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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德国共产党内部情况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德国共产党内部情况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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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德国革命的失败对俄国党的影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十七章德国革命的失败对俄国党的影响
·托洛茨基和政治局决裂
·马斯洛夫委员会
·同斯大林的谈话
·共产国际总部中的“死后解剖”
·《十月的教训》
在汉堡暴动失败和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以后，一切秘密军事活动都停顿下来。来自东方的军事顾问们不见了，中央委员会开始围绕着“通常的”鼓动工作重新组织党的生活。它那道取消全党秘密动员的命令，引起了人们的强烈蔑视和满腹怀疑。有好几个月之久，党内的小人物们脱离了他们的正常生活环境，对他们的这一信念作出了牺牲；到明天或后天，自己就可以在一个完全改变了的德意志共和国内得到合适的岗位。平日的教育使下层党员们了解到，缺乏“正确领导”是妨碍工人共和国建成的原因，因此，他们这时都异口同声地对党的领袖布兰德勒发出了责难。俄国远在天边。对俄国党的问题可以进行理论性探讨，但是它们同日常的德国问题却没有关系。因此，唯有拿近在眼前的人来问罪了。在过去几个月中，布兰德勒及其同僚曾不断地鼓动党员，说服党员，对他们下保证，向他们发命令；所以，他这时成了众矢之的。
德国革命的失败也难免要危及季诺维也夫本人的地位，因此他从远处竭力鼓励这种攻击。在一些语气含混、没有指名道姓提及布兰德勒的政治声明中，季诺维也夫尽量促使布兰德勒在党内的核心干部趋于分裂。在布兰德勒担任萨克森部长的决定性日子里，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中派集团”。他手下的人不断地批评他，譬如说，他们曾在10月17日写信给他说：
“像现在这样长此下去不是了局。你正在浪费着宝贵的时间，同政府里的那些社会民主党混蛋躲在屋子里争论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加入政府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使群众新产生的革命勇气增涨十倍，把我们的力量组织起来。”[1]
于是，布兰德勒就这样成了替罪羊，对他的政策和对他本人的批评被夸大了，和他实际起过的作用相去甚远。虽然在斯大林的历史学家解释德国十月革命的失败原因时，布兰德勒一直是他们的主要嘲笑对象，而他也攻击过共产国际，特别是攻击过季诺维也夫，但是甚至直到今天，他都始终没有揭露过俄国政治局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应负的责任。他完全有理由感到自己受了委屈。
布兰德勒在为自己申辩时正确指出，他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莫斯科的暴动计划。
“直到最后一刻，我始终反对加入〔萨克森政府〕的决议。……在没有作好我在这里概括说明了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以前，是不应该加入政府的，可是，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这些准备工作都没有做。我很后悔的是，我终于同意了这项决议，以外我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安排。在我看来，在11月根本就没有起义的基础，甚至连抵抗国防军的基础都没有……我们将不会像在汉堡那样便宜，牺牲少数人便能脱身；我们将会失败得不可收拾。因为要是起义的话，那些非共产党工人尽管同情我们，却不会参加萨克森的巷战，就像他们在汉堡表现的一样。不错，过去曾有过这样的情况：甚至在形势看来比10月远为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都敢发动战斗。可是那是在1918—1920年，同现在是两回事。”[2]
在政变失败后发表的这篇外交辞令式的声明，并没有能够平息党员群众的不满。德国工人对自己的领袖以及对工会干部和共产党人经常感到的失望，后来终于被纳粹在他们掀起的反对工人官僚——“反对工头”的运动中巧妙地加以利用了。“梅克伦堡支部要求柏林的同志把布兰德勒吊死在最近的一棵树上。东普鲁士的共产党人威胁说，如果他敢到那里去，他们将使他遭到同样的命运……”[3]
托洛茨基与政治局决裂
德国革命遭到惨败和德国党反抗布兰德勒的消息，恰恰在一个最严重的时刻传到了要为共产国际的政策负责的季诺维也夫耳中。在1923年的这最后几个月中，许多复杂因素使得政治局内的相互摩擦达到了分裂的地步。由于列宁长期卧病，其余几个政治领袖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错综复杂（而对于这种复杂性，迄今还没有人作过足够明确的分析）。党的内在弱点以及它同俄国其他一切社会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全党领袖的吉凶问题——是从此一病不起了呢，还是能恢复健康，重新视事——成了一切算计和权谋、一切纵横捭阖中的主要考虑因素。季诺维也夫及其同伙加米涅夫的地位，在德国共产党人有希望成功的那几个星期里曾变得不可一世。而到这时，对他们的反应也十分强烈。季诺维也夫甚至不得不认真考虑，在德国的行动由于计划不周和执行不善而引起普遍愤怒的情况下，他本人是否能经得起这阵浪潮的冲击。
经济状况已经为新经济政策所改善，但还没有好到足以平衡工农业生产，这时，工农业生产之间仍然呈现出不一致现象，用党的术语来说就叫做“剪刀差”。战后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的情况曾经继续保持下来，特别是在1921年夏收荒欠、伏尔加河流域发生饥馑时严重到顶点。（当时，列宁曾吁请美国给予援助，美国也响应了这一呼吁，派出了胡佛[4]委员会。）当然，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以及1922年的丰收，情况也有了相当改善。不过，工业的恢复依旧是缓慢的，而不利于农民消费者的通货膨胀更加重了这种失调现象。
1922年底，国家银行发行了一种称为“丘逢尼茨”的银行券，以黄金为保证，一丘逢尼茨等于战前十卢布硬币。不过，丘逢尼茨卢布只是以大票面金额发行的，在一切小额交易中，还得使用已经贬值的纸卢布。这样，全国便同时流通两种货币，一种是有保证的，另一种则由于通货膨胀而继续贬值。在1923年，纸卢布的通货膨胀不仅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而且影响到丘逢尼茨的价值，从1月到10月，丘逢尼茨贬值了大约四分之一。这种物价飞涨的情况剥夺了农民市场上的工业品。而且，国营托拉斯还囤积商品，不愿意用这些实际价值去换取不值钱的卢布。这样一来，在新经济政策下增加的农业生产便得不到补偿，农民再次缩减耕地面积。“农民又开始沦落到像‘战时共产主义’那时的艰苦环境中了。”[5]许多农民，例如土尔克斯坦的棉农，开始要求支付给他们丘逢尼茨卢布。
即使抛开货币困难不谈，工业也没有能力满足农民对农具和消费品的要求。手工业和小企业的进展产生了一些有限的结果，但是重工业仍然远低于战前水平，而全国人民却迫切需要各种各样的商品。据俄国党的官方历史学家说，“因为国民经济增长得迟缓的缘故，所以无法把失业现象消灭。”[6]
对于如何克服这种经济危机的问题，党内有两派意见。一派倾向于把所有的缺点都归因于俄国的落后，认为只有进一步加强国家控制和国家计划，情况才能改善。另一派则感到国营托拉斯和辛迪加的集中控制已经太多了，要求对国营组织加以限制，以便使农民市场能够较自由地呼吸。这种意见受到了已经形成一个庞大集团的企业经理们的反对，他们看到对国家控制的任何削弱都会直接威胁到自己的领导地位。于是，业已由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在1923年提出的工业集中化计划，这时更变本加厉地实行起来。
事实上，俄国社会的一切阶层对新经济政策的结果都感到不满；党是不满的，它担心自己会失去对经济机器的掌握和对农民的控制，正在一切方面竭力保持自己的独裁统治；农民是不满的，他们曾希望不仅有更多的消费品，而且有更大的活动自由；国家官僚和苏维埃知识分子是不满的，他们对新经济状况下的生活方式感到不自在，也要求从党机器那里得到更多的自由；最后，工人也是不满的，他们愤懑地看着党和工会中的纪律越来越严，而耐普曼却比较自由。
从党的高级领导集团被清除并受到严厉压制的工人反对派各集团，在下层队伍中获得了新的力量。随着列宁的不能视事，托洛茨基便成了一个单枪匹马反对统治阶层的威风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各种反对派全都聚集到他身边，希望像他这样一个有地位的人能够同党的垄断作一番斗争。虽然他仍旧是红军司令，托洛茨基这时已经日益失去军权。俄国人日益看出，独裁的危险并不单单来自军队方面，党的统治阶层已经表现出更大的危险性。托洛茨基是一个非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治家，他参加党的历史很短，并且几乎是以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身份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虽然他是新国家的缔造者之一，却受到统治阶层的排挤……所有这一切在当时都有利于托洛茨基。工人反对派出面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政治局。民主集中派集团同他正式结成联盟，其他各种集团——包括许多曾经在军队和工会组织问题上反对过托洛茨基的人在内，也都支持反对派。
这一新的抵抗运动在它的最初阶段，主要注意的是如何来医治俄国已经解体的经济。它的政纲中包括一系列提高国营工业组织效率的建议。“这种政策的主旨就是要实行最庸俗的资产阶级商业核算……而不顾及任何政治考虑。”[7]但是，立即在党内引起一阵抗议风暴的，还是那项被称为“商业干涉”、即同资本主义世界进行自由贸易的建议，事实上，这也的确是一项会对党的垄断产生深远影响的大胆主张。它所举出的理由是：俄国的工业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营经济太软弱了，不足以担当起这项任务，而如果不大量进口机器和消费品，俄国的经济就无法平衡。废除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鼓动同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新经济政策的贸易，这样做就能缓和俄国国内的紧张形势，并且最终将削弱党的垄断地位。首先，这将能刺激农民增加生产——提供工人不能供应给他们的商品——从而用不着实行强制方法便能推动俄国经济变成农民合作社经济。在他后来同斯大林暂时联合的时期，布哈林发展了有关农民经济的类似理论，因为党和全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症结，恰恰就在于使农民经济工业化的这样一种方法。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方面，1923年9月的托洛茨基集团更进了一步，要求扩大党内民主。为了证明这种要求的合理，托洛茨基竭力拆穿所谓“老近卫军”永不会犯错误的神话。他特别向那些对党的老一辈满腹不满的大学生和青年组织呼吁，在论战中把“老近卫军”的蜕化明显地比作第二国际。然而，他所要求的仅仅是一种得到更新的党内民主制度，而实现这种制度的方法并不是通过对党机器下一些法律性定义，而是恢复“集体主动性，恢复毫无顾忌地自由地展开同志式批评的权利——组织自决权”。他希望能让每一个人都感到，从此以后谁也不敢再把党恐怖化了。这种要求是工人反对派以前那些口号的翻版，但是内容却冲淡了一些；它同这个集团创造的名词“工人民主”是分不开的，但本质上却有所不同。
在1923年，托洛茨基联盟、工人反对派和举国上下的不满起了推动作用。相当大一部分国家行政官员的离心离德，更增大了这种推动力。这些行政官员中虽然有许多人是党员，他们对党机器的权力越来越大的现象却深感不满。在革命时期由苏维埃和工会实行的工人民主的一切理论，这时已完全被抛到了一边。现在，人们产生了一种新的企图：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器，它将使党变成自己的一个执行部门，而不是与此相反。“必须更新和洗刷党机器，使它感到自己不过是执行集体意志的工具而已。”[8]国家组织干部对党的这种反抗，反映在各种反党集团的形成上。
接着，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事件发生了，对于这些事件，只有托洛茨基死后出版的著作作了初步探讨。列宁在这一时期同斯大林的决裂，象征着普遍存在的一种担心，即：有可能成为屠杀布尔什维克雅各宾党人的反革命波拿巴的，并不是托洛茨基而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就已感觉到这种危险，在这次大会上，他虽然是政治报告人，却第一次意识到了斯大林机器的新权力。
“季诺维也夫……动摇于两个计划之间：（1）取消书记处擅自扩大的用人权力，从而使它重新降为政治局的一个附属机构；（2）使书记处‘政治化’，这意味着在书记处内部建立一个特殊委员会，作为它的最高权力机构，该委员会将由三名政治局委员组成，具体人选是斯大林、托洛茨基，以及加米涅夫、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三人当中的任何一人。他感到，要想抵消斯大林过于庞大的势力，这样一种联合是必不可免的。”[9]
季诺维也夫在1923年9月重新展开了这种努力，他在高加索著名矿泉疗养地基斯洛沃德斯克附近的一个避暑山洞里召集了自己的干部会议。除其他人外，斯大林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奥尔忠尼启则也在被邀请之列，季诺维也夫请他转告斯大林，如果书记处能同政治局更好地协调行动，它保证不会被触动。作为妥协，（在这方面，后来始终也没有进展）季诺维也夫建议在组织局内安插三名政治局委员以领导书记处。回莫斯科后，季诺维也夫出席了好几次组织局会议，但托洛茨基却不在那里，这表明他当时拒绝支持季诺维也夫反对斯大林。
1923年9月，托洛茨基示威性地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10月8日，他向党提出了“四十六人声明”，宣称由于中央委员会的错误领导，国家正在走向毁灭。在声明书上签名的党内高级人物有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穆拉洛夫、奥新斯基和萨普龙诺夫等。几天以后，在他动身去德国以前，拉狄克单独向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宣布他赞同“四十六人声明”，但对政治局的语气要恭敬得多。所有这些事件都隐瞒着共产国际。
就在这一时刻，俄国接到了德国革命失败的消息。
“德国事变的即将来临使党兴奋不安……由于大家都焦急地期待着似乎即将爆发的德国总决战，对党内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工作便被搁置下来。等到事实表明这场总决战已经由于环境的影响而被推迟时，党便把‘新路向’问题提到了日程上。”[10]
与新路向相对的老路向就是喀琅施塔得暴动后的党内制度，这种制度是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建立起来的，在第十一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被规定得更为严格。对工人反对派进行的打击，正在剥夺下层党员参加决策的一切机会。斯大林的书记处在压力之下答应恢复党内民主，这实质上意味着同反对派妥协。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巴库和基辅，政治局的控制表面上的这种削弱起初加强了反对派的力量，俄国的和共产国际的失望情绪汇集了起来，这不仅迅速危及季诺维也夫，而且威胁到新担任总书记的斯大林，他对自己躲在幕后是否就能平息党内的反抗，是一点把握也没有的。
11月7日，季诺维也夫发表了一篇赞成党内民主的声明。与此同时，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开始了，人们引经据典，使出了反对异端分子的全套教条主义解数。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诱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出头担当干系，而他自己却谨慎地躲在幕后。但他们双方只是由于都托洛茨基才组成三人集团的，每一方都竭力想拉拢托洛茨基来打击另一方。托洛茨基那篇以《新路向》为题发表的论文，在党内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反响，以致看起来他只要登上讲坛振臂一呼，就能成为党内反政治局力量的领袖。在他的答辩中，托洛茨基接触到了他同死啃教条的列宁主义者论战的核心，这就是：不管人们怎样引证1917年以前的党史来攻击他，他在缔造新国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是表明他对党忠诚的更有力的保证：
“诚然，我是在同列宁进行过一番斗争后才皈依他的，但一旦皈依了他，我便全心全意、始终如一地跟着他走。我为党所做的工作是证明这种忠诚的唯一保证，此外我再提不出别的保证了……难道整个列宁主义的精神就在于温良恭顺吗？”[11]
这些已经够大胆的话，使所有党支部都在托洛茨基问题上分成了两个营垒。譬如说，莫斯科组织便分裂成人数大致相等的两边，而在开始时，拥护反对派的人无疑占多数。不过，在斗争达到高潮时，托洛茨基却从战场上突然消失了，他宣布自己病得很厉害，不能再继续参加讨论。反对派阵营中由此而产生巨大混乱；党官僚们更凶狠地进行斗争，通过把反对派从莫斯科大批调往别处。狡猾的党组织工作者集团终于获胜。在这一期间，托洛茨基写道：
“斯大林显然正在考虑一种牺牲自己的同盟者与反对派讲和的策略……他向我明显地求和，完全出乎意料地关心起我的健康……不用说，斯大林并没有和他的同盟者决裂，但他同时又谨慎地为自己保留了一条和反对派妥协的退路。”[12]
据托洛茨基说，季诺维也夫对付斯大林的威胁只有一手：到彼得格勒去求援，把他自己的冲锋队带来参加党内斗争，这些冲锋队的机动性很大，可以用汽车运到托洛茨基获得多数的任何地方。从这段话里可以明显看出，假如托洛茨基多获得一两个地方组织的支持，斯大林就可能改变立场。
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是在1930年发表的，教条主义的色彩要比他后来的著述浓得多，在这部书中，读者们会遇到一段奇特的插笔。当他正在报导决定大局的1923年危机时，托洛茨基突然雅兴大发，用三页篇幅描写了猎打野鸭的乐趣。他描绘了某一个打野鸭猎人的形象，这个人唯一的兴趣就是在沼泽地里猎取飞禽。就是因为这个人，托洛茨基的脚在水里受了寒，回来以后便患起重感冒，接着“总是有些潜热”，这使他有好几个月不能参加党的生活。
可是，尽管发起了攻击托洛茨基的运动，当时还没有人想到把他排除出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他们的全部要求只是防止他成为国家独裁者，强迫他同别人分享权力。
“加米涅夫问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大多数人都曾一度离开过党十年或十五年）：‘我们能让托洛茨基一个人大权独揽，把党和国家都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吗？’很久以后，在1925年，在我批评党内存在压制现象的时候，布哈林答复我说：‘我们没有民主，是因为我们怕你。’”[13]
在反对派实际被粉碎以后，向托洛茨基秘密提出过的妥协建议得到公开证实。12月5日，在一篇关于新路向的空洞声明中，中央委员会重申它保证实行党内民主。12月18日，政治局在斯大林的推动下于《真理报》上发表声明，否认曾有任何不让托洛茨基十分积极地参加党和国家事务的企图，并指出这种说法是恶意挑拨。好像是出于巧合，季诺维也夫的彼得格勒支部也在同一天发表了一封内容相似的信。[14]
托洛茨基没有在1924年1月16—18日的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上露面，会上，根据斯大林的报告发表的一篇政策声明，断然拒绝了反对派的两个中心要求：一，向“国际帝国主义”作经济让步，以加强同外国资本的贸易关系；二，容许党内有派别存在。会议认为托洛茨基的政策背离了列宁主义，但并没有对他采取组织措施。这时，托洛茨基觉得自己的重感冒久不痊愈，有必要要阳光充沛的南方小住一段时期，于是在1月18日启程去苏呼米。由于列宁在最近一两周内随时可能去世，这趟旅行是整个复杂图景中最令人不解的事件之一。最简单而且最可能符合事实的解释是：托洛茨基遵循着党的一般惯例，特地离开进行派系斗争的现场，以便使对手有足够的便利安排和解。
1月21日，列宁去世了。在这里，研究这段时期历史的人难免要发生怀疑：托洛茨基是否已经同政治局秘密约定他将不回莫斯科。因为按照一般情理，他本来是应该立即赶回莫斯科的，这不仅是为了参加葬礼（在列宁的葬礼上，托洛茨基的身影应该让俄国人民看到），而且是为了以后分配重要职位和参与制订列宁死后的第一批政治决议。托洛茨基的两本书都把他的缺席说成是势不得已，但显而易见的是，他本人并不想回莫斯科。他在第比利斯车站接到了列宁在1月21日逝世的消息。他打电话问斯大林何时举行葬礼，在接到葬礼即将在本星期六举行的答复后，他断定已不能及时赶回莫斯科，于是继续去苏呼米。
在结束关于1923年秋天托洛茨基反对派活动始末的这一节时，不可能不提一下托洛茨基的一个怀疑，即列宁也许是被斯大林毒死的。在1938年的大审判中，雅戈达[15]供认他曾经用毒药害死过预定要清除的同志，而托洛茨基那本死后才出版的著作是在这次审讯后写出的，书中对下毒瓦特作了广泛的讨论。雅戈达的职业是药剂师，曾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工作过十六年，包括列宁患病的整个时期在内。斯大林在1933年授予雅戈达以列宁勋章；1935年，他又任命雅戈达为国家保卫总局局长——这些荣誉都表明了这两个人之间长期保持着的亲密关系。雅戈达同四名克里姆林宫医生一起受审，其罪名是谋杀了马克西姆·高尔基和另两名苏维埃政府首长。托洛茨基认为雅戈达有可能真地毒害了高尔基，但这是出于斯大林的授意，因为，假如那位世界闻名的俄国诗人曾经反对过处决如此众多的布老尔什维克，用这种方式消灭他将是再便当不过的了。就这样，托洛茨基根据几次审判推测了以下的一系列事件：列宁在痛苦难忍时，曾好几次要求毒药。作为党的总书记，斯大林控制了对列宁的生活安排，特别是控制了派去保卫列宁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因此，从具体环境来说，斯大林是有可能把毒药下在列宁吃的药或食物中的。而另一方面，即使已经奄奄一息，列宁仍然是斯大林执行其计划的一个障碍。托洛茨基这段话的有趣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它究竟真实与否，而在于它所传达出的气氛。两年以后，反对派领袖都变得像中了魔一样，时刻担心他们会被毒死，或者被党的医师暗害。
马斯洛夫委员会
仍被留在莫斯科的马斯洛夫，出席了好几十次党的重要会议。在1923年12月初，正当党内乱成一团时，德国代表到莫斯科来向世界革命的领袖们请示了，他们来到以后，马斯洛夫便向他们报告了自己看到的情况。大学生、青年们、来自莫斯科各工厂的许多重要集团，都猛烈抨击政治局，指出在党、工会或苏维埃机关内已毫无民主可言。在反驳他们时，政治局发言人公然以国家措施威胁反对派。时常可以听到人们私下说：斯大林的书记处又把这个或那个反对派送到俄共中部或北部遥远的角落里去了。这不是逮捕，而是无法推辞的工作分配。如果不服从工作分配，就会被开除出党，在被开除出党以后，随之而来的便是逮捕和流放。在最后危机发生前的夏季这几个月里，我们同工人反对派的代表谈话时，时常天真地认为俄国同志们有些夸大其词。我们觉得，他们所说的一切苏维埃民主都已在喀琅施塔得暴动后被摧毁的话，不过是由于党纪太严、个人的希望破灭而发的一些牢骚。不过，我们承认他们对党的评论或多或少是正确的，因为反对派在党内的地位显然正在削弱。
出于许多理由，我和马斯洛夫不能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他在民主问题上的一切看法都被人为地局限在党内派别活动自由的狭窄圈子里了；他忽视了党和其他苏维埃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个主要问题。工人反对派集团同托洛茨基之间的暂时联盟，是在他们对他的专制方法仍旧怀有戒心的情况下结成的。当时，表面上讨论的是新老两代党员的关系问题、十月革命的教训、在解释1917年以前党史方面的各种微细差别等等，但真正的问题却是究竟要不要坚持恐怖措施，当时，这类措施已经超出了打击反革命的原来目的。
马斯洛夫的好几个俄国朋友，特别是卢托维诺夫，认为托洛茨基的突然隐退是一种最可惊的征兆。托洛茨基的“苏呼米逃亡”（这是反对派中间的流行说法），被正确地理解为旨在避免党对他采取激烈措施。人们在讨论中开始谈到了应该采取哪些最巧妙的步骤，来避免被开除出党和被剥夺苏维埃合法地位。既然连托洛茨基都到苏呼米去了，他的同党也就不得不担心起自己更坏的命运——会被硬调到别的地方去，而且不会是那么有利于健康的地点。他的逃走、他的沉默好像是在对人们说：“注意，危险就要来了！”因为他本来能够而且应当比他那些更容易受攻击的支持者冒更大的风险。
俄国党内各派系之间这种翻云覆雨的气氛，在共产国际内部也有同样的反应。德国党内反对布兰德勒的人越来越多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不论是季诺维也夫或斯大林都担当不起同共产国际最大的党决裂的风险，尤其是在这个时刻，因此，他们两人都改变了对待德国左派的态度，从家长式的殷勤一变而为真正的关心。不过，季诺维也夫感到怀疑的是：同一个显然正在改变着的俄国国家党联在一起的共产国际，究竟还能把左派共产党人保持住多少时候呢？
在9、10两月，人们把马斯洛夫几乎当一个被遗弃者看待；他眼看就要完全丧失他在党内的地位。可是到11月，气氛却突然改变了。共产国际司库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亲自来看他，客气地问他是不是缺什么；马斯洛夫同志在莫斯科过冬的衣服够吗？马斯洛夫已经在苏哈列夫卡市场买了一件羔皮大衣，因此在解决个人问题方面谢绝了国家的帮助。
阿尔卡季·马斯洛夫所以成为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有趣人物，理由说起来很简单：他是一个出身于俄国的共产党人，但却不是共产国际的代理人。一个俄国人没有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和经过该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居然能对德国党具有决定性影响，这已经不仅是一件反常的事；在俄国领袖们看来，这是对纪律规章的一种不可容忍的违背，这表明德国党的独立性未免太大了。因此，从他开始在德国党内活动的时候起，马斯洛夫就比德国本国的领袖更引起了莫斯科的注意。
在9、10两月政治局内争执不休的同时，负责调查马斯洛夫历史的委员会进行了工作。委员会主席是约瑟夫·温什利希特，一个同捷尔任斯基有交情的国家政治保卫局重要领导人。其余的委员是：彼得·斯图奇卡[16]，一个拉脱维亚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人员；费利克斯·柯恩，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阿道夫·瓦列茨基和薇拉·柯斯特尔采娃[17]夫人，两个波兰人，都是布兰德勒的密友；此外还有蔡特金。另外有几个欧洲共产党也派遣了代表；例如鲍里斯·苏瓦林[18]就参加过最初阶段的调查。托洛茨基的代表是皮达可夫。柏林党组织按照指示，选派了两名为马斯洛夫辩护的代表——维尔纳·肖雷姆[19]和马克斯·黑塞[20]来莫斯科。大多数委员都是马斯洛夫的政敌。因此，经过这个委员会的摆布，马斯洛夫最低限度也要被弄得选不进德国党中央委员会；弄到最坏的地步，他就会被送到俄国北部去。
在我于1923年9月离开莫斯科以后，委员会便立即开始工作。它并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调查：没有文件可供研究，没有证词可供听取，没有证据可供审查。委员会甚至不能够正确地提出他的罪状；根据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提出的罪名，说得非常含糊。因此，委员会决定对马斯洛夫的历史从童年时代起详详细细地作一番研究。由于马斯洛夫年纪很轻，1923年以前的经历相当简单，这种调查也陷入了僵局。经过三个月的工作，委员会终于定出了马斯洛夫的罪名，这就是：他在1922年被捕时，曾向柏林警察供认他是从丹麦乘帆船来德国的，这便给人以一种印象，好像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从而也就损害了俄国党的名誉。为了这种错误，他被撤销了党内职务，并被派到俄国北部去至少居住一年。假如他在这段时期内表现出对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忠诚服从和工作热情，国际监察委员将重新考虑他的案件，到那时，他便有可能被送回德国。
于是，在暴动时期的决定性几周里，不仅德国左派的主要领导人这样被排除到一边，而且他和他所代表的政治流派都受到了诬蔑。从暗示马斯洛夫受塞费林雇用，到推论整个左派都是社会民主党警察所组织的挑拨运动，这中间只差一小步。虽然俄德两国最高集团中的每一个人都明白，从马斯洛夫的历史中找不出丝毫可以安上这种罪名的根据，人们却仍然板起面孔来搞所谓调查，正如后来进行一些遮人耳目的莫斯科审判一样，其目的无非是要帮助实行一种政治路线。但是在这时候，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操纵活动还刚刚开始，与此相关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内愧，特别是拉狄克，因为主要是他提出了“假如我们能打开塞费林的秘密档案……”这样一种论点。他来看过我十几次，一再向我保证他的友谊和他对马斯洛夫的信任，他说，马斯洛夫只要洗刷清楚人们对他的历史所抱的无根据的怀疑，就可以完成他注定要投入的党的大事业。
柏林、汉堡和鲁尔方面对马斯洛夫被扣留在莫斯科一事都相当关心，而且感到极大愤怒。同老一辈的领袖——布兰德勒、赫克特、塔尔海默等相比，马斯洛夫和一般党员的关系要好得多。他曾在德累斯顿音乐学院学过音乐，在爱因斯坦和普朗克[21]的教导下学过物理。他是一个有特出才能的作家，懂得五六国的语文。他的口才很好，但极其朴实平易。他懂得机械，能够以内行话同工作台畔的工人谈论他们的工作，好像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和那些领导党的知识分子不同，他能够把一辆汽车拆卸开来（如果有必要的话），然后再把它安装好。在汉堡，他借助于自己的海上知识，和水手们处得很好。在一个决定性时期把这样一个人粗暴地硬性排除，对于一般的德国工人说来，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明白地显示了束缚着他的俄国机器的一个方面。
调查委员会的人选是由斯大林的书记处决定的，季诺维也夫没有敢冒险插足，只是在共产国际内部执行了决议。季诺维也夫以友好的态度对待马斯洛夫，时常同他商讨德国的政治问题，但却不敢催促把他的案件快些了结。当布兰德勒的吹嘘——说什么只要排除掉马斯洛夫，暴动就可以稳操胜算——在事实面前破产以后，曾经一手制造了马斯洛夫案件的斯大林这时却摇身一变，跑在别人前面平反冤狱，摆出了一副决不能容忍不公正事件的领袖姿态。
在政治局内，斯大林建议由他自己代替温什利希特担任委员会主席来结束调查。他把委员会变成了一个政治讲坛，德国左右两派在委员会中对流产的暴动进行了讨论。在搭好这座戏台以后，他便登场发表了一篇为德国共产党左派和马斯洛夫辩护的有力演说。“马斯洛夫是我们能够在德国找到的最优秀的分子，”斯大林说。“他的身上结合了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应有的一切品质。假如我们在德国曾经有五十个马斯洛夫，胜利就一定会属于我们，德俄两国也就不会受到反革命的进攻了。”
我出席了调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希望得到共产国际领导职位的斯大林发言为马斯洛夫辩护。对于共产国际（应该读做季诺维也夫）处理问题的方式，他充满了道义上的愤怒。他是赞成扩大党内民主、赞成共产国际所属各党更多地保持独立，不受莫斯科中心的支配的。他暗示这种目的不可能在现有的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下达到。在会前和会后，他邀请马斯洛夫私下谈了好几次，就这些问题说了许多漂亮话。在斯大林发表这篇演说后，委员会实际上就等于宣告解散。马斯洛夫现在不再像人们暗示过的那样，是什么“塞费林的代理人”了。他不仅可以自由地返回德国，而且重新成为有资格入德共政治局的人，甚至可以被选出来代替布兰德勒。
斯大林对马斯洛夫委员会的干涉，是对拉狄克和布兰德勒的一个沉重打击，因为他们曾指望共产国际会由于没有主见而贯彻他们自己的观点。像往常一样，斯大林的这一手是一种机智的势力均衡政策，这是仔细地研究了党内各种力量和人物特点的结果，也是表明他灵活多变的一个良好例证。在德国党内人们曾认为，不让马斯洛夫参加决定性的十月暴动，清楚地表明布兰德勒受到了俄国政治局的支持。
促成斯大林改变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俄国国内对德国失败的反应。显而易见，政治局和总书记处犯了致命错误，低估了德国发展状况的重要性及其对党和俄国国家的影响。在1923年秋天的莫斯科，人们明显看出了德国的灾难是战后欧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德国党的正式被解散加上了最后一笔，表明长期内战已经以所有的王牌都掌握在敌人手上而告终。俄国的一般群众对这件事的反应也是意外强烈的；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共产党人理解到，德国关于德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已经遭受到最后的和无可挽回的灾难。德国共产党人的被动和俄国内战的传统形成了对照，在后一种传统中，个人的勇敢、主动精神以及对往往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展开游击战，曾经起了决定性作用。俄国共产党人和俄国工人感到自己孤立在一个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了；因为事实已经证明，连德国党，一个曾经在他们面前被说成是革命效率典范的党，原来都是个不可靠的和愚蠢的朋友。
因此，俄国的每一个政治家都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德国政策。托洛茨基集中攻击季诺维也夫对德国的惨败应负的个人责任；季诺维也夫则以分析“托洛茨基主义”历史背景的复杂教条为自己申辩。斯大林鼓励这种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暂时仍然是他在政治局中最危险的竞争者，同时，他也在为反对季诺维也夫作准备。他们三个人都明白，德国的灾难已经使俄国革命注定要孤立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必须实行一种新的退却政策，共产国际已经变成一具死尸。不过，面子还得要挽回。
1924年1月，俄德两国共产党人在克里姆林宫开会，以便从德国事件中“吸取教训”。季诺维也夫在同斯大林的周旋和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耗尽了精力，这时，托洛茨基的地位已经如此危险，以致为了不使他和政治局的关系进一步尖锐化，他又一次选择了逃会的方法。不过，支持布兰德勒派的拉狄克代表了他的意见。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得既慢且笨。所有的代表都在12月底赶到了，但却不得不等待俄国政治局先决定它的德国政策。
我在去莫斯科途中，看到了德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和俄德两国国家机关继续保持联系这种不协调现象的另一个例子。当时，警察正在搜捕我，我不能以自己的名字外出旅行。我在全德各地发表过无数次公开演说，逮捕我的命令（上面也许还贴着我的照片）已经送到一切边境。我同俄国大使馆内的国际联络科代表米罗夫—阿布拉莫夫[22]吵了好几次，因为我害怕国家政治保卫局会故意给我一份有毛病的假护照，好使我落网。不过，尽管有这种怀疑，我却在安特库能安然无阻地越过了边境。米罗夫特地派一名俄国外交信使陪我一起走，以保证我的安全，到边境时，柏林政治警察的特工人员和这个信使交谈了几句话以后，连我的假护照看都不看便放我过去了。共产党的被解散并没有打破警察与警察之间的联系。
同斯大林的谈话
我到达莫斯科后，斯大林邀我私下去看看他。我同马斯洛夫一道见过他几次。他们以俄语交谈，不用翻译（这是马斯洛夫胜过其余德国人的一个长处）。而在我同斯大林谈话的时候，马斯洛夫则充当翻译。
使我们惊讶的是，斯大林对德国党组织的情况竟了如指掌，但他在理解德国政策的意义方面便差多了。这个人的态度也使我们感到惊奇，他的作风是如此不同于我们见过的其他俄国领袖。譬如说，当时即使同季诺维也夫私下交谈，双方所说的也大都是一些外交辞令；他显然正处于压力之下。当时，我们对俄国党内危机还比较缺乏了解，因此，马斯洛夫和我在离开季诺维也夫的克里姆林宫住所时，时常对他那些用来掩饰自己真正观点的廉价手法交换几句讽刺性的评论。可是，我们仍然感到，被党紧紧束缚着的这个人对于不断增强德国工人组织是真正关心的，他和我们同样希望德国的共产主义胜利会为俄国党的更新创造气氛。我们认为季诺维也夫的方法是不高明的，但我们承认他真诚尊敬德国工人阶级，并且同样真诚地关心德国的未来。同拉狄克或布哈林的讨论经常具有另外一种特色。拉狄克总是谈到外交政策方面最近的曲折发展，而和布哈林在一起，我们则多半会被拉入一场有关马克思主义复杂理论的讨论。
斯大林和上面这些人全部不同：他所触及的完全是党的内部组织问题，并且考虑得非常周到。他的全部经验都是组织方面的；他的整个精力都投入了组织工作。他在组织部署方面的讨论并非漫无目的，而是同一种中心思想——如何安排得最有利于取代权力，什么样的阶层结构达到的地位最高等等直接有关的。在当时，我们还只能看到这种态度的表面现象，但那已经足以使我们大惑不解了。我们对他那身军装、那双雪亮的长筒靴，以及那种一心想博得军事领袖名声的样子，也同样觉得不顺眼。
当时，我本人主要就从事于组织工作，正因为如此，他所提供的如何在党内抓权的意见格外使我震惊。在1921年11月的列维危机中，我当选为柏林党支部主席。让一个年轻妇女来领导德国境内最大的党组织，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步骤，而德国共产党人把我选上这个岗位，部分正是由于我年轻，因为他们不信任老一辈的领袖，希望使党组织不致于成为少数人手中的权力工具。我不仅年轻，不仅是个女子，而且是一个1919年才来柏林的奥地利籍公民。我的被提名引起了很多人反对；中央委员会竭尽一切可能阻挠我当选。当时，我的“机器”由一群热心拥护马斯洛夫政策的人组成，我同柏林的下层党员之间极良好的关系增强了它的力量。
在我从维也纳来德国的头几年中，我一直为党做文字工作。我决没有料到我会在1921年11月被提名，这是代表们反对中央委员会的自发表示。但是，一旦在钱币街二十四号的柏林党总部就职以后，我便开始热情地工作，我的一小群助手包括六名党的专职组织干部和另外六名办事员，他们指导着几千名志愿把一切业余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开展党的工作的人。除非他是被群众选出担任专职工作的，否则，任何领薪干部在区委会中都没有投票权，因此，他的薪金与其说是帮助倒不如说是妨碍了他的被选举权。柏林组织的基金完全来自党员缴纳的党费和偶尔举行的募捐，但总是有足够的结余供我们向中央委员会上缴摊派的款项。一般党员不仅坚持严格的会计检查制度，而且一丝不苟地维护着他们监督志愿工作人员的权利。每年至少要召开两次全区党代表大会，至于较小地区的党代表会议则举行得更经常。为了促进一种使领袖们能准确代表集体意志的工作制度，存在着各种章程规则。在1921—1923年期间，整个柏林党组织是如此有机地打成一片，以致只需要使用最低限度的策略就可以保持它的团结；不是我指导着整个组织，而是整个组织指导着我。
就在这种背景下，我会见了斯大林，他是一个有经验有手腕的老练组织家，领导着包括国家警察在内的数以万计的领薪雇员，而我只是一个民主工人组织的天真的和毫无经验的代表。斯大林宣称，各国领袖的任务不是向下层群众屈服，而是要在可行的妥协基础上参加共产国际领导集团，这将使我们大家都能够更容易地掌握党员群众。
马斯洛夫和我在1月初又去见了一次斯大林。我们没有谈到共产主义事业已经在德国遭受最后挫折的事实，也没有谈到在这种改变了的环境下，今后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我们所谈的完全是重新组织地下共产党干部的问题，在谈话中，斯大林表现了一种惊人的能力，即：他能够掌握住德国党在组织方面的一切细节，而不管它们表面上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他强调指出，党的地下机构必须同每一个合法分支组织，同工会中的支部、工厂中的核心小组等结合在一起。他并且强调了妇女、青年和儿童组织的重要性，他非常关心各种秘密机构和党之间的关系。他严厉批评了党在密谋工作上的缺乏经验，他指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改进地下工作的技术，并扩大那些即使在党恢复合法地位后仍将保持秘密的组织。他提醒我们，秘密支部和俄国党之间的联系要特别注意保密。
1月8日，洛佐夫斯基作了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这是一个没有人真正听讲的那种会议，因为发言人在有关问题上不会谈出什么新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同意：我们理当在工会中具有影响，可是我们并没有这种影响。在会议正在举行时，一个送信的人走进来，客气地请我和马斯洛夫跟他出去一下。
我们被领到克里姆林宫内一所朴素的屋子里。这是分配给斯大林的一所平房；在此以前，他都在党的总部里接见我们。我们在餐室里会见了他，餐室的布置透着一种粗陋的中产阶级气派，放着一张大桌子、五六把椅子和一架电话机。我们都明白，在这样一个不寻常地方的这次秘密会见，决不仅仅是为了继续前几次的讨论，个人之间的摩擦和不信任的气氛，浓厚地笼罩着这个房间；斯大林起初吞吞吐吐地谈着，不知道他的话能谈多深。以后，随着他一步步地加强他那党机器中的私人机器，这间屋子的墙壁在1923、1924和1925年间还要听到许多次同高级党官僚进行的密谈。斯大林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有用人大权，能够给人在俄国国内外找到有影响的职位，而担任“党的负责工作”经常是同优渥的物质待遇结合着的——能得到寓所、汽车、别墅、特殊的医疗照顾，家属可以找到工作等等。另一方面，我们所需要的却是他不能给我们的东西——共产主义事业在德国的胜利。
斯大林发展了一种关于“布尔什维克纪律”的论点，他认为，这种纪律就在于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之间应该彼此绝对信任。因此，他接着表明，他已经试图克服托洛茨基危机在党内引起的分散状态，尝试着重新建立一支领袖的铁卫军，这些领袖将默默地进行合作，他们不是以一个政纲为合作基础，而是由利害关系、由难以变更的自卫需要团结在一起的。我们很快就要回德国去，他希望知道我们是否可靠到足以被接纳进核心集团。当斯大林继续谈论到人性中的某些弱点，明显地影射季诺维也夫（因为托洛茨基问题似乎已经通过党内讨论解决了）的时候，再想想这套关于布尔什维克纪律的插话，其含意便显得非常明白了。我们力求思索出一种模棱两可的回答——一种既不会得罪斯大林，又不明确答应抛弃季诺维也夫的回答，正在这时，我们的谈话却突然被打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出现了，他们是随便来看看斯大林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我们去看斯大林的那段时间内，书记处曾派他们去出席党的某一个会议。可是，他们不愿意让我们和斯大林单独在一起，因此，当他们一听说斯大林约我们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便立刻离开了会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笨拙地谈论起会上的情况；他们的笑声是勉强的，空气变得很紧张。马斯洛夫和我尽快地告辞了。
走到外面，我们交换了几句意见，总结了我们的印象：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如果再继续屈从于俄国政治局，一定会带来更多灾难，造成不可收拾的结局。我们两人都认为，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党组织，这个组织一方面不正式割断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同时又能够制订出一种独立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中，国际主义将不仅仅是用来掩饰无穷尽的牺牲，将不仅仅是让俄国国家党一时的策略来决定德国党的方针。
在这几个星期中，马斯洛夫和我在较为正常的状况下同所有别的俄国领袖、特别是同布哈林和拉狄克，谈过许多次话。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全都神色不安，全都避免对德国失败的重要性作任何肯定结论，只把它说成是另一次挫折；他们认为或者暗示说，经过一段时期后，党就会东山再起，继续它以往的斗争。列宁是习惯于大转变的，他的转变往往是如此突兀，以致使有关的每一个人都能深深意识到转变的程度，可是现在却与此相反，人们一致同意不揭明真相，在德俄两国的群众面前故意把失败的定义说得含含糊糊。
我们最有兴味的讨论之一，是同俄国工会领袖米哈伊尔·托姆斯基进行的。托姆斯基有些超然于派系斗争之外，既不倾向于托洛茨基，也不明确追随季诺维也夫或斯大林。在进行过工会问题的争论以后，他被派到土尔克斯坦住了一段时期，这为的是把他排除出中央的活动圈子。他回来以后，忍住了他对党的劳工政策感到的不满，但却在身边团结了一批工会领袖，继续争取改变工会和党之间的关系。他们甚至比以往更强烈地要求摆脱党的垄断，要求加强工会的独立地位。
托姆斯基特别对德国的工厂委员会组织及其在库诺罢工中所起的作用感到兴趣。他十分醉心于这方面的德国经验，因为他料想无产阶级在这个工业国中所具有的影响，比在他本国——农民俄国——的作用大得多，在俄国，苏维埃已经逐渐变成了党这架政治机器上的一个齿轮。[23]
我的俄国顾问施密特在我来之前的早一些时候回到莫斯科，他在拉狄克的指使下，写了一篇不利于柏林党组织的报告。但是在俄国党内，施密特是同托姆斯基的工会集团站在一边的。由于他同马斯洛夫的友谊日渐增长，托姆斯基劝说施密特撕毁了他的报告，另写一份新的给柏林党组织说好话，同时，他还组织了一次会议，马斯洛夫在会上说明了工厂委员会的潜在能力。在他就这种新的无产阶级组织形式谈过话以后，好几百名莫斯科工会领袖讨论了他的报告。斯大林的政治局采取了反措施，派洛佐夫斯基和雅可布·瓦尔赫尔出席会议，发言批评马斯洛夫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观点，并且为正统的共产党理论、即工会必须受党控制的理论辩护。
共产国际总部中的“死后解剖”
最后，在1月11日，共产国际主席团举行了正式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皮亚特尼茨基和俄国党的几个技术人员；季米特洛夫和和另外两三个保加利亚人；来自波兰党的瓦尔斯基、瓦列茨基和柯斯特尔采娃；在德国党这方面，布兰德勒、瓦尔赫尔和克拉拉·蔡特金代表右派，雷梅勒、皮克和科嫩代表中派，肖雷姆、柯尼希[24]、马克斯·黑塞、马斯洛夫和费舍代表左派。已经草拟出五份关于德国事件的声明供大家讨论，它们是：季诺维也夫的声明、中派集团的声明、由季诺维也夫代表他本人和这个集团拟就的另一份声明、拉狄克为布兰德勒提出的辩护，以及左派的政纲。
拉狄克在以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德代表的身份作报告时说，像他这样的代表一共有四名（拉狄克、古拉尔斯基、斯柯布列夫斯基和施密特），他们在一切问题上都按照一致同意的原则采取行动，所有的报告都由四个人联合署名。这四个代表都没有参加开姆尼茨会议，但是在幕后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几次会议。“我们在1923年10月的德国发现了什么情况呢？”拉狄克问道。
“在这里的9、10月会议上由执委会批准的战略计划，在实践中宣告失败。这个计划是以下列基本思想为出发点的：无产阶级将在萨克森进军，以保卫我们将要加入的工人政府；在萨克森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地区，处于巴伐利亚的反革命和北部的法西斯主义之间，无产阶级将设法利用国家权力筑起一道墙壁。与此同时，党将在全国各地进行干预，动员群众。……可是，政府中的同志们却没有能力武装无产阶级；他们在萨克森只有八百支步枪……我同意放弃在萨克森暴动的计划，因为无法同社会民主党工人结成统一战线。不过，我提出了宣布总罢工的建议。”[25]
他补充说，拉狄克不同意路特·费舍的建议，即在柏林既举行总罢工，又动员当地的红色百人团和党的武装机构。“我建议举行罢工而不暴动，”他说，“可是，我的建议在1923年10月26日被中央委员会七人小组否决了。”
事实上，几天以后，总指挥部又完全改变了主意，实质上接受了拉狄克的建议。它决定党应该号召举行全国范围的抗议罢工，同时避免武装暴动；可是，党的地方组织并没有号召罢工，或者即使这样做了，也是局部的和效率不高的。拉狄克建议举行和平罢工云云并不是一种政策，而是一种为自己开脱责任的口实，因为连他本人也明白，在1923年10月，要共产党人号召举行纯示威性的总罢工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据拉狄克说，法西斯主义已经战胜了十一月共和国。“在德国，十一月共和国已经在劳动人民的心中死去。没有一个懦夫会站起来保卫它。”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在替施拉格特路线辩护。他采取一种介于他的朋友托洛茨基和布兰德勒之间的中间路线，声称在莫斯科定下一个暴动日期是错误的，但日期也是应该定的。在随后的讨论中，我指出瓦尔特·乌布利希9月曾经在莫斯科报告说，武装图林根工人是多此一举，因为在图林根，每一个人都已经有了一支步枪。我还提到九月会议上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古拉尔斯基，他在从莫斯科回去的路上曾经吹嘘说，三天以后我们便能在萨克森取得政权，把我们的军队开向柏林。
争论的中心转到谁要对一份电报负责的问题上，这份电报是由共产国际拍发给德国党的，建议它不要理睬米勒将军，只管武装萨克森工人。季诺维也夫遭到了拉狄克、波兰人和德国右派的围攻，他们竭力要使他本人为这件“政治蠢事”负起全部责任。季诺维也夫是按照俄国政治局的决定采取行动的，但他在替自己辩护时却不能说出这一点，因为在表面上还必须维持一种欺人之谈，即共产国际代表着各国党的集体意志，而不是某一个党的支部。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代表都明白俄国党内的斗争，那些攻击他而不攻击政治局的人希望用这种办法从斗争中为自己捞些好处。
“季诺维也夫：电报是当着布兰德勒的面拟定的。
瓦尔斯基：多么大的错误，多么主观的幻想啊！
季诺维也夫：德国党的代表给了我们这些数字——五万到六万〔在萨克森很容易动员的已经武装起来的工人〕。
皮克：党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决定。
季诺维也夫：拟定电报的时候，分别有三位德国同志和三位俄国同志在场。关于这项决定的执行问题，我们当时是如何估计的呢？这只不过是内战中的一个插曲而已，我们在电文里也强调了这一点……
布兰德勒：我当时并没有同意这份电报。
季诺维也夫：在加入政府的问题上，我要负最大责任。布兰德勒有些犹豫，他说，‘我不知道这方面是不是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可是他还是屈服了……可以拿我们的电报同部长们的演说对照一下……一个由季诺维也夫、柯拉洛夫和克拉拉·蔡特金组成的委员会，在提出的修正被接受以后，向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补充电报中的建议〕。”[26]
季诺维也夫然后企图回到政策讨论上。他对拉狄克所下的法西斯主义已经战胜十一月共和国的结论提出质疑。可是，这种企图未能得逞，他的谈话一再为别人的诘问所打断；他的对手们说到，讨论共产国际主席的责任时，要比讨论德国的政策惬意得多。瓦尔斯基替不在场的托洛茨基作辩护，他提到一份波兰中央委员会写给俄国政治局支持托洛茨基的信。不过，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德国右派却没有参与争论；布兰德勒希望，通过抛弃托洛茨基，他也许能求得一种妥协。另一方面，拉狄克则咄咄逼人地攻击季诺维也夫，为托洛茨基辩护。季诺维也夫在答复时提到拉狄克对莫斯科大学生发表过的一篇演说，他的话被一阵喧嚷声打断，几乎再说不下去了。讨论就这样离开本题地继续下去，成为政治局内激烈斗争的反映。
当季诺维也夫开始分析德国党的发展情况时，皮克大叫道：“党的发展有什么谈头？谁不知道那是个强迫拼凑起来的群众党！”季诺维也夫为布兰德勒热烈辩护；他可不应该被牺牲。从今以后，领导党的应该是一个中派多数，同时，左右两派有少数代表。蔡特金代表右派回答说，在最后表决时，他们将接受季诺维也夫的决议案。
波兰代表拿出了他们的党写给俄国政治局的另一封信，写这封信的日期是1924年1月21日，也就是列宁逝世的那天，信中为拉狄克辩护，同时对列宁的去世和托洛茨基的地位受到威胁以后的执委会状况表示关心。波兰人要求俄国党作出保证，决不把托洛茨基同志排除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宣布连这一种可能性都是不可想象的。蔡特金、皮克和布兰德勒再次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以此换取他们在德国党的新中央委员会内的位置。在抛弃他们一直公认的共产国际领袖托洛茨基时，右派给斯大林的暗中操纵创造了便利条件。
德国革命的失败问题，在俄国党内和共产国际中一直讨论了二十年。[27]虽然西方人的头脑很难弄清楚这类纠缠不清、扑朔迷离的教条主义争执，可是，只有把俄德两党事务的相互关系先剖析明白，才能理解俄国领导集团中争取权力的复杂斗争。当德国的命运在1931年又一次悬而未决的时候，塔尔海默否认德国右派曾经在1923年和托洛茨基站在一边，企图以此重新获得斯大林的恩宠。他宣称：
“共产国际执委会直到1923年12月，才对德国党重新估价。只是在今天，我们才得以说明这种改变态度的原因和发生转折的日期……季诺维也夫和执行委员会在基本上同意了我们的策略以后，怎么会又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呢？
事情的前后始末是这样，1923年12月13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拉狄克同志在莫斯科一次人数众多的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参加关于托洛茨基问题的争论。他公开宣布，假如俄国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反对托洛茨基，不仅他本人，而且西方主要的两个党，德国和法国共产党的所有领袖，都要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多数。这是在12月13日说的话。几天以后，季诺维也夫便向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去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政策……促成这种转变的真正原因在于，俄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首先是季诺维也夫惊慌失措，对拉狄克的话信以为真，相信德国中央委员会将支持托洛茨基反对俄国党领导机构中的多数。改变态度的原因就在于此。它和德国、法国或共产国际本身发生的事件都毫不相干。这完全是俄国党内派系斗争中玩弄策略的结果。我们只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拉狄克的这篇演说。当我们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得知改变政策的真正原因时，声讨运动、对我们的攻击等等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拉狄克的声明完全是凭空捏造的。谁也没有授权拉狄克发表声明，说我们将在托洛茨基受攻击时站在他一边。当我们最初听到围绕着托洛茨基进行斗争的消息时，我们说：在我们作出判断之前，我们必须弄清楚这场斗争背后的事实。在我们一了解事实以后，我便立即在《国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反对托洛茨基观点的文章。因此，造成这种转变的并不是我们对俄国党内危机所持的真正态度，而是对这样一种态度的凭空臆想。”[28]
这些粉饰之词是他在危机过后为了替自己辩护而编造出来的，在同一篇文字中，他还阿谀斯大林对德国政治的分析是如何清晰等等。事实上，1924年1月在莫斯科参加过马斯洛夫委员会的每一个人，都完全明白他当时正在做什么买卖。在1924年，塔尔海默及其集团希望，即使大多数党员都反对他们，在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建议下，他们也许能被互选进德共中央委员会。因此，德国右派向斯大林的政治局和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出卖了托洛茨基，得到的酬报是右派干部受到鼓励，在党的特工部门和赤色工会国际中获得了工作。
托洛茨基和政治局之间的斗争，在最初阶段主要是由于“老近卫军”希望保持自己的统治特权而引起的斗争。尽管他在十月革命中和他后来担任各种国家要职期间取得了光辉成就，托洛茨基却一直被排斥于党的统治集团之外。这种关系是由列宁首先造成的，但他同时也力求在“老近卫军”和托洛茨基这两极之间找出一条中间路线。当党的老领袖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联合起来反对托洛茨基时，拉狄克支持他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因为拉狄克和他比起来更是一个外人。
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联盟，似乎控制住了由于列宁行将去世而引起的党内危机。在这一时期，用来解释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被化成了烦琐的教条。在1924年攻击托洛茨基的运动中，产生了斯大林主义的基本内容：布尔什维克党史的神话。正如一个专制帝王认为君权神授，自己的统治是天经地义一样，斯大林作为列宁的合法继承人，他的权力从布尔什维主义的永远不会犯错误而来。
不论是季诺维也夫或布哈林，他们在参加反托洛茨基斗争时，都无意于剥夺他的苏维埃合法地位。不过，许多托洛茨基分子却被分配到远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政治中心的地方去了；托派高级领导人——例如拉科夫斯基和皮达可夫——被免去党内职务，另行分派到政府或外交部门的高级岗位上，下面的小人物则被无情地一脚踢开。这给斯大林提供了大好机会，他也最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季诺维也夫用一张嘴反对托洛茨基分子，斯大林所用的则是组织手段。书记处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了党的一切重要岗位上。
《十月的教训》
1924年8月的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结束后，托洛茨基认为自己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他必须进行回击。于是，他出版了《十月的教训》[29]一书，一本攻击三人集团但火力主要集中在季诺维也夫身上的小册子，从而再次掀起了一系列讨论。托洛茨基否认十月革命以前的布尔什维克传统和目前党的关系；他说，十月革命的经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在对德俄两国十月革命所作的这种分析中，他抛弃了自己不可靠的德国朋友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
据托洛茨基说，认为党是一成不变的、前后一致的等等，完全是无稽之谈。在1917年以前，党是由几千名优秀的工作人员组成的；由于列宁具有作为一个领袖的独特品质，因此，尽管他实行高度集权的原则，党仍然是一个民主的和生气勃勃的组织。到1923年，党已经发展成一个拥有五十万党员的组织；从来还没有一个国家由这样庞大的一个有纪律的群众组织领导过。这个群众性政党同新国家机器的熔合，是一种应该不带教条主义偏见来加以分析的崭新现象。这个五十万党员的集体在一个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国家中垄断着政治和经济大权，并且以恐怖措施维持着这种垄断地位。到1923年，创造苏维埃民主政权的尝试已经失败。在1917—1919年这一短促的最初时期，在内战的条件下，苏维埃曾经是代议制机构和政府的一个负责部门。到现在，它们已经蜕化为国家党的行政部门，变成供政策报告人做做样子的讲台，进行宣传活动的装饰，或者如斯大林正确表明的那样，是把党的话传达给群众的辅助组织。1921年3月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禁止党内存在派别，反映了党内民主的逐渐消亡。托洛茨基在他的小册子中认为，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危急关头，暂时采取这种紧急措施是有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是自此以后，反对派别活动的斗争已经加强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窒息了党内的全部生活。
在一年前所写的《新路向》中，托洛茨基曾要求派别和集团能合法存在，同时特别要求给予青年以更多发挥影响的机会。富有反抗性的青年将给国家党带来一种反对派因素，从而可以抵消“老近卫军”的权力。不过，《新路向》并没有触及苏维埃民主这个重大问题。在那篇著作中，他接受了国家党实行极权统治的前提，只把他的斗争局限在更换党章上，这样一来，他便疏远了各种工人反对派集团，因为这些集团认为，必须剥夺国家党的垄断权力，而要抵制极权主义专政的发展，只有多党制才能形成必要的条件。
《十月的教训》矛头所指向的问题范围甚至更为狭窄——关于党领导机构的问题。托洛茨基首先想破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威信，在他看来，他们是有关列宁传说的最有害的化身。既然列宁是1917年革命的化身，托洛茨基便不能让这两人把他们自己和“十月的列宁”相提并论。他把这两人在1917年的“逃兵行为”和季诺维也夫在“德国的十月”中领导不力联系了起来。但是，托洛茨基证明“老近卫军”并非不会犯错误的用意太明显了，谁都看得出他是在借此抬高自己，因此，在1924年，老布尔什维克们都一致对托洛茨基展开反击。在这一时期的反托洛茨基论战中，不仅三人集团中的每一个人都写了文章，而且连索柯里尼科夫、库西宁以及很少参加党内讨论的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也都发表了论文。[30]
托洛茨基的反神话是：判断目前政策的标准，就是提出这种政策的人在1917年的表现。因此，《十月的教训》虽然对党内结构有一些中肯的分析，却忽略了当时的最重要问题。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取得政权，这时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能做到既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垄断，又不致于把这个国家再次导入破坏、瓦解和崩溃；如何能在不使用恐怖手段的情况下，消除农民对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抗拒。深刻探讨在《新路向》中已经谈到的各种问题，拟出一个取消党的垄断和建立民主社会新形式的纲领，把列宁在1917年的含糊建议发展为让工人民主起作用的具体公式——这些才是1924年这一代人的任务。
谈到1924年的德国问题，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也是同样不中肯的，因为它助长了德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危险的幻想，即：只要他们能使自己的党彻底“布尔什维克化”，他们就能够很快夺取到政权。事实上，毋宁说他们在1924年所需要的是一次彻底的改革，帮助他们认识到举行雅各宾式政变的时刻已经过去，在一段时间内，他们的任务只能是重新组织一切力量来积极保卫魏玛共和国。
在反对斯大林崛起的斗争中，《十月的教训》不是一件有效的武器。然而，作为对1923年德国事件的剴切解释来说，它一直具有很大价值。对于德意志共和国历史中的各个转折点，托洛茨基比其他任何同时代人都理解得更清楚。他对于1923和1933年德国的分析都是如此；在希特勒快上台以前，他在伊斯坦布尔写过三本讨论德国形势的小册子，[31]它们对1932年德国危机所作的正确而简明的分析，已经完全为希特勒的胜利及其后果所证实。
但在1924年，拉狄克和布兰德勒对形势的估价，看来却要比托洛茨基事后的大胆解释更现实得多。在右派共产党人这一边，不少人是有常识的，脚踏实地的。工人运动的分裂，顽固地拒绝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和德国最强大的组织力量——工会——参加暴动的准备工作，似乎使共产党人有理由退却。当时举行暴动，就等于以一个有组织的少数投入群众自发行动的激流，而把希望寄托于有组织的劳工会参加暴动。尽管布兰德勒和季诺维也夫之间存在着个人矛盾，他的观点却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1917年起义的观点相似。拉狄克和布兰德勒不仅对于开始内战时革命者居于少数地位这一点表示忧虑，而且正如季诺维也夫在1917年11月所说的那样，也担心起事后会“以政治恐怖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
针对着这些顾虑，托洛茨基强调1923年10月德国革命形势的成熟，并且肯定共产党人如果采取主动，起义就完全有可能扩大成为全民运动。
“我们在德国看到了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例子，它显示出人们可能怎样坐失机会，把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极罕见的革命形势白白放过。”
（在共产国际的一月会议上，上面这种说法遭到了斯大林的质难——不是由于它的内容，而是由于它同托洛茨基的朋友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的声明有矛盾。）托洛茨基暗示，政治局从来也没有认真地准备由苏俄全力支持德国革命：
“提出一份载明详细事实资料、说明德国去年发展经过的具体报告，对我们说来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能够为这场最惨痛的历史性失败的原因提供具体解释的报告。”
反对暴动的人列举了占压倒多数的反共力量，强调所冒的风险之大，以此证明共产党应当退却。他们特别提出，共产党也许会被完全消灭，这是一种必须不惜任何牺牲加以避免的巨大灾难。托洛茨基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比较分析驳斥了以上的论点。十月革命的所有反对者都曾异口同声地说，“你们低估了人们的力量，而把自己的力量夸大了。”彼得格勒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要地。这里集中了五千名装备精良、组织严密而且斗志旺盛的士官生。彼得格勒是军队的大本营，驻军有哥萨克联军的增援，此外，在城市四周还架设了大炮。前线上的大批部队也可能赶来支援彼得格勒驻军镇压革命者。托洛茨基写道，所有这些力量都可以在事先以这样的方式来估计，以致使发动起义看起来成为不可能。在他们的计算中，德国同志“〔在资产阶级的力量上〕又战战兢兢地增加了国防军和警察的力量；然后，他们把全部数字化成一个整数（五十多万），从而断定敌人是一支密集的、武装到牙齿的大军，绝对有力量粉碎他们自己的努力。毫无疑问，德国反革命的力量比起我国的科尔尼洛夫[32]分子和半科尔尼洛夫分子来，在数量上要强大得多，或者是，至少组织得更为严密和更有准备。然而，德国革命的有效力量也是同样强大的”。
托洛茨基正确地指出，俄德两国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无产阶级中心在德国所占的特殊重要的地位，在整个欧洲大陆是无与伦比的；只有英国的无产阶级人口才有类似的分布。
“无产阶级占德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我国，问题——至少是在发轫阶段——是由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决定的。而在德国，暴动之火会立即在几十个强大的无产阶级中心燃烧起来。在这个决斗场上，敌人的武装力量将不会像它们在化成整数的统计数字中那样显得可怕。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断然反对那种为了替导致失败的政策申辩而有意玩弄数字的做法，过去有人那样做了，在德国十月革命失败后的今天，还有人正在那样做……从没有在暴动的烈火中经受过考验，这些部队看起来会比它们在实际行动中的真正力量可怕许多倍。……事实上，消极宿命论不过是优柔寡断、甚至是没有行动能力的掩饰，但它却以一种安慰人的预测为自己涂脂抹粉，说什么我们的影响正在越来越大等等。……多么荒唐的幻想啊！一个革命政党的力量只能增长到某一个时刻，在此以后，就可能走上完全相反的道路。”
托洛茨基先知式地预见到，德国党在1923年的这种消极宿命论将会造成若干重大后果：
“由于党消极无为，群众的希望变成了希望，而敌人则从惊惶失措中恢复过来，利用了这种失望情绪。我们在1923年10月的德国，就看到了这样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33]
实际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敌人大大利用了德国激进分子的失望情绪。因为，共产党领导机构的消极宿命论只有在下层党员中没有得到反映；当时德国曾经有好几百万人期待着共产党的主动带头。在德国，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已经超出工人阶级的范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被通货膨胀搞垮因而无产阶级化了的中产阶级庞大阶层、青年军官集团、甚至深为通货膨胀所苦的很大一部分农业工人和小农，都一半害怕一半盼望着发生翻天覆地的大改变。只是在后来，在斯大林的俄国明确地转向国家社会主义以后，德国人才最终选择了他们自己的国社主义。
德国革命的失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利影响，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为过。这种影响在意大利表现得尤为深刻。在当时的意大利，墨索里尼刚刚开始巩固他的政权，假如意大利工人不曾由于德国的失败而失去主动，他们还是有可能摆脱墨索里尼的统治的。
在德国，不满情绪反映在紧张的党内斗争中，这种斗争对下层党员起了瓦解斗志的作用。德国工人并不像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描绘的那样，完全是一种墨守成规的、在决定性的转折关头过分谨慎的人。诚然，他们当中有保守的、思想迟钝的和受传统束缚的社会主义工人，这些人成长于战前的群众性政党中，在那里学会了谨小慎微、一步一步前进的活动方法。但是，除他们而外也还有年轻的一代，这些年轻人大都当过兵，同战前的历史没有什么联系，对一般的民事法律抱着军人的蔑视，希望把德国社会从上到下彻底加以改变。老一辈政党领袖（包括共产党领袖在内）的软弱无能，使纳粹得以利用工人阶级的这种两极分化，建立起一个下层阶级的群众性政党。
德国复辟力量的干部来自一切阶级，最初主要由军界人士、地主和扩张主义企业家组成，在通货膨胀时期，失意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参加了他们的队伍，到最后，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中，又有很大一批工人参加了进来。复辟运动就这样席卷了一切阶级的重要阶层，但它的推动力量却是旧帝国集团中一批铤而走险的中坚分子，他们一心要恢复德国失去的地位，为此，他们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和使用任何手段。这个目标同德国的地理政治与人口资源是有矛盾的，只能以特别强调统一行动和中央集权的方法来实现。纳粹恐怖的作用就是要克服这些缺点；它的特殊形式是内战和德国高度技术水平共同造成的结果。
假如在德意志帝国的这种复辟力量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德国工人就曾采取行动把它扑灭，便会为欧洲机体割去最危险的毒瘤，而不致于养痈贻患。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党人的警告是正确的，这样一种敌人决不会为民主方法所粉碎。
有人认为，站在1923年德意志共和国前端的德国工人如果那样做，就将面临一种危险而复杂的任务。如果在那一年发生内战，便难以避免恐怖措施。那样一来，复辟力量固然是不会发展成熟，产生那种叫做“纳粹主义”的现象了，可是，在击败一个组织严密而又野蛮的敌手的过程中，德国工人恐怕也将建立起一个独裁政府。不过，我却有这样的看法：在1923年，当德国工人还没有失去其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传统以前，当他们的组织还没有从内部被腐蚀以前，他们的专政将只是一个历史插曲。德国将会发现，恢复民主政体就可使局势平衡。
在同时代的观察家看来，希特勒的暴动甚至比汉堡的共产党暴动更不成熟和更为冒险，但是它抬高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地位。在1923年11月以前，希特勒的名声一直没有越出巴伐利亚，他不过是一个偏僻地方的狂人而已；帝制派保守分子，甚至极端民族主义分子都没有把他当成一个严肃的政治人物。可是，他企图在政治和经济危机达到顶峰时夺取政权的这次尝试，却使他在全国声名大振；因为他打算根本改变德意志共和国的进程，他变成了一个深孚众望的人物。希特勒宣扬的民族主义披着无产阶级的外衣，因此吸引了群众的想象力和精力。在1923年，国家社会主义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战斗中打赢了第一个回合，而后者则明确地表现了它的软弱无力。到1929年的大萧条降临时，纳粹已经远远地走在前面了。
[1]《党代表大会议事录》，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第276页。——原注
[2]同上，第246—247页。——原注
[3]瓦尔特·措伊彻尔：《为共产党的恐怖组织工作》，第25页。据扬·法尔廷（《走出黑夜》，纽约1941年版，第58页）说，路特－费舍曾经找过一个恐怖团组织，要他们把布兰德勒痛打一顿。就牵涉到我个人的部分来说，这个故事是不真实的。瓦尔丁提到的两个姑娘路易丝和埃娃·施内勒是布兰德勒集团的成员；在1923年秋天，我只掌握着柏林支部，当时，我假如真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们连听也不会听一下的。不过，这件趣闻倒很能说明他们的情绪，当时，全国的恐怖组织都在酝酿着类似的计划。——原注
[4]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ClarkHoover，1874年8月10日——1964年10月20日），美国政治家。1895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1914—1917年任比利时救济委员会主席。1917—1918年任食品管理局局长。1921—1928年任商务部长。1929—1933年任总统。
[5]莫里斯·多布：《革命以后俄国的经济发展》，第233页。——原注
[6]〔约瑟夫·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中文版，第325页。——原注
[7]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196页。——原注
[8]托洛茨基：《新路向》，新国际出版公司，纽约1943年版，第93页。——原注
[9]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67页。本文是该书编者查尔斯·马拉穆斯抄自托洛茨基笔记的一段话。那几个月中，我正在莫斯科，可以证实这段报导。——原注
[10]托洛茨基：《新路向》，第13—14页。——原注
[11]同上，第57页。——原注
[12]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87页。——原注
[13]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88—489页。——原注
[14]鲍里斯·苏瓦林：《斯大林：布尔什维主义简史》，巴黎1935年版，第322—323页。——原注
[15]亨利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戈达（ГенрихГригорьевичЯгода，1891年11月7日－—1938年3月15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因参与革命运动被捕，被流放到辛比尔斯克，1913年获释。1915年应征入伍，1917年加入了俄军中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并参加了十月革命。1917年11月—1918年4月任《农村贫农报》执行编辑。1919年加入契卡，1921年3月31日被任命为契卡副主席。1923年9月18日出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局长，1926年6月捷尔任斯基去世后升任第一副局长。1930年7月13日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被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主席。1934年2月10日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1935年任内务人民委员。1936—1937年被调任为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4月3日被撤职，5日被捕。1938年被处决。
[16]彼得·伊万诺维奇·斯图奇卡（ПётрИвановичСтучка，1865年7月26日——1932年1月25日），1906年发起成立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移居彼得堡，与布尔什维克关系密切。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1918年3—8月任司法人民委员，8—12月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18—1920年任拉脱维亚苏维埃主席。1919—1920年任副司法人民委员。1923年任苏联最高法院院长。1918—1919、1920—1921年两度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0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17]暐拉·柯斯特尔采娃（WeraKostrzewa，1876年2月2日——1939年7月9日），本名玛丽亚·柯舒茨卡（MariaKoszutska），1902年参加波兰社会党，1906年当选华沙工人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波兰社会党分裂后当选波兰社会党左派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参与创立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1926年起流亡苏联。在大清洗中遇害。1956年平反。
[18]鲍里斯·苏瓦林（BorisSouvarine，1895年11月5日——1984年11月1日），原名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利夫希茨（Борис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Лифшиц），出身于基辅一个犹太家庭，1897年随全家移民巴黎。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6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成立法国共产党。后曾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之后同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均保持合作。
[19]维尔纳·肖雷姆（WernerScholem，1895年12月29日——1940年7月17日），出身于柏林一个犹太印刷厂主家庭，1912年参加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团，1913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1917年因参加反战活动被判刑，同年参加独立党，1919年在哈勒担任《人民报》编辑。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当选普鲁士邦议员，同年任《红旗报》编辑，三月行动失败后被捕，获释后担任柏林地委组织主任。1923年时属于左派。1924年当选为中央局委员，1924年—1925年与费舍一起共同领导左派，成为当时德共的实际领导人。1924年至1928年当选国会议员。1926年11月5日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28年参与创立列宁同盟，但同年又脱离了列宁同盟，此后一直与国际左翼反对派保持密切的联系，并经常为德国的托派刊物撰稿。在国会纵火案的次日被捕，几天后获释。1933年4月23日再次被捕，1940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
[20]马克斯·黑塞（MaxHesse，1895年2月21日——1964年6月7日），出身于五金工人家庭，他的父亲威廉·黑塞（WilhelmHesse）是柏林五金工会创始人之一。当过机械工人。1910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曾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西门子公司工作。1914年应征入伍，曾三次负伤。1916年退役后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因参加罢工，再次被征召入伍，因开小差被判处监禁六年，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当选为施潘道工人苏维埃委员。参与创立德共（斯）。1919年3月至9月被捕入狱。1920年至1923年担任洛伦茨（Lorenz）工人代表会主席和统一共产党夏洛腾堡党组织的领导。参加了党内的左派，并参加了1923年9月的莫斯科讨论，然后被派往萨克森。1924年至1926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因参加左翼反对派而在1927年被开除。后参与成立列宁同盟。1929年返回社民党，担任社民党夏洛腾堡组织主席。1933年被捕，越狱后逃往荷兰，1941年再次被捕，1944年越狱，1947年返回德国，1964年在汉堡逝世。
[21]马克斯·卡尔·恩斯特·路德维希·普朗克（MaxKarlErnstLudwigPlanck，1858年4月23日——1947年10月4日），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191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22]亚历山大·拉扎列维奇·米罗夫—阿布拉莫夫（АлександрЛазаревичАбрамов-Миров，1895年10月19日——1937年11月26日），出身于立陶宛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91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参加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自1921年起以苏俄驻柏林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份，为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1926年担任国际联络部部长。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8年平反。
[23]米哈伊尔·托姆斯基，从1905年以来便是党员。他被沙皇政府判处若干年苦役，后来被流放，二月革命后才回来。从1917到1929年，他一直担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他在1919年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从1920年起，他是工会反对派领袖，这个派别在1928—1929年站在布哈林和李可夫一边。由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在消灭富农时期达到顶点，他在绝望中于1936年8月22日自杀。——原注
[24]阿图尔·柯尼希（ArturKönig，1884年4月18日——1945年？月？日），1904年参加社民党。1916年至1918年应征入伍，1918年9月参加斯巴达克斯派，参与成立德共（斯），领导埃森党组织，在1920年的鲁尔红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0年、1921年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1922年担任多特蒙德区委书记，1923年担任西方局组织主任，同年5月作为左派的领导被补选入中央局。1924年4月担任中央局司库，同年5月当选为国会议员，1925年11月因卷入贪腐丑闻而被迫辞去国会议员职务，但并未被开除出党，此后消息不明，据说他在纳粹篡权后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并因此被党卫军杀害。
[25]《德国事件的教训》，汉堡1924年版，第5—6页。——原注
[26]同上，第60—62页。——原注
[27]在官方的党史中，斯大林充分利用了托洛茨基和布兰德勒的暂时联盟。例如，波波夫写道：“最广泛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都充满了革命情绪，但是，以卢森堡分子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为首的德国共产党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却表现出完全不能够利用已经产生的形势，只是一味跟在‘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屁股后面，这就使德国资产阶级得以摆脱尖锐的政治危机。
尽管托洛茨基分子同布兰德勒集团保持着派别关系，他们却企图把布兰德勒分子犯了机会主义严重错误的责任推到中央委员会头上。”（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196页。）——原注
[28]奥古斯特·塔尔海默：《1923年的革命是否已为时过晚？》，第11页。——原注
[29]这本小册子最初出现于1924年10月，当时，预定要把托洛茨基在革命第一年写的文章编纂起来，以《一九一七年》为题出版一部两卷集，《十月的教训》就是为这本文集撰写的序言。——原注
[30]《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英国共产党编，伦敦1925年版。——原注
[31]《德国——国际形势的关键》，1931年12月版；《下一步该怎么办？——德国无产阶级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1932年9月版；《德国的唯一道路》，1933年4月版。——原注
[32]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Георгиевич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
[33]本段以及与此紧接着的前四段引文，均摘自托洛茨基所著《十月的教训》英文本，英译者是约翰·赖特，纽约先锋出版社1937年版，第23、69—72页。——原注
约翰·G·赖特（JohnG.Wright，1901年11月29日——1956年6月21日），原名约瑟夫·“尤希克”·范兹勒（Joseph"Usick"Vanzler），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出身于乌兹别克斯坦一个犹太人家庭。一战期间移居美国。20年代起参加共产主义运动。1933年加入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团体“共产主义联盟”。1938年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1938—1956年任社工党全国委员会委员，期间将托洛茨基的大量著作翻译为英文。1956年在纽约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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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德累斯顿、汉堡、慕尼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十六章德累斯顿、汉堡、慕尼黑
·萨克森政府中的布兰德勒
·开姆尼茨会议
·汉堡大失败
·卡尔-鲁登道夫阴谋
在1923年，德国政府一直秘密地鼓励德国军队重新组织起来，并且给予各种民族主义团体以金钱支持。重新成长起来的军队用劳动营的名称聊以避人耳目，一直在东普鲁士和勃兰登堡的大庄园上进行着操练，这已经成为德国公开的秘密之一。这些黑色国防军部队拥有包括大炮和飞机在内的现代化装备，在这方面，红色百人团是无法与之相比的。但是在德国社会走向总崩溃的情况下，莫斯科认为许多施拉格特之流也许会参加德国革命队伍，因此不惜冒险一试。
黑色国防军的青年军官同总参谋部的一部分人有冲突，因为该部的许多成员倾向于接受施特莱斯曼和英法的妥协。就连冯·塞克特这时也在考虑同西方妥协，以便制止共产党人的总进攻，虽然在1923年前后，他一直是德俄合作的大力支持者。
在巴伐利亚，同邦政府部长古斯塔夫·冯·卡尔[1]合作的国防军，正在公开为武装反抗柏林作准备。他们准备首先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动手，粉碎那里的社会主义者，然后把部队开到柏林，逮捕内阁全体成员，为了挽救祖国而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权。对于冯·卡尔及其集团来说，如果巴伐利亚能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独立，他们也就满足了，但鲁登道夫为之奋斗的却是一个“更大的德国”，他把慕尼黑完全当成了他的演武场。他的计划并未从塞克特的总部得到正式鼓励，但国防军内若干重要的政治家趋向于赞成这一计划。
萨克森政府中的布兰德勒
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构既害怕共产党暴动，又对自己下层群众的反抗情绪深为担心，这些群众不相信他们所说的形势必然要稳定下来的保证。在共产党领袖看来，社会民主党领导阶层所感到的惶恐的动摇，也同样存在于这些人的身上。是否真有可能稳定通货呢？令人望眼欲穿的外国贷款是否真会得到呢？英国能允许德国作为它的竞争者重新进入世界市场吗？是否有可能找到一条可行的同法国妥协的办法呢？
希法亭的财政政策尤其为社会民主党领导集团所反对。关于这一点，奥托·布劳恩写道：
“社会民主党的共和国财政部长希法亭停止了印刷钞票。他有许多稳定马克和发行新货币的计划。但是他没有很快作出决定。有一天，施特莱斯曼在完全绝望中跑来见我，一再要求说：你一定得对你们党内的那位朋友希法亭想点办法，让他在通货问题上赶快作出决定。他始终在那里考虑来考虑去，却不管我们正在一天天垮台。……当斯坦弗谈到‘希法亭无疑是德国所曾有过的最博学的财政部长’时，我同意他的看法。但在当时，这种长处反而成了一桩致命的灾难。因为正如歌德所说，光是有知识是不够的，一个人还必须应用知识；光是有愿望是不够的，一个人还必须投入行动。”[2]
每一个实业家或政治家集团都有它自己的打算。譬如说，以科隆银行家路易斯·哈根[3]为中心的集团，就想发行一种被某些自作聪明的人称为“金路易”的莱茵区通货。
9月26日，共和国总统正式宣布结束消极抵抗，同时答应按资金支付工资。可是，这个诺言并未兑现；通货继续膨胀，发展到越来越令人瞠目咋舌的地步，要成百上千亿的马克才能换到一块美元。[3]在这几个月中，报上每天都登有反饥饿罢工中死伤人数的报导。9月29日，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从而使它能通过国防军干预平民生活的几乎每一个部门。
10月1日，驻在波兰边境附近屈斯特林地方的黑色国防军，在恩斯特·布赫鲁克尔[4]少校的领导下公然叛乱。政府不得不派出普鲁士警察部队进行镇压。正在准备中的新暴动这一为时过早的爆发，是民族主义分子对他们所认为的“叛变”的答复——这指的是政府结束了对鲁尔占领的消极抵抗，并且同包围着它的法国进行谈判试探。也是在10月的头一个星期里，杜塞尔多夫的警察和有法国人做后台的莱茵区分离派之间发生了冲突。德国政府预见到即将爆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因此加紧设法同英法专家们达成协议。
10月8日，施特莱斯曼—希法亭内阁改组，社会民主党财政部长为德意志人民党的一名代表汉斯·卢特[5]博士所代替。11月底，中央党的威廉·马克斯[6]接替施特莱斯曼担任总理，但后者仍然保有外交部长职位。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队伍庞大、而且背后有莫斯科巨大靠山的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已经如此分崩离析，以致共产党举行一次成功的暴动似乎是很有可能的。现在，在旧德国和新社会之间，只横梗着社会民主党的抵抗。通货膨胀已经使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家逐渐失去自信心；他们每天都担心着反动政变，这种政变一旦成功，他们就不会有任何出路。在德国的所有政治领袖中，很少有人比拉狄克和布兰德勒对稳定的可能性更抱指望的了。
在萨克森，蔡格纳政府的处境极其为难。它要负责维持治安和秩序，但是在9月份，失业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有好几次已经发展成大规模骚动。萨克森的警察部队中有好多社会民主党员，在某些地方甚至占大多数。许多社会民主党工人希望，萨克森的警察最终将帮助他们同巴伐利亚的民族主义者作斗争，但是，每当一个穿警察制服的社会民主党人打伤或杀死一个破衣烂衫的失业同志时，社会主义者对这类事件总感到极大愤慨。这样一来，蔡格纳政府便接到了像雪片样不断飞来的申诉书，而共产党提出的要求则得到了广泛支持，这些要求是，不准妨害示威群众，释放被捕者，肇事警官应予免职，另行委派社会主义战士接替其职务。
在这种压力下，蔡格纳政府辞职。驻在库斯特林的黑色国防军发生叛乱以后，巴伐利亚暴动显然已迫在眉睫的形势，使得蔡格纳愿意接受共产党加入政府。10月20日，三名共产党人——海因里希·布兰德勒、保尔·波特赫尔和弗里德里希·赫克特——加入萨克森新政府，几天以后，卡尔·科尔施[7]和阿尔宾·特纳尔[8]也加入了图林根政府。作为邦政府的新总理，布兰德勒委用格哈特·艾斯勒做自己的秘书，因为艾斯勒希望通过担任公职取得德国国籍。
随着共产党人的加入政府，每一个人都以为他们一定会立即采取激进措施——国家控制大工业、严格限制物价、组织公共工程、没收大庄园、给予失业者以充足的国家救济，并且——这是最重要的——建立工人战斗队。可是事实却与此相反，共产党部长竟竭尽一切力量来限制本党的纲领。布兰德勒希望把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主义者争取过来——争取的对象主要并不是下层成员，而是保守的和鼠目寸光的中等阶层，社会民主主义赖以立足的基石。整个德国工人运动内部结构所特有的这个小干部阶层，在社会主义激进主义的老据点萨克森最为典型。这些可敬的工会官僚迷恋于合法程序，因此目光短浅，看不到必需进行的大变革；由于局处一隅，他们没有看出德国自1918年以来已经发生的变化。他们还死抱住一个“力量均衡”的概念不放，仍然希望一个组织严密的工人运动会在这种均势下据有其明确的地位。
布兰德勒和他的朋友好像被这个阶层迷住了；首先，他们竭力要表明共产党部长也会如何令人起敬。布兰德勒钻通了公事，开始起草增加失业津贴和改造劳资关系的法令草案。赫克特和波特赫尔则召开各种会议讨论经济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严格保持在例行公事的范围之内，例如增加救济金、限制物价、改善劳动市场等等。赫克特建议把御苑湖中的鲤鱼分发给失业者，可是鱼少人多，这项措施只在饥饿的工人中间引起了嘲笑。在图林根，特纳尔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但所反对的并不是纳粹，而是危害当地农夫的麝香鼠。
当柏林接到共产党人已被接纳进萨克森和图林根政府的消息时，德国热在施特莱斯曼和塞克特的胸中又上升了好几度。蔡格纳试图打消这种反应，他向共和国政府、特别是向国防部长奥托·盖斯勒博士发出公开呼吁。蔡格纳要求对军队中的帝制派“叛徒”采取措施。“我们在这里所争取的并不是地方目标，”他概括地说。“萨克森正在为德意志共和国本身的存在而奋斗，因为巴伐利亚的反动派一旦出动，就会粉碎共和国。”和德国其他一切机构相同，社会民主党也在分崩离析，但它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悠久传统，因此，当该党最知名的代表之一埃里希·蔡格纳发出这种强有力的呼吁时，它便被推到了左边；民族主义阵营内部同样反映了这种振荡，它的社会激进主义趋向有了进一步发展。在日益发展的通货膨胀中，民族主义运动已经摆脱了保守的资产阶级战前民族主义遗留给它的影响。国家社会主义的独有特色——它对左派激进主义始而模仿，继而与之融会贯通——就是在这几个月，也就是在这段对魏玛共和国政权下德国社会的发展关系很大的时间内开始形成的。
萨克森的企业家向柏林呼吁，要求在骚动和赤色威胁下得到保护。[9]10月14日，共和国总统艾伯特援引宪法第48条规定，[10]命令阿道夫·米勒[11]将军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建立“共和国执行委员会”，这意味着这两个邦将由国防军占领，民选的地方政府职权将为国防军的统治所代替。米勒估计会遇到当地居民的激烈抵抗，在开始集结必需的军队以前，几乎踌躇了整整一个星期。艾伯特对一个社会民主党同志蔡格纳采取这种镇压手段，不仅在党内遭到反对，甚至在政府的高级官员中也引起了不满。当时担任普鲁士总理的奥托·布劳恩，就谈到过他是反对这一措施的，他认为这样做破坏了宪法。
“在我看来，以这种方式援引宪法48条来反对依法选出的邦政府部长，首开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恶例，这会在将来带来灾难。我的朋友艾伯特——我同他私下讨论了这个问题——不同意我的看法。……即使如此，我还是认为从一开始起就应该恪守宪法程序。艾伯特很不高兴，于是我们便彼此有些疏远地分手了。”[12]
地方警察被置于国防军的领导之下，于是，国防军命令他们对示威者采取“强硬”行动。由此造成的冲突，特别是在开姆尼茨和德累斯顿，是如此触目惊心，以致使柏林动摇起来，考虑是否把米勒召回。
政治局从莫斯科密切注视着德国的发展情况。拉狄克感到他无法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掌握局势，不得不向莫斯科请示。季诺维也夫以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回电，命令他们坚决以武力抵抗国防军的侵犯：
“我们对形势是这样理解的：决定大局的时刻将在不超过四、五、六星期的时间内到来。因此，我们认为必须立即占领一切有用的据点。我们认为，在目前的特定情况下，必须把我们加入萨克森政府的计划付诸实行。如果蔡格纳集团愿意有效地保卫萨克森不受巴伐利亚法西斯分子的蹂躏，我们必须加入政府。必须立即武装五六万名工人。不用理睬米勒将军。在图林根也应该采取同样态度。”[13]
开姆尼茨会议
米勒从柏林发出一份由盖斯勒、艾伯特、施特莱斯曼和塞克特共同签署的告萨克森人民书。艾伯特的签名表示了他所控制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米勒正在厉兵秣马，准备向萨克森进军；纳粹集团时常从巴伐利亚越过萨勒河侵入图林根；随着整个经济到处为通货膨胀所震撼，示威、反饥饿骚动的罢工达到高潮。第一枪将在什么时候响起来？又由哪边先开这第一枪呢？在“帝制派”同共产党人之间的最后摊牌中，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力量脱离艾伯特加入战斗。就在这一时刻，在10月21日，工厂委员会于开姆尼茨举行了一次会议。
社会民主党派出的人数比规定的人数要少，因为追随着艾伯特的右翼分子想尽量缩小会议的重要性。正如代表的成分所示明，[14]这次会议的目的主要是处理日常的劳工问题，选择代表时也是着眼于他们对经济事物的了解，而并不重视他们有无政治头脑。
共产党组织家在幕后进行了狂热的活动。拉狄克在开姆尼茨，斯柯布列夫斯基以及他手下的一大批技术专家也到了那里。就在会议召开前夕，总指挥部集体讨论了季诺维也夫的电报、米勒的军队即将开进萨克森以及计划武装六万名萨克森工人的问题。这封电报戳穿了布兰德勒的牛皮；现在是拿出他一直在谈论着的武器的时候了。警察营房中储藏的大批武器，很快就会为国防军所控制；到那时，重武器甚至机关枪都要凭武力才能夺取到手。共产党将只能分发它自己储藏的武器，而党手上拥有的武器数量事实上是很有限的。这样一来，工人能获得多少武器就要取决于行动的规模，取决于组织行动时的大胆和锐气，取决于共产党人能否成功地鼓动群众夺取敌人的武器。但是，那正是布兰德勒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作出的决定。因此，总指挥部决定先在萨克森举行一次抗议国防军入侵的总罢工，看看在整个德国会引起什么反应。
布兰德勒以共产党出席开姆尼茨会议首席代表的资格，要求会议宣布举行总罢工。他的演说一点也不能鼓舞人心；从他那号召拿起武器的漂亮话中，明显地流露出他认为这时举行总罢工不过是一场冒险赌博的真正看法。布兰德勒的背景和他对莫斯科会议的反应，是为他的社会民主党同事们所熟知的。俄国政治局的分裂、托洛茨基权力的削弱、列宁的病势垂危，最后还有保加利亚失败的阴影，这一切都沉重地笼罩在德国一个偏僻角落举行的这次不幸的会议。
布兰德勒演说结束后，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冷冰冰的沉默。每个人都知道，针对米勒宣布总罢工就等于打开了一个新的内战阶段。当时，至少有某些社会民主党人还抱有幻想，认为米勒不会采取反对蔡格纳的行动。他只是要假道萨克森开到巴伐利亚去打击法西斯主义者。会议动摇不定。本来并不是没有可能引导代表们摆脱这种恐慌情绪，可是单单说些漂亮话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每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总会出现这种需要克服的犹豫。而且，社会民主党人在开姆尼茨的怀疑也是完全有道理的：把同国防军斗争的重担完全压在萨克森工人的肩上，是一个愚蠢的计划。只有在无产阶级力量的重要中心——汉堡、柏林、鲁尔的领导下，发动斗争才有成功的可能。因为在那些地方，从他们的力量动员起来的时候起，社会主义者就可以占据上风。在每一个那样的区域，共产党的力量都要比在萨克森强大，而社会民主党代表则认为，共产党所以要选中这个邦起事，目的在于保存共产党的干部。
在布兰德勒演说后人们犹豫不决的时刻，蔡格纳政府中的一位部长恩斯特·格劳佩[15]站起来威胁说，如果布兰德勒的建议被接受，他同六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就要一起退出会议。这是一个决定性关头。即使说没有格劳佩作梗，布兰德勒能够取得赞成总罢工的多数，也等于是通过全萨克森的社会民主党支部进行战斗——而这并不是内战最适宜的开端。会上选出一个小组委员会来讨论总罢工的可能性问题，于是，布兰德勒的动议便在这个二等会议的送葬下被埋进了坟墓。
10月23日，也就是开姆尼茨会议结束两天后，米勒将军的队伍轻而易举地开进了萨克森的首府德累斯顿。在迈森、茨维考和皮尔纳，他遇到一些抵抗。人们向士兵开枪，在军队行进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物。在弗赖堡，群众赤手空拳地进攻国防军，结果十三人被杀，许多人受伤。军队占领了所有的公共建筑物和一切战略据点。共产党报纸被封闭，数以百计的下层党员被捕。这还不是纳粹恐怖，但被捕者都遭到了拷打，被戴上手铐监禁起来，吃的只是面包和水。
10月27日，柏林方面要求蔡格纳政府立即辞职，但它坚持自己的合法权利，拒不听命。于是，施特莱斯曼内阁任命德意志人民党的卡尔·海因策[16]博士为萨克森民政专员，米勒将军把蔡格纳逮捕。共产党部长迅速转入地下，离开当地去柏林。打算组织抗议罢工的自发企图失败了，国防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萨克森的其余地区。仅仅过了一个月，在11月13日，图林根也被保尔·哈泽将军占领。
海因策博士一接任萨克森行政长官，便开始同卡尔·费利施[17]博士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右翼集团谈判。海因策在萨克森邦议会发表的一篇讲话中，亲自保证一定撤出军队。可是，米勒将军仍然留在那里，费利施新内阁一直在国防军占领下工作到11月底。
蔡格纳被控以受贿罪，他的妻子曾经接受过某个崇敬他的乡下人送来的一头鹅。蔡格纳本人甚至不知道他在某一个星期天吃到的烤鹅是别人送的，但是在一场恶意的诽谤运动中，这件可笑的事竟被夸大成为“国家官吏的贪污”。几天以后，蔡格纳被释放，但到11月21日又再次被捕，这一次被控以叛国罪。
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工人政府”就这样可悲地结束了。经过九个月热烈而复杂的讨论，经过莫斯科的三次会议以后，共产党对萨克森和图林根政府作出的贡献，不过是一些软弱无力的宣传和徒劳无益的改良措施而已。当时，共产主义运动要比纳粹组织强大许多倍，纳粹的主要活动地盘只限于巴伐利亚，党员才一万五千人。[18]斯巴达克起义战斗传统的继承者，在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这些有经验的顾问指导下，本来应该能够在德国的多难之秋走在前面。可是从内部来剖视，共产党人的组织是不够严密的，并且由于派系之争而四分五裂，他们惊慌失措，拿不定主意，没有自己的明确目标。在俄国革命过去六年以后，斗争的火焰已经如此濒于熄灭，以致连一个红色的萨克森都点燃不起来了。
汉堡大失败
10月22日，也就是开姆尼茨会议开幕和米勒进入德累斯顿的同一周内，在汉堡爆发了一场暴动，一场由少数战士进行的孤立斗争。在开姆尼茨会议开幕前夕，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德国各地的信使召到那里，等着发出暴动的信号。莫斯科的决定是明确的，中央委员会已经接受这一决定；季诺维也夫的电报是同样明确的，布兰德勒也没有表示反对。布兰德勒后来竟完全以开姆尼茨会议的决定作为党以后行动的基础，这是等待着的信使们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发展。布兰德勒作出取消暴动和必须退却的宣布以后，他们惊得目瞪口呆，但仍然执行了命令，把这件消息分头带给正等待着他们回去的各地党组织。
可是，有一个信使在此以前已经回去了。中央委员赫尔曼·雷梅勒已经搭上去汉堡的火车，和他在一道的是出席会议的汉堡代表恩斯特·台尔曼。[19]他们带着行动的时间已到这一指示，在晚上近六点时到达汉堡，命令整个党组织立即动员。不一刻党的所有建筑物都对非党员封闭了，门口安上了岗哨。红色百人团被召到集合地点。集会是静悄悄进行的。没有任何长篇大论，没有任何演说。
以台尔曼为总司令的指挥委员会，下令当晚举行一次迷惑敌人的示威。妇女和儿童聚集在所有众所周知的共产党据点四周，诱使警察赶来巡逻，借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按照党在过去两个月中所作的准备，汉堡共产党人把力量完全集中于军事行动。没有号召罢工，没有草拟关于政治目标的声明，计划的中心是取得武器的问题。预定在黎明时袭击警察营房，逮捕警官和警士，然后把他们的武器分发给红色百人团。
红色百人团在夜间集合起来；他们带足了两天干粮。以前当过兵的人负起指挥责任。这些人的装备很差，五十个人才有三把手枪和两支步枪。虽然共产党人几个月来一直听着领导人的吹嘘，说什么这次大规模政变发动前将在军事上作好充分的技术准备等等，而这时的情况并非如此，他们仍然服从了命令，始终没有散伙。
在预定的时刻清晨四点十五分，大约有十个警察派出所遭到袭击。有几个哨兵被杀死，但整个说来并没有怎样流血。大部分派出所都被共产党人出其不意地攻占；他们逮捕了警察，分发了几十支步枪。可是，主要目标——邦贝克区冯·埃森大街上的派出所却未被攻克，这个营房里储藏着一批机关枪，为了袭击它，特地派出了一支由前军官汉斯·博岑哈特率领的较强队伍。没有能攻克这一据点是一个重大挫折。
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的相反命令由另一个信使送到汉堡，但是台尔曼和其他共产党领袖都出去参加战斗了。信使跑了二十四小时也没有能和他们联系上。
战斗开始展开。被红色百人团攻克的派出所的警察，带着总局的援军赶了回来。在工人住宅区希夫贝克，他们企图以装甲车突破暴动者的防线，但起初并未能得逞。他们在邦贝克遇到同样的抵抗，这里是一个贫民窟郊区，到处都是阳台和院落，弯弯曲曲的小街和奇奇怪怪的转角，居民们是坚决站在共产党暴动者一边的。警察没有进入这一危险地区，而是以一支上千人的部队围住了它。
“人们自发地砍倒树木，掘起铺路石块，挖出战壕……在一小时内，邦贝克便筑起了五十多个街垒。如果没有工人居民的帮助，共产党是无法和警察对抗的。革命者的武装从没有超过八十来支步枪和一百六七十把手枪……每一个窗户、每一个屋顶、每一个角落对于警察都是危险的……每一个阳台、每一个突出的墙角、每一座房屋、每一条通道，都为革命者提供了掩护。”[20]
汉堡工人对共产党暴动者并不敌视；这一次，警察只能孤军作战，得不到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支援了。在造船所和港口，人们都在怠工。
汉堡暴动者抱着幻想进行战斗，他们以为全德国都正在战斗，俄国很快就会插手干预。许多由于逃避德国警察搜捕而移居俄国的汉堡共产党人，这时都回来了。
“人们争先恐后地问这些同志：‘俄国的情况怎么样？他们能给我们援助吗？同志们准备好了吗？’他们的回答是：‘总参谋部已经拟好了越过波兰的计划。边境驻军已经得到增援。后备队也已经秘密动员……只要一声令下，红海军便可以出海。满载着武器弹药准备开来德国的运输船，正在升火待发。’”[21]
在莫斯科，共青团成立了专门去汉堡的特殊辅助队。[22]
第二天，在共产党人中间流传开了形形色色鼓舞人心的谣言。据说红海军正在进港，俄国军队已经开进波兰。共产党敢死队的士气旺盛；他们相信自己一定会在汉堡占上风。
在此期间，第二个信使终于找到了博岑哈特、台尔曼以及其他领袖。他们听到了真情，得悉开姆尼茨会议不过是虚张声势，汉堡正在孤军作战。既然退却的决定已经得到拉狄克和斯柯布列夫斯基的批准，一直谈论着的那些堆积如山的武器当然是不会发下来的了。台尔曼周围的一群人不忍心把这个消息传达给共产党步兵，于是战斗便继续了好几天。
暴动虽然流产，汉堡共产党人在几小时内夺取到的武器，却要比他们许多天来从中央委员会那里领导的为多。布兰德勒委员会购买和储存了大批武器，但由于害怕地方组织不能把它们保存好，一直没有把这些武器发下去。
战斗到第二天晚上，红色百人团的高级领导人接到秘密命令，要他们在次日退却。第三天，巷战仍在继续，但暴动者的抵抗和劲头已渐趋低落，到当天晚间，他们便被驱散了。人们把枪支纷纷扔掉或隐藏起来。几百名共产党人被捕；另外有几百人逃走了——大部分逃到了柏林。
在日后编造的斯大林主义神话中，竟说什么这次暴动表现了汉堡共产党人的非凡能力和清醒头脑。诚然，他们表现出了勇气，但他们的行动却是准备不足和领导无方的。这些局处一隅的巷战同党的复杂决议中那些豪言壮语、同党为准备德国的十月革命投入的金钱和人力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三天中，汉堡无产阶级等待着进一步的发展，在那里也像在萨克森一样，一切都取决于既大胆而又考虑周到的主动措施。在德国第二座最大的城市汉堡发生的事件，其重要性本来应该是开姆尼茨这个偏僻小城的一次会议作出的决定无法比拟的。
卡尔—鲁登道夫阴谋
到8月，莫斯科为德国党拟订的政策已经开始明显转变，在此以前一直被遏制着的德国共产党人，今后可能会受到鼓励，放开手来大干了。施特莱斯曼还没有找出克服总崩溃的任何方法，不得已邀请了四名社会民主党部长入阁，企图以此来稳定自己的内阁，为对付这种预见中的共产党行动作好准备。他的这一措施在本党内部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中间（特别是在巴伐利亚）都引起了强烈不满。几个月前去慕尼黑的陆军元帅冯·鲁登道夫注视着正在成熟的危机，断定举行另一次暴动的时机已经到来。
自1919年夏天以来，慕尼黑已经成为一切最仇视“十一月共和国”的人的聚集地。埃尔哈特上尉于1923年春在莱比锡越狱后，他所逃亡的去处便是慕尼黑；结果，柏林政府竟不敢在那里把他再次逮捕。正是在慕尼黑，阿道夫·希特勒第一次在德国的地平线上出现。
早年的这个希特勒是一个奇怪的产物，他的头脑里汇集了新旧德国一切互相冲突的思潮，它们在动荡的1923年开始逐渐具有明确形式。他一只脚跨在战前保守派旧的阵营里，另一只脚又插在社会激进主义的力量中间，就这样摸索着道路，没法把这两支力量联合在一个强大得足以推翻十一月共和国的政党。在这些草创基业的日子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国家社会主义日后一切特征的端倪——把德国工人的雄心壮志和德国帝国主义的勃勃野心结合起来的政策，以及由此而对一切阶级，对工人、工业巨头、军队、农民和中产阶级都普遍发出热烈呼吁等等。在他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希特勒参照布尔什维克国家党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这是通过墨索里尼——在欧洲传播这种病菌的媒介——的例子学来的；并且，他还把旧普鲁士军队的特点移植到这个组织的身上；他一向崇拜普鲁士军队的纪律传统，认为它们体现了德国生活方式。
尽管他的声誉迅速增长，希特勒这时还不过是鲁登道夫的附庸。鲁登道夫不打算步卡普和吕特维茨的后尘，再去发动一次纯军事性的暴动，而希望在巴伐利亚先能有一个友好的政府，然后再利用这种条件举事。他同一个老派保守分子古斯塔夫·冯·卡尔结成联盟，这个人最关心的就是使巴伐利亚摆脱柏林——它在旧德国象征着普鲁士，在新德国象征着赤党——的统治。
9月26日，巴伐利亚政府宣布全邦处于紧急状态，任命卡尔为拥有独裁权力的邦务专员。巴伐利亚国防军驻军司令冯·洛索夫[23]将军对他公开表示同情。慕尼黑和柏林都密切注视着工人政党、特别是共产党总部会有什么反应。经过好几个星期，共产党仍然没有采取任何重大行动，于是洛索夫便宣布效忠卡尔政府，这一行动也就构成了对施特莱斯曼政府的叛变。
这并不是巴伐利亚的分离运动；[24]与此相反，“受德国人民委托的”鲁登道夫和卡尔宣布慕尼黑正在保卫着共和国的真正利益。但是，他们这时仍然举棋不定，不敢贸然迈出最后一步——通过图林根和萨克森进军柏林。他们害怕遇到红色分子的抵抗，因此，他们在等待着来自柏林国防军的援助。他们认为在北部能得到支持的这种希望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塞克特等人已经发生动摇，正在考虑是否公开支持鲁登道夫，而如果事情发展到国防军要互相残杀时，他们肯定会站到巴伐利亚这方面来。当施特莱斯曼派米勒进入萨克森、派哈泽开入图林根时，他曾暗怀着这样一种希望，即：共和国一旦面临严重危险，也可以用这些国防军来镇压巴伐利亚哗变的部队。可是，假如这些军队真的被派去打洛索夫，那就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他们将不会和洛索夫作战，而会和他联合起来进军柏林。这样一来，鲁登道夫就掀起了另一个卡普暴动，但规模要比它大得多，而民政当局则会再次为军队所抛弃，在他们的进军面前束手待毙。蔡格纳政府的轻易被解散，对叛乱密谋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使柏林国防军向慕尼黑更靠近一步。通货膨胀、经济解体、德国在欧洲经济中丧失地位，这一切都在国防军中（就像在德国其他组织中一样）引起了思索，总参谋部也陷入了犹豫不决的境地。同1918—1920年的事件相比，萨克森和图林根的象征性抵抗显得是那样软弱无力，这使塞克特受到了震惊；鲁登道夫酝酿着的计划看来是那样容易实现，简直容易到了诱入的地步。
“本周内将决定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是否敢于举事〔施特莱斯曼在11月5日宣称〕。共和国政府在科堡驻有足够的国防军。假如国防军不起作用，这些极端分子就会取得胜利。那时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就可能实行独裁。我的日子很不好过。如果这些匪徒竟能冲进柏林，我可不愿意逃往斯图加特〔就像共和国政府在卡普暴动时做过的那样〕。我将留在我有权留在那里的地方，他们开心的话可以把我枪毙。”[25]
11月8日晚间，还没有拿定主意的卡尔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店里对他的追随者发表了演说。希特勒是这个集团的急先锋，他的作用在于打消同事们的动摇情绪，推动他们前进，这时率领着他的冲锋队闯进会场，强迫卡尔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政府，这个政府的成员（包括希特勒）被匆促选定后，立即发表了出来。洛索夫将担任国防部长；巴伐利亚警察首脑宰塞尔[26]上校将担任德国内务部长；鲁登道夫将指挥向柏林进军的部队。这个硬逼着卡尔宣布的政府在勉强成立后毫无进展，同一天夜间便宣告死亡。卡尔决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这个啤酒店弃儿的父亲，他离开示威队伍回来以后，立即同他的亲信商谈，决定对希特勒极端分子采取行动，必要时不惜使用警察进行镇压，而不让两派国防军之间的分歧趋于激烈。这样，卡尔便成了民族主义分子当中的布兰德勒，他束缚住极端派的手脚，阻挠他们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已经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内战，又一次平息了下去。
在民族主义分子当中，也发生了一次相当于汉堡暴动的事件。11月9日，鲁登道夫和希特勒发现他们已经被卡尔出卖以后，决定以直接向群众呼吁的手段把他排除。他们带领自己的追随者向纪念旧军队光荣功勋的司令堂出发，在那里，警察部队毫不费力地把他们驱散了。[27]
就这样，共产党人的淡漠无为便利了施特莱斯曼和巴伐利亚国防军叛军之间的妥协。不仅施特莱斯曼和塞克特在危机结束后威信陡增，就连艾伯特那种江河日下的地位一时也有所恢复，因为他曾经不顾自己最亲密的社会民主党同事的劝告和抗议，支持了前两人反对共产党人的主张。直到最后一刻，艾伯特和施特莱斯曼都不能肯定是否会得到塞克特的支持。于是，德意志共和国的命运又一次被提到夜间紧急会议上来决定。在11月9日，也就是德皇退位五周年纪念日的夜间，艾伯特第二次作出冒险决定，让塞克特负起维护共和国和镇压国防军兵变——这一次是镇压巴伐利亚的洛索夫——的责任。
“11月9日夜间〔奥托·布劳恩写道〕，柏林内阁一接到来自慕尼黑的消息，便立即召开会议。非常奇怪的是，尽管我的住处和总理府只隔着一条威廉街，却在开会好一阵后才把我叫去。当我赶到激动的会场时，他们已经作出决定，根据已经宣布的紧急状态，把行政权交给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克特。
施特莱斯曼不理解我何以要反对这种做法。艾伯特也被我的话刺恼了，因为我提醒他们，我们之间曾经商定，在宣布紧急状态后，行政权力依然应该由民政机构掌握。他答复说：在普鲁士，军队只应该和民政当局一致行动，可是在巴伐利亚，只有像塞克特这样一个有军权的人才能使国防军就范。他这种说法也许并不完全错。但我仍然忍不住提醒他注意一个事实：正是这位冯·塞克特先生曾以他的‘国防军不打国防军’立场，使得政府对卡普暴动分子束手无策。”[28]
11月22日，在萨克森的共产党人和慕尼黑的希特勒暴动均被击败以后，塞克特下令在紧急时期内解散共产党。形势已经非常平静，足以使他能在同一天命令国防军从萨克森撤退。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被宣布为非法，这还是第一次；在以前的内战年代中，它也曾一再处于半地下或地下状态，但是这种情况一般总是局限于某一个地区（特别是巴伐利亚），或者是仅仅持续几天或几周而已。塞克特的命令在许多地区是由社会民主党警察执行的，他们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比较宽大。党仍然进行活动，不过在开会和示威时要使用某些一望而知的掩护名义。它在议会和邦议会中的代表继续任职；他们可以会见选民，举行干部会议。没有人认为紧急状态会超出几个月；这道命令只是临时性的。
尽管有这种宽大（这同我们今天的类似措施形成了对比），塞克特的命令仍然是魏玛民主政权中一个新的、令人不安的特征。这是一种检验独裁方法的效率以及工人运动对它们有什么反应的试纸。德国共产党的下层党员在大多数工会主义者当中都得到了很大同情，尽管他们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分歧；因为共产党人为继续保持自己的组织而进行的斗争，符合于俾斯麦时代德国工人运动的传统。党的被宣布为非法加深了共产党人中间的痛苦情绪；这一事实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表明他们在内战中业已失败。
[1]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vonKahr，1862年11月29日——1934年6月30日），德国律师，保皇派分子，参加了巴伐利亚人民党（BayerischeVolkspartei），1917年任上巴伐利亚省省长，十一月爆发后被免职，但不久又复职。1920年参加卡普暴动，推翻了巴伐利亚的社民党政权，自任巴伐利亚邦总理。1921年9月1日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辞去巴伐利亚邦总理的职务。1923年9月24日再次发动政变，自任“邦总督”（Generalstaatskommissar），1924年2月被迫辞职，此后担任巴伐利亚民事法庭庭长，退出政界。1934年6月30日在“长刀之夜”中被暗杀。
[2]奥托·布劳恩：《从魏玛到希特勒》，第126—127页。——原注
[3]在10月21日这天，整个德国达到了行将崩溃的危急关头，官方挂出的外汇牌价是四百亿马克值一块美金；在非官方买卖中，马克与美金比率更高达六百亿比一。稳定马克的努力经过好几个阶段。8月份，不顾财政部长希法亭的抗议，内阁采纳了银行家兼议会议员卡尔·赫尔菲利希（在米尔巴赫被暗杀后不久，他曾出任过德国驻俄使节）的建议，发行了一种所谓“黑麦马克”，其价值以谷物价格为基准。以后，在9月初，马克价值又以不动产的价值为基准，而这种所谓的“不动产收益马克”便一直流通下去，直到实行道威斯稳定计划，恢复了金本位时才被废除。——原注
[4]布鲁诺·恩斯特·布赫鲁克尔（BrunoErnstBuchrucker，1878年1月5日——1966年2月19日），德国军官，一战期间曾在总参谋部工作，战后参加自由军团镇压革命运动，1921年夏天受命组建反革命组织“黑色国防军”，1923年9月26日在屈斯特林掀起暴动，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暴动失败后被判处十年徒刑，1927年10月获赦出狱。后参加纳粹党，属于奥托·施特拉塞的纳粹党左翼。1930年7月随奥托·施特拉塞退党，参加了革命民族社会主义战斗团（KampfgemeinschaftRevolutionärerNationalsozialisten）。纳粹上台后被捕，经赫尔曼·戈林的周旋获释，重新回到军队服役。二战爆发不久后退役。
[5]汉斯·卢特（HansLuther，1879年3月10日——1962年5月11日），1907年当选为马格德堡市议员，1913年任德国城市协会（GermanStädtetag）秘书，1918年任埃森市长，1922年12月担任粮食与农业部长，1923年秋担任财政部长，1925年至1926年任总理，1930年任国家银行行长，1933年至1937年任驻美大使。
[6]威廉·马克斯（WilhelmMarx，1863年1月15日——1946年8月5日），德国律师。出身于教师家庭。1881年毕业于波恩大学。1888年起从事司法工作，后参加天主教中央党。1899－1918年任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906—1919年任中央党莱茵组织主席。1908－1923年任中央党杜塞尔多夫组织主席。1907—1921年任杜塞尔多夫地区高等法院上诉法官。1910－1918年任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魏玛共和国成立后，于1919－1920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20－1932年任国会议员。1923－1925年、1926－1928年任总理。1925年参加总统选举，但败给了兴登堡。1925年2月10日至3月18日任普鲁士邦总理。1926年1月20日至5月12日任司法部长。纳粹党上台后退出政坛。
[7]卡尔·科尔施（KarlKorsch，1886年8月15日——1961年10月21日），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左”派共产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一战前曾在伦敦参加法比乌斯社（FabianSociety），1912年参加社民党，一战爆发后回国参军，随后思想逐渐激进化，十一月革命后在麦宁根（Meiningen）参与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1919年6月参加独立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10月至11月间，曾在图林根的社民党—共产党联合政府内任司法部长。1924年6月当选为国会议员。同年出席共产国际五大。1926年因坚持极左立场而被开除出党。纳粹篡权后流亡美国，在大学任教。
[8]阿尔宾·特纳尔（AlbinTenner，1885年2月27日——1967年1月20日），出生于瓷器工人家庭，14岁参加工作，当过教师。1914年至1918年应征入伍。1918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在奥古斯特·弗勒利希（AugustFrölich）的图林根邦政府中担任经济部长。1925年1月被开除出党，同年10月又重新入党，1929年3月1日再次被开除出党，随后参加德共（反对派），1932年随德共（反对派）少数派参加社工党。纳粹篡权后被捕，越狱后流亡荷兰，纳粹德国占领荷兰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二战结束后转而经商，再未返回德国，定居阿姆斯特丹，1952年退休，1967年1月20日逝世。
[9]萨克森企业家协会编：《关于工人强夺生产资料与强制提高工资的恐怖行动之回忆》，德累斯顿1923年版。——原注
[10]“如某一邦未能履行共和国宪法与共和国法律规定之义务，共和国总统有权借助于武装部队使之就范。
如公共治安与秩序已遭严重破坏或面临此种威胁时，共和国总统有权采取为恢复治安所必需之措施，必要时得使用武装部队。为此目的，总统有权全部或部分取消第114、115、117、118、124、153诸条规定之宪法权利……
此等措施在议会要求下方得废除。在紧急情况下，邦政府可采取地方性措施……〔但〕共和国总统或议会有权废除此等措施。”——原注
[11]阿尔弗雷德·米勒（AlfredMüller，1866年1月1日——1925年10月29日），德军中将，一战期间曾任第63步兵旅旅长、第32步兵师师长，1918年5月晋升为少将。一战后曾任第12旅旅长、第4师师长和第四军区司令。
[12]奥托·布劳恩：《从魏玛到希特勒》，第133页。布劳恩接下去还说道：“在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于1932年夏末排挤开普鲁士政府以后，我从兴登堡的嘴里听到的几句话，证明我在1923年竟不幸而言中。‘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说。‘你那位去世的朋友艾伯特当年对待萨克森政府的手段，不是比我采取的措施还要严厉吗？’这在事实上并不正确……但从法律方面来说，我不得不承认二者表面上的相似。”
在帝国政府同社会民主党进行的长期斗争中，德皇威廉曾夸下海口，说他只需要用一名中尉和十名士兵，就能驱散社会民主主义这一鬼影。这种被事实粉碎的豪言壮语，一直是两代社会主义工人的笑料。可是，到1932年7月20日，德皇的吹牛竟变成了事实；卡尔·塞费林，最后一个社会民主党普鲁士政府首脑，果真被两名警官赶出了政府。——原注
[13]《党代表大会议事录》，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第30页。——原注
[14]与会代表的组成情况如下：
工厂代表
140
地方工会理事会
104
合作社
26
行动委员会
15
失业者委员会
16
共产党
60
社会民主党
7
独立社会民主党
1
（奥古斯特·塔尔海默：《1923年的革命是否为时已晚？》，第26页。）——原注
[15]格奥尔格·格劳佩（GeorgGraupe，1875年10月24日——1959年5月26日），1900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担任茨维考纺织工会书记，1919年至1923年当选茨维考市议员，1923年4月至10月任萨克森邦劳工部长，1919年至1930年当选萨克森邦议员。1930年当选国会议员。二战结束后于1946年当选为多米奇（Dommitzsch）市长。
[16]卡尔·鲁道夫·海因策（KarlRudolfHeinze，1865年7月22日——1928年5月26日），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1899年当选为莱比锡市议员，1907年至1912年代表民族自由党当选国会议员。1915年至1916年当选萨克森邦议员。1918年7月至11月任萨克森王国司法大臣，并曾短暂出任萨克森王国末任首相。1918年革命期间成立了德国人民党，1919年至1920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20年至1924年当选国会议员。1921年至1922年曾任副总理，1922年至1923年曾任司法部长。
[17]阿尔弗雷德·卡尔·费利施（AlfredKarlFellisch，1884年6月1日——1973年3月4日），出身于屠夫家庭，当过手套工人学徒。190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当选为社民党萨克森邦执委会委员。1918—1926年当选为萨克森邦议会议员。1919—1922年任社民党萨克森邦议会党团书记。1921—1924年任萨克森邦经济部长，1923年10月31日至1924年1月4日任萨克森邦总理。1946年协助成立统一社会党。1946年5月—1948年3月任萨克森州经济、工业与运输部国务秘书，1948年4月—1949年9月任萨克森州经济、工业与运输部部长。1949—1952年任萨克森州立图书馆馆长，1952年退休。
[18]参看康拉德·海登：《国家社会主义史》，伦敦1934年版。——原注
康拉德·海登（KonradHeiden，1901年8月7日——1966年6月18日），德裔美国记者、作家。出身于社会民主党人家庭。1929—1930年任《法兰克福报》编辑。纳粹党上台后流亡萨尔盆地。1935年流亡法国。1936—1937年期间出版两卷希特勒的传记。二战爆发后被保护性拘留。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1942年定居美国，从事写作。
[19]雷梅勒的结局很不幸。他在1932年写过颂扬苏俄的文章，但莫斯科在1933年把纳粹的胜利解释为共产党“有秩序的退却”，他却不能接受。他在1937年被国家政治保卫局杀害。——原注
[20]瓦尔特·措伊彻尔：《为共产党的恐怖组织工作》，第23页。——原注
[21]同上，第26页。
指伊彻尔写的这本小册子，是亲身参加过汉堡暴动的人写出的很少几本报导之一。在1923年10月，他才二十岁，是一个失业的建筑工人。他以布尔迈斯特的化名参加了德国党的地下机构。作为博岑哈特手下的一名组长，他参加了进攻冯·埃森大街派出所的战斗。
1924年，措伊彻尔被普鲁士警察逮捕，因为有一个农业工人据说曾把暗藏的武器交给了法西斯分子，结果为恐怖团所暗杀，而措伊彻尔和这件杀人案有牵连。他在所谓“小契卡案”中被判刑，服刑四年后遇赦出狱。他为共产党的日报《汉堡人民报》做了一年特约撰稿编辑，以后便脱离了党。
《为共产党的恐怖组织工作》一书，草率地罗列了他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件，同时夹杂着若干自怜自惜的感想和古怪的政治见解。在1931年该书出版时，他对党的主要不满还仍然是这样一点：党没有公开承认恐怖团的活动；他抱怨说，恐怖团团员遭到了党官僚们的遗弃。——原注
[22]事后，在11月7日，莫斯科的学生们举行了示威，他们的旗帜上写着尼古拉·布哈林的话：“我们把书本抛开，拿起枪来去帮助德国兄弟！”——原注
[23]奥托·冯·洛索夫（OttovonLossow，1868年1月15日——1938年11月25日），1888年参加巴伐利亚军队，曾参加过镇压义和团运动。1914年8月任巴伐利亚预备役第二军参谋长，1915年7月任德国驻伊斯坦布尔陆军武官。一战结束后回国，1920年至1921年任步兵学校校长，1923年1月1日任巴伐利亚军区司令，1924年3月被撤职。1938年在慕尼黑逝世。
[24]然而，就在这决定命运的几天中，一个莱茵共和国宣布成立了；这个由法国人一手造成的软弱的傀儡政权，仅仅存在了几天。——原注
[25]转引自阿图尔·罗森贝格：《德意志共和国史》，第215页。——原注
[26]汉斯·冯·宰塞尔（HansvonSeißer，1874年12月9日——1973年4月14日），1893年入伍。一战期间曾在德军总司令部担任参谋。1917－1918年任第1集团军总参谋长。1918－1919年任第2集团军总参谋长。1919－1930年任巴伐利亚警察总监。1923年参与了啤酒馆政变的密谋，但在政变发动前退出，参与粉碎了政变。1930年退休。纳粹党上台后一度被捕并被监禁在达豪集中营。二战结束后，于1945年5－8月任慕尼黑警察局长。1973年死于慕尼黑。
[27]纳粹执政后，这个发动民族主义暴动的地点便成了全国景仰的盛地。在随着这一事件而来的审判中，鲁登道夫获释（法官判定他的在场只是出于偶然），希特勒被判处九个月“名誉”监禁，他在这段时期内写了《我的奋斗》一书。
希特勒上台后对这次出卖他的人报了仇。卡尔在1934年6月30日的血腥清洗中被杀，他的尸体被扔进了达豪荒原。——原注
[28]布劳恩：《从魏玛到希特勒》，第135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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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暴动的准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十五章暴动的准备
·保加利亚不是德国
·莫斯科的秘密会议
·德国红军的建军计划
·全党总动员
在1923年攸关大局的7、8两个月内，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大部分时间都不在莫斯科，像往常一样，他们以电话和书信交换意见。暂时负责共产国际事务的库西宁[1]和拉狄克，按照政治局的秘密指示，执行了向德国共产党人泼冷水的政策。在夏季，库诺罢工加强了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在理解德国形势方面的分歧。季诺维也夫以及支持他的布哈林，建议走上街头举行反法西斯示威。俄国政治局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消息传到了布兰德勒耳中，正是这一存在意见分歧的事实鼓励了他，使他敢于力排众议，坚决执行他自己的谨慎政策。
在来自德国的消息影响下和德国左派不断施加的压力下，季诺维也夫越来越不敢肯定政治局在德国问题上作出的决定是否理由充足，是否充分把握住了德国的形势。在俄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他向布哈林、库西宁和皮亚特尼茨基[2]展开游说，试图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也支持改变政策。（库西宁是一个芬兰人，他并非俄国政治局委员，但在共产国际中，他却是事实上的俄国代表团成员，在决定重要政策方面具有同——譬如说——拉狄克或布哈林一样大的影响。）然而，德国的任何进展都会有利于俄国党争中的季诺维也夫，因为他担任着共产国际主席，德国的进展会把摇摆不定的党内上层集团吸引到他的身边。于是，斯大林采取了行动。在一封写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信中，他坚决反对给予德国战斗者以任何鼓励。
“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在目前阶段）丢开社会民主党人而单独夺取政权呢？在我看来，问题就在于此。当我们夺取政权的时候，我们在俄国具有下列条件：（1）和平，（2）把土地给予农民，（3）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支持，（4）农民的同情。德国共产党人目前并没有任何这类条件。当然，他们有一个苏维埃国家做邻邦，而我们当时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目前能给予他们什么帮助呢？假如在今天的德国，政府——好比说——崩溃了，共产党夺取到政权，他们最后也得稀里哗啦地垮台。这还是‘最好的’结局。弄得不好，他们很可能被打得落花流水，再也难抬起头来。整个的问题不在于布兰德勒希望‘教育群众’，而在于资产阶级加上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肯定会把他的所谓上课——游行示威——化为一场总决战（而目前，一切有利条件都在他们方面），从而把他们消灭。当然，法西斯分子并没有睡觉，然而，让他们先动手对我们是有利的；这会把全体工人阶级都团结在共产党人周围。（德国不是保加利亚。）而且，根据一切情报，法西斯势力在德国是薄弱的。依我看，对德国人必须加以遏制，而不应该给予鼓励。”[3]
毋庸置疑，斯大林的这封信准确地说明了政治局的官方路线——在施特莱斯曼转向英国以前的路线。
保加利亚不是德国
斯大林提到的保加利亚危机，表明巴尔干的形势在政治局看来是如何不同于德国。在1923年5月的洛桑会议上，寇松成功地削弱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和苏联之间的联系。这一灵活的外交杰作结束了俄国对近东的进一步渗入，土耳其政治局面的这种变化反映在巴尔干半岛、特别是保加利亚的形势上。
当时，保加利亚政府首脑是农民党领袖亚历山大·斯坦波利斯基[4]。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曾在德国攻读农艺学。1915年，当他在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中担任议员时，由于反对斐迪南国王[5]的亲德态度而被判无期徒刑。保加利亚在世界大战中失败后，斯坦波利斯基成为首相，同协约国在1919年签订纳伊条约。他是在保加利亚的恐怖主义传统中出生和长大的，因此用铁腕统治着这个国家，冷酷地歧视城市居民。他公开宣布：“索非亚，那个所多玛，那个蛾摩拉，[6]毁灭掉也罢，我是不会为他哭泣的。”他组织了一支奥伦治农民近卫军，以便保护他的绿色专政而镇压暴动。共产党像其他所有工人组织一样处于半合法状态，但斯坦波利斯基却同苏俄保持着亲热的关系。遵循着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1922年11月制订的路线，格奥尔格·季米特洛夫[7]领导下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加剧不安定的地区同政府之间的冲突。
格奥尔格·季米特洛夫1882年出生于索非亚附近，他的父亲是一个小手工业者，后来成了工厂工人。这家人一共有六个孩子，他们都参加了本国的革命运动。他的一个哥哥康斯坦丁，在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牺牲；另一个哥哥尼古拉在敖德萨地区参加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结果被逮捕和流放到西伯利亚，1917年在那里死去。第三个兄弟托多尔于1925年死在保加利亚的一所监狱中。他的两个姊妹也同样活跃；在有必要时，连他的老母亲都出现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中。
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者，一个被土耳其统治了五百年的国家中的人们，同俄国恐怖主义者的关系相当密切。在两个世纪交替时期，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两派——所谓“宽广派”或修正主义社会主义者，以及“紧密派”或教条主义社会主义者。1903年，也就是发生全面分裂的那一年，季米特洛夫建立了一个印刷工人工会；从1904到1923年，他一直是保加利亚工会联合会的总书记，在这项职位上，他经常到各地旅行，彻底考察了国情。他也在其他巴尔干国家旅行，特别是在罗马尼亚，并且从远处帮助组织保加利亚人和马其顿人移民美国。从1913年起，他也是索非亚市议会、区议会和国民议会的议员。
党的分裂反映到工会中，托洛茨基、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和卡尔·列金都曾去保加利亚斡旋，想使两派恢复团结，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打动季米特洛夫。他决心对宽广派集团寸步不让。改良派向工会国际呼吁，后者于1913年在布达佩斯同保加利亚人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但是并未获得任何结果。
1919年，紧密派社会主义者加入了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对这个经过很好锻炼、其背景和发展情况同它本身十分相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十分尊重，在早期建立国际的工作中，他们给了保加利亚人一个几乎和布尔什维克完全平等的地位。从一开始起，在被派到其他国家充当代理人和使节的许多保加利亚人当中，季米特洛夫就是最突出的一个。他身材高大，外貌英俊而心肠冷酷，被认为是一个第一流的组织家，而在政治理论问题上则毫无可取之处。[8]
1923年6月9日，斯坦波利斯基内阁为一次军事政变所推翻，为这次政变点火的是马其顿的恐怖主义者，但领导政变的却是亚历山大·赞科夫[9]教授，他在某些英国顾问用心良苦的鼓励之下，组成了一个包括城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现役军官联盟（这个组织特别为国王鲍里斯三世[10]所支持，鲍里斯三世一向以他的亲德和反布尔什维克态度闻名）在内的“民主协约”集团。季米特洛夫和他的党继续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在赞科夫和斯坦波利斯基的斗争中保持中立；任何不同于这种袖手旁观的立场都会被认为是“冒险暴动主义”。数以千计的斯坦波利斯基分子被捕，他本人也在三天的搜捕后被暗杀；发生了一系列骚动以及反抗的农民和新政府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共产党日益受到迫害，季米特洛夫不得不转入地下。
透过表面现象可以显然看出，保加利亚政治景象的变化是同土耳其政局密切相关的，俄国政治局感到英国安全地带愈来愈收紧的压力，在对待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问题上，立刻扔掉了反对“冒险暴动主义”的一切原则。季米特洛夫和他的朋友被召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同一次六月会议上，一方面，拉狄克向德国正直的民族主义群众发出感动人心的呼吁，另一方面，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却由于他们的机会主义错误而受到严厉批评。同一个拉狄克，一方面反对在柏林举行反法西斯示威，另一方面却大力反对保加利亚共产党人瓦西里·柯拉洛夫的消极态度。据他说，保加利亚党低估了农民的力量，曾经主张在巴尔干联邦范围内让马其顿自治，因此要为严重的失败负责。
“我们认为〔拉狄克说〕，保加利亚的政变是我们党的一次严重失败。我们当然希望这不是一次使党永难再起的失败，但它肯定是共产党曾经遭遇过的最大一次失败。……保加利亚党并没有努力去理解这次失败，反而企图为他粉饰。我们面前放着一堆保加利亚党的呼吁书；它们是整个失败中最令人难过的一面。我们这里有6月9日的呼吁书、15日的呼吁书以及长长一系列文章。我们看到党在维护下面这种立场：两个资产阶级集团正在斗争；我们工人阶级可以袖手旁观，我们希望并要求获得出版自由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好处。”[11]
没有同其他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商量，俄共政治局便命令保共准备一次军事反击。由红军情报处选出的一批军事顾问，化装成各种人物被派往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党得到一大笔资金，以便组织初秋暴动。据拉狄克——这项保加利亚计划的发起人之一——看来，斗争的目标不应该是成立一个保加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而应该是让农民党重新执政。在同赞科夫政权进行过一场血腥的战斗以后，在保共帮助下重新执政的农民党将离不开共产党的支持。这个政府将被迫对苏俄采取友好态度，从而遏制住英国在巴尔干半岛和近东的影响。对俄国政治局来说，保加利亚暴动并不是一个新的欧洲共产主义革命浪潮的开始，而是对俄国在巴尔干势力的一种支持。
8月中旬，季米特洛夫向莫斯科报告，说他预见到在9月底有可能采取明确行动；他的这份报告和柏林出乎意料的库诺罢工消息同时传到莫斯科。在审阅关于德国各地日益扩大的骚乱和罢工运动的报告时，政治局拿它们同有关保加利亚政变筹备情况的报告作了对比。
莫斯科的秘密会议
柏林共产党总部只听到了俄国党内危机和保加利亚即将行动的微弱回声，它的注意力已经完全放在德国的当前形势上，几乎忘却了其他一切问题。布兰德勒害怕俄国政治局内的尖锐分歧一旦在德国党内公开后，会妨碍他执行自己的政策，因而把拉狄克送给他的全部情报都小心地隐瞒起来，只让他自己的一些亲信知道。左派对托洛茨基不感兴趣，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主要是左派的最大对头卡尔·拉狄克的一个密友。
在1923年夏天，工人反对派的几个成员——其中有施略普尼柯夫——来到柏林，同柏林反对派举行了秘密会晤。他们以最阴暗的语调报告了俄国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的情况。这些俄国反对派认为有必要作好分裂准备；在俄国政治局的领导下，德国不可能有任何革命行动。左派并不想在发生普遍危机的当时分裂党，但是拟订了共产国际内部各个左派集团密切合作的计划。波波夫[12]在这方面的阐述是十分正确的。[13]
关于俄德两国左派之间的秘密会晤，布兰德勒集团自然得到了消息。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俄国政治局，要求把柏林党领导人、组织这种秘密接触的马斯洛夫立即排除掉。没有了马斯洛夫，就比较容易控制柏林党组织。
在莫斯科，由于施特莱斯曼正在同英国进行谈判，所以斯大林转而支持德国共产党改变政策。这时，每一个俄国领袖都争先恐后地鼓吹德国革命了——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都是如此。只有拉狄克没有放弃自己的路线。根据政治局的一项决定，作为共产国际主席的季诺维也夫邀请德国领袖们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次特别会议。这次主要是研究军事战略而非政治战略的会议，在9月间和10月的头一周举行——和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托洛茨基危机正好发生在同一时间。除俄国外，只有法国、捷克、波兰、保加利亚和德国五个党参加会议，而且代表们大都是原来就在共产国际总部的工作人员。这并不是一次为宣传目的而召开的会议；在密室中，俄共政治局同德共代表团辩论了暴动计划的各种细节。
当布兰德勒到达莫斯科时，他不由得大吃一惊。他发现莫斯科到处都贴着欢迎德国革命的标语。市中心飘扬着各式各样的旗帜，旗帜上写着这样一类口号：“俄国青年们，向德国学习——德国的十月革命就要来临了！”在每一家商店的橱窗里，都可以看到克拉拉·蔡特金、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相片。所有的工厂都开会讨论：“我们如何能帮助德国革命？”
布兰德勒在8月底先到，以后，他领着的一班人也相继到来。可是，布兰德勒这伙人却不得不等待好几个星期，因为俄国人正在忙于应付他们自己党内的危机。在库西宁和拉狄克的支持下，布兰德勒利用这段时间为成立一个针对马斯洛夫的调查委员会作了准备。只是在布兰德勒完成他的准备工作以后，才把左派领袖也召到莫斯科来，这部分是为了让左派领袖参加辩论，但更主要的却是为了让拉狄克有可能在会后把我和马斯洛夫留在莫斯科。
布兰德勒来俄国的时候，曾以为他的政策一定会继续下去。他准备好的建议内容，全是旨在进一步利用经济危机展开共产主义宣传，同社会民主党左派结成统一战线，特别是在萨克森和图林根——这种政策发展到最高峰，甚至有可能让共产党人加入联合内阁担任部长。
可是，布兰德勒一到以后，拉狄克便把政治局已经改变立场的情况告诉了他。布兰德勒感到自己陷入了窘境；在他最亲信的一小群朋友中，他讨论了是否有可能公开反抗这种“愚蠢的冒险主义路线”的问题。可是，在他本国，党所以能被遏制在布兰德勒的温和政策上，只是由于布兰德勒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支持。一旦党知道他已经不再有这座靠山，他就不会有继续控制住党的希望。如果他敢于公开反抗，他将会被他自己的朋友驱逐；他的中央委员会是由一些不坚定的人组成的，这些人虽然和左派作斗争，却受到左派的很大影响。他们经常批评布兰德勒，阻挠他企图同社会民主党建立联盟的计划。布兰德勒明白，如果他敢于反对俄国人的建议，他的追随者就会马上把他扔开，另外组织一个新的集团。
因此，布兰德勒决定妥协。他“一般地”接受俄国人的路线。他并不反对把德国的形势说成是“革命的”。与此相反，由于他一贯的性格和野心的驱使，他甚至对德国形势作了歪曲的和不精确的描绘，以此来进一步渲染俄国人所分析的那种政治局面，同时有意识地把萨克森和图林根两地追随他的人说得比别人更革命。他的行为与其说像一个全党领袖，不如说像他那一个小集团的头目，他把这两个邦的状况吹得天花乱坠，以致使俄国人产生了共产党已经在那里居于支配地位的印象。
据布兰德勒说，萨克森和图林根已经完全为红色百人团所控制，而且，红色百人团都已武装起来——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譬如说，在发表于《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中，布兰德勒描写图林根工人住在分散的工业村里，就像一种高加索的原始部落一样。他暗示图林根工人的每一家炉灶后面都藏着步枪。只要党一声令下，他们在一分钟内便能组成一支支军队。他说，萨克森的工业几乎已经全部处于工人的控制之下。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强大的消费者团体网，这些团体由各阶层居民组成，已经有效地组织起全邦的经济生活。这套想入非非的说法得到了野心勃勃的图林根组织工作者瓦尔特·乌布利希[14]的热烈支持。
这些报告今天在我的脑海中还栩栩如生。究竟是俄国政治局对他的这套歪曲，信以为真了呢，还是故意装做相信布兰德勒所说的一切？左派被迫采取比不上布兰德勒那样“革命”的态度，用比较清醒的分析来修正他所描绘的图画。我今天回想起来，连季诺维也夫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布兰德勒那套有声有色的吹嘘迷惑了，不了解德国详细情况的托洛茨基自然更不必说。作为一个德国的工会活动家和共产党人，作为一个具有革命锐气又注意脚踏实地的人，布兰德勒在俄国人当中是具有一定地位的。
总而言之，俄国政治局得到了这样一种印象，好像德国存在着一个武装核心，只要从外界进行有力干预，就能使这个核心发展壮大。由于暴动已经被明确批准，所以是否存在愿意战斗的武装核心的问题就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在当时，是不会有人提出在没有有组织的武装队伍愿意打前阵的情况下举行暴动的。
关于鲁尔的形势，大家看法一致。“红色百人团的口号只是在鲁尔区有效，在那里，这个口号已经如此化为现实，以致红色百人团正在如雨后春笋般飞快地发展起来。”[15]
布兰德勒集团关于国防军中日益呈现出严重分裂迹象的报告，就国防军和共产党机器之间的关系而言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把这种联系说成是国防军反对派已经愿意让共产党领导时，他们对现实情况又作了一次歪曲。事实是，国防军中的亲俄各集团丝毫也不想接受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同俄国的共产党政治家联系，主要是为了在反法战争中同俄国结成军事联盟，或者至少是得到俄国的政治支持。国防军并不想让自己被改造成德国红军；它对共产党人许下一些含糊的诺言，保证党的地位在一个军人统治的德国会有所改变，成为联系苏维埃政府的传送带等等，其目的只是想以这种方法来利用共产党。而且，国防军中的这种亲俄政策还受到另一个更强大的集团的反对，这个集团一心要消灭共产党，建立一个不为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诡辩家所扰乱的军事独裁政权。可是，在九月会议上，布兰德勒的报告却暗示一部分国防军将愿意在共产党的指挥下作战，另一部分国防军则将保持中立。他们并且认为，在以俄德两国结成反凡尔赛条约同盟为交换条件的情况下，这部分中立的国防军也将接受共产党的更大影响。
此外，他们还认真考虑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事变过程中，很大一部分军官会站到共产党方面来。出身于保守家庭的汉斯·冯·亨蒂希[16]，是布兰德勒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军之间的一个主要联系人。通过他的兄弟，一个在希特勒执政后仍然继续供职的外交官，亨蒂希能弄到有价值的内部情报。作为图林根共产党军事机器的组织者，他被授以购买武器的重任。同俄国专家斯柯布列夫斯基[17]等人一道，他拟定了暴动计划。亨蒂希兄弟两人代表保守分子的两个不同典型，但他们都通过德国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受到俄国共产主义的影响。
像往常一样，共产党宣传总是以“德国资本主义体系完全崩溃”的字眼来描绘经济形势。可是，在九月变动以前，俄国党内的主要思想流派却倾向于认为欧洲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复兴。就在共产党加入萨克森政府的那天，共产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尤金·瓦尔加表示了下列看法：
“德国经济稳定化的第一阶段开始于8月15日。通过群众运动，工人已经争取到把他们的工资调整得适应于上涨的物价。……由于总罢工的威胁而实行的滑准工资制，使得继续推行马克膨胀政策成为多余。因此，8月底便出现了一系列发行一种新的稳定通货的计划。
社会民主党工人抱着等待态度，他们期待着稳定。”[18]
9月11日，德法谈判已经开始的确实消息传到莫斯科。这起了决定性作用。季诺维也夫得以立刻使政治局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同时推动德国和保加利亚的暴动。他仍然为拉狄克和瓦尔加所反对，但是得到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支持。国际主义者托洛茨基相信，欧洲的变化也一定会反映在俄国党内生活的有利变化上。
他们送信给季米特洛夫，要他在9月底发动起事，为德国提出的日期则是10月初。但是，当他们要求布兰德勒定出具体发动日期时，这一建议遭到了他的坚决反对。即使是在政策改变以后，布兰德勒还曾这样希望，他得到的将是一般性的指示而不是明确的命令，而利用这类指示的含糊用语，他依旧可以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季诺维也夫是不愿意违背德国代表团的意愿硬向他们发出具体命令的，这既是由于违反当时共产国际的惯例，也是由于他本人在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的态度。
于是，开始了一场学究式的讨论，引进德国事件的一种最奇特的前奏曲。讨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能否事先规定出举行革命起义的日期，尤其重要的是，目前就德国而言能否确定这样一个日期。正在俄国党内进行政治斗争的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至11月7日或9日达到高潮的日程表。他并未过分强调这些历史性日期，但也指出了这种有象征意义的日子在动员群众方面的价值。布兰德勒对托洛茨基的建议感到十分恐慌，以他要立即离开莫斯科要挟政治局。当然，他没有说他反对整个行动：他再三声明定出日期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随意确定的日期将给党、将给他自己同左派的关系带来灾难性后果。力求妥协的季诺维也夫找出一条解决办法。他郑重询问布兰德勒是否“在原则上”反对起义。这一点布兰德勒当然否认。在原则上，他是“赞成发动革命的”。托洛茨基关于确定日期的建议被否定，但并非“出于原则理由”，而是因为起义日期应该让德国共产党人本身去决定。但是，由于大家希望很快就要发动的保加利亚起义将大大推动德国革命，因此作出了这样一项决定：暴动应该在今后四至八星期内举行。
在这桩公案完结以后，又开始了另一场纠缠不清的讨论。德国同志是不是应该组织“苏维埃”呢？左右两派都一致同意，应该把在库诺罢工中起过关键性作用的工厂委员会发展成中枢组织。两派抱这种态度各有其不同的理由，但暂时说来，他们在字面上总算取得了一致。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都主张选出苏维埃，因为它的活动范围要比已经存在的工厂委员会更广泛。拉狄克激烈反对这一建议，从他的立场来考虑，他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因为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将由于其性质本身而使他不得不把共产国际的决议执行到超出他所愿意的程度。最后作出的决定是支持工厂委员会，这便使他和布兰德勒得到了多得多的避免受束缚的机会。
在此期间，季米特洛夫和柯拉洛夫已经离开索非亚，在保加利亚西北部建立起秘密总部，他们所以选中这一地区，是因为在这里更便于同莫斯科联系。他们组织了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农民和工人小队分发武器，并且同红军总参谋部的专家共同制订出行动计划。按照共产国际编造的神话，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出现了叛徒，使得政府事先得到警告，得以作好应变准备。可是，事实却是保加利亚人不愿意被并入苏维埃势力范围，而且，保加利亚党没有能够很快地从统一战线政策转到武装行动上来。在被政府军击溃以后，大约有一千名游击队慢慢退进南斯拉夫。尽管暴动未能成功，对季米特洛夫来说，这仍然是帮助他日后在共产国际中飞黄腾达的重要的一步。[19]
在莫斯科，保加利亚的失败消息加深了拉狄克和布兰德勒的悲观主义，但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却认为这只是一种暂时挫折，会由于德国革命的有利发展而好转。这时，会议的讨论转到技术性的准备工作上；在小组委员会里，拟订了德国暴动的总战略计划。按照这一计划，经过短时间大力展开宣传的预备阶段以后，共产党将加入萨克森和图林根的邦政府。在这两个政府中，共产党人将集中全部精力来武装工人；他们的任务将是组织一支以各工厂和工业村红色百人团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军队。经过这一短促的预备阶段之后，萨克森和图林根的红色政府将宣布总起义，立即以武装力量支援其他地区同反革命进行斗争。萨克森的红军将进军柏林，图林根人则向反革命中心慕尼黑挺进，而在他们的进军途中，中德的红军将会把一切希望推翻政府的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
新政府并不全由共产党领袖组成，而将包括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工会主义者和信奉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军官。它的对内政策只限于把重工业立即社会化；国家将不对小企业主和农民进行干预，以免引起他们的反感。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梅克伦堡和上西里西亚大地主的土地将被没收，在贫农中进行分配。
德国红军的建军计划
会议决定，为了执行这一计划，要在技术上和军事上作好最周密的准备。政治方面的问题似乎都退居次要地位了，人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尽可能多地建立起红色战斗组织，以便粉碎部分国防军和反革命集团预料会进行的抵抗。就执行这一任务而言，德国党中央委员会甚至它的政治局都被认为过于庞大了。一个七人委员会将独揽大权，有资格委任人选去指挥经过选举产生的各区委员会的领导；基金被交给布兰德勒支配，皮克和埃贝莱因做他的助手。
在实际的军事力量中，红色百人团将得到党的军事工作部和红军情报处的支援。由于红色百人团处于半合法地位，并且只有初步联络关系，因此，它们的干部被认为不适合于担任指挥工作。另一方面，德国党的秘密军事小组人数虽少，却是一群颇有训练的突击队，其领导人员都具有一定的军事经验，他们不是在帝国军队中服过役，就是在俄国受过短期训练。不过，在1923年以前，外国共产党人在俄国接受军事训练的情况还是时断时续和效率不高的，因此，会议作出的主要决定是派遣几百名红军军官去领导德国党的这些秘密军事小组。这些军官有许多都不是俄国人，而是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波兰人或者其他参加过俄国内战、后来加入红军的外国共产党人；会议感觉到他们作为中欧人，更适合于从事这样的工作。这些军官完全通过俄国的门路渗入德国；他们接受任务后，便化装成各式各样的人混到目的地，然后只向他们的俄国上司——俄国大使馆内国际联络科的工作人员报告情况。[20]1923年9月派进德国的这批多民族共产党人，同十三年后在西班牙的国际纵队十分相似，事实上，这就是国际纵队的一种流了产的形式。
最后，还有一批俄国军事情报人员。他们同德国党的军事工作部保持联系，但并不和它混在一起，他们直接受莫斯科红军参谋部的指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同国防军中的反对派军官联系。瓦尔特·克里维茨基[21]就是这个部门的领导人之一，他被派到柏林，在那里给德国党组织了三种特工机构。关于自己的使命，他是这样写的：
“当法国占领鲁尔的消息传到我们的部门以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五六名军官便被立刻派赴德国……
我们立即在德国共产党内创立了三种类型的组织；一种是党的情报处，它在红军第四厅的指导下工作；另一种是作为未来德国红军核心的军事组织；最后一种是由少数人组成的‘武工队’，其作用是打击国防军和警察的士气。”[22]
以这个军官团为中心，在计划中便建立起一支正规部队的骨干组织，它不仅拥有总参谋部，而且拥有炮兵军官、机枪手、信号兵队等等。军事机器的特殊委员会接到任务，负责在存货充足的德国黑市上购买一切能弄到手的军火。这些武器囤积在各区的秘密总部中，将在政变前几天分发出去。人数较多的各个德国共产党人小组将接受四至五星期的基本军事训练，训练项目中包括进行好几天长途夜行军和游击战的演习。在这种演习计划中，通讯部门——包括一个自行车和摩托车联络线、许多报务员和信鸽——将发挥作用，把若干基干小组迅速变成一支集团军。
任何国防军军官愿意参加草创中的红军，这种表示都会被最慎重地考虑。他将被立即派到实际战斗中去，并担任较高级的指挥职位，但他的周围有可靠的同志进行监视。如果一个国防军军官表示愿意出力，除去有肯定的证据表明他是奸细以外，他都会在经过俄国专家的讯问后被纳入本区指挥部；而且，这一事实将对国防军中他的同志们宣布。计划中难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德国国防军的问题。军队将怎样反应呢？军官们是否又会主动带头，纠集起各种非法的军事组织，把它们联合成一支粉碎工人军事组织的队伍呢？在柏林，国防军在最初阶段将会拥有一切有利条件。计划所以把萨克森和图林根作为发动斗争的起点，部分就是因为在这两个邦没有强大的国防军分遣队。在这里可以迅速组织起一支群众性军队，看来是一望而知和毋庸讨论的。柏林，德意志共和国的象征，为勃兰登堡驻军所包围，被看成是最难占领的地点之一，但也是举足轻重的一个地点。决定对全国各地的一切党组织发出严格命令，要它们等待萨克森的发动信号。
托洛茨基完全同意和衷心支持德国革命的军事准备。他提供了不少技术性的意见；他对许多次要的细节都感到兴趣。他好几次同布兰德勒讨论了即将到来的这场斗争的复杂军事问题；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托洛茨基认为布兰德勒正是适合于领导暴动的人。在这几个星期中，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良好的、几乎是亲热的关系，他们都不喜欢季诺维也夫——布兰德勒在共产国际中的对头和托洛茨基在俄国的敌手。
左派领袖坚信所有这一切军事准备都毫无价值。他们知道党的军事机器是一种半瓶子醋的组织，许多脱离党的真正生活的党员都以此为藏身之所，而这些人一到紧急关头就会暴露他们的弱点。而且，左派领袖还认为，在库诺罢工之后，有利时机业已过去工人们现在感觉到，同英国的妥协会帮助德国经济走出困境。即使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要加剧冲突，重点也应该放在政治行动上，应该强调的是扩大工厂委员会的活动，加强由共产党解决危机的群众宣传和群众组织工作。我肯定，萨克森和图林根的联合政府决不会推动柏林或鲁尔，除非在成立联合政府以后，继之以——譬如说——工人委员会占领工厂，在一切工业中心公开组织武装，举行武装示威，最后建立平行政府工厂委员会的地区性或全国性委员会，宣布它们从此要统治全德国的愿望。国防军只能够通过革命工人组织的这种阵势被粉碎，而党的各种秘密机构则只能对之起辅助作用。脱离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展开，这些军事小组所能造成的，不过是很容易被当局镇压下去的孤立骚动而已。
在讨论过程中，布兰德勒一直在考虑一个可行的反计划。他心中明白，左派领袖比任何俄国观察家都更能看穿他的邪门外道，他的政策只有在消除左派领袖的批评后才能实现。因此，布兰德勒接受共产国际计划时提出一项条件，即我和马斯洛夫这两个著名的左派必须被留在莫斯科。围绕着这个问题，在俄国政治局的一个小组会内发生冲突。托洛茨基愿意接受布兰德勒的条件；据库西宁说，[23]经过激烈的斗争以后，季诺维也夫才给他的妥协性建议拼凑起一个微弱多数，按照这一建议，将放我回德国而把马斯洛夫留在莫斯科。根据德国共产党党章，是不能违背柏林党组织的意愿而硬把马斯洛夫留下的，该组织派他来仅仅是作为参加会议的代表，这时正在叫嚷着要他回去。扣留他的最方便办法是，要他向一个调查委员会解释他个人历史上某些不清楚的问题，同时答应在调查完毕后立即让他返回柏林。对于这样一种安排是很少有办法推脱的，因为对党的高级干部提出这类性质的怀疑，必须交由国际监察委员会审理。
在布兰德勒的坚持下，又决定了另一个奇怪的安排。政治局选定瓦西里·施密特[24]——工会主席托姆斯基的一位密友——担任我的个人顾问，在德国共产党人即将同反革命进行的斗争中帮助我。施密特的出面，目的在于保证柏林党组织服从军事纪律；在我们发生分歧的一切场合，他都可以用俄国政治局的名义把我压下去。他是革命暴动时期共产国际派到德国的四名代表之一；另外三个人是拉狄克（他领导着其余代表）、奥古斯特·古拉尔斯基—克莱恩和阿列克谢·斯柯布列夫斯基“将军”。
布兰德勒在10月9日（也许是10日）离开莫斯科。我在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看见托洛茨基正在向布兰德勒道别，他从克里姆林宫内自己的住处，一直把布兰德勒送到三一门——这是一种极其有礼貌的特殊表示。他们在那里站下来，在秋日午后的明亮阳光中，矮胖的布兰德勒穿着没有熨过的便服，风度翩翩的托洛茨基穿的是一套合身的红军军装。在谈过最后几句话以后，托洛茨基按照一般俄国习惯，亲切地吻了布兰德勒的两颊。由于对他们都很了解，我可以看出托洛茨基这时的确感动了；他感到，他在发生翻天覆地事件的前夕正在为德国革命的领袖祝福。我以一种年轻人的蔑视观望了这场深情的告别。我怀着最恶劣的心情穿过大门，坚信我们正在奔向灾难。
施密特和我利用假护照，通过埃特古伦一起进入东普鲁士。我感觉到拉脱维亚、立陶宛甚至德国的边防军都好像得到了通知，知道有一位俄国要人将从那里匿名经过，应该对他加以特殊照顾。
在旅途中，我们当然讨论到德国的形势。施密特是一个纯朴可亲的人，一个俄国工会活动家和优秀组织家，但是在一切外交政策问题上却都天真到了极点。他对德国的事情并不特别感兴趣，从来也没有研究过这个国家，他所知道的只是他在最近一些报告中谈到的东西。他特别向我问起工会状况。当我向他作了一般的党内报告，搬着指头数起工会中共有多少反对派的时候，他不禁摇起头来。“不好，太不好了，”他说，“工会可不应该分裂。”他还以同样令人心软的天真态度打听德国的其他情况，甚至包括地理，但最使我吃惊的问题却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柏林—肖恩堡的霍普特大街上有一家小牛奶店，这座店铺的里间就是党的各种秘密机关之一，在这里，柏林党组织的书记汉斯·菲弗尔[25]（绰号“卡片科维奇”，因为他爱摆弄卡片）坐在他的文件夹旁边，忙着繁琐的日常工作。我把施密特在这个地方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以后，他在柏林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当然，他出席了柏林委员会的一切会议，但他的德语水平有限，只能勉强听懂会议内容。[26]
全党总动员
我在10月中旬到达柏林后，发现党的态度已经完全改变。德共政治局并没有等待莫斯科会议的决定送来后再行动。早在9月中旬，已经有一大批俄国顾问和技术专家抵达德国——在他们当中，最突出的人物之一就是斯柯布列夫斯基将军。[27]当时，总指挥部表面上由德国党的七名中央委员组成，他们被授以领导革命的全权，可是，斯柯布列夫斯基却是总指挥部的一个幕后成员。他的主要助手之一是汉斯·奇本贝格尔[28]，在军警和帝制派组织中进行破坏工作的负责人。
党的政治活动同军事活动是严格分离的。凡是适合于参加军事组织的党员，都被本地党支部抽调出来，被赋与各种特殊任务。为了保护党的工作人员不致在暴动爆发前被捕，党命令上万名干部离开家住进地下军营，只许隔些日子回家探望一次。一部分红色百人团突击队住在集体宿舍里；暗藏的军火纷纷转移到各地的秘密武库，从那里可以很快地分发出去。军事工作部搜罗了一切被认为有重要意义的地区的军用地图，在上面标出了预备夺取的建筑物。制订了对警察和国防军兵营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此外，总指挥部还规定了柏林、萨克森和图林根红色百人团的集合地点，从而使计划达到周密完备的地步。
当然，这种准备工作并不是在全德各地都同样紧张。可是在工业中心和共产党组织的据点，它们的确开展得如火如荼，把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都吸收了进来。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工人在一个问题上是非常一致的，这就是，他们都要求对帝制派、希特勒分子、法西斯主义者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共同采取军事防御。从1923年夏季以来，德国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巴伐利亚早晚就要发生帝制派或法西斯分子的暴动。这一事实增加了人民对共产党准备军事抵抗的同情。鲁尔占领、通货膨胀和这种每天担心巴伐利亚发生法西斯政变的心理，大大冲淡了人们对已经存在四年的宪法程序的记忆。群众要求建立一个军事组织，以便同敌人的军事专业技术相对抗。
对这些准备工作，一般党员都衷心拥护，给予了它们以热情支持。在德国共产党人中间，要求行动的愿望还从没有过像现在这样普遍；在以前，当每一次要求他们投入军事行动时，下层党员总要呈现分裂状态。譬如说，在1921年3月，就有相当一部分最优秀的德国共产党人反对过“冒险主义”政策。在1923年以前，由于害怕同由军事专家领导而又残酷的反革命最后摊牌，德国工人运动中最优秀和最有觉悟的分子都不敢轻举妄动。可是到1923年9、10月间，情况却完全改变了。俄国政治局正式保证支持德国暴动，被人们热情地认为起有决定性作用。来到德国的许多俄国同志、取之不尽的基金（大部分是美元）、内行的准备方式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信心十足，相信这次一定会获得俄国的援助。
连恩斯特·托尔格勒[29]这样一个标准的白领工人，一个谨小慎微的保守分子典型，都抛下自己的亲人，离开他在柏林中产阶级郊区卡尔霍斯特的住家，在一个公共宿舍里睡了好几个星期，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从莫斯科回来以后，看到托尔格勒这一类人对待“暴动主义”的态度的变化，我感到大吃一惊。这些清醒的德国工人已经被一种革命的狂热感情迷住了。
总指挥部总是担心他们的准备工作会被国家的武装干预突然打断，其实在通货膨胀达到高峰的当时，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当左派要求大力支持全国各地自发举行的示威和罢工时，党的领导却回答时，我们首先还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以便在军事上做好准备。例如汉斯·菲弗尔就曾这样说：“同志们，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宣布总罢工。因为那样一来，资产阶级就会发现我们的计划，在我们发动以前把我们消灭。与此相反，我们应该使自发性运动缓和下来。让我们遏制我们在工厂中的组织和失业者团体，从而使政府相信危险已经过去。然后——在他们麻痹下来，误以为可以高枕无忧时——再让我们在一天晚上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突然发动决定性的打击，逮捕政府成员，进攻国防军军营，敲起最后决战的丧钟。”我把这种战略称之为“密谋革命”，这种革命是由一小撮人去进行的，然后在第二天早晨出其不意地拿到劳动群众面前。
布兰德勒从莫斯科回来以后，第一项决定就是把他的总部从柏林迁移到萨克森的总部德累斯顿。他向党解释说，这个步骤是为号召萨克森工人团结在党的周围所必需的，但实际上，党中央委员会撤出柏林的目的却在于使布兰德勒能方便地执行自己的政策，把共产党的行动限制在地方实验的范围之内，避免它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起义。
这时，党内已经不再有任何人反对加入萨克森政府了。现在，党已经接受“共产党入阁主义”，认为它有助于为军事组织建起一座堡垒，在柏林支部中，只有很少几个组织干部不相信这些俄国计划会行之有效。左派的头面人物恩斯特·台尔曼，在1923年9月以前本来是一直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社会民主党政府的，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却态度大变，对暴动战略产生了一种新的热情。
俄国政治局的顾问小组正确地估计了敌方力量，据他们推测，萨克森革命者必然要与之冲突的国防军部队，将不会超过十万国防军总数的一小部分。这些部队会从地下的黑色国防军那里获得多少支持，将取决于全国骚动趋向于何种结局。如果工人的部队首先发动，得以迅速控制住各个重要地点，民族主义力量的许多潜在支持者就会慑于声势，不敢出头，甚至会被吸引到革命队伍中来。因此，共产党部长的任务就是要武装五万至六万名萨克森工人，布兰德勒则保证把装备这些人的武器迅速分发出去。
[1]奥托·威廉·库西宁（OttoWilhelmKuusinen，1884年10月4日——1964年5月17日），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1911-1917年任芬兰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参与领导了芬兰革命，1918年流亡苏联，8月29日在莫斯科创建芬兰共产党，1921-1939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1946年库西宁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
[2]奥西普·阿伦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ОсипАроновичПятницкий，1882年1月29日——1938年7月29日），本名约瑟夫·奥伦诺维奇·塔尔西斯（ИосифОрионовичТаршис），生于沙皇俄国科夫诺省（今立陶宛）维尔克米尔一个犹太木匠家庭。曾当过裁缝学徒，后子承父业，当了木匠，参加了地下工会运动。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被捕，后逃脱，流亡德国。1903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在二大上支持列宁。1905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大，同年返回俄国，在敖德萨积极参加革命。1906年1月再次被捕，半年后获释。1908年再次流亡国外。1913年回国从事工会运动，1914年6月第三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莫斯科，入选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十月革命后，1919—1920年担任铁路工会主席，1920年在俄共（布）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1年担任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部长，1922—1934年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37年10月被捕，1938年7月遇害。1956年平反。
[3]《工人政治报》，莱比锡，1929年2月9日；转引自托洛茨基：《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纽约1936年版，第322—323页。这封信是由布兰德勒反对派在1929年刚被开除后发表的，用以回答对他们的这样一种指控，即：在1923年，他们曾不听俄国政治局的忠告，有意识地破坏德国革命。1927年，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全会上，季诺维也夫在向党提出的正式报告中引证过这封信。当时，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替自己辩护，因为人们要他为1923年10月德国的失败负责。
在官方的党史教科书中，对这封信是略而不提的；譬如说，波波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都说斯大林集团对德国共产党人是给予鼓励的。——原注
[4]亚历山大·斯托伊梅诺夫·斯坦波利斯基（АлександърСтоименовСтамболийски，1879年3月1日——1923年6月14日），保加利亚全国农民联盟（Българскиземеделскинароденсъюз）领袖，1919年10月6日出任保加利亚首相，1923年6月9日被军事政变推翻，被俘后经残酷折磨被处死。
[5]斐迪南一世（ФердинандI，1861年2月26日——1948年9月10日），原名费迪南德·马克西米利安·卡尔·列奥波德·玛丽亚·冯·萨克森－科堡－哥达（FerdinandMaximilianKarlLeopoldMariavonSachsen-CoburgundGotha），1887－1908年任保加利亚亲王，1908年保加利亚脱离土耳其后，于1908－1918年任保加利亚沙皇。一战爆发后加入同盟国。一战战败后，于1918年10月3日退位，流亡德国，从事科学研究。1948年死于德国。
[6]据《圣经》，所多玛和蛾摩拉这两个城市，由于居民作恶多端而被天上降下的硫磺与火毁灭，见《创世纪》第19章。——原注
[7]格奥尔格·季米特洛夫·米哈伊洛夫（GeorgiDimitrovMikhailov，1882年6月18日——1949年7月2日），1900年当选为索非亚印刷工会书记。1902年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1904年7月出席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出版委员会委员。1904年8月在全国工会同盟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工人理事会理事。8月23日被选为索非亚地方工人理事会书记。1905年8月被选为索非亚党组织书记。1905—1923年任全国工会同盟中央书记。1909—1919年任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中央委员。1913年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15年参与成立巴尔干社会民主党联盟。1919年5月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紧密派社会主义者）后，成为党的领导成员和共产国际领导人。1921年被选为巴尔干工会财务委员会委员、赤色工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理事会理事。1922年当选赤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3年参与领导九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923年12月当选为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主席团书记。1924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和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9年被指定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领导人。1933年因“国会纵火案”被捕，1934年被引渡回俄国。1934年4月29日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中欧地区局领导。5月23日被吸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1946年11月任保加利亚总理。1948—1949年任保共中央总书记。1949年7月2日在莫斯科逝世。
[8]格奥尔格·季米特洛夫的经历，是共产国际历史最富于启发性的方面之一，许多困难问题都可以透过他的经历找到答案。在二十年代，他成为共产国际在巴尔干半岛（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经常关心的一个主要地区）的主要组织者，从南斯拉夫到维也纳和柏林，他的总部定期迁移。在这些年代中，他树立了自己的声望，最后成为很少几个执掌大权的非俄国人之一（库西宁是另一个），他在共产国际中的权力几乎和政治局委员相等。
在纳粹政权刚建立时，1933年3月9日，他在柏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理人被捕。他同他的保加利亚助手布拉哥伊·波波夫和瓦西里·塔涅夫、德国人恩斯特·托尔格勒和荷兰人马里努斯·凡·代·勒贝一起，被控以纵火焚烧议会罪。戈林和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的舌战，是在全世界轰动一时的事件。纳粹和斯大林两方面都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而在各种想入非非的谎言和真真假假的一面之词使人眼花缭乱的情况下，当时是很难弄清楚真相的。可是，在高潮中，一件赤裸裸的事实却戳穿了精心编造的表面文章：经过纳粹法庭三个月的审讯，季米特洛夫最后被引渡给俄国。
当审判正在进行时，我在巴黎遇到了两个重要的证人——威廉·皮克和玛丽亚·雷泽。皮克当时很希望同我和马斯洛夫谈一谈，雷泽则是共产党议会议员和托尔格勒的密友。（她后来回到德国，成了纳粹的同情者，但这并无损于她所谈情况的可靠性；当时，她几乎每天都和托尔格勒的律师联系，从他那里打听到全部详细情况。）他们两人在各不相谋的情况下向我透露了相同的内幕消息，即季米特洛夫在走上法庭勇敢地发表他那长篇大论的演说以前，已经知道国家政治保卫局和盖世太保之间的秘密安排，知道他自己过庭后将获得自由。另两个保加利亚人也在商定的释放者之列，但是托尔格勒和凡·代·勒贝却未包括在内。皮克和雷泽对这件事都非常关心，可是出发点各有不同。皮克知道托尔格勒已经被政治局抛弃，害怕他也许会看破真相，在法庭上揭露两国政治警察之间的秘密交易。所以，当我看到他时，皮克正在忙着给一个将要到达伦敦的德国地下活动者准备安身之处，这个人将带来一项惊人的消息，说托尔格勒是出卖反法西斯事业的叛徒。玛丽亚·雷泽的反应当然是十分不同的；她后来写了一本小册子宣布同共产主义决裂，但对这桩事只含糊地影射了几句，因为她还希望挽救托尔格勒的生命，不愿意得罪盖世太保。皮克的信使果然到伦敦去了，用故意让人听见的方式散布了他的所谓秘密消息，但由于托尔格勒始终没有泄露季米特洛夫赖以得救的幕后安排，他们也就让这项对他的指责慢慢平息下去。凡·代·勒贝结果被处决，另外四名被告宣判无罪。“托尔格勒声色不动地谛听了并没有带来自由前景的无罪判决，季米特洛夫、波波夫和塔涅夫既没有表示轻松也没有表示高兴，只是安静地坐了下来。”见道格拉斯·里德：《德国议会纵火案》，伦敦1934年版，第331页。当保加利亚拒绝接纳它的三个本国国民时，俄国使他们成为苏维埃公民，于是，一架飞机把季米特洛夫、波波夫和塔涅夫送到他们新的祖国。
季米特洛夫在这样凯旋返回莫斯科以后，便成了第一号反法西斯殉道者，在共产国际中同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分居领导地位。在决定人民阵线政策的1935年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受到的欢呼几乎和斯大林本人一样热烈。在俄国战胜纳粹以后，他回到了保加利亚故国，从那时以来一直以最高明的恐怖主义传统方法进行着统治，但他的未来并不只限于巴尔干半岛的这一隅。他一直同德国共产党人以及他们所有的自由德国衍生组织保持特别密切的联系。假如有朝一日能成立一个斯大林主义的欧洲合众国，这个国家的主要官员之一也许就是格奥尔格·季米特洛夫。——原注
布拉哥伊·西蒙诺内·波波夫（БлагойСимеоновПопов，1902年11月28日——1968年9月28日），出身于乡村教师家庭。1919年加入保加利亚共青团。1922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1923年任索非亚地下共青团副主席，参加了九月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并担任共青团维丁区委书记。1924年流亡国外。1929年秘密回国，并担任保共中央委员兼共青团中央政治书记。1930—1931年任保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1年9—10月任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年流亡德国，并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德国代表。1933年在“国会纵火案”中被捕。1934年获释后流亡苏联，在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1935年被指控为“左倾宗派主义”。1937年被捕。1939年被判处15年徒刑。1954年获释后回国，在外交部工作。1964年退休。
巴西尔·康斯坦丁诺夫·塔涅夫（ВасилКонстантиновТанев，1897年11月21日——1941年10月9日），出身于革命者家庭。早年服役于保加利亚海军。1918年12月参加了“娜杰日达”巡洋舰水兵起义。1919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1921—1923年任鞋匠工会中央委员。1923年任普罗夫迪夫党委委员，同年参加了九月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南斯拉夫。1924年回国。1924—1925年任普罗夫迪夫区委书记。1925年任保共哈斯科沃军事组织副主席，同年在四月事件中被捕并被判处12年徒刑。1926年获特赦后流亡南斯拉夫，同年年底移居苏联。1931年秘密回国。1931—1932年任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3年3月赴柏林工作，不久因“国会纵火案”被捕。1934年获释后流亡苏联。1935—193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6年被指控为“左倾宗派主义”。1937年被捕。1938年获释后加入格别乌，在图瓦人民共和国工作。卫国战争爆发后参加红军。1941年10月9日在与德国空军交战中被击落，壮烈牺牲。
马里努斯·凡·代·勒贝（MarinusvanderLubbe，1909年1月13日——1934年1月10日），荷兰共产主义者。1925年进厂做工，因事故导致视力严重下降，同年参加了荷兰共产党青年组织，多次被捕。1930年参加荷兰国际共产主义者团体（GIC），倾向于委员会共产主义。1933年2月赴柏林，2月27日在国会纵火，当场被捕，在狱中被纳粹残酷折磨。1933年12月23日被判处死刑。1934年1月10日遇害。1967年部分平反。2007年完全平反。
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WilhelmGöring，1893年1月12日——1946年10月15日），纳粹战犯，1922年参加纳粹党，并任冲锋队领导。1923年参加啤酒馆暴动，失败后逃往奥地利。1927年回国，19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2年任国会议长。纳粹党上台后，成为仅次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在受刑前戈林服毒自杀。
玛丽亚·雷泽（MariaReese，1889年1月5日——1958年10月9日），德国作家、记者。出身于天主教教师家庭。一战中为法国战俘工作。1917年被捕并被判处五个月监禁，丧失教职。1919年加入社民党。1920—1924年任社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1928—1933年任国会议员。1929年退出社民党，参加了德共。1930—1932年任柏林《红色统一战线》杂志编辑。纳粹党上台后，于1933年2月流亡瑞典，一个月后在纳粹的干预下被驱逐出境，流亡苏联。国会纵火案审理期间赴法国，1933年10月退党，同年年底流亡萨尔盆地。1934年参加了德国托派组织“国际共产党人”。1935年回国，抛弃共产主义，转而支持纳粹，从事反共产国际活动。1944年“七·二〇政变”后短暂被监禁。二战结束后被法国特勤局逮捕，获释后脱离政治活动。
道格拉斯·兰斯洛特·里德（DouglasLancelotReed，1895年3月11日——1976年8月26日），英国记者、作家。一战中入伍。1921年进入《泰晤士报》工作。1928—1938年任《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期间报道了国会纵火案和吞并奥地利的活动，反对希特勒，对英国国内的绥靖政策持反对态度，拥护奥托·斯特拉瑟的民族革命论。二战期间公开鼓吹反犹主义。二战结束后狂热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仇视共产主义。晚年流亡南非，支持罗得西亚独立运动。1976年死于南非。
[9]亚历山大·佐洛夫·赞科夫（АлександърЦоловЦанков，1879年6月29日——1959年7月27日），1910年出任索菲亚大学教授，1923年月6月发动政变，推翻了斯坦波利斯基的农民党政权，并出任总理，建立法西斯政权，镇压共产党与工人运动，后投靠纳粹德国，1944年出任德国控制的保加利亚傀儡政府总理。二战结束后潜逃至阿根廷，并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10]鲍里斯三世（БорисIII，1894年1月30日——1943年8月28日），原名鲍里斯·克莱门特·罗伯特·玛丽亚·皮乌斯·斯坦尼斯拉夫·萨克森－科堡－哥达（BorisClementRobertMariaPiusStanislawSachsen-Coburg-Gotha），1918－1943年任保加利亚沙皇。
[11]卡尔·拉狄克：《保加利亚的失败》，载于《共产国际》，第27期，汉堡，1923年，第115—120页。原文是这样说的：“我们这里有2月9日的呼吁书，15日的呼吁书……”；但这显然是一个错误。——原注
[12]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波波夫（НиколайНиколаевичПопов，1890年12月24日——1938年2月10日），1906年加入孟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9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1—1922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哈尔科夫省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1926年任《共产主义》杂志编辑兼哈尔科夫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1925—1928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长。1928—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29—1933年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1933—1937年任乌共（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所长。1937年2—5月任乌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7—1929年，1933—1936年任乌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6—1937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5—193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
[13]参看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192页。——原注
[14]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Ulbricht，1893年6月30日——1973年8月1日），出身于莱比锡一个裁缝家庭。当过木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反对战争，在莱比锡参加了由舒曼领导的李卜克内西组织。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7年曾被监禁两个月。十一月革命后获释。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1年6月担任图林根地委书记，支持布兰德勒，1923年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同年汉堡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前往维也纳和布拉格工作。1928年至1929年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3年台尔曼被捕后接替了他的工作。1937年流亡苏联，在二战期间参加了自由德国委员会的工作。1945年返回德国，1946年统一社会党成立时担任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时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0年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60年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71年辞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1973年逝世。
[15]奥古斯特·塔尔海默：《1923年的革命是否为时已晚？》，第19页。——原注
[16]汉斯·冯·亨蒂希（HansvonHentig，1887年6月9日——1974年7月6日），犯罪心理学家。一战期间曾在西线和巴尔干作战。战后成为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参加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在1923年曾协助德共组织起义。1925年流亡苏联。1935年流亡美国，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担任助教。此后曾在科罗拉多大学、俄勒冈大学、爱荷华大学、堪萨斯城大学等多家大学任教。二战后返回西德，在波恩大学任教。
[17]沃尔德马尔·洛泽（WoldemarRose，1897年3月11日——1939年1月20日），化名彼得·亚历山大洛维奇·斯柯布列夫斯基（Пёт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коблевский），也曾用过“戈列夫”（Горев）这个化名。出身于里加一个德裔工人家庭。一战期间参加了俄军中的拉脱维亚步兵团，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1918年参加俄共（布），内战期间先后担任旅长、师长，并因作战英勇而荣获红旗勋章。1923年潜入德国，协助德共进行起义的军事准备工作。1924年3月被德国警察逮捕，1925年被判处死刑，但未被执行，1927年被苏联政府用德国间谍交换回国。回国后继续在红军中工作。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
[18]巴甫洛夫斯基〔瓦尔加〕：《在德国发生决战以前》，汉堡1923年版，第42、47页。——原注
[19]共产国际从未否认过它在1923年保加利亚暴动中的作用。恰恰相反，在斯大林主义的光荣革命史中，很有几页是用以记述在巴尔干的这一行动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9月23日爆发了保加利亚工农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建立工农政府的起义。作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权代表，季米特洛夫起了首要作用。”见斯合拉·布拉戈耶娃：《季米特洛夫：一个革命家的生平》，莫斯科1934年版，第50页。
斯合拉·季米特洛娃·布拉戈耶娃（СтелаДимитроваБлагоева，1887年10月3日——1954年2月16日），保加利亚革命家迪米塔尔·布拉戈耶夫的女儿。1915年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1919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1919—1924年任布拉戈耶夫的私人秘书。1925年被捕。1926年获释后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1945年回国。1946—1949年任大国民议会议员。1948—1950年任保共中央候补委员。1949—1954年任驻苏联大使。1950—1954年任保共中央委员。1953—1954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54年在莫斯科逝世。
在1933年11月23日的议会纵火案审判中，季米特洛夫吹嘘过他在保加利亚事件中的作用。“我为英勇的九月起义而骄傲。我唯一的遗憾是，我和我的党当时还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没有能够成功地组织和领导好这次由无产阶级带头发动的历史性群众起义。”同上，第51页。——原注
[20]“共产国际的核心是很少为人所知和从来不被宣扬的‘国际联络科’，这个机构按他的俄文开首字母简称为‘OMS’。在进行大清洗以前，领导OMS的是〔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在沙皇统治期间受过散发违法革命宣传品的实际锻炼。……作为OMS的领导人，他实际上也是共产国际的财政部长和人事室主任。”见克里维茨基：《斯大林的特工部内幕——一个前苏俄西欧情报处领导人对俄国秘密政策的揭露》，纽约哈普尔兄弟出版公司1939年版，第51—52页。
柏林国际联络科最重要的负责人之一，米罗夫—阿布拉莫夫在1937年被处决，罪名是曾把当时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人雅戈达给他的大量金钱转送给托洛茨基。事实上，米罗夫—阿布拉莫夫并不是托派；作为一个共产国际的实际工作者，他知道的东西未免过多了。——原注
[21]瓦尔特·赫尔曼诺维奇·克里维茨基（ВальтерГермановичКривицкий，1899年6月28日——1941年2月10日），本名萨穆埃尔·金斯贝格（SamuelGinsberg），出身于奥地利加利西亚的一个犹太家庭。1917年参加十月革命，1919年参加俄共（布），1921年进入工农红军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23年曾前往德国协助准备起义。1937年被派往海牙主持地下工作。大清洗开始后，克里维茨基与好友伊格纳斯·瑞斯先后逃亡国外，并在巴黎接触过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1938年流亡美国。披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在非美活动委员会作证。1941年神秘死亡。
[22]瓦尔特·克里维茨基：《斯大林的特工部内幕》，第38—39页。克里维茨基对恐怖组织特别感兴趣，并对他们怀有一定敬意。这和他几乎轻视所有合法的共产党组织形成了鲜明对比。据他说，这些小组全是由具有狂热信仰的优秀战士组成的。
“我还记得一个这样的小组一次集会的情景，这是9月的一天晚上，共产党暴动前不久，地点在埃森市内。我记得他们是怎样聚集到一块来接受命令的，他们的态度非常安静，几乎近于庄严。他们的指挥员简短地宣布：‘我们今晚动手，’
于是，他们沉着地掏出手枪，对它们作了最后一次检查，以后便一个接一个地鱼贯而出。第二天，埃森报纸就登出了发现一名警官被暗杀、凶手不知何人的消息。接连好几个星期，这些小组在德国各地神出鬼没，把一些警官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其他敌人干净利落地收拾掉。”（同上，第43页。）——原注
[23]《对“德国革命”的歪曲描绘》，《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一书中的一章。英国共产党编，1925年伦敦版，第350—351页。——原注
[24]瓦西里·弗拉基米洛维奇·施密特（Василий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Шмидт，1886年12月29日——1938年7月29日），1905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07年至1911年流亡德国，1911年返回俄国，参加地下工作，二月革命后担任彼得格勒市委书记，1917年11月至1918年10月任副劳动人民委员，1918年至1928年任劳动人民委员，1928年至1930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1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18年至1919年、1925年至1930年两次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6年至1930年两次担任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
[25]汉斯·菲弗尔（HansPfeiffer，1895年4月24日——1968年4月3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机械工人。1913年参加社民党，在瑞士时曾接受无政府主义，1914年前回到社会民主党。一战期间因病免于服役，在柏林积极同明岑贝格周围的青年团体联系，后参加斯巴达克斯派。1917年参加独立党，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擅长组织建设，1919年起任柏林—勃兰登堡地委书记，负责组织工作。1923年1月入选中央局，1923年4月同左派决裂。1924—1925年被监禁，后反对左派，在柏林负责组织工作，随后去了莫斯科和布拉格。1933年纳粹篡权后被捕，1934年被判三年监禁。后回厂工作。战后参加共产党和统一社会党，未担任重要职务。
[26]瓦西里·施密特生于1886年，1905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主要致力于组织圣彼得堡的五金工人。从1918到1928年，他担任劳动人民委员和全俄工会理事会书记；在一段时间内，他还担任过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由于同托姆斯基有联系，他被免去工会负责工作，降为农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由于继续同右派集团互通声气，他被免去一切职位，从事经济工作。1938年，维辛斯基在审判布哈林时提到他，说他曾帮助托姆斯基进行反对派的阴谋活动。不过，他并没有在审判时或以后露过面，多半是在清洗中被处决了。——原注
[27]同两个德共党员马尔吉斯和费利克斯·诺伊曼一道，他是1925年2—4月在莱比锡开庭的所谓“契卡审判案”的被告之一。在筹备1923年的暴动时，“德国契卡”曾计划暗杀冯·塞克特将军和乌戈·施蒂内斯等人。
海因茨·诺伊曼（他并不是费利克斯的亲属，但也和这类暗杀计划有牵连）曾带着孩子气的骄傲告诉我，他有许多天早晨曾如何观察过惯常在动物园散步的塞克特，想找出最合适的埋伏地点。甚至像塞克特这样一个至死都鼓吹同红军合作的人，竟然也变成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暗杀目标，这一点其实不足为奇。因为在德国活动的俄国特工人员都很有政治头脑，他们当中肯定有人反对同国防军合作，而塞克特则被认为是最能给予共产党政变以有效抵抗的一个军官。柏林支部也许受到了组织一次挑衅行动的鼓励，因为在秘密机构成员中，以恐怖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已经成为他们爱用的一种方法。不过，费利克斯·诺伊曼组织的恐怖团，只真正暗杀过一个人，即加入过党的一个理发师、“叛徒”约翰·劳施。
1925年，红军和国防军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好，共产党暴动的危险似乎已经过去。所以，审判与其说是一次严肃的审问，倒不如说是一场闹剧。法庭和报纸串通把问题搅得稀里糊涂，故意强调德国契卡方面那些使整个事件显得很可笑的不重要的细节。斯柯布列夫斯基被控以这样的罪名：为了购买炸药、达姆弹、毒菌、炸弹和其他军火，他收到过二十万美元。
这次审判是很少几件客观证据之一，表明一批重要的俄国军事专家曾在1923年被派到德国。在这次审判中，一般德国公民把大部分证据都当作平庸的闹剧，可是事实上，就连某些看来最荒唐的细节也都是非常真实的。海因茨·诺伊曼曾和我讲过他同他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朋友们试验霍乱菌的故事。他们拿感染过细菌的白菜叶喂兔子，可是，由于他们在技术上不内行，细菌全死去了，结果，兔子吃了菜叶竟长得很肥。写给敌对者的恐吓信确实署名“红猫团”；这种荒唐作风在深受“无产阶级迷信”影响的毛孩子中是很流行的。参看阿尔图·布兰特博士：《契卡审判》，柏林1925年版。
马尔吉斯和费利克斯·诺伊曼被判长期徒刑。马尔吉斯变成了党的殉道者，但是诺伊曼由于供出了某些组织细节，被共产党机器斥责为奸细和叛徒。他获释出狱后，便永远隐姓埋名。斯柯布列夫斯基被判处死刑，但始终没有执行。在审判德国契卡的同时，莫斯科也举行了一次审判，被告中有两个大学生卡尔·金德曼和特奥多尔·伏尔施特，以后，俄国用这两个人换回了斯柯布列夫斯基。
这两个年轻人曾经同另外一个大学生、爱沙尼亚人马克斯·冯·迪特玛一道，带着写给卢那察尔斯基和克鲁普斯卡娅的介绍信去俄国，写这些介绍信的有律师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奥斯卡·柯恩、特奥多尔·李卜克内西等人。在一封写给捷尔任斯基的信中，金德曼承认他们曾策划暗杀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捷尔任斯基本人。据起诉书宣称，三名被告（以及一个叫鲍曼的第四名被告，这个人在审判时没有出庭）都是保民团团员。当时才二十三岁的海因茨·诺伊曼，在审判时以一个熟悉保民团和德国其他法西斯组织的专家资格出庭作证。
在这次莫斯科审判后，金德曼度过了一段惊险生活。在他同伏尔施特作为斯柯布列夫斯基的交换品回国几年后，他出版了一本关于他在莫斯科的经历的书，题为《在莫斯科停尸所中的两年：莫斯科大学生阴谋案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方法》，柏林1931年版。1938年，他作为纳粹间谍去东京，1945年10月29日在那里被美国占领军当局逮捕。——原注
鲁道夫·马尔吉斯（RudolfMargies，1884年2月25日——1937年5月31日），早年担任木匠。1904年加入社民党和德国文员协会，多次被捕。一战中入伍。十一月革命期间参加独立党。1920年加入德共。1922年因开枪击毙一名警察被捕，并被判处15年徒刑，后获大赦。1923年在德共军事政治机关（M机关）和德国契卡工作。1925年被判处15年徒刑。1929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名誉主席团成员。1930年获大赦。1931年流亡苏联，参加了联共（布）。1936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捕。1937年遇害。
阿尔图·布兰特（ArthurBrandt，1893年6月21日——1989年1月24日），德国律师。1925年在德国契卡审判中为德共辩护，审判后参加社民党。国会纵火案后流亡英国。1938年流亡美国后继续从事律师工作。1954年返回西德，推动平反国会纵火案。1970年退休后移居瑞士。
卡尔·金德曼（KarlKindermann，1903年2月15日——1983年10月17日），德国古典文献学家。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24年赴苏联进行间谍活动，后被格别乌逮捕并被判处死刑。1926年获释后回国。1933年起为纳粹党服务，参加反共活动。1940—1945年任盖世太保驻日本代表。二战结束后被美军逮捕。1947年获释后返回西德工作。1951年被解除一切职务。
特奥多尔·伏尔施特（TheodorWolscht，1901年9月23日——1945年4月20日），德国学生。早年参加了技术应变组织，破坏工人罢工。1924年赴苏联进行间谍活动，不久被捕并被判处死刑。1926年获释后回国。其后的情况不详。
马克西姆·纳波利诺维奇·冯·迪特玛（МаксимНаполиновичфонДиттмар，1902年4月17日——1926年3月23日），德裔爱沙尼亚间谍。1924年赴苏联进行间谍活动，不久被格别乌逮捕。1925年被判处死刑，但未执行。1926年死于狱中。
[28]汉斯·奇本贝格尔（HansKippenberger，1889年1月15日——1937年10月3日），当过银行职员，也曾为多家外国报纸当过通信员。一战期间曾当过军官，多次负伤。1918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2年起担任党的地下军事机关领导人，在1923年汉堡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堡起义失败后流亡莫斯科，1924年返回德国参加地下工作，组织德共的军事机关。1928年至1933年当选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组织地下活动。后流亡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
[29]恩斯特·托尔格勒（ErnstTorgler，1893年4月25日——1963年1月19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10年加入社民党。一战中入伍，退役后参加了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加入德共。1924－1933年任国会议员。1927－1929年任德共国会党团副主席。1929－1933年任德共国会党团主席。“国会纵火案”后向纳粹当局自首，试图摆脱德共嫌疑，后无罪释放，1935年获释，同年被开除出党。二战后试图返回德共，但被拒绝。后定居汉诺威，返回了社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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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库诺罢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三部分1923年的共产党暴动
第十四章库诺罢工
·内战在酝酿中
·工厂委员会对工会
·纸币印刷厂的罢工
1923年春季和初夏，鲁尔危机越来越接近高潮。通货膨胀使经济生活完全解体；外汇官价银行每星期只挂牌两次，黑汇交易空前活跃。企业家要求政府批准他们印发本单位“救急通货”的申请书，成千上万地堆在德国财政部长身边，而不少市议会则已确实开始发行这样的通货以支付公务人员的薪金。在6月，一英镑值五十万马克，到7月便增至一百五十万马克，到8月，一英镑竟可换取一亿二千万马克。
中产阶级的下层受到的打击最重，纷纷破产。“生意照常”是一句莫大的谎话，就小商人和农民说来尤其如此，因为他们卖出的是有价值的商品，拿到手的却是无价值的纸币。因此，尽管这一年丰收，农户仍然死抱住他们的收获物不放，从而加重了工业区已经危险的粮荒。
经济生活的这种解体危及魏玛共和国的法律结构。公务员同国家丧失了联系；他们的菲薄薪金丝毫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日常需要；他们感到自己像是坐在一条失去方向舵的船上。同情骚动者的警察，失去了镇压反饥饿示威的战斗精神；对于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破坏小组和秘密军事组织，他们也熟视无睹，不加过问。汉堡是如此紧张，以致警察都不敢对饥民抢劫食物进行干预。8月，汉堡港码头工人的大规模示威导致骚动。措伊彻尔写道，“不小一部分警察被视为不可靠；他们同情工人阶级。”[1]库诺政府由于支持黑色国防军和挑唆鲁尔的破坏活动，自己削弱了自己的法律地位。
内战在酝酿中
莱茵—鲁尔和巴伐利亚的脱离运动有了新的高涨。鲁登道夫将军感到决定大局的时刻即将到来，在慕尼黑非常活跃。他继续给予帝制派以有条件的支持，另一方面则开始同正在兴起的“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者军事组织”——纳粹运动当时的名称——结成联盟。从1918年以来，逃亡到荷兰的霍亨索伦王室第一次真正有了希望，有可能在魏玛共和国崩溃后复辟。他们派遣数以百计的信使分赴世界各地，加紧同军队和实业界搭上旧关系。
在1923年夏季的这最初几个月中，希特勒的名字开始传播到慕尼黑以外。巴伐利亚邦政府公开反抗中央政权，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宣布独立。巴伐利亚的这种分离主义得到法国政府赞助；某些法国联络人甚至和希特勒的组织取得联系。[2]
7月间，莱茵—鲁尔区的分离主义运动也达到新的高峰。到处谣传分离派领袖之一约瑟夫·施梅茨将要求国联承认鲁尔共和国。工会（包括莱茵区的工会在内）扬言：如果鲁尔宣布独立，它们就将以另一次总罢工相抵制。鲁尔和莱茵区的天主教士吁请庇护教皇[3]用他拥有的一切手段阻止莱茵—鲁尔脱离德国。
7月13日，以参加卡普暴动叛国罪等待受审的埃尔哈特上尉逃出莱比锡监狱。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庆祝了这一件“民族功绩”，接着又举行了一系列向旧军队致敬的示威。鲁登道夫宣布了他的新口号，“跟着上帝，为了人民和自由！”。这同帝制派的口号“为了上帝、德皇和祖国！”大为不同。他并且开始发动一个为“民族殉道者”阿尔伯特·列奥·施拉格特树立纪念像的运动。
在这种谣言蜂起，到处风传德皇即将由荷兰归来、巴伐利亚即将叛变、莱茵区即将脱离德国等等的气氛中，工人阶级的反抗日益加剧。工会领导者大为恐慌，害怕出现一种他们无法控制的局面。他们不断地（例如在5月25日和6月1日）催促共和国政府同法国政府达成协议。社会民主党在每周一次的声明中一再指出通货问题“必须解决”，政府也总是作出解决它的保证。但是，德国全国进出口贸易协会却反对一切有计划地控制外汇的企图，认为这会危及自由企业精神。
工资与薪金同经济现实完全脱了节。库诺政府要按黄金征税；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对“实际价值”实施资本特别征税；工人则继续要求把重工业收归国有，从而威胁到政府本身的存在。共产党人当真把茨维考附近的一个煤矿占领了几天。他们宣布将自行经营煤矿，但很快便被党中央委员会逐出。在柏林、德累斯顿、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曼海姆、科隆等地，抢面包骚动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
与此同时，法国人加紧了他们对莱茵—鲁尔区的控制。巴门市被课以巨额罚金；波鸿的化工厂被占领；埃森附近的矿山和莱茵河—易北河运河旁的炼焦炉被夺取。8月初，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在赔款煤未能照规定运出后，下令夺取占领区的矿山。民族主义破坏团加剧活动。在8月头几天，当有人向杜塞尔多夫的法国军队投掷手榴弹时，法国人把该市的德国警察局长逮捕。民族主义者于是以重新在城内投弹相回答。法国人大肆逮捕，对被捕者判处重刑，但是并不能制止破坏者的活动。在同几周内，埃森和许多其他城市也发生类似事件。
到7月末，库诺内阁便已濒临崩溃边缘。国内外都认为它即将辞职，并且不认为它的继任者将只是另一个议会组合。人们期待着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事实上，人们认为这种变化早就该发生了。
改良共产主义对党的下层已不再有任何吸引力。1923年夏季，地方组织纷纷为更激进的分子所掌握，这是一些十六岁就被送上前线的青年工人。他们从前方归来，结了婚，始终囊空如洗。他们在十六岁便扔过手榴弹，十七岁参加和平示威，十八岁投入罢工和内战。巴伐利亚的法西斯主义者向红色的萨克森进军，是一种眼看就要发生的危险。法西斯组织每天在工人居住区进行的袭击，使工人的愤怒情绪达到顶点。工人们愈来愈感到难以忍受，每天都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各工业中心对所有负责领袖消极无为的危险态度极其不满。
一般共产党人开始越来越致力于建立军事编制。党的保安机构已经为“红色百人团”即一种由精力旺盛的斗士组成的突击队所代替；对于党的下层来说，当前的任务就是立即扩大这种军事计划。红色百人团的组织旨在把非党同情者拉入支持党的行动中。工会主义者、中央党党员、共济会会员和热情的天主教徒，都为它们所欢迎。它们按照各自所属的工厂取名——例如西门子百人团、鲍西格百人团等等。
在组织百人团的问题上，党内的冲突发展得十分激烈。对党员群众来说，红色百人团是1918年的工人委员会在新形势下的再现，他们意识到，通过这类地方组织的武装部队，他们也许能找到摆脱柏林和莫斯科纪律束缚的方法。布兰德勒的“AB政府”（即工农政府，在德文中，工人和农民这两个名词的开首字母分别为A和B）口号，在左派共产党人中得到的响应很有限。另一方面，中央委员会则力图把百人团变成仅仅搞一些宣传活动的机构。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右派共产党人试图树立一种改良共产主义政策的范例，把他们的活动集中在“限价委员会”、家庭主妇与失业者委员会、消费者委员会等组织上来和通货膨胀进行斗争。这些委员会同工厂委员会统一行动，他们打算使这两类组织都成为邦政府的永久性经济咨询机构。在组织这两类包括了全体工人并且可以吸收中产阶级和农民的团体时，右派希望能为萨克森和图林根的议会制工人政府创造出群众基础。通过这种积极措施的实际后果，这个示范性地方政权将会吸引大多数工会主义者实行同样的政策，从而为全德国的议会制工人政府创造条件。他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些形形色色的自发性委员会合法化；工厂委员会将合并成一个“雇员委员会”，这是一个专门处理劳工问题的常设咨询机构，它的地位以后要通过立法手续固定下来。由此看来，改良派共产党人也打算使旧的工厂委员会概念适应于新的环境，但却是按照他们对鲁尔危机的理解来这样做的。
社会民主党人对警察的控制，妨碍了红色百人团在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发展。地方政府不想由于容忍激烈的百人团运动而加剧它们同共和国政府的冲突，因此，在这几个邦里，百人团变成了正规警察的辅助组织，配合他们同黑市商人作斗争。在这些地区，百人团从没有达到过它们在已被占领和没有了法律的莱茵—鲁尔区那样的声势。
1923年3月末在萨克森成立的第一届蔡格纳政府，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多数为基础，但并没有共产党部长入阁。商店主们经常担心发生抢劫和骚动，不断呼吁邦政府为他们这种提心吊胆的处境设法。企业组织向共和国政府抱怨萨克森的情况，诉说工厂面临威胁，将会由于破坏活动而受到巨大损失。限价委员会和蔡格纳政府定期举行会议，但是从没有取得任何成绩，因为萨克森政府无权过问共和国的经济。这些委员会担负的任务、即想控制脱缰野马似的物价，是不可能完成的，它们所能做的顶多是组织一些抗议集会，以及通过对杂货商个人采取联合行动，试图对上涨的物价作某些限制而已。委员会的全部狂热活动只收到一个成效——大赦政治犯和小偷。
汉堡和柏林的左派共产党人，认为蔡格纳政府同限价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之间的这种合作，只会对工厂委员会运动的革命潜能起一种抑制作用。在他们看来，共产党人支持的萨克森社会民主党政府，与其说是帮助、还不如说是阻碍了工会同共产党工人结成反对库诺内阁的统一战线。在柏林和汉堡，百人团和限价委员会得到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在这两个主要工业区，政府甚至对由自下而上进行干预的形式都表示反对。在这里，“有组织的无组织群众”的自发活动，时常发展为小规模巷战。
在东普鲁士，由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农业工人罢工迅速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参加罢工者达十二万人。这次罢工使得过渡中的德国已经够复杂的局面又增加了一个新因素；在此以前，农业工人一直是沉默的，对事件不发生影响。1918年以后，正式的农业工人工会经历了一次重大危机。艾伯特政府首批通过的法令之一，就是宣布农业工人有权组织工会，而在德意志帝国时代，他们并没有这种权利。农业工人工会发展成为德国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在1920年，它拥有八十六万名会员。可是，到1923年，其会员数目已经下降为十五万人。各种反对派的农业工人工会相继成立——例如德国农林业工人工会，在此期间就曾举行过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种民族主义集团也开始为它们在农业工人中的影响而斗争。
在马里恩威德和皮尔卡伦地区，罢工特别激烈，派去保护这些大地主的警察和“特诺”[4]辅助部队遭到枪击。产业工人对这些农业工人表示极大同情；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一道开会，成立联合小组。在东普鲁士的罢工以后，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马格德堡、黑森—卡塞尔和莱比锡附近，也相继发生规模较小的类似运动。在马格德堡，当社会民主党警察总监逮捕了罢工委员会全体委员时，他遭到社会民主党下层党员的反对。马格德堡的农业工人号召该地区的工人声援他们，产业工人以自己的罢工作为回答。在梅克伦堡的戈德贝格，农业工人夺取了民族主义者暗藏的武器，向大庄园主的住宅进军，威胁着要逮捕他们，并且进一步搜索民族主义分子暗藏的武器。
在市议会中，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处于失业者和最贫苦工人阶层的强大压力之下。人们掀起了申请的浪潮，要求供应儿童免费牛奶、设立公共食堂、分发衣服和煤炭、延期缴纳房租等等。有三百个以上的市议会——其中包括大约七千名共产党议员——通过了批准这些请求的议案。共和国官员干预这些地方性活动的企图，一般都没有效果。靠近埃森市的一个小市镇罗特豪森，为它的居民采取了一个又一个内容无所不包的救济措施，结果，普鲁士政府急忙派遣一个代表到那里去防止“社会主义”；邦政府代表通过把该镇并入埃森市的办法，才算除掉了这个共产党政府。
工厂委员会对工会
通货膨胀使德国工会发生了它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一般工会主义”的一切工资政策，都由于经济解体而变得毫无意义。
1918年以后，德国发生过的罢工有两种：一种是内战时期所特有的自发罢工，另一种是工会领导的正式罢工。后一种罢工只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才开始，并且谨慎地恪守合乎宪法的路线，遵循着卡尔·列金在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传统。工会通过周密的准备，领导这类罢工走向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在1918年以后，这些胜利主要是依靠它们同共和国中央和邦政府协调行动而取得的），从而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可是现在，工会在漫长的年代中赢得的地位，却由于1923年的通货膨胀而在几个月内全部丧失。
通货膨胀对工会的一个特殊影响，涉及到地方上的工会组织者，保守的劳工政策在工会中的支柱。这些地方领袖都是来自工作台畔的工人，以他们本行的特殊技术出人头地，但在行为和思想上却能代表一般工人。他们的报酬不多，但是在疾病和残废保险方面得到某些照顾，并且有希望在做了几十年工作后得到退休年金。然而，通货膨胀不仅使他们的工资丧失了购买力，而且粉碎了他们那种生活可以无忧无虑的幻想，因此，大多数工会下级干部本身这时都开始鼓吹革命变革。1924年初，在风暴已经过去以后，德国工人联合会的官方公报对这段时期的情况作了以下总结：
“德国政府拥有镇压暴动的非常权力，但它只用这种权力来对付左派暴动主义运动。共和派工人感到气愤的是：一方面，军事机器被用来撤换萨克森政府，封闭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在图林根建立独裁政权；另一方面，埃尔哈特的武装匪帮却逍遥法外……在1918年以后被我们争取过来的这数百万人中，已经有好几十万人离开了我们，因为贫困和匮乏摧毁了他们对工会的信仰。”[5]
对工会来说，工厂委员会的地位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他们过去尽量缩小这类委员会重要性的努力中，工会官僚曾经设法使工厂委员会从属于官方工会组织，从而赢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但是，委员会和工会组织者之间的斗争从来也没有完全中止过。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工厂委员会开始在代表工人向企业主提出要求方面再次带头。工会方面领取工资的专职干部力图把这种活动包揽在自己手上，但却被志愿出面的委员会领袖代替了，因为工人更信任他们。
在同工会公开进行的竞争中，工厂委员会开始组织区域性的和地方性的代表大会。这种冲突在选出十五人委员会时达到高潮，该委员会由全国各地的工厂委员会代表组成，总部设在柏林。
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人们有意识地避免了“苏维埃”这个字眼，这样做部分是由于1918年德国苏维埃组织的软弱和没有效率，已经使它名誉扫地，部分也是因为人们对俄国苏维埃的批评和不信任日益增长。每当共产党人试图提出德国苏维埃的口号时，他们在工人中间总会遇到强烈反对。工厂委员会有意识地以下列方法提高自己的声望：一方面，他们把自己说成是真正德国式的工厂组织“工厂代表委员会”的后继者，另一方面，它们又使自己和那个曾在世界大战最后一年为推翻帝国政府作准备的运动传统结合起来。
从1918年以来，一个处于政党和工会之外的工人组织第一次变得越来越得人心。与此同时，工会的势力削弱了；德国工人联合会到1922年年底还拥有七百八十万人，1923年间便下降为五百七十万人。[6]
纸币印刷厂的罢工
通货膨胀使得平常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变得毫无意义，通货膨胀大大减少了工会的一切斗争。[7]在通货膨胀的紧急时期，斗争时间必须很短，因为一过几天，它们的目的就会失去实际意义。1923年间，没有取得结果的罢工次数要比前一年高得多；许多次斗争不得不在达成协议以前被放弃。
随着通货膨胀的日益发展，国家印刷局印发纸币的速度赶不上形势需要。为此，特地设立了辅助印刷工场；国家银行保证到8月4日供应给所有的人以足够的纸币。同一周内，国家印刷局中的共产党小组使纸币危机达到最高潮。这些印刷工人平日本来是有节制的保守派典型，这时却决定把德国的命运掌握到他们手上，从它最怕受攻击的地方——纸币印刷机方面打击库诺内阁。他们举行了罢工，成心要推翻库诺内阁，为全国范围的叛乱点起信号。正如印刷工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他们的行动瘫痪了国家机器。纸币储备在几小时内便全部告罄；不论是对公务员或其他任何人，都付不出任何工资。
印币工人的行动激起了8月10日的一次群众性罢工，罢工迅速呈现出内战形式。柏林的交通全部停顿；有限的煤气和电力只供应紧急用途；发电厂关闭了，切断了供应德国重要工业部门的电力。
在柏林工人的压力下，该市工会理事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是否批准已经在柏林地区全部实现的罢工。假如首都的工会理事会批准罢工，德国工会联合会和全国各地的社会民主党支部就会给予罢工以全力支持，从而使人们早就盼望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成为一个强大的革命运动；但它当时却没有作出批准。理事会开会时邀请各社会主义政党派代表参加，共产党第一次在被邀请之内；这一非常步骤本身就表明了工会主义者当时的情绪。奥托·维尔斯[8]、保尔·赫尔茨[9]和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代表社会民主党；奥托马尔·盖施克[10]、弗里德里希·赫克特和作者本人代表共产党。这是一次戏剧性的会议；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的命运，又一次被放到了天平上。讨论是炽烈的。古斯塔夫·扎巴特[11]，一个典型的柏林老工会领袖，以及同他在一起的全部老工会官僚，几乎就要支持罢工，但是受到了政治领袖、社会民主党人维尔斯的抑制。这样，就和卡普暴动时期一样，工会领袖再次表现出他们比社会民主党更能判明局势和采取有效行动。卡尔·列金的这些学生和信徒固然继承了他的缺点，但也具有他的政治常识和行政才能。假如工会领袖曾经支持罢工，库诺的继任者就会是一个工会活动家；那样，德国就会有一个工会政府，支持着它的工人战士有能力应付有产引起的一切后果。
8月10日，共产党人在议会中提出一项不信任案。11日，库诺辞职。这时，柏林的罢工已经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发展到了德国中部、瓦塞尔坎特、莱茵兰、斯图加特、上西里西亚、图林根和东普鲁士，其规模只有1919—1920年的大罢工可以相比。许多城市中发生骚动；8月11日，在汉堡、盖尔森基兴、克勒菲尔德、阿亨、莱比锡、德累斯顿和腊契布，有三十五名工人被杀，一百名受伤。8月12日，汉诺威、罗特豪森和盖尔森基兴发生反饥饿骚动，有三十多名示威者被杀。同一天，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组成新内阁，阁员中有四名社会民主党人，其中由鲁道夫·希法亭担任财政部长。
外国观察家一致认为：社会革命的威胁在德国指日可待，几天以后就会最终决定大局。显得最荒谬的是，相信德国不可能走向革命的唯一集团，竟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心向前挺进的工厂委员会，从它们的共产党领导人那里遇到顽固反对。布兰德勒中央委员会被运动的气势吓倒了，它那套在魏玛宪法范围内有组织地谋求进步的改良共产主义时间表，已经完全为这一运动所打乱。假如罢工继续下去，它就显然会发展成为内战，而结果就不会仅仅是以另一个仍然保存议会制的联合内阁来代替施特莱斯曼政府。
罢工开始以后，中央委员会便离开党在罗森特尔街的总部，只留下几个不重要的工作人员在那里负责看守，它本身则转移到了一个地下本部。这一愚蠢行为——在罢工当中，本来是谁也不敢触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只能妨碍首都和外省之间的联系。中央委员会派弗里德里希·赫克特从柏林指导罢工，指示他必须把罢工限制在经济要求上，并且要尽可能快地使之结束。布兰德勒坚持停止罢工，因为它并没有得到德国工人联合会的正式批准。柏林党组织和布兰德勒截然相反，要求把许多地方性的罢工统一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反对库诺内阁的运动。左派的理由是：在最初阶段，工会领袖可能不肯正式批准，但以后将不得不在事实上赞同和屈服。关于如何争取工会正式支持的这一讨论，是以对整个政治危机的相反理解为基础的。
地方党委会等待来自柏林的命令，它们希望避免同军队孤立地发生冲突，准备等到被认为是掌握在中央委员会手上的武器分发下来以后再行起事。这种在革命工人运动中统一行动和遵守军事纪律的观念，在下层共产党人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全党相信，中央委员会在俄国金钱和俄国国家机器的帮助下，已经暗中储备了大量武器弹药，只要莫斯科和柏林的最高总部一声令下，他们立刻便可以接近这些秘密武库。布兰德勒集团曾经就已经获得的武器数量问题在党内颁布过令人难忘的统计数字，并且散布过革命爆发后红军保证立即支援等等这类想入非非的谣言。可是，在1923年8月，布兰德勒派往全国各地的信使所传达的，并不是要大家放手干的信号，而是完全相反的密令。对柏林委员会，他以最阴暗的色彩描绘了全国的形势，强调了一些次要的困难。
8月13日，中央委员会正式下令第二天结束罢工，理由是它的主要目的——逼库诺政府辞职——已经达到。在不顾大多数柏林工厂委员会反对的情况下，党的这一干预是首都的罢工逐渐结束。在别处，在下一个星期内，罢工从德国的一个角落跃向另一个角落，地方规模的猛烈反抗继续了相当一段时间。譬如说，不伦瑞克工人就曾扬言要“夺取政权”，而在鲁尔和莱茵兰，8月20日重新掀起的罢工浪潮使得矿山和冶金工业再度停工。
艾伯特总统指定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博士组织一个新的四党联合政府，目的在于遏制德国的共产主义威胁。施特莱斯曼就职以后，立即警告共产党人说，他的政府将以全部力量反对暴力行为。他要求新闻界帮助政府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普鲁士内政部长塞费林下令解散十五人委员会，因为它“曾经枉费心机地企图发动总罢工”。
对于拉狄克的政策说来，罢工带来了出乎意料的结果：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试验突然终止。施特莱斯曼同英国人商定，结束了鲁尔的消极抵抗，并且在英国仲裁人的帮助下，重新组织了赔款的偿付。莫斯科政治局立即得悉这一消息。一年以后，施特莱斯曼在他本党的代表大会上说，一年多以来，他始终遵循着同一条外交路线。“这条路线开始于鲁尔斗争时期，它一直通向伦敦。”
德国外交政策所以有这样转变，是由于政府担心在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螺旋形进展的情况下，鲁尔的革命形势可能影响全国其余地区，推动潜伏的内战危机，而在内战中，共产党人则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政府。施特莱斯曼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前景的估计，要比布兰德勒的估计更接近于现实。施特莱斯曼总的态度的特点，反映在他对“民族解放妇女协会”一次集会的描写上。这个妇女协会是德意志帝国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组织，它在十一月革命爆发一两个星期后举行过一次集会。施特莱斯曼写道：
“在这次集会上，人们并没有认识到11月9日革命的意义。在那次会上，我坚决反对当时普遍缺乏公民勇气的情况下，反对把直到那天为止还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全部破坏。会上，我们举杯为古老的德意志祝福，我们高唱德国国歌，而且我们是在一个人民委员统治的革命城市中这样做的。”[12]
害怕布尔什维主义是削弱第一届库诺内阁亲俄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在莫斯科，英德联合在欧洲所起的影响看来是如此严重，以致使政治局领导人不惜中断他们在高加索的休假而赶回克里姆林宫。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会议。政治局的政策发生大转变，它决定在德国组织起义，为德国党提供好几千名军事专家，并且给予它以无限制的财政援助。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被拟订出来。总书记斯大林第一次以他的新职权干预了德国事务。
[1]瓦尔特·措伊彻尔：《为共产党的恐怖组织工作》，第10页。——原注
[2]这类联系的某些细节，在7月初审判戏剧评论家格奥尔格·富克斯和作曲家——音乐指挥家乌戈·马赫豪斯的叛国案时被揭露，参看富克斯：《我们这些囚徒：2911号单身牢房的回忆》，慕尼黑1931年版。——原注
约翰·格奥尔格·彼得·富克斯（JohannGeorgPeterFuchs，1868年6月15日——1949年6月16日），德国作家、戏剧导演。出身于牧师家庭。1907—1909年任慕尼黑艺术剧院秘书。1921年起参加巴伐利亚分离主义运动。1923年被捕并被判处12年徒刑。1927年获释后继续从事写作。
胡戈·马赫豪斯（HugoMachhaus，1889年7月4日——1923年5月4日），德国记者。1920年参加卡普暴动。1920—1921年任《人民观察家报》主编。1921年加入自由军团协会。1922—1923年期间参加了巴伐利亚分离主义运动。1923年2月28日被捕，5月4日在狱中自杀。
[3]庇护十一世，（PopePiusXI，1857年5月31日——1939年2月10日），原名安布罗吉奥·达米亚诺·阿希尔·拉提（AmbrogioDamianoAchilleRatti），罗马教廷第257任教皇（1922—1939年期间在位）。
[4]原文为“Teno”，可能为“民族主义恐怖组织”的缩写。——译者注
[5]《黑色的一年》，《工会新闻》社论，1924年，柏林，第34期，第1页。——原注
[6]《工会新闻》，第34期，第400页。——原注
在1922年底被列为雇员的一千八百万德国人当中，有一千四百二十六万人是根据集体合同被雇用的。在这些人里面，有一千二百五十万人分别组织在下列各工会中：德国工人联合会（简称ADGB）、基督教工会、希尔施—敦克尔工会（由两个名为马克斯·希尔施和弗兰茨·敦克尔的人为了同社会民主党工会竞争而建立）以及白领工人的全德自由工会。
1922—1923年德国工人联合会（ADGB）会员人数
年度季度会员数
增减百分比
1922Ⅰ7810133
585440.8
Ⅱ7883906
737730.9
Ⅲ8068938
1850322.3
Ⅳ7821558
-247380-3.1
1923Ⅰ7427638
-393920-5
Ⅱ7287049
-140589-1.9
Ⅲ7039059
-247990-3.4
Ⅳ5749763
-1289296—18.3
——原注
马克斯·希尔施（MaxHirsch，1832年12月30日——1905年6月26日），德国出版商。出身于商人家庭。1861年加入德国进步党。1863年起担任自由主义运动。1869年参与创立希尔施—敦克尔工会。1869—1871年任北德意志邦联议会议员。1871—1893年任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84年加入德国自由党。1893年加入自由人民党。1898—1905年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05年去世。
弗兰茨·古斯塔夫·敦克尔（FranzGustavDuncker，1822年6月4日——1888年6月18日），德国出版商。出身于出版商世家。参加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1849年创办《人民报》。1858年起出版拉萨尔著作。1859年创立德国民族协会。1861年参与创立德国进步党。1861—1874年任进步党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1862—1877年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866—1871年任德国议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867—1871年任德意志邦联议会议员。1869年参与创立希尔施—敦克尔工会。1871—1877年任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4—1877年任进步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88年去世。
[7]通货膨胀时期罢工和闭厂停工的情况如下：
次数
参加人数
损失工作日
年度罢工闭厂
罢工闭厂
罢工闭厂
（以千为单位）
（以千为单位）
1899—1913*1885229
406615291
2716
1919368237
27253232464
619
19203696114
19169115444
1311
19214093362
181820222596
3278
19224348437
224122023383
4351
19231878168
175211911014
1330
*每年平均数（《工会新闻》，第34期，第392页。）
[8]奥托·维尔斯（OttoWels，1873年9月15日——1939年9月16日），出身于餐馆业主家庭，1891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在社民党党校学习，并从此开始担任全职干部。1907年起任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的书记，同时担任《前进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3年根据倍倍尔的建议，入选党的执委会。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起任社民党主席，并当选为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1933年3月23日，他是唯一一个发言反对《授权法》的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到被国联管辖的萨尔盆地，组织社民党国外流亡组织，后死于巴黎。
[9]保尔·赫尔茨（PaulHertz，1888年6月23日——1961年10月23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早年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919—1925年当选柏林市议会议员，1920年参加独立党，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2—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3年5月流亡国外，参加了社民党流亡执委会，1938年与流亡执委会决裂，参加了另一个社会主义抵抗组织“新开端”（NeuBeginnen）。1939年流亡美国，1944年参加民主德国委员会。1949年返回西德。
[10]奥托马尔·盖施克（OttomarGeschke，1882年11月16日——1957年5月17日），化名埃斯拜尔（Eisbär，意为“北极熊”），曾在铁路上当五金工人，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后参加反对派，领导一个青年小组。后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革命工长组织。1919年加入德共（斯），1921年入选德共中央委员会。曾任柏林铁路职工工会主席，在工会领导宣布选举无效后，三次被重新选上，最后被赶出工会。1921年任柏林—勃兰登堡地委负责组织工作的第二书记，支持左派。1921—1924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3年5月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在M机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4年在共产国际五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19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5—1927年担任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后改任书记）、，主持了“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随后同左派决裂，支持台尔曼。在国会纵火案当天被捕，曾在关押在多个集中营内，1940年获释，1944年7月再次被捕，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45年5月1日获救。1945—1946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大柏林地委主席。1946—1953年任统一社会党柏林地委委员。1950—1954年当选为人民议会议员。
[11]古斯塔夫·扎巴特（GustavSabath，1863年5月1日——1952年11月21日），社民党人，当过裁缝学徒，1887年加入裁缝工会，1888年任裁缝工会汉堡分会主席。1893—1896年任工会全职干部。1896年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书记，1902—1919年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执委会委员，1919—1928年任全德工联联邦执委会委员，1920—1928年任柏林工会委员会书记、全德工联大柏林委员会主席。1928年退休。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3—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
[12]《民族现实政治》，施特莱斯曼在德意志人民党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4年11月14日，多特蒙德，载《德意志人民党宣传册》，第56号，1924年柏林版，第36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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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施拉格特路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十三章施拉格特路线
·施拉格特演说
·土耳其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俄德联盟
·纳粹的先驱
在1922年4月热那亚会议举行期间，为了替俄德两国间的可能合作奠定基础，拉狄克开始在俄国报纸上发表文章，攻击法国是英国资本的走卒。在柏林，他常以半官方的身份拜访威廉街的外交部，并且去过一次布拉格，在那里，他同捷克政府的官员接头，力图削弱它和法国的联系。
“前些时候〔恩斯特·特勒尔奇[1]写道〕，我在一次招待会上同拉狄克先生谈过话；当时，他正来往于热那亚和莫斯科之间，以保证不进行宣传为条件，在这里〔柏林〕作短期逗留。他强调了苏维埃政权的民族主义，他说，苏维埃政权认为所谓的彼得大帝遗嘱是完全合理的，并且强调德国的共产党人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有必要联合起来，对西欧资本主义作最后的斗争。他谈话时无拘无束，以一种敢于开诚布公的国务活动家风度，把似乎有些粗鲁的新方式带到政治中来。他邀请德国最优秀的反革命作家去访问他，和他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只得到了模棱两可的回答。他也和保安警察〔德国警察集团〕的官员谈过话……
我听到一位属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教授和拉狄克谈话时，完全同意他的见解。在他们两个人看来，这才是通向未来的道路。他们都斥责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小资产阶级，为乞取和平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而且对政治艺术一窍不通。”[2]
在这些年代中，拉狄克和民族主义分子之间的谈判是保密的，尤其对党保密。因为它们如果公开，恐怕会遭到各方面——社会民主党方面和工会方面、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阵营内部各集团等等——的反对。当然，这方面的消息总难免要漏出来一些。譬如说，在后来，当我有一次和恩斯特·雷文特洛夫伯爵一同坐在议会外交委员会中时，我假装同意拉狄克的政策，他便对我讲了许多他们如何合作的细节。
当他在民族主义批评家面前为他自己同共产党合作的政策申辩时，雷文特洛夫本人公开承认了他和拉狄克的联系。1924年，在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由于道威斯计划的实行而暂时消退以后，他发表了一本题为《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的团结？》的小册子。他在这本小册子中写道，1918—1919年期间，曾经存在过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同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的危险，当时假如出现这种局面，就会把一切民族主义组织都一扫而光。在这段时期，他是反对斯巴达克团的，但是到俄波战争时，情况便有了改变。
“当红军向华沙挺进的时候，从我们德国的角度考虑，我主张同它合作，以便共同把波兰国家摧毁。当时，我们拥有足够的物资和有组织的部队。”[3]
施拉格特演说
在同德国民族主义者秘密商谈了好几年以后，拉狄克终于公开建议在他们之间、也就是在军队和共产党之间建立统一战线。1923年6月，在共产国际扩大执委会的一次莫斯科会议上，拉狄克发表了一篇题为《共产国际反对凡尔赛条约和资本家进攻的斗争》的演说。[4]作为对寇松[5]勋爵最近在伦敦的一次演说的答复，拉狄克的谈话蓄意加剧英法之间的矛盾；必须孤立普恩加莱，以便使德国有机会在重新发生的冲突中战胜法国。
“英国害怕法国日益增强的空军〔拉狄克宣称〕。它正在巴黎试行一种挑拨政策，鼓励法帝国主义拿脑袋去硬碰德国的抵抗铁壁。德国的煤矿加上布里约的铁矿石，便会构成法国称霸欧洲、势力范围直达别烈津河的基础。”
另一方面，拉狄克责备德国资产阶级不明白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俄国政治局和拉狄克当然知道德英两国在鲁尔问题上的秘密试探活动，俄国外交部最担心的，就是在那里可能重新作出安排。
“德国资产阶级就像是一群鬣狗，为了一块死人肉而互相争斗。作为一个阶级整体，从世界政治上来看，废除凡尔赛条约和他们有巨大的利害关系，但是，由于德国资本主义各集团只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整个阶级反而在帮助普恩加莱取得胜利。”
拉狄克哀叫道，如果德国资产阶级向法国屈膝，你们就完了。德法两国托拉斯的步调一致，同法国资本主义的这种团结，就是把你们的祖国送给敌人宰割。
“所有资本主义列强的政策，都将把欧洲引向毁灭。这块古老的大陆不是走向稳定，而是走向大战……
德国资产阶级在鲁尔的失败已经肯定，但是还没有正式完成。他们连有条件投降都无法做到。”
在拉狄克看来，欧洲可能会发生长期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普遍的破坏将粉碎一切可能出现使局面稳定的趋势。在这种土崩瓦解的气氛中，拉狄克担心各种力量会重新组成反俄统一战线。“战争的威胁比1914年还要大。苏俄目前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中。”
“苏俄在危险中”这句话，是拉狄克的中心思想。他坚决认为，各国共产党不可能再采取任何独立行动；目前，各国党必须放弃一切其他任务，在一个主要目标上团结起来，这就是保护工人阶级已经在那里取得政权的国家。根据这一分析，在德国展开革命运动将是危险的，是违反苏俄利益的。为了在苏俄周围建立一个保护带，必须同德国民族主义者和德国军队合作，德国党一定要限制在这个目的上。
“德国政府力图挑起共产党人在鲁尔暴动，但是，由于德国共产党头脑冷静，这项计划未能得逞。”
为了使德国共产党人肯接受这种政策，拉狄克委婉地提到内战的惨败，摆出一副希望德国党不致重蹈覆辙的导师面孔。
“德国资产阶级企图借鲁尔罢工造谣生事，把它说成是鲁尔暴动。它希望德国工人阶级再遭受一次惨败。”
拉狄克继续说，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完全没有力量推翻德国资本主义。它的任务应该是按照当时的需要支持苏俄的外交政策。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之下把欧洲组织起来，以德国军队的军事技能同西方作斗争——这就是前途，这就是唯一的出路。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深信，只要工人阶级取得胜利，欧洲大陆一定有能力它盎格鲁—撒克逊的封锁作斗争，甚至同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世界的潜艇和飞机作斗争。”
几天以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一届会议上，克拉拉·蔡特金就“法西斯主义”这一新现象发言；自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夺得政权以后，它一直是共产国际深切关心的问题。这种新型的群众运动使共产党人感到不安，因为墨索里尼曾经能吸引工人阶级中的很大阶层。在蔡特金演讲以后，拉狄克发言歌颂民族主义英雄列奥·施拉格特，称他为“走入虚无的浪游者”[6]。他以一种很有感情的语调开始发言：[7]
“我们尊敬的领袖蔡特金同志已经就国际法西斯主义问题作了内容丰富和使人印象极深的报告，关于这篇演说，我不能作任何补充……在她演说时，我甚至不能清楚地听下去，因为我的眼前跳动着一个又一个的尸体，它们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者，被我们的另一部分阶级敌人、即法帝国主义那个强大组织的走狗处死和枪决后的形象。在蔡特金同志提到法西斯主义内部矛盾的整个过程中，施拉格特的名字和他的悲剧性命运始终在我的脑海中盘旋……施拉格特，反革命方面一个勇敢的战士，有资格受到我们革命战士的真诚尊敬。”
拉狄克接下去介绍了列奥·施拉格特的生平，凡是他在其中同革命工人运动作过斗争的反革命军事集团，拉狄克都细心地一一举出。他回忆说，施拉格特曾经在攻打里加的波罗的海志愿团中当过兵。
“我们不知道这位青年军官是否理解他自己行动的意义。社会民主党人温尼格[8]和波罗的海军团司令冯·果尔茨[9]将军，是明白他们在干着什么勾当的。他们志愿充当反对俄国人民的走狗，打算以此来取悦协约国……施拉格特的领导人梅德姆[10]后来承认，他通过波罗的海走进了虚无世界。难道所有的德国民族主义者都理解这一点吗？”
施拉格特也参加了瓦特尔将军指挥下的鲁尔战役，而对于矿工来说，瓦特尔则不啻是恶魔的化身。拉狄克介绍了施拉格特曾经如何在瓦特尔的讨伐队中作战的情况，以便强调这样一点，即：哪怕是内战时期镇压过斯巴达克团的屠杀队成员，共产党人现在也将和他们合作。
“德国人民打算以谁为斗争对象：是反对协约国资本家呢，还是反对俄国人民？他们打算同谁联盟？是同俄国工农结成联盟，以摆脱协约国资本家的枷锁呢，还是要使德俄两国人民都遭受奴役？
施拉格特已经死了。他不再能作出回答。他的战友们曾经在他的墓前宣誓，保证继承他的遗志。他们必须作出回答：他们究竟反对谁？究竟和谁站在一边？”
这篇演说在共产国际中、特别是在德国共产党内树立了一种新趋势。在他们同卡尔·考茨基这类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进行论战时，列宁和托洛茨基曾认为，以红色恐怖对付反革命白色恐怖将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把反革命突击队、把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暗杀数以百计的工人的凶手完全清除，已经成为流行的“新”思想之一，使倾向于合法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变成了革命者。
而现在，拉狄克却发现这些白党原来是由正直的爱国群众组成的。
“对那些急于同法帝国主义的入侵作斗争的爱国群众，我们要问一问：你们打算怎样进行斗争，依靠谁的支持？要知道，反对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场战争，即使大炮并没有轰鸣……假如德国的爱国集团不决心以全国大多数人民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从而形成一条既反对协约国又反对德国资本家的战线，那么，施拉格特的道路就只能是一条走入虚无的道路……”
如果正直的爱国群众不理会拉狄克的团结号召，如果民族主义分子不同工人结成统一战线，那么“德国……就会变成一个血腥内战的战场，结果，敌人将坐收渔利，毫不费力地把它打败和消灭”。
拉狄克提到1806年德国历史上最阴暗的时期，当时，在耶拿战役以后，面临着排山倒海而来的拿破仑大军，年轻的普鲁士国家只能束手待毙。他提到早期德国民族主义的英雄，志愿团组织者的先驱格奈泽瑙[11]和夏恩霍斯特[12]。这些德国民族主义者及其领袖克劳塞维茨[13]和冯·施坦男爵[14]，曾经在沙皇俄国找到避难所，并且以俄罗斯国土为根据地进行了解放战争。在扛出这些受人尊敬的德国自由英灵作招牌时，拉狄克大力鼓吹苏维埃国家和德国民族主义之间必需结成联盟。
“一个强大的国家不能没有朋友，更不用说一个被敌人包围着的战败国了……如果人民的事业成为国家的事业，那么，国家的事业也就会成为人民的事业……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倾向于民族主义的群众都不属于资本家阵营，而属于工人阵营……我们深信，有数以百计的施拉格特会听到〔这一真理〕并且理解它。”
共产主义路线发生这样惊人的转变，自然不是由拉狄克一个人决定的；他的演说表明了政治局内部讨论的结果。这时，俄国政治局的严格纪律在共产国际中还没有被削弱，有关这些秘密讨论的消息很少泄漏出来，通过同季诺维也夫和卢托维诺夫的个人接触，我在这件事情上比别的德国共产党人要知道得多一些，但也只有局部的了解。
拉狄克之所以被派出来发表施拉格特演说，是因为英苏之间的关系在近东日益紧张了。
土耳其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在最初阶段，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的夺得政权，似乎有利于英国利益在近东的进一步扩张。
在1919年，英国控制着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当时，邓尼金将军正要从他在里海的保皇党据点向外扩张；他的战斗队配备着英国水兵。在库班和捷列克哥萨克的支持下，邓尼金的志愿军逐步巩固了它在北高加索的阵地。德国崩溃后，法国舰队装载着支援邓尼金的物资开进黑海。好几师法国军队在克里米亚和敖德萨登陆。但是，两年以后，所有这些入侵企图都失败了。英国对苏维埃政策在近东的进展特别关心，在那里，局势越来越显得紧张。波斯、阿富汗以及其他邻国，都处于一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土耳其正在发生革命。
1919年5月，土耳其领土为英法和意大利支持下的希腊军队所占领，国家眼看就要有被瓜分的危险。这时，穆斯塔法·凯末尔将军把很大一部分军队团结在一个民族解放纲领的周围，在他的部队得到起义农民支持的情况下，号召全国人民推翻奥斯曼王朝。他的军事政变很快便扩大范围，变成一次反对老朽的压迫政权（它的苛捐杂税和贪污腐化早已臭名远扬）的社会革命。运动的声势是如此浩大，以致使凯末尔能够在安卡拉设立一个革命议会——大国民议会，同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王朝相对立。从安卡拉出发，凯末尔胜利地进军君士坦丁堡，苏丹宣布退位。
最初，凯末尔派革命分子同俄国共产党人进行合作；苏俄第一个承认了安卡拉政府。早在1917年，当列宁刚从苏黎世流亡地归国时，他就对克伦斯基政府继续奉行沙俄帝国主义政策进行了谴责：
“它甚至不公布那些明明包含掠夺内容（瓜分波斯，抢劫中国，抢劫土耳其，夺取东普鲁士，夺取德国殖民地等等）、明明把俄国和英法帝国主义强盗资本联结在一起的秘密条约。它承认了沙皇政府缔结的这些条约；数百年来，沙皇政府比任何专制魔王更厉害地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不仅压迫大俄罗斯人，而且使大俄罗斯人腐化堕落，成为屠杀其他民族的刽子手。”[15]
苏维埃政府不止一次地发表声明，宣布废除关于瓜分波斯和土耳其的英俄密约。
在当时担任民族人民委员的斯大林的赞助下，一个主要由俄国的土耳其战俘组成的土耳其共产党，于1918年7月25日宣告成立。这个党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因为凯末尔不希望土耳其有共产党。他更喜欢的招牌是自己的革命民族主义；在他的倡议下，1920年在安卡拉成立了一个民族共产党，这个党强调伊斯兰教的社会内容，认为这是一种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完美的社会主义。凯末尔告诉农民，大国民议会将在解放土耳其民族的同时实现共产主义。
在莫斯科，人们根据这种新型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作了种种推测，认为在整个近东都有可能发生类似的运动，通过这一运动，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将和农民共产主义结合起来。拉狄克对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尤为热心。早在1919年当他在毛比特监狱的时候，他已经接见过一个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塔拉特[16]，1920年1月，他又曾邀请另一个土耳其领袖恩弗尔[17]到莫斯科去。
1920年，当这类希望中东发生农民革命的想法最为风行的时候，共产国际在巴库召开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东方各族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局派遣季诺维也夫、库恩·贝拉和拉狄克出席会议。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心是凯末尔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这样希望）英帝国的削弱。拉狄克后来向他的德国朋友描绘开会仪式时，半骄傲半讽刺地回忆起当时的盛况：两千名穿着彩色服装的代表，如何把他们手上的刀高高举起。季诺维也夫向他们发表了一篇曾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间传诵一时的演说：
“首先，我们号召你们进行一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圣战。我们要向它的统治者高举起斗争的火把；我们要让那些骑在土耳其、波斯和印度人头上的厚颜无耻的英国军官们受受罪，要让他们大吃一番苦头。”[18]
由土耳其代表苏菲[19]同志签字的一份大会宣言发出下列号召：“起来，安纳托利亚的农民们，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参加圣战吧！”
从此以后，巴库便成为苏俄在穆斯林中间进行宣传的中心。拉狄克以能够在共产国际中代表土耳其人发言而自豪；在他的怂恿下，不仅在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中，甚至在德国党的莱比锡代表大会提纲中，都插有几段关于“年轻的土耳其农民”的文字。[20]
在伊斯坦布尔——旧都的新名称——立定脚跟的凯末尔，建立了一种新的独裁。在全国各地，他把共产党的结构与纪律同他自己的条件结合起来，组织了主要以军官集团为基础的人民党，这个党对一切反对新国家和反对它本身的人都进行残酷镇压。他实行了一系列著名的改革，这些改革都旨在使国家行政现代化，使教育和风俗习惯西方化；只是到后来，到三十年代才鼓励工业化。凯末尔在自己的政权巩固以后，对莫斯科便逐渐冷淡，曾经由于两个革命运动之间的合作而暂时消失的俄土旧仇，这时又冒出头来。共产党经常被驱入地下，在共产国际的圈子中，凯末尔很快就以他的残酷镇压手段而臭名远扬。
由于凯末尔的叛乱，土耳其和协约国签订的色佛尔条约始终未得执行，达达尼尔海峡的地位仍然没有肯定。1922年11月20日，英国在洛桑召开会议，同土耳其新政府以及其他有关国家讨论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土耳其代表在1923年2月破坏了会议；几个月后，前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安东尼·朗博尔德爵士[21]重新召开会议，提出了一份更符合于土耳其要求的建议草案。土英两国的这种和解，特别是因为英苏关系与此同时却进一步僵化，使克里姆林宫非常吃惊。
从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以来，俄英之间的关系就一直很紧张，这反映在一系列事件上，而这些事件又往往加剧了紧张关系。早在1923年2月，两国外交部就在几桩这类“事件”上开始频繁的照会往还。4月10日，寇松勋爵在要求了解俄国如何掠夺英国拖网船“詹姆斯·约翰逊号”时，骂苏维埃政权是“海盗”。5月6日，一个负责护船的英国使馆人员海·斯洛盖特，被正在追捕盗匪的苏联警察枪杀（据说是出于无意）。这一事件成为下院中一场激烈辩论的题目。在一份抗议照会中，英国限俄国十天内满足它的赔偿要求并停止敌意宣传和政治侮辱。事件继续发生：另一艘英国拖网船“阿斯托勋爵号”又在摩尔曼斯克海岸附近被一艘英国炮舰劫夺；于是，英国派出一艘军舰护航，防止俄国在三里以外的公海上干扰英国船只。
5月10日，俄国出席洛桑会议的代表沃罗夫斯基被一个白俄逃亡者莫里斯·康拉迪[22]暗杀。此后好几年中，这一暗杀案一直是俄国和瑞士之间争讼的缘由。
在克里姆林宫，每一个人都等待着同英国正式决裂。5月11日，拉狄克发表了一篇纪念沃罗夫斯基的激昂演说；托洛茨基严斥英国的挑衅行为。政治局不安地等待事情的进一步复杂化。克里姆林宫同英国内阁之间交换了一系列外交照会。部分屈服于英国的压力，俄国答应削减它派驻近东的使馆人员。另一方面，英国则否认它一直在干涉俄属亚细亚。
承认了新土耳其地位的洛桑条约，在1923年7月24日由十二国签订，解决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地位问题。以前被拒绝的土耳其的一切要求，在这里实际上都得到了满足，特别是它的领土被允许以1914年的疆界为准，这便把士麦拿、伊斯坦布尔和东色雷斯都包括在它的版图之内。
俄德联盟
拉狄克发表施拉格特演说的用意在于，向英国政府摆出威胁姿态，表示俄德两国可能结成足以抵制英土和解的联盟，在土耳其抛弃俄国、不再同凡尔赛战胜国作斗争以后，苏联支持正在设法打破条约的德国的政策，便由于这种情况而更形重要。
拉狄克并没有把他的秘密指示传达给德共党中央，而是对德共政治局首脑海因里希·布兰德勒以及他的心腹集团作了指示。布兰德勒的政策也要求遏制德国革命运动，因此，从非常不同的前提出发，他和俄共政治局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当一年以后季诺维也夫谴责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在1923年危机期间消极无为，谴责他们没有为夺取政权的斗争作准备时，他们理直气壮地答复道，在入侵鲁尔的这一最初阶段，他们从政治局接到的一切指示都强调谨慎和统一战线政策，布兰德勒忠实地遵循了这个纲领，因为这是他所赞成的路线。
俄共政治局在施拉格特时期对布兰德勒所作指示的详细内容，不论是布兰德勒或塔尔海默都始终没有泄露。当已经被流放的托洛茨基在1931年指责德国党犯了“民族共产主义”错误，指责它和新兴的纳粹运动携手合作时，他提到布兰德勒在1923年的政策。塔尔海默作了以下答复：
“我们在1月当然预料到了鲁尔占领可能造成一种革命形势。但我们也考虑到另一个可能性，即德法两国资本家可能妥协，而当时也实际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这第二种可能性特别由拉狄克在《红旗报》上作过论述……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月并没有预见到会发生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甚至到6月都没有这样估计，在扩大执委会的一次6月份会议上，没有一个字谈到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就要发生。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是英俄紧张关系（拉狄克为正式报告人）和英苏两国之间战争危险的增长。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作了有关统一战线政策的报告，他也没有谈到立即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问题。”[23]
拉狄克得到“布尔什维主义的大脑”尼古拉·布哈林的支持。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和德国党内具有一种独特的地位。他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记者，因此毋需承担责任。布哈林是理论家，是列宁死后的列宁思想传播者。他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通俗化的著作，是青年共产党人的教科书，他们从他的《共产主义入门》学起，到高级阶段再接触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所有的俄国共产党人中间，布哈林最为第二国际的领袖、特别是那些具有“中派”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人所尊敬。在青年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季诺维也夫是党务操纵者，拉狄克是一个颇为可疑的政客，托洛茨基是红军和俄国国家领导人，斯大林是党的行政工作者；但布哈林却是抽象共产主义理论方面的开明领袖，一个在整个共产国际中没有私敌的人。
作为一个理论家，布哈林比拉狄克更大胆更露骨地阐述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早在1922年11月——也就是说，在德国发生鲁尔危机的前夕——他就曾提出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政策。
“在贷款和军事联盟之间并无原则区别。我敢肯定，我们〔也就是苏维埃国家〕现在已经强大到足以和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结成军事联盟，以便利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来打垮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一个已经缔结这样一种军事联盟的国家中，帮助这种联盟获得胜利是我们同志的责任。”[24]
除很少几个人而外，在出席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所有代表看来，布哈林的这篇演说似乎都是对遥远可能性的抽象推测，几乎没有一个人把这些理论同德国的实际形势结合起来。不过，在三年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布哈林提到“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机构”曾发表公开宣言，对“已被战败和征服”的德国表示同情。布哈林强调说，为保卫德意志祖国不受协约国帝国主义蹂躏，根本没有排除共产党和资产阶级结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当已被战败和征服而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德国抵抗胜利者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机构曾通过发表宣言、声明等等，公开表示它对德国的同情。当时，共产党考虑过保卫德意志祖国不为胜利者协约国帝国主义所蹂躏的问题。”[25]
这种论调得到布哈林的追随者尤金·瓦尔加的应和。
“有两条不同的斗争路线存在。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条是资产阶级路线。德国共产党竭力为革命路线而斗争。如果实行了这条路线，消极抵抗就会由一个工人政府来领导。这个政府通过向法国的工人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呼吁，就会粉碎法国的反德联合阵线，使民族抵抗成为全体德国人民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使命……
德国战败后不久，协约国便迅速使它殖民地化，或者像《巴黎回声报》正确地描述的那样，使它‘巴尔干化’。”[26]
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当讨论到共产国际纲领（布哈林是这个问题的主要报告人）时，这种苏联—资产阶级联盟论又被提出。
在俄国政治局的所有成员中，对于实行这种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政策，以季诺维也夫表现得最迟疑、最不热心，态度也最不明朗。他写了许多有关1923年各种问题的文章和小册子，但他从没有走得像布哈林那样远。他对凡尔赛条约签订以后德国形势的分析，当然和共产国际的总路线是一致的，但他并不想重新解释德国资产阶级的作用。他所强调的主要是争取中产阶级和农民的必要性。
可是，对于年轻的德国共产党人来说，布哈林和拉狄克的干预却起了决定性作用。它使共产国际早期代表的倾向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恢复了曾导致工人阶级在战时支持德皇的工人爱国主义精神。在此以前，德国工人阶级内部的民族主义潮流已经为国际共产主义日益增长的影响所打断。对国际共产主义者来说，主要的敌人并不是协约国，而是德国军界、总参谋部、志愿团、黑色国防军，以及他们在大企业中的主要支持者施蒂内斯、蒂森、克勒克纳[27]之流。现在，拉狄克和布哈林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却打乱了这一过程，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造成了一种德国民族主义的新潮流。
新政策在党内引起了争执。在左派的亲密小圈子里，这种政策受到斥责，被认为非常有害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德国党公认的理论家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受拉狄克委托，负责向党员们介绍新政策。热心的塔尔海默甚至比布哈林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讲的还要过分。他埋葬了已经在1918—1920年内战中被最后击败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他居然说库诺政府是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博学的塔尔海默对库诺作出这种惊人评价的根据是，库诺同俾斯麦据说有相似之处。
“在违背它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在它的外交政策方面是革命的，至少暂时说来是如此，如果打个比方，可以说同它在俾斯麦时代（1864—1870）的情况很相似。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1848年的失败，曾迫使霍亨索伦王朝承接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28]
在俾斯麦这块金字招牌之下，塔尔海默向年轻一代的德国共产党人解释了德国大企业的双重作用。得到库诺、施蒂内斯一伙人支持的鲁尔战争具有双重性质。就它是一个被解除武装和被剥削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者、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范围而言，它在“客观上是革命的”。
德国能否被当作一个“未来的帝国主义强国”看待呢？“今天是不能这样做的。”德国已经被战败和解除武装，目前正面临着被瓜分、在政治和经济上被奴役的威胁，只有从“纯理论的角度”出发，才能认为它是一个未来的帝国主义强国。“今天，德国并不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主体，而是这种政策的对象。”
塔尔海默的文章译成其他文字以后，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引起了骚动。同德国反对派合作的两个捷克共产党人，批评了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这种修正。阿洛伊斯·诺伊拉特[29]提出的问题，“塔尔海默同志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塔尔海默忘记提到从他的命题应该得出的结论了。”诺伊拉特给塔尔海默留下一个台阶，好像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似的。
“这种命题必然会导致什么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诺伊拉特写道〕。德国无产阶级必须首先支持德国资产阶级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斗争。它必须同库诺、施蒂内斯之流“暂时”缔结一项国内和平条约，也许口头上并不这样说，但事实上却是这样做……目前，已经有一部分工人阶级开始为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潮流所影响，这是向他们这部分人的情绪作让步的危险开端。”[30]
除这篇文章以外，季诺维也夫还刊登了另一篇讨论同一问题的论文，它的作者是另一个捷克人约瑟夫·索默尔[31]。正是他鼓励了诺伊拉特和索默尔著文攻击塔尔海默的。这样，同一杂志的两位编委，俄国的两大领袖便下起一盘棋来，拉狄克用塔尔海默当小兵，季诺维也夫则以两个捷克人做小卒。
纳粹的先驱
拉狄克论施拉格特的演说在德国得到巨大反响。年轻的共产党人、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军官、民族主义哲学家、文学家等等，都开始讨论“施拉格特路线”。共产党人组织了若干讨论小组，让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聚会一堂，讨论在德国组成反法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同拉狄克意见一致的德共政治局，对党的组织者发出如何实现施拉格特路线的指示。它的一份关于如何在民族主义军官中展开宣传的传阅文件这样写道：“和军官们讲话时要非常有礼貌，非常和蔼，要称呼他们‘阁下’。”各地党支部接到指示，要组织学生小组、[32]民族主义青年小组，和“资产阶级”建立各式各样的联系。“把宣传火力集中在施拉格特路线上，”这就是党的命令。一个共产党议员雷梅勒[33]在斯图加特发表演说，“法西斯主义和工人都热烈鼓掌”欢迎。[34]共产党发言人宣称，“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团结起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35]
拉狄克亲自带头，在1923年7月编排了一期以“德国的道路”为题的《红旗报》专刊，在这期专刊上，他本人、雷文特洛夫和阿尔图·默勒·布鲁克[36]讨论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前途问题。拉狄克论施拉格特的演说刊登在头一版。雷文特洛夫主办的周刊《德国前卫》发表长文回答拉狄克的建议。默勒·布鲁克在他的杂志《良心》上讨论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一个月后，也就是8月22日，《红旗报》发表雷文特洛夫另一篇题为《道路之一段》的文章和保尔·弗勒利希的回答。“无论什么人向我们靠拢，只要他不是别有用心，”弗勒利希写道，“我们都乐于同他并肩前进。”雷文特洛夫郑重地问弗勒利希，俄德两国是否有可能合作——他曾经认为这种合作在俄波战争时最有可能。“你是否认为这种机会已经永远消逝了？”“不，我不这样想。”
1918年的大崩溃标志着一种类型的德国民族主义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就是保守派和帝制派的民族主义。1918年的革命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德国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它在若干年后，将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名称震撼全世界。纳粹的先驱多得难以计数，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号。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已经试验了其他许多种德国新民族主义。在这些前国家社会主义的和无组织的思想流派中，救世狂人们的种种不着边际的想法，开始停留在泛欧亚主义上。
默勒·布鲁克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纳粹先驱，特勒尔奇所说的“知名的反革命作家”。在德意志帝国时代，他的主要兴趣是美学和文学，曾经翻译过陀思妥耶夫斯基[37]的作品。1918年以后，他在自己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正是他创造了“第三帝国”这个名词。根据他的政治见解，世界各国可以分成贫富两大类。德国在世界各国中是无产者。他宣称，如果德国能赢得可以使其人民进行总体战的革命，它就能把大战中的失败化为胜利。
对默勒·布鲁克和德国民族主义的其他鼓吹者说来，年轻的俄国苏维埃政权这一“神秘”现象具有不可思议的吸引力。1918年战败的俄国，曾在德国的逼迫下签订同凡尔赛条约十分相似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它退出了协约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十分孤立。但是，尽管如此，俄国现在却已经从苦难深重的境地中站起来，以一个强国的姿态出现于东方，正在组织一支新的军队，展示一种进攻性的战斗精神。
德国民族主义者对于这样一件事实十分敏感，即共产国际和国联相反，它所使用的官方语言是德语。他们并且拿艾尔茨贝格尔[38]部长在凡尔赛的温顺态度，同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大无畏表现相对比。
1919年，在进军里加讨伐布尔什维克恶魔的时候，志愿团的青年“雇佣兵”恩斯特·冯·萨洛蒙突然感到了怀疑：
“在这种痛苦的黑暗处境中，我们在干着什么呢？在我们身后，没有人民，没有帝国。在我们前方，一支巨大的新兴力量正在形成，那里的人们意志坚强，同心同德，一种独特的信仰加上铁的手腕，已经把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和工人从乌合之众训练成士兵，使那些堕落的亡命之徒有了一个宗教和灵魂……在国境线那一边，兴起了一支尚未定形但已日益强大的力量，它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使我们又佩服又憎恨。”[39]
内战在德国人中间造成的分裂是如此深刻，阶级仇恨是如此剧烈，以致德国不可能重新组织起一支得民心的军队和准备复仇战争。如果说民族得救取决于一场反西方的战争，这也只能在缓和国内社会矛盾和德苏关系以后才能实现。因此，拉狄克从革命和民族解放的相互关系出发对雷文特洛夫提出的建议，在这种形势下得到了热烈响应。要反对帝国主义，军队必须同人民合作；要反对西方，德俄两国政府必须达成谅解。拉狄克对德国民族主义的这种为难处境非常了解，也非常清楚他所要打动的是什么样的人。他在自己的一篇报告中写道：“德国国土上所呈现出来的，是一幅进行着形形色色内讧的图景：秘密组织、地下法庭政治暗杀团、从消极抵抗——这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典型行动——到公开的内战……德国是一个杀人犯的魔窟。”
1918年以后，从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开始，暗杀政敌成了德国政治生活中一个长期性特征。当秘密法庭把两名部长列入它的牺牲者之中时，它的恐怖统治达到了猖狂的顶峰。他们是签订凡尔赛条约的财政部长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和力图执行条约规定的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秘密法庭把他们两人都暗杀了，艾尔茨贝格尔在1921年8月被害，拉特瑙在1922年6月遇刺。[40]
秘密买卖军火之风在大多数德国组织中都很流行，国防军拥有许多处于赔款委员会监督之外的秘密仓库，黑色国防军和共产党都买卖和私藏枪支弹药。这些“旅行步枪”流通于整个德国。在这种情况下，一种非常熟悉黑市供应武器情况的专家便应时而生。这些专家有的是民族主义者，有的是共产党人，但时常在同一个咖啡馆院子里碰头，在最能避开赔款委员会和警察耳目的小村镇上一起搞非法活动。在全国各地，施拉格特路线促成左右两派搜罗步枪和机关枪的专家建立了许多私人间的联系，发生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一个同时代的观察家瓦尔特·措伊彻尔[41]谈到过共产党方面的这样一位专家：“他通过法西斯集团中的各种关系和朋友弄到武器，他们以比较低廉的价格把大量武器卖给他。”[42]同样一批步枪时常被卖给党中央好几回；如果只是草草检查一下，步枪总是步枪，又能看出什么破绽来呢？[43]
消灭叛党分子的组织——共产党的一种秘密法庭——便从这种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措伊彻尔还讲到过这样一项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将利用一个姑娘把叛徒诱入陷阱——柏林弗里德里希森林公园附近的一座小教堂里，用一个沙袋把他打昏，再给他注射一针毒药。
另一方面，共产党地下组织继续进行它的传统的秘密活动：在军队和警察中搞破坏，对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恐怖突击队施加恐怖主义的报复等等。这些活动同拉狄克和德国反革命分子之间的外交活动互不相关。在街角上，德国的普通工人用匕首和手枪，有时也用步枪同“法西斯匪徒”作战。在德国各地，到处都发生骚乱和冲突，许多无名的牺牲者在这种内战环境中倒了下去。这些共产党工人并不太明白党的上层领导者正在干些什么，虽然领袖们的那些奇怪理论使他们有些感到不安。党的所有支部都向布兰德勒委员会施加压力，要求他更有力地向新兴的法西斯主义展开斗争。关于纳粹集团日益加强武装、关于这些组织正在紧张地进行准备、关于必须更有力和更有效地向他们作斗争的报告，像雪片一样飞来。在1923年这一年，一般的下层共产党员都本能地把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反对新兴的纳粹主义这一斗争上。他们对萨克森和图林根的议会联合并不感到多大兴趣，对于有关俾斯麦的历史分析、有关库诺和施蒂内斯之流在客观上的革命作用的历史分析等等，则完全漠不关心。
布兰德勒开始写文章猛烈攻击法西斯主义者，并且以同样的精神指示党报编辑。“只要遇到法西斯分子，就给他们一顿痛击，”他在《红旗报》上写道。1923年7月29日被预定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斗日”，根据季诺维也夫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该项决定是在克服拉狄克的反对后作出的。在季诺维也夫的发起和鼓励之下，这是下层党员对党和法西斯主义者合作和采取消极被动态度日益感到不满的结果。
[1]恩斯特·彼得·威廉·特勒尔奇（ErnstPeterWilhelmTroeltsch，1865年2月17日—1923年2月1日），德国哲学家、新教神学家、自由派政治家。1909—1914年任巴登议会第一院议员。1912年起任普鲁士科学院通讯院士。1917年参与创立争取自由和祖国民族联盟（VolksbundfürFreiheitundVaterland）。1919年加入德国民主党。1919—1921年任普鲁士立宪会议议员。1920—1921年任普鲁士科学、艺术和公共教育部国务秘书。
[2]恩斯特·特勒尔奇：《观察家通讯：论1918—1922年的世界政治与德国革命》，图宾根1924年版，第269—270页。——原注
[3]恩斯特·雷文特洛夫伯爵：《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的团结》，莱比锡1924年版，第10页。在他于1924年以后，特别是希特勒上台后所写的书中，雷文特洛夫便不再多谈他的德俄合作政策，但也并没有把它全部抛弃。在他的著作中，国家社会主义带有一种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强烈色彩。——原注
[4]卡尔·拉狄克：《共产国际反对凡尔赛条约和资本家进攻的斗争》，汉堡1923年版。——原注
[5]乔治·纳撒尼尔·寇松（GeorgeNathanielCurzon，1859年1月11日——1925年3月30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898年至1905年任印度总督，1919年至1924年任外交大臣。
[6]《走入虚无的浪游者》，是当时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弗里德里希·弗雷克萨一部小说的题目。主人公是一个志愿团士兵，他在反对斯巴达克团的斗争中被杀死。——原注
库尔特·弗兰茨·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弗雷克萨（KurtFranzGeorgFriedrich-Freksa，1882年4月11日——1955年7月18日），德国作家。
[7]这篇演说的所有引证都摘自共产国际原来的译文，这些译文发表于英国共产党半官方的机关刊物《劳动月刊》，伦敦，1923年9月，第5卷，第3期，第152页以下。——原注
[8]奥古斯特·温尼格（AugustWinnig，1878年3月31日——1956年11月3日），生于布兰肯堡（Blankenburg）一个贫苦家庭，当过砖瓦匠学徒，1896年参加社民党。1913年担任建筑工会领袖。1913—1921年当选汉堡市议员。1917—1918年出任东西普鲁士国家专员与波罗的海省份特派代表。1919—1920年出任东普鲁士总督。1920年因参加卡普暴动而被开除公职。在二十年代逐步右倾。1927年脱离社民党，参加了老社会民主党（Alte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Deutschlands，ASPD）。1930年参加保守人民党（KonservativeVolkspartei，KVP）。纳粹篡权后退出政界。
[9]古斯塔夫·阿道夫·约阿希姆·鲁迪格·格拉夫·冯·德·果尔茨（GustavAdolfJoachimRüdigerGrafvonderGoltz，1865年12月8日——1946年11月4日），1885年入伍。一战期间曾参与马恩河战役。1918年参与镇压了芬兰革命。1919年任拉脱维亚军事总督。1920年参与了卡普暴动。1924—1930年任青年德国联合会领导。1931年支持纳粹党进入政府。1939年以中将军衔退役。
[10]瓦尔特—埃贝哈德·冯·梅德姆（Walter-EberhardvonMedem，1887年5月4日——1945年5月9日），德国军官。1914年入伍，在东线作战。1919年在里加创立了一支自由军团。1924年起支持民族人民党。1933年加入纳粹党和冲锋队。1941—1945年任拉脱维亚地区专员。1945年死于布拉格。
[11]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1760—1831），德国陆军元帅，军事改革家。——原注
奥古斯特·威廉·安东·奈特哈德·冯·格奈森瑙（AugustWihelmAntonNeithardtvonGneisenau，1760年10月27日——1831年8月23日），普鲁士军事家。
[12]格尔哈图·冯·夏恩霍斯特（1755—1813），德国将军，军事改革家。——原注
格尔哈图·约翰·达维德·冯·夏恩霍斯特（GerhardJohanDavidvonScharnhorst，1755年11月12日——1813年6月28日），普鲁士军事家。
[13]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KarlPhilipGottfriedvonClausewitz，1780年7月1日——1831年11月16日），普鲁士军事家。
[14]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尔·冯·施坦帝国男爵（HeinrichFriedrichKarlReichsfreiherrvomundzumStein，1757年10月25日——1831年6月29日），普鲁士民主主义政治家。
[15]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10日（也就是所谓“四月提纲”，这是列宁回国后一篇扭转了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政治方针总说明），参阅《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
[16]塔拉特·帕夏（TalaatPasha，1874年4月10日——1921年3月15日），奥斯曼帝国政治家。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1896年起参加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08年参加了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政变。1908—1918年任众议院议员。1909—1911年，1913—1918年任内政大臣。1912—1913年任邮电大臣。1914—1917年任财政大臣。一战期间参与制造了亚美尼亚大屠杀。1917—1918年任总理大臣。1918年流亡德国。1920年被土耳其政府缺席判处死刑。1921年3月15日在柏林遇刺身亡。
[17]恩弗尔，最早同布尔什维克发生联系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之一，自有一套不同于凯末尔的政策。在俄属中亚细亚几次试图组织泛都兰主义以后，他于1923年在塔吉克斯坦（上布哈拉）失踪——多半是被杀害。——原注
恩弗尔·帕夏（EnverPasha，1881年11月22日——1922年8月4日），奥斯曼帝国政治家。1903年入伍，期间参加了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1908年7月3日参加了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政变。1908—1918年任青年土耳其党中央委员。1911—1912年期间参与指挥意土战争。1913年参与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4—1918年任战争大臣。1919年流亡德国，被土耳其政府缺席判处死刑，同年赴苏俄访问。1921年秘密回国，不久参加了巴斯马奇叛乱。1922年被红军击毙。
[18]参看《东方各族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议事录》，1920年9月1日举行于巴库，汉堡1921年版。——原注
[19]穆斯塔法·苏菲（MustafaSuphi，1883年？月？日——1921年1月28日），土耳其革命家。早年担任记者。1913年被捕并被判处流放锡诺普十五年。1914年越狱，流亡俄国。一战期间被沙俄政府逮捕并被流放到乌拉尔。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0年创立土耳其共产党并担任党主席。1921年在回国途中被恩弗尔·帕夏的一个支持者暗杀身亡。
[20]“在凡尔赛条约和其他和约中，世界资本妄想双管齐下，既通过加强剥削把战争费用和资本主义复兴的负担加到无产阶级身上，又尽量为战胜国的利益压榨‘战败’国。这种愚蠢的打算是不会得逞的，这部分是因为在实际上不可能办到，部分也是因为它遭到被压迫民族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土耳其农民用手中的武器摧毁了色佛尔条约，因为这个条约威胁着他们的民族生存。”《德国共产党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议事录》，第409页。——原注
[21]霍勒斯·乔治·蒙塔古·朗博尔德爵士，第九代男爵（SirHoraceGeorgeMontaguRumbold,9thBaronet，1869年2月5日——1941年5月24日），英国外交官。1891年进入外交部门工作。1913—1914年任驻柏林大使馆顾问。1916—1919年任驻瑞士大使。1919—1920年任驻波兰大使。1920—1924年任驻伊斯坦布尔高级专员。1924—1928年任驻西班牙大使。1928—1933年任驻德国大使。1933年退休。
[22]莫里斯·莫里索维奇·康拉迪（МорисМорисовичКонради，1896年6月16日——1947年2月7日），出生于一个瑞士移民家庭。1914年以瑞士公民的身份进入俄罗斯帝国陆军。1919年参加保皇派运动。1921年返回瑞士。1923年5月10日在洛桑刺杀了参加洛桑和约谈判的苏联外交官沃罗夫斯基，当场被捕，同年11月5日无罪释放。1947年死于瑞士。
[23]奥古斯特·塔尔海默：《1923年是革命错过机会吗？德国十月传统和1923年的真实历史》，柏林1931年版，第20页。——原注
[24]《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议事录》，汉堡1923年版，第420页。——原注
[25]《国际新闻通讯》，1926年1月，第130号。——原注
[26]巴甫洛夫斯基〔瓦尔加〕：《市民德国在鲁尔冲突中的失败》，载于《共产国际》，彼得格勒，1923年，第26期，第96—106页。——原注
[27]弗洛里安·克勒克纳（FlorianKlöckner，1868年10月4日——1947年5月10日），德国工业家。1906年创立克勒克纳贸易公司。一战中入伍。1920年加入中央党。1920—1933年任国会议员兼中央党副主席、帝国邮政局董事会成员。1940—1947年任克勒克纳贸易公司监事会主席。
[28]奥古斯特·塔尔海默：《鲁尔冲突的基本问题》，载于《共产国际》，1923年，第26期，第107—110页。——原注
[29]阿洛伊斯·诺伊拉特（AloisNeurath，1886年8月29日——1955年4月25日），生于维也纳，曾获法学博士学位。1909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期间参加奥匈帝国陆军。1921年3月参与创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德意志人支部）（KommunistischeParteiderTschechoslowakei〔DeutscheAbteilung〕），并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同年10月底随该党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1—1926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2—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5年11月—1929年9月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26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解除党内一切职务，1929年6月被开除出党，此后参与创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列宁主义派）（KomunistickástranaČeskoslovenska〔leninovci〕），继续坚持开展共产主义活动。1948年2月流亡瑞典，参加了瑞典社会民主工党（SverigesSocialdemokratiskaArbetareparti）。1955年4月25日在斯德哥尔摩逝世。
[30]阿洛伊斯·诺伊拉特：《一个可怀疑的论据》，《共产国际》，1923年，第26期，第110—113期。——原注
[31]约瑟夫·温特尼茨（JosephWinternitz，1896年2月18日——1952年3月22日），化名约瑟夫·索默尔（JosefSommer），又名伦茨（Lenz），生于英国牛津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曾在布拉格和柏林求学。1916年应征入伍，1918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20年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同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转入德共，成为左派理论家。1924年负责宣传工作，1927年当选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3年流亡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德共流亡组织的活动。1935年转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负责宣传和教育工作。1939年流亡英国，1945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48年9月返回德国，加入统一社会党，同年10月任柏林大学教授。1949年3月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1951年遭到强烈批判后逃往英国，加入英国共产党，在伦敦逝世。
[32]在柏林党支部组织的一次柏林大学学生集会上，我担任讲演人。会上讨论到民族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我不得不对某些反犹太言论作回答。我说，只有在一切资本家，犹太的和非犹太的都包括在内，成为同一攻击对象的前提下，共产主义才赞成向犹太资本家作斗争。在关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出版物中，这个插曲曾被多次引证和歪曲。——原注
[33]赫尔曼·雷梅勒（HermannRemmele，1880年11月15日——1939年3月7日），出身于小磨坊主家庭。1897年参加社民党，在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进行青年组织工作和地下反军国主义活动。1907年至1908年在社民党党校学习，随后在曼海姆担任全职干部，是党内左翼成员。1914年至1918年应征入伍，在曼海姆休假时组织了反对派，出席了独立党成立大会。1919年任曼海姆苏维埃主席，同年成为苏维埃共和国领袖。随后成为斯图加特地区的独立党左派领袖。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入选中央局。在1923年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间接担任了中央局的信使，他至少要对汉堡起义的失败负责。1920年至1933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同时当选为国会议员。1923年至1926年任《红旗报》编辑，1926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2年在派系斗争中失败后，于10月辞去德共中央书记的职务，1933年11月被开除出德共中央和政治局，并被迫辞去共产国际中的职务。1939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
[34]《红旗报》，第183期，柏林，1923年8月10日。——原注
[35]《柏林日报》，第69期，1924年2月9日。——原注
[36]阿图尔·莫勒·范登布鲁克（ArthurMoellervandenBruck，1876年4月23日——1925年5月30日），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作家，对包括纳粹党在内的民族主义运动影响很大。1925年自杀。
[37]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Михайлович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
[38]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MatthiasErzberger，1875年9月20日——1921年8月26日），德国政治家，隶属于天主教中央党。一战开始时支持战争，自1917年起开始采取反战立场。马克斯亲王任首相后入阁，任国务秘书，1918年11月率德国代表团在贡比涅同协约国进行和谈，11月11日他代表德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战后于1919年8月出任财政部长，支持凡尔赛和约，后来被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组织“执政官组织”（OrganisationConsul）暗杀。
[39]恩斯特·冯·萨洛蒙：《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第66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恩斯特的兄弟布鲁诺·冯·萨洛蒙在“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的墨西哥城支部中非常活跃，这个组织在1943年成立于莫斯科，其创建人有共产党人埃里希·魏纳特、俾斯麦的曾孙冯·艾因济德尔男爵和斯大林格勒的德国第六军军长瓦尔特·冯·宰德利茨将军。墨西哥城委员会的两个著名领袖，是共产党工会活动家保尔·梅克尔和出身于德国封建世家的阿尔诺德·维特·冯·戈尔森瑙，后者以路德维希·雷恩的笔名著称于世，是一个共产党作家。他们两人都在1946年返回东德。——原注
布鲁诺·冯·萨洛蒙（BrunovonSalomon，1900年2月7日——1952年6月8日），德国记者、政治活动家。一战中入伍，退役后鼓吹右翼保守主义。1929—1930年任《乡下人》报主编。纳粹党上台后流亡萨尔盆地，立场急剧左倾，参加了德共。1935年流亡法国，参加了人民阵线运动。1936—1939年期间参加西班牙内战。1940年法国沦陷后参加抵抗组织。晚年穷困潦倒，饱受病患之苦。1951年返回西德。1952年逝世。
路德维希·雷恩（LudwigRenn，1889年4月22日——1979年7月21日），生于德累斯顿一个贵族家庭，本名阿诺德·弗里德里希·维特·冯·戈尔森瑙（ArnoldFriedrichViethvonGolßenau）。一战期间在西线作战。1928年参加德国共产党。并担任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协会书记。纳粹上台后被捕，1935年逃往西班牙。1936年参加国际纵队，曾担任恩斯特·台尔曼营营长和国际纵队第XI旅参谋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1947年返回东德，参加了德国统一社会党。1979年在东柏林逝世。
[40]艾尔茨贝格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议会批准凡尔赛条约的那一天，“若干国防军成员企图暗杀我，可是未能如愿。几天以后，有人向我在财政部的办公室扔炸弹。一颗手榴弹炸坏了行刺者认为我正在里面睡觉的房间。第三次行刺我是在毛比特，当时我显然有上帝保佑，我只受了一点轻伤……”见马蒂亚斯·艾尔茨贝格尔：《世界大战见闻录》，柏林1920年版，第383页。可是，1921年8月26日的第四次行刺却成功了。这一天，当艾尔茨贝格尔正在黑山林作徒步旅行时，他在十二颗子弹下——这是惩治叛徒的一种传统方式——殒命。
1946年11月25日，在布莱斯戈河上的弗赖堡，暗杀艾尔茨贝格尔的凶手海因里希·提雷森，为二十五年前的这桩旧罪行在德国法庭上受审，结果根据各种法律理由被宣布无罪。其理由之一就是1933年的大赦也对他适用。法庭在宣判时宣称：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提雷森已经同他以前的行为断绝关系，现在是一个道德品质很高的公民。归根结底，他之所以要暗杀艾尔茨贝格尔，是出于一种——用法庭的话来说——爱国主义的激情，希望能使德国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法占区的司法监督机关，即设在腊斯塔特的总法院，对这一判决提出抗议，要求重审。（参看《新苏黎世报，1946年12月4日。》）——原注
海因里希·提雷森（HeinrichTillessen，1894年11月27日——1984年11月12日），出身于军官家庭。1912年进入德意志帝国海军服役。一战中，在1917年与英国海军交战中被俘。1920年获释后退役，参加了埃尔哈特旅。1921年参与镇压第三次上西里西亚波兰人起义，同年8月16日参加了刺杀艾尔茨贝格尔的行动，事后流亡匈牙利，参加了匈牙利志愿军。1925年流亡西班牙。1932年回国。1933年获特赦，同年加入纳粹党和冲锋队。1939年应征入伍，在海军部工作。1944年退役。二战结束后被美军逮捕，并承认杀害艾尔茨贝格尔。1946年在一审中被无罪释放，1947年在二审中被判处15年徒刑。1952年获假释。1958年获特赦。
[41]瓦尔特·措伊彻尔（WalterZeutschel，1900年7月22日——1976年6月21日），早年担任临时工。1916年起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8年被征入伍，在西线作战。十一月革命后加入独立党。1920年加入统一共产党，在党内支持台尔曼。1923年10月参加汉堡起义，并参与组建德国契卡。1924年因试图在波茨坦发动炸弹袭击而被捕。1925年被判处八年监禁。1928年获释。1928—1929年任《汉堡人民报》主编。1929年退党。1931年公开抛弃共产主义。纳粹党上台后多次被捕。1936年被解除一切职务，转而进厂做工。1945年起经商。1976年死于汉堡。
[42]瓦尔特·措伊彻尔：《为共产党的恐怖组织工作》，柏林1931年版，第71页。——原注
[4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也普遍流行私藏武器的买卖。发生于法国的一个插曲，可以典型地说明这种情况。内政部长爱德华·德普勒承认，人们时常谣传的秘密武器库确实存在。1947年3月初，一个拥有四十挺机关枪、大批手榴弹以及其他武器的人被捕；他既是戴高乐派联盟的成员，又属于共产党的一个游击组织“义勇军与游击队”。他的这些武器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在各式各样的假文件、各种不真实的控告和反控告的一片迷雾中，要探寻出它们的下落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参看《纽约时报》，1947年3月18日。）——原注
爱德华·古斯塔维·赫克特·德普勒（ÉdouardGustaveHectorDepreux，1898年10月31日——1981年10月16日），一战中入伍，退役后担任律师。1918年加入法国社会党。1935年任索城（Sceaux）市议员。1938—1941年任第三共和国国会议员。二战结束后，于1945—1958年任第四共和国国会议员。1945—1959年任索城市长。1946—1947年任内政部长。1948年任国民教育部长。1958年创立自治社会党（Partisocialisteautonome），并参加了民主力量联盟（Uniondesforcesdémocratiques），反对戴高乐重返政坛。1960年参与创立统一社会党（Partisocialisteunifié），1960—1967年任统一社会党全国书记。1981年在巴黎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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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占领鲁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十二章占领鲁尔
·消极抵抗
·埃森路线
·克虏伯事件
·莫斯科会议
·拉狄克把希望寄托于国防事政变
法国占领军当局在哈姆和多特蒙德之间设立一所哨所，以标明德国占领区和非占领区之间的界线。所有的火车都要在这里停留，让全体乘客下车受检查。进入占领区是不难的，乘电车或公共汽车、骑自行车或者步行都可以，但是越过这座哨所，一个德国警察或一支德国军队便没有任何权力。在占领区内，有几十万名矿工和冶金工人失业，德国政府发给他们的少量失业津贴，购买力一天比一天下降。居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开会和示威上。
消极抵抗
柏林政府以号召消极抵抗来回答占领。在1923年1、2两月，鲁尔—莱茵区的工业大部分都陷于瘫痪。火车被送进了车库，电线被割断了；法国人则以向城市课征罚金和逮捕市长相报复。不过，几星期以后，政府鼓动起来的这些活动便迅速减少。早在1月，当好些煤矿经理被捕时，柏林方面便已经无法组织群众性的抗议罢工。这一次和以后好几次，政府都威胁着要把继续工作的矿工关进监狱。3月4日，艾伯特总统宣布，凡给予法国人以任何援助，包括在矿井和铁路上工作者，政府均将予以严惩。3月18日，他在通向鲁尔的门户哈姆发表演说，敦促人们继续抵抗。
上涨的生活费用推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救济金，3月末，一群群失业者在莱茵—鲁尔区到处示威，要求控制物价。他们的队伍一再开进市政厅提出要求：增加失业救济金，用煤免费，供给儿童牛奶，供给寒衣，免费医疗，发给特别津贴以补偿房租的上涨，等等。柏林政府深为吃惊；德国工人联合会的中央理事会也受到震动。法国军队不断和骚乱者发生冲突。在布埃尔—雷克灵豪森，竟出动坦克对付他们。
工业家们的态度是暧昧不明的。一般说来，他们欢迎民族主义者的宣传，这些民族主义者告诉工人们说，法国的占领是对工人切身利益的威胁；但是，矿主们对工人的民族纪律性却缺少信心。1月底，柏林股票市场要求把该地区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在工人被迫进行消极抵抗的同时，许多企业主却改善和扩大了自己的工厂。在工人中间，关于鲁尔区工业家同法国冶金工业委员会进行秘密谈判、关于库诺内阁同英国政府达成秘密谅解等等的谣言，从来没有中断过。3月20日，对这种骚乱感到不安的矿工工会，吁请内阁迅速找出解决办法。
巴黎希望：通过成立一个独立的鲁尔共和国，也许可以使莱茵—鲁尔区永远同德国脱离。因此，凡是反对德国政府的文献，即使是煽动性的，也都得到容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欣赏。法国军队的德古特将军同分离派领袖合作。但是，分离派的组织很薄弱；它们的领导人——约瑟夫·马特斯[1]、阿达姆·多尔滕[2]和约瑟夫·施梅茨[3]等，并没有被人们认真看待。不过，在民族主义集团和分离派之间的无数次冲突中，有一次，施梅茨竟被民族主义分子打成了重伤。一般鲁尔工人对法国发起的莱茵区“独立”抱着某种怀疑，但是对德国民族主义者也没有更多的热情。志愿团和瓦特尔将军指挥下的国防军当年的讨伐，留给他们的印象太深刻了。尽管法国人不受欢迎，一般鲁尔工人由于对国防军是如此憎恨，以致于宁愿让法国人占领，而不愿意在他们所说的“德国占领”下过日子。
而且，在鲁尔工人中间已经发展起一种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同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宣传是格格不入的。在战前的二十五年中，采矿业的发展要比当地人口的增长快得多。矿上经常派人到东欧和德国的农业地区去招募工人；许多贫雇农的儿子都离开家乡，涌进了鲁尔。从1895到1900年间，他们的人数达一百万人。在盖尔森基兴左近，可以看到东普鲁士人、波兰人、[4]俄国人、意大利人、荷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其他南部斯拉夫人。这个多民族的集团对民族主义宣传完全无动于衷。民族主义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黑色耻辱”（指法国的有色集团进驻鲁尔），可是工人们却并不为此所动。
国家政权在占领区内被削弱了，占领军也没有建立自己的政府。德国的警察和行政机关已经撤出；柏林尽管一再发出威胁和威胁，却并没有实现它们的手段。
埃森路线
在这一时期，柏林党组织派我作为联络人到莱茵—鲁尔区，我在哈姆和科隆之间的地区非常活跃。党的战士对马特斯和多尔滕这类分离派的领袖根本瞧不起，拒绝和他们进行任何合作。党员们的兴趣都集中在没收重工业的可能性问题上，这是把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天主教工人团结在一起的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剂。“让我们立刻把工厂主和矿主撵走吧！让我们建立起工厂委员会，统一管理莱茵—鲁尔区的全部工业结束掉腐败的柏林政府这种骗人的消极抵抗吧！用不着柏林的指挥，我们也能够产煤。让我们建立一个独立的莱茵—鲁尔区经济单位。”对他们说来，革命的中心是在莱茵—鲁尔区，而不是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如果我们不是呆在坑口，而是走下矿去，自己动手进行管理，全区的居民一定会支持我们。我们将重新建立起我们的无产阶级民兵，而一个坚强地组织起来的莱茵—鲁尔区，将会成为德国革命的领导者。”
因此，三年前的计划正在复活。一个莱茵—鲁尔工人共和国将成为革命的基地，从这里，一支工人大军将开入德国中部，在柏林夺取政权，一劳永逸地粉碎一切民族主义的反革命力量。这项计划部分是在党外发展起来的，当前的时机、饥饿以及对卡普暴动那些日子的记忆，促成了它的产生。它的形成部分地也是由于鲁尔共产党人的推动，在这方面他们得到汉堡、柏林、上西里西亚的支持。最后，经过许多次秘密会议的研究，决定于1923年3月25日在埃森召开一次全区党代表大会来拟订占领工厂和夺取地方政权的纲领。
埃森大会分成了力量几乎完全相等的两派。来自克虏伯工厂和埃森冶金工厂的代表是右翼；来自瓦内、盖尔森基兴、波鸿、多特蒙德、布埃尔的代表（其中有许多罢工）则急于夺取地方政权。在德国，鲁尔是存在着工团主义强大集团的唯一地区。
代表大会的争论焦点，是党暗暗与之配合的库诺的消极抵抗政策；左派建议采取反对政府的行动。根据德俄结成反西方大陆联盟的政策同民族主义分子携手，其结果只能是使反对德国工人的反革命力量重新结集起来。这样，拉狄克的纲领——“坚决不服从占领军占领军当局，在一切被军事占领的工厂停止工作”——便遭到左派的反对，但没有人敢因为他的政策而公开批评俄国政治局。
左派要工人接管矿山的主张，是在到处风传法国军队将占领它们的气氛中提出的。在此以前，普恩加莱已经扬言要在4月1日——埃森大会开过七天后——接管鲁尔工业，这一威胁使会上的讨论变得格外热烈。当时，德国内阁和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理事会，对这件可能发生的事也正在不断讨论。在库诺内阁的鼓动下，工会领袖已经几次宣布，万一发生这种情况，它们将发动一次全国性总罢工，这次罢工的声势将比反对卡普暴动的那次还要浩大，而且一定能得到全国的大力支持。对工会领袖保证的总罢工感到怀疑的左派宣布，共产党不应该参加这种由政府指使的使鲁尔财产保留在资产阶级手上的罢工，而应该把它变为无产阶级罢工，“以粉碎一切法西斯流派，推翻库诺政府，并建立一个革命工人政府”。左派在一篇声明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篇声明旨在把党团结在鲁尔区共产党人的周围，从而根本改变党的政策：
“鲁尔的占领已经如此加重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瓦解过程，以致使德国资产阶级目前沦入了绝望的处境。库诺政府采取的消极抵抗政策，把最沉重的经济负担加到了德国无产阶级身上，它必须承担鲁尔被占领的全部损失。……考虑到德国资产阶级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软弱，民族主义集团鼓吹的积极抵抗目前根本不可能做到。民族主义分子的宣传和准备是一种反革命部署，通过这种活动，他们正在为反对无产阶级的血腥战斗作准备。法西斯主义的方法是资产阶级用以束缚无产阶级的政治形式。……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历史任务应该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从而把德国无产阶级从永无止境的和悲惨的被奴役状态中解救出来。这样，就能够保持无产阶级德国的团结，齐心协力反对一切帝国主义。”[5]
这时，在拉狄克和中央委员会的指派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克拉拉·蔡特金赶来进行干预。她在一篇庄严而伤感的演说中，警告鲁尔共产党人不要重蹈过去曾给党带来很大灾难的冒险主义覆辙。照她的说法，鲁尔工人处在相互竞争的德法帝国主义的夹攻之下，轻举妄动是不会有成功希望的。千万要避免冒险主义。党应该集中精力同扶摇直上的通货膨胀进行斗争。可是，尽管蔡特金声望卓著，左派的立场仍然在党内得到相当大的支持。慌了手脚的拉狄克急忙给莫斯科打电报，在他的请求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表示反对左派的纲领。它表明，莱茵—鲁尔区任何反对库诺内阁的起事，都将遭到共产国际的公开否认，它将指示其余的德国共产党人不和起事者合作。
埃森路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争取支持者。柏林和汉堡支部已经对它表示拥护，其他支部也有可能被争取过来。俄国政治局担心这会打乱它的外交政策，于是要两派在5月到克里姆林宫去开会。
克虏伯事件
3月31日，即埃森代表大会召开过六天后，在该地的克虏伯工厂发生一次事件，这在法国军队同德国工业家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中，是闹得最凶的一次。当工程师委员会到达工厂时，迎接他们的是预先安排好的消极抵抗仪式。在工厂汽笛的召唤声中，五万三千名工人被命令停工半小时，到院子里集合。这些工人一向依靠工厂的卡车运送他们的食物和工资；当他们听说委员会打算征发这些卡车供法国军队使用时，他们便开始举行示威，纷纷聚集在阿登多弗街工厂车库的周围，或是爬到附近建筑物的屋顶上。民族主义鼓动者发表演说，煽起工人反对德国人；他们试图使工人们唱起爱国主义的歌曲，但是没有成功。在示威者和军队发生的冲突中，有十三名工人被打死，四十二人受伤。[6]
几天以后，这座工厂的所有者古斯塔夫·克虏伯博士，同他的一群经理一起被捕。柏林政府把克虏伯捧成民族英雄，吹嘘他为德国的荣誉采取了勇敢的立场。有人散发了这样的传单，传单上画着普恩加莱坐下来进餐，上的菜是盛在银盘子里的一个烤熟了的德国婴儿。民族主义宣传达到了新的高潮，但是，鲁尔区工人对黑色国防军的刻骨仇恨还没有消退，它们的1920年讨伐队在工人的头脑中记忆犹新。国防部长盖斯勒不得不在议会中发表辟谣声明，否认他正在主使志愿团密谋在鲁尔发动反法武装起事。发生克虏伯事件几天后，埃森各工厂委员会联席会议断然拒绝同工业家联合行动，议决独立进行抵抗。
4月13日，梅尔海姆的工人在围攻一天以后终于占领市政厅，接管了当地的政府。城里的形势是如此紧张，以致连法国人都不敢立即进行干涉。梅尔海姆的共产党地方组织不理睬共产国际的指示，开始组织“工人政权”。他们开仓散粮，组织工人民兵，派遣联谊代表到附近的工业城市去。梅尔海姆起义的消息激动了全区。
柏林谴责法国人容忍甚至保护共产党的暴动。内阁正式要求从柏林遣回保安警察，这一要求被法方接受。共产党民兵队退进议事厅，坚持到4月21日被德国警察逐出，死十人，伤七十人。
党中央委员会再次向埃森地方组织发出指示，要他们停止这种暴动主义的冒险。党中央威胁要把参加暴动的党员开除，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果真实行了这种制裁。但是骚动的浪潮仍然继续增涨，并且在5月发展到最高峰。
5月9日，克虏伯被解到杜塞尔多夫监狱，民族主义者的宣传大肆颂扬他的殉道精神。一个破坏组炸毁了埃森的一座桥；民族主义鼓动员布满全区。法国向埃森市课征了一笔罚金，并且向柏林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强硬抗议。最后，柏林警察不得不逮捕了保民团的一个领导人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茨[7]。
民族主义英雄之一是列奥·施拉格特。他对占领军当局进行的破坏活动，在炸断杜塞尔多夫附近的一条铁路时达到最高峰。他终于被法国人逮捕，经过军事法庭审判后，于5月26日被处决。像他这样的人有几十个，他的情况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拉狄克后来颂扬过他，曾称他为“值得我们革命战士真诚尊敬的一位勇敢的反革命战士”。
5月底，在鲁尔爆发了激烈的战斗。27日，在波鸿和盖尔森基兴，“法西斯分子”和“赤党”发生冲突，结果有十三人死亡。在多特蒙德和盖尔森基兴，粮食仓库被占领。盖尔森基兴的矿工攻下警察总署，并且把警察档案架成一个大营火堆统统付之一炬，作为他们对柏林作斗争的欢乐象征。德国政府再次要求法方准许保安警察开去镇压。德古特将军也再次答应这一请求。指挥保安警察的是一批国防军军官，他们都曾在研究过1918—1920年经验的专家指导下，受过打内战的训练。经过好几天战斗以后，保安警察把工人赶出了盖尔森基兴的据点。在波鸿，经过激烈的战斗后，他们把共产党委员会成员全部逮捕。
到5月末，已经有五十万名矿工和十二万名钢铁工人罢工；他们仍然留在矿上和工厂中，因此，连经理都无法再执行自己的行政工作。5月30日，罢工者宣布复工；他们的工资增长了50%，但别的要求都遭到拒绝。
这一连串的骚动和罢工，表明当时达到了如何不安定的程度。由于缺乏任何指导力量，这些大部分是自发性的运动，始终没有越出地方性事件的范围。
莫斯科会议
我肩负着鲁尔共产党人的委托从埃森回到柏林，准备向中央委员会施加压力，要他们改变政策。在《红旗报》本部，我见到拉狄克，他正在等待着最晚的消息，以便亲自给第二天的社论作最后润色。在一次有赫克特和皮克参加的政治局非正式会议上，我再次为鲁尔共产党人的主动精神申辩，并且再次建议对他们发出新的指示。拉狄克大发雷霆。他用最阴暗的色调描绘了一幅党即将被消灭的图景，而且威胁着要把一切反对他支持消极抵抗的人开除。
5月，我作为左派代表之一去莫斯科，参加由俄国政治局召开的德国党内各集团会议。其余的代表是：右派代表保尔·波特赫尔和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左派代表阿尔卡季·马斯洛夫和恩斯特·台尔曼。俄国代表团由托洛茨基、拉狄克、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组成。
布兰德勒的中央委员会本来是不愿意开这样一次调解会议的；他曾经希望在莫斯科能够干涉以前就把左派开除。但是，对莫斯科的邀请却不可能拒绝。经过一星期的讨论，俄国政治局取得了一种妥协。“把资产阶级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争取过来，使之成为工人运动右翼”的莱比锡纲领，受到了严厉谴责。各集团都大致同意：德国的革命危机正在发展，有必要“加强”夺取政权、特别是在莱茵—鲁尔区夺取政权的斗争。
莫斯科的政治家们发现，操纵左派并不是那么困难，在会上，左派所关心的主要是不让布兰德勒把他们开除出党，而不是联合宣言中的实际问题。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虽然莱比锡提纲被否定，布兰德勒主张共产党部长加入萨克森和图林根邦政府的建议，却为俄国政治局所赞同。对莱茵—鲁尔区的占领问题作了讨论，但是并不彻底；而且，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问题这一次又没有被提及。不过，布兰德勒的另一要求，即要俄国人借口党内审查不放马斯洛夫回德国，却被他们拒绝了。作为和解的表示，通过互选在中央委员会中增加了四名左派，但这是一种不为任何人所喜欢的妥协。
德国党内危机丝毫也没有因此而被消除。德国党所以分裂成相互敌对的派别，表面上好像完全是由于对德国当前形势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更深入地看来，它却是俄国党内争作列宁继承人这一斗争的反映。在举行5月会议时，这一斗争正处于最高潮。当时，列宁已经奄奄一息，斯大林也还没有巩固他作为列宁继承人的权力。
拉狄克把希望寄托于国防军政变
在占领鲁尔期间，德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友好，以致拉狄克能够在菩提树下街七号的柏林大使馆正式安顿下来。在这里，他可以自由地接见记者和政界人士，而不会受到任何限制或监视；在苏联贸易代表团的办事处，也有一个供他使用的房间，他往往利用这个地方同国防军代表会谈。[8]拉狄克往来于菩提树下街和弗里德里希大街二百二十五号《红旗报》社之间，就像他习惯于从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步行到《真理报》社去那样自由自在。对他说来，在1923年初春的这些日子里，柏林几乎成了另一个莫斯科。
国防军为同法国发生武装冲突所作的准备，同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工人的反军国主义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这些工人对国防军的“心存恶意”，由一个同时代的民族主义政客作了如下描绘：
“在德累斯顿的警察总署，多年来一直没有一个特殊的邦情报处，其职责是对国防军进行心怀恶意的侦查。不仅是铁路或公路上的部队调动受到侦查，而且连最偶然的小事也在被侦探之列。在这种侦探工作上，官方或非官方的铁路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组织者，都同特派的警察官员（他们和萨克森境内外的部队有联系）合作。
就这样，举凡调动中的部队力量、武器类型、调动的性质和目的，以及特殊训练科目等等，都受到了侦视；他们暗中监视单独旅行的军官，侦探不论是穿军服或是穿便衣的国防军人员。他们检查火车票，注意其目的地，并且检查行李。他们注意军队信鸽的飞行，记下它们的飞行时间。火车时间表的更动也受到审查，以断定这些更动会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国防军。军官的餐厅乃至俱乐部都受到侦查。军营日以继夜地被监视。就连停在军队总部门前的民用汽车，也被记下牌照号码，然后对车主的姓名进行审查。”[9]
围绕在德意志自由人民党周围的极端民族主义集团，正在组织秘密军事活动，而且据蔡格纳对邦议会报告，他们还得到库诺政府的支持。他揭露了冯·塞克特将军和普鲁士内阁中社会民主党部长卡尔·塞费林之间的一项秘密协定。[10]
蔡格纳和另一个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人里夏德·利平斯基，一再向共和国总统艾伯特致送照会，对日甚一日的秘密重整军备表示不安。
“在1923年7月7日至8月8日的议会休会期间，萨克森和共和国中央之间的紧张关系，发展到了公开冲突的地步。蔡格纳博士发动了一个反对鲁尔抵抗的挑衅性运动，并且——这使法国人大为快意——猛烈谴责国防军。当时确实交换了一系列外交照会。萨克森邦的首脑进一步加剧了他自己的政府同资产阶级共和国总理库诺博士的政府之间的敌意……
蔡格纳博士竭尽咒骂国防军之能事，觉得无论骂多少次也不为过。这些使法国人大为快意的谴责……造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形势。”[11]
拉狄克对黑色国防军活动的了解，要比蔡格纳这样的社会和平主义者多得无可比拟。在一群专家和使馆武官的协助下，他能够看到红军军事情报方面的各种报告，而这些材料当然是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无法看到的。当库诺政府开始打击鲁尔共产党的时候，拉狄克便对库诺政府施加威胁，强迫它采取他所主张的国内和平政策：
“政府深知，由于法帝国主义造成的危险，德国共产党已经对许多事情保持沉默。可是，要为其代理人的行动负责的政府，正在由于这些行动而变得不适合于进行国际谈判……如果政府不停止它对共产党的挑衅性进攻，我们就要打破我们的沉默。”[12]
这种间接地公开承认同库诺合作，在党内造成了惊慌和混乱。反布尔什维克派共产党脱党分子的机关报《共产主义工人报》，在一篇指责拉狄克同民族主义分子打交道的文章中，建议共产党人把他们党的名称改为“德意志民族布尔什维克人民党”。
有一期《红旗报》印了下面两句报头：
“在鲁尔河同施普雷河，
打倒库诺和普恩加莱！”
第二天早晨，拉狄克来到报社，认为两个负责人（一个是格哈特·艾斯勒[13]，又名汉斯·伯格）“玩忽职守”，把他们撵走了。于是，报头改成了：
“在施普雷河反对库诺，
在鲁尔河打倒普恩加莱！”
在军队和黑色国防军中，同俄国可能结成联盟是无休止地讨论复仇战争问题的基础。红军和国防军总参谋部之间的这些秘密联系，在1938年最后一次做样子的公审中，通过一种被歪曲的方式得到证明。长期担任过苏联驻柏林大使的克列斯廷斯基是被告之一。在供认他曾经于1921年参加非法的托派集团以后，他继续说：
“一年以后，我犯下了一桩罪行……我奉托洛茨基的指示，同代表国防军的塞克特将军缔结了一项协定，他答应以金钱援助托派组织，作为交换条件我们在这方面有义务为国防军做若干谍报性质的工作……托洛茨基的理论是：我们的外交路线在当时同德国是一致的，德国在战后处于破产状态，考虑到德国对英、法和波兰等国所怀的复仇情绪，德国和苏俄在最近的将来绝不可能发生冲突……1923年以后，同塞克特缔结的协定主要在莫斯科、有时也在柏林执行……
维辛斯基[14]：……我想更精确地弄清楚一个问题。据你说，你开始想到利用德国国防军，是在1921到1922年间的冬天。
克列斯廷斯基：为托派的罪恶目的利用德国国防军的计划，出现在1922年的春季。
维辛斯基：是否在1921年以前，你们的托派组织就已经同塞克特保持联系？
克列斯廷斯基：当时存在着一种我不想在公开审判时说明的联系〔这也许指的是1920年俄波战争〕……这不是一种托派性质的联系。
维辛斯基：如果你希望这样，我们在公开审判时将不触及这方面的任何问题。但是，有一些问题也许是现在就可以谈一谈的。首先，柯普是什么人？
克列斯廷斯基：大致说来，柯普是一个老孟什维克……
维辛斯基：据你说，这一个柯普在1920年7月同塞克特建立了联系……
克列斯廷斯基：是塞克特同柯普挂上了钩……
维辛斯基：……柯普在1920年担任红十字会代表的时候，就同塞克特将军建立了联系。是这样吗？
克列斯廷斯基：是的。”[15]
藏在这种捏造后面的事实很简单。1922—1923年间，两国军队总参谋部之间的联系，是根据当时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的命令进行的。可是，进行这种活动是遵循政治局、首先是总书记拟订的外交路线。而且，国防军本身还往往主动同红军建立联系。然而，维辛斯基所说的塞克特曾以大量黄金资助托洛茨基，却是使审判显得这样冠冕堂皇的弥天大谎之一。
在亲俄的德国外交官乌尔里希·冯·布罗克道夫—兰曹伯爵于1922年末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以后，关于缔结德—俄联盟的秘密讨论变得更具体了。布罗克道夫长期以来一直同情苏维埃政府。1917年4月，他赞成让列宁假道德国自由返俄。在布尔什维克的11月胜利以后，他很快便看出德俄结成反西方大陆联盟的可能性。1918年12月，人民代表委员会任命他为外交国务秘书。两个月后，他成为谢德曼内阁中的外交部长，但他辞去这一职务，以表示他对签订凡尔赛条约的抗议。他从公共生活中引退，暗中为德国实行亲俄的外交政策而努力。在1922年，同他的朋友外交部东方司司长阿道夫·冯·马尔赞[16]男爵一道，他草拟了拉巴洛条约，两人都把这个条约视为他们的主要成就之一。
拉狄克同接近库诺内阁的人直接讨论了俄国对待德法重启战端的态度，保证他这方面将保持善意中立，包括德国共产党人支持战争在内。他绞尽脑汁写出许多篇社论，组织中央委员会开会，干预组织局的人事分配。对拉狄克说来，魏玛共和国的瓦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可以借此大大积累政治资本，把自己变成俄国的最高领袖之一。他指望德法两国之间将完全决裂，国防军同莱茵—鲁尔占领军将发生一场局部战争。而英国由于许多原因将不会进行干预。他考虑到，在法国如此被孤立的情况下，德国军事力量将能够击退法军，而在战争过程中，一个国防军—共产党联盟便可以占取优势。
[1]约瑟夫·弗里德里希·马特斯（JosefFriedrichMatthes，1886年2月10日——1943年10月9日），早年担任记者。1918年加入德国民主党。1919年退党，参加了社民党，1920年因贪腐丑闻被开除出党，同年被判处六个月监禁。1923年起鼓吹莱茵分离主义，1923年10月21日在法国的支持下自封为“莱茵共和国”总理，11月27日辞职，流亡法国。1941年被引渡回德国。1943年死于达豪集中营。
[2]汉斯·阿达姆·多尔滕（HansAdamDorten，1880年2月10日——1963年4月？日），早年从事法官。1914年入伍。十一月革命后持莱茵分离主义立场，1919年6月1日自封为“莱茵共和国”总统，失败后流亡法国。1923年再度筹划建立“莱茵共和国”，失败后再度流亡法国，1927年起在法国从事律师行业。1963年在尼斯逝世。
[3]约瑟夫·施梅茨（JosefSmeets，1893年？月？日——1925年3月25日），早年参加了社民党。1918年加入独立党，并担任独立党科隆组织委员。1919年退党，鼓吹莱茵分离主义，并创立“莱茵共和人民党”（RheinischenRepublikanischenVolkspartei），自任主席。1923年参与了“莱茵共和国”的活动，失败后流亡法国。1925年死于梅斯。
[4]1913年，鲁尔区大约有一千一百七十七个波兰人社团。在波兰移民达到最高潮的1905年，盖尔森基兴有一万名波兰工人，为他们服务的有一所波兰人银行、若干波兰人教堂、百货商店中的讲波兰语售货员，此外还有若干波兰人合作社和一家波兰文报纸《波兰掷弹兵》。见埃伯哈德·弗兰克：《鲁尔区与东普鲁士：东普鲁士人的迁入；历史、范围及其意义》中《鲁尔区的民风》一章，第1卷，埃森1936年版，第20页。——原注
[5]在1923年3月25日埃森大会上反对派提出的决议案。《德国共产党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议事录》，1924年4月7日至10日举行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柏林1924年版，第132页。——原注
[6]《在法国军事法庭上的克虏伯》，载《南德月刊》（慕尼黑，1923年），第20卷，第9期第88页以下。——原注
[7]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茨（FriedrichWilhelmHeinz，1899年5月7日——1968年2月26日），德国记者、作家。1916年入伍。1917年加入德意志祖国党。一战期间参加了第三次佛兰德战役、康布雷战役和春季攻势。1919年加入埃尔哈特旅，参与镇压上西里西亚波兰人起义。1920年参加了卡普暴动。1922年参加了黑色国防军的活动。1923年帮助纳粹党在黑森成立党组织和党卫军，同年10月参加了啤酒馆政变，政变失败后被捕，在国防军的斡旋下获释。1929年加入纳粹党，支持斯特拉瑟领导的“民族革命派”，不久被开除出党。1933年加入钢盔团。1936年重服现役。1938年起参加反希特勒活动。1940年参加了巴巴罗萨计划。1944年“七·二〇政变”失败后转入地下。二战后参加社民党。1950年为西德政府成立军事情报部门。1953年被解职。此后脱离政治活动。
[8]在1923年，尤里·卢托维诺夫被派来领导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的工作，他是工人反对派的领袖之一，派他出国是为了割断他同俄国其他反对派分子的联系。据别谢多夫斯基说（《一个苏俄外交官的秘密》，第100页），卢托维诺夫被派来柏林，任务是检查被维克多·柯普搞得一塌糊涂的财务。有一天，一群德国军官来到商务代表处，要求会见拉狄克的继任者进行照例的谈话；他拒绝接见他们。同年晚一些时候，当卢托维诺夫回莫斯科时，拉狄克竟恬不知耻地指责他同法西斯分子寻求联系。卢托维诺夫一直闹到政治局会议上，对拉狄克进行威胁，在这么一闹以后，事情才被搁起不谈。
卢托维诺夫早在1904年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那时他才十七岁。他是一个五金工人，把他的主要精力都投入了工会工作，1917年以后成为五金工人工会理事会和全俄工会理事会的理事。1924年5月，他由于对党的蜕化感到绝望而自杀。——原注
[9]《社会民主共产主义者》，德意志人民党第46号小册子，柏林，1924年，第13—14页。——原注
[10]关于黑色国防军的法庭记录，转引自保尔·梅克尔：《德国：生存还是毁灭？》，墨西哥城1944年版，第1卷，第87页，以及库尔特·卡罗和瓦尔特·厄梅：《阴谋者的发迹：德国反革命史料之一》，柏林1933年版，第156页。——原注
库尔特·迈克尔·卡罗（KurtMichaelCaro，1905年7月25日——1979年6月24日），德国作家。1930—1933年任《柏林人民报》主编。纳粹党上台后流亡法国。1936年出版《我的奋斗》法语版。1939年加入法国军队。法国沦陷后流亡英国。1943年加入英国陆军。二战后退役，移居奥地利。1945—1950年任《世界新闻报》主编。1950年起在西德外交部驻伦敦大使馆工作。1958—1964年、1970—1972年任苏黎世《世界周刊》主编。1964—1970年任《瑞士插画》杂志主编。1979年在瑞士逝世。
瓦尔特·厄梅（WalterOehme，1892年3月1日——1969年3月13日），德国记者。1912年加入社民党。1917年加入独立党和德国人权联盟。十一月革命后，于1918年11—12月任格罗德诺《士兵委员会》报主编。1918年12月16—20日任总理府秘书。1923年因泄露国防军组建黑色国防军的计划而被捕并被判处一年监禁。纳粹党上台后流亡国外。二战结束后回国。1945年6—8月任萨克森邦政府新闻办公厅主任。1945年8—12月任格尔利茨市长。1945年12月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逮捕。1946年被判处25年徒刑。1956年获释。1963年平反。
[11]阿尔布雷希特·菲利普：《萨克森与共和国中央》，德累斯顿1924年版，第63页以下。菲利普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议会代表。——原注
阿尔布雷希特·菲利普（AlbrechtPhilipp，1883年2月1日——1962年1月24日），出身于工厂主家庭。1907年毕业于莱比锡大学。1907—1908年任魏玛国家档案馆研究助理。1913—1915年期间参与编辑《俾斯麦历法》。1914—1916年期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1918年任萨克森邦议会议员。1919年加入民族人民党。1919—1920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20—1930年任国会议员。1928年加入萨克森人民党。1939年重服现役。1943年退役。1944年起在大学任教。1949年退休。
[12]《红旗报》，1923年5月27日。——原注
[13]格哈特·艾斯勒（GerhartEisler，1897年2月20日——1968年3月21日），出生于莱比锡，1901年随家人移居维也纳，一战期间参加奥匈帝国军队，1918年11月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21年移居柏林，在《红旗报》编辑部工作，1927年当选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至1929年间参加调和派，1929年至1936年曾在中国和美国为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8月在巴黎被捕，1941年越狱后逃往美国，1947年被非美活动委员会迫害，被迫离开美国，返回民主德国，在宣传机关工作，1956年至1962年任民主德国国家广播委员会主席，1967年当选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14]安德烈·亚努瓦里耶维奇·维辛斯基（АндрейЯнуарьевичВышинский，1883年12月10日——1954年11月22日），1902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孟什维克，参加过1905年革命，1908年被捕，1909年获释。获释后继续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1917年曾签署过逮捕列宁的命令。十月革命后，接近斯大林，并进入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1920年参加俄共（布）。1925年任莫斯科大学校长。1928年在沙赫特案件中担任检察官。1935年担任苏联总检察长，在大清洗期间，在莫斯科审判中担任检察官。1937年至1941年任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究所所长。1939年至1944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0年兼任外交人民委员。1949年至1953年任外交部长。
[15]《反苏维埃“右派与托洛茨基分子联盟”案审判记录》，莫斯科1938年版，第262页以下。
在审判克列斯廷斯基前一年，拉狄克在受审时并未被准许在这个问题上作证。“把你过去的托派活动简单地告诉我们，”是维辛斯基的严格命令。“同其他被告相反，在同样多的证词中，拉狄克对头十年谈得很简略，只是谈到他在三十年代的托派活动时才详细起来。这样，1926—1927年的托派主要成员拉狄克，对这段时期的情形竟未能置一词，而充其量也不过是该集团同情者的克列斯廷斯基，反而必须在供词中追溯到1920年。照维辛斯基的安排，拉狄克所起的作用不同，他不愿意让拉狄克过深地牵涉进一桩叛国活动。”参看《反苏维埃托派中心案审判记录》，莫斯科1937年版，第82页以下。——原注
[16]阿道夫·格奥尔格·冯·马尔赞（AdolfGeorgvonMaltzan，1877年7月31日——1927年9月23日），德国外交官，曾在促成拉巴洛条约的谈判中发挥过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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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就鲁尔被占领问题给第二国际、维也纳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公开信（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1923-1928）
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就鲁尔被占领问题给第二国际、维也纳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公开信
（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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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猎人和农夫（250万年前—公元前300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一章猎人和农夫
（250万年前—公元前3000年）
·原始人革命
·捕猎革命
·农业革命
·战争和宗教的起源
·专业人员的兴起
故事一开始，我们将快速纵览一个漫长时段：从大约250万年前到公元前3000年。在这一时期，作为生物、文化和社会演变的一个结果，四种根本的变化得以产生。第一，在大约250万年前的东非，一些猿进化成了最早的类人猿——能够直立行走，从而可以将双手解放出来使用工具。第二，大约20万年前，依然在非洲，一些类人猿进化成为近代人类，也就是有更大的脑袋、更大的脑容量，能满足制造工具、协作劳动和群体交流的需要，以及对不同环境的文化适应性。第三，大约1万年前，在气候变化和食品短缺的冲击下，一些群体开始了由狩猎和采集向农业的转变。第四，大约6000年前，土地开垦和集约农业的新技术，使一些处于丰饶地域的群体，通过由锄耕农业向犁耕的转化，得以显著地提高了产出。
我将这些转变称为革命，是为了暗示了这个事实：它们都是相当突然的转变：历史中的某些时刻，曾经是稳定的、一点一滴的改良，突然被推向了质变——从四肢着地行走到双腿直立行走；从一种智力有限的类人猿到一种有特殊才能的个体；从一种基于狩猎和采集的生活到基于生产动植物的生活；以及从锄耕为主的农业过渡到以犁耕为主。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也就是这一时段的末期，种植业能够供给人类社会足够的剩余农产品，来支撑祭祀、战争，以及供给专业人员群体的需要。从篡夺了剩余控制权的后者之中，将出现最早的剥削阶级。
原始人革命
320万年前，一种新型的古猿，游荡在埃塞俄比亚的阿尔法洼地，它们被称为阿尔法南方古猿（阿尔法南部的古猿）。1974年，人类学家发现了一只这种古猿的47块骨头化石，大约是一个完整骨架的40%。根据这些细长纤弱的骨头，人类学家们估计其为雌性，并称她为“露西”。但事实上，她可能是名雄性。
露西死时，她的直立身高大约只有1.1米，体重29千克左右，年龄在20岁上下。因其腿短、胳膊长、脑容量小，露西看起来很可能非常像一头当代黑猩猩。但她与后者之间有一个根本区别：她是直立行走的；她骨盆和双腿的形状，以及在这个物种的另一成员的膝关节中发现的很小间距，都证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露西可能是一个小规模采集团体中的一员。他们四处奔走，采集水果、坚果、种子、蛋类，以及其他食物。当气候的变化让森林面积缩小并产生稀树大草原时，自然选择法则青睐的，是能够为寻找食物奔走很长距离的一个物种。露西的二足运动（用两条腿走路），已经有了革命性的暗示。这样就解放了双手和前臂，使它们可以从事工具制造及其他形式的劳动。这相应地鼓励了自然选择法则垂青于更大的脑容量。一个强有力的生物进化模式从此启动了。双手和大脑，劳动和智力，技能和思维，开始了一个爆发性的交互作用，这种作用最终在近代人类身上达到了高潮。
我们不知道露西是否会制造工具。无论在她还是她同伴的遗物中，我们什么工具都没有发现。但很显然，250万年前，露西的后代们可以制造工具。用粗糙碎裂的鹅卵石制成的石斧，体现的是一个被工具制造行为所定义的物种族群——原始人——在考古学上的印记。工具体现了概念思维、事先计划，以及手工操作的灵巧性。它们能够运用智力和技巧来改变自然界，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源。而其他动物，仅仅能够在工具出现时抓住它。
如同之前的南方古猿一样，类人猿在非洲进化，而且在大约150万年内他们主要都在这里。尽管在濒临黑海的格鲁吉亚已经发现了距今180万年的类人猿化石，但这似乎只能说明他们对西亚有过一次短暂入侵。直到大约100万年前，才有早期人类的一个物种——直立猿人——从非洲迁移出来，在南亚和东亚的许多地区开拓领地。再后来，一个更加成熟的物种——海德堡人，在西亚和欧洲的许多地方定居。但这些人口是相当稀少且不稳定的。
类人猿是生活于冰河纪的生物，而冰河纪开始于250万年前。冰河纪的气候变化多端，在寒冷的冰川期与相对温暖的间冰期之间变动。当前[1]生活在一个间冰期，但在2万年以前，欧洲北部和北美处于冰川期中段，大部分地区被厚达4000米的冰原覆盖。冬季可以持续9个多月，连续多个星期的温度都在零下20℃以下。早期的类人猿无法适应这样的寒冷，因此在气候温暖之时就向北方迁移，而当冰川期即将来临之时，他们再次迁移到南方。例如，至迟在7万年前，他们就踏上了英国的土地，随后却有至少8次撤离与重返。在旧石器时代（距今大约7万-1万年前），不列颠有人类活动的时间可能只占20%。
[1]指本书出版时的2012年，本书的注解全为译者注。
海德堡人似乎已经在海滨与河口一带定居，这些地方的动物资源相当丰富，种类繁多。他们的经典工具，或者是一把阿舍利手斧，实际上就是一把斧头，或者是一把克拉克顿薄片——种切刀。这些通用工具是根据需要大批量制造的。在英格兰的鲍克斯格鲁夫发现了大约300把手斧，以及与之相关的更多燧石敲击碎片，这些工具距今大约5万年，在当时可能类似于稀树草原的沿海平原上，它们用来捕杀马、鹿和犀牛。
然而，在最后一个冰河期，并没有大规模的撤离发生。尼安德特人作为一种能适应寒冷的原始人类，在两万年前由欧洲和西亚的海德堡人进化而来。尼人的适应性，大概既是因为生理进化，也得益于新技术的帮助。有了大脑袋、大鼻子、突出的眉毛、更低的前额、更小的下巴，以及更加矮小、壮实及有力的身躯，尼人进化的目的，是能够适应低到零下10℃的严冬天气。但文化上的进化更加重要，这与大脑的能量密切相关。
类人猿的大脑已经增大了许多。这种特征的选择是郑重其事的。大脑组织比其他任何器官都昂贵：它只占我们体重的大约2%，却消费了多达20%的食物能量。它同样有高度风险。人类适应了直立行走，这需要一个更窄的骨盆。但一个更大的脑壳在妇女生育时，却对其骨盆施加了一种压力，导致了分娩过程的缓慢、痛苦，有时甚至是危险的。但更大的大脑，其优势也显而易见：它使得现代人类能够与大约150人创造和维持复杂的社会交往，这是其重要特色。人类不仅是社会动物，而且是极度社会化的动物，为了这个目的，其大脑特别大也非常复杂。
善于交际给了人类极大的进化益处。原始人类的捕猎一采集团体规模可能很小，大约三四十人。但他们与其他群体，大约五六个类似的组织会有联系，可以和他们分享配偶、资源、劳动、信息和主意。交际、合作与文化紧密相连，而实现它们需要较高的智力水平：用生物学的术语来说，则是需要较发达的脑组织。
尼安德特人当然是聪明的，根据一项对法国西南部考古发现的著名研究，典型尼人的“莫斯特时代”工具箱内包括一系列特殊的箭头、小刀和刮刀，可以多达63种不同类型。头脑聪明、有组织网络，而且装备良好，尼人非常适应冰河时代的极端情况，他们修建住所、制作衣服，并且将自己组织起来在冰冻的平原上进行大规模捕猎。英格兰的林恩福德是一个可以追溯到6万年前的打猎地点。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尼安德特人的工具，以及猛犸象的骨头、长牙和牙齿。
但相比其完美进化，他们的自然有机体是保守的。尼安德特人尽管能够很好地适应，却已经进入了一个生物学上的死胡同。同时，在非洲这个物种的坩埚中，一种新型的超级原始人类，其进化已经超越了古代直立人的路线。他们拥有的创造力、集体组织能力和文化适应性，导致了在8.5万年前走出非洲之后，他们迅速地扩展到了全世界，最终在其涉足的最偏远角落也能定居。这个新物种是智人，即现代人类，而它注定胜过所有其他原始人类，并将他们驱赶到灭绝的境地。
大约在250万年前开始的原始人革命，以一个物种的出现达到最高峰。它的进一步发展将决定于生物进化，而且决定于智力、文化、社会组织，以及有计划的集体劳动。
捕猎革命
大约20万年前，在非洲某个地方生活着一位女性，她是今天地球上每个人的共同始祖。她是所有智人物种——即现代人类——的初始祖先。我们称她是“非洲夏娃”。正是对她的DNA分析，证实了这一点，并且确认和完善了一些科学家基于骨头化石所得出的结论。
DNA是细胞中的化学编码，它为有机生命提供了蓝图。研究其相似与不同，可以看到不同生命形式之间的联系多么紧密。突变以一个相当平稳的速度发生和积聚。这就使得遗传学者不仅能在同一物种内和不同物种间评估生物多样性，而且能估算两个族群分离和停止异种交配之后，已经过去了多少时间。因此，我们DNA中的突变构成了隐藏在生命组织中关于我们过去的“化石”证据。
非洲夏娃DNA的生活年代，与我们所知的最早“智人”化石的年代相符合。1967年，在埃塞俄比亚奥马发现的两个头骨和部分骨架，可以追溯到19.5万BP（距今，当讨论人类进化时的通用说法）。
这个新物种看上去不一样。早期的人类有又长又低的头盖骨，倾斜的前额，突出的眉弓，以及沉重的下巴。现代人类拥有大的、屋顶形的头盖骨，更扁平的脸庞，以及更小的下巴。这个变化主要是由脑容量增大引起的：智人更加聪明。更大的脑容量使储存信息、创造性的思考，以及用复杂方式交流成为可能。语言是所有一切的关键。通过语亏，人类分类、分析和讨论这个世界。非洲夏娃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话痨。正因如此，依据进化论原则，她的适应能力强，精力充沛。
智人有这样独一无二的特征：不像所有其他动物，包括其他人种，她没有被生理特征局限在一个有限的环境中。深思熟虑，对人倾诉，一起工作，智人几乎可以适应任何地方的生活。因此，文化进化取代了生物进化，而这个进化步伐也加快了。使用石斧的直立人依旧在非洲存在了150万年。在这漫长时间的一个小片段中，非洲夏娃的后代，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在四处迁移。基因证据似乎能够显示，整个亚洲、欧洲、澳洲和美洲，都被大约3000代之前，即距今85000年左右离开非洲的一群“捕猎一采集者”的后代所殖民。他们在距今5万年前殖民到南亚和澳洲，4万年前到亚洲和欧洲北部，1.5万年前到美洲。
人们为什么要迁移？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捕猎一采集者，他们从事食物搜寻，以回应资源枯竭、人口压力和气候变化。他们已经适应了这些——为了改变而适应。他们的身体为持久的行走和奔跑而设计，能够长距离移动。他们灵巧的双手，使自己成为制造工具的高手。他们更大的脑袋，使自己能够进行抽象思维、详细计划、语言交流，以及社会组织。
他们形成了小规模、组织紧密、相互协作的团体。这些团队被基于亲属关系、相互交换和共同支持的，松散却又广泛的网络联系在一起。就考古学家使用“团体”一词的意义而言，他们就是“有教化的”：他们的一切行为方式：获得食物、共同生活、分配任务、制造工具、装饰自己、埋葬死者，以及其他，都要在团队内部征得同意，并遵守既定规则。
这就揭示了更多一些事情：他们正在作出有意识的、集体的选择。你将问题充分说清楚，然后你作决定。无休止搜寻食物的挑战通常会形成其他替代方案。一些团队将作出更为保守的选择：待在原来的地方，因袭前例，等待转机。另一些团队将变得更有进取精神，也许会迁入未知的土地，尝试新的捕猎技术，或者与其他团体发生联系以积蓄知识、资源和劳动力。
因此，智人的一个主导性特征，就是适应多种多样且不断改变的环境需求的一种无与伦比的能力。起初，他们可能会沿着资源丰富的海滨或者河道网迁移。但他们似乎很快就会在内陆分散开来，而且不管迁往哪里，他们都能适应并安居。在北极，他们猎取驯鹿；在冰冻的平原，他们围攻猛犸象；在草原，他们捕捉野鹿和野马；在热带地区，他们又去对野猪、猴子和蜥蜴下手。
工具随着环境改变而多样化。他们不再仅有手斧和石片，而是制造出了一系列“刀片"——比过去更长的、有锋利刀刃的石制工具，是从特别准备的棱柱核心中打造出来的。他们同样根据环境的要求制作衣服和庇护之所。他们使用火，以取暖、做饭及防护自己。他们还创造了艺术——为其捕获的动物绘画和雕塑。最重要的是，他们试验和创新，分享和复制成功经验。文化并非静止，而是变化和可积累的。智人用处理事情的新方式来应对环境挑战。而他们学到的经验教训，成为储备越来越多的知识和秘诀的一部分。
当环境条件变化时，现代人类不是进行生物学范畴的演化，也不是衰亡，他们在更好的住所、更暖和的衣物和更锋利的工具中找到了解决方案。自然和文化相互作用，而通过这种作用，人类日益变得善于谋生。
在一些地区，智人与早期人类曾暂时共同生存。在距今大约4万到3万年前，欧洲同时居住着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DNA证据显示，他们有一些异血缘交配——而且，还暗示出他们有社会互动——但故事主线似乎还是一个物种被另一个缓慢取代。尼安德特人最终灭绝了，因为当气候变化、智人人数增长，以及所有人类都依靠的大型猎物被过度捕杀时，他们既不能适应，又无力与智人竞争。
石制技术似乎遮掩了这场人种代替。尼安德特人化石与莫斯特燧石联系在一起。克鲁马努人化石（欧洲考古学所知的智人遗骸）与一系列复杂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刀片密切相连。这些术语反映了考古记录中认可的两种工具制造传统。但这还不是全部。新的文化是多元和充满活力的，经过一段时间，生产出了投掷梭镖、鱼叉以及弓，并驯化狗用于捕猎。尼安德特人曾处在食物链的顶部，但这些新来者迫使他们加入了一场“文化上的军备竞赛”。他们是不可能取胜的。
位于英格兰切达峡谷的高夫洞，是一个典型的智人遗址。从这里已经挖掘出了人类遗骸、动物骨头、上千件石制工具，以及由骨头和鹿角制成的加工品。这些发现的年代距今大约14000年，属于一个猎马群落。洞穴提供了藏身之处，以及一个远眺马群和鹿群定期通过的有利位置。这就是一个智人群落，它适应了一处非常特殊的生态区位：在最后一次大冰河期的后半程，在野生动物迁徙路线上的一个自然漏斗。
从250万年前，开始制造工具起，到距今1万年前，这段时间被称为旧石器时代，或者旧石器时期。其最后阶段，即上旧石器时期，是智人的阶段。上旧石器时代革命既是生物的又是文化的。一个超级人类的新物种从非洲出现并席卷了全世界。在这场首次全球化中，这个物种通过创造许多有特色的“文化”——工具系统、工作方法、社会风俗和仪式惯例，适应了多样的环境和机遇。
但距今1万年前，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大型猎物因为人类以往的太过成功而趋于灭绝：猛犸、大鹿和野马已经被猎杀殆尽。同时，地球变暖，开放平原消失，被再生的森林所代替。上旧石器时代走到了一个僵局。现有的生存方式不再能确保人类生存。智人面临着进化适应度的一个最重要考验。
农业革命
大约两万年之前，最后一次冰川期形成的坚冰开始融化。大约公元前8000年，全球气温已经稳定在与今天大体相当的水平上。大约公元前5000年，世界已经呈现出与今天相差无几的面貌。例如，当上升的海平面突破了大陆桥，海水充满波罗的海、北海和黑海之时，欧洲就形成了。这个结果对（当时）世界上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缓慢演变的生态危机。在北方，开阔的冻土带被茂密的森林所代替，减少了大约75%可用于捕猎的生物量。在中亚和西亚，危机更加严重：气候的变化把大片地域变成了沙漠，人们的生活沿着潮湿高地、河谷和绿洲退却。
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在冰川纪的250万年里，冰河曾经多次侵袭和退却。如今的不同在于，原始人类面临一个变暖世界的挑战。智人相比他们的祖先，无论在智力水平还是文化发展上都有更好的装备，更有能力对抗生态危机。
在北方草木丛生的土地上，大多数人类沿着河流、湖泊、三角洲、河口及海滨定居，这些地方食物丰富且品种多样。大约公元前7500年，每到春末和夏季，（英国）约克郡的斯塔卡就成为一个季节性扎营点。中石器时代（石器时代中期），人们利用石器捕猎野牛、麋鹿、马鹿、狗子和野猪，以及一些较小的动物，如松貂、赤狐和海狸。围捕和近距离伏击是他们精选的方法。他们的工具包装有用鹿角制成的带刺矛头，还有刮刀、钻孔器及其他石制工具。
斯塔卡的居民过着一种相当舒适的生活。打猎和采集的熟练技术，使他们能够占有这个气候潮湿、树木繁盛地带的最新食物资源。但是在亚洲的干旱地区，一种更激进方式的产生是必须的：不是食物采集的新变化，而是食物的生产。
猎人与他们的猎物之间长期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他们创造空地，引导迁移，提供食物，挡住食肉动物，并且饶恕幼畜——因为在附近维持充足的猎物是对自己有利的。从捕猎到放牧（在牧场上饲养驯化了的动物）的转变，很可能是逐渐的和无缝对接的。
植物由种子长成，这是人类一个重要的发现。因此，人类为收获植物而播下种子，应该不是一场大跃进的过程。但其中涉及一个选择——而且并不必然是受欢迎的。耕种是一项辛苦工作，它涉及长期、重复和累断背的辛劳——清扫土地，整理土壤，地面翻土，播下种子，清除杂草，消灭害虫，田地浇灌或排水，收割庄稼；而在操作这一切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干旱、洪水或者荒芜的危险。然后是同样的情况，年复一年又一年。耕作很少是个理想的选择，打猎或捕鱼，采集和清扫，都要容易得多。
因此，农业革命是人类创造他们自己历史的范例，但这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环境下进行的。在一个耗尽了天然食物供应、日益干燥的环境下，他们迫不得已，只好从事耕种和动物养殖这样的艰苦劳动。例如，在今天的约旦，靠近佩特拉古城的艾尔•贝达哈，是大约公元前6000年早期新石器时代一个农业部落的聚居地。他们居住在由石头、木材和泥巴搭建的公共“走廊”式房屋中，用鞍形磨（将石头磨成马鞍形）研磨谷物以制作面粉，并且用燧石片制作各种工具，包括箭头、小刀和刮刀等。
地理和气候因素与人类智慧相结合，在不同区域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类型。农业在西亚和中亚能发展起来，部分原因是这里更加干燥，食物资源方面的压力增加，另一因素是关键物种的野生类型——大麦和二粒小麦，以及牛、绵羊、山羊和猪等——适合驯养。但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在不同的时间和广泛分隔的地域，各地居民独立发明了不同的农业类型。例如大约公元前7000年，在新几内亚岛的巴布亚高原，一个以甘蔗、香蕉、坚果、芋头、牧草、根茎和绿色蔬菜为基础的新石器时代经济发展起来。直到20世纪，它都基本上保持不变。最早的欧洲农民，是公元前7500到公元前6500年间，穿越爱琴海进入希腊东部的亚洲先行者。他们随身带来了“新石器时代大礼包”——可耕种谷物和驯化的动物，永久定居地点和方形房屋；纺纱和织布技术；锄头、镰刀和磨光的斧头；陶器和磨石；还有代表生育女神的陶制“维纳斯”或“丰满女性”。所有这一切，都突然出现在有“亚洲"特色DNA的死者墓葬群的考古记录中。
农业的传播经历了数千年时间，甚至直到今天依然不普及。从公元前7500年起，打猎一采集、畜牧业和种植业就已经同时并存。早期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部落经营了一种包含所有这三种成分的混合经济。另一些部落则完全抵制农业。在公元前5500年之前，农业已经传播到了巴尔干，穿过匈牙利平原，到达了西欧和北欧。在这里它的传播再度受到限制。在1000年时间里，在波罗的海、北海沿岸、大西洋边缘及英伦诸岛，中石器时代的猎人一直在抵制，不过，在公元前4300到公元前3800年间，他们也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而另一些部落，如澳洲土著或喀拉哈里沙漠的布希曼人，直到如今依旧维持着一种捕猎一采集经济。
农业总是被当作一种不情愿的选择，不过一旦开始，就再没有回到过去的途径。因为农业对土地的利用更加集中，它可以比捕猎一采集供养多得多的人口。这意味着如果农夫想放弃他们的工作，其群落就会遭受饥饿威胁，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人，不能简单地依靠荒野生活。人类被自己的胜利引诱到了辛劳之中。
公元前5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的农夫（考古学家称之为欧洲考古文化）已经在整个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定居。他们住在由二三十个木质长屋组成的村子中，长屋最大可以达到三四十米长、五米宽。搭建它们可能要求集体的努力。每间屋子应该能容纳一个大家族集体居住。无论是屋子还是墓地，都不能提供任何社会不平等的迹象；有人猜想，每个人的贡献和消耗，都是根据其能力大小，建立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因此，在早期新石器时代社会，既没有阶级差别，也没有核心家庭。任何一项都没有什么“本质”的事情。与捕猎——采集一样，最早的农夫，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称的“原始共产主义者”。
但这是一个短缺的共产主义。早期的农业是浪费的：土地被清理、耕作、耗尽，然后放弃。使土地保持“好的质量”的休耕和施肥，在当时还不是普遍做法。而当人口膨胀之时，土地的易接近性和可耕作性都开始耗尽。早期新石器时代经济的这些矛盾，终于促发了战争。
战争和宗教的起源
34具尸体，其中一半为孩子，被倾倒在一条3米宽的深坑里。两个成年人被箭射中头部。其他20个人，包括孩子，是被棒子打死的。人类学家丝毫不怀疑，这是一个屠杀的地点。德国西南塔尔海姆死亡坑[1]揭露了公元前5000年早期新石器世界的一个可怕事实：人类已经开始从事战争。
[1]译者注：位于德国西南的巴登、符腾堡州。
起初，世界上并没有战争。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的250万年里，小群的原始人在大陆上游荡，通过捕猎、采集和清除来寻找食物。不同的群落很少相遇，任何形式的冲突就更加罕见。只是到了后期，随着地球上人数的增加，出现了争夺资源的偶然冲突。岩画艺术显示，手持长弓的猎人不仅仅射杀猎物，有时还互相发射。但就其本身而论，这还不能算是战争。战争是对立的群体之间大规模的、持久的、有组织的暴力冲突。在公元前7500年左右开始的农业革命之前，没有发生战争的证据。
就获取食物的效率面言，农业是远比打猎高效的方式。因此在新石器时代，地球上的人口大量增加。今天人类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化石不过数百，而新石器时代骨架却有上万具。但这个时代依然存在问题——技术原始，生产率低下，剩余产品相当有限。人们生活在灭绝的边缘，对作物枯萎、动物死亡及恶劣天气等自然灾害相当敏感。新石器早期的农业社区，总是为灾荒、饥饿与死亡的幽灵所困扰。
在早期新石器时代发展良好的阶段，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埋下了。因为人口持续增长，而土地是有限的。由于营养物是取自土壤而不能自我补充，就必须在荒野中不断开垦新的土地。随着人口的增长，现有的村庄无法供养每一个人，于是成群的拓荒者就转头寻找新的居住地。当最早的拓荒者在荒野中能够利用的土地也被开垦光时，不经济的早期新石器时代就达到了其极限。于是对土地和食物的渴求，推动着邻近的部落陷入冲突。
早期的农夫，在艰难时日有共同财产——土地、牲畜、仓库、永久住宅——来保护自己。这种贫困与富裕、短缺与剩余的联合，是那些最早战争的根源。通过占有相邻部落的谷物和绵羊，饥饿就能得以消除。塔尔海姆死人坑似乎恰恰证明了这样一场原始斗争的存在。
但如果你想发动战争，就需要士兵、同盟，以及防御工事。在这些方面准备充足的部落，就会打败那些准备少的。将剩余产品投资于战争的部落，将会支配那些不这么做的。如今，考古学家将公元前3500年左右，看作是（例如）不列颠第一次发生战争的时候。这时，距那里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不过仅仅几个世纪。在山顶上，筑有堤道的大规模营地建立起来了。威尔特郡的风车山，由3个堤岸和沟渠组成的同心圆围成，占地有15个足球场那么大。它也许是用于政治集会、宗教仪式，以及防卫。它象征着一种新秩序——一种将来自遥远村庄的居民团结在一个单一部落的秩序。同时，死者被埋葬在由石板做成纪念碑和土丘组成的坟墓中。威尔特郡的古代肯尼特长坟[1]有100米长和20米宽。它是为了宣示而建，是对土地控制的一个声明。这个长坟成为必需，显示了其控制权是有争议的。
[1]译者注：长坟（longbarrow）是史前的一种矩形或梯形集体公墓。肯尼特（kennet）长坟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威尔特郡。
像风车山那样筑有堤道的营地都是宗教场所，像肯尼特西部那样的长坟是安息之处。早期新石器时代的较大部落，都被共同的信仰和仪式紧密团结在了一起。巫术和宗教承担了新的功能，转变成创建更强大的社会集团，与其他部落更好地竞争以控制土地和稀有资源的两种机制。
巫术（一种通过模仿得到欲求之物的尝试）和宗教（一种通过恳请更高权威以达到目的的尝试）都有相当长的历史。早期旧石器时代的猎人，已经在他们岩洞黑暗深处的墙壁上，描画他们捕捉野兽的情形。在史前人类的思维中，这些符号，这些描绘的图像，似乎已经在召唤现实及未来的杀戮。巫术不仅在艺术中展示，还通过舞蹈、音乐和个人装饰来完成。舞蹈动作、有节奏的音响，以及服饰都体现了共同的愿景和希望。通过仪式给心灵充电，猎人们就重拾信心，再度开始对食物的追求。
人类团体———其凝聚力、生产力及幸存———同样是一个祭仪的问题。图腾是一个巫术和宗教的原始混合物：它将人类团体与动物等同起来，接着为保证这个群体的安全而崇敬那个动物。祖先崇拜同样是古老的：它设想已经死去的死人是仁慈的神明，盘旋在活着的后人周围并保护他们。但是，羽毛丰满的宗教涉及的是对神的崇拜：太阳、月亮、大地母亲。异化———对自然缺少控制———则相应地要求其最详尽的表达。人们寻求保护他们不受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之害，其方式是对那些他们认为可以控制的力量，进行恳求（祈祷）和贿赂（牺牲和祭品）。
早期的宗教形式一一图腾、崇敬祖先、崇拜太阳、月亮和大地一一在后期的崇拜中“化石般”地存留了下来。我们所知的宗教多数发源于此。希腊的自然女神，在古代雅典被装扮成母熊的舞女们祭拜。卢波库斯，一个意大利的乡村之神，被年轻贵族们崇敬。他们开始在一个洞穴中聚餐，随后又穿着山羊皮，环绕城市赛跑。
当早期新石器时代的村庄与部落政治结合在一起时，宗教承担了新的意义。围绕土地的争夺和战争迫使小群体向更大的单元寻求安全。对于图腾、祖先和神明的普遍崇拜，创造出了新的社会认同。共同的信念和宗教仪式促进了团结。但其结果可能是竞争群体之间凶残的冲突。早期新石器时代，位于格洛斯特郡克瑞克利山[1]的筑堤营地就被攻击和烧毁。在周边发现了400个以上的燧石箭头。在早期新石器时代的长坟坑中发现的许多死者，要么葬身于箭下，要么被棍子、锄头、斧子或石头杀死。
[1]译者注：克瑞克利山（CrickleyHill）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格洛斯特郡。
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基于碳14在机体内残余的衰减）和贝叶斯统计学的配合，已经发现了这些事件的新数据。筑堤营地和长坟坑的建设，与大规模杀戮的出现明显是同步的。在公元前3700到公元前3400年，一种基于土地控制、部落联盟、大规模祭礼和战争的新秩序，在不列颠建立起来了。这个秩序加强了一个由战争统帅和高级教士组成的新社会阶层。从他们那里，经过一定的时间，一个统治阶级将出现。
专业人员的兴起
早期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充斥着难以处理的矛盾，是不被看好的。技术是原始和浪费的。社会缺少能帮助人们战胜自然灾害和艰难时期的资源。当休耕地被耗竭且人口增长时，处女地又被开垦一空。
战争是这些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为一些部落提供了通过夺取他人财富而摆脱贫穷的方法。但这并不是个解决方案，因为这对于提高生产率没有任何帮助；它仅仅再分配了土地、牲畜和谷物存储。
“智人”的一个定义特征是其创造性。面对挑战，近代人类的反应是发展新的工具和技术。他们让自己改变以适应。他们通过文化创新而兴旺。农业、运输业和工具制造业领域的创新，打破了早期新石器时代的僵局。
以犁为基础的“农业”（对田地的耕作）取代了以锄为基础的“园艺”（小块土地上的栽培）。一台牛牵犁使农民可以去耕作大片田地，去打碎土壤，以及将土地隔开以储备养分。作为牵引力的动物还能产生肥沃土壤的粪肥。
灌溉系统为干旱的土地引水。当群落的农民将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水坝、运河及水闸网络的开挖、维护和经营时，他们就弥补了降水不规律的风险，并将肥沃的土地变成永久的栽培场所。另一方面，排水系统将沼泽变成了田地，使养分丰富的土地成为以前不存在的耕作带。无论是开挖运河还是使其保持清洁，都再一次需要劳动力。
陆路运输被车轮的发明及驮兽（公牛、驴、马和骆驼）的繁殖与饲养所改变。装载量不再局限于一个人所能搬运或者拖动的极限。水运被船帆所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风能可以用来代替（或者补充）桨手的肌肉力量。
由石头、骨头和木头制作的工具功能有限。只有通过一点点地打磨，才能将它们制作出来。它们一旦破裂，就只能扔掉。相比之下，金属似乎有魔力。它们可以被熔化、混合，并加工成无数不同形状。经过冷却，它们成为固体，坚硬耐用，而且不存在浪费：废金属可以循环使用。
铜是人类使用的第一种金属。后来，人们将它与其他金融混合以制造更坚硬的合金。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铜与锡混合加工成青铜。在以后的两个千年中，这是用来制造武器、装饰和祭祀用品的首选材料。
总的说来，金属加工技术是崭新的。陶瓷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但随着陶工旋盘的采用，它现在得到了快速发展。一个耐用的——而且，如果需要，一个品质更好更加美观——的容器，可以用手在旋盘上通过对黏土的盘绕和平铺，很短时间内就能制出模具，从而加工成形。
总而言之，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的西亚，一系列的革新改变了农民的工作。通过灌溉和排水，土地得到了再利用，更容易使用犁耕，并因为定期施肥改善了土质。加工品中增加了金属产品，制陶艺人使用轮子来制造更多更好的容器。驮兽、有轮车辆和航船，使重物得以运输到其他地方，货物得到交易。
尽管许多新想法起源于西亚，一些创意其实是从其他地方引进的。中亚游牧民族可能是世界上最早驯化马和制造马车的人。好主意很快就变得流行。在后期新石器时代，改进的农业方法很快从西亚传到了欧洲。在更遥远的区域，以后的年代里有了独立的发展。例如，中国人发明了独轮手推车、连栋房屋，并且率先开始了水稻秧苗的勤劳种植和耕作。
新技术带来了社会变化。早期新石器时代技术含量低的经济，并不需要专业化的劳动，每个人都能参与。技术含量高的后期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铜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则依赖一系列的专业人员。犁、马车和船只需要熟练的木匠来制造。陶工通过大量生产轮抛容器以换取部分农产品。金属工匠要长期充当学徒，学习熔解和锻造的神秘门道。
专门化将劳动力与家园分开。商人们长途旅行，装带着高价值的铜矿、黑曜石、火山岩、装饰贝壳以及不太珍贵的石头。许多史前的工艺师，如同他们历史上的后代一样游走四方，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出售他们的技能。结果，家庭、宗族和部落的联系都减弱了。社会联系除了亲属关系为基础，还有了基于赞助和商业的新形式。
两性之间的关系也在改变。社会团体的生存和繁荣，需要成年人和年青人的一种稳定供应，以作为经济劳动力。为了提供这些，又因为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妇女一生中不得不花费更多更好时间用来生育或哺乳。但是，旧石器时代的采集和早期新石器时代的锄地可以跟抚养孩子结合起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犁耕却不允许。
在捕猎一采集和早期的农业社会中，妇女已经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与男人享有同样的地位。这是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但没有对女性的压迫。男人打猎，女人采集，每个人都对什么时候移动营地有发言权。现代形式的核子家庭并不存在。早期新石器时代的长屋为扩大的家庭提供住宿。群婚可能已经是很普通的行为。从母居（男人同其妻子的家庭一起生活）和母系继嗣（通过女性的世系来追踪家庭成员）几乎是必然的事情。但晚期新石器时代是一个男人的世界。畜牧、耕地、长距离贩运及做流动工匠，不可能与抚养孩子同步。犁、牛车以及锻铁炉，为男性的支配地位创造了先决条件。
第二次农业“革命”——更精确地说，一场激进革新的缓慢积累——已经改变了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并颠覆了其社会秩序。锄头和临时的园地被犁和经过灌溉与施肥的耕地所代替。正因为这样，母系氏族、基于家庭以及平等的部落组织，正在被权威和等级制度的新观念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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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俄国党内争夺继承地位的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十一章俄国党内争夺继承地位的斗争
·斯大林担任总书记
·关于党领导人的列宁遗嘱
·列宁最后的政治声明
·列宁和斯大林决裂
在1921年3月的喀琅施塔得叛乱以后，列宁希望在俄国党[1]和国家内部各种冲突力量之间找到一种有效的妥协方法，但是未能如愿。工人反对派集团的影响，可以从1921年3月到1922年3月的大规模清党上最好地得到衡量。“由于清党结果而被开除出党的有十七万人，即约占全体党员百分之二十五。”[2]
在1921年3月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结束后，新当选的党中央委员会便着手更换一年前上届代表大会选出的三人书记处人选，免去了克列斯廷斯基[3]、谢列布里亚科夫[4]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5]的书记职务（第三个人曾和布哈林合作编写过许多共产主义教科书）。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们对待党内的反对派集团过于仁慈，后来，这三个人都加入了反斯大林阵营。新的书记处由莫洛托夫[6]、雅罗斯拉夫斯基[7]和米哈伊洛夫[8]组成；正是这个三人小组，执行了清洗工人反对派的工作。在喀琅施塔得叛乱后，斯大林后来的副手——安德烈耶夫[9]、基洛夫[10]、古比雪夫[11]、乌格拉诺夫[12]等人——开始第一次发挥重要作用。
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军队在苏俄生活中不再占主导位置，党机器的地位加强了。不过，军队的组织者托洛茨基已经在俄国广大人民中间成为最知名的领袖，甚至比党的领袖列宁还要出名。他奇迹式地挽救了俄国，使它避免了被入侵的列强瓜分和毁灭的命运。在群众的心目中，他是“常胜的托洛茨基”、“救主托洛茨基”。在俄国，青年人的热情都集中在他身上，在局外人看来，他的权力似乎是无限的，他对俄国军队和经济的控制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但在党内，托洛茨基的地位却并不如此巩固。在他乘坐着总司令火车周游前线的两年半中，他的统治经常和党发生摩擦；他对党的干涉抱着不耐烦和瞧不起的态度。可是尽管如此，他仍然把反对莫斯科中央的一切力量都吸引到了自己周围，因为他是最有希望继承列宁位置的候补人。
列宁对待托洛茨基的态度是复杂而变化不定的。他认为自己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把托洛茨基这样一个有力量的人物容纳进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在许多政治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往往联合起来，打击反对他们的较小人物。可是，与此同时，他却不愿意让托洛茨基在党内或共产国际内占据中枢地位。
斯大林担任总书记
中央委员会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把党内各集团调和一致。1922年3月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就以此为主要议程。大会决定加强党的书记处，其方法是设立一个总书记，把三人中的另两个人降为总书记的助手。约瑟夫·斯大林于1922年4月2日被任命为总书记。这时，斯大林无疑是列宁看中的人；这部分因为斯大林也是党官僚们看中的人，这些官僚不仅要求有一个坚强的人来打击阶级敌人，而且要求有这样一个人来对付工人反对派，防止托洛茨基对党机器的任何侵蚀。
1922年，斯大林在俄国党内有一个良好的名声。他是列宁的亲密学生和朋友，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来自下层；在党的领导人流亡国外期间，他曾经住在俄国；他既不是也不想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理论家或演说家。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组织工作者，彻底讲究实用主义，精力充沛，生气勃勃，完全不同于那种欧洲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斯大林是党内干部的代表，是布尔什维克组织家，在这一点上，他比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或布哈林都要高出一筹。他是上层领导干部熟悉的人；在中央委员会中，他熟练地处理着繁杂的党内事务，同时力求（而且往往能成功地做到）使地方和中央党组织之间融洽相通。既然党的干部要他担任总书记，列宁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政治或个人理由硬要另选别人。
5月26日，列宁的动脉硬化症第一次发作；党领导机构把这件事瞒着一般党员。经常关心同志健康的列宁本人，一直具有无穷的精力。现在，他竟病得如此严重，以致很难断定他是否再能视事。于是，一场争夺继承权的纵横捭阖的斗争便立即开始了。正因为托洛茨基是当然继承人，党的上层才联合起来反对他，而这也就变成斯大林获得成功的历史性机会。
加米涅夫继承了列宁的政治局主席职位，他和他的另一个自我，季诺维也夫，共同担任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头脑。在这段时期，他们对待斯大林有一些傲慢，打算把他变成替他们协调党内工作的工具。在较年轻的领导人中，布哈林支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拥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是彼得格勒党组织的领袖，加米涅夫则领导着莫斯科党组织；控制着俄国两个首都的党组织，他们相信自己在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上都肯定会居于多数。
在短时间内，斯大林似乎也甘心服从政治上的长子继承权法则，让季诺维也夫去决定政策。他只全力集中在两项组织工作上：第一，充分利用首都和外省之间天然存在的矛盾，把地方党组织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第二，把组织局、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契卡”[13]都置于自己的统一掌握之下。
中央监察委员会是监督、惩罚和清洗党员的机构，它的职能同契卡的工作是互相交错的。每一省都有自己的监察委员会，它们直接向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这个监察网和党分庭抗礼，而且比党本身还要危险，因为它的工作是保密的，并且利用警察方法。一个监察委员会可以用党和国家安全的名义，把任何它所不满意的人从党内清除出去，并且剥夺他的苏维埃法律地位。斯大林利用喀琅施塔得以后的清洗，挥舞着党和监察委员会这两个权力工具，终于把党领导阶层中一切和他不一致的人都压服或驱除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七人团中的四个人，变成了斯大林掌权的基础。这四个人中一个是斯大林本人，自我委任的组织局代表，另外三个人是什基里亚托夫[14]、柯罗斯捷辽夫[15]和穆拉洛夫[16]。
斯大林的所有这些活动一部分是瞒着其他领袖进行的，被人们看到的那些活动也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他不断无情地指出托洛茨基的危险，在其他领袖的眼前，他就以这种方式巧妙地进行活动，使自己采取的步骤得到赞同。在1922年，托洛茨基的参加政治局变成了仅仅是一种形式。一切问题都是在政治局成员背着托洛茨基召开的秘密会议上决定的；在地方上，则借口为了防止可能的政变必需采取一种安全措施，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来对付托洛茨基的支持者。
1922年8月，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举行后隔了几个月，又召开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检查党对工人阶级的关系。列入议程的有修改党章、工会任务、合作社任务、新经济政策下的反苏维埃政党等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作出的决定都以加强党的垄断地位为目的。“经过考验的，可信任”的共产党员应该被安排到工会中，以消除“共产党工会领导人和企业经理之间的彼此疏远和敌视”。党内几乎已经被完全打垮的工会反对派，再次企图至少在一个领域中获得有限的活动自由。他们主张工人的合作社同国家合作社的中心组织——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社——分离。
党对工厂食堂、卫生站、幼儿园、疗养院这类机构的控制，是控制工人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因为分配给一个工厂的食物数量，是同它拥护党的热情、对党唯命是从的程度成正比的。在全面退却的情况下，工会在这样一个小问题上作了最后一战：至少使工人的吃饭问题脱离书记处的严格控制。斯大林认识到，即使是这样有限的一种自治，也会妨碍他的执掌大权，因此作了坚决反对的回答。“我们必须加强国家贸易组织，”会议答复道。在保护新经济政策的虚伪借口下，自治的工人合作社遭到反对，其理由是，它们将会疏远农民合作社，而根据当时流行的逻辑，“这就会便利各种资产阶级反苏维埃分子的活动”。
工会得到的答复是：如果你不信任国家组织，你就是不信任党。如果你不信任党，你就是国家的敌人，你就参加了资产阶级反革命。
“利用目前影响了工人阶级处境的国家经济困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政党企图进行这样一种反苏维埃的宣传鼓动，即诬蔑苏维埃政府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正在蜕化和倒向资产阶级一边，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实行一种独立于苏维埃政府政策之外的自己的政策。这种反苏维埃的宣传在党内个别软弱和不坚定的分子、特别是前‘工人反对派’分子中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响应。”[17]
身体不能很快好转的列宁认识到，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再不能全部担当起以前的工作了。在处于他自己的政治控制之下时还可以用得的斯大林，现在却成了一个问题。他在卧病期间体会到了清党的影响、喀琅施塔得以后危机时期的痛苦；他开始修正自己对国家党垄断的看法。譬如说，他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警告欧洲同志不要机械地效法俄国的那篇演说，就是由于清党有感而发的。在对斯大林感到失望的情况下，列宁消除了他和托洛茨基的疏远。这两个最高领袖——一个由于患病，另一个由于党内的纵横捭阖，都被夺去了权柄——就在这种情况下和解了。
关于党领导人的列宁遗嘱
列宁曾短期恢复视事，但在12月16日，他的病又二次发作，这时大家都很清楚，列宁积极活动的生活已经完结。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进入了尖锐手段。在他卧病的最后阶段，列宁注意到了党领导机构内危机的发展；在他看来，继续实行集体领导具有无上重要的意义。
在1922年，感到深切忧虑的列宁曾经就谁来继承他的问题，和他所有的政治密友讨论过许多次。对政治局的每一个成员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权衡了他的长处和缺点。分裂的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党和共产国际的毁灭，是作出一切决定时的主要考虑因素。
托洛茨基在候补继承人的名单上列居首位。他在国家行政官员、军队上层和党内知识分子中深受拥护；在共产国际中，法国党赞成托洛茨基为候补人。不过，他在共产国际中也面临着强大的反对派；在1922年，当拉狄克吹嘘着托洛茨基是未来的全党领袖时，他在欧洲得到的是一种不冷不热的反应。人们害怕托洛茨基那种过分严格的纪律，害怕他从上面进行毫不容情的干预；当时，还没有人把他看成党的民主派。
列宁既不希望托洛茨基或斯大林，也不希望另外某一个人在他死后成为俄国党的领袖。他不希望实行个人领导；在他看来，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最高级干部有能力单独领导党。他尤其担心季诺维也夫会被撤销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职务。
在一般党员们的眼中，季诺维也夫有许多短处。他对待十月起义的态度，尽管在这时期从没有被提出过，却仍然有损于他作为“坚定革命家”的声誉。[18]在列宁格勒，工人反对派的力量特别强大，因此，他在该地的统治给他招来了许多来自下层党员的批评。最后，共产国际组织在俄国党领导阶层中是普遍不得人心的，共产国际的经常失败和无休止的内讧使他们感到厌倦，他们对它在政治局中的代表所抱的态度，便反映了这种情绪。在共产国际中，对苏维埃国家的命运、俄国党的事务等等，讨论起来比较自由，而且可以进行无知的、天真到粗暴地步的批评；与此同时，负责的俄国领导人、地方上的党内首领、企业经理、和行政官员，却身受纪律的严格束缚，对许多问题都不能置一词。共产国际的不良声誉没有提高季诺维也夫的地位，但另一方面，由于它是一个不完全受俄国机器控制的国际组织，季诺维也夫在政治局内的很大一部分力量，就是由他在共产国际中的威信造成的。从一开始起，斯大林便害怕季诺维也夫会组织他的“外国人”反对总书记。
列宁在第二次发病一星期后，口授了一封就领导人问题致中央委员会的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列宁遗嘱”据托洛茨基说（他的记忆无疑是最准确的）：
“所谓的遗嘱是分两次写的，中间相隔十天：第一次在1922年12月25日，第二次在1923年1月4日。最初，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份文件：为他的口授作记录的速记员沃洛季契娃和克鲁普斯卡娅[19]。在列宁还有一线好转的希望时，克鲁普斯卡娅始终秘藏着这份文件。”[20]
直到一年以后，1924年5月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克鲁普斯卡娅才把这封信交给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当时，克鲁普斯卡娅和季诺维也夫最为接近，因此，他至少在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后就知道了这份文件。遗嘱对他的支持最大，因此，他希望把它公布出来以打击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当时这两个人正在和季诺维也夫作斗争，在政治局内从不同的角度排挤他。他最怕的就是军队的组织者托洛茨基和党的组织者斯大林携起手来，共同对付他本人——共产国际的组织者。但是斯大林——在这类事情上玩弄阴谋诡计的大师——阻止了在代表大会上公开宣读这封信；作为一种妥协，这封信在各地代表团领导人参加的代表大会高级领导人员会议上宣读了，只是在这个会上，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才第一次听到它。[21]
遗嘱的全文如下：
“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是指防止分裂的措施，这种措施一般是可以采取的。因为，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22]）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很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阴谋中他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希望寄托在党内极严重的意见分歧上。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假如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党的不稳定性是可能产生的，它的垮台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采取这种或那种措施，一般地来议论我们中央的稳定性，都是无益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是我希望，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也是极难以置信的事。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闹分裂，我打算在这里分析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在我看来，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避免分裂的办法之一，应该是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五十人到一百人。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品质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这种事件也可以少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可以少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与皮达可夫谈几句。在我看来，他们是最卓越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
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是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在严重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信赖他的。
当然，对两人的评语只是就现时来说的，同时假定这两个卓越而忠诚的工作者不去找机会来……消除自己的片面性。
1922年12月25日
补充：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这种情况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
1923年1月4日。”[23]
写这封信的目的仍然在于以“一般是可以采用的措施”来防止分裂——《俄国思想》杂志所体现的反苏维埃力量把希望寄托于其上的分裂。以工农两个阶级的联盟为基础的党，有一天也许会由于这种联盟的破裂而分崩离析。不过，列宁在这里所讨论的，主要是“纯粹个人特性”引起的更近的危险。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构成的。
首先使列宁感到不安的，是总书记掌握的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十天以后，这个评语更为加强了：“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就是……”但是在列宁看来，托洛茨基从另一个角度代表了同样的危险。“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却“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列宁认为“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全都是——如果不是同等——危险的人物；不论是由他们中间哪个人来领导，组织权力都会过分发展，从而有可能蜕变为个人独裁。作为一种反措施，列宁建议把中央委员会扩大到五十至一百人，强调扩大集体领导的必要性。[24]
在遗嘱的最后几段中，列宁对政治局的其他重要成员作了品评，值得重要的是，只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个人没有因为他们的目前表现而受到批评。他提到十月事件，只是为了再次强调不应该利用这件事攻击他们。这最能表明列宁在1922年对待他们的态度。
早在列宁去世前，已经建立了预定要继承他的领导集团——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人小组。[25]这种由于害怕托洛茨基而勉强结成的联盟，始终没有能搞得很顺利，在此后的几年中，季诺维也夫将一直摇摆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枉费心机地谋求政治领袖的这样一种结合，能够抵制各种危险的趋势和潜流。对他这个列宁的学生来说，无产阶级优秀分子的继续统治，是和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延续分不开的。
列宁最后的政治声明
在1923年的头两个月，列宁以极大的努力连续口授了五篇文章对苏维埃社会提出了自己的最后忠告。列宁最后的这几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是不为人注意的，这一部分由于它们是用党的语言写给党员看的东西；列宁不希望挑起非党工人来反对党。
这些文章之一，题为《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26]的一篇，建议把新近成立的，由俄国普通工人农民组成的检查院，同党的最高法庭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起来。这种合并将会削弱该委员会同秘密警察的联系，使非党的“厨子们”能对党员的政策和作风实行监督。
在第二篇《宁肯少些，也要好些》[27]的文章中，列宁指责臃肿的官僚机构既浪费钱又没有效率：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于旧事物，旧事物虽被捣毁，但是还没有消灭，还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
列宁所关心的，不仅是权力日大和日益腐败的国家官僚对工人阶级的关系，而且担心苏维埃国家和农民之间可能发生分裂。
“我们应当努力建成的国家，是要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厉行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
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尽量节约。我们应当把沙皇俄国及其资本主义官僚机关遗留在我们国家机关中的很多浪费现象的痕迹全部铲除干净。”
这两篇文章中的批评，在另一篇题为《论合作制》[28]的文章中得到详尽补充。在后一篇文章里，列宁实际上重复了刚在几个月前被宣布为非法的工人反对派的批评，并且使这种批评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他认为，单是由下而上地建立壁垒来防范契卡侵犯党的职权是不够的；需要做的乃是以其他组织形式来代替国家党。
“未必每个人都会了解，现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合作制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已经推翻了剥削者的统治，因此，旧日合作社提倡者的理想中许多曾经是幻想的、甚至是浪费的或庸俗的东西，已经成为毫无粉饰的现实了……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
这样，在国家党统治时代方兴未艾之际，在人民和国家官僚之间的疏远和敌意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列宁提出了苏维埃社会应该以全体生产者的合作社为主要基础的要求——这是工团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喜爱的一个老公式，照布尔什维克党一向的观点来说，它不过是另一个世纪的可笑要求。列宁的这些表述也是对半合法的工人反对派——在这一时期，其主要人物为加布里埃尔·米亚斯尼科夫[29]——纲领的反应。
列宁和斯大林决裂
到1923年初，也就是列宁第二次发病以后，斯大林便加紧了他的统治。在把监察委员会和契卡合并的过程中，他更重视后者。在这几个月中，他开始为党的领袖设置个人档案，记下他们的种种缺点、错误以及对革命斗争曲折过程的反应。对于每一个党的干部和共产国际的知名人物，斯大林的秘密档案柜里都给预备了一份详细的档案，正是这个秘密档案柜，成了斯大林逐步控制住全党的基础。
病情严重的列宁，对于党内这种新的警察控制，一时还不能够领会其全部意义，但他所知道的东西已经足以使他万分吃惊了。列宁一天比一天衰弱，斯大林便一天比一天大胆，而当斯大林以他那“粗暴”的方式这样争夺个人权力的时候，列宁也修改了自己在“遗嘱”中对他的看法，即基本上认为他应该同托洛茨基平分统治权。1922年底和1923年初，在那些使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达到分裂地步的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格鲁吉亚问题。
格鲁吉亚共和国原来由孟什维克统治，它的独立已经在1920年5月被莫斯科承认。但到1921年2月，红军便占领了格鲁吉亚，这完全出自斯大林个人的意见，因为对他说来，自己的故乡被孟什维克统治是不可容忍的；同年7月，斯大林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第比利斯，孟什维克被逐出政府和流放，但是，乡村中的农民以及第比利斯的工人和知识分子，都顽强地抗拒莫斯科的苏维埃化。就连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都建议让格鲁吉亚仍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只是通过友谊和莫斯科联在一起，而不是屈居于它的统治之下。这种分离主义的倾向，遭到斯大林在格鲁吉亚的代理人奥尔忠尼启则[30]领导下的契卡人员的无情镇压。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打算向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申诉，但又受到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阻挠，他们设法不让列宁听到全部真相。可是，列宁感觉到了分歧是如何深刻，因此自行搜集资料，决定站在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方面出面干预。他打破党的一切惯例，在3月6日越过政治局直接向格鲁吉亚支部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姆季瓦尼[31]、马哈拉泽[32]等同志（抄发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同志）。
尊敬的同志们：
我在这件事上完全支持你们。奥尔忠尼启则的跋扈以及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使我极端气愤。我正在为你们的事起草演说和准备材料。
敬礼！
列宁”[33]
据托洛茨基说，列宁还在同日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宣布和他断绝一切个人关系。
“加米涅夫刚去看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是她要她去的。她非常惊慌地告诉加米涅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刚刚向他的速记员口授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说是要和他断绝一切关系。’引起这一举动的直接原因是半私人关系性质的。斯大林一直在设法使列宁和一切消息来源隔绝，在这方面，他曾经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表现得非常粗鲁。‘不过，你是了解弗拉基米尔的，’克鲁普斯卡娅接着说。‘他如果不认为有必要在政治上粉碎斯大林的话，他一定不会作出断绝个人关系的决定。’”[34]
在口授了这两封信三天后，也就是3月9日，列宁的病第三次发作，这次发病比前几次都要严重，使得他不可能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在政治局突然陷入的慌乱情况下，格鲁吉亚问题被草草处理完毕，每一个人的注意力这时都集中在一个主要问题上，由谁来继承列宁？
在列宁第二次和第三次发病之间，季诺维也夫在政治局的处境愈来愈困难和复杂。列宁一天还有恢复健康的希望，三人小组便一天保持着看守政府的性质。可是，当情况表明他们的统治多半不会因为列宁的康复而结束时，他们在列宁死后政治局组成人选的问题上就彼此各怀异心了。季诺维也夫得到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坚决拥护，托姆斯基给予他以消极支持，而斯大林支持他的态度则一天比一天暧昧。“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盟束缚了斯大林……他们从来不逾越某种界限。”[35]
列宁不能积极参加活动后，托洛茨基的地位有了提高。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刚要召开时，政治局采纳了他关于工业任务问题的意见，同时作了强调党有必要领导国家机器的某些补充。连斯大林都表现出对托洛茨基新地位的承认。当时曾讨论由谁来代替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作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问题，“斯大林第一个这样说：‘政治报告当然由托洛茨基同志来做。’”[36]托洛茨基客气地拒绝了，并且提议由总书记做报告。被他们两人紧紧夹攻的季诺维也夫，好容易才换成选他做报告人的多数。
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在1923年4月17日于莫斯科召开，这是第一个由斯大林的书记处控制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大会。当季诺维也夫做报告时，围绕着他的——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是一片阴森森的沉默”，这表明，从此以后，党的统治者不再是政治领袖而是组织工作人员了。
在他的组织报告中，斯大林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必要性上。毫无疑问，发动机必须是党，它必须通过苏维埃、共青团、合作社、工会等“杠杆和传送带”来带动国家机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由于和斯大林有联盟关系，对于他这样解释党的作用未置一词，但托洛茨基对此提出异议，一个工人反对派集团散发的一份匿名政纲也反对这种解释。为了实现这一报告，重新划分了全国行政区，使党在地方上得到更多权力。作为一种讽刺性的补充，大会决定按照列宁的建议，把工农检查院和监察委员会合并，以古比雪夫担任改组后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在这种安排下，工农检查院便连思想带组织都被消灭了；没有任何东西比这种表面上接受列宁的做法更能表明，日益飞扬跋扈的党机器是如何不把列宁的最后几篇文章放在眼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从七人增至五十人，另有候补委员十人——所有的人都是斯大林的亲信，而根据为它新规定的任务，这个组织变成了一个专门对付党员的“国家政治保卫局”。
在代表大会上和大会刚刚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工人反对派和工人真理派这两个反对派集团遭到谴责，说他们胆敢和国外建立联系，图谋组织一个第四国际。工人真理派的领袖波格丹诺夫散发声明，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目前只是徒有其名，它已经在内战后被国家党摧毁。1923年夏，这两个集团都被正式开除。
在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之间暗中进行的斗争，在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论争中公开暴露出来。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支持格鲁吉亚代表希望扩大地方自治权的要求，但却遭到斯大林的粗暴斥责，他在会上大谈特谈“地方沙文主义”的危险。随着党的权力日益增长，民族抗拒在一切边区都变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在主要代表工人组织的大俄罗斯中心和农业地区的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对抗，总书记就利用这种状况来排除异己和树立个人统治。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专门研究怎样来对付各地的民族叛乱。早在这一年年初，基洛夫已被派往阿塞拜疆，以加强那里的中央控制。会议认为，新政策的执行在土耳其斯坦最没有成果。其次是乌克兰。“‘我认为乌克兰是苏维埃政权的第二个弱点，’斯大林同志说。”[37]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表面上没有变更政治局内的均衡形势，却把斯大林从三巨头之一提上第一把交椅。季诺维也夫回到了他的共产国际岗位时，他明白党内危机并没有过去，深深为此担忧，但竭力不让共产国际知道这种情况。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同来到莫斯科要求指导和仲裁的德国同志商谈。正是在俄国党内争夺权力的角逐日益展开的这种环境下，德国代表们由于本国已面临着一个决定性关头而来到莫斯科求助，以便向德国资产阶级发出最后的打击。
[1]本书从现在起，凡是提到俄国党的地方，“党”这个名词概用大写（指外文写法），以表明它已经成为这个国家中独一无二的权力工具——国家党。——原注
[2]〔约瑟夫·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319页。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150页）记载的数字甚至更高：“有二十万人——如果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所代表的党员按七十三万人计算，这个数字便几乎达到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被开除出党……在外省的清党工作中有某些过火的地方。”——原注
[3]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廷斯基（НиколайНиколаевичКрестинский，1883年10月13日——1938年3月15日），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1919年当选为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21年3月任苏俄驻德国大使。在1923年至1927年间支持左翼反对派，但从1927年晚期开始逐渐与其疏远，1928年4月正式同左翼反对派脱离关系。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后获平反。
[4]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谢列布里亚科夫（ЛеонидПетровичСеребряков，1888年5月30日——1937年2月1日），出生在萨马拉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曾在多地领导地下工作。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19—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兼南方阵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3—11月任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兼红军政治局局长。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局委员。1922—1924年任副铁路人民委员。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领导人，参与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塞米巴拉金斯克。1929年投降，1930年1月恢复党籍。1936年8月再度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7年1月30日被判处死刑，2月1日遇害。1986年平反。1987年恢复党籍。
[5]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ЕвгенийАлексеевич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1886年2月15日——1937年7月13日），出生于一个大主教家庭。1902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2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12月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其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3—4月任赤塔工兵代表苏维埃副主席。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工会讨论”期间是“缓冲集团”成员。1921—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及俄罗斯联邦财政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共产国际》杂志主编，1921—1923年任苏俄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苏联主要特许权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参与起草和签署“四十六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乌拉尔斯克。1929年投降，1930年1月恢复党籍。1931—1932年与伊万·尼基希奇·斯米尔诺夫组织左翼反对派地下组织。1933年1月再次被开除出党，12月重新入党。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1月再次被捕，7月13日遇害。1988年平反。
[6]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Михайлович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原姓斯克里亚宾（Скрябин）。生于维亚特州库卡尔卡镇一个店员家庭。中学时期投身革命，190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6年至1912年曾担任《火星报》和《真理报》编辑。1915年被捕后，被流放西伯利亚，一年后逃回彼得格勒，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委员。1920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同年9月担任乌共（布）顿涅茨州委书记，1921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至1928年担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书记，1930年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至194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1949年改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总理，1953年至1956年再次担任外交部长，1957年因参加“反党集团”而遭到谴责，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调任驻蒙古大使，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1984年恢复党籍，1986年去世。
[7]埃米扬·米哈伊洛维奇·雅罗斯拉夫斯基（Емелья́нМиха́йловичЯросла́вский，1878年2月19日——1943年12月4日），出身于一个犹太移民家庭。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起担任《火星报》记者。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19年任莫斯科军区政委。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俄共（布）彼尔姆省委书记。1921—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3—1934年任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43年任武装无神论者联盟中央理事会主席。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1935年任苦役政治犯及流放移民协会会长。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9—1943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兼苏联科学院院士。1943年逝世。
[8]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米哈伊洛夫（ВасилийМихайловичМихайлов，1894年12月7日——1937年9月26日），早年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17—1918年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和莫斯科契卡主席。1918—1920年参与红军的政治工作。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中央组织局委员，1922—1923年担任俄共（布）莫斯科省委书记，1925—1929年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和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主席。1929—1932年担任第聂伯河水电站副建筑经理，1937年被开除出党，同年遇害。1956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9]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АндрейАндреевичАндреев，1895年10月30日——1971年12月5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是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二大代表。1919—1920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2年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工会讨论”期间支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192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2—1927年任铁路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4—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1930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1—1935年任铁路人民委员。1935—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农业部门负责人，1937—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6年任苏联最高委员会联盟委员会主席。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43—1946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7—1962年任中苏友好协会主席。1962—197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顾问。1971年逝世。
[10]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СергейМироновичКиров，1886年3月27日—－1934年12月1日），1904年底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委员会委员。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被选为弗拉基高加索苏维埃委员，期间靠近孟什维克，支持临时政府。1917年10月被选为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转向布尔什维克。1918年当选为捷列克苏维埃委员。1919—1920年任边疆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内战期间曾任红军独立第1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方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5月开始担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政府驻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全权代表。同年又受命率苏俄代表团在里加与波兰签订和平条约。1921—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6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7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1934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12月1日在斯莫尔尼宫遇刺身亡。
[11]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Валериан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Куйбышев，1888年5月2日——1935年1月25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斗争。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萨马拉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被任命为突厥斯坦战线革命军事委员。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3年、1927—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3—1926年任苏联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3—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7—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制定执行了苏联的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4—1935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1935年病逝。
[12]尼古拉·阿列克谢多洛维奇·乌格拉诺夫（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Угланов，1886年12月5日——1937年5月3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在农村学校接受教育。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8—1911年在军队服役。一战爆发后入伍，1914—1916年在部队任士官。参与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24—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委员。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右翼反对派成员，1932年与留京等人秘密组建反对派集团“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1933年被捕。1934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7年遇害。1989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13]“契卡”这一名称是由俄文“非常委员会”一词的开首字母拼成的。它成立于1917年12月20日，以后数次改组，相继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GPU）、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简称OGPU）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简称NKVD）。后来到1946年，它又被分为内务部（简称MVD）和国家保安部（简称MGB），前者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强迫劳动的工业化事务，后者则负责苏联国内外的谍报和反谍报工作。国家警察这种经常改变名称的情况，既反映了它的周期性改组，也怀有故意要乱人耳目的目的。它的名称从“非常”委员会到“总”局，最后到“内务部”，所显示的倾向是值得注意的。——原注
[14]马特维·费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МатвеяФёдоровичШкирятов，1883年8月3日——1954年1月18日），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一战时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曾任莫斯科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军事局成员，图拉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全俄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1920年任服装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1—195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2—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7—194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1952—1954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4年逝世。
[15]格奥尔基·阿列克谢耶维奇·柯罗斯捷辽夫（ГеоргийАлексеевичКоростелёв，1885年4月1日——1932年3月1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早年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年12月领导了萨马拉工人大罢工。1910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18年1月担任奥伦堡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任奥伦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书记。1921—1924年任吉尔吉斯共产党（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吉尔吉斯局书记。1924—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兼维亚特卡省委书记。1925—1929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主席。1925—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2年逝世。
[16]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穆拉洛夫（НиколайИвановичМуралов，1877年？月？日——1937年2月1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一战爆发时被征入伍。1917年二月革命后领导了莫斯科士兵苏维埃，同年9月任莫斯科士兵苏维埃副主席。1917年10月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是莫斯科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1917—1919年任莫斯科军区政委。1920年进入农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21—1924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24—1925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兼季米里亚捷夫农业科学院院长。他是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鄂木斯克。1929年被流放到新西伯利亚。1936年1月投降，同年4月17日被捕。1937年遇害。1986年平反。
[17]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169页。——原注
[18]1917年10月20日和23日，在中央委员会筹划发动政变的两次决定性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反对列宁的主张，即布尔什维克应该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他们的反对根据两点理由——第一，布尔什维克不应该打算单独夺取政权，因为他们如果在这样狭隘的基础上获得成功，就只能依靠恐怖手段保持政权，从而也就会破坏无产阶级民主的发展；第二，国际形势还不够有利。10月24日，他们向党的最重要的几个区委会宣布了自己的观点，并且于10月31日在孟什维克的报纸《新生活报》上发表声明，鼓吹由一切社会主义政党成立联合政府。列宁建议把这两个破坏党纪的人开除，但这一建议始终没有实现，因为他们的观点受到党内很大一部分人的拥护，其中包括另外好几个中央委员，如李可夫、诺根和米柳亭等。
11月17日，也就是起义十天以后，这五个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诺根和米柳亭——宣布退出中央委员会，同时发表了一篇抗议新政府政策的声明：“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在11月14日通过一项决议，废除了它和参加工人士兵苏维埃的其他政党就成立苏维埃政府问题达成的协议……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才得以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一项经过修正的决议，这项新的决议本来可以成为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但是在此以后，中央委员会领导集团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清楚地表明，它坚决不容许各苏维埃政党共同组织政府，而要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为此，它不惜让工人和士兵付出任何代价，绝大部分无产阶级都渴望各民主集团之间的血腥斗争迅速结束，可是，中央委员会目前却违背他们的意志，硬性实行这种灾难性的政策。我们不能为这种政策负责，因此，为了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并请求工人和士兵支持我们的口号，我们特辞去中央委员会中的一切职务。一切苏维埃政党的政府万岁！”（引自德文本《列宁全集》，第22卷，第616页。）〔查中文本《列宁全集》第26卷有关部分，并未附此原件，上文均系译者自译。——译者注〕
几星期以后，这一分裂得到克服。上述五人都回到中央委员会中，不论是列宁或季诺维也夫，都没有因为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历史上的最重要关头有过这种重大分歧而介介于怀；他们的和好是彻底的。可是在1923年，托洛茨基在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和斯大林组成了三人小组，参看下文第17章）的斗争中，却利用了这一事实。在三人小组破裂后，斯大林也采用了这种论战手法，于是，这件事就成了斯大林主义者所编造的重要神话之一——即早在1917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开始背叛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原注
维克托·巴甫洛维奇·诺根（ВикторПавловичНогин，1878年2月14日——1924年5月22日），1897年加入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6—1907年任莫斯科工会中央局主席。1910年起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1917年4月同加米涅夫、李可夫一道反对《四月提纲》。1917年9月17日—11月14日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任工商业人民委员。1917年11月4日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米柳亭一道支持“左翼联合政府”，辞去工商业人民委员的职务，但三周后即承认错误。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24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19]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并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20]托洛茨基：《被隐瞒的列宁遗嘱》，纽约先锋出版社1946年版，第14页。——原注
[21]直到1926年10月18日，马克斯·伊斯特曼把这份遗嘱的全文送交《纽约时报》发表以后，广大公众才第一次知道有遗嘱的存在。伊斯特曼在他的《列宁死后》一书中转载了这一文件，当时，托洛茨基正在为反对派取得党内合法地位而斗争，因此同意斯大林集团的要求，驳斥伊斯特曼在这一问题上的攻击。不过，他却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发表声明，以致肯定了伊斯特曼所谈的事实，即的确有这样一封信存在，而且这封信经过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某些代表的讨论。托洛茨基写道：“伊斯特曼的书里有几个地方谈到中央对党‘隐瞒了’列宁在逝世前不久写的许多极其重要的文件（指的是民族问题的书信、著名的‘遗嘱’等等），这无非是对我们党中央的诬蔑……列宁同志没有留下任何‘遗嘱’；无论就他对党的关系来说，还是就党本身的性质来说，都不可能有这种‘遗嘱’。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通常提到的‘遗嘱’，就是列宁同志的一封关于党的组织问题提出的建议的信（已经被〔伊斯特曼的文本〕歪曲得面目全非）。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像对待所有其他书信一样，也非常重视这封信，并根据这封信做出了适合当时条件和情况的结论……不管伊斯特曼的动机如何，这一本拙劣的著作总是反革命的工具，它只能为共产主义和革命的凶恶敌人服务。”（《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维也纳，1925年9月3日，第5卷，第68期，第1004—1006页。）——原注〔参阅《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0—151页。——译者注〕
两年以后，当俄国党内的斗争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使斯大林感到有义务回答人们再三提到的列宁遗嘱这一问题时，他也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派分子在这里大喊大叫，说党中央委员会‘隐瞒了’列宁的‘遗嘱’……事实已经证明并且再三证明了，谁也没有隐瞒过什么，列宁的‘遗嘱’是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这个‘遗嘱’已经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过，代表大会一致决定不把它公布，其原因之一是列宁本人不愿意而且没有要求把它公布……有人说，列宁同志在这个‘遗嘱’里建议代表大会考虑由其他同志接替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问题。一点不错。”（《国际新闻通讯》，1927年11月17日，第7卷，第64期，第1428—1434页。）——原注〔参阅《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9、151页。——译者注〕斯大林在他1929年反对布哈林的斗争中，也提到甚至引用了遗嘱中的话；参看他在中央委员会四月会议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英文本，纽约国际出版社1942年版，第116页），在这篇演说中，他引证了1926年七月全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4卷，第66页）——原注〔参阅《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1—62页。——译者注〕
马克斯·弗雷斯特·伊斯特曼（MaxForresterEastman，1883年1月4日—1969年3月25日），美国文学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师从约翰·杜威，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协助约翰·里德发表《震撼世界的十天》。1922年访问苏联，反对斯大林，并将“列宁遗嘱”和《俄国革命史》引入美国。三十年代后期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成为自由市场的拥护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公开反对越南战争。1969年在布里奇敦逝世。
[22]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奥登堡（Серге́йСерге́евичОльденбу́рг，1888年6月29日——1940年4月28日），俄国记者、历史学家。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亲近十月党。1918年参加白军。1920年流亡法国，同司徒卢威合作出版《俄国思想》等反共杂志。1940年死于法国。
[23]参阅《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16—618页。——原注
[24]在第六次和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之间——也就是说，从革命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起到列宁提出建议为止——中央委员人数增减很少，一直都在二十五人左右。同一时期，候补委员人数从一人增加到十九人。（《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1卷，第539—540页。）——原注
[25]原文为“Troika”，是党的语言中常用的一个譬喻；原意为构成一组的三匹马，或是由它们牵曳的车子。——原注
[26]《列宁选集》，英文本，第9卷，第382页以下；完稿于1923年1月17日。——原注〔参阅《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36—440页。——译者注〕
[27]同上，第387页以下；完稿于1923年2月9日。——原注〔参阅《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41—455页。——译者注〕
[28]同上，第420页以下；完稿于1923年1月6日。——原注〔参阅《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2—430页。——译者注〕
[29]在1922年3月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前，米亚斯尼科夫已经被开除出党。他的纲领基本上和萨普龙诺夫—施略普尼柯夫集团的纲领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他要求的政治民主更为广泛。“米亚斯尼科夫……党达到这种地步，以致主张让一切人——从保皇党直到无政府主义者——都享有出版自由。”（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156页。）
在被开除后，他随着一个贸易代表团被派到柏林，在那里，他会见了马斯洛夫以及德共左派和左派脱党集团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其他领袖。他向这些领袖介绍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在他们面前描绘了一幅非常令人沮丧的图景。斯大林发觉了这些情况，他认识到，俄国左派和德国左派之间的这种联系，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征兆。被契卡在1923年驱入地下的米亚斯尼科夫集团，继续组织一个全国范围的工人反对派。1927年，米亚斯尼科夫本人越过波斯边界逃到国外，1933年以后抵达巴黎。
米亚斯尼科夫生于乌拉尔，原来的职业是五金工人。当我在1939年最后一次见到他时，尽管他的法语程度很低，他已经能很好地适应一家巴黎工厂中的生活。在战争开始时，他参加了进修学习，并以工程师的资格毕业。
在1928—1929年期间，米亚斯尼科夫写过一本反对俄国国家党的书，题为《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与失败》，但这本书并未出版，只有很少几章曾发表在一个左派小杂志上（《欧罗巴月刊》，巴黎，1939年2月号，第12—16页）。他写道，在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期间，当苏俄处于最危险境地的时候，存在着好几个苏维埃政党。这种多党制丝毫也没有削弱苏俄的国防，而是相反地加强了它。通过他们的各种政治组织表现出来的俄国大多数人民的合作，产生了为度过这一困难时期所必需的热情。外国干涉的危险过去以后，官僚们便摧毁了国家机器的可替换部分，建立起自己的一党统治。他继续写道，但是工人阶级并不只包含一种成分，单单一个政党并不足以代表它。它是一个包含多种成分的阶级，需要一种多党制来代表。在它们的少壮年代，资产阶级以多党制度顺利进行着统治；资产阶级社会给予人们以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当权的人经常更换，政府和反对派政党之间的显著的不同使这个制度更为灵活。一个极权主义政党从来不能克服被推翻的危险，而从经验上看，这只能依靠统治艺术来消除。资产阶级懂得，它能在多大限度内给予人们以民主权利，不利于它继续统治的危险发源于何处。党的专政排除了工人阶级参加政府的机会；这是一种走向权力垄断的蜕变形式，最终将会对俄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产生致命的后果。
1946年，在巴黎的朋友们力图探听出来米亚斯尼科夫的下落，在此以前，他已被一架苏联飞机带回俄国——据谣传，这是出于自愿。但是，他的法国妻子迄今还没有收到他的任何信息。——原注
[30]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年10月12日——1937年2月18日），昵称“谢尔戈”（Серго）。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小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外高加索革命，为建立和武装战斗队做了大量组织工作。1905年12月被捕。1906年5月被保释出狱，8月侨居德国。1907年1月回国继续从事党的工作，任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1907年11月第二次被捕。1909年2月被流放到叶尼塞省，后从流放地逃亡伊朗，在伊朗从事革命工作。1911年返回俄国。1912—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同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在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作。十月革命期间积极参与组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和粉碎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的斗争。内战爆发后，于1918年被相继任命为乌克兰特别事务专员和南部地区特别专员。1921—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6年任联共（布）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年7—11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2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1937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葬于莫斯科红场。
[31]波利卡普·格尔根诺维奇·姆季瓦尼（ПоликарпГургеновичМдивани，1877年10月7日——1937年7月10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外高加索革命运动。1920—1921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主席兼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1922年以后是格鲁吉亚反对派领导人。1923年加入左翼反对派。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1年恢复党籍。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
[32]菲利普·叶塞维奇·马哈拉泽（ФилиппИесеевичМахарадзе，1868年3月9日——1941年12月10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2月至7月任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1922年任格鲁吉亚农业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9—1930年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1938年任格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年7月—1941年任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33]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61页。——原注
[34]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85页。托洛茨基在这里关于这封信的说法，同他在其他著作中的说法是一致的；参看《斯大林》，第374—375页，以及《俄国真相》，纽约1928年版，第308页，在这两本书中，他引用了列宁的妹妹乌里扬诺娃的证词和季诺维也夫的一篇演说作为旁证。——原注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Ильинична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35]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94页。——原注
[36]同上，第366页。——原注
[37]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190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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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共产党的莱比锡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十章共产党的莱比锡大会
·1922年的组织报告
·萨克森和图林吉亚的红色集团
德国共产党代表着欧洲的一种新型组织，并且是这类组织中的第一个，因为一直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他许多类似的组织才发展成熟。它把俄国国家党操纵机构的许多特点，带进了一个欧洲劳工组织。这个党在1922—1923年的组织体制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一身兼具两种特色，既有点像原来的民主工人组织，又有点像后来的警察式政党；当时，这两种形式都不占统治地位。党的结构非常不同于列宁那种职业革命家的雅各宾组织。它的专职干部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薪干部表面上似乎一样，但是，由于和俄国党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些德国工人官僚也开始变成了俄国式的党务人员。
1922年的组织报告
1922年的党的报告反映了德国党中央委员会的野心，表明他们想使自己的工作范围同俄国党一样广泛。党建立了许许多多的特殊工作部，分别负责市政机关、合作社、妇女、青年、儿童、教育、娱乐、农业工人和农民工作、援助苏俄、为被捕者及其家属提供法律与物质援助等各方面的工作。
党拥有一所印刷局和三十四家日报（其中有十五家是仅仅更换一下报头的他报翻版）。它办的许多杂志包括：《国际》、《德国共产党通讯》、《共产主义工会会员》、《共产主义合作社社员》、《共产主义农业工人》、《犁》、《共产主义妇女》等等。[1]在1922年，中央委员会散发了十三份传单，它们的政治倾向可以从几种传单的题目上看出来：3月，《不实行实物征用制，国家就会破产》；4月，《热那亚、俄德条约和世界工人代表大会》；7月，《是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还是同资产阶级联合？》传单的印额分大小两种，大印额为四百万份（1922年9月减为一百八十万份），小印额为一百四十万份（后来减为五十万份）。书籍和小册子都以较粗糙的开本形式印出。译自俄文的书籍还刚刚出现；在1922年，党出版了一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集。
在三月行动以后，大约有六千名党员被捕，其中有一千五百名左右被拘禁一两星期后，未经审判便被释放。在四千五百名受审判的人当中，五百人被宣布无罪，其余四千人被判的刑期加起来总共为三千年。党通过“中央法律代办所”给予这些被捕者以法律援助，并且通过“红色互助会”组织对被捕者家属的赡养。红色互助会在1922年一共募得九百八十八万一千四百二十八马克捐款，支出总额达八百四十四万四千八百马克。
支援苏俄的工作也单独由一个机构负责。1922年，有二十七个自治区捐助了大量金钱，或者在苏联举办了儿童之家。青少年搜集了价值八百万马克的工具和衣服。发行的一种“工人公债”筹得二百万马克。这个组织拥有自己的每周画刊《镰刀和锤子》，该刊第一期印数便高达十三万份。放映了俄国电影，所得的收入全部送往俄国。俄国小提琴家索耶穆斯，伴随着一个时常表演政治性朗诵的合唱团，在德国各地巡回演出。
在农民中间进行的宣传，效率比较不高。在这一时期，农业工人和1918年11月创立的工会分裂，另行组成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独立工会。党的农村工作部组织了许多农业委员会，并且发布了一种标准合同。党利用一种把农事和宣传结合起来的特殊日历，向小农进行鼓动工作。
妇女书记处组织了家庭主妇委员会来控制物价，特别是合作社的货价。每年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是这个部门的工作高潮。
办给青少年看的杂志有两种，都由埃德温·亨勒主编，一种是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无产阶级儿童》，另一种是以青年人为对象的《青年同志》；后者每一期发行三万份。1922年9月16—18日，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共产主义儿童组织的国际会议。
青少年组织的专门工作之一，就是按照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筹备各种典礼和仪式以代替宗教的按手礼、洗礼、婚礼等等。一本题为《火焰》的小册子，是献给“达到行按手礼年龄、即将跨入生活的共产主义青年”的。这本供十三岁的年轻人阅读的小册子，载有马克斯·巴特尔[2]的几首诗，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肖像，以及从他们的著作中摘出的下列这类语录：
“长路漫漫，需要走千百年之久，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因此，我们高唱红色的自由之歌，这歌声就像千军万马的奔腾一样使敌人心惊胆战。”
教育文娱工作部包括以下各分支部门：对党员本身的教育；在工人的教育、体育和文化组织中的宣传鼓动；在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当中的工作，以及对党的会议和代表大会的艺术表现〔已经有这种画了！〕；学校工作方针和教师的工作；青少年；知识分子。党在教师中特别活跃，既组织了一个独立的教师联合会，又在官方的教师公会中建立了共产党小组。大学中的学生党员组织在“共产党大学生支部”里面。
对教育方面的工作有极仔细的安排。莱姆夏德和波鸿支部受到批评，因为他们创办了一所自由人民大学，而没有参加本地市议会组织的学校。另一方面，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该市组织的工人学校受到否定，被宣布为不宜由马克思主义者参加。
中央委员会组织了两所党校，共有学员七十四名。课程包括经济史、德国革命史和俄国革命史、土地纲领、马克思主义等。此外还有七所地区学校和四名流动党课教员，为十六个区和七十八个地方党组织服务。
在1922年下半年，德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都在上升。在1922年的第三季度，它拥有党员二十一万八千五百五十五人；[3]这和一年前三月行动刚结束后的党员数字十八万四百四十三人形成对比。而在同一段时间内，尽管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希法亭派和它合并了，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仍然有所削弱。
不言而喻，这一部分受有训练的党员核心并不足以全部显示出党的影响。有许多地区，据中央委员会诉苦，在那里是找不到一个共产党员的，可是尽管如此，党在这些地区的选举中仍然得到了极大支持。一般说来，党在一个地区所得的选票，时常是该地党员人数的二十至四十倍。
党在柏林、汉堡和莱茵区最强大有力——这表现在党员人数上，也表现在它的追随者具有影响的程度上。在这些以及其他关键性的工业中心，人们仍然存在着内战的情绪。另一方面，德国中部的气氛则与此不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地方组织原封不动地转到了共产党方面，他们感到自己是党的主人。这些工人分散在遍布于本区许多工业区的小作坊中——分散在萨克森的机器和纺织工厂中，分散在图林根的玻璃、光学仪器、玩具和纺织作坊中。在许多这样的小村镇上，共产党获得了巨大的地方影响，在镇议会和其他许多地方机关内拥有很多代表。由于在一个小生活范围内的亲近接触，他们和社会民主党人紧密地联在一起；在地方工会、在许多地方委员会以及体育和文化俱乐部中，两党党员毫无摩擦地彼此合作。在这个地区，共产党人有一种自信感；内战已成往事，诺斯克和谢德曼的罪恶也可以随着内战一同被忘却了。
在全德国的八十个市议会中，共产党的席位占绝对多数；在另外一百七十个市议会中，他们也拥有过半数的议席。有六千名以上的市议员是正式共产党员，党有一个殊特的市政工作机构（内政工作部）统一指导这方面的活动。
同议会中的情况比较起来，地方上的胜利便显得更为重要；在议会内，保尔·列维及其追随者脱党以后，共产党的正式议会党团只剩下十三人，连提出议案所必需的十五个法定名额都无法凑足。因此，每当德国共产党要向议会提出一项议案时，便不得不疏通敌对的列维集团中的两名议员，请他们补足必需的法定人数。
在工会中，共产党拥有九百九十七个有组织的集团；有四百名工会干部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在六十个地方工会理事会中占多数。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共产党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在1922年6月的莱比锡工会代表大会上，六百九十四名代表中只有九十名共产党人。[4]
萨克森和图林根的红色集团
党的领袖想把地方上的胜利从市级机构发展到邦政府，为了讨论这项政策，1923年1月在莱比锡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5]。莱比锡的共产党日报编辑保尔·波特赫尔[6]，在一年前就扼要说明了这种政策的可耻之处。[7]在他的指导下，莱比锡党组织着手为代表大会创造一种合适的气氛，工人代表团将来到大会上，要求党加入邦政府；任何新的选举胜利都要在会上宣布；要以党在地方工会中的胜利和党在大工业中心缺乏影响的事实相对比。
在柏林，卡尔·拉狄克同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和奥古斯特·塔尔海默一道，共同起草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策说明。这份报告必须仔细拟就，因为共产党人参加邦政府担任部长，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至今所阐明的一切政策与理论背道而驰的。在本世纪初，当法国社会党人亚历山大·米勒兰[8]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时，曾引起整个国际的轩然大波，现在，拉狄克必须避免出现一种类似的局面。
出席莱比锡大会的代表共有二百一十九人。代表右翼的地区是哈雷—梅泽堡、图林根、厄尔士贝格—福格兰、西萨克森、东萨克森、符腾堡、南莱茵区、下莱茵区和巴登；代表左派反对派的地区是柏林—勃兰登堡、瓦塞尔坎特（汉堡区）、黑森—法兰克福、中莱茵区和路萨提亚。党在政治上的分裂为二具有一种地理政治背景。在德国中部城乡“执政”的共产党人，低估了反革命的力量；对于社会主义的图林根和萨克森两地本党同志的“民主幻想”，大工业区的共产党人都嗤之以鼻。
讨论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参加萨克森和图林根政府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对社会民主党性质的讨论。难道说这个党已经和德国反革命结下不解之缘吗？还是说，这个党或是作为一个整体，或者至少是其中的左派，仍能够被争取到“实行工人政策”这方面来；如果可以争取，又如何来达到这一目的呢？
按照拉狄克和布兰德勒的理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联合阵线的左翼。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组成工人联合阵线的右翼。这可以通过同埃里希·蔡格纳[9]博士[10]这样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统一战线来做到；这位萨克森政府的部长反对柏林社会民主党领导机构的政策，将会赞成同共产党人组成联合内阁。作为一个开端，他们决定这个联合阵线的政策应该是：采取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措施，建立工会委员会监督生产，组织“无产阶级百人团”（红色百人团）武装保卫工人阶级。
出现于萨克森和图林根的红色集团将成为全国的典范，成为全体德国工人的视线焦点。然而，这种建立“中德红色集团”的打算——当时共产党报刊上风靡一时的口号——却不是以共产党本身的力量为基础的。而是依赖共产党渗入和操纵社会民主党的能力。在“红色萨克森”的两座关键性城市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的市议会中，社会民主党人都占压倒多数，而共产党的力量则很薄弱。[11]
在柏林和其他主要工业区，共产党选民与共产党员的比例数在萨克森要高得多。此外，党在这些地区的工厂委员会中也拥有雄厚实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它在选举中的相对劣势。
共产党左右两派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就在于他们对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在左派看来，工厂委员会是一种具有真正独立价值的运动，应该支持它们和工会机器展开竞争。而在右派看来，它们则主要是一个压力集团，应该用来迫使工会不得不向共产党人敞开大门。拉狄克和布兰德勒建议组织“监督生产的工厂委员会”，但要通过正常的工会途径。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工会运动，将成为德国工人政府的基础。当时流行的共产党口号，往往以“工会领袖必须……”这样一句话开始。
不过，尽管党内不同集团之间的这些分歧非常重要，从主要方面来看，整个讨论却有意识地回避了左派认为是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悬而未决的鲁尔危机竟未被列入议程；它只是在一般的对外政策项被涉及。在拉巴洛条约签订以后，德国军政界的民族主义集团已经使德国和赔款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尖锐化，这时，该委员会正在施加压力和挑衅之间举棋不定。出席莱比锡大会的代表充分意识到，那里正在酝酿着某种决定性的步骤。
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期间，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了鲁尔和莱茵区。左派建议把鲁尔危机列为大会的主要议题，从而承认德国政治舞台的这一根本变化。他们的建议以相差不多的票数被否决，结果，党并没有对这一问题展开认真讨论，而只举行了一次由克拉拉·蔡特金代表党发言的公众集会。这一事件加深了左右两派之间的恶感：布兰德勒集团声称左派利用鲁尔事件推行它的冒险主义政策，而右派坚持拒绝对党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进行充分研究，也使少数派感到气愤万分。
多数派硬使代表大会的重点返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即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参加图林根和萨克森邦政府。当克拉拉·蔡特金正在就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作报告的过程中，传来了萨克森邦政府已在共产党压力下辞职的消息。为了提高代表们对共产党这一局部胜利的欢欣情绪，大会执行主席阿尔伯特·施托尔岑堡[12]安排了一个有关这一事件的幻灯节目，并在放映时亲自朗读说明：
“德累斯顿，1923年1月30日。萨克森邦议会正在开会……部长利平斯基谴责共产党从事非法活动……波特赫尔同志提出下列要求：在萨克森组织政府应当成为全体工人阶级的任务。‘我们要求举行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将决定组织工人政府的问题。’”
同施托尔岑堡和皮克一样，波特赫尔也是代表大会的三个共同主席之一。在“重新响起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平息以后，施托尔岑堡继续说下去：
“同志们，你们已经表示了对这一事件的热情。现在，我请你们和我一道高呼三声口号。萨克森的革命无产阶级万岁，德国革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
“代表们热情欢呼，”议事录继续说道，“重复高呼了这些口号，然后全体起立唱国际歌。”可是，这种自我陶醉的场面刚一结束，马斯洛夫就提出了撤销施托尔岑堡大会执行主席职务的动议，这项动议被否决时，双方的票数相差无几。
蔡特金的报告显示出，那种将成为共产国际风土病的不良表现——奴颜婢膝地认俄国为祖国，这时已经开始有强烈的表现。蔡特金是这样描绘她在进入俄国国境时的感情的：
“脱下你的鞋子！踏在你脚下的是一块神圣的土地。这里已经由于革命斗争、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牺牲而成为圣土（暴风雨般的掌声）……
你或是战胜成为主人，
或是被击败，变成奴隶，
不是凯旋，就是受难，
不是铁锤，就是铁砧！”[13]
（像这类引用歌德诗句的做法，是党的演说结尾时流行的一种修辞术。）
直到那时为止，共产国际的传统一直是，任何一国共产党内的少数派集团，在党中央委员会中都有适当比例的代表，而且，这些代表要由每一个反对派集团自身选出。可是，拉狄克和布兰德勒却打破了这种传统，他们不顾左派的抗议削减了他们应有的代表名额；不仅如此，他们还自行选择那些在他们看来最容易妥协的左派作代表。在党没有对入侵鲁尔事件发表声明以后，现在又采取这种行动，代表大会几乎因此走向分裂。为了抗议对他们的组织权利的侵犯，左派决定不参加选举中央委员会。而如果没有他们参加，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就不能得到最大的几个地方党组织——柏林、鲁尔和汉堡党组织的信任。
卡尔·拉狄克明白他自己做得太过火了。在夜间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关于这次会议，代表大会议事录中没有记载），他提出一个妥协方案，答应让四名左派反对派的代表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在瓦西里·柯拉洛夫[14]的支持下，拉狄克摆出一副共产国际仲裁人的中立姿态，但他运用手段成功地阻止了左派领袖台尔曼和马斯洛夫的当选。
只是由于左派的忠于共产国际，分裂才被避免。少数派代表坚信右派一定会再次坐失时机，把党领向另一次失败。在夜间的秘密会议之后，公开进行了新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但左派以投票时弃权的方式表示了他们的不满。多数派投了少数派候选人的票，他们所得的票数大都接近于二百一十九名代表的总数；但是多数派代表当选的票数却少得多，自党的新领袖布兰德勒得一百六十六票至乌布利希得一百一十二票不等。拉狄克选择的少数派代表阿图尔·埃维特[15]，只获得一百六十三票，因为左派相信他一定会很快转到多数派一边。[16]
在此以前，拉狄克已经接到通知，知道苏俄外交部希望以一种和共产国际政策相违背的方式利用法德矛盾。可是，谈到同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和德国政府合作反对法国，即使是暂时的反对，也会引起人们——不仅包括共产党人，而且包括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员和无组织的德国工人——的强烈反对。在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提出这样一种政策，将无异于引诱人们起来反抗。可是，如果讨论占领鲁尔的问题，只能导致两种结果：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公开承认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就是使党被一种相反的政策死死束缚住。苏俄外交部特别希望的，恰恰是要在德国有一个灵活的助手，这个助手要能够在占领鲁尔问题上同德国政府进行它所希望的任何程度的合作；而拉狄克除去起其他作用以外，正是它同德国政府的联系人。
因此，必须使代表大会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问题上，例如工会策略问题、参加萨克森和图林根的邦政府问题等等。在它们同欧洲政治的主流这样隔绝以后，这些问题便降低到地方主义的水平上。当时，左右两派都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所讨论的是枝节问题，也没有清楚地理解何以不允许提出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样，拉狄克就集中力量对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问题作了阐述：
“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果，将使旧式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如工会和合作社等被我们争取过来。这些已经被改良主义的策略化为资产阶级统治手段的工人阶级工具，将通过这一斗争再次变成无产阶级的斗争武器。现在，必须为击败资产阶级而进行阶级斗争……
工人政府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通过议会道路走向这种专政的和平过渡。他毋宁说是工人阶级的这样一次尝试，即：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内，最初以这种民主制度的方法，通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推行一种工人政策。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则是要有意识地粉碎这种民主结构；它要打碎民主的国家机器，完全代之以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17]
莱比锡大会刚一结束，俄国党的政治局便进行干预，宣布莱比锡提纲是“不正确的”。通过两个工人阶级政党的联合走向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道路，被正式斥责为“右倾”。然而，尽管这一批评涉及的范围很广，其用意却主要用于缓和党内危机，而不是要认真地研究德国政策的重大问题；事实上，它是以俄国党内的冲突为转移的。
季诺维也夫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德国右派；它通过拉狄克和托洛茨基有联系。另一方面，布兰德勒集团继续想开除少数派，指责它们是党的破坏者。可是，如果发生分裂，俄国政府同德国民族主义集团之间的秘密联系就有被暴露的危险。另外，有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它可以作为替俄国施加压力的集团，作为在未来可能改变路线时的后备力量。随着中央委员会和左派之间的冲突日益发展，政治局力图充当一个调解争执的仲裁人。
因此，政治局的干涉有两个主要目的，其一是使德国党保持一个灵活的政策，其二是防止分裂。鲁尔区共产党人提出的夺取地方政权的建议被否定，但他们的革命热情也受到了几句夸奖，这种态度似乎不同于柏林中央委员会对冒险主义和暴动主义的声讨，但也仅仅是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已。事实上，骚乱、示威、饥饿暴动在全德国都反映了正在加深的政治危机；显而易见，德国左派是一部分德国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中央委员会应该学习怎样更巧妙地去对付反对派。
[1]由于销路不广和缺乏资金，办给农民看的《共产主义农业工人》和《犁》两杂志，已在1922年停办。——原注
[2]1933年以后，巴特尔投降纳粹，在希特勒统治下继续写诗。他和拉狄克交情很好，曾在1919年去毛比特探监，并把自己的一卷诗《乌托邦》献给了他。巴特尔也是青年共产国际的创建者维利·明岑贝格的朋友。——原注
马克斯·巴特尔（MaxBarthel，1893年11月17日——1975年6月17日），德国诗人。早年投身于社会主义青年运动。一战期间入伍。1918年加入斯巴达克斯同盟，1919年一月起义后被捕，获释后加入德共。1920年加入国际工人救助总会。1923年退党，加入了社民党。1931—1933年任德国作家协会柏林—勃兰登堡分会主席。1933年起支持纳粹党。1942年加入德军。1944年加入党卫军。二战结束后逃往法占区。晚年定居莱茵兰。
[3]其中男党员十九万一千八百四十五人，女党员二万六千七百十人。这些数字只是按缴纳党费的人数统计的，可是在通货不断膨胀的当时，有些人往往并不按时缴纳党费，因此，党员的实际人数要比这稍为多一些。1922年9月，党在二十八个最重要地区的情况如下：
支部数党员数
柏林—勃兰登堡22024908
西萨克森7311610
东萨克森733580
哈雷—梅泽堡23523374
图林根24915147
瓦塞尔坎特（汉堡区）9023206
北莱茵区15918525
南莱茵区13819309
——原注
[4]共产党代表有半数以上都来自五金工人工会，其余的来自建筑业、公务部门、铁路和运输部门。党统治着几个从传统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分裂出来的较小工会。譬如说，在开姆尼茨，大约二万二千名被开除的建筑工人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工会。有一万六千名左右的海员，也就是说，一切可以组织起来的德国海员的半数以上，组织在共产党领导的“德国海员工会”中，对于在国外从事密谋工作说来，这个组织于党特别有用。《走出黑夜》一书的作者扬·法尔廷就出身于这个环境。
另一种不同的组织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工人联合会”，这是按照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传统，想把体力劳动工人和职员联合在一个大工会中的尝试。该组织的十万名会员，有四分之三在鲁尔。这个工会是赤色工会国际的成员，莫斯科使尽了一切手段同它的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作斗争；在1922年10月举行于埃森的工会代表大会上，指名谴责了这些“特别危险的”倾向。——原注
扬·瓦尔廷（JanValtin，1905年12月17日——1951年1月1日），原名里夏德·赫尔曼·尤里乌斯·克莱布斯（RichardHerrmannJuliusKrebs），1923年加入德共，同年参加了汉堡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苏联。1925年进入共产国际工作。1926年赴美国执行任务，任务失败后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29年获释后返回德国。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被捕。1934年被判处四年监禁，监禁期间成为介于共产国际与盖世太保之间的双面间谍。1937年被派往丹麦工作，同年逃走。1938年流亡美国。1941年参加美国陆军。1944年参加菲律宾战役。1947年获美国国籍。1948年一度返回西德，后返回美国。1951年去世。
[5]对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核心干部作一番考察，倒是十分有趣的。他们当中有不少目前都还活着，并且成了德国苏占区内的官员。
玛尔塔·阿伦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莫斯科是自由德国委员会委员，目前在柏林的统一社会党内。
保尔·波特赫尔，1929年被开除。
海因里希·布兰德勒，1929年被开除。
弗里德里希·赫克特，1935年死于莫斯科。
伯恩哈德·科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莫斯科，是自由德国委员会的成员，目前在柏林的统一社会党内。
阿尔卡季·马斯洛夫，1926年被开除，1941年在可疑情况下死于哈瓦那。
威廉·皮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莫斯科，是自由德国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目前在柏林，是统一社会党的领袖。
维尔纳·肖雷姆，参看下文第493页注。
瓦尔特·乌布利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莫斯科，是自由德国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目前在柏林，是统一社会党内仅次于皮克的领导人。
胡戈·乌尔班斯，1926年被开除，1947年1月死于斯德哥尔摩。
雅可布·瓦尔赫尔，1929年被开除出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纽约，积极参加了一个争取成立民主德国的委员会，现已回到德国，活跃于统一社会党内。
恩斯特·沃尔韦伯，设在德国的苏联军事情报处工作人员，多半在1936年被国家政治保卫局杀害于莫斯科。
克拉拉·蔡特金，1934年死于莫斯科。——原注
玛尔塔·阿伦泽（MartaArendsee，1885年3月29日——1953年5月22日），曾在书店工作过，1907年参加社民党，1907年起担任妇女运动组织者；1914年加入反对派，参加了下巴尼姆小组，出席了1915年的伯尔尼会议。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2年起参加《共产主义妇女》（DieKommunistin）编辑部，当选莱比锡工会委员会委员，同德共右派比较接近，在国际工人救济会工作。1933年被捕，1934年获释，与丈夫保尔·施文克一起流亡苏联（施文克后来在苏联遭到关押）；后来在莫斯科为苏联电台工作。1945年返回德国，1947年以前是统一社会党领导层成员之一。
伯恩哈德·科嫩（BernhardKoenen，1889年2月17日——1964年4月30日），1906年参加德国五金工会，1907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十一月革命期间任洛伊纳工人苏维埃主席。1920年起任德共哈勒—梅泽堡地委书记，1922年至1933年当选为萨克森邦议会议员。二十年代中期参加调和派，1929年被免去党内职务。1933年2月12日被冲锋队打成重伤，失去了一只眼睛。随后转入地下，同年7月流亡苏联。随后在国际红色救援会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0年获释，1943年入选德共中央委员会。1946年参加创立统一社会党，1946—1964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同时间当选人民议会议员，1952—1953年任哈勒地委第一书记，1953—1958年任民主德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58—1963年再次担任哈勒地委第一书记，1960—1964年担任国务委员会委员。
恩斯特·沃尔韦伯（ErnstWollweber，1898年10月29日——1967年5月3日），出身于矿工家庭，当过码头工人，1915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6年应征入伍，1918年参加了基尔水兵起义。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黑森—卡塞尔地委书记。1924年被捕，1926年获释，1928年至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1932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领导地下党组织，1940年前往瑞典工作，被瑞典政府逮捕，被判处三年监禁，1944年被驱逐到苏联。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1953年2月任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1954年当选为民主德国人民议会议员和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57年被迫辞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职务，1958年被指控犯有反党罪行，被免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1967年于东柏林逝世。
[6]保尔·波特赫尔（PaulBöttcher，1891年5月2日——1975年2月17日），曾用化名“保尔·迪本多尔菲尔”（PaulDübendorfer）、“汉斯·萨尔巴赫”（HansSallbach）等。当过印刷工人，190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08年任莱比锡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领导，参加社民党后，在工会内担任青年全职干部。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在斯图加特担任《社会民主党人》主编。在独立党内属于左派，领导工会内的左翼反对派。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卡普暴动期间曾被暴动分子绑架。1921年2月担任《红旗报》主编，1921年8月入选德共中央局。1923年任萨克森议会中的共产党党团主席，西萨克森地委书记，支持并参加了工人政府。1923年10月任蔡格纳政府的财政部长，后来被国防军强行剥夺了职位。后参加右翼反对派，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来与布兰德勒一起成立了德共（反对派）；1933年至1946年流亡瑞士。二战结束后返回德国，1946年2月23日在莫斯科被捕，1947年被判处十年徒刑，被辗转关押于各个劳改营，1955年获释，返回民主德国，195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担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1968年退休。
