亡国外，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支持俄国国内地下党的工作。从一开始起，他就是列宁的左右手；也是从一开始起，反对列宁思想的谩骂和攻击，就往往集中到季诺维也夫身上，因为他是两个人当中比较软弱可欺的一个。这种作为挨批评的靶子的角色，在他成为共产国际主席以后更是有增无已。在这个岗位上，他不仅要为每一个软弱的共产党的缺点和每一次流产的革命的每一个失败负责，而且连一个书记没有得到所希望的工作这样的事也要归咎于他。人们往往说季诺维也夫没有足够的威信领导共产国际，这句话是正确的，但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来才是正确的，即：欧洲革命一旦进入低潮以后，莫斯科统治的共产国际的存在便成了一个时代错误，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能通过它“组织”世界革命。1923年以后，共产国际总部本来应该迁到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去；共产国际的活动和政策本来应该同俄国党脱离关系。 在季诺维也夫的冷静外表之下，在他由于多年来遭受人身攻击而磨炼出来的面具之下，藏着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格。就像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护民官一样，季诺维也夫相信，群众的无形力量是无比强大的，一旦推动起来就能像救世主那样挽救天下苍生。在这方面，他同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以及同整个第一代俄国共产党人是观点一致的，他们都宣扬着一种国际主义新宗教。作为一个青年，作为年轻一代的一员，我对于谴责的不可战胜性是不像他们这样坚信不疑的；在我看来，季诺维也夫是在用幻想安慰自己。这种救世主义是季诺维也夫的弱点，也是他的长处。当他由于群众的同情反应而热情洋溢的时候，他是一个杰出的革命演说家并且满怀勇气；而当他遇到的是人们的沉默时，他便“惊慌失措”了。他为之受到最多辱骂的罪行，即他在1917年曾要求同参加苏维埃的一切政党联合，也是由同样的性格特征造成的；他害怕自己的党同其他工人政党失去联系，害怕它脱离俄国群众而陷于孤立。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闭会几天后，在一次像我上面谈到的这种会见中，季诺维也夫同我讨论了同斯大林斗争的各种可能性，在讨论中，他几乎是胆怯地提出了同托洛茨基联合的问题。他说，这是一场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我们所以需要托洛茨基，不仅是因为如果没有他的杰出智慧和广泛影响，就不可能夺得国家政权，而且是因为我们在夺得政权以后，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把俄国和共产国际拉回社会主义的道路。此外，只有他能够组织军队。斯大林是用强力而不是用宣言来对付我们的，因此，我们也只能用更大的强力而不是用宣言去对付他。拉舍维奇是我们的人，假如托洛茨基和我们联合起来，我们就能胜利。 他继续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次政变，而是要唤醒党的基层群众，并且通过他们唤醒俄国和欧洲的工人阶级看到当前的危险。（这一点也许是衡量托—季联盟历史价值的最可靠的尺度，别的密谋者，例如在1944年阴谋刺杀希特勒的集团，最害怕的甚至不是他们的计划被独裁者发现，而是怕全体人民参加到他们推翻希特勒的活动中来。）反革命的牺牲者将是俄国工人阶级。在不断玩弄革命词藻的烟雾后面，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正在兴起的斯大林统治集团将把工人阶级的残迹消除干净，展开一个消灭革命一代的运动。在这一时期，单靠党内斗争的方法是不能消除这种危险的。我们当然要在党内争取多数，但是必须使这个多数得到下列保障，即能够用暴力来对付和击退敌方以暴力阻止它执政的企图。只有联合起一切反对派力量，才能实现这样一种纲领。 他告诉我，加米涅夫已经开始同托洛茨基谈判，希望很快就能达成明确协议。与此同时，季诺维也夫本人也已经向民主集中派以及其他工人反对派的领袖进行了活动，这时正在努力打消他们的怀疑，特别是对托洛茨基的怀疑。另外，同格鲁吉亚的反斯大林集团也有了接触。 我在这次会见以后，立即写信给柏林，告诉大家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将要结成联盟，劝告德国左派支持这个联盟。 从多少有些相同的前提出发，托洛茨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必须击败斯大林，而要击败他，只有结成联盟才办得到。托洛茨基同季诺维也夫一样，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在1923年的斗争中，他的支持者主要是在国家机关和军队的上层；在党内，老布尔什维克——即使是那些在这次或那次派别斗争中支持过他的人，也从没有把他完全看做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是一个有才干的杰出政治家、第一流的军事领袖、在党内无人能及的演说家和作家，但却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是从外面闯入党内的，并且凭他的个人天才挤进了党的最高行列。他是政治局的常任委员，但他从没有领导过一个区域的党组织；他有许多热烈的崇拜者，但在党内却没有足够的有组织支持。季诺维也夫则和托洛茨基不同，他是共产国际主席，也当过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他曾经拥有一列最快的专用火车，往来于两大首都之间，在每一处各住半个星期。加米涅夫是政治局委员，领导过莫斯科支部。这种在党内的关键职务表明了他们的党内地位；在1923—1925年期间，尽管托洛茨基只要说一句话，就会在党内外、在军队、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广泛阶层中获得响应，他却一直保持沉默——其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在任何一个地方支部中都得不到多少有组织的支持。 托洛茨基的力量仍然是在军队里。他已经在1925年1月被解除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但是在那些由他在内战时期领导建立的师团里，他的巨大威信实际上还保持如故。在伏龙芝去世或者说被谋害以后，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通过伏罗希洛夫和拉舍维奇为代表在军队中对峙着，而三人集团分为两派的这种相持局面使双方都受到束缚。其部分结果是维持了托洛茨基占统治地位的现状。[18] 可是，不管他过去的力量有多大，在1926年初，托洛茨基的地位却比1923年削弱了。两年来反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并不是没有效果的。他的敌手加强了，动摇不定的人离开他了，他的支持者也因为他的长期沉默而感到不满和不安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虽然是三人集团中较弱的一方，并且在党代表大会上刚刚遭到惨败，他们却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党内领袖，因此，他们提出的联合建议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这些人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就能够赢得党内多数，或者即使说不能争取到数学上的多数，也可以赢得各个重要的工业中心——列宁格勒、莫斯科、巴库、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的支持。即使斯大林在地方党组织中维持住多数，他也会为联盟的都市优势所击败。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闭会后的几个月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好几次秘密聚会，商谈联合各派力量的可能性问题。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深刻裂痕必须加以消除，因为季诺维也夫毕竟充当过反托洛茨基运动中的主要宣传家。在个人方面，仅就他们两个人之间而言，这是可以做到的；斯大林机器日益强大的事实，每天都在促使他们认识到彼此帮助的必要。在列宁卧病垂危期间，加米涅夫曾把列宁同他谈话的内容告诉过季诺维也夫，也告诉过托洛茨基，因此，虽然托洛茨基遭受了两年的背后攻击，他同加米涅夫之间的友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托洛茨基在动身去德国时这样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我告别的时候，流露出了真正依依难舍的感情；他们想到此后要面对面地同斯大林打交道，心情很不轻松。”[19] 可是，在这两派的下层成员当中，要消除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永久敌人”或者对如此辱骂托洛茨基的那个人所抱的怀疑和憎恨，却不是那么容易。重新安排原则和重新拟订提纲，对于领袖要比对于信徒来得容易。不过，他们仍然满怀信心地投入了战斗。托洛茨基写道：“在我们第一次会见的时候，加米涅夫就宣布说：‘只要你同季诺维也夫在同一个政纲上列名就够了，只要这样一表示，党就会找到自己真正的中央委员会。’”[20] 早在托—季联盟成为事实以前，斯大林就在忙于同它作斗争。以一个天生的权力政治家的准确本能，他首先向对方的要害——军队——发动打击。改变红军的体制是一个必要步骤，因为在当时，由托洛茨基缔造的红军仍然保持着中央集权的组织形式，而这也正是托洛茨基潜在势力和巨大威望的基础。正如在以后经常所做的那样，斯大林打着民主化的幌子进行了夺取垄断权力的活动。 “1925年带来了一个新时期。那些早先鼓吹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人掌了权……在以后的短短几年中，竟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军队在民兵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组！”[21] 这种改组实际上同军事理论、特别是同那种用作改组借口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毫不相干。每一个打散了的地方化军队单位都被当地的党支部牢牢控制；而地方党支部则又日益为斯大林所掌握。即使有一些队伍不能够被争取过来，另外一些却是能够争取的；而那些不能够被争取过来的队伍比起过去、比起有一个相对独立于总书记的统一指挥部的那段时期，力量也大大削弱了。即使抛开军队普遍支持托洛茨基这桩偶然性的因素不谈，斯大林也有害怕军队的理由。在内战时期，他曾经组织过反对军队——也就是说，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他在那次斗争中理解到，党的垄断政治权力可能受到军队的严重威胁。 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斯大林急忙着手于改组共产国际所属的各国党，以此来对付威胁他的联盟。季诺维也夫在俄国党内仍然代表着足以维持他作为共产国际主席的力量，而这一点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假如斯大林能够撤换他，就像以伏罗希洛夫撤换伏龙芝一样，即使再让另一个拉舍维奇坐第二把交椅，改组共产国际的进度也会比现在快得多。可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斯大林暂时只做了他能够做到的事，共产国际的代表日益受到了威胁利诱。 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候选人名单 1926年2—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于莫斯科举行扩大全会。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之间暂时宣告休战；在俄国代表团的建议下，全会决定不讨论俄共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问题。这使季诺维也夫得以继续担任共产国际主席，但是作为回报，季诺维也夫也给予了斯大林以充分自由，使他能放手打击共产国际中一切发动他的集团。德国左派，马斯洛夫—费舍集团及其近邻，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干预的主要对象。按照事先安排好的一套仪式，每一个出席全会的代表都表示了他们对德国左派的敌视；声明是千篇一律的，无非是谴责德国左派不重视工会工作、忽略同社会民主党组成统一战线、没有足够的党内民主等等。可是，所有这些批评都不过是提出一个最主要罪名的开场白，这就是：德国左派是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和不忠于俄国国家的集团。由于代表们受到严格约束，不得提及危机的真正内容——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冲突、德俄两国的军事联盟——对于德共左派这种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打击只能利用各种巧妙的借口来进行。于是，代表们就这样同时公开表白了他们对新老板斯大林的忠诚和对季诺维也夫的遗弃，并且通过这些声明本身，向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各党灌输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新教条。与此同时，季诺维也夫在这种暧昧境地中虽然颇为尴尬，他却感到有这样的把握：如果他能够重新控制俄共政治局，他就能把共产国际所属的各国党争取回来，使它们拥护自己的政策。由于代表们并没有被要求攻击他本人，他感到自己并不会由于等待时机而丢脸。 在这段时期，对我说来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保证我同马斯洛夫以及其他德国朋友的通信不受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干扰。我采用了一种向某些俄国同志学来的方法：我用细绳子把信十字交叉地缝上，然后在绳子的好几处地方盖上印章。我以为，如果我的信有可能被偷看，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一定不会放过的，但他们总还不致于公然拆开密信。然而，事实证明这种预防措施太幼稚了。在二月全会会议期间，有一天，埃维特上台发言，开始一封接一封地读起我给狱中的马斯洛夫写的信。他不仅读出有关政治的部分，而且朗读那些纯粹属于私人性质的段落以娱乐听众。我跑上讲台，从他手上抢过了这些信件，并且在他企图拦我时动手打了他。我立即离开会议厅回到路克斯饭店。季诺维也夫打电话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斯大林派库恩·贝拉来探问这一事件的详实情况。可是，尽管埃维特企图使我受到纪律处分，却没有人打算把这些信要回去。 议程上的一个重要项目是，讨论美国在欧洲事务中新起的关键作用。由美国提出的道威斯稳定化和工业合理化，据会议的分析，是超资本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美国同贫困的和日益依赖他人的欧洲之间矛盾日益加深的前提。美国对欧洲经济的这种统治将促成“一个左倾欧洲的统一”，这个新欧洲由工会领导，将发展成为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库恩·贝拉提出了“反对美国霸权的泛欧洲”口号。 这样一个同苏俄组成统一战线的工会主义欧洲，是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基础。他的集团不厌其烦地把共产国际政纲中的这条新路线，硬塞到各国共产党代表的头脑中去。这是斯大林主义热闹好戏的另一幕，是以新的斯大林主义政策和政治哲学的另一面来教训人们的一幕。斯大林的谨慎党羽监视着这场检阅；他们向每一个代表示意，希望他向新领袖保持忠诚。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后举行的这第一次共产国际会议上，发言者的情况表明欧洲各国党已经发生内部变动，倾向于支持斯大林。代表各国党发言的人如下：法国的塞马尔[22]、意大利的陶里亚蒂、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德国的盖施克和埃维特、[23]波兰的博古茨基[24]、瑞典的基尔博姆[25]、南斯拉夫的奥格亚诺维奇、美国的达西和挪威的福格逊。在俄国代表中，曼努伊尔斯基在罗明纳兹和芬兰代表库西宁的支持下，为斯大林最热烈地大卖了气力。在这最后一次由季诺维也夫主持的共产国际全会上，也有一支反对派力量。德国左派的代表是乌尔班斯、肖雷姆、恩格尔和费舍。意大利左派共产主义者波尔迪加公开攻击俄国党，就像挪威的少数派代表阿维德·汉森[26]一样。布哈林对这种谴责感到有些恼火向波尔迪加反唇相讥，他指出：这次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本身，就足以驳斥说共产国际不民主的谰言，因为全会邀请了少数派代表。“如果能进行这样一种讨论，还谈得上什么德国党和共产国际内部存在着恐怖统治呢？”对于波尔迪加的党内民主概念，以及肖雷姆要求把开除出去的左派集团都召回党内的建议，布哈林都斥之为“同领导的连贯性相违背”[27]。在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肖雷姆曾用“不理解！”的喊声打断他。布哈林特别对路特·费舍和科尔施展开论战——前者认为共产国际目前正处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后者提到了赤色帝国主义问题。波尔迪加提出召开一次共产国际非常代表大会，专门讨论苏联国家政策和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之间的关系。这一建议也遭到了愤怒的否决。 季诺维也夫所作的反对极左派倾向的总结，语气和缓而谨慎，避免明确地承担责任。 “我们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即今后两三年内一定会继续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形势。某些极左派代表甚至认为会有十年的稳定。［肖雷姆打断他说：“谁这样说的？”］马斯洛夫！马斯洛夫认为我们至少得再等待十年［以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才有可能强大到足以决定德国的命运］。 显而易见，我们必须考虑资本主义进一步繁荣的可能性。很明显，美国将不会丢开德国。假如德国突然又一次出现1923年10月的局面，在那里已经投入那么多资本的美国将不会袖手旁观。一方面，欧洲通过美国的力量得到了‘稳定’；另一方面，同一个美国又在使欧洲革命化。”[28] 季诺维也夫继续说，欧洲的、特别是德国的工人运动也正在美国化。他引证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几个领导人的话，这些人认为，逐步改革社会的道路是通过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相互了解来进行的，他们强调美国社会未来发展中一切阶级的共同利益。美国劳工联合会被说成是“工人贵族之中的一个工人贵族组织”[29]。 共产国际的经济学家尤金·瓦尔加教授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论点： “欧洲已经丧失它作为世界工厂的统治地位；在向欧洲以外的市场输出资本方面，它也不再能同美国竞争……欧洲资本主义的这种瓦解及其结构变化，警告我们不要过高地估计稳定的时间和程度……欧洲虽然会出现一些短暂的繁荣时期，却难以避免长时期的危机；每遇一次危机，失业者的数字就要增加一次……［欧洲的］内战将继续进行，在长时间内不能定局。其最终结果可能是‘剩余人口’为战争、饥饿和瘟疫所消灭；在这个基础上，欧洲可以作为美国的附庸而复活。”[30] 在全会闭会后，各国党的斯大林主义化继续进行。报导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的3月16日《真理报》，要求加强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在同年7月举行于里尔的法共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二月全会上的最坚决支持者之一莫里斯·多列士，变成了法国党的新领袖。[31]在1925年的工人党（美国共产党当时的名称）代表大会上，福斯特[32]—坎农[33]集团失去多数，而依靠莫斯科说它更忠实于共产国际的一纸海底电报，鲁登堡[34]—洛夫斯通[35]少数派便掌握了领导权。这是一系列类似事件中的第一桩；有人俏皮地说，美国共产党是用莫斯科的海底电线吊着的。 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 在此后一年中，两派之间的斗争在每三个月召开一次的俄共中央全会上不断展现出来。在这些全会上，斯大林逐一地更换了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选。这样做是悍然违背了党内仍然很重视的传统，即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成分只能通过全党讨论，然后按规定选出代表大会进行研究，才能加以根本变更。这些全会是走到下一次代表大会去的道路上的歇脚站，在这里，对立各方可以争取支持者，彼此重新估量；但在这一时期，它们也是斯大林用来为本集团树立专政的工具之一。要反对斯大林，只能通过两种途径：或是在党的机构内部进行斗争，或是采取不合法的手段。如果放弃合法斗争，就等于放弃了立即取得胜利的希望，因为只有通过国家机关广播他们的政纲，才有可能把各种反对派力量团结在一个共同纲领的周围。到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联盟组成以后，只有到那时候，才谈得上直接行动的问题。 在托洛茨基临去德国以前，也就是1926年4月的中央全会上，每一个反对派集团都单独提出了自己的声明。当时，它们之间的联盟还没有建立起来。季诺维也夫特别希望把所有的工人反对派集团都包罗到联盟中来；他希望在“工人反对国家机器！”的口号下进行反斯大林的斗争。 “就在这一次中央四月全会上，季诺维也夫无耻地歪曲党纲，为了党迄今没有把工业交给工会管理而指责中央，也就是说，直接维护了前‘工人反对派’的要求。”[36] 托洛茨基从德国一回来以后，各种因素便促成了各反对派的联盟。国内的情况很糟：生产下降、工资减低、商品稀少。工人情绪的日益低落已经表现在——譬如说——最近的苏维埃选举中，据反对派估计，只有52%—57%的无产阶级参加了选举。[37]1926年4—6月间，联盟逐渐达成正式协议。它由下列各集团组成： 1.托洛茨基反对派； 2.以列宁格勒为中心的新反对派； 3.以萨普龙诺夫为代表的民主集中派； 4.以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为代表的工人反对派； 5.格鲁吉亚的反斯大林集团。 最后三个集团已经有一只脚站在党外。它们在下级党员和非党工人中拥有支持者。 这样，反对派联盟便聚集了很大一部分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它代表了工业中心反对党内新兴统治等级和内战时期那一代人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情绪。斯大林集团通过玩弄一系列手腕，已经变得高高在上，非一般党员所能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它“无情地”运用如此取得的国家政权来粉碎任何反对派。这些策略终于把党员中的一切反对派集团、一切被日益走向极权主义的方法排斥于党领导之外的集团都推进了一个大联盟。 联盟在国外拥有许多支持者。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斯大林就一直在利用把反对派分子送出国的办法来削弱俄国的反对派集团，因此，到这时候，大部分使馆和商务代办处中都有不少同情季诺维也夫或托洛茨基的人。这些政府官员限于身份，不得不支持斯大林路线，但他们组成了一个很好的情报网，把联盟的活动告诉国外各党内部的反对派集团，并且把其他国家的发展情况报告本国的联盟。通过对斯大林政策的暗中破坏，他们增加了对总书记的压力。如果联盟获胜，它就能从这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后备军中补充干部，这些人已经在国外取得广泛的经验和有价值的联系。 1926年4月的中央全会刚一结束，国外便发生了两桩对两个集团都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波兰的毕苏斯基政变和英国的总罢工。 5月12日，毕苏斯基向华沙进军，经过三天巷战后，他推翻了农民领袖维托斯[38]的政府。几天以后，主要以参加政变的“团长们”为支柱的毕苏斯基新政府，获得波兰议会多数的批准。这一发生在俄国前院的事件使每一个人都感到不安，在以后几个月中，党的领袖们从各个角度对它进行了分析。 分裂成好几派的波兰共产党，倾向于在不同程度上给予毕苏斯基以有批判的支持。大家都认为他走得还不够远，但作为前进的一步，应该把他的革命熔合到波兰工人阶级的一般运动中来。这种政策很快便为俄共政治局所纠正，在政治局看来，毕苏斯基政变是英美向俄国侧面刺来的一刀。从1925年秋天以来，美国专家凯默勒[39]博士就一直在波兰进行考查，以便为提供道威斯式的贷款奠定基础；这种打算把美国影响一直扩大到苏联边境的做法，在莫斯科引起了不安。 另一方面，毕苏斯基暴动是波兰对欧洲极权主义统治总趋向的一个贡献，虽然这种趋向在波兰始终没有发展成熟。毕苏斯基开始发动政变时提出了一个后来永未实现的纲领，表示要把工业收归国有，并通过国家帮助来发展和刺激农业。根据政治局的解释，波兰是另一个步意大利后尘走向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欧洲小国。 政变对俄国的派系斗争也产生了影响；反对派从这件事上受到了另一个启发。在流血和混乱达到最小限度的三天之内，毕苏斯基便在不改变波兰社会结构的情况下接管了政府。在波兰这样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的事，难道不能在俄国如法炮制吗？难道反对派分子不能同样接管政府而仍然保持着国有化经济的基础吗？反对派分子这样考虑着，而斯大林也不是不懂得观察政治预兆，他进一步加紧了自己的控制。 英国发生总罢工这一事实本身，似乎便证实了斯大林所说的话：英俄两国工人很快就有可能联合起来。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基础，是他所解释的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40]美国要统治欧洲的企图，将促成一个工会欧洲发展起来，同资本主义美国的霸权相对抗，而社会主义的俄国则会被接纳进这个大集团——起先是作为合作者，然后便可以成为它的领袖。 从1917年革命以来，英国工人中就一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亲苏情绪。英国的工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绪，但是，即使是在没有直接反映出这种情绪的时候，下层群众的压力也常常使本来会采取反苏立场的领导集团改变态度。费边社会主义者、英国工会运动史的作者西德尼[41]和贝阿特丽丝·韦伯[42]夫妇，几乎变成了非共产党人中正式的苏俄辩护士，这一事实就体现了普遍的情绪。1920年，一个代表团去俄国访问，团员中包括著名工党领袖阿尔伯特·柏塞尔[43]的妻子菲利普·斯诺登夫人[44]和罗伯特·威廉斯[45]。在发生“季诺维也夫信件”问题时，英国工会曾经维护苏联，反对本国政府对它的攻击。苏联的最热烈维护者之一，是矿工联合会主席库克[46]。在他为鼓吹两国友好而进行的活动中，他得到了不少工人领袖的支持，例如他的老朋友阿图尔·霍尔纳[47]（他多年以来一直是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和南威尔士区矿工联合会主席）、埃伦·威尔金森（她在1924年脱党）、菲利普斯·普赖斯、乔治·兰斯伯里[48]等等。只有在英国这一个国家，像埃伦·威尔金森这样的异端分子才能安静地退出本国共产党，并且继续对莫斯科公开表示同情。 这种自始至终都违反英国外交部官方政策的对苏联的同情，在1926年体现为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的建立。在运输工人国际的支持和“荷兰佬”埃多·菲蒙（他是三十年代欧洲工会界最重要的同路人之一）的领导下，它的左翼强大到足以推动欧洲最保守的英国工人运动同俄国合作。在俄国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成立统一委员会的决议，这一建议在英国被接受。另一个英国工会代表团，这一次是在柏塞尔的率领下，于1924年最后两个月内访问了俄国，并于回国后发表了一部热情称颂苏联的见闻录。[49]作为俄国工会领导人，托姆斯基进行了回访；他以兄弟代表的身份出席了1925年5月在赫尔举行的职工大会。5月14日，拟定了一份成立英俄委员会的协议书，两国工会的代表分别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斯大林希望英国工会同明显反俄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决裂，从而构成一个新工会国际的核心。然后，就可以让莫斯科控制的赤色工会国际同这个国际合并，或者把它解散。尽管俄国党内业已产生的对立是如此尖锐，认为它能够通过欧洲的根本变化而摆脱困境的微弱希望还没有消失。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都极其关心地注视着英国工会的这种友好态度，在英俄委员会刚成立的头几个月里，他们两人以及整个俄国领导集团全都认为它是一个新时期的预兆。这些俄国工人运动的代表，一个在俄国社会经济现实的石头城堡中被囚禁着的、软弱而蜕化的工人运动的代表，对外界工人运动的每一个步骤都抱着夸大了的希望。在斯大林看来，这是他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成果；现在，主要的任务已经只是保卫苏联的问题了。社会主义不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是通过俄国的示范作用来实现的。 托洛茨基对英俄工会合作的前途最抱怀疑；他警告说，联盟在遇到第一次真正考验时就会破裂。英国工会根本说来是忠于本国政府的，在英俄两国发生的任何严重冲突中，它们都将支持英国政府。大英帝国还非常强大，远不是莫斯科的总书记办公室通过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和托姆斯基同志所能操纵的。英俄两国的利益冲突不会这样容易地被消除。在英国，阶级斗争还没有成熟，在俄国，阶级斗争在革命中达到高潮以后，这时正在衰退。想通过两国工人阶级上层之间的联系把这两个集团结合在一起，只能以失败告终。斯大林由于对英国工人运动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误解，自以为能够把它拉到自己的权力体系中，这是他的特色。 对这种新思想的考验，随着1926年5月的英国总罢工和接着发生的矿工九个月大罢工而到来。罢工显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潜在战斗性；它深深震撼了英国社会。在这一年中，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一万二千人，机关报的发行量达到这个数字的十倍。苏联工会用大量捐款支持了英国罢工者。罢工终于被破坏了；大部分英国工会领袖，特别是欧内斯特·贝文[50]，坚决反对这次罢工。斯大林派往伦敦的几个人，彼得罗夫斯基、托姆斯基和埃维特，为了维持住英俄委员会，实际上批准了英国职工大会总委员会破坏罢工的政策。他们的这种态度并没有换来任何好处，因为他们没有能把领袖争取过来，而英国工会会员对领袖们的深刻不满也发泄到了共产党人身上，他们的影响再次一落千丈。 林中会议 英国总罢工的失败在莫斯科引起深刻反响。托姆斯基和其他俄国人的出现于英国，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状态在以后几个月内发展到几乎要发生战争的地步。英国工会并没有有效地抵抗鲍德温内阁的政策，英俄两国工会之间的“团结”终于在国际冲突（特别是在中国发生的冲突）的险峻礁石上碰碎了。1926年6月26日，内政部前一天发表的证明英国共产党人勾通莫斯科的文件，在下院引起一场激烈辩论。第二天，在为了防止英国间谍渗入俄国的需要这一受欢迎的借口下，俄国随即通过了一项加强国家政治保卫局权力的新法律。 斯大林主要利用加强的权力来对付反对派——他们已经由于他的政策在英国的失败而大大增强。尽管出现了这项新法律，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仍然感到鼓舞，因为他们为联盟扩大力量的活动——这时已不得不带有密谋性质——在全国各地都得到了响应。联系的范围远达海参崴。分散的地下组织由三人委员会领导。带着通讯密码的反对派信使被派往各地——散发政治局的文件——这件事本身就是一项严重罪行。他们秘密躲藏在反对派成员的家里，因为官方住处都安置着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密探。信使们旅行时都跟着护卫，以免为“白卫分子”的流弹所伤；在他们聚会时，也总是布下护卫，防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突然袭击。 与此同时，开除党员的工作在继续进行。为了说明这些被大批开除出党的人的身份，也许值得引证一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即该委员会关于1926年7月26日在莫斯科被开除出党的一批人的履历说明： “1.米哈伊洛夫，莫斯科一家工厂的经理，支持工人反对派的米亚斯尼科夫。他曾同楚加耶夫、奥西普、雅卓克等人一道，油印并散发了若干秘密文件；该集团自称为‘工人真理派’。 2.别连斯基，1884年生，1901年参加社会主义活动，1903年成为布尔什维克，通过自学获得文化，1908年当兵，从1912年起成为职业革命家，莫斯科红勃列斯尼亚区党组织书记。［我认识别连斯基。他是那种纯朴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在莫斯科的下层党员中很得人望，真称得上是全心全意地忠于革命事业。］ 3.切尔尼朔夫，1892年生，农民出身，1918年入党，先在沙皇军队中，后来参加红军（1919—1921年）。别连斯基组织的成员。 4.沙皮罗，1898年生，铁匠，1918年加入党和红军。 5.华西里耶夫，1895年生，纺织工人，1917年3月入党。 6.符拉索夫，1884年生，铁匠，1918年入党。”[51] 在这种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联盟领袖开始策划最后的步骤。即使他们在党内取得了多数，他们肯定斯大林也不会把党的领导权让给他们，因此，他们必须准备好以武力支持党的意志。他们认为，他们将不得不同越来越多的恐怖措施作斗争，反对派的领袖也许会被突然暗害。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都采取了个人预防措施，甚至当他们在共产国际总部附近走动的时候，都得拉上一两个忠诚的朋友陪伴着。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25年同斯大林决裂以后，两人都在可靠的地方藏下了这样的遗书： ‘如果我们突然死去，要记住这是斯大林下的毒手’。 他们劝我也这样做。‘你以为斯大林大概正在考虑怎样答复你的论点吧，’加米涅夫对我说，‘决没有那样的事。他正在打算怎样能不受惩罚地干掉你呢！’ ……这些话并不是猜测，在三雄政治正搞得火热的时候，他们彼此谈起话来是十分坦率的。”[52] 党内的形势在常常被人引用的列宁寡妻的一句话中得到了最好的总结，她曾经说过：如果列宁还在世的话，他就得住在监狱里。 因此，当反对派领袖决定讨论他们纲领中的军事问题时，他们并不在任何屋子里聚会。全莫斯科没有一处地方可以认为是完全保险的；任何一间屋子都可能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耳目。他们选择莫斯科近郊的一处树林作为聚会地点，在那里讨论了军事方面的布置；如果“合法”的反对派争取到足够的支持力量以后，那些仍然忠于托洛茨基的部队应该怎样行动。这主要是一项由托洛茨基和拉舍维奇这两个军事领袖安排的技术问题。由于拉舍维奇作为红军的副总指挥，仍然处于较好的合法地位，因此决定让他负责筹备反对斯大林的军事行动，而行动的时间则由联盟的领导委员会决定。与此同时，他要在军官中组织反对派核心，作好同时采取行动的准备。他们希望，托洛茨基和拉舍维奇联合起来的威信会构成足够大的军事影响，依靠这种影响来支持党内的潜在多数，就有可能迫使斯大林放弃无希望的挣扎而自动辞职。 当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从我的朋友施克洛夫斯基[53]那里听到了这些准备情况，后来在柏林，又从其他朋友那里再次听说了其中的情形，因此，我知道讨论的内容是多么复杂。关于军事压力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同夺取党内领导权的斗争（大部分是地下活动）联合起来的问题，联盟存在着分歧意见。托洛茨基所一再宣布的观点是最正确的了，这就是：他从不打算发动政变，他从不希望在没有党和全国群众的支持下推翻斯大林。这些人本身都是老派革命家，他们在一条走极端的路线面前长期迟疑不决，因为这种路线可能导致全国发生混乱，以致造成两派都为反革命力量所推翻的结局。他们担心自己的发动会引起一系列骚乱，结果可能使俄国整个瓦解，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种顾虑一直是妨碍国内外反斯大林主义者获得成功的最严重阻碍。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这一直是导致反斯大林主义集团相继溃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反对派在为苏维埃社会可能被扰乱而举棋不定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基础却正在被改造为斯大林主义的权力机器。斯大林通过手下的密探知道了林中聚会的事，虽然他还不知道反对派领袖聚谈的内容，单是这一事实就使他大为恐慌，急忙动员全党防范可能发生的政变。波波夫写道，在聚会时，拉舍维奇“说明了反对派联盟‘迫使中央屈膝’的计划，要他的听众特别注意在红军中进行活动的必要性”[54]。 下一次中央全会在7月举行，但是在此以前，我已经设法回到柏林。马斯洛夫已经在监狱中被囚禁两年以上，到7月10日德国通常要宣布一次特赦的时候便会被释放。6月初，季诺维也夫告诉我，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到高加索短期休假去了，我应该趁他不在的时候设法逃走。他问我能不能撒野哭闹一番，我回答说，我希望最好是不必闹得太凶就能让我走。他告诉我，布哈林将负责在政治局里办好一切。他对你个人很有好感，极愿意帮助你，但是你必须给他一个违令放你的借口。最后，我终于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安排了一套行动方案。 第二天，当政治局正在开会时，我突然冲了进去。季诺维也夫站起来。装出怒气冲冲的样子命令我出去；他责备卫兵不该让我随便进来。我开始擂桌子，大嚷大叫要他们放我回国。长期压抑的感情一旦得到机会，便极其强烈地爆发了出来；我晕过去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布哈林正在向我嘴里灌茶。他对我说，路特，你可以回国。我们对自己的同志不会采取恐怖手段。我刚给皮亚特尼茨基下过命令，要他给你准备护照。 他们用一辆共产国际的汽车把我送回路克斯饭店。几小时后，皮亚特尼茨基给我拿来了护照，但是面色阴沉，态度很不友好。他不肯给我旅费。于是，我的好几个朋友（特别是波兰人亨利克·道姆斯基尤为热心，他于1936年在莫斯科被处决）便为我四处奔走弄钱。我当天便启程回国，旅途上非常紧张，直到出了俄国国界，肯定国家政治保卫局不会在那里把我劫下火车以后，我才松了一口气。我曾经几次检查了我的行李和所带的文件，以保证里面没有任何违禁材料；我其余的东西后来由一个同情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外交信使带到柏林。[55] 这件轶事本身虽是一件小事，在另一方面却很有意义，因为它表明了人们是怎样间接抵抗极权主义统治措施的。毫不怀疑，季诺维也夫准是同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安排了让我逃走的详细计划，因为这两个人虽然处在斯大林的管辖之下，却愿意参加这件反对他的小小行动。但他们需要斯大林抓不住把柄，因此得给他们一个借口。布哈林完全有理由指出，我当时非常激动，很可能引起外国记者的注意，那样一来，他们就会如获至宝地抓住这件事，宣传有一个共产国际官员被强扣在莫斯科等等。皮亚特尼茨基则可以推托说，他只是执行上级命令预备了一份护照，此外并没有再做任何事情；他曾经拒绝给我旅费。 在7月的中央全会上，联盟第一次以反对派联合阵线的姿态出现在全党面前，在一篇由托洛茨基代表整个集团宣读的声明中，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承认他们过去互相攻击是犯了错误。季诺维也夫宣布，托洛茨基在1923年对党官僚组织的攻击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托洛茨基承认，当他在《十月的教训》一文中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加上“机会主义”罪名时，他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相互大赦立即被指责为“极度缺乏原则”，因为一切反对者的联合对斯大林集团来说是一个严重危险。在反对派联盟内部还存在着许多分歧，但它围绕着两个根本论点团结了起来，这两点是：一、单在俄国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二、放弃了革命国际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正在蜕化。反对派政纲从解释列宁的话出发，谈到“一个被官僚主义歪曲了的工人国家”。它谴责斯大林集团造成下列错误： “1.那些企图把我国拉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力量有了过分的增长； 2.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地位削弱了，富农、耐普曼和官僚的力量则日益强大； 3.工人国家在反对世界资本主义斗争中的总地位正在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56] 联盟建议，在完全把国家党改变成一个民主工人国家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化。全会的官方报告中充满了斯大林对这种“超工业化”计划的斥责。反对派的计划是以工业化和“工人管理”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前提为基础的，这个前提是反对国家党垄断苏联工业的战斗口号。另一方面，只是在每一个独立的工人组织的残余全部被摧毁以后，斯大林才开始了他的全面工业化。在这段时期，他却宁愿维持农民俄国的现状，而不愿去冒削弱国家党的风险。 如果不了解斯大林为国家党垄断大权，在国家党内部为他的集团垄断大权而进行的斗争，斯大林激烈反对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计划一事就成了一个闷葫芦，成了时常使自由主义观察家大惑不解的秘密之一。事实是，反对派的工业化计划和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是两回事；他们的出发点不同，所要造成的社会图式也不一样。早在1924年，季诺维也夫就曾考虑过容许一个贫农的政党参加苏维埃。在1926年的四月全会上，当提出了把管理权交给工会的要求时，反对派的这个工人民主口号也被提了出来。只有在“工人集团”被粉碎以后，才能以五年计划的恐怖主义方式实行工业化。 七月全会的一个主要议程是共产国际的政策问题。斯大林的政策在英国的失败、德国党的公开分裂、这种分裂对欧洲其余各国党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被用来谴责斯大林主义干涉的破坏性影响。斯大林在答辩时充分利用了季诺维也夫几个月前对马斯洛夫—费舍集团的指责（这时，联盟已经公开和他站在一起）。 七月全会以反对派联盟获得道义上的胜利而告终。它的队伍团结起来了，并且在党内得到了有利的反响。现在，各地的党组织都已知道一场新的斗争正在进行，存在着推翻斯大林集团的机会。经济情况是不好的；“征粮政策”已经把国家弄得毫无粮食储备，结果不得不在公开市场上以高价购买粮食。[57]可是，反对派失去了重要的组织位置。季诺维也夫被逐出政治局，拉舍维奇被取消中央委员资格。加米涅夫甚至连一个不重要的位置也无法保住，米高扬[58]代替他担任了贸易人民委员。 斯大林剥夺反对派的党内合法地位 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紧张化了。柯伦泰从挪威被派到墨西哥，离莫斯科更远了一步。加米涅夫被给予驻东京大使的职位，但他拒未接受。8月20日，季诺维也夫的假定继承人布哈林也飞到柏林清洗德国党去了。 我在两个月前回到柏林时，发现德国党内的各个集团仍然在进行着激烈斗争。马斯洛夫在7月10日获释出狱，于是，我们一道展开了支持俄国托—季联盟的活动。当布哈林到来时，他假装对我在莫斯科愚弄他的事很生气；他遵照斯大林的命令，立即着手清党，不仅把马斯洛夫和我本人，而且把另外三个左派领袖胡戈·乌尔班斯、维尔纳·肖雷姆和威廉·施万都开除了。我们，加上另外几个接受我们的政纲的议员，在议会中单独组成了一个集团。我们在柏林建立起总部，展开广泛宣传。1927年中，图林根索尔区党组织转到我们这方面，它们带来了一家报纸《人民之声报》，于是，这家报纸便开始宣传俄国反对派的政策。 七月全会以后，联盟在俄国变得非常活跃。它的成员参加各个地方的党小组会议，力图掀起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的要求。对党小组讨论的这种干预，在斯大林看来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对党小组的顺利操纵是垄断统治的基本前提。譬如说，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就出席过莫斯科航空仪器飞机制造厂的一次会议；这种企图把飞机制造工人争取过去的努力，被认为特别具有危险性。 “党机器进行了疯狂的反击，思想斗争让位于行政手段了：打电话召集党官僚参加工人地方组织的会议，在一切会场面前布置大量安着警报器的汽车，当反对派分子登上讲坛时报之以经过周密组织的嘘声和起哄。”[59] 中央委员会下令成立和反对派作斗争的“别动队”。大量情报员被组织起来，派到各单位参加党小组会议，然后回来汇报情况。在十月全会举行前夕，斯大林发出在全国各地清洗反对派分子的命令。有些人被逮捕；许多人在党内工作需要的名义下，被流放到俄国遥远的东部和北部亚洲地区。丈夫和妻子一般都被分配到不同的岗位上。 在进行这种迫害的同时，斯大林又向反对派领袖提出新的建议：如果他们放弃一切罪恶活动中最大的罪恶——分裂党的话，斯大林愿意恢复大部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党和政府中的职位。反对派领袖害怕他们的支持者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全部打散，决定接受斯大林的条件，以便争取时间，好继续进行反对斯大林机器的密谋活动。10月18日，也就是全会召开一星期以前， “我们发表声明，宣布我们虽然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保留我们在党组织内部为之进行斗争的权利，我们愿意放弃那些有分裂党的危险的活动……这表明我们愿意留在党内继续为它工作。虽然斯大林主义者在缔结协定的第二天就破坏休战，我们仍然赢得了时间。1926—1927年的冬天给了我们一段喘息时间，使我们有机会对许多问题作了更彻底的理论考察。”[60] 作为上述声明的一部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俄国的工人反对派和共产国际中的左派脱离了关系。 10月14日，挪威左派共产主义者阿维德·汉森到达柏林，他冒着极大的个人危险，带出了一大包俄国反对派的秘密材料。对季诺维也夫的忠诚使他成为信使，虽然他知道如果在边境上受到搜查，挪威国籍是挽救不了他的。我们仔细检查了文件，决定那些应该译出公布，那些只供我们的集团内部参考。这些文件有一大包，我们一口气工作了三天。然后，在一个星期日的傍晚，我们出去散步休息；我们买了一份报纸，不料在头条新闻中就谈到这样的消息：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业已放弃反对派活动，并同马斯洛夫—费舍集团脱离了关系。汉森被这个消息惊呆了。他离开莫斯科才一个星期，在同季诺维也夫所作的一次秘密长谈中，季诺维也夫曾要求他千万要坚定。他不能理解这种“背叛”；结果，他竟同反对派断绝关系，回到斯大林的阵营中去了。 不理解反对派何以发表这项声明的人，并不止汉森一个；这给反对派联盟的团结（特别是在俄国以外）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它多次被举出来做例子，说明反对派的“品格有亏”、“缺乏原则”、“投降”等等。可是，这样一种估价是不恰当的。不论是这一次或以后的退却，都不能用自由主义的尺度来衡量；它们不是发生在汉森的挪威。在这些过渡年代中，对于党和国家日益发展的极权主义性质的抵抗，必须同党内生活日益发展的独裁形式相适应。当压力太大时，必须退却和重新集聚力量，然后再发起进攻。在反对斯大林主义独裁党的斗争中，联盟的过错并不是为“原则”进行的斗争太少了，而是在被消灭的危险已经临头的时候往往退却得过迟，不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合适时机重新进入战斗，而是在斯大林的挑逗下盲目乱动。 利用这些方法，斯大林集团在1926年10月22—26日召开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全体联席会议上赢得了压倒多数。联席会议解除了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主席职务。[61]不过，即使是这种全盘清洗也不等于取得最后胜利。斯大林的多数是靠在党内大大加强威胁和恐怖而获得的，他为此付出了代价。党员们被迫给了他支持，但也因此对他心怀不满。如果联盟能在俄国国内外重新发动进攻，斯大林的多数不是没有垮台的可能。 十月全会以后，中央监察委员会邀请德国左派领袖去莫斯科，以便审查他们被开除出党的问题。我们在柏林讨论了很长时间，研究是否接受这一邀请，最后决定有俄国国籍的马斯洛夫不去，其余的人虽然无疑地也有危险，但是为了利用这个机会宣传我们的观点，这个险是值得冒的。在莫斯科，施克洛夫斯基一看见我就说，“你疯了吗？”斯大林胜了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一个回合以后，无疑地在希望利用他们反对我们的声明，争取把我们拉过去。 委员会主席是奥托玛·库西宁。大部分会议都是秘密举行的，但是一部分审问的速记记录被发表了出来，[62]以便为俄国政治局辩护，否认它破坏德国共产党的责任。作为表明斯大林主义恐吓手法的一个典型实例，我们在下面转载了这一官方文本的一部分： “库西宁：……我们不得不审理被开除出德国党的五个人，路特·费舍、马斯洛夫、乌尔班斯、施旺和肖雷姆的上诉，审查了和开除他们出党有关的全部材料。……我们给了他们陈述意见的机会，以便确定他们究竟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究竟是恢复他们的党籍和重新让他们加入共产国际，还是最后批准开除他们的决定。上诉人不满意这种程序，他们向有些人，例如拉狄克同志诉苦。〔喊声：听啊！听啊！〕 费舍：我们不是作为被告而是作为原告〔！〕到这里来的，我们要指责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内目前正在执行的政策，一种将会使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走向毁灭的政策。 库西宁：我们这些‘原告’里有一位并没有被委员会看到。五个人里只来了四个。乐队指挥竟没有出场。他宁愿在德国警察的保护下继续攻击共产国际和德国党，而不愿在扩大执委会的委员会面前为他的观点进行申辩。那四个来了的人全按照第五个人的指示讲话： ‘我们没有带马斯洛夫一起来，为的是不让他落到你们手里。’ 他的同伙在委员会里暗示，马斯洛夫假如到这里来，也许就不让他回去了。我们说，党的机关只拥有道义手段，党的法庭作出的判决只有道义上的约束力。但是这些人竟回答说：‘我们不相信苏维埃机关！’ 我们一共向他们提出十六个问题。我现在就来非常简单地说一说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你们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的政策同国际革命的利益没有任何冲突吗？’ 路特·费舍回答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俄国反对派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完全赞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具体说明。’ 针对这一点，我们指出：‘可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已经公开和你们划清界限了。’但路特·费舍只是以下列方式重复了她说的前半句话： ‘在所有这些俄国问题上，我们都赞同俄国反对派的观点。……特别是那些真诚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更必须同这种政策进行最尖锐的斗争，’也就是说，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和‘这种斯大林政策’作斗争——这两个名词她都使用了………… 这些人认为自己没有错误，没有任何可责备的地方。你可以一连询问他们好几个星期，到最后，他们仍然不会承认自己有半点错误、半点过失。上星期天，我们以最大的耐心一连询问了他们许多小时，最后，我们对所有这些回答都有些厌倦了——因为这些人表现得好像真没有任何错误或过失似的…… 他们谈到了共产国际的‘危机’、‘蜕化’和‘瓦解’等等。” [1]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科马罗夫（НиколайПавловичКомаров，1886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2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5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1914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维堡区委员会委员。1915—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委员。1916年被捕。1917年被判处10年苦役。二月革命后获释，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维堡区委员会委员。1917年6—11月任维堡区杜马主席。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期间参加了解放冬宫的战斗。1918年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法庭主席兼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委员。同年6月加入红军。1918—1919年任北部地区公社联盟经济委员会内贸司司长。1919年加入契卡。1920—1921年任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1—1922年、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1925年任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书记。1922—1923年、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4年、1927—192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西北局委员。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年11月3日至12月10日任俄共（布）中央书记处书记。1926—1927年任俄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组织部长。1926—1929年任列宁格勒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兼执行委员会主席。1930—1931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1—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公共事业人民委员、全苏市政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和列宁格勒农村消费总社董事会主席。1937年6月11日被捕，6月25日被开除出党，11月27日遇害。1956年平反。 [2]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乌汉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ВасильевичУханов，1891年？月？日——1937年10月26日），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常年从事工人运动。二月革命后当选为莫斯科市杜马议员。1923—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1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32—1934年任副供应人民委员。1934—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地方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遇害。1955年平反。 [3]《国际新闻通讯》，1926年，第2803页。——原注 [4]共产国际各国党的新领袖，如威廉·福斯特、莫里斯·多列士和恩斯特·台尔曼，也都出身于普通工人的家庭。不仅他们是如此，而且连斯大林在过渡时期的欧洲的竞争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不得不模仿他们的这种态度；这种向未经教育的社会群氓大献殷勤、迎合他们的虚荣心的做法，在当代的每一个独裁政权之下都受到采用。最明显的例子是阿根廷，在那里，庇隆所以能建立起独裁统治，就在于他狡猾地操纵了“无衬衫党人”（losdescamisados），利用他们来反对阿根廷社会的中等阶层。——原注 [5]〔约瑟夫·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中文版，第341页。——原注 [6]彼得·安东诺维奇·扎卢茨基（ПётрАнтоновичЗалуцкий，1887年2月？日——1937年1月10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4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作。1917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9年进入红军。1919—1920年任库尔斯克革命委员会主席。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兼主席团成员。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3—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后支持左翼反对派，先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28—1932年任下伏尔加河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4年被再次开除出党并被捕。1937年遇害。1962年平反。 [7]伊万·彼得洛维奇·巴卡耶夫（ИванПетровичБакаев，1887年？月？日——1936年8月25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5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十月革命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书记。1918年加入红军。1925—1926年任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主席。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他是左翼反对派的支持者，先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4年再度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6年遇害。1988年平反。 [8]格里高利·叶列梅耶维奇·叶夫多基莫夫（ГригорийЕремеевичЕвдокимов，1884年10月？日——1936年8月25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早年积极参与革命运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同年当选为全俄立宪会议议员。1922—1925年任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主席。1923—1925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和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5年9月—1926年1月8日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一副书记。他是“新反对派”主要成员。1926年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组织局成员。1926年以后是“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11月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和组织局。1927年12月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1934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6年遇害。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9]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库克林（АлександрСергеевичКуклин，1876年？月？日——1936年8月24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1912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俄罗斯局委员。1925—1926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书记。1926年起是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同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4年被捕。1936年遇害。1988年平反。 [10]格奥尔格·伊万诺维奇·萨法罗夫（ГеоргийИвановичСафаров，1891年？月？日——1942年7月27日），出身于建筑师家庭。1905年起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此后长期侨居国外。二月革命后随列宁等人取道德国回国。1917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1919年参加“军事反对派”。1922—1924年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1923年、1924—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他是左翼反对派支持者，曾参加“新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0—193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部长。1934年被开除出党。1942年遇害。1990年恢复党籍。1991年平反。 [11]〔约瑟夫·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中文版，第341页。——原注 [12]杀死基洛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工具，是一个叫尼古拉耶夫的人。他被说成是季诺维也夫列宁格勒反对派的成员。作为他的同谋者被捕的，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扎卢茨基、叶夫多基莫夫、费奥多罗夫、萨法罗夫、库克林、巴卡耶夫、夏罗夫、费维洛维奇、瓦尔金、果尔切宁、布拉克、格尔提克和柯斯提娜。读者应该把这一名单和斯大林所著党史上的名单比较一下。参看托洛茨基：《基洛夫谋杀案》，纽约先锋出版社1935年版。 所有这些在1926年遭到斯大林谴责的季诺维也夫分子，以后都被恢复党籍，组成了反对派的一个新核心。1935年，他们由于同暗杀基洛夫有牵连而受到审判，被判处长短不等的徒刑。1936年，这一群人又从监狱里被提出来，以同样的罪名再次受审；这一次，他们全都被处死。 国家政治保卫局同暗杀基洛夫有关系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证实，以国家政治保卫局列宁格勒负责人梅德维尧德为首的十二名俄国秘密警察，在这一事件中以玩忽职守罪被控告。制造基洛夫煽动事件的主要参加者之一，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雅戈达，他本人在1938年的审判中也被判处了死刑。——原注 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ЛеонидВасильевичНиколаев，1904年5月10日——1934年12月29日），出身于工匠家庭。1923年加入联共（布）。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4年恢复党籍。