[7]保尔·波特赫尔：《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政权》，载于《国际》第4卷第21期（柏林，1922年5月4日），第471—476页。——原注
[8]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Millerand，1859年2月10日——1943年4月7日），生于巴黎一个小商人家庭，当过律师。1885年当选为众议员。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转向社会主义，1893年与饶勒斯等人组成独立社会主义派，1896年提出了改良主义的《圣芒德纲领》。1899年6月入阁，任商业部长，他是第一个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党人。1920年1月至9月任法国总理，1920年9月至1924年6月任法国总统。
[9]埃里希·里夏德·莫里茨·蔡格纳（ErichRichardMoritzZeigner，1886年2月17日——1949年4月5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曾学习法律，1913年取得博士学位，1918年担任检察官，1919年参加社民党，担任莱比锡地方法院法官。1921年8月出任萨克森邦司法部长，主张同德共结盟。1923年4月担任萨克森邦总理，同年10月接受两名共产党人入阁。因谴责国防军占领萨克森邦的行动，被艾伯特利用魏玛宪法第48条强行解职并下狱，1925年获赦出狱后继续担任法官。纳粹上台后失业，曾在书店工作，1944年被关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战后担任莱比锡的社民党组织领导，1946年4月参加统一社会党，同年10月当选莱比锡市长，1948—1949年当选为人民议会议员，1949年在莱比锡逝世。
[10]蔡格纳博士在纳粹政权崩溃后仍然在世；他在1946年当选为莱比锡市长。他已经完全和俄国占领军当局合作。一般说来，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各地，并入统一社会党的前社会民主党干部，则构成了目前政府的主体。
“今天，统治着莱比锡的是这样一个领导机构，其组成部分为主席二人、执行书记十人、工作部长二十人、另有党的议员约六十人……在特别成立的各工作部中，有政治部、文化部、宣传鼓动部、人事情报部（这是保安部门，拥有一个特殊的情报网）、经济部、财政部等等，这些部没有一个比它们的前任——暴虐的纳粹机构逊色。在全市三十二区的每一区里，党都建立了一个街道和住宅代表系统，由一名专职书记统一领导……在莱比锡的八万名统一社会党党员中，有二百人以上是党的雇员，在两座党的中央大楼和二十个区支部中工作……
蔡格纳以及萨克森、梅克伦堡和勃兰登堡政府中的其他社会民主党人，都没有任何实权。内政部长、经济部长、两个邦以及其他行政区的警察机构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在杜鲁门演说（建议贷款给土耳其和希腊）以后，警察机构中残存的几个社会民主党人也都被撤职，例如茨维考的警察总监库尔特·克里普纳、开姆尼茨的副总监埃格尔、莱比锡的副总监赫尼希、格里玛的警察局长顺费尔德等，所有这些人在工人运动中都有三十年的历史，并且都是受过法西斯主义迫害的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情报汇编》，社会民主党，汉诺威，1947年5月13日。——原注
[11]在1922年11月5日的萨克森选举中，共产党得二十六万八千票，在邦议会中占十席，可是社会民主党却得了一百万票，在邦议会中占四十席。和这五十席所谓无产阶级多数相对立的，是共占四十六席的资产阶级少数（民主党八席，德意志人民党十九席，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十九席）。
在1921年10月16日的选举中，柏林丧失了无产阶级多数。左派联合起来才有一百一十席（共产党二十一席，独立社会民主党四十三席，社会民主党四十六席），资产阶级集团则有一百一十五席，其中拥有席位最多的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原注
[12]阿尔伯特·施托尔岑堡（AlbertStolzenburg，1884年9月20日——1967年11月21日），生于多特蒙德，中学毕业后当过机械工。1902年参加社民党和五金工会。1905年前往美国，参加了美国社会党和世界产业工会，并担任德语报纸《费城日报》（Philadelphia-Tageblatt）编辑。1912年回国。一战爆发后被强征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党，并担任曼海姆独立党主席。十一月革命后，参与创立德共（斯），并担任曼海姆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曼海姆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于1919年2月逃往慕尼黑。1920年担任德共（斯）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北方区委书记。1924年脱党，1925年重新参加德共。纳粹上台后，先后流亡萨尔和法国。1940年9月1日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1944年9月获释。1946年4月加入统一社会党。1947—1952年在党校执教，1952年退休。
[13]《德国共产党第三次党代表大会（1923年1月28日—2月1日举行于莱比锡）议事录》，柏林1923年版，第268—277页。——原注
[14]他是保加利亚共产党派来参加大会的兄弟党代表。柯拉洛夫生于1877年，上世纪（19世纪）九十年代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1903年，他参加了“紧密派”——后来加入共产国际的一个左派集团；他在两年后被选入该集团的中央委员会，1919年成为总书记。在战前和战后，保加利亚党派出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包括齐美尔瓦尔德和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代表，一般都由他担任。1920年，他和季米特洛夫一同被捕。次年，柯拉洛夫成为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一个成员；翌年，他被选为保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是保加利亚1923年暴动的领导人之一，暴动失败后去莫斯科，在那里担任过一段时期的国际农业研究所所长。1945年，他重新在保加利亚出现，目前是保加利亚共产党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原注
瓦西里·彼得洛夫·柯拉洛夫（ВасилПетровКоларов，1877年7月16日——1950年1月23日），生于保加利亚东北部舒门市（Shumen）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中学时代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895—1897年在尼科波尔镇当教师，1897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并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任党组织书记。1897—1900年留学瑞士，学习法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05年当选为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中央委员。1907—1917年，作为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多次出席在斯图加特、哥本哈根、齐美尔瓦尔德、斯德哥尔摩等地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或者代表会议。1919年5月，紧密派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后任中央委员会书记。1921年6月和1922年11月先后率领保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的三大和四大。1921—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1924年任执委会总书记。1923年9月起义失败后再次去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一起组织领导了保加利亚祖国阵线和反对德国占领军的武装斗争。1945年9月从苏联回国，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2月当选为保加利亚第26届国民议会主席。1946年9月出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临时主席，同年11月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主席。1947年12月起，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49年7月季米特洛夫去世后任保共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1950年于索非亚逝世。
[15]阿图尔·埃维特（ArthurEwert，1890年11月30日——1959年7月3日），出身于小农家庭，当过制鞍工人。1908年参加工会运动，同年参加社民党。一战爆发前前往加拿大，曾因参加政治活动被判刑一年。1920年返回德国，在柏林参加了德共（斯），随后担任黑森地委书记。倾向于同左派合作，但被左派认为是“温和派”。1923年1月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局委员。同年4月与菲弗尔、海因茨·诺伊曼一起批判左派。1923年担任西方局军事首脑。1925年参加中派，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与政治局委员。1926年至1928年转入地下，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28年至1929年侨居莫斯科。后来与调和派一起被清除，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1929年至1934年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随后被派往巴西。1935年被巴西警察逮捕，因遭受毒刑拷打而精神失常，但仍被判处13年监禁。1947年被遣返回德国，医生认为他的病情无法康复。但在1956年仍被谴责为“外国代理人”，不过他去世前，在精神病院内获得了平反。
[16]埃维特果真在1923年转入右派阵营。1928年，作为调和派的一个领袖，他同胡戈·埃贝莱因和格哈特·艾斯勒（别名汉斯·伯格）一起进行反党活动，结果被排除出德国。他被派到巴西，在那里参加了卡洛斯·普里亚科斯领导的暴动。以后，埃维特被关进疯人院，1946年获释，被送入一家私人医院。他的妻子入了纳粹集中营，据说已在那里死亡。——原注
路易斯·卡洛斯·普里亚科斯（LuísCarlosPrestes，1898年1月3日——1990年3月7日），早年组织士兵起义，反对农业寡头，失败后流亡阿根廷。在阿根廷逐渐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成为巴西共产党领袖。1935年发起成立人民阵线。1935年《国家安全法》颁布后被捕，1943年获释。1945年当选为参议员。1961年再度被捕。六十年代初期巴共分裂时，他率党内亲苏派留在党内。1970年流亡苏联。1980年回国，退出了巴共，成为民主工党的支持者。1990年在里约热内卢逝世。
[17]《莱比锡党代表大会议事录》，第417、420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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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卡尔·拉狄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九章卡尔·拉狄克
·在德国革命行列中
·同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的联盟
卡尔·拉狄克1885年生于加里西亚（奥属波兰）利沃夫的卡尔·贝尔纳多维奇领地。年轻的拉狄克在塔尔努夫上学时，参加过波兰社会党（简称PPS），波兰工人运动的民族主义一翼。但是，他很早就被吸引进马克思主义集团，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1904—1908年间在这个集团中非常活跃。“从十四岁起，他便和工人运动各种派别发生联系——先是在加里西亚，然后作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热情党员。”[1]
卡尔先后在维也纳和伯尔尼求学。1908年，他离开故乡加里西亚去德国，在那里，他以帕拉布隆的笔名为各种社会民主党报纸——《莱比锡人民报》、《不莱梅市民报》等——担任特约撰稿编辑。在不莱梅，他团结一批年轻党员，组成了一个反对党领导结构的激进派小集团。格平根党报的编辑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发表了他的许多篇反民族主义文章。
1912年，在德国党的开姆尼茨代表大会议程上，出现一桩所谓“拉狄克案”。会上提出了开除拉狄克出党的动议，这表面上是为了个人原因，实际上却是由于他不断攻击民族主义政策，激怒了党官僚。他被说成是一个品质恶劣的家伙。据说他曾经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向一个同志借去他的大衣（另一说是一条裤子），以后并未立即归还。人们就根据这一类琐事，暗示他是一个贼。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对这种“非社会主义者的”行为发动了一场夸大其辞的攻击；正是为了对这种诬蔑活动表示抗议，帕拉贝隆才在几年前换了一个新的笔名拉狄克，这和波兰文的“克拉狄兹”（意为“盗窃”）一词的发音很相近。
卢森堡和拉狄克都是德国和波兰党的跨党党员，德国党的这一事件是同年波兰党发生分裂的反映，在分裂时，卢森堡领导了一派，拉狄克领导了另一派。卢森堡得到大多数全国领导人的拥护，拉狄克则为华沙组织——包括瓦列茨基、温什利希特和加涅茨基——所支持。列宁所袒护的是华沙集团。[2]
德国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宣布，由于拉狄克事实上从未被接受入党，因此开除他是一件多余的事。这种把他的地位降低成一个闯入者的做法，使得调查他所受的指责也就变得没有必要，而根据党章，本来是必须进行调查的。在案件悬而未决之际，格平根地方组织补授给拉狄克一个党员资格，以保护他的地位。
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对拉狄克的动议；用申诉审理委员会的话来说就是：
“不莱梅的十五位同志反对接受拉狄克入党，但是根据党章，个别党员无权提出此类性质的申诉。因此，我们建议把这一问题提交全国执行委员会处理。无论如何，下列问题必须予以肯定，即：一个被国际局所属另一个党开除的党员，是否有资格参加我党，我们是否可以考察他的被开除的理由，或者是，这项工作是否必须由国际局办理。”
大会代表安东·潘涅库克[3]为拉狄克申辩。在代表大会幕后操纵的罗莎·卢森堡，同代表大会一道谴责她所极端厌恶的拉狄克，克拉拉·蔡特金和卢森堡的几乎所有其他的同事也都采取了同样立场。党代表大会的主席诺斯克，在代表艾伯特的支持下，决定不讨论拉狄克的地位问题。结果，问题被提交给了全国执行委员会，以后永远也没有作出正式结论。
在开姆尼茨紧张地等待最后决定的拉狄克，写信给党代表大会说：
“由于没有机会出席代表大会，不能当面回答人们在格平根事件上对我的攻击。我希望借这封信坚决表示，从1908年到1911年，我一直是莱比锡组织的一个党员，履行了党员的一切义务。所有与此相反的申述都是捏造；我欢迎有机会在不莱梅地方组织的调查委员会面前澄清事实。”[4]
这件事在卡尔·拉狄克的一生中并不是一个小插曲。对于他来说，德国党是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中的最高典范，被剥夺掉这个党的党员资格是一种痛苦的侮辱。把他驱逐出党的不仅有右派诺斯克和艾伯特，而且有左派的公认领袖卢森堡和她的朋友。罗莎·卢森堡是一位到处受尊敬的人物，她被视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化身，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典范和表率；她也参与提出开除拉狄克的动议，便使得她在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激进分子的心目中变成了一个道德品质恶劣的人。
在拉狄克的性格结构中，这一事件对于他的不牢靠、他的政治立场闪烁不定等特点的形成有莫大影响。他曾多次对我讲过这个故事，虽然在细节上前后有些差异，但总是强调这件事的不公正，夸大了它的重要性，把它作为肮脏的政党把戏的实例介绍给较年轻的一代。
在德国革命行列中
拉狄克继续在德国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一直到1914年。1915年，他去瑞士避难以免被征召进奥地利军队，在那里，他和列宁的集团发生联系。
1917年4月，拉狄克也列名于坐“密封车”假道德国返俄的布尔什维克之内。但当时达成了谅解，即拉狄克作为一个奥地利公民，不能到当时还在对奥作战的俄国去。列宁及其集团继续向彼得格勒前进；而拉狄克在把他们陪到斯德哥尔摩以后，便留在那里为布尔什维克担负起组织国际联络的任务。赋予他的使命是：同齐美尔瓦尔德集团中的反列宁主义倾向作斗争，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铺平道路。
当时，他曾和安杰丽卡·巴拉巴诺夫[5]一起工作，后来，巴拉巴诺夫在她的回忆录中谈到这段合作的情况。“我们瞧不起拉狄克的为人，认为他是一个庸俗的政客。”[6]除了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之间必然会产生的个人不和之外，她所以作出这一评语还有其政治分歧的根由。巴拉巴诺夫当时正力图组织一个独立于莫斯科中心之外的国际团体，而拉狄克则致力于相反的工作。
拉狄克没有参加十月革命，但在革命后便立即去彼得格勒，第一次正式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用“维亚托”的笔名替《消息报》撰写各种文稿。他刚从斯德哥尔摩抵达俄国，就被契切林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会中欧司负责人，当时，这个部门的工作主要是在战俘中展开宣传。于是，第一批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战俘委员会在战俘营中建立了。他在西伯利亚战俘营的德国人当中发起成立了一个李卜克内西旅，在莫斯科组织过若干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在这些大会上，来自战俘营的代表们宣布他们和十月革命站在一边。
拉狄克是参加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的俄国代表团团员之一，在代表团中，他是波兰问题的专家。德国一向把波兰人视为臣民，因此，波兰人拉狄克咄咄逼人的态度特别使霍夫曼将军左右的工作人员感到恼火。这位革命新闻记者同德国将军们形成对立。性格已经成熟的拉狄克变成了一个知名人物。他带着一种挖苦人的劲头，故意使自己的打扮和举止都夸大了他的体格特征；他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奇特使徒，这个头大身小的人，一张仔细刮过的面孔就像猴脸一样，长着络腮胡子，突出两只招风耳朵，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被烟草熏黑了的牙齿叼着一柄烟斗，任何记者一见这副模样都会认出他是谁来。他时常头戴一顶英国便帽，夹着一卷外层是伦敦《泰晤士报》的报纸，匆匆忙忙地走过街头。可是，在这副外表下面隐藏着的，却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俄国的新社会而斗争并努力把它向西方扩展的人物。
拉狄克回到俄国以后，同布哈林一道向列宁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政策发动激烈攻击，作为这一派的刊物《共产党人》的编辑之一，他提出了一个以革命战争对付德帝国主义的纲领。列宁经常很猛烈地抨击他，说他是一个不肯负责任的可悲的左派，同列宁的和平政策进行的这一斗争，标志着拉狄克革命热情的顶峰。他后来接受了列宁的观点，但内战的经验使悲观主义成了他的主要心情，这种心情只是在1920年波兰战役的几周中暂时中断过。这种对共产主义前途基本上抱悲观的态度，是拉狄克的所有密友都知道的性格的一个方面。
在俄国官方的外交代表团——越飞、布哈林和拉科夫斯基——于1918年11月被逐出柏林以后，拉狄克作为一个党代表团的首脑被派往德国。在维尔那，由于德意志共和国政府的挑唆，代表团受到阻拦，只有拉狄克设法进入了德国。
在德国，他参加了1918年12月的斯巴达克团成立大会。在这里，他再次和罗莎·卢森堡会面；他们的关系是冷淡的和纯官方的。他们彼此隔阂不仅是由于过去在波兰和德国长期发生过分歧，而且是由于他们当时对待李卜克内西、雷德布尔和米勒的态度不同——这些人参加工厂代表委员会的活动，被卢森堡斥责为暴动主义。
在柏林发生“一月血腥周”以后，拉狄克于2月4日被捕，但罪状只是冒名登记。有人企图杀害他。两个月后，当他仍然在狱中时，为了使他能得到至少是有名无实的外交身份的保护，苏俄政府任命他为乌克兰派往柏林的外交使节；事实上，当时正在乌克兰进行内战，克里姆林宫要到很久以后才有把握最终控制该地区。此外，俄国人还逮捕了好几个德国人做人质；1920年1月，作为放回格奥尔格·克莱诺夫[7]、海因茨·施特拉茨[8]、布伦德尔博士等人的交换条件，拉狄克终于获释。
拉狄克在狱中的一年并不是十分不舒服的。他被捕后不久，总参谋部就把他的案子抓到自己手上；拉狄克是他们和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之间的的宝贵联系人，当然不能让他被某个狂热的志愿团领导人随意杀害。他们一再发出了不准杀害拉狄克的秘密指示。他在监号中得到特殊照顾——同其他共产党人所受的待遇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譬如说，约吉希斯在1919年2月被捕，几周后就遇害，人们借口他企图脱逃从背后枪杀了他。正如拉狄克的被赦免是因为有特殊指示，这一谋杀同杀死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一样，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拉狄克得到了一间特别大的囚室，他可以在里面接待朋友；他有一个秘书，甚至被准许同莫斯科政府取得联系。他和外界联系的信使是卡尔·摩尔[9]。[10]
这时，我正在柏林上密谋技术的入门课。拉狄克听到我在奥地利的经历后希望和我见见面，派摩尔把我带到毛比特监狱去看他。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摩尔竟先把我带到本德勒街的总参谋部本部，在那里，好像有一只电眼似的，所有的门都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军官给我一张护照，上面的姓名、身份和相貌说明一望而知都是伪造的；我就凭着这张护照每周到拉狄克那里去三次。我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他的囚室成了我的课堂，在这里，我上了不少堂高级共产主义的课。本德勒街总部的插曲，摩尔和军官们在德国内战方酣之际的友好联系，深深印入了我的脑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看出了这些事情的重要意义，拉狄克来柏林的特殊使命也愈变愈明显了。
拉狄克从毛比特监狱里积极参与了德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他在自己的囚室里同所有的领导人以及许多积极分子会晤，接见数量惊人的来访者，这一般是每周三次，每次从下午二时到六时。他偏爱自己的老朋友，不莱梅的《工人政治报》集团，这个集团中的夏洛蒂·科恩菲尔德（她的丈夫约翰·克尼夫是该集团最有才能的领袖之一，已于1918年患肺病去世）受到委托，负责把他写于世界大战前的文集出版。[11]他非常急于想要重印这些用德文写的论文，以便重新树立他作为社会民主党老战士的声誉。
当最初出现的民族布尔什维克沃尔夫海姆同劳芬贝格的纲领在党内引起讨论时，拉狄克从他的囚室里干预了这场讨论。1919年夏，他又干预了地下斯巴达克团海德堡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工会问题讨论。我从监狱中私带出一封给保尔·列维的信，把它送到了代表大会上。
除去本党同志外，拉狄克还有其他来访者。鲁登道夫的副官鲍威尔上校总是定期访问他，此外，来访的不仅有其他军官，而且包括费利克斯·多伊奇[12]这类同瓦尔特·拉特瑙有联系的工业巨头。另一个访问者是奥托·赫奇[13]教授。[14]
关于拉狄克和总参谋部之间的这种联系，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但是他的两三个密友，例如保尔·列维和奥古斯特·塔尔海默，无疑是知道个中底细的。魏玛共和国的许多政界人物，都很高兴有机会看看拉狄克，和他讨论讨论德国的政策。他灵活地扮演着自己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他是俄国政治局的代表，另一方面，他又俨然以担负着半官方外交和军事使命、派来和德国政府联系的俄国国家使节自居。
拉狄克在俄国党内的地位是不稳定的。诚然，他是俄国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并且后来作为该党代表被列入共产国际主席团，但他并不在俄国共产党的政治局之内。他是一个对外问题顾问和新闻记者，一个有才能而没有正式地位的外人。从俄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些活动都是比较无关紧要的，它们太不能满足拉狄克的勃勃野心了。在政治局内，由党的各个重要部门负责人决定重大政策，而拉狄克所渴望的，就是能在这个决策机构中占一个头等地位。
为了改进他在俄国统治阶层中不能令人满意的地位，拉狄克力图使自己成为德国共产党人的领袖。他非常熟悉德国工人运动，他坚信在俄国绝对找不出另一个比他更好的德国问题专家。可是，尽管他在早期往往是同德国党直接联系的唯一桥梁，俄国政治局的对德政策却并不机械地根据拉狄克的报告来决定。他的缺点、他的新闻记者作风、他对人对事的印象主义估价，都是为大家、特别是为列宁所熟知的；拉狄克的建议时常不被采纳，或者受到很大修改。他在1919年同德国军官的谈判，只被看成是执行苏俄外交政策的一个不重要的细节，对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并没有多大意义。
然而，在德共政策的一切细节方面，拉狄克却比任何俄国领袖都更直接身与其事。在1918和1921年间，他屡次到德国去。他认识了数以百计的共产主义斗士，在德国作过广泛旅行，撰写了许多党的文件。共产党设在汉堡的出版社一再重印了他的演说和论文集德文版。它们是当时共产党人的教科书；其他政治集团也用心地阅读和重视这些著述，认为它们直接反映了莫斯科的观点，因此要比德国共产党人的著作更具权威性。
在卢森堡死后，尽管他们两人之间长期存在过分歧，她的大多数好友却都投到了拉狄克的旗帜之下。克拉拉·蔡特金、保尔·列维、奥古斯特·塔尔海默、雅可布·瓦尔赫尔、海因里希·布兰德勒等人，都拥戴这时已经成为强大的俄国党的代表、成为同莫斯科的宝贵联系桥梁的拉狄克为领袖。
早在1919年10月，在致海德堡代表大会的信中，拉狄克便曾以悲观主义的语调写道：
“世界革命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进程，中间必然要遇到不止一次的挫折。我毫不怀疑每一个国家〔俄国！〕的无产阶级都将不得不几次建立自己的专政，并且在它取得最终胜利以前，几次看到这种专政的崩溃。”[15]
拉狄克坚信，在未来的一段漫长时期内，斯巴达克团可以做的工作只能是组织和宣传。
“在1918—1919年，党是由好几千名工人组成的，斯巴达克团有责任遏制工人阶级，防止不必要的冲突。”[16]
在他早期所有的演说和小册子中，拉狄克都强调了他的主要思想：在1918—1919年，除宣传而外不可能再做任何事情，不可能在公开的战斗中发展共产党的力量。但是，他也感觉到了德国工人对共产党的这种消极无为是怎样反应的；他常常不厌其烦地指出，工人们已经不再信任任何政治领袖，并且在1919—1920年的失败后把他们都看成了叛徒。他感觉到了普遍存在于工人积极分子中间的那种危险的幻想破灭情绪。
“在德国革命过程中，一个接一个的政党丧失了声誉。它使人看到革命词藻是如何一文不值；共产党首先必须在革命斗争过程中赢回工人们的信任。”[17]
抱着悲观主义的拉狄克，强调俄国的无产阶级将经不起世界资本的进攻；他认为革命实验是不可避免的，在他看来，每一个事件都是日益临近这种实验的高潮。拉狄克建议同工会和社会民主党进行抵制赔款的共同斗争，就是以这种分析为依据的。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斯巴达克团于1920年12月合并为统一共产党以后，他盼望工会的态度能有所转变。
“社会民主党工人充满民主幻想。他们仍然希望，他们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范围内改善自身的处境，并且认为共产党人有意识地分裂无产阶级运动。他们以为，假如共产党人不曾分裂无产阶级，假如无产阶级还保持统一，它就会在议会中赢得多数，一切事情就会顺利进展……
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指望德国自发的无组织运动，除非群众受到了外界事件极其剧烈的震动。现在有一千万工人是工会会员。他们唯自己的领袖马首是瞻；他们听从自己领袖的口号……共产党的战略必须是说服这些广大的工人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工会官僚和社会民主党不仅拒绝为工人专政而斗争，而且也没有为工人阶级最基本的日常利益而战斗。”[18]
在一封注明日期为1921年1月8日的《公开信》中，拉狄克说明了同工会结成统一战线的策略：
“过去两年内，我们已经在若干工厂小组、工会和地方组织中摸索出了这样的策略……
共产党人对其他政党的斗争，永远不会变成无产阶级内部的阋墙之争。”[19]
在列维脱党以后，拉狄克赞扬塔尔海默和布兰德勒真正体现了革命精神，有能力领导党走向更大的胜利。
同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的联盟
俄国政治局的所有领导人都养成同某些经过挑选的外国共产党集团发生个人联系的习惯。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对德国特别感兴趣；托洛茨基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特别熟悉法国的情况，因此是法国和西班牙革命运动方面的专家。站在布尔什维克核心集团之外的拉狄克，热烈崇拜托洛茨基的杰出人格和军事天才。1923年，在列宁在世最后一年的混乱时期，当托洛茨基和“三人小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即将爆发的斗争正在酝酿中时，拉狄克站到了托洛茨基一边。他力图把布兰德勒集团拉进自己的圈子，使它成为欧洲各国托洛茨基派一连串坚强据点的主要一环。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希望，一个缓和了的德国共产党能够支持1917年以后并入俄国党的非布尔什维克分子，从而有助于同布尔什维克中央日益增长的势力分庭抗礼。托洛茨基地位的加强应该和拉狄克的德国政策相一致；如果在旧式工会中取得关键性职位并且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就会加强托洛茨基的地位，而随着他的地位的加强，拉狄克也就会列身于俄国政治局之内。
在1922年整个一年之中，拉狄克奔波于柏林和莫斯科之间，集中力量劝诱人们同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他希望能在国际范围内做到这一点，以便使这种联合更为全面。奥地利社会党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响应拉狄克的建议，发起在柏林举行一次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阿德勒领导着一个独立的国际集团，这个集团主要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英国独立工党组成，在大多数问题上的立场都介于社会党国际和共产国际之间。列宁把它称为“第二半国际”。从这种居间的立场出发，阿德勒希望能充当调解人，把全世界工人阶级重新统一进一个组织。共产国际派去参加这次柏林会议的人，除拉狄克外还包括以下代表：俄国党的代表布哈林、德国的克拉拉·蔡特金、法国的弗洛萨尔[20]和阿尔弗雷德·罗斯默[21]、波兰的瓦列茨基、南斯拉夫的斯托耶诺维茨、捷克的波希米尔—什麦拉里[22]以及日本的片山潜[23]。每个国际各派三名代表组成了一个九人委员会，[24]但是该委员会在几个月后就宣告解散。
西方社会党人和俄国共产党人之间这种恢复亲善的尝试，所得的收获不过是一场激烈的讨论，而到1922年7月莫斯科审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时，这种尝试便显然结束了。俄国问题专家、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王德威尔得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议员库尔特·罗森菲尔德[25]，被准许出庭为被告充当辩护律师。结果，社会革命党人被判处长期徒刑，共产国际开始发动一场讨伐“社会党叛徒”的运动，而争取劳工团结的努力也就在这片讨伐声中被淹没了。
对拉狄克说来，柏林会议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他并不怎么相信有可能立即恢复统一，但在他看来，世界工人团结的纲领是西方各国共产党合法化和稳定化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则严厉地批评了拉狄克的立场。在他就共产国际问题所写的题为“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的最后几篇文章之一中，列宁指出，在柏林会议上，王德威尔得及其朋友们被给予了一个进行反对苏俄的宣传的讲坛。
拉狄克没有放弃他的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运动。在他的影响下，德国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召开一次国际性世界代表大会”的口号，同时故意含糊其词，并不说明这究竟是要再次举行第二、第三国际之间的谈判，还是要把全世界的工会并入一个新的组织。1922年底，在整个德国都展开了召开这样一次国际性世界代表大会的宣传；来自法国、英国、捷克、瑞典、波兰、俄国的各党同志也参与运动，帮助宣传这个口号。这是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新经济政策这种思想的另一面。如果一种共同的民主改革政策能行之有效，两个国际的统一便是正确的了。
1922年11月的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企图澄清统一战线的问题，回答每一个共产党存在的疑问——究竟什么是劳工政府？——使年轻的各国共产党的教条主义者能灵活地和现实主义地运用共产主义理论。但是，拉狄克对德国统一战线的解释却不应包括在内。
“共产国际必须考虑下列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Ⅰ.假劳工政府
（1）奥地利目前存在的或英国可能很快出现的那种工党工人政府。
（2）德国的那种社会民主党工人政府。
Ⅱ.真劳工政府
（1）可能在巴尔干半岛诸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形成的工人贫农政府。
（2）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工人政府。
（3）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政府，其最纯洁的形式只能由共产党实现。”[26]
在这里，把“假”字加在英国工党头上并不表明它不应该得到共产党有保留的支持。英国同大陆工业中心的德国一样，在促使欧洲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联邦方面将起重大作用，这一点在社会主义者心目中早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布尔什维克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在英国，单单依靠有组织工人的群众压力，也许就能达到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目的。1923年，在拉姆塞·麦克唐纳[27]成为英国第一任社会党首相后，列宁尖锐地批评了他的政府，但列宁从来也没有像第一批英国共产党人那样存着幻想，以为单靠英共本身就能消灭工党，取得政权。在列宁的心目中，党在英国的作用应当是作为一种发酵剂，刺激英国工党的发展。两年以前，当英国党的超左派反对利用议会方法，把它们一概斥之为改良主义的时候，列宁便曾同这些人作过辩论。
“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参加议会，必须由议会内部帮助工人群众在事实上认清亨德森[28]和斯诺登[29]政府成立后的结果，必须帮助亨德森辈和斯诺登辈去战胜联合起来的劳合·乔治[30]和丘吉尔。”[31]
但是在德国，给社会民主党政府加上“假劳工政府”的形容词，目的却在于阻止共产党人参加。德国不是英国。这至少有两点原因。第一，德国共产党并不是一个搞搞宣传、很少有发展可能的小宗派；它已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党，它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在日益发展的危机中的潜能。第二，德国的反革命已经显示出——在卡普暴动和一般的志愿团活动中——它不是能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法击败的。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正在发展，必须以一个同样坚决的社会主义政党来对付它。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话来说：
“德国采用议会制度已经为时过晚——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流产，而这个革命本身又是历史的流产——这种议会制度在出世初期就染上了垂暮之年所特有的一切疾病。艾伯特共和国最民主的议会，不仅在铁血元帅福煦[32]面前显得软弱不堪，就是在本国施蒂内斯之流玩弄的股票交易所手段之前、在好战集团的军事密谋之前也一筹莫展，无能为力。德国议会制度是两种专政之间的真空地带。”[33]
显而易见，就抵抗日益发展的民族主义反动潮流而言，组织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将是一支强大的力量。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指示并没有禁止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政策只是在1928—1929年才出现。大会指示也没有排斥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左派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被禁止的只有一点，即共产党不得在消极的社会民主党占多数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少数派尾巴参加任何社会民主党政府。
拉狄克反对共产国际在德国问题上的这种观点。在他看来，德国广泛存在着两种发展前途：或者是军事民族主义，或者是工会主义；他的主要计划就是要把这二者结合为一。他和列宁之间的地位过于悬殊，要公开表示反对未免太冒险了；因此，他走的是一条介于他自己和列宁政策之间的曲折路线。
1922年11月，拉狄克偕同恩斯特·麦耶尔回到柏林后，便和自己的斯巴达克团老朋友们设谋划策，打算用某一个和他更亲近的人代替麦耶尔，以便实行他的统一战线政策。因为麦耶尔服从列宁的干预，他和季诺维也夫在代表大会上会过面以后便似乎不愿意在德国建立一个有组织的拉狄克派系。
拉狄克选中了海因里希·布兰德勒，一个老斯巴达克派和开姆尼茨支部的领导人。布兰德勒1881年生于苏台德区的瓦恩斯多夫。他一生都在开姆尼茨工作和生活，但是从未加入德国籍，因此不能被选入议会。作为一个具有长期工会运动经验的建筑业工人，他参加了属于左派的开姆尼茨城社会民主党，成为卢森堡的信徒之一。他在1916年参加斯巴达克团反对派，并被认为是这个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布兰德勒在开姆尼茨两党工人中都很出名和深受爱戴，但他的政治经验只局限于这个偏僻小城。他瞧不起那些没有通过许多年日常的艰苦工作挣得地位的新入党者。在布兰德勒的眼里，一个没有在1914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内受过若干年训练的共产党人，都是不足取的和不可信任的。在他看来，战后年轻一代喜欢进行破坏的趋势，是一种令人不安和不可理解的现象。他为自己所熟悉的德国工人阶级感到极大骄傲，为充当这个阶级的领导人而自豪。新俄国的强大力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同时认为，俄国人是没有办法理解德国工人、理解德国政治的种种特殊因素的。德国革命将避免掉俄国革命的某些特征；它将是非暴力的，不会出现由俄国工人的落后性造成的那些恐怖、破坏和混乱。德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将会立即顺利地发挥作用，表现出极高度的生产效率。新出现的那批积极分子如布朗基分子、巴枯宁分子和暴动主义分子，所起的作用只能是破坏党组织工作者稳扎稳打的工作，应该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从运动中排除掉。
布兰德勒要比文雅的知识分子恩斯特·麦耶尔坚决果敢得多。同布兰德勒在一起，拉狄克就能够把一批工会主义者安插到党的各个重要职位上，就能够彻底实行他自己的政策。把布兰德勒扶植到领导岗位上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在党内的声誉受到了许多人的攻击。他曾经在卡普暴动期间反对过马克斯·赫尔茨，人们并且认为，开姆尼茨党组织在粉碎这次的总罢工中消极无为，主要也应该由他负责。此外，当他在暴动后被法庭审讯时，他以法律术语而不是以政治词句为自己辩护，这也被党内那些思想家们长期嗤之以鼻。[34]
与此同时，拉狄克把来自格平根的老友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安置在布兰德勒身旁，塔尔海默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拉狄克希望他充当布兰德勒的智囊。蔡特金被安排为这个集团的闯将，而弗里德里希·赫克特和雅可布·瓦尔赫尔这两个精明强干的工会活动家，则充当布兰德勒的副手。拉狄克希望通过这样一种联合阵势，给予争取继承列宁位置的托洛茨基以有力支持，并且在共产国际内部进一步削弱季诺维也夫。
在1923年，拉狄克串通布兰德勒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活动狂热化了。他一再变更自己的德国政策，按照苏联外交部不断变化的需要调整它的曲折路线。革命活动在德国的挫折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党内的失败，使拉狄克被排除出了共产国际。
在1925年7—8月召开的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总结了“我们和拉狄克之间的十点分歧”：[35]
（1）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对保尔·列维的叛党行为持有不同的估价。
（2）对德国的左派脱党分子——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抱有不同的态度。
（3）拉狄克和列维在1921年1月6日写给工会的《公开信》。
“包括布哈林和我在内的某些同志反对这封信。后来，列宁出面干预，才解决了这一场争论。”
（4）关于三个国际柏林会议的政策。
（5）关于挪威问题和马丁·特朗美尔[36]案。[37]
（6）对待德国党内左派的态度。“我十分肯定，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和左派达成协议。”
（7）关于工人政府问题。
（8）关于莱比锡代表大会的提纲。
（9）关于实物税问题。
（10）关于1923年9月会议以前准备在德国夺取政权的问题。
从德国革命一开始，在他的布列斯特政策失败以后，拉狄克就不赞成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下列观点：在事变的压力下，大部分社会民主党工人会形成一支足以改造德国社会的强大力量。按照拉狄克的估计，必须训练居于少数地位的共产党人操纵社会民主党多数——通过合作、渗入、瓦解、重新结合。通过这些措施，内战便可避免或者被化为一些小冲突，从而为一场由上面指导的革命构成发展背景，这样，工人政府就能一步步独占合法地位。这种在策略上讲究权术的做法（它后来成了共产国际的标准），受到拉狄克注意的时间要比列宁或托洛茨基早得多。对于列宁或托洛茨基说来，无产阶级政党公开宣布自己的纲领并公开为之而斗争，是革命策略的基础。
拉狄克在德国工人政府问题上所作的冗长解释表明了一种转变，这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黄金时代（认为革命会扩张到欧洲这一假设是一切政治考虑的基础的时代）已经转变为以玩弄权术为主要战略的过渡时期。季诺维也夫对各种劳工政府所作的同样冗长的解说，正是企图以一个公式把两个互不相容的时代调和起来。这场讨论奠定了共产国际以后政策的基础；拉狄克等人的这种小小开端，到三十年代中叶便发展成为人民阵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发展成为民主阵线。德国共产党人支持拉狄克，并不是希望由俄国政治局来统治德国党，而是由于他们相信，改造德国社会是他们的母党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而不是居于少数地位的共产党的责任。
1922年9月，当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希法亭派回到社会民主党内时，拉狄克认为这些左派社会党人虽然在共产党自身的组织中无所裨益，却可以通过他们打入德国工人群众政党的心脏。但是到1923年，当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通货膨胀和法国占领鲁尔的双重压力下迅速被削弱时，拉狄克便把他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别处，考虑是否有可能操纵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力量。1922年的统一战线政策和1923年的施拉格特[38]政策[39]，是同一块伪币的两面——希望把任务推给另一个组织，而由自己在背后操纵以赢得共产党胜利的两个打算。
从1924年起，拉狄克便不再怎样过问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他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热心研究中国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在托洛茨基1923年的失败和1926年斗争再起之间的平静时期，拉狄克仍然忠于自己的派系，和布兰德勒不同。[40]到1926年，当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联合起来攻击日益得势的斯大林时，拉狄克便同季诺维也夫和解，并在此后两年内成为托—季联盟中最富有进攻精神的领袖之一。[41]
[1]《卡尔·拉狄克：肖像和小册子》，伦敦1935年版，第Ⅻ页。——原注
[2]《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73—478页。——译者注
[3]安东尼·潘涅库克（AntoniePannekoek，1873年1月2日——1960年4月28日），出生于荷兰，在天文学上有很高造诣，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从1905年开始组织了荷兰社民党内的左翼，并领导“论坛”（Tribune）集团；1909年被开除后，成立了左派社民党。1905年后定居德国，在不莱梅住了很多年，在那里培养了很多活动家。一战前曾同考茨基进行过论战。1914年返回荷兰，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8年创立了荷兰共产党，支持德国的际共团，随后成为德国极左派的理论家。1920年对共工党的纲领产生了很大影响，并成为共工党的理论家。在共工党的一系列危机之后，继续从事科学活动，出版了许多权威著作；并继续在荷兰和其他地方宣传委员会共产主义。
[4]《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议事录》（1912年9月15—21日举行于开姆尼茨），柏林1912年版，第515页。——原注
[5]安杰丽卡·伊萨科夫娜·巴拉巴诺娃（АнжеликаИсааковнаБалабанова，1878年5月7日——1965年11月25日），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时即加入。1900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2年任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委员。1915年参与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916年参与了昆塔尔会议。她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与布尔什维克关系良好。二月革命后加入了布尔什维克。1918年任乌克兰副外交人民委员。1922年因与联共（布）有意见分歧而返回意大利，支持塞拉蒂。1924年塞拉蒂派加入意共后并未一同加入。1924年支持左翼反对派，同年被开除出党。此后相继流亡瑞士、奥地利、法国、美国。二战后回国，反对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1947年加入意大利工人社会党，1951年加入意大利社会民主党。
[6]安杰丽卡·巴拉巴诺娃：《一个叛逆者的自传》，伦敦1938年版，第188页。——原注
[7]格奥尔格·克莱诺夫（GeorgCleinow，1873年4月27日——1936年10月20日），德国记者、作家。一战期间曾任东方面军最高司令部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人和驻华沙总督府新闻办公厅主任。一战后参与创立波兹南和西普鲁士省联合人民委员会并自任主席。1936年去世。
[8]参看海因茨·施特拉茨：《作为拉狄克人质的三个月》，柏林1920年版。在这本小册子中，施特拉茨报导了1919年7月29日他在基辅被捕的情况。德国占领该地期间，曾建立了一个“德国艺术工作者之家”，他就是这个机构的代理人，德军撤退后他仍然留在基辅。他说，“当时很难把财产清理完毕，因为在实行房屋国有化的情况下，没有人再愿意订立新租约。”他在1919年10月28日作为拉狄克的交换对象被释放，这本小册子是他一回到柏林就立即写出的，所署的完稿日期为12月27日。
克莱诺夫在被交换释放后也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市民们，工人们，拯救欧洲！在垂死的俄国的经验教训》，柏林1920年版。——原注
[9]卡尔·维塔尔·摩尔（CarlVitalMoor，1852年12月11日——1932年6月14日），瑞士社会民主党人，早年从事记者行业。1881年因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驱逐出境，返回瑞士。1882年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1897—1920年任伯尔尼市议会议员。1897—1922年任伯尔尼大议会议员。1908年起利用其母亲留下的巨额财产来支持各社会主义政党。1908—1914年任瑞士社会民主党驻第二国际代表。一战时持反战立场，1915年参与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俄国革命期间曾为布尔什维克提供贷款。1927年移居柏林。1932年在柏林逝世。
[10]1932年，卡尔·摩尔以八十高龄在柏林去世他是一位奥地利高级官员的儿子，早年在纽伦堡受教育。他和家庭决裂，变成李卜克内西和雷德布尔的朋友，后来去瑞士，在那里采用了卡尔·摩尔（席勒的剧本《强盗》中的主角）这个名字。他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创建人之一，参加过许多次国际代表大会。
他在日内瓦遇到列宁，时常从他继承的大宗财产中拿出钱来帮助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者。他在1917年以后去俄国，从那里，他肩负着革命政府的特殊任务被送回欧洲。——原注
[11]卡尔·拉狄克：《在1909—1919年的德国革命行列中》，保尔·弗勒利希作序，慕尼黑1921年版。——原注
[12]费利克斯·多伊奇（FelixDeutsch，1858年5月16日—1928年5月19日），德国工业家，通用电气公司（AEG）创始人之一。
[13]奥托·赫奇（OttoHoetzsch，1876年2月14日—1946年8月27日），德国学者、政治家。1918年参加德国民族人民党，1920、1924、1928年连续当选国会议员，1922年曾协助签订拉巴洛条约。
[14]奥托·赫奇，东欧问题权威，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议会议员。他是德国东欧研究学会会长，兼《东欧研究》和《东欧——东欧问题综合杂志》主编，1946年，他在柏林和俄国当局合作。——原注
[15]卡尔·拉狄克：《论共产主义战略：德国共产党十月党代表大会文件之一》，柏林1919年版，第5页。——原注
[16]同上，第44页。——原注
[17]同上，第44页。——原注
[18]卡尔·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打算做一个采取革命行动的群众性政党呢，还是做一个守株待兔的集中制政党？》，汉堡1921年版，第21—22页。——原注
[19]同上，第25、33页。——原注
[20]吕多维克—奥斯卡·弗洛萨尔（Ludovic-OscarFrossard，1889年3月5日——1946年2月11日），曾当过教师，一战期间因反对战争而被开除教职。1918年当选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1920年访问苏俄后，主张参加共产国际，法国共产党成立后担任总书记，但因意见分歧，于1923年1月1日辞职，并重新参加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21]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Rosmer，1877年8月23日——1964年5月6日），本名阿尔弗雷德·格里奥（AlfredGriot），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4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后接近托洛茨基，虽未参加第四国际，但为国际托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
[22]波希米尔—什麦拉里（BohumirŠmeral，1880年10月25日——1941年5月8日），高中时即加入捷克社会民主党。1909年当选为社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11—1918年任奥匈帝国国会议员。1914—1917年任社民党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张奥地利—匈牙利的联邦化。1917年9月被免职。1920年成为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1921年5月创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0—192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22—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1938年任参议员。1938年9月流亡苏联。1941年逝世。
[23]片山潜（かたやません，1859年12月3日—1933年11月5日），1897年起参与工人运动。1898年2月参加和领导日本铁路系统400多名工人参加的铁路罢工并取得了胜利。之后成立了“日铁矫正会”（工会）。1898年10月和幸德秋水、安部矶雄等人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1900年1月发展为“社会主义协会”。1901年5月建立日本社会民主党（しゃかいみんしゅとう），但当天被勒令解散。1904年参加在欧洲大陆举行的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6年2月另组日本社会党，自任评议员，但1907年社会党即被取缔。1911年底领导了东京市电车工人大罢工。1911年5月因骏河海员和消防队员等举行罢工而被捕，入狱九个月。1914年流亡美国，1917年以后在北美参与创立美国共产党和墨西哥共产党。1921年到苏俄，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7月创立日本共产党。1933年病逝于莫斯科。
[24]《第二、第三国际和维也纳工会》，各方执行委员会自1922年4月2日起于柏林议会大厦举行的联席会议正式报告，伦敦1922年版。——原注
[25]库尔特·罗森菲尔德（KurtRosenfeld，1877年2月1日——1943年9月25日），大学期间加入社民党，1905年起担任律师，一战爆发后参军，1917年参与成立独立党，1918年11月至1919年1月曾任普鲁士邦司法部长。1922年独立党与社民党合并时，他与雷德布尔、特奥多尔·李卜克内西（TheodorLiebknecht，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大哥）一起反对合并，但后来还是回到了社民党内。在社民党内他与列维等人成为左翼领袖。1931年9月被社民党开除，参与成立社工党，并当选为党主席。1933年春加入德共。纳粹上台后辗转流亡法国、美国。
[26]《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举行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议事录》，汉堡1923年版，第1017页。——原注
[27]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农场工人家庭，1885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SocialDemocraticFederation），1893年参加独立工党（IndenpendentLabourParty），1900年任工人代表委员会（LabourRepresentationCommittee）书记，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同年麦克唐纳被选为下院议员，并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一战爆发后因反对英国参战而辞去党主席职务。1922年重任党主席，1924年组织了首届工党内阁，出任首相，1929年至1931年再次出任工党内阁的首相，1931年因同自由党、保守党组织联合内阁，被工党开除，此后担任联合内阁首相至1935年。
[28]阿瑟·亨德森（ArthurHenderson，1863年9月20日——1935年10月20日），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母亲是佣人。曾当过铸工，1892年参加工会运动，曾任纽卡斯尔、达灵顿、达勒姆市议会议员，1903年当选达灵顿市市长，同年晚些时候作为工会议员进入下议院。他是工党创始人之一，曾三任工党下院领袖（1914，1921—1923，1925—1927），1908—1910年和1914—1917年任工党主席，1911-1934年担任工党书记这一更重要的职务。一战爆发后支持英国参战，战时曾任教育大臣，主计大臣、政府劳工问题顾问和不管大臣等职。
[29]菲利普·斯诺登，第一代斯诺登子爵（PhilipSnowden,1stViscountSnowden，1864年7月18日——1937年5月15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891年加入自由党。1893年加入独立工党。1900年加入工党。1903—1906年、1917—1920年任独立工党主席。1906—1918年、1922—1931年任下议院议员。1924年、1929—1931年任财政大臣。1927年退出独立工党。1931年和麦克唐纳一同被工党开除出党。1931—1932年任掌玺大臣。1937年去世。
[30]戴维·劳合·乔治（DavidLloydGeorge，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任首相、财政大臣、军需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要职。
[31]《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5页。——译者注
[32]斐迪南·福煦（FerdinandFoch，1851年10月2日——1929年3月20日），法国著名军事统帅。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870年入伍，一战前曾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第13师师长、第20军军长等职。一战爆发后曾任第9集团军司令、“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和法军总参谋长。1918年3月出任协约国最高统帅。1918年8月晋升为法国元帅。
[33]《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国际》，第三（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莫斯科1924年，第16页。——原注
[34]可参看布兰德勒在审讯后发表的小册子《1921年6月6日柏林特别法庭对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叛国案的审讯》，柏林1921年版。——原注
[35]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对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的答复》，1924年6月26日发表的演说，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印刷局印行，莫斯科1924年版，第20—24页。——原注
[36]马丁·奥尔森·特朗美尔（MartinOlsenTranmæl，1879年6月27日——1967年7月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早年担任画家和建筑工人。19世纪末开始参加工人运动。1900年移居美国，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人协会。1905年回国后加入挪威工党，1906—1918年任工党国家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工党中央委员。俄国革命后率挪威工党加入共产国际。他接受“二十一条”，但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涉党内事务，持有联邦主义倾向。1923年退党。1924年因参与军事罢工而被捕。1925—1927年任议会议员。30年代起逐步滑向改良主义。1938—1963年任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委员。二战期间流亡瑞典。二战后回国，立场日趋保守。1949年公开支持挪威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67年死于奥斯陆。
[37]挪威问题涉及挪威党内的联邦主义倾向，这一派人反对莫斯科执行委员会干预党内事务。它的领袖之一特朗美尔，对于要他去莫斯科的邀请和命令充耳不闻，但是并没有被开除。参看布哈林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第四次代表大会议事录》，第955—956页。——原注
[38]阿尔伯特·列奥·施拉格特（AlbertLeoSchlageter，1894年8月12日——1923年5月26日），一战爆发后自愿参军，曾参加伊普雷战役、索姆河战役和凡尔登战役，获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并被晋升为少尉。战后参加了自由军团，镇压革命运动，并参加了卡普暴动。鲁尔被占领后，施拉格特带领一个民族主义小组潜入鲁尔进行了多次破坏活动，1923年4月8日，施拉格特被法军逮捕，5月7日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5月26日被枪决。他死后变成了德国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偶像。
[39]参看下文第13章。——原注
[40]参看拉狄克给蔡特金的信，见本书第565页注。——原注
[41]拉狄克在1927年12月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俄国共产党。他在被放逐后向斯大林投降，于1929年回到莫斯科。他被恢复了党籍，再次作为外交问题专家从事工作，并为《真理报》写稿直到1937年。这一年，他是莫斯科审判中的被告之一，被判处十年徒刑。此后不时传出这样的谣言，说他还活着，并且仍然在暗中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他在审判中所起的作用，作者将在另一本书中加以分析。——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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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赔款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二部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第八章赔款危机
·实物赔偿
·德国，一个工业殖民地
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上西里西亚究竟是划归德国还是划归波兰，要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公民投票定于1921年3月20日举行，1921年初春，柯尔芳蒂[1]领导下的波兰游击队渗入上西里西亚，在被认为是德国地区的格莱维茨和腊提博附近展开活动。得到巴伐利亚辅助军援助的志愿团，在德国政府的默许下也开进了该地区，[2]于是在这两支非正规军之间展开了一场小规模的战争，而由于上西里西亚的矿工不断罢工，再加上社会民主党的工会的活动，形势便格外复杂起来。其中有许多波兰人的矿工不欢迎志愿团；因此，反映了这种观点的当地共产党也不反对柯尔芳蒂。但是，公民投票的结果却是德国人以717122票多数对波兰人483614票不小的少数。在公民投票以后，协约国监督委员会把上西里西亚划分为三区，一区并入波兰，一区并入德国，另一区由该委员会管辖。
在伦敦开会的赔款委员会于5月5日通知德国政府，它已经变更了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偿付方式。赔款总额定为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每年必须偿付二十亿金马克外加对德国出口商品课取26%的税款。一切有关赋税的立法都要由赔款委员会审查，该委员会并将派一名代表常驻柏林。第一期赔款十亿金马克必须在二十五天内付清。如果这一项新的建议——它是德国和协约国代表之间进行了一年反复斗争的高潮——在六天内得不到答复，鲁尔区就要被占领；早在3月8日，也就是两个月前，法国军队就已经占领了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和鲁罗特三个城市。在德国，这项最新的建议被称为“伦敦最后通牒”。[3]
实物赔偿
志愿团对阿尔芳蒂的作战，使得巴黎和伦敦对德国政府的不信任更为加强。这种情况再加上伦敦最后通牒，便引起了一次政府危机。中央党的总理费伦巴赫[4]辞职，由约瑟夫·维特[5]博士继任，维特也属于中央党，但是稍左一些。
5月11日，议会以二百二十五对一百七十二票通过接受伦敦最后通牒。反对派包括三个右翼政党——冯·威斯塔普[6]伯爵领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施特莱斯曼[7]领导的德意志人民党以及巴伐利亚人民党，这是中央党在巴伐利亚的名称——和共产党。共产党议员威廉·科嫩[8]斥责这一通牒是要德国人民饿死的判决书。他谴责德国工业家协会操纵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从中牟利以补偿他们为支付赔款而遭受的损失。
所有的左派都要求推行实物税制度，以便按照凡尔赛条约的规定以实物偿付赔款。德国工人联合会、社会民主党和已经分崩离析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更公平地分配赔款负担的法案。所有这些建议中都暗含着一个要求，即加强国家对重工业的控制。德国工业家协会通过它的首领胡戈·施蒂内斯，强烈反对这一工会方案，与此相反，他们要求取消国家对德国铁路系统的所有权，把它们仍然交给一个专门为此组织的私人公司去掌握。如果能这样控制住运费，工业家协会的手上就会集中更多的经济实力。工会对此以掀起一场运动作为回答，在这一运动中，要求推行实物税制度、把矿山收归国有和国家垄断外汇的口号，同要求国家控制托拉斯的口号结合了起来。动摇于这两个有组织集团之间的政府，企图通过向英格兰银行贷款来摆脱困境，但是未能如愿。千方百计拖延偿付赔款的德国政府宣布：“首先给予贷款，然后才谈得上偿付赔款和预算平衡。”
1922年1月11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戛纳开会。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9]已经设法使伦敦同意延期偿付赔款，但是控制进一步加强了；在戛纳，他表示“愿意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履行赔款义务”，他这种引起一切民族主义组织哗然反对的表示，是导致他后来于6月被暗杀的因素之一。不过，就连拉特瑙也没有全部接受赔款委员会的要求。与此同时，通货膨胀急速发展；马克和英镑的比率达到了650比1。
一个冲突导致另一个冲突。共和国总理维特抗拒协约国提出的要控制赋税的一切要求，认为这是和德国的主权不相容的。而在巴黎，总理普恩加莱[10]和法国重工业界的一个主要发言人卢绍尔[11]，则坚决反对德国政府这一政策。在赔款委员会内部，不断同英国和比利时代表发生冲突的法国代表坚持己见，把赔款委员会照会中已经够严厉的措辞弄得更为尖锐。于是，赔款委员会发出了一份份语气激烈的照会，德国政府也以一份份语气同样激烈的照会相回答。
在偿付赔款上遇到的困难使德国亲近了另一个债务国俄国，由于它废除了沙皇政府的债务，俄国也在不断地遭到协约国、特别是法国的攻击。1922年4月10日，在英国的倡议下，于热那亚召开了一次讨论战债问题的会议；德俄两国都被邀请参加。在会议即将举行期间，两个债务国的外交部更为靠拢。拉狄克在停留于柏林的这若干个月中，同布罗克道夫—兰曹这样的人以及同拉特瑙都建立了极良好的关系，前者代表帝制派中的亲俄倾向，后者则是德国共和派中同一倾向的代表人物。
去热那亚的苏俄代表团由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格·契切林、马克西姆·李维诺夫[12]和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13]组成，拉特瑙在柏林为他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招待会，在这次有拉狄克出席的招待会上，起草了两国间的一个友好条约。当热那亚会议正在举行时，拉特瑙和契切林到附近的一个小城拉巴洛秘密会晤，在这个条约上签了字。这一德苏结成同盟的消息，使热那亚会议失去任何意义。
根据拉巴洛条约，两国政府保证以最亲善的精神相互协助解决经济困难。双方相互放弃赔偿战费的要求和战前的债务。苏俄政府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
在德国，拉巴洛条约几乎受到了一切人的欢迎，包括倾向于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在内，该党在议会中的发言人称这项条约是“德国外交政策跃向新的积极阶段的惊人一步”。民族主义分子感到高兴的是，用施特莱斯曼的德意志人民党的话来说，“尽管不无可反对之处，我们毕竟要欢迎德俄密约的签订，这是德国重新活跃起来的象征。”
德国共产党的发言人则声称，“迄今为止，拉巴洛条约仅仅是一些漂亮话，目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14]同参加热那亚会议的协约国代表一样，一般党员对这个条约大吃一惊。除去拉狄克的少数密友（也许有布兰德勒）而外，谁也不知道德俄之间的谈判。党内产生了一种不安情绪；共产党员们把德俄的这一联盟同喀琅施塔得叛乱后革命的退步联系了起来。俄国共产党的权威地位太高了，因此不可能公开抨击它的外交政策，但是，当人们要求把这一条约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区别开来的时候，不信任的潜流便升到了表面。被开除的共产党左派，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公开指责这一政策是俄国向德国反革命投降，他们在共产党员当中迅速得到了响应。
在热那亚，德国被数次要求平衡其预算。6月24日，会议刚一结束，保民团[15]的成员就在柏林—格伦瓦尔德大街上暗杀了拉特瑙——这是民族主义分子的一次强烈示威，表明他们在赔款问题上，除去完全废除而外，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安排。德国工人联合会发动了一次抗议罢工和声势浩大的示威，共产党也参加了这些活动。为德国重工业界说话的施蒂内斯，反对同赔款委员会作任何妥协，力图使冲突达到严重地步。马克和英镑的比率这时已达到1650比1；到7月1日，升到2000比1，一周以后又增加到2500比1。
同年8月，在伦敦举行了一次新的会议。普恩加莱总算同意延期偿付，但他要求有进一步的生产抵押，这意味着要在德国的占领区和非占领区之间树立关税壁垒、由协约国监督委员会利用国家森林和国有田庄、占领煤矿并由协约国专家管理。结果，仍然没有达成任何明确协议；英法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1922年秋，德国政府召集在柏林的协约国专家开会，想寻求出一种新的妥协方法。德国的一切建议中都包括着这样一句话：“先给予贷款，然后才能偿付赔款。”
10月28日，墨索里尼的罗马进军又向欧洲的分崩离析添上了一层强烈的色彩。马克和英镑的比率上升到35000比1。
1922年11月（正当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维特政府辞职。社会民主党拒绝和德意志人民党联合，因为这个党的领袖正在要求废除工会政策的基础——八小时工作制。前汉堡—美国邮船公司总经理威廉·库诺[16]继任总理。12月9日，在伦敦再次举行会议，出席的有英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代表。德国政府提出的方案再度要求得到大量外国贷款。
1923年1月2日至4日，又举行了新的会议，进行了新的商谈。早在1922年11月21日，法国内阁就已经拟定出占领莱茵—鲁尔区某些部分的详细计划，并且组织了一批保证把煤炭赔偿物资运出的法国行政官员。这项计划是一种更大的野心的一部分。法国原来已经控制萨尔、卢森堡、比利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工业，如果再加上鲁尔区，就将成为欧洲最大的产煤国；事实上，这种安排意味着，法国控制下开采出来的煤和铁矿石将超过英国的产量。
德国政府交付的赔偿物资一贯比条约规定量少10%，这种做法一直为赔款委员会所容忍，已经逐渐习以为常。但是，在1月的会议上，普恩加莱却就德国少交出10%的煤和电线杆一事提出异议，再次要求立即占领波鸿和埃森，由协约国控制鲁尔矿区。英国代表博纳·劳[17]反对普恩加莱的建议，他主张同时清偿赔款和协约国之间的债务，并大大削减德国的负担。法英两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结果，英国代表在1月4日退出会议。普恩加莱宣布，英国的这一举动恢复了法国充分自由行动的权利，于是在1月11日，法比军队开始占领整个鲁尔区。[18]马克和英镑的比率原来已经是60000比1，从这一天起，它的价值更是一落千丈；到1月末，马克和英镑的比率达到250000比1。
1月12日，艾伯特总统号召德国人民抵制占领。同日，莱茵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知名领袖威廉·索尔曼[19]在波恩向重新统一的社会民主党人讲话，鼓动他们尽一切力量抵抗对德国人民权利的这一罪恶侵犯。
议会在1月13日下半旗开会；共和国总理库诺在德国各邦总理的簇拥下出现于会场。议会议长社会民主党人保尔·洛贝[20]和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领导人赫尔曼·米勒—弗兰肯，以德国工人的名义抗议占领鲁尔；施特莱斯曼代表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发言。极端民族主义者要求立即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把赔款委员会驱逐出德国领土。共产党议员没有得到详细指示，但是遵循着刚在一篇共产国际的宣言中规定的党的路线，声称“在这个受到外来攻击的时刻，我们必须从内部攻击本国的资产阶级”。在庄严的仪式中，议会以284票对12票和16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在共产党的反对下通过一项号召“消极”抵抗的议案。
十万名法、比联军开进了莱茵—鲁尔区。埃森和盖尔森基兴于1923年1月11和12日相继被占领，1月14日，德国政府发表白皮书，详细公布了据说是占领军犯下的种种罪行。一星期后，法国军队占领了鲁尔区的所有铁路和运河出口，到1月底便控制全区。其间发生过一些小冲突——在杜塞尔多夫和波鸿有开枪事件。于是开始戒严；多特蒙德市长在1月17日被捕。1月27日，若干名煤矿管理人被捕，其中有弗里茨·蒂森[21]，他在哈波恩的矿山被占领时发生过很大骚乱。库诺打电话给蒂森赞扬他的忠诚，并且抗议逮捕煤矿经理。政府答应补偿矿主的利润损失；它宣布，如果矿工罢工反对占领军当局，保证发给他们救济金，如果拒绝罢工，便是和敌人合作，背叛祖国，要被送进监狱。
民族主义分子作了强烈反应。1月28日，鲁登道夫将军发出了拿起武器的号召。退役军官开始对大批少年公开进行军事训练。活动已经减弱的民兵团和埃舍里希团，又挑衅性地重新露面。黑色国防军集团在共和国政府的鼓励下，把许多破坏队派进莱茵—鲁尔区。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分子和帝制派大肆鼓吹“全民皆兵”。
法国占领军当局宣布采取下列措施，没收一切煤炭和税款，在德国占领区和非占领区之间树立关税壁垒，对重要的铁路中心实行军事管制。可是，在德国保安警察被逐出莱茵—鲁尔区以后，英国报纸便开始议论起当地的共产主义危险，认为德国警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反共别动队，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法国占领军当局是无法镇压共产党的。柏林政府尽管和鲁尔工人结成爱国统一战线，也小心地强调了这种危险的近在眼前。
德国，一个工业殖民地
在德国共产党刚成立的头几年中，他们并没有一套详细的对外政策，所想到的只是先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同俄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欧洲社会主义联盟中实行合作。作为一支德国生活中现实存在的力量，他们在制订对内政策时，不得不使自己的原则适应于德国现实生活，但是他们的对外政策却往往局限于一些模糊的公式。就连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在1919年提出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也以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为保卫德国的先决条件。虽然他们强调军队和工人联合起来，共同保卫祖国以反抗西方的侵略，无产阶级专政仍然是民族抵抗的基础。
然而，在1920年8月的俄波战争期间，保尔·列维这个少数斯巴达克团议会议员之一，却宣布了一个新纲领；他提出了“和苏俄联合起来！”这个轰动一时的口号，并表示共产党将支持任何愿意接受这一政策的德国政府。事实上，他是在表示愿意以国内和平换取同苏俄的联盟。这篇演说是在卡尔·拉狄克的直接鼓励下发表的，它受到柏林党组织的抨击。[22]
在列维发表这篇演说的同时，拉狄克一方面同当时俄国驻柏林代表维克多·柯普[23]、另一方面同恩斯特·雷文特洛夫[24]伯爵进行了秘密商谈。雷文特洛夫写道：
“在当前形势的可怕压力下，群众的情绪似乎正在改变。今天的过激分子所主张的那种群众斗争，决不应该针对着我们的本国同胞。这种主张应该加以改变，把矛头指向工人阶级的真正敌人，指向把无产阶级束缚在奴役枷锁中的协约国。表明群众的心理和思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征兆，现在已经显现出来。”[25]
鲍威尔上校，鲁登道夫将军的助手和拉狄克的主要联络人之一，这时在布达佩斯和匈牙利的反布尔什维克政府商谈，要求它在德俄两国结成联盟时保持中立。
为了解释同德国军队以及德国谍报机构所作的这些联系，莫斯科本部研究出了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的主要鼓吹者之一就是尤金·瓦尔加教授，他以巴甫洛夫斯基的名义，在一系列小册子中发挥了一种关于赔款问题的理论。
他写道，只有一种办法能使德国有力量履行凡尔赛条约的规定，这就是提高它的工业产量。因为，工业产量提高以后，德国便能够增加出口，出口增加以后，出超部分就可以用作基金。但是，生产的这种提高唯有在取得外国贷款的情况下才能办到，而协约国却是不肯给予贷款的，除非它们能获得生产抵押。提出这些抵押的结果将是，协约国把德国所有重要的生产生命线——铁路、预算控制等——都抓到手上。从而使德国完全依附于英法帝国主义。（美国在1924年以前还没有认真干预德国事务；因此，瓦尔加的攻击对象只是英法。）德国工人将在德国经理的监督下为英法帝国主义劳动，而后者则和他们的外国上司共分利润。这样一来，德国就将沦为英法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同印度或印度支那一样替伦敦商业区和巴黎证券交易所创造利润。迄今为止，殖民地都是工业很不发达的落后农业国。作为不列颠帝国主要利润来源的，一向是那些被迫以原料和农产品换取英国工业品的地区。德国将成为第一个新型的殖民地；它那高度发展的工业将被完全合并到英国的工业体系中。[26]
在瓦尔加—巴甫洛夫斯基的首唱之后，布哈林、拉狄克和塔尔海默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小册子，大肆宣扬这种理论。共产党的工会国际，即赤色工会国际，也在洛佐夫斯基的领导下参加了合唱；它所出版的讨论赔款问题的小册子，着重说明赔款负担大都落到了德国工人身上。[27]
这套理论中似乎并没有任何同德国共产党人的利益相矛盾的东西。他们认为，德国工人正忍受着双重复读，一方面是本国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是和约强行规定的赔款。诚然，工资和赋税都是同偿付赔款联系在一起的；但对他们说来，唯一可以接受的政策只能是完全由工业家的利润中而不是由工人的工资袋中拿出钱来偿付贷款。因为事实是，在一片经济瓦解声中，重工业仍然有新的投资，利润仍然有所增长。
大体说来，所以编造出德国变成西方工业殖民地的理论，目的就在于为拉巴洛条约制造根据。在1922—1923年，瓦尔加、布哈林和拉狄克发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一个新身份，它已经不再是阶级敌人，而成了一个几乎同德国工人一样的受苦的牺牲者。由一切阶级组成反对协约国的民族阵线是当务之急。宣扬“德国是工业殖民地”的理论家们，力图把德国工人运动的一切派别——右派、左派、中派、工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都引入新的途径。但是，五年的内战已经使工人阶级的少数积极分子认识到，只有在那些把德国拖入复仇战争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组织统统被清除以后，德国才有可能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把阶级仇恨的重心转移到它的历史对象——德国资产阶级的一切化身——身上转移到协约国身上，这些理论家们便使德国的、从而也就使欧洲的工人运动走上了歧途。他们加重了德国的思想和心理混乱，而这种混乱正是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组织获得发展的主要条件。
对列宁主义阶级政策的这种修正，并不仅仅局限于德国问题的范围之内。按照列宁的理解，同敌对集团暂时结成联盟的必要性总是服从于欧洲革命的总战略的。列宁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以及后来苏维埃政府同资产阶级国家达成的协议申辩，指出它们是为争取时间所必需的暂时妥协。但他从来也没有认为，工人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联盟，可以代替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国际组织。因此，认为德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质的理论实际上取消了列宁的上述思想，而代之以一种完全建立在强权政治基础上的共产党外交政策。这种理论大力宣扬，对于俄国防备西方日后的侵略来说，俄国同德国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是必不可少的；从可能发生战争的角度来考虑，这样一种联盟要比德俄两国工人之间的联盟更现实一些。这样一来，列宁对德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所作的分析就受到根本性修正，也就是说，不仅在目前而且事实上是在整个凡尔赛和约签订后的时期，都放弃了德国工人革命的思想。对于这种政策的含义，德国党的普通党员只能有模糊的理解。对年轻的共产党员，瓦尔加—巴甫洛夫斯基和拉狄克把他们的观点说成是更有利于宣传的灵活建议。当时，党内讨论是围绕着民主共产主义或专政共产主义以及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进行的。对于忠诚的党员说来，根本不容许对苏俄的外交政策作任何探讨。一个在这方面提出尖锐问题的批评家，很快就会被勒令闭口。在党的内部小圈子里，在左派的干部会议上，工业殖民地论受到了尖锐的谴责；不过，根据一致同意，这些意见并没有出现在当时正花费大量篇幅进行内部讨论的共产国际报刊上。
[1]沃伊契克·柯尔芳蒂在1903年至1918年期间，一直是代表上西里西亚波兰少数民族的议会议员。在发表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一篇谈话中，拉狄克曾提到过柯尔芳蒂，认为他在德国议会中代表了真正的波兰精神。（俄国外交部：《红皮书》，外交人民委员会，莫斯科1920年版，第17页。）——原注
沃伊契克·柯尔芳蒂（WojciechKorfanty，1873年4月20日—1939年8月17日），原名阿达尔贝特·柯尔芳蒂（AdalbertKorfanty），出身于矿工家庭。早年参加了天主教中央党。1903—1912年、1918年任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904—1918年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一战结束后返回波兰。1919—1921年期间在上西里西亚曾三次发动起义。1922年7月16—31日候任波兰总理，但在毕苏斯基的压力下未能就任。1922年加入基督教民主党。1922—1930年任波兰下议院议员。1930年被捕，1935年出狱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流亡法国。1939年4月回国后再次被捕，三个月后获释，8月17日在华沙逝世。
[2]上西里西亚战役在志愿团的心目中一直占有特殊的荣誉地位。具体例子可参看阿尔诺特·布朗能：《罗斯巴赫》，柏林1930年版。——原注
[3]参看赔款委员会第五号出版物：《1920—1922年赔款委员会工作报告》，伦敦1923年版；约翰·惠勒—贝奈特和休·拉提默：《关于赔款协定》，伦敦1930年版；海因里希·施内和汉斯·德雷格编：《凡尔赛条约的十年》，柏林1929年版，第1卷。——原注
约翰·惠勒·惠勒—贝奈特爵士（SirJohnWheelerWheeler-Bennett，1902年10月13日——1975年12月9日），英国历史学家。
海因里希·阿尔伯特·施内（HeinrichAlbertSchnee，1871年2月4日——1949年6月23日），德国律师、作家、公务员。出身于法官家庭。1898—1900年任德属新几内亚法官兼副省长。1900—1904年任德属萨摩亚总督兼副省长。1905—1906年任驻伦敦大使馆顾问。1912—1919年任德属东非总督。一战结束后被捕，1919年获释后被遣返回国，参加了德意志人民党。1930—1936年任德国殖民协会主席。1932年退党。1933年加入纳粹党。1933—1945年任国会议员兼德国世界经济协会主席。二战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49年因车祸死于柏林。
[4]康斯坦丁·费伦巴赫（ConstantineFehrenbach，1852年1月11日——1926年3月26日），出身于乡村教师家庭，当过律师，1885年被选为巴登邦议会议员，1903年起被选为国会议员。1918年曾任国会议长，1919年至1920年任国民议会议长。1920年6月至1921年5月任总理。逝世前一直任中央党议会党团主席。
[5]卡尔·约瑟夫·维特（KarlJosephWirth，1879年9月6日——1956年1月3日），出身于技师家庭，1908年任弗莱堡经济技术学院院长，1913被选为巴登邦议会议员，1914年被选为国会议员，1918年任巴登邦财政部长，1919年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卡普暴动失败后任财政部长，1921年5月至1922年11月任总理。
[6]库诺·弗里德里希·维克托·格拉夫·冯·威斯塔普（KunoFriedrichViktorGrafvonWestarp，1864年8月12日——1945年7月30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世纪90年代参加农民工会的活动，并加入了德国保守党（DeutschkonservativePartei）。1900—1904年任普鲁士邦兰道（Randow）区区长。此后曾在法院工作。1908—1918年任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912—1913年任保守党副主席。1913—1918年任保守党主席。十一月革命后参与创立民族人民党。卡普暴动期间充当民族人民党与卡普分子之间的联络人。1920—1932年任国会议员。1925—1929年任民族人民党国会党团主席。1926—1928年任民族人民党主席。1930年退党，另组保守人民党（KonservativeVolkspartei）。纳粹党上台后脱离政治活动。
[7]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GustavStresemann，1878年5月10日——1929年10月3日），1903年参加民族自由党，1917年任该党主席兼国会党团主席。一战期间积极支持战争，1918年12月主持成立德意志人民党，1923—1929年任外交部长。
[8]在1947年，他是柏林统一社会党的一个领导人。——原注
威廉·科嫩（WilhelmKoenen，1886年4月7日——1963年10月19日），生于汉堡一个木工家庭，1903年参加社民党，1907年起任全职干部。1910—1911年在党校学习，1911—1919年任哈勒的《人民报》（Volksblatt）编辑。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任哈勒—梅泽堡（Merseburg）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领导了德国中部的罢工。1920—19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曾为三月行动辩护，后来又支持莫斯科妥协。后来参加了中派，1929年屈服。纳粹篡权后转入地下，辗转流亡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英国。1945年返回德国，1946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46—1948年任统一社会党萨克森州委主席。1949—1963年当选为人民议会议员，1953年受批判，1959年任柏林工人运动研究委员会（KommissionzurErforschungderBerlinerArbeiterbewegung）主席。
[9]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Rathenau，1867年9月29日——1922年6月24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其父是通用电气公司（AEG）创始人。1899年进入通用电气公司工作，一战期间在陆军部任高官，1915年其父死后继任通用电气公司总裁。1921年任重建部长，1922年任外交部长。在签订拉巴洛条约后被极端民族主义者刺杀。
[10]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Poincaré，1860年8月20日——1934年10月15日），法国政治家。1912年至1913年任法国总理和外交部长，1913年至1920年任法国总统；1922年至1924年与1926年至1929年再次出任总理。
[11]路易·卢绍尔（LouisLoucheur，1872年8月12日——1931年11月22日），生于北部省鲁贝市（Roubaix）一个富裕的新教家庭，曾就读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1908年创建西宝建筑公司（SociétéGénéraled’EntreprisesS.A.），1916年12月担任负责炮兵与军工的副国务秘书，1917年9月——1918年11月担任军备部长，1918年11月——1920年1月担任工业重建部长。1921年1月——1922年1月担任解放区部长。1924年3月——1924年6月担任贸易、工业、邮政与电报部长。1925年11月——1926年3月担任财政部长。1928年6月——1930年2月担任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长。
[12]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МаксимМаксимовичЛи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长期侨居国外。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6年流亡英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国，被任命为苏俄驻英代表。1918年10月被英国当局逮捕，次年初获释回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2年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并任苏联代表团团长。同年任莫斯科国际裁军会议主席。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1934—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41—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2—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46年退休。1951年逝世。
[13]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科夫斯基（XристианГеоргиевичРаковский，1873年8月13日——1941年9月11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家，长期同托洛茨基合作。曾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同盟、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巴尔干地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923年后支持左翼反对派。1934年向斯大林屈服，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遇害。1988年获平反。
[14]弗里茨·施万：《从艾伯特到兴登堡：德意志共和国的十年》，莱比锡1928年版，第29页。——原注
[15]又名埃舍里希团，是一个以从事“费姆”（秘密法庭）活动闻名的军事密谋组织。凶手特科夫、克尔恩和费舍三人在图林根落网。其中的两个人在被捕后自杀。帮助安排这次暗杀的恩斯特·冯·萨洛蒙和特科夫一同被捕，被判处五年徒刑。
在6月4日，这个保民团就曾试图以氢氰酸毒杀谢德曼。1933年以后，它的首领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茨成为全德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他所写的一首诗是这样开头的：
恶棍的队伍每年都要检阅一遭，
看看吧，从李卜克内西到拉特瑙，
这些伙伴已经吃了枪弹到了阴曹，
嘻嘻嘻，他们的账算是查完了！
——原注
格奥尔格·埃舍里希（GeorgEscherich，1870年1月4日——1941年8月26日），原为巴伐利亚一林务官，1919年在巴伐利亚组织反共军事组织“民卫军”（Einwohnerwehr），1920年组织恐怖组织“埃舍利希组织”（OrganisationEscherich），1921年埃舍里希组织被协约国解散缴械后逃离德国，1928年回国后继续参加右翼运动。
汉斯·格尔德·特科夫（HansGerdTechow，1905年1月30日——1992年7月29日），德国律师。1919年加入自由军团组织“埃尔伯特海军旅”（Marine-BrigadeEhrhardt）。1920年参加了卡普暴动。1922年参与刺杀拉特瑙，被判处四年零一个月监禁。1926年获释后继续参加右翼活动。1932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1933年起担任律师，倾向于民族布尔什维主义。1937年加入纳粹党。二战结束后转而从事出版工作。
埃尔文·克尔恩（ErwinKern，1898年8月8日——1922年7月17日），出身于法官家庭。1915年进入德意志帝国海军服役。1920年加入埃尔哈特旅。1921年参与镇压了第三次上西里西亚波兰人起义。1922年6月4日企图毒死谢德曼，但未果。同年6月24日参加了刺杀拉特瑙的行动，7月23日被警方击毙。
赫尔曼·威尔巴德·费舍（HermannWillibaldFischer，1896年2月6日——1922年7月17日），德国机械工程师。一战中入伍。1919年加入埃尔哈特海军旅。1920年参加了卡普暴动。1921年参与镇压上西里西亚波兰人起义。1922年6月24日参加了刺杀拉特瑙的行动，7月17日在与警方交火中开枪自尽。
[16]威廉·卡尔·约瑟夫·库诺（WilhelmCarlJosefCuno，1876年7月2日——1933年1月3日），1907年进入财政部工作，一战期间参加了为德国军队提供食品的工作，1917年进入汉堡—美洲航线公司工作，1918年12月出任汉堡—美洲航线公司总经理。1922年至1923年出任德国总理。
[17]安德鲁·博纳·劳（AndrewBonarLaw，1858年9月16日——1923年10月30日），英国政治家。出生于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1888年起成为富翁。1900—1906年、1906—1910年、1911—1918年、1918—1923年任下议院议员。1902—1905年任贸易委员会秘书。1911年起任枢密院议员。1911—1915年任反对党领袖。1911—1921年、1922—1923年任保守党党魁。1915—1916年任殖民地事务大臣。1916—1918年任财政大臣。1916—1921年、1922—1923年任下议院领袖。1919—1921年任掌玺大臣。1921年5月因病隐退。1922年复出并出任首相。1923年5月20日因身患晚期喉癌而辞职，10月30日去世。
[18]占领是在这样的借口下进行的，即：一个工程师委员会要进入鲁尔，监督煤炭赔偿物资的交货工作，必须派兵保护该委员会。军事行动的依据是凡尔赛条约的第248条和附录的第17和18条。后来，在如何正确理解这些条文的问题上，英法两国法学家之间发生过长期争执。——原注
[19]弗里德里希·威廉·索尔曼（FriedrichWilhelmSollmann，1881年4月1日——1951年1月6日），1902年参加社民党，1911年任《莱茵报》编辑，1920年担任《莱茵报》主编。十一月革命后任科隆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并参加了凡尔赛和约的谈判。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二战后担任科隆大学客座教授，1951年在美国逝世。
[20]保尔·洛贝（PaulLöbe，1875年12月14日——1967年8月3日），1895年参加社民党，1898年在伊尔梅瑙（Ilmenau）成立了社民党支部，1899年至1920年任《布雷斯劳人民卫报》（BreslauerVolkswacht）主笔，1904年至1919年被选为布雷斯劳市议员，1915年至1920年被选为西里西亚邦议员，1920年至1933年被选为德国国会议员，1920年至1924年、1925年至1932年曾两度出任国会议长。纳粹上台后两次被监禁。1949年至1953年被选为西德联邦议会议员。
[21]弗里德里希·“弗里茨”·蒂森（Friedrich"Fritz"Thyssen，1873年11月9日——1951年2月8日），蒂森家族的掌门人，保守派，民族主义者。1926年其父死后接管蒂森集团。1923年经鲁登道夫介绍，认识了希特勒，从此开始大力资助纳粹党。1932年11月，他是力促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主使人之一。1933年当选为纳粹党的国会议员。二战爆发后表示反对战争，后出走瑞士，被开除出纳粹党并被剥夺了国会议员身份。1940年流亡法国，准备逃到阿根廷，但被法国警察逮捕，被引渡给德国。1943年起先后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二战结束前几天被美军解放。
[22]参看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周刊《共产主义工人报》关于一次共产党会议的报导，柏林，1920年8月。——原注
[23]1918年，柯普曾在契切林的外交人民委员会任职，他在1925年担任驻日大使，后来又做过苏联驻瑞典公使。参看格里戈里·别谢多夫斯基：《一个苏联外交官的秘密》，伦敦1931年版。——原注
维克多·列昂蒂耶维奇·柯普（ВикторЛеонтьевичКопп，1880年9月29日——1930年3月24日），1898年起从事工人运动。1901年起成为职业革命家。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入伍，1915年被俘并被关押在德国。1918年获释。1919—1921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驻德国代表团雇员。1923—1925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驻日本全权代表。1927—1930年任驻瑞典全权代表。1930年逝世。
[24]恩斯特·雷文特洛夫（ErnstReventlow，1869年8月18日——1943年11月21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曾参加德国海军，晋升为海军少校，因与法国女人结婚而被迫退役。退役后当了记者。1920年创办《卫国者》（DerReichswart），在1923年曾与拉狄克有过接触。1924年退出德国民族人民党，成立了德国人民自由党（DeutschvölkischeFreiheitspartei），1927年退出人民自由党，参加了纳粹党。
[25]《德意志日报》，柏林，1920年8月31日。——原注
[26]1947年3月，苏联科学院的尤金·塔尔列教授复活了瓦尔加的理论；他把复兴德国工业的一切计划都说成是旨在使德国成为西方——“工业封建主义”的工业殖民地。——原注
叶夫根尼·维克多罗维奇·塔尔列（ЕвгенийВикторовичТарле，1874年11月8日——1955年1月5日），苏联历史学家、教育家。1900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一度支持合法马克思主义者。1903年进入彼得堡大学任教。1909—1910年期间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团工作。二月革命后进入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工作，参与调查沙皇政权罪行。1918年以后相继在彼得格勒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任教。1927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年因被指控为“工业党”成员而被捕，并开除出苏联科学院。1931年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1937年平反，同时恢复苏联科学院院士身份。卫国战争时期前往喀山国立大学任教。1955年在莫斯科逝世。
[27]参看累德尔：《赔款问题、工会和工人阶级》，柏林1924年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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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统一共产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七章统一共产党
·建立党机器
·三月发动
·德国的新经济政策？
·和列宁的讨论
在1920年12月代表大会后的改组初期，新加入德国统一共产党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就把他们大失所望的情绪带到了党的队伍中。他们在如此大吵大嚷地摆脱了改良主义的传统以后，听到从俄国传来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消息，说是俄国共产党人从此要精明地做生意了，的确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德国党内的列维—拉狄克集团热烈欢迎这条新路线。对他们来说，新经济政策就是允许德国的政策实行同样大转变的口令。保尔·列维希望列宁批准把新经济政策应用于德国，这样，就可以通过把新的党发展成为压力集团的办法，使它得以参加一个社会民主党的政府。这项主张激怒了原来属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新党员；在他们看来，这大大违背了党的任务，并且是对于德国形势的危险误解。
卡尔·拉狄克在两党合并以后立即来到德国，以便使统一共产党走上这条新的道路。在一封发表于1921年1月6日的“公开信”中，他建议各工人政党采取统一行动，把赔款负担“从无产阶级肩上转到资产阶级”。这封打算把共产党领袖直接引到部长席位上的公开信，完全背离了卢森堡的政治弃权主义。
建立党机器
统一共产党希望发展五十万缴纳党费的党员，这是一个从未达到过的数字。到1921年3月，在新的分裂刚要发生以前，党员总数达三十万至三十五万人，在这次分裂以后，党员总数下降到二十万人。党的改组使传统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特征同莫斯科那边慢慢传过来的新工作方式、以科学地控制群众为主要目的的工作方式结合了起来。
按照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理事会的形式，一个特殊的工会工作部在共产党总部建立起来了。专门工作者密切地注视着所有各种工会的内部发展，组织起平行的专家集团指导各工会中的共产党人。另一个由埃德温·亨勒[1]领导的新部，负责专门在农村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共产党在1922—1923年的心理状态，可以从这一时期印行的各种袖珍日历上很好地反映出来。有一种这样的日历[2]，一打开来，第一页上就是下列表格：
（即时填写）
本日历持有者：……………………
地址：……………………
证件号：党证：……………………
工会会员证：……………………
一年的每一天，都备有专供填写下列各项内容的记事栏：
会议：……………………
干部（或委员会）会议：……………………
报告人：……………………
结果：……………………
对于一个暗中准备夺取政权的党来说，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出版物。
按照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项条件，对于建立一个与合法党相似的地下组织给予了特殊注意。在1920年，地下支部主要由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老干部的战斗队加上党的同情者组成。他们自称为“机器”（DerApparat），他们的“总参谋部”由恩斯特·多伊米希和艾米尔·巴尔特领导。这个组织严密的集团的成员，很瞧不起他们后来与之合并的斯巴达克团的军事组织。可是，俄国专家均认为所有这些德国地下组织都不中用对他们进行了改组；“机器”被打碎了，许多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被消除了。不论在什么地方发展了独立于党之外的抵抗组织，它们的活动都要受到正式谴责，并且禁止党员参加。
在1918—1920年，斯巴达克团曾经主要是一个地下组织，但它是不同于新的“专职部门”的另一种类型。斯巴达克团的地下活动是在同志愿团作斗争时产生的；它们不受莫斯科国家机器和莫斯科顾问的控制。从技术上讲，它们是软弱的和效率不高的，但是从精神方面来说，它们在地下生活中依然维持了社会主义政党的一切具体特征。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俄国代理人引进了新的成分，竭力使得那些为保护运动而建立的自卫团服务于俄国国家目的——这个国家要求在德国境内建立一个谍报组织。
新的机器是流线型的；旨在训练红色军队干部的军事团（军事机器本身），组成了一支骨干部队。团员们接受各种基本训练（有时是在俄国军官的指导下），进行秘密演习和夜行军，学习怎样使用手榴弹和轻炮。只有领导者，那些由于和俄国秘密警察有联系而受到信任的人，才被允许接近暗藏的武器。
中央委员会的所有领导人都切望在这些军事组织中取得个人影响，因此把很大一部分党的经费拨给他们，而且还经常答应再多拨一些。可是与此同时，在军事机器和认为这些内战准备已经过时的中央委员会之间，也存在着剧烈的冲突。中央委员会逐步把军事团改变为军事理论研究组，使它们唯一能起的积极作用只是保护党的会议。这种做法遭到独立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坚决抵抗，他们的要求恰恰与此相反——他们要求在取得武器方面，在维护那些已经取得和隐藏起来的武器方面，能得到更多的帮助。在这类地下演习过程中，难免要时常发生意外事件，而为保密起见，党是不公开支持被捕者的。另一方面，合法党的领袖则享有议会豁免权的保护，即使被捕的领袖不是议员，也可以由党发动大吵大嚷的运动加以营救。
在党内生活中开始占重要地位的，还有另一个秘密机构——情报团。这个机构的装备更好，拥有更多受过政治训练的领导人，能够支配的经费数目也更大。情报团开始接替许多本来由军事团担负的任务，例如保护党的重要会议，保护非法通过德国的俄国间谍等等。许多研究小组建立起来了。武装着手枪和手榴弹的五至十人小组，被派去执行种种特殊任务。另一个分支机构——潜伏团，专门负责打入敌对组织，他们伪装成这些组织的信徒混入内部，窃据要职和窃取情报。打入军警组织的潜伏团员，通过极其秘密的途径和党取得联系。恐怖团的任务是进行破坏和消灭叛徒。
这样一来，从统一共产党一成立起，党的各级之间就发生了尖锐的路线冲突。在1921年的一系列事件中，上述四个组织第一次大显了身手，而这一系列被非常不恰当地称为“三月行动”的事件，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也获得了一定的重要地位；它变成了关于革命策略问题和俄国间谍干涉德国工人运动问题的一场复杂讨论的中心。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布哈林等人（但是没有斯大林）都参加了讨论，讨论范围愈来愈扩大，最后变成了对共产党战略的总检查。
三月发动
在喀琅施塔得叛乱以前的几个月、即在1921年3月，俄国党内以季诺维也夫和库恩·贝拉为中心的一群核心干部，策划在俄国发动一场起事，以便使俄国工人忘记本身的困难。列维的报告大大夸张了德国新党的力量，按照这些报告，发动几次事件就足以造成同卡普暴动时期相同的力量配置。库恩和古拉尔斯基[3]携带一份未必经过政治局批准的干部会议的秘密指令，于1921年2月被派到柏林。古拉尔斯基是前犹太社会主义工党[4]左派成员之一，一个具有波兰地下工人运动经验的人。他们在德国中部曼斯菲尔德产煤区发动进攻，在那里，矿工和普鲁士警察之间本来就经常发生冲突。他们以为，曼斯菲尔德起事以后，总罢工的条件便会成熟；这将导致一个社会主义政府的出现，而单是这个政府的存在本身，就可以使灰心失望和不听话的俄国工人重新振作起来。
新建立的军事团和恐怖团被派出去向志愿团挑衅，以便把工会发动起来。在布拉斯劳和哈雷爆炸了几个炸弹；另外几个为柏林预备的炸弹没有爆炸成功。曾经在上西里西亚搞过破坏工作的胡戈·埃贝莱因，被重派为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在担当这一不幸的职务以后，一般党员群众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拖着炸药引信尾巴的胡戈”。
只是在曼斯菲尔德以及图林根和萨克森的部分地区，普遍举行了罢工。有几天功夫；曼斯菲尔德很像卡普暴动期间的鲁尔。马克斯·赫尔茨离开福格兰，加入曼斯菲尔德游击队，组织了赫尔茨近卫军。分散的工人队伍没有能结合成一个部队，这主要是因为拥有武装、能够组成整整一个师的累纳工人，却偏偏要关起大门守在工厂里等待国防军的进攻。
在鲁尔和柏林也有局部罢工。独立于曼斯菲尔德行动之外，整个德国好闹事的地区都发生了地方性的罢工和骚乱。但是，曼斯菲尔德的起事范围太局限了，因此不能使这些东零西散的活动汇合成全国性的总罢工。和卡普暴动相比，三月行动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政府的镇压要有效得多；国防军在警察的配合下发起进攻。工人村遭到大炮的轰击。一列装甲车从符腾堡开来；来自哥廷根的学生军对哈雷区的森格豪会城进行了突击。游击队破坏了铁路、桥梁和车站，封锁交通几乎达一周之久。许多乡村和小市镇几经易手。在袭击工人住宅区过程中，有五六十名工人被杀。一些被捕者遭到了国防军士兵的殴打，并且被迫在街上呼喊“国防军万岁！”的口号。[5]
列维的某些朋友——柏林五金工人工会的组织者保尔·马尔赞[6]和保尔·诺伊曼[7]——曾经走遍了全城的工厂，号召工人不要举行罢工支持曼斯菲尔德的罢工者。勃然大怒的党要求把列维和这些工贼立即开除。
在党内危机达到这一高潮的时候，列宁进行了干预。在1921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大力支持了列维；在这次大会的议程上，“德国问题”是一个重要项目。德国代表团由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和保尔·弗勒利希领导，提出了一份经过仔细准备的“革命进攻”问题论纲——所谓“革命进攻论”的意思就是，只有通过一系列进攻性的行动，才能推动工人阶级。列宁驳斥了这一理论。他没有公开责备季诺维也夫—库恩集团在德国的活动，但是列宁支持在争论中攻击他们的列维，就间接而又明显地表示了对他们那套策略的反对。
列维把对于三月行动的谴责，变成了对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的猛烈进攻；这种要赶掉季诺维也夫的企图，遭到列宁的坚决反对。最初，代表大会支持德国代表团对三月行动所作的申辩。列宁同这种进攻主义进行了斗争，并且使他的观点占了上风，虽然在态度上有某些保留。三月行动被宣布为“进了一步”——这个评语的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因为每一个共产党人看了这句话，都会想起列宁那本小册子的题目的后半句——“退两步”[8]。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使党在反对列维的方面不致丧失威信，同时又试图把列维的批评纳入党的政策。照列宁的理解，代表大会提纲的大部分都接纳了列维的批评，但是，列宁对于魏玛共和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完全不抱任何幻想，因此，他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
在他就世界形势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托洛茨基阐述了政治局对世界革命前景的新考虑。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渡过战后危机，获得了恢复政治和经济平衡的能力。从这个前提出发，托洛茨基要求共产党的政策来一个大转变，转到巩固自己的根基、集中全力建立群众性政党的工作上去；世界革命扩展的时代已经肯定停顿。托洛茨基是以党的发言人身份作报告的，但他把资本主义稳定化强调到了极端的程度。虽然对于形势分析没有基本差别，但以托洛茨基为一方，以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为另一方，在关于这种稳定的持续性和各国共产党未来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方面，存在着很大分歧。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意见之间所以会产生这种微细的差别，就在于他们对各种因素——不仅对有助于稳定的因素，而且对不利于稳定的因素——的理解在细致的程度上有所不同。人们认为，同托洛茨基的分析更接近的是列维而不是列宁。
我出席了许多次党的秘密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人们对列宁为列维所作的辩护表示极大愤慨。人们骂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个右翼分子；预料中的对库恩·贝拉及其集团采取的纪律措施被认为是没有道理的。在这种对列宁感到愤怒的感情冲动中，他所提出的新策略的政治重要性，也就没有能得到清醒的估价。党的左派对于这样庇护列维的行动愈来愈冒火。在此后热烈展开的讨论中，三月行动以及列维对它的反对等问题很快就被抛开了，重心转移到党的今后政策上。
列维的身边围绕着一大批妥协集团；它们都接受列维的政策，但是责备他不该违反纪律。不久以后，事实便表明列维并不以批评三月行动及其流产的恐怖主义为满足，他把这种批评发展成为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总的重新估价，很快就变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原则反对派。他坚决反对暴动主义的根据在于，他相信如果工人不向敌对阶级挑衅，德国就能够恢复正常状态。他强调俄国和西方之间的不同，攻击布尔什维主义的亚细亚性质；他把俄国在德国的代理人称为“希瓦和布哈拉的高僧”[9]。列宁曾经赞同列维破坏党纪的做法，认为这是为纠正党的政策所必需的，但是，在看到列维总分析的要旨以后，列宁就像布尔什维克所说的那样，完全地和绝对地抛开了他。
三月行动对德国的新党产生了严重影响。曾经给统一的前景涂上最光辉色彩的保尔·列维，这时发表了一本名为《三月行动：过错在哪里？》的小册子，攻击党内的暴动主义者。在党的其他重要领导人中，有两个议会议员参加了他的抗议：他们是克拉拉·蔡特金和年老的阿道夫·霍夫曼[10]，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和平主义者。（若干年前，他曾经提出过“自由思想家十诫”，因此，他在党内有个绰号，叫“十诫霍夫曼”。）
1921年7月8日，克拉拉·蔡特金于出席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旅途中，在德俄边界上被普鲁士警察没收了她身边那些有关三月行动的文件，这无疑是得到了她的默许的。[12]列维集团从列宁那里得到的部分支持，使他们处于一种为难的境地，难以决定是留在党内设法重新掌握领导权呢，还是分裂出去另组新党。当他们断定自己的失败已经肯定时，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在12月25日发表了六个月前从蔡特金那里搜去的材料。接着，又有两个议会议员库尔特·盖尔[11]和威廉·迪维尔离开了党；过一些时候，另两个人也步了他们的后尘。这就是一度担任过工厂代表委员会领导人的恩斯特·多伊米希和玛丽·瓦克维茨
[12]。
[13]
这些脱党者聚集在列维开始出版的《我们的道路》这一刊物的周围，成立了“共产主义社”。[14]1922年1月，因为传播《我们的道路》被中央委员会开除的二十八个党的高级干部，参加了列维的分裂集团。列维编纂了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小册子，以此作为他反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基础。曾经鼓励过列维的蔡特金仍然留在党内，这时摆出一副自己是罗莎生前唯一密友、最能了解她内心思想的姿态，变成共产国际斥责这本小册子歪曲了作者原意的官方传声筒。[15]
德国的新经济政策？
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激起了又一阵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程度的热烈讨论。列维退党以后，另一个老斯巴达克派恩斯特·麦耶尔，前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编辑，成为德共政治局主席。麦耶尔也是一个紧密追随罗莎·卢森堡的门徒，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很感兴趣，具有微妙而复杂的性格。他在党内各方面有很高地位的原因在于他对事业的忠诚，但他本人完全不能够和本党的无产阶级打成一片。
恩斯特·麦耶尔在卡尔·拉狄克的鼓励和支持之下，重新提出了列维所说的新经济政策标志着一个时代肯定结束的论点，用德国的话来说，也就是内战业已告终。他声称德国革命的潮流已经慢慢平息；德意志共和国将适应新的环境，为在凡尔赛和约签订后的欧洲获得新地位而斗争；它的政策将以减少赔款为中心。德国共产党人必须改变自己的基本政策，集中力量同全体工人以及中产阶级集团组成统一战线，把为偿付赔款而征的税款从这些阶级的身上转移到大企业和大地主身上。麦耶尔比列维更进了一步。他把俄国的公式应用于德国，建议推行“实物税制度”，他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要由政府经营重工业以偿付欠下的赔款。这首先得保证工人的高工资水平和广泛的社会保险计划，然后由政府把一切额外的利润交给赔款委员会。共产党的口号“没收全部实际价值的61%”，包括银行资产、股票和证券以及不动产、工厂、矿山等。为了偿付赔款而实行这种国家控制一切重要工业的做法，最终就会造成一种社会主义的国家经济，而毋需以暴力推翻政府。
麦耶尔把自己的纲领叫做“德国的新经济政策”，[16]这可以在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以前——也就是说，用不着夺取政权——便可实现。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决定性一面；战时共产主义和剥夺都是决不应该重复的根本性错误。不仅是新经济政策的经济纲领理当效法，而且，恢复元气的种种社会和文化措施，也是对“1917年精神”的一种健康的和不可避免的反应。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1月召开前夕，大约有三千名柏林党组织的代表在克列姆斯宴会厅开会，拟订了一个坚决反对恩斯特·麦耶尔的德国新经济政策的纲领。会议选我为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明白地要求我在那里反对这一纲领。举行这次会议以及会上的讨论完全在党章允许的范围以内，但是由于会议对共产国际的政策采取了积极的攻击态度，麦耶尔便以此为把柄，建议主席团对不听话的左派进行纪律制裁。用中央委员会的话来说，左派领导人是反布尔什维克的，把他们开除就等于强调表明，共产国际的一切成员都有义务接受新经济政策。党内的恩斯特·麦耶尔集团自称为调和派，表明他们希望把列维集团拉回党内。作为第一步，他们揭发了左派在柏林和莫斯科同工人反对派集团的联系，企图用这种方法使列宁同意把左派开除。
俄国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施略普尼柯夫、卢托维诺夫[17]和米亚斯尼科夫[18]以各种贸易团团员的名义被派来柏林，这主要是为了不让他们在一段时期内参加俄国党的生活。他们都同德国党内左派反对派的中心柏林共产党人以及背离正统的共产党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取得了联系。在柏林共产党人的领袖、原来是俄国人的阿尔卡季·马斯洛夫[19]和他们之间迅速发展了良好的友谊。他们在后来写了德意志共和国史的阿图尔·罗森贝格[20]家里举行秘密会议，由俄国来的人报告了俄国工人的处境。这些人要求柏林党组织继续不遗余力同国家组织化、国家党和共产主义的蜕化作斗争，尽可能建立起独立的左派。关于俄国左派和德国左派之间的这些联系，地下组织肯定向俄国政治局作了大量报告。
调和派取得了局部胜利，他们终于使列宁向1921年8月举行于耶拿的德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写了一封信，建议暂时不要让马斯洛夫参加德国党的生活。在这封信中，列宁在评论列维危机时力图抵制分裂党的趋势，希望把各集团重新组织进一个新的单位。“的确，德国党最好把这位马斯洛夫和他的两三个同道者和战友送到苏俄两年，这些人显然是不愿遵守‘和约’（这指的是共产国际在德国党的左右两派之间所作的安排）……的。”[21]右派希望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执行列宁决议的相应决议。但是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否决了这一建议，而针对代表们的意志，列宁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相反行动。然而，右派仍然暗中想方设法，力图使左派领袖被送到俄国去，从而被实际排除出党；在他们看来，俄国对工人反对派集团采取的严厉措施，意味着德国党也要相应地排除自身的这一个工团主义派别。由于不能够通过党内的民主程序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便通过共产国际的途径求救于俄国国家力量，要俄国当局为他们做到这一点。
列宁对工人反对派集团采取了严厉措施，并且作为党的杰出领袖替他们承担了责任，把反对派的憎恨吸引到自己身上。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变成了全世界左派共产党人攻击的对象。但是，尽管他猛烈反击了工人反对派，他仍然向他们敞开了党的大门；在喀琅施塔得危机期间和以后，他的态度都反映了他的一种顾虑，也就是他意识到了社会的和党的分裂的意义以及党对此应负的责任。列宁对工人反对派的暧昧态度，表现出是对于他所树立的严厉党纪的一种不够充分的缓和，不过在看待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到实行新经济政策第一年弥漫于党和共产国际之中的修正主义思潮，以及不断要求列宁对共产国际左派采取严厉措施的要求。
和列宁的讨论
1922年11月，也就是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的几星期后，我作为参加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柏林党代表到达莫斯科。从我到莫斯科的那天起，我就被扣上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帽子，人们认为我多半要被开除，因此在此期间也应该受到相应的待遇。拉狄克和布哈林想挽救我，他们劝我放弃反对中央委员会，承认他们对德国局势的理解。按照拉狄克的分析，德国内战已经以无产阶级的失败而告终。德国资产阶级的崩溃还不是指日可待的；与此相反，德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正在不断地和大大地巩固。同来自汉堡和鲁尔的其他左派代表一道，我对提出的这种政策表示反对，要求开一次会听取我们的观点。
这样，在俄国代表——事实上就是政治局——和德国代表团之间便安排了一次会议。德国危机被如此看重，以致列宁尽管已经病得很厉害，不再积极参与日常事务，仍然率领了俄国代表团。除他而外，代表团中还包括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拉狄克。会议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会客室中举行，靠近举行代表大会的圣安德烈厅。列宁的这次露面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轰动。外国共产党人的情绪趋向于在国外采取调和政策，德国左派代表在大会上是不受欢迎的。人们都期待着这次会议的一个结果将是我们被开除，事实上，假如列宁真的提出了这样一项动议，他一定很容易获得绝大多数代表的支持。斯大林当时不在场，那时，他还没有插足于共产国际的事务。
疾病缠身、面色苍白的列宁，坐在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之间，凝神地倾听恩斯特·麦耶尔分析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对德共事务产生了什么影响。麦耶尔得到一个不莱梅代表卡尔·贝克[22]的支持，贝克是拉狄克的密友，原来是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的成员，而这个集团一向被布尔什维克党认为是他们在德国最亲近的一族。
麦耶尔和贝克用列宁主义的词汇说明了他们的新经济政策纲领，以这样一个要求总结了他们的政治经验，即立刻对左派采取惩治措施。最低限度也要把左派领袖放逐到俄国，用这种方法把他们撤职。同时，应该由列宁的政治局下令并且在该局特别代表的协助下，对柏林和汉堡的党组织作一次彻底的清洗和改组。对于党后来的改变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斯巴达克派领导人眼看不能通过党内民主程序使他们的路线得逞，便要求俄国政府违反当时共产国际的习惯来干涉本党生活，以这种手段展开了他们的改良共产主义运动。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曾经同社会民主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强加于党内的纪律进行了毕生的斗争。但是在1914年以前，艾伯特和谢德曼能够对他们采取的最严厉措施也不过是把他们开除出党，而这一点如果未经地方支部的同意便不可能办到。作为党员，反对派分子有权接近报刊；譬如说，拉狄克就曾多年担任过党的各种日报的编辑。李卜克内西曾经是议会议员。反对派分子如果赢得党内群众的支持，都能够在党内占据重要职位。在1914年以前，社会民主党官僚不能把讨厌的反对派分配到西伯利亚去工作；卢森堡用一种和一个德国本土人形式上结婚的简单办法就获得了永远住在德国的权利。当罗莎的学生恩斯特·麦耶尔以马斯洛夫原是俄国人为理由，要求列宁把他从德国撤走的时候，他便把一个新的因素引进了德国共产主义运动。
我为左派的论点作了申辩，柏林和汉堡的左派承认新经济政策对俄国说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调整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使之适应于一种农业经济和欧洲目前的政治形势。但是，新经济政策并没有消灭十月革命[23]提出的工人国家中的工人管理这一思想。如果这种把资本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想法被斥责为根本性错误，需要在世界范围内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拼合而成的新经济政策所代替，那末，成立共产国际就是一个错误，应该把它立即解散。
在德国，接受这样一个鼓吹逐步改变的纲领将是不现实的和危险的。我们的任务不能只限于争取实现一系列的劳工要求，而必须集中力量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行动，这些反革命分子一直不断地在重新聚集力量，现在几乎已经作好了另一次政变的准备。如果我们破坏了年轻的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战斗精神，我们就等于为德国帝国主义的复辟铺平道路。我们反对把新经济政策错误地和机械地搬到德国，它对我们当前的紧急任务并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这时列宁讲了话，使会议吃惊的是，他坚决驳斥了麦耶尔对列宁主义原则的维护。他说，使得新经济政策在俄国成为唯一正确路线的种种具体条件，在更先进的西方并没有同样出现。他强调了俄国无产阶级的不成熟，缺乏组织经济等等，并且再次指出，在德国，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要比在俄国困难许多倍，而实现社会主义则要容易得多。列宁的分析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他曾经多次以同样的话分析了德国的形势。但是使听众吃惊的是，他在这个时刻又一次坚决肯定了他长期以来对德国反革命的力量和方法的评价。
列宁的这篇讲话意味着拒绝对左派采取任何纪律措施。这种拒绝由俄国国家干涉德共事务的态度，应该和他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共产国际问题发表的最后几篇演说之一结合起来考虑。在他总结俄国革命的五年时，他最后对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作了一些评论。他说，我们通过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和我们的工作方法与内容的决议，几乎充满了俄国的味道，也就是说，完全是根据俄国条件写出来的。这样做有坏的一面。决议的俄国味道太重，这倒不是因为它是用俄文写的，而是因为它充满了俄国气息。外国人是无法理解这种决议的，也不能够实行。“我觉得我们由于写出这样的决议而犯了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24]
继列宁之后，季诺维也夫也站在反对右派的立场上为柏林和汉堡的左派辩护，而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拉狄克和布哈林也作了同他一样的发言。列宁再次进行干预，力求把德国党内的各种成分团结在一起。在他的倡议下，共产国际曾经在1919年认真尝试过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合作。1921年，列宁曾力图把右派分子保尔·列维保留在党内。1922年，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列宁又第三次进行干预，反对把曾经好几次受到他本人严厉批评的左派开除。在每一个紧急关头，列宁对德共事务的干预总是表现了一种和他的继承人斯大林截然相反的态度。列宁这样苦心孤诣地培养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部，是因为他极其重视德国反革命的威胁。而且，就和以往经常发生的情形一样，这位首先提出党应该有铁的纪律的人，再次主张在运用这种纪律时要仔细考虑到一切可以用来代替它的革命政策。
列宁的妥协并没有在柏林起多大作用。它没有能缓和左派和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冲突，中央委员会在准备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时，仍然力求创造出向改良共产主义大转变的条件，并想方设法要把一切反对派分子从党内清除出去。
[1]在1947年，他是俄占区德国的农业改革部长。——原注
埃德温·亨勒（EdwinHoernle，1883年12月11日——1952年7月21日），出身于牧师家庭，学过神学。1909年与教会和家庭断绝关系，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2—1914年任《士瓦本每日卫报》（SchwäbischeTagwacht）副主编。一战爆发后参加斯巴达克斯派，参加了《国际》的发行工作。1916年4月代表斯图加特社会主义青年参加了耶拿社会主义青年反对派秘密代表会议。1916年6月被捕，同年8月被送往前线作战。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当选为斯图加特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并参与创立德共（斯）。1919年1月至6月被捕入狱。专门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开展工作。1923年入选德共中央局，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1924年支持中派，但反对开除左派，1928—1933年在中央局竞选活动部工作。1933年流亡苏联，1943年参与创立自由德国委员会，1945年返回德国，至逝世前一直担任重要职务。
[2]《德国共产党袖珍日历，1923年》，柏林，1922年印行。——原注
[3]萨穆埃尔·海菲茨（SamuelHaifiz或Heifetz，1885或1890？—1960），原名亚伯拉罕·雅科夫列维奇·海菲茨（AbramJakowlewitschHeifetz），又名奥古斯特·克莱涅（AugustKleine），曾用化名萨穆埃尔·古拉尔斯基（SamuelGuralski），波兰犹太人，大学时期参加犹太社会主义运动“锡安工人”，1917年二月革命后抵达俄国，活跃于孟什维克之中，1918年底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1921年三月行动前与库恩·贝拉前往德国。1922年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参与德共的工作，1923年入选德共中央局，1923年起义期间曾负责起义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筹备工作，十月起义失败后成为中派组织者之一。1924年他的派别被左派击败后被召回莫斯科，后支持季诺维也夫，参加了联合反对派，大清洗中被捕，斯大林死后获释。
[4]1901年在俄国建立的一个犹太社会主义政党，它的左派在1922年参加了共产国际。——原注
[5]普鲁士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再次调查了国防军和警察的野蛮行为，按照共产党的估计（见《革命行动的策略和组织：三月行动的教训》，德国统一共产党，柏林1921年版），大约有七千人被捕，其中有数百人被判处长期徒刑。姑且不论这个数字是否准确，报复措施的确是严厉的。——原注
[6]海因里希·马尔赞（HeinrichMalzahn，1884年12月10日——1957年4月9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技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在五金工会内属于左翼反对派。后参加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1月任罢工工人行动委员会委员，1918年11月任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任柏林工厂苏维埃委员会主席。1920年被选为独立党议员，共同领导独立党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和工会委员会。1921年反对三月行动，但在鲁尔组织了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为列维辩护。与布拉斯和弗里斯兰德组织了右翼反对派，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同年年底返回德共。此后未在政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纳粹篡权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并多次被监禁。德国解放后，在西柏林市政府工作，1948年9月因参加统一社会党而被解雇。此后在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工作。
[7]保尔·诺伊曼（PaulNeumann，1888年2月7日——1934年？月？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年轻时即加入社民党，1916年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1月参加革命委员会，在五金工会内组织了左翼反对派。在独立党内属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反对中央委员会于1921年3月通过的决议，支持列维，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代表“右派”出席大会。与布拉斯一起组织了右派反对派；与布拉斯一起在中央局工会工作部工作。后支持弗里斯兰德，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1922年返回独立党，随后返回社民党。此后的活动和生平不详。
[8]指列宁的早期著作《进一步，退两步》。——译者注
[9]希瓦和布哈拉都是旧俄乌兹别克斯坦的城市，该地居民多信伊斯兰教，这里所说的“高僧”指伊斯兰教的一种旧式学者。——原注
[10]约翰·弗兰茨·阿道夫·霍夫曼（JohannFranzAdolfHoffmann，1858年3月23日——1930年12月1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镀金工人和五金工人。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后来当了记者，从1893年起当起了社民党的出版家。1900年当选普鲁士邦议员；非常受人欢迎。1904年当选国会议员。1914年时是和平主义者，既反对党内多数派也反对革命派。1917年参加独立党，在1918年1月的罢工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11月任教育部长。后来跟随独立党左派加入德共，1920年入选统一共产党中央局。后支持列维，追随列维退出德共，参加了共产社和独立党，又随独立党回到社民党。
[11]库尔特·盖尔（CurtGeyer，1891年11月19日——1967年6月24日），出身于萨克森社民党干部家庭，1911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进入《前进报》编辑部工作，后来在符茨堡（Würzburg）的社民党机关报工作。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被选为莱比锡苏维埃委员，1919年被选为苏维埃主席。1920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在独立党内属于左派，支持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入选统一共产党中央局，代表统一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1921年8月因支持列维被开除出党，后来追随列维参加了共产社、独立党和社民党。他跟列维及其他“列维派”不同，没有参加社民党的左翼反对派。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后定居英国，参加了社民党的流亡执委会。他长期为德国报刊担任通讯记者，后来在西德退休。
[12]玛丽·瓦克维茨（MarieWackwitz，1865年1月11日——1930年11月23日），本名约翰娜·玛丽·露易丝·钦斯克（JohannaMarieLouiseZinske），生于萨克森邦格尔利茨县勒保镇（Löbau）一个建筑工人家庭。1890年参加社民党。1897年与工人阿道夫·克莱门斯·瓦克维茨（AdolfClemensWackwitz）结婚。活跃于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从1901年起在萨克森负责妇女鼓动工作，还参加过《平等报》的编辑工作。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192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9月退党，参加了共产社，之后又随共产社先后返回独立党和社民党。继续从事出版业务和妇女运动。
[1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迪维尔住在伦敦，是德国避难者中一个和范西塔德有联系的亲英集团的领袖。
大约在保尔·列维的这些同事脱党的同时，左派的一个著名领袖恩斯特·罗伊特—弗里斯兰德博士也离开了党，但是和他们并不是一伙。罗伊特早年是一个社会主义和平主义者，曾经在东线被俘；俄国革命爆发时，他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帮助组织了对他们的支持，特别是在伏尔加河地区的德国人当中。在1919年和1920年之交，他回到柏林，加入了斯巴达克团。在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于1920年12月合并以后，他被左派推选为新的柏林—勃兰登堡党组织的第一政治书记。这段时间内，我和他同在钱币街二十四号工作，直接了解到他那非凡的组织才能。三月危机期间，罗伊特反对列维，并在列维退党后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精通俄文，因此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只处了几个月，就意识到日益增长的俄国影响是无法抵御的；所以，在1921年底，他便离开党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组织。
在一段时间内，他是《前进报》的编辑；接着，他成为了柏林市议会的议员，以后担任市交通局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在使全市交通系统现代化的工作中显示了自己的行政才能。他在希特勒当权后离开德国，从1935年到1946年，在安卡拉充当土耳其政府交通部长的顾问。他在1946年回柏林后当选为市长，但没有被准许就职。在社会民主党和苏联占领军当局进行的尖锐斗争中，他变成了一个中心人物。
据《纽约时报》1947年7月10日讯，“俄国军政府办给德国人看的官方报纸《每日评论》，今天刊登了很长一篇（亚历山大）柯提科夫将军访问记，在他对报界发表的谈话中，这位将军开了俄国人反对共产党脱党分子罗伊特博士的第一枪。柯提科夫将军指责罗伊特博士一贯反苏，从1935年至1946年在土耳其有过一段‘不可告人的可疑’历史，当时德国驻土大使弗兰茨·冯·巴本曾认为他‘于希特勒德国有用’。
此外，柯提科夫将军说，罗伊特博士也没有资格担任市议员。他说，选举罗伊特博士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就知道俄方的立场，但却非要选出这个人来制造本市危机。至于俄国当局是否有权否决一个当选官员的问题，柯提科夫将军指出，这项原则是经过刘易斯·克莱将军所同意的。”——原注
罗伯特·吉尔伯特·范西塔德，第一代范西塔德男爵（RobertGilbertVansittart,1stBaronVansittart，1881年6月25日——1957年2月14日），英国外交家。1902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20—1924年担任寇松的私人秘书。1928—1930年任首相府私人秘书。1930—1938年任外交部常任副大臣。1938—1941年任政府首席外交顾问。
亚历山大·格奥尔基耶维奇·柯提科夫（АлександрГеоргиевичКотиков，1902年8月27日——1981年7月19日），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2年加入红军。1940—1942年任红军总政治局组织部副部长。卫国战争期间曾参与华沙战役和柏林战役。二战结束后，于1945—1946年任苏占区驻萨克森—安哈尔特邦专员。1946—1950年任驻柏林苏占区军队司令。1950年回国。1955年因病退役，从事讲学工作。
弗朗茨·约瑟夫·赫尔曼·米夏埃尔·玛丽亚·冯·巴本（FranzJosephHermannMichaelMariavonPapen，1879年10月29日—1969年5月2日），生于贵族家庭，一战前曾在总参谋部工作，并当过驻美使馆武官。一战期间因在美国策划破坏活动，被驱逐出境。一战后参加天主教中央党。1921年至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32年6月1日被兴登堡任命为总理，7月他在普鲁士邦发动政变，推翻了由社民党领导的中左翼邦政府；为了换取纳粹党对他的支持，他还取消了前任布吕宁对冲锋队的禁令。同年11月，由于在议会选举中未能得到多数支持，他便于11月17日辞职。1933年1月30日任希特勒政府的副总理，并兼任普鲁士邦总理。同年4月10日被迫辞去普鲁士邦总理的职务。“长刀之夜”后出任德国驻奥地利大使，1938年2月被免职。1939年至1944年任驻土耳其公使。二战后被拘捕，但未被起诉。
刘易斯·杜宾根·克莱（LuciusDubignonClay，1898年4月23日——1978年4月16日），美国将军。1918年入伍。1946—1947年任盟军驻德国军队副司令。1947—1949年任柏林美占区司令。1949年退役。1950—1962年任大陆制罐公司（ContinentalCanCompany）董事长。1962—1973年任雷曼兄弟投资银行高级合伙人。1973年退休。
恩斯特·鲁道夫·约翰内斯·罗伊特（ErnstRudolfJohannesReuter，1889年7月29日——1953年9月29日），又名弗里斯兰德（Friesland），1912年加入社民党，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1915年3月应征入伍，1916年8月在俄国受伤被俘，十月革命后，在战俘营中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5月，列宁派他去萨拉托夫，在即将成立的伏尔加河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工作。十一月革命后，返回德国，参加了德共（斯）成立大会，1919年4月被捕，同年9月获释，随后负责重建柏林党组织的工作，在同年10月举行的德共（斯）二大当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他支持党内的左派，拥护1921年三月行动，并反对党的领袖保尔·列维。1921年8月在德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与总书记。1922年1月22日被开除出德共后，加入共产社，同年随共产社先后返回独立党和社民党。1931—1933年任马格德堡市长。1932年7月—1933年3月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被迫辞职，1933年6月9日被捕，1934年1月7日获释，同年6月16日再次被捕，9月1日获释。1935年辗转流亡荷兰、英国、土耳其，为土耳其经济部、运输部工作。二战结束后回国，1947年6月24日——1953年9月29日任西柏林市长。
[14]共产党的青年组织特别受到了影响。“党保留着许多老朽的习惯。在党的会议上，他们又喝酒又抽烟。”
1922年底，青年运动中出现了一种不同的趋向。在柏林，一个共产党集团“觉醒的青年”建立起来；一份党的报告——《德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报告》，柏林1923年版，第118页——把这一运动说成是“旨在成立若干由二十五名或三十名积极分子和勇敢青年组成的青年突击小队，对各个反动集团的会议和游行示威进行直接干涉”。——原注
[15]到1922年，列维集团参加了当时由希法亭领导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并且在同年9月随着它重新回到社会民主党内。列维当选为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区选出的议会议员，以这个身份协调了党在全国的左派，通过一种松散的方式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他愈来愈认为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将带来灾难性后果，不断试图改变该党的路线。1929年，他在一次发高烧时跳窗殒命，他的死亡引起了许多社会主义者的哀悼，他们都认为列维具有光辉的人格，是一位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忠诚战士。——原注
[16]1946年在柏林，自称是一个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的激进民主党复活了麦耶尔的没收61%工业的口号，7月8日，它在向盟军本部申请许可其活动时呈交了一份纲领。这个纲领表示反对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反对社会民主党，因为“这个党的领导人在1932年以前没有完成任何进步改革”。通过中产阶级和工人的政治联合，激进民主党人希望造成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其中的重要企业都由国家控制，而让私人资本家掌握49%的股权。他们宣称，有控制的资本主义已经在美国表明了它的能力。
这一纲领还列出了进行其他社会改革的要求，包括没收六百二十英亩以上的庄园，发展不强制加入的工会，普遍提供九年学校训练的机会，教会对青年进行宗教教育等等（《纽约时报》，1946年7月9日）。——原注
[17]尤里·赫里桑佛维奇·卢托维诺夫（ЮрийХрисанфовичЛутовинов，1887—1924），俄国工人革命家，出生于卢甘斯克（Луганск），当过金属工人，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活跃于金属工会，1918年春担任卢甘斯克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俄国金属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委员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等职务，内战结束后担任过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曾组织和领导了工人反对派。1924年5月7日自杀身亡。
[18]加布里埃尔·伊里奇·米亚斯尼科夫（ГавриилИльичМясников，1889年2月25日——1945年11月16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1918—1919年任彼尔姆契卡副主席，参与处决了米哈伊尔大公。1919—1920年任俄共（布）彼尔姆委员会副主席。1920年任俄共（布）彼尔姆省委主席。1920年起是工人反对派。1921年提出“出版自由”主张并与列宁争论。1922年2月被开除出党。1923年被派驻到苏俄驻德国贸易代表团，在此期间与德共左派领导人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联系，又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取得联系，并发表了“工人团宣言”，成立了“俄国共产党工人团”，其后被召回国内并被监禁。1927年被流放到埃里温。1928年11月逃离苏联，相继流亡伊朗、土耳其和法国。1944年12月回国。1945年1月17日被捕，11月16日遇害。2001年平反。
[19]阿尔卡季·马斯洛夫（ArkadiMaslow，1891年3月9日——1941年11月20日），本名伊萨克·叶菲莫维奇·切列明斯基（ИсаакЕфимовичЧемеринский），出身于乌克兰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幼年时随家人移居柏林。自幼天资聪颖，博学多才，曾学习过自然科学和音乐，还曾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物理。一战期间曾因敌国侨民身份被拘留，后来在德军战俘营当俄语翻译。战后在柏林继续求学，其间认识了列维和路特·费舍，并转向共产主义，以马斯洛夫的化名积极参加德共（斯）的活动。1920年11月以德共俄国支部代表的身份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支持三月行动和进攻理论，积极反对列维及其提倡的莫斯科妥协。1922年被德国警察逮捕，被判处监禁八个月。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担任左派发言人，并入选中央委员会。1923年9月为筹备起义，被召去莫斯科，并遭到质询。1924年1月，在斯大林主持的委员会为他开脱后返回德国。1924年4月当选政治局委员，与路特·费舍一起领导德共。1925年5月被捕，1926年7月获释。在监禁期间反对成立红色工会，并支持在第二轮总统大选中撤回德共候选人。1925年9月遭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批评，1926年8月被开除出党。与他人创立列宁同盟。1933年与路特·费舍一起流亡巴黎，1934年至1936年，曾与托洛茨基密切合作，与托洛茨基决裂后，曾同费舍成立了一个叫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小组（Marxist-LeninistInternationalGroup）的组织。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古巴，因车祸去世。但费舍坚持认为是斯大林的刺客谋杀了他。
[20]阿图尔·罗森贝格（ArthurRosenberg，1889年12月19日——1943年2月7日），出身于柏林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在古代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1914年当上了柏林大学的助教。1918年复员后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在《国际新闻通讯》工作。他是柏林左派和柏林—勃兰登堡区委领导层成员，在1921年是进攻理论的理论家。1924—1928年当选国会议员。1924年至192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在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上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后来成为极左反对派的领袖。1927年4月26日退党，返回柏林大学工作，领导了人权同盟（LeagueoftheRightsofMan）。纳粹篡权后被开除教职退职，流亡英国，在利物浦大学任教。1937年定居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继续教书并撰写历史著作。
[21]《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7页。——译者注
[22]卡尔·阿尔宾·贝克（KarlAlbinBecker，1894年11月19日——1942年12月1日），印刷工，出身于社民党活动家家庭，1909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先后领导了德累斯顿和不莱梅的左翼激进派，1917年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领导了一个工人苏维埃。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代表际共团出席。后支持极左多数派。1919年成为反对派领袖，并与人创建了工人总联合会。在海德尔堡大会上被开除出党，但没有参加共工党，1920年3月在拉狄克和弗勒利希的影响下重新回到德共（斯）。数次访问莫斯科。1921年起任《汉堡人民报》（HamburgerVolkszeitung）编辑，1923年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参加了右派。1923年年底转入地下，流亡莫斯科。1925年返回德国，成为“调和派”成员，1928年被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做了“自我批评”。1933年转入地下，后流亡到法国。1941年被盖世太保逮捕，1942年9月4日被判处死刑，12月1日在普洛岑泽（Plötzensee）监狱遇害。
[23]1918年2月8日，政府下令把旧俄的历法推前十三天，使它和西方通用的历法相一致。按照这种新历法，以前所说的“二月革命”应该开始于3月8日；以前所说的“十月革命”应该算在11月7日。在整个这本书中，具体日期都用新历，但是“十月革命”一词仍然沿袭旧称，一则为保持这个词组的感情内容，二则为避免同德国的十一月事件混淆。——原注
[24]《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9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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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走向新经济政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六章走向新经济政策
·工业国有化
·红军和党
·民主集中派
·战时共产主义和工会
·喀琅斯塔得叛乱
在整个俄国内战时期和后来的若干年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倾向于地方政权、倾向于分权制度、倾向于由工人管理工厂及地方军队，由各个独立民族单位组成联邦的强烈趋势。这是十月革命的原来潮流，体现这一潮流的“工人反对派”、“军事反对派”、“工会反对派”的出现都发源于一个愿望，即以地方为基础建立一种合作社社会主义，它们在党内掀起了长期的斗争，只是在一个又一个地被击败以后，这一潮流才逐渐销声匿迹。
工业国有化
正如他们在革命前和革命中起先承认然后鼓励农民夺取土地一样，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后也对工人夺取工厂作了一段时期的让步。将在此后三十年中震动俄国的工业革命，早在1917年11月14日就已通过一道关于工人监督生产的法令缓慢地开始。法令规定，仍然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占有他们的财产的旧业主，应该在工人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生产，工人委员会有权对生产计划和劳动条件进行监督。但是，这一方案始终没有实现。一系列个别没收的事件发生了；只要工厂上飘扬起一面红旗，就标志着工人已经把这家企业夺取过来，并且正在自己经营管理。人们感觉到，没收私人财产并不等于就是社会主义，而只是它的一个基本前提；经理、工程师以及其他专家在工人组织的监督下进行协作，也不能被看做社会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经济的第一步，是由生产者本身实行集体管理。譬如说以铁路为例，这就意味着铁路应该由实际在火车上和车间中劳动的那些人来管理，而不应该由一个从外面派来的专家来管理，即使这个专家是一个工会干部甚或原来是一个铁路工人。
这种打算由工人管理工厂的尝试，很快就由于普遍的贫困和经济解体而受到阻碍。大型的现代化工厂，一个农业国中的孤立单位，不足以充当少数工人优秀分子恢复和指导生产的工业基地。1918年6月，经济委员会全俄代表大会反对自发地个别没收工厂，瓦解了的俄国资本主义经济需要更加谨慎地向社会主义形式过渡。布尔什维克党把工人干预生产的任何企图都叫做“工团主义”。在乌克兰德军的压力下，加紧实行了种种强迫措施。5月30日，苏维埃地区的城市中一律实行戒严。6月11日，各地建立起贫农委员会，以便利于征收粮食；它们把较富裕农民的土地分给贫农，从而使土地革命继续了下去。不久，又有一批批武装工人参加到它们当中来，这些工人大致分为七十五个人一组，每组武装着两三挺机关枪，开始征收存粮。对于农村说来，这些征粮队成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具体化身。
6月28日，通过了一项规定工业普遍国有化的法令。凡是资本超过一百万卢布的工厂，以及某些工业部门——采矿、纺织、烟草、玻璃与瓷器水泥等部门的较小工厂，都一律没收。颁布这项法令的直接原因是政治上的，旨在同得胜的德国施加的压力作斗争；当时，乌克兰的德军正在向顿河挺进，如果它继续获得胜利，俄国企业主就有希望恢复他们在自己工厂中的地位。因此，许多企业主都事先给自己的工厂挂上属于某个德国工厂的招牌，而有一些德国公司就是专门为这种目的成立的。
“拉林[1]当时正作为一个商业代表团成员逗留在柏林，他在〔6月〕25日打电报通知列宁说，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很可能日内向苏维埃政府提出一项声明，宣布某些俄国重要企业目前已经归德国公民所有，因此，它们应该不受任何国有化法令的约束。面临着俄国工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可能落到德国人手中的这一危险，人民委员会在四十八小时内匆忙拟订和通过了国有化的新法令，同时，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则连夜开会，拟出了一份适用该项法令的企业名单。其结果是，在米尔巴赫伯爵多半正在准备提出他的外交照会的那一天早晨，《消息报》上便公布了国有化法令。”[2]
因此，第一道普遍国有化法令是内战和对德战争的联合产物，是一个没有经济内容的强有力的政治姿态。当时，重要的工业区域大部分都同莫斯科隔绝了；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业中心，关系生死的粮食和原料，即煤铁和谷物的主要储藏地——乌克兰、顿河盆地、高加索，都和莫斯科失去了联系。一半以上的交通系统掌握在敌人手上，在俄国这样一个领土极其辽阔的国家，这种情况使得其余的地区变得雕零不堪。一切经济措施都是为了军事便利而采取的，因此，随着红军的收复失地，在这些烂摊子上便建立起了一个集体经济管理的骨架。经济困难愈大，所采取的强迫措施就愈加严厉。
1919年是军事上取得胜利的一年，这些胜利是以粮食、原料和各种生产品的日益缺乏为代价而换取来的。[3]1919年3月，粮食情况严重到如此地步，以致更加紧实行了由合作社分配食物的强制措施。城市人口被强迫参加合作社，在口粮定量方面分为三类：工人、工人家属和以前的统治阶级。对于国营企业的雇员和工人（包括军属）来说，可以依靠实物奖金和小卖部的补充配给品改善一些定量情况；此外，他们还获得免费的住房和燃料，而且在理论上，使用煤气、电灯、电话、交通工具都可以免费。在这段时期结束时俄国经济分成了两个不均等的部分，一个部分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国营企业，它的工作情况极为糟糕，工人们只能得到勉强维持最低生存的工资，另一部分则是已经解体的庞大的农业经济。
取代了资本主义的并不是一种计划经济，而是经济无政府状态，并且就在这种极不稳定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机关。苏维埃经济结构变化的根源直到新经济政策以后时期才发展成熟，但是早在内战时就都完全表现了出来。当时的两个主要特征——经济的完全解体，受控制的小市场和大得多的黑市之间的对比——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欧洲的特有景象。
到1920年初，内战大体结束。1月26日，协约国的封锁宣告解除。然而，随着这一政治情况改善而来的，并不是放松而是更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控制，向业已扩大的国营经济稳步前进。1920年11月29日，颁布了全面国有化法令，把一切利用机械动力、雇用五人或五人以上以及不利用机械动力、雇用十人或十人以上的工厂全部收归国有。
和国有化趋势同时发生的，还有废除货币的趋势。根据1920年4月30日的一项法令，一切工资都应该以实物支付；1921年2月，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六个星期之前，废除了以现金纳税的制度。这一趋势部分表明了布尔什维克希望建立一种无货币的经济，同时也是通货体系崩溃和实物交换制度代之而起的结果。按照国家银行公布的数字，在1917年10月6日，流通中的卢布共有一百六十二个亿；到1918年5月，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四百十亿，而到1918年底，便高达二千三百亿以上了。[4]
红军和党
在这些艰苦的年代里，托洛茨基从革命者之一变成了一个在地位和声望上仅次于列宁的全国领袖。正是他组织了红军，缔造了这一在击退资本主义干涉和建立年轻苏维埃国家的最为有效的工具。从内战的烽火中崛起的俄国，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俄国。
1918年3月15—17日举行的第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任命托洛茨基为军事人民委员，而在一个月前，中央委员会已经指定他为红军领导人。在辛比尔斯克失陷以后，决定让托洛茨基到伏尔加前线去。8月7日，托洛茨基在不知道喀山当时已落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之手的情况下，乘坐一列在夜间匆忙装备起来的火车离开了莫斯科，在以后的两年半中，他就在这列火车里把红军组织了起来。“革命军事苏维埃主席”的火车开到“萨马拉、车里雅宾斯克、维亚特卡、彼得格勒、巴拉朔夫、斯摩棱斯克，再回萨马拉，然后开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诺沃切尔卡斯克、基辅、日托米尔等等数也数不完的地点……我的军事著作中的一条注释提到三十六次旅行，行程总数达十万零五千公里以上。”[5]
在组织红军的过程中，托洛茨基时常和地方工人组织发生冲突。革命的最初阶段，在每一座城市里，在每一个部队里和在每一艘军舰上，工人、士兵或水兵都发动起义，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这些战斗队时常难免要打一些小仗。由于具有群众的同情，他们很容易获胜。这样，他们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锻炼，他们的领袖也获得了一定的威望。”这些地方武装部队是围绕着本区工业单位组织起来的，它们和工人委员会一致行动。它们建立了一种以地方军队为基础的地方政权，如果不加干预，这种政权就会自行采取一套甚至反对莫斯科中心的行政和组织方法。“最初，”托洛茨基写道，“不仅每一个省、甚至每一个区都有自己的人民委员会，都有自己的军事人民委员。”
针对这种军事组织的地方主义原则，托洛茨基为提高军事效率进行了两年的斗争。
“由于习惯了轻而易举地取得的胜利，游击队……暴露出种种重大缺点；他们没有能够胜任的情报组，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他们也没有能力执行一场复杂的军事布置。因此——有不少次，在全国的不少地方——游击主义遭到了惨败。要把这些单独的支队组织在一个集中化的系统里，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指挥官的军事才能不高，他们仇视旧军官，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不信任旧军官，一部分也是由于要掩饰他们本身的缺乏信心。”[6]
托洛茨基实行了最严厉的军事纪律。
“我发布了一项从我的火车上印刷好以后分发给全军的命令，这道命令宣布：‘我警告全军，如果任何部队未奉命令而擅自撤退，该部队的政治委员将首先被枪毙，其次将枪毙指挥官，然后另派勇敢的士兵接任他们的职务。懦夫、胆小鬼和叛徒，都不会逃脱吃子弹的命运。’我在全体红军面前郑重宣布一定将上述措施付诸实行。”[7]
1918年末，一个名叫潘切列耶夫的共产党军事委员，第一次根据托洛茨基的特殊命令受到军法审判，以“军事渎职”罪被枪决。这一事件引起了猛烈的反对，几乎所有的党的领袖都反对托洛茨基。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利用了这一事件；布哈林，“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因此也反对雇用‘将军们’”，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暗示托洛茨基“未经审判就枪毙了最优秀的同志……集中制的军队被说成是帝国主义国家特有的东西，反对派鼓吹以游击队制度作为它的代替物”。[8]
对托洛茨基的军事措施的反对，导致了严重的党内争执。列宁出来缓和了这场争执，他使党认识到，正是托洛茨基的军事天才挽救了革命和国家；另一方面，他又增强了党对指挥官的控制，以此和军队的集中化相抗衡。党史作者们和托洛茨基都用来称呼这一派的名词“军事反对派”，不足以表明统一于列宁的领导之下的党和军队两大力量之间的根本对立。这种矛盾是促成斯大林兴起的一个重大因素，因为在托洛茨基极端敌视他的情况下，列宁对他采取了保护态度。一个新参加布尔什维克的人白手起家，在最短的时间内天才地创造了一支现代化军队，这一事实在新国家成立后最初三年的决定性时期，使正在形成的两支新干部、即红军军官团和党的组织家之间，产生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和危险的摩擦。
当布尔什维克党夺取到政权的时候，它的集中化程度比不上任何西欧社会民主党；组成它的是一些松散的单位，而这些单位中的人在组织、管理和政府工作方面也都没有什么经验。口头上大谈而特谈党的纪律，同革命俄国实际存在的党的生活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要由新党员组成的地方党组织，被内战割断了同中央的联系，不得不大部分独立行事。长途电话、电报、飞机，只有党的最高阶层才能享用。依靠时常被战争打断的铁路交通进行联系，往返一次要花好几天时间，对于边远的省份来说，要耗费好几个星期。由于纸张缺乏，连党的文献都无法多印。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存在着一种要求独立的热烈情绪，不断地反抗紧急状态强加于它们身上的军事纪律。在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作斗争的过程中，托洛茨基用数以千计的、后来是数以万计的旧沙俄军官建设了红军。这种把旧政权的军官安插到革命军队中的做法，在党的组织者中间引起了怀疑。脑子里装着法国大革命教训的布尔什维克，在注视着他们的总司令完成丰功伟绩的时候，经常想起了拿破仑·波拿巴。托洛茨基曾在回忆录中提到，在他从流动火车里指挥前线军务的两年半当中，莫斯科出现过种种反对他的谣言和阴谋；他所说的话无疑是真实的。列宁力求彼此妥协，他不止一次地试图以可靠的党员来担任新军队的较高级职位；这种冲突曾反映在托洛茨基谈到的一件轶事上：
“当我们在东线失利、高尔察克[9]逼近伏尔加河的时候……列宁写给我一张便条：‘要是我们把所有的专家统统撤职，任命拉舍维奇[10]做总司令，你看会怎么样？’拉舍维奇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曾经在‘德国’战争中被提升为军士。我在同一张便条上回答了两个字：‘儿戏！’”[11]
这一步已经走得过远，势难回头了。后来，当托洛茨基某一次难得回到莫斯科，列宁和他再次讨论起前线形势的时候，托洛茨基对他讲了改组军队的详细情况：
“‘你问我’，我说，‘是不是最好把所有的旧军官统统一脚踢开。可是，你知道目前的军队里有多少这样的人吗？’
‘不知道。’
‘连大致上的数目也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他们至少有三万人呢。’
‘多少？’
‘至少三万。他们当中每有一个叛徒，就有一百个可靠的人；每有一个开小差的，就有两三个阵亡的。因此，我们怎么能把他们不分好坏，一律撤销职务呢？’”[12]
作为红军的组织者，托洛茨基要求日益扩大他管理全部现有人力的职权，他也得到了这种权限。他负责管理铁路体系，因为这个体系的改组是保证军队机动性的唯一前提。他后来主张把工会溶入国家机关的纲领，必须放到这一背景上去考虑。在一切和军队有关的生产部门中，都树立了严格的劳动纪律，这大大改变了工厂中的气氛。布尔什维克工人的先锋队咬紧牙关忍受了这种转变，他们把这看成是一种为争取生存而不可避免的暂时状况，但并不承认这种军事劳动纪律就是他们为之而推翻沙皇统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托洛茨基对交通运输部门的改组也得到了列宁的赞同，列宁支持他击退了各方面的反对，特别是体现在党内的各种“工人反对派”，党内第一个有组织地反对国家党政权的派系。
民主集中派
这一派的一个早期集团自称为“民主集中派”，由瓦列里安·奥新斯基[13]和季莫菲伊·萨普龙诺夫[14]（前者在1918年担任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主席），他们在1919年8月举行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份反对派政纲。“政府各级工作人员完全照旧作风办事，”他们声称。“党和苏维埃正在蜕化为一种官僚体系。列宁一个人独揽了大权。”他们的攻击矛头特别指向第八次代表大会成立的三个党组织。季诺维也夫——无疑是在取得了列宁的同意以后——建议中央委员会把它的一部分职权委托给三个较小的组织——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只有斯大林一个人从一开始就兼任政治局和组织局的委员。[15]
奥新斯基和萨普龙诺夫把他们对党组织的批评扩大为普遍要求苏维埃国家民主化。他们不但要求党和苏维埃内部的民主，而且要求国家机关和工业管理方面的民主。他们的关键性要求是党和苏维埃分离，这就等于要求使多党局面合法化。这个集团的另一个成员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则集中攻击军队的组织过于严格。
在内战时期，党内争执在争取生存的共同愿望下被抛到了一边；从1919年3月到1920年3月，党员人数增加了一倍。[16]新党员大部分是工人，他们带来了潜藏着的巨大精力和锐气。在这一时期，革命浪潮仍在高涨，这些工人甘心忍受的牺牲在战场上决定了苏维埃国家的命运。随着革命热情的高涨，人们也愈来愈希望有另一种类型的党和国家组织。
1919年3月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否定了民主集中派的纲领，认为他们对问题的理解是不正确的，但是并没有撤销奥新斯基和萨普龙诺夫在党和苏维埃政府中的重要职务。反对派领袖中包括若干内战时期的重要人物，他们作为工人布尔什维克的声望一直持续到和平年代。这个集团的力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竟能控制乌克兰——俄国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莫斯科中央同乌克兰之间天生的对立，以及内战时期该地地方政权的迅速变化，使得无政府主义的、反中央集权的倾向在这个地区的居民中最容易得到响应。由乌克兰本身的特点形成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的愿望打成了一片。内斯托尔·马赫诺[17]，几个无政府工团主义农民领袖中最重要的一个，在乌克兰南部建立了一种农民公社，1918—1919年，他一直在那里进行战斗。他对克里姆林和红军统帅部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他决不是白党的工具，也不打算屈从于莫斯科的控制；他希望能在两大力量的夹缝中求生存，维持某种程度的区域自治。二十年代初，红军粉碎了他的游击队，但是马赫诺运动已经成为一直流传到今天的乌克兰神话。[18]
在1920年8月召开的全乌克兰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民主集中派集团在中央委员会内赢得了多数。乌克兰共产党人选举这个反中央集权派，是希望能把莫斯科的干涉减少到最低限度。这种民族主义的抗拒和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国家集团的结合，被政治局正确地理解为一种最危险的征象，因而迅速受到镇压；萨普龙诺夫的中央委员会被解散了。[19]
另一个集团自称为“工人真理派”，其领导人是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20]，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和理论家。他进一步发展了萨普龙诺夫的分析，宣称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已经完全丧失，这个集团要求民主，照他们的意思来说，也就是要求政治组织的自由和取消共产党对国家的控制。
第三个集团称为“工人反对派”，其纲领基本上同“民主集中派”和“工人真理派”相同，[21]它的领导人是亚历山德拉·柯伦泰[22]和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23]。这个集团在1920—1921年占有重要地位。[24]
战时共产主义和工会
列宁曾经把俄国同革命德国的合作，作为从战时共产主义经济过渡到改进国家技术装备上去的桥梁。他的“社会主义就是全部电气化加苏维埃政权”[25]的公式，意味着技术发展的高度水平同工人民主的充分展开这二者的结合。列宁非常关心技术水平，认为这是苏维埃民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前提，因此他把这种电气化计划的第一步称之为“我们的第二个党纲”[26]。1920年12月22—29日举行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和恢复工业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电气化计划。标志着内战实际结束的1920年，也是集中的计划经济趋势走上高潮的一年。
这个趋势的一个方面，就是建议大规模使用劳动军。他们不打算把农民的子弟送回饥饿贫困的农村，而是使他们编成劳动营，哪里需要人力便开到哪里去工作。内战时期，在列宁的号召下，志愿劳动队（用俄语来说，叫做“义务星期六”）曾从事于修复道路、维护铁路等各项工作。这时，决定把这种方法进一步扩大；解体的俄国经济还要依靠同一个人、即托洛茨基使用在击败敌人时曾证明非常有效的同一种方法来恢复。当时计划使劳动完全军事化（即使只是暂时的）；红军不仅要保留和改编成劳动军，而且要通过征发农业工人加以扩大。1920年1月15日，红军第三集团军改编成第一支劳动军，不久又有另外两个集团军改编。
三个月后，托洛茨基以一个伟大的革命保民官的热情，为这项计划进行申辩。他指出，在一百一十五万产业工人当中，只有八十五万人还在工作。“另外那三十五万人呢？他们都跑了。跑到哪里去了？跑下乡了吗？也许是改行了。也许正在忙着搞投机买卖。因此，从军事意义来说，和八十万工人相对的就有三十万逃兵。”和对待士兵一样，也必须强迫工人去尽义务。工会担负着动员工人的巨大任务，但是就农民而言就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实现农村军事化的工会机构。
托洛茨基继续说，我们必须首先集中力量生产生产资料。“只有到我们拥有生产资料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而直接为群众生产消费品。”一旦克服了初期的贫困，经济便会飞跃发展，赶上资本主义国家。譬如说，国内工业经济的重要部门便会不经过蒸汽时代而直接电气化。
认为强迫劳动效率不高的“资产阶级原理”，只是在以自由的志愿劳动同封建制度作比较时才是正确的。诚然，劳动军目前的生产率是低的，最初甚至比现在还要低。十三至十五名士兵，有时候多达三十名士兵所砍的木材，才抵上战前三、四个人或是北方一个人的砍伐量。但是，第一批砍伐木材的劳动军必须在交通运输方面花去相当一部分时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不懂得怎样才能砍倒或铲起一棵树，而又没有指导他们的内行和工具。“这些情况便足以解释劳动生产率何以会如此之低。”
我们必须征发最低数量的一批农民，并且努力以劳动责任感来代替军事化。但是，我们必须以军事方法来对付开小差的人。“我们不能袖起两只手，坐待每一个农民和每一个农妇明白道理，我们必须强迫每一个人留在他原来的岗位上……如果党的意识和党的组织统一起来，我们就能够完成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任务。”[27]
拉林、克里茨曼[28]等[29]经济计划工作者，热情地扩大了这项建议，把它变成了以一切劳动军事化的办法来恢复俄国工业的普遍方案。这一以劳动军复兴俄国的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在实践中，只限于利用一部分军队担负了修复公路、铁道以及参加各种建设工程这样一些紧急任务。当新经济政策完全取代了这项计划的时候，它已经由于农民士兵的不断“开小差”而宣告垮台。
在这种国家经济的方案中，没有工人管理和工厂代表的立足之地。每一个新的国营企业都实行“一长制”，设上一个大都是技术人员的经理。在初期，这些专家由共产党的政治委员领导，政委不仅负责劳动关系方面的问题，而且过问生产计划本身。战时经济的新时期是以大力反对工人干预生产宣告开始的；当时不得不赋予国家经理以指导企业的全权。在这一时期，硬性规定工人必须参加工会。
在布尔什维克工人对党的统治展开反对的同时，在这一时期大约拥有三百万会员的工会中也发出了反抗的声音。一旦贫困和战争使得一长制成为必不可免时，由谁来委派这个人——由党、由军队还是由工会——便成了问题。工人反对派集团[30]的纲领获得了广泛响应，但是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列宁和党肯定不赞成恢复革命初期的集体管理。俄国的工会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同托洛茨基和党的计划相抗衡。
和西方的工人运动不同，俄国的工会是一个年轻的组织。在沙皇统治下，它们的发展由于长期处于地下状态而受到阻碍。可是，这并不是说俄国工人阶级投身于革命的时候不具有群众组织的经验。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特别是在1905年前后这段时期，存在过大量的教育协会、医药互助团体、文化组织，尤其是合作社——所有这些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了工会运动学校的作用。二月革命爆发以后，工会便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纷纷组织起来，其会员达数百万人之多，在数目上远超过那几十万党员。在党员中，除无产阶级核心以外，还包括农民、知识分子和公务员；但是，工会会员的成分却要单纯得多。工会的成长比俄国其他任何组织都更能表明工业中心的经济意识在这些年代中的发展。整个内战时期，工会都同党和军队紧密地站在一起，但是，孟什维克的影响在工会中比其他苏维埃机关中都要大。
工人反对派各集团的建议，是1919—1921年普遍讨论的题目。工会组织者要求由他们负起管理工业的职责；在他们看来，这是工会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具体任务。工会已经有了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这一事实，可以避免地方主义的种种害处；另一方面，由于工会代表着比党要广泛得多的阶层，因此，它们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可以起一种同党的垄断欲望相抗衡的作用。虽然工会的这个纲领和工人反对派集团的纲领在党史中可以区别开来，实际上，支持这两个纲领的时常是同一个集团的人。
“这一派完全以1918年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马克西莫夫斯基[31]、斯米尔诺夫等人为首。他们反对一长制、反对工业军和个别工业部门军事化时所提出的论点。‘左派’共产主义者两年前反对在工厂中建立严格的纪律、反对取消‘地方当局的全权’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事实上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所提出的论点完全相同。”[32]
工人反对派和工会的纲领，都是针对托洛茨基的劳动军和党专政提出的。当施略普尼柯夫建议召开将成为真正政府的“生产者代表大会”时，讨论达到了炽烈的顶峰。置身于缓冲集团之中的布哈林，提出一个较缓和的妥协方案，即党必须接受工会参加经济和行政管理机关的人选。这个“工会问题”是1920年3—4月召开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讨论中心；在11月的第五次全俄职工会代表会议上，讨论达到了高潮。
工会的主要反对者是托洛茨基，他一心要把工会改变为军事化经济的一个部门。
“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下，一切资源都由——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政府下令收归国有和加以分配。在这种制度中，我并没有看到工会起什么独立作用。如果工业需要依靠国家保证供给工人一切必要的产品，工会就必须包括在国家管理工业的分配产品的体系之中。”[33]
米哈伊尔·托姆斯基[34]领导下的工会，向这种计划展开了斗争。现在来追论往事，我们也许可以说，把工会消溶入国家机器这样一种办法，会使工会下降为国家党的一个工人阵线，但是在托洛茨基当时的思想中，这样做的用意却在于——至少部分说来是如此——加强他自己掌握的机构，从而和党在国家机器中的统治地位相抗衡。作为一个兵工联合组织的领导人，托洛茨基就能占据党和国家的最重要职位。尽管托洛茨基和工人反对派之间这时争执得非常激烈，所有的反对派集团却都抱着一个共同的愿望，即把党掌握的大权转移给更广泛的组织。“‘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和托洛茨基的纲领的相似之处就在于，托洛茨基是要把工会变成国家机关，而‘工人反对派’则是要把国家工会化。”[35]
列宁维护党和垄断地位，使它不为这两个反对派所动摇。他完全拒绝施略普尼柯夫和托姆斯基提出的工会管理要求，认为它是一种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这意味着在他看来，他们的意见不仅一般说来是错误的，而且特别不适合当前俄国已经解体的经济。过了好几年以后，认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应当被看作无产阶级叛徒而无情地加以清洗这一主张，才成为斯大林主义的基本论点。列宁为党集中掌握大权而斗争，但也总是完全意识到使用强制措施会给原来的苏维埃民主思想带来多大危险。他反对托洛茨基想把工会改变为国家劳工组织的计划，就再明显不过地表现了这一点。在列宁看来，工会的主要任务不是搞行政工作，而是在政府机关和广大群众之间构成一道桥梁，作为共产主义和经济管理训练的学校。这种非常有限制的概念不容许工会分享国家政权，但在另一方面，列宁又维护工会在苏维埃国家中的独立作用，它们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而在当前的社会中，在无阶级工人国家这一目标的最初阶段甚至还远没有实现以前，工会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这个观点产生自列宁终生坚持的一条原则，即工会运动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三个有机形式——经济的、政治的和理论的——之一。但是，这并不是对问题的回答，在以后的几个月里，问题越来越大，达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受到孤立、动摇于内部的工人和行政官员两派之间、脱离了广大群众的国家党，越来越受到全国人民的仇视，一步步地走近了灾难。
喀琅施塔得叛乱
1921年3月1日，紧接着在彼得格勒显得最为激烈的一阵罢工浪潮之后，普遍的骚动在彼得格勒的大门口——喀琅施塔得炮台达到了高潮。水兵和驻军召开了一次有一万六千人参加的公民大会。加里宁[36]发表演说反对会议通过的政纲，可是徒劳无益，这个政纲变成了号召全国反对派的中心力量。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对于每一个重大问题都提出了一种渗透着十月革命精神的新政策。他们代表着各种相互冲突的倾向和集团——不满的农民群众、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组织的反革命核心等等，但是也体现了工人对国家军事组织化的反抗。
在经过二十五年一党专政以后，今天再来看一看喀琅施塔得纲领便显得更有意义，这个纲领包括下列各点内容：
（1）通过秘密投票举行新选举，在竞选时有“在工农群众中”进行鼓动的充分自由。
（2）给予工农、给予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党人以言论和出版自由。
（3）给予工会和农民组织以集会自由。
（4）释放被囚禁的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
（5）从一切苏维埃机关中取消党代表，任何政党在宣传本党思想的活动时，都不得享有特权和国家的支持。
（6）与此相应的是，特别要取消军队中的党政治委员。
（7）除去在有害于健康的部门中工作的人以外，所有劳动者的口粮一律平等。
（8）取消工厂中的共产党卫队；在必须设置卫队的情况下，由本厂工人组织自行决定从军队士兵和工厂工人中选派卫队。
（9）农民有处置自己土地的充分自由，只要他们用自己的力量经营而不雇用他人。
（10）个体劳动者有进行手工业生产的权利。[37]
布尔什维克党宣布，白卫分子柯兹洛夫斯基[38]是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幕后策动者，因此没有任何妥协可言。3月7日，奉政治局的命令，托洛茨基开始轰击炮台。经过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期间进行的十天战斗以后，喀琅施塔得被攻克。3月1日至17日，好几团彼得格勒的驻军和港口水兵被解除了武装，送往乌克兰和高加索。继此以后，俄国全境展开了逮捕和处决。在兵变达到最高潮的时候，莫斯科庆祝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五十周年。
列宁固然发出了要托洛茨基用重炮攻取喀琅施塔得炮台的命令，但他也认识到，在如此靠近俄国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的彼得格勒的地点，爆发了反对国家政权的第一次这样大规模的叛乱，这标志着旧路线的结束。列宁曾经通过一系列的妥协，通过调停各个相互冲突的集团，维持住党的团结。他曾经在军队结构问题上和托洛茨基妥协。他曾经缓和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组织工作者对托洛茨基的反对。他曾经容忍了主张实行国家计划化的人，但是并没有允许把工会消溶入国家。他不能让喀琅施塔得炮台落入一个敌视党的集团之手，但他也不再能容忍继续在俄国农民身上进行危险的试验。到这一时刻，列宁不再和任何人讲客气了，他把控制党的缰绳重新拿到了自己手上。对于农民经济，不可能通过军事的、也就是恐怖主义的措施使之工业化。俄国的专政是以两大阶级为基础的，列宁要维持住这一联盟。喀琅施塔得叛乱以后，列宁便回到了他原来的改造俄国经济的方案上，这种方案既不同于战时经济的现实，又有异于国家计划化鼓吹者的纲领。
3月8日，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认识到党和地位已经如何岌岌可危，代表们在列宁的周围聚集起来，把他当作也许能为他们找到出路的唯一渠道。
列宁指出，在“恢复贸易自由”的口号下，全国掀起了反对布尔什维克专政的叛乱。农民群众和城市中产阶级希望，在推翻国家经济的严格组织化之后，他们能够通过恢复城乡之间的市场关系，找到一条摆脱贫困的出路。这是小生产者对效率不高的国营工业的抗议。可是，这种叛乱所反映的并不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反抗；它还深深地影响了无产阶级，蔓延到了莫斯科和附近各省的工厂。列宁评论了非党工人中最近表现出来的“动摇和不满”；从莫斯科最近举行的一些会议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把‘民主’、‘自由’变成了引向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口号。”[39]
列宁号召工人阶级不要在最危险的时刻抛弃国家党。他提出要对坚持不同意见的人采取最严厉的措施；第十次党代表大会规定此后禁止党内的派别活动，这便为斯大林实行他那一套措施提供了起点。
然而，就在这种全国骚动的情况下，列宁仍然对反对派的纲领进行了讨论，他引用恩格斯的话为论据，驳斥了施略普尼柯夫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看法，而且，他所用的语气之缓和同客气，就共产党人的争论而言，今天看起来是十分令人吃惊的。他认为，在当前的贫困状况下，在一个农民要在许多年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工人反对派的纲领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必须予以摈弃。他宣布，要组织起足以使工人成为俄国经济中心人物的大工业，最少也需要十年时间，但是他也认为，这种“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建议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党员们能就有关的原则性问题交换意见。
“如果需要详尽地讨论，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可以找出一些人来详细引证各种文献，如果认为需要并且恰当的话，我们还可以在国际范围内提出这个问题，现在你们都听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你们知道，在国际工人革命运动的队伍中存在着一种左的倾向。我们现在所谈的倾向，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是一样的，在上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同这个党进行了尖锐的斗争。”[40]
列宁请施略普尼柯夫耐心一点。
“只要有一两年不发生饥荒的休息时间，并且使燃料供应正常，保证工厂开工，我们就可以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百倍的支持，而且可以从他们队伍中提拔出比现在多得多的人才。这是任何人都不会而且也不能怀疑的。”[41]
列宁在总结这篇讲话时宣布，宣传施略普尼柯夫的纲领是同共产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但又说不应该放弃对这个问题的“科学探讨”。
“如果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举例来说）想在最近几个月内利用空余时间，为不久前出版的、叙述他地下革命斗争经验的集子续写第二卷来分析‘生产者’这一概念，那就请写吧！”[42]
列宁分析了产生危机的背景，农民军队的复员抛出了千千万万“疲惫不堪的士兵”，使这些只习惯于战争、以战争为职业的人无事可做，往往沦为盗匪。“我们的军队复员在全国产生了大量的暴乱分子。”[43]无产阶级是极少数，占绝大多数的是农民。“我们不可能实际地显示出大生产的一切优点，因为大生产已经被破坏了。”[44]播种面积、生产工具和收成都减少了；城市中存在着“完全饥饿”的状态。小资产阶级分子正在鼓动农民反对工人，这种情况比邓尼金[45]、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加起来还要危险。
列宁以一句简练的话结束了他的报告：“由于经济问题严重，苏维埃政权正在动摇。”
列宁建议“今天晚上就把通过的决定用无线电向全世界宣告：说明我们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已经基本上决定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从而给小农许多刺激，推动他们来扩展经济，增加播种面积”[46]。他提到了颁布于1918年10月30日而以后始终没有实行的一项实物税法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并不单单是实物税，甚至也不仅仅是保证农民能获得相当一部分自己的劳动产品，从而使他们安下心来，而且还包含别的内容，也就是恢复一种有限制的市场体系。从而在国内造成一种改变了的政治气氛。
空想主义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在欧洲，经过战后的危机，各国已经显然趋向于重新获得社会平衡；而就亚洲来说，尽管布尔什维克一再强调世界革命，他们当时也并不指望这里会发生迅速的变化。“三年来，我们已经懂得，指望国际革命，并不是指望它在一定期限内爆发……因此，我们要善于使我们的活动同国内外的阶级关系相适应，以便长期保持无产阶级专政，逐渐消除我们遭受的一切灾难和危机。”[47]
[1]尤里·拉林（Ю́рийЛа́рин，1882年6月17日——1932年1月14日），原名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里叶（Михаил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Лурье）。青年时代参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1—1902年领导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组织，1903年起是孟什维克，同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04年流亡瑞士，1905年潜回俄国，在多地开展地下工作。1913年再次被捕，但因健康原因被释放，随后流亡到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被驱逐到瑞典。二月革命后回国，此后立场急剧左倾，1917年8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工会工作。十月革命后在最高经济委员会工作。1917—1921年是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1年11月参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并担任主席团成员。1923年担任犹太工人土地管理协会（OZET）主席。新经济政策期间，出版了有关农业和私人资本的着作。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2]莫里斯·多布：《革命后的俄国经济发展》，伦敦劳特列治父子出版公司1928年版，第59—60页。——原注
莫里斯·赫伯特·多布（MauriceHerbertDobb，1900年7月24日——1976年8月17日），英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3]下列统计表所显示的，是1920年上半年各种物品的产量同和平年代1913或1914年六个月的产量相比较的百分比：
塑料、油漆等3.2
纸与纸板（包括乌克兰）15.2
橡胶产品1.7
玻璃13
火柴16
烟草17.7
40°酒精10
糖（包括乌克兰）9
煤（包括乌克兰和西伯利亚）25
粗挥发油（包括高加索和恩巴）33.0（？）
铂33
黄金（包括西伯利亚）12
铁矿石（包括乌克兰）12
铸铁（包括乌克兰）2.4
钢铁（包括乌克兰）4
棉线20
棉布3.3
原麻50
钾碱0
硝酸0
面粉18
矿物肥田粉0
肥皂与蜡烛2.8
铅笔1.2
（摘自1920年11月14日《真理报》上的拉林报告，转引自利茨《俄国最近的经济发展》，牛津1922年版，第146页。）——原注
[4]在这些年代中，流通的卢布有四种：沙皇卢布、杜马卢布、克伦斯基卢布和苏维埃卢布。随着通货的日趋膨胀，这四种卢布的购买力和相对价值也迅速地发生了变化。——原注
[5]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14页。——原注
[6]托洛茨基：《斯大林：对他的估价和他的影响》，查尔斯·马拉穆斯据俄文编译（纽约哈普尔兄弟出版公司1941年取得版权，1946年发行），第298页。——原注
查尔斯·马拉穆斯（CharlesMalamuth，1899年11月9日——1965年7月14日），美国记者、作家、翻译家。出身于一个波兰人家庭。十月革命后流亡美国。1929—1934年任美联社莫斯科分社副社长。1930年参与访问斯大林。1947—1950年任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欧洲公共关系主任。1950年赴德国，在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自由电台从事反共宣传。
[7]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01页。——原注
[8]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99、303页。——原注
[9]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Васильевич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
[10]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拉舍维奇（МихаилМихайловичЛашевич，1884年？月？日——1928年8月30日），出身于敖德萨一个商人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曾多次被捕，被关押五年。1915年应征入伍，曾两次负伤。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历任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集团军司令、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一系列高级军事职务。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副陆海军人民委员。1923年时是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1926年参加联合反对派，1927年12月被开除出党。1928年死于哈尔滨。
[11]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47页。——原注
[12]同上，第447页。——原注
[13]尼古拉·奥新斯基（НиколайОсинский，1887年4月6日——1938年9月1日），本名瓦列里安·瓦列里安诺维奇·奥波连斯基（ВалерианВалериановичОболенский），出身于库尔斯克省的一个小贵族家庭，190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俄国国家银行总经理，1917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18年3月因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辞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一职，1920年成为“民主集中派”领袖，1921年3月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5年至1937年间曾当选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至1924年任苏联驻瑞典特使，曾参加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脱离了左翼反对派，1925年7月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年2月任中央统计局局长，1929年12月至1930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5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
[14]季莫菲伊·弗拉基米尔·萨普龙诺夫（Тимофе́й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Сапро́нов，1887年？月？日——1937年9月28日），早年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19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主席，内战期间在哈尔科夫与邓尼金部队作战，1920—1921年任哈尔科夫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起是民主集中派领导人。1921—1924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兼小人民委员会主席。1922年随团参加了热那亚会议。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4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领导人。1926年成立“十五人集团”。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克里米亚，流放期间继续坚持斗争。1935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37年再次被捕并遇害。1990年平反。
[15]参看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45—346页。——原注
[16]《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1卷，第531页）和《联共党史》，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人数作了如下统计：
[17]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НесторІвановичМахно，1888年10月26日[新历11月7日]——1934年7月25日），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在乌克兰组建了代表落后农民的“黑军”，既反对红军，也反对白军。1921年，黑军被红军粉碎后，流亡国外。
[18]参看阿尔西诺夫：《1918—1921年的马赫诺运动》，柏林1923年版。——原注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阿尔西诺夫（ПётрАндреевичАршинов，1887—1938），1904年起参与革命运动。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年退出布尔什维克，转向无政府共产主义。1911年被捕，在狱中与马赫诺结为挚友。二月革命后获释，组建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并担任主席。1919年加入马赫诺运动。1921年流亡国外，在巴黎发表了回忆录《马赫诺运动史》。1934年回国，继续开展地下无政府主义活动。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
[19]萨普龙诺夫及其集团把他们争取工厂实行集体管理和苏维埃独立于党之外的斗争，同保护乌克兰农民不受莫斯科中央严格措施的束缚结合了起来，因此，在后来的党史说明中，布尔什维克工人萨普龙诺夫便被安上了富农代理人的帽子：
“在第四次全乌克兰会议上，以萨普龙诺夫为首的一群‘民主集中主义’的拥护者，表现了党内屈服于小资产阶级和富农分子直接影响的某些集团的思想，作为它们的政治代理人而出现。他们着重反对贫农的独立组织，反对在乌克兰成立贫农委员会。可是，如果没有这种组织，就不可能没收强大的乌克兰富农阶层的土地，就不可能在乌克兰农村中实现已经于1918年夏秋两季在俄国农村中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
通过反对乌克兰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萨普龙诺夫便实际上变成了乌克兰富农的代理人。”（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纽约国家出版社出版，第2卷，第87页。）——原注
[20]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Алекса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огданов，1873年8月22日——1928年4月7日），19世纪90年代参加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903年起成为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曾在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编辑部工作。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哲学上转向马赫主义，并试图建立唯心主义的经验一元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他的哲学作了彻底批判。1909年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同年成立“前进派”，并先后在卡普里和博洛尼亚建立党校，与列宁对抗。1911年退出“前进派”，淡出政治活动。1913年回国。十月革命后从事过高等教育工作，担任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职务和输血研究所所长。1928年因输血事故在莫斯科逝世。
[21]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工人反对派的政纲》，柏林1921年版。——原注
[22]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伦泰（АлександраМихайловнаКоллонтай，1872年3月31日——1952年3月9日），出身于沙俄将军家庭，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15年9月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十月革命后任公共福利人民委员，提倡改革社会风俗，鼓吹自由恋爱、改善妇女处境、提高妇女地位。1920年参加工人反对派。1922年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3年起先后任苏联驻挪威、墨西哥、瑞典大使，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她被后世的女权主义运动奉为女权主义先驱之一。
[23]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施略普尼柯夫（АлександрГавриловичШляпников，1885年8月30日——1937年9月2日），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8年流亡西欧，1916年返回俄国，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当选为彼得格勒五金工会和全俄五金工会的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劳动人民委员、高加索—里海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后来与柯伦泰一起组织工人反对派。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5年3月26日被捕，被判处流放阿斯特拉罕五年，1936年9月2日再次被捕，1937年9月2日遇害，1963年1月31日平反，1988年12月21日恢复党籍。
[24]参看奇列加的报导，奇列加在俄国的监狱和隔离所中度过了1929—1934年这段时期，在监狱中，他曾遇到过各种反对派的残存者。（安东·奇列加：《俄国之谜》，伦敦1940年版。）
二十年代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萨普龙诺夫，没有在轰动一时的几件审判案中露面。他至少活到了1940年，那一年，他在巴黎的朋友们还时断时续地收到过他本人的短信。根据来自巴黎的报导，苏德战争爆发后，他在1941年和一群反对派一起被杀。波格丹诺夫于1927年善终。斯米尔诺夫在三十年代清洗时期失踪。奥新斯基在1938年的审判中作为维辛斯基控告布哈林的证人出现。
这些工人反对派中最有才能的人之一，就是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他生于1884年，在1900年当他还是个十六岁的少年时便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参加1905年的革命后，他被判两年徒刑。1908—1914年期间，他住在国外。作为一个五金工人，他的工作是组织工会；1917年，他成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个著名人物。1917年4月，他当选为五金工人工会的主席，并担任过短时间的劳动人民委员。1924年，为了把他排出俄国，他被派往巴黎大使馆工作；他从那里曾数次来柏林同马斯洛夫和我会晤。1926—1929年，他又回到了俄国，担任五金进口局局长。他在1930年清洗工会反对派时消失了踪迹。
工人反对派在国外最知名的成员，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和所有其他人的履历都不相同。她生于1872年，1899年参加社会民主党，曾数次担任该党参加国际妇女大会的代表。她于1915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列宁把她派到美国，在社会主义者当中组织人们支持他的观点。她于1917年3月回到彼得格勒，7月示威事件发生后被捕。此后，她便当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并担任社会福利人民委员。1920年，她成为共产国际所属国际妇女书记处的副总书记。1922年，为了把她排出俄国，她被派往奥斯陆大使馆工作，次年担任俄国驻挪威外交代表。1926年，在俄国国内声讨工人反对派的高潮中，她被派到了更远的地方——墨西哥。她在去墨西哥途中，曾在柏林同我见过面，当时，她的情绪已经消沉，表示不愿意再继续进行“这场毫无希望的斗争”。从那以后，她就变成了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她所得到的酬报是，在很长时期内担任了一系列的外交职务，并在1933年被授与列宁勋章。——原注
安东·奇列加（AnteCiliga，1898年2月20日——1992年10月21日），早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曾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26年移居苏联，支持左翼反对派。1929年被开除出南斯拉夫共产党。1930年起在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大学任教。三十年代被捕，被关押在上乌拉尔斯克政治隔离所，1935年获释，前往法国，一度与托洛茨基建立联系，此后又远离了托洛茨基，转向社会民主主义。二战期间加入了乌斯塔沙。战后流亡意大利。1992年在萨格勒布逝世。
[25]列宁的原话是“共产主义就是全国电气化加苏维埃政权”，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8页。——译者注
[26]同上，第467页。——译者注
[27]托洛茨基：《论当前经济建设的任务》，1920年4月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载《俄国通讯》，柏林，1920年7月，第10期，第11—19页。——原注
[28]列夫·纳坦诺维奇·克里茨曼（ЛевНатановичКрицман，1890年10月22日——1938年6月17日），曾参与1905年革命，因受到迫害而移居国外，后毕业于苏黎世大学化学系。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0—1921年担任最高经济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1921年任苏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3年任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成员和《真理报》编辑委员会成员。1928年任共产主义学院土地研究所所长。1928年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副局长，1928年任俄罗斯土地革命研究委员会副主席，1931—1933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以来是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成员和农业部门的组织者。1925—1930年任农业经济研究所主任。1927—1931年在农业科学院工作。1920—1924年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任教。1921—1930年在红色教授研究所任教，1923—1929年在莫斯科国立大学任教。1926—1929年任《农业前线》（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фронт）期刊执行编辑，1926—1936年是期刊《经济问题》（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проблема）编委会成员和电信标准化局编委会成员以及《经济百科全书》（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编辑。1928年任俄罗斯土地革命历史资料集主编。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
[29]米哈伊尔·亚历山德诺维奇·鲁里叶，生于1882年，1901年改名拉林加入社会民主党，1906年参加孟什维克派。战时，他流亡到斯德哥尔摩，在此期间对德国战时经济进行了研究；在发表于俄国国内外报纸和经济杂志上的许多文章中，他把德国的讲究效率和俄国乱七八糟的情况作了对比，认为德国的战时经济是建设一种集体经济的第一次实际努力。
拉林在1917年转到布尔什维克阵营中，并且回到俄国。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组织俄国经济的新思想，对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把沙俄时代的旧行政区改成按经济划分的行政单位、由苏维埃垄断对外贸易等措施，都尽了一分力量。由于他是一个新入党的人，又由于他脑子里满装着的那些互不一致的主张，都是以教条主义图式为根据的，很少考虑到俄国经济的现实状况，因此，拉林很快便被认为不够严肃。特别是列宁对他尤其没有好评，把他和克里茨曼的经济计划称之为“枯燥到极点的烦琐言论……有时像文人的烦琐议论，有时像官僚式的烦琐议论”（见《论统一的经济计划》，《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7页。）。对列宁来说，“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才是唯一“科学的”计划；他在经济问题上最密切的合作者是老布尔什维克格列布·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在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拉林便丧失了一切影响。此后，他继续写作有关经济问题的论文，1932年死于莫斯科。
这一时期最吸引人的较大著作之一，是克里茨曼的《俄国大革命的英雄时期》，柏林1929年版，这部著作把经济理论提到了它的哲学含义的高度。另外可参看米柳亭的两部著作：《苏俄的国民经济组织》，柏林1921年版，《社会主义与农业》，汉堡1920年版；拉林与克里茨曼合著：《1917—1920年苏俄的经济生活与经济建设》，汉堡1921年版。——原注
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米柳亭（ВладимирПавловичМилютин，1884年11月5日——1937年10月30日），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萨拉托夫苏维埃主席。1917年7月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他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7年11月8日—11月19日任农业人民委员。1917年11月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关“左翼联合政府”的立场，辞去农业人民委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但11月29日即承认错误，撤回申请。1917年11月—1918年3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济部长。1918—1921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8年是苏联工农检查院成员。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共产主义学院副主席。1928—1934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30]这里所说的“工人反对派集团”不仅包括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的集团，而且包括以前的民主集中派和工人真理派，以及其他许多部分表示了反对国家党垄断这一总思想趋势的小集团。——原注
[31]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马克西莫夫斯基（МаксимовскийВладимирНиколаевич，1887年1月11日——1941年11月？日），1905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科洛姆纳组织副书记，负责非法文献库。1905年11月领导了科洛姆纳学生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此后在科洛姆纳，莫斯科，图拉，哈尔科夫进行地下工作。1906—1907年流亡瑞士。1907年回国，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17年12月任图拉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1917—1918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书记。1918年9月19日—12月16日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书记。1918年期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19年任苏俄契卡主席团成员。1919年9月—1920年5月任俄共（布）中央会计和分配局书记。1919年8月—1920年1月任副教育人民委员兼铁路人民委员会主要人民政治总局会计和分配局局长。1920年起是“民主集中派”领导人。1920年10月起任梁赞食品委员会主席。1921年任红军军事学院政委。1921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24年1—5月任俄共（布）莫斯科卡莫夫尼基（Khamovniki）区执行委员会书记。1923年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后又接近“新反对派”。1927年与反对派决裂。1937年7月27日被捕，1941年逝世。1955年平反。
[32]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91页。——原注
[33]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64页。——原注
[34]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ТомскийМихаилПавлович，1880年10月31日——1936年8月22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参加过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曾多次被捕流放，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被释放，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继续从事工会工作，鼓动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任莫斯科省工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与创立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总书记。同年起还先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委会、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并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等职。1919—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还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4月被撤销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1930年在联共（布）“十六大”上被开除出政治局。1932—1936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6年8月22日自杀身亡。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35]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116页。——原注
[36]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Иванович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37]爱玛·戈尔德曼：《我对俄国所抱幻想的进一步破灭》，纽约1924年版，第67—68页。——原注
爱玛·戈尔德曼（EmmaGoldman，1869年6月27日——1940年5月14日），美国无政府主义作家。出身于立陶宛一个犹太人家庭。1885年移居美国。1886年起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并与贝克曼成为恋人。1892年参加宅基地罢工。1893年被捕并被判处一年监禁。1901年因卷入时任总统麦金莱遇刺案而短暂被捕。1907—1917年期间在全国宣传无政府主义。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7年被捕并被判处两年监禁。1919年获释后被驱逐出境。1920年流亡苏俄。1921年喀琅施塔得叛乱后移居德国。1924年移居英国。1927年移居加拿大。1928年移居法国。1934年返回加拿大。1936年赴西班牙，支持全劳联。1939年共和国政府被答覆前夕返回加拿大。1940年在多伦多逝世。
[38]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柯兹洛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Козловский，1864年8月18日——1940年3月7日），1882年入伍。一战期间在波兰前线作战。1916—1917年任第34炮兵军团炮兵督察。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战争部副部长。1919年加入红军，曾在第7方面军和南部方面军工作。1920—1921年任喀琅施塔得要塞司令。1921年喀琅施塔得叛乱爆发后，被视为叛乱领导人，叛乱失败后流亡芬兰，从事教学工作。1940年死于赫尔辛基。
[39]《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9页。——译者注
[40]同上，第239页。——译者注
[41]同上，第241页。——译者注
[42]同上，第242—243页。——译者注
[43]同上，第173页。——译者注
[44]同上，第175页。——译者注
[45]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Иванович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46]《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7—218页。——译者注
[47]同上，第169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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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卡普—吕特维茨暴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五章卡普—吕特维茨暴动
·转入地下的德国共产党
·军官暴动
·卡尔·列金
·德国的红色游击队
·暴动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
·季诺维也夫在哈雷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并没有结束德国的动乱。志愿团和工人团体之间的斗争在各个工业中心、特别是在柏林达到了如此炽烈的地步，以致在1919年的大部分时间内，艾伯特政府都宁愿停留在魏玛这个安静的中产阶级城市。1919年8月11日，在这里通过了一部新宪法。
转入地下的德国共产党
1919年9月，也就是匈牙利失败以后不久，斯巴达克团在海德堡举行了一次地下党会议。正如艾伯特选中比柏林安全的魏玛一样，斯巴达克团也选择了一个南方城市。即使是这样，代表们还不得不每天改变开会地址和他们的掩护组织的名称。这种情况既妨碍了讨论，也妨碍了民主程序。
具有特征的是，斯巴达克团会议并没有对中欧革命的失败及其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进行分析。这些刚刚来自柏林、慕尼黑和不莱梅战斗中的代表们，看不到匈牙利事件必然会鼓舞志愿团运动这一事实。
革命的失败使党分裂成两个互相冲突的派别。在整个图景中看不到一点点积极性的特征。最优秀的领袖死去了，数以百计的其他领导人不是遭到逮捕，就是逃出了他们在那里最为知名和最能有效地组织群众的故乡。报刊都陷入了半地下状态。特别严重的是，党内普遍呈现出分崩离析、失去方向的混乱情绪。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关于德意志共和国发展前途的原则性争执，在他们的继承者中间以一种谩骂和歪曲了的形式继续进行。争执围绕着三个重大问题。第一个是消灭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所代表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实质上已经在会前得到解决，但是它的余波却使讨论充满了怨毒之气。第二和第三个问题是“工会问题”和“议会问题”，两个从此以后在德国共产党每一次发生危机时的议程上都少不了的项目。
这时由维利·明岑贝格[1]领导的左派反对派，提议抵制魏玛议会——这是一个示威性的表态，用以向工人阶级表明，在内战进行时选举的议会是没有民主合法性的。参加选举就等于表示共产党人承认志愿团造成的现状。就像德国共产党人常有的情形一样，这项政治问题被冗长的教条主义争论弄糊涂了。
同样的论点在讨论工会问题时也被提了出来。遵守工会纪律、维持麻烦的工会例行公事以及把工会政策限制于工资斗争，这就无异于表示共产党承认了工人在魏玛共和国的新地位。列金和一般工会官僚曾经是战争的坚决支持者，他们是和艾伯特一鼻孔出气的，而艾伯特又是和军队站在一边。因此，不可能在工会内部发展革命干部。工人个人受惯了那种首先把他和工会联在一起的亲密关系的制约。共产党的信徒和同情者必须摆脱“工会迷”的窒息性影响，这种影响已经使德国工人运动陷入了目前的绝境。
对于工会官僚痛感失望的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连斯巴达克团最温和的领袖之一保尔·列维，一个熟悉德国议会政治的一切花招的人，也鼓吹抵制工会。8月，卡尔·拉狄克在狱中进行了干预，主张既参加选举也参加工会。于是，列维便一反自己的立场，拉拢了一个赞成拉狄克政纲的多数。代表们甚至来不及读一读新纲领。在保密的借口下，没有把举行最后一次会议的地点告诉反对派。这样，便以破坏党的基本民主原则而开始了“改良共产主义”。实力强大的反对派被硬性地排出了大会。它从党内分裂了出去，另行组成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简称KAPD），同荷兰共产党人赫尔曼·戈尔特[2]站在一起（戈尔特曾经向列宁写过一封“公开信”，反对他关于党及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的看法[3]）。在共产党员原有一万二千名的柏林，多数都脱离了党，他们大都参加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当威廉·皮克从海德堡回来，向剩下的忠实党员讲话时（我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数了数与会者只有三十六人。在汉堡和埃森，数字也差不多。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从批评传统的政治行动出发，研究了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问题。它强调成立阶级组织的必要性，这种组织必须凌驾于党和工会系统之上，以防止走向一党独断和国家党独裁的任何趋势。他们提出“工厂代表委员会”和力图垄断政权的共产党相对抗。这种倾向沿袭了德国激进社会主义者的传统，那些人通过自身二十年的努力与牺牲，建立了强大的社会民主党机器，而后来却又对自己建立起来的党机器进行攻击。
1919年秋，柏林重新掀起了罢工浪潮。对艾伯特内阁的反抗一遇有机会便爆发出来。柏林工人心头根深蒂固的仇恨，甚至围绕着细小的事件化成了具体行动。
在他们当中一个名叫威廉·许尔特[4]的人的领导下，电气工人举行罢工，切断了城市的供电。工厂和公共交通都陷于瘫痪。许尔特扬言不惜采用破坏手段——甚至要炸毁中央发电站。在德国工会运动的三十年活动中，工人们一直被他们的工会领袖训练得很温和，从来也不想使经济瓦解到这样的程度。柏林和普鲁士当局对这一威胁的反应是，组织了由工科大学生构成的“紧急技术队”。在以后一段时期，这种紧急技术支援队虽然效力不大，却成了最被人痛恨的反劳工组织之一。
威廉·许尔特是一个沉默寡言和谨慎细心的人，一个聪明的和高度熟练的工人，他很快便树立起威信。在工厂代表运动冷落下去以后的几个月中，柏林工厂又从同样的环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典型。许尔特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演说家；他并不热心于制订公式，制订九点、十点或十五点政纲，而是注意寻找答复军队的有效措施。
电气工人再次提出了工厂代表和工厂委员会在新德意志共和国中的地位问题。魏玛宪法第一百六十五条只给了他们有限的“参加管理”权，以便刺激生产和维持劳资和平。1920年1月13日，议会大厦面前发生了一次抗议这一限制的游行风潮。结果引起了好几个参加者的死伤。在此以后，政府随即通过了禁止在市中心示威的“辖区法”。工人组织曾经希望在新国家中能够和企业主平等分享政治和经济权力，但是，补充宪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工厂委员会”法结束了任何这样的希望。工会及其代表工厂委员会，要想起到保卫已经取得的权利和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作用，事先必须存在着一种不断恢复和趋于稳定的自由企业经济。这项新法律旨在结束争取工人管理工厂的风潮，使工厂委员会适应一种资本主义经济。
军官暴动
这时，由于工厂委员会遭受了挫折，军界希望进一步利用他们新占得的上风，来反对整个有组织的劳工，作为完全恢复战前德国状态的准备。一般称为“卡普—吕特维茨暴动”的军队反对艾伯特的叛乱，是在政府的面前准备起来的。凡尔赛和约规定的一些条件，给暴动提供了现成的刺激剂；条约规定德国军队要从四十万人军减到二十万人，最后，到1920年7月10日，要削减到十万人。在二万四千名旧军官中，只有四千人可以参加新共和国的军队“国防军”，其余的人都必须到可恨的共和国的极不安定的平民生活中去寻找职业。[5]对军官团这样大刀阔斧的削减，危及了总参谋部的计划，因此，他们一方面反对这种削减，同时又发动了一场反对将德皇和其他约八百人作为战犯惩处的运动，把这两种斗争结合了起来。
从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天起，志愿团军官就企图一有机会便立即成立军事独裁政权。1919年底，他们在自己的部队中散发了一本题为《论独裁》的小册子。1920年3月，总参谋部的一部分人和志愿团指挥官们勾结起来，决定发动决定性的打击。3月10日，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将军出现于艾伯特的接待室，提出一份书面最后通牒，要求社会民主党政府立即把政权移交给中立的专家，也就是帝国的高级文官。通牒要求解散议会，在军队建立的内阁的监视下选举一个新的国民议会。艾伯特必须辞职；通过公民投票选出新的德国总统。把军事物资交给协约国的做法必须停止。另一点最重要的要求是，必须清洗国防军，认为和社会民主党合作对军队最有好处的一小撮将军必须撤职。
叛乱分子建议诺斯克充当独裁者。有一天早上，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本《论独裁》。其中有一章的题目是“人选问题”。“现在一个独裁者的任务就是要挽救还来得及挽救的一切，这样的独裁者必须是一个在最广泛的阶层中深孚众望的人物……不论是谁，只要数一数我国的杰出之士，就必然会想到一个名字——诺斯克。”[6]在暴动发生前不久，帕布斯特[7]上尉[8]（他被诺斯克称为骑兵近卫师的真正组织者与领袖）代表叛乱者，再次口头提出了这一建议。在这种企图把复辟力量和一位无产阶级群众领袖联合起来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德国反革命新趋势的一个最初的和最明显的例子——这一新趋势就是，要把工人和帝国继承者这两支力量合并入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机器。诺斯克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因为他深知，如果和社会民主党组织断绝关系，单以他个人的身份参加将军们的活动，他就起不了什么影响。诺斯克当时和以后都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忠实党员，尽管它犯了种种悲剧性的错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并没有产生出一个墨索里尼。
起初，艾伯特并不以为军官们的威胁是很认真的，仍然放心地留在柏林。3月13日早晨，冯·吕特维茨将军指挥下的一个所谓“海军旅”开进了柏林。这支军队本来驻扎在市郊的道布里兹，率领它的是赫尔曼·埃尔哈特[9]上尉，一个在波罗的海边境战争中出了名的“雇佣兵”领袖。[10]士兵们在开进柏林时，唱着这样的歌曲：
“三色带，黑白红，
卐字徽，钢盔帽。
埃尔哈特旅，
我们的番号。”
埃尔哈特包围了各座政府建筑物，宣布艾伯特内阁已被推翻。属于德国民族党的一个高级文官沃尔夫冈·卡普[11]和冯·吕特维茨将军，被宣布为新政府的首脑。
艾伯特要求冯·塞克特[12]将军和冯·施莱赫尔[13]少校到总理府来，共同制订一个驱除叛乱分子的计划。塞克特和施莱赫尔冷淡地拒绝了。他们决不会同意用国防军打国防军；这种自相残杀将会毁掉德国。他们建议和叛乱分子妥协。最后，艾伯特终于认识到，如果他这时不离开柏林，就不会平安地渡过危机。于是，政府逃到了德累斯顿，但是，驻守该地的国防军却考虑要把艾伯特内阁作为反对新政府的叛乱分子逮捕起来。因此，他们不得不再次逃亡，这次逃到了斯图加特；在南方，存在着比较好的抵抗柏林专政的机会。
卡尔·列金
艾伯特和将军们的联盟反过来害了自己，在共和国面临极大危险的这一时刻，德国工人联合会决定进行干预，实行了一种同它过去的一切传统和行为都根本相反的政策。他们号召举行反对叛乱分子的全国性总罢工。他们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指导一切工人组织（包括共产党的）全都参加的大罢工。
这也许是现代工业国中一次最彻底的全国性大罢工。德国经济完全陷于停顿。从早到晚，日以继夜，没有一列火车通行，没有煤气和电气供应，只供应有限的自来水。叛乱分子拥有精良的大炮、机枪、飞机、训练有素的和可靠的军队、考虑周密的征服德国的战略计划。但是，面临着有组织的工人的强大力量，他们变得瘫痪了；没有任何军队能够在真空中起作用。
在暴动的第二天，格勒纳将军试图在艾伯特政府和卡普集团之间进行调解，但是没有收效。卡普和吕特维茨在三天以后宣告投降。当总参谋部认识到他们已经落入多深的失败境地中时，他们便赶紧同艾伯特讲和。艾伯特重返柏林，社会民主党人号召结束罢工；塞克特及其同事仍然留在统帅部的岗位上——艾伯特不敢冒险同军队力量决裂。
这次总罢工的中心人物是五十九岁的卡尔·列金，德国工人联合会的组织天才。3月13日那天，他还留在柏林；按照他的激烈批评，艾伯特内阁本来也应该留下来领导抵抗的。这位老合法主义者居然转入了地下，并且不愿很可能丧失生命的危险，从他的地下总部里指挥总罢工。
卡尔·列金的个人历史最能表明德国工人运动的性质。在青年时代，同他的终生知交和传记作者特奥多尔·莱帕特一道，他在汉堡当车床工人。在创立德国工人联合会的时候，他遇到了两方面的困难，其一是地方主义的传统，这部分是由德国工业最初的行业结构造成的，其二是党领导人的野心，这些人在九十年代满怀嫉妒地压制工会组织的竞争；卡尔·列金只是在花了极大的气力以后，才克服了这些困难，通过“总委员会”的创立，列金把五零四散的地方行业工会合成了一个强大的全国性团体。
在三十年的期间，作为一个渐进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他先同倍倍尔和奥尔，后来又同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进行了斗争。他把经济罢工的技术发展成了一种极精确的讨价还价的工具，一柄只能在最危急的情况下由最熟练的医师万分谨慎使用的手术刀。[14]列金的政治信仰可以总结在一句口号、即他经常用来反对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这句口号里：“总罢工完全是胡闹。”
列金坚决支持战争和帝国的各种雄心壮志。“他在1914年11月写给茹奥的一封信中写到：在战争爆发以后，法国工人同德国工人一样站在自己的祖国一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5]鲁登道夫和兴登堡由于列金的爱国主义而非常尊重他，曾多次邀请他到他们的总部去，他曾和他们合影留念。由于这些行动，他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刻骨仇恨。
列金曾主张把李卜克内西开除出党；对于数百万有几率成员的组织者来说，李卜克内西破坏社会民主党党纪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1917年，列金在五金工人工会会议上为他的主战政策申辩时，曾要求立即割除脓疮，以免养痈遗患，危及整个机体。他强调指出，如果党曾经听从他的劝告，把李卜克内西开除，后来的分裂就可以避免，“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党纪。”
可是到现在，这位年老的工会领袖突然认识到，同军队的联盟正在导致劳工组织的覆灭。正是这位民族主义的、谨慎的老工会运动领袖，在这一时刻提出了最大胆的政治建议。当艾伯特内阁回到柏林时，列金轻蔑地指着艾伯特和诺斯克说，如果没有工会的干预，他们早就死了。他也向他们提出了他的最后通牒。
“在政府还都以后，列金代表中央罢工委员会，要求把诺斯克、海涅[16]、俄塞尔[17]这几个部长撤职，他并且要求让工会联合会在政府的改组中起决定性作用，掌握经济和社会政治事务方面的机要职位。[18]所有曾经和暴动分子合作的人，都必须受到严惩；必须从中央和各邦的一切警察队伍中彻底清除反共和国分子和其他可疑分子。在上述各项要求实现以前，即使卡普叛乱分子已经投降，总罢工仍将继续。3月19日，列金的工会代表团与德国政府举行谈判。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谈判，整整进行了一夜，直到3月20日黎明才达成那项著名的协议。”[19]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大骂列金的最后通牒是“讹诈”，最后，政治家们总算占了上风。当天晚上，工会向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靠拢，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劳工联合内阁；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党进行了商谈，考虑是否支持新内阁的问题。列金没有能克服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反对，他们担心这样一个劳工内阁会刺激起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另一方面，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也反对列金的领导；民族主义同和平主义两派社会主义者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是不可能这样容易地就得到解决的。也是在同一天晚上，威廉·皮克和雅可布·瓦尔赫尔保证德国共产党对这样一个劳工政府采取善意反对派的态度。
在卡普暴动时期，为海德堡的分裂所削弱的共产党，陷入了更进一步的被动状态。由奥古斯特·塔尔海默[20]领导的政治局，竟对德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群众性罢工作了这样的分析，即认为它是两个反革命派别——卡普和艾伯特——之间的斗争。共产党人接到政治局的指示，叫他们不要支持艾伯特政府反对卡普。当专门派出的信使把这一中央委员会宣言送给各个地方组织的时候，不少地方组织干脆把它烧了。保尔·列维当时正在狱中，他在几天后获释，迅速调整了塔尔海默的路线。但是，全国各地共产党组织的政策仍然反映了最初的这种软弱和混乱。只是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被开除了若干个月以后，塔尔海默的这一路线才在党内产生了另一个反对派（他们由柏林和汉堡领导，自称为左派）。
卡普暴动作为复辟力量和德国工人队伍双方长期斗争中的插曲，反映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进死胡同。为时已晚的列金的提议是唯一合理和有效的政策；如果成立了一个战斗性的工会政府，就会在纳粹得以发展其已经占据的据点之前把它扑灭。但是，列金的个人历史阻碍了他企图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性转变的努力。
德国的红色游击队
一切工人组织的统一行动使地下的革命潜流显露到表面。对于所有从1918年以来就相信工人与反动力量之间最后势必摊牌的激进集团来说，受人憎恨的国防军的暴动是一针兴奋剂。但是，工人们这一次并没有讨论关于如何解散军队的各种政纲，而是把自己武装起来反抗暴动分子。
在莱茵和鲁尔区，情况尤其如此。在这一地区，驻军司令是弗赖赫尔·冯·瓦特尔[21]中将；他所指挥的国防军和志愿团突击队紧密配合。1919年发生过一次典型的突然袭击，这一事件很有象征意义。在埃森附近的维登，志愿团包围了一群正在开会的工人代表，从外面向会议厅中开枪。代表们全都跑出了屋子，可是仍然没有能逃脱枪弹的追击。志愿团捉住了几十个人，把他们押着游街，对他们拳打脚踢，向他们啐唾沫，骂他们是“看猪狗”，并且在行进中把他们枪决了。工人们有理由认为，如果卡普分子暴动成功，随着他们的政权而来的，就会是千百桩上面这样的事件。正如塞费林[22]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工人同士兵一碰上就要流血。”[23]
当列金号召总罢工时，这一地区的回答是成立了自称为“红色鲁尔军”的工人战斗队。他们时刻等待着瓦特尔的进攻，因为他公开地同情卡普暴动分子，并且已经把部队调集到他的明斯特总部周围。塞费林报道说，他在暴动那天曾试图使瓦特尔明确宣布他忠于艾伯特—鲍威尔[24]政府，但是未能成功。志愿团大批涌进鲁尔区。3月14日，哈曾克勒弗上尉率领的志愿团突击队，在一个叫做威尔特的小镇上为工人游击队包围，并且被他们解除了武装。战斗发展到全区，在多特蒙德进行得尤为激烈；斗争迅速从鲁尔蔓延到伍珀塔尔、莱姆夏特、艾尔伯费尔特—巴门。工人们在波鸿拿起武器，进攻埃森。
组成这些游击队的不是埋伏在森林中的农民，而是围绕着自己的工厂组织起来的工人，他们按照工业区的无数工人村、小镇和城市平行地建立起营和师。成立这些战斗队受到了热情的欢迎；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天主教工人都争先恐后地投入运动，准备把瓦特尔和志愿团赶出鲁尔区，进军柏林，逮捕卡普和吕特维茨，建立一个工人政府，一劳永逸地粉碎军事叛变。几天以后，这支组织松散的游击军开始拟订加强紧密合作的措施。许多重要地点的地方领袖纷纷揭竿而起。事实上，全体居民都同情他们，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帮助他们；最后，这支临时组成的军队达到了——据敌方估计——五万人左右。
红军在鲁尔区发展得最为成熟，但是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在南德、在北部和波罗的海区的工业中心，都出现了类似的倾向。在卡普暴动期间，我正从杜拉赫开完一次党的会议回柏林，由于莱比锡的铁路工人罢工被困在中途。莱比锡的工人组织实行的政策和鲁尔的工人一样，所不同的只是，那里的社会民主党机构更多地妨碍了组织者。城里面到处流传着关于开姆尼茨工人组织的消息，说他们就要向莱比锡进军，然后联合起来包围柏林。
开姆尼茨的共产党组织最为强大，但是和其他组织一样，它在暴动时期同柏林的中央委员会失去了联系。开姆尼茨共产党人的领袖海因里希·布兰德勒[25]，在市内展开了迅速而有效的活动；工人委员会建立起来了，一切可能支持卡普的人都被解除武装和逮捕。工人委员会占领了市政厅，并且作了保卫城市的准备。但是，除去这些保安措施以外，并没有采取其他行动；在市区以外采取其他行动的问题甚至没有被考虑过。在开姆尼茨附近的一个小镇密特维达，工科学生同情卡普暴动分子；但是，当他们在自己的学校里筑起防御工事的时候，并没有受到攻击——这是为了避免流血。
在靠近开姆尼茨的法尔肯斯坦，马克斯·赫尔茨[26]组织了他的游击部队。[27]他们怀着进攻的精神，不仅要在可能来犯的敌人面前保卫自己的家乡，而且试图主动出击，把影响扩大到全区。布兰德勒玩弄巧妙的手段，避免赫尔茨的部队侵入他那个和平地组织起来的开姆尼茨区。暴动结束几天以后，赫尔茨就被开姆尼茨共产党人以破坏党纪为理由开除出党。“本组织郑重宣布反对赫尔茨的活动，他企图以他个人代替群众行动。由于进行此类活动，赫尔茨及其同伙已经把自己置于党组织之外；只有在全体党员遵循党纲的情况下，党才能够生存。”[28]
事实是开姆尼茨共产党人踌躇不决，从而使萨克森的游击队没有能够联合起来。在艾伯特返回柏林的同时，孤立的莱比锡抵抗运动也被镇压下去。3月18日，萨克森结束总罢工。曾夫特·冯·皮尔扎赫将军同两个社会民主党部长施瓦尔茨[29]和利平斯基[30]签订了一项协定，使国防军能够自由地解除那些还在抵抗的工人游击兵的武装。
暴动的影响
所有的同时代观察家都认为，卡普暴动不过是属于正规军边缘的一小撮军官干部的反抗，并没有重大的政治或军事意义。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这次军官暴动在魏玛共和国的生活中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它大大地促进了反革命力量以后的胜利。这是整个军队反抗共和国的暴动，是一个分作两步走的战役。第一步是先由柏林的叛乱分子瘫痪艾伯特内阁。塞克特等待这一政变的结果，如果政变成功，整个国防军参谋部就会按照第二步计划站到独裁者的一边。
另一方面，把鲁尔区的红军称做部队只是一种譬喻。那里没有军事专家组成的参谋部，没有正规的装备，甚至不能把所有分散的工人战斗队在政治上有效地协调起来。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基本上的弱点，鲁尔区的“全民皆兵”仍然引起了在帝国军队中久经训练的职业士兵的恐慌。多特蒙德、波鸿、盖尔森基兴的鼓风炉和矿井，埃森的冶金工厂，艾尔伯费尔特—巴门和克莱菲尔德的纺织厂，成了这支军队的天然组织单位；但是，它的真正力量却是热情、主动性和组织经验。它以防御可恨的志愿团的入侵开始，迅速变成了一支反对国防军的有力的十字军。总参谋部很快便认识到自己的失算。在此以前，当“大堆军官手下已没有一个士兵，大群士兵已经把纪律性完全忘却干净”[31]的时候，他们还满以为可怕的时刻业已过去。
正是在鲁尔区展开的这种抵抗，使国防军和艾伯特内阁重新携起手来。促成这一妥协的斡旋者是汉斯·冯·塞克特上将，1919年后德国新军队的创立者和保护人。塞克特在担任参加凡尔赛会议的军事代表时，曾在一项抗议签订和约的声明上签名。他曾这样别出心裁地来改组军队：把国防军分成“大”旅和“小”旅，大旅用于守卫边界，小旅用来镇压国内的敌人。在塞克特的建议下，冯·吕特维茨将军被任命为德国国内的卫戍长官。塞克特和志愿团以及国防军各“黑师”——没有被凡尔赛条约批准存在的部队——都有密切联系。
艾伯特回柏林以后，塞克特在一切涉及到国防军叛乱部队的事务上都占了上风。他万分谨慎地进行周旋，以来面面俱到，甚至同埃尔哈特上尉都做到了不发生冲突；他在1920年3月22日写信给埃尔哈特说，他承认埃尔哈特的海军旅纪律严明……“并且感谢您接受我的统辖。我深信，在我们面临的斯巴达克武装恐怖的艰苦战斗中，我完全可以信赖第二海军旅及其指挥官。我个人向您保证，只要海军旅一天在我的统辖之下，据说是对您发出的逮捕状就一天不会生效。”[32]
塞克特提及的斯巴达克恐怖和鲁尔区有关。国防军在那里找到一个极好的机会，能够把它的局部失败转为胜利，继续进行内战，从而巩固它在政府中的地位——这一地位已经由于列金在总罢工中的政策而遭受威胁。国防军在鲁尔区的行动是一箭双雕的反击，它堵塞了走向劳工政府的道路，不仅打击了所有的工人团体，也同样打击了社会民主党人。
几个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高级人士，企图使军队和工人之间避免发生冲突。3月23—24日，在鲁尔区的门户比勒费尔德举行了一次会议，发起这次会议的是工会、三个工人政党和工人自卫队。威斯特伐利亚邦国家专员卡尔·塞费林和普鲁士政府总理奥托·布劳恩[33]，作为艾伯特内阁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共产党的代表是威廉·皮克[34]。各个地方工人组织当时正打算把全鲁尔区的工人自卫队合成一个单一的地区自卫军团，以击退可能重演的卡普暴动，并且通过这个军团的存在本身，同志愿团、国防军黑师以及其他无数反革命秘密突击队相抗衡。比勒费尔德联合宣言遏止了这一主动措施。
工会代表说服了工人代表，使他们只限于组织地方性的工人自卫团，也就是一种辅助性的警察。艾伯特政府的代表庄严保证，如果达成妥协，国防军一定不侵入鲁尔。会议通过了称为“比勒费尔德十点声明”的联合宣言。但是，艾伯特政府的总理，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米勒[35]过于软弱，经不住塞克特不断施加的压力。在柏林流传了一个又一个关于鲁尔恐怖分子的故事以后，塞克特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政府派遣国防军进入鲁尔区的一道命令。3月28日，赫尔曼·米勒撕毁了比勒费尔德协议，向鲁尔区的工人发出最后通牒，勒令一切工人自卫队立即全部解散，并交出所有武器。卡普分子瓦特尔将军[36]和志愿团突击队在埃森恢复了柏林政府的权力。卡尔·塞费林作为民政顾问伴随在他身边。志愿团这时的威风达到了顶点。
国防军对采取这一行动是再热心不过了，因为这给了军队一个机会，使它得以重新控制凡尔赛条约规定禁止驻军的地区。巴黎的协约国委员会答应让军队开进五十公里的中间地带，于是入侵便在4月3日开始。然后，作为对这一破坏凡尔赛条约举动的报复，法国军队于4月6日占领达姆施塔特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他们的司令官德古特[37]公开批评了瓦特尔手下军官的残暴行径。
瓦特尔的部队充分地施行了报复。
“当军队开进弗伦登贝格的时候，有人喊起皇帝万岁的口号，军官和一部分士兵参加了这种欢呼……军官和士兵都觉得自己好像又生活在德意志帝国之中。在布埃尔和博特罗普，被逮捕的工人如果拒绝唱‘万岁，你戴着胜利花环的人’（帝国国歌），就要遭到殴打……军队对待工人阶级代表的这种态度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因为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人一直不遗余力地帮助国防军，使他们得以完成自己的困难任务。”[38]
国防军建立起根本不重视法律程序的军事法庭，把好几十名地方领袖判处了死刑或长期徒刑。一部分红色鲁尔军继续在战斗。在米尔海姆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它的总部设在盖尔森基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一个成员果特弗里德·卡鲁塞特，自封为西部红军总司令；在普鲁士议会中，皮克把他斥为疯狂的小资产阶级。在整个区域——在威塞尔、盖尔森基兴和多特蒙德——都有小规模的战斗接触。到处都流传着荒唐无稽的谣言，据说列宁在多特蒙德的市场上发表了演说。
最高法院对卡普暴动分子非常宽大。在所有的叛乱者中，只有前帝国柏林警察总监冯·雅果夫[39]被判有罪；他被判处了五年“名誉”监禁。
对鲁尔区的进攻重新巩固了国防军业已动摇的政权。总罢工使艾伯特内阁得以继续存在，但工会却没有因此任何报答；军队对艾伯特内阁实行了叛乱，结果却被派去荡平鲁尔区。卡普暴动这本账算到最后，对于军队是有利的。
诺斯克曾经同吕特维茨如此亲密无间地进行合作，以致不得不——主要是在列金的压力下——辞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他的去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是艾伯特同总参谋部联盟的崩溃，它结束了社会民主党控制国防军的企图。诺斯克的继任者是符腾堡社会民主党人奥托·盖斯勒[40]，他在议会中加紧重新武装的努力，和塞克特的深谋远虑完全一致。
在国防军内部，工人在总罢工中轻而易举的胜利引起了深刻和持久的不安。军界人士认识到，建立一个单纯的军事独裁政权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目标。帝国将军们对他们当中的激进派、即志愿团的尉级军官开始冷淡，塞克特尤其反对激进派打算把他推向军事独裁者地位的趋势。另一方面，塞克特也从国防军中肃清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当艾伯特问他国防军真正拥护什么人的时候，他回答说：“艾伯特先生，国防军拥护敝人。”塞克特的改组国防军是在魏玛合法地位的掩护下进行的，并且遭到了“黑师”的反对。在他于卡普暴动不久之后担任参谋总长不久，有好几个军官曾经示威性地退出了他所主持的一次会议。
卡普暴动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有决定性作用。在此以前，斯巴达克派一直是一个孤立的少数。在建立百万人大党和百万人大工会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德国工人，对斯巴达克派抱着一种有经验的组织家的轻蔑态度；他们是知识分子，是外人。在1920年3月以前，一直没有多少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加入斯巴达克团。在德国工人当中，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威望要比它们的德国追随者高千百倍。但是，卡普暴动激起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潮流。在和吕特维茨、塞克特、瓦特尔、埃尔哈特打了两年交道以后，工人们认识到：单凭一些讲得头头是道的公式，是不能把这班人解除武装的；他们已经丧失了这样的希望，即社会民主党政府会采取行动，反对公开和秘密的复辟力量的重新武装。在1920年春天流行的情绪是：“面对着组织严密的志愿团及其在军队中的同盟者，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对付它们的组织”；而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开始插足于德国。
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
尽管德国在布尔什维克的世界革命图景中居于首要地位，在俄德两国内战期间，俄国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这两个组织之间实际存在的关系却是不固定的和时断时续的。在越飞和布哈林被逐出德国、在拉狄克只参加了几周德共的活动就被逮捕以后，一直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要人直接参与过德意志共和国的早期发展。[41]
尽管它的后果是好是坏一时间难断定，卡普暴动被工会平息下去这件事却重新使俄国人燃起希望，认为德国有可能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俄国的内战曾经在欧洲工人当中引起了普遍的同情，现在，战争已经达到以沙皇将军们的肯定失败而告终的胜利结局，因此，这种同情便深入地趋向于更紧密的团结，并且在工人阶级更多的阶层中扩展开来；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中都兴起了亲苏的左派。而且，1920年还是全欧洲的工会会员人数大为增长的一年。1920年春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爆发了俄波战争，这场战争一方面是俄国内战的继续，另一方面反映了苏俄邻邦的决心——不让俄国革命像新的乐观主义情绪预言的那样向西扩展。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莫斯科梦想扫除这一反动的障碍以打通道路，走向刚刚重新显示了革命力量的德国。
三个压迫国家即沙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崩溃，使波兰获得了它将近一百二十五年来一直在追求的独立。在出现于1918年以后的新欧洲中，波兰主要关心的是保证它的永久独立。因此，它倒向了协约国一边，依靠他们提供的保护来防范“东方狂人”，同时，毕苏斯基[42]拟订了这样一个计划，即：把布尔什维克政权最软弱的侧翼乌克兰拉出来，使它加入波兰领导的同盟，从而堵塞共产主义向西方扩展的道路。在战败的德国和削弱了的俄国之间，在法国给予援助和乌克兰被它控制的情况下，波兰就将成为东欧的中心。于是，不安的俄波边界上的紧张局势突然爆发成为战争；毕苏斯基向乌克兰发动了进攻，于1920年5月占领基辅。
毕苏斯基的跃向基辅激动了俄国；它复活了内战中产生的反对分裂的民族主义情绪。俄国军队以远远超过总司令托洛茨基预料的速度夺回了基辅，波兰人被迫求和。这时，托洛茨基打算接受和议，这意味着红军将不会越过边界进入波兰领土；他所以如此主张，部分是由于他的部队力量软弱，但另一部分则是出于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考虑。他不愿意让一支侵略军的刺刀尖为布尔什维主义开刀；他不想打乱在各邻国间勉强维持住的均衡，使它们走上反苏方向。但是，党内各个派别都群起反对托洛茨基，站在他们前面的是列宁。列宁使中央委员会跟着他跑，连李可夫[43]这样的保守派都加入列宁一方，要求红军向华沙和华沙以西不断推进。华沙是欧洲的门户；红军进入华沙就将标志着俄国孤立的结束。在支持列宁的情况下，布哈林和拉狄克复活了他们的“革命进攻论”。
开始于1920年6月的俄国反攻，震动了从德维纳到俄国边境的战线。一个波兰临时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它的本部设在比亚韦斯托克，由尤利乌斯·马尔赫列夫斯基[44]、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费利克斯·柯恩[45]和约瑟夫·温什利希特组成。法国派魏刚[46]将军率领军队支援毕苏斯基，同时给予波兰更多的军火和金钱援助。然而，红军所以在华沙城前失利，法国的这些支援只是一部分原因；主要的原因在于波兰工人、甚至波兰共产党人的态度。这些人事先曾接到指示，要他们举行暴动，和进犯的红军里应外合，但是，他们对这种指示内心并不欢迎，在执行时非常踌躇。波兰的工人和农民一直消极观望，如果他们采取行动的话，也往往是站在毕苏斯基一边；他们满意于自己在新波兰国家中的地位，而不欢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那样一来，实际上就等于在不同的情况下重新屈服于莫斯科，再次套上刚刚被打破的锁链。
“战争在（波兰）人民的广泛阶层中受到欢迎（两个著名的波兰共产党人写道），这首先是因为通过这场战争，波兰可以实现它在自己的历史疆界内复兴的梦想；其次是因为波兰的‘恩人’协约国需要这场战争，并且给予武器、弹药、面粉、猪油和各种原料物资的支援；第三是因为战争为文武官员、警察、商人以及他们的许多追随者提供了发财致富的机会。”[47]
在俄波战争期间，全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对共产国际都重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于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在德国达到高潮。德国共产党缓慢而痛苦的发展，同魏玛共和国的严重危机提供的机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缺乏有经验的领袖，加上各个宗派主义集团和派别把全部兴趣都放到了激烈的内部争论上，使得原来就力量不足的干部更进一步被削弱，所以，当艾伯特和他的军界盟友互相倾轧的时候，德国党并没有利用这一有益时机进行活动。
在列宁看来，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同德共的分裂就是这种不成熟的象征。在他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在这本著述中同时论述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和凡尔赛条约）中，他把海德堡会议上的混乱争执提高到对魏玛共和国进行总的政治评价。他维护多数派反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决议，但是，他的前提和结论具有不同于保尔·列维和卡尔·拉狄克的另一个着重点。当后两个人反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暴动主义者”的时候，总暗含着一种强烈憎恨的感情。列维认为，通过玩弄巧妙的手段，是有可能避免同军队发生一切冲突的，因此他蔑视共产党人的军事对应组织。在亲密的圈子里，列维集团从来没有对咒骂工厂代表委员会和李卜克内西感到过厌倦，在他们看来，李卜克内西这类人中了军事挑衅的圈套，因此要为德国共产党人的失败负责。在列维早一些时候的演说——譬如说，在1920年2月举行于杜拉赫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他认为内战已经处于最后阶段；按照他的分析，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幻想的最初阶段）过去以后，共产党就将通过它的正确政策，把大部分社会民主党工人争取过来。他的目标是要在共产党人的合作下组成一个社会主义政府，这个政府为议会中的多数所支持，就能够实行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通过宪法程序遏制反革命。列维意识到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着德国工人阶级中的一个强大部分。这部分人认为他的政策是不现实的和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不仅力图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逐出共产国际，而且摆出一副要把所有的冒险主义者、暴动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巴枯宁[48]主义者——一句话，要把所有不相信共和国稳定性的人统统排除出德国工人运动之外的姿态。在这一斗争中，列维时常举出马克思的先例，马克思曾经进行了无情的斗争，把伟大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逐出第一国际。
在列宁的赞助和列维的反对下，1920年8月举行的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创立了“同情者组织”这样一个特殊地位。该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得到了莫斯科干事会的接待。头两届世界代表大会对待工人运动中的其他积极分子、对待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以及世界各地的类似团体，也都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保尔·列维和斯巴达克中央委员会始终不肯接受对待极左派的这一政策，他们经常要求把极左派开除，但总是遭到拒绝。
列宁决定有保留地支持共产国际中的极左派，是以下两大理由为依据的。第一，开除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集团发生的影响，将促使各国共产党变为纯议会主义性质的机器。第二，尽管他在俄国党内反对工团主义思想，列宁却不打算把同样的纪律制裁方法带入共产国际，因为强行使性质日益不同的各国共产党实行这样一种转变，将会阻碍它们的成长并使它们走上歧路。具体应用到德国党身上，列宁的观点具有格外大的理；尽管存在着许多相同的提法，列宁对德国形势的理解却同拉狄克和列维有根本上的差别。
列宁所特有的那种建设性批评的态度，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在他对卡普暴动的评价、特别是他对列金的反措施的评价上。在批评德国党关于暴动的声明时，列宁首先提出，它表示愿意支持列金所提议的社会主义政府，“无论拿基本前提或其实际结论来说，都是完全正确的”。[49]列宁接下去说道，它的前提是当时还没有可能实现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对一个社会主义政府采取善意反对派的态度将会产生这样的实际效果：把各资产阶级政党排除出卡普暴动被粉碎以后的新政府。毫无疑问，“这个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50]他写道，因为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可能扭转德国的潮流。
列宁在这样说的时候，对列金作了妥协。同德国反革命进行战斗并不仅限于为一个俄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也可以通过一个德国式的劳工政府来进行。此外，他们两人之间还存在着另一个共同点：两人都不信任社会民主党政客，都怀疑这些政客是否愿意中断他们同军队、同军队的非法附属品及其在议会中的保护者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革命家列宁和组织家列金有可能共同宣布这样一个结论，即，单单把各政党重新组入一个新内阁，是不可能根本改变德国形势的。列金对政治家们感到的愤慨化成列宁主义的词句，就变成了：“……谢德曼辈跳不出也不可能跳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圈子，而这种专政又不能不是资本的专政。”[51]因此，在这样一个联合政府中占半数的共产党成员，不能够服从将会把他们局限在纯议会方法上的社会民主党纪律。德国反革命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且组织得非常严密，单靠这些办法是对付不了他们的。放弃对志愿团和黑色国防军的抵抗，就会束缚住工人的手脚，使一切反共和国的力量大占便宜，而这些力量在需要利用议会制政权来准备另一次政变的时候是会容忍这种政权的，但此后就会把它弃如敝屣了。
列宁对卡普暴动的分析本来有可能成为德国共产党一种独特政策的起点，这种政策既可以摆脱德共早年的不成熟性，又可以消除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祖先的保守主义。可是，列宁的倡议始终没有产生结果；在他这样提出问题的时候，正当红军在波兰大失败之际，而这一失败标志了革命扩张希望的结束和俄国党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的开始。正是在这种衰落前夕诞生的德国共产主义群众性政党，丧失了斯巴达克团的那种青春活力，并且在从未充当过一支重要革命力量的情况下，染上了走下坡路的俄国党的那些老朽守旧习气。
季诺维也夫在哈雷
1920年3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选出四名代表出席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商谈该党参加共产国际的问题。代表中的瓦尔特·施特克尔[52]和恩斯特·多伊米希是赞成加入共产国际的，威廉·迪特曼和阿图尔·克里斯平[53]则抱着相反立场。[54]摆到他们面前的是对申请加入的新党提出的“二十一项条件”，这些条件毫不含糊地要求各国共产党和莫斯科中心完全一致。各国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关系，共产党报刊的控制，议会代表的提名，共产党各方面活动中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有这一切都尽可能详细地以条文规定下来，并且赋予了这些条文以最大的权威性。[55]
最近这些年来，各国共产党已经日益为莫斯科所控制，因此，人们通常只是机械地把后来的这种情况和早年建立在“二十一条”基础上的国际等同看待。诚然，后来的局面是由早先的情况发展出来的，但是，把两者等同起来又是一种歪曲，因为这种态度忽略了列宁和斯大林性格上的差别以及他们两人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不同。列宁对于一个起作用的共产国际的看法，是以下列前提为基础的，即俄国党垄断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局面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为技术先进的国家中胜利了的社会主义运动所代替。那时，不成熟的共产国际便会克服它初期的种种错误（造成这些错误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是由俄国发起成立的），成长为一个更高类型的国际工人组织。
然而，以鲁道夫·希法亭[56]为首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重要集团，同列宁发生争执的并不单单是集中制问题，而且还有由谁来领导新的群众性政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动摇不定的希法亭集团考虑能否找到一种妥协的方法；他们希望留在联合共产党的领导岗位上，但是，这恰恰是列宁所要防止的。他希望把希法亭—迪特曼—克里斯平路线排除出革命的德国组织。有人问过季诺维也夫：“要是他们接受了二十一条，你们打算怎么办？”他的回答是：“那我们再提出二十二条。”
在这场讨论中，俄国共产党的列宁和德国共产党的列维，尽管表面上意见一致，实质上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根本不同的观点。列宁企图使俄国以外的革命势力继续下去，让各国年轻的党通过一段严酷和复杂的斗争得到锻炼，在这段时期，它们将不得不设法解决一系列出乎意料的和危险的问题，使自己变成本国的领导力量，担负起向反革命斗争的领导责任。当他劝告德国的克里斯平或意大利的塞拉蒂时，列宁从来也不忘记强调反革命政变的迫在眉睫。这两个国家都正濒临着危机，墨索里尼正在积极地招兵买马。
“克里斯平关于恐怖和暴力说了些什么呢？（列宁问道），他说，‘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在社会学教科书里，也许可以把二者这样的区别开来，可是，在政治实践上，尤其是在德国的情况下，却不能这样。对杀害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德国军官，对施蒂内斯[57]和克虏伯[58]这样收买报刊的人，我们就非用暴力和恐怖不可。当然，没有必要预先说我们一定要采取恐怖手段；但是，如果德国军官和卡普派还是和今天一样，那末使用恐怖手段就是不可避免的。”[59]
列维企图缩小将要采取的决定的重要性，把“二十一条”说成仅仅是一种形式，一种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说来算不上负担的入会费。[60]
但是，“二十一条”代表的是一种革命纪律的抽象标准，就连俄国党的现实情况都和它不相符合，更不用说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讨论进行了好多个月；讨论的中心点是如何组织一个战斗性的党。这不过是起点；俄国革命的一切问题都第一次在庞大的工人集会上被提了出来，拿来和1918年以后他们自己的经验相比较相对照。这不是一种可以根据学究式的理由接受或拒绝一种立场的讨论；作出的决定对争论者本身的生活将造成重大影响。对于每一个人说来，接受“二十一条”与否都是一件关系极其重大的事；参与讨论的工人们正确地理解到，对于是否加入莫斯科中心的问题作出决定，也就是对于要在改组他们的干部后立即实行的革命政策作出决定。
因此，尽管讨论在形式上涉及的是俄国中心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斗争实质上涉及的还是德国本身。这些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并不想牺牲他们的党内生活中那些社会民主主义的旧习惯，而是要消除动摇不定的软弱的领导。俄国党的内部发展，它那已见端倪的走向垄断国家党的转变，还没有为它的德国盟友以及它的俄国组织者所察觉；独立社会党人接受了“二十一条”，以此作为他们改编组织向复辟力量作斗争的前提。
在1920年10月12—17日举行于哈雷的代表大会上，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宣告分裂。在此期间，赞成参加共产国际的潮流已经如此高涨，以致使德国政府竟不敢拒绝批准它的主席季诺维也夫入境。作为机器工业与化学工业中心的哈雷，成了季诺维也夫和希法亭各显身手的战场，支持希法亭的有阿布拉莫维奇[61]、马尔托夫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刚在这一年定居于柏林。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则把这些人看作俄国革命的不可信任的敌人。在讨论中，俄德两国的成分以奇怪而变态的比例相互交错；涉及到的问题的复杂性，一般党员永远也没有搞清楚。在当时的德国工人中间，对俄国的情况都还只是一知半解。
季诺维也夫在洛佐夫斯基[62]的陪同下到达柏林，当时，后者是共产党工会国际“赤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季诺维也夫讲起德语来很流畅，但也有些吃力；他在瑞士住过多年，但他从没有在德国组织活动过，或者用德语发表演说。当他踏上讲坛时，他发现自己面临着的是一个分裂了的代表大会。反对集团几乎包括有一半代表，正准备向他发出诘难。季诺维也夫发表了长达四小时的演说；他开始讲话时声音很小，有些吞吞吐吐，努力搜索着适当的语汇，好像被激动的听众吓住了似的。但是，随着演说的进行，他把多数听众都争取了过来。对那些为季诺维也夫的魅力所征服的代表们说来，关于组织程序的种种繁琐细节一下子都无影无踪，消失于在德国实行革命政策这一重大问题的背后了。大会以二百三十六对一百五十六票议决参加共产国际。
在1920年莫斯科政策的大胜利中，强调的重点发生了一次奇特的转移，这已经显示出俄国的蜕化。1918年，能够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代之以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对德国工人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但是，到1920年，关于工人委员会的幻想已经消失殆尽。红军变成了革命的主要果实，而随着红军的兴起，国家计划也代替了由工人委员会管理生产的想法。不熟悉俄国生活状况的德国工人，怀着他们长期养成的对于有组织社会的偏差，天真而热情地接受了“有计划的共产主义”。事实上，实行国家计划化对德国经济说来倒要比对俄国经济适合得多，但是在哈雷代表大会上，俄国被描绘成了这样一块乐土，在那里，贫困的现象正在消失。
季诺维也夫感觉到了这一趋势，这一种把社会民主党人和独立党人都席卷了进来的趋势。他在逗留期间写了一本名为《在德国的十二天》的小册子，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有出路、有希望。我们正在向完全废除货币的目标前进。我们用实物支付货币。我们实行了电车免费制。我们建立了免费的公立学校、供给免费的（虽然暂时还是菲薄的）膳食、免费的公寓、免费的照明。我们正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慢慢地实现这一切。我们必须不停地战斗，但是我们有出路、有希望、有计划。”[63]这些都是富有魅力的词句。
在这次哈雷会议上，恩斯特·台尔曼[64]第一次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露了面。他率领着汉堡代表团，替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共产国际派讲话。台尔曼代表不熟练或半熟练的工人这一党组织的下层，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掌握不够，抵不上训练有素的党的政治家，但是充满了精力和主动性，而且不信任那些党官僚。决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德国共产党合并为统一共产党的，正是这一个集团，而不是围绕着希法亭和阿布拉莫维奇的党的理论家。分裂把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多数带进了共产国际；剩下的少数在统一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观望了一年半以后，终于在1922年9月22日的纽伦堡代表大会上回到了社会民主党内。
在此后不复存在的斯巴达克团举行了最后一次短促的会议后，统一工作便于1920年12月在一种含糊暧昧的气氛中开始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勉强容忍了斯巴达克派，把他们看作一种最讨厌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国际附属物。斯巴达克派知识分子则把独立党人当作一批原料接收下来，认为这批原料很值得欢迎，但是质地非常粗糙，需要经过大力加工才够得上水平，才能贴上他们的高级马克思主义商标。因此，这两个集团各自怀着不同的打算走进了新党；德国共产党在1920—1923年间的生活，一直充满了这两派之间的争执。斯巴达克派领袖兴高采烈，以为已经得到了长久盼望的机会可以建立起一个有力量在宣传和议会影响方面同社会民主党人竞争的群众性组织。可是，来自这种群众性组织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工人却力求达到恰恰与此相反的目的，他们希望成立一个有能力组织斗争的、由少数优秀分子构成的党。在1918—1920年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用了最小的气力就获得了最大的议会影响；譬如说，在这几年中，拥护该党的选民百分比就由6%上升到17%。1920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拥有一百零三席，而社会民主党也不过拥有二百七十八席，共产党则只有二席。然而，尽管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这些胜利，党在每一个重要关头却总是被人击败。
统一代表大会的排场迥然不同于在此以前斯巴达克派开会时的朴素，这已经反映出莫斯科的那套新宣传方法搬到了柏林。大会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上的教师联合会大厦中举行。巨大的会议厅里用大量的红布考究地装饰起来，悬挂着列宁和托洛茨基、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以及季诺维也夫的肖像。每一个门口都有共产党纠察队站岗。整个的景象显示出一种把古典音乐和革命诗歌结合在一起的矫揉造作的气氛。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大都是来自工作台的工人，这种新的官方华丽排场使他们感到厌恶；他们原本希望从会上听到对德国当前形势的清醒分析，听到今后该做些什么的具体建议。可是，保尔·列维却向他们大谈其世界经济形势。他的讲演中堆砌了大量的统计数字，夹杂着亚洲和英美世界各式各样的新闻，最后还来上这么几句模仿圣经的结束语：“进来吧，你们德国的工人们，走进（我们的新党）来吧，因为你们的神就在这里。”我注意到埃森和汉堡工人离开会议厅的情况：他们以无产阶级的作风向一些精美的装饰物上啐了几口痰，他们也只能用这种方式对列维的那段花言巧语表示厌恶，这具体地表明了德国工人的某些阶层对领导日益鄙视的态度，这是俄国的“工人反对派”集团对领导表示根本怀疑的微弱反映。
[1]维利·明岑贝格（WilliMünzenberg，1889年8月14日——1940年6月？日），出身于旅馆老板家庭，12岁起在全国巡回打工。1906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0年起流亡瑞士，在那里领导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在瑞士同布尔什维克合作，并重组了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领导层。曾多次被捕，1918年被驱逐出瑞士。1918年11月起在斯图加特参加了独立党和斯巴达克斯同盟，1918年12月在柏林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左派）全国会议。当选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1919年被监禁五个月，在海德尔堡（Heidelberg）代表大会上组织了介于列维和左派之间的“缓冲集团”。1921年起任青年共产国际书记，数次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争执。1921年负责组织国际工人救济会。为帮助共产国际，组织了商业网络“明岑贝格托拉斯”。1933年后流亡法国，当接到要他去俄国的命令时，拒绝前往，1938年被德共开除，1940年被法国当局扣押，法军溃败时获释，在圣马塞郎（Saint-Marcellin）附近被暗杀。
[2]赫尔曼·戈尔特（HermanGorter，1864年11月26日——1927年9月15日），荷兰人，出身于牧师家庭。曾学习过古典文学，当过中学教师，写过有关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论文。1896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反对修正主义，支持“群众罢工”，1907年参加《论坛》的编辑工作。1909年被开除，共同创立了左派的社会民主党。1914年反对一战，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8年参与创建荷兰共产党。1918年年底前往德国，1919年至1920年间成为德共（斯）极左派的理论领袖。后来当选为共产国际阿姆斯特丹局成员，先后同书记处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冲突。1920年4月参与创立共工党，撰文回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11月在莫斯科同共产国际协商共工党的“同情党”地位。1921年4月批评统一共产党的三月行动。1922年共工党分裂之后，领导共工党埃森派。在比利时旅行期间逝世。死后他的文学作品和诗集得以出版。
[3]参看伯恩哈德·莱亨巴赫：《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历史》，载《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料》，莱比锡1928年版，第8卷，第117—140页。——原注
伯恩哈德·莱亨巴赫（BernhardReichenbach，1888年12月12日——1975年2月19日），出身于富商家庭，接受过高等教育，曾担任过社会主义学生组织领导人。1915年至1917年应征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斯巴达克斯同盟，1920年参加共工党，1921年曾代表共工党出席共产国际三大。1922年共工党分裂后参加了共工党埃森派。1925年参加社民党，1931年参加社工党，1935年流亡英国，参加了英国工党，以后一直担任记者。
[4]威廉·许尔特（WilhelmSült，1888年？月？日——1921年4月2日），德国共产党人，工会活动家，1921年3月底领导了柏林电气工人罢工，3月30日被捕，两天后遇害。
[5]“（凡尔赛条约的）这项条款是给还没有巩固的共和国带来危险的另一个根源，这一条款的实现意味着，有好几十万青年将流落街头，不能够在平民生活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奥托·布劳恩：《从魏玛到希特勒》，第85页。——原注
[6]古斯塔夫·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第196页。——原注
[7]恩斯特·尤利乌斯·瓦尔德马尔·帕布斯特（ErnstJuliusWaldemarPabst，1880年12月24日——1970年5月29日），1899年参军，1916年进入总参谋部工作。十一月革命后，担任近卫骑兵师参谋，积极参加反革命阴谋，镇压了1919年一月起义，杀害了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1919年7月企图率领近卫骑兵师发动政变，但因得不到军方支持而失败，同年年底退役。1920年积极参加卡普暴动，事败后潜逃国外。在二十年代积极参加了极右民族主义运动。纳粹上台后，逐步脱离政治。1943年流亡瑞士。1955年返回西德。
[8]伏克曼：《德国的革命》，第322页。——原注
[9]赫尔曼·埃尔哈特（HermannEhrhardt，1881年11月29日——1971年9月27日），德国海军军官，一战后指挥第二海军旅（2.Marine-Brigade），1919年先后镇压了德国西北港区的苏维埃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20年参加卡普暴动，失败后逃到国外，后又潜回德国，建立了恐怖组织“执政官组织”。“长刀之夜”后逃到奥地利，后返回纳粹德国。
[10]另一个由勒文费尔德指挥的“海军旅”驻在西里西亚。虽然他们全是由军官和军士组成的，这些部队却自称为“海军旅”，借用海军在德国老百姓心目中的魅力为自己壮声威。按照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协约国监察当局已经指出了把他们解散的要求；只准许有一万五千人的帝国海军打算把这两个旅合并过来。参看鲁道夫·曼：《跟随埃尔哈特转战德国：第二海军旅一个战士的回忆》，柏林1921年版。
“雇佣兵”是十五世纪一种往往从事抢劫的粗野军队。——原注
威廉·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汉斯·“维尔弗雷德”·霍费尔·冯·勒文费尔德（WilhelmFriedrichJuliusHans"Wilfried“HöffervonLoewenfeld，1879年9月25日——1946年7月5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7年进入德意志帝国海军服役，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十一月革命后加入自由军团，领导“海军旅”。1919年6月参与镇压了柏林交通罢工。1920年参与镇压了第一次上西里西亚波兰人起义。1920年3月参加卡普暴动，暴动失败后迅速投靠魏玛政府，参与镇压鲁尔起义。1922—1923年任“柏林号”巡洋舰舰长。1924—1925年任波罗的海海军参谋长。1927—1928年任波罗的海海军司令。1928年以海军中将军衔退役。
[11]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Kapp，1858年7月24日——1922年6月12日），出生于美国纽约，1870年随全家返回德国。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他与东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关系密切。1917年成立了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Vaterlandspartei）并任主席。1919年参加德国民族人民党。1920年伙同吕特维茨等右翼军人发动暴动，暴动被粉碎后逃往瑞典，1922年回国。
[12]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汉斯”·冯·塞克特（JohannesFriedrich"Hans"vonSeeckt，1866年4月22日——1936年12月27日），出身于军人家庭，18岁入伍，1897年进入总参谋部工作。一战期间先后任德军第8军参谋长、第11集团军参谋长、奥军第7集团军参谋长等职。一战后出任部队局（Truppenamt）局长，领导了国防军的重建。1926年因擅自允许前德国皇帝的孙子参加军事演习而被迫辞职。1930年至1932年被选为德国人民党的国会议员。在1932年大选中支持希特勒。1933年至1935年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为围剿红军出谋划策，1935年返回德国。
[13]库尔特·费迪南德·弗里德里希·赫尔曼·冯·施莱赫尔（KurtFerdinandFriedrichHermannvonSchleicher，1882年4月4日——1934年6月30日），生于勃兰登堡的一个官员家庭。1900年参军。一战期间在总参谋部工作。一战后，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帮助组织了反革命的自由军团。二十年代在国防军内步步高升，并组建了秘密的“黑色国防军”。布吕宁任总理期间，施莱赫尔担任国防部长格勒纳将军的副手。在他的策划下，布吕宁于1932年5月倒台。巴本继任总理后，任命施莱赫尔为国防部长。巴本辞职后，施莱赫尔继任总理。1934年1月30日被兴登堡免职，同年6月30日在“长刀之夜”中被暗杀。
[14]参看卡尔·列金：《德国工人结社权的理论与实践》，汉堡1899年版。——原注
[15]特奥多尔·莱帕特：《回忆卡尔·列金》，柏林1929年版，第100页。——原注
[16]沃尔夫冈·海涅（WolfgangHeine，1861年5月3日——1944年5月9日），生于普鲁士邦波森省波森市一个教师家庭，当过律师，1887年参加社民党。1898—1920年连续当选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于1918年11月14日——1919年7月出任安哈尔特自由邦总理，1918年11月27日——1919年3月25日出任普鲁士邦司法部长，1919年3月25日——1920年3月出任普鲁士邦内务部长，1923—1925年出任保卫共和国国家法庭（StaatsgerichtshofszumSchutzederRepublik）法官。纳粹上台后流亡瑞士。
[17]鲁道夫·俄塞尔（RudolfOeser，1858年11月13日——1926年6月3日），生于安哈尔特一个制造商家庭。中学毕业后当过书商和记者。1892年进入《法兰克福报》政治部工作，1897—1917年担任《法兰克福报》经济政策编辑。加入德国人民党，后加入进步人民党。1902年当选普鲁士邦议员，1907—1911年当选国会议员。一战结束后，加入德国民主党，1919—1924年当选普鲁士邦议员。1919年3月——1921年4月出任普鲁士邦公共建设部长，1922年11月22日——1923年8月12日出任内务部长，1923年8月13日——1924年10月11日出任运输部长。
[18]即使在魏玛共和国的第一阶段，社会民主党在内阁中一般也处于少数地位。只是在1919年的三个半月中，也就是签订凡尔赛条约、通过宪法和组织国防军这一时期，它曾居于多数。在1919年初和1920年，它占有一半席位。
总理组阁时间部长总数
社会民主党部长数
1谢德曼698414
7
2鲍威尔（一）7112
137
3鲍威尔（二）7215
147
4米勒739214
7
5费伦巴赫747813
0
6维特（一）780113
4
7维特（二）797013
5
——原注
[19]莱帕特：《卡尔·列金》，第117页。——原注
[20]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Thalheimer，1884年3月18日——1948年9月19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04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9年担任哥平根的《自由人民报》（FreienVolkszeitung）主编，同拉狄克、卢森堡、梅林和维斯特麦耶尔交好。一战爆发后加入国际派，积极参加斯巴达克斯派的活动，1916年被征召入伍，1918年因伤退役，十一月革命期间在斯图加特发挥了重大作用，并曾在符腾堡邦政府内短暂任职。1919年至1920年间同极左派斗争，但在1921年为进攻理论辩护。1918年起入选中央局。1923年成为德共理论家，对革命的时机表示怀疑。他和布兰德勒对1923年起义的失败承担了责任。1924年至1928年间居住在莫斯科，在中山大学任教。1929年1月被开除出党，随后参与创建德共（反对派）。纳粹篡权后流亡法国，1939年被法国当局扣押，1941年逃往古巴，因为得不到返回德国和法国的许可，1948年在哈瓦那逝世。
[21]奥斯卡·冯·瓦特尔（OskarvonWatter，1861年9月2日——1939年8月23日），德军中将，出身于波美拉尼亚的一个贵族家庭，一战期间先后任第10野战炮兵旅旅长、第54步兵师师长、第26预备军军长。1920年4月带领自由军团镇压了鲁尔起义。
[22]卡尔·威廉·塞费林（CarlWilhelmSevering，1875年6月1日——1952年7月23日），1892年参加德国五金工会，1893年参加社民党，1895年因参加罢工遭到当局迫害，流亡瑞士。1897年当选为瑞士中央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899年返回德国，1905年至1924年被选为比勒菲尔德市议员，1907年至1911年被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20年至1926年、1930年至1932年间两度出任普鲁士邦内务部长，1928年至1930年间任德国内务部长。
[23]卡尔·塞费林：《天翻地覆的1919—1920年：记载与回忆》，比勒费尔德1927年版。据塞费林报道：普鲁士议会的调查委员会后来指出，指挥官提耳中尉在行动中越出了自己的职权。
[24]古斯塔夫·阿道夫·鲍威尔（GuastavAdolfBauer，1870年1月6日——1944年9月16日），生于东普鲁士柯尼斯堡附近的达尔凯门（Darkehmen），父亲是司法官员。当过律师事务所职员。1895年成立德国职员中央协会（ZentralvereinderBureauangestelltenDeutschlands），1908—1918年担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委员，1912年代表社民党当选国会议员，一战期间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政策。1918年10月担任劳工部长，1919年6月21日——1920年3月26日出任总理。1925年被社民党开除出党，1926年恢复党籍。1928年退出政治活动。1944年在柏林去世。
[25]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建筑工人，出生于苏台德（Sudetenland），原籍奥地利，年轻时因工伤变成了跛子，1897年开始成为工会活动家，1900年被判刑。1901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以前在汉堡工作，在汉堡他领导了建筑工会的工作，1904年至1908年在不莱梅工作，在不莱梅活跃于工会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之中。1908年至1914年在瑞士，1914年6月来到开姆尼茨，担任建筑工会的书记。1915年与赫克特一起被开除出社民党，此后活跃于斯巴达克斯派，1917年怀着保留意见参加了独立党。1918年10月被驱逐出德国，但后来又通过艾斯纳的巴伐利亚政府取得了德国国籍。返回开姆尼茨后创建了《战士报》（DerKämpfer），并建立了最强大的德共（斯）地方组织。支持列维反对极左派，在卡普暴动发生后立即在开姆尼茨组织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并担任开姆尼茨工人苏维埃主席，发展出了工人统一战线的思想雏形。1920年4月入选德共中央局，并在德共（斯）与独立党左派的统一大会上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1921年2年取代列维任德共主席，并在三月行动中担任党的领导。1921年6月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5年。11月获释，在莫斯科当了一阵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1922年秋天返回德国，担任总书记。1923年担任德共首脑，遭到左派的攻击，他曾多次要求开除左派，但未获成功。在莫斯科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担任了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邦政府的办公厅主任。在开姆尼茨会议上担任共产党的发言人，当左派社民党人退却后放弃起义。对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承担责任，并试图为自己辩白，说自己没有支持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但未成功。此后回到莫斯科，1928年10月违抗德共的决定回到德国，1929年1月被开除出党。成立了德共（反对派），但未加入社工党。后流亡法国，1939年至1940年被法国当局拘留，1941年至1947年流亡古巴，随后移居英国，1949年返回德国，定居汉堡，并领导“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小组。
[26]马克斯·赫尔茨（MaxHoelz，1889年10月14日——1933年9月15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木匠。1905年移民英国，当过机械工人。1914年参军，负过重伤，后参加独立党，在铁路上工作。1919年在福格特兰（Vogtland）进行组织失业者的工作，并实践了“直接行动”。1919年参加德共（斯），开始进行“城市游击战”活动，在卡普暴动期间，他把城市游击战发展到了很大的规模。后脱党，参加共工党，1921年3月在曼斯菲尔德（Mansfeld）地区组织武装斗争。后被捕，逃走，再次被捕，并被判处终生监禁。后重新加入德共。1928年获大赦，此后在全国巡回演讲，1929年去了莫斯科。后因船难事故遇难，很多人认为他是被苏联特务暗杀的。
[27]马克斯·赫尔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有趣的领袖之一，在行动中完全抛开了通常的劳工传统和纪律，他是一个农业工人的儿子，1889年生于萨克森贫困的伏格兰，1914年以前从未参加过任何劳工组织。他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从英国回国作为步兵积极参加了西线的战斗。1918年，他在故乡法尔肯斯坦把失业者组织起来，几个月后参加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通过他的活跃和主动精神，他很快便闻名于全区。在卡普暴动时期，他以才能出众地组织起工人旅赢得了全国性声誉。他于1921年被捕，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度过七年。1928年获释后，他在一个时期内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宣传家，以后去莫斯科。
在苏联，他很快便和当局发生严重冲突。1933年5月，他被一项党的命令派到下诺夫哥罗德，在那里被国家政治保卫局杀害。在他下葬时举行了党的追悼会；安德烈·马尔蒂和弗里德里希·赫克特为他扶柩，杀害一个如此知名和被热爱的共产党领袖这一事件（这是共产国际圈子中最大的秘密之一），对促成希特勒德国共产党干部的瓦解起了很大作用。（参看马克斯·赫尔茨：《从“白十字”到红旗：我的青年时代、斗争和狱中经历》，柏林1929年版。卡尔·阿尔布雷希特：《被出卖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充当高级国家官吏的十年》，柏林1939年版）。——原注
安德烈·马尔蒂（AndréMarty，1886年11月6日——1956年11月23日），生于佩皮尼昂（Perpignan），当过锅炉工人，1908参加法国海军。1919年，法国把“让·巴尔”号（JeanBart）战列舰和“法兰西”号战列舰派往黑海，协助白军作战，安德烈·马尔蒂当时在“让·巴尔”号上工作，参加了1919年4月19日的水兵起义。起义失败后判处二十年苦役，1923年获释后参加法国共产党。1926年当选为法共中央委员。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西班牙，指挥国际纵队作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1943年5月前往阿尔及尔，代表法共参加戴高乐临时政府。二战结束后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52年12月7日被法共开除出党，1956年在图卢兹因肺癌逝世。
卡尔·伊万努西奇·阿尔布雷希特（KarlIwanowitschAlbrecht，1897年11月18日——1969年8月22日），1914年入伍，参加了一战，在战中受重伤。1923年加入德共，参与策划起义。1924年流亡苏联，参加了俄共（布）。1928年被指控“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而被开除出党。1928—1932年任副林业人民委员。1932年以“通奸罪”被捕并被判处五年监禁。1934年被判处死刑并被遣返回国，在盖世太保监狱监禁了几个月后获释，相继流亡土耳其和瑞士。1938年被纳粹招募，倒向反共阵营。1944年加入党卫军。1945年担任弗拉索夫的副官。二战后隐居。1969年死于西德。
[28]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卡普暴动中西萨克森的行动》，柏林1920年版，第59页。——原注
[29]阿尔伯特·施瓦尔茨（AlbertSchwarz，1876年9月25日——1929年7月2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世纪末参加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1907年起担任德国五金工会常务理事。1918—1919年任萨克森劳工和福利人民专员。1919—1921年任萨克森自由邦经济部长。1926—1929年任萨克森邦议会主席。1929年去世。
[30]罗伯特·里夏德·利平斯基（RobertRichardLipinski，1867年2月6日——1936年4月18日），德国工会活动家、政治家、作家。当过店员，店员协会（ZentralverbandesderHandlungsgehilfen）创始人之一。1890年参加社民党，1894年至1901年间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1903年至1907年当选国会议员，1907年至1917年间任社民党莱比锡执委会主席，1917年至1922年任独立党莱比锡执委会主席，1918年11月15日至1919年1月21日间任萨克森自由邦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19—1920年当选为萨克森邦议会议员，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2年至1933年间任社民党莱比锡执委会主席。纳粹篡权后被捕，死于狱中。
[31]退役中将冯·迈茨施：《堪称士兵表率与完人的塞克特》，载《冯·塞克特上将纪念文集》，第63页。——原注
霍斯特·卡尔·阿尔弗雷德·冯·迈茨施（HorstKarlAlfredvonMetzsch，1874年6月14日——1946年7月11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1年入伍。一战期间参加了佛兰德战役和香槟战役。一战结束后进入国防军。1919—1920年任第4军区参谋长。1920—1921年任第4师团参谋长。1921年任第5师团参谋长。1921—1922年任第5炮兵司令。1922—1928年任国防军教育和培训督察。1928年以中将军衔退出现役。1939年重服现役。1939—1942年任波茨坦军事档案馆馆长。1946年去世。
[32]贝托尔德·雅各布：《谁？来自国会纵火犯指使者的武库》，斯特拉斯堡1933年版。——原注
贝托尔德·雅各布·萨洛蒙（BertholdJacobSalomon，1898年12月12日——1944年2月26日），德国记者。1917年入伍。一战后鼓吹和平主义，积极揭露国防军重整军备的活动。1928年被捕并被判处九个月监禁，获释后参加社民党。1931年加入社工党。1932年移居法国。1935年移居瑞士，同年3月被绑架回国，事情泄露后于9月返回瑞士。1936年在瑞士被判处3年徒刑。1939年流亡法国。二战爆发后被捕。1940年法国沦陷后获释，相继流亡西班牙和葡萄牙。1941年再次被绑架回国。1944年死于狱中。
[33]奥托·布劳恩（OttoBraun，1872年1月28日——1955年12月14日），社会民主党人，1913年当选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919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0—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年—1932年间三次出任普鲁士邦总理，纳粹党上台后流亡瑞士。
[34]见保尔·梅克尔：《德国，生存还是毁灭？》，墨西哥1944年版。该书第1卷第64页详细分析了卡普事件，但是对皮克在比勒费尔德协议上签字一事——这一举动引起了他自己那一派人的激烈反对——却只字未提。——原注
[35]赫尔曼·米勒（HermannMüller，1876年5月18日——1931年3月20日），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在倍倍尔的推荐下，被选入党的出版机关。一战中拥护帝国主义战争政策。1919年1月被选为党主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于1920年3月27日——6月21日、1928年6月28日——1930年3月27日两次出任总理。1920年当选国会议员后，为了与其他姓米勒的议员区分，在自己的姓氏后面加上了“弗兰肯”，成为了赫尔曼·米勒—弗兰肯（HermannMüller-Franken）。
[36]“在明斯特，我们同国家专员塞费林以及军队指挥官瓦特尔将军进行了谈判。后者没有给我留下好的印象。他说话模棱两可，很难让他说出明确、肯定的策略。”（布劳恩：《从魏玛到希特勒》，第96页。）——原注
[37]让·玛丽·若瑟夫·德古特（JeanMarieJosephDegoutte，1866年4月18日——1938年10月31日），法国陆军少将，曾参加法国侵略马达加斯加、突尼斯、中国、阿尔及利亚等地的战争，一战期间指挥法军摩洛哥部队，1919年被任命为驻鲁尔法军司令，1925年法军撤离鲁尔后改任阿尔卑斯集团军司令。
[38]塞费林：《天翻地覆的1919—1920年》，第207页及以下。——原注
[39]特劳戈特·阿哈茨·冯·雅果夫（TraugottAchatzvonJagow，1865年5月18日——1941年6月15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895年开始从政。1909—1916年任柏林警察局长。1916—1918年任弗罗茨瓦夫省长。1918年退休。1918—1920年任波美拉尼亚土地协会会长。1920年参与了卡普暴动，并担任卡普政权的“内政部长”。叛乱失败后被捕，1921年被判处5年徒刑，1924年获赦。此后退出政治活动。1941年死于柏林。
[40]奥托·卡尔·盖斯勒（OttoKarlGessler，1875年2月6日——1955年3月24日），曾任雷根斯堡（Regensburg）市长和纽伦堡市长，1919年参加德国民主党，卡普暴动结束后任国防部长，1928年辞职。1928年至1933年任德国战争公墓委员会（VolksbundDeutscheKriegsgräberfürsorge）主席，纳粹上台后退出政界。后因涉嫌“七·二〇”政变被捕，被关进集中营，战争结束后获释。1950年至1952年任德国红十字会主席。
[41]1919年，共产国际在柏林建立了一个西欧局，其组织者是托马斯和他的助手布隆斯基，任务只限于宣传，它出版了极好的文献资料，但是并没有干涉德国党的内部生活。早在1920年，《苏维埃通讯》和《俄罗斯通讯》就用德文印行了所有的俄国重要文献。可是，信使往来是极不方便的，重要问题都通过书信（间或也通过电报）来解决；在柏林集团和莫斯科中央之间，没有直接的电话联系。在这段早期的岁月里，这些技术困难使俄方对德国事变的政治意见只能在紧要关头过去以后才为人们普遍得知，而到这时，它便主要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了。——原注
“托马斯”是雅可布·莱希的化名。雅可布·莱希（JakobReich，1886年5月23日——1955年3月15日），生于奥匈帝国伦贝格市（现为波兰利沃夫市），上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在1905年革命中曾参与行刺华沙总督。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同布尔什维克密切合作。1919年1月前往莫斯科，1919年3月参加共产国际一大，同年夏季化名“托马斯同志”前往德国，成立共产国际西欧书记处，指导共产国际机关在西欧的工作。1928年被德共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德共（反对派），1932年加入社工党。纳粹上台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流亡美国。托洛茨基遇刺后，为躲避斯大林的特务而改名为阿诺德·托马斯·鲁宾施泰因（ArnoldThomasRubinstein）。1955年在纽约去世。
米耶奇斯瓦夫·布隆斯基（MieczysławBroński，1882年？月？日——1938年9月1日），化名M·J·布劳恩（M.J.Braun），波兰人，1902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5年革命爆发后前往华沙，当选华沙市委委员，并担任党报《红旗》（CzerwonySztandar）编辑。1906年被捕，1907年年底获释后流亡瑞士，活跃于瑞士社民党，反对卢森堡和约吉希斯，支持华沙委员会（拉狄克也支持华沙委员会）。亲近列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昆塔尔会议，成为齐美尔瓦尔德左派领导人之一。1917年4月同列宁一起乘坐“密封列车”返回俄国，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曾《真理报》编辑和国家银行理事会委员，1918—1919年任副贸易与工业人民委员，1918年被任命为苏俄驻柏林领事，同德国革命派接触。同年11月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1919年返回德国，以化名担任西欧书记处委员和德共（斯）领导层成员。当卡普暴动发生时强烈反对德共中央局的立场，不久被召回莫斯科。1920—1922年任苏俄驻奥地利外交代表，1923—1924年任苏联社会科学院经济系主任。1924—1928年在外贸人民委员部工作。1928年被解职，在大学任教。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42]约瑟夫·克莱门斯·毕苏斯基（JózefKlemensPiłsudski，1867年12月5日——1935年5月12日），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1885年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因密谋暗杀沙皇被捕，后被流放。1893年参加波兰社会党，逐渐成为该党领袖。1905年革命后，波兰社会党分裂，他领导党内右派。一战期间组建波兰军团，与同盟国一起对俄作战。波兰独立后任国家元首，1923年暂时下野，1926年5月发动军事政变，成为法西斯独裁者。
[43]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Иванович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邮电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44]尤里安·巴尔塔扎·约瑟夫·马尔赫列夫斯基（JulianBaltazarJózefMarchlewski，1866年5月17日——1925年3月22日），出生于波兰，当过染料工人。1888年成为地下活动家，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社会民主党，1893年移居德国，继续同卢森堡合作。他参加了斯巴达克斯派，1916年至1918年间被监禁，后来作为俄国公民被释放给苏俄政府，成为苏俄政府的客人。1919年2月返回德国，后来又逃回俄国，然后去了波兰，在那里成为了共产党领袖。1921年拒绝了担任德共领导的邀请。后来定居于莫斯科，担任国际工人救援总会的领导。
[45]费利克斯·雅科夫列维奇·柯恩（ФеликсЯковлевичКонь，1864年5月18日——1941年7月30日），早年加入波兰社会党，和民意党有联系。1884年被捕并被判处10年苦役。1891年获释。1892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897年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1904年返回华沙。1905年革命期间在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工作。1906年当选为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同年将波兰社会党改组为波兰社会党（左派），将毕苏斯基开除出党，并担任党主席。1906年再次被捕，后越狱逃往加利西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二月革命后回到俄国。1918年加入俄共（布），并担任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19年任苏俄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1920年任波兰临时工人革命政府委员。1922—192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1928年任《红星报》编辑。此后从事二线工作。1941年逝世。
[46]马克西姆·魏刚（MaximeWeygand，1867年1月21日——1965年1月28日），1885年入伍。1885—1887年期间参加安南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法军副总参谋长。1920年任驻波兰军队技术顾问，参加了苏波战争。1923—1924年任驻黎凡特高级专员。1930—1931年任法国陆军总参谋长。1930—1935年任最高战争委员会副主席。1931年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935年退役。1939年重服现役。1939—1940年任东地中海战区司令。法国沦陷后，于1940年6月16日至7月11日任维希政府国防部长。1940年9月4日至1941年11月任驻北非军队总司令，期间同盟军暗通款曲。1941年11月被召回国并被软禁。1942年被捕并被关押在奥地利。二战后获释回国并被捕。1946年获释。此后继续参加极右翼政治活动。1965年死于巴黎。
[47]布兰德与瓦列茨基：《共产主义在波兰：战斗在前哨阵地上的三年》，汉堡1921年版，第42页。
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所以在华沙城前失败得如此惨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向利沃夫方向进军的南线苏维埃部队的指挥不当。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要政治人物是斯大林。斯大林一心要在斯米尔加和图哈切夫斯基进入华沙的同时攻进利沃夫。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我的生平》，第458页。）——原注
伊万·杰尼索维奇·斯米尔加（ИварТенисовичСмилга，1892年12月2日——1937年1月10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5年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并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年任芬兰陆海军工人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年芬兰革命失败后回国。1919—1923年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4—1927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是左翼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1930年投降并恢复党籍，并重新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捕。1937年遇害。1987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48]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巴枯宁（Михаил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акунин，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3日），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49]《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8页。列宁注明该书最初写成的日期为1920年4月27日；5月12日，他又作了一些关于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的后来事态发展的增补。增补二批评了刊登在3月26日《红旗报》上的德国共产党关于卡普暴动的声明。列宁的这本小册子在6月20日同时以英俄德法四国文字出版。
[50]同上书，第89页。——译者注
[51]同上书，第89页。——译者注
[52]瓦尔特·施特克尔（WaltherStoecker，1891年4月9日——1939年3月10日），出身于工程师家庭，1908年参加社民党，活跃于青年运动，1912年起在科隆领导社会主义学生组织，1914年同明岑贝格建立联系。1915年被征召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1918年至1919年领导科隆的苏维埃。1918年12月—1919年6月任艾尔贝菲尔德的《人民论坛报》（Volkstribüne）编辑。1919年6月任独立党副书记，成为党内左翼的领袖。1920—19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加入统一共产党，入选统一共产党中央局，1921年列维辞职后任党主席，同年8月在德共七大上被免去领导职务。1923年1月在德共八大上入选中央局，同年担任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地委政治书记。积极参加了十月起义的准备工作。1924年加入中派。1924—1932年任共产党国会党团主席。在“国会纵火案”中被捕，曾在多个集中营被关押过，在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里死于斑疹伤寒。
[53]阿图尔·克里斯平（ArthurCrispien，1875年11月4日——1946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当过油漆工、装修工，后来当了记者。“国际派”成立时即参加了这个集团；1915年被捕并被征召入伍。中派反对派成立时即参加该派，1917年参与创立独立党，并成为党内右派的领袖。1918年11月至12月任人民全权代表，1918年11月——1919年1月10日任符腾堡邦副总理兼内务部长。1919年——1922年任独立党主席，1922年率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2—1933年任社民党主席。1920—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3年纳粹篡权后流亡瑞士，最后在瑞士逝世。
[5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19日起举行于彼得格勒，7月23日—8月7日举行于莫斯科）议事录》，汉堡1921年版，第781页。提到的第五个代表席勒不起重要作用。文中所说的这四个人都是议会议员。施特克尔在纳粹统治时期死于集中营。多伊米希于1922年7月5日去世。迪特曼在希特勒政权倒台后仍然健在，目前正住在瑞士。克里斯平于1947年1月在瑞士逝世。
[55]“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如下：1．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必须符合第三国际的纲领和各项决议。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已经证明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工作。……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以及党的一切出版机构，都必须完全服从党中央的领导……2．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都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销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在党组织、编辑部、工会、议会党团、合作社、地方自治机关等等中）所担负的比较重要的职务，用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代替他们……3．几乎在欧美的所有国家里，阶级斗争都正在进入国内战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信赖资产阶级法制。他们必须在各个地方建立平行的不合法机构，以便在决定关头能够帮助党执行自己的革命职责……4．特别需要坚持不懈地在军队中进行宣传工作……这项工作应当不合法地进行……5．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在农村中进行鼓动工作。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得到哪怕是一部分雇农和贫苦农民的拥护……那就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6．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不仅要揭露赤裸裸的社会爱国主义，而且要揭露社会和平主义的虚伪实质，要不断地向工人证明：除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之外，任何国际仲裁法庭、任何裁减军备的条约、任何对国际联盟的“民主”改组，都不能使人类摆脱新的帝国主义战争。7．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要承认必须同改良主义和“中派”的政策完全彻底的决裂……共产国际决不能容许象屠拉梯、考茨基、希法亭、希尔奎特、龙格、麦克唐纳、莫迪利扬尼之流的著名机会主义者有权成为第三国际的成员……8．在资产阶级占有殖民地并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里，党在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特别明确的路线。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9．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在工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合作社以及其他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坚持不懈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10．凡是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进行坚决的斗争……11．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必须重新审查其议会党团的成员……使议会党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服从党中央委员会……12．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13．在共产党员可以合法进行工作的国家里，共产党应该定期清洗（重新登记）党组织的成员，以便不断清除那些难免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14．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全力支持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15．凡是至今仍然保留着旧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政党，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重新审查自己的纲领，并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制定出新的符合共产国际决议精神的共产主义纲领……16．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以及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17．鉴于上述种种，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18．各国党的一切指导性的机关报刊，必须刊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切正式的重要文件。19．凡是已经加入或正在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无论如何不迟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四个月，召开一次紧急代表大会，讨论所有这些条件……20．凡是现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但至今还没有根本改变自己以往策略的党，在没有加入以前必须做到：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其他一切最重要的中央机构内，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同志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就公开而明确地主张加入第三国际的……21．党员如果在原则上反对共产国际提出的条件和提纲，必须开除出党。”——原注（《第二次代表大会议事录》，第388—395页。）（以上译文参考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1—187页。——译者注）
菲利波·屠拉梯（FillippoTurati，1857年11月26日——1932年3月29日），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SocialistaItaliano）创始人之一，改良主义者，一战期间采取中派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立场。
让·龙格（JeanLonguet，1876年5月10日——1938年9月11日），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马克思（JennyMarx，1844—1883）与夏尔·龙格（CharlesLonguet，1839—1903）之子，生于伦敦，1881年随父母返回法国。在家庭影响下，少年时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897年参加了盖德和保尔·拉法格的法国工人党，一战期间，他虽然持和平主义立场，但总是投票赞成战争拨款。1920年法国社会党分裂后继续留在社会党内，支持第二半国际。
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Hillquit，1869年8月1日——1933年10月8日），出身于俄国犹太人家庭。1884年移居美国。1887年加入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9年退党。1901年发起成立美国社会党。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17年、1932年两次竞选纽约市长。1926年起支持犹太复国主义。1933年逝世。
朱塞佩·艾马努埃莱·莫迪利扬尼（GiuseppeEmanueleModigliani，1872年10月28日——1947年10月5日），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出身于罗马的一个犹太资本家家庭，大学期间开始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曾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十月革命后支持改良主义派。意大利法西斯上台后流亡国外。他是著名画家阿马迪奥·莫迪利扬尼（AmadeoModigliani）的哥哥。
[56]鲁道夫·希法亭，1877年出生于维也纳，上大学时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变成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维克多·阿德勒最坚定的拥护者之一。到1902年，也就是他二十五岁的时候，希法亭已成为考茨基的《新时代》的重要撰稿人，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方面。1906年，他被奥古斯特·倍倍尔召到柏林，在党校教了一年课；在警察干预了这一活动，威胁要把他驱逐出境的时候，他的工作为罗莎·卢森堡所接替。这以后，他成了《前进报》的外事编辑（1907—1915），并于1910年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财政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研究》，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研究，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以这本书为根据的。
在党对帝国主义和战争问题展开的讨论中，希法亭属于以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派集团。1914年8月3日，希法亭是十五名反对通过军事预算的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之一。在11月的那些日子里，他同考茨基、哈泽、迪特曼在一起，构成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温和派；他变成了党的主要机关报《自由报》的编辑。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1923年秋季，他在施特莱斯曼的政府中做了两个月财政部长，拟订了一系列通货改革计划。在1928年6月到1929年12月，他又一次在赫尔曼·米勒的内阁中担任部长，后来由于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的压力而被迫辞职。希法亭通常总是党代表大会上的主要报告人；他主编党的理论性月刊《社会》。1933年3月末，他越过丹麦边界逃出德国，一直在瑞士住到1938年。那一年，他参加了从布拉格逃到巴黎的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1941年秋，他被维希政府引渡给盖世太保，几天以后，就在巴黎的一所监狱中死去——不是被盖世太保杀害就是自杀。——原注
霍拉斯·格里莱·亚尔马·沙赫特（HoraceGreeleyHjalmarSchacht，1877年1月22日——1970年6月3日），德国银行家。出身于商人家庭。1906年加入共济会。1908—1915年任德累斯顿银行副行长。1915—1922年任德国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1918年发起成立德国民主党。1923—1930年、1933—1939年任德国央行行长。1924年起担任德意志黄金清算银行监事会主席。1926年退出民主党。1930年起支持法西斯主义。1932年起支持纳粹党。1934—1937年任经济部长。1937年加入纳粹党。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政变”而被捕，被关押在多个集中营。二战结束时获释，旋即被盟军逮捕。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中无罪释放。1947年被巴登—符腾堡政府逮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1948年获释。晚年继续参加右翼运动。
[57]胡戈·施蒂内斯（HugoStinnes，1870年2月12日——1924年4月10日），德国工业家、政客。1890年继承了家传的煤矿和商业公司。后来他的企业逐渐控制了德国采矿业和钢铁业的命脉，他也随之成为德国的工业巨头之一。一战中他大发战争横财，1920年6月当选为国会议员。他经常以资方代表的身份与工会谈判。
[58]古斯塔夫·克虏伯（GustavKrupp，1870年8月7日——1950年1月16日），1909—1941年任克虏伯集团董事长。
[59]《第二次代表大会议事录》，第349页。——原注（译文引自《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7—218页。）——译者注
[60]喜欢引用文学譬喻的列维，对他未来的同事们引用了下面两句诗：
恋上你的爱神使你受尽了折磨，
是要赐福于你，使你心灵纯洁。
（同上，第362页。）——原注
[61]拉法伊尔·阿布拉莫维奇·阿布拉莫维奇（РафаилАбрамовичАбрамович，1880年7月21日——1963年4月11日），原姓莱因（Рейн），出身于拉脱维亚陶格夫匹尔斯（Daugavpils）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时期即参加革命运动，1901年参加崩得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1年流亡国外。1914年一战爆发后参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反对战争。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反对十月革命。1920年离开俄国，定居柏林，主办孟什维克流亡者的报纸，参与创立第二半国际，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合流后，曾当选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委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0年流亡美国。他在纽约协助主办意地绪语的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
[62]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СоломонАбрамовичЛозовский，1878年3月28日——1952年8月12日），原姓德里佐（Дридзо），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一个贫穷的犹太教师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铁路工人中间开展组织工作。1903年移居圣彼得堡后被捕，被流放到喀山。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期间，在1905年10月因袭击喀山警察局而被捕，三周后获释，12月又在圣彼得堡被捕，逃亡哈尔科夫后再次被捕。1906年7月至1908年5月被关押在狱中，随后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但在押送途中逃脱，从此流亡国外。1917年6月回国，并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7月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理事会书记。1918年1月11日被布尔什维克开除出党。1919年12月重新加入俄共（布）。1921—1937年间担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37年改任副外交人民委员。苏德战争期间担任苏联新闻局副局长。1945—1948年担任苏联新闻局局长。1949年1月26日因卷入“犹太阴谋”而被捕，1952年7月18日被判处死刑，8月12日被处死。1955年11月22日平反。
[63]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在德国的十二天》，汉堡1921年版，第74页。——原注
[64]恩斯特·约翰内斯·弗利茨·台尔曼（ErnstJohannesFritzThälmann，1886年4月16日——1944年8月18日），出身于小贩家庭，1903年参加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翼，反对工会官僚。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8年参加独立党，成为汉堡的独立党左派领袖。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3月发动失业者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为进攻理论辩护。后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左派的旗手。在1923年10月的汉堡起义中承担重要工作。1924年入选中央政治局，在费舍和马斯洛夫被开除后担任党主席，支持斯大林，1933年3月被捕，1944年8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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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国会活动的开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我的国会活动的开始
在北德意志的制宪国会里
在北德意志国会和关税议会中
策略上的分歧
在北德意志的制宪国会里
我一接到我选入国会的正式通知，就怀着有点激动的心情在一八六七年三月五日启程前往柏林。议会已于二月二十四日开幕。我面临一个完全新的政治活动。在此以前，我对国会生活一直是完全陌生的；我也不认织一个能指示我这种生活的人。施拉普斯律师和我是同一个党选举出来的，他所知道的议会生活同我一般多。然而就下了水。当我到了国会的会场莱比锡大街旧贵族院刚要推门时，门由里面开了，弗里德里希·查理亲王走出来，他也是议会议员。我当时想，最高层社会的人在这里遇见了最低层的人。我到办公室报到后，就往沙夫拉特律师和维加尔特教授的住宅去打听一下国会里的情形。我带有罗斯梅斯勒教授给他们的介绍信，但我却不认识他们。他们两人都埋怨他们的普鲁士同志们（进步党人），即使是他们中间最好的人也不能把自己提高到真正自由、民主的立场。还有分立主义的克森，枢密参议冯·韦希特尔及其伙伴也已被俾斯麦弄得惊惶失措，不敢再主张他们的立宪观点了。
我想说明一下，当时保守主义的萨克森、汉诺威诸邦已经有过一段比普鲁士长得多的宪法生活，它们拥护甚至自由主义的普鲁士也不敢主张的立宪观点并且在它们国内已经实现。
我被分配在第一组。对不明内情的人要说明，国会议员是用抽签方法分为七组，在当时他们还要经过最后的选举审查，并且像现今那样选出专门委员会。由于这个原因，委员会委员的名额必须是用七除得尽的数目。
三月八日，我写信给我妻说，施拉普斯和我构成了最左翼，我们坐在相应的地方。再向左去就被墙挡住了，我们却不愿用头碰壁。
议员中间当时有北德意志政治家的精华和议会的权威人物。在那里我又看到冯·本尼格森，他去年主持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议员会议；还有卡尔·布劳恩博士（威斯巴登），他是国会中的滑稽家，又据说是国会中最精于品酒的人；红色贝克尔，我与他重叙一八六三年的友谊；麦克斯·邓克尔，他以自己的狮发自豪；冯·傅尔肯柏克，他后来是辛孙的继任人，是国会中从来偏见最深的议长；古斯达夫·夫赖塔格，著名的小说家；鲁道尔夫·格奈斯特，后来有一天陆军部长冯·隆恩在全院面前恭维他，说他是一个能够证明一切的人；短小的拉斯克尔，当他匆匆上讲坛时，两条短腿常常像鼬鼠那样跑；共产主义者同盟前盟员米凯尔，一个头脑精细的人和演说家；普兰克博士，后来是民法法典的主要编辑和注解人；欧仁·李希特尔，他看起来还是同一八六三年我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认识他时那样冷淡；辛孙博士，曾任法兰克福议会议长，现在在国会里仍任这个职务；因为他在主持会议摇铃时，那种威风凛凛的样子，大家戏呼他为雷神；石威林（普查尔），曾当过“自由主义时代”的内阁大臣，他后来实行了国会每星期指定一天（照例是星期三）讨论议员的提案；所以至今在国会隐语中称这一天为石威林日。舒尔采—德里奇（特维斯登），他因为同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决斗而特别出名；冯·翁鲁，一个自由主义的反动分子；瓦尔德克，进步党原来的领导人；梅克林堡的维格尔斯兄弟，两个以往的革命家，其中一个属于民族自由党，另一个属于进步党。联邦立宪派中除了温德荷斯特以外，马林克罗特最为突出，他是后来中央党中头脑最精细的人。中央党团当时是由老自由主义者组成的，其中有乔治·冯·文克，是国会中讲话最快的人，为速记员所惧怕。最后，站在极右派而且是它真正的领袖的高级枢密参议海尔曼·瓦格纳，一个又瘦又长的官僚形象，他的面孔精瘦无情，他的声音招人厌恶。
一个重要人物，卡尔·麦耶尔·冯·罗特希尔德，是由被合并的法兰克福以《法兰克福报》的支持而进入国会的。他是一个矮胖而宽肩的人，漆黑的头发和胡须理得非常整齐；他在相当大的肚子前面佩着一条重金链并且服装总是非常考究。以往我从没有见过他的照片，可是见一面我就认得他了。我在下届国会遇见施韦泽时也是这样。国会里还有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和冯·施坦因麦茨两位将军，他们是因为去年的战绩而当选的。
但是比上述所有这些人更使我感兴趣的是以前我没有见过的俾斯麦。当时他出席国会，几乎总是穿着黑色礼服、黑背心和枢密参议式的黑领带，露着白色的硬领角。他还剩下的几根头发和剪得很短的胡子也都是黑色。所有漫画家都把他那三根头发画在光光的秃顶上，好像广阔的原野上长着三棵白杨树，我倒是没有看出来。这也许仅是存在于画家的幻想中，或者是在制宪斗争中成为他敌人手中的战利品了。我急于想听他讲话，但是这个大人物站起来，不发出狮吼或宏大的声音，却尖声尖气地向议院讲话，令人大为失望。他的语句又长又很复杂，有时稍带口吃，但讲得始终引人入胜，并且井井有条。
俾斯麦固然已同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特别是民族自由党人言归于好，但他总还是不相信他们，并且害怕他们可能又陷于渴望议会权力的错误，又要为他惹麻烦。所以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拟定宪法草案，但是这个草案如果不作一些比较大的修改，即使十分安分的自由派也是不肯接受的。最后他对他们作了相当的让步，但在主要的两点上，即铁的军事预算和拒绝议员日俸，他们对他让步了。关于日俸，他后来曾一度承认，如果在第一次表决时以大多数票通过日俸的自由派加以坚持，他也一定会准许的。但是早在那时，特别是民族自由党人，就已经习惯于变节。不可想象，如俾斯麦所威胁的，如果宪法中存在议员日俸，他就把宪法付之流水。他不能当着全世界出这种丑。此外，在立宪国会中，除普鲁士、梅克林堡和南略斯各邦的议员外，其余诸邦的议员都支领日俸，例如我们萨克森的议员是由邦金库每天付给四塔勒。
相反地，俾斯麦在三月二十八日会议上讨论将来的国会的选举法时，却须为这种选举法进行辩护。民族自由党右派议员冯·西培尔、格隆勃莱希特（哈尔堡）和迈耶尔博士（托伦）以及各种右派的发言人说出了对这种选举法的顾虑。西培尔认为这就是“民主的独裁”。俾斯麦对这解释说：“普选法有几分是我们致力于德意志统一而得到的一份遗产；这在法兰克福所草拟的德意志国家宪法中就曾有过；我们在一八六三年曾用这来对抗奥地利当时在法兰克福的企图，我只能说：至少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好的选举法。”
然后他阐述如何在这个行将建立的二十一邦的同盟中，完全不可能找到一个选举法的其他共同基础。难道人们还想要三级选举制吗？“是的，谁要仔细观察一下三级选举制在国内所起的作用和造成的状况，谁就必定说，在任何国家里再也想不出一个比这更坏的、更不合理的选举法了。”他对这选举法任意和苛刻地加以指责说，如果它的发明人能想象它的实际效用，就决不会制作它。他自然也感觉到，一个人若被这种选举法列在低级的选民阶层里，就会把自己看成公奴，看成政治上的死亡。
我的第一件议会行动是使国会做了一桩不合法的事。因为这件事没有记入史册，在这里略加叙述。当我第一次参加小组会议时，适逢议程上列着莱比锡议员冯·韦希特尔教授的选举问题。韦希特尔在复选中以五千四百三十四对四千四百零三票当选。但是莱比锡市参议会犯了个大错，该会不是照选举章程第七条所规定的那样，把选区划为若干选举组，每组居民不得超过三千五百人，而是把全市选民按照名字的字母排列，分为八个位于市中心的选举地点。所以一个人的当选不是以选举组而定，而是以选民姓名的字母次序而定。报告人贝图苏—胡克伯爵述说了这个情况，据他了解，这情况是很严重的。在讨论选举是否有效的时候，我也发言说，我居住在莱比锡已经六年，对该市的政治情况认识得很清楚，可以肯定地说，即使按照法律规定来划分选区，选举结果也不会两样。我这个完全不顾法律规定的理解竟被通过。委员会以十四对十一票决议选举有效，全体会议未经辩论即一致同意这个建议。
如果选举被宣布为无效，莱比锡市参议会就会大大出丑，我这样就使它免于出丑了。但是我也拯救了该市的代表，因为国会在四月十七日就要闭幕，如另订选举名单重新选举，时间就来不及了。不过这种决定，当然也只有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像新国会开第一大会议期间，才有可能。
我在上文曾提到贝图苏—胡克伯爵的名字。这位先生是那时期的一个肤浅而多言的人，并且特别喜欢讲些荒唐话。例如，有一天他这样说，“人们必须把时间的河流缚在前额头发上”；又一次，他谈到议员时说，“他们满心渴望，想回家到他们的父亲的耕牛那里”，一句话惹得全议院哄堂大笑。
既然当上了国会议员，我有必要在全体会议上作个长篇的发言。在我的选区里，人们也渴望这个发言并向我提出了相应的质问。但是讨论终结时的建议非常频繁，并且在宪法草案的总辩论中我的发言又被打断。我终于在第十四条，南德意志诸邦对北德意志同盟的关系上，获得了发言机会。我讲道：
我确信，普鲁士在创设北德意志同盟时决不是为了德意志的统一（右翼激烈反对），相反地，人们所注目的只是普鲁士的特殊利益，霍亨索伦王室权力的加强。（右翼激烈反对。议长要求安静下来，说人们应当在我发言后再来反驳我。）细看一看同盟，就可见其余诸邦陷于对普鲁士完全不正常的关系中。同盟只是一个由附属国围绕着的大普鲁士，而各邦的政府不过是普鲁士王治下的各省总督而已。（右翼激烈反对。）
我继续讲道：
如果普鲁士愿意把南德意志诸邦收进同盟中去，这本来是能够办到的。有人说法国会反对，我以为不然，因为由于同南德意志诸邦的军事协定，在战时德意志的军事力量就统一在普鲁士的手里。因此，法国将注意避免声明反对北德意志同盟吸收南德意志诸邦。法国方面如果干涉德国内政，结果将使全德国一致起来反对法国。
如果可以说布拉格和约只是一个国际订立的南北德意志之间的联合，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普鲁士对这问题如何想法，因为普鲁士强定了布拉格和约，如果普鲁士政府发现和约对他有害，就要毫不迟延地把它撕毁。（右边：啊！啊！）我也确信，一旦奥地利能够洗雪去年的失败和耻辱时，也会照样做的。普鲁士政府所以不愿吸收南德意志诸邦入北德意志同盟，是因为害怕被多数票所压倒。普鲁士通过军事协定把军事力量抓在手里就满意了，此外是力求通过关税条约在存在着的鸿沟上架个桥，但是并不把它填平了。我们不支持这样的政策。我反对把这样的政策叫做德意志政策，我反对这种不是宣布德国统一而是宣布德国分裂的同盟，我反对这种把德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军营（激烈反对）而把自由和民权的最后残余毁灭净尽的同盟。
民族自由党议员魏柏尔（斯塔特）认为我的讲话会使会议发生不和，但是他希望，把这些不和讲出来，可以提供解决这些不和而归于和的机会。
议员米凯尔也反驳我，说我惋惜北德意志同盟强夺了小公侯的权利而使他们处于总督的可怜地位。这是对我的话的曲解，我只是想用譬喻说明，北德意志同盟是个怎样特殊的产物。即使当时所有的中小诸邦全被吞并了，我也会袖手旁观。米凯尔另一句格言是：普鲁士邦不是军事国家而是个文化国家……奇怪的是，那些敌人用怎么样的联合来反对这个新的国家形式。一方面是最坚决的民主主义者，他们的倾向却不过是对于小公侯们的威权特别感到兴趣，与他们联合的是（如果要公开说）那认为我们的祖国不在别处而在罗马的山南党。
请看，在我们的议会生活刚开始的时候就已出现诬蔑，我们成了当时在北德意志国会中还没有有组织的代表的山南党的同盟者。这样，米凯尔就是他的同志至今还用来对待我们的诬蔑的创始人。此外，他也表示希望，普鲁士国王将不再与倍倍尔这类的敌人打交道。这个希望至今尚未如愿，还有三十年后所说的：社会民主党只是一时的现象，也是如此。
议会的保姆拉斯克尔对于我的发言自然也难安缄默。他见第一个发言人（我）就这样激烈攻击我们的政治领袖，很感惊讶。据他所知，我所隶属的那个党，在爱北斐特—巴门会有力地支持了首相的选举。（他意指俾斯麦的选举。）此外，他一定要我承认，我是把在酒吧间里常说的闲话照样在这里反映出来了。这时议长打断他的话，说他（拉斯克尔）无权对同事的发言作这样的批评。在一次私人谈话中我回答拉斯克尔说：由于他的攻击使我能够把我的党的态度解释一下，倒是很合我意。我并不属于在巴门—爱北斐特帮助俾斯麦伯爵当选的那个党，那个党名叫拉萨尔党。他（拉斯克尔）从我在这里反对俾斯麦伯的政策这个事实，就可以了解这一点了。我不属于拉萨尔党，而是属于激进民主党，或者如果愿意，也称为人民党。关于他对个人的攻击，议长既对他斥责过，我就没有必要重提了。
我的发言也在院外引起重大的轰动，特别是我的选举人感到非常满意。相反地，自由派的《格劳绍日报》发泄它的怒气写道：“莱比锡的年轻旋工师傅倍倍尔幸运地发表了他学得烂熟的处女演说词，因此猪肉跌价三分。”次日，在也是格劳绍出版的《顺堡公报》的一个广告上对这回答说：“所期望的猪肉跌价没有实现，但因东普鲁士的牛（暗指作者）大批涌到，所以牛肉大概要大跌价了。”
关于我的处女演说还有两个余波。《凉亭》杂志那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文章中谈论到国会里出色人物的姿态。我也荣幸地被列在文章里。作者描述，当我发言时，好像是革命的海燕在会场中飕飕飞过。这种称赞，在《凉亭》出版人艾恩斯特·恺尔看来（我以前同他曾为政治事件会晤过多次）太过份了。该期的印刷因而临时停止，并且修改了那句话。
几星期后，我又回到家里，有一天两位仪表轩昂的先生到我的作坊里来，我正站在作坊虎钳床前锯牛角。其中一位先生探问旋工师傅倍倍尔。我回答说：“就是我。”发问的人有点惊愕地看着我，并且说：“我说的是国会议员倍倍尔。”我有点愤怒地答道：“是的，是的，就是我！”他惊讶地把我从头看到脚，然后自我介绍说，他是罗塔的冯·弗里森男爵。他是部长的兄弟。他读了我的国会发言，喜欢其中某些章节。我以鞠躬来答谢他的恭维。接着他问，谁是约翰·雅可比博士，他在普鲁士邦议会中作了那么好的发言反对吞并和反对俾斯麦所要求的赔款。我向他作了他所希望的说明。然后两人离去。
在那时代我们的分立主义者对俾斯麦怀着极大的怨恨；他们为了消灭他，不惜与魔鬼结盟。国会开会期间，大部分萨克森议员住在贵族院对面的莱比锡花园。我们与店主商定，每天在开会后为我们准备午时会餐。有一天我坐在议员哈柏康旁边，他是齐滔的市长和萨克森下议院的议长。在谈话中间也谈到俾斯麦，俾斯麦在当天上午会议上又作了激烈的发言。哈柏康对此还是非常激动，他用最激烈的言语来反对他。
会期将终时，国王邀请全体国会议员到宫中赴宴。我和另外几个议员没有参加这次宴会。次日午前，在国会遇到与我已成好朋友的红色贝克尔。贝克尔还带着酒意，大片外露的衬衫胸部还带着酒渍。当时他还是个光棍。“喂，贝克尔”，我问他，“昨天在威廉那里怎么样？”于是他得意洋洋地站在我的面前，双手放在我的肩上轻轻摇着回答说：“小倍倍尔，真了不起呀，威廉有美酒儿呀”，说着他还啧啧咋舌，“我背后还站着一个人，我的酒杯一塞，他马上斟上。”我笑着问他：“那么今后您是宫中有请必到啦！”他也笑着回答说：“我的亲爱的，这是您可以料到的。”
贝克尔和米凯尔是北德意志国会中两个从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各人以自己的方式发迹。贝克尔当过多特蒙德的市长，后来是科伦市长，由于这个资格也成为贵族院议员。米凯尔爬得还高几级。他起先是欧斯纳布鲁克的市长，以后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市长，逝世前是有名的受封为贵族、领恩俸退休的普鲁士财政部长和农业党的红人。
先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若干盟员一般都有了特殊的发展。除了贝克尔和米凯尔之外，有以往的排字工人瓦劳，他逝世时是美因茨的市长，还有柏尔格，曾长期担任《莱茵报》的主编，在立法时期当过一任德意志国会议员。他和当时的贝克尔同属于进步觉。
四月十六日，举行对北德意志同盟宪法的记名投票。出席议员二百八十三人（国会议员合计二百九十七人），赞成者二百三十票，反对者五十三票。反对者除施拉普斯和我之外，还有全体进步党、波兰人、温德荷斯特、韦希特尔、哈柏康和若干汉诺威人。根据当时进步党的见解，北德意志同盟宪法中没有包含着制宪议会必须由它批准的权利。没有基本民权、没有认可捐税权、没有部长责任制、没有议员日俸。而代之者却是铁定的军事预算和同盟首相的巨大权势。从一八七一年起，同盟首相称为帝国首相。国会在四月十七日闭会；共举行会议三十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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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期将近结束时我叫我妻来柏林游览一下。那时的柏林不能同今天相比。又长又直的大街上没有装饰的屋面，使柏林显得单调乏味。房屋像一队兵士整齐地排列着，毫无使人兴奋的色彩。交通比今天也差得多。有时两匹乏马拖着一辆公用马车在石块路面上来往颠簸。出租马车很少，那时柏林人还嫌它太贵。唯一现代的交通工具是有轨马车，由铜穴到沙罗登堡。卫生情况恶劣。还没有下水道。各家的污水汇聚在沿着人行道的水沟里，热天臭气熏人。街道和广场中没有公用厕所。外乡人，尤其是妇女，有需要时，毫无办法。就是在屋里面，这类设备也简陋不堪。有一天晚间，我同我妻往王室剧院，当我在两幕间休息时进入男小便处时，吃了一惊。里面正中间放个大桶，沿着墙放几十个便壶，用过后自己提起倒入大桶里。这真是舒适并且完全民主的。实际上柏林这个大城市到一八七〇年以后才由野蛮状况进入文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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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养成了习惯，每大国会会期过后到我的选区去旅行，并在主要地点举行几次选民大会，会上我作关于国会辩论和我的活动的报告。因为我们到处都有大会场可供使用，估计听众必然踊跃，并且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从我开始鼓动起，妇女就占到会人数的一大部分，后来她们竟成了我们热心的女鼓动者。因为我们没有印刷厂，在选区内所散发的几张党报只有少数人可以看到，而敌人的报界却不断地特别反对我，所以这些集会是有必要的。我与我的选举人渐渐形成融洽无间的信任关系。敌人在各种选举中曾力图使我下台，终属徒劳。十年后（一八七七年），我因在两个地方当选而放弃这个选区时，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如果不这样做，党就要把新赢得的选区（旧城——德累斯顿）又失去了。
在北德意志国会和关税议会中
第一立法时期的北德意志国会在一八六七年九月十日开幕。新当选的议员中特别突出的是冯·霍维尔柏克男、弗兰茨·齐格勒尔和冯·奇尔希曼。三个人都属于进步党！奇尔希曼同齐格勒尔一样也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民主主义的活动时期。他在一八四八年普鲁士国民大会中是属于抗税派的。他也是受迫害最多的普鲁士法官之一，反动派对他不惜釆取卑鄙的手段。最后他被撤去拉提布上诉法院副院长的职务而无退休金，因为他作了一个关于自然界的共产主义的演讲。他在演讲中主张限制人口增加，以求文化的更高发展和取消经济的不平等。他对听众说：“人类在幸福和健康方面逐渐平等的理想，深藏在每个人的胸怀，所以人们用不着灰心。您可以确信，向这个目标的移动和接近是规定了的。即使要用四千年之久才仅仅赢得高度的平等权利，我们也不要气馁，因为财富的平等，这个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在两世代内是不能达到的。”这个演讲竟被认为“不道德”，而且这样不道德的高级法官是普鲁士这个一贯虔信宗教和讲道德的国家所不能任用的。奇尔希曼诚然是国会中最具有哲学修养的人，无论如何他在修养和学识方面远远超过那些撤去他职位的法院官员。除了上述三人以外，议员中还有毛奇元帅。此外，议院里还有后来声名狼藉的史特鲁斯贝克，他极善于拉拢许多普鲁士高等贵族人士做他那投机公司的诱饵，他们的签名也光耀着他的计划书。可是史特鲁斯贝克的外表即已给人以极为可厌的暴发户的印象，所以这种现象就更令人难于理解了。他是以自夸豪富的面貌出现。他所举办的宴会，在那时的柏林轰动一时。柏林报界为此刊载了长篇的报道。像他那样的挥霍无度，在柏林私人方面是空前未有的。大资本主义的纪元由史特鲁斯贝克开始了。贵族和财阀结成了亲眷。
我在这次会期中的第一次发言是对九月二十四日关于请愿的讨论。我对这提出异议，因为国会向同盟首领（即普鲁士国王）请愿，自称为德意志民族代表。议长打断我的话说，并没有其他的民族代表。我对此回答说，国会只代表民族的一部分。人们遗弃了一千八百万德意志人（一千万德意志—奥地利人，八百万南德意志人），还有卢森堡也被排斥在同盟之外。此外，根据布拉格和约第四条也会有一天把北什列斯维希地区转让给丹麦的危险。这不是民族政策。
俾斯麦为此发言。他不是反对我个人（他说时稍带恶意），而是因为我成为广泛流行的错误的喇叭筒。卢森堡并未被遗弃，他企图用一连串的诡辩来作证明。难道我希望因卢森堡而掀起战争？这当然是我绝未想到的，我只想证实，该邦同德意志的老关系将因俾斯麦的“民族”政策而被解除，而且是由于拿破仑的要求。卢森堡以前是德意志同盟各邦之一，在法兰克福的同盟会议中有席位和表决权，并且卢森堡城是德意志同盟的要塞，且因卢森堡大公是荷兰国王，所以荷兰的利益也是同德国利益高度相结合的，这在国际纠纷中是有利的。
十月十七日，在讨论有关兵役义务的草案时，我第二次发言。这个法律草案所要求的只是表面上的普遍兵役义务，因为这样长的服役期限，不可能让所有适龄的人都来服兵役。但是一切适龄的人受军事训练，却是一件公正的举动和对国家有益的事情。这只有施行由于襄霍斯特和格奈塞瑙的军事改编而在一八〇九年到一八一三年在普鲁士所施行的那种国防制度，才有可能。较短的兵役期限也同样能提供善战的士兵，一八六六年在绝大多数士兵从军不过九个月的萨克森证明了这一点。普鲁士现行的一年志愿军制度也证明了这一点。
非常反对我的汉斯·布鲁姆对我大发雷霆。说我哪里有脸作这种发言？（议长斥责。）在私人谈话中我答复布鲁姆说，他的父亲曾有脸在一八四八年法兰克福议会中作与我类似的要求，我的脸就从他那里得来。李卜克内西和我对这个法律草案的发言，在外面引起震惊。我们收到三十多封赞成信，几乎全是由普鲁士各城市发出的。莱比锡的同志们送给我们一只九磅重的火腿作为表扬，这是我们这些现在还无薪给的议员们深为欢迎的。
在讨论护照法时，李卜克内西和我提出一个建议，说警察无权把人驱逐出境。关于迁徙自由法，我们建议，警察不得给任何人以居留限制，这种限制只能根据法院的判决。这条法令一发生效力，以往实行的一切驱逐处分，应一律取消。李卜克内西在申述建议的发言中提到了他一八六五年被逐出普鲁士，并在一八六六年秋天又因违反禁例而被判处的那些事件。这些建议当然被拒绝了。
会议早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即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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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八年春季三月二十三日开幕的国会集会被中断；在耶稣复活节后，四月二十七日，在柏林召开关税议会。会议是在普鲁士邦议会的会场（当时在端侯夫广场）举行，因为贵族院的会场容纳不下一百人左右的议员。筹办人在分配席次时曾稍怀恶意地把罗特希尔德的座位放在李卜克内西的旁边。全场都笑了。但是这位法兰克福的世界银行家不久就不能忍耐这个危险的邻居，他让人给他安排另一个座位。
在南德意志关税议会的议员中间，不少人已经在政治上起过作用，例如路易·班伯格、法律教授布隆赤里、天主教的社会政治家约尔格、统计学家科尔伯博士、霍亨卢恩侯爵（希令斯福斯特，他后来任首相）、马夸特森教授、麦茨—达姆斯塔德的律师摩里茨·冯·莫尔、律师奥斯特伦（斯图加特）、前部长冯·罗根巴赫、沙夫莱教授、塞浦教授、斯陶芬堡男爵、塔弗尔博士（斯图加特）、冯·汪比勒尔部长、律师斐尔克（春天的百灵）等等。
我因为参加了关税议会的开幕会议，所以我同议员汉斯·布鲁姆、冯·瓦茨多尔夫和图比阿斯一起作年轻的秘书。那时国会的办事细则中还规定着，在会议开幕时由出席的最年轻的四个议员会同高龄的议长组成临时办公室。人们怀恨于这样使社会民主党人得以进入办公室，后来就把办事细则改变了。现在是由高龄的议长选拔临时办公室的四个秘书。对于反对派，国会总是不乏斤斤计较小节的。
南德意志的议员中同李卜克内西和我结成较亲密的关系的也有几个：阿迈尔弥勒、弗赖斯勒本、科尔伯、奥斯特伦、沙夫莱、塔弗尔等。其中许多是属于民主党的，例如科尔伯和塔弗尔。大多数南德意志议员在新秩序之下只觉得很为难。关税议会是两年前进行的内战的后果，在南德意志还是创痍未复。人们总觉得自己是战败者。加之，关税议会也是个政治上不得已的办法，非驴非马，是一个应急的产物。自由派以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代表人的身份，想把关税议会造成一个完满的议会；这不仅是俾斯麦考虑到对法国的政治关系和南德意志的情绪而加以反对，就是南德意志那些看不到北德意志同盟及其宪法和组织中有政治理想的一切其他政党的代表，也都反对。另外，那时候南北德意志的人民在思想上还存在着特别尖锐的对立；因此，南德意志人对于维也纳和巴黎比对于柏林还熟悉些，那时期南德意志人很少去访问柏林，所以人们了解到，一有相当的机会，双方的精神就冲突得很厉害。在这里却也表现出，南德意志人在坚韧性方面不及北德意志人。李卜克内西和我时常为和我们接近的一部分南德意志议员竭力撑腰。
民族自由党人想通过致普鲁士国王的请愿书的尝试在热烈辩论后以一百八十六票对一百五十票失败了，这使建议人完全莫名其妙。在这大会议期间我作了两次较长的发言。第一次是反对征收烟叶税的法律草案，第二次是关于关税同盟和奥地利之间的关税条约。在这个辩论中，我同议员拉斯克尔发生了猛烈的冲突。他又一次以各种各样迂腐论调反对我们，并且以夸张的口吻攻击各小邦中的情况。我有力地反驳他那迂腐论调，并且说，我听得由他嘴里攻击小邦，更觉惊奇，因为他原是由一个小邦（迈宁根）得到他的委托的，由于这一点，胜利属于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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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四日，由柏林的民主主义者和党员同志们在音乐大厦召开民众大会，参加委员会的有书商琼纳斯（他后来因为营业失败而移居美国，在那里合伙创办了《纽约人民报》，他任主任编辑）、路德维希·勒维、保尔·辛格尔、弗·斯台法尼、铁尔德等。南德意志议员有弗赖斯勒本、科尔伯、奥斯特伦、沙夫莱和塔弗尔，此外还有李卜克内西、莱因克博士（他是由伦内普—麦特曼区的全德工人联合会选举出来的）和我出席。李卜克内西猛烈攻击进步党的政策，尤其激烈攻击瓦尔德克及其伙伴而且他是那么尖锐地反对北德意志同盟，致使委员会中部分委员惶恐不安。我发言说，现在在德意志统一的形式下所着手的东西绝不是也永不是统一的德意志。我们希望有一个由全体人民的意志支持的德国，领导它的是个由人民自由意志所产生的政府，只有在这么一个德国，才能期望为人民，尤其是为劳动人民，谋求属正的福利。我并且批评北德意志同盟的军国主义发展的情况说：结果不是减轻负担而是加重负担。
麦克斯·希尔施博士带着他的党徒参加会议，意欲引起吵闹；我们之间早已绝交。这是很早的事了。他那吵闹的党徒被斥责得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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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月间的一个星期天，柏林裁缝协会邀请李卜克内西和我参加宴会。我们照他们的意思邀了奥斯特伦、沙夫莱和塔弗尔诸议员同往参加。在跳舞会上来了个所谓女士邀舞的节目。女士们一齐冲向我们五个人。每人都要同我们跳舞。但是四位同事声明不会跳舞。于是她们都向我这倒霉的进攻。四次舞都顺利地过去，到第五次，我的头和胃都不好过。我病了，只好逃到庭园里去。次日午前，有个妇女代表团到我的寓所来慰问。我请她们放心，这点艰苦我是可以克服的。当我们那天夜晚回家时，沙夫莱对于舞会的美好风格和全部情调极为惊讶，认为是不能再好了。他认为，在南德意志的工人舞会中不可能这样好，在那里会演成斗殴。我反对他这种理解。我固然还没有参加过南德意志工人舞会，但我确信，在一个有组织的工人的宴会上不会发生那样的事。
五月二十日，柏林商界宴请关税议会的议员，每份餐费计二十五塔勒。我没有参加。有些赴宴的同事第二天向我断言，宴会布置得非常不好，以至相当多的客人简直都没有能吃饱。
南德意志人大半都以他们在柏林参加了四个星期无薪给的会议后得重返家乡而感到高兴。再说，会议大多很少人参加，致使柏林人有一句笑话，说关税议会等于空虚议会。中断的国会会议的闭幕会，我没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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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德意志国会的下次会议于一八六九年三月四日开始。会议的主要讨论事项是工商业管理条例草案。我于第十次会议时才出席，并立即参加条例草案的总辩论发言。我同别人一起驳斥枢密参议瓦格纳，由于他在讨论中的行动，我称他为普鲁士王室的宫廷社会主义者。此外，我反对那激烈攻击我们的施杜姆男爵。我为我们的鼓动和组织辩护。他会指责工人们的组织是国际性的，面对资本主义的国际性，这是必然的结果。对议员米凯尔，我也同样应战，他认为我们德国的社会事业比英国和法国进步。我回答说，无论如何，在英国和法国再不会像我们这样为了营业自由和迁移自由争吵几个星期之久。此外我还说，议员瓦格纳曾对议员舒尔采—德里奇说，他（舒尔采）所要求的，因为由此得出导致反动的经济制度的最后结论，所以适合他（瓦格纳）的意思。我认为，他（瓦格纳）把结论弄错了，最后不是反动而是革命到来，而且必然到来。
我在发言中声明反对由委员会讨论该项草案，因为议院没有选我们一个人入委员会。这话起了作用，我被选派到委员会去。
我想在这里夹叙一下，出席国会和关税议会对于李卜克内西和我是巨大的牺牲。我们的选区，尤其是我的选区，固然尽力在经济方面接济我们。但是我们俩对选民的经济接济感到痛心，因为他们都是德国最穷的人。当时还没有党的津贴，又没有钱来发议员生活日俸。由党发给生活日俸是一八七四年才开始的，不过也够菲薄的。我们往来柏林的旅费也必须自己掏腰包。这样，我们就常常缺席，甚至在为了我们党的利益应该出席的时候。施韦泽及其伙伴在这方面就好些。他们住在柏林，只有莱因克例外，但是他在一八六八年即已辞职，由弗里茨舍接替；他们不必费力，也用不着较大牺牲，即可参加每次的重要会议。但是时常缺席的并不仅是我们。大多数的法律都是由不足法定人数的会议来通过的。大家知道，这情形一直持续到一九〇六年春季实行日俸制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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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讨论工商业条例时我们提出了一批建议，但其中只有个别的侥幸通过。我们建议作一些规定，据这些规定凡有关预告期限等的争执应转交劳资仲裁机关处理；此外，我们要求禁止实物工资制；所有超过十个工人的企业有义务订立工厂规则，拟订时应听取工人意见；我们还建议规定学艺合同的条款，取消工作簿，禁止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在工厂做工。另外，我们还要求禁止星期天工作，超过十个工资工人的企业每个标准工作日为十小时，职工组织有完全的联合自由，实行工厂监督。施韦泽及其伙伴的建议大半与此相同。
我的取消工作簿的建议获得意外的成功。这是这样来的。莱比锡警察局公布一个规定，各旅馆主人，遇有漫游的艺徒到来，应在他们到达后立即索阅他们的漫游身份证，并把它送交旅客事务所。但如有艺徒不肯出示漫游身份证时，应把他带到旅客事务所，不得延误。此外，旅馆主人应注意，凡是迁移来此的或者失业的艺徒不经警察的许可不得在莱比锡停留二十四小时以上。
这个规定同护照法有尖锐的矛盾，护照法已经取消了国内的身份证限制。于是我发言说，萨克森的工商业条例中有关工作簿的规定，将因护照法而失其效用。拉斯克尔支持我的建议，因而建议得以通过。十年后保守党山南派的多数派审查工商业条例时，又对二十一岁以下的人们实施工作簿。
我那取消工作簿建议的被通过，激怒了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我提这个建议时所用的所谓全部诡计，C.罗设尔博士（已故的著名国民经济学家、马克思和拉萨尔都讨厌的W.罗设尔的儿子）在一篇题名为：《德意志工商界怎样失去工作簿。一部社会小说的未完稿》的文章中作了叙述。根据C.罗设尔的说法（他现今还在萨克森政府的一个高级机关中工作），我的诡计是我同我的“朋友突比克”（这人诚然从来没有过）搞起来的；有一天晚上当他到“我的凄凉的房间里”来找我时，我正在为我的建议起草一篇（附带说）很短的发言。于是我（都按照罗设尔的说法）在同突比克的倾谈中把我明天将在国会中如何愚弄别人的打算详细地告诉他，以博取他对我的建议的赞同。我读着罗设尔硬加在我身上的欺骗尊敬的同事们的狡计，不无骄傲之感。这个行动自然是完全如同我所计划的那样成功了。当议长宣布建议获得多数票时，有人听到在讲坛上有忍耐住的窃笑声。那就是我的朋友突比克，他为我的计划成功而暗自欢喜。我确信，有些人读到了这个描写会信以为真并且自言自语说：“这个倍倍尔原来是个混账东西！”但是这个描写并没有历史的真实性。而历史常常就是这样造成的。
我的第二个得到通过的建议价值较小，就是把条例上凡是用“闲暇”一词的地方改为“休息”。政府自己也看到“闲暇”一词不适宜，遂接受我的建议。此外，我们的其他一切建议均遭拒绝。
在这次会议中也规定了国会的选举法。施韦泽和哈森克莱维尔提议把二十五岁改为二十岁，并规定选举日必须是星期日。我提议在整个同盟范围内在同一天选举，选举日必须是星期日或假日。此外，我要求删去凡现在或在选举前一年曾接受公共团体或者地方团体的济贫金的人丧失选举权的规定。
不用说，我们虽费尽言词，这些建议还是被否决了。而今现役军人也失去现在的选举权。热烈拥护这点的是民族自由党人。各邦政府并没有提出这些要求。
在讨论预算案时（四月二十四日），议员冯·霍维尔贝克主张裁减军备。我对此回答说，我认为，像现今欧洲的情况，到处是专制政治当权的时候，竟真以裁军为可能，那就是愚蠢。我们的专制君主们每个都在伺机袭击别人和打倒别人，会想到赞成裁减哪怕一点点的军备，我认为也是不可能的。这里就正像寓言中所说的两头狮子相扑，相吃得只剩下尾巴。这对于我们只能有好处。
五月十三日我发言，反对公侯们免付邮资的特权。我的发言一再被猛烈地打断。我的讲话伤害了部分议员的“忠义感”。但是我却得到选民的纷纷赞成。
六月三日，关税议会又开幕了，但在六月二十二日即行闭幕。我没有参加讨论，因为那些辩论对我不甚重要；再说，我的营业也需要我回莱比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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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〇年北德意志国会春季会议的主要讨论题目是北德意志同盟的刑法草案。在这个讨论中我只发言一次，那是在关于死刑的第三读讨论的时候。在第二读时，国会的大多数表示反对死刑（在一八六八年公布的萨克森刑法中取消了死刑，在巴登也同样取消了），而现在在俾斯麦的威逼之下又以一二七票对一一〇票赞成死刑。萨克森议员中唯一赞成死刑的是汉斯·布鲁姆博士，即一八四八年秋季在维也纳附近的布利基特瑙被枪毙的罗伯特·布鲁姆的儿子。当布鲁姆表示赞成死刑时，我们在最左翼大声嘘他。
汉斯·布鲁姆是社会民主党的最卑鄙最阴险的敌人；为了同我们斗争，他不惜采用任何手段。不言而喻，他是俾斯麦的热烈崇拜者，俾斯麦也厚待他。但他却无法挽救他的可耻的没落。布鲁姆因为无耻行为而被撤销律师职务。以后他到瑞士开设了一个雪茄烟工厂。他作为一个富翁，死于一九〇九年。
我在一八七〇年春季会议中的第二次发言是附议拉斯克尔的建议，他要求修正军事刑法。建议以一一七票对七十三票通过。
一八七〇年关税议会的会期还是很短，仅约三星期。会议开始时议员科尔伯博士（巴伐利亚）辞去关税议会的委任。关税议会是个只为普鲁士的权力地位服务的欺骗机构。值得注意的是民主资产阶级如何厌恶斗争。可是这样一来，就无法维持党的生命，更不用说加强党的力量了。在当时聪明人就已经看出，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日益增长的阶级对立越来越加剧精神的分歧。
一八七〇年的春季会议是关税议会的末次会议，因为数月后大悲剧开始，德国的政治情况也起了巨大变化，使关税议会成为多余的了。
策略上的分歧
在我叙述德法战争的悲剧之前，必须先简单谈一下李卜克内西和我之间因为我们对议会的态度而形成的策略上的分歧。
早在讨论俾斯麦的同盟改组建议时（一八六六年春季），李卜克内西就已经在曼海姆的《德意志周刊》上表示反对选举一个这样的国会。但是这个刊物在我们党内几乎全未看到，而且因为（就我记忆所及）李卜克内西既没有在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也没有在民主协会，也没有在其他集会中想提出他的否定立场，所以也没有进行对于这种立场的辩论。后来在一八六六年圣诞节当我们在格劳绍的邦集会上毫无异议地认为当然参加选举，并且推举李卜克内西（他那时正在柏林市警察局受三个月的监禁）为萨克森第十九选区的候选人的时候，他也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个提名。一八六七年盛夏在他第二次候选时，他也当选了。起初他自己还提出了对法律草案的建议，但是不久，他反对议会制度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并且我们之间在关于应在国会中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据李卜克内西看来，北德意志同盟是我们必须用一切手段把它斗到消灭为止的结构。依照他的意见，参加同盟的议会，如果不是表示否定和抗议，就是放弃革命立场。因此，绝不妥协，绝不和解，也就是说绝不企图以我们的意见来影响立法。
这样来理解我们的革命立场，我不能同意。在适当的场合，首先在反对一切恶劣的和有害的东西时，要抗议和否定，然而同时也要作有积极意义的鼓动，我们对各个法律草案都要提出我们的建议，借以表明我们对于事物的看法。由于我们提出了这些建议并作了对此有利的发言，这些言论即使被割裂删节，因为登在报上为千万人所阅读，我们就发挥了最高度的鼓动宣传作用。
我们之间的这些意见分歧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我对工商业条例和其他法律草案提出许多建议时，李卜克内西仅仅勉强地投了他的一张票。最后他认为应当作一次演说来说明他的不同立场，一八六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他在柏林民主工人协会中就这样作了。后来这个演说印成小册子，题名是《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对国会的政治立场。》
李卜克内西在演说中说：社会运动是一个革命的改革过程，不是在一两天内就能完成的……但是，新社会和旧国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新社会的首要意图是谋求消灭旧国家……为了社会实践，社会民主党必须先创设国家基础……国会中的斗争只是一种假斗争，只是一幕滑稽剧……只有在有共同基础的地方，才能进行协商……原则是不可分割的，必须整个地保持或者整个地牺牲……面对着国会中几乎是唯一代表的统治阶级，社会主义就不再是理论问题，而简直是实力问题了，它同其他实力问题一样，不能在国会中，而只有在大街上、在战场上来解决……一切认为国会中发言有价值的话，都是站不住的。难道人们会相信谈话能够把国会感化过来吗？这种谈话是无用的，说无用的话，乃是愚人的一种消遣。
他接着反对过份重视专制国家里的选举权，没有公民自由、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结社自由，则普遍选举权不过是专制主义的玩物和工具而已。
国会也没有实力；即使我们在那里占了多数，一连军队就可以把这多数赶出神殿……革命不会是取得高级主管当局同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会在现代的国家内实现；要实现社会主义思想，必须推翻这个国家。“同现代国家决不和平相处。”
李卜克内西的这种纯粹否定的态度，尽管他屡次争取使它在党内成为准则，却没有成功。不过当八十年代在反社会党人法统制之下，无政府主义在德国各地得到发展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当然要利用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把我们当作“议会党”来斗争。党的第一领导人的言论经常被利用来反对党的活动，这种情况是不能任其持久下去的。关于这，在八十年代中叶的一次议会党团会议上我提请他注意。李卜克内西立刻同意我的意见，于是在再版时加上个序言，说明他在小册子中的立场只是指帝国建立之前那时期而言。后来，李卜克内西又在圣加勒代表大会上（一八八七年十月）公开不讳地声明说：现在他才看到在议会中的实际活动对党是必要的和很有益的。因此我们之间在议会策略上的意见分歧消除了。
李卜克内西的言论还在司法上有个余波。柏林市法院因为他传讯不到而缺席判决他诽谤当局的规定，判了他三个月的监禁。柏林市法院根据法院互助条例要求引渡李卜克内西到案。人们抓住这一点：当时还没有共同的刑法和共同的诉讼程序。萨克森法院拒绝引渡，因为根据萨克森新刑法，没有李卜克内西在柏林所被判决的那种罪名。现在普鲁士政府又要求萨克森政府以诽谤同盟制度罪迫害李卜克内西。萨克森政府也做出了应允要求的姿态。事情却长期拖延下去，后来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言论和我在普劳恩的言论一样，都被当作珍贵的公诉资料，列入我们将来的叛国案文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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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1919—1920年的内战时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四章1919—1920年的内战时期
·志愿团和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列宁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魏玛共和国与共产国际的成立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墨索里尼的崛起
工厂代表委员会的失败以及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遇害，标志着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一阶段的结束。从德国的前提条件出发，斯巴达克团和工厂代表委员会都曾试图发展一种旨在防止帝国派势力重新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政策，但他们也全都遭到了失败。郑重反对以恐怖为武器的人道主义者罗莎·卢森堡，本人便被恐怖主义者杀害了。
在一个文明城市的中心，对社会主义领袖——其中有一个还是身带残疾的弱女子——实行半公开的暗杀，是德国社会中的一个新特征。这一事件造成了巨大影响。工人们要为被杀害的斯巴达克派领袖报仇。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仇恨心理；他们摆脱了最初的天真。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容易理解的例子，使他们明白凡是反对复辟力量的人都会有什么遭遇。在1月15日以后，德国革命者原来的慈悲心肠大部分已成明日黄花了。作为年轻德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去世，的确是一个悲剧。他们的死亡象征着一切企图把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最优良传统发展成熟，并使之适应于德国历史新阶段的努力宣告结束。
至于艾伯特——卢森堡的反面——的立场，也必须被置于1918年欧洲正在摇摆不定的势力均衡的背景上来考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一些想象力不强的人，但好歹也算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们竭力为德国在凡尔赛和约签订后的欧洲重新抬头而斗争。他们宁愿和法英两国达成任何安排，而不愿和俄国合作。艾伯特的坚决反对斯巴达克团，就如他的一心要保存德国社会旧结构一样，正反映了这样一种立场。
从他和德国军队的合作来看，在社会民主党的空想家和空谈家中间，艾伯特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假如他的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以及斯巴达克派一致行动，就会为德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打开闸门。他认为，这股洪流就会把帝国毁灭得干干净净，使它不再有任何复辟的可能（不论这种复辟采取多么温和的形式）。这种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局面就会把德国和革命的俄国联在一起，从而使德国脱离西方列强的范围，成为俄德轴心的一端（这个轴心将沿着莫斯科—柯尼斯堡—柏林的路线形成，包括华沙、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在内）。
因此，艾伯特和诺斯克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和使用一切手段来挽救帝国。而在挽救帝国的同时，艾伯特指望能实行一个逐步进行社会改革的长期计划，这个计划将会提高工人的地位和加强他们的影响。他的政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这是战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新环境的适应。在巴黎和伦敦，人们都赞扬他能洞察新欧洲对德国具有的意义；他是德国的救主。“的确，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可以说是德国唯一受过政治教育的阶级，而目前到处执政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则可以说是德国各政党中唯一有经验的行政管理人。”[1]
可是，德国介于俄国与西方之间的这种奇特的尴尬处境，解决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不光是把革命运动可以见到的部分、即斯巴达克团和工厂代表委员会消灭掉就能完事的。帝国正处于分崩离析之中。它在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已经一落千丈。德国社会的一切阶层都感受到了战败的后果，不可能用假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也不曾有过的办法抹杀掉这一切。
志愿团和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把帝国军队的干部非法地重新聚集起来的志愿团，[2]是由一些军官领导的，这些军官始终怀着的一个主要愿望，就是消灭掉以任何形式出现的工人运动，包括消灭他们的暂时同盟者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认为，在瓦解着的德国，整个工人阶级都有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可能。德国旧政权的瓦解，也反映在最热衷于保持它的那些集团的身上。被战争夺去立足基础的青年民族主义者焦急不安，对老一辈感到不满。将军们、保皇党人、前高级官僚的知交密友们，这时正在各自施展着纵横捭阖的手段，他们或则抗议凡尔赛条约，或则并无抗议表示；总而言之，他们的大声疾呼只是一种托词，而不是一种行动的号召。年轻一辈的人则希望对战胜国展开积极的抵制，以恐怖主义的手段反对占领，消灭采取合作立场的共和派，使用示威性的暗杀手段等等。在他们的密谋组织中，这些年轻人展开了无休止的辩论，企图探寻出能够迅速解放德国的最佳计划。
志愿团使青年民族主义者的冲动和军队干部的经验与技巧结合了起来。革命者和志愿团之间的鸿沟，可以从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洛蒙[3]的一件琐事上反映出来。萨洛蒙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他的自传《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生动地写出了志愿团和“费姆”[4]的历史，总结了他那一代人的感情。在发生11月事件的那些日子里，他还是柏林—利奇菲尔德军事学院的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学生，当时，他在柏林各处游浪，为自己祖国的命运深感痛心。他到处都看到“叫嚷着的暴民”从每一个敢于佩着肩章上街的军官身上撕下肩章，把这些德意志荣誉的象征品扔到地上任意践踏。受到这种经验的刺激，萨洛蒙参加了一个志愿团，随着它在波罗的海战役中服役。
回到德国以后，他所属的志愿团被调到哈堡，这是一切生活都以橡胶工厂为中心的汉堡附近一个灰色的工人城镇。第二天，萨洛蒙的一个伙伴霍夫曼和他有这样一段对话：
“霍夫曼，跟我到那边看一看吧。那里有多少我不喜欢的东西啊。（他把萨洛蒙拉到讲堂一角的大窗子面前。）看，操场上正对着我们架起了机关枪。这半小时里，我一直看着他们在堆积弹药。不但有男人，还有女人和小孩子。街上满是武装了起来的工人。可是，这还不算，你再看看这边，看看学校背后的那边空地。那是正规的战壕！我们被包围了，干脆是被包围了。
萨洛蒙：我们的军官知道这一切情况吗？
霍夫曼：当然知道。可是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一直在谈判呢！已经同工人赤卫队、市民自卫队的委员会和代表以及军队司令都谈判好几小时了。
萨洛蒙：什么？这儿有正规军吗？那还不错。
霍夫曼：正好相反。第九团在这儿，可是今天早上，这些猪猡把他们的军官逮捕了。他们打开了仓库，把枪支拿出来分发给工人。
（萨洛蒙继续叙述下去：）我们沉默地看着窗外，感到非常孤独。从学校周围的群众中升起了一阵仇恨的浪潮。这是两个人种之间的仇恨，一种人对另一种人从肉体上感到厌恶。他们彼此憎恨到这种程度，以致谁看到谁都觉得恶心。
我们瞪大眼睛瞧着群众——我们没有瞧那些武装起来的个人，因为他们更危险。但是，使我们印象更深的，却是这一大群没有眼睛的黑压压的群众。”[5]
这时，在同一类型的青年民族主义者当中也在同一个冯·萨洛蒙的思想中——兴起了一股相反的潮流即模模糊糊地希望德俄两国有可能结成反西方的联盟。只有在全体德国人彼此和解、一致为共同的目标而斗争的情况下，凡尔赛的枷锁才能被粉碎，德国在欧洲的地位才能恢复。内战使德国人分裂成了两个种族，而处于这样一种分裂之中，德国就不会有东山再起的希望。
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人开始向往一种能够把军方和无产阶级力量团结在一起的专政。正在寻找着有效行动工具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被吸引到了这种青年民族主义者的身边，对这些举止风度都大不相同于德国工联主义保守派的活跃青年发生了兴趣。
在汉堡，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两个社会主义老战士海因里希·劳芬贝格[6]博士[7]和弗里茨·沃尔夫海姆[8]。战时，在反对社会民主党官僚的勇敢斗争中，他们曾谴责帝国以及替它的掠夺性扩张主义辩护的社会党人。1916年，他们曾发表一本谴责德国帝国主义的小册子。但是到1918年，在汉堡这个面向世界的德国港口，人们先于别处而且更容易地感到了战败的后果。德国的对外贸易完结了，码头闲下来了，汉堡工人最先体会到了后来由希特勒说出来的经济真理：不是出口，就是死亡！
1919年10月，劳芬贝格和沃尔夫海姆到柏林毛比特监狱访问了卡尔·拉狄克（他从一月事件以后就一直作为政治犯被囚禁在那里）。他们向拉狄克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他们为之制造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这样一个新词）。他们的理论是，在签订凡尔赛和约以后，德国将沦落到甚至比三十年战争之后拿破仑统治时代还要悲惨的地步。如果我们现在不创造一种能够把全民族的精力结合为一个坚实整体的组织，德国人此后就将永无出头之日。我们必须致力于国内的复兴，挣断外国的枷锁；而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虽然由于四年的战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无耻叛变，德国人民的力量已经被深深削弱，却还强大得足以——如果进行的是一场争取维持生存的战斗，一场保卫全民真正利益的战斗——实现俾斯麦的话，唤醒一个从波罗的海到康斯坦茨湖都武装到牙齿的德国。[9]
拉狄克对此很感兴趣，和这两个来自汉堡的人讨论了他们的建议具有的意义，他们的思想和拉狄克本人的政策有一些关联，这种政策是他和布哈林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期间发展出来的，其内容是：俄国应该在革命战争的火焰燃烧到欧洲。俄国加上德国，应该把布尔什维克的使命带到英伦海峡，把英美军队赶下大西洋。可是在最近期间，拉狄克的这种雄心壮志已经变成了类似绝望的心情。他担心外国干涉军会取得成功，特别是在尤登尼奇[10]对彼得格勒发动进攻期间。他在牢房里心神不安地来回踱步，时刻等待着传来最坏的消息。在他看来，和一部分德国军队取得谅解，通过重大的政策转变打开一个德国战争的新阶段以挽救革命俄国，是一条大胆的出路。在1918年，拉狄克曾主张继续和俄国当时的主要敌人德国作战，也就等于是无声地站在协约国一边。而在这时，当法国、英国以及站在背地里的美国成了俄国的主要敌人以后，拉狄克则又感到有可能和战败的德国结成反西方的联盟。
最初，劳芬贝格和沃尔夫海姆在斯巴达克团内赢得了很大一批追随者，这个组织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杀、它的其他杰出领袖大部分被捕以后，又一次处于混乱和瓦解的局面。在1919年，狱中的拉狄克和列宁的政治局之间是没有正规联系的。当拉狄克在1920年1月返回莫斯科报告工作时，列宁断然拒绝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认为它简直是荒谬绝伦。
列宁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凡尔赛谈判震撼了年轻的魏玛共和国，动摇了它的薄弱基础。在德国，没有一个集团愿意为签订和约负责。艾伯特内阁担心，如果他们在和约上签字，对政府的支持一向都是半心半意的国防军就很可能叛变，他们一想到波罗的海地区的部队会开回本国，把社会民主党政府负责人作为祖国的叛徒逮捕起来，便不由得感到心惊胆战。傻了神的艾伯特，秘密地征求军方上层人物的意见。诺斯克认为如果签订和约，将军们一定会辞职，并且以他自己的辞职相威胁，他说：“如果将军们辞职，军队就会瓦解。如果没有了军队，帝国的秩序就无法维持。”[11]
艾伯特向作为最高军事权威的兴登堡呼吁。1919年6月17日，兴登堡回答说：“如果战衅重起，从军事上讲，我们在东线无法夺回波森，守不住我们的边界。在西线，考虑到协约国人数上的优势和从两侧包抄我们的能力，如果他们认真发动一场进攻，我们就几乎不会有任何胜利的希望。我们的作战能否胜利结束是非常成问题的，可是作为一个军人，我必须这样说，我宁愿光荣地战死，而不愿耻辱地媾和。”[12]
兴登堡的空洞表示没有能消除惶惑。包括梅克尔[13]在内的好几个将军感到，如果由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充当德国的独裁者兼军队首脑，就有可能重新鼓舞起德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就有可能拒绝这个丢脸的和约而重开战端。作为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又一表现的这种意见维持了三天。到6月20日，格勒纳终于打电报给艾伯特要他签订和约，从而消除了形形色色的一切幻影。
毫无疑问，莫斯科政治局是知道德国国防军中这种内部变动的。尽管内战持续不断，红军和德国总参谋部之间最初的薄弱联系已经在这一时期形成；不过，要把这种薄弱的联系发展成全面打成一片，以军事联盟来掩盖住革命俄国和资本主义德国之间的对立，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列宁在毫不含糊地拒绝这一政策时，没有以它在本党政治局中的鼓吹者，而是以比较不重要的劳芬贝格和沃尔夫海姆为攻击的靶子。列宁把他的批评进一步发展为有关德国革命工人阶级对外政策的一项积极建议在这项建议中，他现实主义地分析了战败的德国在欧洲所处的新的不稳定地位，并且以此为他的立论起点。他写道：
“最后，德国‘左派’十分固执地不承认凡尔赛和约，这无疑也是他们的错误之一。这种见解像克·霍纳所表达的那样，表达得愈‘庄严’和‘郑重’、愈‘坚决’和武断，结果就越发笨拙。在现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仅仅唾弃那种荒谬绝伦的、甚至主张同德国资产阶级订立同盟对协约国作战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劳芬贝格等），是不够的。还应该认识到，不容许苏维埃德意志（如果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不久就可以成立的话）在一定的时期内承认和服从凡尔赛和约的策略是根本错误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当谢德曼辈还呆在政府里、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被推倒、维也纳苏维埃革命还不是绝对没有可能去援助苏维埃匈牙利的时候，在当时这样的条件之下，‘独立党人’提出签订凡尔赛和约的要求是正确的。‘独立党人’当时实行机动和灵活是很不好的，因为他们多少替叛徒谢德曼辈分担了责任，多少离开了同谢德曼辈作无情的（和十分冷静的）阶级战争的观点，而滑到了‘无阶级的’或‘超阶级的’观点上。
然而现在的局势却显然不同，现在德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应当预先声明说，共产主义一旦取得胜利，就一定否定凡尔赛和约。这是愚蠢的。应该这样说：谢德曼辈和考茨基辈干了一系列的叛卖勾当，阻碍了（甚至多少直接危害了）同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匈牙利结成联盟的事业；而我们共产党人却要采取一切办法，去促成和准备实现这个联盟，至于凡尔赛和约，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立刻加以否定。这个和约能不能顺利地取消，不仅决定于德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而且取决于国际苏维埃运动的胜利。谢德曼辈和考茨基辈阻碍了这种运动，而我们却要赞助这种运动。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这就是根本的差别所在。既然我们的阶级敌人，剥削者及其走狗谢德曼辈和考茨基辈，放过了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运动，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革命的许多机会，那末，这种罪过就应该由他们去承担。德国的苏维埃革命会加强国际的苏维埃运动，而国际苏维埃运动则是反对凡尔赛和约、反对整个国际帝国主义的最强大的堡垒（而且是唯一可靠、牢不可破、极其强大的国际堡垒）。一定要把解除凡尔赛和约的问题急不容缓地放在第一位，放在使其他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获得解放的问题之上，这就是市侩的民族主义（这该由考茨基、希法亭、奥托·鲍威尔[14]之流去提倡），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在欧洲任何一个大国，例如在德国，推翻资产阶级将是国际革命的一大胜利，为了这种胜利，如果有必要，可以而且应当容忍凡尔赛和约存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既然俄罗斯一国为了革命的利益能够忍受几个月布列斯特和约，那么苏维埃德意志为了革命的利益，在同苏维埃俄罗斯结成联盟的情况下，忍受为时更久的凡尔赛和约决不是不可能的。
英法等帝国主义者做好圈套来陷害德国共产党人，向他们挑衅说：‘你们说，你们不愿意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而左派共产党人不善于随机应变地对付诡计多端而且目前还比他们强大的敌人，不会回答敌人说：‘现在我们要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却像小孩子一样，果然上了这个圈套。事先把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公开告诉那个目前武装得比我们精锐的敌人说，我们是不是要同他作战、什么时候要同他作战，这是愚蠢的，而不是革命的。当应战显然对敌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却去应战，那就是犯罪；革命阶级的政治家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役，那就是毫无用处的人。”
在凡尔赛条约于1919年夏季签订以后，斯巴达克团内产生了反对汉堡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应。政治问题上的派系斗争变成了恶毒的相互攻击，因为与此同时，劳芬贝格和沃尔夫海姆还反对皮克领导机构的集权主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继承人利用党的地下状态建立了一种官僚主义的统治，对这种统治的反抗几乎逼及斯巴达克团的所有支部。结果，劳芬贝格和沃尔夫海姆被开除出党，他们那个分裂出去的集团很快便宣告瓦解。但是，这一最初阶段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在党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拉狄克继续对此感到兴趣和进行活动的刺激下延长了下去。
魏玛共和国与共产国际的成立
然而，两个阵营的活动家之间的初步和解，并没有立即获得任何成果。军界领袖们身上的反劳工传统、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传统实在太浓厚了，这种传统使他们对内部的敌人抱有无法压抑的憎恨。因此，德国军队再度开始了南征北讨，不过这一次的战场并不是敌国的领土，而是归共和国政府管辖的本国土地。它围攻工人们进行抵抗的据点（例如，不莱梅在被围攻了三天以后才投降），在旧日的旗帜下像过去那样耀武扬威地穿过乡村，侵占城市和工业区，就像它侵占欧洲的许多城市和地区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后来的卡普暴动领袖之一梅克尔将军，变成了出名的“城市征服者”[15]。军队完全按照战时的规则行事。士兵们行进时排成一列纵队以防止狙击者的暗袭，占据城市的主要建筑物，劫掠工人区，成百成百地逮捕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把他们几十个一批地就地处决，封闭工人报纸，对进占的城市和地区实行戒严。在他们的各种命令得到执行以后，军队便开往别处，民政当局重新负起责任，可是气氛已经不同了。
这场内战进行了三年，和俄国的内战同时发生。每一个阵营都愈来愈了解对方，也愈来愈憎恨对方。工人们尽管不断遭受挫折，并没有真正被打败；志愿团虽然不断占上风，并没有真正胜利。
在1918年至1920年的内战时期，军队同以前的帝国高级官僚和大企业结成联盟的情况，和老马克思预料的完全一样。这种社会现实冷却了年轻一代队伍中第一阵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热潮。在一个充满经济矛盾的环境中，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意识形态受到了孤立。尽管在卡尔·列金和特奥多尔·莱帕特[16]的领导下，德国工人联合会和厂主协会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来保持国内和平，还没有立定脚跟的德意志共和国仍然被群众罢工的浪潮冲垮了。柏林起事不过是内战的一个重大插曲，用恩斯特·冯·萨洛蒙的话来说，这“是帝国的一种典型状况。德国变成了志愿团的作战场所，在这里进行着大大小小的战争”。[17]从汉堡到康斯坦茨湖，在不莱梅、埃森、斯图加特、布伦瑞克、萨克森，工人委员会和重新聚集起来的军队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各地的工人士兵委员会纷纷按照‘我既在此，我即为主’的原则，主动执掌起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力。”[18]社会主义工人和革命者站在一起，但是不论在什么地方，他们的领导都是软弱的，组织都是松散的，并且由于内讧而削弱了力量。另一方面，军界所能指挥的部队数量也少得惊人，而且装备比较低劣。
不论是军队或革命者，都把艾伯特政府只当作一种看守政权，它取代了旧的制度，但是为其他的发展敞开了大门。因此，艾伯特急忙组织立宪会议的选举，以便使自己的内阁具有一个新的共和国政府的法律地位。于是，在1919年1月19日，就在这种内战和完全分崩离析的气氛中举行了选举。有百分之四十四的选民投票赞成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并盼望这个国家立即成立。艾伯特选择魏玛作为德国议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的地点；尽管军队在一月事件中获得了胜利，尽管斯巴达克团和工厂代表委员会被击败了，柏林仍是一个不够安全的地方。地方猎兵志愿团的组织者梅克尔将军负起保护魏玛的责任，防止在那里发生革命政变。“部队在十公里以外把魏玛包围了起来，处在这一圆圈内的所有道路都由全副武装的军官和军士分头把守……因为图林根的乡村和工业小镇对我们的部队是抱有敌意的。”[19]
在1919年，德国的内战是最初阶段各种情况的不断重演：政府和志愿团部队向工业区进军，消灭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政权。“城市征服者”梅克尔将军（他所指挥的志愿团不过是许多同类部队中的一支）。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下列行动：2月17日占领哥达；2月27日至3月3日，在哈雷激战一周；4月9日占领马格德堡；同日占领布伦瑞克，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塞普·奥尔特[20]在当地的统治迅即结束；5月7日至30日，对莱比锡采取军事行动，突击爱森纳赫和爱尔福特。
1919年3月，柏林重新发生了战斗。人们谣传已经有六十名警察在利希滕贝格郊区被杀死。[21]后来证明这个谣传并不是事实，可是诺斯克却下令进行挨家挨户寻找武器的大搜查。人民海军师的营地被包围了，水兵们经过短时间的战斗后被迫投降。有二十四名水兵遭到了拷打并被立时杀死。战斗中使用了大炮。飞机越过市区上空，到处流传着它们将轰炸工人郊区的谣言。伦哈特团，特别是一个名叫马洛[22]的中尉，以野蛮地对待革命者出了名。有二百人以上被就地处决。
但是，尽管斯巴达克团失败了，1919年的春季仍然给欧洲带来了高涨的革命希望。3月2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于莫斯科召开。它的宣言最好地反映了世界共产主义十字军的情绪、希望和幻想。共产党人认为他们是十九世纪一切革命传统的合法继承人；他们把自己的组织渊源具体地推溯到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上。第一国际在1870年至1971年的普法战争中蜕化了，第二国际又在1914年的战争中堕落。如果帝国主义社会不为共产主义所取代，就要不可避免地发生另一场更残酷的新战争。
出席大会的有三十二名代表，但他们所代表的政党无法同旧的劳工组织相比。各国年轻的共产主义集团这时既没有力量，又没有政治经验。罗马尼亚、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时，只由社会民主党内的同情分子充当代表。
在她遇难前不久，罗莎·卢森堡曾选出两名出席大会的代表，胡戈·埃贝莱因和欧根·列维涅[23]。可是，只有埃贝莱因到了莫斯科，他在会上维护了卢森堡的观点，即认为成立共产国际的时机尚未成熟。由于奥地利代表施泰因哈特[24]大吹大擂地宣布德属奥地利即将爆发革命，[25]不了解奥地利形势的埃贝莱因发生了动摇；不过，他并没有投票赞成建立共产国际，而只是宣布弃权。这样一来，在共产国际的成立宣言上，对于革命扩展起有最重要作用的国家竟没有签字。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1919年4月7日，内战具体地表现为巴伐利亚成立了一个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在德国所有的“邦”中，巴伐利亚是帝国最不同心同德的一个。普鲁士的中央集权主义在这里是被深恶痛绝的。位于战争主要通道之外的巴伐利亚，受到的战祸比较小，但是许多中产阶级的庞大集团早就发展了一种和平主义的态度。巴伐利亚市民忠于他们自己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对霍亨索伦·威廉二世没有多大好感。当战败的命运把灾难带给帝国的时候，巴伐利亚便为一种离心倾向所震动。
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库尔特·艾斯纳[26]以一个社会民主党政府统治着巴伐利亚。巴伐利亚的大工业比较少；城市人口主要从事于手工业和小商业。屈指可数的慕尼黑有一座大工厂马法伊工厂，另有一座是克虏伯在战时兴建的，另外，在纽伦堡、富尔特、奥格斯堡和施韦因富特还有一些工业。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比德国一般的社会主义者软弱，他们拥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作点缀，但是和农民的联系得比较少。
在这些情况下，再加上德国其他地区的内战消息和中欧的危机正在激动着人们的时候，单单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府的存在就足以引起居民中重要阶层的仇视。2月21日，艾斯纳在去邦议会途中被暗杀。凶手安东·冯·阿尔科—瓦列伯爵[27]，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御林军中尉，出身于巴伐利亚最古老的贵族世家之一，是排他性的保皇党俱乐部图勒联谊会的会员。一小时以后，艾斯纳的同僚，社会民主党部长埃尔哈特·奥尔[28]主持了邦议会的开幕并致悼词。不料，这时有一个工人委员会的委员、干屠宰行的林德纳[29]，在议会中当场开枪打伤了奥尔；他大骂“杀害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凶手”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他们要为艾斯纳的遇刺负责。在随之而起的混乱中，又互开了几枪，结果有两个人被打死——一个叫奥塞尔[30]，是中央党的议员，一个是旁听席上的总参谋部成员冯·耶雷斯少校。
慕尼黑陷入了万分激动的状态。人们怀着满腔悲愤，为一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者艾斯纳送葬。他遇刺的地点摆上了花圈；邦议会的大门上装饰了图片和鲜花。人们担心艾斯纳的遇刺是一次有计划的保皇党政变的前奏，担心军官和大学生会用暴力把社会主义者排除出政府，在慕尼黑宣布独裁统治。“在人们的心目中，艾斯纳遇刺是由军官和大学生的大资产阶级叛变阴谋造成的。”[31]在艾斯纳下葬时，全巴伐利亚的教堂都鸣钟致哀。
几天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埃里希·米萨姆[32]向慕尼黑工人士兵委员会建议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一建议以二百三十四票对七十票被通过，斯巴达克派投的是反对票。接着便成立了一个包括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政府。尽管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不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慕尼黑工人中却很有影响，因此，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和他们妥协。
第一届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时常被描绘成为学者阶层和知识分子中疯狂的冒险。[33]政府主要由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组成，领导它的是一些虔诚地相信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即将来临的空想家。这些人后来都证明是严肃的斗士，毫不动摇地为自己所选择的事业受苦受难。
这个集团的首要人物是古斯塔夫·兰道尔[34]，一个文化修养很高的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曾写过一系列关于莎士比亚、赫德林[35]和法国大革命的文章。在他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是一种反专制的合作社。兰道尔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个人主义者，社会主义道德的卫士，不赞成对阶级敌人采用恐怖和暴力。内阁中的另一个无政府主义作家埃里希·米萨姆，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中有不少追随者。[36]政府中的第三个作家恩斯特·托勒尔[37]，在1919年还是个政治信仰没有肯定的青年。他也是一个德国人所说的“伦理社会主义者”，一个由于重视社会主义的精神和道德价值而拥护它的人。托勒尔在法西斯时代逃到美国，因为目睹共产党的现实和他的社会主义信仰背道而驰，在精神苦闷中自杀。这个集团的第四个杰出人物，财政部长西尔维奥·盖塞尔[38]，也是一个反官僚主义类型的人。他是亨利·乔治[39]的信徒，主张实行重农主义的货币政策和土地改革，以便使农民获得一种新的自由和独立。盖塞尔在这个问题上写过一本书和许多小册子，用生动的语言表达了他对集权主义国家的憎恶。他说：“给我们做一些送信、扫街、刷靴子等等的杂事，国家是很适合的。但是，除此以外，国家就不应该再干涉更高级范围的人类生活。”不过，在慕尼黑当时特有的那种乌托邦气氛中，他倒是建议过在全国设立国家面包房，为每一个人生产免费供应的面包，而且不仅生产面包，还制造醱面点心和做蛋糕用的奶油。
巴伐利亚农民同盟在内阁中的代表是屈布勒[40]，另一个成员是社会民主党人恩斯特·尼基施[41]，他是公立学校的老师，后来变成了一个著名的民族布尔什维克和作家。他发表了一部挑战性的反纳粹著作，[42]为了这本书他被判无期徒刑，关押在勃兰登堡—高登监狱，直到柏林被攻克后才恢复自由。
这个政府的“外交部长”弗兰茨·利普[43]博士分别拍发给柏林和莫斯科的两份电报，最富有特征地表明了巴伐利亚革命者的精神。生怕失去本邦特权的巴伐利亚，在帝国成立后还保留了它派驻柏林的大使，在这一时期，担任大使的是冯·普雷格[44]博士。利普打给他一封内容如下的电报：
“普洛伊斯[45]先生关于德国宪法的第一部但非最后一部的著作[46]，决不是对巴伐利亚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因为我不能牺牲巴伐利亚人用洒在沃特和色当的鲜血赢得的巴伐利亚特权；因此，我命令你立即把辞呈递交给布罗克道夫—兰曹伯爵[47]。”[48]
利普博士向莫斯科作了下列广播：
“上巴伐利亚的无产阶级已经可喜可贺地团结起来。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团结一致，合成了一支强大的团结力量。作为普鲁士代理人的自由资产阶级已经被完全解除武装。逃亡到班贝格的霍夫曼[49]，带走了外交部密室的钥匙。以霍夫曼为走狗的普鲁士政策，旨在割断我们同柏林—莱比锡—纽伦堡以及同法兰克福和埃森煤区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协约国面前把我们描绘成强盗和嗜杀的暴徒。可是，与此同时，杀人魔王古斯塔夫·诺斯克的两只毛爪上却染满了鲜血……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需要实现伊曼纽尔·康德在1796年所著《永久和平论》一书中的第二至第五条论纲。普鲁士要求休战，只是为了准备另一场复仇的战争。”[50]
这个政府没有能力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来保卫它的社会主义旗号。作为第一步，他们试图改组保皇党大学生的谋叛中心慕尼黑大学。4月7日被宣布为国庆节，以庆祝新政权的开始。城市被涂成一片红色，群众喜气洋洋，德国革命尽管遭受了一次次惨败，仍然朝气蓬勃和充满希望，相信社会主义的即将胜利，相信德国大多数群众只要宣布一下社会主义的诞生，就能使两代人的愿望化为活生生的事实。
这个内阁没有打碎巴伐利亚的原有制度。公务人员仍被留用，并且得到了新政权将仁慈地对待他们的保证。为了防止新的阴谋和暗杀，建立了由二十八名法官组成的革命法庭。
然而，巴伐利亚和德国的现实形势，很快便向巴伐利亚的热心家们泼了冷水。德国工人阶级并没有站起来，单靠它本身的重量把敌人压碎。摧残着它的生命力的那些变乱仍在继续。4月5日，斯巴达克团要求它的成员遵守共产党人的纪律，不和新内阁进行任何方面的合作。[51]新内阁的国防部长、社会民主党人施奈本霍斯特[52]，竟从慕尼黑逃到班贝格（那里有一个宣布忠于艾伯特的反对派政府）。这一出走深深震动了巴伐利亚的社会民主党人，七千名党员在4月11日举行秘密投票的结果是，拥护和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各占半数。
在最初二十四小时的热情消逝以后，慕尼黑工人中间产生了不安情绪，志愿团在帝国全境的进军使工人委员会感到惶恐。不过，工人们由于是巴伐利亚人，还认为柏林不敢侵犯巴伐利亚。但是，慕尼黑驻军在4月13日叛变了，逮捕了好几名政府成员并把他们送到埃尔巴赫的监狱中。这一事变深深改变了人们的情绪；兰道尔内阁倒台了，一个共产党内阁代之而起。
共产党文献中往往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党为什么让自己被拖入一种它从一开始就认为是灾难性的政策呢？原因非常简单，被驻军的叛变激怒了的慕尼黑工人要求保卫慕尼黑，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抵挡不住工人们的强大趋势。
新集团的首脑是欧根·列维涅、马克斯·列文[53]和维克多·阿克雪里罗德[54]。列维涅并不是谣传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个人密使，而是从沙皇俄国逃到德国一个大学中来的许多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之一，他是一个接受了德国文化的俄国人，也是一个俄国血统的德国人。
列维涅于1883年生于圣彼得堡，父亲是一个犹太富商。俄国的犹太人，就像1933年以前一切地方的犹太人一样，一向羡慕德国的文化。欧根起先在圣彼得堡的一所德国学校中求学，以后便去海德堡和威斯巴登，在那里，许多年轻的俄国人组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的革命团体。列维涅于1905年返回俄国，参加了革命斗争，遭到了逮捕并被送往肯路塞尔堡监禁。他设法逃到了德国，但又被引渡给俄国政府，放逐到西伯利亚一个铅矿上做工。他再次逃了出来，通过西藏和土耳其斯坦回到他的第二祖国德国。他于1914年夏在柏林取得博士学位，1915年作为归化的会民被征入伍。在军队中，他先在俄国战俘营充当翻译，然后在步兵中服役。战争结束时，他被柏林的一个军事机构雇用，在那里遇到了苏俄大使馆的新主人。作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他参加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后来又参加了斯巴达克团。
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列维涅活跃于莱茵区、布伦瑞克和萨克森。他于1919年3月到达慕尼黑，当时，群众把他看成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化身。可是，列维涅从来也不是列宁党的成员或列宁主义的信徒。
慕尼黑舞台上的第二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他是一路人物。马克斯·列文于1885年生于莫斯科，也是一个犹太商人的儿子。他也曾在1905年革命中被捕，后来逃往苏黎世，在该处攻读科学。他在这里和列宁发生了联系，并且遇见了布尔什维克集团的其他成员，不过，他并没有变成一个职业革命家。列文以后来到德国，入了德国籍，继续研究科学。战争爆发以前，他被征入步兵，一直作战到1918年。他在这年11月去慕尼黑，以斯巴达克派的身份担任了士兵委员会的主席。
新集团中另一个有趣的人物是鲁道夫·艾格尔霍菲尔[55]，是一个参加过1917年基尔兵变的青年水兵。他同莱希皮奇和科比斯一起被判处死刑，以后减为无期徒刑。他是在1918年被释放后来到慕尼黑的。
新领袖们认识到，能够生存下去的一切机会都取决于立即组织军事防御，只有这种防御才能把慕尼黑插曲延长下去，直到巴伐利亚境外的运动逐渐发展到席卷各个工业区。艾格尔霍菲尔负起一支组织红军的责任。可是，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命是过于短促了，因此，被他组织为一支支游击队的二万名工人始终没有能编成正规军。来自附近普希海姆拘留营的俄国战俘，加强了艾格尔霍菲尔部队的力量——这一事实在柏林的宣传中被广泛利用。
几天以后，严酷的现实便结束了短促的几日欢庆。当时出现了三个中心——由红军据守着的慕尼黑；设立着社会民主党政府的班贝格，这个政府不断地号召工人抛弃暴动主义者；最后是因戈尔施塔特，这里聚集着诺斯克的部队，准备向慕尼黑进军。
在革命者的阵营中，混乱和分裂日甚一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接受了斯巴达克团的领导，但完全是勉强的。特别是托勒尔坚决反对这种领导，为了同他协商丧失了很多时间；最后，他总算让了步，负起军事指挥的责任。他在达豪打败了国防军——这一插曲显示了年轻的托勒尔身上出人意料的军事才能，也鼓舞了慕尼黑的革命者。在此期间，冯·艾普上校组织了民防团、学生志愿军和志愿团，从四面八方，特别是海德堡和土宾根得到大量支援。而慕尼黑的革命者则始终处于孤立地位；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任何来自帝国别处的支援。不过，红军在起初却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有好几个飞行员脱离了政府军。革命者满怀希望；全德国都人心惶惶，特别是在邻近的萨克森地区。
但是，慕尼黑集团没有能够把巴伐利亚的农民和中产阶级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最初，乡村地区保持置身事外的态度，但是到这时，却由于慕尼黑—柏林战争在他们的土地上进行而深为不安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开始动摇，托勒尔建议同社会民主党的霍夫曼讲和。可是，由于霍夫曼公开地站在诺斯克一边，而诺斯克又公开地和旧军队站在一起，所以不可能有任何和解。
4月13日，一群工人在路特波尔德大学预科学校杀死了十名被囚禁者，这些人都是被视为反革命密谋中心的图勒联谊会的会员。这十人中有一个是妇女，海拉·冯·威斯塔普伯爵夫人[56]。政府并没有下令处决这些人质，但是人们却纷纷传说这是政府干的，结果，内战中的这一事件便被充分利用，作为指责苏维埃政府实行恐怖政策的证据。
5月1日，军队以一营社会民主党志愿军为前导开进了慕尼黑。于是开始报复，其恐怖程度超过了巴伐利亚革命者的恐怖措施。艾格尔霍菲尔同其他许多红军俘虏一道被杀。兰道尔受到酷刑折磨，并在即决军事法庭的审判后被处决。工人住宅区遭到劫掠，志愿团的士兵照例胡作非为。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另一个同大学预科学校事件相对应的插曲。一个目睹了在斯塔德海姆监狱处决人犯情况的人，作了以下的报导：
“哪里有犯人在窗户口露面，士兵们就立即向哪里开枪。他们不愿让别人观看在监察院子里进行的就地处决。有三十个人就这样被枪毙。我亲眼看到了这件事。这是在5月4日晚间7时半，那天正是星期天。在前一天，已经有好几个人被视为示威者在街上被枪杀。有两个妇女跑到尸体面前大声痛哭，哀号着‘我的亲人，我可怜的亲人’。这时，一个士兵喊道：‘抓住这两个女的，她们是同党，’于是，她们便披头散发地被带到斯塔德海姆；首先进来的是一个法兰西斯派托钵僧，接着是这两个妇女。就在她们喊着‘天哪，天哪’的时候；她们在士兵们的排枪齐射中倒了下去。那个托钵僧向士兵们说，你们不觉得害羞吗？士兵们却哈哈大笑。他们把尸体剥得精光，特别注意剥下死者脚上的鞋子。他们从死者的手指头上褪下戒指，拿走手表。”[57]
慕尼黑插曲对德国中产阶级产生了强烈影响，增加了他们对革命和革命者的憎恨。巴伐利亚变成了永远处于紧急状态的一邦。这种状态阻碍了成立社会主义组织的一切企图。共产党转入地下。没有在最初几天被杀死的领袖们，也都被民事法庭判处了长期徒刑——他们当中包括了第一届内阁的领袖托勒尔、米萨姆等。列维涅在6月3日被判死刑，几天后被处决。
对于每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说来，慕尼黑变成了反动的同义语。许多慕尼黑社会主义者不得不逃离这个城市，在许多情况下，柏林的社会民主党警察保护了这些避难者，如果没有德国内战，慕尼黑绝不会变成希特勒运动的发源地。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假如巴伐利亚的这段历史是在一个稳定的欧洲孤立发生的事件，它就会真正是一场滑稽剧或悲喜剧，像大多数同时代人所说的那样。但是，我们必须结合两方面的背景，即德国持续不断的内战和中欧、意大利以及巴尔干半岛整个地区的骚乱，来考察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从德国革命一开始起，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就在奥匈帝国的战俘中间找到了一块特别肥沃的土壤这些人甚至更盼望哈布斯堡王朝的倾覆。归国的战俘发现，他们的新祖国无论在经济或政治方面都很不稳定。各个民族之间的仇恨——哈布斯堡王朝为维持自身的困难平衡而挑唆各个民族彼此相争的结果——在王朝覆灭以后仍然全部保存了下来。
从匈牙利战俘中产生了一群相当重要的新社会主义信徒，在他们当中，库恩·贝拉[58]迅速树立了声誉。库恩于1886年出生于锡拉吉—彻，一个属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引起争执的多事边区特兰西瓦尼亚的地方。他是一个乡村公证人的儿子，从大学预科学校毕业后，开始当新闻记者，后来又在附近的柯罗泽瓦（克劳森堡）做工人疾病互助会的雇员，并在那里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战争爆发时，他被征入柯罗泽瓦匈牙利军第二十一团。他在1916年被俄国人俘虏，送往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战俘营。
在战俘营中，库恩·贝拉以进行热烈的社会主义宣传和坚持反哈布斯堡立场，很快在伙伴中出了名。革命爆发后，他到了莫斯科，和他的密友蒂博尔·沙姆耶里[59]组织了一个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组。[60]1918年11月，库恩依靠一张化名尤金·塞巴斯蒂安的军医护照返回布达佩斯。根据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驻在布达佩斯的俄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他最初的努力中给了他帮助。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一群前匈牙利社会主义者——尤利乌斯·阿尔帕里[61]、弗拉基斯拉夫·卢达斯[62]、桑托·贝拉[63]等。
匈牙利共产党于11月21日成立，在布达佩斯不安的气氛中，影响很快便越来越大。1919年2月21日，在发生了游行示威和街头骚动以后，共产党的领导人被捕，共产党的报纸被封闭。以后的几星期中，在要求匈牙利割让边境领土的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压力下，政府迅速瓦解。
3月21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到监狱中访问了库恩·贝拉，邀请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在监狱中签订了以下列三点为基础的两党协议：（1）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由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共同执政；（2）立即建立一支革命军队，以保卫匈牙利不受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犯；（3）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合并为一个统一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人所以这样改变立场，是因为面临着贪得无厌的邻邦的威胁。他们感到单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匈牙利的独立。在他们到监狱中访问库恩的前一天，内阁接到了法国维伊克斯[64]上校送来的最后通牒，要求匈牙利军队立即从捷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边境地区撤退。匈牙利社会主义者希望得到俄国的保护，借助俄国军队消灭他们的主要敌人罗马尼亚。
在这一时期，尽管布尔什维克的政权还很软弱并且为干涉军所包围，革命和反革命阵营两方面却都认为，红军出现于中欧是指日可待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在二十四小时内的转变震动了西方。巴黎、伦敦和柏林每天都在等待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采取类似的行动。和匈牙利相比，他们在各方面的处境都优越得多。奥地利既没有本国的志愿团，也没有占领军，它的新边界是稳定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崩溃造成了一个社会真空，使社会民主党成了其中唯一有组织的力量。它只要发布一下宣言，完全用不着恐怖手段就可以取得政权，而在欧洲能够这样做的工人党，除它以外还找不出第二个。
可是，在向共产国际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报告奥地利即将爆发革命的时候，施泰因哈特却未免有些根据不足。共产党人在奥地利的影响，比在德国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坚决反对对他们所选择的中间道路有任何偏离；和他们的紧邻意大利或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者相反，他们代表温和的一翼。这个党的普遍党员以日益增长的热情注视着俄国革命的发展，要求在奥地利采取俄国的方法，但是，他们却能够通过在这些党员中间进行巧妙的活动，保持住中间路线。全国都选举了工人委员会。和德国的情况相反，传统的工人组织并没有和这些委员会展开斗争，而是设法吸收它们。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每一篇演说，都以攻击诺斯克和艾伯特开始，以庄严地宣布同情列宁和托洛茨基结束。如果说布尔什维克的方法不适用于奥地利，那只是因为这个国家太弱小，对外国援助的依赖性太大。[65]
以奥托·鲍威尔和马克斯·阿德勒[66]为首的奥地利马克思学派，变成了一种关于何时可以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民主方法的理论，他们认为，只有由无产阶级已经通过议会程序获得多数，而占少数的反动派进行暴力反抗的时候，才能够这样做。这时候，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得到了几乎一半选民的支持，因此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赢得多数。不过，在震撼了一切哈布斯堡继承国的政治动乱中，他们的温和社会主义纲领实在是一种幻想。
匈牙利共产党人焦急地等待着奥地利革命的爆发。一群宣传家和组织家被派往维也纳，他们当中有一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奇怪人物。在这些人当中，前布达佩斯律师恩斯特·贝特海姆[67]享有一定的人气；他是欧洲第一个企图以暗中破坏挑起群众暴动的人。4月18日，他的集团放火焚烧奥地利议会，同一天晚上，匈牙利共产党人企图发动政变，但是，就连大多数奥地利共产党人都反对这一行动，不用说，社会民主党工人更不会被这类方法引到暴动中去了。
当时，奥地利的工人运动正为一个问题而深刻不安：参加不参加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是否和匈牙利结成联盟，把被包围的社会主义国土扩展到意大利和德国去。为了应付他们的温和路线在党内遇到的反抗，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这时，匈牙利共产党人在维也纳进行的幼稚和冒险主义的干涉，恰恰给了他们再好也不过的帮助，因为对于促进奥地利工人的团结说来，这种干涉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大得多。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命非常短促，1919年3月21日成立，同年8月1日就宣告结束。经验不足和缺乏干部的共产党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从而使中产阶级和农民都对它抱敌视态度——这些错误中尤以4月4日的法令最为严重，该项法令规定，凡规模在一百摩尔根[68]以上的地产，均须并入生产合作社。这种土地社会化后来被列宁看成是一个基本错误（他正在设法为俄国大多数农民找寻一种生活方式）。他忧虑地注视着新的匈牙利社会党政府动摇不定的政策，并且建议库恩不要放弃共产党干部的独立组织。库恩对之表示反对，这一争执后来成了共产国际一次广泛讨论的中心问题。
6月24日，在前匈牙利军队的军官领导下，布达佩斯爆发了一次反革命暴动。暴动很快被镇压了下去，但是它削弱了抵抗协约国军队入侵的力量。6月末，匈牙利人在对捷克人的作战中取得了局部胜利，在几个星期内，存在过一个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通过在7月初达成的妥协，匈牙利军队从斯洛伐克撤退，作为交换条件，罗马尼亚军队答应撤出占领的匈牙利领土。可是，在此以后，罗马尼亚人却继续进攻。7月22日，他们在通向布达佩斯的门户塞格德渡过蒂萨和。匈牙利军队发动的反攻以惨败告终，这一来，苏维埃政府便立即崩溃。8月1日，共产党人辞职，工会建立的政府在几天以后就转移到资产阶级政党的手中。
库恩·贝拉、尤金·瓦尔加[69]、卢卡奇·捷尔吉[70]、拉科西·马加什[71]等人逃到了维也纳，被拘留在斯坦霍普疯人院一座特殊的附属建筑物中。1920年7月15日，他们乘坐一辆俄国红十字会的火车离奥赴俄，在那里，他们作为欧洲唯一具有重要的本国革命经验的共产党人集团，受到布尔什维克的热情接待。他们很快便并入了俄国党机器，并且在国家机关中担当起各种职务。[72]
墨索里尼的崛起
1919年，意大利北部的工业中心发生了一次革命波动，这是战争结束后的失望和和经济困难以及俄国革命影响的结果。
1919—1920年，社会党拥有三十万名党员，工会会员达二百万人。党在议会中拥有一百五十六个席位，在二千零二十二个村议会和市议会——包括了大部分都市中心——中居于多数地位。[73]在战时的一场败仗以后，社会党、合作社和工会获得了大量新的信徒；大大小小的市政机关都完全为社会党人所掌握。地方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发展，逐渐蔓延到乡间，即使在那些曾经倾向于改良主义的乡村地区，社会党人的运动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
意大利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就是它在农民、特别是波河平原的农业工人中间具有巨大的影响。本来是保守派的意大利中部的佃农，这时也参加了反对地主的斗争。在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一直就存在着工团主义直接行动的传统。社会党人所掌握的地方公社，继续向地主征收地方税。雇主被迫缴出保证金，以保证执行工会强迫他们签订的协议。最后，许多地主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田庄，逃到城市去避难。[74]
在波伦亚，尼古拉·彭巴奇[75]的地方专政引起了人们的惊恐。在都灵，撒丁人安东尼奥·葛兰西[76]发展了一种关于工厂委员会的新理论。他认为，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工厂委员会将是同时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以后，它们则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葛兰西在上大学时参加了党，成为都灵《前进报》的编辑。作为社会党内共产主义派的一个领袖，他创办了《新秩序报》。都灵的占领工厂运动就是由他以及和他类似的一些人领导的。他于1926年11月在罗马被捕，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最后在三十年代中期因肺病死于狱中。他的名字和生活已经变成意大利共产党传说的一部分。
这一声势浩大的运动由于缺乏有力的领导而逐渐消散。欧洲大家庭中最人道主义和最理想主义的党之一，意大利社会党，具有一种和平主义的传统。所有的意大利社会党人都敬佩俄国革命及其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鄙视诺斯克和艾伯特，把他们看作叛徒。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解决自己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
在1920年，意大利党长时间地讨论了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并且形成了许多派别，意大利党的多数不赞成激烈派的主张，反对仅仅由于自己的同志是“改良派机会主义者”就把他们开除，而构成内部斗争焦点的，正是这一开除问题。当社会党人正在不断辩论和左右摇摆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凶狠的社会主义叛徒贝尼托·墨索里尼。这个人把他在革命运动中学到的一切，都用来组织反革命运动。自信力很高、出身于平民并对意大利工人阶级有广泛了解的墨索里尼，协调了那些十分不满于老一辈领袖消极无为的激烈分子的行动。
在莫斯科，列宁对墨索里尼的出现深为不安。它立即感觉到这个叛徒是反革命的一个新信息、一个先兆。他火速给米兰、波伦亚、都灵、罗马等地送信，请求同志们立即和骑墙派断绝关系，重新组织起干部准备迎接战斗行动。
意大利党内的各个派别都派遣代表出席了1920年8月的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以便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就接受“二十一个条件”的问题达成协议。[77]中派领袖塞拉蒂[78]指出下列事实为他自己反对分裂的立场申辩，即右派嘴上的词藻是够革命的，而目前还没有发明一种机器能用来判断他们的动机。列宁竭力想达成妥协，但是没有成功；党内喋喋不休的争论继续了下去。
在代表们回到本国的时候，意大利爆发了一种以新的出人意料的形式出现的自发性群众运动。1920年9月，大约有六十万名罢工者占领了工厂，特别是在都灵和米兰。意大利国内外的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着，等待着这种占领工厂运动、这种走向工人所有制的事态发展为全国内战。为这种行动规模吓倒的政府，没有采取反对措施，而让运动慢慢地自行销声匿迹。政府依靠这种明智的政策挽救了自己。由于缺乏协调和更为基本的目标，罢工争得的结果不过是工资略有增长，以及一个后来从未出现的由工人管理生产的含糊语言。1921年4月，党在它的利沃诺会议上终于因为“二十一个条件”的问题宣告分裂，共产党略占多数。塞拉蒂仍然坚决拒绝批准把右派开除；后来，在1924年，他的组织通过并入共产党也参加了共产国际。可是，在这几个月里，党已经丧失了它的持久力；意大利北部工团主义工人的失败，鼓舞了正在形成的墨索里尼黑帮。
这样，在匈牙利和意大利相继遭受挫折以后，欧洲革命便走向了低潮。假如组织强大而训练有素的意大利和奥地利社会主义者，曾经跨越了宣布原则和投入行动之间相隔的一小步，匈牙利就会成为中欧革命的起点。在一个短暂的历史时刻，改变欧洲的主动力一度从柏林移到了维也纳—布达佩斯—米兰，但终于未能成功。
[1]《经济学家》，伦敦，1918年11月16日，第87卷，第682页。
[2]参看冯·厄尔岑：《1918—1923年的德国志愿团》，慕尼黑1939年版。
弗里德里希·威廉·卡尔·瓦尔特·冯·厄尔岑（FriedrichWilhelmKarlWaltervonOertzen，1898年10月5日——1944年7月8日），德国记者、作家。出身于军旅世家。十一月革命后参加了自由军团，在一月起义期间监听李卜克内西的电话，致使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捕。1921年参与镇压上西里西亚波兰人起义。1924年起担任记者，倾向于右翼保守主义。纳粹党上台后参加新教反对派的活动。二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44年在东线战场被击毙。
[3]恩斯特·冯·萨洛蒙（ErnstvonSalomon，1902年9月25日——1972年8月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13年入读少年军校，1919年参加自由军团，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1920年参加过卡普暴动，后参加“执政官组织”，在拉特瑙谋杀案中曾为凶手提供汽车。
[4]在中世纪德国，“费姆（Fehme）”是一种私自组织的秘密法庭，专门审判那些逃避了官方处罚的罪犯。先由志愿团后来又由纳粹实行的对政敌的暗杀，就是由一个自称为“费姆”的团体组织的。
[5]恩斯特·冯·萨洛蒙：《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柏林1931年版，第163页以下。
[6]海因里希·劳芬贝格（HerinrichLaufenberg，1872年1月19日——1932年2月3日），出身于莱茵兰的一个天主教家庭。曾获哲学博士学位，参加过天主教中央党，后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04年至1908年间在杜塞尔多夫当记者，接到撰写汉堡工人运动的任务后，移居汉堡。1914年在汉堡组织左翼反对派。1918—1919年任汉堡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在1918年12月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组织了“统一共产主义者”。后因支持革命“工人联合会”，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后参加共工党，1919年在同沃尔夫海姆（Wolffheim）发展出了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后被共工党开除。他被指控同发动1920年卡普暴动的将军们有联系。1922年后因病重退出政治活动。
[7]劳芬贝格（死于1932年）以他所写的汉堡社会民主党史这一渊博著作知名于世。一个鼓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恩斯特·尼基施在为他写的讣闻中说：“在1919年，劳芬贝格已经从各大洲着眼来考虑问题。”
[8]弗里德里希·威廉·沃尔夫海姆（FriedrichWilhelmWolffheim，1888年10月30日——1942年3月17日），记者，1912年至1913年在旧金山参加过世界产业工会的机关报的工作。1913年返回德国，一战中与劳芬贝格一起领导汉堡的极左派。后成为产业“联合会”的理论家，参加了德共（斯），在德共（斯）内竭力维护极左理论（这些理论对共产主义政党作用提出了质疑）。后成为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的反对派的代言人。后来当了出版商，与劳芬贝格一起鼓吹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被人指控与参加了卡普暴动的部分军官相勾结（这些军官想同苏联结盟反对西方）。共工党成立时即加入。1920年8月被开除出共工党。与人一起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BundderKommunisten），后与民族主义者一起创建德国共产主义研究协会（VereinigungzumStudiumdesdeutschenKommunismus）。1923年同纳粹党有联系。领导过多个小组织，同纳粹党内由施特拉塞（Strasser）领导的左翼有明显的联系。纳粹上台后被捕，死于集中营。
[9]海因里希·劳芬贝格与弗里茨·沃尔夫海姆：《革命人民战争，还是反革命内战？》，致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篇共产主义演说，汉堡1920年版。
[10]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尤登尼奇（НиколаНиколаевичЮденич，1862年7月30日——1933年10月5日），俄国步兵上将，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白卫军首领之一。生于莫斯科。1881年和1887年先后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校和总参学院。1902年起任团长、旅长，参加过日俄战争。1907年起历任军务总监、喀山军区和高加索军区参谋长等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高加索集团军参谋长，1915年1月任高加索集团军司令。同年晋上将。1916年参与指挥埃尔祖鲁姆战役和特拉布宗战役。1917年3月升任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5月退役。1918年侨居芬兰，后迁居爱沙尼亚。1919年7月任白卫军西北集团军司令，两次率部进犯彼得格勒。同年11月被红军击溃，其残部退到爱沙尼亚后被解除武装。1920年流亡英国。1933年死于法国。
[11]伏克曼：《德国的革命》，第301页。
[12]伏克曼，第282页。
[13]格奥尔格·路德维希·鲁道夫·梅克尔（GeorgLudwigRudolfMaercker，1865年9月21日——1924年12月31日），曾在德国驻东非、中国的殖民军队中服役，一战期间任团长，两次负伤。1918年8月晋升为少将，任214师师长。十一月革命后组建了自由军团，为反革命效尽犬马之劳。
[14]奥托·鲍威尔（OttoBauer，1881年9月5日——1938年7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期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年11月在东线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9月返回维也纳。奥地利革命后任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兼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罪恶勾当，1920年至193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几个中派主义政党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国际。1934年2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巴黎。
[15]恩斯特·冯·萨洛蒙：《最近的历史》，柏林1936年版，第89页。
[16]莱帕特在纳粹政权崩溃后还在世，1946年，他在柏林鼓吹建立统一社会党。列金于1920年12月26日去世。
恩斯特·特奥多尔·爱德华·莱帕特（ErnstTheodorEduardLeipart，1867年5月17日——1947年3月23日），出身于制衣工人家庭，1886年参加社民党的工会运动，1908年任斯图加特木工协会主席。1919—1920年曾任符腾堡邦政府的劳动部长，1920年至1921年当选符腾堡邦议会议员。1921年当选为全德工联主席，1922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副主席。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
[17]《最近的历史》，第28—29页。
[18]路德维希·梅克尔少将：《从德皇军队到国防军：地方猎兵志愿团的历史。德国革命史料之一》，莱比锡1927年版第2卷，第109页。
[19]梅克尔，第91页以下。
[20]约瑟夫·“塞普”·奥尔特（Josef“Sepp”Oerter，1870年9月24日——1928年12月4日），1887年参加社民党，1890年退党，转向无政府主义。1893年因“进行爆破阴谋”而被判处八年徒刑。1913年重新加入社民党，并在《前进报》编辑部工作。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布伦瑞克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20年6月—1921年11月当选布伦瑞克邦总理。在独立党分裂时参加了右派。1922年因卷入贪腐丑闻而被开除出独立党。后参加纳粹党，1925年后退出政治活动。1928年因心脏病逝世。
[21]可参看《柏林巷战真相》，载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日报《自由报》，柏林，1919年。
[22]奥托·马洛（OttoMarloh，1893年8月1日——1964年3月20日），德国军官，曾参加一战，一战后参加了自由军团，1919年3月10日，他下令枪杀人民海军师的30名水兵（其中1人侥幸生还），后因此受审，但最终无罪获释。1930年参加纳粹党，此后积极为纳粹党效力。二战后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但因病未执行。
[23]欧根·列维涅（EugenLeviné，1883年5月10日——1919年6月5日），出身于圣彼得堡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97年起在德国求学。参加过1905年俄国革命。1906年、1908年两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回德国，参加了社民党。1914年至1916年间应征入伍，后参加独立党，在苏俄罗斯塔通讯社工作。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负责莱茵兰地区的组织工作，参加了苏维埃代表大会。被派去参加共产国际一大，但未能抵达俄国。他受命重建巴伐利亚的德共（斯）组织，清除亲无政府主义的左派，领导了巴伐利亚第二苏维埃共和国，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反动法庭判处死刑，6月5日在狱中就义。
[24]卡尔·施泰因哈特（KarlSteinhardt，1875年8月1日——1963年1月21日），生于军官家庭，当过印刷工人，1894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German:SozialdemokratischeArbeiterparteiÖsterreichs，SDAPÖ）和印刷工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6年因参加反战宣传而被开除出党。1918年参与成立奥地利共产党。在1919年2月的奥共一大上当选党执委会委员与总书记。1919年3月参加共产国际一大，回国途中被罗马尼亚军队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苦役，1920年1月获释。1920年7月参加共产国际二大，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1年6月参加共产国际三大。1921年11月前往不莱梅，为当地德共机关报《西北德意志回声》（NordwestdeutschesEcho）工作。被不莱梅地方当局驱逐出境后，于1922年4月转到苏联驻汉堡贸易使团工作。1925年被汉堡地方当局驱逐出境后，转到苏联驻柏林贸易使团工作。1925年6月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回到奥地利，为苏联贸易使团工作。从1928年11月开始在奥地利共产党机关工作。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后，重新以印刷工为业。1945年4月苏军解放奥地利后，被任命为维也纳副市长。1945年至1949年当选维也纳市议员。在1946年4月的奥共十三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
[25]我个人很熟悉卡尔·施泰因哈特，他是汉堡的一个排字工人，1918年初来到维也纳，在不莱梅激进派的影响下，他参加了我们的大学生集团。1918年11月14日，在发生奥地利议会事件以后，我们一起被捕，并在坐了几星期监狱后一同获释。施泰因哈特经过二十年受迫害的岁月仍然健在；红军于1945年开进维也纳时，他被选进了第一届市政府。
[26]库尔特·艾斯纳（KurtEisner，1867年5月14日——1919年2月21日），出身于加利西亚的一个犹太家庭，出生于柏林，1898年参加社民党，同年参加《前进报》的编辑工作，撰写文艺评论。后成为修正主义者，1905年离开《前进报》编辑部，此后靠撰文为生。1914年出于和平主义立场反对战争，1917年参加独立党，在慕尼黑的工厂里开展组织工作。1918年1月被判处八个月监禁，十一月革命中在巴伐利亚领导革命，后任巴伐利亚总理，1919年2月21日被暗杀。
[27]安东·格拉夫·冯·阿尔科—瓦列（AntonGrafvonArcoaufValley，1897年2月5日——1945年6月2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16年入伍，1918年退役。1919年2月11日刺杀了巴伐利亚邦总理库尔特·艾斯纳，旋即被捕，在狱中参加巴伐利亚人民党。1920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在要塞中监禁5年，1924年获假释，1927年获大赦。纳粹党上台后一度被捕，后获释。1944年“七·二〇政变”后再次被捕，不久获释。1945年死于车祸。
[28]艾哈德·奥尔（ErhardAuer，1874年12月22日——1945年3月20日），12岁开始当农场工人，1892年参加社民党，1907—1919年当选为巴伐利亚众议院议员，1918—1933年担任巴伐利亚社民党主席，1919年担任巴伐利亚邦议会主席，并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19—1933年当选为慕尼黑市议员，巴伐利亚成立共和国后担任内务部长，在库尔特·艾斯纳遇害后的暴乱中负伤。纳粹上台后被禁止从事政治活动。1944年被关进达豪集中营，后转送到吉根集中营，1945年在集中营内死去。
[29]阿洛伊斯·林德纳（AloisLindner，1887年8月14日——？），出身于工人家庭，成年后担任屠夫和厨师。十一月革命后，在慕尼黑参与创立革命工人委员会。1919年2月21日艾斯纳遇刺身亡后，在市议会中开枪打伤社民党议员埃尔哈特·奥尔，随后流亡匈牙利，同年在奥地利被捕，后遣返回德国。1919年被判处14年徒刑。1928年获大赦。30年代初移居苏联，在红军工作。1943年以后的情况不详。
[30]海因里希·奥塞尔（HeinrichOsel，1863年5月10日——1919年2月21日），1897年发起成立上巴伐利亚基督教农民协会。1903—1907年代表中央党担任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905—1919年任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参与创立巴伐利亚人民党。1919年2月21日在邦总理艾斯纳遇刺身亡后，在邦议会中被不明枪手刺杀身亡。
[31]艾舍里特—赫夫特：《慕尼黑的共产主义运动》，第三部分，《与布尔什维主义相对抗》，慕尼黑1921年版，第10页。
[32]艾里希·库尔特·米萨姆（ErichKurtMühsam，1878年4月6日——1934年7月10日），德国作家，出身于犹太药剂师家庭，一战前积极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一战初曾支持战争，但后来又转向反战立场。1918年4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加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判处15年徒刑，在狱中写了许多作品，1923年获大赦出狱。出狱后他写了不少辛辣讽刺纳粹党的作品。国会纵火案发生后被捕，1934年在奥拉宁堡集中营遇害。
[33]参看保尔·弗勒利希用“保尔·魏纳”的笔名所写的一本同时代的小册子。弗勒利希是共产党的右派领袖之一，在1929年由于倾向布哈林被开除出党。他把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说成是一场滑稽剧（斯巴达克团自始至终都反对这个共和国，认为它是冒险主义的胡闹）。他很少提到邻国的事件；在斯巴达克团看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一样，也是一个该诅咒的东西，因此，斯巴达克团尽可能少地报导他们的消息。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以滑稽剧开场，而以悲剧告终。它不是共产党人创造的，它是政府中的社会党人、堂·吉诃德式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机会主义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思想混乱和玩弄诡计的产物。”保尔·魏纳：《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事实与批评》，彼得格勒1920年版，第15页。
[34]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Landauer，1870年4月7日——1919年5月2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一战中坚持和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立场，1919年4月参加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任公众教育和启蒙人民委员，后辞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捕入狱，1919年5月2日在狱中遇害。
[35]约翰·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赫德林（JohannChristianFriedrichHölderlin，1770年3月20日——1843年3月7日），德国浪漫主义诗人。
[36]米萨姆在萧恩费尔特城堡被囚禁了五年，获释后仍然忠实于自己的思想。1933年，在霍亨斯堡集中营中，纳粹冲锋队强迫他唱《国际歌》，在他唱到一节当中时杀死了他。他的妻子逃往俄国，在那里被捕。
[37]恩斯特·托勒尔（ErnstToller，1893年12月1日——1939年5月22日），德国著名表现主义剧作家，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14年志愿从军，后因伤退伍。1917年担任慕尼黑地区的独立党组织领导人。1919年领导巴伐利亚红军，1919年4月6日至12日间任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判处五年徒刑，在狱中写了多部剧本，获释后参加了德共。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39年5月22日因抑郁和财政拮据而在纽约自杀。
[38]约翰·西尔维奥·盖塞尔（JohannSilvioGesell，1862年5月17日——1930年5月11日），德国经济学家。出身于商人家庭。1919年任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长，共和国失败后被捕，获释后脱离政治活动。
[39]亨利·乔治（HenryGeorge，1839年9月2日——1897年10月29日），美国经济学家，鼓吹对土地征收“单一税”。
[40]康拉德·屈布勒（KonradKübler，1884年5月15日——1974年10月30日），早年担任印刷商。1918—1919年任巴伐利亚州议会议员、农民委员会委员和人民全权代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捕，后无罪释放。纳粹党上台后被捕，1933—1934年被拘禁在达豪集中营。1944年“七·二〇政变”后再次被捕，1945年获释。1946—1950年任巴伐利亚州议会副主席。1950年脱离政治活动。
[41]恩斯特·尼基施（ErnstNiekisch，1889年5月23日—1967年5月23日），一战中入伍。1917年加入社民党。1918—1919年任慕尼黑中央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参与创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加入独立党。1919—1922年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兼任奥格斯堡市议员。1922年返回社民党。1923年任柏林纺织工人协会主席。1926年退出社民党，加入了老社会民主党，在此期间鼓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1937年被捕，1939年被判处无期徒刑。二战结束后获释，先后加入了德共和统一社会党。1949—1953年任民主德国人民议会议员。1953年东柏林六月起义后辞去一切职务。1955年退出统一社会党。1963年移居西柏林。1967年去世。
[42]恩斯特·尼基施：《希特勒：德国的灾难》，柏林1932年版。
[43]弗兰茨·安东·利普（FranzAntonLipp，1855年2月9日——1937年3月18日），曾学习法律和哲学，当过图书馆管理员和记者。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周内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后被关进精神病院，1920年获释后被驱逐出巴伐利亚。
[44]康拉德·里特尔·冯·普雷格（KonradRittervonPreger，1867年7月23日——1933年3月27日），德国公务员。1893年起担任律师。1903—1905年任上普法尔茨政府教会和学校事务部长。1914—1918年任巴伐利亚行政法院检察官。1916—1917年任西德利采区区长。1917—1918年期间在内政部工作。巴伐利亚革命后，于1918—1920年任巴伐利亚驻普鲁士和萨克森特使。1919—1932年任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兼联邦委员会委员。
[45]胡戈·普洛伊斯（HugoPreuss，1860年10月28日——1925年10月9日），律师、自由派政治家。他被认为是魏玛共和国宪法之父。1918年出任内务部国务秘书，1919年任内务部长。
[46]胡戈·普洛伊斯（1860—1925），德国法学家与政治活动家，是魏玛宪法的起草人，这里所说的著作，就是指魏玛宪法。
[47]乌尔里希·格拉夫·布罗克道夫—兰曹（UlrichGrafBrockdorff-Rantzau，1869年5月29日——1928年9月8日），德国外交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91年入伍。1894年因伤退役，转入外交部工作。1897—1901年任驻彼得堡公使馆秘书。1901—1909年期间任驻维也纳公使馆雇员和顾问。1909—1912年任驻布达佩斯使馆领事。1912—1918年任驻丹麦大使。一战期间主张实行反俄政策。二月革命后，支持了列宁取道德国回国的要求。1918—1919年任外交部国务秘书。1919年2月任外交部长，参与了巴黎和会。同年6月20日因反对签署《凡尔赛条约》而辞职。1922—1928年任驻苏联大使。1928年去世。
[48]转引自魏纳：《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第77页。
[49]约翰内斯·霍夫曼（JohannesHoffmann，1867年7月3日——1930年12月15日），1887年至1908年在凯泽斯劳滕（Kasierslautern）当教师，1908年当选为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1912年至1919年任凯泽斯劳滕副市长，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在库尔特·艾斯纳领导的独立党与社民党联合政府中任教育部长，库尔特·艾斯纳遇害后，于3月17日当选为巴伐利亚邦总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于4月随前巴伐利亚邦政府一起被驱逐出慕尼黑，被赶到了班贝格（Bamberg）。5月与政府重新返回慕尼黑。1920年3月16日，在巴伐利亚民卫军和自由军团的武力胁迫下辞职，让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vonKahr）接任巴伐利亚邦总理。
[50]伏克曼：《德国的革命》，第223页，引用了帝国档案馆的一个文件。康德的论纲如下：“2.任何一个独立存在的国家，不论是大是小，都不得由另一国通过继承、交换购买或作为接受礼品加以吞并。3.常备军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应全部废除。4.贷借国债不得影响国际外交。5.任何一国都不得以武力干涉另一国的宪法和政府。”
[51]魏纳：《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第144页。
[52]恩斯特·威廉·施奈本霍斯特（ErnstWilhelmSchneppenhorst，1881年4月19日——1945年4月24日），曾当过木工，1906年参加木工工会，后任木工工会书记。1912年至1920年当选为巴伐利亚议会议员，1932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于1937年、1939年两次被监禁，“7·20政变”失败后被关押在奥拉宁堡集中营，1945年4月24日被党卫队杀害。
[53]马克斯·列文（MaxLevien，1885年5月21日——1937年6月17日），出身于莫斯科的一个德裔犹太商人家庭，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参加了社会革命党，1907至1908年被监禁，获释后前往苏黎世求学。在瑞士期间同布尔什维克关系密切。后取得德国国籍，1914年至1918年参军。十一月革命后成为慕尼黑的斯巴达克斯派领袖，作为慕尼黑代表出席了德共（斯）成立大会。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内发挥了重大作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捕，后逃往维也纳。1921年流亡苏俄，此后在共产国际内工作。同阿尔卡季·马斯洛夫关系密切。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大学任教。1936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捕，1937年6月17日遇害。
[54]托比亚斯·阿克雪里罗德（TobiasAkselrod，1887年10月15日——1938年3月10日），1905年加入崩得。1910年流亡国外。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7年4月回国。十月革命后任苏俄人民委员会新闻办公室主任。1918年4—7月任俄共（布）中央办公厅新闻办公室主任。十一月革命后赴德国，1919年1月在斯图加特被捕，被送往慕尼黑软禁。1919年4月当选为慕尼黑工人士兵苏维埃行动委员会委员。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被捕，同年5月14日被判处15年徒刑。1920年获释后返回苏俄。1921—1922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版部部长。1922年起在西欧工作，曾任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编辑。1925年回国，担任记者。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
[55]鲁道夫·艾格尔霍菲尔（RudolfEgelhofer，1896年4月13日——1919年5月3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后参加海军。在海军服役期间曾参加了莱希皮奇的地下活动，被判处苦役，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在革命水兵中间进行组织活动，1919年参加德共（斯），当恩斯特·托勒尔辞去红军指挥员一职后由他接任，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自由军团杀害。
[56]海拉·格拉芬·冯·威斯塔普伯爵夫人（Haila,gen.HellaGräfinvonWestarp，1886年1月11日——1919年4月30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18年加入极右翼组织图勒联谊会，1919年担任图勒联谊会书记。同年4月26日被捕并被扣为人质，4月30日被处决。
[57]阿尔科—瓦列伯爵的朋友威廉·克雷奥夫迪的报告，转引自魏纳：《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第110页。
[58]库恩·贝拉（KunBéla，1886年2月20日——1938年8月29日），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出身于小职员家庭。毕业于科洛日瓦尔大学法律系。当过记者。1902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征入伍。1916年在俄国被俘。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3月创建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组，任组长。同年11月归国，建立匈牙利共产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19年2月被捕，在狱中同社会民主党达成两党合并、联合夺权的协议。3月21日获释出狱，立即将匈共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社会党，接管政权，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出任外交人民委员，后兼任军事人民委员。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后侨居奥地利。1920年8月到苏俄，在克里米亚任红军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平定白匪军的战斗。1922—1923年在乌拉尔做党的宣传工作，后任俄共（布）中央驻共青团中央的特派员。1921—1936年参加共产国际领导工作。1924年10月秘密抵达维也纳，重建匈共，并任主要负责人。1928年4月在维也纳被捕，3个月后获释回到苏联。1936年被指控阻挠执行共产国际七大路线而被解除一切职务，并在翌年6月被捕，1938年8月29日被判处死刑。1956年平反。
[59]蒂博尔·沙姆耶里（TiborSzamuely，1890年12月27日——1919年8月2日），1908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14年被征入伍，1915年被俄军俘虏。1917年同库恩·贝拉一起在匈牙利战俘中组建共产主义团体。1918年在德国加入斯巴达克团。1919年任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创立后出任反恐人民事务专员，并担任红色恐怖组织“列宁男孩”（Lenin-fiúk）负责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权被颠覆后流亡奥地利，在被奥地利边防军逮捕前自杀。
[60]1918年，英国社会党出版了一部库恩·贝拉在那一年为《真理报》撰写的论文集：《库恩·贝拉革命文集》，伦敦1918年版。
[61]尤利乌斯·阿尔帕里（GyulaAlpári，1882年1月19日——1944年7月17日），1903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07年起在德国工作，回国后在工会内组织左翼反对派。1910年被开除出党。一战期间支持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7年支持十月革命。匈牙利革命爆发后参加匈牙利社会党，革命期间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兼布达佩斯人民军事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参与创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1年赴德国担任《国际新闻通讯》德语部主编。1929年辞职。30年代初因与库恩·贝拉有路线分歧被打为“托派”。1933年流亡法国。1939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40年被捕。1944年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就义。
[62]弗拉基斯拉夫·卢达斯（LászlóRudas，1885年2月21日——1950年4月29日），1903年加入匈牙利社民党，在党内参加左翼反对派。1907年被开除出党。1918年参与组建匈牙利共产党，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机关报《红色公报》（VörösUjság）总编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共和国被颠覆后相继流亡奥地利、意大利和德国，后在德国被捕，1922年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列宁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工作。二战后回国。1945年任匈共中央党校校长。1945—1950年任匈牙利国会议员。1948—1950年任匈牙利经济大学校长。1949年当选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1950年在布达佩斯逝世。
[63]桑托·贝拉（SzántóBéla，1881年2月1日——1951年6月1日），本名施莱伯·贝拉（SchreiberBéla），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人家庭，中学毕业当过会计，1904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18年参与成立匈牙利共产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军事人民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积极参加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工作。1946年回国，1948—1950年任匈牙利驻华沙大使。
[64]费尔南德·维伊克斯（FernandVix，1876年10月26日——1941年3月21日），法国军人。1898年入伍。一战结束后，于1918年11月26日至1919年3月20日任协约国驻布达佩斯军事委员会主席。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于3月26日回国。1928年升准将军衔。1932—1935年任驻黎凡特军队总司令。1935—1939年任驻塞内加尔第二师团司令。1939年9月2日至11月24日任第54师团司令，随后因病转入预备役。
[65]参看卡尔·托曼与爱尔芙丽德·弗里斯兰德（即路特·费舍）：《德意志奥地利是否具备了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条件？》，在1919年6月30日德意志奥地利工人协会全国会议上的报告，维也纳1919年版。
[66]马克斯·阿德勒（MaxAdler，1873年1月15日——1937年6月28日），奥地利哲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人之一。1896年获维也纳大学法律系博士。此后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19—1921年任下奥地利州议会议员。1937年去世。
[67]恩斯特·贝特尔海姆（ErnstBettelheim，1889年5月30日——1959年2月18日），匈牙利语名贝特尔海姆·埃尔诺（BettelheimErnő），生于匈牙利东北部的沙托劳尔尧乌伊海伊（Sátoraljaújhely），16岁时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MagyarországiSzociáldemokrataPárt，MSZDP）。当过律师。一战结束时当选家乡工农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5月被库恩·贝拉派往维也纳，指导奥地利共产党准备起义。起义失败后继续留在奥地利，参加奥地利共产党的工作。1927年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1948年返回匈牙利，担任过一些职务。
[68]一百摩尔根等于五十俄亩。