1934年12月1日在斯莫尔尼宫刺杀了谢尔盖·基洛夫，当场被捕。12月29日被处决。 格里戈里·费多洛维奇·费多罗夫（ГригорийФёдоровичФёдоров，1891年11月19日——1936年10月5日），出身于造船工人家庭。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1917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17年任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参加了十月革命。内战期间负责党的政治工作，担任南方阵线第十三和第十四集团军政治部部长。1921年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此后曾任全苏地图托拉斯领导人。1923年以后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1934年被开除出党。1936年遇害。1959年平反。 伊拉里昂·维萨里奥诺维奇·瓦尔金—穆格拉泽（Илларион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Вардин—Мгеладзе，1890年？月？日——1941年7月27日），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9年担任《真理报》和《消息报》编辑。1921年加入契卡。1925年起先后加入“新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1935年被捕并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41年遇害。1959年平反。 菲利普·德鲁诺维奇·梅德维尧德（ФилиппДемьяновичМедведь，1889年（或1890年）？月？日——1937年11月27日），早年担任建筑工人。1918年加入契卡。1921—1922年任莫斯科契卡副主席。1934年任列宁格勒格别乌主席。同年基洛夫遇刺后被捕。1935年获释。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7年平反。 [13]尼古拉·马丁诺维奇·西耶尔穆克斯（НиколайМартыновичСермукс，1896年？月？日——1937年10月25日），苏联气象学家。1918年加入红军。内战期间任托洛茨基的速记员兼列车长，战后担任私人秘书至1927年。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7年被开除出党并随同托洛茨基一道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切列波韦茨。1936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同年被流放到科雷马，在科雷马领导托洛茨基主义政治犯，积极开展罢工。1937年遇害。1989年平反。 [14]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22—523页。——原注 [15]同上，第521页。——原注 [16]鲁道夫·艾斯勒于1926年12月13日去世。他著有《哲学概念与词汇大词典》以及其他许多关于哲学和社会学的著作。——原注 鲁道夫·艾斯勒（RudolfEisler，1873年1月7日——1926年12月13日），奥地利哲学家，路特·费舍、格哈特·艾斯勒和汉斯·艾斯勒的父亲。 [17]帕尔米洛·陶里亚蒂（PalmiroTogliatti，1893年3月26日——1964年8月21日），生于热那亚，1914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1927年至1934年、1938年至1964年担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垮台后，曾于1944年至1945年任副总理，1945年至1946年任司法部长。 [18]“在1923—1924年，托洛茨基反对派在红军、苏维埃和高等教育机关的党员核心中，拥有相当可观的一批追随者。”（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273页。）——原注 [19]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23页。——原注 [20]同上，第521页。——原注 [21]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218页。——原注 [22]皮埃尔·塞马尔（PierreSemard，1887年2月15日——1942年3月7日），法国工会活动家，1916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底参与成立法国共产党，1924年至1928年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1939年10月被捕，1942年被移交给纳粹德国，3月7日遇害。 [23]在左派中央委员会控制德共时期，德国党常驻共产国际代表克拉拉·蔡特金不大公开露面。她发表了一篇激烈攻击德国左派、特别是攻击我的演说；在演说中，她作了大量的人身攻击。斯大林带着一个翻译，快意地谛听着她的长篇谩骂；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斯大林曾几次赞赏的叫道，“多好的老婆子啊！多了不起的老婆子啊！”——原注 [24]瓦茨拉夫·博古茨基（WacławBogucki，1884年？月？日——1937年12月19日），五金工人出身。1904年加入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被捕。1910年越狱，流亡美国。1912年回国。二月革命后当选为梯弗里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任俄共（布）格罗德诺委员会主席兼格罗德诺苏维埃主席。1919年任明斯克契卡主席。1919—1922年任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1922—1924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兼白俄罗斯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5—1930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波兰代表。1929年起历任通信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共产国际斯堪的纳维亚分会主席。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25]卡尔·基尔博姆（KarlKilbom，1885年5月8日——1961年？月？日），1908年加入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党内是左派。1917年加入左派社会民主党。1921年发起成立瑞典共产党。1921—1922年任瑞共中央总书记，长期支持布哈林。1929年因支持右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另行组建瑞共（反对派）。1929—1937年任瑞共（反对派）主席，先后参加了国际右翼反对派联盟和伦敦局。1938年返回社民党。 [26]阿维德·吉尔伯特·汉森（ArvidGilbertHansen，1894年5月5日——1966年1月24日），出身于锡匠家庭。1916年加入挪威工党。是党内左派。1923年参与组建挪威共产党。1924—1926年在共产国际工作，支持左翼反对派。在联合反对派声明同共产国际左派划清界限以后，不再支持左翼反对派。1940年挪威沦陷后流亡瑞典。1949年被开除出党。1966年在奥斯陆逝世。 [27]另一方面，台尔曼却又抱怨他难以打破左派领导的连贯性。“我们在柏林有一伙这样的干部，在路特·费舍的领导下，他们势力很大，过去五年来一直很少受到更动。经过长期的努力，我们才一步一步一步地打垮了他们。”见《1926年2—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记录》，汉堡1926年版，第205页。——原注 [28]《1926年2—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记录》，第37—38页。——原注 [29]同上，第34页。——原注 [30]同上，第109页以下。——原注 [31]在这些年代中，斯大林在法国党内的热情崇拜者之一雅克·多里奥，曾被奖予“法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称号。在1944年，当他被盟国的飞机炸死时，他是一个纳粹的支持者。——原注 [32]威廉·泽布朗·福斯特（WilliamZebulonFoster，1881年2月25日——1961年9月1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铁路工人、码头工人、水手、矿工等，1901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09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此后思想逐步转向革命工团主义，1912年成立北美工团主义者同盟（SyndicalistLeagueofNorthAmerica），1917年领导了芝加哥屠宰工人罢工并赢得胜利，1919年又组织了著名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十月革命后逐步倾向共产主义，1921年出席赤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参加美国共产党。曾三次出任党主席，1957年至1961年任名誉主席。 [33]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PatrickCannon，1890年2月11日——1974年8月21日），美国共产主义者，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创始人。出身于堪萨斯州罗斯代尔的一个爱尔兰工人家庭；1908年加入美国社会党，1911年加入世界产业工会。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成为社会党左翼的领导人之一，1919年社会党内左右翼分裂后，同年9月加入了新成立的共产党；1920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他是共产党头十年里的主要领导人，于1922—1923年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并在1925—1928年领导国际劳工保卫组织；1928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上，阅读到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派起草的《纲领草案》后，支持托洛茨基，同年被开除出党；与马克斯·沙赫特曼，马丁·阿本一道组织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创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担任《战士报》的编辑。1938年参与创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于同年9月出席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当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41年因反战立场，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及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工会的其他17名领导受到史密斯法案的审讯，1944—1945年服刑13个月；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国书记直至1953年退休；其后担任党的全国主席及荣誉主席。 [34]查尔斯·艾米尔·鲁登堡（CharlesEmilRuthenberg，1882年7月9日—1927年3月1日），1909年加入美国社会党（SPA）。在党内是极左派，持“不可能主义”立场。曾参选克利夫兰市长、俄亥俄州州长、参议院议员、众议院议员等，但均告失败。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7年入狱。1918年获释。1919年发起成立美国共产党（CPA）。1922年参与组建美国工人党（WPA）〔美国共产党的前身〕。他是党内右派领袖。1922—1927年任美共执行书记。1927年在芝加哥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35]杰伊·洛夫斯通（JayLovestone，1897年12月15日—1990年3月7日），本名雅各布·利布施泰因（JacobLiebstein），出身于一个立陶宛犹太人家庭，幼年时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曾参加过社会党。十月革命后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美国共产党的成立活动。1928年曾把左翼反对派开除出美共，1929年他也被开除出党，此后他领导了一个组织上独立的小集团，直到1941年他的小集团解散为止。1941年后卖身投靠反共阵营，积极为反共活动效劳。 [36]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272页。——原注 [37]只有36%的代表是工人，这比1925年下降了10%。在市苏维埃中，党员人数逐步减少；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斯大林施展手腕，在党外寻求支持来对付党内的反对派。在1922年，市苏维埃中的共产党员占70%，1923年占60%，1924年占57%，1925年占46%，1926年占36%。（参看莫洛托夫对莫斯科党组织所作的报告，《国际新闻通讯》，1926年，第1854页。）——原注 [38]文森蒂·维托斯（WincentyWitos，1874年1月21日——1945年10月31日），波兰农运活动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895年加入波兰人民党。1895—1897年期间服役于奥匈帝国军队。1899年当选为波兰人民党总委员会委员。1908—1914年任加利西亚民族议会议员。1908—1931年任加利西亚国民议会议长。1911—1918年任奥地利议会议员。1914年创立波兰人民党（皮亚斯特）并当选为副主席。一战爆发后当选为波兰最高全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波兰清算委员会主席。1918—1931年任波兰人民党（皮亚斯特）主席。波兰独立后，于1919—1930年任波兰下议院议员。1920—1921年、1923年、1926年三次担任总理。1921—1927年任小波兰农业协会主席。1926年“五月政变”后被毕苏斯基推翻下台。1930年被捕，后获保释。1931年创立统一人民党并当选为最高委员会主席，同年在布列斯特审判中被判处一年半监禁。1933年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37年领导波兰农民罢工。1939年回国，旋即被捕，波兰沦陷前获释，沦陷后被德军逮捕。1941年获释。二战结束后当选为国民议会副主席，但因病未就任。1941年8月重建波兰人民党（PolskieStronnictwoLudowe）并当选为党主席，同年10月31日逝世。 [39]埃德温·沃尔特·凯默勒（EdwinWalterKemmerer，1875年6月29日——1945年12月16日），美国经济学家。早年获卫斯理大学博士学位。1903—1906年任美国菲律宾委员会财务顾问。1906—1912年任教于康奈尔大学。1911年参与创立美国联邦储备系统。1912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1924—1928年期间制定计划稳定波兰经济，但以失败告终。1926—1927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 [40]“在第一章中，草案（1928年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便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一条绝对规律。这种不平衡在帝国主义时代变得更为加剧。’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这一段话部分谴责了斯大林最近在同一问题上提出的公式，按照他的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知道那条据说是列宁第一个发现的发展不平衡规律…… 一种更为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整个人类历史都是为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所制约的……各个时代各部分人类发展水平的极端多样化和发展速度的极端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起点。”参看托洛茨基：《列宁去世后的第三国际》，纽约1936年版，第18—19页。——原注 [41]西德尼·詹姆斯·韦伯，第一代帕斯菲尔德男爵（SidneyJamesWebb,1stBaronPassfield，1859年7月13日—1947年10月13日），英国经济学家。1884年加入费边社。1895年创立伦敦经济学院。1922—1923年任工党主席。1922—1929年任下议院议员。1924年任贸易委员会主席。1929—1930年任自治领事务大臣。1929—1931年任殖民地事务大臣。 [42]玛莎·贝阿特丽丝·韦伯，帕斯菲尔德男爵夫人（MarthaBeatriceWebb,BaronessPassfield，1858年1月22日——1943年4月30日），英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1891年参加合作社运动。1892年加入费边社。1905—1909年任皇家济贫法和救济委员会委员。1914年加入工党。1939—1941年任费边社主席。 [43]1925年，在英国职工大会的支持下，柏塞尔曾去美国游历，以便获得美国工会的支持，促使美国承认苏联。——原注 阿尔伯特·阿图尔·“阿尔夫”·柏塞尔（AlbertArthur"Alf"Purcell，1872年11月3日——1935年12月24日），1891年加入全国混合家具行业协会和社会民主联盟。1920年参与创立大不列颠共产党。1923—1924年、1925—1929年任下议院议员。1924—1927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主席。1925年任工会大会驻美国劳联代表。1929—1935年任曼彻斯特工会联合会主席。 [44]埃塞尔·斯诺登，斯诺登子爵夫人（EthelSnowden,ViscountessSnowden，1881年9月8日——1951年2月22日），英国人权活动家、女权主义活动家。早年参加了费边社和独立工党。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20年赴苏俄访问，回国后公开反对布尔什维主义。1926—1932年任英国广播公司（BBC）总裁兼皇家歌剧院总监。1951年去世。 [45]罗伯特·威廉斯（RobertWilliams，1881年？月？日——1936年2月1日），1897年加入工会。1910—1912年任议会议员。1912年当选为国家运输工人联合会第一书记。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他支持十月革命，1920年发起成立大不列颠共产党。1920—1925年任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主席。1921年被开除出党，随即返回工党。1931年加入国民工党。1936年自杀身亡。 [46]阿图尔·詹姆斯·库克（ArthurJamesCook，1883年11月22日——1931年11月2日），早年参加了独立工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8年被捕并被判处三个月监禁。1920年参加南威尔士和西英格兰共产党，抵制议会。1921—1924年任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书记。1924—1931年任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总书记，期间于1926年领导了全国总罢工，并积极支持全国少数族裔运动。1931年逝世。 [47]阿图尔·刘易斯·霍尔纳（ArthurLewisHorner，1894年4月5日——1968年9月4日），出身于工人家庭。早年参加了独立工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6年参加了爱尔兰复活节起义。1917年被捕并被判处六个月苦役，获释后拒绝大赦，再次被捕，在狱中绝食。1919年获释。1921年参加大不列颠共产党。1926年总罢工期间领导煤矿工人罢工。1936—1946年任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主席。1944年任工会大会驻美国劳联代表。1946—1959年任全国矿工工会总书记。 [48]乔治·兰斯伯里（GeorgeLansbury，1859年2月21日——1940年5月7日），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早年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1885年加入自由党。1892年退党，转而加入社会民主联盟。1903年退党，转而加入独立工党。一战时持反战立场，支持俄国革命。1910—1912年、1922—1940年任议会议员。1927—1928年任工党主席。1929年任第一工程专员。1931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任国民工党主席。1937年任“和平誓言联盟”主席。 [49]《俄国》，英国工会代表团于1924年11—12月访问俄罗斯和高加索的正式报告，伦敦1925年版。 值得指出的一个怪现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同情苏联的奥地利左派社会党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当时却激烈反对这一政策；他的同国人奥托·鲍威尔支持他的立场。——原注 [50]厄内斯特·贝文（ErnestBevin，1881年3月9日—1951年4月14日），英国工会活动家。1922年参与创建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并于1922年至1940年担任该工会总书记。1940年至1945年担任劳工大臣，1945年至1951年担任外交大臣。 [51]《国际新闻通讯》，1926年，第912页。——原注 [52]托洛茨基：《斯大林》，第417页。——原注 [53]格里戈里·洛沃维奇·施克洛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ЛьвовичШкловский，1875年？月？日——1937年11月4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1903年因为《火星报》工作而被捕并被流放到博布鲁伊斯克。1909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同年越狱，流亡瑞士。一战期间同列宁关系密切，曾在列宁召集的伯尔尼会议上担任主席。二月革命后回国，并担任莫斯科莫斯科区杜马主席。1917—1918年任驻瑞士大使馆参赞。1919—1922年任农业人民委员会委员。1922—1924年任驻汉堡领事馆总领事。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6年起是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中央监察委员会。1931年被开除出党。1936年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37年10月10日改判死刑，11月4日遇害。1957年平反。 [54]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274页。——原注 [55]1926年7月4日，德俄两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致通过了下列决议：“据执委会主席团报告，路特·费舍同志违背1926年3月31日共产国际决议（55号议事录，第11—A节）和1926年6月5日执委会书记处决议（19号议事录，第19节），业已径自回国。该项行动是对共产国际党纪有意识的和严重的破坏。”（《国际新闻通讯》，1926年7月）——原注 [56]见反对派政纲，转引自托洛茨基：《俄国真相》，第33页。反对派的成员之一奥索夫斯基要求立即给予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合法地位。七月全会一结束，他便被开除出党。奥索夫斯基生于1893年，铁匠出身，1918年入党，任计划委员会委员。他在1923年1月第一次被开除出党，1924年1月恢复党籍，1926年8月10日再次被开除。他曾要求让反对派政党（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获得合法地位。当时，单是提一提让这些改良社会主义者合法存在，就是大逆不道；可是，尽管在莫斯科是这种情况，同欧洲的改良工会主义者谋取团结的努力却一直没有中断。——原注 [57]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为中央委员会辩护，反驳皮达可夫在国家经济和新耐普曼的关系问题上对中央的各种批评。捷尔任斯基在发表过演说几小时后就突然去世，接替他的是古比雪夫，到1930年，古比雪夫又为奥尔忠尼启则所替换。——原注 [58]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АнастасИвановнчМикоян，1895年11月25日——1978年10月2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库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18年领导一支游击队救出巴库公社26名委员，但随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捕，1919年获释。1919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东南局书记。1923—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4—1926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1930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供应人民委员。1934—1938年任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5—196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38—1949年任对外贸易部长。1938—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5年任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1943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9年起遭到批判。1953年3—8月任内外贸部长。1953—1955年任贸易部长。1955—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此期间与赫鲁晓夫密切合作。1956年反对镇压匈牙利革命。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工人起义。196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5年因支持赫鲁晓夫被勒令退休。1965—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8年逝世。 [59]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28—529页。——原注 [60]同上，第529页。——原注 [61]11月22日，托洛茨基又被解除了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挂名职务。几天以后，季诺维也夫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这是真正的斯大林手法。——原注 [62]《国际新闻通讯》，1927年，第180—183页。——原注
第二十四章国防军和红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二十四章国防军和红军 ·德国经济的稳定 ·是否要没收皇室财产？ ·1926年的德俄条约 ·俄国工厂重新武装了德国 道威斯计划刚实行一年，就使德国工业以惊人的速度和效率开始复兴。这种复兴产生了一个最有意义的政治成果，即1925年10月16日签订的洛迦诺公约。英国保守党政府有意要通过这一公约，明确表示不再把德国当做一个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国家。公约规定，占领莱茵区的部队将大大削减；甚至当它还没有在该区全部恢复民政主权的时候，德国就可以参加协约国的管制机构；科隆的占领军将立即撤除。这些占中心地位的政治条款，加上一系列帮助实现这些条款的经济规定，冻结了德国的西部疆界。不过，东部疆界还没有最后稳定下来，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东部的洛迦诺公约恐怕也在所难免。（正好和今天的情况相反：波茨坦宣言和雅尔塔协定加上苏联迁移人口的既成事实，似乎已经按照俄国的计划解决了波兰边界的问题，而萨尔和鲁尔问题则还处在一种危险的波动中。） 德国经济的稳定 “和平大使”达波能勋爵[1]在1925年10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共同安全公约已在洛迦诺提出。正式签字仪式即将于12月1日在伦敦举行。一切都很顺利。这个日子标志着欧洲战后历史的转折点，不仅从外交上说是如此，而且从心理上说也是如此。这是对普遍存在的战争情绪的一个决定性打击——迄今以来，这种情绪一直是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横亘着一条敌对的鸿沟。公约是一个经过协商产生的而不是一方专横提出的条约。它也结束了单方面联盟的体系，因为英国和意大利已经保证，德法之间日后如发生冲突，两国一定给予被侵略一方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全部支持，而不论它是德国或法国。公约的宗旨以及它注定要起的作用，就是要以这种方式来保证法国和比利时不会有重新遭受德国攻击的任何危险。与此相似，它也保证了武装的德国不会受到全副武装的法国及其众多盟友滥用权力的侵害。一句话，公约重新建立了必要的均势。”[2] 洛迦诺公约是新西方联盟的粘合剂。它能够缓和德法两国彼此的疑惧；它能够防止德国同俄国紧密合作。它将为欧洲带来这样一个稳定时期，就像1815年拿破仑被最终击败，举行过维也纳会议以后的欧洲一样。 “在洛迦诺公约签字当天，奥斯汀·张伯伦爵士在外交部的接待室里悬起了卡斯尔雷勋爵[3]的肖像。他希望以此表明今天的洛迦诺公约可以同当年维也纳会议的成就比美。”[4] 全欧洲的每一家自由主义报纸，也都流露了正在夸大的希望，以为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的欧洲正在进入一个相当长的和平稳定时期。 “如果洛迦诺公约是一个事实，而在美国又达成了关于欧洲偿还债款问题的协议，这些事实便足以表明欧洲正在进入一个将会持续一百年之久的新时代。”[5] 作为洛迦诺精神的高潮，德国以全权会员国的资格加入了国联，但这是在经过几个月的多方活动之后才实现的。1926年3月，接受德国加入国联的动议被巴西否决；美国担心英德两国过于密切的联合会损害美国在德国的利益。此外，缔结了保证德波疆界密约的波兰和法国，也不肯轻易同意走向修改凡尔赛条约的这一步。不过，六个多月以后，德国终于加入了国联。 德国在政治上重新加入了欧洲集团，在经济上也同样大有起色。依靠美国的贷款，德国工业得到恢复。它受到美国生产方式的强烈影响，每一个地方的实业家都在大谈亨利·福特[6]。在中德、在鲁尔、在北部沿海的大港口，大量资金投入了使生产机器现代化的工作；1926年，发明了把煤变为合成汽油的方法，于是，德国化学工业便迅速扩展，在德国经济中占了主要地位。1927年，莱茵区的实业家阿尔伯特·弗格勒[7]在杜塞尔多夫建立了汀塔研究所，研究怎样使劳资关系合理化和减少摩擦。 这种新繁荣大大减少了失业人数。 德国工人联合会 在各年年底的失业会员百分比 19222.81925 15.4 192328.2 192616.7 19248.11927 12.9 而且，这几年中的失业在性质上也有所不同，造成失业的原因并不是经济萧条，而是技术变革。当合理化使得无利可图的工厂或矿山纷纷倒闭——或是永久歇业，或是由于技术革新而暂时关闭——时，每年总要有二十五万名左右的工人失去工作。产业工人增加到二千八百万人，达到魏玛共和国全部存在时期的最高数字。[8] 在1925—1928年，德国工会扩大了它的社会和经济职能。德国工人联合会创办了工人银行，以便通过工会投资来资助工会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又相继成立了各种合作社——一个非营利性的工会房产公司、一个图书基尔特（一个出版社兼读书会的组织，由印刷工人工会建立）和若干消费合作社。在贝尔瑙设立了一所工会大学；在正规大学里攻读劳工法，工会可以给予奖学金。 工会的发展反映为社会民主党各级组织的加强。党的影响在市一级特别巨大，在那里，借助于美国贷款，开始建立起一系列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社；在运动场、市立托儿所、图书馆、医院、博物馆、俱乐部、市议事厅的数目和美观方面，各座城市一个争着压倒一个。德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建设精神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压抑，这时在城市范围内得到了充分发展，在最优秀的工业天才同社会民主党官僚勤恳而有效的管理相结合的情况下，建成了一种为提高了的生活水平而需要的种种设备。 这些设施虽然按美国标准来看并不见得了不起，却引起了德国许多穷邻居——它的战胜国——的惊讶和妒忌；驻柏林的赔款委员会认为这种开支完全是对美国贷款的浪费。在德国人中间，这些市政建设计划也经常遭受着猛烈攻击；不多几次愚蠢的投机活动，例如柏林的施克拉雷克丑闻，被夸大到了不适当的程度。 在全国范围内，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加强反映为福利预算大大增加，福利机构——特别是儿童福利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同时通过了许多新的社会立法，特别是关于公共卫生事业的立法。最后，这个社会和平时代的高潮表现为国家提供失业保险和强制仲裁劳资冲突。比起同样大小的任何国家来，德国的新社会立法整个说来要先进得多，它们在工业中心一般都能起很好效果，但是农村地区还没有受到它们的影响。 德国工人在不断地向前迈进，以往几年来的进步为什么不能无限制地继续下去呢？人们似乎看不出有什么阻碍它的理由。弗里茨·纳夫塔利[9]，工人银行董事会董事，是一个集团的中心人物，这个集团包括克莱门斯·内帕尔[10]、里夏德·宰德尔[11]、阿道夫·布劳恩[12]、罗伯特·施密特[13]——这都是些工会理论家，他们引证目前处境改善的事实和数字，竭力鼓吹从垄断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前社会民主党理论。据这些分析家说，德国的经济已经如此高度地集中化，以致使它的垄断组织预示了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面貌。他们可以举出造船、化工、采煤、碳酸钾、电气设备等部门的德国卡特尔组织。许多这样的组织，首先是中欧钢铁卡特尔，都拥有广泛的国际分支机构。通过它们的托拉斯协定，卡特尔正在破坏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市场；另一方面，通过把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组织在一起，工会也在逐步破坏自由的劳动市场。这样，由卡特尔和工会从上而下、从下而上地两头组织起来的德国社会，就有可能借助于中间的仲裁人——将日益受到居民中最广泛阶层民主控制的国家——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在1927年举行于基尔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鲁道夫·希法亭是主要报告人，他把这种理论发展到了最完备和最深刻的程度；同年举行于汉堡的工会代表大会，也采取了一种支持“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主张通过“经济民主”来改造资本主义的立场。 在国际工会代表大会上，德国工会理论家时常受到严厉攻击。譬如说，在1925年的维也纳代表大会上，英国代表布拉姆利[14]就曾说过，德国代表扎森巴赫[15]和格拉斯曼[16]所代表的并不是德国工人，而是德国资本家。当格拉斯曼发言反对德国共产党时，布拉姆利反驳说：“你们是怎么对付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在1927年的巴黎代表大会上，英国代表希克斯[17]、法国代表茹奥[18]和荷兰代表菲蒙[19]，都谴责德国工会缺乏阶级觉悟。虽然这些批评一般都使用着社会主义的名词术语，骨子里很大一部分原因却是出于对德国工人较高生活水平——特别是同失业严重的英国相比——的妒忌。他们觉得，如果德国工人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就可以束缚住德国工业家的手脚，使他们没有能力在世界市场上倾销商品，夺去英国的原来主顾。 是否要没收皇室财产？ 在这几年中，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力量大大削弱，变成了一个以慕尼黑为中心的地方性小集团。希特勒为团结残剩的信徒而进行挣扎，纳粹运动看来正在消亡。施特莱斯曼的以东制西政策，要比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死硬态度为德国带来的好处多得多；他的政策愈成功，他们对他的攻击就愈厉害。 在德国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共产党在这段相对繁荣的正常时期也丧失了影响，但它从来也没有削弱到像纳粹那样微不足道的地位。一般说来，德国工人，特别是熟练工人、尽管对于沉重的债款负担以及为合理化付出的代价有某种不满，却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社会民主党对德国和世界形势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追随者社会民主党，因此，这个党又一次变成了德国工人中的领导力量。共产党只能从事于组织失业者——在他们当中，由于战争和战后危机，许多人都缺乏能使他们找到合意工作的经验和教育。到后来的经济萧条时期，这两个劳工集团的分裂便起了攸关大局的作用，那时，共产党的不利条件一变而成为有利条件，重新变成了德国工人中的核心组织。 列宁的思想从来也没有在德国的土地上真正生根，曾经得到发展的列宁思想的各种歪曲形式都以陷入死胡同告终。虽然在这段经济稳定时期，斯大林版的布尔什维主义又被推到了社会边缘，它同内战刚结束后的德国却颇为投合。美国人的统治势力一撤出，共产党就从边缘移到靠近中心的地带。东方巨人没有能把德国拉进它的势力体系的圈子，但它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在斯大林把围绕着欧洲飘浮不定的各种法西斯倾向合并到“列宁主义”、也就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国教里以后，经过1918—1923年的经验加过工的布尔什维主义传到德国。一旦移植到德国的土壤上，布尔什维克便依靠那里的许多极权主义分子做肥料，成长为一种具有德国偶像和口号的特殊德国形式。一旦德国共产党完全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是说，一旦它完全隶属于莫斯科——以后，它就只剩下了一个任务，即充当把极权主义病毒传染给德国政治机体的病媒。对于这种传染，德国只有在得到美国不断输血的情况下才抵抗得住。这一时期的共产党是一种奇特的混血儿：它的组成者是一些共同经历过内战的危险和希望的人，他们在失意的青年和失业者当中的威信几乎一点没有降低，他们的许多口号和旗帜都还保持原样——这是它的躯体；而它的灵魂则是斯大林专制主义。移植极权主义思想的方法并不仅限于松散的宣传，而且包括直接地和牢固地控制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的核心。德国是养育出大批新型共产党人的第一个欧洲大国，这些人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国际社会主义信仰，而完全听命于一个外国政府的政策指挥。上自台尔曼下至共产党工厂工人，每一个党员都生活在一种半清醒半迷糊的状态中，一方面，他们的脑海中还残留着对1918年的燦烂希望和光辉幻想的追忆，另一方面却越来越快地跨进了黑夜，变成由莫斯科操纵的别动队。 德共虽然已经不再能直接控制大部分德国工人，对工会和社会民主党还能施加很大压力；这是由于工人们从1917年以来对它一直怀有同情，再加上日益扩大的宣传机器不断鼓吹着俄国文化、俄国社会和社会主义的俄国。本来，社会民主党左右两翼的主要分歧就在于，在国内问题上是否应该同共产党合作，工人统一战线应该限制于何种范围；而现在，在苏联文化的这种进攻下，共产党人便得以说服社会民主党左派，从而得以影响整个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斯大林排除“老近卫军”的做法，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了非常混乱的争论，但到最后他们都一致认为，这表明俄国回到了比较理性、比较清醒的世界政策上。德共不再那样粗暴干涉社会民主党的愿望这一事实，虽然是这些年来德国社会形势大变的结果，却被部分地归因于莫斯科采取了比较友好的态度；德国自由主义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由此而产生的善意，起了比毫不阻碍地欢迎俄国宣传还要大的作用。由于共产党已经不再有可能发动革命，对手们也就不再常对它进行尖锐的抨击；作为一个间接的压力集团，它不仅在左派当中，而且在德国的每一个社会集团中都取得了重要影响。在每一个政党内部，都有一派人还愿意通过联合俄国来改善德国的地位，因此也听信了关于斯大林正在那里进行复兴的宣传。 在决定是否没收霍亨索伦皇室财产的公民投票中，共产党所起的作用也反映出它作为一个压力集团的影响。这次运动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把过去十年中所有的信条和思想，同各种新的趋向——特别是群众操纵的新方法结合了起来。 威廉二世的财产已经于1918年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但是由于发生一场要不要给予部分补偿的争执，官司从各级法院一直打到议会司法委员会，因此迟迟没有实行全部没收。许多年来，德国皇室以及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等邦的前统治家族，都领取到大量金钱作为在德国进行活动的经费。当社会民主党提出一项妥协方案，建议议会通过一项给予霍亨索伦皇室以部分财产补偿的方案把问题彻底解决时，共产党人出面干预，要求毫无补偿地没收皇室全部财产。他们的这一主张在自由主义集团和社会民主党组织中间获得广泛支持，为了组织一次决定这一问题的公民投票，各种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联合委员会纷纷建立起来；领导议会委员会的罗伯特·库钦斯基[20]，就是后来一个重要的同路人经济分析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派同共产党人第一次共同组织起来，为一个共同的政治事业进行斗争。 帝制派分子领导了一个强有力的反运动。 “今天对付霍亨索伦或者布伦瑞克—吕讷堡家族的办法，明天也可能拿来对付舒尔茨先生或者米勒小姐，如果‘共和国’恰巧需要他的存款或她的结婚戒指的话……这种没收实际上对任何人都没有多大好处，因为谁也不能分到一小块御花园、博物馆或画廊……”[21] 兴登堡总统亲自出马；他在一封公开信中指出，他为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服务了一生，在他看来，这种没收霍亨索伦皇室财产的建议，违反了作为魏玛共和国基础的私有财产观念。建议的没收措施是极不公平的，是一种令人伤心地缺乏传统、粗暴和忘恩负义的行为。 随着“帝制派”和“反帝制派”之间斗争的展开，内战年代中的每一件丑闻、每一个象征、每一桩事件——秘密法庭事件、国旗问题等等都旧事重提。多给、少给甚至根本不给霍亨索伦皇室以补偿的问题本身，本身并不会对共和国的历史发展有巨大影响，但是，为了决定这个问题而展开的运动，却大大影响了纳粹运动的形成过程。这是老派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最后一次大规模地打出君主政体的旗号，试验它作为操纵群众的工具有多大效力。事实证明它已经没有号召力量。许多主张给予补偿的集团，例如中央党，只是在非常小心地和帝制派划清界限之后才得以争取到一批拥护者的；民族主义极端分子认识到，霍亨索伦之鹰已经死去，再也不能用它来号召德国人，把他们重新团结在民族主义纲领的周围了。对民族主义群众的情绪相当敏感的鲁登道夫，同希特勒捐弃前嫌，在1926年12月又开始同《民族观察家报》的工作人员合作。 1926年6月20日，举行了一次民意表决；这是一次预备投票，以决定是否要举行实际解决没收问题的公民投票。在这次预备投票中，必须获得二千万张赞成票，才能进行最后的公民投票；民族主义分子抵制了投票。在接近四千万名有投票权的公民当中，只有一千五百万人参加投票，投赞成票的有一千四百五十万人，投反对票的有五十万人。民族主义分子虽然获得了这一胜利，左翼也有收获。两党的联合政纲在民意表决中争取到的一千四百五十万票，比它们在以前的议会选举中得票的总和还要多好几百万张。团结就是力量。 “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正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 他们将合力打断反动分子的头颈！” 1926年的德俄条约 1923年的德国危机使英美进一步认识到德国在欧洲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一个参加者的角度来看，在共产国际一系列挫折中，在力求实现的全球计划的各个部分中，那一年的共产党的企图也许要算是最可悲的了。在准备不足和内部互相倾轧的情况下，革命的国际主义者丧失了他们最后的和最大的机会，否则，他们本来是有希望使四分五裂的欧洲历史车轮不致倒转，并使之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联邦的。但是在局外人看来，差点儿没让共产党的政变搞成功：俄德联盟是如此具有威胁性，以致西方采取反措施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1923年危机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法国地位的下降。它的一系列打算——并吞鲁尔、使莱茵区脱离德国、同巴尔干半岛和东欧各个小继承国保持联盟等等——都宣告失败。现在，英美推开法国，把德国拉进了它们的势力体系。 德国的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是一个能够充分利用这种东西方竞争的人。他看上去像一个被啤酒撑大肚子的市民——秃脑袋、笨手笨脚——但是他有一个善用权术的政治家头脑，知道如何用快刀斩断外交上的乱麻，一下子抓住中心问题：德国能从这种局面中捞到什么好处？德国的处境就体现在他身上：一个战败国，它只能通过挑拨邻邦相争坐收渔人之利的办法，来恢复它在欧洲的地位，从而维持一种未必能存在的和不稳定的平衡。施特莱斯曼的每一着妙棋，总怀着替德国捞一点眼前利益的部分目的，而更大的用意则在于增加它同别的国家讨价还价的本钱：同俄国缔结条约，以致使美国的贷款赶快送来；同法国达成协议，以便向俄国显示德国地位的加强。（同白里安[22]在梭里共进午餐的著名事件，就是一种虚张声势。）使德国东山再起的步骤是：第一，占领军撤出莱茵区；第二，归还鲁尔；第三，在事实上（即使不是在法律上）吞并奥地利；第四，在德国如此加强了的基础上，重新划定波兰边界，收回但泽市和但泽走廊。施特莱斯曼愿意搁下其他边界问题——同法国有关的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同比利时有关的欧本—马尔美提问题等不谈，先集中力量要求对凡尔赛条约作比较缓和的修改，这种修改只足以使德国地位稍有改变，能在一个重新组织起来的欧洲发挥它的充分作用。特别重要的是，这个计划并不是民族主义分子的纯粹幻想；在1926年，它看起来不仅有可能实现，而且是事态发展的必然进程。 德国——俄国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不可靠的朋友——的加入国联，使政治局的恐慌情绪达到新的高潮。当时，俄国已经日益以欧洲弱小国家的保卫者自居，表示要保护它们不为来自海外的新帝国主义阴谋所危害，要保护欧洲不为美国霸主所奴役。“联合起来，为反对国联而斗争！”是一篇宣言的标题。 “洛迦诺公约的和平主义只是一面幌子。在它的背后，帝国主义者仍在以工人阶级的生命进行着罪恶的赌博……第二国际已经公开地直接参加国联的活动……社会民主党人不仅不接受联合起来对国联进行一切斗争的一切建议，反而积极地直接参加了国联理事会及其小组委员会…… 正如一家法国报纸所说，和平的奇迹并没有出现。倒是一场新战争的‘奇迹’正在以吓人的力量向我们扑来。美国财政资本……正在准备一系列新的强制措施，通过这些措施，已被战败和遭到掠夺的德国的命运，将成为一切欧洲国家、将成为整个欧洲的命运……通过它的财政压力，美国正在向欧洲的劳动群众挥舞着饥饿的皮鞭。德国的命运，即一个伟大的工业国竟沦为任人宰割的贫困的殖民地的命运，威胁着波兰、法国、意大利和多瑙河沿岸国家，威胁着整个欧洲大陆…… 今天，要摆脱战争的威胁和掠夺，要使欧洲布置为美国资本所宰割，出路只有一条。同苏维埃共和国、同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为建立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而斗争！”[23] 政治局以这种反对美国超帝国主义的欧洲保护人身份，发展了拉狄克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使它能一般适应于欧洲的新形势。 作为实现这一政策的一个重大步骤的德俄柏林条约，被柏林方面接受了，因为它增加了德国对付英美的力量。达波能勋爵从他的柏林大使馆里不安地注视着德国同苏联的合作。 “我仍然认为，德国右派和俄国左派之间的长期合作是不可想象的，但我必须承认，那天晚上在俄国大使馆里，看到有那么多佩挂着铁十字勋章、挺直腰板和胸脯的军界人士毫无拘束地喝着苏联的香槟酒，我的确有一些感到吃惊。”[24] 由施特莱斯曼和克列斯廷斯基在1926年4月24日签订的柏林条约，由6月10日提交议会批准。内容共有四条，第一条是：“德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为了对于涉及两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一切问题达成协议的目的，将在今后维持友好接触。”[25]条约规定，在五年时间内，[26]缔约一方遭到其他国家进攻时，缔约另一方保证保持中立，此外，当缔约一方遭到其他国家抵制时，缔约另一方将不参加这种抵制。在此以前，已经在1925年10月12日签订了一项预备性的通商条约，并且在军事合作问题上作了补充性的秘密安排。此后，两个签字国交换了一系列照会，在一份照会中，施特莱斯曼特别声明，德国参加国联决不应该被理解为“对德俄两国政府发展友好关系的障碍”。 按照德国共产党的说法，上述同样“消除了苏德两国之间发生战争的一切可能性”[27]，这种情绪实际上表达了举国上下的共同希望。在议会中，从极端民族主义的右派到居于中间的社会民主党，最后到共产党，只有三个人投票反对条约——卡尔·科尔施、恩斯特·施瓦茨[28]和海因里希·施拉格韦特[29]，他们都是在5月1日被开除出党的共产党异端分子。在科尔施的鼓动下，这三个人对这项条约展开攻击，说它同德俄两国工人的利益都是背道而驰的；在他的6月10日议会演说中，科尔施提到罗莎·卢森堡的警告——卢森堡曾在她的第十一封“斯巴达克信札”（1918年9月）中警告人们，存在着布尔什维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结成联盟的危险。在议会中公开攻击苏联外交政策，即使以共产党异端分子而论，这也是破天荒第一次。[30] 俄国工厂重新武装了德国 俄国政治局最注意防止泄露的秘密之一，就是红军同国防军之间的勾结。除去一般的外交理由以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使得这种军方合作一定要绝对保密。反对国防军及其黑师，是战斗的德国工人政策赖以立足的坚实基础，如果那些现在已大白于世的秘密联系当时就被人知道，建立德国共产党就会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事。 在导致签订凡尔赛条约的谈判期间，在困境中竭力寻找出路的德国军官便开始想到，德国能否同正在兴起的东方强国携起手来反对协约国。1919年6月，在条约签字前后，两国军队开始了最初的试探性联系；从1921年起，这种联系就巩固起来，一直继续下去。正是国防军的政治谋士，为1922年4月签订的重要的拉巴洛条约铺平了道路。总参谋部中有许多人要求同苏俄结成联盟，在他们当中，最重要的人物有冯·施莱赫尔将军和冯·哈默尔施坦[31]将军、新军队的缔造者冯·塞克特将军以及一位军事谍报专家冯·尼古莱上校。这些军官以及另外一些人时常到俄国去作官方或非官方旅行，参加红军的演习，和俄国总参谋部的人员建立密切联系。德国军官被苏俄的新军队迷住了，对它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极为羡慕。 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乱被平息以后，俄国总参谋部派卡尔·拉狄克赴柏林提出一项秘密建议。这个步骤符合于拉狄克在以后几年中要帮助宣传的那条政治总路线：欧洲革命已经停滞，因此，俄国这个年轻的工人国家和德国这个英美的工业殖民地，只有联合成为一个巨大的欧亚强国把帝国主义的西方击溃，才能逃脱灭亡的命运。他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大谈这种理论，但是借以实现这一政策的军事计划的具体条件，却只有国防军军官才有资格听到。俄方向德国军队表示，愿意在俄国境内建立兵工厂，帮助德国在违反凡尔赛协定的情况下重整军备。 这些建议在以后三四年中发展成了具体的合作。[32]容克公司在费利、萨马拉和萨拉托夫建立了若干工厂，在坦波夫地区建筑了一所飞机场。胡戈·施托尔岑堡[33]公司建立了一座生产“伯索尔”（一种爆炸盐）以及“伏斯根”和“洛斯特”（两种毒气）的工厂。国防军少校洛曼[34]在波罗的海和黑海试验潜水艇。德国军官被派到俄国去训练化学战专家和飞机驾驶员。 1921年，国防部成立了一个简称为“GEPU”的“工业企业促进会”。这个团体得到大量贷款，德累斯顿和达姆施塔特银行对它尤为支持。它的主席是卡尔—冯·鲍里斯将军，前梅斯军团司令，后来变成了国家档案馆历史委员会委员。1926年春天，迫于广泛的舆论压力，国防军解散了工业企业促进会，但又立即成立了一个简称为“WIKO”的“经济办事处”来执行同样的任务。银行存款改用一个私人名字开户，由一个叫曾夫特累本的上校经营。 在这些年代中，德国托拉斯的办公桌中堆满了俄国的计划。乌克兰的甜菜工业将要用德国资本去扩大。施蒂内斯集团有一个提高顿河煤矿产量的计划。克虏伯得到了一处高加索油矿的租让权，但还希望更多得一些。此外，还有一个移出二万五千名德国人——作为第一批——到乌克兰定居的计划。在一段时间内，这些计划搞得非常热闹，然后，它们便逐渐烟消云散，很少留下什么实际成果。 1926年底，三艘德国船——“戈登堡号”、“阿图斯霍夫号”和“考尔堡号”——满载着供国防军使用的手榴弹从俄国驶抵斯德丁。卸货的码头工人得到一笔特殊自决，作为保守秘密的酬劳，而且在工作期间，他们不得离开码头。可是，他们当中的一些社会民主党员把事情告诉了弗兰茨·金斯特勒[35]，他是议会议员，并且是当时柏林党组织的主席。[36]这项消息成了社会民主党人手上的一把双刃宝剑，既可以用来打击可恨的国防军，又可以用来对付共产党；金斯特勒这位前独立社会民主党员和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仔细地搜集了所有目击者的证词，他还搞到了在萨马拉的特罗伊茨克建立毒气工厂的证据；批准德国工人到那里去的许可被拍下了照片。 在12月17日的议会会议上，谢德曼对共产党人竭尽嘲弄之能事。他说，从现在起，当他们再被国防军杀害的时候，他们可以有福气知道，这是用苏联手榴弹干的事。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和民主党的《柏林日报》广泛宣传了这些事件。可是，社会民主党请议会进行调查的要求却始终没有实现，因为国防军有足够强大的势力把这个要求压制下去。 这种宣传在德国工人当中收到的效果，并不如预期的那样大，因为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即使是那些没有加入共产党的工人，都已经养成一种信念，即不相信社会民主党报刊上攻击苏联的任何一句话。《红旗报》使用下列手法模糊了问题，这就是，它再次指出了艾伯特和诺斯克同德国总参谋部勾结的事实，把目前的问题同内战时期两党之间长期的剧烈争执硬缠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而不是由于它们本身有什么特殊价值，共产党脱党集团的出版物才显得那样重要。在它们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下列三种报刊：《共产主义工人报》（1920年分裂集团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政策》（1925年分裂集团的机关刊物）和《共产主义旗帜》（1926年分裂集团的机关刊物）。令人惊讶的是，虽然这些反对派报刊的发行量并不大，它们却遭到了那样多的辱骂。咒骂的用语很多，从标准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到那时爱用的“毕苏斯基和张伯伦的代理人”，应有尽有。恩斯特·施瓦茨，一个没有地位的、本身毫不重要的人，竟成了莫斯科反宣传的主要攻击对象。 对于国防军企图摆脱凡尔赛禁令的活动进行任何讨论，都被看做是叛国。指责这种重整军备活动的德国和平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被扣上了祖国叛徒的帽子，并且受到要对他们进行法律处理的威胁。对德国共产党人来说，也要考虑考虑背叛工人祖国——社会主义祖国的罪名。基层共产党员是不信任拉狄克的；尽管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措施，他同德国军队进行秘密接触的一些风声仍然走漏了出来。许多工人，不论是共产党员或非共产党员，都要求德共中央回答这些谣传是真是假。我去见曼努伊尔斯基，向他询问情况，他建议我去问季诺维也夫和皮亚特尼茨基。1926年12月，由库西宁领导的国际监察委员会奉命重新审查开除我出党的问题，把我召到莫斯科去当面对质。[37]在那里，我没有打探出任何消息，所听到的都是圆滑的否认；只要一提到两国军队的联系问题，便会引起人们的烦躁和敌意。欧洲共产党人如果过问苏联的这部分外交秘密，甚至只是对它产生好奇心，都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行为。 我回到柏林以后，在若干次公共集会上作了反对俄德军事同盟的演说，于是，俄共政治局便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作答复，这篇文章后来由《国际新闻通讯》转载，题目叫《从路特·费舍到张伯伦》。文章把张伯伦和施瓦茨扯在一起，力图把问题从军事同盟方面岔到反对“世界反动派”的斗争问题上。[38] 这样，德俄军事同盟便同时遭受到三方面的攻击——左派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和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祖国和普鲁士军国主义之间这种联盟的详细揭露，使得德国的大部分舆论都受到影响。接连好几个星期，德国共产党组织了一系列抗议“伪造”苏俄手榴弹事件的集会，可是未获成功。事实是无法抵赖的，而对于这些事实的了解则给德国共产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进一步瓦解了早期的国际主义团结。在共产党的教条中，整个事件被说成是彻头彻尾的捏造——用台尔曼的话来说，这是“最肮脏和最狡猾的反布尔什维主义伎俩之一”[39]——对于信徒说来，这样就算是解决了问题。 对于这些揭露所产生的影响，采取许多措施——开除党籍、用大嚷大叫的方法把反对派压下去、进行蛊惑性宣传等等——进行了斗争。但是，反对这种政策的力量甚至在台尔曼的中央委员会内部也是很大，以致斯大林不得不亲自进行干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次会议上为“左派”共产主义辩护。斯大林的追随者曾经以“必要的右倾”这类含糊的说法为苏德条约辩护，这时，斯大林不得不来纠正他们；斯大林在一次闭幕会议上说，右倾政策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工人阶级的背叛。人们立刻理解了间接提到苏德条约的这句话的含意：这是一道要大家忘记那件事、不要再去谈它的命令，这样，在共产国际内部便禁止进行这方面的正式讨论。 斯大林打算以一种比革命者更为革命的姿态来抵消德俄联盟在德国工人中间产生的影响，他在同一次会议上对德国左派备忘录的攻击，更清楚德反映了这种企图。由马斯洛夫编写的这份声明，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实行“一种坚定不移地为推翻本国资产阶级而斗争的政策，即使该国的资产阶级同苏俄友好”。单单攻击马斯洛夫的备忘录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已经不够了；德共代表海因茨·诺伊曼得到斯大林的具体指示，要他从左的而不是右的立场上来攻击它。于是，诺伊曼遵照指示，给马斯洛夫的备忘录加上“社会爱国主义”和“反革命”的罪名。事实上，从列宁造出这一名词以来，“社会爱国主义”就一直意味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民族团结，恰恰是“一种坚定不移地为推翻本国资产阶级而斗争的政策”的反面。 在发表于共产国际德国委员会会议上的长篇演说中，斯大林广泛地谈到了德国的各种反对派集团。他令人惊佩地列举了各种细节，对各派领导人的性格作了往往是极准确的说明，从而加强了这些人当中的向心倾向。意大利党的代表阿马迪奥·波尔迪加[40]是一个优秀的斗士，但他的批评往往失之于抽象——斯大林说他是一个思想混乱而品格正直的人。斯大林对分裂派小集团的领导人这样注意，同时，在批评他们时态度又很温和，把他们当作很快就会回到大家庭中来的一时走上歧途的浪子，这些都使他们感到很受用。而极左派——科尔施、施瓦茨和马斯洛夫—费舍等人，则被说成是特别危险的分子，因为他们抱着反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这样，他们在被开除以后同他们留在党内的时候一样，各种反对派集团仍然受到离间，始终没有能在共同反对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在党内，关于俄国共产党人和德国军国主义有勾搭的危险话题被搁下了，谁也不敢再去提它。 在柏林，当时大力鼓吹德俄两国军事合作的人，就是国防部长奥托·盖斯勒。在公开场合，他当然矢口否认果真存在着这样的合作，但是在议会外交委员会（我是委员之一）比较小的圈子内，他便公然主张一切措施对于保卫祖国来说都是必需的。在委员会会议上，盖斯勒往往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尤其爱谈这样一个话题——波兰危险。德国民族主义的一切派别，都为反对波兰人而团结起来了；连那些在国内问题上反对同布尔什维克作任何妥协的民族主义分子，也认识到盖斯勒下述论点的正确性，这就是：针对着新的波兰国家，针对着法国在东欧的这个据点，缔结俄德同盟是一种最有利于德国的政策。 共产党人在外交委员会中具有一种特殊地位。在议会全体会议以及几乎每一个别的议会委员会中，共产党议员都被当做国家的敌人——内政问题上永远不可调和的反对派——看待。可是，在这个委员会里，同样的共产党议员却成了一个友邦的亲信代理人，可靠到足以像他们报告外交计划各种细节的程度，而这些细节对于议会中的其他集团却是保密的。这方面的许多秘密情报都是非正式的、有时候甚至是不当回事地告诉了委员会委员。譬如说，盖斯勒以及经常陪他出席委员会会议的那批军官，往往会信口讨论起某些德国军官到俄国去旅行的收获。当时，正有数以百计的德国军官在分批去俄国旅行；有些人用的是假名；有时候，在担负着比较重要的使命时，他们往往被正式免去军职，但暗中领取津贴，到他们完成任务后，再重新被接纳到军队中来。 盖斯勒，一个性情愉快的德国南方佬，往往利用德国共产党和俄国国家之间的意见不一，一针见血地说明问题。他时常这样说，德共议员同议会中其他集团的所有这些争吵都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现在，我们这些军官已经同莫斯科搞得这样水乳交融，因此，这些俄国政治家的明智使我们很钦佩，我们愿意同他们合作，建立一个强大的俄德联合军事组织。这是苏联对德政策的真正基础，因此，到适当的时刻，莫斯科就会关闭它在这里开设的共产党分店。 在1927年2月24日的外交委员会会议上，盖斯勒受到围攻，为了答复人们提出的一系列质询，他被迫说出了一些重要的情况。当时，委员会中的共产党代表是恩斯特·托尔格勒（后来的国会纵火案被告之一）和奥古斯特·克罗伊茨堡[41]。（我在被开除出党后，便失去了委员会中的职位，虽然我在1928年5月以前，还一直是议会议员。）盖斯勒说，两国军队之间的合作是在俄国人的倡议下开始的。在1920年的俄波战争以后，俄国政府曾要求德国帮助它改组红军，由于这一建议给了德国一个秘密重整军备的机会，并且可以合作进行军事研究，因此被接受下来。据谢德曼估计，单是在192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就在俄国花了二亿五千万马克——相当于国防军全部预算的三分之一。可是，考虑到这一秘密扩张军备的消息公开以后对德国和西方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盖斯勒在强大压力下保证结束这种同俄国的合作。 在委员会会议一结束以后，我便同托尔格勒谈了话（他并没有改变同左派反对派的友好态度）。他对盖斯勒的证词深感震动。他说，苏俄政府把我们直接出卖给国防军了；如果我们的下层党员知道这些事实，就会有大量党员离开党。我建议他退出共产党，把盖斯勒的证词内容公布出来，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独立的德国共产主义组织。托尔格勒在原则上同意我的话，但他认为，从策略上考虑，还是留在党内更为有利。 在盖斯勒的声明以后，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并没有中止；在1927—1928年间，派到俄国去的军官数目更为增多。在1928年，国防军派去同红军合作的人至少有八百名。这些德国军队的长期驻俄代表同俄军的训练计划、特别同训练飞行员和化学战军官的工作有密切关系。包括弗里茨·哈伯[42]博士在内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纷纷去俄国帮助工作，譬如说，合作组织莫斯科化学战研究所。在列宁格勒、彼尔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乌克兰，德国专家协助建立了若干军火工厂，并且帮助指导生产。 1928年8月，冯·勃罗姆贝格[43]将军率领一群高级军官前往莫斯科。一年以后，冯·哈默尔施坦男爵，冯·施莱赫尔将军的密友，又在屈伦塔尔上校的陪同下去俄国。海姆上校在1929年到了那里。这一德俄秘密军事组织的首领之一，冯·塞克特将军，于1926年离开国防军以后在这方面格外活跃。同塞克特接头的主要联络人之一，是一个罗马尼亚血统的德国作家瓦列里安·马尔库[44]。马尔库在1921年同保尔·列维一起退出了德国共产党，可是他仍然同莫斯科集团保持着联系，后来，他传递了许多危险到不能写在纸上的口信。[45] 在很长时间内，两国军队之间的联络人之一是爵士奥斯卡·冯·尼德尔迈埃[46]博士，他在1936年以前一直在国防部担任中校。他训练了数以百计的派到俄国去的军官，他同图哈切夫斯基交谊深厚，1934年以前，他每年都要到俄国去休假，在纳粹党对罗姆[47]集团进行清洗以后，他不敢再继续这类旅行了，但仍然常派他的妻子到俄国去维持联系。在1916年，尼德尔迈埃曾经率领过一个军事代表团去阿富汗，考查能否从设在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德国基地上对印度发动陆路进攻的问题。[48]他著有两本分别介绍阿富汗和苏联的杰作；后者发表于1934年，是同俄国作家谢米奥诺夫合写的，旨在向德国读者介绍俄国的地理政治和经济的巨大潜力。[49] 德俄两国军队之间的长期合作，一直是近代史上隐瞒得最好的秘密之一。可是，我们要想对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许多因素作出根本解释，却必须从这种关系上去探求。在两个独裁政权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关头，两国军队都曾力求找到一种共同的政策，在1932年11月—1933年1月施莱赫尔短期担任总理期间，政治局曾试图在他和共产党之间找出一种可行的妥协方案。希特勒上台后，斯大林又不断通过军队途径，试图同纳粹德国结成联盟，后来，这个政策终于在1939年8月获得实现。当这一联盟在1941年随着德国的侵入俄国而宣告破裂后，它在1943年成立自由德国委员会时又借尸还魂，并且反映在1944年7月20日的“将军暴动”上，尽管有许多复杂因素掩盖了这次暴动的本质。 [1]埃德加·文森特，第一代达波能子爵（EdgarVincent,1stViscountD'Abernon，1857年8月19日——1941年11月1日），英国作家、外交家、收藏家。1889—1897年任奥斯曼帝国银行行长。1899年加入保守党。1899—1906年任下议院议员。1920年苏波战争期间担任驻波兰代表团成员。1920—1925年任驻德国大使。1926—1928年任皇家统计学会主席。1941年去世。 [2]达波能勋爵：《和平大使：第三卷，复兴的年代》，伦敦1930年版，第199页。——原注 [3]罗伯特·卡斯尔雷（1769—1822），英国政治家，出席维也纳会议的英国代表。——原注 罗伯特·斯图尔特，第二代伦敦德里侯爵（RobertStewart,2ndMarquessofLondonderry，1769年6月18日——1822年8月12日），通称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Castlereagh），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出身于爱尔兰一个苏格兰人家庭。1790年加入辉格党。1790—1801年任爱尔兰议员。1795年加入托利党。1797—1799年、1800年任爱尔兰财政部专员。1798—1801年任爱尔兰首席秘书，在任期间于1799年镇压了爱尔兰起义。1802—1806年任管理委员会主席。1805—1806年、1807—1809年加入战争和殖民地大臣。1812—1822年任外交大臣兼下议院领袖。1822年自杀身亡。 [4]奥托·赫茨施：《德国的内政和外交》，伦敦1929年版，第74页。拿破仑时代以后的欧洲稳定者卡斯尔雷，在进步分子看来是反动的象征。在《杀人魔王和假面舞会》一诗中（这首诗写于1819年8月16日曼彻斯特的彼得卢大屠杀以后），雪莱曾这样攻击他：“我在路上碰到了杀人魔王——他带着一副像卡斯尔雷那样的面具。”——原注 [5]布拉格社会民主党日报语，转引自季诺维也夫，见《1926年2—3月举行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记录》，汉堡1926年版，第21页。——原注 [6]亨利·福特（HenryFord，1863年7月30日——1947年4月8日），美国资本家、汽车工程师，福特汽车公司的创立者。 [7]阿尔伯特·弗格勒（AlbertVögler，1877年2月8日——1945年4月1日），德国自由派政客、工业家、企业家。大学毕业后在多特蒙德钢铁厂任工程师，后成为德意志—卢森堡采矿与冶金集团董事会成员。1924年施蒂内斯死后继任经理。1918年参加创立德意志人民党，1923年脱离人民党。纳粹上台后，弗格勒大力支持纳粹，并向纳粹党捐赠大笔资金。1940年后弗格勒大力参加军火工业的生产。1945年他为了避免被美军俘虏而服毒自尽。 [8]弗拉基米尔·沃伊廷斯基：《最近十年来的德国：以数字表示的概况》，柏林1929年版，第133页以下。——原注 弗拉基米尔·萨维利耶维奇·沃伊廷斯基（ВладимирСавельевичВойтинский，1885年11月12日——1960年6月11日），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1904年起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一战爆发后持护国主义立场，与策列铁里合作。二月革命后因反对《四月提纲》而退出布尔什维克，加入了孟什维克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参加了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叛乱失败后被捕。1918年获释后流亡格鲁吉亚。1920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被颠覆后流亡德国。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流亡瑞士。1935年移居美国。1960年在华盛顿逝世。 [9]弗里茨·纳夫塔利（FritzNaphtali，1888年3月29日——1961年4月30日），早年参加了社民党。1920年起任临时帝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927—1933年任德国工人联合会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纳粹上台后被捕，获释后流亡以色列。1951年加入以色列工党。1951—1952年、1958—1959年任不管部长。1952—1958年任农业部长。1959—1961年任福利部长。1961年在特拉维夫逝世。 [10]克莱门斯·内帕尔（ClemensNörpel，1885年10月12日——1950年6月1日），早年担任会计师和通讯员，并参加了社民党。一战时入伍。1917年加入独立党。1920年进入德国工人联合会工作。1922年返回社民党。1927—1933年任莱比锡帝国劳工法院名誉劳工法官。纳粹党上台后短暂被监禁，获释后投靠纳粹。1935年进入劳动阵线工作。1941年加入纳粹党。1944年被解除一切职务。二战后进入德国工会联合会工作，1950年死于柏林。 [11]里夏德·宰德尔（RichardSeidel，1882年6月13日——1951年11月19日），早年担任画家。1907年加入社民党。1917年加入独立党。1918—1922年任《自由报》主编。1922—1926年期间在德国铁路工人协会工作，随后在德国工人联合会工作。1944年“七·二〇政变”时被政变方指定为新闻部负责人。二战后在德国工会联合会工作。1951年去世。 [12]阿道夫·布劳恩（AdolfBraun，1862年3月20日——1929年5月13日），1888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90年移居德国，在《萨克森工人报》工作。1893—1898年任《前进报》编辑，1898年被普鲁士邦政府驱逐出境，随后移居法兰克福，曾任法兰克福《每日邮报》主编。1919—1920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20—1927年任社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1928年任国会议员。1921年参与起草《格尔利茨纲领》。1929年去世。 [13]罗伯特·施密特（RobertSchmidt，1864年5月15日——1943年9月16日），社民党政客，1893年至1902年任《前进报》编辑，1893年至1898年和1903年至1918年间当选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到1930年间继续当选国会议员，魏玛共和国时期曾多次入阁。 [14]弗雷德·布拉姆利（FredBramley，1874年9月27日——1925年10月10日），英国工会活动家。早年参加了独立工党。1912年创立全国合并家具行业协会（NationalAmalgamatedFurnishingTradesAssociation），支持罢工。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6—1919年任工党伦敦组织主席。1923—1925年任工会大会主席。1925年在阿姆斯特丹逝世。 [15]约翰内斯·扎森巴赫（JohannesSassenbach，1866年10月12日——1940年11月19日），德国工会活动家。1902—1919年任全地工人联合会总委员会委员。1906—1915年任柏林市议员。1919—1923年是德国工人联合会理事会成员。1920—1923年任柏林社区大学校长。1923—1927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书记。1927—1931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总书记。1934年被捕，获释后退出政治活动。 [16]彼得·格拉斯曼（PeterGraßmann，1873年7月28日——1939年10月25日），德国工会活动家。1893年加入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民党。1919—1933年任德国工会联合会副主席。1924—1932年、1933年任国会议员。纳粹党上台后曾被监禁，获释后脱离政治活动。 [17]欧内斯特·乔治·希克斯（ErnestGeorgeHicks，1879年5月13日——1954年7月19日），英国工会活动家。1904年参与创立大不列颠社会党。1910年退党。1912年创立操作砖匠协会（OperativeBricklayers'Society）。1919—1921年任操作砖匠协会总书记。1921—1941年任建筑行业工人联合工会（AmalgamatedUnionofBuildingTradeWorkers）总书记。1926年参加英国总罢工。1927—1928年任工会大会主席。1931—1950年任下议院议员。 [18]列昂·茹奥（LéonJouhaux，1879年7月1日——1954年4月28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曾长期担任法国总工会领导。 [19]埃多·菲蒙（EdoFimmen），全名爱德华·卡尔·菲蒙（EduardCarlFimmen，1881年6月18日—1942年12月14日），荷兰工会活动家，1919年至1923年任国际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TradeUnionConfederation）总书记，1919年至1942年任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TransportWorkers'Federation）总书记。 [20]罗伯特·雷内·库钦斯基（RobertRenéKuczynski，1876年8月12日——1947年11月25日），德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出身于银行家家庭。1920年起支持德共。纳粹党上台后流亡英国，在大学任教。1943年发起成立自由德国委员会，并担任主席团委员。1947年在英国逝世。 [21]〔阿道夫·施坦〕：《从公民投票到新革命》，载于《政治文丛》，柏林，1926年，第6期，第3页。——原注 [22]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Briand，1862年3月28日——1932年3月7日），生于南特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即投身左翼运动，参加了法国社会党，1902年当选为众议员，1904年与饶勒斯一起创建《人道报》。1906年首次入阁，担任公共教育与文化部长，在1906年至1932年曾26次出任内阁部长。1909年7月出任总理，在1909年至1929年间曾11次出任总理。 [23]《国际新闻通讯》，1926年，第786页。在1929年的美国经济萧条出现后，这种比较缓和的词句就变成了民族主义的疯狂咒骂，譬如说，把杨格计划比成一只兀鹰，说它正在咬住德国婴儿的领子吸食鲜血。1928年实行的杨格计划，要求德国按年偿还债款直至1988年还清，但是放弃了对德国经济的其他一切控制。对国家银行和铁路的控制权归还了德国政府，赔款委员会离开了柏林，并且在1930年，最后一个协约国士兵也撤出了莱茵区。——原注 欧文·D·杨格（OwenD.Young，1874年10月27日——1962年7月11日），美国商人、律师、外交家。1919年创立美国无线电公司（RCA）。1919—1929年任美国无线电公司主席。1922—1939年任通用电气总裁兼董事长。1924年参与编制道威斯计划。1928—1939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会成员。1929年参与编制杨格计划。1939年退休。 [24]达波能勋爵：《和平大使》，第3卷，第205页。——原注 [25]《国际条约集（1924—1933）》，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242页。——译者注 [26]1932年6月24日，条约延长二年。1933年5月5日，在希特勒上台后，条约再次延长。——原注 [27]《红旗报》，1926年4月25日。——原注 [28]恩斯特·施瓦茨（ErnstSchwartz，1886年1月18日——1958年5月29日），早年曾就读于格勒诺布尔大学、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一战中入伍。1918年加入社民党。1920年加入独立党，并担任基尔地委书记。1920年底随独立党左派加入德共。1921年任黑森—拿骚地委书记，在三月行动后被捕，获释后进入柏林—勃兰登堡组织领导层。1924—1928年任国会议员。1925年起是极左反对派。1926年被开除出党，曾短暂同科尔施合作，但不久又决裂。1928年议员任满后转向泛欧运动。纳粹党上台后流亡国外。 [29]海因里希·施拉格韦特（HeinrichSchlagewerth，1890年5月2日——1951年8月11日），早年担任建筑工匠。1914年入伍。1916年被指控在战场上“擅自撤退”，被捕并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918年加入独立党。1920年底随独立党左派加入德共。1923—1926年任门兴格拉德巴赫组织主席，在党内是极左派。1924—1928年任国会议员。1924—1931年任门兴格拉德巴赫市议员。1926年被开除出党，德共曾试图恢复他的党籍，但被拒绝。1929—1933年任德国产业联盟门兴格拉德巴赫分会主席。纳粹党上台后参加抵抗运动。1936年被捕，旋即变节，致使大批共产主义者被捕。1938年被判处三年监禁，但在盖世太保的干预下获释。二战后脱离政治活动。 [30]例如保尔·列维和脱离共产党加入社会民主党的另外一些人，仍然主张同俄国联合，特别是决不愿意在议会的讲坛上攻击俄国的外交政策。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党的左翼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条约尤为大力支持（关于实例，可参看1927年1月1日的《莱比锡人民报》和1926年12月24日的《维也纳工人报》）。——原注 [31]库尔特·格布哈特·阿道夫·菲利普·弗赖赫尔·冯·哈默尔施坦·艾克多（KurtGebhardAdolfPhilippFreiherrvonHammerstein-Equord，1878年9月26日——1943年4月24日），吕特维茨的女婿。1888年入伍。一战期间在德军总参谋部工作。1919年加入国防军。1920年拒绝参加卡普暴动。1929—1930年任德军办公厅主任。1930—1933年任德国陆军总司令。1934年以上校军衔退役。1939年二战爆发后曾短暂重服现役，不久即被迫退休。 [32]在提供了这方面情况的其他资料来源中，应该提一提以下各团体和个人：德国的和平主义团体，特别是德国自由协会和新祖国联盟，卡尔·冯·奥西茨基的《世界舞台》一书；以及两家巴黎报纸，《自由报》和《巴黎回声报》。 一部分真相是通过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暴露出来的。容克公司曾经和国防军签订合同，替它在俄国建立军事设施，军方并委派一批军官到公司去指导工作。后来，军方竟拒绝为工程费用付款，由于一切协定都是秘密缔结的，公司无法把它的合同拿到法院去打官司。于是，它便拟出了一份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备忘录，向每一个议会议员各发一册；它也许还送了一册备忘录到国外，因为在1926年12月，《曼彻斯特卫报》曾发表了一篇关于德国在德国重整军备的轰动一时的连载报导。（罗森戈尔茨在1938年的莫斯科审判中供认，他曾经把“有关苏联外交政策的情报”交给一个叫法布曼的英国记者。参看《反苏‘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案审讯记录》，莫斯科1938年版，第261页。） 奥西茨基在1931年11月23日被魏玛共和国政府关押起来。通过共和国法庭的一项口头秘密判决，他把德俄两国军队之间的详细合作情况公诸于世——即使是在议会委员会已经讨论过这些问题以后——的行动被认为是犯了叛国罪。纳粹上台时他正在狱中，他们把他关进了一个集中营。当他还在那里的时候，他被授与诺贝尔奖金，后来便死于营中。——原注 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vonOssietzky，1889年10月3日——1938年5月4日），德国记者、作家。出身于天主教家庭。1908年加入德国和平协会和“民主协会”（DemokratischeVereinigung）。一战中入伍，持和平主义立场。1919年发起成立参战者和平协会。1920—1924年任《柏林人民报》编辑。1924年发起成立德国共和党（RepublikanischeParteiDeutschlands），同年5月大选失利后不久解散。1926—1933年任《世界舞台》杂志主编，在任期间揭露了德国国防军与苏联红军的合作情况。1931年被捕并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932年总统选举中，公开支持台尔曼。纳粹党上台后再次被捕并遭受虐待。193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38年在柏林监狱医院病逝。 [33]胡戈·施托尔岑堡（HugoStoltzenberg，1883年4月27日——1974年1月14日），德国化学家。1915年入伍，参与制造含有芥子气的手榴弹。1919年参加国防军，秘密生产化学武器。1921年向西班牙输送大量芥子气，协助西班牙政府镇压摩洛哥里夫起义。1926—1928年期间与苏联合作生产毒气弹。1941年加入纳粹党，为纳粹生产毒气弹。1960—1970年期间继续为联邦德国国防军提供化学武器。1974年死于汉堡。 [34]瓦尔特·洛曼（WalterLohmann，1878年12月30日——1930年4月29日），1897年入伍。曾参加一战。1918年起在海上运输部门工作。1922年起领导研发潜艇，曾在世界多国试验潜艇。1928年因卷入贪腐丑闻被解职，旋即退休。 [35]弗兰茨·金斯特勒（FranzKünstler，1888年5月13日——1942年9月10日），1906年加入德国五金工会。1907年加入社民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6年被征入伍。1918年退役后加入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士兵委员会委员。1919—1922年任独立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五金工会全职书记。1920—1924年、1924—1933年任国会议员。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在党内是左派，但与列维领导的左翼反对派保持距离。1930年起对社民党支持布吕宁的政策持反对态度，但未在1931年参加社工党。1932年公开主张与德共合作反对纳粹，但被维尔斯等人阻挠。纳粹党上台后多次被捕，期间曾与奥托·布拉斯领导的抵抗组织来往。1939年被强征入伍，担任搬运工。1942年逝世。 [36]金斯特勒于1943年在柏林被盖世太保杀害。参看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出版的《苏联手榴弹事件》小册子，柏林1927年版；这本小册子的全文都作为附录收进了塞西尔·梅尔维尔的《德国的俄国面貌》，伦敦1932年版，第177页以下。——原注 [37]关于详细情况，可参看本书第635—636页。——原注 [38]“……施瓦茨举出的理由非常可怜。它们根本经不起批判分析，同施瓦茨本人所扮演的既可怜又可厌的角色恰好相适应。在施瓦茨之流看来，苏俄在鲁尔占领期间居然会帮助库诺执政的德国这一事实，就证明苏俄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共产国际的总路线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可是，这件事本身就是理所当然的，为了解放无产阶级，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必须支持其他国家，甚至资产阶级国家，假如它们已经为帝国主义强盗的武装力量所打垮的话……当然，容克在这里建立了工厂。谁不知道容克是一家飞机制造厂呢？——它当然制造飞机。但是，谁要是硬说这就构成同德国军队的合作，他便背叛了苏俄的以及与之不可分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施瓦茨已经同张伯伦结成联盟，已经同英国外交部的阴谋家、老而不死的叛徒头子考茨基、俄国的白卫分子、毕苏斯基的追随者、立陶宛的宪兵和秘密警察勾结起来。……每一个普通工人都必然明白，施瓦茨是一个卑鄙的、万恶的叛徒。”（《国际新闻通讯》，1927年，第63页。）——原注 [39]《党代表大会报告》，埃森代表大会，1927年，第49页。——原注 [40]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Bordiga，1889年6月13日——1970年7月23日），高中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SocialistaItaliano），十月革命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一起主持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Comunistad’Italia）。1923年2月被墨索里尼政府逮捕；1926年年底再次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1930年被开除出意共。1944年后将极左派组织为“国际共产党”（InternationalCommunistParty），继续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运动。 [41]奥古斯特·克罗伊茨堡（AugustCreutzburg，1892年3月6日——1941年9月11日），1908年加入社民党。1917年加入独立党。1919—1920年任独立党图林根组织全职书记。1920年指挥哥达第一人民军参与镇压了卡普暴动。1920年底随独立党左派加入德共。1920—1923年任德共耶拿组织书记。1923—1924年任德共马格德堡组织主席。1924年任德共马格德堡组织政治书记。1924—1925年任德共瓦塞尔坎特组织主席。1924—1928年、1930—1933年任国会议员。1928年1—8月任德共普法尔茨组织政治书记。1928—1929年任德共鲁尔组织主席。1929—1933年任德共中央组织部长。纳粹党上台后，先后流亡荷兰、法国和苏联。1938年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25年徒刑。1941年遇害。1998年平反。 [42]弗里茨·雅可布·哈伯（FritzJakobHaber，1868年12月9日——1934年1月29日），德国化学家。1914—1915年任德国物理学会主席。一战期间任战争部科学顾问，参与研发化学武器并在战场上大规模使用。1918年获诺贝尔化学奖。一战后短暂流亡瑞士，回国后继续从事化学研究，并参加了君主派的活动。纳粹党上台后流亡国外。 [43]维尔纳·爱德华·弗里茨·冯·勃罗姆贝格（WernerEduardFritzvonBlomberg，1878年9月2日——1946年3月13日），1897年入伍。1910年进入德军总参谋部工作。一战期间参加了马恩河战役和凡尔登战役。1919—1921年任国防军顾问。1927—1929年任德军办公厅主任。1929—1933年任东普鲁士第一军区司令。1933—1938年任国防部长。1937年加入纳粹党。1938年因在战略上与希特勒有分歧而被迫退休。1945年被盟军逮捕。1946年死于纽伦堡监狱医院。 [44]瓦列里安·马尔库（ValeriuMarcu，1899年3月8日——1942年7月4日），作家、历史学家，出身于罗马尼亚一个犹太人家庭。一战期间曾赴瑞士访问列宁，支持共产主义。1920年移居柏林。1926年抛弃共产主义，转向保守主义，并同塞克特合作。纳粹党上台后相继流亡到瑞士和法国。法国沦陷后，于1941年流亡美国。1942年死于纽约。 [45]马尔库在1933年以后同俄国党完全断绝了关系，成为一个坚定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后来死在纽约。——原注 [46]奥斯卡·里特尔·冯·尼德尔迈埃（OskarRittervonNiedermayer，1885年11月8日——1948年9月25日），德国冒险家。1905年入伍。1912—1914年期间赴波斯和印度探险。1914年回国。一战期间在中东作战，曾指挥德军驻中东地区部队。1918年回国。1919年加入国防军。1919—1921年任国防部长盖斯勒的副官。1921年退出国防军，并被派驻到苏俄工作。1932年回国并返回国防军。1933年以中校军衔退役，并参加了纳粹党。1935年再次返回国防军，后在军事院校任教。1942—1944年任第162土耳其师团司令。1944年5月在意大利战败后被解职，同年8月因抨击希特勒的政策而被捕，同年10月被判刑并被开除出国防军。1945年4月被美军释放，不久被红军逮捕并被送往苏联，后被判处25年徒刑。1948年死于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监狱。 [47]恩斯特·尤里乌斯·君特·罗姆（ErnstJuliusGüntherRöhm，1887年11月28日——1934年7月2日），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908年军校毕业后被授予少尉军衔，一战期间曾三次负伤，晋升为上尉。战后参加自由军团，镇压革命运动。1919年参加德国工人党，1920年参加了卡普暴动，协助希特勒组织纳粹党与冲锋队。1923年参加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被判处一年三个月的监禁，但立刻获得假释。1930年担任冲锋队总司令。纳粹上台后，以罗姆为首的一派主张实行更加激进的改革，并将冲锋队与国防军合并，遭到国防军的强烈反对。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命令党卫队清洗冲锋队，开始了“长刀之夜”，罗姆于次日被枪决。 [48]参看〔格里辛格〕：《德国在波斯的阴谋：一个德国间谍的日记。尼德尔迈埃通过波斯到阿富汗和印度的远征》，伦敦1919年版。——原注 [49]奥斯卡·冯·尼德尔迈埃和尤里·谢米奥诺夫：《苏俄——地理政治研究》，有卡尔·豪斯霍弗作序，柏林1934年版。——原注
第二十三章德国党的斯大林主义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五部分国家党建成 第二十三章德国党的斯大林主义化 ·乌布利希-皮克系统 ·国家政治保卫局控制下的党领导阶层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季诺维也夫对共产国际这个机构的控制，便只剩下了一个空名。在共产国际面临的无数问题中，斯大林专门致力于处理德国问题。曼努伊尔斯基已经搜罗到大量情报资料，对台尔曼集团和整个德国党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携带着一批专家再次在柏林设下总部，继续以高明的俄国技术来改善德国党粗糙的工作方法。作为一个从共产国际奥林匹斯山上下来的公正仲裁人，曼努伊尔斯基能够操纵左右两派的大小集团，对每一个派别都许下给予支持的诺言，挑拨他们互相争斗，向一切反对派分子提出，如果他们不采取“反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并且及时悔过，就可以获得政治大赦。在他的手下，是稳可以享受到党内民主权利的；共产国际不仅准许人们批评德国共产党的政策，而且准许对台尔曼领导集团进行最尖锐的攻击，只要人们能遵守下列两项条件：第一，不得提到俄国问题，德国同志不得“干涉”俄国党内危机；第二，不得批评苏联的外交政策，特别是红军同国防军之间的关系。 曼努伊尔斯基借用党内民主的名义，使德共分裂成了许多集团；一个分崩离析的党是更便于操纵的。成十种的不同政纲被提到下层党员面前，鼓励他们对之进行研究，虽然这些政纲在德国问题上并没有多大实际分歧；地方组织被强迫听取和讨论关于这十种观点的报告。而建立联盟——也就是说，在抵制斯大林政策这一主要问题上立场一致的反对派集团提出联合政纲——则遭到禁止。借助于这种挑拨战略，借助于阻挠抗俄派力量的任何团结，莫斯科打算首先粉碎各种反对派倾向，然后以一种使它完全为自己所控制的方式来改组德国党。通过以工厂党小组为工具来改变党的结构，它的这一目的终于实现。 乌布利希—皮克系统 如何改建德国党的方案，是在1925年3月和1926年2月举行于莫斯科的两次特殊组织会议上作出的。[1]与会者包括保尔·梅克尔[2]、法国的莫里斯·多列士[3]、意大利的维奥拉·布里亚柯和莫斯科各工厂的代表。会议非常详细地说明了共产党组织的新形式。譬如说，会议估计了一个三十五人的共产党小组在一座两三千人的工厂中可以起多大作用的问题。会上并提出若干示范性工厂报告，这些报告都竭力以俄国工厂的工作报告为模仿对象。列宁格勒和普梯洛夫工厂和克虏伯工厂党组建立了通信关系。 这两次会议上的德共中心人物是瓦尔特·乌布利希。乌布利希——他在党内所用的名字一直叫蔡勒——是一个搞党组活动起家的人。在1923年，他是一个来自图林根的没有色彩的党组织工作者，所谓“中派”集团的一员。他从如何能最有效地瓦解左派组织的角度出发，对党的组织结构进行了研究，斯大林很早便看中了他，认为他是一个擅长做这项工作的人。他在共产国际内部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的领导下工作，逐渐发展了一套把党组织分化为易于控制的许多小组的技术。到举行两次莫斯科会议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一位专家。[4]“由于工业无产阶级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他写道，“因此，党小组是我们党的组织基础。”[5]“皮克系统”也是乌布利希系统。这两个受国家政治保卫局指挥的人共同行动，把德国党组织完全打碎，改组成斯大林主义的干部体系。德国共产党只有通过这种打碎和改组，才能够布尔什维克化。 共产党的组织是从内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党员中几乎有95%都是工人。德国左派知识分子（特别是犹太知识分子，他们在德皇统治下被禁止在政府中任职）一般都更喜欢加入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党，因为这些党能使他们获得更多的做官机会。通过一次澄清了一切重大问题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一个使他们从此对一切党官僚都失去任何信任的过程，下层共产党员脱离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强大组织和传统。后来，纳粹在兴起过程中便利用了这种蔑视官僚的情绪——在德国共产党人中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在一般德国工人中也有所发展，不过程度较轻而已——掀起过所谓反对“大亨”的运动。 当时，共产党人对他们自己的“与生俱来的民主权利”看得很重，不容它受到丝毫侵犯。这种权利之一便是经常召开地区性全体党员大会，在会上，根据一人一票而不论党内地位和职务的原则，对一切政治和组织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这种地区组织有一种亲密的团结关系，其基础是大家具有共同的背景，生活在同一个区域，除去党的工作以外每天都有接触。它所包括的几百名共产党人彼此都是多年的熟人，共同经受过内战的危险，在旧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中有过相同的政治经历。这些政治的工作人员不领取报酬，是从一些证明自己最适合担任党内工作的积极分子中挑选出来的佼佼者；领导人和普通党员在一个民主组织中具有同等重要性。他们是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整体，在过去十年中的动荡，他们共同经历过德国工人运动的祸福荣枯。在这种政治经验和政治认识大体相同的基础上，他们自由地和志愿地达成了一致意见，从而形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这个集体（谁在他们当中生活过，谁就永不会再忘记他们）在同不利的环境作斗争时，展示了人类行为中最美好的品质——性格的独立，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个人和集体的融洽无间，迎接困难任务和承担责任的昂扬斗志等等。 这群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聚集到一起，生活在一个强大集体中的个人，在对待德国政治问题的态度上同一种难以摆脱的宗派主义思想传统进行了斗争。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些联合起来的个人，这种分化的集体，已经在开始克服自己的缺陷，发展一种更为适宜的德国政策。他们为一个民主的党内机构作斗争，按照这种结构，中央委员会将是各个地方组织的一个执行机关，而且仅此而已。地方组织——按照这种正在出现的方案的规定——将负责决定党的政策，中央委员会然后执行这些决定，而不是由中央决策交地方执行。来德国访问的俄国工人反对派成员，完全被德国党组织迷住了，因为这种组织正好体现了他们希望在俄国建立的那种政党。斯大林的反应也同他们一样强烈，因为这种由基层决策的组织恰恰和斯大林主义的党针锋相对。最后，这种日益增长的加强地方自治的倾向——通过自由选出的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全国范围内表示了出来——终于被粉碎了。借助于阴谋斗争的方法，斯大林的代理人由上而下地对地方组织进行改组，把它们变成了一个个易于操纵的单位。 在这些地方组织中，如果对当前的各项问题展开讨论，分别提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报告，全国的反斯大林主义左派反对派就会获得巨大的多数。1923年的经验在所有党员的脑海中都还记忆犹新，对俄国国家机器的不信任心理是极其强烈的。这些憎恶普鲁士军国主义、社会民主党领导和魏玛共和国警察的革命工人，对俄国国家官僚也怀着同样强烈的厌恶。斯大林和曼努伊尔斯基认识到，共产党的地方党员大会如果继续存在下去，克里姆林的政策就会长期遭到抵抗——他们的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莫斯科机器对这些地方党员大会公开宣战。在“把党的工作集中于工厂！”的口号下，过去那种把党分成各地党员大会、把市镇党组织和工厂党小组并在一个地区中的做法都废除了。这时采用了“皮克系统”；大于一个工厂党组的单位都被正式解散，甚至比较大的工厂党组也要再细分为人数不超过十至十五人的更小的小组。党完全被打散了；每一个团结的战斗集体都被弄得五零四散。党代表大会代表的直接选举制，变成了隔上三级的间接选举：先由党小组选出初级代表，再由这些代表选出参加区域党代会的代表，最后，只有这种区域党代会才有权选派参加全国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另一个当然的民主权利是选举领薪和不领薪的党的工作人员。按照德国工人运动中一种神圣的、受到坚决捍卫的传统，任何人要在一个劳工组织中担任工作，都必须经过下层党员的提名、讨论和投票表决。可是从现在起，领薪的工作人员却改由中央委员会在事先得到莫斯科有关领导人的批准后向党内提名了。以往同样由下层党员提名的议会和邦议会议员候选人，现在也改由中央委员会事先经莫斯科统治机构批准后向党内“推荐”，然后由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批准。 当时，有数以百计的德共党员变成了设在德国的各种苏联机构的雇员。在一个这样的机构中工作就是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许多德国共产党人都竞相钻营，在这些机构里，工资要比在相似的德国机构中高得多，工作时间也比较短，并且还有许多其他特权。比如说，苏联驻柏林商务代办处的雇员在购买摩托车、皮外套和其他类似的奢侈品时，可以享受折扣很大的优待，他们可以同自己的家属花很少的钱到俄国去度假日，或者到俄国疗养院去休养。除去这些物质利益而外，这种工作也带来了威望和社会地位。许多革命者由于从事过共产主义活动，不再可能在魏玛共和国的机关中有自己的个人前途，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他们觉得这实在是一种无谓的牺牲，而现在，这种牺牲在俄国的国家机关中得到补偿了。这些职位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物质生活和心理状态。 在这几年中，德共党员人数为十二万五千到十三万五千人——从德国的标准来看，这是一个力量薄弱的组织。[6]不过，党机器却是强有力的，它包括以下一系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央委员会，连同它的秘书、编辑、技术雇员850人 报纸和印刷厂，包括广告部工作人员1,800人 书店及其附属的宣传鼓动组200人 工会雇员（主要在斯图加特、柏林、哈雷、图林根和开姆尼茨）200人 疾病互助会150人 国际工人互助会及其附属报纸50人 红色救助会，包括图林根的儿童疗养院50人 苏联机关（苏联大使馆、驻柏林、汉堡和莱比锡的商务代办处、东方银行以及各种德俄合股公司）的德国雇员 1,000人 总计4,300人 所有这些雇员的地位能否保持，决定于能否不断得到莫斯科统治机器的赏识。只要对党的路线有一句不满表示，甚或把它维护得不够卖力，都足以使他们立即被解雇，而他们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可以经常请假去搞“党的工作”，作为“党的负责干部”被安插到经过改组的工厂党小组中。在安排这种万无一失的操纵结构时，为了使下层党员对之不起反感，往往举出了这样一种冠冕堂皇和讨好工人的理由：应该让苏联雇员同工作台畔的工人保持日常的密切联系，从而使他们不致官僚主义化和资产阶级化。 此外，不露面的秘密工作人员至少也一定有同样大的数目。因此，几乎有十二分之一的党员是直接领取俄国工资的；这是党内最积极的一支力量，可以命令他们去做任何一种党的工作，他们不能拒绝参加甚至最没有意义的工厂党小组会议。官僚们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架政治机器的主要支柱；德国工人运动内部这些俄国干部的特点就在于：他们的工作处于秘密的统一指挥之下，他们受到特工人员的军事性控制，并且直接隶属于莫斯科中央。这个斯大林主义谍报网变得越来越严密，终于完全打碎了德国共产党内的德国工人传统，扼杀了所有的反斯大林主义力量，清除了每一个可能成为反斯大林主义的人。 工厂党组制没有能改善党和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之间的联系，而在向党兜售这套方案时，这正是所举出的主要理由。在这一时期，共产党工人几乎完全被排除出了大工厂。许多人被记上了黑名单，因此，即使是在一个经济状况相对良好的时期，也要花费很大力量才能在大工厂中找到工作；一部分得以保持住工作的人，也在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后被解雇。典型的共产党工人越来越被驱进了边际工业部门，日益脱离德国经济的主流。乌布利希的格言“大工厂中的十个工人比十个理发匠更重要”，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但是和当时的情况并没有关系。德国工厂已经对共产党人进行过六次、七次和八次的清洗。党在工业区是最强大的，但是，即使在这些地区，一家雇用几百名工人的大工厂中也可能只有一小撮共产党员。 剩下的人垂头丧气地聚集在新的党小组中。在柏林和汉堡这样的大工业中心，特别是在鲁尔—莱茵区，住宅区同工业区离得很远。往日地区组织中的那种亲密关系现在被破坏了，而且此后再也没有类似的关系来代替它。在他们安排政治活动时，“党的负责干部”用心良苦地计算了各种地下火车和公共汽车的行军时间表以及交接班的时间等等——从而利用由这些情况造成的疲劳情绪。一个同时代的左派共产党人关于党小组会议的报导，确切地描绘了这种状况： “你必须具体地设想一下一般的工厂党小组会议的开会情景。出席会议的也许有七八名真正的工人，还有三四名有关的党内雇员。一个演说者对反对派进行了一通猛烈的攻击。会上一般都没有反对派的发言人，因为小组委员会不是忘了邀请他，就是破坏了这种邀请……在讨论过程中，党机构的雇员把每一个不投票拥护中央委员会的人都痛斥为反布尔什维克分子和共产主义的敌人，也许有一个工人会表示他并不同意这些话；他也许会建议‘大人物’们应该停止争吵，互相团结。这时，大家就会对这个可怜的家伙群起而攻之，分析他的错误，指出他还没有达到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标准。”[7] 反对把这种制度强加于党的斗争，在柏林党组织中进行得特别激烈。柏林的一次区代表大会几次否决了中央委员会在书记人选方面的一切提名。当中央委员会通过人为制造的一些代表会议，一步一步地争取到拥护莫斯科的多数票以后，反对派又立即在纽科恩和哈雷希托尔这些重要的选区获得控制权，在这些地方，党的会议都以大吵大闹中途收场。“如果不经过改组，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把柏林共产党员争取过来。”[8]1927年，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报告人菲利普·邓格尔[9]宣布： “在好多个月的期间，我们都不得不把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的力量都放在孤立卡茨和科尔施，路特·费舍和肖雷姆这类分子的工作上，以便使党内的大量工人脱离他们的影响。这是一项非常棘手的工作。”[10] 在这几年过渡时期中，德国共产党工人反抗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斗争一直没有中断过。即使是在经过改组的党组制和打入党内的特工人员的帮助下，要把反对派压制下去也不是很容易的。1926—1927年期间，党内产生了围攻的状态。在逐步扼杀反对派的过程中，使用了以下的方法： 1.不再在共产党报刊上刊载反对派的声明，特别是在最初当某些声明提到俄国危机的时候。比如说，参加1926年2月执委会全体会议的柏林维丁区代表弗里茨·恩格尔的那篇表示柏林左派共产党人同列宁格勒反对派团结一致的声明，在《真理报》和《红旗报》上都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 2.经过很短一段时间，便不再允许少数派提出自己的报告。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散发出来的那些反对派文件都被没收了。威廉·皮克宣布：“如果提出特殊要求，可以到党中央来翻阅这些造谣生事、颠倒黑白和卑鄙可耻的文件。” 3.甚至当分得五零四散的党小组会议也变得不便于控制——在某些地区，有很长时间存在着这种情况——的时候，小组党员们便被剥夺了开会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再召开党小组会议，而代之以“党的负责干部”开会解决问题，这也就是说，由党的一些雇员凑在一起，投票支持他们的雇主。 4.从被怀疑的同志那里偷去私人信件，用它们在德国党组织中进行政治讹诈，或者把它们送到莫斯科去。 5.秘密工作部参加党内的讨论。特工人员袭击反对派的会议，用武装小组包围会场，然后关起门来搜查与会者，看看他们身上有无反对派的文献或者能提供一些材料的信件。 6.党的特工部门并且袭击私人住宅，进行正式的警察搜查。党内同志被带到总部去受审——不是由正规的党组织进行查问，而是由特工人员进行审讯。 7.特工部门展开专门诬蔑某些人的运动，把这些人说得好像是罪恶的化身。既通过党组织也通过其他途径广为传播莫斯科编造的材料。 8.党的处罚是各式各样的。异端分子在一年之内不得担任党内职务，不得参加党员会议（这是德国环境中一项特殊的莫斯科发明）不得谈论政治与写作有关政治问题的东西，不得在报上——不论是一般的报纸或党报——发表讨论任何问题的文章。他们被放逐到莫斯科、俄国内地、亚洲或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在这种流放期间，他们被禁止——譬如说——阅读任何德国材料。 9.选出若干反对派分子、反对派集团，乃至整个地方组织，把它们作为“反革命”开除出党；譬如说，鲁尔区的小工业村伊肯和胡克斯瓦根的党组织，就遭遇到这种命运。当中央委员会在六次市镇会议上都没有争取到多数以后，莱茵区的门兴—格拉德巴赫、图林根的特里比斯和苏尔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组织就都被开除了。 党员们不得同一个被开除的人发生任何关系；党甚至禁止他们和他讲话或是在大街上回答他的招呼。在这种情况下，数以千计的下层党员尽管并没有在政治上犯什么大的罪过，但由于他们继续同那些在工厂或失业救助所里碰面的同志保持个人联系，往往就因此被开除出党。“私通异己者必须开除”的原则，首先在党的上层集团中应用。科尔施由于同卡茨有联系被开除出党，路特·费舍又由于同科尔施有联系而被开除；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不得不公开声明他们和费舍没有联系。在某些情况下，特别当他是特工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时，一个共产党人往往由于他对自己的反革命敌手表示亲善而被开除。在哈雷，一个叫施普林格斯图贝的青年同志被开除了，其理由是，据说他曾经用笔名在一种左派共产主义者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在德累斯顿，右派集团的一个成员埃里希·梅尔赫尔[11]被开除了，因为有人看见他在公共俱乐部里和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谈过话。在门兴—格拉德巴赫，有三个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成员被开除了，因为他们竟搭坐一辆“非党的汽车”——一个被开除的门兴—格拉德巴赫党支部的财产——去参加会议。[12] 国家政治保卫局控制下的党领导阶层 1926年，第一所列宁学校在莫斯科成立。这所学校表面上是由共产国际开办的，实际上却由红军的反间谍部门主持。在莫斯科近郊有一座秘密的附属建筑，专门用来进行密谋斗争的训练。在这里，密谋斗争从“党的非专业活动”提高到了这样的水平——分配到这座学校里任职是一种特殊的褒奖，只有在党内忠诚服务过多年、经受过彻底考验的人才能得到机会。学员受训两年，毕业后便成为特工人员的精华，可以到最重要的地区去担任最负责的工作。他们对“合法分子”——在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岗位上工作的人——怀着某种轻视。 就这样，在民主化和正常化的幌子下，德国共产党被地地道道地俄国化了，它的一切组织都完全变成了莫斯科的附庸，热心于执行克里姆林宫的命令。每一个加入特工部门的德国共产党人都受莫斯科管辖；一接到召令，他就得去莫斯科向上级汇报工作。特工人员对这种差使是厌恶和惧怕的，因为一到莫斯科，他便完全孤立了，只能听任俄国党和国家发落。但是如果拒绝应召，便是“公开违反纪律”，这对小人物来说，会直接导致丢失饭碗。“大人物”们则会给本身召来更大的危险。有好几次，拒绝去莫斯科的特工人员都被强架到那里去了，此后，他们的亲友便始终打探不到他们的消息。 两年时间的这种正常化，已经足以完全更换党的干部。内战时期那些怀有国际主义思想的共产党积极分子被排挤开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型的民族共产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莫斯科代理人。新干部们感到他们所代表的并不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工人党，而是俄国的国家党；他们是一个外国的间谍。合法的党机构、合法的党组织变成了空无所有的外壳，掩饰着一堆瓦砾的假门面。党的核心这时成了特工人员的堡垒，他们组织得十分紧密，以致任何一种恢复独立倾向的企图都会遭到粉碎。 这个谍报网是在1923年危机期间发展起来的。[13]由于克里姆林宫不认为德国会爆发一次新的革命，所以秘密机构的工作都集中在各式各样的间谍活动上。“从共产主义革命的废墟上，”克里维茨基写道，“我们替苏联在德国建立了一个为其他一切国家所羡慕的第一流情报机构。” “我们选出汉斯·奇本贝格尔——一个汉堡出版商的儿子——做党的情报处负责人。他不倦地工作着，在军队和警察中，在政府机关中，在每一个政党和敌对的战斗组织中，他细心地布置了一个严密的情报网……他在1927年被选入议会，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多年一直向苏联的军事情报处供给宝贵的情报……1933年秋，他逃往俄国。1936年，他作为纳粹间谍被捕…… ‘你认不认识国防军军事情报处处长布雷道夫[14]将军？’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审讯员问道。 ‘我当然认识他，’奇本贝格尔回答道……（布雷道夫将军时常在议会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出现）。”[15] 奇本贝格尔曾经奉俄国人的命令接触过布雷道夫将军；他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试探德国将军的态度。不过，在六个月的审讯之后，他终于供认他也替德国军事情报处工作，于是被处决。 没有人知道奇本贝格尔的口供中有多少真话，但是毫无疑问，许多间谍都是同时为两边服务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者关于德俄两国军队能否联合起来反对西方的无休止讨论，同军事谍报活动之间很难划清界限。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也同样很难弄清楚人们的真面目，很难知道这些双重间谍究竟忠于哪一边。 党的军事部门——军事工作部不再被看重了。军事教官纷纷被召回莫斯科；党不再为购买武器拨款。许多老战士对这种冷遇深为不安，经常哀叹军事组织得到的资金和支持每况愈下。于是，许多俄国教官把这些不满分子聚集起来，使他们做一些不重要的谍报工作；他们使这些人的不满转移到党的身上，利用这种情绪促使党进一步分化。军事工作部还维持着一个架子，拥有若干精通新战争方式——大炮、无线电、航空和化学战——的专家。这个“总参谋部”继续维持着一个秘密本部，在那里，设有一个军事图书馆，藏有各种军事地图和其他有关材料。并且定期举行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在俄国人和德国人的合力指导下，有几个小型的研究机构研究德国军事科学，间或印行一些指导性的小册子和军事宣传材料。小规模的武装组织仍然进行军事操练，但是大规模的演习已不再举行。 在这一时期，设在柏林的苏联情报机构形形色色，数目众多。共产国际有它本身的情报处，大使馆另有一个，商务代办处又有一个。《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柏林特约通讯员除写一些公开发表的通讯以外，还得向他们的俄国上司秘密汇报德国形势，否则就不能继续保持自己的职位。苏联间谍时常以各种借口，譬如说，为俄国杂志搜集研究资料，向德国一切集团的人物——自由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工会主义者、军界人物等等——收买情报。这些三教九流的人物虽然在政治态度上往往是反共的，却并不反对向俄国出售情报和分析资料。这一批数量庞大和成分复杂的情报提供者为特工人员核心形成一个外围，便利了他们打入德国社会的每一个阶层。 这个组织的一个特别有趣的方面，就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所谓“工人通讯员”体系。在每一个党在那里有一些力量的工厂，都要指定一个党员做通讯员。表面上他的任务是为党报写通讯，实际上却是秘密汇报工厂和实业界的情况。他们的报告先经过专家审查，然后写成摘要送往莫斯科。 在这段过渡时期，由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控制的德共特工部门，为斯大林的书记处建立了一整套关于德共地方领袖的个人档案——档案内容不仅包括每一个人的社会和政治背景，而且包括他在党的历次争论中所持的立场，特别是他对斯大林一贯所抱的态度。这套按照俄共秘密档案的榜样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本部积累起来的人事材料，已经在最近二十年中日臻完备。纳粹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当然使这套档案的一大部分丧失了价值，但是任何一个幸免于难的人如果现在被接纳进统治机器，那都是因为档案表明他曾在长时期内俯首听命于斯大林的俄国。 在统一党的步调的过程中，情报部和恐怖团起了决定性作用。正是他们对各个反对派分子的性格和行为作了衡量，决定什么人必须被除去，并且把余下的人加以重新组织，使他们服服帖帖。在1923年的日子里，组成恐怖团的是一些对反革命组织充满憎恨的坚决革命者。现在，这些德国战士已经被改造为俄国恐怖机器的属员；出于对黑色国防军的强烈憎恨而参加恐怖团的正直的革命工人，现在变成了肮脏的工具，领取津贴的刺客。[16]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代理人打入了每一个重要的党支部；在党的决策机构——首先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市议会和议会党团中，在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的教师中，在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每一个广泛分支部门的领导机构中，都有他们这类人存在。在以后几年中，国际工人互助会、党的出版社、党报等机构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员开始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做工作，以便在正薪之外多得几个马克。在左派掌握中央时期，皮克便曾从事过向国家政治保卫局报告中央委员会开会情况的活动；后来，乌布利希成了俄国特工部门和德共之间的主要联络人。 还有一件事实可以证明德国党的蜕变，这件次要的但并非没有意思的事实是，柏林变成了俄国谍报人员向欧洲其他地区渗入的第二本部。德国党为过路的苏联间谍提供安全的住所、保镖、速记员和其他便利条件。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间谍往往当场雇用刺客，从中央委员会推荐的人当中选出合适者，因此，在1933年以前的十年中，有数以千计的德国共产党人在为一个外国服务，往往用各种化名分布在世界各地。在布置工作时，往往用新任务的重要性来打动新手，并且强调德共粗糙的工作方法和“共产国际”细致的密谋斗争艺术之间的差别。通过一系列不太重要的任务，先对候选人的能力和忠诚进行考验。许多人只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但也有很大一批人成了俄国的终身特务。 在党的公开干部——他们也越来越由上面指定而不是由下面选举——的身旁，发展了一个平行的秘密领导阶层，这个无形的领导集团的一切方面，都同前斯大林时代选出的工人代表正好相反。这群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军官”自成一个系统，超然于他们所操纵的党之外。等级和职位以及相应的薪金和特权的大小，都取决于给俄国国家所做工作的价值。小喽啰和外围分子有临时的和正规的情报员、“朋友”和手下人之分；由于这些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在党内操有生杀大权，久而久之，一个同志所负任务的性质便成了衡量他地位高低的标准。“他担负着非常负责的工作”这句话，是对一个红人、一个被莫斯科间谍认为可靠的人的标准介绍。 1945年，我在纽约听过一次讨论。参加讨论的是一些给国家政治保卫局做过工作的德国人。这些人谈论着国家政治保卫局过去的这种或那种工作的“重要”程度，就像是一群老兵谈论着同他们交过手的敌人的作战勇气一样。这种特殊的心理，这种以“可靠性”来衡量每一个人的做法，使我回想起了二十年代中期的柏林，在那里，我曾目睹俄国走卒们的这种活动摧毁了德国党——我本人帮助建立起来的德国共产党。 [1]见《国际新闻通讯》，1926年，第655页以下。——原注 [2]保尔·梅克尔（PaulMerker，1894年2月1日——1969年5月13日），生于工人家庭，当过侍者，1911年参加工会，1914年入伍，曾因在军队中散发小册子而被判处监禁六个月。1918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至1924年任西萨克森地委书记，1924年至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7年至1930年、1934年至1945年两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与政治局委员。1931年至1933年在美国为共产国际工作。1934年初潜入德国，进行地下工作。1935年返回苏联，1937年前往法国巴黎，任德共国外局书记处委员。1940年被捕，1942年越狱后流亡墨西哥。1946年返回德国，参加了德共与社民党合并的工作，曾任统一社会党执委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1948年3月—1950年8月当选为人民议会议员，1949—1950年任农林部国务秘书。1950年被开除出党，1952年被捕，1955年3月被判处八年徒刑，1956年1月获释，同年7月平反。 [3]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Thorez，1900年4月28日——1964年7月11日），生于加来海峡省，12岁开始当矿工。191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1930年至1964年任法共总书记。 [4]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有一大批德国共产党人被派到那里，乌布利希是其中之一，他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德国分部。他的本部设在阿尔瓦塞特，在那里，他亲自领导了审查德国、瑞士和奥地利“托派分子”的工作。许多德国的这类反对派分子备受折磨，遭到像后来盖世太保施行的那种酷刑，就是由他一手造成的。有一段时期，他们在没有窗户的牢房里被关了好多天，吃不到食物，通宵被审讯，在壁橱一样的小房间里连续站立许多小时，并且遭到鞭打。妇女也受到同样的折磨。 在西班牙共和派失败以后，大多数德国共产党人都移居到法国。随着法国在1940年的崩溃，在俄德条约生效期间，莫斯科命令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都回德国；作为一种特权，乌布利希却被召回莫斯科。乌布利希是设在莫斯科的自由德国委员会的一个领导成员，在纳粹战败后，他又是第一批被送到柏林去的人之一。现在，他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第二号领袖。——原注 [5]《国际新闻通讯》，1926年，第39页。——原注 [6]据《第五次和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之间（1924—1928年）的共产国际》（伦敦1928年版，第109—110页）一书的报道，按缴纳的党费统计的德共党员人数如下： 1924年121,394人 1925年122,755人 1926年134,348人 1927年124,729人 另一方面，1927年的德共党代表大会所代表的党员人数是145000人。党报的发行量据估计大约相当于党员人数的一倍。——原注 [7]《共产党政治》，柏林，1925年5月底出版，第1卷，第5期。——原注 [8]弗兰茨·达雷姆报道，载于《国际新闻通讯》，1926年第27期，第270页。——原注 弗兰茨·达雷姆（FranzDahlem，1892年1月14日——1981年12月7日），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当过马夫。1913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担任科隆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主席，一战期间入伍参军，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革命期间曾任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曾在科隆担任记者，属于独立党左派，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作为莱茵兰中部的代表入选中央委员会。1921年支持列维，曾在党报上公开撰文支持列维的立场，不过没有因此受到惩罚，但后来他又与列维决裂。1922年7月至10月间前往法国。1923年任整个莱茵兰地区党组织的书记。后来被法国占领当局驱逐出境，在党的报刊和组织部工作。1929年入选政治局，1928年至1933年曾当选国会议员。1933年流亡国外，1936年至1939年曾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战斗。1939年被法国政府拘留，1941年9月被移交给德国政府，在盖世太保监狱里被关押了八个月，后被转到毛特豪森集中营，1945年德国解放后获释。后来在统一社会党与民主德国机关内任重要职务，1953年5月被解除一切职务，1956年平反。 [9]菲利普·邓格尔一度担任过科隆党支部书记，在1925年8月的公开信事件中被斯大林集团争取了过去。他在台尔曼集团中很活跃，一直工作到1933年，纳粹上台后去俄国，在那里，他在几次大审判中都没有受到连累；大战期间，他几次作为一个住在莫斯科的共产党流亡者被提及。可是到1943或1944年，新闻中便不再提到他，此后一直毫无音信。战后被送回德国的共产党人中间也没有他的名字。——原注 [10]《党代表大会报告》，埃森代表大会，1927年3月，第41页。——原注 [11]埃里希·梅尔赫尔（ErichMelcher，1892年1月27日——1944年？月？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精密器械制造工。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2年参军，1917年因伤退伍后在斯图加特的戴姆勒工厂工作，参加了斯巴达克斯同盟和独立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担任波布林根（Böblingen）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并建立了德共（斯）的符腾堡组织，1919年担任斯图加特五金工会主席，1921年1月发表《公开信》，同年5月被开除出工会。在莫斯科短暂停留后，担任德共中央工会部五金分部领导人。1923年春天担任柏林—勃兰登堡党组织负责工会问题的书记。在1923年起义的筹备过程中领导“安全”部门。后被当成右派分子免职，1923年汉堡起义失败后流亡苏联，1924年7月潜回德国时被捕，被判处四年监禁，1926年8月获特赦出狱后在东萨克森的党组织领导层工作，1928年因支持右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随后参与创立德共（反对派），1932年春天参加了社工党。纳粹党上台后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34年至1936年年底入狱，1937年8月再次被捕，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那里的德共秘密领导小组当成“党的敌人”。1944年7月被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同年年底被编入党卫军“迪勒万格部队”（SS-SondereinheitDirlewanger），在布达佩斯失踪。1951年10月1日被宣告死亡。 [12]“党在发展方面的中心问题〔拉狄克后来写道〕就是党的分裂问题。每一个不让自己被仇恨迷住心窍而是从政治上去看问题的人，都知道路特·费舍、马斯洛夫、乌尔班斯和肖雷姆等人代表着共产党工人中的整整一个阶层。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中，这个阶层体现了革命急躁情绪，我们不得不和它进行斗争，以便使共产党工人明白：一个没有希望的少数派是无力夺取政权的。但我们并不希望同这支群众队伍一刀两断，因为它代表着我们阶级的希望。……所以，在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上，我个人主动建议一定要把路特·费舍容纳进中央委员会；可是，代表大会拒绝了这一建议。我希望中央委员会里有左派代表，这样，对于那些单纯埋头于日常活动的政治家、对于那些不理解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区别何在的同志来说，他们就能起到一种平衡作用…… 那一年夏末、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皮克、古拉尔斯基和其他中央委员向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我写了一封信，要求把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排除掉，布兰德勒并且在一封写给我的私人信里宣布，问题再也不能弥缝下去了。当时，我曾这样答复布兰德勒：我可不能同他们干这种丧失理智的事。他终于让步了，但是同左派始终没有合作。……我设法同布兰德勒保持着友好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我深信，单靠左派同志是不能领导党，不能同广大群众保持联系的，虽然我对他本人很器重，他个人同我也比较亲密。一个没有左派工人的共产党，有变成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危险，而一个不同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瓦尔赫尔这样的人以及数以千计的老斯巴达克分子合作的共产党，则有变成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危险…… 在卡尔和罗莎的逝世纪念日，我在莫斯科青年团的一次集会上讲了话——那次会议上也安排了你的讲话。我在准备演说稿的过程中翻读了罗莎的论文，我深深感到，我们德国的左派激进派不是觉醒得过早而是过迟了，对于危险所进行的斗争不是过于尖锐而是过于软弱了。” 克拉拉·蔡特金曾经在1926年12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对作为德国反对派联盟代表的拉狄克进行了攻击，以上就是他写给蔡特金的一封信的片段。这封信在1934年12月第一次由纽约托派月刊《新国际》公诸于世，见该刊第1卷第5期，第155—156页。——原注 [13]见本书第205页以下。——原注 [14]费迪南德·冯·布雷道夫（FerdinandvonBredow，1884年5月16日——1934年6月30日〔或7月1日〕），德国国防军少将。1894年入伍，参加了一战。1920年进入国防军。1929年起与施莱赫尔共事。1931—1932年任国防部长办公厅主任。1932年6—12月任国防部副部长。1932年12月临时接管国防军，曾劝说施莱赫尔利用国防军发动政变，阻止施莱赫尔政府被推翻，但未果。1934年在“长刀之夜”中被杀害。 [15]克里维茨基：《为斯大林的特工机构工作》，第39—40页。——原注 [16]在内战初期，果尔克三兄弟——他们全是柏林的熟练工人——参加了党的秘密组织。1925年以后，为了摆脱由于参加共产党活动而长期失业的困境，他们变成了一个恐怖团的成员。当我在1925—1926年期间被放逐到莫斯科时，我在那里看到了他们，当时，他们仍旧是典型的头脑清醒的德国熟练工人。他们不得不生活在莫斯科，因为他们参预暗杀了一个替巴黎第二局效命的白俄军官。一个俄国老相识在威斯巴登请他吃饭，在啤酒中下毒暗杀了他。果尔克兄弟并没有干别的，只是在街头望望风，从门缝中听听情况，但就是由于他们偶然参加了这一凶杀案，便不能在德国立足，而完全沦于俄国机器的控制之下。——原注