[69]叶夫盖尼·萨姆伊洛维奇·瓦尔加（俄语：ЕвгенийСамуиловичВарга；匈牙利语：VargaJenő，1879年11月6日——1964年10月7日），苏联经济学家，原籍匈牙利。出身于匈牙利一个乡村教师家庭。1906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财政人民委员等职务，匈牙利革命失败后流亡奥地利、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曾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五大、六大。
[70]卢卡奇·捷尔吉（LukácsGyörgy，1885年4月13日——1971年6月4日），出身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银行家家庭，十月革命后参加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教育与文化人民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奥地利，1923年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鼻祖之一。1930年前往莫斯科，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1945年回国。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曾参加纳吉·伊姆雷（NagyImre）政府，革命失败后逃往罗马尼亚，1957年回国。
[71]拉科西·马加什（RákosiMátyás，1892年3月9日——1971年2月5日），原姓罗森菲尔德（Rosenfeld），出身于犹太零售商家庭，一战期间在俄国被俘，十月革命后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回国后参与成立匈牙利共产党，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于1919年3月至4月任商业副人民委员，4月至6月任社会生产人民委员，7月任赤卫队全国司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奥地利，1920年起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21年至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利沃诺代表大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德共中央局进行干预，导致了党内危机和列维的辞职。1924年年底回国重建匈牙利共产党，并在1925年的匈牙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年9月被匈牙利法西斯政府逮捕，被判处八年半苦役，刑满后再次被判处终身苦役。1940年被苏联政府用囚犯交换回苏联。1945年1月返回匈牙利，同年2月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MagyarDolgozókPártja）之后任总书记，1952年至1953年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6月被迫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1962年8月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MagyarSzocialistaMunkáspárt）永远开除出党。1971年于苏联逝世。
[72]特别是库恩·贝拉，他积极地参加了内战，以后成为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一个亲密合作者。他于1937年夏季大清洗的高潮中被捕。和库恩一同关押在列福尔托沃军事监狱中的另一个政治犯，曾经看见他在一次审讯后回来时，向天空沉默地挥着拳头发出绝望的抗议。维辛斯基的政策一向是，决不让非俄国的共产党重要人物在证人席上有人为他们作哪怕是受严格控制的发言。最后，库恩在1937年的某一天，于关闭着的门背后被枪决了。
尤金·瓦尔加，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部长，变成了苏联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在以后二十年的期间一直为政治局分析资本主义的趋势。直到1948年1月，他始终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和莫斯科《世界经济》杂志的主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尤金·瓦尔加接受“苏联共产党的委派，对于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及其战后经济前景的影响进行了一次客观研究……他在一本不朽的著作中报告了自己的结论，可是，作为指导制订外交政策的党的文献，这本书只流行了一年。从他的结论来看，客观分析使他在苏联战后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不得不采取在每一个方面都和目前共产党路线的基本内容完全相反的立场。”（《纽约时报》，1948年1月25日）
尤利乌斯·阿尔帕里是现代第一个共产党新闻通讯刊物、著名的《国际新闻通讯》的创刊人。拉科西·马加什、约瑟夫·波加尼、瓦果·贝拉和其他许多匈牙利共产党人，都变成了共产国际在西欧的代理人；波加尼曾化名为约翰·佩珀，在二十年代初期充当过共产国际派往美国的代表。卢卡奇·捷尔吉成了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文学批评家。
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造成了一种被毒化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派系斗争发展到了如此激烈的地步，以致使俄国政府当局不得不在1920年进行干预，逮捕了持反对意见的人。参看弗拉基斯拉夫·卢达斯：《冒险主义和取消主义：库恩·贝拉的政策与匈牙利共产党的危机》，维也纳1922年版。
在这场生存竞争中，拉科西·马加什——1945年成立的匈牙利共产党政府的中心人物——爬上了领导地位。他在二十年代初期开始为共产国际在西欧奔走；在德国的列维危机和意大利的塞拉蒂危机中，他都以执行莫斯科指示时那种粗暴和直截了当的方式，闻名于社会主义者的圈子中。1925年，同前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另一个官员桑托·贝拉一道，拉科西非法潜回匈牙利，在那里被霍尔蒂政府逮捕，判处十五年徒刑。他服满了刑期，在1940年又要被再次审判，这一次是为了他参加过1919年的政府。但是，苏德条约当时已宣告生效，匈牙利政府于是以拉科西换回了帮助镇压1848年科苏特起义的沙皇军队虏获到莫斯科去的一组匈牙利军旗。他从塞格德的监狱中被带到布达佩斯警察总部，在那里立了一份永不再回匈牙利的保证书，然后走下台阶，进入正在等着他的苏联大使馆的汽车，赶乘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去了。
瓦果·贝拉（VágóBéla，1881年8月9日——1939年3月10日），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00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03年参加私人雇员工会。1905年起是社民党左派领导人。1906—1908年任德布勒森地委书记。1908—1912年任凯奇凯梅特地委书记。一战期间领导反军国主义活动，并成为私人雇员工会领导人之一。匈牙利独立后，于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18—1919年任布达佩斯工人委员会匈共党团主席。1919年1月28日被开除出工人委员会，2月20日被捕，获释后参与了将匈共和社民党合并为社会党的进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于1919年3月21日至6月24日任内务人民委员，4月3日至5月25日任铁路和水路交通专员，期间兼任匈牙利红军第1军军长。匈牙利革命失败后，相继流亡到奥地利和德国。纳粹党上台后流亡苏联，在国际革命战士援助组织工作。1938年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
拉约什·科苏特（LajosKossuth，1802年9月19日——1894年3月20日），匈牙利资产阶级政治家、独立运动领导人。出身于路德教家庭。1824年起担任律师。1825—1827年、1832—1836年任布拉迪斯拉发议会议员。1837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840年获释。1841年起参加独立运动，主张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解放农奴。1847年创立反对党（EllenzékiPárt）。1848—1849年任匈牙利议会议员，期间发动资产阶级革命，试图推动匈牙利独立，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1851年流亡英国。1852年赴美国演讲，返回英国后与各国独立运动成员取得联系，支援意大利独立运动。1861年流亡意大利。1867年反对旨在推动成立奥匈帝国的《匈牙利—奥地利协定》。1894年在意大利逝世。
[73]因凡诺·波诺米：《从社会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当代意大利研究》，伦敦1924年版，第36页。
因凡诺·波诺米（IvanoeBonomi，1873年10月18日——1951年4月20日），意大利律师、记者。1893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899—1902年任曼托瓦（Mantova）市议会议员。1904—1905年、1907—1910年、1914—1920年任曼托瓦省议会议员。1909—1925年任意大利王国议会议员。1912年被开除出党，随后另行成立意大利社会改良党（PartitoSocialistaRiformistaItaliano）。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6—1917年、1919年任公共工程大臣。1920年、1920—1921年任战争大臣。1921年任财政大臣。1921—1922年任首相兼内政部长，代理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共济会，在任期间支持法西斯准军事组织，打击反法西斯运动。1924年加入全国联盟（UnioneNazionale）。1924—1926年任最高委员会委员。1925年议员届满后暂时退出政坛。1942年起担任王室与巴多格里奥之间的联络人。1943年加入意大利自由党（PartitoLiberaleItaliano）。墨索里尼政府倒台后，于1943—1944年任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期间创立劳工民主党（PartitoDemocraticodelLavoro），全力维护君主制。1944年辞职。1944—1945年再次担任首相兼内政部长。1946—1948年任制宪会议议员。意大利共和国成立后，于1948—1951年任参议院议长，兼任意大利民主社会党（PartitoSocialistaDemocraticoItaliano）主席。1951年去世。
[74]参看波尔迪加：《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载《劳动月刊》，伦敦，1923年2—3月，第4卷，第93—99、172—183页。
[75]尼古拉·彭巴奇（NicolaBombacci，1879年10月24日——1945年4月28日），一战期间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1921年参与创立意大利共产党，二十年代中期被开除出党，三十年代卖身投靠法西斯阵营，1943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RepubblicaSocialeItaliana）后，他当上了墨索里尼的顾问，死心塌地效忠法西斯主义。1945年4月，在逃往瑞士途中被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抓获，并于28日被处决，次日与墨索里尼一起暴尸广场。
[76]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1891年1月22日——1937年4月27日），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出身于撒丁岛的一个小职员家庭，1911年毕业于都灵大学，1913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19年4月与帕尔米洛·陶里亚蒂（PalmiroTogliatti）、安杰洛·塔斯卡（AngeloTasca）和恩贝托·特拉奇尼（UmbertoTerracini）创办《新秩序》（L'OrdineNuovo）周刊，1921年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Comunistad'Italia），1923年担任意共总书记，1928年被法西斯政府逮捕入狱，1937年病逝。
[77]参看本书第170页及以下。
[78]吉亚钦托·梅诺蒂·塞拉蒂（GiacintoMenottiSerrati，1874年11月25日——1926年5月10日），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党报《前进！》（Avanti!）编辑，一战期间积极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十月革命后率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入选共产国际执委会，1921年社会党分裂后，留在社会党内，1924年再次率社会党左翼同意大利共产党合并，并入选意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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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1918年的德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三章1918年的德国
·在基尔
·11月9日的柏林
·工人委员会
·德国共产党的成立
·古斯塔夫·诺斯克
·血腥的一月
虽然布尔什维克盼望在德国发生的公开起事并没有立即展开，在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以后的几个月里，不满情绪在德国的一切社会阶层中都日益增长。德国政府开始实行一种两面政策：一方面，他们尽可能利用东线的单独媾和在西线上谋取最大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指望将来有可能和他们谋取的敌人在扑灭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合作。但是，由于美国生力军的投入西线和德国的日益疲敝，总参谋部手头并没有执行其宏图远略的足够力量。由于做得太过火，它到处都遭到了失败：它激起了德国东方势力范围内那些受其统治不久的民族的反对；它加剧了布尔什维克的抵抗；它在西线连一个僵持的局面都不能维持。
不过，德国总参谋部到底取得了和一个革命政府打交道的第一手经验。先是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谈判桌上，以后是在德军深入布尔什维克领土时经过的城市和乡村中，它面对面接触过布尔什维主义。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德国军官遇到了一些新型的社会主义者，这些人完全不同于他们与之打惯交道的那些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918年最初几个月中，红军还没有成为一支力量，布尔什维克的手上只有一个武器——和平宣传。人们认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不会长久，可是革命很可能蔓延到德国这一点，却是一周比一周更令人害怕的梦魇。布尔什维克希望德国军队会和俄军普遍友好往来而趋于瓦解，发生这种局面的可能性使得在东方作战成了极危险的事。德皇威廉为他的沙皇表弟的命运所震动，想到自己的统治也可能继罗曼诺夫王朝之后而崩溃，感到十分惊恐。在总参谋部和内阁的讨论中，人们认识到，如果东线的同盟国军队溶入已经冲刷着德国边境的红色海洋，就会造成任何堤防也拦阻不住的高涨浪潮。
德皇写道：“冯·加耳维茨[1]和冯·穆德拉[2]将军在前线向我作了报告。他们说明了军队内部的形势——在战线后面有大量士兵开小差，不服从上级的事情屡见不鲜，从重返前线的列车上出现了红旗……”[3]
1918年2月，彼得格勒苏维埃选举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4]为名誉代表，前者是德国反战运动的象征，后者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1916年暗杀了外交大臣冯·施图尔克[5]伯爵，此时正在狱中。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写的第一批德文本小册子开始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并且立即利用了无线电广播他们的和平口号。布尔什维克使用的那种语言是“在德国社会主义者圈子里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它使得那些本来昏昏欲睡的市民禁不住心惊肉跳”。[6]德国总参谋部那些活跃的、受过政治训练的军官，对布尔什维克的传单和小册子进行了研究，可是面临着这种新的语言、对于一切问题的进攻性态度、经过周密考虑的号召直接行动的建议等等，他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柏林—勃兰登堡军区司令冯·林辛根[7]将军尤为担忧。
通过建立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基础上的正常外交途径，越飞和布哈林被派到柏林的俄国大使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胡戈·哈泽、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8]、奥斯卡·科恩[9]——出席了大使馆的五一节招待会，哈泽在会上举杯为苏维埃政府祝福。帝国政府利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上的一项事件，破坏了大使馆和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合作。俄国大使馆的行李被——表面上好像偶然地——被打开了，发现了在俄国印刷的颠覆性传单。[10]德国政府于是以此为借口，驱逐了俄国的使节。不过，对反战运动还是不得不作了一些让步。李卜克内西获释出狱，并被允许回到柏林。
在基尔
在西线的春季攻势中，总参谋部以已经难以驾驭的部队应付着新的联军和新的武器——坦克，而德国的内地却生活在和平就要到来的希望中，一周比一周更为厌倦这场还在拖下去的战争。和德国一百九十一个师对峙的，是协约国的二百二十个师，其中有四十师美国生力军，但决定性的因素则是源源不断运来支持这些军队的物资。
8月初，德国总参谋部丧失了军事胜利的希望。同盟国的全部力量开始崩溃：奥匈帝国谋求立即谈判媾和；保加利亚不再可靠了；土耳其一心只顾在高加索追求自己的利益。总参谋部反复讨论了在乌克兰十二个师的调动问题；西线非常需要他们，可是假如把他们撤走，布尔什维克是否会接踵而至？指望得到的乌克兰小麦，不可能通过一个正在发生内战的国家运出来，打算用来振作本国情绪的面包篮空空如也。
9月末，局势变得再也撑不下去了。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商谈以后，一起和主要阁员们举行了会议。
“革命正站在门口，我们只有两种应付的办法：或是厉行专政，或是作出让步。一个议会制政府似乎是最好的防御武器……作为会议的讨论结果，我们在皇帝陛下面前提出了谋和的建议。我的任务是说明当前的严重局势（其严重性已经为皇帝所认识），为采取必要的政治行动提供理由。”[11]
9月29日，赫特林[12]的首相职位为马克斯·冯·巴登亲王[13]所取代，人们认为不像普鲁士政府那样穷兵黩武的南方人巴登亲王，以他的名誉和协约国打交道会比较容易一些。
10月2日，鲁登道夫将军在一份致民政当局的备忘录中，直截了当地说明军队在西线守不长了。在10月5日至21日，德国三次向威尔逊求和，它以为威尔逊不会提出像法国那样苛刻的条件。当这个希望也最后宣告破灭的时候，灾难终于降临。
鲁登道夫将军提议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上打下去：放弃原来的战争目标，鼓舞德国人民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实行全面抗战。但内阁认识到，虽然革命力量还没有明显的组织，却已经强大到难以抵挡的程度，因此拒绝了鲁登道夫的计划，认为它根本行不通。为了扫清进一步谈判的道路，鲁登道夫被迫辞职，为兴登堡的密友冯·格勒纳[14]将军所代替。[15]三天以后即10月29日，政府下令大批征兵，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它和协约国谈判的本钱；这一措施引起了很大的激动，只是使工业中心的反战运动更为猛烈。
鲁登道夫的立场鼓舞了海军部采取了它自己的行动，它希望能通过这一行动在当前的危急时刻使局势变得于德国有利。当时，德国海军还完整无损地停泊在基尔港，在海军上将冯·希珀尔[16]的领导下，海军高级将领们拟订出一个同英国舰队决一死战的计划。可是在10月29日，三只军舰上的水兵公开表示，他们并不热心于分享他们的军官正在寻求的光荣的死亡。后来虽然恢复了秩序，却不得不给这些水兵戴上镣铐。到这一天的夜半时分，就连海军上将希珀尔的旗舰“巴登号”都受到了影响。于是，希珀尔下令以特殊的机动演习来代替原订的作战计划。第二天，水兵们拒绝起航；他们在前瞻口堆起障碍物，高唱社会主义的歌曲。31日，“提林根号”和“赫耳果兰号”上最糟糕的兵变者投降，从军舰上被运往别处。第三舰队被送回他们在基尔的基地，当局以为在海港基地停留一些时候会提高士气，从而可以给予军官们一个重新控制水兵的机会。
不料这一着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基尔当时正处于革命的气氛中，这个地方在1月已经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罢工。从水兵和工人们那天晚上聚会的会议厅里，德国革命开始了，它在以后几天中先沿着整个北部海岸蔓延，然后发展到中央和南部各邦。[17]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起义爆发了，其规模为任何现代工业国所未见，不论什么人或什么措施都无法将其控制。当水兵们于11月3日和4日在基尔、汉堡和不莱梅举行示威的时候，数以万计的工人参加了进来，他们高唱着先辈的社会主义歌曲，宣布成立共和国。好些水兵在基尔被捕，可是全副武装的士兵从驻扎在附近的各个团体里汇合到一起，打着红旗冲进监狱把他们解救了出来。一艘又一艘战舰上升起了红旗。
11月6日，政府派遣社会民主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古斯塔夫·诺斯克[18]到基尔，他向水兵们保证已经在谈判停战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控制。可是，尽管如此，水兵和士兵们仍然夺取了火车向汉堡挺进。在这里，军官团决定抵抗，他们在一个将军的率领下集队走向火车站，打算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基尔水兵进入汉堡中心。领头的这位将军对自己的威信很有把握，习惯于自己的命令受到服从，因此认为只要拿一支手枪对着头一群水兵，耀武扬威地下一道命令就足以解决问题。可是，当一个水兵什么也没讲，只是把将军的手枪一掌打落地上的时候，士气低落的军官们一枪未放，便抱头鼠窜了。
二十四小时以后，起义遍及汉堡、吕贝克、诺伊明斯特、不莱梅、威廉港、不莱梅港、伦茨堡、石勒苏益格、库克斯港、布龙斯比特耳、什未林、吕内堡、汉诺威等地。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己的传统政治中心，例如汉堡、不莱梅和布伦瑞克，都被排除掉了。
暴动最后蔓延到柏林，李卜克内西在10月底到达柏林以后，就成为工厂代表委员会的权威和注意中心，通过互选方式，他和另外两个斯巴达克团成员威廉·皮克和恩斯特·麦耶尔[19]被选进了这个组织。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当时非常踌躇不决，拒绝了李卜克内西和皮克提出的在11月3日举行示威作为“革命锻炼”的建议。游行示威是毫无意义的，政治领袖们说。“总体革命“是议事日程上的一切，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了。11月2日工厂代表委员会讨论了起义计划，这项计划以二十二票对十九票遭到否决。李卜克内西和皮克的口号只得到五票，这些口号是：“立即媾和！解除戒严！德国是社会主义共和国！”
基尔起义的消息传到柏林以后，李卜克内西召集了另一次委员会会议，提议在11月8日或9日举行起义。“组织者拒绝采纳这一时间表，因为这几天都是发工资的日子，工人们将不愿意离开工厂。”[20]
在11月初，有一个瓦尔茨中尉和他的团队表示愿意服从工厂代表委员会的指挥。瓦尔茨在11月8日被捕，这一消息使委员会决定迁移到警察不敢侵入的议会大厦去开会。在去议会大厦的途中，计划中的起义的领袖之一恩斯特·多伊米希[21]被捕。在他的公事皮包里，警察搜出了有关起义的详细计划和一份密谋者名单。多伊米希是《前进报》的前编辑，这时已被推选为领导军事行动的负责人，因为他曾长期在法国外籍军团中服役，被认为是一个军事战略专家。露易丝·齐茨[22]，另一个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当时和多伊米希在一起，但她设法逃脱了警察的逮捕，她赶到议会大厦后报告的消息，使人们精神的紧张达到顶点；密谋者认识到，政府已经掌握了起义计划的一切细节，随时都有可能逮捕他们。对于11月9日被订为起义日期说来，这一事件起了决定性作用。
11月9日的柏林
同一天，帝国首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命令几团可靠的军队开进柏林来保护政府机关。为执行这一任务被挑选出来的，都是知识最闭塞的军队，例如来自斯普里瓦尔特的团队、吕本轻骑兵等等。第二天，也就是11月9日早晨，这些士兵离开了原来的营地。当天上午10时，新用手榴弹和军火装备起来的第四兵营赶到了首都。可是这些士兵拒绝服从巡逻街道的命令，开始讨论起是否要参加革命的问题。[23]不知所措的军官们也参加了讨论，只是在宣布德皇业已退位（而这在当时还没有发生）以后，才得以说服士兵们不和工人一道去参加示威游行。士兵们在军营里集会，撕下了表明军衔级别的一切标记，扔掉了奖章和十字勋章，逃出士兵委员会。
皇宫对柏林来说是一块磁石。在大战刚开始的时候，德皇威廉曾两次站在它的阳台上，号召人民同心同德地作战。在这里，历代普鲁士国王习惯于从一层楼的大窗户里检阅御花园里一列列走过的军队。这座城堡象征着霍亨索伦王族特权的神龛。
王室早在1914年8月16日就离开了皇宫，只有一些管理内廷事务的人员留在那里，但是柏林人预料皇宫周围将是帝制派最后挣扎的战斗中心。皇宫卫戍司令弗赖赫尔·冯·里希托芬[24]将军决定做好防守准备。斯普里河的各座桥梁上都设置了武装警察，在11月8—9日夜间，又增加几辆装甲车充实防守力量。守军得到了对骚扰者格杀勿论的命令。
11月9日上午9时，这位司令要求增援。上午10时，里希托芬在慌乱中命令部队撤离周围地区。一小时后，警察部队又接到相反的命令，要他们抵抗示威者。中午，民政当局报告皇帝已经退位逃走，皇宫守军起先不以为这个消息是真的，直到午后2时半从军方听到同样消息后才相信。柏林—勃兰登堡区的军事首脑，军区最高指挥官，命令里希托芬“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向示威者开枪，军队全部自皇宫附近撤退”。下午3时，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向皇宫。“守军立即放下武器，一队士兵在群众的热烈欢呼下，打着红旗从御花园中走了出去。”[25]
3时30分，在李卜克内西赶到的一小时以前，一个被征去服杂役的小店主施列辛格，爬上皇宫的阳台请求群众不要触动现在已经属于国家所有的宫内财产。他把一条从仆人房间里找到的红色悬挂起来（还有人说这是一块红色的围涎，或者甚至是一块红色手帕）这个象征革命的旗帜在德皇的阳台上飘扬了几个星期。群众虽然对于这样轻易地就拿下皇宫感到高兴，却以为警卫军已经通过一条地道退到附近的马斯托尔（以前的御马厩)，打算在那里负隅顽抗。
到中午，人们已经像潮水一样从各个郊区向市中心涌来。人群中平民和士兵杂在一起；妇女的比例达到惊人的程度。示威者占领了发电厂有好几小时。一些汽车和公共汽车的司机还想继续工作，也被迫把车辆开回车库。不过，发生的事件都是小规模的。示威者从市中心又复散开，走向分布于柏林各郊区的帝国政府军营，去向士兵们呼吁和解除军官的武装。在迈克福军营发生了开枪射击事件（这类事件在全市只有很少几起），有几个人被打死。下午，整个柏林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兵营——革命的兵营。汽车载着以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宣传家们到处巡回，鼓动群众。一个军官不论在哪里露面，总要被人撕去肩章。“人们对于旧政权的倒台感到的喜悦，简直大得无法形容，”一位革命编年史作者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26]这样说。
到四时左右，李卜克内西带着一小群水兵和工人赶到皇宫，从阳台上发表了下列演说：
“解放的日子已经到来。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一个霍亨索伦站在这里了。七十年前，曾经有一个志哀的队伍抬着五十个鲜血淋漓的尸体从这里走过，这五十个人是自由事业的牺牲者，是在柏林的街垒旁边倒下去的。当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曾在那里向那支队伍脱帽致意。今天，这里走过了另一支行列……今天，无数的群众站在同一个地方欢呼着自由的诞生……
我现在宣布，一个包括全体德国人的、自由的社会主义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了……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新秩序，这是和平与幸福的秩序，它将使我们的全体德国兄弟和全世界的兄弟得到解放。我们向他们伸出手来，号召他们完成世界革命。在你们当中，凡是赞成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德意志共和国和世界革命的人，请举起手来宣誓。”[27]
群众欢呼，举手如林。皇宫警卫队纷纷扔下了枪。武装着机关枪的士兵从四面八方涌来，加入了群众的队伍。
与此同时，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正在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28]谈判，准备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看守政府，而可能由皇储以德皇继承人的身份担任国家元首。可是，尽管有着保持君主政体的这一愿望，共和国却在几小时后宣告成立了。对这件事的发生过程作了仔细描述的，是菲利普·谢德曼[29]的一篇报道。谢德曼是社会民主党的老领导人，曾在马克斯亲王的内阁中任职，也是构成第一届共和国政府的六名人民委员中的一个。他的报导是这样写的：
“在1918年11月9日上午，议会大厦简直成了一座兵营。工人和士兵们进进出出，许多人都带着武器。伴随着从首相府来到议会的艾伯特和以及别的朋友，我饿着肚子坐在餐厅里……接着一群工人和士兵冲进了餐厅，直奔我们的桌子而来。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同时叫嚷道：‘谢德曼，马上跟我们走。菲利普，你非得出去讲话不可。’
我拒绝了；我已经有多少次不讲话了啊！
‘你非讲不行，非讲不行，不然就麻烦了。那边有成千上万的人嚷着要你讲话呢。快点儿走吧，谢德曼。李卜克内西已经在皇宫上演讲了！’
‘好吧，要是非讲不可，我就去讲一讲。’
‘走吧，你是非讲话不可的……’
‘李卜克内西打算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
现在，我完全明白他们想干什么了。我知道他的口号——最高权力归于工人士兵委员会。这就是要德国变成俄国的一个省，变成苏维埃政权的一个分支机构。决不能容许这样的事，绝对不能，一千个不能！
事情毫无可怀疑的余地。那个能够把‘布尔什’从皇宫带到议会、把社会民主党人从议会带到皇宫的人得胜利。
我看到了俄国的那种胡干乱搞——那种以布尔什维克暴政代替沙皇暴政的局面——眼看就要重演。不，不，德国已经苦难深重，不能再加上这种灾祸了……
我只说了很少几句话，但是这些话引起了人们如雷的欢呼。我说道：
‘工人们和士兵们，……该死的战争已经结束了……皇帝已经退位，并且已经和他的伙伴们逃走了。人民已经对他们获得全线的胜利。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已经把他的首相职位让给艾伯特。我们的朋友将成立一个劳工政府，一个将包括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政府……
要团结一致，永不变心。陈旧、腐朽的东西——君主制度——已经垮台。新生的事物万岁！德意志共和国万岁！’
下面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以后，人群便开始向皇宫那边移动。威胁着要吞没德国的布尔什维克浪潮，这时已成为强弩之末。德意志共和国在群众的心中和他们的各种打算中，已经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东西。
我话刚讲完，就立刻赶回议会大厦的餐厅去吃完我的薄粥……跟着我一道进餐厅的几个工人和士兵……都争先恐后地告诉马克斯亲王：‘谢德曼已经宣布共和国成立了。’……
艾伯特听到我做的事以后，脸马上气得刷白，他用拳头砰地擂了一下桌子，向我大叫道：‘是真的吗？’我回答说：这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事。听了这话，他便令我难以理解地大吵起来：‘你没有权利宣布成立共和国。德国应该变成什么样子——是变成共和国还是变成别的什么东西——要由一个制宪议会来决定……’
今天，在那个翻天覆地的日子已经过去许多年以后，我比较理解艾伯特当时的行为了，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可以从许多书籍和报刊中了解到，当时我毫无所知的关于君主制、共和国、代替德皇的元首等问题的秘密谈判是确实进行过的。在一定程度上，艾伯特当时不是一个能够完全自主的人……”[30]
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任柏林警察总监冯·奥佩尔[31]如何把他的职位让给革命者的经过，和皇宫的轻易被占领同样能说明旧政权不堪一击的程度。冯·奥佩尔当时在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总署里，他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坐立不安，心里只盘算着一件事：怎样安全地逃出去。亚历山大广场位于无产阶级居住区的中央，周围的街道和空场上都挤满了示威的工人和士兵，他们正在挥舞着小红旗，喊声震耳地列队游行。警察们相当惶恐。由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显然代表柏林工人的多数，奥佩尔便向德克逊街的该党总部打电话，请他们派一个人来接替警察总监的职务。预先被指定担任这一职务的是一个五金工人，名叫艾米尔·艾希霍恩[32]，社会民主党的老党员。他几乎被看成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因为他曾经同俄国大使馆里的越飞和布哈林很要好，甚至还在1918年8月参加过俄国设在柏林的第一个通讯社——俄罗斯电讯社（罗斯塔）——的工作。他接到冯·奥佩尔的电话以后，便步行到警察总署去，伴随着他的只有一个社会主义青年。他看到警察总署关闭着的门前围着一大群示威者，守门的士兵正在和围攻者热烈地讨论着什么。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是新到任的警察总监艾希霍恩，接到电话以后到这里办接收的。”士兵们便向新总监敬礼，给他打开了大门。高级官员们已经从办公室中逃走；他受到了人们的热情欢迎。[33]
驻扎在这一区中的团队中的士兵，围着他们的上尉讨论一个问题：我们是参加革命运动呢，还是安静地呆在一边？这些士兵都是来自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的农民，他们觉得和大城市里的人格格不入，宁愿守在兵营里不出去；他们要求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保证他们的粮食和供给，这一点得到了满足。他们在以后几天中都一个个地离开营地回家去了。
一群示威者跟着艾希霍恩涌进警察总署，释放了六百五十名过去几天内的被捕者。在警察总署的后院里，柏林警察扔下的步枪、马刀和手枪很快便堆积如山，这些警察都迫不及待地自愿解除武装，好赶紧溜走。
11月9日晚间，柏林许多地区的枪声变得密了一些，但是并没有在任何地方发展成为真正的巷战。在为大学生们占据的菩提树下街的大学和皇家国立图书馆一带，发生了特别激烈的冲突。一群群士兵暂时占领了《前进报》和《地方新闻》报社、沃尔夫通讯社以及其他许多报社。《地方新闻》报社的人员作了顽强的抵抗，《红旗报》第一期直到11月21日才出版。政府官员们惊慌失措了。他们丢下了正在办的公事，从侧门逃出机关。“在外交部的新闻处，所有的文件都还摊在桌子上。办公室的情况清楚地表明，新闻处的官员是丢下了手上正在做的工作匆忙跑掉的。”[34]
第二天，柏林便落到了新成立的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手中。在全德国，各邦的君主和邦政府都纷纷退位，把政权让给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内阁。可是在这段时期，工人士兵委员会和看守政府形成了并存的局面，而且，它们的实际权力大于继承旧政权和合法政府，这些委员会发表了数不清的文告，宣布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
作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这一愿望的象征，同时也是作为对驻军采取的反措施，各地的工人士兵委员会纷纷占领公共建筑物。看守政府夺回了这些建筑物，以后，它们又再次为委员会所夺取；政权的不稳定性便反映在这种反复拉锯的局面中。
暂时夺取公共建筑物、报社、通讯社等等，是中欧国家在11月那几周动荡局势的特点。[35]这种自发地夺取政权机关的做法，部分是出于回国士兵的战争经验。军队开进一个被征服的城市以后，总是先占领各座主要的建筑物。这种做法一部分也是模仿俄国的榜样：工人们夺取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地主要政府机关的事实，最引人注意地表现了布尔什维克少数派的胜利。数以百万计的人虽然还几乎不知道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名字，虽然肯定没有读过一马克思或列宁的文章，却本能地接受了他们那种通过占领政府重要机关而夺取政权的方法。
当骚动的消息从全德国的四面八方传来时，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认识到单靠他自己的党无法抵挡住革命狂澜。这个党本身就正在被彼此冲突的潮流分裂着。普通党员纷纷和工人士兵委员会合作，一点也不愿意和革命少数派断绝关系。艾伯特受到很大压力，以致不得不邀请李卜克内西入阁。而李卜克内西对于这种表示当然如所预料地拒绝了。
11月9日晚间，艾伯特打电话给格勒纳将军，请他支持新内阁。在卡塞尔附近威廉岗的兴登堡总部里，格勒纳是一个中心人物。作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艾伯特曾经在战时和军方进行过友好合作，他现在希望至少从一部分军队那里得到帮助来应付即将爆发的革命，这是很自然的。[36]
工人委员会
在俄国，推动工农的力量是结束战争与平分土地的愿望。在德国，战争已经结束，而农民并没有被卷入革命；尽管还有许多残余的封建特征，他们的处境仍然要比俄国农民好许多倍，在1918年11月，举足轻重的问题是：究竟要不要保存军队，或者说，究竟要不要保持帝国能借以在欧洲东山再起的力量。对于一般士兵来说，资本主义只是一种不具人格的抽象的东西。在战败前的艰难时期，士兵们天生的敌人，即他们每天碰面的统治阶级的代表，不言而喻是军官。从这种根深蒂固的经验出发，工人出身的士兵痛切感到，如果要使德皇不致在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以后复辟，要使德国不致再次投入战争，就必须摧毁军队的骨干。
德国这个迅速工业化的国家，处于俄国和英法两大列强势力的夹逼之下，四面八方的疆界都易于受到攻击，因此，军队就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发展壮大。没有保护力量，德国的工业便不可能向欧洲扩张。正如德皇威廉所说，只有用实力保护他的工商业，一个国家的福利才能够得到保证。
从帝国建立起，德国军队便养成了作为一支政治军队的传统。总参谋部——一个野心勃勃的、还没有被征服的社会阶层的化身——由于1918年11月的战败而遭到损伤，但是并没有因此绝望颓唐。这些人清楚地看到：由于革命的俄国这个天平中的未知因素严重地打乱了一切悬而未决的方案，德国在战后是有可能就卷土重来的。所以，德国总参谋部和社会民主党暂时联合，只是为了挽救军官团和军队的技术基干力量不致为革命的风暴所摧毁，这种联合是出于战败后万不得已的需要，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相互猜疑和憎恨。东部的大地主、西部的大工业家以及很大一部分中产阶级，不能相信德国怎么可以没有军队。[37]
反对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军事限制、为保持军队的骨干组织而斗争的最好论据，就是需要对付内部的敌人。由于周围新成立的小国露骨地施加压力，帝国的疆界正处于一种变动状态，因此，保卫这种变动性很大的边境地区，成了使军方发言人的论证具有分量的另一个因素。
“内部的崩溃摧毁了国家的权力，首先使敌视国家的成分占了上风，这意味着那些几十年来一直反对帝国的各种力量——国际主义者、和平主义者、阶级斗争的鼓吹者和个人主义者等等——的胜利。国防军就是在反对这一切力量的斗争中创立起来的。最初，它同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和在社会民主党政治领导下的工人温和派结成联盟，对这些力量作斗争。……新的国家就是从这种合作中诞生的。”[38]
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即当时德国工人的大多数，都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他们的组织却在纠缠不清的讨论中丧失了时间。连那些最能干的领袖。也陷进了围绕着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这一问题所进行的不可调和的争论。走上街头的工人，回到了工业城镇的还乡士兵，从那些躺在德国一个死港里的军舰上下来的水兵——这些人都各自效忠于他们自己的政党。但是，在一个简单的目标上，社会主义工人和天主教工人都越过了本党的组织界限，团结了起来，那就是一定要解除总参谋部的武装，剥夺其军队和设施，取消军官团。在这个目标上，同工人们团结在一起的还有德国中产阶级的广泛阶层，特别是在那些战败后变成和平主义者和民主派的人。这些社会集团在寻找一种代替帝国主义扩张的政策。艾伯特和中央党左派的议会联盟，就是这一倾向的表示。
11月9日，社会民主党看守政府责成总参谋部把军队遣散回乡。这一措施增强了军官团的权力，因为他们的地位正在遭受士兵委员会的威胁。散布在欧洲各地的德国军队，有一部分还不知道国内的情况。但是，相当一部分士兵，特别是东线士兵，对于俄国和柏林的事变都有所反应。军官团的态度是随机应变的；在压力太大的时候，他们会自动退位，把权力让给士兵委员会。有时候，他们主动下令选举士兵委员会，把他们吸收进指挥机构。只要有可能做到，并且在可能做到的范围内，总是设法保持住原来的纪律。
在1918年，德国士兵可能变成行劫盗匪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这些人完全能自己组织起来，返回他们原来的营地。艾伯特所以坚持军官团是不可更换的，主要是出于政治的而非后方勤务的考虑；他和军官团都了解，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设法防止革命的破坏性影响继续蔓延。总参谋部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进行改组；艾伯特在11月9日晚间向格勒纳求救，更于总参谋部有利。
和工人们那种巨大而无定形的群众运动相反，总参谋部从溃散的各师军队中挑选出一些骨干，把他们组成了由帝国军官领导的小规模精锐部队。骑兵近卫师——这个名称就强调了它对帝国传统的继承——变成了这些反革命力量中最有名的一部分，他们主要都聚集在柏林周围的小城镇上。
军队和革命者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在继续着。军官们坚决认为，自己的部下既然受到街上骚动的威胁，就应该和它正面较量一下，排成密集队形走上街头，一方面借以恢复自己的士气，一方面也以他们的纪律杀一杀群众的威风。
柏林驻军的第一次游行早在11月23日就发生了。几天之后，指挥第十七军的冯·穆德拉将军下令禁止士兵佩戴革命标徽，并且要仍旧穿着军服的复员军人继续向军官敬礼。格勒纳将军公开颂扬最高总司令兴登堡将军是祖国的救星，因为他让军队秩序井然地撤了回来。格勒纳发表这篇声明的用意，是要使人们对那些散布于德国全境、在日益发展的群众暴动面前惊慌失措的军官干部恢复信心。
12月5日，主要由二千名军曹组成的骑兵近卫师列队走过柏林的各条大街。第二天，在柏林市北部，当这些新组成的“志愿团”企图逮捕工人士兵委员会的几个委员时，发生了流血冲突。12月6日，独立团开到首相府，要求艾伯特独断独行。而在此以前，格勒纳刚刚警告了艾伯特，要他采取更有力的措施。7日，柏林出现了大量传单，号召人们暗杀李卜克内西，消灭革命分子。这种宣传带有反犹太人的性质：“杀死李卜克内西！杀死犹太人！”街头出现了巨大的招贴，上面写着这样一些口号：
“工人们！公民们！
我们的祖国已经处于灭亡的边缘，拯救祖国！
对祖国的威胁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内部，来自斯巴达克团。
杀死它的领袖！
杀死李卜克内西！
这样，你们才会有和平、工作和面包！
——一群前线士兵”[39]
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工人士兵委员会于1918年12月16日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40]大会代表是在乌烟瘴气的混乱情况下选出的，既没有清楚的程序，也没有明确的纲领。选举方法是根据1910年人口调查每二十万人选出一名代表；在代表和数目如此庞大的选民之间，自然不可能发生任何亲密的关系。[41]这样，最强大的政治机器控制了选举；在四百九十名代表中，社会民主党占二百九十八名。代表中有一百九十五名党和工会专职干部，七十一名知识分子，十三名军官，一百七十九名工人。大会拒绝给予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以代表资格。
和各个党组织内同样的讨论相比，大会辩论甚至显得更加混乱和纠缠不清。会上一方面宣布社会主义是必不可缺的制度，另一方面又宣布它由于经济混乱而不可能实行。当时，艾伯特本来甚至在自己党内也受到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反对，然而，由于与会者的勾心斗角和个人之间的各种争吵嫉妒，他反而在会上占了上风。但是，这种软弱无力的表现却模糊不了大会的主要倾向——一致反对旧的帝国军队。
辩论有好多次被正在示威的一百万名工人派来的代表所打断。这些无穷尽的工人队伍来来回回地示威，要求建立一个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把全部政权交给工人士兵委员会。有一次，三十名打着本团军旗的士兵闯进会议厅，围住主席台。士兵费希纳代表柏林士兵委员会发言，要求：“（1）由全国各地士兵委员会选出的代表组成的士兵最高委员会掌握全部海陆军的指挥权；（2）废除一切军衔；（3）解除一切军官的武装。”他并且补充说，“当一切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在军营里放下武器以后，这一决定就将立即生效。士兵委员会将为军队的忠诚和纪律负责。”
以上各项要求典型地代表了帝国全境一切士兵组织的倾向。譬如说，主要由社会民主党员组成的汉堡士兵委员会，虽然非常温和，制定出的纲领也和上述要求大体相同，并且还提出禁止佩带各种勋章和绶带。长期的训练使他们忠诚于自己选出的党的领袖，因此，代表们希望通过施加群众压力而又严守规章的办法，迫使上级实现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确是真正讲民主的，他们在一切境况下都坚信民主程序的效率和价值。[42]
艾伯特为保存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斗争，他强调指出必需有足够多的师团来保卫德国边疆。“在德国和波兰之间的边境地区，非正规的军队、开小差和到处游浪的士兵造成了危急万分的状态。我们必须有一个有保障的边疆。艾米尔·巴尔特[43]那个和士兵委员会的要求完全相同的建议，使得组织军队成为不可能的事。如果巴尔特坚持这一建议，我很怀疑我们是否还能继续合作下去。”[44]在艾伯特讲到这里的时候，另一个士兵代表团又拿着旗子和标语牌闯进来支持巴尔特。
大会在一片混乱和意见不一中休会。它所通过的指示并没有束缚艾伯特的手脚，还准许他继续和军界合作。大会刚一结束，总参谋部消灭革命分子的计划便立即开始实行。1918年12月23日，艾伯特命令勃兰登堡驻军司令莱克维斯[45]将军带兵开进柏林。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解散人民海军部。
人民海军部是当时一个奇特的和颇有意义的产物。它原来由大约六百名柏林籍贯的水兵组成，后来又有几千名其他地方的水兵和士兵参加了进来。由于基尔暴动的影响，做一个水兵在当时具有一种革命的魅力。在革命发生的头几天，水兵们占据了皇宫以及与之相连的御马厩作为临时宿营地。他们不属于任何政党，自愿服从共和国新政府的指挥。可是，艾伯特却害怕这些不请自来的合作者，希望尽快地摆脱他们。
这种暧昧不明的地位导致了经常的争执，水兵们感到自己完全有资格向新政府领取正规的军饷，因为他们既是尚未正式复员的水兵，又是新的人民水兵师的成员。在11月23日，这些人占据了首相府和电报局有几个小时，抗议政府故意拖延发饷。在艾米尔·巴尔特出面干预，答应和内阁谈判以后，他们便退出了。这时，莱克维斯将军插了进来。他的部队在一个冯·哈尔博[46]少校的指挥下，包围了皇宫和御马厩，在发出一份限时十分钟的最后通牒以后，他们便开始轰击。水兵们撤出了难以防守的皇宫，在御马厩成功地筑起了障碍物；经过一天的僵持，冯·哈尔博终于被迫撤退。在此以后，政府只好承认水兵们有权继续以御马厩为营地，但要他们遵守一项条件，即这个师不得再招募新兵。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加速了军方统帅部和柏林革命者之间的摊牌。军官们本来以为革命者的军事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有组织的军队一露面，还怕这一群武器简陋的乌合之众不马上溃散吗？所以，“当冯·哈尔博少校在御马厩失利的消息传到卡塞尔的司令部时，人们中间第一次露出了垂头丧气和胆怯的迹象”。[47]
军官们打算加剧冲突，使艾伯特和柏林革命者的关系完全破裂，他们试图让艾伯特把政府迁到卡塞尔去。“12月24日，我再次和艾伯特谈话，”格勒纳将军报告说。[48]“他问我该怎么办。我告诉他，我们在柏林大约只留下了一百五十个人，因此，总参谋部打算继续驻在卡塞尔附近。”
这是一个明显的威胁，艾伯特也是心中有数的。因此，他作了相应的答复。“我也要回家去了，”他说。“我要回家去睡上三天觉。我需要这样做，我就是要总理府里看不见我的影子，同时想法让我的那些阁员先生们也全都离开总理府。我们打算只留下一个门房。要是李卜克内西集团现在就夺取政权，不会有一个人阻挡他。也许我们会在几天以后，或许是在波茨坦，重新建立我们的政府。”
艾伯特所以留在柏林，是因为他认识到，如果他和格勒纳联合的事实公开出来，他在工人中的威信就会完全丧失，这样一来，革命分子就有可能获得成功。可是，当革命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几乎粉碎了看守政府的时候，革命的头脑斯巴达克团却由于迟疑不决和意见不协调而丧失了时机。
德国共产党的成立
罗莎·卢森堡是在11月10日从监狱里回来的。她在《地方新闻》报社中受到她最亲密的合作者和朋友列奥·约吉希斯（一个波兰社会主义者）的欢迎。他们对李卜克内西的态度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他已经明确表示完全赞同工厂代表运动。卢森堡认为在当时就建立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政权还为时过早；在她看来，斯巴达克团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唤起工人的社会主义精神和觉悟。在社会民主运动的两派中，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当时似乎包括了德国工人的绝对多数，因此，卢森堡和约吉希斯赞成斯巴达克团留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
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之间的冲突，在11月和12月趋于激烈。卢森堡在德国共产党建党大会上毫不含糊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她就新党的政治任务问题所做的报告，非常扼要地表明了她对德国革命发展进程的看法。这是一个交错着两种态度的报告，一方面热情地呼吁群众直接行动，一方面又提出一个政治弃权主义的纲领。
“现在就夺取政权将是一种犯罪性的错误（她说）德国工人阶级还没有采取这一行动的准备。不用说，艾伯特和谢德曼政府当然不能被看做是工人政府，因为这些叛徒已经同帝国军队和总参谋部的余孽勾结起来。和这样一个政府是不能妥协的。工人们应该对艾伯特和谢德曼进行斗争，在工厂里和大街上进行斗争，但是他们却不应该以推翻艾伯特政府为目的。如果群众还没有组织德国的准备和能力，把这个政府推翻和换上另一个是毫无用处的，是幼稚的。我们的战场是在工厂内部。”[49]
在卢森堡的想像中，罢工将得到发展，声势愈来愈大的一连串罢工将会逐步地把绝大部分工人都卷到运动中来。这些罢工将会把工人组织起来，教育他们，使他们充满阶级斗争的热情。在具有了这一种阶级觉悟以后，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在社会民主党官僚机构中的同盟者，到那时候，这些党的官僚就将完全孤立于普通群众之外。对于卢森堡来说，这一群众罢工阶段是组织一个革命政党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也是为一切进一步行动而必需的准备过程。根据这一前提，斯巴达克团的纲领以含蓄的文字和坚决的态度拒绝了列宁希望德国革命者采取的政策。
“斯巴达克团拒绝参加资产阶级的工具谢德曼和艾伯特的政府……斯巴达克团也反对通过艾伯特政府的垮台，或者是由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势难再和他们合作下去，而获得政权。
斯巴达克团只有在获得德国无产阶级绝大部分明确表示的支持以后，才愿意掌握政权，而且取得这种支持的手段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依靠他们自觉地接受斯巴达克团的理想、目标和斗争方法……
斯巴达克团的胜利不是在革命开始时取得，而是在革命结束时出现的，它的胜利就是千百万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群众的胜利。”[50]
这项决议实质上意味着，斯巴达克团将不参加任何种类的工人或民主政党联盟。如果现在的政府走进了死胡同，斯巴达克团既不打算给予它以支持，也不打算把它推翻；斯巴达克团既不参加继承旧政权的看守政府，也不单独夺取政权。实际上，斯巴达克团的纲领就等于有批判地容忍艾伯特政府，同时进行反对军队和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战斗性宣传。
纲领的另一段明确反对采取革命恐怖政策，这又是一个对于布尔什维克实践的自觉而坚决的否定。斯巴达克团断然否认他们将对敌人采取惩治政策；“社会主义革命厌恶和鄙视暴力与屠杀”。
这样，罗莎·卢森堡就拟定了一个不干预新共和国政策的纲领对新国家的形成采取弃权主义立场，也就是说，虽然参加国民议会的选举，但只把它看成是宣传工具。按照卢森堡的理解，德国正在进入一个阶级斗争尖锐的漫长时期，而斯巴达克团将在这个时期成熟。目前还软弱无能的革命力量，将通过罢工和政治教育的结合在组织上壮大起来，经过这样一段漫长的准备时期，革命运动就会几乎不必流血地把政权拿过来，并且在几乎用不着强迫措施的情况下进行统治。在卢森堡还有机会申述其观点的几个星期里，她在自己的演说和文章中并没有详细谈到德国改变了的地位和新旧德国之间的鸿沟。她不遗余力的和正在重新集聚力量的反革命进行斗争，但却丝毫没有分析欧洲的新的均势，德国夹在革命俄国和西方之间的形势。
在斯巴达克团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卢森堡和列宁之间这种隐蔽的冲突（她的密友都很清楚这一点），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影响了大会的各项决议。拉狄克当时以布尔什维克正式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德共的大会；卢森堡甚至拒绝和他见面，只是在列维苦苦劝说，指出不能这样做的道理以后，她才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当他们两人会面时，态度是冷淡的和客套的。波兰党组织“在1912年的分裂自然引起了罗莎·卢森堡对我的疏远”，拉狄克后来写道。[51]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的这些基本分歧，使斯巴达克团代表大会产生了一种混乱和涣散的气氛。既然公开批评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策略是绝对禁止的（因为对于工人阶级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在公开场合下只有赞扬），这些立场冲突的政策便不得不寻找其他比较迂回的表现途径。
李卜克内西的思想远比卢森堡接近列宁，但是他不能发展这些思想。他不想建立一批干部核心来支持他的政策，他甚至不能够把这些政策申述清楚。一大堆决议用模棱两可的语句向苏维埃、列宁和托洛茨基欢呼，遮掩了政治上的基本分歧。就在这种混乱和气氛中，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们反对卢森堡的理论，认为这是对于德皇倒台后德国主要形势中的一种十分不现实的解释。他们攻击她的一个前提，即革命阵营的处境将继续不断地得到改善。针对这一批评，罗莎以一种伤心的语调，请求他们千万不要陷入冒险主义政策不要陷入暴动主义。“同志们，”她这样说，“你们正在掉进称心如意的激进主义陷阱里去。”
这些争执明显地反映了德国革命党人的混乱状态。他们没有对当前的各种重大危险作相应分析；相反地，代表大会只讨论了下列问题：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危机，报告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参加立宪会议的问题，报告人保尔·列维；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纲领，报告人罗莎·卢森堡；我们的组织，报告人胡戈·埃贝莱因；经济矛盾，报告人保尔·郎格[52]；关于国际会议，报告人赫尔曼·敦克尔[53]。大会主席是威廉·皮克和雅可布·瓦尔赫尔[54]；书记是弗里德里希·赫克特[55]和萝茜·沃尔夫施泰因[56]。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四十六个区的代表。
李卜克内西被推选出来为他们和独立社会党人分裂的行动申辩，因为他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工人中的游行最大。提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11月9日参加艾伯特内阁的问题时，他建议斯巴达克团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组成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
卡尔·拉狄克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致贺词。代表大会发出一份经过字斟句酌的电报向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致敬，而避免和布尔什维克党有任何直接接触。
保尔·列维作了关于参加立宪会议问题的报告。他为卢森堡的主张即斯巴达克派应该参加立宪会议作辩护，反对用暴力推翻政府。“只有等到我们，斯巴达克团，在工人阶级的支持下有能力接收政权的时候，才有可能那样做，但是在目前，我们却必须首先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过来。”
奥托·吕勒，来自萨克森区皮尔纳的代表，反对这种看法。“我们如果参加，就等于在政治上批准了立宪会议……这将是一种自杀政策……我们唯一的任务是建立工人士兵委员会。假如立宪会议由于害怕群众而迁移到希尔达[57]，我们就在柏林建立一个新政府。”
罗莎·卢森堡为参加选举的主张作了辩解，弗里德里希·赫克特数说了社会民主党为获得选举权进行了“五十年斗争”的历史，但是没有引起任何反应；杜伊斯堡的萝茜·沃尔夫施泰因主张以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抵制立宪会议。
大会以六十二票对二十三票否决了参加立宪会议的提议。“李卜克内西承认他头一天睡觉时还赞成参加选举，第二天醒来时又反对参加了。”[58]
保尔·郎格说：“战争破坏了小工厂，工业社会化的时机已经成熟。生产集中了，由于缺乏煤和原料，国家不得不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干涉私人企业。社会化应该由工厂委员会负责执行。工会在理论上赞成社会化，实际上却抱反对态度。”
对郎格的报告进行的讨论，是和对工会问题的讨论结合在一起的，“要为实现社会化而斗争，”卢森堡说，“不可能不提出是否要取消工会的问题。”弗里德里希·赫克特指望，随着革命的进展，工会将得到改造；他坚决反对脱离工会。在作总结时，郎格对工会能够转变这一点表示怀疑。
罗莎·卢森堡说：“11月9日与其说是新思想的胜利，还不如说是旧思想的崩溃。随之而来的可以说是一场大混乱，一个没有计划、没有觉悟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具有统一作用的唯一原则是建立工人士兵委员会。这是革命诞生的标志，是一切力量围绕着它聚集在一起的口号……人们有一种在所谓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的幻想……艾伯特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当选了……对艾伯特—谢德曼政府抱有幻想的第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他们成了反革命，而革命现在正向前迈进。我们不需要改变政府，但是需要削弱它。革命只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
大会通过了各项动议，谴责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军队正在干着“背叛德国工人阶级”的勾当，反对英国工党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主张建立工人士兵委员会作为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战略据点”。
在对政策问题进行了这些深奥的讨论之后，大会开始研究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即怎样和其他革命集团联合的问题。本来，明智的做法应该是留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因为这个党的松懈组织允许存在巨大分歧；而在一旦决定断绝这种联系以后，最低限度也应该有一个和工厂代表委员会团结一致的纲领；可是事实上李卜克内西的促成这种统一的一切努力都落了空。工厂代表委员会提出五个条件：（1）参加选举，（2）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联合决策委员会，（3）要能对街头示威的策略发出精确指示，（4）合编宣传文献，（5）取消“斯巴达克团”的名称。卢森堡和约吉希斯认为这些条件无法接受。大会决定断绝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联系，另外成立一个独立的党“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团）”。[59]
在这次大会混乱的和纠缠不清的讨论中，主要的问题是对十一月事件的不同评价。大部分仍然穿着军服的代表们，是刚从战壕中回来的。他们根据军队在占领区的亲身体验，学会了怎样直接行动。他们知道自己的敌人，他们知道被推翻的集团不会束手待毙，不会放过任何使霍亨索伦王朝复辟的机会。
古斯塔夫·诺斯克
在1918年底，柏林的局势变得于艾伯特不利了。继御马厩事件之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三名人民委员——胡戈·哈泽、艾米尔·巴尔特和威廉·迪特曼[60]——退出了内阁。在这一时刻，在看守政府朝不保夕的政权已经摇摇欲坠的时候，艾伯特再次向曾经挽回基尔危局的诺斯克求救，让他负责联络旧军队共同对付革命力量。
古斯塔夫·诺斯克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令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在1868年出生于柏林附近的一个小城哈费耳河畔的勃兰登堡，他的家庭是无产阶级，他死后出版的自传[61]里谈到这种社会地位曾如何使他感到耻辱。他想当一个林务官，但是家庭的贫困使这一项志愿不可能实现。他只能跟一个附属于一家儿童车制造厂编篮工当学徒。他憎恨这种工作，但他在自传中强调说，这是家里特地为他选择的职业，好让他学到一行手艺——倍倍尔毕竟也当过木匠头呢。他被吸引到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内以后，很快就在当地树立起威信，变成了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起先在勃兰登堡，后来到柯尼斯堡，后来又到开姆尼茨工作。在这些年代中，“根本没有人谈起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直到1903年，当诺斯克在一次短期被拘禁于监狱中的时候，他才第一次读到一些马克思的浅显小册子，而当时，他已经当了六年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
诺斯克随着自己的党步步高升，他代表了一个社会阶层，这个阶层把党的上升到全国性地位和他们自己的野心等同了起来。在党内讨论中，诺斯克一贯站在右边，把对于党的民族主义的一切偏偏都谴责为愚蠢。他很不耐烦那些“东方佬”，即从沙皇迫害下逃来德国的俄国和波兰社会主义者，特别讨厌卢森堡。在参加过1907年社会党国际斯图加特会议以后，他向自己的开姆尼茨党组织报告了关于卢森堡的情况，在报告中，他用挖苦的语气评论了“东方佬特有的那种暧昧不明的资格证明书”。为此，倍倍尔写了一封信对他大加申斥，批评他的立场并热烈地为卢森堡辩护。“有一段时期，”倍倍尔写道，“我曾希望你的思想会有所发展，现在，我必须说，这种希望是落空了。”
在战争爆发前的那些年中，作为他的党在议会中的军事专家之一，诺斯克博得了某些民族主义集团的赞扬，也引起了一般党员群众的反对。早在1907年，德国报纸就登过一篇拙劣的诗歌讽刺他的好战主义：
“在遥远的未来，总有这一天，
要我们大家当炮灰，走上前线，
到时候，许多后备兵会临阵胆怯，
‘不，我还是跟着妈妈，守住家园吧。’
可是，虽然这些人怕上前线，
却不会叫我们打败仗丢脸，
因为有一件事可以保险，
诺斯克到时候准会在那边……
诺斯克排上马刀，
诺斯克冲锋逞英豪，
砰，砰，砰，诺斯克开枪了，
诺斯克攻要塞、夺城堡，
冲啊，杀啊，诺斯克呼声最高，
诺斯克不怕累，来回放哨，
诺斯克打出了最后一颗子弹，
诺斯克一定会这样办到。”
但是，不论是公众的揶揄、倍倍尔的指责或是爱好和平的党员群众的激烈反对，都不能动摇诺斯克的民族主义抱负，特别是他那帝国一定要在非洲获得殖民地的信念。为了替自己的立场申辩，他写了一本名为《社会民主主义和殖民地政策》的书，这本书正好在战争爆发时出版，随即为战争的洪流吞没。
在战时，诺斯克是最坚定的“爱国社会党人”之一，当人们需要挑选一个下层阶级的活动家来平定战争结束时的革命骚乱时，他的历史使他成为最明显不过的合适人物。诺斯克是最优秀的党组织家；他生活在党内，即使在做了官掌握了大权以后，他在自己的言谈举止中也从没有失去无产阶级出身的风度。他懂得军事（当他在回忆录中谈到他曾打算在社会民主党的监督下改造德国军队的时候，他夸口说，他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德国的托洛茨基的！）；他有组织手腕，但他在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中胜过其他同事的主要之点，在于他的更大胆、更敢作敢为的性格。他认为，只有在一个更强大的帝国之中，社会民主党工人的生活才能改善，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努力使德国更为富强。党和军队应该同时成为一个进行扩张的帝国的两大支柱。他在回忆录中不止一次地说，他所以没有能实现这一宏图壮志，都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优柔寡断、摇摆不定，特别是谢德曼，总是满足于对讨厌的左派采取姑息手段。但是在1918年底，诺斯克激昂到了极点，他相信只要来几次经过周密组织的小小镇压，就可以把那些胡闹的革命者驱散。
血腥的一月
12月25日，有五百来人再次占领了《前进报》社，如果艾伯特不愿意自己在党内的威信遭到无可挽回的损失，就必须立即对这一行动进行反击。社会民主党的这份报纸是通过柏林党组织的努力创办起来的，该组织在几十年的日常工作中募集了必要的资金。从法律上说，这是柏林党组织的财产。当大多数柏林社会民主党人脱离艾伯特的党，帮助成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时候，他们认为《前进报》的报社、印刷厂和其他设施都理当属于他们所有。因此，在广大柏林工人的心目中，占领报社的行动是为了收回柏林党组织被窃取的财产。
当诺斯克担当起负责军事的内阁职务时，政府手头没有任何可靠的军队，形势似乎已经无望。决定性的冲突是围绕着和平主义的警察总监艾米尔·艾希霍恩具体形成的。艾希霍恩那样轻而易举地当上了总监，可是并不知道怎样运用自己的权利，他已经组织了一支大约有三千五百人的保安队，这支队伍后来又得到扩大，补充了几千名复员士兵，本来可以增援《前进报》社的占领者。但是，艾希霍恩丝毫也没有这种反政府的参政意图。与此相反，他在本党的同事迪特曼和哈泽指使下，却力图逼迫占领者退出《前进报》社；他这种试图调解冲突的努力，连工厂代表委员会也愿意参与。假如军方没有一直在伺机采取决定性的讨伐行动，这种和平调解就有可能成功。可是，军方得到了发动的机会。
在1919年1月初，新选出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派）中央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当前的危急局势。卡尔·李卜克内西建议柏林的各派革命运动——人民海军师、工厂代表委员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团——组成统一战线。卢森堡反对李卜克内西的主张，她的立场得到列奥·约吉希斯的支持。约吉希斯提议在《红旗报》上刊登一篇由卢森堡代表斯巴达克团中央委员会签署的激烈声明，宣布李卜克内西在工厂代表委员会中不再代表斯巴达克团。[62]
所有的人都注视着柏林。柏林工厂代表委员会是“内部敌人”的最大化身，是一个战斗性组织的核心。他们比组织不明确的工人士兵委员会握有更多的实力。为此，艾伯特有意识地向工厂代表委员会挑衅，在1月4日命令艾希霍恩离开警察总署，由社会民主党人欧根·恩斯特[63]继任他的职务。1月5日，诺斯克下令进攻警察总署和报社。工厂代表执行委员会认识到这一试探行动的重要性，决定进行战斗以保留艾希霍恩的职位。同日开会的斯巴达克团中央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反对支持艾希霍恩，理由是这可能导致艾伯特政府的倒台。当他们后来一反自己这种立场的时候，他们仍然明确声明反对推翻政府。
这样一来，在反对德皇帝国主义复辟的斗争中，第一个挺身而出的和最重要的集团工厂代表委员会，就不得不在一切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都与它疏远的情况下孤军作战。他们向艾伯特内阁发出一份最后通牒，要求让艾希霍恩复职，立即把军队解除武装和全部遣散（此外并提出照例的一套社会主义要求）。不过，工厂代表委员会并没有要求艾伯特内阁辞职；尽管口头上有着种种争论，他们在最后一刻到来以前，始终没有认识到“艾伯特同志”真是他们的敌人（当然也不知道艾伯特和军队之间的协定）。他们希望艾伯特会在压力下最后屈服，接受妥协。
1月6日，发生了支持艾希霍恩的示威。这次示威的规模之大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料。在柏林，数十万人列队通过凯旋大道。当时的群众情绪给同时代的观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情绪在近几个月中得到了很大发展。只要有领导有组织，这些群众就是一支不可抵挡的大军。
李卜克内西在威廉·皮克的陪同下去找工厂代表委员会，宣布艾希霍恩事件是向反革命发动决定性打击的起点。委员会决定继续占领《前进报》社，并发出举行总罢工的号召。由五十三个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选出三名共同负责人——李卜克内西、格奥尔格·雷德布尔和保尔·肖尔策[64]。这个委员会——有组织地指挥德国革命者的第一次尝试——是由不代表政党而代表各个工厂的工人干部组成的，其中只有少数几个不顾其本党公开表示的意见而参加进来的政治家。不论是李卜克内西或雷德布尔，参加这个委员会都没有得到本党的批准。
当时的局势是混乱复杂的。工厂代表委员会感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并不怎么可靠。他们和人民海军师的关系是紧张的；水兵们也难以控制。可是，尽管有这些先天的缺点，工厂代表委员会仍然日益成为威胁军队和艾伯特内阁的最大危险。古斯塔夫·诺斯克正确地分析了局势，指出它对于政府说来是严重的：
“由于威廉街（政府所在地）可能有骚动，政府成员不得不在某个别的地方安排会晤（也就是说，转入了地下）。在我听够了‘打倒诺斯克’的口号以后，我在那里遇到艾伯特和巴克[65]……过了一会，来消息说斯巴达克派占领了《前进报》社，不一刻又占领了其他报社。我们垂头丧气地坐在一起，由于继续存在着威胁，回家是不相宜的。到外面饭店里去吃饭也办不到，因为服务员正在罢工。我给一个熟人打了电话，他给我们送来一些吃的。到了，深夜我又在他的寓所里见到谢德曼和巴克。我们谈了很多事情，但得不出任何结论。连明天早晨的柏林会是什么样子，这时都很难猜测。”[66]
军队需要有时间为进军柏林作好准备。“在1月6日，上校手头的军队至多也不过几百人，而解救柏林所必需的军队数目却要比这大得多。”[67]
如果迅速推翻艾伯特内阁，在柏林建立起一个工人政府，就会像风箱一样把德国正在冒烟的火堆煽旺。一旦各工业中心行动起来，已经士气涣散的军方就无法重新聚集起足够的干部。他们就会丧失向柏林进军的机会。这正是他们万分恐惧的事。在1919年，尽管工厂代表委员会存在着那么多缺点，它们只要作出最低限度的努力和牺牲，就能够粉碎反革命。在柏林工人和总参谋部持续不断的斗争中，军官团遇到了自从帝国成立以来再不好过的日子。
工厂代表委员会没有认识到自己事实上是多么强大。内部的紧张关系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为政治家们所抛弃这一处境使他们惶恐不安，在已经由于无谓的辩论而丧失了最宝贵的时机之后，他们还不能一致同意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即号召全体柏林工人拿起武器，立即对柏林地区的少数军队据点展开进攻，同时进军波茨坦。不让重新聚集起来的军队在柏林的各战略要点立定脚跟，具有攸关大局的意义。
诺斯克写道，凯旋大道上的群众等待着，等待着指示、号召和具体的计划。他们沉默地和有纪律地等待着，等待了好久好久，终于回家去了。
1月7日，柏林大学的学生们发表了一篇号召保卫“德意志神圣秩序”的宣言。大学生们号召当时仍然敌视艾伯特赤色内阁的保守派不计前嫌，和社会民主党并肩作战。
在这宝贵的两天时间内，冯·吕特维茨[68]将军得以在柏林近郊聚集起军队。在莱克维斯的直接指挥下，他们等待着进攻市区的命令。1月8日，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兰兹贝格[69]和维塞尔[70]共同发表了反对斯巴达克团的声明，扬言要以暴力对付暴力。柏林的每一个人都懂得，这就是命令军队进攻的信号。不再能置身事外的斯巴达克团，也发表了宣言宣布它和战斗着的工人团结一致。几小时以后，波茨坦团队开进城内。这是一支由旧军队的残余拼凑成的杂牌军，其中包括军官、二等上士、第一近卫团的士兵、第一猎兵营、一座军操学校的学员！骑兵近卫师和两个炮兵班。
军队毫无阻挡地开进了市中心。郊区无产阶级以充满憎恨的眼睛看着军队占领这一战略要点，可是他们自己的战斗意志已经由于缺乏组织、领导和行动计划而瓦解了。
军队的第一个目标是攻占《前进报》社，这一行动由于和革命者进行谈判而推迟了几小时。与此同时，在报社的四周、友盟广场和附近的大街上都架上了迫击炮和大炮。1月9日早晨，军队开火了。在这个人烟稠密、街道狭小的地区，一开火就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从柏林市中心响起的第一枪的时刻起，革命者的失败命运就已注定。据守《前进报》大楼的一小群人考虑到自己的处境已经无望，派遣七名代表打着白旗去见军队指挥官谈判投降问题。于是，柏林见到了它的第一次纳粹暴行。求降代表被带到龙街的一个哨所，先受到皮鞭和大棒的拷打，然后全被枪决。
柏林爆发了时断时续的巷战。柏林工人的最孚众望的领袖之一，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格奥尔格·雷德布尔被捕。他的被捕粉碎了工人们对艾伯特内阁的最后一丝幻想；工厂代表委员会宣布成立一个李卜克内西—雷德布尔—肖尔策政府——一个在波茨坦团队进攻后已经无济于事的步骤。
1月10日，斯巴达克团又一次试图中止它和工厂代表委员会的联系。它再次禁止李卜克内西参加该委员会，但是并无效果。
革命者逐渐丧失斗志。到1月12日，波茨坦团队已经占领了所有重要的据点和建筑物，被军队追逐的工厂代表委员会转入地下。柏林的街头拦上了铁丝网。到处都是岗哨，到处都是这样的告示：“此处禁止通行，违者格杀勿论！”
1月16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捕。他们本来很容易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就像列宁在1917年7月被迫逃往芬兰那样），可是他们并没有立即离开柏林，而是躲在西柏林一个同情者的家里，而且连一支足够的卫队都没有。不用说，这两个被追捕的最重要的对象很容易地就落网了。他们被带到设在伊甸旅馆里的军队临时总部，总部里的人觉得没有必要把他们的被捕通知艾伯特，而艾伯特事先也没有发出他们如果被捕应作如何处置的指示。在我个人以及其他许多同时代人看来，吕特维茨将军的总部从一开始就打定了要杀害他们的主意。
没有经过任何审讯，他们在当天夜里就遭到杀害。
经过特别挑选的态度野蛮的士兵把他们横拖竖拽地押过动物园，在一个地方枪决了。罗莎·卢森堡的脆弱躯体被扔进了国防运河，很久以后才被发现。“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野蛮和怯懦的暗杀……是这一动荡时期最卑鄙的表现……囚犯后来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但只判了很轻的徒刑。法庭接受了他们的辩词：‘受害者是在企图脱逃时被枪杀的。’这一句当时捏造出来的遁辞，在十五年后又可怕地借尸还魂了。”[71]
[1]马克斯·卡尔·威廉·冯·加耳维茨（MaxKarlWilhelmvonGallwitz，1852年5月2日——1937年4月18日），1870年入伍，参与了普法战争。1902年晋升为陆军少将。1906年晋升为陆军中将。1911年获炮兵将军军衔。1913年获封世袭贵族。一战中参与了玛苏里河战役、维斯瓦河战役、凡尔登战役、索姆河战役等。一战后退役，参加了民族人民党。1920—1924年任国会议员。1937年在度假期间死于意大利。
[2]卡尔·布鲁诺·尤利乌斯·穆德拉（KarlBrunoJuliusMudra，1851年4月1日——1931年11月21日），1870年加入普鲁士军队。1911年被提升为步兵将军。1913年获封世袭贵族。一战时曾参与马恩河战役。一战后退役。1923年加入民族人民党。1931年在什未林去世。
[3]德皇威廉二世：《1878—1918年间的事件和人物》，柏林1922年版，第235页。参看埃里希·鲁登道夫：《鲁登道夫自传》，纽约1918年版，第2卷，第326页以下。
[4]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冈·阿德勒（FriedrichWolfgangAdler，1879年7月9日——1960年1月2日），他是维克托·阿德勒的儿子，1897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07年起任《斗争》（DerKampf）杂志编辑，1911年任奥地利社民党维也纳组织的书记，1916年10月21日刺杀了奥地利首相卡尔·冯·施图尔克（KarlvonStürgkh），被判死刑，后改判18年徒刑。1918年革命后获释，在革命期间曾任工人苏维埃领导人，后当选为奥地利国会议员。第二半国际和第二国际合并后，他曾任总书记，时间长达15年。二战爆发后流亡美国，1946年退出政界，1960年死于苏黎世。
[5]卡尔·格拉夫·冯·施图尔克（KarlGrafvonStürgkh，1859年10月30日——1916年10月21日），奥匈帝国政治家。1891年当选为参议员。1909—1911年担任教育大臣，1911—1916年任奥匈帝国首相。1916年10月21日被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暗杀身亡。
[6]赫尔穆特·提德曼：《1917—1919年的苏俄和革命德国》，历史研究丛书第296册，柏林1936年版。
[7]亚历山大·阿道夫·奥古斯特·卡尔·冯·林辛根（AlexanderAdolfAugustKarlvonLinsingen，1850年2月10日——1935年6月5日），出身于军旅世家。1868年入伍。1870—1871年期间参加了普法战争。一战期间参加了蒙斯战役、布鲁西洛夫攻势、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战役、平斯克战役、乌克兰战役等。1918年6月1日至11月9日任柏林军事总督。十一月革命期间，禁止士兵武力镇压革命。革命胜利后退休。
[8]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RudolfBreitscheid，1874年11月2日——1944年8月22日），出身于书商家庭，曾是左翼自由派，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至1919年任普鲁士邦内务部长。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后，担任社民党国会党团主席。纳粹篡权后流亡法国，1941年被盖世太保逮捕，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4年8月22日在盟军空袭中身亡。
[9]奥斯卡·科恩（OskarCohn，1869年10月15日——1934年10月31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当过律师，后参加社民党。1912年当选国会议员。1914年时支持党内多数派，并在前线任士官。1917年退伍，参加了独立党，在审判中为水兵和罢工工人辩护。1918年任苏俄大使越飞的法律顾问。1919年1月期间进行调和活动。随后参加了独立党右派，1922年返回社民党。1933年流亡国外，1934年于日内瓦逝世。
[10]参看奥伯斯特·尼古莱：《秘密力量：世界大战期间与目前的国际间谍以及对他们的斗争》，莱比锡1924年版，第161页。
[11]陆军元帅保尔·冯·兴登堡：《往事回忆》，伦敦1920年版，第2卷，第261—262页。
[12]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冯·赫特林（GeorgFriedrichvonHertling，1843年8月31日——1919年1月4日），德国政治家，1912年至1917年间任巴伐利亚首相，1917年至1918年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
[13]巴登亲王马克西米利安（PrinzMaximilianvonBaden），全名马克西米利安·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威廉（MaximilianAlexanderFriedrichWilhelm，1867年7月10日——1919年11月6日），1918年10月4日德国成立议会制民主政府后，出任帝国首相，十一月革命爆发后，于11月9日被迫将权力移交给艾伯特。
[14]卡尔·爱德华·威廉·格勒纳（KarlEduardWilhelmGroener，1867年11月22日——1939年5月3日），出身于军人家庭，1884年参军，1899年进入总参谋部工作，任职于铁路科，1912年任铁路科科长，1916年11月转入普鲁士陆军部，任副部长，负责战时生产。1917年8月任驻乌克兰德军集群参谋长。1918年10月鲁登道夫辞职后，他接任军需总监一职。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建议威廉二世逊位。为了阻止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当时已经是德军第二号人物的格勒纳同艾伯特达成了密约，艾伯特同意镇压革命，并保持军队作为德国政权支柱的地位，作为回报，格勒纳同意让军队支持艾伯特政府。1919年9月退役，1920年至1923年任交通部长，1928年至1932年任国防部长，在弗兰茨·冯·巴本任命海因里希·布吕宁为总理后，格勒纳退出政界，1939年死于波茨坦。
[15]格勒纳在全柏林到处张贴这样的标语：“在兴登堡需要枪炮的时候，只有狗杂种才会罢工。”从此以后，他在柏林的各工厂中就被称为“狗杂种格勒纳”。
[16]弗朗茨·冯·希珀尔（FranzvonHipper，1863年9月13日——1932年5月25日），德国海军上将。1881年入伍。一战期间曾与英军交战，屡获战功。1918年8—12月被任命为公海舰队司令。基尔水兵起义爆发后辞职，一战结束后从帝国海军退役。
[17]参看哈里·鲁丁：《1918年的休战》，纽黑文1944年版，第244页以下。
[18]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Noske，1868年7月9日——1946年11月30日），生于哈菲尔河畔勃兰登堡（BrandenburganderHavel），1884年参加社民党，1892年当选为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主席。1902—1918年担任开姆尼茨的《人民之声》主编。1906—1918年当选国会议员。基尔起义后，骗取了基尔水兵的信任，当上了基尔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年12月30日出任人民全权代表。1919年1月利用自由军团和国防军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并指使自由军团杀害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1919年2月13日——1920年3月22日任国防部长。1920—1933年任汉诺威省总督，纳粹党上台后被撤职。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事件而被捕，被监禁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后来被盟军解救。1946年死于汉诺威。
[19]恩斯特·麦耶尔（ErnstMeyer，1887年7月10日——1930年2月2日），出身于火车司机家庭，曾与社会主义者论战，后来于1908年参加社民党。1913年初开始在《前进报》当记者，负责文艺部门。他是卢森堡的朋友，1914年8月反对战争。因患有结核病，未被征召入伍，一战期间是坚定的斯巴达克斯派，曾多次被捕。1918年德共（斯）成立时即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他和列维是党的主要领导，曾任《红旗报》主编，1921年任政治局书记，后任党主席。他很敌视左派，但出于机会主义立场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1922年8月让位于回国的布兰德勒。1923年未入选中央局。1923年在准备起义时任南方局书记。1924年成为中派领袖，然后又成为了“调和派”领袖。1929年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极左路线，1930年初逝世。
[20]威廉·皮克：《1918年11月9日的柏林》，载《国际新闻通讯》，第8卷，第125期，第2475页以下。皮克是在1918年10月27日从荷兰回到柏林的。
《国际新闻通讯》是共产国际最重要的期刊，有英、德、法文版。该刊英文版简称为“Inprecor”，德文版简称为“Inprekorr”。
[21]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多伊米希（ErnstFriedrichDäumig，1868年11月25日——1922年7月4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曾参加法国外籍军团。一战前参加社民党，1911年起任《前进报》记者，1914年参加反对派。参与创建独立党，1917年至1918年任《自由报》（Freiheit）主编。1918年被选入革命工长组织核心，负责筹备十一月起义。十一月起义期间任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反对成立德共（斯），拥护革命工长组织，在1919年1月反对起义，未成功。他是独立党左派的领袖和“苏维埃制度”的理论家。在卡普暴动之后，坚决拒绝列金提出的成立工人政府的建议。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支持“二十一条”。1920年12月同列维一起当选为统一共产党主席，1921年与列维一起辞去主席职务。此后参加了列维的“共产社”，在列维和共产社加入独立党后不久逝世。
[22]露易丝·卡塔琳娜·阿玛丽·齐茨（LuiseCatharinaAmalieZietz，1865年3月25日——1922年1月2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女活动家，曾当过女仆、制烟工人、幼儿园老师。1892年参加社民党，长于宣传鼓动活动，被誉为“女倍倍尔”。1908年入选社民党全国执委会，成为第一个入选全国执委会的女人，负责妇女工作。1917年参与创立独立党，直至逝世之前一直任独立党中央委员。1919—1920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20—1922年当选国会议员。
[23]德皇威廉报导：“11月9日，陆军大臣报告了若干部分柏林驻军不稳的情况——第四猎兵营、亚历山大团第二连、于特博克炮兵第二中队都已经投到叛变者一边，没有发生巷战。”（《事件和人物》，第243页）
[24]曼弗雷德·卡尔·恩斯特·弗赖赫尔·冯·里希托芬（ManfredKarlErnstFreiherrvonRichthofen，1855年5月24日——1939年11月28日），1874年入伍。一战期间参加了第一次佛兰德战役、罗兹战役等。1918年1—11月任皇宫卫戍副司令，4—11月兼任帝国军事法院院长。十一月革命后退役。
[25]鲁道夫·罗特海特：《十一月革命爆发初期的柏林皇宫》，柏林1922年版，第9页。并可参看皇宫图书馆馆长博格丹·克里格博士：《1918年革命时期的柏林皇宫》，莱比锡1922年版。
博格丹·克里格（BogdanKrieger，1863年10月8日——1931年5月5日），德国历史学家。
[26]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HeinrichStröbel，1869年6月7日——1944年1月11日），1889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曾为多家党报撰写文章。1908年起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10—1916年间任《前进报》编委。一战初期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属于国际派，1917年加入独立党，曾与其他编辑一起企图将《前进报》置于独立党的控制之下。1918年11月14日至1919年1月4日任普鲁士邦总理。独立党分裂后，回到社民党内。1931年参加社工党，但1932年初又返回社民党。1933年流亡瑞士，1944年逝世。
[27]这篇演说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是米勒、施特勒贝尔等许多观察家关于它的介绍都大致相同。
[28]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Ebert，1871年2月4日——1925年2月28日），生于海德堡一个裁缝家庭，当过制鞍匠。1889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05年任社民党总书记，1912年当选国会议员，1913年当选为党主席。一战爆发后，支持战争。十一月革命后，于1918年11月9日—1919年2月13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并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1919年2月11日—1925年2月28日任德国总统。
[29]菲利普·海因里希·谢德曼（PhilipHeinrichScheidemann，1865年7月26日——1939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一战期间跟艾伯特一起支持战争拨款。1919年2月13日——1919年6月20日任魏玛共和国首届总理。1919年11月19日——1925年10月1日任卡塞尔（Kassel）市长。1920—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辗转流亡奥地利和丹麦，1939年死于哥本哈根。
[30]菲利普·谢德曼：《新德意志的缔造》，纽约阿普耳顿公司1929年版，第2卷，第261页以下。
[31]海因里希·卡尔·威廉·艾伦菲尔德·赫尔穆特·冯·奥佩尔（HeinrichKarlWilhelmEhrenfriedHellmuthvonOppen，1869年4月6日——1925年11月2日），出身于军官家庭。1896—1909年上巴尔尼姆区长。1909—1916年任布雷斯劳警察总监。1916—1918年任柏林警察总监。十一月革命后被解除职务。
[32]艾米尔·艾希霍恩（EmilEichhorn，1863年10月9日——1925年7月26日），出身于手艺人家庭，当过玻璃工人，1881年参加社民党，1893年起成为全职党务工作者，1908—1917年间领导社民党出版局。1917年参加独立党，组建了独立党的出版局，并领导了苏俄罗斯塔通讯社的“信息”部。1918年11月9日被任命为柏林警察总监，在他身边有一批工人活动家。1919年1月5日他被解除警察总监的职务，此事成了一月起义的导火索。一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到布伦瑞克。后当选为独立党的国民议会议员。在党内属于左翼，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支持列维，参加共产社，但后来回到德共。在逝世前一直任德共的国会议员。
[33]艾米尔·艾希霍恩：《一月事件》，柏林1919年版。
[34]1918年11月11日的《柏林日报》，转引自里夏德·米勒：《从德皇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15—16页。
[35]我当时住在维也纳，在当时，组织严密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没有一个可以和“斯巴达克团”相比的组织。只有一群社会主义大学生和青年工人，设法同维也纳和地下奥地利的兵工厂联系，替布尔什维克宣传。在发生“面包罢工”以后，这一群人自称为“左派激进派”（以区别于奥托·鲍威尔和罗伯特·丹尼堡领导的左派；丹尼堡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26年林茨纲领的拟定者，1945年死在布痕瓦尔德）。我们这个小集团不久就收到了布尔什维克首先从瑞士、然后从莫斯科寄来的信。在他们的鼓励下，我们便骄傲地自称为奥地利共产党，于1918年11月4日成立了奥共这个欧洲最早的共产党之一。我是第一号建党人。我们印了许多宣传文件，但是在有组织的工人中却没有多大影响。另有一个和我们的组织没有关系的集团，是由所有奥地利团队打剩下的士兵组成的，夺取了西维也纳的兵营。他们自称为“赤卫队”；他们的司令是著名的捷克作家埃冈·欧文·吉希，他在随同奥地利军队出征后以中尉的资格回国。（吉希经历了许多冒险以后，于1941—1945年流亡在墨西哥城。他已经回到自己的祖国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是亲俄的新共和国最有名的官方记者之一。）
当奥地利共和国于11月12日宣告成立的时候，从弗罗里兹多夫区大工厂中来的人抬着奇大无比的标语牌，上面写道：“奥地利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这是名副其实的空洞口号，因为在它们的背后并没有任何组织。一群社会主义大学生朝奥地利议会门前的迴栏走去，准备向新成立的共和国政府呈递“维也纳工人的请愿书”。当时普遍的神经紧张达到了如此地步，以致竟有人命令卫队用武力拦阻示威者接近议会——或者也许是卫队并未接到命令而自行开的枪。总之，事实是造成了一场大混乱。一个新入党的共产党员弗兰茨·科里乔纳肚子上中了一颗子弹。（他后来在三十年代后期不名誉地死于俄国。）我被惊慌的人群踏倒，昏迷了过去。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维也纳最大的一家日报《新自由报》总编辑的办公桌上。原来是赤卫队的士兵们发现我躺在人行道上，便把我抬进报馆，夺取了这家报纸，并且宣布我为主编。报馆全体人员都聚集到我躺着的房间里，向我保证他们的忠诚。那时我才二十岁左右，想到我们已经取得政权，不由得有些莫知所措。有两三天，我们发行了特刊，说明占领报社是出于示威目的。接着，我们都和平地离开了报社，《新自由报》随即复刊，此后一直顺利无阻地出版到纳粹上台。几天以后，我被新政府逮捕，并被控以背叛奥地利国家罪，但是在六个星期后获得了赦免。
罗伯特·丹尼堡（RobertDanneberg，1885年7月23日——1942年12月12日），1903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08—1914年任国际社会主义青年团总书记。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8—1934年任维也纳市议会议员。1919—1920年、1920—1934年任奥地利国民议会议员。1920—1932年任维也纳市议会主席。1934年2月参加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并被解除一切职务，获释后继续参加地下运动。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企图流亡捷克斯洛伐克未果。1938年被捕并被关进达豪集中营。1942年转入奥斯维辛集中营，12月12日遇害。
埃冈·欧文·吉希（EgonErwinKisch，1885年4月29日——1948年3月31日），捷克作家、记者。出身于奥地利一个犹太人家庭。1904年加入奥匈帝国军队，期间因持无政府主义倾向而被监禁。1905年退役。1906—1913年期间在布拉格《波希米亚》杂志工作。1913年移居柏林。1914年一战爆发后回国入伍，参加了德里纳河战役。1915年在俄国前线负重伤，出院后转入预备役。1917年重服现役，同年11月在军队中秘密成立工人士兵委员会。1918年1月参加罢工，同年11月参加奥地利革命，并于1918年11月1—18日担任奥地利赤卫队总司令。1919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同年被奥地利政府驱逐出境，返回布拉格。1921年返回柏林。1925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国会纵火案后被捕，获释后被驱逐出境，流亡法国。1934年移居澳大利亚。1935年返回法国，从事反法西斯工作。1937年赴西班牙采访国际纵队战士。二战爆发后，于1939年9月被保护性拘留，同年12月获释后流亡美国。1940年流亡墨西哥。1946年返回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在布拉格逝世。
弗兰茨·科里乔纳（FranzKoritschoner，1892年2月23日——1941年6月9日），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1909年加入青年工人协会。1916年参加了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918年领导了1月罢工，同年发起成立奥地利共产党。1918—1925年任奥共中央委员兼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奥共主席。1929—1934年期间在赤色工会国际工作。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4—1936年任国际电信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36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捕。1940年被引渡到德国。1941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遇害。1956年部分平反。1991年完全平反。
[36]关于这一被人谈论得很多的通电话事件，伏克曼（帝国档案馆档案员）在他的著作中有所报导，见《德国的革命》一书第68页，奥尔登堡1930年版。并可参看格勒纳将军的证词，见贝克曼所著的《慕尼黑的利剑袭击》，慕尼黑1925年版，第110—111页，转引自阿图尔·罗森贝格所著《德意志共和国史》，伦敦1936年版，第324页。罗森贝格曾接触过法庭的审讯记录。
艾伯特和格勒纳之间的合作问题，引起了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无休止的讨论。替艾伯特辩护的人并不否认合作的事实；讨论的症结主要是艾伯特的动机以及这种合作的后果。格勒纳的供词是否可靠，特别受到了怀疑。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最详尽资料的罗森贝格本人，就坚持说艾伯特是忠于共和国的。“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艾伯特曾和军官们合谋反对革命工人阶级。艾伯特从来也没有背叛过他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同事（即他的同志）。但是，他由于意识到德国政府正面临着巨大困难而深感忧虑。除去经济困难严重和对外政策棘手以外，还加上了分离主义运动的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来自莱茵区，而且来自德国的其他许多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艾伯特希望把内讧的可能性减到最小限度，在各党各派之间充当调停人。如果最高统帅部向他表示忠诚，艾伯特看不出有任何拒绝的理由。不过，艾伯特过于信任最高统帅部，却是一个策略上的错误。”（罗森贝格，第50页。）
在我看来，这种讨论是过时的和毫无意义的。艾伯特的动机，即他真诚地相信通过和军界的这一谅解他是在挽救德国，是不能怀疑的。至于他的行动，则需要根据对于整个内战时期的一般政治估价来衡量；讨论之所以局限在艾伯特的行动和人品问题（这只是许多有关的复杂因素之一）上，大部分是由共产党的宣传造成的。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能否认下面一点，即：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导人和军队之间的暂时结盟，对于年轻共和国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埃里希·奥托·伏克曼（ErichOttoVolkmann，1879年11月23日——1938年12月？日），1898年参军，1914年起在总参谋部任职，1919年起在东普鲁士海关工作，1920年进入国家档案馆工作，著有多部历史著作。
[37]共和国军队“德国国防军”的缔造者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后来是出席凡尔赛会议的军事代表。1919年5月26日，他向德国代表团团长布罗克道夫—兰曹伯爵呈递了一份备忘录，抗议和约中的军事条款，明白地拒绝共同负责。“我想说清楚，”他写道，“按照一切军事权威的意见，一支军官团人数有限的十万人的军队，是不足以完成那些即使说成立了国联也还需要由德国负责的对外任务的，也不足以使它的对内政策具有必需的后盾……如果德国接受这些条件，它就会在对内对外两方面都变得无能为力。”见埃里希·奥托·伏克曼著《回忆冯·塞克特元帅》中《德国国防军的组织者》一章，德国国防政治与国防科学协会，柏林1937年版，第35页。
[38]马克斯少校：《帝国、人民和国防军》，载《科学与国防》，1931年第12卷第1期。马克斯是总参谋部的一个成员，一月事件中曾作为柏林司令部的一个负责人和诺斯克合作，后来成为国防部主要专家之一。
[39]转引自保尔·弗勒利希：《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和行动》，巴黎1939年版，第266页。
[40]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于1919年4月15日，会址仍在柏林。这次大会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因为在这一期间，工厂代表运动已经在内战的一系列战斗中趋于沉寂。8月23日，诺斯克解除了大柏林市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关于这两次会议的同时代人的报导，可参看《工人士兵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载弗里德里希·普利茨博士编《德国革命》（莱比锡，出版年代不详），第1卷第201—259页，第2卷第186—201页，《德国革命大事年表》部分；并可参看海因里希·舍弗著《一个莱茵区社会主义者的日记》，波恩1919年版。
[41]里夏德·米勒：《从德皇帝国到共和国》，第2卷，第203页。
[42]后来，兴登堡宣布：“我不承认中央工人士兵委员会关于军事问题、特别是关于军官和军士地位问题所通过的决议……现在和以前一样，军方支持艾伯特政府，希望政府实现它所许下的保存军队的诺言。”（米勒，第2卷，第222页。）
[43]艾米尔·巴尔特（EmilBarth，1879年4月23日——1941年7月17日），五金工人，社会民主党人。1917年退伍，加入独立党。一月工潮后，他接替里夏德·米勒，任革命工长组织领袖。曾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任人民全权代表（但他的同志并不承认）。1921年任企业代表会主席。1920年仍留在独立党内，1922年回到社民党。此后无突出表现。
[44]《速记记录》（注[40]所引），第220—221页。
[45]阿诺德·莱克维斯（ArnoldLequis，1861年2月2日——1949年2月16日），1880年参加普鲁士陆军，1881年获少尉军衔。1896年晋升为总参谋部上尉。1898年进入总参谋部工作，1902年担任普鲁士军事学院教官。1904—1909年在海外殖民地工作。1912年晋升为上校，1913年出任第1军工兵司令。1914年10月出任第2集团军后勤主任，1914年12月晋升为少将。1916年5月被任命为第104步兵旅旅长，1916年11月被任命为第12步兵师师长。1918年3月晋升为中将。十一月革命后被任命为军区司令，积极参加反革命阴谋。1919年1月被任命为国防军第8旅旅长。卡普暴动后，于1920年9月退役。
[46]波多·冯·哈尔博（BodovonHarbou，1880年12月12日——1943年12月22日），一战期间在总参谋部作战部工作，从1918年9月起积极参加了军方、政府、社民党和资本家的会谈。十一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阴谋，担任格勒纳将军与社民党之间的联络员。战后退役，担任德国氮气辛迪加（DeutschenStickstoffsyndikat）经理。1943年年底被秘密警察逮捕，在狱中自杀。
[47]伏克曼：《德国的革命》，第163页。
[48]根据他在1925年慕尼黑审讯中的证词，参看罗森贝格，第325页。
[49]《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团）建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柏林1919年地下出版。
[50]《斯巴达克团的方针》，柏林1918年12月版。
[51]《百科辞典》，俄国格拉纳特图书学研究所，莫斯科191？—1934年版，第41卷，第2部分（附录），第155页。
[52]保尔·郎格（PaulLange，1880年1月5日——1951年6月14日），生于庄丁工家庭，当过办公室职员，1898年参加社民党，1903—1906年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一战期间参加了斯巴达克斯同盟，1918年入选中央局。1920年11月因不同意德共的工会政策，在德共与独立党左派合并之前退出德共，参加了独立党（右派），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后来他和列维一起成为社民党左翼反对派成员。1945年6月重新参加德共，1945—1951年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
[53]赫尔曼·路德维希·鲁道夫·敦克尔（HermannLudwigRudolphDuncker，1874年5月24日——1960年6月22日），出身于商人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得过哲学博士学位。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3年成为新闻工作者、巡回演说家，1911年在中央党校与卢森堡一同执教。1914年8月参加国际派核心小组，后来参加了国际派和斯巴达克斯同盟。德共（斯）成立时当选中央局委员，1919年1月再次当选中央局委员，1920年未能连任。后任哥达地区的独立党政府的部长。由于患有哮喘病，他便致力于脑力工作和培养活动家的工作。1933年被捕，在集中营内被关押了一年，1936年设法逃到丹麦，1941年抵达美国。反对1939年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1947年返回东德，参加了统一社会党，在大学执教。
[54]雅可布·瓦尔赫尔（JacobWalcher，1887年5月7日——1970年3月2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车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至1911年间在党校学习。之后在斯图加特当记者。后成为左派组织者，1914年在斯图加特组织斯巴达克斯集团，1915年被捕，被征召入伍。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任主席，把斯图加特的独立党组织争取了一半过去。1920年入选中央局，支持用总罢工来抵抗卡普暴动，并担任罢工领导，支持工人政府路线。1921年任中央局书记，负责工会工作，在1923年代表德国出席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把有关德国形势的消息告诉了托洛茨基。因参加右派而被降职，在1924年至1926年间住在莫斯科，1928年被开除出党，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然后参加了社工党。1933年流亡国外，曾短暂接近托洛茨基，随后又与托洛茨基拉开距离，参加了伦敦局。1939年被法国当局扣押，1941年抵达美国，参加了民主德国委员会。1946年返回东德，被接纳加入统一社会党，1949年被免除一切职务。1956年平反并恢复职务。
[55]弗里德里希·卡尔·赫克特（FriedrichCarlHeckert，1884年3月28日——1936年4月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建筑工人。1902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起四处游历打工，1908—1911年先后在柏林、不莱梅和瑞士定居，在瑞士通过妻子的关系联系上了布尔什维克。1912年当选为开姆尼茨建筑工会主席，并认识了布兰德勒。1916年在开姆尼茨建立起了强大的斯巴达克斯派组织，1917年加入独立党，领导当地的党组织。1918年10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当选为开姆尼茨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参加了同年年底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把开姆尼茨的独立党组织并入了德共（斯）。1919年在德共（斯）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1921年当选中央局委员，1922年担任中央局工会工作部副部长。在1923年秘密准备起义的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23年10月在蔡格纳的萨克森邦政府中任经济部长。1924年从右派转投中派，1924—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4年10月被捕，1925年7月获释。1927年入选政治局，领导工会工作部的工作，1928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与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1931年被冲锋队打成重伤。1932年返回莫斯科，重新担任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1936年4月7日逝世于莫斯科，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56]萝茜·沃尔夫施泰因（RosiWolfstein，1888年5月27日——1987年12月11日），出身于商人家庭，学过贸易。190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08年参加社民党。1912—1913年在党校里当过卢森堡的学生。一战中活跃于青年组织和斯巴达克斯同盟。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被选为杜塞尔多夫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任书记。1921年当选中央局候补委员。1924年起与丈夫保尔·弗勒利希一起致力于出版罗莎·卢森堡的著作。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德共（反对派）和社工党。1933年流亡国外，1941年至1950年流亡美国。后返回法兰克福定居，并参加了社民党。
[57]一个以笑谑闻名的市镇，这里象征自得其乐的中产阶级的愚蠢。
[58]保尔·弗勒利希：《罗莎·卢森堡》，第274页。
[59]参加过斯巴达克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格·弗先生告诉我，约吉希斯在开会期间曾问过他，他建党这一档子事都吹掉究竟好不好。约吉希斯的态度还表现在另外一件事上。已经作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被选入瓦登堡地方议会的克拉拉·蔡特金，自从斯巴达克团脱离该党以后，在保持自己的议席时难以应付一般党员。约吉希斯写信给她，要她继续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议员，因为他怀疑当时建立一个新党是否适宜。
[60]威廉·迪特曼（WilhelmDittmann，1874年11月13日——1954年8月7日），当过家具木工，1894年参加社民党，1899年担任《贝尔吉施工人之声》（BergischeArbeiterstimme）编辑。1904年担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党组织书记。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一战爆发后持反战立场，特别反对书报审查制度。1917年参与创建独立党，曾与水兵莱希皮奇有联系。在1918年1月罢工之后，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五年。1918年10月获赦出狱，十一月革命后，在1918年11月—12月任人民全权代表。在独立党内是右派领袖，反对与共产党合并。1920—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2年率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纳粹篡权后流亡瑞士，1951年回国，在社民党档案馆工作。
[61]古斯塔夫·诺斯克：《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兴衰史》，苏黎世1947年版。该书完稿于1933年，诺斯克在序言中说，在1936年以前，他一直幻想这本书能够在纳粹政权下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先后被捕两次，第一次是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只被拘禁了几天，第二次是在1944年7月22日，受到将军谋叛案的牵连。他在1945年4月俄国人已经打到柏林郊区的时候，逃出了毛比特监狱。1946年11月30日，他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去世。
[62]有关斯巴达克派两大领袖这一冲突的文件，现在还可以见到两份，其一是保尔·列维于1921年5月4日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声明，载于他的小册子《有何罪过？》，柏林1921年版，参看罗森贝格，第330—333页；其二是拉狄克的一封信，载《德国革命简史》，柏林1926年版。
[63]欧根·恩斯特（EugenErnst，1864年9月20日——1954年5月31日），出身于木匠家庭，1886年参加社民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曾当选为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至192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19年3月起任普鲁士邦人民全权代表。1919年1月至1920年3月间任柏林警察总监。二战后参加了把社民党和德共合并为统一社会党的工作。
[64]保尔·肖尔策（PaulScholze，1886年4月13日——1938年5月22日），生于德累斯顿一个工人家庭，当过工具装配工学徒。一战期间参加革命工长组织，组织了多次罢工。十一月革命期间曾任柏林革命工长组织主席，一月起义时任革命委员会主席之一。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二十年代初参与成立国际工人救济会（WorkersInternationalRelief），1924年至1935年间领导国际工人救济会西欧分会。1929—1932年当选为柏林市议员。纳粹篡权后流亡法国，1935年流亡苏联，1936年11月4日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5月11日遇害。1991年10月18日公开平反。
[65]库尔特·巴克（CurtBaake，1864年4月2日——1940年4月16日），记者、社民党政治家。1884年任社民党报纸《柏林人民报》（BerlinerVolksblatt）编辑。1890年参与创立柏林自由人民剧院（FreieVolksbühneBerlin）。1891—1893年担任《新世界》（NeueWelt）编辑。1894年担任《士瓦本每日卫报》（SchwäbischeTagwacht）编辑。1914年后成为艾伯特的亲信。1918年11月12日——1919年3月3日担任总理办公厅主任。1920—1933年担任德国人民剧院协会（VerbandderdeutschenVolksbühnen）主席。
[66]古斯塔夫·诺斯克：《从基尔到卡普：德国革命的历史》，柏林1920年版，第67页。这件事发生在星期六（1月5日）晚上。
[67]《从基尔到卡普》，第70页。
[68]瓦尔特·冯·吕特维茨（WalthervonLüttwitz，1859年2月2日——1942年9月20日），一战期间曾任旅长、第4集团军参谋长、第5集团军参谋长、“皇太子威廉”集团军群参谋长、第10集团军司令、第3集团军群司令。十一月革命后被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任命为柏林卫戍司令，1919年1月利用自由军团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1920年3月与卡普一起发动暴动，失败后流亡匈牙利，1925年获大赦后回国。
[69]奥托·兰茨贝格（OttoLandsberg，1869年12月4日——1957年12月9日），1890年参加社民党，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一战爆发后持爱国主义立场，在党内属于右翼。1918年被选为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委员，1919年出任谢德曼内阁的司法部长，1920年至1923年出任驻比利时大使，1924年至1933年被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
[70]鲁道夫·维塞尔（RudolfWissell，1869年3月9日——1962年12月13日），1888年参加社民党，1908年起任柏林工会中央工人书记处委员，1916年起在《前进报》工作，1918年3月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十一月革命期间任工会总委员会副主席，鼓吹劳资合作，反对成立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1月当选为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1919年2月至7月任经济部长。1928年至1930年任劳动部长。纳粹上台后退出政治活动。1945年后参加了社民党的重建，反对社民党与共产党的合并。
[71]奥托·布劳恩：《从魏玛到希特勒》，纽约1940年版，第84页。布劳恩是普鲁士内阁的社会民主党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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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二章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单独媾和
·左派共产主义者
·斯巴达克派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当已有数百年历史的罗曼诺夫王朝于1917年2月宣告结束，在统治欧洲的各王室中第一个倒下去的时候，它的死亡是由形形色色的疾病（其中有的几十年来就一直在腐蚀它的内脏）联合造成的。导致沙皇被推翻的多种多样的因素之一是人们对领导战争的情况感到不满，同时又愈来愈认识到沙皇——部分是由于害怕如果让德国败得太不可收拾可能对帝俄发生不利影响——不可能进行一场有效的战争。
俄国对战争的贡献已经使协约国失望。在1912年和1914年间，协约国的外交家们曾经向本国的首都报告，说俄国拥有一只“所向无敌”的军队，但是他们作出这种判断的时候，未免过多地以那些每半个月在彼得堡检阅一次、服装整齐漂亮的哥萨克军队为依据了。俄国的巨大人力资源并无效用，因为他们把一般生活的腐朽社会秩序带进了军队；不管士兵们怎样勇敢，许多将军们如何韬略高深，俄军仍然没有能摧毁德国人。军队变得不听话了。
1917年2月，也就是美国的参战使德国的失败成为定局的两个月以前，俄国政治家中最倾向西方的人采取了使本国得以充分投入战争的步骤。人们担心如果不除掉沙皇，他可能听从拉斯普京[1]的意见，正当战局就要发生决定性转折的时候和德国单独媾和。俄国已经作了牺牲，这时如果不实行彻底的转变，它在战后和约中的正当权益就会被剥夺。发动政变推翻“亲德”沙皇政府的革命家们得到了他们的法国和英国顾问的鼓励。
因此，继承尼古拉二世执政的那些人一致热衷于继续作战，他们在这一点上得到一些有力量的社会主义派别的支持。这就是世界各地的俄国政治避难者陆续归来时的俄国。通过一项最大胆的交换条件，列宁得以乘坐一辆在鲁登道夫亲自护送下穿过德国领土的火车回国。在彼得格勒浓厚的反德政治气氛中，这种安排就像阴影一样笼罩着列宁参与俄国政治的头几个月——1905年以来第一次不是从流亡境地参与政治的几个月。人们时常谈起他当时如何粗暴地责备布尔什维克党不坚定的立场，如何推动这个党前进。已经受到削弱的、从许多年地下活动中刚刚露面的布尔什维克干部这时茫无主见，提不出其他明确的方案来代替列宁的直截了当的纲领。他从别的社会主义派别那里遇到坚决的抵抗，但是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却固着于虽然散漫可是强大有力的和平主义潮流之中。1917年8月10日选出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在彼得格勒开会，于8月27日呼吁立即结束战争：“德国民主派号召各国人民统一采取有利于和平的决定性行动。”
推动列宁准备发动布尔什维克政变的，是他对于下列情况的肯定，即革命正以更大的速度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发展；在每一个关键性的时期，他拿出来的决定性论据总不外是零星几条关于德国反战运动的最新消息。他以李卜克内西在议会中投票反对军事预算的事实为例说：“我认为，宁可像李卜克内西那样一个人反对一百一十个人，[2]”也不要同孟什维克和民粹派妥协。五个月以后，当列宁和他自己党内一个强大的反对派作斗争时，他再次提到了德国的反战运动。在11月7日事件发生前夕举行的中央委员会讨论中，他说道：“俄国革命的国际形势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3]他在10月29日又说：“既然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也弄到海军中发生起义的地步，这就表明那里的事情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4]
布尔什维克政变在伦敦和巴黎引起了恐慌，人们主要害怕的并不是俄国的社会变革（关于这一点，当时还没有具体了解）而是担心列宁会谋求和列宁立即媾和。当时，协约国总部仍然过高估计德国军队的力量，把它的动员和未来战役计划一直准备到1920年。
11月8日，当列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有关政变（它的成功当时还完全不能肯定）的报告时，他毫不含糊地宣布了布尔什维克的和平政策。“首先要做的是采取实际措施实现和平。我们将根据苏维埃政府的条件——不割地、不赔款和民族自决权，向交战国的人民建议媾和。”[5]布尔什维克幻想俄国一旦退出战争，就会使大战立即停止。他们希望，在精疲力尽的士兵们的压力下，各国政府将不得不接受他们提出的停战三个月的建议，而在这三个月中，一切基本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只有同盟国响应这一和平号召；1917年11月26日，德意志帝国表示愿意媾和。[6]在东线作出安排是具有重大意义，这样，全部德军就可以集中到西线。在准备期间，布尔什维克加强了他们的和平宣传。飞机把印着和平法令和特别向德国军队呼吁的一篇宣言的传单投到战线后面很远的地方。以士兵为读者的德文版报纸，印数之多在当时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例如《火炬报》的印数为每日五十万份——并且以专用火车运往明斯克、基辅和战线上的其他地点，在这些地方以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名义接近德军。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天中，托洛茨基就在外交部设立了一个新闻局和一个国际革命宣传局。领导前一个局的是卡尔·拉狄克，他因为长期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被认为是德国问题专家；在后一个局的工作人员有美国人约翰·里德[7]。季诺维也夫被送往前线，任务是到中欧去，但是被德国人赶了回来。
单独媾和
1917年12月2日，在他们取得政权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就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德国代表举行第一次谈判，并且作出了临时性的停火安排，这项安排在12月15日成为正式休战。这一走向和平的第一步，震惊了已被战争搞得疮痍满目的欧洲；每一个外交家、每一个将军和每一个普通士兵都注视着谈判从12月延长到下一年的曲折发展。经过三年半的战争，好些帝国和无数生命处于危险境地，这时，出现了经过谈判而媾和的前景——或危险——，它将使交战双方的巨大野心都完全落空。
布尔什维克并不指望德军会大发善心，但是他们认为，和平情绪遍及全欧，在同盟国各国人民之间尤为强烈，在这种情绪的压力下，德国总参谋部将被迫接受妥协。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么，一项不割地不赔款的结束战争的条约就会颠覆整个战争大厦，使协约国的外交家们也不得不走进谈判室来。托洛茨基代表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把单独媾和的责任推到那些继续进行战争的人们的身上。他说，布尔什维克认为自己没有理由为那些把俄国拖入战争的秘密条约所束缚，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把这些条约的内容公诸于世。
“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彼得格勒电报社的广播这样说道，“特别是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了解：在俄国工农的纲领和德国资本家、地主以及将军们的纲领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工人们，必须以他们自己的纲领——各国工人之间团结合作的纲领，来代替本国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纲领。”
在1917年12月22—28日的一周内，即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第一次举行和平谈判期间，布尔什维克向惨遭兵燹、疲惫不堪的欧洲提出了一项简单而使人充满希望的建议：撤退一切军队、保证避难者回国、在一切有争执的地区举行公民投票、不割地、不赔款。出席布列斯特谈判的德国代表里夏德·冯·屈耳曼[8]说，他需要退席考虑一下这项建议，但又暗示建议不会立即被拒绝。在谈判进行中途，同盟国对协约国舆论发动一次进攻，发表了它们著名的“圣诞节宣言”：它们赞同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只要战争立即结束而且一切交战国都参加谈判。协约国——的确如德国所希望的那样——没有理睬这一呼吁。
与此同时，俄国正一天天陷进了内战。沙皇的将军们——卡列金[9]、科尔尼洛夫[10]、阿列克谢耶夫[11]——正在集结军队。在乌克兰——拉达——二月革命后建立的立法机构——采取的纲领既宣称乌克兰民族主义，又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挑起的农民起义。11月20日，拉达宣布建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在布列斯特会议上，乌克兰的代表霍鲁鲍维奇[12]宣布，经过二百五十年的时间，乌克兰共和国现在重新取得了民族独立；他尽量利用德国人反对苏维埃政府的计划为自己刚成立的国家谋求好处。乌克兰日益紧张的局势逐步发展为一场错综复杂的外战和内战。12月17日，苏维埃政府向拉达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二十四小时内得到满意的答复。通牒“再次确认”[13]乌克兰和帝俄其他任何部分一样，有同俄国分离的权利，但是布尔什维克坚决要求它停止帮助“立宪民主党和卡列金的反革命军队”。[14]
1918年11月8日，威尔逊[15]总统提出了以民族自决权为中心的“十四点”计划。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议会议员发表了一篇宣言，攻击“已经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公开表明的”德国战争目标。
“过去，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样的担保：德国政府只是要保卫自己的疆界，它无意于兼并别国的土地。现在，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不会再相信这种说法了。
德国想兼并俄国的领土……如果德国成功地缔结了一项征服俄国人性质的和约，这对于俄国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来说，自然是一种不幸。但是，这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将是更大的不幸。结果将会延迟普遍和平的到来，造成新的威胁和复仇愿望，使我国的军备更加扩张，反动势力更为加强……只有不割地、不赔款并且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缔结和约，才能挽救我们。”[16]
一月中旬，在维也纳和柏林爆发了群众性罢工。在奥匈帝国境内人们的和平愿望特别强烈，维也纳两个最大的工厂、即戈尔兹工厂和兵工厂的工人们，因为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分发面包，在上班时停止了工作。他们从一个工厂走向另一个工厂，几小时内就停顿了全部军事工业。这种“面包罢工”迅速变成了和布尔什维克团结起来的示威。不过，使布尔什维克大为失望的是，后来由于对面包配给进行了调整，这次运动不久就宣告结束。
在谈判的第二阶段，托洛茨基代替阿道夫·越飞[17]担任布列斯特的俄国代表团团长。以充分支持俄方的民族自决纲领为名，冯·屈耳曼和马克斯·霍夫曼[18]将军要求在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在波兰和乌克兰成立独立政府——把它们都置于德军的保护之下。“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预备谈判的意义在于，”苏维埃政府在1月22日发表的《告全体人民书》中说，“它们剥下了德帝国主义从民主衣橱里暂时借来披一披的虚假外衣，使它暴露出私有者和资本家企图吞并别国领土的狼子野心。”
面临着俄国要被宰割的现实，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大多数人都表示反对。布哈林和拉狄克建议对德国进行一场革命战争，这样就会鼓舞德国工人，使他们和俄国同志携起手来，起义反对他们的政府。这一意见为当时还在政府中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所支持；国内的许多反布尔什维克集团也欢迎这种立场，他们看到德国提出的媾和条件复活了俄国人的民族主义，希望俄国能站在协约国一边把战争继续下去。
虽然如此，列宁仍然主张立即接受德国人的条件，在一段时间中，他在党内处于没有希望的少数地位。他的论据首先是，根本不可能再用原来的俄国军队继续作战了，这支军队已经从前线溃散下来——溃散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这些穿制服的农民只关心一件事：赶快回家去，好得到自己那份当时正在分配的土地。对苏维埃政府肯定不怀有什么忠诚的军官们则举棋不定，他们在民族主义的感情下想抵抗德国人，又想充分利用这个大好机会来削弱俄国的新政权。“我们的军队已经溃散和复员，”列宁宣布说，“而且根本拒绝作战。但是在迪纳堡，俄国军官又带上肩章大摇大摆了。”[19]
托洛茨基利用了谈判桌提供的讲坛号召欧洲起来革命以后，从布列斯特回国。这时候，他也认识到已经无法用俄国旧军队进行任何战争。托洛茨基的折衷口号“既不和，也不战”，一方面同德国的条件在全国引起的民族主义的愤怒和颓丧情绪作了妥协，另一方面又保留了采取另一种革命政策的道路。在1月21日的党积极分子会议上，“拥护革命战争的人得三十二票，”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列宁得十五票，我得十六票。”
“可是，这些数字（他继续写道）并不能真正表明当时党内的情绪，在党的上层，如果不说是在群众中的话，‘左派’甚至比在这次会议上的力量还要强大。正是这一事实使我的口号暂时占了上风……
在党和国家的所有领导机关中，列宁都处于少数地位。两百多个地方苏维埃……表明了它们在和战问题上的观点。在它们当中，只有两个大的苏维埃……从记录上看是主和的……除去通过党内分裂或政变而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实现列宁的主张。”[20]
2月9日，同盟国和拉达单独签订了和约，第二天，俄国便根据托洛茨基的口号中止了谈判。“在拒绝签订割地和约的同时，俄国一方宣布对德战争状态业已结束。”
2月15日，即休战期结束的前三天，德军沿东线推进。这使得党内的争执达到顶点；布哈林派开始像一个独立的党那样开始行动。2月18日，托洛茨基在这一天改变了他的观点而支持列宁，并且提出了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的申请书，在这以后，中央委员会才投票表决接受德国的条件。
“我非常怀疑，即使付出了完全投降的代价，是否真能获得和平。但是列宁决定把有条件投降的主张试验到最大限度。他在中央委员会并不拥有多数，而我的投票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我决定弃权，以保证他能得到一票多数。在解释弃权的理由时，我明白地说出了这一点。我的考虑是，假如有条件投降还不能为我们提供和平，我们就将在敌人强加给我们的武装保卫革命的斗争中，整顿我们党的队伍……
在2月22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我报告了一个情况，即法国军事代表团转达了英法两国愿意帮助我们对德作战的建议。我个人表示同意接受这一建议，不用说，当然要以我们的外交政策完全保持独立为条件。布哈林坚持我们不可以和帝国主义者达成任何协定。列宁给了我大力支持，结果，中央委员会以六票对五票通过了我提出的决议案。就我现在所能记得的而言，列宁用这样的话口授了决议：‘授权托洛茨基同志接受法帝国主义强盗的帮助来对付德国强盗。’他总是喜欢用一些不给人以任何怀疑余地的词句。
在我离开会议以后，布哈林在斯莫尔尼宫的长廊里追上我，抱住我开始啜泣起来。‘我们在做着什么事啊？’他叫嚷道。‘我们正在把党变成一个大粪堆！’布哈林一般是容易掉眼泪的，并且爱用生动的说法。但是，这一次形势确实变得很令人伤心。沉重的打击眼看就要落到革命的头上了。”[21]
德军继续向前推进。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对“德国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进行革命战争，并且命令在撤退时销毁一切财物。
3月23日，德国新提出的媾和条件在彼得格勒被接受。这些条件要求把德文斯克、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实际割让给德国，把安纳托利亚割让给土耳其，承认乌克兰政府，从芬兰和乌克兰撤退，立即使俄军复员等等。而且，德方还规定“上述条件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被接受”。
就在同一天，中央委员会议决建立红军。从此以后，2月23日便作为“红军节”来庆祝。
列宁相信，要保持住年轻的苏维埃政府的政权，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接受德国的条件。结果，这些条件被正式接受了。在德国的新条件被接受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在2月24日的会议上，中央委员会讨论了去布列斯特代表俄国签订条约的人选问题。格奥尔格·契切林[22]和列夫·加拉罕[23]被提名。同时，列宁说，[24]为了继承上届代表团的精神，他提议阿道夫·越飞——托洛茨基的密友、和约的反对者——也去。越飞坚决不肯去，于是列宁收回他的提名，建议越飞不以代表而以顾问的身份去布列斯特。托洛茨基指出，这次去布列斯特只是在和约上签字，那里并不需要越飞。接着，索柯里尼科夫[25]提名季诺维也夫做代表，季诺维也夫于是反过来提名索柯里尼科夫。列宁则建议他们两个人都去，针对这一建议，索柯里尼科夫宣布他不能去，如果命令他去，他就退出中央委员会。列宁请同志们不要激动。
会议讨论了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的申请书。列宁建议“中央委员会请托洛茨基同志把自己的申请书搁到中央委员会下次会议即星期二（修正，代表团从布列斯特回国以后）再提出”。[26]这一动议在三票弃权的情况下被通过。在表决以后，托洛茨基声明，他已经提出自己的申请书，没有被接受，因此他感到自己只得不参加领导机构的会议。列宁建议托洛茨基在人民委员会解决外交问题时缺席，但是出席所有其他的会议；这项动议被通过了。
洛莫夫[27]、乌里茨基[28]、斯米尔诺夫[29]、皮达可夫[30]等——他们都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派的成员——辞去了他们的党和苏维埃负责职务。列宁提出下列建议：“中央委员会请提出申请书的同志把自己的决定延迟到代表团从布列斯特回国以后再提出，并请他们讨论一下中央委员会这项决定。”[31]列宁提出，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他们可以在大会上使自己的观点获胜。通过对这一动议提出的修正案，列宁让中央委员会向这一集团保证，一定把他们的申请书在《真理报》发表。列宁的这些建议都被通过。[32]
1918年3月3日，契切林作为俄国代表团团长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33]但是，在保护当地人民不受匪徒骚扰的借口下，德军继续推进，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争执再次达到高潮。3月6日，也就是条约刚签订两天以后，布尔什维克把首都从容易受到攻击的彼得格勒迁到了莫斯科，因为他们害怕德国人会攻占彼得格勒，把它作为保证条约得到执行的抵押品。到3月20日，在乌克兰推进的奥德军队已经占领了基辅和敖德萨，土耳其人夺回了特拉布宗和埃尔祖鲁姆；同盟国完全控制了黑海。如果布尔什维克再次和德国人决裂，协约国打算和俄国重新联合。谁也没有把布列斯特的条约当做最后的决定，德国和协约国双方都谴责苏维埃政府背信弃义。[34]
在3月6日至8日举行于莫斯科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以更为激烈的程度继续进行。在一篇语气尖锐的的发言中，列宁说明了他的主要论点：对德国作战是否可取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俄国军队的情况已经使这一战争成为不可能。他指出，签订和约虽然没有能遏止住德国人的进攻，却挽救了彼得格勒免于陷落。“我们不知道，喘息时机会继续多久，我们要设法抓住这个时机。喘息时机可能比较长，也可能只有几天，一切都是可能的……”[35]
从二月以来，俄国革命一直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但是现在却必须准备迎接——列宁说——“一系列令人痛心的失败。”[36]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保全苏维埃国家（即使它已经被大大削弱了），使它成为在一个更幸运的时刻重新前进的起点。必须把苏维埃政权已经溃散的军队加以整顿和重新组织起来。建立红军的决定必须执行，因为这是欧洲革命胜利的唯一的最终保证。时机对苏俄是有利的，因为欧洲正在一天天接近革命的大爆发，目前需要做的只是忍耐、坚持，直到那个时刻的到来。“任何人都不知道——任何人都不能知道——将要发生些什么，因为所有的大国都受约束，不得不在几条战线上作战。霍夫曼将军的行动是由三种情况决定的——他必须消灭苏维埃政权，他在几条战线上作战，还有，德国革命正在成熟和增长。”[37]但是，霍夫曼明天就可能“夺取”彼得格勒和莫斯科。
列宁固执地坚持这一观点，不仅反对布哈林领导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对之完全拒绝的立场，而且反对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等人试图使之削弱的修正。列宁把自己的观点从党代表大会带进了几天以后，即3月15—17日召开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反对他的不仅有那些在党纪束缚下满腔愤懑的布哈林派，而且有非常活跃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激烈地反对批准和约，以致退出了联合政府。在他们看来，没有比坐视德国人一步步推进更为愚蠢的做法了，因为这种推进不仅意味着苏维埃政权的结束，而且意味着一切革命组织都将被消灭。
左派共产主义者
根据和列宁所提的相同的基本前提，即欧洲正处于革命危机的边缘，时机对苏维埃政府是有利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却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分析的主要差异之点，就在于对同盟国的实际力量估计不同。他们认为，即使霍夫曼夺取了莫斯科，这也将是昙花一现的胜利，因为装备精良的美国生力军已经赶到战地，协约国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把德国打败。德意志帝国面临崩溃，奥匈帝国也濒于解体。这些可以肯定预料到的历史事实，将在欧洲造成一个空前未有的革命良机，而俄国的任务就是要助长这种机会，准备和那些将要从垂死欧洲的漫天烽火中涌现出来的革命者合作，强大的德国军队——正是由于它可能向莫斯科推进，才使得这一讨论趋于激烈——不过是外表吓人，明天就会在协约国的进攻下一败涂地。
左派建议进行一种新型的战争——在敌军的后方建立由工人和贫苦农民组成的游击队，他们将利用机关枪和《共产党宣言》进行战斗。让德国人向前推进吧，他们越深入俄国，越肯定要被消灭。包围和骚扰他们的游击队将在战斗过程中壮大，从农村吸收新队员。布尔什维克可能失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但他们将以比过去无限强大的面目出现，这不仅是由于创建了流动的共产党军队，而且是由于传播了对于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的强大信心，资产阶级即将遇到的最大灾难使这一胜利成为不可避免的事。
利用这一策略——左派共产主义者坚持说——就会使上述不可避免的转折点最迅速地到来。同俄国单独媾和将使德军总参谋部得到暂时的稳定。如果不给它这种机会，就能打消德国群众中的一个幻想，即可以通过有秩序的和相对有利的谈判结束战争。这样，软弱的德国革命干部就会得到鼓舞，更加努力地进行斗争，更早地发动打击。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德国将军们就会丧失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最后一点自信，而对他们来说，如果想保持他们在战时树立起的统治地位，保持自信在战败时比在战胜时是更为迫切需要的。
和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样，左派指望一切国家的军队之间能普遍地化敌为友。“各国无产者，团结起来！”的口号，得到了“各国士兵们，团结起来！”这句口号的补充。当时，尽管交战国士兵之间有许多孤立的联欢事件，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群众规模的普遍友好；这一事实至少部分是由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造成的。在布哈林及其追随者看来，如果没有签订这个和约，俄军士兵和东线上正在瓦解的德国军队的士兵普遍地化敌为友之后，就会产生由俄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捷克人组成的国际纵队，把革命带到他们个人的本国去。按照这种恢宏的想法，欧洲将在国际规模的内战中，作为一个由地方委员会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组成的联邦出现于世界面前。
卡尔·考茨基、鲁道夫·希法亭和罗莎·卢森堡等人，早就预见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实验将要带来某些弊端，这已是人尽皆知的事。但是，左派也曾表示过类似的忧虑，这一点知道的人就不是那么多了。布哈林曾担心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对新国家所产生的影响会严重得使革命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我们一旦放弃积极的无产阶级政策，工农革命的成就便会僵化为具有小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那时，‘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事实上就会成为保卫受国际资本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祖国……
大工业不是从部分国有化过渡到普遍社会化，而是主要地组成为从外表上看像是国营企业、其实是由工业巨头领导的大托拉斯。这种组织起来的生产提供了向国家资本主义演变的社会基础，而且事实上就是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过渡阶段。由于工厂是按照资本家广泛参与和平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原则进行管理的，所以和它们相联系的劳动政策自然会是采用劳动纪律（像右派布尔什维克所提议的那样）、计件工资制、延长工作日等等。
由此开头，国家管理形式的发展方向便必然是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人民委员的统治、取消地方苏维埃的独立、事实上放弃自下而上治理的公社国家类型。”[38]
虽然列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赢得了另一个胜利，事情丝毫也没有得到肯定的解决。在德国人继续推进的情况下，党内外主张进行革命战争的人变得越来越狂热了。外战和内战正在乌克兰炽热地进行着，在那里，德国人已经解散拉达，扶植了斯科罗帕茨基[39]统领。乌克兰谷仓中的粮食正被拿去喂养德军的事实，使民族主义者愤怒万分，从而更加激烈地反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政策。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面临着社会革命党人既代表不满的农民又代表民族主义的愤怒情绪这一局面，共产党（这是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采取的新名称）向一党专政摸索道路。
按照他们的悠久传统，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开始以一系列的恐怖阴谋对苏维埃政府展开了斗争，企图建立一个能够和德国重新开战的政府。他们说，列宁的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米尔巴赫[40]（德国大使）专政。6月20日，宣传人民委员沃洛达尔斯基[41]为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所暗杀，一个月来日益紧张的局势达到了高潮。
苏维埃政权的核心更加缩小了。在乌克兰、在顿河、在北高加索、在西伯利亚、在伏尔加河，四面八方都被敌人包围。莫斯科挤满了难民，特别是来自乌克兰的难民，他们到处叙述着自己在德军占领下的悲惨遭遇。
6月24日，在沙皇俄国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42]的领导下，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议。会议记录上这样写道：
“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在研究了共和国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后决定，为了俄国和国际革命的利益，必须立即结束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造成的所谓‘喘息时机’。
中央委员会相信，组织一系列恐怖行动对付德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切实可行的。考虑到这可能导致和布尔什维克发生违背我党意愿的冲突，中央委员会特发表下列宣言：
‘我们认为自己的政策只是对苏维埃政府现行政策的反击，而不是攻击布尔什维克本身。由于布尔什维克可能对我党采取进攻性的反措施，我们决定在必要情况下以武力保卫我们已经采取的立场。为防止我党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起见，决定对我们的新政策作明确而公开的说明，以便此后在苏俄实行国际社会革命的政策。’”[43]
7月4日，九百至一千名代表聚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冯·米尔巴赫伯爵和协约国的观察员们，一起谛听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上的激烈争论，结果，和约终于在会上被批准。与此同时，建立红军的计划也被批准。
“从一开始，空气就极度紧张，开幕那一天是由次要的代表来发言。这些发言都严格地遵循着党的路线。布列斯特条约、贫农委员会和死刑，是受攻击的三大对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完全反对这三项措施。他们举出德国人在乌克兰犯下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作为和约必须废除的理由。布尔什维克则处于答辩的地位。”[44]
7月6日，社会革命党人执行了他们对威廉·冯·米尔巴赫伯爵宣判的死刑。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45]）中工作的社会革命党人雅各·布柳姆金[46]（后来成了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的秘书），利用他的身份证混进德国大使馆，借口要当面告诉大使一项暗杀他的阴谋见到了米尔巴赫。当米尔巴赫问他暗杀者打算怎样动手的时候，他回答说“就是这样！”说着便对米尔巴赫开了枪。他从窗户里逃出去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房间里掷了一个炸弹。
这是社会革命党人发动政变的信号；他们占领了电报局，向全国发出布尔什维克即将垮台的消息。捷尔任斯基[47]在去该党总部就米尔巴赫遇刺事件表示抗议时被捕，在被拘禁了好几个小时后才得脱身。本来计划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时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袖逮捕，但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到时并没有来，大剧院反而被拉脱维亚军队包围了。这粉碎了政变的力量，但是在以后几周内，还断断续续地一再出现过零星的反政府事件。在布尔什维克采取反措施期间，沙皇及其家属于7月17日在厄加特林堡被处决。7月30日，驻乌克兰德军司令、陆军元帅赫尔曼·冯·艾希霍恩[48]被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暗杀。
流产的社会革命党政变产生了一种和它的本意适得其反的影响：这一政变加强了列宁在党内的威信和党在国内的威信。随着协约国在西线的进攻和德军的溃败日益逼近，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反对不断削弱。在布列斯特谈判的第一阶段，从1918年1月至3月，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的时候，由布哈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多数，曾经在共同反对和约的基础上同社会革命党人协调行动。可是在7月，社会革命党人拙劣的政变促进了布尔什维克队伍的团结，同时扩大了在联合政府破裂时已经开始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哈林派之间的裂痕。
社会革命党人继续他们的恐怖行动。8月30日，他们暗杀了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乌里茨基，同一天，列宁在离开米赫里逊工厂的时候，被一个曾经和斯皮里多诺娃一起坐过监狱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多拉·卡普兰[49]开枪击伤。在发生列宁遇刺这一事件之后，报复措施有了巨大增加；红色恐怖时期从这一天起宣告开始。
布尔什维克这时已经走得很远，再也不是那个曾经“向全世界工人”播送呼吁书的乌托邦集团了。他们和德国总参谋部签订了和约；他们失去了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合作，正在建立一个一党专政制度；他们建立了红军和肃反委员会。在踏入两年半的内战时期，当五六个外国的军队在俄国国土上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日益走向镇压措施和中央集权的道路。不过，革命第一年的幻想还依然存在；这时还认为，当他们的德国革命战友也挺身而起的时候，就可以恢复原来的种种打算。
斯巴达克派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
对于在党内这一重大危机时表现出来的德国革命形势，布尔什维克所作的估计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在这种估计中，我们看到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基本差别，这一差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具有了首要意义。首先，列宁反对机械地依赖德国革命会及时爆发。他强调指出，德国革命的确是正在成熟，但是不可能指望它会按照固定的日程发展：
“我们知道卡尔·李卜克内西会胜利，我们知道他会来帮助我们，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的革命会把我们从一切国际困难中解救出来，使我们非进行一场革命战争不可。李卜克内西的胜利将勾销我们的愚蠢所造成的后果。但是，如果指望李卜克内西会马上就取得胜利，这样刻板地依赖迅速得救的机会，那就是莫大的愚蠢。德国革命需要时间。它需要准备、宣传，在战壕中组织联欢，需要一个发展阶段。”[50]
针对托洛茨基的论点，即他的“既不和，也不战”的政策会加剧德国军队中的反抗行动，从而使德军总参谋部派不出可靠的部队进攻革命的彼得格勒这一论点，列宁回答道：
“如果霍夫曼果真没有力量派出军队进攻我们，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可是，对这一点却不能抱什么希望，他会调遣经过特别挑选的、由巴伐利亚富农组成的部队对付我们。那样一来，他只需要用多少部队呢？你自己就说过，我们的战壕里已经空无一人。假如德国人重新打起来该怎么办呢？”[51]
列宁对布哈林—拉狄克派和托洛茨基的论点都不赞同，他坚持说，推翻德意志帝国政府要比在1917年2月消灭沙皇统治困难得多。俄国主要是一个农民国家，已经被战争和堕落腐朽的上层阶级弄得民穷财尽，这个阶级甚至对一个没有经验的和软弱的工人运动都无法抵抗。而在德国，革命需要对付的则是一个“以优越的技术装备起来的那种有组织的国家资本主义”，[52]领导它的是一个自信和组织良好的上层阶级，它将不惜以极端野蛮的手段保卫自己的利益。
“这头野兽是不会放过任何东西的，”他在霍夫曼把德军开回乌克兰，重新发动战争时这样说。在以后的几星期中，当德军愈来愈深入乌克兰和高加索，劫掠乡村和城市，就地处决一切布尔什维克和其他革命者的时候，不论是列宁、布哈林或其他任何布尔什维克领袖，那一刻也没有动摇过他们和德国工人团结一致的立场。当机会主义者指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有引起德俄两国工人疏远的危险时，列宁的答复是：德国工人会理解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因为“他们是聪明的、受过教育的工人……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文明的生活。”[53]
在布尔什维克的头脑中，德国革命的意义不仅仅是带来“帮助”，不仅仅是减轻俄国革命家正在承当的沉重得无法忍受的负担。在欧洲社会主义的一般概念中，德国革命对于那种在俄国社会中还有待进行的结构变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俄国社会主义者先取得政权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这种关系。列宁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俄国的苏维埃还是不完善的，但是“由于我们有巴黎公社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多年发展的历史为依据，因此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54]
社会革命的基地在德国，但德国革命发展速度之缓慢甚至超过了俄国最悲观一派的预料。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使德国军队得到的稳定，对于革命来说确实是一个挫折，布尔什维克和德国总参谋部签订的和约，也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引起了普遍的误解和批评。
最著名地表示了这种批评的是罗莎·卢森堡——这是她和列宁之间极大分歧的又一个例子。卢森堡从来不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实验能长久存在下去。她在1917年11月24日写给路易丝·考茨基的信中说，苏维埃政府单靠它本身是无法支持下去的，这不仅因为落后的经济将会使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显得不伦不类，而且也因为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是些可悲的懦夫，他们会坐视俄国人流血致死。她还说，与其为保卫帝国主义的祖国而生，倒不如在这样一场战斗中死去；就连他们的失败也会对社会主义的未来产生有益的效果。
可是，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却使她这种同情的悲观主义，一变而为对列宁政策的每一个方面就进行猛烈的批判，就德俄两国的社会主义未来而论，她的情绪这时是低沉的。
从1915年底或更早以来，卢森堡便一直指望德国在军事上遭到失败。她号召无产阶级使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失败，可是认为如果要另换一种结局，最可取的一种就是协约国胜利。这是因为如果德帝国主义获胜，它就会奴役整个欧洲，或许还会扩张到别的大陆，这样就会使国际工人运动士气低落、四分五裂。由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谈给了德军以喘息时机，这样一种帝国主义的胜利现在又成为可能了。在1918年夏季，她甚至在《斯巴达克通讯》上推测，有可能出现反西方的苏德军事同盟。
“最主要的是，罗莎害怕布尔什维克可能参与德国的外交把戏，于是，他们把一个以暴力为基础的和约叫做‘民主的和约、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从而博得德国总参谋部的垂青。这样一来，革命家就会堕落成为政客，破坏团结的不信任心理就会被带进革命运动中来。”[55]
可是，对于她的这种观点，连保尔·列维[56]和列奥·约吉希斯这样亲密的朋友都不表示赞同，因此在夏季的几个月里，卢森堡在狱中写出了她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各个基本方面的总评价，以廓清她自己圈子里的不同看法。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她都和列宁有基本分歧，她在1918年底出狱后所以和列宁合作，无疑是她的党组织对她施加压力的结果。
卢森堡的这本小册子既反映了她从想像出发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缺点所作的批评，又反映了她由于深居狱中而未能把握住当时的现实；在这本她死后才出版的小册子中，卢森堡总结了她过去和列宁在一切主要问题上的分歧：土地政策、参政权、制宪议会、专政和民主。[57]最尖锐的分歧又一次表现在自决权问题上，她猛烈抨击了布尔什维克的“所谓民族自决权，或者叫做——它实际上在这个口号里明显表示了出来——俄国的分裂”。
“民族的分裂欲望和倾向竟被带到了革命斗争当中，甚至由于布列斯特和议竟被提到首要地位，成为社会主义政策和革命政策的口号，单单是这样的事实就在社会主义者的队伍中造成了最大的混乱，并且实际破坏了无产阶级在边境地区的立场。”[58]
卢森堡举出乌克兰作为主要的例子，说明布尔什维克怎样把民族主义的冲动带进了阶级斗争。她把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愿望、讽刺地和德国一个说低地德语的地区瓦塞尔坎特相比：
“俄国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和——譬如说——捷克、波兰和芬兰的民族主义都十分不同，其差别在于前者纯粹是一种任性、是一小撮在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或心理关系方面都毫无根底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胡思乱想；这种胡思乱想是没有任何历史传统的，因为乌克兰从来也没有组成过国家或政府，除去谢甫琴科[59]组成的那些反动浪漫主义的诗歌而外，没有任何民族文化。这完全就像是住在瓦塞尔坎特的人，忽然在某一天要求成立一个操低地德语的新国家和新政府一样；而少数大学教授和大学生的这种可笑姿态，通过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关于‘民族自决权等等’空论的鼓动，居然被夸大成了一种政治力量。他们硬给本来不过是一种本来是滑稽剧的东西加上了十分重要的意义，使滑稽剧变成了一桩最最严肃的事——并不是成了严肃的民族运动（这方面，不论是以后或以前，都没有任何基础），而是成了反革命的招牌和幌子！在布列斯特，就是从这个臭蛋里钻出了德国人的刺刀。”[60]
以上这些天真得近乎离奇的话是找不到第二段的，不过，她对于——譬如说——布尔什维克土地政策的批评，也表现了她分析问题时的僵硬特征。她说，社会主义的土改并不在于把土地分给农民，而在于把大地产国有化。
但是，当她非常反感地注视着新的专政国家形式从革命中出现时，她的政治分析上的弱点就变成了长处。由于环境使她养成了革命民主派的思想，由于她一生都在为反对专制和官僚统治而斗争，卢森堡直觉地意识到了列宁的缔造物所固有的缺陷。同一本小册子的最后一段话，是批评过布尔什维克实验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预言它必将蜕化的最精辟的言论之一：
“当所有这一切都被消灭掉以后，实际上还剩下了一些什么呢？列宁和托洛茨基不需要从群众的普遍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机构，而代之以苏维埃作为劳动群众唯一的真正代表。但是，随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遭到压制，苏维埃也必然愈来愈丧失活力。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结社自由、没有自由的舆论斗争，一切国家机关都将逐渐消失生机，只剩下一群官僚作为其中的活跃因素。公共生活将逐渐停滞，而由几十个具有无穷精力和无限经验的党的领袖指挥一切、统治一切。在他们当中，事实上只有十来个突出的首脑人物充当领导，此外再不时地邀请若干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参加一些会议，专门替领袖的演说鼓掌和一致通过提出的决议——所以，这实质上是一种党阀统治，当然也是一种专政，不过并非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一小撮政客的专政、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岂不见苏维埃代表大会由三个月召开一次，延长到半年召开一次了吗！）。不错，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地说，这种状况必然要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阴谋、枪毙人质等等（参看列宁关于纪律和贪污的演说）。”[61]
[1]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Григо́рийЕфи́мовичРаспу́тин，1869年1月9日——1916年12月17日），绰号“妖僧”。1893年皈依东正教。1905年起与尼古拉二世结交，通过治疗尼古拉二世之子阿列克谢·罗曼诺夫与之交好。1912年起开始干预政务。1914年反对发动战争。1916年呼吁停战媾和，12月17日被尤苏波夫亲王等人刺杀身亡。他的死敲响了罗曼诺夫王朝的丧钟。
[2]参看《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2页。译文是：“宁可像李卜克内西一样只剩下两个人……也不能有一分钟同组委党、同齐赫泽和策列铁里统一。”
[3]参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1页。
[4]同上书，第173页。
[5]遍读列宁11月8日所作的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7—231页），未见此段引文。与引文意思相似的字句有：“和平问题是现时最紧急、最迫切的问题……工农政府，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实现……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平。”（第227页）
[6]“霍夫曼将军的参谋部当时印行了一种报纸《俄国信使报》，供俄国俘虏阅读”（托洛茨基：《自传》，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兄弟公司1930年版，第363页），据托洛茨基说，在初期，德国总参谋部在这个宣传刊物上谈到他本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的时候，“带着称赞和亲善的语气”。
[7]约翰·里德（JohnReed，1887年10月20日——1920年10月17日）早年在哈佛大学同几位进步学友组织“社会主义协会”，并出版小报《讽刺》。1911年与他人合办文学与政论性杂志《群众》。曾因支持工人罢工遭逮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以《大都会杂志》特派记者身份去欧洲采访，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因触怒反动当局而被纽约法庭以叛国罪起诉。1917年访问俄国，1919年出版报告文学集《震撼世界的十天》，并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0年逝世。
[8]里夏德·冯·屈耳曼（RichardvonKühlmann，1873年5月3日—1948年2月6日），德国外交官。1899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05—1906年任驻丹吉尔大使馆雇员。1906—1908年任驻荷兰公使。1908—1914年任驻英国公使。1916—1917年任驻土耳其大使，1917—1918年任外交部国务秘书。任上参与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和《布加勒斯特和约》的谈判。一战后退休。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政变”而被捕。二战后获释。
[9]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АлексейМаксимовичКаледин，1861年10月24日——1918年2月11日），生于顿河州的一个军官家庭。1879年参加陆军，担任哥萨克少尉。一战期间，曾任第12骑兵师师长、第4军军长、第8集团军司令等职。二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1917年9月1日因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而被捕。十月革命后，大肆组织白军，向苏维埃政权发起了猖狂的进攻。1918年1月，他的白军被红军粉碎，他在绝望中自杀。
[10]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Георгиевич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
[11]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МихаилВасильевичАлексеев，1857年11月3日——1918年9月25日），1915年至1917年任俄军总参谋长，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3月至5月任俄军总司令。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运动，1918年4月担任了顿河流域的白军司令，同年9月死于心脏病。
[12]弗谢沃洛德·亚历山德罗维奇·霍鲁鲍维奇（Всеволод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Голубович，1885年2月？日——1939年5月16日），1903年加入“革命乌克兰”党。1912年加入乌克兰社会革命党。1917年7—11月任乌克兰交通部长。1917年11月—1918年1月任贸易和工业部长。1918年1—3月任外交部长。1—4月任中央拉达主席。1918年7月被德军逮捕，12月获释。1920年被契卡逮捕。1921年被判处5年徒刑，后获大赦出狱。1931年再次被捕。1939年死于雅罗斯拉夫尔监狱。
[13]参看《告乌克兰人民书并向乌克兰拉达提出最后要求》，《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8、340页。
[14]同上。
[15]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Woodrow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16岁进入戴维森学院，29岁获博士学位，30岁开始在大学任教。1902年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1909年当选为新泽西州州长。1912—1920年任美国总统。191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16]转引自犹大·马格尼斯：《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俄德谈判》，纽约1919年版，第63—64页。犹大·列昂·马格尼斯（JudahLeonMagnes，1877年7月5日——1948年10月27日），美国犹太教拉比。1900年起担任拉比。1906年参与创立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一战爆发后持和平主义立场，并参与创立美国犹太人分配委员会。1917年任美国民主与和平人民委员会（People'sCouncilofAmericaforDemocracyandtheTermsofPeace）主席。1918年参与创立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并于1925年、1935—1948年担任大学校长。1948年在纽约病逝。
[17]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АдольфАбрамовичИоффе，1883年10月1日——1927年11月16日），出身于克里米亚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1903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5月流亡德国。在1908年至1912年间，他一边学习医学，一边与托洛茨基合编《真理报》。1912年回国后被捕，被监禁10个月，后被判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与托洛茨基合编《前进报》，在八月同区联派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武装起义中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同德国进行和谈时任苏俄代表团团长。1921—1925年间活跃于外交界，曾多次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使中国。1925年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当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越飞不堪忍受巨大的压力而自杀。
[18]马克斯·霍夫曼（MaxHoffmann，1869年1月25日——1927年7月8日），一战爆发时任德军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1916年，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先后被调回柏林后，他被任命为东线德军参谋长。当苏维埃俄国同德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进行和谈时，他是德方主要谈判代表之一。
[19]此处采按原文翻译，《列宁全集》的相应部分稍有不同，译文是：“……我们退却的和复员的军队根本拒绝作战……在德文斯克，俄国军官已经戴上了肩章。”（《和平还是战争？》，《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页）。
[20]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382—383页。
[21]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389—390页。
[22]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ГеоргийВасильевичЧичерин，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是普希金的远亲。大学毕业后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处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大力资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流外期间参加孟什维克。一战爆发后采取反战立场，逐渐接近布尔什维克。1917年因在英国进行反战宣传，被英国政府拘禁。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用一些英国人质将他换回。1918年初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参加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谈判。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后，由契切林接任，从此活跃于外交界，曾率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洛桑会议，签订了《拉帕洛条约》。1930年因病退职。
[23]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ЛевМихайловичКарахан，1889年1月20日——1937年9月20日），1904年加入孟什维克。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192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苏俄驻波兰大使。曾两次代表苏俄政府发表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1923年9月率苏俄外交代表团来华，次年与北洋政府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恢复了两国正常外交关系，随后任第一任苏联驻华大使。1926—1934年再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4年任苏联驻土耳其大使。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2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页。
[25]格里高利·雅科夫列维奇·索柯里尼科夫（ГригорийЯковлевичСокольников，1888年8月15日——1939年5月21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参加过对德和谈，并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上签字，曾任第8集团军政委。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曾任财政人民委员，1924年5月成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年至1932年任驻英大使。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获平反。
[26]《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1页。
[27]洛莫夫（Ломов，1888年2月5日——1938年12月30日），本名格奥尔基·伊波利托维奇·奥波科夫（ГеоргийИпполитовичОппоков），出身于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190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09年起是召回派。1910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6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1917年5月进入莫斯科苏维埃，7月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0月参与领导了十月革命。1917年10—11月任司法人民委员。1917年底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21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团成员。1923—1926年是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9年任国营顿巴斯煤炭工业联合公司董事会主席。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1931年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1—1933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7年6月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28]莫伊塞·所罗门诺维奇·乌里茨基（МоисейСоломоновичУрицкий，1873年1月2日——1918年8月3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年后被捕，被流放到雅库茨克省。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被捕，先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2年8月，他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会议，参与了“八月联盟”。1914年流亡国外。1916年在斯德哥尔摩成为托洛茨基在巴黎编辑的报纸《我们的言论》记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加入“区联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上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1917年8月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时在《真理报》和其他党派出版物上工作。1917年10月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全俄立宪会议召集委员会委员。1918年2月领导了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在1918年布列斯特谈判中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18年3月10日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契卡主席。1918年12月30日被一名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暗杀身亡。
[29]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斯米尔诺夫（ВладимирМихайловичСмирнов，1887年？月？日——1937年5月26日），出身于官员家庭。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一战爆发后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1917年10月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年2—3月任贸易和工业人民委员。1918年期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20年起是民主集中派领导人。1921—1927年历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统计局理事会委员。1924—1927年先后任《真理报》和《经济生活》编辑。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成员，参与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6年协同萨普龙诺夫重建民主集中派，参与签署了“十五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到乌拉尔。1930年被判处3年徒刑并被流放到苏兹达尔。1934年再次被判处3年徒刑并被流放到西西伯利亚。1935年基洛夫遇刺身亡后再次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37年遇害。1960年部分平反。1990年完全平反。
[30]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ГеоргийЛеонидовичПятаков，1890年8月6日——1937年1月30日），中学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不久即逃脱，前往瑞士。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乌克兰，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1923年至1927年间是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期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做了忏悔后被重新吸收入党，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31年至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
[31]《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页。
[32]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德文本《列宁全集》，第22卷，苏黎世1934年版，第306页以下。
这一部分根据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整理出来的报导，可以和局外人的印象对比一下，譬如说，和当时消息最灵通的人士之一，布鲁斯·洛克哈特的印象加以对照：‘我记得契切林和我谈过苏维埃内阁开会的情况。通常是，托洛茨基提出一项建议，建议遭到另一个人民委员的激烈反对。接着是无休止的争论，而在所有的时间内，列宁总是把一个本子放在膝盖上做着笔记，全神贯注在他自己的某项工作上。最后，有人会说：‘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定吧。’于是列宁抬起头来，用一句话说出他的决定，结果就万事大吉了。’（布鲁斯·洛克哈特：《英国间谍》，纽约1933年版，第236页）。
罗伯特·汉米尔顿·布鲁斯·洛克哈特（RobertHamiltonBruceLockhart，1887年9月2日——1970年2月27日），英国记者、作家、间谍与外交官。二月革命时任英国驻莫斯科代理总领事，十月革命后组织了破坏苏维埃政权的间谍活动，并卷入了刺杀列宁的案件。
[33]爱沙尼亚和利沃尼亚割给德国，安纳托利亚诸省和埃里温、卡尔斯、巴士姆等地区割给土耳其。俄国同意从乌克兰撤出自己的军队并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撤出芬兰和奥兰群岛，并把奥兰群岛上的炮台拆毁。虽然条约规定“缔约双方相互放弃对战费……与战争损失的赔偿”，俄国却必须付出三亿金卢布的“赔偿”。此外还有各种附加条款，规定了俄国和四国同盟中每个国家的经济关系。
[34]协约国方面盛传，有一个德国监察委员会驻在彼得格勒，从幕后控制布尔什维克的外交部。当贝特洛将军率领一个法国军事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时候，他向托洛茨基表示愿意帮助训练俄国军队、因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德国军官就会担当起这项工作。另一方面，德国人也谴责苏维埃政府，说它欢迎英国军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参看洛克哈特：《英国间谍》）
亨利·马蒂亚斯·贝特洛（HenriMathiasBerthelot，1861年12月7日——1931年1月28日），法国军官。1881年入伍。1885—1886年期间参加安南战争。1887年因病回国。一战期间参加了凡尔登战役。1916—1919年任法军驻罗马尼亚军事特派团团长。1919年参与镇压了匈牙利革命。1919—1922年任梅斯督军。1920—1926年任高级战争委员会委员，参与建造了马其诺防线。1923—1926年任斯特拉斯堡军事总督。1931年在巴黎病逝。
[35]《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5页。
[36]同上书，第82页。
[37]参看上引书，第95页。
[38]《“左派共产主义者”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转引自德文本《列宁全集》第22卷，第627页以下。
（此处采按原文翻译。遍查中文本《列宁全集》有关部分，特别是第27卷第299—329页《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这篇专门批判该提纲的文章，并未查出这段引文。但引文中的各个论点，如托拉斯问题、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劳动纪律问题等，列宁都有所提及，并对之作了深刻的批判。）
[39]帕维尔·彼得洛维奇·斯科罗帕茨基（ПавелъПетровичъСкоропадскій，1873年5月15日——1945年4月26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贵族家庭。1886年入伍。1904—1905年期间参加了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参与东普鲁士战役。1917年1月22日至7月7日任第34军军长，同年7—8月任第8集团军司令，8—11月任第1乌克兰军司令。后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伙同德军推翻乌克兰中央拉达，并于同年4月29日至12月14日担任全乌克兰盖特曼。同盟国战败后，盖特曼政权土崩瓦解，斯科罗帕茨基被迫于12月14日发表退位宣言，流亡德国。二战期间拒绝与纳粹合作。1945年在盟军轰炸中丧生。
[40]威廉·玛丽亚·特奥多尔·恩斯特—理查德·格拉夫·冯·米尔巴赫伯爵（WilhelmMariaTheodorErnst，RichardGrafvonMirbach-Harff，1871年7月2日——1918年7月6日），德国外交官，1918年4月任德国驻苏俄大使，参与了德国与苏俄在布列斯特的谈判。1918年7月6日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暗杀身亡。这一事件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的信号。
[41]В·沃洛达尔斯基（В.Володарский，1891年12月11日——1918年6月20日），本名莫伊塞·马尔科维奇·戈尔德施泰因（МоисейМарковичГольдштейн），生于沃利尼亚省奥斯特洛波利（Острополь）的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参加立陶宛、波兰与俄罗斯犹太劳动者总同盟（即“崩得”），不久后参加孟什维克。1908年被捕，1911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3年获释后移民美国。一战期间参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并逐步左倾。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1917年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6月20日被一名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暗杀。
[42]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斯皮里多诺娃（Мария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Спиридонова，1884年10月16日——1941年9月11日），1902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并加入了党内的战斗小组。1906年刺杀了坦波夫州长卢热诺夫斯基，当场被捕，在狱中遭受非人虐待。1906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无期徒刑。二月革命后获释，当选为全俄农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和第二次会议主席。同年另立左派社会革命党。1918年2—3月是彼得格勒革命防御委员会委员。1918年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后，全体左派社会革命党成员被逮捕。1918年11月被判处1年徒刑，随后将其释放。1919年再次被莫斯科契卡逮捕，被判处1年监禁，后被软禁在克里姆林宫医院。1919年4月逃离克里姆林宫。1920年再次被捕，1921年获保释。1923—1925年被关押在莫斯科国营农场，1925—1936年期间被监禁。1937年在乌法再次被捕，被判处25年徒刑。1941年遇害。1992年完全平反。
[43]转引自斯坦伯格：《革命恐怖主义者斯皮里多诺娃》，伦敦1935年版，第208—209页。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出生于坦波夫省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十多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社会革命党，1906年1月16日，二十一岁的斯皮里多诺娃变成了举世闻名的革命人物，这一天，她执行了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对卢热诺夫斯基将军作出的死刑判决。她扮成一个女学生模样，把手枪藏在皮手笼里，在博里索格列勃斯克车站暗杀了那个将军。她当场被捕，并且遭到两个哥萨克军官的奸污和非刑折磨，但是，她立即变成了一切反沙皇集团所崇敬的女英雄，警方慑于她迅速增长的声誉，没有敢判处她死刑。1917年，她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回到莫斯科，在革命初期具有巨大影响。她在1918年7月事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以后被捕，在1935年传出的最后消息是，她在乌拉尔过着流放生活（1941年斯皮里多诺娃遇害）。
加夫里尔·尼古拉耶维奇·卢热诺夫斯基（ГавриилНиколаевичЛуженовский，1871年2月12日——1906年2月10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04—1906年任坦波夫地方自治局议员。1905—1906年任坦波夫副州长，期间残酷镇压坦波夫农民起义。1906年1月16日被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开枪刺杀，2月10日不治而死。
[44]洛克哈特：《英国间谍》，第204页。
[45]契卡（ЧК），全称“肃清反革命分子及破坏分子全俄非常委员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чрезвычайнаякомиссияпоборьбес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исаботажем），于1917年12月20日根据列宁的命令成立，其首脑是菲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它的职责是同一切反革命行为及破坏行为作斗争、保卫苏维埃政权。1922年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еУправление，ГПУ）。列宁去世后，随着官僚阶层逐渐窃取了政权，它也随之蜕化为官僚阶层排除异己、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维护官僚专制的工具。
[46]雅科夫·格里戈里耶维奇·布柳姆金（ЯковГригорьевичБлюмкин，1900年3月12日——1929年12月12日），二月革命后加入了社会革命党。1918年5月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加入契卡。1918年7月6日参与刺杀了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事后逃往乌克兰，并试图刺杀德国驻乌克兰占领军司令艾希霍恩元帅，但未果。1918年12月—1919年3月任左派社会革命党基辅地下党委书记。1919年3月被俘。1919年4月向基辅契卡自首，被判处死刑，后被赦免，随后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起任第79旅指挥官，后出任托洛茨基的秘书。1920—1921年任第79旅参谋长。1923年秋天进入苏联外交部。1924—1926年任格别乌驻高加索地区代表，参与了在格鲁吉亚镇压孟什维克叛乱的行动。1926年被任命为苏联驻蒙古、西藏和印度代表，1926—1927年担任冯玉祥的军事顾问。1927年被召回莫斯科。1928—1929年任苏联驻君士坦丁堡代表，期间与托洛茨基秘密建立联系。1929年被捕，11月3日被判处死刑，12月12日遇害。
[47]菲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Эдмундович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48]艾米尔·戈特菲尔德·赫尔曼·冯·艾希霍恩（EmilGottfriedHermannvonEichhorn，1848年2月13日——1918年7月30日），1866年入伍，参加了普奥战争。1870—1871年期间参加了普法战争。1901—1904年任第9师师长。1904—1912年任第18军团司令。在战前退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于1915年1月26日被任命为在东部阵线上组建的第10军的指挥官，1915年9月28日被授予橡树勋章。1916年7月30日任第10军和第8军指挥官。1917年授陆军元帅军衔。1918年3月31日起担任德国驻乌克兰军队总司令。1918年7月30日被社会革命党人投掷炸弹炸死。
[49]范妮·叶菲莫夫娜·卡普兰（ФаниЕфимовнаКаплан，1890年2月10日——1918年9月3日），1905年革命期间加入了无政府主义运动，后被流放。流放期间与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相识，观点从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社会革命党人。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参与刺杀列宁，当场被捕，于9月3日被处决。
[50]德文本《列宁全集》，第22卷，第283页。
（此段引文采按原文翻译，中文本《列宁全集》只有上半段，而且不完全一致：
“当然，李卜克内西的胜利（德国革命成熟和迫近的时候，它的胜利是可能的，必然的）会使我们免除一切国际困难，也会免除革命战争。李卜克内西的胜利会使我们避免任何轻举妄动的后果。”《论革命空谈》，《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
除此以外，遍读《列宁全集》第26、27两卷有关布列斯特和约的文章，均未见其他相同的译文。）
[51]转引自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381页。
[52]《论革命空谈》，《列宁全集》第27卷，第4页。
[53]参看《论疥疮》，《列宁全集》第27卷，第22页。
[54]《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2页。
[55]保尔·弗勒利希：《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和行动》，巴黎1939年版，第236—237页。由于保尔·弗勒利希一心想抹杀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争执，硬说他们的立场基本上相同，他的这部研究作品受到了损害。参看卢森堡：《俄国的悲剧》，载于《斯巴达克通讯》（柏林，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团），1920年版），第181—186页。
[56]保尔·列维（PaulLevi，1883年3月11日——1930年2月9日），生于黑辛根（Hechingen）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1906年参加社民党，同年开始当律师。1915年3月参与成立国际派，1915年4月被强征入伍，经绝食抗议后于1916年退役，随后他前往瑞士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活动。十月革命后返回德国，从1918年3月起担任《斯巴达克斯通信》编辑。1918年底参与创立德共，并当选为中央局委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牺牲后，列维担任德共中央领导，并在1919年10月的德共二大上将极左派开除出党。1920年率领德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三月行动失败后，因批判盲动主义而被开除出党。随后成立了共产主义社（KommunistischeArbeitsgemeinschaft），1922年春季随共产主义社参加独立党，同年随独立党返回社民党。1930年在病中自杀。
[57]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英译者伯特伦·沃尔夫，纽约工人时代出版社1940年版。这本小册子首先于1922年在柏林全文出版，有保尔·列维写的序言。在三十年代中期，在巴黎的“斯巴达克派”印行了一种马塞尔·奥利维耶的法译本。一般说来，这本小册子在左派社会主义者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攻击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克拉拉·蔡特金和阿道夫·瓦尔斯基对它作了答复：前者写了《关于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立场》，汉堡1923年版；后者写了《罗莎·卢森堡在革命战术问题上的立场》，汉堡1922年版。蔡特金和瓦尔斯基都是卢森堡的密友，他们对小册子的答复旨在混淆卢森堡和列宁的不同论点，并且谴责列维不该把卢森堡如果在世必然要作根本修改的、匆忙写好的手稿发表，说他这样做是别有用心。
马塞尔·奥利维耶（MarcelOllivier，1896年7月26日——1993年4月9日），原名阿伦·戈德伯格（AronGoldenberg），法国罗马尼亚裔作家、翻译家。孤儿出身，在法国长大。一战中入伍。1919年加入法国社会党。192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同年12月在德国被捕。1922年获释。1923年回国，支持左翼反对派。1926年起在共产国际工作。1929年回国后退党。1933年呼吁苏联政府释放塞尔日。1934年加入法国总工会。1936年赴西班牙，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合作。1937年五月起义后回国。二战爆发后短暂被捕。法国沦陷后获释，在合作社工作。二战后从事翻译工作。
[58]《论俄国革命》，第27—28页。
[59]塔拉斯·格里戈里耶维奇·谢甫琴科（ТарасГригорьевичШевченко，1814年3月9日——1861年3月10日），乌克兰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诗人、画家。
[60]《论俄国革命》，第37—38页。
[61]《论俄国革命》：第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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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一部分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
·社会民主党和战争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
·卢森堡对列宁
1914年战争爆发前夕，在所有的交战国中，德国是发生了声势最浩大和最有觉悟的反战国家之一，掀起这一运动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在1914年，这个党拥有一百万名党员，工会会员达二百五十万人左右。人数仅次于德国党的意大利社会党，拥有的党员大约为他的一半。
在这个党逐渐成长起来的战前五十年中，它养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军国主义传统。人们指望这个欧洲最强大的工人组织会成为粉碎德国开战可能的决定性因素；人们以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将抵制动员——他们一定不会为德皇打仗。因此，当情况并不像人们预料得那样，而是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投票赞成军费预算、工人们毫无抗议地应征入伍的时候，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阵营中就发出了一片谴责他们叛变的呼喊。但是，这些批评家们既没有注意到俾斯麦帝国的力量，也没有注意到外表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在继续以革命词藻装饰门面的时候，党内已经发生了基本的变化。
当时，普通党员和一部分中下级领导潜在的反战情绪，并没有能立即找到一条适当的途径表达出来，可是，这种情绪却的确起了一种是党的结构从内部生了锈的作用。后来，当事态演变的更加迅速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到党的威信同时受到了什么影响。被熏陶得相信他们本身的组织力量足以防止战争的德国工人，在大战爆发的时候受到了一次极大的震动；在战争进行期间，随着眼前出现越来越阴暗的战败前景，他们懂得了更多的道理。
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德国的党已经变成社会主义国际的中心，整个社会民主党世界的典范。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它的党员人数，而且是那种无与伦比的组织纪律力量——那种把政治上的忠诚和对工会的忠诚合而为一的独特创造——合而为第一个现代化群众组织。纳粹主义的一个哲学先驱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曾经赞扬这个党的创建人奥古斯特·倍倍尔是伟大的群众组织家，伟大的群众领袖，把他比成是率领着一支现代大军的统帅。列宁曾在文章中说过，在把软弱分散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更加有效地组织起来的斗争中，将涌现出许多俄国的倍倍尔，把他们的干部训练成一支强大的社会主义军队。
然而，社会民主党既没有参加中央政府，也没有参加各邦政府。德皇帝国是一种介于俄国专制统治和英国议会政治之间的混合组织。俾斯麦按照西方的模样创造了一个德国议会，但是政府权力却握在联邦议会，也就是各邦诸侯的议会手中，他们继续以半封建的特权统治着德国。俾斯麦用暴力对付社会民主党人，他的继承者也只是在压力之下和很晚的时候才给了社会民主党人以完全的合法资格。
俾斯麦这种硬要人们不过问国家政治的做法，部分说来是自己给自己拆台，因为它使得工人格外忠实于他们的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得以建立起这样一种类型的组织，它不仅仅是许多个人为了临时目的临时聚到一起的松散的组合，也不仅仅是一个保卫劳工利益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的意义远不止是一架政治机器；它使德国工人有了在自己的世界里的尊严和地位。工人个人生活在他的党里面，党渗入了工人的日常习惯。他的思想、他的反应、他的态度，都产生于他个人和他集体的这种融合。
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他的信徒相信他们掌握了一套独立于资产阶级世界政治科学之外的、自成一体的和完整的历史理论。在人与人之间一些最重要的关系上——在洗礼、婚礼和葬礼上，宗教典礼开始为社会主义的仪式所取代。有组织的娱乐、旅行和体育活动，帮助创造了新型工人。对于社会民主党人说来，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成了低一等的人；“不关心政治”这个形容词在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带有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使用这个词时那种特殊的轻蔑含义。一个人如果不争取加入本阶级的优秀行列，从而在那里同那些已经肯定未来是属于他们的数百万人结合在一起，他就会为人所不齿。
社会民主党和战争
我们的祖父辈对待战争的天真态度，今天是难以理解的。在1914年以前的五十年中，不论是法国人和美国人，或者是德国人和英国人，都生活在一段相对稳定的工业扩张时期。在这段时期，技术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商路的开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与文学艺术的繁荣，把社会不断推向前进。每一个西方文明的成员，都以某种方式分享了它的工业成就可以夸耀的东西。大家都觉得，正在成长的城市会永远屹立着，会有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好的图书馆、博物院、学校、教堂和医院。人类正在攀登进步的阶梯。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人们对多种多样的社会弊病进行了研究：关于贫民窟和少年犯罪、关于母亲和儿童的照顾、关于都市设计和教育、关于世界语、关于性和卖淫问题（这是一个人们特别爱谈的题目）。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吸收了各种进步思想，并且按照正在社会中占有新地位的第四阶级——工人阶级的需要，把进步思想并入一个单一的社会改革图式。当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施坦攻击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时，他不过是社会主义思想适应于普遍的乐观气氛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而已。俾斯麦和成长中的工人组织之间的斗争，使社会民主党获得了现存社会秩序反抗者的声望，但是，早年鼓舞着他们的革命前景这时已经退居为仅仅是口头上的宣传。人们感到，1789年和1848年的革命战术已经过时了。
1914年以前党的主要理论家卡尔·考茨基，在早期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忠实信徒，而且是启发了青年列宁的导师。后来，他在维也纳和鲁道夫·希法亭[2]一起，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问题作出了新的阐释。他们认为，自由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将逐步消失，为垄断控制所取代。在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工人的自我组织也将不可抗拒地获得发展。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就会把大多数人民包括进来。知识分子将愈来愈变得和体力劳动工人具有同样的社会地位，并且最终加入工人的组织。最后，机器的使用将把农业改变成一种日益和工人相似的生产；农民将作为农场主进入新时代。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和国家机器将变得如此接近于完全融合，以至它们二者的界限很快就几乎消失。这时，通过变更干部，就有可能转变到社会主义；劳动组织者将代替资本家。在世界范围内，这样一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将促进和平进步。资本主义使之工业化的殖民地将获得独立；它们一旦打下相当的技术基础，就有可能脱离宗主国。
这实质上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及其欧洲伙伴的信条。根据这种分析，一个超帝国主义体系正在形成，在这一体系中，通过有理性的合作来和平地在世界范围内划分势力圈、谋求更大更好的工业化将代替代价惨重的战争和内战这种非理性的方法。
在奥地利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3]遇刺后最后几星期的紧张外交活动期间，党直到战争爆发的那一天都始终保持着和平主义的抗议立场，然而也不相信战争会立即爆发。宣战以后，党走到了一个岔道口。德国的有组织劳工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立即作出抵制战争政策的大胆决定，而这将导致地下斗争和暂时丧失党和工会的一切财产；另一条是和帝国政府进行有条件的合作。
包括总罢工战略在内的革命政策的种种问题，在此以前就已经被讨论过；对于群众起义的可能性和危险，党和工会的组织者已经研究了几十年。在1905年和1906年举行于耶拿和曼海姆的党代表大会上，工会领袖卡尔·列金[4]曾顽固地反对进行总罢工的想法。在这两次代表大会上以及会后，为俄国、比利时和法国的群众罢工所鼓舞的罗莎·卢森堡猛烈攻击了列金的理论。
指望德国社会民主党从8月2日到8月3日的二十四小时之内就放弃掉实行了几十年的不越出帝国宪法合法范围的政策，那是荒谬的。这些领袖们已经懂得一些粗浅而实用的政治常识，学会了不去自寻烦恼，不搞冒险主义，在8月，坚守以往改良主义政策的社会民主党，把德国工人的命运和德意志帝国的命运联到了一起。英法两国的社会党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法国杰出的反战主义者让·饶勒斯[5]已经在7月31日被人暗杀。参加俄国杜马的十三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其中六名是布尔什维克）分裂为护国主义和失败主义两派；布尔什维克代表被逮捕和流放到西伯利亚。只是在一年以后，在最初的国际反战力量开始被感到以后，一个重要的群众性合法政党——意大利社会党才反对本国参战。
在德国，正如在其他国家一样，颇有示威性的反战姿态就是在议会中投票反对军事预算。8月3日，社会民主党议会议员单独举行了会议，商讨是否支持军事预算。在一百十一名议员中，十四人主张投反对票，其中有卡尔·李卜克内西、格奥尔格·雷德布尔[6]、奥托·吕勒[7]和胡戈·哈泽[8]。少数派正式要求在这项问题上不受党纪约束，但是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们第二天在议会内一致投了赞成票。只是到12月，李卜克内西才违反党纪，投票反对追加的军事预算。至于一般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就更难立即摆脱党纪的束缚，在德国战争政策的迷宫中独自摸索出路了。
到1914年秋天，人们已经在散发反战传单。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弗兰茨·梅林[9]和克拉拉·蔡特金[10]联名写信攻击党的战争政策。在他们这一行动的带动下，党内的抗议运动有了发展，力量越来越大，开始使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感到不安。柏林五金工人反对战争政策的情绪很浓，他们举行了好几次罢工。尽管这些罢工表面上只是为了实现工会的要求，事实上却是反战罢工。在所有工业中心——在汉堡、鲁尔、不莱梅和斯图加特，都发生了骚动。1916年，德国工业无产阶级、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各单位和工会的核心，已经露出了反抗的端倪。
这种情绪围绕着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这两个人物具体化了，他们共同努力使这种情绪变得明确和成熟起来。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
大名鼎鼎的社会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党的一个奠基者的儿子。老威廉·李卜克内西[11]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他曾和马克思一起住在伦敦，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共同奠定了德国新的社会民主党的基础。对于较老一辈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就像“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7年的俄国那样出名。威廉·李卜克内西曾在1871年抗议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吞并；他把不反对战争的知识分子、记者、教授和其他学者阶层的立场称之为“对和平和人道的背叛”。1872年，他由于宣传反战被囚禁了几个月，但是，甚至在囚禁着他的普鲁士城堡中他还继续宣传反战，抨击政府，而且和住在伦敦的马克思保持密切联系。
在老李卜克内西入狱前一年，1871年8月13日，卡尔在莱比锡诞生。作为柏林党组织的日报《前进报》的编辑，他的父亲的收入十分菲薄，因此卡尔和他的兄弟特奥多尔[12]只是在党的帮助下才能在大学攻读法律。出生在社会民主党家庭和由党扶植的卡尔，热情地继承了长辈的遗志。1905年，在俄国革命振动了德国党的情况下，他在反对帝国主义穷兵黩武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对将要被征入伍的青年人的进行宣传的过程中，变得更加活跃。1907年，他写的《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刚发表不久，他就在以这本书作为罪证的一次审判中被判十八个月徒刑。他还在狱中时就被选入普鲁士议会，1912年成为帝国议会议员。可是，虽然他在党内很有名而且本人也很勇敢，但1914年以前却没有任何迹象预示他后来所起的独特作用。
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和李卜克内西合作的另一个领袖罗莎·卢森堡，是从沙皇迫害下逃出来参加德国运动的社会主义者之一。[13]她在1870年出生于俄属波兰某小城中一个富裕而有教养的犹太人家庭，是这家人五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她小时臀部生过病，这使她在床上躺了一年，并且给她的身体留下了少许缺陷。卢森堡的父母把她送进了华沙大学预科学院，这对当时的犹太女孩子说来是一件不寻常的事，而她也就在这所学校里卷进了革命青年的圈子。1889年，由于遭到入狱的威胁，她藏在农民马车上的干草堆下面，“越过绿色边界”逃进德国，然后去苏黎世——那里的大学是被迫流亡国外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聚会点。[14]在涉猎了短时期的动植物学以后，她开始攻读对她说来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从她流亡国外起，罗莎就满腔热情地积极投身于波兰地下运动的生活和斗争。她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浓厚的波兰民族主义进行斗争，并于1893年和约吉希斯[15]等人一道组织了分裂，建立了一个新党，即波兰与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她过着双重的政治生活，一方面，她在合法的德国党内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她仍然为地下党之间发生重大政治分歧时必不可免的那些无休止的争执和毁谤所纠缠。坚决维护自己观点的罗莎，受到了各式各样意气用事的攻击。人们骂她是沙皇暗探局的密探，造谣说，她只是在华沙宪兵队马克格拉夫斯基[16]上校的帮助下，才得以逃出波兰等等。在1896年波兰社会党伦敦会议上，一位奥地利议会议员达任斯基[17]曾这样叫喊道：“让罗莎·卢森堡、乌巴赫之流的恶棍妨碍我们的运动，是不可容忍的……如果我们的国际队伍不摆脱掉这伙耍笔杆的报棍，他们就会毁灭我们的解放运动。”
尽管她终身从事波兰党的活动，罗莎却不满足于只是从国外的地下运动中进行具有代理性质的活动；她不愿永远过流亡生活。她渴望参加一种把她的精力全部投进去的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当她决心定居下来的时候，她选中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庞大群众组织对她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最初一个阶段是充满困难的，她通过和一个同志古斯塔夫·吕贝克形式上的结婚取得了德国国籍，开始奔波于全国各地，在党召开的会议上演讲，为党的各种报纸写作。她受到过各种攻击，人们认为她是从东方闯进来的一个狂热分子，是一个不能理解德国工人运动的人；就连老威廉·李卜克内西也写过一篇相当没有好感的文章对她进行人身攻击。在许多年中，她用德文写的文章都要送给她的密友、卡尔·考茨基的妻子修改，不过，她后来却能做到使路易丝[18]在信中这样说：“你现在写的德文非常漂亮，真是谁也比不上，我的修改已经变得完全多余了。”
1905年彼得堡爆发革命的时候，卢森堡赶到华沙，投身于那里的斗争。经过短期囚禁以后，她重返德国，参加了德国党专心一志地进行的有关总罢工的长期讨论。卢森堡为最近在波兰的经验所鼓舞，攻击党的领导机构的改良主义态度是机会主义；1909年，她的立场使她和卡尔·考茨基决裂，在此之前，考茨基一直是她的知交，也许还是她的主要导师。正是在这些年代里，她的声誉传播到了党外，使她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卢森堡也招引了德国当局对她的憎恨，因为她是一个反对帝国政府及其警察的危险的宣传家，德国军国主义的一个刻毒的揭露者、社会民主党的政客的一个主要的反对人，这些政客虽然讲着一些和平主义的漂亮话，在她的眼中却是未来战争的潜在的支持者。在她那种富于魅力的人格和她从东方带来的经验的吸引下，围绕着她形成了一个集团，这就是未来的“斯巴达克团”的核心——其中包括后来写了一部马克思传及党史的弗兰茨·梅林和妇女组织家克拉拉·蔡特金。
大战爆发后，卢森堡的活动加紧了。她不倦地号召采取群众行动，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1915年3月，她被拘禁起来，执行过去判决的两个月徒刑：此后，除去1916年初的几个月以外，她一直被关在布拉斯劳附近的乌隆克监狱里，在1918年11月才获释。
最扼要地说明了卢森堡反战观点的，就是她那本所谓的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在今天读起来，她对于社会党国际和社会主义者团结的瓦解所发出的绝望呼吁是感人的。她说，如果各国工人不立即通过他们的统一行动，制止对自己无产阶级兄弟的屠杀，社会主义就注定要灭亡，欧洲就必然要衰落。“目前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正把成年劳动人口摧残得只剩下妇女、老人和残废者。这是一种眼看就要放尽欧洲工人运动的最后一滴血的流血行为。再来一次这样的世界大战，社会主义的前途就会为帝国主义的野蛮破坏堆起的一片废墟所埋葬……”[19]
卢森堡反对这样的幻想，即毋需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党干预，交战国的政治家就会和解。然而她对于战后世界的概念实质上却是一种有条件的维持原状；她没有认识到欧洲社会不可能再恢复原状的崩溃前景。按照她的预测，德国将变成一个共和国，但是不会立即有结构上的改变；社会民主党将在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兄弟党密切合作的情况下，重新继续它的长期斗争。和列宁相反，她并不认为世界大战是一场将把社会主义引入欧洲的国内战争的前奏。
在战争爆发以前，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时断时续的，但是这时候，他们的反战努力把两人聚到了一起。1915年抵制运动开始发展；地方上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青年人，不愿遵循党的领导机构的爱国主义政策。这一年4月，出现了第一期也是唯一的一期反战刊物《国际》杂志，由卢森堡和弗兰茨·梅林编辑，载有卡尔·李卜克内西的一篇文章；《国际》杂志刚一出现就被没收了。
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反战派两次聚会于瑞士，分别于1915年和1916年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举行了会议。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没有能出席会议，但是他们的追随者——这时自称为“国际派”——有代表参加。[20]这些反军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微弱表现，使德国的反对派在反对党的领导机构的斗争中得到了新的动力和进一步加强。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建立新党的因素正在形成。
当时，对列宁的思想有一些模糊了解的，还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小撮人，这些人主要是不莱梅和莱比锡的知识分子。他们曾经在战前和主编这两个地方的社会民主党报纸的卡尔·拉狄克[21]工作过。教师约·克尼夫[22]在不莱梅主编的《工人政治》和拉狄克的一个私人朋友尤利安·博尔夏特[23]在柏林主编的《光线》月刊，和列宁最为接近。从瑞士给德国报纸写稿的拉狄克本人，开始在反战派中具有重要影响。但一般说来，列宁当时还几乎没人知道，在德国肯定地没有重大影响——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得政权以后才改变。
1916年元旦，“国际派”在李卜克内西的柏林寓所里举行了秘密会议，决定采用卢森堡的论文《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作为该派的政策说明。和李卜克内西分不开的这一政策的公式，可以用他所发表的许多篇宣言之一的题目来说明，这就是“主要敌人在国内”。
1月12日，李卜克内西被党的议会党团开除，两天以后，奥托·吕勒发表声明为李卜克内西辩护，随即也被开除。
建立一个新党的趋势不断加强。然而，使党分裂是违反四十年的团结传统的。1875年，在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倍倍尔领导的爱森纳赫派（由于该党建党大会的所在地是图林吉亚的爱森纳赫城而有此名称）和在拉萨尔[24]领导下组织在“全德工人协会”的莱茵区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自此以后，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心目中，任何可能导致分裂的政策就不仅是一种政治错误，而且是一种无以复加的可耻行为——它简直就像杀人那样引起人们的道德反感。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会重要到足以使党分裂：就像今天一样，阶级团结的概念是当时德国一切工人组织的教条。
纵使如此，1916年3月2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分裂了。4月6日到7日在哥达举行建党大会的少数派，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很快就变成第二个社会民主主义的群众性政党。
反战情绪这时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在5月1日，李卜克内西决定采取行动，希望他的抗议会引起群众的响应。当时，他已经被征入伍，编在一个苦役队里。他就穿着制服跑到靠近柏林各大车站的一个地方（车站里当时正挤满了等着被运往东西线的士兵），放开嗓子不断高呼这些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战争！脱离起义！社会主义万岁！”他被逮捕了，但是他的抗议绝不是一个狂人在孤独地手舞足蹈；孤零零地站在波茨坦广场上的李卜克内西，得到了数十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帝国政府非常清楚李卜克内西通过他的直接行动赢得了多大威信。在他受审判和被囚禁在西里西亚的吕考期间，发生了许多次要求释放卡尔的示威和罢工，这些行动虽然没有能达到它们的主要目的，却使政府和党的官僚机构注意到日益增长的厌战情绪。
9月20日署名“斯巴达克”（公元前73年起义反对罗马的一位奴隶领袖的名字）的一系列政治信札的第一封出现了，它们很快就在党内被人们热心地阅读着。使这些信札明确了政治方向的主要是卢森堡（她从狱中写出了一篇篇的文章），但这个集团中的其他人也有所贡献。由于这些信而获得“斯巴达克团”称号的“国际派”，构成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翼。
好几个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进了监狱。斯巴达克派的所有领导人都受到保安羁押——被羁押的不仅有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还有弗朗茨·梅林、克拉拉·蔡特金、威廉·皮克[25]和胡戈·埃贝莱因[26]。柏林五金工会的组织者——包括德国革命史的作者里夏德·米勒[27]在内——被送上了前线。德国工人日益反战的情况，卷进冲突中的一切力量都不免要予以考虑，协约国密切注意着这一动态，希望能同中央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和平主义者合作。鲁登道夫[28]和总参谋部对此的关心不下于协约国，因为恰恰在美国宣战前夕，工人的这种反战潜流挫伤了德国军队的士气。党的官僚机构也非常注意它在自己的话越来越没人听的这一情况；这时，在战争进行了两年以后，党机构的权力能否保持已经和他同帝国政府的联盟能否成功分不开了。
和平宣传在水兵中非常受欢迎。他们用“李卜克内西万岁！”这句口号作为互相间的问候，成立了若干小型的地下委员会。1917年3月，到处弥漫的不安气氛具体表现为一次兵变的爆发；带头的两个人莱希皮奇[29]和科比斯[30]被处决了——这是战时的第一次政治处决，为的是杀一儆百，但是，海军中的骚动仍在继续，甚至更为发展。数以百计的水兵被判处一年到十五年不等的徒刑。[31]
继李卜克内西的抗议之后，革命党人的小组——地下水兵委员会、柏林工厂中的地下委员会——纷纷产生。工会和党在工厂中一向是由它们的“心腹人”做代表的。这些人主要是工会干部，他们在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时，就在这些人当中，发展了一种称为“工厂代表委员会”的地下组织。
和本身的工厂紧密联系着的工厂代表委员会，同工人士兵委员会有显著的差别，后者于1918年成立，代表着各种地方组织的松散单位。工厂代表委员会是传统的党和工会代表机构以外的一种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全帝国境内的抵制行动在形式上并不都和柏林一样，但运动的内容在一切工业区却大体相同。工人代表定期集会，策划如何反对党机构，组织结束战争的运动。按照当时的尺度来衡量，这些工人是冒着相当大的危险的。许多中年工人由于从事军事生产而豁免了兵役；从工厂中被迅速送进战壕，往往是进行战斗性活动所付出的代价。
普遍反战的情绪并不仅仅存在于社会主义派工人的身上，1917年，鲁尔、莱茵区和上西里西亚的天主教工人（他们是中央党的主要基础）也在鼓吹立即媾和——这是德国工人力图凌驾于威廉皇帝拥护者之上的另一个表示。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在狱中，水兵的反抗在继续，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不可挽回以及党内反战派日益发展，不满情绪弥漫于全国人民的各大阶层中间，所有的工业区都发生罢工，到处人心惶惶——这就是1917年德国的政治景象。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和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无关的抵制运动日益高涨，成了终于使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它复活了社会民主党工人旧日的梦想——把德国变成一个人民共和国。“你们大家，坐在这里的全体代表，都会看到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奥古斯特·倍倍尔曾经在1891年的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这样宣布。在德国工人的心目中，由于动员和战争而复活的国际主义重新具有了神圣的性质。[32]
卢森堡和列宁
列宁在监狱中度过一年又在西伯利亚东部住了三年以后，于1900年（比卢森堡晚了几年）来到西欧，这时候，他在西方社会主义者当中还毫无名气。[33]他带着笔记簿和铅笔，依次地在慕尼黑、伦敦、日内瓦和苏黎世的图书馆里潜心研究，开始写出数量惊人的一本本小册子，可是，除去少数和俄国有特殊关系的社会主义专家而外，这些小册子在西方并没有读者。
从表面上看，列宁的背景和卢森堡完全一样，他们都是逃避沙皇警察迫害的政治避难者。可是，列宁要比她成熟得多（罗莎来到苏黎世的时候，还不满二十岁）；他从事过更长时间的和更为活跃的地下工作，他后来具有的主要思想这时都已经在酝酿中。他不像卢森堡那样，丝毫也不打算成为西方一个合法的群众性政党的一员。他住在瑞士就像住在一个避难所里一样；那是一个工作地点，一个组织岗位。不论他停留在什么地方，列宁总是生活在俄国。他的个人生活，他的旅行，都是根据党的需要来安排的。在布尔什维主义形成的十五年中，他到了那里，党的中心就跟着他到那里。他热心地研究西方，但这只是为了把欧洲社会主义的最新消息传回他的故国；直到去世为止，他从来没有丧失过对“高度文明的欧洲工人”的尊敬。
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列宁建成了他的有关党组织的理论，他把一大批俄国社会主义流亡者集合在自己的周围，这样就开始把这种理论付诸实践。作为布尔什维主义中心学院之一的这种理论，在一切东方国家的党中间都引起了相当大的激动；在赞成与反对上花费了几年时间的，不仅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本身，而且有波兰人、犹太崩得[34]、拉脱维亚人和高加索人。在1903年举行于伦敦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党章问题，代表们分裂成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多数派和少数派。这次分裂以及围绕着它的中心问题的无数文章和争论，在欧洲社会主义者中间很少引起兴趣，但是，作为波兰党一个积极成员的卢森堡，却从一开始就卷进了这场论战。通过出席那次会议的波兰代表加涅茨基[35]和瓦列茨基[36]（他们是由卢森堡作为其委员之一的党中央委员会选出的），卢森堡知道了这些复杂争论的详细情况，并且在德国发表了一篇攻击列宁观点的文章。这两种关于党组织的理论，在形成德国共产主义及其以后和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关系上都起了作用。
在列宁看来，工人运动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对立的产物，这造成了一种他所说的“工联主义的意识”[37]，也就是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是冲突的。工人本身只能自发地形成这种工联主义的意识；他们永远不会自发地达到更高形式的这种觉悟。阶级斗争不会自动地发展成为政治形式、发展成革命。社会主义思想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上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而且正如考茨基所说的那样，“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38]列宁引证恩格斯的话说：“自从社会主义成为科学以来，它就要求人们把它当成科学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39]因此，工人阶级需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站到革命运动一边来的人，带来了科学方法的知识，将被吸收到无产阶级政党中。
他认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可能自发地发展。把工人运动局限于经济方面，局限于工会活动，放弃通过政党进行政治斗争，这不是要摧毁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使工人运动适应于这个社会。工人必须对其他阶级的一切政治利益持有一定立场，必须领悟和了解它们的道德、知识和政治含义。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对一切阶层的民众呼吁，而不只是求助于工人；典型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不能只是一个工会领袖，而必须是一个保民官。
他认为，在当代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必须有一个纪律严格的党组织。党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作用因素；党干预这个进程，而不是它的产物。俄国党旨在首先成为摧毁当时沙皇统治的一个有效工具。它的主脑，一小群优秀的领导人，根据对历史进程的科学分析来安排党的政治行动，并且通过经常为正确地理解应用党的各项原则进行斗争而保持党的纯洁性。设置一个能够不受干扰地发展党的政治理论的中央机构，保证这个机构不断起作用，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步骤——这也就是何以需要一个流亡革命总部的理由。各支部服从中央，因为它们认识到中央的政治理论水平和眼光要高得多，这样，中央就能把地方的经验提到整体的较高水平。中央通过职业革命家（这是一些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为执行中央命令所要做的工作的人）把它的指示传达给各支部，这种革命团体是一种严密的密谋组织；加入这种团体不是表明一时的政治偏爱，而是献身于一个事业。列宁的这种组织思想得自于雅各宾党人和他的俄国革命前辈，但它们是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分析联系在一起的。在列宁看来，党是把最广泛意义下的工人运动发动起来的催化剂；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中心人物是职业革命家，他们和党中央联系在一起，把中央的思想、计划和决定传达给地方党；他们是整个组织绕之旋转的中枢。[40]
在她答复列宁的文章中，卢森堡承认党组织这个问题关系到俄国“整个年轻一代的社会主义者”的问题，因为在俄国，沙皇专制造成了特别困难的环境。然而，她反对列宁的下列主张：必须用严格的纪律建立一个由少数优秀分子组成的中央，并使这个中央机构处于秘密状态；她反对这样一些规定，即中央委员会可以干涉地方党的生活，可以解散和改组地方支部，这样中央委员会就可以影响选举它的代表大会。这些规定将使中央委员会成为唯一活跃的核心，使党的所有其他部分都变成了只是执行中央意志的工具，而这是和阶级斗争的自然开展背道而驰的。
她认为，除去一般性的斗争原则以外，没有任何可以事先规定的、中央委员会能借以操练一般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成套战术。情况永远是变化不定的；党的领导、普通党员和群众之间并无严格界限。社会民主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而且是工人阶级所固有的运动。列宁关于革命政党的思想，是把布朗基[41]的密谋团体生搬硬套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来的产物。[42]
卢森堡说，俄国当时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夕。在德国正好相反，我们已经有了以社会民主党人为领导阶层的坚强的无产阶级干部。不可能有什么防止“资产阶级化”和机会主义发展的组织规章；只有阶级斗争的自发发展，才能最终克服一切障碍并使阶级斗争走上正确道路。“从历史角度来看，一个真正的革命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和一个最完美的中央委员会的永远正确相比，前者也要比后者无限丰富和宝贵得多。”[43]
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卢森堡关于中央委员会专政会扩展到夺取政权以外的看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她是以西方群众运动的代表的身份讲话的，当时，这个运动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还没有出现任何衰退的迹象。列宁则是以封建国家的地下密谋团体的身份发言的，这个封建国家在三年后就遭到一场革命的震撼[44]。
这一争论的主旨表明，新的列宁主义政党和卢森堡主义倾向是背道而驰的。紧接着俄国革命者失败后的一段日子里，双方有过暂时的和解。在1907年举行于斯图加特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和卢森堡联合起来反对欧洲社会党人普遍的乐观情绪，并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要求在战争时期恢复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45]
在这一次合作以后，列宁派和卢森堡派之间的关系又变得冷淡了，如果不是敌对的话。布尔什维克在社会党国际中的地位从来也不是十分肯定的；列宁及其集团只生活在这个国际的边缘。在西方群众性政党的领袖看来，列宁是一个无足轻重而又可能是很危险的狂热分子；卢森堡虽然在某些基本问题上比较接近于列宁，也趋向于同意他们的看法。
在世界大战快要爆发的前几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各党各派之间的斗争达到了顶点；不仅孟什维克反对列宁，而且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几乎一切其他的派别都反对列宁。1914年5月，在孟什维克党呼吁社会党国际制止布尔什维克实行分裂策略以后，比利时人艾米尔·王德威尔得[46]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前往彼得堡，调查是否有可能使这两派恢复团结。尽管当时战争的阴云已经密布，国际仍然计划像通常那样于1914年8月在维也纳开会，并且于7月16—17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了预备会议，会上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听取王德威尔得关于俄国党的报告。
组成这个委员会的代表，反映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当时所处的那种分崩离析的奇怪局面。委员们代表下列各派：以马尔托夫[47]为代表的孟什维克，他曾在1912年和托洛茨基、阿克雪里罗德[48]以及犹太崩得组成反对列宁的联合战线“八月联盟”[49]；以卢森堡为代表的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一派；普列汉诺夫代表他自己的一派；以卢那察尔斯基[50]为代表的一个左派集团“前进派”[51]；以温什利希特[52]和加涅茨基为代表的波兰另一派（站在列宁一边）；此外还有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支持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派遣伊涅莎·阿尔曼德[53]为代表；不论是列宁或季诺维也夫都没有离开苏黎世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他们对会议的目的所抱的看法。在布尔什维克及其支持者弃权的情况下，会议决定以国际局提出的一个纲领为基础团结一切派别，为执行这一决议，得召开一次全党代表大会。会议责成阿克雪里罗德和卢森堡“负责起草一份宣言，强调团结的必要性，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分裂政策。这样，列宁派就被完全孤立……然而，几星期以后爆发的世界大战，却使得如此开始的团结努力化成了泡影”[54]。这种团结如果成功的话，实际上会把布尔什维克从国际开除出去，因为列宁决不会同意让他的组织去受一个敌对多数的纪律处分——卢森堡和阿克雪里罗德在接受起草宣言的任务时肯定是知道这一点的。
这种组织冲突的尖锐性，反映了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意识形态争执的尖锐性，两人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一般分析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政党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步演变赢得胜利，而必须面临一个帝国主义竞争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战争的时期。但是，关于帝国主义真相的这种一致看法，并不意味着在帝国主义有哪些主要特征或者怎样才能最好地以社会主义代替帝国主义的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有任何共同之处。卢森堡去世过早，未能把自己的思想发展到完全成熟的地步，然而她的思想不仅大大影响了德国共产主义，而且一般说来对于和布尔什维克理论有所妥协的左派社会主义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深深有感于德意志帝国的侵略精神及其对殖民地的追求，卢森堡认为二十世纪的主要趋势就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残酷地寻找国外市场和新的投资地区。以英国把埃及和印度殖民地化为典型，她分析了在一种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环境中，以当地的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新工业的形成过程。只要世界还能向资本家提供这种剥削的可能性，竞争者就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延缓它们的崩溃；但是，当一切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都已经被吸收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后，资本积累就要达到终点，资本主义社会就要发生崩溃性的世界大战，这场大战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群众性罢工，动员整个工人阶级来加以抵制。不过，卢森堡并没有把这种关于前途尚难确定的理论和当时欧洲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55]
列宁不同意卢森堡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以霍布森[56]和希法亭的理论为基础，列宁发展了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扩张欲望的思想，断言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已经开始。1872—1914年的和平时期已经消逝；欧洲——列宁在1913年写道——成了“一个火药桶”。他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力图控制一切生产因素和一切市场，而只有占有才能保证完全控制。唯有通过无产阶级有意识地干预，在伴随着一系列世界性战争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中夺取政权，才能结束这个腐朽的时代。世界大战——这在列宁看来已经迫在眉睫——是一切政策都必须据以作调整的基本现实环境。[57]
特别要提一提的是，列宁把自己对俄国革命的看法和自己的党的纲领跟俄罗斯帝国的扩张欲望——征服高加索边境各民族的企图、扩张到中国境内的情况、为统治巴尔干打掩护的泛斯拉夫主义等等——结合起来。沙皇俄国的内部矛盾变得愈尖锐，它就愈需要新的冒险、进一步的征服和更多的领土；因为只有战争才能提供再次延缓国内变动的希望。从帝国主义战争即将爆发的这一预测出发，列宁推论出他的民族自决权学说，他认为这是反帝斗争的重要武器。
围绕着这一自决权问题，特别是围绕着波兰独立的特殊问题，列宁和卢森堡之间进行了许多年的争执。卢森堡反对民族自决，认为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卢森堡对于遥远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看法，决定了她对于目前许多问题的政治态度。在她的心目中，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以充分发展的计划经济为基础，在这样一种完美的社会里，民族仇恨将不复存在而只剩下文化上的差别，民族差异将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因素，社会结构将完全由一个个的经济区域来表现。在这种看法上，影响了卢森堡的不仅是那些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永远激动人心的学说，不仅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民族界限的人为性质所作的批评，而且，她作为一个波兰国际主义者对波兰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对他们那种狭隘眼光的反对，也对她起了一定影响。在民族政治平等权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上存在的这种分歧表明，我们如果像一般所做的那样，把专制社会主义者列宁和民主社会主义者卢森堡相提并论，那将是多么危险。
最能说明她的立场的是波兰党在战争爆发两年后通过的对她的立场加以夸大的一项决议[58]；在许多场合下，特别在战时表现得最明显，卢森堡本人都用较为一般的说法表达了同样的政策。波兰社会党人的前提是，金融资本主义扩展为更大的国家组合，即使在这样做时不考虑有关居民的民族特点，归根到底也是在经济上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帝国主义压迫的这些野蛮形式，通过资本主义世界内的政治和经济集中，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条件。所以，在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民主党人不能要求恢复过时的形式，即不能为重建旧的民族国家，也不能为建立新的民族国家而斗争，他们的口号必须是“废除国界！”在目前，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只能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总斗争的一部分，而在一个社会主义世界中，民族愿望将不再成为问题。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决议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民族还会具有经济—政治单位的性质。根据一切预测，由于社会主义文化实体——就这样一种群体还会存在而言——将根据生产需要划分疆界，民族到将来只不过是一个文化和语言问题而已。因此，决定这一疆界划分的将不仅是充分发展了本身力量的个别民族（就像在‘民族自决权’原则下将要做的那样），一切有利害关系的公民都有权参与决定。把‘自决权’的公式搬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做法，表明了对社会主义联邦的完全误解[59]。”
在毫无商量余地地肯定了由世界经济委员会统治的世界联邦这一种前景以后，提纲的作者们进一步声称，民族自决权是得自第二国际的遗产，它的含糊性质就可能导致保卫资本家的祖国。他们用自己的国家波兰做例子，说明民族主义的问题已经变得如何过时。
“世界大战证明，在欧洲形成民族国家的时期已告结束……在被瓜分的波兰各部波兰资产阶级的态度，显著地表明民族国家的理想在帝国主义时代是一个时代错误，证实了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对待这种独立潮流的立场是正确的，波兰无产阶级从来也没有把争取民族独立当做自己的目的……在今天，从世界大战的经验来看，提出民族独立的口号作为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工具，将不仅是一种危险的乌托邦，而且是对于社会主义各项最基本的原则的否定。”
当列宁对这种观点展开论战时，他十分仔细地考虑到了卢森堡的国际主义，考虑到了她在反对波兰民族主义者时所具有的困难，但是在主要问题上，他是毫不含糊的；保卫少数民族是他的革命理论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他反对封建俄国的斗争中，他继承了十九世纪革命民主主义的传统，并且把这种传统化成了自己的东西。
在一篇总结了二十多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的文章中，列宁首先指出，放弃民族自决权将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波兰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分析，完全忽略了国家和国家政权的问题；有组织的经济只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方面。列宁引证了恩格斯《波河和莱茵河》这本小册子里的话，指出欧洲事实上存在着自然疆界，这些疆界是在许多世纪中通过语言和民族感情形成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富有生命力的大国吞并了许多较为弱小的国家，以致早期的自然疆界现在已经消失。
“反动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要把欧洲和世界其他部分许多兼并的地方，留给代替它的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在恢复和彻底实行充分的民主时，难道会拒绝按民主方式确定国界吗？难道不能考虑居民的‘感情’吗？只要提出这些问题，就能使人看到，我们的波兰同事是怎样从马克思主义滑向‘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60]
列宁举出的主要例子是他自己的国家：
“在俄国，被压迫民族的人口达一亿以上，至少占全国人口的57%，这些民族多半住在边疆地区，其中一部分民族的文化程度比大俄罗斯人高。在俄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具有特别野蛮的中世纪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因此，为了完成自己的民主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绝对必须承认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有同俄国自由分离的权利……俄国社会主义者不要求芬兰、波兰、乌克兰等有分离的自由，等等，就是沙文主义者的行动，就是沾满了帝国主义保皇派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血污的走狗的行动。”[61]
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分歧，显示了这两个革命伟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列宁总是注视眼前的问题、注视实际可能性和应该做什么；而卢森堡则总是超过现实向社会主义的未来眺望，然后再从这种远景中返回目前。[62]
[1]奥斯瓦尔德·阿诺德·戈特菲尔德·斯宾格勒（OswaldArnoldGottfriedSpengler，1880年5月29日——1936年5月8日），德国哲学家。1904年毕业于哈雷大学。1917—1922年期间出版其代表作《西方的没落》。魏玛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参与右翼分子活动，企图推翻共和国，建立独裁政权。1923年啤酒馆政变失败后脱离政治活动，在尼采档案馆工作。1925年起疏远纳粹党，逐渐支持墨索里尼。1934年“长刀之夜”后与纳粹决裂。1936年死于慕尼黑。
[2]鲁道夫·希法亭（RudolfHilferding，1877年8月10日——194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1902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应邀到柏林，在社民党党校讲课，后任《前进报》的外籍编辑。1915年至1918年被征召入伍，1917年加入独立党。战后任独立党的《自由报》主编，逐步转向改良主义立场。1922年返回社民党。1923年8月13日——10月6日、1928年6月28日——1930年3月27日两次担任财政部长。1924—1933年任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瑞士。1938年移居法国，在社民党的流亡执委会工作。德国占领巴黎后被德军逮捕，死于狱中。
[3]奥地利—埃斯特的弗朗茨·费迪南德·卡尔·路德维希·约瑟夫·玛丽亚大公（ErzherzogFranzFerdinandCarlLudwigJosephMariavonÖsterreich-Este，1863年12月18日——1914年6月28日），约瑟夫一世的侄子，1896年被立为哈布斯堡王朝皇储。1898年起任奥军副总司令。1914年6月28日在与妻子一同视察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Princip，1894年7月25日——1918年4月28日）刺杀身亡。
[4]卡尔·鲁道夫·列金（KarlRudolfLegien，1861年12月1日——1920年12月26日），德国工会活动家，1886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年参加工会运动，1889年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参与创建第二国际。1890年起任德国工会总理事会（GeneralkommissionderGewerkschaftenDeutschlands）主席，1913年任世界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TradeUnionsConfederation）首任主席，1919年任全德工会联合会首任主席，1920年发动总罢工抵抗卡普暴动。1920年6月出任国家临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曾于1893—1898年和1903—1920年被选为国会议员。
[5]让·饶勒斯（JeanJaurès，1859年9月3日——1914年7月31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93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02年参加了由可能派和阿勒芒派合并而成的法国社会党，1904年创办社会主义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1905年法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合并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Françaisedel'InternationaleOuvrière，SFIO）后，饶勒斯和盖德一起领导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饶勒斯在一战爆发前坚持和平主义立场，并试图组织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进行总罢工，以此阻止战争爆发，最后于1914年7月31日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拉乌尔·维郎（RaoulVillain，1885—1936）暗杀。
[6]格奥尔格·雷德布尔（GeorgLedebour，1850年3月7日——1947年3月31日），曾当过教师、演员和新闻工作者。他当过潘科夫（Pankow）的议员，一战前是激进派，一战中属中派，对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斯派不友好。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领导柏林的独立党组织，并领导着革命工长组织。1919年1月担任革命委员会联合主席，有人控告他的叛卖，共产党指责他的盲动主义。1920年，由于在加入共产国际问题上发生分歧，与独立党左派决裂。1922年未跟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31年加入社工党。1933年流亡到瑞士，1947年于瑞士逝世。
[7]卡尔·海因里希·奥托·吕勒（KarlHeinrichOttoRühle，1874年10月23日——1943年6月24日），教师、心理学家、教育家。1900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02年成为新闻工作者。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5年与李卜克内西一起公开反对战争，赞成脱离社民党。加入斯巴达克斯派，1917年担任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领袖。1919年11月退出德累斯顿工人士兵苏维埃。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代表极左多数派发言。他为“工团主义”辩护，共工党成立时即加入。作为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发言反对“二十一条”，拒绝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11月被共工党开除。他积极支持反极权的“工人联合会”流派。做出过许多有价值的科学贡献，1933年流亡国外，1936年流亡到墨西哥，协助组织了对莫斯科审判进行调查的杜威委员会，与托洛茨基发生过争论，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潜心于绘画。
[8]胡戈·哈泽（HugoHaase，1863年9月29日——1919年11月7日），出生于东普鲁士一个犹太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当律师，被称为“穷人的律师”。1897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1年当选为社民党主席，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中的社民党党团主席。1914年反对投票赞成战争拨款，但由于党的纪律要求，投了赞成票。从1916年起成为中派少数派的发言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后担任其领袖，1918年11月至12月之间担任人民全权代表。他是独立党右翼领袖，后来在国会台阶上被民族主义者暗杀。
[9]弗兰茨·艾尔德曼·梅林（FranzErdmannMehring，1846年2月27日—1919年1月28日），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作家，曾是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写过许多历史著作和文学批评。长期担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并长期为《新时代》写社论。思想上与卢森堡有共鸣，当卢森堡与考茨基决裂后成为卢森堡的伙伴。1914年成为国际主义小组的成员，后来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在1917年同情布尔什维克。由于健康状况不好，没有参加德共（斯）的成立，但他是德共（斯）党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暗杀，给他造成了很大打击，几周后也病逝了。
[10]克拉拉·约瑟芬娜·蔡特金（ClaraJosephineZetkin，1857年7月5日——1933年6月20日），娘家姓艾斯纳（Eißner），出身于教师家庭，在丈夫奥西普·蔡特金（OssipZetkin）的影响下倾向马克思主义。1880年至1890年之间流亡西欧，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工作，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做了有关妇女工作的报告，任第二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创办了《平等报》（Gleichheit），并任主编。她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左派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从1914年8月起是国际主义者核心成员，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之后立刻被捕，1916年被免去《平等报》编辑职务。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斯巴达克斯同盟，宣称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她没有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但在几个月后参加了德共（斯）。1920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和德共中央局委员，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支持布兰德勒。德共出于保持威望的考虑，将她留在党内，尽管她明显对此不同意。她在莫斯科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同情布哈林的右翼反对派。1932年8月在国会发表公开演说，激烈抨击纳粹主义。1933年逝世于莫斯科。
[11]威廉·马丁·菲利普·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李卜克内西（WilhelmMartinPhilippChristianLudwigLiebknecht，1826年3月29日——1900年8月7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他是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父亲。
[12]特奥多尔·卡尔·恩斯特·阿道夫·李卜克内西（TheodorKarlErnstAdolfLiebknecht，1870年4月19日——1948年1月6日），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哥哥，曾在柏林当过律师，参加过独立党，反对独立党与德共（斯）合并，但也反对同社民党多数派合并。独立党左派与德共（斯）合并、右派与社民党多数派合并后，他和雷德布尔领导独立党的残余部分，1931年与社工党合并。纳粹上台后流亡瑞士。
[13]德国党内的这一部分东方人——包括卢森堡的一些密友，其中有列奥·蒂什卡—约吉希斯，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卡尔斯基和阿道夫·瓦扎夫斯基—瓦尔斯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的形成上起了重要作用。就大体而论，他们都是极左派；他们带来了地下工作的经验、毫不妥协的战斗性、比德国社会主义者队伍中的一般情绪更为强烈的对德国帝国主义的仇恨。
[14]在这些避难者中，帕尔乌斯—赫尔方德在许多方面都很出名。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加入德国党，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切理论报刊撰稿，奠定了牢固的声誉。1905年，他返回俄国，在革命失败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从流放地逃出，在君士坦丁堡住了一个时期，并且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发了财。在1914年，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主战派的领袖之一，同时是一个发战争财的人。1917年，他企图使德国党和布尔什维克和解，后来又企图使独立社会党和艾伯特—诺斯克的领导妥协，但都没有成功。
亚历山大·帕尔乌斯（АлександрПарвус），本名伊斯瑞尔·拉扎列维奇·赫尔方德（ИзраильЛазаревичГельфанд，1867年9月8日——1924年12月12日），出身于白俄罗斯一个犹太家庭，在敖德萨长大，少年时即参加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即“崩得”）的活动。十九岁时赴瑞士求学，其间逐步转为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移居德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成为罗莎·卢森堡的朋友。1900年初次同列宁见面。1905年参加俄国革命，失败后被判流放三年，后逃回德国。一战结束后脱离政治活动。他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15]列奥·约吉希斯（LeoJogiches，1867年7月17日——1919年3月10日），党内化名列昂·蒂什卡（LeonTyszka），也曾用过格罗索夫斯基（Grosovsky）、约翰内斯·克拉夫特（JohannesKraft）、奥托·恩格尔曼（OttoEngelmann）、克伦巴格尔（Krumbagel）等化名，出身于立陶宛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少年时就参加了地下革命运动，1888年第一次被捕。1890年在瑞士遇见了罗莎·卢森堡，在1906年之前两人一直是相互的伴侣，而约吉希斯直到卢森堡牺牲之前一直是她的战友。他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从1897年起，约吉希斯在流亡地德国领导波兰社会民主党。1905年返回波兰，在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革命失败后被判处六年苦役，后逃回德国。在一战爆发前，因在关于俄国党的几个问题上同列宁产生分歧，跟列宁在政治上决裂；后来又在关于波兰党的问题上同拉狄克发生严重冲突。一战爆发后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斯巴达克斯通信》的编辑工作，参加组织斯巴达克斯同盟，并支持打入独立党。1918年3月被捕，革命爆发后获释，成为中央局领导人。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入选中央局。1919年1月反对李卜克内西的政策，1919年3月被反动军队杀害。
[16]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马克格拉夫斯基（АндрейНиколаевичМаркграфский，1849年8月29日——1906年8月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67年入伍。1897—1906年任华沙警察局副局长。1906年被华沙革命者刺杀身亡。
[17]伊格纳西·瓦伊斯特·达任斯基（IgnacyEwarystDaszyński，1866年10月26日——1936年10月31日），188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2年发起成立加利西亚社会民主党。1897—1900年任奥匈帝国国会议员。1902年当选为克拉科夫市议会议员。1912年起与毕苏斯基合作。一战爆发后支持协约国。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18年短暂出任临时政府总理。1920年7—12月任波兰国防政府副总理。1922—1927年任波兰下议院副议长。1926年支持毕苏斯基政变。1928—1930年任下议院议长。1929年起反对毕苏斯基。1930年退休。
[18]路易莎·考茨基（LouiseKautsky，1864年8月11日——1944年12月8日），考茨基的妻子。早年担任考茨基的秘书。1915年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1919年任柏林市议员。1924年赴奥地利定居。1938年流亡荷兰。1944年被捕，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逝世。
[19]罗莎·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危机》，柏林1916年秘密出版，第91页。这本书的流行名称“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借用了英国历史上的一个典故。从1769年到1772年，一个署名为“尤尼乌斯”（这个名字或许出自罗马的爱国者路西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的人，向伦敦的《公众报》投寄了一系列信件，以恶毒的咒骂攻击格拉夫顿公爵的政府。当时，这些信获得了一定的名气，截至1927年，还有人出版了一本书，再一次企图解决尤尼乌斯究竟是何许人也的秘密。卢森堡写这本战时小册子时，也用了尤尼乌斯这个假名。
马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MarcusJuniusBrutus，公元前85年？月？日——公元前42年10月23日），罗马共和国政治家、演说家。公元前58年起从政。公元前52年起公开主张推翻庞培统治。公元前48年起追随凯撒。庞培死后，逐渐转向为反对凯撒的急先锋。公元前44年3月15日参加了刺杀凯撒的行动，事后逃离罗马，逃往马其顿。公元前42年兵败自杀。
奥古斯都·亨利·菲茨罗伊，第三代格拉夫顿公爵（AugustusHenryFitzRoy,3rdDukeofGrafton，1735年9月28日——1811年3月14日），英国政治家。出身于政治世家。1756—1757年任下议院议员。1757—1770年任上议院议员。1765—1766年任北方部国务秘书。1766—1768年任第一财政大臣兼上议院领袖。1768—1770年任首相。1768—1811年任剑桥大学校长。1771—1775年、1782—1783年任枢密院议长。1811年逝世。
[20]出席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俄国代表是列宁、季诺维也夫、阿克雪里罗德、马尔托夫、马尔丁诺夫、纳坦松、切尔诺夫、别尔津和托洛茨基；德国代表是格奥尔格·雷德布尔、阿道夫·霍夫曼、约瑟夫·赫茨菲尔德、恩斯特·麦耶尔、贝尔塔·塔尔海默、尤里安·博尔夏特；波兰代表是卡尔·拉狄克、瓦尔斯基和拉平斯基。下列国家也都有代表参加：意大利、荷兰、斯堪的纳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士。英国独立工党本来也准备参加会议，但是它的代表没有能取得出国护照。
参加昆塔尔会议的代表有四十人左右，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和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的情况大致相同。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会议于1917年9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在共产国际于1919年成立后，这个组织即宣告解散。
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主要立场是：通过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统一行动结束战争。在这个少数派集团里，围绕着列宁的集团是更小的少数，也就是所谓“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他们号召和社会民主主义坚决分裂，以革命的方式来反对战争。
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马尔丁诺夫（АлександрСамойловичМартынов，1865年12月24日——1935年6月5日），本名扫罗·萨莫伊洛维奇·皮克尔（СаулСамуиловичПикер），生于明斯克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84年入读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同年参加民意党（НароднойВоля）。1886年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学校开除，并被遣返回原籍。两年后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十年。1899年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流亡国外。1903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二大结束后参加孟什维克，成为孟什维克派重要领导人之一，并在1907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5月上旬回国，积极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十月革命后，逐步脱离孟什维克。1918年—1922年在乌克兰当教师。新经济政策公布后，宣布自己完全赞同俄共（布）。1923年，为了同左翼反对派斗争，当权派吸收他参加俄共（布），让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共产主义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924年进入《共产国际》编辑部。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革命阶段论”与“四阶级联盟”的主创之一。
马克·安德烈耶维奇·纳坦松（МаркАндре́евичНатансо́н，1850年12月25日——1919年7月29日），1868年起参加民粹派运动。1869年被捕。1872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877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893年发起成立“民权党”。1894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902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4年流亡瑞士。1906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在此期间反对革命恐怖主义。一战期间持革命失败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支持布尔什维克。1917年11月发起成立左派社会革命党。1918年公开支持驱散立宪会议。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失败后退党，发起成立革命共产党。1919年因灰心失望移居瑞士，同年在伯尔尼逝世。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МихайловичЧернов，1873年11月25日——1952年4月15日），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在上中学期间参加激进运动。1892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894年被捕。1899年流亡国外。1901年参与创立社会革命党，并担任党报《革命俄罗斯》编辑。1903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并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08年辞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二月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副主席。1917年5月—7月出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5日—6日任立宪会议主席。内战期间参加了白军的反革命活动，1920年流亡布拉格。1926年脱离社会革命党。1940年流亡美国，1943年死于纽约。
扬·安东诺维奇·别尔津—季耶美利斯（ЯнАнтоновичБерзиньш-Зиемелис，1881年9月29日——1938年8月29日），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08年起先后流亡德国、瑞士、比利时、英国、法国和美国。1917年回国并担任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参与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同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8年4—11月任苏俄驻瑞士全权代表。1919—1920年任拉脱维亚社会保障和教育委员会主席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1年任苏俄驻芬兰全权代表。1921—1924年任苏联驻英国副外交代表。1924—1925年任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顾问。1925—1927年任苏联驻奥地利全权代表。1927—1929年任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1932—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档案馆主席兼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约瑟夫·赫茨菲尔德（JosephHerzfeld，1853年12月18日——1939年7月27日），生于犹太工厂主家庭，1873年移民美国，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1881—1885年在纽约当律师。1885年返回德国，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学习法律，1887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887年参加社民党。1898—1907年、1912—1918年两次当选国会议员。一战期间反对战争。1917年参与创立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曾短暂担任内务部副部长。1920年代表独立党当选国会议员，同年年底随独立党左派加入德国统一共产党。纳粹党上台后流亡国外，1939年在瑞士逝世。
贝尔塔·塔尔海默（BerthaThalheimer，1883年3月17日——1959年4月23日），1910年加入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翼，参加了哥平根《自由人民报》和《平等报》的编辑工作。1916年出席了昆塔尔会议和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会议，参加了“国际派”的筹建工作，1917年3月被捕，10月被判处两年监禁。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与创立德共（斯），1925年参与创立红色妇女与少女协会（RotenFrauen-undMädchenbundes），1929年被开除出党，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纳粹篡权后，于1941年被关进集中营，1945年5月获救。二战后继续参加“工人政治”集团的活动。她是奥古斯特·塔尔海默的姐姐。
[21]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КарлБернгардовичРадек），真名卡洛尔·索贝尔松（KarolSobelsohn，1885年10月31日——1939年5月19日），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过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捕和关押过一年。后来在波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编辑部中工作。1912年被波兰党开除，1913年被德国党开除。一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19年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19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至1923年。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1927年因此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以“间谍罪”被判刑。1939年遇害。1988年恢复名誉。
[22]约翰·克尼夫（JohannKnief，1880年4月20日——1919年4月6日），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当过教师。1905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不莱梅当记者。曾师从潘涅库克。1914年参与组织反对派，1916年参与创办《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后参加“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赞成反对派同社民党右翼决裂，并宣布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与拉狄克保持着联系。1917年（或1918年）流亡荷兰，与戈尔特和潘涅库克合作，与斯巴达克斯同盟进行论战，反对加入独立党，拒绝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后因病重开刀，术后不治而死。
[23]尤里安·博尔夏特（JulianBorchardt，1868年1月13日—1932年2月16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曾在多家社会民主党报纸担任编辑，1907年至1913年间在社民党中央教育委员会工作，1911年至1913年间被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拨款，主张左派脱离社民党，同年退出社民党。1915年，柏林和不来梅的一些激进派推他为首领，成立了“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后来改为“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这一派别公开反对战争和沙文主义，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派。博尔夏特是该派唯一一个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人。1916年他主办的《光线》杂志被停刊后，他又主办了《灯塔》（Leuchtturm）杂志，而《灯塔》很快也被停刊了。1917年起，他同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同盟内的主流派意见不合，便辞职了。1918年12月，他被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开除，后来同德国共产党接触，但德共对他态度冷淡。此后他再也没有参加任何政党。1921年他重新主办《光线》杂志。他还曾在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任教。1931年，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邀请他去讲学，他原本打算赴任，但因病重未能成行。
[24]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Lasalle，1825年4月11日——1864年8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3年创建了当时最大的、最重要的德国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任主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同他的机会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
[25]弗里德里希·威廉·莱因霍尔德·皮克（FriedrichWilhelmReinholdPieck，1876年1月3日——1960年9月7日），出身于木工家庭，1894年参加工会运动，1895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6年以前一直在不莱梅当木工，1906年至1910年在当地党组织工作。1910年起在柏林负责党的教育工作。他虽然同艾伯特一起工作，但支持社民党左翼。1914年成为国际派成员，1915年5月被捕，1915年10月被征召入伍，1917年8月因抗命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918年1月逃到荷兰。1918年11月返回德国，被李卜克内西介绍加入革命工长组织。先后当选为斯巴达克斯同盟和德共（斯）的中央局委员，1919年1月成为李卜克内西的亲密助手，同李卜克内西一起被捕，后获释，1919年7月再次被捕，同年9月获释。1921年根据中央局的命令尽力在鲁尔进行妥协。后属德共右派，支持布兰德勒，1924年支持中派，领导国际工人救济总会的工作，1926年领导柏林地区的工作。1929年做了自我批评，并向斯大林屈服，1928年起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1年起任共产国际书记、主席团委员，长期担任共产国际的巴尔干事务书记。1933年至1938年流亡巴黎。1938年回到莫斯科，二战中在自由德国委员会工作。1945年回德国，任德共主席。1946年起任统一社会党主席，从1949年至逝世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
[26]胡戈·埃贝莱因（HugoEberlein，1887年5月4日——1941年10月16日），工业绘图员，1905年参加工会运动，1906年加入社民党。1914年8月参加社民党反对派核心，组织了柏林的一个重要的社民党组织。1917年加入独立党，1918年11月入选斯巴达克斯派中央局，负责财政，活跃于柏林市诺伊克伦区（Neukölln)的工人苏维埃中。德共（斯）成立时当选中央局委员，用马克斯·阿尔布雷希特（MaxAlbrecht）的化名参加了共产国际一大，曾为德共（斯）批评共产国际“过早”成立的观点进行辩护，未成功，并投了弃权票。共产国际执委会很信任他，并把财产交给他保管；并曾领导德共的M机关（Militärapparat，即军事机关）。在三月行动中，为“挑拨活动”出了很多力。他的不光彩的事被《前进报》曝光后，流亡莫斯科，后来返回德国，继续在地下机关中工作。后来支持布兰德勒。1923年底支持中派，1928年同调和派合作，被开除出政治局，然后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被下放到国际机关中工作，但保留了他在普鲁士邦议会中的议员席位（1921年至1933年）。1933年流亡法国，被法国当局逮捕后驱逐出境，逃到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遇害。后获平反。
[27]里夏德·米勒《从德皇帝国到共和国：世界大战期间革命工人运动史》，两卷本。柏林马列克出版社1924年版。
里夏德·路易斯·米勒（RichardLouisMüller，1880年12月9日——1943年5月11日），出身工人家庭，当过车工。负责领导柏林五金工会的车工部门。1914年领导了反对战争的反对派，组织了革命工长网络。在1916年6月、1917年4月和1918年1月组织了三次群众罢工。后被征召入伍。1918年11月任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反对召开国民议会。反对革命工长组织与德共（斯）合并，反对一月起义。1919年3月在柏林领导罢工。后领导工会和独立党内的左翼反对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被德共开除出党，1929年退出政治活动，转而经营房地产。
[28]埃里希·弗里德里希·威廉·鲁登道夫（ErichFriedrichWilhelmLudendorff，1865年4月9日——1937年12月20日），出身于地主家庭，1882年参军，1894年起在德军总参谋部工作，1905年进入总参谋部第二处工作，参与了施里芬（Shliefen）计划的制定。一战爆发后任德军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参加了对比利时的侵略，1914年8月底任第八集团军参谋长，1916年8月任军需总监。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与苏维埃俄国政府的谈判。1923年参加了纳粹党的“啤酒馆暴动”，后被判无罪。1924年至19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5年被纳粹党和德国人民自由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中败给了兴登堡。此后逐渐与纳粹党疏远。1937年在慕尼黑逝世。
[29]马克斯·莱希皮奇（MaxReichpietsch，1894年10月24日——1917年9月5日），当过机械师，1914年应征入伍，参加了海军。1917年在水兵中间建立了革命组织，并与柏林的独立党领袖建立了联系。1917年8月26日被当局当作“叛乱头目”逮捕，与多名同志一起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17年9月5日与科比斯一起在科隆英勇就义。
[30]阿尔宾·科比斯（AlbinKöbis，1892年12月18日——1917年9月5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12年志愿参加海军。1917年与莱希皮奇一同在海军中建立革命水兵组织，同年8月26日与莱希皮奇、贝克斯、萨赫泽和威廉·韦伯（WilhelmWeber）一同被捕，后被反动法庭判处死刑，9月5日与莱希皮奇一起在科隆英勇就义。
[31]参看伊卡路斯：《威廉港暴动》，伦敦自由出版社1944年版。
“伊卡路斯”是恩斯特·施耐德的绰号。恩斯特·施耐德（ErnstSchneider，1883年7月23日——1963年？月？日），生于柯尼斯堡，当过码头工人和水手，曾参加社民党，后转向无政府主义，积极参加了十一月革命，1919年1月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1920年9月奇迹般地越狱。同年参加了不莱梅共工党组织的创建工作。1923年积极参加了汉堡起义的准备工作。1926—1929年担任不莱梅德国海员协会（DeutscherSeemansbund，DSB）书记。1935年被捕，1939年流亡英国，参加了流亡的德国无政府主义运动。
[32]关于同时代人对德国抵制运动的记述，可参看艾米尔·巴尔特：《来自德国革命的车间》，1919年（？）版。这本内容混乱的报导曾遭到同时代作家的严厉批评，但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史料。另可参看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德国革命：它的产生和得救》，柏林1920年版。欧根·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史：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和发展》，柏林1922年版。
欧根·普拉格（EugenPrager，1876年5月31日——1942年1月？日），生于普鲁士邦西里西亚省拉蒂波尔县（LandkreisRatibor）一个犹太裔裁缝家庭，青年时参加社民党。曾为多家社民党报刊当过记者。1914年4月担任《莱比锡人民报》副总编。一战爆发后，持反战立场。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担任独立党机关报《自由报》编辑。1920年反对与德共合并，独立党分裂后，留在独立党右派。1921年编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担任《前进报》编辑。纳粹上台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1月被驱逐到里加的犹太人隔离区，在抵达里加之后当即遇害。
[33]1911年米歇尔斯写社会主义政党概论那部著作时（罗伯特·米歇尔斯：《现代民主主义中政党活动的社会学分析》，莱比锡1911年版），他甚至没有提到列宁或托洛茨基，虽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党组织。另一方面，卢森堡这个名字却在索引中出现了十次。
威廉·罗伯特·爱德华·米歇尔斯（WilhelmRobertEduardMichels，1876年9月9日——1936年5月3日），德国社会学家，曾师从韦伯。参加过德国社会民主党，1907年退党，一战后参加了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党。
[34]崩得（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于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
[35]雅科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加涅茨基（Яков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Ганецкий，1879年3月15日——1937年11月26日），189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1903—1909年在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内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活跃于波兰，1907年起被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1917年与德国政府进行交涉，最终使德国政府同意让列宁经过德占区回国。十月革命后先后从事银行和外交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后获平反。
[36]亨利克·瓦列茨基（HenrykWalecki，1877年9月6日——1937年9月20日），本名马克西米利安·霍尔维茨（MaksymilanHorwitz），出身于华沙一个犹太家庭，青年时参加波兰社会党（PolskiejPartiiSocjalistycznej），1906年波兰社会党分裂时他参加了左派。1918年参与创立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1918年至1919年、1923年至1925年间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至1924年当选政治局委员。1922年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5年平反。
[37]《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2页。
[38]同上书，第351页。
[39]同上书，第339页。
[40]这里概括说明的思想，是由列宁在一篇发表于1901年8月的文章《从何着手》（英文本《列宁全集》，纽约1929年版，第4卷，第1部，第104页以下）首先提出来的。次年，这种思想在著名的小册子《怎么办？》（同上书，第2卷，第91页以下）中得到发挥。这两篇都是论战性的文章，抨击的对象是经济派，一个想把新兴的工人运动主要导向工联主义道路的俄国社会主义思想流派。
在近来的讨论中，列宁关于职业革命家的想法已经成为主要的攻击对象，因为它使中央委员会掌握了莫大的权力；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列宁所说的职业革命家已经和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密探等同起来。然而，虽然斯大林的国家党确实是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为基础的，这个事实只不过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的一个方面，除此以外，使得一个谋取政权的革命地下组织在一旦取得政权后便发生变态的，还有其他种种因素——而这正是本书所要研究的主题。
[41]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Blanqui，1805年2月8日——1881年1月1日），法国革命家，他参加了从1830年直到巴黎公社的所有起义，并曾在狱中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他七十六年的人生中，有三十三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鼓吹通过由经过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阴谋家组成的小集团发动武装起义进行革命的理论，并反对马克思的群众行动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的革命活动和英勇献身精神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对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观点给予原则性的批评。
[42]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是法国革命家，在1839年企图发动政变，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时候，刚好赶上参加1848年的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时期，他正在狱中。公社的领袖大约有一半是布朗基主义者。他组织了不少地下“俱乐部”，主张必须通过“革命的专政”来打赢“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战争”。
[43]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载《新时代》（斯图加特1904年版），第22卷，第1部，第484—492页和第529—535页。当列宁送去答辩的文章时，《新时代》（德国党的主要理论刊物）的编辑以文章观点不明确为理由拒绝刊登。这篇文章后来在俄国印出，题为《寓言喂不了夜莺》。即使到后来，这家刊物也从不发表列宁的文章，只是在他所写的《论专政问题》一文受到该刊评介的时候，他的名字才在1921年的索引中出现过一次。
[44]列宁在保卫他的组织理论时，不仅要反对经济派和后来的卢森堡，而且要对付俄国运动中的许多反对者，在这些反对者中，我们在这里只提一下托洛茨基，但是，如果把事情说成是即使在这时候，在布尔什维主义初期，民主派托洛茨基就反对专制派列宁，就未免过分简单化了。列宁抨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具有反民主性质，提出他自己的工农民主专政论与之抗衡，托洛茨基对党的集中化提出批评，为革命任务划定了更为狭窄的范围，并且把立即实现这些任务的责任限制为主要由无产阶级来承当。
[45]《1907年8月16日至24日在斯图加特举行的第七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布鲁塞尔1908年版，第152页以下。获得通过的决议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如果出现了战争爆发的威胁，工人阶级和他们在议会里的代表们在社会主义国际局牢固的支持下有责任采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尽力设法防止战争的爆发。这种方法自然应该随着阶级斗争和一般政治形势的紧张程度的有所不同。”
“如果战争仍然爆发了，他们的责任就是设法迅速制止战争以及尽他们的全力利用战争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危机来唤起人民，以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译文引自福斯特著《三个国际的历史》中文本，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35—236页）
[46]艾米尔·王德威尔得（Émile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1937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47]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Осипович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间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
[48]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ПавелБорисовичАксельрод，1850年8月25日——1928年4月16日），早年受巴枯宁影响参与革命运动。1879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孟什维克取消派领导人，主张取消秘密党，建立合法的“工人代表大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海外书记处成员。一战爆发时持护国主义立场，支持协约国。二月革命后回国，主张与参战国进行和谈。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使团团长。十月革命前出访国外，后公开支持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1928年死于柏林。
[49]八月联盟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后试图与党对抗的各个派别结成的联合组织，在1912年8月12—20日（8月25日—9月2日）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成立，倡议者是列·达·托洛茨基。这次代表会议在维也纳举行，出席的代表共29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8名：彼得堡“中央发起小组”2名，崩得4名，高加索区域委员会4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4名，莫斯科调和派小组1名，塞瓦斯托波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黑海舰队水兵组织各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1名：组织委员会代表2名，维也纳《真理报》代表1名，《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代表1名，《涅瓦呼声报》代表1名，莫斯科取消派小组代表1名，波兰社会党—“左派”代表4名和以个人身分参加的尤·拉林。29人中只有3人来自俄国国内，其余都是同地方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的侨民。普列汉诺夫派——孟什维克护党派拒绝出席这一会议。前进派代表出席后很快就退出了。代表会议通过的纲领没有提出成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而仅仅提出了宪法改革、全权杜马、修订土地立法、结社自由、“民族文化自治”等自由派的要求。八月联盟还号召取消秘密的革命党。代表会议选出了试图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抗衡的组织委员会，但它在俄国国内只得到少数取消派小组、《光线报》和孟什维克七人团的承认。八月联盟成立后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瓦解了。关于八月联盟的瓦解，还可参看《“八月联盟”的空架子被戳穿了》、《论高喊统一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两文（见本卷第30—33页和第194—216页）。
[50]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Васильевич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51]“前进”集团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党集团。它是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由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1909年12月在它们的派别活动中心卡普里党校的基础上建立的。该集团出版过《前进》文集等刊物。前进派在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上与取消派－呼声派以及托洛茨基分子紧密配合行动。他们设法使全会承认“前进”集团为“党的出版团体”，并得到中央委员会对该集团刊物的津贴，在全会以后却站在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的立场上尖锐抨击并且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1912年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后，前进派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起来反对这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
由于得不到工人运动的支持，“前进”集团于1913年实际上瓦解，1917年二月革命后正式解散。
[52]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温什利希特（Иосиф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Уншлихт，1879年12月31日——1938年7月29日），1900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1907至1911年任波兰王国—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州委委员、罗兹区委委员、总理事会成员。多次被逮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布尔什维克六大代表，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1919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和立陶宛—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同年4月至12月任第十六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12月至1921年4月任西方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兼任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3年任契卡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供给部长。1925年至1930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27年起并兼任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3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至1935年任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局长，1935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院书记。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53]伊涅莎·阿尔曼德（InèsArmand，1874年4月26日——1920年9月24日），法国裔俄国革命家。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比利时。1912年秘密回国，当即被捕。1913年获释后流亡芬兰。二月革命后随列宁一道回国。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妇女部部长。1920年在高加索因感染霍乱而逝世。
[54]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党史》，附有唐恩所著的附录：《1908年以后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柏林1928年版，第268页。
[55]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关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篇论文》，柏林1913年版。
[56]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AtkinsonHobson，1858年7月6日——1940年4月1日），英国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
[57]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彼得格勒1917年版。并可参看瓦尔加与门德尔森合编：《关于弗·伊·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新材料》，纽约1940年版。
[58]《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提纲》，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发表于政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1916年4月第2号；转引自德文本《列宁全集》第19卷，维也纳1930年版，第528页以下。
[59]参看《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6页。
[60]参看《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7—318页。
[61]参看《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8页和第147页。
[62]后来，列宁用下列一段话总结了他和卢森堡一生之间的分歧：
“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1903年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上犯过错误；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年在监狱里写的著作中犯过错误（1918年底1919年初出狱后，她已经纠正了自己的大部分错误），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
——参看《政论家的短评》。《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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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资本论（李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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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资本论
（李季）
内容
主旨
特点
批评
历史
读法
资产阶级的态度
俄法文的译本
无产阶级的态度
达尔文的共鸣
与《共产党宣言》的比较
世界一切有文化的国家对于《资本论》都有译本，可是就作者所知，在德、俄、法、英、意、日等早已刊布此书的先进国中，至今还没有人将这部名著的内容、主旨、特点、批评、历史和读法，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所持的态度等等概括介绍出来，使人们于读此书之前，知道一些应当预先了解的事件，实为学术界中一个缺点。现在国人具有愿意研究《资本论》的强烈倾向，但苦不得其门而入，特发表此文，以资参考。不过本文只是拙著《马克思——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上编第三册中的一章，本书下编既有专章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为避免重复起见，故对于这一点略而不言，作者此时正在整理第三册，又无暇在此补足，这是要请读者特别原谅的。
季子附识。
“《资本论》的出现对于马克思物质的地位，毫无所改变。然此书却指出他的生活中一个转向点。并且使一般仇敌必须承认他为第一流学问上的思想家。”（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编者小引二二页）我们承认倍倍尔和伯恩斯坦于校订马、恩两氏书信录时所说的这几句话是十分正确的。关于《资本论》的出现为马克思生活中一个转向点一节，恩格斯于此书付刊时即已说过（参看本书第二册三六四页），本书以后的叙述也可以表现出来，此处用不着多讲。现在单就倍、伯两氏最后一句话引伸几句。马克思秉质极高，又生性好学，在“少年时代”，已经是学识优长。崭然露头角，所以赫斯赞美他对于哲学造诣之深，而叹为合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为一人（参看本书新版第一册三九页）。迄他移居巴黎，亡命布鲁塞尔，思想发生变迁，学业与时俱进，因此发现历史的唯物论。他为“第一流学问上的思想家”的证据是明白表现出来了。后来遁迹伦敦，潜心学术，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开经济学的新纪元，为无产阶级在理论上独树一帜，他为“第一流学问上的思想家”的证据又明白表现出来了。然当时的人士，不必说他的仇敌，就是一般朋友也很少确切看出并承认他是一个“第一流学问上的思想家”，观于李卜克内西和毕士坎蒲对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好评（参看本书第二册三五一页），即可见一斑。然自他自认为“主要著作”（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三三二页）的《资本论》出世，表见其精深博大，自成一家言，不独是普通一般人称之为“劳动阶级的圣经”（见英文《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序言三〇页，一九二一年芝加哥出版），就是马克思的仇敌，只要不是完全盲目的，或成见极深的，也不能不承认此书为千古杰作，不能不承认作者为“第一流学问上的思想家”。因此《资本论》的出现在马克思的生活史上确是一个新阶段的起点，故我们特据此为他的晚年时代的开端。
马克思的《资本论》共有三大卷，这仍是继续从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不过他后来觉得这部书所论的多属于资本的问题，名之为《资本论》，较为妥当，然他在书上所标的副题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他在世之日，《资本论》只出了第一卷，其余第二第三两卷是他死后由恩格斯于一八八五年和一八九四年两次校订出版的。本书下编既有专篇论马氏的经济学说，《资本论》中的学说，此处自不必提及，惟将其内容、主旨、特点各项略说一下.
《资本论》第一卷所论的为资本的生产进程（DesProduktionsprozessdesKapitals），共分七篇。第一篇论商品与货币，计三章，第一章商品，第二章交换进程，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
第二篇论货币转变为资本，计一章，即第四章，章名与篇名相同（按英文译本将这一章的三项作为三章，即：一，资本的一般程序；二，一般程序的矛盾；三，劳动力的买卖）。
第三篇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计五章，第五章劳动进程与价值增殖进程，第六章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第七章剩余价值率，第八章工作日，第九章剩余价值率与量。
第四篇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计四章，第十章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第十一章协作，第十二章分工与手工工厂业，第十三章机械与大工业。
第五篇论绝对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计三章，第十四章绝对与相对剩余价值，第十五章劳动力价格与剩余价值大小的变化，第十六章剩余价值率的各种程式。
第六篇论劳动工资，计四章，第十七章劳动力的价值（又价格）变成劳动工资，第十八章计时工资，第十九章计件工资，第二十章各国劳动工资的差异。
第七篇论资本的蓄积进程，计五章，第二十一章单纯再生产，第二十二章剩余价值变成资本，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蓄积一般的定律，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的蓄积（按英文译本将本章改作一篇，将其中的七项改作七章，即一、原始蓄积的秘密，二、农民被驱逐于土地之外，三、十五世纪末叶以来对于被驱逐者的残酷立法，减少劳动工资的法律，四、资本主义佃农的兴起，五、农业革命对于工业的反响，替工业资本创造国内市场，六、工业资本家的兴起，七、资本主义蓄积历史的倾向），第二十五章近世殖民的学说。
概括地讲起来，这一卷向我们指出价值和剩余价值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因此揭露资本的生产场所的历史、本质、营业技术的和经济的秘密。我们在此处所看见的唯一重要事件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而阶级争斗即根源于此。
《资本论》第二卷所论的为资本的流通进程（DerZikulationsprozessdesKapitals），共分三篇。第一篇论资本的转形及其循环，计六章，第一章货币资本的循环，第二章生产资本的循环，第三章商品资本的循环，第四章循环进程的三种公式，第五章流通期间，第六章流通费用。
第二篇论资本的回转，计十一章，第七章回转的期间与度数，第八章固定资本与流通资本，第九章投资的总回转，回转的循环，第十章关于固定与流延资本的学说，重农主义者与亚当·斯密，第十一章关于固定与流通资本的学说李嘉图，第十二章工作时期，第十三章生产期间，第十四章流通期间，第十五章回转期间对于投资大小的影响，第十六章可变资本的回转，第十七章剩余价值的流通。
第三篇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计四章，第十八章引论，第十九章过去对于本问题的讨论，第二十章单纯的再生产，第二十一章蓄积与扩大再生产。
概括地讲起来，这一卷引导我们到资本的和商品的市场，探讨资本循环的各种形态，说明资本家实现曾经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即换取货币——以便再行购买生产工具和劳动力，使生产进程得以继续下去。
《资本论》第三卷所论的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进程（DasGesamtprozessderkapitalistischenProduktion），共分七篇。第一篇论剩余价值化作利润与剩余价值率化作利润率，计七章，第一章成本费价格与利润，第二章利润率，第三章利润率对剩余价值率的关系，第四章回转对于利润率的影响，第五章应用不变资本的经济，第六章价格变动的影响，第七章附注。
第二篇论利润化作平均利润，计五章，第八章不同的生产部门因资本的组成不同而有不同的利润率，第九章一般的或平均的利润率的构成与价值化作生产价格，第十章竞争引起一般利润率的均衡，市场价格与市场价值，第十一章劳动工资一般的变动对于生产价格的影响，第十二章补注。
第三篇论利润率下降倾向的定律，计三章，第十三章定律的本身，第十四章反对作用的原因，第十五章定律内部矛盾的发展。
第四篇论商品资本与货币资本转变为商品交易资本与货币交易资本，计五章，第十六章商品交易资本，第十七章商业利润，第十八章商人资本的回转、价格，第十九章货币交易资本，第二十章商人资本历史的材料。
第五篇论利润分作利息与企业利润，担负利息的资本，计十六章，第二十一章担负利息的资本，第二十二章利润的分配，利息率，“自然的”利息率，第二十三章利息与企业利润，第二十四章在担负利息的资本形态中资本关系的具体化，第二十五章信用与空资本，第二十六章货币资本的蓄积及其对于利息率的影响，第二十七章资本主义生产中信用的任务，第二十八章流通媒介与资本，图克（Tooke）和佛拉顿（Fullarton）的见解，第二十九章银行资本的成分，第三十章货币资本与实在资本（一），第三十一章货币资本与实在资本（二），第三十二章货币资本与实在资本（三），第三十三章信用制度底下的流通媒介，第三十四章货币原理与一八四四年的英国银行立法，第三十五章贵金属与汇兑率，第三十六章资本主义以前的状况。
第六篇论剩余利润化作地租，计十一章，第三十七章引论，第三十八章差额地租，总论，第三十九章差额地租的第一种形态（差额地租一），第四十章差额地租的第二种形态（差额地租二），总论，第四十一章差额地租二，第一例：不变的生产价格，第四十二章差额地租二，第二例：下降的生产价格，第四十三章差额地租二，第三例：上升的生产价格，结果，第四十四章差额地租与最劣的耕种土地，第四十五章绝对地租，第四十六章建筑地的地租，矿山地租，土地的价格，第四十七章资本主义地租的发生。
第七篇论收入，计五章，第四十八章三位一体的程式，第四十九章生产进程的分析，第五十章竞争的外表，鲸五十一章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第五十二章阶级。
概括地讲起来，这一卷分析剩余价值变为利润：资本家在市场中所实现的剩余价值不是一部分人所能垄断的，必须分配于整个的资产阶级，即以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形态而分给企业家、银行家和地主等等。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谜子至此乃完全解决了。
《资本论》三大卷的内容虽略如上所述，然还可用卢森堡（RosaLuxemburg）几句话最恰当的总括一下：“就这部大著作的全体看，我们可以说：第一卷及其中所发挥的价值律，工资和剩余价值，将现社会的基础赤条条地暴露出来了，第二和第三卷则表现立于这种基础上面的上层建筑物。此外也可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图形形容出来，就是：第一卷示我们以社会有机体的心脏，而血液即产自这个心脏，第二和第三两卷示〔我们〕以全体的血液循环和营养，一直到最外部的表皮细胞为止。”（见梅林《马克思传》三八四页）
哥郞瓦尔德（M.Grundwald）说：“凡在国际资本主义占势力的地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占势力，只有《资本论》占了优势，才能够克服资本主义。这种克服就是指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就是指另一种经济和历史结构体的开始。”（见哥氏《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一三页，一九一二年出版。ZurEinführunginMarx’Kapital）《资本论》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威权，他一占了优势，就可以征服资本主义呢？因为他是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基本著作，或像考茨基所说的一样：“是近世社会主义铁的基础。”（见《工人教育报》一九二三年第三期四页ArberterBildung）可是不独我们在上面说明《资本论》的内容时没有涉及共产主义，即翻遍全部《资本论》，也不能发见关于共产主义的长篇大段的议论，并且在这一部二千余页的宏篇巨制中，简直连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个名词都很少映入我们的眼帘。所以恩格斯说：“有些读者对于此书将十分失望。自许多年以来，有几方面希望他出版。〔他们以为〕真正社会主义的秘密教义和万应灵药终久应在书中揭示出来，当某些人见着此书行世的时候，也许预先想到现在将从书中看见共产主义的福音地是怎样一回事。谁想及这种享乐，谁是根本错误。”（见耶赞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Marx-EngelsArchiv——第二卷四四九至四五〇页，楚柏尔：《恩格斯对于〈资本论〉第一卷的七篇评论》。一九二七年法兰克福出版。——ErnstCzöbel:FriedrichEngls,SiebenRezensionenueberdenerstenBanddes“Kapital”）既是这样，《资本论》怎能称为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基本著作，或“近世社会主义铁的基础”呢？
但我们应当知道，《资本论》所以得若这个称呼，并不是因为马克思像一般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一样，凭着自己的脑子，在书中作出一些共产主义的图案，或订出一些共产主义的条文，以为新社会实行或遵守之具，而是因为他“将近世社会的经济运动律表现出来了。”（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八页）所谓近世社会，“即资产阶级的社会。探讨一定的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起源，发展和消灭——这就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内容。”（见德文《列宁全集》第十八卷二四页，维也纳，柏林出版。——W.I.LeninSämtlicheWerke）或像特洛尔奇所说的一样：“《资本论》是从特别劳动和生产状况的经济中心点出发，对于近世文化作一种极明彻极锐利的分析，他并非一般的国民经济学说，这是一个主要点。此书的确是在极力注重反面〔的意旨上〕，描写近世文化的飞扬，进步，忧患和将来的结局。但这个结局不是文化的灭亡，而是人类新时代的开端与前提，是在大家同样享受从资本主义获得的生产力的结果之下，继续推进这种生产力。进到这一步的转变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世界革命，马克思确信这种革命将除去种种不可保持和矫揉造作的关系，这就是一切人类真正的进步与真正的幸福。”（见《特洛尔奇全集》第三卷《历史论及其问题》三五八至三五九页，一九二二年杜平根出版。（ErnstTroeltschGesammelteSchriftenⅢ.DesHistorismusundseineProbleme.Tübingen.）
我们为使读者深刻了解马克思所谓近世社会的经济运动律起见，特在此略加发挥。借以表现《资本论》的主旨何在。恩格斯称马氏生平有两大发现，其一为“暴露资本主义的生产利用剩余价值的秘密”（见恩氏《杜林的科学革命》一三页，一九二一年斯图加特出版）。托尼斯以为《资本论》的“名称又可以叫做‘剩余价值论’”。（见托氏《马克思传及其学说》一〇九页，一九二一年耶拿出版）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近世社会的经济运动是为资本所宰制，而资本的目的却在于生产剩余价值。
一般资本家购买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制造商品，出售于市场，为的是掠取剩余价值。凡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所含的社会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的价值是由劳动者维持生活和繁殖子孙所需的生活品的价值而成的。例如劳动力每日的价值为一元，资本家即以此数雇用劳动者，作工十点钟。他在五点钟之内所生产的价值等于劳动力的价值（除去资本家所投的资本的价值），然他必须继续作工五点钟，此后所生产的价值便是一种剩余，即一种剩余价值，完全为资本家所垄断。
资本家将劳动者所制造的商品送入市场，实现其中所含的价值与剩余价值后，不独依旧购买生产工具与劳动力从事于生产，并且将剩余价值（除用于消费的一部分外）变作资本（即资本的蓄积），从事于更大规模的生产，以便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同时他们更将各单个的资本集合拢来（即资本的集中），使蓄积的作用扩大并加速，又使资本技术组成（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关系）的革命扩大并加速，于是生产的组织便由单纯的协作进而为手工工厂业，再进而为大工业了。
当最初的资本家出现之时，工资劳动的形态虽已存在，然这种劳动只是例外的，副业的。迨资本家使生产变作一种社会的行动，由许多工人在工厂中着手实行，工资劳动即成为全部生产的常规与主要形态，而工人即以工资劳动为唯一的活动。然生产工具与生产物都为资本家所垄断。这就是社会的生产，与资本家的私有，其中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
这种对抗并非偶然，而且是日趋剧烈的。在一方面，因大资本压倒小资本，小资产阶级相继破产，以致无产阶级的人数日多，在另一方面，因技术进步，机器日精，人类劳动的需要减少，以至无产阶级的失业者日多，形成庞大的产业预备军，随时随地供资本家的驱策去压迫现役劳动军。而“那种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预备军与蓄积的范围及精力保持均衡的定律，将劳动者钉在资本上面，比赫菲斯托斯（Hephastos）火神的楔子将普罗米修斯（Promethsus）钉在岩石上还要坚固。他形成一种贫穷的蓄积，以与资本的蓄积相呼应。所以一方财富的蓄积，同时就是对方——即生产自己的生产物作为资本的阶级——贫穷，劳动痛苦，奴役状况，无知识，凶残和德性堕落的蓄积。”（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五八二至五八三页）
无产阶级既对照着资产阶级而日趋贫困，他的消费即降至极小限度，他所购买的商品仅限于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但在另一方面，因近世机器不断的改良，生产力不断的提高，生产范围不断的扩大，商品的数量有增无已。世界市场虽可加以扩张，但不能和生产的扩张同其步骤，于是发生商业的危机。在危机之中，生产物充斥于市场，无人过问，现金匿迹，信用消失，工业停滞，工人因替资本家生产了过多的生活品，以致自己得不到生活品，而破产之事也层出不穷。大量的生产物和生产力必须加以毁灭，才能够使生产与交换逐渐恢复原状。
但这种危机绝非例外，而是隔若干年出现一次的。“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六六年，总是每隔十年出现一次。后来虽不甚如期表演，然并没有停止。”（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二卷考氏序言二〇页）而且每次出现，比较上次危险更大，蔓延更广，现在简直成为一种痼疾，永久不退了。这种痼疾就是暴露资产阶级再也没有能力管理近世伟大的生产力。
近世无产阶级特别是受了危机的压迫，愈加增进他的反抗，他“因资本主义生产进程自身的机构而受训练，互相联合，并且组织拢来了。资本的垄断变成生产方法的桎梏，这种生产方法本来是在他的下面繁荣的。生产工具的积集和劳动的社会化所达之点，与他们资本主义的外壳不能兼容。这种外壳行将破裂。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撞着丧钟。剥夺者将被剥夺了”。（见同书第一卷六九〇至六九一页）
“由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发生出来的资本家占有方法——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是建筑在自己劳动上面的个人私有财产第一次的反（Negation）。可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依一种自然进程的必然性，产生他自己的反。这是反之反（NegationderNegation.Thenegationofnegation）。这种反之反不再对工人恢复私有财产，但恢复基于资本主义时代所获——即基于协业以及土地和劳动自身所生产的生产工具的公有——的个人财产。
“将基于自己劳动的个人零星私有财产变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比较将资本家的财产——在实际上这种财产已经是建筑在社会的生产营业上面的——变为社会的财产，这种进程自然是更长久，更激烈，并更困难。前者是少数篡夺者掠夺民众，后者是民众掠夺少数篡夺者。”（见同书同卷六九一页）
统观以上各节，便知道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衰落和倾覆都种因于掠取剩余价值。资本家最初所以孜孜汲汲，购买生产工具和劳动力，从事生产，为的是掠取剩余价值。后来发展技术，扩张生产，在世界市场中作猛烈的竞争，为的是掠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但市场有限，人欲无厌，他们因此所生产的商品竟无法出售，于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近世的生产力不断地反抗近世的生产关系，使资本主义不得不陷于孤城日落之境。这是因为他吸收剩余价值太多，消化不了，以致僵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这种发展的进程很详细地剖解出来，就是将他的出路昭示我们，这条出路即共产主义。所以《资本论》虽没有多谈共产主义，却配称为共产主义的基本著作，或“近世社会主义铁的基础”。
《资本论》的主旨既明了，现在当介绍其中足以感人的特点。克卡朴说：“《资本论》第一卷从英国的历史纪录内和国会委员会的蓝皮书中对于资本家夺取剩余价值，引出许多证据，这是英国工业制度中种种弊端的一幅惨淡无光的书图，这是英国工业兴盛中一种黑暗和悽惨的反面。”（见克氏《社会主义史》中文译本上卷一六二页）伯恩斯（C.D.Burns）说，《资本论》的“实在势力似乎是在对于一般学者和享特权者所同声喝采的制度，善于堆积宣告罪状的证据，去反对这种制度。凡不怀成见的人读了《资本论》，对于著者真挚的慈爱，及其反抗工业制度所果无可反驳的证据，不能不印入脑袋中。”（见伯氏《革命原理》三七页。ThePriciplesofRevolution）因为“没有人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样，更‘深入社会确定的具体的关系中’。他花费二十五年的工夫从一切方面去探讨此等关系”（见恩格斯的《住宅问题》七二页，一八八七年霍廷根-苏黎世第二版。——ZurWohnungsfrageHottingen-Zürich1887），而他所列举的英国工业主人虐待男女工人和童工的事实，尤足动人观感，尤足使人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达是由一条血路中厮杀出来，是从千百万工人的身上踏践而过，因此所演成的罪恶，实足遗臭万年，非五大洋的水所能涤荡干净的。
马克思告诉我们：“产业发达的国家对于产业不发达的国家，只是指出其自身将来的模型。”（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七页）现在国际的和国内的大工业在中国许多地方开始萌芽并发展了，工人因生活困苦，待遇不良，举行同盟罢工之事，屡见叠出，“黑暗和悽惨的反面”逐渐暴露出来了。因此我们对于马克思所举工业发祥地的英国资本家虐待工人的事实尤有知道的必要，今特介绍其中最重要的节段如下。
首先从关于男工的讲起。“三个铁路工人——一为守车，一为司机，一为信号手——立于伦敦命案陪审官之前。铁路上一桩极大的惨变将好几百旅客送入阴间地府去了。铁路工人的疏忽是这种不幸事件的原因。他们三人在陪审官之前异口同声说道：当十年或十二年之前，他们的工作每日只有八点钟。至最近五六年中，此项工作增至十四点钟，十八点钟以至二十点钟，当着旅行客车〔开车〕的时候，在旅行者一种特别严厉紧逼之下，他们作工常是经过四十点至五十点钟，不得间断。他们也是凡人，并不是天神。他们的工作能力一达到某种限度便丧失了。他们自然趋于麻木。他们的脑筋不复能想，眼睛不复能看。那些十分‘有体面的’英国陪审官发出一道宣判书，判定这三人是犯了杀人罪，移归审判厅办理，并在宣判书上轻描淡写地加入一个‘附条’，表示诚恳地希望铁路上的资本贵人将来多破费几个钱，购买充分的劳动力，对于榨取所购买的劳动力更‘节省’一点，更‘自制’一点，更‘顾惜’一点。”（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一卷二〇一至二〇二页，及英文《资本论》一卷二七八至二七九页。按英文《资本论》虽系从德文原本译出，然内中所征引英国事件的文字系由马克思的幼女艾琳娜直接从英文原书抄来，故我们对于此项文字，概以英文《资本论》为根据）
托尔斯泰（L.Tolstoy）因俄国铁路上的运货工人继续作三十六点钟的工，在《现代的奴隶状况》（TheSlaveryofoutTimes）一文中诧为惊世骇俗之事，然以之和英国铁路工人的工作时间相较，犹不免有惭色。上述的变瑞是起于英国的资本家没有购买充分的劳动力，致以人命为儿戏，此外还有因他们节省小费，设备不周，致以人命为儿戏的。“读者知道最近二十年来，麻业大加扩充，而爱尔兰的梳麻工厂因此也增加了。当一八六四年的时候，该处有一千八百个梳麻工厂。照例，一到秋冬两季，一般妇女和少年人——她们都是邻近小农民的妻室子女，完全不知道使用机器——从农场劳动中抽调出来，和麻一起去作梳麻工厂中机轮的养料。关于出险的次数和种类，在机器史上实在是无与伦比。在科尔克（Cork）附近的乞尔的兰（Kildinan）一个梳麻工厂中，自一八五二至一八五六年共发生六次致命的事件和六十次伤残肢体的事件；只要花几个先令的费用，作最简单的设备，这些事变都是可以避去的。敦巴特里克（Downpatrick）的工厂检验医生怀特博士（Dr.W.White）在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所呈的正式报告中说：“梳麻工厂所发生的重大事变是属于一种最可怕的性质。在许多场所，〔工人〕四肢的一部分被截断了，或因此致命，或成为将来的残疾。此处工厂的增加自然会使这些可怕的成绩扩大，如果把这些工厂置诸立法条例之下，便是一桩大幸事。我相信如果对于梳麻工厂加以适当的监督，则生命和按需分配的大牺牲当可免去。”（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卷四二三页，及英文《资本论》一卷五二六至五二七页）
倍倍尔说：一国文明最好的标准，就是妇女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见倍氏《妇女与社会主义》英文本）可是在“文明的”英国，劳动妇女所处的地位的恶劣远在男工之上。“‘露天漂布人’借着没有妇女在夜间作工这句谎话逃出一八六〇年关于漂布业的法律。这种谎话为工厂监察员所发觉，同时国会因工人的请愿，把那在清凉馥郁的草地作露天漂布的提议打消了。在这样蓝天漂布业中，干燥室中的温度常是华氏九十至一百度〔摄氏三二至三八度〕，室中的工作大部分由女孩子担任。‘纳凉’是她们有时从干燥室中逃到新鲜空气中所用的专门术语。‘十五个女孩围着火炉。麻布须有八十至九十度〔摄氏二十七至三十二度〕的温度，而葛布则须在一百度〔摄氏三十八度〕以上。另有十二个女孩在一间十方尺左右的小房中熨布和上浆，在这小房的中心地方安着一个紧闭的火炉。女孩子们围炉而立，炉中常吐出一种可怕的热气，使葛布迅速干燥，以备熨布人作工。她们的工作时间没有限制。当忙碌的时候，作工常至晚间九点钟或十二点钟，并继续许多夜不停止。’（见一八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的报告五六页）一个医生宣言：‘没有规定特别的时间纳凉，但当温度太高，或她们的手为汗水所污的时候，才准出来休息几分钟。……我对于疗治火炉工人的病症所得的经验——这是很多的——强迫我发表一种意见，就是，她们的卫生状况决不如纺纱厂中的工人（资本在向国会的请愿书中描写她们非常健康，肉色和红萝布一样）。她们中间最显著的病症，是痨瘵症、喉管火症、膀胱作用失去常态的病症、最剧烈的神释昏乱病和风湿症。我相信所有这些病症都是直接或间接起于工人在工作室中的空气不清洁和热度过高，并且是起于她们于冬季归家时缺乏适体的衣服，可以抵抗湿冷的空气’（见同书五六至五七页）。”（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一卷二四四至二四五页，及英文《资本论》一卷三二五页）
照基督教讲，地狱中尽是火，凡罪人及不信教的人死后当投入狱中，这种神道设教的话原属“子虚乌有”，即令真有其事，也只在阴间地府；然我们一看马克思上节所征引的事实，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为着生产剩余价值，阳世中也设有“活地狱”，而一般没有罪的，甚至于还是信奉基督教的青年女子竟被投入其中。可是英国的资本家不独替青年女子设备了基督教所宣传的“火地狱”，并且还替她们设备了基督教所未曾宣传的“窒息苦役地狱”。“在一八六三年六月最后的一个星期中，全伦敦的日报登载一段记事，应用‘纯因工作过度而死’，这种‘惊心怵目的’标题。这是讲一个女裁缝瓦克莱（M.A.Walkley）是致死的事，她年二十岁，被雇于一家信用素著的制衣店中，受一个芳名伊利斯（Elise）太太的掠夺。古来常讲的故事又重新出现，此等女孩子每日平均作工十六点半钟，逢着生意忙的时候，常是继续作工至三十点钟，她们垂尽的工作力是靠先勒酒，葡萄酒，或咖啡的偶然供给来恢复的。那时的生意异常忙碌。〔店中〕必须在顷刻之间，替一班贵妇人制成一些华丽的服装，以便其参加欢迎新到的王太子妃的跳舞会。瓦克莱已经作了二十六点半钟的工，没有间断，此外同作工的还有六十个女孩子，三十个人在一间房中，而这间房所供给的空气，只有她们所需的空气立方尺三分之一。到了夜间，她们两个人一对，睡在窒息的洞中，里面的睡房是用木板隔开的。然这还是伦敦最好的制衣店之一。瓦克莱于星期五起病，星期日死去，伊利斯太太对于她不预先将手中的工作做完，〔便尔死去〕，大为惊讶。凯思（Keys）医生来到死者的床前太迟，他在命案检查官的面前正当证明，‘瓦克莱之死是由于在人数拥挤的工作室中做长时间的工，并且是由于寝室太小，空气不良。’命案检查官为着给这位医生以一种善于处世的教训起见，发出判词道：‘死者是由于中风，但在人数拥挤的工作场中作工过度，死得更快，这也许是一种理由。’自由贸易论者哥布登（Cobden）和伯来脱（Bright）的机关报《晨星》（MorningStar）大声疾呼道：‘我们的白奴啊，我们的白奴啊，劳苦终身，大部分是静悄悄地凋谢了，静悄悄地死去了。’”（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一卷二〇三至二〇四页，及英文《资本论》二八〇至二八一页）
瓦克莱为着替伊利斯太太生产剩余价值而死，后者犹以她未将手中的工作做完，引为憾事，资本家唯利是图，不顾工人死活的心理由这位太太尽情暴露出来了。可是资本家雇用女郞做长时间的工作，因劳致死，祸犹只及于作工者的本身，他们还雇用有孩子的妇女做长时间的工作，不独直接害及这些妇女，并且间接戕杀她们的小孩了。“在英国十六个注册区中，每十万个一岁以下的儿童，每年平均只死去九千（有一区只死去七千零四十七）；在二十四区中这种死亡超过一万，但少于一万一千；在三十九区中，超过一万一千，但少于一万二千；在四十八区中超过一万二千，但少于一万三千；在二十二区中超过二万；在二十五区中超过二万一千；在十七区中超过二万二千；在十一区中超过二万三千；在荷阿（Hoo），乌尔味罕普吞（Wolverhampton），亚施顿（Ushton-under-Lyne），和布列斯頔超过二万四千；在诺定昂（Nottingham），斯它克波尔特（Stockport），布刺德佛德（Bradford）超过二万五千；在卫斯俾芝（Wisbsesch）为二万六千；在曼彻斯特为二万六千一百二十五。（见《公共卫生第六次报告》三四页，一八六四年伦敦出版）一八六一年的官场医生调查指明死亡率之高，除掉地方上的原因外，大都由于母亲被雇离家，结果对于小孩的照顾不周，待遇也不良，如营养不足，食物不相宜，给予安眠药，和其他等事都是；此外，在母亲和子女之间又发生一种不自然的疏远之情，此事的结果是故意饿死和毒死小孩子。（一八六一年的调查……又指明曾经新描写的情形之中，母亲因职业的关系，对于小孩子的照顾不周，待遇不良，以致小孩子流于夭折，然母亲丧失了对孩子的自然感情达到一种深可悲着的地步——她们对于子女的死亡大概不甚关心，有时甚至于……用种种直接的方法以速其死）在那些‘雇用妇女最少的农业区域，〔小孩子的〕死亡率便甚低。’”（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一卷三四二页及英文《资本论》一卷四三四至四三五页）
劳动者的婴孩既因母亲在工厂中作工，不免大批的夭折，或被毒死，即幸免于死，稍长也还是要受自己父母的掠夺。“一八六六年儿童雇佣委员会最后的报告说，‘两性的儿童所需的保护，所当防备的人，无过于自己的父母，由全部证据看来，不幸此事是显然无疑的，并且达到一种可悲痛的程度。’普通对于儿童劳动作无限制的掠夺的制度，和特别所谓家庭劳动‘所以能够维持下去，只因做父母的人不受限制，不受拘束，能对于他们幼小娇嫩的儿女，行使这种专擅的和恶作剧的势力。……父母不当具有绝对的权力，使自己的儿女仅成为获得许多星期工资的机器。……所以儿童和少年人在所有这些场所，可以从立法上正当要求一种自然的权利，就是，凡毁伤他们身体，和减少他们智识及道德的事都当免除’（见儿童雇用委员会第五次及第二次报告）。然这却不是因亲权的滥用造成资本主义直接或间接对于儿童劳动的掠夺；反之，这却是因资本主义的掠夺方法扫去了亲权的经济基础，遂使亲权的行使流于权力的滥用。”（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一卷四三一页及英文《资本论》一卷五三五至五三六页）
劳动者因受资本主义掠夺方法的压迫，对于自己幼弱的子女无所顾惜，而一般资本家对于掠夺儿童劳动，更无所不用其极了。“一八六〇年一月十四日诺定昂所开的一个会议，主席为郡长查尔敦（Charlton）君，他在会中宣言道：‘在和花边业有关系的一部分人口中所受的许多穷困和痛苦是国内其他部分所不知道的，也真正是文明世界所不知道的。……九岁或十岁的小孩子在早晨两点，三点或四点钟的时候，便从他们污秽不堪的床上拖下来，为着一种赤裸裸的生活资料，被逼迫去做工，直至晚上十点，十一点，或十二点钟，他们的四肢凋萎了，体格衰弱，面色苍白，人性全然降至和石头一般的麻木不仁，想起来简直是可怕极了。’”（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一卷一九三页，及英文《资本论》一卷二六八页）
九岁或十岁的小孩子为着获取少量的日食，每日替资本家作工竟达二十点钟，这已经是骇人听闻的事，然他们中间还有继续作工至三四十点钟的。“‘在一个制五金板片的工厂中，名义上的〔工作〕时间是自上午六点钟起至下午五点半钟止，一个男孩子每星期作工四夜，至少要到午后八点半钟，……这样做工六个月。还有一个九岁的男孩子有时将三个十二点钟的班一连做下去，到了十岁，他便两日两夜连起来作工。’第三个男孩子‘现年十岁，……从早晨十点钟起至晚上十二点钟止，连作工三夜，其余的夜间则作工至九点钟止。’‘还有一个男孩子现年十三岁，……从晚间六点钟起作工至异日正午十二点钟止，共历一星期，有时将三班〔的工作时间〕连在一起做，这就是说，从星期一早晨起至星期二晚上止。’‘还有一个男孩子现年十二岁，在斯特夫列（Stavely）一个铸铁工厂中服役，在两星期之中，从早晨六点钟起作工至晚上十二点钟止；他不能再多做了。’”（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一卷二〇七页，及英文《资本论》一卷二八四至二八五页）
十岁或十三四岁的小孩子连日连夜作工，已经是戕贼生机，忍受不了，然他们内中还有受严刑压迫的。“费尔登（Flelden）宣言：‘在德被州（Derbyshire）及诺定昂州，特别是在兰卡州，新发明的机器应用于建筑在河流能转水轮的河边的大工厂中。此等地方忽然需要从远处城镇招来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兰卡州素为不毛之地，居民较少，当时所需要的就是居民。纤小敏捷的指头，明白些说，小孩子是最需要的，于是从伦敦北明翰和其他地方各种教区工厂中招致学徒的规例马上兴起来了。成千成万不幸的儿童从七岁至十三四岁，都被送到北方去作工。这种规例是主人须以衣服供给学徒，并使之食宿于用近工厂的学徒室中；监工人被派出来监督工作，后者的利益在使儿童极力作工，因为他们的报酬是以他们所诛求的工作量为比例的。残忍暴虐自然是〔此事的〕结果。……在许多制造区中，恐怕特别是在我所属的那一个恶区〔兰卡州〕中，最堪痛心的残忍暴虐之事，实行加在这些受制造主照顾的无辜和孤立的儿童身上；他们因过度的工作，烦恼得要死，……他们遭鞭挞，被捆绑，受刑罚，备极惨酷的能事；……在许多场所，当被鞭打去作工的时候，他们饥饿到露出骨头来了，……有时甚至于被迫而自杀。……德被州、诺定昂州、兰卡州美丽的和富于风韵的幽谷一逃出公众的眼睛，便变为最严刑和杀戮的悽惨荒凉之所。制造业的利润极大；此事本来当满足〔他们的〕欲壑，竟反扩充了〔他们的〕的欲壑，因此制造家又借助于一种计划，似乎要使自己获得利润，没有任何限制；他们开始实行所谓夜工，这就是说，既使一班人在日间作工而致疲劳，又另换一班人去做夜工；夜班〔的人〕才离床，日班〔的人〕即睡上，反之，日班〔的人〕在早晨才离床，夜班〔的人〕又复睡上。兰卡州一句普通相传的话是，从来没有冷床’（见费尔登《工厂制度的祸患》——TheCurseoftheFactorySystem——五至六页，一八三六年伦敦出版）。”（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一卷六八六至六八七页，及英文《资本论》一卷八三一至八三二页）
就以上三段话看来，便知道无产阶级的儿童因作工所受的痛苦远过于少年及成年的男女工人；然这还是就七岁以至十三四岁的小孩子讲的，此外还有四岁至六岁的小孩子也要去替资产阶级作苦工。“花边的制造不是在所谓‘女主人院’中完成，就是在各妇人自己的家中完成的，她们或有小孩子的帮助，或没有这种帮助。开设‘女主人院’的妇女自己也十分贫穷。工作室就是一种私人的住宅。……小孩子开始作工的平均年龄为六岁，但在许多场所，却在五岁以下。通常的工作时间从早晨八点钟至晚上八点钟，内中有一点半钟作为餐时，然饮食一事出现于不规则的闲暇时间，并且常在污秽的工作室中。当着生意忙碌的时候，工作当从早晨八点钟，甚至于六点钟到晚上十点钟，十一点钟，或十二点钟。英国兵营中对于每个兵所规定的空间为五百至六百立方尺，在军用医院中为一千二百立方尺。然在这些工作猪栏中，每人只有六十七至一百方尺〔的空间〕。同时空气中的养料为瓦斯灯所消耗。因为要使花边干净，地板上虽铺有砖或石板，小孩子的鞋仍常被迫脱下，即在冬季，〔也有所不顾〕。‘在诺定昂常有十四个以至二十个小孩子挤在一间不满十二方尺的小室中作工，每二十四点钟内做十五点钟的工，这并不是不通行的，这种工作的本身因为麻烦讨厌和单调无变化，已经令人困倦，并且还是在不卫生的状况中进行的。……甚至于最小的儿童对于工作那种勉强注意和速度，真令人惊讶，他们殆没有让自己的手指停止过，也没有使自己的动作迟缓过。当有时询问的时候，他们从不使自己的眼睛离开工作，因为怕失去一转瞬的时间。’工作时间一经延长，女主人便愈加用‘长鞭子’作为兴奋剂。‘小孩子们遂渐感觉疲倦，对于自己职业的不自在，就和久稽樊笼的鸟雀望着一个终止期一样，这种职业既十分单调，又耗费眼力，并且因〔作工时〕身体姿势的不变动，使人易于疲倦。他们的工作和奴役是一样的。’（见一八六四年儿童雇佣委员会第二次报告十九，二十和二十一页）当妇女和她们的儿童在家——即现今所称的租屋，常为屋顶一居的房子——作工的时候，情形更要坏些。离诺定昂八十英里以内的一带地方都从事于这种工作。小孩子们在晚上九十点钟离开工场时，常接到一捆花边，带回家中去做。资本主义的伪善者由他的一个奴仆代表出来，自然用一句滑头的话来解释此事，说：‘这是给母亲做的，’然他却深知那些可怜的小孩子必须坐在旁边帮助（见儿童雇佣委员会第二次报告第二十一种二十六页）。”（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一卷四〇九至四一〇页，及英文《资本论》一卷五一〇至五一二页）
四五岁的小孩子因为替资产阶级产生剩余价值而作苦工，已属骇人听闻，然尚有一桩万不能相信而又千真万确的骇人听闻的事，就是两岁半甚至于两岁的婴儿也被投入工作室中了！！！“英国枕头花边的制造大概在两个农业区中。……农业劳动者的小屋通常是实行工作的地方。许多制造家雇用这种家庭劳动者至三千名以上，他们大概尽为儿童和少女。在花边制造中所描写的情形，在枕头花边业中又重演一遍，不过那里的‘女主人院’在此处改称‘花边学校’罢了，此等花边学校设在贫穷妇人的家中。儿童在此等学校中作工是从五岁——常是更早些——至十二岁或十五岁；在第一年中最小的儿童每日作工四点至八点钟，以后则从早晨六点至晚上八点或十点钟。‘教室通常是小屋中平常的住房，为避风起见，特将房中的烟突封塞，人们专靠自己的体温抵御寒气，即在冬季也常是如此。在其他场所，所谓教室和小贮藏室一样，没有烧火的地方。……此等巢窟中常是拥挤不堪，而空气的污秽也常达于极点。此外，还有靠近这些小屋旁边的阴沟，厕所，腐败物质，和其他污秽东西所蒸发的有害的气味，渗透进来。’至于讲到距离：‘在一个花边学校中有十八个女孩子和一个女主人，每人只占三十五方尺〔的空间〕；在另一个花边学校中，那种气味令人忍受不住，内中容十八人，每人只占二十四个半方尺〔的空间〕。在这种工业中，两岁和两岁半的小孩子都被雇用作工’（见一八六四年儿童雇用委员会第二次报告二九和三〇页。”（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一卷四一一页，及英文《资本论》一卷五一二至五一三页）
从上述各节的事实看来，英国资产阶级以及附着这个阶级讨生活的奴隶们待遇一般男工，女工和童工，残忍刻薄，暴戾恣睢，真是达到绝顶！英国资产阶级的人常泰然自得，称他们的国家为“快乐的英格兰”（MerryEngland）。原来这“快乐的英格兰”里面是阴风苦雨，是惨雾愁云，是血肉模糊的杀人场，是严刑酷罚的活地狱。马克思对于此等事实特别写得详尽无遗，特别说得淋漓尽致，于是一般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罪恶便一齐暴露出来了。桑姆巴特常责马克思只看见人性中坏的和弱的方面（参看桑氏《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五九页，一九二〇年第九版——SozialismusundsozialeBewegung），其实在初期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之下，因工人漫无组织，不能作强有力的反抗，以致一股利欲薫心的资本家的性格中坏的和弱的方面特别显著，而好的方面已经无形消灭，因此马氏自然也无从发觉了。
马克思的《资本论》学理的湛深，议论的精当，包罗的宏富，事实的正确，结构的雄伟，感人的深远，在全世界著作中真是罕有其匹。恩格斯说：“世界上自有资本家与劳动者以来，没有一部书对于劳动者像本书这样重要。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现社会全部制度的枢纽，这种关系在本书中才第一次依据学理发挥出来，其持论彻底，又锐利无匹，关于这一点只有一个德意志人才做得到。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的著作现在是很有价值的，将来仍是很有价值的——然一个绝顶却留给一个德意志人来攀登，而近世社会关系的全体从这个绝顶上便一眼望得清清楚楚，这就和一个站在最高山峰上的观察者望着起伏于他眼前的小山一样。”（见哥郞瓦尔德《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一八至一九页）此外，洛利亚对于《资本论》的批评也很恰当：“这部书是一种杰作，书中一切叙述和议论是宏伟的，无匹的，并且令人惊异的！——论分析是精密的，全书是庄严的，体裁是畅达的，所以作者要表同情于贫民的祸患，则纸上满布愁云，作者要斥责有力者的奸邪，则笔端露出愤慨，此外，论学问则渊深广博，论热情则如火如荼。在这部书中种种不相容的东西都有一种奇异的调和，因此我们像在宇宙的神秘创造中一样，只看见真正的整齐与显然的纷乱有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结合；缜密的注意和伟大的组合结合，数学和历史结合，静止和运动结合；就此书的一切裁纤维讲，他好像是超人的劳动和超人的痛苦两者开一种不可测度的和超越的联合产物。”（见洛氏《马克思》英文译本六五至六六页）
《资本论》的内容，主旨，特点和批评，我们已经讲过了，现在再进而叙述此书与恩格斯的关系。马克思因受恩氏金钱的接济，才能开始著《资本论》，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但他不仅获得这种物质上的帮助，并且还获得精神上的帮助。他于一八五八年四月二日写信给恩氏，报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的计划，讲及资本一项，说：“在实质上这是第一册中最重要的一点，我最要征求你的意见。”（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二六九页）。至一八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复向恩氏询问关于工厂主的蓄积基金（Akkumulationsronds）的问题，并且说：“你对于这一点（不讲理论，专讲实际情形），必须予以答复（见同书第三卷三九六页）。恩格斯于是很详细地举以相告（参看同书同卷三九七至四〇〇页）。因为他久居工商界，深悉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故常能以种种材料和意见供给马克思，使之演成一贯的理论。当《资本论》第一卷正在排版之时，他从马氏处接到此项排印稿，即先读一遍，并对于马氏贡献意见，给予忠告，无不立见采纳（参看同书同卷三八一，三八三，三八六，三八七等页）。他当时且提议，俟这一卷出版后，由他帮助穆尔（SamuelMoore）译成英文（参看同书同卷三八四页）。此事虽未能即时见诸实行，但当一八八六年穆尔和艾威林共同翻译此书时，他亲任校订之责，故毕竟如愿相偿。
恩格斯对于《资本论》第一卷助力之处固多，然对于第二卷效劳之处尤不少。当马克思在世之日，《资本论》只出了第一卷，迄他将死之前，自知不久于人世，遂将没有付印之稿交给他的幼女，请恩格斯代为校订出版。恩氏至一八八五年才把《资本论》韵第二卷校完付刊，因为这种校订工作与平常所谓校订不同，实含有著作的意思在里面。他在序言中说：“这一卷的大部分大抵是些零星碎片的作品，遂使〔校订的〕任务难于着手。内中可以直接付印的，至多只有一部分（第四抄本）；但这里面的大部分也因新近编辑的缘故，变为陈旧了。书中的主要材料虽大半是关于事实的，然在文字上却未尝完成；马克思作草稿时所用的文字：不注意于体裁，应用习惯的——常是极诙谐的——熟语，参用英法文术语名词，有时全句甚至于全篇都为英文；这只是照作者脑筋中每次所发展的思潮纪录下来的。除掉某些详细说明的部分外，其他同样重要的部分都只有些暗示；凡说明事实的材料虽已征集拢来，但差不多没有编排就绪，更说不到完成；在每章之末，因为迫于要做下章，常只有几句残断的句子作为该处的发挥没有完全的指标；最后有一些手稿甚至于连作者自己也不能认识。我对于这种草稿，只要办得到，便以编订原文为限，关于体裁一项，凡马克思自己一定要改之处，我才加以改变，凡中间的说明语，和承上接下的语句，如系绝对必需，而在意义上又毫无疑问，我才予以增捕。凡在解释上最少疑义的句子便逐字逐句刊印出来。我所作的和增补的地方，合拢来尚不满十页，并且还是属于一种如法炮制的性质。”（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三二页）
恩格斯校《资本论》第二卷费神已经不少，然校订第三卷，尽力尤多。马克思这一卷的稿子只是一些堆积的材料和不完全的图案，还没有成书的形态，所以恩氏的编辑和增补工程便非常费力。他在此书一八九四年十月的序言中说：“〔本篇〕第四章只标出一个题目。但此处所讨论之点为：回转对于利润率的影响，极关重要，所以我自己将此题作就，把全章括入方括符中。”（见恩氏校的《资本论》第三卷第一册序言六页，一九二二年汉堡第六版）。然这并不算是困难，还有使他耗费岁月，绞尽脑浆的。“主要的困难点为第五篇，他所讨论的也是全卷中最复杂的对象。马克思恰在此处着手之际，即为曾经述及的一种重病所侵袭。因此这里没有留下完备的草稿，也没有图案可以完成起来，〔此处所留下的〕，只是一种工程的排场，大抵是由一大堆没有整理就绪的标注，批评和规模相具的材料组成的。我起初想依照我对于第一篇的办法，把内中的缺略处加以增补，把那些只有暗示的零星碎片配合拢来，使著者意中要说的每一桩事至少大概都包含在里面。借此完成这一篇。我对于这种计划至少尝试过三次，但每次都遭失败，因此所损失的时间就为〔本卷出版〕延缓延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到了最后，我看出这一条路是走不通的。必须将关于这一方面宏富的全体著作研究一遍，然结果所完成的东西便不是马克思的书。所以我只好直截了当地以本篇的次序为限，仅加以最不可少的增补，除此以外，实没有别的法子。因得于一八九三年的春季将这一篇的主要工作弄完。”（见同书同卷同册序言八页）
统观上述各节，可知恩格斯对于《资本论》的功绩非常伟大，二三两卷几乎是他自己著作的一样。阿德雷说得对：“校订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和第三两卷，是恩格斯送给无产阶级最后的大礼物。与其说是‘校订’，毋宁说是一种新创作，他虽十分谦逊——只有大人物才具有这种让德——将自己对于朋友的著作所费的工作，视为无足轻重〔然在实际上决不如此〕。他从〔马克思〕遗下的零星碎片，概略，插语和暗示〔的草稿〕中完成《资本论》二三两卷，除他以外，没有人能够跟得上他的奋斗的同志思想的轨道。〔马氏书稿〕材料的最大部分，就文字方面讲，系急忙草成。这是就马氏脑子中所发出的思想纪录下来，未尝加以整理；有些地方差不多已完全草就，但有些地方仅只有标语，半为德文，半为英法文，并且十分潦草，常使人难于认识。要照着第一卷论生产进程的方法，用高妙的手段，描写资本的流通进程，剩余价值的起源，及其后来的命运，利润的分为利息和企业利润，与地租说的发挥——这不独是身体上一种最大的努力，精神上的工作也是必需的，并且还要不弱于原著者。只有恩格斯才配做这桩事，因为在生存的人中，没有一人像他一样具有〔和马克思〕同样的思想方法，与同样对于最微小之点——如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机轮的结合——的明见。恩氏为他的朋友作出《资本论》的最后两卷，就和竖立一块万古长存的纪念碑一样。但用不可磨灭的文字将自己的名字刻在这块碑上，是他所不愿意的。马恩两氏在生平既不能分开，所以世人对于《资本论》不能单称为他们内中一个人的作品，在国民经济史上必须常称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资本论》。恩氏‘对于马克思所供给的事实上的材料，自己必须作出结论，而又须为合于马氏精神的结论’，他对于这些节段虽用方括符和他的姓名起首的字母F.E.表示出来，然世人却永不能分别那种是马克思的精神，那种是恩格斯的精神。”（见一八九五年八月七日《维也纳工人报》。WienerArbeiterzeitung.）
马克思的《资本论》虽是一种最有名的杰作，虽被译成各种文字，可是世人从头至尾读过一遍的，实不多见。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此书不独是篇幅繁多，而且极难了解。阿白海默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他的〕思想逻辑上的结构体，这种思想有一部分包含在争辩中，有一部分包含在历史的附录和客观的描写中，其中的容积很大，因此使一般人对于这种杰作很难懂得，而许多人便不能懂得。”（见阿氏《马克思社会学的基本律》序言，DasGrundgesetzderMarxschenGesellschaftslehre）博洽德（J.Borschardt）以为《资本论》最初几部分对于平常人好像是用中国文做成的（参看博氏《通俗资本论》中文译本编者序言一一页）。柏尔也说：“第一卷表现最大的难关。作者为着创造一种名著起见，以极大的努力，使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学说达到一种哲学——一种黑格尔逻辑——的高度，这本是非必要的。作者是以一个精神上角力者〔的气魄〕去对付他的对象”（见柏氏《马克思传及其学说》一〇六页）。由此可见《资本论》——特别是第一卷——的难懂已为一般学者所公认。考茨基著《马克思经济学说》一书，意在替《资本论》作一个通俗本，使人容易领略，然他在序言中偏说：“〔世人〕见解的荒谬无有过于认《资本论》的体裁是干燥无味和难懂的。作者从没有看见一部经济学著作陈述的清晰、活现与体裁的优美，能与此书相比拟”（见考氏《马克思经济学说》序言六至七页）。考氏称赞《资本论》“陈述的清晰、活现与体裁的优美”，固然不错，但因此认他为并不难懂，却是一种违心之论，果如所言，则他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大可不作了。
《资本论》的第一卷既“表现最大的难关”，然世人偏只要读这一卷。如资产阶级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施班著书指示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开列《资本论》，仅及于第一卷，就是一个显例。（参看施氏：《国民经济学的主要学说》一七六页，一九二二年莱比锡第十版）其实这部书是一气呵成，互相贯串，互相说明的，如果遗弃二，三两卷，不窥全豹，对于第一卷的意义更容易理解，至少也是不容易明了。考茨基说得对：“要完全懂得其中的一部分，必须知道全体。没有第二和第三卷，不会充分了解第一卷，第一卷中有许多〔部分〕，特别是第一篇商品与货币的最大部分，构成二，三两卷的预备〔材料〕，比构成第一卷后面的发挥〔张本〕更多，并且对于了解流通进程比了解生产进程更为重要。”（见考氏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四页）所以要想懂得《资本论》，必须全读一遍，切不可蹈一般人向来的积习，仅翻出第一卷。
“现在读这部书是每个愿意了解现代〔社会〕发达或愿意在其中活动的人不可避免的义务。（见博洽德《通俗资本论》编者序言第一页）博洽德这句话是极对的。不过人们一开始，即遇着“最大的难关”，因此我们对于研究此书的方法便有介绍的必要了。
柯格尔曼夫人要读《资本论》，觉得起首就很困难，柯氏以此诉诸马克思，马氏回信道：“你可告诉你的夫人，先读‘工作日’‘协作’‘分工’和‘机器’各篇，然后读‘原始的蓄积’”（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三二页）。马克思所举的这几章大概是讲历史的事实，不像其他各章一样充满了抽象的理论，所以比较容易了解。然读完这几章经济材料，终必及于理论部分，依照考茨基的意思，即可从头至尾按步就班地读下去（参看考氏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二页），可是哥郎瓦尔德曾经就一种方法，于读过上述各章后，依法进行，较便初学。就是：“初学者也要先读第一卷的起首两篇，即：《商品与货币》，《货币转换为资本》。接着读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至第九章为止。……于是读十七，十八，十九，二〇各章，然后读十四至十六章。最后才读整个的第七篇。”（见哥氏：《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一〇页，一九二二年出版）此外，考茨基又说：“读者要是对于讲货币的第三章发见非常的困难，不可因此畏缩不前。以下各章比较简单。这一章有许多议论都要到第二第三两卷才继续发挥出来。所以读者起初虽不能一一了解，仍当一直前进，胸中当确有成竹，拿定后来必再有一次回转到〔原来的〕出发点。”（见考氏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三二页）
《资本论》第一卷最有精彩，也最难读，第二，三两卷和第一卷较，不免稍有逊色，然却较易了解，因此可一直读下去，不必像对第一卷一样要颠倒次序。可是内中也有很重要的地方与不甚重要的地方，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致微克忒阿德勒（ViktorAdier）的一封信中说得十分详细，今特介绍如下：
“第二卷第一篇。细心读完第一章，你对于第二、三章便易为力。第四章系一种更确切的撮要，第五、六章是容易的，特别是第六章所讨论的为补助事件。
“第二篇的七至九章是重要的，第十和十一两章尤特别重要。第十二、十三、十四，三章也一样〔重要〕。反之，第十五、十六和十七，三章初只是供随意的翻阅。
“第三篇陈述重农学派以来第一次所讨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和货币的总循环，十分美满——依照他的内容是美满的，但依照他的形态却非常笨拙，第一，因为这是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补缀拢来的两种编纂，第二，因为第二种编纂系在病中——此病且引起一种失眠的痼疾——勉强完成。我本打算将他留在最后，即于完成第三卷后才来动手。这一点对于你的工作也初非必要的。
“现在来讲第三卷。
“这一卷的第一篇第一至四章是重要的，反之，就全部结构讲，第五、六、七章不甚重要，所以用不着花费许多工夫。
“第二篇的第八、九、十章十分重要，第十一和十二章可随意翻阅一下。
“第三篇的十三至十五章都很重要。
“第四篇的十六至二十章也一样重要，并且容易披阅。
“第五篇的二十一至二十七章十分重要，第二十八章却不甚重要。第二十九章是重要的。第三十至三十二章对于你的目的全不重要，第三十三至三十四章讨论纸币等等，是重要的，第三十五章讲国际汇兑率，也很重要，第三十六章对于你很有趣味，并且容易了解、
“第六篇论地租。第三十七和三十八章是重要的。第三十九和四十章不甚重要，然却要一起翻阅，第四十一至四十三章（差额地租二和零星事件，不必多注意，第四十四至四十七章又是重要的，大半也容易披阅。
“第七篇很好，可惜是一个无头的驱像，此外也有因失眠症所遗留的重大痕迹。
“你此后如果将内中主要的事实彻底研究一下，就不甚重要的略加浏览（最好将第一卷的主要事实预先再说一遍），对于〔此书的〕全体可获得一个大观，此后对于那些疏忽的节段也更容易下手了。”（见一九〇八年的《争斗月刊》第一卷三月号二四八至二四九页，《恩格斯的一封信》）
我们对于马克思《资本论》的内容、主旨、特点、批评、历史和读法等等，已经或详或略地讲了一遍，在略的地方固然是挂一漏万，在详的地方也仍然是征引无多，所以读者必须亲自去读此体大思精的著作，才能识其内容，知其真相，而不致贻“道听途说”之讥。可是柯洛（HeinrichCunow）说得对：“没有辩证法，马克思做不成《资本论》。他在此书第一卷第二版的跋文中说，《欧罗巴先驱报》（EuropäischesBote）的批评者所赞颂的方法不过是一种辩证法，这并非自欺之谈，也不是一种空话。”（见柯氏：《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及国家学说》第二卷三四六页，一九二一年柏林出版。——DiemarxscheGeschichte-，GesellschaftsundStaatstheorie）因此，“人们要好好懂得《资本论》，必须首先彻底思索《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名的序言。”（见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德文译本八五页，一九二〇年斯图加特出版。G.Plechanow：DieGrundproblemedesMarxismus.）即首先彻底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此外，柏尔所说的一段话也很值得特别注意，就是：“要懂得《资本论》，必须记着下列各点：（一）马克思没有下永久有效的界说；如资本、工资、和价值等等的观念都是历史的范畴，这就是说，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时代中有一定的意义，在其他时代中便没有此等意义。例如价值的观念在其他时代中可以只指物品的有用性讲；在另一时代中价值的决定可以用一种物品所表现的功效或美丽做标准。但在现社会中，价值是由生产费决定的，而这种生产费，由马氏用科学的分析，化为劳动。（二）他对于科学上发见的诸原则，视为事物内部的真正的性质，对于与之对峙的事件，视为事物表面的和由经验得来的现象；例如价值是理论的表现，价格则为经验的表现；剩余价值是理论的表现，利润则为经验的表现。由经验得来的诸现象（价格与利润）固然和理论有参差之处，但没有理论，此等现象即不能为人所了解。（三）他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进程在本质上视为不受外界的阻碍与扰乱，视为不受国家和无产阶级严重的干涉；他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工人争斗与工厂立法，与其说是用为限制独立资本的剥削作用，毋宁说是用为完成生产力的发达。（四）他的心目中总是看着资产阶级，不是看着单个的资本家。”（见柏氏《马克思传及其学说》一〇六至一〇七页）
末了，我们来讲世人对于马克思《资本论》所持的态度。德国资产阶级的智识界和新闻界中人从前对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一字不提，意欲使之湮灭无闻（看本书第二册三五一页），此时对于他的《资本论》，仍旧使用这个老法子。恩格斯从一八六七年十月至一八六八年的上半年虽做过十篇左右匿名的评论，由柯格尔曼，锡柏尔（Siebel）他们两人替《资本论》宣传十分努力，尤以柯氏为最，马克思称他的尽力处比全德意志为多），和李卜克内西等介绍登在资产阶级的各种小报上（大报是不得其门而入），却不容易打破他们沉默的态度。当时资产阶级的学者只有两个人出来作批评，这要算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一为柏林大学的讲师杜林，一为有名的经济学者化合（JuliusFaucher）。杜氏于《资本论》出版后，即在《现代研究补编》（ErgänzungsblätterzurKenntnisderGegenwart）上面对于此书的内容加以详细的评论，他虽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并表现不少的误解，然到底是第一个发表意见的专门家，不由得马氏后来不表示几分谢意，同时并将自己书中的“三种基本新元素”表现出来了。他于一八六八年一月八日回信给恩格斯，论及杜林的批评说：“此人对于本书三种基本新元素没有感觉到，未免奇怪，一、从前一切经济学总是在他的租金，利润和利息的固定形态中，开始讨论剩余价值的特别片段，我才首先论及剩余价值的普遍形态，其中尚未分离的一切东西可以说都获得解决。二、商品既具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两项，在商品中表现的劳动也必定具有两重性，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仅仅分析劳动，必定到处解释不清楚，一班经济学者没有例外，竟不懂这种简单事项。在实际上这是批评的观察全部的秘诀。三、〔我〕第一次表现劳动工资为一种背后隐藏着的关系不合理的现象形态，并且表现这种关系恰在劳动工资的两种形态中，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见《恩格斯和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六页）这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和旧派经济学几个主要的不同之点，应为我们牢牢记着的。
至于化合在他主编的《国民经济与文化史季刊》（VierteljahrsschriftfürVolkswirtschaftundKulturgeschichte）第五年二十卷（一八六八年六月出版）上面批评《资本论》，极为幼稚可笑，他斥马氏为巴师夏不肖的门徒。但马氏夷然不以为忤，并于是年七月二日写信告诉柯格尔曼说：“化合在他的季刊中嘲笑我的书。这些先生毕竟将自己的忿怒发泄出来，是很好的。”（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四四页）
可是其他专门家仍旧一声不响，连这种忿怒都不高兴发泄。他们后来看见这样的抹杀政策没有多大的效力，才改变一种方式，群起对《资本论》加以恶意的批评。关于当时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态度，我们可以用梅林的几句话概括起来，就是：“当一八六七年《资本论》第一卷——这是世界学术中万古不磨的稀有著作之一——出版时，虽被世人按照资产阶级不忠不信的规矩，私自剽窃，然对于公众却一字不提，迄至最后隐瞒不住，于是就被科学的批评斥为一个没有成熟的自修者错误百出的练习作品。”（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一年度一卷七〇八页，梅氏《马克思》）
此外即有一二学者心中十分赞赏《资本论》，也禁若寒蝉，不敢代为宣传。马克思于一八六九年二月十一日报告柯格尔曼说：“德国一个大学的经济学讲师写信给我，说他完全信服我，但因自己的地位关系，‘和其他同事一样’，不能形之于口。在一方面这种专门学究的怯懦，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和反动报纸缄口不言的诡谋，使我受很大的损害。”（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五三页）
上述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新闻记者对于《资本论》的态度不仅在德国为然，即在英国以及其他各国也无不如此。马克思于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写信给索尔格，说是年六月有一个叫做海德曼的刊布一本小书，其中“论劳动与资本的两章不是《资本论》的摘要，就是一种迂曲之词，但……既未见引书，也没有指出著者，只在他的序言的末尾说‘关于第二，三章的观念和许多材料，应感谢一个大思想家，和自出心裁的作者的著作等等’。他写一封信向我道歉，内中的意思是‘英国人不喜欢向外人领教’，‘我的名字极为人所厌恶’等等。此人虽十分‘庸暗’，甚至于还没有彻底研究一桩事物的忍耐性——这是造学问的第一个条件——然他的小书既经剽窃《资本论》，即做了很好的宣传。所有这些可爱的中等阶级的著作家——如非社会主义者的话——都是见猎心喜，要因利乘便，从任何种新思想中马上获得金钱，名誉或政治资本。”（见《贝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等致索尔格等书信录》一八〇至一八一页）马克思最后这几句话真是骂尽古今中外一般借新思潮作文字投机的人们了！
各国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对于《资本论》所施的手术犹不止此。马克思在此书第三卷中说明，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十分发达时，商品的市场价格在供给和需要的影响之下，依生产价格的水平线而或上或下，至于生产价格自身是以价值为基础的。迨这一卷出版（一八九四年）后，他们便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一致喊着《资本论》的第三卷与第一卷互相对抗，互相火碰！其实这是子虚乌有的事。考茨基说得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因力求利润平衡的结果，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长和他们的价值分离，其中一半的价格长在他们的价值之下，另一半的价格则长在他们的价值之上，一般反对马氏价值说的人遂以为他在第一卷中所发挥的学说被第三卷推翻了。可是马氏要是曾经指出价格对于他们的价值没有关系，才算推翻了自己的价值说。《资本论》第三卷绝未出此，并且证明，被市场价格视作标准的生产价格完全依赖价值律，否则无从解释。”（见考氏：《马克思经济学说》九三页）马氏说明商品的价值、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源流分明，首尾一气，那里有什么“火碰”，什么“矛盾”呢？！
然《资本论》既是世界学术中一部空前的杰作，自不会因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抵制与诬蔑而消灭下去。自第一卷出版后，销路虽不甚好，可是不到一年，即被译成俄文。马克思对于此事极为高兴，于一八六八年十月四日报告恩格斯说：“我的书译成俄文，在彼得堡出版，我听见这个消息，自然非常欢喜。”（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四卷九五页）他于同月十二日写信给索尔格复说：“数日前，彼得堡一个书店主人给我一个消息，说《资本论》译成了俄文，正在排印中，此事殊令人惊讶不置。他要求予以相片，刊在卷首，对于‘我的好朋友’俄国人，这种小事不好拒绝。自二十五年以来，我不断地对俄国人作战，不仅在德文中是如此，即在法，英文中也无不如此，然他们总是我的‘保卫者’，这是何等的一种命运。一八四三至一八四四年寄居巴黎的俄国人待我十分和善。我反对普鲁东的著作（一八四七年）和在洞刻（Duncker）处出版的著作（一八五九年）销路之大无有过于俄罗斯的。而翻译《资本论》的第一个外国民族又为俄罗斯。”（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四七至四八页）
俄文《资本论》虽于一八六八年付印，但因受检查委员会的检査，迟至一八七二年春季才得发行。雷士列说：“当一八六八年十月初间，马克思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说《资本论》第一卷已译成俄文，在彼得堡付印。他对于俄国当时的运动甚为重视，每说及该处人士为着研究和传播理论上的著作而受的大牺牲，以及他们了解近世观念等事，深致敬意。当俄文《资本论》从彼得堡达到他那里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家人及朋友都视此事为一种重要的时代指标，而开筵庆祝。”（见《新诗代杂志》第十一年度一卷七五二页，雷氏：《一个工人对于马克思的回忆》）俄国人士自翻译《资本论》以后，更进而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俄国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受这种学说的淘冶至三，四十年之久，故能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夺取政权，开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业。马克思及其家人朋友于接到《资本论》的俄文译本时，视此为一种重要的时代指标而至于开筵庆祝，这便是于不知不觉之中，替他的主义将首先在俄国获得实现的机会，预为志庆。
当俄文《资本论》发行之际，法文译本第一卷第一册也出版了。法文本的销路胜过德俄文本，因为第一版印刷一万本，在出版之前即定去八千本（俄文本第一版只有三千本，德文本的数目不过一千本左右），而书的内容复经过马克思的修改，较德文原本为完善。他在一八七五年四月这个译本的跋文（第一卷至是年才出完）中说：“我既担任这种校订工作，便觉得须在原文——德文第二版——的基础上加以扩张，将各处的说明弄筒单些，完全些，并加入一些历史或统计的补充，和批评的注释等等。这个法文版即使有文学上的缺点，然于原本之外，具有一种特别学术的价值，还应为一般懂得德文的读者所利用。”（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一七页）法文《资本论》既较德文原本为完善，所以考茨基于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二六年所刊布的民众版《资本论》一，二卷，都将法文本改善之处采入了。
《资本论》的英文译本出现于一八八六年。在十年之中，欧洲几个有文化的主要国家都有这种名著流行，因此对于工人阶级也发生不少的影响。特别是在德国的成绩尤为优良。“此书的根本思想很迅速地表现于工人阶级演说家的讲演中和政论家的论文内，并且由千百种途经间接侵入群众里面。老贝克尔在《先驱报》（DesVorbote）上着重宣言：‘我们将尽力之所能及，使此处〔《资本论》中〕所表现的宝藏成为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夺承经权者的公共财产！’德意志两个互相争斗的工党的领袖们争先恐后地替这种著作宣传。李卜克内西的机关报《民主周刊》（DasDemokratischeWochanblatt）登载〔《资本论》的〕序文。——于许多征引犯评注之外——恩格斯的两篇论文，狄慈根的灿烂的评论（四续），和恩氏所作的《马克思传》。当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在努连堡开第五次联合会时（一八六八年九月五至七日，）施维协尔和李卜克内西从《资本论》引出证据，‘而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在这种论证之前，即无能为力，只好默不作声。’拉萨尔派的领袖’石卫茨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上从这种著作的议论中作出十篇论文，并宣言‘当文明世界有一种经济科学的时候，此书将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个联合会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二至二十五日的汉堡大会特邀请马克思为与会的大宾。邀请书的日期系七月六日，因为要经过联合会执行委员二十人的署名，此书遂走遍全德国，至于邀请的理由是因马氏的著作‘对于工人事业所获的’‘非常的功绩’。大会对于石氏所宣读的马克思的回信‘鼓掌接受’。（季按马氏因故不能与会，特回信致谢，并指出大会应将争取完全的政治自由，规定工作日，以及工人阶级在世界史的大任务中有计划地国际合作等项列入议事日程中）石氏在开会词（八月二十四日）中谈论这种著作。……布拉克（WilhelmBracke）于八月二十日的第二次大会上也讲到‘马克思的著作’。”（见耶赞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第二卷四四〇至四四一页，一九二七年法兰克福出版）《资本论》既这样受德国工人阶级热烈的欢迎，所以马克思在一八七三年一月德文本第二版的跋文中很高兴地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的广大范围中迅速地获得了解，便是我的工作最好的报酬。”（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跋文四〇页）
此外，其他各国的工人阶级对于本阶级“理论的圣经”（引恩格斯语，见《马克思与恩格斯》丛刊第二卷四四五页）也是一样的欢迎。当马克思之世，“《资本论》变成各国社会主义者的读本，一切社会主义和工人的报章都将他的渊深的学说通俗化，当纽约发生一种大同盟罢工的时候，有人采取这种著作中的章节印成小册子，借以鼓励工人，使之坚持到底，并对他们证明他们要求的正当。”（见《新时代杂志》第九年度一卷四一页，法拉格：《回忆马克思》）
就上述各点看，各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何等重视《资本论》，尤其是《民主周刊》所载狄慈根的“灿烂的评论”（见一八六八年八至九月份报），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因为狄氏不独为马克思的朋友与同志（德国科隆人，生于一八二八年），并且是一个制革匠，为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作家（他仅受过中学教育，于一八四九年亡命美国后，有时犹做制革匠），他的议论表现这个阶级迫切的需要，今特介绍其中的数节如下：
狄慈根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首先感觉本阶级的对于智识的提高与资本的认识，是一种切要之图，所以他说：“我们阶级中人毕竟开始一致了解，我们如果长久令他人给矛一点知识，便长久有人要借这种精神上的优越，来从事于物质上的剥削。一个愿意参加本阶级自救工作的工人第一种需要在乎不仰给于他人所给子的知识，而倚赖自己的知识。关于特别的，单个的知识，我们可以让诸专门家。至于资本是我们在社会争斗中有力的共同敌人，认识资本是一种普遍的阶级利益，这是每个人应有的任务。”（见哥郎瓦尔德：《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附录二六至二七页）
他于是介绍马克思及其作品道：“作者将明镜与光明送给我们，不是要使我们信仰，而是要使我们观察与认识。一种巨大的工作横在我们的前面。这不是为着日常利益，为着市场及其投机者而创造的工业生产品。这也不是出于虚荣心与炫耀我们耳目的学者装架子的作品。这是一种工作。大家从此看出他是一种注于坚决爱的生活的结果。这种爱又不仅是从过去著作与现在生活的废料中挖出此等知识的宝藏，加以洗刷与改造。他除掉对于事业的热烈心肠外，还具有一个优越的头脑，一种逻辑精神不可抵抗的锋芒，一个天才思想家稀有的才能，一个学识超越和训练有素的研究者不感疲倦的辛勤。……现在接近人类——特别是现代，尤其是工人——的，无有过于目前物质生活品的生产进程。作者将对于这种进程的认识及其定律的研求，作为他的目的，我可以说，作为他的终身任务。此外，他所论的不是单个的事件，不是我，你或他获得日食的问题，而是我们，是民族，是国际的劳动组织。”（见同书二七至二八页）
狄慈根这种郑重的介绍之后，复进一步说明《资本论》的性质道：“可是大家不要误会这句话，以为这种著作是讨论何种计划，讨论关于应当出现的制度的私人意见。这种著作是一种科学——指这个名词最高的意义讲——的产物。科学所讨论的只是现有的事，只是可由事实发明的事，不是计划，即使是计划，也只限于他们是实际存在，并侵入科学中间的。国际的劳动组织不是未成的，而是现成的。我们的生活是间接依赖自己劳动的生产物，直接依赖国际的劳动生产物，俄罗斯的五谷，荷兰的鱼，美国的棉花都在我们的消费之列，由此证明我们从事生产不是运用孤立的劳动，而是运用共同的社会劳动。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劳动的外表不是一种共同的劳动，而是一种私人的劳动。然科学的任务就在经常地指出，外表是欺幻的，例如太阳并不能绕地球而行。政治经济学科学的任务在乎认识现今私人组织的劳动的社会性。马克思在他的批评中已经将这种任务的解决向我们提出来了。”（见同书二八页）
狄慈根接着又以浅显的文字，介绍《资本论》的内容，对于生产进程大略加以说明，他的结论是，凡不怀成见的读者都会相信，“社会问题不仅为工人阶级的问题，并且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问题。”（见同书三五页）
工人阶级中的智识分子认识《资本论》的深刻，与欢迎《资本论》的热忱，可以由狄慈根一文为之代表。
我们试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于《资本论》所持的态度比较一下，便发见他们是互相对抗的，这是源于阶级的利益，本不足怪。然真理之为物有如皎日，终不会因阴霾的障碍而失其光明，凡明敏的科学家也决不因阶级的成见而无所察觉。试观达尔文对于《资本论》的意见，即可见一斑。
当德文《资本论》于一八七三年第二版出书之后，马克思特赠送一本给达尔文，即引起达氏的共鸣，特于是年十月一日回信说：“承赐大著《资本论》，谨谢厚意。深愿我更能了经济学各深奥和重要的问题，以期无负此次的馈赠。我们研究的领域虽不相同，然深信我俩志在郑重传播学术，而这种学术终必造福于人类。（见《新时代杂志》第十五年度二卷七五三页，艾威林：《达尔文与马克思》）
十九世纪只有两个最伟大的科学家对于人类有绝大的贡献，即达尔文与马克思。前者发现生物界的发达律，后者则发现人类历史的发达律。达氏对于马克思及其著作既具有如此的热忱与敬意，现在第一要问马氏对于他和他的著作持一种什么态度，第二要考究他们两人学说的异同及其关系，因为世人对此每多误会，值得我们在此处特别提出来。
当一八五九年达尔文的名著《物种起源》出版之后，马克思读了大为赞赏，于是年十一月底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现在正读达尔文〔的著作〕，真是名著。结局论（Teleologie）在一方面尚未被攻破，此时却实现了。关于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从来没有这样大规模的企图，更少这样的成功。不过粗率的英国方法，自然必须除外。”（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三六四至三六五页）至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又对恩氏说：“此书虽是用粗率的英文发挥出来的，他所含的自然史的基础，却具有我们的见解。”（见同书同卷四二六页）他在一八六一年一月十六日致拉萨尔的信中复说：“达尔文的著作十分重要，自我看来，恰为历史的阶级争斗中自然科学的基础。”（见《拉萨尔书信与著作》第三卷三四六页）他后来在《资本论》常引用达氏的学说，并称赞《物种起源》为“开新纪元的著作”。（见考茨基注释的《资本论》第一卷二八八页）此外，恩格斯于阐明他们所主张的辩证法时也说：“自然就是对于辩证法的一种实验，我们必须反复申明，近世自然科学对于这种实验已经供给一种极丰富并逐日堆积的材料，因此证明自然界的运动毕竟是辩证法的，不是玄学式的，他不是在永远一成不变中往复循环，而是经过一部真正的历史。在此处当首先提出达尔文，他证明现今全部有机的自然界——植物和动物，人也在内——是几百万年继续发达进程的产物，因此予玄学的自然观以一种最有力的打击。”（见恩氏：《从乌托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发达》三〇页，一九二〇年柏林出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上面这些话表现他们对于达尔文及其著作也具有同样的热忱与敬意，并且认此和他们自己的学说可以互相发明，这是确切不移的。所以艾威林说：“世人以为达尔文的学说与马克思的学说互相抵触，而自然淘汰说与社会主义的见解尤不相容，其实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进程中逻辑的结果，而达尔文之说则为社会主义最有力的科学的帮助，马克思深识达氏的全部著作。”（见《新时代杂志》第十五年度二卷七五二至七五三页，阿氏：《达尔文与马克思》）考茨基也说，“达尔文与马克思的并行不悖不是新的事实，他们两人的学说极为相近。各人都在争斗中找着发达的锁钥，达尔文求之于生存争斗，马克思则求之于阶级争斗，达氏在自然界中所发现的运动律和马氏在社会中所发现的运动律都出源于同一运动律。”（见同书第十三年度一卷七〇九页，考氏：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普列汉诺夫说得对：“和达尔文的名字相连的学说是一种真正辩证法的学说。”（见普氏《唯物论史》一四二页，一九二一年斯图加特出版——BeiträgezurGeschichtedesMaterialismus）至于马克思的学说更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前者的对象为有机物界，而后者的对象为人类社会。可是前者以动物学为终点，而后的即以社会学为始点，在不同之中又有互相衔接，连贯一气之处。还有一层，达尔文与马克思生平同受人诽谤，他们开新纪元的著作于同一年中出版（李看本书第二册三四八页），而“终必造福于人类”一点也为彼此同具的自信心，这要算是十九世纪两个最大的伟人一段佳话了。
我们在本书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虽尽可能地一一加以介绍，然特设专章来讨论的，只有《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有好些人曾将马克思的生平分作少年与老年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以为少年马克思是革命家，《共产党宣言》为之代表，老年马克思是进化论者，《资本论》为之代表。对于马氏这样划分时期，并将革命与进化对抗起来，固属愚妄，然《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的面目的确有些不同，例如《共产党宣言》极力主张无产阶级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资本论》则从未表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句，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关于这一点，柏尔说得简单扼要，今特征引如下，作为本章的结束。他说：
“革命与进化对于马克思并不是对抗。……《共产党宣言》进化的色彩不减于《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反之：《资本论》革命的色彩也不减于《共产党宣言》。
“此事怎样讲呢？
“……凡读马克思著作的人必须首先了解这种著作所讨论的是什么：他是讨论一种客观的进程——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分析——还是讨论无产阶级的活动。
“经济的进程是进化的材料，无产阶级及其领袖的活动是革命的变化。
“在《共产党宣言》或共产党的讲演中，无产阶级是讨论的对象。因此革命的关键提到前列。马克思在此处表现为革命的思想家。
“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的经济是讨论的对象。因此进化的关键站在前面。马克思在此处表现为经济发展的剖解者。
“黑格尔在他的《逻辑》（Logik）中对于思想的理性所演的任务——即矛盾达到顶点——马克思则加之于有阶级觉悟和牺牲精神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使从生产条件中发生出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争斗达到顶点。
“因为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矛盾的互相冲突与对抗的达到顶点是生命的发展和宇宙各种力量的充实最有效的手段。
“进化而辅以革命的手段：即社会经济的认识与社会革命的行动——这就是马克思的遗产。”（见柏氏：《社会主义与社会争斗通史》第五册四三至四四页，一九二三年柏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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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志谢
在把这部书献给美国公众的时候，我要向哈佛大学名誉历史教授西德尼·法伊和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梅特卡夫[1]表示衷心的谢意，没有他们的同情和帮助，这部详细的和非正统的俄国国家党历史是不可能写成的。在那些对俄国共产主义的批判性研究到处都受到冷遇的年代里，他们不仅鼓励我进行这一研究，而且使我能够把它写完和出版。
在读过本书部分手稿和提供了宝贵意见的许多朋友中，我要特别提到卡尔·科尔施博士、海因茨·兰格汉斯博士、卡尔·曼格斯[2]博士和卡尔·奥古斯特·威特福格尔[3]博士。阿尔伯特·盖茨和莫里斯·布赫[4]斯检查了关于二十年代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各章，阿道夫·魏因加滕和卡罗拉·魏因加滕帮助我搜集资料和克服了许多技术困难。
我所以能用英语写出这部书，大大得力于威廉·彼得逊，他担当了原稿的文字校订工作，并且读了校样。在这方面，我还要对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部表示谢意。
路特·费舍
1948年4月28日
[1]凯耶斯·德维特·梅特卡夫（KeyesDeWittMetcalf，1889年4月13日——1983年11月3日），美国图书管理员。1937—1955年任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1942—1943年兼任美国图书馆协会会长。1955年退休。
[2]卡尔·海因里希·曼格斯（KarlHeinrichMenges，1908年4月22日——1999年9月20日），德国语言学家。
[3]卡尔·奥古斯特·威特福格尔（KarlAugustWittfogel，1896年9月6日——1988年5月25日），德国剧作家、历史学家、汉学家。1918年加入独立党。1920年加入德共。1923年起与科尔施合作。1925年起任《红旗报》编辑，在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任教，并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协会的活动。1929年加入德国作家协会。纳粹党上台后，在流亡瑞士途中被捕。1934年获释后流亡英国，后移居美国。1939年因反对《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而与德共决裂，抛弃共产主义，冷战期间倒向反共阵营。
[4]海因茨·兰格汉斯（HeinzLangerhans，1904年2月22日——1976年5月4日），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出身于律师家庭。1922年加入德共。1923年起担任德共柏林—勃兰登堡组织雇员。1926年参加科尔施领导的左翼反对派组织，并因此被开除出党。1931年毕业于法兰克福大学。纳粹党上台后被捕，1939年获释后经比利时流亡法国。1941年流亡美国，不久抛弃共产主义，倒向反共阵营。1964年返回西德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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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原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工人没有联合在一个团结的、单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之中，这对于德国、对于全世界说来都是一个不幸的悲剧。假如那时有一个这样的党，它就可能使1918年的“革命”成为一次真正民主的革命，给予新建立的魏玛共和国以有效的支持，它就会抵制住反动的军国主义者和极左派的过激主义力量，克服由于战败和数百万军队官兵迅速复员而引起的社会混乱。这些军人带着战时养成的种种习惯在社会上流荡，无法找到工作或者使自己适应战后的环境。于是，他们便纷纷纠结在“志愿团”里，这种团体起初还包含一些正直的有理想的人，后来就逐渐堕落为目无法纪和妨碍治安的军事组织，图谋推翻魏玛共和国，杀害政府部长，直至构成终于在1933年摧毁共和国的纳粹冲锋队的重要支柱。
德国工人没有组成一个单一的政党，而是分裂为至少三个对立集团，每一个集团都争取使德国广大群众支持自己。由此而造成的政党繁多的局面（政党的数目很快便超过二十个），是魏玛共和国的致命弱点之一，它使一切联合内阁都极不稳定。这种局面也导致了主要代表德国工人阶级的三个政党之间有害的内讧。
在1918年，这三个无产阶级政党中的第一个，历史最久和力量最大的一个，就是艾伯特和谢德曼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简称SPD）。这个党是在1875年由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派合并组成的。前一派由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领导，曾经加入过第一国际，在意识形态方面相信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以及革命无产阶级必将取得最后胜利。拉萨尔派带有较多的民族主义色彩，有一个要求种种实际改革的社会主义纲领。这个纲领虽然在当时显得非常激进，但是在今天的一切工业先进国家中，由于工人的斗争，它的大部分要求都已经得到实现。拉萨尔派主张实现这一纲领的方法不是通过暴力革命，而是通过渐进的合法手段——通过取得和利用选举权与议会权力来改善工人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这两派——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派——合并以后，在意识形态方面都还继续保持着一些原来的东西，因此在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政纲往往反映出两种彼此有些矛盾的行动计划。可是，随着德国工商业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巨大进展，德国工人阶级在工资、劳动条件、法律权利和政治力量方面，都逐渐变得比过去要好得多。在1912年的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候选人获得普选总票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成了议会中议员人数最多的政党。然而，在福利和政治力量都有所增长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集团在他们的观点和行动上，却变得比过去保守，民族主义越来越多而国际主义越来越少，甚至有些资产阶级化了。
第二个政党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或独立党（简称USPD）。这一派人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传统，不能容忍1875年合并前拉萨尔派中那些更为保守、更具有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色彩的倾向，因此在1916年从体现了这些倾向的社会民主党内分裂了出来。他们认为“主要敌人在国内”——是正在罪恶地延长着战争的帝制派、军国主义者和大工业家。他们鼓吹在“不割地、不赔款”的基础上立即媾和，并且号召举行罢工促成和平的实现。这个党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便停止存在。在1920年10月举行于哈雷的一次代表大会上，三分之二的代表决定退出本党，加入新组成的共产党。十五个月以后，剩下的人便决定和他们在1916年与之分裂的社会民主党出现结合。
第三个党，德国共产党（简称KPD），直到1918年12月底才独立存在。它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作为“斯巴达克团”存在的左派。他们比其余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更加猛烈地反对军国主义，更加狂热地赞成社会革命。他们从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那里得到思想上的指导和精神上的鼓舞。前者是一个杰出的波兰青年知识分子，是“一只鹰”[1]——列宁虽然在许多观点上和她有尖锐分歧，却送给她这样一个称号。她从沙皇压迫下逃亡出来，1897年定居于德国，和一个德国工人结婚从而取得了德国国籍。卡尔·李卜克内西是俾斯麦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战斗的奠基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卡尔在1911年发表了一部反对军国主义和德国军队的有影响的著作《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大战初期，他是第一个拒绝投票通过军费预算的社会民主党议会议员，并且在导致独立党1916年和社会民主党分裂的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由于他们的反战立场和鼓动兵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德皇政府监禁，直到1918年10月和11月这个政府倒台时才被释放。
在1910年的最后几周中，由于德国军事上的失败、工厂中罢工事件的日益增多、基尔的水兵兵变，继之而起的全国起义以及工人出身的士兵对德皇旧军官的憎恨，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影响迅速增长。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以及指望俄国人能够帮助他们完全摧毁德国的军国主义、并为在德国也进行一次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的这种希冀，也增加了他们两人的影响。和俄国的苏维埃相似的工人士兵委员会迅速出现于德国各地。在柏林的五金工人当中，在汉堡、不莱梅、鲁尔和其他地区的工业中心，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激进组织——自己选择工厂代表的工厂委员会。
11月9日艾伯特代替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担任首相以后，社会民主党人、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斯巴达克团的领袖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混乱斗争，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为了保卫未成定局的边界和防止过于匆忙、过于激烈的革命，艾伯特在许多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下向军队求援。在斯巴达克团看来，这是对神圣事业的叛变。于是，在1918年12月30日，斯巴达克团的成员便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决裂，另行成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德国共产党（KPD）。可是，这个党刚一诞生，它的两个最杰出的领导人就于1919年1月15日被帝制派军队逮捕，并在几小时后“企图逃跑时”被杀害。正是在这一事件发生后不久，路特·费舍来到了柏林，并且很快在这个新的政党中担任了领导职位。
德国共产党坚决信奉马克思的学说，同其他两个社会主义政党相比，它具有更真实的国际主义性质和观点。从德国的庞大工业人口来考虑，它也是俄国以外欧洲最重要的共产党。结果，它便对德国境外的共产主义者起了一种磁石般的吸引作用——既吸引那些希望利用它达到自己民族主义目的的布尔什维克，也吸引那些希望它能够建立国际社会主义的个人。就像它的另外几个领袖（罗莎·卢森堡、列奥·约吉希斯、阿尔卡季·马斯洛夫）一样，路特·费舍不是出生于德国而是被吸引到德国来的，这一点也许是意味深长的。
路特·费舍生于奥地利，在维也纳长大，她的父亲鲁道夫·艾斯勒是维也纳一位著名的教授和好几本哲学及社会学论著的作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维也纳大学的一个青年学生，她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但是，由于这个党在多民族的帝国中主张保存奥—匈国家的结构，只同意让各民族享有文化上的自治，她一怒而加入了党的极左派。“左派激进主义者”主张一切民族都有权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掌握它们自己的命运。
这种为列宁所主张并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中被提出的自决权，给维也纳的青年学生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它使路特·费舍对布尔什维主义产生了积极的兴趣。她和奥地利警察发生了一些小冲突，并且发表了几本“地下的”社会主义小册子。于是，她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先从瑞士然后从莫斯科来信的鼓励。在奥匈帝国崩溃的时候，一个在红十字会名义掩护下从莫斯科来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建议她和她那一批激进的大学生和青年工人在奥地利成立一个共产党，加入当时正在筹建的共产党第三国际。1918年11月4日，她成了欧洲最早的共产党之一、奥地利共产党的第一号创立人。这样，她便同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苏维埃政权发生了直接联系，并且会见了库恩·贝拉、尤金·瓦尔加、马克斯·列文等领导人物。
可是，奥地利共产党是一个能力相当不足的、人为的和软弱的组织，特别是在哈布斯堡帝国解体，它的原来各组成部分纷纷独立以后。此外，大部分维也纳工人也不愿意离开他们原来的党。因此，路特·费舍在1919年迁居到在她看来已经变成了欧洲革命斗争真正中心的柏林。她作为一个组织家和作家为共产党展开积极活动。1921年11月，出乎她的意料，她竟当选为柏林党支部主席。让一个才二十几岁、甚至还不是德国公民的女青年领导德国境内最大的共产党组织，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步骤。所以采取这个步骤，一半是由于她所表现的能力，一半也正是由于她年轻；许多普通党员不信任年岁大的领袖，希望使党组织避免变成由一小撮人把持的或被俄国代理人利用的工具。当时，虽然卡尔·拉狄克早就在德国为俄国的利益积极活动，德国共产党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完全处于苏俄的影响之下。
路特·费舍在共产党内代表左派反对派。这个集团认为，党应该在德国有一个自主的政策和民主的组织。它要求共产国际保持原来的国际主义和革命性质，而不要变成为苏维埃国家专制政权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与军事目的服务的机构。
1922年，路特·费舍被选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代表，从1924年到1926年，她是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在这里，她为左派反对派的观点进行了斗争，然而最后并未成功。她还被选为德国议会的共产党议员，并且在1924—1928年期间担任议会的外交委员会委员。
她在担任以上各种重要职位期间，从1922年到1926年到俄国去过十多次。她开始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有了比在远方对他们可能有的认识要亲近得多的了解。她结识了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拉狄克、托洛茨基以及其他许多被斯大林为建立自己的独裁逐步消灭掉的老布尔什维克。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是她最知己的朋友和支持者。她还直接观察和逐步了解了曼努伊尔斯基、季米特洛夫、维辛斯基、多列士、陶里亚蒂和其他许多今天仍然在若干国家中起领导作用的斯大林主义者。
作为德国共产主义问题的顾问，她得以洞悉共产国际的内情——在这些年代里，“德国问题”是第三国际的主要问题。她觉察到共产国际的种种问题是如何危险地和布尔什维克的内部冲突交织到了一起。这些冲突是在列宁逝世前后争夺列宁继承人位置的斗争中发生的。在谋取继承列宁衣钵的竞争者当中，如所周知，斯大林证明是最狡猾和最残酷的。路特·费舍由于是在近处观察这些冲突，认识到斯大林如何在把列宁的组织变成一个新型的高度集中和极权主义的机器——一种借助于红军、秘密警察、恐怖、最后还借助于经济统治而实行的国家党专政。她还看出同样的极权主义方法如何正在把共产国际变成一个俄国国家党的代理机构，并且正在把同样的倾向输进了组成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
看到继列宁革命之后发生的“斯大林革命”所引起的这种危险变化，路特·费舍变成了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在俄国以及马斯洛夫在德国领导的反对派集团中的积极成员。这样，她就招来斯大林的憎恨。她谈到斯大林在好几次私人会见中，曾作过想把她争取过去的徒然努力。在她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身份为重新其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而最后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曾授意秘密警察对她进行监视，把她在路克斯饭店里软禁了十个月。不过，她设法同她的朋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保持了联系。在他们的关照和帮助下，她趁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到高加索作短期旅行的时机，在1926年6月逃回了德国。
在此期间，她于1924年当选为德国议会议员。她继续在德国共产党内领导少数左派反对派，但是在她从莫斯科逃出以后，她便被已经落到斯大林主义者手中的党机构开除。他们还要求她辞去议会中的议席，但是遭到了她的拒绝。此后控制着党的斯大林主义者台尔曼和托尔格勒或者皮克和乌布利希这样的人——前两人后来被纳粹关进了集中营，后两人在1933年以后逃往莫斯科，1945年重返柏林，在德国的俄占区政府中充当斯大林的主要工具。
在1926到1933年期间，路特·费舍一直和她在俄国的反对派朋友保持密切联系。她也观察到，崛起的纳粹如何采取了斯大林的许多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思想和方法。1933年希特勒掌握政权以后，冲锋队洗劫了她的住所，并且把她的小儿子带走作为人质。她本人逃到了巴黎，在那里一直住到1940年，仍然同她在德国和俄国的朋友保持秘密联系。由于她继续反对斯大林主义，她和她的同志马斯洛夫被牵连进了1936年莫斯科大清洗的审讯中，受到缺席审判。维辛斯基控告他们曾在托洛茨基的指使下，于1933年派了一个间谍到莫斯科去暗杀斯大林！
1940年德军占领巴黎以后，路特·费舍通过西班牙边境逃往里斯本。第二年她来到美国，终于加入了美国籍。她在这里搜集了大量有关德国共产党兴衰、布尔什维克党如何转化为极权主义专政以及共产国际蜕变情况的珍贵资料。根据这些材料以及她自己清晰的回忆和经验，她在本书中报导了从1918到1929年这段时期的历史。在本书的续编中，她计划说明在希特勒建立他的战争机器和极权主义专政的同时，在执行五年计划的危急年代和莫斯科各次大规模的清洗中，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党和恐怖主义的极权统治如何越来越严密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路特·费舍的这部书中，贯穿着三条有力的线索，把形形色色的细节和复杂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解说牢固而紧密地连成了一个整体。
第一条线索是1918—1929年的德国共产党历史。在这方面，已经有人写过书：保尔·梅克尔从斯大林主义的宣传观点出发，写了《德国：生存还是毁灭？》（墨西哥1944年版）；弗里德里希·施坦费尔[2]从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角度出发，写了《德意志第一共和国的十四年》（卡尔斯巴德1936年版）。但是，据我们所知，还从来没有人能像路特·费舍一样，对德国共产党历史提供这样详细、这样公正和可信的内幕报导。
第二条线索是苏俄内部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这一斗争发生于列宁生前的最后几年以及从列宁刚去世起到托洛茨基被流放为止的整个时期。这是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以及其他许多人之间一场错综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和混乱的斗争。它涉及到经济政策、组织政策和外交政策方面各式各样的概念，而作者也以真正深刻的眼光对这些概念作了透彻的分析。她是根据内幕资料写作的，这是由于她曾经担任过许多官方职位，也是由于她本人熟识莫斯科的领袖们和许多像拉狄克那样在德国积极活动的俄国代理人。她阅读过数量极其浩大的俄国人写的小册子和苏联官方文献，并且时常援引其中的文字。也许在分析动机的时候，她有时候可能会更多地依据她自己的直觉，而不是依据明确的历史证据。分析动机总是一件伤脑筋而又没有把握的事。但是，她显然已经有意识地力图遵循严格的历史证据。不管怎么说，对于纠正苏联官方作家和历史学家围绕着斯大林和苏联极权主义统治形成的年代编造的各种神话和故事来讲，她的解释是有价值的。
第三条线索是另外两条线索之间的联接线——德国共产党的政策同苏联政治局和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内部斗争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俄国人力图操纵德国共产党的政策，使它们不是为德国人本身的利益，而是为俄国内部派系或苏联外交政策的利益服务的情况。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的存在，再加上斯大林的利用恐怖手段和秘密警察把那些妨碍他的的人都残酷消灭的做法，使得路特·费舍走上了和莫斯科以及亲苏的德国共产党人（包括她自己的兄弟格哈特·艾斯勒）决裂的道路。正是她对斯大林主义这一方面的初期表现所作的说明，对于今天的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今天，正如莱昂·布鲁姆时常指出的那样，法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完全是在为他们的莫斯科主子的利益奴颜婢膝地服务，而不是作为正直的爱国者为他们祖国的利益服务。正是在1918—1929年这段时期，恐怖极权主义的一切方面在俄国社会的广泛范围内部得到了试验和成熟，然后又传到了共产国际各支部。后来的一切极权主义统治形式都不过是路特·费舍目睹它形成的典型极权主义的衍生物，它们在每一个国家中各有其特殊的民族特征，但是基本上都以斯大林树立的榜样为依据。
我认识路特·费舍已有好几年了，也读了她的著作。她那种谈起往事历历如在目前的惊人记忆力，那种不仅对德俄两国而且对世界各处的共产党领袖具有的广泛了解，都使我深为敬佩。那些她在其中记录了谁被斯大林消灭谁被斯大林提拔的无数脚注，读起来就像一部过去三十年中的共产党“名人录”。以俄国政治局的内部斗争和共产国际的内部斗争为一面，以德国共产党内的混乱冲突和左右摇摆为另一面，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她的详细叙述得到了空前清晰的再现。关于那些复杂微妙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和理论，她所作的透辟分析具有高度的启发性，对于那种把问题过分简单化的普遍倾向（特别是在美国），能够起到有价值的纠正作用。不论是对于研究过去三十年历史的历史学家，或是对于想了解目前这种侵略性的和恐怖主义的苏联专政如何形成的任何人来说，她的这本书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于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当代世界的共产主义来说，这部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德尼·法伊[3]
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1]《政论家的短评》。《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页。——译者注
[2]弗里德里希·施坦费尔（FriedrichStampfer，1874年9月8日——1957年12月1日），出身于律师家庭，1900年至1902年在《莱比锡人民报》任编辑，1902年以后在《前进报》编辑部工作。1915年后曾参加奥匈帝国军队，自1920年起继续担任《前进报》编辑，直到纳粹上台为止。
[3]西德尼·布拉德肖·法伊（SidneyBradshawFay，1876年4月13日——1967年8月29日），美国历史学家。曾长期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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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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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BlackFlameTrilogy:BookThree,WorldsofColor
《黑色火焰》第三部
有色人种的世界
〔加纳〕威·爱·伯·杜波依斯（DuBois,W.E.B.）
（1961）
主万译作家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上海
第一章美国黑人的世界
第二章英国的有色人
第三章欧洲的有色人
第四章亚洲的有色人
第五章西印度群岛的有色人
第六章会议
第七章南部的工人
第八章自由的北部
第九章巡回传教师
第十章威尔逊主教
第十一章世界大战又爆发了
第十二章美国黑人又去作战了
第十三章罗斯福逝世
第十四章各国联合起来了
第十五章孟沙遭到了攻击
第十六章琴·杜比侬的解聘
第十七章阿德尔伯·孟沙和小杰克·卡迈克尔
第十八章回到非洲去
第十九章婚姻的避难所
第二十章逝世
MainstreamPublishers,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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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布朗（190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约翰·布朗（1909）
JohnBrown
约翰·布朗
威·艾·伯格哈特·杜波依斯
（1909）
北京微电机厂工人理论组节编人民出版社，1976年·北京
出版说明
节编前言
序
第一章非洲和美洲
第二章性格的塑造
第三章漫游时代
第四章牧羊人
第五章被诅咒者的幻想
第六章堪萨斯的召唤
第七章天鹅泽
第八章伟大的计划
第九章黑人的队伍
第十章黑人大路
第十一章打击
第十二章难解之谜
第十三章约翰·布朗的遗志
人物简介
地名简介
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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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反对派对投降派的回应（﹝苏联﹞拉科夫斯基，192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TheRussianOppositionRepliestotheCapitulators
苏联反对派对投降派的回应
﹝苏联﹞拉科夫斯基（ChristianRakovsky）1929
小狼翻译、jq校对
〔来源〕译自美国《战士报》（TheMilitant）第二卷第21期，1929年12月21日出版。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rakovsky/1929/xx/capitulators.htm
《战士报》按：在起草宣言的同时，拉科夫斯基、奥库德加（Okudjava）和科西尔（Kossior）还完成了一份内容广泛、原则性的文章，在其中描述了国家和党内的状况，确定了七月二十二日宣言的意义和任务。这些文章以手稿的形式在流放地和国家中广泛传播。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收到两份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鉴于它的篇幅，我们只能在这里摘录一部分内容。
鉴于一些非常“激进”的批评家认为拉科夫斯基的声明几乎是一种投降，在文中，我们把拉科夫斯基对投降派（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米尔加）和投降倾向的特点的一般化描述。
投降者脱离反对派意味着在反对派内部酝酿的危机已经成熟（大规模逮捕、当权派四处挑衅、单独监禁、津贴减半导致流放犯们的物质条件艰苦、列·托洛茨基被驱逐等等，以及另一方面，中派领导人的“左翼路线”也在反对派中造成了某种分裂）。如果没有严重的迫害，“左转”会把新的同情者推到反对派的队伍中，因为它实际上标志着中派在思想上的破产。不过实际上，如果没有“左转”，之前的迫害也不会达到它实际取得的效果。所谓的”左转”成了中派的腐朽和机会主义的遮羞布。
腹背受敌的反对派
对迫害手段的描述是多余的。我们只想说，它不仅仅表现在公开的暴力上，而且被剥夺了最基本的通信的权利，而格别乌对投降者展现了特殊的慷慨，为他们提供“技术援助”，有些地方的机关甚至自己出面分发他们的文件。那些留在反对派内的投降者根据有关部门的指示（伊斯特岑科）或根据与机关达成的初步协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与雅罗斯拉夫斯基或奥尔忠尼启则）行事，对反对派的“轰炸”是从两个方面发出的：中派和反对派过去的成员。我们现在腹背受敌。著名的“通信自由”实际上只是投降者的自由，“抽象的自由”留给了列宁主义反对派。应当注意到，即使在这里也对邮递政策进行了区别对待，投降者的文件不允许被送到那些他们认为会坚决抵抗的同志手中。对投降者的答复则被完全压制。
思想危机在去年四月就已经开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是“重估价值”的推动者。前者的行为有一定连续性，而后者就像往常一样，从极左立场动摇跳到了极右，然后再跳回来。不得不说的是，拉狄克还指责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雅罗斯拉夫斯基谈判。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大致这样讲过：
“‘中派’领导人已经开始实现我们纲领中的经济部分；至于政治部分——它将由生活本身来实现。左翼反对派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已不再有价值。现在应当回到党内，跟随事件的自然进程前进。”
因此，根据对于纲领的解读分出了两个阵营：革命的列宁主义者们一如既往地为了完全实现它而斗争。而机会主义投降者则表示，他们愿意满足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根本不考虑如果不实现纲领的政治部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就无从谈起。
反对派的缺点
在某些方面，从党内产生的反对派并没有摆脱年复一年的机关生活中形成的缺点和习惯。首先，它始终有某种实利主义。在那些曾经最接近党的领导层和苏维埃机关的反对派之间，官僚主义的陋习尤其难以消灭。他们部分地感染了对党组织的拜物教，这与对党本身忠诚，忠于它的理想，它的历史任务相矛盾——只有那些仍想着为改革党而进一步斗争的人才拥有这种忠诚。最后，它也没有摆脱由同一机器培养出来，属于伪列宁主义者的最有害的心理。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离开反对派的投降者都不会放过对托洛茨基落井下石的机会，这些石头正是由雅罗斯拉夫斯基-拉狄克（Yaroslavsky-Radek）工厂开采。如果在其他情况下，这些旧习气很容易被摆脱。可是在残酷的镇压之下，这种思想就在反对派中造成了大量投降者。斗争不可避免地淘汰了那些没有准备把纲领贯彻到底，梦想着安逸，天真地把它隐藏在参加“伟大的斗争”的愿望下的人。不过，筛选可能对反对派的队伍产生有益的影响，留下的人都不会把我们的纲领当作一道能够根据自己的口味随意挑选的菜。这纲领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列宁主义的战斗旗帜，只有对它的完全实现，才能带党和无产阶级走出中派领导使他们陷入的困境。
那些明白反对派的斗争正是一场“伟大的斗争”的人，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苏维埃政权的命运和世界革命的命运都取决于它——这样的人不会抛弃自己的岗位。
我们必须回到党内，投降者的文章里一再重复这一主旋律。不了解反对派被逐出党的历史的人可能会认为是我们自己离开的党，自愿流放。这种说法意味着把我们被迫离党并被流放的责任从中右派联盟领导层转移到反对派身上。
我们曾经在党内，直到现在也希望留在党内，即使在中右派联盟否认制定任何形式的五年计划的必要性，并若无其事地鼓励“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时候。现在，我们的这种愿望更加强烈，因为此时党正在左转（哪怕只是部分的），它面对巨大的任务。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性质完全不同：我们会同意脱离列宁主义路线来取悦中派的机会主义吗？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大敌人正是对自己的信念不诚实的态度。如果党的领导层模仿天主教会在临终前强迫无神论者皈依天主教的做法，要求反对派对承认根本不存在的错误，否定他们自己的列宁主义信念的话，反对派就没有任何理由再尊重它。同样，一夜之间改变了自己信念的反对派只配得到完全的蔑视。这种做法造成了拿着列宁主义哗众取宠，对它轻描淡写的怀疑态度。因为慷慨地向右翼和左翼散布关于“一切要适度”的虚伪箴言，拉狄克再次成了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谢德林（Shchedrin）塑造的形象没有褪色，它们在每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关系都在重现，只不过历史装束有所改变。
投降者的论点
投降者最喜欢说，现在正处于“喀琅施塔德的前夜”（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此来散布恐慌情绪。在伊希姆车站，去莫斯科的路上，拉狄克把右派合和中派之间的斗争与法国热月前国民议会中的斗争相提并论。他说：“他们都准备着逮捕对方。”他还认为右派可能会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获得多数，不顾他们上次在全会三百多名代表中只获得了几十张票的事实。可正是这个人在七月十三日的声明中却说出了完全相反的东西，认为中派领导已经完全阻止了右转的趋势（为了照顾领导层的面子，他们表达的十分微妙），这很难以置信吗？况且，哪怕接受第一个假设，难道我们就该牺牲列宁主义投向中派机会主义吗？当然不行！
在拉狄克短暂的思想清楚的时刻，他完全明白这一点。去年，七月全会以后他给身在阿斯特拉罕的拉科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斯大林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右派将夺取政权，热月即将来临，列宁主义反对派要做的是维护“列宁主义的理论遗产”。一个政治家必须考虑到事件在未来可能的变化，但如果策略只是建立在混乱的假设之上，它就会变成冒险主义。有一个小例子说明了这种混乱是多么不可容忍，斯米尔诺夫（I.N.Smirnov）认为，鉴于国内困难的情况，中央不会要求三驾马车投降。但看到谈判进展缓慢，斯米尔诺夫在7月12日的明信片里写道：“我认为，危机的缓解（丰收）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投降者还自己散布谣言，表示中派对右派的温和情绪也与上面提到的丰收有关。这种态度是否长久本身就值得怀疑。清理右派领导人，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似乎已成定局。
拉狄克“时刻准备着！”
中派领导为自己清除了通往左边或右边的道路。如果他们下定决心右转，罢免右派领导人就保证了他们不失去自己的权力。同样，它必须除掉左翼反对派：除掉这个站在党的最左边，现在为反对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的官僚主义的整顿方法而斗争的政治派别。为了回应托洛茨基，在伊希姆时拉狄克写道：“我们对农民让步，托洛茨基却指责这是热月。”这是不是意味着类似的传言进入了这双训练有素的耳朵里，还是说，为了取悦中派领导人隐秘的愿望，这个政治上的“共产主义青年”提前大喊：“时刻准备着！”如果发生新的粮食罢工，很难保证中派领导人不会从对付富农的107条跳到新的新经济政策。与此相反，它们很有可能会这样。
这三人在七月十三日的声明是一份虚伪的、机会主义的文件。一方面来说，这是他们去年就开始的工作的延续，特别在最近几个月，他们散布了错误的观念，使人对大部分反对派的观点产生误解。通过对托洛茨基和反对派提出指控，说这些人声称工人阶级的权力不在自己手中，托洛茨基修正列宁主义，整个反对派正倾向于组建新党，三个投降者为党的领导层提供了进一步迫害反对派的新武器。另一方面，这份声明不仅试图恢复中央委员的多数，还想要回到中右集团过去的政策。他们的政策加强了阶级敌人的力量，现在却被称为“列宁主义的”政策；相反，影响了党的路线（即使只是部分的）的列宁主义反对派的政策却只是——﹝文字遗失﹞
在六月的声明中，三个人公开﹝文字遗失﹞列宁主义的腐败，大多数人都参与其中。投降者们不是对苏维埃国家存在期间发生的具体变化（其经济，政治和司法制度以及﹝文字遗失﹞中的阶级关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而是形而上学的争论无产阶级专政总的“性质”和“本质”。他们模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作品中的每一页和每一行所反对的那些筛糠的形而上学家、学究和诡辩家。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无意义的讨论是为了达成一个明确的实际目的。毫不客气地歪曲论敌的文章，用“苏维埃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术语取代“中派主义”和“中派领导”，投降者一步一步地接近目标，直到最后他们可以把中派主义成为百分之百的列宁主义。这种论战方法除了是理论上的造假之外什么都不是。
拉狄克和Co.忽略了什么？
在他们的文件中，投降者写道。“我们忽视了（！）这一事实，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曾是，现在也是列宁主义的”。怎么会“曾”是列宁主义的呢？这些政策有一半都由右派制定，而就在同一份文件中投降者还要求与他们斗争。但你不能要求那些已经放弃自己原则的人符合逻辑。甚至在实际提出声明之前，大家就已经预感到了他们的“演变”。在5月21日拉狄克寄到巴尔瑙尔的信中，“中派主义”一词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斯大林主义核心"，据说它比党内的工人部分更左。在文件《问题与回答》（QuestionsandAnswers）——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带着去莫斯科的声明草案的评论中—“中派主义”一词已经被打上了引号。但在由中央委员会批准之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已经把这个引号和这个属于一起扔掉了。但是有些人断言，这个草稿从来没有最初的那个版本。也许普罗布拉任斯基不想为他的社会学“本性”注定的迅速蜕变留下任何物质痕迹。斯米尔加在从米努辛斯克到莫斯科的旅途中，也没有留下任何反对中间派的英雄主义姿态。
投降者和列宁主义反对派之间的基本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派主义。对于那些记忆力差的人来说，有必要回顾一下纲领是如何定义中派主义的。中派主义，正如它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样，代表了一种“坐井观天”的倾向。它既没有一贯地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也没有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折衷正是它的特点。中派主义往共产主义里塞进了自己的东西，比如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没有冲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培养中农，以及类似的发明。以及许多类似的发明。纲领将“上层”（upravlentzy）——党和苏维埃官僚机构视为中派主义的基础，它们越来越多地脱离工人阶级，渴望获得终身职位，或者按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问题与回答》中的所说——“世袭”的职位。
根据我们的纲领，中派机关的第三个特性是，它渴望以机关取代党，将权力越来越集中在自己手中。它以轻蔑和鄙夷的态度对待广大群众——特别是非熟练工人和农业工人，对讨论毫不容忍，以及对左翼反对派进行迫害。（“向左派开火！”）
投降者的诽谤
由于无力与有着纲领支持的列宁主义反对派进行斗争，投降者转向了诽谤——这是所有在理论层面被击败的运动最喜欢的方法。他们指责托洛茨基玩弄造反的“思想”和“与派别集团合作的思想”。这是一种双重的虚伪，因为这些人知道他不仅对苏维埃政府，而且对党内的敌人有着完全和持久的忠实。他们以这样蛊惑人心的指责掩盖自己对右派的同情。拉狄克尤其是这样的人，有迹象表明，他在流亡期间并没有掩饰对布兰德勒（Brandler）追随者的关切。不久以后，他对自己的行为给出了一个相关的解释，类似于发现在1928年一月份，是他拉狄克，而不是别人，坚持让托洛茨基接受《柏林晚报》（BerlinerTageblatt）在莫斯科的通讯员一次全面的采访（不如说全面的政治宣言）时说的那样。现在，这些伪装成右派敌人的人现在试图与右派和中派一起扼死列宁主义反对派。
驱逐托洛茨基将中右联盟领导层与投降者联合起来。从布哈林，这个给驱逐投了赞成票的人，到拉狄克和斯米尔加，一个反对列宁主义反对派的联合整线形成了。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这种联合是热月的行径。中派领导人准备给投降者安排工作。反过来，拉狄克和斯米尔加发起了一场与托洛茨基决裂的运动，他们正在拯救党的领导人。如果后者不给投降者确定的支持，他们不会进行如此疯狂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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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代表张冲与苏联驻华大使奥莱斯基谈论托派问题（193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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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代表张冲与苏联驻华大使奥莱斯基谈论托派问题
（1938年9月18日）
〔说明〕根据原件录入，原件藏于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档案——“对苏俄外交（二）”，藏号：002-080106-00063-008。
1938年9月，特务头子张冲代表老蒋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其中谈论了有关托派问题。
蒋帮方面表示，苏联之敌即是吾之敌，苏联之友即是吾之友……
苏方表示很赞扬蒋帮的肃托行为（让陈独秀闭嘴），但言语中还包含着意犹未尽的意思（应该要让他们“彻底”闭嘴），并教导蒋政府如何高效肃托……
职奉钧命，于九月十八号与俄大使商谈前次该大使提各事，兹将谈话经过缮成书面报告，经鄂山荫秘书核正无误，敬呈阅
职张冲敬呈
九、廾
A．贵使前向委员长面述下列各事：“托派问题”、“动员问题”、“军备问题”，因目下战事急迫，委员长特遣敝人前来转达。
托派问题
A．中国政府过去对托派极其注意，如张慕陶等逮捕，王公度之伏法，陈独秀等之不能发表言论，皆系事实，如贵使方面有关托派活动之消息，亦祈见告，随时注意予以取缔。委座言：苏联之友人，即中国之友人，苏联之敌人，亦即中国之敌人。
B．此事殊为快慰，本大使请贵方注意，并不因为他们仅系苏联敌人、吾们敌人，吾们自己消灭了他，问题在消灭中国敌人之工作，因为现在已经证明他们系日本参谋本部代表，所以亦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直接敌人。张慕陶被捕、陈独秀停止发表言论这当然是很恰当，但仍须彻底对付他们。同时此种分子非严密侦察，不易发觉。最可注意者，托派之采取步骤，第一步作各种宣传，一旦时局严重，则各种暗杀破坏工作手段，亦干出来，其施之贵国重要工作人员，一如对付高尔基、古比雪夫等。应请委员长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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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陈取消派首领陈独秀被捕之意义（1933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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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陈取消派首领陈独秀被捕之意义
〔说明〕原载于中共刊物《大众评论》创刊号，1933年6月20日，转引自陈东晓编《陈独秀评论》，第132-137页。
托洛斯基取消派领袖陈独秀、彭述之等被捕后，众议纷纷，尤其是取消派乘机活动，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招牌，到处招摇哄骗，企图以欺骗麻醉的手段，争夺在群众中反革命的领导权；以卑鄙龌龊的谩骂中伤，与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动摇真正革命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以更险毒的破坏革命，完成其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先锋队的任务。
在此，我们有充分的必要，根据取消派反革命的史迹：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与取消派演变的一切事实，来剖析陈独秀被捕的意义。
陈独秀被捕的意义：
（1）国民党和取消派更亲密的携手的开会——统治阶级以拘捕陈独秀的手段，与陈氏等共同协商进攻中国革命，取消派趁陈独秀被捕的机会大大地活动起来了，10月21日出的《革命时报》和《太平湖》，便是最无耻的欺骗的东西；但是不管取消派怎样忸忸怩怩的否认，事实证明：陈独秀被捕不久，便要求见陈公博、顾孟余等，好诉诉取消派有史以来一切反革命的功绩，与处心积虑为维持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而费的心机与忠诚，以求谅解，并借此永誓盟好。此举正中蒋介石下怀，岂有不喜之理？便即刻派中央某要人亲赴狱中慰问，问寒问暖，闻病即刻请大夫，闻寒即刻由中央党部拨百元为之添购被褥，及饮食为狱中之超等，诸般疼爱，不胜枚举。其中最令人不得不怀疑的是“陈、彭同居一室”，盖任何重大案情的要犯，而尤以共党要犯被捕后，为防止假供，向必严格隔离。今竟由中央要人来问陈独秀“寂寞否？要彭述之和你同住好吗”。实在是破题儿第一遭！这证明取消派和国民党已经更紧地握好手了，取消派已经公开地投在国民党的怀里了！取消派还再拿什么来做欺瞒？！
10月25日中委曾扩情谈话：“据谈共党陈独秀虽号苏俄共党，中央派目为投降本党而开除共籍，此乃系共党内部问题”，倒还有些吞吞吐吐。10月26日杨杏佛谈话语气可爽快了：“罗文干日前来沪时亦表示对陈主宽容，盖陈非真正共党。”一个说陈独秀投降国民党，一个又说陈非真正共党，那么，当然是已经反革命投降国民党的假借马克思列宁主义冒充中国共产党以欺骗群众破坏革命的取消派，也就是“国民党的好朋友”（取消派在《革命时报》上的自称）啦，而应该宽容的了，然而取消派反革命的真面目被这铁的事实赤裸裸地暴露了以后，还竟企图抹杀一切事实，以“这是史大林派造谣”来继续维持其欺骗作用。可是中国劳苦群众知道只有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是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唯一革命领导者与唯一力量，也就是国民党的真正敌人，国民党的报纸上会不会登载共产党（史大林派）的新闻稿子？（由当时报纸上说此消息是根据那个通讯社的电一节可凭）取消派这种愚蠢的欺骗，恐怕只有更暴露其破坏革命的面目，而在广大劳苦大众的锐眼中自己宣布死刑！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们！请看这是谁造谁的谣！？是谁中伤谁！？是谁向革命进攻！？是谁做了反革命的先锋队！？
（2）取消派反革命势力猖獗的机会——统治阶级企图以逮捕证明陈独秀取消派“还有革命性”，以加强取消派欺骗麻醉的反革命作用。我们看看陈独秀被捕后取消派如何加紧欺骗群众，破坏革命领导权的一切有计划的阴谋吧：
1.以陈独秀被捕来证明取消派是革命的，以骗取工农群众对取消派的好感……10月21日取消派为陈独秀被捕，特出版《无产阶级革命者战士陈独秀家世、才能、个性及革命事业》，专刊名《太平湖》上说：“为陈氏为革命前途，兹将陈氏生平略历写出……”惟不知“革命前途”与“老战士”的略历有什么关系？！取消派答：“陈独秀被捕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按中国现在只有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权革命，并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可惜取消派不能不了解的损失），而且是……，陈先生过去在新文化运动上有极广大的助力，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开荒播种的伟大领导者，然而一切曾经参加过革命后来又叛变革命的政党（国民党、第三党、改组党、社会民主党、取消派等）或个人，都是革命的敌人，都是工农劳苦群众阶级的敌人。取消派企图拿在革命历史上曾经“开荒播种”的革命“领导者”的过去，来遮掩其目前反革命的事实，以取得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是不可能的。”
又说：“……中国思想界之能有今日的展开，谓为陈先生之熏陶不为过誉，中国革命之能有今日之扩大，谓为陈先生的推动，又更中肯，他是中国学术界的太阳！是中国劳苦大众的救星！”这便是取消派亲手写出的告白，这便是取消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面目！这便是托陈取消派的“革命政党”的正确理论！这便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辩证唯物论的理论，中国群众的革命意识，不是建筑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上，即帝国主义与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及国民党的剥削关系上，而是中国民众的革命要求是由取消派领袖陈独秀天才家应用“特殊（借用调查团报告书上的字）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手独创出来又“熏陶”到劳苦群众的脑子里去的；而且中国革命之发展，不是因为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国民党加紧剥削民众，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及殖民地革命势力的高涨，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内部经济危机之加深，统治之日趋动摇崩溃及其向社会主义苏联，全世界与中国革命势力之进攻。不是中国革命群众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有斗争血战而获得伟大发展与胜利，而是由陈独秀之一手推动便建立了南方各省苏区红军，北方数省份中的红军游击队，与各地的工人罢工，农民斗争，这是十足资产阶级的英雄主义与取消革命的理论！又说：“他（陈）是中国劳苦大众的救星”，这又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丝毫相同，而且完全是敌对的资产阶级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能承认任何个人为解放劳苦大众的救星的，只有在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中国劳苦大众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但是，取消派为什么要这样抹杀事实胡说八道呢？当然有他们的用心，钮钮怩怩的欺骗了半天，终说出“而为劳苦大众谋福利（出卖劳苦大众的）与资产阶级作艰苦斗争（好艰苦！一百元的被褥先到手，美味的饮食先到口了），陈独秀的被捕而一方面证明了陈先生在革命的前卫中之伟大（小心呵！此处但是欺骗的毒箭），他方面则暴露了资产阶级之卑鄙下流！（当心！此处又是麻醉的毒矢！）……无产阶级劳苦大众革命学生！立刻团结起来，用我们全团的力量夺回我们的向导前卫陈独秀先生！……”这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陈独秀在他们主人家早已服服帖帖住得很称意了，过几日何愁不把整个取消派搬进洋楼住？“夺”什么？不过借此欺骗群众以增厚取消派的实力，以更努力执行其破坏革命的先锋任务而已！
全国工农兵劳苦群众革命学生们！正当为争取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一周年纪念的胜利而斗争的时候，反革命取消派公开投到国民党怀里去了，取消派在与国民党共同阴谋下，在国民党政府的武装保护下，更加积极的向革命进攻破坏革命了！我们必须给取消派及一切反革命以最严厉的打击，揭破其破坏革命的一切阴谋，在广大群众中宣布其死刑！才能保障十月革命的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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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法庭讨饶饶饶饶（1933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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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法庭讨饶饶饶饶
〔说明〕本文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第77期，1933年5月8日。
上海讯：托陈取消派首领陈独秀、彭述之等十一人自去年十一月间被捕后，颇得国民党当局的青睐，在狱中备受优待，生活舒适。因之，陈、彭等不禁“铭感肺腑”，对国民党更愿表示“五体投地”，以为“报德”。闻最近陈彭案经过公审后，已宣判结束，均判以文字宣传罪，陈、彭判十三年徒刑，其余则判七年至二年不等。开庭审讯时，陈、彭等都服服帖帖，自认是托落斯基派，一再声明与第三国际无关，并痛斥他们所谓“斯太林派”等主张，骂红军为“土匪”，最后极力否认他们有任何危害民国之罪。托陈取消派跪在国民党法庭前面如此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而且很快便可在国民党的“皇恩浩荡”下得到大赦，以至起用，大做其官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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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派消灭苏维埃运动的妙策（筱妞儿，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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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派消灭苏维埃运动的妙策
筱妞儿（1933年）
〔说明〕录入自陈东晓编《陈独秀评论》第171-173页，东亚书局1933年出版。本文在该书标注为出自“共党机关报”，未查明具体出处。
苏维埃是致国民党及一切反对阶级死命的武器，所以国民党和它直接、间接的走狗们拼命向苏维埃进攻，极端仇视苏维埃运动是当然的。不过进攻苏维埃的方式，因地位及力量的关系有些不同罢了。国民党是用围剿的方式从正面进攻，而国民党的朋友取消派则用无耻的谩骂和造谣从侧面进攻。正因为取消派是从侧面的，而且他是拿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所以它的方法也最毒辣和无耻的。
下边是取消派在国民会议专号中提出来的方法，在这里有机会请大家赏光一下（大意）：
（一）苏维埃一定要经过国民会议，才能和城市工人运动及整个革命连系起来，才能扩大。所以苏维埃必须派代表参加资产阶级召集的国民会议，把平分土地问题，请求追认，叫非苏维埃区也照样办。
（二）红军必须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请求追认贫农有自动武装的权利。
朋友们！这是多么漂亮的说话呵！这是多么无耻的诡计呀！苏维埃红军是由武装斗争中生长出来的，而取消派则献计叫苏维埃红军代表去国民会议中追认！这样，则很容易地把苏维埃红军消灭了。取消派除这些毒计外，还玩些中国的苏维埃红军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聪明的宝宝），不是十月革命时的工农红军，而是贫农武装，是二十七年革命的回光的字眼来降低苏维埃的政治意义和安慰自己。
这有什么呢，这只是比取消派从前骂红军为流氓无产阶级，为土匪，为共产党“制造”的革命势力更无耻罢了。
蒋介石三十万大军的围剿，托洛斯基、陈独秀的恶骂，都没有把苏维埃运动消灭了。恰恰相反，它一天天更加强壮起来。于是取消派的先生们愤恨、苦闷的结果，想出了这条妙计，这真是取消派的进步！
现在苏维埃的发展，已经成了革命的一个主要部队，不只动摇了国民党的政权，而且威胁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帝国主义国民党更加紧地向苏维埃进攻，在帝国主义直接援助之下的第四次围剿已经开始。正在这个时候，取消派提出这样的妙策来消灭苏维埃，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它在中国革命中一贯的政策和唯一的任务。但是历史真是顽固的，苏维埃能突破某人的三次围剿，必然也要压碎取消派的造谣中伤，蛮横地走向革命成功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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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取消派叛党！反共！——且听蒋梦麟道来……（1932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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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取消派叛党！反共！
——且听蒋梦麟道来……
〔说明〕本文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第41期，1932年12月21日。
蒋系的所谓教育名流，现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对某记者发表对陈独秀案意见，谓陈过去对国民革命，曾有极大努力。五四运动时，尤为中国思想界之先驱，渠以年来不满中国共党干部派之暴动政策，致被该派排斥，遂退而领导反（反得好！——记者）干部派竭力攻击，致干部派所受打击颇大（假如是有打击的话，那陈独秀甚好向国民党献丑表功，但是打击了什么呢？——记者）。故站在反共立场上言，陈如无危害国民证据，自当予以宽宥。现全国学术界领袖，正在设法营救，中央之意亦主宽大，当不致有生命之虞。
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做走狗，充“反共”先锋，这个我们并没有污蔑的他，他的老同事蔡元培（见本报前期蔡电）蒋梦麟都替他老实不客气地说出来了。这就叫取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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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而言中——陈独秀要当蒋介石的反共参谋了！不信，你们等着（1932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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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而言中
——陈独秀要当蒋介石的反共参谋了！不信，你们等着
〔说明〕本文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第38期，1932年11月1日第二版。
取消派一行十二人解往汉口进谒蒋介石，陈说组织托罗斯基派反共的经过，……好不要脸，做得出来！
取消派的老头子陈独秀（仲甫先生）及鱼兵虾将彭述之等共十二人，在上海被捕，已见前报。现由上海公安局向租界中临时法院要求移提，即于十九日引渡去了。十日，上海公安局又把他们解到南京，送到军政部军法司，看管起来。因解送仓促，陈独秀他的衣被都没有带一样，遂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赏一百大洋，帮其购置，——要便不是取消派，如何有此大面子！现于二十一日晨又由军政部把他们交宪兵司令部，派宪兵送往汉口洛加山去会蒋介石，因为他们向国民党政府要求“进谒”蒋介石及蒋介石的特务负责人陈立夫（好家伙！）好当面申述过去组织托罗斯基派在中国活动的情形。托派在中国的活动，直接、间接都是帮助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来破坏革命的，苏区中发现的许多托派捣乱阴谋，就是铁证，那陈独秀先生报告之结果，只有证明他对国民党效劳的功绩了，蒋介石安得不拍手称善也哉！于是乎陈独秀的国民党官到手矣！——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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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彭述之也在内（1932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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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
——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彭述之也在内
〔说明〕本文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第37期，1932年10月23日第二版。
蒋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力网开一面许以不死——或者还会因祸得福作几天蒋家官僚呢！
［上海十七电］公共租界在十五日晨[1]破获虹口东有恒路春阳里某号取消派机关，当场捕去谢某等五人，由谢某供出彼等是取消派陈独秀的党徒，陈现匿岳州路永兴里十号，捕房下午按时往捕。陈独秀正在年老多病，卧在床上。带入捕房后，略加讯问，即送工部局医院治疗（大为优待！）。连日取消派机关因牵连而被破获者，有数处，但取消派则未捕得一个，可算侥天之幸。中国地界的公安局，现派人向租界要求引渡。查此次共被捕去十一人，供出姓名，皆不真实，除陈独秀外，仅知尚有彭述之一人，其余九人皆供词支吾。同时国民党公安局要求法院禁止旁听，所以详情不悉，仅十七日开侦察庭一次。
[1]此误，谢少珊等五人被捕时间应为15日下午3时（据国民党江苏高法院《陈独秀案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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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派和国民党（瞿秋白，1931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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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派和国民党
瞿秋白（1931年11月1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1年11月10日《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6期，署名：秋白。录入自《瞿秋白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
一、飞机炸弹枪炮大刀之外的又一武器
国民党对于中国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现在是用全力来压迫。所谓“剿赤”的大军在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福建，起码也有四五十万，从今年五月蒋介石亲自出马到现在，也已经有四个月了——以前的还不算在内。单这四个月里面各地方被屠杀的民众，真是数也数不清。国民党的报纸上天天说“捣毁匪巢之伪政府党部”、“杀死几千几万匪徒”、“俘虏几万几十万”等等，如果照他们的数目算起来，国民党杀人放火的结果，至少也有五六百万以上的人民是被杀掉了！可是红军却仍旧存在着，有些地方而且还在发展。国民党的这种屠杀政策，为的是什么呢？无非是保护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无非是保护中国豪绅地主的剥削和权力，无非是保护中国资本家的发财，无非是想用武力强迫工农民众做他们的奴隶牛马。然而红军和苏维埃区域始终存在着发展着，虽然当前碰着极大的障碍，极困难的情形，而始终不但不消灭，反而日益得到更广大的民众的同情和帮助，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正是因为他们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指导，因此不但客观条件有利于农民战争的开展，而且这种农民战争的有组织性有计划性，能够日益进步。所以国民党的唯一政策就是竭力企图消灭共产党。大城市的租界政府，各省各地的军阀政府一天到晚是在捉共产党，一天到晚是在压迫工人运动，以及一切革命的民众运动。革命工人，为着阶级利益而斗争的工人，甚至于简单的只开始表示反对减少工资，反对苛刻待遇的工人，都被捉到监狱里面去，受着非刑拷打，以至于枪毙砍头。普通的革命分子所受到的也是同样的待遇，——只要他们敢于对工人农民表示一点同情，只要他们敢于说几句话，做几句文章来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残民的罪状，而主张工农劳动民众夺取政权，他们的脑袋就立刻会有脱离身体的危险。至于共产党员，那更不用说了。这样，国民党用来维持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的武器，是样样都有的了：攻打红军的飞机、炸弹、毒瓦斯、大炮、机关枪，枪毙革命工人和共产党员的枪弹，砍他们头的大刀、监狱、审判厅，一切希奇古怪残酷暴虐的刑具。……可是，所有这些武器，看起来都不能够保证中国革命的消灭，都不能够保障国民党的江山。共产党在民众之间的信仰反而一天天的扩大起来，巩固起来。
因此，国民党还企图用欺骗民众的反革命宣传来蒙蔽人民。蒋介石自己说过：他是一只手拿着国民党党义，一只手拿着枪炮去宣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什么？就是工农民众应该做奴隶牛马的理论。国民党宣传这种主义的时候，说句蒋介石自己的老实话，就是对民众说：你们不接受三民主义，你们不安心做奴隶牛马——你们不实行劳资合作，不牺牲阶级利益而为着中国民族（豪绅、地主、资本家）做苦工，那末，我们就请你们吃枪炮，吃炸弹，吃大刀，吃鞭子，总而言之，就是要你们的命。事实上的确是这个样子，无论是中央党部、省党部、市党部，无论是张学良[1]，是汪精卫[2]，是蒋介石、戴季陶[3]，都是这个样子。但是，表面上，国民党总要讲几句体面话，总还想迷惑民众。
不过，因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太丑了，太无聊了，太血腥气了，广大的真正下层的劳动群众实在听不进他们的话。他们竭力要在民众之中破坏共产党的信仰。然而他们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民众却看见国民党自己才是真正大杀人大放火；他们说共产党卖国，民众却看见国民党自己真正是个帝国主义走狗……这怎么样办呢？
好了，救兵到了——出现了一个托洛斯基陈独秀派！托陈派冒充马克思主义者，冒充列宁主义者，出来骂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于是乎国民党在飞机、炸弹、枪炮、大刀、监狱、法庭、三民主义的宣传之外，又多一个武器——托陈派对于共产党的造谣。大家请看：最近自从蒋介石“御驾亲征”以来，一切国民党的报纸杂志都争先恐后的登载托洛斯基派陈独秀派的文章，例如《光明之路》杂志[4]上最近（第一卷第十期）就有一篇《托洛斯基派口中的共产党》，这简直是完全照抄陈独秀、刘仁静[5]等等的文章。
二、国民党和托洛斯基派眼光里的共产国际
中国劳苦群众革命的力量，在于他们能够得到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中国无产阶级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对于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是极其宝贵的，极其有力的领导。共产国际正是代表这种革命经验和组织力量的总机关，在他的领导之下，苏联共产党正在建设着社会主义，欧美一切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里面的城乡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正在日益团结日益增长，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劳动民众的解放运动，真正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和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都围绕着他的旗帜。
因此，做帝国主义走狗的国民党，自然对于共产国际非常之切齿痛恨。托洛斯基派在这里就给国民党一个“很好”的帮助。请看：
国民党说：共产国际在苏联实行的五年计划是资本主义的建设，是要对世界各国实行经济侵略，是要用屯并政策夺掉中国地主资本家的生意。托洛斯基派也说“斯大林派”的政策是十月革命胜利的消失，变成功富农的国家，进行着资本主义的复辟等等。
国民党说：共产国际是赤色帝国主义侵略东方民族。托洛斯基派也说苏联对于中东路问题[6]的办法是侵略中国。在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时候，国民党做着帝国主义的爪牙，首先进攻苏联，企图挑拨起各国反对苏联的战争，而托洛斯基派到处都宣传不要帮助苏联！
国民党说：共产国际曾经企图包办中国革命，等到“土地革命的政策行不通，煽动阶级斗争的阴谋失败之后，又说中国国民党反动。”（胡汉民[7]的话）而托洛斯基派也说：共产国际“反右倾是强迫执行盲动主义的政策，反‘左’倾，是留作失败后之说话余地”（反对派告全党同志书）[8]，——这就是“共产国际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之唯一的秘诀”。
这种谣言诬蔑，国民党立刻利用起来，在《光明之路》上就引用这些话来说：“像这样的国际领导机关，那里有一点资格配领导世界革命，实质上早已宣告破产了！”（《光明之路》第七期第三页）
国民党要放谣言，宣布“共产国际早已破产”，这是对于他们有利益的，他们要企图迷惑中国民众，使民众不相信共产国际的领导。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托陈派在这里就老老实实是国民党的走狗！本来，国民党的幻想是要中国民众根本反对共产国际，甘心做奴隶牛马，完全不认识阶级利益；然而最近几年革命的发展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了，——民众对于共产国际的信仰一天天的是在增高；于是国民党退一步想，指使一班走狗来冒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什么共产国际领导错了，说什么“在阶级利益立场上看来，中国工人正不可以相信共产国际，因为共产国际已经早已破产了。”——这班走狗就是托洛斯基陈独秀派。
三、托洛斯基陈独秀派的革命消沉论和国民党的统治
托洛斯基、陈独秀的真面目，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都冒充着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派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时代自己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实行机会主义，等到那次革命失败，却来说什么“共产国际断送了中国革命”。这叫做死不要脸。当初陈独秀派为什么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呢？因为他们认为国民党能够完成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所以他们认为共产党用不着去领导无产阶级实行联合农民夺取政权的斗争，也用不着领导农民的土地革命。照他们的意思，共产党应当怎么办呢？他们说：应当让汪精卫实行分共政策，至后，中国可以有资产阶级式的民权自由，可以定定心心做些国会运动等等。这是要把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政党。陈独秀派的这种观念一直保存着，到一九二九年，陈独秀等就公开的出来说：“你看，从汪精卫直到张学良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了！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的革命完成了，封建势力已经只剩得余孽的余孽，国民党政权可以稳定、统一，而且将有长足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托洛斯基派以前在苏联用些“左”倾的空谈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直到现在还自称“左派反对派”。他们的“左”，“左”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的“左”原来就在于断定现在全世界都没有革命运动的高涨，全世界都是反动统治的日益稳定。中国更因为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已经走进了两个革命之间的反动时期，中国国民党统治稳定而统一，应该做的不是团结无产阶级发展他们的经济日常斗争，领导他们的斗争到争取政权的斗争方面去，领导日益发展的农民战争，创造无产阶级领导的红军……，而是国民会议运动。这样，事实上是自称“左派”的托洛斯基自然而然的暴露自己真相，和一九二七年的中国机会主义的最右派的陈独秀走到一块去。他们事实上始终只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丝毫没有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气息。他们只在梦想着世界的以及中国的统治阶级快些稳定，给他们一点当议员做社会改良“事业”的机会。
这种机会主义，客观上不能够不很快的走到反革命营垒之中去。现在托洛斯基陈独秀派是已经走到了。恭喜恭喜！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一九二九年年底到现在一天天的深入，各国从德国一直到美国都在闹着恐慌，有些地方，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南美洲已经发现许多工人巷战，印度、非洲等处殖民地的革命运动都在开展、分化、深入。
这些情形是不是证明共产国际的观察呢？稍微顾一点事实的人，不能不说这是铁一样的事实。
中国呢？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是否统一了中国，完成了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呢？一九二九年年初开始的新的军阀混战——国民党的军阀混战，断断续续一直继续到现在，快要三年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剥削还在日益加重，国民党的统治是在动摇，一切种种资本家都赶紧依附投降勾结各派各系的封建军阀，运用武力竞争的新式经营工商业的办法，方才能够勉强自存，而一般的中国工业就都在极深刻的危机之中，——这在没有出路的中国农业的根本危机的背景之上，在国际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的环境之中，是自然的现象。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继承着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伟大的革命经验，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肃清自己队伍里面的机会主义分子（如陈独秀之类），锻炼出新的领导，在这种客观条件之下自然不是去做什么国民会议运动，而是准备着自己的力量去争得工农民权独裁的建立——苏维埃中国的建立。极艰苦的大城市之中的工人运动，领导农民战争——红军的产生，苏维埃区域的扩张，都是这种准备的进行。这三年来的事实，是否是中国革命高涨的复兴呢？谁都不能有什么怀疑的，因为这是大家看得见的事实。
然而托洛斯基派陈独秀派却说：世界没有革命高潮，中国也没有革命高潮！“中国的革命是消沉”了！
这种事实连国民党都不能够否认了。国民党自己反对中国的工农劳动民众，“剿匪”哪，捉杀共产党哪，始终是越剿越多，越杀越旺。他们不能够不深刻的感觉到自己统治的动摇。国民党所最怕的正是无产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认识清楚这种客观环境，而团结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使他们自己的斗争很快的从自发的进到有组织的。因此，在这没有办法之中想出办法来了：这就是利用托陈派的宣传来淆乱工农群众的耳目。国民党的反共机关报居然也说：
本来革命高潮是要一定的时期具备一定的条件才形成的，不是随时随地都发生的。但是共产党为要实行其不断的盲动政策，随时随地都瞎吹革命高潮已经到了，世界革命已经进入第三时期[9]了。……尤其是信口胡吹，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了。（《光明之路》第一卷第十期第二页）
国民党而说出这种话来，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不是不是，他们是照抄托陈派的文章的，在这些句子底下便引出了一大段托陈派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谣言。本来说起来是很可笑的：国民党忽然说“革命高潮”了。如果国民党自己承认是反革命的统治，那么，早就要请他们滚蛋；如果国民党仍旧是叫共产党是“反动的”，那么，这里所谓“革命高潮”应当是“反动高潮”了！这里的道理是：国民党自己的三民主义、训政时期、考试制度——造产建设等等的所谓“学说理论”，实在太说不通了，群众对于革命高涨的认识实在是一天天的清楚起来了，因此，国民党就用托陈派的话来说。这意思是讲：你们看——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托洛斯基、陈独秀，也说中国和世界没有革命高潮，你们快些不要暴动罢，不要干红军罢，不要闹苏维埃区域罢，快些来参加国民会议运动，劳资合作，提倡国货……！这倒要算是“聪明的”办法！这里，托陈派又是国民党的功臣。不过，还可以不算功臣，而算国民党的忠实信徒，因为：国民党说训政时期，托陈派也说统治阶级稳定，国民党召集国民会议，托陈派也在主张做国民会议运动……真正心心相应呵！所以说托陈派是国民党忠实信徒一点儿也没有错。既然是一家人，也就不便居功——他们的努力维持国民党统治——反对红军、反对示威……——正是三民主义的忠实走狗应尽之义务了。
四、“盲动主义的过火”恰好是国民党杀人放火的理由呀！
国民党的忠实走狗——托洛斯基陈独秀派怎么样替国民党尽义务呢？他们也来反对盲动主义了。然而我们要知道：盲动主义错误的一个来源，正是党内有些同志没有完全脱离托洛斯基主义[10]的观点。托洛斯基主义的观点是：中国革命，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决不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一定要等待全世界大革命同时爆发。那么，如果某一地方的工农群众已经发动，斗争已经爆发，红军的战争已经开始，那时怎么办法？——照托洛斯基主义的逻辑的结论，就只有二条路：一是放弃斗争完全投降，在工人罢工之中是妥协屈服，在农民战争之中是退守以至解散自己的队伍，这是右倾的机会主义；二是盲目的拚命，不顾群众的组织准备工作，用孤注一掷的办法，在工人运动之中就是儿戏的几个几十个几百个人的暴动尝试，在红军战争之中就是绝对不要根据地，不要准备从内地冲向大城市，从各省冲向武汉、上海，仿佛这样便会立刻引起全世界大革命的同时爆发来救中国革命，这是“左倾”的盲动主义。这种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机关曾经做过的——我们公开的承认，我们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已经纠正这种错误！——革命的先进的阶级决不隐讳自己的错误，他正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之中增加自己的力量，整齐自己的队伍，向着胜利的前途走去。可是，托陈派所反对的盲动主义是什么呢？是不是这个盲动主义呢！当然不是，因为这种盲动主义部分的就是托洛斯基主义的变相。他们是不会反对自己主义的。他们所反对的盲动主义，却是他们造作出来的谣言：他们说共产党用强迫的方法和收买的方法逼迫群众去示威，他们说红军敲竹杠、强奸等等。这些完全是他们的造谣！
工人发动群众的示威，如何能够强迫，如何能够收买呢！？这很明显的——是这些托陈派当初在共产党内反对示威运动，结果多数同志不赞成他们的意见，他们就说：赞成示威的是得了钱了。这是何等卑鄙龌龊的政客手段！
红军的工作人员，红军的兵士如何会敲竹杠、强奸等等呢？各地的豪绅资本家和国民党要这样说，托洛斯基陈独秀也这样说！他们无非找着几百件几千件之中偶然的一件事实，偶然的一个个人的罪恶行为——苏维埃政府立刻要惩办或者已经惩办的行为，就说是整个红军的情形，好来证明他们的理论——不要游击战争，不要红军！这是何等明显的反革命！
果然，国民党把他们这些谣言引出来，立刻就下一个断语：
以上所说，已经把共产党的罪恶，刻划得淋漓尽致，真如电影一般，一幕一幕的活现纸上，煞可观也。（《光明之路》第一卷第十期第五页）
这意思是说：请看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托陈派也说共产党和红军的确是奸淫掳掠、收买匪徒、无由取闹的流氓，所以我们国民党用飞机、毒瓦斯炸死论千论万的这些工农是有理得很，所以我们国民党捉杀共产党工人，开枪轰杀示威民众也是有理得很！大家想想，托陈派对于国民党的功劳是多么大呵！！
五、共产党组织力量“薄弱”，可是，国民党和托陈党且慢高兴！
国民党在托陈派的赞助之下，拚命的摧残工农运动；他们的狗运气好的时候，破坏了些共产党的组织，他们勉强的表示高兴，引出托陈派的文章，来证明自己反革命的功绩。他们说：
总上以观，可知共产党组织的薄弱，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之下，还有什么力量维持其存在！（《光明之路》第一卷第十期第六页）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固然并不是大得了不得，好得了不得，——共产党自己绝对不吹这样牛皮，共产党天天是在切实的检阅自己的力量、缺点、弱点，艰苦的进行群众之中的各种组织工作。然而共产党的“薄弱”决没有像托陈派所说的那样无希望！
托陈派已经成了另外一个党——资产阶级走狗的党，他们和国民党一样，认为共产党是他们最主要的敌人，因此，他们竭力说得共产党丝毫也没有组织似的。他们梦想着用这种宣传动摇群众对于共产党的信仰，涣散无产阶级的力量，并且企图扩大自己的走狗党，替资本家尽力。他们企图用这种宣传散布悲观绝望的情绪，阻碍革命运动的发展。这种手段恰好对于国民党有点用处，国民党拿他们的话来“自欺欺人”。“自欺”是安慰安慰国民党，说共产党快要消灭了；“欺人”是迷惑民众，说共产党已经不能维持其存在了，你们也死了心罢，不要革命了，安心做奴隶牛马好了。这里，托陈党的谣言又是好宝贝！
但是，你们这两个反革命的党，都慢些高兴！受托陈派欺骗的工人分子——很少数的人，现在已经了解陈独秀等的反革命的实质，而回到党里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正在日益进步的工作之下，日益密切的和群众联系之下，开始新的发展。国民党的欺骗，即使借用那些冒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托陈派的话，也是始终没有多大作用的！
六、国民党对于托陈党已经钦赐“批评自由”了！
现在——我们看见国民党的特别专门反共杂志《光明之路》以及其他一切国民党刊物上面，时常很高兴很得意的转载托洛斯基陈独秀的大文章，——我们不能不回想起陈独秀等最早的态度了。一九二九年的上半年以后，直到那年年底，陈独秀说些什么？其余的托洛斯基派的口头禅又是什么？他们总是说：共产党里面是官僚主义的统治，没有自由讨论，没有自由批评。他们很要求“批评”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批评自由，他们反对所谓官僚主义。固然，共产党内有的时候有些地方可以发生官僚主义的错误，可是，这正是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竭力反对的。至于托陈派所反对的是什么呢？他们实际并不是反对什么官僚主义，当他们能够执行他们的机会主义的时候，例如陈独秀当权的时候，都竭力企图实行完全十足的官僚主义，以保障其机会主义的顺利进行的。他们现在所反对的事实上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纪律！
无产阶级的政党的党员，本来是要团结得很紧，我们的道路是艰险的困难的，我们党员大家既然决定了走这革命的道路，自然就要有严格的纪律来团结我们，锻炼我们。我们的四周围都是仇敌，我们时时刻刻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我们联合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是极想自由的决定自己的道路的——决定要革命的，而加入党，这就是决定要和敌人斗争，而不是投降敌人，不是和敌人妥协。可是，党员之中有些人忽然跑出来说：我们大家都去投降罢（解散红军，抛弃苏维埃的旗帜，参加蒋介石的国民会议，停止示威运动政治斗争）。党员的大多数反对他们，说他们几个人的主张是投降，是自己解除武装。而这班人却大叫起来：啊哈！你们是官僚主义者，你们禁止自由批评！自然哪，你们要妥协要投降有你们的自由！现在国民党已经钦赐你们这种自由了。国民党的报纸杂志转载你们的文章，引用你们的理论和谣言；总之，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随便你们怎样“批评”、造谣、谩骂、诅咒，你们已经得到国民党钦赐你们的极端充分的自由。你们的心愿达到了，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你们现在在国民党御用之下，帮着他们的大炮机关枪来进攻中国的工人阶级、中国农民群众、中国的共产党，运用你们的笔尖，信口造谣毒骂……大概比以前在共产党内“受着强逼”的做“违心之事”——赞助工农，为工农服务，要来得舒服得多罢，因为现在这种地位，实际上的反革命地位，对于你们真是称心如意，一点儿不自由也不觉得了。
七、国民党口中的托陈派的立场
托洛斯基陈独秀派这样的帮助国民党，反对共产国际，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红军——和国民党异口同声的说红军是杀人放火的流氓土匪，反对工人——和国民党异口同声说工人示威是受共产党的收买，诅咒共产党的组织力量，说是“不能够维持其存在了”，骂共产党是官僚主义，禁止人家的批评……总之，托陈派在国民党的飞机、炸弹、枪炮、大刀、三民主义宣传之后，替国民党添一种反革命的工具，添一种进攻工农群众的武器。然而，国民党说：
可知反对派——托陈派——和共产党是一个东西，……是分不开的，是二而一的东西。（同上第一页）
这岂不是赏罚不明，恩将仇报吗？不然不然！如果国民党公开的称赞托陈派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说他们不是和共产党“二而一的东西”，那末，这些托陈派就丧失了他们的特殊作用了。国民党故意要说托陈派也是共产主义者，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然后才能欺骗群众，使群众相信他们的谣言。所以国民党故意说托陈派是和共产党“二而一的东西”，正是充分的运用这种进攻工农群众的特殊武器呀！
编者注：
[1]张学良，见本卷第58页注④。
[2]汪精卫，见本卷第58页注⑧。
[3]戴季陶，见本卷第144页注⑧。
[4]《光明之路》杂志，1931年3月创刊于南京。
[5]刘仁静（1902—1987），湖北应城人。1920年秋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作为北京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后成为托派，被开除党籍。
[6]1929年7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单方撕毁1924年的中苏协定，下令解除中东铁路苏联局长、副局长的职务，以武力手段占据中东铁路，驱逐在中东路任职的苏方人员，酿成中东路事件。7月14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取消关于中东铁路的一切命令，释放被捕苏方人员。1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中国政府绝交，撤回一切驻华外交、商务和铁路人员。10月，蒋介石下令东北军8万余人开赴绥芬河，进攻苏联，遭苏联回击而失败。12月，中苏互派代表，签订“伯力会议草约”（即“伯力协定”），中东路又恢复原状。
[7]胡汉民，见本卷第145页注13。
[8]反对派告全党同志书，指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等81人发表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9]第三时期，见本卷第30页注13。
[10]托洛茨基主义，见本卷第59页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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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康庄大道”（瞿秋白，1931年10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1930年代中国反托文献相关链接：瞿秋白
陈独秀的“康庄大道”
瞿秋白（1931年10月2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1年10月30日《红旗周报》第22期，署名：史铁儿。录入自《瞿秋白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
陈独秀托洛斯基派[1]，现在在满洲事变[2]之中，又活动起来了。他们的领袖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大文，叫做《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陈独秀在这“康庄大道”上做着第二个五卅运动的梦——他说：“以革命的民众政权（这一政权将经过全国抗日救国会而实现……）代替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战；同时以长期的排货，——由工人和学生组织大规模的检查队，排货能收实效——给日本资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即今日帝国主义在军事上不曾失败，其国内经济的政治的危机，也会迫着它不得不向中国的民众让步。这便是我们此次抗日救国会的“康庄大道”。
国民党说，宁粤统一[3]的大垃圾堆就可以救国；国家主义派[4]、人权主义派[5]说国防政府可以救国。而陈托取消派说“革命的民众政权”可以救国，——这总算是陈独秀“比较聪明”的地方，可也是陈独秀比较巧妙的欺骗劳动民众的地方。但是，这里露了些马脚。请问陈独秀：什么样的“革命民众政权”？他说可以由全国抗日救国会实现。这不是说工人劳动者的抗日救国会，而是陈托取消派的宣传大纲和传单里面主张的“工农商学联合起来”的抗日救国会。这个工农商学大联合的迷梦，证明陈独秀先生等又在幻想第二个五卅的民族统一战线。现在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完全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商会之类的豪绅资产阶级都在顶着这个名义“爱国”。抗日救国的时髦的大礼帽，不但一般资本家愿意戴，就是国家主义派、新旧军阀吴佩孚[6]、曹汝霖[7]、国民党的党国要人都在抢着戴。陈独秀却“暗示”群众说：不用苏维埃，甚至于不用陈托派的“国民大会”，经过这些抗日救国会也可以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这种政权是谁的，是那一阶级的？又决不会是工农民权独裁罢？！——因为陈托派说这是“史太林[8]派机会主义的”口号。那么大概是工农商学联合会的“无产阶级独裁”了！这真是荒天下之大唐。陈托派反工农民权独裁，说是阶级妥协，但是自己却主张工农商学联合的“革命民众政权”！这里显然的可以看见陈托派的真面目，他们事实上是要和资产阶级妥协，要引诱工人去投降资产阶级，屈服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豪绅地主。
于是乎陈独秀自己也觉得有些害羞，他就在括弧里面添上：“或经过国民会议，或经过苏维埃而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这里充分的暴露他的百分之一百的机会主义。“或经过国民会议或经过苏维埃”！用这两个“或者”企图蒙蔽群众。他以为这样，大家就可以相信他没有抛弃自己的国民会议主张。其实，陈派的宣言上说：“工农商学联合起来举行总罢工，召集全权的革命的国民大会”（所谓《工人报》的第六期）。而且陈派通告和宣传大纲上的中心口号亦说明，只是“准备普选的全权的国民会议之迅速召集”，而“眼前最具体的步骤，须要……工农商学兵自动很快而广大的组织全国反日大同盟”，“普选的”！可见陈托派主张中国豪绅资本家在国民会议之中也享有政权，而这种政权，居然会是“革命的民众政权”！何况准备国民会议的，又明明的写：目前是要工农商学兵组织“全国反日大同盟”——“抗日救国会”。所以这个“或者国民会议”的“或者”，只有更清楚的暴露陈托主张和资产阶级联合战线的真相。
尤其巧妙的是他的第二个“或者”——“或经过苏维埃”。他以为这样可以蒙蔽群众，使大家相信他们并不反对苏维埃。其实，他们自己的国民会议尚且要等待时机，目前紧急的是“抗日救国会”，那么，苏维埃在陈托派的眼光里，当然只是遥远的将来的事。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他绝对不承认中国现在的苏维埃区域里已经有苏维埃。对于他，首先是全国抗日救国会，这是国民会议的准备。说一句“苏维埃”出来，仅仅是想欺骗工人群众的。因为他们既然主张工农商学兵各阶级大联合的反日会和国民会议，那么，对于要求剥夺地主资本家政治权利的苏维埃，对于那些正在反对着地主资本家而战争的苏维埃，自然是不赞成的，——他们的会也是一直反对到现在的。
陈独秀讥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希望国民政府宣战和希望商人排货。可是，给自己主张由各阶级联合的所谓“革命民众政权”去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战，去实行他予日本资产阶级以致命打击的长期排货，这个样是极端有害的，反对革命的幻想和空谈。
为什么？因为假定工人群众相信了他的话，那么，大家要以为现在不用苏维埃，现有的苏维埃没有多大用处，而只要各阶级联合的抗日救国会；现在更不要领导苏维埃运动，不要准备暴动，不要发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红军和游击战争，而只要工人、学生检查队大规模的检货排日，慢慢的从这抗日救国会里自然会产生“革命民众政权”，再去对日作久持战；而且，即使日本征服了中国，还会向中国革命民众让步！此外，“或者”将来也可以来个苏维埃。这对于群众，简直是比一切国民党、国家主义派、人权主义派、“社会与教育”派都更加高明巧妙的定心丸、迷魂汤、麻醉剂。
好个“康庄大道”！——这是陈独秀先生等在反革命营垒里踱方步的“康庄大道”！
编者注：
[1]陈独秀托洛茨基派，见本卷第28、31页注⑥、29。
[2]满洲事变，即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我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
[3]宁粤统一，宁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粤指以汪精卫为首的广东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派代表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商讨成立统一的国民政府问题。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通电下野，随后广州国民政府也自行撤销，宁粤遂成立统一的国民政府。当时被称为“国防政府”。
[4]20年代初，以曾琦、李璜为代表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政客及其知识分子，打着国家高于一切的旗号，鼓吹国家主义，宣传“全民革命”，实际上是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被称为国家主义派。1929年正式定名为青年党，依附国民党。
[5]人权主义派，见本卷第32页注30。
[6]吴佩孚，见本卷第32页注33。
[7]曹汝霖（1877—1966），上海人。袁世凯政权时曾任外交次长，1915年，在袁世凯授意下，参与同日本公使日置益谈判《二十一条》。1919年五四运动时，北洋政府被迫将他免职。抗日战争时期为华北汉奸政府顾问。
[8]史太林，今译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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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瞿秋白，1929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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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
瞿秋白（1929年11月6日）
〔说明〕本文选自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党史资料》1952年第4辑，署名：秋白。录入自《瞿秋白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中国革命的失败和国民党表面上的“统一”中国[1]，使中国共产党里的机会主义者，重新暴露更加厉害的动摇和犹豫，“传达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影响到无产阶级身上来而阻滞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机会主义者之中，有些简直进到公开的取消主义[2]。反对这些取消主义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外交式的暗藏的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现在中国共产党内非常主要的任务。现在，中国的反革命已经成为国际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直接工具（中东路事变）；中国反革命营垒之中，重新爆发延绵的军阀混战；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改组派等类的政客，企图推延革命的爆发，阻滞革命的爆发，宣布他们的“参加军阀混战是为着民族民权主义而斗争”……以救济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于灭亡；而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却在继续开展的农民战争的背景上，日益生长起来。总之，现在正是中国共产党“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的展开并且日益扩大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战争等等）”。正在现在这种时候，机会主义者的领袖陈独秀[3]，却公开的宣布他的政治主张，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完全走到取消主义的地步；中国的托洛茨基派[4]也积极活动起来，阴谋破坏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双方并进和联合行动，都是企图加强党内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以阻滞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的进行，帮助资产阶级来扰乱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和革命斗争。如果不打碎右倾的和托洛茨基的取消派，如果不克服调和主义，那么，就没有可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没有可能反对战争的危险，拥护苏联，反对国民党改组派，没有可能准备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斗争，去锻炼出工人阶级的真正革命领袖——真正能够勇敢的绝不动摇的引导无产阶级，去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而实现苏维埃的中国领袖——布尔塞维克的共产党[5]。
一
陈独秀的政治主张，是今年七月底发表出来的。他写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三封信[6]，同时送到地方党部，并且还发现在中国托洛茨基派的机关报上。他的政见，开始是说“拥护苏联”的口号不适宜于中国的群众程度，应当改做“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可是，随后，他自己公开的说出来：他认为党的总路线，完全是错误的。事实上，他的三封信里面，的确完全发表整个的取消主义的路线，绝对和党的路线相反的路线。
他的取消主义总路线，分做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政权性质问题。
他说：“中国共产党过去机会主义政策发生的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和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之错误的观察，遂至不自觉的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势力，造成了革命失败和资产阶级胜利之前提。……广州暴动之前后，我觉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致有错误的政策。当时我就认为应当采取很好的退守政策，以保护阶级的战斗力：就是我们从战场上退出来，整理我们的队伍。……然而党的中央，在六次大会[7]以前，始终不认识革命的失败和资产阶级的胜利。……使敌人得着机会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把我们阶级力量打得粉碎；党中最积极的分子亦因之丧失殆尽，党和群众也断了联系，至今尚不易恢复”。
陈独秀的意思是说：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在共产国际和中央委员会身上，共产国际不应当帮助中国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委员会[8]，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更不应当不采取“退守政策”。所以他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党中央的政策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完全消灭，而纯粹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却得着了完全的胜利。陈独秀自己，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间，向来坚决的反对“共产党人包办国民党”，认为国民党应当由国民党员自己去领导，认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应当归之于资产阶级。现在，他仿佛“忏悔”起来了，说：一切机会主义都在于没有看清中国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危险，没有看见“国民党向来就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而决不能变成几个革命阶级联盟的政党”。这是真正的忏悔么？不是的。这实在是他想辩护自己以前的反对“包办”政策，辩护自己以前的机会主义策略——把中国革命和当时的国民党送给资产阶级去领导的策略。直到现在，他还是认为中国的一切都由资产阶级来决定：资产阶级得胜了，无产阶级的力量都消灭了，党的总路线早就应当是“退守政策”了。
反革命固然是暂时胜利了，但是，反革命的胜利，是“因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暂时比革命的力量还要大些”。这个反革命的胜利之中，中国资产阶级当然有许多“很大的功绩”；可是中国现在反革命的胜利，决不就等于资产阶级的胜利。陈独秀的见解，恰好是相反。他说：“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就被商业资产阶级所推翻。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经济利益之根本矛盾，实际上已久不存在。……中国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是一个极大的转变时期，这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资产阶级得到了优越地位，得到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和帮助，增加了他们的阶级力量的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个极大的转变之中，受了最后的打击，丧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丧失了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之中，已经成为残余势力的残余。他为自存计，势不得不努力的资本主义化，就是说，封建势力不得不下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他们在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他们所以现在尚能生存，乃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受了工农革命势力的威吓，不但不愿意消灭封建势力，并且急急向封建势力妥协，来形成自己为中心为领导的统治者，并且已实现了这样的统治权，就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
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伟大的中国革命之中，独秀只看见“资产阶级的大变动”，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取得政权，封建势力已经只剩得残余的残余。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把资产阶级放到了政权上去，他说：“从张学良到汪精卫，都是资产阶级占有中心势力的政权。”既然这样，那么，封建势力在中国已经消灭，农民群众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已经没有？——是的，他简直公开的说：“中国向来没有封建的特权阶级”。独秀的这种观点，根本是否认中国的土地革命。他根本是没有看见：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革命之中的大变动，正是农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起来反抗地主豪绅的特权阶级的统治，形成伟大的革命力量，真正能够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力量。照独秀意见看来，却是：资产阶级的叛变已经结束这一革命，已经形成“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中国。所以他自然夸大反革命的胜利，说帝国主义给中国资产阶级多大的让步，说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有了最优越的政治立场，说中国国民党的政权已经完全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权。
不但如此，他更加进一步，解释这种“新的资产阶级的中国”形成的过程，说中国的军阀混战，仿佛是这种过程的表演。他说：“中国资产阶级还正在复杂的变化的过程中，和欧洲已经能够和平发展而且已经有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不同。他们的阶级来源太复杂，又加以帝国主义之操纵，他们内部各派之间的政权和地盘的明争暗斗，以至爆发战争，这是必然的现象，而且是较长时期的现象，蒋桂的战争[9]，不过是其中之一；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新政权的内部冲突，而和国民党从前对北方封建军阀战争[10]有不同的性质。”这样，现在国民党军阀的混战，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复杂的发展过程。
独秀的这种见解，很明显的表示：他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叛变，已经完全足够取消中国的革命。他只看见国民党将军之间的混战，认为可以表现“复杂的非和平的资产阶级的发展过程”。他却没有看见两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发展，不看见无产阶级领导着农民实行反对军阀混战的斗争。照他的意思：“资产阶级帮助中国的革命，革命方才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11]），这是独秀在一九二三年的意见。他后来就认为：“农民的原始暴动和游击战争，只是反动的无政府的行动，太平天国[12]前后中国早已有过这种骚扰，现在也还是这样，这决不是什么革命力量”——这是独秀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之后的意见。现在，他更认为国民党的军阀混战，竟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复杂而非和平的特殊过程”了！本来是不错！现在革命已经“丧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资产阶级已经能够组织“新的政权”，革命自然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了。至于农民群众的战争，以及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反抗运动，那是违背着资产阶级进化的自然过程的，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固然，陈独秀现在说：中国民权革命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所不能解决的，现在还是“工农的民权革命”。在这一问题上（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上），他还没有抄袭托洛茨基主义取消派的口号，他没有说，中国革命已经只会是社会主义革命。可是，他的结论，同样是中国革命已经结束，现在是长期的反动时期。这是比托洛茨基更公开的取消主义。因此，虽然他亦说：“要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每次冲突，扩大我们的运动。每次大小战争之中，不但要消极的反对，并且要积极的反对，以致于变这种战争为阶级战争”；然而实际上，他和托洛茨基派是同样不看见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不看见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战争的作用，所以他的所谓阶级战争，只是冠冕堂皇的空话。
陈独秀已经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只有贫农（雇农、小佃农、小自耕农）是革命的柱石，中农是中间动摇分子，富农是反革命者”。据他说：“中国富农，完全都是乡村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在乡村中发展的初步形式，他对于下层群众的革命，必然和城市资产阶级取一致的态度”。他的主要意思，并不在于他会指出中国富农的反革命性，而在于他认为中国已经没有“两种社会战争”（解释见后），而只有简单的城乡无产阶级反对城乡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完全否认中国有农民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因此，他就认为中农群众，已经都是不革命的了。为什么？因为他以为资产阶级已经胜利，不但得到了政权，并且得到了领导中农群众的领导权；不但在国民党政权之中占着领袖地位，而且还会经过战争去发展资本主义，乡村资本主义正在发达起来——所以中农群众已经不要革命。他的观念，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取消农民战争的可能性。他表面上说“赞成”中国共产党的苏维埃的口号；事实上，他是用自己的这种解释方法来“赞成”的——他说：如果“反动的封建阶级还有这样的强固基础”，那末，一定要推论到阶级联盟的老政策……所以，“谭平山说共产党的政策是超时代的政策，亦许是对的了”。请看：他是怎样的“反对”谭平山呢？据他的意思：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提出苏维埃的口号，一方面承认封建残余还是统治着的力量，这是自相矛盾的。他以为：凡是封建阶级统治着的地方，那么，无产阶级一定应当和资产阶级合作妥协。这正是暴露他彻底的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他只看见资产阶级的叛变和富农的反革命，就立刻认为中农群众已经不会再革命了；他却不愿意看见“农民的阶级分化，警醒其中许多政治上睡着的成分，并且使乡村的无产阶级更加接近城市的无产阶级，而‘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对抗却在加强、生长剧烈起来”。所以他的总路线，根本是不要领导农民，根本是藉口“中农动摇”，而来掩盖他不愿意推动农民起来革命，掩盖他的所谓“阶级战争”，本是骗人的空话。
陈独秀固然会利用中国党内政治观察上的错误，例如有些同志把蒋介石广西派的战争，解释成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战争，主张联合富农的政策等等，他利用这些错误来攻击党的指导机关，而自己假装着非常之清高的，非常之“纯粹无产阶级的”政治家。他说：“从张学良到汪精卫都是资产阶级……此时不需要代他们去分哪个是纯粹资产阶级，哪个是封建性质的，或者哪个比较进步些较左些，哪个反动些，哪个还有些改良主义政策的企图或欺骗，哪个连这些都没有。这决不是我们的任务”。据他的意思，如果指出汪精卫陈公博等重新“企图形成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中间”，那么，就一定应当采取和汪陈派联合的政策。因为他是“反对”“联合”的，所以他反对分别谁有改良主义谁没有改良主义。他自己以为这算是“纯粹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其实，模糊含混的否认反革命联盟之内的阶级分别和最近反革命营垒政治上的分裂，因此对于群众不去指出汪陈派的特别危险，这在客观上正是帮助资产阶级，使他更加容易迷惑群众，这是忽视争取群众的任务，引导到极有害的机会主义的消极，投降资产阶级。
总之，对于中国革命失败之后，政权的阶级性质问题，陈独秀的答案里，包含着整个的取消主义的观点，他对于现在的中国阶级力量的相对关系，有一种绝对和中国共产党不相同的观点。他的总意思是：封建阶级已经是只有残余的残余，资产阶级已经握得全部的政权，富农固然因为是资产阶级里的原始发展形式，已经是反革命的成分，就是中农也已经动摇而不革命了。无产阶级呢？因为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错误政策，帮助了资产阶级胜利，所以无产阶级的势力全部消灭。革命是完结了，革命的前途是已经取消了！而资产阶级的前途，却会经过“复杂的和非和平的过程”，经过战争而发展资本主义。这种十足的取消主义的理论，表面上可以带着些清高的空谈，实际上是完完全全投降资产阶级。
二
第二个问题是革命的新高潮和策略的问题。
陈独秀对于革命高潮的观点，很明显的可以从他的根本的观念里推想出来。他的根本观念，可以说是：（一）“国民政府是代表城市资产阶级和乡村富农，而与买办地主妥协的政府”。（二）“军阀混战和农业恐慌不能成为革命的主动力，却会引起资本主义的发展”。（三）“中国资本主义的统治已有相当的稳定，且在最近将来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自然他的结论也同样是：“现在不要高叫什么革命高潮必不可免的要到来，现在是没什么高潮的象征”。他自己的话也正是这样说法：“现在决不能把时断时续的工人经济斗争，认为是新的革命的高潮；现在只有工人部分的抗议，这是对于资本进攻自御性质的斗争，这正是革命高潮的反面。……我们固然不能宣传革命低落；然而如果宣传革命高潮的不可免，那就是使群众认为自己斗争之外，另外有一个什么革命高潮，会从天上掉下来。高潮现在是不会快来的，因为没有充分的群众斗争。现在是两革命高潮之间的情形。中国共产党中央却专门夸大革命高潮的象征，以致于帮助一般同志走上盲动主义[13]的道路”。
陈独秀完全否认革命高潮的生长，他就严厉的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央，说中央的政策是一贯的盲动主义的总路线。他说：一九二九年上海五卅纪念的示威，是盲动主义的指导；他说中央为着反对国民党掠夺中东路而指出世界革命最近的高潮，也是盲动主义；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盲动政策，使上海的邮政工会、恒丰[14]及老怡和纱厂[15]工会的工作和组织，完全破坏。（这些工会里因为共产党员的积极，国民党政府把这些工会的组织解散而改组，黄色工会的领袖重新被指派来组织工会——陈独秀就说是共产党盲动的结果。）陈独秀自己的策略是怎样的呢，当然亦应当说：“不可以幻想把每种斗争都变成政治斗争，以致于吓退群众”。他自己的话是：（一）“示威运动是一个严重问题，现在党的中央命令几个群众去强迫群众示威，来证明（！）革命的高潮到来——这是盲动主义”。（二）“应当实行可能的政策，切合于群众的要求，而不能有夸大的估量”。（三）“一般的合法运动，固然是抛弃革命的企图，然而在一定条件之下，有为着发展我们力量的必要时，不能抛弃一切合法运动”。
陈独秀的这种可能主义和合法主义，完全暴露他的假清高的“纯粹无产阶级”政策的假面具。他对中东路问题的主张，就是根据于这种可能主义和合法主义的。他曾经假清高的批评“联合富农”的口号；攻击分别汪陈派是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派别。但是他所要联合的是谁呢？他要求党降低自己的口号，去适应所谓“广大的落后的无产阶级之外的群众”。这所谓的“群众”是谁呢？他说：“中国的群众都还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成见之中；广大的群众还不知道苏联是中国的朋友。所以“拥护苏联”的口号，只能引起最觉悟的无产者，而不能引起无产阶级之外的广大的落后的群众……。”只有“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站在民族主义的观点上，方才能够引起群众的热忱；而“拥护苏联”却只是无产阶级一阶级的口号。他显然仍旧是坚持着中国机会主义的传统，以所谓民族和阶级对立起来。第一，“拥护苏联”的口号，决不是他所称谓“一阶级的口号”，中国的广大的工农群众了解而且深切的感觉这个口号是与中国的解放密切相关的，他们是能够赞助无产阶级的阶级口号的。八一以来的中国各地群众运动，明明白白的证明这一点。第二，他一面诅咒着“反动的”“无政府的”“盲动的”农民战争，一面却说要联合“无产阶级之外的民族主义的落后群众”。这实际上是要联合民族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中央回答他，说他的立场是左派资产阶级的立场——这是十二万分的正确。他是宁可抛弃土地革命的农民群众，而投降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资产阶级。
总之，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策略，就是认为革命早已完结，应当适应资产阶级胜利后的新环境，抛弃日益分化的农民——反正已经没有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而投降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在可能的范围之内，进行合法的运动，不要妄想革命高潮的到来，不要去独立领导工人群众的斗争，不要去实行转变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不要去组织群众的政治示威，不要去领导农民战争。
第三个问题是党内统治问题。
陈独秀说：党有了这种盲动主义的总路线，自然要引起党内的同志的不满意，于是党的中央便用“戴高帽子”的办法，说某某同志是机会主义者，是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等，这样破坏党内和平，引起个人纠纷，没有民权集中制，却“变成了官僚主义集中制”，他说：“我听见说，布哈林同志有一次告诉特立[16]同志：你是一个政治家，不是一个小孩子，为什么你当初有了反对盲动主义的不同意见，你不说出来呢？”他这句话是要表示中国党内这样的没有民权主义，吓得大家连话都不敢说了。他指出来说：有几个同志在最近告诉他，他们的确有对于中央政策及工作方法的不同意见，但是怕说话，因为“中央用警察式的手段（！）对付同志，如果我们说一个字，我们就要失掉工作，或者派到不能存身的地方去”。这种造谣中伤，攻击党部的手段，本来是各国党内右派及一切反对派用惯的。陈独秀这种宣传煽动，简直是要准备一个“取消派的党内暴动”！他口口声声说：党强迫命令同志去盲动，去牺牲性命，不负责任的去欺骗群众，欺骗党员。这真正是历史上的重复表演：俄国当初的取消派[17]，也是这种论调，譬如说：“这些地底下的个人……无论对于谁都不负责任的，却要命令群众发动”（一九〇三年初俄国取消派报纸《光线》第一〇一号）。
陈独秀因此要求党内现在要实行完满的民权主义，要求“从支部直到区委，如果可能还要直到省委，都完全要用选举方法”；要求党员都要有“批评讨论的自由”。他并且要求重新广泛的讨论中国党第六次大会的决议，讨论整个的党的路线问题。
原来一九二七年秋冬之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北方局[18]，曾经有过这种极端民权主义的要求，他并且实行起来，随后的结果简直是使党大大的削弱，弄得糟不堪言。陈独秀现在的要求自由讨论和自由批评，要求党内民权主义的广泛，自然，更加是孟雪维克主义的充分表现。他现在“为着党内民权主义而斗争”，他是为什么？他是要党去服从他的取消主义，要党和无产阶级相信：（一）中国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形成，正在稳固发展；（二）军阀战争不过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特殊过程；（三）凡是反对封建的革命里，必须和资产阶级妥协；（四）现在既然是资产阶级已经战胜封建阶级的局面，那末，无产阶级只有投降，而接受民族主义的口号，帮助中国资产阶级，劝他不要“误国”；（五）因此，不要准备什么暴动，而要取消革命的高潮的前途，实行合法运动。他是为着要使无产阶级的政党服从资产阶级而斗争呵！
三
陈独秀的反党斗争，现在已经是公开的树起取消主义的旗帜。但是中国革命问题上，还有许多分子，他们也许表面上也反对独秀，可是用更巧妙的更隐藏的方法，传布他们的机会主义到中国共产党里去，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内是现时的主要危险。事实上，他们是陈独秀主义的奸细。
中国革命问题里，往往有许多企图，想要用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对立起来。共产国际曾经屡次的说：“中国的统一以及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都是和土地革命及一切封建余孽的肃清，不可分割的联结在一起。然而能解决这些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主要任务，却只有在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工农革命强大的新高潮的基础之上，方才能够实现。这个高潮的条件，无疑的是在成熟起来，他不能不引导到建立苏维埃，用来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权独裁的机关”。陈独秀的见解，刚刚相反，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等于中国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他事实上承认土地革命的问题，已经不再存在，而只剩得民族解放的问题。这一问题上帝国主义也已经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有了好些让步，所以，无产阶级不要希望中农群众还要土地革命，却要帮助资产阶级，使他不要‘误国’，以完成民族的解放”。这样，所以他认为“必须除阶级口号之外，再提出民族的口号”，“方才能够争取无产阶级之外的群众”。照他的意思：（一）土地革命的口号是不能号召中农群众的，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是没有关系的；（二）无产阶级的口号是和所谓民族口号相冲突的，不能并存的，无产阶级是不能领导民族解放的。
因此，他认为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他却能够得到帝国主义的让步。从此之后，中国革命就告了一个段落。当初共产国际的发展土地革命而争取武汉政府，以反对蒋介石叛变后的南京政府[19]的政策，是不对的。照他的意思，这是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可惜！不但取消主义的陈独秀是这样说法。新近莫斯科共产学院出版了一本魏金斯基[20]的书，题目叫做《中东铁路和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魏金斯基同志在这本书里说：“中国资产阶级，就是左派国民党……。从去年（一九二七年）四月，武汉的中央，已经和南京互相竞争着右倾，……南京中央对于武汉的胜利，实际上在去年四月就已经完成了。”（《中东铁路和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第九页）照这样说来，左派国民党在武汉政府时已经是叛变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一九二七年四月间，南京政府刚刚成立，就已经克服了武汉。那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五月）对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案[21]，真正是帮助资产阶级得到政权的路线了！魏金斯基同志，根本不是提起土地革命的问题，没有看见武汉时代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是当时武汉的中心势力。他只看见武汉国民党领袖的动摇和妥协，就立刻得到一个结论：说武汉已经失败——一九二七年四月的蒋介石叛变[22]就是资产阶级完成自己的胜利！
魏金斯基比较陈独秀进步些，他说资产阶级怎样的投降帝国主义；但是照他的意思，亦是中国资产阶级能够决定一切命运。他说：“现在甚至于对外国资产阶级都已经明白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但不代表中国人民，并且和正在斗争的群众离开，资产阶级和群众之间的空隙一天天的正在加深。因此（？）日英法美帝国主义有新的反对中国的进攻行动”（同上，第七页）。第一，只说资产阶级和群众之间的空隙一天天的正在加深，是不对的，资产阶级已经实行屠杀群众了！第二，照他的意思说来，仿佛如果资产阶级还能代表中国人民，那么，帝国主义就不敢进攻中国了！陈独秀劝共产党现在要警告国民党不要误国，魏金斯基劝资产阶级再来代表中国人民。他向中国资产阶级说：“现在（一九二八年）帝国主义固然不再反对整个国民革命运动，而只反对工农运动（！）然而将来你的“政策的逻辑”一定要使帝国主义又要一天天的进攻你（中国资产阶级）的，你还是来代表中国人民罢！”（同上，第十页）
魏金斯基同志还没有承认这个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在“每一县都取得了政权”。但是他说：“最近两年来（一九二八至二九年）国民党进化到变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在总的反革命的营垒之中，在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的指导之下，争取自己的领导权。”（同上，第十九页）“蒋介石占领北京而得到形式上的统一中国……引起反革命营垒的一切力量，对于南京表示极大的反抗。这些力量，以前是同着中国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同上，第二十一页）不但魏金斯基，还有一位同志，署名S·B·的，在沃林同志主笔的中国劳动共产大学[23]中国问题科学研究院的机关杂志《中国问题汇刊》第一号上，做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反对营垒之中》。他在这篇文章里也说：广西派[24]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25]上公布的政纲，“是中国反革命的封建买办派的最终形成的纲领。这个中国的反革命，是直接和（反动营垒内部的）资产阶级派（蒋介石等）相对抗的”。（《中国问题汇刊》第一号，第三百十四页）他并且说，广西派的政纲“是中国公开的封建军阀复辟的政纲”（同上，第三百十八页）。魏金斯基的文章，是论述一九二九年三月间中国国民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26]的，S·B·同志的文章，是论述一九二八年七月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国民党这二次会议之间，有许多重要的事变，可是，这些事变的力量“太少”了，没有能够使魏金斯基和S·B·分家。他们两人的意见，有些相同的地方：（一）中国资产阶级已经胜利，封建买办和军阀对于资产阶级正在“极大的反抗”；正在“直接的反抗”；（二）封建势力固然还存在，但是中央政权已经是资产阶级所领导，中国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占着优势，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封建军阀能不能够复辟的问题；（三）沃林（疑为S·B·——编者）同志把“反革命”和“反动”分开，仿佛中国资产阶级只是反动，而不反革命，中国的封建买办方才是反革命的。这个反革命是和资产阶级对抗着的；（四）魏金斯基同志更进一步的说，帝国主义在那里指导着中国资产阶级去和中国封建买办争领导权呢。
这种观点，显然是极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根据这种观点，所以会发生中国资产阶级能够统一中国的理论。
照魏金斯基同志的说法，中国资产阶级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指导之下，能够统一中国。他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现在的国民党，的确有理由可以去做资产阶级中国的领袖”（魏金斯基的《中东铁路和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第二十四页）。至于广西派、阎锡山和冯玉祥，“客观上是不是一方面代表封建地主的利益，另方面，代表手工商业资本的一切阶层，而反对大资本主义的发展呢？我们想起来，的确是这样。”（同上，第二十三页）因此，他的结论是：“所以南京和广西派的战争，以及正在成熟起来的反对冯玉祥的战争，都是中国资产阶级争取中央集权的斗争过程的表示，亦是美国帝国主义排挤英日势力范围的表示。”（同上，第二十二页）照沃林的意见，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个样，亦能够真正的统一中国，而且不一定要帝国主义的帮助。他居然还承认：帝国主义是依据在中国的半封建的社会关系之上，依据在割据分裂中国的军阀制度之上。这总算是他比陈独秀、魏金斯基高明的地方。但是正因为如此，他简直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是主要的矛盾。他说中国资产阶级反对军阀制度，所以，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中国问题汇刊》第一号第三百三十三页）。不但如此，他还认为中国资产阶级能够实行拿破仑主义。他说：“很明显的，能够真正统一中国的，或者是资产阶级，或者是无产阶级。……这样，在这资产阶级的中央集权之下，只有一种军事力量能够统一中国。这种军事力量不但要反映资本主义倾向集权的历史趋势，而且要实际上和资产阶级（正是和大资产阶级）联结起来。”……张作霖等等以前也曾经企图统一中国，可是“这些企图的破产正可以证明：没有大资产阶级来赞助这种企图，统一是一定要失败的。”（同上，第三百三十七页）这两种“理论”虽然和陈独秀的“战争的资产阶级发展过程论”有些不同，但是，同样是只看见中国的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有很大的对抗。因此，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或者在帝国主义指导之下努力去消灭封建残余（魏金斯基），或者在中国的“拿破仑”的中央集权之下，坚决地去取消军阀的割据（沃林）。中国同志之中，也有这种“大理论”，不过比较起来，没有这么样“类似马克思主义”罢了。有的夸大美国帝国主义的“统一作用”，甚至于引导到非殖民化的理论；有的夸大资产阶级的“反对封建性”，甚至于说他根本仇视军阀制度。再者，有同志甚至于说蒋介石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他们要中央集权；汪精卫的“社会力量”之中却包含张学良、阎锡山、广西派，又代表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代表旧式的小资产阶级（钱庄资本等等）和新式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他仍要地方分权。总之，这种夸大蒋介石的作用，夸大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趋向”——都是显然投降陈独秀主义，显然的机会主义。
中国无产阶级现在已经是解放中国、统一中国、肃清封建的民族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中国革命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阶级，是不能胜利的。而没有农民来赞助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他们。机会主义者现在却往往假清高的说中国已经只要“阶级革命”，不要“民族革命”。其实这是要无产阶级抛弃对农民的领导。这些机会主义者，为着这个目的，努力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已经在乡村之中有了富农做他的社会基础，同时，却说资产阶级已经是国民政府的领导阶级，能够实行统一中国。机会主义通常忘记了一件“小事”：〔在〕中国封建残余是仍旧占着统治地位的情形之下，还有极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在剧烈的斗争，他们是现在革命阶段之中中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并没有能够解决土地革命的问题，甚至于极端不彻底的改良方法，也不能实行。据机会主义者的见解，却是“现在富农已经因为分化的结果，同着地主反对农民，这样便成了国民党在乡村之中的柱石……所以国民党第三次大会上，中国资产阶级能够答应富农的唯一办法——就是乡村自治，这可以使富农有得到相当政权的可能。”（魏金斯基的《中东铁路和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第三十二页）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已经能够开始“改良”农村政权，实行民权主义，而且已经有了“乡村中之社会基础”——中国并不用解决什么土地问题。照魏金斯基说来，土地问题本来用不着说（他一个字也没有提起）；资产阶级所不能够实行的，只不过是：“大规模灌溉工程，农业技术上和建筑工程上对于农业的帮助。”（同上，第三十一页）这种观点，事实上也承认中国革命已经告了一个段落，即使口头上还说中国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解决，实际上的一切论断，都是说：资产阶级的中央集权已经开始，虽然有许多困难，譬如没有经费实行大规模的灌溉工程等等，可是，已经开辟了一条特别的改良道路，逐渐向前进化——全国范围内实现统一的战争，工业方面借美国资本的帮助开始保护政策，乡村方面扶起富农来掌握政策……这是多么“乐观”的前途啊！
可是，机会主义者之中，也有人不满意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认为他太妥协，说：还有“更革命的”资产阶级，起来催促蒋介石的统一集权改良政策的实行呢！譬如：“国民党左派同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那些阶层，这种阶层不能不‘悲观’，不能不‘拼命’，不能不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国内的完成胜利。”（《中国问题汇刊》，第三百三十三页）所以，国民党改组派发动起来反对蒋介石的时候，这些机会主义都高兴的不得了，说：这是“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民族资产阶级”起来了，这是“中国拿破仑的思想代表”行动起来了，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春天”开始了。
就是再进一步的同志，他们看见了：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统一，肃清封建的任务，是没有解决，是资产阶级所决不能解决的；他们看见了：因此全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又爆发了，中国工人运动及农民游击战争的新高潮又开始了（他们的估量固然不够）；他们还能够批评沃林同志“资产阶级的统一中国论”的机会主义；但是譬如莫斯科《红星报》一九二九年十月八日的社论，就是这样：他指出沃林的右倾之后，自己又说：统治联盟内部的糟糕状态的第一个表示者就是小资产阶级……他（小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九年——就造成功整整三个新政党：所谓“第三党”、国民党改组派和急进党（冯玉祥部下的郭春涛[27]等——秋白注）。这样，《红星报》认为冯玉祥、改组派，都代表了小资产阶级，而且小资产阶级也到了统治联盟里去了！而且他所看见的革命危机的表示，不是工人运动和农民战争，却是小资产阶级。这仍旧是一塌糊涂的观点。至于机会主义的魏金斯基，他简直的说：汪精卫的左派国民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他高叫民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公民的自由，所以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一定要反对他们；所以蒋介石“中国的资产阶级又反对封建军阀，又反对小资产阶级，而要使他们都服从自己。”（魏金斯基的《中东铁路及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第二十六页）然而更可笑的是，他说“冯玉祥是模范的富农代表和手工商业资本代表，……国民军直到最近还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军队：在不打仗的时候是做和平劳动的——修筑乡间的道路和做手艺。冯玉祥自己和军官的生活是很朴素的，和兵士差不多……这个军队有特别的性质，好像是一个高级低级兵士的大团结。”（同上，二十三页）这里冯玉祥的理想化，简直到了神奇古怪的地步。亲爱的魏金斯基同志！你被冯玉祥的宣传和作伪完全骗住了，我很佩服你的本领，竟会把军事式的农奴制度，当做天下第一等的民权主义的军队，当做富农的武装统治力量！
总之，这些机会主义的种种表现，都是根本不明了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都是间接直接的在某种程度之内承认：中国资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之中，一方面战胜了工农群众，别方面战胜了封建势力——中国革命告了一个段落了！
中国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的关系自然是在发展，封建宗法式的经济是在崩溃。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同时，维持着封建关系，仅仅加以形式上的变更，以适应财政资本的剥削，中国资产阶级经常的回转他的资本，到高利贷和封建式的土地私有制度里去，而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之后，更加和封建势力结合联盟而向他投降，并且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已经和各国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密切的混合生长；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决不能够造成什么新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国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连俄国当初那样的斯托柳宾的政策[28]，也不能实行（参看我的《论国民党改组派》）。俄国在斯托柳宾政策之后，列宁尚且屡次坚决的主张：“新的俄国还没有”，“新的俄国还没有造成”（《列宁集》第十二卷上册，二八九页《谈谈反对立宪民主党主义》）。
中国革命虽然暂时失败，然而革命的任务仍旧是“旧的”。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性的民权革命——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列宁论到俄国的民权革命[29]（一九〇五年）失败之后的情形，曾经说过：政权的百分之九十九，还是保存在专制制度和地主的手里。他反对当时孟塞维克的意见。孟塞维克当时说：大资本的代表早就在俄国占着了完完全全的统治阶级的地位。列宁反驳他们说道：“这完全是诳骗。这里忘记了君主专制，又忘记了政权和收入仍旧在地主农奴主手里。叶尔芒斯基枉然以为只到十九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我们的君主专制方才不是纯粹的农奴制度性质。其实，同尼古拉一世[30]时代比较起来，亚力山大二世[31]时代，就已经不是纯粹的了。然而，如果把农奴制度的统治，把丧失纯粹农奴制度的农奴制度统治，把向着资产阶级性的君主政体方面移动几步的农奴制度统治——把这种统治和‘大资本代表的完全统治’混淆起来，这是绝对不可宽恕的。”（《列宁集》第十二卷上册，一三八页）中国现在的情形也是这样，封建军阀地主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指挥之下，仍旧掌握着极大的政权，仅仅土著的大资产阶级得到相当的参加（而且这里的大资产阶级之中，虽然不是纯粹只有买办和银行界，可是极大多数还是买办资产阶级和银行资产阶级），蒋介石派[32]、西山派、广西派、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安福系、陈调元、唐生智等等，都是这种性质的联盟。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现在时代（一九二九年）每一次的危机里，必须有农民的“总的民权主义运动”发动起来，如果不顾到这一点，那就是根本的错误，事实上一定引导到孟塞维克主义。至于中国资产阶级，尤其是现在的时候，他不但不会参加这种“总的民权主义运动”，亦就是真正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并且是这种运动的敌人。中国现在的富农，也是如此（参看我的《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共产杂志》第一期）。现在代表中等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改组派，甚至于上海大资本的代表，都只敢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面前，跪着哀求一些“狗吃的肉骨头”；——中国革命的初期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早已完全背叛革命。这种背叛的原因，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33]已经明确的指出，此地不再赘述。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比一九〇五年后的俄国资产阶级还要不如，还要卑怯，还要下流，列宁说当时俄国资产阶级的话，是：“资本家不敢谈到总的政治问题。他们恳求的‘勇气’，有一个限度，就是——在某种中央或地方机关里面，‘准许工商业的代表参加’。至于说一般的这种机关应当怎样组织，那末，他们连想都不敢想。他们只敢把按照别人的命令所形成的现成机关做根底，而哀求几个位置。他们像奴隶一样，站在不是他们阶级所造成的国家基础之上、而去为着自己这一等级，自己这一集团，自己这一阶层的利益恳求，甚至于在这里也不敢谈到广义的全阶级的利益。”（《列宁集》第十二卷上册一三一页）汪精卫的“训政时期”和“以党治国”的实际意义，就只不过是这样，他们的所谓废除治外法权，所谓国际平等，也是这样。就是上海商会请求派代表加入胡汉民的立法院，又何尝不是这样！胡汉民尚且申斥不准呢。
机会主义者却只看见中国资产阶级参加，甚至于“领导”国民党的政权，而且企图假装着“纯粹无产阶级的政治家”，高叫“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现在不要联合小资产阶级，现在只要革命深入，不要革命扩大”。因为什么？原来是“因为南京政府至少已经是纯粹大资产阶级的政权，汪精卫派亦是负责参加政权，决不会是在野党，就是新旧小资产阶级亦已经整个儿的反动。现在只有阶级反对阶级，无所谓平民反对地主；只有城乡无产阶级反对城乡资产阶级的斗争，无所谓联合全体农民”了。
其实，“说民权革命，而又只限于简单的，单纯的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着，这是完全不适当的，因为这个革命，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发展时期里面，当时社会里的群众，恰好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而形成极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阶层。”（《列宁集》第六卷，一二五页）而且“农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有一个中等农民的阶层，他的地位之中，有那两个‘矛盾东西’的双方的特点。这些一切阶层的地位之中，全体农民的地位之中的共同特点，就无疑使农民的全部运动，都成为民权主义的运动，不论其中的不觉悟性，或者反动性的表现多么样大。”（《列宁集》第六卷，一一四页）中国的特殊情形，还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问题，这使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真正扫除帝国主义对华统治的根底的革命，尤其增加他的重要意义。
列宁说：“在现代的俄国，充实革命的内容的，不只是两个互相斗争的力量，而是两种种类不同的社会战争：一种战争，是在现代专制农奴制度的内心；别种战争，是在将来的，现在已经在跟前生出来的资产阶级民权制度的内心。一种是全体平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争取资产阶级式社会的自由），争取民权主义，亦就是争取平民专制；别种是：无产阶级为着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列宁集》第六卷，第四八七页）“没有完全消灭一切中世纪式的土地私有财产，没有完全的‘肃清’，就是，没有土地国有，那么，这样的革命是不可想象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的事，正是要传布这个最彻底最激烈的资产阶级性的土地革命口号。等到我们实行了这个，我们再看一看：以后的前途是怎样。我们再看一看：这个革命是否只成为资本主义之下生产力可以有美国式的速度去发展的基础，还是，这个革命成为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第二版的《列宁集》第十二卷，第二九四页）对于中国，这个土地革命，已经不是“是否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问题，而是是否巩固的成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继续，以及欧美日本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的问题。中国土地问题里的所谓“美国式发展”的问题，必定不可避免的要在中国革命自己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里，变成所谓“苏维埃式发展”的问题。可是，暂时，中国的土地革命，正表示着中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反抗帝国主义的独占资本及中国的豪绅地主的束缚和剥削，而要求“美国式的发展”，这才是真正“代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而能够反对封建残余及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就是农民群众（参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国的机会主义者，却偏要到资产阶级里找这样的力量！“马克思主义里的俄国机会主义，就是孟塞维克主义的特点，现在正在于他（孟塞维克主义）玩弄着一种学究式的手段，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曲解他的字面而背叛他的精神……。孟塞维克派，反对着民粹派的不正确的社会主义学理，自己却学究式的忽视了、放过了民粹主义里面在历史上有真实的意义的、有进步意义的内容，就是一种群众的小资产阶级斗争的理论。这种斗争是民权主义的资本主义反对自由派地主的资本主义的斗争，是‘美国式’资本主义反对普鲁士式资本主义的斗争。因此，他们说农民运动是反动的，立宪民主党[34]比劳动派[35]要进步些……这是神奇古怪的发疯的叛徒的见解。”（《列宁致史铁邦诺夫的信》，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见《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一九二四年五月号的第一七八页）中国的机会主义者，更不用说取消主义的叛徒，亦有这种“特点”：他们也是否认农民战争的作用，反而把军阀混战解释成为“统一”和“割据”的战争；他们亦是否认农民群众的民权革命力量，反而把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当做“中国的拿破仑”，而说中农已经不稳固了，游击战争不过是反动的无政府的盲动罢了；或者呢，说革命不能再“扩大”了，现在只好限于无产阶级一阶级的运动的“深入”了。
四
因此，照机会主义的观察，资产阶级的叛变已经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全部命运；革命高潮从此就“渺渺无期的推延”了；甚至于跟着帝国主义者说：中国革命完全消灭了。帝国主义的机关报，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写道：“中国革命，好像浪波在海洋上面刮过去，刮过之后，已经一点痕迹都没有了。”中国革命一点痕迹都没有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居然称赞这种估量是“很正确的估量”。（见《中国问题汇刊》第一号，第三四四页）
广州暴动之前就兴起的农民游击战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虽然时胜时败，可是一直继续存在到今，最近而且有很大的发展。“红枪会”、“大刀会”、“神兵”、“光蛋会”等等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当然大半还是在反动分子领导之下，可是，的确有广大的群众参加和发展，而且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一直继续到如今。从一九二八年以来，继续着广东暴动中兵士的参加，而屡次有军阀军队的崩溃，兵士群众转到中国的工农红军方面来。尤其重要的，是经过广州暴动的严重失败，到最近，从今年五一起直到现在，受着极大的摧残的城市工人运动，显然的又进到新的高潮，而逐渐走向能够领导起一般的农民战争的状态。五卅、八一、九一（上海）以及十月革命纪念（广州）工人的示威运动和政治罢工，明显表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是在日益增长起来。而且新的青年的学生运动又开始活动，在上述的工人示威之中，往往有青年学生参加。学生之中的分裂，显然表现“老辈”的“三民主义忠实青年”和学院派的灰心失望的青年，是反动，是依附汪陈派或者谭平山的第三党，而青年的新的“后辈”，无产阶级化的贫民学生，生长出一种新鲜的力量、新的阶层。尤其是工人运动之中青年的工人，初从乡下上城的工人带着新的青年力量，灌输到革命斗争里来。机会主义者说：这是“新由乡村来的分子代替了旧的有斗争经验的分子”。其实，只有“自由派，以及受自由派影响的人，真正要认为这是运动初期时候的弱点。事实上，这却是运动的强点的象征。新鲜的青年力量的增加，正是运动的巩固、活泼和革命性的保证。就算新鲜的力量，是没有受过战斗里的锻炼，……然而他们也没有像许多‘过去的人’一样，受过苦的失败而麻木起来。新的工人越是积极，越是声浪放得高，那么，‘老辈’的工人领袖，越是快的回到‘队伍’里来，他们开始医好过去受着摧残的伤痕。我们老辈工人中，有许多是不顾一切的留在社会民主党[36]之内的，他们现在也越加觉得勇气的增高。”（《列宁集》第十一卷下册，一七五页）
革命的新高潮是在生长——不管取消主义派或者机会主义派，以及托洛茨基派，怎样的“预言”，怎样的归罪到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说是盲动主义断送了党，游击战争削弱了党，说是没有党，革命高潮就无论如何也不会来等等。事实上完全是相反。第一，并非游击行动破坏我们的运动，而是党的薄弱不会把这些行动拿到自己手里来。……自然总有极多的经济政治原因，所以引起这些斗争（正在十二月暴动[37]之后，游击战争普遍起来，可见这种斗争，和经济的以至于政治的危机，是有密切的联系——这是无疑义的）。并非游击战争使党恶化，而是游击战争的无组织性。一切新的斗争方式，都带着新的危险和新的牺牲，不免要破坏或者削弱对于这种斗争没有来得及准备的组织（党部）。一切军事行动，在无论什么战争之中，总要引起参战的队伍的相当破坏。决不能因此就说：不应当去打仗。只应当说，要在战斗里去学会打仗。第二，现在新的革命高潮已经明显的把全国客观上的经济政治的危机，对于革命的高潮的影响和关系，指示出来。固然，必须主观上有这样能力的阶级，能够去转变全国的危机，使他引导到革命。但是，如果认为这个阶级的党没有组织好以前，革命的高潮就一定不会到来，那才算正是弄得事实上来不及准备到新的斗争，以至于受着更大的破坏。现在中国军阀混战又有全国爆发的事实。封建式的割据和巨大的经济危机，以及帝国主义列强（英、日、美）把中国当做斗争的舞台和目标，所有这些，都引起中国豪绅地主大资产阶级联盟的各省地方政府（南京政府是其中之一），各系各派军阀之间的不断的战争。工农群众已经不但用示威，并且用刀枪“投票”反对军阀混战，而赞成把军阀混战变成阶级的国内战争，把国民党替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挑战，变成武装拥护苏联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谁看不见现在中国的军阀混战，足以引起革命的民众的反抗，谁就根本不知道革命党人的责任！当欧战的时候，俄国布尔塞维克的党，亦是“破坏”得很（参看《列宁集》新版第十三卷第五页以下）。但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爆发了。所以认为革命完全只靠我们的党，而我们的党已经被盲动主义“断送了”，于是乎说：“战争是固然在中国开始了，可是革命高潮始终也推迟了些，直接革命的形势却未必见得一定会来”。这种论调，除出说他是机会主义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名称呢？“变现在的军阀混战为阶级的国内战争，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的口号，亦就是唯一正确的民族解放的口号。无论这种转变是有多大的困难，既然战争已经成了事实，共产主义者就不管怎样，都应当有系统的不动摇的坚决的去准备这种转变的工作。
至于还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和倾向，例如：（一）认为反革命营垒之中的冲突本来只是军阀的各派，大小地主、大小资产阶级的各系之间一塌糊涂的混斗，无所谓政治上的分裂成为两个政治集团，无所谓中等民族资产阶级形成民族改良主义的“中间”的新的企图，不看见改组派想来阻滞革命而掩盖军阀混战是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反对工农群众的战争之实质，因此说，只要利用这种冲突发展些我们的组织和力量藉此争些自由；或者（二）认为国民党改组派是代表进步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甚至于说是代表一般的小资产阶级，说他们拿着武器而实行反封建的战争，因此简直有人提议和改组派联合共同争些“公民的权利”，提议和谭平山的第三党联合，以准备将来和他共同组织工农民权独裁的可能；（三）或者认为农民战争往往都是“脱离群众的”盲动，没有什么多大用处，只要专做工农的日常经济斗争和所谓组织工作；而且仿佛是为着争取工人群众，必须在经济斗争里处处得着黄色工会官僚的许可然后行动，或者要去“推动黄色工会懦弱的领袖来革命”，甚至于有人根本认为黄色工会没有前途，简直要取消赤色工会，专做合法的黄色工会里的运动；乡村之中也只要去“和平发展”，专反对所谓“一切种种的农民资产阶级”（事实上大半是地主半地主）的经济斗争，成为乡村和平的“经济主义”；（四）或者认为无产阶级太孤独，既然中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那就应当找着“资本主义的革命的”富农来联合，或者找着资产阶级民权派的“整个”学生阶级来联合。凡是这些观点——机会主义的见解和倾向，都是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忽视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作用，忽视争取群众的总任务，削弱反对改组派的斗争，削弱解放群众于资产阶级豪绅富农工会官僚等反动影响之下的斗争，这亦都是对于群众的自动力量和革命能力的估量不足，而对于反革命势力的估量过分。结果，都是要抛弃领导工农去争取政权的总任务，而走上可能主义的合法运动。
现在，工农革命高潮的生长，对于地主资产阶级都已经成为显然的危险。他们觉得生死关头日益的接近，上海的商会和商民联合会是在撒娇的不肯再出公债，汪精卫陈公博等是在装腔做势的玩耍在野党的把戏，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再立平定工农的“大功”。然而真正的政权是在帝国主义手里，是在帝国主义的“使臣”蒋介石、张学良、冯玉祥、张发奎等类等等的手里。他们的统治平民，用的是枪炮，所以现在中国平民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向蒋介石等等争得些什么自由权，而是要夺取他们的枪炮，他们的政权。为着这个目的，必须要独立领导、赞助、扩大群众的斗争。首先就要组织和组织——秘密的布尔塞维克党的政治上的巩固和加强。当然，要会适当的去联结公开的工作方式。然而主要的是：没有秘密的党，布尔塞维克一致的党，便不能实行群众运动的一切工作。赞助并且扩大群众运动和游击战斗的时候，应极端注意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经验，解释武装暴动的必要和不可避免——预防已经大致纠正过来的盲动主义。群众罢工的生长，其他阶级的引到斗争之中来，组织的情形，群众的情绪——所有这些，都自然会指出适当的时机，可以把所有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对于国民党的军阀统治，实行坚决进攻的决定胜负的总袭击，没有工农的武装暴动，去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中国是不会有胜利的革命的。
坚决的战斗日益接近了。取消主义派已经公开的抗议，反对“把他们送到有生命危险的地方去”了。取消主义冒充着列宁马克思的论调，帮助资产阶级来阻滞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革命斗争了。机会主义的趋势，其实也是如此。
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却有一个“优点”：他们要躲避布尔塞维克的攻击，求得机会主义的“和平发展”，所以常常是含混模糊着一切为着党的纪律和一致的斗争。他们唯恐怕自己的机会主义暴露，所以反对提起“机会主义”及一切关于“倾向”的“骂人的话”。他们常常是从“党内和平”的口号开始。
布哈林在国际第六次大会时，就特别着重“和平团结，亲密合作”，而不提党的纪律。这是要求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去和一切离开总路线的倾向无原则的“和平亲密的合作”！布哈林对于中国党内的情形，曾经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国际第六次大会前几天）说过这样的话：“党中上层智识分子，若发生了这样的无原则（？）的斗争，则我们定要号召动员，劝使工人去反对他们。工人是没有智识分子那样好斗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永久不需要斗争，有时亦非斗争不可；但是，在现在条件之下（为什么？），所有的党内斗争都不是因为原则的政治观点不同，乃是因为各种派别不同而斗争，如果你们中间仍旧有像统治阶级（国民党）中间那样的斗争，那么，劝使工人来反对智识分子的领导，是必要的。……要的是党，而不是什么英雄的集合。英雄或者能够英勇的死，……但他不能整理党的生活，使他不发生破裂。……没有这一点便不能发展党也不能发展革命。这就是要尽量打击地方主义，打击排除异己的心理（惩罚与自己意见不相同的人的心理）。”……“我想起：汪精卫宣言，说胡汉民错误了。胡汉民宣言，说汪精卫错误了。都要做错误，都要因为别人的错误而杀人的头。同志，这种国民党式的办法，不要搬到我们党里来罢！”（这里所引的是中文出版的译文，我手边没有俄文的原文）这样说来，共产党内存在好些不同意见是应该的，不必辩明哪些意见是党的意见，哪种意见离开党的路线有多么远——一切都应当容忍，凡是党内发生破裂，就是党没有好的指导。而且，据他的描写，仿佛中国共产党自从八七会议之后，只有无原则的“互相残杀”，像国民党内一样。再则，他还“恭维”工人同志，说工人同志是不“好斗”的，能够容忍一切，直到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所以他劝工人起来反对智识分子的领导。
布哈林的这种论调，当然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相当的影响。大约是去年年底，今年年初，中国党的中央里，有一个同志，特别提出“党内和平”的口号，正是指出“布哈林的精神”发挥起来的，他郑重说明这种“布哈林精神”有保持的必要。这种党内调和主义和容忍主义，当然是和列宁主义不相容的。固然，地方主义、个人纠纷等，对于无产阶级的党是极端有害，必须消灭的。可是，这决不是“和气容忍”的口号所能够纠正的，正必须有明确的政治路线，坚决的求得布尔塞维克的一致，而扫除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气之争；同时，这就要有铁的纪律，而不能用“互相赦罪”的办法，掩盖一切错误。
这种党内的和平主义，到现在还可以看得见他的影响。当共产国际执委最近决定“党应当肃清自己队伍，去掉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及其取消派”（陈独秀类的人）之后，还有同志很滑头的申明：他“很赞成对于陈独秀问题，做详细的思想上的解释运动”，而不答复：他是否赞成共产国际决议案里的这一句话。这种对取消主义的调和态度，正是暴露自己机会主义的观点，将要完全和取消主义合并起来。照布哈林意思，对于陈独秀及其调和派的斗争，亦算是个人纠纷的斗争，亦算是“排除异己”的心理，亦算是“好斗的”心理——亦必要号召“党内工人阶级”起来反对“党内智识阶级”吗？
列宁主义和机会主义绝对不同的地方，正在于列宁主张严格的民权集中制和铁的纪律。谁要用“调和容忍”的原则，去“号召工人阶级反对智识阶级”，谁就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
列宁说：这是“武断的企图，要想使‘群众’和‘领袖’对立起来，在‘群众’之中煽动起恶意的虚荣的本能，破坏群众对于‘十几个聪明人’的信仰，而使运动丧失他的稳定性和巩固性”。……其实“没有‘十几个’有才干的（有才干的人不是几百几百的生出来的）、受过锻炼的、革命职业上有准备的、受着长期训练的领袖，互相之间能够合得来的——那么，在现在社会之中，无论哪一个阶级，亦不能进行坚决的斗争。”（《列宁全集》第五卷，二一七页）“这样的组织里（指职业革命家的组织、秘密党而说的——秋白注）既然同是党员，就应取消工人和智识分子间的一切分别……”（同上，二一〇页）
五
总而言之，中国的取消主义（陈独秀），现在认为封建已经只是剩余的剩余，根本无所谓土地革命，只剩得民族主义的任务，还要等无产阶级去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所以认为应当取消阶级的口号，提出民族的口号，而去联合所谓“民族主义的无产阶级之外的，不能无条件接受无产阶级的阶级口号的广大群众”。——事实上，是投降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至于地主和帝国主义。
机会主义呢？或者认为蒋介石是集权的统一的反对封建割据的进步的资产阶级，这在逻辑上的结论，应当是赞助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统一战争”。或者认为汪精卫派是中国拿破仑的思想代表，“不能不实行反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因此，要推论到赞助“国民党的改组战争”，至少可以得到些自由权。或者，认为汪精卫等的改组派，甚至于冯玉祥所谓“激进党”代表整个的中国小资产阶级，能够反对豪绅地主和“寄生资本”的，所以，居然有公开主张联合改组派的提议。或者认为资产阶级固然完全反革命的了，可是既然中国还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那就一定要找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权派”来联合：有人猜着——这民权派是学生的智识阶级罢；有人猜着——这是黄色工会的“懦弱领袖”罢；又有人猜着——这是资本主义的富农罢。
恰好偏偏没有猜到农民群众！
还有假清高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政治家说，现在什么都不可以联合，否则，又要像加入国民党时期一样，“使无产阶级溶化在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里面”。
对于这些取消主义及一切种种机会主义的倾向，可以用列宁的话来回答。列宁对于孟塞维克派来说布尔塞维克不知道“无产阶级有溶化在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里面的危险”的话，回答道：
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既然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之上行动，那么如果不在某种各个的场合里，同着资产阶级民权派同路走，那就简直不能参加政治。（列宁认为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是彻底推翻封建农奴关系的革命，然而不是资本家的革命，却是农民对地主的农民革命”——秋白注）我们（布尔塞维克）和你们的（孟塞维克）的分别，在于我们同着革命的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同走，而不和他们混合；你们却同着自由派君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同走，亦不和他们混合……如果，附加些条件，我们亦可以说：农民群众就等于革命共和主义的民权派……我们有意“去提高这些革命民权派成分的程度，使他们和我们自己一样，能够去斗争而不是只会叛卖”……你们却“无意之中自己降落到地主群众的程度。”（第二版的《列宁集》第八卷，第五四——五五页）
中国的机会主义听听罢：你们亦是拒绝领导农民群众——彻底推翻封建地主及买办帝国主义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权派”，却想尽方法，去寻找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奸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青天白日主义的富农和工会官僚等等来联合，甚至于自己落到“地主群众”的程度（魏金斯基认为冯玉祥的军队是民权主义的军队！）。
中国现时正因为封建势力还占着统治地位，乡村之中资产阶级式的土地制度决没有发达到已经不能从所谓“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上，突然转变到“美国式”的，以至于“苏维埃式”的道路方面的程度——还差的很远呢！所以中国革命的现代口号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的民权独裁”。如果真正像陈独秀或者托洛茨基的说法：承认中国资产阶级得到完全的胜利，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的发展程度，已经使农民分化到如此的地步，甚至中农群众已经动摇，那么：第一，帝国主义真正能够使中国工业化，甚至于非殖民地化（！），第二，共产党应当准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领导“农民”实行民权主义的革命，“工农民权独裁”的口号，根本就应当抛弃。
事实上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没有完结，农民的总的民权主义袭击，不但必定要发动，而且已经开始，不过他的形式，是继续那“长期的游击战争，夹杂着逐渐增多的兵士暴动的爆发”。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团结自己的力量，坚强自己的党，发动群众的斗争，……以领导这个农民战争；工农的联合现在有更高的阶级的意义；“资产阶级民权派内部的分别，就是用暴动问题做标准。谁赞成暴动，无产阶级就同着他一块儿去打，虽然还是‘各自分路走’。”（《列宁集》第七卷上册，七十九页）
取消派和机会主义的见解，当然和这个不同。他们所要联合的标准：是谁能给些自由，谁能给些“合法群众”——因为他们自己，很久就很想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的路线，解释成为纯粹退守的政策，解释成为取消准备武装暴动的总方针。
取消派说：中国的政权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了，所以工人应当组织，只要组织，组织起来不是“等待”革命，本来也不是为着革命而组织，而是去做合法运动，去参加“反对误国”运动——同时也是去参加反对苏联的强硬政策。这种政策也是要引起国际战争，把中国当做战场和炮灰，弄成“亚洲的塞尔维亚”的（看独秀的第一第二封信）！
机会主义派说：取消派讲的不大对，政权还不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正在为着自己的政权而企图实行拿破仑主义呢。或者说，资产阶级就等于地主，地主也差不多等于资产阶级，他们没有分别，所以地主有了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也可以算有了政权，只是有许多军阀政客的各派各系，正在冲突。工人只要利用封建军阀和民权资产阶级的矛盾，或者“地主式资产阶级”内部各派各系的冲突，自己扩大些组织，做些运动，得到自由权，就足够了。
他们两派，都只看着“上层”，而不看见“下层”。其实，一方面几十个蒋介石冯玉祥正是撕打，几百个汪精卫陈公博尽在唉声叹气，或者摇旗呐喊；别方面就有几万万小资产阶级（农民）群众和一切所谓“小百姓”正在不可形容的受着极严重的压迫，而无产阶级更是首先当着恐怖政策的锋头，可是亦就首先有能力领导这几万万人起来。这几百万和几万万的人，“也是”政权的一个来源吧！——这就是工农民权独裁呵。
机会主义派不敢公开的说：中国民权革命已经完结，让我们开始合法主义的斗争罢。他们却不肯相信第六次大会说：“革命新高潮的来到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充满着怀疑和犹豫。他们就设法用各方面的各种论调来证明资产阶级力量的伟大——或者说“稳定”，或者说“经济不稳定”而“政治稳定”，或者说“不会有战争”，或者说“有了战争未必有革命高潮”，并且设法估量革命力量的薄弱，说“党的干部已经完全丧失”，或者“新的干部都没有经验”，或者“旧的干部理论上实际上都已经破产”，或者“工农团体完全没有群众”，所以革命高潮一定要“迟延”。固然广州暴动失败之后，革命势力受着极大的摧残——革命的前一高潮是中断了。须要克服盲动主义，须要做极艰巨的组织工作，须要有系统的去争取群众而准备武装暴动，方能够赶得上必然快要到来的新高潮。但是机会主义者不懂得，游击战争里盲动主义的病根，对于现在中国并不是游击暴动本身不好，而正是因为没有规划去准备暴动不好。因此，机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有计划的行动”、“有计划的组织”只是要去进行合法主义的职工运动和经济主义的乡村运动的“和平发展”。所以他们往往批评政治示威和农民战争说：这只是“自然暴动的野蛮政策”。
可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的路线——争取群众，却是为着“准备自己，准备群众去实现更有计划的更有联系的更加进攻的总暴动”（列宁）——正是为着这个，而有一省数省苏维埃政权的可能前途的指出，这种前途现时是日益接近于实现了。
中国无产阶级是在世界革命的先锋队伍里面，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而进攻苏联，使我们先锋队的任务更加加重了。同时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崩溃混战和工农革命运动的生长，明显的把中国无产阶级当前任务指示出来：坚强自己的布尔塞维克的党，组织团结自己的力量，领导正在兴起的农民战争，反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国民党改组派的民族改良主义——准备群众去实行有计划的进攻的总暴动，“变军阀混战为阶级的国内战争，为武装拥护苏联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和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统治，而建立工农民权独裁的苏维埃，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无产阶级政党是这个艰巨斗争的唯一领导者。凡是妨碍这种斗争的，例如右倾的取消派和托洛茨基的取消派都应当完全立刻肃清。党内民权主义集中制的铁的纪律，应当坚决的执行，这都是应当强固布尔塞维克的党，加强他的战斗力的，这不是为着取消派的“自由讨论”而设的。取消派要自由，最好是到党外去自由，或者到自由派的资产阶级那里去，那才是适当的地方呢。一切主张党内无原则的容忍调和的论调，无非是替取消派和机会主义派实行缓兵之计。所以党内机会主义的怀疑派，悲观、失望、颓废以及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和倾向，摇摆于取消派与共产党之间，实在形成现在最主要的危险，中国的共产党必须坚决实行反对这些右倾的斗争，绝无调和的余地。
编者注：
[1]指1929年6月，国民政府军攻入北京，完成北伐，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
[2]取消主义，这里指托陈取消派的取消主义，见本卷第403页注20。
[3]陈独秀，见本卷第650页注⑥。
[4]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即托陈取消派。
[5]指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
[6]陈独秀的三封信，即1929年7月28日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及1929年8月11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7]六次大会，指1928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8]指以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上选举产生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所代表的中央委员会。向忠发、瞿秋白、苏兆征等9人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等7人为候补委员。这届政治局至“六大”召开时为止。
[9]指蒋介石和桂系李宗仁等于1929年间发生的战争。见本卷第276页注⑦。
[10]指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
[11]《向导》，中国共产党中央创办的第一个公开的机关刊物，周刊。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办，第6期起迁往北京。后又迁回上海、武汉等地出版发行。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发行201期。
[12]太平天国，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领拜上帝会会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举行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建都南京，改称天京。1864年天京被清军攻破，太平天国结束。
[13]盲动主义，见本卷第108页注11。
[14]恒丰，全称恒丰纺织新局。1891年由唐松岩在上海创办华新纺织新局，后由聂缉椝接办，改名恒丰纺织新局。
[15]怡和纱厂，1895年由英商怡和洋行在上海开设的纺织厂。
[16]特立，即张国焘，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
[17]俄国当初的取消派，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的孟什维克右派机会主义派别。
[18]北方局，中共中央驻北方地区的代表机构。1927年9月首次建立，王荷波任书记，主要领导顺直（今河北）、山东、满洲（东北三省）、山西及内蒙古党的组织和工作，12月撤销。1930年春再次建立，贺昌任书记，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撤销；1935年第三次建立，孔原、高文华、刘少奇、杨尚昆等先后任书记。1945年8月撤销。
[19]南京政府，即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成立。1928年12月该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
[20]魏金斯基（GrigorNaumovichVoitinsky，1893—1953），在中国工作时化名吴廷康。出生于俄国，1913年移居美国，1918年回国。1920年在共产国际远东部工作，被派来中国，协助组织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会晤，1921年1月回国，1923年11月再次来华。此后多次往返于苏联和中国。1926年任共产国际远东殖民地委员会书记。
[21]指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所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22]即指四·一二政变，见本卷第62页注38。
[23]中国劳动共产大学，其前身为莫斯科中山大学，见本卷第367注⑦。
[24]广西派，指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一派军阀，又称桂系。
[25]即1928年8月8日至15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
[26]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见本卷第611页注14。
[27]郭春涛（1895—1950），湖南酃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法国留学。早年参加五四运动。任国民党二届候补监察委员。1927年6月被指定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28]斯托柳宾的政策，见本卷第97页注⑨。
[29]指1905年俄国革命。见本卷第59页注④。
[30]尼古拉一世（1769—1855），俄国皇帝，帕维尔大公之子，1825—1855年在位。
[31]亚力山大二世（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年在位，尼古拉一世之子。继位后，进行了一系列改草。1881年被民意党人炸死。
[32]蒋介石派，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权派。
[33]指1928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及1928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34]立宪民主党，俄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成立于1905年10月，其首领为米留可夫。它以成立立宪国家为幌子，力图保持沙皇制度。二月革命后，它领导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外依附于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工农群众。十月革命后，多次组织武装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
[35]劳动派，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由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农民代表组成。他们要求废除一切等级制度和民族限制，实行地方和城市自治机关的民主化，并根据民粹主义土地平均使用制的原则制定土地纲领。
[36]社会民主党（俄），见本卷第161页注③。
[37]十二月暴动，即广州暴动。见本卷第21页注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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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中国反托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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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中国反托文献
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瞿秋白，1929年11月6日）
陈独秀的“康庄大道”（瞿秋白，1931年10月21日）
托洛斯基派和国民党（瞿秋白，1931年11月10日）
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彭述之也在内（1932年10月23日）
不幸而言中——陈独秀要当蒋介石的反共参谋了！不信，你们等着（1932年11月1日）
陈独秀取消派叛党！反共！——且听蒋梦麟道来……（1932年12月21日）
取消派消灭苏维埃运动的妙策（筱妞儿，1933年）
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法庭讨饶饶饶饶（1933年5月8日）
托陈取消派首领陈独秀被捕之意义（1933年6月20日）
国民政府代表张冲与苏联驻华大使奥莱斯基谈论托派问题（193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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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门——爱北斐特代表大会以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巴门——爱北斐特代表大会以前
到一八六八年，我们同两个拉萨尔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但毫未因此改变我们为哈森克莱维尔在杜伊斯堡选区（一八六八年秋季）的选举进行募捐，和支持约尔克对民族自由党人普兰克教授（他后来是民法的主要助理编纂者和注解者）在蔡莱选区的最终选举。这两个措施足以证明，我们对于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和对他们的主席是有区別的。一八六九年三月初，我们在霍亨斯坦—艾恩斯塔尔召开一个全萨克森的工人会议，议程是“改革萨克森的结社法和选举法”。邀请书也由在萨克森的两个拉萨尔派的领袖连署。在工人会议的前一天，我党应举行一次地方集会，议程是“职工联合会”。但是哈茨费尔德—门德的计划却作了另一决定。
当我于星期日早晨由米特维达一个集会向霍亨斯坦走来的时候，看见许多疲惫和满身污秽的工人匆匆忙忙地跑向车站。我现在才知道，这些哈茨费尔德—门德的信徒，约有八十到一百人，在前一天夜晩由开姆尼茨来这里闯进会场，要想把地方集会冲散。由此引起了巨大骚乱，最后演成暴行，因为警察已显得无能为力，市长要求消防队来恢复治安。瓦尔特希因抽出藏冇刀剑的手杖而被逮捕，几天后即被释放。这些事件在全体居民中激起极大的愤怒，还导致地方集会的停开，我认为这是个重大错误，但已无法挽回。各方面都向我祝贺，因为当骚乱的时候，我幸而没有在场，暴徒特別要找我，并恫吓说要打倒我。
六个月以后（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已经开过），我在开姆尼茨举行一个巨大集会，取得了决定性的效果。在大会后，有一批工人来找我，他们都是参加过霍亨斯坦那次骚乱的，特来请求原谅；他们声明，连他们自己也不再了解，他们当时怎么会被煽动起来的。
李卜克内西和我早就愿意能够同约·巴·冯·施韦泽会面和辩论一次。这个愿望意外迅速地实现了。二月十四日，一个由拉萨尔派在莱比锡召开的、李卜克内西和我都没有参加的会议，决议邀请施韦泽和李卜克内西在一个公共集会上相会晤，并互相提出彼此的控诉。李卜克内西立即在《民主周刊》上声明，他乐于接受这个决议并准备在一个民众集会上同施韦泽晤面，并证明施韦泽（是为金钱或是出于爱好）从一八六四年底起，经常设法破坏工人党的组织，并且玩弄俾斯麦的专制主义的把戏。如果施韦泽还像过去一次那样回避他，那么他就准备——独自一人或者同我一起——当着施韦译的全权代理人和工人团体领袖的面去会见他，或者——独自一人或者同我一起——到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上陈述他控诉的緣由。
继而他又建议，恳请国际总委员会作施韦泽和他自己之间的仲裁人。
此后，《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它的答复中先确认，施韦泽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几乎被全体一致地选为主席，因而获得了联合会的完全信任，然后回答说：“按照组织法，主席的行为只对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负责。”施韦泽还在拘押中，他的决心，它——《社会民主党人报》——不能预知，但它相信能保证，他会对任何人，因而也对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两位先生，在巴门—爱北斐特的代表大会上进行答辩。所以李卜克内西的话是完全被接受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不能对它的主席的事情进行仲裁。
我们对于这个显然是施韦泽亲自写的答复，非常满意。在事态的过程中和它在两个阵营所引起的注意之下，施韦泽无法逃避。他决定准许我们参加代表大会，这是非常合我们的意的，虽则严格说来我们不应参加，因为我们不是全德工人联合会成员。显然，施韦泽认为他在代表大会的代表中间最易得到掩护，并且关着门在里面谈判，他就最不至于被揭穿。
奇怪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三天以后声明，施韦泽将不与我们会面，因为我们无权参加代表大会。但是在下一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又把这条通知撤回。我们可以前往，而且施韦泽还要影响大会，使它准许我们参加。后来在巴门—爱北斐特，人们读到的是另一个样子。
在接到参加代表大会的正式邀请书后，我们就出发前往。在卡塞尔，有一位先生进我们的车厢，我们认为他是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的揣测被证实了。由谈话中知道我们的旅伴是威廉·普范古赫，他也像我们对他一样，立刻猜到我们是誰。我们同往乌培尔河谷。
巴门—爱北斐特代表大会的经过和其后情形，我留在我的回忆录的下一部分再来叙述；而且还要说明约·巴·冯·施韦泽和我们成为敌人的原因。
一八六九年对于德意志的工人运动是意义重大的一年。在这一年内，虽然先经过激烈斗争和消除许多误会，才确定了正确路线，这些路线对于德意志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证明是有决定意义的。八月初，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建立了徳意志社会民主工党，是为这个发展中的高峰。政治方面的情况也与前几年完全不同了。北徳意志同盟的宪法使它的创始人——俾斯麦好像腹痛如割，所以自由主义的要求自然遭到极惨的噩运，更不用说民主主义的要求了。自由主义者在这方面所抱的希望和期待显然化为泡影。俾斯麦这个人不会不利用对自己有利的形势而听其消逝。他在冲突时期所经历过的事件，他现在想一劳永逸地使它成为不可能。在这一点上，极大部分自由主义者迎合他。他们对于自己的有如上帝的姿态——作为顽强反对派的好汉——感到惶惶不安。普鲁士的军事制度全部地并且在相应扩充的情况下移交给北德意志同盟。对于海军则播下第一批种子。部长责任制和议员公费都丢到垃圾堆里去了。俾斯麦成了国内形势的绝对支配者。
自由资产阶级在一切重要政治问题上对俾斯麦表示极为迁就，迁就竟至流为妾妇之道，而它的经济耍求却完全如愿以偿，并按它的性质也满足一些工人阶级的要求。迁徙自由、取消护照限制、简化结婚和定居手续，接着是一八六九年的工商业条例，在此期间都发生了法律效力。关税议会一成立，在南德意志各邦参加之下，把关税、商业和间接税的立法也纳入议会讨论的范围内。这样一来，就开辟了一个活动园地，我将用全力协助耕耘这块园地。如何耕耘和结果如何，将在第二部分中加以叙述。
感谢杰拉德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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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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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判罪
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的失政和宠臣弄权，使各反对党派联合举行暴力的反抗，结果是在一八六八年九月底把伊萨贝拉赶走了。由于各反对党派领袖所组成的临时政府讨论新政体问题而没有决定，各国的民主党以决议和请愿的形式向西班牙人民建议建立共和国。当然，我们认为还要更进一步，要劝告西班牙人建立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为此，几乎一切条件都还不具备。根据报纸消息，国际的成员有六万多，可是大概有五万多向来没有登记，他们只是个幻想的产物。当时是个浮夸时代，这却对于国际有利。听资产阶级的报纸说，国际在欧洲拥有上百万的成员，相应地，它的财力非常雄厚。老实的市民在他的报纸上读到，国际的出纳员只要打开巨大的钱柜，就可以给每次罢工几百万的钱来支用，他就惊惶失措。有一天晚上，我亲自看见和听到：在柏林报界协会的一个交际会上，坐在我的对面的普林士·斯密斯同他的邻座亲密地说，他今天接到由布鲁塞尔来的信，提到国际总委员会拨给博里纳日（比利时）的煤矿工人二百万法郎作为罢工之用。我竭力忍住笑。总委员会的账房能有二百万生丁[1]，它就会高兴了。总委员会有巨大的道义影响，但是金钱总是它最薄弱的一面。
在巴黎公社起义后的几年，这样夸大国际的力量也使俾斯麦上了当。他想举行一个国际会议来对付国际，在这事上，奥地利首相冯·博伊斯特先生情愿帮他的忙，虽则博伊斯特自己承认国际对于奥地利是无足轻重的。不过这个美好计划的实行被英国政府打消了。并且不仅俾斯麦，就是像白恩哈第上校那样精明的外交家和谈判家也在国际这件事上大受蒙混。他在《太奥多尔·冯·白恩哈第的生平》一书中提到他的一个亲信报告说：
“首先是社会主义的煽动将从伦敦和口内瓦热烈地继续进行，为的是革全欧洲的命，并且要唤起不仅政治革命，而且社会革命。这个革命是由伦敦和日内瓦的两个国际委员会来领导的。伦敦的委员食由路易·勃朗主持，日内瓦的委员会由菲力浦·贝克尔主持。革命先在巴黎发动，在那里得胜时，再向意大利，而后向导火物很多的南德意志扩展；但随后也要掌握住北德意志，在那里，他们同样有无数的联系，并且总要使整个欧洲面貌大改。他们首先到处竭力利用结社权，以军队方式把城市无产阶级组织起来。”
照白恩哈第所说，德国所有一切的主要城市都已在造反。运动的首脑就是施韦泽和倍倍尔。这种无稽之谈竟由这些被认为很严肃的人们传播出来。
所说的《致西班牙人民书》是在一个集会上由李卜克内西申述理由，由我以会议主席身份宣读并付表决的，因此把我们带到审判官面前。最后把我们按散播祸国言论的罪名每人判处三星期监禁，直到将近一八六九年底——公文手续拖延这样长久——我们才在莱比锡地方法院监狱里服刑。
除因公布《致西班牙人民书》被控诉散播祸国言论而外，起初还打算兼控我们诽谤拿破仑皇帝之罪。但后者不能成立，因为不是拿破仑遵照法律规定亲自到庭作刑事控诉，而是由他的驻莱比锡公使前来。
至于西班牙革命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间接促起普法战争，当时还无人预料到。
[1]一生丁为百分之一法郎。——译者
感谢杰拉德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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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红色工会国际号召反对印度滥施死刑告全体工人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1923-19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红色工会国际号召反对印度滥施死刑告全体工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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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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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工会运动
我从事工会运动的程度，照我想，只能算是它的助产士。一八六八年可称为徳意志工会的诞生年，但是这要加上一个条件。上文已经叙述，在一八六五年这个繁荣年，许多城市中发生多次的罢工，但因工人缺乏组织和没有基金而大部分失败。两者必须兼备，现在可以说是使人不得不加以注意了。现在虽然组成了许多大多数是地方的专业协会，但是很快就认识到这还不够。一八六五年圣诞节，因弗里茨舍的发动组成了全徳雪茄烟工人协会，一八六六年印刷工人继其后，他们从起首就对政治性的工人党严守中立，这无碍于理査·海尔特尔一八七三年十月在柏林印刷工人大会上声明说，他以联合会主席身份认为，联合会最好在形式上不与任何党派相联合，“然而在精神上我们是属于爱森纳赫纲领的社会民主工人党的”。严格地说，他这话不能指全体印刷工人而言，有许多还是属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后来，在一八六八年以前，就已经成立了金匠联合会同它的机关报和全德裁縫协会。总之，直到那时，政治运动的领袖们在组织工会方面所作很少。主要只有李卜克内西，他在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中和在莱比锡及各地的民众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英国工联主义的演说，使人对于工会组织有些了解。一八六八年五月，我们在中央理事会也曾讨论过创立工会，但因经常工作繁多而且首先有必要制定纲领来澄清联合会，所以我们不能立刻着手实施计划。一八六八年夏季，麦克斯·希尔施到英国去，硏究那里的工会组织，在柏林的《人民报》上加以报道。这使得硏究过这种思想的施韦泽和弗里茨舍想抢在希尔施（希尔施希望通过创办职工协会，把工人吸引到进步党里）的前头。现在二人迅速采取行动，据我推测，是由弗里茨舍策动起来的，因为弗里茨舍早已认识到工会的意义，但是新创立的组织也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假如他不受施韦泽牵制的话。弗里茨舍取得了施韦泽的同意和白拉克的赞成，代表不伦瑞克的会员在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汉堡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全体大会上建议如下：
“代表大会声明：1．罢工不是改变现今的生产基础和由此彻底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方法；不过它是一个手段来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冲破警察的监视，假设有正确的组织，可由现在的社会中清除个別严重的恶事，譬如过长的工作时间、童工等等。2．大会委托各协会主席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来创设发生这种作用的全国性工会。”
议案的第一部分通过，第二部分被否决了。相反地，有如上述，数日后，纽伦堡工人协会联合大会并没有经过大的辩论，即决议委托中央创设工会。所以这里对于工会意义的理解，是与流行于全德工人联合会多数派中的理解相反的。在汉堡那次表决以后，施韦译和弗里茨舍声明，他们将以国会议员身份为创设工会而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但是当这也遭到反对时，施韦泽就威胁说，如果连这也不允许他，他就立即辞职并退出联合会。这个威胁起了所预期的作用。九月二十七日和随后几天，在柏林举行了工人代表大会。出席的代表不下二百零六人，多数是由工人集会选举出来的，代表着十四万工人。值得一提的是施韦泽开幕詞中下列的议论：
“英国是地球上远远跑在前面的资本最雄厚的国家，如果说外国的工业还支配英国的工业，那就是因为英国工人给那里的资本家造成那么多的困难。同样的情形也能发生在德意志，而且更容易些。“德意志工人如果愿意的话，就能够直截了当地毁坏德意志工业，而且工业使他们只能拿到极其可怜的一点工资的时候，他们也将没有兴趣保持这种工业……工人们如果牢固地组织起来，就能够使德意志工业没有竞争的能力，如果资本家先生们不愿意这样，那么他们就会付给较髙的工资。”
这种论证笨拙已极，但施韦泽没有打算就不发表意见。
代表大会成立了处于中央领导机关领导之下的所谓工人团体，这领导机关是由施韦泽、弗里茨舍和卡尔·克莱茵（爱北斐特）分任主席和两个副主席所组成。这个组织形式选择得不太恰当，这只有归功于施韦译，他决不让他势力所及的运动（哪怕只是一部分）有独立性。
施韦泽于九月十三日写信给马克思，信内附有他的条例草案，他接到马克思对于他的企图的有利的复信，便把这当作很重大的事。像马克思随后写给施韦泽的信所说，他把那封信误解了，他对施韦泽的第二封信才作答复，其中关于施韦泽的组织一段说道：
“至于说到柏林代表大会，那末，首先是不要忙于召开，因为结社法还没有通过。[1]因此，您应当和拉萨尔集团之外的领袖们交换意见，和他们共同制定计划并召集代表大会。但是您并没有这样做，您只是公开地让他们二者择一：或者附和您，或者反对您。这次代表大会本身不过是汉堡代表大会（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增订版。
至于章程草案，我认为它有原则性的错误，我相信我在工会方面的经验并不比任何同时代人少些。在这里，我不想作详细的说明，只想指出，集中的组织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是极其有用的，但是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即使这种组织是可能存在的——我说它根本不可能存在——，它也是不适宜的，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训戒，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所以在这里首先应当培养他们独立活动。
您的计划在其他方面也是不实际的。在‘联合会’中有三个来源不同的独立的权力机构：1．由工会选出来的委员会；2．由普选产生的主席（他在这里完全是多余的）[2]3．由地方选出来的代表大会。这样一来，就到处都是冲突，而这本来是应当促进‘迅速行动’的。拉萨尔从一八五二年的法国宪法中借用了‘由全民投票选举’，这是大大的失策。况且这并不适用于工会运动！这种运动多半是围绕着钱的问题兜圈子，您很快就会发现，在这里任何独裁都将宣告结束。
但是，不管组织犯了什么样的错误，这种错误大概都可以通过合理的实践或多或少地消除掉。作为国际的书记，我准备充当您和直接参加了国际的纽伦堡多数派之间的调解人，——这当然要在合理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我已经把同样的话写信告诉莱比锡。我不会忽视您的处境的困难，并且永不会忘记，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更多地受环境的支配，而更少地受自己的意志的支配。
我答应您，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是公正的，这是我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不能答应您，我不会在某一天——当我认为这是工人运动的利益所绝对需要的时候——以个人名义公开批判拉萨尔派的迷信，就像当时我对待蒲鲁东分子的迷信那样。
我向您保证，我对您个人是怀着最良好的愿望的。
您的忠实的卡·马克思”
但是新创的组织并不长久与施韦泽相适合。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觉察到工会中有某种倾向独立的企图。施韦泽在一八六九年九月十五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对此提出坚决的反对说：有人企图把工人团体联合会同全徳工人联合会分开并把它放在独立的领导之下；他对此提出警告。三个月后他更进一步。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在第一五二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通告说，各方面都表示希望把各种工会合并为一个单一的总工会。他为此拟订了一个草案，发表在同一期上。弗里茨舍在这以前就已与全德工人朕合会和工人团体联合会断绝关系，并辞去第一副主席职务。同样与施韦泽断绝关系的还有：全德鞋匠协会主席路易·舒曼，全德木匠协会主席约尔克和全徳裁缝协会主席邵布。
一八七〇年一月初，在柏林举行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大会迎合施韦泽的愿望而决议（好像工会会遵照这个决议似的）：到七月一日为止，把工会合并并创设一个新的协会，名为全德工会联合会。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之后，紧接着又召开全德工人团体联合会代表大会。多数代表也表示赞同施韦泽的建议。全德泥水木匠协会主席吕布克尔特认为，工会基本上无非是一个进行工人政治教育的预备学校。齐娄夫斯基也赞成合并，这样一来，可以清除世界上大都使许多工会分裂的主席欲。哈尔特曼、沙尔麦耶尔和汉堡的法特尔也都赞成会并，所持的理由与前面的发言人相似。
在代表当中，一万二千五百票赞成合并，九千票反对。所以赞成解散工人团体联合会的虽然不足所规定的三分之二的多数，但仍议决：从七月一日起，成立一个名为全德工人支援联合会的新协会来代替工人团体联合会。这个决议在有些工人团体中不生效力，它们于是还保持独立。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有一部分有势力的成员对工会的组织仍持敌对态度，所以在一八七二年它的代表大会上特耳克还提议，大会应决议，党内除全德工人联合会以外现存的一切组合，如全德工人支援联合会、柏林工人同盟、全德泥水匠协会、全德木匠协会和所有属于这些的分支机构应予解散，并并入全德工人联合会，它们的成员也转到全德工人联合会。但是这个建议没有通过，因为大会无权解散全徳工人联合会以外的现有组织。
除特耳克外，其他领袖对于工会的看法，表现在譬如哈森克莱维尔的发言里面，他说：“如果同盟”（柏林工人同盟）“已达到了它的目的，那么我们自己就会负责再使它消失。”哈赛尔曼说：“我们所以要创设同盟，只是为了要把这些工人吸引到我们这里来，这个我们做得也很成功。我们并不想使同盟做什么特別的事，它只是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格罗特考和其他的人所说的与此相仿。最后通过了以下的建议：
“代表大会希望尽早地把我们党内现有的职工组织予以解散，把成员输入全德工人联合会。全徳工人联合会会员有责任照这个意义去工作。”
如果人们可以相信门德（他的报告就我所知并没有遭到反驳），那末，施韦泽也就是这样在一八六九年卷季同门德和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所订的协定中（我以后再谈）答应了他们，认为工会组织是与拉萨尔的观点相矛盾的，要使它越来越退到后面。到后来，全德工人联合会才把见解改变得有利于工会。
※※※
我们履行了纽伦堡联合大会所分配给莱比锡中央的任务，并为职工联合会起草一个标准章程，起草的任务又落到我身上。章程一拟好，就有许多人向各组织要求从事创设国际职工联合会（这是我们所选用的名称）的活动。我自己也动手，这时为创设这类职工联合会曾举行许多次集会。“国际职工联合会”这个名称本来有点过份，因为我们估计，只能吸收说德意志語的国家的职工到组织里来。这个名称主要是表明一种倾向。接着又成立了许多这类组织，如手工工场、工厂和手工工人的国际职工联合会、泥水匠和木匠、五金工人、伐木工人、裁缝、毛皮匠和制帽工人、鞋匠、订书工人、采矿和冶金工人等等的国际职工联合会。
不容否认，政治运动在分裂的情况下已吃到苦头，而工会运动则在分裂的情况下吃到更大得多的苦头。但没有哪个党派愿意放弃工会的创设，因为每个党派都认为借此可以加强自己的势力。至于分裂有如何不幸的作用，特別是由弗里茨舍在次年亲身体验到了，那时由于党派的激烈斗争，他的联合会的会员由约九千人减少到二千多一点。在汉堡—阿尔托那他失去了全部会员。诚然，这个挫折有一部分应归咎于柏林和莱比锡的烟叶工人生产合作社的破产，这些生产合作社是在罢工失败后成立的。
我们在莱比锡尽力防止工会运动中的冲突。一八六八年十月底，我们与全徳工人联合会会员联合召开工人大会，参加者十分踊跃，议程是“职工联合会”，由李卜克内西作报告并提出下列決议：
“考虑到，有必要按照英国职工会的模型来成立工会，为了组织工人阶级，以便保护和促进他们的利益和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还考虑到，通过各种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已发动并开始成立职工联合会，这次大会决议，要有毅力地组织这样的工会，并为这个目的选举一个委员会，委托该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步驟，尤须与工人阶级的管理机构等等取得联系。”
随后选举委员会，被选入委员会的，除李卜克内西和我而外，还有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赛菲尔特和道特。委员会邀请一切工会组织的会员前来商讨组织工会的事宜。这个集会由我做主席，并一致通过了李卜克内西和我所拟订的下列决议案：
“会议决议：由纽伦堡工人协会联合大会的多数派和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多数派所已成立的以及要成立的职工联合会都应致力于：
1．由双方互相商定，为了统一和合并的目的召开共同的代表大会；
2．在统一和合并之前，双方的职工联合会之间订立条约关系，双方的会计处尤要互相支援，并且只要可能就选举一个共同的临时委员会；
3．双方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拒绝与希尔施—邓克尔派的职工联合会合作，该会是由工人的敌人建立的，其目的不外乎破坏工人组织，并把工人贬为资产阶级的工具。”
在征求意见时却没有受到对方的欢迎。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二日，施韦泽在第一四一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个决议，据此全德工人团体联合会的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并且要求，“对于任何为个別人的个人目的来分裂运动的企图，都要用全力反对”。
于是这个企图，至少是我们和全徳工人联合会之间在工会组织方面达成妥协的企图，在目前是没有希望的。
全德工人联合会不大同情于工会运动，而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即哈茨费尔德—门德派，则简直对它抱着敌对的情绪。在这里，他们把成立工会看做是损害当作宗教崇拜的拉萨尔的原则和拉萨尔的组织。所以在当时为成立工会而举行的多次集会中，有一次我也参加了在德累斯顿召开的这样的集会，在会上我们和福尔斯台林领导的哈茨费尔德—门德派信徒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纷争。我在发言以后提议下列声明：
“考虑到，工人阶级为防止资产阶级剥削而组织起来是迫切必要的；此外还考虑到，依照工业最发达国家的先例和经验，通过职工联合会能够最好地达到把全体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所以会议声明同意创立职工联合会，并委托所召集的委员会来进行组织职工联合会的必要步骤。”
接着进行讨论，我发现，主席——一个拉萨尔分子——再涅造发言人名单，我把这公开地指证出来，因而引起福尔斯台林和我激烈的个人争论。福尔斯台林突然把会议停止，于是发生大吵大闹。警务长要求与会者离开会场。瓦尔特希和我提出抗议，警务长解释说，他并没有理由来解散会议，但既已闭会，如再续开即与法律抵触。于是他和福尔斯台林离开会场。在一部分与会者的激烈反对下，瓦尔特希重新开会，并把我选为主席。讨论进行得很好，瓦尔特希作为第三个发言人，才开始讲话时，警务长又出现了，打断发言并且要求我闭会。我抗议说，现在没有理由闭会。于是他以解散相威胁，我在抗议中闭会。在这事上的激动非常剧烈，如果福尔斯台林在场的话，定给他留下一个不愉快的纪念。
关于工会问题，我们这方面又在一八六九年八月的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提出讨论。像施韦泽所要求的，接受会员要看他的政治信仰而定，尤为人所反对。格罗伊里希表示赞成国际组织，认为这最适合于使群众参加工会。资本家害怕群众，并不害怕我们那可怜的几分钱。最后经约尔克的建议通过一个有利于工会统一的决议案。莫特勒的要求工会从事缔结再保险（卡特尔）的建议，也同样通过了。在斯图加特的党代表大会上（一八七〇年六月），工会问题又被列入议程。讨论仍不脫旧日窠臼。主要的又是统一问题，但仍无实际的结果。自一八七一年起，工会趁普法战争结束后大繁荣时期的机会，大大发展起来；它现在也以较为独立的姿态出现。商业繁荣助长了一切行业中的无数次罢工，繁荣时期到一八七四年因发生商业大危机而骤然中止。但是这种现象也给当时的组织増加了许多不能胜任的负担，它为救济罢工工人所应筹措的资财已大大超过它的能力。早在一八七一年五月底，这已使莱比锡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协会在长时间讨论后，通过并公布下列决议案：
“1．罢工只是个缓和剂，无助于长远利益；2．社会民主党的目的不仅为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内部提高工资而努力，而且要根本铲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3．在目前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之下，工资的水平是按照供求来调整的，即使用最有效的罢工也不能超过这种水平而不断提高；4．最近时期多次罢工可以证明是由厂主主持的，为的是把这当作在集市期间抬高货价的似是而非的理由，这样的罢工只是对厂主有利而不是对工人有利，他们所抬髙的货价远远超过所增加的工资；5．罢工失败就会使厂主气焰高涨而工人沮丧——于是使我党蒙受双重损失；6．大厂商甚至还能趁罢工期间得到特别好处，因小厂商不能开工，大厂商可以高额赢利销售存货；7．我们的党目前还不能在物质上支援这样多的罢工。
因为这一切理由，我们迫切地向党员同志们劝告，只有在极其必要并且具备所需要的财力时，才可开始罢工；此外，不要再像以往那样无计划地进行，而是应该按照包括整个德意志在内的组织计划来行事。作为筹款和成立组织的最好办法，建议创设并维持职工联合会。”
在维也纳，奧地利党内同志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意志报》也有类似的看法和劝告，因为那里的经济状况也特別顺利，致使罢工热潮日益蔓延。劝告虽好，却极少照办。在那些年代中工会仍在令人可喜地发展着。
与此相反，施韦泽所创设的全德工人支援朕合会在这时毫无生气。它的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全体大会，只有由二十七个地方来的代表十九人出席，代表会员四千二百七十五人。这个联合会乃是一个不合理的组织，它完全崩溃了。
一八七二年六月中旬，在爱尔福特举行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会上特別讨论了工会（职工会）的中央领导问题和另行创设一个工会机关报。六月八日，我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阐明我的代表大会纲领，并详述我认为最好的各工会联合的办法。我还说明：不容否认，工会运动在德国还处于相当混乱之中。这应归咎于工人分裂为苦苦地相互斗争的各种派別。如果说工人们在各种社会政治的组织中互相对立是不好的，那末，如果各个行业的工人在每个工厂，甚至在每个作坊中也分裂对立，那才是真正不好了。而且并不是因为原则问题，而只是因为组织形式，但组织形式原是可以改变的，并且必须适应环境。这就是运动所遭遇的不幸。还有可悲的是，群众被没良心的人所煽惑，这就表明，一部分工人苦于愚昧无知。人们在嘲笑基督教的顽固，但它总是经过了十八个世纪，因而达到了当然顽固的年龄。但是新的社会运动才十岁，就显示出顽固的征兆。这固然还可克服，但在目前它阻碍了发展……工人阶级的前途依靠着职工联合会；正是在职工联合会里群众得到阶级觉悟，学会对资本势力进行斗争，并且这样一来就自然而然地使工人成为社会主义者。随后我把我的关于组织的建议作了详细的分析。
在爱尔福特的工会代表大会上，决议由代表手工工场和工厂工人、五金工人、伐木工人、裁缝、鞋匠、泥水匠和各种专业协会的六个工会组织组成一个工会联合会，并发行一种工会机关报《工会》报。根据约尔克的建议，全体一致通过下列议案：
“鉴于资本势力对于一切工人，不管他们是保守的、进歩的、自由主义的或是社会民主党人，同样狠狠地压迫和剥削，大会声明，工人的神圣职责，就是消除一切党派争吵，以便在一个统一的工会组织的不偏不倚的基础上，为一个富有成效的强有力的反抗创造先决条件，保卫被威胁的生活，并为阶级地位的改善而奋斗。尤其是社会民主工党的各种派別要竭力促进工会运动，大会表示遗憾的是，全徳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在柏林）作了一个相反的决议。”
我经过长期的要塞监禁和坐牢之后，于一八七五年春季恢复了自由，奥古斯特·盖布建议由我接替不幸于一八七五年元旦之夜逝世的杰出的约尔克，充当工会中央的报纸《工会》报的编辑。他认为月薪可望有五十塔勒。党和各工会在这期间经济情况较好。盖布认为我除我的生意之外，还能很好地兼任编辑。我谢绝了。我不可能在我的生意和我的党务活动之外，又长久地从事工会活动。
这自然无碍于我依旧对工会运动注意和支持，特別是通过我为各种行业所举行的集会。当九十年代开始的时候，工会运动的发展很显著地落后于社会主义的政党运动，我觉得它好象注定要有某种停顿，尤其是由于德意志保险法的制定，它夺去了工会作用的重要部分。这个看法我曾在一八九三年科伦的党员大会上公开发表。但是这种悲观是没有理由的。不久，事实就把我纠正过来。现在辉煌地证明了，我在运动才开始时关于工会的判断是比较正确的，并促使我重新尽我所能来协助工会。
在上述的七十年代，工会运动面临艰苦的时期。普鲁士政府，这就是说俾斯麦，不仅把社会民主党，而且也把工会看做是国家和社会秩序的死敌。于是他认为有必要对两者进攻。俾斯麦的工具首先是检察官台森多尔夫，他在马格德堡时就已在这方面出了名。一八七四年，他被召到柏林，以便在这里在更高的水平上把在马格德堡已开始的迫害继续下去。台森多尔夫没有辜负对他的期望。他通过公诉不仅达到对党组织实行镇压，就是各工会也成了公诉的牺牲品。随后来了一八七八年这个行凶年和反社会党人法，这一下子就摧毁了十余年来工作中牺牲了无限时间、金钱、力量和健康所创造的成就。但是，这不是永久的。对于发展的压力和时代的需要，就是最强大的势力也不能持久抗拒。这一点俾斯麦现在不得不满怀诧异地体验到。
[1]这是指已提交北德意志国会的工商业条例草案，但还没有经过详细谈论成为法令。
[2]在这里马克思作了以下的附注：“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中，也设有协会的主席。但是，实际上他的职能只不过是主持总委员会的会议。一八六六年我曾拒绝担任主席，一八六七年根据我的建议根本取消了这个职位，而代之以在总委员会的每周例会上选出的会议主持人（chairman）。工联伦敦理事会也只有一个会议主持人。书记才是它的常设职位，因为他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国际的“独裁者”就是如此。在我这方面我必须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我的通信中只以建议者的身份出现，而且他们的建议在许多很重要的场合，我都没有听从，因为我根据实际情况自有更好的见解。虽然如此，我却同他们绝没有严重的分歧。——奥·倍·。
感谢杰拉德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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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七年七月，经过长久的协商后，北德意志和南德意志诸邦之间订立了一个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关税和间接税比率的规定应由一个所谓关税议会来评议，这个议会是由北德意志国会议员和南徳意志四邦特为这个议会选挙的代表所组成。巴登政府同南德意志自由主义者一样，愿意完全加入北德意志同盟，但为俾斯麦所拒绝。南德意志的八十个议员参加到国会里去，只会使普鲁士政府陷入窘境。关税议会代表的选举法同北德意志国会的选举法一样。但南德意志的人民党的大部分，尤其是符腾堡的人民党，拒绝参加选举，虽然一八六八年二月李卜克内西和我在班堡的一个会议上曾竭力阻止达样一个无意识的、只能意味着临阵脱逃的决议。符腾堡的大部分工人协会也遵行人民党的口号。另外一部分则参加选举，并且因为人民党也陷于分裂，竟能让很多民主主义者通过关税议会的选举。当时在政治上分为两半的黑森则不如此。上黑森属于北德意志同盟。莱茵黑森和斯塔尔肯堡是独立的，并且现在选代表到关税议会。李卜克内西和我在选举鼓动中支持南黑森民主主义的候选人，并为他们召开选举大会。开这样会议的时候，我们有一次也来到达姆斯塔德的路易·毕希纳（《力量和物质》的作者毕希纳）的家里，在那里李卜克内西认识了他未来的第二个妻子。他的第一个妻子一年前死去了。李卜克内西在这次选举战中唯一的战利品就是他的第二个妻子；此外，我们是战败而归。民主主义的候选人在美因茨和达姆斯塔德都失败了。
那时在巴伐利亚和符腾堡有一大部分工人协会同人民党共同鼓动实施民兵制度，因为这是有关两邦的新军事编制的。符腾堡政府同议会商妥把服役期订为十七个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点成就。巴伐利亚议会的军事法律委员会在著名统计学家科尔布的影响下，宣布服役期只有九个月，并决议裁减四个骑兵团。这个成就因德法战争和南徳意志诸邦加入帝国而化为乌有。
在萨克森，因为新的选举法将要付诸实施，我们就鼓吹赞成与选入国会同样的选举权。我们固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比起以往的情况，实际上有所改善。中央还促使各工人协会反对舒尔采—德里奇向北德意志国会提出的关于合作社私法地位的法律草案，这个草案远远落后于萨克森现行的合作社法。其他的鼓动工作是反对关税议会所计划的烟叶税和煤油税，反对在北德意志国会提出的一个工商业条例的法律草案中一系列的反动规定，关于这我曾在《工人之声》的一篇文章中加以阐明。
在中央的我们都明白，工人协会朕合会中的政治分歧不容再持续下去。我们在格拉取得权柄之后，我决定最好地利用这局势。不管对于联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首先必须制定一个固定的纲领。自一八六七年九月以来由瓦尔特希充任主席的德累斯顿工人教育协会，响应我们的这种见解，并提出一个这方面的建议。艾希尔斯多夫尔由南徳意志鼓励同样的思想。
我在一八六八年四月十八日答复他说，我们讨论了纲领问题并且作出了赞同的决定，即使在联合会中因此引起分裂，我也并不认为是不幸。首先询问宗纳曼，他是否愿意提出一个纲领草案，他拒绝了。于是我们请求罗伯特·施维舍尔（他由汉诺威迁居莱比锡并协助李卜克内西编辑《民主周刊》）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来拟订一个草案，并在下一次联合大会上作关于这个草案的报告。我们得到李卜克内西的同意来推选施维舍尔。在还要争取仍在犹豫的协会代表的情形下，施维舍尔的温和性情较之李卜克内西的激烈性格要好些。
屮央要想在下次联合大会提出纲领的消息一传出去，自由主义者所领导的各协会里就掀起了巨大的骚动。首先是南方和北方的自由主义报刊对我们肆行攻击，并企图煽动各协会来反对我们。各方面纷纷来信向我抗议和警告。纽伦堡工人协会的主席（首席教师勒格纳），给我们的措施想像出一切可能的动机，如我们想用在协会中的措施来弥补我们在国会和关税议会中的“失败"，对普鲁士的仇恨指导着我们的行动等等。我们要犯错误，我们要遭到失败。我回答说，正是在以往北德意志国会和关税议会的讨论中表明：必须如何大大重视工人用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式有力地参与政治。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是不可分割的，是相辅相成的……就工人本身利益而言，他们必须是民主主义的……以往联合会中的暧昧态度不能再继续下去……他（勒格纳）说，现在，当国家资助和自助之间的尖锐对立渐渐消灭，并且两党已趋于接近的时候，不应当拿一个新的引起争端的东西投入其间。我回答说，纲领的目的正是要表现这种接近……对立不是用缄默而是要用坦白的讨论来消除的……可能，我们在联合大会中遭到失败，但不能阻止我采取所计划的步骤。我本来占少数，但经过重新努力而达到多数，这在我已不是第一次了。我只记起，我的直接选举主席和中央的建议，从一八六五年就遭到反对，到一八六七年竟告胜利……我也同鄂尔敦堡的工人教育协会主席作了长久的辩论。我向他解释，我们认为一个纲领是有必要的，以便使人人都知道联合会的立场，特別是中央和编辑部要知道如何才符合多数派所愿望的管理。我们时常感觉到缺乏一个清楚的立场。一方面我们做得太过而另一方面则又不及。我确要承认，如果协会中的多数派拒绝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那么，中央和萨克森协会的多数派就要考虑，是否还要隶属于联合会。
为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我现在向那些我认为可以同意我们的计划的一切人展开广泛的书信鼓动。但因联合会中许多人物的立场连我也不清楚，我几次去求他们，他们却声明对我不同意。这固然是可恼，但并不能改变最后的结果。
在这中间，摩里茨·穆勒在普佛尔茨海姆提倡创设工会，并倡议废除博士和教授们对各协会的领导。我在七月十六日答复他说，我同意他的关于行业组织的思想。德意志的印刷工人和卷烟工人已经效法英国工人的榜样，现在莱比锡的鞋匠和徳累斯顿的订书工人也来效法英国工人的榜样。关于工人协会领导人应由工人队伍中选举，我也和他的意见一致。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博士和教授做领导，照例是一无所成的。
七月初，我写信给约·菲·贝克尔，请他原谅我迟迟答复他的信。纽伦堡的联合大会使我们兴奋起来，我不知道工作应该先从哪里下手。我竭尽一个人的全副力量来鼓动，希望能有效果。反对党也奋其全力，只是可笑的是，他们认为我们将向联合大会提出我们的开姆尼茨纲领。反对党如果看到最近一期的《工人之声》报，看见我们建议接受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他们就会吃一惊了。
贝克尔认为，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来介绍我们参加以他为首的国际日内瓦德国人支部。我在七月十六日答复他说，这只能由联合会本身參加。强迫各个协会作为基层组织去参加，而且交纳全部会费，那是不行的。各协会还有它们当地的需要占用它们的力量，所以要想使运动免于涣散，就不应消耗它们的力量。我打算提议，联合大会声明赞成国际的宗旨和目的，并努力同它作最紧密的结合。我盼望能很快地由他那里知道，怎样才能最好地去实现这结合。希望他或其他中央委员能到纽伦堡来作报告，同时可以证明一切国家的工人都是互相连属的。参加纽伦堡会议的人将十分踊跃，这值得付出高昂的代价，不辜负高尚的人们为它流一把汗。
在附言中我提到，我们方才举行一个中央会议，在会议上关于与国际的关系取得了愉快的一致。下星期会作出明确的决议，得到有利的结局。一旦纽伦堡的决定掲晓，民族自由党的资产阶级手里掌握的一部分协会被分离出去，我们或许必须将《工人之声》报停刊，因为它所需要的补助费过多。然后自然会把《民主周刊》相应地扩充为联合会机关报。
我们也再把国防问题列入联合大会的议程，这问题虽然按我们的意见在当时情况下就要求彻底处理，但一直没有彻底处理。我建议提名弗里德里希·阿尔贝特·朗格来作报告。中央理事会同意这个建议并委托我邀请朗格，我待別期望他的莅临纽伦堡在纲领问题上也可以发生对我们有利的影响。我当时写给朗格的信承埃里森（他曾出版一本朗格传记[1]）代为转递给收信人。信里说道：
“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莱比锡
尊敬的博士先生！
久欲与您通信，但可惜为各种工作所累，未能如愿。现在受中央理事会同人委托，有所请求，因而执笔，更觉欣幸，如蒙惠允，是所至盼。
正如您由《工人之声》报上所充分知道的，我们在为下次联合大会作准备。议程各项目中，有由波斯内克所建议并经我们完全赞同的国防问题。您知道，这个问题曾多次列入联合大会的议程上而终未得到讨论。在上次联合大会上还以各种小手法把这个重要问题列为议程的最后一项，结果在当时并未经任何讨论就作了个一致通过的软弱无力的决议完事。
我们决定并已经采取措施，在下次联合大会上不让这个日益迫切的问题再从议程上划掉，而要把它变成一个主要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极需要一个适当的报告，于是我们大家异口同声地认为没有人能够比您（不是恭维话）再好的了。
我因此受中央委托，诚恳地请求您来作有关国防问题的报告。
联合大会地址无论如何总是选择南德意志的城市，或许是纽伦堡，时间我们希望是九月六、七日，旅费当然由联合会账房开支。我们极恳切地请求您，不要拒绝我们的请求。除国防问题外，议程上还有其他各项，您的莅临和您的有力的一票对于这些是具有最大的重要性的。
我们，如您所将要知悉的，还把纲领问题列入议程，因为我们认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德意志工人协会应声明它将来在政治和社会方面要采取什么立场。我们知道，这将带来艰苦的斗争，可能、甚至很可能发生分裂。但是我们并不以这为不幸，因为我们宁愿要十个坚持信念的协会而不要三十个动摇的或者作了哥达帝制派和资产阶级的尾巴的协会。
我们在萨克森将竭力使我们的协会都出席，如不能派代表，就用委托的办法，我还要向別处发出同样的要求。
我估计定会胜利，若办不到，那么我们自己立刻就地着手创设社会民主工人同盟。目前的分裂，使人束手束脚，不能继续管理下去了。
由倾向哥达派的协会的各种函件可以看出，人们如何害怕讨论政治问题和深入的社会问题，人们想尽一切方法来阻挠这种讨论；所以我们的人就更有必要人人都作好准备。
由萨克森前往参加的著名党员同志有：格尔曼、李卜克内西、莫特勒、施维舍尔等。我也要邀请奧地利人、瑞士人和国际工人协会；同国际工人协会相结合，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但在我们肃清自己家园之前，是不能作此想法的。
我所收到的由纽伦堡来的私人信件，表示一种怀疑说，克莱麦·冯·都斯力图插手其间，可能暗想窃取工人协会的领导权。这种思想很大胆，实现大概不可能，因为即使是民族自由党的协会也不至于把它们的票投给一个政治和社会立场正与工人利益相反的人。还有人谈起，他（克莱麦）有意邀请巴伐利亚的商业部长冯·施略尔参加工人会议。如果真有这事，施略尔来出席，那确也无妨，他必然要尝些苦头。[2]无论如何，这个怀疑表明，巴伐利亚的进步党先生们在酝酿点什么，要使这些人碰一鼻子灰，对您也会是件开心事。
我们在萨克森把运动进行得极为顺利。工人协会、民众协会像雨后春笋-样生长出来，在我们的选区内没有一个较大地方没有设立工人协会或民众协会的。个別城市如兹维考、克里米朝等，在所有邻近乡村中也都设有分会，并且在农民中也有不少的会员。相反地，整个资产阶级，除少数个別例外外，都仇视我们，这自然符合我们的愿望。我们所遭遇的唯一不幸是党十分缺乏财力。一切都是一分一角地凑起来的。由此您可想见，譬如说，到我们能创设我们的周刊时，要费多少力气。不过周刊倒有了个好基础（我们现有一千二百个以上的订户），由此我们才能保证有了把党团结起来并促其成长的工具。
格尔曼负责合作社方面，他把消费合作社当作嗜好，并把它们组成一个联合社。我们自然努力使这些人切记：要促进他们的经济利益，这还不够，要用这种方法解决社会问题，是不可想像的，有必要并且有义务去从事政治方面的活动。并且我可以向您保证，在消费合作社方面，我们的‘头号鼓动者'并不少。
我能奉告的还多，但一方面我缺乏时间，而且还希望，在下次联合大会上必定可以会面。我确实渴望能与您作数小时的谈话。请不要以不能前来而请原谅，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希望立即赐复并致友谊的敬礼。
您的奥·倍倍尔。”
我在七月五日接到朗格对于这封信的答复：
“亲爱的倍倍尔先生！
我十分抱歉，使你不明真象。但我最近几个星期的生活是，白天出去到苏黎世为宪法委员会作报告，夜晚在这里为一个日报和一个周刊工作。我的股东和同事充当宪法委员会的副主席和很多专门委员会的委员，时时刻刻都为国家做许多事，把编辑工作还兼照料一个相当大的商店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了。所以我只能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顾到通信。遗憾的是，在新宪法完成之前（如能在今年完竣，我们就满意了），不能有把握地支配我的时间。其间固然有几个月的休息；只是我还不能确知是在什么时候，所以非常抱歉，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我也不能承担。如果我的时间许可，我还要到纽伦堡来，我这方面也同样渴望能再见那么多的能干朋友——可惜一部分处在分离的阵营里。”
朗格没有来。
不出所料，联合大会由大多数协会选定纽伦堡为会议地点，参加者异常踊跃。计九十三个组织单位，有一百一十五位代表。此外，应邀的来宾中有，国际总委员会代表[3]爱卡留斯（伦敦），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代表奥伯温德和哈同，瑞士的德意志工人协会代表奎克和格罗伊里希，苏黎世的德意志共和主义协会代表拉顿道夫博士（苏黎世，以往柏林监狱中的犯人），国际在日内瓦的德意志支部代表海格尔（班堡），国际在日内瓦的法兰西支部代表毕台尔，德意志人民党委员会代表布律克曼和尼特哈迈尔（斯图加特）。联合大会代表中有一个巴登协会的代表雅科布·维涅德，他作为科伦的考贝斯[4]通过亨利希·海涅而有了一定的名声。还有一个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奇尔希纳博士，是受希尔得司海姆织工协会的委托来参加的。奇尔希纳可以说是第一个敢于由全德工人联合会飞到我们这边来的燕子。这在约·巴·冯·施韦泽的心目中简直是一种罪行。奇尔希纳后来也被选为受托人。联合大会的主要讨论在有历史意义的市政大厅中举行，纽伦堡市政会所以让与这个大厅，是希望自由主义派得到胜利。这个希望却成为泡影。大会由我致欢迎外来代表的开幕词，然后选举主席。九十四票中我得六十九票，勒格纳（纽伦堡）得二十一票，分散的四票。因此，决定支配会议精神的抉择就定了下来。第一副主席由勒文施太因（佛尔特）以六十二票当选，第二副主席由比尔格尔（哥平根）以五十九票当选。敌对派全军覆没。它还想尽可能在排定议程上设法挽救；它要求把纲领问题从议程上取消。因此发生激烈的争论。由许许多多方面发出“绝不妥协”的呼声，于是以大多数的同意决议接受全部议程。
大会讨论进行得很好。纽伦堡会议是我所参加过的最好会议之一。我作中央行政工作报告时声明，新组织表现得极好，比起以往来，联合会是辉煌地屹立着。联合会所属各协会约有会员一万三千人。维涅德企图用一个说明理由的议程来取消纲领问题，未能如愿。纲领的讨论是在大家极感兴趣的情况下进行的。最后结果，纲领以六十九票（代表六十一个协会）对四十六票（代表三十二个协会）通过了。少数派对这个决议提出抗议，他们离开会场并且不再参加讨论。他们企图用德意志工人同盟的名义创立一个新的组织，没有成功。这些协会失去一切政治意义，从现在起只不过作各种自由主义党派的附属品而已。
所通过的纲领是：
“纽伦堡的第五次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大会声明同意国际工人协会纲领的下列各点：
1．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得平等的权利与平等的义务，并废止任何阶级统治。
2．劳动者在经济上从属于劳动资料的垄断者（唯一的占有者），是一切奴役、社会灾难、精神堕落和政治依赖性的根源。
3．政治自由是取得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社会问题是与政治问题分不开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是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条件的，而且只有在民主国家才有可能。
此外，鉴于过去为达到工人经济解放所作的一切努力，一直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缺乏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没有统一的亲密联合，总是遭到失败；劳动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是包括一切建立现代社会的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际上和理论上实行合作，所以第五次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大会决定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努力。”
※※※
纽伦堡工人协会联合会关于纲领的决议，使人对于今后各协会站在哪个阵营不再发生疑问。虽然如此，九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在斯图加特召开的人民党代表大会上多数派做得好像双方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一样；而且他们竟声明同意在纽伦堡所作的关于纲领的决议，同时并特別提出纲领所强调的国家问题和社会问题不可分离，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和政治自由的实现是互为条件的。并且对于约翰·雅可比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在柏林所作的纲领讲话，他们也声明同意。
这种程度的见识是一八六八年以后人民党的后继者所完全丧失了的。尤其是出席于纽伦堡的尼特哈迈尔律师（斯图加特），努力于达成更广泛的合作。他认为民主党如欲完成其任务，必须提高为社会民主党。他若不是早年暴病（中风）死去，可能在后来完全加入我们的队伍。
除尼特哈迈尔外，首先是宗纳曼拥护这次决议。宗纳曼绝不愿断绝工人协会和人民党之间的关系，对于纲领虽不热心，但在纽伦堡还是予以赞成。现在对他很关重要的是使人民党全体大会批准他在纽伦堡的行动。
少数派的退出，破坏了联合大会的议程，因退出者之中有各种问题的主讲人。宗纳曼的关于创设一个应由国家监督的养老基金的报告，遭到反对，所有的发言人，特别是瓦尔特希，认为全部工人救济事业应由团结在中央集权的职工会中的工人来管理。
瓦尔特希和海·格罗伊里希所建议的与此有关的决议一致通过，决议说道：
“考虑到为工人设立的普通养老金，如听凭现存国家来管理，就会使工人不知不觉地对现行国家发生一种保守的兴趣，而这种国家是工人绝不能信赖的[5]；
考虑到疾病和死亡救济金以及养老基金，根据经验，最好能由同业工会创设和保管，第五次联合大会决议，委托联合会成员，特別是中央，努力使在中央集权的同业工会中的工人联合起来。”
格尔曼（莱比锡）作有关疾病救济基金的报告，报告总括为下列决议：联合大会向联合会所属单位建议，由地方代表组成一个同业会，这个同业会，第一，有个好的金库组织，充分的自治，把这些再按职工会组成联合会，并在适度的机关报上讨论救济金有关事项；第二，争取在工会金库内部自由流通并按银行方式经营疾病救济资金，此外还有第三，也促使仆役和女工创设从来没有的这样的金库。
会议的下一步是由施维舍尔作有关间接税的报告，李卜克内西作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为考核中央的业务实施情形而设的委员会，对中央致以高度的赞扬。虽然工作负担大大增加，书籍和公文却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对中央应致以最热烈的表扬。这一个业务年度工作的物质报酬是五十七塔勒四新格罗申。选举主席时我在五十九票中得五十七票。因此，下年度莱比锡仍掌握领导权。
当选为受托人的有，比尔格尔（哥平根）、瑞茨（斯图加特）、艾希尔斯多夫尔（曼海姆）、龚采耳（斯派尔）、宗纳曼（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史图特曼（吕色斯海姆）、奇尔希纳博士（希尔得司海姆）、海曼（科堡）、莫特勒（克里米朝）、克劳塞（穆耳森，即圣雅科布）、布莱麦尔（马格德堡）、瓦尔特希（马克荪，德累斯顿附近）、考比茨（德累斯顿）、奧伯温德（维也纳）、勒文施太因（佛尔特）。受托人中代表北德意志的不多，其原因在于北德意志各协会的代表除少数例外，都是属于反对派的，而且各协会已声明退出联合会。
工人同盟组成后，发表了一篇宣言，其中对纽伦堡联合大会提出激烈的控诉，并且不乏诬蔑和捏造。于是我在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的第四六期《民主周刊》上发表一篇长的声明作答，来驳斥它的攻击。在敌对的宣言里说，我们要想引诱工人站在“社会—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关于这点，我说：“社会—共产主义的”立场是个奇怪的立场；这只是两个辞，却包含着：第一，愚蠢，第二，谎言，第三，诬陷。我所以认为这里面有诬陷，因为他们想以共产主义一辞不仅使业主，也想使工人怕见我们。“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等辞已不敷用，工人和雇主对此业已见惯。这些人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全无可怕之处，所以必须把共产主义一辞拿出来，为的是让那些市侩吓得要死。
纽伦堡联合大会的决议为运动创造了新的形势。施韦泽以前在他的导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几次三番向全徳工人联合会成员宣告它为小资产阶级党，尤其喜欢称呼萨克森的人民党为小资产阶级党，虽然他明知道党内的资产阶级成分占极其微小的少数，但现在不能再这样说了。无论如何，党内的资产阶级成分并不多于全德工人联合会，像李卜克内西于次年春季在爱北斐特全德工人联合会全体大会上当面对他说的而且也是他点头承认的。他几个月后派到萨克森来攻击我们的鼓动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其中的一人（列·施·，后来成为公会会员，今天是正式任命的鞋业公会的首领）事后说：“施韦泽把我们骗苦了，在我们所举行的拥挤不堪的大会里，我们所看到的，除了工人还是工人。”他还可以加上一句：“我们的成绩等于零。”李卜克内西和我几乎在他们所举行的每个集会中都跟踪着他们，并且使他们遭到一个接一个的失败。
现在已没有争论，在萨克森的人民党和工人协会联合会内部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站在国际的立场上。因此，纽伦堡会议及其结果也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留下个印象，使他们对施韦泽产生深刻的怀疑。这种作用表现在下一年度。如果当时全徳工人联合会的领导是适当的人，则抱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的团结立刻就可以成为事实。运动就可以避免这七年之久的互相斗争的损失。
纽伦堡联合大会后不久，柏林的工人协会（它的主席克瑞布斯在联合会的整个争执中态度暧昧）发生激烈的争论，其结局是相当多的少数派退出协会而成立一个声明赞同纽伦堡纲领的民主工人协会。新协会的创办人中有，包斯、哈文尼特、卡尔·希尔施、约纳斯、保尔·辛格尔、文采尔。后来加入的有麦茨纳、米尔克和亨利希·孚格尔，他们或是由全德工人朕合会自动退出或是象孚格尔那样被开除出来的。这协会面对着拉萨尔派，在柏林处于困难的地位；拉萨尔派讽刺它是没有军队的军官的协会，这话还不算完全错。但是军官也会办点事，并逐渐地把所缺乏的队伍成立起来。
工人协会联合会的弱点在于财力薄弱。联合会虽有会员一万人，但每人每年一格罗申的会费是不能办多少事的。人们除为本地捐款外，忘记了对联合会作更多的贡献。在这方面全德工人联合会胜过我们。因此，我们在中央的人郑重地想到以改组来补救。当施韦泽宣布要往萨克森和南徳意志作大鼓动旅行，并为此指定相当数量的鼓动人员的时候，我们的处境就更加讨厌。要作抵抗，首先要求我们这方面出钱，可是我们没有。《民主周刊》自一八六八年十二月起成为联合会的机关报，也需要巨额津贴。我们用手中仅有的十塔勒把它创刊了，随后又陆续增加了些小额款项。后来常以同样的“财政基础”创设各种党报。据计算，这些报在第一期就会破产。但是为报刊甘愿牺牲和对报纸的热情是无限的。领导人员当然必须满意于对他们所做工作的那少得可笑的报酬，他们早就这样做了。今日党内的一辈人不晓得当时的贫困景况和无酬效的要求。譬如，李卜克内西作为《民主周刊》的编辑，月薪只有四十塔勒，后来充当每星期出版三期的《人民国家报》的编辑，每月六十五塔勒。一八六九年，以每月二十五塔勒录用赫普纳；我为《民主周刊》写工人栏是没有报酬的，主持报纸发行事宜，我每月得十二塔勒，我还须供给发送报纸的场所。到了一八七〇年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放弃了这种工资。当时人们不知道加薪这回事。例如，当一八七八年《人民国家报》的后身《前进报》根据反社会党人法被扼杀的时候，李卜克内西还是拿同九年前一样的工资。可是这中间他的第二个妻子已生了五个小孩，其中最大的当时还不满十岁。在财政方面，我们现今与以往相较（因为我在这里关于工人协会联合会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全德工人联合会）已成了个资产阶级政党。
可是党总是有好运气的，所以我常同朋友们说笑话：“若是有个上帝，那它一定是很喜爱社会民主党的，因为每次遇到最大的困难，救星总是立刻到来。”在当前情况中，救星来自我们意料不到的方面。我正在向一位来访的我们外地的受托人诉说我们的经济困难，邮递员送来了一封挂号信。寄信人是苏黎世的拉顿道夫博士，一八六六年我在法兰克福认识他，又在纽伦堡党员大会上见过面。他信上写着，由他和他的友人管理的信托基金，即所谓革命基金中，拨三千法郎供我支配，我可以分三期收取，并将使用情形向他报销。谁会能比我更加幸运？我高兴地跳起来，并且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那个愕然相看的朋友。后来在莱比锡叛国案中也发挥了作用的革命基金（关于审理该案的酝酿经过，其要点以后再述），曾多次把我们从困难里救出来。但是，后来因为我们对于巴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有关土地问题的决议和一八七〇年战争的态度，同拉顿道夫及共同伴发生矛盾的时候，这个来源断绝了。
施韦泽在萨克森为反对我们所布置的鼓动并无结果；在南德意志，成效也只是微乎其微。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他的鼓动人员在南徳意志也遇到我们协会的工作人员。但是显而易见，这种斗争使两党中的情緒越来越激昂了。
[1]《弗里徳里希·阿尔贝特·朗格》，是埃里森著的一本传记，莱比锡一八九一年版。一本值得介绍的书。
[2]我在关税议会中认识了冯·施略尔先生，他是议会成员并在那从事反动活动。
[3]我给总委员会的邀请书如下：
“伦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尊敬的先生们！大部分德意志工人协会有一个重要事项将临，特此函告。
九月五、六、七日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将在纽伦堡举行联合大会。列入议程的各重要问题中首先是最重要的‘纲领问题’，这就是说现在应该决定，联合会继续把现在的无原则和无计划的工作保持不变呢，还是按照坚定的原则和一定的方针进行活动。
我们已经决定采取后者，并拟建议接受《先驱》报第一期所载的国际工人协会纲领，以及参加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建议已经可以保证多数赞成，所以成功是无疑的。但我们认为，如果国际工人协会能为这个极需要您来关怀的会议派遣代表出席，就会给人以极其良好的印象。兹谨将我们的愿望和迫切的邀请奉陈，敬请派遣--位或数位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出席纽伦堡联合大会。
我们愉快地希望您应允我们的请求，并立即给予一个慨允的答复。保证派来的代表先生们得到友好的接待。
敬礼和握手。
徳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中央
主席奥·倍倍尔
莱比锡，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4]维涅徳的笔名，海涅用它写成一首诗《考贝斯一世》。——译者
[5]很久以后，俾斯麦也声称，小额的退休金是使工人喜爱现存国家制度的最好方法，由此产生残废保险和老年保险的思想。
感谢杰拉德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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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私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个人私事
对于一个在公众生活中同成群的敌人作斗争的人，站在他身旁的是怎样的一个妻子，不是无关轻重的。根据不同的情况，她可能是他的事业的支持者和鼓励者或是一个累赘和障碍。可以说我是幸运的，我的妻子是属于前一种类型的。我妻是莱此锡—马格徳堡路线上一个路基工人的女儿，当我和她认识的时候：她的父亲已经去世。我们结婚以前，她是莱比锡一家装饰品店中的女工。我们在一八六四年秋季，她的慈母逝世前不久订了婚，并在一八六六年春季结婚。我对于我的婚姻从无遗憾。我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她更为多情、更舍己为人、更随时乐于自我牺牲的妻子。我所以做了我所做的事，首先是只有在她那不倦的照顾和乐助之下才有可能。她尝到了许多艰苦岁月的滋味，到最后，较宁静时期的阳光才照临她。
一八六九年一月，我们生了一个女儿，这是我妻在苦难时刻一个幸福的源泉和安慰。在她出生时还有个有趣的事情。在当天的上午我坐在房中的写字台前，极兴奋地等候着所盼望的事情，那时有人敲門，在我说声请进后，进来一位先生，自己介绍是阿尔贝特·特雷格尔律师。特雷格尔的名字我由他在《凉亭》杂志上所发表的诗和他的社会活动早已知道。在彼此问好以后，特雷格尔惊奇地说：“您原来还是个年轻人，我以为您是一位年老的、纳福的先生，放下自己的事业而以从事政治为娱乐的。”我围着一件通常的绿色旋工围裙站在他的面前笑着回答说：“您看，您错了！”于是我们谈起来，直到我听见隔壁房间内所期待的婴孩哭声。现在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很简单地把情形告诉特雷格尔，于是他向我衷心地祝贺后离去。以后过了几年，特雷格尔也进入国会，我们成为同事，虽然我们各有原则上不同的立场，却仍为好友。
我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还有我的婚约使我觉得愿意在莱比锡长久居住。萨克森在一八六三年固然已实行营业自由，但如果“外侨”，就是说非萨克森人，要想利用这一点的话，就必须先取得萨克森籍。这在当时需钱很多，而且同时也须有一个地区准许入籍。但是我缺乏资财来独立经营和入籍。入籍连同在莱比锡取得公民权共约需一百五十塔勒，我由家里估计约可得三百五十塔勒。不料一八六三年底，我的师傅借口他已没有工作给我做，把我解雇，于是我被迫独立经营。实际上是因为他听说我要想独立经营而将我解雇。所以他是想把一个同业竞争者排斥开。于是我往维茨拉把所有能变现款的东西都取来。而后在城市中心租了一间作坊房子，这间房子在一个商店院内，是刚由一个马厩改造成的车间。这座房屋简陋得连个烟囱装置也没有，我为完成这个装置，只好违背一切警章，把炉管由窗子通到院里。因为我那一点点资金像日光下的奶油那样融化无余，我只得把这个大房间兼做卧室，这在寒冷的冬夜把我冻得可怜。为暂时避开入籍手续，我用一个相好的本地市民的店名开张做我的生意，直到一八六六年春季为了结婚，我才借债把入籍的事办妥。若迟二年，将因北德意志同盟的立法，我可以节省许多费用。
我的生意以最小规模开始，由一个学徒协助。起初，我常常连日连夜地工作，就是说三十六小时连续工作，为的是能够供应订货。几个月后，我可以雇一个帮工了。但当我一八六七年二月当选为国会议员，在我离开的期间必须准许我的帮工了解他平时所得不到的生意情况，他在我回来后，就向我辞职而去独自经营。后来我同一个以往的同事谈这事时，他冷冷地说：“这是你咎由自取，你为什么给他工资，使他可以积蓄钱呢。”这个“庞大的工资”当时是每星期四塔勒半，较其他作坊高半塔勒，而且在我这里每天工时是十小时，在別的作坊是十一小时。
此外，我彻底了解了做小师傅的痛苦。货物必须用长期赊欠的办法交出去，而帮工和学徒的工资、伙食和自己的生计却必须每天、每星期支付。钱从哪里来呢？我为了得到现款，把我的货物以只较成本稍高一点的价格售给一个买卖人。可是我在每星期六去取钱的时候，我得到的尽是肮脏的纸币，由于当时莱比锡同屠林根各小邦往来，这种纸币泛滥于莱比锡。这些小邦，每个都彻底利用它的造币权，使纸币充斥市场。不过这种纸币，一般也收也付，当作流通货币使用。同时，我也常收受任何一家工业企业未到期的联票，或者是摩尼教徒所打造的杜卡特金币，我按三塔勒零五格罗申收进，我必须到银行去兑换，则往往只得到三塔勒，有时还要少些。所收的联票也是这样。我对于这种付款情形非常生气，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把拳头伸到衣袋里，下一星期照旧送货和收受同样的款项，因为不管怎样，我总需要现钱。
我的社会活动渐渐激起企业家反对我，拒绝向我订货。这就是抵制购货。如果我不是在别的城市找到一个小小的顾主界来推销我的货品（牛角制的门窗拉手），那我在六十年代末期就会被迫破产了。更糟的是在工作本来就少的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战争时期。当我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冬季同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遭到一百零二天候审拘留的时候，有一天，我妻叫人通知我说，得不到一件工作而每星期仍须支付帮工和学徒工资。这是个使人痛恨的情况。可是不久就好转了。和约一缔结，繁荣时期就开始，继续到一八七四年。订货的不招自来，顾主只要能订到货鼠則就满意了。到一八七二年春季，当我同李卜克内西同在胡伯图斯堡受二十二个月要塞禁闭，随后我还有九个月徒刑的时候，我就能够把生意和一个领工、六个帮工和两个学徒留下来。当然没有赚钱，虽则我妻在这岗位上是干练的。商业通信由我在要塞以及监狱中办理。到一八七四年情形又恶劣起来，当时随着商业恐慌，我的出品因竞争者用工厂方式生产而衰落下去，而且在价格上我以手工制造不可能与之竞争。我曾想到放弃生意而就党的一个职位。这时凑巧找到一个党员同志，即柏卡市（魏玛附近）的商人斐辿南·伊斯莱勃，同我合伙，他既有资金而且具有必要的商业知识，并且不久就很可佩服地学会了必要的工业知识。一八七六年秋季，我们设立了一个用蒸汽动力的小工厂，现在也把该项出品用青铜制造，因此我们不久就获得了好的名声。在开始时，因为危机仍很厉害，我们作了艰苦的奋斗。我现在的主要活动是寻觅顾主并作业务旅行，所以后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我能够为党做很多工作。此后，在一八八一年，根据所谓小戒严，把我由莱比锡驱逐出境，这种驱逐又一年再一年地连续下去。我在这中间又曾屡进监狱，到一八八四年秋季我解除了合伙关系，专做业务的外勤工作。我觉得我已不能再对我那富于牺牲精神的同伙负责，不能再去分享他为之操心并担任主要工作的营业的有限利润。此外，我因为长久离开莱比锡，对于生意内部的动态也越来越生疏了。于是我在一八八九年又把外勤的职位放弃，从现在起全力从事写作，由此我与斯图加特的友人亨利希·迪茨取得持久的业务关系。
此外，我在上文曾说过，人们常常把我这个人臆想成完全另一种形像。我们——我的合伙人和我——曾多次为这好笑。他的外貌正像人们对我的想像。他是一个高大强壮的人，红头发，红胡子一直垂到胸前。所以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不认识我的人到账房來找我谈话的时候，就直向我的合伙人走去。这种混淆常使我们大为开心。有一次也使我好笑，有一天，我因业务旅行到了杜宾根，同几个熟人在酒馆告別的时候，我后面一个杜宾根居民用纯粹斯瓦比亚的方言吃惊地说：“什么？这个小个子是倍倍尔？”——像这类的情形我时常遇到。就是早年也不少见，在火车中，旅伴们谈论我，而料不到我就坐在他们中间，静静地听着。有时所听到的简直是强盜故事。
并且人们不仅讲一些我的“强盗故事”，而且更多的人把我看做“强盗首领”，当做一个想毁灭一切的人物，敌人报纸的描写对于这种想像有不少的贡献。我曾多少次在我所参加的聚会之后听到人们惊奇地说：“倍倍尔原来是一个很正经的人。”我必须把这看做一句恭维的话。
感谢杰拉德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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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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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进一步发展
常务委员会一八六七年三月在卡塞尔开会，但只有少数委员出席，这个会议确认了一年来政治事件对于协会所起的实际破坏作用。现金缺乏，有如上述，联合会的机关报《工人总汇报》停刊了，由普发佛博士（斯图加特）编辑而由宗纳曼印刷的《劳动》月刊也在出版后不久又告消失。这是联合会的领导无方所造成的。委员会决议刊行一种新的联合会机关报，名为《工人之声》，由艾希尔斯多夫尔（曼海姆）编辑，每十四天出版一次。我是他的最热心的撰稿人。
《工人之声》从一八六七年六月一日发行到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四日，它的停刊是为了有助于一八六八年一月初我们在莱比锡创刊而由李卜克内西编辑的《民主周刊》。最后，决议到秋季再召开一次联合大会。
创办了《民主周刊》，就满足了我们大家所深切感到的一个需要。我们一向没有掌握一种代表我们的意见的机关报，因此也无法向我们的拥护者充分进行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启迪，而这首先是最必要的。再说，我们赤手空拳面对着敌人的攻击。自然，我们将因刊物而受到重大牺牲，但我们甘愿承受，因为这是我们所有的最重要的武器。
因为工人协会联合会的领导上态度冷淡，我常常写信推动斯陶丁格尔前进。一八六七年五月底，我写信给他说，根据北德意志同盟以往带给我们的和以后还要带给我们的一切，我算做最大好处的是，群众的激昂情绪是从一八四八年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并且我们由此取得了许多新的联系，这些联系，我们必须为运动的利益而加以利用。他应当与国际取得联系。我反对永久企图使工人协会脱离政治。还要考虑一个新的组织，因为北徳意志同盟的气氛令人担心它会进攻工人协会。
萨克森工人协会的政治生活特别活跃，我们为了争取群众，不停地进行鼓动。一八六七年圣灵降临节，我们又在弗兰肯堡召开工人会议，由我担任主席，会议首先申请修改萨克森工商业法。我们要求：十小时的标准工作日，取消星期日劳动，取消对劳动者结社的禁令，取消工厂和作坊里的童工，在工商会和劳资仲裁机关中増设工人代表，自管工人金库，由工人和雇主协订工厂和作坊的规则。瓦尔特希在作有关《工人协会对政治党派和萨克森政府抱什么态度？》的问题的报告时，提出一个议案说，会议可以把舒尔采—德里奇所建议的解决社会问题方法认为有缺点而予以否决，并且声明这个问题只有在民主国家中在全民参与之下才能解决。此外，他还介绍阅读社会主义的著作和报刊。这个议案使少数派相当激动，于是我想应该用一个调和的议案来缓和一下激昂的情绪。这个我想错了。瓦尔特希的提案有七票反对，我的提案有九票反对，都通过了。大会选择了格拉为下一次德意志联合大会地点，常务委员会也表示同意。
这个第四次联合大会是在十月六日和七日举行。出席的有三十七个协会和三个专区联合会的三十六位代表。专区代表中一位新人物，是一个马格德堡的自由信仰教士乌里希，中等以上的身材，披着皓白的长头发。不幸，在他那不无好感的脸上天生一个特別大的鼻子，因而大大地破了相。会议主席是由三个票数相同的来抽签，结果是格拉的著作家瓦尔顿堡中选。在他主持会议的过程中，联合大会向一八六六年盛夏逝世的班多（柏林）和一八六七年四月逝世的罗斯梅斯勒教授致敬。关于学校问题，由乌里希在一个大而无当的报告中提出了十六点要求。联合大会在一个决议中声对于这个报告，“大体”予以赞同，就此了事。关于组织问题，由侯赫伯尔格和莫特勒作报告，终于把我多年来所主张的意见基本上付诸实行。根据第四条，联合大会选举一个主席来领导一个由另外六个成员组成的理事会。这个协会的会所就是联合会的中央所在地。此外还决定，中央理事会每年得领取三百塔勒作为酬劳。在理事会以外，另选机要人员十六人，散布在德意志全国各地监察理事会执行业务并在重要事项上备咨询。在选举主席时，三十三票中我得十九票，麦克斯·希尔施十三票，克瑞布斯（柏林）一票。因此，莱比锡成为中央所在地。新的方针胜利了。我所长期努力追求的现在达到了。联合会现在有几分活动能力了。
议程中另一项是我关于矿工情况的报告。这是因为一八六七年夏季卢皋煤矿发生了巨大事故，当时有一百零一个工人丧命，留下了五十个寡妇，约一百五十个孤儿。我受工人教育协会的委托举办募捐，捐得一千四百塔勒。一致通过的决议是：
“最近期间矿场所发生的事故使工人有责任促使地方政府制订法律，规定每个工业企业的雇主或企业家应当对于工人在进行活动时和因前者一方疏忽而发生的工伤事故负责。矿工方面所特別认为必要的是：1．国家严格监督矿业公司。2．法定施行双井制度，即一个运输矿井和一个安全矿井。3．根据颁布的法律实行对被难者及其家属赔偿的原则，以及最严格地执行有关因疏忽而发生死伤的条例。4．对没有工人协议和同意而由业主和同业联合会片面实施的所谓矿工条例（关于罚款、包工制度、矿工救济金），作坚决的斗争。5．由工人管理矿工救济基金。”
这是德意志工人会议第一次要求颁布一种雇主责任法令，后来在一八七二年通过帝国立法，诚然是以不完整的方式，满足了这个要求。
关于国防问题，因时间不够而不作报告了，但仍作出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在存在相反意见的情况下是一种糟糕的妥协，它把这问题又推到下一次由纽伦堡联合大会来处理。
若干时候以来，我与日内瓦的约·菲·贝克尔通信。其中十月九日我写信给他说：
“您为格拉工人会议写的信可惜到得太晚。信是星期日到的，而我在星期六已起程往格拉，我的妻子不知道信的内容，就把它搁置到我回来。友人李卜克内西未在格拉，相反地，克瑞布斯（柏林）却在。关于工人会议的讨论，您由报纸上将会知道得此我信上奉告的更详细。我们在讨论时必需特別谨慎，因为去年的事件也在工人协会内部引起分裂，这已多次显见于讨论中。但会议的经过大体上是令人满意的。
关于组织问题，我的建议，虽然有些人反对，仍顺利通过，并在选举主席时我也以十九对十三票战胜希尔施博士（以前在马格德堡，现在柏林）。同时，莱比锡因此成为中央所在地，运动暂时掌握在我们手里。
您关于设立国际支部的希望，我将设法予以实现，但在国会闭幕和我又确定在这里安顿好之前，对于这件事还不能有所作为。关于您想把《先驱》报的编辑部迁到这里来的计划能否实现，我不愿作决定性的判断。事实是，那些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抱着严重忧虑的人已经肩负这样多的工作，再添加新的是不适宜的。面对着各式各样的和各方面的要求，我们也感到力量不足。我将与友人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同志对各点加以硏究，然后再给您消息……
总之，运动还有许多应当改善的地方。在最艰苦的时期（失业、饥馑），许多人避开协会。因此，各协会须同物质困难作斗争。国会议员无薪给，同样给选举代表的选区内的协会加上不小的负担[1]，那么，就无怪各方面的成绩太少了。我担心或希望，随便您怎样说，欧洲这种古老的国家组织，迟早会有一天猛然一下子陷于崩溃。这种国家组织，不能按照以往的方式长久继续下去，即使在原则上反对暴力革命的阶层也会感觉到这一点。我们要注意，由将来随之而来的混乱中，要制造出健全的东西。此致
友谊的敬礼
您的奥·倍倍尔。”
在格拉所成立的新组织也把一种新精神注入了联合会。首先是使很多协会摆脱一向漠不关心的状态，鼓励它们采取有力的行动。这只有为它们安排任务而要求其完成，才能办到。从现在起，没有一期《工人之声》不把我写的中央理事会的号召登载在主要地位，它要求各协会对各种事项展开活动。效果并未落空。各协会渐渐活跃起来。那有限的联合会会费现在也以从来没有的准确时刻缴纳了。在中央的行政方面竟形成几乎全部事务重担都落在我的身上。我一人身兼主席、秘书和司库各职。只有理事会会议记录和文件整理由所选举的秘书办理。在这届理事会中有奥托·夫赖塔格，但他不久就辞职了，此外还有哈德里希和乌尔利希。与各协会的往来和由此而来的通信，数量渐渐巨大起来。在第一个业务年度结束时（一八六八年八月底），收件只有二百五十三件，发出的只有五百四十三件，虽然如此，仍然是比以前多。但从一八六八年九月初纽伦堡联合大会起，到一八六九年八月初爱森纳赫代表大会止，收件数目达九百零七件，发出的则为四千四百八十四件，其中大半是卷寄邮件，其余的都是由我写的信，而且往往是长信。
这个工作包括：主持中央的行政会议，领导工人教育协会，在北德意志议会和关税议会中的活动，多次的鼓动旅行和从一八六八年秋季起为《民主周刊》经常写稿，它的整个工人栏都由我编写。进行这些活动，显然就会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把我的年轻妻子和我的小生意丢到脑后，因而我在经济方面常常有遭灭顶的危险，有时几乎不知如何是好，就可以理解了。
因为我以我展开活动的样子来要求别人，我曾一再写信给瓦尔特希，促使他振作起来。因此他在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给我一封信大发脾气。信里说：
“亲爱的朋友！几个月前你给我一封同前天一样的勉励信。但是我的复信只给你‘可怜'的印象。我现在深信这一点，可是我仍然请求你，要像重视真理那样重视我给你的信，因为我提醒你，我处在类似你的境遇时，如何用相似的方式，以狂热的、不怕牺牲的急躁心情去工作。
如果说我现在摆脱了‘强迫欲’，那么原因不在于懶惰，而在于辛苦得来的信念，即某些事情简直不能用我们所能使用的手段予以强迫；我所赞成的是人们经常为我们的原则来工作，可是不必因此弄得精疲力尽。
由这个观点看来，我必须坦白地说：我担心，你不只是在一个方面搞垮自己。如果是我弄错了，那末这对于事业大有益处，而我是高兴的；但就我对于事情所能判断的来说，我现在不了解，你将如何长久地继续你的鼓动以至一切公开活动……”
最后他说明，事情是这样的，他必须把他的鼓动活动或者他的业务职位辞掉一个。
后面的话无疑是对的，因为在这些年来有大批党员同志已到了与瓦尔特希相同的地步。如果我们的敌人在今天还常常提起，比如说在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中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工人，那就是因为，凡公开为社会民主党服务的工人立刻就被开除了。他或是沉默，或是在党需要宣传员、编辑、行政人员时，给他一个位置。党内独立的工商业者的遭遇就更加恶劣。我们的敌人常常诉说社会民主党的恐怖主义。啊，这些伪君子！没有人比他们实行更恶劣的恐怖主义了。我十数年来看到多少杰出的党员同志由于敌人的恐怖手段而流血至死。
比如说，这里有尤·莫特勒，一个具有崇高理想的人，当他在一八六七年参加选举鼓动的时候，他在一个工厂的账房职位即被解除。为了不使敌人称心如意和在敌人面前撤出阵地起见，他在克里米朝设立了一个纺织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兴旺了几年。但到一八七〇——八七一年的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态度惹得自由主义者极为忿怒，他们停止了对合作社的银行贷款；合作社不得不暂缓付款。现在，莫特勒牺牲他的全部財产，尽可能来满足债权人。他此后参加了莱比锡印刷业合作社的管理工作。由这类事件也可以说明一种现象，即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的议员和领袖之中通常有这样多烟叶商、纸烟商和饭店主人，他们所以必须从事这些职业，是因为这是被解除工作的党员同志维持生活的差不多唯一的办法。我自己在二十五年的工商业经营中，什么剥削顾客和社会活动与营业之间的利害冲突，我都不得不容忍。
我有几个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朋友，对于我在工人运动中的活动不能理解，一再认为我是个傻瓜，为工人牺牲自己。他们认为我应当为资产阶级工作，关心地方事件，做兴隆的生意，并且不久就可以当上个市参议员。这是他们的最高理想。我付之一笑，我的志向不在那方面。
我怎样能胜任这种沉重的工作负担（从一八六七年到一八七二年，是我生平工作最忙的时期，虽则我直到今天从来没有缺少工作），也许很多人认为是个谜。对我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谜，因为我也曾同疾病斗争过很多次。我那时身材瘦小，两颊凹陷，而色苍白，参加我们婚礼的我妻的女友曾说：“可怜的人，她跟他不会长久的！”
幸而她们的话没有应验。
[1]议员免费乘车在一八七四年才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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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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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战争的结果尽人皆知是北德意志同盟的成立，巨大的普鲁士站在一些蕞尔小邦旁边作领导。如果由国王来定夺的话，他就会把小国中最大的萨克森也吞并了；但是这首先为拿破仑所阻止。也是这种顾虑才促使国王缔结尼科尔斯堡停战协定，像俾斯麦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日给巴黎的普鲁士公使的公文中所招认的。其中还提到，国王也预料到，为了和平，普鲁士在德意志北部获得大量领土，是有保证的。国王对于一个北德意志同盟的重要性估计得比他（俾斯麦）要低些，国王把最大的价值放在吞并上，他（俾斯麦）也把吞并看做是和改革一样的需要，因为若不如此则萨克森和汉诺威就太大而不能有亲近的关系……国王曾声言，若不能为普鲁士取得大量土地回去，他情愿退位，并在今天召太子来这里。
对国王来说，吞并比整个北德意志的盟主权更为可爱，这只是符合他后来在凡尔赛宣告他为德意志皇帝时所采取的立场。对于他，老普鲁士比新德意志亲近。这时同盟成立，并且因为从此也有在普选基础上召开北德意志议会的希望，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较牢固的政治组织和一个可供新党团结的中心的纲领。由于罗斯梅斯勒教授等一部分领导者所站的立场，要想纲领是个公开社会民主主义的，那是办不到的，而且还有一部分工人协会在政治方面过于落后，使我们不敢采取这一步骤。这样会发生分裂，但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必须避免分裂。最后这一种意见是决定性的，即当时因为刚发生的战事和德意志分裂为三部分，支配着一大部分资产阶级的情绪，有必要为了德意志的民主化把一切力量团结起来。
我们在八月十九日为建立新的民主党在开姆尼茨召开全国会议，有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弗里茨舍、福尔斯台林、勒丁和其他人）参加。所通过的纲领是：
1．人民的无限制的自决权。在一切政治生活方面（包括议会、各邦议会、地方政府等）实施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投票的选举法。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一个具有最大职权的议会，尤其是关于战争和和平有决定权。
2．把德国统一为一个民主国体的国家。不要世袭的中央政权。不要普鲁士领导下的小德意志，不要由吞并而扩大的普鲁士，不要奥地利领导下的大德意志，不要一国三分。这些和类似的王朝割据主义的企图，只能导致不自由、分裂和异族统治，民主党要最坚决地对它进行斗争。
3．取消一切等级、出身和教派的特权。
4．提倡体育、智育和德育的国民教育。学校脱离教会，教会脱离国家，国家脱离教会。提高师资训练所和给教师以相当的地位，把国民小学提升为由国库维持的免费教課的国立机关。筹集资金来创办补习学校，以备超过国民小学年龄者的继续学习。
5．促进公共福利，使劳动和工人摆脱任何压迫和束缚。改善劳动阶级的情况，迁徙自由，营业自由，全德意志的户籍权，促进和支持合作社制度，尤其是生产合作社，借以消除劳资之间的对立。
6．地方政府自治。
7．通过以下各点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法院独立、陪审员法院，尤其是在政治案件和出版诉讼中；公开的和口头申辩的诉訟程序。
8．通过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权，以及联合权来促进人民的政治和社会教育。
这个纲领在决心方面可谓完美无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们也同样赞成，但听了冯·施韦泽的劝告，他们没有加入新建立的党。罗斯梅斯勒也怀疑和不满，他认为社会性的要求过奢，他在纲领中发现了社会主义的马脚。在全国会议后不久我拜访他时，他流露着烦闷。他强调认为，我应该对李卜克内西提髙警惕，他是个危险人物，是个隐蔽的共产主义者。我设法安慰他，但无济于他在次年春季逝世前又经历了许多不如意事。这使他很痛心，竟拒绝接受做莱比锡的议会候选人，我们就推举他个人的对手乌特克充任。罗斯梅斯勒有个奇怪的思想，认为一八四九年议会还依法存在，所以必须由那个议会的末任议长勒维（卡尔倍，所以他爱听第一届德意志国会的末任议长这个称号）来召集开会。勒维（卡尔倍）事实上曾在前几年向议员会议声明，他把自己看作是一八四九年议会的合法继承人，并且遇有一定时机将再行召集这个议会。但他后来留了神，以免把自己弄得极为可笑。
※※※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常务委员会主席斯陶丁格尔发布了一个传单，对其间在德意志所发生的变化发表意见。传单对由布拉格和约所造成的局势加以否定的批评。人民自由和人民权利没有什么希望，相反地，常备军制度，至少在北德意志，却是长年固定下来了。对于缩减国家开支，尤共是减低或豁免间接税，现在比以往更不用想了。但这个负担将来肯定还要加重。
传单对于盛行的社会情况的批评更不恰当，传单注意到各邦眼前还非常落后的经济机构，事物的新秩序首先必须导致消灭这种机构，如果新秩序有任何意义。这里首先要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自由扩展的需要。
除了据斯陶丁格尔看来最近几个月的灾难所造成的阴暗面外，也存在着个別的、至少是消极形式的光明面。两种现象对于工人阶级特別具有重大意义。其一，如作者所详细叙述的，进步党的大多数对于祖国的政治和社会革新表现出完全无能。第二个可喜的现象是，全德意志的工人表示赞成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法的普遍实施和一种自由的社会立法。
传单最后认为根据一八六六年的经验，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造成分裂的理由，面对着进步党加强了的敌意，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徳就比以往更加必要了。
“普遍和直接投票权，这个重要要求是两涙的共同口号。此外，双方还要求彻底改革剥削劳工的税务制度，并改变把市民降为奴仆的陆军制度。对于劳动者结社权和合作事业的巨大意义和因此改变生产关系的必要性，双方都未加否认。但是关于国家对各邦的义务”（原文也有着重点）“在程度上低一点或高一点的争执暂时还是无意义的，当国家政权坚持着封建传统，把市民像一群无意志的畜类那样支配着的时候，当刀剑迫使祖国政治改组的时候，如果刀剑只会造成可恨的强迫来代替自由，它就有夺去我们为和平解决社会问题而努力的一切凭借的危险。”
这个号召在结尾时要求工人生气勃勃地走向工作岗位，消灭一切争端。
这个号召是由斯陶丁格尔个人发表的。他并没有征求常务委员会的意见。我们为这个传单吃了一惊。我对斯陶丁格尔较为熟悉，我认为这不符合他的见解。我这种推测被证实了。当他的纽伦堡进步党友人指责他这个传单的时候，他承认那是宗纳曼写的，仅由他签署。
北德意志议会的选举已日益逼近，我们有必要加紧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这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很大的牺牲。在我们的资产阶级敌人的心目中，社会民主主义的鼓动者是靠工人的几角钱来自肥的人。这样的指责是从来没有根据的，而在我才说的那个时期最没有根据。接受鼓动工作，就要对于事业只有高度热情、坚持到底和牺牲精神。鼓动者的现金开支若能得到补偿，他就必须心满意足。为了尽量减少开支，人们认为接受任何一个党员同志的邀请而去借宿，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这些人多半是穷苦的，他们尤其是在住家方面也是最简陋的。但是这里时常遇到稀罕的事情。我不只一次地不得不与夫妻二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还有一次在我睡的沙发下，老猫在生小猫，免不了嘈杂的咪咪声。又有一次，我同我的朋友莫特勒在深夜投宿到一个人家的阁楼上，里面堆满经理人分发给家庭织工的纱线。次日早晨日光由屋顶天窗照在我的脸上，我醒了，发现我是睡在一大堆黄色纱线里，莫特勒黑卷发的头钻在一堆紫红色的纱线里。这种光景引起我哈哈大笑，把英特勒惊醒，他惊讶地问：什么事！每个为党作鼓动工作的人那时都经历过这类事情，后来也还经历这类事情。李卜克内西当时在鼓动工作中特別活跃。出人意料之外，他的这种活动竟停止了几个月。普鲁士在战后宣布了普遍大赦。李卜克内西以为他被逐出普鲁士的处分也会同样失效，遂于十月初往柏林，并在印刷协会作了一次演说。就在当天晚上他便被逮捕，随后按违反禁令判处三个月徒刑，在市监狱内执行，与一般犯人受同样待遇。例如，每天晚上六时就把灯亮撤去，这使他特別难过。他的敌手月·巴·冯·施韦泽在里面所受的待遇就好得多。施韦泽在监禁中所享受的自由和舒适，是此后一个政治犯在普鲁士监狱中所永没有再享受过的。
北德意志制宪议会定于一八六七年二月初进行选举。因此我们在一八六六年的圣诞节在格劳绍召开地方大会来推举候选人。物质力量和鼓动力量迫使我们把自己局限在组织良好的选区内。这首先是第十七选区（格劳绍—美拉内），以我为候选人，第十八选区（克里米朝—兹维考）以施拉普斯律师为候选人，第十九选区（司透耳堡—卢皋—什内堡）指定李卜克内西为候选人。由于他到一月下半月才从柏林监狱释放出来，他在选区内没有充分地做工作，所以落选了。施拉普斯和我获胜。与我竞选的有四个，其中有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弗里茨舍，仅得将近四百票。在格劳绍选民大会上，他是我的敌手，但他注定失败。政治方面我超过他，在社会主义方面我也不在他以下。我得四千六百票，远远超过次于我的那个竞选人，并在最终选举中我以七千九百二十二票获胜。我的竞选人民族自由党的市参议员以四千二百八十一票落选。
竞选在当时即已用不正派的方式进行。有一天当我在选区旅行时，在火车上听到近旁座位中有一位先生将我肆意诋毁。据说我在格劳绍曾对选举人许愿：如果选举我，就可望有双薪和八小时的工作时间。这个谎言使我发起怒来。我站起来问那个讲话的人，方才他所讲的话是否从倍倍尔本人那里听到的。他答应是的。于是我把他叫做无耻的说谎者，当他要想向我发火时，我说出我的名字。这时他才哑口无言，遭到了旅客们的冷嘲热讽。到下一个车站，他赶快下车去了。
一八六七年要求进行两次议会选举，这就对我们个人的工作能力提出巨大的要求。虽然我们对于制宪议会的选举结果可以满意，乌特克和许多与他在政治上接近的徳累斯顿朋友却都感到强烈的悲观，这种悲观，他们在一八六七年七月在德累斯顿我们所举行的代表会议上表现出来。由此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的大德意志民主主义者缺乏斗争性，他们对不参加选举表示赞成，但是他们抱着这种意见的仍占极少数。对于李卜克内西特別有利的是，罗伯特·施维舍尔代他在工人教育协会教授英文和法文，此外还热烈地参加鼓动工作。在八月底所举行的第一期选举，我们方面当选的是李卜克内西、施拉普斯、歌茨博士（林得瑙，即体育家歌茨，当时是一个红色的共和主义者）和我。拉萨尔派当选的是约·巴·冯·施韦泽和莱因克博士（他后来辞职，由弗里茨舍代替）和在补充选举中当选的哈森克莱维尔。同时，在拉萨尔的女友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庇护下，有一部分人脫离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另组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这个派別也有一个代表福尔斯台林，后来第二个代表是门德，他继福尔斯台林之后参加了主席团。门德是个蠢货，他因为侍奉伯爵夫人，身体竟衰落到不注射吗啡就不敢发言，并且在他的演说结束时照例是这句话：“我说完了”，每次总是引起议会的哄堂大笑。关于我在国会中的态度和活动，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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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六年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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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六年的灾祸
为判断我和我的朋友对于一八六六年事件的态度，有必要先把引起战祸的过程概括地叙述一下。这些过程的结果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争夺德意志霸权的长期外交斗争，在战场上得到解决。因此，德意志问题得到了从来没有一个政党希望或追求过的一种解决。此后特別是那些充当资本主义政治代表的绝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因为看到新秩序基本上促进他们的物质利益，遂同新秩序妥协，并且也与他们曾经苦斗过的当权者媾和，这种情况没有改变我们对于那些过程的理解。
由于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七世的逝世，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又出现，因为这个国王一死，鄂尔敦堡血统就断绝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人不承认新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是有继承权的公爵，而决定拥护弗里德里希·冯·奥古斯腾堡亲王，于是他以公爵弗里德里希八世的名称宣告即位。这样一来，就表示两个公国隶属于德意志，人们对这事非常满意。丹麦反对这个解决办法。因此，同盟议会必须决定同盟对丹麦来个强制执行，并交由萨克森和汉诺威办理。但是这与俾斯麦计划不合。他使他的王室法律家证明奥古斯腾堡没有继承权，这个决定激起輿论界极力地反对俾斯麦的政策。人们认为俾斯麦，这个普鲁士的破坏宪法的人，不是按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居民的意思来解决问题的，人们又还记得，一八五一年对丹麦的第一次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战争的可耻结局，主要应由普鲁士负其咎。
民族联盟的理事会因此博得热烈赞成，它早在一八六三年秋末即已号召人民自助，宣言由鲁道尔夫·冯·本尼格森以主席身份签署。在那个宣言里说道：“民族联盟要求所有的教会、团体、协会、合作社，要求所有愿意为伟大事业而同它联合的爱国人士，立刻筹集款项——并且准备好为解放我们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兄弟们所必需的人员、武器和一切资料。”
这个宣言无疑是违犯各邦一系列的法令的，但是并没有一个检察官来过问。民意是同情这一行动的。
此后不久，民族联盟常务委员会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发出了一个宣言，其中说道：
“努力吧！把我们武装起来，以便行动的时刻一到，德意志的青年就能拿起武器作好战斗准备……他们可以利用也许只是极短的间隙来操练武器和战术演习。”
可见当时自由派发言人如何认为人民武装是可能在短时间内实行的。时至今日，社会民主党人要是发表类似的宣言，就会遭殃了。这是从那时候以来的“进步”！——
这里我想夹叙一下，在六十年代初期，除大量创设工人协会外，同时也大量创设体育协会和射击协会，这些协会在那时的民族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俾斯麦对于这种活动很不满意。那些全国性的社团所轮流举办的大庆祝会，就是群众性集会，主要讨论德意志问题。一八六三年八月在莱比锡举行全德体育运动大会，冯·博伊斯特先生竟也向它致敬。但足以表示特征的是，当他在运动场上作爱国发言的时候，莱比锡警察竟禁止在公众场所出售一八四九年的德国宪法文件。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因为我在弗里茨舍脱离后领导我们的歌咏队，同莱比锡其他歌咏团体在集会大厅中表演歌唱。同年十月，又举行莱比锡战役五十周年纪念会。这个纪念会具有比运动会更大得多的规模。这个会也同样被利用来举行巨大的政治示威运动。我还是作为我们歌咏队的一分子参加这个会的。
自此以后，在全德意志都为赞助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独立而挙行集会。在莱比锡一个有一切派別的代表参加的工人大会上决议，“大会认为德意志工人的责任是，为祖国的荣誉、权利和自由，在它们受到威胁的一切情况下，献出力量，听候命令。”其他城市也作了同样意义的决定。一八六三年底，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举行议员会议，有议员五百人参加，声明反对任何一个德意志邦吞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决议是针对普鲁士和俾斯麦的，当时即令内心赞同与普鲁士合并的自由派，也不敢表示赞成俾斯麦的政策。
俾斯麦对于给他的政策造成的障碍自然是极为震怒。他要求法兰克福的参议会解散议员会议的三十六人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是法兰克福市参议员西格蒙特·穆勒。此外，他还要求参议会禁止法兰克福青年的防御演习。他这两个建议都被拒绝。但是他不会忘记这个法兰克福。一八六六年，这个“民主主义者巢穴”受到报复，他起初压迫它，继而吞并它。最后，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还是照俾斯麦的计划解决了。他竟彻底欺骗了奥地利政治领袖雷希贝克伯爵，并博得他对于下一步计划的拥护。普鲁士和奥地利现在代替当时已进入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同盟军队来对丹麦作战，丹麦不久就被它们打败了，被迫在媾和时把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和劳恩堡割让给普鲁士和奥地利。最后，奥地利又同普鲁士做了一笔生意，把它在劳恩堡中应得部分以二百五十万塔勒卖给普鲁士。这次战争是俾斯麦违反众议院的意志进行的，众议院曾以二百七十五票对八十票把所要求的战时公债否决了。当普鲁士和奧地利之间经过长期交涉后，在一八六五年八月十四日公布加斯泰因条约，根据条约，由普鲁士管辖什列斯维希而奥地利管辖霍尔斯坦，人们可以想像，这样治理，鼓舞不了普鲁士的情绪，而在德意志其他部分，情绪还更为恶化了。这是俾斯麦的第二个杰作。这样一来，俾斯麦把奥地利和同盟中间的楔子锤得越来越深。现在对世界表现的是这么一幕喜剧，普鲁士方面由曼托伊费尔在什列斯维希肆无忌惮地镇压一切赞助奥古斯腾堡家族的示威运动，而且完全施行十分严酷的统治。相反地，奥地利方面由冯·加布仑茨将军在霍尔斯坦一切听其自然。加布仑茨怎样理解他的任务，表现在他的谈话中：“我要注意到现行的地方法，以便让霍尔斯坦人在我或许离开此地后不说我的治理违法。我不愿像土耳其的巴沙那样治理这个地方。”这是给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和他的主人一个道义性的打击。
显而易见，在这两个公国中的新秩序只能是暂时性质的。这并不是解决。最后，普鲁士和奧地利中间必然发生争执，在剔除了一切其他因素之后，照俾斯麦的看法，只有战争一途。他现在有步骤地致力于战争。一方面他设法用拖延谈判的办法（像他后来所称呼的），以可能把德意志领土割让给法国的诺言来取得拿破仑的中立（莱茵普法尔茨和普鲁士的萨尔河地区是谈判中的问题所在），另一方面他与意大利缔结协定，约定一旦遇有机会，普鲁士从北方开始攻击奥地利，意大利就从南方进攻。俾斯麦怎样设法贯彻他的“民族”政策，表现在他与意大利政治家的协商，这种协商，后来意大利首相拉·马尔莫拉在他的《进一步的说明》一书中公之于世。俾斯麦在三月间对柏林的意大利军事全权特使这样说，国王已放弃了过分胆怯的正统派的犹豫态度。他曾对于与借篡位和吞并而庞大起来的意大利联合有所顾虑，他又因正统的顾虑不愿对奥地利作战。俾斯麦又说，在几个月内他将要把用议会装饰起来的德意志改革问题提出来，他将用这个建议引起使奧地利与普鲁士相敌对的纷争，这就将引起两国之间的战争。
这个计划迅速见于实行。
六月三日，意大利驻柏林公使哥弗尼向他的政府报告说，俾斯麦曾对他说：“我可以说是普鲁士人而不是德意志人，所以如果把莱茵河岸和摩塞尔河之间的全部土地：普法尔茨、鄂尔敦堡、一部分普鲁士领土割让给法国，我将毫不迟疑地签字……使他忧虑的是国王，国王有宗教的，简直就是迷信的顾虑，不敢负起欧洲战争的责任。”
俾斯麦和意大利进行阴谋，要在匈牙利和克罗提亚煽起革命起事来削弱奧地利，并且使该两地的部队背叛奥地利军，对于这些我不再逐一细述。这些过程表明了，谋反和叛国恰好足以使俾斯麦达到目的，只是谋反和叛国来自下面才算犯罪。普鲁士和意大利商妥，所有革命起事的费用应由双方共同负担。不消说，奥地利现在认清了它的处境并筹划对策。将近三月底时，开始了热烈的外交活动。双方互相责备，并且一一备战。四月九日，普鲁士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提出它的同盟改革建议。它建议，由同盟会议决议在一个再行规定的日子召开一个由全民族以直接选举和普遍投票权所产生的会议，在会议召开以前，各国政府应把关于同盟宪法改革的提案互相确定一下。
显而易见，奥地利根据它迄今对于德意志问题的态度，会不赞成这个看来含有陷井的建议。但其他各邦政府和各阶层广大人民，对俾斯麦的建议也都十分怀疑。人们说，“俾斯麦违反宪法的明文规定来治理普鲁士，臭名远扬的新闻条例，违反议会意志去进行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故争，刚才发生的最高法院关于宪法第八四条的决定〈关于议员的言论自由〉和其他许许多多，都是他一心一意干的；他怎末会表示赞成以普遍、直接选举权为基础的徳意志议会，并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彻底的改革家呢？”普鲁士的改革建议遭到了反对，所以《十字报》在四月间声明说，现在只有在同盟改组或者革命二者之中择其一。实际上俾斯麦对于他的全德议会的建议并无诚意，这在他后来给同盟会议的议会建议中表现出来了。但是他也从没有想到把西南德意志各邦包括在内，这见于他后来建立北德意志同盟的时候。
这个事实可由霍亨卢恩候爵的传记来充分证明。当时俾斯麦把南徳意志的大多数都看作是会扰乱他的计划的异族成分。后来关税议会的选举和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战争在南德意志所受的欢迎，才消除了他的疑惧。
俾斯麦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和德意志问题的措施，使自由派陷于分裂；他们分成两个阵营。--个阵营同情他的措施，另一个则对于他的普鲁士内部冲突[1]不原谅并加以反对。一八六五年十月初，特维斯顿写信给三十六人委员会的领导说：“我们”（那么他是以许多人的名义说话）“宁愿作任何选择，也不要普鲁士失败。”这就是说：普鲁士在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中，即使是借外国援助、用德意志领土作代价而取得胜利，我们还是站在普鲁士方面。这是俾斯麦式的语言：“我与其说是徳意志人，不如说是普鲁士人！”蒙森认为，人们所以不支持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因为自由问题上的分歧。还有齐格勒尔，他是一八四八年的抗税者，曾被控叛逆而判处监禁，并且在任勃兰登堡市长时曾受处分，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对他的勒斯劳选民宜称：“普鲁士民主主义的心脏就在国旗飘扬的地方。”齐格勒尔是个非凡的先生。数月以前他在普鲁士众议院里引用一八四八年二月巴黎临时政府人员马拉斯特的话対他同党的人喝道：你们的乖僻已经从下腹升到脑子，所以你们不再会思想了。
民族联盟试图通过定于一八六五年十月底在美因河衅的法兰克福召开的全体大会，也来帮助俾斯麦的政策。它当然得不到感谢。俾斯麦对这个意图十分愤慨，乃唆使奥地利政府同他共同通知法兰克福的市政府，要求禁止召开大会，这一措施只有神经失去主宰的人才去执行。市政府也拒绝了这个要求，大会照开。决议说：民族联盟追认它以前的决议，根据决议，它把中央集权和一个具有一八四九年的国家宪法的议会作为努力目标，并且要把中央政权授与普鲁士。它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要求有限制的自决权，在德意志中央政权还不存在的时候，它应把中央政权的必要属性归之于普鲁士。此外还应召集各公国的邦代表会议。经过激烈辩论，这些建议以大多数通过。无论如何，这些决议是对普鲁士很大的迁就。民族联盟目前还不能有更进一步的办法。
到后来，当奥地利和普鲁士开战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自由派竭力使中、小各邦守中立，因为他们说，如果战争发生，它们大多数将会站在奥地利方面。
自由派在萨克森竟调转枪头，要使萨克森政府负战争万一爆发的责任；他们要求缩减军备和联合普鲁士。莱比锡的市政当局以五月五日的决议附和这个意见。有一个由五千人参加的民众大会则反对这个决议，大会是在五月八日由乌特克教授和他的亲密政友，在拉萨尔派弗里茨舍等支持下所召开的，工人教育协会在我的推动下也公开参加。拉萨尔派的斯坦诺尔任主席。乌特克第一个发言。他反对市参议会和市议员的行动，并决议要求政府扩充防御措施和实行全民武装来保卫国土；此外，政府应立刻保证对同盟各国的援助和坚决反对普鲁士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以及在德意志其余各邦的特殊地位。
这个议案我们觉得过于软弱。于是由我发言并申述下列议案：
1．现今德意志的危急局势是由普鲁士政府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的态度和措施所激起的，同时也是民族联盟和哥达派拥护普鲁士霸权的政策的当然结果。2．直接或间接支持这种非德意志的政策的，我们都看做是损害德意志人民的利益。3．这种利益，只有用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以不记名投票产生出来的，由人民自卫军支持的议会能加以保护。4．我们期望，德意志人民只选举那些否认一切世袭中央政权的人来充当代表。5．我们期望，如果德意志发生自相屠杀的战争，这个战争的作用只能是把德意志领土偷偷送给外国，那么，德意志人民将一心一德地起来，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财产和荣誉。
市议会议长约瑟夫博士企图为市参议会和市议员作辩护，但李卜克内西和弗里茨舍严厉地答复了他。乌特克的提案只有少数反对，我的提案则一致通过。
关于那个大会，莱比锡自由派报纸作了最虚伪的报道，竟使基色克与德佛林特印刷所工人异常愤怒，把有关的这一期《中德意志人民报》断然加以焚毁。莱比锡的榜样有多处仿效。其中有美因郜联合会的工人会议（五月十三日由路易·毕希纳教授任主席所召开）作了同样意义的表示。
在这种形势下，议员会议的三十六人委员会认为必须援助普鲁士。它在圣灵降琳节的第一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议员会议。法兰克福民主党决定在同日举行一个反示威，从萨克森邀请乌特克和我参加。参加议员会议的议员约二百五十人，由三十六人委员会主席宣布开会。冯·本尼格森先生担任主席。出席的有布隆赤里，他因为四十年代在瑞士反对魏特林而声名狼藉。此外，出席的还有老枢密参议韦尔凯尔，他虽然热心于普鲁士霸权，却非常恼恨俾斯麦的政策，像当时报纸所报道，他提出稀奇的悬赏征求答案的问题：如何能不经过革命手段而把一个有害的政府废除？即著名的问题：“怎样去洗皮肤而能不把它弄湿？”
在会议的旁听席中有一八四八年战士阿曼德·歌格、奥古斯·特·拉顿道夫和古斯达夫·史特鲁维。史特鲁维身体精瘦细长，噪音尖锐，鼻子特別红，虽然他是个反对喝酒的人。我所想像的以往巴登革命领袖不是这样，但不久就发现，別人对于我也像我对于史特鲁维那样，他们想像中的我也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斐尔克博士（奥格斯堡，他因曾在关税议会上欢呼道：“春天要到德意志了”，所以得了个绰号：春天的百灵鸟）作报告。他为三十六人委员会多数派的下列议案申述理由说：
军事胜利又把我们的北疆还给我们了。在任何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里，这样的胜利都足以提高民族观念。但在德意志由于蔑视新收回的二邦的权利，由于普鲁士政府力图用暴力吞并和由于两个强大政权间不幸的猜忌，胜利却引起了规模远远超过原先的争执对象的纷争。
我们谴责即将到来的战争，说它是一个为王朝的目的服务的内战。它与文明民族毫不相称，危害我们在五十年和平岁月中辛苦得来的一切资产而饱外国的贪欲。那些应当对这个伤天害理的战争负责的或是为了特殊利益而把危险扩大的君主和大臣们，对民族犯了重大的罪过。
谁在同外国政权谈判时牺牲了德意志的领土，谁就将遭到国民的咒骂和叛国的惩处。
即使人民在最后一刻还一致表示阻止战争的愿望没有成效，那么至少可以期望，战争没有把整个德意志分为两大阵营，而是局限于最狭小的范围。
我们认为这里加速恢复和平和阻止外国干涉的最有效的方法，是由不参战的各邦用兵力保护边境，万一战争是全欧性质的，就用生力军迎击外来的敌人。
各邦的责任是，只要它们的地位受到重视，没有必要就不投入两个强大政权的战争中。特別是西南德意志诸邦，要从事于保存实力，以便在这种情况下负责保卫徳意志领土的完整。
各邦议会的事情是，如果它们要决定为军事目的的征发，就要求它们的政府保证照上述方针和为祖国的真正利益来使用这种征发。只有这样，才可以挽救危局，才可以由现在的混乱局面中涌出一个使全德意志恢复旧观的新纪元。
正如只有德意志议会是能决定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德意志利益的机关，所以也只有通过自由选举的德意志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徳意志宪法问题，才能有效地防止这种不幸情况的再度出现。因此，所有邦议会和全国必须要求从速召开按照一八四九年四月十四日的国家选举法所选出的议会。
这个提案的重点在第五、第六和第七节，人们根据这几条要使中、小各邦在奧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中负有守中立的义务。普鲁士议员尤利乌斯·弗雷塞用一个很有力的发言驳斥了该委员会的提案和代该案辩护的发言人，这个发言屡次被会场中少数派和旁听席上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关于指望中、小各邦所充当的角色，他说：
“若是这两国现在扭打起来，结果怎么样呢？正如两个牡鹿为一个牝鹿争斗起来，牝鹿赤手空拳，安安静静地站在一旁那样，奥地利和普鲁士也就会这样来互相争斗，而第三个德意志就会成为驯良温柔的牝鹿，它等着斗争的结果把它交给哪一个胜利者……”他结束时说，“普鲁士只有为德国服务而后才成为自由的；但是如果您使德意志化为大普鲁士，那么愿上帝保佑那些看到普鲁士和德意志所忍受的统治的人们。”
这些话引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但是除悲剧以外，喜剧也得到应得的权利。在斐尔克发言中间，许多爆竹声震全场，大家都惊愕地跳起来看天花板，惟恐它塌下来。斐尔克本人大约认为这要暗杀他，他用力一跃由讲坛跳到后面墙壁旁，惹得楼上的人一阵拍手大叫。原来是法兰克福和欧芬巴赫的拉萨尔分子在奥伯温德领导下大放爆竹，想要用这方式向议员会议投递名帖。惊惶之后，全场大笑。
委员会的决议案（反对穆勒一巴沙万特的建议）当然以大多数通过。
当天下午，在马戏场举行由民主党方面召开的约有三千人参加的民众大会。我同许多讲演人都讲了话。我所讲的大致如下：
“在今天上午，会堂中许多人以人民代表身份说明对于当前局势的意见之后，我认为，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我也应当说出我的意见，尤其是当我来自一个首先受到目前危机威胁的地方。今天在会堂中有许多人拥护中、小各邦中立，大会最后通过三十六人委员会多数派的建议。我不想重述那里所列举的理由。但有一点必须着重指出，中、小各邦尤其是萨克森的中立，是不可能的。每个稍微硏究过德意志地图的人必须承认，要把一个像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所进行的那样规模的战争，局限在西里西亚—摩拉维亚的狭窄边境上，是完全难以相信的。一七五六年的历史也可以加以证明。当七年战争爆发时，普鲁士国王得到有一个反对他的联盟的消息以后，突然侵入萨克森，用八万人冲击这个邦，俘虏了萨克森军队，继而抢去所有的全部军事物资，并且在他把萨克森兵编入他自己军队以后，仍须由该邦负担整个军队的给养。后来普鲁士对萨克森的心思在维也纳会议上表现出来了，它想吞并萨克森，当时被奥地利和其余列强所阻止。
会堂上一位发言人——舒尔采—德里奇说，早在维也纳会议时奥地利就阻挠了德意志的统一。这是完全对的。但他必须补充说一句，那时普鲁士也不想到德意志的统一，它所图谋的只是尽量扩张自己的国土。人民为上帝、国王和祖国走上战场，牺牲了无数的财产和生命，而普鲁士却不给予在解放战争中答应给人民的宪法。宪法是一八四八年普鲁士人民用威胁态度获得的。人民当时强迫政府来颁布宪法。总之，人们究竟能不能给我们指出，普鲁士为德意志所立的特殊功勋在哪里？也许在二十和三十年代追捕在野党领袖和压制每次自由发表意见上，它都同奥地利那么一致地行动吗？谁是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血腥镇压那光荣起义的祸首？普鲁士！是谁在巴登枪杀解放战士数百人之多，还使人把别的解放战士，譬如阿道夫·冯·特律赤勒和麦克斯·多尔突，按戒严法执行枪决？普鲁士！还有，是谁在德累斯顿镇压五月起义，屠杀拥护国家宪法的战士，并援助已经绝望的萨克森政府再掌政权？普鲁士！无论是已往曼托伊费尔大人的普鲁士，或者是现在俾斯麦大人的普鲁士，以其蔑视法权和宪法，是能使德意志人民信赖的国家吗？必定不是！现在想把这个普鲁士放在德意志的领导地位，这个国家，除开一八〇七到一八一〇年被粉碎被打倒时期以外，按它的全部历史，从来不是、以后也永不会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谁若是抱另外的意见，谁就是不认识普鲁士。
关于现今的危机，无人否认它是普鲁士所引起的，并且只有德意志其余各邦一致起来，表示决不作内战的一个静默旁观者，才能防止危机，并使普鲁士退守它的本分。现在已经表明，其余各邦的坚决态度已使普鲁士惊慌失措，使它迄今一直不敢宣战。但如果战事还是爆发了，那么，全体人民就应该起来，向普鲁士这个破坏和平者进攻。”
从那时到现今已过了三十四年，但是我在那个发言里所讲的有关自由的普鲁士的话，越来越真实了。自由的普鲁士直到今天还是个神话。
在结束辩论后，下列我们所建议的决议经全体一致通过：
1．武装反抗普鲁士的破坏和平的政策，中立是懦弱或者是叛逆。2．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斯坦应在现行法律的基础上获得它的独立。3．坚决拒绝普鲁士的议会建议，相反地，应由一个制宪的、具有各种必要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来决定全德意志的宪法。4．施行公民基本权利，井按法律实行全民武装。5．人民在任何城市和乡间都可结成政治性团体。
这个建议通过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纲领，并要在法兰克福召开一个代表会议，以便对于纲领作最后的商讨。委员会根据豪斯曼（斯图加特，国会议员康拉德·豪斯曼的父亲）的建议选举了：倍倍尔、艾希尔斯多夫尔（曼海姆）、歌格（欧芬堡）、卡·格律恩（海得尔堡）、科尔布（斯派尔）、卡·麦耶尔（斯图加特）、莫尔根施太因博士（佛尔特）、冯·涅尔加特（基尔）、奥·勒克尔和古斯达夫·史特鲁维（法兰克福）、特拉伯尔特（哈瑙）、克莱麦·冯·都斯（巴伐利亚）。这十二个人只有我还活着，诚然我也是听众的本杰明。[2]
委员会拟订的纲领如下：
甲、1．德意志各邦的宪法和行政以民主为基础。2．各邦在自决的基础上作联邦的结合。3．建立一个超越各邦政府之上的同盟政权和人民代表机构。不要普鲁士，也不要奥地利作盟主。
乙、1．我们要求维持德意志的和平。战争的危险是由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事件而起；这个危险只有根据法律和民意把这两个公国立即组成独立的国家，才能消灭。霍尔斯坦在同盟中的投票必须立刻生效，它的防御力量也必须提高。关于公国的任何规定不能违背居民的意志；不得分割什列斯维希。2全德意志对普鲁士的战争政策表示反抗。中立是懦弱或者是叛逆。3．不准把德意志的尺土寸地割让给外国。只有同盟各国在战争中不进行王朝政策而进行民族政策，既依靠整个国防力量，也依靠人民的议会合作来支持它们的同盟，而后我们才能避免德意志损失领土的危险和外国干涉德意志事务的耻辱，而后反抗才能有效，而后才能消除奥地利方面胜利的危险。合法实施国民军制度，是其中最迫切的要求。4．拒绝普鲁士的议会建议，只有一个从人民中产生的、完全自由选出来的、具有决定票并具备必要的权力的国民会议才能够对祖国的宪法作最后决定。
布隆赤里情不自禁地在六月七日向巴登下院告发说，法兰克福有一个福利委员会，史特鲁维和他的同党都属于这个委员会，并在海得尔堡有一个分会（卡尔·格律恩）。这个委员会追求战争，也曾在法兰克福燃放爆竹。为此，勒克尔代表十二人委员会，用一个公告来答复他：布隆赤里先生的这个说法是谎话，而且因为是在议院会议上借言论自由为掩护提出的，所以是一个卑怯的谎话。一八六八年，我在关税议会上认识了布隆赤里，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肥胖的传教师，满脸奸诈。
至于要为核定纲领而召集的代表会议，却不得不中止，因为这中间战争爆发。委员会现在发出以下宣言：
告德意志人民
德意志自相残杀的战火燃烧起来了。德意志倒退到野蛮的强权时代。这个对民族犯下的滔天大罪，应由普鲁士那个政党负其咎，那个党肆无忌惮，既侵犯普鲁士的人民权利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国家权利，又想强制全德意志来完成它的侵犯。当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国家前途，终于根据徳意志公理和荣誉而和平解决的时候，这个党却趋于极端，它破坏徳意志各族人民的永久同盟，并且以个体的强权命令代替公众的正义和全体的意志。它像侵入敌国似的侵入汉诺威、黑森选侯国、萨克森等德意志各邦，一切德意志国家，凡不顺从它的，它就以同样暴力相威胁。在普鲁士本邦内，这个党却挑拨人民对德意志怀恨，向人民谈论所捏造的危险，说普鲁士有被徳意志侮辱、轻视、分割之势。
被轻视的危险还没冇像它藏在内部的危险那样威胁着普鲁士。这个好战党的的崩溃将是普鲁士自身最辉煌的胜利。被分割的危险正是由这个党给整个徳意志带来的。在南方，由于它同意大利的同盟，危害了德意志同盟，在西方，它引起了每次德意志不统一时必来威胁的旧危险。
柏林的强权政治唤起徳意志各族人民，拿起武器来反对它自己，他们不对普鲁士人民作战，也不为哈布斯堡皇室政策而战；国家既不愿为奥地利，也不愿为普鲁士服务。他们要自由，要在自己家里做主人。违反他们的意志而使他们陷入现今的灾难，他们不应当，也不愿意懶洋洋地等待灾难的后果。正如他们以正确的爱国心拒绝了使他们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采取中立的要求，他们现在的责任就是用全付的力量和一致的决心，通过全民武装和全民议会来保证在决定自己的命运上得到协作。
徳意志人民要根据这两个要求立刻和到处活动起来。必须最快地组织在公开民众集会中进行普遍鼓动。只有德意志人民还能拯救德意志祖国。
法兰克福，一八六六年七月一日
五月二十日的法兰克福民众大会委员会
科尔布奥·勒克尔
这个宣言用意虽好，但是来得太晚了。而且缺少唯一可能给它重量的东西，即一个大的、严密的组织。
在上述的法兰克福事件的次日，圣灵降临节的第二天，西格蒙特·穆勒邀请我同几位先生赴宴会。饭后，我们走到大开着的窗子前边，欣赏美丽的五月风光。我们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原来由穆勒的住宅可以看到美因河和古老的美因桥，桥上有成群的穿白制服的奥地利士兵往来散步，几乎每人臂上都挽着一个少女。这个景象引得我们大笑不止。我们的主人把这事看得严重些；用他那法兰克福的南德髙地德語说道：“我的先生们！您们笑得好，少女们都要生小孩，这将来又须由本市来收养！”我们的回答是第二阵大笑。此后不久，到六月十日，属于法兰克福的同盟卫戍军的普鲁士人“吹吹打打地”离市而去，到十一日，奥地利人也同样跟着走了。奧地利军一去不复返。圣灵降临节在美因桥上欢乐散步的那些小伙子们，可能有很多人后来用他们的鲜血为战场施肥了。
六月十日，工人协会常务委员会也在曼海姆开会，以便对当前的政治性冲突表示态度。除麦·希尔施外，委员会全体出席，还特別邀请史特莱特（科堡）参加。
在德意志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一个普鲁士的委员认为说普鲁士人民对于吞并表同情是不正确的，但是结果证实，他根本错误了。委员会的大多数反对中部各邦守中立。这一方面强调指出，普鲁士称霸可以促进工业发展，另一方面驳斥了认为普鲁士盟主对此是必需的说法。最后一致决议，参加已成立的人民党和接受法兰克福委员会所拟订的纲领。并提议将下列的和解建议加入人民党的纲领中：每个富于人民性的政府必须在不违背个体自由和全体人民的经济利益的情况下，设法促使各阶级的对立逐渐消除。工人阶级物质和文化方面的提高是一切阶级的共同利益，是资产阶级自由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支柱。
因为政治紊乱已造成大批失业的结果，决定向企业家要求，在工作停滞期间可相应缩短工作时间而不解雇工人；此外，国家机关和地方机关也应把已开始的建筑工程继续进行，并将已经列入计划的也予施工。会计报告令人不愉快，史特莱特关于《工人（总汇）报》的处境的报告，也同样令人不愉快。这家报纸在普鲁士被禁止，许多协会中政见分歧，书业公会对报纸加以仇视和阻碍，因而报纸的销路大大减少，委员会中个別委员对于史特莱特和他的报纸所持的消极抵抗态度，阻碍了由我们这方面予以相应的帮助。史特莱特不得已，乃在八月八日把报纸停刊。
我重新提出的改组建议又被否决，但是议决给主席每年二百塔勒的工作报酬，也曾商议下次联合大会的地点，预计在开姆尼茨或在格拉。但世事的推移使一八六六年的联合大会不得不作罢。随后，因举行民众集会来处理大家都感兴趣的政治事件，辩论中断了数小时。
自此以后，事件纷至沓来，向灾难赶去。五月九日，俾斯麦把邦议会解散，以免它的反对阻碍了他的政治措施。他完全同一八六四年一样，不经议会同意就进行战争，并发行纸币来取得作战款项。与普鲁士相反，中部各邦召开邦议会。六月一日，奥地利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事件移交同盟会议。它发现自己在这个事件中被普鲁士牵着走是犯了错误，但已嫌太晚。两天后，六月三日，普鲁士声明，由于奥地利的行动，加斯泰因协定失效。六月十一日，普鲁士用武力驱散在伊采合召开的霍尔斯坦各界大会。因此，在六月十二日，奥地利军队撤出霍尔斯坦。同日，奥地利由柏林召回公使，并送护照给维也纳的普鲁士公使。六月十四日，同盟会议决定反对普鲁士，普鲁士公使把一个新同盟的宪章草案交给同盟会议，这个草案第一章说：
同盟的范围包括原来各邦、但奥地利帝国和尼德兰王国的领土（卢森堡和灵堡）除外。
所以这是小德意志的同盟。战争于是宣布了。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战争进行得对普鲁士非常有利。在几星期内，奥地利在波希米亚的军队全被赶出阵地，普鲁士兵临维也纳城下。中部各邦的军队，除了在波希米亚作战的萨克森军队，和在顽强抵抗后被普鲁士打败的汉诺威军队而外，都扮演了可怜的角色。它们的抵抗没有经过实际战斗就被摧毁。战争在意大利发展得稍有不同。俾斯麦起初怀疑意大利会对奥地利认真作战。他在六月十三日给普鲁士公使冯·乌塞多姆的公文中，要他坚决要求意大利政府同匈牙利委员会和睦相处。如果拉·马尔莫拉拒绝，就会引起普鲁士的猜疑，认为意大利无意对奥地利认真作战。乌塞多姆要转告，普鲁士将于下星期开始敌对行动。但是意大利在四角要塞的无结果的战斗惹起猜忌。六月十七日，乌塞多姆送给拉·马尔莫拉一件长篇公文，他说他代表他的政府建议进行战争。战争要进行到消灭敌人而后已。两强不要顾及将来领土的形势，必须设法使战争成为最后的、决定的、彻底的和不可更改的。意大利不能进到威尼斯的北界就自满：意大利必须与普鲁士在帝国的中心会师。为保证持久占领威尼斯，就必须击中奥地利帝国的心脏。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直捣心脏通牒，当一八六八年为人所知时，引起了巨大的骚动。但是事情却另有发展。胜利的不是意大利人，而是奥地利人。意大利人陆地上在库斯多査战役，海上在利萨岛附近海战中都失败了。尽管有这些胜利，奥地利仍把威尼斯割让给拿破仑，却不给意大利。它希望拿破仑起而干涉。这种新形势现在使俾斯麦不顾司令部关于这事的大怒而允许与奥地利停战。在尼科尔斯堡缔结了停战协定，在七月二十七日停战期满后，又订了预备和约。根据在布拉格缔结的正式和约，承认普鲁士得到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汉诺威、拿骚、黑森选候国和法兰克福。奥地利自己出一笔不大的战争赔款了事。基于政治原因，俾斯麦宽大地对待奥地利。西南徳意志诸邦另成立一个特別同盟。威尼斯由拿破仑交与意大利。
奥地利把威尼斯割让给拿破仑，激起了德意志自由主义者的勃然大怒，说这简直是背叛祖国。这个控诉用在普鲁士至少同用在奥地利一样恰当。但是，对于普鲁士勾结意大利，也就是勾结外国，来消灭一个德意志国家，却尽可能隐瞒起来；对于俾斯麦勾结克拉普卡，唆使匈牙利叛变，也是秘而不宣。克拉普卡曾为这事发表了下列的号召：
匈牙利的士兵们！
因为同胞们的委托，我担任全部匈牙利战斗力量的司令；所以我以领导人的身份来同你们谈谈。
普鲁士和意大利的强大国王是我们的同盟者。加里波第由意大利疾进，图尔从多瑙河，白特伦从席本布尔根为解放祖国而来。我从这里率领英勇的匈牙利军队进入国境。路徳维希·科苏特将同我们一起；我们就这样团结起来把抢劫我国生命和财产的奥地利人驱逐出去。我们要夺回属于我们的阿尔帕特[3]的土地；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年，我们获得了永久的光荣，现在如果我们解放了祖国，桂冠和和平冠在等候着我们。因此，前进吧，跟随匈牙利的旗帜走！我们祖国的神圣土地离这里不过几日的路程了，我领你们往那里去；那么，回家吧，母亲、姐妹和新娘都在那里张开双臂等着你们呢。
选择一下吧！你们是愿意坐待当可怜的俘虏，还是愿做光荣的祖国保卫者？
祖国万岁！
匈牙利将军克拉普卡
人们也不愿提起，当普鲁士军司令部进入波希米亚时，公布了一个《给光荣的波希米亚王国的居民》的公告，公告的内容是：
“我们的正义事业若是得到胜利，波希米亚人和摩拉维亚人大概就可以有个时机，能像匈牙利人那样实现你们的民族希望，那末但愿幸运之星来建立你们的永久幸福！”
这还是用两种尺度来衡量的老调。即使二者行为相同，而对待却不相同。普鲁士做下了最大的卑鄙行为（确乎不能把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事件看作一个正义的战争），那些行为倒被原谅，甚至被认为正当的了。但是它那仿效它的榜样的敌人，却大倒其霉。比如，今天如果有外来势力进入波森省，对波兰人发岀类似普鲁士人在波希米亚的公告，那就该怎么说呢？
徳意志的小叛国者附和在奥地利各地得到庇护的大叛国者。一八六六年八月初，萨克森的自由主义者在比得曼教授、汉斯·布鲁姆博士等人领导下，在莱比锡的一个地方集会上通过一个决议，其中说道：我们认为维护德意志和萨克森的利益的最好办法是把萨克森合并于普鲁士。一个生在萨克森的人，冯·特赖奇克先生，受俾斯麦约请做《普鲁士年鉴》的编辑，他更强调地说，要把那些敌对的国家（萨克森、汉诺威、黑森选侯国）消灭掉：
“那三个王朝已经成熟，甚至过于成熟，应被消灭，它们的复原对于新徳意志同盟的安全是个危胁，是在民族道德上犯了罪……除哈布斯堡家族外，数百年来没有別的君主家族比阿尔柏丁家族[4]对德意志民族犯下更重的罪了……国王约翰无疑是被逐的德意志君主中最可敬的人，但他虽有丰富的学识，却仍是一个平凡的人，胸襟狹隘，他对世界和时代的意见是庸俗的、拘泥的。太子是个不无诚挚好心的人，但是粗鲁而无任何政治见识，素来是奥地利党的支柱，佐治亲王的傲慢和固执甚至在驯顺的德累斯顿也惹起了反感，对他更少希望……最重要的是，我们担心从复辟当中由于说谎的精神、虛伪的忠义会重使人民道德沦丧，而这种虚伪的忠义和说谎的精神在夏季的某些事件以后至少在年轻人中已不再存在了。人们想像一下这个场面：国王约翰如何进入他的首都，徳累斯顿的永矢忠诚的市参议会如何用感谢和尊敬的话语迎接那贻害国家的人，戴着芸香花的白衣和绿衣女郎向被侮辱的、被废黜的国王鞠躬——的确，想想就会令人作呕。”
他结束时说：“在这种日子里应该有勇气蔑视阿尔柏丁的刑事法典……我们不愿一个已由上帝和人类判决了的家族重回王位。”
我所以提起这些事，主要是因为那时按现行叛国法是有罪的自由主义者，到了一八七〇年，却对于李卜克内西和我，千方百计把所谓叛国罪加到我们身上，还以为不够。
俾斯麦尽力照顾他的热烈崇拜者，不使他们受丝毫的损害。根据和约第十九条，萨克森国王必须保证，“他的臣民或其他服从萨克森法律的人，凡由于有关普鲁士和萨克森的关系在战争状态中对国王陛下本人所犯的过失或罪恶，或由于国事罪、叛国罪，最后或由于他在那个时期的政治态度，整个来说在刑事法律上、警察章程上或军事纪律上均不得拿他问罪或侵犯他的公权。”
后来常有人向李卜克内西和我提出问题说，如果不是普鲁土而是奥地利胜利了，那就会怎么样呢？很可悲，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在二者之中择其一，反对这一个就被看做是拥护另一个。但是事情就是如此。我的意见是，对于一个处在不自由情况下的民族，打一次败仗，对于它内部的发展却是推动，而不是阻碍。胜利使一个与人民对立的政府骄傲和贪婪，失败则迫使它与人民接近和争取他们的同情。这个道理是我们由一八〇六——一八〇七年的普鲁士，一八六六年的奧地利，一八七〇年的法兰西，一九〇四年俄罗斯对日本的失败学来的。如果没冇那次的失败，俄罗斯的革命也许不会到来，的确，革命会因沙皇政权的胜利在多年内成为不可能。但即使革命被镇压下去了，旧俄罗斯也不再存在，就如同一八四七年的旧普鲁士在一八四九年以后不再存在一样。历史所表现的正相反，普鲁士人民牺牲了无数的生命财产，推翻了拿破仑的外来统治并把王朝由患难中救了出来，可是这个王朝却把在危难中对人民所作的一切美好的诺言全忘掉了。又须先经过一个漫长的反动时期之后，才来了一八四八年，人民才争取到被扣留了几十年的东西。而到了后来，俾斯麦又如何在北德意志国会中把每个真正自由的要求都加以拒绝。他以独裁者的身份出现。
假定一下，一八六六年普鲁士失败，那么，俾斯麦内阁和直到今天在徳国还是稳如阿尔卑斯山的容克政权，就会被一扫而光。这一点没有人比俾斯麦知道得更清楚。奥地利政府在胜利后决不会像普鲁士那样强大起来。奥地利按它的整个结构来说，以往是、现在仍是一个内部虚弱的国家，普鲁士却完全不同。但是一个强国的政府对于该国的民主发展更为危险。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有一个所谓强有力的政府。它在人民面前是软弱的。最可能的是奥地利政府在胜利后企图在徳意志实施反动统治。那么，它就会不仅使全体普鲁士人民，而且也使极大部分其他民族，包括一大部分奥地利居民在内来反对它。如果革命曾有过成功的希望，那就是当时对奥地利的革命。结果可能是德意志帝国的民主统一。普鲁士的胜利却排除了这种结果。而且还有一点。德意志的奥地利被排斥于联邦之外（且不说放弃卢森堡），于是使一千万德意志人陷于差不多绝望的境地。如果在外国任何地方有一个德意志人受到虐待，我们的“爱国者”就会发出爱国的狂热，但是对于一千万德意志人在奥地利遭到的一场精神上的杀害，却毫不愤慨。
此外，在一八六六年以前几年，在我们的大人物中间就曾有过同样的讨论，这自然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洛塔尔·布赫尔在一八六二年一月十九日，就是他参加俾斯麦的工作以前二年，给拉萨尔的一封信里关于一旦对法兰西作战而普鲁士获胜这一点写道：“一个军事胜利，就是説普鲁士政府的胜利，将是一个灾难。”
一八五九年六月中旬，拉萨尔写信给马克思説：“我认为只有对法兰西的合乎民意的故争……才是件不幸的事。一个不合乎民意的战争对于革命却是无限的幸事……”拉萨尔还继续说道：“法兰西的失败会长期成为头等的反革命事件。事情永远是这样，不管有多少拿破仑，法兰西对欧洲来说是代表革命的，法兰西的失败就意味着革命的失败。”一八六〇年三月底，拉萨尔写给恩格斯的信里说：“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必须说明，我在去年写小册子时”（《意大利战争》），“也渴望着普鲁士能对拿破仑作战。但我渴望的战争是有条件的，即由政府来进行而非常不得民心并为人民所痛恨的战争。这样它当然会是莫大的幸事了。”[5]
拉萨尔在一八六二年十月的演说《现在怎么样？》（第一版第三三——三四页）里说：“但是德意志人的生存到底不是那么靠不住，以至他们政府的失败中含有对民族生存的真正危险。您们，诸位先生，如果用深刻的理解力把历史细看一下，那您们就会看出，我们的人民所完成的文化工作是多么宏伟和坚强，多么破天荒和成为欧洲其他国家的指路明灯，所以对于我们民族的生存的必然而不可移易，不容有任何怀疑。如果我们遭到一次对外的大战，我们的个别政府，如萨克森、普鲁士、巴伐利亚等国的政府，可能在战争中崩溃，但是德意志人民却像个长生鸟似地从这些政府的灰烬中不可摧毁地站立起来，而对于我们这是唯一重要的。”
战争的结果据我们看来，好像是一个飞来的意外成功。有一天，李卜克内西喜气洋洋地来到我的店铺，告诉我说，他买下了《中德意志人民报》，因该报亏累日增，莱比锡的自由派把它放弃了。报纸的订户在几个星期内由二千八百降到一千二百。此外，李卜克内西还承担了八百塔勒的债务。这个消息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们一分钱也没有，并且在那时情况下决不能使报纸发达起来。况且我们还应估计到普鲁士会来占领这个地方。李卜克内西想法安慰我，说出版人暂时不要钱，另外有什么必要，我们再行筹办。做一个可以代表他的意见的报纸的主人，他是快乐的。他努力而且很彻底地做这件事，人们也许认为，萨克森的主人是他而不是普鲁士人。快乐当然不会长久。报纸被禁止发行。对于这个处置我并不生气，但我留神不告诉他。我们因此免于陷入大大的窘境，因为我们曾作大胆的计划，要在德意志工人协会中推销五千张每股一塔勒的股票，这个计划会遭到巨大的失败。
[1]指一八六二——一八六六年间普鲁士的议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译者
[2]《旧约》中说：本杰明是雅可布的儿子，生后母死，父亲很宠爱他，常用作最受宠爱的幼子的代称。——译者
[3]阿尔帕特（八九〇——九〇七年）率领匈牙利民族由俄罗斯南部迁移到现今的居留地。——译者
[4]一八〇六——九一八年的萨克森王室。——译者
[5]《费迪南·拉萨尔给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书信》，斯图加特一九〇二年版。
感谢杰拉德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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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协会中日益高涨的愤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工人协会中日益高涨的愤慨
不如意的社会情况使工人越来越觉悟，这自然也影响了他们的情绪。大家都要求来个改变。但是因为缺少人所信赖的、清楚而有目的的领导，也没有能够团结这些力量的强大组织，这种情绪就销沉下去。一个具有极好核心的运动决不会没有结果地过去。一切集会都是人满，谁讲话最激烈就是当时的好汉。这种情绪首先充满了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将近十月底，我约曼海姆的埃克哈特教授（当时最出色的演说家之一）于他在莱比锡一个民众集会讲话后，也到工人教育协会作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讲述当时实际情况中工人的地位，尤其关于工人的社会要求。关于后者他坚决主张干涉国政。他对于拉萨尔的国家资助思想认为，如果资助是出于一个民主国家，也无可非议。演讲人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没有遭到任何反对。
为要确定一下，在这样演讲以后协会中的情绪如何，我常常以主席身份在演讲后发言，对演讲作短评性的说明，并发表我自己的意见。如果有意见分歧，则分歧结合着我的说明必定表现出来。如果存在着模糊不清之处，就会提出问题达到澄清。我使用的这种为听众利益充分利用演讲的方法，为各方面所欢迎。但是其他方法如能达到一定的目的，也必须使用。因为我们在各协会之间不能得到合法的联系，我们的努力很受阻挠。因为我们缺少一个机关报，所以更有必要常常在口头上对宗旨和目的交换意见。因此，我们不顾屡次的拒绝，到一八六五年底又决议请求萨克森政府许可设立专区联合会。内阁仍然提出我们不能接受的条件。我们还是在协会理事会上决议，关于促进各工人协会的精神和物质的利益，让各协会自行决定，并于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兹维考召开邦会议。我们决定了邦会议的议事日程，它好像没有法律上的阻碍。按照议程，在会务报告以后将讨论内阁的答复。此外还要讨论：请求完全的营业自由和迁徙自由，要求来一个开明的结社法，取消职工身份证和服务证以及一切护照限制。随后讨论各协会的建议，并选举理事会。关于争取普选权，我们想在私人谈话中来洽商。
莱比锡警察局认为我们的议程太过份。它传讯我们的秘书格尔曼和我，并要求改变议程，否则会议不准举行，并且宣布协会为政治性组织，这就使各协会之间的联系成为不可能。莱比锡警察局长当时是一个以往的一八四八年民主战士吕得尔博士，但是在执行结社和集会法的方式上，就是保守党人也不比他更为严厉。现在我们只把讨论内阁命令列入议程，但秘密通知各协会，让它们好好派代表参加，我们将设法使所有可能的都在会议上来完成。出席的计有二十四个协会，三十一个代表。会议在星期日上午开始。当维尔道的一位代表建议将依法缩短工作时间一项列入议程时，遭到出席的警务长的反对。对于内阁（博伊斯特）的批示我在会议上建议作以下声明：
“关于内务部指示除萨克森工人协会只准在下列条件之下设立专区联合会，即联合会不得从事于政治的、社会的或公众的事情，但由于这种限制，协会的活动就将化为无有，因此，会议决议，不再提设立专区联合会的事，而让各协会随意去完成它的任务。”
这次兹维考事件的后果是，莱比锡警察总局把工人教育协会置于结社法之下，这就是说，自此以后将按政治性团体对待它。
长久以来，《柏林人民报》的态度在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中激起很大的不快，这种报摆在阅览室中，它的态度既不民主，而且还以敌对情绪来反对工人的进一步要求。在协会的全体大会上（一八六六年三月），我受理事会的委托建议停订《柏林人民报》，而另订阅科伦的《莱茵报》。建议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但终于以一百六十对十七票通过。这个决议导致自由派报刊上对协会和我个人猛烈的攻击。但人们并不是不正确地把我当作这个建议的发起人。
一八六三年在萨克森实施的营业自由的条件是，谁要独立经营，他就必须先取得当地公民权。但这是花钱很多的，在各大城市尤其如此。一八六五年冬季，在莱比锡开始一种运动，目的在于取消或酌予减低公民权规费，并彻底改革萨克森的城市法规。自由派领袖当时领导这一运动。我同样也参加了各有关的集会，并且多次有人向我证实，我作的发言最为精彩。在基本要求达成协议后，成立一个委员会指导全萨克森的鼓动工作，我也在内。但是我们的工作不久即证明为徒劳无益。当一八六六年春季我们准备就绪，能够开始鼓动的时候，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尖锐对立和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商讨已发展到把任何其他兴趣都挤到次要地位。我们为改革萨克森的工商业条例的鼓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反之，政治性要求现在成为当前急务。
三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在德累斯顿为此举行了多次会议，我代表莱比锡前往参加，联合问题也列入会议议程。我以莱比锡代表身份表示拥护共同行动，而瓦尔特希却犯了错误，他尖锐地攻击全德工人联合会成员，并百般加以谴责，致激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愤怒。瓦尔特希不能忘怀于他以往充任拉萨尔的秘书时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所受的待遇（拉萨尔不容分辩，建议把他赶出协会），所以他一有机会就对该协会进行攻击。虽然如此，在那个集会结束后，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参加的有：莱比锡、德累斯顿、开姆尼茨、格劳绍和哥尔里茨的工人教育协会，徳累斯顿、普劳恩峽谷、开姆尼茨和格劳绍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分会，德累斯顿的工长协会和印刷业，共计出席代表二十人。决议为下列各项共同进行鼓动：普遍选举权，民主的结社和集会权，迁從自由，营业自由，取消各种护照限制，实行学校改革，由国家维持学校，调整工资问题，疾病保险和救济基金问题和联合问题。由出席者组成委员会，福尔斯台林任主席。
在举行集会时，现在所有在德累斯顿的工人组织，包括印刷业帮工联合会，都参加。这样行动，好像不再有禁止各协会为政治目的而联合的萨克森结社法。各方面还要求工人组织永久的共同行动。议会问题从现在起成为工人界最热烈的宣传对象。我们要求一个全徳意志的制宪议会，并实行全民武装来保护这个议会。全民武装这个要求当时在民主主义者的圏子里认为是理所当然，因为若没有这种保护，议会可能成为政变的对象。而且早在一八六二年七月，舒尔采—德里奇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意志射手宴会上就说过：“自由而合乎宪法的局势的持久发展问题，面对着现存的政权，除非有武装人民的国民军作议会的后盾，是不会解决的。”以往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看法的正确性。
至于五月七日在德累斯顿召开的、有二千人参加的集会的决议，则有点奇怪。其内容如下：
1．我们声讨任何一个麻痹人民力量而不能保证人民的自由和福利的政策。2．我们声明，把德意志领土割让，哪怕只是尺土寸地，就是背叛祖国。3．我们要求国王陛下和政府履行其对于祖国和人民的责任，所以应把违背这种责任去麻痹反抗力量的人们，更换为能坚毅地、按照人民意志来办事的人们。4．我们要求恢复普遍、平等、直接和用不记名投票的选举权和无限制的被选举权来代替私利集团的统治，这种统治的贻害国家的结果现在已昭然若揭了。5．我们要求陛下的政府宣布一个决定：根据一八四八年三月三十日和四月九日的同盟决议案召集议会，并保证按一八四九年二月德意志国民议会所宣示的那种意向的精神来解决德意志宪法问题。6．我们要求立即恢复徳意志的公民基本权利和全民武装。
随后选举一个代表团，其中有福尔斯台林、克瑙菲尔和施拉普斯律师，由该团把会议的愿望转达国王。这个代表团当然被拒绝接见。
最后萨克森政府迫于国内舆情和其间所召开的邦议会，也不管好歹地必须表示对于同盟改革问题的态度。冯·博伊斯特先生一向拥护那荒唐的奥地利改革计划，并且也热烈为三位一体思想作辩护，现在陷入窘境。邦议会下院的代表团质问政府现在对于奧地利改革计划持什么态度，他声明，政府无意再提代表方案；政府准备致力于同盟改革，和根据一八四九年选举法来选举议会。对于普鲁士的改革草案，他作了种种模糊的保留。下院代表团提议与上院代表团联合向政府作以下建议：
“政府应用全副力量在普遍和直接选举的基础上，安排德意志的议会选举，并且尽可能遵照一八四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的帝国选举法，在全德境内，而且在本（六）月内实现这个选举，并在尽可能短期内召开议会。”
球已在转动，但不要滚向人们所希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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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森纳赫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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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森纳赫代表大会
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和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解散
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以后
施韦泽的结局
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和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解散
在我们商妥于八月七日在爱森纳赫召开代表大会之后，于七月十七日在《民主周报》上刊出了宣言，署名的有：各地的前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六十六人，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会员一百一十四人（其中也有相当数目的前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一批拉萨尔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瑞士的德意志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苏黎世的德意志共和协会会员；代表奥地利工人的是H·奥伯温德、H·哈同、B·贝善、A·马赫尔、A·斯特拉塞（格拉茨），还有代表日内瓦国际工人协会德意志支部的约·菲·贝克尔。
宣言上说：
告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人！
同志们！最近在我们党内所做的事情必定使每个正直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满心欢喜。迄今加在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的束缚被打破了，过去像一个尖楔子插入我们党的骨髓、心脏中的个别人物的自私自利，现在被揭穿并被粉碎了，现在要赶快行动，以免我们的胜利果实又被夺去，并且可由刚刚完成的有益革命中产生纯洁的原则和统一的组织，没有这些我们党就不能发生应有的影响，不能发挥固有的力量。
长期以来（可惜太长了），个别人物的自私和恶意使得党内自相敌对。但是新时代开始了；它坚定地指示我们，德意志全体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政党本身有必要团结起来，引导党走上伟大工人运动的正确的、建立在国际基础上的唯一能走向胜利的道路。
一个思想正直的社会民主党人，难道能够对这种必要漠不关心吗？谁能不预料到，由于这样的统一，即在一个共同的组织、一个共同的纲领、一种在政治界社会界的共同行动的基础上的统一，对于我们党有不可估计的利益？——我们毫不怀疑，我们大多数，绝大多数的同志都尊重较好的意见，他们高兴而且乐于为这最后将使我们党能够达到伟大有力的权力发展的宏伟事业贡献力量！
我们既抱着这种信念，于是在今年七月六日在不伦瑞克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关于对此首先必要的步骤完全达成协议，并遵照那次的决议订于星期六（八月七日）、星期日（八月八日）和星期一（八月九日）在爱森纳赫召开全德社会民主党工人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的议程包括下列各项，但是并不妨碍其他建议：1．党的组织。2．党纲。3．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关系。4．党的机关报。5．职工会的统一。
有关这五项议程的特别建议，例如有关党组织的提案等的原文最迟将在本月底印就发出。
参加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必须持有写明他所代表的地方、以及他所代表的选举人的数目的委托书（全权）以证明其资格。这种证件可以是用协会或分会的名义的委托书，或者是由为了派遣代表出席会议而举行的群众大会所出具的委托书，最后或者是由在某一地方出席的党员同志所签证的委托书。有些地方在一地单独派遣一个代表有困难时，可以由许多地方联合起来，以期至少共同委派代表一人。
因为有迫切的必要使代表大会在星期六，即八月七日，晚八时开幕，以便能选出办事处和规定办事规程，所以代表们务必也在这天（八月七日）到达爱森纳赫。
我们抱着很愉快的希望，伟大的全德意志的一切地方，凡是有劳动同资本势力作斗争的地方，凡是有人民意志为了自由天天同国家反动势力作斗争的地方，都委派代表来参加会议——我们希望代表大会将增进党的福利和发展，党用如火如荼、永不磨灭的文字在它的旗帜上写着被压迫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
起来，同志们，为全德工人代表大会而努力，通过大会为党的壮大和统一而努力。
此外，我受中央理事会的委托以该会主席的资格在星期一（八月九日）在爱森纳赫召开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大会，议程是：1．理事会报告。2．讨论问题：联合会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新组织应抱什么态度？可能解散联合会。
代表大会召集人委派我为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作必要的准备，此外，还要写出一个纲领草案和一个组织草案，以便提出来共同讨论。白拉克和盖布认为，我们必须把认为适宜的建议提出来。李卜克内西忙于编辑《民主周报》和对《社会民主党人报》作笔战，于是这项工作就落在我的身上。
不仅萨克森王国的国有铁路管理局，而且当时私营的屠林根铁路公司董事会都应我的请求回信说，它们对于参加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人们也按照优待参加会议者的通例减低票价，到今天我还以颇为愉快的心情阅看那些文件。现今不再有这样的事了。
※※※
约·菲·贝克尔在《先驱》报上阐述他对于新的党组织的意见的一篇文章却使我有点为难。年老的约·菲力浦是个出色的汉子，不怕牺牲、不惜舍身、日夜工作不倦，是一个老战士，同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年他在巴登革命中担任义勇军团长一样，现在又准备出马了。他也能讲述他那漂泊生涯中的许多故事、笑话和轶事，他非常生动活泼地讲述它们。我常常几小时以听他讲故事为乐。但是对于党组织，他懂得的井不太多，而且由于他长期离开德国，他对于国内情况也生疏了。贝克尔不想要一个严密的、尽可能集中而又民主地组织起来、能作有力行动的党，而想要一种虽然能够宣传社会民主原则，但是没有牢固的党组织的联合；照他所说，这个联合必须保持一种可以不断改变和能够发展的特点，而且这个联合应该隶属于日内瓦。他在《先驱》报上发表了一个有关的草案，并且希望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对它同意。马克思为了贝克尔的这篇文章写信告诉我说，他们和这篇文章毫无关系而且也不同意它的观点。我为这在七月三十日回信给马克思说：
“刚刚接到尊函，使我很欢喜。我也读到了《先驱》报上贝克尔的建议并且必须承认这些建议使我感到不快，因为我认为由此可以看出，贝克尔所以这样做，是想把有关国际的对德意志的领导权抓到手里。所以我也决心在大会上同这不切实际的、甚至无法实行的、耗费时间和金钱的方案作斗争。我现在能得到国际总委员会的支持，感到欣幸。请您不要担心，我决不会在任何毫无裨益的情况下把您或总委员会牵入辩论中；而且当贝克尔自己或者日内瓦其他代表来到时，我还要设法私下给他分析一下原因。我也可以预先向您担保，贝克尔的建议既不能由我们方面，也不能由全德工人联合会反对派方面、也不能由瑞士或奥地利代表方面得到支持，否则就是我很不了解他们的心情。至于我们对于我们同国际的关系如何想法，您在本星期的《民主周报》中我起稿的并由不伦瑞克和汉堡会同商讨的组织草案一文可以看出。我认为，那是唯一正确和可能的形式。”
我写给约·菲·贝克尔一封同样意思的信，信中我也提出对于施韦泽的意见，而且我也同贝克尔谈到施韦泽想派代表参加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计划：
“施韦泽的一切都是弄巧成拙，他自己把他的诡计泄漏了。不论在巴门—爱北斐特或柏林，我一般同他在一处的时候，曾经观察出来，特别是当有人当面反对他的时候，他就很容易不知所措而做出愚蠢的事来。他每逢被人掐住咽喉，他的坏良心就使得他心中无主。”
我在这里也把施韦泽的外表略加描述。施韦泽身材瘦长，面带苍白，酒色过度的样子。棕色的头发，两腮和唇上的胡须都较稀少。鼻子相当长，末端弯曲而尖锐；眼镜后面是一对冷酷的、闪烁的眼睛。他在站立或者行走的时候，总是把双手放在背后而把头部缩进两肩。他一定是非常贫血，在巴门—爱北斐特事件以后，有一次在柏林我和他握手时我吃了一惊。我好像握着一个死尸的又冷又潮湿的手。
※※※
参加大会的代表为数很多。出席代表二百六十二人，代表一百九十三个地方。其中有：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日内瓦）、格罗伊里希和拉顿道夫博士（苏黎世）、奥伯温德和安德阿斯·邵乌（维也纳）、霍大斯台登（柏林）。宗纳曼（法兰克福）也出席了，并参与了几次辩论。但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出席过工人代表大会；他希望在工人党和人民党之间还能达成协议，但未如愿。党的阶级性排斥了他。“施韦泽分子”（我们现在这样称呼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出席的人数显然大减，还不及从前的一半。这些代表集聚在“船舶”中，我们的代表在“金熊”。由于各方面的消息说施韦泽分子要想用暴力破坏代表大会，我往市长和警察那里探听他们对于这种局势的看法，因为对于我们最关重要的当然是使大会得以举行，不能让巨大的牺牲白费了。据称，我们完全可以随便在何时何地举行集会。在萨克森—魏玛没有结社和集会法，所以集会是没有限制的。此外，我还得到保证，万一我们的安排受到暴力扰乱，警察就准备加以干涉。我们要求“船舶”中的施韦泽分子交委托书来换取红色出席证，他们拒绝了。随后他们在晚上将近七点钟的时候，约有一百多人在巨人特尔克领导之下闯入“金熊”。特尔克后来在他那《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目的、方法和组织》一文里谈到他当时的任务：
“冯·施韦泽先生爱用的手法一般是不管在哪里，如须激烈斗争，他就派别人前去，而在偶然失败时，使他负对党的责任。”
这是完全恰当的；勇敢不是施韦泽的优点，反之，在当时，施韦泽要想利用特尔克来干什么，特尔克无不听他使用。
施韦泽分子进入“金熊”后，发现在楼梯上站满了我们的人，他们宁愿把委托书交出来。下午在一个筹备会上预定由盖布和我担任主席，奥伯温德和奎克（日内瓦）为候补主席。此外，大家还一致同意我的建议，如果晩上会议受到扰乱，盖布就宣布闭会。随后就在星期日上午召开新的会议，只准持黄色出席证的代表进场。
果然不出所料。在推选办事处人员时就已经发生激烈的吵闹。我们因为光线太差，在办公桌上放了半打瓶子，瓶口上插着洋蜡。这些蜡烛随时都有倾倒的危险，必须用手扶着。吵闹越来越厉害，最后盖布只得宣布闭会并订于次日上午十时在“摩尔”召集另一个代表大会，只准持黄色出席证的代表参加。
我们的策略成功了。夜里，我们（白拉克、盖布和我）检查委托书，把施韦泽分子的委托书都挑出来，由盖布在早晨送交特尔克，请他转给各有关代表。此后，会议的进行再没有任何扰乱。
我和白拉克被选定为纲领和组织的报告人。约·菲·贝克尔不顾我的一切反对理由，仍提出一个冗长的建议，说党应该做“全德社会民主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的组成部分”。这个建议没有人赞成。纲领和组织仅把召集人所拟的词句略加修改就通过了。新党命名为“社会民主工党”。所通过的纲领条文是：
社会民主工党纲领
一、社会民主工党为建立自由的人民国家而努力。
二、每个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都有责任尽全力保证下列原则：
1．现今的政治和社会情况是极端不合理的，所以党员要用最大的毅力来反对它。
2．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并不是为了取得阶级特权和优先权，而是为了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为了消灭阶级统治而斗争。
3．工人对资本家的经济依赖性构成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所以社会民主政党致力于：在废除现在的生产方式（工资制度）的情况下，通过合作社性质的劳动使每个工人得到全部的劳动收益。
4．政治自由是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所以社会问题是与政治问题分不开的，它的解决是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条件的，而且只有在民主国家里才有可能。
5．鉴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解放只有这个阶级共同一致地进行斗争才有可能，社会民主工党要有一个统一的可是使每个人都能影响全体的福利的组织。
6．鉴于劳动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是一个包括一切具有现代社会的国家的社会问题，社会民主工党在结社法允许的范围内把自己看做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分支，并与它共同努力。
三、实现社会民主工党鼓动工作中下列最近的要求：
1．赋与年满二十岁的男子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的选举权，去参加议会、各邦的邦议会、省和地区代表会议以及其他一切代表团体的选举。供给当选的议员和代表充分的日俸。
2．实行人民的直接立法权（即建议权和否决权）。
3．取消一切等级、财产、出生和宗教信仰的特权。
4．建立民兵代替常备军。
5．教会脱离国家、学校脱离教会。
6．国民小学实行强迫教育，一切公共的教育机构实行免费教育。
7．司法独立，推行陪审法庭和劳资仲裁法庭，实行公开的和口头的诉讼手续和免费的司法。
8．取消一切出版法、结社法和劳动者联合法，实行标准工作日制；限制妇女劳动，禁止童工。
9．取消一切间接税，并实行一种单一、直接、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
10．由国家促进合作事业，并且在民主的保证之下由国家贷款给自由的生产合作社。
四、每个党员每月应缴纳党费一格罗申（合三个半南德意志的克略采，五个奥地利克略采，十二生丁）。党员同志订阅党的机关报并取得可靠证明者，在订阅期间免纳党费。至于个别地方党费的减免，由委员会处理之。
五、党费应按月向党委员会缴纳，邮资付讫。
六、对党三个月未履行其义务者，即不再视为党员。
七、每年至少举行党代表大会一次，会中讨论和解决党所接触的一切问题，并决定党的总部以及监察委员会的会址和下届党代表会议的地点。——代表大会并规定常务委员会以至个别委员的报酬。
八、如果常务委员会或监察委员会以绝对多数决议，或者全体党员中六分之一建议时，得召开临时代表大会。
九、每次代表大会至少要在会期前六星期由常务委员会在党机关报上公布暂定的议程。在公布后的十天内党员同志方面交到的建议应至少在会前十四天作为确定的议程来发表。单独向大会提出的建议，至少必须有三分之一的代表赞成始能交议。
十、每一代表一个投票权。已在一个地方参加了代表选举的党员，可以派遣五个有投票权的委员参加大会。非代表的党员只有讨论权。
十一、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必须在会后三个星期内按成本价格使所有党员都可得到。一切有关修改党章、党的原则和政治立场以及党费的决议必须在大会后六个星期内通知所有的党员基层组织。表决时以单纯多数作决定。投票结果在党机关报上公布。
十二、党的领导机构是一个五人委员会，其中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秘书一人、司库一人（他应具有相当的保证金）、助理一人。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必须居留在一个地方或在它周围一哩的区域内，他们是由居住在党中央所在地的党员通过特别的选举手续以绝对多数的票选方式选举出来的。党机关报的编辑部和发行部成员都不准参加委员会。如果在本年内委员会里出缺，中央——除了上述第七条所列情形外——就照这种选举方式来补充选举。
十三、委员会必须在代表大会后十四天内选举出来；在这次选举之前，如大会未作其他规定，则事务仍由以前的委员会处理。
十四、委员会共同作一切决议，并且只有在至少有委员三人出席的正式召开的会议上才能有所决议；委员会可以就代表大会所未作决定者自订办事规程。
委员会的一切行为对党代表大会负责。
十五、为了尽量避免常务委员会的专权，党设置一个十一人的监察委员会，所有因常务委员会疏忽而引起的申诉都可向该会提出，该会同时应对常务委员会的业务管理进行检查。
十六、监察委员会应由党代表大会规定的监察委员会驻在地的地方及其周围一哩范围内的党员选举。选举采用票选，最迟在代表大会后十四天内举行。
十七、监察委员会有责任至少每季审核和检查一次常务委员会的业务管理、案卷、账册、金库等，如果有确实理由，而常务委员会拒绝纠正越轨行为时，它就有权停止个别委员以至全体委员会的职务，并采取临时管理业务的必要措施。这种决议必须由监察委员会中三分之二的多数作决定，而且如果常务委员会中半数以上的委员被停职，就要在四个星期内召开党代表大会，对该项事件作最后的决定。
十八、党创办一种报纸，名为《人民国家报》，作为机关报，即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机关报在莱比锡出版，归党所有。编辑部与发行部职工、印刷工的人选和薪给、报纸的价格均由常务委员会规定。关于这方面的争执由监察委员会判断，党代表大会作最后的裁决。报纸的态度要严格符合党纲。党员同志适合党纲的稿件，只要报纸篇幅够分配，可无偿接受。有关不刊登来稿或给来稿涂上倾向性的色彩，可向常务委员会申诉，第二级向监察委员会申诉，由该会作最后决定。
十九、党员有义务在各处根据党纲着手创设社会民主工人协会。
在会议进行中，我传达了苏黎世的革命基金管理人拉顿道夫博士及其同事答应由基金拨给我九百塔勒作鼓动费。这就是使特尔克及其伙伴很感痛苦，并把它归在汉诺威国王希秦格尔身上的财源。
我们决定以《民主周报》为党报，并从十月一日起改名《人民国家报》，作为会民主工党和国际职工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每星期出版二次。并选定不伦瑞克—沃尔芬比台尔为常务委员会的地址，维也纳为监察委员会的地址。起初，人们想把莱比锡定为常务委员会地址。我坚决劝阻了。完全就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先前会员而，如果把象不伦瑞克这种地方作党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我们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宣传就容易得多。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安置常务委员会，我们在新党中的势力就得到巩固。事情就这样办了。下次代表大会地点规定为斯图加特。九月初，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由李卜克内西代表出席，嗣后斯皮尔（沃尔芬比台尔）以常务委员会的代表身份偕同他前往。
代表大会的辉煌历程使施韦泽阵营中产生极不愉快的印象。在我们拒绝了施韦泽派往爱森纳赫的代表出席大会以后，他们在“船舶”那边开会，并作了一系列的反对我们的决议。其中一件针对李卜克内西和我个人的决议说：“鉴于所听说的事实，代表大会决议，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两位先生已不配使代表大会继续与他们共事。”特尔克在八月十五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一篇《告党员同志书》，开头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已经过去。我们回顾大会的经过和结果对党的前途可以感到自豪和充分信心。”
※※※
在代表大会闭幕后，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举行联合大会。我被选为主席，柏尔格（哥平根）为副主席，莫特勒为秘书。克里米朝接受委托检查中央的业务管理，并在党报上提出报告。我所作的报告指出，由于纽伦堡的分裂，联合会落得只有七十二个协会，在本年度又有五个协会脱离，但又有四十二个协会加入，所以联合会最近共有协会一百零九个，约有会员一万人。收入计四百七十塔勒，支出四百五十七塔勒，由革命基金补助了九百三十四塔勒，其中拨了八百塔勒补助《民主周报》和作鼓动之用。接着会议一致决议解散这存在了六年的联合会，并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现有的存款移交社会民主工党，现有档案（案卷、书信、记录）交给我保管。在向中央理事会热烈致谢其劳心费力后，大家表示希望在斯图加特再会，就分手了。
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以后
人们很容易想象，现在两个社会主义党派之间发生了比以往更为激烈的斗争。一篇一篇的声明飞来飞去，在许多集会中所演出的活剧不是任何笔墨所能形容。特别是工会，在双方肉搏中受害最大。例如，在五金工人团体选举主席时就因为选票完全被撕毁而未成功，此外，在选举投票时只有二十三次被承认，有十七次被否决了。
从现在起，《社会民主党人报》弹奏以往所少见的声调，捏造事实和虚伪报道，使读者对于我们这方面的运动获得完全错误的印象。
九月十日，施韦泽出狱。九月十二日，他在一篇较长的宣言中宣布，他将环游德意志，与他的党徒闭门相见，“以便使各处秩序井然和严守法律”……他在宣言中说，“害怕见我的面的，是那些自知心怀恶意或者负损害工人事业之罪的人们；至于那些充当全权代表、鼓动者或其他职务而忠心守着旗帜的人们会欣然欢迎我的。”
人们能不感到所听见的是某一个耶稣宣告审判好人和坏人，要把绵羊同山羊区别开来吗？
在这次环游中，施韦泽仍遵行旧策略，即不管在哪里如有人对他提出责难性的质问时，他或是沉默，或是加以嘲笑了事。
他对《人民国家报》所采用的策略还是同对《民主周报》一样。他从没有称呼过《人民国家报》的名字，就是对于党他也只把它说成爱森纳赫人民党。
他在环游时也到了奥格斯堡，他要求那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把他们所出版的周刊《无产者》停刊。当他们拒绝他的要求时，他就威胁说，要用尽一切方法来毁灭这周刊，即使因此巴伐利亚的运动倒退五年亦所不惜。随后在一八七一年的新年，施韦泽创办了一种小型刊物《鼓动者》，售价每季仅十五芬尼，而首先就拟在巴伐利亚大批推销，为的是使那里的倔强分子就范。
他在环游归来时声明说，“党从来没有像目前这样强大、团结和繁荣”。这种见解的虚伪在他和门德—哈茨费尔德又发生吵闹时就暴露出来了。门德在哈雷召开代表大会，大会声明反对施韦泽并出版一本小册子，其中刊载了施韦泽的种种丑行。这种事情的发生原是意料中事。但当施韦泽宣布，一八七〇年一月一日起《社会民主党人报》将扩大篇幅（这是痨病患者假装强健的努力），门德就宣称，如果到一月十五日他的机关报《自由报》不能得到一千个新订户，他就把它停刊。施韦泽方面的势力却是大些。施韦泽订于一八七〇年一月五日在柏林召开他的联合会代表大会。
事先，十一月七日，进步党和拉萨尔分子在柏林发生了巨大的争吵。议员维尔周教授在普鲁士众议院提出一个缩减军备的建议，后来被众议院多数派否决了。进步党想凭借一个在上述日期召开的民众大会的道义力量来支持这个建议。但拉萨尔分子大批出席并要求担任大会主席，使讨论不能进行。现在既发生了巨大吵闹，议员勒维（卡尔培）终止了大会。于是特尔克立即重新召开大会。他预先料到进步党的会议要被搅散，曾向警察方面登记在原会场召开第二个会议，警察对于在同一会场、同一时间的会议接受了双重的登记。而且会议也违反了一切以往惯例，没有警察监视。特尔克主席，施韦泽讲话。在所提出的决议中没有一个字是反对政府的，反而把进步党判断成普遍、平等选举权的敌人和标准工作日制的敌人，并且要求取消常备军和实行以青年军事训练为基础的民兵制。
这样，施韦泽又一次设法使人忘记他以前在军事问题上所屡次采取的立场。
附带说明：那时期在萨克森下院以五十五对二十一票通过了缩减军备的建议。
※※※
九月九日，巴塞尔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开幕，讨论的要点是社会主义者对于土地问题的态度。多次会议都充满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最后在七十五个代表中有五十四人，其中有李卜克内西和斯皮尔，赞成下列决议：
“代表大会声明，社会有权利取消土地私有制，而改行土地公有制。”
他们二人同样也赞成决议的第二部分，即：
“会议又声明，必须使土地成为集体所有。”
这决议在德意志轰动一时，特别是人民党民主派的报纸攻击这决议，把它叫做怪物。李卜克内西没有反对攻击来捍卫大会的决议，却在末期《民主周报》上声明说：
“人们问道：社会民主工党对土地所有制的决议表示什么态度？
回答说：完全没有！每个个别的党员能够而且应该表示态度，党本身无权过问，因为它不管在哪方面都不受决议的束缚——就像国际工人协会本身不受束缚一样。”
对于这个高明的见解，党内发生了很是混杂的感觉。它没有改善党的地位，却反而恶化了它的地位，于是施韦泽利用了这个情况，他得意洋洋地指出爱森纳赫派的不彻底性，说此派在会主义的主要和基本的问题上就不行了，并且让自己受本党队伍中的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最足以证明，我们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其实在这时出版的第四期《人民国家报》上曾说过：“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有关土地所有权的决议是否适当，可能在我们党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决议既作了之后，党如果不否认它的基本原则，就不能否认这个决议。”我们党对于巴塞尔决议的态度不能比这再清楚了。这个声明比第一个正确些，但是和它相矛盾。所以党有必要采取明确的立场，于是我建议，这问题留待下年的党代表大会讨论，委员会也同意这个建议。因为我还计划在十一月初往南德意志作大规模的鼓动旅行，我决定在必要时，就为巴塞尔决议作辩护。我的旅行是十一月八日开始，二十八日结束。这期间我共计举行了十八次群众大会和在艾尔郎根和慕尼黑两个地力作了私人讨论。我依次访问了：科堡、班堡、纽伦堡、佛尔特、艾尔郎根、累根斯堡、慕尼黑、奥格斯堡、拉文斯堡、图特林根、雷特林根、麦秦根、斯图加特、艾斯林根、哥平根、阿伦、海登海姆、金根、斯瓦比亚的哈尔和海尔布隆。我只在四个集会中遭到反对。在所有集会中都收到十分令人满意的效果。
在斯图加特，人民党的全体干部和《民主通讯》的出版人尤利乌斯·弗雷塞都出席了集会。在会上我和人民党的党员浩斯迈斯德之间发生原则上的争辩，当然是我的对手失败了。前一天晚上，在一个交际会中，当时的人民党领袖卡尔·麦耶尔问我，党对于巴塞尔决议的态度如何，我声明，党将在斯图加特的下届代表大会上表明态度，并且无疑地会同意巴塞尔的决议。我又加上一句话安慰他说，不过决议的实施只有获得了舆论界的拥护才有可能，所以还用不着着急。加上了这个糖衣，人们就吞下了药丸。在次日的集会中，拉萨尔分子赖克哈特反对我，他质问我，我们对于施韦泽的态度如何，我作了彻底的回答。总而言之，我直讲了三个钟头。
弗雷塞和大部分的人民党人都被我的分析弄得不知所措，于是弗雷塞在《民主通讯》上发表了四篇文章来驳我。我在《人民国家报》上用一系列的文章答复他，这些文章集成一本名为《我们的目的》的小册子，至今还在出版。在这些文章中，我自然也捍卫巴塞尔的决议。弗雷塞同一般纵欲者（享乐人）一样，他一旦感到主张自己的原则不再能满足他那纵欲无度的需要时，他马上就昧着良心，牺牲原则，后来他给奥地利首相博尹斯特大人服务去了。
我由南德意志回来后，开始了我的这时在法律上生效的三星期监禁，前面已经说过，李卜克内西和我所以被判处这次监禁，是因为《告西班牙人民书》犯了散布危害国家的学说的罪。
※※※
现在面对着全德工人联合会，我们必须十分努力地争取新党员。所有能够筹措起来的人力和财力都利用到这个目的上。在这里，约尔克作为鼓动者首先成了问题。他旅行的效果不是常常令人满意的。他在一八六九年底因往莱茵区所作的鼓动旅行失败而向我诉苦。他对这事十分悲观。他写信告诉我说，当个鼓动者是一种悲惨的生活，这是正确的，鼓动者在那时代所得到的金钱报酬简直是可怜得很。他又想在一个师傅那里找个位置当工人去。约尔克是个细木工。他若没有家室，事情就会另个样子，单独一个人他是能够克服困难的。可是他太富于不怕牺牲的勇气和为事业献身的精神，不能实行他所表示的威胁。
李卜克内西和我利用我们在柏林出席国会的机会来在那里争取越来越多的同志。我们特别常常在许多支部集会上演说，成绩极好。
不伦瑞克的委员会经常诉说会员缴费不踊跃。这个申诉是很有理由的。从前工人协会联合会的会员特别难以养成按月有规律地往不伦瑞克向委员会缴费的习惯，它们的习惯是重视把钱财用于当地的需要上。
在不伦瑞克委员会和在莱比锡的我们展开了非常频繁的书信往来，当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把监察委员会由维也纳移往汉堡后，在汉堡开业当书商的奥古斯特·盖布也加入了这种通信。白拉克和常务委员会对《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不断提出责难，说它在政治方面谈得过多而在社会主义方面又谈得太少。在党内，这样的责难更厉害数倍。
使我非常愤慨的是吕特这个人，他放弃了大学不读而到党里来充当鼓动员，由于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当上了编辑员。他对于职责漠不关心，而对于报酬（自然也不高）则经常预支。这是同我那关于成绩和报酬的观念相抵触的。在工人党里如果有人接受了职务，而不一心一意地履行所接受的义务，拿了工资而不相应的工作，那么，我不论何时，至今还是如此，总认为这是对党最严重的损害和不可原谅的不义行为，必须加倍处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党里担任了专职，照我的理解就是达到了一种理想。他可以照自己的信念去工作，他不用害怕处分，他如果尽了责任，就会得到同志们的充分表扬。
有一天，我向白拉克严厉地控诉吕特（这封信后来在莱比锡叛国案中还占着重要地位，并印入有关的报告中），自拉克在十月十七日答复我说：
“吕特不坏，至少我不相信他坏。我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完全同吕特一样，而他是一位善良的人。这种人与庸俗人相反，但是他们常在片面性中迷失路途，直到经过长期的多半是艰苦的阅历后才会变得明智。我自己同这样的性格越不相似（如果考察一下我的“品行”，我常自以为是个俗人），我就越爱别人的这类性格。总之，我承认，我对吕特认识太少，不能断定他是否同我那个朋友一样。不过我猜想如此。你读过莱辛的传记吗？他在一个较长期间是多么轻浮！我常盼望着，也能够轻浮一下，可是难以办到。环境把我束缚在我这辛勤的、严肃的、简直是庸俗的生活上！天生的快乐情调在我实在是非常少的。”
我对白拉克这封信怎样回答，现今已记不清了，但是一定不会同意他对吕特的意见。
白拉克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脱离了极端的唯心主义而参加被剥夺继承权者的政党，他当时有很大的困难。他听弗里茨舍的劝说，为烟叶和卷烟工人生产合作社作担保，在合作社破产后，他必须偿还巨额赔款，陷于异常不幸的地位。白拉克曾在给我的许多信札里诉说他的苦恼，因为我们二人相识后不久即成莫逆之交，无话不说。这个最可怜的人奋斗了多年才摆脱这个因为好心肠和愿牺牲而陷入的窘境。他逝世时（一八七九年在他还很年轻，即还不满三十八岁时就死了），全党认为这是件不可补偿的损失。
一八六九年十月，卡尔·马克思到汉诺威拜访他的朋友库格曼博士，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星期。白拉克和委员会秘书彭好斯特曾前往汉诺威去结识马克思并向他致敬。白拉克因会晤了马克思而非常欢喜；他写信给我说，他是“一个可爱的人”，他们二人非常融洽。我到一八八〇年同伯恩施坦一起作“卡诺沙[1]之行”才在伦敦认识了马克思以及恩格斯本人。这事以后再谈。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奥地利政府同我们开了一个很讨厌的玩笑；它停止了《人民国家报》的邮局经销。当时《人民国家报》的情形是不能缺少订户的。这个行动却是对《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诬蔑李卜克内西为奥地利政府服务的最好反证。
※※※
本年将终时，在西里西亚的瓦尔登堡发生了矿工大罢工，这是德意志前所未有的最大罢工。这个罢工最值得注意的是，罢工地区的工人，凡是有组织的，都属于希尔施—邓克尔的职工协会，而且矿主要求他们退出这个协会。希尔施—邓克尔的资本和劳动之间利益一致的学说因而遭到了严重打击。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派别都极力赞成并支持矿工。我打算叫人在莱比锡张贴通告为罢工者募款，但是警察禁止张贴通告和募捐款项，因为根据一八四二年的贫民条例为“灾民”募捐须呈请警察局批准。为了贫民条例的这种奇怪解释的缘故，我一直上诉到内阁，但冯·诺斯提茨—瓦尔维茨先生（他当时已任内政部长）却同意莱比锡警察的决定。
因为缺少足够的财力，瓦尔登堡的罢工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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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〇年春季，有个任务本来是进步党人或者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应尽的义务，却落在我的头上。齐希尔诺律师死在莱比锡，他在一八四九年德累斯顿五月起义时同豪布诺和托特曾充任临时政府的成员。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齐希尔诺逃到瑞士去，到一八六五年萨克森大赦后才返回莱比锡，但已成残废的人。他需要救济，我为他募捐，捐款由我转交齐希尔诺在德累斯顿的同志沙夫拉特律师。
齐希尔诺于一八七〇年春季在莱比锡去世，他的老同志，也包括沙夫拉特在内，没有一个肯为他致悼词；人们耻于或者怯于明显地、公开地以往昔革命家的同志身份出面。所以我虽同他本人并不认识，而且只由传闻知道他的活动，却不得不去致悼词。德意志的民主党早就失去了丈夫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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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〇年度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于一月五日开幕。施韦泽的兴致并不高。在人们质问他，他在同门德达成所谓联合时是否缔结了秘密条约，经他否认后，人们又质问他关于现金出纳的事项。他把联合会的钱用于《社会民主党人报》了，他没有这个权利，因为刊物是他私人所有的。甚至曾作成一个决议，来明白制止他这样做。对这个决议和对加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批评，施韦泽异常忿怒。他回答说：就信任而论，根据大会的表示，他必须承认他没有取得大会的信任；无论如何，他已失去代表们的大部分信任……人们似乎还不知道，《社会民主党人报》是怎么回事。不是党造成了《社会民主党人报》，而是《社会民主党人报》造成了党……要求一个编辑人必须保证报刊的内容原是容易的，只要人们自己没有担负什么责任，而且也用不着承诺罚金。在这种情形下，他起先同联合会的敌人，继而同联合会的会员纠缠在气恼之中，也真够了。面对那关于钱财事务应由理事会决定而不像以往那样由主席来决定的要求，他声明说，那么，就选举一个委员会而不要主席好啦。大会于是对财务支出进行详细审查。以五千零九十七票对三千四百零九票通过了如下的建议：代表大会认为本年度财务结算完全满意，并且认为我们党的敌人的一切抨击没有理由，应予驳斥，并且希望财务永远这样。
施韦泽有一次说，鼓动员和代表们已经成为联合会的贵族，联合会里的混乱总是由他们而起，这话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李希特尔（王兹贝克）的一个建议表示反对主席，因为主席会根据汉堡会员的建议无理地宣布说，凡是同时属于全国烟叶和卷烟工人协会的会员，直到这次柏林代表大会为止，失去会员的权利，这建议以二十四票对十二票，两票弃权，被否决了。这些事情又一次使施韦泽认为应当以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出现。一月九日，举行了一个有二千人参加的公开会议，议程的主题是“军国主义”。施韦泽在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在德意志国会中会报名赞成军事法案，并且他当时在发言中会经说，他绝不愿否认和挑剔普鲁士的那些特质，即去年使一个敌对世界佩服和承认的特质，现在他却提出下列决议，请求通过：
“代表大会声明：常备军是现今反动统治的主要支柱，同时是社会剥削的主要支柱；民主的原则要求，各处的常备军全由全民武装来代替。”
这完全像是我们原先的开姆尼茨纲领和现在的爱森纳赫纲领。经过施韦泽没有参加的较长时的讨论，这个决议一致通过。此外，代表大会声明拥护把土地转为社会的公共财产。施韦泽以极其激进的发言结束了这次会议。
在进一步讨论中，有一个把《社会民主党人报》收归党有的建议，以六千四百九十二票对二千五百八十五票被否决了。在讨论中间，施韦泽说道，《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它存在的七年间耗费了大批款项并且现在也还需要捐献。这大批款项由哪里来的，没人知晓。如果党肯把报刊所耗费的款项偿还一小部分，他就准备出让所有权。有一个发言人表示顾虑，认为如果有了分歧，施韦泽将会创办新报刊。听了这个解释之后，多数人把接收报刊看做是件危险礼物。施韦泽还宣称，从一月一日起，哈森克莱维尔和哈赛尔曼加入编辑部。很多会员提议，要详细而真实地编纂代表大会的记录。
一个较长而且激烈的关于各种建议的辩论开始了；例如，照会章规定，主席应由代表大会选举，施韦泽相反地却坚决主张选举要通过他用他的报刊来掌握着的人民。他贯彻了他的意见。屡次提出的要通过一个申诉委员会来监督编辑部的建议，由于这次决议对联合会机关报编辑部的一切责难都要向主席提出，被取消了。在理事会作为监察员的特点方面，理事会对编辑部和主席的工作效率，行使最高的监察权，并可以对它作出规定。在有关的讨论中普范古赫说，编辑部迄今的措施把许多出色的会员逐出协会去了。
二月十二日举行主席选举，施韦泽又以四千七百四十四票对二百四十九票当选，这票数如与柏林代表大会代表的九千名会员相较，就不能看做是特别的信任投票。
※※※
一八七〇年初，在三个现有的会民主党的组织之外又有第四个出现，不过不甚重要而且寿命不长。施韦泽对奥格斯堡出版的《无产者》及其主办人所表现的顽强敌意，使他们非常愤激。柏林代表大会现在既然也声明反对巴伐利亚，他们就决定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且在一月底在奥格斯堡召开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这个分离出来的组织的领导人是弗朗兹、奈夫和陶舍尔；三个人都是排字工人。弗朗兹后来写了一本出色的小册子：《伯麦尔特先生与其冒牌科学。一个工人著。一八七三年》。弗朗兹几年前死在美国。奈夫死得早得多，陶舍尔至今仍是党员，住在斯图加特。不伦瑞克委员会方面派我做代表往奥格斯堡，以便使巴伐利亚的同志们参加我们的党，并预防成立第四个派别。会议只有九个代表出席。我所代表的立场如下：
“成立新派别只对工人事业的敌人有利。他们又要为这种分裂而欢欣，并且指出，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情的工人，作为政党是无害的，因为他们虽然原则完全一致，却不能团结起来，而且纯粹为了形式上的和个人的考虑而互相残害。另一个主张团结的迫切理由是防止工人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分散。对工人来说，这两者都不丰富。派别越多，必须设立越多的管理机构。管理机构耗费金钱，这样，单是这些管理机构就把工人辛苦得来的几文钱浪费掉了。人们不把钱用来对资产阶级和反动派作斗争，却用于自己人的互相斗争，把本来不充分的精神力量消耗在自相厮斗中，而对于整体毫无裨益。我深知，人们对于合并主要有两种顾虑。一个顾虑是我们的所谓联合，简直就是同人民党混合，另一个顾虑是认为我们的组织太不一致。这两种指摘都是由于成见，这些成见是由那些为了自己的地位害怕工人同民主资产阶级接触（施韦泽、门德），且想在‘对激进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姿态下隐藏他们同反动派的妥协的人们，巧妙地加以传播并在群众中生了根的。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工党是两个完全分立的政党，各有各自的纲领和组织。我们党的纲领几乎是一字不差地也作了这次大会的基础，所以不用我再来阐明，不过我们纲领第一部分还更进一步，它还包含着国际纲领的精义，并且也又清楚又精确地表述了它对于现有国家的态度。‘人民党’把我们的政治要求和我们的几个社会要求（标准工作日制，禁止童工）列入它的纲领，因而有某一段路可以和我们并肩前进，就此而言，它同我们是可以互相了解的。如果对它的那些和我们相同的主张作斗争，那就是愚蠢；但是，不言而喻，在它和我们之间有分歧的地方，特别是在社会范围内，我们要处处反对它。人民党是由各种不同的成分所组成的政党，这一点我们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它是由大德意志的君主立宪派、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少数基本上也承认我们纲领的人所组成，不过后者为数极少。人民党在反对大普鲁士倾向、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是一致的，并且从这个观点看来也与我们一同对敌视我们的进步党和民族自由党进行斗争。所以除了由于双方立场的性质自己发生的关系之外，我们同人民党并无其他关系。拉萨尔在一八六三年还劝工人党对进步党发生这种关系，拉萨尔甚至在他论《立宪政体》的著作中许多地方把自己称为人民党人。反对我们的组织的抗议，正像经常责备我们对人民党的态度的话一样，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我们在德意志是在一个自由国家里，则不言而喻，我们在筹划组织时就只须着眼于实际的理由。但是德意志不是一个自由国家，而是由大多数十分反动的邦国所组成，各邦中不受喜爱的人民团体非常清楚地感到法律的威力。萨克森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被解散、普鲁士许多地方社团的被封闭、普鲁士最高法院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选举协会（这是个类似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的决定、巴伐利亚的最近事件等都足以证明，法律如何能够随时消灭这个组织。如果施韦泽把低级法院对他那联合会的判决继续诉诸一切上诉法院，则最高法院无疑地会认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因而宣布在普鲁士加以禁止。施韦泽慎防此事，他的联合会所以还能存在的唯一原因，尽人皆知是他享有柏林警察局和政府的恩惠的缘故。我们必须创设的组织，是要既有统一性，同时又使各个地方的党员能在法律面前有形式上的独立性。党的统一性表现在党的常务委员会中，这个委员会是由党选举出来的，它的权限受严格的限制，同时它还可以受监督，因而消除了任何‘领袖集团’，并且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个人统治此外，还表现在每个党员按制度按月缴纳的党费；最后表现在党的机关报，它是党的所有物，所以不至为私人所利用。通过这样的安排，才可能为党的扩充作有力的鼓动和在一切问题上贯彻党的意志。在地方协会中党员同志可以毫无拘束地讨论党务和进行地方性鼓动，法律无法干涉。我们所采取的组织不仅是在想象中好而是实在好，尽管党从存在的第一天起一直受到迫害，组织却没有受到损伤，因为他们就是做不到这点，这就是证明。如果来一个像全德工人联合会那样的组织，我们早就垮台了。
警察对于全德工人联合会没有引用最高法院的判决，这最足以表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首领同普鲁士警察的非常和睦的关系。我们没有享受这样的恩惠，我们也不想要它，因此，我们必须把组织安排得不怕警察的侵犯。此外，形式对我们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原则和它的应用。我们不属于那种以正统自居而把外表形式看得比事业还重的人，我们绝不认为组织已经没有改善的余地。每个党员对于组织的改革都能发生影响，他如能获得多数人赞同，他们的愿望就起决定性作用；一句话，党的整个制度是民主的。”
我的讲话是不幸的。召集人不喜欢我们对人民党的态度，正是因为该党有个激进的纲领，所以必须认为它是危险的而对它作最严厉的斗争。我们的组织他们也认为不合适。
一八七〇年，在第十期《人民国家报》上我所发表的报道里，我还说道：
“我虽一再发言并反驳所提出的顾虑，但立即看出，一切话都是白费，因为人们已经毅然决定组织一个具有完整的官僚主义机构的第四工人党派。于是我声明，我认为我的任务已了，所以还要参加公开辩论，只是为了向代表大会声明我的态度而已。
此后不久，又举行公开集会，我说明了我不能继续参加会议的理由。同时我利用这个机会又公开地坚决反驳了大会上可能还存在的由施韦泽教导遗留下来的反对我们党的成见。我说完后，取回我的委托书，同我们的同志们离开会场。
如果说我所正式负担的使命失败了，我从奥格斯堡却带回了道义上的信念，即工人大众已厌倦于因为琐碎的、个人的或者形式上的顾虑而互相争吵不休。工人们了解，只有紧密团结、集中一切力量，才可以保证他们胜利，而且尽管组织了社会民主党第四派，如果全体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的时刻不是近在眼前，那我必定就大错特错了。”
这里所说的希望很快地实现了。在六月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即已达成协议，巴伐利亚派转入我们的党。我由奥格斯堡的归程中，在慕尼黑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在听众中有年仅二十岁的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这是他后来顺便告诉我的。
一八七〇年一月，我感到特别有趣的是，莱比锡市参议会因为工人教育协会声明赞成爱森纳赫纲领而决定取消每年给协会的城市津贴余额二百塔勒。数日后市参政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后以二十七票对十六票附议参议会的决议。在当天夜晚，我又以一百二十一票对二十票当选为协会主席。
※※※
自从爱森纳赫以后，我们用全力把为了发展党而进行的鼓动推行到全德意志。在许多次我所召开的集会中，在福格特兰的普劳恩反对麦克斯·希尔施博士的两次特别有趣，因为我的讲话内容造成控诉我散布危害国家学说的又一根据。在这个控诉完结之前，北德意志同盟的刑法法典发生效力，其中未包含萨克森刑法的这个规定，这个材料到后来在对我起诉的叛国案中被利用了。这两个在两晚接连举行的（因为在第一天辩论没有终了）集会，结果是麦克斯·希尔施博士（他当时是北德意志国会中普劳恩选区的代表）完全失败。比这早二年，我也曾同麦克斯·希尔施博士在他的故乡马格德堡对抗，在那里他同样遭到一次大失败。在马格德堡后来的一次集会中，我尖锐地批评了施韦泽的行为，一个狂热的建筑工人对我掷来一个啤酒杯，紧靠着我的头边飞过去，打在墙上粉碎。如果我被击中，很可能打破了头。那么这些字句就会写不成了。这正是当时敌对的兄弟们用以款待的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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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工党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六月四日至七日举行。出席代表七十四人。来宾中也有那时我才认识的爱德华·法兰特同他的朋友穆尔贝尔格博士。按照北德意志同盟宪法的规定，在一八七〇年八月底必须举行新的国会选举（后来因德法战争爆发而中止），所以选举中的策略问题成为讨论的主题。李卜克内西和我在实际出席议会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关于这点我将在别的地方另行叙述），但是对于下列决议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社会民主工党所以参与国会和关税议会的选举，只是为了鼓动的缘故。党在国会和关税议会中的代表应尽可能致力于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在大体上保持否定态度并利用每一机会指出两个议会的毫无用处并且当作喜剧来揭穿它。
社会民主工党不与其他政党联合或者妥协，不过大会建议，在国会和关税议会选举时，凡是党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的地方，就投那些至少在政治见解方面基本上采纳我们的立场的候选人的票。大会特别建议，在党不打算提出自己候选人的那些地方，可以支持其他政党提出的真正工人候选人。”
魏尔特（巴门）建议，宣布不参加竞选；上述决议是矛盾的。这个建议被否决，我们提出的决议通过了。
接着讨论土地问题，由我作报告。我所建议的决议是：
“鉴于生产的需要一如农学（土地的科学经营）法则的应用，都要求大规模经营农业，因此也有必要像现代工业那样采用机器和组织农村劳动力，并且一般说来，现代经济发展力求大规模的农业经营；——鉴于根据上述，农业和大工业一样，小农中农将被大地主逐渐排挤，有利于少数人的绝大多数农民的不幸和依赖关系日益增长，这是与人道和正义的法则背道而驰的——又鉴于土地的生产性能不要求劳力就可以成为一切产品和一切有用东西的资料，大会认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将形成一种社会的必要，即农田将转化为公共所有，而土地由国家方面租给农业合作社，合作社负责以科学方法加以利用，把劳动所得根据合同约定的办法分配给合作社社员。为使土地能得到合理的、科学的利用，国家有责任设置相应的教育机构，在农民中间传授必要的知识。大会要求，作为把农田从私人经营过渡到合作经营的过渡阶段，可从国有土地、君主私有土地、世袭地产、教会财产、行政区公地、矿山铁路等开始，因而声明反对任何上述的国家财产和地方财产转化为私人财产。”
决议末句曾反复争论，谓不应涉及细节。但决议最后还是通过了。
因为当时面临在维也纳对奥伯温德、安德阿斯·邵乌、约翰·摩斯特等奥地利工人领袖提起的叛国控诉，而且奥地利政府对工人运动领袖进行着疯狂的迫害，《社会民主党人报》却继续攻击李卜克内西，说他是奥地利政府的代办，我就建议以下决议：
“大会声明，奥地利政府由于它对工人运动的态度和对被监禁的工人的一切蔑视人道的待遇，已引起一切国家的工人对它的仇恨和鄙视。”
会议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通过了这个决议。
德累斯顿被选定为一八七一年度代表大会的地点。
施韦泽的结局
当上述事件发生时，《社会民主党人报》以毫不减弱的力量不择手段地对我们继续进攻。例如，它现在的习惯是经常从民族自由党的《法兰克福杂志》（据它说是我们党的一个机关刊物）转载文章，用以反对我们。谎话说的几乎是难以为继。可是还有更妙的。
七月三日，《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一篇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号召书，书中要求为国会和关税议会的选举作准备，并根据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在我们自己没有提出候选人的选区，可以考虑能否用我们的票帮助其他工人政党的候选人获得胜利。不伦瑞克委员会当时没有预料到，早在前一天，七月二日，在汉诺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理事会会议上已经通过施韦泽所提出的建议，其内容如下：
“1．在一个反动分子（保守党员）和一个自由主义者之间复选：投自由主义者的票。
2．在一个反动分子和一个人民党员（诚实派，他的意思是指我们）之间复选：弃权。
3．在两个自由主义者之间复选：投比较进步的候选人的票。
4．在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个人民党员（诚实派）之间复选：投自由主义者的票。”
前三项一致通过，第四项有四票反对也通过。
人们不难想象当我们读到这个决议时是如何愤怒，我们认为这是无耻透顶。这显而易见是施韦泽和特尔克想利用理事会成员对我们的无比憎恨，使无耻的决议得以通过，来对付这个反对俾斯麦政策最力的政党。李希特尔（王兹贝克）后来声明说，因为他知道施韦泽是受政府的委托而提出这个建议，所以他投了反对票。我姑且写在这里。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决议是符合俾斯麦的愿望的，这就够了。
我们队伍中获悉这个决议后，不伦瑞克党委员会立即于七月十一日发出号召，其中说道：“我们的同志们不要理会那个决议，只要对工人的事业有利，就应该支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候选人，要忠于一种思想，即组织所以存在，为的是使所有社会民主党工人能团结一致。”然后继续说道：
“但是冯·施韦泽先生以极其令人愤恨和极不可原谅的方式企图挑拨工人反对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我们为了工人的事业，有责任用全副精力来反对他。所以我们要求巴门—爱北斐特（这个斗争的典型地点）的党员们，在这方面毫不犹豫地采取必要的步骤；党应当并且必须把这个在激进思想伪装下一向为普鲁士政府的利益做尽一切事来损害运动的人，从公众运动中清除出去。党将给巴门—爱北斐特的党员同志们以支持。奋勇前进吧！”
七月十三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因为所要求的五百个新订户没有争取到，不得不宣布缩小篇幅。这是对去年年底夸口要扩充篇幅的回答。增加的数目还不到一百。但是不久以后，《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人民国家报》（在一八七〇年三月底有二千个订户）都必须继续缩减篇幅。因为德法战争忽然爆发，两派的许多党员都被征入伍，其余的也因突然失业而生活无着了。
关于这次战争的原因和发展，我将在别处再讲。李卜克内西和我认为拿破仑和俾斯麦应对于这大战争负同样的责任，我们在表决所要求的战时公债时弃权，关于这事，我们以一个对国会议案的声明说明了理由。施韦泽及其伙伴则不如此。施韦泽认为这次战争不仅是一个对德意志人民的战争，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的战争。并且每个反对破坏和平者的德意志人，不但要为祖国而战，而且要为反对未来思想的主要敌人，为自由、平等和友爱而战。
把社会主义和战争联系到一起，固然是愚蠢已极，但是在那种情绪激昂的时候，即再荒唐透顶的话，只要是针对我们，也会有人相信的时候，这一举动是有用意的。
在战乱中，由维也纳传来消息说，奥伯温德、安德阿斯·邵乌、摩斯特和巴普斯特因叛国罪，第一人被判处六年监禁，其余三到五年监禁，每人每月还要加罚素食一天。此外还宣告说，奥伯温德和摩斯特在服刑后还要被逐出奥地利各地。其余被告判刑较轻。一个主要罪状是参与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奥伯温德和邵乌）和承认那只有用强力才能贯彻的爱森纳赫纲领。
现在差不多整个新闻界都因为我们在国会中的态度对我们进行迫害，其中《社会民主党人报》表演得最为突出，给我们加上“卖国贼”一类的徽号。这还不够，施韦泽还派遣他的各种鼓动员到莱比锡煽动群众起来反对我们。哈森克莱维尔首先前来，他张贴开会布告，其中说道：“我们亲切地邀请本市全体工人、市民和居民们参加这个集会。当我们的军队已站在战场上的时候，对于个别的、在这里还很可注意的非德意志分子，我们的居民似乎有迫切必要来公开表示一下真正德意志的意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全权代表。”
但是哈森克莱维尔把事办坏了；在集会中我们占了多数，所以我们所提出的决议案被通过了。在哈森克莱维尔之后，由沃尔夫（汉堡）和阿姆包斯特（斯德丁）讲话，情形就更糟了。会场立刻发生乱嘈嘈的吵闹，很快就变成格斗，受惊的店主熄了汽灯，才算完结。当我们会后聚集在我们的会所里的时候，得到消息说，施韦泽分子拥向李卜克内西的住所去了，要想打毁他的窗户。我们立即抄最近的路飞奔前往，可惜到迟了几分钟。果然，李卜克内西家的一些窗户被打得粉碎，李卜克内西夫人毫未隄防，正坐在房里给她的第一个婴儿哺乳，因而受了极大的惊吓。我们在盛怒之下前去追赶暴徒，在市中心附近追上他们，把他们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此后不久，《社会民主党人报》报道它的党徒的英雄行动时说道：
“对人民党的卖国行为的民愤来了一次爆发。李卜克内西的窗户被打毁了。”
几天后，有一批大学生也想对我来一个类似的敬礼。捣毁窗户之外还有一阵嘲笑的叫嚣。幸而我住在院子后面一个大商人的房子里。那天晚上守门人一看出前来的大学生要干什么，他就飞快地关上大门；他们只好毫无结果而退去。
这一切骚扰迫害本不值得再加叙述，却激怒了我的选举人，他们多半都是穷汉，却认为应当送给我一个银质的桂冠，配上乌朗特的格言诗句。如果我料到这件事，我一定会使它不至实现。
一八七〇年八月底，特尔克在《伊塞陇区报》上宣布，他暂时把政治高高挂起而专作人民代言人。于是施韦泽最有力的台柱之一破裂了。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也忽然转变，它和上面的联系显然是断了。战争和德国军队的不断胜利，使南德意志和北德意志的差不多整个资产阶级都拜倒在俾斯麦的脚下。甚至在南德意志人民党人中间，沙文主义也猖獗起来。现在施韦泽对俾斯麦已是害多利少；再保留着他也就无益了。
八月三十一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转过头来反对武力吞并阿尔萨斯—洛林。九月初，俘掳了拿破仑以后，该报表示赞同缔结停战协定和反对使拿破仑复位的意见。因此也就与我们在《人民国家报》上所说的正相同。九月十四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文中反对常备军，并且援引了格奈塞瑙的意见。
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被人们加上镣铐牵往吕森要塞，奥古斯特·盖布也遭此难，在汉堡被捕，当《社会民主党人报》报道这个消息时，它愤愤地说，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这两个主要煽动者叫别人代为火中取栗，自己倒安然无事。过了不久，我们被捕，它也就如愿以偿了。后来当约翰·雅可比和海尔比希（哥尼斯堡）被捕，同样解往吕森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又转过来反对这大逮捕了。一八七〇年十一月初，该报报道，它的狂热党徒之一培曹尔特（莱比锡）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理事会。他不愿再理施韦泽了。
为了决定一笔新的继续作战的拨款等议案，十一月二十四日又召开国会。现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宣布，这一次党的议员要投票反对拨款。战争在开始时原是防御战争，现在发展为侵略战争了。所以该报在这里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在李卜克内西和我在国会中所经常挑起的非常激烈的辩论中，施韦泽及其伙伴始终保持沉默，对辩论不置一辞。只有当李卜克内西在一大发言中反对隶属问题时说，我们与其说是德国的朋友，不如说是法国的朋友，并且认为：我情愿做法兰西人民的好兄弟而不愿做流氓拿破仑的好兄弟，在这中间施韦泽高呼好呀！好呀！这是他在战争辩论中唯一的表示。
十二月十七日，李卜克内西、赫普纳（《人民国家报》的助理编辑）和我的住宅突然被警察闯入和搜查以后，宣布我们被捕并带去拘押待审。我们被直拘留到一八七一年三月底，对于在新年后开始的竞选，我们就完全无能为力了，但是这并无碍于冯·施韦泽先生于一月八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再次指示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去年七月二日联合会理事会关于他们的态度的决议，是在复选时要反对我们——爱森纳赫的诚实派。这时我们被关在严密的隔离监狱里，检察官和法官正共同对我们酝酿着叛国案，这个人却做出了这件事。
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的会员具有高度的自尊心和阶级觉悟，不服从他的指示。他们同我们的同志合作，选我为莱比锡的候选人。还有一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候选人拒绝在一篇决定在复选时采取反对我们的策略的声明上签名。冯·施韦泽先生又一次所望太奢了。
一八七一年三月三日，即签订和约的那一天，也是打算选作选举日的一天，《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一篇社论，表示了极大的胜利信心。但在当天晚上，消息传来说施韦泽在对巴门—爱北斐特保守党的候选人冯·古塞罗夫先生在复选中并未取得胜利。这个冯·古塞罗夫先生就是一八六七年秋季付给施韦泽四百塔勒作为保守党对于他的竞选的津贴的那个人。在复选中施韦泽以八千四百七十七票对九千五百四十票失败。这个失败使他下决心，退出社会生活，这最清楚地说明了他的个性。他在三月二十六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一篇《献给党》的长文中宣布，今后他不能继续领导了，他的决心是不容改变的。他在提到选举事件时说，这虽然不是他引退的原因，却实在给了他机会，使早就打算引退的念头实现了。在他周围的许多同志都能证明，他近一年来早已下了决心。他把他的职务维持到下次代表大会，等党把他的职责卸掉以后，他把大权移交给党的最高机构。
他说，他引退的根本原因是多年来为工人政党牺牲了时间、劳力、心神安宁和金钱。没有人能再要求他继续牺牲下去……他尽了他的力量，在岗位上站得也够长久了，应该请求退休了。
这个通告使联合会以及施韦泽的敌人都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在行动上表示过对联合会所赋与他的职务感到厌倦。他的一切措施都与此相反。不过应该承认，他一年来存着可能下台的想法，并且曾对他周围的人说过。但是大概没有人当真相信他。引起他这个决心的原因，首先显然是巴门—爱北斐特的经验和一八七〇年一月柏林代表大会的经过，在大会上证明了，他要想获得联合会的完全信任是永远办不到的，而恰恰相反，对于他的领导和他的行为的不信任和不满意却是有增无已。他所提供的控诉材料实在太多，他的许多行动太令人不满和厌恶，以至到了最后，人们不能像以往那样因为他特别具有作党魁的出色本领，而宽恕所发生的事情。因为那些本领的缘故，人们已原谅了他许多在其他情况下联合会所不能容忍的事情。但是这种宽容逐渐消失。另一方面他认清了，他对我们的斗争长久进行下去，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尽管我们的党当时在组织上和在它的各单位的紧密团结方面还有许多缺点，但是党不断地壮大，党在道义上的威信就是在它的敌人眼里也是无可否认的。所以他不久就会有一天不得不设法与我们媾和，这无异于一个对他以往整个行为的判罪。他认为这对他是莫大的耻辱，他不愿忍受。这种可能性迫使他宁愿放弃在全德工人联合会这个已失去上面支持的职位。
施韦泽已经作了试探来博得一个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一八七一年一月，他有个三幕剧《卡诺沙》在柏林舞台上演，他借这个表示他也具有戏剧才能。从这以后，他就在这个领域内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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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三十日，拉萨尔全德工人联合会有一部分会员决定脱离该会并转入我们的党。当时在不来梅的奥古斯特·曲恩在一封《公开信》中也主张各种党派的团结，这对于工会运动尤其是绝对必要的。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大会由四月三十日延期到五月十九日召开。但施韦泽在四月底就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所以该联合会现在没有机关报了。
在大会上特别关于财务情况的讨论占了很多的时间；末尾通过了弗罗梅的建议，建议说，“因为一部分的钱很不适当地用于鼓动，主席应受谴责”。在会议继续进行中施韦泽申述，他因为财政上的缘故被迫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四月底停刊。同时他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报》任何时候都是入不敷出，所以他也没有得过编辑薪金。有一个代表指出，自一八七〇年十月一日到一八七一年一月一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失去一千七百个订户。《人民国家报》在同一时期失去三百个订户。大会决定《社会民主党人报》仍照原样复刊，但为联合会所有。该报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名称于七月一日出版。此外，还决议设立一个由三个会员组成的管理和申诉委员会。哈森克莱维尔当选为主席，接替施韦泽的职位，哈塞尔曼为主任编辑，德罗席为秘书。从现在起，主席每月支薪五十塔勒。
最后，大会对施韦泽给党的有力领导一致表示衷心感谢，并对他不再在这个岗位和领导地位上表示惋惜。显然人们在敷衍他的面子，而把他从前许多信徒对他的引退所感到的满意藏在心里。
次年（即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五日在柏林召开的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讨论，却与这次一致同意的信任投票有鲜明的矛盾。在这次大会上宣读了一八七二年三月三日汉诺威的理事会会议记录，在会上，施韦泽以往的亲信特尔克发言说：
“如果考察一下联合会的历史，就会看出，每逢联合会上升时，就随便来一个小小试验，又使它降下来。”
对于这一点，人们有理由来回答他：他是共同搞这些试验的，但是他对此一直不说出来。特尔克进一步说：
“施韦泽不让印制联合会卡片，因为他把收进来的钱自己立刻花掉。他（特尔克）却不能写信把这告诉宣传员，如果这样做，就会在党里不断发生新裂痕。当时奥林会说过，联合会金库不守制度；这是对的，因为施韦泽会从联合会金库取去五百塔勒，送到一个银行家那里。因为顾虑到党，所以人们没有说出来。”
特尔克继续说：
“施韦泽与警察局有联系，凡有什么事发生，就向那里告密。施韦泽在鲁迈尔堡服刑之前不久曾对他说，他（讲话人）在任何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求助于警察局，施韦泽也曾同他一道去到那里，并且向他介绍这个地方，这时施韦泽显出对那里各房间都很熟悉。随后他陪他在整个院子绕了一遍，那里警官等站立着向博士亲切地问候。施韦泽也告诉他，他（讲话人）随时可以到内政部长那里去。”
关于这一点，还是有理由答复特尔克说，他总是使党在暗中摸索，上次代表大会上他还在为施韦泽辩护。另一个发言人认为，根据他的自供特尔克是远较施韦泽更为恶劣的叛徒。第三个发言人说道：
“他发觉施韦泽博士出席，就质问说，是否准许非会员出席，施韦泽既不能以会员身份，也不能以监视的警官身份出席，那他就必须立即离开会场。”
经过证实，施韦泽自从辞去主席职务以来，即未再缴付会费，因此，不再是联合会会员了。于是施韦泽离开了会场。
接着林格诺建议，决议不再接受施韦泽入会，他希望把他开除。
这个建议，即不再接受施韦泽进入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建议在表决时以五千五百九十五票对一千一百七十七票，一千二百零九票弃权，被通过了。
于是施韦泽的政治生涯结束了。他竟被那些多年来对他几乎是绝对信任的人或者是像特尔克那样的帮手所抛弃和判决。麦耶尔在他那我曾引用多次的论施韦泽的书里认为，联合会所以把施韦泽开除，是因为他对保守党的社会政治家鲁道夫·梅耶尔有文学上的友谊。这是错误的，在那时候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人们没有这样敏感。果若是，则哈森克莱维尔也必定被开除，大家知道，当时他同样与鲁道夫·梅耶尔有往来。这种往来当然也不足以构成开除出党的理由。后来弗·恩格斯和我也同鲁道夫·梅耶尔有过私人关系，一八九三年在布拉格他曾作我们游览全城的向导。我认为，联合会对施韦泽的决议并不缺乏最重大的理由，用不着另外去找。
施韦泽的下台就等于这样一个人物脱离政治生活，这个人如果除了其他性格以外也具有工人党领袖所绝对必要的性格，即无私、诚实和完全献身于所代表的事业，他就无可争辩地会像我所强调指出的那样，终生充任党的第一领导人。人们可以惋惜他人格上的这些巨大缺点，但是不可忽视这些缺点。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他是那理想的人，就不可能发生那些消耗了时间、力量、健康和金钱而毫无结果，为共同的敌人所快意，又阻碍了无数要参加运动的力量的多年苦斗。施韦泽所播下的种子还在继续结果。不错，他懂得如何把社会主义思想非常清楚和生动地带给群众（这是他的功劳，并且这种活动同他所扮演的两面政治角色毫无矛盾之处），但是他在政治上播下了不幸的种子，滋长了狂热，并且企图用这个争斗的根源来保持工人运动的长久分裂，因而削弱了工人运动。
我确信，这就是他真正的任务。其正确性可由上面所引用的特尔克在柏林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来证明，他说：“看一下联合会的历史，就会看到，每逢它上升时，就随便来个小小试验，又使它降下来。”关于这，联合会的历史上有很多例子。职工会也完全如此。当职工会应时代的潮流非创办不可而创办起来以后，就来一个荒谬透顶的组织阻碍它的发展。如果说施韦泽在这里没有达到他的目的，那是因为运动过于健全，不容人摆布，它已发展得超乎他之上。
他的活动的真正目的，即在俾斯麦心目中的主要目的，是为政府创造一个政治上驯服的工人运动。因此进步党的立场被坚持当作工人运动反对派的分界线，照施韦泽的话，那个进步党在社会的事业上是个退步党。根据我在这里所综合的事实，施韦泽为俾斯麦服务，已经毫无疑问。至于人们不知道他充当这个角色到领多少款项，那不能作为任何证明。这类事情，如我所反复提及的，必定不会在公开市场上商议，而且对施韦泽这样的人，也决不会由低级官员经手办理此事。我确信，连柏林警察局长也不会知道此事的详细情形。
他经常并且终生不得不同债权人纠缠不清，也不能作为他受贿的反证。因为在俾斯麦统治普鲁士的初期，对于像施韦泽所做的那种服务，不会付太多的代价。机密费到以后才受俾斯麦的绝对支配。对于被全部反对派报所攻击的机密费，施韦泽从没有彰明较著地写过和说过一个字。他在另一方面是属于纵欲无度类的人，即使有银行经理的收入也不难把它花光。他也可能希望，并且他的野心也表明，到适当时期在一个部里或国家机关里搞个相当的位置，如社会政治枢密顾问之类，俾斯麦自己承认他当时的枢密顾问们什么也不懂得。
但是，就施韦泽所扮演的角色而言，能够自由、独立、随心所欲地处理他所领导的联合会，却也是绝对必要的。独裁制就属于此类。独裁制使他摆脱一切监督，容许他为所欲为，他没有必要把他的阴谋诡计告诉别人或甚至征求别人的同意。如果那样，他就不能独裁并且演不成这个角色了。所以他通过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政变，又摆脱了代表大会刚刚给他带上的桎梏。并且因为拉萨尔自己有独裁欲，于是创设了一个容许领导人有独裁权力的组织，所以必至于把这组织变成不准触动的水金凤，攻击这个组织，就被加上叛国一类的罪名。主席的绝对权威必须保持不可侵犯。此外，必然有助于此的是对拉萨尔和他所创办的组织的经常崇拜，这种崇拜为玩世不恭者所窃笑，并使他对那些愿受他领导的人们更加蔑视。
因此，施韦泽像在别处一样，也曾对鲁道夫·梅耶尔抱怨工人的忘恩负义。这种怨言是符合他给我们的印象的。对于他在运动中的地位，他正是抱着完全错误的观念。一个党的领袖只有老老实实为党尽他的力量和才能，才会成为真正的领袖。一个参加并属于民主运动的人的义务和责任，就是尽其所能做最大限度的工作。他通过他的成绩获得群众的信任，而群众因此拥戴他为领袖。但是，这只是把他作为他们最信任的人，并不是当作他们所盲目服从的主人。他是保卫他们的要求的战士，他们的渴望、他们的希冀和志愿的表达者。领袖只要适合这种任务，他就是一个党信任的人；但是党一旦发现它受了迷惑和欺骗，并被引上歧途，那它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撤销领袖的领导权和收回对他的信任。一个党不是为领袖而设，领袖却是为党而设。因为任何权力地位都含有被滥用的危险，党就有责任对领袖的行为加以严密的监督。
但是施韦泽对事情的认识，却与他所必须认识的正相反。他觉得自己是个慈善家，把党只看成他向上爬的脚架，看成满足他的野心的手段，满足他的享受欲的机会。但当他这一场赌博失败时，他就抱怨别人忘恩负义。但是群众只要相信他们的领袖是诚实的，就决不会忘恩负义。如果他们先对某一个人加以信任，就很难使他们相信他们受了欺骗。这一类的例子很多。谁抱怨群众忘恩负义，谁就是告发自己。他应自负其咎。
在施韦泽不得不放弃赌博之后，他忽然认为应该把他在位时一直竭力阻挠的事情向他的党徒提倡。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二日，他发表了一个题为《告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我个人的朋友》的传单，十分坚决地拥护两个党派的合并。当然，如果不先试行为他以往反对我们的行动作辩护，就不能这样作。据他看来，我们现在毫无疑问是一个社会民主党派，但这种局面首先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很多的活动分子转到我们这方面来所造成，这些活动分子，他起先把他们和我们一律看待，并且都称之为文人、教师、商人、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此外，他还反对最近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个决议使他不得再当联合会的会员，而他却是那个联合会多年来受人称颂的主席。他认为这决议和一年前代表大会所给他的信任投票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慷慨地保证他的勤勤恳恳为党服务的志愿。然后他分析了两派分裂和互相斗争的害处，并要求召开一个联合代表大会，由此产生一个集中的组织，按他现在的理解，这个集中的组织就是拉萨尔组织真正的本质。他要求同那些“愿意联合的领袖”联合起来；“如果他们不愿意，就不同他们联合；如果他们反对，就抵抗他们”。人们看到，他也能这样说。
施韦泽起初想把他的传单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但被拒绝了，并不是因为我们反对团结思想，而特别是因为李卜克内西不相信施韦泽。他认为传单是个圈套。我从这个建议所得的印象是，施韦泽想借此激怒他的后任，并使他陷于进退两难。施韦泽要求团结的呼声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完全无效。在某种意义上，他现在亲身体验到多年来煽动反对我们的后果了。必须又经过多年之后，在内外情况逼迫之下，才实现了德意志社会民主党的团结。
最后我还须叙述一下施韦泽的几种行为，借此更足以正确地说明他的性格。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事件，自然也为资产阶级新闻界所知晓，于是他们对被提出的对施韦泽的忘恩负义，作了各种各样的刻薄评论。施韦泽为这在《柏林交易所报》上发表一篇声明，在结尾时说道：
“如果您认为这事是有特点的，那我完全同意您的说法。对于这些聚会在一起的‘领导者’和‘鼓动者’，形式问题只是个借口而已。像这种循环不已的忘恩负义的证据，很足以说明，在那些人们中间，可惜只有极小部分为对新思想的热情所鼓舞，而绝大多数使我看着不得不伤心，只是受到对上流社会的嫉妒心（没有人比他更狂热地煽动这种嫉妒心了。——奥·倍·）或其他不光彩的动机所驱使罢了。为此去掉狭隘的眼光，对这种忘恩负义或者愚昧无知就不再惊奇了。”
他在《柏林人民报》上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自从辞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职务后就决没有主动地过问社会民主党的事情，在将来也不愿与它发生什么关系。他对联合会感到十分厌倦。这个声明把施韦泽自己揭露得不能更加彻底了。
但是，他以上述方法表示他对由他多年领导过的运动的代表者的仇视，还嫌不够。差不多在他发表《告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我个人的朋友》传单的同时，在柏林的一个舞台上演出他所编写的三幕七景新奇滑稽歌剧《我们伟大的同胞》。他在剧中尽情讽刺和嘲笑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鼓动者，而他们的教导者却是他。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报纸也把这种行为申斥谴责为没有人格。
施韦泽患肺结核病多年，最后他到瑞士去疗养。但是没有效果。一八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他因肺炎去世，年四十二岁。据古斯达夫·麦耶尔所述，他的遗体于同年十月七日葬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祖茔。送葬的只有他的家属和一个天主教神父。全德工人联合会中以往追随他和崇拜他的人却无一送葬。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他在去世以前早就死亡了。社会民主党给他的悼辞决不会是颂词，祖茔也不是致悼辞的地方。也没有身后声誉来表明人们还怀念这个以往的领导人。一个著名的德意志工人运动领袖就这样完结了，他的命运是咎由自取的。
[1]卡诺沙，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公元一〇七七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到此向教皇格利高里七世悔罪由此著名。——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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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李卜克内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威廉·李卜克内西
李卜克内西同伯恩哈特·贝克尔一样，是在一八六五年七月被驱逐出普鲁士的。李卜克内西在外流亡十三年后，于一八六二年夏季返回柏林。一八六〇年的大赦使他能够回来。他应老革命家奥古斯特·布拉斯的聘请而来。他同恩格斯一样，在瑞士认识了布拉斯。如前所述，布拉斯于一八六二年在柏林创办了一种大徳意志民主派的报纸《北德意志总汇报》。除罗伯特·施维舍尔外，李卜克内西也被邀来担任编辑，而且李卜克内西担任对外政策方面的编辑。关于布拉斯的人品，二人毫无疑问地认为他在最急进的革命家之列。但是，到一八六二年九月底俾斯麦就任首相后，二人立刻发现有点不对头，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施维舍尔接到首相派人送给布拉斯的一封信，据送信人说，信的内容应立即发表，于是这怀疑被证实了。二人都递了辞职书，离开了编辑部。李卜克内西曾偶然公开地说过，拉萨尔在他脱离《北德意志总汇报》一年后还责备他的辞职。当时李卜克内西已有妻子和两个小孩，他叫他们由伦敦来到柏林，现在他为各报写通讯稿来维持生活。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给写稿的报刊中有巴登州夫赖堡的《上莱茵快报》、格拉茨市雷希包尔民主派的《每日邮报》和曼海姆的《德意志周刊》，但从这些报刊大概得到很少酬金。嗣后他还给《法兰克福日报》写了几年稿。他特別在柏林印刷工人和裁缝协会、但也在工人集会和民众集会上作公开演讲，他在演讲中攻击俾斯麦的政策，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约·巴·冯·施韦泽是这种政策的卫士。
李卜克内西在被逐后，先往汉诺威，施维舍尔在那里获得《通报》的一个编辑职位。但是李卜克内西在那里一无所得而后来到莱比锡。在这里于八月初由《中德意志人民报》编辑艾拉斯博士把他介绍给我。李卜克内西的活动和被逐，我由报纸上已经知道，他自然使我很感兴趣。当时他已四十岁，但是他具有二十岁人的热情和活力。在寒暄后，我们立即谈起政治，他对进步党，尤其对它的领袖予以猛烈的、毫无顾忌的攻击和刻划，我当时虽对该党不再视为神圣，也为之大吃一惊。但他是个第一流的人物，他的粗率举动并不妨碍我们马上结交。
李卜克内西到我们萨克森来得很凑巧。七月间我们在格劳绍开地方会议，决议派人巡回宣传。但是议决容易，执行困难，因为缺少有做这种活动的社会地位的合适人选。李卜克内西自愿被派作演讲旅行。工人教育协会也欢迎他作演讲员，不久，他的演讲就吸引了最多的听众。此外，他还在工人教育协会担任英文和法文课程。于是他渐渐能够维持当然很清苦的生活了。虽然如此，据我事后得悉，他仍被迫把许多好书送往旧书店。并且因为他的（第一个）妻子患肺病，需要好好疗养，他的景况更为恶劣。李卜克内西的烦恼在外表上看不出来，见到他和听他讲话的人，定会认为他处在满意的境况中。
他到下厄尔茨山脉，特別是在穆尔森格伦德的工人村庄里，作第一次鼓动旅行，因此为他后来作北德意志议会的候选人开辟了道路。因为我也常作鼓动旅行，并且从此以后我们在一切政治问题上多半是共同处理，我们的名字在公众屮越来越多地连在一起，到后来在公众面前似乎是两个不可分离的名字。这样下去，到七十年代下半期，有一个本党党员与我合伙做生意，有时来的业务信竟将姓名伊斯莱勃与倍倍尔写成李卜克内西与倍倍尔，这事每次都引起我们欢笑。
关于李卜克内西，在这些篇章里还要常常提到，不过在这里不能阐述他的生平经历。谁对他的生平经历有兴趣，就可以在《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赫普纳的莱比锡叛国案》和库尔特·艾斯纳所著的《威廉·李卜克内西》中得知其详。两部书都是前进书店出版。
李卜克内西的真正的战斗性格是从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产生出来的，没有这种乐观主义，就不能达到伟大的目标。不管有怎样严重的打击，不论这打击是对他个人或者对于党，只能使他一瞬间沮丧或失常。什么也吓唬不住他，他总能找到出路。对敌人的攻击他的口号是：以恶棍之道还治恶棍之身。他对于敌人严厉无情，但对于朋友和同志却无论何时都是一个谋求和解现存对立的好伙伴。
在私人生活方面，李卜克内西是一个体贴入微的丈夫和家长，对于家属具有深厚的爱情。他也是一个自然界之友。在一个其他方面平淡无奇的地方，一、两棵长得很好的树就能使他狂喜，使他误认为好地方。他在需要方面简单节俭。一八六六年春季，我结婚后不久，有一天，我的年轻妻子给他做了一种美味的汤，竟使他非常欢喜，终生念念不忘。一杯好啤酒或葡萄酒和一支好雪茄烟他也爱好，但不愿为这些多所破费。如果他穿上一件新衣服（这在他是不常见的），而我没有立即发现并加以称赞，那么，我就可以确定，他等不到几分钟，就会促使我来注意并要求我提意见。他是一个有赤子之心的铁汉。李卜克内西于一九〇〇年八月七日逝世，他逝世的那天正是我们初次认识的三十五周年。
在党的工作方面，当李卜克内西假定他的计划将遭到反对时，他往往喜欢造成既成事实。我起初大吃他的这种特性的苦头，因为我照例必须呑下他所造成的恶果。由于他缺少处理实际事务的才干，他所采取的措施就不得不由別人来完成。但最后我鼓起勇气，摆脱他那绝对性的影响，于是我们有时发生激烈的争执，但不使外面觉察到，而我们的关系也并未因此受到长久的扰乱。
李卜克内西对于我的影响是人们常在书刊中提到的；比如说，人们认为，我只有在他的影响下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一九〇八年慕尼黑的郞根所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曾进一步提到，我在一八六八年九月在纽伦堡联合大会上，自认是李卜克内西把我变成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种说法，李卜克内西用了整整三年才把扫罗变成保罗。
李卜克内西比我大十四岁，因而当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在长时期的政治经验上已超过我。他是一个受过科学教育的人，而且学习勤奋；这种科学教育我没有受过。最后，他在英国十二年之久，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等许多人有密切往来，并因此学到许多东西，这种交游我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李卜克内西给我以高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否则，他若不会施行这种影响，那就是他丢脸，或者我没有从与他往来上得到益处，也就是我丢脸。几年前，一个当时的熟人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写道，他（一八六五年）曾听到我在熟人中间谈到李卜克内西，他还记得我说：“在这个人身上真是可以学到东西的！”这或许符合事实。不过，就是没有他，我也要成为社会主义者，因为在我和他认识的时候，我已走上了那条路。在对拉萨尔派的持久斗争中，我必须阅读拉萨尔的著作，以便得知他们想干什么，因此我本身不久就有个转变。
我终生所奉行的原則是，我一旦认识到我以往对一个问题所抱的观点毫无根据，我就立即把它放弃，并且毫无顾虑地追随新获得的信念，并且公开地、坚决地拥护它。在当前情况下，自由主义发言人在政治方面和特別对于工人问题的态度，使我易于放弃旧观点并转移到社会主义阵营。这个转变并没有费我多大的思想斗争，如果说因此必须牺牲些老的和亲爱的私人关系，我也认为这是当然的结果。我相信，我无论何时都是把事业放在个人之上，不使我因亲戚或者朋友的关系而有所变更，只要我认请为了我所拥护的事业的利益是必不可免的事情，我就去做。
在当前情况下，我与李卜克内西的交往无疑地加速了我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过程。这个功劳是他的。关于李卜克内西把我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也是这样。在那些年，我倾听过他许多非常好的演说和谈话。他谈到英国的职工会制度、英国和法国的革命、德意志的民众运动、政治时事等。他一谈到马克思和拉萨尔总是用争辩的方式，就我的记忆所及，我没有听到他作过较长的理论分析。至于私人指教，不论是他或是我都没有时间，仅日常斗争及与之有关的事项就使我们不能作私人的理论商讨。并且按李卜克内西的全部天赋来说，他是个豪爽的政治家，而不是个理论家。伟大的政治是他所喜爱的工作。
更正确地说，我同当时差不多一切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一样，已经越过拉萨尔而走向马克思。我们得到拉萨尔的著作还在得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之先。我如何受到拉萨尔的影响，还明显地表现在我一八六九年年底出版的第一本小册子《我们的目的》中。一八六九年将终的时候，我才有充分的时间和安静来彻底阅读一八六七年夏末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而这是在监狱里。五年以前，我曾试图硏究一八五九年出版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止于尝试而已。工作已经过多，还要进行生活斗争，使我没有必需的空闲在精神上去消化这艰深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初期才为党所知。我所得到和爱读的第一个马克思著作，是他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我在一八六五年读到这个文件。一八六六年底我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
感谢杰拉德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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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的联合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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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的联合大会
工人协会第三次联合大会，由常务委员会决定在一八六五年九月三日到五日在斯图加特召开。出席的有六十个协会和一个专区联合会，共计代表六十人。有名望的代表有：海尔曼·格罗伊里希（雷特林根）、埃克哈特教授（曼海姆）、银行家爱德华·普发佛（斯图加特）、尤利乌斯·莫特勒（克里米朝，他在一八六四年已在莱比锡）、史特莱特（科堡）、斯陶丁格尔（纽伦堡）、翁特教授（海得尔堡，他后来成为很有名的生理学家，现任莱比锡大学生理心理学教授）。其中海尔曼·格罗伊里希在斯图加特会议后不久，由雷特林根到苏黎世去，差不多与我同时在那里，而且做了卡尔·比尔克里和约·菲·贝克尔的门徒，成为社会主义者。尤利乌斯·莫特勒在同时也经过了同样的发展。埃克哈特教授担任在曼海姆创刊的《徳意志周刊》的编辑。他站在民主党的最左翼。
在当地委员会中，除银行家普发佛外，还有律师霍尔徳（他后来充任符腾堡的内务部部长），霍尔徳以当地委员会和本市的名义致贺词。班多担任主席。议程仍嫌过于繁重。其中“养老基金”一项照宗纳曼的意思删去了；他想先为这个出版一本小册子。我作了有关合作食堂的报告，如当时在瑞士许多德语工人协会为单身会员所设的那种合作食堂。我的被允许印行的报告很不充分，所以我的讲话也是最短的。麦克斯·希尔施作了关于争取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权的报告。他在他所建议的议案中倡议，工人协会应倾全力争取选举权。这个议案引起翁特教授的反对，他以鄂尔敦堡和除曼海姆以外的巴登各协会的名义，提议转到议程上去，这就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愤怒。后来希尔施把他的议案中的徳意志工人协会字样改为徳意志工人，遂获得一致通过。希尔采尔（纽伦堡）作关于结社权的报告；他提议扫除一切有碍实施这项权利的限制。这个建议一致通过。班多建议取消漫游簿和强迫身份证一案也一致通过了。
摩里茨·穆勒（普佛尔茨海姆），一个有点别致但很热心并且对人亲切的珠宝匠，作有关妇女问题的报告，这是他当作特殊爱好来硏究的问题。他在他的书面报告中要求妇女与男子在社会上完全平等，设立女工进修学校和成立女工协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占了最多的时间。埃克哈特教授明确地解释说，妇女的社会解放正像联合大会为男子所要求的那样，也包括赋予妇女选举权在内。经这一解释，穆勒的议案以极大多数通过。
斯图加特联合大会的决议，整个看来，表明断然向左迈了一步。在一切内政的实际问题上，那些所谓自助者和拉萨尔派现在站在一个相同的立场上。组织方面也稍微有点改善。每个协会每年缴费二塔勒，这就意味着常务委员会在财政上软弱无力。所以我在常务委员会的传单上建议，先向协会会员征收每人每年一格罗申的会费，并给与常务委员会主席三百塔勒的薪水，以便使经济上不能自立的人或许也能担任主席职位；主席也应由联合大会直接选举。最后我建议，因为会议花费很大，嗣后可每二年召开一次（这恰好不是我的高明建议），这样，专区联合会才能有较好的发展，在热烈辩论后，一格罗申会费案（也更组织委员会所提议的）通过了，其他建议则被否决。会议同样以三十票对二十二票认为协会机关报没有必要。通过这个决议，就避免了与科堡《工人（总汇）报》出版人的冲突，该报在会议中的信徒相当多。我应当在这里说明，现存的有关历次联合大会的报告非常简略而且缺点甚多。
选入常务委员会的有：班多、倍倍尔、艾希尔斯多夫尔、麦·希尔施、侯赫伯尔格（艾斯林根）、科尼希（汉瑙）、弗·阿·朗格、李波特（格劳绍）、李希特尔（汉堡）、曹尔太格（哥达）、宗纳曼、斯陶丁格尔（纽伦堡）。宗纳曼仍被选为委员会主席，但谢辞不就。他的位置由斯陶丁格尔接替，但经验证明，他不胜任这个职务。斯陶丁格尔这个老年人是一位裁缝师傅，工程师希尔采尔（纽伦堡）以秘书身份来协助他，
没有哪一次联合大会能像斯图加特大会那样清楚地表现出各资产阶级党派领袖要在联合大会中获得绝对优势的努力。大家都感觉到，德意志问题已将近解决。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争论越来越热烈激昂。一边是普鲁士，另一边是奥地利和大多数中、小邦，二者之间的敌对日益猛烈。在丹麦人被打败和撤出现在为普鲁士所有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二公国以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共同占领这两个公国，这就产生了层出不穷的新冲突。德意志人民渐渐进入高度兴奋状态。
这种情绪在大会的宴会上举杯祝福声中也可以觉察到。宴会是星期六晚上在联合大会的会场，即歌咏厅中举行，正是四十二年后，即一九〇七年八月，第一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在德意志境内开会的地方。当霍尔德及其党羽以花言巧语为普鲁士的霸权欢欣鼓舞的时候，民主党人，特別是他们的发言人卡尔·麦耶尔（斯图加特），赞成来个激进的解决，话虽没有明说，我们青年人把这看做是拥护德意志共和国。卡尔·麦耶尔是当时符腾堡最受欢迎的民众演说家，天生的声音宏亮，坐在我的斜对面。他站起来用肺部的全部力量和动人的比喻对法兰克福的反动的同盟议会发出怒吼说，这个同盟议会必须让位，德国的统一才有可能。在用力演讲时，他把上衣和衬衫的袖子高高卷起，露出一双肌肉发达的臂膊，用臂膊的姿势为他的讲话助势。有时他用拳头捶桌子，玻璃杯和盘子都跳起来。他为自由、民主的徳意志高呼万岁，自然博得掌声雷动。斯图加特城也大为破费，一个星期一的下午，我们在当时的射击厅散步的时候，它用斯瓦比亚酒和午后点心招待我们。
在争执期间，科堡出版了一个名为《把德意志从最深的耻辱中解放出来》的作品，它公开地宣传德意志共和国，这当然非革命是不可能的。但是革命思想在当时并不可怕。革命年代的回忆通过参与者和非参与者的演讲和文章复活了。除易北河以东，几乎整个徳国都深信革命是可以胜利的。我已讲过，俾斯麦和米凯尔如何容忍这种可能。但米凯尔的朋友冯·本尼格森先生已经在一八五〇年写信给他的母亲，在阐述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当时的情势以后接着说：
“只要民族党还没有在普鲁士执政（而在这时刻，领袖们还在犹豫，不能决定应否为下次邦议会给现政府造成一个严厉的、打算推翻它的反对派！），德意志国家的英勇斗争是枉然的。我确定地担心的只是，为了要使耻辱和忿怒充盈洋溢，我们至少要经历几年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斯坦的完全屈服。但是我们欧洲的王室在这么多废墟上安息，不会只因恶劣的回忆和噩梦而受惊扰。最多再过十二年，就会又来一阵暴风雨和混战，并且在我们青年人中有很多人每天在暗暗起誓，人们不管是立宪派的或者激进派的都是一样，不要在恐怖时刻再被可怜的诺言所迷惑了。要把整个这一伙打发到美洲去，而后设法协商，我们是要设立一个国王还是要设立一个总统。这事加冈和达尔曼[1]的信徒不能再加以阻挠，也没有兴趣加以缓和……”
十二年后，写这封信的人作为德意志民族联盟的主席，居于德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列，甚至也许是最有影响者。但是冯·本尼格森先生现在所执行的政策正是他曾对加冈和达尔曼所批判的。对俾斯麦的普鲁士发动革命的思想，对他来说，已是不可理解的了。而他在他的晚年对于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的革命如何想法，就表现在一八九八年三月十八日举行的三·一八[2]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激烈争辩中，这争辩是我故意在德国国会中引起的，那时冯·本尼格森先生是我的主要敌人。
拉萨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德意志行将降临的革命怎样想法，可在他们的书信往来中看到，这些书信已由梅林在斯图加特的迪茨出版社出版。还有加里波第向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的胜利进军（一八六〇年），使它的首倡者得到在整个文明世界中的巨大声望，这一胜利进军巩固了对革命群众力量的信心。
甚至南德意志的上流社会也想到了一场为德意志统一而进行革命的可能性，这在霍亨卢恩侯爵的备忘录中昭然可见，在他叙述德意志的长期分裂难以忍受之后，说道：“由此可以说明，在德意志就是最和平的、最保守的人也要宣布说：我们必须经由革命来达到统一，因为由合法的途径已不能达到目的。”并且在一八六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巴伐利亚的卡尔亲王写给霍亨卢恩的信中说：“我觉得，似乎有一个更为有利的机会，不经由革命（原文也有着重点）而达成同盟的改革……”等等。
上层人物若这样想，下层人民为什么不这样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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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联合大会对于劳动者结社自由的讨论和决议是对普鲁士下议院同一讨论的答复。舒尔采—德里奇和佛赫尔（后者还是一位所谓国民经济学者，曾于一八六四年在一个莱比锡民众大会上试图认真地证明社会问题是能够最好地解决的，如果每个人都懂得复式簿记和有一只走得准确的钟表来计算时间）提议取消一八四五年的工商业条例中有关禁止劳动者结社的一八一和一八二两条。奇怪的是他们竟没有建议也取消一八三和一八四两条。一八三条的规定是凡未经警察许可而在工厂工人、伙计、帮工或学徒中成立结社，得予以处罚，对于结社的发起者和为首者得科以五十塔勒以下的罚金或四个星期以下的禁闭，对于会员处以二十塔勒以下的罚金或十四天以下的禁闭。一八四条是对于擅自离开工作或拒绝工作，或悍然不听命令，或经常抗拒的工人得科以二十塔勒以下的罚金或十四天以下的禁闭。在约·巴·冯·施韦泽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和大会上，曾有人加以指责，动议者加以解释说，一八三条已由普鲁士宪法在十五年前取消了，而一八四条则与劳动者结社权无关。这种理解也在我们的队伍中间引起愤怒，越来越坚决的科堡《工人（总汇）报》，也为此向舒尔采—德里奇及其伙伴进行最猛烈的攻击。
保守派的大煽动家枢密参议瓦盖纳巧妙地力图利用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软弱态度，并且战胜了自由主义者。他提议，拒绝关于自由主义者建议的委员会建议（因为它的理解有疑问），并要求政府提出一个法律草案，这个草案不仅废止工商业条例中一切限制工人的结社权的特別规定，而且连带着还为这样的组织开辟道路以至予以实施，这组织使工人阶级能够在国内取得应有的地位，并能独立地处理和代表自己的利益。这样，就是借着法律来设立强制的职工会。
保守派在那时就这样尽量阻碍自由主义者的行动。
两个工人党携手同行的另一件事，是科伦的国会议员庆祝会及其发展。科伦进步党党员邀请进步党的普鲁士国会议员，也就是下院的绝大多数的议员，到科伦参加一八六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改革庆祝会，这个盛会的髙潮是在句尔采尼希举行的宴会。俾斯麦大人下令禁止举行庆祝会，而科伦市长巴海姆很软弱，竟收回借用句尔采尼希大厅的诺言。这事情激起了巨大的震惊。当国会议员来到科伦，而且只有极小一部分来到那里的时候，俾斯麦大人就叫警察和军队驱散他们的集会。人们于是乘汽船跑到上兰施太因[3]，以为在负德意志使命的国家，即在普鲁士境内所不能做的事情，可以在小邦拿骚的土地上办理。但是在这里，军队也进行干涉，使会议不能举行。对于俾斯麦的这种暴行，到处提起抗议。在柏林、在莱比锡和其他各处，拉萨尔派和工人协会派联合起来对科伦事件作最强硬的抗议，要求结社和集会的完全自由。而科堡《工人（总汇）报》与《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样，用讽刺和嘲笑攻击进步党的国会议员，说他们在这次事件上行动毫无勇气。
这事件使宗纳曼和弗·阿·朗格互相通信。朗格正好参加了科伦的庆祝会。宗纳曼埋怨朗格没有寄科伦事件的报告给他，并且以为社会民主党人在作孤注一掷，但他们将会失败。他把班多关于科伦事件的一封信附寄给他（班多不幸在这紧要关头生了病），要他看后把信寄给我，再由我寄回给他（宗纳曼）。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我已不能记忆。朗格在一八六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回信说：
“关于兰池集会”（科伦的工人集会）“我以为不当多所谈论。情绪本身是很好的。我同您一样不愿负责在现在这时候自动地给骚动发出口号，而这是作一个有关这个集会及其有趣的结果的报告时所必不可少的……
我对于时代的估计和您完全相同，认为十分严重。此外，我不相信，施韦泽完全孤注一掷。如果这样，这个行动就失败了。工人，尤其是莱茵区的工人，现在绝没有想到为原则而奋起。我认为，人们想要让《社会民主党人报》受到光荣的致命打击，而后凭借着公开创设的组织，实行秘密会社的教义。”（？！—奧·倍·）“我不会为议员庆祝会的光芒所迷惑。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清楚地感觉到，今天的进步党已经完了，但是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注视着并拿住线索，扩大联系，聚集朋友，但不要发出口号。至于如果时候到来，我们能否同行，将来就见分晓。让我们目前保持联系……
再说到我们的报（传单）的态度和政治—社会的危机，我再建议一次，社会部分要详细和有趣，但要保持客观；政治部分却要尖锐，尽可能率直地反对所有的公侯们。对待这些人要不偏袒任何人，要一律予以反对，而且坚持不变，尤其对于那些目前吹嘘自由的更要严厉。”
在附言中朗格写道：“我刚才才知道我的信的开头是些空洞废话。关于兰池集会，所有自由派报刊的报道全是捕风捉影。那里除了安格尔施太因外并无其他记者。在会后，组织了在城内游行的志愿队伍向议员致敬。在警卫总部门前高呼结社权万岁等等。这个运动完全脱离了拉萨尔派的掌握，也与自由派的计划背道而驰。人民寻找的是领袖。他们在安格尔施太因和我指点之下做了我们所希望的事……此外，整个事件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人领导。但是人们已看到，如果玫府这样继续做下去，会发生什么事。”
在所引的信中朗格也曾指出，将来在常务委员会中和各协会之间会发生分裂。关于此点，他在一八六五年二月十日给宗纳曼的一封信里说得还更清楚些。其中说道：
“关于我对于工人问题的立场，我起初的计划是，我是否停留在委员会中，要看我的小书（《工人问题》）所受的待遇为转移；然而现在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我同多数派处在更尖锐的对立中，保持我的立场也是较为妥当的。才子们定会互相冲突的。”
在一八六五年和一八六六年初，似乎有个时期这些互相争吵的弟兄们会在工人运动中聚在一起。除了上述拉萨尔派和工人协会派实行合作并提出共同要求之外，在一八六五年七月十七日美因部的集会上，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劳艾尔和韦尔凯尔作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发言人也出席这次集会，这次会的宣言如下：
工人会议声明，它认为工人运动中的分裂是损害工人阶级的大好事业的利益的，并且由美因郜工人教育协会人员和全德工人联合会人员所组成的集会宣布，他们准备为一切走向联合的步驟伸出援助的手。那次集会主要发言人是埃克哈特教授，他的发言以《国家资助和自助》为题目。一八六六年一月间在莱比锡所作的类似的团结尝试归于失败；相反地，他们却取得一致，要共同为争取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选举权而斗争。这个集会的主要发言人是乌特克教授。
此后不久，徳累斯顿的另一次民众集会在召开时，两个工人党又都参加，会上继续要求在普选基础上的制宪议会，并为保护和支持它而实施全民武装。柏林在班多领导下举行的民众大会提出同样的要求。
一八六五年圣诞节，由于弗里茨舍的号召，在莱比锡召开了一个全德烟草工人代表大会，决议成立1个全德联合会。次年春季，联合会的机关报《新闻报》出版了，弗里茨舍任编辑。于是德意志第一个有中央组织的工会成立了。领导是一个三人理事会，由弗里茨舍任主席。这时，无论在莱比锡和其他各地，成立了很多地方工会。早在一八六四年夏季，在兹维考已创立一个矿工协会，它的会员遍布兹维考—卢皋—司透耳堡煤矿区域。这是德意志第一个现代的矿工组织。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是一个受过处分的矿工，名叫丁台尔，对于他的努力，莫特勒、威·司滔莱和我，嗣后还有李卜克内西，都曾加以热烈的支持。我在萨克森矿工中间曾举行多次赞助这个组织的集会。
七月间在格劳绍一个地方集会上，我建议不顾内阁而建立专区联合会，试行冒联合会被封闭和我们受处的罚的危险。但这个建议无人附议，于是由我撤回。代替我的建议，集会决定，建立一个联合会来促进并支持工人协会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由我任主席。还决定，每一会员每年纳费一格罗申。参加新组织的有二十九个协会，会员四千六百人。对于这个组织官方未加阻挠。
二十年后，当我充当萨克森邦议会议员的时候，因为冯·博伊斯特先生的继任者诺司提茨—瓦尔维茨以无耻的解释认为我们违反了萨克森的结社和集会法，所以我以极尖锐的方式攻击他，我说，与他的统治相对比，冯·博伊斯特先生的统治倒成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模范；冯·博伊斯特先生把这话作为对他的辩白赶快记入笔记本中。在一定限度内，他是有这种权利的。后来萨克森十数年之久根据结社和集会法所作的那些诡计和狂妄解释，令人难以置信。无论冯·诺司提茨—瓦尔维茨先生和他的继任者冯·麦奇先生，都在内阁会议上一再声明，对于社会民主党，必须用与任何其他政党不同的尺度来衡量。那就是说，官方可以用横行霸道代替法律。他们也诚然尽人类横行霸道之能事。
一八六五年八月间，俾斯麦禁止科堡《工人（总汇）报》在普鲁士销售。在那些反抗他的政策并向工人掲发其政策的真实性质因而一同成为他的统治的牺牲者的人们中间，李卜克内西居于第一位。
[1]加冈（一七九九——一八八〇）和达尔曼（一七八五——一八六〇）都是一八四八年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拥护小德意志的宪法。——译者
[2]指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的柏林革命。——译者
[3]城市名，属于当时的拿骚公国。——译者
感谢杰拉德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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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现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新的社会现象
一八六五年春季，在路易斯·奥托—彼得士和奥古斯特·施米特领导下，在莱比锡举行第一次德意志妇女代表大会，结果成立了全德妇女协会。这是走出资产阶级妇女界而把妇女组织起来的第一步。一位退职上尉科尔恩那时编的《妇女报》成为协会的机关报，除科尔恩外，路易斯·奥托—彼得士夫人和燕妮·汉里希斯小姐也参加编辑部。我以来宾身份参与商讨。后来，以路易斯·奥托一彼得士为主席的莱比锡妇女教育协会商请工人教育协会，在星期天让出它的大厅来设立女子星期日学校，我们欣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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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五年是个繁荣的年头，各城市中爆发了许多工资斗争。其中有，汉堡大罢工、马格德堡的城内织布工人罢工、莱比锡印刷工人罢工，接着是莱比锡制鞋工人、订书工人和其他各业工人的罢工。莱此锡印刷工人的罢工是工资低和工作时间过长引起的。最高的工资是每周五又四分之一塔勒。每一千大张二十五萨克森芬尼，帮工们要求三十芬尼，并缩短工作时间。三月二十四日，在八百人中解雇了五百四十五人，八天后罢工开始。支持罢工的组织是没有的。以理査·海尔特尔为主席的印刷工人进修协会，在解散处分威胁之下，不得不保持中立。海尔特尔本人在科尔底申印刷所工作，该所已承认新的工资标准。印刷工人联合会到一八六六年才成立；这就是由莱比锡罢工激起的。德意志的第一流法学家、枢密参议冯·韦希特尔教授曾试图调解，没有结果。
宗纳曼作为印刷业主，对于这个事件特別关心，写信给我，要我请求常务委员会为双方调解，为了这种企图他给我寄来了各种规章。我同他关于这事的通信，至今似乎还有趣味，我把它发表在这里：
“莱比锡，一八六五年五月十一日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列奧波特·宗纳曼先生：
因久感不适，所以本月一日的尊函至今始克奉复。您的试图为此处印刷工人罢工事件作调解的计划，我应完全同意。我先和这里的印刷工人协会主席通信，听取他对这件事的意见。据复信，他是在一家承认工资标准的印刷所工作，因此他同这整个事件没有关系。他建议我向工资委员会接洽。
星期二下午我与工资委员会商谈，他们欣然接受我的建议，使我感到快慰。他们还告诉我几个业主的名字，要我先到他们那里打听一下，看他们方面是否也倾向于调解。这就是基色克与德佛林特和阿克尔曼（托布乃尔公司）的主人。我昨天到他们那里去。
德佛林特旅行在外，基色克不反对，阿克尔曼答复说，我最好去向市参议员海尔特尔（布莱特考卜夫与海尔特尔公司）或者布罗克好斯接洽，他们是合作社主席。我在这里必须说明，我曾经立意不到上述两个人那里去，就是因为他们是以工人最凶狠的敌人闻名的。虽然如此，这个指点使我还是到海尔特尔那里去了。我遇到两兄弟全在家，同他们谈话将近一小时，后来的结论是，在排字工人的工资委员会对于枢密参议冯·韦希特尔教授的调解尝试表示那样不稍让歩以后，业主不再进行疏通了。我回答说，自那时以来（十四天）见解也会有所改变，那方面的人们将乐于接受调解。
但我这方面这样的和类似的解释是亳无用处的。我从这些先生的表示很清楚地注意到，他们非常恼恨工资委员会，根本不愿和解。
于是有人认为，工资委员会并没有受到委托以排字工人名义进行谈判，而是假冒委任的，这种言论与事实非常不符。又有人说，即使委员会愿意同业主取得和解，而其余的却不愿意，那有什么用处。人们根本没有理由去接受另外的调解，因为上述枢密参议冯·韦希特尔教授在谈判破裂时还声明说，谈判随时可以恢复，如果工人对于建议确具诚意，他们可以为此采取行动。
在达个声明以后，我当然看出了，继续谈判不会有多少效果，于是离开了。
那时罢工的排字工人正在大剧院开会，我把这个消息立刻通知他们；决议如何，到目前我还不知道。
未能获得较好的结果，至感抱歉。
虽然如此，我仍当密切注意这件事，如果这事万一变得对我们有利，当立即奉告。
我确信，工资委员会方面是真心诚意要和解，因为人们渐渐体会到，使事情走向极端是多么危险，而一个光荣的和解乃是最上之策。但另一方面，我也同样确信，所说的那位海尔特尔先生绝不是按全体业主的意向来同我协商，因为大家知道，大多数人怎样愿意为和解而伸过手来。可是又不可与个別人商谈，因为一切这类的建议都要海尔特尔以合作社主席身份提出来。我有意把整个事件在报纸上公布，并且等候着，看是否有个别人愿意不关照海尔特尔、布罗克好斯等最趋极端的领袖而为和解伸过手来。我还听说，有六家印刷所大体上已同意工人的要求……”
宗纳曼接到这封信后，马上于五月十二日答复：
“这样长久没有消息，我感到诧异。我在本月一日关于印刷工人的询问只是初步的。我的意见明白说来是请您与希尔施博士和班多共同进行，他俩也已向我表示同意。这绝不是对您不完全信任，这事情您单独也是能够做的；我的意思是，常务委员会由三个委员代表来出面形式上完备些，因而较有力量。在这方面，我特别依靠班多，他是莱比锡代表大会主席，在那里留有好的印象。同时您已尽了一切可能，只可惜您的辛勤努力未能获得更为有利的效果。在您要公布点什么之前，我以为，我若再写封信给布罗克好斯和海尔特尔，再次表明愿由常务委员会方面派个代表团到这些先生那里，是合适的。我要提出的理由是，工人们对于自己推选的代表总是最信赖的。或者这样办，由印刷工人授给我们的代表以全权。业主方面可以委派他们的枢密参议冯·韦希特尔和另外几位先生，然后由这个委员会作一个对一切方面都有约束力的裁判。我要写一封信给那些先生，您是否同意，请马上回信。您写几行就够了。我对您不敢隐瞒，我的意见是，印刷帮工在形式上和事实上都太过份。我猜想这是拉萨尔分子煽动起来的。如果不是，那末，他们的要求就会达到目的，因为努力提高工资的时机，没有比现在更有利的，这就表明，从各方面来看，在适当限度内的和正当提出的要求是可以达到目的的……”
宗纳曼以为拉萨尔分子插手在这次罢工中，这个推测完全错误。施韦泽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固然对莱比锡印刷工人的罢工表示非常热烈的关心，但是对于这次罢工却没有影响。
我于次日复信如下：
“对于本月十二日的尊函，我的回答是，我对于本月一日信里您的见解理解得完全正确。但是按照这个理解就自然要先探询和听取双方是否喜欢接受常务委员会的调解。至于我没有其他行动，想已由昨天的《德意志总汇报》上海尔特尔的声明中看到。这里我只须辩白一下，在这位先生的私人声明以后，我不可能把这类的建议正式提出。
他的声明好像主要是由业主对各报短评所提的种种质问所引起的，短评说，在人们要调解而没有问当地印刷工人合作社全体的时候，当地印刷工人合作社就拒绝了调解。
关于这事我要说清楚，各公开报刊中甚至矛盾百出的消息，并不是由我发出的。但这些消息倒有好处，舆论又重新发动起来，昨天早晨，枢密参议冯·韦希特尔通知我和其他的人到他那里去，以便同他商讨这件事。他告诉我，他随时都准备重任调解，并请我在此事上予以协助。他向我建议，首先再向工资委员会询问一下，看它是否愿意出面，并在何种基础上出面。同时他告诉我，他认为使帮工方面肯让步是绝对必要的。后面这个见解，我不得不完全同意，并且您所说开始时采取的方式不适当的话，也完全正确。
又向工资委员会询问了一次，它声明准备到韦希特尔那里去，先同他协商。我于是又一次声明，常务委员会立即准备同韦希特尔共同担任调解。他们感謝地接受了，答应在同韦希特尔商谈后答复我。可惜昨天下午当代表团来访时我不在家。今晨接到来信后，立即往工资委员会会所，但没有遇到一个人。因此，晚一些我再去。这时是上午十点半。
午后一点。工资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刚从我这里离开，他来通知我：该委员会主席昨天根据我的愿望往访韦希特尔，把该委员会同意在加请常务委员会条件之下再行谈判的话告诉他。关于应在何种基础上进行谈判的问题，建议订立另一计算方式，即不按每一千大张计算而按每扎[1]计算。韦希特尔对此表示同意，答应同几个业主商讨后把结果告诉我。到现在为止还无音信，我认为现在我们只有等候回音，別无他法；一有消息，当立即奉告。
您的意见，要给布罗克好斯和海尔特尔写信，我不能同意，因为他们正是工人以至工人协会最大的敌人，而您将会通过您在信中所说的动机而博取宠信，这是最恶劣的。传闻海尔特尔曾企图促使本地警察管理局解散本地工人协会，因为它支持了部分罢工工人。我也曾听他亲口说过，如果工人和工人协会停止捐款支持印刷工人，这事就会最好地结束了。
最后对于尊函的指责，好像我要单独进行调解似的，我必须加以申辩。我绝没有这样想过，不管是在工资委员会或者在海尔特尔那里，我都明明以常务委员会代表团身份说话，并且明确地说出名义。当然，班多和希尔施如果为商谈我们自己的事情，我欢迎他们前来。”
三天后，五月十六日，我又给宗纳曼一封信说道：
“我现在可以把印刷工人事件确实地向您报告了。
如我在信里所陈述的，工资委员会应我的动议与韦希特尔进行谈判，并建议以新计算方式为基础。韦希特尔表示同意，并召集从前的业主调解委员会，传达工资委员会的这个建议。他们计算又计算，最后却发现结果相同，因为他们虽然常常只付出二十七到二十八芬尼，但也同样常常付出三十二到三十三芬尼。工资委员会委员向我保证，按照这个计算法，价格与另一算法仍然相同，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业主方面现在所以拒绝调解，是因为他们只愿在帮工的条件有所让步的情况下才同意和解。
昨晨接到尊函后[2]，立即与工资委员会重行商讨，提出法兰克福的工资标准以及您的计算法作为与业主方面调解的基础，并再一次强调指出（我自己认为有此必要），不要顽固地坚持这些要求而使事情趋于极端。当事人表示同意这种见解，并允将建议转达他的同事而后向我报告。
昨晚接到答复。答复表示拒绝。答复所持的理由是，人们对于为什么希图实现要求，抱有各不相同的期望。莱比锡是印刷业的主要地区，最注重的是达到尽量提高工资，因为这会给其他城市以巨大影响。您所拟的草案中也包含有许多能使和想使业主让步的规定。
这个答复使我大吃一惊。我原料定这个建议必被接受。今既被拒绝，我就没有理由在这事上再进一步，除非那一方面这样要求我。
我觉得，正如业主们受了海尔特尔和布罗克好斯的影响，工资委员会中有几个人也控制着所有其他的人。现在最后要看双方谁能够以它的倔强性来取得胜利。
帮工方面在期待着现今正开业的书商交易所能对他们的要求发生有利的影响；这个正确到什么程度，将来可见分晓。事实上也还不断由外面寄到大量的信件和汇款，鼓励他们坚持下去。
您可能已经知道，警察方面的人士用惩罚来对付罢工的帮工，这是我绝不赞同的。由此在星期一已有十九人离开这个城市。又有一个人开始上工。人们如果为这个目的而如所猜测的那样施行惩罚，无论如何是一个悲惨的结局。”
我另一封在五月二十八日给宗纳曼的信，在附言中简单扼要地说：“印刷工人事件一切照旧。”
六月二十日宗纳曼又来信说：
“我至感诧异，我本月十七日的信竟被完全忽视”（也是关于印刷工人事件的，同上述原因一样，不能辨识）。“如果我们的机构不能更好地互相连络，那么我出版传单就很感困难了。”
这事应加说明：常务委员会因与科堡《工人总汇报》发行人经常发生冲突，所以决定出版传単，尽可能每星期出版一次。这些传单的内容应当是一切有关工人运动的通告，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首先应该投稿。对于宗纳曼的来信我在六月二十三日答复说：
“您最近于本月二十日来信指责我冷淡，我不能接受。若是您了解我的情况，就不会作这种指责。但是我的情况使我不能随意支配我的时间。既然我也有一个独立的职业，那末为贫穷所迫，我被迫以劳动挣得每天的生计，再加上（工人教育）协会的大部分事务也由我负担，不得已，除了晚上完全用来处理协会的事情外还要牺牲许多小时。虽然如此，我仍尽量设法应付对我提出的要求，如果我所写的东西还值得费力的话，我也早就会对于您的第一封信作答复……
尤其是关于工人和工资问题，处于一个形式上风平浪静的状态，在过去几星期的骚动和吵闹以后，这是在意料中的。
关于印刷工人事件，我于星期二访问了《通讯》报的主笔海因克”（该报于一八六三年创刊）。“海因克愿意由七月一日起把该报按期包封寄上，来交换传单和其他通告……此外，他答应将有关印刷工人事件的重要消息，不论是当地的或是外来的，通知我，届时我就尽快报告给您。
关于这里的印刷工人罢工事件，他告诉我说，工资委员会以及印刷工人进修协会理事会的极大部分都还没有合同，也不会很快就得到。虽然如此，他相信，人们不会接受我们这方面的接济，因为第一，还有存钱，第二，上工的帮工每星期为没有工作的人捐助，最后第三，他们随后遇到其他行业罢工时，同样要捐助，这只使他们现在已经供应浩繁的钱袋负担更重而已，人们从最初以来就决定，绝不接受非印刷工人的接济或仅在非常情形下接受。”[3]
印刷工人深恐被其他行业的罢工牵连进去，当那年春季裁缝和订书工人以及市自来水建设工人举行罢工，制鞋工人也参加了罢工的时候，他们的恐惧是有理由的。
关于制鞋工人。我于六月二十八日写信给宗纳曼：
“昨日制鞋工人为提高工资在德·萨克塞饭店开大会。因我们有紧急会议，我晚些才到会，所以不能作一个完整的报告。艾拉斯博士则自始至终在场，他将把寄给《新法兰克福报》的报告给您一份，您可以在传单上使用。
根据那个会议的主导精神来判断，工人的非常公允的要求是难以达到目的的。他们中间的态度暧昧和意见分歧使目的不能达到，虽然他们较任何其他工人更为需要实现这个目的，因为一个好工人每日做十二小时的工作，每星期应得到二塔勒二十新格罗申到三塔勒。我们局外人不准参加讨论，所以艾拉斯和我后来在私人交际场中毫不隐瞒地告诉他们说，那是没有用的。”
七月一日宗纳曼回信说：
“我接到您六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八日的来信。我给您的忠告确实没有像您所可能体会的那种恶意。我深知您如何忙碌，而且您如何难于为我们的事情牺牲更多的时间；我也不要求长信，每次有两行就足够间短地通告一件事了。如果您马上给我写信说，印刷工人不需要我们接济，在那时这样就够了。
关于方才提到的事，我欣慰的是，那里的人们暂时不缺钱。我只请求您，再告诉他们一遍，常务委员会准备在必要时来支持他们，我也已经在我们的传单上发表了相应的意见。”
我们关于印刷工人罢工的通信就此结束。印刷工人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他们的领导人多数遭到处分。八月间，印刷工人协会决议将捐款增为四倍，为了把以往的借款一次还清，并给予还在受处分的人以相当的接济。工资委员会因违犯萨克森工商业条例的罢工条款，被判处十四天监禁。经过上诉，判决被撤消。制鞋工人较为幸运，意外地得到提高工资百分之二十五。对他们有利的是，师傅们没有组织，而且多为小师傅，不能实行抵抗。
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对莱比锡罢工的态度使我在常务委员会的第八期传单上发表意见说，事实是，正是从那些向人民眉目传情、装做工人之友的人们那里，工人的要求遭到最坚决的抵抗。所以即使在与拉萨尔主义没有关系的工人界中，我们所听到的对于部分进步党人的姿态的评论，绝不是赞美的，那也就无足怪了。这决不能增加对该党的同情。
在这个夏季（七月），我们召集了工人大会，为了反对德累斯顿和齐滔的工商业公会的决议，这些决议决定不遵守工商业条例，把新实行的工作簿不交给工人而交给雇主保存，而且他们也可以不经工人同意而把有关工人品行的证据记入工作簿中。我们号召萨克森工人来拥护我们的抗议，结果很好。拉萨尔派在这个场合与我们采取共同的行动。
[1]印刷业以二十三张为一扎，作为计算单位，每一千大张是指印后还未装订的大张。——译者
[2]该件墨色过淡，不能辨识
[3]古斯达夫·耶克在他的《国际》（莱比锡一九〇四年）一书中曾断言，德意志印刷工人曾由他们的联合会主席请求国际总委员会，以使国际，首先是印刷工人联合会，对莱比锡兄弟们的罢工表示关切。（参阅耶克：《第一国际史》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1-22页。——译者）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第一，在那时还没有印刷工人的联合会，所以也没有联合会主席，第二，印刷工人拒绝接受政治组织的款项。我所能确定的是，罢工者为取得伦敦印刷工人联合会的调解，曾请求总委员会，总委员会顺从了这种愿望，由一个代表团（卡·马克思、克里默和福克斯）把莱比锡的求助要求转告伦敦印刷工人。
感谢杰拉德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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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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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由于我是常务委员会委员，我同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有较亲密的个人交际和书信往来。朗格身材矮胖而强壮，相貌非常可亲。他有一双岀色的眼睛，是我所认识的最和蔼可亲的人之一，令人相见如故。同时他是一位个性坚强、一生正直、遭惩罚而不屈的人。而当他公然支持工人的时候，他就不免受到处罚。他很快就成为工业城市杜伊斯堡的“被褫夺公民权者”和“被管制者”之一。在我们和拉萨尔派之间，他处于居间调解的地位，这表现在他一八六五年一月出版的《工人问题》一书中。如果说他在这书后来的版本中立场较为右倾，也像批评家背地里说他的唯物主义史有形而上学倾向那样，我把这些看做是他长期身患重病的结果，不幸他因此过早去世。
朗格在常务委员会中总是站在左翼方面，并且继续向左靠拢。当时由于纯粹客观的原因，他给我个人帮了很大的忙。我们在莱比锡，如上文所指出，同《德意志工人总汇报》发生冲突。不难理解，该报反对在莱比锡举行会议的态度激起我们的愤怒。
《工人总汇报》的编辑部，似乎是由于从莱比锡来的暗中煽动，认为我们要搞垮该报，并认为我是博伊斯特分子。这是个粗暴的举动。正相反，我始终支持该报，并促进它的传播。我在有科堡《工人总汇报》的敌人的常务委员会里，也为该报辩护，并提议与发行者订立一个适当的协定。但当该报继续对我进行攻击时，我寄给它一篇辛辣的解释，但从中它只登载说，我自认是博伊斯特弊政的一个无情的反对者。
这场争论促使常务委员会委托朗格撰写一个报告，他热情地为我作辩护，并认为我的行为是正当的。《工人总汇报》还是达到如下目的：当我们于一八六五年七月三十日在格劳绍召开地方会议，选举斯图加特联合大会代表时，我以一票之差为对手所败。到了后来，在我说明了我的有关《工人总汇报》事件的立场以后，一些代表表示从此改变对于该事件的看法。就是《工人总汇报》在后来也向我赔罪，说它是报道错误。斯特莱特本人在斯图加特联合大会上已亲自向我道歉。
一八六六年的事件（关于这个事件我以后再加以叙述）和朗格对这个事件所持的态度，使他不能留在他充当商会秘书的杜伊斯堡。他把他的小报《下莱茵通讯》停刊，应友人布劳莱尔的邀请移居瑞士的温特图尔。在那里他参加布劳莱尔的报纸《温特图尔州报》的编辑部。布劳莱尔是苏黎世州的激进民主党领袖之一。那时开始鼓吹改革本州的落后宪法。布劳莱尔、朗格和年轻的赖恩侯特·吕格（他后来与人合办《苏黎世邮报》）跟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广泛地鼓吹民主主义的宪法改革，并且在一八六八年见到他们工作获得成功。由于朗格的影响，新宪法采纳了下列的第二十三条：国家在立法的过程中支持并促进工人阶级在精神上和身体上的福利和合作社事业的发展。
此后在一八六八年夏季，我以工人协会中央理事会名义（这其间我已担任该会主席），同他用书信联系一次，邀请他参加纽伦堡大会，作有关国防问题的报告，关于这事我另作报道。朗格谢绝邀请，纽伦堡联合大会开会时他没有参加。此后绝没有再同他见面，书信往来也停止了。一八七〇年十月底，朗格被聘为苏黎世大学教授。至一八七二年自由派教育部长法尔克聘请他到马尔堡担任教授，苏黎世拟挽留他而无效。他的夫人很欢喜的重返祖国之行成功了。但是早在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才四十七岁，就死于多年来的疾病。朗格，我们中间一个最优秀的人，竟与世长辞了。
感谢杰拉德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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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关于价值学说的争论（彭苇秋〔彭桂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苏联关于价值学说的争论
（彭苇秋〔彭桂秋〕）
在哲学上犯了极明显极严重的错误，被列宁与普列汉诺夫批评得体无完肤的波格丹诺夫，其反动的哲学体系虽然久已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唾弃，然其错误的经济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群众中，都仍保持了很大的力量。一直到无产阶级专政存在数年之久，其著作仍极风行一时，而波格丹诺夫与伊·斯杰潘诺夫共同所著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一书更是苏联从上至下一切教学的模板。还是在国内战争停止，苏联无产阶级由直接的武装斗争，转变为和平的经济建设，因之在思想上亦开始重新估量各种理论体系，加深各种理论研究之时，波格丹诺夫在理论经济学上所犯的错误及其所形成的反动作用，才被发现。因之在政治经济学上发生了同波格丹诺夫派的斗争。
波格丹诺夫在经济学上所犯的错误，经过了这次争论，现在已十分显然，不需要我们此时再来详加追述。他主要的错误是：他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扩大到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甚至全人类的社会发展史上去，他不了解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关系；误认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为“超历史性”的“固定”的范畴；最后，更以机械论代替辩证的唯物论，看轻抽象的理论分析等等。
波格丹诺夫之所以这样迅速的被攻击下去，其原因自然是因为在哲学上早已失掉其立足地，然波格丹诺夫派小组织在政治上所进行的反动的孟什维克的活动，更是缩短其寿命的重要原因。
当马克思主义者已发现波格丹诺夫经济理论的错误并宣布与己作战之际，乃有卢彬的《马克思价值学说》出现（1923）。从它降生的时代，即可认识它所负的历史使命。自然，它是此次斗争的产物。它的根本任务即在于摆脱旧日波格丹诺夫派的错误与编见，以正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精细的深刻的研究并阐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价值论。是的，在这一本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已经部分的执行了此种任务。他正确的指出了经济范围的历史性，摈绝了波格丹诺夫之固定范畴论，此外，他更确切的叙明了理论经济学的对象，指明政治经济学为研究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科学。这一本《马克思价值学说》的出现，我们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者战胜波格丹诺夫派后的尾声，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基础上更深进的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基本问题的尝试。在这一本新的尝试中，除去上面我们所指明的几点积极方面之外，自然也露出了许多消极方面——错误和缺点。因之，战胜波格丹诺夫后之新的经济学方面的斗争，也就从批评和纠正这本《价值学说》而重新发动起来。
争论的发端本是关于价值论与抽象劳动等问题，然而争论的开展渐渐的跳出了价值论的范围，问题的中心亦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一般的对象与方法论等问题。自然，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论等问题和价值论问题之密切贯连，乃是此次争论转变之根本原因。
的确，斗争是一切前进的“动力”，批评乃是发现真理的武器。因指摘和纠正卢彬在《价值学说》中所发挥的错误而兴起的此次论争，结果不但是使一般的读者审慎的研究了这一些问题，进一步认识了这些问题，并且《价值学说》的作者在本书第三版出世时也公开的承认了并纠正了不少自己过去的错误，例如，在过去他曾坚决的说：“抽象劳动只有在市场交换的实际行动中才得出现”，“抽象劳动系在市场交换的行动中降生”，“没有交换的行动就不存在有抽象劳动”等等，可是在第三版时他就另换一个面目来说话了，此地他说：“当然，劳动在交换行动以前也占有（预先的与意想的）抽象劳动的性质，不过也只有经过交换（才得表现），因为在生产的当儿已经就预定了交换，并且在生产生产品时已经就与一定数量的货币相比较。”（见《价值学说》第三版158页）关于价值的内容问题，因为有许多人的批评和指摘，作者也纠正不少原来的意见，此外，他更感觉到在第二版的概论中所发表的：“流通范围所消耗的劳动也创造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理论，完全不合乎马克思主义，所以，也就全部删去了。
虽然《价值学说》的作者，在本书第三版时，这样的更正了自己的错误，对于自己的批评者作了这样大的让步，然而，一般的对于卢彬的批评与指摘，并不因《价值学说》第三版出世，而停止。恰恰相反，新的攻击更因此而愈加激烈起来。如果说：过去只是指摘和纠正其在其几方面的错误与缺点，现在都是进一步的批评和攻击其整个的理论体系了。如果说，过去还只是认为作者在某些方面的偶然错误，现在都认为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整个理论的根底了。
可惜我们不能详细的将参加此次争论之各派意见一一介绍过来，仅能把主要的两派（实际上参加斗争的意见不只两派，可以说三派）关于争论的主要问题，作一个简单的概括的叙述。因为这次在经济学方面的斗争和哲学上的斗争一样，参加的分子特别复杂，派别也特别纷纭，如果想在这一篇文章中将这复杂的各方面一一叙述清楚，不仅是困难，简直是不可能。
争论的发端与焦点是价值论。因此我们也先从价值论谈起。
抽象劳动是马克思在价值学说中之一伟大发现，同时也是马克思价值学说之重要问题之一，因此，他们对于此问题的意见分歧，便造成他们对于整个价值论的观念的不同。
什么是抽象劳动呢？抽象劳动在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中究竟占若何位置呢？其与价值之形式与内容诸问题究竟有若何关系呢？
卢彬在《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一书之价值的形式与内容一章中，曾指出“抽象劳动不仅是价值的创造者，并且是价值的实质和内容”。当他叙述劳动与价值的区别时，曾说：“劳动不是价值，只是价值的实质。然为使得到价值的全意，劳动之为价值的实质应视之为与价值的社会形态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另外还说，“社会的平均劳动，在商品经济之下，即成为抽象劳动的形态，并且也只有从此抽象劳动之中，必然的产生出劳动生产物的社会形态：价值”，“所以抽象劳动这一概念我们应视为价值的基础、内容与实质”。
从上面的话中已经十分显然的看出，卢彬认价值之实质与内容为抽象劳动。抽象劳动系商品经济下的社会平均劳动，系创造劳动价值之唯一因素。
但是价值乃是社会劳动的表现，资本主义人类社会关系的表现。劳动生产物的社会形态、交换形态，即是价值的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说：“商品之社会形态与价值形态或交换形式，这三件都是一样的东西”。劳动生产物之社会性（交换）既为价值的形式，则作为价值的实质（或内容）[1]的抽象劳动究竟是怎样一个范畴呢？于此而联系到马克思哲学之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作者根据黑格尔的哲学观点（马克思在哲学上一般的是继承黑格尔），认为内容与形式，决不能成为两件截然不同的东西。内容自身发展并培育形式，形式则内在地包涵于内容之中。所以，社会性的价值形式系由价值的实质（或内容）自身成长起来，换句话说：价值形式的社会性系由价值内容的社会性出发。没有社会性的价值内容，无从产生社会性的价值形式。因此，作为价值内容，构成价值唯一因素的抽象劳动，毫无疑义的亦应视为带有社会性的历史范畴了。由此而得出卢彬对抽象劳动的定义是：抽象劳动系在一定社会形式下（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社会形式）的社会平衡劳动，既不是简单的生理劳动，也不是一般的平衡劳动。抽象劳动的存在只限于资本主义的交换社会，资本主义的灭亡，抽象劳动这个经济范畴，也就随着完全失掉其意义。
然而，卢彬的发挥并不尽于此，在抽象劳动一章中他更继续引申的说道：“马克思几次的说，价值系社会的现象，价值的实质（存在）带有单纯的社会性质，其中没有含有半点物质的因素，因此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亦宜视为社会的范畴，其中我们不能找到半点的物质因素。”“我们或者是认为：抽象劳动系人类的力（生理的意思）的消耗，那末价值就是带有物质的性质的东西，或者是认价值为社会现象，因之抽象劳动亦应视为社会的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形式不可分离的现象，两种意见可任选一条。”“对抽象劳动之生理的认识决不能与其创造价值的历史特性相调协。”
价值系单纯的社会现象，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亦是社会范畴，其中不含有半点物质因素。这是卢彬之最根本的思想。
占在卢彬对方的哥恩（Akon）与皮桑诺夫（Bessonoff）等对此问题的意见如何呢？他们认为“抽象劳动即是一般的人类生理的力之有用的消耗”。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区别，依哥恩的话讲来就是：“抽象劳动是在以下的关系上不同于具体劳动：具体劳动系在一定生产部门下，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的劳动，抽象劳动则系带有一般性的劳动，除掉各个具体劳动所包含的一切特性的劳动。”
抽象劳动即是单纯的人类生理的力的消耗，其中没有含任何社会的特性。所以哥恩更进一步的承认：抽象劳动并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为使劳动能创造价值，则此劳动不仅是抽象的，并且还要是社会的，即在一定条件（即商品资本之条件下）所完成出来的劳动。所以抽象劳动（即生理劳动意思），其本身仅只是一个逻辑的范畴，而不是历史的范畴。哥恩说：“创造价值的劳动才是历史的范畴，然并非因其为抽象劳动，而是因此抽象劳动系构成于一定社会形式之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抽象劳动表现价值，作为商品的价值，在有组织的社会之中，例如，共产社会之中，则在计算全社会的劳动力，及向各生产部门分配时，公开的出现。”劳动的社会方面（或社会劳动），不能与其物质生产隔开。所以，创造价值的劳动也应包含着不同的两方面：一方面他是社会的劳动（构成于一定社会形式之下），另方面是生理的劳动（抽象劳动），而生理劳动则构成价值之物质基础。所以，抽象劳动价值之基础，同时是价值之实质。“价值系由抽象劳动（指生理的意思）所造成，然为使劳动创造价值，则此劳动宜不仅是抽象的，并且是社会的。[2]
哥恩攻击卢彬最力之点，系指责卢彬机械的将物质之生产与其社会之特性分开，误认劳动的创造者，劳动价值的实质就是单纯的社会性，不含有半点物质因素的社会性。其实构成价值的劳动永远会有物质的与社会的两方面，既是物质的劳动（生理的），同时又是社会的劳动（一定条件下）。“物的社会性是交换关系表现的唯一形式，而交换社会之生产关系，成了物之社会性的唯一内容。”[3]物质的生产过程与其社会性两方面之矛盾的一体，乃是政治经济学之基本范畴——价值——之固有的特征。撇开了物质基础，单纯的将社会性作为价值之唯一属性，这是根本的脱离开唯物论的立场，由机械论转到唯心论。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关系于社会必需劳动诸问题。
一般讲来，社会必需劳动之大小，系由该社会之一般的生产技术的状况及生产力发展之一般水平来决定，所谓生产力之一般水平，系指生产机关之全结构，在此生产机关中之各种不同技术形态之互相关系。只有注意到该社会所应用的各种生产技术，才能正确的决定生产力发展之一定阶梯。所以，所谓生产物的价值并不是说生产物品时之每个人实际的具体劳动的消耗，而是生产该物品时所需要之一般的社会必需劳动。此种由社会必需劳动所决定的价值，马克思即称为市场价值。此市场价值即因同一部门之各个生产者的相互竞争而成立。此外，因不同生产部门间的竞争，因不同部门间资本之相互对流，而造成各个生产部门间的利润率的划一，由利润率划一而创造的价格，马克思称之为生产价格（在常态的情形下，市场价格和生产价格相等）。由此看来，社会必需劳动直接决定着市场价值，间接规定着生产价格。然而社会必需劳动究竟如何来规定，其数量之大小究竟如何来计算呢？
卢彬认为决定该部门商品之市场价值的社会必需劳动，系该生产部门中在生产的数量上最占优势的那些企业。譬如说，该生产部门中51%以上的商品，都是应用最高生产技术的企业来生产，那末，社会必需劳动的大小，大部分系由那些最高技术的生产力来决定。市场价值则与这些企业之实际的劳动力的消耗相近。假设此占优势的企业为中等企业，则调剂市场价值，规定社会必需劳动的大小者为中等企业。在最低的生产技术占优势的情形之下也是一样。所以，社会必需劳动时间的决定者，也许是最高技术，也许是最低或中等技术，这全要看该时生产力的状况如何，及在该生产部们中所占优势的企业所应用的技术如何而定。
哥恩反对卢彬此种决定社会必需劳动的方法。认为此种以某一部分企业调剂市场价值，决定社会必需劳动时间的方法，是与马克思的所谓“以生产的全结构决定社会必需劳动”的方法，相背谬。此外他更指出此种方法的无确定性与不科学性。例如，从51%至99%都可以说是数量上的优势。如果说其生产品占99%的一些企业能够完全支配市场价值，决定社会必需劳动时间，可是随其所占分量之逐渐减低（如从99%——80%——70%——51%）则其所形成之作用亦逐渐变小。以数量看来，虽然51%与99%都是占着所谓优势，然两者的作用则大相悬殊。这是一点。
此种生产占优势的企业，虽然在决定社会必需劳动的时间上是比较形成稍大的作用，然其他企业的作用也是同样重要半点不可忽视。例如，假设51%的生产品为中等技术的企业所生产，则此中等技术的生产力对市场价值的影响上有相当大的作用，然市场价值究竟如何大，主要的还应当看其余49%的商品究竟为何部所生产，设其余的商品为最高技术的企业所生产，则社会必需劳动时间的大小表现一种样子；设其余的商品为最低技术的企业所生产，则社会必需劳动时间的大小表现完全不同。所以此种以单一的占优势的各企业来决定社会必需劳动时间的方法，卢彬自己虽然声言已注意了生产之全结构（卢彬说是生产上占优势系从计算生产全结构而得，所以这已经是注意全结构了），然而实际上仍只是注意了其全结构的一面（即从全结构中提出了数量比较优势的一方面），对于全结构之其余的各方面，是完全抛开掉或忽略掉了。所以，他此种方法无论怎样都不能说是科学的。
哥恩一面指出他这种以某些企业代替生产全结构的片面性与不科学性，同时提出了他那简单的计算全部生产的数学方法。他说，无论在何种情形下，社会必需劳动的大小系等于全部个人劳动消耗（在生产上）的总数（在一定生产部门之下）以生产物的总数除之，即：劳动消耗总量生产物总量。
自然，哥恩此种简单的数学公式，也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适用，此种条件就是：该生产部门全数商品所实现的价值，正与实际所消耗的劳动量相等。换句话说：实际所消耗的劳动（价值）与实现的劳动（价值）两者间没有任何数量的差别，市场价值正与全部个人生产的劳动价值相等。
此种条件在一般的工业生产上，可以说完全存在着，因为，一般讲来，工业生产物之总价值正与全部个人生产的劳动价值相等。然而在农业上就不能通行了。
因为在农业上有等差地租的存在，所以，农业生产物之总价值永远不与生产农业品时所消耗的总劳动量相等。实现的价值永远高于实际的劳动价值。这就是说，农业生产物市场价值的决定者，不是如哥恩所说的以生产品总数除个人劳动消耗的总价值的方法，然也不是如卢彬所说的：可以由高等技术或中等技术来调剂的方法，而是完全由于生产力最低企业部分。
卢彬曾以此而攻击哥恩，说哥恩的方法在此不能适用，其实，卢彬自己的“优势”说，在农业的生产上又如何能够通行呢？
在农业上因为有土地的垄断，所以发生地租，因此，农业资产阶级要多一笔无抵偿的消耗，这一笔无抵偿的消耗也只能以提高农业生产物的价格的方法（所以，农业生产物的总价值恒高于其实际所消耗的劳动力，市场价值的决定者不是其占优势者，而是其生产力最低的企业），来找到补偿，这就是工业与农业在生产条件上之根本的异别。这也就是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不可机械的运用（并不是不能应用，只是不可机械的运用）在农业上的原因，卢彬似乎不宜以哥恩的公式不能直接通用于农业而完全否定其意义吧？
将前面两问题作了个简单的叙述之后，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在方法论问题上哥恩对卢彬的相互指摘。
前面已经讲过，在价值论抽象劳动等问题上，卢彬曾将质的生产与社会性机械的分开，并以简单的社会性作为价值的实质与内容，在方法论与对象等问题上，他一样的将生产过程与其社会形态，严格的划分为两件独立的东西。他说生产过程与其社会形态，两方面都可以各自独立的成为特殊的科学。另外还说：“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生产过程的物质技术方面，而是其社会形态，亦即创造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人类生产关系的总合，生产技术与生产力之可以列入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只是作为背景，作为起点，因为这些背景与起点在解释我们研究的真正对象——人类生产关系——上是必要的。”另外还继续的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正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不同形态（社会的经济的形态）。”
由此我们看到，卢彬将生产过程与社会性划分得清清楚楚，认两者都可以成为互不相属的独立科学。而政治经济则是研究其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的人类生产关系的科学。至于此人类生产关系从何研究起，其与生产力与物质生产过程有何关系，他却简单的说，生产力为前提，为起点。
自然，理论经济学的对象决不与机械学或其他自然科学一样，他所研究的也决不是技术学。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系指明资本主义生产中之人和人的关系。
然而，资本主义的特征，乃是人类生产关系之非直接的表现，而是内在的包含于物质生产过程之中。物质生产本身（生产过程）构成并涵育一定的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说：“生产不仅是制造物质生产物，并且还不断的复生产着人类生产关系，在此生产关系中进行生产品的生产。”（《资本论》第三卷）
所以，我们说，物质生产过程、生产力，不仅是与生产关系有密切的联系，有相互的影响，他们彼此间已组成辩证的矛盾的统一，成为整个儿的一体。其彼此间的关系即如同一体中之不同因素一样。只有在一定社会形式之下研究物质生产，方能窥见该时代物质生产之真谛，同时也只有在物质生产之中，才能看透真正的社会关系。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是独立的浮面的现象，而是化身于物的特性之中，内含于生产过程之中，所以，为了解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理论经济学应研究那些为生产关系所化身的物质范畴，物质因素，因为这些物质因素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表现的唯一形式。
所以哥恩很正确的说道：“马克思永远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之下研究物质生产。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全体系以及全体系中之各个连带，同时既是物质的范畴，又是社会的范畴。将社会关系的全结构推到交换方面的卢彬，却认为生产只是技术过程，生产关系则只是社会的而非物质的现象。生产关系对于他不是内在形式，而是独立的现象，生产关系只是与生产和技术前提有联系，而不是生产过程的一定方面。”
卢彬机械的观察一切现象，认一切物质的现象都不是社会的，反之，一切社会的现象也都不是物质的。所以他将生产过程严格的与社会关系划开，想从生产过程以外研究社会关系。他这样以交换代生产，以社会现象解释社会现象的企图，真有倾向于西欧资产阶级社会学派的危险。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一般的社会生产的历史的一定形态。后者（一般社会生产）既是人类生存物质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在特殊的历史经济关系所产生的生产过程，又是这些关系的复生产，因之又是此种过程的主持者的生存与互相关系的物质条件，——即生产过程的一定社会经济形态，因为在这些关系的综合之中，这些过程的主持者，遇到了其对于自然及彼此间的相互关系，在这些关系之中方能进行生产，而此综合，恰好就是以经济结构的观点所认为的社会。”
马克思认社会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而生产关系也是联系于整个连环中的一个因子。卢彬想将这维系各方面的生产过程与人类的生产关系隔开，并使之对立起来，这在方法上是怎样的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最后，我们说，卢彬的《价值学说》在反对波格丹诺夫的阵线上是尽了相当的功绩。然而就在这当中又暗伏了他另外一方面的错误。如果说波格丹诺夫是不能将物质的生产过程与其社会形态联结起来，认生产为超社会性的东西，可是卢彬却又发展了另外一个极端，他离开物质生产以外来研究生产的社会形态。本来机械论者的逻辑只允许其发展于相反的一方面。或是根本否定物质生产，或是根本否定社会形式，他们不知道将这矛盾的对立，融为辩证的一体，所以，此次在经济学方面的论争，归根究底仍不外是方法论方面哲学基础的论争，不真正了解辩证法之基本原则，则对其任何科学知识，不会有一正确的认识。
所以，我们可以说，此次在经济学方面的论争，不外是唯物辩证法在征服各种理论体系中因遇到新的荆棘与障碍而引起的肉搏与苦战。不外是在总的哲学斗争以外的一支别动队。你们相信，唯物辩证论者此次在经济学上所给与一切机械论者的打击，不仅是奠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并且是唯物辩证法在各科知识中建立权威的一个明证。
注释：
[1]按卢彬语，实质与内容都是一样的。
[2]见哥恩著《政治经济课程》，现此书为苏联一切数学范本。
[3]见哥恩著《新经济学方法论》，中译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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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全传（200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赫鲁晓夫全传（2003）
Khrushchev:TheManandHisEra
赫鲁晓夫全传
〔美〕威廉·陶伯曼（WilliamTaubman）
GardnersBooks，200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3月。译者：王跃进
致谢
前言
导言
第1章下台：1964年10月
第2章出生地卡里诺夫卡：1894—1908
第3章当上钳工：1908—1917
第4章是否成为政党干部：1918—1929
第5章斯大林的赏识：1929—1937
第6章斯大林的封疆大吏：1938—1941
第7章战争中的赫鲁晓夫：1941—1944
第8章再次成为乌克兰总督：1944—1949
第9章模糊的接班人：1949—1953
第10章渐入佳境的胜利者：1953—1955
第11章从秘密报告到匈牙利革命：1956
第12章通向胜利的关口：1956—1957
第13章更加宽广的世界：1917—1957
第14章高高在上：1957—1960
第15章柏林危机与美国之行：1958—1959
第16章从U—2飞机到联合国会议上的皮鞋：1960.4—9
第17章赫鲁晓夫与肯尼迪：1960—1961
第18章“到1980年左右实现共产主义”：1961—1962
第19章古巴导弹危机：1962
第20章权力的失落：1962—1964
第21章下台后：1964—1971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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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2（巴枯宁，186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巴枯宁
论教育2
巴枯宁（1869）
木易贺雄翻译
出自：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bakunin/works/1869/education2.html
我们已经证明了在各种社会阶层内，只要在教育方面上有两个或以上的不同级别，那么阶级就必定会产生。阶级就是对于一小批幸福的人来说就是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是奴隶制和悲惨生活。
作为一名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员，我们渴望平等，我们就想要平等。而且我们还必须追求完整的教育，对所有人来说都平等的教育。
但是如果所有人都上过学，谁还会想要工作的？我们听到过有些人问这种问题。对此我们的答案很简单：每个人必须工作，而且每个人必须接受教育。对此，一个很平常的反驳理由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能合二为一，除非其中的一个会受到另一个的影响。干体力活的工人将会曾为糟糕的学者，学者在体力劳动方面也永远不会比那些可怜的工人强。没错，在当今社会里，体力工人和脑力学者们都同样的被人为造成的隔阂所扭曲了。但是我们相信，更全面的人类在肌肉和精神两方面都必须得到同样的发展，而且肌肉和精神二者绝非互相敌对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这样一来，学者的科学将会更加富有成效，也比那些不从事体力劳动的虚弱学者们产生的科学更加有用，更加全面。而且当工人受到了教育之后，他们将会更加聪明，所以就会比那些无知的工人生产出更多的劳动果实。因此，无论是为了体力工作还是为了科学，工人和学者之间的隔阂必须消除。从今以后，只有人类，再无其他划分。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当今那些由于高超智力而被困在科学的象牙塔的人，一旦在这个世界上有了立足之地，就会屈服于对资产阶级地位的追求，然后把他们的每一项发明都专门地用来为特权阶级服务。我认为这些人一旦成为了所有人真正的学者，那种既不是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学者，也不是只存在于演讲中的学者，而是那种实实在在的，存在于现实工作中的学者，他们就必然地会把他们发明与对学术成果的运用转换成所有人的利益，特别是在那些可以让自己的工作更轻松，更有尊严的方面。
实际上，在一个会引发社会危机且持续时间相当长的变革时代，最受尊敬的科学的地位大幅下滑是相当有可能的。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奢侈品和任何可以让生活变得更精致的东西将不得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从社交场景消失，并且无法作为少数人的消遣重新浮现。但是一旦社会满足了我们所有人的需求，它们就会作为让所有人的生活更有尊严的物品重新出现。但是，这种备受尊敬的科学的暂时暗淡会是一种不幸吗？科学可能会失去它备受尊敬的深度，但是它的基础难道不是变得更广泛了吗？杰出的学者将会更少的出现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同时没文化的大老粗也会更少的出现。以后将不会再有高可触天的人，但是另一方面，那些曾经可能被羞辱和消灭的千百万人在今天就作为人类在地球上行走；没有半仙，但也没有奴隶。只要奴隶们的地位努力提升一下，半仙的地位降低一点，奴隶和半仙们都会成为有血有肉的人。这样一来，把人神化的行为也就不复存在，傲慢无礼也就会随之消失。所有人都会和他们的邻居相互握手，我们一旦团结了起来，我们就会步调一致，向科学领域以及生活方面共同前行。
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为科学的黯然失色而感到任何的担忧。科学的黯然失色在任何情况下只会是转瞬即逝的，我们应该用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力气来呼吁它，因为它将会使学者和体力劳动者更加人性化，并且使科学和生活相互协调。我们相信，一旦我们取得了这个新领地，人类在科学以及任何领域的进步将会大大超出我们所见过的一切，也会把我们今天所幻想的事物变为现实。不过另一个问题就冒了出来：是否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能力去吸收和消化所接受到的教育呢？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一个最奉行平等主义组织起来的社会，一个所有孩子从出生开始就有着同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的社会；抚养过程也都是同样的，教育和指导也是同样的：在这上千个小小的个体之中，难道不会产生无限种类的热情，天赋以及才能吗？
不过一旦平等取得了胜利并固定了下来，将来在不同人之间就不会有天赋以及应用上的差别了吗？差别还是会有的，不过应该不会像当今这么多，但是不管怎样差别还是永远存在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有一个箴言可能永远都是真的——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类远比树叶更加复杂，所以这条箴言放在人类身上更是真理。不过就像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敏锐地观察的那样，这种多样性远不是痛苦的组成部分，而是人类的财富之一。托它的福，人类一个整体，其中每个人都是组成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也需要这个整体。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种在人类之中无限的多样性是人类团结的重要以及根本原因——一个很重要且有利于平等的论点。
基本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把两种人排除在外——天才和傻子——如果通过教育，指导，经济和政治地位等一千个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不仅存在于每个社会阶层中，而且几乎也在每个家庭单位中产生了差异；然后再人为地想象出一个抽象概念，人们就会承认，从智力天赋和道德能量的角度来看，绝大多数人都是非常相似的，至少都有大致相同的价值——一方面的弱点几乎总是被另一方面的优点所抵消，因此就很难说从人群中挑出来的一个人是比他的邻居更高尚还是更龌龊。大多数人都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他们都是相同价值的，所以人们都是平等的。
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手提出的论点除了天才和傻子以外什么都不剩了。
我们都知道，愚蠢行为是一种心理上和社交上的折磨。所以愚蠢是应该在医院里得到救治而不是在学校里，而且人们有权利去期待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卫生系统。在将来的某些日子里，这个社会卫生系统将会在一个奉行平等主义的新社会内被推行，这将会逐步在地球上消灭愚蠢所带来的痛苦，消除对人类的羞辱。对于天才来说，无论幸福还是不幸福，人们应该首先在主要的观点注意到，人们不能组织起来迎合例外。不过这些天才除了作为我们所知的所有法则极其罕见的例外之外，就再也没有在人类历史中出现过了。即使这样，我们也希望未来的社会可以通过一个真正且实用的民间组织，通过集体财产来让天才们变得不那么必要，不那么令人生畏，而是让他们成为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真正好处的人。为此，我们永远不能无视伏尔泰的一句名言：“比最有智慧的人更有智慧的是大众。”所以，这仅仅是一个把所有人为了根植于完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平等的自由，为了不受到来自天才独裁野心和暴政倾向的恐惧而组织起来的问题。
至于通过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天才的，人们应该把这个想法从自己的脑海中抹去。除此之外，所有我们迄今知道的天才在他们的几乎没有甚至完全没有在童年时期，青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展现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只有在他们的成熟的时期他们才展现出他们的聪明才智，而且还有一些人是直到他们快死之前才展现出来。还有一些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被一些伟人所称赞，但最后以默默无闻的方式结束了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从来不是用来判断和确定一个人优点缺点的，也不能用来判断一个人的天赋，更不能判断人们的天生才能。这些东西会越来越明显，而且是被个人发展所掌控的，就像一些人天性早熟，另一些人晚熟一样——虽说后者并不是低人一等，实际上他们通常都是比别人强的。所以除非他们到了能有选择自由的年龄，不然没有学校校长可以提前替他们指定某个职业的性质。
得出的结论就是，在社会上，无论天赋或能力方面差别是真正的还是想象出来的，这些差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确定下来，也无权分配儿童在未来的职业选择。因此，毫无例外地，社会上所有人都亏欠于儿童，因为他们没有给儿童提供绝对平等的教育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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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逝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二十章逝世
曼努埃尔肠胃里的那个“野兽”过去几十年里只微微咆哮过几声，一直都沉睡着；经过这场刺激后，它安然又咬又戳地喊叫起来了。“胃酸过多，消化不良，”当地的大夫说。另一位大夫对这个诊断有点儿狐疑地同意了。但是史太威大夫临走前，作了一次仔细的检查。他很肯定地说道，“是癌。那些傻子五年前就该告诉您啦，老爷爷，”
“不，”曼努埃尔说。“我是傻子，四十岁的时候没有去当个大夫。”
他这时候知道自己只有几个月能活了。等最初的那阵冷酷无情的震惊过去后，他反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满意，因为自己对即将到来的结局的日期和性质，已经十分确定了。
他们一直住到小屋租期满后才离开，不过不再有客人来，也不再有人来喝茶和谈话了。最后，他们越过森林、大山、沙漠和河流飞回东部去。他们凝视着大峡谷——地面上的那个大裂痕，由巨大的手一直开凿到大地流出鲜红的血和露出土黄的内脏来，撇下些苍白的肉在上边，再就是薄薄的一层黑表皮。他们瞧见高山、溪谷、大江和大城市。他们瞧见了纽约。
他们到纽约后，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读读书，听听音乐，偶尔还乘车到公园逛逛，或是在伸展到五十哩和一百哩以外郊区镇市去的公路上驶行。琴读书的范围很广，特别是外国的书籍和刊物。曼努埃尔总坐上很长的时间，听她朗诵，一面在衰老的薄幕渐渐落到他身上来的时候，想到了死亡。
一天晚上，琴放下她正在念的书，望望窗外哈莱姆的灯光，说道，“世界上正发生的事，似乎很清楚——社会主义正走向成功，很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就把整个儿文明世界全包括进去。从它被讥笑说是行不通的那日子起，经历了那些普遍地努力想通过武力来推翻它的血腥的日子，我们现在来到了它在苏联和它的邻国——在幅员广大的中国实行得很成功的时代。
“其他的大国，象印度，也正被卷进社会主义的潮流中去。斯堪的纳维亚还在走着她的‘中间道路’。英国开始社会主义化，可是又被她的技术工人拦住了；他们跟贵族资本家一块儿，在国内剥削普通白种工人，在海外剥削殖民地的黑种工人。它的工党分成了两派；社会主义派正在极力争取控制权。
“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这种成功，把美国的大资本家赶着走向极端的法西斯主义。他们想凭强大的军事力量，凭原子弹，凭煽动‘铁幕’后的叛乱，凭压制国内的思想和言论、不让国内知道实情，这样来止住社会主义。这在今天还成，但是明天就会失败啦。美国人并不是大傻子，他们也不会永远是胆小鬼。
“今天，我们被虚伪的繁荣景象迷住了——虚伪，因为它是建筑在由高工资掩饰起来的巨额税收的基础上的；虚伪，因为在工厂和机关里辛苦劳碌的那千百万人，浪费了惊人的物力和人力，却被用来准备一场摧毁文明的战争。这种繁荣是靠着几乎没有限制的债款和各种公开的赌博——从证券市场到赛马——发展起来的，凡是同流合污的默从者、骗子和腐化堕落的人都可以参加这些赌博。于是一个使人头昏眼花的世界就不断地闪耀着，直到这个疯狂的大骗局给揭穿为止！”
勒弗尔斯待在一旁，朝琴望了好半晌。然后，他慢条斯理地说道，“我可拿不准你的话有多少是对的。社会主义显然大为扩展。这会继续下去吗？它在英国和法国会成功吗？德国会朝哪条路走呢？再说，美国怎样，在什么时候采取行动？资本主义在这儿和世界上其他地方能不能改进一下，继续维持下去呢？我可真不知道。”
琴笑了。“我恐怕它不能。我恐怕它播下了自己毁灭的种籽。”
孟沙插嘴道，“有一件事我可知道。战争，特别在今天，是绝对恶劣的，而且不论按人类道德、礼教或是文明的词儿来说，全是没法辩护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这么全然没有益处，这么不可宽恕地恶劣。战争不再给任何一方带来胜利。它是有计划地、故意地残杀人类，是彻底来毁坏世界上的财富。它的目的就是故意造成可能的规模最广的灾难，以及种种异想天开的损害、摧残和破坏。今天，没有什么可以想象的伤害或是蹂躏是战争想避免的，或是不把它想成自己的合法目的的。
“以前，勇敢的人领着他们的追随者走向战争。今天，政治家和将领们远待在战线后方，把完全不明白理由或是目的的世界青年推进地狱里去。一些没受过什么教育、缺乏文化、对人类的思想和情感没有经验或同情心、对痛苦完全无动于中的人，专横暴虐地支配着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生命，使他们既不能呼吁，也得不到救济。撒谎、欺骗、盗窃、腐化和疾病紧跟在军队后边，象夜晚紧跟在白昼后边那样。
“最野蛮、最无耻的侵略，也管自己叫作防御战。这并不使战争稍许好受点儿、有人性点儿，也并不使战争就不以贪婪、侦查和撒谎为主要基础。奸淫妇女成了今天战争中合法的消遣；军队的一件主要工作，就是安排营妓和控制性病。
“打倒战争！永远不再打仗！战争是人类在这个给误称作‘和平王子’的二十世纪所陷入的无底的深渊！”
孟沙住在他儿子勒弗尔斯的家里时，有时间比从前更仔细地察看了一下哈莱姆区。以前，他老是匆促地察看一下，迅速地作出判断，主要是根据自己所读到的和想到的，以及别人所说的，而不是根据自己的观察。这时，他第一次有机会沿着哈莱姆区的街道慢慢地走，领略着它的景象、声音、沸腾的不安和洋溢的活力。他总从爱吉康街搭上公共汽车到第一三五街，然后往西步行，去看看市立大学的灰色校舍和爬满常春藤的围墙，接着总朝南沿第八街走到第一二五街，穿过它朝北走到第七街，再往东走过一条横路去到伦诺克斯。这样东西南北地走，直到他累了，才叫一辆出租汽车回家。他老是沮丧、沉思地回到家里，跟家里人展开长时间的讨论。
哈莱姆是都市内的一个都市——一个十字路，川流不息的陌生人每天由它那儿走过，围绕着这个自身起着较慢变化的核心汹涌、回旋。这个都市的外表正在缓缓地败坏下去；几十年来收去的租金还是无补于市容的衰退。房屋和街道差不多全成了瓦砾，就快不存在了。但是，从这片日益加深的衰败景象中，出现了一股人流，移向西边和北边，到了华盛顿山上，再往下流到比校靠近赫德逊河东岸的地方。有些富裕的黑人甚至住到了河滨大道上。这道洪水朝东进入了布朗克斯，有些漩涡朝北往新罗歇尔和西哲斯特方面流去。
另一道更富裕的人流漫衍到了布洛克林的一些地区，甚至到了长岛的上半部，而且还不断在往前蔓延。这—扩张不但表现出过于集中的人口的一场“爆炸”，并且表现出黑人社会划分成了好几个阶级——比较富裕的离开了哈莱姆，由南部新来的人接替了他们。有少数人形成了比较富裕的人里的一个很有势力的核心，留下来剥削广大的穷人，搜集他们的选票，并且掌握单凭他们的人数所产生的力量。白人和黑人开设的酒店、赌场和形形色色下流场所到处都是。有两种教会：有教堂建筑很好的古老、富裕的教会，也有在店铺和家庭里集会的小教会——它们是热狂的宗教集会、欺诈和各种社会活动的中心。要对哈莱姆来作出判断，那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总括的描写或是一般性的叙说，必然有部分是不准确的。这是一个遭到忽视、剥削、压迫、虐待、仇恨和爱护的人类中心。它正在慢慢地、坚决地压制出一种致命的葡萄酒来，不过没有人能测量出这种酒的力量。在它的废墟和瓦砾中，四处都在筹建新的房屋，预示着它的未来的元景，然而它已经那么挤满了人，因此你真不知道十年后这些计划会带来什么样的气象。
曼努埃尔·孟沙的一个最大的乐趣，便是上午跟琴一块儿乘儿子的漂亮的卡迪拉克牌汽车出去逛逛。琴驾驶汽车很熟练、很小心。他们通常总上北边的郊区去，或是一直驶到长岛去，再不然就过桥或是摆渡上新泽西去。他们用中等速度驶行，对这个世界、世界上的人、一幢幢堆砌起的石建筑物、市场、码头、田野和花卉，全感兴趣。这对曼努埃尔和琴说来，是一个快乐的时期。他们谈到过去的事和未来的事，以及对他们俩来说一直多么美好的生活。
一九五四年九月初的一天上午，他们朝北驶去，在范·科特兰公园停下，瞧瞧西面的那一大片景致。一辆汽车驶到他们旁边来，车上有三个人；一个老头儿和一个衣着时髦的年轻女人跳下了车，驾车的一个中年男人挥挥手告别后，把汽车掉转头，驶走了。曼努埃尔用敏锐的眼光瞥了这个老头儿一眼。他光头站在那儿，文雅的脸抬起来仰望着天空。老头儿很瘦弱，微风把一头白发吹拂起来，成了一道光轮，使他显得几乎象个幽灵。
一阵回忆掠过了孟沙的心头。等这个白胡子的腊比摘下便帽，回身走开的时候，曼努埃尔猛然想起来了。他仿佛昨天那样清晰地又瞧见了柏林的那爿阴暗的书铺，那个小心谨慎的店伙计，以及待在顶里边的年老的店主人。
“布鲁门希维博士！”他连忙走下汽车，喊着。
琴睁大了眼睛望着。年轻的犹太女人转身朝着他们，似乎显得很烦恼。可是老头儿回过身，从眼镜里细细凝视着。接下来，他放开年轻女人的胳膊，伸出两手，步履蹒跚地朝前走来，一面喊道，“哦，哦，亲爱的老朋友，最亲爱的老朋友。”
他们彼此拥抱起来，腊比嘟嘟嚷嚷地念着《耶利米书》里的挽歌，“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1]
他简直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接着，他往下说道，“一九三六年，我在柏林那儿见到您的时候，朋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一点儿也没想到，我的同胞会遭到什么事。我知道我们会痛苦受罪，也许甚至该受罪，可是如果通过最狂妄的幻想我能料到，不到十年，六百万最优秀的犹太教信徒会被那个狂人杀死的话，那我敢情不会活下来啦。
“嗐，这已经过去啦；现在，我们又负起了我们的重担子，朝前望着。
“好多次，我都想跟您取得联系，因为关于您的同胞我有几句话想说，特别想告诉您。这些年，我一起没能找到您。现在，亚伯拉罕的上帝把您送到我这儿来啦！”
他回过身去介绍那个年轻的女人。“这是我的儿媳妇，吕贝伽。媳妇，这位是曼努埃尔·孟沙。多少年前，我们在柏林我的书铺里会见过一次。”
这个女人冷冷地鞠了一躬，用疑惑的眼光望望琴。她似乎不喜欢公公这样流露出感情来，这在她看来是不合美国习惯的。她也不喜欢他在大庭广众中很激动地拥抱一个黑人。可能的时候，她自己总极力避开黑人。再有，这个女人，她是黑人吗：如果不是，那么她跟一个黑种男人在干吗呢？很明显地，这个年轻女人对这种情况很不赞成。
腊比什么也没有瞧见，再不然就是不理睬吕贝伽的烦恼，往下说道，“我们可不可以一块儿坐会儿呢？下星期五我们会面前，我有一句话要说。”
“下星期五？”
“是呀，您还没有接到请帖吗？”
他们上了曼努埃尔的汽车，在后座上坐下：吕贝伽朝着园门慢慢走去。
“我倒是收到了一份请帖，”曼努埃尔说，“可是我并没细看，也不打算去。”
“唔，朋友，您一定得接受邀请，前去参加。请您听着，自从我们会面后，我走过不少地方。一九三九年，我逃到以色列。从那儿，我以密使的身份到中东，尤其是阿拉伯，去走了—趟，然后又到了非洲．我生活在埃塞俄比亚的法拉沙黑人和北非跟苏丹的犹太人里面。我知道了不少事，很不少事。
“曼努埃尔，非洲可兴起来啦。对埃塞俄比亚的掠夺，已经成了一件过去的事。埃塞俄比亚向上帝伸出了两手；上帝已经握住这双手啦——在肯尼亚和乌干达，在埃及的、英国的、法国的辽阔的苏丹，在刚果和坦噶尼喀，在南北罗得西亚，在受尽折磨的葡萄牙殖民地上，甚至在受尽虐待的南非联邦里，到处，到处全起来了，不过特别在英属的西海岸上，那儿，伟大的尼日利亚和加纳注定要来拯救非洲了。
“可是，朋友，您该不会觉得奇怪吧，随着强大的非洲的觉醒，爪牙们也活动起来了。这就是刚赠送给埃塞俄比亚皇帝的那个嘉德勋爵的意义。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历史上还从没有过一个有色人受到北欧强盗的这么大的荣誉，唯一的例外就是打败了俄国的日本皇帝。印度人、中国人、东亚洲的人，甚至加拿大、澳大利亚或是新西兰这些殖民地上的白人，全没有一个敢想望英国的这种最高荣誉。这件事为什么在这时候发生呢，想想看，曼努埃尔，想想看。为什么在这时候？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非洲正全力地站了起来，很痛心地回想着英国的贩卖黑奴，几世纪来美国的奴役和欧洲的剥削，以及强奸、屠杀、盗窃、侮辱这种种可怕的、沉痛的经历。白人至尊无上的末日挨近啦；黑色世界的开端就快到来了。这就是为什么英国赶快来安抚有色人世界。而且不单是英国，还有美国——英帝国的热切的继承人，也是这样。
“我上美国来的一个任务就是这个：我在非洲的时候听说到美国这儿发动的一个计划，想在非洲和美洲夺取黑人的领导地位，以便控制黑人，左右黑人。曼努埃尔，您是不是属于那个所谓黑人高等学校基金会的呢？”
“不，朋友。那是私立黑人学校的校长组成的。我早先是一所州立学校的校长，所以是不合格的。”
“这个组织本月要在洛克菲勒中心顶层的虹厅里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许多显赫的黑人全给邀请了去，里面也包括有您。”
“但是您瞧，我退休啦——还有些别的原因，我不能去出席。”
“没有什么，绝对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原因使您不能去出席。我儿子是全国制造商联合会的职员；这些制造商就是这次运动的真正发起人。您瞧，美国资本在南非联邦、南北罗得西亚、比属刚果和北非全很不少。这笔资本的主人们正急不可耐地等着想进入西非洲，要是他们拿得准，未来的统治者肯跟他们合作的话。他们预备不单提出过去的那种工资极低的‘工作’来，并且还有真正高级的合伙，甚至还在社交方面给他们相当的地位，指望用这个来麻醉黑人。因此，他们把某些社会领袖拖进来合作，这些人在这个特别混乱的现代世界上是很显赫的。
“比方说吧，您的请帖是由一个色裘·戴劳林伯发的。她的家庭在沙皇俄国几代都是男爵，革命前才没落下去。她应募加入了丘吉尔的间谍团体，成了里莱的一个得力的特工人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她在巴黎夸耀说自己是一位伯爵夫人，接着就上美国来，到这儿又成了公爵夫人，在第五街的那一头开了一家美容室，专门接待阔绰的主顾。新近，她嫁给了南部的一个百万富翁，一步踏进了交际界和大商业界。
“就是她想出主意要把一些非洲统治者、西印度群岛的领袖和显赫的美国黑人领袖从拿津贴的黑人报馆里，从依赖白人资金的保险业和银行业里，以及从黑人高等学校的校长里挑选出来，在一个虽然并不打算过分宣扬、却辉煌灿烂的社交场合上集合到一块儿。就是这场会议预定在下星期五午夜，黑人高等学校基金会的会议一散后，立刻举行——什么？”
那辆汽车载着他儿子和儿媳妇驶近前来了。他忙回过身去。汽车开进公园来接腊比的时候，儿媳妇遇见了这辆汽车，显然已经把这情况先向丈夫说过了。他向孟沙随便招呼了一下，又向琴点点头。很明显地，他非常匆忙；可是腊此却并不，他的严厉的目光使他儿子不得不静听着。
“班雅明，你知道，曼努埃尔·孟沙校长下星期五也给邀请了。”
“是的，爸爸，我知道，并且希望见到他——”
“是呀，班雅明，你会见到他的。你跟我一块儿驾车把他接到那儿去。好，孟沙校长，我们星期五来接您。再会，愿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布的上帝永远降福给您和您的子孙！”
他们到家后，琴连忙细查了一下信件。在前一天收到的信里，他们找到了给很随意地扔在一边的那份请帖。跟寄给琴的信件、报纸和杂志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份稿子。她把它搁在一边没有拆开。曼努埃尔注意到她做了一个苦脸。
“什么事？”他问。“这是什么——一份稿子吗？是谁的？”
“唔，现在既然事情已经过去啦，我就告诉你吧。你瞧，在加里福尼亚州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可以试着来写写这么久都搁在我脑后的那部半传记性的作品。一个外表象白人的黑人、或是一个内心是黑人的白人的一生，该可以成为一部挺好的小说。唔，我试了试，写了好几个月。最后，我认为它已经象个样子，可以送出去了。可是到现在为止，它已经被五个出版商为了差不多相同的理由，退回来了。据我目前来看，可再没有什么办法啦。
“我们来到纽约后不久，我跟最后这个出版商亲自去谈了一次。他说，这是一部好小说，就象所有其他的出版商告诉我的一样——只是高潮有问题。我的这个黑白姑娘嫁给谁，跟谁一块儿幸福地来度过她的后半生呢？她不可以嫁给一个白人——这样就是宽恕‘种族混淆’。她也不能嫁给一个有色人，因为她皮肤太白啦。但是，她却非结婚不可，要不这部小说的目的在哪儿呢？这—切真太愚蠢啦。等我说，‘可是我嫁了一个黑人；我们很幸福’后，这件事就算完了。那个编辑很厌恶地朝我望望，我离开的时候甚至也没跟我握手。事情就是这样；这就是原稿。
“有一什事我也写在故事里了，出版商一个也不喜欢，可我又不乐意去掉。你记得就在我们离开西海岸前，成了头条新闻的那场石油婚姻吗？”
“噢，记得，那个七十岁的女百万富商嫁给了那个丧偶的百万富翁，还举行了一场传奇式的宴会，对吗？”
“对。唔，我把它放在我的作品里啦。那场宴会是传奇式的，但是也是美国特有的。你听听，这几乎一字不遗，就跟报上登载的一样：
今晚在好莱坞本年度最大的一场盛会上——一对新婚夫妇花了三万元在摩堪鲍举行的一场宴会上，香槟酒将象偿付它的石油那样倾泻出来。新郎是一位鳏夫，有好几个儿女。他在圣若昆盆地和得克萨斯州拥有石油企业。新娘七十四岁，是一位石油大王的女儿；石油大王去世后，给她留下了一千七百余万元。这对夫妇今晚把那个夜总会全部包下，邀请了三百多位客人，包括电影明星和政客，来参加这次奢华的盛会。
首先，预备有八十磅鱼子酱，价值两千两百元。夜总会将用六千多元的栀子花装饰起来，连摩堪鲍出名的那些长尾鹦鹉的笼子都要装饰上花环。鸡尾酒厅入口的地方，预备用鲜花扎成一个马蹄形的亭子。招待来宾的酒有二十种苏格兰威士忌和二十五种巴本威士忌。可是香槟酒却是主要的饮料。它将从一个装饰着一只婚礼大钟和好些冰制白鸽的喷水池里喷射出来。
女主人预备穿上一件价值五千元的法国针绣白花边的新装，下边长裙子按新式只到足踝，上边是一个杏黄色塔夫绸的宽腰带和一件同样料子制的长上衣。这上边还预备缀上大约五十万元的珠宝。
“我并不特别嫉妒或是憎恨，”琴说。“不过这种事叫我厌恶——非常厌恶。举行这场宴会的这个女人，一针活儿也没有做过——她的财富和势力实际上是搁在银盘子里递给她的。她父亲和丈夫的财富，是从上帝创造的石油上得来的。为这场放浪的宴会付出的代价，可以送五十个学生上我们的学校里去读到毕业。当你想到这场宴会的时候，你该记住，有五百万美国家庭每年全仗着不到一千块钱在那儿过活。可是这个女人在她第二次结婚的时候，一晚上就浪费掉了三万块钱。”
“嘿，我倒乐意尝上一大匙那种鱼子酱，”走进来好一会儿的法官说，“还喝一小口——只要一小口——”
“是真的，这可不是玩笑，”琴嗔怪地说。
法官回答道：“亲爱的琴，你的稿子难怪遭到拒绝了。你知道吗，这样的话今天是不许说的。”
“可是这—篇话印出来过。在报纸上登过。”
“不借，可是并不象你这样着重，这样解释。”
“我？为什么是我？”
“简单地说，”法官说。“你大概是在‘名单’上。出版业的老板们宣告说，你的著作决不可以跟公众见面。你知道不知道，国内今天出版的书只有五十年前的一半？再说，书店实际上也快绝迹啦。”
“我们这下会落到个什么地步，”孟沙问。
“想止住，”琴说，“试图止住，或是限制谈话和写作，尤其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这是狂妄的。有些问题非常重要，不谈论它们，那就等于——死。”
“我们是快死啦，”孟沙说。“听我读这个请帖。”
公爵夫人色裘·戴劳林伯欣然邀请曼努埃尔·孟沙校长于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午夜光临洛克非勒中心虹厅，听取关于非洲和黑种人前途的一个解答文告。出席的有非洲的领导人、西印度群岛的官员和美国的黑人领袖。
出席的复函请递交我们在华道夫—亚斯多里亚大饭店里的管事。
“这听起来，”曼努埃尔说，“倒象是采用通俗戏形式的粗俗的宣传。我真不乐意浪费时间。”
“慢着，”法官说。“这是宣传，而且肯定是戏剧化的。不过它后边可有势力。这件事有点儿道理。它打动了深思熟虑的犹太人。您不能对它所作的努力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主张去。在我看来，这是美国白种商人的主意，目的是想迷惑非洲人；而他们的主意又被一种作风所戏剧化了，这种作风在那些从沙皇俄国逃亡来的人看来还是‘上流社会’的气派。我很怀疑它对非洲人的影响会不会象对美国黑人的一样——美国黑人是遇到白人社会一招手，就准备跳起来的。这种影响辗转相传下去，对一千五百万黑人群众有多大力量呢？但是您非得去出席——您一定得去出席。”
到了约定的那天晚上，腊此乘着汽车准时来了。他们驰去的时候，腊比说道：
“您是由这个所谓公爵夫人邀请来出席这次会议的。我非常急切地盼望您参加。这次会议原打算把非洲各地人民的领袖邀到纽约来，教导他们反对颠覆性的运动，还在他们当中扩大美国的影响。我儿子告诉了我这个计划，我问他是不是也打算邀请您。他说没有，还告诉我说您已经变得激进啦。后来，在我坚持下，他才不顾自己的意见，去弄了一份请帖。
“最近，这场会议的性质给改变啦，主要成了社交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了，于是这个交际界的女人就给推出来负责。她早先是个地下政治人物，新近又嫁了南部的一个百万富翁——我想敢情是姓鲍尔温吧。”
“有很多非洲人来参加吗？”
“没有象他们原指望的那么多，不过有几个。西非是由尼日利亚的亚西基维来代表。”
他们到后，给很隆重地领了进去。那是一个堂皇的大厅，装潢富丽、非常巍峨。正对着入口，有一面镶着精致的金边大镜子，差不多占去了整个墙壁。在这个有镜子的墙壁的中央，有一座低低的台，上面放着一张装饰得十分考究的金花扶手椅，象一个低低的宝座一样。
到场的大约有五十个人，皮肤几乎全有着不同程度的颜色；有许多还穿着外国装束。还有许多妇女。大伙儿一群一群地站在那儿交谈。
孟沙打听出了好几位客人的身份。有两个是非洲国家的首相，一个是埃及苏丹的，一个是西非的。有两个非洲国家的元首。他们中的一个，乌干达的卡巴卡，戴着一顶红色土耳其帽，穿着长礼服；他曾毅被迫流亡到英国，现在就快回到乌干达去了。还有巴曼华托人的年轻的国王和他的英国籍的王后，他们到现在还受到阻止，不能回到南非去。黄金海岸的恩克鲁玛并没有来出席，不过尼日利亚的亚西基维却代表着西非；他有一天大概会成为首相。南非只来了一个茹鲁族学生，带着南非黑人委员会的证书。西印度群岛来了牙买加的领袖——白头发的布斯门塔特，巴巴多斯的反动首相亚当斯，以及许多工会职员和殖民地立法机关的议员。美国方面出席的有两个黑人国会议员、一个联邦法官、三个保险公司的总经理、两个主教、四个高等学校校长，六个州议会议员、五个市法官和五个市参议员。他们成了一群很生动的人物，给这次集会增加了色彩和庄严。
一只银喇叭嘹亮地吹了一声后，一名制服考究的护卫和几个服装精致的侍女走了进来，排列在那座台的两边。公爵夫人没有人跟着，独自走进来了。她是一个高大、严肃的女人，脸盘相当大，白晳、润泽，手艺高明的美容师在它上面描画出一种几乎想象不到的美，有明亮的部分，也有暗淡的线条，有色彩鲜明的地方，也有黑影加深的地方，有新月般的眉毛，还有长长的黑睫毛。平静不动的时候，她的脸特别美，可是当它的表面皱缩起来时，这些地方便似乎闪现出某种暗淡的不祥和老年的意味。她的头发象雕刻出来的那样高耸着，粘合成了坚固、可爱的深红色卷发和发卷，染了色，涂了油，不会因为风吹和情绪激动而改变样子。
从细长的颈子和袒露的胸部到光胳膊上，她的肌肤全跟无瑕的云石一般。红指尖的长手上，戴着价值连城的贵重的金银手镯和戒指，镶满了灿灿发光的宝石。她的胸部用铜丝和松紧带设计，做得非常丰满——就她的细长、柔软的四肢来讲，那几乎太丰满了——在海浪般的料子下波状起伏，那身在服上的刺绣，准使一百名熟练的裁缝工作了一百天，一直忙到它们的精密的襞折既遮掩起、又显露出她的上下匀称的身体。她脚上穿着一双盘银花的金皮鞋。
在她的雍容华贵中，自有一种故意做作的和谐和质朴。当她做出一种娇慵乏力的神情，把戴满珠宝的手伸给来宾的时候，给人的总的印象是：美丽和阔绰。
在她走进来时，大厅上起了一阵低沉的啧啧称赞声。有几个非洲人举起手来，深深地鞠躬；西印度人微微鞠了鞠躬；许多妇女全行了个屈膝礼。外国人互相低声议论。一群美国黑人咧着嘴，用几乎听不见的低声谈着。
“听我说，这个娘儿们的后边是什么人？”
“我哪儿知道——也许是个骗子！”
“骗子不租这种地方，也不摆出这一大套排场来。”
“他们也许会——只要遇到适当的可骗的老头儿。”
“请你们相信——这个娘儿们的身背后有钱；你们跟着干下去不会亏本的。我想我知道待在这一大套后边的华盛顿和纽约的那帮人——她可来啦——老兄，她的确叫我心里迷糊！”
公爵夫人从容不迫地走到她的宝座那儿去，身后拖着一条巨浪般的天鹅绒。她稍稍摆动了一下，就把天鹅绒覆在自己身上，一面殷勤和蔼地哈了哈腰，才在金花的扶手椅上坐下。她用一个深沉动听的女低音缓慢而清晰地说话，一面挥着一个象牙烟嘴的火红的尖端。她提名道姓，说着人家的身份来欢迎非洲的王族和主要代表；他们全很郑重地点了点头。其余的人她总的提了一下，然后指着身后的那面大镜子，说道：
“各位殿下、各位阁下、各位先生和女士，这儿可并不是就我一个；我也不是你们的东道主。拥有美国、并且是世界真正统治者的那六十个人里，有好几位全在我的身后，坐在这面大镜子后边，清清楚楚地瞧见你们，虽然你们瞧不见他们。他们是很谦虚的人，合乎美国商业领袖的传统，不过你们和我都很明白，他们是行动、办事的人。就是他们邀请你们上这儿来的；你们都是经过郑重考虑后挑选出来的。”
腊比倚向孟沙，低声说道：
“您要是认为社会主义的战斗在东欧已经打赢啦，那可判断错了。波兰的地主和匈牙利跟巴尔干各国的假贵族，给反动宗教和美国投资支持着，会挣扎上许多年，来重新取得他们对千百万农奴的统治权。”
公爵夫人很显眼地改变了态度和腔调，声音微微有点儿紧张，很干脆地往下说道：“你们最好留神听着我的话。我们正面临到一场世界危机。现在，你们代表的人和其他没有在这儿的人该彻底了解一下，那些目前是世界主人、并且永远打算做世界主人的人作出了些什么决定。各位先生，你们瞧，我说话很直爽，什么也不隐瞒。
“英帝国、法帝国和德帝国，以及新近的美国，统治欧洲、亚洲、非洲、海洋和全美洲已经有五百年啦。他们的统治在某些地区暂时给搅乱了。它就会恢复过来，永久维持下去——关于这一点，我们心里没有一丝怀疑；你们心里实在也没有一丝怀疑。我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生来是主人；凭着全能的上帝的意旨，我们将永远是主人！”
这时候，她笔直、傲岸地坐着——成了财富和权势的化身。“你们也许听信了当前世界上流传的闲话，以为美国商业是由傻子和罪犯把持着。很好。让我们赶快承认，世界上曾经见过的或是可能见到的最大的工业国的统治者，全有人性。你们要是到这个镜子后边瞧瞧，”她冷嘲热讽地说下去，“你们大概会瞧见下列几种人——好歹试试运气、结果赢了的赌徒；任意胡来，抢劫了某些人的东西，又用他们的掠夺物来谋全人类福利的海盗；由于生在富贵人家，不需要工作便承继下大宗财产的继承人；用正当或是不正当的手段做买卖，积聚起巨大资财的商人；运用罕有的本领投机和积累财富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这些人全是有财有势的——不论他们是未来的幻想家，或是迷于酒色的人，是开明的，或是反动的；不论他们是好是坏，是好读书、能深思的人，还是不是。
“我向你们提出的要点是——他们是世界上有势力的人。他们统治人。在你们和我们聚在一块儿的时候，我要你们做的就是，想到你们自己在他们统治下的前途。你们乐意跟欧洲的白种人联合起来，帮着摧毁和打退疯狂的中国共产党和俄国共产党，帮着使这个世界恢复正常的程序，还是乐意去加入这场反对公认权力的叛乱——这场反对文明的叛变呢？”
她停住，四下望望。大厅上一片死寂。亚西基维按照非洲礼节，伸出两只胳膊来，不过并没有说话。卡巴卡戴着红色的土耳其帽，穿着长礼服，用十分流利的牛津英语说道：
“我们听见了，殿下；我们一定好好考虑您的话。”
牙买加的布斯塔门特含糊不清地咕噜了一阵子，但是并没有说什么。
接下来，一个美国黑人，一个商人，显然是挑选了来做这件事的，走上前去，开口说话。“殿下，我们想谢谢您的这番指示。我知道白种人的实力和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来帮助我的同胞。我向您保证，我们黑人是忠诚的美国人。我们恨共产主义，瞧不起共产党人。我们对白人世界只要求我们应受到的承认，并且只要求对我们中间确实跟白人平等的人格予平等的待遇。到我们有资格的时候，我们还要求有投票的权利和担任公职的权利。我们拥护产权和私有利润。我们要求有工作和储蓄的权利，不赞成劳方设法去强迫资方付他们所付不起的工资。我们要求有权利不受歧视地自由花费我们的财富，自由住在我们住得起的地方，并且在我们付得起代价的时候，自由享受各种公益。我们永远乐意保卫使我们成为全民的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正逐步——”
他突然停住，四下望望——空气里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它并不是一种人声，或是有人插嘴，但是既不是欢呼，也不是赞同。它是黑人很知道怎样微妙地暗示出的一种说明不同意的表示。就在这时，曼努埃尔·孟沙说话了——他没有预先想好，也没有写好什么提纲。另外那个说话的人并没有抗议——他只停止讲话，退下去了。
曼努埃尔说道：“夫人，请您允许我说几句话。我多少年都很踌躇，捉摸不准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可是现在，我知道了。现在——相当突然地——我知道了。我们人并不完全平等——不过没有谁生来是统治者，或是注定是奴隶。有才能的人和贤明的人可以、也一定会从各种人民群众里涌现出来。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人——没有力量——能够阻止他们这样涌现出来。人类的进展既不受肤色和种族的限制，也不受家世的限制。我们的上进并不是靠互相倾轧，而是靠互相提携，互相帮助。到时候，广大的人民自会获得足以满足他们的全部需要、全部渴望、一切心愿、一切欲念的谅解和财富。人类，全人类，将会康强起来，摆脱掉贪婪和妒忌的腐蚀。
“你们所作的一切工业合并，垄断势力的一切集中结合，市场方面的一切新的渗透和扩大，或是新的原料来源的掠夺，全只是在走向社会所有制和由大家管理、为大家服务来办理实业的道路上跨出的一步。因此我向第一个实行种族平等的那个国家——俄国——致敬。我决不跟她作战。我憎恨，我嫌恶白种人的自命不凡。他们决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他们的结局很近啦。社会主义不是在暗底潜行，它是在大步进军；在它的胜利进军里，我看到了一切战争的消灭。
“我们黑人将犯下一个大错误，如果我们继续仿效白人的话，白人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财富和势力的：从工人手里把工人挣的大部分财富抢走，利用它来为无权享受它的寄生虫积聚起无限的势力和财富。社会主义是努力要使工人成为他创造的东西的主人；苏联、中国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竭力在做的，就是这件事——尽管有着巨大的困难和反对。他们在教育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治病，鼓舞他们，使他们强大有力，以便更好地完成这个艰巨的工作。如果嘲弄、阻碍和诽谤这种努力的人能做得更好，那么让他们试试呗。让他们不要把他们的实力花在战争上，花在备战上，想去推翻那些新兴国家用血汗极力在办的事情。
“今天，我们美国黑人和白人，不论是从事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时常有遭到失业或职业不稳的危险。我们惧怕疾病，只能靠幸运来逃避。我们惧怕老年，只能偷偷地避开它的痛苦。我们需要休息，需要人家重视，可是又没有钱来取得这些。教育非常糟、非常贵，因此我们的儿童有许多都落到了犯罪的地步。物价很昂贵，我们大多数人全没法好好地生活——却不得不把我们原有的一点儿都花掉。
“黑色弟兄们，让我们决不要为一餐白人的这种浓汤，出卖我们的崇高的传统吧！”
孟沙开口说话的时候，大厅上变得一片死寂。等他说完后，大伙儿的眼睛全转向公爵夫人。起先，她显得很淡漠，很有耐心，后来变得很惊讶，最后等她体味出孟沙所说的话的要点时，她勃然大怒——这不是预先安排好的讲话。她琢磨不定地四下瞥了一眼，渐渐认识到孟沙的话正把赞了这么多心血——而且花了这么多钱——筹划起来的事情给破坏了。她于是顿了顿脚，站起身，恶狠狠地挥了挥烟嘴。但是她还没来得及说话，厅上突然响起了一阵喇叭声；那个长厅旁边的幔子飞快地给揭开，露出一间大房来，很华美地装饰着花卉，还有一个管弦乐队；中央有一张大桌子，桌上很丰盛地摆满了各种各样美味的食品。沿墙的几张桌子上，安放着种种不同的酒。白制服的侍者站在一旁，准备伺候来宾；从后边的好几间房里，走出五十多个白人男女来欢迎这些有色人来宾。大伙儿全给招呼入座，座位都经过细心安排，使种族和肤色混合着。一阵活跃的嘁嘁喳喳的谈话声不久便跟着传来了。
几乎谁也没有注意到，餐厅的幔子揭开的时候，两个高大个儿的仆人悄悄地走过来，一边一个迅速抓住孟沙的胳膊，把他从食品、来宾和音乐声里拖走，拖到了外边门道里。腊比默默地跟在后边；一个仆人很快地替他们把衣帽拿来；电梯开着门在那儿等候。他们迅速地降到三十二层楼下的底层上。
他们走过外边那片场地的时候，腊比说道，“在五千年的光辉历史里，西欧的野蛮人过去五百年一直奴役着全世界。可是他们的不名誉的日子开始结束了：在亚洲——从芬兰到加尔各答，在非洲——从以色列到好望角，在美洲——从北极到南极。人——所有的人——全重新掌握了凭公理、凭强权都该归他们的权力。”
那辆卡迪拉克牌汽车就停在第五街，但是班雅明，那个儿子，却不在车上。孟沙叫一辆出租汽车。腊比转过身；他光着头，白发在寒冷的夜里被风欢拂着，因此在闪灼的灯光下显得象幽灵一般。他把两手放在孟沙的肩上，向他祝福道：
YevorechechoAdonoiveyishmerecho；
YoerAdonoiponoveilechovichuneko:
YisoAdonoiponoveilechoveyosemlechosholom.[2]
好几个月过去了。曼努埃尔·孟沙外表上依然很健康，似乎生活得很愉快。他欢度了七十八岁的生日。但是琴知道他的死期已经近了。她不挺显眼地请来的大夫们全感到很迷糊。
“我原以为是癌。可是他已经不痛啦；其他的症状也没有了。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话虽这么说，他可活不了多久啦。”
“我们做大夫的知道的东西太少，对老年人的知识尤其不够，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来研究。”
“啊呀！我们要是有某些国家所有的那种医院和经费——”
“可我们没有，”曼努埃尔睁开眼睛，说。“说到头，这有什么关系呢？这至多也不过是几年的事情。琴和我都度过了内容丰富的一生——内容丰富，而且很有收获。我知道我很快就得离开她和这个世界了——永远离开。但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一定永远保持着我们的回忆——我们的回忆和理想。”
琴凝神地对着他望了好半响，小声说道，“你没有什么希望吗——我是说——往后——？”
他很严肃地笑了笑回答道，“什么也没有。”接着，他又说道，“我们不断地认为，如果有件事似乎是值得想望的，那么这件事就一定会因此而是其实的。如果—个人不相信他希望这样的事果真是这样，那么他多少该受到责备。大多数人全想再活一次——延长并改正或补偿这个那么不完美的生活。自然，有些人并不乐意这样——他们试过一次就心满意足，甘愿长此离去了。”
“如果一个人面对事实，很诚实地说，‘我不知道，也绝对瞧不出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会再活一次，——这样一个人该受到嘲笑，指摘，或是在义人的会中[3]给提出来吗——可是伪君予，骗子和傻子反倒挤进那个舒适的避难所里去？
“说‘我不知道’，或是，我并不希望’，是不是反倒聪明些、恰当些呢？不论保罗宣讲些什么，我知道希望并不是真情实况。不论怎样，我决不撒谎。如果别人相信永生，我尊重他们对这种信念的权利。可是我害怕和憎恨的，是那些因为我不同意撒谎而会把我送到地狱里去的狂人。”接着，他又说道，“上帝不是剧作家，他手下的生命总是暗淡地结束，一点儿也不戏剧化；他们并不在悲剧里加上高潮，也不在失败里添上胜利。他们悄悄地或是无可奈何地结束——就此结束。”。
尽管国内和世界上发生了好些不痛快的事，曼努埃尔·孟沙的日子却过得很悠闲、很愉快。一天上午，琴驾车载着他上布洛克林植物园去看花。她感到他渐渐虚弱下去，这—点他自己也知道。他们越过东河驶回去的时候，曼海顿的黑影隐隐约约地出现在他眼前，他低声唱道：
摇摇荡荡地降下来吧，亲爱的车子，来把我接回家去——
当他们到达公寓时，他比平日更乏力，不得不由人格外当心地扶上电梯，送到他们的门口。他在扶手椅里坐定，膝上盖了一条毯子，然后低声对琴说道：
“把我散在四处的子孙从世界各地唤来，一个也别漏掉。大孩子道格拉斯和他媳妇在芝加哥；把他唤来，还有他在加里福尼亚州的女儿、女婿和外孙。勒弗尔斯就在这儿，可是他的儿子菲利浦待在阳光灿烂的夏威夷。务必叫他和玛里恩来——哈里·布里吉斯会放他们的。索裘纳和主教准会很高兴地从非洲赶到我这儿来。我想再瞧瞧小杰克和安，还有玛里恩的哥哥姐姐和他们的母亲。另外，亚特兰大有两个姓鲍尔温的年轻人；还有阿肯色州的年轻的摩耳——他们大概也会来。我还希望道格拉斯的儿子会从欧洲回来。我想请你打个电报给他。我死的时候，小辈们能全待在旁边，这是很不错的。我大概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亲爱的、忠实的琴，你老跟着我。我想我们彼此要在这个古老、邪恶，而又美得叫人不信的世界上道别了。”
等讯息传到他的家族们那儿后，他们乘坐火车、飞机、出租汽车和汽车动身赶来，驶过大路、江河和海洋，赶到曼努埃尔·孟沙的床边来。他们一个个，一对对，或是一房一房聚集起来——大伙儿全有点儿忧虑，有点儿不安。见面问过好后，年长的人便谈到家庭问题、儿女的境况、当前的发展、商业的情形、这季节的天气、时髦式样和服装。一天天过去，大伙儿渐渐似乎按年龄分成了一群一群。一个阴暗的夜晚，家里的年轻人全登上了屋顶，在那个细雨蒙蒙的晚上坐在那儿，蜷缩在雨伞下边和雨衣里，睁大了眼睛朝着西面市里望去，看看赫德逊河新泽西那面朦胧的断崖。有人开口说话了——天太黑了，开头简直没法辨别出是谁，不过说话的声音倒很清楚。
“我们上这儿来看着一个生命的结束。这是一个善良的生命，不过它并没有起多大作用。现在，轮到我们来继续下去，为未来工作了——为我们有色人种在美国这儿的未来；不错，也是为人类的未来。
“我们的专家和文职人员，我们的薪水阶级，全瘫痪下来，默不作声，一动不动。他们干着自己的本行，勤勤恳恳，挣得不少钱，保持缄默。他们买汽车和冰箱，租比较好的屋子，往往甚至还买屋子、造屋子；他们在银行里的信用很好。但是说到头，这一切凑到一块儿，又得到了什么呢？关于黑人，你至多至多只可以说，‘他正从地狱的下层升到地狱的上层来啦。’”
这时候，大伙儿全听出来，这是菲力浦的声着在说话。“我们大伙儿在种种不同的方面、在种种不同的程度上全很失望。小企业就算由有点儿资本的明智的黑人经营着，也是办不成的——它完全得听白人银行、联营商店和大资本家摆布。它非得直接地或是间接地靠剥削穷人来维持，实际上思想或是行动全没有自由。小杰克和安在密西西比州那儿作为小农场主就没法存在下去——他们被白人市场操纵着，成了白人小政客的工具，经常受到暴民的威胁。就连我在纽约这儿的内兄——他在洛克菲勒中心的一个办事处里工作，很有可能当到一爿大公司的副总经理——可是就连他也只能指望在一个国际石油托拉斯的巨轮里做一个小齿轮，对它的规划和经营方法作不了真正的主。”
安用爽朗、文雅的嗓音，十分苦闷地插嘴道：
“哦，我真感到害臊，真为我的同胞感到害臊。我们的理想和意志全模糊了。我们忘了我们的沾满鲜血的历史：对白色恐怖的没完没了的抵抗，使我们坚强起来的苦难，以及使我们增加智慧的斗争；我们瞧不起自己的伟大，不顾一切地赶着去拥抱美国的白人。这是为什么呢？”
后边有个低沉的声音几乎听不大出地念起《以利亚》里的那句歌词来——“接着预言家以利亚象团火似的冲上前去；他的话显得就象熊熊的火炬”——但是安脱掉雨帽，仰面对着雨，继续说她的话。
“我们大伙儿奉承的这个美国又是个什么情形呢？东部不再代表文学、慈善事业、文化遗产了。它是一种赤裸裸的、厚颜无耻的金融和工业的独裁。我们自由的西部吗？加里福尼亚州拓荒者们以住的光辉也已经不见了。贪污渎职的人在乔·希尔永远不死的西北部统治着劳工。在南部，毫无人性的落后支配着一切，就跟一百多年前一式一样。美国生来是该这样的吗——还是该把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精华，甚至那些长年埋没在贫穷无知中的人，全弄得柔和温顺，过滤一下，精挑细选，再混合起来呢？也许，它还会这么做。但是如今，日耳曼籍的美国人甚至都记不得他们的丰富的遗产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忘了他们的民间传说。那么多意大利人都忽略了罗马从前的光荣，只记得那不勒斯的贫民窟和西西里的堕落教给他们的东西。嗐，我们最夸大的犹太政治家所夸口的是，他三十五岁的时候便很成功地投机赌博——用作弊的纸牌——赢得了权利，把他根本没挣到的一百万元的产业据为已有啦。
“爱尔兰人忘了盖尔族复兴、菲安那党和爱尔兰戏剧，还在背井离乡，从世界上的一个最可爱的地方跑来。我们黑人和印第安人就算想跟这比较一下，又拿得出个什么来呢？印第安人在这个国家里精神上已经死了，不过他们既没有文学也没有历史。黑人似乎中了催眠术。我们三四十年前曝发的那一股文学热忱——诗与音乐，舞蹈与戏剧——到哪儿去了？过去十年里，我们没写过一首诗或是一部小说，一部有气魄的历史或是剧本——除了赌棍、争夺悬赏的拳击家和爵士音乐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写过。”
“不过，安，你这么说可不公平。除了黑人赞美白人慈悲的作品外，出版商肯出版什么别的吗，评论家肯评论什么别的，而书商又肯销售什么别的呢？史忒林·布朗和雷福得·洛根能想法把一本书刊印出来吗，就算那本书是一部杰作的话？”
“不错——可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黑人本身不买书——他们喜欢卡迪拉克牌汽车、春季的帽子和跳舞会。他们的出版社每年花几百万块钱在无聊的宗教作品和图画杂志上；这些杂志忽略了我们广大的工人，只去赞扬流氓头子和社会上的钻营家。黑人年鉴没有啦。还记得欧洲最了不起的作曲家待在我们柏雷跟前，向他学习黑人悲歌的含义的那些日子吗？现在，我们把无聊的音乐作品卖给随便哪个有钱的白痴，而我们的一位才气横溢的桂冠诗人则在百老汇扮演小丑，逗得白痴们对愚蠢的悲伤哈哈大笑！
“我们到欧洲去，模仿美国白人的恶劣的作风，喧聒的嗓音和奢侈靡费。对于欧洲人同情和想来声援的唯一的一件事——我们自己在美国的地位——我们却闭口不谈，默不作声，或是故意撒谎，来替我们压迫者的野兽行为遮掩粉饰。
“我们——人数最多的一群黑人，可以享受到充分的教育和文化地位，足以使我们列身在文明人里——实际上却落到了我们的故乡非洲的后边，这是我们时代的矛盾。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在政治组织上胜过了我们。加纳和尼日利亚的青年开头上我们的高等学校里来求学，如今在掌握现代文化问题方面，在以平等的身份面对面地会见欧洲人和亚洲人的能力方面，渐渐走到我们的前边去了。就连我们抚养大的孩子利比里亚，也可以坐在联合国里投票——而我们在那儿甚至连请愿的权利也没有。”
你可以感觉到，大伙儿普遍全接受安的意见和看法。其他的人也加入了讨论，热切地想对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看看我们黑人的报纸和杂志——拿它们跟被布格·华盛顿出钱收买之前蒂姆·福钦的《时代》比比。再不然，拿它们跟昂然自得、不怕批评、没有遭到竞争，正处于全盛时期的《危机》比比。”
“是道格拉斯、彻斯纳特和邓巴尔的消逝了的梦想——泰纳的精神子女又在哪儿呢？巴尔瑟又能找到些什么事做呢？”
“哦，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源泉，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4]
一个男人的声音插嘴道：
“从前，我们在哈莱姆可以听莎士比亚的戏，从前，威廉土和华克尔建立了一种纯洁、高超的喜剧。现在，我们把自己的肺里填满了香烟造成的癌，把自己的肚子里填满了百分之七十的下等威士忌。我们模仿我们的白人朋友，把时间也花在赌博、报纸和电视上，花在教堂和妓院里。”
索裘纳先前一直静静地听着，这时候才说话了。“亲爱的亲戚们，记住我们是一个有一千六百万人的民族，在人数上几乎和加拿大、埃塞俄比亚和伊朗相等，是葡萄牙、澳大利亚、奥地利、斯里兰卡、保加利亚、希腊和匈牙利的两倍。联合国里有半数以上的国家人口全比我们少。可是我们却没有发言权，无声无臭、默默无闻，不能对世界说一句话。在各项伟大的运动中——在和平运动、卫生运动、扫除文盲的运动、以及扫除人类最大的敌人‘贫穷’的运动中——我们的各个组织全寂寞无声。”
有人问道：“您小看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续和都市同盟的努力吗？”
另一个回答道：“没有，绝对没有。可是一个社会组织除非跟着时代成长，不断地革新来适应发展中的世界，要不然它就会过时没用啦。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奋斗了五十年，来替美国黑人取得早已被认为是白人生来就有的那些公权，来取得跟民主政治分不开的投票权。在这些方面获得的胜利，是现代群众史上找不到先例的。但是今天，很明白，法定的权利和投票权对现代民主政治是不够的。跟这些一块儿，非得还有公平的经济和普及教育。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极力想转向这个比较广阔的活动范围，可是还没有成功。都市同盟倒是着手想替黑人取得公平的经济，不过一开头，它就被白人工业界逼迫着，缩小和歪曲了它的比较广泛的目的。今天，它被自己编成的绳子束缚住，简直一筹莫展。”
菲利浦又插嘴道：“今天，我们在政治上几乎没有地位。我们的国会议员大部分都是不中用的人。我们的十二三个立法人，没有倡议过什么大事。我们的法官差不多全成了定型；这样比较安全。我们在劳工局里有位代表，或者纽约或芝加哥有位高级官员恰巧是黑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你们记得，以前纽约的一个黑人市参议员对全世界有着什么意义——他所得的报酬就是进了监狱。”
有个人气喘吁吁地说道：“听着，索裘纳。我们忍耐了三百年。我对忍耐已经厌恶极啦。不错，随便哪种忍耐——甚至象曼努埃尔·孟沙的这种，愿他受福吧。我可要战斗。”
死亡并没有很快来临到曼努埃尔·孟沙的身上。他已经太习惯于生活了。在下边屋子里，他半昏迷地躺着。后来，太阳升到东郊地狱门大桥上空时，他才醒过来，望着太阳。
那是纽约秋季最爽朗的一天。他们遵照曼努埃尔自己低声提出的要求，把他推到了朝东的大阳台上。朝阳倾射到他身上；远远的下边，可以听到黑色哈莱姆的一片有节奏的熙熙攘攘的声音，人们在工作和游戏，在唱歌和悲伤，永不沉默、永不安静。曼努埃尔脸色苍白，极度虚弱，但是他盯盯地望了好半晌这一大群给唤到他身边来的小辈——法官和他的恬静的妻子，很温和，很安详；一帆风顺、总穿得很考究的道格拉斯·孟沙跟他的身个儿高大和服装华丽的妻子。那个加里福尼亚的大夫老是那么自信；他跟他的修饰整齐的妻子带着那个美丽的、褐色皮肤的新生婴儿也站在那儿。婴儿的乌黑的大眼睛很严肃地瞅着她的曾祖父。曼努埃尔招了招手，叫他们把这孩子抱近点儿。
他轻轻地亲了下她，用几乎听不大出的声音问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亲爱的小东西，在你死前，你见到的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婴孩笑了。
突然，曼努埃尔·孟沙的身子发僵。他痉挛地颤抖了一下。汗珠在前额上闪烁；泪水从眼角那儿流下来。有一刹那，他仿佛疼痛似的翻来覆去，接着用一个尽管嘶哑、却意想不到地有力的声音尖叫道，“我是打地狱来的——我瞧见满天炸弹——听见‘死亡’的尖叫声。莫斯科烈焰冲天，伦敦成了一堆灰烬，巴黎是一汪血泊，纽约沉进了大海。世界上尽是悲伤、仇恨和恐惧——没有希望、没有歌声、没有欢笑。救救我，孩子们。救救这个世界！”
他们连忙把他推进屋来，抬到床上，用毯子盖好。他在那片落照里还可以瞥见泽西崖。琴扶住他，由大夫给他打了一针吗啡。他的身体松弛下来，两眼睁得很大。他凝视着聚集在床四周的人脸。最后，他小声说道，“是真的吗？我刚瞧见的——那是真的吗？”
道格拉斯说道，“也许是真的，爸爸。不过您决不可以烦恼。”
勒弗尔斯说道，“这有可能。这有可能。”
琴一只胳膊依旧托着孟沙的头，一面说道，“决不会的！”
孟沙睡着了。他整整睡了一小时。这时候，主教赶到了。阿德尔伯也从海外打来一份电报，附来了一束蔷薇。大夫搭了下孟沙的脉搏后，说道，“时间不长啦。”大伙儿全没有作声。
孟沙睁开眼睛，低声说道，“它是一场恶梦。我现在知道啦。我刚从一次很远的旅行回来。我瞧见中国的群众用手抓起本国的泥土，筑堤堵住多年来淹没他们土地的河流。我瞧见莫斯科的金黄色圆屋项在俄国群众的头上闪闪发光；他们昨天目不识丁，今天却阅读着世界上的至理名言了。我瞧见鸟儿在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歌唱。我瞧见印度和巴基斯坦联合起来，自由了。胡志明在巴黎庆祝世界和平；在纽约——”
他仿佛精疲力尽似的停住，回靠到琴的怀里。在后边，那群人走上前来，围在孟沙的床四周。索裘纳从匣子里把小提琴取出来。她拿起琴弓；一阵不和谐的抗议的火焰从她的小提琴上跳跃出来，倏的一下闪耀到了痛苦的高峰，接着渐渐衰弱、柔和下去，变成了十分快速的旋律。它就象大批星星掠过月光，落到辉煌已极的阳光里去了！
主教握紧两手，走上前去。在乐声中可以听到他的颤巍巍的声音念道：
“我必不至缺乏——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在我敌人面前——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5]
琴轻轻地阖上了那双没有生气的眼睛。
这样，曼努埃尔·孟沙在七十八岁——也是黑人在美国获得“解放”的第九十一年——去世了。
他的遗体上覆满了深红色的蔷薇；没有几个国王曾经静躺在这么许多鲜花下边。
[1]见《旧约·耶利米书》第九章。
[2]希伯来祈祷文。
[3]《旧约·诗篇》第一篇：“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4]见《旧约·耶利米书》第九章。
[5]见《旧约·诗篇》第二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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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约翰·布朗（1909）
年表
美国历史大事
约翰·布朗生平大事
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
1776年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诞生。
1800年加布里埃尔在弗吉尼亚州亨利哥县领导奴隶起义。
1800年5月9日
约翰·布朗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托林顿的劳动农民家庭。
1803年4月美国从法国“购买”了面积约二百一十五万平方公里的路易斯安那，使领土扩大一倍。
1805年
全家迁往俄亥俄州哈得逊，在那里上学，参加劳动。
1808年1月美国禁止从国外输入奴隶法令开始生效，但非法的奴隶贸易有增无已1808年
母亲逝世。
1812—1814年美英战争。又称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1812—1814年
在美英战争期间，替父亲赶牲口到前线应部队肉食。在外地第一次遇见被奴隶主虐待的黑人奴隶少年，开始产生反对奴隶制的思想萌芽。
1816年使自由黑人移居非洲的美国移民协会在种植园主和资产阶级倡导下成立。1816年春
加入哈得逊公理教会。
1816—1818年美国扩张主义者为征服佛罗里达的塞米诺族印第安人和镇压逃亡奴隶而进行的第一次“塞米诺战争”。1816年夏—1817年夏
在马萨诸塞州普兰菲尔德和康涅狄格州里奇菲尔德上学。
1817年费城三百名黑人举行会议，反对向非洲移殖黑人。1817年
因经济困难停学回哈得逊当鞣革匠。
1820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密苏里妥协案。1820年6月21日
同狄安瑟·拉斯克结婚。
1822年丹马克·维西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领导奴隶起义。
1825年
在哈得逊帮助两个逃亡奴隶，掩护他们脱险。
1825—1835年
在宾夕法尼亚州伦道夫乡（后改名新里士满）当鞣革匠，1828年起任该地邮务员。
1826年
发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农民捍卫自己的土地权利，反对大土地投机商。
1827年3月16日美国第一种为黑人的权利进行斗争的黑人报纸《自由报》在纽约创刊
1828年民主党成立，在美国内战前主要代表奴隶主利益。1828—1831年
准备采取具体措施（如抚养黑人小孩，办黑人学校）帮助黑人。
1829年波士顿黑人领袖戴·沃克发表《呼吁书》，号召奴隶们举行武装起义。
1830年9月第一次全国黑人代表大会在费城召开。
1831年1月1日加里逊在波士顿创办《解放者报》，宣传废除奴隶制。
8月纳特·特纳在弗吉尼亚州南安普顿领导奴隶起义。
1832—1833年北部资产阶级和南部奴隶主因关税问题发生激烈冲突。美国国会通过在十年内逐步降低关税的法案。1832年8月10日
前妻狄安瑟·拉斯克逝世。
1833年废奴主义者在俄亥俄州开办奥伯林学院（美国第一所男女合校、黑人白人合校的学校）。1833年7月11日
和玛丽·安·戴伊结婚。
12月4日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在费城成立，并创刊机关报《全国废奴旗帜》。废奴运动开始采取全国性组织的形式。
1834年全国职工联盟成立。这是美国工人组织全国性总工会的第一次尝试。1834年
草拟黑人教育计划。
1834—1854年主张南北妥协的辉格党存在时期。
1835—1842年美国征服印第安人的第二次“塞米诺战争”。1835—1840年
住在俄亥俄州的富兰克林、哈得逊及阿克伦等地，当鞣革匠，并从事土地买卖。
1837—1842年。美国经济危机。
1837年11月7日废奴主义报刊发行人洛夫乔伊在伊利诺斯州阿尔顿被蓄奴派暴徒杀害。1837年
在经济危机中遭受重大的损失。
在俄亥俄州富兰克林公理教会反对歧视黑人，一年后教会借故宣布与布朗断绝关系。
11月
与父亲欧文·布朗出席在哈得逊公理教会举行的洛夫乔伊追悼会，在会上宣誓把一生献给摧毁奴隶制的事业。
1838年废奴主义者帮助奴隶逃跑的全国性秘密组织“地下铁道”协会成立。
1839年11月美国第一个主张通过合法政治斗争废除奴隶制和欢迎黑人参加的全国性政党自由党成立。该党大部分1848年并入自由土壤党。1839年
在哈得逊附近开始经营牧羊售毛业。
带领全家宣誓，要拿起武器同奴隶制斗争到底。
1840年
第一次来到弗吉尼亚州，测量格里特·史密斯捐给奥伯林学院的大片土地。
1842年
因负债宣告破产，和两个儿子在阿克伦坐牢。
1843年8月黑人领袖加内特在布法罗黑人代表大会上号召黑人奴隶举行总罢工，然后举行武装起义。
1844年
与阿克伦的商人西蒙·佩金斯合伙开办佩金斯—布朗羊毛商行。
1846—1848年美国通过侵略墨西哥战争及其他手段，吞并了墨西哥大片领土，包括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等地区。1846—1851年
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主持商行办事处，管理仓库。
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同东部黑人领袖和废奴运动领导人建立广泛联系。
1846年3月
召开牧羊售毛业者大会，向工厂主进行反压价斗争。
1847年黑人废奴运动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创办《北极星报》。全国黑人代表大会在纽约州特罗伊召开。1847年
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第一次与弗·道格拉斯会晤，并向他透露了武装起义计划。
1847年底—1848年初
在纽约黑人报刊《公羊角》上发表《萨姆波的错误》一文，启发黑人起来同奴隶主进行斗争。
1848年自由土壤党成立。全国黑人代表大会在克利夫兰召开，弗·道格拉斯当选为主席。
1849年5月
把家属迁往纽约州的阿德朗达克山区的黑人村——北厄尔巴，帮助那里的黑人种地和学习，发动他们起来斗争。
8月
前往英国出售羊毛。
9月
游历欧洲大陆（法国、比利时、德国），进行军事考察。
1850年美国国会通过一系列同南部奴隶主妥协的决议案，包括逃亡奴隶法等，统称1850年妥协案。1850年
继续从事羊毛业，经常往返于斯普林菲尔德和北厄尔巴两地。
11月
参加斯普林菲尔德集会，讨论反对逃亡奴隶法的措施。
1851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约瑟夫·魏德迈移居美国，开始在美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1851—1852年美国出版揭露奴隶制的著名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斯托夫人著）和《白奴》（理·希尔德雷思著）。1851年1月15日
组成武装反抗逃亡奴隶法的美国基列人同盟。这是布朗走向组织黑人武装的第一步。
1851年3月
结束羊毛商行驻斯普林菲尔德办事处，从北厄尔巴迁往俄亥俄州阿克伦。
1852年6月魏德迈在纽约创办美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无产者同盟。
1853年3月4日拥护奴隶制度的民主党人皮尔斯就任美国第十四任总统。
1854—1858年堪萨斯内战。
1854年美国共和党成立，该党由反对奴隶制的各派政治力量组成，在美国内战前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4月马萨诸塞州移民协进会成立，随后北部其他一些州的移民协进会相继成立，协助北部自由州居民大批移居堪萨斯。
5月密苏里州蓄奴派开始涌入堪萨斯。
5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
秋天堪萨斯自由州派与来自密苏里州的蓄奴派开始发生冲突。
1854年1月
“佩金斯—布朗”羊毛业商行停办，全力投入反奴隶制斗争。
10月
五个儿子（欧文、弗雷德里克、萨蒙、小约翰、杰森）相继离俄亥俄州向堪萨斯进发，准备移居该地。
1855年2月21日新英格兰移民协进会成立。
3月30日第一届堪萨斯准州立法议会选举在约五千密苏里蓄奴派武装暴徒控制下举行，当选的绝大多数是蓄奴派。
7月堪萨斯蓄奴派立法议会在肖尼举行会议，制定拥护奴隶制的准州法律，任命准州官员》
9月5日堪萨斯自由州派在比格斯普林举行会议，通过反抗伪立法议会的决定。
11—12月蓄奴派进攻劳伦斯自由州派。双方举行谈判，签订和约。
12月15日堪萨斯人民投票通过自由州派在托皮卡起草的宪法。1855年4—5月
五个儿子先后到达堪萨斯，定居在奥萨瓦汤米附近。
6月中旬
家从俄亥俄州迂回北厄尔巴。
6月28日
出席在锡拉古斯召开的废奴主义者大会，主张以武器支援堪萨斯斗争。
8月初
离北厄尔巴取道俄亥俄州赴堪萨斯。
10月6日
同小儿子奥利弗和女婿亨利·汤普森到达堪萨斯的奥萨瓦汤米参加斗争。
12月初
率领儿子和战友参加保卫劳伦斯斗争，被任命为堪萨斯义勇军“自由近卫队，上尉。
1856年1月15日自由州派根据托皮卡宪法选举准州州长和立法议会。
1—2月皮尔斯总统在咨文中承认肖尼伪立法议会为“合法政权”，指责自由州派搞“无政府主义”，搞“叛乱”。
5月上旬蓄奴派审判长莱康普特宣布堪萨斯自由州运动领导人犯“叛国罪”，逮捕自由州派一些领导人。
5月21日堪萨斯自由州运动一些领导人执行不抵抗政策，劳伦斯被蓄奴派武装暴徒洗劫焚烧。
7月堪萨斯自由州立法议会在托皮卡开会，罗宾逊等人企图通过“请愿”使国会接受堪萨斯为自由州加入联邦，不主张抵抗蓄奴派地方政权。
7月9日北部十二个州和自由堪萨斯的代表在纽约州布法罗举行大会，会上成立支援堪萨斯全国委员会，总部设在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
10—12月蓄奴派在莱康普顿开会，炮制了企图使堪萨斯成为蓄奴州的州宪法。
1856年1月5日
主持奥萨瓦汤米居民大会，提出自由州官员候选人。
4月
出席奧萨瓦汤米居民大会，主张武装反抗伪立法议会。
5月8日
父亲逝世。
5月24日夜
在波塔瓦汤米河达奇—亨利渡口附近处决五个蓄奴派歹徒。事后率领队伍退到森林进行餿训。并扩建游击队。
5月28日
未参加波塔瓦汤米事件的两个儿子小约翰和杰森以“叛国罪”被蓄奴派当局逮捕，被囚禁于莱康普顿监狱中。杰森于6月，小约翰于9月获释。
6月2日
进行反击蓄奴派的布莱克—杰克战斗。
7月底
到内布拉斯加城参加莱恩组建的游击队“北部军队”。
8月中旬
与莱恩一起进攻劳伦斯周围的敌堡。
8月30日
指挥保卫奧萨瓦汤米战斗，胜利地抗击比自己多十倍的蓄奴派的进袭，负伤，儿子弗雷德里克牺牲。
9月中旬
参加保卫劳伦斯的战斗，击退蓄奴派的最后一次进犯。
9月20日
同儿子们秘密前往美国东部，为武装起义进行准备。
10月
到芝加哥，向支援堪萨斯全国委员会总部建议为他装备一个连队。与废奴主义领袖接触，筹募枪支和经费。
1857年美国经济危机。
3月堪萨斯准州州长吉尔里·辞职。罗·沃克继任第四任州长。
3月4日拥护奴隶制的民主党人布坎南就任美国第十五任总统。
3月6日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对德雷德·司各脱案的判决，使奴隶制在全国合法化。
10月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在纽约成立。
1857年1月
出席在纽约召开的支援堪萨斯全国委员会会议，会上决定给布朗一批武器和拨款。
3—4月
周游东部各州，继续筹集武器和经费
5月
重返堪萨斯。
12月
率队伍来到衣阿华州的斯普林代尔农村进行整训。
1858年蒙哥马利的游击队在堪萨斯继续斗争。
3月8日由史密斯、帕克、豪韦、希金生、斯特恩斯和桑博恩组成的支援布朗起义六人秘密委员会在费城成立。
5月19日佐治亚人查·哈密尔顿率领蓄奴派暴徒在堪萨斯屠杀自由农民。
8月2日根据英格利希法案，将拥护奴隶制的莱康普顿宪法提交堪萨斯居民表决，结果被否决。
8—10月共和党人阿伯拉罕·林肯与民主党人斯蒂芬·道格拉斯就奴隶制问题举行七次大辩论。
1858年1月
前往东部募集资金并发动黑人参加斗争。
2月
在罗切斯特城弗·道格拉斯家中起草《临时宪法》。
3月8日
动身去费城，同费城的黑人领袖进行商谈。
3月下旬
前往加拿大，准备召开查达姆会议。
4月
在加拿大圣凯瑟琳斯会见哈里埃特·塔布曼。
回到衣阿华州斯普林代尔把部下带到查达姆。
5月8—10日
查达姆会议召开，通过《临时宪法》，约翰·布朗当选为总司令。
12月20日
进袭密苏里州奴隶主庄园，解放十二名奴隶。
1859年12月2日北部各地人民群众普遍举行集会，对布朗之死表示沉痛哀悼，并强烈抗议奴隶主的暴行。1859年1—3月
通过“地下铁道”把营救出来的十二个奴隶武装护送至加拿大。
4—6月
在东部积极从事哈普渡起义的准备工作。
7月
率领部下三人到达起义的基地——马里兰州肯尼迪农场，其他人陆续到达。
8月19—20日
在钱伯斯堡废采石场最后一次劝说弗·道格拉斯参加起义无效。
10月16日晚8时
向弗吉尼亚州哈普渡进军，袭击开始。
10月17日晨4时
占领哈普渡镇和军火库。
10月18日
在罗伯特·李上校率领的政府军队和地方奴隶主武装围攻下，起义失败，上午8时受伤被俘。
10月20日
被监禁在弗吉尼亚州杰斐逊县县城查尔斯敦。
11月2日
被判绞刑。
12月2日
在查尔斯敦英勇就义。
12月8日
被安葬在纽约州的北厄尔巴。
1859年12月—1860年弗吉尼亚、密苏里、得克萨斯、亚拉巴马、佐治亚等州接连发生奴隶暴动。
1860年1月11日左右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把由于布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的奴隶运动列为当时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大事件之一。
11月6日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人林肯当选总统。
1861—1865年美国内战，以北部胜利结束，黑人奴隶制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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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简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约翰·布朗（1909）
地名简介
（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A
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Mountains）——北美洲东部的山脉，由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向西南延伸到美国亚拉巴马州北部。
阿德朗达克山区（AdirondackMountains）——在美国纽约州东北部。
阿克伦（Akron）——美国俄亥俄州的城镇。
阿肯色州（Arkansas）——在美国中南部。
阿肯色河（ArkansasRiver）——美国密西西比河的支流，流经阿肯色州。
阿利根尼山脉（A11eghanyMountains）——北美洲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在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弗吉尼亚与西弗吉尼亚等州的那—部分。
阿什塔布拉（Ashtabula）——美国俄亥俄州的县名。
奥伯林（Oberlin）——俄亥俄州的城镇，美国第一所黑人白人合校和男女合校的奥伯林学院所在地。
奥尔巴尼（A1bany）——美国纽约州首府。
奥萨治河（OsageRiver）——美国密苏里和堪萨斯的河流。
奥萨瓦汤米（Osawatomie）——美国堪萨斯准州的村镇，布朗父子在堪萨斯的居住地离该镇十几公里。
B
巴尔的摩（Baltimore）——美国马里兰州的城市。
北厄尔巴（NorthElba）——美国纽约州阿德朗达克山区的村子。1849年5月和1855年6月约翰·布朗两次在这里安家。1859年12月布朗就义后的安葬地。
北卡罗来纳州（NorthCarolina）——在美国南部。
贝德福德（Bedford）——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城镇。
彼得博罗（Peterboro）——在美国纽约州。
比格斯普林斯（BigSprings）——美国堪萨斯准州的村镇。
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在美国东北部。
波士顿（Boston）——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首府。
波塔瓦汤米河（PottawatomieCreek）——美国堪萨斯东部的小河。约翰·布朗及其战友处决五个蓄奴派歹徒在该河的达奇—亨利渡口北面不远的地方。
波托马克河（PotomacRiver）——美国东部的河流，与申南多亚河在哈普渡汇流。
布法罗（Buffalo）——美国纽约州的城市。
布鲁克林（Brooklyn）——美国纽约市的—个区。
C
查达姆（Chatham）——加拿大安大略省肯特县的县城。
查尔斯顿（Charleston）——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城市。
查尔斯敦（Charlestown）——美国弗吉尼亚州杰斐逊县（现属西弗吉尼亚州）的县城，约翰·布朗受审和就义的地点。
D
得克萨斯州（Texas）——在美国西南部。
底特律（Detroit）——美国密执安州的城市。
蒂斯摩沼泽地（DismalSwamp）——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南部。
多伦多（Toronto）——加拿大东南部的城市。
E
俄亥俄州（Ohio）——在美国北部。
F
费城（Philadelphia）——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城市。
弗吉尼亚州（Virginia）——在美国东部。美国内战初期，忠于联邦的西部各县脱离弗吉尼亚州，于1863年成立西弗吉尼亚州，加入联邦。
弗雷德里克城（FrederickCity）——美国马里兰州的城镇。
佛罗里达州（Florida）——在美国东南部。
佛蒙特州（Vermont）——在美国东北部。
富兰克林（Franklin）——美国俄亥俄州的村镇，美国堪萨斯的劳伦斯附近的村镇。
G
葛底斯堡（Gettysburg）——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城镇。
H
哈得逊（Hudson）——美国俄亥俄州的村镇，在克利夫兰东南约三十公里。
哈普渡（Harper'sFerry）——美国弗吉尼亚州杰斐逊县（现属西弗吉尼亚州）的小镇，在波托马克河和申南多亚河会合处，离华盛顿约九十公里。约翰·布朗1859年起义地点。
哈密尔顿（Hami1ton）——加拿大东南部的村镇。
黑格斯敦（Hagerstown）——美国马里兰州的城镇。
红河（RedRiver）——美国密西西比河西南的支流·
华盛顿（Washington）——美国首都；美国马里兰州的县名。
J
杰斐逊（Jefferson）——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县名，现属西弗吉尼亚州。
K
堪萨斯（Kansas）——在美国中部。原为1803年向法国“购买”的路易斯安那的—部分，1854年根据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成立准州，1861年作为自由州（第三十四州）加入联邦。
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在美国东北部。
克利夫兰（Cleveland）——美国俄亥俄州的城市。
L
蓝岭（BlueRidge）——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东支，从哈普渡附近向西南延伸到佐治亚州北部。
莱康普顿（Lecompton）——美国堪萨斯准州蓄奴派的首府。
劳登（Loudoun）——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县名，在哈普渡南面，蓝岭山脉在劳登县的—段称为劳登高地。
劳伦斯（Lawrence）——美国堪萨斯准州自由州派的实际首府所在地。
里奇菲尔德（Richfield）——美国俄亥俄州的村镇。
利文沃思（Leavenworth）—美国堪萨斯准州的村镇。
路易斯安那（Louisiana）——美国南部的一个州；又指1803年向法国“购买”的大片地区，包括后来的密苏里、阿肯色、衣阿华、内布拉斯加四个州以及路易斯安那、堪萨斯等其他九个州的一部分。
伦道夫（Randolph）——宾夕法尼亚州的乡名。
罗德艾兰州（RhodeIsland）——在美国东北部。
罗切斯特（Rochester）——美国纽约州的城市。
M
马雷德森河（MaraisdesCygnesRiver）——美国堪萨斯州的奥萨瓦汤米镇附近的河流。
马里兰州（Maryland）——在美国东部。
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在美国东北部。
密苏里州（Missouri）——在美国中部。
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River）——美国中部的主要河流。注入墨西哥湾。
密执安州（Michigan）——在美国北部。
N
南卡罗来纳州（SouthCaroliha）——在美国东南部。
内布拉斯加（Nebraska）——在美国中部。原为1803年向法国“购买”的路易斯安那的—部分，1854年根据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成立准州，1867年作为第三十七州加入联邦。
纽黑文（NewHaven）——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城市。
纽约州（NewYorkState）——在美国东北部。
纽约市（NewYorkCity）——美国最大的城市，在纽约州东南。
诺福克（Norfolk）——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城市。
P
匹兹堡（Pittsburg）——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城市。
普兰菲尔德（P1ainfield）——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城市。
普利茅斯（P1ymouth）——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港口。
Q
钱伯斯堡（Chambersburg）——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城镇。
S
桑达斯基（Sandusky）——美国俄亥俄州的城镇。
申南多亚河（ShellendoahRiver）——美国东部的河流，与波托马克河在哈普渡汇流。
圣凯瑟琳斯（St.Catherines）——加拿大东南部的城镇。
圣路易斯（St.Louis）——美国密苏里州的城市。
斯普林代尔（Springdale）——美国衣阿华州的村镇。
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城镇。
T
塔波（Tabor）——美国衣阿华州的村镇。
天鹅泽（SwampoftheSwan）——美国堪萨斯东部的一片沼泽地带。
田纳西州（Tennessee）——在美国东南部。
托林顿（Torrington）——美国康涅狄格州西北部的村镇，约翰·布朗出生地点。
W
瓦卡鲁萨河（WakarusaRiver）——堪萨斯东部河流，流经劳伦斯附近。
韦弗利（Waverly）——美国衣阿华州的城镇。
温切斯特（Winchester）——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城镇。
温索尔（Windsor）——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城镇。
伍斯特（Worcester）——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城市。
X
锡拉古斯（Syraeuse）——美国纽约州的城市。
辛辛那提（Cincinnati）——美国俄亥俄州的城市。
新英格兰（NewEngland）——由美国东北部六个州（缅因、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罗德艾兰和佛蒙特）组成。是工业发达的地区，在内战前是废奴运动的中心。
新泽西州（NewJersey）——在美国东北部。
Y
亚拉巴马州（Alabama）——在美国东南部。
伊利诺斯州（Illinois）——在美国北部。
印第安准州（IndianTerritory）——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州东部，现已不存在。
英格索尔（Ingersoll）——加拿大东南部的城镇。
Z
芝加哥（Chicago）——美国伊利诺斯州的城市。
中西部（MiddleWest）——美国北部的阿利根尼山脉和落基山脉之间的地区。
佐治亚州（Georgia）——在美国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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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约翰·布朗（1909）
人物简介
（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A
阿奇逊，戴维·赖斯（Atchison，DavidRice1807—1886）——美国军队少将，密苏里州国会参议员，奴隶制拥护者。是挑起堪萨斯流血斗争的祸首之一。
爱默生，拉尔夫·华尔多（Emerson，RalphWaldo1803—1882）——美国著名作家、哲学家，马萨诸塞州的废奴主义者.