第二十二章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二十二章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布哈林的“新”新经济政策 ·国有工业是社会主义吗？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关于我个人的插曲 斯大林虽然在准备召开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期间把大多数地方支部都争取了过来，这一胜利并没有使党就承认他是列宁的合法继承人。当时，他以一个新集团代言人的面目出现，这个集团要给党换上一个新的领导机构和一套新的政策。组成这个集团的有李可夫、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1]、奥尔忠尼启则等这些著名的老布尔什维克，基洛夫、罗明纳兹[2]和日丹诺夫[3]等这类有代表性的青年领袖，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除斯大林以外，就是尼古拉·布哈林。如果斯大林不曾把布哈林拉入他的集团，没有同布哈林在政策问题上达成妥协，他就不能够把右派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对右派来说，斯大林则主要是一个组织家，是能够实行一种新的缓和政策的人。 布哈林的“新”新经济政策 促使布哈林也同斯大林结成联盟（即使只是暂时的）原因，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早些时候这样做的动机部分相同——害怕托洛茨基会变成俄国的波拿巴。此外，他还害怕代表俄国无产阶级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会使得工农之间难以达成平衡。他对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提出另一种解释，建议创造一种宽和的、国家不干预农民经济的气氛。 像1925年时所有的俄国领袖一样，布哈林也认为俄国通过一次欧洲革命走出困境的道路已被堵塞，因此，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已经来临。俄国的政策必须按照新的世界背景重新加以规定，而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便是农民的敌对情绪。新经济政策已经打破战时共产主义的束缚，但是市场并没有开始自发地起作用。革命破坏了工业和农村之间的旧联系，新的联系一时又不容易建立起来。“在俄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还没有去过一个商人——不论是合作社的营业员或私商。只有铁路沿线才有一些商业活动。直到最近为止，情况都是这样。”[4] 在国家商业机关同农民已经建立关系、并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继续维持这种关系的地方，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日益悬殊的差距加剧了农村的不满和反抗。一系列农民暴动在1924年的格鲁吉亚起事中达到高潮，这次起事比一年前流产的汉堡暴动更接近于内战规模。尽管1925年收成较好，党和农民之间的紧张状态仍有增无已。乡村中经常发生骚乱，许多党组织工作者和收税员被暗杀。其任务在于向党报告农民不满程度的所谓“农村通讯员”，时常只能间接地——通过他们本身的突然死亡[5]——报告情况。 从列宁认为俄国工农之间必须合作的观点出发，布哈林把它发展到极端的程度，主张使农民经济成为俄国经济进步的真正中心。按照他的建议，国营经济将只限于在世界大战和内战后需要重建的重工业；而轻工业和商业则将在自由经济的条件下被给予最大限度的活动自由。这样，就能较快地生产出农村中迫切需要的商品，国营工业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会有所缓和。由于工业品的供应改善，农民就会志愿地而不是被迫地把他们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来。“发财吧！”布哈林对农民说。[6] 只要采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法，肥沃的俄国土地就能绰绰有余地养活数倍于它目前的人口。布哈林希望通过农民阶级上层的个人积极性来推进这种现代化。贫农和中农将通过合作社获得帮助，但是——布哈林强调说——不允许合作化妨碍个人农场的发展和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将主要通过组织消费合作社来提高，这种合作社可以同农民的生产合作社直接交易，从而战胜新耐普曼抬高物价的投机活动。 布哈林的建议受到俄国许多社会阶层的欢迎。那些在内战中幸免于死并被容纳进苏维埃机关的知识分子——工程师、经济学家、技师等，也就是所谓的“旧专家”，对国营经济公开表示不满。在1924年5月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曾抱怨过孟什维主义的“死灰复燃”。他说，在大学生和工程师中间，资产阶级的心理状态正在复活。工程师们在要求提高待遇时，把他们自己比作野牛——对这种稀有的野兽，连沙皇政府都知道要小心保护。对稀有的野兽尚且如此，为什么对稀有的技术人员就不好好照顾呢？他们讨厌“旧专家”这个名词，要求在苏维埃社会中同工人居于同等地位。这个集团的代言人之一乌斯特里亚洛夫[7]教授，对布哈林的“新”新经济政策表示欢迎，认为这是要恢复正常的资本主义生产，只有重工业为国家所有这一点和国外的生产不同。他的一篇题为《路标转换》的文章曾轰动一时。季诺维也夫在《时代哲学》一文中，对这种资本主义复辟论作了这样的答复：“工人阶级曾经在十月革命中为平等的理想战斗和流血，现在是把这种理想化为现实的时候了。”由于乌斯特里亚洛夫把布哈林的主张说得过于露骨，斯大林和布哈林不得不在形式上对他加以驳斥。 布哈林的“新”新经济政策是一套广泛得多的新理论的国内部分，这种理论对国际革命失败和资本主义世界稳定以后的形势作了重新估价。资本主义不仅已经从战后的衰落中恢复过来，达到战前水平，而且发生了质的变化。工业合理化、劳动分工和经营管理的新形式，加上更高阶段的垄断卡特尔化，使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得到“绝对的”加强，预示了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繁荣时期。这种转变是走向一个全新局面的过渡，在这个过渡时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正在逐步为垄断组织的更高形式所代替。这种新的垄断形式打破国家界限，构成了世界性的组织；从一国的规模来看——布哈林认为——它将变得如此强大，以致几乎同国家机器熔合起来。 这并不意味着——布哈林指出——希法亭以及其他某些理论家的一种看法是正确的，即资本主义将能够通过垄断把相互竞争的各国和平地联系在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与此相反，国家经济组织同经济垄断组织的熔合最终将使相互竞争的国家经济之间加剧冲突。资本主义社会同非资本主义的俄国之间的矛盾、殖民地的动荡不安、工业国中的阶级斗争等等——这一切都将继续存在下去，使得和平发展最终成为不可能。但是在此以前，俄国同资本主义世界暂时休战的一个“相对稳定时期”，却应该成为制定俄国内外政策的出发点。[8] 布哈林对当时俄国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同这一时期最激烈反对他的集团——“工人反对派”竟不谋而合。不过，他们的结论虽然一致，出发的前提却各不相同。工人反对派担心富农的发展会同时加剧乡村和城市中的阶级分化。如果实行布哈林的政策，富农就会靠牺牲贫农而大发其财，使贫农被迫流入城市，变成廉价劳动力。农村人口过剩，城市却无力吸收它的剩余人口；要摆脱困境，只要依靠外援。 “认为我们有可能通过赋税挤出足够的资金来发展我国已经被摧残殆尽的工业，那只能是以空虚的幻想来安慰我们自己。自夸我们能‘一文钱两文钱地’积累起这笔资本，只能是在旧幻想之上再加上新幻想……政府应该采取有力措施，通过向国外借款和发行国内公债，通过为取得贷款而作出比目前政府愿意承担的损失和牺牲还要大的让步，来取得必要的资金。为了建设我们的工业而向国际资本作出巨大的物质牺牲，比起我们在今后几年中也许会沦落于其中的处境来，是两个祸害中较轻的一个。”[9] 以上就是梅德维捷夫[10]在1924年写到巴库——工人反对派的中心之一——去的一封信中说的话。翌年巴库派出一个携带着该市苏维埃旗帜的代表团来柏林，并且授予我巴库苏维埃名誉委员的称号。就像俄德两国左派共产党人之间的一切联系一样，这种公开表示反抗的仪式使政治局更为不安。 正如这封巴库信件所显示的那样，日积月累的不满甚至使工厂工人——从理论上讲，他们是新国家的核心和主要支柱——都同党越来越疏远了。在一个农民国家中居人口少数和处于孤立地位的工人阶级，对革命的结果大失所望，他们同国家机器疏远了，对国家党变得漠不关心。由于人们日益不满，党在工厂中增加了压力，这又反过来使工人对党更加离心离德。经常要工人对党或党的许多分支组织之一捐献金钱，被视为对工人收入的额外征税，特别引起了不满。实行计件工资制、更严格地规定“生存定额”、熟练和非熟练工人待遇日益悬殊等等，标志着一个在今后十年中导致工资差别大过其他任何工业国的过程。偶尔爆发的反对这些状况的自然罢工，都遭到了无情的镇压。 试行新经营方法的新的国营托拉斯，力图用加紧控制工人的办法来摆脱一切困难。在这一时期，工厂经理组织了一个团体，“红色经理俱乐部”，宣传进一步加强领导权限。当时，工业方法盛行，而他们所以成立这个昙花一现的组织，就是要试图引导当时的工业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变化。 工人的压力集团——工会——已经丧失其独立于国家管理机构之外的组织地位。工会领袖及其助手几乎全是党员；据莫洛托夫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1924年和1925年，共产党员在区域工会委员会中的比例分别为95%和97%。不过，对工厂委员会的掌握却较为困难，委员中有半数以上是非党员，因为据莫洛托夫报告的这两年数字来看，党员只分别占46%和42%。[11]党所受到的孤立比以前增加了两三倍；它玩弄着手腕，而对国家漠不关心的工人阶级则沉默地、愠怒而带敌意地在一旁观望。 工人对农民以及工人同“新”新经济政策鼓吹者之间的矛盾，在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关于农民地位问题的论战中反映了出来。抛开其世界意义的经济范围不谈，布哈林的建议是对斯大林争取控制权的派别支持。在他支持布哈林的农民政策时，斯大林表示了党官僚竭力要击败工人阶级统治新国家愿望的企图；最好是让党本身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成为相互冲突的各集团之间的仲裁人。季诺维也夫认识到，布哈林大力鼓吹的复返于农民经济，将使得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国际失去容身之所；为了保卫已经在崩溃着的国际，他参与了一场关于“农民问题”的烦琐冗长的争论。季诺维也夫指出，加强农民上层和商人的经济地位，势必要使这些阶级的政治影响也相应增长。工人将被压倒，失去革命带给他们的一切有利地位。 正如在以前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一样，斯大林煽动性地故意把争论弄得尖锐化。他指责季诺维也夫实际上是要恢复战时共产主义，也就是说，恢复以恐怖手段控制农民的局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抗议对他们的观点的这种歪曲，可是徒劳无益；他们的纲领基础本来是这样的：贫农和工人之间的联盟应该继续保持，工人阶级居于统治地位对二者都有利。在过去几年中，季诺维也夫曾竭力寻求一种实现这一政策的政治途径——例如成立农民国际。他援引了列宁就这两个阶级的关系所说的话： “只要在10—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20—40年白匪恐怖的苦难。”[12] 在加剧了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争论之后，斯大林又代表党官僚出面充当两派之间的客观仲裁人。他曾经利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为他反对托洛茨基的矛头，现在，他又利用这两个人由此而丧失人心的处境来攻击他们本身。斯大林承认自己粗暴，但他指出，正是他本人保护了托洛茨基，使季诺维也夫打算开除托洛茨基的计划未能得逞。现在，他又不得不在这些革命无赖面前保护布哈林了。“你们要求处罚布哈林。请放心吧，我们是绝不会满足你们这些要求的。”[13] 斯大林所以如此热烈地维护布哈林，部分是由于在斗争的第一阶段，列宁夫人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也是反对他的人。克鲁普斯卡娅——当时我很熟悉她——是一个娴淑女子的典范。列宁生前，她是他的忠实助手，但从不干涉党内事务，因此她本人在党内也没有实权。在列宁临终前几年，当上层领导人剧烈争夺继承地位的时候，列宁对她所谈的知心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因此，如果说有什么人知道列宁真正希望哪一个领袖来继承他的话，那只有克鲁普斯卡娅。各个派别都急于把自己打扮成列宁唯一的真正继承者，因此也都急切地注视着羞怯的克鲁普斯卡娅，希望从她嘴里打听出秘密。在1925年10月，克鲁普斯卡娅曾经是反对派政纲上的四个签名者之一，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索柯里尼科夫站在一起。可是，到两个月后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上，她那胆怯的声音便被斯大林少壮集团的大合唱压下去了。她说，历史表明，伟大革命家的理想时常在他们去世后遭到歪曲，虽然他们的名字已被神化，他们的革命学说却被抛到了一边。这样小心翼翼地反对一下党的一般趋势，再加上谨慎地鼓励一番在代表会议上被击败的季诺维也夫，便是她所能做到的一切了。 国有工业是社会主义吗？ 经过三次延期，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终于在1925年12月于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围绕着两个主要问题：一，使工业同农业和小商业协调；二，改组党的领导集团。波波夫在他的官方历史中写道：“这次大会是在我党许多年来的代表大会都未曾有过的紧张气氛中召开的。”[14]莫斯科的人心万分激动，既反映了全国的也反映了代表大会的紧张状态。从辽阔国土的四面八方，代表们像潮水一样涌来，异口同声地报告全国各地的形势都令人悲观。 斯大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报告，他所关心的是维持党在工业管理方面的垄断，以此作为它垄断政权的基础。他把列宁的话加以发挥，使党的旧术语适应于新环境；在代表大会上，他把国营企业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实现，“按类型来说是彻底的社会主义企业。”[15]国营企业被认为是经济体系中的“社会主义成分”。[16]因此，国营企业生产数字的任何增长都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工业统计成了极权主义宣传的一部分。这种把国有企业和社会主义等同看待的说法，是斯大林建立他那套独创的和影响深远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前提，从这一点出发，斯大林第一次充分说明了民族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国家和一党垄断的原则。 季诺维也夫答复说，难道社会主义所意味着的仅仅是工业国有化吗？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一切标准，根据第一国际成立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准则来看，难道社会主义不是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根本改变吗？国有工业同私人工业一样具有剥削性，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只有在制约着工人和党、工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许多因素被改变以后，才能够废除剥削。单是在今天的俄国，再没有任何东西比社会主义更难以实现的了。如果把一切苏维埃制度的过渡状态、把我们的贫困和苦难都称做社会主义，那样一来，社会主义就将失去它的吸引力和理论基础。 斯大林的驳斥是：现在，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之间已经确立了某种均势。一个“资产阶级世界”和“无产阶级世界”间的和平合作时期已经开始，两个世界之间现在已经有可能建立和平联系。资本主义已经摆脱它在战争刚结束后所陷入的那种生产混乱状态；衰落的年代结束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正在发展”。[17]不过，这种政权的中心已经从欧洲移到美国，欧洲资本主义只是以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才换得它的稳定的。 “从前，主要的剥削者是英法德三国以及部分地包括美国，现在世界上的主要财政剥削者是美国和部分地包括它的帮手——英国。”[18] 斯大林尽可能地利用了人们普遍要求共产国际改变政策的情绪。 “夺取政权的问题，不论是今天或明天，都不在日程之上……我们必须探索无产阶级运动的新形式、群众运动的新形式、工会统一的形式。”[19] 不过，在认为共产国际革命已经毫无前景的同时，斯大林并没有放弃德国会对西方进行“革命”民族战争的可能性。 “道威斯计划加强了剥削，孕育着不可避免的革命……德国必须付出一千三百亿金马克，而它也决不会接受目前的边界和殖民地的丧失。如果认为正在日益向前发展的德国会容忍这种情况，那就是指望出现奇迹。” 斯大林在报告中用了很大篇幅来修饰这一论点，他列举了俄德两国历史上陈年古代的各种和约，证明它们都没有能生效。德国所以在他的演说中占据这样重要的地位，是由于当时正在就1926年两国签订的柏林条约进行谈判。 斯大林警告说，欧洲有发生一场新战争的危险，这场战争不会是别的，而只会是“西方列强”对苏联的另一次干涉。 “洛迦诺公约孕育着欧洲的新战争……洛迦诺公约是一个为新战争配置力量而不是为了和平的条约……英国保守党人既想用维持‘现状’的办法来对付德国，又想利用德国来对付苏联。他们不是太贪得无厌了吗？”[20] 不过，关于苏联在亚洲的政策，斯大林提出的主张是非常谨慎的。真理和正义“完全在”[21]中国革命方面，但是某些西方人所说的俄国因此就要对日本采取更为咄咄逼人的政策，那却是完全看错了。与此相反，“我国只有同日本接近”来反对美国“才有好处”。[22] “现在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然而是互相对立的吸引中心：各资产阶级政府倾向于英美，西方的工人和东方的革命者倾向于苏联。”[23] 欧洲还没有完全成为英美的殖民地，欧洲各国还在剥削着它们自己的殖民地。可是，形势却正在朝着完全屈服于美国的局面发展，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指望欧洲工人阶级的左倾”。 对于欧洲的这种左倾，应该以俄国的混合经济来配合。共产党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中农身上，放在热心于改善自己的处境、从而也会改善全国农业的农民身上；党应该“使贫农摆脱战时共产主义的心理”。 “贫农……指靠国家政治保卫局，指靠领导，随便什么都指靠，只是不指靠自己，不指靠自己的力量。应当使他们学习同富农作斗争，但不是用请求国家政治保卫局帮助的方法进行斗争，而是用政治斗争的方法，用有组织的斗争方法进行斗争。”[24] 反对派夸大了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分子——耐普曼在农村中的作用，他们在这些分子面前张皇失措。列宁格勒要求挑起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要求恢复战时共产主义，“因而就是要在我国宣布国内战争”。[25] 这样一种国内战争——斯大林继续说——将破坏我们迄今已经完成的全部建设工作，将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背道而驰，违反必须把农民经济包括在社会主义建设体系中的列宁主义的一般立场。通过这样地鼓吹温和政策和大力反对极端主义，斯大林得以把党内外和国内外一切希望在国外保持和平、在国内循序渐进的分子都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 人们在幻想乌斯特里亚洛夫和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专家会因为政策改变而兴高采烈——幻想我们是不禁止的。但是，他以及他那一类人如果不“为我们布尔什维克效力”，[26]那就会大倒其楣。 斯大林接着说，列宁格勒反对派拾托洛茨基以及在他以前的工人反对派的牙慧，说什么党正在丧失它的革命性和无产阶级性。这种哀叫党正在蜕化的悲号——斯大林叫嚷道——是吓不倒任何人的。“我们党没有蜕化，并且一定不会蜕化。它不是由那种会使它蜕化的材料组成的。”[27]党刚刚印行了一版《列宁选集》，如果党的干部读一读这些著作，单是这一点就将使他们不会蜕化。“哀叫党正在蜕化的悲号是吓不倒任何人的。不管有人怎样叫嚣……”[28] 反对派曾建议党根本改变它的阶级基础，把俄国工人全部组织在党内，从而把党从蜕化的道路上拉回来。反对派指出，俄国党从来也不是西方所理解的那种工人的群众性政党，特别不是西方的模范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体现的那种组织。反对派建议在短期内把俄国工人的90%吸收入党——这个计划被斯大林称为痴人说梦。斯大林以雇用二十人和二十人以上的工厂为产业单位，举出下列数字： 产业工人总数产业工人党员人数 % 1924年7月1日以前5,500,000390,000 7 1925年7月1日以前6,500,000534,000 8 1925年10月1日以前7,000,000570,000 8 把这七百万产业工人的90%都吸收入党，就会把党淹没；布尔什维克优秀分子就会失去他们的中心地位。（这正是工人反对派的目的，他们希望用这种办法来遏制党的蜕化，资产阶级化和官僚主义化。）同时，斯大林指出，在这8%的产业工人党员中，只有5%是在大工厂中工作，而且，就连这个数字也是通过把共产党员调进大工厂人为地凑成的。 按照1925年11月1日、也就是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的统计，党员和预备党员总数为一百零二万五千人，其中，只有58.6%是工人成分，余下的党员有23.8%是农民、17.6%是职员。因此，斯大林重申，使党无产阶级化而不丧失政权是不可能的。 他然后比较了有关俄国农民的数字： 农民总数农民党员人数 % （18—60岁）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53,000,000136,000 0.26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54,000,000202,000 0.37 斯大林举出这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数字，为的是强调农民在党内所占比例的微不足道，强调国家党完全脱离了俄国人口中的农民基础。[29] 在结论中，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对于党不再是一种危险了；它已经被完全粉碎。党在击败列宁格勒反对派过程中，也将表现出同样成熟和自主的力量。比照幕后的秘密操纵来看，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这一声明是非常有趣的。 季诺维也夫代表列宁格勒反对派，为他自己和加米涅夫提出了一份少数派报告；从工会问题曾经使党发生分裂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来，还从来不曾出现过少数派作报告的事。1923年以来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只是在政治局团结一致的基础上才得以进行的。促成这种团结的，是对托洛茨基的力量和野心的共同恐惧，但是党员们却以为这是思想上的完全一致。“三人集团”被说成像一个人，几乎就同宗教上神秘的三位一体论一样。因为受人崇敬的俄国领袖仍然是列宁，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学生安全地领导俄国，但是，他们只有在保持团结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出于这种恐惧而创造出来的领导人团结一致的神话，是一直政治权变的产物；政治局对外发言时就像一个人一样，至于它是怎样通过辩论作出决定的，则不准对党员有丝毫暗示。因此，完全抛开季诺维也夫报告的内容不谈，单是他提出少数派报告这一事实本身，便使代表们产生了不安的心情。当时的处境是困难的，即使是一个团结的、永不会犯错误的领导，要想找出正确的解决办法也不是容易事，如果领导人之间一旦分裂，如果列宁的继承人之间竟开始内讧，那岂不是…… 季诺维也夫首先说明，政治局内部发生分歧是在一年半以前，也就是说，在列宁刚去世后就发生了。他接着廓请了斯大林所强调的那些旨在迷人耳目的枝节问题。他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使代表大会多数派和少数派分裂的，并不是富农问题，也不是俄国的工业化问题。在怎样对待农民才算适宜的问题上，两派之间是有不同看法的，但不满意根本性的分歧。反对派更加强调有必要帮助贫农重新立定足跟，在购买农具方面给予他们以国家援助，支持他们组织合作社的愿望；因为工人的国家党如果不给予这种帮助，贫农就会越过越穷。但是——季诺维也夫特别声明——少数派并没有建议恢复战时共产主义的那套方法，从而在农村中重新发动内战，也没有建议以暴力把落后的农民经济社会主义化。他向这些诬蔑展开了猛烈斗争，指出斯大林提出这些东西来只是为了模糊问题。步托洛茨基的后尘，季诺维也夫也要求党更多地致力于把俄国工业化的中心任务。托洛茨基的纲领曾被称为“超工业化”，斯大林害怕强调工业化会危及他正在向农民上层寻求的支持。 然后，季诺维也夫谈到了主要问题，把代表大会分成两个不可调和的对立集团的问题。中心问题是党和工人中间、国有工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单是国有化并不足以表明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它只是几个有关因素之一，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工人和企业管理机构间关系的变化。一种国有化的或部分国有化的工业，可以大致原封不动地并入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去。决定国有化经济性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工人阶级能不能在对国有化经济的控制中居于关键地位。如果在阶级结构方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单是国有化并不等于社会主义，而只等于国家资本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工人的剥削仍在继续，甚至可能更厉害。 季诺维也夫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布尔什维克历史上第一次使这个问题——国有工业的性质这一现代问题——成为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在维护这种立场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科夫必须与之作斗争的不仅有斯大林（他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在俄国一国建成的论点，作为他夺取独裁权力的理论前提），也有对斯大林并不热心（在这个问题上）的盟友布哈林。布哈林的补充理论是：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将像“蜗牛那样慢步前进”。（后来，在社会主义已被官方宣布以后，布哈林的这句话竟被用来证明他是反革命！） 季诺维也夫说，如果俄国的生产方式仍然具有剥削性，那么，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也就要随着改变。像俄国国家的性质、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工人党的作用等问题，基本上都是以国有化工业是否等于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为转移的。在一种剥削无产阶级的经济制度下，是谈不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也就谈不到无产阶级委托党来专政。但是，当时的俄国又确实存在着一种斯大林正在加强的专政，因此，如果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就是某种别的专政。 苏俄经济学家拉林猛烈抨击了这种推理方式： “反对派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想法，具有许多重要的实践意义。假如由于我们的技术落后——也就是说，由于我国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便把一切都押在国际革命上，那岂不是比1923年反对派的想法还要糟得多吗？” 拉林也强调说，对这个中心问题——俄国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回答决定着党的一切政策。 季诺维也夫为了向工人阶级呼吁，把“新反对派”同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新经济政策代表大会）上的工会反对派联系起来。当时，布哈林（他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时常自相矛盾）同列宁的意见分歧，在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斗争中重新表现出来，而那次斗争所围绕的中心，也是国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季诺维也夫援引了列宁说明俄国五种经济形式的一段话：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承认现在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那末过渡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它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经济结构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 （2）小商品生产（这里是指大多数的出卖粮食的农民）； （3）私人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30] 向外国资本主义让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方面，但并不是唯一的方面。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据列宁说，国家资本主义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如果同时发生了若干比较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话。 季诺维也夫觉得列宁的这段话给予他的支持还不够有力，于是又引用了他的《论合作制》一文为自己撑腰： “你们觉得，生产资料属于工人阶级，国家政权也属于这工人阶级，这样的制度〔注意制度两个字——季诺维也夫插入这样一句〕就不能叫作国家资本主义。但你们没有注意到，我所以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是为了确定我们现在的立场同我在与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论战时的立场之间的历史上的联系。那时我就指出，国家资本主义要高于我国当时的经济制度；我很重视确定普通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我在帮助读者认识新经济政策时所说的那种特别的、甚至非常特别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继承性的联系。”[31] 季诺维也夫强调说，因此，工人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任务同工人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剥削的政策之间，是存在着一种“继承性的联系”的。必须探求出使俄国工人不致为俄国国有工业所剥削的新道路。必须让工人阶级有可能组织起来反对国家剥削者。它的独立已经丧失，必须把这种独立争取回来。 两派都连篇累牍地引证列宁的话来维护自己的观点。在新经济政策已经实行的1921年以后，列宁有好几次谈到苏维埃经济的性质，但是这些话从来也没有发展成对俄国新倾向的一种完整连贯的分析。引证这些偶然地、几乎是随便发表的言论，完全是一种学究作风，因为这些话并没有被列宁透彻说明，人们自然可以对它们作各式各样的解释。 如果斯大林的中央接受季诺维也夫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解释，那么，它所主张的独揽大权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唯一代表这一理论就会被动摇。如果国有工业是社会主义，独揽大权的国家党就是工人政党，专政国家也就同工人国家是一个东西了。 季诺维也夫在结束发言时，概括地提出了反对派要求立即实现的下列各点： （1）同“红色教授”们的修正主义理论作斗争。 （2）同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修正列宁主义的做法作斗争…… （5）发扬党内民主。 （6）停止对列宁格勒党组织的攻击。 （7）向已经被开除或疏远的一切反对派集团和流派表示，俄国党和共产国际愿意同它们合作。〔场内哗然，喊声：“重说一遍！”“重说一遍！”〕 （8）保卫提名和选举党的工作人员时所遵循的原则。 （9）在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重新估价设置总书记一职的问题。 随着这一纲领的提出，反对派便从学究式地解释和引证列宁著作的空谈上，一转而为直接攻击给予斯大林以无限权力的方案。一旦真正的问题这样摊开以后，争论的激烈程度和势不两立的情绪就一步深似一步。斯大林在为这场斗争作准备时，曾以为自己一定可以得到除党以外的两支最重要的苏维埃力量——军队和工会领导机关的支持。可是，尽管他进行了周密的操纵，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他还是在危乎其危的情况下才夺得大权的，这反映在两个军队最高代表的分裂上。 继托洛茨基之后担任军队首脑的伏龙芝[32]，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去世了；他曾经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过斯大林，许多代表都相信他遭到了一种新方式的暗害。伏龙芝的身体很不好，于是党命令他去做一次手术，医治一下他的消化系统；他在手术台上的死亡是对反对派的一个最重大的打击。[33]在他死后，斯大林委派伏罗希洛夫继任他的职务，但斯大林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把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拉舍维奇排除，仍然得让他在军事人民委员会坐第二把交椅。这样，党的领导集团的分裂在军队的最高指挥部中也反映了出来，这一事实更加重了普遍的不安。 “反对派〔伏罗希洛夫说〕打算完全改变政治局和书记处之间的关系，但是反对派并不理解书记处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书记处并没有决定党的政策。……我根本不懂你们在政治局的集体领导问题上说的那些废话。我们连政治局的指导也不需要。整个中央委员会将领导我们的党。” 反对派进行了大力挣扎。 “加米涅夫：……我们反对创造一种‘领袖’论；我们反对硬推出一个‘领袖’来。我们反对总书记集政治和组织权力于一身，站在整个党之上。我们主张制订出这样一种党章，它将把各个机构的全部权力都交给政治局政治局由党的所有政治领导人组成，同时指定书记处负责从技术上执行该局的决定。〔鼓掌〕……目前，书记处兼具政治和组织工作两方面的职责，事实上成了政治决策机构，我们不能认为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对党是有利的或正常的。 ……我现在已经看出，斯大林同志并不能胜任统一布尔什维克总参谋部的工作。〔喊声：这是说谎！胡说八道！你想的可好！现在摊牌了！代表们起立向斯大林同志欢呼。喊声：看看吧，党就是这样统一的，布尔什维克总参谋部一定要统一！〕 叶夫多基莫夫[34]〔从座位上喊道〕：俄国共产党万岁！乌拉！乌拉！〔代表们再次起立，高呼：乌拉！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万岁！〔代表们高呼：乌拉！〕党高于一切！〔鼓掌声和高呼乌拉声。〕 许多同志：斯大林同志万岁！〔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喊声：乌拉！〕” 由于支持布哈林的政策而站在斯大林一边的托姆斯基，继加米涅夫之后起立发言，他在驳斥加米涅夫的同时，对斯大林发出了一个间接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警告： “加米涅夫想把目前的状况说成这样，好像斯大林正在走向专制统治，好像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也都支持他的这一企图，这种说法是同样可笑的。政治局内部现在实行着真正的集体领导，专制领导制度是绝不会被接受的。这种制度不能够也绝不会存在。” 据代表大会的议事录记载，托姆斯基的话博得了“暴风雨般的长时间鼓掌”，这种情况使斯大林明白了一点：尽管它已经获得多数，斗争还没有结束。他为这次代表大会作了周密的准备。他组织了讨论——给反对派脸上抹黑的运动：在一百五十个要求发言的人当中，大多数人都只充当了单调地显示力量的工具，他们重复地攻击反对派的相同论点，重新肯定、重新申述和重新说明一切。斯大林使托洛茨基不得不保持沉默，并且把布哈林争取了过来。他安排了一次力量检阅，他的拥护者中包括所有苏维埃机关的重要代表，这给那些带着动摇情绪来开会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所有这些周密的准备都取得了成果：他作为党的总书记的地位被肯定下来。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甚至在他自己的拥护者当中也存在着不满情绪的事实给了他一个警告，使斯大林了解到：在他进一步采取行动以前，还需要另一个进行多方面活动的准备时期。因此，在致闭幕词时，他又披上了一件民主的长袍，以一个真正的民主派和另一个民主派谈心的姿态向欧洲工人阶级讲话。他说，全体工人阶级的团结要比党内的一些章则更为宝贵，工人阶级的团结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具有最高的价值。 “到我们这里来的外国工人越来越多，他们不仅是以朋友或兄弟的身份来的，而且真正是欧洲工人阶级派来的监督代表。他们在我国各处自由旅行，我们请他们参观我们的工厂和机关，我们在让他们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并不把他们当作我们要对之进行教育的好奇的学究，而是向他们汇报我们的成就和缺点。苏联是欧洲工人阶级的财产，他们有权对它进行干预。因此，我们希望在一旦发生资本主义干涉的时候，欧洲工人阶级就会出面保卫苏联，我们也相信他们会这样做。到我们这里来过的已经有一千五百五十个代表团，还有十六个代表团不久也要来。”[35] 党代表大会在459票对65票和41票弃权的情况下接受了斯大林—布哈林政纲。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关于我个人的插曲 我就是被邀请到莫斯科来的欧洲工人阶级“监督代表”之一，可是不应该忘记，邀我来实际是为了把我这个人弄出德国。当时我住在路克斯饭店里，处于一种被软禁的状态。按照共产国际的章程，作为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正式选出的主席团委员，我有权列席和参加任何一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欧洲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德国党内经常有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委员光临，他们参加党的一切集会，出席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的一切会议。这些来自世界组织的非正式的代表没有投票权，但是，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所表示的意见本身就足以影响政治的和组织方面的决定。在德国，甚至对于党及其附属机构的技术性组织工作和财政问题的细枝末节，他们都研究到了。[36] 不过，俄国党对它自己却从来也没有应用过这条章程。俄国政治局只有在举行一些特殊会议、议程只限于和俄国内部无关的问题时，才偶尔邀请俄国共产党人参加。如果在外国人面前辩论俄国问题，则总是一种做样子的讨论，它们是事先安排好的专门为解释和维护某种特殊观点而展开的说教。但是，直到这时为止，全党比较大的会议，特别是党代表大会，却一直容许大批外国共产党人列席。这是一种没有害处的礼貌表示，因为关于重大问题的真正决定，总是在大会召开前的政治局秘密会议上早已作出了。不过这一次，俄国的政治领袖们却没有能在政治局内部达成妥协，不得不在代表大会的公开讲坛上为他们的立场进行斗争。 我要求得到一张大会旁听证，并且写信给斯大林书记处三番五次地提出这一要求。我有权列席代表大会和参加辩论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我不仅是一个拥有上述特权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而且是德共柏林支部派来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德国问题”——在这一次，也就是对我和马斯洛夫展开的诬蔑运动——是共产国际报告的一部分。具有十足讽刺意味的是，把我召到莫斯科来的表面理由，正是需要我亲自参加讨论，以便澄清在德国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斯大林不敢冒险让我参加代表大会，表明了他的没有把握；我在大会上将没有投票权，但是我的出席也许会使列宁格勒反对派多得到几票。不过，斯大林对欧洲工人阶级“监督代表”的欢迎，这一次可是应用到了克拉拉·蔡特金身上，她向代表大会所致的贺辞是：“你们正沿着列宁主义的道路向前迈进，你们是一支具有高度纪律的、不可粉碎的钢铁般的队伍，你们一定会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取得胜利。” 我虽然不能亲身参加代表大会，却能从两方面得到详尽的消息。富有特征性的是，斯大林虽然对我大肆诬蔑，并且剥夺我在代表大会的公开讲坛上作答复的机会，他却又力图把我争取过去。他派了许多私人说客来见我，匈牙利党的领袖库恩·贝拉也是其中之一，他那不同于别人的粗鲁而直率的态度，倒是改变了一下我周围的气氛，几乎使我有耳目一新之感。在此以前，库恩一直是给季诺维也夫捧场的，他称赞季诺维也夫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组织者”，现在，他已经转到斯大林的阵营中。在莫斯科，流传着几十个关于他不择手段地为自己的新主子拉拢共产国际干部的轶事。在代表大会举行期间，他对我作了几次礼节性的访问，向我谈一些最新的消息；在快要举行反对季诺维也夫的决定性投票以前，他向我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建议。建议所围绕的中心，是马斯洛夫在莱比锡法庭受审时的表现问题——代表大会有一项还没有通过的决议，对他的表现作了指责。 “事情很好办，路特；我们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好。你可以回德国去，依旧在德国党内担任原来的职务。我们不需要你对俄国问题发表长篇政治声明。我们所要的只是一两行反对马斯洛夫的话。不要嚷，没有人要你重复党对他的指责。你可以不动声色地和就事论事地表示态度。你只要集中谈一个问题，你不同意马斯洛夫在法庭上的行径，认为他不该对资产阶级听众谈论党内事务。这种表示并不会使你受任何政治义务的束缚，这实际上算不了什么。只要你肯这样做，斯大林和我就会同德共中央把一切都安排好，到时候你便会看到事情办得是多么出色了。” 这种既威胁又利诱的办法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一方面，他们答应给我一份党内的美缺；另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上的党内恐怖和国家强制措施双管齐下，他们使我越来越感到自己的不安全，这样，党内的那份美缺也就会显得越来越诱人了。 在我9月到达莫斯科后不久，共产国际书记处按照惯例收去了我的护照，这样我便无法回国。我一再要求让我回柏林。对我的一再拒绝是违反共产国际章程的，因为我并没有被免职。这种强制措施在当时还是很少采取的。但是，他们虽然不愿意我在柏林，却也不愿意我留在莫斯科；于是，便有许多医生接二连三地来检查我的健康状况，异口同声地建议我到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疗养院去住一段时期。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书记处花费很长时间讨论了这些建议，最后给我送来一份盖着鲜艳夺目的共产国际大印的通知书，以共产国际纪律的名义命令我立即到高加索去休养（这份奇怪的文件一直保存在我手里，直到1933年3月我在柏林的住所被盖世太保袭击时为止）。 除去库恩以及像他这一类人以外，还有一个来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代表伴随着我，这是一个叫鲍格里宾斯基[37]同志的人，他以各种借口每天早晚来看我，向我报告代表大会的进展情况——并且探听我对反对派的政纲和前途的看法，而在日间，他则同传达室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一起监视我的行动和来访者。这种安排又一次使我认识到多数派地位是不稳定的，它意识到俄国工人对党专政的深刻不满，因此才疑神疑鬼，处处设防。鲍格里宾斯基对托洛茨基特别感兴趣，当时，托洛茨基作为中央委员出席了大会，但是没有参加辩论。两个集团都害怕他——他们曾经联合起来反对他——现在，两方面都希望把他争取过去；在动摇不定的地方代表当中，托洛茨基的态度是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鲍格里宾斯基每天评论说，托洛茨基今天脸色好，或者脸色不好；他同这个人或那个人讲了话。“我今天在走廊里看见了托洛茨基。他在同一些代表讲话。我听到了一点谈话内容。他没有谈到重大问题。他没有表示支持反对派，在这方面连一点暗示也没有。这可太棒啦！那些列宁格勒来的家伙们可要挨一通好打了！” 鲍格里宾斯基才三十来岁，是一个典型的新官僚。他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苏维埃国家政权，希望国家官吏能得到更多的特权。在他看来，斯大林体现了一种以俄国内外部稳定为基础的正确政策。他对那些妨碍实行新方针的老一代的憎恨是真实而强烈的，因为除去他们的政策不正确而外，他们还妨碍了像他这样的晚生后辈升上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 从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奠定的基础出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便逐渐变成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宗教，一切反对它的异端邪说都不容许存在。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以后写道： “……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获得胜利是‘新反对派’的基本错误，因为‘新反对派’的其他一切错误都是从这个错误产生的，……在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合作社的作用、对富农斗争的方法、中农的作用和比重等等问题方面所犯的一切错误，都是从反对派的基本错误、从不相信可能用我国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产生的。…… 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彻底揭露了‘新反对派’的错误，斥责了‘新反对派’的不相信的态度和叫苦的行为，明确地指出了进一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给党指出了胜利的前途，因而用对社会主义建设必获胜利的坚强信念武装了无产阶级。”[38] [1]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Ефремович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0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 [2]维萨里昂·维萨里奥诺维奇·罗明纳兹（Виссарион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Ломинадзе，1897年6月6日——1935年1月？日），191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库塔伊西党委书记。1918—1919年任第比利斯苏维埃主席。1919—1920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1924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年以少共国际代表的身份进入共产国际主席团。1927年4月接替罗易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负责人，参与了八七会议，对广州起义的失败负有重要责任。1928年回国。1929年任联共（布）外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30年同司尔佐夫等人参与建立反对派组织而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32年再度组建反对派组织。1933—1935年任联共（布）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委书记。1935年自杀身亡，死后被开除出党。 [3]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Андре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Жда́нов，1896年2月26日——1948年8月31日），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6月加入红军。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选为团委员会成员，参与在乌拉尔进行革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并担任沙德林斯克苏维埃主席。8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沙德林斯克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沙德林斯克县苏维埃农业委员会委员。1922年任特维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34年担任联共（布）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24—1929年任联共（布）下诺夫哥罗德省委第一书记。1934年2月调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4年12月兼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书记、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市委书记。1935年2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5月任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1938年3月任海军总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兼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39年3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40年1月任西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1年6月任苏联最高统帅部常务顾问。7月任西北方向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2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44年6月晋升为上将军衔，同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48年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4]李可夫，转引自弗里德里希·波洛克：《1917—1927年苏联的计划经济实验》，莱比锡1929年版，第143页。——原注 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Pollock，1894年5月22日——1970年12月16日），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1923年起支持马克思主义。1924年参与创办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同科尔施合作，并与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合作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纳粹党上台后流亡美国。1950年返回西德。 [5]《宣誓》——歌颂斯大林为列宁继承人的1946年的一部苏联影片——的一开头，就是一个斯大林格勒的工人在1924年下乡为党做工作时被富农暗杀的场面。——原注 [6]基佐也曾向法国农民提出过这一口号。在《共产党宣言》的头一段，他就被马克思作为欧洲反动势力的象征之一提了出来。1885年，在一次经济萧条刚结束之后，俾斯麦也曾说过同基佐的想法类似的话：“我多么希望德国有若干个百万富翁啊！”——原注 弗朗索瓦·皮埃尔·吉尧姆·基佐（FrançoisPierreGuillaumeGuizot，1787年10月4日——1874年9月12日），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出身于新教家庭。法国大革命后流亡瑞士，倾向于自由主义。1805年回国。路易十八第一次复辟期间，于1814—1815年任内政部秘书。拿破仑复辟后辞职。路易十八第二次复辟后，于1815—1816年任司法部秘书。1819—1820年任内政部国务秘书。1830年1—7月任复辟王朝国会议员。1830年参加七月革命，七月王朝建立后，于同年8—11月任临时政府内政大臣。1830—1948年任卡尔瓦多斯（Calvados）市议员。1832—1834年、1834—1836年、1836—1837年任公共教育大臣。1833年当选为法兰西文学院院士。1836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840—1848年任外交大臣。1847—1848年任首相。七月王朝被推翻后流亡英国。1849年回国后脱离政治活动。 [7]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乌斯特里亚洛夫（НиколайВасильевичУстрялов，1890年11月25日——1937年9月14日），1913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在莫斯科大学任教。他是立宪民主党人。十月革命后支持高尔察克。此后流亡中国等地。1921年发表《路标转换》一文，鼓吹同苏俄和解，实际上企图调和民族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被视为俄罗斯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驱。1935年回到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处决。 [8]布哈林是老布尔什维克学派的少数几个大经济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已大都被禁，很多都没有英译本。他在这一时期提出的一整套理论，即世界大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开始了一个政治和经济职能相熔合的过程，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提了几句；今天，结合从那时以来纳粹和斯大林主义国家政权的发展情形来看，他的理论是非常发人深思的。布哈林的主要经济著作《过渡时期的经济》（汉堡1922年版），对若干同今天有关的问题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说明。从1929年起，布哈林便从来也没有怀疑过俄国新政权的真实性质。他于1938年受审时，在他能够冲破国家检察长维辛斯基精心编织的讯问之网的范围以内，布哈林说明了一种同俄国的敌人——当时主要是德日两国——妥协，以便摧毁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垄断权力的理论。他供认自己甚至打算把苏联的部分领土，具体地说，把乌克兰、沿海各州和白俄罗斯割让给德国、日本和英国（对后者是间接割让），如果那样做能够削弱斯大林独裁权力的话。“从心理上讲，我们，一度鼓吹过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们，开始对我们那些庞大的、飞跃发展着的工厂感到不满了，我们起先对它们只是耸耸肩膀，然后是讽刺挖苦，最后便怒火中烧，咬牙切齿，觉得它们好像是一些贪婪的巨怪，把所有的东西都吞食个精光，剥夺了广大群众的消费资料，象征着某种危险……”见《反苏维埃“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案审判记录》，莫斯科1938年版，第381页。——原注 [9]转引自莫里斯·多布：《革命以来俄国的经济发展》，第298页。——原注 [10]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梅德维捷夫（СергейПавловичМедведев，1885年3月15日——1937年9月10日），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起开始参加工人运动。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发起成立阿钦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1918年回到彼得格勒。内战期间曾任全俄革命法庭主席。1920年起是工人反对派领导人。1923年支持左翼反对派，但1926年以后又退出反对派活动。20年代后期在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78年平反。 [11]《国际新闻通讯》，1926年1月5日，在纳粹国家党统治德国时期，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1936年的工厂委员会选举，反映了对党的大力抵抗，因此，工厂委员会很快就被放弃，不再被视为一种操纵媒介了。1946年的英国也发生过类似情况，在工会又一次被并进了政府组织的时候，工厂代表委员会获得了重要地位。“一种显而易见和令人伤心的情况是：工人并不愿意追随他们那些屁股老贴着椅子的领袖；他们宁愿服从大街上的工厂代表。”见《经济学家》，伦敦，1947年1月18日。——原注 [12]季诺维也夫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引自列宁的论文《论粮食税》。〔参看《〈论粮食税〉一书纲要》。《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3页。《〈论粮食税〉一书纲要》和《论粮食税》是两篇文章，原注有误。〕——译者注 [13]苏瓦林：《斯大林》，第378页。苏瓦林的这本斯大林传是比较详细地谈到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唯一著作。——原注 [14]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249页。——原注 [15]《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2页。——译者注 [16]同上，第251—252页。——译者注 [17]查《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19页）相应部分，译文是“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巩固起来”，与此句稍有不同。——译者注 [18]参阅上引书，第223页。——译者注 [19]上引书相应部分文字上和这里颇有出入。此处采按原文翻译，以下引文如未注明直接引自《斯大林全集》，情况同此，不再加注。——译者注 [20]除中间一句外，译文均用上引书第227页。——译者注 [21]同上，第243页。——译者注 [22]同上，第243页。——译者注 [23]参阅上引书，第233页。——译者注 [24]参阅上引书，第275—276页。——译者注 [25]同上，第278页。——译者注 [26]同上，第283页。——译者注 [27]同上，第282页。——译者注 [28]参阅上引书，第283页。——译者注 [29]在1926年，俄国只有两座人口超过一百万的数字和一座人口超过五十万的数字。当时最大的无产阶级中心的人口和相应的最大党支部的党员人数，如下表所示： 人口党员数 （1926）（1927） 1莫斯科2,025,947 91,647 2列宁格勒1,614,008 82,245 3基辅513,78910,838 4巴库452,78918,976 5敖德萨420,8889,250 6哈尔科夫417,18616,179 7塔什干323,6137,865 8罗斯托夫308,28410,183 9第比利斯292,9739,098 10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233,001 9,735 11下诺夫哥罗德230,428 9,796 12萨拉托夫215,369 7,173 13图拉152,6777,011 14斯大林格勒148,370 5,648 15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36,404 5,319 16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111,443 5,669 17彼尔姆84,8158,885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1卷，第534页。）——原注 [30]《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0—321页。——译者注 [31]参看《论合作制》。《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7页。——译者注 [32]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МихаилВасильевичФрунзе，1885年2月2日——1925年10月31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8月任雅罗斯拉夫尔军区军事委员，同年12月又被任命为第4集团军司令员。1919年8月改任土尔克斯坦方面军司令员。1924年3月被任命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海军副人民委员，并兼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军事学院院长。1925年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陆海军人民委员。1925年10月31日在一次手术中因药物过敏而逝世。 [33]当时，鲍里斯·皮尔尼亚克在莫斯科的一家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它的神秘的标题是《永不黯淡的明月》，副标题是《一位司令官被暗杀的故事》。小说的内容如下：一个国家被三个人统治着，在他们当中，一个是军事领袖，两个是政治领袖。其中的一个政治家强迫军事领袖动一次手术，虽然医生和他本人都表示反对，因为他心里有许多奇异而可怕的预感。而斯大林下令没收这一期杂志并对杂志编辑采取行动的时候，这篇小说引起的轰动达到高潮。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的那几个月里，我正在莫斯科，从许多同志那里听到了他们对伏龙芝的死亡感到的怀疑。参看苏瓦林：《斯大林》，第371页；托洛茨基：《斯大林》，第418页。——原注 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皮尔尼亚克（Бори́сАндре́евичПильня́к，1894年10月11日——1938年4月21日），苏联作家。1909年起开始出版作品。20年代与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关系密切。1925年因在小说中指控斯大林用医疗手段谋害伏龙芝而受到批判。1929年短暂担任全俄作家协会主席，后因出版小说《红木》。30年代期间秘密向左翼反对派提供资金支持，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34]叶菲姆·格奥尔基耶维奇·叶夫多基莫夫（ЕфимГеоргиевичЕвдокимов，1891年1月20日——1940年2月2日），1918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19年加入契卡。曾主导了“沙赫特案件”。1934—1937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37年3—9月任联共（布）亚速海—黑海省委第一书记。1937年9月—1938年5月任联共（布）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38年5—11月任副水务运输人民委员。1938年11月被捕。1940年遇害。1956年平反。 [35]《斯大林全集》有关部分未见此段。“代表和参观者”的数目是五百五十个而不是一千五百五十个（见第7卷，第237页）。——译者注 [36]不过，只有由选举产生的主席团委员才拥有这些特权；在这一时期，德国党拒绝了多次向他们提出的一个建议，即邀请共产国际的技术专家参加德共政治局的会议。有两个这样的专家格罗尔曼和伊德松，他们都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干部，1924年在柏林住了好几个月，竭力想干涉德共中央的政治生活，但始终未能得逞。——原注 [37]马特维·萨莫伊洛维奇·鲍格里宾斯基（Матве́йСамо́йловичПогреби́нский，1895年？月？日——1937年4月4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15年入伍。1919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20年加入契卡。1920—1921年任塞米巴拉金斯克契卡革命法庭主席。1925—1929年任格别乌驻苏联人民委员会行政和组织局组织部部长。1926—1928年任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劳动公社主席。1928年赴意大利劝说高尔基回国。1929—1930年任格别乌驻莫斯科军区副代表。1931—1933年任格别乌驻巴什基尔全权代表。1933—1934年任格别乌驻高尔基全权代表。1934—1937年任高尔基内务局局长。1937年自杀身亡。 [38]斯大林：《列宁主义》。重点是我加的。（参看《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4—75、87—88页。）——译者注