安德鲁，约翰·阿（Andrew，JohnA.1818—1867）——波士顿律师，废奴主义者，1861—1866年任马萨诸塞州州长。
安德逊，奥斯本·佩里（Anderson，OsbornePerry1835—1872）——美国印刷工人，黑白混血儿。1858年出席查达姆会议，并被选为临时国会议员，是布朗的一个得力助手。参加哈普渡起义后突围。后来积极参加了美国内战，在联邦军的一个黑人团队中担任指挥官。1872年病死，著有《哈普渡的呼声》一书，于1860年出版。
安德逊，杰里迈亚（Anderson，Jeremiah1833—1859）——简称杰里（Jerry），美国黑人木工。1858年来到堪萨斯，曾参加蒙哥马利游击队作战，同布朗一起解放密苏里州的一批奴隶，后担任约翰·布朗的警卫员，深得布朗的信任。同年出席查达姆会议。1859年在哈普渡起义中牺牲。
B
比彻，亨利·沃德（Beecher，HenryWard1813—1887）——美国牧师、报纸编辑和作家。反对奴隶制度扩展，属共和党右翼。曾攻击布朗起义，参阅本书第214页注。
布坎南，詹姆斯（Buchanan，James1791—1868）——美国第十五任总统（1857—1861），民主党人，拥护奴隶制。
布朗，安（Brown，Anne1843—1926）——约翰·布朗的小女儿，哈普渡起义前在肯尼迪农场，为参加起义人员照料家务，并起掩护作用。
布朗，奥利弗（Brown，Oliver1839—1859）——约翰·布朗的小儿子，1855年10月随约翰·布朗来到堪萨斯，参加堪萨斯内战，1859年参加哈普渡起义，在战斗中负伤牺牲。
布朗，弗雷德里克（Brown，Frederick1830—1856）——约翰·布朗的儿子，曾参加堪萨斯内战，1856年在奥萨瓦汤米战斗中牺牲。
布朗，弗雷德里克（Brown，Frederick）——约翰·布朗的异母弟弟，同约翰·布朗的一个儿子同名。
布朗，杰森（Brown，Jason）——1823年生，约翰·布朗的次子，曾参加堪萨斯内战，一度被蓄奴派逮捕。
布朗，露丝（Brown，Ruth）——1829年生，约翰·布朗的长女，亨利·汤普森的妻子。
布朗，欧文（Brown，Owen1771—1856）——约翰·布朗的父亲，废奴主义者，俄亥俄州“地下铁道”的组织者之一，曾任奥伯林学院校董。
布朗，欧文（Brown，Owen）——1824年生，约翰·布朗的第三子，与约翰·布朗的父亲同名，曾参加堪萨斯内战。1858年参加查达姆会议，被选为司库。1859年参加哈普渡起义后突围。
布朗，萨蒙（Brown，Salmon1836—1919）——约翰·布朗的儿子，曾参加堪萨斯内战。
布朗，沃森（BroWn，watson1834—1859）——约翰·布朗的儿子，曾参加堪萨斯内战，在哈普渡起义中牺牲。
布朗，小约翰（Brown，John，Jr.）——1821年生，约翰·布朗的长子，曾参加堪萨斯内战，一度被蓄奴派逮捕，后被选为堪萨斯自由州派的立法议会议员。1858年出席查达姆会议。为哈普渡起义负责运输武器、招募人员和筹集资金。
C
蔡斯，萨蒙（Chase，SalmonP.1808—1873）——1855—1859年俄亥俄州州长，共和党人，反对奴隶制，1861—1864年任林肯政府财政部长。
D
戴维斯，杰斐逊（Davis，Jefferson1808—1889）——美国大种植园奴隶主，民主党人，1846—1848年侵略墨西哥战争的积极参加者，1853—1857年美国陆军部长，哈普渡事件调查委员会委员，南部奴隶主反革命叛乱的组织者之一，186l—1865年美国内战时期为南部同盟总统。
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Douglass，Frederick1817—1895）——美国著名黑人废奴运动领袖之一，反奴隶制度的政论家。奴隶出身，1838年从南部马里兰州逃到北部，积极参加废奴运动，反对把自由黑人移殖国外。1845年出版《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自述》，1847年创办《北极星报》。起初是加里逊的信徒，后来主张通过政治斗争废除奴隶制。不支持布朗领导的哈普渡武装起义。在美国内战中支持林肯政府，主张武装黑人，积极参加联邦军黑人团队的组建工作。美国内战以后，继续追随共和党，曾先后担任华盛顿警察局长、美国驻海地公使等职。
道格拉斯，斯蒂芬（Douglas，Stephen1813—1861）——美国北部民主党领导人之一，伊利诺斯州国会参议员（1847—1861年），国会参议院准州委员会主席，主张同奴隶主妥协，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炮制者。在1860年总统选举中被林肯击败，内战爆发时支持林肯政府维护联邦统一的措施。
迪兰尼，马丁（Delany，Martin1812—1885）——美国黑人领袖之一，匹兹堡“地下铁道”领导人，1847年协助弗·道格拉斯创办《北极星报》，主张美国黑人向非洲移民。1858年在加拿大帮助约翰·布朗召开查达姆会议。后去非洲从事移民活动。美国内战时期任联邦军少校。
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L’Ouverture，FrançoisDominique1743—1803）——海地黑人革命领袖和民族英雄，1801—1802年海地总统。奴隶出身，1791年参加奴隶起义，1801年率起义军占领全岛，推翻法国殖民统治，宣布海地独立并废除奴隶制。1802年被法国拿破仑远征军诱捕，1803年在狱中牺牲。
F
菲利普斯，温德尔（Phillips，Wendell1811—1884）——美国废奴运动革命派领袖之一，哈普渡起义的坚决拥护者。1865—1870年任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主席，七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主张在美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1871年加入第一国际。
福贝斯，休（Forbes，Hugh）——英国人，曾在意大利参加加里波第的军队作战。废奴运动中的投机分子、野心家。一度骗取了布朗的信任，·担任在衣阿华所办军校的军事教官。企图篡夺运动领导权，搞阴谋破坏活动，扰乱了布朗的起义计划。
弗里芒特，约翰·查尔斯（Fremont，JohnCharles1813—1890）——1856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共和党激进派。在美国内战中担任联邦西部军区司令时曾宣布解放密苏里州叛乱分子的奴隶。
G
格利列，霍雷斯（Greeley，Horace1811—1872）——美国《纽约论坛报》创办人，反对奴隶制。
格林，伊斯雷尔（Green，Israel）——美国军队中尉，罗伯特·李的下属军官，参加镇压哈普渡起义。
格林，薛尔斯（Green，Shields1835—1859）——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奴隶，后逃到北部，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家里认识约翰·布朗，坚决拥护布朗的革命事业。1859年参加哈普渡起义，与布朗共同坚持战斗到最后，不幸被俘，判处绞刑，1859年12月16日就义。
格洛斯特，詹姆斯（Gloucester，James）——纽约黑人废奴主义者。
H
海顿，刘易斯（Hayden，Lewis）——美国波士顿的黑人领袖之一，原为逃亡奴隶，积极派遣人员和筹募资金支持哈普渡起义计划。
豪韦，萨·格（Howe，S.G.）——美国马萨诸塞州废奴主义者，支援堪萨斯全国委员会委员兼财务负责人，支援布朗起义的六人秘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哈普渡起义后发生动摇，逃到加拿大。
黑兹勒特，艾伯特（Hazlett，Albert）——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曾参加堪萨斯内战，1858年底在堪萨斯加入约翰·布朗的队伍，1859年参加哈普渡起义，突围后在宾夕法尼亚被捕，判处绞刑，1860年3月16日就义。
亨特尔，安德鲁（Hunter，Andrew）——美国弗吉尼亚州检察官，蓄奴派，杀害约翰·布朗的凶手之一。
亨逊，约西亚（Henson，Josiah）——美国黑人废奴主义者，曾帮助南部二百多名黑人逃到北部和加拿大。
华盛顿，路易斯（Washington，Louis）——美国军队上校，哈普渡种植园奴隶主，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亲属。在哈普渡起义时被约翰·布朗逮捕作为人质.
怀斯，亨利（Wise，HenryA.）——美国律师，弗吉尼亚州州长（1856—1860），蓄奴派，杀害约翰·布朗的凶手之一。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时抢劫哈普渡的联邦政府军火库，参加反革命叛乱。
J
吉丁斯，约舒亚（Giddings，JoshuaR.1795—1864）——美国共和党人，废奴主义者，1838—1859年俄亥俄州国会众议员。反对侵略墨西哥的战争及1850年妥协案。
吉尔里，约翰·怀特（Geary，JohnWhite1819—1873）——美国旧金山市长（1850年），1856年9月—1857年3月任堪萨斯准州第三任州长，属调和派。
吉尔，乔治（Gill，GeorgeB.）——加拿大人，1857年在衣阿华州斯普林代尔参加约翰·布朗的队伍。1858年出席查达姆会议，被选为临时政府财政部长。曾参加约翰·布朗在堪萨斯的斗争。
加布里埃尔（Gabriel1775—1800）——美国黑人奴隶起义领袖，奴隶出身，1800年8月30日在弗吉尼亚州亨利哥县组织一千多名黑人准备袭击里士满，因密谋泄露，再加上遇暴风雨，行动受阻，起义被镇压。加布里埃尔10月7日在里士满英勇就义，其他起义奴隶约三十五人在同年9—10月被杀害。
加里波第，朱泽培（Garibaldi，Giuseppe1807—188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斗争。
加里逊，威廉·劳埃德（Garrison，williamLloyd1805—1879）——美国废奴运动领导人之一。当过排字工人和记者。1831年在波士顿创办《解放者报》，大力开展反奴隶制宣传。1833年参加创建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主张通过道德说教来废除奴隶制，反对暴力革命。后来在美国内战时支持林肯政府进行反奴隶制的革命战争。
加内特，亨利·海兰（Garnet，HenryHighland1815—1882）——美国黑人领袖之一，黑人报刊编辑，革命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的亲密朋友和他的事业的积极支持者。参阅本书第129页注。
杰斐逊，托马斯（Jefferson，Thomnas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1801—1809年），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家，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
杰克逊，安德鲁（Jackson，Andrew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1829—1836年），民主党的创建人。
K
卡基，约翰·亨利（Kagi，JohnHenry1835—1859）——美国革命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的得力助手。提出“靠暴力来维持的奴隶制，只能用暴力来推翻”的战斗口号。当过排字工人、律师和反奴隶制报刊记者，1856年参加堪萨斯内战。1857年11月在堪萨斯的托皮卡加入约翰·布朗的队伍。1858年出席查达姆会议，被选为临时政府陆军部长。同年与布朗一起重返堪萨斯，继续坚持斗争。1859年参加哈普渡起义，在战斗中牺牲。
康纳利，威廉·埃尔西（Connelley，WilliamElsey1855—1930）——美国作家，教师，堪萨斯州历史学会秘书。著有《约翰·布朗——最后的淌教徒》和《堪萨斯史》等。
康威，马丁（Conway，MartinF.）——美国废奴主义者，堪萨斯自由州运动领导人之一。
科波克，埃德温（Coppoc，Edwin1838—1859）——美国废奴主义者，1857年在衣阿华州斯普林代尔参加约翰·布朗的队伍。1859年参加哈普渡起义，被俘后判处绞刑，1859年12月16日牺牲前—度动摇。
科波克，巴克利（Coppoc，Barclay）——美国废奴主义者，埃德温·科波克之兄。1857年在衣阿华州斯普林代尔参加约翰·布朗的队伍。1859年参加哈普渡起义后突围。1860年在密苏里州再次试图解放黑奴。后在美国内战中牺牲。
柯普兰，约翰（Copeland，JohnA.1837—1859）——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自由黑人，木工，1854—1855年在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受过教育。曾因保护逃亡奴隶被捕入狱。1859年3月参加约翰·布朗的队伍。在哈普渡起义前赶到，在战斗中被俘，判处绞刑，1859年12月16日就义。
库克，约翰·埃德温（Cook，JohnEdwin1830—1859）——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富裕家庭，在纽约学法律，1856年来到堪萨斯，在布莱克—杰克战斗后参加布朗的队伍。1858年出席查达姆会议，会后来到哈普渡侦察敌情，并潜伏下来，当了运河水闸管理员。1859年参加哈普渡起义，逃离后在宾夕法尼亚州被捕，送回弗吉尼亚州，被判处绞刑，在1859年12月16日牺牲前一度动摇。
L
莱恩，詹姆斯·亨利（Lane，Jamesftenry1814—1866）——美国军官和资产阶级政治家，堪萨斯自由州运动领导人之一。1856年被堪萨斯自由州派选为国会参议员，在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组织“北部军队”，进行反奴隶主的武装斗争，曾同约翰·布朗并肩作战。1861年当选国会参议员。在美国内战时期主张解放和武装黑人。
莱康普特（LecompteS.D.）——堪萨斯蓄奴派的审判长。
朗格（Rung）——美国逃亡奴隶，在纽约被捕后，仍被迫当奴隶。
雷德帕斯，詹姆斯（Redpath，James1833—1891）——美国废奴主义新闻记者，参加过堪萨斯内战，在那里认识约翰·布朗。哈普渡起义后，发动美国黑人移居海地。美国内战爆发后，担任联邦军队的随军记者。著有《约翰·布朗上尉的公共生活》等，是为布朗作传记的第一个人。
雷诺兹（Reynolds，G.J.）——美国逃亡黑人奴隶，铜匠，加拿大黑人组织自由同盟的领导人，美国桑达斯基城“地下铁道”的组织者，曾出席查达姆会议。
里得，约翰（Reid，JohnW.）——美国准将，堪萨斯内战中曾率领一支蓄奴派军队进攻奥萨瓦汤米。
里德，安德鲁（Reeder，AndrewH.）——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律师，堪萨斯准州第一任州长（1854年6月—1855年7月），因反对准州伪立法议会被皮尔斯总统解除职务，后为堪萨斯自由州运动领导人之一。
里尔夫，理查德（Realf，Richard）——英国人，新闻记者，1857年在堪萨斯的托皮卡加入约翰·布朗的队伍，并在衣阿华州斯普林代尔接受军事训练。1858年出席查达姆会议，并被选为临时政府国务卿。后对革命丧失信心，开小差跑回英国。
理查逊，理查德（Richardson，Richard）——美国逃亡黑人奴隶，1857年在堪萨斯的托皮卡参加布朗的队伍，并在衣阿华州斯普林代尔接受军事训练。1858年参加查达姆会议。
李，罗伯特（Lee，RobertE.1807—1870）——美国军官。1846—1848年参加美国侵略墨西哥的战争。1859年率领美国海军陆战队血腥镇压约翰·布朗起义。美国内战爆发后任弗吉尼亚州叛军指挥官，1865年2月起任叛军总司令，同年4月战败，向联邦军投降。
利里，刘易斯·谢（Leary，LewisS.1834—1859）——美国鞍具制造工人，黑白混血儿，奴隶出身的自由黑人，1859年3月参加约翰·布朗的队伍。在哈普渡起义前夕赶到，在战斗中牺牲。
利曼，威廉·亨利（Leeman，WilliamHenry）——美国缅因州人，1856年到堪萨斯加入约翰·布朗的队伍。后在衣阿华州斯普林代尔接受军事训练。1858年随同布朗前往加拿大出席查达姆会议。1859年在哈普渡起义中牺牲，当时才二十岁，是参加起义的人中最年轻者。
林肯，阿伯拉罕（Lincoln，Abraham1809—1865）——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共和党人，反对奴隶制，1860年当选为美国第十六任总统。1861—1865年内战期间领导联邦对发动叛乱的南部奴隶主作战。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颁布《解放黑奴宣言》。内战以北部胜利结束时，被南部奴隶主和北部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走狗暗杀。
鲁塞尔，伊斯雷尔（Ruser。Israel）——哈普渡的种植园奴隶主，在哈普渡起义时被约翰·布朗逮捕作为人质。
罗宾逊，查尔斯（Robinson，Charles1818—1894）——美国新英格兰移民协进会驻堪萨斯的代表，堪萨斯自由州运动领导人之一，投机政客，主张同奴隶主妥协。1856年被堪萨斯自由州派选为准州州长，1861年任堪萨斯州第一任州长。在堪萨斯内战时曾赞扬布朗的英勇斗爭精神，在布朗死后又攻击他。
罗斯·亚历山大·密尔顿（Ross，A1exanderMilton1832—1897）——加拿大博物学家，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在堪萨斯认识约翰·布朗，并成为布朗的忠实朋友和积极支持者。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徒步到南部，通过“地下铁道”护送奴隶至加拿大。为参加哈普渡起义赶到里士满，因起义提前进行而未及投入战斗。
洛夫乔伊，埃利加·帕里斯（Lovejoy，ElijahParish1802—1837）——美国废奴主义报纸发行人。1837年他在伊利诺斯州阿尔顿的报社被蓄奴派暴徒捣毀，本人被杀害。
洛关，季·伍（Loguen，J.W.）——美国黑人领袖之一，逃亡奴隶，废奴主义者，牧师，约翰·布朗的亲密朋友，积极支持布朗起义计划。
M
梅里安，弗朗西斯（Merriam，Francis）——美国废奴运动领导人温德尔·菲利普斯的亲戚，1857年到堪萨斯，拟与约翰·布朗共同作战，未遇。哈普渡起义前，在费城加入了布朗的队伍，并捐赠六百美元，为布朗采购军火。1859年参加哈普渡起义后突围。后参加美国内战，1865年牺牲。
梅森，詹姆斯·默里（Mason，JamesMurray1798—1871）——美国弗吉尼亚州大种植园奴隶主，国会参议员，国会哈普渡事件调查委员会主席，杀害约翰·布朗的凶手之一。美国内战中为南部同盟派驻英国的代表，1861年11月赴英国途中曾被北部海军逮捕。
门罗，威廉·查尔斯（Munroe，WilliamCharles——美国底特律浸礼会黑人牧师。1854年黑人移居国外代表大会主席。1858年查达姆会议主席。
蒙哥马利，詹姆斯（Montgomery，James）——美国军人，堪萨斯自由州运动领导人之一，约翰·布朗的合作者。堪萨斯内战后期，组织游击队给蓄奴派以沉重的打击。
莫菲特，查尔斯·伍（Mofrett，CharlesW.）——美国衣阿华州人，1857年在堪萨斯的托皮卡加入约翰·布朗的队伍，并在衣阿华州斯普林代尔接受军事训练。1858年在加拿大出席查达姆会议，会后与布朗一起重返堪萨斯开展斗争。
N
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Bonaparte1769—1821）——即拿破仑一世，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1799—1804年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1804—1814年和1815年法国皇帝。
纽比，丹杰菲尔德（Newby，Dangerfield1829—1859）——哈普渡附近的铁匠，黑白混血儿，原为奴隶，后获得自由，1859年8月参加布朗的队伍，在哈普渡起义前为布朗提供情报，在哈普渡起义的战斗中牺牲。
P
帕克，西奥多（Parker，Theodore1810—1860）——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著名废奴主义者，牧师，约翰·布朗的朋友和支持者，支援布朗起义的六人秘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帕森，卢克·弗（Parsons，LukeF.）——布朗堪萨斯游击队队员，1857年在衣阿华州斯普林代尔接受军事训练。1858年在加拿大出席查达姆会议，会后随布朗回到堪萨斯。
皮尔斯，富兰克（Pierce，Frank1804—1869）——美国第十四任总统（1853—1857），民主党人。拥护奴隶制，镇压堪萨斯人民斗争。
佩金斯，西蒙（Perkins，Simon）——美国俄亥俄州阿克伦的羊毛商，约翰·布朗1846—1854年经营羊毛业的合伙者。
Q
琼斯，詹姆斯（Jones，JamesM.）——1849年奥伯林学院毕业生，枪炮工人兼雕刻师，约翰·布朗的黑人朋友。1858年出席查达姆会议，在讨论起义计划时与布朗有意见分歧，会后赴美国西海岸，未参加起义。
S
萨姆纳，埃德温（Sumner，Edwin）——美国政府派往堪萨斯镇压自由州派的合众国军队上校，奉令制止约翰·布朗发起的布莱克—杰克战斗，强行解散布朗队伍。
萨姆纳，查尔斯（Sumner，Charles1811—1874）——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共和党激进派领袖之一，1851—1874年马萨诸塞州国会参议员，主张废除奴隶制。
赛尔，伊莱（Thayer，Eli1819—1899）——美国国会议员，新英格兰移民协进会创始人，主张堪萨斯成为自由州。
桑博恩，富兰克林·本杰明（Sanborn，FranklinBenjamin1831—1917）——美国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作家和记者，马萨诸塞州支援堪萨斯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约翰·布朗的忠实朋友，在堪萨斯内战中帮助约翰·布朗获得武器和资金，是支援布朗起义的六人秘密委员会成员之一。著有《约翰·布朗的生平及书信集》和《七十年的回忆》等书。
史蒂文斯，阿隆·德怀特（Stevens，AaronDwight1831—1860）——美国军人，堪萨斯游击队上尉，1856年在内布拉斯加城同约翰·布朗认识。1857年底在衣阿华州斯普林代尔担任军事教员，1858年出席查达姆会议，会后与布朗重返堪萨斯继续开展斗争。在哈普渡起义中被俘，判处绞刑，1860年3月16日就义。
史密斯，格里特（Smith，Gerrit1797—1874）——美国国会众议员（1852—1854），大地主，纽约州废奴主义团体的领导人之一，曾把自己在阿德朗达克山区的大量土地拨给自由黑人和逃亡奴隶，并把弗吉尼亚州的大片土地捐给反奴隶制的奥伯林学院。资助约翰·布朗在堪萨斯的斗争，是支援布朗起义的秘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史密斯，麦丘恩（Smith，McCune）——美国黑人废奴主义者，医生，约翰·布朗的朋友。
史密斯，斯蒂芬（Smith，Stephen）——美国费城富有的黑人木材商，废奴主义者。
斯蒂尔，威廉（Still，William）——美国费城黑人领袖之一，当地“地下铁道”负责人，原为逃亡奴隶。
斯特恩斯，乔治（Stearns，George）——美国马萨诸塞州废奴运动领导人之一，支援堪萨斯全国委员会委员，积极支持布朗的斗争，是支援布朗起义的六人秘密委员会成员之一。在内战时大力协助该州州长约·安德鲁组建第一批黑人部队。
斯托，哈里埃特·比彻（Stowe，HarrietBeecher1811—1896）——美国女作家，著名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即《黑人吁天录》，1852年）的作者，该书有力地揭露了南部奴隶主的残暴，对美国反奴隶制运动起过—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作者不主张用革命方法废除美国奴隶制度，鼓吹把美国黑人移殖国外。
T
塔布曼，哈里埃特（Tubman，Harriet1820—1913）——美国废奴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著名黑人女英雄。奴隶出身，1849年逃到北部后，积极从事“地下铁道”活动。二十年中，先后十九次不顾危险南下帮助三百多名奴隶获得自由。奴隶主以一万美元的重赏缉拿她。积极支持和参与布朗的工作，深得布朗赞誉。因病未能赶到哈普渡参加起义。内战期间，率领游击队进攻叛军，为联邦军提供情报。内战后；继续献身于黑人解放事业。
泰勒，斯图尔德（Taylor，Steward1836—1859）——加拿大人，车辆工场工人。1857年在衣阿华州斯普林代尔参加约翰·布朗的队伍。1858年出席查达姆会议。1859年从加拿大赶来参加哈普渡起义，在战斗中牺牲。
坦内，罗杰·布鲁克（Taney，RogerBrooke1777—1864）——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奴隶制拥护者，德雷德·司各脱案的判决者。
汤普森，多芬（Thompson，Dauphin1837—1859）——约翰·布朗的女婿亨利·汤普森的弟弟。参加哈普渡起义，在战斗中牺牲。
汤普森，亨利（Thompson，Henry）——约翰·布朗的女婿，露丝·布朗的丈夫，1855年10月与约翰·布朗一起来到堪萨斯参加斗争，在布莱克—杰克战斗中负伤。
汤普森，威廉（Thompson，William1833—1859）——约翰·布朗的女婿亨利·汤普森的弟弟，1859年参加哈普渡起义，被俘后即遭蓄奴派杀害。
特纳，纳特（Turner，Nat1800—1831）——美国黑人奴隶领袖。1831年8月在弗吉尼亚的南安普顿领导约七十名奴隶起义，消灭大约六十个奴隶主。起义被奴隶主血腥镇压。躲藏六周后被捕，判处绞刑，11月就义。
提德，查尔斯·普鲁默（Tidd，CharlesPlummer1832—1862）——美国缅因州人，1857年在堪萨斯加入约翰·布朗的队伍，在衣阿华州斯普林代尔接受军事训练。1858年参加了营救布朗后来的合作者蒙哥马利的行动。同年出席查达姆会议。1859年参加哈普渡起义后突围。后参加美国内战，为黑人解放事业继续斗争，1862年病死。
W
瓦兰德海姆，克兰门特·莱尔德（Vallandigham，ClementLaird1820—1871）——美国反动政治家，北部民主党人，南部奴隶主的代理人。1858—1863年俄亥俄州国会众议员，美国内战期间在北部策划一系列反革命活动，曾被捕定罪。
威尔逊，亨利（Wilson，Henry1812—1875）——美国国会参议员，共和党人。
维西，丹马克（Vesey，Denmark约1767—1822）——美国黑人领袖，奴隶出身。1822年上半年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组织约一万名奴隶起义，5月间由于叛徒告密而失败，一百三十一个黑人被捕，维西和三十几个起义者在6—8月被奴隶主杀害。
沃克，罗伯特·约翰（Walkcr，RobertJohn1801—1869）——美国密西西比州民主党人，1857年3月由布坎南政府任命，继吉尔里担任堪萨斯准州第四任州长。
沃克，乔治（walker，George）——美国马萨诸塞州支援堪萨斯委员会委员。
沃克，塞缪（Walker，Samuel）——美国堪萨斯自由州派领导人之一，游击队上尉。
伍德森，丹尼尔（Woodson，Daniel）——在香农去职后和吉尔里到任前代理堪萨斯准州州长职务（1856年8—9月），疯狂镇压自由州运动。
X
西华德，威廉·亨利（Seward，WilliamHenry1801—1872）——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共和党领袖之一，1849—1861年国会参议员。曾攻击布朗起义。1861年起任林肯政府的国务卿，主张同南部奴隶主妥协。参阅本书第213页注。
希金生，托马斯·温特沃思（Higginson，ThomasWentworth1823—1911）——美国马萨诸塞州著名废奴主义者，作家，约翰·布朗的朋友和最热烈的支持者之一，支援布朗起义的六人秘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美国内战时，任联邦军上校、黑人团队指挥官。
香农，威尔逊（Shannon，Wilson）——美国辛辛那提律师，民主党人，奴隶制拥护者。曾任俄亥俄州州长，1855年9月由皮尔斯总统任命，继里德担任堪萨斯准州第二任州长，1856年8月辞职。
肖尔，塞缪尔（Shore，SamuelT.）——美国堪萨斯游击队上尉，约翰·布朗在布莱克—杰克战斗中的合作者。
欣顿，理查德·约西亚（Hinton，RichardJosiah）——美国废奴主义新闻记者。1857年在堪萨斯加入布朗的队伍。因哈普渡起义提前进行，未能赶上参加战斗。后来在美国内战时在堪萨斯黑人团队担任军官。著有《约翰·布朗和他的部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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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约翰·布朗的遗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约翰·布朗（1909）
第十三章约翰·布朗的遗志
“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用鲜血才能洗清这个有罪的国土的罪恶。过去我自以为不需要流很多的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
1859年12月2日于弗吉尼亚州查尔斯敦”
约翰·布朗就义前写下的遗书手迹（1859年12月2日）
这就是约翰·布朗在他就义的那一天所写下的最后遗言，也就是他在狱中四十天时所写的可歌可泣的书信的精华所在，它成了美国废奴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文献。这番话是在镣铐之中庄严地说出来的，是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下说出来的，这番话在那次暴风雨般的、令人惶惑的袭击以后就变得越发坚强有力了，这番话的深厚的诚意在这个人的性格中具体地表现出来了，这番话比美国所发生过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更强有力地动摇了奴隶制度的基础。
关于他自己，他谈得很简略，但却怀着满足的心情：“如果我能活到1860年5月9日，那么我将是六十岁的人了。自从我能记事起，我就从来不需要睡很多的觉，因此，我认为，我已经尽情享用了的工作时间，和七十岁的人的平均工作时间一样多。我不但不用带眼镜，而且还能够很舒适地阅读和写字。不但如此，一般说来我的身体是非常好的。现在，当我想起我能够多么容易地留在世上，使我为自由事业所作的一切前功尽弃，或使我为自由事业所受苦难成为徒劳时，即使我有机会活下去，我也不敢妄想再作一次人间的旅程。”（给堂兄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594—595页）
经历了艰险、坎坷的一生以后，他终于获得了身心的宁静。他坚称他的精神在现在和过去都是健全的：“我不但丝毫也没有意识到我的疯狂、我的恐惧或任何可怕的幻象，反而感到泰然自若，特别是我的睡眠，就象一个健康、快活的小婴孩的睡眠那样香甜。我根本没有感到我是在狱中带着镣铐，我的确认为，在我一生之中，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愉快过。”（给提尔登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609—610页）
当谈到他自己的功过时，他谦逊而坚决地说：“大多数人是用每人一生中成功或失败的程度来衡量彼此的行为和动机的。根据这个尺度，我是一个最坏的，也是最好的人。我并不认为我是最好的人，至于我的生和我的死对这世界是有害还是有益，这要由一个公正的法庭来决定。”（给提尔登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609—610页）
他并不以他的行动为耻：“我在那件事上没有任何犯罪感，也并不因为身受监禁而感到悔恨。我完全相信，我家里的人很快就不会因为我而感到脸红。”（1859年给家里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579—580页）
“我并没有因为拿起武器而感到有罪。如果当初是为了有钱有势的人、有知识的人、伟大的人（人们所认为的伟大），或是为了那些制定损人利已的法律的人，或是为他们的一些朋友，我才进行斗争，受苦受难，牺牲自己，献出生命，那么这件事也许会办得很顺利。可是这些不必多说了。这些转瞬即逝的无足轻重的不幸，只能给我带来重大得多的、永恒的荣誉。”（1859年给一位朋友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582—583页）
的确，黑夜茫茫，他的信心在最初曾动摇过，然而他一再战胜了动摇，提高了信心。“我不能相信我所做的任何事情，或我所遭受过的和可能还要遭受的一切痛苦，对人类的事业说来是徒劳无益的。还在我开始袭击哈普渡以前，我就自信即使是在最坏的情况下，袭击哈普渡也是值得一作的。我曾经常表示过这个看法，现在我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需要改变我的看法。总的说来，我到现在也一点都没有感到失望。我过去所大感失望的是我未能完成我的计划，但是现在我甚至对这一点也完全想通了。”（1859年给维尔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589—591页）
“当我意识到我至少还曾致力于改善那些一直处在底层的人们的生活条件时，我多么感到宽慰，并且希望我能毫无怨言地承担一切后果。”（1859年给斯特恩斯小姐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607页）
“我还没有见过有一个黑夜会黑暗到足以妨碍旭日东升，也没有见过一场暴风雨会猛烈或可怕到足以阻止温暖的阳光和无云的蓝天重新回来。”（1859年给家里的信附言，见桑博恩所著书第585—587页）
“至于我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死去，我完全听从主的安排，因为我现在认为，对我说来，在这时候用我的鲜血写下我的证词，对我竭力提倡的事业所起的促进作用将比我这一生所作的一切大得多。”（给妻子和子女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585—587页）
“以前，我的一生没有给过我象这样的一半的机会去为正义而呼吁。想到这一点，我也就觉得大可以对目前的处境和即将面临的遭遇处之泰然。”（给提尔登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609—610页）
他对奴隶制度是铁面无情的：“在这里没有一个人配称得上是基督的牧师。这些牧师自称为基督徒，但却蓄有奴隶或者拥护奴隶制度，我对他们简直不能容忍。我不能和他们跪在一起作祷告，因为他们的手沾满了人们的鲜血。”（1859年给麦克法兰先生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598—599页）他对一位南部的牧师说：“我请你不要打扰我。你的祷告对上帝是一种亵渎。”他还对另一位牧师说；“我绝不能和任何衣襟上沾有奴隶的鲜血的人一同低头祷告，以致侮辱了上帝。”
约翰·布朗的墓地及1855—1863年家属的住宅（纽约州北厄尔巴）
约翰·布朗写信告诉他的子女说，“要憎恨，并且是怀着切齿难忘的仇恨来憎恨罪恶的渊薮——奴隶制度。”（1859年给家里的最后一封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614—615页）
最后他欢呼道：“精神是无法被监禁、带上锁链或绞死的。我愉快地为着几百万‘无权’的人们而死，这个伟大而光荣的共和国，‘迟早将尊重’这些人。”（1859年给马兹格雷夫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593页）
“当我的孝顺可爱的家庭知道了我已说过的那些愿望时，就根本不需要任何正式的遗嘱了”（第36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参议院委员会报告第278号；约舒亚·雷·吉丁斯的证词第147—156页），他在他临终那天这样写道。
约翰·布朗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世界就是他的家庭。他留下来的遗产是什么？人们很快就听到：他的声音是号召与奴隶制度进行一次伟大的决战的呼声。
从约翰·布朗被俘那一天到他去世那一天，以及在以后的日子里，受审判的是南部和奴隶制度，而不是约翰·布朗。的确，约翰·布朗的袭击使弗吉尼亚州陷入了困境。如果他的进攻是少数狂热分子的活动，是由一个疯人领导而遭到奴隶们一致拒绝，那么，适当的处理办法就应该是忽视这次事件，而静悄悄地惩罚最恶劣的肇事者，对于误入歧途的首领或赦免他，或者把他送进疯人院。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弗吉尼亚州面临着一个阴谋，这个阴谋威胁若它的社会存在，在州内奴隶中间引起动荡不安，并且对将来充满了不吉之兆，那么，采取格外的警惕。迅速处以极刑，严厉的控诉，就是很自然的了。但是这两种情况都不是真实的——要使两种互相排斥的情况同时并存，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但这一点恰恰是南部和弗吉尼亚州所期望的。这个州一方面坚持认为这次袭击规模小得可怜又可笑，不能成什么大事，用安德鲁·亨特尔的话来说，“除了被迫的以外”，“没有一个奴隶，参加约翰·布朗的行动；一方面却花费了二十五万美元去惩罚进犯者，在附近驻扎了一千到三千士兵，使全国人心惶惶。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做法的自相矛盾时，便进而企图夸大参加起义的白人的危险性。主持审判的审判长迟至1889年时写道：据见证人证明，布朗一伙计有七十五人到一百人，他“还等待着大批援兵”；同时州检察官安德鲁·亨特尔还识破了全国性的阴谋。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正如二十二年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起事地点所说的，“如果说约翰·布朗没有结束这场结束奴隶制度的战争，那么，他至少把它发动起来了。如果我们查一查赢得这个荣誉的日期、地点和人们，我们就会发现：发动这场结束美国奴隶制度和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自由共和国的战争的，不是卡罗来纳州，而是弗吉尼亚州；不是萨姆特堡垒，而是哈普渡和军火库；不是安德逊少校[1]，而是约翰·布朗。直到这次袭击以前，自由的远景虚无飘渺，暗淡无光，不可制止的冲突[2]不过是一场言词、投票以及从妥协到妥协的冲突。约翰·布朗振臂一呼，云开雾散，——在自由问题上对垒的两军站在破裂的联邦的裂缝的两侧，就要拿起武器进行交锋了。”（1882年6月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哈普渡斯托勒学院的演说）
约翰·布朗的袭击促进了美国内战，所经过的途径是这样的：首先他唤醒了弗吉尼亚州的黑人。他们对于他的计划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那当然只能加以猜测了。很明显，没有几个人知道这次袭击会在10月17日发生。但是这次起义如果旗开得胜，那就会象奥斯本·安德逊所说的，奴隶们是准备参加的，毫无疑问，那时候他这么说，他是心里有数的。美国内战有二十万黑人士兵参加，证实了他这番话。这次袭击后仅仅一个星期内，就发生了五起纵火案，足见事态严重了。亨特尔企图把这些案件归咎〔jiù〕于“北部密使”，但是这种非难没有得到证实。另外唯一可能的肇事者是奴隶和自由黑人。弗吉尼亚人相信这种说法，可以从欣顿的说法看出来。欣顿宣称，1859年弗吉尼亚仅在出售奴隶方面，就损失了一千万美元。（欣顿所著书第325—326页）一位访问过约翰·布朗的女士说；“我很难忘记那狱卒的态度（那天早晨我看到了他那张‘出售黑人五十名’的广告）。”（斯普林夫人语，载雷德帕斯所著书第377页）这次被清除出去的可疑的奴隶有多少，这是无从证明的，但是人口调查却指明了一些情况。1850到1860年间，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黑人人口增长了百分之四强。但是同哈普渡交界的三个县——弗吉尼亚州的劳登和杰斐逊以及马里兰州的华盛顿，在1850年原有奴隶一万七千六百四十七人，到了1860年减至一万五千九百九十六人，几乎少了百分之十。这意味着二千四百个奴隶不见了，这是意味深长的。
第二，在约翰·布朗出现于哈普渡很久以前，南部的领导人，例如逃亡奴隶法的起草人、哈普渡事件调查委员会主席梅森，担任该委员会委员的杰斐逊·戴维斯，以及怀斯、亨特尔等弗吉尼亚人，早就赞成退出联邦作为维护奴隶制的唯一办法。约翰·布朗给这些人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和严重的警告。他们利用了这个论据，但压制了这个警告使人听不到。这个论据是：看，这就是废奴主义，这就是北部。除非南部采取极端的手段，南部和它所珍爱的制度将要受到这种待遇。他们顺着这个路线，强调这次袭击，并加以渲染，他们针对的是白人参加者和北部的同情者。怀斯州长在11月25日发出一份紧急宣言，给南部听，给布坎南总统看。参议院委员会多数派报告在结尾使用了不祥的辞句。在另一方面，约翰·布朗的这次袭击的警告——黑人起义的危险——却只是悄悄耳语罢了。
第三，这是导致美国内战的途径，并具有更深远的意义。这次袭击唤醒了并且指导了全国的良心。观察观察它所引起的反应，真是不可思议。有些人沉不住气，急于为自己辩护，便迫不及待地登报声明。对加里逊这个不抵抗主义者来说，拿起武器十分可怕；比彻[3]对约翰·布朗猛烈攻击，西华德则对他大施毁谤。接着在这个国土上呈现一片不详的沉寂，而布朗为自己辩护的声音在全国都听到了。一股同情心的热流，汹涌澎湃，流遍了全世界。大家都知道，从法律上说，约翰·布朗是违法者，是个杀人犯。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模糊地但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他的非法行为是响应为人类的幸福而自我牺牲的最崇高的号召。他们开始自问，这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鼓舞起这样的热诚？约翰·布朗一再重申的解放“被束缚的弟兄”的简短声明，作了回答。
1861年春天，波士顿轻步兵团被派到波士顿港的华伦堡垒进行训练。士兵们组织了一个四部合唱队，大唱爱国歌曲，有人为他们写了这样一首歌词：
“约翰·布朗的躯体在墓中腐烂，
他的精神引导着我们前进……”
人们把这首歌词配上了谱，所配的调子是一首在野营布道会上唱的老歌——大概是出自黑人——名叫《喂，弟兄，你愿意同我们相会吗？》这团人学会了这首歌，当他们由华伦堡垒出发，经过克里斯伯斯·阿特克斯[4]死难的那个地点时，他们首次公开唱出了这首歌。吉尔摩的乐队学会了，加以演奏，这样，《约翰·布朗之歌》[5]②便永世流传！
[1]林肯当选总统后，南卡罗来纳州奴隶主于1860年12月20日带头脱离联邦。忠于联邦的南卡罗来纳州萨姆特蛆垒守军司令安德逊拒绝向发动武装叛乱的奴隶主投降，叛乱分子在1861年4月12一14日炮轰和占领萨姆特堡垒。这是1861—1865年全国规模的内战的开始。
[2]国会参议员西华德1858年10月在纽约州发表演说，曾用“不可制止的冲突”来预言自由劳动制度和奴隶制度的冲突不可避免，因而名噪一时。后来西华德成了妥协派，鼓吹用所谓理智、选举和基督教精神来解决社会矛盾。反对暴力革命，对约翰·布朗起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3]指著名反奴隶制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斯托夫人的弟弟亨利·比彻。他对哈普渡武装起义横加责难，说什么布朗的“精神高尚，但行动渺小。
[4]克里斯伯斯·阿特克斯（CrispusAttucks）1770年3月5日英国军队在波士顿进行大屠杀时第一个死难的人。
[5]《约翰·布朗之歌》在内战期间成为美国人民中最流行的一首爱国歌曲，联邦军队高唱着这首战歌奔赴战场，英勇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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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难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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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难解之谜
事情完结了。第二天，全世界都知道了。全世界都极为震惊。我们世上的人应当如何看待约翰·布朗呢？南方人把一个清白纯洁的人钉在十字架上，仅仅是因为他一贯忠于我们所选定的、所珍视的理想，难道我们应当去附和周围事物那种无聊而又骇人听闻的逻辑吗？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最近的历史就会沾上莫大耻辱。在他那清楚明白的逻辑面前，难道我们可以模棱两可，摇摆不定，时而支援，时而不敢给予支援，时而相信，时而怀疑吗？不错，只要怀疑和犹豫都是出自真心，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但是我们不应说谎。我们一定要明辨是非。但是我们怎样去明辨是非呢？这就是难解之谜了。我们只是些在暗中摸索的人，我们常常因为光明的刺目的光辉，而看不见光明。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理才显露出来。今天我们终于知道：约翰·布朗是正确的。
一道强烈的白光，一道毫不摇晃的光芒，它那洞察万物的耀眼的光辉，把全世界截然分成光明和黑暗——是和非。这道光芒就是约翰·布朗的精神。他很单纯，单纯得令人生气。他没有学识，很平凡，很朴实。任何学术文化的诡辩，任何对于幸福或传统的曲解，都丝毫不能打动他。他说。“奴隶制度是错误的，消灭它。”摧毁它——连根带茎、连枝带叶，一齐拔掉它；不饶它，搞掉它。现在就干起来。他错了吗？没有。用法律、强权和传统的壁垒强行阻挡人类的进步，那是世界上最恶劣的事情。那是错误的。永远是错误的。无论它叫什么，无论它打扮成什么模样。无论它何时出现，它都是错误的。但当它披上法律、正义和爱国主义的外衣时，它就特别可恨、特别黑暗、特别残酷。1859年美国的奴隶制度就是披着这样的外衣，不能采取温和的手段，必须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使它灭亡。这一点，人们已经认识了一百年之久了。
对罗宾森来说，布朗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当奥萨瓦汤米居民的感激之情高涨时，布朗是可以和耶稣基督媲美的；当南部的反动势力席卷全国时，他就被认为比一个狂热分子还坏。但是，不论他是什么，他是斗争中的堪萨斯及其领导人能够依靠的宝剑，他是当地最隐秘的行动的光辉的实践者，而当时认识这些行动的必要性的一些人，却退缩不前，袖手旁观。布朗并不是唯一解放堪萨斯的人，但是他的巨掌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冷心肠的、手腕圆滑的政客，象罗宾森之流，踩着帮助他的人们的脖子上台的，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布朗对于加里逊这一类型的废奴主义者是很蔑视的。既承认罪恶而又不予以打击，这在约翰·布朗看来是有罪的。他嘲笑说。“空谈，空谈，空谈。”但是，他对精神打击的作用没有象对物质打击的作用那样作出正确的评价，直到他自己给查尔斯敦的绞架以最沉重的打击那一天，他才体会到精神打击能起多么大的作用。
当废奴主义者遇到约翰·布朗的时候，很少人不赏识他。他们在本能上都知道他对于他们所反对的罪恶是抓住了要害的。他们不问什么证明或者凭据，他们只问约翰·布朗。格里特·史密斯就是这样。史密斯一见到布朗就信任他，在家里款待他，倾听他要给奴隶制度以致命打击的详细计划。史密斯总共给了他一千美元，并祝他成功。可是在进行打击之后，史密斯却无比惊慌。他支支吾吾，甚至否认知道布朗的计划。毫无疑问，他、他的家属、他的财产都处在危险之中——但是约翰·布朗的处境又怎么样呢？豪韦博士也是如此，在证人席上，他的记忆力坏得要命，他一旦尝到了著名的南部殷勤招待的滋味，便从热烈的支持布朗，一变而为迟疑退缩。他自己也大为吃惊地发现，奴隶制度是合乎人性的：它倒不是想象中那么极度可怕，不过是坏得情有可原。一个合乎人性的不良制度是用武力来攻击呢，还是在卡罗来纳一个游廊上的静悄悄的阴凉处，以说理辩论的方式来对待呢？豪韦博士在访问了古巴之后，倾向于后面一种想法。袭击事件以后，他极为烦恼，极为惶恐，慌忙逃到加拿大去了。波士顿委员会[1]中只有斯特恩斯一人站起来，走到大庭广众之中，毫不含糊地说。“我相信约翰·布朗是这个世纪的代表人物，就象华盛顿是上一世纪的代表人物一样——哈普渡事件以及意大利人为争取自治所表现的才能都是这个时代的重大事件，一个要解放欧洲，另一个要解放美国。”（第36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参议院委员会报告第278号，乔治。斯特恩斯的证词第241—242页）
黑人对待约翰·布朗的态度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薛尔斯·格林为代表。道格拉斯说道。“那天晚上当约翰·布朗占领了并且控制着哈普渡的消息传来时，恰巧我正在费城国民大厅里对广大的听众演讲。这一宣告好象天塌地陷，令我们大为震惊。遇到这样的事，连最勇敢的人也要透不过气来。”（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及其时代），1892年，第376页）
怀斯和布坎南立刻开始追捕道格拉斯·道格拉斯逃往加拿大，最后逃到英国去了。道格拉斯为什么没有参加约翰·布朗的行动呢？一则因为他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气质和性格；二则因为他知道，也只有黑奴才能知道，统治奴隶的政权有巨大力量和组织。布朗的计划从来也没有引起道格拉斯的丝毫共鸣，“地下铁道”的活动可以扩大，可以系统化，这点道格拉斯是相信的，但是任何进一步的计划，他都认为是不可能的。只有全国的力量才能消灭全国的奴隶制度。对道格拉斯来说是如此，对其他黑种人来说实际上也是如此。譬如说，加拿大的黑人是懂得奴隶制度意味着什么的。他们忍受过它的堕落、它的压迫，还有它更加肆无忌惮的放纵主义。他们了解奴隶制度。他们曾经做过奴隶。他们曾经冒过生命危险，去帮助他们的亲人逃出奴隶制度的罗网。他们终于来到自由的土地上·开始尝到人生的乐趣。他们建起了成排的小住宅，他们有自己的教堂、住房、社交集会和报纸。接着传来了布朗的号召。他们爱这位老人，仰慕他，千方百计地帮助他的工作，推进他的工作。可是这个号召呢？是叫他们牺牲自己去解放他们的黑奴同胞吗？难道说他们还没有作好准备吗？不是——他们是时时刻刻准备好行动的。他们看到约翰·布朗直到最后才充分认识到的一点。即便他的计划遭到失败，这一牺牲还是具有极重大的意义的。可是，事实上，这个计划本来是可以不失败的。历史和军事科学都证明了它基本上是正确的。
在这次袭击中要求黑人比白人作出更大的牺牲。在1859年时，一个自由的黑人只要踏上弗吉尼亚的土地，就算是犯罪，逃亡者回来不是受奴役，就是处死刑。如果情况愈来愈糟，黑人就很少有逃跑的机会。一旦被抓住，一点也不会受到宽待。尽管有这一切情况；尽管奴隶制度用恐怖的手段教人懦弱、屈服和安命；尽管用处死和残酷手段有计划地消灭黑人的力量、自尊心和勇气，但是在加拿大和美国依然有好几十个黑人准备牺牲。然而由于召唤必须保密，而且不具体，不易掌握，由于日期一再更改，由于联络上的困难以及黑人的贫困，一切都使得有效的合作异常困难。
即便是如此，还有十五个或者二十个黑人报了名。如果他们来得及，大概是会参加的。有五个黑人，也许是六个，确实及时赶到了；还有三、四十个奴隶积极进行了帮助。鉴于这个地区上黑人的众多和这位领袖的声望，这个数目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人数的不足却由薛尔斯·格林等人物弥补上了。格林是个又穷又没有学识的逃亡者，不为当地法律所承认，在生活上受尽折磨，外貌平常。当道格拉斯和布朗在钱伯斯堡旧采石场的乱石中间展开辩论时，他坐在那里倾听着。有些事情他听得懂，有些事情他却听不懂。不过有一桩事他明白，那就是约翰·布朗的心灵，所以他说道，“我想我要跟这位老人走。”后来，在不幸的星期一那一天，在令人厌恶的狂暴之中，有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一同站着，发现自由就在前面。那个白人就是约翰·布朗的最真诚的战友；那黑人就是薛尔斯·格林。那个白人后来说，“我叫他和我一块儿走，我们再也无能为力了”。可是他很干脆地说道：“我必须下去找老人去。”于是他便下去找约翰·布朗，视死如归。这就是黑人的态度。
这个国家，很久以来，一直在考虑着黑人问题，但是它的注意力以前从来也没有象1859年10月中到12月这四十天那样，被这样深刻的戏剧性的趣味和个人的兴趣吸引住。全国注意力之所以被吸引住，是由于弗吉尼亚州和约翰·布朗的缘故：——因为弗吉尼亚州提出了危言耸听的控诉；因为约翰·布朗有魄力、淳朴和明敏，使得他的受审、坐牢和死刑给废奴主义提供了空前的最有力的论据。弗吉尼亚州用约翰·布朗来“激发南方人心”的做法，正好被约翰·布朗用来激发北方人的良心。进行起诉的州检察官安德鲁·亨特尔当然要求审判过程要短，惩办要快，约翰·布朗对此完全同意。他并不希望逃避行动的后果，也不希望挡住弗吉尼亚州司法的车轮。功败垂成，在那古老的消防站里，他精神上感到一阵困惑不解以后，他的牺牲这一使命的真实意义便慢慢浮现在他的眼前。当他面对着一些要营救他的建议时，他最初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鼓励任何想救我性命的企图。我还不能肯定：我在此刻死去是不是更好。我并不是不会犯错误的，我可能错了；但是我认为：如果我死去，也许我的目的距离实现的日子更接近了。这一点我必须考虑到。”（雷德帕斯所著书第376页所引新闻报道）这个信念越来越抓住了他，越来越使他激动，于是他便开始斩钉截铁地说：“我想，我除了一死以报我所热爱的事业外，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我死去比我活着所作的贡献还要大。”（斯普林夫人语，载雷德帕斯所著书第377页）
他末了唱出最后那首牺牲一切的伟大颂歌。“我感到惊讶，象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不管怎样，居然能在极少数几个人当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人，当他们就义时，是为了捍卫正义、捍卫永恒不变的真理。”（1859年给姐姐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607—609页）
这次审判是一段困难的经历。弗吉尼亚当局为了维护本州的制度，必须以杀人罪审判一个人，然而这个人正是这个制度的审判员，坐在那里，当着全人类组成的陪审官面前，宣告这个制度有罪。这次审判的结论做得太仓促草率，这是由于顺从咄咄逼人的舆论和岌岌可危的形势。约翰·布朗只是反对这种不公道的草率从事，因为他想要全世界明白他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另一方面，亨特尔不但害怕当地的暴徒，而且害怕人们对于这位白发苍苍的战士渐渐发生感情。因此他加速进行合法的审判，但是以近乎粗暴执拗的态度对待此事。被告是因伤躺在床上被传讯的。律师是仓促间挑选出来的，得不到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商量和准备。约翰·布朗于10月20日在县首府查尔斯敦正式被监禁起来，10月25日经过初审，10月26日就由大陪审团提出控诉，罪状是：“串通奴隶图谋进行暴动；反叛弗吉尼亚州；犯有一等谋杀罪。”
10月27日星期四，审判开始了。没有异议选出了陪审员，布朗的律师们不顾他的辩护提纲，以精神错乱为理由为他提出抗辩。这位老人从他的卧床上站立起来，说道：“我认为这是某些人的一种可耻的诡计和借口，我只有鄙视它。……这些人如果要采取什么办法的话，应当采取别的办法对付我，我完全没有觉得精神错乱。只要我力所能及，我就反对任何企图以此为理由为我进行干涉。”（约翰·布朗语，载雷德帕斯所著书第309页）
星期五，有一个马萨诸塞州律师[2]特来帮助，并且还私下提出了逃跑的办法。约翰·布朗悄悄地拒绝考虑任何这种企图，但却欣然接受了这位律师和其他两人的帮助，他们是由约翰·阿·安德鲁和他的朋友派来的。审判官干脆拒绝了给这些人任何准备案子的时间。尽管如此，案子还是拖到星期一陪审团退席为止。星期一傍晚，陪审团回来了，雷德帕斯说道：
“这时，从围栏内的卧床起，在被告的周围，在法庭本身的栏杆以外，穿过整个宽敞的大厅，一直到门外，人们挤得水泄不通。心情焦急而又聚精会神、保持肃静的老百姓引颈翘首地站在那里要观看审讯老布朗的最后一幕。
“法庭书记官宣读了起诉书，问道：‘陪审团各位先生，你们以为怎样？这个刑事被告，约翰·布朗，有罪没有罪？’
“‘有罪，’陪审长回答。
“犯了叛逆罪、图谋串通奴隶和其他人造反以及一等谋杀罪吗？”
“‘是的。’”
雷德帕斯继续说道：“当提出和宣读陪审团的这个裁决的时候，在大庭广众中连最微小的声音也听不见。几百个在场的人丝毫没有表示出兴高彩烈或胜利的神情；这些人在不久以前还在法庭外边纷纷威胁和咒骂他。这种不可思议的寂静在法庭审讯全部过程中从没有打破过。老布朗本人一声不响，他象前几天一样，转过身去，整理一下他的小床，然后泰然自若地躺在床上。”（雷德帕斯所著书第337页所引新闻报道）
在下个星期三，约翰·布朗被判处死刑。他脸色苍白，吃力地迈着脚步，在那间宽敞的方屋子里，在煤气灯下坐了下来，一动也不动。审判官宣读判决书，书记官问道：“你有什么要说明不应判处死刑的吗？”这时约翰·布朗站起身来，向前探着身子，立刻以平静而又坚定的语气，发表了他最后一番伟大的讲话；
“诸位法官，请听我有几句话要说。
“首先，关于我要解放奴隶的意图，除了我一向已经承认的以外，我否认一切。我确实想把这件事干得干净利落，就象我去冬所干的那样。当时我到密苏里去，在那里解放了几个奴隶，双方没有开一枪，我带他们走出国境，最后把他们留在加拿大。我打算以更大的规模再干一次。这就是我全部的企图。……
“我另外还有个异议，就是要我受这样的刑罚是不公正的。我干了我所承认的事情，而且我所承认的这些事情已经得到完全的证实（因为给这一案件作证的大部分见证人，正直无私，诚实坦白，我很赞赏），如果我是为了有财有势的人、有知识的人、所谓大人物，或者为了他们的任何朋友——不论是父母、兄妹妻子或孩子，或者诸如此类的人——这样干，又在其中忍受痛苦，并牺牲我所有的一切，那也就平安无事了；同时法庭上每个人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奖励而不该予以惩罚的行为。
“我相信，象我所干的那样，为那些受人轻视的穷人们进行工作，这并不是错误的，而是正确的。现在，如果认为有必要叫我为正义事业付出生命，把我的鲜血和我的孩子们的鲜血，以及同千百万个奴隶的鲜血混合起来——我服从。就这么办吧！让我再说一句话。
“我对于这次审讯中我所受到的待遇，感到完全满意。考虑到一切情况，这个待遇比我所期望的更为宽大。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有罪。我从一开始就讲过什么是我的企图，什么不是我的企图。
“对于和我有关系的某些人的发言，让我也说几句话。我听见他们之中有几个人说：我曾劝说他们参加我的行动。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我说这话并不是为了要伤害他们，而是对他们的懦弱表示遗憾。他们参加我的行动，没有一个不出于自愿，大部分还是自己负担费用的。他们之中有一些人，直到他们来找我以前，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也没有同他们说过一句话。他们来找我，正是为了我所说过的目的。
“现在我说完了。”（雷德帕斯所著书第340一342页）
12月2日他就义的一天，晨曦辉煌。在二十四小时以前，他吻别了他的妻子，而在这一天早晨，他探望了他的已判刑的伙伴——先探望了薛尔斯·格林和柯普兰，接着又探望正在动摇的库克和柯波克以及坚定不移的史蒂文斯。最后他转向绞刑架的地方。从一大清早，便有三千兵士一直围着绞刑架踱来踱去。这座绞刑架设在距查尔斯敦半英里远的地方，他们把它包围了十五英里。人们的心情异常沉寂。约翰·布朗在晨曦中坐着马车出来。“这真是美丽的国土”，他说。景色确实美丽。辽阔灿烂、起伏不平的田野，在阳光中闪耀着光辉。在那一边申南多亚河滚滚向北流去，巍峨的蓝岭耸立在更远的地方。纳特·特纳曾经在那里作战和牺牲，加布里埃尔曾经在那里寻找过藏身之地，约翰·布朗曾经企图在那里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有人说当约翰·布朗从那里走过时，曾吻过一个黑人孩子，但是安德鲁·亨特尔却极力否认。他说，“没有黑人能接近他。”这也许说得对；当约翰·布朗在那里被处绞刑时，所有的葬仪警卫兵跪在他的周围，他为他们祈祷说。
“我对所有爱邻舍的人表示爱戴。我曾经请求过，当我被公开杀害的时候，免去一切为我做的软弱无力或者虚情假意的祷告；让参加宗教仪式的人只是一些可怜的、肮脏的、褴褛的、蓬首赤足的男女小奴隶们，由白发的奴隶妈妈们带领着。永别了！永别了。”（1859年给乔治·斯特恩斯夫人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610—611页）
约翰·布朗走上绞刑架英勇就义（1859年12月2日）
[1]指设在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支援堪萨斯委员会。
[2]指北部废奴主义者和布朗的朋友派来为布朗辩护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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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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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打击
“星期日晚8时，布朗上尉下令说；‘弟兄们，拿起你们的武器，我们马上就要向哈普渡进军了。’布朗上尉戴上他那顶破旧的堪萨斯帽说：‘来吧，小伙子们！’我们就从他身后的营地走出来，踏着通往山下的那条小路，一直向大路走去。”（安德逊；《哈普渡的呼声》第31—32页）
欧文·布朗、梅里安和巴克利·柯波克奉命看守房子和武器，等待召唤他们前往哈普渡的命令。提德和库克准备割断电线，卡基和史蒂文斯准备扣留守护桥梁的卫兵。沃森·布朗和泰勒准备把守波托马克河桥，奥利弗·布朗和威廉·汤普森准备把守申南多亚河桥。杰里·安德逊和多芬·汤普森准备占领军火库内的消防站，黑兹勒特和埃德温·柯波克则准备把守兵工厂。
约翰·布朗像（1859）
到了夜间，卡基和柯普兰应去夺取来福枪工厂，然后加以防守，其他一些人应到乡间去把一些奴隶主和他们的奴隶弄来。
队伍出发了，这是一个又冷又黑的晚上。走在最前面的是约翰·布朗，他坐在一辆用一匹马拉的农家大车上，车上放着一些长矛、一个大铁锤和一根铁撬。在他后面的是他的部下，由库克和提德二人率领，静悄悄地走着，时行时止。他们要走五英里路，跨过起伏不平的丘陵和越过树林，然后沿着峭壁和辛辛那提—俄亥俄运河之间的一条窄路往下走。当他们快到铁路的时候，库克和提德把通往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的电话线割断了。到了桥边，他们停下来，把武器准备好。十点钟，在那里看守桥梁的威廉·威廉斯没想到自己竟成了卡基和史蒂文斯的俘虏，他们把他带到镇上去，留下沃森·布朗和斯图尔德·泰勒守卫这座桥。其余的人都进入了哈普渡。
两河之间的那块地本身很高，但是四面都有大山，所以反而显得低了，这块地通到下面两河汇流的一个低处。这里有桥通往马里兰。跨过通往弗吉尼亚州的那座桥，沿着大街往前走六十码左右，就是对着波托马克河的兵工厂的大门，这里是制造武器的地方。在申南多亚河的河畔，离兵工厂大门约有六十码的地方就是存放武器的军火库。这一队人向兵工厂的大门走过去。那里的看守人叙述兵工厂当时是怎样被夺取的：
“他们说‘把门打开’，我说‘你们就是要我的命，我也不能开’。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跳上了我头顶上的大门扶壁，另外一个伸手抓住了我的衣服不放。我在里面，他们在外面，他们看我不肯替他们开门，就有五六个人从大车上跑进来，拿枪对着我的胸口，要我把钥匙交出来，我说我不能这样做。他们来不及等我的钥匙，就跑到大车上去，从车上拿出一根大铁撬。他们用铁撬扭着铁链，就把大门打开了。他们一拥而进，又把车子推了进来。他们抓住我，把我包围起来，周围有那么多枪，差点把我吓死。”（第36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参议院委员会报告第278号；丹尼尔·惠勒的证词第21—22页）
安德逊说，两个被俘的看守人“交由杰里·安德逊和多芬·汤普森二人看管，史蒂文斯派人占领兵工厂和来福枪厂。这时候，显然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骚动。人们在镇上来来往往，我们还做不了多少事，只好先抓一些俘虏。把俘虏安置妥当以后，我们就到大街那一边去，占领了兵工厂，艾伯特·黑兹勒特和埃德温·柯波克奉命暂时把守这个地方。”（安德逊：《哈普渡的呼声》第33页）
其余的十四个人迅速地分散到村子里去。奥利弗·布朗和威廉·汤普森袭取了申南多亚河桥并加以防守。这座桥离河上游的铁道大桥约有六十竿之遥，是通往劳登高地、奴隶密集的下游和黑人大路的直接途径。但是，这座桥并不是横跨申南多亚河的唯一道路。在河上游半英里多一点的地方就是来福枪厂，从这里膛水过河并不困难。卡基和柯普兰到了那里，把看守人抓起来，占领了这地方。
安德逊说；“我们没有开过一枪，也没有用过暴力，就把这些地方占领，并把俘虏安顿好了。”他接着又说：“我们占领了该镇以后，布朗、史蒂文斯以及那些不站岗的人，都回到消防站里开会。开过了会，史蒂文斯上尉、提德、库克、薛尔斯·格林、利里和我都到乡下去了。我们在路上遇见一些黑人，当下对他们说明了我们的目的，他们立即同意参加我们的行列，并表示很久以来就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于是，史蒂文斯请他们到黑人中去传播这个消息，他们就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走了。结果，许多黑人都跑到出事的地点来了。我们俘获的第一个俘虏是路易斯·华盛顿上校（乔治·华盛顿〔美国第一任总统〕的一个亲屑）。我们快走到他家的时候，史蒂文斯上尉就让利里和薛尔斯防守通往这幢房子的道路。一个在房子旁边，一个在房子前面。然后我们就去敲门，虽然有些妇女正从上面的窗户张望着，但是没人答应。我们进了房子，下令搜索房主。华盛顿上校把他房间的门打开，求我们不要杀他。史蒂文斯上尉答道，‘你成了我们的俘虏了’。这时，他呆呆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史蒂文斯又告诉他，立刻准备到哈普渡去。史蒂文斯说明自己是为了废除奴隶制才来的，除非为了自卫，并不打算杀人，但是他必须一道去。上校答道：‘如果能让我留下，你们可以把我的奴隶带走。’上尉说；‘不行，你一定要去，赶快准备吧。’”（安德逊：《哈普渡的呼声》第33—34页）
他和他所有的男奴隶，还有一辆用四匹马拉的大车和一些武器（包括拉斐德[1]的军刀），就这样带走了。他们又到别处俘获了另一个种植园主，也带走了他的奴隶。他们在黎明前到达哈普渡。
同时，哈普渡的居民因为参加卫理公会那个拖得很长的集会，回家晚了，也被扣起来。夜里大约一点钟的时候，向东开的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线的火车到达了。火车被扣留，旅客们非常惊慌，起初还以为是搞什么罢工。日出以后，他们让火车开走，约翰·布朗亲自走过桥去找火车上的负责人，让他放心。10月17日星期一就是这样开始的。安德逊说，这是“一个出现令人兴奋激动的大事的时候。由于头一夜行动的结果，我们已经考虑到会发生骚动和纷乱，并作好了准备，这当然只限于我们周围所能够看到的情况而已。天蒙蒙亮了，过了一会儿，天更亮时可看到一片大乱，等到红日东升，恐慌就象野火一样蔓延开了。
“布朗上尉总是生气勃勃的，虽然我免不了要想起，他有时候似乎也感到有点为难。他命令刘易斯·谢·利里和四个奴隶以及一个住在附近的自由人到来福枪厂去，协助约翰·亨利·卡基和约翰·柯普兰，他们立刻就去了。……火车开走以后，安静了一会儿。许多俘虏已经安置在消防站里。住在附近的许多黑人都在镇里聚合，其中不少人已经武装起来了。”（安德逊：《哈普渡的呼声》第36—37页）
直到这时为止，约翰·布朗所计划的一切执行起来就象时钟一样准确，只有一人死亡。兵工厂已被占领，武装起来的奴隶约有二十五人到五十人，好几个奴隶主被看管起来，下一步就是收集庄园里的武器和弹药。库克说，到乡下去的那一队人回来时正好天亮，“布朗上尉吩咐我跟提德一道，坐上华盛顿上校的大马车，把威廉·利曼和四个奴隶（这是我的说法，安德逊说是十四个奴隶）带过河去，同时还要带着特仑斯·伯恩斯两兄弟和他们的奴隶俘虏。我奉到的命令是把伯恩斯兄弟囚禁在他们的家里，提德和跟随他的奴隶要到布朗上尉家里装上武器运到学校去。马车回来的时候，我们根据命令都到学校去。到了那里，我又奉到布朗上尉的命令，同一个奴隶留在那里看守武器，而提德和其他的黑人要回去取其余的武器。威廉·汤普森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哈普渡到这里来的，他报告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下午大约四点钟的时候，提德带来了第二批军火。”（约翰·埃德温·库克的供词，载欣顿所著书第700—718页）
十之八九，这就是致命的挫折。农场离学校不会超过三英里路，而且还有四匹大肥马拉的一辆大车和十多个帮忙的人。这么多的人竟要用十一小时才把两车物资运往距离不到三英里的地方，这就是布朗的袭击功败垂成的关键。库克的行动肯定没有必要那样慢条斯理。他跑到伯恩斯家里，坐下来演讲人类的平等。后来提德坐马车到了农场，装了一车武器，这些武器他原来存在离哈普渡约三英里或不到三英里的地方，也就是肯尼迪农场大路同波托马克河差不多成直角的相接处。学校就在这里，库克留在这个地方帮忙卸车，后来利曼带伯恩斯到守望所去了，他们磨磨蹭蹭，事实上有时候还在路旁坐着。即便是这样，他们也在10点以前到达了。如果时间抓得紧的话，可以肯定地说，尽管道路非常泥泞，第一车武器还是可以在早晨8时以前运到学校，全部武器10点也可以运到。布朗原来也是这样打算的。他打发威廉·汤普森去告诉农场上的人说他很安全，也许就是为了催促他们赶快装运，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的打算。但是第二车出现时已经是下午4点，这至少是布朗完全被围后三小时的事了。根据库克的说法，汤普森可能根本就没见到提德。毫无疑问，正是由于提德和库克，也许还有威廉·汤普森这种不可宽恕的耽搁，才使这次袭击失败了。当然，约翰·布朗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也没有暗示过，除了怪他本人以外还该怪谁。但是，约翰为人就是这样。
镇里的情况变化很快。库克走了以后，布朗就吩咐安德逊：“从他坐到哈普渡的那辆马车上把长矛拿下来，交给跟我们一道从大庄园来的黑人以及事先同我们这一队人并无接触就来了的人使用。”（安德逊；《哈普渡的呼声》第37页）
下一步约翰·布朗打算采取什么步骤，没有人知道，但在星期一上午9时还可以采取两种稳妥可靠的行动；
（甲）可以从波托马克河桥上把武器带过去，然后渡过申南多亚河，以便送到劳登高地。马里兰那边的人可以前来会合，布朗和他的部下也可以强迫那些人质同他们一同走，掩护他们撤退。卡基和他的部下涉过申南多亚河以后，也可以支援他们。
（乙）可以从学校把武器运到波托马克河，用船送到卡基那里。布朗和他的部下可以和那里的队伍会合，一同撤退到劳登高地。布朗当初把武器放在学校里，如此看来，这可能就是他心里的想法。
布朗当时是打算把武器整批运走的。他大约有一吨或一吨半的武器。他想把武器先运到学校，如果一切进行顺利，再运到哈普渡，或者直接运到山上。库克在清晨5时以前就动手了，布朗无疑是希望武器在10点钟左右都运到学校的。11点他打发威廉·汤普森到肯尼迪农场去。安德逊认为汤普森传达的消息反而使农场那一伙人更加悠闲起来，因为他说情况一直很好。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就是最外行的人也知道，不管他们的冒险多么成功，时间就是金子。难道汤普森误解了他的意思么？是不是提德把事情给耽误了，那么欧文·布朗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这真令人大惑不解。如果这一帮人带着武器，在正午以前到达桥边，这次的袭击仍然会成功的。即使在当时的情况下，布朗也还有三种办法可以采用，这些办法都可以保证获得一定的胜利。
（甲）他可以集合他的部队，渡河回到马里兰去——虽然这样做就意味着放弃他全部计划中的主要任务。由于时间紧迫，史蒂文斯和卡基曾极力主张这样做，但是布朗没有接受这个意见。
（乙）他可以到劳登高地去，但是这样做，就要放弃他的武器和粮草，更要紧的是要舍弃他一个儿子，要舍弃库克、提德、梅里安、柯波克和一些奴隶。这是不可想象的事。
（丙）他可以利用他的人质来强迫谈判。因为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后来曾一再责怪自己，但是他没有责怪任何人，这就是他的特点。
这时每一分钟的耽搁都会惊动这个地区，使居民们清醒过来。“离开哈普渡的火车把恐慌带到了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华盛顿。旅客尽量搜罗纸张，写下关于起义的事情，就在火车往前开着的时候，他们把写好的东西扔到窗外去。”（载雷德帕斯所著书第249页）
一个证人说：“到了9点钟，一些草草武装起来的人在坎普山集结，决定让一个由六人组成的小队从哈普渡前边不远的地方渡过波托马克河，顺着切萨皮克—俄亥俄运河拉绰的路直达铁路大桥，袭击在那里防守的两个岗哨（布朗的队伍又派了四个人到这里增防）。另外一小队由梅德勒上尉率领，准备渡过申南多亚河，在来福枪厂对面占据阵地；同时，阿维斯上尉率领足够的兵力去占领申南多亚河桥。此外，罗德里克上尉应带几个军械保管员到哈普渡以西，兵工厂前边一点的地方，即巴尔的摩一俄亥俄铁路那里去守卫。”《巴特勒：《关于约翰·布朗袭击的回忆》。载《世纪杂志）1883年7月第405页）
最后民团陆续到达，并且开始采取行动，切断布朗队伍的联系。杰斐逊县警卫队渡过了波托马克河，到了马里兰这一边，占领了波托马克河桥。当地的一支军队派去占领申南多亚河桥，他们留下一名警卫员以后，就开到军火库的后面去，而另一支当地军队就去占领军火库前面的房屋。
安德逊说：“陌生人源源而来，敌人就在消防站和军火库四周射程所及的地方布设阵地，防止有人脱逃。布朗上尉看见他们采取的策略，就说，‘如果他们不愿谈判，我们就必须坚守我们三处阵地，死也要死得象个大丈夫’。”（安德逊：《哈普渡的呼声）第42页）
攻击从午间开始，由杰斐逊县警卫队从马里兰越过波托马克河桥打过来，安德逊是这样述说的：
“大约是正午12点，我们开始受到军队的攻击，在那以前，布朗上尉已经预料到未来的困难，就把头天晚上从路易斯·华盛顿上校那里缴来的军刀佩带在身上，而且，就用这件富有纪念意义的武器来指挥他的部下，向华盛顿将军的本州〔〕弗吉尼亚）发动攻击。上尉听到军队已经从马里兰那边开到桥上来的消息，就带着几个部下走到街上去，一边打发人给军火库这边送信，叫我们也到他那里去。我们遵照他的命令，赶紧到那条街去，这时他说：‘军队已经到了桥上，就要进入镇内。我们一定要猛力抗击。’然后，他在我们中间来回地走着，对我们说了些鼓励的话：‘弟兄们！要冷静！不要浪费弹药！要瞄准，要百发百中！’‘军队以为他们一出现，我们就会退却；放第一枪要特别小心。’我们的人都配备了很好的枪支，但是布朗上尉当时却没有来福枪，他手中唯一的武器就是前面谈到的那一把军刀。
“军队不久就越过那座桥，沿着大街朝我们走来，我们非正规地占据着阵地。他们越走越近，离我们六七十码的时候，布朗上尉说，‘开枪！，我们开了枪，当时就有几个人应声而倒。接着又连连放枪。这时候，军队感到惊慌失措了。他们先是以密集而战斗的队形向前行进，现在分散开了。有的人赶快去抢救伤员和垂死的人，把他们抬起来——有几个死在地上。开始的时候，他们好象想不到我们会向他们开火，而且显然是希望一枪不发就可以把我们赶走。布朗上尉看来完全了解这一点，因此为了保卫我们，他决定先下手为强，狠狠地给他们一个打击。我们的抵抗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结果，他们在阵地上丢下几个尸首，就一哄而散，逃到桥上去，在那里躲着，等待增援部队到哈普渡来。军队撤退以后，我们也奉命回到原来的岗位。”（安德逊：《哈普渡的呼声》第39—40页）
这时黑人纽比被打死了，而打死他的人又被格林击毙。另外有两个奴隶也在战斗中牺牲了。现在，“暂时比较安静，只是居民们似乎感到非常恐怖。男女老少都急忙离开这个地方，攀登大山小山。大山上全是从那个出事的镇上逃出来的白人，看来非常热闹。就在这个时候，到肯尼迪农场去的威廉·汤普森回来了，在桥上被后来赶到的铁路人员包围起来，他们把这个俘虏送往韦哲的家里”。（安德逊：《哈普渡的呼声》第40页）
现在已经到了下午1时，虽然事情的发展对布朗不利，但是他的事业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那些驻在马里兰的部下还可以从背后攻击那个组织涣散的杰斐逊县警卫队，军火库中还挤满了人质。但是民团和居民源源不断地冲进镇内，3点钟的时候，“但见他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卡基给布朗捎信，主张退却，但是布朗正感到左右为难；他究竟是舍弃半数的部下和军用品而跑到劳登高地去呢，还是退到马里兰去？由于有了人质，他倒是有把握到马里兰去的。同时，驻在马里兰那一队人也是随时都可能出现的。他们甚至有一次把杰斐逊县警卫队看成是这一队人。因此，布朗给卡基写了回信，叫他“再坚持几分钟，到时候我们都要撤离这个地方的”。但是马里兰那一队人还在磨磨蹭蹭，因为那个顽固的提德不知待在路上的什么地方。库克却在学校里不耐烦地等着。
送信的杰里。安德逊还没有到卡基那里，就被人开枪射倒，身受重伤，卡基这一批人也受到大队人马的攻击，被赶到河里去了。
一个弗吉尼亚人写道；“那地方的河水潺潺地流过多石的河床，人们在水流不急的时候倒是很容易蹚过河的。起义的人看见退到对岸的后路已被梅德勒的军队切断，就向河中间一块平坦的大岩石走去。但是，卡基还未到达，就落水丧命，显然是一点挣扎也没有就死掉了。其他四人到了岩石上，他们在那里放了一阵枪，对居民加以还击，进行无效的抵抗。不久又有二人当场阵亡，还有一人受了致命伤，倒了下去，只剩下柯普兰这个黑白混血儿一个人没有受伤，站在他们借以掩蔽的那块岩石上。
“这时候哈普渡一个名叫詹姆斯·赫·霍尔特的人，手里拿着枪，冲到河里去，要活捉柯普兰。柯普兰看见他迫近了，就举起枪来对着他，作出要干掉他的样子·霍尔特立即停下来，也举起枪瞄准。但是，使四周的人惊奇的是，两个人的枪都没有放射，这两支枪一时都失灵了，据我事后了解，是因为枪进了水。但是霍尔特继续前进，不停地扳动他的枪，柯普兰也是那样。”（巴特勒：《关于约翰·布朗袭击的回忆》，载《世纪杂志》1883年7月第407页）
柯普兰被活捉了，利曼从卡基那里给布朗送第二封信时，也被打死了。情况现在越来越糟了，但是兵工厂里还有很多俘虏，而约翰·布朗最后的希望也寄托在这里。他可以利用这些俘虏作掩护，逃往山中，他这最后一招使起来并不难。但是这样做的时候，有些俘虏势必受害，而布朗对于为了自己而牺牲无辜者的血这一点，一直踌躇不决。他以为利用谈判也可以达到同一的目的。因此，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让他的部下和一些重要的囚犯撤到兵工厂大门附近那个叫“消防站”的小砖房去。德恩杰菲尔德上尉也是被俘的一个，他说；“他领着他的俘虏——说得恰当点是一部分俘虏，因为他都选择过了——走进了消防站。进了消防站以后，他就这样说：‘先生们，也许你们奇怪我为什么把你们挑了来。这是因为我相信你们是最有势力的，现在我只准备说：你们的朋友让我的部下遭遇到什么样的命运，你们就遭遇到什么样的命运。，他立即把门窗都闩起来，并且在砖墙上挖洞。”（见德恩杰菲尔德1885年6月在《世纪杂志》上所写的文章）
起义者的力量明显地削弱了这一点使得群魔乱舞。这些被俘的居民因为看到布朗的兵力这样薄弱，对于他的自信也就感到非常恼火。布朗的部下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开始拼命战斗。
有一个叙述者报道说；“正当布朗筑垒坚守的时候，伯克利县民团一个连从马丁斯堡开来了，他们和哈普渡以及附近乡下的一些居民，冲到兵工厂，释放了消防站外面的大批俘虏，他们这样做也不是毫无损失的，因为敌人不断从‘堡垒’开枪，猛烈射击。”（巴里；《哈普渡奇袭记》第290页）
这样，人们就拿到武器了，一个弗吉尼亚的看守人说：“蜂拥到哈普渡镇上来的人，都闯进了酒店，使酒店挤得满满的，然后跑到军火库里去，用合众国的枪支和弹药把自己武装起来。他们不停地乱打枪，高声叫嚷。”（帕特里克·希金斯语，载欣顿所著书第290页）
关在消防站里的人，听见“外面响起猛烈的枪声，那是从看得见窗户的各个据点来的，几分钟以后，所有的窗子都碎了，无数的子弹从门外射进来。消防站里的人一发现攻击者，就加以还击。那一天大半的时间就是这样过去，但是奇怪得很，虽然墙上的弹痕累累，门上几个射透的窟窿大得几乎可以钻进人来，但是一个俘虏也没有受伤。”（见德恩杰菲尔德1885年6月在《世纪杂志》上所写的文章）
“我们是在掩护下射击的，并且瞄得很准。我们在挂出停战旗的前一小时，始终没有停过火，敌人不断有人倒在地上。”（安德逊：《哈普渡的呼声》第42页）
奥利弗·布朗中了弹，一句遗言也没有就死了，泰勒也受了致命伤。这个镇的镇长没带武器就冒险出去侦查，结果也被打死了。安德鲁·亨特尔（就是后来对布朗起诉的州检察官）的儿子这时立即跑进被俘的威廉·汤普森所在的旅馆里去。
“我们闯进汤普森所在的房间，发现他周围有几个人，但是他们只能作一些无力的抵抗。我们——我自己的和另外一个人——一再用枪瞄准他的头部，想在这个房间里把他打死。
“那里有一个年轻女人，就是旅馆老板福克先生的妹妹，用胳臂抱着他的头，当我们拿枪对准这人的时候，她又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她对我们说；‘看在上帝份上，等待法律解决吧。’我的同伴嚷着要打死他。考虑了一下以后，我又认为在这个地方打死他并不合适。于是我们建议把他带出去绞死。有人给他让出一条路，我们先把福克小姐推到一边去，然后又把他推出户外，一直推到桥架上。”（亨利·亨特尔的证词，载雷德帕斯所著书第320—321页）就这样，他在桥架上被人开枪打死了[2]。
囚禁在消防站里的人现在正怂恿布朗同居民们谈判，他们认为这是可能的，他和他的部下还可以逃跑。布朗打发他的儿子沃森带着停战旗出去谈判，但是狂怒的居民毫不理会，就开枪把他打死了。过了一会，战斗暂止，史蒂文斯又带着停战旗出去，但是被人抓住，成了俘虏。德恩杰菲尔德说；
“夜间停止了射击，因为我们完全在黑暗中，消防站里什么也看不见。这一天和这一夜，我同布朗谈了很多话。我发现他是个很勇敢的人，除了奴隶制以外，对于其他一切问题也都很有见识。他相信解放奴隶是他应有的职责，即使因此丧命，也在所不惜。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布朗的一个儿子阵亡了。布朗始终没有离开洞口的岗位，但是战斗结束以后，他走到儿子的尸体旁边，把他的手足弄直，拿下了他身上的装饰品，然后转过来对我说：‘这是我为这个事业丧失的第三个儿子。’另外一个儿子是在早上中弹的，被人从街上抬进来，现在也差不多要断气了。在消防站进行小型战斗的时候，他的部下常常想开枪射击过路的人，布朗总是劝阻他们说：‘不要射击，那个人没有武装。’我们这边的人从早到深夜都在射击，这时，布朗的部下死了几个，俘虏虽然也处在很大的危险之中，却没有人受伤。在这一天和这一夜里，赞成和反对布朗投降、释放俘虏的两种主张都有许多人提出来，但是毫无结果。”（见德恩杰菲尔德1885年6月在《世纪杂志》上所写的文章）
约翰·布朗在哈普渡军火库消防站，一面摸着身负重伤的儿子的脉搏，一面指挥战斗。
另一个证人说：
“入夜前不久，布朗问他的俘虏；是否有人自愿出去，劝说居民对堡垒停火，因为他们会危及他们的朋友——那些被俘的人的生命。他答应，如果围攻者不向他的部下开火，他这一边也不向他们开火。伊斯雷尔·拉塞尔先生担负了这个危险的任务。危险在于居民正在激动的状态中，他们看见消防站四周有什么引起注意的事就会开枪。拉塞尔劝告居民停火，要他们考虑可能引起伤害被俘的人的危险……
“这时天已经黑了，镇上骚动到了极点，在居民这一方被杀、受伤和被俘的人的亲友当中，情况尤其严重。毛毛雨下了一天，天气又阴又冷。消防站周围布满了卫兵，以阻止布朗逃跑，不断有部队从温切斯特、弗雷德里克城、巴尔的摩和别的地方开来。……与此同时，华盛顿的合众国当局也接到了消息。当晚，罗伯特·李上校——就是后来美国南部同盟[3]的著名的罗伯特·李将军——率领一支合众国海军陆战队来卫护政府的利益，来屠杀或俘虏袭击者。”（巴里：《哈普渡奇袭记》第70—71页）
这时库克已经看出事情有点不妙。他离开了留在学校的提德，动身到哈普渡去。他发现哈普渡已被包围，在树上开了一枪以后就逃跑了。他发现学校里一个人也没有，但在那边的路上遇见了提德、守卫农场的全体队员和一个黑人。他们转身向北奔逃，提德和库克一路上争吵不休。他们在雨雪交加的情况下，流浪了十四天。最后，除了库克因为跑到一个镇上去寻找食物而被人逮捕以外，其余的人都逃脱了。
罗伯特·李率领一百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于星期一午夜以前到达，一个俘虏谈到最后抵抗的情形说：
“李上校夜间带着政府军到达以后，立即派他的助手斯图尔特打出停战旗，通知布朗他已经到达，并且用合众国政府的名义要求他投降，劝告他相信政府的宽大处理。布朗拒绝接受李上校的条件，决定迎击。斯图尔特带着灯进来以后，喊了一声；‘哎呀，你不是我以前囚禁过的堪萨斯奥萨瓦汤米的布朗么？，他答道；‘是的，但是你没把我管住。’，我们知道布朗的真名实姓这还是第一次。李上校劝布朗相信政府的宽大处理时，布朗回答说：‘我宁愿死在这里。’斯图尔特告诉他说他明早再来听他的最后答复，然后就走了。他走了以后，布朗立即在门窗各处设置好防御工事，尽可能把这个地方弄得坚实一些。这时候，布朗的部下没有任何人流露出一点恐惧的神色，他们都沉着地等待进攻，选择最好的射击位置，并把长枪，手枪都摆好，以便一支枪的子弹发射完了，马上就可以换上另一支枪。
“当斯图尔特中尉早上来要布朗对于投降的要求提出最后答复时，我也走到布朗身旁听他回答。斯图尔特问道，‘你准备投降，听候政府宽大处理么？’布朗答复说；‘不，我宁愿死在这里。’他丝毫没有表现惊慌失措的神色。斯图尔特闪到一边，发出进攻的信号。进攻一开始，士兵就用大铁锤打门。士兵们看见这样打不开门，就抢来一把长梯，把它当作破城锤[4]，用它去撞门。门内的人不断地射击。他们用梯子撞了两三下以后，顶着门的救火机向后滚开一点，门上露出了一道小缝，陆战队的〔伊斯雷尔·格林中尉从缝里挤进来，他跳上救火机，在枪林弹雨中站了一会，寻找约翰·布朗。他一看见布朗，就在大约相距十二英尺的地方向他扑去，从下面用军刀刺他，当时大概刺中了布朗的腰部，把他从地上整个挑起来。布朗向前栽了一下，格林中尉在他的脑袋上劈了几下。那时我离布朗还不到两英尺远。当然，我尽快地离开了这幢房子，直到后来才听说布朗并没有死。看来，格林中尉用刀刺的时候，正好戳到布朗的皮带，没有扎进他的身体。后来他只用刀柄来打，因此只伤了头皮。”（见德恩杰菲尔德在《世纪杂志》1885年6月所写的文章）
起初，布朗在桥上对军队进行袭击以后，就命令安德逊、黑兹勒特和薛尔斯·格林回到军火库来。但是薛尔斯·格林看出布朗处境十分危险，就自愿跑进消防站去坚持战斗到底。安德逊和黑兹勒特看见大门已被打坏，就跑到军火库后面，爬过墙，沿着通往申南多亚河的铁路逃跑。他们在这里的悬崖上和军队有过小接触，但是后来还是在夜间逃脱了。他们越过城镇和渡过波托马克河，到了马里兰，并上农场去了。农场被劫一空，现在也没有人居住。他们后来又回到学校，学校也是空荡荡的。早晨他们听见枪声，安德逊是这样记载的；
“黑兹勒特认为那一定是欧文·布朗和他的部下设法冲到镇里去，因为有人告诉他们说，我们有不少人作了俘虏，我们动身沿着山岭去同他们会合。当我们看到哈普渡的时候，发现军队正起劲地隔着河向马里兰那一边射击。等我们走近看，却惊讶地发现他们正向几个黑人射击，这些黑人是我们的人头一天在肯尼迪农场武装起来，由提德派到学校来驻防的。他们在山边的丛林里东躲西闪，有时又在敌人面前出现。军队过河追击，但是他们朝四面八方奔逃了。我们越往山里走，越感到安全，看不出会遇到什么危险。有一个黑人朝我们所在的地方走来，我们招呼他，向他打听详细的情况。他说他的一个同志被打死，躺在山边，他们认为头一天武装他们的人一定在哈普渡。我们告诉他这个想法不对。我们劝他和我们一道去找我们队伍其余的人，但是他不愿意，一个人走开了。
“我们待在山的这一边，这时候，有些军队跑去占领了学校。我们由丛林掩护的阵地回到山岭上来的时候，他们包围学校的情况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想找个藏身的地方以及和弟兄们会合的最后希望既然已成泡影，我们就决定向北奔逃。”（安德逊·《哈普渡的呼声》第52页）
奥斯本·安德逊设法逃脱了，黑兹勒特在宾夕法尼亚被人捕获，送回弗吉尼亚。约翰·布朗的袭击就这样告终。这一批人中有七个人被俘，被处绞刑，他们是约翰·布朗本人、薛尔斯·格林、埃德温·柯波克、史蒂文斯和柯普兰，以后还有库克和黑兹勒特。沃森·布朗和奥利弗·布朗、汤普逊两兄弟、卡基、杰里·安德逊、泰勒、纽比、利里和约翰·安德逊[5]——共十人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另外六人——欧文·布朗、提德、利曼[6]②、巴克利·柯波克、梅里安和奥斯本·安德逊逃脱了。
10月18日，星期二正午12时，袭击告终。约翰·布朗负了伤，流着血，躺在地上，弗吉尼亚的怀斯州长[7]俯身问他说，
“你是谁？”
“我叫约翰·布朗，大家一向都熟悉我这个堪萨斯的老约翰·布朗。今天我的两个儿子已经在这里牺牲，我也不久于人世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解放奴隶，不是来领取什么奖赏。我的行动都出于责任感，我甘心等待我最后命运的到来，不过我觉得那帮家伙对我很不好。我是个老人。昨天，我愿意杀谁就可以杀谁，但是我并不想杀人，除非他们要杀我和我的部下，我是不肯杀人的。昨天我也可以抢劫和烧毁这个城镇，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很客气地对待我捉来的人质，我向他们呼吁，让他们证明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我这次帮助奴隶逃跑成功，下一次出击，我可以召集比现在多二十倍的人参加。但是我已经失败了。”（约翰·布朗语，载桑博恩所著书第560—561页）
约翰·布朗面对着南部怒气冲冲而又洋洋得意、傲慢骄横的奴隶统治者，还有北部瓦兰德海姆之流在旁摇旗呐喊。这种局面的尖锐矛盾和滑稽可笑，就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了。试想象一下这种情况：一个血迹斑斑的老人，因几小时前受的伤已经奄奄一息了；一个人躺在又冷又脏的地方，经过神经极度紧张的五十五个小时没有睡觉，也几乎那么久没有吃东西，两个死了的儿子和七个被杀害的同志的尸体横在眼前；远处，妻子和失去了亲人的家属在枉然等待，一项失败了的事业——终身的梦想，在他的心中破灭了。他的周围是一群凶恶的、好穷根究底的南部寡头和他们的仆从们，为首的一个是后来带头退出联邦的最主要的首领之一。
“谁派你来的——谁派你来的？”那些讯问者硬是这样问。
“没有人派我来——我不承认任何‘人’是主人！
“你们为什么来的？”
“我们来解放奴隶。”
“你怎样证明你的行为是正当的？”
“你们对上帝和人类行了大不义，是有罪的，任何人出来干涉你们，甚至把你们专横暴戾地加以奴役的人们解放出来，这是完全正当的。我认为我过去做得对，将来其他的人在任何时候干涉你们，都是做得对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8]，我认为基督的这句箴〔zhēn〕言也适用于一切帮助别人获得自由的人。”
“但是你不相信《圣经》吗？”
“当然相信。”
“你认为这是一个宗教运动吗？”
“在我看来，这是人们所能给上帝的最大贡献。”
“你认为自己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吗？”
“我认为是。”
“你根据什么原则证明你的行为是正当的？”
“根据基督的箴言，我可怜那些无人帮助、身受奴役的穷人。我正是为此到这里来的，并不是要雪私恨，报私仇，也不是要满足报仇心理。这是出于我对被压迫的和被虐待的人们的同情……，
“但是为什么不顾他们自己的志愿就把奴隶们拉走呢？”
“我从没干过。”
“在这次运动中是谁替你们出主意的？”
“在整个北部我有无数同情者。……我要你明白：我尊重那些在奴隶制度压迫下最穷困、最软弱的黑人的权利，正象我尊重那些最有钱有势的人们的权利一样。就是这种思想鼓舞了我，只此而已。我们为那些受苦难受压迫的人们出力，正象我们会受到人们的同样对待一样。除了满足这种企图外，我们不指望得到任何报酬。被压迫者的呻吟就是我的理由，就是唯一推动我到这里来的东西。”
“你为什么秘密进行？”
“因为我认为要想成功，必须如此，没有别的理由。……我同意史密斯先生的话，道义上的劝告是没有用处的。我认为，要使蓄奴州的人们从本质上考虑奴隶制问题，必须依靠道义上的劝告以外的其他办法o”
“如果你成功，你希望黑人们来一次总暴动吗？”
“不，先生，我并不希望这样。我希望随时把他们集合起来，然后使他们自由。”
“你希望占有这个地方直到那个时候吗？”
“你们认为我即便不让你们捉住你们也能把我捉住，那是过高地估计了你们自己的力量。我在开始公开的进攻以后行动太迟缓——把我的行动耽搁了星期一的一整夜，一直到我受到政府军的攻击。”
“你从哪里得到武器？”
“我买的。，
“在哪一州？”
“那个我不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想申明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实行一个我认为是正大光明的措施，我不是来扮演放火者或歹徒的，而是来帮助那些苦难深重的人们。而且我还愿意说，你们——你们全体南方人——最好还是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作好准备吧，这个问题一定会在你们准备好之前就要解决的，因此，你们准备得越早越好。你们要把我干掉也许是很容易的——反正我现在也快完了。但是这个问题尚待解决——我说的是这个黑人问题，它还没有结束呢。”
“布朗，如果在美国的每个黑人都是你的，你要把他们怎么样？”
“使他们自由。”
“你的意思是要把他们带走，使他们自由吗？”
“根本不是。”
“使他们自由就会牺牲这个社会中每个人的性命。”
“我不这样看。”
“我是知道的，我认为你是狂热分子。”
“我认为你们才是狂热分子。凡是神所要毁灭的人，神先使他们发疯，你们已疯了。”
“解放黑人是你们的唯一目的吗？”
“确实是我们唯一的目的。”……
“你是个强盗”，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声。
“你们奴隶主才是强盗”，布朗反驳说。
但是州长怀斯打断他的话道：“布朗先生，你的满头银发被罪恶的血染红了，你应当避免这些恶毒的字眼，要想想永生。你现在身受重伤，也许是致命的创伤，即使幸免一死，你也一定要受一次审判，可能会处死刑。你的口供足以证明：你会被判有罪的这一推测是正确的，甚至现在，你发表了这么一些意见，按照弗吉尼亚的法律，你又犯了重〔chóng〕罪。肆口痛骂，只会害你自己，还不如把你的心思转向永恒的未来。”
约翰·布朗回答说：“州长，承你好意告戒我注意永生，我踏上通往永生的旅程，从所有情况看起来，比你的启程早不了十五年或者二十年。我在这里的时间不论是十五个月，或者十五天，或者十五个小时，我一样准备前往。以往无穷无尽，今后也无穷无尽，而夹在中间的这个微小的一点，不论有多久，相形之下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你和我的寿命之间的差别本来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我告诉你，你也要准备着。我已准备好了。你的责任重大，你应该比我更有所准备”（《纽约论坛报》通讯，载桑博恩所著书第562—571页）
[1]拉斐德（1757—1834年）是法国军人和政治家。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是乔治·华盛顿的助手，任独立军将领。
[2]威廉·汤普森在牺牲前高呼:“你们可以夺走我的生命,但是千百万人将起来为我报仇,实现我的解放奴隶的目标！”
[3]在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人林肯当选总统后，南部一些蓄奴州相继脱离联邦，1861年2月南部奴隶主寡头集团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宣布成立奴隶制国家即美利坚同盟，通称“南部同盟”。南部同盟的国会通过了公开宣布以奴隶制为立国基础的临时宪法，并推选大奴隶主杰·戴维斯为总统。内战爆发后，罗伯特·李负责指挥弗吉尼亚州的叛军，最后担任南部叛军总司令。
[4]古代攻城的武器。
[5]约翰·安德逊是否参加战斗和牺牲，还没有定论。见本书第157页。
[6]利曼在战斗中牺牲。见本书第182页。
[7]10月18日下午3时左右开始对约翰·布朗的第一次讯问。参加讯问的政府官员大部分是奴隶主及其仆从，其中包括弗吉尼亚州长怀斯，1859年12月14日成立的国会哈普渡事件调查委员会主席、弗吉尼亚州国会参议员詹姆斯·梅森，俄亥俄州国会众议员克莱门特·瓦兰德海姆、罗伯特·李上校、弗吉尼亚州检察官安德鲁·亨特尔等。这些人后来在美国内战时成为罪行累累的反革命头目。例如怀斯本人为武装发动反革命叛乱的奴隶主，就率领暴徒抢劫了哈普渡的联邦政府军火库。
[8]见《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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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黑人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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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黑人大路
在缅因和佛罗里达两州间的中途，在阿利根尼山脉深处，打开了一个雄伟的隘口，展现出一片景色。一百二十多年以前，托马斯·杰斐逊说过，这片景色是“值得横渡大西洋去看看的”。他接着说。“你站在一个高地上，你的右边，申南多亚河沿着山脚，绵亘百十英里奔腾而至，要找一个出口，你的左边，波托马克河滚滚而来，也在寻找道路。这两条河汇合在一起，直向这座山冲去，把它劈成两半，冲了过去，奔流入海。”（杰斐逊：《弗吉尼亚随笔》）
这就是哈普渡的所在，也就是当初约翰·布朗向美国奴隶制发动进攻时选定的地点。他选定这个地点是有种种原因的。他选择哈普渡，是因为那里有个合众国军火库，夺取了这个军火库，就可以使他的计划一开始便出现高潮，显得声势浩大，这对保证计划的成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上述原因是次要的。首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原因是，哈普渡是通往黑人大路最安全的天然入口。你不妨看一看地图（第149页）。斜线部分是盛行奴隶制的“黑人地带”，1859年这里至少聚集着全国四百万奴隶中的三百万。东边有两条路朝南通向“黑人地带，：靠近华盛顿那一条路虽然宽阔而平坦，但在法律上和社会上却禁止奴隶通行。另一条路是哈里埃特。塔布曼和所有的逃跑者都熟悉的，它引向左方，通到阿利根尼山脉的顶峰和哈普渡的门户。只要看一下那些崇山峻岭和南部的沼泽，就能找到一条黑人大路了。这里，在人数占压倒优势的黑人群众的强大保护之下，有一条从奴隶制走向自由的道路。一路上尽是要塞和藏身之所，这对意志坚决、组织严密的武装队伍来说，很容易就能够成为永久性的、设防的安全地带。
看一看地图，就可以清清楚楚地了解到，约翰·布朗是有意在蓝岭一带采取行动的。蓝岭就耸立在申南多亚河以东，而在哈普渡则以劳登高地见称。劳登高地显得异常险峻，高出哈普渡五百到七百英尺，拔海则在一千英尺以上。这些崇山峻岭先是向南、继而向西南延伸，头三英里的山势稍微下降，接着又升至一千五百英尺。这个高度差不多持续到哈普渡以下二十五英里的地方，这时候群山豁然开朗，现出一片有如迷阵般的树木丛生的荒原，然后山势又升到二千英尺甚或是二千英尺以上。就在这个高处和望得见大圆丘（一个二千四百英尺的高峰）的地方，黑人大路在佛奎尔县境内开始了。1850年，佛奎尔县至少有一万多奴隶，六百五十名自由黑人，而白人却只有九千八百七十五名。从这个县到弗吉尼亚南部边境，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黑人县，居民大都是奴隶，1850年时至少居住着二十六万黑人。黑人大路从这里往南延伸，这是布朗在日记里指明的，同时也一定是在那些作过记号的地图上指明的，只是地图后来被弗吉尼亚当局急忙地销毀了。
攀登这一带山头的最便当的道路，就是从哈普渡走。从军火库的所在地往上爬个把钟头，只要携带的东西不多，很容易就能爬到那些足以掩藏百十人的险要的要塞去。就是带着武器、弹药和给养，他们也可以在退却时毫无困难地打退敌人的追击。这一带崇山峻岭可以修筑碉堡和防御工事。袭击之前，对这些山头都进行过相当彻底的踏勘，同时还把道路标了出来。军火库就座落在哈普渡通往马里兰州那条大道的十字路口上。毫无疑问，这个计划头一步是要在波托马克河畔的马里兰州这一边招募人员和搜罗武器；第二步是突袭军火库予以占领；第三步是把枪支弹药连同别的战利品运过申南多亚河并带到劳登高地，然后再躲到荒山野地去；第四步是不时从这里下山去解放奴隶，搜罗粮草，然后向南撤退。布朗懂得游击战术，而袭击哈普渡的失败并不足以证明这计划一开始就铸成了大错。这次袭击并不是从山上打下来，因为后路被切断了才失败；相反地，这次袭击是经过村镇和军火库，往山上打去的，而当时所以失败显然是因为运送武器弹药的辎〔zī〕重车队和前卫接不上头。
这就是布朗自和他的几个儿子宣誓同奴隶制血战到底那天起二十年来一直在反复研究、精心制定的伟大计划。
前面已谈到过布朗打算在其中工作的那个文官组织。军事组织则以他在堪萨斯的经验和学识为根据。他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述；
“契尔卡西亚约有五十五万人口
瑞士二百零三万七千零三十人口
游击战见《惠灵顿[1]勋爵传》
第71页到第75页（米纳）[2]
又同书第102页有一些宝贵的提示。
第196页处对军官也有一些极其重要的指示。
又看同书第235页所载的这些言论
在又深又窄的峡道三百人就足以牵制一支大军。
又看第236页的上方。”
瓦·普·加里逊说（瓦·普·加里逊在1890年12月和1891年1月号《安多佛评论》发表的文章）这本《惠灵顿勋爵传》是斯多克勒尔写的，上述各页讲的是1810年在米纳领导下的西班牙游击队的情况以及炊事和操练的方法。作者在一处说：“我们这里山岳纵横交错，每走一步，就碰到一堆堆滚下来的大岩石和大土块、张着大口的裂缝和又深又窄的峡道，在这里布下三百人就足以牵制一支大军。”阿利根尼山脉在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境内，在地形上和上述的情况是类似的。为了在这里展开战斗，布朗打算组织一支基干部队，这个部队既能协同作战，又能以人数不等的小分队单独行动。
“一个连要包括兵士五十六名、军士十二名、下士八名、中士四名、军官三名（中尉两名、上尉一名）和军医一名。
“兵士要分成七人一组，编号是从1到8，每组有下士一名，下士的编号和他那个组的编号相同。
“两组组成一个班。班的编号是从1到4。
“每个班有中士一名，中士的编号和班相同。
“两个班组成一个排。排的编号是1和2，各排在编号相同的一个中尉的领导之下。”（1859年10月10日《一般命令》，载欣顿所著书第646—647页）
四个连组成一个营，四个营组成一个团，四个团组成一个旅。
关于他的计划就说到这里。现在且谈一谈他选来共事的那些人。参加袭击哈普渡的人数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了。也许其中包括五十名积极活动的黑人。据说那十七个可能已经牺牲的黑人，现在都湮没无闻了，那些助过一臂之力后来又逃脱了的奴隶，现在也不知道姓名。这就剩下二十二个通常被认为是发动这次袭击的人了。他们自然是分成黑人和白人两组的，这二十二个人中间有六七个是黑人。
哈普渡起义的参加者
第一个重要人物应推奥斯本·安德逊，他是宾夕法尼亚自由人出身的黑白混血儿，二十四岁。他的行业是印刷工人，“受过良好教育，仪表威严，性格和举止显得谦逊而纯朴，。他是在加拿大认识布朗的。关于这次袭击，他写了一些非常有趣而又非常可靠的材料，后来他还参加过内战。
其次要算薛尔斯·格林，一个来自南卡罗来纳的血统纯正的黑人，他本来是那里的一个奴隶，妻子死了以后，他就逃跑了，留下一个依然当奴隶的男孩。他大约二十四岁，生得短小精悍，没有受过教育，但是赋有才能而且胆大无畏。他是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家里认识布朗的，道格拉斯说：“约翰·布朗在我家里的时候，结识了一个黑人，这个黑人取过好几个名字，有时叫‘皇帝’，有时又叫薛尔斯·格林。……他是个逃亡的奴隶，从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逃出来。奴隶们想逃出这个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薛尔斯·格林不是一个一见艰难或危险就退缩的人。他为人沉默寡言，说起话来简直是断断续续的，但是他的勇敢和自尊心使他成为一个很威严的人。约翰·布朗立刻看出格林是‘用什么材料造成的’，于是便对他透露了自己的计划和目的·格林一下子就相信了布朗，而且答应了，无论什么时候准备行动，都要跟着他走。”（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及其时代》第387页）
丹杰菲尔德·纽比是一个黑白混血种的自由人，来自哈普渡附近的地方。他三十岁，长得高大而魁梧，面貌和举止都讨人喜欢。他的妻子和七个孩子都是奴隶，就住在哈普渡以南三十英里的地方。他妻子那时正要被卖到南部去，这次袭击发生以后，立刻就被卖掉了。纽比是向这班人供给一般情报的侦察员，到进行袭击的那天晚上为止，他一直住在哈普渡那一带。
约翰·阿·柯普兰的生身父母是北卡罗来纳州的自由黑人，他在奥伯林长大，并在奥伯林学院受过教育。他是一个直头发的黑白混血儿，二十二岁，中等身材，他的职业是木工。弗吉尼亚的检察官亨特尔说：“根据我和他的谈话，我认为他是我们那些最可尊重的罪犯中的一个。……他是个有着铜色皮肤的黑人，他的那种坚定不移的意志并不逊于他们任何一个人，但是他的仪态要威严得多。”（亨特尔：《约翰·布朗的袭击》，转载于《南部历史学会丛刊》第1卷第3号第188页）
刘易斯·谢·利里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奴隶出身，也是在奥伯林长大的。他从事的是鞍具制造工人的行业。奥伯林城有一个朋友作证说：“他以后又来访问了，告诉我他希望保持我给他那笔钱，并想再得到一笔款子用于一定目的。他的确告诉过我，希望用这笔钱协助奴隶逃跑。除此以外。他给我写信提到怎样使用这笔款子的时候，就谨慎得了不得。”（第36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参议院委员会报告第278号；拉尔夫·普拉姆的证词第181页）据说他是布朗在堪萨斯那支队伍以外所招募的第一个人。
约翰·安德逊，一个来自波士顿的自由黑人，是刘易斯·海顿派来的，他参加了战斗。到底是他一来就被打死·还是到得太晚了，来不及参加，始终没有定论。
第七个可能属于黑人血统的人是杰里迈亚·安德逊。他在查达姆会议上的一切原始记录当中，都是列在黑人名单上的。一个见过他的弗吉尼亚白人说他“中等身材，漆黑的头发，黝黑的皮肤。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加拿大黑白混血儿”。（巴里：《哈普渡奇袭记》第93页）他是搬到北部去的弗吉尼亚奴隶主的后代，生在印第安纳州，二十六岁。
在白人当中，首要的人物有约翰·布朗和他的家人（包括三个儿子），还有他大女婿的两个弟弟——威廉·汤普森和多芬·汤普森。
奧利弗·布朗虽然是一个不满二十一岁的小伙子，但是身材高大，强健有力。他刚刚结了婚。沃森是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长得身高体壮。欧文却是个红头发的大个子，虽然只有三十五岁，可是未老先衰，他的腿有点瘸，陴气很好，但爱说讥俏话。汤普森兄弟是约翰·布朗的邻居，有二十个亲兄弟姐妹。布朗和汤普森两家是互通婚好的。安·布朗说，威廉LJ为人厚道，心胸豁达，爱帮助人”，他当时二十六岁。多芬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安·布朗写道，他“举止安详，面貌非常清秀，而且总是露出一种若有所思的神情。他有一头金黄的卷发，眼睛淡蓝，看上去总象个非常端庄的姑娘”。（安·布朗的叙述，载欣顿所著书第529—530页）
在这些人当中，有三个格外惹人注意的人物：卡基、史蒂文斯和库克，一个是改革家，一个是军人，一个是诗人。卡基一家来自申南多亚河流域。他二十四岁，受过很好的英国式教育，是堪萨斯的新闻记者。他在那里热心地为自由州的事业服务。他对废除奴隶制的事业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并且甘愿为这个事业去冒任何的危险。“你们全会被杀掉的”，有一个朋友听了他的计划以后说。“是的，这一点我知道，欣顿，但是从后果来看，那还是值得牺牲的。”安德逊写道，卡基“年轻离家时就反对奴隶制，他还引导了三个奴隶到北部去，这算是他献给自由的礼物。他对这种制度怀着深刻的仇恨，因此甘愿离开他那个土生土长的州，流浪异乡。他的卓越的才能，足以使他取得布朗上尉的信任。卡基不大注意外表，他不修边幅，不追求时髦。”（安德逊：《哈普渡的呼声》第15页）
史蒂文斯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军人，二十八岁，身高六英尺，长得风度翩翩。他因为少校虐待一个士兵，便用棍子把那个少校打了一顿，后来就从合众国陆军开小差跑了。他在堪萨斯很活跃，不久便接受了约翰·布朗的训练。
“你为什么到哈普渡来呢？”有个弗吉尼亚人问道。
他回答说：“我要来帮助我的同胞解除被奴役的枷锁。你不懂奴隶制是怎么回事——我可懂得不少。奴隶制可以说是万恶之尤。我越活下去，就越痛恨它。就是现在躺在这个囚笼里，我也听得见那些小奴隶跟爹妈拆散时的哭声。”（载欣顿所著书第496—497页）
库克也是康涅狄格州人，二十九岁，有一双蓝眼睛和一头金头发，长得身材高大，面貌清秀，但是和史蒂文斯属于两种迥然不同的类型。他喜欢说话，容易冲动，老是坐立不定。他热中于冒险事业，但又难于坚持到底。他追随约翰·布朗就象追随他所喜欢的任何人一样。他有他自己的幻想，不顾危险地往前闯，但在残酷的死神面前，又吓得露出一副可怜相缩了回来。
还有一个人也值得提一提，因为说不定正是由于他的拖沓和固执，约翰·布朗那次袭击才没有成功。这个人是查尔斯·提德。他是从缅因州来的，二十七岁，在堪萨斯的战斗里得到了锻炼，是一个容易激动、好摆架子、喜欢争吵的人。当攻取哈普渡的计划最后宣布的时候，他坚决反对。安·布朗说：“他当时气愤极了，竟离开了农场，跑到哈普渡附近库克的家里去消气。”过了一个星期，他才满脸不高兴地让步。
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六个不大清楚的人物。其中有五个是来自缅因州、中西部和加拿大等地的年轻的堪萨斯垦殖者。他们非常痛恨牠们目睹的奴隶制度，在布朗和蒙哥马利的指导下曾受到游击截的锻炼，他们崇拜布朗，喜欢冒险。最后招募的是梅里安，他从一个新英格兰贵族转变成改革家，对世上的种种邪恶一直全力以赴地进行斗争。黑人刘易斯·海顿在波士顿见到他，“刚谈上几句话就说：‘我要五百块钱，我非要这笔钱不可。’梅里安对这种请求态度感到非常惊异，回答说：‘你要是有正当的理由，那可以拿到这笔钱。’于是海顿把他从小约翰·布朗那里听来的情况简单扼要地讲给梅里安听。原来上尉布朗正在钱伯斯堡准备率领一队解放者深入弗吉尼亚州，因此他需要钱。梅里安听了，便回答说，‘既然你说约翰·布朗在那里，那你就拿着我的钱，领着我一块儿去吧”。（欣顿：桑博思在《大西洋月刊>发表的文章，欣顿所著书第570页）
他们就是这样一些有抱负的人——对他们说来，这个世界是野蛮的、乱糟糟的，他们正是为了改造它而生的。这是一批真正的战士，这些人尽管有着许多弱点和过激的言行，但是丝毫没有下流无耻的表现。总的说来，他们都是些不平凡的人。他们都不是有文化或受过很高教育的人，只有卡基受过比较好的学校教育。他们在思想上是很大胆的，喜欢寻根问底。他们几乎全都对世界上的社会习惯表示怀疑。他们大都受过艰苦的边地生活的锻炼，不知有多少次出生入死，却总是那样热心，那样好奇和好动。他们有的喜欢音乐，有的略通诗歌。他们的团结一致是有最深厚的共同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约翰·布朗这个人——他们尊敬他，热爱他。他使得他们痛恨起奴隶制度来，而为了他和他的信念，他们甘愿冒生命的危险。
最后就是约翰·布朗本人了。人们对他的外貌有过不少的描写，而在本书里也有过几次了。到了1859年，他依然是一个惹人注目的人物，有着花白的头发，炯炯有神的目光。但是有一桩事情我们可不该忘记：约翰·布朗在这个时期是个病人。从1856年到1859年，难得有一个月不听说他生病的。但是毫无疑问，不屈不挠的意志使他拖着饱经病痛折磨的身子发动了哈普渡的袭击。
5月，约翰·布朗花了整整一个月的工夫在波士顿募款、在纽约跟几个黑人朋友商谈，同时，还去了一趟康涅狄格州，催制那一千支矛枪。这时候他还生过病，但是，这五个前卫——布朗和他的两个儿子，杰里·安德逊和卡基——6月26日那天终于动身往南部去了。他们在钱伯斯堡逗留了几天。卡基被安置在这里做总代理，跟一个叫沃森的可靠黑人理发师合作，负责转送人员、辎重和传递信件。接着他们又取道黑格斯敦，7月14日到达哈普渡。他们在这里会到了库克，他一直在军火库附近贩卖地图，看管运河水闸，同时，经常供给布朗情报。初到时，布朗和儿子们到处蹓跶，当地有个农民快活地跟他们打过招呼：“早啊，诸位先生”，他们也愉快地回答着。
通过这个农民，布朗知道有个农场[3]出租，于是他花三十五块钱租用九个月。这个农场座落在哈普渡、钱伯斯堡和北部之间的大道上，离哈普渡约五英里，那地方非常僻静。房子后面是布恩斯自治村大道，相距约三百码，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在大道的另一边，约距六百码的地方，还有一个带阁楼的单间小屋，这个小屋差不多被灌木丛所掩蔽，不易被人发现。布朗就在这里住下来，一面招兵买马，一面张罗物资。武器来得特别慢。康涅狄格的枪支大部分都是在8月左右运到钱伯斯堡的，而长矛却在一个月后才运来。人员也是慢慢集合起来的。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干什么行业的都有，经济情况各不相同，同时，他们也不确实知道这次袭击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这种种原因不仅使布朗把袭击从7月推延到10月，而且大大增加了开支。布朗的女儿安和奥利弗的年青媳妇也来了，她们从7月16日起就照管家务，一直照管到10月1日。
恰好在这个紧要关头，哈里埃特·塔布曼病倒了，这对这次袭击是一个严重的损失。此外，也有一些别的情况，造成了耽误的原因。8月1日，在哈普渡的有布朗的两个女儿、三个儿子和他女婿的两个弟弟，此外还有柯波克两兄弟、提德、杰里·安德逊和史蒂文斯。黑兹勒特、利曼和泰勒不久也来了。卡基依然在钱伯斯堡。约翰·布朗本人“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四处奔走，有时骑着他那匹棕色的老骡子多利，有时坐着大车。农场和钱伯斯堡相去五十英里，他往往一入夜就动身，次日黎明就到达了。他还用别的办法，使总部和这个地方保持公开的联系，以便时机一到，就可以把事情安排妥当”。（安德逊：《哈普渡的呼声》第19页）
小约翰·布朗当时正在北部负责运输武器、招募人员和筹集款项。8月10日他到了波士顿，不久又到道格拉斯家里，后来到加拿大和洛关在一道了。他访问了自由同盟各个主要支部，然后又访问了俄亥俄北部。结果，成效微乎其微。这倒不是因为没有人手。而是缺少这一次所需要的那种人。在这支队伍，成千上万的黑人准备为自由而战，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目前约翰·布朗还不能使用。规模庞大的黑人武装队伍一旦开到南部来，会立刻被发现而引起内战。因此，布朗最初需要的那些卓越的领袖，象道格拉斯、雷诺兹、霍尔敦和迪兰尼，都是很有感召力而又小心谨慎的人物，他曾对道格拉斯说过：他们能给南部和北部飞来的蜂群一个蜂巢。然而，要叫这些卓越的人物感到兴趣并不容易。他们各有各的工作，也各有各拯救本民族的一套理论。他们散布的范围很广。1858年，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已经被说服了，可是袭击一迟延，这又给了他们考虑和怀疑的机会，当初那种热情大大地减退了，不过还没有完全熄灭。布朗知道，他能不能使北部人口众多的黑人为他出力，这在相当程度上需要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态度。他是全国首屈一指的黑人领袖，一个有才能、有手腕和有胆略的人。如果他追随约翰·布朗，那有谁还会犹疑不决呢？因此，约翰·布朗不断劝说道格拉斯。8月19日，布朗在钱伯斯堡一个废采石场里，安排了一次会商，作为最后一次的请求。道格拉斯说：
“他脸上流露出一种焦急不安的神色，由于思虑过多，也由于风吹日晒，他显得衰老多了。我感到我这一行非常危险，也跟布朗一样不愿被人发觉，尽管当时没有人悬赏捉拿我。我们（卡基先生、布朗·卜尉、op尔斯·格林和我）在乱石中坐下来，讨论那个就婴付诸实行的冒险汁划。关于袭取哈普渡，布朗先前仅仅暗示过，现在已经作为决策宣布了，他要听听我对这件事情的意见。我马上举出我所能举的一切论点来反对这个措施。在我看来，这个措施对于帮助奴隶逃跑（这是原来的计划）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对于所有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无异于对合众国政府进行攻击，而且还会使全国上下都反对我们。布朗上尉对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大加发挥。他一点也不反对把全国都惊动起来。在他看来，这个国家正需要出现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彼此都很诚恳，我们差不多花了星期六一整天和星期日大半天的工夫来进行辩论——布朗主张袭取哈普渡，我则反对这样做；他主张发动一次攻击把全国都惊动起来，我则赞成他最初提出来的方针：逐步地而又以不暴露自己为原则，把奴隶引到山里来。当我发现他已经下定决心，不可能把他说服的时候，便回过头来对薛尔斯·格林说，他已经听见布朗上尉说的那一番话，布朗上尉原来的计划已经改变了，我只好回家去。如果他愿意跟我一道走，那还是可以的。布朗上尉劝我们两人跟他走，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我觉得他不过是把奴隶四肢上的枷锁钉得比以前更牢固罢了。分手的时候，他非常亲热地拥抱着我说：‘跟我一道干吧，道格拉斯。我一定用我的生命来保卫你，我要你来是有特别意义的。我一发动攻击，蜂群就会飞来，我要你帮忙给他们准备一个蜂巢。’但是我的谨慎，或者说我的怯懦竟使我听了这位可亲的老人那番雄辩以后，心里一无所动，——说不定正是这两个原因决定了我的方向。就要分别的时候，我问格林决定怎么办，但是一听到他一字一顿冷静地说‘我想我要跟这位老人走’，我不禁大吃一惊。我们就此分手了，他们要到哈普渡去，我到罗切斯特去。”（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及其时代》第388—391页）
毫无疑问，道格拉斯的决定使得许多黑人都没有参加布朗的队伍，但是薛尔斯·格林还是动身到南部了。捕奴者尾随着他，弄得他和欧文·布朗不得不游过一条河。只有往南走而不往北走，他们才能逃脱，不致被人捕获。
在这段时间，农场上的生活是很不平常的。安德逊说；
“我们这里没有那种软绵绵的多愁善感——都为黑人的事业而奋斗，谁也没有侮辱他们，瞧不起他们。为了那些身受痛苦和值得人同情的奴隶，每个人的脉搏和每个人的心总是合着同一个拍子跳动。我能够彻底地和充分地看到一个反对奴隶制的家庭在道德、精神、物质和社交方面的谐和气氛，对反对奴隶制事业的原则的严格执行。在约翰·布朗的家里，来自这个大陆各个角落的人们都聚集在约翰·布朗的面前，结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里，一切可恨的偏见都不敢露出它的丑态，任何在人与人之间划分等级界限的丑恶思想都钻不了空子。……
“在一个过路人看来，这所房子和它周围的环境一点也不惹人注目。它又简陋、又破旧、又不雅观，只有那些得到特许进去的人，在那里待很长的时间，了解那两个房间的秘密——厨房、客厅和饭厅在下面一层，那个宽大的卧室、阁楼、储藏室、监房、训练室都在上层——以后，才能知道我们在肯尼迪农场的生活情况。”
约翰·布朗本人总是尽力去和邻居建立友好关系，照顾他们的病人和有病的牲口也很有办法，因此，他和几个儿子一时都成了大家欢迎的人物。欧文跟当地人聊起来总是滔滔不绝的，库克也在乡下走动，兜售地图。附近有个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废奴原则的浸礼会小教堂。约翰·布朗常常在这里做礼拜和讲道。虽然这样小心谨慎，他们还是引起了别人的怀疑，随时都有被发觉的危险。
尽管事事都非常谨慎，还是谣言四起。在堪萨斯那些被邀请来的合作者当中，有个普鲁士籍的波兰人。1856年他在堪萨斯的时候，布朗和卡基就认识他。这个波兰人从布朗那里了解到情况以后，在1859年8月间把他们的秘密透露给辛辛那提《新闻报》的记者埃德蒙·巴布。可能就是巴布写信通知合众国政府弗洛伊德陆军部长的信上说：“我发现了一个秘密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是要解放南部的奴隶，并准备搞一个规模宏大的暴动。这个运动的领袖就是最近到过堪萨斯的‘老约翰·布朗’。”接着他把计划说得非常详尽，几乎是丝毫不差。但是弗洛伊德部长当时正在一个避暑胜地休息，他自己也在搞一些与合众国军火库不无关系的小小的秘密活动。因此，他振振有词地说：“我心里确信随便哪个美国公民都不会接受这种无法无天的罪恶阴谋，所以我把信丢在一旁，在这次袭击发生之前，根本没再考虑过它。”（第36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参议院委员会报告第278号，约翰·布坎南·弗洛伊德的证词第250—252页）
格里特·史密斯也不大谨慎，他对一群黑人听众发表演说，明白地表示，他预料不久就会发生一场奴隶暴动。就是在哈普渡那一行人当中，行动受限制也引起了争执和不满。约翰·布朗严厉指责他的部下，说他们不该写信和多嘴。他对卡基说：“凡是自己不能保守秘密而希望朋友替他保守秘密的人，都是糊涂虫。我们的朋友都有自己的心腹朋友，而他们的心腹朋友又有心腹朋友，把保守秘密的责任让这一大串人的最后一个来负，是不成的。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一点上，我比较敏感是有道理的。”（1859年给卡基的信，载欣顿所著书第257—258页）。
另一方面，布朗的计划最后公布出来的时候，这些人都表示不满意。安·布朗记述说，他们大都是“8月初来到农场以后，才知道袭击政府军火库是‘计划，的一个部分”。（安·布朗的叙述，载欣顿所著书第260页）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对密苏里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袭击，而不想夺取军火库。提德表现得尤其顽强，不肯让步。这场争论变得那样激烈，以至约翰·布朗竟一度辞职不干，但是他马上又当选了，他们把这封正式的函件送给他：
“亲爱的先生——我们一致拥护你的决定，除非你证明你是无能的。只要你坚持，我们很多人都会坚决执行你的决定。”（欧文给约翰·布朗的信，1850年；载欣顿所著书第259页）
在这种情况下，布朗不得不快马加鞭，因此他赶紧催促他的大儿子作好准备。
直至10月6日，布朗还希望“月底出去活动活动”。他匆匆去了一趟费城。他在那里会到许多黑人，据说经营服务业的多尔西给了他三百块钱，布朗在洛克斯特街1221号跟他住在一起。对这次访问他多少有点感到失望。他大概还想说服道格拉斯和费城、纽约有关团体的领导人。
9月末，妇女们离开农场，奥·安德逊、柯普兰和利里来了。梅里安在布朗访问费城期间参加了他的组织，接着就被派到巴尔的摩去购买引信。还有些人正陆续前来，这时，布朗突然决定在10月17日进行袭击。这次仓促变动也许是因为官方人员和邻居们越来越打听得紧，同时军械正从军火库运到南部各个兵站去。但是不幸得很，安德逊说；“如果那些等待命令的队伍能及时到达总部，参加袭击，那么在夺取兵工厂、消防站和来福枪厂时，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安德逊：《哈普渡的呼声》第27页）
只有那些在附近等待命令的奴隶得到消息，而欣顿等几个新近参加的人都在半路上，没有办法及时到达。伟大的日子终于来临了。“10月16日是星期天，布朗上尉早上起得特别早，他把手下的人叫下来做礼拜。他念了一章《圣经》，这一章的情节正和奴隶的状况相吻合，讲的是我们作为奴隶的弟兄应负责任。接着他开始热情地祈祷，祈求上帝帮助，在蓄奴的地区解放被奴役的人。”（安德逊：《哈普渡的呼声》第28页）
他们举行了一次会议，黑人奥斯本·安德逊当主席，当天下午发布了最后的命令，夜间在出发前，约翰·布朗说：“诸位先生，现在让我来提醒你们，记住一件事情：……能够避免杀人的时候，就不要杀人。但是，如果出于自卫而非杀人不可，那就放手去干吧。”（安德逊：《哈普渡的呼声》第29页）
[1]惠炅顿，阿·维（Wellington，A.W.1769—1852）——英国将军，1815年曾在比利时的滑铁卢打败法国拿破仑一世。
[2]米纳——西班牙革命军人，十九世纪初期在四班牙半岛之战中曾领导游击队抵抗法国侵略者。
[3]指马里兰州肯尼迪农场。离哈普渡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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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黑人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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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黑人的队伍
从1830到1840年，这十年是美国黑人所经历的最严厉的考验时期之一。使奴隶制成为棉花王国基础的巨大的经济变革，已经最后完成了，随之而来的精神方面的细微变化，正在全面展开。从1829到1849年在费城有六批歹徒和外国人一道恐吓并杀害了黑人。从1804年起到1807年止，在中西部、特别是在俄亥俄州实行了严酷的“黑人法典”，规定（1）黑人不得在俄亥俄州定居，除非能在二十天内提出一份由两名保证人签字的五百美元证券，保证人应保证其行为端正并接济其生活；（2）窝藏或隐藏逃奴者初次处罚金五十美元，以后一百美元，半数归告发人，半数交给本区贫民救济委员，（3）在白人为当事人一方的任何案件中，黑人不得作证。（希科克：《在俄亥俄州的黑人》第42页）
可是这项法令不过是一纸空文，直到1829年，黑人移民愈来愈多，才促使辛辛那提当局去实施这项法令。当时黑人得到三十天的宽限，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加拿大去。他们离开了六十天，当白人看不到对于实施这项法令有什么进一步的努力，就掀起了一场暴乱。一连三天，黑人在大街上遭到屠杀，直到他们在住宅外修筑工事，并且开枪回击。同时上加拿大总督托人带信来说，他“对他们致以热诚的欢迎”。
接到这个信息之后，足足有两千个黑人到加拿大去了，并且建立了威尔伯弗斯镇。1830年在费城召开了全国黑人代表大会——这样的大会还是第一次召开。在1831年的闭幕会议上，这个大会向公众发表谈话如下：
“迫害的风气是使我们召开大会的原因。正是这种原因促使我们在加拿大避难。大会感觉到很高兴，能向同胞们报告：我们在那一地区建立移居地的努力并没有落空。我们的远景令人欢欣鼓舞；我们的朋友和资金日益增加，奇迹已经出现，远远超过我们最乐观的期望；我们的同胞已经购置了八百英亩土地——其中两千人已经离开了家乡，越过了国境，并且为一座建筑物打下了基础，这座建筑物将有希望成为美国黑人的避难场所。他们已经盖了二百所木房，耕种了五百英亩土地。”一所“工读制”的学院正在筹划之中。
代表大会在1833年又召开了，会上决定了在加拿大安家落户的进一步计划。代表大会每年一次，继续召开了五年，后来由美国道德改良社代表大会接替，后者又连续召开了两年。同时，纳特·特纳使得弗吉尼亚州和南部大为惊恐，在北部掀起了一股镇压的浪潮，结果宾夕法尼亚的黑人在1837年被剥夺了公民权。
尽管如此，黑人还是坚持斗争。第一家黑人报《自由报》已在1827年创办了，马萨诸塞州黑人总会等组织正在和废奴主义者合作。英属西印度群岛解放的消息鼓舞了黑人。的确，如果没有北部自由黑人作出自我牺牲和长期有效的努力，美国的废奴运动不可能是成功的。第一个订阅加里逊创办的《解放者报》的是费城的一个黑人。在黑人们加入各反奴隶制团体以前和以后，他们的援助都是非常宝贵的。在西部，尽管被法律禁止，从1830年到1840年间还是为办学展开了斗争，结果终于建立了一个广大的黑人学校系统。到1840年，大有希望的种种迹象逐渐开始出现。在这十年之中，黑人人口从二百三十三万多增长到二百九十万人，“克里奥尔号”上的暴动[1]、黑人共济会的成立……这一切都表明了黑人经历长期苦难后的觉醒。
从1840年到1850年，这十年是一个新时代——是北部自由黑人自立并迅速前进的时代。第一次出现了确实有才能的有觉悟的领导。查尔斯·伦·雷蒙德是最早的废奴主义演说家之一。在纽约有亨利·海兰·加内特[2]牧师，在费城有废奴主义者罗伯特·波维斯，有“地下铁道”的威廉·斯蒂尔。在其他地方出现了没有文化而勇敢机智的逃亡奴隶领导人。据说，在这十年中，有五百名黑人使者在蓄奴州和自由州间来来往往，其中著名的有哈里埃特·塔布曼和约西亚·亨逊，他们把成千上万的人带到北部去，带到加拿大去。最重要的人物要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他生于1817年，在1838年获得了自由。1841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演说，在后来十年反奴隶制运动中起了显著的作用。1845年到1846年他在英国，1847年回到美国，创办了报纸，遇到了约翰·布朗，从那时起他便成了布朗的主要的黑人知心朋友。布朗的东部运动就是在道格拉斯家里发起，并且大规模地开展起来的。各教派也从它们的主教中培养出一些担任社会领导的人物，例如约翰·布朗的好友洛关和杰出的丹尼尔·潘恩。
大约1847年在自由黑人团体中出现了新的气象。共济会在彼得·奥格登的领导下维持了它的独立，不受白人的侵犯。又召开了一系列全国黑人代表大会，第一次是这一年在纽约州特罗伊自由街教堂召开的。
第二年即1848年，在克利夫兰召开了同样性质的全国代表大会。将近七十位代表于9月6日在那里集会，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当选为主席。从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代表们的代表性：到会的代表中有印刷工人、木匠、铁匠、鞋匠、机械士、牙科医生、枪炮工人、农民、医师、粉刷匠、泥瓦匠、大学生、牧师、理发师、小工、箍桶匠、马车行职员、澡堂老板和杂货商。（《美国黑人学院丛刊》第9号第16页）
同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纽约州布法罗出席了自由土壤党代表大会，他写道：“我并不是出席这次大会的唯一的全国著名的黑人。塞缪尔·林戈尔德·沃德、亨利·海兰·加内特、查尔斯·雷蒙德和亨利·比布也参加了，并且讲了话，数千名出席者以惊喜的心情表示欢迎。当我在最有能力的白种人面前倾听这几个人讲话时，作为一个黑人，我为我的事业感到极大的鼓舞，并且增强了力量。”（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及其时代》（1892年）第345页）
尽管通过了新的逃亡奴隶法，在五十年代初期美国有三百五十多万黑人，这是1840年以来一个巨大的增长，这是生气勃勃和欣欣向荣的一种显著的表现。奴隶逃亡现由“地下铁道”和秘密团体有组织地进行，这些团体对外分别采用“自由联盟”“自由同盟”或“美国神秘会”等名义。
州代表大会召开了许多次，但到那时为止，最具有代表性和思想性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853年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城道格拉斯家里召开的。这次大会对于希望通过移居国外计划使自由黑人永远解除痛苦的任何企图，表示了明确的反对。[3]相反的，大会指出要把它的力量用在建设性的积极行动上，并且拟订了三项措施：
（1）创办一个“半工半读制”的工业学院。哈里埃特·比彻·斯托准备访问英国，被授权以美国黑人的名义，为创办学院募集捐款。
（2）登记全国黑人机械工人、技工和商人，以及“一切愿意雇用黑人办事、愿意教导黑人男孩机械技术、自由职业、科学工作和农作的人，并对正在找职业或求知识的黑人成年人和青年进行登记。”
（3）成立出版委员会“搜集各种事实、统计数字和声明；黑人的一切法律、历史档案和传记，以及黑人作家的一切著作。”（《美国黑人学院丛刊》第9号第16—19页）
这次大会对于移居国外采取了激烈的反对态度，促成了一次特殊的黑人移居国外代表大会在1854年的召开。主持这次大会的就是后来主持约翰·布朗的查达姆秘密会议的人，有几个出席的黑人后来也参加了秘密会议。
“在移居国外代表大会上，按照他们所愿意移往的国外地区，可分为三派。以迪兰尼博士为首的一派，盼望到非洲尼日尔河流域去，惠特菲尔德一派愿意到中美洲去，还有霍利一派愿意到海地去。这三派都获得了大会的承认和拥护。”（《美国黑人学院丛刊》第9号第20—21页）
1833年当美国反奴隶制协会成立的时候，象波维斯和〔波士顿废奴主义者〕巴贝迪斯这些曾在黑人代表大会运动中经过锻炼的黑人，也是该协会的创办人。到1856年，非洲人卫理公会教友达两万人。
关于这一切发展，约翰·布朗所知道的比大多数白人多得多，他的伟大信念便是建筑在这些丰富的知识之上的。大多数美国人知道有奴隶逃亡，但是对于这种生气勃勃、有组织的斗争团体，他们却毫无所知。
由于很早就关心黑人，约翰·布朗很想亲自深入了解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他请黑人到家里来，也到他们的家里去。他和他们谈心，倾听他们遭受苦难的经历，向他们提出意见，也接受他们的意见。他的梦想就是要在他们当中邀集最勇敢、最无畏的人参加他的伟大计划。
所以，在1858年1月当约翰·布朗到东部来的时候，他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进一步募集基金，而更明确的是要把黑人组织起来参加他的工作。当时他已经对斯普林菲尔德的托马斯·托马斯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透露了自己的意图。他这时决定要召募一大批人，而他特别想到了在纽约和费城的黑人，还有加拿大的黑人。约翰·布朗从来也没有打算过派许多黑人开始袭击。他知道他必须首先以一次胜利的袭击博得黑人的信任，在第一步胜利以后，他便能指望有大批人马了。当时他的目的是使少数领袖如道格拉斯等发生兴趣，组织拥有广泛分支的会社，在第一次袭击以后就可以依靠这些会社给予援助和接济了。
1858年2月当他逗留在道格拉斯家中的期间，他写信给几个黑人领袖：纽约的亨利·海兰·加内特和詹姆斯·格洛斯特，芝加哥的约翰·琼斯和锡安教会的季·伍·洛关。他也记下了马丁·迪兰尼和罗德艾兰州的唐宁的住址。他去过波士顿和彼得博罗之后，在2月23日记下了他给他最亲密的黑人朋友之一洛关去信的事，“想准备在3月1日或8月11日前后同他一起前往〔加拿大〕。”（波士顿公共图书馆藏《约翰·布朗日记手稿》第2卷第35页）
3月10日，约翰·布朗和他的大儿子，还有亨利·海兰·加内特、威廉·斯蒂尔等人，在费城朗巴尔德街921号富有的黑人木材商斯蒂芬。史密斯家里聚会。布朗似乎在这个城市中逗留了将近一个星期，可能同费城所有的主要黑人领袖都进行了长久的商谈。3月18日他在纽黑文给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季·伍·洛关去信说：“我盼望在本月28日或30日启程。”他匆匆地回家看望了一次，途中为了节省旅费，还步行了一大段路程，4月他又在道格拉斯家里出现了。格洛斯特在纽约为他募捐了一些钱，他可能在费城还得到一些，他终于动身赴加拿大。
他向往加拿大已久了，早在1846年他便计划到加拿大去访问。4月8曰，约翰·布朗给他的儿子写信说。“在你离开罗切斯特以后的第二天，我同季·伍·洛关一直来到这里。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显然获得了成功。哈里埃特·塔布曼立刻同他全队人马挂上了钩。当然，他（哈里埃特）[4]是我遇到的最了不起的人。这一地区物资最为丰富，而且质地良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要忘记立刻给凯斯先生（罗切斯特附近）写信，要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贝德福德、钱伯斯堡、葛底斯堡、卡来尔一带，马里兰州的黑格斯敦一带以及弗吉尼亚州的哈普渡物色所有可靠的人和人家。”（1858年给小约翰·布朗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452页）
他在圣凯瑟琳斯一直停留到14日或15日，主要是和哈里埃特。塔布曼进行商量，并且躲在她家里。哈里埃特·塔布曼是纯粹非洲血统，1820年出生在马里兰州东海岸，奴隶出身。在少妇时期，她干着男人干的最笨重、最艰辛的活儿，赶马车，赶大车，耕地。最后在1849年，这个蓄奴的人家破了产，她便逃跑了。接着她开始了她惊人的事业，专门营救逃亡的黑人。她来回奔走，亲自把三百个黑人引向自由，在她负责照顾之下，一个人也没有迷失。为了缉拿她，不论死活，悬赏一万美元奖金，但是她从未被抓住。（布雷德福德：《哈里埃特——黑人的摩西》第118—119页）
约翰·布朗对这个妇女给予最大的信任。温德尔·菲利普斯说：“我最后一次看见约翰·布朗是在我自己家里。他把哈里埃特·塔布曼带来见我，说道：‘菲利普斯先生，我给你带来了这个大陆上一个最善良、最勇敢的人——塔布曼将军，我们这样叫她。’接着，他便列举她为了自己的种族所作的努力和牺牲。”（温德尔·菲利普斯的信，载布雷德福德：《哈里埃特——黑人的摩西》第155—156页）
由于不辞劳苦，餐风宿露，她病倒了。这一病使哈里埃特·塔布曼未能赶到哈普渡。
约翰·布朗从圣凯瑟琳斯前往英格索尔、哈密尔顿和查达姆。他也访问了多伦多，同黑人们开了许多次会。“有一次，布朗上尉曾住在他的朋友亚·密·罗斯博士家里作客，罗斯博士以博物学家和无畏的废奴主义者闻名。他有几次冒着生命的危险徒步旅行到南部去，帮助奴隶们逃往加拿大。”（哈密尔顿：《约翰·布朗在加拿大》第10页）
布朗最后订好了召开大会的计划后，匆匆回到衣阿华去找部下。在布朗外出的三个月里，他们一直在衣阿华州斯普林代尔的教友会教友居住区里工作和操练，据大多数人猜测，这是为了将来在“流血的堪萨斯”起事。布朗一到，他们便都急忙整理行囊，其中有欧文·布朗、里尔夫、卡基、库克、史蒂文斯、提德、利曼、莫菲特、帕森、黑人理查逊，还有新加入的吉尔和泰勒。柯波克兄弟准备晚些时候赶到。“他们和斯普林代尔居民是洒泪而别的。在几星期中建立起来的联系被割断了，不仅仅如此，由于大家都意识到布朗和他的信徒们的前途充满危险，因而在离别时更觉得恋恋不舍。”他们全体立即取道芝加哥和底特律，向加拿大进发。他们在芝加哥不得不等候十二小时，头一家旅馆拒绝招待理查逊进早餐。约翰·布朗立即找了另一个地方。这一行人不久就到了查达姆，住在一个黑人巴伯尔先生开的旅馆里。
约翰·布朗选择加拿大这个黑人的文化中心是很明智的。这里有将近五万黑人，其中包括许多精力旺盛、聪明勇敢而又有些财产的人。许多移居地已经发展起来，人们购置了田地，建立了学校，开始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组织。肯特县的县城查达姆，有人数颇多的黑人农民、商人和机械工人。他们有一所小学校，威尔伯弗斯学院，几座教堂，一家报馆，一个救火机公司，还有几个促进社会交际和社会进步的组织。有一个居民说过：
“布朗先生并没有过高估计黑人的教育情况。他知道他们需要领袖，需要受到训练。他的主要的希望是：这一斗争会得到受过教育的、已习惯于自治的志愿人士从加拿大出来支持。”
马丁·迪兰尼是个热心的非洲移民主义者，当约翰·布朗来到这里时，他刚好要带着最近一次黑人代表大会的委托书，动身到非洲去。“迪兰尼先生在全国进行了一次专业访问后，一回到家里，就听到妻子告诉他说，有一位老先生在他出差时，拜访过他。她描写那人有一副长长的白胡子，一头灰白的头发，一张忧郁而又安详的面孔。他讲话时，神情特别严肃。”
最后迪兰尼见到了约翰·布朗，布朗说道：
“我到查达姆是专来拜访你的，这是我第三次登门拜访了。我必须立刻跟你会晤，先生”，他接着又强调说，“而且要秘密交谈，因为我有许多事要办，可是我的时间却很少，如果我在这里做不了什么，我希望立刻就让我知道。”
迪兰尼说道：
“我们一直到附近一家旅馆的私人会客室去，他立刻告诉我，他打算实行一项伟大计划。这个计划要想成功，必须得到一次黑人代表大会或理事会权威人士的帮助和支持。这件事他在美国是做不到的，但是他的显赫的朋友，还有我的显赫的朋友，都向他提出了建议说，只要他能见到我，他便可以立即达到目的。我的朋友们和他自己作出了这样结论，我表示不胜诧异，对此他极不耐烦地叫嚷起来。‘你为什么要感到惊奇呢？先生，北部各州的一些人都是懦夫。奴隶制度把他们折磨成了懦夫。你在这样的人们中间搞不出名堂来’，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向他保证说：如果他所要求的就是召开一次理事会，可以立刻办到。他便说：‘就此而已，但这对我来说可了不起了。我需要的是人，不是钱5钱，我可以弄到不少，可是人，弄不到。钱送来时，可以不被人知道；可是人们却怕和我在一起时被认出来，尽管他们赞成我的办法。他们是懦夫，先生！懦夫！’他反复地说。接着他便把他的企图全部透露给我。我找不出什么缺点，只有完全赞成并且帮助召开这次会议。”（罗林斯：《马丁·迪兰尼的生平和社会服务》第85—90页）
同时，约翰·布朗着手仔细调查公共舆论，征求别人的意见，一面把自己的计划透露出一点，一面着手把一批愿意赞同他的宗旨的人集合起来。他和黑人领导人秘密地商量，并且开了一系列的小型会议，排除初步的困难。在这些会议上以及在私人访问中提出的许多问题都解决了。
预备会议是在国王街南面的公主街上的一座木屋里召开的，这所房屋当时叫做“国王街中学”。有一些会议也在国王街的第一浸礼会[5]教堂召开。为了迷惑好奇者，假称到此聚会的人是要办一个黑人共济会分会。重要的会议是在霍尔敦先生和其他一些黑人在麦克雷戈河畔盖的“第三消防站”里进行的。
五日发出了正式的请柬：
“亲爱的朋友：
我在这个自由的忠实朋友所在的地方召开秘密代表大会。敬请出席参加。
你的朋友约翰·布朗。
1858年5月5日于加拿大查达姆。”
5月8日星期六上午10时召开了代表大会，但并未举行仪式。出席的有下列黑人；浸礼会牧师、前移居国外代表大会主席、这次当选为大会主席的威廉·查尔斯·门罗，后在内战中任联邦军少校的马丁·迪兰尼，宾夕法尼亚州的艾尔弗雷德·惠普尔，密执安州底特律城的威廉·兰伯特和艾·德·沙德，战后两次担任北卡罗来纳州国会众议员的、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城的詹姆斯·哈里斯，桑达斯基城积极领导“地下铁道”的雷诺兹，格兰特，阿·格·史密斯，1849年奥伯林学院毕业生、枪炮工人兼雕刻师詹姆斯·琼斯，姆·弗·贝利，亨顿，约翰·杰克逊，杰里迈亚·安德逊，詹姆斯·贝尔，艾尔弗雷德·艾利斯沃思，詹姆斯·珀内尔，乔治·艾肯，斯蒂芬·德廷，托马斯·希克森，约翰·坎内尔，罗宾森·亚历山大，托马斯·卡里，托马斯·姆·金纳德，罗伯特·范·沃肯，托马斯·斯特林格，约翰·阿·托马斯（有人认为他是约翰·布朗早年的亲信，他在马萨诸塞州斯普临菲尔德城担任雇员，后由阿伯拉罕·林肯在伊利诺斯州家里以及在白宫雇用），罗伯特·纽曼，查尔斯·史密斯，西蒙·菲斯林，商人、测量员、约翰·布朗的房东艾萨克·霍尔敦，詹姆斯·史密斯和理查德·理查逊。
白人出席的有：布朗父子，约翰和欧文，约翰·亨利·卡基，当时还叫查尔斯·惠普尔的阿隆·德怀特·史蒂文斯；约翰·埃德温·库克，理查德·里尔夫，乔治·吉尔，查尔斯·普鲁默·提德，威廉·亨利·利曼，查尔斯·莫菲特，卢克·弗·帕森，均为堪萨斯人；还有加拿大的斯图尔德·泰勒，共计十二人。杰里迈亚·安德逊平素一向被认为是白人，但是从证据看来，他可能是黑白混血儿。约翰·杰克逊宣布开会，门罗当选为主席。于是迪兰尼请约翰·布朗讲话，布朗作了详尽的发言，接着迪兰尼等人相继发了言。
会上提出了一份宪法，经过庄严地宣誓后，就宣读了这一文件。它规定了一种以全国宪法[6]为基础的政治结构，不过简化了许多，而适应于流动的游击队。前四十五条没有争论便通过了。下面一条是：“以上各条决非鼓励推翻任何州政府或联邦政府，决非指望联邦瓦解，而仅仅指望对旧宪法的某些条文加以修正或撤销，我们的旗帜应该就是我们的祖先在革命中为之斗争的那面旗帜。，
对于这一条，“铜匠”雷诺兹是反对的，他是大会上最坚强的人物之一。他觉得不需要效忠于这个掠夺了他、侮辱了他的国家。但是布朗、迪兰尼、卡基等人却都热烈拥护这一条，因此就通过了。星期六下午，宪法最后制定下来，并且由与会者签了字。
大会又讨论了约翰·布朗的计划。
“在一次会议上，詹姆斯·琼斯先生获得了发言权，讨论了奴隶起来支持这项草拟中的计划的成败的可能性。布朗先生的计划是在群山之中某些地方修筑工事，号召奴隶们团结在他的旗帜下。琼斯表示忧虑，认为布朗会大失所望，因为奴隶还不知道怎样起来支援他。琼斯辩论说，美国的黑奴不同于圣多明哥的西印度群岛的黑奴，他们成功的起义已载入史册，因为他们已在那里吸收了法国主人的一些勇猛的性格，并不是那么容易被白人吓倒的。布朗听后突然站起身来，说道。‘我的朋友琼斯，那一面请你不要多谈了。’
“大会上提出了关于进行袭击的时间问题。有些人主张我们应当一直等到美国卷入同某一个头等强国的战争；他们认为当政府和其他国家和平相处的时候，投入一场废除奴隶制度的斗争中去简直是发疯。布朗先生倾听着这番议论，他听了一些时候，然后慢慢站起身来说道：‘我决不利用我国同外敌相对抗的机会。’他似乎把这当做莫大的侮辱。”（《詹姆斯·琼斯的回忆》，载哈密尔顿著《约翰·布朗在加拿大》第14页和第16页）
下午6点钟按照宪法选举负责人，于10日星期一选举完毕。约翰·布朗被选为总司令；卡基为陆军部长；里尔夫为国务卿；欧文·布朗为司库；乔治·吉尔为财政部长；艾尔弗雷德·艾利斯沃思和黑人奧斯本·佩·安德逊被选为国会议员。
在任命一个委员会担任其他职务之后，代表大会即行休会。另外建立了一个更大的机构，正如迪兰尼所说，“这个组织是个庞大的机构，它同布朗的运动的关系正如州或全国执行委员会同其政党的路线的关系一样，它指导运动，使其符合基本原则。”（罗林斯：《马丁·迪兰尼的生平和社会服务》第85—90页）
这个委员会在哈普渡袭击时仍然存在。
大会通过的宪法是一种手段，借以指导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它的序言如下：
“奴隶制度自在美国建立以来就是一部分公民强加在另一部分公民身上极其野蛮的、无端的、非正义的战争——这种战争中的仅有的境遇便是终身拘禁、毫无希望的劳役，或者是绝对消灭——而对我们的《独立宣言》中所提出的下列不言自明的永恒真理，悍然不顾，恣意破坏：
“因此，我们美国公民，以及那些根据最高法院最近的判决被宣布为不得享有白人所必须尊重的权利的被压迫人民，同其他一切被有关法令所贬低的人们在一起，目前自行明令制定下列临时宪法和法令，借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人身、财产、生命和自由，并指导我们的行动。”（载欣顿所著书第619—633页）
上面所提到的《独立宣言》大概预定在1858年7月4日通过，按照原定计划，到那时进行实际的打击。这个《宣言》是最初的《独立宣言》的一个解释，它在结尾说道：
“我们作为美利坚合众国那些受限制的公民的代表，聚集在代表大会上，宣布我们不再做奴隶，为了实现我们的企图，谨代表蓄奴州被压迫公民并由他们授权，庄严地宣布并声明：奴隶是而且应当是独立自由的，他们对仍然坚持要强使他们处于永久‘奴役’中的暴君的一切从属关系应当予以解除；奴隶和这些暴君之间的一切友好关系要完全切断，而且应当完全切断。作为这些州独立自由的公民，他们完全有权利、有充分和正当的理由去反抗压迫者的暴政，保护自己。谨向人类和改革派的所有真实朋友，不分民族和所在地点，恳求帮助，要求保护；他们应享有缔结一切盟约以及进行独立、自由的公民可以进行的其他一切活动和事务的权利。”（欣顿所著书第642—643页）
这份宪法共有四十八条。一切成年人均可被接受为会员；建立一个五人至十人组成的一院制国会，设议长和副议长各一人；建立一个由五人组成的法院，每人主持一个巡回法庭。所有这些官员共同推选总司令一人、司库一人、部长若干人以及其他官员。一切财产皆归公有[7]，不支薪俸。人人都要参加劳动。禁止一切猥亵行为：“任何时候都应尊重婚姻关系，尽可能使家庭团聚，鼓励拆散的家庭重聚，并为此要设立通讯处。为了进行宗教和其他方面的教育，尽速建立学校和教堂，每周第一天定为休息日，用于道德和宗教教育和进修，救济受苦难的人们，教育青年和无知的人们，提倡个人清洁卫生，除非特别紧急的情况外，不得要求任何人在该天从事平常的体力劳动。”（《临时宪法》第42条）人人要携带武器，但不得隐藏。关于捕获俘虏以及保护俘虏的人身和财产，则另有特殊规定。
约翰·布朗对于自己的工作十分满意，他给家人写信说道，“本月8日和10日在这里开了一次各地废奴主义代表大会，开得很好。宪法略加修订后已被通过，并建立了组织。”（1858年家书，载桑博恩所著书第455—456页）
正当一切好象开始得很顺利，却从东部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11月以来，福贝斯一直在那里，他愈来愈穷困，愈来愈恼火；他的威吓、暗示和访问日益频繁，叫人讨厌。他向参议员威尔逊[8]，向查尔斯·萨姆纳，向西华德和霍·格利列，还向在波士顿的同伙大诉其苦。福贝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反对奴隶制运动的领导人把实权交到约翰·布朗的手里，而忽略了象他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兵。约翰·布朗曾经平心静气地而又坚决地同福贝斯交谈过，试图和他言归于好，但是毫无效果。布朗显然决心要急速以机智胜过福贝斯，他给在马萨诸塞州的朋友写了信，叫他们在查达姆会议上和他相聚，但是桑博恩和豪韦却都已经接到了福贝斯的恫吓信，使他们大为惶恐。显然，关于布朗的行动，福贝斯已获得周密的情报，并且存心要捣乱，并企图打击约翰·布朗的威信。桑博恩慌忙写道。“看目前形势，这个计划必须从缓实行，因为我读了福贝斯给博士的信，发现他已知道这个计划的详情，他要求解除霍金斯〔约翰·布朗〕所担任的代理人的职务，而由他自己或者其他的人接替，他威胁说否则就将此事公开。”（1858年桑博恩给希金生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458页）
为了同福贝斯和解，又作了进一步的努力，但是他却狂妄地写道：“……忍耐功夫和温和办法既然都失败了，我不得不依靠粗暴手段。他们可不要沾沾自喜，以为我最后会厌倦的，会放下这件事的，其实才刚刚开始呢。”（1858年福贝斯给希金生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460—461页）
约翰·布朗被催促到纽约去会见斯特恩斯和豪韦。由于这场纠纷，布朗已经在查达姆耽搁了将近一个月，但是他听从了这一召唤。桑博恩说：“约在5月20日，当斯特恩斯先生和布朗在纽约会面时，作出了安排，今后布朗作为斯特恩斯先生个人的代理人，而不是作为委员会的代理人来保管堪萨斯的来福枪。恰巧，不常来访问波士顿的格里特·史密斯先生，在5月下旬却要到这里来。……他到了之后，在里弗里旅馆里开了几间房间。1858年5月24日秘密委员会（3月成立，由史密斯、帕克、豪韦、希金生、斯特恩斯和桑博恩等人组成）就在那里开会，讨论局势。关于袭击的延期早经决定，武器又暂时冻结，所以目前只能在堪萨斯使用。剩下的问题便是：要不要布朗立即到堪萨斯去，在将来应当为他筹措多少款项。这个委员会的六个委员中，只有一人（希金生）缺席。……会上一致决定：布朗应立即前往堪萨斯。”
在此以后，布朗立即前往波士顿。在逗留期间他同希金生谈了一次话，希金生把当时谈话记录下来。他说，布朗对于里弗里旅馆会议上作出的决议，即将袭击推迟到这年冬季或1859年春季，届时将由秘密委员会为布朗筹措二、三千美元一节，感到十分遗憾。他还要到堪萨斯去以便蒙蔽福贝斯，并且把财产移交出去，以卸去堪萨斯委员会的责任，该委员会在将来不与闻他的计划。
“经试探布朗的意思”，希金生继续写道，“我发现他……认为这种推延使他的十三个人以及在加拿大的人们感到非常沮丧。在秋季开始是不可能的，只要他有三百块钱，他决不耽搁一天（他最后这样说），把他的部下从俄亥俄州弄到这里，每人还用不了二十五块钱，他所需要的就是这一些。如果有办法，他一天也不会耽搁的。他抱怨说：在东部的一些朋友不是实践家，由于他们掌握着资金，没有他们的支持，他便无能为力。”（桑博恩所著书第463—464页）
这时布朗只好藏起武器，分散部下，并且在堪萨斯躲藏一年。这是出于万不得已，毫无疑问，这样反而使袭击失去成功的希望。当这个计划不能实现时，加拿大的黑人纷纷脱离关系，并且对布朗的决心和智慧产生了怀疑。布朗的儿子将武器藏在俄亥俄州北部的一个干草堆里。
与此同时，这批人中有一部分——史蒂文斯、库克、提德、吉尔、泰勒和欧文·布朗——在大会闭会后，立刻到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城去了，并且在其附近乡间找到了工作。布朗这时从加拿大来信写道：
“这里天气多雨，以致找不到工作。我只接到东部寄来的十五块钱。福氏〔福贝斯上校〕所采取的手段对我们东部朋友们竟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因此我有些担心，恐怕我们在目前不得不暂缓行动了。他们〔他的东部朋友〕极力劝我们这样做，并且答应过些时候给我们慷慨的援助。我时时刻刻盼望获得充分的援助，使我们能付清这里的伙食帐，并能到克利夫兰去探望你们，和你们商量。只要有办法，我们立刻就去。就算我们确实不得不推迟直接的行动，当我们至少还能避免一败涂地时，难道伟大、崇高的人物可以空发牢骚，或者心灰意懒地袖起双手，或者懒洋洋地坐着吗？只有在困难的时候，人们才能证明自己是怎样的人；也只有在那样的时候，人们才显示出自己的品质。难道我们的困难，就足以使我们放弃人类所曾经从事过的最崇高的事业吗？”（1858年给欧文·布朗的信，载里奇曼：《约翰·布朗在教友会教友中》第40—41页）
两个星期以后，其余的人除卡基外，都相继到克利夫兰去，布朗到东部去见斯特恩斯。卡基是个熟练的排字工人，他到加拿大的哈密尔顿去，在那里把临时宪法排了版，印了出来。6月中旬当布朗从东部回来的时候，他到达了克利夫兰。里尔夫说；布朗并没有很多钱，但是派他到纽约和华盛顿去监视福贝斯，在可能的条件下重新取得他的信任。然而里尔夫对于这个事业已胆怯起来，不热心了，搭船到英国去了。其余的人四分五散。欧文·布朗到俄亥俄州阿克伦城去；库克离开克利夫兰城到哈普渡附近一带；吉尔在一个震教徒移居地，可能是在俄亥俄州的莱巴农找到了工作；提德已经在那里被雇用了，斯图尔德·泰勒到伊利诺斯州去了；史蒂文斯在克利夫兰等待布朗；而利曼则在阿什塔布拉县找到了工作。约翰·布朗于6月3日离开波士顿，前往北厄巴的老家，作短期的探望。后来，他和卡基、史蒂文斯、利曼、吉尔、帕森、莫菲特和欧文聚集在一处，这一行人前往堪萨斯，6月下旬抵达该地。
约翰·布朗要组织黑人队伍的企图，便这样突然结束了。他的亲密的朋友认识到，这个伟大的计划只不过是延期实行罢了，但是这一延期，正如希金生所预言的，泄了气。布朗想召募一支庞大的加拿大分遣队的可能性便大大地减少了。虽然如此，种子已经播下了。查达姆独立宣言的最后一句话对千百万人来说，并不只是美丽的辞藻：“大自然为它被屠杀的和受折磨的儿女们哀伤。让苍天染上深红的颜色吧！”
[1]“克里奥尔号”是一艘贩奴船，1840年10—11月载运一批黑人奴隶由弗吉尼亚州汉普顿罗兹湾开往美国南部港口新奥尔良。奴隶们在途中起义，将船开往已宣布解放黑人的英属巴哈马群岛，赢得了自由。
[2]加内特是革命废奴主义者，1843年8月在布法罗黑人代表大会上发表战斗性演说，号召黑人奴隶举行总罢工，然后举行武装起义，这反映了北部黑人领袖觉悟的提高。
[3]逃亡奴隶法造成的白色恐怖使部分黑人想移居国外，但这只能削弱黑人的战斗力，并不能消除美国黑人奴隶制度，因此大多数黑人群众坚决主张留在美国继续斗争·
[4]约翰·布朗非常敬佩哈里埃特·塔布曼，称她为“塔布曼将军，在提到她的时候，常用“他”而不用“她”。
[5]基督教主要教派之一，十七世纪产生于英国，主张成年后才可受洗，并使受洗者全身浸入水中，所以叫浸礼会。
[6]指美国宪法。
[7]《临时宪法》第28条规定：“一切缴获或没收得来的财产以及一切靠本组织成员及其家属劳动得来的财产，应当看作是同等地、无差别地属于全体所有的财产，可以用于公益的目的，或者为同样的目的进行分配。”第36条规定：“一切直接或间接同敌人合作或为敌人效劳，或坚持占有奴隶的人，其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应予永远没收。”
[8]由于福贝斯向亨利·威尔逊泄露了约翰·布朗的起义计划，引起威尔逊的惊恐，致使威尔逊写信给豪韦，要他收回供给布朗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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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伟大的计划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约翰·布朗（1909）
第八章伟大的计划
1856年秋天，即上章叙述的进袭密苏里解放奴隶的两年半以前，约翰·布朗安然无损地离开了堪萨斯，对于自己的神圣使命抱着一种坚定的信念。他脑子里有一个确已成熟的计划，要向美国奴隶制度展开攻击，动摇奴隶制度的根基。自从1828年他打算在哈得逊开办一个黑人学校起，直到1859年最后决定在哈普渡采取行动为止，这个计划一直在酝酿、在修改。最初，他想在北部教育黑人，让他们发动奴隶群众起来斗争。接着，他迈进了一步，决定在一个边界州[1]住下来，公开地或秘密地教育奴隶，并把他们当作密使派遣出去。当他渐渐熟悉“地下铁道”的大事业和广泛的组织时，他起了这样一个念头，要在南部难于通行的地区，为逃亡的奴隶设置中心联络站，因此，他开始研究南部的地理。他注意到河流、沼泽和山脉，特别留意阿利根尼山脉的难以攀登的山峰，这个山脉从他的老家宾夕法尼亚起，延伸到弗吉尼亚、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沼泽地带。他在堪萨斯的体验，曾一度使他考虑一条沿着红河和阿肯色河的沼泽通往路易斯安那的西南路线，但是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很快地，他又想起阿利根尼山脉的大支脉来了。
他一面思量，一面工作，而他那个伟大的计划也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确地展现在他的面前，最后就成为1858年卡基告诉欣顿的那样：
“弗吉尼亚的山脉被称为避难所，同时也是一处非常适宜进行游击战的地区。在我们的交谈中，提到了要攻下哈普渡，而不是要占领它，以便夺取军火库。这支队伍中的白人准备担任各个游击队的军官。游击队在约翰·布朗的统一领导下，将由居住加拿大的逃亡者和参加起义的弗吉尼亚的奴隶组成。当时曾经提到在这一年时另一个时间发动战争，而不是在后来决定的那一个时间。估计第一次行动，只会给奴隶主们造成这样的印象，认为这不过是一次奴隶的大批逃亡，或者大不了是一次地方性的暴动。种植园主将会追逐他们占有的奴隶，并且会被击败。然后出动民团，但是也同样会被击败。运动的规模不打算搞得很大，但需要逐渐增加分量，一开始就应该以它所显示的庞大组织和所积聚的力量，使蓄奴州的奴隶主们感到恐怖。第一次进袭以后，他们估计在自愿参加的自由黑人和加拿大黑人的支援下，将会鼓起奴隶们的信心，引导他们团结起来。当时并未提到要聚集大批奴隶，将他们输送到加拿大去。相反地，卡基在回答我的询问时，清楚地指出，他们的计划是在弗吉尼亚山区进行战斗，以后再扩展到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如果可能，也向南卡罗来纳的沼泽地带扩展。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帮助一个或一千个奴隶逃出来，而是要在奴隶们生长和被奴役的州里解放他们。后来约翰·布朗对我说。‘南部的山脉和沼泽，是一个奴隶避难所和一条抗御迫害者的防线。，卡基谈到，他们已经标出一连串的县，这些县一直延伸到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等州。他在这一带的大部分地区都奔走过，根据他个人的了解，并依靠从这些州逃出来的加拿大黑人的帮助，他们拟订了一个全面的攻击计划。
“他所提到的都是那些蓄奴最多的县，因此，也就是展开斗争最适宜的地方。他们把对哈普渡的袭击安排在春季，那正是种植园主们忙碌而且最需要奴隶的时候。军火库里的武器，连同那些参加行动的奴隶，都要送到山里去。他们准备割断电线，破坏周围的铁路。除了原有的一些队伍以外，应该尽快把别的部队也建立起来，并在山区建立一条连绵不断的警戒线。他们准备从压迫者的庄园里夺取粮食来维持。他们预期能迅速而经常地补充兵力，首先是依靠加拿大那些迫切盼望和祈求早日解放的人们，其次是依靠奴隶们自己。他们的目的是要使通往自由州的道口能控制多久就控制多久，以便在适当的时机撤退。不过卡基预期向南撤而不向相反的方向撤。奴隶们准备用长矛、大镰刀乙火枪、鸟枪以及其他简单的防御器械武装起来；那些军官，不分黑人白人，以及一些既可靠而又有才能的战士，一律使用夏普牌来福枪和左轮手枪。他们指望在粮草以及武器、马匹、弹药等方面获得足够的供应。卡基说，吸引他参加这个计划的原因之一是，他深信争取自由的武装斗争，不久就会在奴隶中间爆发，而这种斗争，很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的斗争更迅速地消灭奴隶制度。根据在南部的观察，他知道这个制度的致命弱点就是害怕奴隶起义。他相信这样一次袭击很快就会实现，所以必须进行部署，使它收到更大的效果。”（欣顿语，见雷德帕斯所著书第203—205页）
这个地区的情况，那是通过个人的考察获得的。卡基和布朗的其他一些助手曾在外面四处奔跑。这位老人自己也到过弗吉尼亚的西部、北部和南部，他的黑人朋友们特别熟悉这些地方和路线。布朗的一个部下写道：
“我想会见雷诺兹先生（一个黑人，不过肤色极浅）的目的，和一个军事组织有关。据我了解，这个组织就设立在黑人中间。雷诺兹先生肯定地对我说，这是事实，又说这个组织的机构已经分布到大部分或几乎所有的蓄奴州来了。我想，他自己一定到过许多蓄奴州，进行过一些组织工作。他让我参考许多登载在南部报纸上的材料，这些材料报道这个或那个受主人宠幸的奴隶被杀或突然死去的情况。他认为这些都是必须对付的最危险的因素，因而非加注意不可。他还声称，他们只等布朗或别的什么人来带他们成功地迈开第一步，．到时他们的队伍就会采取行动。只有黑人才被允许参加这个团体。同时，为了多少能证明他的言论，他把我带到他们举行会议并当作军械库使用的房间里去。他让我看了一些数目相当可观的武器。”（欣顿：《乔治．吉尔的回忆》第732—733页）
谈到这个团体，欣顿又说道：
“看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人们自然会明白，那里有一个组织在帮助逃亡者和抗击他们的主人。从纽约州的锡拉古斯到密执安州的底特律，沿着边境一带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这种组织。由于只有黑人才能以直属的正式会员身分参加这个‘自由同盟，，因此要调查这个同盟的工作，要了解它的组织发展到多远，那是十分困难的。白人所能看到或接触到奴隶生活的最有意思的方面，就是他们之间的通讯范围的广阔和传递的迅速。他们来往的路线似乎主要有四条。其中一条是波托马克河南面的海岸线，这里，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近郊直到佛罗里达北部边境，处处是连绵不断的沼泽。雄伟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它毗连的山峦，早已是一条崎岖、荒凉但却是相当安全的通向自由之路。这条路多少年来也一直被利用着。约翰·布朗始终是‘地下铁道’的一个积极分子，毫无疑问，他是掌握这一情况的，这对于布朗上尉决定在这一带开始行动，是大有关系的，，且不说这一带地方从战略上考虑也必须立即加以利用。哈里埃特·塔布曼就是经常利用这条路线的一个人。约翰·布朗在1858年3—4月间，在圣凯瑟琳斯第一次遇见了她。”（载欣顿所著书第171—172页）
约翰·布朗从他在堪萨斯斗争中和与黑人的广泛交往中，锻炼了他的领导能力。黑人的组织形式在加拿大查达姆召开的一次大会[2]上发展到了顶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为这项事业筹措款项，就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他从事各种工作和商业冒险的目的了。但依靠个人财产来维持伟大事业的幻想破灭了，因为为追求这个理想而工作的压力超过了为筹集资金而工作的压力。当他得知锡拉古斯的一些有钱人准备承担这项事业的参加者的费用时，他对于个人生活需要就没有作更多的考虑了。他完全献身于这项事业，登门拜访，向他们募款。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约翰·布朗本人和两个小儿子专心致力于自由州的事业，遭受过火灾和抢劫。他和伙伴们除了共同收到过四十美元现钞、两袋面粉、三十五磅咸肉、三十五磅糖和二十磅大米以外．这个时期是靠自己掏钱过活的。
最后，他不得不更直接向慈善团体呼吁。他特別受到支援堪萨斯委员会[3]的支持。这些委员会在1854年间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区建立起来，但是几乎全都在1855年并入伊莱·赛尔组织的新英格兰移民协进会。支援堪萨斯全国委员会是在劳伦斯被洗劫后组成的，从拟订的计划看，它所具有的战斗性质比救济性质更强。约翰·布朗同赛尔的协进会有些联系，但特别把希望寄托在支援堪萨斯全国委员会上面。莱恩为了成立这个委员会，曾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格里特·史密斯也捐助了好几千块钱。
1856年10月，约翰·布朗秘密离开了堪萨斯，匆匆赶到设在芝加哥的支援堪萨斯全国委员会的总部，建议他们为他装备一个连队。芝加哥委员会把这个建议提交给1857年1月在纽约举行的全体委员大会。约翰·布朗立即动身到东部去。他穿着委员会送给他的新装，带着堪萨斯和俄亥俄两个州长写的介绍信。格里特·史密斯欢迎他说：“约翰·布朗上尉，你用不着把蔡斯州长和罗宾森州长的介绍信拿出来，用不着告诉我你是谁和干什么的，多少年来我就晓得你了，并且一直对你非常崇敬。我知道你英勇无畏，富有自我牺牲的博爱精神和献身自由事业的热诚，这些我很早就知道了。愿老天保佑你长寿和健康，让你那崇高的目的胜利实现吧！”
但是他在俄亥俄的异母弟弟写道：
“自从堪萨斯准州的移民区出了事以后，我觉察到约翰大哥的心情有了显著的变化。在此之前，他把全部精力用在活计上头。但是出了事以后，他就放弃了所有的活计，完全被奴隶制度这个问题吸引住了。父亲给他遗留的财产，一直由我照料；他从未为自己的家庭拿过一块钱，可是为了他所谓的事业却从这里提取了一部分来作开支。他回堪萨斯以后，曾经来看过我，当时我敦促他回家来从事个人的事业，因为我怕他的行动会毁了他和毁了他的孩子。……他说我没有对他表示同情因而感到很遗憾；又说，他知道他已经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所以，纵然这会毁了他和他的家庭，他还是要继续干到底。”
马萨诸塞州反对奴隶制度的领导人乔治·斯特恩斯先生的夫人写道：
“在这个时候，斯特恩斯先生写信给约翰·布朗说，如果他愿意到波士顿来和一些自由人士会晤，他愿意负担他的费用。他们从前没有见过面，但是‘奥萨瓦汤米的布朗’却在1856年这个令人忧虑的夏季里，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了。凡是见过布朗上尉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感到他有一种精神上的魅力。爱默森称他为‘最理想的人，因为他要把他的理想全部实现’。他一点儿也没有利己的目的和狭隘的成见，这一点引起了斯特恩斯先生的自我牺牲的共鸣。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说明他是以谦虚的态度估计自己进行的工作的。斯特恩斯经过一再努力，想约请一些朋友到他家里来和布朗上尉见面，结果发现只有星期天才对大家都方便，但是他拿不定这是否会违反布朗的宗教戒规，因此约请他时先表示了一番歉意。布朗回答得非常干脆，这也说明布朗的特色：‘斯特恩斯先生，我要从濠沟里把一只小羔羊救出来，做这样的事情在安息日或在别的任何日子都一样合适。’
“描写一下在第一次会晤中他给予作者的印象，似乎不是多余的。当我走进客厅时，他已坐在火光熊熊的炉子旁边。他站起来和我招呼，带着那么一种笔挺的威武的姿态，彬彬有礼和庄重而真挚地向我走过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一个老英雄突然在我面前出现。他的话立即加强我这个联想：‘诸位先生，让整整一代的男人、女人、小孩子都毁灭，也比这个罪恶的奴隶制度多存在一天好。’这些话象枪弹一样发射出来，这种刚强有力的声调和姿态，竟使我们那个不到三岁的小卡尔，在长大成人以后还能回想起来。布朗上尉穿着深棕色的衣服，料子相当粗糙，但是合身的剪裁和整洁使他具有一种优雅非凡的气派。晚饭时，可口的菜他一概不吃，甚至连黄油都不肯尝一尝，他说，珍馐美味他吃不惯。
“斯特恩斯先生邀请约翰·布朗同‘自由之友’商谈，他们看到布朗那样精明、正直和热情，大家都获得一个深刻的印象。”（玛丽·依·斯特恩斯夫人的回忆，载欣顿所著书第719—727页）
桑博恩说道；
“他带着一封住在斯普林菲尔德城的乔治·沃克的介绍信到我这里来。乔治·沃克和我都是支援堪萨斯委员会的委员，为保卫这个准州的自由而奋斗，而在此之前，即在1856年夏，布朗曾经是那儿的一个战士。他主张在堪萨斯进行战斗；他认为，这是促使该地区从那该死的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可靠的办法。他现在的任务是在这地方招兵买马，发动战争，成立和装备一支拥有一百人的武器精良的队伍，以抵抗对堪萨斯的攻击，或者，在必要的时候把战火点燃到密苏里州去。除了这个目的，他还打算用这些战斗人员来袭击弗吉尼亚或其他的蓄奴州，不过这个打算还没有泄露过。我们州支援堪萨斯委员会——我是这个委员会的秘书——有一批武器，布朗希望能让这个连队要来使用，我们表决通过了他的要求。这些武器原来交由芝加哥的全国委员会保管，因此还需要在全国委员会里采取和我们相同的表决手续。为此，我代表全国委员会委员豪韦博士和塞缪尔·卡伯特博士两人前往纽约，参加在阿斯特大厦举行的全国委员会的会议。我在那儿碰到布朗，帮助他在会上获得一笔五千美元的拨款来支援他在堪萨斯的工作，不过，他实际上只收到五百美元。委员会还表决，将所保管的马萨诸塞州委员会购买的二百支来福枪交还该会，因为我们很清楚，必须把这些枪支转交给约翰·布朗，于是我们就这样做了。接着在9月间，布朗在衣阿华的塔波见到这些枪支并拿到手了。两年以后，他就是靠这些来福枪的一部分进入弗吉尼亚的。”（桑博恩：《约翰·布朗和他的朋友们）第8页）
布朗立即出发，亲自筹措款项。他热心地工作了三个月。就在德雷德·司各脱案的判决公布之前，他在马萨诸塞州立法议会发表演说，他的朋友们希望从那儿得到一笔资助堪萨斯的经费。这个希望落空了，于是布朗启程到新英格兰去。他在故乡发表演说，并在附近地方签订一项合同，获得了一千支矛枪。他指着猎刀对一个堪萨斯人说：“象这样一把刀，装上一根结实的杆子或把柄，就可成为一件价廉物美的武器。我．们在堪萨斯的朋友，既没有武器，也没有钱去购买武器。如果我能把这些武器交到他们手里，那对他们是很有用的。一个刚强的妇女拿着这样一支矛枪，就可以守卫她那小屋的家门，免受人或野兽的侵袭。”（载桑博恩所著书第375—376页）
他在哈特福德演讲时说到：
“有人告诉我，某某城市的报纸听说我在堪萨斯被杀、被剥了头皮，就为我加了黑框以示悼念，但是我到达那儿之前；却不晓得有这样一回事。这对我来说真是好极了。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受到了冷遇，这是我在别的地方体验不到的。如果我的朋友们在我活着的时候助我一把，那么，在我去世以后，我一定不让他们在我身上花钱。我并不要求报偿，但是对于别人给我的帮助，我是会衷心感谢的。”（约翰·布朗的演说，载桑博恩所著书第379页）
布坎南就职那一天，即德雷德·司各脱案的判决宣布的前两天，约翰·布朗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类似呼吁书的文章。有一次他写道。“有人告诉我说，山姆大叔[4]的一条猎狗在追踪着我，我必须躲藏几天，让我的足迹的气味淡下去。我并不想被抓着，我希望双手握着武器，而不是带着手铐回去。”（1857年给伊莱·塞尔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382页）
坦内宣布对德雷德·司各脱案的判决后不久，人们在伍斯特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筹备一个欢迎会，韦兰德博士就是在伍斯特遇见布朗的，他说；“我曾到后来成为这个区所选出的国会议员伊莱·塞尔的家里去拜访，请他参加这次欢迎会。当时我在他家里见到一个陌生人，经过介绍，我认识了奥萨瓦汤米的约翰·布朗。当时，人们怎么也想象不到在三年不到的时间里，这个平凡的乡下佬的名字竟然传遍了美洲和欧洲！布朗先生答应参加这个欢迎会，在听众的一再要求下，作了简短的讲话。这是一个有趣的事实：有很多人能够实干一件工作，但对人谈到这件工作时，却不知所云。约翰·布朗在行动方面是一团烈火，但是拙于语言。”（韦兰德博士的回忆，载桑博恩所著书第381页）
3月下旬，布朗陪同桑博恩和康威到住在宾夕法尼亚的前州长〔堪萨斯准州第一任州长〕安·里德的家里，想劝他回堪萨斯去，但是他拒绝了。4月1日布朗回到马萨诸塞州，约有一个星期或更长的时间，他一直在躲避合众国政府官员的耳目，他当时可能在斯普林菲尔德和他那些黑人朋友在一起。也是在4月间，他实行他的计划的另一个措施，那就是让他的队员进行军事训练。根据里尔夫的后来的口供，布朗曾说过，“二、三十年来，这种一心一意要解放奴隶的想法象一股激情似地支配着他。他到英国去了一次，漫游了欧洲大陆，参观了所有的筑垒工事，对当时所能看到的土垒特别注意，准备将观察所得的东西，加上他自己的改进和创造，使用到美国的一场山地战争中去。他谈到，有关起义战争的书籍凡是能弄到手的，他都阅读过，例如罗马战争，当西班牙还是罗马的一个省的时期，西班牙的首领们就曾经成功地进行过反抗。他们把一万人一分再分，分成一个个连，同时分头活动，常年累月地和力量强大的整个罗马帝国相抗衡。此外，他对于在契尔卡西亚的首领沙米尔[5]的领导下胜利地抗击俄国人的战争非常熟悉；他研究了有关杜桑·卢维杜尔的战争的资料；对于在海地和海地附近岛屿进行的战争也十分熟悉。”（第36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参议院委员会报告第278号；理查德·里尔夫的证词第96页）
但是，除了他自己的知识以外，他还需要听取专家的意见，后来碰到一个从前在加里波第手下当中尉的休·福贝斯。当时就雇来训练他的部下。福贝斯是一个性情暴躁、挥霍无度的英国人，他曾经在意大利打过仗，最后到达纽约时手里一个钱也没有了。他以为布朗就是有钱有势的利益集团的代理人，而整个北部都在准备推翻奴隶制。他建议翻译并出版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手册，布朗给了他六百美元去办这件事。他就这样参与了领导，准备一起出发到西部去招募和训练一支队伍。约翰·布朗付出了这笔巨款以后，手头的钱便所余无几了。最后，由于一切努力都无结果，他便离开新英格兰。
他动身前往堪萨斯。自从离开那个准州以来，他一直在为部下的装备想办法，换句话说，也就是为了筹措经费来武装和彻底装备他那些杂处在堪萨斯老百姓中间的正规的突击队员。现在他怀着深深的忧伤离开东部这些州；花光了那一点点钱以后，听任自己的家人和手下的勇士忍受饥寒、赤身露体，有的人生着病，负了伤，带着镣铐在狱中受极度的虐待，有的人还死去了；在疾病流行、最不卫生、最不舒适的地方，接连好几个月躺在地上，有些时候还同生病的、受伤的在一起，缺乏遮风躲雨的地方，只有印第安人给予一点接济。
“我缺少马匹、行李车、帐篷、挽具、马鞍、辔头、手枪套、踢马刺和皮带；也缺少露营的设备，如炊具和餐具、毯子、背包、掘壕沟的工具、斧子、铲子、鹤嘴锄、铁撬；缺乏弹药的供应；没有足够的钱来偿付旅费和运费；至于我的家庭，连日常必需品都不容易得到。”（见欣顿所著书第614—615页）
福贝斯滞留在纽约，直到8月才来衣阿华，这也使布朗感到失望。布朗虽然又病倒了，但是仍然在堪萨斯的友人中间开展工作。他在6月间写道；“我希望有五、六个人悄悄地来衣阿华州的塔波和我会晤……我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想和你们一些人商量。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向别人提及。”（1857年给奥古斯塔斯·沃特尔斯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393页）
8月初，布朗到达塔波，他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接收拨给他的那批武器。因为以前在边远的东部地区武装移民没有成功，马萨诸塞州支援堪萨斯委员会曾经把二百支夏普牌来福枪送到衣阿华的塔波。这些枪支藏在一位牧师家的马房里，直到约翰·布朗来把它们取走。休·福贝斯终于在8月9日带着他的《爱国义勇军手册》一书的手稿来了。布朗写信给家里说，他和他的儿子欧文已经“开始上课”。
但是，不久就出现了意见分歧。福贝斯要求在已付的六百美元外，每月再支付一百美元，但是布朗虽然认为，他已经预支了半年薪金。同时许多事情也不象福贝斯所想象的那样有多大意义。没有钱，拥护的人不多，而且也看不出有多大荣誉。福贝斯认为自己上了当，他看不起布朗的能力，提出要让他来全权指挥，他打算发动奴隶袭击密苏里或其他州。布朗坚定不移，于是这个外国战术家突然在11月初溜到东部去了。这件事打乱了布朗的计划。他原来打算设立两三个军事学校，一个在衣阿华，一个在俄亥俄北部，另一个在加拿大。福贝斯这一次开小差使他决定放弃衣阿华的学校，赶往俄亥俄去。他于是匆匆奔向堪萨斯，在1857年11月5日到达劳伦斯附近的地方。
〔不久，〕布朗吸收了他在布莱克—杰克战斗时认识的约翰·埃·库克，他从前那个堪萨斯连队的队员卢克·弗·帕森和新闻记者理查德·里尔夫。在托皮卡，又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自由州战士阿隆·德·史蒂文斯、一个衣阿华州人查尔斯·伍·莫菲特和后来成为他的左右手的约翰·亨利·卡基前来参加。他和这六个人回到塔波，在那里他又找到过去的两个老部下——威廉·赫·利曼和查尔斯·普鲁默·提德，一个逃亡出来的聪明黑人理查德·理查逊；还有布朗的儿子欧文。他们一行十一人，在11月底匆匆出发，前往俄亥俄州的阿什塔布拉的一个军事学校去。“再见吧”，约翰·布朗说道，“你们等我的消息好啦。我们说‘流血的堪萨斯’那样的话说得太多了。我要用鲜血染红别的地方给大家看看。”（里奇曼；《约翰·布朗在教友会会友中》第20—21页）
于是，这一行人出发了，在二百五十多英里的寂寞旅程中匆匆赶路。他们穿过衣阿华的辽阔的荒野，一直来到离密苏里约五十英里的斯普林代尔的一处村落。这是一个在感情上强烈反对奴隶制的小居民点。布朗原来计划在这里把牲口和大车卖掉以后，立即搭火车继续东行。这一年的经济恐慌从8月底开始，到12月正是紧张时候，他发现手头已经没有经费，而东部也没有款子汇来。因此他只好决定独自前往东部而让部下留在斯普林代尔过冬。教友会会友愉快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就驻在离村子三英里地的一所农舍里，每周只付膳宿费一美元。冬天在愉快而又繁忙的气氛中过去了。
史蒂文斯充任军事教员。大家在早晨5点钟就起床，10点以前是吃早饭和学习的时间，10到12点军事训练。下午进行体育锻炼和打靶。每周有五个晚上，不是在家里就是在附近的学校里，举行模拟的州立法议会会议。有时候，里尔夫和其他几个人倾听村人们讲话，来拜访的人是很多的。约翰·布朗到东部去之前，曾对他的房东和另外两个斯普林代尔的居民谈过他的一部分计划。
“春天快到的时候，约翰·布朗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到我家里来”，房东说道。“他跟我说，想和我单独谈话。我们走进了客厅。他开始把将来的计划告诉我。当时他还没有作出袭击哈普渡的军火库的决定，只是准备率领大约五十到一百人进驻哈普渡附近的山区，等到他能聚集一定数目的奴隶以后，再使用所需的交通工具，把黑人和他们的家属送往加拿大。一等这场惊动过去，很快就在南部的另一个州再次进行袭击。只要有机会，就不断袭击，直至消灭奴隶制为止。我尽力说服他，让他明白这样做很可能会使所有的人都受到杀害。他说，就他个人来说，他愿意为奴隶们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谈话中，他一再告诉我，他相信自己就是上帝手中用来摧毁奴隶制的一个工具。我告诉他；‘你和你的一小伙人是对付不了整个南部的。’他的回答是：‘我告诉你，博士，这将是结束奴隶制的开始。’他还告诉我，他手下只有卡基和史蒂文斯两人知道他的意图”（载里奇曼所著书第28—29页）
房东有好几次和布朗讨论他的计划，一直坐到深夜。邻近有些人被动员来参加这个队伍，其中有柯波克两兄弟，和一个叫乔治·吉尔的加拿大人。斯图尔德·泰勒也参加到这一行列。不过，欣顿一直认为战场在堪萨斯。他说道：
“他们并不想为自己的军事训练保守秘密，正象吉尔所证实的和库克在后来的‘供词’中所提到的那样，邻近的居民都知道这些满腔热情的青年人组成的队伍是准备干一番不平凡的事业的。人们猜想目的地必然是堪萨斯。但是当这些人继续移动时，大家又认为他们的目的地是蓄奴州的某个地方了。那些日子充满动荡的气氛。当时很难确定，这支队伍中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知道约翰·布朗准备进袭弗吉尼亚的计划。所有的证词都说明，很可能在1859年他们在马里兰集结之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明确的宣告要把哈普渡当作攻击的目标。只要一有机会，布朗就对人解释他反击奴隶制的道理，只有对在少年时期就发誓献身这项事业的欧文及对卡基是例外。1858年7月间，卡基在奥萨瓦汤米告诉我说，他于1857年在托皮卡和布朗第二次谈话以后，就获得了布朗的完全信任。在布朗的部下当中，未来行动的详细情节，毫无疑问是只有在他们获得信任以后，才能过问的。我自己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当约翰·布朗扩充他那个小队伍的人员时，我不在劳伦斯。我回来以前，他已经到衣阿华去了。我遇见里尔夫时，他正准备离开，我们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他肯定地跟我说，他的目的就是要组织一个战斗核心来反对莱康普顿宪法的实施，因为当时估计到，准州议会可能会迫使我们接受这个宪法。通过这个核心，就可以利用动荡的机会，在密苏里、阿肯色、印第安准州，可能还有在路易斯安那组织反对奴隶制的运动。由于卡基的请求（我和他保持近两年的不经常但是非常重要的联系），我开始对我国西南部的情况、道路和地形进行系统的调查，在考察铁路干线的借口下，访问了印第安准州的大部分地区，访问了密苏里西南部、阿肯色西部和得克萨斯北部的一些地区。”（载欣顿所著书第156—157页）
约翰·布朗让他的部下留在斯普林代尔，自己在〔1858年〕1月间动身到东部去，2月间到达罗切斯特城道格拉斯的家里。道格拉斯说道：
“他希望和我在一起待几个星期，但又说‘我不想住下来，除非你答应让我付膳宿费’。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而不是在开玩笑，同时我也希望他住在我家里，于是我每周收他三块钱。他在这里的时候，总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写信上。他常常写信给波士顿的乔治·斯特恩斯，彼得博罗的格里特·史密斯以及别的许多人，同时也收到许多回信。他如果不写信，就草拟并修改那份宪法[6]，并准备通过那些愿意跟他上山的人来加以实施。他曾经说过，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局面，应有一个正规地组织起来的政府，每一个追随者，都要宣誓对这个政府表示忠诚和支持。……他把全部时间和思想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这是他早晨的第一件工作，也是他晚上的最后一件工作。老实说，我开始对这些事感到不耐烦了。他有时甚至说，只要能率领几个意志坚强的人，他就能攻下哈普渡，并利用当地政府的军械来武装自己。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宣布过要这样做。
“然而，他认为这件事他是可以做到的。我对他这些话不大在意，虽然我从不怀疑他嘴里说的就是他的心里话。他到我这儿不久，就向我要了两块光滑的木板，用一个两脚规在上面画图，说明他准备在山上执行的防御计划。这些堡垒拟用秘密通道一个个连接起来。这样，如果一个被占领了，另一个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反攻，那就可以在敌人正自以为取得胜利的一刹那，给予致命的打击。对于这些图画，我还不如我的孩子们那样感兴趣，然而它们到底说明这个老人对于目的和措施同样重视，他对于他正要进行的工作是考虑得非常周到的。”（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及其时代》第385—386页）
由于他对形形色色的废奴主义者的真诚有所怀疑，他从罗切斯特接连写信去向他的朋友们打听。
但是，最后只有桑博恩一个人去看布朗，他是这样叙述会见的经过的：
“吃完晚饭，在客厅里和客人们周旋了片刻以后，我和史密斯先生、约翰·布朗以及我的同班同学莫顿，一起到三楼莫顿先生的屋子里去。在这个漫长的冬夜里，布朗准备进攻弗吉尼亚的整个草图稿就摊放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会议席上，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甚至吓了一跳。布朗拿出他为起义者和他们拟去占领的地区要建立的政府所草拟的宪法，宣读和解释各项条文，指明他的人员准备采取的行动，并且提出在5月中发动攻击。他只要求八百美元来开始他那冒风险的事业，如果能得到一千块钱，他就会感到很富裕了。由于朋友们提出问题并表示反对，他向大家详细地说明作战组织和修筑工事的做法；说明在情况允许下如何在南部扎下根来，而必要时又如何向北部撤退；最后，他还说明这次袭击可能受到国内普遍欢迎的理论根据。他希望朋友们耐心听他的陈述，直率地对他的计划提出意见，如果赞同的话，就尽力捐助、尽力支持。我们一直听他谈到半夜，提出了反对意见，并指出困难，但是什么也动摇不了这个老清教徒的意志。
“会议在2月23日继续举行，正象往常那样，布朗上尉一有时间，就要对持有不同意见的朋友们进行说服。无论如何，大家都清楚，要么就支援他，要么就让他单枪匹马冲向他决定要进攻的堡垒去。不给他捐助，只能迁延时日，而不能阻止他；除非把他出卖给敌人，要阻止他是办不到的。我在2月25日回到波士顿，当天就把情况转告西奥多·帕克和温特沃思·希金生。在帕克的建议下，决定邀请布朗——他那时已经到纽约的布鲁克林去了——秘密前来波士顿。布朗果然在3月4日到波士顿来了，在汉诺威大街美洲旅社开了一个房间，他在这儿住了四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屋子里。帕克先生对这个计划大感兴趣，但是对它的成功却没有多大信心。他希望能加以试行，认为即便失败，也必然有些好处。布朗在美洲旅社一直住到8月8日，星期一，才动身到费城去。”
把筹款的事情交给桑博恩和史密斯去办以后，布朗便把精力转到他那些黑人朋友身上去。
接着他写了两封动人的信：一封写给大女儿，另一封写给他那忠实的朋友桑博恩。
在给露丝·布朗的信中，他写道；“我无法描写我多么想看看你妈妈和你们几个孩子的心情。我实在想看看我的大宝宝露丝的小宝宝，看看这群小羔羊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但是，对于我那些悲痛、绝望的可怜的孩子，我还看得见他们‘脸上的泪痕’，听得到他们的呜咽，他们的哭声可能阻止我去享受我渴望着的幸福。但是，勇敢，勇敢，再勇敢！——我也许还能看到我一生中的伟大工作能够胜利完成。到时候，我就有可能回到家里来，‘在傍晚时得到休息’。”（1858年给家里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440—441页）
在给他的朋友桑博恩的信中，他写道：“我相信，你到这儿来看到我经营的这片辽阔的土地，看到由于耕耘得法，不仅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一代，就是全世界，就是下一代也会得到的大丰收，这时候，你便会感觉到这里面也有自己的一份。你的忠告、你的榜样、你的鼓励，以及你那长期和经过实际锻炼的积极活动的能力，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了多么难以估量的好处！而且使我们的事业免受了多少损失！在我这将近六十年的一生中，我只有这么一个机会了。即便我能再多活十倍的时间，我也不可能再得到同样的机会。
“我预计要经受艰苦的考验，但也期望这一次伟大的征服能够成功，我早年对死有一股坚定而强烈的愿望，但是自从我看到自己有希望成为这个大丰收的一个‘收割者’以后，我不但十分愿意活下去，并且已经很好地在享受生活。至于现在，我真想多活它几年呵。”（1858年给富·本·桑博恩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444—445页）
[1]边界州是指靠近北部自由州的一些蓄奴州，包括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肯塔基和密苏里等五个州。更广泛一点，还包括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和阿肯色州。
[2]指1858年5月8—10日在加拿大肯特县县城查达姆秘密召开的废奴主义者大会。
[3]1854—1856年期间在美国东北部和西北部许多州（马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俄亥俄、伊利诺斯等），先后成立堪萨斯移民协进会。协进会的任务是：制止奴隶制向美国西部领地扩展，并协助自由人民移居堪萨斯，给他们运送武器、物资。1856年7月在布法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支援堪萨斯全国委员会。
[4]美国政府的绰号。
[5]契尔卡西亚在高加索西北，1829年为沙皇俄国所兼并。沙米尔（Schamyl，1779—1871）是高加索各部落的领袖，1830—1859年领导当地人民开展游击战，反对沙皇反动政府的侵略扩张和奴役。
[6]指《临时宪法》，布朗为未来的革命政府所起草的纲领性文件，1858年5月为查达姆会议所通过。详见本书第九章第141—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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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天鹅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约翰·布朗（1909）
第七章天鹅泽
约翰·布朗到堪萨斯来的情节，上一章已经约略谈到了，但是现在要充实这幅画面，还得详细谈一谈他个人的遭遇，并对他的个性在他一生中这个关键时期的发展进行更细致的研究。他来到的那个地方充满逸话奇闻，富有浪漫情调。当初，印第安人划着轻快的独木舟飘然而过的时候，曾经看见堪萨斯东部一片片芦苇丛生的低地栖息着一些气度威严的飞禽，因此他们就管那片沼地叫“天鹅泽”。沿着阴森森的、缓缓而流的河流，两岸尽是一片片起伏不平的肥沃土地。1855年4月，约翰·布朗的五个作为开路先锋的儿子也来到了这里。他们前来的时候，虽然憎恨奴隶制度，但是心怀和平的愿望，没有携带武器。他们信心十足，只赶着牛马，带着果树苗和葡萄秧到这片自由之土来定居口在密苏里的时候，他们遭遇到仇视和冷遇；在堪萨斯，他们得了病，又碰上寒冷的天气。然而，他们有胆量，满怀希望，勇往直前地工作着，一直到政治风潮汹涌而来，他们才急急忙忙写信回家，要求接济武器，以图自卫。约翰·布朗领着儿子奥利弗和女婿亨利，亲自把武器送去。1855年10月9日，在自由州派选举那一天，“听说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我们出发时简直是全副武装”，但是“敌人并没有露面”，于是布朗欢欣鼓舞，认为堪萨斯成为自由州的前途“一天比一天光明了”。
堪萨斯内战时期的约翰·布朗（1856年）
11月，布朗在信上写道：“我愈来愈相信，奴隶制在这里不久就会消灭。”
约翰·布朗就这样来到了堪萨斯，准备为争取自由而斗争。“邻近的政客正在审慎地删改决议，以投合形形色色的反对奴隶制扩展论者，尤其投合那些出于权宜的考虑、出于种族的自私和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反对奴隶制的人。这一派人只愿把堪萨斯献给自由的白种劳工，而不是把它献给自由，一切人的自由。这项引起那位老人愤怒的决议，宣布了堪萨斯应该成为白种人的自由州，因此，这就有利于排斥黑人和黑白混血种——包括奴隶和自由人。这位老人站起来说话了，他强调了黑种人的人格，用巨大的魄力和热情表达了他反对奴隶制的真挚信念。这些话顿时使那些政客吃了一惊，引起他们的反感。”（雷德帕斯所著书第103—104页）
布朗毫不因为他那些激进思想不受欢迎而感到泄气。当劳伦斯第一次受到围攻、出现了大好机会的时候，他努力进行宣传。1855年12月间，州长和他那些拥护奴隶制的党羽围攻劳伦斯的风声，传到了布朗父子那里。这位老人给家里写信说：“看样子，这些传闻都是确实可信的，可是我们对这些情况还没有获得进一步的消息。于是，傍晚时分，我离开这儿，上孩子们定居的地方去了，打算第二天到劳伦斯走一遭，打听打听真相。然而约翰已经骑马出发了，但没走出多远，就有人传话来说，那边迫切需要我们的帮助。听到最后这个消息以后，大家立即同意在约翰的营地分手，除了亨利、杰森和奥利弗三个实在不适宜参加以外，所有的人都应该立刻带上武器到劳伦斯去，于是我们着手准备一些玉米面包、肉、毯子和炊事用具，又铸造枪弹，把我们所有的长短枪支都上好了子弹。五个人在下午出发，晚上（天色很黑）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前进，一直到天色大白为止。第二天早晨，吃完早饭又上路了，午前抵达劳伦斯。由于长途跋涉，我们都感到两条腿不大中用了。”（1855年给家里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217—221页）
他们一队人在日落时临近这个城镇。约翰·布朗立即被派去指挥一个连队。他发现，“香农州长（率领着一支约有一千五六百人的军队）和自由州派的主要领导人早已开始了谈判。那时候，保卫劳伦斯的队伍约有五百人。这些人日日夜夜地忙着修筑堤坝和圓形土堡，以加强这个城镇的防御，一直到同州长订约为止，因为在谈判期间，袭击还随时都可能发生的。这种局面从星期五一直维持到星期六傍晚”。（1855年给妻子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217—221页）这时候香农州长被劝说进了城，经过谈判，双方公布了一个和约[1]。当时立即引起了布朗的怀疑。他猜想，州长那一伙人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维护奴隶制度的斗争。同时，他也担心，自由州派的政界领袖们为了暂时的休战，放弃了他为之而战的原则。当那个醉醺醺的州长正在自由州旅店门前对公众发表安抚性的谈话，而由自由州派的州长罗宾森致答词时，约翰·布朗登上屋角的一段木头，开始发表一通激烈的演说，“布朗说：密苏里人到堪萨斯来，就是要毁灭劳伦斯。他们已经把这个城镇围攻了两个星期，威胁着要毁灭它。他们是为了杀人而来的。他相信，‘不流血，就不会罢休’。他征集义勇军参加他指挥的队伍，去进攻扎在富兰克林附近、离劳伦斯约四英里的蓄奴派的营寨。……他要求知道和约的条款。他又说，如果他对香农州长那篇演说的意义理解得不错，那就是已经作出了某种让步，并且表示应当遵守准州的法律。布朗对这些法律公开抨击，加以唾弃，他永不服从——决不服从！听众被他那种热情所激发，大声疾呼地响应他的话：‘决不！决不！打倒伪法律。带我们去打头阵！’那些精心炮制妥协方案的自由州运动领导人，一下子似乎觉得事态严重，他们急忙向布朗保证，他一定是弄错了，他们那方面并没有放弃原则。”（乔·华·布朗：《老约翰·布朗的回忆》第8页，菲利普斯：《堪萨斯的历史》，转引自雷德帕斯所著书第90页）和约的真正条款秘而不宣，但是布朗本着他一贯的老实态度，对他们的话信以为真。
然而，约翰·布朗不久就看出来，“和约”只意味着一冬的休战。他对那些妥协主义者和政客们愈来愈不信任。他想办法从政府所在地华盛顿直接打听到消息。“我们很想知道国会准备怎么办。我们听说富兰克．皮尔斯企图镇压堪萨斯人。我不晓得他会获得多大的成功，不过我想，他要想了此一案，恐怕会对付不过来呢。”（1856年给家里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223页）这时候，约舒亚·雷·古丁斯向他担保说，总统“绝不敢使用合众国军队杀害堪萨斯的公民”[2]。（1856年吉丁斯给约翰·布朗的信．載桑博恩所著书第224页）但是总统竟这样做了，不但把常备军交到堪萨斯蓄奴派的手中，还出现了南部的武装队伍，有一支来自佐治亚的队伍特别驻扎在天鹅泽布朗住处的附近。约翰·布朗却有他自己的做法。5月间的一个早晨，他手里拿着测量器械，走进了他们的营地。他当时被认为是政府的一个测量人员，因而当然是“忠实可靠的”，因为“来到这里的所有的地方长官，所有的书记官，所有的法官，所有的印第安人督导员，所有的土地测量员，所有办事处的所有办事员，都是赞成把堪萨斯变成蓄奴州的。政府送来的全部款项，都由拥护奴隶制度的官员散发给拥护奴隶制度的走狗了”。（特·威·魏尔德语，载《堪萨斯州历史学会会报》第6卷第337页）他的儿子说道，布朗带着“我的四个兄弟——欧文、弗雷德里克、萨蒙和奥利弗——装作是测链员、伐木者、记录员，沿着一条假定的地带测量着，穿过这些人的营地。佐治亚人随随便便地谈论着。一个象是他们的队长样子的人说，‘我们是到这儿来驻防的。那些人只要不找麻烦，我们就不会跟他们打仗。可是对于所有的废奴主义者，象那边该死的布朗那一类人，我们就要用鞭子抽他们，把他们赶跑，或者杀掉他们，——他妈的，总之要用一切办法干掉他们！’”（艾·安·科尔曼语，载桑博恩所著书第260页）
佐治亚人毫不隐讳地提到了许多他们准备要杀害的人的姓名，约翰·布朗泰然自若地把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在自己的测量本里。不久，南部队伍的营寨更向布朗住处移近了，这一点也可以证实这个消息。秘密抢劫和偷窃发生了。布朗通知了那些被列入黑名单的人，于是，就在一次夜间的会议上作出了决定，如果发现“边境歹徒”那一方面有什么行动，就应该把那些罪魁抓住并处以私刑。这不单是奥萨瓦汤米镇的一些人的主张，实际上，全准州的秘密社团都已对调和妥协失去信心，而倾向于更激进的主张。劳伦斯方面也鼓励约翰·布朗起来领导这个比较隐秘的激进行动。虽然没有经过什么公开的谈论或明确的宣告，但是大家都明白，在天鹅泽的下一个进取行动意味着反击，约翰·布朗将进行战斗。
这时候，自由州派的领导人乐于让这个憎恨奴隶制度的激进分子这样做以作为他们共同事业的前卫，他们自己却认为，坚持消极抵抗政策依然是聪明的做法，他们这种自作聪明的想法使他们蒙受很大的损失。5月21日，蓄奴派的军队攻打劳伦斯，他们放火劫掠。居民们站在一旁发抖，没有人挺身出来保卫。等到约翰·布朗得到这个消息，已经太晚了。但是他还是急忙赶到出事地点去，愤怒地咬着牙在那一片还冒着浓烟的瓦砾旁边坐下来。他因为“当时没有进行抵抗，没有作好劳伦斯的防卫而感到愤怒；斥责〔治安〕委员会的委员和自由州派的领导人是懦夫或更坏的人”。布朗认为，让老百姓这样躺下来任凭歹徒踢打，就无异是犯罪。“谨慎！谨慎！先生！”他对一个谨慎的老先生喊道；“我对谨慎这个词儿早就听厌了——谨慎就等于怯懦。”（詹姆斯·汉威语，载欣顿著《约翰·布朗和他的部下》第695页）这里似乎无事可做了，他正准备撤营而去，忽然，有一个小伙子骑着马奔来。他说，达奇—亨利渡口的那一伙歹徒，警告布朗住处的毫无保障的妇女说，所有自由州派的家属一定要在星期六或星期天搬走，否则她们就会被赶出去。布朗家的妇女们匆匆地收拾起她们的东西，带着孩子，坐着牛车，逃到远处的一个亲戚家里去。
约翰·布朗站起来。“我去对付那些家伙”，他阴沉地说，“一定给这些野蛮家伙一点颜色看，让他们知道我们也是有权利的！”（邦迪语，载《堪萨斯州历史学会会报》第八卷第279页，斯普林著奄堪萨斯》第143页）他召集了四个儿子（沃森、弗雷德里克、欧文、奥利弗），他的女婿亨利·汤普森，和一个房子被毁的德意志人。一个邻人愿意用一辆马车和几匹马送大伙儿去，大家用心地磨着弯刀。旁观的人感到一阵不安。他们知道，约翰·布朗要去为堪萨斯的自由而战斗。
星期五下午两点钟，八个人出发去天鹅泽。到达天鹅泽附近以后，他们利用星期六一天，静静地、秘密地研究了情况，收集了有关“边境歹徒”意图的证据。虽然这件事情的整个经过一直不十分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在布朗亲自主持下，那些被列入黑名单的人确是举行了一次会议。可能就是在这个会议上作出决定，要杀死策划这个罪恶阴谋的七个头目，并指定布朗去监督执行。这七个该死的人属于他们一伙中间最恶劣的人。
这些人不是堪萨斯蓄奴派的首领，而是使自由州人民终日不得安宁的走狗。那些罪魁祸首，在合众国军队和密苏里民团[3]组成的篱笆后面安然坐着，而他们的走狗则在自己所居住的地区里制造恐怖。约翰·布朗说道，我们的目的地是个小酒店，在正式宣读了死刑判决书以后，大伙立即出发。这个酒店座落在一处小河湾上，从准州的东北部利文沃思来的大公路，在这里穿过小河，通向斯科特堡。在酒店四周，一小时路程的距离内，就是其余的人的小屋。每一次行动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悄悄地走近，在夜里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屋里的人们从床上惊跳起来，因为在那儿，夜半打门是凶多吉少的。他们不敢开门，但要求是坚决的，而大门却并不牢靠。接着，黑暗的房间里充满了人影，男人们急忙穿着衣服，妇女们抽噎着，倾听着，但是步声渐渐远去，一切又归静寂。就这样光顾了三户人家，两个人找寻不到。最后，五个人跟着逮捕他们的人走入黑暗里，从此就没有回来。他们立即被带到森林里并被包围起来。约翰·布朗举起他的手作了一下暗号，这些罪犯就被大刀砍死了。
约翰·布朗率领部下出发去波塔瓦汤米袭击蓄奴派歹徒（堪萨斯，1856年5月24日）
这件事震动了堪萨斯。复仇者的怒火，在四年中有四次在天鹅泽中燃起，用火和血扫荡了大地，在这些黑暗的峡谷里，堪萨斯行将熄灭的战火闪烁着最后的红光。
到了今天，人们对约翰·布朗这次行动的效果，看法仍然有所不同。有的说这一行动给堪萨斯带来了自由，另外一些人认为它把这地方推入到内战中去了。两种说法都有道理。这一行动把堪萨斯推到内战中去，从而给它带来了自由，促使人们去为自由而战斗，——而早先他们却徒劳无益地希望通过政治手段获得自由。
这个事件发生后，约翰·布朗就立刻成为一个被缉拿的不法之徒了。他的两个没有参加谋杀事件的儿子，因为他们加入自由州运动，也以莱康普特所定的“推定的叛国罪”被捕了，而其他的儿子的性命，只是靠着这么一张条子才保住了：“我知道你们把我的两个儿子，约翰和杰森，关起来了——约翰·布朗。”（小约翰·布朗的叙述，载桑博恩所著书第278页）这个老人是永远不会动摇的。
约翰·布朗撤退到森林里，现在开始把他的那些随从者组织起来。他们三十五个人于1856年夏天在一起立了盟誓：
“我们这些在本约上签名的人谨宣誓：在每人名下所规定的整个时期中，接受约翰·布朗的指挥，献身于自由州的事业。我们以各自的名字和神圣的荣誉向指挥官和大家保证，在服役的整个时期内，我们作为一支保卫堪萨斯自由州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正规志愿部队，将忠诚而严格地执行我们的任务（无论何种性质或在什么地方，只要是大众意见所指派，或是当时所属连队的命令）。我们还同意，作为本组织的一分子，我们将遵守本组织的条例，并愿尽全力使之经常地严格地得到贯彻执行。总之，我们将遵守并维护一种严格而彻底的军纪，直至服役期满为止。”（载桑博恩所著书第287—288页）
另外，还订立了几十条条例，对选举军官、审判官的审判，战利品的处理等作了规定。其中几条如下：
“第十五条。所有的偷窃和不必要地浪费成员或公民的财产，以及粗野或冷酷地对待公民或俘虏的行为，都将以违法乱纪论处。
“第二十条。对于任何投降的俘虏，在未经合理审讯前，不得杀害或加以体罚。
“第二十一条。平日饮酒或携带任何酒类入营当作饮料，都将以违法乱纪论处。”（载桑博恩所著书第288—290页）
这种纪律的理想，并不只是纸面文章。《纽约论坛报》[4]的采访记者偶然闯进了政府官员所不敢找的那个营地：
“呈现在我面前的景象使我久久不能忘却。在溪边附近系着十二匹马，骑者随时准备上鞍脱逃，或出发追击南部的入侵者。成打的来福枪和军刀靠树架着。在浓密高耸的树林中间有一块空地，那儿燃烧着一大堆篝火，上面搁着一只罐子。一个没有包头的、面孔忠厚而黝黑的女人，正在从短树丛中摘取黑莓；三、四个带着武器的男人躺在草地上摊着的红蓝色毯子上；两个外表很神气的年青人倚着武器，站在附近警戒。其中一个是约翰·布朗的最小的儿子，另一个是那勇敢的匈牙利人‘查理’，他后来在奥萨瓦汤米镇被杀害了。老布朗自己站在篝火旁边，卷起了衬衫袖子，手里拿着一大块猪肉。他正在烤猪肉。他衣着破旧，脚趾露在靴子外面。这位老人十分热诚地接待了我，这支队伍的人们围集在我四周。但是过了一会儿，上尉立即命令他们继续去做自己的工作。他有礼貌地但却坚决地禁止谈论关于奥萨瓦汤米镇的事情。他告诉我说，如果我希望从他们队伍中获得一些有关他们的行动和意图的材料，那么，作为一个队长，他愿意代替他们回答那些规定可以公开的问题。
“在营寨中绝不许有渎神的言谈；也不许收留一个道德败坏的人，除非他是战俘。就他自己来说，他不喜欢战争，他喜欢和平，——他不过是执行上帝的意志，为了上帝的儿女而替上帝打仗罢了。
“就在这一次，这位老人向我说；‘我宁愿天花、黄热病和霍乱一起光顾我的营地，也不愿有一个没有道德的人。给我那些有良好品德的人，我只要有一打这样的人，就可以抵抗一百个坏蛋。’
“我大约在营地上停留了一个小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队伍。他们不只是真挚的人，而且简直是真挚的化身。”（载雷德帕斯所著书第112—114页）
有一个队员说道；
“我们一直在这里住到6月1日星期天早晨，在这几天中间，我充分地了解到我的老朋友的崇高品格。他无论什么时候都显示了对我们每个人最亲切的关怀。他也照料烧饭。我．们把我们自己看成是一家人，为了达到美好的目的，理应承受所有目前的艰苦的想法，把我们每个人联结在一起。大家决定有祸同当，胜利或死亡都同在一起。在营地的无事可做的日子里，他总是给我们多方面的教导。他告诉我们这样的看法，如果我们的良心和理智诅咒现有的法律和制度，我们就绝不该受任何理由的影响，承认它们的存在是合理的。他告诫我们不要担心多数派是否反对我们的主义和意见，不管他们的人数多么多。最大的多数派有时只不过是一群有组织的坏蛋，他们的叫嚣决不能把黑变成白，把黑夜变成白天。少数派确信自己的以道义的原则为基础的权利，他们在共和政体之下迟早会转变为多数派的。在谈到奴隶制度的祸害和罪恶的时候，他断言，为了扩大奴隶制度的范围而在堪萨斯犯下的暴行，已经引起了美国和全世界所有明智的人们的注意，使他们认识到必须废除这种制度，正象踢开挡在十九世纪文明道路上的绊脚石一样。虽然，现在蓄奴派和他们的支持者、煽动者正占上风，而自由州的组织却剩下少数人退缩在丛林中，但是，我们也仍然应该信心百倍，抓住第一个机会来推动这番事业，即使开始推动时可能遇难，大家应该把我们微薄的力量都贡献出来。
“有的时候，布朗上尉指示我们，作战时如何行动，如何进攻，如何撤退。他不止一次地要求我们，绝不要去学那些边境歹徒的行为，拿破坏当作儿戏；绝不要象敌人习惯的做法那样焚烧房屋或篱笆。这些东西自由州的人们是可以用来为自己服务的。他一再地告诫我们，除非是绝对必要，切不可杀害人命。从敌人那里缴获的物品应该归公，用来维持战斗的需要；马匹拿去补充，牲口和粮食送给贫苦的自由州人民。”（邦迪语，载《堪萨斯州历史学会会报》第8卷第282—284页）。
周围的村人都感到蓄奴派的初次报复性的袭击即将到来，他们期望着能够得到援助，而布朗确也已作好准备。“我们会来帮助你们的”，布朗喊道。他把随后发生的事情这样告诉家里的人：
“奥萨瓦汤米镇和近处居民的懦怯卑屈的行动，没能救他们，因为歹徒们袭击他们，抓走了好多人，烧了他们的房子，抢了他们的东西。后来，有一帮挑选出来的歹徒到布朗住处，焚毁了布朗和杰森的房子，烧光了所有的东西。在这次焚烧中，我们大家都多少遭受了损害。奥森和他的儿子被关起来了，不过我们很快就设法使他们恢复了自由。他们都安好，没有遭受严重的伤害。欧文和我是第一次到这里看到劫后的景象。一切都显得荒凉和破败，——杂草丛生，把这里不久前还是安乐的住宅区的一切迹象都盖没了。烧完房子以后，这一伙挑选出来的人，人数大约四十左右，出发准备来搜索我们，他们确实这样做了，还用可怕的渎神的话叫嚣着，说是要剥去我们的头皮。
“当获悉这帮人正在追踪着我们时，我的这支已发展到十个人的小小的队伍，和肖尔上尉的队伍——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十八个人，一起出发去追击这帮人（6月1日）。我们去的时候都骑着马。当天，我们没有碰到他们，不过俘虏了五个人，其中四个人是他们全副武装的侦察兵。我们整夜在外面巡逻，但是什么也没有碰上，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左右才发现踪迹，我们立即准备徒步进攻，留下弗雷德里克和肖尔上尉的一个士兵看守马匹。由于我比肖尔上尉的年纪大得多，战斗的主要指挥就由我负责。在未被他们的哨兵发觉以前，我们走近到距他们营地大约一英里路的地方，于是，肖尔上尉和他手下的人作为左翼，我的队伍作右翼，迈着轻快的步子前进。当进入距离敌人大约六十竿[5]处，肖尔上尉的部队错误地在一处毫无隐蔽的地方停止前进，接着开起火来，他的士兵和敌人双方都使用着夏普牌来福枪。我的队伍中没有远射程的枪支。我们（我的队伍）一枪都没有放，直至到达距离敌人右方约十五或二十竿的一处堤岸的后背，才动起手来，立即就迫使对方躲入一个峡谷里去。肖尔上尉在他手下有一个人受了伤和弹药耗尽以后，十分沮丧地带着一部分人来到我右翼。他手下其余的人，包括那个受伤的在内，都撤离了。肖尔上尉的五个士兵大胆地走过来加入我的队伍，除了一个受伤的以外，都帮着我们打到战斗结束。我不得不同意肖尔上尉离开去找援兵，那时他所有的人只剩下八个了，我说服其中四个人留在一处安全的据点上，射击敌方暴露的一个目标——敌人的骡马。双方继续对射了两三小时以后，培特上尉和他的二十三个士兵，包括两个受了重伤的，向我们九个人——我、加上四个肖尔上尉的士兵，四个我的士兵——放下武器投降了。我的一个士兵（亨利·汤普森）受了重伤，在坚持战斗了一个小时以后，不得不离开现场。我的另外三个士兵（不过不是我家里的人）逃走了。萨蒙在战斗结束后不久，由于偶然的事故，受了重伤。不过他和亨利很快就恢复过来。
“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当我们正在加强防御，看守着我们的俘虏（这些俘虏，经双方同意，将用来交换许多自由州拥护者，包括约翰和杰森在内），合众国军队的萨姆纳上校突然到我们这里来，强使我们无条件释放这些俘虏，并发还他们的马匹和枪支。这些人被放走后不到两三英里路，又开始抢劫并伤害自由州人民了。我们认为这个情况是与政府及其爪牙在整个堪萨斯纠纷中所采取的残酷和不公平的方针相符的。萨姆纳上校还要我们解散队伍，而我们只有这么几个人，自然就不得不屈服了。
“自从那时以后，我们为了躲开敌人，不得不和岩洞里的蛇蝎与旷野上的野兽住在一起。我们几乎没有食物、衣服和钱，但我们并不沮丧。”（邦迪语，裁《堪萨斯州历史学会会报》第8卷第286页，1856年约翰·布朗给家里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236—241页）
约翰·布朗希望，这次战斗[6]的辉煌胜利所鼓舞起来的勇气，将促使反抗精神在整个自由州派中间得到发扬。当时的首府劳伦斯仍然被蓄奴派匪帮的一串堡垒包围着：其中一处是在城正东的富兰克林；另一处在正南方，被称为桑德斯堡；第三处是在劳伦斯和蓄奴派的首府莱康普顿之间，被称为泰塔斯堡。当约翰·布朗听到谣言传说，合众国军队要解散即将在托皮卡举行的自由州立法议会，他立即赶往那儿，期望反抗运动能从此开始很快地传遍准州地区。有一位自由州运动领导人在劳伦斯碰到他，和他同路到托皮卡去。布朗和他从大路走，直至到达比格斯普林斯。这个人说：
“他批评堪萨斯两方面的党派。对于蓄奴派方面，他说奴隶制度使一切都变得颠三倒四了，使人变得更残酷粗暴——自由州派也遭到了他的尖刻的谴责。他说我们有很多高尚的真正的人，但也有许多是来自成立较早的各州的失意政客，他们只会通过决议，却不行动，反而批评那些真正干工作的人们。他接着说道，一个职业的政客是绝不能信任的，因为即使他有信仰，他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随时放弃原则。那个夜晚他的十分有趣的话题之一，是他对于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论述，——这种论述说明他是一个理论家。他认为人类社会应该建筑在比较不自私的基础上，因为当人们把自私自利奉为神明时，虽然他们获得某些物质利益，他们却因此而失去更宝贵的东西。他谴责把土地当作动产出卖。他认为，有许多错误须要加以改正才能使社会达到应有的理想程度。而在我们的国家里，奴隶制度是‘万恶之渊薮’，推翻这个制度是我们首要的任务。如果美国人民不拿出勇气来赶快把它消灭，在这个合众国里就将根本谈不到人类的自由与共和国的解放。”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又匆匆上路，直到他们望见了市镇。布朗不想进去，而是派一个信使先去。这个人接下去说道：
“当他和我握手告别时，他竭力主张，我们应该召开立法议会，并对所有阻碍这样做的人进行抵抗，如果必要，还需要战斗，甚至和合众国军队战斗。他曾经在昨天晚上告诉我关于在欧洲参观了一些堡垒的事情，他对这些堡垒批评得很厉害，认为现代的战争已经用不到它们，一个装备精良的勇敢士兵是最好的堡垒。他批评了当时使用的武器，给我看一支很好的据说射程能达八百码[7]的自动来福枪，但是他补充说：‘打仗的方法就是要迫近敌人的营寨。’”（威·阿·菲利普斯语，载桑博恩所著书第306—308页）
托皮卡之行并无结果。在萨姆纳上校的命令下，立法议会悄悄地解散了。约翰·布朗看到，发动有效抵抗的唯一希望就寄托在莱恩的移民“部队”身上，这支部队当时正开往堪萨斯北部边界地区，他女婿的兄弟也在里面。因此，〔1856年7月〕他带着受伤的女婿离开自己的队伍，横穿过敌人的地区一百五十英里，急急忙忙赶向北方，在衣阿华州的塔波替他受伤的女婿找到一处安置的地方。回来后，他就参加了莱恩在内布拉斯加城的主力军。这时又发生了意见分歧。激进派的领袖例如莱恩和布朗是被剥夺公权的人，合众国军队驻扎在衣阿华州边境，防止武装组织进入。因此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莱恩不能和移民们一起进入，一封内容如此的信由一个自由州派的领导人塞缪尔·沃克带给了他。沃克说道：
“读完信后，布朗坐了好久，低着头，眼泪从脸上流下。最后他抬起头来说道：‘沃克，如果你说堪萨斯的老百姓不要我，那也行，那我就拿枪打穿我的脑袋。我无脸回北部各州对人们说，正当我使我的这些堪萨斯朋友们陷入危境的时候，我却不得不抛弃他们。我不能这样做。不管我怎样为自己辩护，都没有人会相信。我将会拿枪打穿我的脑袋，就此了结这件事。’‘将军’，我说，‘堪萨斯的老百姓宁愿要你，而不要内布拉斯加城的一帮人。我有十五个属于我自己的棒小伙子。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指挥，我将担保你平安通过。’”（塞缪尔·沃克语，载《堪萨斯州历史学会会报》第6卷第267页）
于是，沃克、莱恩和约翰·布朗率领着三十个人组成的队伍，秘密进入堪萨斯，重新燃起了内战的火焰。
布朗早先组织起来的那支老队伍，骑上了马，被派到前线去，同时莱恩还作了一系列的努力，把劳伦斯从包围着它的堡垒中解放出来。第一次攻击是在8月12日夜间，直接向富兰克林进攻。密苏里的前国会参议员阿奇逊气急败坏地报告说：“三百名废奴主义者在同一个布朗的率领下，袭击了富兰克林镇，抢劫焚烧，搬走了镇内所有的武器，攻打并捣毁了邮政局，夺取了我们英勇的密苏里人在墨西哥缴获的老‘萨克拉门托，大炮，转过炮口来轰击我们的朋友。”（《向密苏里州拉法叶特县公民们呼吁》，载桑博恩所著书第309页）两天以后，这支小小的队伍向南开拔到桑德斯堡。莱恩将他的部队在堡垒前展开，由约翰·布朗的骑兵队担任右翼。突击开始了，堡垒守备队逃到树林里去，遗下了尚未用过的晚饭和大批物资。8月16日，通往莱康普顿大道上的泰塔斯堡受大炮围攻，最后用一车干草烧毁了。佐治亚人泰塔斯上校被俘，约翰·布朗等领导人主张绞死他，因为他是边境歹徒指挥官中最残暴的一个。但塞缪尔·沃克留了他的性命。
这次短暂的战役打得十分猛烈，蓄奴派只好要求休战了。沃克叙述如何“在第二天，香农州长和塞季威克少校到劳伦斯来，商谈交换俘虏事宜。他们抓去我们三十人，我们俘虏了他们四十。双方同意‘公平交易’，我们释放他们所有的人，包括泰塔斯在内，他们把袭击劳伦斯时俘去的全部人员和枪炮交还。我十分强硬地坚持协定的最后一点，因为当枪炮被劫走时，我发过誓要在六个月内夺回。我很高兴，能护送我方俘虏到塞季威克少校的营地去，并接收敌方虏掠去的人员和枪炮，作为交换。”（塞缪尔·沃克语，载《堪萨斯州历史学会会报》第6卷第272—273页）
游击战争的风暴，现在吹回到天鹅泽阴暗的峡谷了。在5月的杀人事件以后，接着发生了6月初的反击，最后是布莱克—杰克战斗。这一次打击，暂时镇慑〔shè〕了蓄奴派，接着他们开始给劳伦斯四周的堡垒配备兵力。8月5日，自由州派进行了一次报复性的袭击，当时约翰·布朗正在内布拉斯加，密苏里各报却报道他在场。，类似的小接触继续发生，自由州派完全占优势，因此密苏里的蓄奴派策划了最后一次毁灭性的袭击，一大队人越过边境，分成两翼前进。人数少的一股进攻奥萨瓦汤米镇，密苏里有一家报纸报道说：
“进攻奥萨瓦汤米镇的，是阿奇逊少将的一支一千一百五十人组成的军队的一部分。里得将军带了二百五十人和一门大炮，前往攻打奥萨瓦汤米镇。队伍接近该地时，受到了二百名废奴主义者的袭击。他们在恶名昭著的约翰·布朗指挥下从距离四百码外的一处浓密的槲树丛里开始向里得开火。里得将军胜利地发动了一次冲锋，击毙三十一人，俘虏七人。其中弗雷德里克·布朗亦被击毙。恶名昭著的约翰·布朗企图越过马雷德森河，也被一个名叫怀特的奴隶制拥护者击毙了。蓄奴派受伤五人。”（桑博恩所著书第321页）
但是约翰·布朗并没有死，后来就以“奥萨瓦汤米的布朗”出名了。他在9月7日写信给家里道：
“我抽空写信告诉你们，我仍然活着，杰森全家安好；约翰全家听说也无恙（他仍然被俘）。8月30日清晨，歹徒约计四百人，向奥萨瓦汤米镇发动一次袭击，我们亲爱的弗雷德里克突然被对方的侦察员枪杀了。……当时我在约摸三英里外的一个地方，我在那里有十四五个人，此外还有十二或十五个人。我们从一处长着浓密的林下植物的树林里，向他们攻击了三刻钟光景。就是用这样的兵力，我们使对方陷入混乱达十五至二十分钟之久，毙伤敌人七十至八十名。在作战过程中，杰森一直在我旁边勇猛战斗着，他和我一起退避，没有受伤。我被一枚失去射力的葡萄弹或霰〔xiàn〕弹或步枪弹打中，使我受了几处伤，不过伤得不严重。”（1856年约翰·布朗给家里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317—318页）
整个自由堪萨斯对这次有力的保卫战，响起了一片欢呼声，自由州运动领导人就只这一次团结一致。他们中间最谨慎的罗宾森这样写：“你对侵犯我们权利的人和杀害我们公民的人采取了敏捷、有效而及时的行动，我愉快地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历史会给你的大名一个光荣的地位，后代子孙会对你在上帝和人类的事业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表示崇敬。”（1856年查尔斯·罗宾森给约翰·布朗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330—331页）
同时，密苏里人在好不容易取得胜利以后，匆匆折回同入侵部队人数多的一翼会合，他们的报告引起了一片慌乱，因此当莱恩发动一次佯攻时，他们就开始撤退了。然而，伍德森〔代理〕州长号召组织“准州民团”，鼓舞了他们，给了他们合法的地位。到9月15日，他们又一次派了将近三千人威胁堪萨斯。但是，现在全国振奋起来了，新州长吉尔里也带着不惜任何代价建立和平的命令，匆匆赶往前方。在他第一批召集秘密商谈的人们中间有约翰·布朗。布朗来到劳伦斯，在密苏里的入侵部队突然出现在该城的前面时，他满意地带着吉尔里的诺言离开那儿。．他立刻回到镇上，这里只有两百名战斗人员。大家要求他来指挥作战，但是他拒绝了，宁愿象往常一样独立作战。大约在15日那一个星期一的5点钟，他在美因大街邮政局的对面，爬上一只干货箱子，向群众发表演说：
“先生们，据说有二千五百个密苏里人在富兰克林，他们过两个钟头就要到这里来。你们可以亲眼看到他们在那个镇里放火焚烧房屋的浓烟。现在也许是你们进行一场战斗的最后机会了，所以，你们最好还是全力以赴。如果他们一定要来进攻我们，大家不要惊慌失措大吵大嚷，要保持绝对的肃静和镇定。要等到他们走到距你二十五码的地方，选好目标，确实看准了枪上后准星，——再开火。”（约翰·布朗的演说，载雷德帕斯所著书第163—164页）
当时形势十分险恶。自由州的部队都分散了，只留下少数人面临大敌。但是在这少数人中有约翰·布朗，敌人知道这一点，因此谨慎地推进。和布朗在一起的雷德帕斯写道：“大约在下午5点钟，由四百名骑兵组成的敌方先头部队越过瓦卡鲁萨河，出现在离镇约二英里路的地方，他们也许是害怕太走近夏普牌来福枪的射程，于是停下来作战斗部署。布朗的行动现在带一点进攻的性质，他把镇上所有的夏普牌来福枪手都集合起来，——总数最多不过四十或五十人，——开进草原约半英里路的地方，让他们三步一间隔，面对敌人排成横列，然后就卧倒在草地上，等待开火的命令。”（载雷德帕斯所著书第164—165页）
敌人犹豫了，停止前进，随即撤退了。布朗说道：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使他们不来进攻并焚烧那个地方，也许因为有百来个自由州的居民；自愿到镇外旷野里去和他们干一场，所以他们遭到了我方疏疏落落的射击以后，就退回到富兰克林去了。我看到了全部经过。这时候，政府军队和吉尔里州长一起待在距离劳伦斯只十二英里的莱康普顿，尽管有几个跑腿的曾经及时向他报告敌人的逼近或出动的消息，而且敌人还得走大约四十英里路才能到达劳伦斯，但是在那个紧要关头，直到敌人退回富兰克林镇，已走了大约五个钟头以后，他仍未能把一兵一卒调到现场上来。大约在半夜以后，他才能把政府军调来，但他在向伪立法议会的报告中却吹牛说，他就这样拯救了劳伦斯！
“这就是政府当局和它的走狗们一向给予堪萨斯自由州居民的那种保护。”（约翰·布朗的文件，载桑博恩所著书第332—333页）
然而，撤兵不过是暂时的，如果吉尔里不用极大的热情进行调停，劳伦斯要逃过第二次沦陷和焚烧，看来是不大可能的。
毫无疑问，吉尔里特别强调这个事实：再劫掠一次劳伦斯，就有可能使〔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布坎南受挫，而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弗里芒特当选。这样一来，蓄奴派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一方面由于吉尔里那番条理分明的议论，一方面也许是由于约翰·布朗指挥他那支人数有限、但相当精锐的部队时表现的那种顽强精神，那些密苏里人经过劝导，终于撤走。他们在堪萨斯留下一场大火和一片瓦砾以后，便回老家去了——这就是密苏里人对堪萨斯最后一次和规模最大的进犯，也是蓄奴派的实力政策发展到最高峰而终归失败的事实。
吉尔里现在已经能够成功地应付堪萨斯的局面了。他最感到为难的问题就是约翰·布朗和他那一伙人。吉尔里的亲身体验使他很快就看出，自由州运动是正义的，然而，他还是不得不依据伪法典来维护法律和秩序，答应将来给双方以公平的待遇。自由州派当时就分裂了，恢复了旧有的两派：少数派是象约翰·布朗那样绝不妥协的分子，他们不但在堪萨斯，而且在各地向奴隶制进行斗争；人数多得多的另一派是象罗宾森那样的妥协分子，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堪萨斯成为自由州，而对其余一切都愿意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摆脱约翰·布朗倒是一个上策。如果逮捕他，那可能又引起内战。如果答应免他的罪，那能不能使他不声不响地离开堪萨斯呢？因此，吉尔里发出捉拿布朗的逮捕证，但是他把逮捕证交给态度友好的塞缪尔．沃克，吉尔里事前曾请他警告过这位老人。布朗倒也没什么不愿意。他当时认为，他在堪萨斯的工作已经完成。这个州势必成为自由州，对更远大的目标表示关心的堪萨斯人很少。他们根本不把黑人看作自己的兄弟，想把他们排挤出这个州。
在这类人当中，约翰·布朗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他还有更重大的使命。堪萨斯的斗争不过是个序曲，尽管有一个时期他希望把它作为主要的战场。现在他有了比较深刻的体会，同时阿利根尼山区也再一次向他招手了。当然，他对堪萨斯是怀着感激的心情的。他在这里受过战火的洗礼，献出了自己的鲜血。他的性格变得愈加坚定。他在堪萨斯不但学会了一种战术，而且也结识了一群心地单纯的正直的小伙子，他们洋溢着青春的热情，在伟大的事业中敢作敢为。因此，过去最大的困难已经不存在了，道路明明白白的摆在面前。只有一件事情使他感到气馁——他已经上了年纪，同时又积劳成疾，十分疲乏。
他的基干连队正式被解散了，但在精神上却一点也没有涣散。于是，他带着四个儿子——终于获释的小约翰、杰森以及萨蒙、奥利弗和一个他碰到的、忠于他的事业的逃亡奴隶，在1856年9月下旬出发到北部去。当他向北部行进时，政府军不了解吉尔里的策略，紧紧追踪，险些儿抓到了他。但是他摆出他那些测量器械，乘着他那辆藏着一个奴隶的破马车，安安稳稳地从他们中间走过。约翰·布朗就是这样悄悄地离开堪萨斯的。一年来，在他从前常到的地方，一点也听不到他的消息。只有他的知己朋友才知道他到东部去了，其中有几个人还暗示他在执行伟大的任务。
“我感谢上帝”，布朗在4月间写道，“因为他没有听任堪萨斯的自由州拥护者在这个藏污纳垢的环境里堕落下去。……我常常胆战心惊，唯恐他们从他们所采取的高尚而神圣的立场‘后退，。每当我看见朋友们和共患难的人为了人类的事业，表现出智慧、坚定和耐心时，我就说上帝的令名永远受到赞美！”（1857年给奥古斯塔斯·沃特尔斯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391页）虽然自由州派有许多人都抱着这种态度，他们还是被说服参加堪萨斯1857年10月举行的选举。但是，作为一种让步，指定莱恩看守投票箱。莱恩听说约翰·布朗已经回到衣阿华来了，就赶快派人去找他。派去的人发现这位长者待在塔波，怀着失望的心情病倒在他那些忠实的教友会[8]会友的朋友家中。布朗表示愿意去，但是要求‘供给三个带有车篷的大车队，十个真正机巧、勤劳而不是爱吹牛的人和大约一百五十美元的现金”。（莱恩与布朗的通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401—402页）答应这些要求为时已经太晚了，因此布朗把钱退回去，直到选举结束、自由州派获得胜利以后，他才在堪萨斯露面。当时这件事情对他说来，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他在堪萨斯另有目的，他现在是悄悄地和那些答应给他帮忙的优秀人士来往。后来他又消失不见了。八个月以后，堪萨斯忽然又发生一件暴行，使全国震惊。那就是对天鹅泽第一个谋杀之夜采取报复的最后一次反应。早在1856年，在离当日布朗居留地下方几英里的林县和布邦县，自由州的垦殖者就已经被赶走。1857年，这些垦殖者冒险回来，他们发现蓄奴派的势力集中在斯科特堡，正等待国会通过莱康普顿宪法。这样一来，堪萨斯游击战那种快要消失的恐怖，在1857和1858年又集中出现在堪萨斯的东南部了。蓄奴派的势力，看见这个州已经不能属他们所有了，他们仍然决定作绝望的挣扎，要把奴隶制深深地移植到靠近密苏里州的各个县，使自由州的多数派无法根绝它。为了这一目的，就必须再次把自由州的垦殖者赶走。垦殖者表示反对，他们在詹姆斯·蒙哥马利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流血的复仇活动，高潮出现在1858年5月，恰巧是第一次五月屠杀后两年的事。一个佐治亚人〔查·哈密尔顿在5月19日〕率领着布福特〔1856年5月21日蹂躏劳伦斯蓄奴派校官〕的残部，取道幽静的天鹅泽开来了。他们从田野上、从住家里找来十一个手无寸铁的农民，把他们带到斯奈德铁匠铺附近的一个幽暗的山谷里，这帮家伙在那里杀了四个人，重伤了六个人，最后以为他们都死了才走开。
这最后一次垂死挣扎所引起的反响还未消失，约翰·布朗就到了出事的地点，打算把那里的铁匠铺买来修筑工事。他写信给东部的朋友们说：
“我和我的部下（约有十人）来到了这里，就在5月19日发生骇人的谋杀事件的那个地方住下来，这次事件称为哈密尔顿谋杀案或贸易站谋杀案。沿着边界好几英里路，处处都是被舍弃的农庄和住宅，留下来的居民都是带着焦急、嫉妒和警惕的眼光，注视着来回走动的人。当时负伤或受到袭击的四个人，现在都和我在一起。同谋杀者战斗过的铁匠斯奈德和他的兄弟、儿子，都是我们的人。同时，身负重伤的黑尔格罗夫老先生也算一个。这个铁匠和我一齐回到这里，想在两三天内把家属接到他要求获得所有权的地方来。边界两边的人似乎总在担心，怕发生新的麻烦，双方也都有武装队伍。一点小事就可以重新引起争端。最近听说发生了两起谋杀案和几起抢劫案。同我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人，他还是一两天以前，从密苏里的家园中逃出来的，他的生命正受着威胁，因为有人说是他把谋杀者之一的所在地告诉了堪萨斯人，这个谋杀者最近被抓到这边来了。我此行一直秘而不宣，生怕引起骚动。．但是逐渐有人泄露出去，不久大家都要知道了。我到这里来既然不是为了报复，我根本无意首先滋生事端。究竟什么时候会有人攻击我，很难说，我也不太担忧。”（1858年给桑博恩等人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474—477页）
他很快就把他以前的十五个老战友组织起来，命名为“休勃尔·摩根连”，他还热心地把蒙哥马利上尉找来同他合作。警戒的时间很长，使人厌倦。他写道：“每天我都在露天底下睡觉，忍受着冰冷的雨水和大粒大粒的露水，白天里还要忍受闷人的热气。”（1858年给桑博恩等人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474—477页）欣顿这时遇见了布朗，发现他不仅有病，而且“在态度上比我以前看到的更不耐烦，更显得喜怒无常了。我到达后不久，他在谈话中又向我提到准州各方面的社会活动家。他提到蒙哥马利的名字，我问布朗先生对他印象如何。上尉对他赞不绝口，承认自己完全相信他的真诚和意志。他说：‘蒙哥马利上尉是我在堪萨斯的知名人士当中遇到的唯一的军人，他确切了解我那一套作战方法。’
“我用刻薄的话谈到那些有野心的‘领袖们’，谈到他自己早期在他们手下所受的待遇，他说。
“‘他们的行动是从他们那种政客的本能出发的。他们以为人人都想当领导，因此认为我会碍他们的事。他们既有这种想法，自然就要反对我了。许多不喜欢我指导战争的方式的人也反对我。什么委员会都控制不了我的行动，因此他们都不喜欢我了。但是，那些政客和领导人不久就发现我所抱的目的不同，也就忘了他们的嫉妒。以后他们就对我很好了。’”（欣顿语，载雷德帕斯所著书）
秋天的时候，约翰·布朗在游击战的问题上同蒙哥马利合作，同他的部下设计了小型的防御工事。他自己虽然并没有参加蒙哥马利的战斗，他总是帮助策划这些战斗，并且派遣他的部下前往。这时秋去冬来，约翰·布朗知道敌对行动将要中止。他重新致力于中断已久、耿耿于怀的终身事业。就是向斯科特堡进行那次著名的袭击以后，他才有机会开始他的更重要的工作，并且在堪萨斯直接打击奴隶制度。欣顿说：“在进攻斯科特堡后的那个星期日，我在沿边界侦察的时候，遇见了一个黑人，他的名字叫吉姆．丹尼尔斯，他的妻子、他自己和孩子们都是人家的财产，最近将由管理人标价出售。他表面上是来卖笤帚的。他目前的工作倒不是专门卖笤帚，而是要找人帮助，使他自己、他的家属和附近的一些朋友脱离这种可怕的处境。我立即找到了布朗，当时就决定我们要在第二天晚上去尽力帮忙。”（乔治·吉尔语，见欣顿所著书第218页）
桑博恩也记述说：〔1858年〕12月19日星期日，一个名叫吉姆的黑人从密苏里到奥萨治移居地来，他说，他同他的妻子、两个子女和另外一个黑人，在一两天内就要被出售，因此准备逃亡，恳求大家帮忙。第二天（星期一）的晚上，组织了两小队人到密苏里州〔亨利乡〕去，强行把这五个奴隶以及其他一些奴隶解放了。其中一个小队是由我负责指挥的。我们前进到那个地方，把房屋包围起来，把奴隶一起放了，还把某些据说是属于这个庄园的财物拿走了。但是我们在离开那幢房子以前，我们就了解到拿走的财物有一部分是住在庄园上的一个佃户的，这个人同这个庄园并无关系。我们立刻就把我．们所拿走的财物退还给他。我们以后到另一庄园去，又发现了五个奴隶，我们带走一些财物和两个白人。我们全都不慌不忙地撤离，进入准州后走了一段路，才把白人打发回去，告诉他们说，只要他们愿意，随时都可以来追击我们。另一小队解放了一个女奴隶，拿走一些财物，并且据人报告，还打死了一个抗拒解放奴隶的白人（奴隶主）。”（桑博恩所著书第481—483页）
奴隶当中有一个叫塞缪尔·哈普尔的，在事后谈到这次冒着恶劣的天气、不顾森严的法律撤到一千英里以外的奇迹说：
“在旅途中走得非常慢。你知道我们的队伍分几个小队，而我们的主人又派人到处搜寻我们。有时我们通夜骑马，有时也许要在一幢房屋内呆上好几天，以免被人捉住。我们花了一个月，才到达托皮卡附近的一个地方，离我们动身的地方大约四十英里。除了上尉和他的部下以外，我们一共十二人，住在一个名叫道伊尔的人家里，那时忽然来了一群追捕奴隶的人。布朗上尉有一个部下，叫史蒂文斯，到他们那里去对他们说；‘诸位先生，看起来你们是在找什么人，或者找什么东西。’‘是的，不错’，领队的说，‘我们认为你们在那幢房子里面有我们的一些奴隶。’史蒂文斯说，‘真的么？那么，跟我一道来吧，你们不妨自己找找看。’
“我们在这里一直都注意他们的谈话，等到我们看见史蒂文斯同那人一道上房子里来，我们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开始担心，害怕史蒂文斯会把我们交给那些追捕奴隶的人。．但是史蒂文斯到了这幢房子的时候，事情就改观了。他只把门打开一会儿，以便拿出一只双筒枪来。他把枪对准着那个追捕奴隶的人说：‘你想找你的奴隶，对不对？好吧，你瞧瞧枪筒，看看能不能找到他们。’那个人吓得魂飞天外。他的枪掉下来了，两条腿直打哆嗦，眼泪直流。史蒂文斯就把他锁在房子里。他们一伙中其余的人看见他被捉起来，就拼命跑开了。
“布朗上尉跑去看这个被囚禁的人，对他说：‘老弟，我要叫你明白，追捕奴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说得那个被囚禁的人害怕万分。他已经是老头子了，一听到上尉的话，我想，他以为他就要被人打死了。他放声哭起来，恳求把他放走。上尉只是微微一笑，又同他谈了一阵，第二天就放他走了。
“过了几天，联邦警察局长又带了一队人来要抓我们。他们大约有七十五人，把房屋包围起来，我们都很害怕，以为这次一定要被抓起来。但是上尉只说：‘弟兄们，作好准备，我们要把他们统统揍一顿。，我们一共只有十四人，但是上尉是他们所害怕的，当他从房子里出来向他们走去的时候，他们七十五个人全都拔腿逃跑了。布朗上尉和卡基等人追赶他们，捉到了五个俘虏。其中有一个人是医生兼律师。他们都骑着好马。上尉叫他们下来。然后他吩咐我们五个奴隶口，我们骑着牲口，白人只好步行。这时还是早春，路上的泥浆没过了他们的脚踝〔huái〕。我只要告诉你，步行是非常艰苦的，你就会相信，那些家伙为了追捕奴隶已经受够了罪。第二天上尉让他们都走了。
“我们的主人派许多侦探监视着我们，．一直到我们越过了边境的时候为止。我们到衣阿华州斯普林代尔的时候；有一个人来看布朗上尉，说在堪萨斯的一个城镇有很多朋友想要看他。上尉说他不愿去，但是这人动身返回时，布朗上尉就跟着他走了。他回来的时候说，有一大群人上来要捉我们。我们就都到学校去，准备战斗。
“这一群人来了，在校舍四周巡逻了几天，但是他们没有打算捉我们。堪萨斯准州州长打电报给斯普林代尔的合众国警察局长说；‘逮捕约翰·布朗，生死不论。’警察局长回电说；‘如果我要逮捕约翰·布朗，他必死，我也在必死之列。’最后，那些堪萨斯人都回家去了，就是这位警察局长把我们装在车上，送我们到芝加哥。我们花了三个多月功夫才到加拿大。……布朗上尉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是个彪形大汉，身高六英尺以上，两肩又宽又大，头发很长，雪一般白。他是个很沉静的人，沉静得不得了。他甚至从不发笑。我们一获得自由，当然放肆起来了，常常干出种种傻事来。但是上尉看起来总是一本正经的。有时他稍稍露出一点微笑说：‘你们顶好别胡闹了，拿起书本看看吧。”（哈密尔顿；《约翰·布朗在加拿大》第4—5页）
1859年3月12日，在动身后将近三个月的时间，约翰·布朗“从虎口中”把逃亡者安全地带到了加拿大。
[1]拥护奴隶制的香农州长和堪萨斯自由州运动领导人罗宾森和莱恩经过秘密谈判，于1855年12月8日在堪萨斯的自由州旅店签订和约。香农保证把进攻劳伦斯的密苏里暴徒撤走，罗宾森和莱恩保证遵守吉奴派的准州法律。
[2]1856年1月自由州派根据反对奴隶制的托皮卡宪法进行选举时，蓄奴派蓄意挑起冲突，制造流血事件，并以此为借口攻击自由州派破坏准州法律和违反停战协定。皮尔斯总统公开站在南部一边，在咨文中承认堪萨斯蓄奴派的立法议会为合法政权，指责自由州派搞“无政府主义”，要他们服从蓄奴派立法议会制定的反动法律，否则将派联邦军队进行干预。1943年第一次发现了约翰·布朗1856年2月20日从奥萨瓦汤米写给在华盛顿的俄亥俄州国会众议员约·吉丁斯的一封与此事件有关的重要信件。这封信件全文如下。
“亲爱的先生！
我写信通知您，合众国政府的一些军队以把侵占印第安人土地的人赶走为借口，驻扎在附近地区。但是政府显然无意把密苏里人从印第安人的土地上赶走，其真正的目的是使士兵处于战斗准备状态，以便贯彻所谓堪萨斯立法议会的凶恶的法律。直到现在，由于遭到绝大多数居民的坚决反对，这些法律才没有生效。
我不怀疑，政府和奴隶主方面的下一个行动就是采取反人民的行动，旨在使他们服从这些骇人听闻的法律，或者把事情搞到这种地步，即加上叛国的罪名，唆使可怜的士兵反对当地居民，他们找不到同居民冲突的任何借口。
我以万能的上帝的名义，以我们所尊敬的祖辈的名义，以正直的人们所珍视的一切的名义，试问国会是否让我们处于这些‘凶恶的极端分子’支配之下？是否将要采取某种措施？
请写几行复信寄到这儿来。我很早就了解您的社会活动，私人之间也有些交情，因此给您写了这封信。目前这里从外表上看来一切还平静，但是种种情况正引起最严重的疑虑。
约·布朗敬上”
吉丁斯在1856年3月17日的复信，表示要尽力帮助布朗，但又说“同时您不要害怕军队。总统绝不敢使用合众国军队杀害堪萨斯的公民。……也许我错了，但我确信堪萨斯不会发生战争。”随后发生的事件证明布朗对局势的估计是正确的，而吉丁斯的判断是错误的。
[3]“民团”是美国各州的武装部队；在蓄奴州，“民团”是奴隶主当局镇压奴隶和革命人民的工具。
[4]1841年由霍雷斯·格利列创办的美国资产阶级报纸。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持反对奴隶制度的进步立场。
[5]一竿大约等于五米。
[6]6月2日在奧萨瓦汤米镇西北的布来克—杰克发生的这次战斗。后称为布莱克—杰克战斗。
[7]英美制长度单位，一码等于3英尺，合0.9144米。
[8]基督教的教派之一，十七世纪中期英国人福克斯所创立。后传到美国。主张以和平方式解放奴隶。许多教徒参加“地下铁道”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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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堪萨斯的召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约翰·布朗（1909）
第六章堪萨斯的召唤
十七世纪被移殖在东部的黑人，很快就向西部迁移，直到最后奴隶制度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和西南部巩固下来为止。这时，奴隶主寡头们回过头来，但见后退无路，不胜惊恐。十九世纪新棉花王国所推行的奴隶制，要么寿终正寝，要么征服整个国家——它既不能犹疑不决，也不能裹足不前。奴隶主和他们的先驱者在美国西部广大的原野上采取了三个步骤：1820年第一步他们跨过了密西西比河，踏入密苏里；奴役密苏里，反而产生了最早的一批废奴主义者——全国的良心如梦初醒，发现奴隶制非但没有寿终正寝，或奄奄一息，反而正在扩展，咄咄逼人。在这些岁月里，约翰·布朗代表着那势不可当的良心的一面，对于这个“万恶的渊薮”誓报血海深仇。第二步更加大胆，他们把从墨西哥夺来的战利品[1]据为已有，使它可能成为蓄奴的沃壤。这一步遭到一些挫折，加利福尼亚没有成为蓄奴州，但国会通过新的追捕逃亡奴隶的法律提供了补偿。不过奴隶主付出了双重的代价，因为这项法律不仅使废奴主义者而且使自由土壤党[2]人起来反对整个奴隶制度。当这个步骤的回声传到了约翰·布朗的耳中时，他就丢开了一切，而抱定一个理想，那就是在美国消灭奴隶制度。第三步最大胆，他们在堪萨斯的土地上是为奴役联邦全境而进行争斗。这个步骤就是硬要利用法律和杀戮手段，把奴隶制强加在自由劳动的地方，而不管它们愿不愿意。在所有的步骤当中，要算这个最野蛮、最愚蠢，因为它引起了所有正义力量反对奴隶制。它逼得那些主持公道的人们不惜采用武力和非法行动，来对付法律和武力。在堪萨斯大平原上领导那场非法斗争而又打得最勇猛的一个人，就是约翰·布朗。
这三个步骤要付出很多的代价，那些首领们是知道的，不过究竟多少，他们并没有好好算一算。他们不怕引起党派的动乱，地区间的仇恨，空想家的激动。如果愈搞愈糟，反正他们握着王牌，大可以分裂国家，而从俄亥俄到委内瑞拉，从古巴到得克萨斯，另建一个强大的奴隶制的寡头政权。独独有一件事他们没有估计到，那就是武装力量。
约翰·布朗到堪萨斯去是突然决定的。奴隶制的斗争中心已出乎意料地转移到西部去了。有一个老奸巨猾的谋求总统职位的人，为了拉选票，提出把堪萨斯准州[3]奉送给南部，作为一笔不期而来的贿赂，而南部也巴不得一手抓到这份礼物。斯蒂芬．道格拉斯迫使国会通过了有关法案[4]，堪萨斯准备接受倣奴隶的人们。然而，堪萨斯不仅仅接受奴隶，也接受自由人。
约翰·布朗本人关切地注视着堪萨斯的斗争，但是他有别的计划。他写信给儿子约翰说，“如果你或家里无论谁打算到堪萨斯或内布拉斯加去，在那一方面帮助击败魔鬼和它的军队，那么我没有什么意见。不过，我感到有责任在另外一方面采取行动。如果我还没有负起这样的责任，今年秋天我就动身到你们那里去。”（1854年给小约翰·布朗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91页）
约翰·布朗的计划是以阿利根尼山区为中心的。北厄尔巴是他的北部据点，哈普渡是通往黑人大路的门户。他深信这里是奴隶制那道拱门的拱石顶，他必须在这里打仗。
然而，约翰·布朗的几个儿子被西部这片新土地大大地吸引住了。他的长子写道：
“在1853年和1854年间，北部大多数的大报，不但连篇累牍地热烈地报道了当时新开辟的移民区堪萨斯准州如何肥沃，如何幽美，如何能增进健康，而且向所有热爱自由、盼望到新地区来安家立业、愿意通过选票把堪萨斯从奴隶制的浩劫中拯救出来的人们，发出了迫切的呼吁。1854年10月，约翰·布朗的五个儿子——小约翰、杰森、欧文、弗雷德里克和萨蒙——当时还是俄亥俄的居民，在以上种种考虑的影响下作好了准备，要移居到堪萨斯去。他们的共同财产，主要是十一头牛，大都是牛犊，还有三匹马。这批牲口有十头是良种的，所以很宝贵。考虑到在一个新地方会特别需要它们，欧文、弗雷德里克和萨蒙就带了它们，取道五大湖[5]到芝加哥去，又从芝加哥到伊利诺斯州的迈里多西亚，他们在那里过了冬。当大地回春时，他们把这些牲口赶进堪萨斯，来到了兄弟五人所选定移居的地方，地点在奥萨瓦汤米镇以西约八英里。我弟弟杰森一家，还有我全家，在1855年春天刚一开航时，就跟了上去，当时取道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来到圣路易斯城。我们在那里购置了两个小帐篷、一把犁、几件小农具，还有一盘磨玉米用的手摇磨。这个时期，在圣路易斯城以西还没有铁路。继续旅行，就必须在密苏里河水位极低时搭船，或者多花钱乘驿〔yì〕车[6]。我们挑了水路，搭上‘新露西号’轮船，哪里知道船上早已挤满了旅客，大都从南部到堪萨斯去的。他们的言语和服装，明显地表示出是他们来自南部；同时，他们又饮酒，亵渎〔xièdú〕[7]神圣，玩弄左轮和猎刀——公开佩带作为他们装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处处表明了他们所属的阶级，他们的任务是要在堪萨斯帮助建立奴隶制度。
“我弟弟杰森从俄亥俄带来的一箱果树苗和葡萄秧，我们的耕犁，还有几件农具，都放在轮船的甲板上，看上去很凄凉，因为适用于安家落户的东西，我们看到的只此而已。于是这么一个问题第一次浮现到我们的心头上来；难道堪萨斯肥沃的草原非要先通过一场武装斗争，保证了自由，自由人民才能在这里播种收割吗？果真如此，那么，只要我一说出我们兄弟五人只有两支小猎枪和一支左轮，就可知道我们对这项工作是准备得如何不够了。
“我们一来到堪萨斯，就感到那里风光明媚的草原、两岸林木苍郁的河流，确实是一个休息的胜地。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远景，我们的牛可以增殖到几百头，可能到几千头，还有玉蜀黍田、果园和葡萄园。这些美好的远景，鼓舞了我们从暮春一直劳动到仲夏，但是，这时暗淡的战争风云，开始紧急起来了。
“第一届准州立法议会的选举已经在本年〔1855年〕3月30日举行了。在选举那一天，密苏里州边界数以千计的居民涌入堪萨斯，强行占领投票站。用〔《纽约论坛报》创办人〕霍雷斯·格利列的话来说，‘在选举前一天晚上及选举当天，差不多有一千个密苏里人，有的坐着车，有的骑着马，来到了劳伦斯，随身带着来福枪、手枪和猎刀，还有两门大炮。虽然准州内只有合法选民八百三十一人，但投票总数不下六千三百二十张。他们选举了立法议会的全部议员，其参、众两院仅各有一名例外。’
“早在这年春天和夏天，真正的移民就开代表大会否认这个伪立法议会，拒绝服从它的法令。于是，密苏里边境的报纸大放厥词，怂恿那伙先前曾入侵堪萨斯的歹徒武装起来，作好准备，不久之后一听到号召，就再向这一准州进发，‘协助执行法律，。在我们五兄弟看来，规模相当大的战争，至少在现在是势所难免了。这时我父亲住在纽约州北厄尔巴，我写信给他，要求他在可能范围内接济我们一些武器和弹药，使得我们作好比较充分的准备，来保卫自己和我们的邻人。”（小约翰·布朗的叙述，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88—190页）
约翰·布朗犹疑不决。战斗的热血在沸腾，可是多少年来的计划还没有实现。新的幻想于是浮上了他的心头。通向弗吉尼亚的道路要经过堪萨斯。他赶忙去请教他的朋友们——道格拉斯、格里特·史密斯以及有教养的纽约黑人医师麦丘恩·史密斯。1854年11月，他给家里写信说：“我还是抱了相当大的决心，要回到北厄尔巴去。但是预料欧文和弗雷德里克在下星期一会带着他们自己的、还有约翰和杰森的牲口动身到堪萨斯去，他们打算在伊利诺斯找个地方过冬。……格里特·史密斯希望我仍旧回到北厄尔巴去。现在还没有收到道格拉斯和麦丘恩·史密斯医师的回信。”（1854年给儿女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10—111页）
布朗因事在俄亥俄耽搁了下来，但他还是写信说，要到北厄尔巴去。紧接着〔1855年6月〕废奴主义者大会在锡拉古斯开幕了，这对约翰·布朗是一个新启示。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伟大的废奴运动。
“在那次大会开会的时候，约翰·布朗出席了，他作了一篇慷慨激昂的发言，在发言中他提到他有四个儿子在堪萨斯，还有三个儿子也迫切要到那里去，参加争取自由的战斗。他不赞成去，除非能够武装一下。他也巴不得给几个儿子都武装起来，但是他很穷，想这样做办不到。当场就有人捐出钱来。”（雷德帕斯所著书第81页）
他兴高采烈地写信给家里说：
“我在代表大会的第一天就到达了这里，受到了大家十二分热烈的欢迎，我打算武装在堪萨斯的几个儿子和其他朋友的企图，除了几位真挚、诚恳的和平之友外，也获得了大家十分热诚的赞同。我今天收到了六十美元多一点的捐款——格里特。史密斯捐了二十美元，一个英国老军官捐五美元，还有其他的人虽然捐款数目较小，但是他们所表示的好意是那么殷切热情，对我的帮助真比金钱还大。约翰的两封来信由格里特·史密斯提了出来．当众宣读，收到了很大的效果，竟使那么多到会的人中间许多双眼睛流出了眼泪。在我一生所参加过的会议中，这可算是最有意思的一次。”（1855年给妻子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93—194页）
事情已经定下来了，约翰·布朗动身到堪萨斯去。他的儿子约翰说，他没有派人把金钱和武器送去，“而是在我的妹夫亨利·汤普森和我的弟弟奥利佛陪同下，亲自把它们带了来9他在衣阿华买了一匹马和一辆篷车。他把武器隐藏在车里，而把测量器械摆在显眼的地方，他从韦弗利城附近进入密苏里境内……接着把全部东西平安地带到我们定居的地方，大约是在1855年10月6日到达的”。（小约翰·布朗的叙述，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90—191页）
他的女儿说：“那年夏天，最后离开我们到堪萨斯去的时候，他说；‘我们后会有期，如果临别时还感到这样痛苦，那么好几百可怜的奴隶，生离死别，他们的感情该多么令人可怕啊。’”（露丝·汤普森的叙述，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05页）
这样，约翰·布朗来到了堪萨斯，为争取自由而冲锋陷阵。在局外人看来，他不是堪萨斯准州史上的中心人物，也不是公认的领导人和决策人，而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合作者。不过，世界的大事业未必都是那些出头露面的领导人干的。那些身居高位、有人访问、有人听从的人们，往往只不过代表或者蒙蔽舆论和社会良心，而在沙场上流血牺牲的，却是那些成就极大的人——人类思想的创造者。在堪萨斯也是如此。罗宾逊、莱恩、阿奇逊和吉尔里是著名的公众领导人。罗宾逊是精明的北方佬，但始终是机会主义分子和政客；有胆量和献身精神的莱恩，引导数以千计的人从北部移居堪萨斯，把几百奴隶主赶回密苏里州，阿奇逊是南部暴徒的罪行的祸首；吉尔里是稳健派的代言人。我们阅读堪萨斯的历史，不能不感觉到，在这一切错综复杂的动乱中，那个丝毫不受环境影响的人——对冲突的症结看得最透彻，对自己的信心了解得最清楚，而在千钧一发、采取坚决行动时最有准备的人，他的领导力量不在于他的职位、财富或势力，而在于他对理想充满着无比的热情。
要了解这一点，必须从千头万绪的堪萨斯地方史中找出那条排难解纷的主要线索，然后指明约翰·布朗的活动是怎样和它交织在一起的。这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1850年前后，南部领导人们在暗中把1820年妥协案所规定的向西扩张的界限，确定在密苏里的北界[8]。当时，这个组织西部准州的法案一在国会提了出来，就推给一个委员会审议去了，最后，以著名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出现，这个法案规定成立两个准州——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促使这项法案通过的人有这样一个秘密谅解，就是要堪萨斯成为蓄奴州，而内布拉斯加成为自由州，这个默契表现在下列条文里：每一准州的人民有权“在遵守美国宪法的原则下，采用各自的方式，建立和调整他们的内政制度”。但是这个猎物得之太易，价格太低，以致南部的领导人和他们手下在北部猎取官职的走狗，尽管把土地夺到了手，还是不满足，因此玩弄了这个法案，实际上不惜违反当地人民的意志，听任全准州实施奴隶制度。最后，他们利用最高法院对一桩案件的判决[9]更加大胆妄为，有恃无恐了。
在另一方面，北部的人对于在那条已确定的漫长的界线北边竟然还必须抵抗奴隶制，感到非常气愤。不过他们还是老老实实地着手准备让自由垦殖者涌进去，利用投票的办法把奴隶制赶出堪萨斯。
因此就产生了近代的一场最奇特的决斗——两种经济制度的政治战；一方是拥有全部政府机器，最靠近战场，并怀有一个不打算遵守比赛规则的根深蒂固的社会愿望；而另一方则具有坚强的道德信念，迫切的经济需要以及组织能力。战争进行了四年——从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获得通过的1854年年中开始，到维护奴隶制的堪萨斯宪法在自由州派投票表决之下完全被埋葬的1858年。
最初，在1854年秋天的时候，新英格兰移民协进会认为双方的竞争不过是选票问题，如果他们赶忙把移居者从北部送到堪萨斯来，拥护自由州的选票一定会占多数。另一方面，密苏里和南部认为堪萨斯当然是蓄奴州，把这种千方百计要使堪萨斯变成自由州的企图看作十分荒唐的事情。果然，1855年8月1日，在劳伦斯，那些手足无措的、非武装的北部移民，以及接踵而来的后继者，例如约翰·布朗的几个儿子，突然遭到气势汹汹的密苏里人的袭击，这些密苏里人象一支侵略大军，越过了边境。五千个密苏里人于是着手选举拥护奴隶制的准州立法议会和国会议员。
他们这样占得了优势，便同拥护奴隶制的州长、法官、警察局长和立法议会一道，进而对自由州事业不断地加以打击，搞得堪萨斯似乎难免要成为一个蓄奴州，他们还制定一套法律，可以把攻击蓄奴权的人定重罪，处以监禁[10]。
自由州移民迟疑不决地开始认真商讨对策。来自南部的武力和骗局，终使他们在1855年秋天在比格斯普林斯——布朗的几个儿子积极活动的地方——团结起来，一致为正义而呼吁，并且发表宣言对伪立法议会表示消极抵抗。和平计划制定出来了：他们不再理会明目张胆的骗局，要组建一个〔自由〕州，向国会和全国发出呼吁。他们在1855年10月和11月进行了这项工作，又将托皮卡定为名义首府，将劳伦斯定为实际首府[11]。
堪萨斯内战中劳伦斯自由州旅店被蓄奴派暴徒焚毀（1856年5月21日）
蓄奴派一抓到机会，就迫使自由州派同当局冲突起来。不久就发生了一起特殊的案子；一个和平的自由州移民惨遭毒手，蓄奴派的县行政司法长官不但没有逮捕凶手，反而逮捕了控诉凶手的主要见证人。有几个比较果敢的拥护自由州的邻居，放走这个被囚禁的人，带他到劳伦斯去。县行政司法长官立刻纠集一大批密苏里人，计一千五百名，包围了劳伦斯的自由州派五百人，那时约翰·布朗刚刚来到了堪萨斯。遍地冰封的寒冬降临了，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时机，但当大地回春，蓄奴派摩拳擦掌，准备来最后一次毁灭性打击。武装的队伍打着旗帜，从南部开了进来，封锁了密苏里河，不准北部的移民过来，边境的歹徒们，骑着马越过密苏里州界，没人阻拦。自由州派恐慌起来了，向东部呼吁，移民急急忙忙被派了过来。蓄奴派和审判长[12]宣布消极抵抗运动为“推定叛国罪”，蓄奴派的警察局长逮捕了自由州派州长以下的领导人，把他们关进监狱里。两千个密苏里人包围了劳伦斯，正当迟疑的自由州派努力维持治安的时候，他们〔在1856年5月21日〕洗劫了劳伦斯镇，又纵火把它焚毁了一半。
事情办完了。堪萨斯成了蓄奴的准州：自由州的计划遭到合众国政府拒绝，并在蓄奴派的抨击下象芦苇那样折断了。东部群情鼎沸，但是，自由州运动到了最低潮。这时，突然进行了一次闪电般的猛烈打击——这是自由州派的一个反击行动，它震动了全国。在一个漆黑的夜里〔1856年5月24日深夜〕，约翰·布朗带着他的四个儿子、一个女婿和另外两个人（从那些最果敢的自由州领导人中选出来的行刑人），捉到了五个坏得透顶、践踏自由州移民的边境歹徒，把他们杀死了，实际上他们把天鹅泽里拥护奴隶制的达奇—亨利移民区都扫荡光了。自由州派的一般群众最初在惊惶中畏缩不前，先是大声地接着又有气无力否认了这一行动。霎时间他们恍然大悟，不听信谎言，拿起夏普枪[13]来。战争在堪萨斯发生了——从得不到反应的消极的诉诸法律和正义急转直下，变为诉诸武力和流血斗争。这一行动使那些决心为自由而战的人们在自由州派的组织机构中占了上风，而这意味着消极抵抗的结束。对阵之战一场接着一场，直到惊慌失措的州长签订了休战协定，交换了俘虏，为了自己逃命而溜之大吉[14]。肆无忌惮的蓄奴派分子，这时摆脱了一切约束，打算作最后一次拼命的打击。约有三千人在密苏里纠集起来，新州长[15]上任了。
吉尔里州长来得适逢其时，他带来了惊慌失措的华盛顿政府强制执行的命令。〔民主党〕政府很明白，它必须遏止它所掀起的这场风潮，要不然，它就会在1856年总统选举中失败。因为，不仅仅是“堪萨斯象地狱一般”，北部也势如燎原——这种事情正是布朗和莱恩及其信徒所谋划的。〔1856年7月9日，北部十二州和自由堪萨斯〕代表大会在布法罗召开了，群众大会到处举行。被服、金钱、武器和兵员开始从北部源源而来。这已经不再是和平投票的计划，这是战斗。当香农已经溜走，吉尔里尚未就职的时候，南方派曾企图袭击自由州的武装部队。他们纠集了一支近三千人的队伍，其中一翼夺取奥萨瓦汤米，主力准备攻占劳伦斯，然后加以毁坏。只要这样干一下，合众国军队就会立刻调进来，压制被征服者。这个计划一旦得逞，会使内战提前在1856年发生，、而不会迟到1861年。吉尔里气喘吁吁赶了来，拦阻这场疯狂的格斗。他成功了，而且由于不懈的努力，他得以大选之前在华盛顿报告：“堪萨斯现在是一片太平。”而这个说法是有几分真实的。
这个消息虽然有助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布坎南的当选，却在华盛顿受到了冷落，因为南方人明明知道吉尔里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非常明显，这位第三任州长已经失宠，结果在1857年春季到来以前，由于支持者的反目，这位州长也匆匆弃职逃走了。华盛顿方面看得很清楚：吉尔里承认自由州运动，加上北部有大批移民入境，这已经破坏了堪萨斯成为蓄奴州的可能性。然而蓄奴派仍然有运用手腕和政治策略的余地。堪萨斯已经有了奴隶，1857年3月6日对德雷德·司各脱案的判决又使奴隶在这里合法化。而且，堪萨斯东南部到了1856年秋季，还是顽强地拥护奴隶制。制宪会议也操在这一派手里。因此只要大大方方把议会让给显然占多数的自由州派，运用政治手腕似乎可能使州内已有的奴隶合法化。一旦这一步得到承认，仍旧有使堪萨斯成为蓄奴州的机会。蓄奴派固然在1856年的巨变中受过了训练，不过是替狡猾的〔第四任〕州长沃克摇旗呐喊的庸材而已。他们拙劣地拼凑了一部莱康普顿宪法[16]。接着准州境内意志比较坚决的人们，还有许多蔑视法纪的分子，也都看清了堪萨斯东南部蓄奴派的威胁，便对那些霸占被赶走的自由州派的土地的人展开了游击战。这是双方的一场残酷无情的斗争，而当用土地来贿赂的英格利希法案[17]被否决以后，四年战火的余烬才在1858年秋天渐渐熄灭，呈现出一片冷清清的和平景象。
堪萨斯终于自由了。怏怏不乐的华盛顿参议院诸公大发雷霆，发言恫吓，听任这个年轻的州一再请求接纳而不予理睬，这是枉费心机。这场比赛告终了，他们输了，堪萨斯自由了。所以获得自由，是因为坚强的人们备尝艰辛，为反对堪萨斯保存奴隶而斗争。所以获得自由，尤其是因为有一个人痛恨奴隶制，在一个可怕的夜晚，带着几个儿子，在天鹅泽的阴影中驰骋而下——那条低回阴森的小河，沿岸林木丛生。他们在那里逗留了四十八个小时之后，在5月的一个阴暗的早上，骑着马重新出现。在他们背后，躺着五具歹徒的尸体。在他们的前面，有个骑马的人，高个子，皮肤黝黑，脸色严峻，成风凛凛。他两手鲜红，名叫约翰·布朗。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1]美国统治者通过1846—1848年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以及通过其他手段，占领了墨西哥的大半领土，其中包括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等地区。
[2]自由土壤党（1848—1854年）是有许多农民参加的资产阶级政党。该党反对奴隶制度扩展到美国西部新领地，但不要求在全国废除奴隶制度。
[3]“准州”（Territory）又译“领地”，是美国联邦政府管辖下的具备有限的自治权力、但尚未取得州的资格的行政区域。
[4]指北部民主党人、参议院准州事务委员会主席斯蒂芬·道格拉斯提出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1854年5月由国会通过。该法案废除了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所确定的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地理界线，规定这两个准州建立什么制度由当地居民“自决”。参阅本书第67页。
[5]指北美的苏必利尔湖、密执安湖、休伦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
[6]分段运输的公共马车。
[7]亵渎——轻慢、不尊敬。
[8]按照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规定，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分界线在密苏里州的南界，即北纬36度30分。因此，位于这条界线以北的堪萨斯应成为自由州。南部奴隶主把奴隶制向西扩展的界限移至密苏里州的北界，是企图使堪萨斯成为蓄奴州。
[9]指对德雷德·司各脱案的判决，详见本书《节编前言》。
[10]堪萨斯蓄奴派立法议会在1855年6—7月间仿效密苏里州法典炮制了一套反动法律。按照这些法律的规定，只有拥护奴隶制的人才有选举权，才能担任公职；凡不承认堪萨斯存在奴隶制度，或否定蓄奴权，或散发废奴主义刊物者，判处不少于五年的苦役；帮助奴隶逃跑者，判处十年徒刑；鼓动奴隶起义者，判处绞刑。
[11]自由州派1855年10—11月举行代表大会，起草了禁止奴隶制的托皮卡宪法，但同时禁止黑人进入堪萨斯，企图把堪萨斯变成白人的天下。托皮卡宪法在12月15日获得通过，1856年1月15日选出自由州派的准州州长（查·罗宾逊）和立法议会。堪萨斯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12]指莱康普特，是皮尔斯总统从阿拉巴马州派来镇压堪萨斯自由州运动的，堪萨斯蓄奴派首府莱康普顿以他的名字命名。
[13]克里斯琴·夏普于1850年左右试制成功，是最早的后装枪之一，比老式前装枪性能好。在堪萨斯内战中最先使用。
[14]州长香农于1856年8月18日辞职。
[15]指下文提到的吉尔里，1856年9月11日到任。
[16]莱康普顿是堪萨斯蓄奴派的首府。1857年10—12月蓄奴派在这里炮制了企图使堪萨斯成为蓄奴州的宪法。布坎南总统1858年2月向国会提出根据莱康普顿宪法使堪萨斯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的法案，为参议院通过，但被众议院否决。
[17]美国国会1858年5月通过众议员英格利希提出的一个妥协案；把莱康普顿宪法提交当地居民表决，如被采纳，则由联邦政府拨给堪萨斯大片土地作为补偿，如被否决，堪萨斯的地位留待人口进一步增长之后再解决。莱康普顿宪法1858年8月为堪萨斯人民所否决。1861年1月堪萨斯终于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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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被诅咒者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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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被诅咒者的幻想
约翰·布朗出生的时候，海地的风暴[1]正蔓延到美洲各国。诚然，在后来的那些日子里，南部的男人和女人，其中也有诚实的人，曾经力图给黑人奴隶制度涂抹上鲜艳而迷人的色彩。他们说，在古老而又美好的种植园贵族社会中，有孩子般的热忱，有忠诚的服务精神，而且轻松愉快，没有责任。但是，不管怎么说，美国奴隶制度都是十九世纪文明中最丑恶、最肮脏的污点，这一可怕的事实现在依然凝结在法律和确凿的记录里。作为野蛮行为和人类苦难的渊薮〔sǒu〕[2]，女人卖淫和男人淫逸的场所；作为婚姻的嘲笑和家庭生活的败坏；作为理性的丧失，精神的死亡：奴隶制的罪恶当时是无以复加了。它夺走了几百万又几百万的人——有人性的人和可爱的、快乐的、爱好自由的太阳的儿女，不惜用野蛮手段把他们投入一个死板的模子：低声下气，奴颜婢膝，狗一般的忠诚，肉体和灵魂的屈服，没有出息的动物的躯壳——做奴隶的只许向这个目标奋斗。所有的人都被压到这个模子里去，在那些不适合这个模子的人当中，怒形于色的人遭到威胁，无所谓的人遭到虐待，起来反抗的人被杀死。行动、求知、恋爱、立志，这些事情黑奴都没有份儿。一个白人孩子就可以在公路上把黑人拦住，使他躲到窝里去。任何黑奴在法律上都不许读书识字。恋爱怎么样？如果一个黑奴爱上了一个姑娘，那么从波托马克河到格兰德河，任何一个白人都可以拿她来发泄兽欲。只要一个黑人娶了妻子，凡是当地的主人都可以把她从他手里抢走。
奴隶带着镣铐干活
奴隶一旦生了儿女，从俄亥俄河以南就没有一项法律能够阻止他们最后被卖给任何一个有钱的恶人。一个奴隶有什么志向，就可疑，就危险，就性命难保。对他来说，没有美好的未来，没有强大的动力，没有象样的报酬。迫使奴隶奴颜婢膝，奴隶主付出什么代价呢？专制、蛮横和无法无天的行为支配着南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至今还支配着南部。
奴隶惨遭奴隶主毒打
阔人只了解穷人的一切缺点，奴隶主是用熟视无睹的眼去看奴隶制度的恐怖的。诚然，这里那里确实闪过光芒，露出希望——有过崇高的牺牲、热心的帮助以及果敢的释放。但这一切都是局部的、偶然的和例外的情况。强迫人们屈从于成千的暴君，屈从于他们的无聊愿望和反复无常，这种冷酷无情、横行霸道，从佛罗里达到密苏里，从密西西比河到大海，都占着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之下，可怜的人只好痛苦地挣扎着。他们发狂似地企图报仇雪恨，怒火烧遍了奴隶制度的血淋淋的道路。在牙买加岛，他们推翻了政府，占领了整个国土，直到英国屈膝求和为止，在丹麦所属的岛屿，他们掀起了打倒统治者的风暴；在海地，他们把奴隶主赶到海里去了，在南卡罗来纳州，他们曾经两度挺身而起，象澎湃的浪涛似的，冲击着惊慌失措的白人，不幸他们被出卖了。各地的这类暴动，预示着一致行动和有组织的发展的可能性。当然，成功的暴动是很少的、偶然的。但是，海地的光辉照亮了黑夜，使世人记得奴隶们也是人。
拍卖奴隶
许多的奴隶和其他的人，参加了独立革命的军队，他们有三千人为其主人的自由而战斗。战争结束后，他们的英勇奋斗、海地的起义以及争取人权的新的热情，掀起了解放奴隶的浪潮。在革命期间，这种浪潮就在佛蒙特开始了，它席卷了新英格兰和宾夕法尼亚，最后于十九世纪初叶在纽约和新泽西结束了。解放北部的奴隶引起了新纠纷，因为南部经过了一段犹豫以后，采取了相反的路线，加强了压力。种植园被隔离开了，大道上有人把守，坚持反抗的人遭到毒打，那些反抗的首领被处以私刑。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可怕的选择过程，把萎靡的、无知的、狡猾的和唯唯诺诺的挑了出来，把倔强自尊的、复仇心重的以及敢作敢为的处以一死。古老的非洲战士的精神因暴力和绝望而消逝了。
因此，南部广大的黑人奴隶被吓住了，可是他们并没有被征服。尽管他们散布在辽阔的地区里，被隔离开，在言论和宗教方面受到监视，自由的火焰在他们的心里燃烧着。在路易斯安那和田纳西，两度在弗吉尼亚，他们喊出了午夜反抗的呼声。在一次起义中杀死了五十个弗吉尼亚人，把整个州困住了几个星期，这发生在布朗所热爱的和关注的那个阿利根尼山区。在海洋轮船上，他们起来反抗。他们逃向佛罗里达，象猛兽似的转过来反抗追踪者，直到全部军队把他们打退，并在大沼泽地里致他们于死地为止。他们心中出现普遍的不安情绪，只有奴隶主们时刻保持警惕才把这种不安情绪压制下去。然而，对那头被束缚住的巨兽的恐惧，却始终存在——这种不可名状的、使人心神不宁的畏惧从来没有离开过南部，而且从来没有停止过，但这也不断促使奴隶主举起毒手，任意行凶。
〔奴隶对付奴隶主暴行的一个办法，〕就是逃亡他乡。
沼泽和河流，阿利根尼山脉的森林和峰峦，沿着“黑人大路”[3]连绵不绝。逃亡者越来越大的洪流，涌向那里。他们自己现身说法，使北部和世界上的人都看清奴隶制度的实质。他们联合了北部的自由黑人，和他们一起组成了巨大的黑人团体，为美国黑人的自由展开工作，进行战斗。
这样，当约翰·布朗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看到在他周围那些关于人权和自由的莫名其妙的偏向和矛盾。他不时看到这些偏向和矛盾在北部引起了自由黑人的一致行动，特別是在他们能够彼此接触并有机会维护名义上的自由的那些城市里更是如此。在十八世纪刚结束的时候，首先在费城，接着在纽约，他们一批一批从白人教堂里退出来，避免难堪的歧视。他们建立自己的教堂，到如今还拥有数百万教友。
1800年，约翰·布朗出生的那一年，加布里埃尔策划了惊人的弗吉尼亚起义。约翰·布朗结婚后的一年〔即1822年〕，在黑人最周密地策划的一次起义把南部吓得惴惴不安以后，起义组织者南卡罗来纳人丹马克·维西就气昂昂地走上了断头台。约翰·布朗那时候还年轻，对这一切懂得很少。在后来的年代里，约翰·布朗才知道加布里埃尔、维西和特纳[4]，谈到他们的事迹，学习他们的计划。但在那个时候，他经营着制革厂，娶了妻子，同社会隔得太远了。也许，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听到了某些演说，赞扬1808年制止奴隶贸易法令[5]。这是结束奴隶制度的开端。也许不是这样，因为这项法令在1820年重新实施以前，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然而，自始至终，约翰·布朗的敏锐的眼光都在搜索着人生的道路，他那副好心肠对各地有什么胡作非为都很敏感。当然，很可能，那第一批得到他的帮助和同情、把他的思想引导到他后来的终身事业上的黑人，就是那些从南部逃来的奴隶。
逃亡奴隶武装自卫（弗吉尼亚州劳登县，1855年）
给奴隶们开放的道路有三条：屈服、斗争或是逃跑。单独进行斗争意味着死亡，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意味着密谋和起义——这是一件难事，然而一再有人尝试。最容易的就是逃跑，因为地广人稀，而奴隶又多得很。起初，他们逃到沼泽地和山里去，活活饿死了。后来，他们跑到印第安人那里去，在佛罗里达建立了一个国家。为了推翻这个国家，美国在多次袭击奴隶的所谓塞米诺“战争”[6]中，花费了二千多万美元。后来，1812年战争使用了许多黑人水兵去为自由贸易而战，黑人从而知道了北部和加拿大是避难的场所，这以后他们就渐渐逃往北部。约翰·布朗在哈得逊做鞣革匠的时候，就开始帮助这些气喘吁吁〔xū〕的夜奔的黑人难民。他的大儿子说：
“当我四、五岁的时候，大概不迟于1825年，一天夜里有个逃亡的奴隶和他的妻子来到我父亲门前——有些城里人知道约翰·布朗同情这种过路人，这也许就是他们送来的，但是那时这种过路人并不多。我第一次看见的黑种人就是他们；当那个女人把我抱起来放在膝上吻我的时候，我就尽快跑开，还擦了擦脸，‘把黑色去掉’；因为我以为她把我‘抹黑了’，就象妈妈的水壶似的。妈妈给这些可怜人吃了点晚饭，可是他们心神不安，以为有人追他们。这时，父亲听见，半英里以外，在一条大道上，有马匹过桥的得得声，于是，他就带着客人走出后门，到小溪旁边的沼泽地里去躲藏，还给他们武器自卫，但自己却回到家里等待分晓。原来是一场虚惊；骑马的人是附近的居民，前往哈得逊镇。后来，父亲到漆黑的林子里去——因为那时正是夜里——，寻找这两个逃亡者，遇到一些困难。最后，逃亡者因害怕被逮住而心里噗噗直跳的声音，引导我父亲找到了他们的所在地。他重新把他们带到家来，让他们躲避了一会儿，然后就送他们上路。”（小约翰·布朗的叙述，载桑博恩所著书第35页）
在这些日子里，奴隶制度问题越来越闹得满城风雨。杜桑给予美国的那个路易斯安那[7]，逐渐充满了移居者，后来路易斯安那分成几部分，承认它们的州的资格这一问题，就摆在国家的面前，并导致密苏里妥协案[8]。在约翰·布朗的周围，人们对这一措施争论得很激烈，这必然会加深他对奴隶制度的憎恶，使他越来越关心黑人。
就在死神第一次来到他家、把他一个四岁的孩子抢走的那一年，在他那位热情的年轻妻子因产后热而死、跟她的婴孩一同被埋掉的那些忧伤的日子以前不久，在弗吉尼亚爆发了纳特·特纳暴动，海地事件以来最成功和流血最多的奴隶起义。
他们〔起义者〕得到的不是自由而是死亡。但是，他们在蒂斯摩沼泽地的边缘上杀死了五十个白人，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使那个地方处在恐怖之中，并且掀起了狂澜，引起了反响。正当英国把白山还给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的时候，在南部，黑人教堂和自由黑人学校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北部，有两种运动。一种是坚决的反奴隶制运动，一种是背道而驰的运动，剥夺黑人的权利，烧毁他们的教堂和学校，抢走他们的亲友。黑人们急忙凑在一起，进行商议和防御，〔1830年〕他们在费城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地讨论了迁往加拿大的问题和学校的问题。可是，北部和南部一样，特别害怕黑人的学校。在约翰·布朗的家乡康涅狄格州，一个白人妇女打算教黑人念书，因而遭到了可耻的迫害。这一切都引起了约翰·布朗对奴隶制度的反感，并使这种反感更加明确，更加有目的。在普鲁登斯．克兰多尔开办的学校[9]遭到焚烧的那一年，也就是他续弦后的一年，11月里，他给他弟弟〔弗雷德里克·布朗〕写信说：
“自从你离开我以来，我一直在想办法，希望用实际行动帮助我那些套着枷锁的可怜的同胞；我详尽试探了我妻子和三个男孩的心情，我们同意至少弄到一个黑人孩子或者少年，象抚养我们自己的孩子那样把他抚养成人，也就是说，让他受到良好的英国式教育，尽我们所能让他学习世界的历史，学习生意，学习一般的科目，而且，最重要的是，设法教导他敬畏上帝。我们想出三种方法去弄黑人：第一，设法让某个信基督教的蓄奴者放一个给我们。第二，如果没有人愿意给我们一个奴隶，那就设法弄到一个自由的黑人。第三，如果那件事情办不成，那么我们都同意省．吃俭用一些，花钱买一个。我们现在正在采取措施，要实现这件事，我们满怀信心地期望着上帝即将把他们全部从枷锁室甩带领出来。
“我不妨提一下，第一次谈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杰森已经睡下了。可是他一听说这件事，他的温暖的心就燃烧起来，并且爬起来参加讨论这件极其重大的事情。几年来，我一直设法在这里给黑人开办一个学校，根据许多理由，我认为这里是最合适的地点。这里的孩子们可能不跟同族中为非作歹的人来往，也不跟任何一种公开为非作歹的人来往。这样的事情不会有强大的势力反对；如果有的话，那么我相信将来可以影响这个移民地，使当地的几乎所有的势力都支持这样一个学校。请写信告诉我愿意不愿意参加我的活动，并请设法从哈得逊一带推动一些第一流废奴主义者同你一起工作。我衷心地相信，在上帝的保佑之下，光凭我们共同的努力，不久就能够实现这一切。”（1834年约翰·布朗给其弟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40—41页）
这个计划落了空，只是约翰·布朗愈来愈兴致勃勃了。他现在有二万美元财产，成了有势力的人，他越来越想采取明确的行动来帮助黑人。他们不断召开代表大会，逃亡者的洪流也正在扩大。然而，当时的问题不仅是奴隶制度的问题。自由黑人的处境也特别可怜。不管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奴隶，他很容易被抓住，卖给南部；在各行各业里，他都受到歧视和鄙视。这种事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本来已经糟得很了，但对一个象约翰·布朗这样正直的、信教的人来说，这种事发生在上帝的教堂里，简直就不可容忍了。
他的儿子叙述了这件事情的细节。
“大概是1837年，母亲、杰森、欧文和我，参加了富兰克林的公理会[10]，负责牧师是伯里特先生。不久以后，其他教会的人，包括卫理公会②教徒和圣公会③教徒在内，参加了我们教会所办的活动，准备在一个来自克利夫兰、名叫埃弗里的福音传道师的特约主持之下，开一个长时间的会。公理会教徒的会所房子最大，被选为开会地点。请柬分发给了附近各镇的教会人士，不久会所里就挤满了人，到会的人一般都是在邀请之下坐了教堂有靠背的长凳。那时在富兰克林有一批自由黑人，还有几个逃亡的奴隶。这些人发生了兴趣，前来赴会，但他们是自己找的座位，那里靠近堂门，装着火炉——不是望见牧师或是唱经班的好地方。父亲注意到了这一点，下次会（那是在晚上）开了一些时候，他就站起来，请大家注意到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在安排黑人听众的座位上，已经造成了种族歧视。他又说，他不相信上帝‘偏待人’④。接着他就请那些黑人来坐他的长凳。黑人接受了，我们一家人就坐了他们空出来的位置。这等于一颗炸弹。第二天，父亲只见执事们登门拜访，来劝告他，向他‘做工作’。但在那个长时间的会的其余时间里，黑人们继续坐在我们的长凳上，我们一家就坐在火炉周围的座位上。不久以后，我们就搬到哈得逊去，虽然住在三英里地以外，还是经常到镇中心的公理会教堂去。过了大约一年，我们接到了善良的执事威廉斯的来信，说我们同富兰克林教堂脱离关系了，根据是教堂在我们离开后制定了一条规则，‘任何教友缺席一年而未向该教堂报到者，概以断绝关系论’。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规则。父亲一边看信，一边气得脸都自了。这是我第一次尝到拥护奴隶制的魔力，这种魔力已经钻到教堂里去了，为了这件事，我流了几滴不必要的眼泪，而本来我倒是应当庆幸我的解放的。从那一天起，我的神学枷锁就被大大地打破了。”（小约翰·布朗的叙述，载桑博恩所著书第52—53页）
1837年和1838年是迫害废奴运动的年代。洛夫乔伊在伊利诺斯被谋杀了，在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暴徒们猖獗一时。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厅被烧掉了；在波士顿，马尔博罗教堂遭到了劫掠，约翰·布朗本人似乎就在那里击退过暴徒。
废奴主义报刊发行人洛夫乔伊在伊利诺斯州阿尔顿的报馆被蓄奴派暴徒捣毁（1837年11月7日）
在这个时候，不管约翰·布朗本来打算做些什么，他却因为当时的经济恐慌而遭到挫折，那次恐慌卷走了他的财富，使他破了产。然而，他必须有所作为——他至少必须保证他和他的家庭要永远反对奴隶制度。他不知道——他不能确定——应当怎么办，但他总算下了决心，而他要教育青年的那个旧念头也依然占着上风。
这个伟大的诺言是在1839年许下的，那时候有一个名叫费耶特的黑人牧师来拜访布朗，提到了他遭受迫害和欺凌的身世。约翰·布朗严肃地站了起来。当时他是个将近四十岁的人了，高大，黝黑，胡子刮得很干净。身旁坐着他的年轻的妻子，年二十二岁，还有他的十八岁、十六岁和十五岁三个大儿子。其他六个孩子睡在这位黑人牧师背后的那间屋子里。约翰·布朗对他们说，他打算积极对奴隶制度作战，还要他的家人遵守庄严的秘密的约定，为解放事业而努力[11]。
这标志着约翰·布朗一生的转折点：在儿童时代，他就厌．恶奴隶制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奴隶制度的憎恶就越来越深；但在忙于挣钱糊口的生活中，这必然只能占去一小部分的时间。然而，渐渐地他看到周围巨大的斗争正在风起云涌；十九世纪最伟大的道义战争[12]已开始短兵相接，这些消息唤醒了他，鼓舞了他，而当斗争触及他的亲朋友好和志同道合者时，就更加使他激动。他看到他的朋友受到伤害和欺骗，到了最后，他渐渐地而后是突然地领悟到，他必须向这个穷凶极恶的奴隶制度作斗争。他现在并没有策划具体的战争——他那时还是一个不抵抗主义者，憎恨战争，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哈普渡这一幕。他也还要维持生计，照顾家庭。反奴隶制度还不是他生活的唯一目的，但当他进行日常事务的时候，他就下定决心，抓住每个机会，对奴隶制狠揍一拳。
1839年，没有几个美国人认识到：美国重要的中心问题就是奴隶制度；而这少数人里面，知道应当向奴隶制度作斗争并且愿意为之而斗争的就更寥寥无几了。在这极少数的人里面，有两个人几乎是屹然独立，准备把信念付诸行动。那就是威廉·劳埃德·加里逊和约翰·布朗。
这两个人彼此并不认识——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他们几乎没有听见过彼此的名字。他们从来没有成为朋友或是同情者。约翰·布朗在波士顿的时候，从来没有去过《解放者报》[13]社，在后来的年月里，他常常流露出一些话，好象是藐视不抵抗主义者；而加里逊也严厉批评袭击哈普渡的领导者。他们的共同之处，只在于他们对奴隶制度极端憎恨，而在精神上，他们却以奇怪的方式互相冲突，加里逊最初愿意用一切方法或任何方法向奴隶制度作斗争，后来过渡到不抵抗主义，而对奴隶主唯恐避之不及，约翰·布朗却从不抵抗出发，过渡到积极作战的革命的道路。
伟大的斗争急不可待，这在黑人中间表现得最为明显。有组织的起义在南部停止了，这不是因为奴隶制度更加紧推行，而是因为逃往北部的那个巨大的安全活门开得越来越大了，各种方法逐渐配合起来，形成了那个以“地下铁道”[14]闻名的神秘组织。奴隶们和自由居民发动了这项工作，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冒着危险，历尽艰难。但是，渐渐地，他们越来越多地得到了人们的协助，例如象约翰·布朗这样的人和虽不这样激进却同样热情的人的协助。自由黑人在北部各地开始有了经济地位，他们在城市里当仆人，在俄亥俄州当农民，甚至在费城和纽约的大服务行业里当“办事人”。
大多数的学校仍然不招收黑人。他们作出了不屈不挠的努力进行反抗，并在各地办了数十所他们自己的学校。后来成立了奥伯林学院，辛辛那提某些热心的学生，讨厌雷恩学院的种族歧视，就转学到奥伯林学院，并把黑人问题带到那里去。这个问题得到公平解决，黑人可以入校了。
约翰·布朗的父亲被任命为奥伯林学院校董，这使约翰·布朗对于人生及其意义有新的看法，——这种生活既能追求伟大的道德理想，又能在勤勤恳恳的劳动中使家庭过好日子。如前所述，布朗提议要去测量奥伯林学院在弗吉尼亚的土地，替自己找一大片田地，将来在那里安家落户。那个地方很险要，约翰·布朗是知道的：在一个蓄奴州的不蓄奴的地区里，又靠近河流，又离开群山的山麓小丘不远，而在山那边又是“黑人大路”，在这样一个地方形成了“地下铁道”的一条干线，一个发动黑人的试验场所。但他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以及最后的破产打乱了一切计划，使他不能购买那一千英亩已经商妥了的土地。
在相继而来的年代里，从1842年到1846年，约翰·布朗灰心丧气，但这个严肃的、克已的清教徒，从来没有彻底流露出来。然而，财产的损失和好梦的破灭，破产和坐牢，五个孩子的夭折，同时，在他周围，教会对奴隶制度、对反废奴运动的暴徒的斗争正在开展，凡此种种都使他变得更加严肃，更加沉默。他准备着。
他反省自己犯了错误，他把给“万恶的渊薮——奴隶制度”以致命的打击的伟大任务当做旁枝末叶，当做次要的东西，但这必须是他的首要的和唯一的职责。这样，他对自己和奴隶制度的关系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了，因此，他那攻击奴隶制度的计划，也就更清楚更明确，他花了很多时间讨论这件事情。在斯普林菲尔德的时候，“他和大儿子常常在账房里讨论奴隶制度，一谈起码一个钟头，他常常说，奴隶杀死奴隶主和逃跑，是对的，他还认为，奴隶主犯下了滔天大罪”。（见雷德帕斯所著书第53—54页）
他研究了黑人的人口调查表和分布情况，绘制了奴隶逃亡路线的地图，标出道路、庄园和供应地点。他了解了丹马克·维西、纳特·特纳的事迹，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和田纳西三州的坎伯兰河地区的起义；他知道了在宾夕法尼亚州境内对捕奴者的有组织的斗争以及海地和牙买加的历史。
他很快就看到，这需要有比学校和道义的劝说更激进的东西；消除这样根深蒂固的痼疾要求、“行动起来！行动起来！”他很欢迎他那向往已久的牧畜的新职业，因为这使他有空闲的时间去解决他的伟大的道义问题。他设法结识了加内特、洛关、格洛斯特和麦丘恩·史密斯等黑人领袖。随着他的牧羊事业的扩大，他到处去旅行，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看到了哈普渡——在这个雄壮的隘〔ài〕口上，波托马克河和申南多亚河，把崇山峻岭抛在一旁，滚滚而釆，在这里奇异地汇合在一起。
因此，斯普林菲尔德的羊毛生意，几乎象一种必须躲避的诱惑，．分了他的心。1845年前后，有一阵子，他又看到了财富的诱惑，并且梦想着财富对他的终身大业会有多么大的好处。但只是一阵子罢了，因为，当他认识到他所必须拿出的代价——时间、滑头手段和琐碎的事务工作，他就厌恶地扭转了头。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研究了起义的历史，了解废奴主义的运动。早在1846年，他的哈普渡计划就在他的脑子里开始有点眉目了。
只有一件事情使他愿意在斯普林菲尔德逗留下去，那就是他在那里遇到的黑人。他一生中只是在各地遇见了个别的黑人，但现在却遇见了一批黑人。这批人并不属于当时主要的黑人团体——那些主要的团体是在费城和纽约，在辛辛那提和波士顿，还有在加拿大。它们大都独立进行工作，彼此之间很少有联系，但却为奴隶解放和彻底的自由而意气风发地、卓有成效地做着工作。斯普林菲尔德的那一批人是一个小团体，没有明确的领导，因此也就同被奴役的种族的广大群众更加接近。布朗在住宅里、教堂里和大街上同他们接触，他还雇他们来替他办事。他以完全平等的身分去接近他们——他们在一起平起平坐。他既不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去低就他们，也不和他们最卑微的人一起寻欢作乐，其结果正如雷德帕斯所说的，“布朗上尉对黑人种族的能力的估价，比大多数白人的估价高。我常常听到他议论这个问题，还举了一些例子说明他们能够照料自己。他认为，为了教育黑人进行自治，或许有必要强制割断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联系。但这点他只是作为建议提出来的。”（见雷德帕斯所著书第59—60页）
尽管他高度赞赏黑人的品质和能力，他并没有因此而看不见他们的缺点。他发现他们为人的脆弱却由于奴隶制度和社会等级而加深了。他怀着他们有能力克服缺点这一坚定的信念，批评他们，鼓舞他们。他站在黑人的立场上写的《论萨姆波的错误》这篇启发教育性的文章到今天还值得黑人和白人认真阅读，有一部分他借萨姆波之口说；
“我一生中还有一个小毛病，我总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来讨好白人，那就是服服帖帖地忍受任何一种侮辱、蔑视和虐待，而不是根据原则，勇敢地抵抗他们的蛮横的侵犯。……但是，我发现，尽管我卑躬屈膝，我得到的报酬差不多跟南部奴隶统治者赏给北部那些懦弱的政客的报酬相同，原来他们受了贿，受了威吓，受了愚弄，受了欺骗，这正是辉格党人和民主党人所喜欢的，如果允许他们去给南方人吮痛舐痔，他们就觉得非常荣幸了。”（引自《萨姆波的错误》，载《公羊角》，并转载于桑博恩所著书第130页）
没有人比约翰·布朗更清楚，奴隶制度如何助长了这些过失：要知道有多少奴隶能够读书识字呢，什么时候有人教过他们如何使用钱财，或者教过他们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呢？这篇优秀的文章，在写法上和措词上不是大加谴责，而是满怀信心，就好象出自一个认识了自己过失而又不愿意重复别人过失的人的手笔。
约翰·布朗不仅提出批评，而且也领导这些黑人。早在1846年，他就把最后计划透露了一些给托马斯·托马斯，他的黑人看门人和朋友。有一次，他和托马斯·托马斯一起照像，两人友好地拥抱在一起，拿着牌子，上面写着“S.P.W.”[15]——奴隶走向自由的“地下通道”。
“明天早上我什么时候来？”有一天早晨托马斯问道。
“我们七点钟开始工作”，约翰·布朗回答说，“但是我希望你早点儿来，我想和你谈一谈。”接着，布朗透露了一个计划，准备让大批大批的奴隶逃走，从而加强“地下铁道”的工作，并使它井井有条。这就是他的哈普渡计划的雏形，这个计划很快就变得很完备了，所以在1847年透露给道格拉斯的时候，已表现出经过深思熟虑和筹谋了。
第一个全国性的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38年由马里兰州逃到北部，〕1844年在新贝德福德发表了著名的演说。道格拉斯出版了自传以后，为了安全起见，就到英国去，但在1847年回来，赎得了人身自由，并准备创办他的《北极星报》。道格拉斯刚一上岸，纽约的黑人运动领导人就向他谈起东部的那颗新星，低声说到斯普林菲尔德有一位意志坚决的怪人，他飘然奔走于各地的黑人团体之间，献身于反抗奴隶制度的持久战。他们两人都极想彼此见面：布朗极想结识他所立志要解放的黑种人的领袖；道格拉斯极想认识奴隶制度的这位劲敌。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是在斯普林菲尔德进行的，当时的情况道格拉斯自己的话说得最好；
“大概是当我在罗切斯特开办我的事业〔指他的报纸〕的时候，我碰巧在一个人的家里待了一夜和一天，那个人的性格和谈吐，他的生活的目的和目标，在我的脑子里和心头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大名早已有几个杰出的黑人向我提起了，其中有亨利·海兰·加内特牧师和季·伍·洛关。谈到他的时候，他们都放低了声音，他们对他的描述，使我极想看见他，了解他。很幸运，他邀请我到他家里去看他。在我现在所提到的这段时间里，他在一个人口众多、市面繁荣的城市里是一个体面的商人。我们第一次会见就是在他的铺子里。这个铺子是一座砖砌的坚固建筑，座落在一条热闹繁华的大街上。我瞧瞧内部的陈设，瞧瞧外面高大的墙壁，就产生了一个印象，以为产主一定是个大富翁。他对我的款待简直使我太满意了。这一家大大小小，见到我似乎都很高兴，不大工夫，就使我感觉到很自在。不过这所房屋的外貌和座落地点却使我感到失望。看到了那个豪华的铺子以后，我料想必定会有一所地点适宜的漂亮住宅，但经实际的观察，这个结论完全被推翻了。实际上，这所房子既不宽敞，也不讲究，它的地点也不理想。这是一所盖在背街那一面的木头小房子，四围的邻居主要是些劳动者和机械工人，当然，这房子也还相当体面，但谁也想不到会是一个发财、走运的商人的住宅。
“房子的外貌已经很简陋，但是里面的陈设还要简陋。描写屋里缺少什么东西要比描写屋里有些什么东西还费时间。这种简陋的程度差不多已到贫困的地步。我的第一顿饭是在吃茶的名义下吃的，尽管吃的东西和这个名称的一般意义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这顿饭有牛肉汤、洋白菜和土豆。对于一个耕了一天地的农民，或对于一个大冷天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强行军，走了一次十几英里路的人来说，这顿饭确实是够好吃的。饭桌没有油漆，没有镶饰，没有喷漆，也没有台布，显然是用松木简简单单造成的。那里也看不见有佣人。母亲和儿女们亲自端饭盛菜，做得井井有条。很明显，他们已经这样做惯了，因而一点也不觉得亲自动手有什么不体面或有失身分。有人说，房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主人的性格，这所房子确实是这样。它里面没有虚饰，没有假象，没有弄虚作假。一切都显得实事求是，目的明确，持家勤俭。我同这所房子的主人相处不久，就发现他是名副其实的主人，假如我和他长远相处的话，他也很可能成为我的主人。他的妻子信任他，他的孩子们尊敬他。他说话的时候，大家都留心听。他的辩论——有几点我曾冒昧加以反对——似乎能够使众人信服；他的呼吁能够感动众人，他的意志能够打动众人。
“他身体消瘦而结实，肌肉发达，是新英格兰人的典型，是为动乱时代而塑造的，适宜于和最残酷的苦难作斗争。他身上穿着朴素的美国呢绒衣服，脚上穿着牛皮靴子，系着一条用同样结实的材料做成的领带，身高几达六英尺，体重不到一百五十磅，年约五十，身材有如山上的松树，笔直而匀称。他的仪表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的脑袋并不大，但五官端正、神采奕奕。他的头发又粗又硬，略带灰白，剪得很短，低低地长在前额上。他的脸刮得很干净，嘴巴方而有力，下巴宽大而突出。他的眼睛呈蓝灰色，说话时目光炯炯有神。在大街上，他迈着骏马般的步子，沉浸在深思里，既不惹人注目，也不躲避别人的目光。这就是我听到别人窃窃私议的那个人；这就是他这户人家的气魄，这就是他居住的房子；这就是约翰·布朗上尉，他已名垂青史，成为名闻美国的最杰出的人物和最伟大的英雄之一了。
“上面谈的那顿丰盛的饭吃完以后，布朗上尉小心谨慎地话归正题，要我注意，因为他似乎害怕他的意见会遭到反对。
他声色俱厉地痛斥奴隶制度，认为奴隶主已经剥夺了奴隶们生存的权利，奴隶们有权采取任何方式来争取他们的自由；他不相信道义上的劝说能够解放奴隶，也不相信政治上的行动能够废除奴隶制度。他说，好久以来，他就有个计划，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他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就是为了向我提出这个计划。他说，有一个时期，他一直在物色一些可靠的黑人，以便把秘密计划安全地透露给他们。有的时候，他几乎放弃了物色这种人物的希望。但现在他受到了鼓舞，因为他看到这样的领袖人物正在从四面八方涌现出来。他一直注意我在国内外的行踪，他希望同我合作。当时在他脑海里的那个计划颇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这个计划并不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要奴隶普遍起义，或是要对奴隶主进行大屠杀。他认为，暴动只能使这个目的遭受失败。但是他的计划的确打算建立一支武装力量，在南部的中心地带进行活动。他并不反对流血，他认为，拿起武器这一行动对于黑人来说是很有益的，因为这会使他们有大丈夫的感觉。他说，谁不愿意为自由而斗争，谁就不可能有自尊心，也不可能受到尊敬。他给我看一张美国地图，向我指出从纽约州边境起一直延伸到南部几个州的连绵不断的阿利根尼山脉。
“‘这条山脉’，他说，‘就是我这个计划的基础。这些山有许多天险，一将把关，万夫莫当；有许多良好的藏身之地，大批勇士能够在那里隐蔽起来，长期阻挠和躲开敌人的追逐。我很熟悉这条山脉，能够把一队人马带进山去，把他们藏在那里，任凭弗吉尼亚的地方当局用尽全力也不能把他们赶出来。我们所追求的真正目标，首先就是要破坏奴隶财产的货币价值。为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使这些财产不牢靠。所以，我的计划就是先带领二十五名左右精锐士兵，先从小规模做起，供给他们武器和弹药）把他们分成五人一小队，部署在一条二十五英里长的阵线上。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和最有头脑的人，应当抓住时机，不时走到下面的田地里去，劝导黑奴参加他们的队伍，还要物色那些最不安于现状的和最勇猛的人。’
“他看到，在这一部分工作中，应当非常小心谨慎，以防止变节行为和泄露秘密。只有最忠诚的人和最有本领的人，才能派去执行这件危险的任务。在小心谨慎和兢兢业业的情况下，他想，他很快就能集结一支有百名勇士的队伍，他打算训练他们乐于过自由而冒险的生活。当他们受到了良好的训练，并且人人都找到最适当的位置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开始认真工作。他们可以使一大批一大批奴隶逃出来，把勇敢的和身强力壮的留在山里，而通过‘地下铁道’把身体軟弱的和胆子小的送到北部去。随着人数的增加，他的活动范围就会扩大，而不至于局限在一个地方上。
“当我问他准备怎样支援这些人的时候，他着重地说，他要依靠敌人来维持他们。奴隶制度就是一种战争状态，奴隶有权利获得他们为争取自由所必需的一切。‘但是’，我说，‘假定你只能使几个奴隶逃跑，从而使弗吉尼亚的奴隶主感到他们更往南去的奴隶不牢靠，那该怎么办。’‘那’，他说，‘就是我首先要做的事情，然后我要再接再厉。如果我们能够把奴隶制度从一个县里扫荡出去，那就是个大收获，那就会削弱整个州的奴隶制度。’‘但他们会用警犬把你们从山里追逐出来。’‘他们可能会那样做’，他说，‘但情况可能是，我们将把他们揍一顿，而当我们把他们一小队人揍了一顿以后，他们再要追赶，就得小心点了。’‘但是你们可能被包围，因而失去必需品或生活资料的供应。’他认为这点是做不到的，因此敌人截断不了他们的出路，但是万一发生最坏的情况，他也只好牺牲自己，他能为奴隶的事业献出生命，是最有价值不过的了。我提出我们也许能够使奴隶主回心转意，他听了非常激动，说这是绝不可能的。他知道他们那种骄横的心理，除非他们感觉到大棍子快要打在头上，否则劝说永远也不能使他们放弃奴隶。
“他说，我也许已经注意到他那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又说他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为了积蓄些钱来实现他的目的。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并没有夸张其词，因为他认为他已经拖延得太久了，因而也就没有夸张自己的热情或自我克制的余地了。如果某些人这样显示他们的不屈不挠的美德，我就要斥之为造作、虚假和伪善了。但是在约翰·布朗身上，我却觉得它象钢铁或花岗石一样真实。自从我于1847年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和约翰·布朗同度那天晚上以后，尽管我继续写文章和发表演说来抨击奴隶制度，我开始对和平废奴的办法不大指望了。这个人给了我强烈的印象，我的发言越来越带有他的色彩。”（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及其时代》1892年版第8章下第337—342页）
道格拉斯在思想感情上虽然受到约翰·布朗和他的计划的极其深刻的影响，但是他在理智上甚至到了最后也从来没有被说服过。
如果约翰·布朗要实现他现在业已酝酿成熟的计划，他就必须先找到能够帮助他的人。关于这一点，计划似乎经过深思熟虑，有过发展，特别是因为他同道格拉斯以及黑人领袖们商量过了。在约翰·布朗看来，“地下铁道”正在把他所需要的人物带到北部来。这支队伍由于经济需要和自卫的双重原因，流落到城市里去，但在那里是不能进行适当的训练的。因此，布朗听到格里特·史密斯1846年8月1日的建议时，就非常感到兴趣。纽约废奴主义团体的这个有钱的领导人，利用庆祝英国释放奴隶十二周年的时机，用优厚的条件把他在阿德朗达克山区的那十万英亩土地出让给自由的黑人。约翰·布朗在这里看到了两种可能性：一则，当他明确地转向他现在生活中的唯一目标时，可以庇护他的家庭；一则，可以训练人来帮助他。1848年4月1日，他到纽约州彼得博罗去找格里特·史密斯，曾经说：“我总算是一个开拓者。我是在俄亥俄州的树林里、在粗犷的印第安人中间成长起来的，你的移民队认为非常难堪的气候和生活方式，我却很习惯。我自己要占用你的一块田地，把地整理好，种上庄稼，让我的黑人邻居看看应当怎么干活儿。如果我有机会，就给他们工作，多方面照顾他们，就好象他们的父亲似的。”（桑博恩所著书第97页）
他的建议被欣然接受了，第二年他就把家眷送到那里。那里是个荒凉寂静的地方。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生有一次写道：“那个山峡恍如世外，北厄尔巴的五、六座房屋就在山峡的那一边，有一条更荒凉的小山道攀到北厄尔巴的背后。……房子座落在高高的山腰上，北边和西边都有森林，——阿德朗达克山脉的嵯峨的峰峦就在东边，在南边是一条通向韦斯特波特的细长的道路。”（雷德帕斯所著书第61页）
对他的家庭说来，约翰·布朗的话常常不仅仅是法律，而且也是愿望。女儿露丝写道：“父亲决定去北厄尔巴以后，就开始多方面厉行节约。有一天，他把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叫到跟前，说道：‘我打算和你们稍稍计划一下，我希望你们都表示意见。我有一点多余的钱，我们应当用来布置客厅呢，还是买衣服给那些来年在北厄尔巴可能还需要帮助的黑人？’我们都说：‘把钱储起来吧。’”（露丝·布朗的叙述，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00页）
就连对热心肠的人来说，那里也不是天堂。雷德帕斯说：“那里种玉蜀黍太冷了。在风调雨顺的季节里，他们也很难得到几个玉米来烤着吃。那里每年几乎有六个月要把牲口保护起来过冬。我11月1曰在那里，地上白雪皑皑，冬天显然是到来了——而且一直要延续到来年5月中旬。除了有时卖一点羊毛以外，他们那块田地出产的东西，从来没有拿出来卖过。他们说，要是能够种得够自己吃的，能够纺自己的羊毛来做衣服，那就很好了。”（雷德帕斯所著书第62页）
与此同时，反奴隶制度斗争的那些东零西散的漩涡，正在卷成一股洪流，约翰·布朗越来越成为一心一意的人了。他不耐烦地把他那紧急的羊毛生意放下不管。他没有注意他那危机重重的伦敦冒险事业，而是急急忙忙地穿过欧洲，完成军事视察的任务。他回到美国的时候，恰好听到了一切有关逃亡奴隶法[16]的热烈讨论，并且看到了这项法案最后的通过。1850年11月，他从斯普林菲尔德写信给妻子说：“现在看来，逃亡奴隶法势将成为一种手段，会比咱们历年来所发表的演说造成更多的废奴主义者。”（1850年致妻子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06—107页）
他在斯普林菲尔德的集会促成了“基列入同盟”[17]的产生，这是他走向黑人武装组织的第一步。四十四个黑人签署了下列的协议书：
“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我们愿永远忠实于我们所爱的国家的国旗，永远在国旗的引导下行动。我们组成‘美国基列入同盟’的一个支部，特将名字签署于此。我们将立即自己备办适当的器械，并将帮助那些没有器械的人，只要他们愿意来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邀请每一个热心完成我们的事业的黑人，不分男女老少。同盟中年老的、体弱的和年幼的成员的任务是，万一我们有人遭到袭击，就立即通知所有的成员。我们同意，除了临时会计员和秘书以外，暂不设军官，且待身强力壮的成员在勇气和才能方面经过一些考验后，我们得从功勋最大的人员中遴选军官。在遴选军官时，除了各人的智慧和勇猛、效率以及品行优良以外，其他任何方面均不得影响我们。”（指示信、协议书和决议，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24—127页）
在这份协议书外，约翰·布朗还加了勉励和劝导的话。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象个人的勇气那样讨美国人喜欢”，他写道。“看看辛克斯在‘艾米斯塔德号’船[18]上的那个值得永远怀念的事件吧。一个勇敢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成功的人，由于认真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受到杀人案的审讯，往往比我们三百多万顺从的黑人长期所受的虐待和苦难更能引起全国的同情。……黑人在白人中间可靠的朋友的数目，比他们所想象的要多十倍，只要黑人……努力争取他们最宝贵的权利，那么他们将得到的朋友就会比现在还要多十倍。想一想，最近二十年来，为了你们的利益，有些人花了多少钱啊！想一想，为了你们的缘故，有多少人遭受暴徒的袭击和坐了牢啊！你们有人看过盖着烙印的手吗？你们还记得洛夫乔伊和托里的名字吗？”（指示信、协议书和决议，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24—127页）
然后，他对逃亡奴隶有被逮捕并递解出境的危险时应采取的行动，提出了明确的意见：
“如果你们有一个成员被捕，你们必须尽快集中起来，以便压倒那些正在积极反对你们的敌人。身强力壮的人到现场不要不带武器，也不要把武器露出来，这一点要在事先交代清楚。你们的计划只能让你们自己知道，而且必须有这样的谅解，即一切叛徒无论在那里被捉或是证明有罪，都必须处死。‘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旧约》士师记第7章第8节，．又申命记第．20章第8节）。让一切胆怯的人都有机会离开，而以不告密作为条件。一旦作好准备，就不得拖延；否则，就会失去一切决心。让第一次打击作为全体参战的信号；一旦参战，不要半途而废，而要把你们的敌人杀得一干二净，——一定不要去打搅其他的人。只要不声不响地进行工作，那么在人群还没因骚嚷而集结起来以前，你们就能够把事情办好，并且将会占那些出来抵抗你们的人的上风，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准备，既没有装备，也没有成熟的计划；他们所有的只是一片混乱和恐怖。
“要坚决、果断和冷静；干完一次营救以后，如果你们受到追击，那么就带着你们的妻子，到你们最显赫的和最有势力的白人朋友家里去。这样必然会使他们受到怀疑，以为和你们有联系，将使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跟你们采取一致行动，不管在其他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愿意遵循他们的诺言。
“有些人一定会对自己选择的道路坚持下去，其他的人也许会畏缩。这就等于考验他们自己所说的话。你们在进行审判的法庭上，如果想不出更好的方法来制造暂时的惊恐，那就不妨点燃纸包里的火药，借以造成一场风波，而且这也许可能使你们的一个敌人或更多的敌人受到伤害。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俘虏的必须马上领会，并采取行动；他的朋友们也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冲散法庭。不妨试拿套索套在捕奴者头上，也许会取得良好的效果。要紧紧握着你们的武器，无论别人怎么劝说，都不要丢下武器，离开武器，或是让别人把武器远远拿开。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彼此支持，还要支持你们的朋友。如果迫不得已，那就宁可被处绞刑，千万不向外吐露秘密。绝不招认。团结就是力量。没有深思熟虑的安排，就不可能做出任何效果良好的事情来，不管怎样严格要求都不过分。……采用所建议的方法可以有效地达到所期望的目的，也就是说，享有我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指示信、协议书和决议，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24—127页）
约翰·布朗像（大约1846年）
有证据说明这个同盟做了卓有成效的营救工作，就同其他的黑人团体在波士顿、费城、奥尔巴尼、纽约等地所做的一样。在这件工作上，黑人不能单独行动，这会意味着纯粹是种族路线的民众暴力行为。但是，假定有少数坚决的白人参加进去，他们就可以首当其冲，而且确实做到了首当其冲。
约翰·布朗本人对这样的营救工作是很积极的。他在锡拉古斯协助“杰里”的释放，在1851年从斯普林菲尔德写信说：“自从朗格从纽约被抓回去当奴隶以后，我紧紧抓住我同这里的黑人在一起的闲暇时间，来指导他们如何行动，并尽我的能力给他们以一切鼓励。”（桑博恩所著书第132页）
“1851年1月，逃亡奴隶法通过后不久，他正在斯普林菲尔德，他在男隁的黑人朋友（他们原是逃亡者）中间奔走，鼓动他们反抗这个法律，不管哪个当局要来实施。他告诉他们，不分男女都要用手枪武袭自己，而不能活活被捉走。当他来到北厄尔巴的时候，他向我们谈到了逃亡奴隶法，要我们反抗任何要从本镇上带走逃亡者的企图，而不要顾虑罚金或是坐牢。”（露丝·布朗的叙述，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31—132页）
[1]指海地革命。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海地在黑人领袖杜桑·卢维杜尔领导下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奴隶革命，也是拉丁美洲史上的第一次人民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法国殖民主义对海地的统治，并于1804年建立了独立的海地共和国。海地革命的胜利，促进了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的发展。
[2]渊薮——人或事物集聚的地方。
[3]指美国内战前废奴主义者帮助黑人奴隶从南部逃到北部和加拿大的秘密路线。
[4]纳特·特纳——1831年黑人奴隶起义领袖，参阅《人物简介》。
[5]指1807年3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1808年1月1日生效的禁止从非洲或其他国家向美国输入奴隶的法律。这项法律规定了一系列制止奴隶买卖的措施，其中包括没收运送奴隶的船只及其所有货物。但实际上法律常常遭到破坏，私贩奴隶的现象有增无已。
[6]指美国扩张主义者为了征服佛罗里达的塞米诺族印第安人和镇压逃亡到那里的黑人奴隶，先后在1817—1818年、1835—1842年进行的两次战争。
[7]法国拿破仑政府受到杜桑·卢维杜尔领导的海地革命的冲击和压力，又在对外侵略中惨遭失败，不得不在1803年把北美殖民地路易斯安那这块面积约二百一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廉价卖给扩张中的美国，所以作者有这种说法。
[8]指美国奴隶制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在国会中层开激烈斗争之后，于1820年达成的协议，这是北部资产阶级向南部奴隶主妥协退让的产物。根据妥协案，上述路易斯安那“购地”的一部分——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另从美国东北部划出缅因州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路易斯安那“购地”的其余地区以北纬36度30分为界线，线以南允许奴隶制存在，线以北禁止奴隶制。
[9]普鲁登斯·克兰多尔（Prudence，Crandall）是美国废奴主义女教师，她在康涅狄格州坎特伯雷开办的学校，由于招收了黑人女生而遭焚毁。
[10]②③公理会、卫理公会、圣公会都是基督教新教的主要教派。公理会是十六世纪英国人勃朗所创，主张每一教堂独立自主，由教徒公众管理，所以称公理会。公理会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属于反对封建制度的清教徒中的激进派，在十七世纪传到北美。
④见《新约》使徒行传第10章第34节。
[11]据小约翰·布朗的回忆（1885年2月16日和1890年12月12日致桑博恩的信），约翰·布朗在这次率领家人宣誓时表示决心要“用暴力和武器”同奴隶制作战到底。
[12]指反奴隶制斗争。
[13]1831年威廉·劳埃德·加里逊在波士顿创办的废奴主义报刊。
[14]废奴主义者帮助南部黑人奴隶远往北部或加拿大的秘密组织，由车站（供逃奴食宿和隐蔽处）、乘务员（向导）和乘客（逃亡奴隶群）等构成，在三十至五十年代帮助几万名奴隶获得了自由。
[15]SubterraneanPassWay（地下通道）的缩写。
[16]1850年9月18日由美国国会通过。根据这项法律，在各州任命了追捕奴隶的特派官员，北部各州当局和居民必须给予特派官员以一切协助，违犯法律则处以巨额罚款和徒刑。这项反动法律激起了黑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最后于1864年被废除。
[17]1851车1月15日约翰·布朗组织的黑人反抗逃亡奴隶法的武装团体。基列是《圣经》中的古巴勒斯坦地名。基列人指当地的同敌人作战无所畏惧的人。（参阅《旧约》士师记第7章第3节。）约翰·布朗借用这个名称，指参加这个组织的人是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人。
[18]1839年春天，西班牙捕奴者在非洲捕了五十四名黑人，用“艾米斯塔德号”船运往西印度群岛。在航海途中，黑人在季克斯领导下起来反抗，杀死了船长等人，本想返回非洲，但是领航的美国人把船开到美国去了。黑人在美国受审讯时，法院在舆论的压力下宣告他们无罪。这些黑人在1841年被送回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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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牧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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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牧羊人
在美国从1812年战争到内战[1]这一发展阶段中，阿利根尼山区成为国内的工业中心，它吸引着约翰．布朗和年轻人奔往那里的江河和矿山、山谷和工厂。从1805年到1854年，约翰·布朗这段时期的生活完全是在阿利根尼山脉西坡一个小地区度过的，这个地区横跨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两州，南起匹兹堡以北八十英里，北到克利夫兰城东南二十五英里。青年时代，他在这里的六个小城镇，但主要是在俄亥俄州的哈得逊镇工作，以养活他那个人口众多的家庭。从1819年到1825年，他在哈得逊镇当鞣革匠。后来他向西朝着在宾夕法尼亚州境内的阿利根尼山脉的高峰迁移了七十英里。他在那里又办了制革厂，成为镇上的要人。约翰·昆西·亚当斯[2]②派他当邮务员，乡村小学就在他的木屋里上课，战后时期欣欣向荣的气象鼓舞了这里整个西部，也开始鼓舞约翰·布朗。从1812年战争到内战这段时期，在我国经济史上确实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期。
这些日子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紧接着战争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当时英国正强迫按虚价把商品推销给我国，借以扼杀我国新兴的幼稚工业，其次，在1816年至1857年间为了防止外货竞争而实行新的保护政策，在1828年把关税提得极高，到四十年代采取较低的税率，到五十年代就变成自由贸易了，它不规则地、时断时续地、然而是大大地促进了棉花、羊毛和制铁业的发展，最后，1819年、1837—1839年和1857年发生了三次大风浪，这意味着正在迅速成长着的我国工业存在着严重的失调现象。
在1825年的一片繁荣中，约翰·布朗在事业上完全成熟了，他很快体会到这种新气象。在宾夕法尼亚州工作了十年以后，他又向西迁移，更靠近了东部和西部之间那条计划中的运输线。他开始把他的剩余资金投在新运河航线两旁的土地上，在当时迅速开办的许多银行之一当上了董事，在1835年时，据一般估价，他的财产值两万美元。可是他的兴旺就跟他的邻人的兴旺，甚至跟全国的繁荣一样，部分是虚假的，建立在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信贷业之上，这种信贷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迅速发展的工业。杰克逊〔总统〕的盲目整顿银行业，反而加速了危机。暴风骤雨在1837年发生了。六百多家银行倒闭，一万名职员失了业，银钱化为乌有，物价跌落到了用硬币支付的地步。约翰·布朗、他的制革厂和土地买卖也都被卷入到这天翻地覆的漩涡中去了。
对于一个有着八个孩子的三十七岁的男人说来，这次垮台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打击，何况他这时在精神上已经陷入了怀疑和不安。他几乎绝望地挣扎了三、四年，既没有固定的打算，又看不到前途。他饲养过比赛用的马，他经营过农场，还干过一些测量工作，他打听了各行各业经销业务的情况，还制一点皮革。他于是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原来他是喜爱牲口的。1839年，他赶着一群牛到康涅狄格州去，并写信给妻子说：“离家以后，要想把事情办好，回到家来，很觉苦恼，但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应付办法，只要有一线希望，还是要轰轰烈烈干一下。目前情况似乎比以前有利了，可是我还是会失望的。”（1839年给妻子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68页）他的日记指出，他把某些农庄标价出售，但是他特地仔仔细细打听了绵羊的饲养情况，他终于买了一群绵羊，把它们赶回到俄亥俄州老家来。这标志着一个新职业的开始，这种牧羊业“正是他在青年时代所热烈盼望的一种行业”。他开始在哈得逊附近经营牧羊业，养他自己的和一个富商的羊，还替人收购羊毛。
这门行业当时在美国已经历了许多起伏。到1841年，当约翰·布朗把目光转移到牧羊业的时候，羊毛尤其是优质羊毛的需要正在日益增大，由于英国的关税在1824年取消了，甚至出现了打进英国的机会。
由于他生性爱好这项工作，由于羊毛业日益兴隆，约翰·布朗随后就选择了这门行业。但是不仅仅为了这一点。他的灵魂在向往着一个自由天地。他需要思考和读书。时间在飞逝，到现在为止，他的生活只不过是为了面包而作的微不足道的斗争，并且连这个斗争也并不怎么成功。当时他已经抱着干一番大事业的幻想。他已经将这事对他的朋友和家人表白了，到三十九岁那一年，他投入了新的生活，明确地怀着“这样一个信念，就是作为一桩买卖来说，它大有希望，能供给他为实现最伟大的或主要的目标所需的资金”。（桑博恩所著书第58页）
首先他就想从他那所余无几的财产中，积攒足够的资金来兴办一个大牧羊场，而根据他已在酝酿中的解放黑奴的计划，他要把这个牧羊场办在南部或者靠近南部一带。他从父亲（奥伯林学院[3]校董）那里知道，不久以前，格里特·史密斯——布朗后来和他也熟悉了——捐给该校弗吉尼亚州的一大片土地，机会似乎来了。约翰·布朗非常喜欢奥伯林学院，因为它几乎由一开始就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反对奴隶制度。但是，弗吉尼亚州的那片土地被很多擅种公地的人占据了，所有权发生纠葛，很可能要打官司，花大钱。在1840年初，布朗写信给该校各校董，表示他愿丈量这片土地，如果能让他按合理的条件加以购置，并在那里安家落户的话。他还提到了办学，他按照一个考虑已久的计划，主张既招收白人，也招收黑人。
这样，约翰·布朗便第一次来到了弗吉尼亚州，眼望着那大片富饶的土地此起彼伏地一直伸展到云雾笼罩的蓝岭。他在这次旅行中是否参观了哈普渡很难肯定，然而这是可能的。奧伯林学院的土地，在小丘的环抱中，沿着俄亥俄河谷，往西延伸二百英里。
奥伯林学院的校董们在8月间“通过一项决议，授权财务委员会与哈得逊镇的约翰·布朗教友进行磋商，并根据他与该委员会过去通信中所提的条件，通过立契手续，将我校在弗吉尼亚州的土地转让给他一千英亩”。（见奧伯林学院校董会1840年8月28日记录，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35页）
但是磋商到此便中断了，因为在1839年又发生了经济恐慌，直到1842年以后才告消失，使得一切经济算盘都落了空，它迫使约翰·布朗在1842年以宣告正式破产来躲此大难。
情况逐渐好起来。在1844年初“我们似乎已经搞好了我们的制革买卖”，他说，“我最近已和阿克伦城的小西蒙·佩金斯合伙，目的是想大规模地经营牧羊业。”
的确，在长期为挣饭吃而奋斗之后，在事业失败而深感失望之余，找到了这样一门心爱的职业，再加上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思考、学习和梦想，来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这在约翰·布朗看来，好象充满了光明。
布朗认为，做生意仍是一种慈善事业。布朗并没有提出任何不切实际的计划，但是他的确主张，在原料生产者和工厂主之间，在分配整个羊毛贸易的收益上，力求合乎公允。他首先着手把那些牧羊售毛业者鼓动起来，组织起来。他在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两州的牧羊售毛业者中间四处奔走。“我现在正在外地和牧羊售毛业者在一起，打算在明年夏天有所行动”，他在1846年3月24日这样写道，“我们的计划似乎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然后，当他想到了更宏伟的计划时，他补充说：“我们在小事情上所获得的空前的胜利，也许能使我们认识到，团结和坚定对大事业能起何等的作用。”（约翰·布朗给小约翰·布朗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62页）如果绵羊同人相比，金钱同自由相衡量，绵羊和金钱又算得了什么呢？布朗在牧羊售毛业者的一次大会上概述了他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指派一名代售商常驻东部，把羊毛分成等级，把它们收进仓库，以及按照羊毛的质量分配利润。
约翰·布朗被推选专门负责这项业务，而俄亥俄州的牧羊场则由他的儿子来管理。这一行动的主导思想很好，因此进行得很顺利。约翰·布朗和他的全家搬到斯普林菲尔德城去住了。
尽管初期获得很大的成功，这桩买卖最后还是失败了，在1851年实际上就被放弃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由于一种经济上奇怪的矛盾现象所造成的。布朗划分了原料的等级，提高了原料的质量，并且把销售办法加以整顿。他的方法是绝对正直的，他的技术知识是无与伦比的，他的组织机构是有效率的。可是，在短短几个月之内，一群勾结起来的工厂主就迫使他停业了。这是因为，约翰·布朗未能“垄断”整个羊毛市场来对付这些工厂主。但是他从未企图这样做。这类在经济上自由掠夺的政策，他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即使是想到了，他也会愤然地抛弃这种念头。他既不愿强逼买主，也不愿强逼卖主。他只是按照公平合理的价格出售货真价实的货物，为卖主谋得合理的利润。但这种办法是软弱无力的。
工厂主串通起来对布朗稍微施加了一点压力。他们收买了布朗的职员们，并且还采用了别的“竞争”手段。但是布朗坚决不屈服、泰然自若。发财致富的希望不仅对他没有诱惑力，反而令他感到厌恶。事实上，这个批发买卖使他无暇致力于更有作为的计划。它占据了他的时间和思想，而他所处的环境使它愈来愈成为一种仅仅是为了赚钱的买卖。整个情况越来越令布朗感到不安。因此在1847年12月里，他非常清醒地写信给他的儿子说：
“我希望赚钱或赔钱不至于占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但是我感到它已过多地占了我们的注意力了。如果象世人那样，积攒了一点钱以后就隐身告退，那么人生的目标就未免太低了。”（1847年给欧文·布朗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23—24页）
但是到第二年就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这引起了羊毛的跌价和各方面的埋怨：牧羊售毛业者有意见，是因为他们的利润不再继续上涨；工厂主也有意见，他们越来越吵吵嚷嚷地反对布朗所要的价格。
危机显然是一触即发。工厂主对这家公司的抵制比以前更明显了，而牧羊售毛业者们也越来越不耐烦。后者不断要求预付他们存在这公司里的羊毛的价款。如果他们当时能够安静地等待的话，那么事情还有希望，因为佩金斯和布朗所掌握的羊毛无疑是美国市场上最好的，与较高级的英国羊毛相比也毫无逊色。约翰·布朗知道他的羊毛的价格实际上甚至比他所要的价格还要高。他知道同样等级的英国羊毛能卖到好价钱。因此，他提出，为何不把这些羊毛带到英国去出售，从而为一项美国的优良产品开辟一个新市场呢？他想访问欧洲当然还有其他的、在他看来是更重要的理由。他很快就打定了主意，在1849年8月带上他那二十万磅羊毛到英国去了。
但是，出乎他的意外，他在英国发现他的估计完全错误。尽管他的羊毛是上等货，尽管他的挑选羊毛和鉴定羊毛的等级的本领是高超的，但是由于英国人认为美国不可能出产好羊毛，所以他们坚决不相信他们所看到的是真的。布朗最后迫不得已把这些羊毛贱价出售，价钱只及在美国的原价的百分之五十，而其中一部分竟在美国重新出售。因此到9月底时，约翰·布朗不得不痛心地承认说：“我不仅要对付这个国家内部的利害冲突，要对付来自美国的利害冲突，还得对付很多愚蠢的、顽固的偏见。”（1849年给小约翰·布朗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73页）
在英国的商业冒险，对佩金斯和布朗的羊毛买卖是个致命的打击。虽然这桩买卖直到四年以后才完全结束，但是在1849年约翰·布朗就把他的家庭由斯普林菲尔德迁到了阿德朗达克山区极北部的幽静的森林里辩诉〔北厄尔巴村〕，他一生之中的远大的梦想就在这里展现了。但是，要从那些束缚住他的迷网中挣脱出来，并不那么容易。有两股势力蓄意要使他完全垮台：他提前把定钱交给了那些牧羊售毛业者，而他们却不如约交羊毛；公司已经和某些工厂主定了合同，答应把这些羊毛交给工厂主，可是工厂主却拿不到这批羊毛。工厂主要求的赔偿和公司蒙受的损失为数共达四万美元之多，有些索取赔偿的要求被提到法庭上；但是反过来说，那些分散在四处的拖欠羊毛的牧羊售毛业者，却真不值得公司对他们起诉。随即打了很长一个时期的官司，性格正直的布朗对这些官司感到极端厌恶，而这些官司却好象是永远完不了似的。收集和出售羊毛的工作继续进行着，又艰难又缓慢，佩金斯已经开始感到坐立不安了。约翰·布朗此时对他青年时代的那种充满了生活的热爱和梦想的、更愉快和更单纯的生活不胜依恋之至：“回顾在里奇菲尔德的中心的那所小木屋，还有那里的晚饭——麦片粥与棒子面饼，我认为那块地方要比斯普林菲尔德城的马萨索特有意思得多。”（1850年给妻子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07页）他对留在俄亥俄州的牧羊场的儿子们说：“我认为，我们要求赔偿损失的问题，情况有点好转，但是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无法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求得最后解决。”（1850年给儿女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75—76页）
除了打官司外，布朗把其余的时间都消磨在阿克伦城了，〔1851年〕决定暂时把家搬回俄亥俄州。他重新又兴致勃勃地干着牧羊业，他所养的牲口还在全州博览会上得过奖，他养了很多羊。到1853年他共有五百五十头羔羊，佩金斯劝布朗继续和他合伙，可是情况已经变了，1854年1月25日，他这样写道：“在这个世界上依然还有着阴险和猜忌。看来我们在春天回北厄尔巴一事已成定局。为了我离开的事情，我曾和佩金斯先生平心静气地谈了一次话，现在两家都愿意实行这个计划。”（给儿女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55页）他直到一年以后才走，但是他终于走了，并且还带着一小笔剩余资金。
这样，约翰·布朗在五十四岁时又回到阿利根尼山区的群峰和森林中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又瘦又黑的人……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人……有着引人注目的外表，和一种绝非造作的庄严的举止，这种庄严是不自觉的，是出自一种高贵的品性的。”（引自1871年《大西洋月刊》达纳的文章）
[1]指1861—1815年美国内战。
[2]约翰·昆西·亚当斯（Adams，JohnQuincy1767—1848）一一美国第六任总统（1825—1828）。
[3]1833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奥伯林成立，是美国第一所招收学生不分性别，不分肤色、反对奴隶制的学校，西部废奴运动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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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序言
以前我自己曾希望能够把《我的一生》第二卷写完，现在能如愿以偿了。最近一年半以来，我的健康情况显著好转，因而工作能力提高。可惜，这时我的亲爱的永远不能忘怀的妻子患长期的重病，到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底她逝世才解脱了她的苦痛。
第二卷的篇幅比我原来预料的多得多；它在我的笔下发展成一种党史，以我在党内所达到的地位，这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些书信和文件，我原以为已经遗失，却又找到了。在我所经历的一世代以上的不安定的、过劳的生活中，为了小心起见，曾把许多东西丢掉和忘记，而在彻底清查时又找到了。此外，因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遗嘱命我共同继承他的著作遗产，数十年来我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往来的信件多半又回到我的手里。这些信件主要是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的，它们的主要内容我将在第三卷中加以利用。
假定一般说来我还保有生命和必要的力量，第三卷在较长时间以后才能出版。准备工作还在开始。我也许必须把第三卷分为两部分。它的内容包括反社会党人法的十二年，即人所乐道的党的“英雄时代”的一段时间。我想以此来结束我这篇幅很大的著作。
最后一卷将附一人名表和内容索引[1]。
苏黎世，一九一一年九月二日。
奥·倍倍尔
[1]原书第三卷并未附有内容索引。——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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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漫游时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约翰·布朗（1909）
第三章漫游时代
1819年[1]，一个高大、沉静而严肃的青年，约翰·布朗，被送到马萨诸塞州普兰菲尔德城的摩泽斯．哈勒克牧师那儿去上学。这里的学生都准备投考阿默斯特学院。约翰·布朗开始了他的漫游时代：在精神方面，探索着人生之道；在物质方面，为了谋生，在荒野上到处漫游。
这一次，他希望受到教育，于是，他便抱着俭朴精神和理想主义来对待他的学业。俭朴精神和理想主义相结合是很可贵的，这个特点在他的一生中都表现的很明显。他父亲帮不了他多少忙，因为随着战争而来的便是“不景气”，这是战争的必然结果。他父亲这样写道；“银根越来越紧，许多人都破了产，而我认为买得合算的东西反而亏了本。我买了三、四处大产业，在这上面我赔了许多钱。”因此，约翰便象穷苦孩子准备刻苦奋斗那样，在普兰菲尔德干起来了。
但是，他在这里的一切节俭和计划是注定要落空的。我们可以相信，他并不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学生，只有经久不懈地苦学，才有成功的希望。他已经准备这样去做，可是，他的眼睛发炎了，当时的情况又是这样严重，因此他必须放弃一切长期学习的希望。以前有几次，他曾经试图进正规学校，但是到新英格兰去上学这种事情，多半只是在他父亲开设的哈德逊制革厂里艰苦劳动时闪现的幻想罢了。“从十五岁到二十岁，他大部分时间干鞣革匠和皮革匠这个行业”；可是，他一直在这个世界上到处寻找他立足的地方。渐渐地，他以他那种沉着而坚定的态度决定，这地方必须是一个重要的地方。他觉得他能做好些事情；他渐渐习惯于支配人和命令人。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在制革厂里他既是工匠又是厨子。他“很注意怎样做买卖和怎样把买卖做好，他和一群大人和小伙子也相处得很好，因此他在一部分年岁稍大、态度严肃和比较聪明的人中间，是相当受欢迎的。当时的情况大致如此，因此他常常引起他所崇敬的人们的注意，他的虚荣心也就得到了满足。等他长大成人，虽然非常腼腆怕羞，他终于成了一个十分自负和充满自信的人。他早年就养成了要人听从他的习惯，因而后来就喜欢用专横的口吻讲话。”（《约翰·布朗自传》，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6页）他这样讲他自己，但是别人只见到他特别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沉着自信，这些后来就成为他的性格。
约翰·布朗因为没有受到大学教育到底感到多大的失望，我们很难肯定。但是，看起来他想受到高等教育的企图，仿佛是顺从地遵循着习惯的道路。我们推想，当这个热爱自由的人作出不可能上大学的最后决定时，准会产生一种轻松感。但是当他知道足以显姓扬名和可以有所成就的传统道路一旦被堵塞，他自己又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时候，这种轻松感就会被混乱的心情所破坏了。
他的全部思想行动说明，他并不想做那么一个鞣革匠就算完了。他开始自学，掌握了普通算术，后来渐渐又成了一个熟练的测量员。约翰·布朗在二十岁那年和一位朴实的乡下姑娘狄安瑟·拉斯克结了婚。他把她描写成“一个十分平常，但是非常干净、勤勉和懒得省俭的姑娘，性情非常好，笃〔dǔ〕信宗教，同时又讲求实际”。（《约翰·布朗自传》，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6—17页）
以后一段生活的特色，好象是漫无目的地千变万化、飘忽不定、动荡不止和毫无计划，因而不明内情的旁观者便感到莫名其妙。他一会儿是个土地测量员，一会儿是个鞣革匠，一会儿又是个木材商，他做过邮务员、牧羊售毛业者、家畜饲养者、牧羊人和农民。他在俄亥俄州的哈得逊、富兰克林、里奇菲尔德，以及宾夕法尼亚、纽约和马萨诸塞等州都住过。然而，就在这种飘忽不定和动荡不止的生活里，也有某些既有目的又有行动的、正在发展着的显著趋势。首先他成了许多孩子的父亲，从1821年到1832年的十一年中，一共生了七个孩子——六男一女。
他的大儿子和大女儿讲述了许多琐事，说明他治家的情况。
他的大女儿说．“他单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总要给我最好的忠告。他常常说：‘·不论你做什么，一定要尽力把它做好。’”（露丝·布朗的叙述，载桑博恩所著书第37—39页）
“父亲有一条规矩，就是不吓唬孩子们。他下命令，大家就服从”，他的大儿子写道，“我最初在制革厂当学徒的时候，用一匹瞎马磨了三年树皮。日久天长，这个活儿就有点儿单调了。每当孩子们到外面阳光灿烂、鸟儿欢唱的地方去嬉戏时，我总想让那匹老马好好歇一歇，特别是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更是这样，这时我就去参加他们的游戏。这使我常常受到训诫，并且由于这种当人勤快、背人偷懒的行为——父亲这样说——，受到一些惩罚……他因我懒惰和一些别的缺点而常常给我一些轻微的训诫，他后来对这个也渐渐厌烦了，于是就决定对我采取一种类似记帐的办法；
“小约翰：
不听母亲的话——8鞭子。
工作不老实——8鞭子。
说了一次谎话——8鞭子。
“他不时把这些帐拿给我看。在一个星期天早晨，他叫我从家里陪他到制革厂去。他说，他现在已经决定要清一清帐。我们走进楼上的一个屋子，或者叫最后加工室。他涕泪涟涟地数说了半天我的过错，然后又把我的帐给我看了。帐本上借方的总数看来真是可怕。我又没有贷方金额或抵销物，结果，当然是破产。于是我便偿还了约莫三分之一的债务，债务是用那做得很精致的桦条鞭子，‘熟练’地抽打了多少下来计算的。接着，我便大吃了一惊，只见父亲脱去了衬衫，坐在一块木头上，把鞭子递给我，吩咐我抽打他那赤裸的脊背。我不敢抗命，但是最初我没有用力抽。‘使劲’，他说，‘使劲，使劲！’这样一直到他挨完了帐上所差的那些鞭子为止。刺人的桦条鞭梢在他脊背上割破了的地方，出现一小粒一小粒的血珠。这些帐就这样算是结清了，这也是在赎罪的道理上给我的第一个实际例证。”（小约翰·布朗的叙述，载桑博恩所著书第91—93页）
“在我刚刚开始上学的时候”，他的大女儿这样说，“有一天我在一条板凳后边拣了一块印花布，这块布不大，可是在我看来，倒是一件宝贵的东西。到家以前，我谁也没给看。当我正对别人讲这件事的时候，父亲听到了，于是他就说：‘你知道是哪个女孩子丢的吗？’我告诉他说我不知道。‘那么，你明天上学的时候带着它，看看是不是能找出失主来。这是件小事，但是你要永远记住；如果你丢了什么珍爱的东西，不论它多么小，你总愿意拾到它的人送还给你的。’”他“对我流露出极其深切的慈爱”，这个女儿继续说道，“我经常注意到一件事情；我父亲对祖父特别亲切，特别敬爱。在冷天里，他临睡前总要把祖父周围的被子塞好，夜里还要起来问问祖父睡得可暖和——看来他对祖父总是那样和蔼亲切，他的榜样真是好极了。”
别人生病的时候，他那种体贴亲热的态度尤其明显；“孩子们得了猩红热的时候，他总是亲自照料。如果他看见有人朝我们家走来，他就到门口去迎他，希望他不要进来，免得传染疾病。（露丝·布朗的叙述，载桑博恩所著书第93—94页）……家里不论是谁病了，他往往不让看护来照料病人，他自己总是象慈爱的母亲那样，通宵不睡。有一次，母亲病了，他有两个星期通夜不睡，生怕一上床就会睡过，因为火一灭了，母亲就会着凉。”（露丝·布朗的叙述，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04页）
约翰·布朗的第一个妻子，狄安瑟·拉斯克在1832年8月10日生产时死去。她生了七个孩子，其中两个很小就死了。1833年7月11日，他又和玛丽·安·戴伊结了婚，那时候他三十三岁。玛丽是个十七岁的姑娘，比他的大孩子只大五岁。她生了十三个孩子，其中七个很小就死了。这样，七个儿子、四个女儿都长大成人，他的妻子玛丽在他死后又活了二十二年。这个家庭非常好——大而有规矩，可是简陋得差不多到了贫困的地步；人人都辛勤劳动。孩子们长大成人以后，这位明智的父亲便不再发号施令，而只是提出问题或者给予忠告。当他的长子开始谋生的时候，他便以他独特的风格给儿子写了封信：
“我认为上帝在你这样年轻的时候把你放在现在的环境里，是对你和其他的人在今后生活中能否支配自己意志的一个小考验。总之，我很高兴你在年轻的时候受到一定程度的考验。如果你现在不能到一个漫无秩序的乡村学校去，取得学校的信任和尊重，把它整顿得井井有条，并且唤起学校里每个有理性的人的力量和心灵——是的，唤起学校里每个行为不端、教养不好的普普通通的男孩和女孩的力量和心灵，并且获得家长的好感——你怎么能赶着驴子走上阿尔卑斯山的小道呢？如果马夫给你驾车，你还觉得厌烦，你骑马又怎能感到满足呢？如果在太平宁静的国土上你还觉得厌倦，那么在动荡的约旦你又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要我自己回答吗？”（1841年给小约翰·布朗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39页）
约翰·布朗在个人习惯方面，要求非常严格；极其清洁，饭食节省到把黄油也当做不必要的奢侈品的程度；有一度曾适量地喝些苹果酒和葡萄酒——后来却成了一个坚决的禁酒主义者。他是个爱马者，在饲养赛马的马匹时小心谨慎得过了头。这一切使壮年时代的约翰·布朗具有一种沉着、练达的风度，使他显得少年老成。他在二十岁那年结了婚，比他的第一个儿子仅大二十一岁。他孩子多，又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行业，这使他看起来很苍老，但实际上，从二十岁到四十岁这个时期，他在精神生活方面正经历一个巨大的、逐渐形成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很有趣也很有效果。
他并不是一个学者。他有罗兰[2]的《古代史》，约瑟夫斯[3]的著作、普卢塔克[4]的著作以及拿破仑[5]、克伦威尔[6]的传记等书。还有巴克斯特[7]著的《圣者的安息》、亨利的《论谦恭》和《天路历程》[8]。“但是这其中他最喜欢的书是《圣经》。他对《圣经》十分熟悉，别人朗读的时候，他连最小的错误也能纠正。”（露丝·布朗的叙述，载桑博恩所著书第38—39页）
1837年的经济恐慌几乎使布朗倒下去，但他给妻子写信说：“你们谁也不要灰心丧气。”（1851年给妻子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46页）
人生的悲哀和恐怖很早就出现在约翰·布朗面前。他幼年很少有什么真正的欢乐；成年以后就变得严肃认真，责任繁重。自己几乎还没有了解人生的意义，便已经试图教导他的子女了。死神的来临，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痛苦的烙印；死神把他的家人一个个抢走了，因此，一种强烈的宗教的恐惧和预感把他压服了。1831年他四个儿子死了一个；1832年他第一个妻子得产后热死去，婴儿就葬在她的身旁。1843年从一岁到九岁的四个孩子全都夭折了。两个小女儿在1846年和1859年分别与世长辞，一个小儿子在1852年就死了。过了三年以后，他在一座新坟旁边给他的第二个妻子写信说：“我不必告诉你，上帝认为把我们亲爱的小凯蒂唤去的那种比较适宜的方式，使我感到多么突然和可怕。但是在上帝面前，我愿意谦逊地低下头去，保持沉默。……我在一个不大平静的大海上航行了将近五十年，我所经历的一切足以教导我，我可以最理智地为一场暴风雨做好准备。玛丽，让我们在颠簸之中努力保持愉快的自制，让我们的口号依然是行动，行动，因为，对我们来说，生命只有一次。”（1846年给妻子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42页）
他因为自己对别人、对这个世界没有尽多少力而感到悲伤：“我常常非常悔恨，恨我活了这么多年，对于增进人类幸福的事实际上做得这样少。我常常后悔我对我真正爱戴的人们的态度不够和蔼亲切。但是我相信：当我不再碍他们的事，不再使他们感到痛苦和不幸时，他们一定会宽恕我那种粗鲁的态度的。”（1847年给女儿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142页）
特别是他的孩子们对宗教的怀疑态度和他早年的徬徨心情这样相似，使他这个逐渐成长起来的人实在感到苦恼和沮丧，以致后来这事在他心目中成了大罪，需要他大力补赎。
布朗是一个在精神上努力探索的人，他对世上的一切都非常认真。他既不尽没有宗教上的怀疑而自满自足，也不是良心上无所约束而无忧无虑。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就是一场大戏。上帝在这出戏里是一个角色；约翰·布朗也是一个角色。但是在这漫长的痛苦的岁月里，他的灵魂一直想要知道他扮演的是个什么角色，这种使人心灰意懒的疑虑时时在折磨着他，他惟恐自己不配扮演这个角色，或者没领会到上帝的召唤。他那常常在沉思的刚毅心灵不断要求“行动！行动！”，总想戳〔chuō〕破这层神秘的帷幕。
〔和宗教信仰〕交织在一起的，还有一种对事物的特殊认识，一种简朴和节俭的精神，一种对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的朴实而精细的关注。有时候，这种谨小慎微地对待事物的态度给他的精神生活和奋斗意志增添了负担，并且把它们埋没了，葬送了。．除了有时做个平凡的鞣革匠，便一无长处了。但是当一个人这样情不自禁，要在世上确定自己的地位时，便会从不可测的深处涌现出蓬蓬勃勃的精神生活——这个迟疑不决、暗中摸索的实干家，是求知若渴，崇尚道德的。这是他更深刻、更真实的一面，虽然这并不是他的全貌。
[1]应为1816年。
[2]罗兰·沙尔（Rollin，Charles1661—1741）——法国历史学家。
[3]约瑟夫斯，弗雷维厄斯（Josephus，Flavius37—100年左右）——犹太历史学家，著有《犹太战记》、《犹太古代史》等。
[4]普卢塔克（Plutarchos约46—120年以后）——古希腊作家，主要著作有记载希腊罗马名人事迹的《列传》等。
[5]拿破仑，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参阅《人物简介》。
[6]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O1iver1599—1658）——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家。
[7]巴克斯特·理查德（Baxter，Richard1615—1691）——英国清教徒，曾参加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
[8]《天路历程》是十七世纪英国作家约翰·班扬（JohnBunyan）讽刺贵族阶级的寓言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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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性格的塑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约翰·布朗（1909）
第二章性格的塑造
一个高个儿的小伙子，大约十二岁或者十五岁光景，“光着头，赤着脚，穿着一条常用根皮带吊在肩膀上的羊皮裤子”（本章的引文都引自《约翰·布朗自传》，载桑博恩：《约翰·布朗的生平和书信》第12—17页），在俄亥俄北部的森林游荡。他记起了初到这片陌生的荒地来的那番情景——公牛哞哞地叫，白色的大车慢腾腾地从康涅狄格驶到宾夕法尼亚来，翻过了高低起伏的高山小丘，一个五岁的顽皮孩子，坐在车上，眼睛圆睁睁地凝望那野兽和棕种人所盘踞的新世界。接着生活真正开始了——赶牛群，斩响尾蛇，又在晴朗的早上，独自骑着马在大地上，蓝天下，树林间，随意驰骋。他成了“新荒原的漫游者，找到鸟儿和松鼠，有时还找到野鸡窝”。起初，印第安人使他深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怖。但是，他那和蔼的老父亲，既没有把印第安人看成毒蛇猛兽，也没有把他们看做财产，因此这种恐怖“很快就消失了，他总形影不离地跟着他们，只要是不违反礼貌的话”。
在这种宁静自由的生活里，它的悲喜剧是随着一些非常简单和幼稚的事情而转移的——什么“三枚大铜别针”被偷去了；什么印第安孩子送给他的那个好玩的黄色石弹子不见了；什么他喜爱的一只短尾巴的小松鼠后来丟了，为它流泪，又遍找无着；而最后，他周围老是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一只母羊死了，孩子自己的母亲也死了。
约翰·布朗出生的农舍（康涅狄格州托林顿镇）
这一切都是在他八岁以前发生的，也就是他所受教育的主要部分。他会鞣皮革，会打鞭头绳；他会放牛，会讲印第安话。但是书本知识和正规教育，他就少得可怜了。
“约翰从来不吵架，却非常喜欢最费劲、最粗鲁的一类游戏，而且总嫌玩得不够。真的，有时他上一个短时期的学，得到了可以摔跤、打雪仗、跑跑跳跳、打落破旧的绒线帽子的机会，这对他才是个唯一的补偿，补偿学校生活的拘束和限制。”
“既抱着这样一种心情，又缺乏上学的机会，他没有成为什么了不起的学者。他宁愿留在家里，埋头苦干，而不愿意被送到学校去。”因此，“他对文法一窍不通，就象四则题那种普通算术知识，他在学校里也没有学到多少”。
在十岁的时候，他只不过读了一本小小的历史书，这本书原来放在老朋友家那只无盖的书箱里，把他吸引住了。关于比赛或运动。他什么也不懂，他没有几个伴侣，或者可说是一个也没有，可是“打发他出门。要他只身穿过荒野，到遥远的地方去，那就特别使他高兴。……十二岁光景，他曾被打发到离家一百余英里的地方去，而且带着牛群”。因此，他在心灵上渐渐变得落落寡合，而又无拘无束，奔放不羁〔jī〕；他懂得内心的自卑可以到什么深度，也懂得自恃的固执可以到什么高度。跟别人在一起，他总是腼腼腆腆，怯生生的，有些小过错，在小孩们可以一笑置之，毫不介意，可是他扪心自问，就觉得不得了，非常可怕。
这种性格，在本质上带有宗教色彩，甚至神秘色彩，但决不是出于迷信，也不是盲目地信奉一知半解的教条和信条。他一家人在思想上和教养上并不严格地属于清教徒；而是改信了边疆勤劳的居民所信奉的温和的异教，一直到约翰·布朗刚刚出生为止。
住在林中的这个年轻的自由人，这样生长在宗教气氛里，那倒不是严肃的、理智的清教的气氛，而是比较温和、比较敏感的宗教气氛。可是他的天性爱怀疑，故连这一点也没有一股脑儿接受下来。他的时代和教会所宣传的教义，并没有使他完全满意，他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皈依了基督教”。他开始熟读英文《圣经》[1]，“笃信《圣经》神授的真实性。这部书他读得烂熟”。在他看来，《旧约》中所流露的那种残忍的庄严，同《新约》所流露的爱和牺牲是一样的真实。“在这段时期，就年龄论，他膂力大，个子高，雄心勃勃，无论干什么艰苦的工作，他几乎都要和成年人干得一样多。”
年轻的约翰·布朗第一次广泛地接触到人生和世事，是从1812年战争[2]开始的，在那一年，战场移到约翰的西部家乡附近。他父亲是个脑筋简单、漫不经心的老人，省吃俭用，为部队贩卖牛肉；这个孩子就放他的牛群，老在营地周围徘徊。约翰碰见了几个有身分的人，受到一番夸奖，说他孔武有力，让他听他们谈话，好在他年纪小，未必听得明白。但他是不会上当的。他感到这场战争是真正的战争，不是神话中的战争。他看见了可耻的失败，听到了叛国事件，听说了欺诈和蒙骗的勾当。当疾病和死亡从底特律通过哈得逊镇向家乡蔓延时，留下了令人厌恶的痕迹：“他在战争中所见到的一切，对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竟使他对军事感到厌恶，以致不肯参加军训，不肯参加操练了。”
但是，在塑造这个人物性格的那些最早的年代里，有一桩事情作为一个苗头、一个预兆，是非常突出的，——这一事件，我们只知道模糊的轮廓，但是，它却无意中向这个孩子预示了成人的终身大业。事情是发生在战争期间，有个庄园主欢迎约翰到他家里去，这个孩子骑着马，带着牛群穿过旷野，跑上百英里路前往。庄园主对客人们夸奖了这个高大的、严肃的而又腼腆的小伙子，很看重他。然而，约翰却发现了一个人物，比那番赞扬以及主人客厅里的美味饭菜还有趣得多——那就是主人院子里的另一个小伙子。这个内地山林人没有什么同伴，一看到这个陌生人笑脸相迎，便腼腆起来，尤其是因为他肤色漆黑，衣不蔽体，非常狼狈。在约翰的耳朵里听来，主人和他家人那种和蔼的语气，一对这个黑种小伙子就变成为厉声的责骂。夜间，这个奴隶睡在刺骨的严寒里。有一次，他们当着约翰的面，用铁锹打这个可怜的孩子，而且三番五次地，拿起手边现成的武器就打。约翰瞪着两个眼睛，一声不响，在旁边注视着，怀疑道：难道这个小伙子不好吗？愚蠢吗？不，他很活泼，很聪明，他以他的种族的伟大而热烈的同情对这个外乡人行了“许多小小的方便”，因此，约翰立刻爽直公平地承认：此人“即使不比他自己强，也完全可以比得上他”。这个黑人努力地、始终不懈地干着干着，这在约翰看来，倒不是什么辛苦，而是一种乐趣。世界可不就是劳动吗？但是，这个孩子没有父母，而且所有的奴隶一定得没有父母，没有人保护他们、养活他们，只好听主人的意志，随主人的脾气——这对这个半成年的小伙子是一桩不寒而栗的事情；他问道。“上帝是不是他们的天父？”他所问的，正是一百五十万被奴役的黑人在全国到处提出的问题。
[1]基督教的经典，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部分。
[2]指1812—1814年美英战争。战争的主要原因是英国统治阶级实行不承认美国国家主权的政策，并企图在北美恢复其殖民统治。战争结局，英国被迫确认美国已经获得的独立。这次战争在美国史上又称为“第二次独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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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非洲和美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约翰·布朗（1909）
第一章非洲和美洲
非洲的魅力，无论现在或过去，都一直影响着整个美洲。
可是，美洲从非洲得到的一切启示当中，最伟大的要推那数十位英雄人物，黑人子孙遭受的苦难召唤他们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一生，英勇地发挥了自己的才智。其中最卓越的是约翰·布朗。
可是他们未免来迟了，因为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先来了贪婪〔lán〕，而贪婪则从非洲带来了黑人奴隶。
这些黑人来到美洲并非出于自愿，而是由于新美洲怀着迫不及待的贪婪、自私自利，企图在新世界恢复那种垂死而又未被遗忘的奴役世界劳动人民的习俗。因此，随着财富和自由在大洋西岸的诞生，又出现了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制度更加残酷可怕，因为它本身逐渐建筑在种族和肤色的差别的基础上，这就破坏了人类同胞关系的共同纽带，而凭出身和外貌筑成了人为的壁垒。
结果是很不幸的，一切不公正的行为必然落得这样一个收场。起先，黑人在枷锁下挣扎、斗争而至死亡，他们的鲜血染红了那些横贯大西洋以及环绕美丽的西印度群岛[1]的航路，
私贩奴隶船
不时在这里那里燃起极其猛烈的复仇的火焰。
奴隶制度把奴隶主拉回到历史上的暴力、社会等级制度和残酷统治的更加黑暗的时代去，而自由和进步的激流却滚滚向前。
约翰·布朗的先辈是体现自由、清教[2]和贸易——冲破奴隶制度这股逆流的汹涌的新潮——的人物。在1620年的寒冷的12月，一个英国木工彼得·布朗搭“五月花号”船在〔北美〕[3]②普利茅斯登陆。在彼得·布朗登陆后三十年，威尔士人约翰。欧文来到了康涅狄格的温索尔，帮助建设那个地方。彼得·布朗的曾孙在1700年生于康涅狄格，他有一个儿子是参加过独立战争[4]的军人，这个军人的妻子就是那个威尔士人的孙女，他们在1771年2月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欧文·布朗，这就是约翰·布朗的父亲。
1800年5月9日欧文·布朗写道：“约翰诞生了，恰恰是在他的曾祖父生后一百年。除了这，别的没有什么不平常的地方。”（《欧文·布朗自传》．载桑博恩：《约翰·布朗的生平和书信》第7页）
[1]指大西洋及其属海墨西哥湾、加勒比海之间的岛屿。欧洲殖民主义者从非洲贩运到美洲的黑人奴隶最先运到西印度群岛。
[2]清教是十六世纪在英国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清教徒属英国新教的一个派别，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要求清洗教会中的天主教残余影响，反对封建专制的统治，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起一定的作用。因受英国国王的迫害，许多清教徒逃往北美。
[3]〔〕括号内的文字都是本书的节编者加的，下同。
[4]指1775—1783年北美殖民地人民为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进行的革命战争。结果英国被迫签订《巴黎和约》，承认美国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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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约翰·布朗（1909）
序
继桑博恩、欣顿、康纳利和雷德帕斯的著作[1]之后，再来写一本约翰·布朗的传记，那唯一的理由就是，借此机会把他们所悉心搜集的材料重新着重提出来，并从一个不同的观点来处理这些事实。这本书的着眼点，是那很少人知道但又非常重要的美国黑人的内在发展。约翰·布朗不仅为黑人斗争，而且还和他们一起工作；他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伴侣，既了解他们的缺点和优点，又象寥寥无几的美国白人那样，同情他们的悲惨命运。因此，除非对他这一方面的活动给以应有的强调，否则，约翰·布朗的故事就很难达到完整无缺。．但是，不幸得很，这些友谊和这种长远深交的存在，并没有留下多少文字记载，因而在这些方面没有多少新材料可供引用。本书绝大部分，只好满足于引证上述作者的作品（而且我也已经大量地引用了），以及其他作家，如安德逊、费瑟斯通霍、巴里、亨特尔、博特勒、道格拉斯、哈密尔顿的作品。但是，尽管缺乏特殊的资料，大量的事实仍然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对一个或许是在所有美国人当中最深入地接触到黑种人民的真实灵魂的人来说，这本书既是一个记录，又是一份献礼。
威·艾·伯加特·杜波依斯
[1]指富兰克林·本杰明·桑博恩：《堪萨斯的解放者、弗吉尼亚烈士约翰·布朗的生平和书信》，1885年；理查德·约西亚·欣顿：《约翰·布朗和他的部下》，1894年，詹姆斯·雷德帕斯：《约翰·布朗上尉的社会生活》，1860年；威廉·埃尔西·康纳利。《约翰·布朗》，1900年。（本书的注释都是节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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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编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约翰·布朗（1909）
节编前言
约翰·布朗是十九世纪美国人民反对黑人奴隶制斗争光辉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是美国废奴运动革命派的杰出领袖。他为推翻腐朽反动的黑人奴隶制，为黑人奴隶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1859年10月，他率领一支由黑人和白人组成的队伍，在哈普渡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反奴隶制武装起义，不幸被俘，壮烈牺牲。在就义前，他在给美国人民留下的气壮山河的遗书中指出：“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用鲜血才能洗清这个有罪的国土的罪恶。”在随后爆发的1861—1865年内战（南北战争）中，美国人民终于实现了约翰·布朗的遗志，用革命暴力推翻了南部种植园奴隶主的反动统治，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度。
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与约翰·布朗是同时代的人。他们密切注意并坚决支持美国的反奴隶制运动，对约翰·布朗在美国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布朗牺牲后不久，马克思写道；“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大的事件，一方面是由于布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的奴隶运动，另一方面是俄国的奴隶运动。”[1]恩格斯认为，约翰·布朗和哈普渡起义的坚决拥护者、后来的第一国际会员温德尔·菲力浦斯对于消灭美国奴隶制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2]
约翰·布朗死后一百多年来，围绕布朗评价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革命人民热烈赞扬歌颂布朗，而反动派则极端仇视布朗和他领导的武装起义。他们恶毒攻击咒骂他，把他说成是“暴徒”、“狂热分子”、“叛逆分子”等等，妄图抹杀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教导，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回顾美国内战前社会阶级斗争的状况和美国人民反对黑人奴隶制的革命运动，正确评价布朗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发扬布朗反对压迫、反对奴役，坚持进步、坚持革命的斗争精神，对于当前进行的反帝反修斗争，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约翰·布朗所处的历史时代
约翰·布朗的一生处于美国人民同腐朽反动的黑人奴隶制度进行大搏斗的时代。在约翰·布朗出生前二十四年，也就是1776年，北美东部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宣告独立，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了资产阶级和种植园奴隶主的联合专政。
北美大陆原来的居民是过着原始社会生活的印第安人。英国和其他欧洲殖民者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自1619年第一批非洲黑人被贩卖到弗吉尼亚做奴隶起，黑人奴隶制也就在北美、主要在适宜于种植棉花等农作物的南部逐步扩展开来，形成了一种种植园经济。这种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而生产，目的是榨取利润。这一点与主要是为着奴隶主自身寄生性消费需要而生产的古代奴隶制经济不同，但就占有关系和奴役剥削的形式来说，它与古代奴隶制没有本质的区别。黑人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和任何权利，奴隶自身及其劳动产品完全为奴隶主占有。奴隶主可以对奴隶施以残酷的刑罚，把他卖掉或杀死。马克思曾经指出：美国种植园经济“一开始就是为了做买卖，为了世界市场而生产，这里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虽然这只是形式上的，因为黑人奴隶制排除了自由雇佣劳动，即排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本身”[3]。因此，美国黑人奴隶制既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附属物，它同资本主义制度又存在着矛盾。在独立战争以后，国内矛盾即两种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奴隶制度成了“美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4]。两种制度的矛盾表现在阶级关系上，是广大黑人奴隶、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同奴隶主的矛盾。
十九世纪初期，美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在实行自由雇佣劳动制的北部，经济发展较快，从1810年至1850年工业产值增长了七倍多，那里集中了全国工业的大约百分之九十。而在实行黑人奴隶制的南部，劳动生产率极低，几乎没有什么近代工业，连粮食也不能自给。奴隶主把种植园的主要产品棉花大部分输往英国换取工业品特别是奢侈品，使南部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本国市场。
在内战以前，整个美国的工业都远远落后于英国。北部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为了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需要有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充足的原料和广大的国内市场，因而要求废除黑人奴隶制。而奴隶主寡头集团，不但要永保南部的黑人奴隶制，而且力图把奴隶制扩展到全国，从而引起北部同南部长期不断的斗争。
西部土地问题是当时斗争的焦点。美国独立时，西部疆界在密西西比河。十九世纪上半期，通过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侵略墨西哥等手段，把领土扩张到太平洋沿岸。资产阶级和奴隶主都企图使西部辽阔的新领地成为自己的地盘，因为这不仅牵涉双方的经济利益，而且关系到双方在国家政权机构中政治力量的对比，所以每当建立一个新的州，南部和北部就爆发一场斗争。
第一次政治大冲突是密苏里建州问题引起的。1820年，美国有二十二个州，其中一半是自由州，一半是蓄奴州。这一年密苏里申请加入联邦，使原来的平衡受到威胁。密苏里究竟是作为自由州还是蓄奴州加入联邦，在国会中引起了激烈的斗争。由于整个资产阶级的软弱，特别是由于金融、商业资产阶级与南部奴隶主在经济上有密切联系，结果达成妥协。双方同意密苏里成为蓄奴州，在美国东北部另划出一个自由州；同时确定，在当时西部其他新领地以北纬36度30分作为划分自由州和蓄奴州的界线。这一妥协自然不能消除矛盾，反而大大刺激了奴隶主无限扩张的野心。
到十九世纪中期，为了争夺从墨西哥兼并的土地，南北之间再次发生冲突，结果在1850年又达成一系列妥协，其中包括国会通过反映蓄奴派要求的逃亡奴隶法，规定北部各州地方当局和居民必须协助奴隶主搜捕逃亡奴隶。1854年提出了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建州问题。按密苏里妥协案规定的地理界线，它们应当成为自由州，但是南部奴隶主及北部资产阶级妥协派操纵国会，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规定由当地居民投票决定建立自由州还是蓄奴州。这一法案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了使奴隶制度不得在领地内扩张的一切地理限制和法律限制”[5]，在“居民自决”的幌子下为奴隶主打开了强行扩展奴隶制的通道。南部奴隶主组织大批武装匪徒闯入堪萨斯，对当地自由州移民施用暴力，企图强使该地区成为蓄奴州，由此引起激烈的武装冲突，这就是历时四年的堪萨斯内战。1857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了对黑人德雷德·司各脱案的判决。司各脱原是奴隶，他的主人曾把他带到密苏里妥协案规定奴隶制为非法的地区居住，他起诉要求获得自由。受蓄奴派控制的美国最高法院竟宣布：黑人奴隶被主人带到以美国宪法为最高法律的任何地区，都永远是主人的财产。这一判决无异于宣告奴隶制在全国的合法化。·司各脱一案的判决，宣布扩展奴隶制度是美国宪法的一项法律”[6]。美国资产阶级虽然同奴隶主寡头集团进行过反复的较量，但是在内战以前，他们从来不主张采用革命手段废除奴隶制。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由于政府、军队、法院等国家机器主要掌握在蓄奴派手里，每次斗争的结果总是资产阶级在奴隶主猖狂进攻面前节节退让。
美国广大劳动人民对待奴隶制问题采取与资产阶级截然不同的态度。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黑人奴隶是奴隶制的直接受害者。他们为了谋求生存和自由，采取各种方式同奴隶主进行斗争。他们焚毁种植园，杀死监工和奴隶主，逃离蓄奴州。在美国奴隶州存在的整个时期中，奴隶密谋造反和武装起义连绵不绝，有记载的就达二百五十多次。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为1822年黑人丹马克·维西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组织约一万名奴隶的起义。接着，1831年黑人纳特·特纳又在弗吉尼亚州南安普顿领导奴隶举行一次影响巨大的起义。这些奴隶起义，从内部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的奴隶制度。
广大的白人劳动群众大力支持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这不仅是因为白人劳动群众对黑人奴隶的悲惨遭遇怀着深厚的阶级同情，而且因为奴隶制阻碍整个社会的进步，危害广大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它妨碍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工人境况的改善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并且有使整个劳动阶级沦为奴隶的危险。正如马克思所说：“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7]只有消灭奴隶制，才能为无产阶级革命开辟道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魏德迈为代表的美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坚决支持废奴运动，在启发工人阶级认识消灭黑人奴隶制的必要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在奴隶起义的推动下，以广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废奴运动在北部蓬勃发展。废奴主义者为了动员群众，出版了许多报刊和书籍，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1833年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成立，标志着废奴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的展开。几年后，它的分会迅速发展到二千个。废奴主义团体秘密组织的“地下铁道”，帮助一批批黑人奴隶从南部逃往北部或加拿大。1830年至1860年间，通过这种途径获得自由的黑人有好几万人。与蓄奴派的愿望相反，1850年反动的逃亡奴隶法，不但未能摧毁“地下铁道”，反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更激烈的反抗。武装反抗逃亡奴隶法实施的团体在北部各地纷纷成立，就是很好的证明。
1854—1858年的堪萨斯斗争，标志着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反奴隶制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面对着南部奴隶主武装匪徒的反革命暴力，以农民为主体的自由垦殖者，为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越出了资产阶级妥协派的合法轨道，拿起武器进行了反对奴隶制扩展的英勇斗争，他们的革命行动有力地回击了奴隶主的猖狂进攻。正是人民群众这种坚决斗争，才使堪萨斯没有落入奴隶主的魔掌。紧接着，1859年由约翰·布朗领导并亲自参加的哈普渡起义的枪声震撼了全国，人民群众反对奴隶制的斗争达到了新的高潮。堪萨斯斗争和哈普渡起义，实际上是美国人民反对奴隶制的大决战——1861—1865年内战——的序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由于美国广大人民反对奴隶制斗争的推动，由于北部在内战第一阶段的失利，以林肯总统为代表的美国资产阶级，才在内战的第二阶段中由妥协转到革命废奴的立场，颁布解放黑奴宣言，采取武装黑人等革命措施，终于使内战以北部胜利告结束。美国在这场建国以来最剧烈的革命战争中，有三十六万优秀儿女为奴隶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每三个黑人士兵就有一个英勇牺牲。历史证明，美国黑人奴隶制的废除，正是美国广大人民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坚持斗争的结果。约翰·布朗就是这个伟大革命斗争造就的一个英雄人物，是这一斗争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二、约翰·布朗的反奴隶制思想和革命业绩
约翰·布朗于1800年5月9日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贫苦白人农民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位军人，在独立战争中为美国的独立和自由献出了生命。他的父亲欧文·布朗是一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还在约翰·布朗幼年时，欧文已是俄亥俄州“地下铁道”的组织者之一。欧文经常说：白人无权独霸世界和统治其他种族；美国把一部分人从这里赶到那里，使他们无家可归，把一部分人不当人，早晚要为此付出代价。他和约翰·布朗常常冒险帮助逃亡奴隶。他们的家成了“地下铁道”的一个“中转站”。具有革命传统的家庭的教育和薰陶，以及少年时亲眼目睹黑人奴隶横遭毒打的惨状，很早在布朗的心中埋下了反对压迫和奴役的种子。艰苦的垦殖生活的磨炼，渐渐形成了布朗坚忍不拔的精神。因为家境贫困，布朗上学的时间很短，但经过勤奋自学，他阅读了许多有关革命斗争的书籍和人物传记。他对十八世纪美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十分熟悉，把《独立宣言》、《人权宣言》熟记在心。同时他也看到资产阶级所谓“人人自由平等”的口号在美国并没有得到实现，南部几百万黑人弟兄被剥夺了一切自由和权利，仍在受苦受难。美国历史上黑人解放斗争的光荣传统和奴隶起义领袖的英雄事迹，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在他看来，领导黑人奴隶起义的丹马克·维西，是比华盛顿更伟大的人物。贫苦农民出身的布朗，自然也渴望自由土地。在南部奴隶主同北部自由农民争夺西部土地的斗争过程中，布朗逐渐认识到只有同奴隶制坚决斗争，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重新高涨起来的废奴运动，遭到反动势力的疯狂镇压。1837年11月，伊利诺斯州的废奴主义报刊发行人伊莱贾·洛夫乔伊惨遭蓄奴派暴徒杀害，印刷所被捣毁。洛夫乔伊是个非暴力主义者，但是奴隶主并没有因此而放过他。这件事对布朗震动很大。他在声讨奴隶主杀害洛夫乔伊罪行的一次集会上举手宣誓：“从现在起，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摧毁奴隶制的事业。”蓄奴派的暴行使他认识到：必须以革命暴力对抗反革命暴力。1839年，他领着家人庄严宣誓，要“用暴力和武器”对奴隶制积极作战，为黑人解放事业奋斗终生。这是约翰·布朗反奴隶制思想的重要发展阶段。
布朗既怀有崇高的理想，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践家。在他确立了暴力革命的思想之后，就为武装起义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工作。他认真调查了美国黑人奴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了美国和海地黑人奴隶起义的历史，同时也利用去欧洲出售羊毛的机会实地考察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历史上的人民游击战争的状况。他还为建立反奴隶制的武装力量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为了反抗奴隶主寡头集团用武力推行逃亡奴隶法，1851年1月他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建立了黑人武装自卫的战斗组织一一美国基列入同盟，这是他组织黑人开展武装斗争的第一步。在他亲自起草的同盟章程中，明确提出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战斗口号，并号召每个成员都要紧握手中枪，同敌人战斗到底。
在1854—1858年堪萨斯斗争中，布朗组织并领导了一支游击队同奴隶主的反动武装力量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这场斗争对他的政治和军事思想的发展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布朗在堪萨斯面临着双重的战斗任务。一方面，他面对着南部奴隶主的猖狂进攻，为保卫堪萨斯的自由而战；另一方面，他对以堪萨斯自由州运动的某些资产阶级领导人的妥协主义路线，开展不调和的斗争。在斗争处于低潮时，布朗率领他的队伍在波塔瓦汤米处决了五个蓄奴派歹徒，激发了堪萨斯和全国人民的斗志。由于具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严明的纪律，高昂的士气，布朗指挥的游击队往往能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战胜优势的敌人，例如，在奥萨瓦汤米一役胜利地抗击了比自己多十倍的敌人，“奥萨瓦汤米的布朗”从此闻名全国。布朗开展的人民游击战争，对捍卫堪萨斯的自由作出了重要贡献。
1858年5月，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布朗在加拿大肯特县城查达姆召开秘密会议。会上成立了黑人和白人联合战斗的革命组织，选举了布朗为总司令。会上通过了布朗为未来的革命政府起草的《临时宪法》，准备在起义胜利的地区实施。查达姆会议标志着布朗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临时宪法》集中反映了布朗先进的革命思想，它指出：奴隶制是强加在黑人身上的“非正义的战争”，奴隶“完全有权利、有充分和正当的理由去反抗压迫者的暴政”，消灭奴隶制是美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临时宪法》主张男女平等，规定妇女同男子一样享有选举权，这比美国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作出的同样规定要早六十年。《临时宪法》要求剥夺奴隶主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这意味着不仅要在政治上推翻奴隶主的反动统治，而且要彻底摧毁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临时宪法》进一步规定，一切缴获或没收得来的财物以及一切靠本组织成员及其家属劳动得来的财产属全体成员所有，可以为公益的目的使用或分配。《临时宪法》还提出了人人必须参加劳动、不劳动者将受惩罚的革命原则。这些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这都说明布朗不仅继承了美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传统，而且把它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查达姆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反奴隶制武装起义的决定。起义原定在1858年秋天举行，但由于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野心家的破坏和北部一些资产阶级废奴派人士的动摇，起义时间不得不推迟。
1859年10月，具有历史意义的哈普渡起义的枪声终于打响了。白发苍苍、年近六旬的布朗，不顾身体有病，带领着他的战友们坚定地奔赴哈普渡的战场。他的计划是：首先夺取政府军火库，解放一批奴隶，然后进入附近的山区建立根据地，并再向南部逐步扩大，最后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奴隶制。他深信，不管结局如何，这次起义必将是在美国结束奴隶制的开端。经过两天的激战，起义不幸被合众国政府军队和奴隶主的地方武装血腥镇压下去了。布朗等七人受伤被俘，随后被弗吉尼亚奴隶主法庭非法审讯并以“叛逆”、“谋杀”等罪名判处绞刑，英勇就义。
哈普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的壮举，约翰·布朗的英勇表现以及他在临刑前所写下的遗书，无异是一篇唤起全国人民向奴隶制进军的伟大宣言书，极大地激励了广大黑人奴隶和人民群众反奴隶制的革命斗争。就在哈普渡起义后的几个月内，美国南部许多州的黑人奴隶纷纷举行起义。在布朗就义的那一天，北部各州从城市到山村普遍举行群众大会，强烈抗议奴隶主寡头集团的暴行，坚决支持布朗的事业。起义失败后不久，温·菲力浦斯在纽约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号召人们学习布朗的榜样。拿起武器同奴隶制进行斗争。他说：美国人民反奴隶制运动经过三十年的“思想起义”阶段，现已进入“武装起义”的新阶段，哈普渡就是今天的莱克星屯（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的地方），哈普渡的枪声必将响彻全世界。废奴主义阵营内部迅速革命化，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领导人加里逊的非暴力主义失去了市场，暴力革命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在布朗牺牲后不久，1861年4月，美国人民反对黑人奴隶制斗争的最后决战开始了。联邦军士兵高唱着“约翰·布朗的……精神引导着我们前进”的战歌奔赴前线，奋勇杀敌。1865年4月，联邦军中的黑人团队唱着这首内战期间最流行的战歌，直捣南部奴隶主的反革命巢穴里士满。奴隶主的反动统治垮台了，黑人奴隶制被废除了，约翰·布朗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三、约翰·布朗的伟大革命精神
约翰·布朗一生所处的时期，是美国资本主义还在上升的时期。当时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充分展开，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刚刚开始在美国传播。布朗的生活和活动主要是在农村和小城镇，没有同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建立联系。这种历史条件和生活条件，自然不能不使布朗的思想和革命活动带有某些局限性，例如，他认识到奴隶制度是十九世纪文明道路上的绊脚石，废除这个制度是当时美国人民的首要任务，而同时又把自己进行反奴隶制的斗争看作是执行上帝的意志，这反映宗教信仰对他有着一定的消极影响。“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9]约翰·布朗的某些局限性，并不能抹杀他在美国人民反对黑人奴隶制斗争中的杰出作用。美国工人阶级的著名领袖尤金·德布斯说过；“老布朗没有死，他的精神和我们同在，而且每过一年都要给他献上新的花环。”约翰·布朗的斗争业绩和他的革命精神，一直激励着美国人民反对压迫和奴役的正义斗争。
第一，约翰·布朗之所以杰出，在于他坚持了暴力革命的思想，并亲自进行了用武装斗争来消灭奴隶制的英勇尝试。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10]美国的黑人奴隶制是建立在赤裸裸的暴力基础上的，美国奴隶主也象历史上其他反动阶级一样，决不甘愿退出历史舞台，总是用暴力疯狂镇压革命运动。革命人民只有依靠革命的暴力才能打倒奴隶主，摧毁奴隶制度。因此，坚持暴力革命还是反对暴力革命，这是美国反奴隶斗争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
在内战以前，美国一些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对奴隶制的立场从未超出在地理上加以限制的范围，并且不断妥协退让，自然谈不到对奴隶主实行暴力革命的问题。广大的废奴派虽然提出了立即废除奴隶制的口号，但起初在废奴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加里逊为代表的右倾路线。他们鼓吹“不抵抗主义”，反对被压迫者以革命暴力抵抗奴隶主的反革命暴力，企图通过道德说教来劝说奴隶主释放奴隶。这条路线不但丝毫不能触动奴隶制，而且会把废奴运动引向歧途，实际上起着保护奴隶制的作用。另一派是所谓“政治废奴派”，他们主张废奴主义者参加政治斗争，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他们大都停留在单纯的合法政治行动上，以为只要宣传鼓动，参加选举活动，选出一个反对奴隶制的总统，或在议会里争得多数，就可以通过立法和行政的手段废除奴隶制。黑人废奴运动领袖弗·道格拉斯有一个时期属于这一派。他们的主张也是行不通的，堪萨斯的斗争。以及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后南部奴隶主发动武装叛乱，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约翰·布朗不但同加里逊派完全不同，也远远超出政治废奴派之上，他明确提出了暴力革命的思想。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和长期的革命实践，使他逐步看清了，要消灭万恶的奴隶制，革命人民必须拿起武器，用革命暴力来打破奴隶主的反革命暴力。而当他一旦确立了这一思想，就把思想变为行动，坚持不懈地进行了革命实践。他还努力帮助有影响的黑人领袖认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他曾向道格拉斯表示他“不相信道义上的劝说能够解放奴隶，也不相信政治上的行动能够废除奴隶制度。……除非他们〔奴隶主〕感觉到大棍子快要打在头上，否则劝说永远也不能使他们放弃奴隶。”布朗在堪萨斯的斗争和哈普渡的起义，实际上代表了反奴隶制斗争中的革命路线。他用自己的革命行动，有力地批判了当时废奴运动中的“非暴力主义”和“合法主义”，推动了废奴运动沿着革命路线向前发展。哈普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布朗所坚持的暴力革命思想却在随后爆发的美国内战中，在更大规模上得到了实现。美国人民反对奴隶制斗争的胜利，从根本上来说，正是布朗所坚持的暴力革命思想的胜利。
今天，苏修叛徒集团对暴力革命的原则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大肆鼓吹“和平过渡”、“议会道路”；现代修正主义者甚至胡说约翰·布朗所坚持的暴力革命思想已经过时。这就更加证明他们是世界革命人民的死敌、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代言人和卫道士。
第二，约翰·布朗之所以杰出，还在于他彻底摆脱了白人优越的种族偏见，联合了黑人和白人共同向着反动的黑人奴隶制进行斗争。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11]但是，一切剥削阶级总是利用人们在种族、肤色等方面的差异，散布种种谬论，来掩盖他们同被剥削群众的阶级对立，并在人民群众中制造分裂，以便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当时在美国，奴隶主固然根本不把黑人奴隶当人看，资产阶级也不承认黑人同白人有平等的权利，剥削阶级制造的种族偏见也反映到废奴运动内部来。黑人往往被排斥在白人领导的废奴组织之外。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的章程里就公开宣称黑人只有在智力上、道德上有了提高，才能享受同白人平等的权利。因此，能不能克服白人优越的种族偏见，是不是实行白人和黑人广大劳动者的联合斗争，就成为反对奴隶制斗争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约翰·布朗作为一个白人，彻底冲破了浓厚的种族偏见的迷雾，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
布朗童年时期曾同印第安人有过交往，对印第安人反抗白人统治阶级的斗争精神有很深的印象。后来他接触了很多黑人，并研究了黑人奴隶起义的历史。、他不但认识到黑人在智慧和能力上比之白人毫无逊色，而且了解到在广大黑人奴隶中蕴藏着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因而他不是以怜悯的态度对待那些“可怜无助”的黑人奴隶，从不以黑人奴隶的“解放者”自居，而是把黑人奴隶看成是自己的朋友、同志和兄弟。他认为必须联合黑人和白人共同战斗，才能取得反奴隶制这一正义事业的胜利。他十分注意在黑人中物色人才，作为他反奴隶制革命武装的骨干，他领导的哈普渡起义的队伍，就是一支由黑人和白人共同组成的联合战斗组织。他也十分重视同黑人领袖的联系，积极争取同他们的合作。他对废奴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著名黑人女英雄塔布曼十分尊敬，称她为“塔布曼将军”。在他起草的《临时宪法》里，赋予了黑人和印第安人同白人完全平等的权利。布朗联合黑人和白人废奴主义者共同战斗的思想和实践，构成他的革命斗争的一个鲜明特色，对于后来美国人民反奴隶制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天，美国黑人奴隶制虽然早已废除，但是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偏见，却依然存在，布朗所坚持的这种正确立场，对于争取黑人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彻底解放，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约翰·布朗之所以杰出，尤其在于他在革命斗争中所表现的坚忍不拔、不怕牺牲、宁死不屈的伟大革命精神。
布朗为了推翻奴隶制，进行了几十年坚持不懈的斗争。在斗争中他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也遭到个人生活上的不幸和打击，但是他的革命信念从未动摇，他的斗争意志从未消沉。他不但自己参加斗争，而且动员他的全家和亲属也参加斗争。在战场上，他奋不顾身，一往无前，即使面对优势的敌人他也从不畏缩，而是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去压倒敌人。在法庭上、监狱里、刑场上，他坚持斗争，视死如归，把奴隶主对他的“审判”变成了革命人民对奴隶制的审判。为革命，他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仅有的财产、三个儿子和他自己的生命。被俘以后，曾经有人想帮助他逃跑，当他看到以自己的英勇就义来激发广大人民的斗争意志更有利于打击奴隶制的时候。他就宁愿走向绞刑架而拒绝越狱。他对革命事业的前途充满信心。他在狱中写的书信说：没有一个熙夜足以妨碍旭日东升，没有一场暴风雨足以阻止温暖的阳光和无云的蓝天重新回来。由于布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奴隶运动终于埋葬了黑人奴隶制，这一事实证明布朗的信心是有充分根据的。约翰·布朗的这种伟大革命精神，代表了美国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成为美国人民反对反动阶级统治的宝贵精神财富。
革命总是要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免不了要流血牺牲。是坚持斗争、宁死不屈，还是妥协投降，苟且偷生，这是真正的革命者同叛徒的分水岭。约翰·布朗为消灭奴隶制而英勇奋战的一生，特别是他被俘以后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永远是对“叛徒哲学”、“活命哲学，和一切投降派的有力批判。而苏修却公然鼓吹“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呢？”在布朗的伟大革命精神面前，这些叛徒显得是何等卑鄙，何等可耻！
当前，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伟大历史潮流，正奔腾向前。新生战胜腐朽，革命战胜反动，这是永远不可抗拒的规律，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代表腐朽的生产关系，是没落的反动势力，它们逆历史潮流而动，象当年的黑人奴隶制一样，必将被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埋葬。但是，正如当年没落的奴隶主一样，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也必然要进行垂死的挣扎和反扑。在革命人民的面前还有着艰巨的斗争任务。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中，约翰·布朗的伟大革命精神，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力量！
约翰·布朗英勇牺牲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是他的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为推翻腐朽的社会制度、为解放被奴役人民而战斗到底的伟大革命精神将永放光芒！
[1]《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1月11日左右）》，《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0卷第6—7页。
[2]参阅《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1年3月30日）》，《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5卷第167页。
[3]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分册第339—340页。
[4]《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64年1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31页。
[5]马克思：《北美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350页。
[6]马克思：《美国问题在英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324页。
[7]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3页
[8]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932页。
[9]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10]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本第506页。
[11]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1963年8月8日）》。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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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约翰·布朗（1909）
出版说明
约翰·布朗（1800—1859年）是十九世纪中期美国人民反对黑人奴隶制的伟大革命斗争造就的英雄人物，是当时美国废奴运动革命派的杰出代表和领袖。他为废除美国的黑人奴隶制进行了长期的英勇不屈的斗争。他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奴隶制的武装起义一一哈普渡起义，有力地推动了美国人民反奴隶制斗争的发展。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对约翰·布朗在美国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
本书是威·艾·伯·杜波依斯所著《约翰·布朗》的节编本。杜波依斯（1868—1963年）是美国著名的黑人领袖，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就献身于黑人的解放事业。他的一生是为争取美国黑人解放和非洲民族独立而奋斗的一生，是寻求真理走上彻底革命道路的一生。在九十三岁高龄的时候，他决心献身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表示“共产主义终将胜利，我愿尽我的力量促使它的胜利早日来临”。杜波依斯由于从事进步活动而一再遭受美国反动派的迫害，晚年在加纳主持非洲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并在逝世前不久取得加纳国籍。他对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怀有诚挚友好的感情，曾经多次来我国访问。
作者是站在革命立场上来米写作这部传记的。他热烈赞扬布朗是“在所有美国人当中最深入地接触到黑种人民的真实灵魂的人”，是美国为黑人解放事业无私地献出自己一生的最卓越的英雄人物，在书中充分肯定了布朗的历史功绩，特别是他的暴力革命思想和实践。作者认为，当时美国南北双方的斗争是两种制度的斗争，并且指出：对用法律、强权和传统的壁垒强行阻挡人类进步的奴隶制度，不能采取温和的手段，必须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使它灭亡。他的这本书，不但有助于人们了解美国人民反对黑人奴隶制的英勇斗争的光荣革命传统，对于反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史学界对布朗的诋毁和攻击，也是一个有力的批驳。
本书原著出版于1909年。由于写作时间较早，受作者当时思想的局限，书中未能很好运用唯物史观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有关事件与人物进行分析，过多地渲染了宗教思想对布朗的影响。1959年，即布朗就义一百周年时，作者在为本书中译本写的序言中曾说到：“我今天的思想和我写这本书时的思想大不相同。那时，我对共产主义了解得很少，对中国几乎完全不了解，而且也没有梦想到今天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发生的这许多奇迹。不过，我在1909年写的东西以及我仔细记录下来的事实，今天仍然是值得回忆的。”
杜波依斯的原著篇幅较大，头绪较多。为了便于我国广大读者阅读，我们请北京微电机厂工人理论组的同志们进行了节编。他们在节编过程中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研读有关历史材料，认真进行探讨。他们还在有关专业单位的协助下；写了《节编前言》，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美国人民反对黑人奴隶制的斗争历史，对约翰·布朗的一生和主要革命业绩，对布朗的革命精神，作了概括的介绍和分析。这是工人理论队伍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外国历史人物的成果。本书是依据工959年贝金翻译的中译本节编的，对译文作了一些修订。节编者在书中加了注释、插图和地图（其中有两幅地图是按原书译制的），并编了人物简介，地名简介和年表附在书后。
本书的节编工作曾得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以及其他有关专业单位的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197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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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婚姻的避难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十九章婚姻的避难所
琴·杜比侬在亚特兰大当了一年工厂工人，一面等待着那个“隆重的毕业典礼”，因为到那时曼努埃尔便可以不受什么拘束地上她这儿来了。她很知道自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利用这么狭隘的机会，决没法做出多少事来。但是这一年里，曼努埃尔的计划遭到了一个变化，起先似乎并不重要，结果几乎是致命的。
南部一些新领袖们的计划是，使黑人学校尽可能办得和白人学校相差无几，这样来制止种族问题上的骚动。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打算赞成由联邦政府来帮助公立小学，并且拨给公地高等学校一笔比较公平的经常费。但是黑人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已经告到法院里，不仅要打破居住、旅行和投票方面的种族隔离，并且要打破教育方面的种族隔离。他们已经使黑人学生强行进入了南部的白人研究院和职业学校。
这一切正缓缓地实行着，而且也受到了广泛的抵抗。不过到头来，法律总是法律——如果公立小学种族隔离的案件由最高法院判决黑人胜诉，那么又会怎样呢？再说，正在这时，赖姆斯，挑选了来接替孟沙的人选，因为过速地驾驶着他的新派卡牌汽车回家，把一棵很高的小白杨树撞倒了，自己也同时送了命。干吗不把孟沙的退休延展到一九五六年他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呢？使他惊讶的是，这件事在圣诞节校董会开会的时候给提出来了。
孟沙表示反对。他已经拟定了他自己的计划。他们坚持着——好，为了给校董会个面子，他肯不肯多留上两三年，比方说吧，到—九五三年毕业典礼的时候？他勉强答应了。他们接着议决，他退休后支取半薪，作为养老金。他对这种决定一向并不怎么在意。他的薪俸多年来一直是五千元——养老金便是两千五百元了。
孟沙的教师们对他至少再留任两年，全感到衷心快慰。就连那些原指望从这个改变上得到好处的人，也都很宽慰地想到，他们对自己现有的地位至少十分肯定了。大伙儿全谈到了黑人教育方面即将到来的革命。有几个对期待着的最高法院的判决——“那不可能对我们不利”——表示欢迎，认为它将是一八六三年林肯发动的那场解放黑人运动的期待已久的最后结局。
不过大部分教师全默不作声。他们正想着的事，孟沙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正想着那七万名黑人教师；这些教师大多数全可能失业。他们还想着，谁来教下一代的黑孩子，教些什么，怎样教法？他们不知道这些孩子里有多少在学校伤心失意、遭到排斥后，会流浪街头或是给关进监狱。他们在问着，未来的年轻黑人大学毕业生上哪儿可以找到工作，他们为什么要读书和毕业呢——但是孟沙打断了他们的思想。他笑嘻嘻地说道：
“我知道！这实在并不是就完成了我们的解放运动。这只不过是另一个阶段的开端——而且只是开端。凭着暴力和欺骗，独立的黑人学校在许多地区还将存在上三四十年。要是我有这权力，那我就要把取消独立的黑人学校的事展缓下去。它是一个具有英勇历史的崇高的制度。它可以重建一个民族和一部历史。
“这件事我早就计划做了——不过这是在我环游世界回来以后，在我想到‘天下一家’以后。我想到‘天下一家’，而不是越来越多的新民族的小集团，因为这种集团无限制地分了又分，结果民族主义就变成一个有消灭全人类的危险的毒瘤了。我认识到，各民族的统一是这个世界的真正目的；我还可以看到，全世界这样团结起来了的时机已经成熟，或是快要成熟了。
“以前，我认为这至少得再过二百五十年才成，特别是在美国，因为白人那么痛恨黑人，黑人又那么不信任白人。但是这也许不再是真实的了。美国的白人发现了一个比黑人还可恨和可怕的东西——他们管它叫作共产主义。
“这实在是害怕收入、权力和威望的逐渐减少，害怕不得不跟‘暴民’分享权力。早先，他们以为这些‘暴民’是黑人，可现在他们知道，也可能是黄种人，褐色皮肤的人，甚至是白人。他们跟这个‘怪物’作战，就非得停止跟我们作战。那我们得做点儿什么呢？如果我们是傻子，我们就加入一块儿去给人扣红帽子和进行政治迫害，加紧从我们自己同胞的身上，以及从白人的身上去捞上些钱。但是如果我们聪明，我们就会知道世界需要我们，正等着来欢迎我们的回忆、经验和希望；说真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很热切，有些人还很怨恨，不过依然还是需要我们。
“因此，这才真是走向自由的一大步！”孟沙结束了他的话。
“有多少步，得要多久呢？”这群人里有一个人问，这是一个前来访问的中学校长。
“耐心，耐心——”
“耐心？我想我们黑人并不算是太急躁吧。打从第十三次修订案以来，都过了九十年啦——”
“唔，就算是一百年——那也是进展。”
“是吗，这我可不相信。按这样的速度——一百年一步——我们并不一定是在闯进自由去。而且记住，就连这也不是自由——只不过是一步。这儿挜一个黑孩子，那儿挜几个黑孩子，去跟白种小鬼和存心报复的白种教师同待在一所学校里——你看不出这些幼小牺牲者得付出的代价吗？他们会成千成万地退出学校——或是给勒令退学——在街头流浪，堕落！
“我们还有一大片沙漠得越过，孟沙校长。尽管他们对‘白人预选会’这样大叫大嚷，大部分合格的美国黑人还是不能投票；我们还乘坐‘吉姆·克罗’列车；在大多数城市里，我们还不能走进大旅馆、汽车旅客招待所和大饭店；我们想找一个适当的地方住还有困难；我们还得不到待遇较高的工作和提升的机会。这是公开、明白、野蛮而罪恶昭彰的歧视。但是在这一切的左右前后，是大多数美国人的那种无形的、毫无人性的态度——那种嫌恶，仇恨，嘲笑，在各方面和各种行动上的排斥，公开和含蓄的侮辱，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请你告诉我，校长，按一百年一步这样的速度，美国黑人得多会儿才自由呢？我的猜测是在公元二五○○年和永无希望之间吧！”
“老弟，你的话尽管有点儿言过其实，还是很对。不过就算文明进展得很慢，最高法院判决在美国公立学校里终止种族隔离，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吗？”
“不错。私刑的减少和把人活活烧死的事件的减少，也是值得高兴的——这不过是一部分，可并不是全部。事实上，我们私下谈谈，这并不算多！”
孟沙望望这位年轻的校长。“听着，老弟，你最好别这样说，要不你会弄得丢了工作，给关进监狱去！”
“可是我现在等于已经给关在监狱里啦。我不能说话；我不能想；我不能指望提升；我不敢结婚或是生儿育女。监狱？你到底什么意思，监狱？——很对不住，校长，我一下忍不住啦！不过我很高兴我们这样谈了一次。好，再会吧。我得回去干我的学校工作啦。”
孟沙望着他离开，然后说道：“一个这样的年轻人，最糟的倒不是他的想法并不是绝对没错，而是他热切地以为自己的意见永远不会错，决不会因为时间和环境的变迁而受到影响。我们的更大的工作开始了——把我们的儿童不是作为世界上一个单独的集体，而是作为世界上一个主要的部分来加以教育。
“我们非得组织起来，照料着使我们的儿童入学，照料着使学校里有好教师、好校舍、崇高的理想和必要的教学设备。我们非得随时注意并揭露对任何一个儿童的一切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我们非得在家庭和集体里安排下公立学校省略掉的或是曲解了的东西。这可不是件轻松的工作，朋友们。这得要时间和金钱，而且许多人，许许多多人，都会丢掉他们的工作。我们困苦的日子并没有结束——它正重新开头啦。”
“我们要不要转向共产主义呢，校长先生？”
“我们当然得弄明白，共产主义实在是什么意思，不是什么意思；它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资本主义不能做些什么，或是不肯做些什么。同时，我们非得跟犯罪行为、阴谋、撒谎和盗窃搏斗，即使犯罪行为、阴谋、撒谎和盗窃管自己叫作‘自由企业’的话。我们还得寻求大伙儿相当美满地工作和生活的权利，即使这给叫作‘共产主义’的话！”
教师们慢慢散出去了。有一个说；“我觉得这个老头儿好象离开得正是时候。”
乔治·华克尔早就来了，坐在屋里后排的座位上。这时，他会心地笑了。他是校长的一位老朋友，虽然已经有十五年没见面了。华克尔是个体态匀称的漂亮男子，有着浅黄色的皮肤，态度温和而悠闲。他很坦率，往往坦率得叫人不好受，唯恐有人以为他不敢说出真情实况来，不问这样对他自己或是对别人多么不痛快。孟沙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学生，在一所很大的黑人高等学校里领导了一场反对白人极端排外主义的罢课。他既打赢了，又打输了——赢了，因为他把那个谄媚的白人校长赶走了；输了，因为社会上谴责他放肆，不肯给他工作。那是一个沉痛的日子，十分动摇了华克尔的信心。他本来象古代的骑士那样搞着改革运动，大公无私，一点儿没想获得什么利益。他的报酬是，因为做了正当的事而受到了处罚。从那以后，他对正义的事就变得冷淡和爱嘲笑了。有好几年，他都在一些很小的、简陋的学校里教书，这些学校全靠了向阔佬们请求捐赠来维持着。
后来，经济萧条后，他在南部帮着开展公平就业委员会的工作。孟沙遇见他时，他很镇定地跟一些南部的白人雇主坐在一块儿，他正在说服他们——因为他不相信他们的诚实——老老实实地雇用黑人，比按照他们一贯做的那样欺骗黑人，反可以得到更大的利润。
这时候，经过了十五年，他又来看他的老朋友和先生了。他头发花白，比以前显老了点儿，但是仍旧带着那种讥诮的目光，和那种正眼看待实情的顽强的胆力。
“您好吗，校长先生？唔，您这儿可是所挺不错的学校，还有一批值得瞧瞧、值得教导的学生。您教他们什么呢？教他们诚实才是上策吗？他们不会相信您，因为他们尊敬您，而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佐治亚州的白人——由您自己的黑人帮着——正在干些什么来毁掉您。不，不，您先别来驳我。我知道他们不会做想做的一切——不过他们会做不少事的。您自己又一点办法也没有；更糟的是，您甚至不能把真情实况教给您的小伙子们和姑娘们。这是黑人青年们今天的悲剧，我知道，这不单是贫穷；这不单是挨脚踢、受侮辱；这是渐渐认识到，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德行和真理根本不存在的世界。或者，就算存在，您也永远没法说明它存在。”
孟沙截断他的话说道：“我不相信您的话，乔治——我知道得比较透彻。我遇见过些好人，看到过正义胜利，真理得势。”
“您当然见过啦，要不也是您认为您见过。这反正一样。朋友，对我说来，黑人问题使我丧失了我的全部信心，全部理想。听着，孟沙，我并不时常这样说话。不过我是一个孤单的人，没有希望，身体上时常感到痛苦，精神上也老是感到痛苦。我所做的一切，我所指望的一切，我所相信的一切，全彻底毁了，或是差不多毁了，因此我相信我这一辈子永远也见不到余下的一点儿合理的事能得到挽救。早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听说，当你瞧见不诚实和错误时，就得闭上嘴跑开——因为我没有这么做，我几乎在生活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给毁掉啦。
“我想把真情实况告诉黑人学生，而丢掉了我的工作。我去参加工会运动，立刻听说，我越少谈到允许黑人加入，越少谈为他们的权利奋斗。我的职位就越稳定。我完全知道这情况，可我象个傻子一样不太能相信。当我在纽约的一家大报馆里找到干记者工作的时候，我以为我到底找到自由了。新闻自由嘛！我到底可以知道真情实况，给那些同样渴望知道真情实况的人来写写了。想想看，在美国的‘自由民主政治’下，说这种梦话。这项工作我担任了两年，渐渐认为我工作干得还不错——我知道我能胜任。但是老板们知道，关于黑人的权利，以及反对南部白人新近的繁荣的话，我谈得太多啦。于是我出来了。我不能不生活。我有一个妻子，我对她比对上帝还爱护，还有一个小孩，生下来就是跛子，这是最后一下打击，真是天意弄人，命运多舛。我怎么办呢？我加入了一伙贪污受贿的工会领袖，成了那个领导他们的粗鄙的强盗的代言人。我帮他制定计划，采用卑鄙的手段，记载下他的话来。当然，我大骂‘共产党员’。这是我租屋子、吃饭和请大夫治病的‘许可证’，是给我忠实的妻子一个家的‘许可证’。嗨，还有什么别的呢？在这个箝住人嘴的世界上，谈有什么用？现在，我得去啦。不久，希望我就死掉。别忘了我，孟沙；使你的学生们怀着远大的希望，即使你不得不象你当然得做的那样，通过撒谎来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就这么做吧。”
“华克尔，我很替你难受。你受了委屈，给人曲解了——”
“孟沙，我替自己比你替我要难受得多。在一个象样的世界上——可是，再会吧！”
琴对事情的新转变微微吃了一惊。首先，得多等上一年。其次，曼努埃尔很偶然地提到了，自己退休后只“支半薪”。她猛然想到，一笔两千五百元的薪俸在今天算得了什么。过去，他们一块儿工作的时候，两个人从正规的薪俸和许多公费上挣到了九千五百元，生活过得很安逸。现在，物价飞涨。他们却不得不靠那数目的四分之一来生活了。
她想到过去校董和教师们常提起，说孟沙的富裕的儿女一定十分乐意来供养他的晚年。但是，对于用这笔微薄的收入来养活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以及对这场在任何情况下都得举行的婚姻，他的家属会说些什么呢，她始终没有忘掉，她拒绝了道格拉斯的求婚后，道格拉斯的那一番嘲笑。他肯拿出钱来贴补贫穷的父亲，保证他生活舒适，可以买书，可以旅行吗？再说，就算他肯拿出来，她能接受他的什么吗？勒弗尔斯在法庭上那么缄默和冷静地替她辩护，他会怎么说呢，就连索裘纳，又会怎么说呢？
此外，琴自己的计划也遭到了困难。工厂里的工作很辛苦，不仅是体力上的消耗，而且，比这还厉害的，是精神上的死亡——那种单调乏味，那样一遍又一遍、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干着毫无意义的事。平时又没有多少时间谈话和宣传。工厂里的工人全过分紧张；这正是春季赶工的日子。经过冬季的停工后，工人们正发疯般的赶着来供给时髦妇女们合意的花样；她们起先迟疑不决，后来才悠闲地选定了夏季的花样。工厂日夜开工；工作延长下去，赶得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在全国各地，童工比十年前又多了五十万；十一个孩子里便有一个在工作，不是二十三个里有一个了。这是战争的另一份礼物。
她还在工会办事处里工作，不过是在下班以后、周末和假日里。这种双重的工作结果竟然太重，终于使她精疲力尽，病倒了一个月。她不能回到工厂里去，于是在办事处里担任了全日工作，待遇简直不够维持她自己。关于这一切，她写信给曼努埃尔都没有提。她延缓了他们原计划在亚特兰大的好几次会面，不得不向他提出一个她很不乐意说的借口：
“我的上司，那位秘书和他的志同道合的太太，知道我是有色人，同意黑人和白人到时候得在工会里联合在一起。但是跟我一块儿干活的工人，甚至没有几个疑心到我是黑人；万一有人发现了，那也许会毁了我们预定在明年春天举行的罢工。”
这场罢工早就是一件急切探讨着的事。工会会员们大部分全从来没有参加过罢工。他们惧怕有钱有势的雇主。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又不满意，但是那总比更差点儿或是什么也没有要好点儿。他们害怕罢工，相信黑人待在一边，随时都准备来顶替他们。
但是他们的领袖知道，只要他们接受下出给他们的工资，工资就会长时期都很低——而且不久还会更低，工作也会更重。现在，是战斗的时候啦。因此这场罢工最后到底决定了。它定在冬末淡季里宣布出来，好威胁赶交春季订货的热狂时期。
琴还认识到另一件事。情况并不象她以前想象的那么简单。它并不是一个私营工业应付一群劳动者。政府以警察管理人和收税人的身份，也置身在这种情况里。这个政府还那么紧紧地被大资本家控制着，凡是大资本家集团在利润方面的要求，政府总极力来满足。工业——不是地方性的，是全国性的——可以寻找最有利的经营地点；这也就成了一个因素。为了引诱工业上南部来，一个大资本家集团可以允许工业纳较低的税，或是不纳税；它可以派警察来保护工业，把劳工组织者赶出去，它可以破坏罢工来保证低工资，再说，它还可以把技术工人的工资限于发给白种劳工，即使白种劳工认为允许黑人参加工会是明智的话。种族偏见是由这个社会集团来造成和推行的，不单是由工会。
还有，这个集团把黑人劳工限制在卑贱的工作上后，便使最穷的白人也雇得起黑人，从而保证了仆人和普通劳工的供应。因此，行贿、特殊的立法和暴民法律可以变动全国的经济，而工会简直就束手无策。这一切琴全知道得太晚。罢工开始了。
这样，罢工来了，持续下去，后来突然发生了骚动，接着便是迅速的报复。随后，这场罢工便给镇压下去，失败了——还不止是失败。琴吓呆了。她尽管听说过和阅读过不少罢工的事，以前却从没有看见过一次，更没有参加过一次，没有指挥过，筹划过一次，也没有受过这样的痛苦。她以前从没有看见过一大群人饥饿、愤怒、陷于绝望，也没有看见过垂死的孩子、咒牌的妇女和浑身血迹的男人，面对着愚蠢迟钝、横眉怒目的警察和武装士兵。傲慢的雇主用污秽的罪名朝他叫骂。尤其是新闻界——那些能言善辩、无所不知的日报，对这场罢工几乎只字不提。全国，全州，甚至市外的大部分居民，对这场斗争根本没有得到一点儿消息。琴最后蹒跚地搭上了午夜的一班火车，到底特律去，只不过因为这恰巧是这班火车的目的地。
一星期后，她待在一家收费低廉的寄宿舍里看早报的时候，瞧见了一则广告。俄亥俄州许多高等学校里的一所较小的学校，暑期里要聘请一位社会科学的教师。她去应征了。教务长因为她是拉德克利夫的毕业生，又从芝加哥得了个博士学位，所以印象很好，但是由于她新近是在一个工会里工作，以前又是在一所黑人高等学校里教书，所以又有点儿琢磨不定。不过她只要写封信给孟沙校长，他准可以替她出一封介绍信。琴于是写信给他，说明了情况。
第一次会面后，教务长还是琢磨不定。“这个女人说她只有五十三岁，可是她样子又老又瘦；头发全花白啦；事实上，她很虚弱。不过她这个人又有点儿什么叫我很感兴趣。”
“她有个性，”她的助理回答。“我们可不可以在暑期这一学期里试她一下呢？如今找人教社会科学非常困难；这个女人有经验，就算是在南部黑人的一所高等学校里得来的经验。”
“好吧，”教务长说。但是她仍旧有点儿怀疑。
在那六个星期的前四个星期里，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但是进度很快，工作也很令人疲劳。暑期的学生大半都很严肃，全快到中年啦——一点儿也没有青年人的那种愉快活泼。有一天在教室里，琴·杜比依面对着学生坐在那儿。她有点儿琢磨不定、心神恍惚地望望他们，觉得他们一点儿也不熟悉。后来，她瞧见了后排座位上的一张褐色皮肤的脸。她并没有望着这个人，不过始终觉察到他，因为觉察到他，话也就讲得连贯点儿，思想也清楚点儿啦。
她说道：“你们知道，我们社会学家——我想我用不着为这个名称道歉吧——有很长一段时候在好些方面都感到有点儿惭愧，例如：我们的统计方法啦，我们的‘盖然性’啦，我们想求确实性时对偶然因素的那种坦白的、也许不算十分坦白的承认啦。所谓确实性，就是十九世纪我们已经知道一切、或是可以知道一切时的那种绝对的确实性——再假定有点儿时间来测量和观察可以测量的事物的话。
“今天，这种态度似乎正在改变。我们不但对人类的行为依靠统计学和盖然性，并且对物质世界——原子世界，生物学和心理学的世界——也依靠这些。我们从很自负地测量出的确实性上降了下来，干着煞费苦心地收集事实的工作，并且得出了可能性和盖然性就象得出了科学的真正结论那样。事实上，”琴几乎笑着说，“我们向我们的老朋友，‘机会’和‘自由意志’打开了门。”
有个人声从教室后排的座位上传来。“还有上帝呢？”
“唔，总而言之，”琴沉思着说。“还有神。也许有很不少人帮着来改变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进程。”
“您可不可以说，”另一个人问，“大约有十位这种神——或是人——或是有一千万个呢？”
“我可以说的是，那个数目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并不是每个人当真都作出决定性的选择。这种选择也不是天天都作出来。不过从受过训练、精神健全的成年人那儿，却得出许多这种重要的决定。它们总起来可以形成一种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力量。”
“那么，”一个女学生问，“您把精神健全的人的数目定得很大，还是适中呢，”
琴的眼睛变模糊了：她几乎忘了这班学生。她先朝窗外望望，然后好象隔着墙望出去，望到了外边的大地。“精神健全，”她说，“到头来，也是比较性的。我现在要说的话，你们也许会觉得有点儿疯狂，但是在某时某地的少数人看来是疯狂的，在比较广大的世界上也许实在倒是精神比较健全的。”
接下去，她失去了时间和地点的感觉，迅速地讲起来了。
“不仅是原子里的能；不仅是世界以外的宇宙射线的大秘密。这个世界非得探索外边的一个世界——凭它的火焰和领导人。现在，我似乎瞧见一道白色火焰照亮了北方，有希特勒、俾斯麦、华格纳和弗洛伊德，一道熊熊的火焰，很快便暗淡下去，熄灭了；在它后边，来了傲慢自负的西方的三色火焰，拿破仑和墨索里尼待在前边，华盛顿和丘吉尔待在后边。
“接着，从东方升起来，照亮天空的是，列宁、普希金、释迦牟尼和孙中山的红色火焰，以及南方的灿烂的黑色火焰——塔哈夸、阿斯基亚、屠圣和洛班古拉的黑色火焰。北方的那道苍白暗淡的火焰就会熄灭；史彭格勒告诉我们，西方的火焰怎样在低落下去。可是我们可以瞧见，东方的火焰正越烧越旺。哦，你们没有几个人象我这样知道，南方的黑色火焰会带来些什么。
“远在世界尽头，在南极那儿，我们正在建造一座冰雪宫。世界上可从没有见过那么巨大的建筑物。金字塔上的一吋在这个高大建筑物上便是一码；帝国大厦也只是它墙上一条半露出的柱子。这个建筑物已经朦胧地显现出来，因此在地球的一头，大地不久就会倾斜下去；宇宙万物就会摇摇晃晃，向外伸进星宿的壁垒，完全暴露在太空中，既没有‘空间’的假定，也没有‘时间’的假设。
“随后，在宇宙的柱子之间，从最上层的天堂到最下层的地狱，黑色的火焰会隐隐约约地又显现出来。”
她的头垂到了桌上；学生全张大眼睛望着，随后便不安地活跃起来。
“这个老婆子敢情疯啦，”有一个学生说。
“要不是疯狂，就是瞧见一个幻象啦，”另一个说，“你们说我们该不该去告诉教务长？”
“啊呀，她死了吗？”那个褐色皮肤的小伙子跳起来喊着。
琴慢慢睁开眼睛。不知怎么，她觉得许久都没有这样休息过，比她记得起的时间还久。她望着外边一片苍翠可爱的院子；窗子四边满是蜀葵、向日葵、蔷薇和天竹葵；藤蔓攀在一堵古老的石墙上；四处的树木在微风里飒飒作响。一个令人吃惊的想头掠过琴的心上——她也许死啦，长此安息了。接着，她很快地把幻想收回来，向屋里四下望望：屋里的一切都是白色和蓝色的，只有很少几件家具。一幅画挂在墙上——是什么画呢？她欠起身来；一个护士走来啦。
“您敢情要吃一点儿午餐吧，”她把托盘放下，说。琴询问后才知道，自己大病了两星期。有好些时间她都昏睡不醒，不得不靠打针来供给营养。但是病势总算好转了，现在她已经逐步在恢复。
“你的朋友们想看看你。”
当然啦，琴想着，教务长准会用一些相当有礼的借口把她解聘。她会表示理解，迅速同意的。可是接下来，她怎么办呢？上哪儿可以——
房门打开；勒弗尔斯·孟沙法官的夫人从门外走进来了。琴以前不常看见她，但是她一眼便认出了她。她想说话——可是孟沙太太推她躺下，说道；“嗳，嗳！别说话，别使劲儿。你先得把身子养好，”
“但是我非解释一下不可——”
“没什么要解释的。我知道你为了未来——你的生活和工作——一直在烦心。其实用不着这样。我们那儿子保了两万五千块钱的寿险。保险费我们全付啦——这笔保险费他本来决不会再想到。他死啦；我们夫妻俩经济挺宽裕。因此，我们把这笔钱全部转给了他父亲曼努埃尔。所以你并没什么需要烦心的，因为除了曼努埃尔的家外，我们的家也永远是你的。”
她停住。琴悄悄把手放进她的手里。
“我们有你——你是我儿子所爱的，”孟沙太太说下去。“还有我们的父亲——他是你所爱的。他不敢叫你过贫穷的生活；你也不敢和他一块儿过这样的生活。你们俩都很傻。如今，你们俩全是我们的啦；你们俩到底聚到一块儿了。”
她把门打开；曼努埃尔·孟沙走了进来。他脸上满是皱纹，不过两眼却笑嘻嘻的，露出了又瞧见琴后的高兴。他握住她的手，抚摸着。
几星期后，琴离开了医院，主教从得克萨斯州赶来，为他们主持了婚礼。他们飞往西部去，计划在加里福尼亚州和太平洋沿岸的奇异、瑰丽的景色中作上长时期的休息。这是一次十分美满的新经历：两人又同待在一起，轻轻地、亲切地、无拘无束地谈谈说说，肌肤相亲。
世界——这个冷酷、费解的世界——变得异乎常情地多情和温厚了。人们也似乎比较亲切、比较体贴。它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他们很喜欢它，尤其因为他们彼此深挚不渝地相爱着。
他们来到崇山峻岭中的一片山谷里。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天空象镜子一般——风飒飒地吹着。参天的大树象严肃的岗哨那样排立在两旁，树身黄褐，象干了的血一样——这些都是基督诞生的时候便生长着的树木。在它们后边和上边，朦胧地显现出一大堆圆顶般的花岗岩，荷马歌唱的时候它便已经很古老了——也许甚至在晓星一起歌唱、上帝的儿子欢呼的时候便已经很古老了。在下面山坳里和山坡间，潺潺的流水在金黄色的阳光里蜿蜒曲折，奔流而下，水上的银白色雾气缭绕回旋，飘浮不定。
后来，他们在旧金山逗留下来，住在高处的霍浦金斯大饭店里。从那儿，他们可以望见金门。他们一块儿重新回忆了一下过去，很珍惜地细想着每一件小事，每一场胜利和失败。两人在彼此的身上发现了新的个性、新的思想和新奇的愿望。加里福尼亚州很美——他们谈到把自己的余生在这个天堂里度过；可是尽管他们这样谈着，他们却知道生命的力量在自己内心里过于强烈地激动着，工作也过于响亮地召唤着他们，因此他们不能想到完全休息——虽然孟沙已经七十八岁，琴也五十四岁了。
激起他们来的，是最高法院对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判决。孟沙说出了他们的思想。
“这么说，最高法院说话了，而且全体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很聪明。他们知道，如果我们黑人教我们的儿童再教上一世纪——在我们自己的不断改进的学校里，用我们自己的受过训练的教师——那么我们就决不会再是美国人，而是具有一种新文化的另一个民族了。但是如果从现在开始，美国所有的儿童，不分黑白，不问原籍是欧洲人、斯拉夫人、还是亚洲人，逐步逐步、越过越多地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教育——有同一个传统和同一个理想——那么就会出现一个种族、一个国家、一个世界。这准是很不容易作出的一个选择——他们不得不放弃‘优越的地位’，终于接受种族合一了。社会平等就要来代替白人的神圣权利。要不然就会阴森森地出现一个互相仇恨、四分五裂的世界，必然导致自杀。
“我高兴吗，我应该高兴，可我并不。多年来我一直幻想到一个伟大的美国黑人种族。现在，我只能看到一个伟大的人类。这样也许最好。我真该高兴——”
从这时候起，开始了一场不安的调查和探询。他们在这个紧要关头能做点儿什么？他们俩全有过那么多经验；他们俩全还很硬朗。
琴说：“早先，我想到一种规模很大的调查研究。我安排好在十个或是十个以上的州里来统计一个被隔离的团体的行为；一年不间断地连续进行几十年；再把这些材料分门别类，加以解释后，集中到一个地方，由国内和世界上最有眼光的人保举出的专家来指导，因此里边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的黑人学者。这个计划失败了。今天，白人没有利用黑人的见解和经验，却在告诉世界上说黑人在想些什么，是怎么个情形。我希望——我还希望——”
孟沙从报纸上抬起眼来，皱着眉头。
“亲爱的琴，”他说，“世界上出了什么毛病，美国正遭到什么事？我从没有想到我们可以这么做。政府雇用间谍、密探、职业撒谎者；到处尽是盗窃、浪费、赌博和犯罪行为。我没法明白。我真不知道怎样是好啦！”
他们决定最好在海滩附近租一所小屋子——至少租几个月——单是休息和筹划。他们碰上了黑人在“上流”社会里找个临时住处时常碰上的那种困难，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最后，他们在圣马蒂俄地区短期租到了一所小屋子；它是一个退休了的教授的，这位教授很乐意弄点儿额外收入来支付修理费。他自己安排好上邻近的一个商人家去寄宿。这办法竟然很不错；教授成了一位常客，几家邻居知道新来的人是有文化的，而且并不待上多久，不至于使房地产贬值，于是也就接受了他们。
他们继续作专题阅读和谈论。邻居们对这个黑人和他的白晰的妻子很感兴趣。他们大半没有说什么，不过却更加留神地听着。孟沙在休养安息中，说话比以往一贯更加随便了。
有一天，他说，“我一直在认真地想。我感到很迷惑——而且非常烦恼。我活得很长，周游过世界。可是当我瞧着我这片乡土时，我不得不问一声：我们有什么比自己还可怕的。我们这些人似乎愚蠢到了迟钝的地步。我们的学校越变越糟，不是越变越好；我们的儿童很放肆。在我们的国土上，愁苦的事比幸福的事多。人们正在变得不诚实，他们偷窃、赌博。我们远此我们夸耀的贫乏，因为我们买衣服、珠宝和皮货而不买食物；买汽车和洗衣机而不买书。我们借债过活；不是在储蓄。我们并不辩论——我们威胁、指控。我们不看书，不想，大部分空闲的时间全花在瞪眼瞅着恶劣的图画，以及推销我们根本用不着的商品的一些更恶劣的广告画上。我们难得去瞧瞧月亮升起来，或是太阳落下去！”
到孟沙这儿来串门的一位客人，听孟沙说了这番话后，坚持说：“你们黑人比早先可自由啦！”
“要自由来干什么，干好事还是干坏事？来改过还是来花费，来浪费还是来犯罪，敲诈——？”
“你大概比较喜欢俄国吧？”
“不，我喜欢美国，不过不是这个美国——是另一个可能出现的美国——”
琴想法温和地拦住他，不让他把心里话尽情吐露出来。等这个邻居去后，她说道，“亲爱的丈夫，你决不可以这么坦率地说话——至少对陌生人不可以这样。这些日子，这样很不安全。”
“安全’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是在对一个我们认识的人说话。这究竟有什么害处——？”
琴摇摇头，招手叫他进去吃饭。
有一天，琴带回来三本书；曼努埃尔很好奇地细细看了一下。他们常一块儿读书，琴大声朗诵出来，然后两个人再讨论内容。
“杰西·福塞特？”他问，“我不知怎么记得这名字，可是——”
“这本书这么突出地表达了我们的问题，”琴说。“这儿有三本书。都是文学作品。它们很巧妙地解释了生活，不过是一小群人的生活——不是俗恶的阔人，是费城的默默无闻的黑人的——那些仔细培养起来、向前发展的饮食业职工、教士和大管家；书里谈到他们的欢乐、悲伤和发展。
“但是这幅画面并不叫费城的白人，或是美国的白人感觉兴趣。他们忘了注意美国生活的这一片面。象一贯那样，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有它存在。因此，美国黑人也忽略了美国白人所忽略的情况。只有三四部这种细腻的作品刊印出来，于是杰西·福塞特就在她能达到的文学高峰上停止了写作。
“这是一个耻辱，一个大损失。以前，我只偶然瞧见过她一次——一个相当肥胖的、矮小的姑娘，生得很美、很秀气，肤色晶莹黄褐，目光和心灵全灿灿发光。十八世纪的英国，或是波特荣尔时代的法国准会怎样来捧她啊！可是狂暴的二十年代的美国，甚至连看也不看她的那几首典雅的诗。因此，亲爱的，我们今儿就来读一读这位作家的《现行的混乱！》吧。”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遇到晴朗的下午，邻居们常在吃茶点的时刻上孟沙家来，坐在遥望见大海的宽敞的门廊里聊天。事实上，他们下午习以为常地备有茶点。
有一天，一个邻居，那位退休的教授，待在那儿，琴正去倒茶的时候，在市里一所中学教书的一个中年女人跑来，要借几部黑人历史的书籍——公立图书馆里这方面的书非常缺乏。附近的一个伙食商用他的旅行车把她跟那一星期的食品一块儿带了来，所以也走进来了。这时，蔷薇花正盛开。有一个自称是风景画家、逗留下来欣赏蔷薇的陌生人，也给邀了进来。另一位邻居，一个他们不很深知的作家，差不多同时走进来，借根火柴点他那焦黄的海泡石烟管。
谈话起先很散漫、很随便，不一会儿就热烈起来。老教授谈起了他最喜欢谈的话题。
“我们美国人又蠢又胆小。我们吓得了不得。为什么呢？”
那个中学教师插嘴说出了她认为最合理的答复：“学校办得很差，而且越来越差；教师往往不够格，随便哪一类教师都太少啦。”
“我从没有听说过象今天盛行着的这么多撒谎和盗窃的勾当，或是这么多互相猜疑的事，”伙食商插嘴说。“你不知道该相信什么，要是有什么——”
教授接着说了下去。“有谁当真相信共产主义是一场国际阴谋，俄国是在打算来摧毁我们吗？”
孟沙沉思了一下。“我越来越相信，美国人正被一小撮很有势力的人强迫着，在思想和行动方面全跟自己的真正信念相抵触，这一小撮人控制着我们的大部分财富和交通工具。”
“我们这下可说得有点儿道理啦，”老教授说。
“听着，有一百二十七个人在拥有六百六十亿资本的企业里，担任着二百八十九个董事长的职位。这些企业控制着美国全部法人资产的百分之七十五。这些人全不是凭任何民主方式当选就职、执掌大权的。他们是由各有关方面挑选出来，或是自动挑选出来的。这个寡头政治的掌权人人数正越来越少，对美国和世界各地工业的控制权正越来越大。小商人正在消失；技术工人正从市场上给排挤出去。怎么办呢？假使现在凭着法律把财富和对工业的合法控制权从这一百二十七个人手里拿过来，交给国家；假使明智的民主政治控制着国家，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崇高的理想激励着选民，而他们选出来管理国家的人又全正直廉洁，肯自我牺牲——这样不通过革命走向社会主义，你们说怎样？”
大伙儿一迭连声地对这个意见提出了反驳，你一句我一句，问个没完。
“这一百二十七个人肯同意被夺去权力，不拼死挣扎吗？”
“这样抢走了这一百二十七个人的产业，怎样来补偿他们呢？”
“这样的‘明智的民主政治’在哪儿？”
“我们怎样才可以获得‘具有崇高理想的正直廉洁的公务员’呢？”
老教授没有回答——他笑了笑，悄悄地溜走了。
作家嘲笑道：“我们甚至不敢讨论这种情况，生怕挨贫穷的大棒子打，即使不挨监禁的大棒子打的话。”
“只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治疗这个，”中学教师说，“但是民主政治却是我们这儿所没有的——我们甚至把原有的东西也快丢掉啦。”
琴说，“我们正用公民权在贿赂黑人，用高工资来使工会工人安静，这样来换取战争和投票权。”
画家临走的时候采了一朵蔷薇。“唯一的答复是革命！”这是他告辞的时候说的一句话。
“不对，”中学教师说。“答复在法学家身上。我们被法学家统治着；法学家制定法律，行使法律。他们指定法学家做法官；法官解释法学家制订的法律。我们是一个法学家的世界，由法学家统治着，为法学家服务。这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这么无法无天——不公正是常事而不是例外。难怪革命老针对着法庭、法官和法学家了。”
他们哈哈笑着，互相告别，又向主人告辞后，才慢慢走了。
第二天，他们听说老教授被逮捕了，不禁大吃一惊，虽然他的罪状并不清楚。
几天以后，一个举止沉静、服装考究的陌生人上小屋来，拿出了他的证章。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务。
“我不知道，”他很客气地问孟沙，“你乐意不乐意跟政府合作？”
“噢，当然乐意啦，”孟沙回答，“怎样合作呢？”
这个特务取出一本笔记簿来，坐下。
“你们新近在这儿举行过一次会议吗？”
“一次会议？没有，并没举行过什么会议——”
琴插嘴道，“他意思大概是指那些上这儿来吃茶点的朋友。”
“对。你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成吗，还有——”
孟沙很生气地站起来。“这我当然不能同意！”
“这么说你拒绝合作？”
“我拒绝当密探！再见！”
没有多久，果然象琴担心的那样，曼努埃尔·孟沙被传去，在太平洋沿岸集会的一个国会委员会里作证。孟沙觉得很诧异，不过并不反对前去。他想象不出自己有什么会叫这些人感觉兴趣的材料。他始终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控搞颠覆活动，委员会要他招认什么和提供什么材料。这一点琴倒揣测到了。她打了个长途电话到洛杉矶，跟道格拉斯的女婿史太威医师谈了谈，又打了份电报给纽约的勒弗尔斯。
这次到委员会去作证时间很短，可是恶劣得简直叫人不信。孟沙一走进去便被当作一个已决犯来对待。
“你到过俄国吗？”
“你的路费是谁出的？”
“你到过中国吗，”
“你是共产党员吗，”
“你认识些什么共产党员？”
“你太太曾经被控过宣传共产主义吗？”
“她是不是因为搞颠覆活动，从你的学校里给解聘了的？”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
最后，一个证人来了——就是停下来欣赏蔷薇花、被邀进孟沙家去的那个画家。
“你认识这个黑人孟沙吗？”
“我参加过在他家里举行的一次会议。出席的有这些人。”
他递给主席一张名单。“我听见他们攻击美国，主张革命。”
“孟沙是共产党党员吗z”
“据很可靠的人告诉我，他是的。”
接下来又对着孟沙说道：
“说老实话，要不就得按阴谋叛国罪对你提起公诉！”
“什么》”
接下去，停了一会儿功夫，只听见窃窃私议声。史太威医师走了进来，走到一个国会议员面前。这个国会议员和他很亲切地握握手。询问突然结束了。
那位退休教授进了监狱。中学教师丢了她的工作。作家成了一个木匠，可是画家却在华盛顿得到了一个好职位。当地的那个商人变得沉默寡言，不再来串门和聊天了。
孟沙并没有给再传到证人席上去。他对自己这次受到的待遇非常生气，想去找一个律师谈谈，但是勒弗尔斯第二天便到了。他刚从华盛顿赶来，临走之前在那儿见了一次司法部长。对曼努埃尔·孟沙的控诉就给撤销啦。
“现在，爸爸，”勒弗尔斯说。“让我们来面对实情。这是反常的时代。世界全给炮声震得患了痴呆症。全国都吓得发狂啦——不是怕共产主义，是怕自己，怕自己打算做的和可以做的，怕自己拥有的东西。别管‘为什么’——这是实情！
“就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什么也不做。只是保持缄默，等全国从这阵歇斯底里里恢复过来，回到正常的状态。不错，这也许是懦弱，但是这是很正确的识见。
“现在，我请您和琴跟我回纽约去吧。那儿可不象这儿这么美，不过比这儿安全。来跟我和我妻子住在—块儿。我们正感到冷静。我们就谈谈听听，吃吃喝喝，偶尔还邀几位朋友来玩玩，看看戏，看看电影，乘车上郊区去逛逛。”
“换句话说，”琴说，“我们全闭着嘴。”
“一点儿不错！请你们相信，这儿如今不是闭着嘴，就是死！我认为还是活着的好！”
孟沙和琴一起说道，“但愿我们能象你这样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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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回到非洲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十八章回到非洲去
阿德尔伯写好给祖父的信后，打电话给他朋友达鲍西，接受下了自己刚谢绝的那个邀请——去参加非洲民主联盟的一次会议。他打定主意想瞧瞧这些人在筹划些什么，什么使他们这么热心，这么肯定。在非洲推行俄国的共产主义，这种想法过于异想天开啦——但是他们到底在筹划什么呢？它是不是什么可以唤起他兴趣的事？大概不是，他在非洲并不觉得有什么深厚的根基。一般说来，他并不特别喜欢黑人，对佐治亚州的一个黑人住户跟对一个白种的英国工人一样感到陌生。他觉得两者似乎全是异族。
会议在“左岸”的一家饭店里举行。这儿的文化水平显然比美国黑人的那种会议上高。会员差不多全受过大学教育，属于许多种族。有苏丹人和西非洲人，有些人脸上还带着他们部落的标记；有非洲和西印度群岛来的黑白混血儿；还有亚洲人。阿德尔伯很吃惊地认出了他新近遇见过的那个娇弱的亚洲姑娘。她要是也认出了他，那可没有露出什么形迹来。他朝她望的时候十分小心，尽量不引起注意。
“告诉我，”他对和他同桌的那个人说（人家介绍的时候说过，这个人是廷巴克图人），“你们非洲人指望不打仗就摆脱掉欧洲人的统治吗？”
“或许不是这样，不过这也可能。”
“万一打仗，你们也打算征服白人，统治白人，象白人征服你们，统治你们一样吗？”
“哦，不，你瞧，战争作为一个进步的工具，那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万不得已时的一种防御措施，那我们可能偶尔不得不采用一下。我们深信，凭着计划和知识，凭着民主管理，我们可以为我们人民自身的福利、进步和享乐把他们组织起来，不让他们为欧洲的享乐和进步给组织起来服务。”
“仁慈的法西斯主义会这么做，但是——”
“法西斯主义决不能老是仁慈。它最后准得向自己的贪婪和痴狂屈服。只有民主管理才保证有永久的仁慈——一个民族必须为它自己谋求福利。”
“但是民主政治不是暴民统治吗？这些暴民按最广的意义来说，会不会有天变得非常聪明，能仁慈地统治呢？”
他听见身后的那张桌子上有人说话。它是一个柔和而坚决的声音，是一个女人在说话，声音颤抖，洋溢着力量和信心。他回过头，很惊讶地瞧见正是那个年轻的越南女人在说：
“民主政治就是暴民统治，而且永远得是暴民统治，虽然这些暴民须要用语言和命令来加以领导和教育。没有其他的方法。你们西方用一些小让步和大理想来贿赂暴民。东方非得向他们恳请、劝说，使他们接受拯救自己所不可少的自我牺牲和遵守纪律的精神。”
阿德尔伯瞪眼望着她．她的两眼一眨也不眨。达鲍西插嘴道：“让我来说明一下。欧洲凭着圈起公地和贿赂封建领主，把农民和土地给分开；凭着垄断工具，使人民成了雇主的奴隶。我们非洲人还保持着我们部落对土地的所有权。从那儿着手，我们能不能播种自己的粮食，为自己的需要贮藏自己的必需品，用一种目的在于生活、不单在于权力的教育来教育我们的群众呢？一旦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全走上了这条道路，谁还能阻挡他们呢？”
另外一个人插嘴道：“再说，白种人已经那么嫉妒他们自己人，所以他们正在自杀。等他们发觉他们贪求的东西，那就是亚洲和非洲的奴隶劳工和贵重原料，设法再给弄到手后，战争就会仅仅因为缺乏原因而停止了。”
阿德尔伯不相信地笑了。“首先，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这一套，想想容易，做起来可难啦。黑种人、褐色人和黄种人终究不是天使！我们得估计到自己人民的背叛……”
他感觉到自己的话所造成的那片沉静。气氛改变了。虽然谈话的调子变得比较轻快了些，酒也不断地传来传去，可是阿德尔伯却知道，自己无意中触到了一个很深的创伤。他站起身，随便走动走动，后来走到了那个越南女人的身旁。他的自尊心起先使他不想说话。可是他们俩恰巧同时回身。她没有露出一点儿娇娆的神气，说道：
“前一晚，我把你当错了人啦。你们身个儿很象；他早先常住在那一带。”
他笑了笑。“我很高兴我不是他，”他说。
“我也很高兴，”她冷冷地回答，没露出一丝笑容，也没有再多说。等他们坐下后，她才回到她的话题上来。她深信西方的劳工为了舒适和机械的享受，出卖了自己的政治权利，然后又去当兵来征服和奴役有色人种群众，好取得更多的权力。阿德尔伯坚持说，有色人在类似的情况下也会向同样的诱惑屈服。
她没有作声，纤细的胳膊由于精神恳切而显得十分紧张，一下搁到了膝上，大袖口朝后翻起。这时，他才第一次注意到。他听说过这种疤痕，甚至还在毛鬖鬖的粗胳膊上看见过。但是现在，在一个可以说是孩子的手腕上，竟然有着集中营刺下的号码——71,942。他睁大了两眼低头望着，然后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他眼睛里开始闪现出泪水——心里感到十分痛苦；一句话也说不出。她让他的手在自己手上搁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你瞧，我在法国受的教育。大战爆发后，我当然帮助游击队，后来——给人出卖啦。他们把我押到德国去。”
他很想知道一切，想问问她遭到的事情，但是没能开口；她也没有主动说。最后，她站起身，盯着他的眼睛，露出一种他先前从没见过的近乎微笑的神情。
“再会，”她带着一种永别的神气说。“相信人民，”说完，她去了。他忽然想到自己甚至连她的姓名也不知道。
阿德尔伯永远忘不了一星期后自己所经历的那种决定性的考验。他祖父写信来劝他说：“不要发疯。快回国来吧！”他会得到种种机会——他的父亲有钱——也许比阿德尔伯想象的还多。他有势力。“别做傻子！”信上还说了许多别的话，但是在阿德尔伯看来，一切全太清楚了——美国没有谁要他，或是少不了他。
少数黑人领袖正变得富裕起来——广大的贫穷黑人正越变越穷。这些领袖一心仰望的，就是象美国白人那样——阔绰、恶俗、装模作样。是的，他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个。但是接下来怎样呢？他用不着装模作样、自吹自捧——他对自己和自己的才能非常有信心。他可不在意别的美国人或是别的黑人怎样想法。不过他却需要一件有价值的事，一件做起来很有意义的事——一个很大的机会，可以不顾危险地终身从事。他开始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它。当然，他还拿不准——在这个该死的世界上，有谁能拿得准什么事呢？可是干吗不好歹试试看？把一切全扔开，上非洲去试试呢？
他跳起来，抓住手提皮箱，动手来收拾。他刚把洗干净的衣服堆在沙发上，正跪到最大的提箱前边时，门轻轻打开，又飞快阖上。他回过脸去——那个越南女人站在那儿，长褂给撕破了，一手握着一柄血糊糊的小刀，脸色白得和死人一样。
她瞪眼望着他。“是你啊，”她喘息着说，同时身子摇晃了一下。他忙朝她走去，但是她僵立在那儿，把一个手指放到嘴唇上。他听见走道里起了一阵骚动。房门上传来一阵急切的敲门声。他一句话没有说，回过身，把她推到沙发上，扔了一堆衣服在她身上；她那么娇小，这堆衣服扔上去后简直看不出下边有个人。他很快地把沾有血迹的鞋擦翻过来，粗声粗气地说道：“Entrez！[1]”一面忙着理手提箱，几乎连头也没有抬。
“先生，”那个彬彬有礼的巴黎警官说。“有个女人大概刚走进了您的屋子。”
阿德尔伯很随意地回过脸来。警官瞧见了他的上等亚麻布衬衫和剪裁考究的裤子。
“先生，”他把手上的灰刷掉，点着了一支香烟，说，“一位女士今儿早上六点钟就走啦。她既没回来，也没有换个别人来。我正在指望那个该死的门房来帮我拿这些提箱。你敲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他哩。你瞧见他没有？”
“没有，先生，很对不住，一个危险的杀人女犯逃跑啦，就在这所屋子里。先生，您可不可以允许我在您的房间里搜查一下，”
“可以可以，先生，只是别把我的东西弄乱啦。我半夜里就起来整理着了。”
警官在睡房、小浴室、橡木衣橱里搜查了一下，看了看床下边和门背后。他感到很迷糊，连声道歉，迅速走出去，退出门的时候，还必恭必敬地鞠了一躬。
那堆衣服没有动，甚至也没有颤动。当阿德尔伯把衣服拿起来的时候，那个女人浑身血迹，一动不动地躺着，和死了一样。他猛然感到一阵惊慌，飞快地把浴盆里放满了温水，抱起这个小身体，脱掉那身撕破的衣服，把她放进水去，轻轻地擦着她的身子，又按摩按摩她的太阳穴、面颊和颈子。她象一尊形体匀称的金黄色偶像那样躺在那儿，无限地秀丽。他认定她是死了，有一剎那想到自己将陷入困境，一时感到十分惊吓。接着，他觉得自己摸到了脉搏的一次微弱的跳动，连忙开了一瓶白兰地酒，倒了几滴到她嘴里。在他把她抱起来，放到自己床上时，她微微动了一下；他忙替她很暖和地覆盖好，用手轻轻地抚摸她的前额和太阳穴。随后，他又倒了几滴酒到她嘴里；过了好半晌，她终于平静地睡熟，心房也正常地跳动了。
他回身去收拾起她的衣服，想把它们毁掉。在他低头望着那件撕破了的、血迹斑斑的衣服时，他对当前情况的可怕突然一下全意识到了。阿德尔伯既不神经紧张，也不神经过敏，他对死亡和凶杀并不陌生。死亡——如果是突然的、横暴的——就连在芝加哥也是新闻。在朝鲜，他觉得除死亡外，什么别的也没有瞧见。战争便是凶杀；凶杀便是战争。它使世界十分肮脏。如今，它又用染污了的手触到了这个苗条可爱的女人。不知怎么，这个女人那样打动了他，这是别的女人以前从没有过的，她很美，不错，但是并不是纯洁无罪的——她故意犯了这个训诫：“你不可杀人。”[2]
他慢慢站起身，把所有染了血的衣服尽可能地打成了一小包，小心谨慎地登上顶层的楼梯——停下，四面望望，屋顶上有一个警察。他回来，把那包东西藏在自己收拾好的衣服里，然后坐下来细想。他非得去找一趟达鲍西。他朝房门走去，接着又停住，踮起脚尖走到床边。那时已经过了午夜。她还睡着，呼吸很正常，不过很微弱。他着手在地板上给自己打个地铺。接下去，他又惊慌起来。倘使她半夜死掉，那可怎么好？他脱去一部分衣服，在床上挨着她躺下。
他打了个寒颤惊醒过来，感到她的纤瘦的身子正挨着自己。虽然她眼睛闭着，他知道她已经醒了。他望望她的脸。她的皮肤光滑、浅黄，容貌端正。她并不象他第一眼看她那么年轻，大概有二十五岁了。脸上的纹路很浅，不过坚强、固定。她已经经历过悲伤和绝望——已经受过苦难了。她身上有点儿什么异常强烈地吸引着他？这当儿，他仰起头来思索。
他认为自己不喜欢女人，是由于从前对母亲怀恨。从他出世后，母亲就怨他皮肤这么黑。她自己是橄榄色皮肤，很美、很爱虚荣。倘使他的皮肤是奶油色的，再加上卷曲的头发和漂亮的容貌，那么她便会经常带他出去在人家面前炫耀了。按实说，她为他觉得害臊——他“太黑”了。他老是给撇在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就连父亲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她却知道怎样用她那种撒娇的办法去说服父亲。
要是母亲在他看来是可爱的，或者甚至真的很美，阿德尔伯也许会感到比较痛苦。实际上，他很淡漠地跳出了这个局面。他发觉自己在大多数事情上，可以很轻易地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办；他的母亲是他最不佩服或是最不羡慕的人。他长大成人，没有受过朋友们所谓恋爱的那种创伤。他吻姑娘们，有时候还抚爱她们；但是他的内心却始终没有给触动过，而且他老有点儿漫不经心。
现在——他抬起头，望望这个女人。她的眼睛正坦率、清朗地盯着他的两眼。有一剎那，他静默不动地躺着。随后，他轻轻地亲了她一下。接着，他迅速起身，走进浴室，洗好澡，换好衣服，然后又回进来，拿了几件自己的内衣和一身衣服，还有他的缝纫用具给她。她低声谢过了他；他走进客厅，随手把房门在身后关上。这时，他才坐下来琢磨。不错，他非得去找一趟达鲍西，还得设法在自己回来前不让那个茶房走进房来。还有一种危险：警官也许会再跑来。这一点他非冒一冒险不可。最要紧的是，他得先去找到达鲍西，虽然他自己心里也拿不准，他为什么把这件事看得这么紧急。
门悄悄地打开。一个年轻男人走了进来，身上穿着不很合身、但是相当齐整的衣服，头上戴着一顶过大的法国软帽。阿德尔伯认出了这个越南女人，吃了一惊。他站起身，笑了笑。她也淡淡地回笑笑，说道：“我这会儿最好走呗，你说对吗？”
“不成，”他回答，“也许还有警察在监视着。我预备去叫达鲍西来。”
“那挺好。上一个偏僻的铺子去打电话，别多说什么。要是有谁来的话，我知道怎么办。”
他走到衣橱那儿，摸索了一会儿，然后拿出一柄平头的自动手枪来。她谢绝了。“我不至于用着这个，”她平静地说。她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她打算和平地自首，还是说她有别的武器？他点点头，走出去了。到茶房所住的小房间窗口那儿，他停下，有意无意地说道：
“在我回来前，别上我屋里去。我正在收拾行李。”
他急急忙忙地走到很远的雷涅斯路去，在那儿打了个电话给达鲍西，并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不过强调了一下自己的要求多么急切。他塞了些小面包在口袋里，立即走回家来。当他走进寓所的时候，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一个警察正在跟茶房交谈。他忙低着头看早报，直到他走到他们身旁，才若无其事地点点头，忐忑不安地走上了那三段楼梯。他进房后，一个人也没有瞧见，但是一会儿功夫，越南姑娘便从衣橱里走出来了。
“茶房上屋里来的时候，”她说，“我就藏在这儿。我身个儿小，你的衣服又多。这件皮大衣把我完全裹在里边啦。”
他坐下来，揩了揩前额，然后站起身，预备去烧咖啡。她一声不响，把这件事接过手去，不过自己只倒了一小杯，没有加糖便喝下去了。直到这时，两个人都没有提起那出悲剧；他觉得这出悲剧似乎使室中充满了毒气。他等侯她讲，但是她干脆一语不发，仿佛她没有什么可说的，甚至也没有什么该说的。这在他看来很费解。他不耐烦地站起身，走到窗口，背对着屋里。这时候她才开口说话了。她声音很低，可是既清晰又坚决。
“我叫陶舒。这是你不容易理解的。这一代人知道恨人家杀死一个人，可是又容许对广大人民的屠杀。这大概是二十世纪最反常的现象——一个很大的矛盾。这不止是错误。人民群众始终是无罪的。广岛的受难者并没有犯下什么罪。扔那枚炸弹的人全是凶手。我们为那些在我们称作‘光荣的’战争中任意屠杀的人树立纪念碑和颁发勋章，但是我们却判处一个人极刑，因为他勒死了诱奸他女儿的歹徒。
“我们越南人站起来，收回外国人盗窃去的国土。法国由英国和美国帮着，用屠杀、虐待和饥饿来跟我们战斗。我们就继续战斗下去。
“一九三八年世界大战前，我在巴黎读书的时候，碰见了我们伟大的领袖胡志明，他为我们的自由跟法国政府商谈的时候，我给他做秘书。就在那时，我们碰见了爱鲍埃，他刚从瓜达卢帕岛总督的任上给召回国来。我们知道他为工人、工人住宅和工资做了些什么事，于是去请他帮助和支持。他答应援助。他相信法国，可法国并不相信他。他拒绝做孟德尔的工具，作为惩罚，便给派到非洲去。但是他倒很高兴。他在那儿已经工作了五年，答应给我们帮助，还向我们保证法国的诚意。如今他比较明白了。
“大战的时候，我想法帮助那些抵抗德国、肯定会同情越南的法国人。我这是对的。但是犯罪行为和罪犯出现在我们的行列里。间谍和叛徒出来把我们出卖给了屠杀我们、诽谤我们的人。对他们的罪行有一丝怀疑码？他们不该死吗？如果越南要存在下去，不该把他们杀了吗？
“有一个人——我很知道他，他的身材在我们国家里算很高的了，人很漂亮，受过教育，很有才能。我跟他在自己国内同学，到巴黎读书又遇见啦。我们发生了恋爱，预备结婚。可是他支持贝当，我支持抵抗运动。有一阵子，范胡假装还站在我们这边，侦查维希政府。这样，他把我出卖给了纳粹党。”
阿德尔伯伸手想去握住她那刺了字的手，但是她轻轻缩了回去。“不是，”她说。“我杀他可不是因为这个。我决不单为我自己去暗杀他。可是当我听说他正筹划利用一个在蒙特卡罗赌博的腐化堕落的傀儡王子，来恢复法国对我的祖国的控制，而且他就是这个阴谋的主谋者时，我知道范胡非死不可啦。这并不是因为我私下恨他，瞧不起他；这是因为他是我们国家的一伙叛徒的头子。
“我放弃了学业，放弃了国家给我的奖学金，放弃了我的医师职业，成了上帝和祖国的手，来除掉一个比凶手还恶劣的人。我暗地里找他找了一年；这就是我第一次怎样碰见了你，把你错当成了他。昨儿晚上，我找到了他，把他杀啦。我的工作完成了。现在我遭到什么，全没有关系啦。朋友，我非常不乐意使你也牵连在一件你不想分担或是无意分担的罪行里。我这会儿打算就向法国警察去自首。昨儿晚上，我本会这么做的，不过那样也许会连累到你。”
她正站起身的时候，门上传来了一下敲门声。他们停住，彼此望望。接着，他还没来得及阻拦，她已经飞快地把门打开。达鲍西站在那儿。两人呆住了。
“我可以进来吗，”他笑嘻嘻地问。他们这才清醒过来，忙握住他的手。他鞠了一躬，亲亲这位小姐的手，小声说道，“愿上帝降福给你，陶舒；你干得好！”
他细听着发生的事情，听完后说道，“现在，你快逃吧！”
她绝望地摇摇头，但是她还没有说出一句话，倒又传来一阵敲门声。阿德尔伯几乎把她身子举起来，抱进了睡房。达鲍西镇定地把门打开。一个送电报的小伙子拿着给阿德尔伯的一份蓝纸电报，站在那儿。达鲍西付了递送费，然后放声大笑起来。
“小伙子，”他说，“你这身制服是在哪儿买的？”
这个小伙子微微吃了一惊，怀疑地回答。可是达鲍西却又顺口讲了下去。
“我们想眼一位朋友开个玩笑——由他自己的情人改扮成送信的，亲手送封电报去给他。你把你这身衣服借我们一小时，怎么样？它值——嗳，这有什么关系——这儿是一千法郞。”
小伙子踌躇不决。另一张一千法郞的钞票又递过去；小伙子连忙脱下他的衣服。一分钟左右，陶舒打扮得就象个送电报的小伙子，跟随着达鲍西走到他的汽车那儿去；这个脱下制服的信差在阿德尔伯的房间里逗留到黄昏，然后穿上阿德尔伯的一身旧衣服，在茶房的敏锐的察看下离开——不过口袋里却有三千法郎。
阿德尔伯一心尽想到陶舒，等送电报的走后，才突然想起了那份电报。原来是他父亲打来的一份海底电报，说，“祖父病重，想看你，盼速归。”它还附来一张一千元的汇票。
阿德尔伯很喜欢他的祖父。他总觉得祖父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也旗有点儿过分急于适应时势，为人虽然精明，却很正直。他父亲往往认为祖父很象汤姆大叔，可是父亲对祖父也十分尊敬。现在，到了回美国去参加老人的丧礼时，阿德尔伯却一点儿也不想去做这样一件事。这是无益的崇拜祖先；他可不喜欢这一套。再说，他觉得有必要再去找一趟陶舒；在这么做以前，他决不重新整顿自己的生活——象他原先决心要做的那样。
一星期后，他才收到达鲍西从马赛写来的一封信，邀他火速去参加对非洲的前途很感兴趣的人举行的一次会议。阿德尔伯立刻收拾起东西，搭火车上南部去。他慢腾腾地顺着罗讷河往下游驶行。在第戎，因为人多，他没能走近餐室，所以当他在亚威农和马赛之间的餐车上最后吃到一顿时，他已经饿极了。然而他发现这是一次很有收获的旅行；火车匆匆驶过葡萄园和古老的教堂，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对僭称教皇的人们、古罗马人的遗迹以及对腓特烈·巴巴罗萨的回忆。
他攀登了普罗温斯的一个城堡，它建筑在一座刀锋般的峻岭上，面临着小岛星罗棋布的碧蓝的海洋。他穿过狭窄、的折、洁净的街道，街上满是工人、儿童、走失的小猫和小狗。他经过有着狭长裂缝的高大围墙，上面有些四方形的大塔楼，围墙里面是一片片的庭园；一千年前，放荡的王子和他们的情人准在那儿嘲笑过世界——这些往日的欢笑如今到哪儿去了？
城堡内广大的庭园里以前栽着花卉、铺着草皮，如今却长满了黑森森的丝柏和菩提树。外边的敌人不再是北方的野蛮人，而是城墙外平衍的田野上一些愁眉不展的农业工人，一肚子嫉妒和怨恨的农民。他们今天就象野蛮人的子孙在好几世纪里那样蹙起眉头，望着不劳而获的财富和无功而受的闲适。他拐弯抹角地走过半隐半现的、曲折的小路，到了下边的广场上；从伊亚耳开往土伦的长途汽车在那儿有一个站。
最后，他在傍晚抵达了群山起伏的马赛，在一家小旅馆里登记上姓名，沿着贝尔松斯街踱到贡涅比尔大街去。他特别注意到大批的有色人：非洲和亚洲的工人、海员和技工。这是他来参加的这种会议的一个很合式的开会地点。
他走进那间小会客室的时候，一眼便瞧见了她——并不是因为她待在门口，或是很显眼地坐在屋子中央，而是因为他不知不觉地正寻找着她、想念着她。他慢慢地朝她走过去，她站起来，两手轻轻搭到他的肩上，亲了一下他的嘴。接着，她坐下。这时达鲍西也走过来，挨着他们坐下。
“我们碰到了很大的困难，”他说。”警察在法国各地搜寻陶舒——决心不让她回到越南去，帮着破坏他们替他们的傀儡皇帝策划下的阴谋。但是这一点他们可错了。他们的阴谋已经遭到了破坏；可以挽救这些阴谋的唯一的一个人已经死啦。因此，越南眼下并不需要陶舒。倒是非洲需要她；也许到越南，到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去的最短的路，就是通过非洲——就这句话的两种意义来说。”他招了招手，屋子里的那十几个人连忙向他聚拢来。
阿德尔伯仔细地看了看他们。科特迪瓦的郝福埃—鲍依格尼显然是他们的领袖，他是黑种人，有着高高的前额和聪慧的眼睛；中央刚果的费利克斯—特契卡雅皮肤黝黑，有着一张漂亮的脸；苏丹的肯内特两眼闪亮；科特迪瓦的一位领袖考里巴力则十分阴沉。尼日尔的狄奥里是一个黑白混血儿；乍得的李塞特是黑皮肤，一脸精明的神色——他在爱鲍埃的办公厅里服务过好多年；科特迪瓦的维克多态度严肃、神情庄重；而马兰吉，也是刚果人，却有着一张丑陋、呆板的脸；弗兰契爱是一个漂亮的黑白混血儿。另外，还有些别人，但是阿德尔伯还没来得及一个个细看下去，一张地图已经打开，大伙儿全弯下身来看地图了。那是一张法属非洲的地图。
阿德尔伯很吃惊地认识到，沸腾的法属非洲构成了黑色世界的一个主要部分；它跟英埃苏丹的七百万人、比属刚果的九百万人——他们讲着同样的语言，全属于班都族，——以及英属西非，并列在一起，英属西非是非洲民族主义最大的中心，恩克鲁玛正在那儿建立一个独立的黑色国家。在这些地区下边，在它们的势力范围里，是本国王朝统治着的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另外，还有肯尼亚，在那儿还有盗窃土地的白人强盗统治着，不过卓摩·肯雅塔正领导着一场革命。再往下是地狱般的南北罗得西亚和南非；那儿的一千二百多万人，比世界上任何别的民族都有着更大的理由得进行战斗。
“你们的目的是要鼓动非洲起来反抗它的所有强大的压迫者吗？”阿德尔伯问。
“根本不是，”好几个人回答。“我们的目的是，要使非洲人自食其力，象中国人开始在做的那样。他们团结起来，提高了觉悟，决心要这样做，谁也没法使他们按照别样去做了。我们想使法国工人，最后还使全世界的工人都认识到，非洲这儿——就在今天——正锻铸着锁链，来使他们继续受到种种束缚：贫穷、窃据土地、垄断原料、机器组织化、控制思想和支配教育，以及比最便宜的劳工还便宜的奴隶工。
“这儿，英国人决心要重新掌握住他那失去了的统治权；法国正着手重新执掌世界上的审美观和时髦式样；美国决心想在实力和控制权方面压倒全世界——就在非洲这儿，就在今天；想恢复战前欧洲白人世界的帝国主义的那场大剥削，已经开始了；趁它刚开始的时候，非得在这儿立刻迎上去，把它阻拦住——要不黑暗时代就要降临到文明世界上来啦。”
“我们已经动手了，”达鲍西补充说。“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陶舒，今天世界上最有才能的组织者，非得到非洲去，把这个计划做到家，要是她有天回到家乡，或是，”他意味深长地停了停，“或是有天想回家乡的话。但是她要走进法属非洲，就非得嫁给一个殖民地的官员。你呢，阿尔伯特·孟沙，已经被委派做了法国殖民地的一个文官，只要你同意，并且放弃你的美国公民身份的话。”
阿德尔伯并不需要稍加考虑。他带着几乎不自觉的激动站起身，走到陶舒的身旁。“我们同意，”他代表两个人说。
他为什么要踌躇呢？有什么可踌躇的呢，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根据他多年来读过的一切，根据美国人在他耳边很粗卤地说出的话，他便知道了。在大部分美国白人看来，有色人种的世界是粪土——有用处，可不是人。
大多数美国人全认为，一个自由、平等的中国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是——他们一向是——善良、谦恭的工作人员，可以拳打脚踢，决不会是别样。因此，要是他们的政府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那准是一种阴谋或是意外事件的后果，是美国人背叛了美国大资本家的后果，再不然也许是一个很快便可以补救起来的政治错误的后果。他们于是等待着——急不及待，可又十分自信地等待着——中国共产主义的崩溃，就象他们早先年复一年地等待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那样。这场崩溃越是长久地迁延下去，他们对那些把他们跟这么富铙的一个利润来源割断的美国叛逆者们生的气便越大。
对待非洲，他们的态度甚至更为明确。非洲人有天当真会管理他们自己，或是为自己的利益工作——这在世界上是一丝可能性也没有的。他们注定该给白人当奴隶。黄金海岸、尼日利亚和刚果的黑人，荒谬可笑地装着来成立独立政府，南非酝酿着的不合情理的革命暗影，肯尼亚毛毛族人犯下的抵抗这项大罪——这一切全都证明，除非美国进行坚定的控制，要不然非洲的前途便会怎样。
陶舒和阿德尔伯面临着从法国逃到非洲殖民地去的这项危险工作。他一个人可以自由自在地走，由阿尔及尔或是摩洛哥到巴马科和廷巴克图，横越过大沙漠中古代的小路。但是陶舒怎么办呢？一个女人，一个罪状确凿、头上悬着一大笔赏格的凶手？阿德尔伯提出盘费的问题；这似乎没有什么困难。当他拿出他的一千块钱时，陶舒很奇怪地望望他，然后把一宗珠宝和金银手饰放到了桌上。
“这些全给你，”她对达鲍西说。“如果我上非洲去，那就得赤贫地去。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她回身对着阿德尔伯问。
他慢腾腾地站起来，用以往那种超逸的神气说道，“我也赤手空拳地去开始。”
两天后的夜晚，两个男人和一个瘦弱的小伙子只带了一只小背包，慢悠悠地踱过贾涅比尔大街，朝旧港走去；他们站住脚，望望以前是马赛的耻辱的那片废墟。两个警察跟在他们后边走，但是等警察到了他们身后时，男人们回过身开始往回走，小伙子却不见了。一小时后，在非洲广场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小伙子很谨慎地从瓦砾堆里爬起来，走到码头上去。一只帆扯得很低的小船正静静地停在那儿，船上显然没有人。他们朝它走去的时候，一个警察走来了。
“你敢情是陶舒女士吧，”他鞠了一躬，说，一面把一只手放在皮带上。阿德尔伯的手飞也似的摸出了他的自动手枪，但是她一把夺过去，把它扔在地上。跟着，她走上前，说道，“是我。”
阿德尔伯这才一眼瞧出来，这个警察是亚洲人。陶舒开始说话了。她用清晰的低音说着，始终没有提高嗓子，可是嗓音却由于恳切而发抖。她的话象溪水那样滔滔汩汩，有时候很严厉，一会儿又变成嘲笑和斥责，有时候几乎由于怨恨和轻蔑而发出了嘘声，随后又向人的希望和宽大呼吁。这些话使人回忆起残忍、损害和死亡。他瞧见那个人一会儿挺直了身子，一会儿往后退缩，一会儿抬起一只手来表示抗议和受了损害，然后又浑身哆嗦，神情沮丧。最后，他低下头，默默地回过身。走开了。
突然，一排法国兵把这两个人包围住。一个军曹走上前，正举起手来，忽然嗖的一声枪响，他给打死了。兵士们踌躇起来，慌作一团。正在这时，一个人声在那片不断加深的黑暗中嚷道，“那边，在那边，他们逃跑啦！”
在码头很远的那头，有两个人似乎正迅速地朝着黑暗里隐约可见的一艘大船奔去。兵士们转身便跑，对着那两个模糊的人影上下左右连连开枪射击。那两个人影突然摔倒，一动不动地躺在一汪血泊里。
这时，阿德尔伯和他的新娘单独在一起，没有受人注意，他们连忙朝那只在黑暗的小海湾里轻轻摇荡的小船走去。他们迅速登上了船：小船扬起深红色的三角帆，在夜色里朝着非洲徐徐驶去。是谁在后边法国的海岸上为他们作出了这场崇高的牺牲，他们可始终不知道。
他们眼光闪闪，朝着黑色的南方驶去。
她坐在那儿，一手由他握着。
“我的主人，我们到底是上哪儿去？”她问。他盯着她的两眼，然后望望南方，说道：
“先渡过海到阿尔及尔；我到那儿就成了一个法国官员。然后越过撒哈拉沙漠，走一千五百哩到廷巴克图，再沿着尼日尔河走五百哩朝西到莫西。到那儿我们就成了非洲人啦。随后再上加纳去。”
“加纳？我从没有听说过加纳，”
“你的祖先知道它。它在等待着我们。我们的孩子准会爱它的。”
他们于是唱道：
刚果河滚滚地从天堂流向地狱，
围绕着林莾，轰轰地敲打起丧钟；
河水的呼啸，水气的轻吻，
向上帝诉说诞生的痛苦，向人类诉说人类的死亡。
[1]法文：进来。
[2]《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不可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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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阿德尔伯·孟沙和小杰克·卡迈克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十七章阿德尔伯·孟沙和小杰克·卡迈克尔
一九五—年冬天，曼努埃尔的孙子，道格拉斯的儿子阿德尔伯·孟沙正在朝鲜。几天以前，他乘坐一辆轧轧作响的吉普车左摇右晃地往北疾驶。这时候，他正在冰天雪地里颠颠簸簸地盲目前进，把灰烬和火焰这片破坏的景象撇到了后边。四面高耸着黑魆魆的巉崖峭壁，半隐没在风尘里。人家说，前边延展开的便是鸭绿江和中国的东北部。兵士们彼此紧紧地揪着，号叫、唱歌、哭泣。就他们来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阿德尔伯咬紧了牙关，冒着危险坚持下去，极力不去瞧那些满身凝固汽油、半体烧伤的鬼一般的人们，也不去听那些尖声喊叫和号啕痛哭。这样，阿德尔伯·孟沙，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远离家乡，在严寒的雪地里见到了战争——一场白人打有色人的战争，美国想征服中国的尝试。他以前从没有见过任何规模的暴行。他受过沉重的内心创伤，但是他既没见过暴行，也没见过死亡。现在，每次停留下来的时候，他总瞧见醉醺醺的白人打破男人的脑袋，残杀儿童，追赶尖声喊叫的姑娘。
“这些中国佬、菲律宾佬和所有其他的黑佬全都该死，”他们大声叫骂，一面把烈性的酒咽了下去，来抵御凛冽的寒风。
阿德尔伯听见了这些嘲笑；他们也知道他听见了。他睁大了眼睛很痛苦地瞧着白人在大路上强奸有色人种姑娘，还咒骂她们，杀死她们。医院里的病人逃难的时候，遭到了轰炸；平民全受到机关枪扫射；儿童从起火的房屋里逃出来，就给低飞的飞机屠杀了。城市、桥梁、水道、铁路都给炸毁；成熟的农作物也在田野里给毁了。战俘们给活埋掉；燃烧着的汽油给倒在孤苦无援的难民们身上，树林全给毁了；赤身露体的女人受到殴打，给赶着跑过街道；枪弹在男人的嘴里爆炸，脑袋被斧子劈开，因为这些人是“共产党员”。他瞧见一个黑人上尉拒绝把他的部队领向准死无疑的道路上去。后来，他听说这个人被交给了军事法庭。他一点儿也没有办法，甚至连抗议也不能。他是军人，必须服从。
接着，突然一下于全改变了。来了一阵古怪的寂静，不过时间不长。部队似乎事先并没发出警告，猛然一下便折转回来，急骤地、拼命地往后撤退，把慌作一团的自己的兵士们冲到了路旁的水沟里。全军都在转移了。战争停止了，战斗结束了，撤退已经开始。黄种的中国人涌到褐色皮肤的朝鲜人这儿来了。
司令官华克尔将军颠颠簸簸地坐在吉普车上，大声咆哮。突然，吉普车摇晃了一下，腾跃起来，翻倒在地上。这位司令官躺在那儿，给压成一片肉酱死掉了。这是谁干的，这是怎么发生的，因为什么呢？这当儿可没有功夫来问。阿德尔伯自己的吉普车也陷进了一条沟里。兵士们跳下车来，在烂泥和积雪里挣扎，喊叫、咒骂。风尖声号叫；垂死的人也尖声应和。阿德尔伯摔倒下去，他趔趔趄趄地朝前走了几步，又跌下了。有人一脚踏到他的头上，使他的头更深地陷进了泥雪里。他正想翻个身，站起来的时候，一只大铁轮轧过了他的右胳膊。他听见骨头咔啦一声，猛然感到一阵针戳般的疼痛；不知有多少时间，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到了一条船上，正在实声喊叫——为什么，他可不知道。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在他的胳膊上注射了点儿麻醉剂，来止住他喊叫。这样有过好几次。最后，他静静地躺着，从一扇小船窗里望着起伏的海水。一个军官弯下身来看看他。他想敬礼，但是没有右胳膊了。他惊吓地坐起来。他一只胳膊没有啦！一声尖叫又从他的喉咙里迸了出来；他又昏昏沉沉地睡去。
好多天过去了；最后，阿德尔伯安静地躺着。他到了日本。他已经失去了前半截胳膊，正在回国途中。他的头脑也不正常。他感到不住地疼痛，一种难受的隐约的疼痛。他知道护士们全以为他疯啦，可他并没有。这他知道。但是他回到“国内”做什么呢，这个想头使他突然大笑起来。五月初，他到了西雅图，连忙给送进一所医院去。等他醒过来时，右胳膊的上半截也没有了。
过了好多个星期，他才变得静定、正常了。他搭上火车，到了芝加哥，直接跑回家去。那所优美的三层楼大宅子缩在里边，离开大道有一段路，宅子的前面和侧面有一大片草地。草地上有椅子、桌子和花稍的阳伞。无数的人在那儿游逛——各种肤色的俊俏的女人，梳妆打扮得十分华丽；穿着裁剪考究的浅色服装的有色人种的男人；还有些穿制服的军人。白人侍者捧着盛满吃食的托盘，在人丛里忙来忙去。阿德尔伯挤进人丛的时候，好多人全望望他。
阿德尔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了。他这么坚决要做的是什么呢？一件事，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他没法说明白到底是什么。可他非得见见他父亲。他在人丛里瞥见了他，大声叫唤起来。父亲很胖，头发花白，身上很整齐地穿着一套定制的黄褐色便装，打了一条深红的领带，衬着一件洁白的衬衫。他怀里抱着一个婴孩——他女儿新生的一个孩子，才几个月。那个可爱的女儿穿着一件巴黎式服装，跟她的容貌出众的丈夫一块儿待在旁边。
道格拉斯·孟沙听见这声呼唤，忙抬起了脸。他瞧见一个黝黑的年轻人，蓄着乱蓬蓬的长头发，穿着肮脏、皱折的卡其服装；他立刻注意到这个小伙子只有一只胳膊。他的第一个想头便是，叫唤在暗地里戒备着的巡警；这时，他女儿猛然一怔，喊了一声，从椅子里一下站起身。他妻子脸色发白，慌忙走上前来。这个军人瞧见她时，僵立了一刹那，然后歪斜下去，瘫倒在地上。
阿德尔伯在纽约州北部的一所疗养院里待了六个月。曼努埃尔·孟沙和琴待在纽约市他叔叔勒弗尔斯法官家里的时候，来看过他好几次。他们谈到生活、战争和阿德尔伯的前途。有一点他很坚决。他不肯在美国待下去了——他恨美国。
曼努埃尔劝道：“孩子，我知道你的心情。我有些时候也感到这样。可是你错啦。这个国家对我们很冷酷——冷酷无情。然而本质上，它还不差。它还会做出合理的事来，爱好仁慈，并跟着上帝谦恭地行事。”
阿德尔伯的脸上冷冷的没有表情。琴插嘴了。“我的解决办法，”她说，“是上法国去。在法国待一年，或是几年。法国治疗她的创伤的时候，你也就治疗你自己心灵上的创伤。这该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在曼努埃尔的提议下，道格拉斯拿出了这笔费用。一九五三年，阿德尔伯上巴黎去了。
那是春天。阿德尔伯悄悄地离开了索尔蓬大学的教学大楼，悠闲地逛进了院子。那位有学问的教授还在里边懒洋洋地讲着国际公法的新情况。看来联合国似乎已经改变了这种法律的准则，或是就要改变。不过它却又没有改变，至少目前还没有改变。走向有效改变的第一步，得在新订立的大西洋公约生效以后。这就是说，如果继大西洋公约之后，象必然会有的那样，又订立一个地中海公约和一个太平洋公约，那就会有所改变。
“事实上，如果欧洲人的统治，或是由——”他讲到这儿便停下，没有说出“白种人来统治”。这按理是他该说的，如果他没有觉察到眼面前的那些有色人种的脸的话。真奇怪，他动了这么一个念头：战后怎么有这么许多殖民地的人民、亚洲人和非洲人拥到大学里来。嗐，这是对文明，对白种人的一种颂扬。……这当儿，阿德尔伯走出来了。教授刚才所说的话，在他看来全是废话。事实上，世界上所谓教育，他经受的这种教育，正变得越来越讨厌了。
他又矮又瘦，有着一张深栗色的脸和卷曲的长头发。他的容貌端正、机警；两眼漆黑，闪闪发光；穿的衣服很考究，但很随便；具有一种过惯了优裕生活的神气；这使咖啡店的侍者们瞧见他悠悠荡荡地走到店里一个犄角那儿去时，立刻忙碌起来。可他只有一只胳膊。
“是些什么废话！”走来跟他一块儿坐下的一个同伴，一个年轻的英国人，说。“那个老糊涂在说些什么？还不是老一套——欧洲就代表文明世界！”
“英国统治着海洋，”阿德尔伯加上一句。“这种思想很难消灭。”
“不错，可它还是不存在啦。它非得心甘情愿地自行消灭，要不就得给‘杀掉’。”
阿德尔伯懒洋洋地抬起脸来望望。“我们杀戮得还不够吗？”
“就思想来说，还不够。在这方面，还得来一场大屠杀。”
“这我可不知道。思想并不需要残暴的杀戮。它们所需要的只是慢慢地饿死——淡忘掉、埋葬掉。”
“只要我们的学校还给这种老冬烘把持着，那种思想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得多久才会给消灭呢？”
“我就不明白这个。我不知道我还需要多少所谓‘教育’这玩意儿，或是这玩意儿对我还有多少用处，”阿德尔伯说。“你瞧，我父亲给‘高等教育’迷住啦。为了免得争论，我上佐治亚州我祖父的学校里去。我这么做，是为了逃避进北部的一所高等学校——这里边的原因是你不会明白的。”
“也许我明白，”英国人镇定地说。说完，他停下。他很想听听这个有点儿傲慢、可是又沉默寡言的年轻黑人的经历，因为他难得谈到他自己。这时候，这个英国人急切地想再多听到点儿。
阿德尔伯停住，点了一支香烟，望望两个走过去的姑娘。她们也朝他这边回望了下，然后再往前走去。接着，他往下说道：
“唔，是的，你当然知道我们那有名的‘种族界线’啦。它给了我很大的打击。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好奇的父亲就把我安顿在郊外的学校里，跟富裕人家的白孩子们一块儿读书。他们，或者不如说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都很少有什么种族歧视的背景，或者根本没有；我对肤色也几乎毫不在意。我们一块儿玩，一块儿读书，你来我往，只知道大伙儿友爱。当然，外边的世界偶尔也横闯进来。有一次，我们跟另一所学校举行足球比赛；当他们不许我走进去淋浴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我们当真把水管都给扯掉。另外，也有一两件跟姑娘们有关的叫人发窘的插曲，不过那年头我对姑娘们毫不在意。
“唔，我坚持转到一所不顾法律，只收黑人的中学去。我喜欢这样的学校，于是决定，要是我非进大学不可，那我就上南部可以见到彻底种族隔离的地方去。我祖父是这样一所高等学校的校长；我就上那儿去了。我喜欢那儿的人和那儿的工作。不过我渐渐认识到，在我本国，我注定永远是一个贱民，一个外人，一个‘黑鬼’。我热狂地想逃避开‘种族界线’。我逃避开了。怎样逃避开的呢？我给征召了去参加这场肮脏的朝鲜战争。我失掉了我的胳膊和我的灵魂。我还见到了世界。啊呀！世界是什么？你明白了吗？”
英国人慢腾腾地重新点了点他的烟斗，把它给点着了。“没有，我还没有，不过我正在摸索。有时候，我认为我看到黑暗里有线暗淡的微光。世界的中心无疑正在移向东方。我们非得跟着它转移——当然至少得在思想方面转移，即使身体不能跟着转移的话。困难是——”他停住了。
“困难是，”阿德尔伯补充说，“人类这种动物就连在东方也不够理想。”
英国人不安地移动了一下。他说，”当然到时候——”
“时间，”阿德尔伯补充说，他突然感到自己活了二十二年多么重要，“可不是什么我们老用不完的东西。”
“所以我们有迫切的必要去找出我们在这短短的一生中应该干点儿什么。”
“或者什么也不管，再来一杯苦艾酒。”
“不，不，不是这样，”英国人开口说。可是阿德尔伯已经站起身，向侍者打了个招呼。他走出去了，一面漫不经意地挥挥手告别。
他走过了弥撒拉大街，进了卢森堡公园，沿着一条两旁栽满鲜花的小路闲闲地走去。他找了一张椅子坐下，有好半天一直瞪眼望着皇宫的深灰色正面。它的柱子保存下了两百年前想解决的一个答案——建立在痛苦和劳役上的“美”和优厚的生活。他瞧见一个贵妇人从正门里走出来，头发卷曲，梳成时髦的式样，涂脂抹粉，修饰得很好，她那副雍容华贵的气派，是从成千个乞丐的破衣裳和病菌中提炼出来的。颈上戴着一串珠项链，那些珠子却是梅毒的疮疤。
这怎么样，他想着。我们改进了这种情况吗？一点儿也没有。我们把贫穷和痛苦从挑针打眼的眼睛前边移开，只不过把它贮藏到遥远的非洲、亚洲和一些海岛上去；“那儿的各种景色都很可爱，只有人是讨厌的！”阿德尔伯想到，仗着人类的痛苦而生活的阔绰富裕的人，数目比一七八九年可多得多啦。
眼前有个巴黎上层社会的姑娘走过去——一百个中国“苦力”忍饥挨饿，才供给了她这双长袜。多少澳大利亚黑人大汗淋漓才供给了她这条裙子？她的细腰上束的那条皮带——它准给阿根廷高卓人的多少所小屋子带去了肺病和饥饿？再说，她的短小、精致的贴身衣服，那不是在卡罗来纳州的工厂里、由童工们彻夜干活儿制成的吗？谁把那只镶宝石的结婚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那还不是非洲的千百万黑人吗？这些黑人的家庭给弄得颠沛流离，分散在无数个又黑又潮的矿坑里。她中午吃的，是各国人民、各个种族、各个民族不顾自己的儿童饥锇，栽种、培养、输送到国外来的。这便是法兰西帝国！这便是快乐的英国！这便是上帝之国——美国——自由人的国土！
他从座位上气忿忿地站起身，摇摇摆摆地走出去，到了伏吉拉街上，在那儿停下来等车的时候，他瞥见了一幅旧广告：“CongresMondialdolaPaix。[1]”他停下来欣赏一下毕加索画的鸽子，然后沉思着往前走去。最后，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去找他的朋友达鲍西。
加勃利尔·达鲍西是一个古铜色皮肤的非洲人，接受过地地道道的法国教育和文化，但是对自己的祖国却热狂地忠诚。他谈过不少关于和平大会的话。这时候，阿德尔伯的兴趣突然给勾起来了，他很想多知道点儿那儿所发生的事。他正走下汽车的时候，碰见达鲍西正跑出来。他们俩于是又上了汽车。
“好极了！我原指望可以碰见你。跟我一块儿来。这是一件你非得亲眼瞧瞧的事。”达鲍西指着街上遍悬着的紫色横幅。“今天，他们在把爱鲍埃迁到伟人祠里，跟法国已故的伟人葬在一起。”
“你认识他吗？”
“他是我的朋友，我的领袖。我一直追随着他！”
“法国奖赏过他吗？”
“没有，法国忽略了他的警告，耽误了他的伟大计划。可是现在后悔了。这次迁葬他的遗体，就标明了他的非洲计划的再生。”
他们下车的时候，乐队奏着一支庄严的挽歌，越来越近；接着，送葬行列由国家领导人率领着，来到面前，步进了伟人祠的正门。爱鲍埃的大青铜棺材给高高抬着。
他们折回去走，达鲍西畅谈着法国，以及非洲的动乱。他们刚拐过弯，便遇见一个女人，文雅、苗条，显然是亚洲人。她低着头，用面纱遮着脸，静静地站在那儿，直到棺材抬进大门。然后，她很快地一转身，轻盈地走掉了。阿德尔伯认为达鲍西看出了她是谁，正预备开口说话，可是她走得太快了；两个人全没有再提她。达鲍西邀他去参加一次会议，但是阿德尔伯谢绝了。他知道达鲍西是共产党员，动不动就谈论和平。可是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为了得到和平，中国人不是在作战吗？”阿德尔伯坚持说。“战争不是和平的唯一答案吗？”他认为这是愚蠢的、非常无益的。接下来，他问达鲍西，他对俄国怎么个看法。他的黑色世界打算怎样来解放自己？它单独能承担这件事吗？它能向谁去请求援助吗？他们谈着，辩论着，直到日落，然后约定不久再见，便分手了。
阿德尔伯对于过分去跟非洲黑人亲近，一向感到有点儿踌躇，因为他认为单纯在肤色的基础上群聚到一起，是愚蠢的。他并没有“种族自尊心”；象他自己所说的，他只有“人类的”自尊心，其实也不定是这样——还不如说，他只有以相同的个人爱好和见地为基础的利害相共的个人自尊心。但是，在这个全球性的运动中，一件新的事情却兴起来了，这是一项人类共同的事业——和平。这儿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在生命遭到歼灭性的、摧残人的战争威胁时，团结起来，保卫生命。这个共同事业使他对这种人感到一种血肉关系；这比他对黑人感到的血肉关系更为密切。也许，在他祖父的时候，黑人作为奴隶，或是作为新获得自由的人，具有一种神秘的“种族”团结力，使他们结成了一体。可是如今呢？除去肤色上的某种类似外，他的父亲跟密西西北州的一个农场工人又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除去这个肤色，他的父亲也就等于一个美国白人，捞钱、买选票，依仗“势力”，象别的芝加哥人一样。现在，在非洲……
突然，他觉察到了那个女人。他深信就是他和达鲍西两小时前瞧见的那个亚洲女人。他模模糊糊地记得，当他从伏吉拉街转向右边一条狭窄的小街上自己的住处去时，他曾经瞧见过她。她一直跟着他，至少似乎是一直跟着他，直到他开始拐过弯去。接着，他在街灯下迎面碰上了她，不禁吃了一惊。起先，他以为她就是报上登过照片、说是在和平大会发表激烈的演说的那个越南女人。这时，他瞧出来她并不是，不过她也有着那种泥娃娃般的娇小玲珑，那种纤巧的小手和小脚。她年纪比那个女人小点儿，不过并不年轻。容貌清秀，可并不美，但是刚强、坚决，脸上刻画着很深的纹路。
她很快地拐过弯来，所以还没站住脚便碰上了他。她忙停下，几乎象蛇一般颤抖了一下朝后退缩，一面挺直身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直盯着他。虽然她的神气和人种都很少见，他却认为自己知道她这种人，所以很悠闲地把帽子脱了脱。她笔直地朝他走过来，没说话、没打招呼便从他身旁走过去，悄悄地拐过弯不见了。他感到很迷糊；是不是他样子不够阔绰，不配成为她猎取的对象，还是她把他错认作另一个人了呢？倘若是后一种情形，那么他很高兴自己没有代替另外那个人——她脸上有一种凛凛的杀气。他忘却了她，很疲惫地走到楼上自己的屋子里。
第二天早上，他得出了两个结论。他写信把一个结论告诉了他祖父：
亲爱的爷爷：
这没有用。我没法忍受下去。我不喜欢读书；不喜欢大学。我不喜欢生活。我心里倒想到了一个试验。如果试验下来还行得通，那我就独自去啦。如果试验失败了，或是不再吸引我啦（这其实是一回事），那我也许会悄悄地回国来。也许不会。再见。
孟沙校长看了阿德尔伯的信，感到很烦恼，立刻把它转给了了他的儿子勒弗尔斯。勒弗尔斯法官在收到斯勃林菲尔德蓓蒂·卡迈克尔的一封信的同时，收到了这封信。他有好一阵子都没有得到卡迈克尔夫妇的消息了，不过他知道他们过得十分不错。他知道年轻的小杰克中学毕业后，进了耶鲁大学。法官的夫人不知怎么猜到，小杰克就要跟斯勃林菲尔德的一个白人同学结婚，但是他们对这件事并没有得到确讯。父亲杰克这时候三十四岁；法官倒很想知道，他的情况到底怎样，以及他在做点儿什么。
蓓蒂从斯勃林菲尔德到这儿来，找她的亲戚谈谈。
“我想我们在一切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都搞得不错，可是多少也有些乌云。杰克在工厂里工作；他制造军用品，每年挣到五千多块。但是使人受到威胁的是，工厂可能要搬到南方去，因为到那儿可以有廉价的地、没有组织的劳工、较低的税，甚至还有市里和州里供给的一些自由资金。这使各工会很焦急，不过眼下还没有发生什么，要不就是军用品的各工会不得不担心的那件事，那就是和平。我的护理工作也很顺利；我在新成立的一个研究室里，工作很有意思，待遇也很不错。我们有一所可爱的宅子。一辆汽车和一个仆人。”
虽说这样，她却在发愁。小杰克一九五○年从耶鲁大学毕业了，成绩优良。在中学里，他便跟一个原籍爱尔兰、信奉天主教的俏丽的白种同学订了婚。起先碰到一些障碍。但是小杰克有许多信奉天主教的朋友；蓓蒂又曾经在这姑娘的母亲患一场很危险的重病时，看护过她。大伙儿对这样异族通婚，至少全都听其自然。
“小杰克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们俩之间的事情不大顺利。他还没有毕业，婚约就已经悄悄地取消了，虽然小杰克坚持说，他们依然是好朋友。你们知道，我可并不热中于我们的男人娶白人姑娘，但是如果这一对很合式，那我在单纯的肤色方面可找不出理由来说他们不该结合。
“不过这件事没有跟我商议就取消啦。接着，小杰克上西部一所工业学校去做研究生。他简直不大回家，又难得写信。小杰克在大学里的成绩，至少暂时使他可以免服兵役。大学毕业后，他研究电子学和物理学。不论在暑假时或是在学期里，他都勤苦地学习和工作，挣的钱很够他自己开支。他对生物化学和核物理学也很感兴趣。
“我几次打算去瞧瞧他，但是他和我老是太忙啦。昨儿，象个晴天霹雳那样来了一份电报，说小杰克结婚了，这就动身——别的地方全不去——偏上密西西比州去工作！再说，因为时间紧迫，他想借你们家举行一场婚礼招待会——日期是下星期二。他说他没有时间上斯勃林菲尔德去。我不知道对这一切该怎么解释。是因为给一个白人姑娘扔开了呕气吗？他的妻子是白人还是有色人呢？而且上帝在上，谁听说过有个受过教育的年轻黑人到密西西比州去安居下来呢？我对这场不请自来的招待会，简直不知道该问什么是好啦。”
法官笑了笑，又燃上了一支雪茄烟。
“南部的白人老辩论说，给黑人平等的权利，就会直接走向异族通婚。我们原先本不同意这话，可是南部却是对的。”
“但是，”蓓蒂说，“我一向以为我们的种族自尊心，我们对过去的回忆，会把我们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很自重的团体，因此通婚的事在谁都不在意的那日子到来之前，准会很少。”
“可是尽管这样，我们却又想会见我们的白人邻居——说真的，我们非会见和结识他们不可。如果我们花得起钱，或是没有给法律和暴力隔开，我们就住在他们旁边。我们争着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也招收白种孩子的学校里去；我们非得这么办，倘使我们要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的话。拿小杰克来说吧。在南部的乡下，几乎就没有孩子陪他一块儿玩。在哈莱姆，陪他玩的孩子又太多啦，但是全是种种不同程度的贫穷、生病、放荡和倒运的孩子。你使劲儿把他拉开。在斯勃林菲尔德，你斗争了一番，把他跟最好的白种孩子一块儿送进了最好的学校。他是个聪明、漂亮的小伙子。你还指望什么呢？”
“但是，如果个别有所成就的黑人不断给白人吸收了去，只剩下些黑色渣滓在尘土里翻滚，那么黑人的前途又会怎样呢？再说，小杰克并没有跟新英格兰的上层社会很密切地往来交际；他只限工人的孩子们一块儿。他的未婚妻是一个天主教徒。”
法官哈哈大笑起来。”这是种族偏见再加上宗教偏见，”他说。接下来，他显得很严肃。
“这可不只是宗教的事，”他说。“这实在是：如今天主教教会的政治活动引起了些很重要的问题：天主教徒在非洲和亚洲支持殖民主义的那种方式；他们粉碎了西班牙争取自由的努力的这一罪行；我们险些儿就得见到的一支世界性的反苏十字军；以及在我们这儿教区学校的大幅度增长和公立学校所受到的那种控制——那么多优秀的犹太教师和新教教师全给撵出去了。最后，黑人出任较高的官职的那种微妙的方法，也变得只适用于黑人天主教徒。这种‘外国’统治在美国就存在，可是当我们以为俄国在后边的时候，就一直那么疯狂地攻击和拘禁人。在史拜尔曼说来是好作料的，在维辛斯基说来似乎就是毒药了。”
“但是，天哪，”蓓蒂说，“我们当然不打算再见到一场反天主教的十字军进军吧？”
“一个重要、古老的人类团体，本来总不外是好的、坏的，或是不好不坏的。不过对它进行全面的攻击，总是错误的。不攻击它的邪恶的一面，也是错误的。把它说成尽善尽美，那就是说它达到了任何一个人类团体都没有达到过的那种地步。断然说它邪恶已极，那也只是无知而已。
“天主教徒们自己正尽力在教会里扑灭邪恶；我们非得比较理智地承认这种努力，对它们加以帮助。许多天主教徒大声疾呼，要求停止这场世界性的反苏十字军。天主教徒正帮着把教育带给肯尼亚、尼亚萨兰和刚果的人民。南美洲也露出迹象，不愿再受北美洲的反动投资人利用教会的名义所实行的统治。纽约的天主教组织企图在布洛克林的公墓里跟工会劳工展开搏斗，可是美国的天主教劳工却在中途止住了它。唔，天主教徒总有一天会扔开布登兹和他那种人；他们会不让骗子在天主教大学里教伦理学的。”
门铃响了，杰克·卡迈克尔走了进来。他刚从斯勃林菲尔德赶到；虽然还没有到中年，头发却已经微微有点儿花白，态度也很严肃。他并没有加入谈话，只认真地听着。晚饭后，他们在书房里一边休息，一边等侯。
晚上快到九点，门铃响了；孟沙太太把公寓的门打开。小杰克和他妻子站在门口。小杰克是一个高大、结实、奶油色皮肤的人，浑身上下洋溢着生气和信心。他大步走进房来，象一阵清新的微风——不过是预兆一阵旋风的微风。
“我想您不记得我了吧，你老？我是您最小的姨妈的外孙。您记得您父亲怎样帮我父亲在佐治亚州南部住定下来吗？哟，嘿，妈妈。嘿，爸爸！”
孟沙记得太清楚了。他父亲怎样徒劳无益地幻想在南部办一些黑人农场，把几百万黑人领向自由！现在，他们成千上万地正在为哈莱姆和芝加哥南区争取更大的自由。
小杰克的身旁，站着一个跟他差不多一样高的女人，身个儿很匀称，有着晶莹的深褐色皮肤和乌黑的长头发。她的服装朴实而大方；一眼便可以看出来，她生来既沉静、又聪明。她的举止和态度都很安详，就连在一个使她很为难的情况里也都如此。她的那种从容大方把在场的人全都摄住了。蓓蒂张大了嘴瞪眼望着——这可需要很费一番力才能找出几句欢迎话来。孟沙太太走上前去，说了几句客套话，自己也知道听起来不自然、很空洞。法官只把两手伸了出去。新娘很大方地微笑了笑，然后探身向前，在蓓蒂的额上轻轻亲了一下。
“小杰克时常谈到他的母亲，”她低声说。孟沙太太亲亲她；杰克打破常规，搂了她一下。她很愉快地朝他笑笑，然后缓缓转身朝着法官，说起话来。她一口爽朗悦耳、发音清晰的英国话，吐字稍微轻点儿，可一点儿没有外国腔。
“孟沙法官，您非得原谅我们这样不合式地板了来。这完全是我的不是。您瞧，我是密西西比州早先的参议员希拉姆·勒弗尔斯的孙女；您的大名就是为了纪念他的。我从小就很想见见您。我家里人差不多全去世了；您似乎比亲戚还亲。是美国人吗？我当然是啦。我在阿尔康受的教育，十六岁就上丹麦去，三年前才从那儿回来。今年我三十二岁，”她加上一句。这时候，这群人全不再拘束了；不一会儿，小杰克便谈起话来。
“安，”他解释说，“妈还忘不了斯勃林菲尔德的那个取消掉的婚约。您瞧，妈，凯特是个好姑娘。我想她敢情是举行毕业典礼的那一晚我瞧见的最美的人儿啦。当然，我们碰到种种困难，可是我们彼此热恋着。后来，在大学里，我细想了想。困难是，等我们共同生活后，我们怎么办呢？凯特是美国人——比大多数美国人都地道得多的美国人。她对爱尔兰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她想要一个美丽的家，一辆大汽车，规矩的仆人，大量的衣服和愉快的生活。她非常喜欢玩乐，笑起来真美极啦。这一切我全喜欢。我还认为我也可以挣到足够的钱来把这一切全办到。但是随后，又怎样呢？
“异族通婚这件事很叫我烦心。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解决种族问题的方法，让黑种人渐渐给吸收进白种人里去，这样在美国消灭掉。我想妈妈就是这样看法。这意思是说，黑人作为黑人对这个国家需要作出的贡献，就全没有啦。我并不赞成我们所说的什么种族自尊心，但是我们的贡献是以我们的经验和回忆、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音乐和欢笑作为基础的。这非常重要。这是大量的人类历史；全世界可以从中得到教训和受到指导。再说，这个通过吸收来消灭的方法，就意味着黑种女人的消亡。黑种男人多半都会娶白种女人；黑种女人就会成为老处女和寂寞、痛苦的局外人而憔悴终身。这会是一个莫大的损失。随便哪个民族丧失了妇女，就决不可能再生存下去啦。
“还有，跟现代美国的哲学正相反，婚姻主要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是两性关系。婚姻是友爱和工作方面的合作。这个国家疯狂地极力想使性生活显得是唯一的现实生活；结果就是离婚、拆散家庭、遗弃子女，以及喝酒、吸毒这种种令人不快的放荡行为。我知道这个，因为我留心察看女人，想到女人，如今已经有十年啦。我瞧见大学生活不断因为专心注意到性问题上去而给毁了。我瞧见人类的交际完全变成了两性关系。相反的，孩子非但得不到爱护，也不是计划好要生的；他们愈来意受到忽视，受到错误的教育，再不就是给打胎打掉了。因此我放弃了娶凯特的念头。我们彼此很相爱，不过那是性的吸引，不是理想和工作的吸引。那是好奇的诱惑。凯特越来越渴望兴奋。地喜欢赌博——您该瞧见她在一场赛马会上的神气——还有她多么能喝威士忌啊！我遇见安以后，情形可大不一样。我跟她接近，并不是因为她是褐色皮肤——虽然这也使事情容易点儿——而是因为我们有着同样的要求，记得同样的事，受过训练来做同样的工作；这种工作我们认为非常重要。
“接着，对印第安人的想头来啦——那些被人遗忘、被夺去继承权、遭到残杀和堕落下去的美洲印第安人。你们知道，安有点儿印第安血统。她父亲跟如今还生活在长岛上的那个印第安部落结了亲。我对印第安人什么也不知道，后来安才告诉了我。在美国这儿，印第安人正慢慢地、不可避免地在消亡；他们成了一般的美国人，既没有充实美国，也没有挽救自己的精神和文化；而他们的精神和文化却是应该挽救的。但是印第安人毕竟还生存下来啦。中美洲和南美洲有一万万或是更多的人，主要是属于古老的印第安血统，这个血统和文化吸收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犹太的血统和文化，再加上黑人的血统，就会给南美洲一种全世界管保要欢呼的新文明。美国由白人欧洲帮助着，现在正控制和剥削着这千百万人，并且利用富裕而有野心的印第安叛徒的默许，对这千百万人进行奴役。可是改变就要来啦，急剧、彻底的改变。安和我热切地等待着这场改变。我们寻找别的黑人，让他们在我们身旁工作和等待。我想这一切敢情是今天世界上很害怕的一种利己的、精神上的民族主义。然而对我们来说，这是自卫，是一种决心，那就是：我们和我们的思想与美梦决不会消灭，会为了世界的利益生存下去。”
安接口往下说道：“我祖父在密西西比河边的高地上有一片农场。他是在复兴时期买下的；大部分我们都保存下来了。土壤贫瘠，房屋倾倒。但是地点很好，有水路和陆路通向四处。周围是一些古老的人家、跟我们家有多少年交情的黑人，以及佃户和长工；就连有些贫穷的白人，也都是我们的老朋友。有许多年轻人全上北部去接受了教育；有些人我们已经争取到手，有些人我们还在跟他们进行联系。我们的计划是，成立一个乡村小组，由受过教育的男女青年率领着。我们想耕种和饲养牲口，不过除此以外，我们还想在家乡发展地方工业，跟附近一带和全国各地做买卖。我们要建立一个有一所医院、一所好学校，大伙儿全有活儿干的村子。我们得尽可能不歧视谁；白人和黑人只要乐意，都可以上学；医院对他们也都欢迎。
“我们不是傻子；我们知道会有强烈的反对——不让黑人有什么发言权的无知的政府，惯常出现的聚众行凶，以及庞大的、不断发展的大企业，这些企业主决心要使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成为国内没有有效工会的最大的现代工业的剥削中心。我们准备应付暴行——我们甚至连手提机关枪也要配备好。不过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得依靠武器，或者象目前这样依靠武器，那我们就注定完啦。要是凭小心、勤恳和深思熟虑，凭科学和教育，我们成年人和青年人可以创办和经营一个小合作企业，那么我们就有前途啦。这是一场冒险。也许，象那些聪明人说过的那样，这种不通过革命走向社会进步的和平、民主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我还不相信这话。小杰克和我准备献出我们的生命，来证明这话并不实在。”
“安替我把话全说啦，”小杰克说。“我知道我们面临到些什么困难；机会并不很大。但是我们也许会成功。这就是我们立刻得碰上的一些问题：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位很高明的黑人大夫上密西西比州去，为人类健康，而不是为金钱工作，我们能不能把当地的黑人教堂改成一个成年人的教育机关，只传授最少限度的教义？最要紧的是：我们能不能在一个长期被贫穷、无知和疾病抑压着的地区，平平静静地来应用化学、物理学、园艺学和心理学？”
孟沙法官瞪眼望着这些热心的人，喉咙里不禁感到有点儿哽塞。他想到他们所有的那些前辈——“布鲁克农场”、“新和睦”、“希望谷”、“避难所”和“曙光”。嗐，得到什么来着呢？我们摔倒又爬起来；不努力，即使是毫无希望的努力，什么也得不到。“去干吧！”他说，“我们一定永远准备给你们提意见和帮忙。”孟沙太太又说道：“这太好啦。我真希望我年轻的时候也看这样远大的眼光！”
他们听见门道里有一片嚷闹声，接着门铃大响起来。小杰克霎了霎眼。“这伙人来啦，”他说，一面奔去开门。十二三个年轻的白人涌了进来。他们兴高采烈，几乎是醉醺醺的；大伙儿热情洋溢地拥到了小杰克和安的四周。一个身材很高、十分俏丽、服装花稍的姑娘奔上前来。她张开胳膊，抱着小杰克亲了亲。
“亲爱的小杰克！瞧见你，还有安，真高兴极啦！你就是最后赢得他的姑娘啊！嗨，你真漂亮——这种颜色和这身衣服，嘿！真好极啦。是谁设计的？我们这阵子非常快活——那出新歌剧，我忘了它的名儿，它可好极啦。接下来在鹳鸟俱乐部的晚餐——那种香槟酒真好。现在，既然你们不肯在这儿待一晚，我们来把你们送到飞机场去吧。随后，我们就随便上哪儿去玩到天亮。还有，小杰克，你可别忘啦——海尔的父亲钱可真多；我们不知道怎样来花。要是你的疯狂的密西西比计划得用钱，你就写信告诉我。别忘了，只管写信来，或是打个电报！”
他们跟涌进来一样迅速地又涌出去了。安走在最后；她回过身，亲了亲蓓蒂，抱紧了她。“我会照顾他的，”她小声说。
蓓蒂一语不发地瘫倒在一张椅子里，瞪眼朝门望着。“这些孩子，”她喘息着说。法官突然喊道，“我完全忘了把阿德尔伯的信给小杰克看啦。我得寄给他去。”
“请你把这附在信里边，”孟沙太太说。”这是我认识的一个女人最近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
法官于是读道：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收到了——我刚看过了——调查美国和李承晚部队在朝鲜所犯的暴行的那个国际妇女委员会的报告。
总统先生，这份记实的报告，叙述了我们指挥的性欲狂的部队在朝鲜犯下的滔天罪恶；在我四十年的生活里，我还从没有象今天看完这份报告后这么感到惊骇和厌恶。
“……二十六个住在医院里的病人被燃烧弹造成的大火烧死了……三十个母亲和儿童被杀害了……有步骤地用机关枪扫射想来扑灭大火的平民……儿童从起火的住宅里跑出来，被低飞的飞机用机关枪射死……医院、电车、桥梁、自来水管全被炸毁……妇女和姑娘在街上被‘逮住’，押到营妓院去……一个当地人挨了美国人的打，因为他把妻子藏起来没有给他们抢走……美国人押着她赤身露体地走过街道……北朝鲜的俘虏被押到一片田地上，身上浇了汽油，点着了活活烧死……山上的森林被美国燃烧弹烧光了……被囚禁的妇女受到美国人殴打，有二十个被强奸了……有些牺牲者是因为美国子弹在嘴里爆炸而被杀害的……单在金原，就有两千九百○三个妇女被美李部队强奸过……赶进稻田里去，奸污后枪杀……”
大总统啊，这种流血、屠杀、折磨、摧毁、残害，这种杀婴儿的罪行、杀人的罪行、大规模屠杀的罪行——这种违反正义的行径——还得继续多久，多久呢？
美国的“领导人”——根据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己下的定义——正使自己成了战犯，成了对人类犯下卑劣罪行的凶手；为了这些罪行，愤怒的世界舆论会要他们来偿命。
这是一帮卑鄙的“反共”狂人，是一帮打算用原子弹来歼灭世上生命的凶手和破坏人类多年辛勤创造出来的文明的罪犯；除非……除非您趁早采取确切有效的措施，否则，走在这帮人最前边的，将是——也许还带着手铐脚镣——那个唯一可取制止这一切暴行而没有加以制止的人：哈里·杜鲁门。
总统先生，倘使那一天到来了，您可以回想到一封八页的长信，日期是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三；在这封信上，一个不知名的、现在已经亡故和被人忘了的不重要的人，“预料到了”这个“可怕的结局”。这个人自己署名是，
恳求您的，
维纳。
[1]法文：世界和平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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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琴·杜比侬的解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十六章琴·杜比侬的解聘
一九四九年春天，琴·杜比侬向孟沙校长提出想到欧洲去游历一次。华道夫—亚斯多里亚大饭店里的那次会议是三月里在纽约举行的，琴提出这项计划是在那次会议以后不久。她对那次会议后发生的惊人的反扑，比孟沙还要烦恼得多。她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是对任何有效的和平运动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抗。如果确是这样，那么世界其他各地的反应又会是怎样呢，她很想知道。她深信美国是不准备告诉她的。这时，她收到了一份出席巴黎的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请柬；这下子突然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倒可以去调查一下世界的进步力量，又可以满足她多年来的一个愿望：见识见识自己从书本上读过那么多、并且指点孟沙校长去周游过的那个欧洲。孟沙校长当然同意了。在纽约失败了的和平，在欧洲也许会成功。因此，一九四九年四月，琴·杜比侬便坐到了普勒耶尔大厅里两千人当中。这许多民族和人种的典型代表里，有一些她以前看见过好几次，不过这些非洲人、阿尔及利亚人、南美洲人、摩洛哥人——他们可不只是供欧洲人观看的典型——他们是一般的男女，他们谈话、议论、要求和平。
保罗·罗伯逊在欧洲各地举行过音乐会后，也赶来参加。当他大踏步地走过大厅的时候，琴和许多其他的人一块儿站起来，热狂地欢呼。她觉得他这句话说得非常恰当：“我的同胞决不跟宣布种族偏见不合法的俄国人作战，”欢呼声是排山倒海的。
琴过了几年才认识到这句话的巨大意义，倘使它有天给实行起来的话。它的意思是说，把东欧从白人世界里分裂出来，加到有色人种世界的力量中去，以便摆脱欧洲帝国主义，维护自治和独立。这句话后来在美国引起了对罗伯逊的一场凶残的迫害——几乎扼杀了他，而且当局根本不准他到国外去旅行，即使在国内演唱，也得受到种种限制。这一点琴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但是她后来可知道了。
她几乎很害臊地认识到，自己在思想和感应方面多么彻底地受着白人和美国人的影响。那天下午，她和俄国作家伊里亚·爱伦堡同进午餐。他在美国南部观光的时候，她曾经会过他，他们交换了不少意见。在他们离开饭店的时候，他问道：
“你瞧见过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吗？”
她显得很迷惑——“格尔尼卡？”
他觉得很奇怪，忙解释道：“你知道，就是遭到轰炸的那个西班牙镇市。”
她不知道；说真的，她感到自己知道的事实在不多。不过这次，她看到了那幅了不起的壁画后，又听爱伦堡讲了一下文明国家（？）对西班牙奋斗着的工人所采取的态度。英国、法国和美国让这些衣衫褴褛、忍饥挨饿的妇女和儿童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炸弹下倒卧在血泊里。那是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剧。它是丑恶的！
有生以来，她对自己出生的那个国家的忠诚第一次动摇了。她没有说什么，也不乐意去瞧爱伦堡眼睛里的泪水。他们默默地回到普勒耶尔大厅里；她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静静地坐了好一会儿。当一位越南女人给邀到讲坛上去时，她很惊奇地听着她的发言。这个越南女人看来象一个稀罕、珍贵的中国泥娃娃。看样子她不过十五岁，可是她却是个已婚的女人，讲着极端文明的语言。
“象其他人民一样，”她高声说，“越南人民也不要战争。他们对屠杀、毁灭、蹂躏知道得太清楚了，不可能不渴望和平。”
越南？越南是什么地方，它在哪儿，琴听着的时候问加勃利尔·达鲍西。达鲍西是一个西非黑人。他回答说，“越南人民，象马达加斯加岛、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人民一样，从法兰西联邦这出新的假面戏里，瞧见了法兰西帝国的真面貌。马歇尔计划、大西洋公约和计划中的太平洋公约，全是策划来替法国和其他殖民国家的政府筹款，使它们可以保有、征服和剥削它们的殖民地。”
琴惶惑不解地坐在那儿。她象大多数美国人那样，一直以为马歇尔计划是企图来帮助穷人的。她可从来没有想去了解一下大西洋公约。早先，她以为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全是落后的、未开化的、刚愎自用的——是文明国家的负担，也是文明国家的牺牲者。琴知道中国和朝鲜的代表没有得到许可来出席巴黎的大会；当她听说他们在布拉格同时举行一次会议时，她禁不住感到心情激动。当布拉格大会宣布打下南京后，她跟着代表们一块儿站了起来。
十三个国家的二百十三名代表，因为法国政府害怕而被拒绝入境；他们于是聚集在布拉格，在那儿同时发出这个世界性的和平呼吁。当布拉格大会上的声音通过广播传来的时候，巴黎大会便进入了最高潮。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的声音雷鸣般传过普勒耶尔大厅的走道，还响遍了它的楼厅：
“我们进军！我们一定继续进军，我们一定在全世界进军！”
跟许多别人一样，琴的注意力集中在俄国代表们的身上。他们的外表给人很深的印象：那个白发苍苍的大主教；两个战斗英雄的那位圣母般的母亲；和蔼可亲的作家法捷耶夫和热倚洋溢的爱伦堡。她很笼统地知道，美国为什么不喜欢俄国，害怕俄国，但是她急于想知道的是，为什么那么许多别的国家，新兴国家和弱小民族，非洲人和亚洲人，似乎全把拯救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共产主义上。
布法洛体育场上的那幕庄严、壮丽的景象，答复了她的一些疑问。这儿同时聚集了二十万人；下午至少有五十万人由这儿走过。这幕动人的景象并不是有组织的。她相信象拿破仑和德国的威廉那样的人，一定时常安排出更壮丽、更绚烂的场面来。不过她很怀疑，没有组织的各国群众以前有没有在一次要求改善人类生活的请愿中这么动人、这么热烈地倾吐过他们的衷情。这个和平的呼声有好多天、好多个月都在她的耳朵里回响。
她到法国南部某些地方去游览了一下，但是她不得不匆匆忙忙，因为她没有多少时间。这时，她很幸运地又遇见了伊里亚·爱伦堡。爱伦堡以他那种爱护备至的、慈父般的神气朝她微笑着说道：
“你回国前干吗不上苏联去看看呢？”
她踌躇了一下，然后说道，“唔，当然啦。我很乐意去！”
因此，仲夏的一天旱晨，她瞧见了现代世界上一座最大的都市里的建筑物，有堂皇的林荫大道，有宏伟的公共建筑物，远处还有一所大学的校址。在一些僻静的地方，在废墟上，在小路旁，时时可以看到古城的遗迹，可是新的美好的事物却在成长。这儿有好些公园，还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地下铁道；有商店和大百货店，有工厂和工人住宅，而人类的日常兴趣，也很古怪地从富裕、奢华的人移到了工人和知识分子身上。最后，在大剧院里，她瞧见了戏剧艺术的最高峰——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和它的瑰丽的芭蕾舞。她带着新的希望和幻想回到佐沽亚州的梅肯来。
琴出国三星期后，预定在九月里回来，但是她到达前，保罗·罗伯逊在庇克斯基尔举行演唱会的那件惊人的事传来了。它原定是在八月三十一日举行的。纽约的孟沙法官在给父亲的信里，叙述了他和他妻子乘车去参加的那场演唱会被暴徒们破坏的情形。
新闻界——纽约的各家报柢、他们的第一流记者和摄影师，全到那儿去观看这场最大的私刑处分，但是那儿没有一个警察，没有一个骑警——一个也没有。
孟沙校长觉得这件事很费解。后来，他才认识到，这是反对罗伯逊在巴黎刚说过的那句话，同时也是多年来酝酿着的对闯进这个西契斯特休假区来的黑人和犹太人的仇恨的表现。据说，这场演唱会将延期到九月初，由警察保护着举行。
九月间举行的那场演唱会的消息，使孟沙校长更为烦闷。孟沙法官接到警察方面的警告，在赴演唱会的途中折转回去了。罗伯逊的朋友们拿着球棒，手挽手地排列起来保护大批听众；演唱会便在这样的戒备下举行了。孟沙的一位朋友后来说，复员军人和反犹太人的恶棍这样一帮白人暴徒，在警察的帮助下有组织地想用私刑来处分罗伯逊，并且想尽可能多打伤一些听众。这位朋友写道；
那情形简直无法无天；当汽车由那地方驶走时，警察们在一阵疯狂的仇恨中，用他们的长棍乱打汽车，捣毁了挡泥扳，敲破了防风玻璃，还发狂般地双足暴跳。我们就连关着车窗，也可以听到警察们的那些滔滔滚滚的滥骂，都是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犹太佬，犹太鬼，黑佬，黑鬼！”美国种族仇恨的黑暗世界里的脏东西，全深深积压在这些法律“保护者”的内心里。正门那儿集合了大约三十名警察；他们乱打汽车，仿佛汽车是给他们泄愤的活东西似的。
警察们赶着另一些汽车驶进树林；暴徒们便在那儿殴打和打伤了好几百个想驾车驶回家去的人。
孟沙正看着这消息的时候，有人进来通报说校董会的约翰·鲍尔温先生来了。鲍尔温先生有一年没上学校来过，也没有来出席过一次校董会会议。他身体不好，而脾气更坏。这时，他劈头第一句便问校长，外边传说教务长琴·杜比侬去出席了“共产党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而校长本人也去参加了共产党在纽约华道夫大饭店里举行的那次集会”，这是不是真的。
孟沙说这两个会议他们是去参加过的，不过据他知道，这两个会议没有哪一个是“共产党”安排的，两个会议都很值得参加。
“你得知道，孟沙，”鲍尔温生气地说，“国内的情形已经到了摊牌的地步。我们要来止住这个共产主义。我们要来使这个国家回到正常的道路上去。”
孟沙插嘴问道：“你是否想到，我们所谓‘正常的’，实在是反常的呢？‘新政’早先领我们走的路难道不对吗？”
“不，它不对。它妨碍了私营商业。”
“私营商业，”孟沙说，“已经被私人的贪婪毁掉了。鲍尔温先生，”他说下去，“我是美国人，是法律和惯例所承认的这样一个美国人。我希望美国有着最好的情况。我希望美国成为最好的国家。但是我不喜欢美国的某些事情；我不喜欢某些美国人所做的事。我可决不说我喜欢。比方说吧，那个卞·戴维斯。我认识他。我认识他以前，还认识他父亲。当我在亚特兰大大学求学的时候，小卞每天总到学校里来。他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长大后也是个很不错的人，黑人和白人全这么跟我说。他是纽约从没有过的一个最优秀的市参议员。
“卞的信念和他的计划，我可不知道，我也不在意。他甚至并没有被指控说是做错了什么事。他有权相信共产主义。但是惩罚一个人，不是为了他所做的事，甚至不是为了他的信念，而是为了他的信念可能造成的事，这是很不公正的。这是一个犯罪行为。”
“孟沙，你这可太过分啦。”
“最高法院做得太过分啦。”
鲍尔温皱起眉来。“孟沙，我们一直指望南部的黑人是国内的一支保守力量。我们要尽力设法使他们是这样，要不我们就得粉碎他们。我一向特别倚仗你；你工作搞得很不错。现在别把它毁了。你去参加纽约那个狂人的会议，这是一个错误。”
“鲍尔温先生，他们可不是狂人。他们是一些最优秀的美国人；至于外国人——嗐，有俄国来的一位大音乐家、两个作家和一些科学家。”
鲍尔温把这一切全撇到一边。“他们代表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美国可没有地位。”
“我并没说它有。我是说我们应该很民主地交换意见。这件事被一群暴徒拦住了。正常的交换意见也绝对禁止。想想看，耶鲁大学竟然不让萧斯塔柯维奇到它的校园里去举行演奏会！”
“孟沙校长，我这会儿不跟你讨论这个。我要说的就是：你上纽约去是一个错误。杜比侬女士上巴黎去，并且，据我了解，甚至上俄国去，这是一个更大的错误。我恐怕她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我们不得不去掉她。唔，孟沙，要是你乐意跟我们一块儿干下去，我们希望你继续在这儿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要不然，我们就去另找一个别人来。我想把这向你说明白。校董会已经拿定主意啦。”说完，鲍尔温便走了。
这次会面使孟沙很沮丧，可是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很可能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奏曲——使他十分吃惊，因此他花了较多的时间去考虑世界局势，而不大考虑到自己和学校的前途了。他写了些信，参加了些会议，公开地畅所欲言。在他表明自己立场的时候，校董会和支持校董会的国内实力派的立场也强硬起来了。在几次会议上，鲍尔温和其他的商人跟银行家在他们自己人中强调了他们的见解。
“一九○○年，”鲍尔温说，“长岛铁路公司总经理，年轻的威廉·鲍尔温在南部表达的和强调的那些老计划，是要把黑人培养成一支独立的劳动力量，他们的工作跟有技术的白人所做的可不一样。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受到外国意识形态的毒害，准会互相牵制，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有一支廉价的、有效的劳动力量了。
“嗐，这一切全给搅乱啦。现在，我们不可能不看到，黑人正在受教育，而且已经超出我们的原定计划和我们的控制能力了。再说，整个儿工业方法也大改变了；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的区别正在消失。现在就是：劳动，大规模生产。我们如今不得不指望的，是一支黑人和白人合而为一的劳动力量。这会有人反对；我们可以利用种族偏见把工会组织和种族合一保持在最低限度上。但是妨碍工业的种族区别最后非得给取消。
“我们得做的就是注意着，不让外国的过激思想渗入白人或是有色人的劳工中来。我们不得不控制住劳工组织和压制住工会：这样来消灭他们的政治力量，使这个给人唤错了名称的民主在大资本家的专制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想孟沙不会跟着我们一块几干下去。我还认为，这个正在帮助他、自称有色人的势力太大的白种女人，非得离开。孟沙是个正派人。我们非得尽可能多留他一个时期。不过我们得把他的指甲给剪掉；这件事我们现在就得做。”
这时候，孟沙不象他以往那样听人家说校董会正考虑怎样怎样，然后决定自己的行动；他正为孙儿阿德尔伯的入伍感到十分烦闷。道格拉斯的儿子大学毕业后，成了小剧院里的一个助理。尽管孟沙很有力量，阿德尔伯却被征召了去，送到密西西比州毕洛克西的一处营地上。在那儿，他迎面碰上了密西西比州的种族偏见。随后不久，他便到朝鲜去浴血战斗了。
直到临终的那一天，曼努埃尔·孟沙对一九五○年这一年始终都没法向自己作出一个合理的、满意的解释。有时候，他认为这准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任意胡来的后果，这个人执掌的权力和担负的职责是他的智力和学识远不能胜任的。接下来，他又把责任转移到杜鲁门的苛刻、顽固的国务卿身上；有时候他又认为一切准都是象蜘蛛般四处爬行的工商业这条大章鱼的罪行，这条章鱼被金融和信贷的六七个有力的中心钳制着、而这些中心则几乎拥有、并且肯定统治着世界上大部分地方。不错，这便是罪魁祸首——再不难道没有罪魁祸首，只有隐藏起来的魔王的化身吗？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国的虚弱的“灵魂”终于摆脱了两年来战火弥没的烟雾。到一九五○年一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了中国的新共和政府。美国却不肯相信。长久以来，它根本瞧不起中国人。日本人把朝解的大企业全卖给了华尔街。这些大企业难道竟会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打发到那个前沿战壕里去，窥探杜勒斯在狂热的想象中认为北朝鲜正威胁着的那些钨矿吗？
北朝鲜于是拿起武器来，阻止美国的代理人李承晚向北部进兵。接着，哈里·杜鲁门发动了差一点儿便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那场战争。据他说，这是他的最重要的决定。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并没有任何权力，竟然命令美国部队在一个外国“采取警察行动”。他并没有跟国会商议，也没有受到联合国的委托。不过联合国乘苏联缺席的时候，在麦克阿瑟进兵后十一小时同意了；国会一直就没敢反对。
这样，哈里·杜鲁门在一年里便把五万美国小伙子送上了死路，还使十万多人成了残废，又使朝鲜陷进了一个血污的深渊，在第一年里从这个国家迫切需要的教育、卫生和房屋方面的经费中至少抽去了五十亿美元。
琴在一九五○年秋天新学期开始的时候，从国外回来了。曼努埃尔和教师们听到了她的一些报告，都深感不安。麦克阿瑟越过了三八线，朝着中国东北部的国境扑去；他在那儿不但轰炸了中国，并且轰炸了俄国。琴指出来，这使这场战争多么严重地改变了。她静等着听听中国怎样来答复。显然，华盛顿感到很忧虑。十月里，杜鲁门忽然匆匆地跑过半个世界，去跟他的专横的“总督”商谈。
按照报纸上所说的，这次会谈非常满意；我们的部队滚滚不断地往北开去，一路上杀人和喷射燃烧的汽油，到十一月二十四日，象后来揭露出的那样，麦克阿瑟又使他的军队越过了边界线。
接着，事情发生了。使全世界大为吃惊，使麦克阿瑟大为生气的是，中国起来反击了。十一月下旬，六千多美国和朝群的兵士给打死了，三万二千多人受了伤。十一月二十八日，象麦克阿瑟喊叫的那样，这可真是一场“新战争”了。联合国军队败退下来，溃逃了。联合国本来反对美国冲过鸭绿江去。当杜鲁门几乎漫不经心地威胁说要使用原子弹的时候，艾德礼连忙赶到了华盛顿。这时候，联合国要求“停火”；杜鲁门宣布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华盛顿讨论了完全从朝鲜撤退的问题。
琴对这种局势表示了她的看法。“麦克阿瑟吓得慌乱起来啦；他的军队作了任何一支美国军队都从没作过的距离最长、最急速的撤退。随后，麦克阿瑟和他的部队退到三八线南边七十哩的地方，发觉中国人停止追击了。他们并没有冲向釜山，企图把他‘赶下海去’。没有，他们在三八线上停住，准备谈判和平了。”
全世界对和平的要求在增长着。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在纽约、巴黎、莫斯科和墨西哥，举行过四次伟大的和平大会。《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三月里便正式发表了；四月里，纽约成立了一个和平宣传站。它的《和平简报》散发到了全国各地。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二百五十万美国人已经在反对使用原子弹的请愿书上签了名。
在杜鲁门发动战争后五天，艾奇逊对《斯德哥尔摩宣言》发出了一次攻击；和平情报局对他作了很坚决的答复。它公布说，全世界各地有两万万人由当代一些最了不起的人物领头在这份宣言上签了名。
这严重地影响了麦克阿瑟的计划。他正想把中国人引到南部，然后发出一个歼灭性的打击，好激励起美国的战斗精神来；再不然，如果他的部队继续打败仗，那么他便可以为自己取得无限的兵员和作战物资，以及进一步作战的全权。为了这个目的，他希望蒋介石从台湾到朝鲜和他会合。到那时候，美国作战的阶段便结束了。他的地面部队大部分可以回国。只要靠美国飞机和大炮，靠原子弹，靠蒋的部队和他重新出现后必然会集合到他的旗帜下的那些中国人，还靠着美国海军对中国沿海一带和大河流的扫射，蒋和他的部队在美国大资本家的支持下便可以打进中国的东北，然后再打到北京、南京和上海，一直打到广州。
蒋介石在顾问的帮助下，准知道怎样去消灭汉口以西直到重庆的农民，更在陕西和四川，甚至在新疆和蒙古对他们滥肆轰炸。最后，亚洲便会向美国屈服。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蒋是绝对必要的；他会是中国的象征，可以把受到美国一些叛逆者帮助的共产党“叛乱”扑灭下去。他和他的一帮人知道中国的风俗和语言。麦克阿瑟坚持要利用蒋，不但写信给杜鲁门和五角大楼，并且写信给那个宋家资金大量津贴着的势力很大的援华派。最后，他犯下错误，甚至还写信给新近在国会的选举中获得胜利的共和党。
同时，象琴指出来的那样，既然中国人没有急切地陷进麦克阿瑟撤出汉城、退向釜山，这么坦然设下的陷阱，麦克阿瑟便只好采用其他的策略。他已经得到很明确的许可，到他决定有必要的时候再度越过三八线，因此他对自己的行动连忙进行了严密的新闻检查。接下来停顿了一个月，和平的思想四下传播着。
麦克阿瑟想取得轰炸中国东北的权力。他没有成功，不过他取得了再度越过三八线的权力。二月里，他偷偷地把部队派了过去，发觉没有中国军队后，便命令海军对元山进行了四十一天的炮轰，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城市遭到这种攻击的时间都长。美国飞行员对毫无武装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投下大量的炸弹和燃烧弹，直到——象一个扬扬得意的海军将领对记者们所说的那样——“你没法在街上走。你设法在那儿睡觉——要不就是长眠。”居民成了“敢死队”。附近的城市松津和清津也遭到了同样的攻击。
可是在朝鲜那片狭窄的颈状地区里，麦克阿瑟却仿佛给一堵石墙挡住了。尽管他拼命挣扎，他却没法朝北推进。他原想把中国军队引诱到釜山去，但是他们却守在三八线上，在那儿待下了。接着，琴打开早报，指出了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四月十一日，杜鲁门召回了麦克阿瑟。
孟沙极端惊讶地看着这项消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他问。
琴作了解释。“杜鲁门的处境很尴尬。十个月前，这个小‘警察行动’看来象是一种很不错的宣传材料，如今已经变得非搁下不可啦。第一年，这个‘行动’花掉了五十亿，还牵连到十七个国家和七十万名兵士。这不只是一场‘警察行动’——这是走向一场世界大战，象我们的盟国立即强调指出的那样。
“和平的要求在美国这儿也不断增长；这几次选举就表明出来啦。战争的暴行使杜鲁门很厌烦，可是他自认为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人，所以又不肯承认这一点。战争的费用使纳税人翻腾，但是他不敢由于这些顾虑便让步。
“麦克阿瑟很冒失地违背了他的命令。这一点杜鲁门很生气地否认了。可是等麦克阿瑟向众议院——民主党在那儿只多两席——共和党的领袖马丁去呼吁时，杜鲁门认为这是政治叛变，他便抓住这件事作为借口。”
琴尽可能常跟孟沙谈论，主要不是关于巴黎和和平运动，而是关于她在布拉格、华沙，特别是在莫斯科所看到的情形。他很感兴趣地听着，不过愈听愈觉得烦闷。事情的确象鲍尔温坚持的那样；琴是变得激进了。这对她、对学校都很危险。他非得怎样把这件事跟她彻底谈谈不可，但是这时多半都是她在说话；她对自己看见的和听到的感到满腔热忱，跟他、跟学生全很随意地谈着。
一九五二年秋天的一个上午，琴刚回国不久，满脑子尽是海外的见闻，一个新学生，她班上后排的一个高大个儿、黄皮肤、眼光闪闪的小伙子，问道：“杜比侬女士，您对罗森堡案件怎么个看法？”
琴回来后便读到了这对被控叛国罪的年轻夫妇的事。她感到既惊骇又愤怒。她认为这是对妇女的攻击，对母亲的侮辱，尤其是对很清楚的法律程序的拒不遵守，为此她感到十分愤慨。她坦白、激昂地这么说了。
“这件案子使我感到很惊奇。我相信被告不久准会获得释放。这首先牵涉到思想的权利。也许，罗森堡夫妇是共产党员。那我可不知道。我也不在意。我刚打一个共产国家观光回来，我瞧见了无数善良的人。我总相信思想自由，不论一个人相信什么。只有行动是可以惩罚的，信念决不该受到惩罚。
“罗森堡夫妇，象所有证据所证明的那样，是正派人。他们一块儿在学校里求学，彼此发生了恋爱，结了婚，建立了一个家，为生活而工作，还养育了两个很不错的男孩儿。他们被控在和平的时候图谋犯战争时期的叛国罪。指控他们的证据，是一个已经认罪的罪犯提出来的。这个人的口供，是用我管它叫作贿赂的方法收买来的；那就是说，他已经招认了的犯罪行为可以因此获得减刑。
“罗森堡夫妇被控所犯的实际罪行到底是什么，这始终没有公布。是什么罪行呢？是什么他们会干下的违法行为吗？除了一个犯人的供词外，又有什么证据可以证实他们的罪行呢？犯罪行为甚至还没有证实，那他们‘阴谋’犯些什么呢？我相信这个蛮横的判决决不能成立。”
班上寂静了一剎那。接着，那个小伙子又问道：“您认为把卞·戴维斯关进监狱去对不对？”
琴踌躇了一会儿。也许，在班上谈论这种事是不聪明的。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不是教导真理的地方吗？如果不是，那在哪儿呢？琴于是说道：“卞·戴维新是个好人。他就出生在佐治亚州这儿，在道逊那里。他在亚特兰大大学里受的中等教育，后来上马萨诸塞州安墨斯特去读大学。他在哈佛学了法律，在亚特兰大替安吉洛·赫恩东赢得了自由。后来，他在纽约市参议会里担任了两届参议员，做了些很出色的工作。
“我深信卞·戴维斯准象你们和我时常担心的那样，也担心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在这个国家里使我们的同胞获得自由。同时，我相信他和你们一样，从来没有拟定过什么计划，或是采取过什么行动，来发动暴力革命。他也始终没有被控这个罪名。他被控是共产党员和党干部；这个他很直率地承认了。
“我听说他感谢共产党待他好和他从共产主义中学到的东西，不过相信共产主义，并不是说所有的共产党员就总相信直接革命。他们认为有些时候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并不一定马上就要这样。一个人的思想、信念是他自己的；他有保持它们的自由。如果随便什么时候，他的思想引着他去做出什么不法的行为，那么他非得准备接受处罚不可，并不是为了他所想的，而是为了他所做的。因为这些理由，我认为对戴维斯和他的同伴们的判决是不公正的、违反宪法的。”
杜比侬小姐答复完了后，后排的这个新学生站起身，悄悄走出去了。他是新近刚入学的，出身在华盛顿一个著名的黑人家庭。父亲多年来一直是司法部里的一个书记官。这时，他跑过走廊，到了街上，搭上一辆电车，在联邦车站下车后，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上飞机场去。几小时后，他便在华盛顿跟官员们一块儿密谈了。
几个月过去了。接着有一天，杜比侬女土棍惊讶地接待了一个来访的联邦官员；他交给她一张传票。华盛顿的司法部长似乎命令她以外国特务人员的身份去登记。她感到很惊讶、很恼怒，立刻告诉了校长。校长把学校的律师找了来。他是梅肯的一个体面的白人，谨慎、保守，不过对曼努埃尔·孟沙总的说来是很同情的。他看了看传票，踌躇起来。“杜比侬女士，我恐怕，”他最后慢条斯理地说，“你可能要有相当的麻烦啦。”
“怎么会呢，因为什么？”她问。“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外国政府的特务，也从没有做过什么任凭怎样想入非非，可以给称作颠覆性的或是不合法的事。”
“你几星期前有没有在上课的时候谈论过共产主义？”
“唔，这倒是有的。国内有哪一位教师没谈论过呢，我还谈了谈和平、卞·戴维斯和罗森堡夫妇。”
“唔，我想这件事传到华盛顿去啦。现在，有几件别的事我一定得问问你，因为如果没有明确的答复，我恐怕就没法来办这件案子。杜比侬女士，你上俄国去过吗？”
“去过——一九四九年，去了一个月。”
“还有一个问题——你是共产党员吗？”
“不是，”她说，“坦白地说，我不是。我研究过共产主义，的确很赞同共产主义的理想。如果我相信的事在俄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铁幕’后的其他国家里全是实在的，那么倘使我是这些国家的公民，我肯定会是个共产党员。在我们国家里，我始终就没有想到加入共产党。我从来没有住在一个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也从来没有被邀请去加入。我认为，在俄国，过去的情况很糟，通过革命来走向共产主义是唯一的答案；另一方面，在美国，我们没那么贫穷、又比较有知识，所以可以通过和平演变来获得我们所需要的基本改革。”
“你承认不论在哪儿，专政和暴力都必须是任何共产党的纲领吗？”
“我并不承认什么这样的事。我认为一个人可以是共产党员，同时既不希望也不打算使用暴力。推动什么改革可能需要用暴力，例如一七七六年的赋税改革，但是暴力或是革命，肯定不是共产主义的目的。再说，一个人也可以是个共和党员，同时却阴谋革命。”
“谢谢你，杜比侬女士。那我就相信你的话，说你始终没有奉到过命令来替任何一个外国政府办事。”
“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那么我劝你就拒绝去登记。我愿意帮着来办你这件案子，不过我不做主要代理人。孟沙校长很知道，我给他的学校做法律顾问并不是个轻松的工作。它使我失去了一些当事人，还在社交方面受到了一些损失。这些事我倒不十分在意，虽然我家里人有时候也抱怨。我要是不接下这件案子，那准会使你不痛快。不过国内新的潮流正在不停地前进，因此你非得聘请一位更有资格来替你辩护的人做主要代理人。你去请孟沙在纽约的那个儿子，怎么样了”
孟沙写信给勒弗尔斯，叫他帮一下忙。勒弗尔斯待在事务所里看着这封信，一面望望儿子穿着飞行装的照片。随后，他打了一个电报给孟沙，答应接下这件案子。亚特兰大的这个律师很乐意去和勒弗尔斯合作。
过了不久，琴被华盛帧的联邦大陪审团以拒绝登记罪起诉。显然，司法部极力想说明：琴曾经上巴黎去跟“共产党阴谋”商量；随后，她又上莫斯科去接受“命令”，再回到美国来在教学和行政工作方面宣传推翻美国政府。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指控，不过她不得不去受审。
这时，孟沙已经在华盛顿待了相当时候，还聘请了一个年轻的黑种女人在这件案子里做他的私人帮办。这个年轻女人新近刚进入那个著名的“科布—海斯—霍华德”黑人律师事务所。她身个儿很高、皮肤黄褐、衣服剪裁得很好，为人也十分坦率。据她说，“政府没有材料；他们自己也知道，除非他们弄出一个雇用的告密人来，一口咬定杜比侬女土是共产党员。这项控诉的幕后可能有强大的势力要求对琴判罪。倘使真是这样，那么杜比侬女士就得进监狱啦。”
“但是，假的供词可以捏造出来，可以叫人相信吗？”
“如今在美国，每天出五十块钱就成，而且政府还加以保护。不过我们等着瞧呗。”
一个月后，琴到了华盛顿。使她感到惊讶和好奇的是，她坐到了犯人席上，被控犯了一个看来象是叛国的罪名。她话说得很坦白。是的，她的藏书里有“共产主义”书籍：如果她不看这种书，她怎么能教有关共产主义的实际情形呢？今天，她教社会科学怎么能不接触到共产主义呢？不错，她非常赞同共产主义的目的。不，她并不是共产党员。是的，她遇见过些美国共产党员。没有，她并没有接受过本国或是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的命令。
至于在课堂里讨论，她认为，把任何一个正派人根据自己收集的事实得出的结论摆到学生面前，这是正当的事。当然，如果往后她发现有其他的事实说明了或是否定了她所说的话，那她也会这么说。她的确认为某些美国人犯了使用暴力的罪；作为一个黑人（她说这话时，法庭上起了—阵骚动），她瞧见过诈欺、残忍、不讲信义，以及暴行和屠杀。
说琴本人是共产党员的这项指控，迟迟没有提出来，因为原告方面雇用的告密人里，没有一个曾经在美国共产党的中心瞧见过她，或是听说过她。到最后的时刻，所有的罪状全提出来，琴自己也表白过后，一个服装考究、很有知识的白人给匆匆地带到了说人席上。他镇定地供说，他是联邦政府的一个秘密工作人员，奉派待在巴黎报导一九四九年和平大会的情况。他遇见过杜比侬女土；事实上，他们一块儿吃过好几顿午餐，有时候就他们两个，有时候跟著名的外国共产党员一块儿。她出席过他也到场的一些秘密会议；毫无疑问，“她是党员，而且是苏联的间谋和特务。”
琴惊吓得目瞪口呆地坐在那儿，简直不能相信。这个很明显的谎话在法庭上管保不能成立！她恳求地望望自己的律师。他们避开她的目光，望着别的地方。审理继续下去。
“这个人在庭上1吗？”
“我听说她在。”
“你能认出她来吗？”
他认为可以。这时候，他站起身，望着琴和她的律师坐在一旁的那张桌子。紧挨着琴，坐的是孟沙法官的帮办，那个褐色皮肤的年轻女律师。按实说，这个在最后一刹那花线雇来的密探，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杜比侬女士，但是他当然知道她是黑人。人家把坐在律师桌子旁边的她指出来给他看的时候，他自然以为那个黑人姑娘是被告，而不是她身旁坐的这个外表很象白人的女人了。
“她就在那儿，”他指着那姑娘很自信地说。检察官一跳站起身，但是孟沙却比他占先一着。
“你来碰一下她的肩膀，成码？”
证人照办了。孟沙说道：
“庭长，我们停止提出我们的证据，并且请求对本案不予受理。”
法官一脸懊恨的神色答应了，琴·杜比侬无罪开释。
法庭外边，有些人聚在一块儿谈着。总的来说，他们认为这个女人不是一个共产党“阴谋家”。可是她对自己信念的坦白和她说话的爽直，是可能造成危险的。另一方面，她也可能是一个分外聪明和机智的共产党间谍。
因此，总的来托，最聪明的办法似乎是，把这件案子暂时搁下，然后在相当时期内，一年，或者十年，严密地监视着她，注意着不让她找到工作或是离开这个国家，检查她的往来信件，察看她的社交关系，这会是探听出她的真情实况的最有效方法。
琴很高兴；她的律师也满心欢喜。亚特兰大的那位律师说，这可替她彻底辩明白了，但是他警告说，从今往后地最好别谈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留神别让人家再对她提出什么控诉。她惊讶地望望他。
“你意思是说，在一个叫作大学的机构里，人类今天正思考着的最重大的问题，非给忽略过去或是抹煞掉不可吗？你是劝我不要再去研究共产主义吗？”
他感到很不安，认为从杜比侬女士的说话里可以看出，她不大通情达理。他只补充说道：“我是告诉你，今天就连研究共产主义也是不明智的！”
勒弗尔斯·孟沙没说什么。他很严肃地接受了她的道谢，不肯接受什么费用，只很神秘地说道，“亲爱的朋友，这只是开端，不是结局。”
琴回到了梅肯，得意的感觉已经给这些话冲淡了。校董会给她的一封信早放在她的办公桌上；这证实了她的疑虑。由于她甚至被人疑心叛国，校董会认为她不能再在州立大学里尽力，她的聘约立刻给解除了。在她工作了三十年后，他们竟然一句也没有提到要给她一笔退职金。
这是曼努埃尔·孟沙在校董会上第一次遭到失败。他从会议一开始便看出来，自己没有希望。校董会显然已经商议过；黑人和白人校董全已经拿定主意了。他们很恭敬地听着他说，甚至当他由于请求时感情过分激动而失去了平日的镇静和锋利时，他们也仍然洗耳恭听。等他说完后．他们也没有企图反驳，就这样通过了解聘的通知。
使琴最伤心的是，她对美国黑人社会不断地进行研究的计划，这一来全停顿了。在这个计划下联合起来的各学校为了种种不同的原因，全认为退出是合宜的。说到头，它们大部分都不很明白，这项研究对美国黑人和社会学究竟有什么意义。
校董会会议结束后，孟沙把琴叫到办公室里来，说道，“琴，我用不着告诉你我知道你受了多大的委屈。不过有一件事我希望你容我说一说。从你第一次走进这间办公室来直到现在，在这漫长的三十年的奋斗里，你一直在我的生活和工作中占着最重要的地位。
“要是我是个年纪比较轻的人，要是我们之间没有这种很显眼的肤色差别，那我女人去世后，我早就会要求你跟我结婚啦。但是我起先觉得，提出一件这样的事，那就会多少违背了我这上级和精神父亲的身份；你当然会觉得不愉快的。而你那方面稍微有点儿不愉快或是往后退缩，我就会觉得跟死一样不好受。
“可是现在，情况改变了。你正搞得挺好的时候，突然给弄得没法谋生。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你乐意不乐意让我至少名义上成为你的丈夫，这样我可以继续得到你的帮助，一面又能保护着你。”
琴站起身，把两手放在他的肩上，亲了亲他的前额，说道，“曼努埃尔，你说的话使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拒绝你，并不是为了年龄这件毫无意义的事——那丝毫不能影响我对你的爱情，也不是为了这件可耻的事：在美国，肤色的差别偏得有一剎那影响到我们；我拒绝你只是为了这个很明白的事实：你在这时候跟我结婚，那就是说你会丢掉你的职位。就连现在，要保住你的职位，一面又保住自己的灵魂，你已经很不容易啦。这时候来跟我结婚，那就会给解释作存心瞧不起校董会。不，这可不成。再说，你所说的你要跟我结婚的主要原因，根本也不存在。
“你知道，我以前告诉过你我在亚特兰大纺织工会里的工作，我在那儿始终就没有用过真名实姓。他们邀我去做州工会组织的书记。这就使我不会失业，而且也不至于闹出种族问题来，使我因此丢了我的工作；我可以糊口谋生。我得做的就是回到亚特兰大，藏到白种人里去，想法渐渐引着他们允许黑人加入纺织工会，这样把南部的劳工力量合而为一，最后有一天总会把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解决了的。
“我一面也会跟你保持联系。我一定继续爱你，象这多少年来一贯的这样。也许最后到你退休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个适当的地点结成夫妇，悠闲自在地生活在一起。”
曼努埃尔惊讶地望着她。“但是如果他们发觉你是有色人种，那怎么办？”
“我已经告诉过秘书和几位理事啦。”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琴上亚特兰大去。这样，她便开始了她的新工作——全世界都会认为这是她绝对办不了的工作。
然而，这工作真是这样办不了吗？从一九三五年产业组织联合会的成立到一九四一年的公平就业委吕会，黑人在美国劳工运动中朝着种族合一迈进了一大步。有些工会，象纺织工会，还落在后边，可是它们能这样一直保持下去吗？南部的低工资标准对新英格兰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高工资的影响，直接可以追溯到把南部的黑种工人排斥在工会以外的这件事上。结果必然是允许黑人加入工会。答案在于白种劳工对种族偏见的代价能够负担上多久。
曼努埃尔·孟沙校长在他那方面把注意力转到联络和重建校董会的工作上去。这似乎很好办，不过结果表明这是一场毫无成效的努力。他跟好多位校董去商谈过，很快便发觉，在他们的心里要想去掉他本人倒还在其次，主要却是他们想到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可以更好地来推行他们想在州立大学里办到的那种工作。他便是路易斯安那州北部公地黑人大学的那位年轻的校长。这所大学一直都靠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拨下的数目很小的经费来维持。
赖姆斯校长从没有不断地去争取这样、要求那样，也没有对拨给他的东西表示反对，所以从没有得罪过当局。相反的，他对给他的一切全表示感谢，用尽力量去办理他所能办的事。而他所能办的，便是去逢迎当地社会人士，供给他们仆人和美国政府出钱雇用的许多农业工人；他认为自己份内的工作是：劝说黑人待在农场上，为规定的工资干活儿，还用种种公认的方法去改进农作物质量。
这可真是一个约翰·鲍尔温和白人校董们非常合意的那种人。这个人要是有比较多的经费和比较大的权力，便可以在黑人中成为一个得力的人物了。他可以抑制住不满的情绪，阻止有组织的骚动。他可以把投票权方面对黑人的让步用作护身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允许黑人参加“白人预选会”。只要他们在那儿投票支持势力最大的民主党，这就可以加强保守主义和反动势力。这样，这个逐渐合并进来的新的黑人投票权，便可以成为雇主和一般资本家的一个特殊利益了。
黑人的教育经费得增加一些；也许最后甚至可以在学校里放弃实行种族隔离。这可以节省经费，可以为工业界获得选票，还可以削弱白人工会的力量。这一切全没有公开地明说出来，不过它却是一件秘密的、认真地商量着的事。
赖姆斯先生为人随和、愉快，在黑人中间很有势力，又知道怎样说服他们、劝导他们，再加上年轻力壮，所以准能把工作办得比他们从孟沙身上可以指望到的好得多。孟沙年纪一天天大了，老喜欢任着性子做；他无疑正倾听着危险的新思想，即使还没有接受这种思想的话。
因此，他们所决定的去掉孟沙的方法，并不是提出捏造的罪状，或是引起一场大争吵，也不是蛮横地硬逼他辞职。它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决定：在南部的各高等学校，特别是受联邦津贴的那些学校里，校长应该有一个公认的年龄限制。孟沙很快就七十五岁了，所以他们很可以决定，到七十五岁，所有公地高等学校的校长都应该退休。这样便可以去掉曼努埃尔·孟沙，甚至还可以对他的工作作出适当的表彰，并且给他一笔适合于黑人的养老金。这一更动可以毫不费事、不招物议地便办妥。
琴尽管说了些很勇敢的话，却捏着一把汗走进另一个世界去。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她对再走进白人世界，成为它里边的一员，感到说不出的厌恶。她跟黑人同胞一块儿生活得太久了，觉得自己跟他们完全情同骨肉。她不希望有一刹那离开他们，甚至想到离开都觉得不快。这并不是说他们老是很可爱，做出的决定老是对的，眼界也老是很广阔。哦，不是。他们往往是些心地狭窄、自私自利、固执己见的人。但是他们是自己人。她属于他们，他们也属于她。离开他们，即使只离开一个短时期，都是很不好受的。
她上亚特兰大去，先在工厂区找了一间屋子，随后便到工会办事处去报到。接下来，有一个下午的空闲，她于是出去散散步。她象差不多所有的人全会做的那样，走到郊外桃树区那儿去。桃树区已经变了样，不过依然很有意思。下午四点左右，她走到了圣公会大教堂前边的那个十字路口。好多人正聚集到那儿去；她在路口站住。一个年长的女人在她身旁停下，说道，“我可以搀着您的胳膊吗？我也来参加葬礼，可我的眼光不太好。”
“当然可以，”琴说。
“他的去世真是个大损失，”她的同伴说下去，“但是也许他活着也早没用啦。”
琴踌躇了一下，随后才瞥了瞥悄悄递到她手里的那份黑边框的节目单。约翰·鲍尔温去世了，享年七十三岁；这是他的葬礼。她没说什么，只跟着走进了教堂。他们一块儿坐下。那个老女人偶尔小声议论上几句：
“她太太还很美，不过那么冷淡，老那么没有情感。我很高兴贝蒂露先走了。哦，还有那个小伙子；李决不会有多大出息。也许结婚对他可以有点儿帮助，不过我很怀疑。新娘是谁呢？哦，一个俄国公主，人家这么说。东欧的贵族眼下似乎多得叫人吃惊。人家说她有一阵子跟约翰这位父亲玩笑得简直不象话。他太太似乎从来就没有注意到。现在，跟儿子的婚约好象就快宣布啦。喏，她就在那儿！太惹人注目点儿，不大合我的意！”
风琴奏起来的时候，她跪下去。琴一直坐到仪式完毕，然后又把她的朋友扶下了台阶。
“真谢谢你。我的车子会上路转角那儿来接我。对不住，你的脸不知怎么似乎很熟。”
“我是新奥尔良的一个姓杜比侬的。”
“噢，这可对啦。我以前会见过杜比侬老大娘。她是位多么了不起的夫人啊！你不跟我一块儿回去吃点儿点心吗？”
“很抱歉，”琴走开的时候，说，“我恐怕我没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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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孟沙遭到了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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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孟沙遭到了攻击
一九五○年秋天，亚特兰大妇女俱乐部里举行的那次午餐会十分成功。到场的有六个人——当然全是白人，有三个还是南方人。咖啡端上来后，新成立的马隆内基金会的代表克莱尔说，他的基金会这时候愿意出五万元来对美国黑人进行一次新的调查，需要的话，钱数还可以增加。他是一个六十岁的北方人，刚从汽车工业里退休下来，专心从事慈善事业。南方大学的白人校长，一个四十五岁的生气蓬勃的人，说他的学校愿意承担这项调查工作。
“很好，”那个政客说，他这时三十七岁，已经肯定是这一州下届的州长了。“有一个时期，黑人控制着对美国黑人的调查；他们作了一些恶意的宣传；这些宣传就算是真实的，对南部和对白种人来说，公开宣扬也很不好。我们这就可以知道真情实况，并且把好的那部分尽量发表出来，按我们的方式渲染一番。”
克莱尔显得有点儿不安。校长连忙解释说，调查工作自然得绝对科学化——
妇女俱乐部的一个会员爱默里太太插嘴说，“这自然啦，自然啦；谁会怀疑呢！不过，最好使报告上提到点儿我们的好名声，并且承认我们的善意。不可以让世界上继续认为，南部的主要工业就是私刑。”
那个北部的社会学家说：“黑人的调查工作给放弃了，那是黑人自己的过错。亚特兰大大学在一八九七年开始了这项工作，一九一五年又搁置下来，一九三八年又想来恢复，随后又让这项工作完全停顿下来。当然，白人学生可以做得好得多。”
“现在，”主席说，“情况是这样。黑人一直在抱怨说，他们不论在本州或是在联邦里都没有得到他们那份应得的教育经费。这是事实。但是我们正在极力补救这件事。除非这能成功，要不学校里的这种种族隔离就会为了缺乏经费来维持一种双重的制度，或者甚至会凭着法院的判决而给取消。”
爱默里太太说，“这决不成！”
政客接着说道，“要是真这样，南部准会叛变，”
”哦，不会！”克莱尔急忙说，“不过我们一定得弄到足够的经费来应付平等的教育制度。”
“这得花不少钱，”社会学家开口说。
“我们好歹得试试，”政客说。“我们南卡罗来纳州正领头在这么做，往后还得坚持下去。”
“我们，”主席补充说，“已经有充分的数字，可以送出一份报告来说明，这两个制度正很快地接近平衡，用不着多久，抱怨就会变得绝对不合理啦。”
“好极啦，”好几个人说。克莱尔补充说，“把它写成一本书。我们要使它在各处畅销。”
“但是，”社会学家说，“假如最高法院禁止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那怎么办？”
政客非常坚决。“他们决不会这么做。再不然，如果他们出乎意外地这么做了，那么它也是一个四票对五票的决定，马上就会给取消。再说，‘黑鬼’自己并不要种族合一的学校。黑人教师们会丢了他们的工作；黑人儿童们会痛苦受罪的！”
大学校长不同意这话。“不错，最高法院不可能作出什么决定性的裁定，但是万一他们作了，那么记住，黑人的舆论会逼着所有的黑人来要求这个权利的。他们高喊平等喊了这么久，等到给他们平等的时候，他们决不可能拒绝。”
社会学家又提出他的意见来。“不过，记住，要是我们继续拒绝给他们平等，那么共产党就会继续从这里得到资本，黑人就会越来越听他们的话。而且，我们就会继续在我们自己内部形成一个危险的团结一致的集团，这个集团正是根据我们宣扬的。他们新近接受的那种种族自尊心而建立起来的。我告诉你们，他们逼着我们非给他们一点平等不可。”
爱默里太太嗤笑了一声。“你太相信黑人有脑筋啦。想想看，如果最高法院疯了，下令在学校里取消种族隔离，那会出什么事——黑人就会讹诈我们，要跟我们在社会上完全平等，否则他们就去做共产党。”
克莱尔先生和大学校长同时插进来说话。
“最高法院根本不可能来干涉美国目前这种确立了多年的种族隔离办法。我们如今只要照料着使学校的经费分配得比较公平，还使这件事普遍给人知道。”
可是校长接着又沉思地说，“当然，我们正面临着各有色人种的暴动；我们可不能小看这个事实。英国已经让印度独立了。谁会想到这是可能的呢！中国也已经起来反抗。美国非得想办法使她马上停止反抗。美国和英国认为，如果政权保留在她们的傀儡蒋介石的手里，那么日本一垮台，中国就会无依无靠地落进她们的手里，这是个错误。中国沉默地、不可抗拒地站起来了。美国没有任何力量，或是任何阴谋可以笼络住她；供给蒋的武器全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我可不象有些人那样肯定，认为台湾一定就靠得住。当然啦，中华民国最后准得垮掉。”
“它不会垮！”这句很粗鲁的横插进来的话，是那个石油百万富翁范德堡说的。他们原指望他来夸耀夸耀他的权势，但是跟往常一样，他又迟到了——他惯常总是叫人等他。“中国眼下不会垮，不过蒋可完啦。最高法院非终止种族隔离不可——就算不是今年，那也不会太久。我们干脆得放弃这个儍想法，认为我们掌握着全世界，或是只有我们有头脑，我们并没有。黑人和中国人跟我们一样精明，倘使他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得做的就是留神不让他们有这机会。
“在美国这儿继续实行种族隔离，那就是说必然会树立起一个有领袖、有组织、有计划的完全统一的集团。这件事决不能发生。我们得把‘黑鬼’并进我们的集团来，慢慢使他们在我们手下担任些职位，只是不能制订政策和发号施令。比方说吧，我们得削减这些公地高等学校校长的职权，把权力保留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好由我们自己的傀儡代替现在的这帮太有头脑的人来行使。我刚设法使自己当选做了梅肯那所州立大学的校董。我可要来去掉孟沙。你们别哄骗自己——除非我们很机灵，要不世界上的黑人就得叫我们好受。我们并没有失掉中国，是中国把我们踢出来的。”范德堡对四下很快地点点头后，大踏步走出去了。
这群人吃了一惊，但是他们的信念根本没有因为他这样大嚷一气而有所改变。
克莱尔很不以为然地笑笑。“我恐怕我们这位朋友太夸大啦。”
“他当然夸大罗，”大学校长附和了一句；社会学家轻蔑地嗤笑了一声。大家兴冲冲地又谈了几句，说了几句鼓励话，这次聚会便结束了。他们慢悠悠地散出去的时候，爱默里太太整了整长外衣，把腰带放松了点儿。她嘟起相当饱满的嘴唇，从嘴角那儿吐出几句话，送进了政客的灵敏的耳朵里。
“我听说范德堡对黑人的重视甚至扩大到他们娘儿们的床上去啦。”
这时，在梅肯那儿，妨碍孟沙校长主持学校的迹象逐渐增多了。在他从旧金山回来后就举行的第一次校董会议上发生的那件事，他虽然没有忘记，却也没有把它老放在心上。一份签好名的请愿书交到了校董会，要求建造一个适合举行运动会的体育场。曼努埃尔始终不提倡运动，还特别反对各大学的校际运动会。这种态度跟他对儿子勃罗士的回忆，多少有点儿关系。
运动会造成了一种各个种族的大混合，这是他所惧怕的。梅肯的白人，尤其是商人和一般职员；都如饥如渴地寻求娱乐，成群结队地拥来观看黑人的比赛。这儿，座位于是不得不分隔开，这样便激起了本地居民中有些人的种族优越感。种族冲突的事件时常发生；它们多半并不严重，但是孟沙可不喜欢这种情况。
还有，他觉得很特别，这份主要由他自己学校校友签名的请愿书，竟会没有先送给他看，反而从得克萨斯州一个白人石油商范德堡的手里交到校董会来。
贝蒂露·鲍尔温在一九四七年去世了。她临死前，把儿媳妇的一个堂兄从得克萨斯州找了来。她儿子约翰身体不很好，孙子李需要一个比他母亲更能干的人来辅导。贝蒂露心想范德堡是最近的男性亲戚，又代表着西南部新兴的庞大的化学、硫磺、特别是石油工业——以及它的免税的丰富矿藏，他也许是可以引进鲍尔温家和他们的许多事业中来的一个得力的人物。
范德堡同意了。他在亚特兰大设立了一个办事处，成了鲍尔温银行里的一个董事，不久还当选做了州立黑人大学的校董。这时，贝蒂露去世了，并不一定很安心，不过至少还抱着点儿希望。
约翰·鲍尔温根本没有退休，不过他倒乐意把次要的职务让给别人去办；他的家庭关系非常不愉快。范德堡很快便接管了这所州立学校，尽管鲍尔温偶尔还继续来察看察看。
范德堡对黑人高等学校有他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里有一个便关系到黑人运动；跟建造体育场的提议和请愿书一起，他附带捐赠了一批石油股票，票面价值是十万元。这样一笔捐赠可不得不很感激地接受下来。孟沙把股票放在学校保险箱里，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
孟沙感觉到，自己给邀到校外去的活动实在太多了；他打算把这种活动减少一些。但是，另一次黑人公地高等学校校长的年会，就要在亚特兰大举行了；他觉得非去出席不可。他感到自己有许多迫切的问题都想跟同事们商议商议；各大学的校际运动会便是其中之一。他于是匆匆地上亚特兰大去了。
他离开后的第二天，一个女人拿着那位热心善举的石油商的一封介绍信，走进了教务长办公室。她是一个肤色微黑的黑白混血儿，容貌出众，服装华美，举止落落大方。她英文很好，显然心思灵敏、受过很好的教育。见面寒喧过后，她说道：
“范德堡先生叫我来的。早先，我曾经上这儿来申请过，想担任一个教师的职位。”
琴想起一九四九年，范德堡曾经坚持要派葛雷太太来担任社会科学的教师。这件事因为需要进一步了解而拖延下来了。葛雷太太在芝加哥得了个硕士学位，资格似乎很不错。但是社会科学的课程是琴自己担任的；她不想跟人分担。就连在她应聘做了教务长后，她都能够很轻易地把系里的工作全部做好。不过这是因为世界大战使她一心想通过各公地大学来从事的“社会调查计划”暂时停顿。要是这项计划重新搞了起来，象她决心要做的那样，那么到那时候，琴便没有多少时间来担任大学里的教学工作，添聘一位教师便有必要了。
琴打量着葛雷太太的时候，这一切掠过了她的心头。她不喜欢葛雷太太。为什么，可很难说得清。不过以前，教师一直都是经过仔细选择的，总的说来全相处得十分融洽。当然，由于性情不同、嫉妒和名利心，有些人彼此之间也有过一些摩擦。但是孟沙的人品，再加上他的很大的威望和琴的识见，使各方面的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只有一个例外。校长到芝加哥，从那儿又到旧金山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事务工作方面新派了一个人，琴对这件事一直感到后悔。
约翰·杰喀布斯这个人很沉静、很规矩，不过他对学校作为一个教学机关，却不感兴趣。他可能替校外的势力在办事——这一点琴可拿不准。她不能证实自己的疑心，打算向孟沙去说一说。这时，在白人校董的坚持下，杰喀布斯当了学校的会计。他是一个肤色黝黑的瘦子，态度谦虚、办事一丝不苟，担任着簿记的课程。他妻子是个沉默寡言、老鼠般的矮小的黑种女人。
然而杰喀布斯对学校却并不十分满意。他似乎认为他的职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觉得作为会计，他在重要政策的决定上应该更常受到咨询。琴瞧出来，这个抱怨倒也有些根据。校长和她长久以来已经弄成习惯，办事的时候不多跟外人商议。因为他们彼此十分了解，在政策上又那么意见一致，所以进一步的商议似乎是不必要的。如果杰喀布斯比较亲切随和，对学校里的问题显得比较了解，他也许很容易便会渐渐取得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他把学校看作一个机关，而不看作一群人，再加上他的迂缓、缄默和几乎敏感的作风，琴和孟沙校长便习以为常地忽略了他，甚至忘却了他。
提议聘请葛雷太太的事，新近一直受到催促，但是他们总没作出决定，因为琴坚持说，校长还没有时间得出一个结论。没经过他推荐，校董会还从来没有聘请过谁。范德堡心里很气，脸上也露出来了，可是校董会非常重视孟沙，不肯对这件事贸然便下决定。
同时，琴想法去取得一些关于葛雷太太的材料。她从一个学生的谈话里很意外地打听到了。这个学生暑假时受雇在亚特兰大范德堡先生的办事处里工作。他告诉琴，葛雷太太是那儿的常客，人家对她很有些闲话。不，他并不能得到什么物证或是人证，但是她的名誉总的说来，可不是好听的。
琴把这消息转告给孟沙校长。他立即打定主意该怎么办。倚靠侦探和秘密摄影，或是其他类似的方法，是没有用的。相反地，他打定主意，到亚特兰大范德堡太太那儿去一趟，这不会不合式。他打电话去先约好时间，说明自己是州立大学的校长。
她发觉他是黑人，很奇怪。据她记得，这种黑人从来没有要求来访问过她。但是她倒并不抱着狭隘的偏见；他终究是从梅肯那所大学里来的。她很感兴趣，在前门口迎着他，不过只邀他坐在门厅里。谈话的时候，她一直不停地擦着自己的指甲。
“孟沙校长，”等他说明来意后，她说，“您问了一件我一向不乐意谈的事。可是，我真认为您在这件事上得有个防备。坦白地说，葛雷太太是一个妓女。她和范德堡先生好几年来可以说是常常见面。她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女人，除了款待他外，还帮他做各种不正当的工作。一般说来，她大概是您学校里最不该聘请的人了。
“另一方面，让我来供献给您一个很直率的意见。您要是不用她，那就会另换上一个别人。这是刺探和撒谎的大时代。他们打算安置一个人在那儿，专门探听您的事，或是编造一些似是而非的谣言。您就接下一个他们提出、您也知道的人呗，这也许是最聪明的办法。
“谢谢您来看我。”说完，范德堡太太站起身来。
他们朝前门走去的时候，她又说道，“当然，您准觉得奇怪，我干吗容忍葛雷太太。原因很简单。我不干涉我丈夫在商业和恋爱方面的事情，也就保持着我自己的自由。我跟我乐意来往的人来往，我要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我乐意在什么时候上什么地方去，就上什么地方去。当然，没有钱、没有自由，我可以想象到一种比这高尚得多的生活，但是事情并不是由我来选择的。我想您总明白吧，孟沙校长？”
孟沙校长说他明白，又恭恭敬敬地谢过了她。于是聘请葛雷太太到佐治亚州立黑人大学社会学系的这件事，便通过了。从这时候起，孟沙校长和琴认为自己有必要更加留神、更加密切地注意着学校，以及学校里反对他们和进行分化的那股潜流。首先，体育场必须建造起来。别的校长为了许多不同的理由，全劝他这么办；内里那笔不寻常的股票捐赠也是一个很大的理由。孟沙很谨慎地找人打了图样，丈量了地皮。
同时葛雷太太也迅速行动起来。她拟定了她的教学大纲，教得很不错；她尽力打听到了有关学校的一切：它的教职员，以及他们的关系。她想到，或者不如说是人家提醒她，州立大学的会计约翰·杰喀布斯对她心里的某些计划可能很有帮助。范德堡急切不耐。他对公共机关和政府官员有着一个过于简单的见解。他急急忙忙地要探听出这个学校里的贪污事件——谁贪污了，怎样贪污的，什么人经手。他深信孟沙除了那一小笔薪俸外，一定另外得到不少钱——要不然他就是个大傻子啦。
范德堡想进一步控制这所学校。它的经费、学生的人数和学校的名誉都在增长。到目前为止，财务方面从没有发现过什么不正当的事。学校办得很不错，尽管它的会计方法并不一定是顶新的。虽说这样，倒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舞弊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当真没有舞弊行为，那么它就一定得捏造出来——然后把孟沙撤换掉。
葛雷太太不久便瞧出来，会计杰喀布斯不很得意。他很沉默，不受人注意，通常总是独自一个儿。孟沙亲自管理着学校的财务；杰喀布斯的任务只限于一个高级职员的范围内。然而杰喀布斯也还保有某些职责。他登记帐目，可以拿到重要的票据，还可以开保险箱。因此，葛雷太太很显眼地追求起杰喀布斯来；这在他的生活中那么特别，几乎使他惊吓起来了。
他住在梅肯郊外学校后边的一所宅子里——地点很好，不过还很荒凉。屋子是老式的，很舒服，但是一点儿也不惹人注目。这是一所简单的两层楼住宅，按南部式样在木基上造起来的，下边没有地窨子。他的妻子是一个性情柔顺、容貌板滞、肤色黄褐的女人，对丈夫千依百顺。她把屋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菜烧得很好，很守时刻，可是既没有做过什么不寻常的事，也没有说过什么不寻常的话。
葛雷太太着手把自己的计划实行起来。首先，她装着白费力地找了好一阵子住处，接下来便提议寄住到杰喀布斯的屋里去。他很高兴，不过为了这个，葛雷太太要求把二层楼大致上翻造一下，重新布置一番。在她的指导下，这屋子布置得又雅致又舒适，但是杰喀布斯拿不出这许多钱来支付它所需要的费用。葛雷太太拿了他一张期票，欣然便把这笔款子借给了他。接下去，她又提议他应该造一个地窨子，布置起一间文娱室来，可以邀朋友和邻居在那儿打牌。其实她是想到需要一个僻静的地方可以在那儿举行会议，可以不受黑人或白人群众的注意。
杰喀布斯又踌躇了；葛雷太太又通融了一下。她并没有很明显地说出什么话，或是做出什么姿态，却想法叫他认为，可能是有件风流韵事要进入他的寂寞的生活里来了；她甚至使他很大胆地相信，这个优雅、出众的女人的确私下对他很有意思，一种未来的生活也许可以由他们俩怎样共同来享受一下。他连忙答应了她的文娱室计划，但是不得不又借了很多钱来兴建，自己一点儿没认识到，他的那些期票很快就要变成一份数目相当大的抵押单了。他太太在抵押单上签了字，既没有看看内容，也没有多问。
宅子下边掘了一个地窨子；用水泥造了个房基，铺上砖地，砌上砖墙。它已经快要完工，只有一面花砖还只砌了一半。它和院子之间留着有一个挖掘出的很宽的土坑。这在往后几天里就可以完工了。
这时候，葛雷太太找到机会跟杰喀布斯在地窨子里坐下，很机密地谈了一次，把自己的下一步计划吐露出来了。她可没有觉察到，通过厨房地板那层薄薄的隔板，她的声音很容易给人听见，而杰喀布斯的容貌板滞的妻子正坐在厨房里做活计。葛雷太太怂恿杰喀布斯谈谈他的地位和职责。不错，他登记帐目——这差不多便是他的全部工作了。他并不签发支票，难得给唤进去商议什么计划，比方说吧，象建造体育场的这种计划。
“噢，还有件事，”葛雷太太问，“捐来造体育场的那些股票收在哪儿，”
“在保险箱里，至少早先是在那儿。”
“你有钥匙，或是知道暗码吗？”
“有，知道；校长和教务长也知道。”
葛雷太太哼了几句歌词儿。接着，她说道，“约翰——。哦，请你原谅我叫你名字——”
杰喀布斯告诉她，听她叫唤他名字是很惬意的。她于是往下说道：
“约翰，你有没有偶然注意到这些石油股票每天的行情呢？”
杰喀布斯从来没有注意过随便哪种股票的价格；他于是这么说了。
“嗨，这些股票的价格不停地在涨。再说，你知道我有内部的消息来源。这些股票还得接着大涨上一星期；接下来它们就会猛地一下跌到一个很低的档子。”
“但是——”
“慢着；当它们到达或是接近最高峰的时候，要是股票能到我手里，比方说吧，二十四小时，那么我就可以赚上一万五到两万块钱，再把股票完完整整地还进去。不过它们的价值到那时候就会比票面低很多；学校就会损失不少钱。往后，也许会漏出去，说有人这时候拿它们赚了好些钱。校长，或者甚至那个特别小心的教务长，可能就会受到人家怀疑。”
杰喀布斯显得有点儿惊吓。葛雷太太继续往下说。
“他们不会疑心你，因为这笔交易得到亚特兰大去做，而你却待在这儿。再说，你好歹总会由我认识的很有势力的朋友保护着。假如你现在拿到这些股票，把它们交在我手里二十四小时，你说怎样？”
“只要孟沙校长否认，人家就决不会认为是他拿的；他非常正派。他一定还会替教务长担保。”
“当然罗。不过，可以指控他在处置这些股票的时候，犯了粗心大意的过错。这些股票是捐来给一个他始终不赞成的计划作为经费的。”
“这大概成。”
“当然成罗。它会加快孟沙的退休。随后，”——葛雷太太靠近点儿，压低嗓门——“约翰，等他走了，我们就搬进去啦，你明白吗？”她的胸部碰到了他的胸膛；嘴唇发出微妙的幽香，轻轻地擦过了他的面颊。他心里空前未有地涌起了一阵热情。
“听着，约翰，”她说，“我要你去拿出这些股票来，把它们交给我。”
“然后因为盗窃给关进牢去吗？”
“绝对不会。尽管你和那个教务长也可以开保险箱，孟沙却该对那些股票负责。孟沙一个人负责，倘使股票不见了，那他决不至于控告或是疑心你们两个当中的随便哪一个。你们并没有离开过梅肯。他会疑心是贼；校董会至少会指摘他粗心大意，尤其因为他不赞成这笔捐赠。”
”但是假使股票给追究到你身上，那怎么办？”
“他们决不会。我星期五就离开梅肯，直到星期一下午一点钟我有课的时候才露面。星期六晚上，我悄悄地溜回来，从你这儿把股票拿走。除你以外，谁也不会瞧见我。我把股票带到亚特兰大去，把它们交给捐赠给学校的范德堡先生。我告诉你，亲爱的约翰，除孟沙外，谁也不会因为丢了这些股票而受罪。”
杰喀布斯脸上大汗淋漓，答应“考虑一下”。葛雷太太给他一星期的时间；接下去他们又谈起来。校长和教务长对未来的体育场或是他们的计划，全没有来找杰喀布斯商议过。他感到比平时受了更大的侮辱。葛雷太太握住他的手，说道：
“听着，约翰。这个周末，我为了点儿事要上亚特兰大去。在我走后，不是在走前，把保险箱打开，把那些股票拿出来。我一定悄悄溜回来，再把股票带到亚特兰大去。”
“何必走开呢？”
“我走开，那么等人家发现股票丢了的时候，就决不至于想到我，也不至于因为我而联想到你！”
杰喀布斯很害怕，不过这个思想不断地在他心上翻来覆去，直到一个星期五下午，葛雷太太往北方去了。她预定第二天晚上再秘密溜回来。
同时，琴在核对他们手里的一些证券时，几乎很意外地从早报上注意到，石油股票涨了。她等到午餐的时候办事处里人全走后，取出股票，对了一下。他们手里的股票当时的行情是一百十七元。她想，要是它们这样变动不定，那就该把它们卖掉。她匆匆赶到校长的家里去，把他从午睡中唤醒。
“我们今儿就该把这些股票卖掉。要是它们跌价，那么任何损失都该由我们负责啦。”
“可我们在这儿没法卖。亚特兰大是跟纽约有联系的唯一的市场。”
“明儿是星期五。我今儿晚上驾车上亚特兰大，明儿一早就到鲍尔温的银行去，您说怎样？等下星期二校董会开会的时候，我们就不但把建造体育场的蓝图准备好了，而且还有十一万七千块钱现款可以用来建造它。”
孟沙同意了。那天傍晚，琴便上亚特兰大去了。
第二天星期六晚上，约翰·杰喀布斯的矮小的、容貌板滞的女人一动不动地坐在屋子里。天黑后好一会儿，她听见大门打开，瞧见葛雷太太轻轻地从门外溜进来。葛雷太太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前门，然后走到下边文娱室去瞧瞧那儿的情形。她瞧了瞧表，踱来踱去，随后走上花砖地基快完工地方的厅架上去，朝那个敞开的土坑里望望。突然，身后有人轻推了一下，紧接着是猛地一推。她头朝下摔进那个土坑里去；一辆盛满砌墙用的水泥的手推车翻到了她身上。
那个矮小的褐色皮肤的女人飞快地跑到上边屋子外去，开始把泥土铲起来，填进那个土坑。她拼命地一连填了四小时，终于把手推车和水泥全覆盖起来，并且几乎填到了墙头那么高。坑里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随后，她回进屋去，拿了葛雷太太的手提包，找出她的钥匙，到她卧房里去，找到了那张抵押单。她把它扔在火炉里烧了。
杰喀布斯那天很晚才回家来。他并没有带回来那些股票。星期五下午，校长和教务长离开后不久，他便把保险箱打开了。他时常逗留拄那儿清理当天剩余下来的工作。这时，他把两手悄悄地伸进保险箱去，摸索那些股票。它们不在一向放着的老地方。他在保险箱里看来看去也没能找到它们．他想它们大概是在星期二校委会开会的时候给拿出去，很粗心地遗忘在校长的桌上了。可是他在那儿也没能找到它们，又不敢把抽屉的锁撬开。再说，这也不大可能；校长一句也没有提起过。
杰喀布斯没奈何，只好把保险箱锁上，离开了。他几乎怕见葛雷太太，但是这并不是他的过错。他愈来愈认识到，他原打算去干的事要是成功了，那也许就会使他给关进监狱，并且肯定会把孟沙校长毁了。他对葛雷太太的感情非常热烈，甚至到了沸腾的程度。不过他并不是个傻子。他决心不再把这个不寻常的计划继续进行下去。他逗留在市里，去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很晚才回家来。葛雷太太并不在那儿。后来，他把酣睡的妻子唤醒了。
“葛雷太太还没来吗？”
“没有，”她说。
“没有接到她什么通知吗？”
“没有。”
他等葛雷太太差不多等到天亮。但是她依然没有来。
“这真奇怪，”他说，然后勉强上床睡了。这件事一直很奇怪。葛雷太太就此音讯全无。
范德堡在亚特兰大等侯她，几乎等得发狂了。星期二他来开校董会的时侯，因为没能找到葛雷太太，便把杰喀布斯唤了去。
“阿尔细娅——葛雷太太上哪儿去啦？”
杰喀布斯说他不知道。接着瞧见范德堡满脸怒容，他便把整个儿阴谋一下子全部说了；他相信范德堡一定早已知道这个阴谋。
范德堡大吼道：“但是那些股票已经按最高的行市星期五在亚特兰大卖掉啦。今儿，它们已经象我计算好的那样跌到八十七块了。可是阿尔细娅究竟上哪儿去啦，她给人谋害了，股票给抢走了吗？”
“教务长拿了这些股票去，把它们卖掉啦，”杰喀布斯说。“准是她杀了葛雷太太，把高过票面的盈余抢走了。”
“好吧，等今儿她向校董会报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啦。”
范德堡气冲冲地奔出去后，杰喀布斯也走了。但是校董会会议上除了看到那个一再耽延的体育场的全部蓝图外，并没有说明什么别的。教务长报告说，星期五上午，她在亚特兰大鲍尔温先生的银行里把这批股票按超过票面的价钱卖掉了，学校这时手里有十一万七千块钱来作为建造体育场的经费。范德堡坐在一旁哑口无言。他不能问教务长，是怎样从葛雷太太那儿弄到这些股票的；他自然不应该知道葛雷太太曾经拿到过这些股票，如果她真拿到过的话。不问她拿到没拿到过，她反正被人很卑鄙地干掉了。
他找到了杰喀布斯；杰喀布斯也同样心神错乱。他始终就没有把这些股票交给葛雷太太，因为星期五晚上他想去拿它们的时候，它们已经不见了。但是葛雷太太——可怜的葛雷太太遭人暗杀了。是怎样给人杀的，在哪儿，被谁杀的呢？
学校和校长，特别是教务长，尽了一切力量想查访出葛雷太太的踪迹，但是并没有结果。她的汽车安安稳稳地停在汽车房里。难道她是乘火车上亚特兰大去的吗？火车上的工作人员没有瞧见过她；她在“黑鬼”列车上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她上哪儿去了，是什么时候去的呢，
范德堡对谁都疑心。他很快从纽约去找了些私家侦探来。他们搜查了葛雷太太的办公室，从下到上搜查了杰喀布斯的屋子，把她的睡房简直拆毁了。他们还细细检查了她的汽车。葛雷太太始终没有被找到。还有，使杰喀布斯说不出地烦恼的是，她手里拿着的那张他屋子的抵押单，始终也没有一点儿踪影。它始终没有给登记下，也从没有人来要求偿付。
但是约翰·杰喀布斯却老在等侯她。他瞥见她藏在人丛里，或是在黑暗的夜色里消逝。文娱室造好后，杰喀布斯太太把它收拾得很干净，可是并没有邀请什么朋友来。时常，杰喀布斯在暗淡的光线里独个儿坐在那儿。这种时候，他常觉得听见阿尔细娅·葛雷的脚步声，还闻到一阵香气。
这件事尽管令人烦恼，可是它给校长和教务长带来的烦乱不安，却远不如他们所见到和推测到的世界大势。从哈里·杜鲁门宣布粉碎“共产党侵略”是他的原则的那天起，两个人便很紧张地注视着世界大事。一九四八年的竞选运动，看来象是消除不可避免的战争的一个方法。不仅这样，它还会重新返回“新政”的道路上去；华莱士似乎便是干这项工作的人选。
孟沙校长认为采取一个政治立场，或是上费城去参加进步党的成立大会，全是不明智的。但是琴却悄悄去了；她见到了那一大群热情洋溢的人，听见歇莉·格雷姆讲得使大伙儿站起身来高呼，“非取消种族隔离不可！”竞选运动继续下去；华莱士为黑人自由与和平奋斗着。南部分裂成了两派，几乎成了三派。这是“新政”和罗斯福去世后对“新政”的背叛两者之间的斗争。汤姆·杜威便代表着这种背叛。
接下来发生的，不只是杜威的失败——这是选民所希望的——而且是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当选的杜鲁门的当选。不公平的选举制度造成了这件事——民主根本就不起作用。那些想选华莱士的人，在候选人名单上没有华莱士的地方，只好选了杜鲁门。
可是民众，尤其是杜鲁门，却不明白这道理。他很自负地一跃而起，执掌了大权。“我代表罗斯福和他的全部计划，”他很矜夸地说。随着他的喊叫，死亡的阴影也来了。他自己过去七年里培养的庞大势力当着他面改组了他的内阁，改变了他的政策。金融资本、垄断实业、殖民地贸易、国防部的五角大楼，夺取了大权，正打算稳坐下来的时候，中国便给了他们一个嘴巴。
在所有可以想到的大国中，中国可以算是已经属于美国了，它是我们国家就要拥有、驱策和压榨的那个有色人种奴隶世界的第一部分利润。国务院整整过了一年才认识到，这几万万黄种人当真在跟着苏联而不是跟着美国走。为什么呢？这准是叛变——出卖！华盛顿才一转身，正好听说俄国已经拥有原子弹了。就是这么回事。这说明了一切。现在，唯一的答案便是战争、战争！
杜鲁门的国防部长主管着一个能够造成无法估量的破坏的不可抗拒的作战机构；这个人代表着舰艇、飞机、大炮和原子弹，还代表着世界上最大的资本所有者和承办商之一的狄龙—里德银行，可是这个人却半裸着身子在华盛顿大街上边跑边尖声嚷道，“俄国人来啦！”当他被拘禁起来时，他从十六层楼上的一扇窗子里跳下去。四十年前在一场足球比赛中，保罗·罗伯逊曾经踢破过福勒斯特的鼻子。
看来总统和全国仿佛都跟着福勒斯特畏缩起来了。国务院组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在联合国里建立一个反对苏联的内部棱堡；丘吉尔被邀请了来煽动我们的学生打仗。马歇尔计划给制定出来，把欧洲的大资本家从大战的损失和工会的要求中挽救出去。接着，政府狂怒地回到国内阵线上来了：十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被关进了监狱，并不是因为犯了什么罪，只是因为根据臆测认为他们的言行可能导致犯罪的行为；十个好莱坞的作家因为犯了伪证罪的嫌疑，也被关到监狱里去；对阿尔杰·希思的迫害也放开手干起来了。
全国——全国思想界一致反对。我们最优秀的思想家和志士们在全国范围内联名进行反战的号召，并且试图把全世界最优秀的知识人士聚集判纽约来，为和平呼吁和辩护。孟沙校长觉得这是一个目的十分明确的举动，因此欣然接受了出席的邀请。在这样一场大会上——它在华道夫—亚斯多里亚大饭店里举行——他深信准有一个解决办法。这跟他在一九三六年的旅行中听说到的以及此后他努力宣扬和贯彻的完全一致：首先是和平，然后再加强全世界的了解和实现生活、真理与美。
他觉得华道夫—亚斯多里亚大饭店里的这次会议，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但是在举世谴责了和平的破坏者后，突然又掀起了一系列充满仇恨的相反行动，他简直给弄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纽约和全国为什么悍然拒绝这个有全世界一些最伟大的人参加的会议呢？我们的一所最大的大学怎么可以拒绝让萧新塔柯维奇在校园里举行一次音乐会呢？如果这是自发的反应，那可是很不吉祥的。如果它是有计划的宣传活动，那也许更加可怕。他沉默而郁闷地回到南部去。
不知怎么，他觉得他的学生作为个别的人，以及他们背后的许许多多激昂慷慨的黑人，全从他的接触下渐渐消失了，全愈来愈远地离开他的影响。早先，他们全是他的同胞。他用胳膊抱着他们，保护他们，辅导他们。现在已经不再这样了。其他的事情，世界本身，闯了进来，横隔在他和黑种人民之间。他被吸引到更广大的事业里去——和平、社会主义、生活的全部意义。这时候，他想避免分心，重回到黑人问题上去，把自己的精力和希望全集中在这个问题上。然而，如果他和他的同胞是这个更广大的世界的一部分，那么他或是他们怎么可能真的分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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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各国联合起来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十四章各国联合起来了
孟沙校长和他的助理对菲力浦和玛里安的到来感到很高兴。这是来自一个充满了信心和力量的年轻的新世界的一股生气。他们全很幸福，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往后十年里非面临到的那种心灵上的考验不可。琴特别认识到，这些年轻人全有准备，随时都能接受变动和采取行动；她知道这是世界就快见到的事。等他们走后，她开始体会到从罗斯福的革命到杜鲁门的反革命这一场大转变的意义。这是没法相信的。一个人有天竟然一下成了世界的霸主，惶惑而惊讶地抓住那张自己本来就不明白——也永远不会明白——的领导纲领。这是对美国人的天真信念的一个怪诞而严厉的批评，美国人认为：任何人——至少是任何白人——任何事都能做；这种信念有天也许会把全世界都给毁了。
就在这时，孟沙的儿子道格拉斯从芝加哥来探望他父亲了。孟沙和琴两人都很高兴，因为道格拉斯对当前中西部的政党关系再熟悉也没有了。道格拉斯把他的儿子阿德尔伯领来。这个年轻人似乎决心到这所州立大学来进一步深造。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相当瘦弱的年轻人，肤色黄褐，一脸不满的神色。说真的，他简直活脱儿就象孟沙丢掉的那个儿子勃罗士——有着同样蓬松卷曲的黑发，同样踌躇不安的态度。孟沙不大明白．道格拉斯的儿子为什么乐意离开北部和他的经济宽裕的家庭，上佐治亚来。
道格拉斯的解释十分含糊，不过孟沙倒很乐意有个孙儿在这儿上学，也就不勉强他，只对这孩子表示欢迎，然后请琴去照管他。同时，他在道格拉斯逗留的那几天里，把大部分时间全用来打听这个突然当上总统的杜鲁门。
他发现道格拉斯养得相当胖，衣着十分考究，显然搞得挺顺利。下一年，他指望进州参议院；这时他是芝加哥主要的黑人选举区的政治领袖。道格拉斯当然知道杜鲁门了——中西部所有的政客他全知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在法国瞧见过他，他是一个好性子、爱玩笑的人，弹弹钢琴，过得很乐。大战结束时，他做到上尉。这个军阶使他相当得意，不过他比大多数的尉官要好点儿。他回到堪萨斯市后，成了汤姆·彭德加斯组织的一个成员；这是一个比我们的大比尔·汤姆逊组织还更恶劣的集团。杜鲁门放弃了他的男子服装商店的营业——那好歹已经失败啦——‘走进了政界’。
“他利用彭德加斯组织成员的身份，当上了郡法官，后来又进了联邦参议院。在一九四四年的竞选运动中，他成了打败华莱士竞选副总统的那很大棒，而且很早就被选定了来改变罗斯福的政策，倘使罗斯福死了的话。这件事他倒是办啦。所以如今反动势力又大为得势。我们有了一个只受过小学教育、没有文化修养、并且由于在西部一个小城市里搞得很成功而相当自鸣得意的人来当总统。不少事全得凭赖他听取的意见和他自己一时任性所作的决定了。
“不过杜鲁门的真正困难，也是一个他永远躲避不了的困难，那就是：他缺乏基本和广泛的教育。本质上，他是一个好性子的人，希望大多数人生活幸福。他有能力，头脑也清楚。可他不知道世界大势。历史对他说来是一部合着的书。他对科学一窍不通；自己既不看书，也不听世界上优秀的教师们的教导，他从来不懂怎样研究学问，本质上一向是一个喜欢卖弄的人。”
琴津津有味地听道格拉斯叙说这位新总统哈里·杜鲁门，不过她这时对他的儿子更感兴趣。她不知道道格拉斯的婚姻生活如何，因为她多年都没有瞧见他了。这个郁郁寡欢的儿子勾起了她的好奇心。要获得年轻的阿德尔伯的信任，探听出他为什么离开芝加哥和北部的种种好机会，离开他的家庭和对他敞开大门的学校，跑到这儿来，这可需要一点儿时间。可是渐渐地，这全明白了。他不喜欢他的家，特别不喜欢（事实上，他说的是“恨”）他的母亲。他也不喜欢他的姐姐。父亲倒还不错，但是他简直没有什么时间来照管他。
原来真正的纠纷完全为了这一件事：道格拉斯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姑娘，皮肤白晰、长得很俊；母亲很疼她，常领她出去给人瞧。她的头发是褐色的，不过很卷曲；她母亲一开头便把它弄直了，每星期抹油、烫。接着，第二个孩子，一个清秀的男孩儿，却得不到母亲的欢心，几乎完全得不到她的爱护，因为他的皮肤是黑色的。他简直跟他父亲一样黑，还有一头蓬松的卷发。这当然是有色人种世代相传的一个天生的特征了。
可是结果，尽管母女俩常上市里去游览，看戏，吃饭，用多种多样的方式玩乐，这个黑皮肤的男小孩儿却从没有给带着一块儿去过。他太清楚地显露出他的黑人血统了。因此，从很早的童年，他便怨恨起他的家庭和世界来。他父亲感到了这点，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他正忙着自己的业务和很有前途的政治生活。不错，他给这孩子钱，有时候还带他乘汽车出去游玩，不过这孩子主要是独自长大成人的。
他父亲把两个孩子全在白人学校区登记了。这使不理睬他的那个姐姐很称心，可是对阿德尔伯却没有多大差别。他避开白人同学。后来，到了进中学的年龄，他硬要进温德尔·菲力浦斯中学。在北部一些城市里，学校一般是不进行种族隔离的，不过温德尔·菲力浦斯实际上却是一所黑人学校。学校里学生很多，但是设备倒很好，有些挺优秀的教师。他对大部分功课全感兴趣，成绩很好，也很喜欢黑人同学。
快到中学毕业，面临着升大学的问题的时候，他决计上佐治亚州他祖父这儿来。他想生活在一个满足于自己是黑人的黑人世界里。祖父或许会是一个跟父亲截然不同的人，这种想法老存在他的心里。道格拉斯知道这孩子的决定后吃了一惊，不过总的说来，倒也相当高兴。他母亲感到既轻松快慰又受了侮慢。这样，这个对芝加哥家族说来一向是个问题的小伙子，便突然上梅肯来了。
渐渐地，他适应了这个学校的生活。他对戏剧和绘画特别感觉兴趣，英文也写得不错。他写的小戏有一两部给上演了。孟沙于是盼望自己的孙子有天会成为学校里的一个教师。
当阿德尔伯接到邀他参加姐姐婚礼的信时，他坚决不肯去。他说他认识史太威医师——他姐姐要嫁的这个大夫；他是一个年龄几乎是他姐姐的两倍的男人，不过事业倒很顺遂，的确十分顺遂。他在芝加哥受的教育，在那儿行医多年，随后便上洛杉矶去了。他坚决认为，那是黑人的一个不断成长的地方，因为它最接近南美洲的西班牙世界。
他成了一个人家常说的“商业”大夫，没有深厚的人类情感或是同情心。他身强体壮，冷漠无情，一心盘算着用种种方法来使自己的职业赚钱。他哄骗那些出得起钱的病人，要他们来看好多次，拖上很长一段时间。他用心挑选那些出得起钱的病人，对这样的人他随时都留心注意。如果是贫穷的病人，他便千方百计来摆脱掉——快点儿医治好他们，或是把他们打发到市立医院去；往往他干脆说，他没法医治他们的毛病。
他跟会诊大夫、专科大夫分拿诊金，甚至向药房老板去索取回扣。原本用低得多的价钱可以买到的成药，他偏开出处方配高价的药。他是个很不错的诊断家，只是到他认为一帖匆匆开出的药可以生效时，他便不多花时间去诊断了。他的诊所里备置有各种器械、小用具和医疗器具，全是用来耸动病人的。他还时常把病人交给护士，由她们使用各种需要的医疗器械去治疗。这对病人并没有害处，不过要他们多花些个钱。他跟外科大夫在业务方面作好安排，毫不踌躇地把病人介绍给这些外科大夫去开刀，还时常在没有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把病人送进医院去。
年轻的阿德尔伯大概把这位大夫形容得太过份了。但是他的叙说里有不少确是实情，迈克尔·史太威医师特别反对“公费医疗”，或是不论哪一种免费的医疗制度。他坚决相信他所谓的那种“自觅大夫自出钱的民主制度”。他是一个高大、漂亮的人，黄皮肤、直头发，衣服总剪裁得很好，又很整洁，一副十足的时医态度。他是一个擅长交际的人，收集了一些动听的故事，逢人就讲，还结交了许许多多有财有势的白人和黑人，政治方面的联系也很广阔。
他把婚姻延宕下来，打算先弄到一个他想要的那种诊所。这他在洛杉矶到底找到了；那儿，在哈佛大街上，他买下了一所精致的宅子，因为以前的白人房主嫌开销太大，没法再住下去了。他于是在那儿设立了诊所，安顿下护士，还布置了一个舒适的家，有花匠、厨师和几个女佣。接下来，他便留神寻找—个美貌、年轻、家里有钱的姑娘。有一次上芝加哥来的时候，他在道格拉斯·孟沙的女儿身上找到了这样一个理想的对象。
母亲非常高兴。这意思是说，她每年可以到洛杉矶去玩玩，用不着在芝加哥度过寒冷的冬天了。这还意味着，她在那儿的社交生活准会是愉快的、显赫的。道格拉斯起先并不赞成这主意，但是这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也许，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会比一个想得到道格拉斯钱财的年轻冒失鬼更体贴地照料着他的女儿。
于是，婚礼没有阿德尔伯参加便举行了。它十分铺张，花了不少钱，有些事情办得很漂亮。婚礼是在一座著名的天主教教堂里举行的，因为孟沙太太由于种种原因早年便信奉了天主教；这些原因之中有的是很明白的，有的却从没有提起过。新娘很美，穿得很华丽；礼品全很名贵，有许多都非常合适。他们搭乘驶往圣大菲的那班特别快车离开的这件大事，就连白人报纸也郑重其事地注意到了。
曼努埃尔去参加了婚礼；他并不十分欣赏那个场面。南大街的那所宅子倒很漂亮、很华丽，布置得也非常精致。不过里边没有什么当真可以称作“家庭生活”的东西。
他在芝加哥的时候，威尔逊主教写信给他，请岳父回去时由达拉斯走，并且提议他们俩一块儿去参加旧金山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主教是联合国组织的一个“顾问”；道格拉斯很容易便联系好，替父亲也弄到一个同样的名义。这种职位并没有实权，也没有多大势力，但是它给了他们出席会议和听代表们在小组会上讨论跟答复询问的权利。孟沙急切地想去，因为他对联合国抱着很大的希望。
威尔逊主教在一九四四年当选后，立刻准备上非洲去。派新当选的主教上那儿去，这本是一个惯例，也是年轻的黑人主教付出的一种“罚款”。不过它可不象人家也许会认为的那么糟。大多数人全上非洲去，待上几个月便回国来，把那一年中，甚至整个儿四年任期中其余的时间全用了来休息。有少数人上那儿去，决心想做点儿事——这在一个他们不熟悉的、有着自己的文化和宗教的国家里，是极端困难的。如果派的工作在南非，那就得面临到世界上最恶劣的种族局面。这往往是一场挑战；有些主教实际上倒办成了点儿事。不过就连这样，他们大半工作了六七个月后，还是就回国来，把任期内的其余时间全在美国度过。
可是威尔逊部分出于自愿，不过主要还是被索裘纳怂恿着，打算上非洲去待上四年，显然想为这个大陆做点儿“赎罪”的工作。他认识到自己做不了多少事，但是他总要做点儿。他并不知道自己能带点儿什么到非洲去。他能解决它的贫穷问题吗？他不明白该怎样解决。他觉得自己在教育方面，也许还在防治疾病方面，可以帮点儿忙。
索裘纳甚至更坚决地想去试试。她要把音乐带到非洲去，发挥出音乐的作用。她要去领略一下那地方的优美景色，幻想到它的未来，使自己在非洲的岁月好象是到圣地的一次参拜。到他们俩回国来向听众宜讲的时候，白人和黑人全会听得心情激动，精神昂扬；一幅自由大非洲的图景便会在他们的眼前浮现出来了。
然而主教必须等候大战结束后才动身。他花了不少时间在阅读、通信和研究上；他还打算去参加联合国大会。因此，一九四五年夏天，孟沙校长和威尔逊主教乘车穿过了得克萨斯州。得克萨斯州一片荒凉，一片灰漠漠、湿漉漉的荒凉；到处只看见泥泞、砂石、矮树和残桩；还有干枯的松树、渟滀的水、黄褐色的乱草；没有一点儿人烟；除了四处那一大片矢车菊外，也没有一点儿美丽的东西。接着，突然一阵杂沓纷纭，一群白人男女拥了过来，男的神情紧张、满脸严肃，女的皮肤润泽、一身绫罗。浓烟、钢铁、石油、硫磺、机器、碾磨声、尖叫声；白种工人和黑种工人蹲伏在污秽里；急急忙忙，气喘吁吁，群聚在一起。这便是得克萨斯州！
孟沙曾经在达拉斯主教的新公馆里跟主教一块儿谈论过非洲。
“在本世纪的后五十年里，”主教说，“非洲将要出现一个新局面。西非洲会发生革命；东部会流血。埃塞俄比亚会重新取得它的海岸线，还会使白种投资人受到限制。古老的苏丹会成为一个独立国；一个新的埃及会摆脱掉英国的控制。南非会爆发一场种族的战争，因为不到三百万的白人竟然想束缚住一千万有色人和黑人。美国会供给白人资金。要是有哪个国家供给黑人武器，那么很快就会有个结局啦。”
“哪个国家会供给呢？”
“印度或是苏联——再不就是西非洲。”
“我很惊吁——我改法相信在这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下——”
“在一场生死存亡的战斗里，黑人会不会问，会不会在意谁送武器来给他们呢？我告诉您，非洲这就要出现一个新局面啦。”
“可是中非洲怎样呢？”
“如果白人的南非垮啦，那么中非洲——南北罗得西亚和刚果到那时候就会走西非的道路了。”
“法属非洲呢？”
“走印度支那的道路。”
“但是法国会放弃印度支那吗，”
“她会。我知道这一切听起来很荒诞，但是孟沙校长，请您相信，这个预言是跟实情相去不远的。它不过是时间问题。可是使我烦心的是，黑人领袖们打算替这些国家的人民做点儿什么呢？按我目前的看法，他们想做的就是来代替白人剥削者，代替那些一直在利用非洲以供欧洲人和美国人过奢华生活的人。
“黑人在英国受了教育，在法国多少也受到了点儿，美国受教育的人数目虽然不多，却一天天在增加；这些黑人取得了优越的地位后，会把那种奢华安逸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传到非洲去。但是我不知道非洲群众的生活会不会比早先好点儿。或许好点儿，可并不十分好。例如，西非洲的黑人就想成为非洲世界的黑人统治者，他们正做着白人统治者三百年来所做的事。我可不喜欢这个。孟沙校长，我可不喜欢这个。”
接下去，主教又说道：“非洲方面交给我一个任务；那就是唤起美国黑人重新去对非洲感觉兴趣。今年秋天，他们想在巴黎或是伦敦举行第五届泛非大会。您总记得，一九一九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发起了这次会议。我不知道它如今乐意不乐意帮着来重行召开这种会议？”
“我很怀疑，”孟沙校长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目前正处在困难的情况下。它想推行一种进步的纲领，又要避免被人攻击说是共产党。”
“但是我想象不出这怎么办得到，”主教说。
“别人也会瞧不出。不过我们在旧金山的时候，可以有机会打听一下。”
曼努埃尔·孟沙和威尔逊主教坐在旧金山的歌剧院里，目睹联合国成立的经过。孟沙感到精神振奋。他似乎正看着历史在演进。有三个人坐在校长和主教的身背后——一个年轻的黑人，一个中年的白人和一个白种姑娘。黑人以前是孟沙学校里的一个学生；他给他们大伙儿介绍了一下。他解释说，他暂时代表都市同盟，他们的书记第二天就到。白人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理事；年轻的女人是他早先会见过的哈莱·霍浦金斯的那位年轻朋友，莎莉·海恩斯。
他们一块儿走出会场的时候，孟沙提到了主持会议的阿尔杰·希思。
“我早先会见过他，很喜欢他。一个诚实、爽利的美国人，一点儿不端架子，而且很正派，如果我认得出正派人的话。我始终不喜欢史蒂汀纽斯。我觉得他就象一个阔人家娇惯坏了的小孩儿，一点儿不沉着浑厚。”
“您注意到吗，”那个白人葛雷问，“莫洛托夫多么受人欢迎？他也许错了，但是他有识见，有信心，所以看上去又平静又尊严。”
主教想起每天坐在那个大会堂里的形形色色的世界各国人民。他看着他们来来去去，始终不感到厌倦——英国的艾登和法国的皮杜尔；缠头巾的阿拉伯人和黝黑的埃塞俄比亚人；甚至还有那个自相矛盾的史末资，既是奴隶监督又是人道主义者。不过莎莉因为眼光锐利，却感到有点儿不安。
“我看出了你们各位恐怕谁也没有注意的一个情况。各位看到他们在殖民地托管问题上多么顽强地争执吗？”
“可是那个宪章，”孟沙插嘴说，“那个宪章可好极啦。听听这一段：‘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提倡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对，可是再往下看，”莎莉说，“您就知道托管世界弱小民族的那一段里的大矛盾啦。在托管委员会里，帝国主义者在投票时根本就不会得不到多数。我觉得这里边有鬼——一个卑鄙恶劣的鬼把戏。你们瞧，各位，我熟悉大企业。我是跟大企业一块儿成长起来的——是大企业的一个产物。说到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我父亲就是一位嫡系‘王子’——一个冷酷无情的银行家，拿人来赌博，直到他输掉了一大笔产业，把自己的脑袋也打穿了。
“我告诉你们，可能有什么坏主意。今天，我们全力在搞一种会使戈培尔自愧不如的用科学方法策划和指导的宣传。你们听着，去年九月，我在邓巴顿橡树这个地方做一个特邀的陪客；在场的人大多数全把我当作间谍。我并没有跟官员们一块儿住在那所气派很大的领主的老宅子里——没有，我住在后边树林里的另外那所大屋里。世界上的统治者聚在那儿，倾听、谋划。那儿有电报线和无线电，把我们跟世界上所有的权力中心连接到一起。送信人和电讯往来不断。我们屏住气息，小声说话，大声高呼，一同庆祝。那些蜘蛛织出个什么样的网子来啦！
“我知道你们全以为我是个傻子在说大话。其实除了有些姓名外，我说的全是实话。我要这么说，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女儿，他去世后撇下我一文不名，还因为我跟着哈莱·霍浦金斯工作，人家于是深信不疑地以为我急于想出卖霍浦金斯和罗斯福。有一阵子，我待在如今阴谋来推翻政府并统治这个国家和全世界的那帮人的‘内殿’里。上个月罗斯福去世的那天半夜里，我就跟他们待在一块儿。他们喝香槟酒，欢呼。”
听莎莉说话的人全很不安，可是没说什么。后来，在港口附近，这五个人坐在一扇可以望见满是船舶的海面的窗子旁边共进午餐。菜肴很精美，品种也很多。饭后他们逗留在那儿抽烟和聊天。
威尔逊主教慢条斯理地说道：
“我早先感到高兴的一件事，这会儿却叫我很踌躇。那就是这个否决权。安全理事会里有六个国家有否决权。凭着这个否决权，白人控制住了全世界。”
“您忘了有黄种人的中国。”
“正是这话；白人据有中国，控制着中国。到他们失掉这种控制，或是担心很快就会失掉的那天，第三次世界大战不问它叫什么名称，反正就得爆发啦。”
接下去大伙儿静了好半天。后来，孟沙回脸对着葛雷，又提起重新展开的泛非运动以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是否可以支持它的问题。
“我是新近加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没有权说话。不过我们可正处在一个非常为难的局面里。在我们的创议下，杜鲁门就要委派一个民权委员会，由大资本家担任主席，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都市同盟都有代表参加。我很有理由认为，这样一个委员会会提出一份很有力的报告。如果它提出来，那么这就表示大资本家愿意跟黑人领袖们妥协，给他们公权，倘使他们答应不参加劳工运动，并放弃新政所推行的社会主义的话。如果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拒绝合作，那么就可以诬赖说他们是共产党，而如以迫害，就象他们计划摧毁非洲事务委员会和民权大会那样。”
孟沙和威尔逊两人非但感到惊讶，而且有点儿怀疑。
“这不可能！”
“我可不相信。”
莎莉说，“你们在美国不久就可以看到许多如今全没法相信的事啦。”
倘使这五个人当时能够听到山岗上边霍浦金斯饭店里进行的一场谈话，那他们准会很感兴趣。在顶层的一套可以遥望港口美丽景色的专用房间里，有四个白人坐在那儿很亲密地谈着。
“威尔逊，这可是很够瞧的资料，”
他们正在谈论呈给杜鲁门总统的一份关于黑人公权的报告。
“真够瞧的。”
“这意思是说，各种族有一天会通婚，会在社会上一律平等。”
“是这意思——”
“那么，嗐——”
“慢着，如果不是在我们自己规定的时期内按我们自己的方法这么办，那就会在我们自己的内部培养出一批劲敌来，他们通过内部合作变得越来越精明，越来越团结、富裕，随便从哪儿来个秘密造反或武装叛变的号召，他们就准备起来响应啦——这儿有一千五百万，加上西印度群岛的一千万，再加上南美洲和中美洲的至少两千五百万！”
“妈的，他们决不会造反——”
“我想，也从没有造过反——至少倘使你让我们来说的话；可是，记得海地、古巴和十二三个其他岛上的情形吗？记得古老的普罗维登的德爱隆、纽约州和新泽西州以及弗吉尼亚州、南卡罗莱纳州和路易西安那州的那十二三次事件吗？记得维西和奈特·透纳吗；记得决定内战命运的那十万逃亡在外的奴隶和五十万黑人兵士、劳工和间谍吗？记得芝加哥、华盛顿和底特律的骚动吗？今天，全世界大多数人都恨透了我们。我们要不要在自己的内部造出一颗黑色的原子弹来帮他们一下呢？”
“这么说，你是打算让你女儿嫁个‘黑鬼’罗？”
“我要什么，对她压根儿没有关系，尤其要是俄国，中国、印度和整个儿黑人世界变得强大起来，可以踩在我们头上的话。还有，亲爱的朋友，你到底在发些什么牢骚呢？眼下你在南部各州里不全有黑人亲戚吗？二十五年里再增加上几个，或是五十年里有一位妹夫，那也不至于送了你的命。同时，单有这份报告——甚至还没有实行——黑人就会喜欢得发狂。他们会照着我们的意思办；他们会恨工会和攻击俄国。他们会扔开非洲和中国，崇拜有钱的白人，瞧不起贫穷的黑人。”
“唔，我还是不喜欢这件事！”
“我也不喜欢，可是我们对这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不是平等就是战争。哎，找到他们的领袖，改造他们的头脑，恭维他们，提拔他们，把他们跟他们的愚昧无知的群众分开——把他们跟沸腾的非洲和加勒比海的浪涛分开。我告诉你们，没有别的办法！再说，我们今天答应，十年里才开始履行，二十五年里才朝前走。弟兄们，这是一个百年大计。”
“你是说驴子头前边挂胡罗卜的那套把戏吗？“
“不止这个，弟兄们；他们可不是驴子；我们得拿出来的也不只是胡罗卜。”
“我拿不准，”先前一直没有作声的第四个人说，“我拿不准！也许我们得付出比胡罗卜更多的代价来，不过当然不至于到社会平等的那地步。那至少也得过好多年。自由进出旅馆和公开的社交集会，就会使想在社会上向上爬的黑人满意很长一段时间。你们瞧，黑人没有多大选择。他们内部的社会组织尽管很庞大，可我们这面只要稍微一让步，就能把它给粉碎掉。要是他们能跟着社会上向上爬的普通白人一块儿去参加华道夫—亚斯多理亚旅馆里的—场新年聚餐会，那么说还去出席阿尔发—范—阿尔发的圣涎集会、跳舞会或是联欢会呢？可是这跟容许他们进入上流社交界还差一大截哩。让我们头脑清醒点儿呗。我们非让步不可，不过这种让步可以拖上一百年。”
这便是在霍浦金斯饭店里举行的会谈。我们的那一小群人可没有听见。
联合国组织会议闭幕后，主教和校长在旧金山分手了。主教动身往东部去，在纽约逗留下来，因为他早已接受了那儿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理事会里的一个职位。他首先注意到，这个组织事实上分成了两部分。法律部有独立的办事处和经费，正在研究种族歧视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教育和选举方面。它正取得显着的成功；这在往后十年里一定会变得很明显。在另一方面，总部却遇到了困难。公权报告依然是一纸具文；尽管杜鲁门总统作出了保证，公平就业委员会从总统方面可没得到什么推动力；对于工会和劳工运动的关系这个老问题，依然跟从前一样踌躇不决。
如果总部这时候不顾法律部的计划，着手来推动争取公权的运动，尤其如果它这时候加入劳工运动，帮助进步人士走向这个全球性运动的新目标的话，那么它无疑准会被指控是在推行共产主义，并且象当前的大部分社会改善运动那样，会被公然排斥说是“颠覆性的”。因此，在这些重要的方面，总部正小心谨慎地等待时机，一面又煞费苦心地阻止它的比较反动的成员去参预全国性的政治迫害。
主教很迷糊，不过因为他是理事会里新来的人，所以只贸然提出了一个提议；那就是让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去参加一九四五年秋天在英国举行的那个筹备中的第五届泛非大会。理事会相当勉强地授权威尔逊主教代表他们去出席泛非大会。这样，主教终于踏进了国际劳工运动。
一九四五年初，世界工会联合会在巴黎成立了；非洲各个殖民地和国家全有代表参加。会上对这些非洲工会代表的发言权发生了一些争论。他们要自己为自己发言，不由宗主国的工会组织代替发言——例如，英国的工会想做英属非洲的人民的代言人，因为要是不这么办，那殖民地的劳工什么要求不会提出来昵？经过一场大争执后，非洲人赢得了他们自己为自己发言的权利。
接下去，许多非洲代表提议，在这次劳工大会以后，立刻召开另一次泛非大会。这样，他们便采用了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早在一九一九年发起的那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已经举行过四届泛非大会了。最初有人提议，一九四五年秋天在巴黎举行第五届泛非大会，但是发生了某些困难——部分跟战争有关——使会议不得不移到伦敦去举行。这样，威尔逊主教奉派去出席的第五届泛非大会，便预定在伦敦举行了。
这当儿，新的困难又来了——这无疑是政府造成的——，使他们无法找到敷用的大厅来开会，也没法找到适当的住处。最后，曼彻斯特市一个地方组织负责去解决这件事，大会于是决定在曼彻斯特召开。一九四五年十月，第五届泛非大会举行了。
主教计划跟索裘纳一块儿去参加泛非大会，打算会后便上西非洲去专心致志搞他的教会工作。他们原先安排好，在他们往非洲去的时候，他们的小女儿便去跟着孟沙法官的太太。但是到最后时刻，这个计划改变了；这个名叫“阿非利加”的三岁小姑娘跟着她父母乘飞机到了英国，后来又跟着他们上非洲去了。
有一百多位代表在曼彻斯特的却尔顿市政厅里集会。他们大半是非洲殖民地直接派来的代表。有代表出席的是：有二十万黑人的冈比亚，有一百万人的塞拉利昂，有四百万人的黄金海岸，有七百五十万当地人和其他有色人的南非联邦，有三千万人的尼日利亚，还有北非和西印度群岛其他殖民地的代表。
代表们全是年轻人。他们有些阅历很浅，却十分热忱，有些则对殖民地生活和社会发展具有相当的经验。会议进行得非常有趣，讲话的人不但表现出了黑人天生的、往往还充满感情的口才，并且表现出来，他们对现实理解得十分透彻，还具有很细致的判断力，
你从讲话里可以看出两种很清楚的倾向：一种是自我批评，主张对阶级内部的冲突提高警惕，并且号召自我牺牲，作为改革的开端。另一种更有力的倾向——有时候到了严重的程度——是要求自治，甚至独立。这些要求所根据的事实，象好多篇演讲里叙说的那样，暴露出了许多殖民地的情况，甚至使许多对殖民地真相略知一二的人也都大吃一惊。例如，代表们着重指出，西非在战时政府的管理下，以前一向卖二十五镑一吨、战时涨到一百磅一吨的生姜，却是按十一镑和三十镑一吨的价格从黑人农民那儿强行收购来的。黄金海岸三十万农民的代表沉痛地诉说了关于可可的情况，并且说工党政府的新的殖民大臣对于涉及修订当时实行的经济管制办法的任何建议，甚至听也不愿意听。每一个发言人全强调西非的贫穷——那种赤贫——说一家人为他们所干的活儿每年平均只得到五镑，技术工人辛辛苦苦地工作，每天好不容易才挣到两先令。
威尔逊主教在这次大会上遇见的人里，有好几个几年后全成了相当有名的人物。他们中有卓摩·肯雅塔，肯尼亚政治运动的领袖，一个身材高大、蓄着胡须的人。有克瓦米·恩克鲁玛，他在几年后成了黄金海岸的第一任首相。有华莱士·约翰逊，塞拉利昂的工会领袖。还有几个从南非和利比里亚来的其他黑人；他们在非洲解放运动中一定将承担起重大的任务。
最后的决议有一部分如下：
第五届泛非大会的代表们赞成和平。几百年来，当非洲人民一直都是暴政和奴役的牺牲者时，怎么会不赞成和平呢？可是如果西方世界仍旧决心用武力来统治人类，那么非洲人作为最后手段，也许不得不用武力来解决，努力争取自由，即使武力摧毁了他们自己和整个世界的话。
我们决心要自由。我们要受教育，要有权谋求象样的生活，有权表达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借鉴和创造文学艺术。没有这一切，我们便不能生存下去。
我们为黑非洲要求自治和独立；我们只求各个集体和各个民族，根据全世界最后必然统一和联合的这一事实，可以在“一个世界”上享有自治。
我们并不因为自己是一个长期忍气吞声的民族而感到羞愧。就连现在，我们也愿意作出牺牲，并且努力来纠正所有由于过分迁就人情而产生的过失。但是我们不愿意再一面忍受饥饿，一面干着世界上的苦役，用自己的贫穷无知去维持虚伪的贵族社会和可耻的帝国主义。
我们谴责垄断资本，谴责私有财产和纯粹为了私人利润的那种工业的统治。我们欢迎经济民主，认为它是唯一真正的民主政治。为此我们将控诉、呼吁和责难。我们要让全世界听听我们的真情实况。为了改进这些情况，我们将用可用的全部方法，各种方法来奋斗。
因此，第五届泛非大会号召各殖民地的工人和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殖民地的工人必须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斗的最前列。你们的武器——罢工和抵制——是无敌的。
第五届泛非大会号召各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认清自己的责任。漫长的黑夜已经过去。通过争取工会的各种权利，组织合作社的权利，出版、集会、示威和罢工的自由，印刷和阅读群众教育方面所不可少的书籍的自由，你们就运用了可以赢得和保持你们权利的唯一的手段。今天只有一条道路通向有效的行动——把群众组织起来。
全世界各殖民地和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
主教把会议的经过及时向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报告了一下，但是这样一个纲领过于率直，是这个组织这当儿不敢加以支持的。它因此悄悄地把全部纲领搁置下了。
在随后的三年里，威尔逊主教继续向西非移进，相当惶惑地注视着世界动态。首先，他看到美国和西方的工会试图粉碎在巴黎组成的新的工联，外表上是为了抵抗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不过据威尔逊知道，还为了压制殖民地工会发表意见，阻止它们提出和国内工资更接近的工资要求。在西非和西印度群岛，黑人全很踌躇，生怕被指控是共产党员。可是威尔逊在西非看到了革命，在整个儿大陆上看到了骚动。主教遇见英国黑人领袖巴德摩后，鼓足勇气乘飞机上利比里亚去了一趟。这架飞机使用了美国替利比里亚共和国建筑的那个大飞机场。
威尔逊从飞机上望着下边范厄史东租借的大片橡胶园，望着史蒂汀纽斯和他的同僚们永远控制着的森林、河流和土地。
他说，“我并不能肯定我对，不过我觉得我好象是从非洲回到美国本土来当传教师似的。”
他和索裘纳回来，谈论起非洲正发生的事情和美国的有色人可能遭到的事情。这对纽约的孟沙法官夫妇是一件大事。在梅肯，为了庆祝他们归来，孟沙校长和琴举行了一场非洲音乐演出会，由索裘纳指挥。
正当孟沙校长刚从旧金山回来时，波茨坦会议——改组后的世界的第二次和平努力——便举行了。琴很烦恼地注意到，完全不懂外交的杜鲁门，打算亲身到会议桌上去代替罗斯福，还把国务卿——南卡罗来纳州的贝尔奈斯——带着一块儿去。
“贝尔奈斯？他不是我们黑人的一个狂暴的敌人吗？”
“当然是啦。记得他在国会里怎样替私刑辩护吗？不过，比这还糟的是，他是最不适合跟俄国人打交道的人。他受的教育使他瞧不起工人，不论是黑种工人还是白种工人。”
“罗斯福可喜欢他！”
“不错，不过只叫他当国内作战资源的主管人——始终就没有叫他去跟斯大林办过交涉。”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孟沙看到这场和平会议变成了新战争的开端。艾德礼代替了惊讶不满的丘吉尔，可是丘吉尔跟杜鲁门结成了朋友，对他十分奉承。两个世界的战争又发生了，因为杜鲁门掌握着现代世界上最大的秘密。这给了他一种力量，使他变疯狂了。他相信美国准是宇宙的主人。在波茨坦，他只小声说着，但是他举止傲慢，气焰嚣张。
美国具有分裂原子、放出强大的原子能来的秘密。罗斯辐在这种力量前边准会嗦嗦发抖，很谦虚地面对着自己的可怕的责任，可是杜鲁门却变得自尊自大，而贝尔奈斯更“强硬起来”！战胜国本来说定要解除德国武装，使她为统治半个世界付出赔款。但是美国并没有打算真守信用。它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一星期后，美国飞机没先警告，便朝着日本广岛和长崎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投下了一个可怕的大灾难，炸死了十五万人，残害了其余的人，以及他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这是现代文明从没见过的一场最凶恶的、计划周密的大规模屠杀。它打垮了日本，使苏联对美国的援助没有必要了。
杜鲁门和丘吉尔立刻决定要粉碎共产主义，重新控制住波罗的海各国，最后还要控制俄国。这个计划不久便由丘吉尔在他的新朋友杜鲁门的邀请下，在美国发表了。杜鲁门发觉自己处在一个新政权的强有力的掌握之下；大银行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代言人，人寿保险、钢铁、石油、铁路和汽车事业的代言人，全进了他的内阁。对俄国的租借办法取消了，偿付租借物资的要求提了出来，帮助这个为西方打赢这场大战而忍受惨痛牺牲的盟国复兴的贷款，遭到了拒绝。这时，杜鲁门知道，蒋介石和宋氏家族控制着的中国，已经落到了他的口袋里。
还有一件事琴也提诗孟沙校长考虑，一半因为他惯常不注意这种事，一半因为她认为这件事实在很重要。
她说，“乔·路易曾经上前线去慰劳过军人。”
孟沙听着。他当然知道乔·路易这个人。路易是黑人世界里的一个新人物，孟沙校长在德国的时候就听说过他——极力想把他忘了。但是回国以后，他发觉要忽略掉乔·路易是不可能的。乔·路易的名字在全国和全世界显现出来，无疑是舆论界公认的黑人中间最了不起的人。他既是英雄又是传说中的人物——这个从亚拉巴玛州农场上贫民中来的穷苦的、目不识丁的黑小子，没有进过一天学校，一直替亨利·福特象畜生似的干活儿。
后来，运动员和赌棍们瞧见了他的魁梧的青铜色身体。在他们的教导下，他通过单纯的技术和顽强的意志，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一名拳击家。他的惊人的气力，经过严密的训练和巧妙的辅导，在公正、规矩的比赛中，把巨人卡涅拉、美国人布拉陀克和德国人希墨林全打倒了。孟沙知道这并不是一个人的最伟大的职业，但是在一个非但不公正，而且虚伪、肮脏和不光明的战斗的世界上，谁能够起来抗议呢？如果他们不喜欢乔的职业，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训练他去干另一行呢？他在他的领域里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这么说，容貌安静的、没有表情的乔·路易，也走了三万哩路去慰劳世界大祸事中心绪纷纭的兵士们。
琴说，“他该得一枚国会勋章。”
孟沙没有作声。他在学校里从没有提倡过拳击，在对学生的讲话中，也从没有提过乔·路易。他感到很歉疚。在这个腐败的世界上，乔在人群里地位很高！
威尔逊主教和孟沙校长恳切地谈论着美国当前发生的事情。扩大黑人的公权似乎是肯定的，虽然总统还没有采取什么步骤来履行他的诺言。我们正在援助土耳其和希腊，或者不如说，这是不是为了在中东控制住石油呢——不顾世界上和平的呼声，控制住石油来备战？在中国，我们的国务院正在支持和援助蒋介石。这是真的帮助中国吗？
最主要的是，主教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感到很惊奇。
“我不能相信共产主义只是一场阴谋。”
“我也不相信，”孟沙说。“不过你对美国的大资本家是不是很公正呢？我知道我们有着多么惊人的技术，多么庞大的工厂和工业。我们非得相信这种工业奇迹的创造者，多给他们点儿权力。”
“不错，我们是得这么办，可是我们不能让美国商业扼杀我们，毁了我们的灵魂，妨碍民主和破坏审美力跟艺术呀。大规模生产常常成了大规模奴役，并且阻碍进步。美国人早先总能够挑选各种类型的汽车。现在，汽车全一样啦。鞋子从一七○○年起就没有改过样，老是后跟宽、前边窄，人的脚却跟这正相反。在服装、家庭、建筑物方面，个人的爱好全得服从大规模生产的利益。修补整理完全用不着；我们把衬衫、裤子、壶、锅、没用的绒线、洋铁、铜、钢全扔掉，好从大地里挖取更多的东西来，以求获得更多的私人利益。我们筑路，为了速度，不是为了风景；我们造房子，为了面积，不是为了舒适。我们阻止新产品进入市场，倘使它们威胁我们的利益的话。我们使用专利权，为了垄断，不是为了鼓励才能和天才。我们成了我们工业的奴隶，而不是它的主人了。这有必要吗？我们不能改进一下吗？我们一定得跟苏联作战，才能解救我们自己和全世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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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罗斯福逝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十三章罗斯福逝世
孟沙夫妇养子的死亡，使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彻底的震荡。两个人都茫茫地摸索着一种逃避的方法，来掩蔽起这片可怕的空虚。孟沙太太最后找到了它——她跟住在南卡罗来纳州查理斯顿的疏远了的亲戚言归于好。她的唯一的姐姐原先破坏了家庭的名声，公然跟一个白人同居（这个白人后来当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她家原是一个稍微带点儿黑白混血血统的富裕旧家，跟州里最高等的白人家庭有着血统关系，但是已经有一百多年没有哪个白人跟这个高傲的氏族发生过同居关系了。他们的要求是公开、合法的结婚。尽管这样，他们的一个最美的女儿却公然当上了一个出身名门的年轻白人律师的情妇。两口子一块儿住在一所漂亮的宅子里。她在那儿名义上是“女管家”，可是有三个孩子——一个男孩儿，两个女孩儿。等那个人做了州长后，一位姑母管理着那所官邸，而他多半还继续住在他的老宅子里。不过等这个年轻的州长打算去竞争美国参议员的时候，这两口儿不得不面对事实了。年轻的州长被选来领导那场反对南部民主党、反对罗斯福新政的“叛变”。这不单是一种反对罗斯福承认黑人地位的愤慨的表示，并且也是一场起来反对当地社会主义的斗争，因为那儿的石油、硫磺和纺织工业都将在大资本家手下高度集中起来。一场在南部组织第三党的“叛变”时机已经到了；年轻的州长便是来领导这场“叛变”的人。可是为了这个，他非得摆脱掉他的有色人种家族——不这样，南部就要在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毁了他。
“五十年前，这件事还可以继续下去。但是今天，妇女也参加投票后，这局面可没法来应付。你说怎样？”他的拥护人问。接着，他站在家里，拥抱着他情妇的紧张的身子，对她说道：“你知道我爱你。我从来就没爱过哪个别人。你一直很勇敢、很忠实。我不能想象没有你我怎么能生活下去。可是我不能不这么办。你总明白吧？我不能不这么办。”她没有答话，也没有什么话可说。
他给了他的有色人种家族一笔生活费，另娶了当时上流社会里的一个年轻的白种女郎。这个有色人种的女人和她的儿女来到纽约，在河滨大道上买了一所屋子。儿子肤色很白，后来进了一家白人工厂，就此匿迹在白人世界里。大女儿的肤色是深橄榄色的，她嫁了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黑人律师，孟沙法官极力提拔的一个人。孟沙太太多少年一直没去理会她姐姐的这一家。可是在孟沙太太的养子自杀后，那个小女儿来看她了。她才十五岁，长得非常美——奶油色皮肤、黑头发、水淋淋的眼睛、可爱的面貌和匀整的身材。她在孟沙法官的提议下，跟年轻的律师姐夫一块儿来了。孟沙太太忘了对姐姐——这姑娘的母亲——感到的气愤，立刻喜欢起她来，依恋着她象依着一个新找到的避难地似的。这姑娘很聪明，既懂规矩，又有志气，不过在纽约她却不知怎么是好。哥哥姐姐全大得多，童年的伙伴又远在查理斯顿。她母亲忧思重重地过着隐退的生活。这姑娘对孟沙太太感到深切的同情；孟沙太太在她这方面也觉察到，这姑娘原可以成为她那去世的儿子的一个多么合适的妻子。虽然小勒弗尔斯死了，她却还一直把玛里安这姑娘当作未来的儿媳妇看待。
在另一方面，法官也渐渐走进了一个新天地，在那里愈来愈逃避开了自己的痛苦。尽管他当时很有机会晋升，他却拒绝再度竞选法官，同时还把自己私人的业务减到了最少的限度，只接受一些特别吸引他的案件。他添置了许多书，开始有系统地阅读书籍和现代刊物。她太太的姨侄女玛里安也来使用他的藏书，渐渐便成了习惯，最后，由一个速记员帮着，做了他的秘书。法官在东区离他事务所不远的一家匈牙利饭馆里找到了一个新天地。那儿，他习以为常地去吃午餐，还待上很长的时间跟一些受过教育、很有经验、见多识广的外国人聚会聚会。他们很高兴地把他当同伴那样接待，并没有显出一点儿美国白人摆出来的那种傲慢粗暴的态度；美国白人遇到一个没法完全忽视他地位的黑人时，常认为那样顶合式。因此，孟沙渐渐地走进了一个以前从不知道的新天地。
他听说俄国正怎样努力实现民主。在跟软弱的人性，跟罪恶和自私的这场拚死的、伤心的搏斗中，苏维埃的领导人从欧洲或是美洲的礼俗和宗教上，指望不到什么援助或是同情。
孟沙法官十分惊讶地听着这一番解释。以前，他从来没有听见人家这样解释过这一情况。他仔细想了一想，他对苏联的整个儿概念却正和这相反。他以前认为苏维埃的目的主要就是残杀和清洗，据说，斯大林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恶棍。可是现在却有了一个相反的解释。法官暗自问道，“我本来是打哪儿得来关于俄国的知识的呢，”
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有关俄国的知识主要是从美国报刊和列·托洛茨基那儿得来的；托洛茨基来到墨西哥后，美国的报刊便朝着他打开了大门，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便聚集到他四周去。因此，有好多年一直是托洛茨基决定美国人对俄国的看法。当然这—切不会是自然而然的，准是有人推动和出钱的。美国所有的刊物，所有的通讯社，全对托洛茨基敞开着大门。自由主义的运动变成他的代理人了。
再说，现在不问需要不需要改变一下个人对俄国的态度，以及个人对当前俄国革命的成果的解释，不问需要什么，全都是困难的，因为报纸的地位在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中正起着变化。有一段时期，法官看《纽约时报》和《论坛报》，翻阅几种标准的杂志，偶尔还看一部书。他于是便觉得自己很有知识，已经具备世界大事的基本知识了。
但是他开始认识到，这已经不再是实情；报纸扣压新闻，用古怪的方法来解释事实，偶尔甚至还故意撒谎。这准是由于实业界和势力很大的银行对报纸和杂志的影响。他们甚至实际拥有这些报刊，或是分发着他们非要不可的材料——新闻纸、各大通讯社的通讯稿。因此，孟沙法官觉察到，他不能象早先那样依赖报纸了。他必须尽可能取得他自己的消息来源。
孟沙法官开始去弄清楚大多数人很久才知道和有些人始终不知道的事——那就是说，当我们经历生活中的许多大事时，我们并不一定都看得很清楚，更不一定真理解它们，也不能把它们跟我们已经有所认识的世界合情合理地配合起来。也许当前的时事使我们清楚地看出，我们对过去的解释错了（这使理解变得更复杂），只有通过现在我们才能看清过去。换句话说，时间相互更替——未来中有一部分就是过去，过去也就是未来。孟沙法官回顾了一下，试图把自己的回忆和经历分门别类，重新整理一番。
使他在时事的意义上重新获得教育的那所学校，主要便是这个匈牙利人的小饭馆。在那儿，他遇见了一些对世界具有第一手知识、开诚布公谈论着的人。他非得获得进一步的知识，必要的话，通过会议，甚至通过通信。这是困难而麻烦的，不过很明显，这是他一定得做的。因此，他、孟沙太太和常上他们家来的玛里安，作了很大的努力，来获得和不断扩大他们自己所收集的有关他们四周发展着的世界的事实和印象。玛里安不久便要从华德雷中学毕业了；她打算进亨特学院。
由于孟沙法官认识哈莱·霍浦金斯，曾经见过他一两次，他对报纸上报导的霍浦金斯所说的话特别注意。在他心目中，霍浦金斯是一个正直、坦率的人，竭力想把自己见到的真实情况说出来。因此，霍浦金斯所说的一切，孟沙法官全极威兴趣地注意着。
孟沙回想起来，正在哈莱·霍浦金斯到英国去以前，自己曾经又有一次机会和他谈论。当时，他认识到，美国终于愿意和俄国合作，来抵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了。
租借法案已经辩论了好几个月，终于被采纳下来，认为是挽救英国、希腊和中国的必要步骤。它经过了一场艰苦的斗争，不过总统很坚决，到底取得了权力把租借办法扩大到苏联，如果希特勒或是日本进攻她的话。霍浦金斯的朋友们很高兴。他们希望这个瘦弱、贫血的人在英国的时候，会有勇气来维护这个计划。霍浦金斯很感谢地咧开嘴笑着说，他准这样。
几星期后，这个马具制造商的儿子出现在克里姆林宫，跟约瑟夫·斯大林一块儿坐下。他们很亲切地谈着。他并没有象斯大林预料的和他的前任们所做的那样，带去一些让私人资本进入波罗的海地区和巴尔干各国的条件。他只提议帮助俄国打败希特勒。接下来世界上所听到的消息是，美国正按租借办法贷给俄国十亿美元。
这些大事发生的时候，孟沙法官并不明白；现在，回顾着这些大事的历史时，他才认识到，他儿子之所以要自杀，是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拖延到一九四三年七月才进攻意大利；一九四四年六月小勒弗尔斯俯冲而死的时候，他们还在以蜗牛的速度朝着罗马慢慢推进。
内心里，丘吉尔惧怕胜利的俄国。他知道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准会怎么办，所以深信俄国的胜利大军决不会到柏林便停下，准会继续向伦敦和巴黎挺进。后来，孟沙听说，丘吉尔甚至命令蒙哥马利把缴获的德国武器堆积起来，预备将来给一支由德国战俘组成的新军使用。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和平攻势展开时，孟沙法官断定丘吉尔还惧怕俄国。霍浦金斯写道：
要是西方对希特勒的光脊梁发出同样猛烈的攻击，那么战争也许早在一九四三年就解决了，可是世界和它的军事专家们，特别是美国人，全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认定俄国最后非给打垮不可。
后来，霍浦金斯对美国说道：
“美国人民必须警惕的是，美国有一小撮人为了种种不同的原因，宁可看见俄国在战争中被击败，并且在我们参战前还公开地说，俄国和德国不论哪一个打嬴都没有什么分别。这一小撮大叫大嚷的人，可以利用我们和俄国之间的一切裂痕，来为我们两国之间制造麻烦。美国有不少人十分乐意看到我们的军队在击败德国后，立刻就穿过德国，去跟俄国作战。他们不代表什么人，只代表他们自己；任何一个管理着我们国家的政府，只要稍有识见，决不至于允许这一群人来影响我们的国务。”
孟沙法官渐渐明白，罗斯福是一个比丘吉尔伟大的人；这时，他运用起政治手腕来。他着手跟苏联去建立友谊，并且拖着丘吉尔和他一块儿。这时候，世界上惟一能得到斯大林的信任和友谊的人，便是佛兰克林·罗斯福，而这是他凭坦率和真诚的行动才得来的。他知道斯大林既不是傻子，也不是野蛮人。他知道俄国有正当的要求，并且有能力来坚持这些要求。他还知道斯大林很守信用，但是不会给阿谀奉承和欺骗的话迷惑住。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亲身参加的会议，给安排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举行，不过所付的代价却是身体过度疲劳，后来竟送了命。
一九四五年春天，一个年轻人上史大姆蒂奇饭馆来，加入了孟沙一伙人的团体。他很爽直地谈着；在场的人有好几个似乎全知道他。
“在雅尔塔，有一些强大、奇怪的趋向，”他说。“我待在那儿，不但听见了，而且还看到了。阴险、悲惨和震撼世界的事情，在酝酿着。苏联在那个冷静、坚定的斯大林领导下，任务可并不太小。斯大林知道丘吉尔，知道他是一个无情的、撒谎的人，曾经使用过他能使用的一切武器想去推翻俄国革命。就是他尽力使盟军多拖一段时间，不展开进攻，好让希特勒有一切机会去打垮俄国。最后，到他不得不出兵的时候，他才出兵了。
“斯大林为了哈莱·霍浦金斯而喜欢罗斯福，但是斯大林知道，罗斯福主要还是受胡佛早先代表的那些大资本家支配着。他知道这一派人暗中支持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的大地主，这些地主曾经组织了一个扯谎和捣鬼的巢穴，来反对苏联。他们跟波兰一起形成了克里孟梭所谓的CordonSanitaire[1]，一有机会立刻便要求征服俄国。几百年来，波兰一直是欧洲贪婪的地主们最危险的中心，他们吸尽了千百万无依无靠的农民的血汗。波兰的军队由毕苏斯基那样的强盗率领着，几十年来经常侵犯俄国，往往使俄国遭到挫败。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巴尔干各国，一百年来一直都是欧洲农民的剥削者的中心。”
孟沙法官听说我们拿出了五百多亿美元去援助欧洲，抵抗希特勒。这笔款子里有三百十亿是给英国的；我们还答应再多给些，后来也给了。一百亿是给法国的；她放下了武器，需要的援助远比自己给人的多。可是只有一百十亿是归给在战斗中首当其冲的苏联的。在俄国跟她的一千五百万牺牲者一块儿躺在那儿流血的时候，这份礼至少应该增加一倍。但是尽管她为了拯救我们差点儿死去，她却注定还得受到折磨。
一九四五年三月，罗斯福向国会报告说：
世界和平的组织不可能是一个人、一个党或是一个国家的工作。它不可能只是美国和平、英国和平、俄国、法国或是中国和平。它不可能是一个大国的和平或是许多小国的和平。它必须是一个建立在全世界通力合作上的和平。
孟沙很留神地听着这个年轻人的进一步议论：
“很多附加的协定是有必要的；这些协定的履行和修订，原则上都已经达成了协议。倘使罗斯福活下去的话，这很可能已经完成啦，不是没有一点摩擦，不过是在信任、谅解和友好的情况下完成的。”
哈莱·霍浦金斯后来写道：
我们心里真的相信，这是我们大伙儿这么多年来祈求着和谈论着的那个新时代的开端。我们深信，我们赢得了世界和平的第一场伟大胜利。我说“我们”，意思是说我们全体，整个儿文明的人类。俄国人证明了他们是可以很有理性和远见的。总统或是我们随便哪个人都毫不怀疑：我们可以跟他们和平共存，和平相处，直到我们随便哪一个人可以想象的那么远久的将来。
孟沙法官极感兴趣地听着这场讨论，尤其是听着这个年轻的时事目击人的叙说。
“这个年轻人是谁，”午餐结束后，他问。
有人回答道，“我想他敢情姓希思——阿尔杰·希思。”
就在这次谈话的那天下午，孟沙注意到饭馆里有个新来的顾客。他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之所以引起孟沙法官注意，不仅是因为孟沙以前从没有瞧见过他，而且还因为这岁数的年轻人，尤其是一个肤色微黑的年轻人，总要使他想起去世的儿子。这个年轻人生得非常漂亮，显然是有色人；他身材宽阔，体格结实，有着很美的橄榄色皮肤和浓厚鬈曲的头发。当他站起身，朝孟沙瞥上一眼的时候，一种模糊而熟悉的神色似乎从他脸上突然闪现出来。那是一张高傲、年轻的脸；它的动人的俊秀和超然独立的神情，象一只手似的猛然一下抓住了孟沙。他在哪儿瞧见过这种熟悉的微笑，孟沙法官的心几乎停止跳动了。他趔趔趄趄地向前走了几步，急急忙忙地在年轻人拉开门的时候几乎很粗鲁地一把抓住了他。
“对不住。不知怎么，不知什么缘故，我觉得我大概认识你——在哪儿会见过你。”年轻人的脸色几乎变得很严肃，可是他彬彬有礼地回答道：
“没有，孟沙法官，我以前从没有见过您。不过今儿我上这儿来，因为我带着一封人家叫我送给您的信。我瞧见您瞅着我的时候，突然紧张起来啦。很对不住。”他在里边口袋里仔细掏了一会儿，掏出一个长信封来。“法官，这是写给您的，早就该送来啦。这是我的名片。我可以去拜望您吗——明儿怎么样？”
“当然可以。到我的事务所来，或者到我的家里？”
“我想还是到您的事务所来吧。下午四点好吗？谢谢您，法官。”他很仓猝地走了，孟沙感到失望。这个年轻人身上有点儿什么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是什么呢，他望望名片。
纽约州波基普西电力公司
菲力浦·孟·赖特
孟沙皱起眉头望着名片；这个人他不认识——接着，他连忙上事务所去，把信封拆开。
亲爱的勒弗尔斯：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早已死了。不过我很傻气地希望，这封信将由我们的儿子菲利普·赖特·孟沙，或者象他自称的，菲力浦·赖特，亲手交给你。我不想把我们分离的那出大悲剧再带回到眼前来。我知道这多少年来你一直以为我是自动离开你的。在我们彼此那么相爱以后，你怎么可以，哦，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呢？我始终没有想到你会相信这件事，直到你要求离婚的信来了。那时，我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给你留下了什么信。我是被我哥哥和他的朋友绑架走的。他们把我拖上一辆救护车，拿东西塞住我的嘴，送到一个疗养院去；在那儿，我给禁闭起来，依法判作禁治产人。
等他们发现我已经怀有三个月的身孕后，他们的计划便失败了。这件事我早就疑心，不过又有点儿踌躇，所以没有告诉你。我跟他们谈妥，我留着这孩子，可是决不再见你了。否则，我说我就自杀。这是一场持久的战斗，不过我由父母帮着，到底胜利了，如果这可以算作胜利的话。我到缅因州堂姊妹那儿去，生下了我的很美的孩子。后来，我回到父母家，在家乡抚养大了我们的儿子。这时，你请求离婚的状子来了。我当然同意。不久以后，他们便发现我患了癌症。因为这个病，我很快就要死了，不过我有一个希望：希望你知道我一直一直都爱你。这一点你非得知道；为我们的儿子祝福吧。
玛丽
“玛丽”是一九二一年勒弗尔斯·孟沙从前线回来后所娶的那个玛丽·赖特，他一向以为一年后是她遗弃了他。现在，他才知道她是被迫离开的，离婚的要求也不是她提出的，而是故意安排得好象是他提出的。这时候，他黯然伤心地等待着他的儿子年轻的赖特来见他。
孟沙太太的侄女儿玛里安这时候是亨特学院四年级的学生，成绩十分优良。很久以来，她惯常把下午消磨在姨父的事务所里，利用他的藏书，还帮着把他的工作弄得井井有条。菲力浦·赖特来的那天下午，她也在那儿，正站在梯子的半当中找一本书。
赖特原先打定主意不上孟沙的家里去，免得跟他和他太太在社交方面有往来。但是他答应过自己的母亲去跟父亲谈谈。现在，他非得这么办了，虽然他可不大喜欢这件事。他走进这个陈设精致、很有气派的事务所时，正是日色偏西，灯还没有点上，傍晚的柔和色彩映在红木家具和黄铜器皿上，闪闪发光。速记员已经下班走了，可是玛里安却在那儿，身体平衡地站在梯子上，一只胳膊举着，扭过颈子来，柔和的亮光正射到她的脸蛋儿上。菲力浦觉得这张脸是他做梦也没有见过的最俏丽的脸了。他站住一会儿，然后迅速走上前去，搀住她的手，扶她下来，一面压低声音说道：“我想你是我瞧见过的最可爱的人儿啦！”
玛里安对人家直瞪瞪地瞅着她，用各种腔调、各样的话来称赞她美早就已经习惯了，不过这回，她却一句话也说不出，而且从来未有地激动起来。她从没有瞧见过一个这么合乎她理想的男子。他的脸是柔和的奶油色，头发卷曲，搭拉到宽阔的前额上，不过最主要的是，他很懂礼貌、很聪明，而他这么认真地说出来的话，明明也是出自衷心的。两个人正默默无言地站在那儿的时候，孟沙从里面的那间办公室里走出来了。他看了那封信后心里还非常感怆，因此什么也没有在意，抓住这个年轻人的手，便把他拖进了他的办公室，几乎歇斯特里地说起话来。
“我发誓我以前始终以为你母亲是自动离开我的，这一点你可得相信。在她受了那些罪后，她本有权这么做，也应该这么做，对这一点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不过我可始终没有要求离婚。我听说她申请离婚；我只知道她有权这么做。有十年，我都没有结婚，后来才娶了一个贤慧的女人，不是为了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需要有个伴儿。这一点我们可得到了。但是，孩子啊，我要是知道——我要是梦想到有你活着——”
年轻人的脸色变得发白。“外边的那姑娘，”他说，“她是——您的女儿吗？“
孟沙瞪眼望了望，连忙答道：
“噢，不是，她是我女人的侄女儿，帮我——”
但是年轻人已经走了。
孟沙郁郁地坐下，这是他该受的罪，可是，嗐，这叫人多痛苦啊！他始终不知道有这个年轻人。现在，他从这个年轻人的脸上，可以瞧见自己以前那么疼爱的那张脸上的一切特征。
他低下头，哽咽地说道：
“哦，我的儿子，菲力浦，我的儿子；玛丽，我的去世的、受尽折磨的妻啊——”
玛里安很兴奋地谈到这个前来拜访、后来又那么慌忙离开的年轻人。孟沙于是告诉她和自己太太，菲力浦·孟沙·赖特是谁；他还请玛里安去叫他回来。她并没有困难。第二天，他便又来了，跟孟沙太太稍稍谈了一会儿，不过除玛里安外，似乎没有功夫跟其他任何人谈话；她呢，她好象除菲力浦外，也不大想到其他任何人。这样继续了一星期。随后，一天下午，他们手挽着手，上孟沙法官私人办公室里来了。姑娘的脸上臊得红红的；小伙子的脸上容光焕发。
“我们打算结婚啦，爸爸，”他们说。
孟沙蹒跚地站起身，把他们俩抱到了怀里。
孟沙太太这个人平常并不相信一见钟情的恋爱，也不信任青年人一时的热清。不过她侄女儿和她丈夫新发现的儿子的这场恋爱，却使她感到无限快慰。它似乎把她永远失却了的什么又挽回来了。她赞同了这场婚事，还利用这场精心筹划的婚礼和姐姐言归于好。玛里安的母亲，那位默默深思的姐姐，也到场了，还有年轻的律师夫妇。
菲力浦复员后，在电力公司里找到了一个职位，这时候为他们的蜜月请到了一个假期。在举行毕业典礼的那天下午，菲力浦和玛里安·孟沙·赖特乘坐法官的大汽车驶往南部，上新娘在查理斯顿的亲戚和老朋友那儿去了。他们从那儿往前到佐治亚州的梅肯去，见见曼努埃尔·孟沙校长。
孟沙校长在梅肯也渐渐看清了战后的这个新世界。他知道，由于罗斯福对财富的态度，对工人的友谊（即使是黑种工人），以及对苏联采取的“缓和”政策，某些圈子里的人多么恨他。这在温泉又显露出来了。这个疲顿的人上温泉那儿去，想使自己恢复健康，还想帮助其他象他那样患病的人恢复健康。孟沙校长看见他乘车驶向温泉去。
“他脸上死气沉沉，”他对琴说。她向他提起了外间流传的谣言。
斯大林格勒大战的那年，有个白人向着温泉场上雇用的一个黑人打招呼。
“喂，杰姆，你在这儿干活儿吗？”
“是呀，你老，我在给总统的贴身仆人帮忙。”
“工作挺不错吗？”
“噢，是的，你老，很不错。我很喜欢它。”
“你做些什么呢，”
“唔，总统来的时候，午饭后或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常要人用车推着四处走动。我常给他推车；我们在温泉场上兜来绕去——从池子旁边经过，再由大路回来。”
“就他一个人吗？”
“哦，不——他的警卫人员总待在附近！”
“随后，你把他推回去，再照护他上床吗？”
“哦，不。我就管把他推回去。只有他的贴身仆人才能挨近他。别人他全不要。我告诉你，那个人里里外外背着一个挺大的负担——好多磅钢铁。我可不知道他怎么背着的。可他从不抱怨，尽管有时候他真显得很疲倦。”
“有黑人在这儿温泉里疗养吗？”
“哦，没有，你老，只有白人。”
“我以为总统是你们的一位顶好的朋友哩。”
“他倒是的，不过这是南部，他不能干涉——”
“不能，还是不愿意？”
“不能，至少不能一下子什么都管到。除了这种事外，他心里还有好些别的事。唔，我非得去啦。”
“他们给你的待遇很不错吗？”
“很不错——至少比我早先挣的好多啦。”
“你可以多花点儿吗？”
“是啊，当然罗，当然罗——再会。”
白人缓缓地走回他的汽车那儿去。等他回到旅馆后，他跟同伴们谈起了这件事。
“我认识帮着照护罗斯福的那个‘黑鬼’。”
“这又怎样，他能告诉我们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吗？”
“不能——”这个人停下，眼睛直盯着两个同伴的脸。“不过他晚上偶尔一个人跟着他。”
“特工人员们就在附近，”一个回答。
“当然暗藏在那儿，不过在那些场地上——”
另一个人打了一个寒颤。“但是——你总不——你总不见得！——”
这个人紧蹙起眉来，一语不发。“对那个坏种，我什么事都准备干！”他吼着。
美国的金融集团以一个不断成长、实力雄厚的银行网为中心，正在扩展对实业和贸易的控制。产业主，技术人员，报纸、编辑和出版商，广播员和演员，甚至劳工，全落到了它的势力范围之内。财富和债权的巨大的、日益增长的垄断，正在一步步统制全国，甚至全世界。这个最高的势力恨透了佛兰克林·罗斯福。他们咒骂这个瘸腿的阶级叛徒，因为他拒绝了希特勒的讹诈后，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阻止美国大商人掠夺全世界。这伙疯狂的权力追求者对着天地万物发下大誓，一定要杀死这个该死的多管闲事的人，把他的名字从历史上抹煞掉。
这便是琴·杜比侬逐渐获得的对现代历史的解释。孟沙校长并不能完全相信，不过他却听着；他还听着校园里暗底下悄悄传说着的那个奇怪的故事：
“这是一星期后的傍晚在温泉的那个池子附近发生的。发生了什么，没有几个人知道。知道的人也没有一个说过。但是第二天早上，人家发现一个名叫杰姆的黑人在池子附近被人开枪打死了。他曾经拼命挣扎，尖叫着抗拒。总统并没有受到伤害，也从没有提起这件事。据说，还发现有个白人也死在温泉场上。
“随后有好几天总统一直不舒服；天黑后，他不再乘车出来了。但是有些人却愤愤不平地说：‘他还是会死在温泉那儿的。’”
有一个黑人说了些话，可是谁也不相信他。他说，“有些人在那边一片漆黑的地方集会，谁也瞧不见谁的脸。他们小声说，‘他病啦——非得使他病得更重点儿。他非死不可。在联合国诞生前，他非得给埋葬掉。有五个人非常亲近，可以挨近他的身体——非收卖他们不可。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得给派去想法跟他们每一个都搞得很熟，熟得可以收买他们。我们可以利用影响、压力、恐吓。我们可以利用金钱——无限的金饯。不论用什么方法；用小刀或是枪，用毒药或是麻醉剂；佛兰克林·罗斯福反正得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前死掉。’”
人们说，这是一篇神话，不可能是真实的。别人回答说，“也许说得不大确实，但是内容不可能是假的。”因为罗斯福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他六十三岁，担任美国总统第十二年的时候死的。
琴·杜比侬关起门来，深思默想。世界末日似乎来到了；她感到非常沮丧。她从来没有瞧见过佛兰克林·罗斯幅，更没有会见过他。但是她听到过他的讲话——全世界都听到过他的讲话。她很快地写道：
“他是一个出色的人物，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并没有伟大得成为超人；他还具有一些健全的人类的弱点。他跟有修养的人接触，同时也跟坚强、精明的人接触，这样使自己受到教育。他在研究、阅读和学习方面原可以钻得更深、更广一些，不过他始终没有停止发展——只要他活着，他便一直在进步。他从有教养的富裕的家庭里继承下了童年的种种信仰，后来又扩大了对人类和有人类居住的世界各地的认识，他就一直彷徨在这两者之间。倘使他的生命没有结束得这么快，这么突然，那么他也许会做出些无比英明的事来。事实上，他已经做了不少英明的事，完成了一些真正伟大的功业。我很高兴，我在生活中虽然跟他相去很远，对他的一切却约略知道一些，并且还为了能生活在他的盛大的时代而高兴。
“他坚定地握着苏联的手，让她把英帝国、法兰西共和国和他自己的美国从败北中挽救出来，这样拯救了英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他是这样一个家庭的父亲，这个家庭从母亲到孙儿全向他提出种种使人劳心的生活问题来。他既不抱怨也不哭泣，只支持着‘天堂’，面对着‘地狱’来维护‘正义’。在所有的事情上，跟所有的人一起，他都保持着绝对的平静，含笑迎着黎明，并且对本国同胞十分恳切地谈心，这是以前的总统从没有做过的。他死去时正担负着繁重的工作。在他醒着的时候，他无时无刻不为这项工作鞠躬尽瘁。他的眼界并不广阔，但是他的理解力却很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即使“正义”被击败了，“邪恶”竟会获得胜利。’”
[1]法文：边区防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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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美国黑人又去作战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十二章美国黑人又去作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陆军里有五十万黑人兵士，有五千个尉级以上的黑人军官，包括医疗和牙医大队里的五百人，一百五十个随军牧师和两百名护士。海军里有十万名黑人水兵，包括海军陆战队里的一万六千人。
最后，当盟军在诺曼第登陆时，这些黑人兵士操纵防空气球和大炮，在船旁装货、卸货，还驾驶着好几千辆运货汽车，满载军需品和部队在法国公路上驶往前线去。先前，他们曾经大力协助，在加拿大筑成了那条一千八百哩长的阿尔堪公路，在缅甸筑成了雷多公路。黑人飞行员轰炸了西西里、意大利、德国和罗马尼亚；他们中有三十个人获得了十字飞行勋章。当麦考力佛的一万人被纳粹党完全包围起来的时候，一支黑人炮兵部队在比利时协同守卫住巴斯东。黑人的第九十二步兵师在意大利纳粹党的一次反攻中被打退下来，可并没有垮。黑人在新几内亚建筑小型机场，在布根维尔岛跟日本人作战，在北非跟德国人作战，在印度、波斯、阿拉斯加、法国、荷兰、菲律宾作战。
这些黑人边作战边深思默想；有些人写信回家说：
我们想了想当前国内的情况。我们意气昂扬地参加战斗，也许还会为我们黑人从来没听说过的一些权利而战死。但是令人伤心的是，我们去迎击的那些敌人在我们自己国内可取得到比我们更好的机会。他们只要去到那儿就成。
有一个小妹妹写了一首诗给她在部队里的黑人哥哥说：
难道世界真的天翻地覆，
公理全到了一边。
一群小伙子可以买战时公债，
可是不能花钱去乘车。
难道这一切是要通过
鲜血、祈祷和泪水来解决，
难道它仍旧将一年又一年
老这样继续下去？
一个兵士在一艘运输舰上写道
我们负责预备晚餐。这是一件整整得干六小时的活儿；舱里那么热，我们全光着上身干。我们怨恨，因为船上至少有四千人，只有我们黑人营天天得干这个苦差事。我们有几个军士提出了抗议，但是他们只给降成了小兵，仍然送回去干这种活儿。
另一个说：
地角战役是德国妄想统治世界的最后一次险些儿成功的努力。黑人兵士参加了这次战役。由于需要，黑人和白人部队比以前更紧密地联成了一片。
自然，他们也接触到一点儿人间的欢乐，象有一个黑人记者报导他的部队开进巴黎时，写道：
我一生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么多个吻。我在街上遇见的女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拦住我，亲亲我的两边面颊。这真是一个优美的风俗。
苏联对德国人的猛攻所作的抵抗，使西方感到惊异失措。英国人向美国建议，对苏联实行租借办法；这当然并不能拯救苏联，英国也从来没打算真的去拯救苏联，但是这可以给英国一个比较长的喘息时间，还可以促使两个敌人进一步自相残杀，这样便可以替英美把世界拯救下来，美国人更进一步说，“假使英帝国和法国的广大殖民地都垮掉的话，那么除了美国外，还有谁来继承英国和法国呢？”这按理该是美国世纪，用不着去争取——让德国珐西斯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互相残杀以后，我们就来享有全世界！
因此，英国和美国由大资本家们很狡猾地指引着，几乎故意把法国扔给了德国。英国尽管很尊重法国的文化，却恨法国人恨了九百年；她自己的统治者早就自称是“法国国王”了。美国瞧不起法国，认为她就连对“黑鬼”也色情狂，虽然在食品、礼节和服装方面又很优美。这使人免不了几乎奴颜婢膝地奉承，同时又万分地妒忌。让德国佬去惩戒法国佬吧。这方面，美国也会来“接收”的。
不过如果美国在欧洲战场上行动缓慢，她在远东却很凶猛地扑进战斗里去。在这方面，她的自尊心和威望全受到了损害，种族偏见也给她的胳膊增加了力量。当时，美国黑人加入海军只可以当勤务兵。这个海军可瞧见了统治海洋那么多年的英帝国的耻辱。
有许多黑人小伙子爬过那些满是泥浆的热带岛屿，从夏威夷打到日本去；他们死在父岛和冲绳岛上。他们受到热病、野蛮行为和种族憎恨的折磨。但是他们的呼声却传得不远，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回来诉说的。在菲律宾，他们想起了西班牙战争中他们的黑人弟兄；他们瞧见那个出名的乐队指挥华尔特·洛汶倒毙在日本警卫的枪弹下，却没有能替他复仇。
一九四二年年初，在珊瑚海和中途岛的战役里，美国便开始歼灭日本舰队了。日本舰队在扩张这个幅员广大的新日本帝国时，过于分散开了。美国陆军已经开始长途跋涉，付出很大的代价，缓慢而迂回地向日本迫近。这得花上好几年，但是如果听它自由发展下去，那对日本却十拿九稳是致命的。日本毕竟是以八千三百万人口和有限的资源，正单枪匹马地在跟世界上最富裕的拥有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作战。日本非获得援助不可。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有位日本先生到纽约孟沙法官的办公室来拜访他。他说他认识一个印度人，孟沙多年前成功地维护过这个印度人的利益。这位日本先生是一个出身华贵、受过教育的高尚人士；他说他就要凭特别护照离开这个国家了。他起先谈些一般的事，后来才说起机密话来。
“孟沙法官，说句绝对机密的话，您认为美国黑人要是有机会，乐意不乐意帮助日本呢？”
“怎样帮助？同情、政治支持，还是——间谍活动呢？”
“不单是这些，而且——暴动？”
“不，”法官说，“我想这不会。”
日本人镇定自若地说下去。“我听说，”他说，“一种奴隶心理还束缚着您的同胞；侮辱、歧视在他们中间都不能引起什么，只引起祈祷和淌泪。”
“这话部分是对的，但是还不止这个，这些眼泪和祈祷，加上勤苦的工作、耐心、不断向理智的呼吁以及完善的组织，给我们带来了那样的进步，因此我们希望到时候在这个国家里大家会完全平等。”
“按目前的进度来看，你们多早晚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一百年还是一千年？请您原谅。我可不是存心失礼。我们日本人知道得太清楚了，要使白人世界承认有色人和他们平等，那得要多少时候。今天，我们正在拼死作战，来加快这种进步的速度。我想您是认为您的同胞没法帮助吧？”
“不错。目前，我瞧不出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方法来。”
“别人跟您的看法可不一样。你们的监狱里满是被冤屈囚禁着的愤懑的牺牲者。你们的街上满是被忽视了的贫穷的黑人；他们是新政最后才来救济的，或是根本遗忘了的。一五○○年的一百万印第安人里，剩下的只有三十万，大部分都给隔离开来，在保留地上被遗忘了，他们并不爱这个国家。还有二十五万日侨，生在美国的日本人；他们大半被夺去产业，聚集到集中营去了。他们什么事都准备干。另外，有好几百万美国白人——你们国家三分之一的人口——那么堕落失望，我们所感到的，他们也可以感到。孟沙法官，这难道不是暴动的稳妥可靠的基础吗？”
“如果情况变得更坏，那也许会。可是如果情况比较好点儿——”
“情况不会比较好点儿的，”日本人说。“很对不住。因为我抱着很大的希望，所以说话过于轻率。眼下很有些因素可以燃点起这千百万群众暴动的火花。你们有一个黑人大会和一个共产党。还有那个曾一度威吓要向华盛顿进军、受到美国劳工联合会一再打击的社会主义者所领导的卧车列车员。这些人天天都在这片国土上走来走去。可是我话说得太多啦。请您别认为我是一个阴谋家。我并没有策划什么阴谋，也不知道有谁策划过。不过我看，燃起一场大火的时机已经成熟啦。我们日本人今天很需要这样一场大火。请您原谅。请您把我说的话全给忘掉，直等到回想起来叫人快活的日子呗。”
他恳切地望着法官；法官鞠了一躬，和他握了握手。等客人走后，他坐了好半晌，心里拿不准自己被人家刺探去了什么呢，还是获得了什么新知识。他开始对自己过去的许多信念感到怀疑；特别是，他看到在垄断的殖民帝国主义中，一个由工业和银行业控制的世界正在从战争中聚敛财富。渐渐地，他看清楚，商业为人类服务的这个概念，正让路给商业是控制人的势力这种见解了。我们工作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统治人，使极少数养尊处优的人可以使唤大多数处境悲惨的人。
他的日本客人匆匆赶到船码头去，在那儿受到了一些盘问。看来他是一个日美开战前便出来游历的日本公民，现在正在回国途中。他的证件很齐全，虽然他的旅行似乎慢得叫人怀疑。但是战争也许说明了这一点。最后，他获得许可搭船走了。他在法国上了岸，立刻受到维希政府的接待。不久，他便弄到了一份外交护照，奉派直接上元首阿道夫·希特勒那儿去了。
他走过一片惶惑不宁的国土，内心很苦闷，但是却精神抖擞，几乎歇斯特里地哈哈大笑，这反把眼泪抑制下去了。他走进了一个被战争围绕着的德国，只见人们神色紧张、两眼闪灼，吼叫得力竭声嘶，淋淋漓漓地沾满了犹太人的鲜血。接着，他比校缓慢地穿过了俄罗斯的平原，那里饱经战火、备受蹂躏，凄凄凉凉，遍地积雪，有没掩埋的死尸，还有两眼下陷、饥饿不堪的人。要找到希特勒竟然是很困难的。德国陆军作了一千五百哩的长途行军后，来到了黑海海滨，不过他们的灾难并没有完。等这个日本特使最后到了希特勒行营里的时候，斯大林格勒的决定性攻防战正在进行，希特勒正非常急躁。
在有着许多圆顶塔楼的古老的基辅城废墟那边，在城外一棵树也没有的田野那边，德国人造起了一座行营，广阔、齐整，驻着重兵，门禁森严。这个日本人被领到一个精工细制的帆布大帐外边，哨兵们把脚后跟“哒”的一声并到一起，先发制人地询问道：
“要见元首吗？您的证件！过去，希特勒万岁！”
“什么人，”这个日本人给领进去的时候，希特勒喝着。
日本人深深鞠了一躬。“阁下，我很荣幸，给阁下带来了我的尊严的主上日本天皇裕仁的一封特别告急信！”他把盖了红封印的信呈上，可是希特勒却把信撇到了一边。
“是什么事？”他喊着。“我很忙。快说！”
日本人行了个礼，说道：“阁下，日本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我们的海军寡不敌众，陷入了险境，一支强大的美国陆军正在援慢而稳步地前进；他们的配备很好。我的尊严的主上请求德国给予援助。阁下要是现在回过身去，打败英国和驻扎在那儿的美国部队，那么对日本的压力就可以减轻了。同时，美国黑人还可能起来暴动。
“这样把英美的注意力移开后，我们就来巩固一下我们的新领土，再从后方去攻击俄国。俄国在阁下的致命打击下，不久就会向我们的部队投降，因为我们的部队到那时候就会有千千万万的中国民众来作后盾。然后，德国的伟大元首和日本的太阳神就统治全世界了。”
希特勒猛地一转身。他啐了一口唾沫，尖声喊道：“出去。出去，你这黄种狗！你以为我的后院里竟然会容许你们这些日本猴儿吗？日本天皇——太阳神——真个的！我是德国皇帝，法国总统；等我乐意的时候，我还可以做英国国王和美国总统。你认为我会跟黑鬼来分享统治权吗？滚出去——滚回国去！告诉你的该死的天皇，叫他自作自受呗！”
卫兵连忙把使者推出帐去。
他脸色苍白、浑身战抖，不过仍旧十分庄严。他要求派人护送他到前线去，不久便朝斯大林格勒方面走去。他在冰天雪地里走了一星期，才到了约瑟夫·斯大林的面前。斯大林待在一个农舍里，离开那个被围的城十来哩路，但是他并不显得很忙、很烦闷。他愉快地接待了这位使者；使者这时呈上了另一份写给斯大林大元帅的信件。斯大林吩咐人仔细把它们翻译出来，自己静静地听着。
“日本天皇要求把日本和苏联之间现存的中立条约，立刻改变成一个进攻性的同盟。日本将派遣陆军和飞机来协同打退德国人；他们一起来统治东方世界，去退西方。”
斯大林放下了他正在吃的茶点，去看一件紧急公文。随后，他镇静地说道：“谢谢您，阁下，还谢谢天皇，可是你们太晚啦。斯大林格勒的德国人已经投降了！”那是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日本使者彬彬有礼地起身告辞，谢绝了留他住一晚的盛意。他走到外边黑暗和严寒中去，朝着远处烧成一片红黄色的那座大城市走了几步。那儿，大炮的隆隆声和炸弹的呼啸声十分激烈，一道道五颜六色的亮光照耀着天空。死尸的臭气和腐肉的恶昧充满了田野。使者扔掉他的羔皮帽子，让雪落进他的头发里去。他解开上衣和背心，直到赤裸裸的肉体在那个寒夜里从薄绸衣下边袒露出来。接着，他拔出宝剑，举起手来朝东方行了个礼；在五千哩路外的东方，京都的神社在温暖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大声说道，“天皇陛下，我没有能完成您的使命！”说完把剑一下深深刺进自己的肚子，旋转了一下，同时身子翻腾了一会儿死去。
在美国，黑人激动不安起来。正象孟沙法官所说的那样，这并不是暴动，可是象孟沙校长在梅肯时所知道的那样，却是一种深刻而激烈的不安，很可能发展成为一件对美国黑人和白人都比较危险的事。
底特律发生了一场可怕的骚动。一九四三年后，上这个大规模生产的都市里来找工作的五十万外地人中间，有五万是黑人。他们不能不为工作进行斗争。六月里，殴打、残杀和毁灭最穷、最黑的人的暴行便开始了，一直到罗斯福越过那个踌躇不决的州长，派来了六千名联邦军队，才把这场骚动镇压下去。
两个月后，哈莱姆又发生了一场莫明其妙的骚动，店铺都给抢劫和捣毁了。连人民自己似乎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和为什么出这种事。但是实在也很清楚，这是迫使总统向黑种工人开放工业的一部分方式，也是对有色人进行的全球性殖民主义剥削的一个方面。哈莱姆不断遭到剥削；它的黑人要面包和工作，并且要求少受警棒的殴打。
除了富裕的人家外，广大的黑种工人全被隔离在最恶劣的地段，住在租金最高的房屋里。闹市区里卖不掉的食品，全拿到哈莱姆来按高价出售。哈莱姆的学校里学生很多；都是在没有经验的教师的指导下受着很差的教育。在黑人消费者拥进拥出的店铺里，黑人除了当看门的或是仆人外，不能担任别的工作。赌博、贩卖毒品和卖淫几乎全不受限制，而且利润多半落到了白人的手里。商人对黑人很粗暴；警察随时随刻准备毫不容情地拿警棒殴打他们。在这一大片沸沸扬扬的不满和激动中，最不相干的小事都可以突然给燃点成一场炽烈的大火。第一百二十五街的零售区有一半给毁掉了，损失了一百万块钱：这说明了那儿的居民感到万分失望。
纽约的这场骚动特别使勒弗尔斯·孟沙法官心里烦闷——不单是为了这场骚动的一般意义和跟他地位有关的一些问题，而且还为了他的儿子小勒弗尔斯。小勒弗尔斯到了入伍的年龄，不久就得离开大学，给征召到军队里去了。他的父母很烦闷，想要他去接受士官的训练，但是他表示反对。他们于是责怪自己没有为他寻求一个比较适合他发展的家庭和环境，因为那样他便可以有一伙朋友和一套活动方式来作为辅导了。但是上哪儿去寻求？怎样去寻求呢？不问一个黑人家庭的地位和名声怎样，哪儿有人肯接受他们呢？他们到达的地方，产业便会由于白人的忧虑和歇斯特里而贬值，而且即使不招惹起暴行，至少也会遭到排斥。
再不然，假定这个阶段过去了——友谊、邻里往来或是社交又从何而来呢？谁会邀请他们去吃茶点、吃饭和跳舞呢？他们只得孤孤单单，被放逐在外。年长的人也许还受得了这个，可是一个十八岁的热情的小伙子怎么成呢？如果在纽约四周，这确是实情，那么在新英格兰、中西部，或是加里福尼亚州是不是好点儿呢？洛杉矶是一个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城市；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也是一个同样的城市。旧金山许多工会都排斥黑人劳工；整个儿南部都壁垒森严，恨黑人恨得发狂。
他们甚至想到迁移出国，但是上哪儿去呢？加拿大会拒绝他们入境；墨西哥只在他们有钱、不需要找工作的情况下，才欢迎他们。在欧洲，局势又十分混乱，青年人之间的竞争也过于激烈，外地人根本休想插足，尤其是另一个种族的外地人。南美洲倒还存着一线希望，可是那儿的政治情况和贫穷又使孟沙一家感到不快。在西印度群岛，阶级和人种的斗争已经太激烈了，不容外地人幸福安宁地生活。孟沙夫妇正庆幸他们只有这一个儿子的时候，最后的一下打击来了——他自动申请加入了空军。
小勒弗尔斯读到了一个年轻的黑人军官戴维斯上校的空军中队的事迹。有天，他在哈莱姆会见了一些军校学生后，回家来很镇定地说，他已经加入空军当士兵，就要到塔斯其基去接受训练了！他母亲给吓呆了，说出种种理由来劝他不要去干这么危险的行业。但是他父亲却很冷静地看待这件事。
现在，到底有一件事真叫这个小伙子感觉兴趣了。到目前为止，小勒弗尔斯似乎对什么事都没有表示过特别的兴趣。他读完了中学，成绩仅仅及格，总的来讲对体育还有几分爱好，可是自己并不参加，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就连对姑娘们也不感兴趣。在他来说，姑娘问题有些奇怪的地方。学校里的黑人姑娘多半是穷家小户来的，穿得很差、相貌平庸。白人姑娘们阔气点儿，穿得好点儿。她们指望人家注意，可是他却很矜持地偏不去注意她们。他拿定主意不让她们哪一个有机会来冷落他。富裕、秀丽的黑人姑娘本可以找到，但是干吗花时间在这种事情上呢？
他进入高等学校后，抱着这个只吞吞吐吐表示过的愿望：他也许会读法律，将来好继承他父亲的事业。不过就连他父亲对这件事也不怎么热心，因为小勒弗尔斯并没有表现出他认为干这一行必不可少的那股子魄力或是兴趣。他想到让他学医疗学，曾经向他提出来，可是小勒弗尔斯压根儿不乐意干什么跟病人有关的工作。
航空可不同了。他试了一试。这个在大地上空翱翔和它的种种不好应付的小地方，是他有生以来最奇妙的经历了。这样，勒弗尔斯·孟沙第二便以航空员的身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经由梅肯的学校前往塔斯其基，第一次亲身体验到种族歧视。他在梅肯逗留了一星期，特别喜欢琴，杜比侬，因为她并不劝他扔开他所选定的工作。她只认为他原该打定主意，并且能够自行决定，接下去她便只跟他谈到往后的生活。在他逗留在那儿的短短几天里，他变得很喜欢她，写信给父母说，如果他有天回来，那他倒乐意去听她的课。她了解他这样的小伙子。
琴驾车把他送到塔斯其基去。勒弗尔斯在驾驶政府用欺骗手段塞给这所黑人学校的一架破旧的飞机时，忽然感到机身在他脚下分解开来。琴还没有走。他敏捷地用降落伞跳下，平安地滑翔到地面上，正好落进几乎晕倒的琴的怀里。
“这不算什么，”他挺精神地说，一小时后倒又飞到空中了。
琴迅速驶回家去。这一代人！他是一个简直可以做她儿子的小伙子。谢谢上帝，她并没有儿子！
勒弗尔斯幻想着飞过德国，去烧灼希特勒的突去队员的脊梁，因为他们正尽情发泄着他们对犹太人和“黑鬼”的憎恨，并且在猛攻俄国。当然，他不大了解共产主义，可是了解的一点儿却足够拿来跟英国在非洲和亚洲的行动对比一下。他喜欢法国人对待有色人种部队的态度，看过《世界和非洲》和《黑人今昔》。他正热切地等待着任务的时候，使他惊讶的是，他的中队竟奉命到非洲去，不是上西非洲，是上北非洲。他抱怨起来：
“我们上这儿来干什么，我们的军队干吗不乘希特勒背过脸的时候，朝他猛扑过去呢？”
“快住嘴，”他的同伴们小声说。“你如今是在军队里。”
一九四三年一月的一天上午，丘吉尔、戴高乐和罗斯福在北非卡萨布兰卡开会的时候，小勒弗尔斯跟一个年轻的法国抵抗运动的军官站在一起，望着外边举行的仪式。法国人皱起眉头瞅着。
“第四张椅子哪儿去啦？”他牢骚不平地说。
“给谁坐？”
“爱鲍埃！”
“爱鲍埃是谁？”
“使这场会议能够开成的那个黑人！”
勒弗尔斯显得茫然不解。那个年轻的军官点着一支香烟，说了起来。“记得一九四○年吗？希特勒拿下了欧洲。法国人在六月里投降了；英国遭到比利时国王的背信和邓扣克的耻辱后，从七月起接连受了六个月的轰炸。意大利已经有许多军队驻扎在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英国守住埃及，一心想挽救它的宝贝帝国的遗体——不问是德国还是俄国打赢。全部北非，包括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法属西非，都跟着维希政府投降了。离美洲最近的重要海港达喀尔，毫无防卫，任凭德国人去占领。这个包围圈，只缺少一个环节——赤道非洲，在利比亚以南，这个大陆的中央，距英埃苏丹的英国部队最近。通过乍得，物资可以由它在大西洋沿岸的四个港口源源地运进来；黑人部队可以在那儿集结，然后再往北派到埃及去。谁拿着乍得，谁就拿着了非洲；那时候谁拿着非洲，谁就拿着了全世界。
“乍得省省长是一个黑人，生在南美洲的法属圭亚那，在法国受的教育，先前做过瓜达卢帕岛的行政长官。赤道非洲的白人总督接受了维希的贿赂，被任命为全黑非洲的最高长官，把总部设在达喀尔。加蓬的白人省长也跟着学样。
“可是乍得的黑人省长爱鲍埃却把他的军官们召集起来，说道，‘一九四○年六月十七日晚上，我们在拉米堡的俱乐部里围坐在收音机边，听贝当的广播演讲。跟我一块儿，有年轻的法国陆军军官们，圣西尔的毕业生，有乍得的几个县长和其他的官员，还有当地的一些商人和官吏。等贝当说完后，我们大伙儿全因为痛苦万分而默不作声。可是对我来说，那阵痛苦立刻就平息下去了，因为我感到全乍得都团结起来，决心不向敌人屈服。我向聚在收音机四周的人提议发出通知，不问得付什么代价，我们都继续抗战。我给了他们一个选择——跟维希，还是跟戴高乐。除了少数人外，全体都选中了戴高乐。’
“有位法国将领后来说：‘要是爱鲍埃照着贝当、拉伐尔和魏刚的样子做，那么接下来就糟不可言啦。……因为他没有那么做，英美飞机才在尼日利亚着陆和集结起来，往东飞过拉米堡到英埃苏丹的喀土穆，从那儿再往北飞到中东去。倘使那时候耽搁上一天，那么随便什么也阻止不了希特勒啦！’
“爱鲍埃供给了戴高乐兵士、矿产和金钱。他的贫穷的黑种农民在自己几乎一文不名的时候，替抵抗运动凑集了两千四百万美元。爱鲍埃还筑成了东方的一个最大、最好的飞机场和将近四千哩长的公路。每天，有一百五十架飞机从爱鲍埃的机场上飞到中东去，载去了部队和军需品。他训练的兵士往北走了一千七百哩，上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去作战。后来，他们是最先开进巴黎的一支部队。”
勒弗尔斯吁了一口气，望着集合在那儿的来宾。“这么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儿不在这儿的缘故吗？”
那个年轻的法国人牢骚不平地说：“他还没有死哩。他作出了贡献，他会拿出帐单来算帐的。”
“会付给他吗，”
“妈的，不会！只要英美能够赖的话，那就不会付！”
勒弗尔斯低下头来。
航空人员站在道旁，听罗斯福总统和艾森豪威尔将军说明这次进军的意义。他们向部队保证，尽管希特勒夺取了半个俄国，隆美尔在阿拉曼的挫败，就说明英国和美国目前在作战了，并且正逼近德国人，即使是晚了四年的话。
大体说来，勒弗尔斯很喜欢空军。空军人员里没有其他各兵种里那么严格的种族隔离，黑人全受到，几乎不能不受到，和别人一样的待遇。他不是审慎地而是毫不介意地结交朋友。不问白人和黑人，来什么人他便结交什么人。有些人很有意思；有些人可很无聊。
接下来，来了一个转变。斯大林格勒会战后，美军转向北方到意大利去了。美国让英军留下来向东方和她的殖民帝国推进，自己北上去攻打意大利，以便在俄国向伦敦进军的情况下就近支援东线。勒弗尔斯被青年时代的种种幻想鼓舞着，乐得飘飘荡荡。
一九四四年六月的一天。炎夏正以金黄色的阳光、银光闪烁的海水和苍翠的树叶，排除战争的血迹与耻辱而来临。勒弗尔斯早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便到了西西里，并且继续朝前飞往意大利去。痛苦和同情的波澜有时也冲荡过他的心头，但是他并不让它们逗留多久。说到头，意大利总是一个敌国呀。这是那个打败了埃塞俄比亚，挑起了世界大战的国家，那个恨“黑鬼”的国家。因此，勒弗尔斯漫不经意而又非常干练地飞行着；他觉得自己这就要得到一个更大的报复机会了。
克拉克将军命令勒弗尔斯的那一中队跟着他去攻打罗马。勒弗尔斯这时刚听说到爱鲍埃在赤道非洲、离大西洋海岸不远的布拉柴维尔召开的那次会议。那是在一月里召开的。戴高乐从阿尔及尔乘飞机飞去主持开会式；所有的法国省长、行政长官和技术人员全都参加。这次会议代表了四百五十万方哩法国殖民地中的三百五十万方哩和七千万法国殖民地人口中的两千五百万人。爱鲍埃为黑非洲提出了他的要求。
“我们非得向疾病宣战；我们非得革除掉贫穷和无知。我们非得结束那些决心继续搞殖民主义剥削的大庄园主和公司对当地人民的掠夺。法属赤道非洲需要医师、技术人员、教师、科学家，来协助发展它的人力和资源。我们会得到他们的。”
爱鲍埃五月里死了；现在是六月。勒弗尔斯感到了青年人投身到战祸里的那种不顾死活和自暴自弃的心情。在安齐奥，纳粹匪徒每天从高高的山洞里喷射出一片通红的火网来，勒弗尔斯瞧见了在那片火网下鲜血四溅的屠杀。他经由他们上空飞到卡西诺去。在高空中，他知道下边地面上的儿童们正在路上趔趔趄趄地行走，嘴里啃着随便什么可以找到的象食物的东西，还拥挤在军用卡车后边，央告士兵们扔点儿什么给他们吃。
“没东西吃，没东西吃，”他们尖声喊叫。
他想到前一天他跟一个人做一笔交易时的情形。为了一罐军用牛肉糜和一些硬饼干，这个人得供给他一个女人。他当时很随意地问道，“她还过得去吗——她年轻、好看吗？”
那个人两眼茫茫地低声回答道，“她挺美。非常美。她是我妹妹。”
突然，他对这一切都感到厌恶。就连敌人也是人呀。这么说，这便是战争！他并没有在惩罚敌人。他并没有在打击武装的坏人。他在使小孩挨饿，在强奸年轻的姑娘，在折磨年老的父母。他奉到最后那道命令飞往罗马的时候，哈哈笑了。不朽的罗马啊！他驾着飞机出去，腾到了天空。
他笔直地、迅速地飞了出去，到了同伴们的上方和前边。他对着修道院、神父和人们扔下了炸弹和燃烧弹。内心里，他瞧见妇女和儿童的鲜血喷射出来，四下溅开。他热狂地嘲笑追赶的飞机，直到他把所有的飞机都抛到了后边，独个儿待在天空，全部汽油都用光了。他看着汽油慢慢用光，然后迅速把飞机头转向大地，从一万呎的高空坠落下去；等飞机头撞进意大利地面一百呎深的时候，他闭上了眼睛。
孟沙法官在这个小伙子死后很久才收到他这封信。
亲爱的爹妈：
你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死了。我实在忍受不了这个。现在，我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了。我不再受光荣和胜利的神话所欺骗。战争是污垢和泥泞，饥娥和死亡，奸淫和撒谎。我已经杀够了我的同胞，使妇女和儿童的内脏狼籍满地。我瞧见又红又浓的鲜血喷射出来，滋润着泥土。我不想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了。明天，我将去执行命令，尽可能驾着飞机飞向高空，然后我将掉转机身，笔直地坠进大地去。我很快就要死了，决没有希望再见到你们，可是我向你们致敬。我知道你们尽力替我做了些什么，心里非常感激。我向你们二位致敬，还向琴姨致敬。再会。
并没有举行葬礼。噩耗传来后的那个星期日上午，有几位客人聚在勒弗尔斯的小客厅里。一份公报放在钢琴上边一条深红的毛毯上。他的照片悬挂在一面墙上。有个男中音唱道：
我站在约但河上，
瞧着那些船从眼前驶过。
我站在约但河上，
瞧着那些船从眼前离去。
母亲啊，您瞧着船儿离去，
千万不要感到悲伤。
高呼荣光，阿利路亚！
瞧着那些船航行而过——
我站在约但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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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德意志工人协会的联合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各个德意志工人协会的联合大会
工人协会的数目大量增加，在萨克森尤其如此。除了我们之外，在莱比锡从事于这项工作的还有尤利岛斯·莫特勒，他是我在一几六三年在莱比锡职工教育协会成立纪念会上认识的；还有克里米朝的威廉·司滔莱，以及还没有变为拉萨尔分子的铜匠福尔斯台林、德累斯吨的鞋匠克瑙菲尔、弗兰肯堡的纺织工人皮尔斯、格劳绍的纺织工人李波特和弗兰茨、里希登斯坦一卡尔恩堡的订书工人魏尔纳、荷亨斯坦一艾恩斯塔尔的纺织工人包奈等。我们的影响还扩大到屠林根。在厄尔士山脉深处，在编工和织工居民中间成立了几十个工人读书会，会里弥漫着活泼的精神生活。德国其他各地也有这种现象。特别是在符腾堡成立了许多工人协会，它们在一八六五年就巳合幷为一个全州的组织，幷且以后不久就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在巴登和汉诺威王国也产生了许多工人组织，大多数是教育协会。
拉萨尔分子一方工作的勤勉与一致，也引起对方联合的必要。但是这种联合只能是松弛的联合，因为像拉萨尔分子所有的那种共同的固定目的，并为此目的而斗争的热情和牺牲精神，是各协会所没有的。我们唯一同心一致的，是对拉萨尔派的敌意，而且表面上协会是不愿过问政治的。但事实上，大多数协会的领导人或者幕后人，都设法争取他们所影响的协会来拥护他们的党派政策。在这些协会中，当时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政党，自共和派民主主义者到右翼民族联盟分子，都有代表。后来（一八六七年）民族自由党便是从民族联盟中形成的；而倾向大德意志派的激进分子在一八六五年脱离了民族联盟，另组织民主主义的人民党，它的机关报是埃克哈特教授在曼海姆出版的《德意志周刊》。
人们暂时在各协会也尽量和好相处。政治形势还没有逼人采取鲜明的决定，因为对普鲁士俾斯麦内阁的宪法斗争有至体一致行动的必要。与民族联盟对峙建立起来的德意志改革协会，主张在德意志帝国中保持全部奥地利，它是一个由南德意志分离主义者和奥地利分子所组成的混合体，幷带有拥护罗马教皇的强烈臭味。它对工人运动无关重要。它支持奥地利的同盟改革（主要由各邦议会选举产生一个德意志议会），没有在任何地方引起民众的同情。总之，在工人协会中人们对于德意志问题没有表示明白的态度，对于从一八六四年起就十分尖锐化的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斯坦问题也是这样。
工人运动也在德国西部，特别是在美因郜取得了基地。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在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由法兰克福工人教育协会召开的工人协会会议上，关于工人的政治态度发生激烈的辩论。约·巴·冯·施韦泽律师（他后来在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主张工人应有一个特别的政治组织，这显然是受了拉萨尔《论日前历史时期同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演讲的影响。自此以后，在美因郜意见上的冲突也迄未停止。拉萨尔的复信的发表更是火上加油。在法兰克福，现在伯恩哈特·贝克尔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许多年后，我认识了他这个资质平庸而自命不凡的人物，他在演讲上也是笨拙的。路易·毕希钠教授在雷台尔海姆工人会议上（一八六三年四月十九日）作了有关拉萨尔政纲的演讲，想通过一个反对拉萨尔的声明，但这个企图失败了。反之，拉萨尔于五月十七日亲自来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为他自已的事业作辩护。舒尔采-德里奇同样接到邀请，但他因工作繁忙，谢绝参加。他这样做是好的。如我后来对舒尔朵一德里奇本人所认识的，在拉萨尔面前，他在任何方面都会处于劣势。宗纳曼售在拉萨尔面前发言，就遭到了这样的命运。
对于美因郜上述情况的回答是五月十九日的通告，邀请德意志的各工人协会于一八六三年六月七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开会。在这个通告上签名的是美因郜工人中央委员会，柏林、卡塞尔、开姆尼茨和纽伦堡各地的工人协会，杜塞尔多夫的手艺工人协会。
在通告中，把工人代表大会长久不能召开的过错归咎于莱比锡中央委员会。但运动本身却具有一个这样重要的、有益的思想，其长远意义在于为我们全体人民和祖国的幸辐打下和平的、有利的发展基础，决不应因个别人的错误而妨碍共健康进程。凡是关心这个事业的人，都有责任以至力防范，不要使一个应由个别人负责的错误尝试的结局成为整个运动的不幸的四分五裂的开端。”
但是这种分裂业已存在，如我后来所认识到的，那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联合会议上，有来自四十八个城市的五十四个协会和一个自由的工人集会（莱比锡）的共一百一十个代表参加。会议的召开若不是手忙脚乱地像举行奇袭似的，如同预备会上对召集人所指责的那样，则参加者会更加踊跃。菜比锡职工教育协会以一百二十七票中的一百一十二票选我为该会代表。此外，在菜比锡工人集会上罗斯梅斯勒教授和比特尔工长也当选为代表。
我到法兰克福后，在预备会上被介绍给当地委员会主席奥古斯特·勒克尔，他向我招呼说：“你们萨克森人到底睡醒了没有？是时候了！”我颇为不快地回答道：“我们比许多人要起得早些！”勒克尔笑了，他说他并无恶意。
代表中有海尔曼·贝克尔，绰号红色贝克尔，他曾在科伦的共产党人审判案中被制处长期监禁；欧仁·李希特尔，他不久以前因为当陪审官的政治活动而受了责罚；此外还有由慕尼黑来的尤利岛斯·克瑙尔，他是《慕尼黑最新消息报》的主人，该报当时是-一个小型报，但是给它的主人赚来一份大财产。
红色贝克尔的绰号是来自他那硕大头部上仅有的稀稀儿根红发和他那剪得短短的红量，还是来自他早年的红色思想，我不得而知。具克尔是一位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兴高采烈的先生，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是享受美酒佳佳肴的快乐的。他也是个爱说话的健谈的人，与欧仁·李希特尔相反，李希特尔的冷酷、科持的神情当时巳合我惊讶；他给我的印象是好像他是至尊，没有把我们大家放在眼里。偶有一次在午饭后休息时间，我同贝克尔、欧仁·李希特尔和另外几位代表在市内人行道上闲逛，于是谈到拉萨尔。贝克尔表示，拉萨尔只因进步党没有推他为领袖，没有给他一张邦议会委任状，触伤了他的虚荣心，所以他才宣布反对它。照基多·威斯的话，老瓦尔德克会说过，对拉萨尔加以排斥，是一个错误。此外，具克尔还暗示说：拉萨尔也曾因种种男女关系问题在进步党中引起“道德上的顾虑”，但就“道德过失”而论，当时进步党的其他领袖也曾犯过，这样说有点象是伪善。我要着重指出，具克尔的谈话对拉萨尔并不含有敌意，他从来不让自已卷入对过去本党同志的攻击，米凯尔就与他相反，这个人后来竟赞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公推商业学校校长吕里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为第一主席，狄特曼（柏林）为第二主席。议事日程第一项是罗斯梅斯勒的提案，差不多全体一致通过，其内容如下：
“德意志工人协会和工人教育协会的第一次联合大会把下列声明摆在讨论和决议的首位：它认为出席大会的和所有的工人协会以至全体工人等级的第一个责任，就在于为努力争取工人等级的精神的、政治的、公民的和经济的提高而团结一致，同所有为德意志祖国的自由和强大而努力的人们团结一致，同所有致力于提高人类品质的人们团结--致并互相合作。”
这个决议把会议的立场表现得比长篇大论还要清楚。虽然这个决议同联合会议整个讨论--样，是针对着拉萨尔主义的，但就我的记忆所及，拉萨尔的名字只有一个演讲的人提到过。这种回避并非预先商定；这可以认为是人们还不相信拉萨尔所倡导的运动的前途，或者也因为人们不愿提起他的名字来提高他的声誉。关于议事日程第二项“工人数育协会的本质和目的"，由大会的左派艾希尔斯多夫尔（曼海姆）报告。我也参加辩论。值得注意的是，狄特曼要求协会设法延请讲授国民经济学和各种立法知识的教师的修正案，竟以二十五票对二十五票否决了。对今天的工人说，这种落后性是几乎不可想象的。
议事日程的另一项由狄特曼报告，是要求排除劳动自由的障碍。他的议案要求营业自由、迁徙自由和消除结婚的困难。议程的再下一项是工人对于储蓄和信贷协会、消费和生产合作社的态度。会议提倡工人建立这样的合作社。同样，会议还提倡设立合作社，以便共同使用有动力的作坊，认为这是促进工人的全国福利和公民独立性的最好方法。在这个决议中特别指出，这议切都应该按照舒尔朵一德里奇的建议去执行。这样的合作社的建立，还应该由工人和屋主共同促进——这种观念只有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会议才能赞同。最后，会议表示同意创设老年和残废保险金审，这可以“至少部分地解除许多优虑”。这里至少对于这种金审没有估计过高。在组织问题上，建议设立专区联合会，按月召集代表会议，以便促进新协会的建立和保持现有协会开的联系。对于这一项，我第二次发言，反对准许自由的工人集会的代表参加组织。根据我当时的经验，我说明这样的集会一直没有使我佩服的地方。在协会中做得到的有准备的教育工作，参加自由集会的人是得不到的，因而他们就会跟着一个熟练演说家所唤起的一时印象跑。我当时并不畏惧结社法的圈套，至少在萨克森对我们一直是放任的，但某种反动还可能到来。专区联合会我认为是有用的。这些话使我的莱比锡对头比特尔走上讲坛，他对我的关于工人集会的估价提出抗议。他说，自由集会要比我所形容的好得多，并且考虑到人们有用结社法再来严厉反对我们的可能，我们就必须借自由的工人集会来掩护我们的代表机关。
最后通过的制度是：
一、应定期举行德意志工人协会代表的自由联席会议，寻常每年一次，以便通过活泼泼的亲自交换意见和经验，在工人中间扩大对于他们真正利益的理解，并使这种认识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取得承认。
二、一切对于劳动阶级福利发生影响的事项都是讨论的对象。
三、德意志工人协会的代表在联合大会上以全权委任状证明身份，始得参加会议。但自由工人集会的代表，如取得负责审查代表资格的常务委员会的许可，也可以例外准许参加。如果常务委员会不准许参加，则可以向联合大会提出申诉。每一协会可派一至五个代表参加，但在表决时只有一个表决权。每一代表只准代表一个协会。凡参加过一次联合大会的协会，在每次开会时都应得到书面的邀请。同时，邀请启事要在尽量多的报纸上刊登，无论如何必须在科堡的《德意志工人总汇报》和法兰克福的《雇主报》上公布。每一个出席联合大会的协会，每次须纳费二塔勒。未派代表但仍愿索阅各项报告和印刷品的协会，亦应照缴费用。
四、每次联合大会选举十二个会员组成常务委员会，处理下列各项事务：1．下次联合大会的地点和时间，如未经上次集会明白决定，委员会应予规定，并在会议地点作必要的准备。2．公布请柬和通知，办理登记，备妥入场券，收支款项幷登记账目。3．提出临时议程幷根据议程约定报告人，在联合大会批准或修改决议的条件下组成审查小粗。4．负责在下次会议以前促进联合大会的目的和实行联合大会的决议。5．推举委员会主席并将业务分配给各委员提出收支报告，请联合大会审查和核准。委员会会议限在该届主席居住地举行。对全体会员发出邀请，至少有委员七人出席会议并由简单多数通过，决议方为有效。议案也可以书面表决。如果有了空缺由委员会来补足，如果委员会不足法定人数，由主席决定。
五、联合大会的议事规程由联合大会自行规定。
六、委员会主席主持联合大会的讨论，至联合大会会讥选出它的主席为止。
七、联合大会的开会是公开的。
当选的常务委员会中有：宗纳曼、麦克斯·维尔特（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艾希尔斯多夫尔（曼海姆）、狄特曼（柏林）等。新机构的灵魂是宗衲曼，他担任书配工作和实际上的领导。
组织方面拨给委员会的经费为数极少，甚至每年二塔勒的区区会费，有许多协会也不缴纳。为一个共同目标而栖牲，是那时候反社会主义的工人协会不赞成的，这也是它与拉萨尔分子中开很不利的差别。由于缺乏经费，委员会在当年夏季向民族联盟商洽，得到五百塔勒，以后二年也仍照给。宗纳曼私人也向一系列的大企业家请求。但是在那时候，我们的资产者就已经本能地憎恶以工人协会命名的一切，所以由这方面来的捐助是非常有限的
在这里我想谈一件事情，这件事虽是在两年后（一八六五年夏季）才发生的，可是四十年后有人在《科伦日报》上试图以不利于我的方式加以利用。
在萨克森，反对拉萨尔党徒的斗争特别激烈。那时萨克森高度发展的工业状况似乎给社会主义思想提供适当的园地。但是要进行反鼓动，我们却缺少经费。不管我们筹集多少鼓动费，总是不够用，虽则演讲人的报酬异常菲薄。于是有一天艾拉斯博士和著作家魏特曼（一个过着流浪生活的符腾堡人）坐下来，共同写了一封非常稳当的信给民族联盟的理事会，请求资助反对拉萨尔分子的鼓动费。他们写好信以后才告诉我，我也就应他们的请求签了名，此外艾拉斯和魏特曼也签了名。（科伦日报》把这封信和我收到二百塔勒（不是像它所说的三百塔勒）的一封谢面在前几年发表了，推测说三个签署都是由我而来的。对于这个诬蔑我必须坚决自卫。在谢函中我曾提到，打算为协会购买书籍，请民族联盟的理事会在这方面运用它的威信商请书商以廉价售给。理事会给了支持，这表明，它对于运动的兴趣并不像各方面所指责它的那样缺乏。在这期间，这笔款项特别用于鼓动旅行，但是花得非常节省，至一-八六六年底和一八六七年初为北德意志议会选举作鼓动时，那二百塔勒还存有一百二十塔勒，供当时使用。这项使用确实是预计不到的。但从一八六五年到一八六六年，局势恰好改变，到处都发生了迅速的思想转变，只有极少数还站在旧有的立场上。民族联盟在这次转变中所遭受的损失最大，从那时起很快地趋于解散，但实际上在一八六七年秋季正式解散以前早已死亡了。我们收到那二百塔勒，惹得许多人生气。尤共汉斯·布鲁姆博士怒不可遏。他认为特别有责任在选举鼓动中反对我，并且指责我们接受那笔款项。但是，他必然会发现，他那一切想陷害我的努力都是枉费心机。
借这机会，我可以确认，我从未如入们屡次断言的那样，是民族联盟会员。那时我虽没有对它表示敌意，但除了我当时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和活动所负担的大量物质牺牲之外，如果再加上民族联盟的盟费，对于我来说就过份了，因为我的收入是很少的。引用舒尔朵一德里奇的话，我满足于充当民族联盟的“精神上的名誉盟员”。
在莱比锡感到一种需要，作为对抗拉萨尔的登场和他的追随者的鼓动，要进行一个大反击。因此，我受委托与舒尔朵一德里奇联系，来商定一个集会。关于这事，他表示愿意。在他的回信中，他给我分析说，我们在萨克森必须特别小心，因为萨克森的工人早在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就已倾向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一八六四年一月间，舒尔朵一德里奇来到莱比锡。
大家一致同意，我以欢迎舒尔朵一德里奇作为大会开幕词，随后可以当选为主席。但我运气不好。大会参加者约有四、五千人，我在致开幕词（我已背诵得很熟）时，到中间不幸讲不下去了。我的热情把我的思想带走了。我羞得恨不能钻入地下。其结果，不是我而是道尔格当选为主席。从此以后，我誓不再背诵讲词，于是经过良好。舒尔朵—德里奇嗓音不好，他的演讲也枯燥无味，其内容不适于鼓舞热情。许多人都为他感到失望。他没有阻止住向左的发展。
法兰克福联合大会决议从事建立专区联合会，我们企图在萨克森加以实行。但因碍于现行法律，我们向博伊斯特内阁请求批谁。在一八六四年夏季由我主持的地方集会上宣读了冯·博伊斯特先生的来信，说：大臣可以批准专区联合会，如果协会约定不从事政治的和社会的以及一切公开的事。我为此建议下列议案，由全体一致通过：“萨克森工人协会成谢冯·博伊斯特先生的恩赐，宁愿放弃专区联合会的建立。”第二个议案是：“出席的代表要求萨克森工人以至付精力来废除现行的结社法”，监视的警官认为这是政治性行为，不准付表决。我因此同他发生激烈的争论，但当他以解散会议相威胁时，我只好在抗议条件下顺从了。
一八六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斐迪南·拉萨尔在日内瓦因与人决斗而逝世的消息由电报传遍世界。这个消息所引起的印象是深刻的。他的绝大部分敌人都松一口气，如释重负；希望拉萨尔所发起的运动就此完秸。事实上，起初也象是这样。不但他那联合会尽管费了他九牛二虎之力在他死时却只有区区几千会员，而且这些会员还立刻陷于互相争吵。拉萨尔莫明其妙地推荐著作家伯恩哈特·具克尔为他在联合会主席团中的继任人，他所选择的这个人是在各方面都不能胜任的。
拉萨尔有许多敌人对于他的重要性持公平的论调，这有一八六二年底制刊的科堡《工人总汇报》上的一篇文章为证，这报是由律师史特莱特博土（科堡民族联盟的事务主任）创办的。这家报纸一向攻击拉萨尔，虽则是很有分寸地攻击，但这并不妨碍它献给他一篇推崇备至的悼词，在结尾时说道：
“一部分自由党和自由主义报纸，就是攻击他最凶而最没有权利攻击他的一部分，也正是最应该受他打击的那一部分，现在将因他的死亡而暗自欢喜。我们悲悼一个敌人的死亡，只有不公平和褊狭性才准许用寻常的标准来衡量这个人。”
大家知道，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拉萨尔多年的亲密女友，为了对友人的遗体表示隆重的崇敬，要想运遣体通过德意志全境来举行追悼会，这个计划因拉萨尔的亲属的干涉，被官方打消了。听到拉萨尔的灵柩经过曼海姆的消息，艾希尔斯多夫尔写给宗纳曼一封信，我引用他的下列一段，因为它表明了我们这方面个别人已经对于这种情况抱怎样的看法。
信上说：
“亲爱的朋友宗纳曼！
顷接赖谢由日内瓦来电，说拉萨尔的灵柩将于星期五抵此并转运到汽船上。在他生前我们虽然与他对立，但大体上我们还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拯救我们的人民群众。我相信，我们在这期间业已认识到，如果没有普选权和由此导致的现今国家情势的转变，就不能期望有彻底的补救法。现今或许就是适当的时机，由我们这方面来做点什么，以便使两股潮流在一个相应的纲领的基础上汇合为一，并以此为巳成过去的战斗作一纪念。对方稍加节制而我方稍加果断，这事就能办到，并且对于事业只会有益，因为现在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的庸俗性，如果它要向目标前进，就必须加以推动。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应当告诉你并愿听取你的见解，以便随后或可促使我们的朋友采取一个有时会有远大后果的步骤，另一力面也不至有什么害处。
我也模糊地感觉到，我们在莱比锡[1]将导致有力的决议，因为一切如果一下子遇到原则上，我们就不便反对。冷淡和暧昧都亳无用处，也不足以作出正确的解决……我不能逃避为拉萨尔途葬的义务。有几个朋友也将这样做。我不知道我应否邀请联合会参加，因为这会引起误会，因为许多人并不懂得，更多的人也不愿懂得，对于拉萨尔，虽则不能同他完全一致行动，也可以佩服他。”最后他请宗纳曼把意见告诉他。
他在附言上写道：“难道你到这里来向敌人致敬，与你作为工人协会主席的身份不合适吗？如果你愿这样办，请来电告知，随后我一知道灵柩到达的时间，即刻告诉你。”
宗钠曼对这封信如何答复，我不知道，不过艾希尔斯多夫尔的建议没有受到考虑。必须再经过许多事变，像艾希尔斯多夫尔那样的关望才能得到满足。
在常务委员会根据菜比锡职工教育协会的建议决定在莱比锡召开下一次联合大会以后，科堡《工人总汇报》加以反对。要在博伊斯特先生所管辖的萨克森举行一个联合大会是不可能的，该报对于这项决议展开争论。唯一赞成科堡《工人总汇报》的是巴登的一些协会，在它们的联合大会上就是按这意思表决的。对于在萨克森举行会议抱着一定的顾虑，是有理由的，因为会议的举行是根据萨克森的结社法，而这个法律完全操在能够翻云复雨的冯·博伊斯特先生之手。
为了不致下雨，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环境，就是说，常务委员会已应我们的请求，声明把作为一个特别的政治性问题的国防问题不列入联合大会的议程。办理筹备事宜的当地委员会是由前进社、职工教育协会和印书业的进修协会的会员各二人，此外还有比得曼数授和工艺学会委员会委员一人组成的。主席由我担任。冯·博伊斯特先生对于我们的申请迟迟不作决定，最后还是批准了。会议于是订在十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召开，规定议程如下：1．迁徙自由。2．合作社制度，就是：（甲）消费合作社，（乙）生产合作社。3．教育协会的税--教学计划。4．流动工补助基金，这是应各协会中很多青年工人的要求而设立的。5．老年保险。6．人寿保险。7．劳工市场的调节，即工作介绍。8．工人住宿。9．选举常务委员会。
这是供两天讨论很丰富的议程，要完成这个议程，只有由报告人预先发表意见和议案井缩短报告和演讲，才有可能。但是这两者通常都做得不够彻底。
出席的有四十七个协会，其中单是莱比锡的就有八个，另有巴登高地、符腾堡和美因郜等三个专区联合会。当时菜比锡除印刷工人专业协会外，还有一个泥水匠和木匠专业协会。此外，拉萨尔派在弗里茨舍倾导下迅速成立另外三个专业协会，即卷烟工人、裁缝和锻工协会。在代表中第一次看到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博士（杜伊斯堡消费合作社的代表）和马格德堡工人教育协会代表麦克斯·希尔施博土。还有抱合作社思想的保守派代表胡贝尔数授以来宾身份参加。
会议选举班多（柏林）为第--主席，选道尔格和我为他的代理人。市长科赫博士以全市名义向会议致贺。在讨论议程第一项迁徙自由时，就和弗里茨舍发生争论，并由他那强硬地占据会场（射击大厦）讲坛的党徒大闹一场。弗里茨舍用拉萨尔思想宣称，关于迁徙自由，不要再加讨论，只要加以规定，相反地，必须要求普选权。他的讲话极尽挑掇之能事，并引起他的追随者的示威性的喝朵=采。对于这种方式，代表们提出强烈的抗议。这时我佩服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的居间调解的天才。他取得了效果。我这方面以当地委员会主席身份的有力干涉，使楼上也安静下来。次日，当讨论巳告结束的时候，弗里茨含又要求发言，于是又出现了一次激烈的场面。当他的发言不起作用后，他抗议说会议为恐怖主义所控制，幷放弃代表权。会议的决议没有多么大的重要性。弗·阿尔伯特·朗格作了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报告，表现为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当选常务委员会委员的有：班多、倍倍尔、希尔施博土、拉赫曼（欧芬巴赫）、朗格、马尔顿斯（汉堡，原先的魏特林分子，但是他的共产主义已经无迹可寻了）、赖恩哈特（科堡，以前梅克林堡的国会议员）、宗钠曼、斯陶丁格尔（纽伦堡）、史图特曼（吕色斯海姆）、魏特曼（斯图加特）和麦克斯·维尔特（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1]莱比锡已决定为下次联合大会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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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价值论的基点及其与李嘉图学说之区别（续）（卢彬著，代青〔陈岱青〕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马克思价值论的基点及其与李嘉图学说之区别（续）
（卢彬著，代青〔陈岱青〕译）
（三）马克思的价值论
我们已知政治经济之一切基本概念，是表现了物化的人的生产关系。就此而研究价值论，则我们的任务，是在于证明价值是表现：（1）人的社会关系；（2）采取物的形态；（3）和生产过程相联系。
价值亦如其他政治经济的概念一样，初看起来，好像是就物之性质而论的。当我们观察交换现象。见有市场上之每个物件和一定量的他种物件相交换；或在发展的交换条件之下，则与一定量之货币（金子）相交换。此货币在市场上是可以购买任何种的东西的（自然，要视货币之多少而定）。此货币之数量，或物之价格。是大概依市场之景况，而每日皆有所变动的。今天市场上感觉罗纱缺乏了，一星期之后，其数量在市场上增多了，而超过了平常应有范围以上，则其价格每码又落至二元七角半了。如此每日价格之动摇及偏差，如继续到若干时期以后。则会变成平均的程度，即中等价格，以上例言之，则每码等于三元，即为中等价格之标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此种中等价格，非以生产物之劳动价值为比例的；而是那所谓“生产价格”为其标准，此种生产价格是等于某种生产之生产费加上所投资本之平均利润。自然，为分折简单化起见，现在暂不提及资本家制造罗纱，是由于雇佣劳动这一事实。马克思的方法，是对各单个生产关系形式加以分别与研究，此各个的生产关系之形式，只有在他的总和中，才能表现出资本主义经济之画图来。现在我们只研究一个商品社会中人与人间生产关系之基本形式。即是研究各个形式上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据上述，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罗纱这个东西是商品生产者所预备拿到市场去交换或卖给其他的商品生产者。我们此地所说的社会，是指商品生产者的社会，或即所称为“简单的商品经济”，其和复杂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是有区别的。在简单的商品经济条件之下，以劳动价值为标准的劳动生产物之中等价格，是市场价格动摇不定中之中等水平，并且，社会劳动若是比例地在各不同生产部门中加以分配，而各不同的生产部门因而得维持有均衡之状态，则在此情形之下，市场价格是和这个中等水平相符合的。
凡每个以分工为基础的社会，社会劳动在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之一定的分配，是必有的。每个分工的制度，亦就都是劳动分配的制度。在原始共产主义公社，在父权的农民家族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经济单位的各分子的劳动是预先有计划地按各集团分子的必要，及劳动生产力的程度，在各个工作间加以分配。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没有人去调节各生产部门间及各企业间劳动的分配的。任何一个的罗纱匠，都不知道有多少罗纱是当时社会需要的，以及有多少罗纱在当时全体罗纱工生产中制造起来。因此，罗纱非供过于求（过剩生产），即求过于供（停滞生产）。换言之，社会劳动的数量，非过多，即不足。罗纱工业及其他生产部门之均衡，遂渐以破坏。商品经济是经常破坏均衡的制度。
然既如此，则商品经济如何，能成为相互调剂的各生产部门之总和而继续存在呢？商品经济之能够存在，只是因为每次均衡之破坏，都引起了趋于复原倾向。此均衡复原之倾向，是市场及市场价格本身机构之特性。在商品社会中，任何一个商品生产者，都不能命令其他一个商品生产者扩大或缩小其生产，然以其自己对物的关系，影响别人的劳动行为（他本身并不知道），使别人扩大或缩小生产。罗纱之过剩生产以及其所引起价格之下降，低在价值以下，使罗纱匠缩小了生产。如在停滞生产情形之下，则相反的过程，也就发生了。市场价格与价值之遍差，是过剩生产及停滞生产所借以铲除，及国民经济中此一生产部门与他一生产部门间均衡的复原倾向所借以创立的一种机构。
所以，两种不同商品按他们的价值的交换，是和此两种生产部门间之均衡状态相符合调节的。因而此一部门的劳动，流入他一部门，即停止了。然既是这样，那末很显然的，两种商品按他的价值的交换，是平均了两个生产部门中生产者的生产利益，而由此部门转为他种生产部门之动机，也因而消除了。在简单的商品经济社会，此种在各种不同生产条件的生产各部门中的平均化，是表示：商品生产者所消耗于国民经济的各部门中的劳动之一定量，由他给与了生产物以同一的价值。市场上之商品的价值，是与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成正比例的。设在现在生产技术状态之下，三码罗纱。平均需要三小时的劳动（消耗在原料、生产工具中的劳动，亦计算在内），而一双长靴之生产，平均需要九小时的劳动，则罗纱匠与长靴的匠劳动之平均化——即三码罗纱与一双长靴的交换，是与罗纱生产及长靴生产间之均衡状态相符合调节的。
但价值若是决定于商品单位的生产所必需的社会的劳动量，则劳动量本身，是要依劳动生产力而不同的。劳动生产力之发展，缩短了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而低降了商品单位之价值。例如，机器之应用，可以使长靴之生产，由以前之九小时，变为六小时。如此可使其价值由九元低降至六元（假设一小时长靴的劳动，——此地我们是以平均计算的——创造一元之价值）。廉价的靴鞋，开始侵入于农村中，排挤土制的靴鞋了。靴鞋之需求，遂增高起来。而靴鞋之生产，也扩张起来。因而在国民经济中生产力。发生了一部分的重新分配。所以，劳动力生产力之发展，引起了劳动生产物价值之变迁，而价值之变迁，便又影响到各生产部门中社会劳动之分配。“劳动生产力——劳动价值——社会劳动的分配”——这是商品经济之“格式”在这个商品经济社会中，价值是在国民经济的各生产部门的劳动分配的比重之不断偏差和破坏中，起调节之作用的。
价值论是研究交换的公律，物在市场上之对等化的公律的，而其研究只是因为它们和商品经济中生产的公律，劳动的分配是互相联系的。每次两个商品的交换的对等，是说他的总平均起来的对等，并不是说那偶然的市场价格的对等，这个对等，是和生产力之一定状态及此等商品的各生产部门间劳动之分配的一定状态相符合调节的。经过物——劳动生产物——之对等，在市场上发生了那成为分配在各生产部门间社会劳动的总和之一部分的各种具体劳动的对等，故凡那以为价值论是只限于研究物之交换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的流行观念，是错误的。经过了物之对等的规律性，价值论是要去发现出劳动均衡的规律的。然因此以为马克思的价值是研究劳动对物的关系，即对劳动生产物的关系。这种意见，也同样是错误的。劳动与物的关系，是表现之于某种劳动之具体的形态及某种具体的物之中的。——这是技术的关系，而价值论所注意的，不是这个。价值论研究的对象。是劳动在分配过程中之各种各式的关系。而这个分配，是经过了物（劳动生产物）之交换关系而成立的。如此，则马克思的价值论，始完全满足上章所分析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之总的逻辑方法的要求——这个马克思经济学说所研究的，非物与物间之关系，亦非人与物间之关系，而是研究由物而联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之关系。
我们已经分析了对于马克思的价值论之理解的思想之一般情形了。按批评家们的见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之第一页，是以在交换中两个商品相等的事实的判断为出发点，并以物在市场上之对等化，若没有该物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消耗的对等，则是不可能的。此种对马克思学说的观念，根本上是错误的。马克思的引为出发点的，是从商品社会及其各单个商品生产者的生产关系之特性来的。盖因生产之无政府，故生产力及各种劳动之分配的诸变迁，不能不表现之于市场上的商品之交换比例之变迁上面来。人的劳动活动之诸变迁，必然要采取在商品价值的变迁形式。此种“劳动价值的规律，是为商品社会之显著的特点。我们试设想今有社会，具有正常的劳动的平均化和分配，而此社会中之各分子又具有把生产物按任何原因去交换的权力，则此社会所表现之现象，完全和发生在商品社会中的交换，别是一个样子。在后者社会，交换是在再生产过程本身中，而在前者社会中，交换之发生，是在生产的外面的。〔此时〕交换不调节劳动之分配，而其本身，交换亦不为“劳动价值”的公律所调节。若是这样一个社会中，去考察什么交换的规律性，那末，无论如何，都找不出与社会劳动的分配的规律性有关的规律性来。我们知道：劳动价值的公律，并非从物之对等的交换这一事实的本身发生出来的，而是从在商品生产中此种之特征的社会功能中发生出来的。所以。我们是找价值的社会形式的。在商品社会中，价值是执行了调节社会劳动的分配的作用的。然价值的此种作用，是从商品经济中技术的特性，还是从社会的特性生产出来呢？即是说，是从它的生产力状态还是从该社会特有的人的生产关系的形式中产生出来的呢？提出了这个问题，充分足以后者的意思（即社会的特性。——译者）给这个问题，以一个答复。不是一切的社会劳动的分配，给了劳动生产以一个价值的形式，只是那不是由社会直接指挥的，而是经过了市场及物之交换而间接调节了的那种社会劳动之分配，给了劳动生产物以一个价值的形式。在原始共产主义公社或在封建的乡村中。劳动生产物之有“价值”（Price）是就有用性（Utinity）的意义而言的，即是说就使用价值而言的，而不是“价值”（Value）。商品社会之发现后者，只有在该社会之生产，是专为出卖，而且是客观地并正确地在市场上取得了“估价”（这个估价，是由金钱使生产物与其他一切商品相等，因而予货币能与其他任何商品相交换的特性）的情形之下，才可能的。换句话说，价值是表示经济（商品经济）之一定形式。各私有企业形式之下的劳动组织之一定形式，并非劳动之为劳动者，他本身给与劳动生产物以“价值”，而是组织于一定的社会形式（商品经济形式）中的劳动，给与了劳动生产物以“价值”。如果生产者彼此间是互不相依的，而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物是以“价值”在市场上对立起来的。经济主人公及卖买生产关系中对立人的商品生产者之形式上平等，是表现在劳动生产物的对等，即价值的对等化上面。物之价值是反映了人与人间生产关系一定形式。
如果劳动生产物只有在劳动组织之一定的社会形式之下，才发现了价值，则所谓“价值”者，便不是指劳动生产物的“性质”，而是指劳动生产物在各生产者中起连环似的作用即是执行他们间生产关系之“中间人”或“介绍者”之一定的“社会形式”或“社会机能”而说的。自然，初看来，好像价值简单只是从物之性质来说的。假如我们在说：“有色的、圆的、槲皮的桌子，值得二十五元的价值”，则此地指出了桌子之四种性质，这是可以证明出来的。然我们试一想想，则可断言说，桌子之前三种性质，和第四种的性质，是截然有别的。前三者是是指出桌子是一物质的物。因为桌子是人类劳动的生产物，所以这些性质，是桌子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物，这些性质又告诉了桌子劳动之技术方面之一定状况。有经验的人们常是按照椅子的这些性质，或立起生产在技术方面的画图来，而得有原料、辅助品、技术方法以及木工的技巧等诸观念。然因他们对于桌子，未加以详细考察，所以这里他一点也不理解桌子生产者与他人间的社会生产关系。同时，他也不理解，这个生产者是否独立的手工业者、工艺者、雇佣劳动者，或是社会主义公社的分子或是为自己而制造的木匠。至于说“桌子价值二十五元”这一句话所表现的劳动生产物的性质，则完全不同。这句话是表示出：桌子是一个商品，它是为市场生产的，它的生产者是以商品生产者的生产者和社会的其他份子相联系的，经济有一定的社会形式，即是商品经济的形式。我们一点也不去理解生产的技术方面或物的本身，然而却理解生产的社会形式以及参加于生产中的人。这即是说，价值者，不是论物而是论物所由生的人类社会。这不是物之性质，而是由物所表现的“社会形式”，物之能够表现，因为人类是经过了它而进入了他们相互间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价值乃“社会关系物化之结果”，乃表现于物的性质形式中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关系，或社会劳动“物化”或“结晶”于劳动生产物的价值。这即是说，劳动组织的一定的社会形式，给与了劳动生产物以特殊的社会形式。马克思的价值论，不是研究劳动和劳动生产物间之关系，而是研究劳动的社会形式及劳动生产物的社会形式间的关系。“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正确些说；决定〔Setzende〕交换价值的劳动）是劳动之特别的，社会形式”，它“创造财富，即交换价值之一定的社会形式”。
马克思论“价值形式（这个价值形式是劳动本身一定社会形式的结果）的学说（即是论采取劳动生产物的社会形式的学说）是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说中所引伸于经济学中之特有的新学说。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在马克思很久以前，即已明显提出过了，然马克思的价值论，所发现的却是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意义。马克思指出了生产的物质技术过程及其社会形式间，技术方法（具体的）之总和的劳动及从它的社会形式方面观察的劳动（抽象的或一般的劳动）间之正确的区别。商品经济的特点，是在于社会所生产的物质技术过程是无组织的，且是形成为个别的商品生产者。具体劳动，同时就是个人的部分的劳动，各个别商品生产者的部分劳动，和其他一切的商品生产者的劳动之能联系而成为社会的劳动，只是在于他的劳动生产物，在市场上和一切其他的商品相等化那时候。此种一切商品之市场上的相等化，表现在它的估价中，这个估价，又是以一种商品——金子（货币）来表现的；我们知道，这种市场上相等化，即是表示一切消耗于国民经济部分中的具体的劳动之相等化，这即是说，个人的部分劳动之带有社会劳动的性质，并不是在于生产过程中，然而是在于交换行为中，从各种物及劳动的各种形态中的具体的特性抽象化而来的。各种形态的劳动的相等化（平均化）经过了一切劳动生产物在市场上的相等，即是价值，这即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劳动的概念。因为经过了物之相等的劳动相等化。是从商品经济社会形式中发生出来的。在这个的商品经济中，是没有直接的社会组织，所以，劳动的相等化，即抽象劳动，是社会的和历史的概念。抽象劳动所表现的不是各种形态的劳动之生理的均等，而是各种形态的劳动之社会的均等，并在劳动生产物之市场的均等的特殊形式中，即在价值中表示出来。
马克思的价值论之特点。是在于他解释了：何种的劳动创造了价值。“马克思研究劳动创造价值，是从他的性质方面开始的，第一次就指出了：何种的劳动，何以并怎样形成了价值，第一次就指出了：一般说来，价值不是别的，是这一种的结晶劳动。[1]所以马克思在阐明‘劳动之两重性质’中，即以此为他的价值说之中心部分。”[2]
所以，劳动之两重性质，是表现了生产之物质技术过程及其社会形式之间的区别。此种区别，我们在前章已说明过，是整个马克思经济学说之基础，亦即是马克思的价值论之基础，从这个基本的区别中，划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区别来，而首先反映之使用价值及交换价值之对立性中来。在《资本论》第一章中，马克思是从相反方向分析起。他开始从市场现象，从使用价值及交换价值之对立分析起。他是从现象表面的对立，而更深入，探讨劳动之两重性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以便在第一章之末，及在论“商品拜物教”这一部分中，找出了由生产的物质技术过程所表现的社会形式。马克思的分析是由物经过了劳动，而后及于社会，由目击的现象而后去找出应由科学分析而发现的那些现象。然而马克思证明的过程，是和他在《资本论》第一章的分析的过程相反的。他是从生产过程及其社会形式间的区别，从商品经济的社会结构，而证明到劳动之技术的及社会的两重性；以及商品之两重性，——使用价值及交换价值。在《资本论》的肤浅读者看来，必以为马克思是在使用价值及交换价值的对立中来观察物的性质之如此这般。（即以为马克思是在研究物的性质之是为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译者）（柏白尔及其他许多的批评家，便是如此了解。）而实际上马克思所要研究的，是物之“物质的”及“机能的”存在性间，是劳动生产物及其社会形式间，物及与物相混合的，即经过物的介绍而表现出来的人的生产关系间之区别。
然则，我们便由此可见马充思的价值论，和他在商品拜物教分析中之总的逻辑方法的基础，是有深刻而解不了之联系了。价值者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表现于物的性质形式中的生产关系他并与社会劳动分配相联系的。或者，从现象之别方面来说，价值者，是每个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物能在和生产力程度及社会劳动之均衡的分配相适应之一定的比例中与其他任何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物相交换之一种器量。在我们面前，所看见的，是一种采用物的性质的形式的，在和生产中劳动分配过程相联系的人的关系。换句话说，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物化的人的生产关系。价值中劳动的物化，是那证明商品社会中人的生产关系物化之不可避免的拜物教学说中之最主要的结论。劳动价值说所说的，并非劳动的物质凝固品，例如物中之生产成分、劳动生产物等，不是这在一切历史系统中都有的，及为价值之技术前提的现象，不是他的来源，而是在物之价值中之拜物教化的，物化的人的劳动关系的表现。劳动之“结晶”或形成于价值中是在下列意义之中：即是他采取了社会的“价值形式”，他是在这个形式中表现出来。（Sichdarstellt）。马克思在分折抽象劳动及价值的关系时，常常引用后者的用语。马克思的批评家们，不了解他的劳动价值说和他论人之物化或拜物化的生产关系的学说间之不可分离的联系，而把马克思的价值论，从机械自然主义的意义，而不从社会的意义去了解，我们对之只有惊奇。
所以，马克思的价值论，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的：（1）建筑在价值形式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社会生产关系之物的表现；（2）建筑在社会劳动分配说及价值之大小与劳动生产力之发展有关说。此为同一过程之两面；价值论是研究价值之社会形式，此社会形式是在由商品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劳动分配过程表现而来的，“在这个形式中表现了在这种社会结构里面的劳动之均衡的分配，而社会劳动之联系，是存在各个人劳动生产物部分的交换之形态中，——这样一种的形式，即是这些生产物之交换价值”。[3]所以，价值和生产的社会过程之社会形式，及和它的物质技术之劳动的内容，同时发生联系的。如果我们还记得价值是和其他的经济范畴一样，所表现的，不是一般的人之关系，而是人之生产关系，则上面所述这一点，也就很显然了，劳动是组成价值之“内容”或“本质”——马克思这句话的表现，是指明说，劳动生产力之发展及分配过程，在商品社会中，是由价值之社会形式中表现出来的。价值之神秘的“本质”（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曾受人非难）：实不过是发生于一定社会形式中之物质技术的劳动过程而已。[4]从他的形式抽象化出来的，作为价值之“本质”的劳动只简单是劳动消耗，不论劳动组织之社会形式如何，都是一样的。劳动在这一方面说来，仅是价值论之前提，劳动消耗，亦是价值论研究之对象，——此劳动消耗，非直接表现于社会劳动的单位中的，而是表现于拿来和某商品作交换的劳动物之数量中，亦即是说劳动消耗，盖采取一种商品价值形式。然而，从另一方面说来，价值的社会形式，应由一定的物质技术的劳动内容所充实；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价值形式，亦如其他的“经济形式”，或“形式之一定性”（Fombestimmtheiten）一样，是把它当作生产的物质技术过程之有组织的社会形式来研究的。唯其马克思之研究价值，是把它当作受劳动组织之一定的社会形式所限制的劳动生产物之社会形式来研究，故将价值之质量的和社会学的方面——抽象劳动放在第一位。唯其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发生了劳动生产力之分配与发展的过程，发生了“劳动的社会总和中之定量劳动”[5]的运动（它须服从于“严格比量与严格关系的铁律”，《资本论》卷一页334页），故价值现象之数量的，亦许可以说，数学的方面，实有莫大的意义，大多数马克思的批评家，其基本错误则在于：（1）他们不十分懂得马克思的价值论之质量的，社会学的方面；（2）他们只限于从数量方面，去研究交换比量，即物之价值之数量的相互关系，而忽视在他的基础之上，社会劳动之数量的相互关系，及分配在生产的各部门及各企业间的数量的相互关系。
（四）马克思与李嘉图
现在说到马克思的价值论与李嘉图的价值论之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建立如下之总的立论：马克思之为李嘉图的继承者，是在论价值内容这方面的，而不是在论价值形式这一方面的。马克思之承继李嘉图的，是商品价值量之变迁对于劳动生产力变迁之依赖说，然而对于价值的社会形式之了解为人的生产关系之物的表现这一点，则马氏并不是从李氏传留下来的。马克思之新的社会学的方法，改变了研究之对象：从研究价值之物的性质，改变为研究采取物的形态之人的社会生产关系。
我们已知，马克思论价值形式的学说，其基础即在他自己所明白指出的：生产物质技术过程及其社会形式间之区别。至于李嘉图则因价值的社会形式不在其心目之中，因而此种区别，是没有的。李嘉图的价值论之别于马克思者，是为：（1）生产的物质技术过程与其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间，无所区别；（2）因而对于劳动之两重性——技术方面（具体劳动）或社会方面（抽象劳动）——无明白之了解；（3）不了解价值之社会形式，乃劳动组织一定形式之后果。此数点在逻辑上是互为联系的，今试就各点，加以考察。
（a）生产过程及其社会形式
古典派政治经济学，是工业发展自由的卫兵，他以为工业之新的资本主义形式，是理智的和“天然的制度”，而以之和旧之封建的、行会的及商人的组织对立起来，以为这些是非理智的和人为的〔制度〕。调节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古典经济学者看来，是以为他是“怎样地天然的、必需的制度，好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资本论》第一卷）他们以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是“社会生产之永远的天然的形式”。（《资本论》第一卷P.49，497）。现社会之社会形式，变成了“绝对的生产形式及天然律”了。（ThcorienⅢ，P.282，492）经济范畴，却从历史的，一变而为永远的，从社会的，一变而为天然的了。从现存的生产社会形式而发生的经济公律，却认为是对生产的物质技术过程而存在的了。
生产的物质过程，一旦不可分离地和他的社会形式相吻合，则其间矛盾之不可能，那是当然的，“资产阶级的，正确些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李嘉图认为是生产之绝对形式；故对于它而存在的生产关系之一定形式，是不以为其能陷入矛盾或为其生产之桎梏的”（TheorienⅢ.54）马克思这几句话之足以肯定：生产过程及其社会形式之区别，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及其经济学说之总的出发点，那是再好没有的了。在李嘉图看来。生产力是与生产关系同时并进，故其间之矛盾，是没有的。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在某现存生产关系之内发展，经常冲出它的界限，而企图破坏它。
（b）劳动之两重性
生产过程及其社会形式之同一化，遂使劳动之技术方面及社会方面间的区别即在具体的与抽象的劳动间的区别之明白指出，成为不可能了，李嘉图指出了价值是由劳动决定之思想，然而是何种的劳动呢？正确说，是劳动之哪一方面呢？他对此问题，就没有答案。夫物之有价值，并非因此物是劳动生产物，乃因他是组织于商品经济社会形式中的劳动生产物。——这一点李嘉图并没有说到。劳动两重性之明白了解，李氏是没有的。古典派政治经济学，无论何处都不曾直截完全指出在劳动间（像他所表现之于价值中及本身中的）之显著的及自觉的区别。因为它“已是同化于生产物之使用价值中去”。（《资本论》第一卷P.48）。李嘉图“混合了”劳动之两面了。（TherienⅢP.164-5，《资本论》第一卷P.48，176.）。此种把劳动之技术方面及社会方面的混合逐使它首先就注意去抽出那目所易见的第一方面，而忽略了劳动组织之社会形式。李嘉图“不懂得劳动成为价值要素之特别形式。即是不懂得：唯一的劳动应成为一般抽象的；并且是在其社会劳动形式中”。（TheorienⅢP.163，164）
罗森伯格对于马克思本身所最认为有决绝意义的，就是李嘉图对于抽象劳动的概念，无明白之了解这一点，乃无一言提及。罗氏对于“何种劳动创造了价值”这一问题，在提出以后，却以为此在马克思与李嘉图之间的区别，是在于一为验社会必需劳动，一为论生产劳动。然此种区别，在其整个的重要性而言，较之具体劳动及抽象劳动之基本区别，是其次要焉者。只有马克思的抽象劳动的概念，是像通常所把它了解成为生理的意义时，罗氏在此情况下，才算是对的。实际上，此观点是难以分别出马克思及李嘉图对于劳动的了解之原则上的区别。若是说李嘉图是从数量方面去考察决定价值的劳动，则其对于劳动各种形态之一般生理的一致之了解，那是无疑的。在生理意义上抽象劳动之了解，不但对于李嘉图，是显然的，即富兰克林（《资本论》第一卷P.47，98，ZurRritikP.38），亦是如此了解的。然对抽象劳动了解为劳动组织之特别的社会形式，在此形式中，“劳动各种形态，之质量一致或均等，是经过了劳动生产物之市场的相等化，——这理论是马克思价值论之特点，而别之于古典派以及李嘉图的价值论。
（c）价值形式
马克思所彻底指出生产过程及其社会形式间，具体与抽象的劳动间之区别，使其有可能发展他的论社会的“价值形式”之理论。这个社会的“价值形式”，是由劳动生产物表示出，它表现了人与人间（独立的商品生产者间）之社会生产关系之一定形式，价值形式的学说，是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说中，比起李嘉图，所新引伸独创的新学说。“古典派政治经济学基本缺点之一，是在于他无任何时候，都不能从商品分析中，部分说来，即是从商品价值分析中找出了价值形式，这个价值形式，是给与商品以交换价值的性质”（《资本论》第一卷P.48）。“价值形式之了解，是有决绝的意义，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最一般之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借他以分析出社会生产之特殊状态，同时亦为历史上之特征”（《资本论》第一卷P.48-49）。“没有对于价值形式之了解，则对于该社会——即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及其各种经济形式：货币形式、资本形态等之正确了解，亦是不可能的。”（同上）“价值形式”是表示：在商品社会中，人的劳动消耗，是采取价值形式——劳动生产物的性质，而劳动消耗之数量变迁，是采取物的价值之数量的变迁形式。人生产关系“物化了”。“价值形式”的理论，是揭发了价值之真实的、社会的天性，此非物之性质，而是人的生产劳动关系之物的表现，劳动消耗若是采取物的价值形式，则价值形式是联系劳动生产力之发展及劳动生产物价值量之变迁的中间一环。李嘉图抹杀了中间一环而联系其两端之二环；他观察商品交换比例之变迁，认是劳动生产力发展事实之直接的、天然的结果，从技术方面，加以观察，而独立于生产之社会形式。因此，劳动是为生产之技术的因素，而价值是物之性质。这样，价值由表现人与人间之社会联系的，和经过物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形式，一变而为物的性质——它不过是劳动生产与劳动间之技术联系的结果，不过是生产之因素了。李嘉图揭发了隐在价值量变迁基础之中的劳动生产力发展之技术的事实，然而他却不注意到为什么这个技术事实采取了这一种的价值的社会形式。他从价值中找出了劳动，知道他是价值之技术的“内容”或“实质”。然而他却没有说明到：为什么劳动却采取了社会的“价值形式”。
我们现在说到初看起来好像正确的结论，此结论在马克思的批评家们的意见中，至为普遍。这个结论，就是以为李嘉图与马克思间之基本区别，恰恰是在于后者的学说，是以劳动当作价值之实质。按他们的意见，李嘉图提出了商品价值量之变迁，是依赖他的生产的必需劳动量之变迁这一理论，至于价值本身之天性或实质这一问题，李氏未曾提及。至于马克思，则不以研究价值现象之联系的原因为已足，乃又指出说，劳动不仅决定价值，而且即是价值，而为价值之实体或本质，这种马克思论价值实质之形而上的学说，按他们的意见，即认为是马克思之新引申于价值论中之新学说，而以为此新学说是比李嘉图的价值说更坏了，而不是变好了。马克思批评家的这种见解，是可以下列不正确观念解释之：即他们好像马克思所见于劳动中的，是有何种的价值之形而上的实质，他的物质的实体。我们已知，这种劳动与价值间关系之自然主义的见解，是离马克思很远的。劳动是价值之“内容”或“实体”这一句的意思，仅仅是指：在价值变迁中，其基础即是发生于生产的物质技术过程，发生于劳动生产力之发展中之变迁而已。这一方面的现象，自己已经指出者，适是李嘉图，所以，他和马克思之基本区别，是在论“价值形式”之学说，而非论价值之“内容”啊！
这个问题，马克思自己也说过。按马克思之话说，李嘉图在各地都直接指出：“劳动即是各种商品所借以相等，一致之所在，他的实质即在于他的价值基础内面。然而只有是在何种劳动形式之中，才是这种的劳动，他却置而没有研究到”。（TheorienⅢP.163）。李嘉图“完全没有从价值形式方面，即从劳动当作价值实体所采取的一定形式方面，去研究价值，却仅仅研究了价值量而已”（TheorienⅡ，P.12）。马克思在论商品拜物教那一章中，实质上，也是说出这个思想，特不过是把实质这一名词，改成内容这一名词吧了。“对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过——虽然是不够的——价值与价值量并揭发过隐存在这些形式的内容。然而他并不一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种内容，采取了这样的形式，换言之，为什么劳动表现于价值中，而劳动之延续力，是劳动生产物的价值量中的尺度”（《资本论》P47-48）。换句话来说，古典派证明了，劳动是价值之内容，马克思却还要说明：为什么劳动采取了价值形式。古典派之错误是：他们之揭发现存的社会形式之物质技术的基础，是以为这固定的分析，而非为继续下去的分析。至于马克思的目的，则在于揭发在生产力发展之一定阶段上的物质技术过程所表现的社会形式之发生及其发展的公律。
这个古典派及马克思确定方法之深刻的区别，表现了经济思想发展之不同的及必然的阶段，他们的科学的分析，是“从发展过程中之已成结果中出发”（R.I.43）是从已成立并已结晶于周围的实际东西中（价值、货币、资本、工资等）的那些许多社会经济的形式，加以分析。当人们企图把这些形式不常作历史上的性质，那末，这些形式即获有社会生活天然形式之巩固性了，人们之揭发这些形式，是认为它是不变的东西，故只去求其内容而已（同上）。古典派们，不去分析该社会经济的形式，而仅仅把它的内容，他的物质技术基础揭发出来就算了。他们在价值中揭发出劳动，在资本中揭发出生产工具，在工资中揭发出工人生活资料，在利润中揭发出劳动发展的生产力所产生的生产物的剩余。他们是从已成的社会形式出发，并以此已成立社会形式当作生产过程之永远的，和天然的形式。他们不论到社会发生的问题的。在古典派经济学看来，“创造地去发展各种形式，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他们只希望引导这些形式，经过了分析，而走入他们一致之道，因为古典派经济学之从这些形式出发，是把它当作已成的前提的”。古典派们在他们已从现存的社会经济形式，引出了他的物质技术的属性以后，他们就认为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终止了。然而他们所终止自己分析之处，即马克思之所以继续分析之点。马克思不囿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圈子中，把它当作许多存在的和可能的经济的社会形式中之一个，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来：为什么这种的物质技术的内容，在生产力发展之一定阶段上，却采取了这种的社会形式。马克思问题之逻辑方法立场是这样：“为什么劳动采取了价值形式，生产工具采取了资本形式，工人生活资料采取了工资形式，劳动生产力之发展采取了剩余价值之增大的形式。他的注意力，是倾注于经济的社会形式之分析，是倾注于它的发生及发展公律之探讨，是倾向于它的各不同诸阶段中形式形成（Gestaltungsprogess）之实际过程”（同上书）。马克思此种创造的方法，是与古典派之分析的方法，相对立着的，我们是已知了的，马克思此种的创造方法之特性，不仅是在它的历史特性，而且是在它之为社会学的性质，在于它对于经济的社会形式研究之深刻注意。古典派把现存的社会形式看做固定的，由此做出发点来揭发他的物质技术的基础，作它的主要的企图。至于马克思，则是从生产的物质过程的状态，从生产力的程度做出发，而企图说明生产的物质过程所表现的社会形式之发生及其性质。由上述说来，马克思主要注意点，是在一般的经济形式及其部分价值形式。
（d）价值与劳动生产力
如果价值形式是马克思价值说之主要的部分，而别之于李嘉图，则价值量是依赖于劳动生产力之发展之说，马克思在这一点上，是李嘉图之继承者。如果价值现象和生产的社会形式之间的联系，为李嘉图所未曾研究，则价值现象与生产之物质技术过程之联系，是为他的注意点，而为他的价值论之中心。如果马克思的价值论，可称之为社会生产的；则李嘉图的价值论便可称之谓生产的了。李嘉图的价值论是论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价值量依赖于劳动生产力之发展的原因的学说。我们还想指出关于李嘉图价值论和他的前人——特别是亚当·斯密有别之几点特点：（1）亚当·斯密对于商品价值变迁之依赖性的原因的研究，与此等变迁之确定程度之尺度相混淆。因此二者的混淆，根本上逻辑方法的观点之不同，遂使政治经济学在其成为科学这一点上有了莫大的害处，而其危害，一直留到了现在，李嘉图之丰功伟绩，即在于他在价值论中彻底采用了科学的原因观点。（2）亚当·斯密由于价值变迁的原因与价值尺度的混合，遂至也把消耗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和在与该商品交换中可以得来的劳动相混淆起来了，因此在亚氏学说中，把客观劳动的价值与主观劳动的价值，都交杂其中了。至于李嘉图，便提出了价值变迁原因的问题来，并以消耗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数量之变迁，为其原因。他彻底地运用了客观劳动价值的观点。（3）斯密以为劳动价值的公律（在他客观的公式中的），只有在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才能发生效力。而李嘉图则为此公律，即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中，也是合于实际的（有些差异），不与利润及地租诸现象相冲突。（4）李嘉图认为劳动生产力之发展，是他在经济现象中所研究之最后原因。劳动生产力之发展，一般说，决定了商品价值，部分说，决定了工人生活资料的价值。亦即是决定了工资以及与工资相攸关的利润。在各种不同土地上的劳动生产力之发展，创造了等差地租，——李嘉图看来，这是地租之唯一的形态。价值量变迁公律之严格的数学公式（工资、利润、地租等亦在内）是依赖于生产中劳动是之数量变迁的，这是一方面的，他方面，对于生产的社会形式，则仅有区别——这是李嘉图价值论之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为马克思的前辈；第二个特点告诉了我们，何为李嘉图的价值论之所无，而何者为马克思所新带入于经济学的理论。
若是李嘉图不注意价值的社会性质或价值形式及劳动的现存的社会形式，那末，他是明白地了解价值量之变迁（他的基础中，已存在有劳动生产力之变迁），实质上是社会现象的，他是研究这些现象的，即研究这有规律的、客观的、（独立于人的意志以外的）集团的，或为圣彼尔所说[6]，特异的、中等的现象。价值量变迁之最后原因，他是从社会生产变迁求得之，虽然他不是从他的社会形式去探讨，而是从他的物质技术过程去观察，虽然他不是从生产关系之总和中去揭发，而是从技术的、具体的劳动行为去观察的。然只是这一个生产的社会过程中去指出价值的彻底指明，已是李嘉图为马克思开路之伟大功绩了，（所以，我们不能同意罗森伯格的见解，以为马克思与李嘉图之基本区别，是在于李氏研究价值现象是从个别经济着手，而非从国民经济着手）。若是说，实际上就是如此的，那末，以个别经济为出发的李嘉图，却何至能有像罗森伯格所说的那种的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理论来，——罗森伯格说：“马克思在其价值论上，完全是站在李嘉图的立场之上”的，真的，这对于我们，只有觉得惊奇，在实际上，只有国民经济的观点，才使李嘉图有建立其理论之可能。他虽是没有研究国民经济的社会形式，然而他是以国民经济为其研究之对象的。
（e）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
还有我们不能同意罗森伯格的，就在于他以为李嘉图与马克思之第二个基本区别，是在于李嘉图对于绝对价值之轻视。此种意见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界中及在非马克思的著作界中，都是在广布着的。自然，我们是以为马克思与李嘉图之原则上区别，不能从这一点着眼的。马克思在一个地方指出说：“相对价值，第一，是指价值量，而别一般的价值之质量……第二，是指表现于他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中的商品价值。（TheorienⅢ，P.156-157）。换言之，此有三种不同的概念：（1）表现于他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中的商品价值，例如一双长靴等于三码罗纱；（2）消耗在他的生产中的劳动量所决定的商品价值量，例如一双的长靴是由九点钟的劳动所决定的，或：一双长靴的价值量，等于一码罗纱价值量即九点钟的劳动是等于三点钟的劳动；（3）一般说，价值的质量，是不由他的数量决定的，例如。一双长靴具有一般的社会形式。第一种概念，是叫做相对价值，第二个概念，有时亦做叫相对价值，然而常是绝对的（见TheorienⅡP.14-17）。第三种概念，是绝对的。不用此不很显然的名词，而由下列的三种概念来表现的，更见正确些：（1）两种商品之交换比例；（2）商品之一定的在数量上的劳动价值或价值量；（3）一般的价值之质或价值形式而为他的量所决定者。
我们能够说李嘉图研究只研究了在第一种概念意义中的相对价值吗？即只研究不依赖于商品生产中劳动的商品之交换比例吗？只要是读过李嘉图著作之第一章，即足以承认：李嘉图当他研究任何商品的交换比例及其变迁时，即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该商品生产所消耗的劳动量变更了没有？[7]李嘉图是从我们所说的现象，即从劳动价值及其数量方面来研究第二个的概念，而其所忽略的，只第三个问题：一般价值之质，或正确些说，价值的社会形式。把这个“价值形式”名为绝对价值，则表示其滥用名辞吧了。我自己屡次所说的李嘉图只注意到价值量，而马克思主要是指出李嘉图论劳动的社会形式或价值形式学之付厥如（TheorienⅢ，P.154）。李嘉图与马克思之间的基本区别，是在于此，而不是在论绝对价值的学说。
由此基本的区别，而产生了货币论之不同的立场。只有从论价值形式的学说中，马克思揭发他的货币论，才能成功。至于李嘉图，则不能解释货币形式之必然性，货币在李嘉图看来，是外在的，过渡的，而不是从商品经济性质中必然性而发生来的。故罗森伯格之以为他们分歧见解之根本来源，在于他们对于货币性质之不同见解中，（P.179，188）而这样极端的接近李嘉图与马克思的价值论，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李嘉图与马克思之货币理论之不同，不是基本的区别，而是从价值论之不同立场中而产生出来的。
（f）资本与剩余价值
若是在李嘉图的价值论中，因他没有价值之明显的社会性质——人的生产关系，而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则他对于资本及剩余价值的理论，将更有甚于此。
我们已知，马克思的方法，是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中人的生产关系之各种型式，加以分别和顺序的研究，并从最简单的方面开始的。他先把人的关系看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关系（价值论与货币），进而分析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及剩余价值说），俾能在此分析以后，再进而研究各生产部门中工业资本家间之相互关系，（平均利润率及生产价值的理论）。工厂主把自己工厂的制造的罗纱出卖，看起来，是否这个结合，就是如此简单的呢？但从马克思看来，这种场合，是一个极复杂的社会现象，在这个现象中，工厂主的关系，是和下列各方面交杂起来的：（1）购买者；（2）他的工人；（3）别个工业资本家。马克思运用他的逻辑分析的力量，把这些人的生产关系之各种形式分别起来，在他的复杂体中之顺序中去研究它。至于李嘉图，他的注意力，便不注意人的生产关系上面来，而注意到物价的运动，此时只看见到罗纱出卖这一场合而已，而且开始就预先以为：卖主是资本家，该资本家是在与别个资本家竞争之下，由出卖中取得由自己资本而来的中等利润。李嘉图是老早就预想象到人的生产关系之诸形式，是已同时并存在了的。“李嘉图之错误恰恰就在于此：就在于他在他的论价值之第一章中已预想一切可能的范畴，是固定的”。[8]马克思已把这些范畴置于一定的科学前途之上，而李嘉图是把它闭塞在彼此游离而互相冲突之枯洞中。
在马克思的体系中。资本论是在价值论之后，而先于生产价格及平均利润说。因为李嘉图以为这些范畴一开始就已是同时并存的，所以：（1）一方面，资本的范畴，常与最简单的价值范畴，混淆起来；（2）他方面，剩余价值又与最复杂的利润范畴混合起来。
所以，李嘉图是不能够懂得“商品及资本之特殊的区别”。（《资本论》第二卷P.91），就是他不能够懂得由商品（价值）到资本之转变，是设想着：人的生产关系除是商品生产者的关系外，尚存在有人与人关系之新型式——资本家与工人。
（1）在马克思看来，以资本是资本家与工人间生产关系之物的表现，在李嘉图看来，资本之物的或技术的定义，在广义说，是生产工具，在狭义说，是工人生活资料（李嘉图，P.53、13及其他）。罗森伯格氏完全忽略了这个决绝点。
（2）李嘉图以为资本是简单的“积累劳动”而与活的劳动，或“直接的劳动”相对立的。（第二卷P86-87）。资本及劳动的对立性，却变成了积累劳动与直接劳动之技术的对立了。资本主义经济之两个基本范畴——资本与劳动力（雇佣劳动）——都溶解于“劳动”之中——简单的商品经济之范畴了。
（3）资本对劳动力之交换，——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基本的生产关系，——李嘉图若是把它看成了是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简单交换的性质，那末，他对于剩余价值之形成，是不了解的，从价值形式的见解来说，直接劳动与积累劳动之作用，完全是一样的。（第二卷P.87）而他们间之交换，从价值律来说，则相等物的交换，是无论什么地方，都是没有剩余价值可剩的。
（4）为要解决这个剩余价值形成问题，则积累劳动及直接劳动必须带有一定的社会性质。操在少数人（资本家阶级）手里的“积累劳动”，应是用为工人的劳动剥削及社会统治之工具，即是“资本”。各个由资本家所垄断为生产工具的“直接劳动”，变成了由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特殊商品——变成了“劳动力”（雇佣劳动，只有资本家与工人间的社会关系，“资本”与“劳动力”间的社会关系，才能说明形式上的对等物的交换，即事实上是非对等物的交换。
恩格斯在第二卷《资本论》序言上说，马克思用下列这一理论：“资本并非与劳动交换，而是与劳动力”，来“解决李嘉图学派所以破产的难关之一”（K.Ⅱ.P.XXⅥ）。罗森伯格以下列的根据：“李嘉图在自己理论中，事实上常是分别劳动与劳动力之两概念”（119）[9]，修改了恩格斯上述的观点。然而一切问题是在于此：李嘉图亦于二者间，看到技术与社会之区别吗？“李嘉图是应把劳动力来代替劳动的。然而这样他便应以资本当为劳动之物的条件，和独立的劳动“力”相对立了，而资本即刻也就马上会成为一定的社会关系了。所以，李嘉图仅仅只把他分成为“积累劳动”与“直接劳动”。而它“只不过是物的东西，只不过是劳动过程的要素吧了，无论何时都不能从这去找出劳动与资本，工资与利润间之关系的。”（第二卷P.88）马克思这些话，是充分发挥了他的这样的思想：当李嘉图说：资本和劳动相交换时，自然他的了解，在这个交换中，是活的，直接劳动，在技术意义上说的劳动力，然而没有看到这个“直接劳动”之特别的社会阶级的形式，不当作生产工具而把它看成商品的性质——劳动力（在社会意义方面讲的劳动力或雇佣劳动）。“劳动”与“劳动力”之间的区别，是带有社会的性质，而不是带有技术的性质。[10]如果，一方面，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概念——资本及劳动力与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概念，价值的创造者——劳动相混淆了，则他方面，他也是把剩余价值和极复杂的利润范畴混淆了。“李嘉图从来没有从独立于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利润、地租等而来研究剩余价值”（《资本论》第一卷，P.504）。这是说明：他是没有分别出和没有从事过在资本家阶级及雇佣劳动者阶级之间的人的生产关系的特殊研究，而独立之于存在资本家各团间或资本家与地主间的生产关系之外。李嘉图“把剩余价值和利润同一化起来”，并把剩余价值律及利润律相混淆起来，是不对的。（第二卷P.109、74及其他）
若说李嘉图的剩余价值说的劣点，是在于人的生产关系及社会形式之忽视，则它的优点，即在于剩余价值的数量变迁及剩余价值量之研究中（此地剩余价值是与利润相混合的）。根据这样的规律，工资及剩余价值是在相反方面起变迁的（虽然是形式上，但是在于极绝对的形式中）。劳动生产力变迁之影响，及于工资量之大小，由此而又影响及于剩余价值量——这是李嘉图研究之基本现象。此地和价值论一样，我们应指出李嘉图之主要注意力是在于劳动生产力之变迁，认为是剩余价值量变迁之基本原因，换句话说，他的主要兴趣，是在于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剩余价值（第二卷P.93、95、95、99、102）。至于影响剩余价值量之社会性质的因素，例如，工作日的长度、劳动的紧张性、工人的数目——李嘉图是置而不顾的。“在他看来，工作日的长度及劳动的紧张性，是无关于任何变迁的，只是劳动本身的生产力，在他看来，才是变迁之唯一的因素”。（《资本论》第一卷P.504）
（g）生产价格
马克思在研究了商品生产者间的生产关系（价值论）及资本家与工人间的生产关系（资本论）以后，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便开始研究各生产部门间各工业资本家的生产关系（生产价格论）。各生产部门中资本之竞争，形成了平均利润率，及按生产价格之商品出卖，——这个生产价格是等于生产成本费加上平均利润其在数量上是不与商品的劳动价值相适合的）。然生产成本费及中等利润的大小以及他的变边，是以劳动生产力及商品的劳动价值的变迁而变迁的。这就是说，生产价格变迁的规律，是只有从价值的公律出发，才能了解的。他方面，利润及生产价格的平均率，是各生产部门间资本分配之调节者。而间接地——经过资本之分配——亦即是各生产部门间社会劳动分配之调节者，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在资本之均衡的运动中的分配制度，然同时它亦就是一个在劳动之均衡的运动中的劳动分配制度。——凡一切分工经济，也是一样。只有从资本分配的明显过程中，去观察出社会劳动分配的不明显过程。马克思之能指示出此二过程间之关联，是在于明白解释出此二过程间，作为连环作用的概念，这概念即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我们在知道把资本划分成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及剩余价值率以后，则从资本分配找出劳动分配，是轻而易举的了。今试令有国民经济的两个部门中投入了同等的资本，都是100。资本的有机构成，在第一部门，是80c+20v；在第二部门，是70c+30v（c是指不变资本，v是可变资本）。如果剩余价值率是等于100%，则我们知道：投入生产中劳动量之总量（死的劳动与活的劳动）在第一部门中是120，而第二部门中是130。而活的劳动量在第一部门中是40，而第二部门中是60，这是我们从资本分配中，找出了劳动分配。
如此则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提出的生产价格，是资本分配的调节者这一理论，是和价值论联系起来之二环：一方面，生产价格是从劳动价值来的；他方面，资本分配找出了社会劳动的分配。以简单商品经济的格式“劳动生产力——劳动价值——社会劳动之分配”，遂代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之更复杂的格式：“劳动生产力——劳动价值——生产价格——资本分配——社会劳动分配”了，马克思生产价格的理论，是不与劳动价值说相矛盾，他是建立劳动价值说基础之上的，并把生产价格的理论，包含于劳动价值说之中，而为他的一部分。若是我们还晓得劳动价值说是研究人与人间生产关系之一种形式（商品生产者间），而生产价格的理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三个生产关系的基本形式（商品生产者间，资本家兴工人间，工业资本家各集团间），那我们对于上述这些，就很了然了。若是我们只是以这三个生产关系的形式为限，像我们上述所分析的，那末，资本主义经济是可以把这三方面幅员同一化起来，欲加以指出，必须借助于三方面幅员的测量。因这三方面幅员是不能把他归纳在一个测量范围以内，所以，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是不能都归纳到劳动价值论一个范围之内。然而要指出他的幅员，那又必须指定这三个幅员中出发点之每一个，和该定点（劳动价值说——译者）之距离是多远，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已是包容有论商品生产者间的生产关系之理论了，即是说，已包含有劳动价值说了。浅薄的马克思的反对者们，以为马克思的价值论及生产价格论之间，是互为矛盾，而不了解马克思的方法，是在于各种生产关系的形式，或在于各种社会测量之次第的研究。[11]
马克思是在不同的测量之（虽然是统一的，科学的测量）去处理上述三种的生产关系的形式，而以此三者之中，是互相对立的；而李嘉图，如我们所已知的，是在一个测量之中去处理一切现象，而以一切现象是面面相合的，李氏在他论价值的著作中的第一章，他已是把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及中等利润率，是看成固定的东西，李嘉图是第一个了解和指示了劳动价值说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率之平均化的特有倾向间的矛盾（亚当·斯密实用劳动价值说的规律于资本主义前期，以避免此矛盾），然因他的研究方法，直接把各种不同的经济范畴对立起来，而忽略去其间之中间一环，所以他在他的全书中，不能把问题建立起来。因为李嘉图一开始了解平均利润率，即对于按价格比例而出卖商品的了解，并非从劳动价值着眼，而是从生产价格着眼，这样他就已越出中等利润率之形成及价值变为生产价格之基本问题了。它的注意力因此是集中在部分问题上面：即工资之增加与减少，不依于劳动价值之变迁对于资本不一致的有机构成（此地李嘉图是指固定资本及流通资本间之不同的关系，而这关系是资本家所应先行拿出的资本的时间之长短的不同的结果）所生产的商品之相对价格有无影响这一问题。这个部分问题消灭了李嘉图所论剩余价值变为中等利润，价值变为生产价格这个总的基本的问题。至于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价格和价值比较起来，是和更复杂的人的生产关系的型式相适应之新的“形式”定性。（TheoryⅡ.P.20），而李嘉图却认为是劳动价值规律之“例外”者。自然，因为他要保持劳动价值规律之“例外”者。自然，因为他要保持劳动价值说的见解，所以他安于这样的意见：即上述的“例外”，只是起次要作用的，而由这个例外所引起的价格对于价值之遍差，其对于“商品价值是表现商品生产必需劳动量”这一事的影响，是很不大的。
总结本章的结论时，我们认为必要知道，本章并没有对于马克思与李嘉图之关系的问题，作详细之分析，其目的只在指出了总观点，应由这个总观点，按我们意见说来，再去继续加以研究。对于马克思与李嘉图各部分理论的分析，他们同异两方面的比较分析，只有在他们对于两方面理论之基本的方法论的特点，有明白之了解时，才足以言充分。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与李嘉图的理论之原则上的区别，是在于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物质技术过程及其社会形式间之区别，这个区别，对于人的生产关系之变迁之对于生产力发展之依赖的原因及其相互影响如何，都没有例外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的社会形式，——这个马克思的理论，是在一切的经济现象上，——古典派所已研究的也在内——放了空前之新光明。马克思告诉我们，一切经济现象之新前途，用新的观点，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于经济现象性质的见解，从经济范畴之物的性质到采取物的形态之人的生产关系之转变，这是马克思在价值论、货币论、资本论等诸学说中，所彻底指示出之总的逻辑方法的观点。而在价值论中，此种社会学的观点，首先即是论社会的“价值形式”的学说；以价值为劳动生产物之社会形式，并且是从劳动组织之一定的社会形式中生产出来的。——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在价值论中所独创的，新的学说，完成古典派理论之未竟者，并为新经济学说之基础。
（完）
注释：
[1]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八页，《马克思与恩格斯书信集》P.168。
[3]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书信。
[4]见前章“论本质与形式之对立”。
[5]是从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书信中引出来的。
[6]圣彼尔：《李嘉图与卡尔马克思》P.82。
[7]见李嘉图：《政治经济初步》。
[8]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书信。
[9]罗森伯格氏的主张，好像马克思对于李嘉图价值论这方面的估量，是和恩格斯不同的，这是完全不对的。
[10]关于这点的详细分析，请参看我著的：《马克思的价值论》1923版。P.92-94。
[11]马克思生产价格的理论之详细分析，请见于第二版拙著《马克思的价值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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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赫鲁晓夫全传（2003）
尾声
在赫鲁晓夫去世四年后他的家人才获得批准在他的墓地上竖起一块墓碑。经过了无数次的拖延和推诿后在此期间各级职能部门从来都没有说不行但显然也害怕说可以赫鲁晓夫的遗孀就打电话给总理阿列克赛·柯西金终于得到同意立一块纪念碑。
赫鲁晓夫的纪念碑由欧内斯特·内日韦斯特尼设计这位艺术家在1962年和1963年曾受到赫鲁晓夫的批判。这块纪念碑由相互交错的白色大理石和黑色花岗岩组成上面是赫鲁晓夫的头部铜像脸上带着一丝痛苦的表情。铜像很好地总结了赫鲁晓夫性格中如此众多的反差交织在一起的特点既是个真正的信徒又是一个冷眼的现实主义者处事方式既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又坚持原则既害怕战争同时又倾向于战争冒险在权力和荣耀达到巅峰时能表现出谦逊参与了很多坏事但同时也做了不少好事。
在他1971年去世与80年代末改革与公开化到来之间这个充满传奇色彩、自相矛盾与多面性格的前领导人在苏联显得“微不足道”他的名字受到了他克里姆林宫继承者的压制也被大多数苏联公民所遗忘。在苏联将名声不佳的领导人从历史书中消除的技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斯大林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出色”后来就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本人。此外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对他们的这位前掌舵人仍然怀恨在心尽管他们扭转了很多他的国内外政策但不是全部。1984年在政治局一次讨论是否应该重新批准莫洛托夫入党的会议上赫鲁晓夫仍是他们谈论的主题。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蒂诺夫认为他“在处理斯大林的问题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没有什么敌人像赫鲁晓夫这样带给我们如此巨大的伤害。……”尼古拉·吉洪诺夫总理认为“他玷污了我们和我们的政策使我们蒙羞。……”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认为“他给苏联在世界人民眼中的积极形象带来了无法扭转的打击。”
普通公民是没有机会为赫鲁晓夫辩护的不管是在1964年10月还是此后不过也很少有人会有这种想法。很多人的确心怀感激地记起过他的贡献。就像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说的那样“在他执政的几年里苏联大约有2000万人被平反其中很多人是在已经去世之后单凭这一点就超过了赫鲁晓夫所犯的所有错误。”不过还有更多的人将赫鲁晓夫的名字与从面包短缺到国际危机的所有事情联系了起来并认为他缺少文化是俄罗斯声誉的一大污点他们乐于看到他被人遗忘。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看法不一样。他在赫鲁晓夫时代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在回顾那个时代的公开与乐观主义时带着一种怀旧的伤感。虽然他在赫鲁晓夫的接班人执政期间提升得很快（从1964年省级党的官员到1980年的中央委员会书记与主席团委员）但他认为“勃列日涅夫主义除了是对赫鲁晓夫的改革努力持保守的反对观点外什么都算不上。……”戈尔巴乔夫还说他自己这一代“认为自己是‘第二十届党代会培养出来的’”并把继续完成赫鲁晓夫已经开创的事业看作是“我们的责任”。
在实行他自己的改革中戈尔巴乔夫得到了赫鲁晓夫经验的指导。赫鲁晓夫没有走得足够远不管是在分析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还是在对其进行抨击方面。戈尔巴乔夫则走得更远。赫鲁晓夫试图缓和冷战的努力充满了矛盾自身就存在着导致失败的因素戈尔巴乔夫会更加坚定也更令人信服。“组织机构掐断了赫鲁晓夫的脖子”戈尔巴乔夫在党的职能部门开始抵制改革时私下警告他的同事们说“同样的事情还会再次发生”。他后来回忆说就是在1987—1988年间他的“改革受到了第二十届党代会命运的同样威胁”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激进的改革计划。在此之前他在公开场合一直没有提及赫鲁晓夫的名字。但是在苏联革命胜利70周年前夕的一次讲话中戈尔巴乔夫填补了至少几个他所说的苏联历史中的“空白”实际上为赫鲁晓夫作了政治上的辩解“在N.S.赫鲁晓夫的带领下党和领导人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进行了批评恢复了社会主义法治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与赫鲁晓夫相比戈尔巴乔夫具有重要的优势。他接受过更好的教育曾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法学院。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经历了数年的停滞此后在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时期又经历了一段令人沮丧的空白期此时与赫鲁晓夫时期相比改革的阻力已经小了很多支持改革的力量更为广泛也更加深厚。戈尔巴乔夫还有来自其他领导人的重要支持例如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他从1953年起就开始在中央委员会机构里工作还有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他于1958年进入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鲍里斯·叶利钦1961年时就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最终完全放弃了共产主义并于1991年12月促成了苏联的解体。在克里姆林宫之外戈尔巴乔夫也利用了赫鲁晓夫留下的遗产他的计划符合60年代的人们重拾他们年轻时的希望与梦想的心理。当赫鲁晓夫1956年在第二十届党代会谴责斯大林时路德米拉·阿列克耶娃[2]差不多20岁。她后来回忆说他的讲话“结束了我们每个人心中对苏联制度的质疑。年轻的人们开始没有了相互间共享观点、知识、信仰与疑问的担心。每天晚上我们都聚集在狭小的公寓里背诵诗歌朗读‘非正式的’散文相互讲故事这一切加起来构成了我们国家当时的真实图景。那是我们觉醒的时代”。
阿列克耶娃那一代的一些人后来成为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没有组织数量也很少但是他们能勇敢地推进人权与民主化进程并最终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赞同。还有一些人不敢对勃列日涅夫政权发起公开的抵抗但私下里对地下出版物中流传的抗议活动表示同情。当然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是像安德烈·萨哈罗夫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但是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本身也是公开化来临的一个标志。从外部看80年代初期的苏联社会仍然显得分裂而士气不足但是在这种表象之下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的努力虽然一度显得尴尬而奇怪却使初生的民间社会露出端倪而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一领域曾一度是一片荒漠。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实施的改革远远超出了赫鲁晓夫但是他们也未能兑现他们的承诺这部分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在对苏联人民对共产主义忠诚程度的看法上存在着和赫鲁晓夫同样的幼稚而叶利钦却有着和赫鲁晓夫同样狂躁的冲动。作为改革的奠基人随着80年代向90年代的过渡赫鲁晓夫经历了一次“复活”。各种关于他的回忆录包括他自己的回忆录以及文章终于得以发表并举办了展览拍摄了纪录片与专题片。但是几乎就像这种“复活”来得如此迅速一样在苏联解体后人们对他的兴趣又迅速消退了。
由于后共产主义时代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大多数俄罗斯人很少有时间关注历史更不用说是对一位失败的共产主义改革者产生兴趣了。戈尔巴乔夫自己的基金会于1994年和1996年发起召开了两次关于赫鲁晓夫的会议1994年是赫鲁晓夫诞辰100周年1996年是第二十届党代会召开40周年。不同的观念持有者之间有时会对赫鲁晓夫的评价产生激烈的争论。1996年仍属正统的共产党首席意识形态发言人谴责赫鲁晓夫发布了“秘密报告”在1956年通过“大部分是非客观的和诽谤性的攻击”“废黜了”斯大林的权威从而使党产生了“涣散”。然而俄罗斯“爱国力量”这样一个由民族主义者甚至是半法西斯主义团体组成的令人厌恶的混合体其发言人却对赫鲁晓夫大加称颂认为赫鲁晓夫不仅在1956年的匈牙利和1962年的古巴与俄罗斯的敌人进行了对抗而且在联合国大会上用鞋敲桌子也是为了维护苏联的荣誉。[3]
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之际俄罗斯公众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是复杂的。根据俄罗斯民意测验的负责人尤里·列瓦达[4]的说法俄罗斯人对20世纪的两个时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一个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还有一个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时期。1998年5月的一次民意测验要求年龄在18—29岁的年轻人对20世纪俄罗斯的领导人作出评价。这些年轻人的看法是不仅列宁、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而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弊大于利。他们惟一给予积极评价的领导人是尼古拉二世。至于赫鲁晓夫他们的看法是利弊对半分。
赫鲁晓夫最大的对手比他活的时间长得多。莫洛托夫真的于1984年被重新批准入党两年后去世。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分别活到了1988年和1991年。赫鲁晓夫去世后他在最后岁月里生活过的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别墅被夷为平地为的是防止有一天变成人们纪念赫鲁晓夫的圣地。赫鲁晓夫的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居住在他们位于斯塔罗科纽什尼巷的公寓里她生命的最后七年生活在莫斯科郊外朱科夫卡的一幢小的木质别墅里莫洛托夫也生活在这里。虽然她喜欢散步在花园里干活但是在她生病腿脚变得不利索后她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呆在房子里或是阳台上。她卒于1984年8月9日。
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尼娜·彼得罗夫娜的女儿叶勒娜于1972年去世。尤莉娅·赫鲁晓娃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与结发妻子所生的女儿于1981年去世。谢尔盖·赫鲁晓夫于1991年移居罗得岛从此他成为布朗大学托马斯·沃特森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偶尔教授关于国际关系与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关系现状的课程就俄罗斯事务发表演讲撰写关于他父亲的著作。谢尔盖和他的妻子瓦伦蒂娜于1999年获得了美国国籍这激起了很多俄罗斯人的愤怒。甚至那些对共产主义没有怀旧之情的人也对尼基塔·赫鲁晓夫空洞的吹嘘感到愤怒。赫鲁晓夫曾说过到了第三代美国人也会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然而现在却是他自己的儿子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
赫鲁晓夫的另外一个女儿拉达·阿朱别伊多年来一直为一本很好的俄罗斯杂志《科学与生活》工作。她丈夫阿历克赛·阿朱别伊于1993年去世阿朱别伊因为他岳父的倒台而受牵连最深身体状况也迅速恶化。尤莉娅·列昂尼多夫娜·赫鲁晓娃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女儿由她的祖父母抚养曾在莫斯科著名的瓦赫坦高夫（Vakhtangov）剧院担任过文学顾问。她的女儿克谢尼娅（Ksenia）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取名尼基塔。尤莉娅的另外一个女儿尼娜曾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在工作生活于纽约。尤莉娅的同父异母兄弟尤里·赫鲁晓夫最后作为一名试验飞行员退休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为他父亲列昂尼德·赫鲁晓夫恢复名誉。她的儿子托尔亚经过了一个无家可归的童年后从基辅工艺学院毕业后来成为一名工程师有两个女儿。他于2000年去世。
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孙子尼基塔（因为是谢尔盖的儿子所以也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除了为《莫斯科新闻》工作外主要注意搜集当代关于他祖父的报道并帮助他父亲撰写著作收集材料。谢尔盖的另外一个儿子谢尔盖是一位生物学家。拉达和阿历克赛·阿朱别伊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尼基塔是一位经济学家伊凡和阿历克赛·阿朱别伊是生物学家。阿历克赛工作生活在西欧。
[1]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Эдуа́рдАмвро́сиевичШевардна́дзе，1928年1月25日——2014年7月7日），1946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3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库塔伊西省委第二书记。1953—1956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库塔伊西省委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57—1961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61—1963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姆茨赫塔区委第一书记。1963—1964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比利斯佩尔沃迈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64—1965年任格鲁吉亚公共秩序保护部第一副部长。1965—1968年任格鲁吉亚公共秩序保护部长。1968—1972年任格鲁吉亚内政部长。1972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1972—1985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8—1985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5—1990年任外交部长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年辞去一切职务并退党。1991年任对外关系部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返回格鲁吉亚。1992年3月10日至11月4日任格鲁吉亚国务委员会主席。1992—1995年任格鲁吉亚议会主席。1993年8月6—20日代理总理。1993年9—10月代理内政部长。1995—2003年任总统，在任期间大肆贪污腐化。2003年被推翻下台。2014年去世。
[2]路德米拉·米哈伊洛夫娜·阿列克耶娃（Людми́лаМиха́йловнаАлексе́ева，1927年7月20日——2018年12月8日），苏联历史学家、人权活动家。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8年起参加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同年被开除出党。1970—1977年任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1976年发起成立莫斯科赫尔辛基集团。1977年流亡美国，为“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工作。1993年返回俄罗斯。1998—2004年任国际赫尔辛基联合会主席。2002—2004年任俄罗斯总统人权委员会委员。2004—2018年任促进公民社会机构和人权发展委员会委员。2018年去世。
[3]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不属于苏联共产党的“英雄”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也不是。在红场列宁陵墓和克里姆林宫墙之间人们竖起了半身像以示纪念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
[4]尤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列瓦达（Юри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Левада，1930年4月24日——2006年11月16日），俄罗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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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下台后：1964—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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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下台后：1964—1971
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在既成事实后的两天才向世界宣布。几乎就在同时，谣言开始流传起来，媒体上有关他的消息也在一夜之间消失了。正式的消息刊登在10月16日的《真理报》上，第二天又发表了一篇社论，《苏联共产党不可动摇的列宁主义总路线》，这篇社论没有提及赫鲁晓夫的名字，但谴责了“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主观主义及其观点，轻率做出计划，决定考虑不周，匆忙做出与现实不符的决定与行动，大肆吹捧，虚张声势，热衷于个人发号施令，以及不愿意遵从科学与已经证明过行之有效的操作经验”。
到15日早晨，新的安全措施已经取代了多年来为赫鲁晓夫工作的警卫人员。他在列宁山住处的多部电话线仍然连通着，其中包括几条与市政府机构的电话线以及政府的特别专线，只有一条地方线，此外还有连接警卫室的电话。那天清晨，一辆大型的黑色“柴卡”（Chaika）轿车驶进了赫鲁晓夫的住处，取代了体积更为庞大的黑色“伊尔”轿车，苏联全国只有三人可以享受使用“伊尔”轿车的待遇：党的总书记、总理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当天晚些时候，这辆“柴卡”轿车也开走了，换成了一辆普通的黑色“伏尔加”，这样就将赫鲁晓夫的待遇降到中级职能部门人员的水平，当赫鲁晓夫削减他们所享受的待遇时，这些中级干部对他是恨之入骨的。
赫鲁晓夫的习惯是上午九点准时坐在他的克里姆林宫或是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的办公室里。10月15日，他九点左右才下来吃早饭。头天晚上，他服用了他的保健医生弗拉基米尔·贝左比克（Bezzubik）开的镇静药，但还是几乎没有睡着。“他的脸好像瘦削了许多，面色更加灰暗，”谢尔盖·赫鲁晓夫记得：“而且行动也迟缓了许多。”
对面前的食物几乎没有动一下，赫鲁晓夫之后来到了院子里，在房子周围慢慢地散步。当他走近大门时，新的安全负责人谢尔盖·梅尔尼科夫（Melnikov）问他是否想乘车到别墅去。
“你得到了一份十分单调乏味的工作，”这位前总理回答说：“现在我已经是个赋闲在家的人。我不知道如何打发时光，你会和我一起在沉闷中耗费生命的。不过，你也许会处理得很好。为什么还坐在这儿？我们走吧。”
当赫鲁晓夫、他儿子还有梅尔尼科夫到达时，他的别墅也换上了新的警卫人员。在大门口犹豫了一阵是否进去后，赫鲁晓夫沿着山边的小溪走了下去，过了一座小桥，来到附近的一个国营农场。这里的玉米在夏天经过了特别精心的培养，为的是给农场附近的重要人物留下好的印象，现在这里的田地除了中间的几个玉米秸秆堆外已是光秃秃的一片。当三人在庄稼地边的小路上转悠时，赫鲁晓夫开始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大堆数字以及他钟爱的振兴农业的秘方，好像是在给当地党的领导人作报告似的。梅尔尼科夫礼貌地提了一些问题，在谈话中间赫鲁晓夫突然停了下来。
“现在没有人再需要我了，”他声音低沉地说：“没有了工作，我该做些什么呢？我将如何生活下去？”
1964年10月14日，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在勃列日涅夫的妻子维克托利娅的陪同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度假。下台后，赫鲁晓夫立即焦急地询问将以何种方式告知他的妻子。当天早些时候，要按照以往，他会拿起政府公用电话，叫接线员帮他接通。作为权力的象征，现在政府专线已经掐断了，家里没有人知道如何才能用普通电话线找到她。赫鲁晓夫的警卫员最后终于接通了她，说尼基塔·赫鲁晓夫叫她立即回来，但是没有解释为什么。她是从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米哈伊尔·齐默雅宁[1]那里得到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的，齐默雅宁一直对她极尽奉承讨好之能事，（在想跟勃列日涅夫夫人说话时）他错误地叫住了尼娜·彼得罗夫娜，并大讲赫鲁晓夫如何被赶下了台，他在刚刚结束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如何谴责赫鲁晓夫，以及“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作为党的领导人是如何的好。尼娜·彼得罗夫娜站在那里一言不发，这时齐默雅宁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尴尬地僵在那里。
赫鲁晓夫担心没有人会在机场迎接尼娜·彼得罗夫娜，但是梅尔尼科夫设法作了安排。当她乘坐的汽车终于在15日晚上回到列宁山住处时，她的手上还拿着在布拉格机场上人们送给她的鲜花。她没有大呼小叫，而是很快担当起了作为家庭主妇的角色，就像在30年代时那样的平静，当时半夜的敲门声也许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还有50年代，她作为苏联第一夫人时也显得很平静。就像谢尔盖·赫鲁晓夫所回忆的那样，他母亲“留意家里每个人都吃了饭，让父亲穿上了像往常一样干净整洁的白衬衣，把家里收拾得利利落落。……她的表现就好像中央委员会只是做出了又一个决定而已，只不过这次是解除了她丈夫的职务，她接受了这一现实，就像在她的生活中接受很多其他事情一样。毕竟，她并不仅仅是他的妻子，而且还是一名党员，妻子对丈夫的从属关系已经变成第二位的了”。
如果不是由于下台明显地让赫鲁晓夫感到十分痛苦的话，尼娜·彼得罗夫娜也许会对此很释然。在赫鲁晓夫去世后，尼娜回顾了她在丈夫下台后“痛苦的经历”以及“噩梦中的呓语”。“她经受的折磨丝毫不比我们少，”谢尔盖写道：“但是她将这一切很好地隐藏在她平静的外表之下。”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几乎直到夏天，统治了苏联十年的赫鲁晓夫精神十分沮丧。他的家人想尽了一切办法让他振作起来，但是他对此既没有感到舒心，也没有接受家人的安慰。在位时，赫鲁晓夫每天都会仔细地阅读报纸，现在他只是心不在焉地扫上一眼。以前，他忙得没有时间读书，现在“他会机械地翻着书页，把书放到一边，站起来漫无目的地散步”。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赫鲁晓夫的孩子们在别墅的大房间里给他放电影。“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进去。”谢尔盖回忆说。甚至《主席》这部影片也几乎没有引起他的丝毫反应，这是新近拍摄的一部赞颂赫鲁晓夫风格的集体农庄主席的影片。“这部电影不错。”这就是赫鲁晓夫的所有评价。
现在的来访者很少，他们的到来也没有让赫鲁晓夫心情好起来。以前的同事与下属没有来看他的理由，他们也不想来。其他人则担心会招来不良后果，他们是很可能有这种感觉的，因为赫鲁晓夫的警卫人员对所有来访的客人都是亦步亦趋地跟着。除了这些以外，赫鲁晓夫的脑子里肯定产生过一个更让他感到困惑的问题：他事实上有朋友吗？回想起来，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他成为朋友的还是在20年代的顿巴斯。在他退休期间，还是有一些老朋友来看过他的，只是不是在刚开始。
刚开始，来的客人分别是赫鲁晓夫孩子们的朋友，根据谢尔盖的说法，邀请他们来“是为了分散父亲的注意力，排解他内心的抑郁情绪”。起初，这种方法还真的起到了作用，特别是当他们一起来到别墅新建的水栽培花房里时，赫鲁晓夫会大讲水溶液栽培的好处，好像他的听众们是国家元首似的。但是“当他说到高兴处时”，谢尔盖回忆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会突然停住，变得一言不发，兴奋的光芒从他的眼睛里褪去。‘这不再是我管的事了，而你们对这个又不是很懂。’”
秋天，赫鲁晓夫被下令腾出他在列宁山的房子和别墅。他的新别墅位于莫斯科市另一边的彼得罗夫—达尔尼耶。他在城里的新公寓（他实际上一天也没有在那里呆过）位于斯塔罗康尤谢尼（Starokonyushenny）巷19号，一座20世纪30年代为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建造的房子。有五个房间、一个厨房，还有一个宽敞的门厅，按照苏联的标准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但与他先前的住处相比就相差太远了。不过，他还是马上同意搬过去。他“对于在哪儿生活、如何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谢尔盖回忆说：“对于所有的事情，他都会表示同意。”
在充足的空余时间里，赫鲁晓夫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散步，在别墅内的空地上来回踱步，有时是和谢尔盖与安全负责人梅尔尼科夫一起，但很多时候是他独自一人，散步时他几乎总是一言不发。“沉默让我们感到很压抑，”谢尔盖写道：“我们试图找到一个话题，说说莫斯科方面的那些对他而言不算好也不算坏的消息，但是他不会作出回应。有时他自己会打破沉默，心情沉重地重复说他的生命已经结束了，只有人民需要他，生命才有意义，但是现在没有人需要他了，生命也就毫无意义了。有时他的眼睛里会满含泪水。我们当然很担心，但是弗拉基米尔·格里高里耶维奇告诉我们说不用担心。‘这是受到打击的一种反应。’他向我们解释说。同时，父亲继续着没有尽头的散步，性情变得越来越孤僻。”
赫鲁晓夫的私人医生，弗拉基米尔·格里高里耶维奇·贝左比克，没有抛弃他的病人。除了一次数小时地和他坐在一起聊天外，他还给赫鲁晓夫开了些安眠药与镇定药。家人不担心他会自杀，几年之后也是这样。但是当赫鲁晓夫的一个孙子在学校里被校长问起他祖父在退休期间干些什么时，回答是“我祖父在家里哭”。多年后在被问及同样的问题时，赫鲁晓夫的家庭厨师的回答也差不多：“他坐在家里哭，坐在家里哭。”
1965年的新年前夜，赫鲁晓夫一家仍住在他们原来的别墅里，但是搬到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已是近在眼前的事了。别墅的家具都是政府配发的，不会和他们一起搬走，因此他们一大家人12月31日聚集的大餐厅还与以前一样：中间是可以坐三四十人的长餐桌，靠墙壁摆放着并不舒适的黑色皮椅，大厅的尽头是一个已经不能使用的灰色大理石壁炉。多年来头一次，赫鲁晓夫没有在新年前夜被成千上万人簇拥着，即使他的一大家子人也没有坐满餐桌的所有座位。与过去相比的反差让他们所有人都感到压抑，但是除了赫鲁晓夫外，其他人都尽量装出高兴快活的样子。“父亲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参与我们的欢宴，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谢尔盖后来写道。
还是有一些人设法打来了电话，但大多数都是找赫鲁晓夫的孩子们的。有几个电话是来自顿巴斯的同志，或是尼娜·彼得罗夫娜30年代工作的莫斯科灯泡厂的老同事，但是没有人要求与赫鲁晓夫通话。最后，终于有一位勇敢的来电者要求与赫鲁晓夫通话。在犹豫了一阵子后，赫鲁晓夫慢慢地从桌子前站了起来，踱步来到了隔壁房间的电话机旁。对方是米高扬。突然之间，赫鲁晓夫听得很专注，大声回答说：“谢谢你，阿纳斯塔斯。也祝你新年快乐。请给你的家人带去我最美好的祝愿。谢谢你。我会努力保持精神愉悦。我现在的工作就是退休在家。我会学会如何放松心情的。”
当重新回到餐厅时，赫鲁晓夫看起来恢复了活力。谢尔盖回忆说，当他在餐桌前坐下来时，“他眼中的活力就消失了”。
米高扬打来电话是需要勇气的，由于仍处于领导岗位上，他这么做是会失去很多的。在此次通话后不久，他儿子后来得知此次通话被报告到了克里姆林宫新的领导班子那里，米高扬的速记员兼秘书就开始不断地重复关于米高扬的“蠢事”，并声称是赫鲁晓夫告诉他的司机的。这些报告是经过层层演绎的，这位速记员几乎肯定是为克格勃工作的，但是米高扬对这些传言却深信不疑。他一直以来就确信赫鲁晓夫嫉妒他，赫鲁晓夫“经常不同意我的意见，那是因为他不想承认我是对的”。米高扬相信，赫鲁晓夫现在肯定会指责他没有发觉将他赶下台的阴谋，并设法阻止——谢尔戈·米高扬说，换句话说，赫鲁晓夫会指责他父亲没有做他自己不能或是不会做的事情。由于他们两人之间的这种相互猜忌，米高扬再也没有给赫鲁晓夫打电话也就不足为奇了。奇怪的是他还是打来了这最后一次电话。
离群索居，精神压抑，现在的赫鲁晓夫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了。但是他以前的同事们并不想冒任何的风险，特别是经过10月23日发生的事情后。那天，苏联宇航员又取得了成功，对于以前成功的航天试验，赫鲁晓夫曾从皮聪大通过电话表示祝贺，并在莫斯科为航天英雄举行过欢迎仪式。此次的欢庆活动从早上在伏努科沃机场的仪式开始，从那里欢庆的车队沿着列宁斯基大街来到了红场，接着是盛大的招待会。赫鲁晓夫一家在列宁山住处观看了机场降落的电视现场直播。几分钟后，赫鲁晓夫站了起来，嘴里嘟囔着说他不看了，走了出去。
他还是不能平静下来，于是叫来警卫队长，要他开车送他去别墅。问题是他们的车队一开始是往红场方向去的。勃列日涅夫及其一帮人听说他就要来到红场时几乎吓呆了，但是在他们还未能想出用什么办法阻止他时，赫鲁晓夫的汽车已经转向西，到他的别墅里去了。当天晚上，梅尔尼科夫接到新的命令：赫鲁晓夫第二天早上就必须搬到他的别墅里去，没有进一步的通知，就一直呆在那儿。他的家人暂时还可以继续使用他们的列宁山住处。第二天，他们一家就搬到了别墅里，在那里他们一直呆到1965年初彼得罗夫—达尔尼耶的公寓准备停当。[2]
与赫鲁晓夫以前的住处相比，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公寓就显得简朴多了。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公寓坐落在伊斯特拉河松树葱郁的岸边，只有一层，由原木建成，而不是石块，里面漆成深蓝色。伊斯特拉河在不远处汇入了莫斯科河。房子附近的松树很早就已经被砍掉，变成了一个苹果园，旁边栽种着鲜花，苹果树中间有小路。沿着房前陡峭的木质楼梯可以到达伊斯特拉河边的木质平台和凉棚。在房子周围高高的篱笆外有一片草地，草地中间空地上的长椅变成了赫鲁晓夫最喜欢的休憩场所，从这里，他可以看到河水，以及远处国营农场田地里的庄稼。
在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记忆里，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公寓的里面“显得宽大而舒适”。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和尼娜·彼得罗夫娜都有他们单独的卧室，一个房间供叶勒娜·赫鲁晓娃和她的丈夫维克多·叶夫雷诺夫（Yevreinov）——一位年轻的化学家——使用，尼娜·彼得罗夫娜的房间里有一张大桌子，一间厨房，还有一间可以看到外面的果园、原来是作为台球室的房间，尼娜·彼得罗夫娜将这个房间改成了一个大的餐厅。此外，还有一个上面蒙有半透明黄色塑料的阳台，赫鲁晓夫喜欢坐在这里，一间单独的夏季厨房，以及大门口一间带有暖气的平房，那是赫鲁晓夫警卫人员的住处，也是安装窃听装置的地方。[3]
赫鲁晓夫自己的房间对着阳台和花园。除了一张床、几张小桌子以及他的个人物品（其中包括尼赫鲁送给他作为礼物镶嵌在乌木框里的女孩肖像、加纳的恩克鲁玛[4]总统送给他的一个装在木盒里的英国产的留声机，以及一把芬兰吉科宁[5]总统送的黄红色扶手椅）外，房间还有一个大的保险柜，里面装着赫鲁晓夫的保密文件——除此之外，他不再有其他保密的文件了，他甚至将珍爱的党证都放在他的桌子里，因为他没有力气打开这个巨大的黄褐色保险柜。
搬家是属于尼娜·彼得罗夫娜的事，她在赋闲在家的这段时间里经历了很多次搬家。谢尔盖说，这些搬家大多“不是出于她的自愿。有时她痛苦地解嘲说她都可以成为专业的打包工人了”。这一次搬家更糟的是她丈夫病了，医生刚开始时担心他得的是胰腺癌。后来证明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这次生病进一步延长了赫鲁晓夫从他下台及其所带来的沮丧中恢复过来的时间。
在此次搬家后，赫鲁晓夫的家人试图以新的嗜好来分散他的注意力。当生活在基辅别墅里的时候，赫鲁晓夫就不喜欢在第聂伯河里钓鱼，不过他这一次还是同意试试。在阅读了几本有关垂钓的书籍后，赫鲁晓夫来到了伊斯特拉河边，在他儿子提供的渔竿上装上了瓦尔特·乌布利希曾经送给他的鱼饵，并抛出了渔线。但是他一开始什么也没有钓着，于是他就不想再等下去了。“坐在那里就感觉像个十足的傻瓜一样！”他后来抱怨说，“你甚至可以听见鱼在水下面嘲笑的声音。我干不了这个。”
赫鲁晓夫“过去发现我们坐在电视机前时常常说我们一点用也没有，”谢尔盖回忆说。现在他就依靠电视、广播和报纸来知道新闻。由于没有了机密报告与情况简报，他现在每天早上就在卧室窗前的软坐椅上阅读《真理报》，在散步时拿着一个小型的袖珍飞机，并拿出美国商人埃里克·约翰斯顿50年代送给他的一个“顶峰”牌短波收音机。他听音乐，不过也听新闻，既听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也听像“美国之音”与BBC这样的西方电台。但是新闻里并没有什么让他感到高兴的事情，他的很多改革计划已经被扭转回去了。还有，在他看来，他过去曾投入巨大精力的党的宣传机构，现在显得十分拙劣而无能。“这简直就是垃圾！”他在说到《真理报》时斥责道：“他们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是什么样的宣传？谁会相信这些东西？”
除了他家外，彼得罗夫—达尔尼耶村还有几家，它们相互之间被高高的绿色篱笆相隔开，不过共用一条柏油马路。其他居住在附近的要人包括两位副总理，米哈伊尔·莱斯契科[6]和伊格纳蒂·诺维科夫[7]，以及前财政部长阿什尼·日维雷夫[8]。不知道碰到赫鲁晓夫该说些什么，他们就告诉他一些官方的活动，好像赫鲁晓夫仍然是他们的领导人似的。在谢尔盖看来，“这些碰面让父亲感到很压抑，于是他努力避免再与以前的下属发生联系”。同时，他还尽量不去村里的俱乐部，那里每周两次放映新的影片。
他倒是常常走到附近农场的地里。看着工人们收获少得可怜的大麦与燕麦，他渴望指令他们种植一些在莫斯科市场上有利可图的蔬菜。起初他只是对家人唠叨，但是后来他开始用双筒望远镜监视地里干活的工人，当有负责人出现时，他就急忙赶过去提出他的建议。但是他们并没有把他的建议当回事儿，他们说必须完成上级下达的指令，这让赫鲁晓夫更加生气，但是“父亲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给他们提出过建议，尽管他对我们不停地抱怨这种乱糟糟的管理”。
打猎曾经是赫鲁晓夫在位时唯一的嗜好，除了1950—1953年期间，当时斯大林不鼓励打猎，他经常在基辅与莫斯科附近打猎。他还收集了大约二十多支步枪与半自动步枪，这些是他在战后从将军们那里或是从苏联和外国的客人们那里得到的礼物。在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家卧室里的桃花心木板的衣柜上面有一只精致的木盒，里面装着一支“帕拉贝尔姆”（Parabellum）枪、一支“沃尔瑟”枪，另外还有一支异型手枪，那是他70岁生日时克格勃送的礼物。在下台前，他喜欢将这些枪支拿出来，擦拭一番，向客人们炫耀。此后他从来没有去打过猎，也很少去看他的收藏。1968年，他将大部分的枪支都送了人（他儿子、年长一些的孙子、他的医生，甚至还有帮助他处理日常杂事的警卫），他说：“还是把这些枪支送给一些好人吧，至少这样他们以后还会记起我。否则，在我死后，也会被偷走的。”
1965年春夏之间赫鲁晓夫恢复了平静，其他的一些活动开始慢慢地让他高兴起来。他的孙子们给他房子附近的高地起了个“蛇草山”的名字，因为初春季节，很多蛇会在这里晒太阳。赫鲁晓夫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他所有的邻居。住在附近旅馆里的度假者发现了他，他们处于苏联社会的底层，因此并不害怕接近赫鲁晓夫。刚开始，他们只是隔着篱笆相互打招呼，后来村里的官员同意在篱笆上开了一个小门，度假者就簇拥在他的周围，和他一起照相，听他讲他的经历。当时的苏联政界人士是禁止到这里来的，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访问赫鲁晓夫”成为这里旅馆“文化节目”中一个经常的组成部分。在谢尔盖1969年春天拍摄的家族录像中，赫鲁晓夫在这些时候又恢复了活力，像个老人那样地笑着，打手势比画着，但之后他会显得筋疲力尽，坐到他散步时随身携带的帆布椅子上。
来自苏联各地和国外的信件为赫鲁晓夫提供了又一个让他想起辉煌过去的机会，但由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仍对赫鲁晓夫怀恨在心，于是克格勃头目尤里·安德罗波夫从1970年底开始就截留了他大部分的信件。[9]不过，也许因为这些信件会让他想起他所失去的太多的东西，赫鲁晓夫对其也很少有兴趣。主要是尼娜·彼得罗夫娜阅读这些信件，并挑出一些读给她丈夫听，为其中一些打印回信（但她不会为那些她认为是索要签名的人写回信的），然后交给他签名。当终于开始读一些东西时，他拒绝看战争回忆录，他说那些将军们都夸大他们自己的英雄事迹，而忽视了他的贡献。他也不想看他儿子推荐的其他一些回忆录（例如，丘吉尔、戴高乐，甚至还有那些19世纪俄国政治家撰写的回忆录），翻过几页后，他就会将它们放在一边，嘴里嘀咕说：“我以后再看。”
赫鲁晓夫喜欢看小说——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斯科夫[10]、库帕宁[11]，还有萨尔蒂科夫[12]写的小说——以及关于自然与技术的书籍。当谢尔盖带给他一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时，这本小说已经翻得卷了边，是非法打印版，赫鲁晓夫看了很长时间，看过后，他只说了一句：“我们不应该禁止它。我本应该亲自看看这本小说，里面并没有什么反对苏联的意思。”这反映了他越来越对正统的意识形态有了看法。此次，他肯定对自己看懂了这位诗人含沙射影的小说并提出了自己独立的看法感到很满意。
受到父亲对《日瓦戈医生》反应的鼓舞，谢尔盖又给他带来了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与《癌症病房》，以及乔治·奥威尔的《1984》。然而，赫鲁晓夫与这几部小说却划清了界限。“他不喜欢它们。”谢尔盖说。
当家人明显地看出赫鲁晓夫是在抵制别墅社区俱乐部时，谢尔盖设法弄到了一架南斯拉夫放映机与一块德国银幕，并将家里的一条走廊改装成了一个小型放映厅，开始在家里放映他租来的或是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影片。赫鲁晓夫喜欢逃避现实的影片，包括一部关于鸟类的迪斯尼影片，以及历史体裁的影片，例如《7月6日》，这是一部根据1918年左右反斯大林主义剧作家米哈伊尔·萨特罗夫[13]的戏剧改编而成的电影。
在看过萨特罗夫的影片后，赫鲁晓夫打破常规地去剧院看了萨特罗夫的另一部戏剧，《布尔什维克》。赫鲁晓夫很难听清演员们在说些什么，“剧院里人们都盯着他看，这让他感到不舒服，好像他是什么稀罕的展览品似的”。不过，他还是在演出间隙到后台去了，演出结束后，他与剧团演员们一起回顾了剧中所描述的历史人物。注意到萨特罗夫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没有将布哈林与加米涅夫包括在内，而他们两人肯定参加过此次会议，赫鲁晓夫说：“他们是好人。我们应该为他们平反昭雪。但是我们当时没有时间。”
更多的客人开始拜访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其中一些是赫鲁晓夫家的老朋友，像维拉·高斯廷斯卡娅（Gostinskaya），她1928年就与赫鲁晓夫一家一起居住在奥尔金斯卡娅大街。斯蒂拉（Stella）和普奥特拉·亚基尔[14]是伊奥纳·亚基尔的孩子，亚基尔是位红军指挥官，在基辅时就是赫鲁晓夫的朋友，后来被斯大林在大清洗中杀害了，后来在60年代，普奥特拉·亚基尔也被作为持不同政见者而遭逮捕。谢尔盖·赫鲁晓夫还邀请了一些火箭工程师与武器设计人员以及他们的家人。尤莉娅·赫鲁晓娃（列昂尼德的女儿）带来了萨特罗夫和鲍里斯·朱托夫斯基，这是赫鲁晓夫1962年12月在马奈日展览时谴责过的艺术家之一。苏联纪录片导演罗曼·加尔曼[15]是与他的妻子马娅一道来的（马娅后来与瓦西里·阿克桑诺夫结了婚，赫鲁晓夫曾在1963年3月严厉斥责过阿克桑诺夫）。1970年，尤莉娅带来了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赫鲁晓夫1963年3月的又一个谴责对象，以及基督教新教徒吟游诗人弗拉基米尔·维索特斯基[16]。赫鲁晓夫为他1962年和1963年对艺术家和作家们的严厉斥责表示了道歉，他承认说，他之所以大声叫嚷，是因为他们是正确的。在谢尔盖拍摄的一次家族录像中，赫鲁晓夫和叶甫图申科坐在一条板凳上，赫鲁晓夫兴高采烈地说着，拍着叶甫图申科的胳膊，脸上露出羞愧而圆滑的微笑，似乎要让人看出他在别人的心目中是一个重要人物，但他自己并不想显得志得意满。他的微笑与手势让人想起了30年代苏联的新闻纪录片。
大多数的客人都是在周末来访。其他的时间，赫鲁晓夫和他的妻子只是孤独地呆在家里。他有一架年轻时在顿巴斯买的相机，在战争前，他用的是一架“莱卡”，但1941年时留在了基辅。在得了一次脑炎病后，他于1947年再次拿起了相机，现在又重新恢复了这一爱好，他甚至在自己的卧室里冲洗照片，这在六七十年代的苏联业余摄影爱好者当中还没有听说过。不久，赫鲁晓夫的兴趣转到了幻灯片上，他很乐于向他的孩子、孙子以及客人展示他制作的幻灯片。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带着相机（还有袖珍收音机）去远足，拍摄了大量关于自然的照片。谢尔盖说：“父亲终究不是真的感兴趣。照相只是一种消磨时光的手段。几年后，他就变得完全厌烦了，于是相机被搁在了一边。……”
园艺是一个持续时间更长一些的爱好。他的女儿叶勒娜是一位超级园艺爱好者，她带给他一本名为《工业溶液配置》的书，赫鲁晓夫对这本书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书上满是他画的着重说明标记，在空白处还做了笔记。后来他准备了一种混合营养土，修了几个木槽，将它们放置在露天的阳台上。他在台阶两边的水泥槽里也放上了混合营养土。他还将用过的水管弯曲成形，刷上油漆，插进地里，上面蒙上聚乙烯塑料，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暖房。结果溶液培植的收成并不理想，于是他就将精力集中在了老式的园艺项目上，用他铺设的水管进行灌溉，种植了莳萝、萝卜、土豆、南瓜、向日葵，当然还有玉米。这些活把他累得筋疲力尽，于是他开始从亲戚、客人，甚至年轻的警卫人员中寻找帮手，后来警卫人员被禁止帮助他干这些活。每周，赫鲁晓夫都要计划下一周的安排，当大家来到这里，他会批评那些没有正当理由而缺席或是干活不称职（不管是否出于故意，将黄瓜秧拔掉了，而把杂草留下了）的人。10岁的孙子尼基塔是他最忠实的追随者，他特别渴望帮助爷爷干这种农活，尽管不是手忙脚乱，就是帮了倒忙。这位从前的钳工特别喜欢以他更多的见识“指挥”他的帮手。“让我教你这应该怎么做。”他会在用一套工具和麻絮将管件接在一起时说，“你们还自称工程师呢，可是你们却连一根管子都对付不了。”
赫鲁晓夫喜欢的消遣是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不管什么天气，即使是下雨，”谢尔盖记得，赫鲁晓夫都会披上一件浅褐色的斗篷，那是他1960年在法国访问时一位资本家送给他的礼物，收集一堆树枝，升起一堆火，然后就“几个小时盯着燃烧的火堆发呆”。在一周的工作时间里，他仅有的陪伴者就是一条名叫“阿巴特”的德国牧羊犬，后来“阿巴特”死后，赫鲁晓夫又养了一条名叫“贝尔卡”的杂交犬。（“这条杂种狗更加聪明，更为忠实，不会反复无常，”赫鲁晓夫说：“那我还要一条纯种的笨蛋有什么用呢？”）周末，他会召集家人和朋友们生起篝火，然后听他讲述他一家在顿巴斯的故事，以及他想成为一个能自己制造“灵敏”机械的工程师的事情。“当篝火熄灭时，他的故事也就结束了。”谢尔盖说。赫鲁晓夫一年四季都会生篝火，但他还是最喜欢春天。“他不喜欢秋天。事实上，他憎恶秋天。灰暗的天空和怒吼的寒风让他感到压抑，褪去绿色、在寒风中忧郁摇摆的松树会让他想到死亡。”
赫鲁晓夫并非第一个在突然被赶下台后陷入抑郁之中的领导人，例如，理查德·尼克松也是如此。两人的情绪低落都反映出政治生命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如何将自我形象与掌握和控制权力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赫鲁晓夫的下台为他带来了某种安慰。虽然世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他看起来对自己是如此的肯定，但他却是自己所犯罪过的严厉批判者。在被雄心驱使了一辈子后，直至现在他才能自由地坦承自己的过错，并做出部分的补偿。他对没有为布哈林平反昭雪以及1962年和1963年对知识分子的恫吓表示遗憾。他对1966年逮捕并囚禁两位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安德烈·西雅夫斯基[17]和尤里·丹尼尔[18]，表示了谴责；提醒人们不能为斯大林平反，并对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批评。在谈到闭关锁国的苏联工人阶级的天堂时，他是如此说的：“天堂是人们向往的归属，而不是生之所在！然而，这个国家的大门被关闭了，被锁链捆绑住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当你不得不将人民用锁链捆绑起来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有些人指责我几次打开了大门。如果上帝让我有继续执政的机会，我会将大门和窗户都大大地打开。”
他对孩子们也变得“更为温和、更加诚挚而关注”。在此以前，他几乎从来没有和尤莉娅谈起她死去的父亲列昂尼德和她的母亲柳芭。此时，他在一次散步时突然说：“你可以为你的父亲感到自豪，他是一位勇敢的飞行员。你的母亲也没有什么罪过。”过去，赫鲁晓夫对他的孙子们总是十分溺爱，但是现在他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来表达他的爱意。在拍摄的一次颇为感人的家族录像里，年幼的尼基塔突然放下了在院子里拔草的活，不自觉地扑到了他祖父的怀里，赫鲁晓夫轻轻地吻了他一下，把他拥入怀中。
不过，除此外，赫鲁晓夫全身心地投入到准备回忆录当中，这一巨大的努力变成了他晚年生活的中心内容。家人从1966年就开始催促他撰写回忆录，当时他终于从胰腺病中恢复了过来，周末来访的客人也无一例外地会问起他是否正在撰写回忆录。他起初表示拒绝，他曾经否决了克格勃阻止朱可夫元帅撰写回忆录的建议，他知道自己的回忆录会产生多大的反响。不过，雄心与负罪感最后还是再次占了上风。还有什么办法会比讲述自己的故事更能证明自己的一生和政治业绩的呢？！然而，如果提供一个完全诚实的回忆录，他又如何能证明自己一生的伟业呢？
1966年8月，他做好了撰写回忆录的准备。甚至在此之前，他已向家人和客人们回顾了一些往事，特别是战争期间以及斯大林最后岁月里的故事，但是他避开了那些与他的接班人相关的事情，特别是他们正在扭转他改革计划的方式。在他儿子看来，正是这些逆转，特别是斯大林有可能最终会被平反，才最终让赫鲁晓夫下定了决心。此外，还有对他是“唯意志论者”与“主观主义者”的指责，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说他无能，这也促使其痛下决心。
1966年8月一个温暖的早上，其孙女尤莉娅的丈夫，记者列夫·彼得罗夫，在花园里坐在他的对面，打开了录音机，赫鲁晓夫开始口述他的回忆录。刚开始，他复述了对来访者讲过的事情。在彼得罗夫的建议下，他第一天讲述了古巴导弹危机。但是不久他就开始每天口述数个小时了，在早饭和午饭后，不管是否有人向他提出问题，或是倾听他的回答。
开始时，他会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后来在他儿子的帮助下，他事先拟出提纲，在讲之前仔细考虑想说些什么。有一次，赫鲁晓夫和其儿子根据轻重顺序拟出了一个想要讲述的主题目录，然后准备按照该“计划”实施，但在讲述过程中，赫鲁晓夫还是漏掉了一些他们已经讨论过的话题，并增加了一些临时想起的事情。谢尔盖可能已经为他收集了发表过的讲话和其他一些材料，但是赫鲁晓夫习惯与人打交道，而不是与纸张，他宁愿相信他还算不错的记忆力。当然，他也不可能接触到被克格勃锁在档案柜深处的那些正式记录和文件。
列夫·彼得罗夫试图对这些磁带进行转录和整理，但是赫鲁晓夫并不希望这样：里面有太多彼得罗夫的声音，而赫鲁晓夫自己的声音太少。后来由尼娜·彼得罗夫娜从事打字和整理工作，但是赫鲁晓夫抱怨说，她太慢，而且不专业，只能用四个手指打字。谢尔盖敦促他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要求，要求派一名秘书和打字员，但是赫鲁晓夫立即表示拒绝：“我不想求他们任何事。如果他们主动提出帮助，我也不会拒绝。但是他们不会提供这样的帮助，他们是不会需要我的回忆录的，我的回忆录只会让他们感觉不舒服。”
谢尔盖在他的火箭设计局里找到了一名打字员，她同意在家里将磁带里的内容打出来。谢尔盖自己则开始对样稿进行整理。要做好这两项工作都很不容易，因为赫鲁晓夫的话并不是十分清楚，有时将某些音节省略掉了，有时又将某个音节拖得很长，有时前后的顺序被搞错了。最终，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总共录制了250小时的磁带，打印手稿为3500页。
赫鲁晓夫告诉谢尔盖说，首先“我想谈谈关于斯大林的事情，他的错误和他的罪行，特别是因为他们想洗刷掉他身上所沾满的血腥，重新将他扶到神坛上来”。他说，其次，“我想说出战争时期的真相。他们在广播和电视上向人民灌输的那些垃圾让我感到恶心。我必须说出真相”。于是他一开始就集中讲述了他30年代在莫斯科和乌克兰的经历，直至战争时期。在此之后，他讲述了战后时期的事情，直到斯大林去世和贝利亚下台，但是后来他就停下来了。他说，他想省去他执政的这段时期，以避免触怒他的接班人，因为很多事情他们都直接参与过，但是谢尔盖怀疑，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他父亲“认为详述他的成就会让人觉得他不够谦虚谨慎”。
赫鲁晓夫最后还是设法克服谨小慎微的心理，并最终讲出了数百页关于他在国内外事务中所取得的成就，但其他方面的情况谈论得很少，除了他的童年和家事外，还有他与艺术界充满风波的关系。与艺术界的关系是他口述的最后一部分内容，后来他还想将这部分内容删去。
尽管努力避免挑衅他的接班人，然而1967年夏天，麻烦还是出现了。当时一位美国电影制片人露西·雅维斯，也许是在赫鲁晓夫家人的帮助下，拍摄了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并最终在NBC电视台中播出了。虽然主要是取材于过去的电影画面，但这部纪录片中还是拍摄了一些赫鲁晓夫退休生活的镜头，他穿着法国斗篷，坐在篝火边的情景。播出时，他的声音被翻译盖过了，但还是可以听见他谈论了一些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事情。当局盛怒之下撤换了对赫鲁晓夫太过友好的警卫负责人梅尔尼科夫，接替他的人让赫鲁晓夫的生活变得艰难起来。
赫鲁晓夫对此并没有太在意，他加紧了回忆录的口述工作。不管是否像谢尔盖·赫鲁晓夫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勃列日涅夫个人对赫鲁晓夫感到嫉妒和憎恨，还是出于体制上自我保护的一般理由，克里姆林宫将赫鲁晓夫召了过去，原来的三位同事狠狠地将他训斥了一通。政治局委员安德烈·基里钦科是赫鲁晓夫在乌克兰时的下属，在中央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局中是他的副手。阿维德·帕尔谢[19]是党控委员会主席，负责对犯错误的党员做出纪律处分。德米契夫原来是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助手，现在是莫斯科党委书记。
没有一句问候的话，基里钦科上来就说：“中央委员会已经得到消息说，你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写回忆录，回忆录中包括了很多关于党和国家历史的事件。”而对党和国家的历史作出解释是“中央委员会的事情，不是哪个个人私下里的事，更不用说是领取养老金的人了。政治局要求你停止撰写回忆录，并立即将已经口述的内容上交中央委员会。”
赫鲁晓夫平静地回答说：“基里钦科同志，我不明白你和那些向你通报消息的人想干什么。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在写回忆录，我们国家也是一样。写回忆录没有什么错。回忆录不是历史，回忆录只是一个人对他所经历的生活的看法。”
不久，他的嗓门就高了起来：“我认为你的要求是对一个苏联公民的强制行为，是违反宪法的，因此我拒绝听从你的要求。你可以把我关进监狱，或者强行从我那里抢走这些材料。如果愿意，你今天就可以把这些事情都做了，但是我肯定会表示抗议的。”
基里钦科还试图坚持，但此时赫鲁晓夫已经开始大声叫嚷，他说现在受到的待遇就像塔拉斯·谢甫琴科一样。谢甫琴科是乌克兰作家和艺术家，沙皇尼古拉斯一世曾经将他流放，强制其服了25年兵役。赫鲁晓夫说：“你们可以剥夺我的一切：养老金、别墅、公寓。这些你们都有权力做到，如果你这么做，我也不会感到奇怪。即使如此，我还是可以设法谋生的。我可以去做钳工，我还记得如何与金属打交道。如果那不行，我可以背上包袱去乞讨。人民会给我需要的东西。但是没有人会给你一片面包。你会饿死的。”
帕尔谢提醒赫鲁晓夫说，政治局的决定对所有党员都是有约束力的，“敌对势力”可能会通过盗取他的回忆录来搅乱苏联的局势。赫鲁晓夫回击说，如果党为他提供一名速记员和打字员，将材料的副本保存在中央委员会里，就可以很容易防止“美国间谍”。
此时他开始冷静下来了，但后来他又记起了另一件让人痛苦的事：他们不是帮助他完成计划，“而是再次违反宪法，在我的别墅里到处安装窃听器。甚至连浴室里也不放过，你们是在浪费人民的金钱来监听我放屁”。
经过更加激烈的长篇演讲后（“我想我写的东西会对苏联人民，对我们苏联的领导人，对我们国家有所裨益。我所经历过的事件应该作为未来的经验教训”），这次令人厌烦的交锋结束了，赫鲁晓夫离开了。基里钦科和他的同事们的企图没有得逞，不过赫鲁晓夫也十分震怒。
“他非常生气，马上沿着河边走了下去。”他妻子后来回忆说。她跟在他后面，但是很长时间他没有说一句话。第二天，当谢尔盖来到他的别墅时，赫鲁晓夫“显得很疲惫，他的脸色更加灰暗，显得更苍老了”。谢尔盖看到他坐在树林边晒太阳。尼娜·彼得罗夫娜已经提醒过他，所以他没有问起在中央委员会里的事情，不过他也不用问。
“无耻！”赫鲁晓夫咆哮道：“我对他们讲了我对他们的看法。也许我做得太过了，但这对他们有好处。他们认为我会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赫鲁晓夫在复述与他们的交锋时脸色涨得通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一次又一次地在脑子里重复这一情景。与此同时，他停止了正常的口述，在1968年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几乎没有录制什么磁带。
从一开始，赫鲁晓夫就担心他的手稿会遭遇不好的命运。“一切都徒劳无益，”他对谢尔盖抱怨说：“我们的努力毫无用处。一切都会消失的。只要我一死，我们就会将手稿拿走，毁掉，或是他们会将其埋藏起来，让人找不到一丝踪迹。”
谢尔盖已经制作了另外的副本，并将它们藏在保险的地方，不过甚至在与中央委员会摊牌前，他们就已经讨论过在国外找到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的事情。起初赫鲁晓夫担心这样他会失去对手稿的控制，还有可能被人利用，对苏联不利。毕竟，他和他的手下就是因为类似的罪过而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迫害致死的。但是，他最终还是授权谢尔盖操作这件事，甚至准备在外国出版，以防止手稿在苏联被截获。由于将手稿偷运出去，并在国外出版是违法的，这位前苏联领导人这么做是将自己从一个近似的持不同政见者变成了一个潜在的罪犯。
这些磁带和手稿是如何运到国外的？谁安排让这些材料通的关？如果有的话，苏联高层里哪位关照过这件事？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这些都是严格保密的。根据谢尔盖的说法，列夫·彼得罗夫不仅是位记者，而且还是苏联军事情报机构的一名军官，彼得罗夫将他引荐给了维克多·路易斯。路易斯是个背景更加复杂的神秘人物，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在劳改营里服过苦役，第二十届党代会后被释放，最后成为《伦敦晚间标准》报驻莫斯科的记者，他还为克格勃干事，比方说，他曾将斯大林女儿回忆录的删节本交给了一位西方出版商，抢在了苏联革命50周年前夕计划出版全本的前面。路易斯和一位英国女性结了婚，按道理分析，他是赫鲁晓夫手稿转交的当然人选。尼基塔·赫鲁晓夫不仅同意这件事，而且敦促准备在国外出版的事情，准备妥当后，他签字就可以了。路易斯与《时代》杂志和布朗出版社达成了一份协议，由于费了很大的周折，因此他显然得到了很多版权方面的权利。赫鲁晓夫要求的最后一件事是他的劳动应有所报酬，谢尔盖说，对他而言，“接受资本家的报酬”可能会是针对他的最严重的指控。
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时代》与布朗出版社想确认他们收到的回忆录材料真的出自赫鲁晓夫之手，于是他们在伦敦的圣詹姆斯大街“洛克哈特”商店购买了两顶宽边的帽子，一顶红色的，一顶黑色的，要求维克多·路易斯将这个礼物交给赫鲁晓夫。为了证实赫鲁晓夫同意这一计划，他的美国合伙人要求拍摄赫鲁晓夫戴着这两顶帽子的照片。赫鲁晓夫在彼得罗夫—达尔尼耶接受了这两顶帽子，谢尔盖向他解释了这一礼物的真正原因。尼娜·彼得罗夫娜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很吃惊她丈夫怎么会考虑戴这种装饰得如此过分的帽子。赫鲁晓夫对此倒是很喜欢，大声要求试试这些帽子是否合适。谢尔盖拍了照片。照片被送到了《时代》杂志和布朗出版社。
与此同时，路易斯还是一位在莫斯科居于很高位置的官员的朋友，此人就是尤里·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于1967年成为克格勃头目。路易斯告诉谢尔盖·赫鲁晓夫说，他已经向安德罗波夫通报了他的计划，甚至将手稿也提供给他看了。安德罗波夫微笑着拒绝了，但是由于他居于重要的职位，对外情报机构的人显然在某些方面给路易斯提供了帮助，至少是暂时，同时反情报机构也没有进行干涉。这听起来也许是不可能的，但安德罗波夫也是位“背景复杂”的人，他可以将持不同政见者都驱赶到精神病院里去，同时他也抵制一些政治局同事们渴望开始的重新斯大林化的进程。
尽管赫鲁晓夫在1968年夏天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他的花园里，但党的权力机构还是增大了对赫鲁晓夫家人的压力，对此安德罗波夫无力控制，他也不会努力去控制。阿历克赛·阿朱别伊曾经是赫鲁晓夫与外国总统和首相之间的非正式信使，他甚至也许梦想过接替葛罗米柯成为外交部长。[20]阿朱别伊和他岳父一起被赶下了台，他在《苏联》杂志社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但是现在，他被传唤并被敦促在苏联远东地区找一份新的工作。他拒绝离开莫斯科，但却劝说他岳父放弃回忆录计划。谢尔盖·赫鲁晓夫被迫离开了导弹设计局，后来在计算机控制研究所找到了工作。虽然如此，尼基塔·赫鲁晓夫从1968年秋天开始恢复了回忆录的口述，1969年更是加快了节奏。到1969年夏天，他已经完成了斯大林时代、第二十届党代会、日内瓦首脑会晤以及中苏关系的口述。夏季，他将整个内容重新阅读了一遍，认为并不喜欢大部分内容编辑的方式，于是就让谢尔盖找了一位专业作家来帮助他。这位作家就是著名电影《白俄罗斯车站》的编剧，瓦蒂姆·图宁[21]。
到了1969年秋天，显然权力阶层中的某人忘记或是原谅了赫鲁晓夫。当一位美国医生，A.麦克格西·哈维，来到莫斯科给叶勒娜检查身体时，叶勒娜全身的狼疮此时已经进一步恶化，赫鲁晓夫一家邀请他和他的妻子到了他们的别墅里。几天后，哈维夫妇和谢尔盖正坐在国家饭店俯瞰马奈日广场的房间里，等候观看革命纪念日的游行队伍，突然克格勃人员闯了进来，试图搜查赫鲁晓夫手稿的微缩胶片，但是一无所获。谢尔盖·赫鲁晓夫怀疑是维克多·路易斯向警察告发了哈维，以转移他们对其的怀疑。不管怎么说，1970年初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上花费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时间，尽管这妨碍了他的园艺工作。贝左比克医生提醒赫鲁晓夫动脉已经开始硬化，5月29日那天，天气很热，赫鲁晓夫在院子里锄草，突然爆发了严重的心脏病。在接下来的10天里，他的情况一直很危险，在三个月里，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位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克里姆林宫高干医院里。但一旦有所好转，赫鲁晓夫就又像往常一样开始自欺欺人，质问谢尔盖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的时间来看望他。“难道你就没有什么别的更重要的事好做吗？你是在浪费你自己的时间，让我感到不舒服。我在这里很忙。他们不是给我输液打针，就是医生给我检查身体，量体温。我在这里一点也不感觉枯燥。”
遵照医生的嘱咐，谢尔盖只是带来了关于回忆录好的方面的消息。实际上，他此时遇到了麻烦。早在3月份，安德罗波夫就提醒政治局成员说，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包含着国家机密，敦促克格勃加紧监视，并建议将这位前领导人召来，再次进行警告。安德罗波夫也许只是做做样子，因为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维克多·路易斯。但是反情报人员此时开始到处监视谢尔盖。他们突击搜查了打字员的房间，向尤莉娅询问了关于列夫·彼得罗夫的事情，彼得罗夫恰巧在此时去世了，最终还将谢尔盖叫了去，向他索要回忆录手稿。由于害怕，同时也因为回忆录手稿的副本已经在苏联和国外藏匿了起来，于是他将磁带和手稿交了出去。不过，他同时也捎信给布朗出版社，要求加快出版速度，不久出版社计划于1971年初出版赫鲁晓夫的回忆录。
当赫鲁晓夫于1970年8月底出院时，他面色苍白，身体虚弱。在攒足了精神走到蛇草山上他喜爱的板凳上时，谢尔盖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事情。赫鲁晓夫同意了出版决定，尽管身体还很虚弱，他还是对谢尔盖将手稿交给克格勃进行了严厉责备：“不要考虑挽救文稿的事，这是个原则问题。他们这么做是违反宪法的。你得有胆量做出你自认为无权做出的决定。马上联系到那个克格勃人员，以我的名义表达最强烈的抗议。要求他们马上归还所有的一切！”说着，赫鲁晓夫抓起药片，服下了一片镇定药。
谢尔盖试图执行父亲的命令，但是当他要求归还手稿时，遭到了克格勃方面冷冷的拒绝，他们原先还答应等赫鲁晓夫康复就归还手稿。克格勃方面说，材料已经被转移到了中央委员会，克格勃已经无法控制。
“让他们去死吧！”听到谢尔盖带回的消息时，赫鲁晓夫大怒：“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了。我们是不可能从他们那里拿出任何东西的！以后不要再到那儿去！”
1970年秋天，西方已经公布了即将出版《赫鲁晓夫回忆录》的消息。就在革命纪念日之后，赫鲁晓夫接到了帕尔谢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要求他当天到党控委员会来一趟。克里姆林宫派去的汽车已经在路上了。
接下来和帕尔谢及其两个助手的会面不同于往常，不仅是因为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口舌之争，而且赫鲁晓夫还表达了他极度失望的心情。[22]关于他的回忆录，赫鲁晓夫否认自己曾把其转交给海外的什么人，或是授权其他人这么做（“我什么时候也没有把什么回忆录交给任何人，我也从来没有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不过他还是签署了一份声明，宣布西方出版的回忆录是“捏造的”“假货”。
帕尔谢对此稍感满意，但其他的谈话就不是这样了。赫鲁晓夫将现在党的领导人看作是沙皇尼古拉斯一世，谴责他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指责他们毁掉了他的改革计划，“轻而易举地浪费”了他在埃及和中东地区取得的外交成就。帕尔谢提醒赫鲁晓夫他现在是在“党的办公机构”里，要求他“适当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当赫鲁晓夫指责他的接班人正在毁掉国家时，帕尔谢回击说他是在将自己的失败归咎到别人头上。当他指责帕尔谢打断他的讲话，“和斯大林没有什么两样”时，后者厉声说道：“你就有打断别人说话的习惯。”赫鲁晓夫回答道：“我也是受到斯大林传染的，但是我也在一些方面摆脱了他的影响，但是你却没有。”
赫鲁晓夫的讲话中充满了自怜——“我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事实上我是处于软禁之中。……请帮帮我解除痛苦。……退休就好像是在地狱中煎熬一样”——也有反斯大林主义的意思：“凶手必须被揭露出来。”他忆起了一位很好的历史学家，还有一位曾经为共产国际工作的人员：“斯大林把他们两人都杀害了。……被处死的人太多了！我有很多的朋友被处决，他们毫无疑问都是对党忠心耿耿的！”
还有赫鲁晓夫！当向帕尔谢提出恳求时，他的内心肯定也充满了自责：“请把我抓起来枪毙吧。我对生活已经厌倦了，我不想活了。今天广播里报道了戴高乐去世的消息。我很羡慕他。……也许你今天把我叫到这儿来会让我死得快一些。我想死。……我想死得像个诚实的人。……我已经70多岁了，但我的脑子还是清楚的，我会为所有我说的话、做的事负责。……我已经做好了接受任何处罚的准备，包括死刑。……我已经做好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准备。把锤子和钉子拿过来吧，我不是说说而已的，我需要这样。俄罗斯的古话说得好，没有什么人能逃脱乞讨和被囚禁的命运。过去，我对这句话总是不相信。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我从来没有受到过审讯。”
在一个垂死生命的近乎胡言乱语中读出如此的负罪感，不知这是否公平？（“疯子都否认自己精神有毛病，”赫鲁晓夫在此次会面中说：“我不认为自己发疯了。但是也许你们并不这么认为。”）将自己与耶稣基督相比较，赫鲁晓夫认为他将在历史中占据一个神圣的位置，不知这是否公正？差不多就在这一时期与米哈伊尔·萨特罗夫的交谈中，这位剧作家问赫鲁晓夫他这一生有什么感到遗憾的。“最感遗憾的就是带来的血腥，”他回答说：“我的双手沾满了血腥。这是我内心感到最可怕的事情。”[23]
在党控委员会的会面结束时，赫鲁晓夫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已经按你的要求做了，”他平静地说：“我已经签了字。现在我想回家。我的胸口疼起来了。”