第二十一章俄国外交政策对共产国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二十一章俄国外交政策对共产国际 ·季诺维也夫信件 ·在爱沙尼亚的冒险行动 ·在保加利亚的最后一幕 从列宁去世到斯大林作为他的继承人取得最终胜利的这些年中，呈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怪现象。一方面，大家都承认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一个稳定时期，并且尝试着恢复俄国同资产阶级世界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这段时间里内讧激烈的俄国党，又在从英国到爱沙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许多国家中进行了一系列挑衅。 俄国为在它的外交政策中达到某种平衡而作的努力，从一开始起就和国外一切反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主要攻击对象——共产国际发生冲突。同资本主义世界调整关系，从俄国内政的角度来看成了必不可少的步骤，因为它希望通过外交政策方面的最大稳定来镇压一切反对派。苏俄已经在1921年被德国承认（在“拉巴洛条约”中），随着这一缺口的打开，一系列其他国家也相继效法。在以后两年中，苏俄驻国外代表加强了他们的外交活动。在党内，1924年被称为“承认年”。苏联政府先后为英国、意大利、挪威、奥地利、希腊、但泽、瑞典、丹麦、墨西哥、匈牙利、年轻的中华民国和法国所承认，最后，日本到1925年1月也承认了它。这种外交和解不仅加强了革命俄国的国际地位，也加强了俄国可能在资产阶级世界中和平生存下去的希望。 在1924年5月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在讲话时指出，这一政策尽管取得了成功，如果不以继续支持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政策作补充，它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在同斯大林争夺权力的过程中，他强调共产国际在俄国政策中的作用；阶级斗争并没有因为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条约而宣告结束。资本家的进攻仍在继续。5月14日，也就是大会开幕前一星期，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和科英布拉破获了阴谋爆炸案。费利克斯·诺伊曼[1]和斯柯布列夫斯基在柏林被捕，很快就要成为契卡审判中的主要被告。 另一方面，季诺维也夫说，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一系列国家中取得政权。“第二国际已经在最大的资产阶级国家——英国执政。英国不是波兰，不是冰岛，甚至也不是德国。它是英国！”法国、比利时和丹麦正在步英国工党的后尘。柏林有五十万共产党选民，巴黎有三十万以上。而在二月革命以后的选举中，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选民加在一起还不到八十万人。在索非亚和布拉格也存在着共产党的巨大力量。因此，共产国际的下一步任务将是“使共产党人在伦敦和纽约取得重大胜利”。 当斯大林在1922年4月2日成为总书记时，他在争取控制党并且通过它控制国家的斗争中，已经赢得了第一步重要的胜利；但是，直到1924年7—8月间举行过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他才得以大举渗入共产国际机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第一次以俄国代表的身份露面）。他充分利用了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布尔什维克化口号，把它变成了排挤季诺维也夫的最有效工具之一。 “在许多国家中，阶级战争都遭到失败，特别是在德国，领袖们在1923年秋天犯了一系列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鉴于这些经验，认真考虑德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问题，便成了当务之急。……代表大会提醒一切党注意在工会中进行工作的无比重要性，并指出有必要组织车间核心作为党组织的基本单位。在此以前，某些国家的共产党一直不留着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主要是根据地域原则按选区组织起来的。”[2] 争取控制权的过程是长时期的，斯大林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代表活跃在每一个地方，不放过每一个可以用来瓦解共产国际的机会。 季诺维也夫信件 在英国，共产国际的革命政策不受欢迎，英国共产党在工人中间的影响很小。可是，在英国工会主义者当中，对苏俄的态度却是友好的，而且，这种友好情绪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增长。 在1924年夏天，俄国试图同英国达成贸易协定。谈判在8月5日破裂，主要的障碍是战前的俄国债款问题，苏联代表拒不承认；但是，达成贸易协定的期望在英国仍然存在。俄国曾经表示，如果能有合理的贷款条件，俄国愿意购买价值一千五百万英镑的机器，甚至在官方谈判已经破裂以后，苏联纺织托拉斯的一个采购委员会还继续想购买价值五百万英镑的纺织机器。由于失业数字很高，职工大会赞成在俄方提出的条件下接受这笔交易。职工大会主席斯韦尔斯[3]指出，受经济不景气的打击特别严重的造船业可以通过为苏联造船而得到复兴。职工大会通过了下列决议： “考虑到联合王国目前存在着不正常的和长期的失业现象，而一天不让俄国进入国际大家庭，就一天不可能恢复联合王国的战前对外贸易，本总委员会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同苏联重开谈判，以达到下列目的：1）在外交上完全承认俄国的苏维埃政府。2）鼓励和支持同俄国通商，对英俄贸易应用‘贸易促进法’和‘外贸法’。”[4] 英国工会主义者要求同苏俄通商的这种希望，首先只是由他们希望克服失业的意愿引起的，以后，随着这种希望的发展，共产党的影响在工会中日益增加，终于在次年的总罢工中反映出来。 在这一时期，斯大林希望用促进对外贸易的办法来克服国内的经济困难。同英国进行的上述谈判只是根据斯大林的这种愿望制定的总政策的一部分。忙着寻求新贸易关系的俄共经济学家、外交家和政府官员，感到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碍手碍脚，妨碍了他们同资本主义世界改善政治关系的努力。企图继续执行革命的政策，就是对俄国更广泛利益的一种直接破坏。 1924年10月10日，也就是第一届麦克唐纳内阁刚成立几个月以后，英国外交部截获了一份据说是季诺维也夫写给英国共产党的信件。这封信指示英国共产党不要仅限于争取批准悬而未决的英苏条约这种一般的宣传鼓动，而要特别注意在英国军队中建立党小组。 “从你们最近的报告来看，在陆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显然是做得不够的，在海军中也好不了多少。你们说，吸收的党员数量虽少，质量却很好，这种解释在原则上讲并不错；不过，如果能在每一个军队单位，特别是在全国各大城市的驻军，以及在军需工厂和军用仓库的工作人员中，都有党小组存在，那总是一件好事……一旦发生战争危险，在有后一批人的帮助以及同运输业工人保持联系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使资产阶级的全部军事准备陷于瘫痪，开始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阶级战争。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警惕…… 据我们所知，英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部还有一个缺陷，这就是缺乏专家，缺乏未来的英国红军指导员。现在是你们考虑建立这样一个专家机构的时候了当激烈的斗争一旦爆发时，这一派人同领袖们在一起，就能构成党的军事组织的指挥中枢。……不要把这件工作推到将来，因为很可能在你们措手不及的时刻，便爆发了事变。”[5] 信末的签名是季诺维也夫和库西宁，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主席和书记。在英国流传的这封信有两种文本。在一种文本上，英国共产党人阿图尔·麦克马纳曼[6]也是信的签署；在另一种文本上，他则是收信人。 麦克唐纳以首相的身份指示外交部最仔细地审查信件的真伪，同时起草致俄国政府的抗议书。10月24日，也就是发出上述指示一星期后，英国外交部交给苏联驻英代办一份照会，声明“英王政府不能容许这种宣传，必须把这一事件视为从外界对英国内政的直接干涉”。[7]苏联代办答复说，他的政府愿意把这份文件的真伪问题交给法庭作公正仲裁。 英国当时正在进行竞选，这封信不仅被保守党用来反对力量微不足道的共产党，而且被他们用来中伤工党。斯坦利·鲍德温[8]说：“看到季诺维也夫先生以那样的口气谈论英国首相，我的血都沸腾起来了。”[9] 当时，我正作为参加英国党代表大会的德共中央代表停留在英国，把我的时间用在观察麦克唐纳的竞选上。我在诺丁汉、利物浦和伯明翰的群众集会上听过他的演说。第一届工党内阁——由失业造成的动荡局势的反映——不可能通过影响深远的社会立法，因为连它自己的劳工组织对它都不甚支持。我很感兴趣地看到，在一个只存在着人数很少的共产主义派系的国家里，共产国际的政策竟成了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当我回德国后，某些英国报纸竟指责我是把季诺维也夫信件秘密带进英国的人。 工党在选举中遭到严重失败。它在议会中的席位从一百九十一席减少到一百五十一席。自由党的议席从一百五十九席降为四十席，保守党重新获得多数。 新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10]照会苏联政府，声明英国政府认为季诺维也夫信件是真实的。苏联政府驳斥了这一照会，再次提出把信件交给国际法庭仲裁，但英国政府未予理会。11月26日，季诺维也夫写信给英国职工大会，否认他写过这封信，第二天，他举行了外国记者招待会，这是共产国际主席极少采取的行动。英国工会派出由本杰明·提累特[11]和乔治·杨格组成的代表团去俄国；他们在检查了全部有关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议事录以后，得出信件显系伪造的结论。 在英国，工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着手调查季诺维也夫信件的真伪以及它发表前后的详细情况。一个名叫布莱德雷·戴恩夫人所雇的一个女仆向这个委员会宣誓作证，说外交部的一个官长格雷戈里先生曾在部中接见过一个白俄，和他讨论了一些金钱上的事。工党领袖托马斯以这一证词向格雷戈里提出责问，并指出，格雷戈里做法郎投机买卖损失了一大笔钱，于是他参与制造季诺维也夫来信的事件，从中捞到不少报酬。格雷戈里否认这些指责，以后，这一事件暂时便被搁置下来。[12] 在英国，季诺维也夫信件是帮助保守党重新上台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在俄国也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把保守党和工党分别开来，而且也区分了俄国党内的保守派和革命派。一切官方声明都为季诺维也夫辩护，驳斥外国人对他的攻击，但是在党内，特别是在党的上层集团中，这一事件却被用来加强反对共产国际及其领袖的活动。 国家政治保卫局玩弄了转移别人注意力的相当漂亮的一手——他们从柏林警官那里弄到一份声明，说季诺维也夫信件和其他许多共产国际文件，都是由柏林的一个白俄机关伪造的。[13]10月19日，同一个柏林警察署在该市查出了一所设有伪造各国护照全部设备的房屋，这件新闻向全世界公布出来。 在英国，信件问题以俄国的明显失败而告终。苏联大使拉科夫斯基没有得到他所要求的道歉。11月28日，俄国总理李可夫在一篇向纺织工人代表大会所作的演说中，指责英国保守党是架着季诺维也夫信件的拐棍重新上台的，他说，英国企图把欧洲联合起来反对苏俄。 在我看来，季诺维也夫信件确实是伪造的。表明它多半不是真实的证据，并不在于各种技术细节——例如在英国流传着各种互有出入的文本等等，甚至也不在于信的内容，而在于英俄两国当时的政治背景。从季诺维也夫对待西欧的整个政治态度来看，这封信便露出了破绽，因为共产国际在英国的活动中心肯定不是比较软弱的军队，而是群众性的劳工组织。另一方面，被工党的第一次胜利吓得要死的保守党，在为重新执政而进行的斗争中，正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不难想象，一份不利于共产国际的文件自然会被他们视为至宝，立即发表出来。与此同时，这样一封文件会使季诺维也夫成为破坏英苏改善关系的罪人；不择手段的斯大林，在他争取控制共产国际的斗争中，也正在急切地寻求着一切可以利用的武器。对有关的两个集团——英国的保守党和俄国党内的斯大林集团，它们都正在争夺权力——来说，把季诺维也夫信件公布出来显然是有好处的；这也就是说，两个集团都很可能和编造这封信的活动有关。正在扩大着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继承了沙皇暗探局挑拨煽动的一整套策略，它以新的技巧应用着这套老的手法，把那些同其他国家政治警察合作的反布尔什维克集团收买过来，利用它们作为渗入和操纵的掩护，从而和这些国家的政治警察间接搭上关系。经济一时拮据因而容易受贿的格雷戈里，正是俄国间谍所要寻找的那种文官。季诺维也夫后来告诉我，他曾经怀疑那封信是国家政治保卫局伪造的，但他找不到证据。工党调查中出场的女仆和白俄，肯定带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气味。直到1928年，这一事件才最后得出结论，而到那时，它的目的早就达到了，季诺维也夫已经被赶下台，保守党也又一次执政。 在爱沙尼亚的冒险行动 英国发生的事件使季诺维也夫更加感到自己的不安全。于是，他和加米涅夫分别躲进了他们的都市要塞——季诺维也夫退回列宁格勒，加米涅夫躲在莫斯科。在他的列宁格勒堡垒中，季诺维也夫盘算着把势力扩展到邻近的爱沙尼亚去，以巩固他的党组织堡垒。 在内战时期，爱沙尼亚一直是对俄国发动入侵，特别是尤登尼奇进攻彼得格勒的基地。它同一切反对大俄罗斯人的势力合作，以这种方式赢得了自己的独立。在它的一百十二万五千人口中，大部分都是农民；1925年，全部人口中有70%是小农，耕种着他们在1919—1920年瓜分大田庄时获得的一份土地。工业主要是一些雇用二十名到五百名工人的小工厂，在工人们当中，亲共产党的情绪很淡。独立的爱沙尼亚过得很好；它的生活水平高于它那庞大的革命邻邦。爱沙尼亚有三个重要政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和民主党；公开亲德的议员有三名，亲俄的议员只有一名。1920年2月2日，爱沙尼亚同俄国签订了道帕特条约，在条约中，两国相互承认彼此新获得的地位。[14] 爱沙尼亚共产党的人数不多，但是战斗性很强。1924年11月末，配合各国反对共产国际的活动，爱沙尼亚政府突然袭击共产党本部，逮捕了好几百名共产党人。季诺维也夫的密友和秘书，米哈伊尔·柯别茨基[15]是当时的苏俄驻塔林大使和共产国际的代理人，[16]季诺维也夫对11月逮捕的反应是，决定把农业的爱沙尼亚和工业的列宁格勒合并。他同红军情报处长别尔津[17]将军达成协议，以此来抵制总书记日益增长的权力。他们一致认为，对付爱沙尼亚这样的国家，是毋需经过长期准备的，由一小群人发动一次政变就能决定它的命运。于是，在内战英雄齐博尔的领导下，一支由六十名红军军官组成的队伍被送过了边界。[18] 12月1日，这群俄国军官加上由他们武装起来的几百名爱沙尼亚共产党人，向若干政府建筑物同时发动进攻——这是通过攻占政权象征所在来夺取政权的标准方式。爱沙尼亚军队以惊人的精力进行回击，把“起义”镇压了下去，宣布实行戒严。俄国人越过边界撤回本国，有一百五十名共产党人在起义后二十四小时内就被处决。这些人当中有季诺维也夫的一个亲密合作者，维克多·金吉谢普[19]，为了纪念爱沙尼亚的死难者，俄爱边境上的一座小城亚姆堡改以他的名字命名。 此后，两国之间的关系依旧很疏远。十五个月后，一个前沙皇军官帕德纳在列宁格勒的一次审判中供认，爱沙尼亚间谍曾把红军的军事秘密出卖给一个英国军官弗兰克上校；这次审判的四十八名爱沙尼亚被告中，有十三名被处决。[20] 斯大林在俄国党内的支持者对爱沙尼亚事件拍手称快，认为这是季诺维也夫个人的失败，使他们的手上又多了一件武器，更便于把他从共产国际主席的位置上赶下来。这一时期，我到莫斯科去过好几次，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总会听到一种弦外之音，这就是：俄国正在千方百计地调整它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可不能再受共产国际这个烂摊子的连累了！ 在保加利亚的最后一幕 共产国际的危机在保加利亚达到最高峰。 从赞科夫6月政变和共产党1923年9月暴动被镇压以来，保加利亚一直长期处于内讧状态之中。赞科夫试图把参加政府的各党合并在一个“民主联盟”（就和今天的“祖国阵线”相似）之中，但是在他发动政变后五个月举行的选举中，竟有35%的选票为政府的反对党所获得。共产党继续在国民议会中具有席位，但它的组织活动则受到限制。 这个国家长期生活在一种动荡不安、充满阴谋和反阴谋、恐怖和反恐怖的形势之下。数以千计的人由于从事政治活动而被捕；许多人被暗杀。斯坦波利斯基反对派避居到南斯拉夫，在那里出版了他们的报纸《农民旗帜报》；他们经常越过边界向本国进行武装骚扰。马其顿的民族主义团体“内马其顿革命组织”（简称IMRO）也同样活跃；他们在佩特里奇地区组织了一个国中之国。在政变已经过去一年零八天之后，内政部长居然还在国民议会中说出这样的话：“我走在索非亚的街头，感到就像是在战时巡阅战壕一样。”[21] 共产国际通过季诺维也夫和季米特洛夫，企图为巴尔干指出一条摆脱这种阋墙之争的出路。1924年春，在维也纳召开的一次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拟订了一个争取成立巴尔干联邦的纲领，按照这一纲领、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都将成为联邦中的自治单位。会议发表宣言，号召进步的欧洲工人和革命运动，特别是俄国共产党人，支持这些国家，帮助它们抵抗南斯拉夫、希腊和保加利亚的帝国主义计划。1924年5月5日，巴尔干联邦的旗帜升上了天空，号召巴尔干的一切革命者都团结在它的周围。 这份宣言的耸人听闻的一面是它宣布共产党人同内马其顿革命组织结成了统一战线。在宣言上签名的有好几个内马其顿革命组织的真正领袖，其中包括两个月后被暗杀的托多尔·亚历山德罗夫[22]。在保加利亚，将不和索非亚政府打任何交道。被压迫民族实行自决的纲领，将通过在巴尔干各国议会中同时采取行动来实现；但是在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中，马其顿的六名议员仍将单独组成一个集团。 在伦敦以及在巴尔干所有国家的首都，人们对共产党和马其顿民族主义分子的这种联合都惴惴不安地注视着。希腊独裁者潘加洛斯[23]偷偷摸摸发动的一场小规模战事，加剧了这种联合所造成的紧张局势。他向保加利亚发动侵略，但是在国联的坚持下，终于又撤回军队，并且赔偿他的军队所造成的损失。 在许多次政治暗杀中，有一次造成了重大后果——保加利亚将军和执政党主席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夫[24]，于1925年4月14日在索非亚为一个不知名的凶手所暗杀。两天以后，当人们正在圣日曜日教堂为他举行葬礼时，一枚定时炸弹突然爆炸，炸死了一群政府要人——十四名将军、三名国民议会议员、索非亚市的市长和警察总监——死者总数达一百二十八人。 保加利亚政府以反恐怖对付恐怖。它宣布戒严，实行宵禁，大肆逮捕。调查工作秘密进行，但是查不出关于这次密谋的真实线索。有两名保加利亚军官明可夫[25]上尉和杨可夫[26]上尉，被指控为安放炸弹的凶手，他们被捕时就被警察当场杀死。许多次要人物也统统被捕——教堂看门人彼得·扎德戈斯基、两个据说是窝藏了明可夫和杨可夫的人以及公开说这两个军官完全无辜的犹太律师马可·弗里德曼[27]和后备役军官高耶夫上校等等。没有对公众发表详实报告。有十人受到军法审判；五人被判死刑，其中有格奥尔格·季米特洛夫，他受到缺席审判。他的一个兄弟托多尔被捕后，在索非亚监狱中被杀害；他的母亲和妹妹莉娜[28]逃往俄国。有三人未经审判便被活活烧死。扎德戈斯基、弗里德曼和高耶夫被公开吊死，这一“饱人眼福的独特场面，吸引了四万名观众”。 “前部长彼得·雅涅夫[29]和基里尔·巴甫洛夫[30]同他们的几个朋友一道，在索非亚警察总署熊熊的大火炉中被活活烧死。后备役军官托帕尔吉科夫[31]将军和耶特切夫——他们曾在斯坦波利斯基手下服务——被解往康斯坦第尔，从此下落不明。”[32] 据官方报导，这一期间举行了八十一次审判，牵涉到三千五百五十七人，其中三百人被处死，六百十一人被判徒刑。按照反对派的估计，则至少有五千人被杀或失踪。赞科夫承认，从1923年6月到1925年4月，有五名农民党部长、四十七名农民党和共产党议员和几百名教师被杀。这一极端恐怖时期为共产国际的行话增添了一个新名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那些反对俄国扩张进东欧的那些人，往往就受到要用“保加利亚手段”对付他们的威胁。但是，就连这种极端恐怖也没有能平定当时的局势；农民掀起一系列暴动，同军队发生过多次冲突。 索非亚教堂中的定时炸弹，是标志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恐怖主义风气的挑拨行动之一。英、法、德诸国的舆论矛头立即指向共产国际；人们认为季诺维也夫是阴谋家，是纵火犯，是扰乱世界安宁的密谋策划者；他是一个恐怖分子，他同其他恐怖分子勾结在一起，打算以暴力来推翻资产阶级世界。 我们在德国党内深深为保加利亚事件所震惊，因此设法通过我们在莫斯科的代表探听消息，想弄明白共产国际机构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如果它果真参与其事的话）。我们从国家政治保卫局巴尔干科科长米哈伊尔·特里列塞[33]那里得到一份官方报告，声明他本人以及季诺维也夫同炸弹阴谋都毫无干系。可是，这种官方的否认即使在共产国际内部也不太为人相信，在那里，经常风传季诺维也夫确实是这次密谋的策划者，这个主意以及它的付诸实行都是当时笼罩着共产国际的惶惑和绝望情绪的产物。明可夫和杨可夫，“在企图脱逃时”被枪杀的两名上尉，都是地下共产党的党员。由于保加利亚在地理位置和语言上都接近俄国，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和俄国党内危机的关系要比其他“外国人”密切得多，在列宁死后，大多数保加利亚共产党人认为，只有从俄国外部想办法才能避免一场大灾难。在他们看来，上层领导——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之间的斗争结局只能是反布尔什维克分子依靠耐普曼取得胜利。同维持党专政有极大利害关系的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人，非常热心于采取主动。究竟是谁在莫斯科国家政治保卫局总部指使索非亚的代理人安放炸弹的，恐怕要成为千古疑案了。 保加利亚是适合国家政治保卫局进行活动的一块沃土。在按照恐怖主义团体“内马其顿革命组织”的方式建立的巴尔干各国地下党内，在刀光血影的密谋迷雾之中，企图通过有组织地暗杀领导集团来解决巴尔干的难题，便成为一种十分自然的趋势。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巴尔干联邦，要远比苏维埃化的爱沙尼亚更有助于俄国走出困境。索非亚事件多半是各种恐怖主义党派的一次大聚会，这些党派在历来就盛行恐怖主义的巴尔干气氛中，竞相采取一个比应该更厉害的恐怖行动。 托洛茨基隐约提到这类事件的一番话，证实了以上的解释。他谴责俄国官僚不该在爱沙尼亚和保加利亚采取“失去理性的行动”和“暴力”。 “没有人要求苏维埃政府进行国际冒险，采取失去理性的行动，企图以暴力硬性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与此相反，就官僚分子们过去作过的这类尝试（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广州等）而言，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利于反动力量。”[34] 直接暗示国家政治保卫局同索非亚事件有关系的唯一文献，是别谢多夫斯基[35]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他叙述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个特工人员雅罗斯拉夫斯基[36]的遇害经过。 “国家政治保卫局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干掉，因为他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包括索菲亚教堂事件的内幕。一支契卡小队奉令执行他的死刑。由于雅罗斯拉夫斯基认为他的沉默已经为自己换得一定程度的安全，并不怎样注意躲藏，所以任务执行起来较为容易。他以前的一个朋友请他吃饭，用毒药结果了他。人们把他的尸体拍下照片，捺下他的指纹，然后把照片和指纹送到莫斯科，作为他已经被处死的证据。”[37] 另外一个名叫艾伦斯基的人——他同雅罗斯拉夫斯基一样，也是红军参谋部的军官——也和这一事件有关。别谢多夫斯基继续说道，“正是他供应了炸药并且为恐怖主义袭击作出准备。在索非亚教堂的暴行发生后，他便被召回莫斯科。” 据共产国际当时的官方文献说，索非亚爆炸案是赞科夫政府本身组织的挑拨行动，以便为消灭反对派提供口实。由于赞科夫本人以及他的亲信并不在被炸者之列，这种说法也博得了某些人的相信；但是，共产国际内部却没有人真正相信这种编给资产阶级听的神话，我们大家都肯定国家政治保卫局曾插足其中，但究竟是怎样参与和通过谁参与的，处于这架恐怖机器之外的人就不得而知了。 斯大林充分利用了季诺维也夫又一次丧失威信的这个机会。在为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作准备的过程中，他把地方支部一个接一个地争取过来，直到反斯大林主义的重要中心消灭殆尽，只剩下了一个由季诺维也夫本人领导的列宁格勒支部。 [1]费利克斯·诺伊曼（FelixNeumann，1889年12月23日——？），出身于司机家庭。1910年加入社民党。1917年加入独立党。1919年加入德共。1920年德共分裂时参加了共工党，但1921年又返回德共。1923年9—11月任德共总部机关书记。1923年11月任革命委员会书记，领导德国契卡。1924年策划暗杀塞克特未果，同年2月被捕。1925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无期徒刑。1928年抛弃共产主义，在纳粹的帮助下越狱。1930年获大赦后加入纳粹党。1936年起在劳动阵线工作。1943年以后的情况不详。 [2]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212—213页。——原注 [3]阿隆索·博蒙特·斯韦尔斯（AlonsoBeaumontSwales，1870年？月？日——1952年9月2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890年加入工程师协会（AmalgamatedSocietyofEngineers）。1895年加入独立工党。1919年进入工会大会总委员会工作。1925—1926年任工会大会总委员会主席，期间领导了全国总罢工。1935年起任全国海员工会受托人。1952年去世。 [4]职工大会总委员会1925年3月25日的声明；转引自W·P·柯特和齐尔达·柯特：《英苏关系史》，伦敦1943年版，第199—200页。——原注 [5]《伪造的反苏文件》，议会议员乔治·兰斯伯里作序，伦敦工人出版社1927年4月版，第34页。这本小册子并出有法文本（巴黎1926年版）和德文本（柏林1926年版）。 据这本未署名的小册子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军事干涉失败以后，1921年9月7日寇松勋爵致苏俄政府的照会，又对俄国发动了一场新的政治战。在照会中，寇松对共产国际的活动，特别是它在近东和远东的活动表示抗议。小册子揭露了一系列反苏的组织和中心：有几个是由白俄逃亡分子主办的；一份叫做《东方新闻》的杂志，是德国间谍的秘密刊物，其主办者是文策尔，住在柏林威廉街11号；伦敦警察厅厅长巴塞尔·汤普森以及他的德国同事施提格列茨。小册子列举了大约二十种伪造的共产国际文件，其中有几件便是季诺维也夫的信；一封刊登在巴黎的《解放报》上，谈论的是北非问题，收信人是法国共产党人马塞尔·加香。伪造共产国际文件的有下列这些人：在柏林的德鲁日洛夫斯基、在维也纳的雅库鲍维奇、在中国的基道列万斯基、柏林副警察总监社会民主党人魏斯、英国人辛格尔顿。小册子利用影印照片，比较了真正的共产国际文件和这些伪造品，指出两种信纸上端所印文字中使用的各种不同。——原注 巴塞尔·霍姆·汤普森爵士（SirBasilHomeThomson，1861年4月21日——1939年3月26日），出身于天主教家庭。1883—1884年期间在殖民事务部工作。1884—1890年任斐济总督。1890—1893年任汤加总督。1896—1908年期间担任多个监狱的狱长。1908—1913年任监狱委员会秘书。1913—1921年任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副局长。1919—1921年兼任内政部情报总监。1921年被迫辞职。1925年因卷入桃色丑闻被捕，获释后脱离政治活动。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德鲁日洛夫斯基（СергейМихайловичДружиловский，1894年？月？日——1927年7月12日），出身于警察家庭。1915年入伍。1918年考入红军作战学校，两次因投机和盗用面包卡被捕。1919年参加尤登尼奇白军，战败后流亡波兰。1921年进入波兰情报部门工作。1923—1925年期间在柏林参与伪造各种苏联机构和共产国际的文件，期间参与炮制了“季诺维也夫信件”。1926年1月22日因企图持伪造的共产国际信使护照进入爱沙尼亚，被爱沙尼亚当局逮捕，2月9日被判处三个月监禁，获释后于6月10日进入拉脱维亚，企图潜入苏联，6月29日潜入苏联后被格别乌逮捕。1927年经审判后处决。 伯恩哈德·魏斯（BernhardWeiß，1880年7月30日——1951年7月29日），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04年入伍，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1925年任柏林刑警副总监，在任期间侦破了拉特瑙谋杀案。1925—1927年任柏林刑警总监。1927—1932年任柏林警察副总监，在任期间坚决打击纳粹。1932年巴本政变后被解职并被捕，不久获释。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34年流亡英国。1951年去世。 [6]阿图尔·麦克马纳曼（ArthurMacManus，1889年？月？日——1927年2月27日），早年担任五金工人。1911年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一战期间参加了克莱德工人委员会，1915年被捕，后获释。1917—1918年任工长联合委员会主席。1918—1920年任全国工长管理委员会主席。1920年发起成立大不列颠共产党。1921—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1925年任大不列颠共产党殖民地书记。1925年再次被捕，后获释。1927年在莫斯科逝世。 [7]前引《英苏关系史》，第186页。——原注 [8]斯坦利·鲍德温（StanlyBaldwin，1867年8月3日——1947年12月14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23年5月至1937年5月任保守党党魁，1923年5月至1924年1月、1924年11月至1929年6月、1935年6月至1937年5月三次出任英国首相。 [9]《英苏关系史》，第184页。——原注 [10]约瑟夫·奥斯汀·张伯伦爵士（SirJosephAustenChamberlain，1863年10月16日——1937年3月16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888年加入自由统一党（LiberalUnionistParty）。1892—1914年、1914—1937年任下议院议员。1895—1900年任海军大臣。1900—1902年任财政部财务秘书。1902—1903年任邮政局长。1903—1905年、1919—1921年任财政大臣。1912年加入保守党。1915—1917年任印度国务秘书。1918—1919年任不管大臣。1921—1922年任掌玺大臣兼保守党党魁。1924—1929年任外交大臣。192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25—1928年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1931年任第一海军大臣。1935—1937年任雷丁大学校长。1937年去世。 [11]本杰明·提累特（BenjaminTillett，1860年9月11日——1943年1月27日），1868年进厂做工。1887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889年参加伦敦码头罢工。1892—1898年任伦敦市议会议员。1893年加入独立工党。1896年、1904年两次担任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总书记。1901年任工会大会总委员会驻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1910年发起成立全国运输工人联合会。1912年参加全国码头罢工。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7—1924年、1929—1931年任下议院议员。1922—1931年任全国运输工人联合会国际和政治书记。1922—1932年任工会大会总委员会委员。1929—1930年任工会大会主席。1943年去世。 [12]“1928年1月26日，一件控告上述布莱德雷·戴恩夫人的案子开庭审判……原告是伦敦商业区的一家钱庄……据该钱庄说，被告在向它卖出和重新买进外钞过程中，欠下它三万九千一百七十八英镑……把戴恩夫人介绍给这家钱庄的是格雷戈里先生。1928年2月1日，政府为此特别指定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柯特，第190页）调查未获结果。3月28日，麦克唐纳在下院中要求对格雷戈里采取行动，但首相斯坦利·鲍德温答复说，就此事进行调查于国家无益，而且它的性质本身便事先决定了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政府拒绝进行这一调查。不过，格雷戈里仍然被免了职；他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说：“说明我起初是怎样卷进这个红色案件里去的，不是我的事情，已经有许多人就这一事件说了许多和写了许多，有的真有的假；就让事情这样摆着吧。”（见格雷戈里：《外交界的边缘》，伦敦1928年版，第217页）——原注 [13]参看《纽约时报》，1924年11月21日。——原注 [14]昂利·德·尚崩：《爱沙尼亚共和国》，巴黎1936年版。——原注 昂利·德·尚崩（HenrydeChambon，1871年1月22日——1955年9月25日），法国作家。 [15]米哈伊尔·维尼阿明诺维奇·柯别茨基（МихаилВениаминовичКобецкий，1881年10月26日——1937年4月28日），1900年起参加学生运动，并因此被捕。1902年被流放到塞瓦斯托波尔。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后是布尔什维克。1906年再次被捕。1907年获释。1908年流亡国外。二月革命后回国。1919—1920年任《共产国际》杂志主编。1920—192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1—192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24年6—12月任驻爱沙尼亚代表。1924年12月—1933年任驻丹麦全权代表。1933—1934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驻外高加索联邦全权代表。1934—1935年任驻希腊全权代表。1935—1937年任驻阿尔巴尼亚全权代表。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 [16]亚历山大·巴朗：《虎口余生》，纽约1945年版，这本书详尽地报导了柯别茨基的经历和他在清党中的结局。——原注 [17]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ЯнКарловичБерэин，1889年11月13日——1938年7月29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7年加入契卡。1919年参加红军，同年曾任拉脱维亚副内政人民委员。1920年加入红军情报部。1924年起两度任红军情报部部长。1935年任二级集团军指挥官。1935—1936年任远东特种红旗军副司令。1936—1937年以“格里申”的化名担任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军队军事顾问。1937年回国，同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8]参看克里维茨基：《为斯大林的特工机构工作》，第48页。——原注 [19]维克多·爱德华多维奇·金吉谢普（Ви́кторЭдуа́рдовичКи́нгисепп，1888年3月24日——1922年5月4日），爱沙尼亚革命家。早年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3年被捕，先后流放到特维尔和喀山。1916年入伍。二月革命后返回塔林。十月革命期间在埃斯特兰边疆区组织赤卫队，并担任埃斯特兰边疆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斯特兰边疆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行政部部长。1918年进入苏俄最高革命法庭和契卡工作。1918—1922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5月3日被捕，5月4日英勇就义。 [20]参看《纽约时报》，1926年3月12日。——原注 [21]乔治·洛吉奥：《保加利亚》，曼彻斯特1936年版，第452页。“内马其顿革命组织”（IMRO）成立于1893年，是一个旨在使马其顿获得独立的密谋团体。马其顿位于瓦尔达尔河流域周围，以塞萨洛尼基为首府，是巴尔干半岛的一个战略要点，对保加利亚、希腊和塞尔维亚（或南斯拉夫）都非常重要。内马其顿革命组织的旗帜是一方象征着压迫的黑布，上面横绣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这个组织的经费来自对所有马其顿人的普遍征税，它分为许多地方委员会，由它们选派代表参加定期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恐怖行动由两三个人组成的别动队——称为“二人团”或“三人团”——执行。内马其顿革命组织有代表在国外，不论是什么政治人物或组织，只要对促进马其顿的独立感兴趣，他们都与之进行谈判。在它的成员所进行的许多恐怖活动中，这一时期有三次重要的暗杀可以提一提。“1923年8月，斯坦波利斯基政府的内政部长雷科夫·达斯卡洛夫在布拉格被枪杀。1924年12月联邦派领袖彼得·乔列夫在米兰被暗害。1925年5月，一位年老的马其顿总督托多尔·潘尼查在维也纳的布格大剧院被一个青年妇女用手枪打得遍体弹孔。”见约瑟夫·鲁契克：《巴尔干半岛的政治风云》，纽约1939年版，第146页。——原注 雷科夫·伊万诺夫·达斯卡洛夫（РайкоИвановДаскалов，1886年12月21日——1923年8月23日），1913年加入保加利亚农民党。1918年领导弗拉代起义，创立拉多米尔共和国，自任共和国军司令。起义失败后流亡希腊，后回国。1919年农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后，于1919—1923年任内政和卫生部长。1923年2—6月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农民党政权被推翻后，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导流亡政府。1923年被内马其顿革命组织暗杀身亡。 彼得·雅基莫夫·乔列夫（ПетърЯкимовЧаулев，1881年12月18日——1924年12月23日），1903年加入内马其顿—埃迪尔内革命组织（Вътрешнамакедоно-одринскареволюционнаорганизация），参加了伊林登—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起义。1911—1919年任内马其顿—埃迪尔内革命组织中央委员。1912—1913年期间参加了巴尔干战争。一战中入伍，参加了保加利亚军队。1919年创立内马其顿革命组织。1919—1924年任内马其顿革命组织中央委员。1924年签署《五月宣言》，主张同巴尔干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合作，为此疏远了内马其顿革命组织。1924年12月23日在米兰被内马其顿革命组织成员暗杀身亡。 托多尔·尼科洛夫·潘尼查（ТодорНиколовПаница，1879年7月2日——1925年5月7日），1902年加入内马其顿—埃迪尔内革命组织，参加了伊林登起义。1906—1908年任塞雷斯区革命委员会委员。1908年参加了青年土耳其党人起义。1910年移居土耳其。1912年回国，参加了巴尔干战争。一战中入伍。1919年创立马其顿联邦组织（Македонскафедеративнаорганизация），反对内马其顿革命组织，支持斯坦波利斯基政府。1922年流亡希腊。1923年流亡塞尔维亚，并担任反保加利亚土匪协会委员，不久移居维也纳，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并担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支持建立巴尔干联邦。1924年签署《五月宣言》，并于1925年创立内马其顿革命组织（联合）（Вътрешнамакедонскареволюционнаорганизация(обединена)），同马其顿联邦组织合作。1925年5月8日在维也纳被内马其顿革命组织成员刺杀身亡。 [22]托多尔·亚历山德罗夫·波波鲁舍夫（Тодо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Попорушев，1891年3月4日——1924年8月31日），早年参加了内马其顿—奥德林革命组织（Внутренняямакедонско-одринская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организация）。1911年当选为内马其顿—奥德林革命组织中央委员。在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一战期间支持保加利亚。1919年创立内马其顿革命组织，鼓吹建立自治的马其顿共和国。1923年9月参与镇压保加利亚共产党人起义。1924年发表《五月宣言》，主张内马其顿革命组织应与保加利亚共产党合作，但很快在同事的压力下否认此宣言的真实性，同年8月31日遇刺身亡。 [23]塞奥多洛斯·潘加洛斯（ΘεόδωροςΠάγκαλος，拉丁化转写：TheodorosPangalos，1878年1月11日——1952年2月26日），希腊将军，曾于1922年9月参与推翻国王康斯坦丁一世，建立希腊第二共和国，又在1925年6月发动政变，成为独裁者，1926年8月被推翻。在纳粹德国占领希腊期间曾同傀儡政府合作，希腊解放后曾因此受审，但被判无罪。1952年死于雅典。 [24]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夫·格奥尔基耶夫（КонстантинГеоргиевГеоргиев，1873年8月25日——1925年4月14日），保加利亚将军。1891年入伍。曾参加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一战。1920年退役。1923—1925年任国会议员。1925年被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刺杀身亡。 [25]伊万·康斯坦丁诺夫·明可夫（Иван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Минков，1893年2月8日——1925年4月20日），1912年入伍，参加了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一战。1919年退役，同年参加了保加利亚共产党。1921年起领导保共军事组织。1925年4月16日在圣日曜日教堂策划并实施了针对保加利亚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暗杀行动，事后被警方追击，4月20日自杀身亡。 [26]康斯坦丁·阿纳斯塔索夫·杨可夫（КонстантинАнастасовЯнков，1888年1月11日——1925年4月21日），出身于革命者家庭。1908年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后入伍，参加了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一战。1919年退役。1920—1923年任保共中央委员会周报《人民军》总编辑。1921年起领导保共军事组织。1923年9月参与策划起义，但在起义开始前被捕。1924年起主张与内马其顿革命组织合作。1925年4月16日策划并实施了在圣日曜日教堂针对保加利亚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暗杀行动，4月21日在与警方交战中自杀身亡。 [27]马可·哈伊姆·弗里德曼（МаркоХаимФридман，1892年3月28日——1925年5月27日），出身于犹太人家庭。1908年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一战中入伍。战后参加了保加利亚共产党。1923年任索非亚市议会议员，同年参与筹备9月起义。1924—1925年任保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4月16日参加了在圣日曜日教堂针对保加利亚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暗杀行动，在行动中被捕，5月27日英勇就义。 [28]埃琳娜·米哈伊洛娃·季米特洛娃—切尔文科娃（ЕленаМихайловаДимитрова-Червенкова，1902—1974），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妹妹，瓦尔科·切尔文科夫的妻子。1919年加入保加利亚共青团。1923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1926年流亡苏联。1928年起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1944年回国，并担任保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1954—1962年任保共中央委员。1962年切尔文科夫被开除出党后，因受其牵连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74年在索非亚逝世。 [29]彼得·雅涅夫·雅约夫（ПетърЯневЯньов，1886年2月18日——1925年4月24日），1908年加入保加利亚农民党。曾参加巴尔干战争和一战。1920—1923年任国会议员。1921—1923年任司法部长。1923年任财政部长。1925年4月24日圣日曜日教堂暗杀行动后被警方杀害。 [30]基里尔·巴甫洛夫·巴耶夫（КирилПавловБаев，1892年5月9日——1925年4月18日），早年参加了保加利亚农民党。1913—1915年期间在农业合作社工作。1918年参加了弗拉代起义。农民党上台后，于1920—1921年任公共预见经济关怀理事会主席。1923年任公共建筑、道路和公共工程部长，主张同保加利亚共产党合作。1925年“圣日曜日教堂谋杀案”后，于4月18日遇害。 [31]尼古拉·托多罗夫·托帕尔吉科夫（НиколаТодоровТопалджиков，1875年3月13日——1925年5月8日），保加利亚军官。1899年入伍。1912—1913年任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武官。1920—1923年任陆军参谋长。1923年以少将军衔转入预备役。1925年被暗杀身亡。 [32]约瑟夫·斯怀尔：《保加利亚的密谋》，1939年伦敦版，第199页。——原注 [33]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列塞（МихаилАбрамовичТрилиссера，1883年4月1日——1940年2月2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在伊尔库茨克积极组织革命活动。内战期间参与建立远东共和国和赤塔共和国。1921年加入契卡。曾参与抓捕鲍里斯·萨文科夫和西德尼·赖利。1926—1929年任格别乌副主席。1930年任苏联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5年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国际关系部负责人。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0年遇害。 [34]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纽约1937年版，第232页。——原注 [35]格里戈里·季诺维耶维奇·别谢多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ЗиновьевичБеседовский，1896—1963），苏联外交官。出身于商人家庭。曾先后参加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1921—1922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奥地利代办。1925—1926年任苏美贸易公司董事会成员。1926年任驻美国非官方外交代表。1926—1927年任驻日本大使馆顾问，期间曾兼任贸易代表。1927—1929年任驻法国大使馆参赞。1929年因贪污腐化叛逃法国，为白卫分子的刊物撰稿。二战期间参加抵抗运动，并被关押在拘留营。1963年死于巴黎。 [36]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涅斯捷罗维奇（ВладимирСтепановичНестерович，1895—1925），早年担任铁路工人。1915年入伍。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红军。内战期间曾与邓尼金、弗兰格尔、马赫诺部队作战。1924年进入红军情报局工作，同年化名“梅契斯拉夫·雅罗斯拉夫斯基”（МечиславЯрославский）赴维也纳领导情报中心，协调保加利亚共产党军事组织的行动。1925年4月圣日曜日教堂暗杀行动后叛逃到德国，同年8月在美因茨被格别乌特工毒死。 [37]格里戈里·别谢多夫斯基：《一个苏俄外交官的秘密》，第35页。——原注
第二十章斯大林干涉德共事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二十章斯大林干涉德共事务 ·斯大林向马斯洛夫解释布尔什维主义 ·曼努伊里斯基对德国左派 ·致德国党的一封公开信 兴登堡选举对德国共产党人说来等于是当头棒喝，使他们有了新的认识。左派中央委员号召在7月就紧接着举行党代表大会，以决定是否采取马斯洛夫的保卫共和国政策。在各地支部于代表大会召开前进行的讨论中，马斯洛夫的支持者赢得了一个巨大的多数，因此，原来的领导机构显然将打破惯例，连续当选。左派只有在这样重新受到全党委托的时候，才得以实行保卫共和国的政策和收到成效。 与此同时，德国左派继续在独立于共产国际和莫斯科政治局以外的情况下，同其他欧洲党寻求联系。他们向英国、挪威、法国和波兰派出代表团，和这些国家的党商量共同的话题。斯大林的书记处以怀疑和愤怒的眼光注视着这些交往。后来，在给德国左派加上反布尔什维克罪名时，莫斯科举出了这些商谈活动，说是在进行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形成了马斯洛夫亲西方的产物——第四国际的核心。 这时，即使是俄国以外的人也已经明显看出，不仅托洛茨基和政治局之间进行着斗争，而且，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之间的斗争也在日趋尖锐。德国共产党是俄国以外共产国际的最大支部，并且地居欧洲中央，它的态度对俄国的所有敌对派系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斯大林担心，假如德国左派通过重新当选而获得巩固，季诺维也夫失去的威信就会恢复到如此程度，以致斯大林对共产国际、甚至对他自己的党的控制都将有所削弱。 俄国人的插足反对马斯洛夫——他在1923年10月曾被扣留在莫斯科，现在，人们又怀疑他在柏林的被捕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搞的鬼——反而提高了他在德国党内的地位。德国共产党人感到他受了委屈；他们觉得，一个像他这样的人，虽然从经验和教育方面来讲是德国人，但是在俄国也能应付裕如，足以在某种程度上击退莫斯科政治局的经常干预，因此赞成由他来领导党。马斯洛夫在毛比特监狱中度过的几年，也许是他一生中最活跃的时期。通过广泛的通讯，他密切地注视着党的生活，不停地写作，送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来解释和维护新政策，这些文章不仅送给党的一切报纸和地方支部，而且送给德国国内外的其他组织。他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这种影响的增长，德国党取得独立并且以它为中心组成西方各国共产党独立集团的可能性也就愈来愈大。 从曼努伊尔斯基和他设在德国的其他观察员那里，斯大林接到一份又一份说明情况不利的报告。它们的含义是明显的：应该立即行动！如果让德国党继续目前的发展，不用多久就休想再把它赶回俄国的羊栏了——因为我们必须记住，在这一时期，就连斯大林一般也得受共产国际各种正规程序的限制。 因此，斯大林盘算着不是把马斯洛夫制伏，就是毁掉德国左派。它的工会政策又一次成了主要的攻击对象。德国左派也认为，在德国采取任何群众性行动时都必须以工会为基础，在这一点上，它和俄国政治局并没有分歧；它们的分歧主要是在对待德国党内不同意这一点的许多极左派集团的态度上。俄国政治局要求把这些集团开除，但是遭到了马斯洛夫的拒绝；他认识到，有几万人之多的这一批斗士，是党在工业中心所拥有的最优秀分子的一部分。 对斯大林来说，共产党工会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秘密党组进行渗入，秘密党组不仅是操纵工会的主要工具，而且可以进行更有价值的工业间谍活动。建制派意识到通过秘密党组进行工作将会走进死胡同，要求组织独立的工会同德国工人联合会公开决一胜负，打破它对工人的垄断限制。[1]马斯洛夫认识到，这种政策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也不赞成对秘密党组的盲目崇拜。在他看来，决定德国工人命运的将不是运用得最巧妙的秘密党组制，而是创造一种适当的政治气氛，使得人们可以公开为德国工人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为俄国国家的利益采取统一行动。马斯洛夫对渗入工会运动的价值所抱的这种怀疑，使自己在长时期内遭到诬蔑，被加上了反工会的罪名。 斯大林向马斯洛夫解释布尔什维主义 1925年2月初，也就是大选前两个月，斯大林在接见一个共产党自由记者威廉·赫尔佐格[2]时，对德国左派发动了攻击。在事先准备好的若干问题中，海尔佐克请斯大林谈谈他对德共政策的看法，于是，斯大林便利用这个机会对共产党在选举中的失利和工会中的困难处境表示深为关切。这种家长式仁慈关怀的言论在全世界报刊上披露了出来；人们理解到，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为总书记进行反对季诺维也夫和马斯洛夫的干预作好准备。德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当时还不懂得后来的那套礼节，提出了强烈抗议。马克斯·黑塞，一个柏林的机械工人，以粗鲁而刻薄的柏林土话大叫大嚷，反对莫斯科的这种干涉。他大骂赫尔佐格奴颜婢膝、甘愿充当这种操纵的工具，由于他骂得太凶，结果竟打起架来。曼努伊尔斯基报告说，赫尔佐格干预只起了激怒德国党的作用。 马斯洛夫从毛比特监狱的单身牢房里，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他说，他同意有必要改变政策，但他强烈反对斯大林个人干涉德国党组织的内部事务。由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国家党”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即一个多成分社会中的集团之一的生活，就会破坏兄弟合作的基础，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作答，在这封用党的语言写成的信中，他再次向马斯洛夫提出更明白的建议，要他转到自己这方面来。这封信是由马斯洛夫的律师库尔特·罗森菲尔德送到毛比特监狱的。它是一份值得在此全文刊载的文件，因为它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俄国党当时干涉其他党内部事务的方法。还没有出版的一卷《斯大林选集》，内容将完全是这一类写给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袖和前途有望的领袖们的信件。[3] “1925年2月28日 敬爱的马斯洛夫同志： 你2月20—25日的信收到了。首先请接受我的问候和希望你很快获释出狱的热烈祝愿。 现在就来谈本题。 （一）你（而且不仅是你）过分夸大了和赫尔佐格谈话这件事。我所以不能并且不想把他赶走，不仅因为他是党员，而且因为他是拿着盖施克同志的信来见我的。盖施克同志在信中恳求我和赫尔佐格谈一次话。我现在将这封信的抄件寄给你。德文原信我已经寄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了。我在盖施克同志的书面请求下同赫尔佐格谈了一次话，仅仅根据这件事就得出结论说，俄共中央正在改变或者打算改变对布兰德勒的态度，这不仅是言过其实，而且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 如果俄共中央，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知道你或者德国共产党其他中央委员怀疑俄共中央同情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怀疑俄共中央从左派转向右派，那他们是会捧腹大笑的。这一次你又太多疑了，因此也就看错了问题。 （二）你说德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完全正确。毫无疑问，塔尔海默和布兰德勒属于旧式领导者的典型，他们已经过时了，非让位给新型的领导者不可了。在我们俄国，许多旧的文学界领导者和‘旧领袖’也陆续衰亡了。这种衰亡过程在革命危机时期加剧起来，在积聚力量时期则减缓下去，但它是始终存在的。卢那察尔斯基之流、波克罗夫斯基[4]之流、斯特罗也夫之流、罗日柯夫[5]之流、戈尔登贝尔格[6]之流、波格丹诺夫之流和克拉辛[7]之流等等，——这就是我首先记得的过去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中的典型人物，他们后来都退到次要地位了。这是富于生命力和日益发展的党的领导干部更新的必要过程。顺便谈一下，布兰德勒之流和塔尔海默之流同上面这些同志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布兰德勒之流和塔尔海默之流除了其他一切之外，还背着旧社会民主主义的货色，而上述同志却没有这种货色。可见，这种差别不是有利于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而是不利于他们的。德国共产党能够把布兰德勒之流和塔尔海默之流排挤出去，把他们逐出舞台，单是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德国共产党在成长，在前进，在接连取得胜利，至于德国共产党的那些明显的成就，那就更不用说了。关于这些成就，你在信中写得完全正确。如果现在有人认为〔俄共〕中央委员会有人打算扭转德国共产党发展的车轮，那就未免把俄共中央想得太坏了。 马斯洛夫同志，请你慎重些。 （三）你讲到德国共产党的路线，毫无疑问，你们的路线——我指的是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俄共和德共之间才有你在信中所谈到的那种密切友好的（而不仅是同志的）关系。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应该掩饰德共或者俄共的政治工作中的个别错误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能不能说，德共中央或者俄共中央没有个别的错误呢，能不能断定说，批评德共中央的部分活动（没有充分利用巴尔马特事件、普鲁士议会共产党党团在选举议会议长问题上的人所共知的投票，同道威斯计划有关的税收问题等等）是和完全赞同德共中央的总路线相抵触的呢？显然不能。 如果我们，比如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见面时，闭眼不看自己党的个别错误，而热衷于炫耀完全一致和平安无事，并且在一切问题上都彼此附和，那末我们的党将成什么了呢？我认为这样的党永远也不能成为革命党。这将是木乃伊，而不会是革命党。 我觉得某些德国同志有时候喜欢要我们完全附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坚决反对这种相互附和。从来信看，你也是反对这样做的。这对德国共产党会更好。 （四）我坚决反对对一切抱有不同思想的同志采取排斥政策。我反对这种政策，并不是因为我怜惜抱有不同思想的人，而是因为这种政策会在党内造成恐吓制度、威胁制度以及窒杀自我批评精神和主动精神的制度。如果对党的领袖害怕而不尊敬，这并不好。只有党内不害怕党的领袖，而是尊敬他们，承认他们的威信，党的领袖才能成为真正的领袖。造就这样的领袖是困难的，这件事情是长期的，不容易的，但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没有这个条件，党就不能叫做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党的纪律也就不能成为自觉的纪律。我认为德国同志违反了这个无须论证的真理。 为了揭露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拥护者，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展开了非常激烈的原则性的解释运动来捍卫布尔什维主义基础，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基础，虽然按俄共中央当时的力量和威信来说，我们可以不必展开这个运动。这个运动是否需要呢？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个运动中我们用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教育了几十万新党员（和非党员）。非常可悲的是：我们的德国同志没有感觉到有必要在惩罚反对派以前先展开广泛的原则性的解释运动，或者用这个运动来补充对反对派的惩罚，这样就不大容易用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驱逐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并不困难，这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战胜布兰德勒思想是件复杂的重大的事情，这里单靠惩罚只能损害事业，这里需要深入地进行工作和认真地启发党员。 俄国共产党一直是在矛盾中，在同非共产主义流派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只是在这个斗争中才日益壮大并且不断培养出真正的干部。摆在德国共产党面前的同样是一条通过矛盾，通过同非共产主义流派，特别是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布兰德勒思想等等进行真正的、严肃的和长期的斗争而发展的道路。但是要进行这种斗争，单靠惩罚是不够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德共中央的党内政策应当灵活些。我相信德国共产党一定能够改正这方面的缺点。 你对工会工作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德国工会的作用和俄国不同。在俄国，工会是党成立以后产生的，它们实际上是党的辅助机关。在德国和整个欧洲就不是这样。那里党是从工会中产生出来的，工会对群众的影响胜过党的影响，并且往往成为党的沉重的绊脚石。如果问一问德国或者整个欧洲的广大群众，他们认为哪个组织对他们更亲近，是党还是工会，他们一定会回答说，工会比党对他们更亲近。欧洲的非党工人认为工会是帮助他们同资本家作斗争（工资、工作日、保险等等）的主要堡垒，而把党看做某种辅助的和次要的（虽然是必要的）东西。不论这种看法是好还是坏，但这是事实。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广大的工人群众把极左派从外面同现在的工会进行的直接斗争，看做同他们的主要堡垒进行斗争，这个堡垒他们建设了几十年，现在‘共产党员’却要来破坏。不考虑到这个特点，就会断送整个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事业。由此应当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在西方，不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不在工会内部加强自己的影响，就不能掌握住工会。正因为如此，应当特别注意我们的同志在工会中的工作。 暂时就写到这里。 请别见怪我的坦白和直率。握手。 约瑟夫·斯大林”[8] 仅仅过了一年半，在马斯洛夫被开除出党以后，这封信——说明斯大林如何同各国共产党领导阶层中有可能和他联合的人打交道的范本——就被公诸于世。这是一种拉拢表示，也是一种威胁。信中没有指名攻击季诺维也夫，但是关于旧领袖已经过时的那段话，其含义是非常明显的。这是斯大林以家长自居，对一切共产党人摆出仁慈关怀姿态的最初几次表现之一；斯大林满以为在他亲自作出这样一种姿态以后，马斯洛夫一定会立即对他本人以及他的政策表示忠诚拥护。 通过同一个罗森菲尔德，马斯洛夫把这封信的原本连同他的译文送给我过目，并且对这种愚鲁的拉拢作了几句讽刺性的评论。当时，我可以每周两次到毛比特监狱去看他，而且能够和他相当自由地讨论时事问题，只要话锋不要过分密切地触及德国政局。我们觉得，斯大林的这种拉拢对于季诺维也夫是一个不祥之兆，决定给予他以支持，因为我们一致认为，季诺维也夫如果被排挤出共产国际，代替他的准会是一个极端傲慢和排斥外国人类型的俄国人。我们一点也不满意他的共产国际政策，但他终究是防止共产国际俄国化的最后一道薄薄的障壁。 在有曼努伊尔斯基出席的情况下，德共中央正式讨论了斯大林的信。在这种场合，对于来信中那套客气的党八股背后的含义，是不便过于公开地道破的，但是全体中央委员都能领会到信中的弦外之音，他们一致支持马斯洛夫反对斯大林。 在1925年4月举行的俄国党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矛盾以不可调和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季诺维也夫不再是他自己的共产国际机构的主人了，这个机构中已经渗入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员，他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使他的国外支持者收到他的信。曼努伊尔斯基接到秘密指示，要他在柏林进行干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左派从领导岗位上排除。这是在正确批评左派错误的幌子下进行的，而正在等待时机的季诺维也夫迫于党纪，也不得不支持这种干涉。 曼努伊尔斯基对德国左派 在即将举行的德国党代表大会开幕以前，曼努伊尔斯基为斯大林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把最积极支持独立工会的人开除了。但使他不知所措的是，在马斯洛夫的大力支持下，党仍然同那些被开除的人保持着极良好的关系，而且继续在地方性范围内同他们合作。除此以外，党内的极左派也还在柏林、鲁尔和帕拉廷耐特拥有相当多的支持者。他们选出参加大会的代表人数，足以使他们有资格在领导机构中分配到两个名额。他们选择维尔纳·肖雷姆为参加组织局的代表，选择阿图尔·罗森贝格参加政治局。 维尔纳·肖雷姆是一个杰出的组织家，曾数次被派往莫斯科，在那里，他见过斯大林。俄共总书记极端不喜欢他，因为他对于任何以超布尔什维主义名词为掩饰的拉拢表示，都一概以柏林人的粗鲁和冷嘲态度拒之于千里之外。他以自己曾参加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而自豪，他一直认为该党是一个标准的工人组织。他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家庭，因为反对德皇战争而离家，成为一个激进的和平主义者。他在1914年被征入伍，当时，他已经参加德国社会民主青年联盟；不久以后，他以侮辱威廉二世罪被判处一年徒刑。战后，他成为哈雷党报编辑和普鲁士议会议员。他很快便作为一个口才犀利的优秀演说家而闻名全国。[9] 曼努伊尔斯基暂时把正在由莫斯科领导的重要的原则性解释运动搁在一边，对左、极左和右派三派不加区别，统统许下愿来，保证共产国际支持他们的彼此矛盾的政策。特别是极左派集团反对马斯洛夫热衷于议会政治以及同资产阶级中央党结成联盟的不满意见，曼努伊尔斯基对之表现得尤为同情。他两面三刀地承认，这种机会主义倾向对德国革命事业构成了巨大危险。同时，他也支持右派的要求；在党内选举中丧失了大部分支持者的右派，这时要求增加领取薪金的党的工作人员，钱的问题可以由莫斯科帮助解决。党在议会和邦议会中的议员则发现，曼努伊尔斯基了解他们对共产党日益丧失选票一事感到的焦虑，他还把责任归咎于左派的关门政策。最后，他又对我表示，在反对极左派的原则性斗争中，他保证斯大林给予我们以无条件的支持。 不论哪一派党官僚都发现曼努伊尔斯基同情他们的诉苦。1923年的暴动给党留下了一个臃肿的机构，只有在莫斯科的大量金钱援助下，党才勉强维持住了这个组织。由于左派下层党员一心要摆脱这些领取薪金的干部而代之以选出的志愿工作者，由于他们坚决要求党在财政上做到不依赖莫斯科，他们不断要求肖雷姆精简党的机构。于是，每一个被免职的人都向曼努伊尔斯基和斯大林提出连篇累牍的申诉书，这些申诉书的内容总是说他们由于政治理由遭到了打击。这样一来，曼努伊尔斯基便得以把维护这些前官僚和捍卫共产党的万应灵药、即渗入工会的政策结合起来。 布兰德勒的中央委员会曾经组织了一个特殊的工会工作部，由弗里德里希·赫克特和雅可布·瓦尔赫尔领导，直接向赤色工会国际主席洛佐夫斯基定期呈交报告；通过这一途径，斯大林不仅知道了关于党的许多详细情况，而且非常了解德国工业和德国经济的一切特征。这个部的几十名雇员过着一种不受德共中央管辖的生活，虽然它在成立时规定由德共中央正式领导，而且表面上一直保持着这个名义；它的办公室里总有着三四名来自赤色工会国际的俄国专家。曼努伊尔斯基坚持这个机构不仅不应该精简，而且应该不断扩大。 这场争论涉及的主要并不是工会和如何在工会中工作等等，而是莫斯科给予德共以经济辅助的微妙问题。事实上，按党的庞大规模来说，它在经济上是足以自给的。略高于社会民主党传统水平的党费，聚集起来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此外，议会和各邦议会中的几百名共产党议员，他们虽然是党的干部，却领取国家津贴，而且还得把每人收入的有办法捐给党。可是，由于莫斯科始终坚持有必要把宣传工作扩大到德共本身的经济力量无法负担的地步，因此使莫斯科的活动离开正途，完全走上了操纵的道路。德共的年度预算虽然是在柏林编制的，却注意到要取悦于将在莫斯科批准它的人；需要拨款的各项必要开支总趋向于符合俄国的当前政策。在1921—1930年期间，负责把经费交给德共的是共产国际驻柏林代表米罗夫—阿布拉莫夫。 德共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在1925年7月12日于柏林举行。大会代表一百七十名，其中有一百四十二名是来自工作台畔的工人，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包括一个姓夏的中国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曼努伊尔斯基，以萨缪里的名字被列入大会公报。代表们是在充分讨论了马斯洛夫的保卫共和国纲领以后选出的，大多数人都受到了支持这一纲领的委托。 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内按比例分配各派名额时，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寻找出一名适当的右派代表，因为威廉·皮克即使在他自己的拥护者看来也不够格。最后，终于选择了恩斯特·麦耶尔，从而使问题获得解决。麦耶尔曾经在布兰德勒之前担任过政治局主席，而在更早的时候，则是罗莎·卢森堡的朋友和学生。麦耶尔曾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力争把左派开除，现在把他接纳进党的直接领导机构，是一种谋求调和的征兆。不过，虽然他这时仍旧维持着自己的基本立场，并且始终忠实于他的集团，经过1923年的事实教训以后，麦耶尔已经改变了他对左派的估价，同情左派摆脱莫斯科控制的意图。 从一开始起，代表大会的结果便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大会将在政治问题上发生分歧，但是马斯洛夫的政策将获得强大的多数支持，而反对派由于得到充分民主的代表名额，他们也将感到满意，愿意同多数派友好合作。这种发展趋势使曼努伊尔斯基大为吃惊，因为马斯洛夫对莫斯科的批评获得了全体代表的一致支持。如果说现在已经不再能操纵德共，那么，它原来的操纵者就只能设法不让它团结成更强大的组织。因此，他的任务是明显的：一定要利用某种方法，不让德国党的三个主要派别合并成一个工作单位。 要为破坏代表大会找到一个发动借口，对曼努伊尔斯基来说并不太容易。他仔细审查了大会的提纲，但是没有一句话能给他抓住把柄，好让他借口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而进行干预。但是，在正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前，他终于创造了必要的紧张气氛。大会主席是奥托马尔·盖施克，[10]一个铁路工人，他以工会干部平日的那种快活劲头主持着会议。在辩论时，当主席已经让另一个人发言以后，曼努伊尔斯基要求发言，盖施克请曼努伊尔斯基稍等一下，于是，这件平平常常的事便被共产国际代表戏剧化了，被扩大成为对共产国际纪律的破坏。他宣称自己有权在任何时刻打断党代表大会。他要求大会停止进行，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在后一个会议上，他声明他所代表的共产国际和俄国党遭到了大会主席的侮辱。他并且借题发挥，大肆批评这一事件所体现出的德国党不服从和不信任共产国际的情绪；他还认为，这种反布尔什维克病毒的另一种而且是更重要的一种表现是把极左派容纳进党的领导机构，因此，他要求把罗森贝格和肖雷姆从领导机构的候选人名单上划去。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代表大会毫不动摇地拒绝了共产国际代表的这种干涉，仍然按照原来提出的候选人名单选举了领导机构。战斗在进行着；显而易见，党现在要公开和莫斯科发生冲突了。在秘密会议上，代表们在决心反抗俄国政治局的问题上，表现得就像一个人一样，下层党员甚至怀疑左派领袖台尔曼和费舍的态度过于调和。党员们要求寸步不让地保卫德共选举本党领导人和决定本党组织原则的权利，要求对俄国的干预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致德国党的一份公开信 在这次代表大会结束后，曼努伊尔斯基回到莫斯科，向俄国政治局的一次会议报告了德共情况。他报告说，共产国际中最重要的党德国共产党，有从国际中分裂出去的危险。他声称，在德共领导下由西欧各国共产党联合组成一个“第四国际”的计划，业已经过长期准备，很可能不日就化为现实。据他报告，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德国左派从1924年以来就一直在积累基金。他的这种说法为斯大林提供了一个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武器。在受到这种暗示他串通外国人反对政治局的攻击后，季诺维也夫无可选择，只能参与谴责德共左派和策划采取惩治措施，以表明他自己的忠诚。 这次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左派司库阿图尔·柯尼希，但是共产国际给德共的基金仍然掌握在威廉·皮克和胡戈·埃贝莱因的手上。他们拿到外钞津贴（主要是美元）以后，按月付给党一笔经常费。这些钱是不可能存在银行里的，直到这一时期为止，它们都是被藏匿在某个地方，要用多少就从中拿多少。在埃贝莱因的鼓励下，柯尼希企图使这笔闲放着的资金发挥作用。他打算用这笔钱来投资，为党牟取相当利润，但是，由于只能把这笔资金交给同情党的实业家，因此计划的效果不佳，最后以财政上的明确失败而告终。在这些由共产党投资的企业中，有开姆尼茨的一家小纺织厂（该厂厂主奥里希是红色阵线制服的承制者）、一家留声机唱片制造厂和康斯坦茨湖边的一家出版社。在同各种买卖人谈生意的时候，不免要有许多次请客吃饭的应酬，而那些认识埃贝莱因和柯尼希的饭店侍者，便在全柏林传开了一系列荒唐无稽的谣言。[11] 俄共政治局责成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调查德国党内的这种情况。可是，调查结果证明，尽管柯尼希不善于理财，他却是清白的，因为在调查中找不到严重材料，不足以用他们来攻击他们这一批干部的领导人马斯洛夫和我。马斯洛夫还在监狱里，我同党的财务工作毫不沾边。季诺维也夫可以说明这样的事实，即只有威廉·皮克是从苏俄大使馆领取基金的经手人，党的财务只由他以及他的朋友胡戈·埃贝莱因掌管。 “1923年暴动失败后，国际联络科的驻德代表米罗夫—阿布拉莫夫，以及莫斯科的皮亚特尼茨基，为了选择他们可以信任的共产国际经费保管人，很伤了一段时间的脑筋。当威廉·皮克在新中央委员会里被留下以后，他们两人不禁松了一口气，因为不论是皮亚特尼茨基或者是米罗夫—阿布拉莫夫，都信任这位老资格的劳工领袖。”[12] 在发生上述事件的这一时期，海因茨·诺伊曼成了斯大林在德国的主要拥护者之一。 诺伊曼的父母很富有，但他在十六岁时便脱离资产阶级的家庭和环境，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他一半作为流浪汉一半作为社会主义传道士走遍欧洲，很快便学会几种外文，能讲流利的法语、意大利语和俄语。1922—1924年间，他作为共产国际会议的翻译员常去莫斯科，他的几个共青团朋友介绍他和斯大林见了面。斯大林很喜欢这个聪敏而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在德国党内，诺伊曼的名字逐渐传到柏林以外，人们都知道他是左派集团的青年领袖之一，是马斯洛夫的一个忠实而热心的追随者。诺伊曼是一个无法改变本性的浪漫主义者，因此不可避免地为党的秘密工作所吸引。斯大林知道诺伊曼的这些活动，也知道这个年轻人崇拜他。 柏林大会刚一结束，斯大林便把诺伊曼召到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到一项任务——写一本小册子谴责马斯洛夫的西方共产主义。[13]到这时为止，他虽然为党做过重要工作，却还没有被选上领导岗位；斯大林答应把他提升为德共中央委员。这部旨在帮助改变德国党内情绪的“忏悔录”，曾在共产国际中轰动一时。[14] 这时，对德共财务的调查还悬而未决。诺伊曼又写出小册子，再加上越来越多的传闻，说德国人正在脱离共产国际等等，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便得以逼迫季诺维也夫作出妥协——写一封致德国党的公开信，批评德共左派的政策，建议撤销马斯洛夫和我的领导职位，但仍旧保存左派中央委员会。斯大林以无与伦比的技巧，想出了一箭双雕的安排。在他的提议下，俄共政治局命令作为共产国际主席的季诺维也夫发出这封公开信，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让人看到他在共产国际中的权力正在削弱，另一方面又剥夺了他在欧洲共产党人中唯一有实力的支持者德共左派。由于季诺维也夫还没有决定他什么时候可以公开攻击斯大林，他只得服从党纪，他这样做的时候抱着一种徒然的幻想，以为他能够通过玩弄手腕减轻损失。 作为预备步骤，季诺维也夫让德国党派一个代表团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一起讨论这封信的草稿。德共代表团包括：恩斯特·台尔曼、路特·费舍、菲利普·邓格尔[15]、威廉·施万[16]、恩斯特·施耐勒[17]、约尼·舍尔[18]、奥托·屈内[19]、马克斯·施特勒蔡尔[20]和海因茨·诺伊曼。[21] 这封公开信很长，用小号铅字刊载在德国共产党日报[22]上时还占满三版，它重新提起了曼努伊尔斯基曾企图用它们来破坏德共团结的一切问题。它头一点就是把马斯洛夫和费舍两人同其余左派区分开来。一切政策问题本来都是由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如果不是全体委员的话——决定的，但现在却要这两个人对党的错误负全部责任。据说，别的人都是意志受到“强奸”，被迫接受反共产国际政策的。[23] 公开信先来上长长一篇开场白，由共产国际执委会说了一通他们很难说服德国同志、他们不得不同好几个代表团谈判数星期等等的话，然后便涉及本题，讨论了三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第一，路特·费舍—马斯洛夫的右翼偏差和一味依赖议会方法的趋向；第二，工会问题，特别是有必要在德国党内重新建立一个庞大的工会工作部；第三，党内生活和对待布兰德勒的态度问题。 信中先说明了国际背景；当时“帝国主义正在集中力量反对苏联（对莫斯科形成的一个军事—外交包围圈，英国的政策，以及保证公约）”。公开信然后指出： “这个复杂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弄明白德国亲西方的新倾向。外交趋向的这一改变在人民中间形成了一种不同的气氛，这反映在缺乏阶级觉悟的部分无产阶级的身上。……在被腐蚀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中，可以看到所谓‘反莫斯科’的倾向增长了，这是资产阶级新动向的反映。部分说来，德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这种情绪。” 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结束后，执委会曾打电报给德共中央，要求把极左派开除出党。这封电报以通报形式发给了党的一切区域组织。但是，这样做只是为了——执委会抱怨说——激起全党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几个月后，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路特·费舍又反对提出全世界工会团结的口号，她竟指责这个口号只是支持苏联对英政策的一个策略。 “为争取国际工会团结而进行的斗争，竟被说成不过是‘德国外交政策中的一着棋’，不过是用以接近麦克唐纳社会民主主义政府的一种手法。” 公开信继续说，左派的反布尔什维克情绪还表现在它反对雇用大批领取薪金的人员从事工会工作。（不用说，提出这一点又是为了吸引渴望得到这些职位的右派。）信中认为左派犯了悲观主义；左派不相信德国革命的时机很快就将来临。马斯洛夫特别被提了出来： “马斯洛夫的著述是对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全部政策的一种进攻，一种迂回的但却是极其危险的进攻。” 在他所写的《1917年的两次革命》（柏林1925年版）一书中，马斯洛夫曾批评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政策，他认为，这种政策也要为德国党的错误负一部分责任。公开信引用了他这本书中的几段话，然后对他们痛加谴责： “这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凶恶进攻是不可容忍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回击。……打着同‘西欧’偏向、也就是说同背离共产主义的反布尔什维克偏向作斗争的幌子，马斯洛夫实际上在宣传一种最坏的‘西欧共产主义’…… 从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马斯洛夫同志的集团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就一直是不正确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 在过去几年中，路特·费舍同志不顾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抗议，派遣代表到共产国际的许多支部去活动，责成他们通过派别活动来改变执委会的政策。” 左派共产主义者反抗情绪的另一个表现，是马斯洛夫发表在《火星报》上的一篇文章：《谈谈德国共产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马斯洛夫在这篇文章中谈到，1922年8月，在耶拿代表大会结束后，柏林党组织如何拒绝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因为它不同意执委会对德共政策的某些批评。用公开信的话来说，对这件逸事的报导是“蓄意在德国工人眼中贬低共产国际身价的一种前所未见的行为”。公开信一再重复说，共产国际无疑是正确的；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无疑是不正确的。 德国党在推销马斯洛夫写的书和小册子时，采用了同工人运动传统不相容的“美国”方法，这也成了马斯洛夫的罪过。此外，他还由于有悲观主义思想而被攻击，因为他曾经说过，认为在目前就可以准备夺取政权是可笑的，他还说过，党要想成为德国政治生活中一支真正的力量，至少需要有十年发展时间。 左派和极左派之间的关系一再受到谴责。“在党代表大会结束时，肖雷姆—罗森贝格提出共同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建议被不声不响地接受了，而这种做法是违背一切原则的，因为代表大会的政治方向正是要同极左派作斗争。”左派和极左派的这种联系对莫斯科说来特别危险，因此也特别受到了指责。 斯大林这次干涉的最荒唐部分，也许就是那种口口声声要保卫党内民主的姿态了。俄共总书记要撤换的德共领导人，是刚刚由一个按民主方式进行的党代表大会选出的，可是，总书记用来撤换他们的理由之一，居然是说他们对政治民主不够重视！另一方面，路特·费舍又由于过分照顾到选出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代表们的政治观点而受到谴责。“党的代表大都带有极左派倾向。”这种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顾的离奇作风，也一直是斯大林主义论战的主要特点之一。 公开信最后提出了另一种改变党的办法。德共中央委员会应该扩大，就像俄共中央在列宁逝世后所做的那样；在一个经过扩大的机构中，莫斯科政治局就可以有更多的活动余地。执委会重新蛊惑性地谴责马斯洛夫的议会主义，要求党把力量集中于“纯粹无产阶级的群众政策”上，也就是说，集中全力来组织工厂党小组。对这种对纯粹无产阶级政策的强调纯粹是胡说八道，目的只在于防止德国共产党的政策发生任何莫斯科所不愿意的转变。 “必须了解〔公开信写道〕，德国共产党人最近时期的主要错误之一，恰恰在于过多地注意了‘高级的’、‘议会的’问题，而忽视了在工厂中进行工作。” 当我到达莫斯科参加1925年8月召开的主席团会议时，我第一次看到了这封公开信。由于公开信中有一些论点和我本人对德共宗派主义性质的某些批评表面上似乎相同，我打算接受这些论点，主要只反对信上提出的组织性补救措施。我认为通过这种立场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争取到一定时间，因为我希望马斯洛夫在此期间能获释出狱，另一个是不论怎样也可以把讨论的中心转移开，使话题从德国党的错误方面移到它是否应该独立于莫斯科的问题上。共产党人经常讨论的那些问题——在工会、普鲁士邦议会中的政策等等——已经被说烂了，再把它们提出来只能起到使党进一步分裂的作用。 可是，斯大林却另有打算。共产国际的纪律被抬出来了，要求主席团的所有委员，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得在公开信上签字，而且以后还得在各人的党内捍卫这封信。这就等于要我宣布自己政治死刑的命令上签字，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 当时，德国左派对共产党人的纪律还过于重视。这是我们最容易被人从那里下手的弱点，而作为驻共产国际俄国“代表团”团长的季诺维也夫，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我最初的决定是拒绝为别人火中取栗，我宣布，我将公开和这封信作斗争。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曼努伊尔斯基一再申述他们的理由：你可以在主席团的秘密会议上维护自己的观点，投票反对公开信，但是，如果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世界权威已经作出决定，要求主席团的全体委员都必须在信上签字，你要是再拒绝服从就是破坏布尔什维克纪律。你同样不能拒绝在德国党内捍卫公开信。你是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委员，是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选出的，首先必须考虑你的这一身份，然后才能考虑你在德国党内担负的任何职位。你的首要义务是服从主席团；共产国际的纪律高于各国党的纪律。 等级纪律的原则成了他们用以对付我的武器。如果在政治局内有分歧，经过表决后多数作出的决定对所有的委员都有约束力，布尔什维克的准则甚至不允许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讨论分歧点。在中央委员会中抱有不同意见的人，在党内也必须维护中央委员会的观点；党员在党外则一定要维护党的决定，即使他本人在党内并不同意它们。因此，在每一级机构，分歧总限制在人数尽可能少的范围之内，从每一级往下，下一级较大机构从上级收到的总是一致同意的训令。每一级内部讨论的秘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一级的委员如果和下级单位的人谈起这些讨论，在共产党人看来就等于犯了重罪。 1925年8月，实现这一原则的办法正在形成，这是在共产国际范围内实行这种原则的第一次，也是重要的一次。在此以前，共产国际中抱有不同意见的派别一直可以向任何听众大声说出他们的观点。用布尔什维克的纪律性来将我一军是很有力的，但是，如果没有另一个人支持这种做法，我还是会进行抵抗的。这个人就是季诺维也夫，他在另一次私下谈话中坦白告诉我，他目前的处境非常危险；共产国际正处在俄国党各方面的围攻之下。另一方面，在几个月后即将召开的俄国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他希望能扭转局势。他告诉我，斯大林曾打算让曼努伊尔斯基把马斯洛夫和我排除出德共政治局，他总算设法防止了这一点。他然后说道：你在德国党内的朋友会了解到，你现在以自己的签名支持一种你一年来一直大力与之斗争的政策，那只能是因为你必须在形式上服从共产国际的纪律。为党的错误承担责任正是领袖的义务，同时，通过这样做，你也能防止住对你个人的攻击。你在德国党内的地位是巩固的，足以在这种暧昧不明的处境下支持几个月，而在这以后，我们就能在德俄两国党内公开和我们的对手作斗争。 因此，我在主席团内先投了反对票，然后在公开信上签了字。可是，事实证明，我们的所有这些用心良苦的打算都完全错了；公开信只便利了斯大林权力的巩固。 当我回到德国时，他掀起的运动正在火热进行；肖雷姆和罗森贝格已经被排除出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答应让罗森贝格重返中央委员会，从而得以离间这两个人。在一段时间内，罗森贝格和台尔曼合作，因此保住了他在议会外交委员会中的职位。在曼努伊尔斯基的主持下，党正在讨论“正常化”和“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但是，这种讨论在一般情况下势必要涉及到的当时俄国党内分裂的问题，自然是不容提起的忌讳。尽管存在着共产国际的纪律和党内的派系争吵，党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却倾向于拒绝公开信和这封信意味着的俄国统治。使党最起反感的部分也许是，公开信竟把政策失败的责任推到了马斯洛夫头上，而不是要曼努伊尔斯基负责，尽管前者当时被关在监狱里，后者却一直在柏林指导着布兰德勒。我在柏林、埃森和斯图加特批评了公开信，我在党内所感受过的人们对我的同情，从来没有比我在斯大林开始进行干涉的这几个星期里所感受到的更真诚的了。 1925年9月，马斯洛夫终于作为一个危险的共产党领袖，被带到国家最高法庭面前进行审判。证据主要是他在监狱中写的《1917年的两次革命》一书。在开庭那一天，马斯洛夫知道了公开信的事，因此更急于使自己的刑期尽量判短一些，以便能早日回到党内为自己的政策进行斗争。台尔曼政治局的大部分成员都希望在反莫斯科干涉的斗争中得到马斯洛夫的帮助，这种希望大过他们对马斯洛夫在党内进行反对派活动的恐惧，因此，他们批准马斯洛夫在辩护时可以充分利用起诉书中的弱点。1923年并没有发生大暴动，同时，马斯洛夫本人不仅不在德国（他被留在莫斯科），而且也不是德共中央委员。这一辩词是很有力的，再加上那封公开信，使法庭觉得马斯洛夫日后的地位和政策还很难断定，因此量刑较宽，只判了它四年徒刑。由于他已经被关押十五个月，所以在一两年内就有可能出狱。 马斯洛夫为他自己所作的辩护，大大加强了德国共产党人当中的反莫斯科倾向。斯大林的反应是通过了另一道政治局决议，谴责马斯洛夫在资产阶级法庭上的非布尔什维克表现。他公开讨论了党内事务，并且把1923年的政策拿到公众眼前来出丑，指出它的种种弱点。当时，不仅所有共产党的报纸，而且全世界的报纸都在讨论着德国共产党的危机，并且把它和俄国党内的危机正确地联系起来。可是，马斯洛夫竟说破了密谋的内幕，竟把用以在资产阶级面前遮盖共产国际活动的毯子的一角揭开，就对党犯下了莫大的罪行。 审判结束那天，便召我去莫斯科。我在9月末到达那里，结果只是接到了主席团禁止我回德国的决定。我在共产国际中升了级。皮亚特尼茨基拿去了我的护照，我被安顿在路克斯饭店，在那里，我事实上做了十个月国事犯。我的所有信件都通过共产国际收发，因此也就要经过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审查，这样，我同德国党的所有联系便被割断了。于是，就在马斯洛夫坐牢、我被软禁的情况下，他们一手操纵了党内的讨论。 在柏林监狱中，马斯洛夫要比我在莫斯科饭店中更自由。他的通讯虽然也受审查，但没有我受的那样严格，他可以定期会见他的律师和几个朋友，通过这些人，他便能同党员们始终保持联系。可我呢，却处在俄国党领导阶层日益仇视的包围中，从精神上和组织上都被他们有计划地孤立起来。 斯大林对德共事务的这第一次干涉首创了先例，以后，对各国党的各级党组、对共产国际、以及后来对获得解放的国家，他继续进行了许多类似的干涉，斯大林在进行这类干涉时，过去和现在都根据直接向他负责的特工人员的情报办事。这些情报对于所观察的集体以及它的各个领袖都有详细报导——列举了这些领袖的出身、过去的错误、他们的缺点、隐私、虚荣心等等。他向每一个集团允下他们最渴望得到的东西，而用他们最害怕的东西施加威胁，这样就把一个集体分化成了许多彼此攻讦、竞相邀宠于斯大林的小集团。对于还没有皈依政治局的某些人，总是多方拉拢，把他们收买过来。 这种过程的斯大林主义特点是，以前的反对派后来总要公开承认他们的错误，承认他们过去想错了，只有总书记英明正确。这种把党的错误人格化的做法，提高了最高领导的威信。他的决断永远不会错，如果有错的话，只是因为能力不足的或者不忠实的同志阻碍了它们的实现。通过它本身的内在逻辑，这种威吓制度只能产生长期性的和越来越增长的恐怖。 [1]在1925年人口统计所列有收益就业的二千一百零三万三千人中，53.3%是产业工人，但在他们当中，只有四百十五万六千人组织在还没有从1923年危机中恢复过来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中。见路德维希·海德尔：《国际工会手册》，柏林1932年版，第1卷，第27页；第2卷，第1553页以下。 在1928年8月29—30日举行于布拉斯劳的第十二次工会代表大会上，大会主席宣称：“在1918年的雄心未能实现以后，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都深深感染上了失望情绪，工人们曾经热烈希望过有一个社会主义劳工组织，现在，这个希望已经化为云烟。11月的美梦并没有变成现实。” 工会主义者的这种失望情绪，在积极分子当中尤为普遍，因此，共产党人这些年来在工会内部很难展开活动。“在整整一系列党的地区中，仍然有大量共产党人没有组织在工会里，在某些地区，这样的人竟达总数的20%以上。譬如说，在雷姆夏特这样一个重要的城市中……我们的同志只有30%加入了工会。”（见弗里德里希·赫克特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关于德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埃森〕会议情况的报告》，柏林1927年版，第358页。）经过许多次分裂，一系列由共产党控制的所谓独立工会成立了起来，会员总数达三十万人（见《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记录》，汉堡1921年版，第810页；1921至1925年间，会员数目的变动不大。）。——原注 [2]威廉·赫尔佐格（WilhelmHerzog，1884年1月12日——1960年4月18日），德国文化史学家、剧作家、和平主义者。曾在洪堡大学求学。十一月革命后参加独立党，1920年5月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0年年底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8年被开除出党。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1952年返回西德。 [3]俄文原信已在1933年纳粹劫掠马斯洛夫的住所时失落。这里转载的是马斯洛夫所译的德文，原载于德国左派月刊《行动》，第16卷，第9期，1926年9月。——原注 [4]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МихаилНиколаевичПокровский，1868年8月29日——1932年4月10日），生于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891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1907—1917年侨居国外，1909年参与“前进”集团，同时参与了“召回派”、“造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活动。1911年退出“前进”集团。1913年同托洛茨基合作，试图调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1917年8月回国参加莫斯科武装起义，并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8年参与布列斯特谈判，一度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32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21年任红色教授学院院长。1918年起为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0—1932年是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5]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日柯夫（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Рожков，1868年10月24日——1927年2月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8年被捕及流放，直到二月革命才从流放地回到莫斯科。一战期间倒向孟什维克，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二月革命后支持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统一。十月革命时持反对立场，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1921、1922年两度被捕。1922年退出孟什维克，在列宁的干预下免于被驱逐出境。此后从事教学活动。1926年任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1927年逝世。 [6]约瑟夫·彼得洛维奇·戈尔登贝尔格（ИосифПетровичГольденберг，1873年？月？日——1922年1月1日），1892年开始参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曾与恩格斯通信。1903年起是布尔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8年同托洛茨基合作，参与了维也纳《真理报》的工作。一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成为普列汉诺夫的支持者。1917—1919年是“新生活派”，反对十月革命。1920年重新加入俄共（布）。1922年因心脏病在莫斯科逝世。 [7]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БорисовичКрасин，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8]译文基本上转引自中文本《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42页。在《斯大林全集》中，这封信题为“给麦——尔特同志的信”，除收信人的名字以及个别字句外，内容与本书所载完全相同。在遇有和中文本内容不尽相同之处，概按原文作相应的增删和更动以求真实。——译者注 [9]肖雷姆在1926年由于反对斯大林被开除出党；他继续在党外进行反斯大林的斗争，直到1933年被纳粹监禁。他在许多集中营中被囚禁过，1940年夏，在经受了纳粹和一同被关在集中营中的共产党人两方面的折磨以后，他终于被党卫军头目布兰克在布痕瓦尔德杀害。参看贝奈迪克特·考茨基：《魔鬼和被诅咒的人》，苏黎世1946年版，第116页。考茨基报导了集中营犯人私设法庭的情况，这类情况往往在党卫军的眼前公然把政敌判处死刑，并且执行这一判决。“共产党内的异端分子比社会民主党人还要遭殃，他们的人数相当不少，被称为托洛茨基分子、布兰德勒分子、工会反对派等等。”（考茨基，第131页。）——原注 贝奈迪克特·考茨基（BenediktKautsky，1894年11月1日——1960年4月1日），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考茨基的儿子。1912—1920年期间担任奥托·鲍威尔的私人秘书。1921—1938年任维也纳工人和雇员商会书记。奥地利被吞并后被捕，先后关押在达豪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奥斯维辛集中营。1945年参加社民党，同年2月创立布痕瓦尔德人民阵线委员会，4月被盟军释放。1950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大学任教。1959年参与起草德国社民党《哥德斯堡纲领》。1960年死于维也纳。 约翰·布兰克（JohannBlank，1906—1944），德国党卫军军官。1935—1939年任达豪集中营警卫。1940—1943年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警卫，在任期间杀害了许多革命战士。1943年因贪污腐败、滥杀无辜，被党卫军逮捕。1944年在狱中自杀。 [10]这就是那个请斯大林和赫尔佐格谈一次话的盖施克，在布痕瓦尔德被囚禁十二年以后，他于1945年担任了柏林市议会福利部负责人。——原注 [11]共产党搞这次自由企业冒险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弗里德里希·卡兰姆，他当时是党在埃森的一个行政工作者，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保尔·梅克尔设在墨西哥城的自由德国委员会委员。——原注 阿尔伯特·卡兰姆（AlbertCallam，1887年1月31日——1956年3月1日），出身于建筑技工家庭。1907年加入社民党。1915年被征入伍。1916年加入斯巴达克斯同盟。1917年加入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退役。1919年加入德共（斯），领导出版印刷工作，曾任《红旗报》出版社社长。1923年当选为德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纳粹党上台后坚持地下斗争。1933年4月被捕。1934年获释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37年流亡法国。二战爆发后被保护性拘留。1941年获释后流亡墨西哥，参加了自由德国运动。1942—1946年任《自由德国》杂志出版总监兼常务董事。1946年回国，参加了统一社会党，临时担任柏林出版社常务董事。1956年逝世。 [12]瓦尔特·克里维茨基：《为斯大林的特工机构工作》，第54页。——原注 [13]海因茨·诺伊曼：《马斯洛夫对列宁主义的进攻》，汉堡1925年版。——原注 [14]海因茨·诺伊曼，许多年内斯大林的一个特殊亲信，是当时会讲俄语的很少几个德国人之一。他是斯大林和自己的亲信宴饮时的一个座上客，由于他特别聪敏和具有广博的国际知识，他所掌握的斯大林如何上台的秘密，超过了任何人应该知道的程度。1927年12月，他和一个共产党青年组织的领袖“别索”·罗明纳兹被派往中国，去组织所谓“广州公社”。回到德国后，诺伊曼勇敢地反对正在兴起的纳粹，时常参加街头冲突。 1931年夏，诺伊曼由于愤懑地反对德共容忍纳粹的政策，被免去了为台尔曼充当书记的职务。1932年2月，再次由于莫斯科的命令，他在德共政治局中的工作也被解除；5月，他被召回莫斯科。在那里，他同斯大林就德国政策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他后来关于这些谈话的报导，是说明斯大林这一时期德国政策内容的最重要证据之一。1932年8月，为了完全不让他参与德国党内的事务，诺伊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员被派往西班牙，这个代表团的另两个团员是阿根廷人梅迪纳和波兰人扎尔茨曼。同年年底，对柏林传来的消息感到忧虑的诺伊曼，写信给他在德共政治局中的朋友赫尔曼·雷梅勒说，为了把党从即将来临的毁灭命运中挽救出来，必须在德国大力反对党当时的路线。接着，纳粹在下一个月便上了台，1933年3月，在雷梅勒逃往莫斯科以后，这封信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所发觉，送到了共产国际总部。于是，诺伊曼被命令离开西班牙，前往苏黎世。在那里，他过着屈辱的社会，不能和共产国际的高级领导人联系；他通过党的出版社分配给他的一些零星工作，挣点钱聊以糊口。在纳粹政府要求下，瑞士警察于1934年12月借口护照问题把诺伊曼逮捕。纳粹政府要求引渡诺伊曼，以便对他在快离开德国前向一个党卫军行凶的罪行进行审判。经过几个月的交涉，他最后被准许去俄国；1935年6月，他在勒阿弗尔登舟。回莫斯科后，诺伊曼和他的妻子被分配做翻译这样一种不重要的工作。皮亚特尼茨基打算利用一个加拿大工程师的护照把他送往巴西，使他不致遭到迫害，但是到最后一刻，这个安排却被取消了。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对他进行了两年时断时续的讯问，到1937年4月，诺伊曼终于以在德国党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被捕；具体事实是，他曾经在1930年让弗里茨·大卫（1936年审判中的一个被告）当了《红旗报》编辑，从而便利了暗杀斯大林计划的进行。诺伊曼无疑已经死亡，但他是在何时和何种情况下死去的却不得而知。（保尔·梅克尔曾在一段闪烁其词的文字中，提到过诺伊曼进行的反对派活动；参看《德国：生存还是毁灭？》，第1卷，第256页。） 1946年，一家小杂志（《德国新闻》，智利，圣地亚哥，1946年9—10月，第30—32页）刊载了一篇未署名的报导，提到在1940年有一群德国妇女——他们都是斯大林的政敌的家属——被国家政治保卫局交给了盖世太保，后者把她们关进了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这篇文章的作者便是海因茨·诺伊曼的未亡人，格雷特·布贝尔—诺伊曼，她目前住在斯德哥尔摩。诺伊曼夫人曾慷慨允许我读了她尚未发表的非常有趣的回忆录，在这些回忆录中，她详细描述了她自己于1938年被捕后在卡拉干达犯人营中的生活，以及她在被移交给盖世太保后在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中的经历。——原注 维克托里奥·柯多维拉（VictorioCodovilla，1894年2月8日—1970年4月15日），生于意大利，1911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SocialistaItaliano），1912年移民阿根廷，后参加阿根廷共产党（PartidoComunistaArgentino），1924年在阿根廷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2年8月化名“梅迪纳”（Medina）前往马德里，代表共产国际对西班牙共产党进行整肃，换上了新一代领导人。1937年被召回莫斯科。1941年返回阿根廷，1941年至1963年任阿根廷共产党总书记，1963年至1970年任阿根廷共产党主席。1970年在莫斯科逝世。 伊利亚—大卫·伊扎列维奇·克鲁格利扬茨基（Илья-ДавидИзраилевичКруглянский，1897年10月25日——1936年8月25日），原名弗里茨·大卫（FritzDavid），早年加入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1926年起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到德国工作，并加入了德国共产党。1933年回国，曾任《真理报》顾问、《红旗报》和《消息报》编辑。在此期间是左翼反对派。1936年7月20日被捕，8月25日遇害。1988年平反。 格雷特·布贝尔—诺伊曼（MargareteBuber-Neumann，1901年10月21日——1989年11月6日），海因茨·诺伊曼的妻子，明岑贝格的妻妹。1921年加入德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协会。1929年加入德共。纳粹党上台后流亡瑞士。1935年流亡苏联。1938年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后改判死刑并被引渡回国，关押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1945年4月获释，后移居西德，参加了社民党。1975年因反对勃兰特主导的新东方政策而退党，参加了基民盟。1989年去世。 [15]菲利普·邓格尔（PhilippDengel，1888年12月15日——1948年3月28日），出身于酿酒师家庭，1911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军，被提升为中尉。参加了十一月革命，1919年参加德共（斯），并担任《红旗报》编辑，1922年担任《社会主义共和国》编辑，并进入中莱茵兰地委工作。1923年任《汉堡人民报》编辑，并参加了汉堡起义。1925年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年出席了共产国际六大，并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纳粹上台后流亡苏联，1947年返回德国，次年逝世。 [16]威廉·施万（WilhelmSchwan，1884年2月6日——1960年2月2日），出身于矿工家庭。1912年加入社民党。1917年加入独立党。1920年12月加入统一共产党，在党内支持费舍领导的左派。1924—1928年任国会议员。1926年底被开除出党。1928年议员届满后暂时脱离政治活动，转而经商。纳粹上台后多次被捕。二战爆发后应征入伍。二战结束后重新参加德共。1946年被统一社会党开除出党。1960年在东柏林病逝。 [17]恩斯特·施耐勒（ErnstSchneller，1890年11月8日——1944年10月11日），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战前当过教师。一战爆发后自愿参军，1916年被提拔为军官，十一月革命期间当选为士兵苏维埃委员。1920年参加社民党，卡普暴动后参加德共（斯）。1921年参加三月行动，曾同情列维派。1923年负责起义的筹备工作，指挥萨克森的无产阶级百人团。后来曾参加过中派与左派。1924—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同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局委员，负责军事问题和理论问题，积极参加“反托洛茨基主义与卢森堡主义的斗争”。参加了台尔曼的领导层，但在维托夫事件后被免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1932年10月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纳粹篡权后被捕，被辗转关押于多个集中营。1939年6月被转移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领导了集中营内的德共秘密组织。1944年8月，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内的德共组织被破坏，施耐勒在被转移到毛特豪森集中营后遇害。 [18]约尼·舍尔（JohnSchehr，1896年2月9日——1934年2月1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12年加入社民党。1913年加入运输工人工会。1917年加入独立党。1919年加入德共（斯）。1925—1932年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5—1933年任国会议员。1928年因“维托夫事件”在党内被边缘化。1929—1934年任德共中央委员。1930—1933年任德共下萨克森地区政治书记。1933年3月4日至11月13日任德共主席，同年11月13日被捕，1934年遇害。 [19]奥托·屈内（WalterHähnel，1905年4月12日——1979年10月9日），出身于机械师家庭。1923年加入德共。1927—1931年任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协会中央委员。1929—1930年期间任青年共产国际讲师。1931年在布拉格被捕并被遣返回国。纳粹党上台后流亡国外。1935—1939年任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协会主席。1938年流亡法国。1939—1941年任德共中央委员。二战爆发后被法国政府逮捕，法国沦陷前夕获释，参加了德共领导层。1941年再次被捕。1942年获释。1943年参与创立自由德国委员会。1945年任德共驻法国组织书记。1945年7月回国。1946年参与组建统一社会党。此后担任二线工作。1970年退休。 [20]马克斯·施特勒蔡尔（MaxStrötzel，1885年7月25日——1945年1月？日），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2年至1927年担任西萨克森地委政治书记。1924年至19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担任波美拉尼亚地位政治书记。纳粹篡权后流亡苏联，1938年7月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4月获释，1945年1月在苏联逝世。 [21]屈内后来参加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曾多次被派往欧洲诸国从事各种活动。1946年，他在巴黎露面，成了一个在法国的德国难民协会的负责人。舍尔在纳粹刚上台后就被他们杀害。施耐勒在1933年被纳粹囚禁起来，1939至1940年死于集中营。至于邓格尔，自由德国委员会从莫斯科发出的许多宣言上，起初都有他的署名，但到1944年，他便突然下落不明。——原注 [22]《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德国共产党的公开信》，《红旗报》1925年9月1日。——原注 [23]把要撤换的少数高级领导人和他们的同事区分开来，确是一种方便办法，当雅克·杜克洛在1945年干预美共事务反对白劳德时，所玩的手法几乎是这次对付德共的翻版。白劳德在工作中间，也获得了党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支持，而且，归根到底，美国共产党只是执行了一种莫斯科强加给他的并且为整个组织所接受的政策，但白劳德却成了唯一要负责的人。——原注 雅克·杜克洛（JacquesDuclos，1896年10月2日——1975年4月25日），192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26年当选为法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36年任国民议会副议长。1940年法国沦陷后，曾代表法共同纳粹党谈判，试图使法共合法化，此举严重打击了法共的声誉。1945年赴美国干预美国共产党事务，解除了美共总书记白劳德的职务。1950—1953年任法共总书记。1969年参加了法国总统大选。1975年逝世。 厄尔·拉塞尔·白劳德（EarlRusselBrowder，1891年5月20日——1973年6月27日），生于堪萨斯州威奇托市，1907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17年12月因拒绝服兵役被判处监禁，1918年11月获释。1921年参加美国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26年被红色工会国际派往中国，担任泛太平洋产业工会书记处书记，1929年返回美国，1930—1945年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曾于1936年和1940年参加大选。1944年解散美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重建后，于1946年被开除出党。
第十九章兴登堡选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十九章兴登堡选举 ·帝制派的复活 ·“保卫共和国” ·总统候选人台尔曼 ·帝国联盟的稳定 在道威斯稳定的最初阶段，德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一边是进攻性的右派，他们的突击队正在每一个工业城市的街道上进行战斗，他们的压力集团正在政府中大力排挤新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另一边则是怀着满腔痛苦的工人阶级少数，在一场即将失败的斗争中同右派展开搏斗。 帝制派的复活 民族主义分子加强了他们的帝制派宣传，这主要并不是为了使霍亨索伦皇室复辟，而是为了在群众中复活关于一个强大德国的意识形态。“共和国”表示的是软弱，帝国表示的却是力量。霍亨索伦皇室的亲王们出现在纪念阵亡者的各种典礼集会上；老兵协会一个接一个地庆祝德国历史上的光荣节日，颂扬德国过去在世界列强舞台上的地位，哀叹它今天这种可耻的默默无闻的境地。这些复活的帝制派宣传很受欢迎，由帝制派同情者组成的各种联盟、俱乐部和帮会的成员日益增多就是证明。 1918—1923年间公开的内战逐渐停止，化成了一种暗藏的内战，化成了工人组织和反动分子之间的小规模冲突。“钢盔团”这时站在各种超军事组织的最前端，它是1918年11月9日在马格德堡成立的，是一个前线士兵“反对兵变和革命”的联谊会，其发起人弗兰茨·泽尔特[1]，是一个在柏林休假的预备役军官。兴登堡和陆军元帅冯·马肯森[2]是该团名誉团员。整个钢盔团分为小组、大组、青年组和儿童组；它的特别具有军事性质的部分，称为“夏恩霍斯特团”，以纪念那位反对拿破仑入侵的游击队领袖。帝国主义思想最强烈的旧军队团体，“全德军官联盟”，以及“德国军官同盟”，都隶属于钢盔团。[3] 在魏玛共和国存在的所有年代中，围绕着德国国旗问题发生过许多无谓的纷扰。议会以1848年革命时期的黑红黄三色旗，代替了德意志帝国的黑白红三色国旗。商船的旗帜还是用黑白红旧国旗，只把新旗帜放在一个角上。通过另一道法令，艾伯特总统又增设了十面共和国旗帜，旗色是两种三色旗的颜色的不同组合，再加上铁十字，以纪念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武功。1926年5月15日的最后一道法令，竟打算让国外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只使用旧帝国的国旗。在通过这项法令以前进行的议会斗争，是伴随着一场“旗战”同时进行的，对立的政党彼此毁坏对方的旗帜，而这场围绕着象征品进行的斗争，在组织反共和国干部方面起有相当大的作用。在“帝制派”和“共产党人”之间经常发生的冲突中，极右派拥有更多的武装突击队，左派常有众多死伤。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一同对帝制派分子展开斗争，所有的成员都有组织牺牲。 1924年5月11日，在共产党的一个据点，工业中心扎勒河上的哈雷，发生了一次整整持续一天的巷战。共产党在民众大厦中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遭到钢盔团组织的袭击。警察直到冲突结束时才进行干涉，向挤满人的会议厅中开枪，结果死六人，重伤九人。 被利用来进攻社会民主党人的问题之一是“巴尔马特事件”。巴尔马特兄弟五人是移居荷兰的波兰籍犹太人，在那里，他们通过各种企业进行钻营，力图向欧洲的每一种新兴力量做生意。譬如说，他们曾在1917年向托洛茨基表示，愿意派一个救济委员会到俄国去；在1918年，他们曾试图同乌克兰的拉达做买卖。1919年3月，他们和许多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拉上关系，特别是同普鲁士议会代表恩斯特·海尔曼[4]挂上了钩。他们为他在荷兰安排了一些撰稿工作（顺便提一句，每篇文章总是只付给十五盾稿酬）。通过这些门路，他们搞到了来德国的护照，同各种国家机关，特别是普鲁士国家银行和普鲁士对外贸易协会，建立了正规的商业关系，向他们进口食品。作为打通这些门路的代价，他们向社会民主党报纸捐赠了大约一万五千到两万马克，在皮尔纳成立了一所儿童疗养院，并且付给各个有关的人以一笔佣金。社会民主党议会议员，短期担任过共和国总理的古斯塔夫·鲍威尔拿了这笔佣金的较大一份；共和国总统的儿子小弗里德里希·艾伯特[5]、柏林警察总监里希特尔[6]以及上面提到的海尔曼，分到了这笔佣金的较小一份。这些事实终于在普鲁士议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面前被揭发了，结果使鲍威尔不得不辞去议员职务，并且被开除出党。[7] 于是，人们以巴尔马特兄弟这些其中大有文章的买卖为起点，掀起了一场攻击社会民主党贪污腐化的恶毒运动。事实上，党派到各个文职部门担任行政官的党员，一般说来都是廉洁奉公的人；社会民主党的真正优点之一，恰恰就是这种为政廉洁，而且这个优点还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党的软弱。 在民族主义分子反对共和国的运动中，另一个事件也占了很大地位，一个叫艾米尔·甘塞尔的人，在一家民族主义小报《中德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责艾伯特总统犯有叛国罪，因为他曾参加过1918年1月破坏战争的罢工。艾伯特向法院起诉，要求对这种诽谤加以追究，最后，在1924年12月9日，也就是大选刚结束两天后，几经延期的审判终于在联邦大法官贝韦斯多夫的主持下，于马格德堡开庭。在为自己的行动辩护时，艾伯特声明他所以参加罢工的领导委员会，只是为了限制那次罢工。一群证人证明，他的政策是从爱国主义出发的，他真正希望不遗余力地支持战争。可见法庭认为，决定他有无责任的是他的行动而不是动机，作为审判的依据，法官援引1889年的一项判例，该项判决是，有一个人虽然用意在于救火，仍因纵火罪而被判刑。当时的一本匿名小册子报导说，“调查结果表明，在罢工会议上，当工人群众向艾伯特发出侮辱性诘问时，他曾以要求继续罢工作为答复。”[8] 结果，《中德报》主编被判决犯有诽谤罪，但这项判决只是在形式上开脱了艾伯特的罪责；事实上，判决书等于在法律上承认了他的有罪——必须注意的是，他的所谓有罪，是因为支持了一次被霍亨索伦帝国认为非法的罢工，可是，那个帝国却早就被由他担任总统的魏玛共和国所取代了。假如霍亨索伦皇室复辟，艾伯特就将成为罪犯，而这一案件表明，即使他们并没有复辟，这些原来大都是旧帝国官吏的法官在解释法律时，所依据的也仍然是魏玛共和国以前的标准。 对共和派的另一个警告，是奥托·布劳恩内阁在普鲁士议会中摇摇欲坠的地位。在社会民主党政府只得到中央党和民主党支持的情况下，布劳恩仅仅拥有不大的多数。假如共产党人曾经在反帝制派的斗争中参加支持政府，共和派多数就会得到可观的扩大，社会民主党内阁也就会稳定得多。 这个“普鲁士问题”特别使共产党感到棘手。一方面，它谴责指挥普鲁士警察的社会民主党部长塞费林，认为警察在街巷冲突中保护反动分子、镇压共产党人的示威、杀害示威者等等，都要由塞费林负责。对下层共产党员来说，“社会民主党人”所代表的是殴打他的警察，而不是他的工人弟兄。另一方面，普鲁士议会中的共产党代表原可以施加足够的政治压力，使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人割断他们同民族主义伙伴的联系，通过在普鲁士的这一政策作为起点，就有可能在各地工会和市议会中结成一个政治联盟，最终把社会民主党人推上更具有战斗性地保卫他们的党和保卫魏玛共和国的道路。 可是，实行这样一种转变要有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必须公开摆脱莫斯科外交政策的羁绊，清醒地分析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形势，但共产党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所关心的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问题，是对革命前景长短问题的讨论，是进行革命宣传。在向开姆尼茨支部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当时德共政治局的领导成员之一阿图尔·罗森贝格宣布，党在1924年12月的选举中失败后，争取议会影响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已经毫无意义，党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唯一任务，就是维护革命的精神和组织。罗森贝格说，在这场议会选举的胡闹中，对德国共产党人来说，丧失一两百万张选票一点也没有关系。 “保卫共和国” 正是在党内的这种气氛中，仍然在狱中候审的马斯洛夫提出了实行“保卫共和国”新政策的建议。就当时——1925年初——来说，这是从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革命词藻转为现实地估计德国政治形势的一个大胆转变。面临着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和德国民族主义的猖狂进攻，马斯洛夫主张向社会民主党提出建议，表示愿意在它的势力中枢，共和国政府和普鲁士议会中，彻底调整各派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关系——这个建议同传统的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内容，即打入工会内部进行工作，有深刻区别。 按照马斯洛夫的建议，共产党保卫共和国政策的基础应该是，争取解散黑色国防军和“费姆”恐怖组织，争取消除共和国和普鲁士政府中的威廉派影响。最后，共和国必须解除国防军的武装，并把他们完全解散；为了保卫魏玛共和国和防止复辟，将以经过几个月训练的武装公民来代替国防军，代替职业军队和警察的职责。在他从狱中写给中央委员会的好几封信中，马斯洛夫一再指出，国防军对民兵的问题应该成为调整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两党关系的基础。可是，这种目的只有在经过好几个阶段的政治活动以后才能达到，而第一个阶段便是共产党根本改变态度。[9] 这个建议不是在三十年代中叶提出的，当提出它的时候，纳粹运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纳粹会大获全胜的事实，正如斯大林的国家党政权一样，还完全没有被人们考虑到。