如果说死亡是赫鲁晓夫的希望，那么在党控委员会的会面加速了这一天的到来。此后不久，他的心脏病又发作了一次，他又一次回到了医院里，直到新年前才出院。与其说是为了保护他，不如说是为了防止别人与他接触，赫鲁晓夫没有被安排在心内科病房，而是被安置在神经科病房，这里的其他病人都被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在他感觉好一些后不久，主管医生普拉斯科维娅·穆什塞娃（PraskoviaMoshentseva）就发现他开始读《真理报》。当她正犹豫是否阻止他时，赫鲁晓夫笑着坚持说，他只是在阅读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只是水而已”。穆什塞娃试图转移话题，让他注意插在静脉里的针管，但是赫鲁晓夫却给她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位党的演讲者在面对一群漫不经心的集体农庄农民时，发表了冗长的讲演，其间这位演讲者喝完了三大杯水。当这位演讲者询问大家是否有什么问题时，会场没有一点反应，后来一个坐在后排、身材矮小的农民站了起来。“尊敬的演讲人，”他说：“你在这里讲了三个小时的社会主义，喝了三大杯水，但你一次都没有撒尿。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穆什塞娃医生很尴尬，但赫鲁晓夫则笑得颤了起来。“现在你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了吧，”他说：“社会主义就是水。”
我们很难相信赫鲁晓夫真是这么认为的，毕竟他整个生命都投入了为这一事业服务中去了。不过，这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因为他的一生同时也目睹了他所追求的理想经历了如此众多而巨大的损失。
在出院检查前，穆什塞娃医生在护士站发现了赫鲁晓夫，他正在和护士们开玩笑，讲故事，一名护士在门口站岗放哨。“啊，尊敬的穆什塞娃·尼古拉耶夫娜，”他笑着说：“我恳求你不要惩罚任何人。是我要求她们这么做的。请记住：这是我最后的要求。我现在什么也不是了。”回到家后，中间如果不停下来休息几次，他甚至都不能走到草地上。尽管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然而他还是从2月初开始重新口述回忆录，不过他的心情又陷入了沮丧中。4月，他迎来了77岁生日，生日那天，他穿上了白色的衬衣，深色的西服，胸前佩戴了两枚勋章，但肩上很不协调地挂着他时常带在身边的袖珍收音机。他不能再侍弄花园了，但是在谢尔盖7月2日生日那天，他指导着客人们在花园里干活，将他们带到他的房间里，打开留声机，听乌克兰与俄罗斯民歌以及歌剧咏叹调，和每个人轮流照相，然后与他们围坐在一堆篝火旁。这是在彼得罗夫—达尔尼耶的最后一次聚会。
此后，他痛苦地抱怨说没有人需要他了。“我只是在漫无目的地游荡。即使我上吊自杀了，也不会有人知道的。”赫鲁晓夫几次提到了自杀，于是他的医生提醒他的家人不要让他一个人单独呆着。贝左比克医生将赫鲁晓夫心情不好归咎于动脉硬化，但家人相信还远不止这些。不管如何，随着8月的过去，9月的来临，这段最为灰暗的日子好像就要过去了。
9月5日，一个星期天，赫鲁晓夫一家来到了阿朱别伊位于莫斯科西北伊克萨附近的别墅里，这里靠近将莫斯科河与伏尔加河连接起来的运河（由犯有谋杀罪的劳改犯开凿）。赫鲁晓夫一家到达时已近中午时分，午饭他们喝了拉达用汤料包准备的汤。这是她父亲第一次品尝这样的东西，他很喜欢。“你母亲不让我吃这些东西，”他说：“所以很多好吃的东西我都没有尝过。”
午饭后，大家出去散步。在到达树林前，赫鲁晓夫停了下来，叫他的外孙阿廖沙回去取一把折叠椅来。尼娜·彼得罗夫娜给他吃了一片药。阿历克赛·阿朱别伊和一个在别墅里打零工的园艺工与赫鲁晓夫呆在一起，其他人都走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位园艺工捡了13个蘑菇，放在赫鲁晓夫的脚边。
“13个……”尼基塔·赫鲁晓夫嘴里嘀咕道：“这个数字不吉利。”
在园艺工去寻找第14个蘑菇后，赫鲁晓夫转向阿朱别伊说：“在我去世后，他们对你的憎恨就会消失了。他们是因为我而对我们一家人采取报复措施的。你经历过艰难的时期，和我一起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过，不要对此感到后悔。人民是会记起我们的。”
阿朱别伊一句话也没有说。赫鲁晓夫从来没有像这样对他如此和善过。就是在这时，赫鲁晓夫告诉了阿朱别伊我们在本书开头所引述的那个故事，他在卡里诺夫卡的一块空地上遇到了一位老妇人，这位老妇人告诉他：“小家伙，一个伟大的前程正在等待你。……”
在赫鲁晓夫一家回到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后不久，尼基塔·赫鲁晓夫又吃了一片药，情况似乎有所好转，但是几天后，他出现了呼吸困难。凌晨四点钟，赫鲁晓夫叫醒妻子，低声说：“陪我坐一会儿，我感觉很疼。”在服用了一粒硝化甘油后，疼痛有所缓解，于是他叫尼娜·彼得罗夫娜回去睡觉，但不要把他卧室的门关上，此时，他的生命只剩下一个半星期的时间了。“也许他此时害怕黑暗，”她想：“只是他不想承认。”
第二天早上，医生建议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去医院，但是并没有坚持。当天下午，赫鲁晓夫的心脏病再次发作，贝左比克这一次坚持让他去医院，但允许他可以坐车去，而不是叫来一辆救护车。“我就是不喜欢你们的救护车，”赫鲁晓夫嚷道：“它让你感到已经死了一样。”当钻进贝左比克医生的“伏尔加”汽车时，赫鲁晓夫的精神状态好像不错，和在他别墅里工作的厨师与园艺工告别，还和司机开着玩笑。当汽车通过莫斯科河上的一座桥时，他情绪激动地抱怨说附近的玉米种得“不得法”。他还注意到了加里宁大街上的栗子树，吹嘘说这些树是30年代在他的坚持下种植的，他没有理睬其他市政府官员的反对。
赫鲁晓夫在不用人搀扶的情况下走进了医院，还与前几次住院时所认识的护士和勤务兵开玩笑。他叫尼娜·彼得罗夫娜回去，当天晚上他把谢尔盖也支走了：“在这里浪费时间没有什么意义。你难道就没有什么好做的吗？不要为我而分神，你没看见我很忙吗？现在我要吃药、量体温了。他们不会让你在这儿感到无聊的！你明天来的时候，给我带一些看的材料。”当天晚上，赫鲁晓夫的心脏病又一次严重发作。
到了星期三，情况已经显得很严重了，但是赫鲁晓夫还能够抱怨叶勒娜带给他的剑兰，（“我要它们有什么用？还是你们拿走吧！”）他还假装对护士说这些花实际上是送给她的。星期四，情况更糟了。已经没有了玩笑话，尼娜·彼得罗夫娜吻着他的左手，他抚摸着尼娜的脸颊。星期五，赫鲁晓夫的情况好像好转了一些，星期六上午9点，当尼娜·彼得罗夫娜和拉达来的时候，情况更好。他要来一碟酸菜和一瓶啤酒，抱怨说啤酒不好，和医生开着玩笑，在尼娜·彼得罗夫娜自己去看医生时还相互道别。当她25分钟后回来时，他已经快不行了。情况怎么样？她问从赫鲁晓夫病房里出来的医生。“很糟，”医生回答说。“比星期四还糟吗？”尼娜·彼得罗夫娜问。得到的回答是“他已经去世了”。
性格一向坚忍的尼娜·彼得罗夫娜哭了起来。当谢尔盖终于被允许进入病房时，他父亲的脸色“已经大不相同，变得让人感到陌生：鼻子好像更瘦削了，下巴上缠着绷带，床单一直盖到了他的脖子。血滴溅到了墙壁上，这是使用人工呼吸器造成的”。
当尼娜·彼得罗夫娜从痛苦中恢复过来后，她想着应该为赫鲁晓夫举行一个葬礼。举行正式的还是私下的葬礼，这取决于政府的决定。星期六一整天，他们得到的正式回复就是“等着听消息”。
担心克里姆林宫会封锁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谢尔盖·赫鲁晓夫于是打电话给维克多·路易斯，透露了这一消息。与此同时，在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克格勃将别墅上了锁，在门口安排了一个警卫，不让尼娜·彼得罗夫娜进去。他们还在赫鲁晓夫的房间贴上了封条，在门口安排了另一个警卫。当天晚上，中央委员会派来两人，将赫鲁晓夫的个人物品清理了一遍。在检查完房间里的保险柜后，他们将赫鲁晓夫所有的录音带都装进一个公文袋里，不仅包括关于回忆录的材料，而且还包括尼娜·彼得罗夫娜想保留下来的关于做体操的磁带，开头几句是“早上好，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睡得怎么样？”
收集赫鲁晓夫的“文件”并没有用多长时间，因为他所有的正式文件都留在了中央委员会里，而回忆录此前已经被没收了。于是检查人员就转向书籍和磁带，并检查了他的衣柜和壁橱。看到了一首打印的奥斯普·曼德尔日塔姆[24]关于斯大林的诗歌，就是这首诗在30年代给这位伟大的诗人带来了厄运，中央委员会的人员也将其没收了。这首诗是一位核物理学家送给赫鲁晓夫的礼物。叶勒娜·赫鲁晓娃十分震怒，她对这些闯入者尖声喊叫，然后冲出了房间。但他们还是有条不紊地继续着他们的工作，确保找到1964年在赫鲁晓夫70岁生日宴会上主席团成员们写给他的肉麻的贺信，以及三四十年代由当时苏联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签发的授勋证书。
终于，葬礼安排确定下来了：当然不会在红场举行葬礼，只是在星期一中午在新德维奇（这座公墓得名于附近一座16世纪的女修道院，这里是很多俄罗斯著名人物最后的安息地）举行一个秘密的葬礼。在葬礼前，会在当天上午10时在昆特塞沃（Kuntsevo）的郊区太平间举行一个守灵仪式。他们还宣布赫鲁晓夫的去世时间是星期一的上午10时，这样除了他们家人已经通知的人外，其他人就不会有时间来参加守灵或是葬礼仪式了。
赫鲁晓夫的家人还期望他以前的同事们可能会打来慰问电话，但是他们没有接到一个这样的电话。当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当天晚上向国外公布后，外国人纷纷以各种方式表示了慰问，从国家元首到共产党领导人，对此苏联当局不知道如何处理才好。最后，其中一些慰问信装在污秽破烂的信封里送到了赫鲁晓夫家，但还不是全部。
9月13日，星期一，赫鲁晓夫一家很早就起来了，为的是能在10点钟赶到昆特塞沃。天空阴云密布，下起了小雨。从莫斯科以外赶来的亲戚当天晚上就住在赫鲁晓夫位于莫斯科的公寓里，或是彼得罗夫—达尔尼耶的帆布床与沙发上。当天早上的《真理报》上没有讣告，只是在第一版的下边有一个小小的通告，“遗憾地”宣布了“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委员会主席、个人养老金领取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享年78岁”的死讯。
守灵仪式是在一间外表毫不起眼的阴暗的小房间里举行的。外面空无一人的大街上，还有围墙后面的树林里，卡车上载着手持机关枪的士兵，指挥官手拿报话机相互保持联络。尽管当局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有一些勇敢的人大胆地前来参加了守灵仪式。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同事弗拉基米尔·拉克辛被警察拦了下来，质问他到哪里去，但很显然他的命令只是虚张声势，因为他最后还是让拉克辛和他的夫人过去了。在赫鲁晓夫的棺木周围是亲戚和朋友们送来的花圈，中央委员会和部长委员会也送来了一个小花圈。破旧的扬声器里响起了肖邦和贝多芬的哀乐。赫鲁晓夫的家人，还有几位来自顿巴斯的老朋友，站在遗体周围。几位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士在外面等候着。在启程前往公墓前，直系亲属单独与赫鲁晓夫呆了一会儿：“大小尤莉娅泪流不止，拉达面无表情，妈妈则几乎崩溃了。”
前往公墓的灵车就像昆特塞沃的灵堂一样破旧。赫鲁晓夫的棺材放在一辆破旧汽车上，家人坐在两边的座位上。在灵车和装着花圈的卡车后面是一辆坐着护士的汽车，后面还有几辆汽车，再后面是外国记者的车队。队伍行进的速度并不是很快，走过的道路两旁几乎空无一人。新德维奇公墓也被手持机关枪的士兵和上面蒙着迷彩网的卡车所包围。在最外围的士兵里面是五圈警察，其中四圈都穿着制服，第五圈穿着便衣，中间有几位戴着肩章的克格勃军官。
当灵车开进墓地时（这违反了机动车规则，为的是尽可能让公众不知道赫鲁晓夫的葬礼），墓地大门口贴出了一张告示：“墓地今天关闭，打扫卫生。”讲话人的木头台子已经被移走。赫鲁晓夫的墓穴在公墓远处的墙脚处，要走进去并不容易。没有和赫鲁晓夫家人一起来的哀悼者受到了当局严厉的盘查。旅客们不允许在最近的火车站下车，当天通过新德维奇的公交车和有轨电车也中止了。只有一小部分最勇敢的人冲破了最外面的封锁，他们坚持说自己是故去人的亲戚或是亲密的朋友，他们在冲破封锁时被拍了照。
虽然当局不想发表什么讲话，但尼娜·彼得罗夫娜不敢想象在安葬这个国家的前领导人时会没有任何仪式。于是谢尔盖·赫鲁晓夫在昆特塞沃的灵堂里召集了一些致悼词的人。他自己爬上了墓穴旁边的土堆，讲述了赫鲁晓夫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往事。纳德日达·迪曼什坦（NadezhdaDimenshtein），一位身材矮小、头发苍白的妇女，她从20年代起就认识赫鲁晓夫，30年代她被逮捕囚禁，她代表数以百万计从劳改营里被释放或被平反昭雪的人对赫鲁晓夫表示了感谢。第三位发言者是谢尔盖的同事，他与赫鲁晓夫并不熟悉，但他父亲死在劳改营里。他感谢赫鲁晓夫为他父亲恢复了名誉，使孩子们可以为他感到自豪。
当致词结束后，便衣警察试图阻止大约200名围观者进入墓地，但赫鲁晓夫家人叫他们冷静一些。在人群退去后，亲戚们在棺材放入墓穴中后开始填土。填墓者又加上一些土，还有一层鲜花，这时一个人跑过来又送上了一个花圈：“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阿纳斯塔斯·伊瓦诺维奇·米高扬敬挽。”米高扬是苏联最高层中唯一的祝福者，尼基塔·赫鲁晓夫一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进入了苏联最高层，死后留下了如此一笔毁誉难辨的遗产。
[1]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齐默雅宁（МихаилВасильевичЗимянин，1914年11月21日——1995年5月1日），1936—1938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39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40—1946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46—1954年、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7年任白俄罗斯教育部长。1947—1956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52—1956年、196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6—1958年任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60—1965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6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65—1976年任《真理报》总编辑。1966—1976年任苏联记者联盟主席。1976—1987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退休。
[2]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的父母亲是他们家中唯一一直在他们的别墅里居住的。他们的孩子在莫斯科市里都有自己的公寓，只是偶尔去与他们团聚，他们的孩子辈通常与他们呆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一些。
[3]谢尔盖·赫鲁晓夫描述了他是如何得知安装了窃听装置的。
[4]夸梅·恩克鲁玛（KwameNkrumah，1909年9月21日——1972年4月27日），加纳资产阶级革命家。早年担任神父。1942年毕业于林肯大学。1943年起接触马克思主义。1945年起参加泛非洲主义运动。1947年返回黄金海岸，参加独立运动。1949年创立国民大会党。1950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51年大选获胜后获释。1952—1957年任黄金海岸总理。1957年加纳独立后，于1957—1960年任总理，1960—1966年任总统，1965—1966年任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在任期间推行泛非主义和“非洲马克思主义”。1966年在政变中下台，流亡到几内亚。1971年流亡罗马尼亚。1972年在布加勒斯特去世。
[5]乌尔霍·卡勒瓦·吉科宁（UrhoKalevaKekkonen，1900年9月3日——1986年8月31日），芬兰政治家。出身于伐木工家庭。1918年芬兰内战期间参加了白军，曾亲手杀害九名红军战士。此后从事跳高运动，屡获佳绩。退役后曾于1928—1931年任芬兰体育协会主席，1937—1946年任芬兰奥委会主席。1928年起担任法官，此后曾在中央调查警察局工作，从事反共活动。1933年加入农业党。1933—1936年任农业部行政秘书。1936—1956年任众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46—1948年任众议院第一副议长，1948—1950年任众议院议长。1936—1937年、1944—1945年、1945—1946年、1951年任司法部长。1937—1939年、1950—1951年任内政部长。1939—1940年苏芬战争期间，鼓吹反对签订和平条约。1940—1943年任移民关怀中心主任。1943—1945年任财政部特派员。1944年起政治立场急剧左倾，鼓吹与共产党合作。1950—1956年任总理。1956—1982年任总统。1982年因病退休。
[6]米哈伊尔·阿夫克森齐耶维奇·莱斯契科（МихаилАвксентьевичЛесечко，1909年10月16日——1984年1月21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2—1946年任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会航空工业总局副局长。1948—1954年任莫斯科计算和分析机器工厂特别设计局局长。1954—1956年任仪器工程和自动化部第一副部长。1956—1957年任仪器工程和自动化部部长。1957—1958年任乌克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58—1962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60—1962年任部长会议主席团对外经济问题委员会主席。1961—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77年任常驻经济互助委员会代表。1962—1980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62—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0年退休。
[7]伊格纳蒂·特罗菲莫维奇·诺维科夫（ИгнатийТрофимовичНовиков，1907年1月2日——1993年12月25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26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3年任联共（布）萨拉托夫省委书记。1956—196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8年任电厂部副部长。1958—1962年任发电厂建设部部长。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年任能源和电气化部长。1962—198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建设委员会主席。1962—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5—1980年任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组委会主席。1983年被迫退休。
[8]阿尔森尼·格里戈里耶维奇·日维雷夫（АрсенийГригорьевичЗверев，1900年2月18日——1969年7月27日），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1年加入红军。1937—1938年任副财政人民委员。1937—1945年、1949—195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8年、1948—1960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39—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0年退休。
[9]安德罗波夫在给中央委员会的备忘录中建议“限制”赫鲁晓夫“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
[10]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莱斯科夫（НиколайСемёновичЛесков，1831年2月16日——1895年3月5日），俄国作家、文学评论家。
[11]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库帕宁（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Куприн，1870年9月7日——1938年8月25日），俄国作家、翻译家。1887—1894年期间服役于俄军。1905年革命期间，支持施密特领导的水兵起义。一战爆发后支持战争，并于1914—1915年期间重服现役。二月革命后公开支持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反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1918年7月沃洛达尔斯基遇刺身亡后，一度被捕并被扣为人质。同年年底与列宁会面，试图出版一份农民刊物，但被加米涅夫拒绝。1919年加入克拉斯诺夫白军，并支持尤登尼奇进攻彼得格勒，同年流亡芬兰。1920年流亡法国。1937年在斯大林等人的邀请下回国。1938年去世。
[12]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谢德林（МихаилЕвграфович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1826年1月27日——1889年5月10日），俄国作家、记者。
[13]米哈伊尔·菲利波维奇·萨特罗夫（Михаи́лФили́пповичШатро́в，1932年4月3日——2010年5月23日），苏联剧作家。
[14]彼得·约诺维奇·亚基尔（ПётрИо́новичЯки́р，1923年1月20日——1982年11月14日），苏联历史学家、人权活动家，伊奥纳·亚基尔的儿子。1937年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42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4年再次被捕。1945年被判处8年徒刑。1953年获释。1955年平反。1966年起是持不同政见者。1972年被捕。1973年向当局投降，随即被判处6年徒刑并被流放到梁赞。1974年返回莫斯科，随即脱离政治活动。
[15]罗曼·拉扎列维奇·加尔曼（Рома́нЛа́заревичКарме́н，1906年11月30日（或29日）——1978年4月28日），苏联电影导演、摄影师、纪录片导演、记者、编剧。1923年起开始从事摄影工作。1936—1939年期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0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卫国战争爆发后入伍，曾拍摄斯大林格勒战役、解放华沙等。1965—1978年任苏联电影摄影师联盟理事会书记。1978年去世。
[16]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维索特斯基（ВладимирСемёновичВысоцкий，1938年1月25日——1980年7月25日），苏联吟游诗人、戏剧和电影演员。
[17]安德烈·多纳托维奇·西雅夫斯基（АндрейДонатовичСинявский，1925年10月8日——1997年2月25日），苏联作家、文学评论家、持不同政见者。1943年入伍。1952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60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在《新世界》杂志工作。1965年被捕。1966年被判处7年徒刑。1971年获释。1973年流亡法国。1997年在巴黎逝世。
[18]尤里·马尔科维奇·丹尼尔（Ю́лийМа́рковичДаниэ́ль，1925年11月15日——1988年12月30日），苏联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持不同政见者。1943—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57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58年起参加持不同政见者运动。1965年被捕。1966年被判处8年徒刑。1970年获释。1988年去世。
[19]阿维德·亚诺维奇·佩尔谢（АрвидЯновичПельше，1899年2月7日——1983年5月29日），苏联历史学家。1915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随后参加了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参与筹备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年加入契卡。1919年参加拉脱维亚革命，革命失败后返回苏俄。1919—1929年期间在红军从事教学工作。1941—1959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委员会书记。1946—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9—1966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1—198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6—1983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年逝世。
[20]尽管阿朱别伊与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这些主要的反赫鲁晓夫阴谋者关系密切，但他不大可能参与策划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阴谋。
[21]瓦蒂姆·瓦西里耶维奇·图宁（ВадимВасильевичТрунин，1935年10月8日——1992年10月6日），苏联作家、编剧。
[22]谢尔盖根据事后他父亲向他描述的情况叙述了赫鲁晓夫与帕尔谢之间的接触。
[23]读者可以从第3章中了解到，赫鲁晓夫告诉萨特罗夫，第二件令其感到遗憾的事就是接受的教育太少，文化水平不高。
[24]奥西普·埃梅里耶维奇·曼德尔日塔姆（ОсипЭмильевичМандельштам，1891年1月2日——1938年12月27日），苏联诗人、小说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1910年起开始从事写作。十月革命后支持苏维埃政权。1933年参与了反对斯大林的活动。1934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罗涅日。1937年获释。1938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同年年底因罹患斑疹伤寒而逝世。1987年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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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权力的失落：1962—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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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权力的失落：1962—1964
在赫鲁晓夫同意将苏联导弹撤出古巴后，莫斯科马上将他的让步当作胜利大加渲染。10月30日的《真理报》吹嘘说，苏联政府的“冷静与智慧”拯救了整个世界，消除了一场“核灾难”。在12月12日对最高苏维埃所作的一次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中，赫鲁晓夫对自己的胜利也进行了吹捧。事实证明，我们还是可以“阻止侵略”，并“处理威胁要进行全面热核战争这类危机”的。美国“在整个世界面前”保证将不对古巴发起攻击。苏联以及“热爱和平的社会主义的力量”“带来了和平”［长时间的鼓掌］。“道义赢得了胜利”，“和平与世界安全的事业赢得了胜利”［雷鸣般的掌声］。
菲奥多·布尔拉特斯基帮助起草了赫鲁晓夫的发言稿，并现场聆听了他的发言。“他的脸上真的因为兴奋而放光。这不是一张正经受良心谴责、有着负罪感的人的脸。……不，这时他的脸上分明写着他拯救了整个世界。”布尔拉特斯基还回忆了赫鲁晓夫口述但后来又删除的一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对中国的指责进行了批驳，中国指责苏联的古巴政策是伴随着“投降主义”而来的“冒险主义”。布尔拉特斯基说：“很显然，他们的指责触到了他的痛处。他感到愤怒，受到了侮辱。”
如果赫鲁晓夫在口述讲话稿时如此愤怒，那他发言时真的会如此兴奋吗？虽然英国大使弗兰克·罗伯茨爵士11月12日发现他看上去“心神疲惫，心事重重”，但赫鲁晓夫却像“充了电的电池”一样马上“又恢复了平常的饱满状态”。不过，在长时间热烈交谈的结尾，赫鲁晓夫咕哝说：“双方都还有一些白痴不能理解在古巴问题上所作的妥协。”在11月23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为自己的辩护更加生动：“［在古巴问题上］我们没有必要像那位在聚会上放屁，然后开枪自杀的沙皇军官那样。”中国人为古巴所做的只是让他们在哈瓦那的外交人员流血牺牲——赫鲁晓夫宣称：“这是一种多么具有煽动性但廉价的援助啊！”——而苏联的“防空火炮两次开火，击落了一架美国U—2飞机。这是多么重要的一击！从而我们得到了美国人不会入侵古巴的保证。这太棒了！”后来在12月3日的主席团会议上，他指责卡斯特罗迫使他太早做出了让步：“菲德尔·卡斯特罗公开建议我们使用核武器，但是现在他却后退了，事后又对我们说三道四。”此外，负责计划“阿纳德尔”行动的伊万诺夫上将被解职，主席团下令对危机中军事情报部门的作用进行调查。
在多勃雷宁看来，苏联领导层认为古巴危机的结局是“对其威望给予的类似羞辱性的打击”。赫鲁晓夫也有这种看法，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德米契夫回忆说：“他想显示自己的勇敢，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表现，特别是他的愤怒，看出他感觉到了这是一场失败。”
问题并不仅仅是赫鲁晓夫做出让步，而是其后所发生的事情。肯尼迪坚持保守土耳其导弹交换条件这一秘密，这意味着赫鲁晓夫不能从美国方面得到与他自己相称的让步。肯尼迪也从来没有正式将不入侵古巴的承诺落实到书面上，美国人的借口是卡斯特罗拒绝接受现场视察。[1]此外，美国人坚持要求将陈旧的伊尔—28轰炸机与苏联导弹一起撤出古巴。在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看来，这是美国人在最后时刻提高的赌注，事实也是如此，但这是赫鲁晓夫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他拒绝将导弹称为导弹，在危机中称它们是“那些你们所认为的进攻性武器”。与此同时在哈瓦那，卡斯特罗大发雷霆：“畜生……婊子养的……卑鄙的家伙……没屁眼的东西。同性恋患者。”这就是卡斯特罗10月28日私下里对那位拯救了世界的苏联领导人的看法。[2]
赫鲁晓夫在10月28日发给卡斯特罗的简短电报中指责古巴人击落了美国的U—2飞机，不过，他的电报并没有使哈瓦那真正平息下来。两天后，苏联又发来了一封更长的信，但同样没有收到效果。古巴人指责赫鲁晓夫没有与他们进行协商，对此他反击说这不是事实，他在考虑卡斯特罗10月26—27日晚间发来的电报时曾与他们进行过磋商。[3]但是菲德尔对此并不买账。他否认苏联人曾与他进行过协商，他还建议首先发起核攻击。他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五个前提条件（包括美国人停止经济封锁、颠覆古巴政权以及所有的越界飞行与海军侵入领海的行动，还有美国人撤离关塔那摩湾），这远远超出了赫鲁晓夫所能同意的范围。[4]
让赫鲁晓夫感到特别痛苦的是中国与古巴一起对他加以抨击。虽然在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上，中国更为重要，但赫鲁晓夫实际上却把它看成不可救药的对手，认为卡斯特罗是革命的守卫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继子。然而，现在这个“儿子”却认为他是“叛徒”（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由于赫鲁晓夫与他自己的父亲和长子的关系并不好，这种结果是他难以接受的。在谢尔盖看来，卡斯特罗的拒绝“使父亲伤透了心”。
赫鲁晓夫决定向哈瓦那派出一位特别使者。米高扬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与他共同生活了40年的妻子正生命垂危。虽然接受的教育是将事业看得高于家庭，但米高扬还是很犹豫。赫鲁晓夫坚持认为米高扬的妻子已经无药可救，而哈瓦那则十分需要他。“阿纳斯塔斯，”赫鲁晓夫说：“如果出现最坏的情况，我们会负责料理一切的，你不用担心。”
古巴人对米高扬的到来反应很冷淡，在机场以及11月3日会谈开始时都是如此。在谈判还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时，米高扬夫人就去世了。赫鲁晓夫发来电报，询问米高扬是否回去参加葬礼。他选择留下来，只是派陪同他一起来哈瓦那的儿子谢尔戈回国。[5]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深深打动了卡斯特罗，因此在一段时间里会谈要比预期的进展顺利，但是这对赫鲁晓夫却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根据谢尔戈·米高扬的说法，赫鲁晓夫本来是答应参加葬礼的。当他没有在灵堂出现时，米高扬家人就过去问尼娜·彼得罗夫娜。她要求推迟向墓地送葬的时间，但她丈夫还是没有出现在墓地上。当赫鲁晓夫再次见到谢尔戈时，他说他不喜欢葬礼。“毕竟，”他冷冷地说：“这不同于参加婚礼，对吧？”
不管赫鲁晓夫出于什么原因，特罗亚诺夫斯基回忆说，这件事还是“让人觉得很不是滋味”。当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回到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对他在古巴谈判中的表现予以了赞扬。“只有像他那样具有坚韧的意志的人才能取得成功，”赫鲁晓夫告诉谢尔戈说：“如果换成我，我肯定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在卡斯特罗面前）摔上门，飞回国。”但是赫鲁晓夫后来告诉卡斯特罗说：“我最不信任［米高扬］。他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你不可能指望他。在1953年我们逮捕贝利亚的时候，还有1957年肃清‘反党集团’时，我最担心的就是米高扬的立场。”对于赫鲁晓夫没有去送别他的妻子，米高扬从来没有责怪过他，但他也从来没有原谅过他。
米高扬在古巴前后一共逗留了22天。在此期间，他忍受了菲德尔几次长篇大论的演讲，有几天他呆在哈瓦那无事可做，因为卡斯特罗声称有病在身，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宴会上，苏联军人没有向卡斯特罗祝酒，而古巴军事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却向斯大林祝酒。这使得赫鲁晓夫异常愤怒，他下令米高扬对所有出席宴会的苏联军官进行讯问，并考虑中止对古巴的所有援助。“要么他们采取合作的态度，”赫鲁晓夫在11月16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说：“要么我们将召回我们的人员。”说服卡斯特罗同意撤出伊尔—28轰炸机用了16天的时间，但是他从来没有接受联合国的检查，因此美国飞机只好在装载着导弹的苏联舰船上空进行侦察。在所有的细节问题都与苏联谈妥前，华盛顿拒绝与哈瓦那进行直接的对话，这进一步加剧了卡斯特罗的愤怒。
美国人也没有什么可以感到幸灾乐祸的。肯尼迪小心地不在公开场合宣布取得了胜利，有不少人，特别是军方，认为未能根除古巴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失败。但是媒体对美国总统的谨慎作了弥补（例如，在CBS长达两小时的特别新闻节目中，将古巴导弹危机的结局称为是“苏联政策令人蒙羞的失败”），肯尼迪和他的手下在“私下”交谈中则显得更为自信，由于白宫没有对此采取保密措施，他们的这种言论不可避免地泄露给了新闻界。在与朋友进行的类似的讨论中，肯尼迪提到了卡斯特罗10月28日得出的对赫鲁晓夫的分析。“我断了他的命根子。”美国总统说。[6]
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后两年并非都是处于这种绝望之中。在他的古巴冒险失败后，他试图解决他以前未能解决的其他国际问题，但是缺乏积极的动力，他原本指望在古巴的胜利可以为他提供这种动力。他的外交政策在1963年夏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他的精力与想象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赫鲁晓夫终于意识到恫吓与讹诈是不会为他带来成功的，但这是他的主要武器。没有了这些武器，他也就迷失了自己。
国内问题也需要采取措施。将共产党组织一分为二是赫鲁晓夫为了刺激苏联农业发展所进行的最为激进的尝试，但是这一举措非但没有增加收成，反而激怒了党的官员。在农业方面的失败比其他任何问题都让赫鲁晓夫感到困惑、焦虑与愤怒，不过，他仍想寻找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同时将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
1962年10月，文化领域内一场反对斯大林的运动似乎正处于酝酿当中。面对这一形势，赫鲁晓夫再次采取了退让的态度，将他的怒火发泄到了自由主义作家与艺术家身上，在此过程中，他自己也受到了伤害。他与知识分子的公开会面从来都是十分紧张而尴尬的，现在这种会面更是变成了无休止的争吵。在1962年至1963年冬天与春天的三次见面中，赫鲁晓夫的情绪几乎都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后来在恢复了平静后，他对特瓦尔多夫斯基和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做出了新的姿态，但是他从来没有完全接纳他们。因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对他的失败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
赫鲁晓夫改革的冲动并没有消失。1961年在主席团成员尼古拉·什维尔尼克的倡导下成立了又一个对斯大林的罪行进行调查的委员会，委员会于1963年2月向党的领导集体作了汇报，但是它所得出的严厉结论（其中包括30年代末期受到清洗的所有领导人都是无辜的）并没有导致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赫鲁晓夫对新的经济改革措施很是着迷，并准备对苏联的社会体制进行新的调整，这在某种程度上和后来戈尔巴乔夫作采取的改革相似，但是他的这些计划同样也不是很顺畅。由于几乎所有人都不同意他的计划，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呆的时间越来越少，不是跑到下面的各个省份，就是到国外去，因为在国外他还能体验到受人仰慕的美好感觉。然而，他的出访也没有取得什么结果，有时还增加了新的烦恼。例如，1964年他对埃及的访问。
到1962年，赫鲁晓夫最具影响力的同事都成了他自己的人，不是已经被他提拔至高位的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下属，就是1957年聚拢到他周围的门徒。然而，随着他的痛苦与日俱增，赫鲁晓夫越来越依赖于由亲密的助手与顾问组成的核心圈子，避免和他的同事们见面，在不通报他们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并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对他们严加指责。
赫鲁晓夫试图通过古巴危机的解决实现与美国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会谈。他在10月27日、28日和30日给肯尼迪的信中提议双方就禁止核试验条约、取消军事基地，甚至“全面彻底的裁军”进行谈判。他突然向美国总统保证说，“德国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赫鲁晓夫敦促尽快举行首脑会晤。他在10月30日信件的附加说明中敦促肯尼迪“从我所列举的问题中挑选出时机已经成熟的”，双方“进行会谈，可以是在联合国，也可以在特别安排的会谈地点”。就在双方快要达成一致后的两天，古巴导弹危机得到完全解决前的几个星期，赫鲁晓夫终于做好了准备，准备接受肯尼迪在维也纳首脑会晤上提出的条件，而不是赫鲁晓夫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案。在特罗亚诺夫斯基看来，赫鲁晓夫对于肯尼迪总统“意志与智慧”的疑惑此时已经“完全消失了”。赫鲁晓夫此时已经不想“威逼”他，而是想努力说服他。[7]
10月30日，赫鲁晓夫的讲话撰稿人与顾问、《真理报》外交事务方面的主编尤里·朱可夫[8]急急忙忙从马萨诸塞州的安多弗赶到了华盛顿，他来安多弗是参加福特基金会一个关于美苏关系的国际会议。他与汤普森、哈里曼、萨林格尔以及其他与美国总统关系密切的人进行了会谈。在与汤普森会谈时，他提议在一个月内举行首脑会晤，讨论裁军、禁止核试验以及北约—华约互不侵犯协议等问题，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在与斯蒂文森会谈时也重复了这一信息。当米高扬从古巴回国途中在华盛顿逗留时，他告诉肯尼迪说，他们“应该就所有重要的问题逐个进行谈判”，莫斯科正期待着“美国在柏林问题上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在朱可夫看来，赫鲁晓夫需要向中国方面显示，他在古巴问题上所做的让步可以换来与华盛顿方面达成协议。12月，赫鲁晓夫本人在与《星期六评论》主编诺曼·库辛斯见面时也表达了这种思想。“中国人说我害怕了，”赫鲁晓夫承认：“我当然害怕了。不会害怕的人肯定是精神有毛病。”但是既然感到害怕“有助于消除核战争的疯狂行为”，那么这是“美国总统和我都应该马上做的事情”，即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努力阻止核扩散。
库辛斯在启程前往莫斯科前曾见过肯尼迪，他告诉赫鲁晓夫说，约翰·肯尼迪“真的想寻求达成结束核试验的协议”。赫鲁晓夫五天后对肯尼迪的承诺进行了考验，向他提出了双方进行现场检查的关键问题。在此之前，苏联都以有间谍嫌疑为由拒绝任何形式的检查，而美国人则坚持每年要进行数十次这样的检查，最少也要8—10次。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美国谈判代表阿瑟·迪安10月30日告诉库兹涅佐夫说，华盛顿方面能接受的程度是每年3—4次。如果是这样，他准备接受2—3次的检查，这样双方可以在年底前签署一项协议。
此时是赫鲁晓夫对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关系的缓和寄予最多期望的时刻，但并非所有的时候都是如此，而且赫鲁晓夫的这种高期望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肯尼迪指示美国官员“只谈论古巴和撤除进攻性武器的事情”，“在古巴局势完全得以解决前”对苏联提出的更广泛的诉求“不作回应”。在11月3日和6日的信件中，肯尼迪总统几乎没有提及赫鲁晓夫更广泛的议事日程，在11月15日的信中则根本没有提到。肯尼迪只是在12月14日对此做出了回应，但也是敷衍了事，没有天真地询问“你们认为北京方面对禁止核试验问题会持什么立场”，也没有与赫鲁晓夫争论关于签署柏林问题的协议是否时机已经成熟。12月28日，美国总统击碎了赫鲁晓夫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的希望，告知他说美国继续坚持要进行8—10次的现场检查，赫鲁晓夫根据迪安和库兹涅佐夫的谈话得出的感觉肯定有所误解。
赫鲁晓夫被激怒了，他于2月份中断了禁止核试验谈判，3月底他仍余怒未消，多勃雷宁给罗伯特·肯尼迪发去了一份措辞强硬的信：美国总统不是在讨论更为广泛的美苏关系问题，而是“在向我们施加压力”。肯尼迪不是勇敢地抵制华盛顿“好斗成性的政客”，而是要求苏联做出让步，“以取悦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一位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9]］的坏脾气”。在他执政的头两年里，肯尼迪没有对重要的问题做出决断，只是在“摸索白宫权力的窍门”。现在“据我们所知，他现在不能做出决定，是因为他可能会在选举中落败”。罗伯特·肯尼迪认为赫鲁晓夫的口信带有侮辱性，他认为多勃雷宁传递这样的信息“显然感到很困窘”。
3月中旬，驻莫斯科外国使节对赫鲁晓夫在会谈中所表现出来的“实际上纯属应付”的态度很是吃惊。在欢迎来访的芬兰总理的招待会上，他“没有表现出往常的那种活泼”，宣读发言稿时“声音单调，情绪低落”。在一次会议上，他显得“无精打采”，“显然是一副不堪重负的样子”。
甚至在皮聪大也没有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当诺曼·库辛斯在4月份去那儿拜访他，为禁止核试验寻求解决办法时，他发现赫鲁晓夫“身体消瘦了一些，甚至性格也显得孤僻”。但不时还会表现出他往常的好客，戴着一项绿褐色的浅顶软呢帽，披着一件巨大的灰色披肩，带着他四处转悠，邀请他的客人参加羽毛球比赛，为库辛斯年轻的女儿表演他的“捉迷藏”技巧（用一件巨大的熊皮大衣将自己盖起来，然后突然大叫一声现出身来）。但是他后来回顾了由于美国人无视他做出的让步，他如何努力说服他的同事们同意接受三次禁止核试验检查。“又遭到了美国人的拒绝，”赫鲁晓夫说：“他们现在要求的既不是三次，甚至也不是六次检查，他们想进行八次检查。这样，我再次显得被美国人捉弄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种事情以后不可能再发生了。”
当然，赫鲁晓夫的解释太简单了。甚至在古巴导弹危机以失败而告终后，他都不需要对他的同事们做出过多的解释说服工作，他对美国的愤怒就是旨在让他们有负罪感。不过，他为自己进行辩护却是真实的。1月在东德发表讲话时，他承认“一些人也许会说我们好像浪费了时间，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从提出德国和平条约中获得任何好处”。更不用说“一些人声称古巴和苏联在加勒比冲突中遭受失败了”。与往常一样，赫鲁晓夫自有他自己的一套说辞，但是他不得不为此进行辩护，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后来在莫斯科向他的“选民们”发表讲话时，赫鲁晓夫感谢他们“聚集到这里，以鼓舞我的士气和斗志，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1963年3月，国防委员会在莫斯科郊外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让军工企业的高层人士熟悉两项洲际导弹计划，这将成为苏联遏制力量的基石。[10]当赫鲁晓夫在展览大厅来回参观，不时与军事指挥官和导弹设计师们进行交谈时，他似乎显得很是着迷，因为在他的领导下，苏联的军事技术有了如此快速而重大的发展。“他似乎控制不住想讲话的欲望，”他儿子回忆说：“在场的人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尽管很多人此前已经多次听到他重复同样的话了。”
对于与会的将军与工程师们而言，这是一次劝说赫鲁晓夫的机会。格列奇科元帅积极主张发展战术核武器（他抱怨说，美国人有大量的战术核武器，而苏联军队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武器），他走到赫鲁晓夫跟前陈述他的观点。“退后几步，好吗？”赫鲁晓夫喊道，他不喜欢说话时得仰视身材高大的格列奇科，“不要想试图说服我，因为我没有钱。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因为什么地方都需要用钱。”马利诺夫斯基抱怨说，由于战争期间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征兵延缓政策实行得过于仓促，武装部队将面临招收不到足够兵员的危险。格列奇科敦促将陆军的强制服役期从两年延长到三年，海军从三年延长到四年。
“谁为谁服务？”赫鲁晓夫盯着马利诺夫斯基和格列奇科严厉地说，“是军队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为军队服务？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年轻人的第三年不是在军队里度过，他们会创造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在沙皇尼古拉斯一世时期，士兵的服役期达到了25年。这就是格列奇科元帅的理想吗？
格列奇科努力想挤出笑容，马利诺夫斯基则神情沮丧地盯着地板。“你就是不明白，”赫鲁晓夫对格列奇科咆哮道：“如果明白了，你就不会提出如此愚蠢的问题。想到这样的事情是不容易的：我们花费了数十亿的资金来培训所需的专家，而你想的就是将他们抓走，让他们去走正步。”
此时，汗已经从赫鲁晓夫的脸上流了下来。格列奇科抱怨说大学预备役军官训练计划培训出的人员素质太差，建议将他们征召为士兵。赫鲁晓夫对此回击道，如果所有的人都被征召入伍，那就没有什么需要保卫的人了。将有可能成为重要经济建设专家的学生们征召入伍，“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是一种纯粹的浪费，这是不能允许的”。这是一种——赫鲁晓夫用30年代斯大林主义者指控的话说——“破坏行为”。
对将军们进行了威胁后，赫鲁晓夫又提出了让他们感到惊骇的想法。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苏联几乎不再需要庞大的军队了，只要有一些导弹、一小部分保护导弹的部队就可以了，此外就是民兵，民兵平时就居住在家里，不时接受训练，只有在战争时期才参军服役，而战争也是赫鲁晓夫所不希望发生的。这些想法并不新鲜，只是以前从来没有将它们联系到一起，并在苏联将军们面前公开出来，如果他的这种方案付诸实施，那损失最大的就是这些将军们。从长远来看，赫鲁晓夫也许是正确的。他预料到了由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俄罗斯武装部队进行大规模的削减。然而在1963年3月，冷战仍在继续。赫鲁晓夫没有意识到他的话对这些重要的听众会产生什么影响，即使意识到了，他也不在乎。
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将党组织一分为二的计划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一致同意。中央委员会里的文化“沙皇”德米特里·波利卡尔波夫[11]从全体会议上回来时神情沮丧，因为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并没有对意识形态、教育和文化做出规定。“你知道，”一位同事痛苦地抱怨说：“如果这就是他的能力水平，那么你我管理经济也不会比尼基塔差到哪儿去。”在三天的全体会议期间，记者尼古拉·巴尔苏科夫在走廊里来回转悠，他“没有听到一句关于新的重组方案的好话，有的只是困惑与彻底的拒绝”。然而当投票开始时，还是“一致通过”，而且还伴着“雷鸣般的掌声”。
尽管大多数赫鲁晓夫的同事们都将自己的疑惑埋藏在心里，然而白俄罗斯省委书记基里尔·马祖罗夫在白夫日斯基森林疗养院还是向赫鲁晓夫发出了责难。就是在这座疗养院，1991年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达成了解散苏联的一致意见。当马祖罗夫提醒客人们说伟大的列宁导师本人坚持的就是党的团结时，赫鲁晓夫“发火了”。事实上，伟大的列宁导师的观点是没有问题的，就在不久前，《真理报》披露了“新近发现的”一篇列宁的文章，文章认为应将经济管理置于比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赫鲁晓夫而言，由一位同事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简直是不能容忍的。“我们争吵得很厉害，”马祖罗夫回忆说：“他叫来他的专车，钻了进去，离开了疗养院。第二天早上，科兹洛夫从莫斯科给我打来电话说：‘听着，你究竟做了些什么？尼基塔刚刚打电话，叫我物色其他的人来顶替你的位置。’”[12]
马祖罗夫并没有受到赫鲁晓夫的惩罚，但是他再也无法得到赫鲁晓夫的重用了，支持赫鲁晓夫清算“反党集团”的那位省委书记也是如此。党组织的分离使他们无法再对他们相当于好几个国家面积的土地实行单一的控制了。在赫鲁晓夫的改革后，他们负责的只是农业或是工业，有可能还会在下一届党代会上失去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席位。他们工作能力的检验标准将不再是政治能力与意识形态上的纯洁，他们在这方面是卓越的专家，而管理经济的能力，这恰恰是他们通常所缺乏的。赫鲁晓夫的改革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出一种两党体制，但是对很多党务工作者而言，这似乎成为今后发展的方向。难怪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千方百计阻挠赫鲁晓夫计划的实施，其结果是在他下台前，足足有三分之一的省党委根本没有将这种改革措施付诸实施。[13]
赫鲁晓夫是否有意想破坏现有的党组织机构，以建立新的政治基础？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这么认为的，他在此领域也有过毁誉参半的实践。[14]但是，赫鲁晓夫的主要目的肯定是想通过负责经济工作特别是农业的党的职能部门“职业化”来增强经济的活力。结果1962年的收成比1961年的要好，但是几个月后他又再次为自己辩护，对那些“猪耳朵和猪嘴不分的”所谓专家进行猛烈的抨击。分离党组织的唯一积极的效果就是可以使赫鲁晓夫更加无条件地谴责党的干部，因为既然按照推断已经实现了“理想的”体制，那农业问题继续停滞不前肯定就是他们的过错。[15]
他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焦虑不仅仅局限于农业问题。在赫鲁晓夫1963年4月对工业和建筑管理人员发表的言词激烈的讲话中，还有谁没有受到他的批评？国防工业负责人德米特里·乌斯蒂诺夫[16]受到了严厉斥责，赫鲁晓夫刚刚用一位更为年轻的干部取代了他，同时受到赫鲁晓夫抨击的还有“应该像臭虫一样被碾死的”公共秩序的违反者以及“骗子、小偷和各种各样的社会渣滓”；“像苍蝇一样围着垃圾桶转来转去，翻出垃圾，吮吸污秽”的小说家与诗人；还有那些“跑到国外，为他们的妻子购买颜色是我们这儿没有的裤子的作家，他们会叹息着说：‘这就是你们所说的美国，他们做的裤子要比我们的好’”。
赫鲁晓夫仍然相信奇迹会出现，他在4月份的讲话中表达了这种思想，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尤索夫卡复苏其破败不堪的煤矿那样。人们所需要的就是正确的领导。在此次会议上，他对东德纪录片《俄罗斯奇迹》大加称颂。“银幕上，你们可以看到光着脚的人们，对于他们来说，甚至树皮作成的鞋子都是一种奢侈品。他们扛着步枪，腰里系一根绳子，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制服。但是我们工人阶级在前进……即将投入革命战斗。……他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到了1962年11月，自由主义作家与艺术家仍在推动文化领域内的“解冻”。他们最为辉煌的成就就是当月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批准党组织分离的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对该小说的出版表示了个人的支持。但是11月并没有开始出现持续的公开化倾向，反而成为倒退的开始。更多的“集中营文学”大量涌入出版社，但此时保守主义者开始发起了反击，他们一直在等待机会，让赫鲁晓夫反对他们在知识界的敌人，此时则是巧妙地利用了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后心情不好的机会。
1962年11月26日，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一个名叫埃利·贝柳廷[17]的艺术教师在莫斯科展览馆举办的先锋派艺术展开幕了。尽管不对公众开放，但展览还是吸引了数百名特邀嘉宾，其中包括苏联文化官员与西方国家记者，还有数百人等在外面，希望能进去。三天后，在尤诺斯特（Yunost）饭店一个类似的展览还没有开幕就被推迟了。同样是在突然之间，贝柳廷的展览被移到了克里姆林宫对面巨大的马奈日（Manezh）展览厅，这里为纪念“莫斯科艺术30周年”的一个大型传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展已经开展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一些非正统的艺术家认为，他们的作品终于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同。画家鲍里斯·朱托夫斯基[18]和其他人通宵工作，将他们的画布和雕塑搬到了马奈日展览厅。雕塑家欧内斯特·内日韦斯特尼[19]怀疑这会惹恼官方，因为即将隆重展出的作品从来没有得到党的认可，事实上，移到马奈日展览厅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艺术家协会主席弗拉基米尔·谢罗夫[20]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列昂尼德·伊利切夫向赫鲁晓夫提供了据称是非正统艺术家们常常嘲弄他的话：“宝座上的傻子伊凡”、“玉米人”、“大嘴巴”。朱托夫斯基后来无意间听到谢罗夫私下里对一位同事说：“我们设计得多巧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21]
不管他们对赫鲁晓夫说了些什么，反正他们说服了赫鲁晓夫视察马奈日展览。就在赫鲁晓夫带着一大批随从到来前，展览厅官员让令人厌恶的艺术家们列队欢迎，让那些一眼就能看出是犹太人的艺术家站在前排。当赫鲁晓夫进入展览大厅，看到墙上的油画时，他脸上的表情经历了丰富而复杂的变化，从疲惫到犹豫，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接着是感觉不快、生气，最后变成了愤怒。艺术家们对赫鲁晓夫鼓掌表示欢迎，但是他脱口而出的却是：“狗屎！……就是驴用尾巴扫出来的也比这些要强得多。”他对着一位年轻的艺术家喊道：“你长得不错，怎么能画出这样的东西？我们应该扒掉你的裤子，把你扔进荨麻堆里，你就会明白自己所犯的错误了。你应该感到羞愧。你是个同性恋患者（pideras）还是个正常人？你想出国吗？那就去好了；我们会把你带到国境以外。……我们有权利将你送出去，去砍伐树木，直到你偿还完国家在你身上已经花费的金钱。人民和政府在你身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而你却用这种糟粕来回报社会。”[22]
赫鲁晓夫质问道：“这里谁负责？”贝柳廷被推到了前面，还有内日韦斯特尼，在成为雕塑家之前，脾气暴躁、声音沙哑的内日韦斯特尼是一位空降兵。内日韦斯特尼肯定也是一个同性恋患者，赫鲁晓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请求了文化部部长叶卡特琳娜·福尔采娃原谅后，身材魁梧的内日韦斯特尼回击道：“现在你给我一个女孩，在这里我就让你看看我究竟是不是个同性恋患者。”
这甚至让赫鲁晓夫也大吃一惊，至少是有一会儿。接着内日韦斯特尼提醒他说他的助手们正在利用他对艺术的无知。“当我是个矿工的时候，他们说我不懂，”赫鲁晓夫回击道：“当我成为军队的政治军官时，他们说我不懂。当我这样那样的时候，他们也说我不懂。好，现在我是苏联党的领导人和国家总理，你的意思是说我还不懂？那么，你究竟是在为谁工作？”
对于子孙后代而言（但不能说是对赫鲁晓夫的声誉），幸运的是，马奈日展览的目击者记录了赫鲁晓夫对展品的进一步评价：“几天前，德米特里·波利安斯基告诉我说，他女儿结婚时，有人送给她一幅画，说是画上的东西是柠檬。画面上只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黄色线条，恕我直言，看上去就像小孩在妈妈不在时在画布上拉的屎，然后再用手在上面随意涂抹的一样。”
“我不喜欢爵士乐。每当我听到爵士乐时，我的肚子里就好像来回串气似的。……或者就拿那些现在很流行的新舞蹈来说吧，其中有一些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如果不嫌我说话难听的话，你们就是在摆动生理上的某些部位。这不成体统。就像科加安（Kogan）曾经对我说的那样：‘我已经结婚20年了，从来也不知道这种动作就叫狐步舞。’……”
“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画，也可以卖，但我们不需要。难道我们应该带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进入共产主义吗？”
“谁画的这幅画？我想和他谈谈。像这种画有什么好的？难道是用它盖尿壶吗？”
“荷兰大师们的画就不同。即使用放大镜来看他们的画，你还是得表示羡慕。但是，恕我直言，你们的画只会让人拉不出屎来。”
赫鲁晓夫在马奈日展览厅发表了长篇激烈的讲话后，几位斯大林主义者被重新提拔到文化领域的重要位置上，同时保守分子要求将所有的艺术家都归入一个单独的协会，这样便于当局进行管理。但是自由主义者进行了反击，17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两位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作家伊尔亚·爱伦堡、科尔奈·楚科夫斯基与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23]以及电影导演米哈伊尔·罗姆）请求赫鲁晓夫“不要让这种具象派的艺术再回到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体精神格格不入的老方法中去”。
12月17日，400位客人来到了离赫鲁晓夫住处不远的位于列宁山的招待所里。自由派作家与艺术家们希望赫鲁晓夫能恢复到他原来较为慈善的样子，他们在通道走廊里看到的一切更增强了他们的希望。在社会现实主义油画旁边就是那种在马奈日遭到了谴责的抽象派油画。大厅里摆放着类似的雕塑，其中包括内日韦斯特尼的作品。大厅里的桌子上摆满了大量的食品与饮料，身穿燕尾服的招待员在一旁伺候着。
赫鲁晓夫的确是想将事情平息下来。12月15日，他指示切尔诺茨安为此次会见准备两份讲话稿。一份由伊利切夫发表，“用我们的激烈言词回击他们的恶语”，另一份由赫鲁晓夫发表，旨在宽慰这些客人们，将事情平息下去。赫鲁晓夫12月17日向索尔仁尼琴（他参加此次会见并非情愿，穿着破旧的衣服，鞋上打了好几个补丁，头发乱蓬蓬的）敬酒，并声称对《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出版个人表示支持，这些都证明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同样表现出赫鲁晓夫友善态度的还有，在宴会与讲话的中间，他排队等候上厕所，这让他前后的人感到很为难，不知道是让总理先去好，还是应该按照先来先解决问题好（大家不停地说：“您去，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去。”赫鲁晓夫则说：“当然不行，你们不用等我，我可以站在这儿等着”）。
然后，赫鲁晓夫饭后发表的讲话结果证明并不是抚慰性的，如果我们可以将他嘴里冒出来的那些东西称为“讲话”的话。他讲了两个小时左右，后来还不时打断其他人的发言，最后他又抓起了麦克风。内日韦斯特尼回忆说，他被安排坐在靠近主桌的显著位子上，整个主席团成员都被安排坐在主桌上，他的面前有一份赫鲁晓夫的讲话稿。但是赫鲁晓夫将讲话稿推到了一边，开始即席发言，他的发言不仅让在场的听众感到震惊，而且一些主席团成员的脸上也露出了吃惊的神色。
赫鲁晓夫进入大厅时，内日韦斯特尼显然还是他友好表示的接受者，但是现在却成了他攻击的主要目标。“那是一匹马，还是一头奶牛？”赫鲁晓夫指着内日韦斯特尼的一个雕塑作品说：“不管它是什么，都是对这种高尚动物的丑陋嘲讽。”接下来，“如果那也能算是一位女人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同性恋患者。对同性恋患者的处罚是判处十年监禁。”
根据米哈伊尔·罗姆的说法，他当时就坐在其旁边，看得很清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赫鲁晓夫实际上是想表现得抢眼一些：“对他而言，这显然十分的困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谈论艺术时的痛苦，其实他自始至终都显得对艺术一无所知。他在那里试图解释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人民能理解的，什么不是，什么是实现共产主义所需要的，什么对共产主义根本无所帮助。”
由于对发表审美与政治相结合的评论感到很吃力，赫鲁晓夫再次拿厕所来打比方。在他演讲结束时的长篇大论中，他的这种评论在艺术史中是罕逢敌手的，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内日韦斯特尼的艺术属于：“你的艺术是这样的：就好像一个人爬进了厕所里，滑到了茅坑里，从那里，从茅坑的下面，抬头看上面，看蹲在厕所上的人，从下面看上面的人的身体的那个部位。这就是你的艺术。……那就是你所处的位置，内日韦斯特尼同志，你就蹲在茅坑的下面。”
赫鲁晓夫的意思实际上是说，你们认为我粗俗，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我究竟有多粗俗。你们认为你们比我聪明，那我就让你们感觉不舒服。用这种荒谬的方法，赫鲁晓夫的确将他的缺陷发挥到了极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这种亵渎倾向其实与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出身是很相符的（就像你在俄罗斯大街上碰到的所有人都能证明的那样），不过，共产党，或者至少其中更具文化的成员，现在都极力回避这样的恶习。赫鲁晓夫本人对文化也有着强烈的渴求，因此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缺乏修养肯定是让人十分尴尬的。就在斥责内日韦斯特尼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证明了他本人为什么也十分需要类似的抨击。尽管他感到愤怒而且蔑视，但在他心灵的深处还是有事实的一席之地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他这种让人震惊的整个表现实际上是在鞭挞他人的伪装下进行的自我鞭挞，用的是沉溺于乡野粗俗的方式，而这正是他一直以来努力想超脱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宴会厅的受害者当中，至少有一人，画家朱托夫斯基，在感到震惊沮丧的同时，又替赫鲁晓夫感到可怜。
赫鲁晓夫所说的实际上代表着他自己的部分性格，他一生中的那些行为方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来自尤索夫卡煤矿的一位写作诗歌的朋友也证实了这一点，类似的问题还有他现在或者曾经是否是一个反犹分子。他详细地谈论了关于斯大林的事情，不时地停下来驳斥这样的指责，不过这种指责是当时在场的自由知识分子从来也不敢提出的：“我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他们内心的想法：‘你，赫鲁晓夫，就是头一号的斯大林主义者。’”甚至赫鲁晓夫小时候读过的那个短篇小说中不幸的囚犯，平亚，又在心里重新显现了出来，在带领大家越狱时甘愿冒被迎头击毙的危险。“‘我是头儿，所以我得先冲出去。’这就是平亚所说的，同志们。我就是他，我就是平亚！”赫鲁晓夫引用这个故事暗示着平亚/尼基塔试图摆脱的警察就包括他现在正在严厉斥责的知识分子。
赫鲁晓夫的集体迫害也遇到了一些抵抗。当他抱怨说“只有坟墓才能治愈这些驼背”时，诗人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回击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能纠正错误的不是坟墓，而是生活。”此外，此次见面后消极的反抗仍在持续。当伊利切夫召集140名作家和艺术家到中央委员会时，一些人找借口没有出席。米哈伊尔·罗姆假称有病，后来他写了一封信重申了他的观点，他的观点从一开始就被说成是异端邪说。
抵制的结果是1963年3月7日召开了又一次超现实主义的会议。这一次会议的场所是在克里姆林宫巨大的带有雪白的柱子与高高的蓝色圆顶的谢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在出席会议的将近600人中，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克格勃特工，加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意识形态与宣传部门的专家，超过了艺术家和作家的人数。这一次没有宴会，与会代表成排坐着，在他们的面前搭起了一个高高的平台，主席团成员就坐在平台上面。主席团前面是一个讲台，发言者就站在这里向大家发表演讲。令人尴尬的是，他们的后背正对着苏联这块土地上最具权威的一帮人。
赫鲁晓夫和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之间的鲜明反差让大厅里的一些人感到很惊讶，他好像随时都会爆发，而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其他一些人则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罗姆注意到赫鲁晓夫的第二把手弗洛尔·科兹洛夫：“他不仅一动不动，甚至连眼都不眨一下。清澈透明的眼睛、卷曲的头发、圆滑的脸部表情，加上慢慢扫视大厅时的冷峻眼色，他好像是要用眼色将我们吃掉似的。他们就是如此的冷酷。”
会议持续了整整两天。与上次一样，赫鲁晓夫刚开始时努力想表现出友好与平静。他对没有安排宴会表示道歉，但承诺说在会议间隙将有食品供应。“所以，大家请用。”他补充说。他严厉谴责了自由主义者，但对索尔仁尼琴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却进行了赞扬。他否认斯大林主义作家只是一些“粉饰太平的人”，但对他们“歪曲”现实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我们甚至到今天仍然相信，斯大林是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他说，但是在他的最后几年里，斯大林“是一个深受多疑与迫害狂症折磨的病人”。
就像12月份的那次会议一样，助手们为他准备了一份语气平缓的讲话稿，但是赫鲁晓夫又一次“没用其中的一个字”。还没有对与会代表表示欢迎，他就突然宣布：“所有想主动为外国机构提供消息的人，我要求你们离开会场。”会场上一片沉寂，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疑惑的神色，赫鲁晓夫这时指出了他的目标：那些将12月会议情况透露给西方记者的“背叛者”，以致西方媒体上出现了让赫鲁晓夫感觉很不快的报道。“我知道，现在你们不可能站出来，走出会场，所以在会议间隙，当我们去咖啡屋时，你们只要装着去厕所，然后消失掉就可以了。你们明白？”
在会议中，米哈伊尔·罗姆试图对马伦·胡茨耶夫[24]导演的有争议电影《伊利奇的大门》表示支持，在这部电影中，一位年轻人梦见了他已故的父亲，并询问他应该如何生活。“你现在多大了？”他在战争中死去的父亲问。被告知他的儿子22岁时，这位父亲说，“但是我只有20岁”，接着就消失了。罗姆解释说，这个梦的意思是说那位儿子必须自己做出决定，就像他父亲在为苏联政权战斗并牺牲时所做的那样。“不，不，不，”赫鲁晓夫反对说：“你的解释不正确，罗姆同志，不正确。它的意思正好相反。……即使是一只猫，它也不会抛弃它的小猫，但是在一个不同的时候，这位父亲丢下了他的儿子。这就是这个梦想说明的意思。”
赫鲁晓夫是不是想起了他对父亲的怀疑，或者他是如何让他自己的儿子感到畏缩的？当罗姆试图为他的观点辩护时，赫鲁晓夫不耐烦地说：“照你这么说，那我成什么了？就不是人了。我不是人吗？难道我没有发言权吗？”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场奇异的言语交锋，赫鲁晓夫的老朋友万达·瓦西里维斯卡抱怨两位苏联作家在接受一家波兰报纸采访时对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进行了赞扬。瓦西里维斯卡没有指名道姓，但是赫鲁晓夫要求说出他们的名字：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25]和年轻的小说家瓦西里·阿克桑诺夫[26]。当会场上响起“羞耻”的喊声，并要求这两位背叛者站出来时，沃兹涅先斯基走上了讲台。这位身材瘦削、头发乌黑的年轻诗人开始援引马雅科夫斯基[27]的话，但是他一句话还没有说完，赫鲁晓夫就大喊道：“诽谤！……诽谤！……你以为你是谁？……你对苏联力量的看法是从厕所里得来的！……如果不喜欢生活在这里，你可以到地狱里去。……我们不会挽留你。……搞到一张护照，我在两分钟内就会批准。葛罗米柯在吗？他在吗？签发他的护照，让他从这里滚出去！”
由于背对着主席团，沃兹涅先斯基不敢确定是谁在喊叫。当转过身来时，他想赫鲁晓夫“肯定是失去理智了”。赫鲁晓夫在大声咒骂，“眼睛立了起来，唾沫乱飞，他看上去就像精神病发作时那样的歇斯底里”。沃兹涅先斯基想继续他的发言，但是赫鲁晓夫不停地打断他。当沃兹涅先斯基朗诵他写的关于列宁的诗歌时，赫鲁晓夫再次爆发起来：“这毫无价值。你什么也写不了，你什么都不知道。我问你一个问题：苏联每年出生的人口有多少？350万。所以你，沃兹涅先斯基同志，你算不了什么，你只是350万人中的一个，你算不了什么。你可以在鼻子上刻上：你什么也不是！”他又说道：“唯一对你有所帮助的就是谦虚谨慎一点。你的头脑被成功所充斥了，你认为自己生下来就是王子。29岁时，我已经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而你却不负责任。”
在这一长篇大论的演讲中间，赫鲁晓夫突然指向会议大厅的后面。他觉得看见了阿克桑诺夫。“嗨，你！那儿的那个代理人！［赫鲁晓夫还将‘代理人’单词的第一音发错了］那个戴眼镜、穿红汗衫的家伙。不，不是你，是他！”
那不是阿克桑诺夫。赫鲁晓夫指的不是那位抽象派艺术家，而是老派的现实主义画家伊拉里奥·格里茨辛[28]。
“你就是阿克桑诺夫，”赫鲁晓夫喊道：“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因为你父亲的死而报复我们吗？”
赫鲁晓夫认为阿克桑诺夫的父亲是在大清洗中被迫害致死的，事实上他的父母在集中营里呆了数年的时间，他母亲叶夫根尼娅·金日伯格[29]在释放后写了两份感人的备忘录。
“但是我不是阿克桑诺夫。”格里茨辛回答说。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赫鲁晓夫咕哝说：“那你是谁？”
“我——我是格里茨辛。”
“格里茨辛王子？［格里茨辛是古代俄罗斯的一个皇室家族。］所以你是位王子，对吗？你是吗？一位王子？”
“不，不，我不是王子，我只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现实主义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您看我的一幅作品。”
“不，不，没有必要。不过你可以说说！”
“我应该说什么呢？”
“你问我？你到这里来就是要发言的。”
“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我没有打算发言。”
“难道你不知道为什么把我叫到这里来吗？”
“是的，我不知道。”
“那好，你好好想想吧。”
“是不是因为我给内日韦斯特尼鼓掌了？”
“不是。”赫鲁晓夫生气地说。
“那么我就不知道了。”
“那，再好好想想。”赫鲁晓夫重复道。
“我还可以继续工作吗？”格里茨辛小声地说。
“是的，你可以。”赫鲁晓夫善意地回答说。
大厅里响起了疯狂的笑声，尤其是经历了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紧张后，这种笑声就变得更加歇斯底里了。赫鲁晓夫咕哝说，那些衣冠不整的人鼓掌也不是时候，接着他放过了那位“假的阿克桑诺夫”，开始与真的阿克桑诺夫进行了一段荒诞的对话。
“这么说，你不喜欢苏联政权？”
“不是这样的，”阿克桑诺夫回答说：“我只是想写出我所看到的事实。”
“你是因为你父亲的事在报复我们，对吧？这就是你诽谤我们的原因。好，那好，他已经去世了，我们为他志哀。”
这又使人想起了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所起的作用这个令他感到憎恶的问题。他紧接着这么说道：“让我们这么说吧，当时党的领导干部知道人民群众被逮捕的事吗？是的，他们知道。但是他们知道什么人什么错事都没有做过就被逮捕了吗？不，这他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及揭露了贝利亚的真面目后才知道了他滥用权力与独断专行的事的。……”不过在说完此话后，赫鲁晓夫接下来又自相矛盾起来，他吹嘘自己阻止了乌克兰与莫斯科的政治迫害。
伊尔亚·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他知道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无辜人民被逮捕的事情，但是他害怕说出真相。赫鲁晓夫认为爱伦堡的坦承是对他宣称不知情的驳斥。“爱伦堡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知道，也了解事情的真相，”赫鲁晓夫此时宣称：“所以他是了解真相的，对吧？如果了解真相，那他为什么保持沉默？他的意思好像所有的人都是故意保持沉默的。根本不是这样的，爱伦堡同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保持沉默，很多人没有沉默。……你认为我们容易吗？我告诉你们，那个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已经病入膏肓的人就在我们中间，他病入膏肓，就在我们中间。一个坐在宝座上的疯子。你能想象那是什么情形吗？……你认为这容易吗？我们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我们得每时每刻都去喝伏特加。我们总是得保持高度的警惕。”
爱伦堡此时已经离开了会议大厅。赫鲁晓夫好像已经失去了控制。米哈伊尔·罗姆认为，一位助手每隔10分钟在他的旁边放上一杯饮料，赫鲁晓夫总是一饮而尽，这可能就是他逐渐进入麻醉状态的原因。赫鲁晓夫以前的自由主义盟友都感到惊惶失措，甚至保守主义者都觉得吃惊，尽管他们对赢得他的支持感到高兴。
1963年的春夏之间，赫鲁晓夫的情绪有所好转。帮助他振作精神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来访。然而，即使在卡斯特罗快乐的访问期间，赫鲁晓夫仍不时受到情绪突然变化的左右。
1963年1月，赫鲁晓夫给卡斯特罗写去了一封长达27页的信，旨在恢复与哈瓦那之间的良好关系。在受到访问苏联的邀请时，菲德尔还不是十分愿意去，但是当他于4月25日来到苏联时，他就一下子呆了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间，从最北部的摩尔曼斯克一直到了中亚。根据一位克格勃军官，同时充当卡斯特罗翻译的尼古拉·列昂诺夫[30]的说法，与群众集会、宴会、视察工农业生产以及非正式会谈相比，正式的谈判显得微不足道。赫鲁晓夫在红场为卡斯特罗安排了一个欢迎仪式以及一个大型的友好聚会，两人在赫鲁晓夫位于列宁山的住处、莫斯科河畔别墅以及离首都大约60英里外的扎维多沃（Zavidovo）度假胜地频频拥抱。访问期间所拍摄的照片包括很多卡斯特罗与赫鲁晓夫家人在一起的情景，以及他本人为赫鲁晓夫家人所拍摄的照片。
由于想缓解导弹危机所造成的紧张关系，赫鲁晓夫对卡斯特罗提出的要求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满足的。卡斯特罗是想看一看甚至对外国共产党领导人都不开放的火箭基地，还是想看一看能携载导弹的潜艇？那么就让他去看好了！颁发给这位尊贵的客人一枚神圣的列宁勋章怎么样？在皮聪大就军事援助问题进行会谈时，赫鲁晓夫慷慨地指示比留佐夫元帅“以我的名义增加一件［每套武器系统］，以示我本人对客人的尊重”。当总参谋部在莫斯科收到这份援助武器清单时，他们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解释那看起来杂乱无章的武器分类，坦克、加农炮以及其他的武器都罗列在一起。
卡斯特罗和全体苏联领导人一起观看了“五一节”游行。游行结束后，他们一行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参加丰盛的午餐会，巨大的餐桌上摆放着古董。突然间，在满脸惊恐的同事们面前，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就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彼此有无磋商的问题展开了一番唇枪舌剑。在此期间，列昂诺夫打翻了一瓶白兰地酒，溅到了禁欲修行的苏斯洛夫身上。这让赫鲁晓夫找到了打破紧张场面的机会，他告诉古巴领导人说：“在我们国家，打碎瓶子就是预示着好兆头。”[31]
在扎维多沃围猎了野猪后，两人坐在河中间小岛上一间隐秘的避暑小屋里，审查最近危机期间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全部通信。“大声宣读出来，”赫鲁晓夫对列昂诺夫说，列昂诺夫是唯一陪同他们两人的助手，“从头至尾给菲德尔翻译出来。”几个小时后，赫鲁晓夫问卡斯特罗：“你满意了吗？”卡斯特罗回答说是的，从此他再也没有提起这一话题。
赫鲁晓夫明智地回答了卡斯特罗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中苏关系紧张的原因（甚至赫鲁晓夫本人都“不清楚”）、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冲突（这可以追溯到斯大林“在他最后几年的愚蠢讲话，当时他实际上精神处于不正常的状态”），甚至俄国令人憎恶的难以改革的状态：“你会认为我，作为第一书记，能改变这个国家所有的事情。我也拼命地想改变！但是不管我提出并实施什么改革措施，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俄国现在就好像一个装满生面团的大盆，你将手插进去，触到了盆底，认为你已经掌握了所有的局面。当你刚把手拔出来，上面还留有一个小坑，但是接着就在你还没来得及眨眼的工夫，面团就发酵了，成为鼓鼓的一堆。这就是俄国现在的状况。”
要想管理好俄国，就必须铁面无情。“十月革命后的40年，”赫鲁晓夫告诉卡斯特罗说：“我们还得在第比利斯和新切尔卡斯克动用武力。”他劝告卡斯特罗“要迅速坚决地镇压［反政府活动］”，甚至“可以开火”，如果需要的话，这一经验教训同样也适用于赫鲁晓夫所遇到的像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那样的反共产主义流亡分子：“有时候，应该动用秘密特工从身体上消灭流亡的反革命领导人。”毫无疑问，赫鲁晓夫指的是克格勃暗杀两位重要的流亡者，其中一位就是乌克兰民族主义领导人斯蒂潘·班德拉，他曾经是赫鲁晓夫在西乌克兰地区最主要的敌人，于1959年10月被暗杀。[32]
另外，对待知识分子要温和：“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是最难对付的。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比共产党将国家管理得更好，于是他们总是不停地想教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他们希望成为社会的精神领袖。但是他们散漫任性。对付像这样的人，你得小心，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他们随时可能会把你拉下台。”
在扎维多沃，格列奇科元帅的枪法表现得比赫鲁晓夫要好。赫鲁晓夫于是对格列奇科大加嘲讽，好像他是军队里最愚笨无知的士兵。当勃列日涅夫作为国家元首将一枚苏联英雄勋章别在卡斯特罗宽大的胸前时，赫鲁晓夫表情外露地走上前来，取下勋章，重新将勋章别在离刚才勃列日涅夫所别的大约一厘米的地方。在他的别墅里进行双向飞碟射击时，由于没有人能打中几个，赫鲁晓夫叫道：“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叫来，虽然他干别的都不行，但打双向飞碟还是可以的。”
列昂诺夫回忆说，赫鲁晓夫的同事们对他的举动都感到“很难堪”，“很显然，他们都感到很不安，但是他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只是想努力藏到别人的后面，好看不到赫鲁晓夫”。[33]
到了1963年6月，赫鲁晓夫仍努力想说服自己古巴导弹危机是以他的胜利而告终的。“如果是懦夫，”他告诉古巴领导人说，那“我们为什么还会在古巴部署导弹？这是懦夫所能做出来的吗？不是。我们让步了吗？没有。我们是往前进了一步”。当然“如果不用撤出这些导弹，那就更好了：这是傻瓜也明白的事情”。但是“美国人想把你们从地球上消灭。所以失败的是谁？谁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我们达到了目的。所以是他们失败了，我们胜利了”。
在赫鲁晓夫3月7日攻击了自由主义作家与艺术家后，保守主义者加强了他们的攻势。特罗亚诺夫斯基告诉他的朋友们说，阻止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到赫鲁晓夫本人，但是即使那样，也不一定管事。4月，一份斯大林主义者的杂志对索尔仁尼琴进行了鞭挞。“他们怎么敢那么做？”特罗亚诺夫斯基的助手弗拉基米尔·拉克辛[34]自问道：“难道粉碎赫鲁晓夫和主席团已经表示赞同的东西［《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那么容易吗？”
在6月份中央委员会关于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的全体会议上，有超过2000“来自文化战线的工作者”聚集在克里姆林宫，会议持续了数天。这一次，赫鲁晓夫设法保持了平静。他赞扬了特罗亚诺夫斯基，对斯大林进行了几次抨击，对于国家经济状况的讲话显得积极而老成了一些，但他还是将自己对乡野习性的困窘发泄到了其他人身上。“等一下，”他指着两位中央委员会委员说，其中一位是卡扎赫（Kazakh），他们两人正在那里低声谈论着什么，“你们为什么傻笑？什么事这么好笑？你们是在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难道你们不知道该如何表现吗？……你们怎么敢这么无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简直是一种耻辱！”
赫鲁晓夫并没有确定攻击的目标，他只是在放纵自己的情绪，而且这种情景并没有就此结束。当苏斯洛夫和伊利切夫准备作总结发言时，赫鲁晓夫再次抢过发言权，开始宣读一份简短的发言稿，接着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漫无目的地谈论了各种各样的话题，从应该被开除出党的作家到毛泽东是如何想通过展示他卓越的游泳技能来羞辱他的。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让中央委员会委员一致通过刚刚发到他们手上的决议。赫鲁晓夫心血来潮之下想体现出他宽宏大量的民主，于是邀请将近2000名代表进行投票。中央委员会委员们都感到很吃惊，米哈伊尔·罗姆也是如此。“于是我们在那里开始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文件中的一段文字进行投票，”这位电影导演回忆说：“这就是赫鲁晓夫。”
同年7月，在第三届国际电影节的评审委员会（由9名来自共产党国家以及6名来自西方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评委组成）投票决定将第一名奖颁发给费德里科·费里尼[35]的超现实主义电影《81/2》，伊利切夫想取消这一奖项，并解散评审委员会，但是担心会引起国际性的丑闻。国家影剧院联合会主席阿历克赛·罗马诺夫[36]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出去，”赫鲁晓夫对罗马诺夫喊道：“去把片子拿给我。我要亲自看看，因为你什么都不明白。”
赫鲁晓夫在他的别墅里观看《81/2》时，他儿子试图说服他费里尼确实是位天才。根据谢尔盖的说法：“父亲马上就发火了：‘出去，不要打扰我。我坐在这儿不是为了娱乐。’”后来他对谢尔盖承认说：“我什么都看不懂，但是国际评审委员会却把一等奖颁发给了它。我应该怎么做？他们对电影懂得比我多，他们来这儿就是干这个的。他们为什么总是拿这些东西来蒙骗我？我已经给伊利切夫打过电话，叫他不要干涉。还是让专业人士来决定吧。”
至少在这件事情上，赫鲁晓夫好像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并没有很好地把握住他作为首席文化评论家的角色，因为在一个艺术阵营与另一个阵营相互争斗时总会将问题推到他这儿。中央委员会里的文化专家乔治·库尼辛[37]回忆了一件事情，那是乌克兰党委解除了几位基辅电影官员的职务，因为他们批准了基拉[38]和亚历山大·穆拉托夫[39]的自由主义思想电影《我们诚实的面包》。库尼辛在没有把基辅发生的事情告诉莫斯科任何人的情况下就把这部电影拿到了赫鲁晓夫那里，结果赫鲁晓夫很喜欢。当基辅方面得知这一消息时，他们在莫斯科还没有来得及批准时就取消了对基辅电影官员的处罚。米高扬说，像苏斯洛夫和伊利切夫这样的保守主义者随时准备利用赫鲁晓夫“缺乏教育”的弱点，用他的话来对付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米高扬看来，这样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赫鲁晓夫“具有将知识界推向其对立面的神奇能力”。
当年夏天的某个时候，西方得到消息说莫斯科正在进行一项意识形态运动，赫鲁晓夫的文化顾问们决定向外界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抓住了8月份在列宁格勒召开的一次关于现代小说的国际会议的机会，此次会议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左翼欧洲作家联盟赞助下召开的，与会者有来自东西方国家的作家。作为表示，他们邀请了见多识广的资深作家伊尔亚·爱伦堡，他曾在国外生活过，与欧洲国家有着广泛的联系。赫鲁晓夫在3月7日与知识界见面时曾对爱伦堡进行了抨击（“你吃着我们俄国的面包，却梦想着法国的栗子。也许你应该属于那儿，而不是我们这儿”），但是当爱伦堡刚开始拒绝参加列宁格勒会议时，赫鲁晓夫又请求他前去参加。
赫鲁晓夫不可能做得再好了。当他与爱伦堡在克里姆林宫进行谈话时，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自己滔滔不绝，让对方没有插嘴的机会，这一次他确实是在听爱伦堡讲，甚至都没有打断过他。赫鲁晓夫将过去的责难归咎于误解或是他助手的坏建议，他叫爱伦堡不要“耿耿于怀”。当爱伦堡为沃兹涅先斯基和叶甫图申科辩护时，赫鲁晓夫没有表示异议。他甚至让沃兹涅先斯基可以对他本人进行检查：“你我都已经老了，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检查人呢？”他得意地说起他如何刚刚将中国人置于难堪境地的事情。当爱伦堡告诉他说，他会因为清除斯大林的行动而名垂青史时，赫鲁晓夫的脸上因为激动而放出了光芒。
赫鲁晓夫本来考虑要亲自参加列宁格勒会议，但最后还是在会议结束后将一部分作家（其中包括英国人安格斯·威尔逊[40]和威廉·戈尔丁[41]，法国人艾莲·罗布—格里亚特和纳塔利·萨劳特[42]）邀请到了皮聪大。8月的黑海是风光最迷人的时候。自豪的赫鲁晓夫向客人们展示了他的游泳池，他一按电钮打开了游泳池的玻璃墙。他本来是想在欢迎词中对帝国主义、中国，甚至他的西方客人们进行抨击的，但是在讲话时却变成了：“你们知识分子当然会支持并服务于你们的资产阶级，但是我们对此却是唾弃的。在我们这里也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想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但是我们会叫他们安分守己。你们也许会说我们这么做是野蛮无礼的，但我们是不会改变政策去取悦你们的。所以你们得记住这一点，不要试图改变我们的想法。”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曾向赫鲁晓夫抱怨（一位助手回忆说，这让他脸色变得“灰暗而沮丧”）说，没有一位法国共产党作家受邀前去皮聪大。结果在这次精心准备的午餐会上大家几乎都没有开口说话。根据他突然下达的指令，赫鲁晓夫的助手们急忙做出安排，试图在用过甜点后的诵诗会上“不让一个资产阶级”参加，但是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安排一架特别班机，将一位名叫伦奎斯特的瑞典作家送回家，而伦奎斯特事先已经告知他的一位家人生病在家。诵诗会持续了40分钟，中间大家休息了一会儿，抽抽烟（而这在赫鲁晓夫的住处本来是不允许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朗诵了一首大胆地反对斯大林的诗歌，但并没有得到审查员的认同。在这首名为《隔世的特罗尔金（Tyorkin）》的诗歌中，那位二战史诗中纯朴的士兵主人公发现他身后的生活被一位独裁者所掌控，这位独裁者为自己竖起了无数的纪念碑。赫鲁晓夫仔细地听着，不时皱起眉头，不过也不时会露出笑容，甚至是哈哈大笑。朗诵结束后，他使劲握住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手。几天后，阿朱别伊负责的杂志刊登了这首诗，不过因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反对，赫鲁晓夫也有所犹豫。“你能确信其中没有反对斯大林的意思吗？”赫鲁晓夫问切尔诺茨安。
“根本没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切尔诺茨安回答说：“虽然作为一首讽喻诗，其中当然会有一些人们看起来古怪的表达方式。”
“那你就把这些古怪的表达方式删掉。”赫鲁晓夫指示说。
1963年中期，赫鲁晓夫心情好转的另一个原因是与华盛顿的关系出现改善的迹象。6月中旬，肯尼迪总统在华盛顿的美洲大学发表了一次语气和缓的讲话。他对“俄罗斯人民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表示致敬，同时承认他们在世界大战中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经受了更多的苦难，可以与“美国芝加哥以东地区所遭受的损失”相提并论。苏联人和美国人都居住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我们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我们大家都十分珍视孩子们的未来。苏联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并有着伟大的人民”。肯尼迪呼吁重新审视美国对苏联的态度，希望两国能在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上有“一个新的开始”，并宣布不久将在莫斯科开始苏联、美国与英国的高级会谈。
肯尼迪的讲话对赫鲁晓夫是巨大的安慰，赫鲁晓夫后来称之为“自从罗斯福以来美国总统做出的最好的讲话”。包括特罗亚诺夫斯基在内的助手们敦促赫鲁晓夫做出同样的回应。几天后，美国和苏联签署了一份协议。建立可以在危机期间进行沟通的热线联系。在7月的最后两个星期里，赫鲁晓夫、阿维利尔·哈里曼以及英国的谈判人海尔萨姆勋爵[43]成功地达成了自冷战开始以来最为重要的军备控制协议。根据这份协议，各国将禁止在空中、水下以及外层空间进行核武器试验。由于不需要进行现场核查，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被搁置到了一旁。
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的谈判持续了10天，这使哈里曼有机会对赫鲁晓夫进行近距离的接触。赫鲁晓夫在4月份显得“老了许多，精神也不是很饱满，好像很疲惫”。他在7月份则显得心情好了许多，但是哈里曼也注意到了他取笑苏联将军们的方式，赫鲁晓夫称他的将军们是些“自作聪明的人”，在位期间浪费国家金钱，退休期间写出太多的回忆录。在与哈里曼和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一起午餐时，赫鲁晓夫对格列奇科大加奚落（取笑他会被美国更好的指挥官所取代），这让这位元帅无法掩饰他的惊愕。
7月23日，赫鲁晓夫出人意料地与卡达尔和勃列日涅夫以及他们的夫人出现在列宁体育场，哈里曼正在这里出席一次美苏之间田径比赛的开幕式。当两队队员手挽手绕场向观众致意时，赫鲁晓夫的眼眶里涌出了泪花。当天晚上，他有意将卡达尔撇在一边，对哈里曼谈了一些揭露斯大林的事情。不过在哈里曼看来，虽然赫鲁晓夫“公开谴责斯大林，但他对斯大林还是怀有一丝敬畏之心的”。
在整个会谈期间，赫鲁晓夫对除了核禁试以外的所有问题都很关心，特别是北约与华约互不侵犯条约问题。赫鲁晓夫对于互不侵犯条约施加的压力是如此强烈，以致哈里曼担心会谈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失败。就像赫鲁晓夫在7月27日给肯尼迪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互不侵犯条约“不仅是实现整个世界局势正常化的重要一步，而且还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中一个转折点的开端。……”但是西方谈判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单单是互不侵犯条约还不能阻止侵略行为。哈里曼能答应的最大限度就是在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后再考虑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很不情愿地接受了在不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情况下考虑禁止核试验问题。他希望肯尼迪本人能来莫斯科签署这一新的条约，但是美国派来的却是腊斯克（率领着一个美国由两党议员组成的参议院代表团），腊斯克得到的指令是不要破灭苏联人对于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希望，以“保持哈里曼访问所创造的良好气氛”，但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44]
在宏伟的克里姆林宫里镶嵌着拱形白色大理石的凯瑟琳大厅举行的签字仪式缓解了赫鲁晓夫的失望情绪，在签字仪式后盛大的午宴上，苏联人安排了白兰地酒、热情洋溢的讲话，以及苏联管弦乐队演奏了格希文的名曲“让爱走进心田”，这同样让赫鲁晓夫感到很欣慰。赫鲁晓夫在此之后邀请腊斯克和他的代表团去皮聪大，在那里这位美国国务卿表现出了一个老练外交家的风格，他不仅在羽毛球比赛中不着痕迹地输给了这位比他年龄大许多的东道主，而且用借来的游泳圈在游泳池里笨拙地划水，让赫鲁晓夫感到自己是位水平高超的游泳能手。但是当会谈触及柏林问题时，腊斯克却寸步不让。[45]
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并非完全不满足。在8月5日的会议上，他给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勋爵[46]留下的印象是“尽管身心疲惫，但精神不错”。霍姆认为，“尽管葛罗米柯努力装出高兴的样子”，但整个气氛还是“相当轻松的”。在谢尔盖·赫鲁晓夫看来，他父亲并非仅仅是“异乎寻常的满足”，他肯定还感到“很高兴”。这种高兴之情反映出赫鲁晓夫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根据与肯尼迪重新建立起的这种关系，他还有六年的时间（如果肯尼迪再次当选的话）可以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
赫鲁晓夫需要肯尼迪，并认为肯尼迪也需要他。在8月26日与多勃雷宁的一次长谈中，肯尼迪总统好像赞同采取措施防止突然袭击，以及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1月15日，罗伯特·肯尼迪预期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总统可以举行又一次会谈，在两三天的时间里，两位领导人可以“平静地坐下来，商讨所有的问题”。在多勃雷宁看来，“如果肯尼迪没有遇刺身亡”，那两国关系会得到改善，特别是由于“赫鲁晓夫不想让1961年维也纳会晤痛苦而有损于两国关系的事情再次发生”。他承受不起“两次失败的”首脑会晤，他“得在［苏联的］公众舆论面前显示出一些成功”。
11月22日晚间，赫鲁晓夫读完报纸后正准备上楼去卧室，突然政府的专线电话响了。晚上打来电话，这显得非同寻常，他几乎从来不会向家人讲述这些电话的内容。然而，这一次，他告诉家人说，有报道称肯尼迪总统遇刺了。赫鲁晓夫和尼娜·彼得罗夫娜、谢尔盖以及叶勒娜围坐在餐厅桌子边，等待葛罗米柯打回电话。赫鲁晓夫指示他打电话给大使，核实这一报道，但是葛罗米柯想接通驻华盛顿的多勃雷宁，而不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科勒尔。终于可怕的消息得到了证实：美国总统已经去世。
在美国总统遇刺身亡后的几个小时里，赫鲁晓夫好像一直处于震惊的状态之中。特罗亚诺夫斯基能看出来，赫鲁晓夫将此消息看成是“对他个人的打击”。第二天，在签署正式唁电时，赫鲁晓夫似乎一直在哭泣。除了正式的表示同情的电文外，他还给美国总统的遗孀发去了一份私人慰问函。
赫鲁晓夫从克格勃头目谢米恰斯内那里得到报告证实，行刺肯尼迪总统的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曾经在苏联生活过将近三年，但并没有为苏联安全部门工作。赫鲁晓夫怀疑是美国的反对派刺杀了美国总统，目的是为了破坏美苏之间关系的缓和。克格勃报告了新总统约翰逊“支持保守派与反对派的观点”，根据苏联得到的消息，肯尼迪家族的一位朋友传话说，约翰逊是一位“精明的趋炎附势之人”，他“不可能实现肯尼迪未竟的计划”。[47]实际上，约翰逊总统还是想投入巨大的努力与莫斯科改善关系的，但是他考虑的还有一些事情（例如重新选举与越南问题）。即使约翰逊总统没有想与苏联人对抗的意图，苏联人也会认为他就是如此。赫鲁晓夫告诉他儿子说，他本来准备冒险将肯尼迪总统作为一个合作伙伴，但是现在约翰逊上台了，“一切都变了”。
赫鲁晓夫缓和美苏关系的希望终于破灭了，此时修补与毛泽东关系的机会同样也丧失了。在那年的冬天，莫斯科和北京分别在对方的党代会上相互指责，之后双方终于同意从次年7月5日开始在莫斯科举行双边和平会谈。但是此次会谈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双方公开化的较量，双方都发表了批评对方的正式声明，然后礼貌地等待对方做出同样负面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又演变成了双方激烈的口水战，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谩骂遭到了中国人的当面回击。中国代表团成员康生说：“凶手、罪犯、流氓、傻瓜、狗屎、笨蛋，所有这些恶毒咒骂的词汇，都从赫鲁晓夫同志的嘴里冒了出来。”赫鲁晓夫是否有意宣称开发苏联核武器的是一个“傻瓜”？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是否都会认为他们的领导者是“一堆‘狗屎’”？赫鲁晓夫将斯大林批驳得一无是处，那他自己就“完全干净”吗？
中国代表团带队的是邓小平，他表现得更为克制，他对赫鲁晓夫的指责主要针对他对与美国关系缓和徒劳无益的追求：无论什么时候赫鲁晓夫抓住了艾森豪威尔或是肯尼迪递给他的“一根稻草”，他都是“只顾自己的喜怒哀乐”，而将兄弟党抛到了一边，这最终只能导致兄弟党不服从他的领导。邓小平评论说，当你由于自身错误的政策而遭受挫折时，你就勃然生怒……为了取悦帝国主义反对派而牺牲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48]
7月20日，中苏会谈破裂。几天后，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由于事先已经多次警告军备控制协议可以限制中国开发核武器的自由，北京方面谴责这一条约是“肮脏的交易”，是一种“欺诈行为”，是一种“背叛”。苏联人进行了类似的回击。接着双方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攻击与反攻击，继而将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牵扯了进来，并扩展到了一些国际组织里，甚至中苏边境纠纷演变到了爆发战争的边缘，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相互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不过，中苏之间快速加深的裂痕也给赫鲁晓夫带来了两个好处。由于中苏关系已经无法修复，赫鲁晓夫也就不用再取悦于北京方面了。正如特罗亚诺夫斯基所说的那样，无法与中国和解“给了他更大的空间，可以追求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达成谅解”。然而，当赫鲁晓夫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迟了。
中苏关系破裂的第二个“好处”是，由于中国人处于盛怒之下，赫鲁晓夫本人也受到了攻击，因此他的同事们就得团结起来，尽管他们将中苏关系破裂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他。1963年初，苏联驻中国大使切尔沃年科因为对中国太软弱而“被称为是坐在红地毯上的人”。赫鲁晓夫不是自己谴责切尔沃年科，而是将此事交给了科兹洛夫，科兹洛夫很有礼貌地倾听了切尔沃年科的申诉，并没有任何真正批评的意思，然后向赫鲁晓夫报告说他已经将这位大使“好好地臭骂了一通”。切尔沃年科认为，这件事说明科兹洛夫和他的同事们“并不赞同赫鲁晓夫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那他们为什么不告诉他呢？这是另外一回事”。
很显然，他们有些担心，不过赫鲁晓夫也感觉到了他们的保留态度。在1963年12月关于中苏关系破裂的全体会议上，他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会选择“赫鲁晓夫”（他使用第三人称来指代自己）作为特别咒骂的对象：“要责怪的可能是某人［就是毛泽东］的妈妈。如果妈妈没有给他那个大脑，其他人是不可能将这些东西硬塞进他的脑子里的，甚至是学校也不可能。”赫鲁晓夫总结说：“一些同志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而且我不想进行争论，我只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国领导人希望“有一天醒来时发现全体会议已经将赫鲁晓夫赶下了台。那好，同志们，我已经差不多70岁了。我不是在为我自己工作，而是为党和人民工作。我是否能留在这个位置上，你们可以做出决定”。“就像俗语所说的那样，火药桶里还有火药。［全体起立。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苏斯洛夫一反常态地为赫鲁晓夫进行了辩护：虽然中国人想“让赫鲁晓夫同志从中央委员会里退出去”，但是他们的“肮脏阴谋”注定是要失败的。9个月后，苏斯洛夫主持了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全体会议。
化肥！矿物肥料！这是1963年夏天赫鲁晓夫为苏联农业提出的最后的万能药。美国人为1.18亿公顷土地生产了3500万吨化肥，而苏联为2.18亿公顷土地只生产了2000万吨化肥。莫斯科需要在四年的时间里将化肥产量增加四倍。要想完成这一指标，需要新建60座化肥厂，现有的设施也需要增加产能。当然，60亿卢布是一笔相当大的资金，而且治理处女地也需要53亿卢布。在向主席团提出了一项应急计划后的几天里，赫鲁晓夫接待了美国农业部长奥维尔·弗里曼[49]。在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还没有讨论这一问题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就提出了生产1亿吨化肥产量的计划，并将价格标签提到了100亿卢布。不仅如此，他还高兴地私下向他的美国客人透露说，苏联的国防预算将会进一步削减。[50]
秋天的旱情袭击了俄罗斯中部、西伯利亚、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以及外高加索地区。两年前，苏联人得到的承诺称可以拥有富足的牛奶与蜂蜜，但是现在他们不得不排队等待领取救济粮。全国各地的报纸上开始出现措辞激烈的信件，但是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人不敢让“那个老人”看到这些东西。当柯西金终于在主席团的一次午餐会上说出事情真相时，赫鲁晓夫一直埋头吃饭，一言不发，但是当副总理建议从西方国家购买粮食时，他发火了。只是在农业采购部长向他报告说国家的粮食库存实际上已经告罄时，赫鲁晓夫才同意寻求国外的帮助：从加拿大进口了680万吨、澳大利亚180万吨、美国差不多200万吨，甚至还用贷款从罗马尼亚进口了40万吨。[51]
整个秋天，赫鲁晓夫内心的不安是显而易见的。9月5日，他抛出了一份备忘录，对“我们对于化肥的粗暴态度”以及“我们在管理矿产资源上的低效率、笨拙与无知”进行了严厉抨击。几天后在伏尔加国营农场看到的情况也“没有让我高兴起来”。他对当地官员抱怨说，问题是“一些不学无术的人总想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工作，甚至教导其他人也遵从他们的想法，尽管他们自己对正在从事的工作并没有任何的了解”。在赫鲁晓夫视察的下一站克拉斯诺达尔，那时的苏联农民在化肥的使用中浪费严重，这对“那时的美国农民而言是不可想象的”，“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为购买化肥支付了费用，知道如果不能正确地使用，他们就会破产”。赫鲁晓夫不久又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不过这份备忘录中提到的情况也适用他本人：集体与国营农场里有太多的领导人已经“严重超龄”，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也没有人将他们换下去。
总的来说，1963年的粮食收成情况是一场灾难：粮食总产量只有1.075亿吨，而1958年是1.347亿吨。处女地的粮食产量是历年来最低的，尽管与1955年相比，开垦的土地面积已经增加了1000万公顷。情况变得十分糟糕，以致克里姆林宫不得不认真考虑采取定量供应的问题。然而，赫鲁晓夫所能做的只是在1964年2月发表了一份训诫讲话，对特罗菲姆·李森科和罗斯维尔·加斯特这样创造奇迹的农场工人大加称赞，对正担任部长职务的，实质上是“傻瓜”的人进行侮辱。
“父亲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谢尔盖·赫鲁晓夫后来写道：“他变得紧张焦躁，容易生气发火，与人争吵，想找到应该对这种状况负责的人，但是又找不到。他在内心深处潜意识地明白了，问题并不是出在细节上，而是制度本身已经行不通了，但是他又不能改变他的信仰。”
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显得前景暗淡。赫鲁晓夫对叶夫赛·利别尔曼[52]提出的经济改革设想很是感兴趣，利别尔曼，这位哈尔科夫经济学家的思想突然开始出现在《真理报》上。此外，还有伊凡·库坦科[53]的思想，库坦科是哈萨克斯坦国营农场的负责人，他在他的农场里实行了合同制，粮食产量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有了飞速的增长。一些政治上的改革也让赫鲁晓夫着迷，例如在苏维埃选举中设定多个候选人，以及政府事务更大的公开化。在1963年夏末访问南斯拉夫期间，他还对南斯拉夫基于“工人委员会”的“自我管理”表现出了兴趣。但是在铁托大讲南斯拉夫改革时，赫鲁晓夫却对一件玩具表现出比对南斯拉夫经济模式更浓厚的兴趣，他不时将一个照相机形状的小钟表从口袋里掏出来把玩一番。在1963年8月与乌克兰党的官员举行会谈期间，赫鲁晓夫不停地打开一台小型的便携式收音机，将音量调大收听国外新闻，然后向目瞪口呆的与会代表报告他所听到的新闻内容。
同年夏天，在新近建成的克里缅丘格水电站附近，赫鲁晓夫的车队经过了一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标牌。这种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神圣化传统历来是赫鲁晓夫所深恶痛绝的，但是这一次，当当地官员蜂拥而至对他大加吹捧时，赫鲁晓夫没有表示反对。只是在最后时刻，当他前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汽轮即将起航时，他才突然说道：“难道你们没有读过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吗？还是你们认为这一决议没有约束力？我曾坚持禁止以领导人的名字来命名城市。但是我在这里就发现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情况，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将会把我置于何种境地？”
赫鲁晓夫市的父母官们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对于赫鲁晓夫而言，阿谀奉承什么时候都是具有吸引力的，现在几乎更是无法抗拒。助手们给了他一部名为《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歌功颂德的电影，这部电影以令人不齿的圣徒方式描述了赫鲁晓夫的生活与政治生涯，他在观看影片时没有说一句话，没有赞扬，但是也没有禁止播放。
1964年5月初，赫鲁晓夫启程前往埃及，参加阿斯旺水坝的落成典礼。[54]在启程前，纳赛尔的心腹、开罗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来到了莫斯科，因为“大人”（阿朱别伊对他岳父的称谓）有很多关于埃及的问题。海卡尔与赫鲁晓夫在他的别墅里呆了一天，在前往亚历山大的轮船上又呆了四天。“我会提出问题，你不用向我发问。”赫鲁晓夫承诺说，但是他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从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胜利到斯大林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这些事情。在海上航行的第三天早上，他终于问起了埃及的农业状况，但是几乎紧接着就打断了海卡尔：“这些都是废话。你们是在浪费时间。你知道你们应该做什么吗？化肥农业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化肥与作物的溶液培养可以代替对沙漠的开垦：“你们不需要开垦沙漠。你们可以在沙漠中放进盛水的容器！你认为纳赛尔总统知道这一点吗？我有一份关于这种种植方法的报告与科教片。我可以将这些资料送给他。对于你们而言，这比阿斯旺水坝更有用。”
在得知埃及人对土地脱盐感兴趣时，赫鲁晓夫说他知道一位学者，可以教导他们如何从事这项工作。“但是这对于你们来说也没有什么益处，”他补充说：“这太过昂贵了。玻璃与塑料水容器可以给你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只是到了海上航行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才终于问起了海卡尔希望他问及的那些问题，即关于宗教、语言、习俗以及政治等方面的情况。
当不给海卡尔以说教方式传经送宝时，赫鲁晓夫就在准备与纳赛尔的会谈。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则在拼命玩多米诺骨牌游戏，但是他们知道赫鲁晓夫在场时，最好还是不要玩。“所有的游戏项目都会让父亲面露不悦之色，”谢尔盖·赫鲁晓夫当时也在船上，他回忆说：“其他人都害怕父亲，他不喜欢玩游戏，认为那是浪费时间。他从来没有玩过足球、多米诺或是扑克牌。”谢尔盖记得在一次旅行中，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格列奇科以及其他一些人在赫鲁晓夫走向他的舱室时就把多米诺牌准备好；当他将要回来时，他们很快又将多米诺牌收了起来。
考虑到莫斯科与开罗之间过去的紧张关系，赫鲁晓夫担心对他的欢迎可能会是低调的。所以当“亚美尼亚号”进港时，埃及人安排的盛大欢迎仪式让赫鲁晓夫激动得热泪盈眶。在前往开罗的途中，大街两旁数以百万计的欢迎人群同样也让他激动不已。与埃及人的会谈并不是十分顺利，但是大坝落成的热烈气氛盖过了两国之间的分歧（纳赛尔想从苏联得到更多的资金与武器，这超出了莫斯科所能承受的限度；赫鲁晓夫则要求埃及与其邻国实现“和平共处”）。纳赛尔和赫鲁晓夫按动了电钮；尼罗河水从水闸喷涌而出；到场的贵宾（其中包括伊拉克总统阿里夫[55]、也门总统阿布杜拉·萨拉尔[56]以及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57]）得到了金质纪念奖章。赫鲁晓夫自豪地接受了“尼罗河项链”，这是联合阿拉伯共和国的最高荣誉。作为回报，他向纳赛尔和阿布得尔·哈基姆·阿米尔[58]授予了苏联英雄勋章。1964年10月，德米特里·波利安斯基谴责赫鲁晓夫向纳赛尔授予苏联荣誉勋章，这位“将共产党人赶进了集中营”的埃及人，他的行为好像表明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穆罕默德，而不是马克思。[59]
至少有部分时间，赫鲁晓夫好像是很开心的。他喜欢作为明智的施恩者，向感恩戴德的埃及人提供援助与建议。他喜欢将他们说成像伊拉克总统阿里夫那样的反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埃及的一些地方让他想起了他小时候在卡里诺夫卡的教会学校上学时心中想象的天堂。但是埃及的酷热几乎让人无法忍受，他后来回忆说，从飞机上看到的尼罗河景象同样让人难以接受：尼罗河两岸的绿色生机盎然，但周围却是无垠的沙漠，宽广的“没有水的区域”代表着“死亡”。
当阿斯旺访问接近尾声时，赫鲁晓夫突然之间显得不高兴起来。阿里夫当时正在红海巡游，赫鲁晓夫对此很不高兴，他讲述了在日俄战争期间俄国海军指挥官的故事，这位指挥官“无能而粗暴”，但是他的副指挥官却得到了所有人的衷心拥戴。当他们的舰艇沉没时，大家对于指挥官的死亡感到很高兴，但是却对副指挥官的死亡感到很伤心。后来有消息说那位指挥官被救了起来。“我告诉你们那些水兵们后来是怎么说的，”赫鲁晓夫继续说：“‘金子沉了下去，但渣子却浮了起来。’”突然之间意识到他的听众们会如何理解这一故事，赫鲁晓夫笨拙地解嘲说：“当然，那种情况并不适用于我们现在这支队伍。”
在埃及的访问拖拖拉拉持续了将近三个星期。赫鲁晓夫在亚历山大法鲁克[60]国王的夏季行宫里呆了几天。一天在午餐时心情还特别好，但突然间赫鲁晓夫宣布：“大家都不说话，太沉闷了。难道就不能来点音乐？……你奏乐！”他对葛罗米柯命令道，交给他一个盘子，像手鼓那样地敲了起来。然后对格列奇科说：“元帅，你跳舞！”葛罗米柯勉强笑着接了盘子，而格列奇科却显得很痛苦。这种情景让人想起了斯大林的最后岁月，他曾羞辱性要赫鲁晓夫跳舞。
一些事情正困扰着赫鲁晓夫。甚至在离开雅尔塔前，海卡尔就对赫鲁晓夫对他同事们令人尴尬的“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奚落”很是吃惊。当基辅党委书记佩奥特里·谢利斯特虚伪地宣称说他会处理好乌克兰的一切事务时，赫鲁晓夫生气地说：“同志，在我看来，你好像认为我此次旅行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会回来的，当我回来时，你得给我一个完全的交代。……”
在埃及访问期间，赫鲁晓夫几次称颂自己“仍然是个农民”，纯朴而直率。他在餐桌上表现得也像个农民，有一次曾吞下六个大的甜蛋糕，甚至他女儿拉达恳求他不要再吃了也无济于事。他暴饮白兰地，将汤倒进茶碗里，然后不用勺子就喝下去。在苏联代表团离开埃及的当天，赫鲁晓夫承认说他感到生气，因为海卡尔在报道中将他描述成一个农民。
“但是，主席先生，”海卡尔反击说：“你一直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位农民！”
“但是你写的我好像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故事里的农民，你为什么不说我是托尔斯泰笔下的农民？”
赫鲁晓夫的责难是否反映了他曾仔细阅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笔下的农民形象？这显然是不大可能的。最多他可能知道托尔斯泰将农民形象理想化，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不然，因为他信奉宗教神秘主义，并对激进的革命者进行过严厉的攻击。
5月25日从埃及回国后，赫鲁晓夫又于6月16日启程前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后来承认这次访问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目的”。他此行的主要原因是先前计划的访问被推迟，他对重新安排计划的长时间延迟感到不安。“虽然天气很好，”阿朱别伊记得：“但此次访问笼罩着一种不好的气氛。”在通常情况下，赫鲁晓夫对在国外受到的欢迎礼遇特别敏感，但此次他很奇怪地没有将此放在心上。注重细节的瑞典人没有计划鸣放21响礼炮（因为赫鲁晓夫并非正式的国家元首），但苏联联络官员坚持应按国家元首待遇接待。当“巴什基亚号”驶进斯德哥尔摩港口时，瑞典人的礼炮响了起来，赫鲁晓夫问道：“他们这是在干什么？”还没等到礼炮鸣放结束，他就离开走向了他的舱室。
赫鲁晓夫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讲话缺乏激情与活力。他在回国后向苏联人民所作的程序性报告读起来就像一篇旅行见闻。在他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关于此次旅行着重谈到了尼娜·彼得罗夫娜在丹麦一艘舰艇的下水仪式上按照传统敲碎了一瓶香槟酒，丹麦国王的女儿“还只是个孩子，长得很漂亮”，在挪威白宫门口迎接他的那个人穿着“一件黄褐色的制服”，将他引到了一间书房里，然后请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结果他就是挪威国王。“人们很容易把他错当成一个花匠。”赫鲁晓夫回忆说。
赫鲁晓夫的正式会谈也没有什么激动人心之处。对丹麦国王，“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回顾了在苏联各地打猎时的情景”。对于英格里德王后[61]与玛格丽特公主[62]，丹麦王位的继承人，赫鲁晓夫向她们讲述了“苏联戏剧、音乐与芭蕾舞”的现状。即使他得到的重要教训也是喜忧参半的。多年后，每当赫鲁晓夫闭上眼睛，他还能看到小小的丹麦所创造的农业“奇迹”：“是的，我知道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则是很平常的，只是长期发展积累的结果”。在挪威他了解到为什么共产党得不到人们的欢迎。“因为，”他被告知：“我们的很多工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房子、游艇以及其他财产。”
赫鲁晓夫考虑过退休，他在家里和克里姆林宫经常谈起这一话题。“我们已经老了，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会对主席团的同事们说：“是到了给其他人让路的时候了。我们得给年轻人工作的机会。”在他们看来，赫鲁晓夫只是在开玩笑，或是试探他们的忠心，就像斯大林在最后岁月里所做的那样。由于自己丝毫没有退休的意思，他们知道如何对赫鲁晓夫的话作出回应：“你在说什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你看起来棒极了！你比很多年轻人还要壮实。”
妨碍赫鲁晓夫退休的一件事就是继承人问题。苏联没有确立移交权力的程序。在列宁和斯大林去世后，取代他们的权力斗争使更替制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确定领导人的任期以及制定领导人更替的程序会起到作用，但那会限制赫鲁晓夫。他可以选定接班人，但是这样的接班人会威胁到他的神圣地位。减少这种危险的办法就是任命两个竞争者，但是这在后来肯定会引起更激烈的竞争。
赫鲁晓夫的第一副手，特别粗暴的阿列克赛·基里钦科，显得太过咄咄逼人。当他试图想把谢列平从莫斯科赶到列宁格勒时，赫鲁晓夫发火了，他用拳头敲打着桌子，对着电话喊道：“你他妈的认为你是谁呀？不经过讨论，是不能任命列宁格勒的领导人的，而这就没有经过讨论。列宁格勒属于我的职权范围，我会作出决定的！”[63]
在基里钦科之后是弗罗尔·科兹洛夫。科兹洛夫留着一头精心梳理过的白发，西装总是一尘不染，衬衫领尖上钉着纽扣（这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时间的苏联都是很少见的），他原来是一位冶金工程师，现在则成了苏联党内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但是赫鲁晓夫1959年告诉哈里曼说，他“和我们一样粗野”。在同样是潜在对手的谢列平看来，科兹洛夫“能力很有限。他唯一的长处就是他的声带。……你到他的办公室里会看到什么？一张特别干净的办公桌，没有一张纸片，也没有一支铅笔。这就是我们党的第二号人物！”米高扬认为科兹洛夫是个“缺乏才智的亲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和机会主义者”。
直到1963年初，科兹洛夫都一直遵守赫鲁晓夫路线，但是自此以后，在谢尔盖·赫鲁晓夫看来，他“开始出现一些独立化的倾向”。主席团候补委员德米契夫回忆说，当时其他的委员都认为科兹洛夫是事实上的党的第二书记。这丝毫没有增加其他委员对他的反对意见，相反，谢尔盖后来写道：“父亲喜欢科兹洛夫。……他偶尔反对父亲的意见，并与父亲发生争执，这换来的是父亲的尊重，而不是愤怒。”[64]然而，科兹洛夫也有失足的时候，例如，他允许苏联共产党1963年对其他国家共产党人举行的欢迎仪式体现出对南斯拉夫路线的变化。赫鲁晓夫当时正在皮聪大休养，他注意到了在欢迎词中将南斯拉夫描述成“建设中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尽管看起来这是一个微小的差别，但却意味着与赫鲁晓夫断断续续栽培铁托的政策不相吻合。
当他父亲给科兹洛夫打电话时，谢尔盖就在场，赫鲁晓夫指示将这种说法收回，并与南斯拉夫人进行私下的交流。当时“父亲对着科兹洛夫大声喊叫，指责他武断行事。……”赫鲁晓夫的话肯定要比这辛辣许多。谢列平记得在白维日斯基森林打猎时的情景，当围猎助手们将一只野猪赶到他们前面时，赫鲁晓夫和科兹洛夫同时开了枪。两人都声称是自己打中了目标。两人争吵不休，最后赫鲁晓夫下令验尸，以确定究竟是谁的子弹打中了野猪。当结果证明是他打中的时，赫鲁晓夫将子弹洗干净，装到口袋里，在主席团开会时故意将子弹拿出来把玩一番，让科兹洛夫生气。
不管是由于围绕子弹的争论（就像谢列平所说的那样），还是赫鲁晓夫的“五一节”批评（就像其他中央委员会成员所谣传的那样），或是科兹洛夫遗传天性中的弱点，反正他在此时遭受了重大的打击，这意味着会重新挑选一位第二号人物。赫鲁晓夫私下里对他儿子说，谢列平还没有做好准备，乌克兰第一书记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太“狭隘”，而勃列日涅夫“也不适合”。他具有在中央党的机构与基层的工作经验，但是“在战争前，当我们任命他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党委书记时，孩子们给他起了个‘芭蕾舞女’的绰号”，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任意摆布他，只要愿意”。
克里姆林宫的内部斗争是最高机密。赫鲁晓夫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和他儿子讨论过主席团的人事问题，在此之后也没有。“如果他不得不私下里和我谈起这一话题，”谢尔盖写道：“那就说明事态的发展对于父亲而言已经十分严重，以及他处于某种十分孤独的境地。”
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再次提到了退休的事：“我的体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到了给年轻人让路的时候了。我会坚持到第二十三届党代会，然后就递交辞呈。……我加入政治局时是45岁。那是处理国事的适当年龄，这时你具有充沛的体力，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到了60岁时，你就不会再思考未来的事情了。这已经是到了回家抱孙子的时候了。”
他不可能自己主动交出权力，相反，在米高扬看来，赫鲁晓夫“不停地在所有人面前大谈将年轻人吸引进来，扩充主席团的事情”。他的这些话让同事想起了斯大林在1952年重组政治局时的情景，他们担心下一步该轮到他们下台了。“这就好像他在有意识地制造敌人，”米高扬补充说：“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赫鲁晓夫的70岁生日标志着对他的顶礼膜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广播里充斥着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祝贺；报纸和杂志上到处都是对自从他上台以来的“伟大年代”的吹捧文章；由于所取得的很多成就，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4月17日清晨，安全人员在赫鲁晓夫列宁山别墅的客厅里安装了一台大型的广播电视控制台，上面的金属牌子上写着：“在中央委员会和部长委员会工作的同志们敬贺”。这件礼物是有违赫鲁晓夫本人的原则的。“不要送任何礼物！”他曾咆哮着说：“不要浪费人民的金钱！”但是他的家人和同事们都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他们知道如果真的按他的要求去做，那他肯定会很失望的。
九点钟，客人们开始陆陆续续来到赫鲁晓夫家：亲戚、主席团成员，还有中央委员会书记。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举行公开的庆贺活动，而现在是同事们私下里向他磕头的时候。他们都十分小心，没有抽烟，一直等到他们的领导人出现在橡木的楼梯上，赫鲁晓夫穿着精心缝制的深色西服，胸前佩戴着三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在所有人都在餐厅里落座后，发言开始了。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以及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勃列日涅夫宣读了一份虚情假意的贺词：“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与你并肩战斗的亲密同志，主席团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与候补成员，向我们最亲密的私人朋友与同志的70岁生日致以特别的问候与热烈的祝贺。”
擦干眼泪，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热情拥抱，向他呈递了一个装饰精美的盒子，里面是刚刚宣读的由所有客人签名的讲话稿。在长时间的宴会中，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显得很紧张。之后，赫鲁晓夫的同事们找到了一个脱身的借口——他们不想让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志过于劳累——谢利斯特回忆说，尽管“你能看出来，赫鲁晓夫既不想，也不希望他的生日庆祝仪式很快结束”。
当这一天终于过去时，赫鲁晓夫已经筋疲力尽了，白天接受来自大家的祝贺，晚上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和宴会，有人怀疑，对于大家祝贺的渴望以及因此造成的劳累都使他感到疲倦。对于赫鲁晓夫而言，这两种情绪的成分可能相差无几。对于他的妻子和其他家人而言，那天早上所拍摄的一张照片带有某种困窘的成分：照片中，赫鲁晓夫站立着，眼镜被推到头顶，神情坚定地向他的同事们发表讲话。勃列日涅夫坐在那里，眼睛低垂，表情小心严肃；尼娜·彼得罗夫娜、她的女儿叶勒娜还有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表情痛苦，神色沮丧。
此时，赫鲁晓夫的同事们已经再也不能容忍他了。甚至在他的生日前，勃列日涅夫就已经开始密谋反对他。3月初，他和波德戈尔内已经开始和主席团成员们接触，商量推翻赫鲁晓夫的事情。6月，勃列日涅夫当时曾考虑当他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访问回来时就将他逮捕。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在整个夏天与初秋都在秘密寻求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支持，以免重蹈1957年赫鲁晓夫的对手们的命运。
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有很多共同之处：出身卑微，显然缺乏教育与文化背景（除了官方文件外，勃列日涅夫阅读的就只有苏联的讽刺杂志），待人和蔼，喜好交际。然而，勃列日涅夫喜欢装腔作势，特别是发挥他作为国家元首的作用时。赫鲁晓夫对此并不喜欢，他的负面评论被传到了勃列日涅夫那里。1964年7月，赫鲁晓夫提拔勃列日涅夫为党的副总书记，同时将波德戈尔内指定为明显的接班人，从而使两人成为竞争对手。但是，即使在此之后，赫鲁晓夫还是继续奚落他们，问其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他们当然会将赫鲁晓夫的话传到勃列日涅夫与波德戈尔内那里）：“你们内心认为这两人，谁会成为真正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将他的不满隐藏了起来，他甚至将对赫鲁晓夫阿谀奉承的话写在了他办公室的日历上（例如，“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见面，一次愉快而高兴的会面”），就是为了防止有人窥探到他内心对赫鲁晓夫的不满情绪。[65]
1964年7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赫鲁晓夫不断下滑的命运带到了一个新的低点。他在此次全体会议上的表现令人感到十分羞愧，所以他和他的继承者都没有将此次会议的情况公之于世，在苏联人口头叙述的历史中，“这次全体会议从来就没有召开过”。他要求将农业研究院从莫斯科下放到农村去。他呼吁取消科学研究院，而苏联科学院辉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莫斯科党委书记尼古拉·叶高里契夫当时就坐在科学院院长米哈伊尔·凯尔迪什[66]旁边。“我辞职，我辞职，我不干了。”凯尔迪什痛苦地嘟囔说。在全体会议结束后不久去巴黎访问时，叶高里契夫问苏斯洛夫，是否领导层已经就这一问题作出了决定。“你什么意思，叶高里契夫同志？”一向表现刻板的苏斯洛夫回答说：“你什么意思？当然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如果说科学院是赫鲁晓夫诅咒的对象，那李森科就是攻击的主要目标。确信李森科参与了“一些坏事”，而且他的科学研究也并非名副其实，所以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就一直对他持反对态度。但是李森科还是借助他与另一位学者，尼古拉·蒂西金[67]之间的竞争——两人都声称自己研究的小麦品种可以提高产量——设法重新赢得了赫鲁晓夫的好感。两人之间的竞争发生在赫鲁晓夫别墅附近的集体农庄里，赫鲁晓夫平常会沿着莫斯科河划船，爬上岸边视察当地庄稼的长势情况。开始是蒂西金占了上风，但是最后李森科研制的小麦品种证明更大更好。
作为一种科学“试验”，这本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因为并没有作出控制何种庄稼种植的规定），结果也没有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但是李森科的研究成果所带来的前景却符合赫鲁晓夫创造农业奇迹的想法。1963年4月，在赫鲁晓夫亲自干涉、修正了评审委员会的负面投票后，两位李森科小麦品种的研究人员获得了大家垂涎的列宁勋章。6月，他试图把三位李森科的研究人员选举进科学院里。在传奇式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伊格尔·塔姆[68]以及其他人指出李森科主义是伪科学，并指责其中一名提名人曾谴责过伟大的基因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后，瓦维洛夫被逮捕并死于古拉格集中营，此次提名没有获得通过。
这就是赫鲁晓夫在7月全体会议上发火的背景。这也促使拉达·阿朱别伊（一位受培训中的生物学者，而且是莫斯科大学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和谢尔盖·赫鲁晓夫试图在一天晚上与他们的父亲讨论关于李森科的事情。他们当时正坐在赫鲁晓夫别墅俯瞰莫斯科河的阳台上，赫鲁晓夫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地嘟囔“反科学的魏斯曼[69]与摩尔根[70]派理想主义者”对李森科的不公正对待。[71]赫鲁晓夫谴责那些只对果蝇做实验的生物学家，而李森科是那种在工作中能与奶牛呆在一起的研究人员。拉达没有退让，而是为果蝇研究进行了辩护。她和谢尔盖批驳了李森科荒谬的论点，李森科认为没有一个人真正看见过基因是什么样。所有人也都没有见过原子，但是这没有妨碍苏联研制出原子弹。谢尔盖描述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之间的谈话真的让父亲非常生气。他从来没有对家人大喊大叫，也从来没有骂过人或是提高过嗓门。……但是这一次他发火了，大声地重复着他抱定的观点，认为不道德的人是在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利用我们，而我们对这一情况一无所知，但却在附和他们。最后，他完全失去了控制，宣布他不会容忍在自己的家里出现不同的思想，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看法，那最好不要再进他的门。”根据当时在场的谢尔戈·米高扬的说法，赫鲁晓夫跺着脚，拳头敲击着桌子，对他女儿喊道：“闭嘴！”
处于垂死状态的独裁者的首要原则之一就是不让他的对手们在首都得势。然而，赫鲁晓夫却不是呆在莫斯科，他不是去苏联各地视察，就是去国外访问，1963年他大约有170天没有呆在莫斯科，在1964年的头九个半月里，他在外面的时间为150天左右。1964年7月中旬，他在华沙参加波兰人民共和国的20周年庆典。8月，他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苏联的农业区进行视察，从萨拉托夫省到中亚地区。在莫斯科经过短暂的休整后，他从8月27日至9月4日又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
在讲话稿撰写人布尔拉特斯基看来，他陪同赫鲁晓夫去了捷克斯洛伐克，赫鲁晓夫看起来“很高兴、满意，甚至是精神振奋”。安德烈·谢甫琴科对他的主子更为了解。8月的一天晚上，当时赫鲁晓夫正在他们省视察工作，莫斯科方面打来电话报告说，塞浦路斯已经爆发了冲突，并就他们准备发表的声明征求赫鲁晓夫的意见。第二天，赫鲁晓夫在临睡前召见了谢甫琴科。“我累了，特别累，我要睡觉了。即使爆发战争，也不要叫醒我。”[72]
过去，对处女地的视察好像都能让赫鲁晓夫恢复活力。根据党的官员菲奥多·摩冈[73]的说法，此次他却“很生气，没有了往常的玩笑话，他也尽量避免发表讲话。他好像对什么事都感到很担心似的”。在此次视察中，赫鲁晓夫第一次对谢甫琴科发了火。当年夏天，谢甫琴科还亲眼见到过赫鲁晓夫对他的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发火。[74]
8月底的一个星期天，其他两位助手也得到了赫鲁晓夫同样的对待。赫鲁晓夫在附近的一个疗养院里顺道拜访了莫斯科党委书记叶高里契夫以及莫斯科市长弗拉基米尔·普罗米斯洛夫[75]。他要他们说出这座新建筑里由莫斯科制造的马桶座是用什么制成的。在被告知是用木头制成的时，赫鲁晓夫回击道：“你们看出来了，我也知道。你们是些挥霍浪费者！你们得使用塑料。我最近到过波兰，居住在一栋别墅里，当你坐在那样的马桶座上时，一点也感觉不到凉。所以你们也应该到那里去看看，检查一下，然后在莫斯科也照那样去做。”说着，他钻进了汽车，回到了他的别墅。叶高里契夫回忆说：“这是我们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的关于如何在莫斯科做事的最后指示。”
9月初，赫鲁晓夫来到了位于莫斯科以西37英里的库宾卡军事基地，参加坦克、大炮与直升机的演试。在列队的元帅们自豪地向他汇报他们的计划后，赫鲁晓夫斥责他们是在浪费宝贵的资源。“我们是计划征服什么人吗？”赫鲁晓夫盯着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问道。“不，没有，”他自己回答道：“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武器有什么用呢？”由于所有的战争最后都会导致核打击，而核战争本身又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只有保留最低数量的导弹是必要的，除此之外，过度的国防开支就是消耗国民经济。“否则，”他告诉在场的军官们说：“我们就会因为你们而穷得连裤子都没得穿。”
赫鲁晓夫开这个玩笑是想缓解当时的气氛，他还友好地捅了捅马利诺夫斯基的腰。但是“他的玩笑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谢尔盖·赫鲁晓夫说：“马利诺夫斯基挤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大家谁都没有说话。”
在图拉—塔姆导弹基地呆了10天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稍作停留，在那里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76]，然后他继续向南去。在辛菲罗波尔降落后，他用两三天的时间视察了克里米亚。乌克兰党委书记谢利斯特说，赫鲁晓夫当时显得心事重重，面露焦虑的神色。赫鲁晓夫对苏斯洛夫多有抱怨，并谴责米高扬“嘴太快，是位花花公子”。赫鲁晓夫原本准备在克里米亚休养一段时间，但是由于那里天气阴冷潮湿，他最后去了皮聪大。他的假期从10月3日正式开始。尽管他还不知道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日子就只剩下10天了。
[1]多勃雷宁认为，美国的这两个立场可以使肯尼迪看起来是“这场危机的大赢家”，他还说，如果公开全部真相，那么最终解决的条件也许会使人觉得“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谁也没有遭受重大的失败，谁也没有赢得重大的胜利”。
[2]当天早上，古巴主席奥斯瓦尔多·多蒂科斯招来苏联大使阿列克谢耶夫，询问关于莫斯科已经决定撤出导弹的广播消息的情况。阿列克谢耶夫记得他当时的回答是，美国人的广播什么都能说出来。当多蒂科斯说我所说的是莫斯科广播电台时，阿列克谢耶夫写道：“我马上想到了菲德尔对此会做出什么反应，我觉得自己是地球上最不幸的人。”
[3]赫鲁晓夫暗示说，卡斯特罗发来的电报促使他做出了让步的决定，因为卡斯特罗在电报中“建议我们首先对敌人发起核攻击”。因为“我们现在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死亡”，而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胜利”，“现在通过我们已经采取的措施，我们已经达成了与你们协商过的将导弹运至古巴的目的”。
[4]卡斯特罗10月31日还告诉赫鲁晓夫说：“愿意以最高的尊严战斗到底的无数的古巴人和苏联人在听到这个突然的、令人吃惊的、实际上是无条件撤出武器的决定时都流下了眼泪。”
[5]米高扬唯一的要求就是“通过所有可能的方式，马上通知他妻子葬礼的日期与时间”。
[6]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认为赫鲁晓夫事实上还是可以对取得的某些成果感到自豪的：避免了与美国发生战争，使得美国人公开保证不会入侵古巴；从土耳其撤出“丘比特”导弹；没有同意美国人对古巴进行现场检查的要求。虽然有利于华盛顿的核力量不平衡态势并没有得到改变，但是莫斯科方面还是通过建造更多的洲际弹道导弹着手改变这一不平衡态势。不过，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说赫鲁晓夫真的认为他取得了如此的成功。
[7]当然，赫鲁晓夫原本是想在古巴取得重大胜利后与美国进行更为广泛的谈判，现在他只好面对古巴危机失败的现实。在11月份的某个时候，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警告约翰·麦克考恩说，“你们美国人再也不能对我们这样了”，他暗指的是最终可以使苏联与美国达成大体核均势的战略军事力量集结。实际上，苏联的战略力量此时已远远落后于美国，而在赫鲁晓夫的主张下，苏联对常规武器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
[8]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朱可夫（Юри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Жуков，1908年4月23日——1991年5月31日），苏联记者。1927年起在报刊业工作。1938—1940年任《我们的国家》杂志通讯员。1943年加入联共（布）。1946年任《共青团真理报》编委。1946—1948年任《真理报》编辑部副执行书记兼专栏作家。1948—1952年任《真理报》驻法国记者。1952—1957年任《真理报》副总编辑。1956—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2年任部长会议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主席。1961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2—1972年任《真理报》政治专栏作家。1962—1982年任苏联和平委员会副主席。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8—1991年任“苏联—法国”协会副主席。1971年进入苏联中央电视台工作。1976—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2—1987年任苏联和平委员会主席。1991年去世。
[9]巴里·莫里斯·戈德华特（BarryMorrisGoldwater，1909年1月2日——1998年5月29日），1941年参加美国陆军。1947年转入美国空军，参加了朝鲜战争。1953—1965年、1969—1987年任参议院议员。1964年代表共和党参加总统大选，但最终败给林登·约翰逊。1974年迫使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1986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87年退休。1998年逝世。
[10]当时苏联仍然缺乏与美国“民兵”导弹相比拟的武器，“民兵”导弹稳定的固体燃料可以使其无限期地保持战备状态，接到命令马上就可以发射。直到1966年，苏联与美国“民兵”导弹相似的导弹，SS—11，才进入部署状态。
[11]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波利卡尔波夫（ДмитрийАлексеевичПоликарпов，1905年5月21日——1965年11月1日），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4年加入俄共（布）。1935—1936年任摩尔曼斯克市教育局长。1936—1939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教育部长。1939—1944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40—1944年任人民委员会广播和无线电委员会主席。1944—1946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1950—1951年任莫斯科弗·列宁国立师范学院副院长。1951—1954年任莫斯科弗·列宁国立师范学院院长。1954—1955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1955年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5—1962年、1965年任苏共中央文化部长。1958—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65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65年任苏共中央思想部副部长。1965年去世。
[12]赫鲁晓夫刚开始对马祖罗夫提出的责难并没有太放在心上，直到15个月后他们在同一座疗养院再次发生争吵。马祖罗夫关于白俄罗斯经济问题的看法让赫鲁晓夫很是生气，他回到莫斯科后就宣布说：“我一点也不喜欢马祖罗夫的行为方式。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的提议经不起批评。我们得考虑将他换掉。”
[13]在1964年10月正式批准赫鲁晓夫下台的全体会议上，波利安斯基在其准备的控告材料中将分离党组织的结果说成是“自苏联国家创立以来最为严重的混乱局面”。
[14]戈尔巴乔夫在1994年4月18日莫斯科纪念赫鲁晓夫诞辰一百周年的会议上（国际基金会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会议）表达过这种思想。
[15]1963年3月，赫鲁晓夫又向主席团抛出了两个备忘录：一个主张在主要城市周围建立新的牛奶与蔬菜农场，另一个是在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共和国以及俄罗斯西北部地区建立牲畜饲养中心。他再次进行了微观管理，推荐他美国之行学习到的土豆片制作技术（“我们大家都坐在飞机里，一边谈话，一边享用着工厂制造的土豆片。公司售卖的土豆片有着特殊的包装，土豆片保存得很好，因为土豆片是干的。这种食品很便宜。……”），并敦促在冬天的土地上堆积“肥料堆”，以保证第二年土豆生长所需的肥料。
[16]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乌斯蒂诺夫（ДмитрийФёдоровичУстинов，1908年10月30日——1984年12月20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18年进厂做工。1922年加入红军。1923年参与镇压巴斯马奇叛乱。1927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6年任军备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军备部长。1946—1950年、1954—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8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7年任国防工业部长。1957—196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军事工业问题委员会主席。1963—1965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5—197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1984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4年任国防部长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4年逝世。
[17]埃利·米哈伊洛维奇·贝柳廷（Э́лийМиха́йловичБелю́тин，1925年6月10日——2012年2月27日），俄罗斯艺术家、艺术理论家。
[18]鲍里斯·约西福维奇·朱托夫斯基（Бори́сИо́сифовичЖуто́вский，1932年12月14日——），俄罗斯作家、艺术家、插画家。
[19]欧内斯特·约西福维奇·内日韦斯特尼（ЭрнстИо́сифовичНеизве́стный，1925年4月9日——2016年8月9日），苏联雕塑家。1943—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55年起从事艺术活动，并参加了苏联艺术家联盟。1962年因遭到赫鲁晓夫严厉批判而被开除出苏联艺术家联盟。赫鲁晓夫死后，应其亲属的要求雕塑墓碑。1973年流亡以色列。1976年流亡美国。1996年一度担任叶利钦的私人顾问。2016年死于纽约。
[20]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еро́в，1910年7月21日——1968年1月19日），苏联画家。1941—1948年任苏联艺术家联盟列宁格勒分会主席。1942年加入联共（布）。1958—1968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60—1968年任俄罗斯联邦艺术家联盟理事会第一书记。1961—1968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68年任苏联艺术学院院长。1968年去世。
[21]据说，伊利切夫当时正努力想讨好赫鲁晓夫，在与他的克里姆林宫对手苏斯洛夫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最终成为主席团的正式成员。作者采访了乔治·I.库尼辛，他从1961年开始在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部工作。作者还对鲍里斯·朱托夫斯基进行过采访。
[22]在赫鲁晓夫读错后，缺少了字母“t”的单词“pideras”就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俄语俚语，意思是“同性恋患者”。
[23]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Дмитрий·Дмитриевич·Шостакович，1906年9月25日——1975年8月9日），苏联音乐家。
[24]马伦·马丁诺维奇·胡茨耶夫（Марле́нМарты́новичХуци́ев，1925年10月4日——2019年3月19日），格鲁吉亚裔苏联电影导演、编剧。1965—1986年任苏联电影摄影师联盟理事会书记。1968—1971年期间在苏联中央电视台工作。苏联解体后，曾于1994—1995年任欧洲之窗电影节主席。1998—2009年任俄罗斯电影摄影师联盟故事片委员会主席。
[25]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Андре́йАндре́евичВознесе́нский，1933年5月12日——2010年6月1日），苏联诗人。1947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60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3年因支持帕斯捷尔纳克而遭到赫鲁晓夫的严厉批判。2010年去世。
[26]瓦西里·巴甫洛维奇·阿克桑诺夫（Васи́лийПа́вловичАксёнов，1932年8月20日——2009年7月6日），俄罗斯作家、剧作家、编剧、翻译家。
[27]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科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Маяковский，1893年7月19日——1930年4月14日），苏联诗人、剧作家。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1910年退党，专心从事写作。十月革命后热烈拥护苏维埃政权。20年代起受到拉普的批判。1930年自杀身亡。
[28]伊拉里奥·弗拉基米罗维奇·格里茨辛（Илларион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Голицын，1928年5月20日——2007年3月14日），苏联画家、雕塑家。
[29]叶夫根尼娅·索洛莫诺夫娜·金日伯格（ЕвгенияСоломоновнаГинзбург，1904年12月7日——1977年5月25日），苏联记者、作家。1932年加入联共（布）。1937年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后获平反。此后是持不同政见者。1967年发表《陡峭的征途》，猛烈攻击斯大林主义。1977年去世。
[30]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列昂诺夫（Никола́йСерге́евичЛео́нов，1928年8月22日——2022年4月2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53—1956年任驻墨西哥城大使馆的官员，期间结识了切·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1958年加入克格勃。1960年起在拉丁美洲从事情报工作。1971年回国。1983—1991年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外国情报局）副局长。1991年1—8月任克格勃分析部部长，支持八一九政变。苏联解体后离开情报部门。此后参加了俄罗斯人民联盟。2003—200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22年去世。
[31]在“五一节”那天，当络绎不绝的人群通过红场时，伏罗希洛夫催促游行队伍加快速度，以免他一整天站在列宁陵墓上。“你知道你能去哪儿，克里姆！”赫鲁晓夫咆哮道：“你就得好好地站在这儿观看游行队伍。还在工业学院担任党委书记时，我们五一节早上六点钟就起床，然后步行几个小时来到这里。当我们到了这儿后，就想呆一会儿，看一看我们敬爱的领袖斯大林。但是秘密警察不停地催促我们快一点。这里所有的人都能看一看我们，好以后有个谈论的话题。我不打算叫任何人快一些。所以搬把椅子到那边去，克里姆，坐下来，闭上你的嘴巴！”
[32]在克格勃暗杀的两位流亡者中，一位是1957年10月暗杀的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人。根据赫鲁晓夫的这种评论，人们不禁会怀疑他在新切尔卡斯克大屠杀后声称自己“感到心痛”的真实性。即使他真的感到心痛，在现实政治面前，那也算不了什么，特别是在对他的门徒传经送宝时。至于消灭真正的阶级敌人，赫鲁晓夫更是从来没有犹豫过。
[33]作者对尼古拉·列昂诺夫的采访。列昂诺夫特别清楚地记得“当赫鲁晓夫嘲讽时格列奇科的反应，他当时就站在马利诺夫斯基的旁边，他们两人看上去都显得很尴尬”。
[34]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拉克辛（ВладимирЯковлевичЛакшин，1933年5月6日——1993年7月26日），苏联散文家、文学评论家。
[35]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Fellini，1920年1月20日——1993年10月31日），意大利电影导演、编剧。
[36]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罗马诺夫（Алексей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Романов，1908年2月16日——1998年10月29日），1929年起从事报刊业工作。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4—1946年任《真理报》驻高尔基地区通讯员。1946—1947年任《高尔基公社报》总编。1947—1949年任《白俄罗斯联邦报》总编。1949—1955年任共产党和工人党新闻局报社执行书记兼《“人民民主”为了持久和平，为了长治久安！》杂志副主编。1955—1956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驻加盟共和国顾问。1956—1962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61—1962年任苏共中央局委员。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63年任苏共中央思想部第一副部长兼中央思想委员会委员。1962—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3—1965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电影摄影委员会主席。1965—1972年任部长会议电影委员会主席。1972—1983年任《苏联文化》报主编。1983年退休。
[37]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库尼辛（ГеоргийИвановичКуницын，1922年4月28日——1996年10月6日），苏联哲学家、文学评论家、艺术评论家。1942—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3年加入联共（布）。1954—1957年任苏共坦波夫省委宣传鼓动部部长。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文化部副部长。1966—1968年任《真理报》文艺编辑。1968—1977年任艺术史研究所美学与艺术通论系主任。七八十年代曾两次险些被开除出党。1988年公开攻击斯大林主义。1996年去世，死后被发现长期勾结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38]基拉·格奥尔基耶夫娜·穆拉托娃（Ки́раГео́ргиевнаМура́това，1934年11月5日——2018年6月6日），乌克兰电影导演、编剧、演员。
[39]亚历山大·伊戈列维奇·穆拉托夫（АлександрИгоревичМура́тов，1935年4月21日——），乌克兰电影导演、编剧。
[40]安格斯·弗兰克·约翰斯通—威尔逊爵士（SirAngusFrankJohnstone-Wilson，1913年8月11日——1991年5月31日），英国小说家。
[41]威廉·杰拉德·戈尔丁爵士（SirWilliamGeraldGolding，1911年9月19日——1993年6月19日），英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蝇王》。198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42]纳塔利·萨劳特（NathalieSarout，1900年7月18日——1999年10月19日），法国犹太裔小说家、文学理论家。
[43]昆汀·麦加雷尔·霍格，圣马里波恩的海尔萨姆男爵（QuintinMcGarelHogg,BaronHailshamofStMarylebone，1907年10月9日——2001年10月12日），英国保守党政客。1938—1950年、1963—1970年任下议院议员。1945年4—8月任航空事务议会副国务秘书。1950—1963年、1970—2001年任上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60—1963年任上议院领袖。1956—1957年任第一海军大臣。1957年1—9月任教育大臣。1957—1959年任保守党主席。1957—1959年、1960—1964年任枢密院议长。1959—1960年任掌玺大臣。1964年4—10月任教育和科学大臣。1966—1970年任影子内政大臣。1970—1974年、1979—1987年任大法官。1987年退休。
[44]美国人冻结互不侵犯条约，是因为他们怀疑这是苏联人的宣传手段，实际上对欧洲安全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45]赫鲁晓夫对此感到很困惑，他对腊斯克说：“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美国人会在柏林问题上如此顽固。戴高乐不想因为柏林问题而挑起战争，麦克米伦肯定也不想。为什么单单你们美国人不是这样？”腊斯克回答说：“对了，主席先生，你最好认为我们美国人在此问题上就是十足的傻瓜。”
[46]亚历山大·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霍姆，夏塞尔的霍姆男爵（AlexanderFrederickDouglas-Home,BaronHomeoftheHirsel，1903年7月2日——1995年10月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29年加入苏格兰统一党。1931—1945年、1950—1951年、1963—1974年任下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64—1965年任反对党领袖。1945年任外交事务副国务秘书。1946—1951年任苏格兰银行董事。1951—1955年任苏格兰国务大臣。1951—1963年、1974—1995年任上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57—1960年任上议院领袖。1955—1960年任联邦关系大臣。1960—1963年、1970—1974年任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1963年加入保守党。1963—1964年任首相。1963—1965年任保守党党魁。1995年去世。
[47]据称，抽象派画家WilliamWalton向苏联人透露，肯尼迪家族认为刺杀美国总统的不是一个单独的杀手，而是美国的右翼阴谋团伙。
[48]在莫斯科与中国代表团会谈的同时，赫鲁晓夫还与哈里曼和海尔萨姆勋爵热情拥抱。肯尼迪指示哈里曼“摸清赫鲁晓夫在两个问题上的看法：一是他是否愿意采取措施限制或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二是他是否愿意由苏联采取行动或是同意美国采取行动来达成这一目的”。但是哈里曼的试探行动在苏联碰了壁。此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陷入极度糟糕的境地，尽管还没有人透露说赫鲁晓夫正在和华盛顿方面密谋破坏中国的核开发计划。
[49]奥维尔·罗斯洛普·弗里曼（OrvilleLothropFreeman，1918年5月9日——2003年2月20日），美国民主党政客。1940年入伍。1943年在布干维尔战役中身负重伤，1944年退役。1955—1961年任明尼苏达州州长。1961—1969年任农业部长。
[50]弗里曼礼貌地提醒赫鲁晓夫说，要想提高粮食产量，单靠化肥是不行的，特别是在缺乏灌溉设施的情况下，弗里曼的提醒在当年秋天的旱灾中就得到了印证。
[51]赫鲁晓夫在1963年9月26日的讲话中提及了苏联进口粮食的数量，但没有包括从美国进口粮食的情况。
[52]叶夫赛·格里戈里耶维奇·利别尔曼（ЕвсейГригорьевичЛиберман，1897年10月2日——1981年11月11日），苏联经济学家。早年在大学任教。1938年被捕。1939年4月被判处15年徒刑，同年年底平反。1962年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提出社会主义工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并参与了1965年的经济改革。1981年在哈尔科夫去世。
[53]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库坦科（ИванНикифоровичХуденко，1917年7月16日——1974年11月12日），苏联经济学家。早年参加了苏芬战争和卫国战争。1957—1970年任哈萨克斯坦农业部国营农场融资司司长，在任期间推行农业改革，将市场关系和自给自足的原则引入农业生产。1970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72年被捕。1973年被判处6年徒刑。1974年死于狱中。
[54]尽管莫斯科与开罗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并且苏联人对纳赛尔囚禁、折磨埃及共产党人的倾向特别愤怒，但赫鲁晓夫对自己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表现以及支持修建阿斯旺水坝还是颇感自豪的。当莫斯科暗示准备派“一个高级别代表团”参加水坝落成典礼时，纳赛尔及时地给予了回应。
[55]阿卜杜勒·拉赫曼·穆罕默德·阿里夫·贾马利（ʿAbdal-RahmanMohammedʿArifal-Jumayli，1916年4月14日——2007年8月24日），伊拉克资产阶级政治家。1937年毕业于巴格达军事学院。1941年参加了反英起义。1948年参加了巴勒斯坦战争。1958年参加了“七·一四”革命。伊拉克共和国成立后，于1958—1962年任装甲兵参谋长。1963—1966年期间历任萨拉赫丁省装甲团团长，第六装甲旅旅长，第五师师长等，并于1964年代理陆军总参谋长和地面部队司令。1966—1968年任总统。1967年5—7月任总理。1968年7月17日在政变中被推翻下台，随即流亡土耳其。1979年萨达姆上台后回国。2004年移居约旦。2007年死于安曼。
[56]阿布杜拉·萨拉尔（Abdullahal-Sallal，1917年1月9日——1994年3月5日），北也门资产阶级革命家。1962年发动革命，推翻了穆塔瓦基利亚王国的统治，并成立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随后于1962—1963年、1965年、1966—1967年任总理，1962—1967年任总统。1967年在政变中被推翻下台，流亡埃及。80年代初回国。1994年去世。
[57]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BenBella，1918年12月25日——2012年4月11日），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领导人。1936年进入法军短暂服役。1940年重服现役，参加了自由法国运动。1945年返回阿尔及利亚，参加了独立运动。1951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后越狱逃走。1952年流亡埃及。1954年参与创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1956年再次被捕，1962年获释。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于1962—1963年任总理。1963—1965年任总统，在任期间参加了不结盟运动。1965年在政变中被捕，随后被长期软禁。1979年获释。1980年流亡法国。1983年流亡瑞士，并创立了一个温和伊斯兰反对派组织“阿尔及利亚民主运动”。1990年回国。2012年去世。
[58]穆罕默德·阿布得尔·哈基姆·阿米尔（MohamedAbdelHakimAmer，1919年12月11日——1967年9月13日），埃及资产阶级革命家。1939年入伍。1948年参加了阿以战争。1952年参加了推翻法鲁克国王的七月革命。1953—1956年任埃及军队总参谋长。1956年任埃及—叙利亚联合军事司令部总司令，并指挥了苏伊士战争。1956—1961年担任纳赛尔驻叙利亚代表。1961年在叙利亚政变中被捕并被遣返回国。1964—1967年任第一副总统兼埃军副总司令。1967年埃及在“六日战争”中战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并提前退休，同年8月因“阴谋发动政变”而被软禁，9月13日服毒自尽。
[59]波利安斯基声称赫鲁晓夫从开罗发回了态度专横的电报，要求授予勋章，但谢尔盖·赫鲁晓夫坚持认为他父亲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对此是同意的。
[60]法鲁克一世（FaroukI，1920年2月11日——1965年3月18日），埃及阿里王朝末代国王，1936年4月28日——1952年7月26日期间在位。1952年在“七月革命”中被推翻下台，流亡意大利。1965年死于罗马。
[61]瑞典的英格里德王后（IngridofSweden，1910年3月28日——2000年11月7日），原名英格里德·维多利亚·索菲娅·路易斯·玛格丽特（IngridVictoriaSofiaLouiseMargareta），瑞典国王弗雷德里克九世的妻子。
[62]玛格丽特二世（MargretheII，1940年4月16日——），原名玛格丽特·亚历珊德拉·冰岛·英格里德（MargretheAlexandrineÞórhildurIngrid），丹麦国王兼国防军总司令。
[63]根据米高扬的说法，基里钦科并不比勃列日涅夫以及其他的权力妄求者更坏，但是在他们一起工作了20年后，赫鲁晓夫还是将他抛到了一边。
[64]西方的克里姆林宫研究专家同样认为科兹洛夫比赫鲁晓夫还要保守。
[65]谢利斯特曾回忆过赫鲁晓夫在电话里责备勃列日涅夫无能的事。根据勃列日涅夫原来的助手的说法，他的主人和波德戈尔内都不满意赫鲁晓夫对1960年与1961年首脑会晤的处理、从中国撤走苏联顾问、削减国防预算以及党的新发展纲要准备的方式，但是他们都将自己的不满意见埋藏在心里。
[66]姆斯蒂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凯尔迪什（МстиславВсеволодовичКелдыш，1911年2月10日——1978年6月24日），苏联应用数学家、力学家。1931年进入中央空气流体动力学研究所工作。1934年进入苏联科学院工作。1944—1953年任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系主任。1949年加入联共（布）。1953—1978年任苏联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1961—1975年任苏联科学院院长。1961—1978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奖委员会主席兼苏共中央委员。1962—197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8年去世。
[67]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蒂西金（НиколайВасильевичЦицин，1898年12月18日——1980年7月17日），苏联植物学家、遗传学家、育种家。1931—1937年任小麦—卧草杂交种实验室主任。1937—1946年、1950—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8年任农业部农作物品种试验委员会主席。1940—1957年任苏联科学院远缘杂交实验室主任。1958—1970年任苏联—印度友好文化关系协会主席。1970—1980年任苏联—印度友好文化关系协会副主席。1980年去世。
[68]伊格尔·叶夫根尼耶维奇·塔姆（ИгорьЕвгеньевичТамм，1895年6月26日——1971年4月12日），苏联理论物理学家。早年曾支持孟什维克国际派。1920年起从事科学研究。193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9年遭到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1953年参与了苏联第一次热核试验，并因此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获斯大林奖。1954年获列宁勋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71年逝世。
[69]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列奥波德·魏斯曼（AugustFriedrichLeopoldWeismann，1834年1月17日——1914年11月5日），德国进化生物学家。
[70]托马斯·亨特·摩尔根（ThomasHuntMorgan，1866年9月25日——1945年12月4日），美国进化生物学家、遗传学家、胚胎学家、科学作家。1933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71]李森科和他的追随者拒绝基因学说，他们将相信基因学说的人斥之为“魏斯曼与摩尔根主义者”，魏斯曼是20世纪初的细胞生物学家，摩尔根是早期的孟德尔派基因学家。
格雷戈尔·约翰·孟德尔（GregorJohannMendel，1822年7月20日——1884年1月6日），奥地利生物学家。
[72]就是在此次视察中，赫鲁晓夫祭出了他挽救苏联农业的最后一剂万能药，他提议（在第一章中已有叙述）在莫斯科设立九个集中的机构，负责管理全国各种具体的作物与牲畜，每个机构负责保证全国农产品的充足供应，例如谷物、肉类、葵花籽油以及糖类等。在离开莫斯科前往黑海度假前，赫鲁晓夫要求勃列日涅夫将他的备忘录在中央委员会的全部委员中间传阅，然而勃列日涅夫只给主席团的正式成员看了这份备忘录。
[73]费奥多尔·特罗菲莫维奇·摩冈（ФёдорТрофимовичМоргун，1924年5月12日——2008年7月7日），苏联作家、农学家。1943—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2—1963年任巴甫洛达尔工人代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63—1964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巴甫洛达尔乡区委第二书记。1964—1965年任采林尼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69—1972年任吉尔吉斯斯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副主席。1972—1973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巡视员。1973—1988年任乌共波尔塔瓦省委第一书记。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89年任国家自然保护委员会主席。1989年退休。
[74]作者1993年8月对安德烈·谢甫琴科进行了采访。赫鲁晓夫在他执政期间的最后几个月里表现异常的迹象还有：一位同事回忆说，如果有人敢于在主席团会议上对他的提议提出质疑，赫鲁晓夫就会“发脾气，开始使劲责骂，使得每个在场的人都感到很难堪”。还有一次，在主席团的非正式午餐会上，赫鲁晓夫邀请了两位在他顿巴斯时期的年长者，他在午餐会上没完没了地大讲他当时在煤矿的生活。之后在回克里姆林宫的路上，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基里钦科痛苦地抱怨说赫鲁晓夫最近“表现反常”，他们说“这位老人正日渐回到了他的童年时代”。
[75]弗拉基米尔·费多洛维奇·普罗米斯洛夫（ВладимирФёдоровичПромыслов，1908年8月28日——1993年5月22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8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1年、1953—1954年任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1—1953年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1954—1955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1955—1959年任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9—1963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建设委员会主席。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副主席。1963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建设部长。1963—1986年任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66—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年退休。
[76]苏加诺（Sukarno，1901年6月6日——1970年6月21日），印度尼西亚政治家。1945—1967年任印度尼西亚总统。1959—1966年任印度尼西亚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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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古巴导弹危机：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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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古巴导弹危机：1962
1962年10月14日，美国一架U—2侦察飞机对古巴进行了空中侦察。U—2飞机从65000—70000英尺高空拍摄的照片能显示出地面2.5平方英尺的物体，当天晚上在华盛顿的中央情报局国家图片判读中心对拍摄的照片进行了分析。照片显示，苏联正在古巴建造能发射弹道导弹、攻击美国的导弹发射设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1]第二天得到了消息，但是由于肯尼迪总统当时正在首都以外参加活动，直到10月16日凌晨1点40分才回到华盛顿，因此邦迪直到当天早上晚些时候才将这一情况告诉他。当邦迪将这个坏消息告诉他时，肯尼迪正坐在床边上，还穿着睡衣和拖鞋。总统看了看几张导弹发射架图片。“我们很可能得把它们炸掉。”他说。
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都感到异常的吃惊与困惑。从7月份开始，已经有了苏联在古巴进行大规模军事集结的报告，但是肯尼迪、邦迪、腊斯克、麦克纳马拉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拒绝相信苏联人的军事集结中会包括能打到美国的导弹。8月份在古巴发现苏联的防空导弹后，只有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考奈[2]怀疑莫斯科可能会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肯尼迪抵制中央情报局局长结论的一个理由是，由纽约参议员肯尼思·基廷[3]领导的共和党人坚持认为苏联的军事集结是进攻性的，他们指责肯尼迪政府缺乏警惕性。更重要的是，白宫想象不到赫鲁晓夫会在美国的“后院”发出挑衅，特别是在他无数次发誓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情况下。10月16日听到这一消息后，罗伯特·肯尼迪的反应有失政治家的风范，他大骂道：“简直是胡扯！胡说八道！胡扯！这帮俄罗斯畜生。”腊斯克怀疑赫鲁晓夫是否“神智完全正常”。在当天早些时候开会讨论时，肯尼迪总统告诉他的顾问们说：“他是在与上帝赌博”，但是“为什么——哪位俄罗斯问题专家能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后来又补充说：“唉，这真的是个难解的谜。”
肯尼迪和他的同事们（他们将其命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进行了几天的秘密磋商，想拿出一套紧急的处理办法。在10月22日宣布封锁古巴前，以及到10月28日危机消退前的六天里，他们不停地想搞清楚赫鲁晓夫的动机以及他下一步会采取什么动作。一种可能是他将导弹运到古巴是想抵消美国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的优势。参联会倾向于这种解释，他们坚持认为古巴导弹会在一场核战争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并不这么看，他认为莫斯科并不能从这种行动中获得什么真正的军事上的优势。前驻苏大使伯伦与汤普森提出另一种假说，即赫鲁晓夫是为了对抗美国在苏联临近国家土耳其部署导弹，以便日后进行讨价还价。最具说服力的猜想是，肯尼迪好像也同意这种看法，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与德国问题有关。汤普森三个月前刚刚从驻苏联大使位置上卸任，他比其他任何美国人都更了解赫鲁晓夫，他认为赫鲁晓夫是想在未来的谈判中增加他的筹码，使他最终有机会彻底解决困扰他长达四年的德国问题。“总统先生，”汤普森10月22日对肯尼迪说：“他在和我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很清楚地表明他将有所动作……他不会放弃已经表明的立场。他会做出这样的事的……他曾暗示说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在汤普森看来，“在柏林问题上的最后摊牌”是赫鲁晓夫心中考虑的“主要事情”。
肯尼迪总统认为古巴导弹与柏林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关联。如果美国不能让苏联将导弹撤出古巴，那世界就会怀疑华盛顿保护柏林的意志。如果美国封锁古巴，苏联可能反过来会封锁柏林。如果美国发起空中袭击或是入侵古巴，那莫斯科也许就会占领柏林，使得欧洲人谴责紧张好战的美国人不能承受在导弹威胁下生活的事实，而欧洲人长期以来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度过的。约翰·肯尼迪不禁“佩服起苏联人的战略”，10月22日他对他的老朋友、英国大使大卫·奥姆斯比—戈里[4]说：“他们对美国提出了这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具有挑衅性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美国人采取武力回应，那俄国人就有了对西柏林采取行动的理想机会。而且，如果他［约翰·肯尼迪］不作任何反应，那拉丁美洲以及美国的其他盟友就会觉得美国并没有真正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意志，他们就会采取同样的赌博行动。”
腊斯克提出另一套理论：赫鲁晓夫在苏联已不再能控制局势了，“强硬派已经得势了”。俄罗斯人当时以及后来坚持认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菲德尔·卡斯特罗免受美国的入侵，但是白宫里没人相信这种解释。
除了赫鲁晓夫的战略外，肯尼迪及其助手们还想努力预测他会采取什么战术。“我们必须假设，”肯尼迪10月22日在公开宣布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前说：“赫鲁晓夫知道我们了解他的导弹部署计划，因此他随时可以采取计划好的应对措施。”10月26日，肯尼迪对赫鲁晓夫将他恃强凌弱的名声利用得如此淋漓尽致很是佩服：“如果你是个畜生［就像赫鲁晓夫那样］，那么他什么时候都会显得很好对付，所有人都会乐于接受这种事实。”
但是如果赫鲁晓夫如此的精明，就像腊斯克所说的那样，那他为什么还会“产生如此严重的误解，低估古巴问题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呢”？既然已经部署了防空导弹，防止美国U—2飞机的预警探测，那他为什么没有使用它们？他为什么会将导弹与配套设备留在开阔的空地上，让美国飞机能发现它们呢？“也许有一天俄国人会对我作出解释，”肯尼迪于10月25日说：“他们为什么没有进行事先的伪装，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在现在这个时候做出如此的举动，他们认为我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发现他们的行动。”更不用说为什么赫鲁晓夫会在10月26日提出解决这场危机的办法，然后又在第二天加大他的赌注了。麦克纳马拉在10月27日抱怨说：“我们如何才能与这些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回答就改变主意，并在我们还没有获悉他们的条件前就将其公之于众的人进行谈判？”
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很简单，赫鲁晓夫对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进行过周密的考虑，也没有为出现的各种紧急情况准备好后续的计划。他严重误判了美国人的反应，在被发现后只是匆忙进行临时的准备，幸运的是，这场危机最后得到了和平解决，没有引发更严重的冲突。在肯尼迪方面，他对古巴的威胁是这场危机的起因之一，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不过他将赫鲁晓夫几乎逼到了墙角，尽管没有引发战争。最后，双方都找到了后退一步的勇气，危机得以和平解决，但是这场危机确实比任何时候都将世界推到了核战争的边缘。
两个超级大国彼此产生如此严重的误判，这充分说明了核时代和平的脆弱性。但是这场危机也让世人对赫鲁晓夫究竟想达成什么目标产生了更多的疑问。他为什么会将导弹运送到古巴？如果没有被发现，他会利用这些导弹做出些什么？苏联人为什么在做出导弹部署决定以及实施过程中显得如此拙劣？还有，赫鲁晓夫为什么会有勇气在最后关头做出让步？这些问题的答案还得从古巴这个国家身上寻找。正如华盛顿所猜想的那样，这些问题也涉及了总体的核力量平衡与柏林问题，但是并不像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此外，这些问题还反映了1962年赫鲁晓夫在国内以及他的个人地位：麻烦不断；随着挫折的累积，他变得越来越焦躁；决心证明他自己的能力（向他的同事还有他自己）；随时准备猛烈出击，做出冒险的举动，以重获主动权。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古巴部署导弹可谓是一副万应的灵药，可惜这副灵药最后对医治赫鲁晓夫心中的隐痛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一开始，古巴在莫斯科眼里并没有显得多么重要。在斯大林看来，拉丁美洲以及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只是世界主流力量的配角。赫鲁晓夫对可以给苏联带来新的盟友的发展中国家革命持欢迎态度，不过当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军队从马德雷山脉挥戈出击，于1959年1月占领哈瓦那时，莫斯科对他们是谁以及他们的立场都不是十分清楚。甚至在得知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是位共产党人，并猜想菲德尔本人也可能是共产党人后，克里姆林宫对是否给予他们援助还犹豫不决。当赫鲁晓夫1959年9月在美国访问时，主席团根据外交部的建议决定不向古巴提供军事援助，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担心可能会引起美国的负面反应。然而，当赫鲁晓夫回国后，他坚持重新修改了决定，于是华约的武器被运到了哈瓦那。三年后，又再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赫鲁晓夫的顾问们根据所掌握的情况认为应该谨慎从事，但他并不以为然。
随着1960年与1961年间莫斯科与哈瓦那之间关系的日益密切，苏联在古巴所下的赌注不断上升。米高扬于1960年2月对古巴进行了考察，受到了卡斯特罗的热烈欢迎，他在回国后得出结论认为：“是的，他是一位革命者，和我们完全一样。我感觉就像回到了童年时代一样。”赫鲁晓夫的看法也是如此，特别是当年与卡斯特罗在纽约黑人居住区热情拥抱以后。在他看来，古巴已经成为“一盏明灯，一座充满希望的指导拉丁美洲所有不幸的、受到剥削的人民的灯塔”。随着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恶化，卡斯特罗开始担心会受到美国的攻击，于是赫鲁晓夫向即将到来的1962年危机又跨出了一步：1960年6月9日，在一次苏联教师（其中包括他自己在卡里诺夫卡的老师）的集会上，他宣布将把古巴置于苏联的核保护伞下：“……如果有必要，苏联炮兵可以用导弹支援古巴人民，如果五角大楼的侵略者胆敢向古巴发起攻击。”
这时，赫鲁晓夫的威胁还只是口头上的，不过却好像收到了成效。实际上，赫鲁晓夫的口头威胁并没有真正阻止美国的攻击，因为当时美国人还没有做出任何攻击的准备。美国只是由中央情报局采取了一些行动，例如1960年9月向奥连特省的反叛军空投物资，但是这些行动并没有取得丝毫的效果。然而，卡斯特罗却对苏联充满感激，更加愿意向苏联阵营靠拢。他在11月份宣布（是真是假并不清楚）他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在肯尼迪1961年1月宣誓就职前不久，古巴人担心美国人会协助叛军发起又一次攻击，结果证明并无此事。但这让莫斯科和哈瓦那再次担心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当没有发生入侵时，他们认为苏联的核威胁起到了遏制作用。
猪湾事件终于发生了，这并不奇怪。令人奇怪的是，华盛顿派遣的是古巴流亡者，而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而且后来也没有采取措施，保证他们取得成功。虽然卡斯特罗取胜了，但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还会再次发起攻击，下一次就是动用美国军队了。美军已经驻扎于关塔那摩海军基地，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发起攻击；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宣布古巴人攻击了他们的基地，就可以“自卫”的名义进行还击。当赫鲁晓夫询问他的国防部长美国需要多长时间可以摧毁卡斯特罗的武装部队时，马利诺夫斯基估计说只要几天。
美国人的确正在计划各种类型的攻击。猪湾事件后，华盛顿发起了政治与经济战，在加勒比地区进行威胁性的军事集结，并在为“猫鼬”行动做准备，“猫鼬”行动是一项秘密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进行破坏袭击、试图暗杀卡斯特罗，最后美国于1962年10月进行了军事干涉。在“猫鼬”行动方案清单中，政府只批准了那些“按照常理分析不会引起目标区内人民的反抗，并且事态的发展不需要美国进行武装干涉”的行动。不过，古巴与苏联的情报人员对此并不知晓。如果赫鲁晓夫对美国决心想除掉卡斯特罗有所猜疑的话，那么肯尼迪对阿历克赛·阿朱别伊所说的话并没有加重他的疑心，阿朱别伊于1962年1月30日在华盛顿与肯尼迪进行过会谈。根据美国有关此次会谈的记录，肯尼迪说美国在心理上还没有为如此近范围内出现一个敌对的邻国做好准备，指出“如果在附近出现一个敌对的集团，苏联也会有同样的反应”，“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苏联对匈牙利叛乱的反应就好理解了”。阿朱别伊在莫斯科向赫鲁晓夫汇报的有关此次会谈的情况则更加生动：肯尼迪回忆说在猪湾事件后，他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招来，并狠狠地责骂了他：“我告诉过你：你应该向俄国人学习。在匈牙利遇到困难时，他们在三天之内就平息了冲突。……但是你，杜勒斯，从来没有本事做到那样。”为了强调他所听到的情况的重要性，阿朱别伊会对肯尼迪的话夸大其词，但是不管肯尼迪是怎么说的，赫鲁晓夫都担心会出现最坏的情况。
1962年2月，苏联批准了扩大对古巴的军事援助。后来当克格勃报告说美国的入侵并非迫在眉睫时，国防部向古巴供应SA—2防空导弹的建议就被搁置起来了。然而仅仅过了两个月，赫鲁晓夫就提出了向古巴运送中程导弹的事情。与此同时，美国在大西洋与加勒比海地区进行着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行动。也差不多就在此时，卡斯特罗与亲苏联的古巴共产党领导人阿尼巴尔·埃斯卡伦特[5]之间的分裂使菲德尔有倒向毛泽东一边的危险。这两种事态的发展都时时出现在赫鲁晓夫的脑海里。失去古巴“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教义的巨大打击，将会使我们远离拉丁美洲，将会使我们的威望受到损害”。谢尔盖·赫鲁晓夫后来写道，他父亲将卡斯特罗的失败“看作他自己的失败”。根据特罗亚诺夫斯基的说法，赫鲁晓夫“总是担心”他可能会被迫“做出让步”，“他会为出现这样的情况承担责任”。他总是想起斯大林的那句警告，帝国主义会“像掐死小猫一样”扼死他的继任者。特罗亚诺夫斯基认为，他肯定会时常想起斯大林的奚落，因为中国人当时不停地指责赫鲁晓夫“向帝国主义屈服”。
如果赫鲁晓夫想保护古巴，那他为什么不用常规武器？他为什么不在不依靠核武器的情况下派遣苏联军队作为保护古巴的象征性部队（就像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一样），从而确保美国对古巴的任何入侵都会引发美苏之间的冲突呢？大肆渲染的警告加上模糊的报复威胁是苏联人喜欢的又一种伎俩，他们在过去的危机中也曾尝试过，尽管并不是每次都能取得成功。此外，如果赫鲁晓夫只是想“进行核打击”，那他为什么不只是部署战术核武器？战术核武器不能打到美国的本土，但还是拥有足够的威胁，可以彻底粉碎入侵的美国军队的。赫鲁晓夫的决定让华盛顿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战略核导弹带来的风险好像与其可能带来的额外利益是极不相称的。肯尼迪政府不能理解的是赫鲁晓夫脑子里奇怪的核遏制逻辑。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秘密进行导弹部署，美国是在这些导弹部署完毕、形成攻击态势后才发觉，那么美国人在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摧毁我们的导弹部署前就会三思。我知道美国是能够将其中一些导弹摧毁的，但并不是全部。只要有四分之一，甚至是十分之一的导弹在美国人的攻击下幸存下来——或者留下的只是一到两枚威力巨大的核导弹——那么我们仍然可以打击纽约，使纽约剩下不了什么。我并不是说纽约所有的人都会被消灭——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但肯定有大量的人会被消灭。我不知道会是多少。……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是，我认为，我们在古巴部署的导弹可以制止美国对卡斯特罗政府采取危险的军事行动。
这就是赫鲁晓夫的如意算盘。部署导弹的目的是为了吓唬美国人，并非真的是为了实际运用。艾森豪威尔的想法与此大同小异，但是肯尼迪的想法并非如此：为了确保核威慑的可信度，他追求的是足够大的核优势，以使莫斯科确信他真的想冒核战争的风险。赫鲁晓夫的想法则要简单得多：只要他有（或者看起来有）最低数量的核导弹，并宣称随时准备运用这些核导弹，那美国人就会受到胁迫。只要在华盛顿发现之前使古巴部署的导弹具备实战能力，美国人就不会对这些导弹，或是卡斯特罗本人怎么样。
直到1962年，赫鲁晓夫外交政策的基石就是吹嘘苏联正在大规模制造能摧毁美国的洲际导弹。尽管U—2飞机的侦察飞行拍摄了大量的图片，但美国情报机构在1961年中期之前还是无法判断赫鲁晓夫核讹诈的真伪。1961年中期，“日冕”间谍卫星与苏联变节上校奥列加·彭科夫斯基提供的情报证实苏联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枚可以用于实战的洲际导弹，而当时肯尼迪政府自身的核导弹生产正使其形成压倒性的战略优势。
1961年10月30日，苏联试爆了一枚5000万吨级的核弹，其爆炸力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武器的总和，包括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原子弹。不过，甚至在此之前，肯尼迪已经决定向世界宣布赫鲁晓夫是在进行核讹诈。10月21日，副国防部长罗斯维尔·吉尔帕特里克[6]宣布美国拥有“至少相当于苏联首轮核攻击的第二次攻击能力”。1962年2月，麦克纳马拉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作证时说，美国拥有“进行大规模核战争的明显军事优势”。一个月后，美国总统发表公开声明称：“美国永远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赫鲁晓夫肯定不会相信美国在其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会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他告诉专栏作家斯图尔特·阿尔索普[7]说：“在一定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得采取主动的行动。”[8]
苏联对这种命运的逆转反应特别敏感，愤怒地否认美国占据着战略优势的说法，并攻击肯尼迪威胁首先使用核武器。由于赫鲁晓夫认为哪怕是表面上的战略优势都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美国实际的优势将会对苏联带来加倍的损害：他不仅会失去四年来一直倚仗的这种原子武器杠杆，而且美国人会使用这一杠杆来对付苏联人。
赫鲁晓夫的个人推断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他坚持依赖洲际导弹，而不是常规武器，即使当克里姆林宫实际上并不掌握这一手段时也是如此。就像可能失去古巴将会带来重大损失一样，核优势的丧失也可能会给苏联带来灾难。难怪他在1962年3月与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交谈时称，美国企图获得核优势是“特别令人无法容忍的”，在谈到华盛顿的核武器射程时，他说：“现在正是斩断他们核武器之手的时候了。”
1962年2月，赫鲁晓夫前往皮聪大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养，同时准备苏联国防委员会的一次重要会议。与会的有最高军事指挥官、主要的导弹设计师以及主席团成员。赫鲁晓夫穿着休闲服装（一件绿色的夹克，灰色的裤子）主持会议，这与其他人的正式服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军事指挥官们坦陈苏联现有的洲际弹道导弹还不足以与美国相抗衡。R—16导弹（西方国家称为SS—6）的发射准备时间需要数个小时，而美国的“民兵”导弹可以在几分钟内发射。“在做好发射准备前，”莫斯卡连科元帅抱怨说：“我们所有人身上都没有一块干的地方了。”此外，即使美国人未能摧毁R—16，其自身不稳定的液体燃料也可能导致事故。为了避免发生爆炸，每隔30天就要把燃料排干一次，而使用固体燃料的“民兵”导弹可以无限期地保持战备状态。“父亲表情严峻地扫视了一下全体与会代表，”谢尔盖·赫鲁晓夫后来说：“他想达成的结果被再次证明是无法实现的。……他要求那些与会代表思考如何才能将导弹的发射准备时间降至最低，以赶上美国人的水平。”
与洲际导弹的情况不同，苏联人拥有的洲际导弹的数量不多，但拥有数量众多的中程导弹。将中程导弹部署到古巴至少可以使苏联能打到美国城市——如华盛顿、亚特兰大、达拉斯与新奥尔良等——的核弹头数量增加一倍。特罗亚诺夫斯基认为，部署这些导弹旨在“改变核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苏联，美国当时在该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特罗亚诺夫斯基听到了当时主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的尤里·安德罗波夫与赫鲁晓夫之间的谈话，安德罗波夫说：“只要部署成功，我们就能将它们瞄准美国柔软的下腹部。”“除了保护古巴，”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证实：“我们的导弹还将真正实现西方人喜欢说的‘力量均势’。美国人也将尝到敌人的导弹时刻对着你是什么滋味；我们其实没有做什么，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我们俄罗斯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已经经历了三场战争。……美国人从来不用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打仗……由此他们赚足了战争钱财。美国从世界其他地区的流血中赚取了数不清的美元。”
特罗亚诺夫斯基后来写道，古巴问题其实与柏林问题并没有什么关联。这位赫鲁晓夫的前助手认为，柏林墙其实在柏林危机中就已经倒塌了。当然，“双方的确继续进行着外交上的斗争，双方都发表了一些公开的声明，根据形势的不同发展，有些强硬，有些理智”。但是“这些是风暴消退前的最后浪潮。……至少在我们一方看来是这样。很显然，赫鲁晓夫不可能就这样解决西柏林问题，因为东德领导人在他后面盯着，敦促他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但是他所做的其实没有什么，只是一些空拳练习而已。”
柏林问题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特罗亚诺夫斯基的解释。赫鲁晓夫收回了他在1961年10月17日维也纳会晤刚刚结束时发出的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几天后，在查理检查站发生的双方坦克对峙看起来令人惊慌，但事实上事态并没有进一步恶化。[9]当接下来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一无所获时，首先是葛罗米柯和汤普森大使在莫斯科的会谈，接着是腊斯克与多勃雷宁在华盛顿的谈判，苏联人显得泰然自若。1962年1月，汤普森“吃惊地发现［葛罗米柯］没有表露出任何着急的表情，好像对当前的态势将持续多长时间也并不是很感兴趣”。腊斯克在2月份说，莫斯科好像已经做好了“冻结柏林问题”的准备。尽管美国采取不妥协的态度，但葛罗米柯既没有威胁中止会谈，也没有对这一僵局大肆宣扬。在2月28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吃惊的腊斯克说，苏联人“好像很愿意一遍又一遍地继续这种长时间的口舌之争”。
特罗亚诺夫斯基引证危机爆发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来说明古巴导弹与柏林问题并没有关联。当外交部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建议对柏林进行封锁，以对抗华盛顿对古巴的隔离时，赫鲁晓夫对他发火说：“我们刚刚开始从一个风险中摆脱出来，而你现在又建议我们去冒另一次风险。”不过，赫鲁晓夫在危机进入白热化时拒绝对柏林进行封锁并不能证明德国问题与引发古巴导弹危机没有丝毫的联系，大量的材料似乎都证明这种联系是存在的。
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之间有着秘密的通信（白宫的助手们戏称为“笔友通信”），从1961年9月开始，并一直持续到古巴危机发生之后。在此期间，肯尼迪在柏林问题上几乎没有做出让步，他的姿态好像使赫鲁晓夫烦躁不堪。11月9日，赫鲁晓夫听起来好像已经孤注一掷，特别是肯尼迪的助手们记得，在古巴危机爆发后赫鲁晓夫在给肯尼迪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们得明白，我已经没有再往后退的余地了，我的后面就是万丈悬崖。”[10]当肯尼迪12月2日的答复没有考虑到赫鲁晓夫所处的困境时，这位苏联领导人指责美国人“妄自尊大”，并发誓说：“我们必须就德国和平条约做出结论，即使你们不同意，我们也得这么做。”[11]
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萨林格尔[12]于1962年5月中旬来到莫斯科，与苏联官员讨论关于信息交流的问题。让他感到震惊的是，他被带到了赫鲁晓夫的别墅里，与这位苏联领导人一起呆了两天。在这两天的时间里，安排了大量的赫鲁晓夫喜欢的休闲娱乐活动——吃饭、喝酒、划船、射击、开玩笑以及将他自己与斯大林作比较（斯大林“只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将其应用于农业和工业。他对于实际事务并不擅长。我希望他能看到这个农庄［他别墅的旁边］现在的样子，那样的话，他就会知道我是正确的”），但是赫鲁晓夫还是不停地提到了柏林问题。如果他和肯尼迪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他们就会处于“一场十分重大的考验的边缘”。赫鲁晓夫好像确信美国不会“因为西柏林而开战，在柏林问题上与苏联开战需要美国付出几乎是想象不到的代价”。
7月26日，赫鲁晓夫向正要回到华盛顿的汤普森大使道别。他再次警告说，他还能在德国和平条约问题上“无限期地等待”，他似乎“处于深深的焦虑之中”。同年9月，赫鲁晓夫将正在苏联访问的美国内务秘书斯图尔特·尤德尔[13]召到了皮聪大。德国形势“让人无法再忍受下去了”。他警告说。由于肯尼迪缺乏必要的“勇气”，赫鲁晓夫将“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给他一个选择，是战争还是签署和平条约。……你们想要柏林吗？其实你们根本不需要它。……很长时间以来，你们把我们就像小孩似的呼来唤去。现在该轮到我们打你们的屁股了”。
10月16日，赫鲁晓夫告诉汤普森的继任者弗伊·科勒尔[14]说，他计划参加11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届时他希望能与美国总统就西柏林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美国人刚刚得知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导弹，这正是达成他在柏林问题上目标的绝佳时机。
直到此时，莫斯科可能都在利用柏林问题“转移”美国人对古巴的关注，这是米高扬后来对卡斯特罗所说的。不过，这并不能证明赫鲁晓夫所有的大吵大闹都没有什么意义。正如特罗亚诺夫斯基坚持认为的那样，柏林墙竖起来后，柏林危机其实已经过去了，那赫鲁晓夫为什么还要拼命揪住这个问题不放？1999年在被直接问及这个问题时，特罗亚诺夫斯基回答说：“你得反复强调某些事件，毕竟，冷战仍在持续。”
不管你相信与否，这种看法在赫鲁晓夫对其东欧盟国的表态中得到了证实。1961年10月，他告诉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说，缔结德国和平条约，苏联阵营将会“有所损失”，因为西方国家“可能会宣布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封锁”。由于存在这种危险，“我们不应该加剧形势的恶化”，但“我们必须继续我们的游戏……我们应该保持施加压力”。1962年2月，赫鲁晓夫问乌布利希：“我们签署和平条约要得到什么？什么也不要。在8月13日前［柏林墙建造的那一天］，我们脑子里考虑的都是如何前进。现在，边境已经封锁起来了。”
但是，1962年3月当多勃雷宁这位新任大使前往华盛顿前夕与赫鲁晓夫会谈时，“很显然，［赫鲁晓夫］认为德国与柏林问题是美苏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他想按照他在维也纳与肯尼迪会谈时安排的路线图来解决这一问题”。根据多勃雷宁的说法，“赫鲁晓夫相信他有机会改变德国问题的现状，使之有利于苏联”。
赫鲁晓夫的恫吓只是为了让多勃雷宁“不要在这场游戏中有出轨举动”吗？或者不是特罗亚诺夫斯基所认为的那样，赫鲁晓夫是真的将柏林问题与古巴问题联系在了一起？赫鲁晓夫是否总是改变主意？或者他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在想些什么？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其他人为什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莫斯科党委书记尼古拉·叶高里契夫与柏林和古巴问题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在莫斯科注意到的一种模式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赫鲁晓夫总是不停地抨击西方在柏林问题上的举动：“即使赫鲁晓夫犯了错误，甚至在他知道自己犯有错误时，也许特别是在这样的时候，他也不可能主动承认。这部分是由于他是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部分也是由于他的性格。”
不管他在柏林问题上的想法如何，很显然，赫鲁晓夫认为1961年与1962年的美苏关系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同时中苏关系也在进一步恶化。在苏联第二十二届党代会上，周恩来礼貌但坚定地表明了中国的路线立场，后来在赫鲁晓夫还没有来得及对他进行指责前就离开了莫斯科。周恩来在红场不仅向列宁，而且向斯大林敬献了花圈，尽管赫鲁晓夫告诉他说，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1956年时］”，但现在“我们将独自采取行动”。1962年，中苏就修补双方之间的裂痕进行过几次尝试，但是紧张局势却进一步升级。因此，在古巴秘密部署导弹，加上此前在纽约对肯尼迪的成功恫吓，也可以对中国产生“积极”影响，证明赫鲁晓夫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与中国“僵化”、“教条”的做法相比，坚定与灵活性的结合可以更好地维护并促进共产主义利益。
“赫鲁晓夫具有丰富的想象力，”特罗亚诺夫斯基在1994年写道：“一旦他有了什么想法，他就会认为依靠这种想法可以很容易地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甚至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应灵药。在这种情况下，他甚至可能会将一种正确的思想导入愚蠢的境地。”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向古巴运送导弹的决定“从一开始就是领导层集体做出的。经过两三次长时间的讨论后”，他和他的同事们才认定“是值得冒此风险的”。他回忆说，他坚信“起初以及后续的决定都不应该是大家被迫做出的”。他要同志们“以明确的责任感与完全的理解来接受并支持这一决定”，因为其后果也许是与美国进行一场战争。“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经过了集体的仔细讨论研究”。[15]
实际上，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1962年4月，马利诺夫斯基拜访了位于黑海边的赫鲁晓夫。这位国防部长关于战略力量对比的报告令人失望，他还抱怨说，美国“丘比特”导弹刚刚完成了在土耳其的实战能力的调试准备。与其他向赫鲁晓夫进言的苏联官员一样，马利诺夫斯基的想法很可能是向他要钱。不过，赫鲁晓夫在同马利诺夫斯基的谈话中得出的却是这样一种想法：“罗蒂奥·雅科夫列维奇，如果我们向山姆大叔的裤子里扔进去一只刺猬，那会怎么样？”
赫鲁晓夫先前就曾向米高扬提出过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想法，米高扬曾对哈瓦那进行过考察，这使他成为了古巴问题的专家。两人在赫鲁晓夫位于列宁山的住处进行商谈。赫鲁晓夫的想法是到9月或是10月“非常快速地”完成导弹部署，然后在美国11月份的国会选举后告知肯尼迪，可以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当面告诉肯尼迪。他期望华盛顿方面能平静地接受这一消息，“就像苏联接受美国在土耳其部署导弹一样”。米高扬怀疑是否能秘密地进行导弹的运输与部署，他担心这可能会引发一场危机。同时，还得征求卡斯特罗的意见，米高扬认为他会持反对意见。米高扬的看法是整个计划会十分危险，但是在赫鲁晓夫的坚持下，他说：“我本人也表示同意。”
如果赫鲁晓夫能认真采纳米高扬的建议，他也许根本就不会一意孤行下去。至少他会为可能发生的局面做好准备。征求多勃雷宁与特罗亚诺夫斯基的意见也是有所帮助的，他们两人对美国都非常了解，但赫鲁晓夫没有这么做。赫鲁晓夫不是征求并慎重考虑不同的意见，而是通过召集一个顾问小组来为他的计划寻求支持，这个顾问小组包括主席团成员米高扬与科兹洛夫、马利诺夫斯基、葛罗米柯以及苏联战略火箭军司令谢尔盖·比留佐夫。在大体上说明了他的想法后，赫鲁晓夫问了马利诺夫斯基一个假设的问题：“如果我们需要入侵一个离我们海岸140公里［87英里］的岛屿，不管对方使用何种手段进行防御，如果你可以使用除核武器以外的所有手段，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任务？”马利诺夫斯基估计需要三到五天，最多一个星期。“你们知道，”赫鲁晓夫激动地喊道：“我们如何才能［帮助古巴］？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无论如何，要抵达地球的另一边，我们的帮助都会显得太迟了。一旦战事结束，你再怎么挥舞拳头都没有用了。”
即使马利诺夫斯基心存疑虑，那他也没有强调这种不利的因素。如果赫鲁晓夫让他使用能打到美国本土的中程导弹，比留佐夫当然不会反对。米高扬重复了他的保留意见，但赫鲁晓夫并没有理睬：“让比留佐夫元帅和其他一些专家来评估在美国发现不了的情况下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可能性，让他们捎封信给菲德尔，问问卡斯特罗是否同意部署导弹。”米高扬相信比留佐夫关于两个问题的报告都会持否定意见。
身材高大、戴着眼镜的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16]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古巴记者，实际上是名特工人员。阿列克谢耶夫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于1959年10月第一次来到古巴，很快他就与卡斯特罗和欧内斯托·古耶瓦拉（ErnestoGuevara）建立起了比苏联大使谢尔盖·库德里亚夫塞夫[17]与他们更密切的关系，库德里亚夫塞夫是位平庸的外交官，他要求古巴人派出一小队保镖随时保卫他的安全，这引起了古巴人的反感。5月初，阿列克谢耶夫被召回莫斯科。就在5月7日与赫鲁晓夫会面前，他被任命为苏联驻古巴大使，取代库德里亚夫塞夫，于是他更加卖力地替赫鲁晓夫办事。在他们第一次会面时，赫鲁晓夫并没有对他提及导弹的事情。他只是询问了阿列克谢耶夫一些关于古巴及其领导人的一般情况，其间几次拿起电话，安排加速向古巴派遣援助力量。赫鲁晓夫对古巴的了解及其对卡斯特罗的热情给阿列克谢耶夫留下了深刻印象，更让他倾倒的是，赫鲁晓夫好像“在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出来之前就明白我要说什么”。
几天后，这个小型的特别小组再次开会，这一次增加了沙拉夫·P.拉什多夫[18]。拉什多夫是主席团候补委员，乌兹别克斯坦党委书记，经常出使第三世界国家，很可能对中亚国家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所取得的进步有着深刻的印象。当阿列克谢耶夫和米高扬讲述他们对古巴形势的印象时，赫鲁晓夫不停地打断他们，以强调卡斯特罗所面临的危险。突然间，他问了阿列克谢耶夫一个“差点把我吓得目瞪口呆的”问题：如果苏联提出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卡斯特罗会作何反应？
阿列克谢耶夫不假思索地脱口说道，卡斯特罗不会同意的，因为他不想疏远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马利诺夫斯基回击说，既然共和政体的西班牙在20世纪30年代反对弗朗哥的斗争中接受了苏联的军事援助，那“古巴革命者为什么会放弃这种机会呢”？
赫鲁晓夫不是让大家继续讨论，而是开始发表长篇大论的讲话，为他的想法作辩护。美国人正在计划全面的入侵。遏制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核导弹。行动必须秘密进行，特别是在美国国会选举正在进行的时候。一旦导弹形成了实战能力，那苏联就可以真正平等地与美国对话了。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是不会去冒愚勇的风险的，他们的反应不会比苏联人更加激烈，因为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同样部署有核导弹。虽然还有待主席团成员全体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但赫鲁晓夫还是宣布说阿列克谢耶夫、比留佐夫和拉什多夫将去古巴，“向菲德尔·卡斯特罗解释我们的想法”。
其间，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在保加利亚呆了一个星期。赫鲁晓夫回忆说，在保加利亚期间，失去古巴的想法“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现在回顾起来，他的讲话（其中不时提到美国在土耳其部署的导弹、西方国家的难以驾驭以及需要迫使美国将苏联作为一个平等的对手来看待）都证实了这一想法。他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任何人，因为他不信任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托多尔·日夫科夫[19]。多布罗加山谷是保加利亚进行粮食研究的农业研究所，该所所长向苏联客人讲述科学技术如何能促进粮食生产，但赫鲁晓夫却打断他的话，指示一位助手告诉保加利亚应如何做。当这位保加利亚发言者对苏联人种植“豌豆、豌豆，只是豌豆”，而不是南瓜的建议提出质疑时，赫鲁晓夫的手挥向空中，打翻了一只水杯，水溅得他的白色草帽上到处都是，于是会谈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外交部长在5月20日飞回莫斯科的飞机上讨论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方案。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导弹部署是必要的，然后才询问葛罗米柯的意见。葛罗米柯想如果他表示反对，赫鲁晓夫肯定会“气得大发雷霆的”，这本身就说明赫鲁晓夫是容不得下属提出不合他心思的意见的，但是葛罗米柯后来坚持说他大胆地提出了反对意见：“在古巴部署导弹肯定会在美国引起政治爆炸。我对此绝对肯定。……”实际上，赫鲁晓夫并没有发火，但他也“无意改变他的立场”。[20]
第二天召开了苏联国防委员会会议。赫鲁晓夫是这个由国家最高文职与军队官员组成的机构的主席，成员包括中央委员会书记科兹洛夫和勃列日涅夫、主席团成员米高扬与柯西金（他还是苏联第一副总理）、马利诺夫斯基以及他的第一副手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以及为中央委员会行使对军队监控职能的政治将军阿历克赛·叶皮什耶夫[21]。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总参谋部的塞米扬·P.伊万诺夫[22]上将，他担任国防委员会的秘书。表面上，这次会议是向赫鲁晓夫汇报他在保加利亚访问期间国内的情况，但是当伊万诺夫回到国防部后，他的副手阿纳托利·格里比科夫[23]将军发现他“异乎寻常的不安”。“他左手抓着几张纸，人还没完全进门，声音就传了进来。‘阿纳托利，’他舞动着手里的纸片说：‘这份材料必须马上修改出来。抄写清楚。要手写的，不要打印。’”
根据格里比科夫的说法，伊万诺夫的绝密材料上所说的内容是“我们的最高决策者已经决定在古巴部署中程与中远程导弹。……”这个决定还没有最终确定，还有待国防委员会与主席团的再次批准。但是在5月24日的国防委员会与主席团联合会议前，格里比科夫得准备一个初步的行动计划，为“一支部队的组建、运输及后勤保障准备一个初步的蓝图，这支部队与驻扎在中东欧的［苏联军队］的结构与使命类似，尽管规模可能有所不同”。
在后来的三天三夜里，格里比科夫就住在他的办公室里，偶尔在一张折叠床上打个盹。5月24日，马利诺夫斯基提交这份计划，赫鲁晓夫马上表示了同意。赫鲁晓夫的同事们“不是同意他的意见”，格里比科夫记得，“而是心存担忧，不敢说出他们的疑虑”。虽然这个投票结果仍是“初步的”，还有待赴古巴代表团的商谈结果，但国防委员会还是批准了“在古巴部署一支由各种武装力量组成的苏联军队”的决议。
当伊万诺夫将军拿着正式文件找到各个主席团成员签字时，还是出现了不安的迹象。根据苏联的传统惯例，在签署名字的前面应写上“代表”一词，但此次至少米高扬还有其他一些主席团成员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作为主席团候补委员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则根本没有签字。后者的做法是正常的，因为候补委员没有正式表决权，但赫鲁晓夫指示伊万诺夫“也到他们的别墅去一趟。他们也得签字”。在赫鲁晓夫打过电话后，甚至连米高扬也加上了“代表”一词。
5月27日，星期天，主席团成员在赫鲁晓夫的别墅开会，给赴古巴代表团准备指示精神。这一天天气格外的好，客人们围坐在一起喝茶、吃点心。从理论上讲，拉什多夫和比留佐夫应该是去征求卡斯特罗对赫鲁晓夫想法的意见，但他们的实际任务却是通知多于请求。“拯救古巴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导弹部署到那儿。”赫鲁晓夫宣称。如果“识时务”，肯尼迪是不会“挑起一场核战争的”。虽然苏联的远程导弹已经瞄准了美国，“但如果将导弹部署在美国的附近，那将更具威慑力”。赫鲁晓夫说：“所以努力将这个利害关系向菲德尔解释清楚。”
代表团乘坐一架秘密航班前往古巴，成员使用的都是化名（比留佐夫元帅的护照上注明他是“彼得罗夫工程师”）他们没有携带任何文件，并严肃警告不能与莫斯科进行任何形式的通讯联络，甚至密码电报也不行。卡斯特罗马上就明白了要发生什么大事。“八年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阿列克谢耶夫回忆说：“我看到古巴人做了书面记录。”卡斯特罗对苏联人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但是担心这会损害他在拉丁美洲的革命者形象，并恶化与美国本来就很紧张的关系。他怀疑是否需要这些导弹，因为他认为苏联已经有了数百枚能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但是如果更有经验的苏联人想“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防御力量”，古巴“没有权利根据狭隘的自利做出决策”。
与以前肯尼迪政府的敌人一样，多年后，卡斯特罗仍然对赫鲁晓夫的动机不是很清楚。“当然，尼基塔很热爱古巴，这是真的。他特别珍视古巴。你可以这么认为，他对古巴有一种偏爱，不管是情感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但是他也“能在提到一件事情时，嘴上说的是一套，心里想的又是另一套”。即使卡斯特罗1963年在苏联呆了几个星期，他“也从来没有能摸清楚赫鲁晓夫的底数”。在见到每个主席团成员时，他都会问：“‘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的？你们进行过什么样的讨论？’我没有得到一点蛛丝马迹的真正回答。他们通常对我的问题根本不予答复。当然，你不可能鲁莽地说：‘嗨，回答我的问题。’”
在卡斯特罗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时，比留佐夫开始在古巴岛上到处转悠，考察可以使导弹躲过美国中央情报局无处不在的侦察的地方。他是个“敢做敢干”的军人，因此尽管导弹部署是最难进行隐蔽伪装的，然而他得出的结论自然还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因为可以将导弹伪装成棕榈树，用一些棕榈树叶将导弹弹头盖起来。比留佐夫“不是很明智”，米高扬回忆说：“我亲眼见过那些棕榈树，将导弹隐藏于这些棕榈树下是不可能的。”
回到莫斯科后，代表团马上于6月10日向政治领导层汇报了情况。拉什多夫关于卡斯特罗反应的报告以及比留佐夫关于军事上可行性的报告都是积极的。至此，格里比科夫5月24日拟制的计划就更加全面完整了。在马利诺夫斯基宣读了国防部关于该计划的总结备忘录后，主席团一致投票通过了他们三周前已经做出的决定。
这个决定是这么做出的：赫鲁晓夫带头，他的同事们顺从地照办。[24]如果特罗亚诺夫斯基敢大胆地说出他的保留意见的话，那也是因为赫鲁晓夫“实际上从来没有对他的这位亲密的下属提高过嗓门”，而是“宁愿将他的怒气发泄到其他人身上”。特罗亚诺夫斯基直到5月底才得知这一消息，当时同为赫鲁晓夫助手的弗拉基米尔·列别捷夫告诉他：“奥列加·亚历山大罗维奇，你最好坐下来。我告诉你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们正在讨论在古巴部署导弹的问题。”特罗亚诺夫斯基真的“吓得目瞪口呆”。对于积极主张与美国改善关系的特罗亚诺夫斯基来说，这个行动无异于“一场噩梦”。精心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特罗亚诺夫斯基向他的主人表达了他的保留意见。表面上，赫鲁晓夫真的认真倾听了他的意见，然后回答说他的做法并不过分，因为美国已经把核武器部署到了苏联的边境外。但是“这完全没有考虑美国人的情绪以及他们可能的反应”，根据特罗亚诺夫斯基的说法，赫鲁晓夫补充说道：“考虑到这一行动的规模巨大，投入这么多人，如何才能保证行动的隐蔽性，这也是我不能预料的，尽管行动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它的突然性。”
谢尔盖·赫鲁晓夫也是在差不多此时才得知这一行动计划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当他们从别墅到莫斯科河散步时，他的父亲告诉了他这一消息。谢尔盖对此表示了吃惊与疑虑，实际上，他认为父亲告诉他此事，正是因为他想听到一些反对的意见，他的同事中除了米高扬外，没有人敢向他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但是，儿子毕竟不能替代内阁、委员会或是主席团成员，也不能替代他的那些充分了解情况的顾问，他们应该能做出评估，并且有足够的勇气向权威说出事实。
错误的决策程序产生了这样一个决定，接下来的是同样错误的实施程序。赫鲁晓夫的想法是派遣一支小型的远征部队，这支部队要足够大，能遏制美国对导弹部署的攻击，同时又要足够小，在运输与部署过程中不致被美国人发觉。然而，军方组建的军队规模则要大得多，无法不引起美国的注意。这支部队的核心是导弹：带有24个发射架的36枚中程导弹（射程为1200海里），加上带有16个发射架的24枚中远程导弹（射程为2200海里）。中程弹道导弹的核弹头当量为20万至70万吨（相当于美国在广岛投放的原子弹的10—35倍），而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弹头当量则为20万至80万吨。五个导弹团每个都有自身的机动技术保障基地，包括从地下贮藏井中运输核弹头的有篷卡车。
其他的部队都是负责导弹的保卫工作的：三个防空导弹团，每个团都有四个发射单元，总共可以发射144枚导弹；两个巡航导弹团，总共有80枚导弹，导弹射程为90英里，并配备有5000—12000吨的原子弹头；一个拥有33架直升机的飞行团；一个由11架伊尔—28飞机组成的中队，配备有常规武器。此外还有六架飞机可以挂载核炸弹；一个装备有11架飞机的运输与通讯中队；四个摩托化步枪团，每个团有2500人、34辆坦克以及其他武器和装备；一个由潜艇、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海军中队以及一个导弹巡逻艇旅。
马利诺夫斯基于7月4日批准了这一计划，三天后赫鲁晓夫签字同意。根据这一计划，需要向古巴运送50874人，其中包括野战医院、面包房、机械车间以及其他保障单位的人员。此外还有三个月的食品与燃料。9月，部队数量减到了45234人，其中还有3332人在危机期间从海上就返回了苏联国内。余下的总共为41902人，但是10月26日美国情报机构估计的人数最多为10000名军人。
在所有这些力量中，能打到美国心脏地带的导弹是最具挑衅性的。但是由于担心引发全面核战争，这些导弹是不大可能发射的，因此最危险的武器实际上是近程核武器系统，这既有原本就计划部署的，还有9月份运送过去的战术核武器，其中包括“月神”导弹，这种导弹能投放12颗当量为2000吨的核弹头，射程为25英里，能对入侵的美军实施打击。赫鲁晓夫起初的指示是这些武器可以在不用征得莫斯科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发射。这一授权是口头传达的，并没有书面的文件，10月22日这一授权被废除，但是如果战争真的打起来，谁能知道是否发射了这些导弹？赫鲁晓夫对部署于古巴的导弹并没有实际上的控制权。如果发生美国入侵的情况，格里比科夫将军多年后自问道：“美国攻击者是否会发现并压制‘月神’与巡航导弹核弹头贮存的地下井？或者不管是否得到上级的命令，苏联的防御者能否发射哪怕是一枚‘月神’核弹头——其当量为广岛原子弹的十分之一——或是一枚威力更为强大的巡航导弹？如果这样的一枚导弹能击中美国的军队或是舰船，如果数以千计的美军士兵在这场原子弹爆炸中丧生，那么这会是古巴导弹危机的最后一击，还是全球核战争的第一枪？”
这种最危险的远征需要一位很特别的指挥官。赫鲁晓夫和马利诺夫斯基否决了总参谋部的第一选择，战略火箭军的帕维尔·B.丹科维奇[25]中将，他们倾向于二战时的老同志，伊萨·普列耶夫将军，他刚刚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的示威抗议。年事已高的普列耶夫参加过俄国内战，在抵抗纳粹的战斗中指挥过一个师保卫莫斯科，在斯大林格勒呆过，后来率领过在匈牙利的进攻部队，并在满洲里打击过日本军国主义军队。北高加索军分区的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冷静、坚定、诚恳、有思想，但不能冒太大的风险”。赫鲁晓夫喜欢并信任他，普列耶夫还有一个优势：他让赫鲁晓夫想起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当时赫鲁晓夫只是贯彻斯大林的意志，现在轮到他设想了一次大胆的行动，监督其计划，指导部署实施，就像斯大林在二战期间所做的那样。头发斑白的普列耶夫或许还让赫鲁晓夫想起了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所描绘的反对拿破仑的战争英雄，库图佐夫将军。但是这位老人从一开始就显得靠不住（他拒绝使用为他准备的化名“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帕夫洛夫”），他很快与助手们发生了争执，在危机期间，他在外交才能方面的缺陷使得“卡斯特罗与普列耶夫之间变化无常的关系加剧了卡斯特罗与赫鲁晓夫之间的误解”。
如果说这支部队的组建及其指挥官的选择是一种不好的预示，那么将这支部队派往古巴的计划也同样如此。“阿纳德尔”行动得名于位于苏联东北部汇入白令海的阿纳德尔河，这一行动表面上是在北极圈附近部署军队与装备。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部队都配备有滑雪橇、呢绒靴以及毛领的皮大衣，而不是短裤与衬衣。夏季服装的短缺并没有给行动带来致命的安全问题，但所携带的冬装也没有给他们多少帮助。
性能优良的“玛丽娅·乌里扬诺娃号”舰船（根据列宁姐姐的名字命名）于7月中旬起航前往古巴的卡瓦尼亚斯港，这是苏联向古巴运送人员物资的第一艘舰船，在其后的三个月里，有85艘运兵船和货船进行了大约150次航行。苏联军队将人员与装备集结到了六个港口，从南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到摩尔曼斯克附近的北莫尔斯克，在向特别装载区集结的过程中需要严格保密，集结行动都是在夜晚进行的，由特别武装卫兵进行警戒，没有向部署人员宣布最终的目的地，而且禁止任何的邮件与电报联络。在出发地点，部队直到启程前都在严密的警戒下呆在军营里，所有的人在回国前都被注销了党员、共青团员与军人身份。舰上水兵被禁止上岸休假或是进行通讯联系。
上船后，部队就变成了木匠（在低矮的甲板下建造双层床，用木架将导弹覆盖起来，伪装成舰船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和搬运工（将坦克、防空火炮、拆卸后的飞机以及长达67英尺的导弹装进特大型的货物箱里）。所有可能被识别出来的军事装备都贮存在甲板以下，导弹与发射架外面包裹着金属板，以防止红外照相；汽车、卡车、拖拉机以及其他的农业机械被摆放在甲板上。
为了看起来像一支“农业顾问团”，苏联军人都穿上了平民服装，格子花呢衬衫使他们与古巴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就像他们穿着正规的苏联军装一样。尽管如此，当舰船驶近巴哈马海域时，美国人从这里开始了海空监视，他们只有在夜间才可以到甲板上去，而且每组不能超过五六个人（虽然白天甲板下面的温度达到了差不多华氏90度）。此时，士兵们至少大体上已经知道了他们的目的地，目的地的命令文件被放在一个大信封里的小信封里，两层信封都被密封起来，外面还用一条棕色的带子系着，在大西洋中一个指定的地点，在克格勃军官的监督下，最高指挥官和舰长才打开了信封。在航行过程中，士兵们汗流浃背，每天的食物通常是在夜间发放，在一些舰船上，使用厕所必须在事先规定的时间内，对于深受冬天严寒困扰的俄罗斯人来说，去位于热带的古巴本来是一种梦想，但是这个18—20天的行程却变成了一场噩梦。
舰船抵达后，士兵们也没有感受到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玛丽娅·乌里扬诺娃号”于7月26日到达，在其后的四天里，有九艘舰船陆续到达。由于莫斯科方面忘记了向舰船和当地欢迎人员提供相互识别的口令，一些舰长和指挥官拒绝按照对方的要求变更航线。军事装备必须在夜间卸装，这些装备被隐藏在棚子里，从11个港口沿小路被运到古巴各地的基地（85英尺长的导弹搬运箱在途中不能拐弯，除非推倒沿途的农舍）。在这种强行军中，所有的指令都用西班牙语发出，同时仍然穿着平民服装的精疲力竭的士兵必须保持完全的无线电静默，以躲过美国的电子监听装置。前线与驻哈瓦那苏联总部之间的所有通讯都是通过口头传递的，传令兵在前后方之间来回穿梭。
到达基地后，部队发现那里的条件既不适合人居住，也不适宜装备的部署。潮湿的热浪、成群结队的蚊虫以及（古巴东部）有毒的番石榴树加在一起使得那里的生活简直令人难以忍受。由于地下水的缘故，那里无法挖掘常规的战壕，于是战士们只好修筑土堤，上面安装上铁丝网，在热浪与大雨中，士兵们每天要进行10—12小时的繁重劳动。为了加固发射架的底座，士兵们从苏联运来了巨大的加强型混凝土石板。当古巴多石的地表土使沉重的需要掘土的装备难以安装时，士兵们只好用双手把石板埋到地下。格里比科夫将军抱怨说，这些士兵操纵的导弹能打到1000英里外的目标，但是他们却仍然“像过去的士兵们所说的那样：‘一个工兵一把斧，一根烟头过一天’”。
当然，棕榈树也没有能给他们提供多少伪装。即使有更多的棕榈树，那也无法隐藏“大量的指挥与配套设施、成群结队的油料卡车与坦克，以及数百米长的粗电缆——都围绕在安装导弹发射架的巨大的混凝土石板周围。沉重的装备安装进去后［根据格里比科夫的说法］，这样的设施从地面上是看不见的，但是从上面望去，却像个肿起的大拇指”。
苏联的中程导弹于9月中旬抵达，导弹的核弹头在克格勃的特别警戒下于10月4日运到。当危机开始时，运载中远程导弹的舰船仍在海上，后来又折返回了苏联，但是中远程导弹的核弹头是独立运输的，在整个危机期间一直贮藏于位于古巴港口的苏联舰船上。到10月14日，当格里比科夫飞到古巴、代表苏军总参谋部进行视察时（他乘坐的是一架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班机，在座舱下面的行李舱里带有救生衣和其他一些逃生装置），已经有80枚巡航导弹弹头、可携载于伊尔—28轰炸机上的6枚原子弹以及12枚“月神”核弹头运抵古巴。这些核弹头贮存于特别警戒的掩体与军械库内，这些掩体与军械库相距战时需要装载这些弹头的导弹与飞机不是太远，但也不是很近。
一切都还没有准备就绪。普列耶夫将军的肾病很可能使他对总参谋部视察者的到访没有抱什么好心情，他报告说部署进展情况落后于计划安排。不过，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消息：就在格里比科夫到达的当天，一架美国的U—2飞机从导弹部署地点的上空飞过，没有受到任何抵抗。
U—2飞机从1962年初开始对古巴进行照相侦察，对此，苏联人是知道的。赫鲁晓夫研究过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1960年5月1日拍摄的照片，知道美国的照相侦察效果，但是他还是将这种危险抛到了脑后。当莫斯科驻古巴的首席军事代表阿历克赛·德曼蒂耶夫[26]少将在主席团最终批准运送导弹前试图提出这一问题时，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桌子下面捅了捅他，让他闭嘴。7月初，赫鲁晓夫下令进行防空导弹的部署，但当时还没有进行SA—2导弹的部署，以防止过早地引发危机。
令人奇怪的并不是苏联导弹在部署完毕前就已经被发现，而是赫鲁晓夫的方案用了如此长的时间才付诸实施。现在回顾起来，尼古拉·N.阿米尔科[27]上将坚持认为秘密进行导弹部署是不可能的：“当导弹装船从水路运到敖德萨时，就已经被人发现了。敖德萨所有的人都在议论这些导弹将被运往海外。在导弹卸载运往古巴基地时，肯定也会被发现的。”一句话，这是个“想入非非的方案”。
资深外交官乔治·科尔年科后来与很多专家进行过交谈，他们都“认为导弹部署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秘密进行的”。格里比科夫将军说：“在中远程导弹运抵古巴后，这个秘密还保持了整整一个月，这已经很了不起了。”特罗亚诺夫斯基则觉得很奇怪：“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真的相信能保守秘密，而整个计划的成功都取决于能出奇制胜。”多勃雷宁说：“坦率地说，我没有看出他们对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进行了细致的思考，就像下棋一样。毫无疑问，他们进行了构思，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随着事情的展开，还是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的。”根据古巴政治局成员乔治·里斯奎特[28]的说法：“在我们看来，赫鲁晓夫同志没有想到对手可能会做出哪些后续的反应，以及他将如何来应对。……”
没有把事情考虑周全，这是赫鲁晓夫一贯的做法，特别是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年里。但是，尽管缺乏应急计划，然而他的确有这样一种想法：如果苏联导弹在完全形成战斗力前就被美国发现，那么他可以通过谈判来摆脱这一状况。在阿朱别伊看来，“他几乎肯定认为肯尼迪不会选择战争”，这使得挑衅这位美国总统显得“相对安全一些”。赫鲁晓夫没有考虑到的正是他自己的一种观点，即肯尼迪对他自己的政府并没有完全的控制能力，他会担心反对派可能将古巴导弹作为要求总统下令对古巴实行全面入侵的借口。从这个方面来看，赫鲁晓夫的过错是没有能克服自己内心对肯尼迪的矛盾看法。
米高扬和特罗亚诺夫斯基并非唯一提出警告意见的人。古巴人也感到担心。7月初，劳尔·卡斯特罗在莫斯科逗留了两个星期，就一项使苏联军队在古巴驻扎长期化的五年协议进行谈判。新任大使阿列克谢耶夫于8月份将这份协议的草案提交给了哈瓦那，草案经过修改后由古伊瓦拉在8月底交回到了莫斯科。在这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古巴人都在争论是否应该将这份协议公布于世，当然不包括具体的武器细节。菲德尔回忆说，当劳尔在莫斯科逗留时，“我想让他向赫鲁晓夫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这一行动仍在进程中时被美国发现，会带来什么后果？这就是我想问他的唯一问题”。菲德尔记得他在古伊瓦拉出发前说过：“如果我们的做法是合法的，如果还有其他什么事，只要是正确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秘密进行，可能还会爆发一场丑闻？为什么还要偷偷地进行，好像我们在做什么没有权利做的错事似的？”
当然，公开宣布导弹部署是可能会立即引发危机的，但是在肯尼迪政府前官员看来，“美国寻求，或是迫使苏联人收回决定、放弃部署的可能性也不大”。这就使得赫鲁晓夫对古巴的疑虑不屑一顾显得更有道理了。“你不用担心，”他对古伊瓦拉说：“美国人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反应的，如果有问题，我们会将波罗的海舰队派过去的。”
“他是绝对认真的，”古伊瓦拉的助手艾米利奥·阿拉哥尼斯[29]说：“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和古伊瓦拉吃惊地相互看着。但是你知道，我们对苏联的判断是相当信服的，因为他们毕竟有着和美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他们的信息比我们的更具说服力。”
即使头脑发热的古巴革命者也知道一些地缘政治的道理，他们不是指望波罗的海舰队，而是指望莫斯科在其全球导弹能力支撑下的意志与决心。那年夏天，从赫鲁晓夫那里私下得知这一消息时，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哥穆尔卡也不是很有信心。为了消除哥穆尔卡的不安，赫鲁晓夫向他提供的不是波罗的海舰队，而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贫穷的俄罗斯农民将他的羊放在屋里过冬（就像赫鲁晓夫在老家卡里诺夫卡所做的那样），羊发出难闻的气味，但这个农民已经习惯了这种气味。肯尼迪同样也会“学会接受导弹的气味的”。
虽然古巴导弹危机主要是由赫鲁晓夫一手造成的，但在肯尼迪的帮助下，他本可以避开这一事件。9月4日，美国总统发表了一份警告声明：如果有证据显示“古巴驻扎有任何苏联阵营国家的建制作战部队……或者是地对地导弹，或者是其他的任何重要进攻能力，不管是由古巴人操纵，还是在苏联人的指导下，都可能会引发最严重的问题。”如果肯尼迪是在4月份发出这份声明的，那赫鲁晓夫也许就会后退一步了。
8月中旬，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空中照相侦察显示，海上苏联舰船的活动异乎寻常的频繁，而且甲板上巨大的板条箱与所装的货物显得很不相称。一位到达迈阿密的苏联流亡者讲述了他在8月5日黎明前碰到的一个长长的卡车运输队：“在大约每三辆卡车的后面是一辆由拖拉机那样的车辆拖着的长长的拖车。在每辆拖车上面有一个像棕榈树那么高的圆圆的东西，上面盖着防水油布。”如果这些东西就像看起来的那样是SA—2导弹，美国国务院与军事情报机构认为，那可能是为了保护古巴，以防止其受到入侵。中央情报局局长麦考奈有着强烈的反共意识，并具有商人的成本意识，只有他认为SA—2导弹保护的是更具价值的投资——也就是说，能打到美国的地对地导弹。导致肯尼迪总统发表9月4日警告声明的就是麦考奈的担心，加上来自参议员肯尼斯·基廷的辛辣批评（肯尼迪推测，他是从中央情报局那里得知这一情况的）。但是约翰·肯尼迪“划定的最后界限是他认为苏联人没有也不会逾越的”。多年后，西奥多·索伦森[30]说：“如果已经知道苏联人要在古巴部署40枚导弹，那我们可能就会根据这一假设将最后界限划定到100枚了，并大张旗鼓地宣称我们绝对不会容忍在古巴存在超过100枚导弹了。”麦克乔治·邦迪说：“我们这么做［发表警告声明］，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相信苏联会做出在我们看来在古巴部署苏联核武器这样疯狂的事情。”
然而，在赫鲁晓夫看来，肯尼迪9月4日的声明意味着麻烦。早在7月份，他就已经开始担心这一秘密可能会被发现。[31]在肯尼迪9月4日的警告发出后，事情看起来更有可能暴露了。从理论上讲，赫鲁晓夫是可以取消这一行动的，因为到9月5日时，还没有一枚地对地导弹或是核弹头已经运抵古巴。但是他采取的几项措施却是使危机变得更加危险。一是加速已经在半途中的武器的交付；二是派出另外的战术核武器；三是使劲向美国保证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在真相大白后，他的保证就显得更为险恶了。
加速交付使中程导弹的抵达时间提前了两个星期。赫鲁晓夫下令于9月7日开始运送的战术核武器包括携载于伊尔—28轰炸机上的6枚原子弹，加上带有核弹头的12枚“月神”近程导弹。赫鲁晓夫否决了增派更多装有核弹头的战术导弹的提议，两周后，他取消了原先计划部署的潜艇与水面舰艇。但是当他知道冲突即将来临时，增派任何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都是极端不计后果的。
赫鲁晓夫最后时刻的保证就是这么孤注一掷。9月4日，多勃雷宁告诉“十分不安”的罗伯特·肯尼迪说，“我们不会在古巴部署任何地对地导弹或是进攻性武器的”，因为“赫鲁晓夫不会在选举前的这段时期内做出任何有损两国关系的事情的”。赫鲁晓夫主席“很喜欢肯尼迪总统，不希望让他为难”。多勃雷宁说。当罗伯特·肯尼迪说赫鲁晓夫主席“表达他喜欢之情的方式很奇怪”，“如果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将带来最严重的后果”时，多勃雷宁回答说，这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由于不知道赫鲁晓夫的计划，多勃雷宁大使说话的语气确信无疑。“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要将我们的核导弹部署到古巴。”他后来回忆说。两天后，多勃雷宁向索伦森宣读了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一封私人信件：“在美国议会选举前，我们不会采取任何可能使国际形势变得复杂或是损害我们两国关系的措施。”9月11日，此前肯尼迪总统已经要求国会授权征召15万预备役部队进入现役，苏联政府宣布：“苏联没有必要将武器运到另一个国家，例如古巴，防止侵略行动，或是进行报复性打击。”现在运至古巴的武器“纯粹是为了防御目的”。
赫鲁晓夫可能认为肯尼迪会相信他说的话。更有可能的是，他想让美国总统按照他的想法行事，即认为苏联不会在古巴部署核导弹，这样可以避免在美国选举前引发危机，并为选举后的首脑会晤铺平道路。8月底，特别信使波尔沙科夫见到肯尼迪总统时，发现他看上去“疲惫不堪，而且还略显焦虑”。赫鲁晓夫一直抱怨美国飞机在驶往古巴的苏联舰船上面做低空飞行。“告诉他［赫鲁晓夫］，”肯尼迪对波尔沙科夫说：“我已经下令停止这种飞行了。”像这样的让步意味着肯尼迪努力想避免麻烦。美国总统的其他谈话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美苏关系的前景是好的”；约翰·肯尼迪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再次见到赫鲁晓夫。罗伯特·肯尼迪、波尔沙科夫和他也进行了会谈，请求赫鲁晓夫不要伤害他的兄弟：“该死的，难道赫鲁晓夫总理不明白美国总统现在的处境吗？难道赫鲁晓夫总理不知道肯尼迪总统有朋友，也有敌人吗？相信我，我哥哥对于美苏关系是说话算数的。但是他采取的想与赫鲁晓夫总理会晤的每个步骤都是需要他付出艰苦的努力的。如果赫鲁晓夫总理处于肯尼迪总统现在的处境，哪怕只是一会儿，那他就会明白他的。”
肯尼迪是否想“不去注意”赫鲁晓夫在古巴的军事部署？这是否就是这位苏联领导人9月6日在皮聪大与国务卿尤德尔会谈时努力给美国总统打气的原因？尤德尔向赫鲁晓夫坦言，美国国会中存在着入侵古巴的压力，但是他向赫鲁晓夫保证说“做出决策的还是总统”。赫鲁晓夫回答说，美国国会议员“看问题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屁股。他们所能看见的只是后面的东西”。他还引用了托尔斯泰对高尔基所说的话：“‘上帝在造人时，男人就是有缺陷的。年轻时，他们能满足他们的性欲，但当他们变老时，获得这种满足感的能力就消失了。然而，他们的其他欲望却没有。’你们的国会议员也是一样。他们没有权力，但是他们还有着这样古老的欲望。”
当波尔沙科夫几天后来到皮聪大时，“被阳光晒得黝黑、面带微笑的”赫鲁晓夫戴着草帽，身穿绣有花边的乌克兰衬衫在游泳池边接见了他。很显然“急于想了解关于古巴的情况”，赫鲁晓夫主席问“美国是否会与卡斯特罗发生武装冲突”。波尔沙科夫认为会的，并强调说肯尼迪总统正受到来自“反对势力”急于想粉碎卡斯特罗的巨大压力。但是肯尼迪“知道这种努力是没有用的”，赫鲁晓夫说，“现在的古巴已经不是过去的古巴了”。波尔沙科夫回答说，如果取决于肯尼迪总统自己，那他很可能会寻求某种形式的妥协。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波尔沙科夫讲述了罗伯特·肯尼迪对他兄弟地位的担心，对此赫鲁晓夫回击道：“他们不能这么说话。他还是总统吗？如果是个强有力的总统，那他就不用担心任何人。他掌握着政府的所有权力，而且他兄弟还是司法部长。”不过，赫鲁晓夫对肯尼迪也不是很有信心。他指示波尔沙科夫观察、报告他任何细微的反应：“你得将所有的事情都记录下来——他的语气、姿态还有谈话。我们在莫斯科需要了解所有的情况，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时候。”[32]
当波尔沙科夫于10月4日和6日见到罗伯特·肯尼迪时，语气并不友好。这位司法部长的语气正式而犀利，他要求波尔沙科夫重复赫鲁晓夫关于苏联运送至古巴的武器属于防御性的口头保证，亲自记下来，并要求他的秘书打印下来。第二天，华盛顿记者查理·巴特利特[33]，肯尼迪亲密的朋友，邀请波尔沙科夫共进午餐，再次要求他将赫鲁晓夫的口令复述一遍，好让美国总统在文件中引用。
就在肯尼迪总统了解事情真相前，美苏之间又举行了两次会谈。10月15日，多勃雷宁在无任所大使切斯特·鲍利斯面前否认苏联正在将伊尔—28轰炸机运往古巴。第二天在莫斯科，赫鲁晓夫向科勒尔大使保证说，他“不会在美国选举期间做出任何让美国总统为难的事情”。几天前，赫鲁晓夫曾去过塔什干，很可能是为了掩盖他对古巴的全力关注。他从乌兹别克斯坦打电话给伊万诺夫将军，想了解“装备运输的进展情况”。得知“月神”导弹和伊尔—28飞机正在途中时，他回答说：“一切都井井有条，谢谢。”差不多就在此时，特罗亚诺夫斯基就导弹问题与赫鲁晓夫进行了最后一次交谈。整个夏天，特罗亚诺夫斯基都感觉他好像是在一辆“失去方向的”汽车里。两人单独在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突然赫鲁晓夫脱口说道：“用不了多长时间，风暴就会平息的。”
“那就让我们共同期望航船不会倾覆吧。”一向从外交角度考虑问题的特罗亚诺夫斯基回答说。“赫鲁晓夫沉思了一会儿，”特罗亚诺夫斯基记得：“‘现在要想做出任何改变已经太晚了’，他说。”
从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10月16日上午11时50分在一起讨论如何对赫鲁晓夫的挑战做出回应开始，他们已经下定决心，必须清除这些导弹。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如果赫鲁晓夫能侥幸成功，那他肯定还会进行其他的冒险。即使柏林现在还不是苏联人想有所动作的目标，那接下来也肯定会是的。
国内政治与个人因素也是考虑的一个方面。“我们刚刚在印第安纳选举了［霍默］开普哈特[34]［共和党人］，”肯尼迪在见到第一张U—2飞机照片后对肯尼·奥唐奈尔说：“肯尼思·基廷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他只是在半开玩笑。如果肯尼迪先前就曾担心赫鲁晓夫会低估他的决心，那赫鲁晓夫又如何会认为肯尼迪总统会容忍他在古巴部署导弹呢？猪湾事件和维也纳首脑会晤已经够糟糕的了，而这一次赫鲁晓夫却是处心积虑地想欺骗他，让他产生一种错误的安全感。更为糟糕的是，肯尼迪后来又努力将他的这种错觉强加给了他的国家。
肯尼迪的顾问里没有人赞同接受现状。几乎就在同时，执行委员会拒绝通过谈判让苏联将导弹撤出古巴，以防止赫鲁晓夫在拖延谈判进程的同时加速导弹部署，并动员公众舆论反对华盛顿。就在此时，葛罗米柯10月18日被安排与肯尼迪总统进行了会面。他是否会主动提出这件令人不快的事情呢？如果他没有，那肯尼迪总统是否应该摊牌？肯尼迪决心在选择行动方案前严格保守秘密。但是这两人又如何能在会谈中不提及心里都想着的这一重大事件呢？
会谈于下午5时在椭圆形办公室开始。葛罗米柯注意到肯尼迪和腊斯克显得很紧张，而且这位国务卿脸色红得“像只螃蟹一样”。他还注意到肯尼迪总统办公桌上有一个文件夹，他后来猜想文件夹里是否装着U—2飞机的照片。实际上，这些照片就放在肯尼迪办公桌的中间抽屉里。在和往常一样的开场白过后，葛罗米柯没有提及古巴问题：在11月份的美国选举后，莫斯科将被迫（葛罗米柯对此进行了重复，以示强调）签署德国和平条约。因此如果赫鲁晓夫于11月底来到纽约，如果他能和美国总统讨论有关柏林问题，那“很可能会有所帮助”。肯尼迪拒绝举行正式的谈判，但是似乎同意进行非正式的会谈。葛罗米柯离开后，美国总统捎话（通过汤普森给多勃雷宁）说，这样的会晤是“不适当的”。
葛罗米柯对美国人胁迫哈瓦那进行了谴责，并补充说苏联对卡斯特罗的援助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即使事情的进展走向另外的方面，”这位外交部长对肯尼迪9月4日声明中的内容进行了诠释，他继续说道：“苏联政府永远也不会成为提供这种援助的一方”。
作为回应，肯尼迪大声宣读了他9月4日发表的声明。根据葛罗米柯对此次会谈的记录，美国总统形容当时的局势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并说“他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肯尼迪否认美国有任何入侵古巴的企图，并补充说他一直在努力制止那些主张发起攻击的人。
真正的问题还是没有涉及，但是两人的讲话都离这一问题很近了。葛罗米柯后来承认，如果肯尼迪“开始公开谈及导弹问题，那我就会以我们在莫斯科已经讨论同意的口径回答他：‘总统先生，苏联的确向古巴提供了少量用于防御目的的导弹。这些导弹不会威胁到任何人！’”根据腊斯克的说法，肯尼迪给了葛罗米柯“尽可能多的机会，让他说出他知道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事情”。约翰·肯尼迪有几次差点就提到了导弹问题，为的是戳破“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如此厚颜无耻的谎言”。
多年后，赫鲁晓夫仍对这位外交部长的表现津津乐道：“葛罗米柯的回答就像一个在偷马时被抓住的吉普赛人一样：‘不是我，这不是我的马，我什么都不知道。’”事实上，葛罗米柯并没有伺候好他的主人。当然，他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在他打过交道的九位美国总统里，他与肯尼迪的会谈“也许是最困难的”，他后来说。此外，他的困境并没有随着会谈的结束而结束。他肯定已经感觉到肯尼迪知晓了导弹部署的事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向莫斯科汇报这个糟糕的消息是需要勇气的。还有，在苏联驻华盛顿使馆工作人员没有被告知这一秘密的情况下，他如何能充分表达他内心的担忧？
很显然，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就是给莫斯科发去了两份电报。第一份是在会谈的当天，详细描述了他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会谈，目的是提醒那些对苏联导弹部署完全了解并能读出字里行间意义的人，例如赫鲁晓夫。但是日期为10月19日的第二份电报则显得很得意：白宫会谈“证实了”古巴形势“完全令人满意”，美国依靠的是经济封锁，而不是准备入侵古巴；美国人这种克制的举动是由于苏联对卡斯特罗的“大胆”援助；华盛顿的反古巴运动实际上正在消退；由于美国国会正处于选举前的休会期，针对古巴的军事冒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在谢尔盖·赫鲁晓夫看来，他父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焦虑”。但是得益于葛罗米柯的小心谨慎，赫鲁晓夫自己设下的陷阱此时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
华盛顿方面仍在商讨行动方案。在一段时间里，有两种观点相互争执不下：一是以空袭，也许还可以伴之以全面入侵以摧毁苏联导弹；二是对古巴进行封锁，然后视事态发展再做定夺。10月18日晚间，执行委员会进行了意向投票，投票结果是11∶6，倾向于封锁古巴。第二天早上，大家的意见又转向进行轰炸。经过精心的准备后，肯尼迪离开华盛顿进行选举造势之行，目的是保持在公开场合的露面。在总统不在位的情况下，罗伯特·肯尼迪根据他哥哥的意见尽力争取执行委员会通过的“隔离”主张，为了不触发战争，隔离在语义上优于“封锁”。考虑到赫鲁晓夫的性格，前国务卿艾奇逊建议摊牌：“你们必须记住，我们是在与一个疯子打交道。”但是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失去理智，那大规模空中打击很可能会引发苏联人对美国的核报复。
10月20日，星期六，美国总统回到了华盛顿，以“感冒”为借口中止了选战行程。与此同时在莫斯科，科勒尔大使正在与赫鲁晓夫的副手弗罗尔·科兹洛夫聚餐，他“双手支在桌子上，吃起来像头猪，喝起来像条鱼。他完全喝醉了，吐得污秽不堪。……科勒尔使出了浑身解数想让他吐露出点什么，但他的回答总是简单了事。”
就在肯尼迪下定决心前，隔离与空袭两派观点仍争论不下。前者将留给赫鲁晓夫后退的余地，但是在10月21日执行委员会最后一次讨论后，空袭好像成了更有可能的选择。值得称赞的是，肯尼迪还是选择了隔离，即使空军参谋长柯蒂斯·莱梅[35]谴责封锁“几乎和对慕尼黑的绥靖政策一样糟糕”。第二天早上，约翰·肯尼迪将这一情况通报了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当天晚些时候，又通报了国会领袖和盟国领导人。按照计划安排，美国总统将于晚上7时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多勃雷宁当时正陪同即将离开的葛罗米柯部长前往纽约艾德威尔德机场，突然在下午6时被召到了美国国务院。多勃雷宁知道出了事情，但他还不能确信是古巴，还是柏林问题。腊斯克交给他一份总统的讲话稿，但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或是对文稿内容进行评论。腊斯克注意到“多勃雷宁在我们谈话当中好像老了十岁”。
与此同时，科勒尔在莫斯科收到了一封腊斯克的电报，电报中包含着一封肯尼迪给赫鲁晓夫的信。肯尼迪总统在信中再次提到了他经常指出的误判警告（但有意避免使用“误判”一词，因为在维也纳会晤中，赫鲁晓夫对此反应很强烈）。尽管美国发出了警告，但“在古巴的远程导弹基地与其他进攻性武器系统的快速部署还是取得了进展”。美国总统继续说：“现在美国决心消除这种对北半球的安全威胁。”
在10月23日，星期四的子夜时分，美国外交官理查德·戴维斯向苏联外交部转交了这封信，一起转交的还有一份美国总统的电视讲话稿。这份讲话更详细地说明了美国对古巴导弹的立场，强调莫斯科的“故意欺骗”（包括就在四天前葛罗米柯所作的虚假声明），宣布对古巴进行“隔离”是华盛顿的“初步”行动方案，并呼吁赫鲁晓夫“中止并排除这种对世界和平与我们两国稳定关系构成威胁的地下的、不计后果的、挑衅性的行动”。
10月22日，莫斯科时间下午7时（华盛顿时间中午），皮埃尔·萨林格尔宣布肯尼迪总统将于当天晚上向全国发表讲话。赫鲁晓夫刚刚从住宅周围散步回来，还没来得及脱掉大衣，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在挂上电话后，他又走到屋外。“他们可能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导弹，”他告诉他儿子说：“没有其他的解释。柏林的情况很平静。如果想入侵古巴，那他们也会［保持平静的］。”谢尔盖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状况。“我也希望知道，”赫鲁晓夫回答说：“导弹还没有准备就绪。它们还没有任何防御能力，来自空中的一次打击就可能将它们摧毁。”
如果美国人想这么做的话，那他们是不会事先宣布发现导弹部署情况的。这是否意味着肯尼迪想进行谈判？“明天早上你就会知道了，”赫鲁晓夫对谢尔盖说：“不要再打扰我，我得好好想想。”两人继续向前走着，谁也不说一句话。后来，赫鲁晓夫走进屋里，拿起连接克里姆林宫的特别电话：“通知所有的［主席团］成员，告诉他们一个小时之内在克里姆林宫集合。关于什么事情？到时候我会告诉他们的。邀请马利诺夫斯基和［瓦西里］库兹涅佐夫［葛罗米柯的副手，因为葛罗米柯正在从华盛顿回来的途中］。”
赫鲁晓夫拿起了另外一部电话，叫来他的专车。“不要等我，我回来可能会很晚。”他对谢尔盖说。
当主席团开会时，唯一的正式议程就是“决定与古巴和柏林问题相关的进一步措施”，这再次证明这两者在赫鲁晓夫的心里有着潜在的联系。除了正式与候补成员外，中央委员会书记以及外交部和国防部的最高官员也参加了会议。赫鲁晓夫走进会议室时“脸色通红，显得很焦虑”。在向大家通报了肯尼迪即将发表讲话以及他推断这可能与古巴有关后，赫鲁晓夫看着马利诺夫斯基，咕哝道：“你干的好事，”他的手势使得这位身高体胖的元帅想站起来为自己辩护，“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坐下。”
马利诺夫斯基努力想让赫鲁晓夫冷静下来。“我认为他们不可能马上采取什么行动。”他说。如果美国要入侵古巴，那他们需要“24小时进行最后的准备”。但是赫鲁晓夫无法平静下来，他开始作事后评论说：“问题是我们不想引发战争。我们只是想胁迫他们，遏制他们派兵入侵古巴。”他提及了两个“困难”：“我们还没有部署好所有我们想部署的武器，还有我们没有公布［苏联—古巴］条约。”他说，这是个“悲剧”。不是阻止战争，他的高招反而可能会引发一场战争。“他们可以攻击我们，”他怒吼道：“但我们会做出回应。最后这可能会变成一场大规模战争。”作为最后的一招，他说克里姆林宫可以宣布“所有的装备都属于古巴，古巴人可以宣布他们将对美国人的挑衅做出反应”。当然，不会允许卡斯特罗对美国威胁使用中程导弹，但他可以威胁“使用战术核武器”。
真正的问题是苏联人是否已经做好了使用原子弹的准备。事实上，他们并不确定。在等待肯尼迪发表讲话时，主席团起草了一份给普列耶夫的命令，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因偶然因素而触发核战争：如果美国入侵，苏联和古巴军队可以运用一切手段“摧毁敌人，除了处于斯塔茨森科[36]和别洛博罗多夫控制之下的装备”。伊格尔·斯塔茨森科少将指挥着中程导弹，尼古拉·别洛博罗多夫上校掌控着核弹头。后来主席团又进行了修改，授权普列耶夫可以使用战术核武器，但没有莫斯科的直接命令，不能攻击美国。后来，主席团又改变了主意，发出了第一份命令，收回了第二份。
在肯尼迪发表讲话前大约一个小时（此时莫斯科时间为凌晨1时），苏联外交部通过电话得到了他讲话的英文材料。特罗亚诺夫斯基为主席团进行了翻译。特罗亚诺夫斯基记得，赫鲁晓夫听了以后的第一反应是“放松，而不是担忧”。封锁似乎“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由于肯尼迪总统用的‘隔离’一词，这就更让苏联人摸不着头脑了。但是无论如何，这看起来不像是最后通牒，或是对古巴发动攻击的直接威胁”。赫鲁晓夫的情绪马上从惊慌转向了得意洋洋。“我们拯救了古巴！”他大声宣布。接着他马上开始向好像受到蒙蔽的肯尼迪总统起草回应稿。
赫鲁晓夫的信于当天晚些时候发出，他在信中称肯尼迪的行为“是对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是对古巴和苏联国内事务“赤裸裸的干涉”。他要求肯尼迪“放弃你追求的行动，因为这可能会给全世界的和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赫鲁晓夫于子夜时分当着同事们的面口授了回应信件的初稿。外交部于中午前拿出了最终的文稿。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敦促他的同事们晚上留在克里姆林宫里，防止外国记者或是其他打探消息的人发觉他们在召开紧急会议，得出苏联领导人很紧张的判断。没有人对之提出反对意见，尽管其中有一半的人在克里姆林宫没有办公室。赫鲁晓夫在他办公室套间的床上休息，而那些平常在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工作的人只好在主席团会议厅的椅子上休息。
当睡眼惺忪的代表们于上午10点重新开会时，赫鲁晓夫的助手大声宣读了修改后的给肯尼迪的信以及部长会议的声明草稿。声明没做什么修改就通过了，对给肯尼迪的回信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库兹涅佐夫于下午3点10分将赫鲁晓夫的信交给了科勒尔。50分钟后，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了苏联政府的声明，声明向苏联人民通报了美国人的行动（但没有表明美国人的行动是对苏联部署导弹的反应），宣布了军事上的应对措施，包括取消军人休假与退伍安排，并提高了整个武装部队的作战战备等级。
在抵抗了肯尼迪的最初一击后，赫鲁晓夫来到剧院看戏。按照原先的安排，他当天晚上将陪同一个来访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到波尔索伊剧院观看美国版的“鲍里斯·戈杜诺夫”（BorisGodunov）。为了掩盖他内心的焦虑，他没有取消这次安排。演出结束后，他还象征性地到后台对美国艺术家表示了欢迎。但是在去剧院前到家里作短暂停留时，他显得精疲力竭，声音听起来也闪烁不定。他告诉谢尔盖说，很显然美国人已经发现了导弹，但对他们知道多少并不清楚。也许他们依据的只是谣言。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那他们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呢？
父亲对这样的紧急情况并没有预案，谢尔盖对此感到很吃惊。赫鲁晓夫暂时的反应就是加速进行导弹部署。只是到了现在被发现以后，苏联人才对导弹部署地点进行了伪装。在10月22日前，赫鲁晓夫对普列耶夫将军的表现一直是大加称赞的，在此之后，这种赞扬声就没有了。赫鲁晓夫担心在封锁生效前，两艘装载着核弹头的不太显眼的货船不能抵达古巴；他担心苏联舰船有可能会被拦截在海上。当谢尔盖10月23日问是否真的会爆发战争时，赫鲁晓夫回答说：“用核武器进行威胁是一回事，真的使用又是另一回事。”这就是他的信条，而且他指望美国人也会同样遵守这一信条。但是美国人是否会像他所想象的那样，他并不能肯定。
华盛顿的肯尼迪总统也不是很有信心。没有出现最糟糕的局面，他对此也感到庆幸，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如果U—2飞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那美国将摧毁苏联导弹基地，但是这会将事态导向何方？就在此时，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古巴岛上及其周围出现了令人迷惑的情景：苏联船仍在加速向古巴方向靠近，导弹设施建设仍在继续进行，但是苏联与古巴的军用飞机却成排地停放着，好像是等待美国发起空袭，对之予以摧毁似的。
赫鲁晓夫给肯尼迪总统的信于10月23日下午送到了白宫。当天晚上，肯尼迪发出了一份简短的两段文字的回应。肯尼迪呼吁双方都保持克制，并要赫鲁晓夫注意定于第二天早上生效的隔离行动。
10月23日晚上，多勃雷宁大使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指示，这说明克里姆林宫内产生了混乱。苏联驻非共产主义国家的使节直到24日才收到了苏联关于相关情况的正式通知。多勃雷宁于10月23日向莫斯科通报说，美国人“已经开始紧张起来”，并“准备考验苏联人的力量与意志”。同一天晚上，罗伯特·肯尼迪在苏联大使馆的三层大使办公室拜访了多勃雷宁。根据多勃雷宁提供的情况，罗伯特·肯尼迪“显然心神不定。他不停地重复着自己说过的话，还经常不着边际”。肯尼迪说他兄弟“将他的政治生涯押宝在”苏联关于古巴问题的保证上。在他的逼迫下，多勃雷宁不得不承认甚至他事先都没有得到关于导弹部署的消息。他说，其结果是两位领导人之间重要的私下沟通渠道现在被破坏了。肯尼迪在离开前问苏联舰长们对隔离会做出何种反应。他们“不会遵从任何人不合法的命令，他们不会在公海上任人拦截或是登舰检查”，多勃雷宁回答说。
“我不知道这会带来什么结果，”肯尼迪说：“因为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要拦截你们的舰船。”
“但是那将是一种战争行为。”多勃雷宁回答说。肯尼迪摇了摇头，转身离开了。
“经过一番犹豫，”多勃雷宁回忆说，他向莫斯科汇报了他与肯尼迪的谈话，“我将罗伯特·肯尼迪所有严厉的声明逐字逐句地报告了莫斯科，包括那些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根本不希望听到的话。我想让莫斯科方面明白美国总统核心集团内的不安状态……好让克里姆林宫能对华盛顿的紧张气氛做出总体的评估。”多勃雷宁后来得知葛罗米柯向赫鲁晓夫口头转达了他的报告（可能删去了罗伯特·肯尼迪关于苏联人撒谎的严厉批评），但没有通报给领导层的其他成员。[37]但是莫斯科方面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赫鲁晓夫本人一直处于“紊乱的状态”，这是库兹涅佐夫10月28日来到纽约时向美国使馆的高层官员们透露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赫鲁晓夫只好用“10月23日与24日的强硬声明”来“掩饰”他内心的困惑。
多勃雷宁后来将10月24日，星期三，称为他在美国担任大使将近30年里最“难忘的”一天。罗伯特·肯尼迪回忆说，10月24日早上是“美国总统最为担心的时刻”。当执行委员会成员等着看苏联舰船是否会折返回去时，“［约翰·肯尼迪］一手扶着头，接着捂着嘴巴，后来又攥起拳头。他眉头紧锁，我们只好隔着桌子相互对视着”。
华盛顿时间上午10时，隔离正式生效，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将戒备状态由三级改为二级，这是仅次于全面战争状态的等级。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所有的远程导弹与轰炸机此时都已经处于戒备状态，几十架携载着原子弹的飞机实行全时留空，由空中加油机补充燃料，在格林兰和加拿大北部上空等候对苏联目标发起攻击的信号。为了确保苏联人注意到这一情况，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托马斯·鲍威尔[38]将军亲自以明码通讯向他的下属“宣布”行动方案。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理查德·戴维斯[39]于上午6点向苏联外交部递交了正式隔离命令。在走向位于苏联外交部摩天大楼高处的美洲司时，他看见一个人戴着防毒面具，这是一种像二战时期滤毒罐那样的装置，看上去好像是从谁的地下室里翻出来的。这是不是苏联人故意向华盛顿显示苏联外交部已经处于战争状态？戴维斯回忆说，他接触的那些“平时言谈举止都相当粗鲁的”苏联官员当天突然变得“异乎寻常的礼貌”，不停地打电话（这本身也是不正常的）问他：“戴维斯先生，戴维斯夫人好吗？孩子们好吗？您感觉怎么样？一切都好吗？在我们国家还习惯吗？”
如果锈蚀的防毒面具是苏联对美国二级戒备状态的一种回应，那赫鲁晓夫本人的表现也强不到哪儿去，还是威胁与让步并用。[40]就在前一天晚上，他还下令苏联舰船继续前进（如果受到攻击，潜艇可以开火反击），但是在得知多勃雷宁与罗伯特·肯尼迪的谈话后，他就不是那么有把握了。在10月24日早上的主席团会议上，他建议停止至少一部分舰船的行动。他说，尽管中远程导弹还没有运抵古巴，但所有必要的武器都已经到达了。当天晚些时候，他对是否让油船继续前进产生了犹豫，而油船在军事上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就在美国划定的最后期限前，最靠近隔离线的苏联舰船不是停了下来，就是调转了航向。
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当时正在莫斯科讨论有关专利问题的西屋电气国际公司总裁威廉·诺克斯被召唤前去与赫鲁晓夫会面。两年前，赫鲁晓夫曾在纽约见过他。赫鲁晓夫“平静、友好而坦诚——没有任何表演的成分”，但是显得“很疲惫”。他的话显示出了内心的愤怒与担忧，同时也显示出他还拿不定主意，是对肯尼迪做出保证，还是对他发泄怒火。就在他下令舰船返回时，赫鲁晓夫警告诺克斯说，如果美国舰船试图拦截苏联船只，他会下令苏联潜艇击沉它们。在欺骗了肯尼迪后，赫鲁晓夫还抱怨说美国总统背叛了他。赫鲁晓夫说，即使是艾森豪威尔也会以一种更成熟的方式处理当前的局势。“我如何才能与一个比我自己的儿子还年轻的人打交道？”赫鲁晓夫问道。[41]
他找不出什么好的办法。两天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佐林仍在否认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而赫鲁晓夫向诺克斯保证说这些导弹处于苏联人的控制之下，而不是古巴人。赫鲁晓夫坚持说：“我对摧毁整个世界没有兴趣，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想在地狱里会面，那完全是你们的事情。”不过，他实际上是恳求与美国总统进行会谈，他说：“我会很乐意在莫斯科接待他，我也很乐意到华盛顿去访问他，我们甚至还可以乘海军舰艇，在海上会面，或者我们可以在某个中立地点会谈，不用大张旗鼓，但可以解决我们两个大国之间的一些重要问题。”
同一天，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发去了又一份措辞强硬的信件。“是谁要求你这么做的？”他质问道，好像这位年轻的总统不能自作主张似的。肯尼迪“发出最后通牒”，想“胁迫我们”，但是“你内心里还是承认我是对的。我相信，如果你处于我的地位，你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的。……设身处地从我们的角度来考虑，想想美国该如何对这种局势做出反应”，不能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是导致此次危机的关键。赫鲁晓夫警告说，苏联永远不可能接受美国的封锁，然而几个小时后，他还是接受了眼前的事实。不过就在同时，部署导弹的全面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10月25日，星期四早上，赫鲁晓夫收到了肯尼迪冷静的回应。美国总统坚持说，“首先发起挑战”的并不是他。他对这一危机导致“我们关系的恶化”表示遗憾，并希望赫鲁晓夫采取行动，“恢复我们之间先前的状态”。根据谢尔盖的说法，赫鲁晓夫“深受触动”，同时也对肯尼迪产生了看法上的微妙变化。谢尔盖说这封信对他父亲下定妥协的决心发挥了作用。美国的二级戒备状态也没有对事态产生负面作用。在谢尔盖看来，他父亲认为这一举措是美国人的“讹诈”，但是他对此还是持慎重态度的。
当主席团于午餐后开会时，赫鲁晓夫拒绝与肯尼迪进行更多“刻薄”的言语交流，他倾向于让运载导弹的舰船转向返回，并表示他想解决这场危机。“要想使古巴成为和平区，我们必须拆除导弹。”他对同事们说。他建议向肯尼迪提出这样的要求，“向我们做出不入侵古巴的保证，我们将拆除导弹”。他甚至愿意接受由联合国对导弹设施进行视察。事实上，这就是危机最终解决的基础。但赫鲁晓夫对此仍没有马上付诸实施的意思。在拆除导弹前，他想“观望”一番，以确信肯尼迪不会做出更进一步的让步。和以往一样，赫鲁晓夫的同事们对他的新立场表示支持，他们大多数人都表示全力支持，只有马利诺夫斯基和葛罗米柯好像不是那么热切。
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和他儿子像往常一样在住处周围散步。谢尔盖担心妥协解决会“有损国家形象”。谢尔盖认为，他父亲再次向他做出了保证，实际上他是想说服自己。美国国内有人主张入侵古巴，肯尼迪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如果他真的入侵古巴，那苏联该怎么办，难道是攻击在柏林的美国人吗？那是愚蠢的做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一旦开战，要想停下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过去，赫鲁晓夫曾利用导弹讹诈摆脱过严峻的形势。但是他的核恫吓一直是一种讹诈，现在美国已经意识到了他是在进行讹诈。在类似的情况下，其他的独裁者也许就会让世界与自己一起玉石俱焚了，例如希特勒，或是1941年6月时的斯大林。但是赫鲁晓夫不是希特勒，也不是斯大林。随着荣耀美梦的破灭，他从这种废墟中又找到了另外一种安慰。他不仅拯救了古巴，而且拯救了整个世界，将整个世界从核战争的边缘拉了回来。殊不知，这种战争的危险正是他不计后果的行动带来的。
夜已经很深了，赫鲁晓夫像往常一样喝着加有柠檬的茶，漫不经心地翻阅着当天的报纸（当天早上《真理报》的头条新闻是“必须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必须保卫和巩固世界和平！古巴摆脱了美帝国主义的觊觎），然后慢慢地沿着楼梯走向卧室。
10月26日，星期五，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军队最大规模的集结行动在美国东南部展开。参联会正在敦促进行空袭和入侵。在古巴，导弹设备的建设正在加紧进行，伊尔—28轰炸机的装配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莫斯科已经在联合国遭受了痛苦的失败，阿德莱·斯蒂文森展示了U—2飞机所拍摄的苏联导弹部署图片，挫败了苏联大使佐林的拖延战术。但是联合国秘书长吴丹[42]站在苏联一边，建议美国的隔离与苏联武器运输都推迟两到三周的时间。直到星期五早上打开里面装有情报机构报告的蓝灰色文件夹前，赫鲁晓夫仍处于“观望”之中，想看看肯尼迪在他妥协前是否会有所松动。
文件夹里的报告让他吃了一惊：根据一位美国人了解的情况，肯尼迪政府已经决定“铲除卡斯特罗”。美国政府的入侵计划“最详细的细节”已经完成，“随时可能发起攻击”。其他的信息好像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有报告称，美国的医院正在为收治伤员做准备。库兹涅佐夫后来告诉他的一位同事说，当得知这一消息时，赫鲁晓夫“吓得尿了裤子”。这时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向肯尼迪提供他前一天在其同事们面前提出的解决方案。
实际上，这份具有决定意义的情报后来证明并不属实。这份报告是根据两位美国记者之间的谈话所得出的结论，移居美国的一位俄罗斯酒吧招待员星期三晚上在全国媒体俱乐部里偷听了他们之间的谈话。《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沃伦·罗杰斯[43]被列在五角大楼的记者名单中，一旦发生美军入侵古巴，他将随军进行战事报道。这位酒吧男招待名叫约翰·普罗科夫（Prokov），他好像听到罗杰斯说他当天晚上就要出发，因为攻击行动将于第二天开始。普罗科夫于星期四凌晨1点向阿纳托利·高尔斯基[44]讲述了他所听到的一切，高尔斯基的公开身份是《塔斯社》记者，但实际上是克格勃军官。当天，苏联大使馆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出去证实了这一消息。一个俄国人密谋在威拉德饭店的停车场里撞击罗杰斯的汽车。外交官乔治·科尔年科安排与罗杰斯共进午餐。两人得到的结论都是入侵随时可能发生。星期四下午，苏联大使馆和克格勃都向莫斯科通报了这一消息。
得知这一消息后，赫鲁晓夫开始口授一封给肯尼迪的充满感情的长信。他惯常的核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坚持说战争将给所有的人带来“灾难”。“你必须冷静地看到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我们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对你们发起进攻，你们也会做出同样的反应。但是如果将我们逼得没有退路，你们也会面临同样的处境。”如果“战争一旦爆发，那就不是我们所能控制得了的，这是战争的规律”。如果双方都不后退一步，那我们就会“像没头的老鼠似的发生冲突，接下来就是双方的彻底灭亡”。无论如何，“我们和你们现在都不应该在你已经打上战争绳结的绳子两头使劲拉拽，因为我们双方拉得越狠，这个绳结就会越发难以解开”。
为了松开这个结，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建议。他没有正式妥协，没有清楚地讲明所有的条件，他说，他也不能连累菲德尔·卡斯特罗（然而48小时后，他所做的恰恰是连累了卡斯特罗）。不过，解决危机的基本框架——苏联撤出导弹，美国军队不进入古巴——此时已经比较清楚了。
赫鲁晓夫在没有重新召集主席团会议的情况下口授了这封信。经过赫鲁晓夫的红笔修改后，这封信于当天下午4点42分转交给美国大使馆（通过苏联外交部，递送文件一般都是他们的任务）。与此同时，赫鲁晓夫的助手们将信件文稿送到了主席团成员与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的手中。前一天已经同意了总体的解决框架，很显然他们就不用再当面予以肯定了。[45]
美国大使馆官员将赫鲁晓夫的信件分成几部分进行翻译，然后发给了华盛顿。华盛顿收到这封信是在当地时间下午6点以后，即美国大使馆收到信件的8小时以后。随着赫鲁晓夫的信件分四部分慢慢从电传打字机中输出，美国总统的顾问们看出事情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进展。执行委员会将在第二天早上10点开会讨论赫鲁晓夫的信件，与此同时在莫斯科，赫鲁晓夫和其他的官员们欣赏了另外一场音乐会，这一次是一个古巴艺术团的表演。音乐会结束后，赫鲁晓夫又在他的办公室里度过了一晚。
10月27日，星期六，当赫鲁晓夫醒来时，华盛顿的人正准备睡觉。经过一夜后，他的想法又发生了变化。就在前一天，他还担心入侵古巴是迫在眉睫的事，现在他告诉主席团成员们说：“我觉得他们不会冒这种风险的。”如果美国人到现在还没有发起攻击的话，那“在我看来，他们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这意味着“我们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不过，他又说，“这也不能肯定”。为了摸清美国人的底数，“我们没有必要过于强硬”。赫鲁晓夫当时还没有心思回过头来想：“我们是否犯了个错误？以后也许可能会得出结论。”与此同时，他提议给肯尼迪再发去一封信，这封信在前一天条件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条，就是要求美国人从土耳其撤出他们的导弹。
在主席团成员面前，赫鲁晓夫口授了新的信件。经过助手们的润色后，这封信比26日的那封语气更为冷静，也更加正式：“我们愿意从古巴撤出你们所认为的进攻性手段［武器］，”只要美国也“从土耳其撤出类似的手段”。苏联政府“可以做出不入侵土耳其的郑重承诺”，但美国政府“得在安理会上做出有关古巴问题的类似声明”。双方可以派代表到纽约，“带着一揽子计划，以尽快达成一项协议”。由于先前的信件用了很长的时间送达华盛顿，于是他们此次通过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封信。
为什么要发出这第二封信？“如果我们能让美国人取消在土耳其的基地，”赫鲁晓夫告诉主席团成员们说：“那我们将赢得胜利。”他还认为美国人自己也提出过这样的交换条件。两位与肯尼迪保持着密切关系的记者，弗兰克·霍尔曼和查理·巴特利特，在10月23日与波尔沙科夫交谈时好像也提到了土耳其导弹问题。沃尔特·李普曼在10月25日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建议进行古巴与土耳其之间的交换，另一位美国新闻工作人员在与克格勃特工交谈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位克格勃特工的报告于10月27日送到了莫斯科。虽然赫鲁晓夫增加了一个新的条件，但苏联人公开发表了他给肯尼迪的最新信件（他在信中第一次公开承认苏联向古巴运送了导弹），这可以证明他是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特罗亚诺夫斯基看来，赫鲁晓夫认为美国人会认为他10月26日的信件过于模糊而加以拒绝。“谁都没有想到，”特罗亚诺夫斯基后来写道：“公开宣布将土耳其导弹作为交换条件为白宫提出了新的难题。”
说它是“难题”还是一种保守的说法。当赫鲁晓夫的最新信件于星期六早上送到华盛顿时，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震惊了。麦克纳马拉抱怨说，赫鲁晓夫10月26日的表示并不是他真实的想法。那是“长达12页的废话，根本不是什么契约。你不可能在这样的东西上签字，并说我们知道已经签署的条件”。但是“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读完那个该死的东西时，整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完全变了”。
再一次，赫鲁晓夫未能预料到事情的危险：这份新的声明肯定会遭到美国的拒绝，华盛顿会将其看作苏联人缺乏诚信的证据，甚至还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幸运的是，尽管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极其愤怒，但肯尼迪总统却保持着克制。在土耳其部署导弹从一开始就不是华盛顿特别优先考虑的手段，肯尼迪自己也曾考虑过撤除这些导弹。“在我看来，”他现在说：“我们应该——应该理智一些。……我们得将我们的武器撤出土耳其。”不过，他暂时选择了不对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做出回应，而是针对他的第一封：如果苏联拆除“在古巴的所有可用于进攻性目的的武器系统”，那么在经过联合国的充分核实后，美国将“立即取消现在执行的隔离措施”，并“做出保证，不会入侵古巴”。
美国总统的回应于星期六下午8点左右发出，苏联外交部在星期天早上10时30分左右收到。当时，有三件事情的发生再一次使赫鲁晓夫改变了主意。10月27日早上，一架部署于阿拉斯加的U—2飞机在执行“例行性的空中侦察任务”时在楚科奇半岛上空进入苏联领空，使得苏联的拦截飞机与美国的战斗机一直纠缠到白令海峡上空。幸运的是，这架飞机成功地飞离了苏联领空，没有被击落。领土问题本身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赫鲁晓夫甚至也认为U—2飞机的此次入侵是个误会。即便如此，这起事件还是让人感到很紧张。
第二件事情更加棘手。10月27日中午时分，一架U—2飞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机上的飞行员，鲁道夫·安德森[46]少校丧生。卡斯特罗在前一天下令他的部队对任何进入古巴领空的飞机开火，但是由于没有防空导弹，雷达的性能也有限，古巴军队在27日早上没能击落任何飞机。斯蒂潘·格列奇科中将，苏联驻古巴防空军司令，知道普列耶夫将军已经使苏联防空导弹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并已经请求莫斯科允许击落威胁苏联部署行动的美国飞机。莫斯科方面还没有来得及做出答复，安德森少校的U—2飞机就出现了。格列奇科或是他指挥部里的其他人确信战斗即将开始，于是就下达了开火的命令。
U—2飞机被击落的消息震惊了华盛顿与莫斯科。白宫内支持进行报复性打击的呼声很强烈，但肯尼迪暂时否决了他们的提议。赫鲁晓夫担心的正是麦克纳马拉当时在华盛顿拟制的那种行动方案：“我们明天还将派出监视飞机。毫无疑问，它们肯定会受到攻击，于是我们将做出反应。你不可能长时间这么下去。……因此我们必须做好进攻古巴的准备，而且是很快。……如果我们进攻古巴，并把导弹留在土耳其，苏联人可能，我想他们肯定会，攻击土耳其的导弹。……如果苏联对我们部署于土耳其的‘丘比特’导弹实施攻击，那北约将做出军事上的反应。”
赫鲁晓夫后来告诉他儿子说，就在此时他“内心里”知道必须将导弹撤出了。如果一名军官可以决定发射防空导弹，特罗亚诺夫斯基后来说，那么“在所有人都处于精神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一星半点火花就可能会引发大爆炸”。第一个爆炸就是马利诺夫斯基引发的，他解释说，由于缺乏时间征求指挥官的意见，苏联的防空军官已经决定让他们的部队接受卡斯特罗的指示。“我们的将军是在谁的军队里？”赫鲁晓夫怒气冲冲地说，“是苏联军队，还是古巴军队？如果属于苏联军队，那他为什么要听从其他人的指挥？”[47]
最让赫鲁晓夫感到震惊的还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直到10月26日，卡斯特罗都满怀希望地认为他的正义事业会取得胜利。当天晚上，他已经确信美国人的入侵行动将在24小时到72小时之内开始。27日凌晨2点左右，他来到了阿列克谢耶夫大使的公寓。在用完了大量的香肠和啤酒后，菲德尔整个晚上都在起草给赫鲁晓夫的紧急信件。他至少向阿列克谢耶夫口授了10稿，阿列克谢耶夫虽然不是职业的翻译官，但还是亲自对卡斯特罗的文稿进行了翻译。“我一边口授，一边自己写，然后又进行了修改，”卡斯特罗后来说：“我会说：比方说，‘删掉这个词，加上这个，把那个词换掉。’这是27日的子夜时分。……你得明白，我们在26日晚上还没有看到任何可能的解决途径。我们不知道如何摆脱这种状况。”
“刚开始，”阿列克谢耶夫回忆说：“我弄不明白他那些复杂句子的意思。”卡斯特罗是否真的认为苏联应该对美国发起先发制人的核攻击？“不，”卡斯特罗回答说：“我不想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是在特定的形势下，我们一定不能等到帝国主义者背信弃义时再采取行动，让他们首先发起攻击，决定古巴应该从地球上被消灭。”
卡斯特罗后来解释说，他想向赫鲁晓夫表达的意思是美国的进攻近在眼前。苏联军队大概可以用核武器进行反击，从而引发美国的核报复。但是赫鲁晓夫不应该让美国人像希特勒1941年那样首先发起攻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卡斯特罗想说：“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有丝毫的犹豫。我们不应该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重演。”这就是为什么“我敢向尼基塔写信，一封旨在激励他的信。这就是我的想法，目的是增强他的士气，因为我知道他肯定会经受极其痛苦的抉择过程。我认为自己对他很了解”。
卡斯特罗的信最后是这么写的：“如果……帝国主义者怀着占领的目的入侵古巴，那么这种侵略性的政策给人类带来的危险将会是极其巨大的，因此苏联坚决不能让帝国主义者有首先发起核攻击的机会。”现在应该是“通过明确合法的防卫行动，永远消除这种危险的时候了，不管这种解决办法是如何残酷，因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48]。
阿列克谢耶夫设法离开了卡斯特罗一段时间，向莫斯科通报了卡斯特罗即将给赫鲁晓夫口信的消息。卡斯特罗的信于10月28日凌晨1点传到了莫斯科。当天晚上，特罗亚诺夫斯基就呆在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大楼内，他收到电报后，给正在家中的赫鲁晓夫打去电话，向他通报了卡斯特罗信中的内容。赫鲁晓夫几次打断他，要他重复关键的句子。
卡斯特罗的信非但没有起到“激励”的作用，反而让赫鲁晓夫感到很吃惊。赫鲁晓夫认为这位古巴领导人是在敦促他“我们立即对美国进行核导弹攻击”。这说明“菲德尔完全不明白我们的目的”，苏联人的目的不是攻击美国，“而是让美国人不要进攻古巴”。
最后一件事情促使古巴导弹危机在星期天进入了高潮，这就是罗伯特·肯尼迪与多勃雷宁大使在星期六晚上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肯尼迪总统想重申他给赫鲁晓夫的最后一封信的内容，而他兄弟则威胁要采取军事行动，如果苏联人不撤出导弹，但他提出美国可以拆除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美国不可能公开提到土耳其（防止安卡拉和其他的北约盟国认为美国在莫斯科的压力下出卖了土耳其），但是美国总统将撤出导弹，一旦古巴危机得以解决。
多勃雷宁于下午7点45分来到了美国司法部。根据他当天深夜发给莫斯科的电报，美国总统的这位兄弟“显得特别焦虑，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如此模样”。（赫鲁晓夫后来告诉他儿子说：“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鲍比·肯尼迪对苏联作了进一步的指责，强调了美国的立场。他强调了一个主题：“时间正在迅速流逝，我们不能再错过机会了。”
这位司法部长提到了被击落的U—2飞机。美国军方要求继续进行侦察飞行，如果再发生攻击，美国军队将进行还击。美国政府也已经做好了轰炸导弹设施的准备，但是如果这样，可怕的连锁反应可能会最终导致核战争。美国人不想如此，美国认为苏联也不想这样。但是“将军中总有一些头脑发热的人，而且那些正在进一步恶化眼前局势、想进行战争的人中，也不乏这样的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根据赫鲁晓夫10月26日的信件和肯尼迪的回应达成协议。尽管多勃雷宁还没有看到赫鲁晓夫10月27日信件的全部文本，也没有接到具体的指示，在土耳其问题上向美国施压，但他还是自作主张地问道：“那你们在土耳其部署的导弹怎么办？”如果那是达成协议的唯一障碍，鲍比·肯尼迪回答说，那美国总统可以做出采取行动的准备。不过，这需要几个月的安排时间，而且协议必须严格保密。除了肯尼迪兄弟外，华盛顿只有两三个人会知道这件事。
在拿出了胡萝卜后，这位司法部长挥舞起了大棒。他需要赫鲁晓夫在第二天就做出答复。他不是在发出最后通牒，而是“请求”。美国总统“希望苏联政府首脑能明白他的意思”。肯尼迪还具体指出赫鲁晓夫尚未发出“可以最终解决问题”的信件。他给了多勃雷宁他在白宫里的直拨电话号码。
10月28日，星期天，赫鲁晓夫醒来后就知道了U—2飞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的消息。肯尼迪10月27日的信件也在晚间送达。主席团中午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奥加茹沃别墅召开了会议，差不多30年后，就是在这栋别墅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试图通过修改一个新的联邦条例来拯救苏联。赫鲁晓夫偶尔利用新奥加茹沃别墅招待外国领导人，或是召开主席团非正式会议。但是这一天的气氛却是“高度的紧张”，特罗亚诺夫斯基回忆说。所有的与会代表围坐在巨大餐厅里的一张长桌子周围，大家“从一开始就十分紧张”。赫鲁晓夫实际上成为唯一的发言人，只有米高扬和葛罗米柯偶尔插进几句话。其他的人“都宁愿保持沉默”，特罗亚诺夫斯基记得：“好像是对赫鲁晓夫说，‘是你让我们陷入目前的窘境，现在你得想办法摆脱。’”
赫鲁晓夫一开始就回顾了列宁所做出的一个重大让步，1918年3月的布雷斯特—立陶宛协议。根据这份协议，布尔什维克放弃了其西部边境以及其他一些地区，以换取与德国的和平。“我们的利益决定着我们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必须拯救苏联的力量。现在我们面临着战争的危险与核灾难。……为了拯救整个世界，我们必须做出让步。我将你们召集到一起进行商议，讨论我们是否同意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考虑（或者不如说是在没有考虑的情况下就表示同意）赫鲁晓夫的建议前，主席团讨论了给普列耶夫将军的指示。前一天早上，普列耶夫将军已经表示了他的决心，如果美国人发起攻击，他们将“运用所有可能的防空手段”，马利诺夫斯基，还有赫鲁晓夫，起初都表示同意。但是当天晚些时候，差不多就在赫鲁晓夫的新建议通过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时，普列耶夫已经被“禁止”将核弹头安装到战术导弹或是飞机上，如果“没有莫斯科的授权”。现在，10月28日，主席团决定如果受到攻击，普列耶夫可以进行还击，但并没有改变先前不准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命令。
此时，赫鲁晓夫叫特罗亚诺夫斯基大声宣读肯尼迪10月27日的信件，每个主席团成员面前的白色台布上都放有装着肯尼迪信件复印材料的文件夹。肯尼迪在信件末尾的署名前没有像往常那样加上“诚挚的”，这好像是一种不祥的征兆。当特罗亚诺夫斯基宣读完毕后，赫鲁晓夫询问大家对此有什么想法。大家还没来得及发言，特罗亚诺夫斯基就接到了电话，外交部正在转发多勃雷宁关于他和罗伯特·肯尼迪会谈的报告。特罗亚诺夫斯基对会谈内容进行了总结，后来在大家的要求下又重复了一遍。特罗亚诺夫斯基后来写道，罗伯特·肯尼迪讲话的“全部大意”清楚地表明“现在已经到了双方必须清醒地做出评估的时候了”。在这之后，“主席团没有用多长的时间就决定同意接受肯尼迪总统提出的条件”。另外一份“情报”使得他们必须尽快向肯尼迪通报赫鲁晓夫做出的让步。很显然，美国总统计划于莫斯科时间下午5点发表又一次电视讲话。主席团推测他可能会宣布对古巴进行空袭或是入侵。实际上，这次节目是肯尼迪总统10月22日讲话的重播。
赫鲁晓夫又一次召来了速记员：“亲爱的总统先生：我已经收到了您10月27日的信。对你表示出来的理智，我向您表示满意与感谢。……”赫鲁晓夫接受了肯尼迪的条件（根据美国的要求，不提及土耳其）。苏联政府已经“发布了新的命令，拆除你们所说的进攻性武器，把它们装箱运回苏联”。
在赫鲁晓夫的口授文件修改完毕后，苏联外交部美洲司司长米哈伊尔·塞米尔诺夫斯基[49]根据指示将这封信送到了美国大使馆，同时中央委员会书记列昂尼德·伊利切夫在五点前将其拿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包围美国大使馆的示威人群高呼“不许染指古巴”，塞米尔诺夫斯基的汽车因此未能及时进入大使馆内。伊利切夫准时来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但是宣读这份声明的播音员需要时间进行彩排。伊利切夫命令他立即广播。
除了这份公开信外，赫鲁晓夫还给罗伯特·肯尼迪发去了一个秘密口信，提醒他说莫斯科的积极回应不久将可以通过广播听到。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得到了消息，但是这种方式肯定会让他感到愤怒，因为在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或是同意的情况下，古巴岛的命运就这么被决定了。没有必要将赫鲁晓夫最新的信件抄送给哈瓦那，因为他在后来写给卡斯特罗的信中说，“你肯定知道我们现在通过无线电台广播的内容”。相反，赫鲁晓夫敦促他的这位脾气火暴的古巴朋友“不要感情冲动”。就在昨天，美国还在试图以越界飞行挑衅古巴，“你们击落了其中的一架”。赫鲁晓夫为什么坚持将他明知道是苏联军队所做的事情怪罪于古巴，现在还不得而知。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已经从列宁山来到了莫斯科河边的别墅。这座别墅离新奥加茹沃只有10分钟的路程，但其感觉却恍如隔世。在喜怒不形于色的尼娜·彼得罗夫娜看电视时，谢尔盖漫无目的的在别墅周围转悠。当他父亲的讲话内容最终通过广播传来时，他们听到的是播音员尤里·列维坦[50]悦耳的声音，自从二战以来，每当发生重大的事件，都是由他将消息传给苏联人民的，但是在谢尔盖听来，这像是一种“可耻的退让”。
在新奥加茹沃，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也在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广播。广播结束后，他建议大家都去看戏。特罗亚诺夫斯基通过报纸察看戏剧院所上演的节目，赫鲁晓夫挑选了一个来自保加利亚的访问剧团的演出。他回到别墅带上他的家人，再开车到列宁山，在这里他换了衣服，然后又来到了市区。他后来再度考虑了在给肯尼迪的公开信中没有提及的美国在土耳其部署的导弹问题。当天深夜，他又准备了一份给肯尼迪总统的秘密信件，坚持宣称他此前的公开信是基于“你们已经同意解决在土耳其的导弹问题，按照我在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以及你们当天在罗伯特·肯尼迪和多勃雷宁大使会谈时所声明的做法”。
这封最新信件的俄文稿于10月29日凌晨5点15分传到了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赫鲁晓夫想将美国总统在土耳其问题上的让步写进记录文件中，以反驳人们对他向帝国主义者屈服的指责。然而，当多勃雷宁将这封最新信件交给罗伯特·肯尼迪时，美国总统的这位兄弟证实他口头上提到过交换条件中的土耳其问题部分，但拒绝接受这封信。
星期六晚上是华盛顿最为紧张的时刻。除非赫鲁晓夫做出让步，否则美国对古巴的进攻好像就已经迫在眉睫了。美国总统的顾问们将这一时刻称为“黑色星期六”，一些人担心自己一个星期后是否还能活着。多勃雷宁和他的助手们同样也很紧张，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美国对古巴的轰炸最迟将于10月29日或是30日开始。
执行委员会计划于星期天上午10时召开会议。当得知莫斯科广播电台将发布重要通告时，肯尼迪正躺在床上看《纽约时报》。上午9时，赫鲁晓夫的口信开始从空中传来。“拆除……装箱运回。”中午时分，美国总统已经起草了一份回应文稿，对赫鲁晓夫“对和平所作的重大贡献”表示欢迎。
危机终于过去了。实施解决方案的艰苦谈判工作仍摆在眼前，同时还有关于谁输谁赢的争论。在整个世界看来，这完全是一件虎头蛇尾的事情，但是对于赫鲁晓夫而言，则并非如此。10月28日，他找到了一丝满足感。毕竟，这起事件在他权力的最后丧失中发挥作用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1]麦克乔治·“麦克”·邦迪（McGeorge"Mac"Bundy，1919年3月30日——1996年9月16日），出身于共和党人家庭。二战期间曾在陆军和海军服役。1949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61—1966年任国家安全顾问。1966—1979年任福特基金会主席。1979年以后在纽约大学任教。1990年起在纽约卡耐基公司工作。1996年逝世。
[2]约翰·亚历山大·麦考奈（JohnAlexanderMcCone，1902年1月4日——1991年2月14日），美国商人和共和党政客。1950—1951年任空军部副部长。1958—1961年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1961—1965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3]肯尼思·巴纳德·基廷（KennethBarnardKeating，1900年5月18日——1975年5月5日），美国律师、共和党政客。一战期间服役于学生军。1923年起担任律师。1940年加入共和党，在党内属于自由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5月入伍，在东南亚作战。二战结束后转入预备役，1963年退役。1947—1959年任众议院议员。1959—1965年任参议院议员。1966—1969年任纽约上诉法院替补法官。1969—1972年任驻印度大使。1973—1975年任驻以色列大使。1975年去世。
[4]威廉·大卫·奥姆斯比—戈里，第五代哈莱克男爵（WilliamDavidOrmsby-Gore,5thBaronHarlech，1918年5月20日——1985年1月26日），英国外交官、保守党政客。1939—1945年期间服役于英军。1950—1961年任下议院议员。1956—1957年任议会外交事务副国务秘书。1957—1961年任外交国务大臣。1961—1965年任驻美国大使。1965—1985年任上议院议员兼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主席。1985年因车祸去世。
[5]阿尼巴尔·埃斯卡伦特·德隆德（AnibalEscalanteDellunde，1909年？月？日——1979年8月11日），出身于一个古巴独立运动活动者家庭。早年参加了古巴共产党。1938年古共与巴蒂斯塔政权合作后出任党报编辑，并将古共更名为人民社会党。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出任人民社会党领导。1961年将人民社会党与“七·二六运动”等几个革命组织合并为新的古巴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1962年因被菲德尔·卡斯特罗指控有“宗派主义”错误而被解除一切职务，随即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64年回国。1967年因企图与苏联合作推翻卡斯特罗而被捕。1968年被判处15年徒刑，后获释。1979年去世。
[6]罗斯维尔·莱维特·吉尔帕特里克（RoswellLeavittGilpatric，1906年11月4日——1996年3月15日），1931年起担任律师。1951—1953年任空军部副部长。1961—1964年任国防部副部长。
[7]斯图尔特·约翰诺特·奥利弗·阿尔索普（StewartJohonnotOliverAlsop，1914年5月17日——1974年5月26日），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政治评论家。出身于共和党家庭。193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44年参加美国陆军，参与协助法国抵抗运动。1945—1958年期间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1958年以后在《星期六晚报》工作。1968年以后因病离职。1974年逝世。
[8]与此同时，麦克纳马拉正在制定“核反击战略”（反击的目标是军事设施，而不是城市），这一战略可以使美国的核武器得以实战运用，并赢得核战争的胜利。
[9]查理检查站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位美国外交官和他的妻子像往常一样进入东柏林剧院时遭到苏联军队的阻拦。在四辆坦克护送这对外交人员，以及肯尼迪总统的特别代表卢修斯·克莱将军在查理检查站附近部署了10辆坦克后，俄国人也派出了10辆坦克，双方形成了对峙的局面。苏联坦克于10月28日后撤，30分钟后美国坦克也撤离了检查站，这看起来好像是苏联人做出了让步。事实上，在双方做出这样的决定前，肯尼迪向苏联秘密保证，如果赫鲁晓夫的坦克后撤，他自己的坦克也会同样后撤，由于苏联人认为这起事件是由克莱将军首先挑起来的，因此肯尼迪的这一承诺本身看起来好像是美国被迫做出的让步。
在肯尼迪不知情的情况下，克莱将军一直在尝试突破柏林墙的办法。苏联人已经注意到了克莱将军的秘密军事集结行动，美国人的行动包括建造了一堵墙，并试验一种特殊的坦克推土机推倒墙壁的情况，因此苏联人认为查理检查站的坦克对峙是克莱将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由于美国突破柏林墙将会威胁到莫斯科在柏林危机中的最大利益，莫斯科真的对这一行动感到很吃惊。更让苏联人吃惊的是，当双方的对峙导致真正的冲突一触即发时，肯尼迪好像从原先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有所退缩（其实，从一开始他就没有采取这一主动进攻的姿态）。
卢修斯·杜宾根·克莱（LuciusDubignonClay，1898年4月23日——1978年4月16日），美国将军。1918年入伍。1946—1947年任盟军驻德国军队副司令。1947—1949年任柏林美占区司令。1949年退役。1950—1962年任大陆制罐公司（ContinentalCanCompany）董事长。1962—1973年任雷曼兄弟投资银行高级合伙人。1973年退休。
[10]汤普森大使认为这封信是赫鲁晓夫立场“最为强硬的声明”，这封信“当然打破了当时柏林与德国问题获得解决的任何希望”。
[11]在收到赫鲁晓夫的信件后，肯尼迪足足等了两个月才做出答复，答复只是敦促赫鲁晓夫要有长远眼光，“耐心地期待进行相当长时间的谈判”，要记住“三五年或是七年后，由于世界形势的演变，或是在裁军和其他领域内取得的进展，世界形势也会有很大的改观”。赫鲁晓夫于3月10日暴躁地答复说，这意味着“说得好听一点，经过了我们的代表如此频繁的会谈以及我们之间秘密通信后，和平解决德国问题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有益的进展”。
[12]皮埃尔·埃米尔·乔治·萨林格尔（PierreEmilGeorgeSalinger，1925年6月14日——2004年10月16日），美国作家、记者。出身于法国移民家庭。年幼时曾是钢琴演奏家，后转向从事写作。1943年入伍，参加了冲绳岛战役。1947年退役。1961—1964年任约翰·F·肯尼迪的新闻秘书。1964年8—12月任参议院议员。1968年担任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竞选主任。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身亡后退出政坛。1976—1990年任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评论员。2000年赴法国定居。2004年在法国逝世。
[13]斯图尔特·李·尤德尔（StewartLeeUdall，1920年1月31日——2010年3月20日），早年就读于亚利桑那大学。二战期间在空军服役，在意大利作战。1955—1961年任众议院议员。1961—1969年任内政部长。1969年离任后曾在耶鲁大学任教。此后从事环保运动。2010年逝世。
[14]弗伊·大卫·科勒尔（FoyDavidKohler，1908年2月15日——1990年12月23日），美国外交官。1931年毕业于俄亥俄大学，随后进入外交部工作。1945—1946年任外交部近东事务司副司长。1962—1967年任驻苏联大使。1967年退休。晚年在大学任教。
[15]赫鲁晓夫如此直率地提醒他的同事们，这令人怀疑。几乎肯定他会采取的方式是认为在古巴部署导弹不具有与美国进行战争的风险。
[16]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阿列克谢耶夫（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Алексеев，1913年8月14日——2001年6月19日），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8年加入联共（布）。西班牙内战期间为苏联将领担任翻译。1941—1943年任驻伊朗大使馆雇员。1944—1947年任驻法国大使馆文化专员。1947—1951年任驻法国大使馆雇员。1951—1954年任苏共中央情报局编辑。1954—1958年任驻阿根廷大使馆一秘。1960—1962年任驻古巴大使馆文化顾问。1962—1968年任驻古巴大使。1968—1974年任诺沃斯蒂通讯社副主席。1974—1980年任驻马达加斯加大使。1980年退休。
[17]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库德里亚夫塞夫（СергейМихайловичКудрявцев，1915—1998），早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2年任驻土耳其大使馆雇员。1942—1944年任驻加拿大大使馆随员。1944—1945年任驻英国大使馆雇员。1952—1953年任驻奥地利政治代表。1953—1955年任驻奥地利副高级专员。1955年兼任驻奥地利大使馆公使级参赞。1955—1957年任驻德国大使馆公使级参赞。1959—1960年任驻法国大使馆公使级参赞。1960—1962年任驻古巴大使。1965—1967年任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公使级参赞。1967—1971年任驻柬埔寨大使。1971—1972年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1972年以后在外交部中央机关工作。1998年逝世。
[18]沙拉夫·拉什多维奇·拉什多夫（ШарафРашидовичРашидов，1917年11月6日——1983年10月31日），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41—1942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4—1947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撒马尔罕省委书记。1949—1950年任乌兹别克斯坦作家协会主席。1950—1959年任乌兹别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9—1983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1—1983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3年逝世。
[19]托多尔·赫里斯托夫·日夫科夫（ТодорХристовЖивков，1911年9月7日——1998年8月5日），1929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1932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曾多次被捕。1935年因被指控“左倾”而被开除出党。1942年恢复党籍。1943—1944年期间参加游击队。1944—1945年任索非亚人民警察局长。1945—1948年任保共中央候补委员。1945—1990年任保加利亚国民议会议员。1948—1949年任保共索非亚市委第一书记兼祖国阵线索非亚市委主席。1949年5月27日至10月8日兼任索非亚市长。1949—1950年任保共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1950—1954年任保共索非亚市委书记。1950—1966年任保共中央书记。1954—1989年任保共中央总书记。1962—1971年任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1971—1989年任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1989年11月被解除一切职务，同年12月13日被开除出党。1990年被捕并被判处7年徒刑。1996年改判无罪释放。1998年初参加保加利亚社会党，同年8月5日病逝。
[20]葛罗米柯回忆说，在此后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犹豫”，这位外交部长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赫鲁晓夫“事先至少与我们国家的军事领导人达成了一致意见。马利诺夫斯基在会议上的表现给人的印象是他无条件地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
[21]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叶皮什耶夫（АлексейАлексеевичЕпишев，1908年5月19日——1985年9月15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加入联共（布）。1930年加入红军。1937—1946年、1950—1958年、1962—198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52年、1954—1956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40—1941年任乌共（布）哈尔科夫省委第一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1942—1943年任联共（布）下塔吉尔市委第一书记兼副中间工程部人民委员。1943年重服现役。1946年转入预备役。1950—1951年、1953—1955年任乌共敖德萨省委第一书记。1951—1953年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1952—1964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5—1961年任驻罗马尼亚大使。1961—1962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62年再次重服现役。1962—1985年任苏军陆军和海军总政治局局长。1964—198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年5—9月任国防部总督察组雇员，同年9月15日去世。
[22]谢苗·巴甫洛维奇·伊万诺夫（СемёнПавловичИванов，1907年9月13日——1993年9月26日），1926年加入红军。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布良斯克前线第13军参谋长、西南方面军第38集团军参谋长、西南方面军第1坦克集团军参谋长、第1近卫军参谋长、西南方面军参谋长、沃罗涅日前线参谋长、外高加索阵线参谋长、乌克兰第3方面军参谋长、远东最高司令部参谋长等。1946—1948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参谋长。1948—1952年任驻德国占领军参谋长。1952—1953年任敖德萨军区参谋长。1953—1956年任莫斯科军区参谋长。1956—1959年任基辅军区参谋长。1959—1962年任苏军主要作战局局长兼副总参谋长。1962年指挥了将导弹运往古巴的阿纳德尔行动。1963—1964年任西伯利亚军区参谋长。1964—1968年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1968—1973年任苏军总参谋部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院长。1973—1992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军事督察顾问。1992年退休。
[23]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格里比科夫（АнатолийИвановичГрибков，1919年3月23日——2008年2月12日），1938年加入红军。1939—1940年期间参加苏芬战争。1941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曾参与斯摩棱斯克战役、库尔斯克战役、顿巴斯行动。1961—1963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主要行动局局长。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赴古巴组织苏维埃部队，以应对美国进攻。危机解除后负责培训古巴军队。1963—1965年任总参谋部主要行动总局副局长。1965—1968年任外高加索军区第7卫队司令。1968—1973年任列宁格勒军区第一副司令。1973—1976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73—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89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部队参谋长。198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国防部监察长。1992年退休。
[24]只有在他们具体负责的政策方面，其他的主席团成员才在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过程中发表自己的意见，有时甚至在这些方面他们也不敢说出不同意见。在每周的会议上，主席团需要就数十个，即使不是数百个问题做出决定，因此主席团能完成其议程的唯一办法就是象征性地对党和政府机构准备的决定草案表决通过。布尔什维克历来就担心领导层内出现派别主义，因此赫鲁晓夫十分不想在古巴问题的决定中出现激烈的反对意见。不过，赫鲁晓夫对个人批评的敏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5]帕维尔·鲍里索维奇·丹科维奇（ПавелБорисовичДанкевич，1918年10月3日——1988年5月28日），1936年加入红军，先后参加了苏芬战争和卫国战争。1949—1951年任驻德国占领军飞行团航空师副司令。1955—1956年任苏军防空空军副司令。1956—1958年任苏军防空空军司令。1958—1961年任远东特种航空军司令。1961年4—8月任第48航空军司令。1961—1962年任第63导弹集团军司令。1962—1963年任驻古巴军队第一副司令。1963—1974年任战略导弹部队副总司令。1974—1988年任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军事顾问。1988年去世。
[26]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德曼蒂耶夫（АлексейАлексеевичДементьев，1921年3月15日——1990年3月18日），1939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60—1962年任第7坦克军副司令。1962—1964年任驻古巴军队副司令。1964—1968年任莫斯科军区参谋长兼第一副司令。1968—1972年任第10军总参谋部副部长。1972—1976年任华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驻罗马尼亚人民军代表。1976—1979年任华约联合武装部队副参谋长。1979年返回苏军总参谋部工作。1981—1982年任苏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系主任。1982年退休。
[27]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阿梅尔科（НиколайНиколаевичАмелько，1914年11月22日——2007年6月27日），1931年加入红军。1938年被捕，被判处3年徒刑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39年获大赦并重服现役。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此后参加了卫国战争。1956—1959年任太平洋舰队参谋长。1959—1969年任太平洋舰队司令。1969—1979年任苏联海军反潜部队副总司令。1978—1986年任苏联海军副总参谋长。1986—1987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雇员。1987年退役。1988—1992年任外交部科学协调中心科学顾问。1992年退休。
[28]豪尔赫·里斯奎特·巴尔德斯—萨尔达纳（JorgeRisquetValdés-Saldaña，1930年5月6日——2015年9月28日），古巴革命家。早年参加了古巴人民社会党，曾在危地马拉和格瓦拉会面，并开展政治活动，回国后被捕，遭受了酷刑并被判处五个月监禁。1958年参加古巴革命。1965年赴刚果（布），试图协助格瓦拉，但未果。1975—1979年任驻安哥拉大使，试图帮助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但未果。1978—1991年期间积极协助纳米比亚开展独立运动并取得成功。2015年去世。
[29]艾米利奥·阿拉哥尼斯·纳瓦罗（EmilioAragonésNavarro，1928—2007），古巴革命家。古巴革命胜利后担任革命武装力量组织动员组长，并指挥挫败了猪湾入侵。此后曾任古巴共产党中央组织部长，曾试图协助格瓦拉在刚果（布）和玻利维亚的行动，但未果。此后曾任渔业部长和驻阿根廷大使。1983年退休。
[30]西奥多·柴金·索伦森（TheodoreChaikinSorensen，1928年5月8日——2010年10月31日），美国作家、律师。出身于政治世家。1961—1964年任白宫国内事务顾问。1968年担任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竞选活动顾问。1977年获中央情报局局长提名。2010年逝世。
[31]据称赫鲁晓夫在7月7日对几位军事顾问说：“因此将这些力量秘密运到古巴是不可能的。”
[32]根据后来米高扬对卡斯特罗所说的情况，到9月中旬，莫斯科方面有充分的证据相信美国人已经知道了苏联导弹部署的情况。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赫鲁晓夫在与波尔沙科夫谈话时会显得如此的紧张。
[33]查尔斯·莱芬韦尔·巴特利特（CharlesLeffingwellBartlett，1921年8月14日——2017年2月17日），美国新闻工作者，1956年获普利策奖。
[34]霍默·卡尔·开普哈特（HomerEarlCapehart，1897年6月6日——1979年9月3日），美国共和党政客。1945—1963年任参议院议员。
[35]柯蒂斯·艾默生·莱梅（CurtisEmersonLeMay，1906年11月15日——1990年10月1日），1929年加入美国空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5年3—8月针对日本制造了著名的“东京大轰炸”。1948年领导了“柏林空运”行动。1948—1957年任战略空军办公室主任。1957—1961年任空军副参谋长。1961—1965年任空军参谋长。1965年被迫退休。1968年作为乔治·华莱士的搭档参加总统竞选。1990年去世。
[36]伊格尔·德米亚诺维奇·斯塔茨森科（ИгорьДемьяновичСтаценко，1918年10月2日——1987年10月20日），1939年加入红军。1942—1945年期间参加了卫国战争。1961年进入战略导弹部队工作。1962年9—10月任第51导弹师师长，参加了阿纳德尔行动。1963—1967年任基洛夫第5独立导弹军副司令。1967—1971年任彼尔姆高等军事工程学院院长。1971—1976年任第153人造地球卫星和空间物体指挥和测量综合中心主任。1976年退休。
[37]葛罗米柯从来没有将多勃雷宁的文件退还回来（根据通常的程序，本应如此）。多年后，多勃雷宁在档案里也没有发现这份文件。
[38]托马斯·萨斯菲尔德·鲍威尔（ThomasSarsfieldPower，1905年6月18日——1970年12月6日），1928年入伍。二战期间曾在意大利和日本指挥空军作战。1945—1948年任太平洋战略空军副参谋长。1948—1954年任战略空军司令部副司令。1954—1957年任空军研发办公室主任。1957—1964年任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1964年退役。
[39]理查德·汤森·戴维斯（RichardTownsendDavies，1920年3月28日——2005年3月30日），美国外交官。1947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47—1949年任驻华沙大使馆领事。1962—1965年任驻莫斯科大使馆政治事务参赞。1965—1968年任新闻署苏联和东欧助理署长。1968—1969年任驻加尔各答总领事。1970—1972年任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1973—1978年任驻波兰大使。1980年退休。
[40]当然，苏联对美国提高戒备等级的主要反措施就是苏联自己也提高了战备等级，但是尽管苏联军队宣布处于全面战备状态，但美国情报部门“并没有发现什么重大的部署行动”。
[41]赫鲁晓夫这里显然指的是他已经故去的儿子，列昂尼德。
[42]玛哈·托雷·西图·吴丹（MahaThraySithuUThant，1909年1月22日——1974年11月25日），缅甸外交官。出身于商人家庭。缅甸独立后，于1947—1948年任新闻局长。1948—1953年任新闻部秘书。1951—1957年任总理秘书。1957—1961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61—197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1974年去世。
[43]小沃伦·约瑟夫·罗杰斯（WarrenJosephRogersJr.，1922年5月6日——2003年8月31日），美国作家、政治记者。二战期间服役于海军陆战队，参加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二战结束后进入美联社工作。1959年进入《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1968年参与罗伯特·肯尼迪的竞选工作，罗伯特·肯尼迪遇刺时，曾帮助制服刺客。2003年去世。
[44]阿纳托利·维尼亚明诺维奇·高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ВениаминовичГорский，1907—1980），1928年加入格别乌。1936—1940年期间被派驻到伦敦工作。1940—1944年任驻伦敦大使馆二秘，期间领导了剑桥五人组。1944—1946年期间被派驻到美国工作。1946—1953年任国家安全部外国情报局第一部部长。此后曾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1980年去世。
[45]谢尔盖·赫鲁晓夫认为，他父亲是在主席团成员们面前口授这封信的，但是其他人提供的消息无法证明10月26日当天召开过主席团正式会议。
[46]小鲁道夫·安德森（RudolfAndersonJr.，1927年9月15日——1962年10月27日），美国空军飞行员。1951年进入美国空军服役，并于1951—1955年期间参加了朝鲜战争。1962年10月27日驾驶U-2间谍飞机赴古巴上空侦察时，被苏军发射的导弹击毙。
[47]赫鲁晓夫对U—2飞机被击落的反应究竟如何是值得争论的话题。赫鲁晓夫在第二天给卡斯特罗的口信中说，“你们击落了”美国越界飞行的飞机。但是谢尔盖·赫鲁晓夫和格里比科夫将军都认为赫鲁晓夫知道事情的真相。
[48]卡斯特罗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相信苏联拥有针对美国的巨大的核优势。他甚至还设想苏联大规模的首次攻击可以使古巴免遭损失，因为届时美国人的反应将会是微不足道的。
[49]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塞米尔诺夫斯基（МихаилНиколаевичСмирновский，1921年8月7日——1989年6月9日），苏联外交官。1947年加入联共（布）。1948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58—1960年任驻美国大使馆顾问。1960—1962年任驻美国大使馆公使级参赞。1962—1966年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1966—1973年任驻英国大使。1967—1973年兼任驻马耳他大使。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3—1978年任外交部外交政策活动规划司司长。1978年起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1989年去世。
[50]尤里·鲍里索维奇·列维坦（Ю́рийБори́совичЛевита́н，1914年10月2日——1983年8月4日），苏联电台播音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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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到1980年左右实现共产主义”：1961—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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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到1980年左右实现共产主义”：1961—1962
1961年夏季，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相互斗争的结果是竖起了一堵柏林墙，而不是签署和平条约；苏联的农业危机形势虽然比上一年冬天有所缓和，但此时又变得严峻起来。他于5月份视察了高加索地区，6月底又来到了哈萨克斯坦。每到一处，他都对当地的官员批评一通，但并不像以前那么严厉，有时甚至还进行自我解嘲。在享用哈萨克东道主提供的马肉时，他抱怨说马肉太肥了，但他紧接着补充说：“不错，只是对于我来说也许是这样，因为在判断马肉的肥瘦时，我将自己的身体也考虑进去了。”
秋季收获的前景看来不错。“我们生活在一个辉煌的时代。”赫鲁晓夫对一位哈萨克斯坦听众说。他在7月20日递送主席团同事们的备忘录中报告了他对其他几个地区的考察情况，这与他3月份的报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月份，乌克兰的情况好像已经到了灾难的边缘；现在乌克兰却可能成为苏联农业生产的一面旗帜，赫鲁晓夫得意地说，这部分得益于农户们增加了谷物生产的面积。经过两年的收成“低于我们的实际能力”后，他于8月7日补充说，现在的粮食产量“明显地将是苏联政权有史以来最好的”。工业生产的统计数据据说已经超过了第七个五年计划头两年的目标，这也让他感到很高兴。科学上取得的最新胜利也同样如此，苏联宇航员蒂托夫[1]进行了第二次宇宙航行。9月10日在斯大林格勒，一个让苏联人想起二战胜利的地方，赫鲁晓夫为巨大的新伏尔加水电站举行了落成典礼。“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同志们，”他对聚集的人群发表演讲说：“这是一个人类最优秀的儿女们最崇高的梦想正一个个变成现实的时代。”
人类最崇高的梦想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人类发展最高阶段创造了这个词汇，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人类自由发展前提”的时代，每个人都会“各尽所能”地创造出最大的财富，分配是“各取所需”。根据列宁的观念，实现共产主义将会经过一个漫长的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一个强大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将会为未来的自由王国准备社会基础。斯大林宣称到1936年已经建立起了共产主义的“基础”，但是他还是很明智的，没有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完全最终实现，以免人们会期望在他的领导下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然而，这正是赫鲁晓夫不久后在新发展纲要中所做出的承诺。
旧发展纲要颁布并执行于1919年。早在1934年，苏联人就有了修改发展纲要的想法；实际上苏联第十七届党代会已经成立了一个由斯大林挂帅的委员会来进行这项工作，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被搁浅。1948年没有公布的草案中已经确立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的任务，这说明赫鲁晓夫并非苏联唯一极端激进的乌托邦主义者。但是斯大林没有为自己确定任何具体的实现目标的期限。
早在30年代，赫鲁晓夫就曾热切地谈到过“建设共产主义”的事情。他在1952年将此描述成党的主要任务，在1956年的第二十届党代会上，他吹嘘说苏联已经“登上了一个高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通向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宽广大道”。在他的敦促下，第二十届党代会下令马上准备一份新发展纲要。[2]
赫鲁晓夫受到了这种热情的鼓噪，尽管这种热情并非适得其所，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新发展纲要的准备完全是武断的。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这是经过详细、系统论证过的。1958年成立了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负责人鲍里斯·波诺马廖夫领导的权力巨大的起草委员会。起草小组向科学机构、政府机关以及其他机构询问了关于苏联生活以及国际形势发展的所有方面的数据。苏联两位著名的经济理论家，尤金·瓦尔加[3]和斯塔尼斯拉夫·斯特茹米林[4]，起草了主要部分，对苏联与美国未来10—15年内经济前景的比较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斯特茹米林在下结论之前提醒不要“在缺乏必要条件的情况下采取激进的解决问题的措施”。
在赫鲁晓夫的亲自监督下，起草委员会于1958年秋天完成了发展纲要初稿。同年7月，赫鲁晓夫指示波诺马廖夫要使新发展纲要“清晰、准确、鼓舞人心——就像一首诗，不过同时又要现实、贴近生活、广泛征求意见”。10月份阅读了初稿后，赫鲁晓夫下令删除其中过多的细节，以免使新发展纲要失去其“厚重、长远的特点”。
在1959年的第二十一届党代会上，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全部和最后的建设任务”。换言之，接下来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了。3月，他与波诺马廖夫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7月，主席团下令召集更大范围的专家、机构与职能部门做出更多的预测与规划。国家计委与国家经济委员会被特别要求做出独立的评估。两机构所做出的错误评估认为，50年代中后期的繁荣还可以持续20年的时间。
菲奥多·布尔拉特斯基于1960年初加入了波诺马廖夫的团队，他们工作生活于莫斯科郊外树林里一座豪华的疗养院里。他记得，就是否在发展纲要中写进对苏联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预测产生过激烈的争论。当赫鲁晓夫的主要经济顾问亚历山大·日斯亚德科[5]提议包括这一部分时，几乎所有工作组的成员，包括经济学家与非经济界人士，都反对说这是“肤浅、不科学的”。有关苏联与美国经济前景的评估“完全是人为的——纯粹是出自一厢情愿的想法”，布尔拉特斯基回忆说。但是当日斯亚德科拿出包装着蓝色封皮、长达80页的打印稿，翻到第一页时，大家看到了赫鲁晓夫熟悉的潦草签字“写进发展纲要”：将“证明”苏联会赶上和超过美国的统计数据写进去。“热情高涨，”布尔拉特斯基说：“但是就像我们在单位里常说的那样，需要热情的同时还需要弹药。”
赫鲁晓夫亲自修改了纲要的文本。1961年4月20日和21日，以及7月18日，他口授了长达46页的建议与修改意见。他的一些建议（这里删除一个过分的形容词，那里指出一个时态错误）严格说来都是编辑所做的工作；他肯定对自己显得比这些学者阅读得更为仔细而颇感自豪。其他的“修改”则使文稿显得更具乌托邦色彩（如果可以这么认为的话），例如，他坚持到1970年苏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
赫鲁晓夫的一些修改实际上并没有对具体的事情做出说明：在未来的二十年内，只能“大体上”实现为所有人提供免费住房的目标；虽然为母亲与孩子的健康提供完全的医疗保障是一种很好的愿望，但最好还是不要对“妇产科病房、医疗咨询、孩子的修养院、医院以及夏令营等”做出明确的规定。然而，就是在他最为现实的时候才最明显地表现出了他一贯的不切实际。
草案中说，“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需要”，工作将变得“最具创造力”，这样每个人都会体验到“为公众的利益而自愿劳动的内心需要”。赫鲁晓夫提醒说，这也许意味着有人会想他们可以自由地“躺在沙滩上睡大觉”，而不是去工作……他们会说：“让其他人工作吧，我不工作，我就躺着。”当然，他总结道：“工作日应该更短一些，假期应该更长一些，但谁会为这一切提供资金呢？难道是中国人吗？”赫鲁晓夫很清楚地知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需要什么，但他并没有对人们是否具有他所承诺的人间乐土所必备的素质做出清醒的估计。他承认不断升温的国际紧张局势可能会“推迟”发展纲要计划的实现，不过，他当然不会承认是他自己推行的政策加剧了这种紧张局势。
尽管他经常批评空洞的理论，倾向于实际的问题解决办法，但赫鲁晓夫同样需要一个作为苏联领导人的理论上的标志。马克思和列宁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来描述胜利的工人阶级如何剥夺资产阶级剥削者的财产；斯大林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将持续下去，尽管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国家将会“消亡”。赫鲁晓夫不想花太多的心思来更新创立者的理论，同时他也不想对之全盘否定，或是代之以一个全新的名词“大同国家”。他试图运用恰当的夸大词汇——因为“专政意味着一部分人，或是一个阶级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这种说法在目前阶级消亡的社会里是“不够明确的”——但是朴素的常识又时常提醒着他，普通人民不可能理解专政如何会是民主的（尽管列宁坚持认为这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如果你问我这种专政的含义是什么，”赫鲁晓夫令人吃惊地承认道：“我是不可能对你解释清楚的，你也不可能向我解释清楚。”
主席团于5月6日收到了发展纲要草案，经过微小的修改后于5月24日予以批准。赫鲁晓夫于6月19日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这份纲要文本，他在大会上讲话的语气比纲要本身显得还要高涨。他宣布说，在20年内，“我们国家将实现共产主义”。在此期间，苏联将会在与美国的经济竞争中“不断地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20年后，苏联将“达到一个伟大的高度，相比之下，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将远远地落在后面”。苏联农村将“遍布各种设施——配备着所有现代化用具的公寓，企业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文化与医疗设施——最终，农村人口将可以享受与城市人口同样的生活条件”。
梅勒·斯图鲁亚是发展纲要文本起草小组的一员，他努力提醒不要做出太多的许诺。知道赫鲁晓夫的脾气，斯图鲁亚将他的保留意见以一种令人费解的理论语言阐发出来，主张尽管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会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并没有必要给它规定明确的日程。赫鲁晓夫得知他的意见后，盯着这个表情严肃的格鲁吉亚人说：“听着，黑小子，像这种一知半解的小把戏并不会让你获得真理的。”于是，苏联人这种天赐甘露的时间表并没有改变。m2_19[6]
发展纲要草案于1961年8月30日出版发行，苏联的宣传机构称草案的发表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全国“讨论”，460万人参加了各种党与非党的会议。22个工作组总共接受了大约30万份信件、文章与笔记，工作组仔细分析了其中的1.4万份文章，并挑选了40篇加入最后的文件中。赫鲁晓夫于1961年10月18日向第二十二届党代会提交的就是这份最后的文件。他吹嘘说，在十年的时间里，所有苏联人将“达到物质上的富裕”。十年后不久，所有人将“享受高质量的膳食”。消费品不久也将极大丰富，而住房短缺的情况将会在“这个十年内”消失。
党代会以全体通过的结果很快采纳了这一新的发展纲要。
米高扬后来回忆说，实际上“赫鲁晓夫是不喜欢统计数据的”。当米高扬反对在新发展纲要中包含20年的钢产量规划时，赫鲁晓夫回答说：“1980年不会很快到来的。”米高扬由此认为赫鲁晓夫“并没有指望自己活到共产主义完全建成的那一天，因此对他来说，这些数据实际与否也就并不那么重要了”。米高扬说，赫鲁晓夫所想的只是“取悦于人民。他并没有想到如果这些承诺不能兑现，人民是会要求做出解释的”。
米高扬的分析并没有说出赫鲁晓夫的全部动机。赫鲁晓夫很可能是希望给那些负有准时完成这些规划的官僚机构添一把火。在此过程中，他会显得光彩照人。不过，他并非只是为了使自身形象显得高大起来。他肯定不可能等到已经做出如此巨大牺牲的苏联人民最终能享受到幸福生活的那一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样的想法也许促使他差不多同时下令对宗教展开全面的攻击。当然，宗教一直都是布尔什维克所诅咒的，从1917年到20世纪30年代，布尔什维克拆毁了教堂，逮捕牧师，并迫害信教者。是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扭转了这一进程，也许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将民众联合起来应付战争，并给西方盟国造成一个好印象。国家登记的东正教教区、申请建造新的教堂、修道院、接受洗礼与教堂安葬仪式、参加教堂礼拜的人数比例以及申请进入神学院的人数，在20世纪40年代末前都有了大幅增长，此后增长趋势平稳下来，直到赫鲁晓夫发起对宗教的打击。
这种于50年代末开始、持续到60年代的镇压行动在1961年达到了顶峰：加强了反对宗教的宣传，增加了宗教活动的税收，教堂与修道院遭到关闭——结果是东正教教区的数量从1951年超过1.5万个下降到了1963年的不足8000个。
是否是赫鲁晓夫本人发起了针对宗教的新攻势，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肯定批准了这一行动。这是他为去斯大林化所付出的代价——考虑到这种镇压会受到像苏斯洛夫这样的斯大林主义理论家的欢迎——不过，他也许还将此看作去斯大林化的一种方式，因为这摒弃了斯大林对宗教的妥协态度，又重新回到了列宁主义那种更富战斗性的路线上来。这种新政策与党的新发展纲要的准备在时间上的巧合绝非偶然。要想让苏联国人摆脱“过去的遗产”，还有什么比赫鲁晓夫通过规划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来激起公众的热情更好的呢？不过，如果像他的亲密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所说的那样，赫鲁晓夫本人也保留着残余的宗教信仰，那他对宗教的打击肯定加深了他的负罪感，同时让他更加需要更多的阿谀奉承来缓解他内心的矛盾。
第二十二届党代会于1961年10月17日召开，会议地点是克里姆林宫内刚刚落成的大理石和玻璃结构的具有现代气息的议会大厦。大厦的建造工作紧锣密鼓，直到最后一刻才完工。大厦的准时完工使得党代会的开幕变得更加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将近5000名苏联代表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代表出席了会议。自从上一次按照正常日程举行的党代会以来，五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959年召开的第二十一届党代会是个例外），现在到了对1956年以来的苏联与世界做出评估的时候了。
如果党代会具有真正的权力与权威，那它有着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农业滑坡；赫鲁晓夫的德国政策；他对中国以及本国知识界关系的处理。到1961年时，从普通的集体农庄农户到高层的将领肯定都对他的领导产生了怀疑。但这是赫鲁晓夫大权独揽的时期，这些事件都变成了对他取得成就的称颂。
宏大的新发展纲要定下了调子。赫鲁晓夫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总报告，并对党的发展纲要作了同样冗长的说明，这两次讲话用了超过10个小时的时间。［政治局成员德米特里·波利安斯基在1964年10月抱怨说，当时赫鲁晓夫即将被赶下台，“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000万党员的党，难道真的就找不出一个其他够资格的人来作其中的一份报告吗？”］在党代会闭幕前，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欢呼赫鲁晓夫“不知疲倦的精力与革命热情鼓舞着我们所有人勇往直前”，尼古拉·波德戈尔内两年后加入到勃列日涅夫反对赫鲁晓夫的阴谋中，但他当时对赫鲁晓夫“与人民不可分割的联系、他的仁慈与朴素以及他不断向人民大众学习与教育人民大众的能力”大加赞美。
仔细阅读党代会讲话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不同的反应。当时的西方克里姆林宫分析人士将这些反应看作苏联高层内出现秘密斗争的迹象。然而，如果真的存在反对赫鲁晓夫的势力，那么这个令人厌恶的寡头政治执政者可能就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了。赫鲁晓夫“真正的麻烦”出现在后来，他的同事德米切夫回忆说，第二十二届党代会是他“如日中天的时候”。莫斯科市党委书记尼古拉·叶高里契夫后来说：“我们都不得不在那里看着尼基塔·赫鲁晓夫得到多么强有力的支持。”
然而，第二十二届党代会也出现了一种奇怪的逆流，突然又重新开始了对斯大林的攻击，这与会上普遍庆祝的气氛显然不相协调。为了与1957年后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运动趋于平息相一致，新的发展纲要基本上没有提及这一话题。主席团成员奥托·库西宁[7]曾呼吁赫鲁晓夫至少应在发展纲要里包含一些对“个人崇拜”进行批评的内容，赫鲁晓夫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是尽管库西宁在草案中的言词要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语气弱化很多，但还是没有写进最后的正式文件中。虽然赫鲁晓夫对第二十届党代会在斯大林问题上所采取的路线以及1957年打倒莫洛托夫和其他一些人进行了称颂，但他的语气远谈不上激烈。不过，他的讲话还是激起了一阵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浪潮，并最终淹没了这届党代会所树立起来的必胜信念。
当第二十二届党代会召开时，斯大林的遗体仍安放在红场列宁陵墓的旁边，同时斯大林格勒这座伏尔加河上的“英雄城市”仍然是以斯大林的名字来命名的，同样的还有全国数以千计的街道、广场与企业。现在，斯大林的名誉突然之间被蒙上一层阴影，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也是如此。《真理报》编辑帕维尔·萨蒂尤科夫诬蔑莫洛托夫之流是“习惯于泥浆与污秽的沼泽动物”。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莫洛托夫之流反对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作为帮凶所起的作用……会大白于天下”。在回顾他的朋友亚基尔将军被处决一事时，赫鲁晓夫报告说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在50年代都同意给亚基尔平反昭雪。“但是将这些人置于死地的正是你们，”赫鲁晓夫曾对他们说：“所以你们什么时候凭过良心办事，是过去还是现在？”
他于1956年和1957年也进行过类似的指控，但将它们公之于众，这还是第一次。他甚至暗示斯大林下达了1934年对谢尔盖·基洛夫的谋杀令，并呼吁在莫斯科为斯大林的受害者建造一座纪念碑。根据会议结束前一天的投票结果，“继续将约瑟夫·斯大林的棺木停放在红场陵墓中是不适宜的”，在一位1902年入党的老妇人哭诉她曾“在心里向伊里奇［列宁］倾诉，他就好像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说：‘我不喜欢躺在斯大林旁边，他给我们党带来了太多的不幸’”后，大会通过了将斯大林遗体从红场陵墓清除出去的决议（当然是全体通过）。
当天晚上，斯大林的遗体就被从红场陵墓中移出。在夜幕的掩护下，红场进行了警戒隔离，斯大林的棺木被从其所在的荣誉之地取出，拉出了这座大理石建筑，被扔到了后面的一个大坑里。“他们并不是水平将棺木抬出来的，”谢列平说：“而是倾斜了45度角。我有种感觉，他会睁开眼睛说：‘你们想对我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当局所下的命令不是将大坑里埋上土，而是以几卡车水泥将斯大林的棺木压住。
除了宣扬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和揭露斯大林主义者的故意伤害罪行外，这届党代会的议程中还包括赫鲁晓夫对共产党官员任期设立的限制。他想将领导人的任期限制在两到三届，除了那些“由于有着公认的权威与杰出的政治、组织或其他才能的”人可以担任“更多的期限”，就像他本人这样。[8]但是人们至今无法明白的是，赫鲁晓夫为什么会让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情感爆发淹没了第二十二届党代会几乎其他所有的方面。在谢尔盖·赫鲁晓夫看来，他父亲“没有能控制住自己的情感”，他在冲动之下做出的表示促使其他的发言人都急不可耐地想与他保持一致。其他人坚持认为赫鲁晓夫是有意识地迫使他的同事们加入这一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大合唱的。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赫鲁晓夫自我怀疑与自信混杂的一贯性格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在内外政策都遭受挫折后，赫鲁晓夫有充分的理由揣测这届党代会的代表会对他有何种看法。在会议开始前，莫洛托夫又向中央委员会发去了一封信，攻击新的发展纲要是“对共产主义的中伤”。他在后来与朋友的交谈中认为赫鲁晓夫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用他的左脚写就了这一发展纲要”，不过他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是否包括了这一说法还不得而知。[9]
莫洛托夫的信挑起赫鲁晓夫在党代会上对“反党集团”展开攻击。不久后，其主要成员就被开除出党。一向唯唯诺诺的党代会会支持赫鲁晓夫，这是没有疑问的，但问题是这可以唤起代表们多大的热情？当他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新一轮攻击引发如潮的支持声浪，甚至盖过新发展纲要时，赫鲁晓夫好像终于完全清楚地看到了他权威大厦坚如磐石。主要的敌人终于被粉碎，斯大林的声望也被撕成碎片，赫鲁晓夫现在觉得他完全掌控了局面，比1956年时要坚实许多，甚至比1957年还要牢靠。
他的心里既有权威进一步增强的喜悦，也有一如既往的自我怀疑所带来的苦楚。当党代会推选的中央委员会开会选举主席团成员时，他的这两种心情都清楚地表露了出来。数以千计的会议代表与客人就座的大厅使得由几百名成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相形见绌。宣布会议开幕是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事，但是他长时间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好像是要显示，没有他全体会议就开始不了似的。“该您讲话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有人大声喊道。赫鲁晓夫装出一副困惑不解的样子，问是否还有其他的人想发言。最后终于走上讲台，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小纸条，开玩笑地说：“如果我把这张纸弄丢了，那我们只得在没有主席团的情况下开展工作了。”他的这一姿态表明他本人起草了提名者名单。防止有人漏掉这一点，他又补充说道：“我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中央委员会委员焦急地等待，想知道自己是否仍在名单上时，赫鲁晓夫开始宣读他的提名。当他忽略将自己的名字包括在内时，大家齐声喊道：“赫鲁晓夫呢？……我们提名赫鲁晓夫。”
第二十二届党代会成为又一个转折点。不再受到斯大林、莫洛托夫或是其他什么人的牵制，在过去权力的基础上又树立起了新的权威，赫鲁晓夫开始着手处理一直困扰他的问题。[10]农业当然是其中之一。尽管夏天的景况不错，但1961年的收成是令人失望的：产量仅仅增加了0.7%，肉产量比1959年和1960年还要低，而处女地的收成情况是五年来最低的。更令人头疼的是这与新发展纲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纲要承诺“农业将极大丰富，完全开发，并获得高产”，保证“为大众提供充裕的高质量的食品，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材料”。[11]
造成农业收成不足的原因有很多。甚至在供应增长的情况下，农产品也满足不了需求，因为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的需求也增加了。但是在面临食品紧缺时，很多人将过错怪罪到了赫鲁晓夫头上。在西伯利亚的赤塔市，12月30日和31日出现了街头大字报，上面的口号包括“打倒赫鲁晓夫的独裁统治！”“你信口开河，赫鲁晓夫：你承诺的产品极大丰富在哪里？”
赫鲁晓夫对这一最新危机的反应与他此前和之后的举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53年，他确信新的改革将很快可以解决短缺问题。1963年，他实际上已经对找到解决办法失去信心了。然而，在1961年到1962年的冬天，不管如何的沮丧与愤怒，他还是认为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
与往常一样，他的直觉告诉他要到现场去寻找答案，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党代会结束后的两个星期，他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工人。从那里，他前往处女地与西伯利亚，于12月中旬回到莫斯科。一个星期后，他来到了基辅。一月中旬，他出现在明斯克。中央委员会于1962年3月开始讨论农业问题。人们可以看到赫鲁晓夫在所有领域所遇到的困难在不断增多，甚至当他在为农村开出最新的万能灵药时。
在塔什干，赫鲁晓夫的讲话变成了人们请求他发放更多的钱财：“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是把我们的口袋翻出来数钱吗？我可以把我的口袋翻出来给你看，让你知道里面是空的。……我什么也没有，我带给你的除了良好的祝愿外一无所有。”对哈萨克斯坦党委书记，他承认他的共和国1961年对处女地粮食产量的贡献“有所下降”，赫鲁晓夫回击道：“这种说法太轻了。你不是降低了粮食产量，而是破坏粮食生产。”在诺沃斯比尔斯克，他谴责让该共和国四分之一的可耕地休耕或是长草，这种做法是30年代开始的，以弥补除草剂与肥料的不足。不加区分地利用草地的做法的确是有害的，但是像这样大量休耕的做法同样也是不对的，赫鲁晓夫下令在这些土地上播种需要精心耕作的玉米和其他作物。
在12月14日的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话带挖苦”。那些倾向于草地休耕的农艺师们“应该被揪着耳朵拽出泥潭，拉到澡堂里好好洗洗脑子”。在一些农庄，这种滥用土地的现象“绝对是有罪的”。当与会官员未能对他的长篇大论做出适当的反应时，赫鲁晓夫抱怨道：“你们并没有完全赞同我的观点。”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在国家面临“肉类产品短缺”的情况下，农庄领导人“却过着优裕的生活，按时领到工资，甚至还有奖金。……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赫鲁晓夫在基辅的讲话要显得柔和一些，这好像是因为他回到了乌克兰，但是在明斯克，他又再次发作了。在对农产品增长吹嘘了数年后，他突然之间改变了口气：“人口已经增长了，对食品的需求已经大大提高。因此，只与1953年比较产量是没有意义的。……我必须向你们当面说出事实。如果我不说的话，那谁会告诉你们呢？”其中一些明显感到不快的听众也许会说：“赫鲁晓夫来这里是批评谴责我们的。”“那你们认为我是为什么来的，难道是向你们宣读普希金的作品的吗？”
有数百名非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官员参加了1962年3月的全体会议。这些“客人”的出席是赫鲁晓夫又一项“民主”创新，但却惹怒了中央委员会。当他抨击那些希望农民“用斧头砍割玉米秆，而由于修理工作不力，联合收割机却闲置在那里”的官员时，整个会场鸦雀无声。“鼓掌，同志们，”赫鲁晓夫责备会议代表：“你们为什么不鼓掌？”他还批评了那些“在播种前摘下帽子，面向东方，跪倒在地，然后在播种后说，‘祝风调雨顺’”的农民，更不用说写出像《爱沙尼亚共和国奶牛棚小气候研究》这种长篇大作的农艺师了，该著作中有一部分是关于“牛棚空气的化学成分”。赫鲁晓夫轻蔑地说：“鼻子没有毛病的人走进牛棚都可以告诉你那里的空气是什么味。”
在3月份的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呼吁增加投资，其中包括投资新建三座制造农业机械的工厂。四天后，他敦促农民们先对付使用现有工具。这一倒退是如此的令人瞩目，以致他不得不否认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发展纲要报告中的什么方面失去信心……”），但是他的意思还是很明显的：尽管农业上面临的困境如此严峻，但重工业与军事资源是不能削减的。
不是增加投资，赫鲁晓夫反而对农业管理机构提出了一项笨拙、不切实际的重组计划。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地区共产党委员会就一直主管该地区的国营与集体农场，以及农村生活的一般方面：教育、医疗卫生、道路等。地区党委书记（就像赫鲁晓夫本人1925年和1926年在彼得罗夫—马林斯基地区所担任的职务）创造了无数的社会主义辉煌成就的故事。然而，他现在建议以“地区生产管理机构”取代已有的地区共产党委员会，“地区生产管理机构”的正式文件将适用于原来的两到三个地区，这样在农村与首都之间又建立起了一级官僚机构。[12]
与此同时，又一个令人痛苦的抉择等着赫鲁晓夫定夺。1962年5月17日，主席团批准了一项政府法令草案，计划于6月1日生效，内容是将肉与家禽产品的零售价格提高35%，黄油与牛奶的零售价提高25%。这种价格提高在经济上具有重要的影响。虽然1953年以来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经增长了数倍，但还是不能抵消生产成本的上升。因此，农民向国家上交的产品越多，他们的损失就越大。为了增加集体农庄里的牲畜数量，赫鲁晓夫对私人饲养家畜进行了限制，但他的这一做法却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价格上涨需要本来就现金不足的财政部向农民们支付更多的货币，从而刺激生产。但是价格的上涨却超出了民众的期望，自从斯大林时代以来，苏联人已经习惯于消费品价格的持续下跌，而不是上扬。
更为糟糕的是，在消费品价格上涨后，工厂里也提高了工人的生产定量标准，就是挣与现在同样的工资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或者你从事同样的工作，但工资会有所降低。对于价格的上涨，赫鲁晓夫起初表示反对，但后来在副总理阿历克赛·柯西金的争辩下，他做出了让步。虽然农业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但外交政策助手特罗亚诺夫斯基还是呼吁赫鲁晓夫应与肯定不会受到大众欢迎的措施保持距离。但是赫鲁晓夫却坚持承担起了全部的责任。
价格上涨政策于1962年6月1日生效。几乎就在同时，苏联全国各地出现了手写的抗议传单与大字报，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顿涅茨克和车里雅宾斯克出现了呼吁罢工的声音，其他一些城市则爆发了骚乱。最严重的骚乱爆发于高加索北部城市新切尔卡斯克外12英里的大型布琼尼电动机车工厂。由于工作任务标准的增加，工人拿到手的工资减少了30%。工人还抱怨恶劣的工作条件（一个车间里曾出现过200人同时病倒的情况）、住房价格昂贵以及镇里市场上物资的短缺与高价。作为回应，工厂党委撤换了一位在工人中间享有威望的资深主任，新接任的这位办事古板固执。当工人们抱怨说，他们再也吃不起工厂食堂里的肉馅饼时，这位新主任就叫他们改吃菜馅饼。罢工爆发后，“菜馅饼”就成为了他们颇具讽刺意味的“斗争口号”。甚至克格勃在骚乱期间准备的一份报告也承认，布琼尼工厂的工人们已经被极大地激怒了，而当地党的领导人并没有能敏锐地觉察到即将到来的风暴。
6月1日早上7时30分，一群已经来到工厂的钢铁工人拒绝开始工作。不久，其他已经上班的人也离开岗位，来到工厂的操场上，后来其他车间里愤怒的工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未能设法让工人们平静下来时，工厂主管就转过身去，大步向他的办公室走去。后来，工人们游行到了工厂机关大楼，然后又出厂到了街道上。此时，罢工游行的队伍已经增加到了数百人。党委书记站在阳台上为提高价格进行了辩护，与此同时，克格勃通过将老党员融入游行队伍中，试图使人们安静下来。“肉！我们要吃肉！增加工资”的喊声淹没了党委书记的讲话，在人们向他投掷了石块和至少一个酒瓶后，他与其他的省委官员都退回到了房间里。当天下午，人群来到了附近的铁路上，拦截了一列从萨拉托夫开往罗斯托夫的客车，使得这条铁路线上的所有活动都被迫中断。有人用粉笔在火车头上写了“把赫鲁晓夫剁了吃肉”的标语；还有人则拉响了火车的汽笛，召集了更多工厂与附近的住户加入其中。
此时，工厂里的所有工作都已经停止了，游行的人群已经发展到了数千人。根据克格勃的报告，“无赖与醉鬼”开始从工厂机关办公场所的墙壁上拽下了“某些人的画像”。考虑到这样的事情对领导层的敏感程度，克格勃甚至在绝密的报告中都没有说出画像上的人是谁，但是有目击者回忆说，被撕下来的是赫鲁晓夫的画像，画像被扔到一边，后来有人点火将之烧掉了。下午曾经有一段时间，克格勃和当地的警察将游行队伍赶出了被拦截的火车，但愤怒的人群很快又重新占领了火车。党的官员试图宣读中央委员会关于价格上涨的决定，但很快被群众的怒吼声淹没了。“我们已经读过了，”有人喊道：“我们不是文盲。你只要告诉我们在工资下降、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如何生活就行了！”
在下午6点到7点间，大约200名警察来到了工厂，但很快就被迫逃离了。分乘五辆汽车与三辆装甲运兵车来到现场的士兵也遭到了与警察同样的命运。根据克格勃的说法，一些试图恢复“秩序”的人遭到了示威者的痛打。罢工集会在布琼尼厂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早上，新来上班的工人又加入了进来，6月2日早上8时左右，庞大的示威队伍开始向市区进发。
克里姆林宫当然早就得到了通报。在给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的报告中，克格勃还提到在其他城市（莫斯科、第比利斯、新西伯利亚、列宁格勒、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格罗兹尼）也发生了小规模的抗议活动，但向主席团保证说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任何进一步的“反社会的示威活动”。在新切尔卡斯克采取的措施包括派出红军部队与内务安全部队，协助地方民兵。北高加索军分区司令伊萨·A.普列耶夫[13]于6月1日下午5时抵达新切尔卡斯，紧接着一百多名克格勃特工也跟了进来。根据阿朱别伊的说法，赫鲁晓夫“情急之下”想去新切尔卡斯克将事态平息下来，几乎谁也“无法劝阻”他。不过，他后来还是叫米高扬和科兹洛夫代替他去，而没有理睬米高扬的反对意见。米高扬认为最好还是由一个人来负责，而不是两个人。他还将其他三位主席团委员——基里钦科、谢列平和波利安斯基——派到了新切尔卡斯克，此外还有中央委员会书记列昂尼德·伊利切夫和克格勃副头目皮奥特里·伊凡舒廷[14]。
工人们在6月2日向新切尔卡斯克进发的途中，又有很多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那些走在队伍前面的人高举着红旗以及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画像。在普列耶夫的参谋军官马卡雷夫斯基看来，这让他想起了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画中有关1917年工人们向沙皇的冬宫进发时的情景。后来还有人回忆说，圣彼得堡的工人们高举着在1905年1月的“血腥星期天”中被大火烧死的沙皇的画像。与前一天示威游行的大部分时间一样，6月2日的游行也是和平的，但在那些已经受到责备、疏远普通工人的党与警察官员看来，那些混杂在游行队伍中的无赖已经得到了控制。
示威者要想到达市中心，必须穿过图兹洛夫河，而坦克封锁着河上的大桥，很多人从桥下的浅水中蹚了过去，而有人则大胆地从坦克上面爬了过去，或是从边上绕了过去。站在一旁的士兵并没有想很认真地阻止他们。此时，游行的队伍已经发展到了将近一万人，他们于上午10时30分来到了列宁广场。在呼吁党委书记出来与人民进行对话的要求没有得到回应后，几位示威者强行冲进了党委总部，后来又跑到大楼的露台上，在那里他们扯下红旗与列宁的画像，并敦促示威人群夺占警察局，释放前一天被逮捕的示威者。尽管向空中鸣枪示警，但广场上的人群还是拒绝离开。突然间，更多的枪声响了起来。当枪声停止时，已经有23人（他们大部分年龄都在18—25岁之间）丧生，87人受伤，后来又有3人死亡。在死亡者当中，有两名妇女和一名学生。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当局对那里的街道进行了重新铺设，因为刷子与消防水管都不能消除留下的血迹，并将受害者秘密埋葬在罗斯托夫省地处偏僻的五个独立的墓地里。
至今还不清楚是谁下的开枪命令。当时克格勃认为开枪的是“军队士兵”。马卡雷夫斯基被告知示威者想抢夺士兵的武器时偶然走了火。军事法庭的调查人员在差不多30年后对这起事件进行了重新调查，他们怀疑是克格勃的狙击手首先开的火。根据米高扬的说法，科兹洛夫不停地向赫鲁晓夫施加压力，要求准许使用武力，最后终于得到了赫鲁晓夫的同意。在米高扬看来，赫鲁晓夫对暴乱可能会蔓延到其他工业区，包括顿巴斯，很是恐慌。[15]
列宁广场的大屠杀以及随后严格的宵禁使示威游行受到了重创，尽管第二天早上仍有大约500人聚集到了广场上，这部分是因为一位妇女歇斯底里的尖叫，因为她的儿子在前一天被杀害了。针对这些最新的示威活动，当局架设了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米高扬在前一天广播中发表的讲话。当天下午，科兹洛夫在又一次广播讲话中承诺将矫正引发罢工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虽然对价格上涨进行了辩护，但他坚持说这些只是暂时的，两年之内这种措施就会带来苏联供应品的丰富。与此同时，有116名示威者被捕，其中14人被进行了闪电般的公开审判，这让人不禁想起了30年代的恐怖时期。有7人，其中至少有一名妇女，被判处死刑，其他人则被处10—15年监禁。[16]
新切尔卡斯克示威并非唯一被武力镇压下去的，同年夏天在弗拉基米尔省的穆罗姆与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也有数人被打死。所有的这些流血事件并没有让赫鲁晓夫的助手科兹洛夫感到担忧。就在新切尔卡斯克大屠杀后，马卡雷夫斯基听到他在给苏斯洛夫打电话时抱怨说这里没有什么吃的：“这个地方真的是什么也没有。搞点好东西送过来。另外不要忘了：我到了休假的时候了，我指望你来支持我。”赫鲁晓夫显然将这些流血事件看得要严重一些。他努力想说服自己这么做是对的，他曾对科兹洛夫说，“上百万的人已经为苏联的事业献出了生命，因此我们使用武力是正确的”。除了他自己，所有的人都成了其谴责的对象：“起哄的工人”、“首先开枪的笨蛋”，还有他派往新切尔卡斯克的主席团同事。但是谢尔盖·赫鲁晓夫坚持认为新切尔卡斯克流血事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折磨着父亲。这很可能就是他为什么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及新切尔卡斯克的原因”。当然，他也不会下令或是允许别人在他身后作任何严肃的分析，以免这种分析会揭示出这些示威活动更深层次的原因以及他本人在挑战与镇压这些示威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在6月2日对一群苏联与古巴年轻人讲话时（是在新切尔卡斯克事件发生之前还是之后，并不清楚），赫鲁晓夫没有了往日的那种乐观情绪，并把当时比作内战时最黑暗的年代。做出提高物价的决定并不容易，他说，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决定把真相告诉党和人民”。这个真相包括肉类与黄油的普遍短缺。但是他坚持认为，在“一到两年”内，物价的上涨将会“对整个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而农业本身“也会获得巨大的增长”。
两天后，克格勃头目谢米恰斯内给赫鲁晓夫送交了一份有关民众对他6月2日讲话反应的秘密报告。几位从名字判断很显然是犹太人的知识分子对讲话表示了拥护：“这是一篇真正的讲话！”“其他国家应该羡慕我们有这样一位领导人。”（真是不可思议！谁还能比他们更为小心？他们能在最后被证明是克格勃的告密者面前高声赞扬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但是谢米恰斯内也报告说，“有一些不健康的意见”，其中包括几位军方人士。“现在的个人崇拜还跟过去一样。”一位军官说道。“不管斯大林有多坏，”另一位军官说：“他至少还能每年降低物价，但是现在除了物价上涨外，什么都没有了。”还有一位军官提醒说：“如果现在有人起来暴动，我们是不会前去镇压他们的。”
在新切尔卡斯克流血事件后，赫鲁晓夫1962年3月对农业管理机构的重组证明并非灵丹妙药。6月底，他刚刚从卡里诺夫卡回来就对那里的情况进行了批评，农民们用干草叉收集干草，懒洋洋地倚靠在睡眼惺忪的马匹旁边，这种情景赫鲁晓夫小时候就曾见过。赫鲁晓夫在当年的夏末与秋天向主席团呈送了另外九份有关农业问题的备忘录。8月4日他吹嘘说，3月份实行的地区生产管理机构“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一个月后他又抱怨说：“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什么适当的直接管理农业的机制。”
8月底在克里米亚度假时，赫鲁晓夫的脑子里又灵光一闪。自从列宁时代以来，苏联共产党一直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来实现对权力的垄断，特别是对官僚机构的集中领导。现在赫鲁晓夫提议将党组织分成两个独立的分支：一个专管农业，一个主抓工业。看到地方官员都对农村问题敬而远之，于是赫鲁晓夫就下决心迫使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精力集中于真正为农村人民服务上。[17]
当赫鲁晓夫开始与勃列日涅夫、波德哥尔内和波利安斯基讨论这一方案时，谢尔盖·赫鲁晓夫就在旁边。在黑海里漂浮了一阵后，他们坐到了沙滩上的一个遮阳伞下。“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对他的想法表示积极的拥护，”谢尔盖回忆说：“多么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啊！必须立即付诸实施！”然而，赫鲁晓夫的同事们实际上是感到十分吃惊的。甚至在此之前，勃列日涅夫就对取消农业地区共产党委员会的做法“在内心里感到很愤怒”。在主席团内的农业专家沃龙诺夫看来，这种将党组织分开的想法显得很“荒谬”。但是最高领导层里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你得记住所有这一切所产生的时代背景，”谢列平后来回忆说：“斯大林走了，又来了赫鲁晓夫。他是又一个喜欢发号施令的人。……没有人敢对他提出抗议。”
“我所能做的就是没有让他把克格勃也一分为二，”原秘密警察头子谢米恰斯内补充说：“赫鲁晓夫一直逼迫我，我后来实在感到太厌恶了，于是我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说如果内务部被改组，那警察在大街上遇到醉鬼时应该采取这样的处理办法：如果闻出来他们喝的是家酿的酒，那就把他们送到农村里的醒酒站；如果他们喝的是白兰地，那就把他们送到城市或是工厂里的醒酒站。我甚至说：我如何才能将特工分成城市还是农村的呢？”谢米恰斯内当时的表现也许不会像他回忆时那么英勇。叶高里契夫和他的莫斯科党委同事们“并没有很好理解这一新的举措。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共产党从来都强调工人与农民的团结，现在突然之间我们所做的一切实质上是分成两派”。但是“在第二十二届党代会后，赫鲁晓夫拥有相当大的权威……他的政治生涯处于巅峰时期”。
1963年1月，赫鲁晓夫对来访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坦陈说，当他第一次提出那种想法的时候，他也不敢肯定这是否是一种分裂党的行为。由于他自身的困惑，他对大家都表示赞同感到很惊奇。只是到了后来，他才开始听到有人“说我们打碎了统一的党组织机器。你知道，直到现在，我对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对是错还不敢肯定”。
即使赫鲁晓夫的内心对此并不敢肯定，但人们从他1962年9月10日提出这一分裂计划的备忘录或是此后的表现中并不能看出这一点。到9月底他前往中亚地区进行为期两个半星期的考察时（在此期间，他匆忙完成了另外五份关于该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农业情况的备忘录），主席团很显然已经表示了同意，但讨论这一问题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按计划要到11月份才能召开。不过，赫鲁晓夫讨论起这项改革时，就好像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他的另外一项提议也是如此（在中央委员会中设立一个负责中亚事务的独立局），主席团甚至还没有机会考虑过这一提议。两年后，当他被赶下台时，这些都成为他的同事们当面向他提出质疑的素材。
1962年，反对斯大林的运动重新获得了动力。没有赫鲁晓夫的批准，这一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他显然并不是推动的力量。推动的力量好像来自于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们遭到了保守的文化官僚机构的大力反对，但在重要的关键点上都得到了赫鲁晓夫本人的支持，于是他们就充分利用了第二十二届党代会开幕的机会。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8]原来是一个政治犯，他现在隐居的身份是物理教师，当时他秘密撰写的书籍后来震惊了苏联与整个世界。在他看来，在党代会开幕前的那段时间里，好像“并不能看到什么美好的前景”。“我们无法预见赫鲁晓夫是否会在第二十二届党代会上对斯大林进行无情的攻击。但是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上，人们对斯大林不是进行秘密的攻击，而是公开的批判！我不记得什么时候读过比第二十二届党代会上的讲话还要有趣的东西了。”
索尔仁尼琴认为“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向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杂志社递送了他的书稿，这就是不久便广为人知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党代会上也进行了大胆的发言，这使他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不过，对于党代会的看法，他并不像索尔仁尼琴那么乐观。“会上发表什么样的讲话并不重要，”特瓦尔多夫斯基告诉他的编辑部同事们说：“重要的是一个星期后的《真理报》社论会怎么说。”
特瓦尔多夫斯基也很了解赫鲁晓夫善变的性格。现在有机会看到中央委员会的材料了，但特瓦尔多夫斯基看到的材料让他大吃一惊，例如，其中就有一份保证莫斯科与列宁格勒正常肉食供应的秘密行政指令。“如果他们没有为其他的城市也提供这样的保障，”他说：“那形势肯定是实在很糟糕了。”在他的核心圈子里，特瓦尔多夫斯基曾谴责过赫鲁晓夫不停地告诉农民们应该种什么、种在哪里、什么时候种以及怎么种。作为政府首脑，他难道没有其他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吗？6月1日的物价上涨证实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担心。他还知道赫鲁晓夫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助手列昂尼德·伊利切夫，虽然他对自由主义作家反对保守文化官僚并不支持，但他也没有努力让他们取消针对文化官僚的公开斗争。
在1962年的夏天与秋天，自由主义者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是保守主义进行了反击。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虽然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是篇杰作，但他对书稿的处理却缓慢而谨慎。多年后回想起来，索尔仁尼琴希望特瓦尔多夫斯基没有“将小说的出版拖延了11个月”，因为那段时期正是“尼基塔对斯大林进行痛批严责的时候，他会努力寻找更多攻击斯大林的武器。这本书稿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就到达尼基塔手中的！如果就在当时出版，在第二十二届党代会激发起来的热情还没有消退的时候，这本小说可以更为容易地提高人们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声势，我相信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尼基塔会很高兴地将书稿在《真理报》上连载出来的。”
不是直接向赫鲁晓夫游说，以获得《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出版许可权，特瓦尔多夫斯基而是搜集像科尔奈·楚科夫斯基[19]和萨缪尔·马萨克[20]这样的著名作家对书稿的赞誉，以准备出版的基础。与此同时，索尔仁尼琴抱怨道（没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帮助，他是不可能为赫鲁晓夫所接受的），“几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第二十二届党代会带来的热情与激动已经冷却了，不复存在了”。而“性情古怪的尼基塔，什么时候都是放弃一件事情比着手一件事情还要快，他什么时候都不可能长时间保持同一种心情，现在他又面临着许多的问题，要支持纳赛尔，要给卡斯特罗装备火箭，要为拯救苏联农业并使之全面繁荣找到决定性的方案，此外他还要操心航天计划，想着如何加强集中营，自从贝利亚倒台后，这方面的管理就日见松弛了”。
实际上，机会的大门并没有很快关闭。不仅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对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很是钦佩，而且赫鲁晓夫的助手弗拉基米尔·列别捷夫也是如此，特瓦尔多夫斯基已经给他看过了索尔仁尼琴的手稿。列别捷夫要求进行一些修改，例如，改变对原党员布伊诺夫斯基上尉滑稽描写的语气，使他成为一个更为正面的人物；尽量少称集中营官员为“寄生虫”。此外——这也是最让索尔仁尼琴感到好笑的——他至少有一次提到斯大林应该对所有这些罪过负责。在经过一番犹豫后，索尔仁尼琴接受了大部分的修改意见。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已经前往南方的皮聪大，1962年9月7日，他在那里会见了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21]，他是来苏联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的。在9月9—14日间，列别捷夫向赫鲁晓夫大声朗读了索尔仁尼琴书稿中的部分内容。
赫鲁晓夫听到之后深有感触。小说从一个纯朴农民的视角描述了斯大林化的劳改营，这肯定是有所帮助的。赫鲁晓夫将米高扬召过来和他一起听列别捷夫读书，他们特别喜欢伊凡·杰尼索维奇在为一个建设中的发电站制造砖坯时很仔细地将砖模收藏起来的“劳动”场景。激动的赫鲁晓夫当时就想把索尔仁尼琴邀请到他的别墅里来，但经过重新考虑后还是放弃了。他本来还想当场就拍板，决定出版这本书，但他还记得要与同事们协商。9月16日，列别捷夫以胜利的口吻向特瓦尔多夫斯基打电话通报了消息，五天后，又要求他们准备23本书稿，很显然是供主席团成员先睹为快用的。
赫鲁晓夫于9月底动身前往中亚地区。10月初，主席团成员碰过两次面，讨论索尔仁尼琴的书稿。对于书稿的出版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公开表示反对的“只有一个声音，就是来自苏斯洛夫”。“‘人民会怎么看？人民会怎么理解？’人民会做出正确的理解——这就是我的回答。人民什么时候都是能分辨出善恶美丑的。”
特瓦尔多夫斯基于10月15日得到了列别捷夫的非正式通报，10月20日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接见。“冰雪消融了，”特瓦尔多夫斯基事后告诉他的同事们说：“我在那里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诚挚的欢迎。”赫鲁晓夫对《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私下里说并非所有的同事都同意他的看法。他还补充说，一个特别委员会已经准备了三大卷有关斯大林罪行的材料，对基洛夫谋杀的调查也在进行当中。“我们必须说出那个时期的真相，”赫鲁晓夫说：“我们的后人会对我们做出评判，因此得让他们了解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工作的，我们继承的是什么样的遗产。”
赫鲁晓夫很高兴地向客人讲述他打倒贝利亚前前后后的事情，并承认说他1956年的秘密报告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并暗示说党组织曾反对过他对个人崇拜所展开的斗争。特瓦尔多夫斯基提到了审查制度，问为什么苏联最具影响的文学出版社的主编、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还必须有一个小小的官僚站在他上面，赫鲁晓夫对此好像表示同意。审查者会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撕成碎片的，特瓦尔多夫斯基说。“他们是会将它撕成碎片的，”赫鲁晓夫脸上带着宽厚的微笑重复说：“我们必须仔细考虑一下，也许你是对的。”
这次令人瞩目的谈话后的第二天，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真理报》刊登了年轻诗人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的诗《斯大林的后来者》，这首诗在此之前一直是在私下里流传着，在多数人看来，出版的希望并不大：
大理石安卧无声
玻璃窗高悬无语
卫兵站立无言
微风中犹如青铜的雕塑
缕缕烟雾萦绕着棺木
他们将他从陵墓里拖出时
裂缝间好像传出了他的呼吸声
以斯大林的棺木被移出列宁陵墓作为开始，这首诗提醒人们那些深藏不露的斯大林主义者正在试图扭转反对斯大林的运动：
尽管斯大林的后来者现在当道
但我想
斯大林的幽灵仍留存在陵墓里
与决定出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起，《斯大林的后来者》的刊登标志着改革事业至今获得的最伟大的胜利。然而，过了浪尖，接下来的就是下落，这部分是由于将近8000英里外发生的事情。就在第二天，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向全世界宣布赫鲁晓夫将导弹秘密运到了古巴。
[1]日尔曼·斯捷潘诺维奇·蒂托夫（ГерманСтепановичТитов，1935年9月11日——2000年9月20日），苏联宇航员。1953年入伍。1960年起担任宇航员。1961年8月7日至8日乘坐“东方2号”宇宙飞船进行了第一次历时超过一天的太空飞行，同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因患空间适应综合症而未能再次上空飞行，此后长期酗酒，多次因酒后驾驶被捕。1962—197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2—1973年任国防部空间设施主管办公室军用航天器控制中心副主任。1973—1979年任国防部空间设施主管办公室副主任。1979—1991年任国防部空间设施主管办公室第一副主任。苏联解体后，于1993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3—1995年任俄罗斯航空航天转换中心理事会副主席。1993—2000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9—2000年任俄罗斯宇航联合会主席。2000年去世。
[2]这一段关于新发展纲要前的历史、新发展纲要的准备以及新发展纲要内容的叙述来源于苏联共产党历史学家尼古拉·巴尔苏科夫两篇没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
[3]叶夫盖尼·萨姆伊洛维奇·瓦尔加（俄语：ЕвгенийСамуиловичВарга；匈牙利语：VargaJenő，1879年11月6日——1964年10月7日），苏联经济学家，原籍匈牙利。出身于匈牙利一个乡村教师家庭。1906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财政人民委员等职务，匈牙利革命失败后流亡奥地利、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曾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五大、六大。
[4]斯塔尼斯拉夫·古斯塔沃维奇·斯特茹米林（СтаниславГуставовичСтрумилин，1877年1月29日——1974年1月25日），苏联经济学家、统计学家。1897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9年参加了彼得堡电工学院学生总罢工，罢工失败后被充军，同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被判处流放到沃洛格达三年，但六个月后即逃走。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18—1919年任彼得格勒劳动委员会统计司司长。1919—1923年任劳动人民委员会统计处处长兼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统计处处长。1920年退出孟什维克。1923年加入俄共（布），并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30年代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2—1934年任中央国民经济核算总局副局长。1942—1946年任苏联科学院分院和基地委员会副主席。1943—195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科学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1947—1952年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史系主任。1974年逝世。