在魏玛共和国这一危急关头提出一种积极保卫它的政策时，马斯洛夫抛开了一切党派偏见，竭力想把共产党推到保卫共和国的最前端。对德共政治局说来，共产党一般的统一战线运动是同党的威信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首先停止攻击他们，然后，共产党人才愿意讨论条件。马斯洛夫的建议不仅毫不考虑这种威信问题，而且比一般要求共同罢工的范围广泛得多。马斯洛夫不仅要求向社会民主党建议结成政治联盟，并且要求向天主教工人和天主教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央党提出同样建议，而在他的政纲中，这一越出工人阵线范围的步骤既是最有独创性的一点，也是最遭人反对的一点。 曼努伊尔斯基对马斯洛夫的政策很感不安。如果德国党接受了这套想法，就可能发展起一种独立的德共政策，那样一来，也就会干扰俄国的外交政治活动，特别是影响到同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合作的计划。俄国的主要利益是建立一道反西欧联盟的壁垒，而德共在这一阶段的基本任务，则是团结一切反帝国主义力量，这二者是彼此冲突的。因此，德共中央委员会遇到了一个非常难办的问题。那些革命词句已经越来越失去意义，党的政策不可能再是重复这些词句了，但是，坚决改变政策又遭到了一部分下层党员的反对，莫斯科政治局用心良苦地给予这部分人以鼓励。在阿图尔·罗森贝格和维尔纳·肖雷姆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极左派”反对派，这个反对派得到了柏林的维丁区、鲁尔、德国南部和西部许多无产阶级团体的支持。它谴责马斯洛夫犯了机会主义“联合政策”的错误，在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语言中，这种政策就是越出界限的合作，例如在投票表决军费预算案时同帝国政府的合作。 德共内部和整个德国内部的分裂力量，都集中到了总统选举问题的焦点上。共和国的第一人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七年任期即将届满，在竞选新总统的运动中，道威斯稳定的薄薄幕布被打开了，德国各派实际力量的新配置暴露到了人们的眼前。 帝制派打算提出的总统候选人，显然是陆军元帅保尔·冯·兴登堡，但他们对于采取如此大胆的进攻步骤，还有一些迟疑。德国帝制派的典型人物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在1924年以他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起了带头作用。他的手段是如此高明，以致在1924年12月的选举中，当所有的极端主义政党都严重失利时，他的党却获得了五十万张选票。根据魏玛宪法，如果在第一轮选举中，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取得绝对多数就要在得票相近的人当中举行复选；在这一次，由于有六至八个候选人竞选，第一轮投票肯定不会决定选举结果。因此，帝制派想出了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先提名内政部长卡尔·耶雷斯，因为他是一个带有温和帝制派色彩的文官，比较容易为工业中心的反帝国主义情绪所接受。不过，提出他来显然只是为了试探舆论，因为替兴登堡竞选的运动已经在积极进行。 社会民主党打算第二次为艾伯特竞选，但是在2月28日，正好在选举前一个月，他突然去世了。这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因为党提出的另一个候选人，普鲁士总理奥托·布劳恩，在全国的威望远远抵不上他。 总统候选人台尔曼 共产党推出恩斯特·台尔曼为它的候选人。威廉·皮克最初曾代表右派，胆怯地建议提名克拉拉·蔡特金。这一建议遭到了党内绝大多数人的反对，这方面的原因很多，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蔡特金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右派。在此以后，台尔曼便显然成为被看中的人。他是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在党内深孚众望。德共政治局所以选中他，是因为他在党内有着德国革命工人化身这样的地位。 马斯洛夫根据他的保卫共和国总建议，要求撤回台尔曼的提名，全党支持一个共和派候选人，但该候选人必须接受下列纲领：没收一切皇室财产和通过战争与通货膨胀获得的暴利；把一切前皇族成员逐出德国；把一切帝制派军官、法官和文官全部撤职，法官和文官由选举产生；国家和教会完全分离；废除对工资预扣所得税，改为对高额收入征收所得税；更严格地规定和实行对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保护；给予人民以出版、结社、集会、罢工和示威自由；宣布大赦政治犯。所有这些要求的内容都很明确，以致能够在魏玛宪法的范围之内加以实现；这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纲领，而是一种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和彻底摧毁帝国残余的手段。极左派指责这套纲领是布兰德勒主义，事实上，它们同1923年的布兰德勒纲领也确实相似；但它们不是在前五年的革命高涨时期，而是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考虑防御问题的失败时期提出的。 预选在1925年3月29日举行，选举结果如下所示。（候选人按照由左及右的政治倾向排列，并且分别组成了在复选中展开竞争的联盟。）乍一看来，这张统计表的明显特征似乎是，人民联盟三个候选人所得票数的总和，肯定超过了最大竞争对手的票数，并且几乎可以说是居于多数。但是，选举中令人吃惊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耶雷斯的得票特多，甚至超过了得票次多者二百五十万张左右。人民联盟的得票总和固然较大，但是，帝国联盟内部的团结——他们在这次预选中，已经有三名候选人出来竞选——却要紧密得多。 恩斯特·台尔曼（共产党）1,871,8167.0% 奥托·布劳恩（社会民主党）7,802,49729.0% 维利·海尔巴赫[10]博士（民主党）1,568,398 5.8% 威廉·马克斯（中央党）3,887,73414.5% 人民联盟13,258,62949.3% 海因里希·海尔德[11]博士（巴伐利亚人民党）1,007,450 3.7% 卡尔·耶雷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德意志人民党）10,416,658 38.8% 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纳粹）285,7931.1% 帝国联盟11,709,90143.6% 在竞选结果公布后，帝制派断定对他们有利的时机显然已经到来，因此，他们在复选中便抬出了兴登堡做候选人。在这种极微妙的均势中，共产党的立场可以起决定性作用。马斯洛夫再次要求撤回台尔曼的候选人资格，他的建议也再次被斥为机会主义。 当兴登堡被提名为候选人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一次会议。季诺维也夫大吃一惊：如果他们竟有可能提名兴登堡，德国帝制派力量的重新聚合一定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在同马斯洛夫没有关系的情况下，季诺维也夫自行建议共产党支持布劳恩反对帝国制度的候选人。汉诺威极左派的代表，议会议员伊万·卡茨[12]，这时是德国党常驻共产国际主席团代表。卡茨追溯往事说，从斯巴达克团开始活动的日子以来，社会民主党人就一直是屠杀工人阶级的刽子手；在帝制派和社会民主党警察的合作下，许多共产党员遭到了杀害，因此，如果现在要求共产党支持奥托·布劳恩，那简直是一种耻辱。 在长时间激烈争执的一个空隙当中，我同季诺维也夫作了一次讨论。他指出，预选结果使德国共产党的政策必须彻底改变。如果我们在选举中支持奥托·布劳恩，我们所支持的并不是他本人，也不是他的政策；我们是在保卫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共和国，不使极右派的凶恶企图得逞。“这不是成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了吗？”我问道。这个传统的社会民主党口号，一直是共产党人的笑料。“为什么我们总要两害相权取其重呢？”季诺维也夫回答说。 尽管这个问题对俄德两党都具有重要意义，斯大林却没有表示态度。把问题提交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是季诺维也夫，在1925年4月2日讨论兴登堡竞选问题的主席团会议上，他作了下列发言： “季诺维也夫：我要代表俄共政治局和德共代表团，为以下的策略建议辩护。我们完全不能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共和政体还是君主专制这一选择对我们的关系不大……对于我们的阶级斗争来说，资产阶级民主一般要比君主专制有利得多，即使这种民主非常有限。……我们最初曾认为，无产阶级就要对资产阶级民主立即展开斗争。……可是，革命一旦转入低潮。资产阶级民主和君主专制之间的差别，就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了。德国的帝制派候选人已经得到一千一百万票。……帝制派的危险主要并不在于霍亨索伦皇室的可能复辟；它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帝国复辟’危险，也是一种真正的危险。 我们都知道，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是帝国复辟的严重障碍；它本身就是半帝制性的。在谢德曼发表于11月革命时期的演讲中，我们曾经看到过这一点，现在，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又看到了这一点。社会民主党人最不像是会抛弃君主专制的人；社会民主党人是很糟糕的共和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共和派，非常糟糕的共和派。他们是多半不会保护共和国的。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社会民主党人得到八百万票，我们得二百万票，民族主义分子得一千一百万票。所谓的共和联盟得一千三百万票，帝国联盟得一千一百万至一千一百五十万票；局势犹如千钧之系一发。假如帝制派候选人当选，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就会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 最大的危险是，工人阶级的广泛阶层将会疏远我们。……我们认为我们的口号必须非常简单；只应该提出最受人欢迎的要求。……在初选中，我们试验了自己的力量；在复选中，我们必须考虑最后的结果。……你们可以通过阅读列宁的著作学会这些策略…… 从感情上讲，人们会反对选举那个该死的奥托·布劳恩。假如艾伯特还活着，我们会投他的票吗？我们当然要投他的票——为的是反对耶雷斯。作为一个工人政党，我们可以说：在每一个我们必须表示政治态度的问题上，社会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都是同等的敌人。我们必须判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否真是资产阶级民主和君主专制的选择问题。……只有共产党人才是彻底的共和主义者。 你们对我说：那样一来，《前进报》就会拍手称快，叫嚷起革命已经完结了等等。……我们可以清醒地回答他们：你们说世界革命已经宣告停止，那么你们也就能够更容易接受我们的共同行动建议了。 路特·费舍：我认为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完全正确……〔虽然〕我并没有低估我们党实行这些策略的困难。……在德国，立即发动革命斗争的时期已经结束；我们的同志所不了解的，正是1923年和1925年之间的这种差别。 卡茨：在我们的同志看来，艾伯特—巴尔马特党是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是一个腐败的资产阶级集团。……目前，帝国复辟的危险并不比过去更大。去年，帝制派的影响比现在大得多；如果在去年举行选举，希特勒和鲁登道夫会得到几百万票。耶雷斯是一个典型的大企业代表。……实行这些策略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党将会全面瓦解。 季诺维也夫：我们生活在被敌人包围的环境中。我们需要有头脑；如果我们失败了，工人阶级就将不得不再被资本主义奴役二十五年。在英国，我们投了麦克唐纳的票；为了在英国找到一条道路，恩格斯和列宁这样的人曾经研究了几十年英国问题。你们不了解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敌人……”[13] 在柏林，季诺维也夫和马斯洛夫主张在复选中撤回共产党候选人的建议，被台尔曼影响下的德共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就台尔曼而言，他对担任总统候选人的角色是很感兴趣的。台尔曼在许多方面都有资格充当这个角色。他的家乡汉堡是德国最大的海港，因此，在当地工人中产生了许多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激进分子。在这里，在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期间，“台蒂”（台尔曼的别名）一直在码头上当粗工。他以积极反对德皇征服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迷梦而在工人伙伴中获得声誉。内战时期，他的名字在德国北部沿海地区瓦塞尔坎特的反军国主义工人当中流传开来。1920年，他率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汉堡代表团出席哈雷代表大会，是分裂的最热烈鼓吹者。在共产党内部的左右两派斗争中，他很快便成为左派的领导人之一。 恩斯特·台尔曼和一般的社会主义领袖不同。在社会民主党内，不熟练工人是很少被选上重要岗位的；像台尔曼这样的人，通常总是被压在下层，即使在斯巴达克团内，情况也是如此——它的领导集团只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知识分子如保尔·列维，另一种是青年时代便脱离车间的工会干部如雅可布·瓦尔赫尔。 台尔曼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他青年时代在商船上当过海员，所以一直保留着那种踉踉跄跄的步态。他的文化程度不高，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外国名词经常使他很头痛；但是，从他一开始投入政治活动的时候起，他的广泛经验和非常突出的政治本能便给了他很大帮助。他是一个感情非常激动的演说家，时常大喊大叫（有时候几乎语无伦次）和扯掉他的白色衣领——这是一个总会博得喝彩的姿态。不过，他之所以能打动听众，主要还是由于他的信仰真诚和讲演内容的热情洋溢。他对“将军们”——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憎恨，以及他不可调和地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力量重新聚集的立场，都是无可怀疑的。 俄国政治局早就看出台尔曼性格的长处和弱点。精通政治心理学的俄国领袖们，完全懂得如何去利用他的个性，利用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所怀有的虚荣心，他对知识分子的猜疑，他的野心等等。汉堡党组织的另一个左派领袖胡戈·乌尔班斯[14]，乡村教师出身——大个子，黄头发，倔强，古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德国北方人。在“有学问的”乌尔班斯和“无产阶级出身的”台尔曼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克服的矛盾，而拉狄克也就最充分地利用了这种矛盾，奉承大老粗台蒂，使他反对知识分子乌尔班斯。[15]譬如说，在1923年9月，俄国政治局和德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难得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讨论暴动的准备问题。在会上，台尔曼作了一次使我和马斯洛夫脸红的报告；他就像在大街上遇见熟人一样对俄国领袖直呼其名，以平日进行鼓动时的粗鲁方式大嚷大叫。俄国人不动声色地忍受了一个多小时，始终没有打断他的滔滔雄辩；在他报告完以后，拉狄克站起来，表面上好像深受感动，感谢德国无产阶级最优秀的儿子做了一个极好的报告。 成立于1924年底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选举台尔曼做它的第一任“元首”。成立这个同盟有着双重目的：其一是保护工人的组织、集会、俱乐部和住所，使他们不受民族主义恐怖团体的袭击；其二是帝制派分子当时正通过钢盔团和其他许多遍布全国的退伍军人组织，鼓动起所谓“前线精神”，成立红色战士同盟可以对之加以抵制。在1924年，还不存在国家社会主义派工人；工人是反对国家主义者的，国家主义者也反对工人。经过开头一段困难的时期以后，红色战士同盟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组织；不论是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工人，都喜欢穿着军装参加检阅和接受军事训练。给红色阵线战士选择一种合适的制服，一时成了台尔曼和他当时的亲信之一维利·列奥夫[16]爱好的消遣。往往不喜欢从事党和工会日常工作的积极分子，更容易被这样一种组织吸引过来。 俄共政治局帮助创造了围绕着台尔曼的神话，把他这个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捧上天去，使他成为同老领袖和新知识分子对立的一个形象。1923年斯大林第一次在莫斯科看到他的时候，就特别对他有了好感。台尔曼被授予红骑兵军官的荣誉称号和军服，在穿起这套军服时，他像小孩子一样感到骄傲。许多俄国组织、儿童之家等等，很早就以台尔曼的名字命名。台尔曼的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特别给围绕着他的神话大做了一次广告——这个神话的许多特点和希特勒神话有共同之处，在此以前，台尔曼只是一个党内人物；在此以后，他便成了德国最著名的共产党领袖。即使到后来，当事实已经表明这种政策是如此有害时，党没有在1925年选举中支持社会民主党候选人这一点，也从来没有受到过强烈的谴责，因为斯大林袒护着台尔曼，掩盖了要他负责的任何行动。 台尔曼的参加总统竞选对党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显示了领导集团操纵的局限性。台尔曼现在成为一个具有全国声望的共产党要人了，连俄国政治局也不得不对他有一定程度的尊重；在此后发生的共产国际危机中，斯大林花很大力量把他争取了过去。后来，随着他的弱点日益暴露，他的权威地位成了党的一个负担。可是，神话仍然在流传着，而由于他的名气太大，许多反对派打算摔开他的尝试都没有能获得成功。[17] 共产党的竞选活动获得了很大成功。往往以同帝制派大打出手而告终的竞选集会，参加的人很多，气氛也很热烈。选举前夕，在哈雷发生了一次特别激烈的骚乱；同一天，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在柏林被杀死。在极右派和极左派彼此敌视和各不相让的形势下，共产党的下层群众斗志昂扬；他们感到自己在领导着反帝制派运动。不用说，党并不指望台尔曼会当选总统，但是，它居然能使数目相当大的一批人紧密地团结在未加冲淡的共产主义口号的周围，这种成功使党非常兴奋。在许多党员看来，这种成功要比选举中可能获得的任何胜利都更有价值，在一段时间内，全党的情绪是如此之高，以致可以不把选举中的失利放在心上——在预选中，台尔曼获得的票数比1924年12月的选举结果又减少了一百万张。 另一方面，在耶雷斯获得如此巨大的胜利以后，社会民主党人陷入了窘境。如果候选人是艾伯特，作为魏玛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他的威信还足以号召中央党支持他，但是，普鲁士总理奥托·布劳恩却没有这种威信。社会民主党人不愿意冒险投入一场敌强我弱的战斗，决定在复选中支持中央党候选人威廉·马克斯；在出现这一情况以后，台尔曼便更感到有理由坚持保留共产党候选人的资格。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人也没有设法打破工人阵营中的这一僵局。 因此，在1925年4月26日举行的复选中，就有了三名候选人——兴登堡、马克斯和台尔曼。选举结果如下： 兴登堡（帝国联盟）14,655,64148.3% 马克斯（人民联盟）13,751,60545.3% 台尔曼（共产党）1,931,1516.4% 这样，人民联盟和共产党得到的选票加在一起虽然占多数，但兴登堡是第二轮选举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于是就成了德国总统。[18] 帝国联盟的稳定 总统选举以后，共产党内的情绪转为失望。1925年5月9—10日，举行了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央委员会加上各地方支部选出的代表），在会上，各派之间围绕着选举后的政策问题展开了激烈冲突。左派建议在议会中、特别是在普鲁士议会中支持人民联盟。右派反对这一建议，但是赞成同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结成没有资产阶级中央党在内的统一战线。极左派反对同任何集团结成联盟曼努伊尔斯基正式支持季诺维也夫—马斯洛夫政策；经验丰富的曼努伊尔斯基看到左派已经分裂成好几个派别，便想出了一套利用这种分裂的计划。在关于机会主义路线危险的复杂讨论中，明显地反映了下层群众对共产党政策的不信任心理。 “恩斯特·麦耶尔〔代表中央委员会右派反对派；他通常是一个谨慎的发言者，在提出建议以前总要经过仔细斟酌，可是在这次会上，他却大发了一通完全是蛊惑人心的议论〕：马斯洛夫的建议是机会主义，太接近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了……譬如说，我们必须问一问，我们是否应该通过选举苏维埃来取消反动的文官。 路特·费舍：兴登堡参加竞选是资产阶级实行新方针的征兆。说什么德国资产阶级只是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搞糊涂了云云，都是不正确的。提名兴登堡是一个纲领，是一种在新基础上实行复辟的深谋远虑。资产阶级希望同协约国勾结起来反对俄国。 党中央扩大会议决议：兴登堡当选为德国总统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一部分资产阶级对赔款问题采取了反抗态度；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正是要镇压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反抗，把资产阶级反对派拉拢进道威斯计划的圈子。……德国的稳定完全依赖美国贷款。因此，帝国联盟各党也主张兴登堡仍然接受道威斯计划。……同时，资产阶级显然想通过选举兴登堡，对工人阶级增加压力，使他们更多地承当赔款负担。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新的恐怖措施，例如哈雷的流血冲突，莱比锡审判中的死刑决判〔契卡审判〕，法西斯活动的重新抬头，甚至对‘国旗团’[19]这样的组织都要审讯等等。 资产阶级暂时投靠了协约国帝国主义，但它丝毫也无意于永远放弃它自己的帝国主义政策。它将力图恢复一种积极的外交方针，重新树立德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地位（加入国联、托管殖民地、缔结保证公约）。……这种‘民族政策’事实上是一种英帝国主义的政策。……左右翼政党之间并没有划清界限。各党之间的壁垒不是很明显的。帝制派反革命正在进展…… 在当前的帝国主义时代，相应于资本的集中和自由竞争的普遍消失，在政治方面，国家政权也集中掌握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手中，这个政府的反动倾向将随着帝国主义危机的加深而日益增长。这种倾向……造成了一系列我们可以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的现象。” 在主要的争论点，也就是共产党在普鲁士议会中该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上，反台尔曼的力量得以凑成了一个不大的多数，使他们的观点被会议接受： “在我党成为右派和所谓左派之间的仲裁人的形势上，实行左派良好政策以反对右派联合是可以允许的，在明显情况下甚至非这样做不可。” 代表们对这项决议案有过以下的讨论： “路特·费舍：兴登堡选举是1923年10月以来的转折点；对于没有表明自己有能力完成本身任务的党来说，这是一个考验。……共产党工人对任何策略转变都怀着不信任，是改进我党活动的一个严重障碍。 兴登堡是英国的候选人；道威斯计划是一种为英美服务的计划，但对于法国资产阶级也足够有利，以致同时也是一种为法国服务的计划。帝制复辟倾向——这种倾向并不是始于最近几个月，而是早在1918年11月9日便萌芽了——从1923年10月革命失败到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增长。 阿图尔·罗森贝格：这两个集团完全是一丘之貉；他们都代表大企业，因此，共产党人如果保卫一个大企业集团来反对另一个，就肯定会丧失他们的革命斗志。假如通过了在普鲁士议会中支持左派内阁的决议，共产党就将不得不投票赞成警察的经费预算。那样，我们就等于是赞成给予哈雷市警察局长皮茨格中尉以薪金。这在共产国际的政策中从来没有见过，有背于它的历届世界代表大会和执委会通过的一切决议和决定。‘农民不是玩物’，共产党也一样。必须首先割断联结着资产阶级的脐带，然后，我们才能够把小农和知识分子团结在我们的周围。但是，要使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合作是不可能办到的。 汉斯·韦伯[20]〔来自帕拉廷耐特，另一个极左派集团的领导人〕：假如这种政策继续下去，最后就会有人要求共产党投票赞成黑红黄国旗。 维尔纳·肖雷姆〔代表另一个极左派集团〕：共产党不能在普鲁士议会里接受警察经费预算。” 其他欧洲党的代表支持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奥地利代表声明，奥地利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是德国党的一部分。法国代表指出，德国党的政策已经给法国共产党人的事业带来很大危害；兴登堡选举加深了法国对德国的猜疑。 有人报告了工厂中极其激动的反应。兴登堡当选是出人意料的；工人们尖锐批评共产党没有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接着，台尔曼向会议宣布，社会民主党明天将在全德国到处贴起一种宣传画，表明兴登堡踩着台尔曼的肩膀爬上了总统宝座。（到1932年，当社会民主党人支持兴登堡反对希特勒的时候，这次选举后的“兴登堡踩着台尔曼肩膀当权”的口号，便成了被用来攻击他们自己的话柄。） “路特·费舍：不论是谁听到这里的讨论，都会以为这次会议是在空间和时间以外举行的呢！”[21] 兴登堡当选标志着内战的终止和德国反革命三个形成阶段中第一阶段的结束。在第二阶段，从这次选举到1928—1929年，存在着恢复德意志帝国、使霍亨索伦皇室或其代表复辟的企图。而到第三阶段，从美国经济大萧条到纳粹上台，则是强权政治的新形势代替了君主专制。 1918—1923年军队总参谋部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联盟，是以共同的恐惧和相互猜疑为基础的。在这段时期，由于艾伯特政权软弱无力，志愿团——反革命派的雅各宾党人——在革命或反革命发展过程中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无论是在组织形式或行为表现方面，纳粹的党卫军（SS）和冲锋队（SA）都同志愿团有直接联系，也只有刨一刨这个老根子才能对他们有所了解。在卡普暴动以后，志愿团运动便停顿下来；1921和1923年的共产党暴动，主要是被警察部队镇压下去的。正如萨洛蒙所说，“志愿团的力量已经耗尽；塞费林的警察以及站在他们背后的国防军，接替了志愿团的工作。”随着兴登堡的当选，志愿团暂时说来更加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他们退居到德国生活的幕后，在一旁等待着道威斯稳定时期的结束，然后以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新形式重新登上舞台。 到1923年，革命暴动的危险已经消失，民族主义分子不再需要进行防御性战斗了。他们集中力量于重新控制政府，把在困难时期暂时借给社会民主党看守政府的权力拿回来。在1923年以后，民族主义分子感到自己的力量已经十分强大，足以通过合法程序来改变国家；他们发起了一种争取群众普遍支持的统一行动，以便有足够的群众基础通过公民投票来实现这一改变。 1925年的选举是德国第一次公民投票，谁也不知道德国人民对这次直接诉诸他们的行动会如何反应。兴登堡是作为这样一个人物被抬出来的，他在德意志帝国四十年太平岁月中的光辉建树，将保证德国此后能获得同样的稳定。现在，这位帝国的忠臣和几朝元老成了德意志共和国的最高权威。兴登堡是一个神话；他是德国人民的父亲和救星。他体系着超党派的德国，超出政治组织纷争之外的德国。 兴登堡从来也不否认他对霍亨索伦皇朝的绝对忠诚。他的书斋中摆满了霍亨索伦统治时代的各种纪念品：旗帜、腓特烈大王时代的古玩、金桂冠、德皇的大理石雕像等。 “每年1月27日，兴登堡总要向皇帝祝寿。……在总统竞选中，兴登堡收到了大量信件。有人问他下一次欧战将在何时爆发，对付空袭和毒气最好用什么方法。”[22] 由于兴登堡意外顺利地在选举中获胜，军队方面感到自己的威望已经有巨大增长。根据宪法，昨天具有足够大的权力和足够长的任期，完全可以为军界政策的深远发展奠定基础。在这一时期，每个人都指望道威斯稳定所带来的繁荣会持久下去。在经济继续稳定的情况下，兴登堡就有可能逐步改变魏玛共和国的制度，恢复曾经被它们部分代替的旧制度，从而使威廉帝国——不论是否有威廉——复辟。这样，在司法、行政、教育和哲学等各方面，兴登堡的当选使旧的思想和力量都重新活跃起来，使他们有了重新战胜新事物的新勇气和新希望。德国工人在共和国的七年中没有来得及发展新的组织形式，这时越来越被驱向防御地位。现在，兴登堡这位陆军元帅成了德国元首，军队也就跟着他一起领导制订国际政策。 兴登堡选举在德国国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法国，普遍不安的情绪增加了，军队方面加紧为扩充军备进行斗争。在英国，同德国合作的倾向进一步加强，因为德国现在已经显然在中间道路上稳定下来。凡尔赛条约签订后新成立的德国邻邦感到恐慌。在已经对复兴德国（在道威斯主持下）发生强烈兴趣的美国，经过几年民主共和国政权以后又出现了德皇的陆军元帅，这在人们看来是一个谜，是表明欧洲政治已经乱得不可收拾的另一个证据。一方面，作为革命浪潮已经肯定被遏制，一个新的稳定时代已经开始的象征，兴登堡到处受到欢迎，另一方面，他的当选也加深了列强之间的矛盾，成了新战争危险的预兆。 [1]托比亚斯·威廉·弗兰茨·泽尔特（TobiasWilhelmFranzSeldte，1882年6月29日——1947年4月1日），出身于新教家庭。1906年入伍。一战期间参加了索姆河战役，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左臂。1917年复员后进入德军外交部工作。十一月革命后，于1918年11月25日创立“钢盔团”，鼓吹复辟君主制。1919年加入德意志人民党。1927年底因反对施特莱斯曼的外交政策而退党，随即参加了民族人民党。1933年加入纳粹党。1933—1945年任国会议员兼劳工部长。二战结束后被盟军逮捕，1947年死于狱中。 [2]安东·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马肯森（AntonLudwigFriedrichAugustvonMackensen，1849年12月6日——1945年11月8日），普鲁士将军。1869年入伍。1870—1871年期间参加了普法战争。1898年创立德国陆军研究协会并担任名誉主席。一战期间在东线作战，屡建奇功。一战战败后，先后被关押在匈牙利和希腊。1919年回国，参加复辟君主制的活动。1944年强烈谴责“七·二〇政变”。1945年死于下萨克森。 [3]赫尔曼·马丁：《钢盔团的十年》，莱比锡1929年版。——原注 [4]恩斯特·海尔曼（ErnstHellman，1881年4月13日——1940年4月3日），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1898年加入社民党。1903年毕业于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1909—1915年任《开姆尼茨人民报》主编，在党内是右派。一战爆发时支持战争。1919—1933年任夏洛滕堡市议会议员兼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1—1933年任普鲁士邦议会社会民主党党团主席。1928—1933年任国会议员。纳粹党上台后留在国内，为奥托·维尔斯在国会发表反对《授权法案》的演讲起草文稿，同年6月22日被捕，辗转关押在多个集中营。1940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 [5]小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Ebertjunior，1894年9月12日——1979年12月4日），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之子，1910年参加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团，1913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曾在东线参战。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在多家社民党报纸工作过，1928年至1933年当选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被捕，曾被关进集中营。1939年被强征入伍，1940年在出版社工作。二战结束后，当选勃兰登堡省社民党主席，参加了把（苏占区）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活动，并在统一社会党成立时入选中央委员会，1949年入选政治局。1946年至1949年任勃兰登堡邦议会议长，1948年至1967年任东柏林市长，1949年至1971年任人民议会副议长，1971年任统一社会党人民议会党团主席，1960年入选国务委员会，1971年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 [6]威廉·里希特尔（WilhelmRichter，1881年12月10日——1976年5月4日），1904年加入社民党。1911—1918年任夏洛滕堡市议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安全人民委员。1918—1919年任夏洛滕堡市警察总监。1919—1920年任柏林警察副总监。1920—1925年任柏林警察总监，任内大规模迫害犹太人。1925年因卷入巴尔马特丑闻而被迫辞职。此后脱离政治活动。 [7]柏林《前进报》，1926年1月7日。并可参看约瑟夫·考夫霍特博士：《巴尔马特行贿案》，柏林1925年5月版；卡尔·拉狄克：《巴尔马特兄弟与社会民主党》，汉堡1925年版。考夫霍特是普鲁士议会调查委员会委员之一。——原注 约瑟夫·考夫霍特（JosephKaufhold，1876年5月8日——1939年以后），德国律师。1905年加入德国保守党。1905—1907年任保守党佩日采党委书记。1907—1918年任保守党国会党团秘书。一战中入伍，曾获二级铁十字勋章。十一月革命后参与创立民族人民党。1919—1921年任柏林—舍讷贝格市议会议员。1920—1921年任柏林市议会议员。1921—1932年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39年以后的情况不详。 [8]“阿”〔阿道夫·斯坦〕：《艾伯特审判》，柏林1925年版。——原注 阿道夫·施坦（AdolfStein，1871年8月16日——1945年12月31日），德国保守派记者、作家。 [9]参看阿尔卡季·马斯洛夫在1925年3月25日柏林《火星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列宁的《火星报》为名的这份报纸，是一种党内公报。——原注 [10]维利·胡戈·海尔巴赫（WillyHugoHellpach，1877年2月26日——1955年7月6日），早年学习医学和心理学。1898—1903年为《社会主义月刊》供稿。1903—1922年为《柏林日报》撰稿。一战期间在西线军事医院工作。1918年加入民主党。1922—1924年任巴登邦教育部长。1924—1925年任巴登邦主席。1925年代表民主党参加第一轮总统选举。1925—1933年为《新苏黎世报》供稿。1928—1930年任国会议员，议员届满后退出政坛。 [11]海因里希·海尔德（HeinrichHeld，1868年6月6日——1938年8月4日），1906年起担任记者，并参加了中央党。1907—1933年任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1914—1918年任巴伐利亚邦议会中央党党团主席。1919—1925年任巴伐利亚邦议会巴伐利亚人民党党团主席。1924—1933年任巴伐利亚邦总理。纳粹党上台后被迫退休。 [12]伊万·卡茨（IwanKatz，1889年2月1日——1956年9月20日），出身于商人家庭，接受过高等技术教育。1906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当过一年五金工人，1907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曾任机枪连连长。1919年年底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2年负责领导中央局地方事务工作部，支持左派。1924年当选政治局委员，随后担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5年组织了极左反对派，1926年1月12日被开除出党，此后转向委员会共产主义立场。纳粹篡权后，于1933年3月18日被捕，不久后获释。1941年再次被捕，后越狱，1944年被捕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随后又被转到毛特豪森集中营，1945年5月被美军解救。二战结束后重新参加德共，1946年加入统一社会党，1949年3月14日退出统一社会党，同年5月12日加入社民党。1950年曾参加过一个“铁托派”政党——德国独立工党（UnabhängigeArbeiterparteiDeutschlands）。1956年在意大利提奇诺（Ticino）病逝。 [13]《帝制派的危险和德国共产党的策略》，柏林1925年版，第6—11页。——原注 [14]胡戈·乌尔班斯（HugoUrbahns，1890年2月18日——1946年11月16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教师。战前即开始倾向社会主义。1914年参军。1918年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随后担任德共瓦塞尔坎特组织领导人，自1921年起属于党内左派。1923年任瓦塞尔坎特地委书记。1924年1月被捕，1925年1月被判刑，同年10月获释。因支持左派，于1926年11月被开除出党。创建并领导列宁同盟，赞成反纳粹主义的工人联合阵线。1933年流亡国外，在瑞典逝世。 [15]从1933年起，胡戈·乌尔班斯便一直住在斯德哥尔摩，他于1947年1月在那里去世。——原注 [16]列奥夫在长时间内一直是红色阵线的一个杰出领袖，1934年，他在莫斯科因为贪污和盗用党的基金被判处死刑。——原注 维利·列奥夫（WillyLeow，1887年1月25日——1937年10月3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木工学徒。1904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斯巴达克斯派，并成为斯巴达克斯派的青年组织者。1918年3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与创立德共（斯）。1923年以前曾在地下机关中担任过多个职务。1925年担任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副主席，是实际上的组织者，1928—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3年流亡国外，1934年流亡苏联，1936年2月26日在大清洗中被捕，1937年10月3日遇害。1989年1月平反。 [17]1933年初纳粹一上台后，台尔曼便被逮捕，在许多监狱和集中营中度过了以后的十年。1944年9月，他在布痕瓦尔德被害，据官方报导，他是在集中营工厂遭到空袭时被炸死的，但是据他在集中营中的同伴说，他是被纳粹们自己杀死的。——原注 [18]人们认为，共产党在复选中硬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从而为兴登堡的上台打开了大门，保尔·梅克尔在反驳这种论点时，笨拙地举出了下列事实为他的党辩护，即：中央党的右翼，巴伐利亚人民党，抛弃马克斯转到了兴登堡方面。“假如这些天主教徒曾经忠实于他们的兄弟党主席和教友，马克斯就会稳操胜算…… 为了防止兴登堡当选，共产党……宣布它愿意在复选中撤回自己的候选人，如果社会民主党的奥托·布劳恩参加竞选的话。这是一项在当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决定，表明德国共产党希望在它和社会民主党群众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奥托·布劳恩在得到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民主党的支持以后，就会获得胜利；而他的胜利也就会排斥兴登堡的当选。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虽然他们的党，最强大的左翼政党，完全有资格提出布劳恩参加竞选。它同中央党和民主党组成了所谓‘人民联盟’，这个联盟提出前帝国首相威廉·马克斯博士为总统候选人。” （《德国，生存还是毁灭》，第1卷，第118—119页。） 事实是，直到社会民主党已经和其他党约定支持马克斯的时候，共产党才提出他们愿意支持布劳恩的建议，因此，这个建议便成了毫无现实意义的空话，充其量不过是共产党保全自己面子的一个姿态而已。而梅克尔并没有提到这一事实。——原注 [19]“国旗团”全名“黑红黄三色国旗团”，是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由社会民主党、德国民主党和中央党在1924年成立的一个组织，旨在保卫共和国，但是拒绝和共产党合作。——原注 [20]汉斯·韦伯（HansWeber，1895年1月23日——1986年1月15日），生于瓷砖工人家庭，1913年参加青年工人运动，1914年反对社民党的支持战争的政策，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但直到1920年才退出独立党。1920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普法尔茨地委书记，1928年3月14日因参加左翼反对派被开除出党。此后退出政治活动。1946年参加社民党，不久后又退出。 [21]《帝制派的危险》，第44页以下。——原注 [22]格哈德·舒耳策—费尔策尔博士：《兴登堡如何当选为德国总统》，柏林1925年版，第23、14页。——原注 格哈德·舒耳策—费尔策尔（GerhardSchultze-Pfaelzer，1891年7月7日——1952年10月13日），德国作家。出身于牧师家庭。一战中入伍。1919年加入德意志人民党。1920年退党。1922—1925年任《柏林晨报》编辑。1931年参加了奥托·斯特拉瑟领导的黑色阵线。1932年1月加入纳粹党和党卫军，但同年10月即被开除出党。1934年因揭穿“兴登堡传位于希特勒”的谎言而被短暂监禁。1939年在劳动阵线工作。1940年任国防军最高司令部战争管理员。1943年参加旨在促使德苏和平的抵抗组织，同年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判处两年监禁。1947年在纽伦堡审判巴本时作为证人出庭。1952年去世。
第十八章左派共产主义和道威斯计划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四部分转变时期 第十八章左派共产主义和道威斯计划 ·美国的建议 ·曼努伊里斯基代表团前来柏林 ·共产党的法兰克福大会 ·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 ·议会接受道威斯计划 在凯特·柯尔维茨[1]的著名石板画中，有一幅题为《德国——1923年和1925年春天》的作品。这幅画的前半部画着一个德国工人阶级妇女，两手托着头极度忧伤地坐在那里；由于疲惫不堪，他的眼睛紧闭着，瘦伶伶的嘴边的皱纹，显示出她的满腹心酸和绝望。画的后半部是同一个妇女的同样姿态，但是她的眼睛睁开了；她又怕光地眯着眼显出一半惊异一半好奇的神色；她的嘴丰满了一些，嘴角上的皱纹也少了几道。凯特·柯尔维茨本人始终没有参加共产党，但她是共产党推崇的人民艺术家之一，上面所说的石板画便代表了人们当时的情绪。 尽管柏林政府在反对两种极端分子——汉堡的共产党和慕尼黑的纳粹——的行动中表面上取得了胜利，它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处境仍然是复杂而不稳定的。希特勒暴动的平息并没有把民族主义分子和黑色国防军镇压下去。随着塞克特和巴伐利亚国防军之间的重新妥协，慕尼黑仍然是反魏玛别动队的演武场。在军队及其不合法的外围组织中，有无数渴望实行军事独裁的人，他们把塞克特—卡尔协定给予柏林的喘息时机，只看做是一种暂时的停战，他们将利用这段时间来准备另一次政变。民族主义密谋分子拥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同情者，他们颇可以认为自己的失败只是一种战略退却，在这一点上，他们比共产党人具有合乎逻辑得多的理由。 柏林政府在同英国人举行的谈判中获得成功，英国同意了赔款问题应该通过预备谈判来商定，同意对莱茵—鲁尔的占领应该结束。可是，这种成功只是解除了对德国的最大压力，因为法国人仍然赖着不走，并且施加压力企图永远控制鲁尔。法国打算成为东抵维斯丢拉河的欧洲大陆的霸主。英国的赔款建议一方面是旨在遏制法国的这种野心，另一方面则是要把德国拉向西方，防止它可能和苏俄结盟。在这种英—法—俄三国角逐的情况下，德国企业界感到又有可能提出先贷款后赔偿的要求；它希望通过这种利益冲突的迷雾，能够寻求出一条恢复德国力量的道路。 美国的建议 1923年底，战后欧洲英国政策的一个真正强大的竞争者第一次登上了舞台，这就是美国。随着1918年以后孤立主义浪潮的席卷全国，参议院否决了威尔逊总统主张加入国联的建议。美国曾经承担了向协约国提供战费的主要负担，战争结束后，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变成了它的债务国。对美国来说，德国赔款问题直接关系着协约国的偿还战债。 德国尽管被战败了，仍然是欧洲最先进的工业国，在外国贷款的帮助下，它的经济是可以在短时期内恢复过来的。从1920年以来，德国经济学家就曾在无数备忘录中强调过这种情况，这些备忘录都是根据调查研究写出的，在结尾时总是提出加强生产的建议。德国只有在得到外国贷款以后，才有能力向国外购买原料和恢复工业，从而才有可能生产出必要的盈余以偿付赔款。而且，德国专家还不断提出，赔款的偿付必须是灵活的，要随着德国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根据正当的经济理由提出每年赔款额不作硬性规定的这种要求，成了德国政府修改凡尔赛条约的一个重要武器。 1923年秋，在汉堡、慕尼黑和德累斯顿政治危机达到高潮时，柯立芝[2]总统接受国务卿休斯[3]的建议，同意把赔款问题交给不管政治的专家去研究。12月7日，选出了这样一个专家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后来的副总统查尔斯·道威斯[4]将军。到同年年底，便已经着手拟订“道威斯计划”的初步方案，其内容大体上和许多德国专家在过去几年中所提的建议相一致。它的主要原则是，赔款应该以经济利润、特别是出口盈余来支付，而不应该以让与资本作为赔偿。赔款总额不作明确规定。原来硬性规定每年必须偿付的巨额赔款，将改成按照德国经济的产量作增减的滑准偿付制。在第一阶段，将让德国经济得到相当的休养生息，使它得以生产需要运交国外的剩余物资，在第一阶段，美国的第一批巨额贷款将为以后的偿付创造基础。从1924年9月1日到1925年8月31日，德国必须筹措两亿金马克，此外，美国将提供一笔八亿金马克的贷款。在第一个赔偿年，德国的赔款将以十亿金马克开始，按年偿付，到1928—1929年，将增加到每年二十五亿金马克的“正常”（而不是“最高限度”或“最低限度”）偿付额。在重新发生经济和财政危机时，驻柏林的赔款总署有权停止向德国的债权国偿付赔款。另一方面，如果德国经济繁荣，协约国每年则可以多获得一些赔款。这种滑准赔偿制给予了德国工业以直接刺激，但是，道威斯计划也使德国经济为美国商业盛衰的周期性所束缚。 美国专家接受了普恩加莱的生产保证思想，但他们是按照美国方式来理解的。因为对法国政府说来，生产保证就是夺取和吞并德国最富庶、工业最发达地区的另一种说法；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要求把鲁尔区国际化，就是重复了法国在1923年的政策。另一方面，美国的建议则完全是根据经济考虑提出的。生产保证是一种同时牢牢控制德国经济的保护制度。作为第一个抵押担保，成立了一个由各债权国代表控制的独立股份公司，负责经营政府的铁路系统。各债权国在国家银行理事会中的代表，也把国家银行变成了一个独立于德国政府之外的机构。围绕着这两项关键性措施，建立起一系列相当于控制国家预算的担保制度，例如以关税收入和运输税为抵押等等。 在德国，道威斯计划遭到了少数人的猛烈反对；这些人振振有词地说，实行这个计划的结果将使德国“殖民地化”和“巴尔干化”。（控制银行和铁路确实是担保土耳其、巴尔干诸国和中国归还贷款的典型方法。）直接干涉内政引起了民族主义的抗拒情绪。国家机关中的工人和雇员害怕外国专家会削减他们的薪资。可是，除去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右派和围绕着极右翼政党的大小集团以外，民族主义分子的反对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大企业和德国政府中的高级人物都接受道威斯计划，认为这是回到世界市场中的最好方式。既然欧洲各种力量之间的对比不可能立即改变，既然德国工业的复兴是保证德国未来的前提，因此大多数保守派政党和组织都同意接受道威斯计划。 道威斯计划的最坚决支持者是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他们只批评了计划中影响到工会或该党工人工资的那些部分。一般说来，他们是欢迎美国资本干预的，因为他们要求得到保障，不致再为1923年那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所苦。 道威斯计划给了莫斯科政治局一个强烈的印象。包括尤金·瓦尔加在内的俄国专家研究了它的一切细节，认为这个计划证实了他们的“德国已沦为工业殖民地”的理论。美国对德国经济的这一直接干预，对苏俄说来具有莫大的关系。在道威斯计划可能在德国产生的一切后果中，俄国政治局只关心一点——它将对苏俄的政策产生什么影响。他们并没有召开会议，根据道威斯计划使欧洲产生的深刻变化，研究出一种切实可行的共产国际政策。对凡尔赛条约一个重要部分的根本性修改，要求德国共产党的政策有相应的改变，既要考虑到没有被粉碎的复辟力量，又要考虑到德国在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新均势中所处的境地。由十月失败而引起的滔滔不绝的左派革命词句为莫斯科的政策帮了大忙，正好使它避免在德国承担义务，不去分析道威斯计划的意义。 这样，道威斯计划便被单纯理解为一种包围俄国的新工具，旨在为英国指使下的德国干涉作准备。他们指示德国党要无保留地反对这个计划。可是，这些指示都是多余的，因为在这一时期，德国共产党本身就上下一致反对来自西方的任何干涉。俄国政治局担心它同德国军界以及倾向于莫斯科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关系会被削弱或中断，于是陈说利害，不仅强调稳定化的经济后果，而且强调它对德国前途的更广泛影响。难道德国要变成一把供英国人用来对付莫斯科的匕首吗？德国可以走哪条路呢？是走向伦敦，还是走向莫斯科？德国不能在路当中停步不前，如果不能及时作出选择，它就会被粉碎。道威斯计划的规定尽管比较有伸缩余地，它却仍然是经济方面的一个凡尔赛条约，将使世世代代的德国人为华尔街和伦敦商业区做奴隶；另一方面，同俄国联合则可以使德国最后摆脱西方的统治和殖民地化。共产党的小册子、传单、宣传大会、在议会中的演说，以及在国防军军官和民族主义集团中进行的更专门化的宣传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在一个总的口号下进行，这就是“要伦敦，还是莫斯科？”[5] 曼努伊尔斯基代表团前来柏林 1924年3月1日，自1923年10月以来据以禁止共产党活动的紧急状态宣布解除塞克特将军为内政部长卡尔·耶雷斯[6]——在后来的1925年选举中，他是民族主义分子提出的总统候选人——所接替。随着形势的这一转变，党开始能顺利进行活动，为恢复原有的地位准备了条件。 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已经由1923年9月的二十六万七千人下降为1924年4月的十二万一千三百九十四人，主要反映了由于党的漠不关心而遭到排斥的革命干部的损失。党报的印数也许达到了党员人数的两倍。在地下时期，往往把党的文献伪装成其他物品，提高邮局以小包裹寄给各个地方组织。[7]获得最大成功的是一种歌本，印刷总数达三十万册。在埃森，法国占领军当局没收了共产党书店中的全部书籍。“在好几个城市，例如在不莱梅，警察在市场上公开焚烧党的文献。”[8] 在这段地下时期，俄国政治局关心地注视着德国党内日益增长的反莫斯科倾向。1922年季诺维也夫曾经把奥古斯特·克莱恩—古拉尔斯基派到柏林。他在仍然受俄国党党纪约束的情况下，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德国政治局。1923年10月，他抛弃布兰德勒，成为建立中派集团的推动力量——这个集团主要包括赫尔曼·雷梅勒、威廉·科嫩、瓦尔特·乌布利希和瓦尔特·施特克尔。一个主要由这个集团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将是便利于莫斯科控制的极好的名誉领导机构。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实际主席，同时又一身而兼跨两党，古拉尔斯基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实现莫斯科对德国党的操纵。让古拉尔斯基成为德国党的实际领袖，是季诺维也夫在这一时期很想实现的一个主意，但是，当情况表明这种打算已无法实现时，也就不得不考虑控制德国党的其他措施了。[9] 在斯大林书记处的建议下，政治局任命了一个果断的人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10]协助季诺维也夫工作。这项任命是斯大林借以渗入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此以前，曼努伊尔斯基只做过俄国党的工作；他没有参加对外活动的资格。截至1923年为止，被派到共产国际中来的一直都是声誉卓著的——或是在理论上、或是在国际书籍上——俄国共产党人。只有像布哈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人物，才享有真正的威信；被容纳进共产国际工作的外国共产党人，往往遭到各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对，就像在塞拉蒂—列维危机期间，拉科西·马加什在意大利所遭遇过的那样。 斯大林怎样把俄国党的工作方法带进了共产国际，可以从曼努伊尔斯基这个人身上看出来。他是一个乌克兰乡村神父的儿子，1904年在圣彼得堡大学求学时，便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他参加了1906年的喀琅施塔得起义，遭到逮捕和流放，以后从俄国逃出。1917年以前，他一直在欧洲浪游，特别是在法国，在那里，他当了好些年推销员。他在1909年参加了一个反对派集团，在《前进报》上写过几篇反对列宁的论文（这件罪行也就成了日后总书记控制他的武器）。他在1917年回到彼得格勒后，最初参加了一个介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集团；他当时同托洛茨基颇为接近，曾警告——据托洛茨基说——他不要同列宁联合。可是后来他本人也在同一年参加了布尔什维克。 1919年夏，党把他派到乌克兰，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23年。在存在着民族主义和工人反对派特殊问题的乌克兰，曼努伊尔斯基站到党机器的一边。在这个空气紧张的地区，这位组织局的干部学会了一种随机应变的本领，因此，当他从自己的极有利的地位观察到斯大林书记处的权力与日俱增时，他便设法参加了正在得势的一方。 他在1920年曾作为共产国际代理人被派往法国，官方身份是乌克兰红十字会会长。他从法国被驱逐出境后，成为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和乌克兰党的书记。1924年，他率领一个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德国，组成这个代表团的，全是名义上受共产国际管辖但实际上为斯大林所秘密控制的秘密支部的成员。[11] 当我最初在莫斯科后来在柏林遇到曼努伊尔斯基时，我看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新型俄国共产党人。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种直言不讳的犬儒主义。他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兴趣，只限于它们在玩弄权术方面的应用。他领着手下那班人住在柏林，就像是一群波希米亚人，在个人生活方面相当逍遥自在，只对阴谋诡计感到兴趣，对于每一个由于信仰共产国际公开表明的宗旨和原则而皈依它的人，都抱着一种冷酷的蔑视。德国共产党人之不喜欢曼努伊尔斯基，正如他之不喜欢他们一样；他们那种拙劣的但也是认真和热烈的献身精神，和他那种冷嘲玩世态度之间的鸿沟，不可能给友谊留下任何余地。他对待德国共产党人就像是对待一群过分热心的和讨厌的小孩子，他们总是要过问大人们的问题——这些问题，他是只同自己那一伙俄国特工人员讨论的，而这个集团，任何外国人都休想置身于其中。 比起他的前任拉狄克，曼努伊尔斯基手下拥有更多的工作人员。他在柏林安顿下来，占了许多房屋，派遣秘密观察员到所有的地方支部去，把看到的情况写成报告交给他，由他转送莫斯科；德国党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些人的存在。访问他的人川流不息，代表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派别；他们同这位共产国际的代表讨论党的危机问题，他仁慈地倾听着他们的诉苦。他使自己成为党内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帮助他们解决个人困难，其方法是聘请他们从事报刊或情报工作，由他发给薪金，或者是把他们推荐给莫斯科总部，到俄国或国外担任政治工作。不过，在曼努伊尔斯基来德国活动的这个第一阶段，做出的成绩很小。德国党当时仍然为下层党员的情绪和愿望所统治，对莫斯科仍旧桀骜不驯，虽然它从没有能足够明确地表示出它的反抗。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德国党正在一步步离开我们；如果容许左派掌握党的领导权，他们就会领导党脱离共产国际。但是，如果立即采取过于严格的措施，又只能加强反莫斯科的倾向。因此，他要求有一段时间先渗入德国党，从组织方面进行工作。 共产党的法兰克福大会 对曼努伊尔斯基的第一次重大考验，在德国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到来了，这次大会于1924年4月初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举行。法兰克福的警察当然知道，所谓体育俱乐部会议或者乌戈·埃贝莱因那天所用的别的什么名义，实际上是一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但是，共产党方面也不傻，因此，会议平安无事地进行了下去。不过，即使发生紧急情况也不要紧，因为负责保护会议的技术工作部门配备着突击队，能够把警察袭击的危险通知大会，使讨论及时中断。 这次法兰克福大会的精神，在下层党员对工会的敌视上最好地体现了出来。人们认为工会应该为1923年的失败负责。正如在1919和1920年一样，又一次讨论了共产党是否要参加工会的问题。许多代表认为工会已经永远失去德国工人阶级的信任，感到党支持这些腐朽的机构是在浪费精力，最好是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工会。在代表大会进行的同时，着手组织了一个革命工会代表全德委员会，由独立的工会和一般工会中共产党集团的代表组成。尽管它们拥有的会员人数比较少，这些独立工会却使共产党的合法组织和地下机构都得到了巨大的帮助。 要求党集中力量组织独立工会的建议，给了俄国领袖一个求之不得的干涉德共事务的机会。按照传统的列宁主义学说，脱离工会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在一封致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公开信中，季诺维也夫警告大会要防止这种极左派的货色，并且提到了党内有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他指名攻击了鲍里斯[12]和萨木什[13]。 鲍里斯和萨木什是两个年轻人在党内所用的名字，他们都是革命后从俄国迁居德国的。在党报《红色信使报》上，他们对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表示怀疑。同另外一个青年理论家罗夫·卡茨一道，他们研究了革命低潮时期苏俄外交政策和共产国际政策之间的关系。使私人企业部分地复辟的新经济政策，把俄国经济同世界市场联系起来；苏俄外交政策迫于要适应俄国的经济，便不得不尽力使俄国同它的资本主义邻国之间保持和好关系。这样一种妥协政策必然要和俄国以外其他革命政党的利益相冲突。因此，鲍里斯和萨木什得出结论，认为共产国际组织应该同苏维埃国家断绝关系。它的总部应该迁离莫斯科；二者之间应该断绝一切政治的和组织的联系；各国共产党应该拒绝莫斯科的财政援助，独立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用去考虑苏俄外交政策变化无常的需要。俄国党应该是共产国际的一员，同其他党享有平等权利，而不应该借助于国家力量统治共产国际。 鲍里斯和萨木什这两个影响很小的年轻人提出的这些建议，引起了莫斯科政治局的抗议风暴。如果德国左派竟然容忍这种色彩的反布尔什维克思想，季诺维也夫说，那它“对世界革命来说就将是不可救药的了”。季诺维也夫指出了它们的民族根源；每一个不是俄国党党员而加入另一个共产国际支部的俄国人，都是极其可疑的。季诺维也夫的这封信，俄国政治局的若干幕后干涉之一，激怒了左派代表。莫斯科政治局和德国共产党人之间的疏远，当时很容易感觉出来。显而易见，政治局不会容忍德国党内的任何独立倾向，它宁愿使党分裂也不愿看到这样一种发展。鲍里斯和萨木什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并没有得到响应，因为一般的德国共产党人过于纠缠在内部争吵和各个派系夺取权力的斗争中了，以致不能对俄国的政治方针、新经济政策或它们的意义作一番彻底的研究。不过，在左派的秘密会议上，来自柏林、鲁尔、汉堡和帕拉廷耐特的许多代表，都建议抗拒莫斯科自封的领导。在给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秘密答复中，左派驳斥了季诺维也夫的指责，并且对俄国政治局敌视德国左派的问题表示关心。德国左派领袖，这时是台尔曼、马斯洛夫和费舍，受到代表们的委托，要他们对这种干涉大力展开斗争，使党摆脱俄国政治局的控制而取得独立。 法兰克福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政治决议，完全不足以应付由道威斯计划引起的紧急政治任务。党所集中研究的，是从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吸取教训，并且寻求出一种最简单明了的公式，以保证这次暴动中的消极被动永远不再重演。代表大会文件中一再重复的词句，所涉及的都是如何夺取政权以及为夺取政权作组织准备的方法。考虑到俄德两国情况的变化，这些口号很快就变成了荒唐可笑的东西，因此，法兰克福决议是理当受到批评的。但是，左派的这个严重缺陷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这就是，党的发展动向还有另外一面。重新活跃起来的干部们，热情蓬勃、精神饱满地投入了组织党、重申共产党政策的工作。在一段时间内，德国共产党人相信他们有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曼努伊尔斯基集中一切力量，希望控制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选。按照党章，中央委员会必须根据代表中间各派力量的对比组成。左派多数让中派在中央委员会内得到了超出其代表人数应得的名额，并且把右派的克拉拉·蔡特金和威廉·皮克也吸收进来。[14]但是，曼努伊尔斯基没有能使布兰德勒、塔尔海默或瓦尔赫尔当选为中央委员——他需要这些人，并不是由于支持他们的政策，而是为了布置更合适的瓦解中心。左派多数控制了全党及其在法兰克福的机器——从中央委员会到地方组织干部统统换了人，这是自斯巴达克团成立以来最彻底的一次人事更动。党的财产、报纸、建筑物、基金都换了主人。 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结束后，曼努伊尔斯基和他的属员回到莫斯科，报告他们此行的不佳收获，在莫斯科，人们大失所望；后来，季诺维也夫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说： “首先，我必须坦白承认，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已经在违背执委会意愿的情况下征服全党。在我们这个国际的全部历史中，据我所知，出现这样的事还是破天荒第一次。这种情况证明，德国左派的力量在当时相当强大；至少是在最初阶段，它夺取了党的领导权，而置共产国际的意愿于不顾。执委会无法可想，只有承认这一事实，并且依据这样一种指望、即在左派内部能形成一个更靠近我们的核心来采取行动。除此以外，便别无道路可走。要布兰德勒还是要左派，这就是当时的选择。一切比较健康的无产阶级分子都倒向了左派，因为右派领导已经破产。不幸的是，我们想建立一个中派集团的尝试也没有成功；这个中派集团很快便销声匿迹了。”[15] 法兰克福会议加剧了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之间的摩擦。政治局通过了反对德国左派的决议，把它们交给身为共产国际主席的季诺维也夫去执行，而这些决议的部分目的，也就在于离间他和德国党——当时共产国际在俄国以外所拥有的最强大的党——的关系。在俄国的高级领袖中，季诺维也夫被认为是国际主义的代表。一个由左派领导的德国共产党是一个捣乱的东西，将会给俄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不少麻烦，而且，尽管季诺维也夫公开批评它，这样一个党的存在本身可能加强他在政治局中的影响。不过，由于德国党的绝大多数都支持新的领导，斯大林决定先等待一下，看看情况再说。 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曾通过马克斯·列文[16]给马斯洛夫和我分别带来他们的亲笔信。列文把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之间的紧张关系告诉我们，并且强调他们两人都非常希望同德国党的左派领袖保持最良好的关系。不论是马斯洛夫或者我本人，都没有对斯大林的私人信作答复，也没有理会曼努伊尔斯基要我们最好和俄国总书记合作的多次暗示。只是在很久以后我才认识到，在拒绝斯大林的这些表示时，我们便使自己陷入了危险。在他的权力机器向前滚动的过程中，斯大林决不能容忍两个这样不肯合作的人控制着柏林——共产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关键性地区。马斯洛夫特别引起他的痛恨，因为斯大林感到马斯洛夫受过他的深恩，理当对他永远感激，不料马斯洛夫反而恩将仇报，竟对他表示不信任，并且闹起了独立性。按照斯大林巧妙玩弄的政治法则，当一个强大的对手主动要做你的保护人时，你竟敢这样公然表示轻蔑，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行为。当时很难用再一次调查的名义把我们召唤到莫斯科去；要把我们排除出德国党的领导岗位，必须想出某种别的方法。 1924年5月4日，举行了通货膨胀以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选举的结果表明，共产党的力量有了极大增长，在它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合并以前的1920年，它在议会中只有十五个席位，这次却一跃而增加到六十二席，获得选票三百七十万张。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则受到警告——从一百七十一席减少到一百席，这是1918年11月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败。民主党人也很惨，从三十八席降为二十八席；施特莱斯曼自己的党，德意志人民党从四十四席增至四十五席。与此同时，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17]领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从原来的六十七席增长到九十五席；加上德意志人民自由党这样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小党派的三十六席，它体现了通货膨胀危机发生后德国的一个重大倾向，这一事实表明，共和国对希特勒及其信徒取得的胜利并不巩固。选举揭晓后的那天上午，国内外的观察家都注意到了极端分子的这种得势——不论是左是右（“提尔皮茨和路特·费舍是胜利者”），而德国继续动荡不安的这种征兆，正好成了支持道威斯计划的另一个理由。 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 选举刚结束，我便被派去参加英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各国党在举行一切重要的会议和代表大会时，一向有一种彼此互派兄弟代表的习惯，但是，随着共产国际官方干涉的日益独断独行，这种做法已经越来越流于形式。当时，新的德共政治局不知利害，开始在独立于莫斯科的情况下同西方其他国家的党建立联系；德国左派开始缔造欧洲共产党的独立政策了。 我化名去伦敦，在那里遇到了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彼得罗夫斯基[18]，他当时正用贝奈特的假名在英国共产党内工作。他手下也有一批顾问和技术人员，不过比曼努伊尔斯基的要少一些。我还遇到刚刚脱离共产党的埃伦·威尔金森[19]，以及约翰·沃尔顿·纽博尔德[20]，后者同我讨论了德国的政策。我和哈里·波立特[21]、帕姆·杜德[22]以及威廉·加拉赫[23]都见了面，他们都表现出对德国党比对贝奈特的忠告更感兴趣。贝奈特和我同路去曼彻斯特赴会。不料我刚向代表们打了几声招呼，警察便赶来逮捕我，而且只逮捕我一个人。贝奈特一点没有受到打扰。不过，警察还算客气，只在走廊上等着我，这便给了我一个机会，穿上我的一个英国朋友的衣服，并且借用她的证件逃了出去。经过这次事件，我便同共产国际的代表断绝往来，瞒着他旅行到利物浦，从那里取道回国。我在坐上科隆的火车时，从报上看到马斯洛夫已经在几天前于柏林被捕。 我立即打电话给一个可靠的同志，让他在汉诺威接我，绕道把我带回柏林。我在柏林一直居于地下状态，直到议会开幕、我可以享有不受逮捕权时为止。 在从汉诺威到柏林的火车上，我们讨论了马斯洛夫的被捕问题。我们断定，莫斯科机器已经开始严厉执行共产国际的制裁，不再像以往那样松懈无力，这一次准是他们同柏林警察串通搞的鬼。马斯洛夫是在同共产国际代表开完会回去时被捕的，尽管有特工人员保护着会议的参加者。他是唯一被捕的人，虽然柏林警察当时还不太知道他。一个侦探借口马斯洛夫这群人中有扒手，故意制造了一阵小小的骚扰。于是，马斯洛夫便被带到警察局，以曾在1923年10月（当时他正被扣留在莫斯科）阴谋推翻德国政府罪被捕。 1924年6月17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由于共产国际的活动和欧洲的发展前景是如此一蹶不振，以致共产国际已经对俄国共产党人失去吸引力，季诺维也夫需要大吹大擂一番，以便恢复他在俄国政治局中的地位。 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反映了当时笼罩着共产国际的犹豫、不安和谲秘的气氛。共产国际没有在任何国家取得任何进展，而代表大会也就反映了这种困境。当代表大会正在莫斯科举行时，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种部队平息了格鲁吉亚的一次暴动，关于这件事，一点消息也没有对代表们泄露。波波夫就这次暴动事件写道： “农村人口中个别阶层日益不满的情绪，已经在1924年初秋通过一系列严重征兆表现出来。 这些征兆中的第一件就是格鲁吉亚的八月暴动。这次暴动在几天内便被平息，它是由外国帝国主义挑唆起来的。暴动组织者是得到这些帝国主义分子金钱援助的孟什维克。暴动的支持者是过去的贵族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是，一小部分农民也对暴动显示了同情的态度。特别危险的是下列事实，即这种态度是在格鲁吉亚贫苦的半无产阶级地区（古里亚和明格雷列亚）显示出来的。”[24] 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对欧洲形势作了不精确的解释；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模糊概念阻碍了共产党政策的坚决转变。在对工人政府的性质问题展开的复杂讨论中，工人政府一词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被接受下来。玩弄这种语义学花招的目的是，在不必明确说破的情况下，为最终参加巴尔干或中欧各国政府开辟道路。 通过“工农政府”向巴尔干诸国扩展的这种新企图，是对“工业主义者”展开论战后形成的。其理由是，革命已经在德国这个欧洲最先进的工业国遭到失败，而英法两国目前显然并没有面临革命危机。可是，难道我们不能在不稳定的巴尔干诸国夺取政权吗？在那里，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些巴尔干农民显然不会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所吸引，但却可能支持一个对苏俄友好的工农政府。所以需要说什么“同义词”云云，既是为了使这种政策有别于最近在萨克森的不愉快经验，又是为了掩护政策的改变，硬把它说成同原先的革命思想完全一样。这种执意要维持一种永不间断的传统，这种从不把转变说成是转变的做法，是斯大林主义教条的一个主要特征。 然而，在巴尔干诸国建立农民政府的想法，也反映了共产党人正在摸索着同俄国农民达成妥协。在新经济政策下——也就是说，在一个存在有限自由市场的农业国，农民需要一种比共产党给予他们的政治权利更加直接的参政权。贫农委员会曾经是农村中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内战期间，它曾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以城市为根据地的共产党的代理人。富农和贫农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难道不能由一个日益独立于党之外的贫中农委员会，既在农村中完成这一斗争，又在地方和全国机构中充当农民的代表吗？这项新政策具有深远的意义。早在1923年，为了把各种农民组织在一个受莫斯科控制的国际中，已经成立了农民国际，这时，人们正在筹备举行它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1924年，季诺维也夫建议在各级苏维埃中组成非党农民集团——作为将来可能成立的苏维埃农民党的核心。 “莫斯科的气氛不是欢愉的。德国革命的失败造成了一种和绝望相去不远的颓丧情绪。人们认识到，一个历史时代的最后一张牌已经打了出去。谁应该受责备呢？共产国际的领袖〔！〕拉狄克当然是替罪羊。托洛茨基的党徒使用了‘胆小鬼’这样的形容词；他们说，没有把早就准备好的骑兵派出去，让他们通过波兰走廊开进德国，这完全是一种懦夫行为。……党已显然走上严重内讧的道路。 共产国际不得不改变策略。在德国大失败以后，‘工业主义者’似乎已失去很大阵地。他们回到了关于社会革命的讨论上，这种革命将通过巴尔干诸国和意大利实现。它的中心是农民阶级。人们又一次提议成立农民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辅助组织。”[25] 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所有兄弟党的代表都效法季诺维也夫的声明，一个个登台表示他们始终如一和不可动摇地忠于“列宁主义原则”。这场检阅旨在支撑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摇摇欲坠的地位，以反对那些“取消派”，也就是说，那些希望取消这个无用机构、取消这个妨碍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的组织的人。因此，季诺维也夫就这样部分地利用了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来保卫在俄国党内遭到反对的共产国际。 这些讨论并不能反映共产国际中托派集团的真正力量。俄国党内各派都彼此担心另一派会同托洛茨基集团组成联盟；政治局的全体成员都警惕地注视着，使每一个人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中都表现出足够的积极性。通过共产国际中俄国代表团的决议，斯大林从幕后把季诺维也夫推到了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最前端。季诺维也夫也回敬一枪，希望通过各国共产党“最高世界权威”对他的反托派提纲的批准，使斯大林—托洛茨基联盟成为不可能。 于是，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便成了政治局内各种集团的斗争舞台；它此外别无其他意义，也没有什么威信。 6月14日，当托洛茨基同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一起在列宁陵墓上出现的时候，他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呼。但是，由于他这时的政策是沉默隐退，他并没有参加争辩，耐心地容忍了代表大会上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高谈阔论。[26]托洛茨基过去和现在背离列宁学说的各种错误受到了指责，而所有这一切关系到的，都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7年革命以前的分歧——在国家党执政的新情况下已经失去现实意义的分歧。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正如俄国人所说的那样，是“饭后才送上的芥末”。指责托洛茨基具有“反革命”或“资产阶级”倾向，当时还是不可想象的。斗争的目的只在于不让他在政治局内坐第一把交椅，而不是要把他永远排除出党或共产国际的集体领导机构，或者是对他的“革命荣誉”表示怀疑。 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出现时，具有他在夺取权力的这一阶段独有的特征。他让代表们径自去举行他们的无数次会议和发表滔滔不绝的演说，自己从不参加。他只是仔细观察着代表们的举止和性格，选中某些人到俄国党的总部——这个地方一般是不容共产国际代表踏入的——去私下谈话。他组织了同欧洲各国党内观察员的亲自通信，他以俄国政治局组织者的身份，将直接听取这些观察员的报告。共产国际中的俄国代表团，没有一个成员对季诺维也夫有一句批评；那样做将是对俄国党内约法的破坏，按照这种约法，在“外国人”面前对俄国党的表面团结有任何破坏，即使是最轻微的破坏，也将是一桩莫大的罪行。不过，斯大林仍然在人们当中成功地创造了一种季诺维也夫并不是真正领袖的印象。 在这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第一次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们所知悉。他静悄悄地、几乎是鬼鬼祟祟地溜进圣安德鲁大厅四周的会客室和走廊。他口衔烟斗，穿着一身独特的军服和一双威灵顿长靴，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翻译的协助下，同一小群人温和而有礼貌地谈着话，摆出了一副新型俄国领袖的姿态。他的这种姿态给年轻的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们面前，他表现出是一个瞧不起空洞革命词藻的革命家、脚踏实地的组织工作者，他的机敏果断和现代化的工作方法，将能够解决一个改变了的世界上的各种问题。而围绕着季诺维也夫的，则都是一些年老的、爱小题大做的、过了时的人。 我有充分的机会来观察这种笼络人心的效果。我率领的代表团大约有四十名德国代表，他们几乎只关心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最好地保卫本国的革命利益。他们当中的大炮是德国党的新主席恩斯特·台尔曼。他特别攻击季诺维也夫对德国革命的失败应负的责任；他以一种幼稚的执拗，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要挖空心思提出最左的口号。由于我接受了前面提过的所谓“同义词”论，他感到万分气愤，认为这是背叛了我们的党以及我们的干部会议遵循的原则，因此，在以后的会议中，他都一直对我背着脸坐着。可是，俄国党内的每一个人都大捧台尔曼，认真地考虑他提出的每一个浅薄建议。年轻的代表之一，海因茨·诺伊曼[27]，对斯大林特别热心。在马斯洛夫被关进毛比特监狱以后，他就成了我们当中少数几个懂俄语的人之一，每当斯大林露面时，他都像一头找到新主人的小狗似的，恭而敬之地跟着斯大林的屁股转。斯大林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产生了好感，利用他在代表们中间做宣传——不仅是在德国人中间，因为诺伊曼通好几国语言，能够同大多数欧洲代表用他们的本国语交谈。 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台尔曼、马斯洛夫（缺席）和我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新委员。 参加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的德国代表们回去了，他们的口袋中塞满了关于工人政府问题的决议，而在他们要返回的德国，当前的问题却是要不要接受道威斯计划。 议会接受道威斯计划 马克斯—施特莱斯曼内阁的一些声明把道威斯计划称为“作出巨大牺牲的道路”，从而迎合了民族主义经济学家赫尔菲利希[28]的“第二个凡尔赛”的说法。另一方面，施特莱斯曼也强调指出，道威斯计划提供了解决赔款问题的唯一方法，而且，如果议会批准这项计划，它将最终导致“莱茵和鲁尔同胞的解放”。德国的所有民族主义派别都明白他说的是真话。 社会民主党也热烈支持同美国合作。社会民主党人对民族主义分子强烈反对道威斯计划的宣传是如此关心，以致打算在议会万一否决它以后，建议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接受这个计划。阿图尔·克里斯平——一个前独立社会民主党员，言谈举止上表现激进，以善谈“科学社会主义”知名于世的人——欢迎道威斯计划，说它是资本家对群众的有条件投降。[29]工会给这类漂亮的词藻加上了一些比较清醒的评论，指出了公平分配道威斯负担的必要性。 在德国的所有政党中，以共产党对道威斯计划的抨击最为猛烈。德、法、比三国共产党都举行了示威性会议，强调反对这个包围苏联计划的西方共产党统一战线。在1924年春天，施特莱斯曼对自己的政策能否在议会中取得必要的法定票数没有把握。在一次外交委员会会议上，他甚至向共产党隐约表示，如果他们投票赞成道威斯计划，他就可以颁布特赦（当时还有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被关在监狱里）。 塞克特害怕俄国的这种激烈宣传会产生不良影响。5月29日，他作了一篇关于俄国阴谋和共产党颠覆活动的演说。社会民主党人也加入合唱；6月3日，议会议长保尔·洛贝发表了一篇谴责“共产党阴谋分子”的声明。 我和阿图尔·罗森贝格博士当时是议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共产党委员。在委员会的意见听取会上，一大群总参谋部军官强调说，道威斯计划既不会削弱俄德之间的传统友谊，也不会削弱两国反对凡尔赛条约的精神联盟。这些话主要是说给共产党委员听的，以便让他们报告给莫斯科。但是，在公开场合，像雷文特洛夫伯爵这样的民族主义分子都竭力想模糊他们过去同共产党人的勾结。 1924年8月，道威斯计划终于在议会中以248对175票被接受；投反对票的包括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及其追随者和共产党。 赔款总署署长帕克·吉尔伯特[30]把他的总部设在柏林。有五年之久，道威斯计划一直值得称道地起着预期的作用。从1924年9月起到1931年7月胡佛提出延期偿付时止，德国一共偿付了一百零二亿二千一百万金马克。债权国对赔款能迅速和如数偿付感到满意；保护制度效果良好；每年偿付数额总是规定得很慷慨，有利于德国的债权国。当然，出口应该成为德国复兴基础这一点是计划中所固有的。没有出口，就不可能有偿付赔款的剩余产品。 “德国履行赔款义务的能力取决于这些外国贷款。……这些我国贷款使德国在1924—1929年期间得到如此巨大的刺激，以致有能力课取巨额赋税并筹足赔款。……整个计划的用意只是过渡性的，在德国能重新自力更生以前先扶它一把。但是，赔款的继续偿付却有赖于外汇的不断流入和不发生危机。”[31] 布鲁克[32]继续说道，道威斯计划“以美国的伟大榜样”鼓舞了德国，加速了已经成为德国工业特征的合并为少数几个巨大企业的过程。德国工业“比英国工业的兴起要晚得多，因此从一开头就适应于更大规模的生产（熔炉少而产量多）”。 尽管赋税沉重，工农业生产仍然同购买力一起增长。德国银行在储蓄数字增加和人们普遍感到经济繁荣的基础上，鼓励实行扩张政策。随着出口额的不断增长，国家岁入逐渐增加，外债逐渐减少。出口货物主要是煤和铁矿石，化学产品（染料、钾碱、氮气等）和工业品（光学仪器、纸张、机器等）。在生产上升的情况下，交通运输事业也相应改善。运河同其他水道工程都大为扩展；出现了新的轮船和火车头；全国公路系统也得到扩建。汽车生产和运输量都突飞猛进。最能表明这种普遍倾向的现象之一，就是公用设施——发电厂和煤气厂、交通线、公共住宅工程、学校、运动场、游泳池、公园、戏院——的发展。 道威斯计划带来了一个具有空前规模和强度的复兴时期，它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公司发起人时代有些类似。工业的合理化，德国经济和技术方针的决定，都是按照美国方式安排的。这是美洲的再发现，是一次走向“美国经济奇迹”的朝香历程。[33] 在德国的财政方面，特别是在国家马克的稳定问题上，驻在柏林的赔款总署署长掌握着决定性大权。单是这一事实便鼓舞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信心，使德国成了欧洲一切国家的主要投资场所；除去滚滚而来的美元之外，英国、瑞士和荷兰的资金也相继涌来。美国资本家往往更喜欢投资于公用事业，因为他们认为市政府和邦政府的财产要比私人企业更安全。这样，在道威斯计划之下，美国私人企业便主办了德国的集体和社会企业。 10月20日，在进行过一场争取多数的困难斗争以后，马克斯—施特莱斯曼宣布解散议会，承认这样做是为了粉碎极端分子。共产党议员只有在议会开会时享有不可侵犯权。7月5日，警察曾违反这项法律，搜查了议会和普鲁士邦议会中共产党议员的橱柜；议会一休会，他们便接到逮捕路特·费舍和恩斯特·台尔曼的命令。[34]我们不得不转入地下，但我们认为柏林的地下住所是不安全的，因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知道它们，而这些人和柏林政治警察又有勾结。因此，一部分政治局委员暂时避居到布拉格。 在这段时期，德国党内讨论中一种受欢迎的消遣，就是比较革命前景的长短问题。在夺取政权之前，在把魏玛共和国变成一个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之前，需要的准备时期究竟是长是短呢？用共产主义的教条科学武装着的天真的下层党员相信，他们能准确地预言他们夺取政权所必需的时间。当下一次机会、当共和国即将面临的新危机到来时，人们便会看到，德国共产党人已经有了一个经过改组的、“布尔什维克化”了的党，而在这样一个保证能夺得政权的前提条件下，他们就能胜利地结束长期内战。如果有人提出比较现实的分析，就会遭到下层党员情感上的反对，在他们眼中，每一个悲观主义者都可能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所有的俄国联系，不论左中右，都以“短期革命前景”论来迎合他们的德国追随者，虽然他们建议德共采取的政策各不相同。认为革命危机永久存在着的这种理论，使得党有必要实行更严格的纪律，从而大大便利于政治局直接干涉德共事务。 在德国，道威斯时代是以“资产阶级联盟政府”的口号开始的。资产阶级政党当时已分裂成两个营垒：中央党和民主党人加入了社会民主党政府，而其他政党则依旧居于反对派地位。“资产阶级联盟”口号的用意在于打破这种阶级间的联盟，划清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阵营之间的界限。当时，大多数文官仍然是1918年以前君主政权机关的留用人员，因此，提出这种联合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粉碎社会民主党人在政府中、特别是在普鲁士政府中的据点。 在4—10月的几个月中，欧洲政治舞台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伦敦的麦克唐纳内阁主动出面，在仲裁国际事务、逐步裁剪军备等问题上同德国进行协商。在法国，和平主义者赫里欧[35]接替了普恩加莱。国际联盟由于英法政策的这些变化而重新具有生气。欧洲又把脸转向西方——转向英、法，并且日益转向美国——希望复兴西方和保存西方文明。 在1924年趋于结束时，战后危机似乎已被克服。通过接受道威斯计划，欧洲显然已开始逐步修改凡尔赛条约，这一方面将使德国工业得以恢复，同时又能使德国调整它和全世界的政治关系。德国还没有加入国联，但是，一旦道威斯计划收效，它当然就会采取这一步骤。有些热心家已经写文章大谈起“和平时代”来了，据他们说，在这个时代里，欧洲各国将会逐步合并为一个同英美和谐合作的联邦。 俄国在欧洲的影子越来越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从海洋到海洋”，反苏国家列成了一道堡垒，而俄国则被孤立于这道堡垒之后的现象，似乎已成为战后欧洲的一个永久性特征。德国共产党在1924年12月7日的道威斯选举中遭到惨败，就反映了这种趋势。共产党几乎丧失了一百万张选票，德意志人民自由党的议席也由三十二席降至十四席。可是，冯·提尔皮茨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却获得五十万票。出乎意料的是，社会民主党竟取得了最大的胜利（从5月选举的六百六十万九千票一跃而增长到12月选举的七百八十八万六千票），这样，它就几乎恢复了它在1923年以前的力量。 社会民主党的这次胜利使莫斯科政治局就像触电一样受到极大震动。对莫斯科来说，道威斯计划的成功和德国的即将加入国联，体现了一种新均势，一种英德的反苏联盟。假如政治局时刻担心的“新干涉”、即英德对俄作战果然成为事实，在政治局的估计中，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动员德国工人阶级为干涉出力。因此，俄国加强了反对凡尔赛条约的运动；只有那些一直坚持反对凡尔赛条约、反对同西方妥协的德国政党或政治家，才是被拉拢的对象——而且不管它们在德国内政问题上持有什么观点。这种在反资本主义词句掩护下继续实行1923年施拉格特政策的做法，同一种新的指示、即通过和社会民主党以及工会结成统一战线来瓦解它们的指示结合了起来。这两个莫斯科指示是彼此矛盾的，并且趋向于相互抵消；莫斯科被社会民主党的优势气得发了狂，要求这两种办法都能立竿见影。可是，德国共产党人这时仍然有他们自己的愿望，他们反对这两个互相矛盾的指示，畏畏缩缩地试行着一种在他们看来是适应于德国形势的自己的政策。因此，如何更好地对德国党进行调节，使之完全服从它的政策，就成了莫斯科最关心的问题；于是，德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问题便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1]凯特·柯尔维茨（KätheKollwitz，1867年7月8日——1945年4月22日），又译“凯绥·珂勒惠支”，娘家姓施密特，版画家、雕塑家，曾创作了大量反映劳动与斗争的作品。 [2]小约翰·卡尔文·柯立芝（JohnCalvinCoolidge，Jr.，1872年7月4日——1933年1月5日），美国政治家。1898—1899年任北安普敦市议会议员。1907—1909年任马萨诸塞州众议会议员。1910—1912年任北安普敦市长。1912—1915年任马萨诸塞州参议院议员。1914—1915年任马萨诸塞州议会议长。1916—1919年任马萨诸塞州副州长。1919—1921年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期间镇压了波士顿警察罢工。1921—1923年任美国副总统。1923—1929年任美国总统。1928年放弃竞逐连任总统。1933年去世。 [3]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EvansHughes，1862年4月11日——1948年8月27日），美国政治家、法学家。1888年起担任律师。1907—1910年任纽约州州长。1910—1916年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1916年接受共和党提名参加总统选举，但败给了威尔逊，随后返回私人律师事务所工作。1921—1925年任美国国务卿。1930—1941年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1941年退休。 [4]查尔斯·盖茨·道威斯（CharlesGatesDawes，1865年8月27日——1951年4月23日），美国银行家、外交家、作曲家。1887年起担任律师。1898—1901年任财政部货币监理长。1902—1921年任伊利诺伊中央信托公司总裁。1912年起从事音乐创作工作。美国参加一战后，于1917年入伍，1919年以准将军衔退役。1921—1922年任预算局局长。1923年—1924年任德国财政和赔款问题专家委员会主席，并提出了道威斯计划。192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25—1929年任美国副总统。1929—1931年任驻英国大使。1932—1951年任美国城市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总裁。1951年去世。 [5]参看《要伦敦，还是要莫斯科？》，恩斯特·台尔曼和路特·费舍在议会中的演说，柏林1924年版。——原注 [6]卡尔·耶雷斯（KarlJarres，1874年9月21日——1951年10月20日），出身于天主教家庭。1903—1906年任迪伦市议员。1910—1914年任雷姆沙伊德市长。1914—1933年任杜伊斯堡市长。十一月革命后加入德意志人民党。1920—1933年任莱茵邦议会议员。1921—1933年任普鲁士邦议员。1923—1924年任内政部长，期间曾兼任副总理。1925年参与了第一轮德国总统选举。纳粹上台后被解除一切职务，改任普鲁士国务委员会委员至1945年，此后从事工业生意。 [7]例如，1923年12月寄出154个包裹和380个小包裹；1924年1月寄出364个包裹和639个小包裹；2月寄出377个包裹和74个小包裹。在这段地下时期，红色互助会请了120名律师，干预了6600个案件。军事当局时常对共产党的组织工作者采取保安羁押措施。——原注 [8]《关于德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情况的报告》，1924年4月7—10日举行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柏林1924年版。——原注 [9]经过在党内的若干盛衰荣辱，包括短时期附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古拉尔斯基在三十年代中叶被派往拉丁美洲（大概是巴西）。——原注 [10]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Захарович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年9月21日——1959年2月22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被捕，途中逃脱，1907年流亡国外。一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至1922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44年至195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53年退休。 [11]在斯大林统治共产国际的二十年中，曼努伊尔斯基始终居于领导地位。他和格奥尔格·季米特洛夫是最熟谙这个世界性机器各种复杂阴谋的人；据可靠消息，曼努伊尔斯基在共产国际“解散”后，仍然是它的领导人。在1945—1946年，他是俄国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曾担任乌克兰代表出席过旧金山和纽约的联合国会议。——原注 [12]鲍里斯·罗宁格（BorisRoninger，1896年8月1日——？），出生于敖德萨，一战后移居德国。1923年加入德共，在党内是左派，反对“布尔什维克化”。1924年起鼓吹各国共产党应摆脱共产国际控制，推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因此被费舍排除出领导层。1925年参加极左反对派，被费舍和马斯洛夫迫害。1926年参加了科尔施领导的反对派组织，但不久后便脱离政治活动，移居英国，当上了大学教授。其后的情况不详。 [13]萨木什·托马尔金（SamuelTomarkin，1884年7月27日——1937年9月14日），俄裔德国革命者。出身于柯尼斯堡一个俄国会计师家庭。1909年在柯尼斯堡加入了由俄国流亡革命者组建的文化教育协会。一战爆发后被流放到开姆尼茨。1917年加入独立党。1919年加入德共（斯），在莱比锡组建工人社区。1926年起进入苏联贸易代表团工作，并担任共产国际联络机构的负责人。纳粹党上台后返回苏联。1937年4月30日被捕，同年9月14日病逝于布蒂尔卡监狱。1993年平反。 [14]在出席大会的一百一十八名代表中，布兰德勒右派只有十一人，在新的中央委员会内连一个名额也分配不到。这一百一十八名代表中，有八十一名在战前就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或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有十八人是在战时入党的，革命开始后入党的有十九人；在代表当中，一共有十二人参加过斯巴达克团，八十四人参加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九十六人在1919年以前是工会会员。（《关于党代表大会的报告》，法兰克福会议，第394—400页。）——原注 [15]《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记录》，1926年2月17日—3月15日举行于莫斯科，汉堡1926年版，第501页。参看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人罗明纳兹1926年7月4日在《红旗报》上发表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讨论了德国、波兰和意大利极左派的力量：“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在违反共产国际愿望的情况下落到了极左派——马斯洛夫、费舍、肖雷姆、卡茨——的手中。可是，共产国际在当时无法选择。”在后来的党内讨论和报刊文章中，人们却常常说莫斯科在1924年“扶植”了左派的领导。——原注 [16]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垮台后，列文在莫斯科找到藏身之所，在那里的共产国际总部工作，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关系。1937年，在经过几年秘密监禁以后，他在没有受到正式起诉或审判的情况下被处决，他和季诺维也夫之间的私交就是他的罪状。——原注 [17]阿尔弗雷德·彼得·弗里德里希·冯·提尔皮茨（AlfredPeterFriedrichvonTirpitz，1849年3月19日——1930年3月6日），生于屈斯特林（Küstrin），1865年参加普鲁士海军。曾参加普奥战争、普法战争。曾任巡洋舰舰长、波罗的海中队参谋长。1892年出任海军参谋长。1897年出任海军大臣。1911年晋升为海军元帅。1916年被解职。1917年参与创立极右政党“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Vaterlandspartei），并出任主席。十一月革命后，祖国党解散，提尔皮茨随大多数党员参加了德国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Volkspartei），并于1924年至1928年代表民族人民党当选国会议员。1930年死于慕尼黑。 [18]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彼得罗夫斯基（ПётрГригорьевичПетровский，1899年10月1日——1941年9月11日），191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维堡区委书记，参与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和攻打冬宫的行动。内战期间曾任萨马拉契卡主席、第4军第22步兵师师长、东线第4军司令、俄共（布）乌拉尔委员会主席。1921年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1923—1924年任共青团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主席。1925年先后被派往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荷兰开展秘密工作，同年在荷兰被捕，1926年获释回国。1926—1928年任《明星报》主编。1932年因参与留京集团而被捕，1934年获释。1937年再次被捕，被判处15年徒刑。1941年遇害。1957年平反。 [19]埃伦·西塞利·威尔金森（EllenCicelyWilkinson，1891年10月8日——1947年2月6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07年加入独立工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20年加入大不列颠共产党，1923年退党，试图在工党内部组织左翼反对派。1924—1931年、1935—1947年任下议院议员。1926年5月参加全国总罢工。二战爆发后，于1940年5月17日至10月8日任养老金大臣议会秘书。1940年10月8日至1945年5月23日任内政部副国务秘书，期间倒向反共立场，压制英共报刊出版。1943—1944年任工党副主席。1944—1945年任工党主席。1945—1947年任教育大臣兼枢密院顾问。1947年去世。 [20]约翰·特纳·沃尔顿·纽博尔德（JohnTurnerWaltonNewbold，1888年5月8日——1943年2月20日），1908年加入费边社。1910年加入独立工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21年退党，参加了大不列颠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1923年任下议院议员。1924年退党，返回工党。1928年加入国家社会党（NationalSocialistParty）。1929—1931年任国家社会党期刊《社会民主党》编辑，支持麦克唐纳与工党决裂。1943年去世。 [21]哈里·波立特（HarryPollitt，1890年11月22日——1960年6月2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09年参加英国独立工党。1911年加入不列颠社会党。1915年领导南安普顿锅炉工人罢工。1918—1920年间组织泰晤士河地区车间代表运动，积极参加“不许干涉俄国”的运动。1920年参与创建英国共产党。1921年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2年起任英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24—1929年间担任工会“少数派运动”的总书记，领导工人对右翼工会领袖推行的政策进行有力的斗争。1925年因被控煽动、诽谤和兵变罪入狱一年。1924—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56—1960年任英共执行委员会主席。 [22]拉贾尼·帕姆·杜德（RajaniPalmeDutt，1896年6月19日——1974年12月20日），1920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23—1965年任英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在党内是斯大林派，激烈反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68年支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晚年反对欧洲共产主义。1974年逝世。 [23]威廉·加拉赫（WilliamGallacher，1881年12月25日——1965年8月1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893年进厂做工，曾先后参加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联盟。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并担任克莱德工人委员会主席。1916年被捕并被判处六个月监禁。1919年因参加“40小时运动”而再次被捕并被判处五个月监禁。1920年加入苏格兰共产主义工人党（CommunistLabourParty），同年参加大不列颠共产党。1925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十二个月监禁。1935—1950年任下议院议员。1956—1963年任大不列颠共产党主席。1965年逝世。 [24]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225页。 几星期前，季诺维也夫曾在1924年5月举行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报告了国内危险的紧张局势： “外国观察家非常关心我们是否还预备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英德两国报纸已经表示他们的不安。在贝尔格莱德，白俄逃亡分子的报纸《新时代》写道：‘假如NEP（新经济政策）停止了，我们就要建议组织一个VEP（即全俄大屠杀）。’把投机分子逐出莫斯科，严格管理国营贸易，扩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基辅、列宁格勒和斯塔夫罗波尔的政治审判，拒绝新的让步，按照‘阶级路线’分配住房等等，这一切都引起了孟什维克的伤心。”（《国际新闻通讯》，1925年6月9日，第91期，第1240页。）——原注 [25]格里戈里·别谢多夫斯基：《一个苏俄外交官的秘密》，第68页。——原注 [26]“托洛茨基接到邀请，要他出席代表大会陈述自己的看法，但他却假惺惺地以党纪为理由而拒绝参加大会。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在一个兽医代表大会上却作了一次其内容根本不同于党和共产国际路线的国际形势报告，显然表现出他并没有把党纪放在眼里。”（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213页。）——原注 [27]海因茨·诺伊曼（HeinzNeumann，1902年7月6日——1937年11月26日），曾译“牛曼”。出身于柏林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920年参加德共（斯），1922年进入《红旗报》编辑部工作。他曾坐牢半年，其间学会了俄语。1922年认识了斯大林，此后直到1932年他都是斯大林的支持者。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武装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在M机关与Z队当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后担任梅克伦堡地委书记，汉堡起义失败后流亡苏联，1925年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7年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与维萨里昂·维萨里昂诺维奇·罗明纳兹（Виссарион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Ломинадзе）一同组织了广州起义。1928年返回德国，任《红旗报》主编，推行斯大林的极左政策，在维托夫（Wittof）事件中是少数支持台尔曼的领导人之一。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2年开始同斯大林和台尔曼产生分歧，1932年10月被解除领导职务。纳粹上台后流亡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 [28]卡尔·特奥多尔·赫尔菲利希（KarlTheodorHelfferich，1872年7月22日——1924年4月23日），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银行家。1902年进入外交界，很快成为了德国政府的经济帝国主义政策领头人之一，1906年任安纳托利亚铁路（AnatolianRailway）经理，1908年任德意志银行经理，1916年至1917年任财政大臣，并曾两次出任副首相。 [29]《社会民主党1924年党代表大会记录》，柏林1924年，第43—50页。——原注 [30]塞缪尔·帕克·吉尔伯特（SeymourParkerGilbert，1892年10月13日——1938年2月23日），美国律师、银行家、外交家。1918—1920年任财政部战争信贷顾问。1921—1923年任财政部副部长。1924—1930年任德国赔偿总署署长。 [31]华尔纳·弗雷德里克·布鲁克：《从威廉二世到希特勒的德国社会经济史，1888—1938年》，伦敦1938年版，第174页。——原注 [32]华尔纳·弗雷德里克·布鲁克（WarnerFrederickBrook，1880年8月23日——1945年5月29日），美国经济学家。 [33]古斯塔夫·施托尔帕：《1870—1940年的德国经济》，纽约1940年版，第176—178页。——原注 古斯塔夫·施托尔帕（GustavStolper，1888年7月25日——1947年12月27日），德国经济学家。出身于奥地利一个波兰犹太人家庭。1913—1914年任《奥地利经济学家》杂志编辑。一战期间担任奥地利政府战争专员。一战结束后，先后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1925年移居柏林。1925—1926年任《柏林证券交易所快讯》编辑。1926年加入德国民主党。1926—1933年任《德国经济学家》杂志主编。1930—1932年任国会议员。纳粹党上台后流亡美国，曾任《外交事务》杂志和《纽约时报》记者。1945—1947年任德国和奥地利战后经济形势调查委员会经济政策顾问。1947年去世。 [34]参看《纽约时报》，1924年10月22日与29日。——原注 [35]爱德华·玛丽·赫里欧（ÉdouardMarieHerriot，1872年7月5日—1957年3月26日），激进党人，1905年至1957年任里昂市长。1924年6月至1925年4月、1926年7月底、1932年6月3日至1932年12月三次出任总理。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德国形势和关于统一战线的声明（1933年3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德国形势和关于统一战线的声明 1933年3月5日《评论报》第2卷，第4期，第91页，1933年3月11日 〔1932年11月，德国国会选举使纳粹党获票占总票数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一，而7月份是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三，德国社会民主党占百分之二十点四（7月份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六）；德国共产党占百分之十六点九（7月份占百分之十四点三）。中央党保持了占百分之十五的票数。10月柏林交通运输工人工会曾投票表决是否举行罢工来反对拟议中的降低工资；投票结果没有达到所需的多数；但是德国共产党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向它们的党员发出号召实行罢工；选举后，罢工宣告终止了。纳粹党的参加被《共产国际》解释为由于“受到内部群众的压力”；这同时也是他们企图在选举前欺骗和分裂无产阶级。《评论报》（它在1932年7月起取代了《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写道，资产阶级为了新的专政需要广泛的群众基础，专政也将包括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但是谈判拖延下来，由于他们害怕公开的内战。 《共产国际》在这次选举之后的一篇题为《德国共产党采取攻势》的文章抨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说他们“越来越频繁、紧迫地呼吁共产国际限制自己的活动，放弃其不妥协立场场，……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名义，为的是‘拯救德意志共和国’。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只字不提德意志共和国‘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而是再一次竭力用社会主义的词藻作为诱饵去欺骗群众。”由选举结果反映出来的革命浪潮的新高涨，是“德国无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为”以及对德国共产党内的“失败主义者和制造恐慌的人”的“直接的、毫不含糊的回答”。“这次选举的第二个教训可以从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中看到。”大规模的法西斯运动还没有被摧毁，但“革命和反革命力量对比的变化，正不可抗拒地继续朝着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方向发展”。社会民主党人说，摆在历史议程上的问题不是建立苏维埃式的专政，而是为建立共和国而斗争；他们这样说，就是要求同资产阶级和平共处，这就会增强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德国共产党的任务仍然一如既往，在现阶段主要是打击社会民主主义。”巴本的倒台，《评论报》说，是由于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和资产阶级内部的分歧所引起的；代表重工业的施莱歇，比起巴本所代表的土地改革派来，更谋求纳粹同改良主义工会之间的合作，以作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全德工会联合会和国旗社支持施莱歇计划，赞同把工会置于法西斯专政之下，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却企图掩盖它对法西斯制度的支持。 施莱歇政府的倒台和希特勒的上台被认为是德国资产阶级不再企图运用“社会”的手段来阻止革命运动的标志——他们现在求助于公开的恐怖手段，尽管他们既担心那些支持希特勒的东普鲁士地主的贪得无厌，又担心由于新政府的“粗暴手段”而失去社会民主党的支持。 德国共产党1933年1月关于统一战线的建议，不是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执委会提出的，而是向其地方组织提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愿意考虑统一行动，只要事先能达成一项“不侵犯协定”。这个条件德国共产党不肯同意。一些著名的德国共产党员，包括埃里希·沃伦堡和在1月30日以后要求改变政策的费利克斯·沃尔夫，被开除出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议由布赖特赛德于2月12日再次提出，又遭到拒绝。在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写道，布赖特赛德的建议，不管怎样要外交词令和多么含糊其词，还是应该受到伸出双臂地欢迎；德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建议是“为了同他们自己建立统一战线”。德国社会民主党，托洛茨基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写道，曾经希望逐步“教育”法西斯主义；他们拉了工人的后腿，让法西斯分子得以分阶段完成他们的革命；德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彻头彻尾错误的”；它的领袖们都是瞎子；“法西斯主义取得政权都是这两个工人政党的领袖们努力帮助的”。皮克2月6日代表德共国会的党团发言说：“无论把形势看得多么严重，我们并不悲观失望。……。德国共产党越来越大地获得群众的信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32年秋天同苏联驻柏林的外交人员接触，以便与德国共产党会谈。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前不久，施坦普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报《前进报》的编辑）接到苏联大使馆秘书通知说，莫斯科认为，法西斯统治一段时期，是事态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过渡阶段。（《真理报》11月16日的社论认为，法西斯恐怖统治越厉害，就越会激化阶级斗争，加速德国共产党的发展。）原定于2月28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官员的会议，由于国会纵火案的影响而未能举行。直到纵火案以后，德国共产党才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的执委会直接接触。《评论报》写道，纳粹党的恐怖活动“部分地也是指向社会民主党的”；魏玛共和国已经崩溃，宪法成了一张废纸，任何合法的共产党活动都不可能。第二国际关于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没有得到直接的答复。克诺林在《共产国际》上评论此事时写道：“共产国际不相信第二国际执行局提出这个建议的诚意，鉴于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也不可能相信。然而在当前这个危急的时刻，它也并不拒绝这个建议。”尽管提出这个建议的动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希望其过去的罪恶被人遗忘,“并同以前一样能肆意出卖工人阶级”，“在联合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期间”，将会中止相互敌对行动，德国无产阶级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但是“资产阶级掌权只能维持很短一段时间了”。 在1933年3月5日的选举中，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得的选票超过了一千七百万张（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九），德国社会民主党超过了七百万张（占百分之十八点三），德国共产党得票四百七十万张（占百分之十二点三），中央党的票数降到占百分之十三点九。选举以后，德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财产全部被没收。1933年夏，除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外，所有各党都遭取缔。皮亚特尼茨基写道，“魏玛各政党”出卖了工人这么多年，以致工人们再也不愿意保卫这些政党免遭法西斯的摧毁了；资产阶级已把政权拱手让给了希特勒，使他能够降低工资，停发失业救济金，接管工会等等，为的是把危机的重担完全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单靠德国共产党，它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的激烈反对，是无法制止这一切的；况且，德共的党员们，受到的是突然袭击。“德国共产党内许多负责人都没有料到，对德国共产党的进攻规模会这样大，来得又这样快。……德国共产党大多数党员对这样空前的大镇压毫无准备。”3月14日，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建议联合呼吁，以组成联合防御，以反抗纳粹党对工人组织的进攻，等等。如果建议被接受，德国共产党就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一致，在联合行动期间停止抨击德国社会民主党。4月，《共产国际》发表一篇社论，《魏玛德国的崩溃和德国的十月准备》，社论断言，自从国会纵火案以来，德国共产党一直在顺利地建立统一战线。“直到今天，社会民主党一直是阻挠实现这种团结……一直在瓦解工人阶级的斗争，并逐步地把工人阶级的斗争置于法西斯血腥恐怖的打击之下。”既然社会民主党在崩溃，德国共产党就“确实得到了争取工人阶级多数的极好机会”。《第十二次全会指南》论证道，把德国发生的事件看作是革命力量的失败，这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观点。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资料》在谈到该评论时指出：“共产国际所以采取这一重要的政治步骤，是由希特勒取得政权所造成的整个国际革命形势决定的，这种革命形势在紧张的国际关系方面、在一些国家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方面以及在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瓦解和第二国际危机的日益增长而出现的劳工运动内部发生的变化方面都有所反映。”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建议遭到了拒绝，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并未抵制他们的领导人，也因为些共产党员中有“失败主义情绪”。（在1934年7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皮亚特尼茨基把工人没有响应德国共产党3月5日的呼吁，归咎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建议没有作出任何响应。）工人们也因受到“把法西斯主义同资产阶级民主等同起来”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而“涣散”了。这种宗派主义态度也影响了同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友好关系；与此同时，德国共产党也必须反对同社会民主党建立“无原则的联盟”，反对从上层做联合工作而不同时发动群众的倾向；它还必须同“摧毁改良主义工会”这一口号所反映出来的关于全德工会联合会的种种错误理论作斗争。尽管已竭尽全力，德国共产党但仍未能使群众相信德国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危害性。“从在德国建立赤裸裸的法西斯专政一事中获得的明确教训是，不根除改良主义者在群众中的影响，特别是在工会里的影响，不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就不可能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对纳粹运动的一贯评价没有改变：“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和托洛茨基分子、布兰德勒分子这些叛徒的企图，他们想把目前的法西斯主义描绘成小资产阶级或流氓无产阶级的专政，描绘成‘超阶级’的政府，不但超出无产阶级，也超出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工人阶级最凶恶、最残忍的大敌，是金融资本中最反动、最沙文主义的和最帝国主义的分子所实行的赤裸裸的恐怖专政。”1934年底，当时任《共产国际》编辑的马尔丁诺夫写道，共产国际对第二国际的建议未予直接答复，是因为它不相信第二国际的声明；也因为第二国际没有提出联合行动的纲领，而没有这个纲领，“党派间的任何协议必然会与工人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还因为由各个国家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达成的协议会是更为可取的。〕 致各国工人 危机还在继续。失业人数不断增加。饥饿和贫困正在袭击越来越多的行业的工人。资本主义的进攻更加猖狂了。资产阶级正在发动一场反对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切成果的运动。法西斯反动势力攫取了一个又一个国家。德国赤裸裸的法西斯专政的建立，向各国千百万工人提出的当务之急就是组织战斗的统一战线以反对资产阶级的法西斯攻势，首先是德国的资产阶级，德国资产阶级正在一步步地掠夺德国工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一切成果，并企图用最野蛮的恐怖手段来镇压劳工运动。 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两党工人建立战斗的统一战线的主要障碍，过去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政策，这项政策已使国际无产阶级遭受阶级敌人的打击。这一政策，即所谓的“两害权其轻”政策，事实上已导致德国法西斯反动势力的胜利。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已经再三声明，它们愿意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进行联合斗争，反对资本主义的进攻、反对反动政治势力和反对战争危险。尽管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有计划地破坏工人群众的统一战线，各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的和无党派的工人群众进行联合斗争的组织者。去年7月20日，在冯·巴本解散了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之后，德国共产党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建议，组织联合罢工来反对法西斯主义。但是，他们在第二国际的一致赞同下，把这个建议说成是挑衅。希特勒上台时，德国共产党再次提出联合行动的建议，呼吁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团和全德工会联合会主席团采取反法西斯的防御行动，但再次遭到拒绝。更有甚者，当去年11月柏林运输工人举行反对降低工资的罢工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破坏了工人战斗的统一战线。在国际劳工运动的进程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今年2月19日，第二国际执行局发表一项声明，表示属于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愿意同共产党人一起组成反对德国法西斯反动势力的统一战线。这项声明尖锐地同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以往的全部行动相抵触。第二国际以往的所有政策及行动使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有理由怀疑这个声明的诚意，它又发表在一些国家的工人群众，特别是德国的工人群众主动组织战斗的统一战线的时刻。 然而，鉴于法西斯主义向德国工人阶级发动了进攻，并使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猖獗起来，共产国际执委会号召各国共产党作进一步努力，通过社会民主党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建立战斗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在作这种努力，因为它坚信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能够击退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并能大大地加速整个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必然灭亡。 由于各国的特有情况不同，工人阶级面临各种各样的实际战斗任务，因而，由同一国家内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订立关于为反对资产阶级而采取明确规定的行动的协议，能最有效地得到贯彻执行。考虑到这种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委托各国共产党同隶属于第二国际的各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接触，建议采取联合行动以反对资本主义的进攻和法西斯主义。但是，为此进行的谈判，必须以开展联合斗争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为基础。如果没有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具体行动纲领，政党之间的任何协议都会与工人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下列条件作为任何这类协议的基础： （甲）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立即着手组织和实施防御行动，以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对政治组织、工会、合作社和其它工人组织的进攻，反对他们对工人的报刊、对集会、示威和罢工的权利等方面的进攻。他们应当用群众抗议、示威游行和政治性大罢工等手段来组织共同防御行动，以对付法西斯团体的武装进攻。他们应着手在工厂、职业介绍所和工人住宅区组织行动委员会以及自卫队。 （乙）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立即采取集会、示威和罢工的方式，组织工人的抗议行动，以反对任何降低工资、恶化劳动条件、减少社会保险支出、削减失业救济金和解雇工人。 （丙）如果以上两个条件被接受并付诸实施，那么，共产国际就认为在反对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的这段时间内，可以建议各国共产党停止抨击社会民主党各组织。在实现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必须把任何违反协议中的诸条件的人作为破坏工人统一战线的工贼而进行无情的斗争。 要向第二国际提出的这些条件，同样适用于曾向共产国际提出过战斗的统一战线建议的党，例如独立工党。 共产国际执委会，它按照国际工人阶级的意见提出这些建议，号召各国共产党，首先是德国共产党，不要等待谈判的结果，不要等待与社会民主党达成联合斗争的协议，就着手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和所有其他工人一起，组织联合斗争委员会。 共产党人已在多年的斗争中表明，他们现在和将来，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都站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行动中为建立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最前列。 共产国际执委会坚信，不管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对创建统一战线的态度如何，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和无党派的工人将会克服一切障碍，同共产党人一起，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建立统一战线。 今天，在德国法西斯主义为了镇压德国工人运动而制造种种前所未闻的事端（国会纵火，伪造武装暴动文件等等）之后，每个工人都必须认识自己在反对资本主义进攻和法西斯反动势力的斗争中的阶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