[5]亚历山大·费多洛维奇·日斯亚德科（АлександрФёдоровичЗасядько，1910年9月7日——1963年9月5日），出身于矿工家庭。1924年进厂做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42—1946年任副煤炭工业人民委员。1946—1947年任燃料企业建设部副部长。1946—196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7—1948年任西部地区煤炭工业部长。1948—1953年、1957—1958年任煤炭工业部长。1952—1956年、1961—196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5年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1955—1956年任乌克兰煤炭工业部长。1958—1962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60—1962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科学和经济委员会主席。1962年因病退休。
[6]斯图鲁亚在1994年12月罗得岛布朗大学举行的赫鲁晓夫百年纪念会上讲述了这段经历。
[7]奥托·威廉·库西宁（OttoWilhelmKuusinen，1884年10月4日——1964年5月17日），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1911—1917年任芬兰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参与领导了芬兰革命，1918年流亡苏联，8月29日在莫斯科创建芬兰共产党，1921—1939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1946年库西宁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
[8]党章中有关确立“干部系统轮换”的规定在第二十二届党代会前已经十易其稿，这部分是因为年轻一些的党的官员进行了抗议，他们担心任期限制将使其无法在高层位置上长期留任。最后，这一新的规定不了了之，对党的高层领导几乎没有起到任何约束作用。
[9]正如萨蒂尤科夫在党代会上所总结的那样，莫洛托夫攻击新发展纲要的最新信件是“反革命的”、“和平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莫洛托夫坚持认为，列宁从来不相信“和平共处”，并呼吁共产党加强对“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支持。在赫鲁晓夫不在场的情况下（他认为在他女婿发言时他仍在场是不适宜的），阿朱别伊攻击莫洛托夫“有关向资本主义者让步的言论是诽谤”。请参照《真理报》1961年10月27日第7版与10月28日第5版文章。
[10]赫鲁晓夫在拟订主席团成员名单时一些令人吃惊的决定也属于这种情况。他将三位门徒，基里钦科、穆赫脱迪诺夫与福尔采娃，拒在主席团门外，这不是说他的地位受到了挑战，这几乎肯定表明他觉得自己的地位已经足够牢固，现在可以因为这样或那样让他不满意的原因对支持者不予理睬了。根据阿朱别伊的说法，福尔采娃眼含泪水逃出了会议大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党的立场？”有人听到思想家苏斯洛夫说，“党并不是为贵族人家的女儿开设的学堂。”）阿朱别伊说福尔采娃曾一度想自杀，不过当赫鲁晓夫任命她担任文化部长后，她又恢复了平静。
[11]为了达到发展纲要所规定的目标，整个农业产量应在10年里增长150%，在20年内增长250%，粮食产量应在十年里翻一番，肉产量在第一个十年里大体要增长三倍，在20年里差不多要增长四倍。
[12]各个地方最好的农艺师都被任命到了这一新的机构里，很多党的高级官员也被从省会中心或是莫斯科下放。虽然人们期望这些新的干部能创造出奇迹，但由于新老机构相互重叠，创造奇迹是不大可能的。地区生产管理机构建立起来后，原来的地区共产党委员会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存在理由了。但是实际上，赫鲁晓夫不久却扩大了地区共产党委员会的规模，以便与生产管理机构的规模相一致。赫鲁晓夫于1962年9月10日在备忘录中提出了这一机构扩大建议。
[13]伊萨·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列耶夫（Исса́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Пли́ев，1903年11月25日——1979年2月6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2年加入红军。1939年参加了西白俄罗斯战役。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北高加索军区第50骑兵师师长、第2近卫骑兵军司令、南线第5骑兵军司令、西南前线第3近卫骑兵军司令、第5近卫坦克军副司令、乌克兰第2方面军副司令、乌克兰第3方面军第4近卫骑兵军司令等。1946年2—7月任斯塔夫罗波尔军区司令。1946—197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7—1948年任喀尔巴阡军区第13军司令。1949—1955年任外高加索军区第4军司令。1955—1958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副司令。1958—1968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在任期间于1962年指挥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罢工。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在阿纳德尔行动中指挥驻古巴的苏军部队。1968—1979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军事督察顾问。1979年去世。
[14]彼得·伊万诺维奇·伊凡舒廷（ПетрИвановичИвашутин，1909年9月18日——2002年6月4日），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1年加入红军。1940年加入格别乌。1941—1944年期间参加了卫国战争。1951—1952年任国家安全部第三总局（军事反情报局）副局长。1952—1953年任乌克兰国家安全部部长。1952—1954年、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年3—7月任乌克兰内务部副部长。1953—1954年任内务部第三局（军事反情报局）副局长。1954年任内务部工业反间谍工作司司长。1954—1956年任克格勃副主席。1956—1963年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1961年11月5—13日代理克格勃主席。1963—1967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63—1987年任苏军主要情报局局长兼副总参谋长。1987—1992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雇员。1992年退休。
[15]普列耶夫的第一副司令M.K.萨波什尼科夫中将记得普列耶夫命令阻止游行队伍，当萨波什尼科夫回答说他缺少部队时，普列耶夫回答说：“我会给你派去坦克。把它们派上用场！开火！”用坦克对付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开火？萨波什尼科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普列耶夫又重复了他的命令，并签署了书面命令：“使用武器！”
马特维·库兹米奇·萨波什尼科夫（МатвейКузьмичШапошников，1906年11月29日——1994年6月25日），1928年加入红军。1930年加入联共（布）。1940年2—4月任第9集团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高级助理，在任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0—1941年任红军总参谋部第一部副部长兼作战部部长助理。卫国战争期间先后参加了基辅保卫战、乌曼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第聂伯河战役、里加攻势、布达佩斯战役、维也纳战役等。战后在苏军中担任多个高级职位。1960—1966年任北高加索军区第一副司令。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罢工期间，拒绝开枪镇压。1966年被转入预备役。1967年被开除出党。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1994年去世。
[16]布琼尼工厂的主管因为未能阻止这起罢工事件而被撤换，克格勃将利用这起悲剧作为其游说争取更多资金支持的理由。
[17]在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63年1月访问苏联时，赫鲁晓夫就是如此向他解释将党组织分开的理由的。1993年8月在莫斯科，当时担任两位领导人翻译的尼古拉·列昂诺夫向作者讲述了这段内容。
[18]索尔仁尼琴，苏联作家。1962年发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70年参加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发起的“人权委员会”。同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因苏联当局的阻止，当时未能到瑞典领奖。1974年被逐出苏联。先到瑞士居住，并领取了诺贝尔奖金。后移居美国。1978年曾在哈佛大学发表讲演，严厉批评西方社会的实用主义与自由主义。——译者注
[19]科尔奈·伊万诺维奇·楚科夫斯基（КорнейИвановичЧуковский，1882年3月19日——1968年10月28日），苏联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儿童作家、记者、翻译家。
[20]萨缪尔·雅科夫列维奇·马萨克（СамуилЯковлевичМаршак，1887年11月3日——1964年7月4日），苏联诗人、编剧、剧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
[21]罗伯特·李·弗罗斯特（RobertLeeFrost，1874年3月26日——1963年1月29日），美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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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赫鲁晓夫与肯尼迪：1960—196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赫鲁晓夫全传（2003）
第17章赫鲁晓夫与肯尼迪：1960—1961
当赫鲁晓夫于1960年10月中旬从纽约回到莫斯科时，距离美国的总统大选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虽然急于与新的总统重新开始对话，但是他只得等待美国大选的结果。与此同时，他在国内面临着一场农业危机。
赫鲁晓夫在8月份就已经向主席团报告了他对阿斯特拉罕省的视察情况。尽管大家普遍对缺乏肉食颇有微词，赫鲁晓夫将此归咎于当地党的领导者，认为他们“应该承担无能的罪责”，但粮食作物收获的前景还是好的。卡里诺夫卡的情况也差不多。当月的晚些时候，赫鲁晓夫曾在那里视察过两天。然而，当他从纽约回来后，10月29日呈送给他的备忘录中披露了很多不好的消息，口气与以往也大不相同。那一年是斯大林去世后农业状况最为糟糕的一年。特别是开垦的处女地，收成情况让人大失所望，在赫鲁晓夫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他的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曾对那里进行过视察。肉、牛奶与黄油都很紧缺。赫鲁晓夫写道，形势是如此的糟糕，“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我们就可能回到1953年的状态中去”。如果出现那种情况，其后果是可能会带来农业以及政治上的危机，因为在他的鼓动下，人们对于未来的期望已经大大地提高了。“我认为我们大家必须充分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对同事们说。但是他能想出的唯一的补救办法还是他多年以来一直推行的那一套：官僚机构的修补（例如对处女地党的领导集团进行重组）、种植更多的玉米（还有养鸭，他在印度尼西亚参观过那里的养鸭情况，现在他将其引进到了伏尔加河三角洲）、迫使不太情愿的农民将他们的奶牛送交集体农庄，当然还有仿效卡里诺夫卡的做法，这里曾被宣传成是农业改革成功的范例，不过，赫鲁晓夫现在的辩解口气也不像过去那么强硬了。
10月份的备忘录标志着苏联开始了一轮为期五个月的狂热的恢复农业活动的运动。赫鲁晓夫于1961年1月召集了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特别会议，秋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起草此次会议的长篇报告。在全体会议后，他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视察，或者可以说是一系列的视察，就像在战争时期那样在全国范围内来回奔波，试图将苏联农户以及监督他们的职能机构动员起来。乌克兰（1月28日）、罗斯托夫（2月1日）、第比利斯（2月7日）、沃罗涅日（2月11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3月2日）、新西伯利亚（3月8日）、阿克摩棱斯克（3月14日）、切利诺格勒（3月18日）、阿拉木图（3月31日）：每到一处，他的讲话不仅表达了他对装腔作势与职能腐败行动的蔑视，而且也让人体会到了他对自己的困惑。
在1961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指责农业部长让“所有的人都装出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在餐厅里吃了一些土豆，他就觉得自己了解农业了。……”赫鲁晓夫对一个真正的农业专家的概念是什么呢？他详细描述了T.D.李森科那种想入非非的成功。赫鲁晓夫在基辅大发雷霆，他们“烧掉的”并不只是乌克兰的玉米，而是“烧掉了那些领导者推卸责任的可怜借口”。然而，作为中央委员会成员与乌克兰政府的首脑，卡尔琴科[1]同志还坐在这里，“在他看来，犯了错误好像无所谓似的——就像鸭子抖掉背上的水珠一样”。赫鲁晓夫突然间说到了那些羊倌与猪倌，“他们通常被认为是很下贱的人。……我之所以说起他们，”他继续以歉意与吹嘘的口吻说：“因为我自己就是个羊倌，现在党和人民把我推到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上。很显然，羊倌中也是有好人的。［长时间的掌声。］同志们，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不要批评我，不要说我开始颂扬自己了。［会场内一阵议论，接着鼓掌。］毕竟，我不是自己任命的，是你们推选了我，而你们不是推选了一个不值得你们信任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尊重你们的原因。既然你们推选了我，我就必须有所作为。”
赫鲁晓夫将乌克兰1960年的收成情况与1949年时的可怜状况进行比较，他不用提醒听众们是谁领导了1949年时的乌克兰共和国。在去往沃罗涅日的途中，赫鲁晓夫和他的随行人员本来是计划经过一片没有收割的600公顷玉米地的。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地官员从当地铁路部门征用了一条长75英尺的铁轨，将其固定在一辆拖拉机后面，将玉米秸秆推倒，这样看起来就像收获过的一样。“很好，同志们，”赫鲁晓夫在发现后咆哮道：“这里发明了新的农业机械！也许你们应该申请专利，基特罗夫同志［在俄语里，‘基特罗夫’的意思是‘聪明的人’］！”
在哈萨克斯坦的一次宴会上，一个羊头端上来摆放在赫鲁晓夫的面前，他叫人将羊头肉撕下来给其他的人。“我扯下了一只耳朵与眼睛”，赫鲁晓夫在7月4日美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上对记者们说，他将它们都给了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接着问道：“谁要羊脑？”当一位学者主动提出来时，赫鲁晓夫开玩笑地说：“学者当然需要补充脑子，而作为部长会议的主席，我不用补充脑子照样可以活下去。”
“你们为什么不鼓掌？”赫鲁晓夫在那年春天莫斯科的一次聚会上问道：“我不是要求你们为我鼓掌。不是，我已经过了那种你们鼓掌与否会影响我的心情的年纪了。在这里，我会把鼓掌看作赞同中央委员会对你们降低粮食产量的批评。……那么现在”——在告诉听众们就如何补偿粮食短缺后——“你们同意吗？［雷鸣般的掌声。］这是否意味着我认为你们的鼓掌是同意？……［雷鸣般的掌声。］”
到1961年3月31日，赫鲁晓夫向主席团提交了另一份备忘录，提出了复苏农业的15点计划，这时他的口气已经显得乐观多了。在他的计划中唯一没有做的就是对整个集体农庄制度中固有的体制缺陷加以分析。相反，他指望着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当奇迹没有出现时，就怪罪于其他人。
在美国大选前后，德国问题也困扰着赫鲁晓夫。“我用了大量的时间来思考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后来回忆说。根据他儿子的说法，“他做梦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德国问题让他寝食难安。然而，这个问题却一再让他失去控制”。
赫鲁晓夫最初的目标之一是通过迫使西方国家承认乌布利希政权来稳定东德（以及整个东欧）的局势。然而，他挑起的危机将使那里的形势进一步恶化。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使得东德的难民流亡大量增加，造成了东德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乌布利希请求进口苏联工人的想法让赫鲁晓夫想起了希特勒使用斯拉夫劳工的事情。“那天他满腔愤怒地回到家里，”谢尔盖记得：“‘他［乌布利希］的脑子里怎么会冒出这样的想法呢？’他不停地重复着。”
同样令人烦恼的还有富裕的西德人大量购买低价的、由苏联进行补贴的东德商品，这不仅使东德的物资短缺状况更加严重，而且还加重了乌布利希对莫斯科的巨额债务。更为糟糕的是，还没有等到赫鲁晓夫实施他的柏林威胁计划，乌布利希已经开始了单方面的行动。1960年9、10月间，东德试图对西方国家大使发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行证，以对他们加以控制，这让莫斯科大吃一惊。11月30日，在与赫鲁晓夫的一次会谈中，乌布利希抱怨说：“我们不能再像在巴黎首脑会晤前那样重复想签署和平协议的运动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想想现在能取得什么实际的效果。”在这位东德领导人看来，他的人民已经开始在说：“你们只会空谈和平协议，但是你们却什么都没有做成。”
“我认为在巴黎首脑会晤后……你会同意我们的看法，就是我们不应该缔结一个和平协议。”赫鲁晓夫反击说：“从我们提出建议到现在还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们已经动摇了他们的立场。”不过，他承认这是“我们双方的失误，就是我们没有将所有的事情都想深想透，也没有制定出经济方面的措施”。
赫鲁晓夫还迫使乌布利希承认，1961年他也不想缔结和平协议，如果莫斯科不提供充足的援助，以抵制可能随之而来的西德的经济封锁的话。但是这种安慰也是十分有限的，因为苏联也不可能再提供更多的援助。同时，赫鲁晓夫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们不在1961年签署和平协议，那该在什么时候呢？如果我们不在1961年签署，那我们的威望就会受到打击，同时西方的，特别是西德的地位就会得以巩固。”
不管是否签署和平协议，他都会遭到唾骂：这就是赫鲁晓夫的策略让他陷入的两难窘境。“我们必须将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妥当。”他教导乌布利希说，而这恰恰是他所未能做到的。东德人必须在经济上实现自我保障。但是在赫鲁晓夫呼吁东德自立的同时，乌布利希却强调了苏联的优柔寡断：“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签署和平协议，而是简单地停留在对和平协议的宣传上，那我们的政策将失信于民，我们就不能在一两年内重新树立我们的威信。我们就不能像1960年时那样。”[2]
这并非东德人最后一次向苏联摇尾乞怜，或者至少是试图摇尾乞怜。1961年1月18日，乌布利希再次抱怨说，自从1958年最后通牒以来几乎就没有取得过什么进展。[3]赫鲁晓夫接下来知道的一件事是，一个东德代表团在前往中国会谈的途中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苏联人事先并未得知这一消息——而这发生在苏联与东德就德国与柏林问题的下一步计划进行谈判的期间。
为了对付东德人的挑挑拣拣，赫鲁晓夫又指望上了美国新总统。“我们现在正与肯尼迪就这些问题进行正式讲话发出倡议。”他于1月30日告诉乌布利希说。初步的外交试探表明这位新总统还需要时间来确定他的立场。然而，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与肯尼迪达成谅解，”赫鲁晓夫接着说，“那我们就会选择与你们一起采取”措施，包括单独的和平协议。
在美国大选期间，赫鲁晓夫小心地保持着公开立场上的中立：在被问到他倾向于肯尼迪还是尼克松时，他回答道：“罗斯福！”事实上，他很不喜欢尼克松，他认为尼克松是那种麦卡锡式的冷战斗士，在1959年访问苏联期间，尼克松已经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因此，虽然他只与肯尼迪见过一次面，即1959年他们在美国参议院里见过的短暂的一面，赫鲁晓夫在那次见面时告诉肯尼迪说他看上去太年轻，不像参议员，但赫鲁晓夫还是决定给这位民主党人“投上一票”。为此，他没有理会亨利·卡波特·洛奇的亲口保证（洛奇于1960年2月间来到了莫斯科），洛奇保证说尼克松其实并不像他在竞选演说中所表现的那样反对共产主义；后来赫鲁晓夫又否决了一项建议，即那年夏天在美国大选前将被苏联击落的U—2飞行员释放回国。
赫鲁晓夫对肯尼迪11月4日取得大选胜利感到很高兴，谢尔盖记得，他绝对是“笑逐颜开。他开玩笑地将肯尼迪的胜利称为是他在革命纪念日收到的礼物”。他后来也坚持认为，他“对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没有什么感到遗憾的理由。很快就清楚地表明，他比艾森豪威尔更懂得改善关系是唯一理智的选择”。然而，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态度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如此简单过，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私人关系上。
1960年8月，葛罗米柯向赫鲁晓夫呈送了外交部准备的一份背景分析材料。这份材料将肯尼迪说成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会主张与苏联进行会谈的，如果他于1960年5月掌权的话，他是会为U—2间谍飞机一事向苏联道歉的。但是就是这位肯尼迪，他批准了在柏林问题上进行军事集结，并采取了“好战”姿态。此外，肯尼迪的某些个人性格无疑也对赫鲁晓夫构成了挑战：肯尼迪家族位列“美国最富有的75个家族”；他曾在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以及伦敦经济学院读过书；他具有“敏锐、透彻的思想，能很快掌握并分析局势。……”[4]
随着时间的推移，赫鲁晓夫从苏联驻华盛顿大使以及他女婿阿历克赛·阿朱别伊处所得到的有关肯尼迪的正面评价越来越少。阿朱别伊讥笑约翰与罗伯特·肯尼迪是“穿着开裆裤的小孩”，这在外交部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缅希科夫大使告诉赫鲁晓夫说，肯尼迪是个“毫无经验的新手”，什么时候也不会成为一个好总统的。[5]这些评价进一步增强了赫鲁晓夫想与这位新总统对抗的欲望：赫鲁晓夫对自己驳倒接受过更多教育、举止更为文雅的西方领导人的能力颇为自豪，他对于痛击一个“比我儿子还年轻的”富人的孩子肯定有着特别的喜好。不过，如果肯尼迪真的软弱而没有经验的话，那么他可能是受到了美国“统治集团”的操纵，包括华尔街与军事工业集团，赫鲁晓夫认为这些都是苏联不共戴天的仇敌。也许就是这种想法促使赫鲁晓夫在美国大选的最后关头向汤普森大使表达了他内心的疑惑：“我希望尼克松会赢得胜利，因为我知道如何对付他。肯尼迪则是个未知数。”
对于肯尼迪而言，赫鲁晓夫同样也是令人烦恼的挑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肯尼迪的政绩如何就要看他与这位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打交道的水平了。从他的内心来说，他是会反对一个与他父亲相仿的人的。肯尼迪小时候身体不好，老是生病，然而他的父亲坚持要他超过别的孩子，如果他做不到，就会对他进行嘲讽。约翰·肯尼迪最终超过了他的父亲，不仅成为美国总统，而且还是个喜欢吃喝喧闹的人，颇受女性的青睐。不过，他竭力想成为他父亲希望的那种刚强、具有男子汉气概的领导人，这使得与赫鲁晓夫对抗变得更为重要，使得他起初未能做到这一点时显得更加痛苦，也使得在随后的危机中获胜显得更为关键，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
在美国大选之后，赫鲁晓夫马上开始对肯尼迪倾泻了大量的试探性建议与意见。11月11日：赫鲁晓夫的朋友与奉承者，乌克兰作家亚历山大·科尔奈丘克告诉阿维利尔·哈里曼说赫鲁晓夫想“重新开始，忘掉U—2事件以及所有后续的周折”。三天后，缅希科夫大使对哈里曼说：赫鲁晓夫希望他和肯尼迪“能沿着罗斯福总统时期两国的关系路线发展下去，当时哈里曼先生是驻苏联大使”。缅希科夫11月16日对阿德莱·斯蒂文森说：赫鲁晓夫想“通过信件与代表进行非正式的讨论”以及不设争论话题的“非正式会谈”，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这样他可以在总统宣誓就职后“不久”颁布核禁试命令。在其他地方遇到中国“扩张”问题（原文如此）时，虽然莫斯科不能让北京接受“两个中国”，但莫斯科会“乐于帮忙”。哈里曼对此的看法很有趣，他于11月21日告诉缅希科夫说“肯尼迪总统的看法”会更好。唉，哈里曼回答说，当选总统“在他执掌权力之前不会任命任何人去进行会谈”。
“我们能帮助美国新政府做些什么？”外交部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6]问肯尼迪的顾问沃尔特·罗斯托[7]与杰罗姆·威斯纳[8]，两人于11月底在莫斯科参加一次关于裁军的会议。罗斯托认为，如果苏联能在夏天释放5月被击落的U—2飞行员，如果达成禁止核试验条约，如果赫鲁晓夫此次“穿着鞋子”来到曼哈顿，那么举行纽约首脑会晤还是有可能的。缅希科夫于12月12日邀请罗伯特·肯尼迪[9]共进午餐。两天后，他敦促哈里曼“尽早”举行秘密的非正式会谈。《纽约时报》前驻莫斯科记者哈里森·萨里布里于12月15日得到了这一消息。“现在不应该再浪费时间了，”苏联大使几次重复说，因为“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必须“在那些不希望苏美签署协议的人有机会采取行动阻拦前”会面。[10]外交官大卫·K.E.布鲁斯[11]也于1961年1月5日从缅希科夫那里得到了同样的信息，并受到了伏特加与鱼子酱的款待，以及再次会面的邀请；第二次的会谈仍是重复着与第一次同样的话题。
对于一个让人看起来对请求特别敏感的人来说，这些请求显得不同寻常。这反映了赫鲁晓夫天生的不耐烦性格，这种不耐烦因为德国与柏林问题又拖延了两年以及国内的农业危机而更加强烈了。然而，他对美国政治的理解并不比他对收成不好的解释强到哪儿去。很显然，在新总统宣誓就职前是不能举行非正式会谈的。即使在正式就职以后，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安排并使会谈达成效果，而这显然是赫鲁晓夫所不具备的。
约翰·肯尼迪宣誓就职的当天，赫鲁晓夫打电话给在美国大使馆的汤普森大使，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他将汤普森召到了克里姆林宫。在克里姆林宫二层的办公室里，两人隔着一张长长的、上面铺着绿色台面呢的桌子，赫鲁晓夫显得疲惫不堪，声音沙哑。他已经看过肯尼迪的就职演说了，并认为里面有“建设性的东西”，于是他主动提出释放被击落的U—2飞行员，作为对美国新总统表示友好的姿态。
肯尼迪对此也作出了回应：停止了美国邮政局对苏联出版物的审查，对恢复1960年中断的民航会谈表示欢迎，命令军事官员在他们的讲话中降低反对苏联的论调，以及取消进口苏联蟹肉的禁令。但不管是在正式就职之前还是之后，双方做出的姿态表示还是让人感到有些不祥。
1月6日，赫鲁晓夫在一次为前一年秋天在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会议进行思想研究与宣传的秘密会议上作了报告。与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妥协性声明一样，他的谈话也是经过慎重权衡的。一方面，与中国的路线一样：世界正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逐渐走向衰落；第三世界正在革命中逐渐壮大。另一方面，赞同苏联式的和平共处：与毛泽东不同，赫鲁晓夫坚持认为核战争将会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数以百万计的人将会在核战争中死亡”。“地区战争”也是不可以爆发的，因为这可能会升级为大规模战争。苏联唯一支持的战争，赫鲁晓夫根据他自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说，就是“民族解放战争”，这同样也是毛泽东的观点。这样的斗争是“神圣”而“不可避免的”，就像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主义那样。
对于苏联的做法来说，这样的讲话是再平常不过的了。艾森豪威尔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曾私下里指出，赫鲁晓夫的强硬讲话通常是强硬行动的替代品，而不是前奏。但是肯尼迪不这么认为。根据小约瑟·M.施莱辛格[12]的说法，“与莫斯科亲善的表示相比，讲话的其他部分所充斥的那种虚张声势的自信［除了拒绝核战争那部分外］，特别是通过反抗、暴动与游击战一定能取得胜利的宣言，让肯尼迪感到更为吃惊”。这位新总统将赫鲁晓夫的讲话看成是“苏联意图的权威表述”，并指示他的高级助手们“仔细阅读、标注、领会并吃透意思”，尽管汤普森大使提醒说这种讲话只是体现了赫鲁晓夫复杂心态的一个方面，但肯尼迪并不以为然。他在1月30日的国情咨文中回击说：“我们千万不能盲目地相信两个大国［苏联与中国］已经放弃了他们统治世界的野心——就在不久前，他们还强烈地重申了这种野心。相反，我们的任务是使他们相信侵略与颠覆并不是追求这些目标的有益道路。”
两天后，美国对它第一枚“民兵”洲际弹道导弹进行了发射试验，媒体报道说，这是美国于1962年中期进行大规模部署的前奏。2月6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13]披露说，赫鲁晓夫一直以来极力鼓吹的苏联导弹优势其实是一种神话。[14]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有关尽早举行首脑会晤的呼吁仍然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正式答复。这并非想直接挑战赫鲁晓夫，但是他并不理解这一点。
私下里，肯尼迪并没有显得像他在国情咨文中所说的那么吃惊——在2月11日与苏联问题顾问会谈后，查尔斯·伯伦甚至担心肯尼迪低估了赫鲁晓夫扩张世界共产主义的坚定决心。在国务卿腊斯克[15]看来，肯尼迪总统的吃惊也许可以看成是他急于尽早与赫鲁晓夫举行会晤的表示。“肯尼迪得出印象认为，”腊斯克后来回忆说：“如果他能与赫鲁晓夫坐下来，那么也许会得出一些有益的成果——至少可以就各种问题更亲密地交换看法。”肯尼迪对他的助手肯尼思·奥唐奈尔[16]说的是：“我得让他知道我们可能和他一样强硬。通过其他的人，我是不可能向他传递这种信息的。我得和他坐下来，让他知道他是在和谁打交道。”
在和他的苏联问题顾问——汤普森、哈里曼、凯南[17]与伯伦——进行了又一次磋商后，肯尼迪总统批准与赫鲁晓夫“非正式交换意见”，如果国际形势与双方的日程安排允许的话。汤普森大使于2月27日回到莫斯科后将转交肯尼迪给赫鲁晓夫的一封信，并讨论有关会谈的细节问题。根据特罗亚诺夫斯基的说法，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希望却开始“很快地消失了”，他反而玩起了“等待的游戏”，并不“急切回复”美国总统关于会谈与交换意见的提议。
刚果形势的发展并没有给予赫鲁晓夫以帮助，2月13日传来了卢蒙巴被谋杀的消息，赫鲁晓夫谴责这是哈马舍尔德在联合国支持下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所犯下的罪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德国与柏林问题上的拖延仍然继续着。苏联于2月17日给波恩发去了一份备忘录，对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言论提出了抱怨，他们说：“‘等一下，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美国正在准备总统大选。我们必须等到美国大选结束。’在大选结束后，他们又说：‘总统和新的美国政府刚刚履职，还没有进入状态。’……如果事情照这么发展下去，那永远没有解决的时候。”
汤普森于2月27日回到了莫斯科。赫鲁晓夫于第二天早上离开了莫斯科，开始了他的下一轮全国农业视察，并没有接见汤普森大使。汤普森直到3月9日才在诺沃斯比尔斯克赶上了赫鲁晓夫，向他转交了肯尼迪总统的信件。这位苏联领导人当时正呆在西伯利亚科学院像大学校园似的总部里，这里是根据他的命令刚刚修建的。当地的学者发现赫鲁晓夫心情很烦躁。汤普森认为，他看上去“特别疲惫，他的表情甚至让陪同我的苏联人都大吃一惊”，当赫鲁晓夫发现肯尼迪的信中甚至都没有提到柏林问题时，他的心情更加烦躁了。
自从宣誓就职以来，肯尼迪一直努力回避这个问题。汤普森在2月份提醒说，如果在柏林与德国问题上“没有进展”，那赫鲁晓夫“几乎肯定会签署［他的］单独和平协议”，接着东德就可能试图“慢慢钳制”柏林。要想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办法就是“在德国问题上采取一些行动，表明在美国大选后是可能取得真正的进展的”。然而，美国总统并没有给赫鲁晓夫这种希望，而是指示汤普森在诺沃斯比尔斯克不要提及柏林问题。如果赫鲁晓夫能保持克制的话，正如汤普森冷静的描述所说的那样，那也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放弃了从美国这块石头中榨出油来的希望了：“……赫鲁晓夫指出我没有提及他希望讨论的德国问题。他说苏联在给阿登纳的备忘录中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说他已经向艾森豪威尔总统详细阐述了苏联的立场。……他说他非常希望肯尼迪总统会理解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
汤普森能做出回答的只是总统“正在考虑我们的德国政策，并希望在做出结论前与阿登纳和其他的盟国进行协商”。但是他猜测美国的立场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他提醒赫鲁晓夫说：“如果有什么事情让美国做出大幅增加军事开支的决定，就像在朝鲜战争时期那样，那肯定是美国相信苏联真的想以武力将我们驱逐出柏林了。……”
几天后，汤普森提醒他的上司们说：“我所有的外交同事们都认为，如果不进行谈判，那赫鲁晓夫今年将会与东德签署独立的和平协议，并触发柏林危机。”他甚至预期柏林墙的“边境通道可能会被封锁起来，以阻止他们肯定会认为的柏林难民的继续流动，这是他们无法忍受的”。双方对他的这些警告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只考虑自身优势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忽视了给肯尼迪所带来的危险。肯尼迪认为经过三年的施压后，赫鲁晓夫也许能接受进一步、无限期的拖延。
4月中旬，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18]和他的妻子海伦在皮聪大的别墅里采访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成功地将严肃的话题穿插在一系列友好的表示中，他们一起散步，打羽毛球（这位肥胖但灵活的总理打败了李普曼），并一起共进了两次丰盛的宴会，他向李普曼夫妇传达的信息是独立的德国和平协议将会是苏联最后的手段。“我不想制造紧张气氛，”他几次说道：“我知道这是会造成紧张的。我想尽力避免。但是最后，我还是不得不去做。”当李普曼说这样可能会有战争的威胁时，赫鲁晓夫宣称：“西方没有哪位愚蠢的政治家会因为我们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署了一个和平条约而发起一场会使数以千万计的人丧生的战争的。……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傻子，或者这样的傻子还没有出生。”根据华盛顿的指示，李普曼建议在柏林问题上设一个五年的延期处理期限。赫鲁晓夫盯着他，就像他精神不正常似的。一个月后，当汤普森建议让柏林“保持现状”时，赫鲁晓夫发誓说：“事情不可能拖过今年的秋天或是冬天。他提醒我说，他原来的计划是在六个月内采取行动。现在已经过去30个月了。”
在诺沃斯比尔斯克接触后，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首脑会晤好像将无限期推迟下去了，但是不到两个月后，他们却在维也纳会面了。与此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情使得他们更加不可能在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了。尤里·加加林首次进行了太空旅行，美国支持下的反叛力量入侵古巴的猪湾以失败而告终，这使赫鲁晓夫增强了信心，认为可以用威逼的手段从肯尼迪那里获得他依靠甜言蜜语所没有得到的东西。
在加加林4月12日开始太空旅行的前几个月里，苏联火箭的失败让赫鲁晓夫感到十分苦恼。早在1960年10月，就在赫鲁晓夫从纽约回来后不久，一枚R—16火箭在图拉塔姆试验基地爆炸，造成将近一百人丧生，其中包括火箭部队司令米特罗范·尼德林[19]，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副元帅肩章以及他已经熔化的办公室保险柜钥匙。他儿子回忆说，赫鲁晓夫感到极度的沮丧。后来，加加林的壮举震惊了全世界。先是1957年的人造卫星上天，接着是就在赫鲁晓夫来到华盛顿前的登月成功，现在又是在1961年国际劳动节前夕的太空旅行。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他本人也参与了苏联的导弹计划，他父亲并没有为这些危险的发射规定什么政治目标，但是所有参与苏联太空计划的人都毫无疑义地认为，他们是在与美国进行全力的竞赛。
加加林乘坐的宇宙飞船名叫“东方”号，意思是共产主义的胜利，苏联在这位太空先驱者成功降落后马上就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赫鲁晓夫一直紧张地踱着步，直到此次任务的总指挥谢尔盖·科罗廖夫给他打来电话，汇报成功的消息。“你是告诉我，他还活着吗？”赫鲁晓夫喊道。加加林一到达地面后，狂喜的赫鲁晓夫就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让整个世界都看一看我们的国家能做些什么，我们伟大的人民，我们苏联的科学家能做些什么。”
当谢尔盖当天晚上打来电话时，他父亲“还处于狂喜之中”。他已经将加加林的军衔从中尉提升为少校（跳过了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提议的上尉军衔），授予他国家的最高勋章（苏联英雄勋章），宣布全国放假一天，决定飞到莫斯科去迎接他，并命令在红场举行盛大的集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的宴会以纪念这一事件。谢尔盖担心他父亲的健康：“经过前几个月的忙碌，他已经太疲惫了，他最后终于决定抽出两个星期的时间休息，但只过了两三天，他又决定回到莫斯科。”但是赫鲁晓夫不能容忍对他的反对意见，他“几乎是怒气冲冲地赶到莫斯科的”。
当加加林在四架战斗机的护送下飞到伏努科沃机场时，赫鲁晓夫率领全部的党的领导人、各部部长与元帅以及这位宇航员的家人正在等候着他。加加林走过长长的红地毯，向赫鲁晓夫正式“报告”后（“完成任务”、“状况很好”、“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任务”等），就淹没在党的领导人的热情拥抱之中。[20]在关于此次接见的新闻纪录片中，人们可以看到赫鲁晓夫用白手帕擦去了他脸上的泪水。在他下台后，苏联人对这段纪录进行了政治上的修改，删除了赫鲁晓夫的画面，人们只能看到加加林向着天空报告。
赫鲁晓夫起初下令让加加林和他的妻子单独走在行进队伍的前列，从列宁斯基—普罗斯佩克特行进到红场，但他最后还是忍不住与加加林夫妇一起坐上了嵌满鲜花的敞篷汽车。接着便是欢乐的人群、明媚的天空、迎风招展的旗帜、在列宁陵墓上发表讲话，还有外交庆祝招待会。在招待会上神采奕奕的赫鲁晓夫再次拥抱了加加林，并庆祝苏联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们过去是“光脚，没有衣服穿”，赫鲁晓夫高兴地说，“傲慢的‘理论家’”预言“穿着树皮鞋子的俄罗斯人”是永远成为不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的。然而“曾经无知的俄罗斯”，很多人称为的“一个野蛮的国度”，现在已经率先进入太空了。“这就是你完成的事业，尤里！”赫鲁晓夫欢呼说：“让所有对我们摩拳擦掌的人都知道，让他们知道尤里已经进入了太空，他看到了并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四天后，美国在猪湾入侵中失败。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推翻独裁者弗尔亨西奥·巴蒂斯塔[21]的胜利并没有引起赫鲁晓夫的特别关注。苏联情报机构除了古巴共产党人告诉他们的那些外对这位大胡子的革命者一无所知，而且他们还谴责卡斯特罗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但是在高级别的苏联使节，其中包括米高扬，认定菲德尔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后，赫鲁晓夫对在山姆大叔的鼻子底下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的桥头堡的想法很感兴趣。即使如此，当时莫斯科的行动还是很谨慎的，以防止他们的援助会激怒美国人。但是到1960年底，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说，他父亲不仅开始援助卡斯特罗，而且“还特别喜欢上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他把卡斯特罗称为“大胡子”。
到1961年3月，苏联情报机构报告说，美国正准备干涉古巴事务。根据特罗亚诺夫斯基的说法，这是赫鲁晓夫推迟确定美苏首脑会晤日期的另一个原因，而肯尼迪对将筹划已久的逃亡者入侵计划付诸实施感到犹豫的一个原因就是担心赫鲁晓夫会将此作为其在柏林问题上采取动作的借口。当美国总统终于点头同意入侵计划时，他仍然拒绝为他们提供美国空军的空中掩护。结果是一场溃败，入侵者被消灭了。
在古巴局势明朗前，赫鲁晓夫对肯尼迪行为的第一个公开反应是令人感到十分震惊的：“防止出现无法修复的结局，现在还为时不晚。”然而几天后，当危机过去后，赫鲁晓夫的第二次表示就变成了愤怒的陈词滥调：“挑衅的匪徒行径是不能挽救你们的制度的。在历史的进程中……是人民决定他们自己国家的命运，而且仍将如此。”但赫鲁晓夫内心里却转忧为喜。首先，此次入侵正好与他的生日4月17日是同一天，这好像是一种特别的暗示。此外，他本来认为美国人最后会使用陆战队登陆，并用他们自己的飞机轰炸古巴的。“我不明白肯尼迪，”他在美国总统未能确保逃亡者取得胜利后对他儿子咕哝说：“他是怎么了？他真得这么优柔寡断吗？”根据特罗亚诺夫斯基的说法，赫鲁晓夫经过思考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这一点肯定是他长期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熏陶的结果），第二，现在是与处于弱势的肯尼迪见面的时候了。根据同样的逻辑，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是会避免这样的会晤的，但是肯尼迪总统的回应出乎他的意料。
在古巴灾难后，肯尼迪马上陷入了沮丧之中。根据他的朋友勒莫因·比灵斯[22]的说法，肯尼迪总统“不停地因为古巴惨败而责备自己”。还有一位朋友查尔斯·斯波尔丁评论说：“他心里想的只有这一件事，我们只得让他把心里的郁闷发泄出来。”肯尼迪担心他“在古巴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会促使共产党国家变得“越来越强硬”，使他“在世界各地面临危机”。当听说赫鲁晓夫在古巴事件后变得更加自信后，肯尼迪感到特别的烦恼。这就是为什么肯尼迪觉得有必要与这位苏联领导人进行一次当面的较量，而不是回避的原因。“在古巴或老挝参与共产党人和反共力量之间的斗争是一回事，”他对奥多尼尔说：“但现在是让［赫鲁晓夫］知道美国与苏联之间的较量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的时候了。”
5月12日，赫鲁晓夫终于接受了肯尼迪已经发出很长时间的邀请。会谈定于6月3—4日在维也纳举行。为了在首脑会晤前显示实力，肯尼迪于5月25日发表了第二次国情咨文，请求进一步提高国防开支，包括将建造放射性掩体的资金增加两倍。赫鲁晓夫当然是如法炮制，他警告汤普森大使说关于德国问题的条约不可能拖太长时间。
首脑会晤日期确定下来后，肯尼迪马上开始审阅情况汇报，阅读以前首脑会晤的记录，和与赫鲁晓夫交谈过的人进行协商。“他并不笨，”肯尼迪得出结论认为，“他很精明。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肯尼迪攥起拳头挥舞着——“他属于那种强硬派！”哈里曼对此表示认同，但建议肯尼迪总统不要把赫鲁晓夫吓唬人的举动太当回事：“不要让他把你搞得太紧张，他会努力使你紧张，让你感到害怕，不过不要在意他的这些表现。……他的风格就是主动出击，然后再看看他是否能得手。对此付之一笑，不要与他发生争执。……可以开一些玩笑。”
当肯尼迪和他的随从们在去往维也纳的途中在巴黎稍作停留时，戴高乐进一步表达了哈里曼的意思：如果赫鲁晓夫“想在柏林问题上挑起战争，那他早就开始行动了”。但是，这位法国领导人还提醒说，赫鲁晓夫会试探肯尼迪的刚毅程度（“你的任务，总统先生，就是让赫鲁晓夫确信你是个愿意抗争的人。不要让步。……坚持住，要显得坚定而刚强”），因为他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在猪湾事件后，戴高乐本人也曾担心肯尼迪会“显得有些忙乱，过于急躁”，“这位年轻人”也许在柏林问题上不会勇敢地抵抗赫鲁晓夫。
肯尼迪的顾问们提醒他要避免与赫鲁晓夫发生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他得到的所有建议，加上他给自己带来的压力，都增加了首脑会晤前的紧张气氛。更为糟糕的是，肯尼迪一直没有对美国公众公开的疾病此时也开始发作。与他精心打造的充满活力的健康形象相反，肯尼迪当时的身体状况相当糟糕，很多天里他有几乎一半的时间都躺在床上。此外，他还受到了阿狄森病的困扰，他背部的伤痛经常让他难以支撑下去。当他5月28日蹒跚着在白宫南草坪上挪动，坐到椅子上阅读关于维也纳会晤的汇报材料时，肯尼迪正经受着这些伤病的困扰。当6月3日来到维也纳时，肯尼迪随身携带着可的松（一种激素，提取自肾上腺或是若干种热带植物，用于治疗关节病），这使得他的脸部显得有些浮肿，情绪也处于波动之中，还有用于背部疼痛的普鲁卡因麻药以及一大堆安非他明、维生素、酶以及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药品，这些都是古怪的纽约医生马克斯·雅各布森[23]开出的药方，接受过他治疗的病人都称他为“感觉很好医生”。
赫鲁晓夫已经于前一天乘火车来到了维也纳。在欢迎他的人群中包括他的老对头莫洛托夫，现在是苏联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代表。莫洛托夫当然与此次首脑会晤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的出现提醒赫鲁晓夫取得具体成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6月3日午后不久，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美国大使官邸前的台阶上握手致意，这里将是他们举行第一次会谈的所在地。赫鲁晓夫的大脑袋才刚刚够得着肯尼迪的鼻子。
随后两天的会谈是令人恐惧的，至少在肯尼迪看来是这样。“这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事情，”他在会谈结束不久对《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里斯顿说：“我认为他是因为猪湾事件才会这么做的。我觉得他认为可以对付得了任何一个将事情搞得如此糟糕的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还有任何一个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插手其中的人都是没有勇气的。于是他就这样想把我搞定。……我是有着严重的问题。如果他认为我年轻，没有勇气，那在去除他的这些思想之前，我们是没有办法与他打交道的。所以我们得有所动作。”
此后，肯尼迪在伦敦与麦克米伦进行了秘密会谈，这位英国首相发现他“完全被赫鲁晓夫的粗鲁与野蛮压倒了”。麦克米伦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就好像一个第一次见到拿破仑（在他处于权力巅峰时）的人似的”。这还让他想起了“试图与希特勒进行会谈的哈里法克斯[24]或是张伯伦[25]”。迪安·腊斯克后来如此说道：“肯尼迪很烦躁。他对赫鲁晓夫所表现的野蛮并没有做好准备。……”哈里曼发现肯尼迪总统“惊慌万分”。林登·约翰逊对他的朋友嘲笑说：“赫鲁晓夫把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吓坏了。”
那么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看法真的像肯尼迪对自己的看法那样吗？处于攻击之下，只能被动挨打，软弱而容易受到羞辱？谢尔盖·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并非如此，他说他父亲发现肯尼迪是个“严肃的合作伙伴”。初看之下，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好像也证实了这一点。肯尼迪“给我的印象是他比艾森豪威尔更为明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和他的前任一样，肯尼迪“害怕战争”，但是他是“个灵活的总统”，“好像比艾森豪威尔能更好地理解和平共处的思想”。肯尼迪“是个理智的人”，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还写道。他是那种“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的过激行为的人”。
理智、灵活、害怕战争，坚决地想避免冲突。问题是这些品质反映了肯尼迪总统为了避免冲突付出得太多，特别是在赫鲁晓夫对避免战争好像也很看重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回忆录》中的这种正面评价反映的是他很长时间以后得出的看法。在维也纳会晤前，甚至在之后的较长时间里，赫鲁晓夫都确信肯尼迪是可以被左右的。在维也纳首脑会晤十天前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说他会在柏林问题上对肯尼迪施压。当米高扬提醒他要小心时，赫鲁晓夫激动地坚持认为肯尼迪在猪湾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必须加以利用。当他在结束与肯尼迪的第一次会谈回到苏联大使馆后，赫鲁晓夫的这种想法甚至更加坚定了。“我能跟你们说什么呢？”他对正在等候的特罗亚诺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说：“这家伙很没有经验，甚至是不够成熟。与他相比，艾森豪威尔则要显得更有智慧，更具眼光。”[26]
维也纳会晤中也出现过肯尼迪与赫鲁晓夫针锋相对并占上风的情况，特别是在第二天的会谈临近结束时。在此之前，肯尼迪总统顽固地，甚至是无以复加地坚持与赫鲁晓夫进行意识形态上的争辩，而这正是他的助手们警告他应尽力加以避免的，因为赫鲁晓夫很可能会在这样的争辩中控制局面。肯尼迪在维也纳没有做的就是忽略意识形态问题、对赫鲁晓夫的恐吓置之不理、提议直接讨论突出的德国问题。此外，如果赫鲁晓夫拒绝的话，那么冷静地与他道别，并邀请赫鲁晓夫进行实际的谈判，如果他做好准备的话。[27]
赫鲁晓夫起初想避开意识形态问题。当肯尼迪指责苏联“努力在与我们有关系的地方消除自由制度”时，赫鲁晓夫进行了反驳，不过他接着说道：“不管如何，这并非我们讨论的话题，这比战争问题的重要性差远了”。然而，肯尼迪并没有顺着他的意思，而是继续深究不放，坚持说莫斯科支持“没有反映人民意愿的”亲共产主义的少数派，因为“苏联相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赫鲁晓夫回答道：“美国试图建立起一道阻止人类思想与良知发展的屏障”。
这种毫无结果的口舌之争占据了第一次会谈几乎所有的时间。在午餐（在午餐会上，赫鲁晓夫说他很嫉妒美国总统，因为他这么年轻，不过即使已年届六十有七，他也不准备“退出竞争舞台”）以及休息片刻后，尽管他所开列的具体讨论问题（例如，老挝、德国与核试验问题）仍没有触及，但肯尼迪又回到了共产主义是否会注定取代资本主义这样的问题上。这导致双方继续在类似的问题上进行毫无结果的争论，例如，在古巴这样的地方，共产主义是否是外部强加的？美国现在是否想在那里复辟旧制度？
这种谈话并不会产生什么实际的重要意义。肯尼迪是想说明在核时代，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竞争会带来危险。但是，这种反对苏联继续扩张共产主义的警告好像意味着美国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存在的现状。当苏联外交人员乔治·科尔年科读到此次会谈的记录时，他对美国总统的退让感到很惊讶。肯尼迪不仅莫名其妙地让会谈中的“这种哲学成分”一再持续下去，而且这听起来好像他“对赫鲁晓夫的理论表示认同，即资本主义处于消亡之中，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肯尼迪的立场是如此的令人惊诧，以致科尔年科怀疑苏联的会谈记录是赫鲁晓夫的下属们修改过的，为了显示赫鲁晓夫的胜利。
肯尼迪在后来的会谈中澄清了他的观点：他并不反对任何其他国家社会现状的改变，只要不是将这些国家纳入苏联阵营，从而改变世界力量的地缘政治平衡。但是赫鲁晓夫对此难以接受。难道美国想粉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企图不是想改变地缘政治的现状吗？当然他不会提及他本人就想发起一场新的全面攻势使西柏林脱离西方阵营了。此外，肯尼迪表达意思的方式使赫鲁晓夫不仅觉得在政治上是无法接受的，而且还有人身攻击的意味。肯尼迪总统警告说，任何一方的误判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赫鲁晓夫回答说，误判是“个很模糊的字眼”。在他看来，这听起来就好像美国“想让苏联像个小学生似的把手放在背后坐着”，但是苏联是不会在维护自身利益上让步的。
尽管赫鲁晓夫的回答听起来很强硬，但美国方面负责记录的外交人员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就像肯尼迪当天晚上向肯尼思·奥唐奈尔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所说的那样（总统一边在大使的浴缸里泡着热水澡，以缓解背痛），“赫鲁晓夫都快疯了。他开始叫嚷起来：‘误判！误判！误判！我从你们的人民、你们的新闻记者以及他们在欧洲与其他各地的朋友那里听到的都是这个可恶的字眼，误判！你应当收起这个词，将它打入冷宫，永不再用！我讨厌这个词！’”
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大怒不仅仅反映了他的国家的过度敏感，同时也反映了他本人的敏感性。误判的指责之所以让他感觉如此痛苦，是因为莫洛托夫以前也曾这么指责过他，而且说得是恰如其分。毕竟，除此之外，他自己确立的德国政策还能有什么基础呢？但是当赫鲁晓夫怒气冲冲地威逼肯尼迪承认美国也有误判时（例如，未能预料到中国会介入朝鲜战争，甚至未能预料到猪湾入侵事件的结局），他将此看作是软弱的表示，因为在他的意识里，承认自己的错误就是一种软弱的表示。
肯尼迪接受过很高程度的教育，这使得他对像个“小学生”一样的谈判对手更加难以接受。午餐会上的谈判比第一次会谈要顺利得多，但餐后的散步却并非如此。肯尼迪坦率地陈述了他在国内遇到的困难（他解释说，他在大选中只以微弱的优势获胜，在国会里缺乏支持），并要求赫鲁晓夫不要强求他作出会使其地位进一步削弱的让步。肯尼迪得到的回答是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进行了一番怒骂，这既体现了他恃强凌弱的想法，又使他预感到他的德国政策可能会再次因为美国反动派的阻挠而面临重重困难，美国的反动派已经使得艾森豪威尔总统脱离了缓和的道路，现在这位继任者可能会得到同样的对待。
下午的会谈并没有好起来，不过赫鲁晓夫对会谈的结果却很满意。因为肯尼迪承认说美国认为“中苏［原文如此］之间以及美国与西欧国家之间现有的力量对比多多少少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赫鲁晓夫据此认为他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已经得以实现：苏联在军备上已经实现了与美国的大体平等，这使得新的世界大战可以得到避免。
下午6时45分，肯尼迪送别赫鲁晓夫，看着赫鲁晓夫的汽车消失在视线里。在他的朋友，《星期日时报》记者亨利·布兰顿[28]看来，肯尼迪总统显得“惊愕万分”。“一直都是这样吗？”肯尼迪问汤普森大使。“会谈中基本上是这样，”汤普森大使回答说，他本人也感到“很烦恼”，因为总统没有理睬他不要触及意识形态问题的劝告。
在有关建议的问题上，肯尼迪应该听听他夫人的意见。在与赫鲁晓夫家人呆了一晚上后（在宏大的舍布鲁恩宫举行了国宴，此后观看歌剧与芭蕾舞表演），杰奎琳·肯尼迪[29]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赫鲁晓夫夫人“性格刚强而固执”，虽然据说阿朱别伊对他的岳父有着巨大的影响，但“赫鲁晓夫并不是真正喜欢他”，“与他也不是特别亲近”。[30]在宴会上，赫鲁晓夫坐在肯尼迪夫人的旁边，他的喋喋不休让她想起了艾博特[31]和科斯特洛，而赫鲁晓夫发现肯尼迪夫人也是“快人快语”。当他吹嘘乌克兰现有的教师比1917年前更多时，她很快地接话说：“噢，主席先生，不要用这些统计数据让我感到厌烦。”赫鲁晓夫回忆说：“如果和她说话时不小心的话，那她可以随时找到适当的理由来打断你。”唉，对于她的丈夫而言，这种说法就可能有些过分了。[32]
6月4日，星期天，会谈于上午10时15分在苏联大使馆重新开始。肯尼迪终于谈到了具体问题。双方同意有必要在老挝实现停火，并组建一个中立的政府。但是肯尼迪提到了美国在亚洲以及其他地方所承担的义务，这激起了赫鲁晓夫的怒火。美国“富裕而强大，因此它认为自己有着特殊的权利，即使不承认其他人的权利也无所谓”。即使美国总统可以原谅赫鲁晓夫的率直，这种说法也是“狂妄自大”的。苏联不可能忍受别人对它指手画脚，叫它不要在这里、在那里“到处伸手”，特别是在美国“已经将其势力到处渗透的情况下”。西方人“比东方人更能以精巧方式制造威胁”，但是当美国人谈到他们“承担义务”时，这可能意味着他们会“接管克里米亚，因为这当然同样可以提高他们的地位”。
关于核试验的讨论没有任何结果。赫鲁晓夫仍然倾向于将禁止核试验与全面、彻底的裁军（他高兴地说，如果“双方都有善意”，那么在两年内达成协议应该是可能的）联系在一起。在柏林与德国问题上，他表现得很有礼貌但也很坚决。他考虑采取的行动将“影响我们两国的关系”，特别是“在美国误判苏联立场的情况下”。他想与肯尼迪总统达成协议——他特别强调了“和你”这个词——但是如果美国不做出回应，那么苏联将与东德“签署和平条约”，从而结束西方国家所有的占领权利，包括西方通往西柏林的通道。那天，赫鲁晓夫重复这一请求不下十次，好像是想让他自己与肯尼迪都对此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美国还想让他再等多长的时间？再等16年，还是30年？
肯尼迪这次坚定地维护了他的立场，冷静而有效地进行了回击。柏林不同于老挝。这是“美国最为关切的问题”。美国“不是因为别人的勉强同意才留在那里的。我们是通过斗争才得以实现在那里的存在的。……西欧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极为重要，我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对西欧都进行了支援”。赫鲁晓夫先生已经说了，美国总统是“位年轻人”，肯尼迪继续说，但是“他接掌美国政府权力也不是为了接受对美国利益完全有害的安排”。
对于肯尼迪这一强硬的表示，赫鲁晓夫一开始显得很暴躁：照肯尼迪对于国家安全的泛化界定，那“美国也许希望到莫斯科去，因为那当然也可以提高美国的地位”。接着他开始绕起圈子，向肯尼迪保证说“美国的声望不会受到损害，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一点”。最后，他露出了凶相，宣称如果美国想在德国问题上挑起战争，那“就让战争现在开始吧”，而不是等到更为恐怖的武器发明之后。这些话让人觉得太过恐惧了，以致苏联的记录员将它们改成了“那就让美国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责任吧”，而美国的会谈记录员则将它们改成了“那就任其发展下去吧”。
午餐时的平静预示着又一场风暴的来临。赫鲁晓夫承诺如果美国也表示同意，那苏联将不会恢复核试验（然而会谈还没有结束，他就破坏了这一承诺），称赞首脑会晤是一个“可以倾听对方立场”的场合，并微笑着向肯尼迪保证说，虽然和东德签署和平条约也许会导致“局势骤然紧张”，但最后“乌云终会消散的，太阳会重新露出来，明媚地照在这个地球上”。
下午3时15分，两位领导人的最后一次会谈开始，参加人员只有他们的翻译。肯尼迪警告不要将美国陷入“其国家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的局势中”。赫鲁晓夫对此的理解是“美国想恫吓苏联，这是不可以接受的”。他提议也许可以签署一个关于柏林问题的临时协议，这可以保护“两国的声望与利益”，但在此之后，美国的权利会有所降低。当肯尼迪回击说，苏联提出的建议实际上就是退让与冲突，别无他途时，赫鲁晓夫回答说：“如果美国想要战争，那是你们的问题。”苏联签署和平条约的决定是“坚决的、不可避免的，如果美国拒绝签署临时协议，那苏联将于12月签署和平条约”。
“如果真是这样，”肯尼迪说：“那我们将会面临一个寒冷的冬天。”就这样结束了维也纳首脑会晤。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肯尼迪从维也纳回到美国后对《时报》记者休·西丹说：“［我］谈到核战争会在10分钟内使7000万人丧生，而他只是看着我，好像在说，‘那又怎么样？’”罗伯特·肯尼迪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兄长“如此沮丧”。肯尼迪总统将首脑会晤的记录看了又看，特别是关于柏林问题的部分。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交给肯尼迪总统的备忘录中，又给柏林问题的解决确定了六个月的最后期限。肯尼迪不希望将此公开，因此他在对全国所作的电视报告中没有提及这一点，他说虽然刚刚度过了“很沉闷的两天”，但“双方都没有进行威胁，也没有什么最后通牒之类的东西”。
赫鲁晓夫于6月11日公布了他的备忘录，并在6月15日的电视讲话中重申了六个月的最后期限。几天后（身着中将军装），他在克里姆林宫纪念粉碎纳粹入侵20周年的仪式上发表了又一次强硬的讲话。那些想在德国问题上“比试意志和力量”的西方领导人将会“遭到和希特勒同样的下场”，他说，并很快补充道：“请不要将我的这些话看作一种威胁。这是一种常识。”一个星期后，他吓唬说：“你们是不可能吓倒我们的，先生们，和平条约终将签署。”
对于赫鲁晓夫新的最后通牒，肯尼迪并没有马上作出反应，因为他还拿不准该说些什么。在被征求建议时，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33]呼吁美国公开宣布进行核力量与常规军队的集结，将两到三个师转移到西德，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如果赫鲁晓夫不理睬美国所发出的信息，封锁柏林，那么华盛顿就应该打破他们的封锁，并显示如有必要将进行核战争的决心。其他的顾问，例如汤普森大使，则赞同最好进行秘密的军事集结，并为在西德预期的九月选举后重开外交谈判准备条件。
肯尼迪总统决定为所有的选择留出空间；他下令为以非核力量保卫柏林进行准备，但并没有排除谈判的可能。罗伯特·肯尼迪警告苏联幕后的对话者乔治·波尔沙科夫说，他们从5月份以来一直进行着秘密的对话，肯尼迪总统宁死也不会投降的，同时保罗·尼茨[34]和沃尔特·罗斯托也向缅希科夫传达了同样的信息。但是这位大使在向克里姆林宫汇报时却用了他认为赫鲁晓夫肯定爱听的词句，他说肯尼迪兄弟喜欢“人前显贵”，但是真正到了与东德签署和平条约的时候，他们将会是“第一个吓得尿裤子的人”。[35]
7月19日，肯尼迪批准了一个耗资35亿美元的军事集结计划，但没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他请求国会授权将征兵人数扩大两倍、动员预备役部队、为批准战争准备开支，并贮存防辐射掩体，以防发生核战争。肯尼迪于7月25日向全国发表了不太乐观的电视讲话，他的这些动作是赫鲁晓夫没有想到的。他在布尔绍伊剧院观看芭蕾舞表演时打电话将英国大使弗兰克·罗伯茨[36]叫到了他的包厢里，警告说他的军队将比派往德国的西方军队多一百倍，如果爆发核战争，英国有六颗氢弹就“足够了”，法国只要九颗。
约翰·J.麦克洛伊在7月底拜访了呆在黑海别墅的赫鲁晓夫。作为肯尼迪的首席裁军谈判代表，麦克洛伊一直呆在莫斯科，他和妻子女儿突然被召到了皮聪大。很显然，赫鲁晓夫想对肯尼迪7月25日的讲话作出迅速而直接的回应。在阅读肯尼迪的讲话前，他的情绪很好，邀请麦克洛伊游泳，借给他一条闲置的但尺码太大的游泳裤，搂着麦克洛伊一起照相，打羽毛球，并开玩笑说外交上的争吵就像来回踢足球一样。
然而，第二天早上，在阅读并消化了肯尼迪的讲话后，赫鲁晓夫“真的气疯了”，“说话强硬而好战”。赫鲁晓夫称肯尼迪的讲话是“预先宣战”，因为这等于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并重复使用了现在已成习惯的长篇大论的威胁：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都要签署和平条约；西方国家通往柏林的道路将被切断；如果西方国家动用武力，那将是一场热核战争；虽然美国和苏联可能会幸存下来，但美国的欧洲盟国将被彻底摧毁。此时的赫鲁晓夫对肯尼迪恨之入骨，相比较而言，艾森豪威尔则要显得好一些。在会谈的间隙，他赞扬了这位前任总统，并暗示说他希望重新发出对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的邀请，在U—2飞机事件的紧张时期，赫鲁晓夫随便地取消了这一邀请。“我当然是不可能去的，”艾森豪威尔后来对他儿子说：“但是让我费解的是赫鲁晓夫为什么提起这样的事情。”
在会见麦克洛伊一个星期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的一次华约首脑秘密会议上详细复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请转告你们的总统，我们接受他的最后通牒与条件，并将以实际行动做出回答。……我们是会以战争来迎接战争的。”赫鲁晓夫说过：“我是总司令，如果战争爆发，我会给部队下达命令的。”如果肯尼迪挑起战争，那他将是“美国的最后一任总统”。[37]
赫鲁晓夫对麦克洛伊的宣泄标志着他胁迫肯尼迪的行动达到了顶峰，同时也反映了他自身的不安。肯尼迪出乎意料的强硬立场并没有动摇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可以被摆布的看法。相反，他担心肯尼迪会过于软弱，他会被美国的反动派拖入战争。美国“几乎丧失了管理能力”，赫鲁晓夫告诉他的华约盟国说。肯尼迪本人“对美国政策的方向与发展几乎发挥不了什么影响”。美国参议院就像中世纪诺夫哥罗德的议事场所一样，一群特权贵族在那里“大喊大叫，相互扯着胡子，这就是他们决定谁正确的方法”。由于美国政治的不稳定，“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包括战争；他们是能够发动战争的”。虽然杜勒斯已经不在人世，但他也害怕战争。不过“如果肯尼迪说出这样的话，他就会被人称为懦夫”。肯尼迪是“政治中的一个未知数”，赫鲁晓夫“对他还处于了解中。……他对于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发挥不了太大的影响，而这个国家又是如此的强大，因此这构成了一定的危险”。
很显然，赫鲁晓夫认为抑制美国的最佳办法就是通过吓唬的手段打破眼下的僵局。这样的办法就是放弃他不会恢复核试验（除非美国进行核试验）的承诺。尽管到8月底才公开宣布，但赫鲁晓夫在7月份的一次克里姆林宫秘密会议上就已经透露了他的想法。他当然不会想到被召集起来的科学家产生了不满情绪，但是安德烈·萨哈罗夫却敢于说出他的不满，起初是口头的，后来他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说恢复核试验“只会对美国有利”，同时“危及禁止核试验谈判、裁军进程与世界和平”。赫鲁晓夫刚开始并没有做出答复，直到后来的一次盛大宴会上，赫鲁晓夫对科学家们举起酒杯，发表了半个小时的演讲——“刚开始还比较平静，”萨哈罗夫回忆说：“但是后来激动起来，脸色涨得通红，嗓门也提高了。”
萨哈罗夫已经“超出了科学的界限，插手政治了”，赫鲁晓夫说。
他的触角伸到了本不属于他的地方。……政治就像那个关于两个乘火车旅行的犹太人的古老笑话一样。一个人问另一个人：“那么，你要去哪儿？”“我要去日托米尔。”“真是个狡猾的狐狸，”第一个犹太人想：“我知道他真的是要去日托米尔，但他却告诉我他要去日托米尔，好让我以为他是要去日摩棱卡。”政治上的事情交给我们——我们是专家。……我们执行政策是为了赢得强大的地位。……我们的对手除了实力以外不会懂得其他任何东西。瞧，去年我们帮助肯尼迪当上美国总统，然后我们与他在维也纳会谈，这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转折点的，但是他说什么？“不要过分地要求我。不要让我脱不了身。如果我做出太多的让步，他们会把我赶下台的。”好家伙！他来进行会谈，但却不能做主。我们要这样的人究竟有什么用？我们为什么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萨哈罗夫，不要试图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怎么做。我们了解政治。如果听了像萨哈罗夫这样的人的话，那我就是只水母，就不是部长会议主席了。
赫鲁晓夫的长篇大论给本来欢乐的气氛投下了一枚炸弹。“大厅里一下子安静了，”萨哈罗夫记得：“所有的人都惊坐在那里，一些人相互交换着眼神，其他的人则面无表情地坐着。”这种长篇讲话也反映了赫鲁晓夫内心的疑惑。如果他如此精明，那他为什么还要“帮助”肯尼迪当选？假如赫鲁晓夫认为险恶的势力控制着美国总统，那他一开始为什么还要指望肯尼迪？
如果说赫鲁晓夫对事情发展的方向感到吃惊，那么负责执行他奇怪路线的人就更加感到惊愕了。5月19日，苏联驻东德大使米哈伊尔·别尔乌辛（他1957年时是支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与卡冈诺维奇，反对赫鲁晓夫的）给葛罗米柯发去了一封信，强调了与乌布利希签署和平条约的风险。为了避免西方国家可能采取的经济封锁，别尔乌辛建议签署一份临时协议，即使这份临时协议到期，也不要自动结束西方国家在柏林的占领权利——而这些条件正是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予以否认的。7月4日，别尔乌辛描述了“签署和平条约后可能产生的更加棘手的问题”（例如，帮助东德建立对西德与西柏林之间空中与陆上的控制，以及西德与东柏林之间边境的控制），他的言下之意是不应该签署和平条约。
根据当时苏联驻东德外交武官尤里·克维特辛斯基[38]的说法，“我们大使馆与［外交部］第三欧洲司的人感到，并一遍又一遍地向德国人重复说我们得表现得更加克制。……”让科尔年科和其他驻华盛顿的人感到担心的是赫鲁晓夫本人并不克制。[39]
苏联最高军事当局也并不感到高兴。如果赫鲁晓夫什么时候真的将他的讹诈付诸实施，那他们只得表示支持。然而由于赫鲁晓夫一个劲儿地进行导弹威胁，西方国家的军备预算正在不断上升，而苏联所吹嘘的洲际导弹的威力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谢尔盖·瓦伦特索夫[40]元帅对奥列加·彭科夫斯基[41]上校抱怨说：“我们还是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实际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更为糟糕的是，彭科夫斯基实际上是美国的秘密代理人，瓦伦特索夫所说的一切都被他秘密地转告给了中间人。当1961年冬天赫鲁晓夫对全国进行旋风式考察，努力想使农业生产走上正轨时，苏联的元帅们就已经与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进行了会谈，请求增加军事投资。“要是斯大林，他肯定会使劲地敲桌子，肯定会那样的。”瓦伦特索夫后来告诉彭科夫斯基说。然而，这一次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资金。
7月25日，瓦伦特索夫邀请了一帮好朋友到他的别墅里，庆祝他晋升为上将。在与彭科夫斯基私下谈话时，他抱怨说，支持东德切断西柏林与西德之间主要公路联系的计划是极具风险的。整个方案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西方国家不会开战，或者即使他们开战，战争也是有限度的。但是就像元帅们了解得很清楚的那样，苏联还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
虽然这些外交与军事部门的怨言还没有构成公开的反对意见，但其中一些肯定反馈到了赫鲁晓夫的耳朵里。由于他本人也感到担心，加上其他的忧虑使得他考虑解决柏林问题的方案更加犹豫不决。7月底，他腾出时间去克里米亚度假，但是与以往一样，他的度假又变成了在海滩与导弹设计师以及其他相关的说客和职能部门的见面。他们带来的大部分消息都是好的：诸如轨道炸弹、可能的月球发射以及原子能动力飞机之类的计划都处于进展当中。但是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父亲不可能不会想到德国问题。他已经在维也纳对肯尼迪做出了强硬的威胁，但是他的威胁却刺激肯尼迪采取了反抗措施”。与此同时，他的恫吓已经加速了东德难民的流亡。1961年上半年已有超过10万人逃离东德，比1960年同期增加了1.6万人。单单在1961年6月，就有差不多两万人越过边境进入西柏林，同时自从赫鲁晓夫7月份宣布他要将苏联的国防预算增加三分之一以来，已经有2.6万人逃离。
早在1961年3月，乌布利希已经提议在柏林城中间建造一堵墙，以阻止人员的流动。赫鲁晓夫认为这一想法太过危险而予以否决，不过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与此同时，来自华盛顿的一些信号（包括肯尼迪再三发誓将保卫西柏林，而不是东柏林，以及7月30日，美国参议员J.W.富布赖特[42]发表声明，似乎赞同关闭两个德国之间边境的做法）表明美国人不会反对，但是苏联人还是不敢确定。苏联人对建造柏林墙的相关准备工作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在华约首脑高度机密的会议上，他们详细讨论了即将签署的和平条约及其后果，但他们对于柏林墙只字未提，这些都反映了赫鲁晓夫的紧张情绪。在签署建造柏林墙的命令前，赫鲁晓夫甚至化名对东西柏林进行了一次视察。“我没有下过车，”他回忆说：“但我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看到了当时柏林的情况。”
赫鲁晓夫的焦虑也反映在他的公开声明中，这些声明既富挑衅，又热切地呼吁双方要冷静行事。“我们的人民不会在考验面前畏缩，”他在8月7日的电视讲话中宣称：“他们会以牙还牙，粉碎所有的侵略者。”但是，他在此次讲话中又呼吁西方领导人“真诚地坐到谈判桌前，不要让我们变成战争狂，让我们消除这种气氛，让我们用理智而不是核武器的威力来说话。”四天后，在一次苏联与罗马尼亚的友好会议上，赫鲁晓夫警告说核战争可能会造成“数以亿计的人死亡”。在意大利，消亡的“不仅有橘子树木，而且还有创造并赞美意大利文化艺术的人”。“希腊的阿克罗波利斯和其他历史遗迹”也可能会毁于一旦。至于西德，“也许就留存不了什么值得统一的人与物了”。不过，并非所有的希望都已破灭：“清醒清醒吧，先生们！我呼吁那些还没有丧失冷静与理智思考能力的人。……让我们不要相互恫吓，不要制造人为的裂痕，不要加深业已存在的分歧。毕竟，我们有着共同的需求与利益，因为我们得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
谢尔盖·赫鲁晓夫证实说，他父亲“在家里远没有他在电视上所显示的那么坚决”。他在8月7日的讲话中嘲讽地将神经过敏的西方政治家比喻成战时在他面前自杀的苏联将军。在与儿子的交谈中，赫鲁晓夫担心“肯尼迪的神经也许不会足够坚强，他也许会变得神志错乱”。
作为一种特别谨慎的行动方式，赫鲁晓夫下令分阶段修建柏林墙。首先，竖起带刺的铁丝网，如果西方国家采取默许的态度，那再修筑混凝土。即使如此，苏联人8月13日还是屏住了呼吸，等着看美国会作何反应。苏联外交部里一派危机到来的气氛。当局势明朗，西方国家没有采取强制行动拆毁铁丝网时，谢尔盖·赫鲁晓夫后来写道：“父亲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终于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后来，当肯尼迪派遣了一支由1500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的部队到达西柏林，以确保美国人的通路完整通畅时，赫鲁晓夫再次紧张起来。“他的紧张情绪也感染到了我。”谢尔盖写道。当他们两人晚上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时，一位警卫人员跑过来递呈了一则消息，在领导人应该休息的时候，这种情况是非同寻常的。赫鲁晓夫在半路上脸色就阴沉了下来。然而，这不过是虚惊一场。事实上，肯尼迪默许了。毕竟，他从来没有承诺过要解放东德人民，而只是答应将维护西德人民的自由权利。
“父亲很高兴，”谢尔盖记得：“通过在边境上建立起控制措施，他认为东德已经取得了比和平条约更大的成就。”然而，他的外交政策顾问特罗亚诺夫斯基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柏林墙“挽回了［赫鲁晓夫的］面子”。这实际上是“无声地承认了他并没有达成他的基本目标”，他将近三年来一直狂热追求的目标是“迫使西方国家采取有利于东德的妥协立场”。
肯尼迪接受了柏林墙还产生了另一种效果，就是这让赫鲁晓夫相信他可以再次对肯尼迪施加压力，这给冷战期间最具爆炸性的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埋下了伏笔。
[1]尼基福·季莫费耶维奇·卡尔琴科（НикифорТимофеевичКальченко，1906年2月9日——1989年5月14日），1932年加入联共（布）。1938—1941年任敖德萨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1946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1941—1946年、1950—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卫国战争期间历任第56军和第46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4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46—1947年任乌克兰技术文化部部长。1946—1981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47—1950年任乌克兰国营农场部长。1950—1952年任乌克兰农业部长。1952—1954年、1962—1976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2—1956年、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2—1976年任乌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3—1954年任乌克兰农业和采购部长。1954—1961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1—1962年任乌克兰采购部长兼部长会议副主席。1962—1965年任乌克兰农产品生产和采购部长。1976年退休。
[2]哈里森在他的“乌布利希与实在的‘玫瑰’”中将苏联对赫鲁晓夫与乌布利希会谈的记录译成了英文。
[3]“……两年时间已经过去了。……至少废除部分的战争遗留还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在西德联邦议院选举期间，阿登纳对局势的恶化不会感兴趣，而肯尼迪总统由于处于执政的头一年，他同样也不想让局势激化。”引自哈里森的“乌布利希与实在的‘玫瑰’”。
[4]事实上，这份背景材料在称赞肯尼迪学识之前还有一句话，“尽管不是个庸才”，但肯尼迪“是不大可能具有成为杰出人物的素质的”。
[5]在接受作者采访时，乔治·科尔年科描述了阿朱别伊和缅希科夫对肯尼迪的看法。
[6]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ВасилийВасильевичКузнецов，1901年1月31日——1990年6月5日），1920年加入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44—1953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46—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46—1952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局委员。194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3年任驻华大使。1953—195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5—1977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7—198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82—1983年、1984年、1985年三次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代理主席。1986年退休。1990年逝世。
[7]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WhitmanRostow，1916年10月7日——2003年2月13日），美国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出身于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1904年移居美国。二战期间在战略情报局工作。1945—1946年任国务院驻华盛顿特区德奥经济司副司长。1947年参与制定马歇尔计划。1961年任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61—1966年任国务院参事兼政策规划总监。1966—1969年任国家安全顾问，在任期间推动越南战争扩大化。晚年在大学任教。
[8]杰罗姆·贝特·威斯纳（JeromeBertWiesner，1915年5月30日——1994年10月21日），美国电气工程学专家。1938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1942年起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1961—1964年任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1971—1980年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1994年逝世。
[9]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RobertFrancisKennedy，1925年11月20日——1968年6月6日），1944年参加美国海军。1946年退役。1961—1964年任司法部长。1965—1968年任参议院议员。1968年参加总统竞选，并赢下多个州的初选，6月4日在洛杉矶发表演说后遇刺，6月6日伤重不治而死。
[10]在缅希科夫看来，“如果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坐下来，真正进行一天的秘密非正式会谈，那肯定会比他们的部属进行再多的会谈所取得的成果要多”。当萨里布里开玩笑说“赫鲁晓夫也许是想到棕榈滩度假”时，当时肯尼迪正呆在那里，缅希科夫严肃地回答说：“是的，但是要想使之成为可能，还必须有你们的邀请与我们的同意。”
[11]大卫·柯克帕特里克·埃斯特·布鲁斯（DavidKirkpatrickEsteBruce，1898年2月12日——1977年12月5日），美国外交官。1924—1926年任马里兰州众议院议员。1939—1942年任弗吉尼亚州众议院议员。二战期间领导战略服务办公室欧洲分支部门。1948—1949年期间在经济合作署工作。1949—1952年任驻法国大使。1952—1953年任副国务卿。1957—1959年任驻西德大使。1961—1969年任驻英国大使。1970—1971年任北越事务特使。1973—1974年任驻中国联络处处长。1974—1976年任驻北约特使。1977年去世。
[12]小约瑟·迈尔·施莱辛格（ArthurMeierSchlesingerJr.，1917年10月15日——2007年2月28日），美国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1943—1945年期间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1953—1954年任美国民主行动组织全国主席。1961—1964年任总统特别助理。1966年以后在大学任教。
[13]罗伯特·斯特兰奇·麦克纳马拉（RobertStrangeMcNamara，1916年6月9日——2009年7月6日），1940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43年参加美国空军。战后进入福特汽车公司工作。1960—1961年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1961—1968年任国防部长。1968—1981年任世界银行行长。2009年逝世。
[14]两天后，肯尼迪总统试图收回麦克纳马拉的话，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现在对美苏导弹的性能是否存在差距得出结论还为时尚早。”在助理国防部长罗斯维尔·吉尔帕特里克于1961年10月宣称前，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开承认美苏导弹并不存在差距。应该补充说明的是，民主党发言人，包括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都曾有过这样的看法，即刚开始时是确实存在这种差距的，而且这种差距是有利于苏联的。
[15]大卫·迪安·腊斯克（DavidDeanRusk，1909年2月9日——1994年12月20日），美国政治家。1934年起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入伍，在缅甸战场作战。1945年2月起在国务院工作。1949—1951年任副国务卿。1952—1961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1961—1969年任国务卿，在任期间和平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但积极参与越南战争。1969年退休。1970年起在佐治亚大学任教。1984年以后赋闲。1994年逝世。
[16]肯尼思·帕特里克·奥唐奈尔（KennethPatrickO'Donnell，1924年3月4日——1977年9月9日），美国民主党政客。1946年结识罗伯特·肯尼迪和约翰·肯尼迪。1958年起是约翰·肯尼迪的幕僚。1961—1963年任白宫任命秘书兼总统特别顾问。1963—1965年担任林登·约翰逊的助手。1968年担任罗伯特·肯尼迪的竞选经理。1970年竞选马萨诸塞州州长失败后退出政坛。
[17]乔治·弗罗斯特·凯南（GeorgeFrostKennan，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美国外交官、历史学家。1925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26—1927年任驻日内瓦副领事。1927—1928年任驻汉堡副领事。1931—1933年任驻里加大使馆三秘。1943—1944年代理驻里斯本大使馆代办。1944年任驻欧洲咨询委员会参赞。1944—1946年任驻莫斯科代办。1947—1949年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1947—1950年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参事。1952年任驻苏联大使，后被驱逐出境。1961—1963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此后从事政策研究和评论工作。
[18]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1889年9月23日——1974年12月14日），美国作家、记者、政治评论家。出身于德裔犹太人家庭。1911年加入美国社会党。1913年起开始担任记者。一战期间担任伍德罗·威尔逊的顾问，帮助其起草《十四点政纲》。1947年将“冷战”一词引入美国。1958年获普利策奖。1964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67年退休。
[19]米特罗范·伊万诺维奇·尼德林（Митрофа́нИва́новичНеде́лин，1902年11月9日——1960年10月24日），1920—1923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24年加入俄共（布），同年重服现役。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南高加索和北高加索前线陆军副总司令兼炮兵总司令、西南阵线和乌克兰第3方面军炮兵司令等。1945—1946年任南方集团军炮兵司令。1946—1948年任苏军炮兵参谋长。198—1950年任国防部炮兵总局局长兼苏军炮兵第一副司令。1950—1952年、1953—1955年任苏军炮兵司令。1952—1953年任军备部副部长。1952—196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4—196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5—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9—1960年任苏军战略导弹部队总司令。1960年在拜科努尔发射场测试R-16火箭时因爆炸身亡。
[20]根据阿朱别伊的说法，加加林在走过红地毯时已经意识到他的鞋子的带子没有系，这让他和一旁观看的记者都担心在走到检阅台前他会摔倒。
[21]弗尔亨西奥·巴蒂斯塔·萨尔迪瓦（FulgencioBatistayZaldívar，1901年1月16日——1973年8月6日），古巴军官。1921年进入古巴军队服役。1933年发动政变，并于1933—1940年任陆军参谋长，实际上控制了政权。1940—1944年第一次担任总统。1944年移居美国。1948年回国，并创立了进步行动党。1952年再次发动政变，并于1952—1959年再次担任总统，在任期间推行独裁统治。1959年在古巴革命中被迫辞职，流亡葡萄牙。1973年死于西班牙。
[22]柯克·勒莫因·“莱姆”·比灵斯（KirkLeMoyne"Lem"Billings，1916年4月15日——1981年5月28日），肯尼迪家族的挚友。
[23]马克斯·雅各布森（MaxJacobson，1900年7月3日——1979年12月1日），德国医生。出身于德国一个犹太人家庭。1936年流亡美国，并开始行医，曾为许多名人看病。1960—1962年期间为约翰·肯尼迪治疗多达36次。1969年被发现其治疗药物中包括安非他命、苯丙胺、甲基苯丙胺等毒品。1975年被吊销医疗执照。1979年死于纽约。
[24]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林德利·伍德，第一代哈里法克斯伯爵（EdwardFrederickLindleyWood,1stEarlofHalifax，1881年4月16日——1959年12月23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出身于政治世家。1903—1910年任教于牛津大学，期间参加了保守党。1910—1925年任下议院议员。1917—1918年任国民服务部劳工供应部副主任。1921—1922年任殖民地事务副大臣。1922—1923年任教育委员会主席。1924—1925年任农业和渔业大臣。1925—1931年任印度总督。1925—1959年任上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35—1938年、1940年任上议院领袖。1933—1959年任牛津大学校长。1935年任战争国务大臣。1935—1937年任掌玺大臣。1937—1938年任枢密院议长。1938—1940年任外交大臣。1940—1946年任驻美国大使。1959年去世。
[25]亚瑟·内维尔·张伯伦（ArthurNevilleChamberlain，1869年3月18日——1940年11月9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00年加入自由统一党。1911—1915年任伯明翰市议会议员。1912年加入保守党。1915—1918年任伯明翰市长。1916—1917年任国家服务总监。1918—1940年任下议院议员，1919—1921年任全国不健康地区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邮政总局局长。1923年先后担任主计大臣和卫生大臣。1923—1924年、1931—1937年任财政大臣。1924—1929年、1931年再次担任卫生大臣。1930—1931年任保守党主席。1937—1940年任下议院多数党领袖兼保守党党魁、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在任期间推行绥靖政策。1940年5月10日引咎辞职，同年5月11日至10月3日担任枢密院议长，10月3日因病辞职，11月9日去世。
[26]特罗亚诺夫斯基是我们了解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看法的最佳渠道，因为他是在会谈后不久亲耳听到赫鲁晓夫这样说的，不过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印象。根据当时苏联外交部美洲司副司长LeonidZamyatin的说法，赫鲁晓夫得出结论认为，肯尼迪只是个“孩子”，于是他开始考虑“我们如何才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考验肯尼迪的意志”。谢甫琴科说他参加了1961年底的一次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向他的助手们讲述了肯尼迪“软弱的”言行举止，他最后说：“我可以肯定地说肯尼迪没有一个坚强的主心骨，总体来看，他也没有应对严峻挑战的勇气。”乔治·波尔沙科夫当时是苏联克格勃人员，但甚至在维也纳会晤前他已经成为罗伯特·肯尼迪的秘密情报来源，他告诉一位美国朋友说，苏联人对美国总统在维也纳被赫鲁晓夫“深深影响了，并好像感到害怕”感到很“惊讶”。“当你用手摸到女孩衣服的时候，你想象她会尖叫，但是你不会想到她会感到害怕。”波尔沙科夫说。米高扬后来说：“加加林的太空旅行以及我们在亚非地区地位的巩固让赫鲁晓夫冲昏了头脑，他决定制服这位年轻的总统，而不是利用此次机会发现东西方之间的缓和关系。”
[27]这一段关于维也纳首脑会晤的描述源自作者于2000年6月对美国前外交人员弗拉基米尔·图曼诺夫的采访。
[28]奥斯卡·亨利·布兰顿（OscarHenryBrandon，1916年3月9日——1993年4月20日），捷克裔英国记者。出身于捷克一个银行家家庭。1939年移居伦敦，进入《星期日泰晤士报》工作。1943—1945年任《星期日泰晤士报》战地记者。1945—1946年任驻巴黎记者。1947—1949年任巡回外交记者。1950—1983年任驻华盛顿首席记者。1963—1983年任副主编。1983年退休。
[29]杰奎琳·李·鲍维尔·肯尼迪·奥纳西斯（JacquelineLeeBouvierKennedyOnassis，1929年7月28日——1994年5月19日），美国作家、摄影师。1953年嫁给约翰·肯尼迪。1961—1963年任第一夫人。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多次参与其纪念活动。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后罹患抑郁症，同年嫁给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后赴法国定居。1975年奥纳西斯去世后回国。1979年支持特德·肯尼迪竞选总统。1990年支持克林顿参选总统。1994年逝世。
[30]事实上，戴高乐在美国总统一行在巴黎停留时提醒肯尼迪夫人说，赫鲁晓夫夫人比她的丈夫还要“老谋深算”，当这两位女性走到阳台上回答大家的提问时，这种印象得到了证实。肯尼迪夫人后来回忆说，赫鲁晓夫夫人“长着一双小猪眼”，“在我还没有来得及阻止她之前，她已经抓住了我的手，高高地举了起来”。
[31]艾博特（1821—1893），1891—1892年间担任加拿大总理。——译者注
约翰·约瑟夫·考德威尔·艾博特爵士（SirJohnJosephCaldwellAbbott，1821年3月12日——1893年10月30日），加拿大政治家。1847年加入共济会，同年开始担任律师。1849年签署《蒙特利尔吞并宣言》，鼓吹加拿大并入美国。此后参加了英属北美忠诚橙会（LoyalOrangeInstitution），支持英国。1853年起任教于麦吉尔大学，并于1855—1880年任麦吉尔大学法学院院长。1860—1867年任下加拿大立法议会议员。1865年加入保守党。1867—1874年、1880—1887年任加拿大议会议员。1887—1889年任蒙特利尔市长。1887—1893年任参议员。1891—1892年任总理。1892年退休。
[32]赫鲁晓夫对杰奎琳·肯尼迪的其他印象包括：“记者总是将她说成是一个美人，对男人来说很有魅力的那种，但是她并没有给我留下那样的印象。不错，她年轻，充满活力，也很讨人喜欢，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出众之处。”至于她的言语犀利：“作为苏联代表团团长，我根本没有把她当回事；至于她究竟如何，那是她丈夫的事。如果他喜欢她，那么就祝他们俩健康长寿！”
[33]迪安·艾奇逊（1893—1971），美国国务卿（1949—1953），在其任内曾促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签订《日美安全条约》，支持美国政府发动了侵朝战争。——译者注
[34]保罗·亨利·尼茨（PaulHenryNitze，1907年1月16日——2004年10月19日），出身于一个德国移民家庭。192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随后进入投资银行工作。1942—1943年任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财务主任。1943—1944年期间先后担任战争经济委员会金属矿产处处长和对外经济管理局对外采购与发展处处长。1944—1946年任战略轰炸调查局副主席。1950—1953年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1953—1961年任外交服务教育基金会主席。1961—1963年任国防部长助理。1963—1967年任海军部长。1967—196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81—1984年任中程核力量条约谈判美方首席代表。1984—1989年任总统和国务卿军备控制问题特别顾问。2004年去世。
[35]波尔沙科夫是苏联军事情报机构的一名上校，他在美国是以塔斯社华盛顿分局负责人的身份作掩护的。不过罗伯特·肯尼迪好像确信他与波尔沙科夫之间的友谊是可信的。
[36]弗兰克·肯扬·罗伯茨爵士（SirFrankKenyonRoberts，1907年10月27日——1998年1月7日），英国外交官。1930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39—1940年任英法最高战争委员会联合秘书。1945年在雅尔塔会议上担任丘吉尔的顾问。1945—1947年任驻苏联公使。1947—1949年期间担任欧内斯特·贝文的私人秘书。1949—1951年任驻印度副高级专员。1951—1954年任外交部副国务秘书。1955—1957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57—1960年任常驻北约代表。1960—1962年任驻苏联大使。1963—1968年任驻西德大使。1969年退休。
[37]这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与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党就与德国和平条约准备相关的问题交换看法的会议记录。
[38]朱利叶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维特辛斯基（Юли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Квицинский，1935年9月28日——2010年3月3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59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78—1981年任驻西德大使馆公使衔参赞。1981—1986年任无任所大使。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6—1990年任驻西德大使。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0—1991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91年5月12日——9月21日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八一九政变期间一度代理外交部长一职，政变失败后被解除职务。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6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协会副主席。1996—1997年任联邦委员会主席顾问。1997—2003年任驻挪威大使。2003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03—2010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2008—2010年任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2010年去世。
[39]由于与缅希科夫争吵是不可能的，于是科尔年科，当时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二号人物，决定绕开他。在7月5日与肯尼迪助手小约瑟·M.施莱辛格会谈时（当时在苏联人看来，施莱辛格是反对艾奇逊的强硬路线的），科尔年科建议说，如果美国人不相信苏联的保证，使得柏林的“自由市”地位真正得以实现，那他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保证。科尔年科的意图是想增强驻华盛顿的倾向于谈判者的力量，他也的确做到了。虽然他所说的并不意味着重新谈判会达成什么协议，施莱辛格后来回忆说，但“这看起来好像苏联人或许还是想避免冲突的”。这使得施莱辛格与白宫里的其他人开始提出其他的不同选择，其中就包括再次举行谈判。
[40]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瓦伦特索夫（СергейСергеевичВаренцов，1901年2月2日——1971年3月1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41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历任西南方面军第40军炮兵司令、沃罗涅日方面军第60集团军炮兵司令、沃罗涅日方面军炮兵司令、乌克兰第1方面军炮兵司令等。1945—1947年任苏军中央部队第一编队炮兵指挥官。1947—1951年任喀尔巴阡军区炮兵司令。1951—1952年任外高加索军区炮兵司令。1952—1953年任苏联陆军炮兵副司令。1952—1955年任国防部炮兵总局局长。1953—1961年任苏军炮兵总司令。1955年被授予炮兵元帅军衔。1958—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62年任火箭部队和地面部队炮兵司令兼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3年因彭科夫斯基间谍案被降为炮兵少将军衔，并被解除一切职务。1971年去世。
[41]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彭科夫斯基（Олег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Пеньковский，1919年4月23日——1963年5月16日），1937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在莫斯科军区和乌克兰工作。1944—1945年任乌克兰第1方面军炮兵司令瓦伦特索夫的副官。1953年加入格鲁乌。1955—1956年任驻土耳其大使馆高级助理武官。1960—1962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对外关系部副部长，在任期间秘密投靠英国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充当间谍，并传递了许多军事机密。1962年10月22日被捕，1963年5月11日被判处死刑，5月16日被处决。
[42]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JamesWilliamFulbright，1905年4月9日——1995年2月9日），1925年毕业于阿肯色大学。1928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934年起担任律师。1939—1941年任阿肯色大学校长。1942年参加民主党。1943—1945年任众议院议员。1945—1974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55—1959年任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1959—1974年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1947年支持马歇尔计划。1951年起公开反对麦卡锡主义。1961年反对猪湾入侵计划。1966年起反对越南战争。1974年议员连任失败后，继续从事律师工作。1993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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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从U—2飞机到联合国会议上的皮鞋：196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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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从U—2飞机到联合国会议上的皮鞋：1960.4—9
与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纪念日一样，“五一国际劳动节”也是一年中苏联最为重要的节日。所有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都会聚集到红场的列宁陵墓之上，观看壮观的游行队伍。级别稍低一些的官员与各国外交使节则站在红褐色大理石陵墓两旁的白色看台上。在坦克、大炮与导弹发射架轰鸣着通过后，成千上万的群众身着节日的盛装走过广场，他们手舞旗帜，呼喊着有关和平与共产主义的口号，向他们的领导人致敬。从远处望去，他们一群一群地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他们是来自各个工厂与企业的员工，事先经过精心的演练，活动开始前就聚集在广场外的街道上。尽管当权者的目的是显示公众对他们的支持，但对于很多游行者来说，能在国际劳动节上游行通过红场也是件很高兴的事情。
1960年的5月1日，天气晴朗，阳光明媚。赫鲁晓夫在他位于列宁山的住所睡到大约早晨六点钟，突然旁边小桌子上的克里姆林宫保密电话响了起来。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报告说，美国的U—2侦察飞机已经越过苏联南部与巴基斯坦交界的边境，正在向苏联的心脏地带飞来。
赫鲁晓夫用早餐时脸色阴沉。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只听见勺子在茶杯里搅动的声音。他的家人知道此时最好不要问他出了什么事情；如果想告诉他们，他自己就会主动说的。喝完茶，他走向门外停放的汽车。家人本来想陪同他去红场，按照斯大林时代留下来的习惯，他们可以凭票在陵墓左侧找到位置。这一次，他们只得自己去了。赫鲁晓夫急着要去克里姆林宫召集主席团紧急会议。在将赫鲁晓夫的住所与沃罗比奥夫斯基大街分隔开的高墙外，高音喇叭已经在播放革命歌曲。
“他们又飞到我们上面来了，还是在同一地方。”赫鲁晓夫向跟在他后面走向汽车的儿子咕哝道。
“我们能将它打下来吗？”谢尔盖问道。
“这个问题问得真愚蠢。”他父亲生气地说。马利诺夫斯基保证说拦截飞机与防空导弹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飞机还是太少，而且导弹的性能也很有限。“这完全取决于会发生什么情况，它是否会撞到我们的枪口上，我们能否打中它。”现在飞机在什么地方？谢尔盖问道。靠近图拉塔姆，赫鲁晓夫回答说，“但是它接下来会飞向哪里，谁知道呢？”他说着钻进汽车，车开走了。
这并不是美国飞机在苏联领空上的第一次越界飞行。从1946年开始，美国就开始了对苏联边界附近的空中侦察飞行，一些飞机还进入了苏联领空。从1952年开始，美国和英国的秘密侦察飞机就曾厚颜无耻地越过乌拉尔山脉到达西伯利亚地区，并拍摄了像北方的摩尔曼斯克、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及斯大林格勒等城市的照片。[1]U—2飞机的第一次飞行是1956年7月4日从西德的威斯巴登起飞的，穿过波兰与白俄罗斯，并两次越过莫斯科上空，然后再向北到达列宁格勒，最后从波罗的海出苏联国界。同一个星期，就有另外六次U—2飞机穿过了俄罗斯中部与乌克兰地区。经过一段时间的间歇后，越界飞行于1956年11月和1957年夏天恢复，此后则无规则地持续着。
艾森豪威尔亲自批准了每次U—2飞机的飞行，他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严重性。他曾经承认说，什么事情也不会“比苏联飞机侵犯我们的领空能更快地让我请求国会的宣战授权”。不过，他觉得很有必要监控苏联的导弹设施（美国民主党批评人士指责说，美苏两国间已经产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导弹代差”），以防止苏联可能的突然袭击；苏联的拦截飞机与防空导弹好像还够不着高空飞行的U—2飞机，更不用说把它打下来了。此外，在1956年与1958年进行了几次抗议后，苏联已经停止抱怨这些侦察飞行了，他们好像已经对此采取默认态度了。
尽管美国航空技术的发展可以让艾森豪威尔感到安心，但他在赫鲁晓夫美国之行后的七个月里还是没有批准进行这种飞行。艾森豪威尔担心这可能会对即将到来的首脑会晤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如果莫斯科在此时具备了能将入侵者打下来的能力的话。但是美国的情报机构敦促进行更多的侦察飞行，他们安装了可以使U—2飞机飞得更高的引擎以及可以欺骗苏联雷达的新装置，他们指出赫鲁晓夫在戴维营会谈及其以后都没有提出过一声抗议。这样，艾森豪威尔总统终于同意U—2飞机可以在1960年4月9日再进行一次飞行。
赫鲁晓夫远非是对美国的入侵采取默认态度，实际上他对此大伤脑筋。如果说他在戴维营会谈期间没有提出抗议、保持沉默的话，那是因为他想避免受到美国人的羞辱。他在与儿子的交谈中老是提及这种情况。在谢尔盖看来，赫鲁晓夫愤怒异常，他简直希望入侵者再次出现，这样他们好把它打下来。“给自作聪明的人一个教训的办法，”赫鲁晓夫说：“就是用拳头说话。我们的拳头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让他们再过来好了。”
1960年4月9日，赫鲁晓夫正在克里米亚的别墅里会见苏联军方与工业界官员，就在当天，U—2飞机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机场起飞，向西穿过苏联上空。U—2飞机穿过了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超级机密的核试验基地、巴尔喀什湖萨雷沙甘附近的防空导弹试验靶场以及图拉塔姆的战略导弹试验基地，图拉塔姆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就是后来世界著名的拜科努尔。苏联的飞机与防空人员紧急动员起来，但是一架米格—19飞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坠毁，这种飞机也不可能靠近U—2，T—3拦截机在入侵者离开后也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批准，使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秘密机场，萨雷沙甘没有可供发射的防空导弹，两架从图拉塔姆起飞的T—3拦截机也不可能追上目标，其中一架还没有挂火箭，只是在最后时刻才设法挂上了一枚用于米格—19飞机的导弹。
在克里米亚别墅的客人离开后，赫鲁晓夫和谢尔盖来到海滩散步，两人脸色都很阴沉。在被问到如何才能把美国飞机赶走时，赫鲁晓夫开始咒骂起来。他没有什么办法，他说，只有吞下这枚“苦果”。再进行抗议只会证实帝国主义者的设想，“这只能是弱者对强者的抱怨；强者根本不会把弱者的抱怨放在心上，还会继续他们的无视举动的。”
赫鲁晓夫不可能猜出是谁同意了这最近一次的侦察飞行。肯定不会是他的“朋友”艾森豪威尔；他肯定不会在5月16日巴黎首脑会晤即将来到时做出这一决定的。肯定是艾伦·杜勒斯干的，他想在首脑会晤的前夕反复显示美国的优势。他觉得很有必要反复向苏联军方说明这一侵略行径，并严肃地命令马利诺夫斯基保证将下次的入侵者击落，并指示对几位将军和其他一些军官进行严厉的处罚。
然而，艾森豪威尔不仅亲自批准了4月9日的入侵飞行，而且还同意在当月晚些时候再进行一次飞行。杜勒斯与理查德·比塞尔[2]（他在中央情报局负责U—2飞行计划）想得到关于图拉塔姆的最新照片。想看一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军工设施，想拍摄几幅普列谢斯克的照片。普列谢斯克位于莫斯科以北大约600英里处，据报道，苏联第一枚可供实战的洲际弹道导弹已经做好了部署的准备。如果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拍摄不到这些导弹的照片，那么由于太阳在北半球角度的关系，他们就只好等上整整一年的时间。艾森豪威尔又一次犹豫了，但后来他还是不情愿地同意了再进行一次飞行，时间不得晚于4月25日，如果由于天气原因，截止日期可以延长到5月1日。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的飞行还是到那时为止最为大胆的行动。在此之前，U—2飞机从来没有从中部横穿过苏联领空。这一代号为“大满贯行动”的新任务将从巴基斯坦起飞，飞过图拉塔姆，向北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向西北到达普列谢斯克，然后在挪威的博德降落。
当赫鲁晓夫的汽车从列宁山驶向克里姆林宫时，苏联的防空指挥所已经陷入一片慌乱之中。不仅是马利诺夫斯基，就连赫鲁晓夫本人都给他们打电话发出警告：再不能将美国的间谍飞机打下来，那将是一种耻辱，毕竟国家已经为摧毁它们花费了金钱。虽然在这样重大的节日期间，苏联军队处于较低的战备状态，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样的灾难已经不可避免。
当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3]的飞机接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苏联防空司令部派出了一架独立的高空拦截机，当时这架飞机正好位于附近的科尔索沃空军基地，本来是要到其他地方去的。这架T—3飞机的飞行员，伊格尔·门蒂奥科夫（IgorMentyukov）上尉，本来身着礼服正在当地的公共汽车站等车，然后一辆汽车驶了过来，将他飞快地送回了基地。当时他身边既没有高空飞行服，也没有氧气面罩，飞机也没有装备武器。在12英里的高空，他将没有可供呼吸的氧气。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命令去寻找U—2飞机，进行追击。对于门蒂奥科夫来说，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能靠近鲍尔斯的飞机，于是安全地返回了基地。
谢尔盖·萨弗罗诺夫[4]大尉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米格—19飞机被本来瞄准鲍尔斯飞机的火箭击落了。当时，鲍尔斯的飞机已经被击中，或者说是被机身后面爆炸的导弹所毁伤。但是当U—2飞机的巨大碎片在苏联雷达屏幕上显示其仍处于飞行状态时，他们又发射了一批导弹，结果将萨弗罗诺夫击落。[5]
虽然中央情报局肯定在U—2飞机坠毁时没有飞行员能生存下来，但鲍尔斯还是安全地打开了降落伞，降落到了一个国营农场里。他被一个苏联农民扶了起来，但不久就落到了克格勃手里。他的被俘与供述可能会给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带来破坏性的后果，但美国总统要想得知鲍尔斯的命运还需要几天的时间。当得知这一消息时，赫鲁晓夫感到很欣喜。当时已是莫斯科将近中午时分，赫鲁晓夫正在检阅红场游行队伍，（游行队伍高举的旗帜上写着：“立即签署德国和平协议！给农业更多的化肥！”）突然，苏联防空军司令谢尔盖·比留佐夫[6]元帅，从陵墓上的领导人中间挤到了赫鲁晓夫跟前。比留佐夫当时没有穿礼服，在场的外国使节知道肯定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赫鲁晓夫面前的麦克风没有将他们的整个谈话都收录进来，但整个广场都能听到赫鲁晓夫的大喊：“干得好！”
他儿子说，当那天晚上回到家时，赫鲁晓夫“显得异乎寻常的高兴。他觉得终于找到了报仇的机会”，但是这种复仇还远没有结束。他的下一步计划是不暴露他已经击毁了飞机，抓获了飞行员，等美国人落入圈套，看他们会讲出什么欲盖弥彰的故事，然后再揭穿他们。谢尔盖回忆说，这样他就可以对“多年来对他进行羞辱的”折磨者进行报复了。
赫鲁晓夫仍然认为艾森豪威尔对此并不知情，是那些军队与中央情报局里的顽固分子捣的鬼。要是在平时，这肯定会让他感到特别烦恼，但此时却更加增强了他的自信。赫鲁晓夫告诉他儿子说，如果间谍归间谍，外交却是另外一回事的话，那他们期待已久的巴黎首脑会晤还可以如期举行。甚至空军元帅康斯坦丁·维辛宁[7]原定于5月14日对华盛顿的访问也可以按计划进行。赫鲁晓夫认为，当他收起圈套，公开鲍尔斯的命运时，懊恼的艾森豪威尔也许会进行道歉，甚至对被俘美国飞行员的公开审判也会束手无策。
他的计划聪明过了头，他变成了主要的受害者。事实上，正像他1969年向一位来访的美国人所承认的那样，U—2飞机事件成为他政治生涯终结的开始。A.麦克吉希·哈维博士是来莫斯科给赫鲁晓夫患病的女儿叶勒娜看病的。在赫鲁晓夫家里吃饭时（这种安排已经很不容易，因为赫鲁晓夫当时在家里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状态），哈维博士问他的主人为什么会从权坛上跌落下来。“在那件事情发生前，一切都很好。”赫鲁晓夫回答说：“从加里·鲍尔斯的U—2飞机在苏联领空被击落起，我就不再能完全控制局面了。”从那以后，“那些认为美国具有帝国主义企图以及军事实力最为重要的人找到了他们需要的证据，当U—2飞机事件发生后，我就没有能力再去克服这种观念了。”
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不过这也多少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要想了解U—2飞机事件的全部影响与后果，我们还有必要了解一下在此之前及之后的东西方外交关系。就西方国家而言，赫鲁晓夫美国之行燃起的希望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但是赫鲁晓夫本人的失望情绪是从1960年4月才开始的。
艾森豪威尔努力兑现他在戴维营会谈中所做的承诺。正如汤普森大使于1960年1月所总结的那样，“在戴维营，我们实际上是努力保证我们的盟友都能采取进一步行动，来解决柏林这一具体问题”。起初，艾森豪威尔想在1959年12月举行首脑会晤。这位美国总统“好像有点着急”，麦克米伦后来回忆说，但是戴高乐和阿登纳并不着急。法国总统认为，他从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还没有看出急于举行首脑会晤所能取得的进展，在四国首脑会晤前，他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为了体现法国与其他西方盟国的平等，戴高乐想爆炸法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让赫鲁晓夫访问法国，就像他访问美国一样，在举行真正的首脑会晤前，西方国家举行一次“预先的首脑会晤”。如果这样能拖到春天，那再好不过了，因为在戴高乐看来，首脑会晤应“建立在双方都能保证释放善意、发表友好声明的基础上，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批评对方的政治制度，然后再提出一大堆每个国家都不怕的理由”。
阿登纳对于一个他甚至都不想参加的会议更加不着急。任何改变西柏林地位的协议都将意味着是对赫鲁晓夫要求的妥协。这位西德总理对会谈设置了很多障碍，以致艾森豪威尔到3月份时也开始抱怨阿登纳“已经真的显得老眼昏花了”，艾森豪威尔曾考虑支持西柏林成为“某种性质的自由市”的计划，并通过联合国或是四国首脑会晤的保证来取代盟国现行的司法权力。但是，尽管艾森豪威尔向麦克米伦抱怨过他“对事情的拖延已经感到厌烦”，但他“并没有做好进一步争吵的准备”。这证实了麦克米伦的感觉，他认为“只有我和赫鲁晓夫是真正支持举行一次具有成效的首脑会晤的”。但是，甚至他的这种热情也是有条件的。当戴高乐于1959年12月告诉麦克米伦说，他认为赫鲁晓夫即将对法国的访问“特别不合时宜”时，英国首相所能得到的最好想法就是，戴高乐认为赫鲁晓夫已经变得“不那么讨人烦了，这可以成为见他的一个原因”[8]。
各国都在运用外交手腕，其结果是西方国家的谈判立场回复到了赫鲁晓夫美国之行以前的状态。签署有限禁止核试验协议的前景看起来好像好一些。虽然在视察试验基地的数量、控制委员会的组成以及为了和平目的的核试验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但麦克米伦认为“所有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征兆还是好的”。到4月份，他相信世界“处于重大进步的前夕”。但是戴高乐认为“巴黎会谈能取得积极成果的机会不大”。
美国之行的余兴未尽，赫鲁晓夫认为在首脑会晤上达成关于柏林问题的协议几乎是十拿九稳的事情，签署禁止核试验的协议也是有可能的。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对苏联的武装部队进行又一轮的重大削减，苏联又裁减了120万军队，其中包括25万名军官。他于12月8日送交主席团的备忘录中充满了乐观与热情。“我们现在有着很多型号的火箭，我们拥有的火箭数量能将整个世界炸得粉碎。”赫鲁晓夫吹嘘说。实际上苏联当时只有在俄罗斯北部的普列谢斯克拥有四枚具有实战能力的洲际导弹。尽管“有些同志”也许会反对这看起来好像是单方面的裁军，但赫鲁晓夫认为落入圈套的反而是西方国家；如果他们不仿效苏联的做法，那他们就会“背上国防预算的沉重负担，从而损害国民经济”，“从而可以更好地反映出我们制度的优势”。赫鲁晓夫的内心充满着希望，他甚至设计有一天苏联红军可以发展成建立在“防卫领土原则之上的民兵武装，苏联公民可以在不离开他们所从事行业的情况下征召服役”。
赫鲁晓夫宣称他的每一步计划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许我不可能预见到所有的事情。”他谦虚地说。然而，他希望军队裁减能在“一月底或是二月进行”，他设计的时间表是这样的：主席团于12月14日表决通过，两个星期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也表示同意，一月中旬赫鲁晓夫向最高苏维埃提交关于1924年以来苏联武装部队最大规模裁军的提议，历来只是起着“橡皮图章”作用的最高苏维埃肯定不会有什么不同意见。他根本没有与华约组织国家或是处于斗争前线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过协商。赫鲁晓夫私下里曾对汤普森大使说过：“他一直被迫运用他所有的权力来劝说苏联军方，不过所幸的是，他们现在也同意他的计划了。”
汤普森在新年前夜的晚会上又一次看到了赫鲁晓夫兴高采烈的样子。与以往一样，苏联的上流社会人士与各国使节在克里姆林宫里聚会，餐桌上摆满了各种食品和饮料，中间还有一棵巨大的新年树。宴会一直持续到将近凌晨两点钟才结束，之后成双成对的男女拥入舞池，这时赫鲁晓夫将汤普森大使与夫人、法国大使与夫人以及意大利共产党人留吉·伦哥带入了一个小一些的大厅里，厅里有一眼喷泉，周围放满了五颜六色的塑料石块。他本来想把英国与西德大使也一起叫过来的，但他们当时已经回去睡觉了，于是他就叫米高扬和科兹洛夫来代替。尽管此时大家都已经颇有几分醉意，但赫鲁晓夫宣称（用汤普森第二天发送的加急电报中的话来说），“他对他的美国之行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好客感到特别的高兴”，他还说道：“只要美国总统能继续执政一届，我肯定我们之间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在“反复而严肃地”宣称战争就意味着自杀，因为“现代武器具有可怕的杀伤威力”后，赫鲁晓夫吹嘘说，他有30枚这样的炸弹瞄准法国，还有差不多50枚瞄准英国。那他瞄准美国的炸弹有多少枚？简·汤普森问道。赫鲁晓夫回答说，那是个秘密。赫鲁晓夫再次警告说，如果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不能在德国问题上达成协议，那他就会单独与东德签署协议，从而结束西方国家在柏林的权利。科兹洛夫和汤普森几次想离席。最后他们一直持续到将近早晨六点钟。
就在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对汤普森夫妇发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邀请：他们和孩子以及汤普森的助手鲍里斯·科洛松和他的家人被邀请在下一个周末去赫鲁晓夫的别墅里度假。星期五晚上，长长的黑色轿车带着两家人来到了赫鲁晓夫的别墅。他们来到后，克格勃的安全人员拉着孩子们去雪道上滑雪橇。第二天早上，赫鲁晓夫也来了，戴着一顶皮帽，两边带有厚厚的护耳。那天的娱乐活动包括到附近的马场里骑阿拉伯马（“一定要挑性情比较温和的马”，热情的主人为了安全起见如此嘱咐道），接着是非正式的午宴，宴会持续的时间很长，米高扬充当敬酒的主人。在科洛松看来，葛罗米柯好像也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葛罗米柯夫人向美国客人保证说，他们有充裕的吃饭时间，因为赫鲁晓夫肯定“讲起话来就没完没了”。阿历克赛·阿朱别伊负责在留声机上更换唱片。“如果斯大林看到我们在这里与美国大使在一起，”米高扬说：“他肯定会从坟墓里跳起来的。”
当亨利·卡波特·洛奇于二月初前来拜访时，赫鲁晓夫仍处于乐观的期待之中。这位苏联领导人捎话给艾森豪威尔说，他在苏联可以自由地到处旅行，甚至于秘密的军事基地也不例外；赫鲁晓夫希望总统的孙子孙女们也可以一同前来；苏联人对美国总统的接待将会是十分友好的，他大可不必采取什么安全方面的防范措施。当洛奇抱歉地说赫鲁晓夫对洛杉矶的访问并不是“十分顺利”时，赫鲁晓夫对那些事情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美国之行感到越来越欣慰”。
尽管表面上显露出乐观情绪，赫鲁晓夫肯定还是觉察到了一些蛛丝马迹，首脑会晤也许不会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如果说，他的希望与忧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那就可以解释他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为什么会有如此狂热的举动了。他好像已经对首脑会晤等不及了，然而他又不愿有如此的想法，好像他已经抱定主意，现在还不是过早高兴或是失望的时候。“就好像决堤一样，”谢尔盖·赫鲁晓夫记得此时他父亲忙于进行各种各样的国防访问与会谈，“父亲转来转去，”谢尔盖比喻说：“就像笼子里的麻雀一样。”
在接见洛奇后不久，赫鲁晓夫启程前往亚洲（在谢尔盖、女儿拉达与尤莉娅以及孙女尤莉娅的陪同下）。他于2月11日到达印度，2月16日到达缅甸，2月18日访问印度尼西亚，3月2日来到阿富汗，然后于3月5日回到了莫斯科。此次访问巩固了苏联与发展中国家刚刚兴起的外交关系，但考虑到他在五年前已经访问过这四个国家中的三个，而且他的日程中更多地充斥着集会与招待会，而不是严肃的会谈，因此可以说，他此次访问的主要收获可能就是在每一站受到的对他个人的恭维，另外还有观光游览的机会。差不多十年后，他“生动地”回顾起在加尔各答举行的那次盛大的集会，集会上放飞了“大量的鸽子”：“夜幕降临了。其中一只鸽子停在我的胳膊上。人们开始相互嬉戏，摄影师们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对于所访问的每个国家，我都一直在为他们祈求和平，因此人们说现在就有了一只知道应该如何寻找自己栖身地的鸽子。”在印度尼西亚，“我们受到了人民的欢迎，盛况空前，与我们的身份很是相称”。[9]
在印度的比莱钢铁厂，该厂是苏联援建的，印度工业部长对赫鲁晓夫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认为他“对冶金有着深入的了解”。不想浪费任何一个表现机会，这位荣誉工程师［赫鲁晓夫］建议周围的观众“在建筑中以加强型混凝土替代钢铁结构”，并指导他们如何处理矿渣：“你得在矿渣高温时出炉，不能让它冷却，使之保持适当的温度，这样可以不浪费燃料，并立即将其铸造成制成品。”他还花时间对工厂住房建设发表意见，他认为工厂的现有住房反映了一种“农民心理”与“简单粗糙”。不要迎合每个想要“一处单独住房”的“农民个体”的需要，印度人应该建造四五层的公寓楼，就像他在苏联所做的那样——不过，苏联农民对这种公寓楼持反对态度，甚至在他的出生地卡里诺夫卡也是如此。
赫鲁晓夫的观光内容包括印度尼西亚袒胸露背的村妇；他后来说她们没有他在《战争与和平》中所读过的“海琳·库拉吉娜那迷人的身材与性感的胸脯”。印度尼西亚有一种叫做榴莲的水果，这种水果打开时会发出“那种特别恶臭、令人恶心的味道——就像腐烂的肉一样”，这肯定能给赫鲁晓夫的主席团同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赫鲁晓夫叫他的警卫人员空运了几箱这种水果回去。
当他的访问接近尾声时，一位西方记者问他关于在首脑会晤前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举行秘密会谈的谣传是否确有其事，赫鲁晓夫假装严肃地承认说：“我必须承认，是的，昨天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我刚刚举行了秘密会谈。他在印度尼西亚，我和他进行了长谈。我们的会谈十分友好。今天他将启程回华盛顿。”
这两件事情都有着更深一层的寓意：给他瞧不起的同事们带回臭味水果；进行了他所期望的那种与艾森豪威尔的私下会晤。行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闹剧。当飞机穿过赤道时，赫鲁晓夫的下属们穿着拼凑起来的服装在过道里跳舞，这是阿朱别伊想出来的主意，赫鲁晓夫看了也确实很高兴：一向表情严肃的葛罗米柯身穿红黑两色的衣服，化装成魔鬼；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戴着假胡须；阿朱别伊自己则戴着一顶高高的纸帽子。[10]
回到莫斯科一个小时后，赫鲁晓夫在卢日尼基体育馆向1.5万名莫斯科人报告了他的访问情况。十天后，他又启程前往法国，在法国呆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在大家看来，他差不多整个二三月份都没有呆在莫斯科。
法国当然不是缅甸。戴高乐是四巨头之一，他当时正在给他的盟友和苏联制造麻烦。如果赫鲁晓夫能让他和艾森豪威尔与麦克米伦一道赞同在首脑会晤中达成关于德国问题的协议，那就可以把阿登纳晾到一边。此外戴高乐具有个人魅力与政治魅力。“戴高乐的一些个性让赫鲁晓夫很是着迷。”阿朱别伊记得。阿朱别伊猜想戴高乐的这种“个性”就是“坚定的意志”。不过，赫鲁晓夫还看中了其他一些素质。想起斯大林的评价，他认为戴高乐“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智慧的政治家之一，至少在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里是这样”。他对戴高乐的“自信与权威派头”也很是喜欢。这位法国领导人在日内瓦会晤时“没有与他的外交部长进行协商”，不像艾森豪威尔那样。这位身材高大、举止尊贵的法国人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静与不慌不忙”，这与爱发脾气、不够冷静的赫鲁晓夫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出于对戴高乐的尊重，赫鲁晓夫不会对他给东道主留下的印象感到完全满意。除了“一次稍显粗暴的讲话”外，戴高乐后来告诉麦克米伦说：“赫鲁晓夫先生还是很友好的。”他“对看到自己发言所产生的效果很是自豪”，不过他的发言并不总是能带来他所期望的效果。他是个“狡猾、聪明、自以为是的人”，不过，尽管十分清楚讨论的基本原则问题，但他“并不能时时对细节问题小心谨慎”，“对于不停地重复的每个问题，他都执固定不变的解决办法”。[11]
赫鲁晓夫之所以坚持固定不变的解决办法，是因为戴高乐远非如此。“我想象不出他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他抛出一些暗示，但是我不能准确判断那究竟是什么意思。”戴高乐同意赫鲁晓夫的观点，认为德国可能成为一种威胁（“如果是这样，”他承诺说：“那我们将会与你保持一致意见”），但他绝对不是德国统一的倡导者。他坚持认为，达成关于德国问题协议的办法就是降低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施加的压力所造成的紧张局势。戴高乐继续说道，他的话肯定会让赫鲁晓夫大喜过望，如果能真正达成欧洲力量之间的平衡，“那我们甚至可以不再需要美国”。但是在戴高乐看来，这种平衡需要西德牢固地站在西方阵营一边，而这正是赫鲁晓夫努力阻止出现的情况。在戴高乐面前，赫鲁晓夫的外交才能完全失去了作用。他就像斥责一个小学生一样教训这位苏联领导人，他说：“你在德国问题上如此着急，只会让我感到很惊讶。”赫鲁晓夫确实有一种想法，他认为如果他不在柏林问题上投下赌注，那根本就没有达成关于德国问题协议的可能，当然，他并不是想通过在柏林问题上施加压力而最终达成关于德国问题的条约。
除了与戴高乐的会谈外，他们的会谈涉及诸如裁军、非洲以及德国等问题，赫鲁晓夫的法国之行的见闻也是很值得一提的。所幸在巴黎与各个省份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都很隆重。当听说将由地方长官来接待他时，这些地方长官的职责之一就是监督警察的工作，赫鲁晓夫“感到有些不快”。他“不喜欢在法国警察的护卫下进行访问。我认为我们的代表团受到了某种歧视”。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再三向他保证说，“戴高乐总统只是在接待最为尊贵的客人时才会命令他的［地方长官］”，这才让赫鲁晓夫放下心来。
赫鲁晓夫吹嘘说，苏联不久将会超过西方国家，不过由于有了在美国的经历，他没有再讲“埋葬资本主义”之类的话。他对巴黎和卢浮宫的美丽大为赞赏，这让他想起了30年代时的情景，当时他想在一天的时间游览完整个卢浮宫：“一整天，我都在不停地走来走去，从一个展厅到另一个展厅，我最后累得都走不动了；我只能一屁股坐到凳子上，停下来休息——那还是在我年轻、精力充沛的时候！”不过，做宣传与获得启发给他带来的满足感毕竟有限，困惑与烦恼还是不时会袭上他的心头。在兰斯，国务部长路易斯·扎克诺[12]提起了法国过去的入侵者，他在具体指明入侵者时犹豫再三，并告诉赫鲁晓夫说他提及德国人时一定要有耐心。“有时候，我对自己没有机会去外交学校感到遗憾，”赫鲁晓夫反击说，但是作为一个矿工出身的总理，他宁愿说话“直来直去，就像工人们那样，而不想用那些委婉的词语与晦涩的表达方式来隐藏真正的用意”。还有，“我想告诉你我有耐心。我有着坚强的神经。我能做到很有耐心，我现在就很有耐心。”在从里尔到鲁昂的火车上的临时记者招待会上，赫鲁晓夫谴责CBS记者丹尼尔·斯科尔道：“尽管写你那些散布毒瘤的文章去吧，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朝你脸上吐唾沫的。……如果有人打了我的右脸，那我就会毫不客气地朝他们头目的右脸上挥动拳头，让他脑袋搬家。”
赫鲁晓夫于4月4日回到了莫斯科，不过那时感到脑袋发胀的却是赫鲁晓夫自己。在阿朱别伊看来，法国之行增强了他“对自己实力的信心”，让他“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他就是世界上正在升起的最为耀眼的政治家明星”，“他那种被成功冲昏了头脑的状态让我们这些处于其核心集团的人都感到很失常”。赫鲁晓夫打破惯例，没有在飞机降落后的一个小时后向人民汇报他的访问情况。当第二天在体育馆向人民发表演讲时，他承认自己整个晚上都在思考“我是否真正成功地代表了我们伟大的国家，我是否正当地表达并维护了苏联人民的利益”。
当赫鲁晓夫外出访问时，国内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军方最高领导人仍在对一月份的裁军争论不休，不满情绪已经扩展到了更大范围的党和政府机构里。有报告说，阿登纳已经否认了西方国家会在德国问题上做出进一步的让步，美国再次倾向于为其提供核武器。缅希科夫大使从华盛顿发回警告说西方的策略就是无限期地拖延；这对于强硬派来说并不感到奇怪，他们一直担心赫鲁晓夫美国第一的优先政策会造成与中国的不睦，同时还会在苏联国内滋长危险的亲西方情绪。甚至赫鲁晓夫本人也对这种不断上升的情绪感到忧心忡忡。“我们难道是在人民中间制造虚假的希望吗？”他曾经对一位助手咕哝说：“如果我们不能兑现他们得到的承诺，创造更好的国际气候，使我们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那会怎么样？”
主席团委员也有着同样的疑惑。据称，勃列日涅夫就对赫鲁晓夫1960年1月的裁军计划提出过质疑。据说，在主席团4月7日的会议上，就曾出现过针对赫鲁晓夫政策的批评意见。由于同事们对他的害怕，他们的保留意见很可能是以某种赫鲁晓夫同样具有的担心形式表达出来的。但是，这种担心在4月9日的U—2飞机飞行后变得更加强烈了，再加上艾森豪威尔政府发言人在4月份发出了两次警告声明。国务卿赫脱（4月4日）以及副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4月20日）重申了美国在戴维营会谈前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将西柏林变成“自由市”的想法是荒谬的；西柏林已经是自由的），同时警告说赫鲁晓夫是“在薄冰上滑行”，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是不大可能产生“重大的成果”的。更有甚者，毛泽东选择4月22日发表了一篇“列宁主义万岁”的抨击性演说，谴责莫斯科对艾森豪威尔示好是对共产主义的背叛。为免赫鲁晓夫疏忽大意，中国党报《人民日报》列举了戴维营会谈以来美国的37次挑衅活动，并宣称“我们并没有看到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或是艾森豪威尔本人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4月25日，赫鲁晓夫改变了语气。在巴库发表的一次演讲中，他突然强调起了要在首脑会晤期间达成协议可能会遇到的障碍，只对首脑会晤提出了微弱的希望；认为当会谈结束时，“与会各国的关系会比以前更好一些，但并不会有逆转”。特罗亚诺夫斯基后来写道：“很显然，已经出现了这种语气上的变化，这对赫鲁晓夫来说是很典型的，他的欣快情绪已经逐渐为更为冷静的看法所代替。”
现在回想起来，原中央委员会助手菲奥多·布尔拉特斯基、资深美国问题专家乔治·阿巴托夫[13]以及赫鲁晓夫“写作班子”顾问梅隆·斯图鲁亚都相信赫鲁晓夫是在抓住5月1日的U—2飞行事件来破坏首脑会晤的，因为他也意识到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不可能取得他事先承诺的那些结果。但是，那些与赫鲁晓夫更为接近的人则坚持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当他于5月1日晚上打电话给特罗亚诺夫斯基时，赫鲁晓夫仍然认为艾森豪威尔会宣称对此次间谍飞行并不知情，通过怪罪其他人来挽救首脑会晤。如果美国总统做得更进一步，真的向苏联表示道歉，那么赫鲁晓夫去巴黎时就不会处于守势（其实，不管是谁派出的U—2飞机，他们的目的都是想侦察苏联国内的动向，从而使赫鲁晓夫在巴黎首脑会晤上处于不利地位），相反，艾森豪威尔将会处于不利地位。当然，这一结果也很难得到保证。在他儿子看来，赫鲁晓夫同时“对这种游戏很是喜欢”，他满心欢喜地为白宫设下了一个陷阱，但是至于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他“并没有明确的计划”。
华盛顿处理U—2飞机危机的做法使得恶劣的形势变得更加糟糕。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是保持沉默，或是编造出一个故事，并一口咬定，而是刚开始就撒了一个并不高明的谎言，然后又一点点地道出事情的真相。当中央情报局了解到，用副局长罗伯特·阿莫里谨慎的话来说，“我们的一架机子掉了下来”时，美国宇航局于5月3日推出了一个事先编排好的说法：他们的一架飞机在土耳其上空执行高空气象研究任务时在该国东部地区坠落。虽然这种说法明显是谎言，但艾森豪威尔仍然认为这可以使赫鲁晓夫继续忽视U—2飞机对苏联领空的入侵。即使飞机已经被打下来了，总统认为飞行员肯定已经死掉了。赫鲁晓夫还得披露U—2飞机被击落的事情，不过就在同一天，他在莫斯科发表了长篇激烈的反美讲话，这让一个来访的埃及代表团感到很吃惊。[14]
5月5日，星期四早上，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向最高苏维埃的1300名代表发表讲话。表面上，一切都很平静。出于一些无法知晓的原因，葛罗米柯特别邀请了汤普森大使参加会议，并坐在外交人员座位的第一排；美国记者普里斯西拉·约翰逊[15]深受首脑会晤前这种友好气氛的影响，她甚至穿过外交人员座位的过道，与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记者坐在一起。赫鲁晓夫讲话的第一部分提出了一个以减轻世界紧张局势为基础的国内计划：增加消费品生产的优先地位；一周更短的工作时间；到1965年取消某些税收。然后在三个多小时的讲话后，赫鲁晓夫突然披露了U—2飞机事件以及U—2飞机的命运（但并没有说出飞行员的情况），这使得人们对他提出的国内计划产生了疑虑。[16]坐在汤普森旁边的美国外交人员弗拉基米尔·图曼诺夫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虽然天色阴沉灰暗，大厅里也没有开灯，这使得赫鲁晓夫在其讲话的前面部分显得脸色沮丧而阴郁，但就在他投下U—2飞机事件这枚重磅炸弹时，乌云散开了，一缕明亮的阳光从上面照射下来，照在赫鲁晓夫神采飞扬的脸上。
他披露的U—2飞机事件使会议大厅陷入了一片骚动之中。在代表们的一片嘘声与唾骂声中，赫鲁晓夫大谈美国的背信弃义与不妥协的立场。美国人派遣U—2飞机来进行间谍侦察，肯定是为了“对我们施加压力”，试图“削弱我们的意志”、“考验我们的神经”，想让我们“卑躬屈膝”。[17]但是，他接着也对艾森豪威尔如何挽救首脑会晤提出了建议：如果“这种挑衅行为是由五角大楼的好战分子策划的，总统并不知情”，那赫鲁晓夫会“带着善意，心无旁念”地前往巴黎，会不遗余力地努力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普里斯西拉·约翰逊注意到，他的声音“沙哑而低沉，显得很疲惫”。
当天晚上，外交部副部长雅科夫·马里克[18]在埃塞俄比亚的外交招待会上很是出了一次丑。瑞典大使问马里克苏联准备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哪一条来申诉此次越界飞行事件。“具体情况我并不清楚，”马里克回答说：“他们还在审问飞行员。”卢埃林·汤普森听到了马里克的这一谈话，他马上赶回大使馆，给华盛顿发出了一份“加急”电报。华盛顿方面收到这份电报前的四分钟，美国宇航局发言人刚刚公开推测在苏联境内被击落的那架飞机也许就是宇航局在土耳其上空执行高空气象研究并于星期天早上失踪的飞机。由于这份声明不仅撒了谎，而且还编造了详细的细节，因此当赫鲁晓夫最后公开他的圈套时，美国宇航局的声明就为苏联人提供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目标。如果汤普森的电报能早一些到达，那么至少可以避免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
马里克的失言迫使赫鲁晓夫对他采取了措施。[19]最高苏维埃又召开了一次会议。5月7日，星期六下午，赫鲁晓夫幸灾乐祸地详细披露了他即将戳穿的美国人的谎言。然后，他微笑着得意地说：“同志们，我必须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故意没有说出这个飞行员还活着，并且身体状况良好，我们还得到了这架飞机的残骸。［大笑。长时间的鼓掌。］我们是故意这么做的，因为如果我们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布出来，那美国人就会编造出另外一个谎言了。［大厅里一阵大笑。鼓掌。］”
至此，这位控制不住自己的总理已经决定将这种嬉戏继续下去了。U—2飞机的侦察照片苏联已经冲洗出来了，质量很好，但是“我必须说，我们的照相器材能拍出质量更好的照片，也更精确。……［大厅里爆发出一阵笑声］。”那位飞行员鲍尔斯本来是想用随身带的毒药自杀的。“这是多么的惨无人道！［代表们的低声议论变成了大声的呼喊：‘无耻！’‘无耻！’］这就是那个自杀的工具——美国人杀害自己同胞的最新成果。［赫鲁晓夫向大家展示了一张这种毒药的照片。］”鲍尔斯身上带有7500卢布。难道他是想飞到我们领空“将旧卢布兑换成［最后发行的］的新卢布吗？［大家禁不住大笑起来。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除了他自己手上戴的手表外，鲍尔斯还带有两块金表与七枚女性用的戒指。“他在那么高的地方需要这些东西做什么？［会议厅里一阵笑声。鼓掌。］也许这位飞行员要想飞得再高一些——到火星上去——到那里去勾引火星上的女郎？［会议厅里一阵笑声。鼓掌。］”
尽管这很好笑，但即使他在嘲弄美国人时，赫鲁晓夫还是感到了压力。他仍然愿意承认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这起事件并不知情”。但是，如果说是美国军方自作主张，那赫鲁晓夫就是在逼迫美国总统承认他在掌控美国政府上的失职。不过，让赫鲁晓夫对美国总统提出质疑的还是U—2飞机事件本身。就像特罗亚诺夫斯基后来所说的那样：“如果［赫鲁晓夫］没有做出足够强烈的反应，那莫斯科与北京的鹰派就可能会利用［U—2］事件来说明赫鲁晓夫准备接受任何来自华盛顿的侮辱——他们这么认为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在5月7日发给国务卿的那份绝密电报中，汤普森大使提醒华盛顿方面，千万不能承认艾森豪威尔知道U—2飞机的事情。但是，第二天美国总统就指示他的助手们承认对侦察飞行情况的掌握，并申辩说，为了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这种越界飞行是必要的，只是没有承认他了解具体的飞行计划，包括5月1日鲍尔斯的飞行。
如果说艾森豪威尔还有机会在最后时刻改变主意，从而保全他自己与赫鲁晓夫的面子，那么这位苏联领导人5月9日的举动并没有增进这种机会。“要他承认是不可能的，”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招待会上嘲讽美国总统说：“但要否认也是不可能的。这就好像那个有名的关于不是处女的处女的故事一样——因为她已经生了孩子。［会场内一阵笑声。鼓掌。］”什么样的国家能“容忍军方做出政府反对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哪位军人做出这样的事情，那我们肯定会拎他的耳朵，就在这里，在光天化日之下［一阵嬉笑］。”不过，就在此次讲话中，赫鲁晓夫披露他正在考虑进一步削减苏联军队的规模（比1960年1月宣布的那次裁军规模还要大），他甚至对苏联军方对裁军的抵制态度进行了调侃。“我注意到日亚多夫[20]同志听到这话时直挠头——他会说，怎么又要裁军［一阵嬉笑］。不，不是现在，将军同志，而是以后。……［一阵嬉笑］”
苏联的将军们几乎从来没有与汤普森大使交谈过，但他们在U—2飞机危机期间曾向他暗示说，赫鲁晓夫“处理此事很鲁莽，是在冒风险”。[21]赫鲁晓夫本人也曾暗示过他正在处理的这种紧张局势威胁到他自己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地位。“我必须和你谈谈，”他低声对汤普森说：“这一U—2飞机事件已经让我处于可怕的境地。你们得设法让我摆脱这种局面。”
汤普森答应试试，但是已经太迟了。同一天，国务院新闻发言人林肯·怀特宣读了五天内的第四份关于U—2飞机事件的声明，这份声明承认整个飞行计划都得到了“总统的授权”。更加糟糕的是，这份声明没有宣布今后将放弃此类飞行任务。美国总统将此声明作为其可资利用的外交斗争工具，如果赫鲁晓夫坚持将美国取消对苏联越界飞行作为参加首脑会晤的前提条件之一的话。
根据谢尔盖的说法，当赫鲁晓夫读到美国的最新声明时，他“简直气炸了。如果他们想让他丧失理智的话，那他们真的不折不扣地达到了目的”。这是“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背叛，而他却将他称为朋友，并在不久前两人还同坐在一张谈判桌前……他的这种背叛让赫鲁晓夫十分伤心。由于U—2飞机事件，他是永远不会原谅艾森豪威尔的。”
赫鲁晓夫是这样解释当时的形势的：“艾森豪威尔的立场使我们失去了所有想帮助他摆脱眼下困境的可能性。……我们不可能再饶恕美国总统了。这就好比是他把屁股朝向我们，我们只得使劲地踢它。”不过，尽管他的怒气不断上升，但赫鲁晓夫还是继续为首脑会晤进行着准备——这部分是由于可以将取消首脑会晤的过失归咎于西方，部分是因为巴黎将是一个羞辱美国人的绝好舞台，而且还因为取消巴黎会晤将标志着他多年来一直奉行的政策的失败。
他的这种矛盾心理于5月10日表现了出来。鲍尔斯飞机的残片以及个人物品，包括他的金表、无声手枪、用于贿赂的卢布和没有使用的毒针，被放置在高尔基公园进行公开展出。整个上午，人群都涌入了二战期间展示缴获德国战利品的那个展览厅。下午四点钟，大厅被清空，好让赫鲁晓夫参观展览。然后，数百名记者，事先都得到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授意，被放进展览厅参加一个“临时的”记者招待会，赫鲁晓夫站在柳条椅上，好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听到他的讲话。
赫鲁晓夫得知美国总统亲自批准了此次间谍飞行时感到很“震惊”：“无耻，厚颜无耻！”这让他想起了他孩提时代在尤索夫卡见到的那些攻击毫无防备的路人的罪犯。“但我们并不是毫无防备的路人。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变得强大而有力量了。”除了“气愤或嘲笑”外，普里斯西拉·约翰逊认为：“对他与艾森豪威尔之间的友谊已经不复存在的失望好像成为他讲话的主调。”在被问及他是否还会欢迎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时，赫鲁晓夫足足思考了30秒钟。“我该怎么说呢？”他最后回答说：“如果你处于我现在的境地，你会如何回答？……我是个人，我也有七情六欲。”尽管如此，首脑会晤与美国总统的访问仍在准备当中。赫鲁晓夫保证“在美国总统逗留期间，苏联人不会有什么过激的举动”。他会尽一切努力来保证“国际局势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他要求与会的记者“不要写出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更加紧张的报道”。[22]在普里斯西拉·约翰逊看来，赫鲁晓夫好像“是在与自己对话”，他好像“试图替自己找到不去参加巴黎首脑会晤的理由”。特罗亚诺夫斯基回忆说，赫鲁晓夫讲话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对于究竟如何处置目前的局势拿不定主意”。[23]
在5月12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据称几位委员提议取消首脑会晤，但是赫鲁晓夫仍然希望艾森豪威尔能在最后时刻作出姿态，使会晤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他甚至告诉他儿子说，他计划提前一两天到巴黎去，以便有时间与美国总统进行和平谈判。在出发的前夕，赫鲁晓夫在他的别墅周围长时间散步时想起了他访问艾森豪威尔盖茨堡农场的情景。他说，一定要邀请美国总统到他的别墅里来，这很重要，向他展示附近集体农庄里庄稼的生长情况，还可以带他乘摩托艇沿莫斯科河航行。然而，赫鲁晓夫还是对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感到很“闹心”。他的“困惑”，他后来说：“不时困扰着我。我越来越确信，如果我们若无其事地去参加会议，我们的尊严将会受到损害。”
赫鲁晓夫说在飞往巴黎的途中，他决定要在首脑会晤中提出抗议。事实上，在沃努科夫—2机场时，赫鲁晓夫的决心就已经做出了。除了赫鲁晓夫、葛罗米柯和马利诺夫斯基外，前去参加巴黎首脑会晤的代表都已经登上了飞机。（代表团人员包括21名顾问、5名情报人员、8名翻译、5名密码人员、10名速记员、4名通讯专家、4名司机、28名警卫人员以及其他相关的工作人员，还有财务专家和医生等。）主席团委员聚集在玻璃过道里，后来又来到机翼下进行最后的话别。飞机起飞后不久，赫鲁晓夫告诉他的助手们说他必须要求艾森豪威尔正式道歉，处罚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并承诺以后不再进行类似的飞行；他认为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美国总统不可能答应的，这样首脑会晤差不多肯定会破裂。“这实在可惜，”赫鲁晓夫说：“但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U—2飞机飞行不仅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而且也是对苏联的巨大侮辱。”
特罗亚诺夫斯基静静地听着赫鲁晓夫的讲话，想到国际社会重又回到了冷战最紧张的局势中，不由得感到心情沮丧。在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一向表情严肃的外交部副部长瓦列里安·佐林[24]在大厅里转来转去，嘴里不停地唠叨着：“情况不妙！情况不妙！”在特罗亚诺夫斯基看来，唯一感到高兴的好像就是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西方观察家从马利诺夫斯基出席巴黎首脑会晤得出判断认为，他们是想确保赫鲁晓夫不会偏离新的强硬路线。实际上，特罗亚诺夫斯基回忆说，并没有存在那种危险。如果说需要注意的话，那也是赫鲁晓夫得克制住自己的愤怒情绪。在巴黎期间，有一次葛罗米柯将美国国务卿赫脱说成是拄着拐杖的瘸子，赫鲁晓夫大声问道：“这是不是上帝给那个恶棍做的标记。”担心他在与赫脱本人交谈时也会这样说话，葛罗米柯和特罗亚诺夫斯基反对作这种比较。
当飞机于5月14日在奥莱机场降落时，赫鲁晓夫已经为四大国首脑会晤做好了准备，随时将抛出爆炸性的问题：“我的愤怒就像电流一样在我体内不断积聚，随时都有可能释放出来。……我们的代表团就像一块强力的磁石，将排斥任何带有相反电荷的异体。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虽然提前抵达巴黎一天本来是想进行和平努力的，但赫鲁晓夫却将其用于发泄他的怒气上。在原来的皇家围猎场、现为苏联大使馆所在地的别墅里呆了一晚，早上散步时“帮助”一位法国农户用镰刀割草后，赫鲁晓夫对戴高乐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按照戴高乐的说法，他们之间的会见变成了一次“名副其实的交锋”。赫鲁晓夫通过法国总统向艾森豪威尔传递了一份最后通牒。戴高乐的回答是U—2飞机事件本身表明举行首脑会晤很必要，这招致赫鲁晓夫“发泄他强烈的义愤”。现在与戴高乐抗争的赫鲁晓夫和3月份刚在法国访问的那个人完全不同，法国总统后来说：“他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我看只有在俄罗斯的传说故事中才会出现。”
当他当天晚些时候与麦克米伦会面时，赫鲁晓夫变得稍微“随和”一点了，但是他所要传达的信息并非如此。在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后（留在戴高乐那里的也是这份声明）赫鲁晓夫“发表了一番言辞激烈的讲话，对美国进行了攻击，艾森豪威尔总统、五角大楼、反动派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统统成了他攻击的对象”。他顺便提及英国首相“出身贵族”，而他，赫鲁晓夫，“则是矿工出身”。年轻时，他“逮过麻雀，小鸟啄过他的手”，但苏联人民“不是麻雀，他们现在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对任何企图发起新的战争的人予以致命的一击”。艾森豪威尔曾在戴维营会谈中将赫鲁晓夫称为他的“朋友”，甚至教给他英语单词。但是现在，赫鲁晓夫说：“他的朋友（他曾一再痛苦地重复这一称谓），他的朋友艾森豪威尔背叛了他。”[25]
西方国家对赫鲁晓夫表演的反应不一。如果赫鲁晓夫破坏了首脑会晤，那“法国对不可避免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办法”，戴高乐说，“一直以来努力呼吁举行此次会谈的”并不是法国。虽然被完全激怒了，但艾森豪威尔仍然想尽办法来挽救这次首脑会晤。与往常一样，麦克米伦做好了对任何最极端的情况让步的准备，即使“柏林成为联合国的一个市，那也不是一种太坏的命运”。
5月16日，星期一，赫鲁晓夫和他的代表团第一个来到了爱丽舍宫。戴高乐带着他们走上宽大的大理石台阶，带到了一个大大的绿色会议厅里，这间会议厅房顶很高，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园。在会议厅的中央，几张桌子拼成了一个正方形。几分钟后，戴高乐将英国代表团领了进来，赫鲁晓夫与麦克米伦握手致意。但是当艾森豪威尔进来的时候，他和赫鲁晓夫没有握手。
四个代表团各就各位，法国与美国代表团相对，苏联代表团坐在美国人的右边，与他们相对的是英国代表团。“我们相聚在此，举行四国首脑会晤。”戴高乐招呼大家安静，宣布会议开始。“昨天我收到了一位与会代表，赫鲁晓夫先生的声明，我已经将他的声明口头转达到了其他的代表，艾森豪威尔总统和麦克米伦先生。因此，现在有谁想发表意见吗？”
赫鲁晓夫先生说他有话要说，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是。戴高乐建议说，作为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艾森豪威尔先进行发言。赫鲁晓夫愤怒地反对说，所有代表团的团长都是平等的，而且他还是首先提出请求的。戴高乐抬起眼来看了一下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冷冷地点头表示同意。
赫鲁晓夫重新站了起来，麦克米伦后来描述说“他的手势让人想起了米考伯先生”，赫鲁晓夫从口袋里拿出“一大卷折叠起来的打印文件”，开始“严厉抨击艾克（就像米考伯对希普那样），言语中混合着辱骂、讽刺、攻击以及有理有据的争辩”。
赫鲁晓夫用了大约45分钟（包括翻译时间）宣读完了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在这种情况下，”他后来回忆说：“我知道我不能信口开河。每个词语都必须准确，每个句子都必须组织得当……让他们没有任何误解的余地，否则就有可能被我们的对手所利用。”
当他大声宣读时，中间偶尔停下来喝口水，赫鲁晓夫的左眼开始跳动，双手颤抖。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不但没有谴责U—2飞机事件，反而宣布将继续这样的侦察飞行，苏联代表团不可能参加这样的会谈，并提议将首脑会晤推迟“大约六到八个月”，他们没有明说，到那时艾森豪威尔就不再是美国总统了。同样，美国总统对苏联的访问将被无限期推迟。
赫鲁晓夫在宣读声明时声音越来越高。戴高乐有一次打断他说：“这个会议厅里的音响效果很好，我们都能听见主席的发言。你没有必要如此大声。”赫鲁晓夫抬起眼睛，从他的无边眼镜上边看了一下戴高乐，不过还是放低了声音。在美国翻译沃龙·沃尔特斯看来，这位苏联领导人好像“让自己显得更为愤怒了”。当他结束发言时，赫鲁晓夫后来写道：“我的情绪已经被完全激发起来了，感觉到斗志旺盛，心情振奋。正像和我一样单纯的人会说的那样，我卷起袖子想打架。我的声明引起了很大的骚动，特别是警告如果不能得到美方满意的答复，我们将收回对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这一段。”
在赫鲁晓夫情绪越来越激动的时候，艾森豪威尔也变得越来越按捺不住了，他的脸和脖子涨得通红。不过，他在赫鲁晓夫之后的发言还是比较克制的。尽管美国不会“推卸其防范突然袭击的责任”，但U—2飞机的间谍飞行“在最后的事件后还是暂时中止了，并且没有继续发生类似的情况”。美国代表团准备继续举行首脑会晤。美国总统也准备“在主要会谈进行的同时举行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双边会谈”。
麦克米伦脸上露出忧虑的神色，他恳求他的同事们记住那句法国谚语：“事情拖下去就不会有结果了。”戴高乐在赫鲁晓夫发表长篇演说的过程中一直坐在那里，看上去心烦意乱，他再次以一种对不安分守己的青少年的口吻对赫鲁晓夫说：“在U—2飞机被击落以后和你离开莫斯科之前，我叫我国大使去拜会你，就按期举行此次会晤还是推迟征求你的意见。现在并没有发生什么其他的变故。你告诉我的大使说应该举行此次首脑会晤，而且还应该取得丰硕的成果。……你把麦克米伦先生从英国带到了这里，把艾森豪威尔将军从美国也拉到了这里，我也费了很大的周折来组织此次首脑会晤，但是你现在这种丝毫不肯让步的态度却使会晤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他还指责赫鲁晓夫对法国进行了多次的越界飞行，“就在昨天，你在离开莫斯科前发射的那颗卫星在没有得到我的允许的情况下飞越法国领空18次。我怎么知道你们没有在上面安装照相机来拍摄我们国家的照片呢？”
“上帝可以作证，”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赫鲁晓夫回答说：“我的双手是干净的。”
“好，那么，你怎么那么自豪地拿出月球照片给我们看呢？”
“在那个上面，我们安装了照相机。”
“噢，在那个上面，你们安装了照相机。”
这番对话之后，赫鲁晓夫的双手颤抖得更加厉害了。[26]还有一次，他曾直接对艾森豪威尔说：“我不知道是否该这么说——但是我们就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使你在首脑会晤前做出这种挑衅性的举动。如果没有这事，我们可以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此次首脑会晤，也可能取得最佳的成果。……上帝可以作证，我是带着干净的双手和单纯的心情来到这里的。”
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禁止今后继续进行类似飞行的承诺表示出些许的满意。但是当戴高乐呼吁他不要将他的强硬声明公开，以维持会晤继续下去的必要气氛时，他表示了拒绝。如果他不发表这个声明，苏联的“公众舆论”也许会认为通过谈判“美国已经迫使苏联在威胁面前屈服了”。因为全世界都知道美国对苏联的威胁与侮辱，因此世界人民也必须知道他不是来巴黎请求北约的“恩赐”的。
戴高乐看到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休会。当麦克米伦试图安排“第二次会谈”时，赫鲁晓夫纠正他说：“这还不能算是首脑会晤的开始。会谈还没有开始呢。我们认为这次会晤只是一次预备会议。”
“我已经烦透了！我已经烦透了！”艾森豪威尔在回到美国大使馆时大喊道。赫鲁晓夫就是个“畜生”，他想通过这种表演给克里姆林宫的同事们留下印象。麦克米伦当天晚上很晚时来到了美国代表团驻地，他看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显得“很沮丧”，而戴高乐“则有点幸灾乐祸”；在他看来，这并非出乎意料，他说：“一切都结束了。”当麦克米伦恳求他的西方国家同事让他设法挽救这次首脑会晤时，他的眼睛里都噙满了泪水。会晤的破裂将意味着他两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政策的“破产或是几乎破产”。“真是难以形容今天的情景。”麦克米伦当天晚上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他一生中“最为悲惨的一天”。当他于晚上9时30分来到苏联大使馆时，赫鲁晓夫兴高采烈地大谈他如何将美国人抓了现形，艾森豪威尔是如何统治他的国家但没有支配权的。赫鲁晓夫“显得彬彬有礼，但他已经拿定了主意”；马利诺夫斯基“几乎连眼都没有眨一下”；葛罗米柯“也没有说一句话”。离开苏联大使馆时，麦克米伦抱怨说：“苏联人也许知道如何造人造卫星，但他们肯定不知道如何缝制裤子。”
西方领导人安排了第二次会谈——并非真的抱有什么希望，只是将不来参加会议的责任推到赫鲁晓夫身上。赫鲁晓夫也没有闲着。第二天早上，他和马利诺夫斯基在一大群记者的簇拥下开车来到了法国的乡村。在去马恩战场的途中，他们的车队停了下来，这样好让赫鲁晓夫能“帮助”道路维护工人砍掉倒在路上的一棵树，后来他们来到了普勒絮马恩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马利诺夫斯基作为一名机枪手曾在这里战斗过。正如麦克米伦所说的那样，赫鲁晓夫“只要有机会，就与村民们进行一系列的交谈”，但这并没有“让我的同事们的心情好起来”。在他们等待赫鲁晓夫对举行第二次会谈的书面要求作出回应时，戴高乐怒气冲冲地说，赫鲁晓夫“很可能会整整一个星期都用来打电话与去乡村游历”。赫鲁晓夫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十足的无赖”，艾森豪威尔牢骚满腹地说。“砍掉猫尾巴”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最后，一位苏联助手捎话来说赫鲁晓夫拒绝做出答复。“告诉他，”戴高乐生气地说：“文明国家间的通常做法是，要以书面回复来答复书面要求。”几分钟后，这位苏联信使宣布说，赫鲁晓夫会以书面形式做出答复的，但除非美国接受他提出的所有前提条件，否则他是不会参加第二次会谈的。赫鲁晓夫也许还希望艾森豪威尔会做出让步。“谁应该先做出表示呢？”他在回到莫斯科后的一次讲话中说：“所有人都清楚，应该是那个破坏了我们两国不断发展的友好关系的人。但是你们知道，他期望我做出让步！”[27]
在离开巴黎前，赫鲁晓夫在拥挤闷热的夏洛特宫举行了一次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记者招待会，与会的记者差不多有3000人，会场乱哄哄的。就像特罗亚诺夫斯基所说的那样，站在脸色阴沉的葛罗米柯与眉头紧锁的马利诺夫斯基中间，赫鲁晓夫“真的让人找不着了”。在对他认为来自西德新闻记者的嘘声做出回应时，他挥舞着拳头，对着“那些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没有消灭干净的法西斯杂种大声叫嚷。他们已经在我们的痛击下葬身地下了。如果再对我们发出嘘声，再有难听的言语，那你们就要注意了！我们也会痛击你们，让你们再也哼不出一声”。当这招来更多不满的反应时（《真理报》对此情景的描述是“雷鸣般的掌声，有人高呼‘说得对！’‘和平万岁！’还有‘个别人发出不满的叫喊’”），赫鲁晓夫提醒听众们他们是在与谁打交道：“我是伟大的苏联人民的代表，在列宁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人民取得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而且……”接着是更多的叫喊与嘘声。赫鲁晓夫继续说道：“我简直难以按捺自己的喜悦。我喜欢与工人阶级的敌人进行斗争，听到这些帝国主义走狗的叫喊，我感到很是高兴。”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母亲，”他突然说道：“还有我的父亲，他在一个矿场工作。她几乎没有钱去买一杯酸奶，但是当我们有时将酸奶放到桌子上时，我家的那只猫会偷偷地去舔，于是她就拎起猫的耳朵，使劲摇晃它，将它的鼻子摁到剩下的酸奶上，然后再使劲摇晃它，再将它的鼻子摁到酸奶上。”还有，“在我成长的那个矿场里，如果有人逮到去掏鸽子窝的猫，就会抓住它的尾巴，把它摔到地上。这样，猫就能更好地懂得它都做了些什么了”。
赫鲁晓夫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表现并非从头至尾都是怒气冲冲。至少在一位听众看来，他有时还是“有着幽默感，脾气不错的”，在记者招待会结束时，他没有警告战争的威胁，而是呼吁和平。事实上，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赫鲁晓夫的表现已经是最好的了；只是后来在与东欧国家大使们见面时，他的愤怒与受到的伤害才完全显露了出来。
根据波兰驻法国大使斯塔尼斯劳·吉耶夫斯基[28]的请求，赫鲁晓夫在苏联大使馆向华约国家的外交使节通报了巴黎首脑会晤的情况，苏联大使馆里的会议厅装饰得金碧辉煌，地板上铺着红地毯，上面吊着树状的灯饰，周围是沉重的烛台、皮沙发和安乐椅。赫鲁晓夫在葛罗米柯和马利诺夫斯基陪同下走进会议厅时精神抖擞，满面红光。在我和朋友们喝了一轮白兰地酒后，赫鲁晓夫开始叙述他的故事：在沙皇时期一个偏僻的军营里，军官们无一例外地都遇到了无休止的烦恼。在他们吃喝至微酣时，军营的最高长官会拉出一名士兵，踢他的屁股，让他随着“上帝拯救沙皇”的节奏放屁。但是有一天，在为附近军官的客人们进行“表演”时，这位将军一脚踢出，却没有任何反应，于是就大声责骂那位没有能力放出屁来的士兵。赫鲁晓夫接着说，最后“那个士兵再也无法克制住自己了：‘我也使劲了，连屎都拉出来了。’他说。这就是艾森豪威尔的所作所为。他努力去尝试了，但结果却拉出一泡屎。亲爱的同志们，这就是你们可以向你们政府汇报的内容。”
大家都发出谄媚的笑声，只有表面严峻的葛罗米柯没有随声附和。赫鲁晓夫转向他的外交部长问道，英国人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晚上八点钟）穿着他们的无尾礼服坐下来吃饭？葛罗米柯看起来茫然不知所措，但还是点头表示赞同。
“那么麦克米伦现在肯定穿着他的半正式晚礼服或是无尾礼服就餐呢，”赫鲁晓夫继续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让我们现在邀请他过来。”
英国首相到达这里需要多长时间？赫鲁晓夫问苏联驻法国大使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29]。大约半个小时，维诺格拉多夫回答说。
“那么你去给他打电话，”赫鲁晓夫说：“就说我想和他在这里谈谈，唯一可能的时间就是今天晚上，他必须在40分钟内到达这里，不能再晚。强调一下时间。我想让他马上赶到这里，这样就能看到他的无尾礼服上沾满煎蛋了。”
葛罗米柯显然觉得有些尴尬，于是在他的主子跟前耳语了一番。赫鲁晓夫脸上放光，眼睛也炯炯有神，听了葛罗米柯的话后，他大笑起来，并大声宣布说：“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同志指责我在你们面前说这些细节问题。但是对于我们的盟友，我没有任何秘密可言。”[30]
也许是赫鲁晓夫改变了将麦克米伦召唤过来的想法，反正历史上没有有关这样一次会谈的记载，不管麦克米伦的无尾礼服上是否沾有煎蛋。不过就像那句俗话所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在这里，受到羞辱、心怀愤怒的赫鲁晓夫就是想让优雅懦弱的麦克米伦做出和他一样粗俗的举动。
吉耶夫斯基大使对赫鲁晓夫的做法也感到很震惊，他向《纽约时报》专栏记者C.L.舒尔茨伯格透露说，赫鲁晓夫“情绪上有点不大对劲”，西德首相阿登纳也有着类似的看法。“赫鲁晓夫已经失去了理智。”阿登纳告诉舒尔茨伯格说。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翰·海·惠特尼[31]说赫鲁晓夫在巴黎的表现“就像个遭到人们唾骂的妇人一样”。中国当然很高兴了。中国人已经警告过赫鲁晓夫“美帝国主义”不可相信，他们现在希望（就像他们在1963年给莫斯科的信中所说的那样）“那些对所谓的戴维营精神大唱赞歌的人应该从这些事情中吸取教训。……”东德人则充满着期待。当赫鲁晓夫从巴黎回国途经东柏林时，数以万计的忠实的共产党员在塞林宾德大厅聆听了他的演讲，他们期望赫鲁晓夫能带给他们让西方国家生活于恐惧之中的信息：苏联会最终与东德签署单独的和平协议，从而结束西方国家在柏林的权利。“美国总统背信弃义！”赫鲁晓夫叫喊道：“我重复一下这个词——背信弃义！”但是他再次推迟与东德签署和平协议，他说：“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六到八个月内还会举行首脑会晤。在这种形势下，再稍等一段时间还是明智的。……局势不会跳出我们的掌控的。我们要等待，相信结果会更好。”
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即使对他的心智是否健全没有什么疑惑，也会对他的策略表示怀疑的。“据我所知，”谢列平回忆说：“间谍是什么时候都会存在的，今后也必将如此。因此他肯定还是可以在其他的时间与地点找到教训艾森豪威尔的机会的。”出于不同的理解，苏联的很多外交人员将巴黎首脑会晤的破裂看成是一种灾祸。非但没有在重大的问题上取得哪怕是一丝的进展，赫鲁晓夫还与艾森豪威尔把关系搞僵了，毁坏了苏联与西德的关系（至少暂时是这样的），疏远了东德的知识分子，他们本来希望改善与西方的关系，赫鲁晓夫还鼓励瓦尔特·乌布利希继续在柏林问题上制造对抗冲突的气氛。
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飞机上的气氛显得很压抑。这一次，赫鲁晓夫没有一下飞机就直奔体育场，向苏联人民汇报他的访问成果。
“这绝不是与艾森豪威尔打交道的方法，”米高扬在很多年后说：“因为说到底，我们的防空导弹是碰巧将U—2飞机击落的，赫鲁晓夫这种歇斯底里的做法是难辞其责的。……他几乎对所有的人都是怒目相向。……他至少使缓和的气氛迟到了15年，对此他是有责任的。”特罗亚诺夫斯基对此表示赞同：“赫鲁晓夫在对艾森豪威尔发泄怒火时做得太过分了。”特罗亚诺夫斯基希望能有策略地使他的主子保持克制，但是他承认说他没有敢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后来责备他和另外一位助手没有经常提醒赫鲁晓夫：“你们为什么不纠正他？如果你们不指出他的错误，那还会有谁能做到呢？”
赫鲁晓夫本人对他在巴黎的表现也不是十分满意。谢尔盖·赫鲁晓夫记得，虽然在回顾他造成的骚动时，赫鲁晓夫的双眼会放出光芒，但很快“就会露出警惕的神色，情绪也会很快变得沮丧起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在回忆录中仍坚持认为自己对U—2飞机事件的处置是正确的原因：“有一句俄国谚语说：你的一只脚一旦踩进了泥沼，整个身体就会陷进去。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我们勇敢地抵抗美国人，他们就会继续派遣间谍到我们的国家来。”
赫鲁晓夫做出这种虚张声势的表示是很自然的。对缓和的追求毕竟只是他的政策中的一部分。与资本主义竞争、抗击西方的威胁、教训西方傲慢自大的领导人，这些同样也是他追求的目标。不过，那年夏天，赫鲁晓夫的不满意还是通过不同的方式表露了出来：他的活动特别的狂乱；只要一提到艾森豪威尔，他就显得十分痛苦；最为严重的是，对毛泽东采取的贸然轻率行动使与中国的关系受到了无法挽回的损害。
赫鲁晓夫夏天的日程安排包括去罗马尼亚10天（6月18日至27日）、去奥地利9天（6月30日至7月8日）、去芬兰3天（9月2日至4日），并对里海附近的阿斯特拉罕省进行了一次视察，然后再回到他的出生地卡里诺夫卡（1959年，他曾有意错过了一次回去的机会）。每到一处，他都讲对自己在国内外所取得的进展感到心满意足，但不得不经常为自己进行辩解。他否认自己对首脑会晤抱有过高的期望。他对很多事情都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为什么会去巴黎（“体现我们最大的克制”），他为什么在巴黎没有与艾森豪威尔进行单独会谈（这是美国总统的错），他为什么在五月一日前没有对美国的越界飞行提出警告（因为他们自认为苏联不可能将它们击落），以及他为什么没有在回到莫斯科时像往常一样与公众见面（因为他刚刚已经在柏林讲过了，此外反正不久就要举行共产主义突击工人的聚会）。
赫鲁晓夫在6月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对美国总统有过如此的诽谤：如果艾森豪威尔离开白宫后需要找工作，“我们可以雇佣他当我们幼儿园的园长。（我敢肯定他是不会虐待儿童的。）”在提到取消艾克对苏联的访问时，“一个人是不适宜去他已经搞得一团糟的主人家里做客的”。就在此次记者招待会上，赫鲁晓夫保证会在美国大选后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签署取消西方国家在柏林权利的德国和平协议。“不知我的意思表达清楚了吗？”他对参加招待会的大约400名记者问道。
“是的！——与会记者们回答道。”
“N.S.赫鲁晓夫——我觉得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表达清楚的话，我们会再重复一遍的。在我们签署了和平协议后，形势会变得更加明朗。”[32]
7月9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一次教师集会上发表讲话。在回顾他最近的奥地利之行时，特别是那里的天主教堂试图动员忠实的教徒对他进行示威抗议，赫鲁晓夫着重强调了“帕斯特瓦”——“集会”的俄语单词——然后问听众他的重音是否读得正确。“我得承认我在读这个单词时声音有些发颤，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发音方面有弱点，而且我知道你们是严格的判官。……我不想将责任推到我的老师身上。我的老师们都是很好的人，特别是那个叫丽迪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女教师，我一生也不会忘记她的。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很显然，我生活的那种环境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所以，帕斯特瓦的重音究竟是在第一个音节，还是最后一个音节上？”
急于取悦赫鲁晓夫，他的助手们想方设法找到了他在卡里诺夫卡的老师，并把她带到了莫斯科，和她原来的明星学生热烈相聚。赫鲁晓夫肯定对自己超过了她崇高的期望感到十分的自豪。然而，巴黎首脑会晤的失败仍然让他感到苦恼。6月，克格勃头目谢列平向他推荐了一份长长的肮脏诡计单子，其中包括仿造旨在让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大失颜面的文件。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他们的计划究竟有多少被付诸实施，也不知道是否是赫鲁晓夫主动向他们下达的指令。但是如果说那些设法找到吕底亚·米哈伊洛夫娜的助手们能体会到他们主子的心思，那谢列平肯定也能。
同样，赫鲁晓夫的女婿，《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伊肯定也能揣摩出他的心思。在奥地利访问时，阿朱别伊有一天晚上喝得太多了，他对一位美国人大叫：“你们美国人已经完蛋了，但是你们是不会承认的。我们现在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像这样将你们砸碎。”说着他将一个酒瓶从瓶颈处砸碎。当这位美国人回击说他听起来就像是希特勒时，阿朱别伊气得暴跳如雷，他的同事们只好将他拉出了房间。“不，不，”他叫喊道：“我就是想告诉这个美国人我对他们政府的看法。他们的政府里都是些背叛人民的愚蠢而软弱的家伙。”
在赫鲁晓夫看来，毛泽东和他的手下一班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巴黎首脑会晤的破裂使苏联对美国的示好努力告一段落，而中国人对苏联与美国关系修好感到很不安。与北京方面走得更近一些，赫鲁晓夫可以取悦莫斯科那些担心“失去中国”的人。但是走得太近又会鼓励克里姆林宫内那些中国同情者敦促赫鲁晓夫答应他难以接受的和解条件。这种考虑说明赫鲁晓夫还是想冷静地在他们之间作出选择，但是实际上，他对毛泽东所采取的猛烈抨击的做法，根本没有考虑到后果。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计划于6月20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在6月18日之前，罗马尼亚人都是按照往常的国内会议来准备的，然而，赫鲁晓夫突然于6月18日宣布了他将参加此次党代会的决定，这迫使其他执政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同样也要参加，除了中国以及与他们关系正处于上升时期的阿尔巴尼亚外。当赫鲁晓夫来到布加勒斯特后，他对中国的突然抨击使所有与会代表都大吃一惊。
赫鲁晓夫在正式讲话中对他继续追求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进行了辩护，尽管他在巴黎遭遇了挫折。与此同时，苏联代表团在会议期间散发了一封长达80页的“情况通报书”，强烈谴责中国的立场。在谴责苏联散发文件的同时，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将苏联给中国共产党的一份秘密材料在代表们中间传阅，苏联人在这份材料中极尽嘲讽辱骂之能事，一位看过这份材料的西方人描述说：“充满了恃强凌弱与辛辣嘲讽，结构松散，内容包罗万象（就像赫鲁晓夫本人的讲话记录一样）。”
如果赫鲁晓夫想恐吓一下中国人，那么他们公布的那份秘密材料也让他吃了一惊。在党代会最后的闭幕式上，赫鲁晓夫抛开了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开始长篇大论地猛烈抨击中国。根据一份文件的记录，他指名道姓地批评毛泽东“除了自己的利益，对其他任何事情都视而不见，死死抱住那些与现代世界的现实相悖的理论不放”。根据另一份记录，他将毛泽东称为是“一个从鼻孔里产生理论的佛”，是一只旧橡胶套鞋。[33]
赫鲁晓夫的暴烈表现和几周前在巴黎记者招待会上没有什么两样，这招来了彭真的辛辣回击，彭真讽刺他除了在对待西方国家关系上摇摆不定外根本没有什么外交政策。受到挑战的赫鲁晓夫开始报复了：一夜之间将所有的苏联顾问撤出中国。根据中国人的说法，莫斯科撤走了1390名专家，撕毁了343份合同，拆毁了257个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项目，“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做出的”。[34]除了经济上的负面影响外（中苏贸易在1961年下降了一半多，1962年苏联对中国的出口只有1959年的四分之一），赫鲁晓夫的行动还使莫斯科丧失了依靠其在中国的顾问获得重要情报的机会。
当时的苏联驻中国大使斯蒂潘·切尔沃年科听到撤走专家的消息时感到很“吃惊”，他采取了措施试图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给莫斯科发去了一封电报。我们说这一举动是有违国际法的。如果我们对中国人的帮助必须终止，那至少也要让这些顾问在中国呆到他们的合同到期。我们希望在此期间情况会有所好转。”切尔沃年科将莫斯科的错误归咎于赫鲁晓夫个人的冲动。很显然，勃列日涅夫也持这种看法，他从前的助手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认为，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分裂开始于一系列“有损我们自己国家利益的冲动的对外政策措施。你们肯定得记住他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不仅从中国撤出了我们的军事人员，而且还包括经济顾问——尽管这些都是有协议与合同的”。
前中央委员会官员列夫·德柳辛很清楚地记得当时这些利益攸关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德柳辛已经听说过苏联的决策者正在考虑撤出专家顾问的事情，他记得自己曾努力说服当时负责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关系的尤里·安德罗波夫，使他相信这么做将会导致重大的错误。安德罗波夫指示德柳辛准备一份有关此事的备忘录。但是，当他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写时，德柳辛说：“我们从赫鲁晓夫的书记处得到指示说他刚刚已经签署了撤走专家顾问的命令。我认为这是赫鲁晓夫令人最不能容忍的错误之一。当然，这导致了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他认为他的行动会改善两国关系。”[35]
事实上，在1960年11月于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会议期间，莫斯科与北京的确在向着双方和解的方向发展，在此次会议上，尽管双方进行了一些激烈的交锋，但最后双方都在一份妥协声明上签了字。[36]但是毛泽东的翻译阎明复回忆说：“这是一种暂时的停战。从长期来看，事态的发展已经失去了控制。”[37]
在巴黎首脑会晤后，赫鲁晓夫说他会等上六到八个月再恢复东西方之间的高层交往。他的想法是艾森豪威尔的继任者在11月的美国大选或是在1月份宣誓就职后会马上准备会谈，他对此充满信心。与此同时，他6月初考虑去参加于9月份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到7月中旬，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但是到8月10日才正式宣布。他表面上的目的是去支持他钟爱的事业，特别是裁军与非殖民地化。但是在他的儿子看来，他内心的想法是“为巴黎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报复”，迫使西方国家领导人在违背他们意愿的情况下再次举行最高级会晤，在全世界面前揭露美国及其总统的罪行，并提议将联合国迁出美国。最为重要的是，根据特罗亚诺夫斯基的说法，赫鲁晓夫“有着难以遏制地想羞辱美国总统的冲动，通过不受邀请出现在艾森豪威尔的大本营里”。
谨慎的葛罗米柯担心除了共产主义盟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领导人会呆在家里，这样赫鲁晓夫就会在纽约处于尴尬的孤立境地。因此当其他国家领导人也纷纷表示将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赫鲁晓夫“露出了胜利者的姿态”，他儿子回忆说，当美国人下达命令说没有得到官方的允许，苏联代表团不得离开曼哈顿时，他“简直就想马上起来与美国人斗争”。
赫鲁晓夫决定乘船去纽约。他想象着自己就像他在年轻时所读到的那些美国的第一批定居者那样来到纽约（同时也可以避免飞机因为不得不中途降落加油而带来的羞辱，因为他前一年作不间断飞行去美国的图—114飞机正在进行检修）。然而，沮丧的念头时时侵袭着他满怀的期待；在谢尔盖·赫鲁晓夫看来，“父亲的头脑里越来越充斥着关于死亡的想法”。表面上，他是担心“北约也许会对我们的舰船采取某种敌对的行动”，但是他实际上也可能是担心此次美国之行并不能给他带来在巴黎所没有取得的外交上的胜利。
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陪同下（此外，还有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领导人，斯大林于1945年默许两加盟共和国可以作为独立的国家参加联合国会议），赫鲁晓夫于9月9日晚上从位于波罗的斯克的一个苏联海军基地出发（离原东普鲁士城市柯尼斯堡不远）。这艘性能良好的“波罗的海号”舰船是荷兰人于1940年在阿姆斯特丹为德国人建造的，二战后被苏联人作为战利品缴获，被重新命名为“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号”，后来在“反党集团”于1957年被打倒后又重新更换了名称。赫鲁晓夫对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越洋航行的回忆既有担忧，也有愉悦的经历。他的担忧主要是可能在纽约会受到不友好的接待，而他的愉悦则来自可以将工作（阅读形势报告，与东欧国家领导人进行磋商）与游戏（推圆盘游戏，不时地对那些晕船的人开玩笑，赫鲁晓夫自己不晕船），结合在一起以及那种“被一望无际的海水所包围”的“新鲜而罕有的感觉”。
当他们坐在甲板的椅子上时，一群专家与助手开始轮流给赫鲁晓夫宣读关于国际事务的情报材料。其中的一名助手德米特里·古里乌诺夫记得赫鲁晓夫“在舰船上表现得很冷静。他没有发脾气，尽管他是个很爱冲动的人”。但是，当赫鲁晓夫口授指示，将外交部在莫斯科为他准备的发言稿修改得态度更为强硬时，葛罗米柯感到很担心。赫鲁晓夫说：“对美国单方面行动的批评措词要更加激烈一些。……有必要考虑将联合国总部搬到瑞士、奥地利或是苏联。……对付美国人……就是要打落他们的牙齿，然后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得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你把牙齿露出来了。’”
在漫长的旅行中，赫鲁晓夫经常与水兵们在一起，给他们讲故事与笑话。当东欧国家领导人在酒吧间没完没了地打牌时，赫鲁晓夫宁愿去看电影，不过他会和他们一起去观看水兵们的业余消遣活动，特别是和他的好朋友，匈牙利领导人亚诺斯·卡达尔一起喝上几杯。当他的高级助手们因为晕船而躺在他们的舱室，稍低级别的官员围着女招待员与打字员转时，赫鲁晓夫就与苏联低级别的外交人员阿卡迪·谢甫琴科一起消磨时间。赫鲁晓夫感叹对西方文学没有什么了解，不过他开玩笑地说那还不如学好一门外语，“对我而言，掌握好俄语会更有用”。在谈到如何与西方国家领导人打交道时，他盼望着有关全面彻底裁军的宣传会软化他们在军控谈判中的立场。“每种蔬菜都有它自己的生长季节。”他和蔼地告诉谢甫琴科说。
“波罗的海号”于9月19日驶入纽约港。与赫鲁晓夫一年前胜利抵达安德鲁空军基地相比，这是多大的落差啊！舰船的甲板在航行途中进行了重新粉刷，其他的地方也都打扮一新，就为了能在到达美国时给世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但是，当他们进入港口时，受到了国际码头工人工会示威者的“欢迎”，他们租来了一条观光船，手持标语牌：红色的玫瑰，紫色的紫罗兰，斯大林已经死了，那么你呢？亲爱的赫鲁晓夫！去死吧，你这个混蛋！
“他们全都穿着古怪的服装，”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朝我们挥动标语牌，举起像稻草人那样的东西，并通过扩音器向我们喊口号。我们全都走到甲板上来，指着他们笑。对我们而言，示威是美国侵略势力上演的一场化装丑剧。”
如果说这种“欢迎”是令人不快的，那73号码头的情况则更糟：这是一个位于东河上的破烂不堪的码头。《真理报》记者瓦西里耶夫在苏联代表团还没有到达时已经起草好了他的报道文章：早上阳光明媚；欢乐的人群在码头上列队欢迎；每个人手里都挥舞着鲜花。实际上，“波罗的海号”徐徐驶入港口时，天上下着大雨，除了苏联官员和他们的家人、记者以及警察与安全人员外，只有匈牙利流亡示威者在那里“迎接”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由于码头工人工会的示威者抵制“波罗的海号”靠岸，舰船上的水兵只好放下救生筏，然后将救生筏固定在码头上，而外交人员只好自己将行李费力地搬下来。同时，至少有一名船员叛逃。
谢甫琴科认为，苏联驻美国与联合国大使应该为这种悲惨的抵达场面负责，他们过于机械地领会了莫斯科关于不要把钱浪费在租用码头上的指示。实际上，是赫鲁晓夫本人发出的指令。他“极为愤怒”，赫鲁晓夫后来说，他深信“美国人让我们停靠如此破烂的码头是想作弄俄国人”，但是他“并不想去寻找替罪羊。我只能责怪自己。”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然而，当他于早上9时48分走下跳板时，赫鲁晓夫还是努力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他脚下的那块极富东方特色的垫子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一样吸干了雨水。他在码头所发表的讲话中以挑战的口吻建议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临时的首脑会晤。在《真理报》上发表前，瓦西里耶夫设法将阳光明媚的词句删除了，但保留了码头上簇拥着欢乐的人群的描述。
赫鲁晓夫在纽约一直呆到了10月13日，然后乘飞机回到莫斯科。前后加在一起，他离开克里姆林宫超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即使根据他自己喜欢到处游历的标准，此次离开的时间也是令人惊讶的太长了。很显然，他对让其他人在国内主持事务有足够的安全感。但是他对自己所认为的使命太过迷恋了，他在联合国大会上为共产党国家的事业进行了大量的发言。
在纽约，赫鲁晓夫就像苦行僧一样到处奔波。他发表了几次长篇演讲，并积极参加联合国的辩论。在曼哈顿以及苏联代表团在长滩格伦科夫的驻地，不管白天黑夜，只要需要，赫鲁晓夫会随时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与世界各国领导人拥抱，在正式的午宴与晚宴上发表讲话，并出现在大卫·索斯金德[38]的电视节目里。他也制造了一些骚乱，有一次在没有告知警察与安全人员的情况下（为了显示他有权利在纽约市自由活动），他来到哈莱姆（纽约贫困黑人居住区）看望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特里萨饭店拥挤的走廊里与卡斯特罗热情拥抱。站在位于公园大街与68号大街交汇处的苏联代表团驻地二楼的阳台上，赫鲁晓夫曾对下面聚集的记者，嘴里哼出“国际歌”的曲调。当一位新闻记者提醒他在红色墙壁的衬托下，他的白衬衣会成为很好的攻击目标时，赫鲁晓夫昂首挺胸，右手挥舞着拳头，向空中做出斩钉截铁的姿势。
苏联的媒体当然将所有这些都描述成赫鲁晓夫取得的胜利，他在回国后也是这么表示的。“他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他儿子写道，认为联合国大会“为巴黎首脑会晤的失败做出了补偿”。但是赫鲁晓夫在纽约的言行不能只说成是夸张而古怪，实际上显得很奇异。当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赫鲁晓夫用拳头敲击桌子表示抗议，直到后来葛罗米柯（经过一番犹豫后）、苏联代表团里的其他成员以及最后所有其他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团都加入这一行列。当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公开对巴黎首脑会晤的失败表示遗憾时，赫鲁晓夫跳起来喊道：“是你们将飞机飞到了我们的领空，你们的侵略行动应该受到惩罚！”并再次挥舞胳膊，用拳头敲击桌子。麦克米伦转过头来向联合国大会轮值主席，爱尔兰的弗雷德里克·H.布兰德提出抗议说，如果赫鲁晓夫先生继续这样下去，他希望他能作出解释。布兰德敲槌要求赫鲁晓夫保持会场秩序，那一天赫鲁晓夫没有再作出干扰会议的行为。
10月11日，当他向大会做完发言回到座位上时，赫鲁晓夫突然注意到西班牙人没有鼓掌。他用手指着一位西班牙年轻代表的脸，用俄语大声咒骂，并好像随时准备上去对那位外交使节拳打脚踢似的。在联合国与苏联安全人员走上前后，这位苏联领导人才稍稍平息了怒气。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那个著名的敲皮鞋事件，这发生于赫鲁晓夫在纽约的最后一天。一位菲律宾代表在讨论非殖民地化的问题时指责莫斯科说，东欧“被剥夺了政治与民权”，“实际上是被苏联吞并了”。在用双手敲击桌子后，脸色涨得通红的赫鲁晓夫脱下他右脚上的皮鞋（根据谢尔盖的说法，那是一种矮腰的便鞋，因为赫鲁晓夫不喜欢系鞋带），示威性地挥舞着，然后干脆在桌子上敲打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直到会场上所有的人都看着他议论纷纷。[39]坐在赫鲁晓夫旁边的葛罗米柯表情十分痛苦。带着“痛苦的抉择”以及那种“像将要跳入一池冰水的那种表情”，这位外交部长也脱下了他的鞋子，开始在桌子上轻轻地敲打起来，好像希望他的主人能看到，而其他人看不到似的。[40]
赫鲁晓夫对他自己的表现洋洋自得。得知特罗亚诺夫斯基没有看到那一幕时，赫鲁晓夫告诉他说：“噢，你真正错过了一场好戏！太有趣了！你知道，联合国就像某些议会一样，少数派必须依靠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们暂时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但时间不会太长。”其他人对此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白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基里尔·马祖罗夫觉得这让人感到“很尴尬”。根据谢甫琴科的说法，会议结束后在苏联代表团的驻地，“所有的人都感到困窘与沮丧”。一向要求严格、不做错事的葛罗米柯“气得嘴唇发青。但是赫鲁晓夫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他仍然大声地笑着，不时开个玩笑。他说有必要‘给联合国沉闷的气氛注入一丝生气了’”。
当天晚上，向来以机智幽默著称的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在与赫鲁晓夫共进晚餐时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办法表达他的不满：“赫鲁晓夫同志，你还记得你在用鞋子敲打桌子后不久走上讲坛要求保持会场秩序吗？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部长，西克[41]同志，转过身来对我说：‘你认为他有时间穿上鞋子吗？他是光着脚走上去的？’”特罗亚诺夫斯基写道：“很多坐在会场里的人都开始窃笑。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的领导人当时已经意识到他也许做得太过分了。”
根据赫鲁晓夫儿子的说法，这种怪异的举动让苏联代表团成员也大吃一惊，当赫鲁晓夫于1964年被赶下台时，这被他的对手当作反对他的理由之一，而且很多俄罗斯人至今仍对此耿耿于怀，其实这是一种精心策划的姿态，赫鲁晓夫是从大革命前俄罗斯杜马会议上学来的，他认为西方国家的立法会议上仍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42]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种恶劣的表现，反映了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当联合国大会同意讨论非殖民地化问题时，赫鲁晓夫很是满意，但当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决定将他的裁军提议归由一个更低一些的政治委员会讨论时，他又暴怒起来。他紧张地关注着刚果的局势（在刚果，苏联支持的卢蒙巴[43]处于亲西方的冲伯[44]与蒙布图[45]的包围之下），并对他所认为的联合国的反卢蒙巴偏见很是恼火。“我对联合国没有好感，”在特罗亚诺夫斯基向他报告了一些来自刚果的坏消息时，赫鲁晓夫在“波罗的海号”上咆哮说：“联合国不是我们的组织。那个一无是处的哈马［俄罗斯人对哈马舍尔德[46]的轻蔑称谓］对于本与他无关的重要事务总是想窥视、插手。我们真的要给他点厉害看看。”
赫鲁晓夫要求应由三名官员（这三驾马车由一位西方人、一位共产主义阵营的代表以及一个来自中立国家的代表组成）来取代联合国秘书长的职权，而且联合国应该将总部搬到欧洲——瑞士或是奥地利，甚至也可以设在苏联。但是这些愚蠢而滑稽的改革会削弱联合国作为论坛的分量，而赫鲁晓夫当时已经选择这一论坛作为他谋求利益的场所，同时这也有违苏联反对对《联合国宪章》进行任何修改的长期政策。他的这些提议不仅遭到了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反对，美国外交人员马上站起来表示反对，而且就连赫鲁晓夫自己的代表团中也有人反对。“赫鲁晓夫突然之间开始坚持他的三驾马车的想法，”当时在苏联外交部任职的乔治·科尔年科记得：“这是他自己的想法，西方国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从实质上来看，这是一种没有希望、不切实际的想法，这就是当时我们很多人对此的看法。他继续提出这些问题是另外一回事，从常识来看，他的这些想法也是奇怪、不可理解的。”[47]
随着联合国大会的继续进行，赫鲁晓夫发现对会议辩论“越来越失去了兴趣”。在与麦克米伦的私下交谈中，他显得很沮丧，仍然对艾森豪威尔耿耿于怀，他说艾森豪威尔在总统任期内的表现表明“美国没有总统照样可以运转下去”。[48]在9月26日与美国商业界人士的午餐会上，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些关于他自身的问题：他为什么到美国来？他的美国之行是否值得？“我认为是值得的。”他回答说。在10月7日的联合国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时，他严厉地指责说：“那些认为我们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人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在10月20日回到莫斯科后，他在“回国欢迎”讲话的一开始就讲到：“如果有人问去纽约参加此次会议是否值得，那么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不仅值得，而且我们是必须去的。”他还说：“我们努力以荣誉与尊严来代表苏联的利益。我们没有浪费一点时间，我们完全明白我们去纽约不是去做客的，而是去工作的。［会场内一阵骚动。热烈的鼓掌。］”
工作、荣誉、尊严——是的，他们在那里工作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纽约呆的时间越长，他就得反驳更多的对他的荣誉所提出的挑战。他对1956年干涉匈牙利事件的谴责以及无视他的裁军提议的回答是：“我们并不害怕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俄罗斯内战］中追击白军时也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们想用这些分歧来吓倒我们。那好，先生们，你们还没有具备这样的能力呢。”虽然大卫·索斯金德并非理论界的重量级人物（在没有从事电视节目时，他是新理论、新思想的产生者），但他还是打断并迫使这位面露疲惫的客人说出了实话。“不要这么着急，”赫鲁晓夫生气地说：“尽管你年轻刚烈，而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我仍然可以与你一搏。……”当索斯金德称赫鲁晓夫是“在对着月亮吠叫”时，赫鲁晓夫回击说：“‘吠叫？’这是你们国家通常的礼貌的谈话方式吗？我们认为这是粗鲁的。毕竟，我的年纪已经大得可以做你的父亲，年轻人，你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和我谈话。我自己也不会允许有人这么和我说话的。我不是来这里‘吠叫’的，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部长会议主席。因此，你应该对向我表示尊重而感到高兴。……”[49]
纽约人对赫鲁晓夫表现出的是持续的关注，但并不能说是尊重。“不管是谁在集会上出现，”一位观察人士说：“除了赫鲁晓夫外，很少有人能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会风风火火地走进来，身材矮胖，面带微笑，热切地搜寻着可以与之交流的目标，而他马上会被一群好奇的人所包围。”所有的情形都可能激怒并挑起他的脾气。在联合国会议的间隙，他在苏联代表团驻地也会变得十分狂躁。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不能像平时那样散步，因此他“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一只老虎一样不停地转来转去”，只能在小小的阳台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晚上，他还得忍受警察摩托车“刺激神经的不停的吼声”，特别是当他们换班时。“开始的声音像人在拍手，然后像开枪，最后像炮弹爆炸——而这一切都恰好在我的窗子下面。我简直无法入睡。不管我多么疲倦，我只好睁着眼躺着，不是听见一班警察离去，就是等待另一班警察到达。”
豪华的格伦科夫别墅曾经为哈罗德·普拉特[50]所拥有，后来被洛克菲勒家族购买，但这也没有让苏联人感到有什么舒心的地方。那个月里大部分的时间天气温暖而晴朗，但是即使在别墅宽敞的草地上，也“总是有人大声喊叫、吹口哨以及过往汽车的喇叭声”，所有这一切都表达了“他们对我们来到美国的愤怒”。
赫鲁晓夫内心的紧张情绪有一些得以发泄了出来，但更多的还是闷在心里。在埃及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他与赫鲁晓夫很熟悉）看来，赫鲁晓夫“在纽约好像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之中”。纳赛尔与赫鲁晓夫会谈过两次，一次是在曼哈顿，一次是在格伦科夫，但是“这两次会谈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很多时间都浪费在对过去老问题的争辩之中”。
纳赛尔和其他中立国家的领导人是赫鲁晓夫在联合国自然的支持者。虽然他对他们未能在联合国大会上全力支持他感到不满，但他只得克制自己的愤怒。于是他就将怒气发泄到了他忠实的、一直以来任劳任怨的外交部长身上。一天，在苏联代表团驻地，赫鲁晓夫发现自己坐在葛罗米柯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瓦列里安·佐林中间。“你们哪个是外交部长？”赫鲁晓夫质问道。“当然是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了。”一脸疑惑的佐林回答说。“不，他不是，”赫鲁晓夫嚷道：“他不是外交部长，他是堆狗屎。”[51]
葛罗米柯的犬马之劳换来的就是这样的评价。他得到的，至少从那天来看，就是赫鲁晓夫向他的外交部长发泄他的轻蔑与傲慢。
[1]关于U—2飞机越界飞行前的简要历史以及在苏联领土附近执行的但并没有得到越界飞行授权的空中侦察飞行情况（在1946—1991年间，美国共损失了170名空军与海军机组人员），请参阅霍尔的《越界飞行真相》，第25—39页。
[2]小理查德·默文·比塞尔（RichardMervinBissellJr.，1909年9月18日——1994年2月7日），1947—1948年期间服务于马歇尔计划。1954年进入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并于1954—1962年期间负责U-2间谍飞机计划。1958—1962年任中央情报局计划副局长。1960—1961年期间参与策划并实施了旨在推翻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猪湾入侵”计划，阴谋失败后，于1962年被解除职务。
[3]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FrancisGaryPowers，1929年8月17日——1977年8月1日），美国飞行员。1950年加入美国空军。1956年被中央情报局招募。1960年驾驶U-2飞机飞越苏联领空时被击落，旋即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62年通过交换囚犯而获释回到美国。此后曾在洛克希德公司担任试飞员。1977年因飞机失事身亡。
[4]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萨弗罗诺夫（СергейИвановичСафронов，1930年3月25日——1960年5月1日），苏联战斗机飞行员。1960年5月1日在负责击落U-2间谍飞机时，被苏军防空部队发射的导弹击中，不幸牺牲。
[5]谢尔盖·赫鲁晓夫也谈起过事后的掩饰与误导的宣传。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揭露了U—2间谍飞机飞行后的几天，一位美国使馆武官在乘坐火车时从一位苏联空军军官那里得知，一枚瞄准U—2飞机的导弹将一架苏联飞机击落了。
[6]谢尔盖·谢苗诺维奇·比留佐夫（СергейСемёновичБирюзόв，1905年8月5日（或1904年8月8日）——1964年10月19日），1917年入伍。1922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参加斯摩棱斯克战役、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顿巴斯行动、解放克里米亚战役、雅西—基希讷乌行动、解放贝尔格莱德战役。1946—1947年任南方阵线副总司令兼保加利亚联合控制委员会副主席。1947—1953年任滨海边疆区军区司令兼远东军区第一副司令。1953—1954年任中央部队总司令。1954—1962年任苏联空军第一副总司令。1955—1962年任苏联空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6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63年任战略导弹部队总司令。1963—1964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64年因飞机失事遇难。
[7]康斯坦丁·安德烈耶维奇·维辛宁（КонстантинАндреевичВершинин，1900年6月3日——1973年12月30日），1919年加入红军和俄共（布）。1921年参与镇压了坦波夫叛乱。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南部战线空军司令、第4航空集团军司令、外高加索前线空军司令。1946—1949年、1957—1969年任空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46—1950年、1954—197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1950年、1954—1956年任巴库防空部队司令。1950年2—9月任第57航空军司令。1950—1951年任驻德国部队第24航空军司令。1951—1953年任边境线防空部队司令。1951—1953年、1956—1957年任空军副总司令。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4年任苏军防空部队司令。1961—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9—1973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督察。1973年去世。
[8]在他们接下来的谈话中，麦克米伦说，赫鲁晓夫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与训练的人，因此特别敏感”。戴高乐回答说：“当然，赫鲁晓夫先生过去的生活很悲惨。他总是受到羞辱与不公正的对待，因此直到现在，他也从来没有建立起自尊与自信。”
[9]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抱怨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奇思妙想”使得他将这个盛大的集会做得有点过了头，不过这也没有妨碍他对此的欣赏。
[10]飞机上的滑稽剧源自谢尔盖·赫鲁晓夫提供给作者的家庭影片。赫鲁晓夫的儿子坚持认为给主席团同事们送去臭味水果并非是想开玩笑，因为他父亲在水果送出之前也没有尝过。
[11]这是1960年4月5日（星期二）下午6时以及4月6日上午9时45分戴高乐总统与麦克米伦首相在白金汉宫会谈的内容。
[12]路易斯·扎克诺（LouisJacquinot，1898年9月16日——1993年6月14日），1916年入伍。1919年赴波兰，参加了苏波战争。1930年加入民主联盟，并于1930—1932年任战争部长幕僚长。1932—1940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38年退出民主联盟。1940年3月21日——5月10日任内政部长。维希政权成立后，曾多次试图参加自由法国运动，但直到1943年才得以前往阿尔及尔。1943—1944年任民族解放委员会海军专员。1944—1945年、1947年任海军部长。1945—1946年任临时政府穆斯林事务部长。1945—1973年再次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49—1951年任退伍军人事务和战争受害者部长。1951—1954年任海外部长。1958—1966年任国务部长。1962年加入全国独立共和党人联合会。1966年退休。1968年加入新共和国联盟。1993年去世。
[13]格奥尔吉·阿尔卡季耶维奇·阿巴托夫（ГеоргийАркадьевичАрбатов，1923年5月19日——2010年10月1日），苏联历史学家。1939年加入红军。1943年加入联共（布），参加了卫国战争。1949—1953年任外国文学出版社高级科学编辑。1953—1957年任《哲学问题》杂志主编。1957—1959年任《新时报》主编。1959—1960年任《共产党人》杂志顾问。1960—1963年任《和平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专栏作家。1963—1964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64—196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顾问。1967—1995年任美国和加拿大RAS研究所所长。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1997年任联合国援助协会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6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2010年去世。
[14]在5月4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赫鲁晓夫的两位门徒（基里钦科与贝尔雅耶夫）被挤出主席团，还有三位（阿里斯托夫、福尔采娃与伊格纳蒂耶夫）被免除书记处职务，取代他们的人中包括更为独立的阿历克赛·柯西金与弗罗尔·科兹洛夫。一些人认为赫鲁晓夫的批评者已经开始利用U—2飞机事件反对他了。不过，赫鲁晓夫本人也对自己的门生感到不满：基里钦科甚至比赫鲁晓夫本人还要粗鲁，而且还没有赫鲁晓夫那么精明；当赫鲁晓夫想谈正事时，阿里斯托夫总是不停地将话题转移到钓鱼上面；伊格纳蒂耶夫和福尔采娃缺乏足够的分量，特别是在国际事务方面。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父亲的斗争并非是与他的反对派，而是和他自己。……”
[15]普里斯西拉·约翰逊·麦克米兰（PriscillaJohnsonMcMillan，1928年7月19日——2021年7月7日），美国记者、翻译家、作家、历史学家。
[16]赫鲁晓夫也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种矛盾：“一些同志”也许会问：“我们真的应该如此着急地取消税收并增加对消费品生产的投资吗？这是否会削弱我们国家的防卫能力？”
[17]普里斯西拉·约翰逊·麦克米伦在1994年12月布朗大学的赫鲁晓夫百年纪念会议上回忆了当时的情景。赫鲁晓夫的讲话发表于1960年5月6日的《真理报》第5版上。然而，赫鲁晓夫还有一个感到不平的事情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坚持他最多只能在巴黎的首脑会晤期间呆上一个星期，赫鲁晓夫的儿子说，他将艾森豪威尔的这一声明看作对他个人的“侮辱与羞辱”，特别是因为艾森豪威尔说他在此前还要在葡萄牙与反对共产主义的独裁者萨拉查进行会晤。
[18]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里克（Яков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Малик，1906年11月23日——1980年2月11日），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7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39—1942年任驻日本全权代表。1942—1945年任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1946—1953年、1960—1967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48—1952年、1967—1976年任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60年任驻英国大使。1976年退休。
[19]赫鲁晓夫“特别生气，心情很糟”，不过起初在命令将马里克解职并开除出党后，他还在外交部济济一堂的会议大厅里让马里克进行公开的申诉，这位深感后悔的罪人喊道：“同志们，我以前从来没有泄露过国家机密”，他的同事们想努力控制住自己，但还是忍不住大笑起来。
[20]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日亚多夫（АлексейСемёновичЖадов，1901年3月30日——1977年11月10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巴斯马奇叛乱，同年参加了俄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历任第4空降军司令、第3集团军参谋长、第8骑兵军司令、顿河前线第66集团军司令、第5近卫军司令等。1946—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6—1950年、1955—1956年任苏军地面部队副总司令。1950—1954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1954—1955年任苏军中央部队总司令。1956—1964年任地面部队第一副总司令。1963—1971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64—1969年任国防部第一副总督察。1969—1977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军事督察顾问。1977年去世。
[21]汤普森后来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披露了他与苏联军方的这一联系。苏联军方暗示的本意是想让汤普森冷静下来，因此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本来就应该有这种反应。
[22]赫鲁晓夫对自己的评论是否会增加苏联与美国的紧张局势感到十分担忧，记者与他们西方报社的电话联系被苏联审查人员取消了24小时，苏联接着公布了记者招待会的正式记录，其中赫鲁晓夫的评论是他对美国总统批准U—2飞机飞行感到“震惊”，并由此改变了对艾森豪威尔的看法。
[23]毫不奇怪，美国人对赫鲁晓夫是否想继续举行巴黎首脑会晤也不敢确定。中央情报局的动态情报科认为他想继续举行，而汤普森大使认为他不想。
[24]瓦列里安·亚历山德罗维奇·佐林（Валериан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Зорин，1902年1月14日——1986年1月14日），1922年加入俄共（布）。1941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45—1947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47—1955年、1956—1960年、1963—196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2—1953年、1960—1963年任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55—1956年任驻联邦德国大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5—1971年任驻法国大使。1986年逝世。
[25]这些内容来自5月15日下午4点30分在英国大使馆英国首相与赫鲁晓夫先生之间的谈话记录，以及1960年5月14—19日在巴黎举行的法国、英国、苏联和美国政府首脑会晤以及其他相关会谈的记录。
[26]冷战期间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所有各方都能接受侦察卫星作为一种具有与间谍飞行同样情报搜集功能的事实。这不仅可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间谍飞行丑闻，而且它还可以为东西方提供信息，使双方对各自的军事能力都能做到心中有数。
[27]赫鲁晓夫揣测与会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能力让人不敢恭维。他对麦克米伦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他完全误解了戴高乐的想法，他认为这位法国总统“对会谈的破裂比麦克米伦要失望得多。这可能是由于他原来抱有更大的希望和期待。我并不能肯定。我只是根据观察他们面部表情所得到的印象而得出这样的判断的”。
[28]斯塔尼斯劳·吉耶夫斯基（StanisławGajewski，1912年10月18日——1995年4月29日），波兰外交官。早年参加了民主党（StronnictwoDemokratyczne）。1945年进入外交部工作。此后参加了统一工人党。1945—1954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随员。1954—1961年任驻法国大使。
[29]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维诺格拉多夫（Серге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Виноградов，1907年5月25日——1970年8月27日），苏联外交官。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8—1939年任工业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系主任。1939—1940年任驻土耳其大使馆参赞。1940—1948年任驻土耳其大使。1948—1949年任外交部联合国事务司司长。1949—1950年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1950—1953年任部长会议无线电广播委员会主席。1953年3—7月任文化部电视总局局长。1953—1965年任驻法国大使。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65—1967年任外交部委员。1967—1970年任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1970年病逝。
[30]“如果赫鲁晓夫干脆没有来巴黎，”吉耶夫斯基回忆说：“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但是当他来到巴黎，投下他的“重磅炸弹”后，“与我的外交同事们一样，我也感到很困惑”。
[31]约翰·海·惠特尼（JohnHayWhitney，1904年8月17日——1982年2月8日），二战期间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服役，曾被德军俘虏，但在途中逃走。1957—1961年任驻英国大使。1961—1966年任《纽约先驱论坛报》出版商。1966—1982年任《纽约先驱论坛报》主席。
[32]虽然赫鲁晓夫在讲话中对某些问题没有作出正面的回答，但他仍然显得会致力于签署德国和平协议。
[33]在1997年10月北京召开的中苏关系与冷战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回顾了更多更不礼貌的用词。
[34]源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4年2月29日给苏联中央委员会的信件。
[35]德柳辛在1997年10月北京召开的中苏关系与冷战研讨会上回顾了当时的情况。
[36]在准备11月会议期间，针锋相对的赫鲁晓夫未直接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了攻击，对此邓小平进行了反击，他指责说赫鲁晓夫很显然“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就像他一贯表现的那样”。邓小平还在另外一个场合轻蔑地发表看法说，要想保持和平，共产党人就应该依靠他们自己的阵营，依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而不是“一小撮资产阶级的政治家”。
[37]在1997年10月北京召开的中苏关系与冷战研讨会上的发言。
[38]大卫·霍华德·索斯金德（DavidHowardSusskind，1920年12月19日——1987年2月22日），美国电视、电影和舞台剧制作人，电视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39]1960年9月9日至10月15日的《纽约时报》对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表现作了生动的描述。
[40]根据1960年10月3日《纽约时报》的报道，在美国助理国务卿弗朗西斯·O.威尔考克斯发言时，赫鲁晓夫再次脱下了他的鞋子，但没有在桌子上敲打。
弗朗西斯·奥兰多·威尔考克斯（FrancisOrlandoWilcox，1908年4月9日——1985年2月20日），美国国务院官员。1935年起在大学任教。1942年进入国务院工作。1947—1951年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参谋长。1955—1961年任国际组织事务助理国务卿。1961—1973年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院长，1973—1985年任名誉院长。1985年去世。
[41]恩德雷·西克（SíkEndre，1891年4月2日——1978年4月10日），匈牙利作家、外交官、历史学家。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奥匈帝国军队。1915年被俄军俘虏。1920年在战俘营参加了俄共（布）。此后长期在大学任教。1945年返回匈牙利。1947—1948年任国务院顾问。1948—1949年任驻美国大使。1949—1954年任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兼外交学院院长。1954—195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5—1958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8—1961年任外交部长。1958—1970年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1964—1971年任国家和平委员会主席。1971年退休。
[42]在为1964年10月正式批准赫鲁晓夫下台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准备的发言稿中，德米特里·波利安斯基称联合国大会上的皮鞋事件是“有失体面的，而他仍然认为是一种勇敢的表现”。
[43]帕特里斯·伊梅里·卢蒙巴（PatriceÉmeryLumumba，1925年7月2日——1961年1月17日），刚果（金）独立运动领导人。1955年加入比利时自由党，1956年因挪用钱款被捕并被判处12个月监禁。1958年获释后创立了刚果（金）民族运动党，鼓吹泛非洲主义。1959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六个月监禁。刚果（金）独立后，于1960年6月24日——9月5日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同年9月5日在政变中下台，不久被当地军阀冲伯绑架。1961年遇害。
[44]莫伊兹·卡奔达·冲伯（MoïseKapendTshombe，1919年11月10日——1969年6月29日），刚果（金）军阀。1951—1953年任加丹加省议员。1959年创立加丹加部族联盟（科纳卡特党）。1960—1963年任加丹加分离主义政权首脑。1961年绑架并杀害了刚果（金）前总理卢蒙巴。1963年加丹加被联合国维和部队占领后，被迫流亡西班牙。1964年回国。1964—1965年任刚果（金）总理。1966年再次流亡西班牙。1967年被缺席判处死刑，同年被绑架到阿尔及利亚并被软禁。1969年死于阿尔及利亚。
[45]蒙布图·塞塞·塞科·库库·恩本杜·瓦·扎·班加（MobutuSeseSekoKukuNgbenduWaZaBanga，1930年10月14日——1997年9月7日），刚果（金）独裁者。1949年入伍。1956—1958年期间担任记者。1958年加入刚果（金）民族运动党。1960年9月5日发动政变，推翻卢蒙巴，并于1961—1965年任刚果（金）国民军总司令，1965—1997年任扎伊尔国民军总司令。1965年再次发动政变，同年将刚果（金）更名为“扎伊尔”，并于1965—1997年任扎伊尔总统，在任期间推行独裁统治。1997年被推翻下台，同年死于摩洛哥。
[46]达格·海亚马尔·阿格涅·卡尔·哈马舍尔德（DagHjalmarAgneCarlHammarskjöld，1905年7月29日——1961年9月18日），瑞典外交家、经济学家。1930—1934年任瑞典失业问题委员会秘书。1936—1941年任瑞典中央银行秘书。1936—1945年任瑞典财政部国务秘书。1941—1948年任瑞典银行总理事会主席。1949—1951年任外交大臣。1951—1953年任不管大臣。1953—196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1961年9月18日赴刚果调停当地冲突时因飞机失事身亡。
[47]作者对乔治·科尔年科的采访。数年后，赫鲁晓夫回忆了当时对他的提议唱反调的人以及他对他们的反应：“那些自以为很聪明的人试图说服我这些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有些对我们友好的人也坚持说联合国有三位领导人就会使这个组织陷于瘫痪。但是我确信我是对的，并热心地促使这个想法为人们所接受。”
[48]赫鲁晓夫与麦克米伦之间的会谈发生于1960年9月29日与10月4日。
[49]这段对话请参照《赫鲁晓夫在纽约》，第165—184页。作者曾在纽约市的电视广播博物馆看到一本关于这一电视节目的带子。赫鲁晓夫机敏的翻译维克多·苏哈德耶夫事先认为他应该将索斯金德在赫鲁晓夫作了一番例行的宣传后所说的话翻译成“多此一举”，但是迫于现场直播的压力，他照字面意思翻译了，结果惹得赫鲁晓夫大发脾气。索斯金德当时表示了歉意，赫鲁晓夫在节目的最后也表示了歉意，他希望他没有“冒犯”这位东道主。
[50]哈罗德·欧文·普拉特（HaroldIrvingPratt，1877年2月1日——1939年5月29日），美国石油工业家、慈善家。
[51]亲耳聆听过这段对话，并向作者提供素材来源的苏联人不希望披露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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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柏林危机与美国之行：1958—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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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柏林危机与美国之行：1958—1959
在赫鲁晓夫时代，大型奢华的“友好会见”成为家常便饭。当来访的共产党国家权贵到达莫斯科时，成千上万的苏联“劳动者”会拥入莫斯科的大型宫殿里，欢迎他们来到社会主义的大本营。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在体育宫欢迎哥穆尔卡和其他波兰共产党领导人。两个月前，东德政府提出要求，与西方国家签署承认东德的和平协议，从而认可欧洲的分裂。西德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两个德国应该自由选举以恢复统一。双方的建议都没有什么新意，此外莫斯科与华盛顿都支持他们各自的德国盟友，因此11月10日也不可能指望赫鲁晓夫能出什么新的主张。不过，他却抛出了这样的惊人之语：“很显然，《波茨坦公告》的签字者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创造一种正常氛围的时刻已经来到。从苏联方面来讲，我们将把仍由苏联机构行使的权力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权国家的职能部门。……如果对任何与柏林相关的问题感兴趣，那么就让美国、法国和英国自己与东德达成协议。至于苏联，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盟友，我们将神圣地遵守我们的承诺与责任。……”
翻译成通俗的语言就是：如果西方国家不承认东德，那莫斯科就会让瓦尔特·乌布利希控制通往柏林的通道，从而取消根据战后波茨坦协议确立的西方的权利。如果西方国家试图强行阻止东德履行这一新的职责，莫斯科将通过战争来保卫他们的盟友。
赫鲁晓夫的讲话促使西方国家之间展开了紧急磋商。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他比大多数美国人都更了解赫鲁晓夫，得出结论认为他是想迫使西方国家与他举行首脑会晤，以获得西方国家对东德的承认，并禁止西德获取核武器。但是汤普森和其他的西方国家使者对赫鲁晓夫想如何实现他的计划感到很“困惑”，猜想“他也许错误地估计了西方国家的反应，认为他也许能侥幸成功”。在华盛顿方面，艾森豪威尔总统以虚张声势掩饰他的急躁情绪。他告诉助理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脱[1]说，他本来的想法是“作出一个很简单的声明让俄国人知道，如果想在柏林问题上与西方开战，那他们会如愿以偿的”。然而，他的政府暂时想保持沉默，以避免显得很紧张。
赫鲁晓夫在11月27日有史以来的第一场正式记者招待会上抛出了他的第二枚重磅炸弹。当天下午四点钟，他步入装饰着桃木墙壁的克里姆林宫部长委员会椭圆形大厅。由于当天是感恩节，美国记者是在最后一刻才接到通知的，因此他们离开火鸡宴会桌就赶来了。“我们已经为缓和紧张气氛做了很多努力。”赫鲁晓夫宣布说。他看起来皮肤黝黑，声音听起来“激动而有力”，但是西方国家想“让这种紧张局势一直保持下去，而不是努力消除”。西柏林已经变成了“一个恶性肿瘤”。因此，苏联已经“决定动一下手术”，这在当天早上交给西方国家大使的28页外交照会中已作了解释。照会里包括一个最后通牒：西方国家要么签署德国和平协议，同意在六个月内将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的“自由市”，要么苏联将控制通往东德的通道。
艾森豪威尔是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得到这个消息的，当时他正在那里与家人一起共度感恩节。如果迫于苏联的压力将西柏林拱手让出，他对他儿子说，“那世界上就没有人再拿我们作出的承诺当回事了”。如果保卫西柏林的努力最终导致战争，那“我们将不是慢慢预热，不会用白色筹码（价值较低的筹码）与他们下注。赫鲁晓夫应该知道，如果决定了采取行动，那我们会将所有的筹码一齐押上的。”然而，几天后，他不快地将保卫西柏林——位于东德的腹地——的必要性描述成是“这样一起事件，我们的政治立场要求我们采取完全不合理的军事行动”，并认为美国在柏林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复杂问题”。
赫鲁晓夫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开始陷入长长的拉锯战之中，直到古巴导弹危机于四年后结束时才告一段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他的压力策略给他带来了一封长期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去美国访问的邀请函，接着西方国家同意于1960年5月举行名副其实的首脑高峰会议。然而从战略上看，赫鲁晓夫的整套策略有着致命的缺点。他要求西方国家在德国问题上做出让步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威胁要在六个月内签署单独的和平协议，这对于东西方来说同样都是危险的。他迫使西方做出让步的努力与他减轻东西方之间紧张气氛的策略相抵触。
赫鲁晓夫有足够的理由采取行动。在经济发展上，东德落后于西德；很多有技术的工人与职业者通过柏林逃往西方。西柏林还是意识形态感染与政治颠覆的源泉之一，并可能成为潜在的核武器基地。当年秋天，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几次抱怨莫斯科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使西德总理阿登纳的手中掌握不到核武器。[2]然而，赫鲁晓夫既没有对他的计划加以仔细斟酌，又没有与其他可能有更好想法的人进行充分的协商。
赫鲁晓夫后来对来访的美国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3]说，他已经“对柏林局势进行了很多个月的思考”。这无疑就是他为什么认为没有必要征求他助手与同事们意见的理由了。根据米高扬的说法，赫鲁晓夫根本就没有就他的11月10日讲话事先通知他的同事们，尽管这是一种“最严重违反党的原则的行动”。米高扬说他表示反对，并要求葛罗米柯提出外交部的意见，但葛罗米柯并没有说出什么所以然来。根据他的一位前助手的说法，葛罗米柯“害怕赫鲁晓夫简直到了让人难以启齿的程度”，即使赫鲁晓夫是在电话里，而不是当面向他发表“长篇言辞激烈的讲话”。当时，葛罗米柯已经知道他的劝告是没有必要的了。那年初秋，他将关于柏林问题的草案带到了赫鲁晓夫办公室。这位外交部长戴上眼镜，准备宣读一份备忘录，突然赫鲁晓夫粗鲁地打断了他：“等一下。你先听听我现在向速记员口授的内容。如果这正好与你们已经写成的东西一致，那再好不过了。如果不一致，那就把你们的东西扔到废纸篓里。”当时，葛罗米柯的助手安德烈·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4]回忆说，赫鲁晓夫“开始口述（漫不经心，甚至像以往一样思维混乱，但意思还是足够清楚的）关于西柏林应如何具有‘自由市’的地位”。[5]
根据奥列加·特罗亚诺夫斯基的说法，他在此前不久成为了赫鲁晓夫主要的外交政策助理，莫斯科11月27日的备忘录经过了主席团的审核，里面还包含着根据主席团委员的建议进行的细小的修改，不过当时赫鲁晓夫的同事们都不敢对他的意见提出挑战。特罗亚诺夫斯基对赫鲁晓夫想达到什么目标以及采取什么措施达成这些目标表示怀疑。他担心他的主子会“将（他）扫地出门”，但是赫鲁晓夫仔细地听取了他的意见，然后引用了列宁1917年时的那句命令：“先投入战斗中，然后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句话源自拿破仑。谢尔盖·赫鲁晓夫对美国人是否会让步心存疑虑，如果他们不让步，那该怎么办？“父亲对我的担忧付之一笑，说没有谁会为了柏林开战的。”如果西方国家在六个月的最后期限到期后仍然拒绝苏联的条件，那怎么办？“父亲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他想根据局势的发展以及我们伙伴的反应来考虑下一步的行动。他希望让他们大吃一惊，从而同意进行谈判。”如果谈判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怎么办？谢尔盖问。“那么我们就尝试其他的办法，”他父亲以一种愠怒的口气回答道：“总会有办法的。”[6]
到1958年时，斯大林的接班人开始缓和冷战的紧张局势已经有五年时间了。正如赫鲁晓夫所认为的那样，他打开了苏联的大门，让西方的影响进入到了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尽管这可能会给他的政权带来风险；他已经抛弃了斯大林的那种另一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想法；他单方面大量削减了武器和武装部队人数，并在裁军上向西方的立场靠拢。他已经从奥地利与芬兰撤出了苏联军队；他在东欧国家鼓励进行改革；他为四国首脑会晤或者至少为美国非正式的访问邀请进行了辩护。
那么，他得到了什么回报呢？至少在汤普森大使看来，他说他当时正在总结赫鲁晓夫的观点，不过这部分反映了他本人的观点，赫鲁晓夫什么都没有得到。“我们拒绝了他的这些建议，”他于1959年3月给华盛顿发去电报说：“或是让他们接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正在重新武装西德，并在苏联领土的周边增强我们的基地力量。在他看来，我们对解决德国问题的建议是最终解散共产主义阵营，并威胁到苏联自身的制度。他提出根据现状解决欧洲问题，而我们进行的却是经济竞争。对此，我们也予以拒绝，他因此决心在不征得我们同意的情况下遵守他的承诺。”
在苏联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以及于1956年平息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后不久，赫鲁晓夫于1957年恢复了他对西方的示好努力。那年春天，杜勒斯收到了布尔加宁总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于六月说，好像苏联“雇用了一个专职写信的机构”。作为“世界上与俄罗斯人谈判最伟大的专家”，他又于12月说道，他可以证明“不能依靠苏联人信守他们的诺言”。在伦敦举行的裁军谈判推迟到了9月份。在德国问题上的交流（西方国家致力于两个德国的统一，尽管它们并不急于想达成这一目标，而苏联则想让现状合法化）没有让人看出有什么良好的前景。
尽管德国问题的解决处于这种黯淡前景中，或者也正是由于此，赫鲁晓夫在1957年5—12月间会见西方记者的次数不下八次。在这些会见中，他呼吁进行首脑级会谈，同时也偶尔以苏联的导弹相要挟。“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什么谈不拢的问题。”他在5月13日接见《纽约时报》常务主编特纳·凯特里奇[7]时说。如果由杜勒斯与葛罗米柯来处理两国间的事务，那“他们一百年也达不成什么协议”。在被问到他是否希望访问美国时，赫鲁晓夫努力表现出不太急切的样子。“我不能作为一个观光者去”，“现在我也没有理由作为一个政治家去美国”，不过，与艾森豪威尔进行会谈当然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我十分尊重艾森豪威尔总统，我曾当面向他表达过这种看法”。到11月份，赫鲁晓夫的口气已经变得更为急切了。越是“抵制和反对”高级别的会晤，他于11月14日对美联社记者亨利·萨皮罗说：“对和平就越不利。”
赫鲁晓夫对美苏缓和感兴趣最明显的信号是在克里姆林宫巨大的圣乔治大厅的1958年新年前夜的宴会上发出的。这场由1000人参加的豪华宴会从晚上11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将近7点。与前一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苏联领导人的新年祝辞充满了敌意，使得北约国家的大使们中途退出了那场规模小得多的招待会，此次的气氛友好而喜庆。赫鲁晓夫多年来第一次为战时的同盟国祝酒，对美国进行了特别的赞赏，最后还称赞了艾森豪威尔，这是他提到名字的唯一的外国领导人。“赫鲁晓夫甚至没有提到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说。
汤普森大使和他的夫人简被安排坐在主席团委员主桌周围的长桌子旁。如果赫鲁晓夫再像前一年那样表现，汤普森对他的夫人说，那她就跟着他一起离开招待会大厅。她的俄语水平还不足以跟上赫鲁晓夫的讲话，她所知道的只是在赫鲁晓夫的讲话当中，她丈夫站了起来，开始走动。于是她表情严肃地站起来跟在后面，然而她发现她丈夫的目的地不是大门，而是招待会的主桌，在那里他爽朗地笑着，与赫鲁晓夫和所有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都碰了杯。
三个星期后，一位化装成驻华盛顿使馆低级工作人员的苏联秘密使者向一个美国人提出与其政府取得联系的要求。“如果赫鲁晓夫来这里，华盛顿，与艾森豪威尔先生进行一些非正式的会谈，那怎么样？你们政府会同意吗？”
“你的意思是说只是一次访问，没有会议工作人员，没有日程安排，也没有其他什么？”这位美国人问道。
“没错，正是如此！”尤里·格沃兹杰夫（YuriGvozdev）回答说：“丘吉尔先生和其他很多政府首脑都曾到这里和总统进行了非正式会谈。……赫鲁晓夫先生就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来这里。”
格沃兹杰夫怎么会知道这些呢？他被问道。“我知道！”他回答说：“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政府正想方设法得到这样的邀请。这对赫鲁晓夫先生很重要。”[8]
由于华盛顿方面没有作出反应，加上考虑到这种实质上的恳求也许会被看做一种软弱的表示，因此苏联方面大为恼怒，这也反映了他们的挫败感，于是1958年上半年赫鲁晓夫想进行首脑会晤的想法就被搁置了起来。就在格沃兹杰夫恳求美国发出邀请的当天，赫鲁晓夫在明斯克大发了一通脾气。在此之前，布尔加宁已经给艾森豪威尔写去了两封信，提出举行首脑会谈（以及延期进行核试验，禁止在德国部署核武器和一系列的文化交流建议）。作为回答，艾森豪威尔坚持认为一切会谈都应该从正常的外交渠道开始，杜勒斯将苏联的提议看成是“赫鲁晓夫先生的催眠曲”。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想干什么？”赫鲁晓夫在明斯克大发雷霆：“很显然，他们想会面，谈论在苏联取消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好，希特勒已经尝试过了，结果以失败而告终，等待美国人的也将是同样的命运。[9]3月，赫鲁晓夫公开试探美国人的态度：“对于我们来说，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距离并不是什么十分严重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家里吃早餐，在飞机上吃午餐，在美国吃晚餐。”m6_15[10]
5月，赫鲁晓夫愠怒地表示西方国家的反应“慢如蜗牛爬行”。m7_14[11]接着发生的一些事件更是妨碍了首脑会晤的举行。纳吉被处决激起了西方的抗议示威，对此苏联以“自发的”反集会予以回击。[12]在七月的一场军事政变中，伊拉克亲西方的国王费萨尔二世[13]被杀害，这促使华盛顿与伦敦发兵黎巴嫩和约旦，对此赫鲁晓夫威胁将以武力保卫“伊拉克革命”。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叙述，他父亲起初感到很紧张，但不久就感到得心应手了：“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父亲的感觉就像如鱼得水。”赫鲁晓夫告诉埃及总统纳赛尔说，他在危机中间曾来到莫斯科：“局势十分危险，我认为具有最坚强神经的人将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赫鲁晓夫好像十分喜欢他所谓的“进展十分快速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所有的人都必须采取快速的行动，不能准确判断其他的参与者下一步将会做什么。这就好像在黑暗中下棋一样”。
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游戏当中，他还是努力寻找首脑会晤的机会。1958年7月19日，他提议立即举行四大国加上印度的首脑会晤。对于英国的反对意见，他同意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框架内进行会晤，当时他憎恨的蒋介石仍然占据着中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将印度提升为一个大国，加上牺牲毛泽东，使国民党中国的地位合法化，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过失。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幸运的是，美国回绝了他的这一整套想法。不过，这一插曲还是让赫鲁晓夫感觉不舒服，8月阿德赖·斯蒂文森[14]在采访赫鲁晓夫时明显地看出了这一点。当斯蒂文森无意当中提到安理会框架内的首脑会晤时，刚从中国回来的赫鲁晓夫厉声说：“我们不想和蒋介石坐在同一张谈判桌前。……没有人能让我们和蒋介石坐到一起。我们不喜欢这种氛围。”
1958年秋天的台湾海峡危机进一步拖延了东西方之间的会谈。赫鲁晓夫首先警告说，苏联会将任何对中国的攻击看作对自身的攻击，然后当危机几乎平息下去时，他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去了一封辱骂性的信件，对此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无法接受。但是，这位苏联领导人仍然坚决地想促成首脑会晤，他于10月8日告诉米库诺维奇说，这部分是由于苏联“在未来的15—20年内有着特别的安全需求”，在此之后“就没有人能与苏联相抗衡了，即使他们有这种想法”，此外也因为“欧洲出现的任何缓和都会削弱美国在世界广大地区的控制体制，削弱美国的军事联盟及其军事基地，从而在美国国内造成政治问题”。[15]
两天前，埃里克·约翰斯顿[16]在皮聪大与赫鲁晓夫一家共度了一个下午的时光，约翰斯顿是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在华盛顿拥有良好的关系网，曾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信使拜会过斯大林。他在皮聪大的拜会本来可以持续更长的时间（赫鲁晓夫邀请他共进晚餐，在那里过夜，第二天去打野鸭），但是约翰斯顿得回到莫斯科去。当天下午，赫鲁晓夫几次提到了他希望会见艾森豪威尔：“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此人。在日内瓦会议上，每次会谈后他都会带我到吧台，我们在那里共饮一杯。我希望他身体健康。我喜欢坐下来与他再谈谈。”
赫鲁晓夫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就是将艾森豪威尔拉到谈判桌前的一种方法。到1958年秋天，特罗亚诺夫斯基回忆说，与西方的关系没有取得任何“突破”，而且“形势甚至变得越来越恶劣”。西德“正被更深地拉入西方联盟之中；军备竞赛日益加剧，并开始扩展到了外层空间；裁军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防务开支对经济的负担日益加重；东德像以前一样被孤立，处于压力之下；苏联周围遍布着美国的军事基地；亚洲与中东地区正在组建新的军事集团”。此外，中苏关系正酝酿着麻烦，特罗亚诺夫斯基记得“苏联国内日益清晰地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即如果苏联必须在西方与中国之间选择其一的话，那中国应成为我们的倾向”。
在特罗亚诺夫斯基看来，西德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是最后的致命一击。“如果克里姆林宫对西德拥有核武器没有采取有效反击措施的话，那很显然，赫鲁晓夫的威望将一落千丈。”特罗亚诺夫斯基还怀疑他的主子仍然想努力证明莫洛托夫和其他人是错误的，他才是苏联至高无上的权威。
除了不知道自己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才能达成这些目标外，赫鲁晓夫还错误地估计了他可能遇到的障碍。虽然他担心82岁老谋深算的西德总理阿登纳可能会“破坏他的计划”，但他对他所谓的“那个老古董”还是估计不足。与东德相比，西德虽然经济发展形势良好，但由于西柏林处于乌布利希统治的腹地深处，能否得到北约国家的全力支持还不清楚，因此阿登纳还是感到很脆弱。他的目标是将西德融入西欧社会，但是这可能会使其失去统一全德国的机会。对赫鲁晓夫努力寻求西方国家承认东德合法地位的举措，阿登纳极力表示反对。这位西德总理的固执与坚持让艾森豪威尔（以及后来的肯尼迪）感到心烦意乱，但考虑到西德的重要性，华盛顿在多数情况下还是按照阿登纳的意图行事。
戴高乐担心西方国家从柏林撤退将意味着德国的中立化，并最终导致苏德同盟的建立。这位法国总统一如既往的最终目标是恢复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为此他需要阿登纳的积极支持。戴高乐比他的其他任何西方国家同事对赫鲁晓夫有着更深的了解；他感觉到这位苏联领导人是在讹诈，会在武装冲突面前止步的。因此在危机发展过程中，戴高乐甚至比阿登纳表现得还要强硬。
赫鲁晓夫在西方阵营中的最佳希望就是英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从麦克米伦首相[17]担心赫鲁晓夫也许是个自大狂，到英国国内普遍流行的看法，认为不管俄国与东德是否会真的控制通往西柏林的通道，由于保守党即将参加不久举行的英国大选，因此不值得以核武器相威胁，英国希望承认东德的合法地位，并就西柏林的通道问题协商新的解决方法。然而，伦敦不久就发现自己在西方阵营内处于孤立地位。[18]
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认为的那样，对赫鲁晓夫屈服会导致西德局势的不稳定，损害西方国家联盟，使美国受到孤立。不过，他几乎和赫鲁晓夫一样对这种国际僵局感到焦虑，也很想寻求突破。艾森豪威尔对核战争会带来的危险感到很恐慌，1956年1月在听了空军关于有可能发生核战争初级阶段的汇报后，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形象地描述了他的这种担心。空军的汇报设想了两种情况：其一，美国对苏联的原子弹攻击没有得到任何事先的警报；其二，美国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在第一种情况下，美国将遭受“全面的经济崩溃”，有大约65%的公民需要医疗援助，“总体来看，美国是无论如何没有机会重新恢复过来的”，而苏联遭受的损失会比这严重三倍。艾森豪威尔写道，这“太可怕”了，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遭受的损失与此相比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减轻损失的唯一办法就是发起突然袭击，但这“有悖于我们的传统”，也是不可能的，除非国会秘密宣战，不过那“好像也是不可能的”。
现在回顾起来，空军的汇报极大地夸大了1956年时苏联发起核战争美国可能遭受的损失。正如赫鲁晓夫所希望的那样，苏联的核潜能可以对美国总统的神经进行很好的考验，即使在其成为现实的战争手段之前。对于杜勒斯而言，苏联外交政策就好像是一本公开发行的书籍，具体地说，就是斯大林的《列宁主义的问题》，杜勒斯的办公桌和床头都摆放着这本书。但是艾森豪威尔仍时刻有这样的担心，就是莫斯科也许会在任何意想不到的时候让他大吃一惊。当赫鲁晓夫于1957年击败他的对手时，杜勒斯“对此并没有感到高兴，因为赫鲁晓夫此人并不可靠，行为怪异”，而艾森豪威尔则希望这位苏联领导人“也许会做出友好的表示”。
到1958年初，艾森豪威尔的挫败感与日俱增。美国正在失去一场宣传战，最为严重的是，正在日益失去和平的机会。2月9日，他向杜勒斯坦陈说，他已经开始感到“绝望了”。他考虑邀请赫鲁晓夫来美国进行“实地考察”，但杜勒斯表示反对：“没有人会相信的，我们对这样的首脑会晤没有任何准备，而且这也是我们以前宣称不会举行的。”艾森豪威尔转而考虑邀请不担任政府职务的主席团委员；双方并不举行谈判；“让他们在美国到处转转”。但是杜勒斯认为，在没有得到司法部长与国务卿同意的情况下邀请“共产党人来美国”是违反法律的。总统后来又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吸收一万名苏联留学生到美国的大学里来。这听起来像个“花招”，杜勒斯反对说。此外，“我们也不大可能安排这么多的学生”。艾森豪威尔只得表示同意，但他仍“在寻求任何可以突破僵局的办法”。
对于赫鲁晓夫而言，他前进道路上最后的障碍就是他的东德盟友。乌布利希和阿登纳一样脾气古怪。他当然想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但是他首先想得到的是柏林。对他来说，西柏林是他必须努力争取的战利品，而对于赫鲁晓夫而言，西柏林则是其打破国际僵局的控制杆。乌布利希要求的不仅是行动，而且还有苏联不断增强的援助力量。赫鲁晓夫愿意提供帮助。事实上，莫斯科一直在提供帮助，但是苏联经济本身也是压力重重。当柏林危机开始时，东德通过两个德国之间特殊的贸易安排享受特别的贸易通道，其产品可以进入西方市场。如果赫鲁晓夫继续实施他的威胁计划的话，失去这一贸易通道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损失不仅会损害到乌布利希的政权，而且也会使赫鲁晓夫的政权受到削弱，更不用说由此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军事开支了——就在此时，赫鲁晓夫正努力削减苏联的军队规模与水平——如果危机继续持续下去的话。
如果西方国家坚持他们的立场，使得赫鲁晓夫与乌布利希单独签署协议，那他就不可能得到西方国家对东德合法地位的承认。如果他转而控制柏林通往东德的通道，那乌布利希就能下定决心，是想进行战争，还是要和平。由于西方国家领导人不能确定赫鲁晓夫是否是在讹诈，因此他们开始调动部队，准备强行进入柏林，以验证他们对赫鲁晓夫意图的判断。即使爆发战争，或者东德就像1953年时那样爆发起义，赫鲁晓夫也推断可以避免战争。但是，如果战争避免不了，那又会怎么样呢？出于种种考虑，他的总体战略（如果他的想法真能称得上是战略的话）从一开始就是怪异的。[19]不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战略还确实起到了作用。
对于赫鲁晓夫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西方国家最初的反应是谨慎的。英国和法国都不准备支持哪怕是有限的武力使用，特别是在做出善意的谈判努力之前。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准备将东德边界的控制部队看做苏联的代理人，但是在西德的反对下，他们退却了。武装部队何时何地运用的问题需要在盟国间进行广泛的磋商。此时，就像艾森豪威尔在12月11日所说的那样：“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与赫鲁晓夫取得联系，弄清楚他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
1958年12月1日，国会参议员休伯特·H.汉弗莱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持续八小时的会谈，努力想刺探赫鲁晓夫的真实想法。根据特罗亚诺夫斯基的叙述，赫鲁晓夫在会谈中也同样想弄清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的想法。[20]这两个情绪高涨的（不用说狂躁了）对话者简直让人难以想象。汉弗莱在第二天的口述记录中说，他们之间的会谈也许是冷战历史上最富生气的。汉弗莱提出了会见请求，他于下午三点钟吃惊地得知会谈将在一小时后开始。四点半，他认为应该结束了，但赫鲁晓夫坚持让他留下来。在克里姆林宫内总理的办公室，他们分坐在一张长长的桌子两边，只有特罗亚诺夫斯基在场，两人一直谈到了七点钟，赫鲁晓夫吩咐将晚餐送进来。晚餐过后，赫鲁晓夫将米高扬招呼过来，三人继续争吵，一直到晚上11点钟。
当会谈终于结束时，汉弗莱简直无法抑制他内心的快乐。首先，他终于从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挨了过来。“我是唯一在一天之内三次去过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办公室的活着的美国人。”他后来开玩笑地说。还有他被他的东道主折服了。“这家伙有着非凡的幽默感，他很聪明，真的很聪明。请相信我，你不是在与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打交道。这伙计生得太早了，走得太迟了，相信我。”特别是谈到美国时：“这家伙研读的太多了（纽约、加利福尼亚与明尼苏达的政治形势，包括赫鲁晓夫所谓的‘新麦卡锡’选举，即众议员尤金·麦卡锡[21]的选举）——我真希望我也能有他那样的了解。”汉弗莱的东道主曾一度“匆匆挥就了一篇关于反对种族歧视的长长的演讲稿，我真希望自己一生中也能写出如此精彩的讲话稿。嗨，他还真的给我讲了这个话题。……我们相处得真的很好。我实在很喜欢他。”
历史并没有记载汉弗莱的仰慕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回应，但这位参议员承认，他们之间的会谈并非全是轻松与愉快的。此次会谈是十分严肃的，有几次甚至令人害怕。在讨论过程中，赫鲁晓夫透露了一点“美国人没有听说过的”秘密：苏联刚刚爆炸了一颗5000万吨级的氢弹。他们还拥有了一枚新的火箭，射程太远（9000英里），都找不到可以试验的场所。赫鲁晓夫狡黠地笑着问汉弗莱的出生地是哪儿，然后他从桌子边站了起来，走到墙壁上悬挂的一幅巨型美国地图前，用一支粗大的蓝铅笔在明尼阿波利斯上画了一个圈。“这样，我就不会忘了命令他们在发射火箭时绕开这座城市。”赫鲁晓夫说。
汉弗莱抱歉地说他不能对赫鲁晓夫的好意作出回报，他没有能力让美国在发射火箭时绕开莫斯科。
赫鲁晓夫在会谈中曾20次左右提到柏林，称柏林是“毒刺”、“肿瘤”、“卡在我喉咙里的鱼刺”，只是没有说柏林是“西方国家的睾丸”（这是他1962年时的用词）。他告诉汉弗莱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驻扎在东德的苏联军队“不是吃素的”，赫鲁晓夫敲着桌子说。他并没有提高嗓门，但是身子前倾，小眼睛里放出了光，手指敲击着桌面，声音坚定而短促。
汉弗莱报之以李。当赫鲁晓夫提到美国的经济困境时，汉弗莱“告诉他，天哪，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在提到1960年的选举时，他警告说：“你等到你们的人当选了再说。你们的处境一直不错，但我们在高尔基公园就可以让你们全都报销。”在汉弗莱看来，赫鲁晓夫“喜欢”这种巧妙的应答，但是在被警告不要威胁柏林时，赫鲁晓夫认为这是对他本人的威胁，几次情绪激动地重复说：“不要威胁我！”
赫鲁晓夫心里好像有一本账，记着“每个说过他坏话的（美国）将军”，特别是那些说过如果战争来临的话，美国将采取什么应对之策的将军，他们谈到何时、何地将采取什么措施，将会给苏联造成什么样的损失。“每次你们说这样的事情时，”赫鲁晓夫解释说：“我都必须作出回答。”意识到他的这种回击可能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因此他说他曾考虑停止这种不必要的相互争强好胜的口角战。也许这可以解释苏联媒体与他的想法之间悬殊的差异，甚至在他的想法中间也存在着这种悬殊的差异。威胁的言语过后就是恳求。只要柏林问题能得以解决，那“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好起来”。如果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建议感到难以接受，“那你们给我们提出什么反建议。我们准备接受任何合理的建议。你认为如何？”
他“急切地想举行首脑会晤，急切地想受到美国的访问邀请”，汉弗莱后来对政府高级官员说。赫鲁晓夫对此并没有太多口头上的表示，但从他的闲言碎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喜欢旅行；他很喜欢英国；米高扬，这个赫鲁晓夫经常取笑的对象，曾在美国呆过，并在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想一想，如果我有机会去美国，那我会知道多少。”赫鲁晓夫说。
赫鲁晓夫给他的客人留下的印象是“不可靠，认为我们富裕而强大……老是作弄他”，“以进攻的方式保护自己，特别机密的事情不能让人相信”，“表面上装出可以让人依赖的样子”，在此过程中“通过夸张显露出他缺乏安全感”。汉弗莱说，赫鲁晓夫喜欢用的两个词是“愚蠢”和“傻瓜”。赫鲁晓夫几次重复说到“现代政府中不应该有傻瓜的立足之地”，例如，像“反党集团”中那些傻瓜。“‘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将我打倒’，他轻蔑地说，你知道，他在说到这里时眼睛里放出光芒。他就是这样，你知道，这是他的特长。‘你知道我做了些什么，’他说：‘我只是召集了中央委员会会议，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参议员，当我结束我的发言时，甚至那七个人（原本会投票反对我的）也投了我的赞成票。’”
赫鲁晓夫最为担心的好像就是他正在被美国人当做傻瓜。汉弗莱敦促美国政府仔细研究赫鲁晓夫的个性，将所有曾与这位苏联领导人见过面的人得到的印象反映给“精神病学家，而不是外交家”。不过，这种需要精神病学家诊断的个性为美国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是那种很对我们路子的人。……他就是那种像艾克这样的人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
即使在开始威逼艾森豪威尔时，赫鲁晓夫也向美国人作出了保证，以防这位美国总统会采取过激的反应。格沃兹杰夫向尼克松副总统传递了一个新的信息：“不要担心柏林事件，我们不会因为柏林问题而卷入战争的。”一个月后，即12月份，他又递话说赫鲁晓夫对尼克松访问苏联“很感兴趣”，并“衷心祝愿尼克松的访问能带来关于柏林问题的建设性建议”。美国政府的反应通过格沃兹杰夫很快传递到了苏联政府那里，如果能保证柏林前线有“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那尼克松就会来苏联访问。
距离苏联发出最后通牒已经两个月了，但没有产生任何他能称得上是进展的效果。“离最后期限到期的时间已经过去三分之一了，”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说：“但事情并没有出现任何转机，父亲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了。”正如特罗亚诺夫斯基所看到的那样，他的主子“感觉进退维谷，不知道应如何处置才好”。从理论上讲，他可以以谈判为借口，推迟最后期限，但是在他的威胁阴影笼罩下，谈判好像是不大可能的。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不取消这些威胁的情况下说服艾森豪威尔走到谈判桌前，但是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是苏联大使米哈伊尔·缅希科夫[22]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都无法胜任的。于是赫鲁晓夫要求他长期的克里姆林宫同事、精明的亚美尼亚人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去华盛顿平息由他自己的行动引发的紧张气氛。“你挑起来的，你自己去吧！”米高扬当时尖刻地回答道：“再说了，也没有人邀请我啊。”“不，我不能去，”赫鲁晓夫说：“我是最高首脑。你可以作为缅希科夫的私人朋友去。”
除了华盛顿，米高扬一月初的美国之行还包括纽约（在那里他会见了主要的商业领导人）、芝加哥（在那里，示威者向他投掷了鸡蛋）、洛杉矶（在那里，抗议者扛着一个敞口的棺材，上面写着“米高扬，去死吧”），此外还参加了多次记者招待会，招待会上记者提出的问题绝不能称得上是友好的。“想想要是赫鲁晓夫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特罗亚诺夫斯基回忆说。米高扬和赫鲁晓夫两人在美国访问时他都全程陪同，“但是米高扬有他自己的风格——刚毅、讽刺、幽默，或者可以称得上是冷静地驳斥”。
在与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和尼克松会谈时，米高扬努力降低当时的国际紧张气氛。实际上，他是在恳求他们理解，自从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向他们保证莫斯科并不想在柏林破坏西方的利益；他否认苏联的新建议是一种最后通牒或是威胁。他坚持说，克里姆林宫想要的只不过是“还没有得到美国任何新的表示”。[23]
米高扬从美国带回的消息喜忧参半。他会见的大企业家，例如阿维雷尔·哈里曼[24]与约翰·J.麦克洛伊[25]，头脑很清醒。杜勒斯暗示说自由选举并非统一德国的唯一办法，艾森豪威尔好像愿意接受外长级的会谈。但是这位美国总统拒绝进行首脑会晤，在柏林问题上也没有做出一丝让步。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这一结果“不仅让父亲感到失望，还使他的计划显得有些脆弱”。但是他“在复述米高扬在美国会谈期间的故事时还是面带微笑的。美国人同意坐到谈判桌前”。
赫鲁晓夫的下一个希望是哈罗德·麦克米伦。这位英国首相担心事态的发展可能会导致战争的爆发。于是他主动来到了莫斯科，在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1956年访问英国期间，他们曾向麦克米伦的前任发出过访问邀请。
这并非华盛顿希望的处事方式。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担心英国人会“拿不稳立场”。虽然麦克米伦后来坚持说美国人对他的使命有着“完全的信任”，但杜勒斯实际上说的是，如果这位英国首相去莫斯科，那他只能代表他个人的立场。[26]
对于麦克米伦的来访，赫鲁晓夫在隆冬季节体现了莫斯科所能表现出来的热情。当麦克米伦2月21日从“英国女王”号飞机上走下来时，他穿着与他1940年在芬兰作为低级信使时同样的黑色冬大衣，戴着白色的俄国羔皮帽，赫鲁晓夫亲自到机场迎接。在克里姆林宫享用了豪华的国宴后，两位领导人启程前往塞米扬诺夫斯卡亚，在那里他们坐在马拉的雪橇上滑雪，打陶土飞靶，然后一起挤在巨大的柳条筐里，沿着光滑的斜坡玩滑雪。赫鲁晓夫很喜欢表现他的地主之谊。温文尔雅的麦克米伦后来说，挤在柳条筐里滑雪“在一些人看来是一种娱乐，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感到很吃惊。根据专家的观点，这体现了一种很高程度上的亲密感”。
赫鲁晓夫对麦克米伦对他战争经历的称赞很是高兴，“以神采飞扬的，几乎是匹克威克式[27]的微笑”接受了这种称赞。当麦克米伦首相为西方国家在柏林的权利辩护，并拒绝过早举行首脑会晤时，赫鲁晓夫失去了耐心。如果西方国家不理解苏联政府的立场，他在一次午宴中喝得大醉后警告说，那“我们只能在死人间进行交谈”。当一贯镇定自若的麦克米伦还以颜色说，“如果想以任何方式威胁我们的话，那你将会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时，赫鲁晓夫跳了起来，喊道：“你这是对我的侮辱！”
他对麦克米伦也进行了羞辱。这位苏联领导人一直希望陪同麦克米伦到基辅去。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说，几天来，“他一直在向麦克米伦描述基辅人的好客以及第聂伯河的美景”。现在，他突然之间不能去了，因为牙疼。“我的牙疼得厉害，”赫鲁晓夫抱怨说：“牙不能吃东西的总理是没有用的。”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在同一天下午接见一个伊拉克代表团。英国小报将此命名为“牙疼羞辱事件”，那份小报形容首相的整个行程是“巨大的失败”。
麦克米伦感到很震怒。与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28]进行了短暂的磋商后，在赫鲁晓夫别墅外寒冷的花园里，（“你可以想象得到，”麦克米伦后来写道：“两个中年的、即使不是年老的政治家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最重要的是穿着皮靴，皮靴是当时那种寒冷天气下必不可少的，身边跟着他们的顾问，在那里走来走去，就当时那种即使不会马上爆发冲突，但在苏联人的威胁之下也会变得更可笑的局势进行长时间激烈的讨论。”）麦克米伦向赫鲁晓夫传达了两个他已经仔细斟酌过的主要观点，对此他希望“赫鲁晓夫先生能仔细做好记录。第一是德国局势充满危险，可能会发展形成失控的局面。第二是通过合理与合作的努力，这种危险肯定是可以避免的。”
麦克米伦在他的回忆录中继续写道：“我陈述完我的观点后，双方陷入了沉默，在此期间，葛罗米柯和米高扬相互看了看，然后又都看着他们的主子。”这不足为怪！麦克米伦首相如此严肃地表达出的观点与赫鲁晓夫在他的所有讲话中传达的信息是一致的。如果这就是麦克米伦从莫斯科带回去的信息，那么从苏联人的观点来看，他的此次访问还是有所帮助的。
麦克米伦访问的另一个成果是赫鲁晓夫放弃了5月27日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期限。如果西方国家不喜欢5月27日这一最后期限，他好像是漫不经心地说，那就改到六七月份的某个时候：“没有什么时间限制”。如果西方国家不接受首脑会晤的建议，那从四月底开始进行外长级会谈，持续时间不超过两三个月怎么样？由于5月27日这样的会谈仍将处于进行当中，因此最后期限可以自动推延。
赫鲁晓夫的举动让麦克米伦大吃一惊。他“完全控制着他的同事”，除了米高扬，他“作为苏联政权里的第二号人物，显然是独一无二的”，而其他的人“则是小心谨慎地看着他的反应行事”。赫鲁晓夫“发言时没有提纲，不做记录，几乎不和他的同事们磋商”。他“对细节问题把握得特别好”，但“对于复杂或是微妙的逻辑观点并不是总能轻易发现”。他“对于知识分子的文雅举止有一定的反感”，他的反应“特别情绪化”。他有着“敏锐的权力意识”，以及“仍然很深的自卑情结。……对于任何他所想象的故意无视举动特别敏感”，在翻译将赫鲁晓夫的讲话译成英语时，麦克米伦和劳埃德窃窃私语，对于他们所表现出的这种无视，赫鲁晓夫甚至动了怒。
在外交场合中久经考验的老练的特罗亚诺夫斯基对赫鲁晓夫对待客人时所表现出的“咄咄逼人与挑衅举止”感到“很吃惊”。在一次会谈中威吓麦克米伦后，赫鲁晓夫向特罗亚诺夫斯基吹嘘说，他曾“用电话筒戏弄了（这位英国首相）一下”，接着抱歉地说：“你是有文化的人，一定觉得很震惊吧。”
在他的“虚张声势”被识破后，赫鲁晓夫认为“他自己做出了让步”。“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的儿子这么认为，他知道自己已经输掉了这场斗争，尽管他极力想让自己和他的手下人相信他取得了胜利。
外长会议于5月11日在日内瓦举行。同一天，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一次讲话中显露出欢快的语气：“首脑会晤即将举行。”麦克米伦表示赞同，赫鲁晓夫得意地说，艾森豪威尔也“倾向于”这一想法，戴高乐同样如此。苏联的国际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
然而，到了六月中旬，外长会议陷入了僵局。西方国家准备将柏林问题从他们的“一揽子方案”中剔除出来（仍然呼吁通过自由选举实现德国的统一），改变他们在柏林的地位（通过减少驻军，就新的通道进行谈判，达成协议），但他们并不准备就基本权利做出让步，或是正式承认东德的合法地位。苏联也许会接受一项临时性的协议，即在两个德国进行谈判的同时维持西方国家在柏林的权利，但是葛罗米柯并不承诺如果协议达成后，这些权利能继续得以保持，这实际上意味着在会谈进行当中，废止西方国家权利的威胁仍然存在。
甚至在5月11日前，艾森豪威尔已经明确表示，外长级会谈的进展是首脑会晤的前提条件。他并没有具体界定这种进展指的是什么，但在日内瓦达成的结果肯定不属于这种进展之列。如果是这样，那赫鲁晓夫为什么没有作出更好的表示呢？东德观察员被包括在日内瓦会谈之中（就他们与西德观察员就座的桌子形状进行了激烈而痛苦的争论），这已经是一种事实上的承认。此外，乌布利希认为外长会谈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尽管（他于3月告诉赫鲁晓夫说）德国问题的彻底解决会需要数年时间，也许甚至是数十年。急于想举行首脑会晤的是赫鲁晓夫，不是乌布利希。既然德国问题在一两年内无法得到全面解决，那他们为什么不承认西方国家的权利不会受到损害呢？
赫鲁晓夫也许有过这种想法。根据国务卿赫脱的看法，在6月7日之前，苏联的谈判立场好像都是灵活的，但到了6月7日，他们突然变得强硬起来。为了达成一个新的德国条约，赫鲁晓夫威胁要建立一个新的柏林政权，因此他不能接受任何相反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采取的策略使自己陷入了一种没有退路的境地。不过，这一处境让人听起来觉得仍然是个机会。他于6月7日宣布国际形势没有陷入僵局。如果外长会议不能达成任何协议，那也许在首脑会晤上可以达成；如果外长会议失败的话，那首脑会晤就更有必要了。如果首脑会晤也不能取得进展，那“世界上的公众舆论”就会要求再进行另外一次尝试。“如果需要，”赫鲁晓夫在当月晚些时候慷慨地表示：“我很乐意与西方国家的政府首脑举行不止一次的会晤。”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得应付与阿维雷尔·哈里曼的会谈，他们在6月23日进行了又一次马拉松式的交谈。此次会谈于下午一点在克里姆林宫开始。赫鲁晓夫穿着一件松垂的灰白色上衣，左胸前佩戴着两枚勋章，右胸上一枚，打着暗红色的圆点花领带，衬衫袖口上装饰着大大的红色链扣，哈里曼觉得他看起来“很疲惫”。但是一个半小时后，他们的会谈转移到了位于新奥加廖沃的贵宾别墅，在那里会谈一直持续到了晚上十点半。会谈结束后，赫鲁晓夫还在门口站了15分钟，以确信他没有漏掉任何一个重要的观点。
赫鲁晓夫的内心并不像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平静。哈里曼有着富裕的贵族背景，相比之下，赫鲁晓夫相形见绌，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守势，将他现在的同事和以前的对手都包括了进来。“我是个矿工”，米高扬的父亲是个“水管工”，而科兹洛夫，“虽然不像我们这样粗俗”，原来曾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马林科夫“不值得一提——只不过是一只小鸡仔”，赫鲁晓夫告诉哈里曼说，贝利亚“也不值得一提”；只有莫洛托夫值得尊重。基里钦科现在好像是当然的接班人，但赫鲁晓夫提醒哈里曼不要把宝押在基里钦科的前途上。“我唯恐失掉我现在所拥有的特权，”赫鲁晓夫坦承地宣布：“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会掌握着苏联共产党。如果想置我于死地，那你们只是痴心妄想。”
“在主席团里，你的话就是法律，是吗？”哈里曼问道。
“是的，”赫鲁晓夫回答道：“但没有一种法律是人不能设法规避的。”
赫鲁晓夫在处理外交关系时也同样带有这种敏感。“不要认为苏联人还像沙皇将阿拉斯加卖给你们时那样穿着树皮做成的鞋子。我们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苏联“需要你们的友谊，但不是用软弱和屈膝换来的。如果你们想用实力和我们说话，那我们会作出同样的回答。”
与以往一样，赫鲁晓夫以守为攻。波恩只要一枚原子弹就“足够”了；三到五颗就可以解决法国、英国、西班牙与意大利。生怕哈里曼还有什么疑虑，赫鲁晓夫比较了火箭有效载荷的不同规格：美国的导弹只能携载22磅重的弹头，而苏联的火箭可以携载2860磅重的弹头。
值得称赞的是，哈里曼对赫鲁晓夫的威胁进行了回击。赫鲁晓夫的威胁“听起来令人震惊”。他相信葛罗米柯先生在7月13日外长会议重新开始时会经得起考验。葛罗米柯将会反映苏联政府的观点，赫鲁晓夫严厉地说。如果不能，他就会被“解职”。之后，又是新的一轮威胁：西德“在10分钟”内就会被摧毁。一枚原子弹就可以摧毁“波恩与鲁尔，德国就会完蛋。巴黎是法国的中心，伦敦是英国的中心。你们在我们周边部署了军事基地，但是我们的火箭可以摧毁它们。如果你们挑起战争，那我们也许会遭受重大的伤亡，但我们的火箭会自动发射出去”。
“你们也许可以告诉任何人你们的想法，”赫鲁晓夫继续说道：“但我们什么时候也不会承认阿登纳为德国的代表。他根本不值得一提。如果阿登纳扯下他的裤子，从后面看你就可以知道德国是处于分裂状态的。如果从前面看，你会看到德国是站不起来的。”
他后来又说道：“我们决心取消你们在西柏林的权利。在柏林驻扎着1.1万人的部队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可以一口气将他们吞掉。……你们的将军们说要用坦克和大炮保卫你们在柏林的地位，但这些坦克大炮也是可以被烧毁的。”
如果将赫鲁晓夫言辞激烈的长篇讲话写下来，看上去颇有希特勒的风格。不过根据哈里曼的叙述，这位苏联领导人“整个晚上都显得很亲切，脸上始终挂着笑容，频频举杯——主要是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酒，他可以痛饮这种酒——不时奉承（哈里曼）是个了不起的资本家”。不过，他仍然进行着战争威胁。要是换一位苏联领导人，他也许会担心美国采取过激的反应——斯大林就曾小心地避免使用这种恐吓手段，而这正是他的接班人的惯用手段——但是赫鲁晓夫知道（或者他认为自己知道），他可以将艾森豪威尔推到何种地步。
艾森豪威尔于7月8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那时已经有了关于赫鲁晓夫与哈里曼会谈的公开报道。在被问及他对赫鲁晓夫威胁的反应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冷静地回答道：“好，我根本没有考虑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任何负责任的人都不应该沉湎于这样的事情，哪怕是模糊的最后通牒，或是威胁。这不是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这种镇定自若是表面上的。事实上，随着赫鲁晓夫的举动变得越来越反复无常，他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之中。当麦克米伦呼吁举行高级别会谈时，艾森豪威尔拒绝“被迫参加首脑会晤”。但是“如果世界形势按照目前的事态发展”，他于4月7日对他的顾问们抱怨说，“未来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了，除非我们能在谈判上取得一些进展（当时距离日内瓦会晤已经四年过去了）。”
艾森豪威尔捉摸不透与之打交道的人究竟是何种处事方式。“你们读过（赫鲁晓夫的）演讲稿吗？”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2月的记者招待会上问道：“他在描述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时用的那些词汇简直……”在被问及如何解释赫鲁晓夫在麦克米伦访问期间的行为时，艾森豪威尔说这也正是他“长期以来一直想找到答案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通过近距离观察作出评价判断的能力颇感自豪。在米高扬访问前夕，他希望他们能“努力透过彼此双方的面部表情，看到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在所有这些举动的背后是否有着诚实与和平的动机？我们双方是否对军备竞赛所带来的负担感到力不从心，想找到一种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3月，他考虑与赫鲁晓夫进行会谈，以“挽救局势”。此后不久，艾森豪威尔就下令国务院对邀请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可能性进行一次“十分秘密的”研究。6月中旬，由于日内瓦会谈陷入僵局，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私人秘书安·惠特曼说：“其他的唯一想法就是要求赫鲁晓夫先生到这里来，与总统单独会谈。”当外长会议于一个月后在日内瓦重新开始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批准了邀请赫鲁晓夫前来美国的计划，他希望这一访问可以“打破外长会议中的僵局”。
艾森豪威尔的计划是将日内瓦会谈中的具体进展作为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的前提条件。副国务卿罗伯特·墨菲[29]负责向科兹洛夫转达这一前提条件，科兹洛夫当时正在纽约参加一个苏联艺术与技术展的开幕仪式，准备于7月13日搭乘飞机回国。本来墨菲应该转达的思想是，如果日内瓦谈判进展顺利，那么两国领导人可以在美国举行非正式会谈；如果赫鲁晓夫愿意的话，会谈结束后还可以在美国游历一番。但是墨菲却说成是“没有限制条件的”邀请，当艾森豪威尔总统了解到这一情况时，赫鲁晓夫已经于7月21日接受了这一邀请。艾森豪威尔总统感到“特别窘迫”，实际上是“左右为难”。他7月22日告诉墨菲说。现在他不得不经历一次他“拒绝”的会谈，他对与赫鲁晓夫的会谈“究竟想达成什么目的”都没有清晰的想法。
关于这一混乱状态的说法很难让人相信，事实上，一些历史学家对此并不相信。赫鲁晓夫本人对此也颇感吃惊。几个月来，他一直想得到这样的邀请，但没有成功。他在7月份告诉一个美国地方官员代表团说，他随时可以去美国访问，也希望艾森豪威尔总统能到苏联来。但是直到那时，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父亲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并因此感到“十分伤心”。
当科兹洛夫于一个周末的早上从纽约回到莫斯科时，赫鲁晓夫正在他位于莫斯科河边的别墅里，突然科兹洛夫打来电话，并马上驱车赶了过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希望设法得到美国的邀请——至少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或是为了那种事情。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特别紧张。但是现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邀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与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领政府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意味着什么？是某种转机吗？”
赫鲁晓夫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时“充满了巨大的满足感”。他儿子记得：“我甚至可以说，是欣喜万分。他将此看成是美国已经最终承认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成为苏联第一位受到正式邀请访问美国的苏联领导人。”在特罗亚诺夫斯基看来，这好像就是赫鲁晓夫一直期待的“突破”，即“在柏林问题上他在一直处于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下取得了具体成果”。
不出所料，当外长会议于7月13日重新开始时，他们之间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虽然直到8月份才宣布赫鲁晓夫对美国的访问，但与华盛顿在日内瓦的交锋才是现在最主要的事情。与此同时，尼克松副总统在7月23日至8月2日对苏联的访问预示着两国间即将到来的高层交往。
两人有着明显不同的个性：赫鲁晓夫开朗热情，尼克松拘谨克制。不过，两人对细微之事都特别敏感，都坚定地显示出自己不能受到羞辱。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尼克松脑子里考虑的是“在与赫鲁晓夫会面的过程中，我应如何表现”。虽然想到了可能会受到赫鲁晓夫的威逼，但他并不愿意“以威胁对威胁，以吹嘘对吹嘘”。不过，他“还是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尼克松和赫鲁晓夫的第一次会谈是一场激烈的口角战。几天前，美国国会通过了《受控国决议》，谴责苏联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控制。这种决议是美国国会的例行做法，从1950年开始每年都有，但在赫鲁晓夫看来，这一决议好像旨在软化他的立场，以配合尼克松的访问。
“这种决议令人作呕，”他在克里姆林宫第一次与尼克松会谈时说：“就像新鲜的马粪一样，没有什么比这更难闻的了。”下面就是尼克松当时回答的原话：“我觉得主席先生搞错了。还有比马粪更难闻的东西，就是猪屎。”
经过这样的开场白后，接下来会谈的气氛不可能再坏到哪去了——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赫鲁晓夫声称，虽然尼克松是律师出身，他只是一个矿工，但他仍然能在辩论上胜过他。他吹嘘苏联火箭的威胁与精确性，透露了以前从来没有对任何人——也许除非前一周的来访者——说过的“机密”（如苏联已经窃取了美国的战争作战计划），威胁要在战争开始的头一天就摧毁德国、英国和法国，然后又矢口否认他是在威胁任何人。
当两人前往参观在索科尔尼基公园举行的美国展时（尼克松参加了展览的开幕式，就像科兹洛夫在纽约参加苏联展时一样），相互之间的冲突仍然持续着。展览会上展示的美国优势——在一个高达78英尺的网格球顶内，一个巨大的屏幕上展示着有关美国城市、高速公路、超级市场以及大学校园的幻灯片，并伴有音乐与俄语讲解——对苏联宣称的赶超美国的宣传是一种巨大的破坏。一个装配着彩色电视摄像机与监控装置的RCA电视台演播室让赫鲁晓夫感到特别生气。戴着他那标志性的巴拿马帽子，穿着松垂的浅灰色外套，赫鲁晓夫吹嘘说苏联不久将赶上美国，随着苏联的不断发展，不久的将来就会和美国“说拜拜”（这时，赫鲁晓夫挥舞着一只胳膊，开怀地大笑）。仍对《受控国决议》耿耿于怀，赫鲁晓夫拥抱着一位站在旁边的苏联工人说：“此人看上去像奴役工人吗？人们有着如此的精神状态，我们怎么可能会输给资本主义国家呢？”[30]
作为展览会的东道主，尼克松起初努力克制着自己，不对赫鲁晓夫的挑逗言辞作出回答。但是，赫鲁晓夫的攻击还是让他“跳了起来”，因为当时距离下一届总统选举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当时尼克松还没有成为共和党确定的提名候选人），而且这样的场面还将通过电视呈现在数以百万计的美国选民面前。尼克松从电视演播室里出来后大汗淋漓，马上又到了农场房屋内有着六个房间的样板“奇迹厨房”里，接下来的辩论成为历史上一件很著名的事件。厨房内的用具闪闪发光，赫鲁晓夫将此也作为其指责美国的工具，坚持说他的国家也有很多类似的机器。接着，他和尼克松副总统“一前一后走向厨房”（尼克松的话），两人都用手指点着对方的脸。
经过这一交锋后，善变的赫鲁晓夫又换上了迷人的面孔，邀请尼克松一行（其中包括艾森豪威尔的兄弟密尔顿·艾森豪威尔[31]博士，总统派遣他一道前往，以便提交一份访问报告，作为和尼克松的比对）去克里姆林宫参加午宴，结果在喝完酒后，他们将香槟酒杯扔到了壁炉里。在美国大使住处的宴会上，在一片俄罗斯乡村美景的赞扬声中，赫鲁晓夫在一时冲动之下，提出让美国人马上驱车到他的郊外别墅去，按计划这一行程本该在第二天早上。当尼克松第二天早上到那里时，他发现赫鲁晓夫的别墅“是我从来未见过的那种豪华住宅，整个庄园比白宫还要大，周围是修剪得十分整齐的草坪与花园，大理石的台阶一直延伸到了莫斯科河边”。在莫斯科河上两个小时的航行期间，赫鲁晓夫的装束包括一件绣着花边的乌克兰衬衫以及一双露出脚趾的凉鞋，但衣冠楚楚的尼克松却热得出了汗，他们乘坐的25英尺长的摩托艇至少在河里的游泳者附近停下过八次，这样赫鲁晓夫就能够靠上前去问：“你们是受控者吗？你们是奴隶吗？”得到了合适的答复后，他戳着尼克松的腰说：“看到我们的奴隶是怎么生活的了吗？”
在一次持续五个小时、显得并不轻松的午餐会上，赫鲁晓夫再次吹嘘了苏联的军事威力，对此尼克松进行了回击。“整个下午，我们两人之间都冷冰冰的。”事后他心满意足地说。能言善辩的赫鲁晓夫展示了尼克松所说的那种“让管弦乐队指挥都会羡慕不已的保留手势”：“快速地挥舞着手臂，就像赶苍蝇似的打断别人的话”；不耐烦地抬头向上望，“如果他感觉已经厌烦了争论，想休息一下的话”；两臂张开，双手握成杯状，“好像双手里握满了让所有人看到的不言自明的证据似的”；生气时双手一齐挥动，“好像让他的乐队演奏得更卖力一点似的”。
所有这一切不久都将在美国的土地上展示，与此同时，美国的盟友也需要进行安抚。8月3日，在莫斯科与华盛顿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赫鲁晓夫即将访问美国的消息，这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一向多疑的阿登纳担心美国会在最后时刻将其出卖，戴高乐怀疑美国和苏联的交易会将法国撇到一边。刚刚责备了麦克米伦提出的举行高级会谈的建议，艾森豪威尔自己现在抢足了风头。艾森豪威尔总统“让我十分生气——震惊——甚至是愤怒。”这位英国首相抱怨说。“这不是美国人不守信用（就像我的一些同事们所认为的那样），而是他们愚蠢、幼稚与无能的结果。……每个人都会想到两个超级大国——俄国与美国——将会在我们的头顶上，而且是背着我们达成某种交易。”
艾森豪威尔主动提出在赫鲁晓夫前往美国之前与他的盟友在“西方国家首脑会晤”上会面。当遭到戴高乐的拒绝后，艾森豪威尔依次访问了每个主要西方国家的首都，以免让他们觉得美国总统好像是他们大家神圣的“代言人”。但是这些会谈只是增强了他没有多少回旋余地的感觉。他在欧洲所听到的一切促使他努力想将任何德国与柏林问题的解决方案拖延几年的时间，如果可能的话，就此与苏联达成协议，在万不得已时，西方国家就单方面进行拖延。
他努力降低他的期望值。他在8月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只希望“能将与苏联的关系稍稍解冻一点”。9月10日，他为正式的四国首脑会晤规定了两个条件：西方国家在柏林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无论如何，苏联必须作出一些明确的表示，严肃的谈判应能为减少世界紧张局势的根源带来真正的希望”。
事实上，这些条件已经说明美国从以前的立场上退让了，美国原来坚持在首脑会晤前必须取得实际的进展，而不是在首脑会晤中。此外，随着赫鲁晓夫来访日期的临近，艾森豪威尔的期望值提高了，通过访问中的仔细观察，发现“此人是否已经做好了和平解决问题的准备，或是具有这种意向”，他也许能取得一种私人关系上的突破，即使不是政治上的突破。艾森豪威尔在8月份说，不管会发生其他什么事情，至少赫鲁晓夫都会看到“我们自由生活与工作的人民”，这“一堂课”也许会“产生一些效果”。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即将到来的访问是“他的辉煌时刻”，他女婿阿历克赛·阿朱别伊回忆说，这是“对他个人事业的承认”，同时也是对“他的国家的尊重”。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他“很激动，总是不停地对听众灌输这样的思想：‘要是在20年前，谁会想到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会邀请一个共产党人前往访问呢？这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他们不得不认真考虑我们了。这是我们的实力让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的——他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存在与实力。谁会想到这些资本家会对我，一个工人，发出邀请呢？看看我们这些年取得了多么伟大的成就。’”
然而，这一访问也将成为又一次考验。赫鲁晓夫担心，他儿子说，美国的“‘资本家与贵族’会看不起他这个原来的工人，只是出于特别的需要，才屈尊和他坐到同一张谈判桌前的”。因此，他得表现得最好：讲话要小心谨慎，谈判要机警敏锐，而且还要让自己表现得体面而镇静。
为此，他在出发前作了大量艰苦的准备工作。在黑海边的沙滩上，在烈日下的遮阳篷里，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以及他们的助手们仔细翻阅着由外交部和克格勃准备的材料，努力想预测到所有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与此同时，讲话稿的撰写人员为此次访问起草了在各种场合下的发言稿：到达与离开时，早餐与午餐时，还有在商业界人士与记者面前的。后来在莫斯科，另一个智囊团每天早上九点就聚集到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对讲话草稿重新进行审阅，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他在面对美国听众时不致出现什么差错。
构建一个谈判战略特别重要。“涉及这些问题时，”谢尔盖·赫鲁晓夫说：“就需要父亲自己作出决断了。”他既不在乎听取别人的意见，又以自己的痛苦思考进行弥补。“父亲总是在脑子里思考着即将到来的谈判，不管是在沙滩上晒太阳，还是漂浮在海水里，即使在晚上沿着那条所谓的‘沙皇大道’散步时，他满脑子里想的也是谈判。”
散步回来后，赫鲁晓夫会将速记员招来，开始口授他的想法。他会让美国人看到“我们是不会被任何人所左右的，或是让他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的”。不过，他还想通过谈判解决棘手的问题，而不是实现最低限度的和平共处。将具有深远意义的目的与敏感地强调自己的形象结合在一起，这是赫鲁晓夫典型的处事风格。这也就是他儿子所说的他对访问中的礼仪活动“吹毛求疵、心怀狐疑”的原因。苏联大使缅希科夫原本在美国人的眼里是个“才能有限、多疑的人”，但此次他的表现却很不错，要求美国人安排的访问路线需让他的主子感到脸上有光。不过，赫鲁晓夫还是担心可能会受到怠慢与羞辱。
尽管如此，令人不快的事情还是于访问前就开始了，就是有关欢迎仪式的安排问题。尽管他是苏联政府与共产党的首脑，但为了与艾森豪威尔一致，他应该受到国家元首的接待规格。即使在得到保证他会受到国家元首的礼遇后，赫鲁晓夫还是担心可能会得不到适当的礼仪规格的接待，如果是那样的话，“将有损我们的士气”。就是为了确认一下，他通过缅希科夫（如果有一点头脑的话，他是不会转达的）向美国人发出了警告，艾森豪威尔在回访莫斯科时受到的礼遇将不会好于赫鲁晓夫在华盛顿时受到的欢迎。
接着是对于戴维营的担忧，在葛罗米柯从莫斯科带到皮聪大的美国人草拟的访问路线中，有去戴维营访问的安排。“戴维营？”赫鲁晓夫怀疑地问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葛罗米柯所能提供的解释就是将其翻译成俄语。赫鲁晓夫问道：“那是个什么样的营地？”为什么在那里而不是在首都举行会谈？在询问了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后，赫鲁晓夫才放下心来，原来戴维营是美国总统位于马里兰州的别墅。
赫鲁晓夫在数年后引用这一事例来说明当时双方对彼此是如何的不了解，但在当时，他担心的可远不止这些。戴维营是不是个“他们把不信任的人送去隔离的地方”，他曾经想过，“总统是否会在那里与我单独会谈？”赫鲁晓夫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心，是因为他记得在苏联革命成功后的初期，苏联有一个代表团被邀请到伊斯坦布尔附近马尔马拉海太子岛去与西方国家代表会晤，后来报纸上报道说，这里就是人们“放逐野狗让它们等死的地方”。
其他所有的安排都是赫鲁晓夫担心的问题：谁将陪同他前往美国？他们应该乘坐什么飞机去？他们应该什么时候到达？葛罗米柯是外交部长，因此他显然是代表团的人选，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是可以确定下来的，不过赫鲁晓夫还想带一位著名的作家前往，以增加代表团的文化分量。从文学成就上来看，他的选择是米哈伊尔·肖洛霍夫，他是小说《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但是肖洛霍夫有嗜酒的毛病。以前，赫鲁晓夫对让肖洛霍夫出国访问曾有过犹豫（在苏联的制度下，这是党的领导人的特权），担心“他会控制不住自己而失态，以致可能会伤害他自己的身体健康和我们国家的声誉”。但是当肖洛霍夫成功地在访问英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期间克制住了自己后，他们决定把他列在代表团名单内。
是否应该带家人也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苏联领导人出访是没有带夫人的习惯的。“斯大林对任何带夫人出访的人都很怀疑。”赫鲁晓夫回忆说。主席团委员们自己也认为“带夫人出访不像是办公事，而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奢侈”。然而，曾经去过美国的米高扬对带夫人出访表示赞同，这部分是因为他认为尼娜·彼得罗夫娜可以对她脾气火暴的丈夫起到一定的镇定作用。赫鲁晓夫回忆说，米高扬当时是这么说的，“如果我带尼娜·彼得罗夫娜以及我的孩子们同行，可能会给国外公众留下较好的印象”。在征得大使与汤普森夫人的同意后，赫鲁晓夫不仅带了他的夫人同行，而且还带了他的孩子们，尤莉娅（第一位妻子所生）、拉达、谢尔盖以及他儿子列昂尼德的女儿尤莉娅（他和尼娜·彼得罗夫娜作为自己的孩子抚养着）。
还有一个问题是应该坐什么飞机去。要是乘坐伊尔—18飞机，他们沿途就需要做几次停留，进行加油。新的图—114可以不用途中停留直接抵达华盛顿，但是这种飞机的首次长途飞行刚刚于5月份结束，在飞行结束后，飞机引擎上发现了一些微小的裂痕。尽管主席团同事、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以及他自己长期的私人飞行员都表示反对，但赫鲁晓夫还是坚持乘坐这种新的飞机。他对1956年4月图—104在伦敦上空的胜利出现（尽管只是为他和布尔加宁传递信件）仍然记忆犹新，想象着图—114能在华盛顿引起更大的轰动。赫鲁晓夫强迫不太情愿的科兹洛夫驾驶这种新式飞机于当年初夏飞往华盛顿，天哪，美国人竟然没有那么高的舷梯可供图—114的乘客走下飞机。“看看我们！看看我们取得的成就，”赫鲁晓夫在听到科兹洛夫只好用飞机上的备用软梯时高兴地欢呼说：“让他们看看我们能造出什么来！”其实，他不知道这种飞机之所以离地面这么高是为了防止飞机引擎吸入苏联不清洁的机场跑道上的石子、灰尘或是其他的碎片，因为没有人敢告诉他。他知道的只是图波列夫[32]设计了世界上最高的飞机。
图波列夫本人对飞机的性能作了保证，他甚至让他儿子与赫鲁晓夫同行，以显示其对这种飞机性能的信心。如果哪位中央情报局的人员能猜到阿廖沙·图波列夫[33]呆在飞机上的原因，那他应该得到一枚聪明勋章，但赫鲁晓夫并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我们没有宣布图波列夫的儿子与我们在一起，”他后来回忆说：“因为这么做等于是作出了解释，这样也许会损害我们的形象。”
准时抵达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仔细计算过从莫斯科飞抵华盛顿需要多长的时间。我们抵达时会有一个特别的欢迎仪式，我们不能迟到，但我们也不想降落太早。我们可以在华盛顿上空盘旋几圈，以保证不在拟订的时间前抵达，但是如果我们迟到的话，那对我们的声望将是个打击。”
赫鲁晓夫努力控制自己，不致在访问中显得太紧张，或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此次重要的访问前夕，他努力使自己看起来更像个政治家，更有尊严。但是在8月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还是两次发火了。一名记者引用阿登纳的话说赫鲁晓夫现在将看到美国是如何的强大，他反击说他不会在美国人面前“卑躬屈膝”，并称那位西德总理“年老体弱”。当艾森豪威尔总统于次年6月回访时，他是否会被邀请参观苏联的导弹发射基地？赫鲁晓夫认为这就是说，他是否会以苏联的实力吓唬艾克？“你想让我们的会谈蒙上不友好的气氛。”他严厉地回击道。如果他给艾森豪威尔这种礼遇，那艾森豪威尔总统会有充分的理由质问：“你们邀请我来是为了什么？是想羞辱我吗？”
在记者招待会的最后，赫鲁晓夫要求记者们“多包容”，如果他“说错什么话的话”。他本来想说的是“我们是带着开明的思想与真诚的心愿去美国的”，因此，如果“我今天所作的任何声明传达出了不同的思想，那么请要求我加以澄清……因为我不想让那些好事之人利用我在这里所说的事情增加‘冷战’的紧张气氛。”
赫鲁晓夫的紧张情绪在9月15日达到了顶峰。巨大的图—114客机于早上七点从跑道上起飞。12个小时后，艾森豪威尔将在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空军基地迎接他。除了赫鲁晓夫和他的代表团成员外，飞机上还有一组喷气式飞机引擎方面的专家，他们坐在主机舱里被特殊隔开的角落里。在一种特殊仪器的帮助下，类似于将听诊器与心脏监控设备连接起来的方法，他们时刻监控着这架飞机引擎的脉搏。红灯闪烁就表示遇到了麻烦，绿灯闪烁就表示一切正常。
下面也是一片紧张气氛。克格勃本来想让苏联的巡洋舰与驱逐舰部署到飞机经过的路线，以防飞机坠落，但是赫鲁晓夫否决了这一方案，认为这过于昂贵，而且不大可能会有什么帮助。苏联安全部门于是派遣客轮、油轮与渔船分散在从冰岛到华盛顿之间飞行路线的沿途。
“当飞机从莫斯科起飞向西飞去时，我脑子里浮想联翩。”赫鲁晓夫后来说：“当我透过飞机的舷窗望着下边的大海时，各种各样的想法都闪过我的脑海。”自豪是其中的想法之一：“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将一个饱受战争蹂躏、落后、无知的俄国转变成了伟大的国家，我们取得的成就震惊了全世界。”不过“我还得承认自己的担忧。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将要经历一场重要的考验”。这种挑战部分是由于他将与美国总统进行面对面的会谈，这可是苏联领导人的第一次。[34]除此之外，就是因为美国人。他“已经通过了在印度、缅甸以及英国的考验。但是这是美国！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美国文化比英国文化高一个等级，但是美国的力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体面地代表我们的国家，并理解我们伙伴的立场。如果出现分歧，这是无疑的，我们必须表达出我们的观点，但不用提高嗓门……但也不能让自己受到羞辱，或是说出什么在外交谈判中并不适宜的事情”。
让形势变得“更为复杂的”是“斯大林在他的一生中总是不停地告诉我们，我们根本经受不住帝国主义的压力；在我们初次与外界打交道时，我们的敌人就会把我们打垮，我们将会由于心慌意乱而不能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按照他的说法，我们将会变成某种‘内奸’”。在飞机向华盛顿飞行的途中，“斯大林的话在我的脑子里回响，但我并没有被它吓倒，相反，这些话帮助我调动起所有的力量，从士气与心理上为此次会谈做好准备。……正当我思考这些问题时，有人来告诉我，我们就要到达美国了。我们的飞机开始在上空盘旋，即将着陆。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面对美国……现在，我将能亲眼看到它，亲手触摸到它。这一切又使我警惕起来，由于激动，我的神经都开始紧张起来。”
华盛顿的天气风和日丽，安德鲁空军基地上空万里无云。美国和苏联两国的旗帜在微风中飘扬，军乐队56管闪闪发亮的乐器在明媚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赫鲁晓夫的飞机还是迟到了一个小时。美国总统，还有国务卿、参联会主席、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代表以及其他官员，只得在炎热的天气下等待。不管他们是否对最终进入视线的这架庞大的飞机留下深刻的印象，反正阿朱别伊和其他赫鲁晓夫的助手以及撰稿人后来在《与美国面对面》一书中描述此次访问时写道：“他乘坐当时独一无二的、马力强劲、带有后掠翼的庞然大物来到了美国”，“使这一庞然大物跨越大洋的不仅是其强大的引擎……而且还有数以百万计苏联劳动人民的热切盼望与辛勤劳动，他们是全世界最具进步力量的群体，他们对于和平有着无法阻挡的热切渴望”。
美国人准备的欢迎仪式让赫鲁晓夫吃了一惊，有大红的地毯、赞美的欢迎辞，还有21响礼炮。赫鲁晓夫“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切都是那么光彩夺目。我们国家的做法不是这样的；我们总是以无产阶级的方式办事，所以我有时会担心这样在安排上会有点粗枝大叶”。同时，他对这样的安排感到：“这是个非常庄严隆重的时刻，使我感觉到了莫大的自豪，甚至让我感觉有点飘飘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以这种方式欢迎我本人，而是因为他们欢迎的是一位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
赫鲁晓夫身穿深色的衣服，裁剪得十分考究，上面挂满了勋章。他惊讶地发现艾森豪威尔穿着便衣，而不是军装。由于担心美国总统会从一开始就想让他蒙羞，因此赫鲁晓夫为自己准备了一套应对的方案。就在几天前，莫斯科向月球发射了一枚火箭。赫鲁晓夫本来想赠送给艾森豪威尔一件苏联登月火箭的模型，以强调苏联在航天领域内的领先优势。在安德鲁空军基地欢迎仪式的电视摄像机镜头前，他几乎抑制不住想大讲苏联的航天优势。在特罗亚诺夫斯基和其他助手的坚决反对下，他才同意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赠送给艾森豪威尔一个装饰十分精美的木盒。根据美国官方对这一场合的备忘录，“总统饶有兴趣地接受了这个纪念品，并表示欣赏”。实际上，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的粗鲁感到很吃惊，只是努力控制住不让自己的愤怒显露出来。“毕竟，”他后来告诉他儿子说：“这个家伙或许会是诚恳的。”
机场的欢迎仪式之后，赫鲁晓夫和他的夫人钻进了总统敞篷汽车的后座，沿着15英里的专用车道向华盛顿驶去。除了一些人微笑着挥舞旗帜外，沿途大多数人的脸色都很严肃，很奇怪的是他们也不发出任何声音。赫鲁晓夫后来宣称，就在他们的车队经过前的不长时间，一辆特别的汽车在他们经过的沿途驶过，车上挂着“不许鼓掌——不许欢迎赫鲁晓夫”的牌子。艾森豪威尔的助手安德鲁·古德帕斯特[35]怀疑是俄罗斯人自己安排的那辆汽车，目的是为了让艾森豪威尔难堪。根据《真理报》的报道：“自从二战结束以来，华盛顿大街就从未出现过如此浩瀚的人海。……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知道并且相信，伟大的苏联国家的领导人是怀着开明的态度与最为崇高的意愿来到这里的。……”
就这样，苏联历史编撰者所谓的“惊动世界的13天”访问开始了，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胜利访问”。从很多方面来说，赫鲁晓夫的访问都是成功的：他真真切切地来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很多普通的美国人以友好的方式接纳了他；在柏林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足以使美国总统接受赫鲁晓夫一直孜孜以求的首脑会晤。不过，苏联人的这种看法多少有着一厢情愿的味道。在柏林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更多的还是一种表象，并非实质性的。赫鲁晓夫个人的弱点削弱了他在外交上所取得的成功。由于他对自己能否表现得合乎苏联领导人身份不敢确定，因此他总是会轻易地猜测东道主美国人是否会让他难堪，在这种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过程中，像平常一样，他的反应不时会过火一些。
赫鲁晓夫的助手们努力向他“解释美国人多元化的社会特征”，告诉他说：“他碰到的任何敌意表示都是少数人的行为，大多数美国人对他还是持同情态度的。……”但是他们同时也肯定，那些不友好的提问也是故意安排的。“他觉得这不太合适，”特罗亚诺夫斯基回忆说：“毕竟，他是一国的元首，不管是在他讲话前，还是在讲话后，人们对他提出反驳意见都是不合适的。这种事情真的让他十分气愤。他会感觉到他们侮辱的不仅是他个人，而且还有他所代表的国家，这也许是他自卑情绪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当然，这位苏联领导人也是一位很好的演员。那位被指派陪同他的美国外交人员至少在事后会确信，赫鲁晓夫的情感爆发旨在让艾森豪威尔处于守势。但是赫鲁晓夫的虚荣心也经受了很大的考验。他决心“不被美国人的富庶所迷惑，不要表现出像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似的”。这使得他必须努力克制其天生的好奇心，尽管每天晚上他会要求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例如他的教育部长维亚恰斯拉夫·叶流津[36]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经济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吉洪诺夫[37]，向他汇报他们对白天的见闻所留下的印象。
阿朱别伊后来写道，努力控制他的脾气与好奇心，其结果是“赫鲁晓夫总是时刻保持着警惕”，他的助手们则更加“紧张与担心”。每天早上，他们都会仔细翻阅报纸，搜寻那些他们可以向主子汇报的积极报道以及那些他们可以将责任归咎于对方的细枝末节。（赫鲁晓夫家里能读懂英文的人也对美国的报纸很是关注。有一次，赫鲁晓夫夫人把一张照片上的肥胖女人误认为是她自己，并为此大为不悦。“如果早知道会出现这样的照片，”她对简·汤普森抱怨说：“那我就不会来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那种在任何场合下都能处置裕如的能力终于显现出来了。”甚至在那些由打着白色领结、身穿燕尾服与晚礼服的社会名流参加的大型正式招待会与晚宴上也是如此，这让他的助手们终于舒了一口气。不过，阿朱别伊还是不时偷偷地紧张注视着赫鲁晓夫在宴会上的表现，“担心他不知道如何摆弄那些放在他面前与盘子旁边的勺子、刀叉以及其他器皿”。
刚开始，赫鲁晓夫在控制自己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带着他乘坐一架直升机观看成千上万的“漂亮、舒适的房屋”，让飞行员在上下班交通高峰时刻在热闹的马路上空降低高度时，赫鲁晓夫装出并不惊奇的样子，他也没有显露出对“高速公路上拥挤的汽车”的惊讶。在一次正式的国宴上——美国人在国宴上都穿着正式的礼服，而苏联人则穿着西装，玛米·艾森豪威尔[38]称之为“街头装束”，客人们在弗雷德·韦林[39]与宾夕法尼亚人乐队“彩虹之上”与“共和国战歌”的乐曲声中就着酸果曼沙司吃着美国传统的烤火鸡——赫鲁晓夫的正式答谢词中交织着谦虚（“我不会装出对美国历史有很深的了解”）与他一如既往的自吹自擂（“你们现在比我们更富有，这是事实，但是明天我们会和你们一样富有。后天呢？甚至比你们更加富有！这难道还有什么问题？”）。
第二天，在马里兰州贝尔特斯维尔美国农业部的一个研究中心，上百位记者等候在大门外，身着白色工作服的中心研究人员从他们的窗子里探出头来观看这位贵宾，赫鲁晓夫称赞了东道主“很好的奶牛”，但同时提醒他们，“丝毫没有贬低你们成功的意思”，“在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家每头奶牛的平均产奶量提高了600升”。
赫鲁晓夫当天在全国媒体俱乐部的讲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他的语气中充满着乐观情绪与建设性的意味，二是他明显地提防自己说错话。“如果我有什么地方说得不清楚，请要求我重复一下……因为我不想你们误解我真正的意思以及我竭力争取的事情。”但是，最让他感到难堪的是，第一位提问者提出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恐怖统治时期所发挥的作用：赫鲁晓夫一度将这个问题先搁到了一边，要求那位提问者站起来，当没有人站起来时，赫鲁晓夫说道：“你们看，这就是你所要的答案。”观众的笑声让赫鲁晓夫感到更加难堪。他眼里充满着怒气，脸色涨得通红，话里带着十分的不满。不过，他还是努力克制着自己：“很显然，你们是想让我难堪，所以才没等我回答就笑了起来。俄罗斯人有句俗语：‘笑到最后，笑得最好。’……我只想加上一句，谎言不管它流传多远，终究不会变成真理。”
还有一次明显的“挑衅”（在赫鲁晓夫看来）让他说出了1956年11月他对匈牙利与苏伊士运河危机最感气愤的时刻他所说的那句有名的话。在波兰大使馆欢迎哥穆尔卡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发泄对西方外交人员的愤慨时说：“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历史终会站在我们一边。我们终会将你们埋葬。”[40]作为对苏联和平共处思想的注脚，这句话表明他认为苏联会在经济与政治的竞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很多西方人只是从字面上来理解它的意思。“如果你没有说，”全国媒体俱乐部里的一位提问者说：“你可以加以否认。如果你说了，那么你能否解释你究竟是什么意思？”赫鲁晓夫用一个笑话引开了这一尖锐的话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肯定活不到将你们在座的所有人都埋葬掉的那一天。”但是，另一个关于苏联干涉匈牙利事务的问题激起了他的怒气。“所谓的匈牙利问题，”他咆哮着说：“一直是堵在某些人喉咙里的一只死耗子——他们对此深恶痛绝，但又不能一吐为快。”在苏联历史学家看来，这种“直率的谈话以其理论深度与简洁明了的自然结合赢得了观众，这就是西方人所知的‘赫鲁晓夫风格’”。
在华盛顿结束了其他的访问活动后——拜访了华盛顿市的纪念碑，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进行了会谈（包括与约翰·F.肯尼迪进行了交谈），以及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与宴会——赫鲁晓夫一行人乘坐早上8点22分的专列前往纽约，赫鲁晓夫发现纽约“是一个庞大而喧闹的城市，充斥着大量的霓虹灯和汽车，因此大量的废气让人感到窒息”。让妻子和女儿在沃尔多夫—亚斯托利亚饭店安顿下来后，赫鲁晓夫来到海军准将饭店与1600名市政领导人聚餐。他的助手向联合国人员亨利·卡波特·洛奇[41]——美国指派全程陪同赫鲁晓夫的官员——反映说罗伯特·F.瓦格纳[42]市长以及美国大使的讲话更具“挑衅性”。但是赫鲁晓夫冷静地解释说他“是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去信奉资本主义那一套的”，因为就像俄罗斯谚语所说的那样，“所有的捕猎者都会夸耀自己布设的陷阱”。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阿维利尔·哈里曼邀请了30人到他位于东81街的住所，这30个人每人都拥有或是控制着不下一亿美元的资产。约翰·J.麦克洛伊，纽约东区的无冕之王，出席了哈里曼的招待会，其他还包括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43]，洛克菲勒基金会德高望重的总裁、RCA的大卫·萨诺夫[44]以及都市生活、城市服务与第一波士顿公司的首脑。与这些商业界巨头相比，赫鲁晓夫这位贵宾显得很不协调。哈佛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吉尔布莱斯[45]虽然其资产远不能跟这30位巨头相提并论，但他还是赢得了他的老朋友阿维利尔的邀请，他后来描述说赫鲁晓夫“是个穿得不成样子的十分怪异的人，顶着一个大大的粉红色脑袋，两条腿却很短”，坐在壁炉上方悬挂的毕加索大幅画作下。
在赫鲁晓夫看来，哈里曼的客人“看上去就是那种典型的资本家，与我们内战时期印刷的海报上的人物相仿——只是他们没有长着我们的艺术家通常在他们脸上安上的那种猪嘴”。赫鲁晓夫喜欢美国的那种鸡尾酒宴会风格：“不是让我们在桌子上固定的位子就座，哈里曼让我们自由走动，与自己感兴趣的人交谈”。他不喜欢“房间里到处笼罩的烟雾”，在这种烟雾中，“人们不停地走到我的跟前，说上一两句话，他们很显然是想试探我，看看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与赫鲁晓夫出席的其他场合不同，哈里曼为他提供了一个提问题的机会，而不是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但是，这与赫鲁晓夫内心的想法相矛盾，因为他决意不要显出对什么事都太感兴趣的样子。此外，这还会让到场的权贵显要有机会“教导”他。当他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对他们发表演讲，他们也不愿意给华盛顿施加压力，增加与苏联的贸易时，赫鲁晓夫唐突地告退，回到了沃尔多夫，那里另一批商人正在为他举行宴会。
有将近两千人参加了在大舞厅举行的纽约博览会经济俱乐部宴会，旁边台球厅的阳台上都临时加上了桌子。赫鲁晓夫关于发展贸易与和平共处的讲话还是相当温和的，但第一个提问者、《视野》杂志的出版商加得纳·考利斯[46]，还是对他提出了挑战，要求他解释和平共处如何才能与苏联人坚持的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的说法统一起来。赫鲁晓夫向考利斯解释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要义，这时阳台上就有人喊道：“你还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当赫鲁晓夫试图岔开苏联公民为什么不能阅读美国报纸、不能收听《美国之音》广播时，大厅里响起了一片“回答问题”的喊声。
“他们就像一群趴在篱笆上的雄猫。”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如果你们不想听，那就请自便。”当时他这么回答道：“我已是一只老麻雀，你们的叫喊是不会吓倒我的。如果你们不想听我的演讲，我可以走人。我不是来美国乞讨的。我代表着伟大的苏联。”
第二天的行程包括乘坐汽车去参观富兰克林·罗斯福位于海德公园的故居，参观帝国大厦，与纳尔逊·洛克菲勒会谈，再到联合国总部去露一下面。在去海德公园的路上，赫鲁晓夫好像还在沉思。他对自己在经济俱乐部宴会上的表现“心存狐疑”，他对洛奇说：他的演讲是成功的，但那个晚宴总体上并非如此。
9月19日，赫鲁晓夫一行在纽约天不亮就起身了，为了能在去机场的途中看一看黑人居住区，并要在午饭前赶到洛杉矶。赫鲁晓夫于将近午夜时分开始的讲话才结束了这漫长而炎热的一天（洛奇回忆说，洛杉矶的天气“十分闷热，就跟撒哈拉大沙漠似的”）。那时，赫鲁晓夫已经筋疲力尽，情绪十分紧张了。
苏联代表团在机场受到了洛杉矶市长以及一群显要人物的欢迎。赫鲁晓夫后来说，被指派陪同他的副市长维克多·卡特是一位俄罗斯移民，但他的俄语“说得很蹩脚——带有浓重的犹太人口音”。卡特是在罗斯托夫长大的，1917年前那里只允许富裕的犹太人居住，因此他的父亲肯定是个富裕的商人。赫鲁晓夫告诉洛奇说，红军（赫鲁晓夫在红军服役时曾在罗斯托夫战斗过）“在革命期间肯定让卡特的父亲漏网了”。
在20世纪—福克斯摄影棚的巴黎餐厅举行的午餐会吸引了好莱坞社会所有的精英，包括克里克·道格拉斯、弗兰克·辛纳特拉[47]、加莱·古柏和伊丽莎白·泰勒[48]。罗纳德·里根抵制了午餐会。玛丽莲·梦露被要求穿上“最紧身、最性感的服装”，并把她丈夫亚瑟·米勒[49]留在了家里，她后来告诉她的女仆说：“我能看出赫鲁晓夫很喜欢我。当被介绍给我时，他露出了更多的笑容。……”
为了不让美国纳税人掏腰包，福克斯为此次午餐会买了单。这使得希腊出生的自学成才的电影奇人斯皮罗斯·斯科拉斯有了发挥的舞台，他努力想通过回顾自己从不名一文到腰缠万贯的成长经历来告诉苏联客人关于实现美国梦想的事情。“总之，”《与美国面对面》后来报道说：“他的那些话都是其他的人在其他的地方事先编排好的计划——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驳倒赫鲁晓夫。”当赫鲁晓夫在午餐会后发表讲演时，洛奇回忆说：“照明灯的热量，加上闷热的天气以及屋顶很低，使得那里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不过，赫鲁晓夫还是决心要盖过斯科拉斯的传奇经历。“当我学会走路时，我就开始干活了。一直到15岁，我都是在放牛，后来是放羊，然后是给地主照看奶牛。……我在德国人开的工厂里工作过，后来在法国人开的煤矿干过……现在我是伟大的苏联国家的总理。”
“这我们都知道。”有人喊道。
“你们知道又怎么样？”赫鲁晓夫回击道：“对于我的过去，我并不感到羞耻。”
在好莱坞的上层人士面前炫耀他卑微的出身即使能带给他满足感，肯定也会让他感到痛苦。他原本是想发表“一个简短而不带感情色彩的讲话”，他告诉听众们说，但是“如果有人触犯了我，那我就不能保持沉默，即使他是含沙射影也不行”。[50]
没有被同意进入迪斯尼乐园，赫鲁晓夫对此也感到不满意。他被告知不能进去，因为没有把整个公园的游客都清走，洛杉矶警察局无法保证他的安全。尽管苏联安全人员也认为应该取消这一计划，但赫鲁晓夫还是耿耿于怀。他为什么不能去？是霍乱流行了，还是迪斯尼乐园“被可能袭击我的匪徒占领了”？这时，弗兰克·辛纳特拉低声对大卫·尼文[51]说，当时尼娜·赫鲁晓娃就坐在尼文的旁边，“让那些警察滚到一边去吧！告诉那个老家伙，今天下午我和你会带他们去的。”[52]
在能俯瞰福克斯八号摄影棚的包厢里，赫鲁晓夫一家观看了辛纳特拉、雪莉·麦克莱恩[53]和诺里斯·谢瓦利埃拍摄“康康舞”电影。赫鲁晓夫从包厢里走下来，与舞蹈演员们一起跳舞，起初他还面带微笑，但不久就努力装出不太在意的样子。KTLA电视台摄像机记录的画面显示了他与身边的女演员们高兴互动的情景。但是他对叫喊让舞蹈演员们撩起裙子的摄影师进行谴责：“在苏联，我们的习惯是欣赏演员的脸，而不是她们的后背。”[54]第二天，在与旧金山工会领导人的激烈交锋中，赫鲁晓夫站起来，转过身去，撩起外套，模仿了“康康舞”的动作。“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自由——让女孩子露出后背的自由。在我们看来，这是色情，是资本主义制度让这些女孩子变成这样的。”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问道：“什么人会叫一个女孩子做出这种事情呢？他无非是要拍赫鲁晓夫站在一个那种打扮的姑娘旁边的荒唐照片。这些照片我仍然保留着。”如果他仍然保留着这些照片的话，那说明他也许并不像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么愤慨。国务院翻译亚历山大·阿卡洛夫斯基当时就在舞台上站在赫鲁晓夫的右后方，他认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完全欣赏这种表演”。
由于去不了迪斯尼乐园，赫鲁晓夫的东道主就开始打发时间，至少在赫鲁晓夫看来是这样，他们乘坐封闭的防弹凯迪拉克轿车“在洛杉矶市区实际上是漫无目的的转悠了两个小时”。甚至洛奇对此也表示认同：“那真是个难熬的漫长下午。”他们乘坐的汽车曾停在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妇女旁边，她一手拿着一面黑旗，一手举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去死吧，赫鲁晓夫，你这个匈牙利人的屠夫。”
“如果艾森豪威尔想让我受到羞辱，”赫鲁晓夫气愤地说：“那他为什么一开始还要邀请我到美国来？”
赫鲁晓夫真的认为是美国总统安排这种抗议示威活动吗？洛奇对此并不认同。
对此，赫鲁晓夫的回答是：“在苏联，如果没有我的命令，她是不可能站到那里的。”
盛怒之下，赫鲁晓夫坚持说他对所看到的一切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在来美国之前已经对美国的一切了如指掌了。他告诉洛奇说，他之所以如此消息灵通，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情报部门会定期向他提供艾森豪威尔总统与其他世界领导人交流的机密信息。洛奇“很可能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给尼赫鲁关于中印边境争端的信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赫鲁晓夫可以“提供给他一份复印件”。事实上，他获得了太多的“由艾伦·杜勒斯先生发出的”美国报告。他“宁愿读一些好的小说”。[55]
那天晚上，大使饭店的舞厅里挤满了洛杉矶的显要人物。赫鲁晓夫后来承认，大家围坐在“装饰着非常华丽的”桌子边，“桌上灯光柔和得好似蜡烛一般”，“这一餐味美可口，菜肴丰盛：这些人是不吃酸菜汤的”。坐在他右手的那位中年妇女好像“十分富有；她一定拥有巨额的资产，否则她是不可能坐在那里的”。她对待他“彬彬有礼”，赫鲁晓夫回忆说，但是“她显然认为我们十分怪异。我能想到她心里在想：‘多么激动人心啊！一只真正的俄国熊就在这里！在俄国，满街都是熊在游逛。而这只熊却来到了我们国家，现在就坐在我的身旁。’”
这种情景让赫鲁晓夫想到他14岁时在尤索夫卡参观的一个集市。只要花上50个戈比，他就能看到大象，甚至还可以拉一下大象的尾巴。现在，他就是那头大象，那位妇女肯定会想：“他长得什么样子？他是否懂得如何参加上流社交的宴会？是否能按照正确的姿势使用刀叉？或者他是否会干脆从盘子里舔东西吃？”
当诺里斯·波尔森[56]市长在致“欢迎辞”时提及赫鲁晓夫那篇“我们将埋葬你们”的著名讲话时，他已经难以按捺心中的怒火了。这位市长提醒说：“你们不会埋葬我们，赫鲁晓夫先生，所以不要做无谓的努力。如果受到挑战，我们会战斗到底的。”
“我十分气愤，”赫鲁晓夫记得：“我不可能装着没有听懂其真正意思的样子，因此我决定当场给他一个回击。”[57]他开始说道：“你们知道，我是带着善意来到这里的，但是你们中的有些人总是希望把严肃的事情最后搞成一个笑话。”也许有些人会将他和他的代表团看成是“来乞求和平的穷亲戚”。也许他们邀请他来就是为了“给他一个‘见见世面’的机会，让他看到美国的强大与实力，好使他的膝盖发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随时随地做好了回国的准备。他们的飞机用差不多10个小时就可以回国了。
当赫鲁晓夫慷慨陈词时，餐厅里陷入可怕的沉寂之中。他的威胁显得太过分了。在回到饭店巨大的总统套房里，赫鲁晓夫脱掉外衣后，将他的家人和助手都召集到一起，严厉痛斥他刚才所受到的对待。“他没有吝惜他的过火言辞。”他儿子回忆说：“他的声音不时高得就跟咆哮似的，他好像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最后，他站起来，擦去额头上的汗珠，指示葛罗米柯“把我刚才所说的话全部告诉洛奇”。
此时已是凌晨一点钟了，洛奇正在起草每日一次的电报稿，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汇报当天的情况，突然葛罗米柯闯了进来，他看上去头发凌乱，身上穿着长长的睡衣，尽管汗已经从脚后跟处流了出来。这位办事慎重的外交部长显然没有原封不动地转达主子的意思。
事后，赫鲁晓夫将他的情绪发泄说成是一种游戏：“我完全能克制住自己：我发火时说的那些话只是让那些陪同我们的美国人听的。我敢肯定在我们的房间里安装了窃听装置，洛奇先生和翻译就坐在扬声器跟前，收听我们所有的谈话。”
谢尔盖·赫鲁晓夫认为，那看上去是“很情绪化的人的发泄”实际上是一种“冷静的预谋”。不过，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什么葛罗米柯的夫人在她丈夫走向洛奇的房间时还会跳起来恳求他说：“安德流沙，对他客气一点”，并急忙去寻找能帮助赫鲁晓夫镇静下来的人？为什么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也会感到“害怕”？
赫鲁晓夫肯定是有所考虑的，但是他气愤至极也是千真万确的，不仅因为美国人对他的不够尊重，而且也因为他们羞辱的对象是他本人。毕竟，这些美国人不停地当面指责的是他那构想拙劣的“我们将埋葬你们”的讲话。阿朱别伊后来证实说，他们所做的就是“揪住他的错误不放——这就是他所认为的在洛杉矶发生的一切”。
赫鲁晓夫的发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然不是在第二天的洛杉矶火车站，因为洛杉矶市政府没有人前来为他送行，而是在前往旧金山的火车途中，这段行程简直不能再好了。“我们已经决定像总统候选人那样来安排你的这一行程。”洛奇告诉赫鲁晓夫说。当火车驶入圣巴巴拉与圣路易斯—奥比斯波时，这位“总统候选人”亲吻小孩，向女士鞠躬，将锤子与镰刀的徽章别在男士胸前，在大批的欢迎人群面前笑逐颜开。“美国的普通人民喜欢我，”他告诉洛奇说：“不喜欢我的就是艾森豪威尔身边的那些杂种。”当火车通过范登堡空军基地，可以清楚地看到战略空军司令部第一导弹师的“阿特拉斯”时，要在以往，这种具有挑衅性的景象又可能会激起赫鲁晓夫的怒火，但此次他高兴地拒绝观看，并“私下里”告诉记者们说，“我们拥有的这样的基地比你们还要多，而且装备也更加先进”。
当火车抵达金门时，洛杉矶市长波尔森已经成为赫鲁晓夫心中模糊而令人作呕的记忆。“他总是想放屁，结果却将屎拉在了裤裆里。”当他们在海湾乘船游览时，赫鲁晓夫对美国总统的特别代表洛奇说。
旧金山市长乔治·克里斯托弗[58]的热情与波尔森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9]他行程的其他活动安排，包括参观圣何塞的IBM工厂以及与市民共同进餐，进行得非常顺利，尽管IBM的总裁托马斯·沃森[60]在得到华盛顿方面的指示后努力不想以微笑附和赫鲁晓夫所开的玩笑。赫鲁晓夫的心情相当放松，他的好奇心也显现了出来——并不是对IBM的电脑感到惊奇，他吹嘘说苏联有很多电脑，而是对工厂里自助餐厅里光洁如新的“福米卡”塑料布桌面感到好奇，当时在苏联的餐厅里往往需要许多女服务员为工人们服务，桌面上还总是脏兮兮的。“我们也可以在桌子上铺上塑料台布，每次用餐后只要用毛巾将桌子揩干净就行了。”他说。[61]
在旧金山唯一进展不畅的就是与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沃尔特·鲁瑟[62]以及其他商会领导人的会谈。当赫鲁晓夫指责美国剥削其他国家时，他被告知他自己就在剥削东德的工人。“你有资格为全世界所有的工人说话吗？”鲁瑟问道。“你有资格探听东德的事情吗？”赫鲁晓夫回击道。
由于会谈的双方不时愤怒地打断对方，他们之间的会谈从一个议题转到另一个议题。“你怎么能如此大言不惭地声称可以代表工人们？”赫鲁晓夫对码头装卸工人协会主席约瑟夫·卡伦咆哮道：“你还想继续谈下去吗？这是不是都快变成自由市场了？”
“你害怕我提出的问题吗？”鲁瑟质问道。
“我不怕鬼，而你是个人。”赫鲁晓夫虚张声势地回答说。
很多年后，鲁瑟仍然让赫鲁晓夫怀恨在心。“他是个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人。”他写道。他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多拿几个钱”，而不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胜利”。美国酿造业工会的头目也参加了旧金山会谈，那个“老笨蛋”左右手腕上都戴着金表，“只是坐在那里喝啤酒吃东西，凡是他能够得着的东西都被他一扫而光”，他“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我认为他的狂妄与他的年岁是毫不相干的。他也像年轻人一样是一颗被人摆弄的棋子”。
此次唇枪舌剑甚至胜过了在洛杉矶时的交锋。不过，与商会对手的斗争对赫鲁晓夫来说只是一种儿戏。这种会谈是私下的（虽然美国人后来发表了会谈记录），这让赫鲁晓夫可以不用担心公众的反应而发泄郁积的情绪。这次会谈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与高高在上的资本家的傲慢比起来，美国商会领导人的“背叛”更容易让赫鲁晓夫承受，他并没有对此次会谈感到十分狼狈，这就可以明显地说明这一点。
结束旧金山的访问后，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前往艾奥瓦州参观罗斯维尔·加斯特的农场，在那里，这位招待赫鲁晓夫的主人最后生气地将玉米棒子扔向一群试图穿过庄稼地追赶赫鲁晓夫的记者们。苏联代表团从那里又去了匹兹堡，然后于9月24日回到了华盛顿进行戴维营会谈，戴维营会谈将决定此次访问能否取得外交上的成功。
两位领导人于9月25日（星期五）下午乘坐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因为感冒，艾森豪威尔感到有点“恶心”，而赫鲁晓夫由于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现在则享受着凯托克廷山上空清新的空气。在享用了烤牛肉与红烧麝香鳖的晚餐后，艾森豪威尔让赫鲁晓夫观看了美国核潜艇“鹦鹉螺号”拍摄的关于北极的影片——并不比赫鲁晓夫让铁托观看苏联核爆炸的影片来得更加残酷，但也是一种很粗暴的做法。两人于午夜时分才休息。
第二天早上，赫鲁晓夫起得很早，穿着绣着花边的乌克兰衬衫与裤子，沿着森林里的小路与葛罗米柯一起跑步，讨论下一步的策略，这样可以防止被美国人的窃听装置偷听。在早上8点15分与艾森豪威尔在阿斯平饭店共进早餐时，赫鲁晓夫大谈他在战争期间的经历，几乎没有动他的鸡蛋、牛排、热面包与燕麦片。事后，他向约翰·艾森豪威尔抱怨说他的肾脏不好，还有其他的不适。
早上9点20分，两位领导人和他们的高级助手们坐下来讨论柏林与德国问题。赫鲁晓夫宣布柏林不是主要问题，美国也不需要正式承认东德的合法地位。他们要做的只是与西德签署一个和平协议，同时苏联可以与东西两个德国签署同样的协议。艾森豪威尔的反应好像也差不多：美国不会介意苏联是否与东德签署什么协议，只要“不会因此改变我们在柏林的地位”就行。但是赫鲁晓夫称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所能保证的只是西柏林会作为一个“自由市”地位“保持其和平与繁荣”。与此同时，签署一个临时协议可以“减弱柏林问题所带来的严峻形势，这样对美国的声望也不会有什么损害”。
赫鲁晓夫的提议让艾森豪威尔想起了莫斯科正在进行的改革。赫鲁晓夫悄悄地但并非出于无意地列举了苏联政府在“斯大林干的很多事情”上的不同看法、驱逐了莫洛托夫以及其他的保守派、对警察机构进行管束以及关闭了集中营等。由于这些努力，他是带着广泛的公众支持来到美国的，“以改善我们两国以及与你本人之间的关系”。在诸如裁军这样的关键问题上的谈判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冻结”状态。美国对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态度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苏联政府设定解决柏林问题的时间表就是为了打破这些障碍。
在赫鲁晓夫看来，这就是事情的真实情况。从他本人的声望出发，这是一种强烈的呼吁。艾森豪威尔对此的反应是提议休会半小时。赫鲁晓夫邀请美国总统出去散散步，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了拒绝。今天“外面天气并不怎么好”，他说。此外，他还需要让医生检查一下。
过了一会儿，在阳台角落的桥牌桌上，艾森豪威尔写就了一张小纸条，建议设立“永久协商机制”（包括定期的外长会谈与首脑会晤），以解决不光是德国与柏林问题，而且也包括所有其他问题。举行这些会谈的前提条件是“任何时候都不能采取损害这一和平谈判机制运作的单边行动”。
赫鲁晓夫感到很失望。艾森豪威尔的提议意味着“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发生，除了外长们拿出他们写着陈词滥调的文件、重申他们原有的立场之外”，这样“问题的最终解决将会拖上10年、15年，甚至是永远也无法解决”。艾森豪威尔的要求是苏联不要签署德国和平协议。现在，轮到华盛顿发出“最后通牒”了。
赫鲁晓夫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仍是很暴躁的。他确实需要在柏林问题上“有所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艾森豪威尔总统必须提供这种进展。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他接受美国必须从柏林撤军的最后期限，那他“就得辞职”，因为“美国人民是不会接受这一提议的”。
两人都没有提高嗓门，但脸色都很严肃。尼克松在午餐时试图缓解这种紧张气氛，他问赫鲁晓夫是否喜欢用步枪或是鸟枪打鸟与其他大的猎物。这位副总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赫鲁晓夫生气地说：大猎物显然要用步枪，而鸟枪是用来打鸟的。葛罗米柯对此也是一窍不通，赫鲁晓夫曾指责葛罗米柯在他们打猎时“购买”野鸭，装出是他猎获的。当葛罗米柯反对说他夫人看到过他打下野鸭时，赫鲁晓夫声称对葛罗米柯夫人也不相信。
艾森豪威尔试图转移会谈的话题。在抱怨休假时电话老是响起后，他问赫鲁晓夫是否也有同感。对此，赫鲁晓夫“几乎暴怒起来，声称当他游泳时，也会在沙滩上安上电话，而且他还可以向我们保证，他们苏联用不了多久就能拥有比我们更多更好的电话，到那时我们就会掐断我们的电话线，因为我们总是害怕比较”。
赫鲁晓夫好像就要情绪失控了。白宫科学顾问乔治·基斯蒂亚科斯基[63]回忆说，艾森豪威尔“也十分生气，但他还是努力控制住了自己”。葛罗米柯和他的助手们好像“全都吓傻了”。
午餐后，美国总统休息了一会儿。当他于四点左右出来时，发现赫鲁晓夫正在外面的空地上踱步。总统邀请他到他的盖茨堡农场作简短的参观。当总统的直升机起飞时，“所有的人都很沮丧，”基斯蒂亚科斯基后来写道：“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这次会谈的结果可能会是完全的失败，因此可能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而不是关系改善。”
盖茨堡农场发挥了作用。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的住所（“富人的住处，但不是一个百万富翁的”）、他的牛（总统“当时当地”就将其中的一头牛送给赫鲁晓夫作为礼物）和他的孙子辈（赫鲁晓夫友好地邀请他们与其祖父一起访问苏联）大加赞赏。当两人于六点半回到戴维营享用鸡尾酒与晚餐时，赫鲁晓夫好像“放松多了”。
第二天早餐后，他的怒气又起来了。副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64]向他保证说，莫斯科有意进口的物资（包括制鞋设备）好像并非战略物资，因此随时可以起运。赫鲁晓夫对此回击说，他来美国并不是“学习如何做鞋或是香肠的”。苏联人对如何做这些东西很了解，“也许比美国人还要好”。如果狄龙对此有任何怀疑，那他可以看一下赫鲁晓夫脚上的鞋，自己鉴别一下。
十点半，美国总统与苏联党主席以及他们的助手又坐了下来。在关于核战争的会谈后（赫鲁晓夫说他对此并不害怕；艾森豪威尔说他害怕，并且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感到害怕），这位苏联领导人提到了中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没有刺探中苏之间的分歧，而是重申了美国对北京方面的指控，这使得赫鲁晓夫除了为其盟友进行辩护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在此之后，总统说美国与苏联在中国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太大的分歧，因此“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这一交流的唯一结果就是赫鲁晓夫发表了一通评论，正是这一评论不久使他与毛泽东陷入纷争之中：虽然他不知道中国拘押的五名美国囚犯的事情，但当他到北京“就此事询问中国领导人”时，也许会有所收获。
柏林与德国问题取得了什么进展？两位领导人最终达成了一份协议。赫鲁晓夫撤回了他的最后通牒，艾森豪威尔承诺柏林现时的局面不会无限期维持下去。就像艾森豪威尔所总结的那样，美国“不会试图使柏林当时的局势永久化，同时赫鲁晓夫先生同意不会强迫西方国家撤出柏林”。[65]此外，美国总统现在同意参加四国首脑正式会晤。几个月来，他一直拒绝参加这样的首脑会晤，事先的外交努力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现在他宣布说：“他不需要在强迫之下采取行动，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进展。”[66]
两位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后不久，他们就在联合声明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艾森豪威尔建议没有必要发表联合声明，因为他们对外宣布说这次会谈是非正式的，但赫鲁晓夫坚持将他所取得的成就公布出来。午餐后，赫鲁晓夫要求在起草的文稿中删除他做出的主要让步，即取消关于柏林问题会谈确定的时间期限。虽然他证实对此已经“实质上表示同意”，但赫鲁晓夫还是担心将此包含在联合声明中可能会导致“困难而令人为难的解读”，特别是阿登纳，他想将会谈拖上八年的时间，现在他可以宣称自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现在轮到艾森豪威尔发火了：“那就到此为止。我既不会参加首脑会晤，也不会到俄罗斯去。”[67]由于美国总统的坚持，赫鲁晓夫做出了让步：艾森豪威尔可以口头上声称柏林问题会谈没有固定的期限，他（赫鲁晓夫）不会加以否认。美国总统很不情愿地答应了。
至此，两位领导人的日程都已经落后于预定的计划。他们赶忙乘坐总统专车回到华盛顿，在布莱尔宫的台阶上互相握手，并彼此保证他们期待着第二年春天在莫斯科的再次会晤。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在电视台向美国人民发表了讲话，称赞他们“友好而善良”，赞扬他们的总统，他称其为“我的朋友”，是一个“真诚希望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人，最后他以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说道：“再见！祝你们好运！”
当天晚上，赫鲁晓夫一行启程回国。####
不可否认，他的最后通牒至少暂时被取消了：这就是赫鲁晓夫在戴维营达成的全部协议。难怪在他看来，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掉进冰窟窿里、从河里捞上来后身上还滴着冰水的人”。[68]但是赫鲁晓夫得到了什么呢？艾森豪威尔同意参加四国首脑会晤并没有保证他的盟国也会参加，也没有保证在首脑会晤上达成协议。然而，赫鲁晓夫还是为他所取得的暂时成功而沾沾自喜。[69]实际上，用“成功”一词描述他回国后的做法还是比较适当的。他不仅允许苏联的宣传机器广泛宣传他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美好前景，而且他自己也逐渐对此深信不疑。
赫鲁晓夫饱受折磨的美国之行就这样结束了。同样让他感到筋疲力尽的中国之行又在等着他。在图—114飞往莫斯科的途中，他没有休息，而是召来了两名速记员开始工作。飞机预定于莫斯科时间下午三点到达。一个小时后他将向聚集在卢日尼基体育场的数以千计的群众汇报他的美国之行。
全体主席团委员都到伏努科沃机场来迎接他。这看起来好像是几乎整个党和政府机构以及外交使团都在期盼他的归来。孩子们向他和他的家人献上了鲜花。数万群众排列在列宁斯基与罗蒙诺索夫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街两旁，还有人从街道两旁的房屋窗户向经过的摩托车队招手致意。“我看到赫鲁晓夫脸上洋溢着自豪，”阿朱别伊回忆说：“他甚至拒绝先回家稍作休息”，就“直奔会场”。
体育场等待的人成千上万。在演奏了苏联国歌、莫斯科党委书记致了欢迎辞后，群众代表——一台自动机械调节器（上面写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以破冰者的力量砸碎了冷战的坚冰”）、一位来自集体农庄的女性主席（“冷战的乌云正在消散，我们的生活与工作将变得更加舒畅”）、一位学术界代表，还有一个“代表着苏联年轻一代”的学生——也表达了他们的欢迎热情。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承诺苏联将会迎来一个和平的新时代，他的讲话曾50次被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艾森豪威尔“显示了一个明智政治家的智慧以及勇气与坚定的意志”。美国总统得到了“他的人民的完全信任”（这一说法与共产主义对美国政治的正式观点有着强烈的反差）。当然，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谈就清除冷战的所有毒瘤”。美国的“邪恶势力”仍然需要我们“像对待魔鬼一样将他们烙死在煎锅上”。但是美国总统“真诚地希望看到冷战的结束”，“准备运用他的努力与意志，使我们两国间达成一致”。
这种讲话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它提高了人们对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的期望。但是，这是赫鲁晓夫心里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毛病。在他儿子看来，赫鲁晓夫对其美国之行的总结是如此的“欣快”，以致他认为可以通过与毛泽东的会谈解决所有与中国的矛盾。
甚至后来灾难性的中国之行也没有让赫鲁晓夫改弦更张；相反，却增强了他的冒险心理，他认为自己的外交努力终会带来成果。他对自己的信心最为强烈的表述就是他于一月份宣布苏联军队将再裁减一百万人。他预测西柏林问题也会“在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得以解决。二月的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宣布，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重大国际分歧问题的时期”。
如果这种宣告的听众只是外国人，那还可以认为是一种宣传手段，但在苏联国内也听到了类似的大肆宣传，特别是随着为艾森豪威尔回访做准备的工作的开始。艾森豪威尔一家将于6月10日来访，将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以及伊尔库茨克。从那里他们将乘船沿安加拉河航行，于6月19日到达日本。
赫鲁晓夫亲自监督了安排工作。虽然因为在新的政府大楼以及为精英分子建造新的别墅上节省资金而遭到很多人的非议，但他还是很快批准在美国人即将访问的地方建造一系列的豪华别墅。其中之一就是在贝加尔湖长满树木的峭壁上修建一座打猎用的住宅，多年后，这里仍被称作“艾森豪威尔别墅”。由于决意要与他在戴维营所受到的热情好客的招待相匹配，赫鲁晓夫对在他自己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别墅还是在新奥加廖沃的国宾馆招待艾森豪威尔大伤脑筋。前者更接近于戴维营，因为他就居住在那里，但是他不敢确定别墅里的浴室是否够用。
由于苏联没有高尔夫球场，赫鲁晓夫就为他的客人建造了一个。当艾森豪威尔要求在苏联境内使用他自己的飞机时，赫鲁晓夫不顾军方的反对予以同意。克格勃担心美国飞机会秘密拍摄苏联桥梁、公路与铁路的照片——他们的担心是正确的。美国人不久就在安德鲁空军基地的一个秘密飞机棚内在“空军一号”的机身内安装了高分辨率的照相机。
虽然并非所有为艾森豪威尔来访所做的准备工作都是公开的，但苏联人民还是得到了信息。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的所有地方都换上了新装（街道进行了重新铺设，房屋的正面作了重新粉刷，等等）。美国外交人员可能会经过的一个偏僻的村庄也作了重新整修。这个村庄其实并不靠近美国总统的行程线路，但为了防止美国总统临时决定造访，因此还是进行了准备。“你知道，”当地的一名官员说：“当你们的总统来到这里时，我们会给他连苏联领导人都未曾享受过的热情欢迎。”
几十年来，莫斯科人都不敢给美国人打电话，因为害怕会遭到窃听。现在美国人突然接到苏联朋友的电话，说他们终于可以相互交流了。此外，当艾森豪威尔到来时，这种热情只能膨胀成为无法遏制的亲美声浪。苏联意识形态的监督者们感到十分惊恐。美国的形象一直是“阶级敌人”，他们已经精心塑造了40年，这一刻都被证明是无用的。一种巨大的、自发的公众意识形态背叛实际上已经产生了。
赫鲁晓夫对此也感到了担心，他儿子回忆说：“当时他所有的希望都是围绕着即将到来的首脑会晤，甚至更多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苏联的访问。”因为他正在为一个新的时代奠基着，所以“在一开始大家的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时，不要犯错误显得尤其重要。一个错误的行动，哪怕是一个理解上的失误，都可以使他的所有努力都付之东流”。
[1]克里斯蒂安·阿奇博尔德·赫脱（ChristianArchibaldHerter，1895年3月28日——1966年12月30日），1916年起从事外交工作。1930—1942年、1943—1953年任众议院议员。1939—1943年任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长。1953—1957年任马萨诸塞州州长。1957—1959年任副国务卿。1959—1961年任国务卿。1961—1966年任贸易代表。1966年逝世。
[2]赫鲁晓夫的前外交政策助理奥列加·特罗亚诺夫斯基分析过他的主人在柏林问题上的心理。还有其他一些人也证实过赫鲁晓夫对西德有核化的担忧。但是奥列加·格里内夫斯基引述了赫鲁晓夫在一次会议上所表达的对阿登纳想拥有核武器的怀疑，赫鲁晓夫认为，如果阿登纳想获得核武器，那不仅苏联，而且其他西欧国家也会感到震惊的。
奥列加·阿列克谢耶维奇·格里内夫斯基（ОлегАлексеевичГриневский，1930年6月3日——2019年2月5日），苏联外交官。1957—1958年任外交部国际司随员。1958—1960年任外交部国际司三秘。1960—1963年任外交部国际司二秘。1978—1983年任外交部中东司司长。1983—1989年任斯德哥尔摩会议苏方代表团团长。1989—1991年任维也纳常规武器会谈苏方代表团团长。1991年任驻瑞典大使。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7年继续担任俄罗斯联邦驻瑞典大使。1997年退休。
[3]小休伯特·霍拉蒂奥·汉弗莱（HubertHoratioHumphrey,Jr.，1911年5月27日——1978年1月13日），出身于一个挪威移民家庭。1940年毕业于路易斯安那大学，随后留校任教。1941年加入美国教师联合会。1943年任战争人力委员会副主任。1944年参加民主党。1945—1948年任明尼阿波利斯市长，期间倒向反共阵营。1949—1950年任反共组织美国人民主行动主席。1949—1964年、1971—1978年任参议院议员。1961—1964年任民主党党鞭。1965—1969年任副总统。1968年在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选举，但败给了尼克松。1977—1978年任参议院临时副议长。1978年去世。
[4]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АндрейМихайлович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гентов，1918年3月26日——1993年4月12日），苏联外交官。1940—1942年任塔斯社驻斯德哥尔摩记者。1942—1947年任驻瑞典使团官员。1947—1961年任外交部长顾问。1948年加入联共（布）。1961—196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助理。1963—1966年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国际事务助理。1966—1986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国际事务助理。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副主席。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3年去世。
[5]汉弗莱给汤普森大使的报告收录在1958年12月3日汤普森给国务卿的第1208份电报中。米高扬补充说，赫鲁晓夫“在与柏林有关的整个复杂问题中显示出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理解失当”。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后来在苏联从勃列日涅夫至戈尔巴乔夫之间的所有领导人执政期间一直担任外交政策助理。V.M.法林回忆说，那年秋天的某个时候，中央委员会信息局被要求向赫鲁晓夫简要陈述关于德国前景的分析，G.M.普希金勇敢地表达了对赫鲁晓夫计划的怀疑，当他陈述自己的观点时，赫鲁晓夫将他的观点称为“一派胡言”，并对整个信息局都失去了兴趣。
瓦伦丁·米哈伊洛维奇·法林（ВалентинМихайловичФалин，1926年4月3日——2018年2月22日），苏联外交官。1952年进入外交部门工作。195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8—1959年任苏共中央新闻部助理。1959年兼任外交部工作。1961—1966年、1968—1971年任外交部第三欧洲司司长。1966—1968年任外交部第二欧洲司司长。1971—1978年任驻西德大使。1976—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8—1982年任苏共中央国际新闻部第一副部长。1983—1986年任《消息报》政治专栏作家。1986—1988年任诺沃斯蒂通讯社董事会主席。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8—1991年任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89—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移居德国，在汉堡大学和平与安全研究所任教。2000年回国。2011—2018年任“国际俄罗斯”运动国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席。2018年去世。
格奥尔基·马克西莫维奇·普希金（ГеоргийМаксимовичПушкин，1909年2月3日——1963年4月2日），苏联外交官。1937—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第二西欧司和中欧司雇员。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1年任驻斯洛伐克大使。1941—1942年任外交部第四欧洲司副司长。1942—1944年任驻乌鲁木齐总领事。1944—1945年任匈牙利盟军控制委员会政治顾问。1945—1948年任驻匈牙利特使。1948—1949年任驻匈牙利大使。1949年6—10月任外交部司司长兼部长会议无线电广播委员会主席。1949—1952年任驻东德外交使团团长。1952—1953年、1959—1963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3—1954年任外交部中东和近东国家司司长。1954—1955年任驻东德高级专员。1954—1958年任驻东德大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8—1959年任苏共中央新闻部长。1961—1963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3年去世。
[6]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显然在赫鲁晓夫的11月10日讲话发表之前看到了讲话草稿，并对讲话内容感到十分震惊。
[7]威廉·特纳·凯特里奇（WilliamTurnerCatledge，1901年3月17日——1983年？月？日），美国记者。1915年加入民主党。1929年进入《纽约时报》工作。1941年离开《纽约时报》，并于1941—1943年历任《芝加哥太阳报》首席通讯员和总编辑。1943年返回《纽约时报》。1952—1964年任《纽约时报》总编辑兼执行主编。1968年退休后曾短暂担任《纽约时报》董事会副总裁。1983年去世。
[8]艾森豪威尔最初的反应可以在报告此次谈话的私人内部备忘录的开头找到，这说明他对赫鲁晓夫的想法十分清楚。
[9]几天后，米库诺维奇提醒说，那些反对会谈的西方人会使用赫鲁晓夫在明斯克的“激烈攻击”“进一步破坏双方之间的气氛”。但是赫鲁晓夫确信“双方的激烈言辞很快就会被遗忘的”。
[10]3月3日，苏联大使缅希科夫告诉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说，苏联政府“不会反对在美国举行两国政府首脑的会晤，会晤的城市可以由美国方面确定”。
[11]尽管自从苏联提出举行四国首脑正式会晤的建议以来已经五个月过去了，赫鲁晓夫继续说道，但西方国家仍未就会谈组织或日程安排等问题作出答复。这是他在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于1958年5月27日的《真理报》第三版。
[12]美国大使馆事先接到通报说，虽然将举行“自发的”示威活动，但“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在“示威者”砸碎了西德大使馆的窗户后，人们发现西德大使克罗尔坐在破碎的玻璃、砖块以及其他垃圾旁边，而他一直以自己与赫鲁晓夫关系不错而感到自豪。这种政治气氛让米库诺维奇想起了1956年11月苏联干涉匈牙利事件后的情景，然而赫鲁晓夫却对他说，这同样也会过去的。
汉斯·克罗尔（HansKroll，1898年5月18日——1967年8月8日），联邦德国外交官。1920年进入外交部门工作。1939—1943年任驻土耳其大使馆一秘。1943—1945年任驻巴塞罗那总领事馆雇员。1953—1955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55—1958年任驻日本大使。1958—1962年任驻苏联大使。1962—1963年任外交部东方问题顾问。1963年退休。
[13]费萨尔二世（FaisalII，1935年5月2日——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哈希姆王朝末代国王，1939年4月4日——1958年7月14日期间在位。1958年在“七·一四”革命中被枪决。
[14]阿德莱·尤因·斯蒂文森二世（AdlaiEwingStevensonII，1900年2月5日——1965年7月14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22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26年获西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49—1953年任伊利诺伊州州长。1952年、1956年两次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大选，但都败给艾森豪威尔。1953年赴亚洲、欧洲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1960年再次参加总统大选，但在民主党初选中败给肯尼迪。1961—1965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65年因突发心脏病在伦敦逝世。
[15]当米库诺维奇于10月8日进行告别拜会时，赫鲁晓夫正因为一连串的胜利而心中窃喜，其中包括美国与英国即将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军。赫鲁晓夫说，这说明他们“已经在压力之下被赶了出去”。这证明了“资本主义正日见衰落”，特别是在第三世界。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对局势的发展感到很满意，不管是在内心，还是从表面上来看”。
[16]埃里克·艾伦·约翰斯顿（EricAllenJohnston，1896年12月21日——1963年8月22日），美国资本家、共和党政客。1917年入伍。1918年赴西伯利亚，参加了苏俄内战，并于1918—1922年任驻北京大使馆武官。1922年因病回国并退役。1924年起经商。1942—1945年任美国商会会长。1944年受邀访问苏联。1946—1963年任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在任期间于1947年炮制了“好莱坞黑名单”，开始迫害同情共产主义的电影工作者。1951年任经济稳定局局长。1953年任总统特别代表，处理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水资源冲突。1958年赴苏联会见赫鲁晓夫。1963年去世。
[17]哈罗德·麦克米伦，英国前首相（1957—1963）。母亲出生于美国。任内曾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会谈过战略核武器问题，会晤过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1963年英国被拒绝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著有回忆录《政变风云，1914—1939》等。——译者
[18]1958年8月，麦克米伦向其莫斯科大使馆询问对赫鲁晓夫“自大狂”的看法，他特别问到：“赫鲁晓夫是否会像希特勒那样做出愚蠢的事情？……”英国大使雷利于8月25日答复说：“我认为赫鲁晓夫的这种自大倾向不会像希特勒那样具有危险性，我认为存在着阻止这种自大倾向发展的可能性。首先，赫鲁晓夫是个正常的人，有着正常的家庭生活。（他还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其次，苏联国内也不存在对赫鲁晓夫顶礼膜拜的现象。”
[19]他的战术则更为奇怪。他坚持认为他的战争威胁是通向和平的突破口。尽管他的建议显然是西方国家无法接受的，不过作为一种让步，他还是在11月27日的照会中提出这些建议：从主权来说，整个柏林都应该属于东德，但是他可以慷慨地将西柏林作为“自由市”。虽然他的最后通牒只能是使本已极度紧张的气氛进一步激化，但他还是认为，他提出六个月的最后期限是想避免“操之过急与引起摩擦”。如果西方国家不接受他的让步计划，那他们只好求助于“强力、威胁与胁迫”。由于“只有疯子”才想发起战争，赫鲁晓夫此举无异于“作茧自缚”。参照1958年11月27日苏联政府给美国政府发去的外交照会。
[20]这段关于汉弗莱的访问及其印象的描述源自他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所做的记录以及后来的口述，还有他后来接受了《生活》杂志的采访并对国务院官员作了情况汇报。也可以参照汤普森大使1958年12月3日的第1208号电报以及1958年12月4日的第1216号电报，还有汉弗莱与助理国务卿克里斯蒂·赫脱于1958年12月8日进行的会谈备忘录，国务院对汉弗莱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会谈也有报告。
[21]尤金·约瑟夫·麦卡锡（EugeneJosephMcCarthy，1916年3月29日——2005年12月10日），1935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1943年曾在本笃会进修。1948年加入明尼苏达农工党。1949—1959年代表民主党担任众议院议员。1959—1971年任参议院议员。1968年参加总统选举，但在党内初选中败给了汉弗莱。1972年退出民主党。1976年、1988年、1992年三次竞选总统，仍以失败告终。1992年返回民主党。2005年去世。
[22]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缅希科夫（МихаилАлексеевичМеньшиков，1902年11月21日——1976年7月19日），1918年加入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了坦波夫叛乱。此后从事经济工作。1943—1946年任联合国救济和重建管理局副局长。1946—1949年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1949—1951年任对外贸易部长。1953—1957年任驻印度大使。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7年2—10月兼任驻尼泊尔大使。1958—1962年任驻美国大使。1962—1968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1968年退休。
[23]米高扬的确在柏林问题上与杜勒斯进行过激烈的争吵，但他曾私下里对艾森豪威尔说，如果赫鲁晓夫能为1956年的美国大选投票，那他会“投艾森豪威尔一票的”。
[24]威廉·阿维雷尔·哈里曼（WilliamAverellHarriman，1891年11月15日——1986年7月26日），191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后加入共和党。1915年起开始经商。1915—1917年任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副总裁。1928年加入民主党。1931—1942年任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1932—1946年任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董事长。1934—1935年任国家复苏局局长。1937—1939年任商业咨询委员会主席。1941年任总统欧洲特使。1943—1946年任驻苏联大使。1946年4—6月任驻英国大使。1946—1948年任商务部长。1950—1952年任总统特别助理。1951—1952年任北大西洋防务计划委员会主席。1952年、1956年两次参加总统大选，但在民主党初选中都败给阿德莱·斯蒂文森。1955—1959年任纽约州州长。1961—1963年任助理国务卿。1963—1965年任副国务卿。1965—1969年任无任所大使。1969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86年逝世。
[25]约翰·杰伊·麦克洛伊（JohnJayMcCloy，1895年3月31日——1989年3月11日），美国律师、外交官、银行家。1917—1919年期间服役于美军，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1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并开始担任律师。1941—1945年任助理战争部长，在任期间创建了战略服务办公厅。1947—1949年任世界银行行长。1949—1952年任德国美占区高级专员。1953—1960年任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1954—1969年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1958—1965年任福特基金会主席。1966—1968年任大西洋研究所名誉主席。1989年去世。
[26]麦克米伦坚持说他不是来“谈判的”，相反，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想“打探这位苏联领导人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27]匹克威克，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主人公，其性格宽厚耿直。——译者
[28]约翰·塞尔温·布鲁克·劳埃德，塞尔温—劳埃德男爵（JohnSelwynBrookeLloyd,BaronSelwyn-Lloyd，1904年7月28日——1978年5月18日），1925年起支持自由党。1931年起支持保守党。1932—1937年任霍伊莱克市区议会议员。1937年入伍。二战期间曾任第2军副参谋长，参加了诺曼底战役，并参与解放了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1955年以上校军衔退役。1945年加入保守党。1945—1976年任下议院议员。1954—1955年任供应大臣。1955年任国防大臣。1955—1960年任外交大臣。1960—1962年任财政大臣。1963—1964年任下议院领袖兼掌玺大臣。1964—1965年任下议院影子领袖。1971—1976年任下议院议长。1976年被封为男爵。1976—1978年任上议院议员。1978年去世。
[29]罗伯特·丹尼尔·墨菲（RobertDanielMurphy，1894年10月28日——1978年1月9日），美国外交官。1921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30—1936年任驻巴黎总领事。1940—1941年任驻法国维希政权临时代办。1941—1943年期间与自由法国运动合作。1949—1952年任驻比利时大使。1952—1953年任驻日本大使。1953年7—11月任国际组织事务助理国务卿。1959年8—12月任政治事务副国务卿。1976—1977年任情报监督委员会主席。
[30]承认苏联也许在诸如火箭之类的领域内领先美国，尼克松坚持向赫鲁晓夫展示“在其他一些领域，例如彩色电视机，我们领先他们”。赫鲁晓夫打断他的话说：“不，不，不”，并使劲地摇头，“不，我们在彩色技术上也领先你们。”后来，在重复了几次对尼克松说出的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上的认同后，赫鲁晓夫突然在电视镜头前停了下来，笑着对周围的人（包括米高扬、科兹洛夫与福尔采娃以及记者和其他一些人）说：“等一下，我想弄清楚刚才我赞同的是什么事情。”再后来，在尼克松同意将两人的谈话在美国电视上播出后，赫鲁晓夫的谈话被翻译成英语，赫鲁晓夫将手高高举起，与尼克松击掌，以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31]密尔顿·斯托弗·艾森豪威尔（MiltonStoverEisenhower，1899年9月15日——1985年5月2日），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弟弟。1928—1941年任农业部信息主管。1942年任政府机构战争搬迁局局长。1942—1943年任战争信息办公室副主任。1943—1950年任堪萨斯州立大学校长。1950—1956年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校长。1953—1969年任总统顾问。1956—1967年、1971—1972年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1968—1985年任全国暴力起因和预防委员会主席。1985年去世。
[32]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АндрейНиколаевичТуполев，1888年10月29日——1972年12月23日），苏联科学家。曾参与研制各种型号的飞机。1937年被捕。1940年被判处15年徒刑。1941年获释。卫国战争期间和战后发明了图—4战略轰炸机、图—16喷气式轰炸机、图—104喷气式民用飞机、图—114洲际客机、图—144超音速客机等。多次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5年完全平反。1956—1972年任苏联航空工业总设计师。1972年逝世。
[33]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图波列夫（АлексейАндреевичТуполев，1925年5月20日——2001年5月12日），苏联飞机设计师，安德烈·图波列夫的儿子。1975—198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34]赫鲁晓夫也并非“完全孤军奋战”，因为老牌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在他的旁边。但是赫鲁晓夫觉得“如果在我与艾森豪威尔会谈的过程中不时地与葛罗米柯低声交换看法”，那就太丢人了，他很看不惯在日内瓦谈判过程中，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当着我的面不断地递条子”。
[35]安德鲁·杰克逊·古德帕斯特（AndrewJacksonGoodpaster，1915年2月12日——2005年5月16日），1935年入伍。二战期间在北非和意大利作战。1954—1961年任总统参谋秘书兼国防联络官。1961—1962年任德国第8师师长。1963—1981年任总统顾问。1966—1967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1967—1968年任国家战争学院院长。1968—1969年任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副司令。1969—1974年任欧洲盟军司令部总司令兼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1977—1981年任西点军校校长。1981年退休。
[36]维亚恰斯拉夫·彼得洛维奇·叶流津（ВячеславПетровичЕлютин，1907年3月11日——1993年2月5日），苏联冶金学家。1929年加入联共（布）。1951—1954年任高等教育部第一副部长。1954—1959年任高等教育部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9—1985年任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长。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5年退休。
[37]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Тихонов，1905年5月14日——1997年6月1日），1940年加入联共（布）。1950—1955年任黑色冶金部管道工业总局局长。1955—1957年任黑色冶金部副部长。1957—1960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经济委员会主席。1960—1963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科学和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3—196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65—1976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66—198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6—1980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8—197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9—1985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1985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85年退休。1986—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顾问。
[38]玛丽·日涅娃·“玛米”·艾森豪威尔（MaryGeneva"Mamie"Eisenhower，1896年11月14日——1979年11月1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妻子，1953—1961年任美国第一夫人。
[39]老弗雷德里克·马尔科姆·韦林（FredrickMalcolmWaringSr.，1900年6月9日——1984年7月29日），美国音乐家。
[40]1956年11月19日伦敦《时报》第8版文章。可以想象，俄罗斯人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讲话中删除了这句话。当天晚上早些时候，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将英国、法国和以色列说成是“法西斯主义者”与“匪徒”，这使得北约国家的大使们退出了会场。
[41]小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CabotLodgeJr.，1902年7月5日——1985年2月27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24—1931年期间在报刊工作。1933—1936年任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员。1937—1944年、1947—1953年任参议院议员。二战期间两次入伍参战。1953—1960年任驻联合国大使。1960年作为尼克松的副总统候选人搭档竞选，但以失败告终。1961—1962年任大西洋研究所总干事。1963—1964年、1965—1967年两次担任驻南越大使，期间策划了暗杀吴庭艳的行动。1967—1968年任无任所大使。1968—1969年任驻联邦德国大使。1970—1977年任总统驻梵蒂冈教廷私人代表。1985年去世。
[42]罗伯特·费迪南德·瓦格纳二世（RobertFerdinandWagnerII，1910年4月20日——1991年2月12日），美国民主党政客。1938年、1939—1940年、1941—1942年任纽约市议会议员。1942年入伍，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50—1953年任纽约曼哈顿区长。1954—1965年任纽约市长。1968—1969年任驻西班牙大使。
[43]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三世（JohnDavisonRockefellerIII，1906年3月21日——1978年7月10日），美国慈善家。
[44]大卫·萨诺夫（DavidSarnoff，1891年2月27日——1971年12月12日），美国商人。出身于白俄罗斯一个犹太人家庭。1900年移居美国。1930—1970年任美国无线电公司总裁。
[45]约翰·肯尼思·吉尔布莱斯（JohnKennethGalbraith，1908年10月15日——2006年4月29日），加拿大裔美国经济学家、外交官。1934年起在大学任教。1941—1943年任价格管理办公室副主任。1943—1948年任《财富》杂志编辑。1946年任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办公室主任。1961—1963年任驻印度大使。1972年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2006年去世。
[46]小加得纳·“迈克”·考利斯（Gardner"Mike"CowlesJr.，1903年1月31日——1985年7月8日），美国报纸和杂志出版商。1942—1943年任战争信息办公室副主任。
[47]弗朗西斯·阿尔伯特·辛纳特拉（FrancisAlbertSinatra，1915年12月12日——1998年5月14日），美国歌手、演员。
[48]伊丽莎白·罗斯蒙德·泰勒（ElizabethRosemondTaylor，1932年2月27日——2011年3月23日），英裔美国演员。
[49]亚瑟·阿舍·米勒（ArthurAsherMiller，1915年10月17日——2005年2月10日），美国编剧、剧作家、散文家。
[50]赫鲁晓夫就在此时说明了他在内战期间曾被安排与一个贵族家庭住在一起的情景，起初，这家人对他嗤之以鼻，后来因为他将文化传播到大众中的贡献而对其产生了尊重之情，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及这一事情。
[51]詹姆斯·大卫·格雷厄姆·尼文（JamesDavidGrahamNiven，1910年3月1日——1983年7月29日），英国演员、小说家。
[52]理查德·T.戴维亚斯在他的书中提到，苏联先遣人员原来也反对参观迪斯尼乐园；戴维亚斯怀疑赫鲁晓夫是故意提出这一要求的，因为他知道这一要求得不到满足。赫鲁晓夫的想法是，“如果我真去的话，要是发生了反对我的骚乱，那么那个父亲曾在罗斯托夫失去了工厂的人肯定会为我受到这样的待遇而幸灾乐祸”。因此，“我决定不坚持我的要求”。
[53]雪莉·麦克莱恩（ShirleyMacLaine，1934年4月24日——），美国演员、歌手、作家。
[54]作者在纽约市的电视与广播博物馆观看过KTLA电视台记录当时情景的影片。舞蹈演员拒绝撩起她们的裙子。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听说此事后，他对洛奇说他会给她们写去感谢信的。
[55]赫鲁晓夫还吹嘘说，克格勃还利用双面间谍来截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信息，并发出误导的信息，甚至让这些双面间谍从美国申请额外的资金。
[56]查尔斯·诺里斯·波尔森（CharlesNorrisPoulson，1895年7月23日——1982年9月25日），美国共和党政客。1939—1943年任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议员。1943—1945年、1947—1953年任众议院议员。1953—1961年任洛杉矶市长。1961年退出政坛。
[57]洛奇事先看过市长的讲话稿，他甚至还努力劝说波尔森不要发表这种讲话，并告诉他说赫鲁晓夫肯定会认为是美国政府在背后指使的。
[58]乔治·克里斯沃弗（GeorgeChristopher，1907年12月8日——2000年9月14日），美国共和党政客。出身于希腊移民家庭。1956—1964年任旧金山市长。
[59]克里斯托弗仍然记得当时在旧金山火车站冰释前嫌时的情景，他开玩笑地说，苏联代表团与旧金山欢迎委员会的“大老板”实际上是赫鲁晓夫的夫人和克里斯托弗的夫人，对此赫鲁晓夫回答说：“我喜欢你，你与他们不一样。”这是1999年7月9日乔治·克里斯托弗与谢尔盖·赫鲁晓夫之间友好通信的内容。
[60]小托马斯·约翰·沃森（ThomasJohnWatsonJr.，1914年1月14日——1993年12月31日），美国商人。二战期间担任空军飞行员。1946年进入IBM工作。1949—1952年任IBM执行副总裁。1952—1956年任IBM总裁。1956—1971年任IBM首席执行官。1971年因病退休。1979—1981年任驻苏联大使。
[61]回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下令按照IBM的模式来组织工厂的用餐服务。此外，他在圣何塞看到的那种自助式超市也被引入苏联。
[62]沃尔特·菲利普·鲁瑟（WalterPhilipReuther，1907年9月1日——1970年5月9日），美国工会活动家。1927年进厂做工，曾参加美国社会党。1936年加入汽车工人联合会，同年年底领导了燧石静坐罢工。1937年加入民主党，同年领导了克莱斯勒罢工。1946—1970年任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在任期间于1947年将美国共产党会员全部驱逐。1952—1955年任产联主席。1955—1968年任劳联—产联主席。1970年去世。
[63]乔治·波格丹诺维奇·基斯蒂亚科斯基（GeorgeBogdanovichKistiakowsky，1900年11月18日——1982年12月7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哥萨克家庭。1917年反对十月革命，并参加了白军。1920年起先后流亡土耳其、南斯拉夫和德国。1926年移居美国。1928年起在大学任教。1941—1942年任科研发展办公室B处处长。1942—1944年任科研发展办公室第8处处长。1943年起参与了曼哈顿计划。1959—1961年任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1962—1965年任美国国家科学院科学、工程和公共政策委员会主席。1965—1973年任国家科学院副院长。1977—1982年任宜居世界委员会主席。1982年去世。
[64]克拉伦斯·道格拉斯·狄龙（ClarenceDouglasDillon，1909年8月21日——2003年1月10日），美国外交官。出身于波兰犹太人移民家庭。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曾参加关岛战役、塞班岛战役和菲律宾战役。1953—1958年任驻法国大使。1958—1961年任经济事务副国务卿。1961—1965年任财政部长。1970—1977年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兼主席。1972—1975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
[65]艾森豪威尔的评论实际上是有先见之明的。几个月后，当西方国家继续坚持他们在1959年夏天开始所采取的立场时，美国大使汤普森从莫斯科发回电报说，这意味着“美国事实上回到了戴维营协议上，美国会使其盟友遵守解决柏林问题的协议”。
[66]赫鲁晓夫想知道总统所说的“在强迫之下”是什么意思。艾森豪威尔回答说，强迫就是“一方意图在不考虑其他国家想法的情况下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局势”。赫鲁晓夫否认他的政府曾经有过类似的想法，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想制造一种强迫的局势。”
[67]如果赫鲁晓夫听到美国总统对文件草稿中另一句话的解读，他肯定会暴跳如雷，这句话是“我们进一步达成协议，这些［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不应该无限期拖延下去。……”艾森豪威尔对他的助手们说，这没有问题，因为美国显然没有“打算占领那里50年”。但49年肯定不会是赫鲁晓夫所希望的。
[68]当赫鲁晓夫刚来到华盛顿时，艾森豪威尔在白宫的一对一会谈中对他作出了个人承诺。他说他的客人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因为赫鲁晓夫“在一个有着强大实力的国家集体中拥有巨大的权力”。不过，由于西方盟国“有着他们自身的处事方式，他们可以单独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的权力“只限于一个国家——美国”。当艾森豪威尔于16个月后离职时，他“仍然会爱着人民——所有的人民，包括俄罗斯人民”，就像他现在所做的这样，但赫鲁晓夫“可以成为为保证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贡献的那个人”。
这就是艾森豪威尔利用赫鲁晓夫自我心理的方式，但是并没有取得成效。赫鲁晓夫也许会接受这种奉承，但他肯定也会有所怀疑（因为他知道没有人会比美国总统更具权力），同时更坚定了他利用艾森豪威尔对和平的承诺的信心，让他在德国问题上做出让步，并同意参加四国首脑正式会晤。
[69]特罗亚诺夫斯基后来称赫鲁晓夫美国之行所取得的结果是“难分好坏的”。由于对赫鲁晓夫的举措感到不满，葛罗米柯认为“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赫鲁晓夫本人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改变了看法，声称他对会谈结果也感到“失望”，虽然失望的情绪并不像艾森豪威尔那么明显，因为“我并没有带着任何幻想来到美国，我早就知道期望达成协议的时机尚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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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高高在上：1957—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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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高高在上：1957—1960
1957年10月4日，当朱可夫元帅从莫斯科飞到塞瓦斯托波尔，登上一艘苏联巡洋舰，即将踏上对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的正式访问旅途时，他没有想到三周后他会被解职，并蒙受羞辱。相反，此时他正处于其权力的巅峰时期，好像只要赫鲁晓夫仍然是苏联党的领导人，他国防部长与主席团委员的位置就可保无虞。
在20世纪30年代末，朱可夫与赫鲁晓夫两人就相识了，战争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对于朱可夫的“思想、军事知识与坚强的性格”，赫鲁晓夫印象颇深，当由于相同的性格原因，斯大林将这位苏联头号的战争英雄降职，并在战争后将其流放到敖德萨时，赫鲁晓夫对他十分同情。在斯大林去世后将朱可夫调回莫斯科、1955年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以及1956年成为主席团候补委员中，赫鲁晓夫发挥了作用。朱可夫在逮捕贝利亚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对赫鲁晓夫的这些提拔作了回报。在1956年7月帮助痛击“反党集团”后，朱可夫也成为了主席团的正式委员。在1956年底他的60岁生日时，朱可夫得到了通常属于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勋章与称颂。1957年7月，他像一位征服英雄似的在列宁格勒掀起一阵旋风，乘坐敞篷ZIS轿车，在成千上万人的欢呼声中缓慢地通过内夫斯基·帕罗斯佩克特大街。那年夏天，朱可夫成为赫鲁晓夫别墅里的常客，两人常常在树下与草地上长时间地散步，8月，他还被邀请去拜访当时正在克里米亚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有充分的理由将这位国家最强势的军人拉拢在自己身边。“你将使自己失去最好的朋友。”朱可夫在10月底打电话给赫鲁晓夫，为他的政治生涯辩护时警告说。[1]但是，赫鲁晓夫不是巩固与朱可夫之间的同盟关系，而是私下里准备让其退位。他邀请朱可夫去克里米亚，一个原因就是想监视他的行动。[2]朱可夫一踏上前往巴尔干的航程，赫鲁晓夫就和其他一些主要的将军飞到了基辅，目的就是为了他后来所说的“政治上的骑墙派”，以确保他们会支持推翻他们最高长官的行动。[3]10月19日，主席团通过了一项谴责朱可夫的决议。五天后，朱可夫了解到了莫斯科所发生的事情，便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克格勃头目伊万·谢罗夫，并火速赶回来，想拯救他的政治生命。但是就像七年后赫鲁晓夫本人一样，他从机场就直接被拉到了主席团会议上，告诉他已经终结了。在两天后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没有一个人为他讲过一句辩护的话。作出将朱可夫撤职的决定是“很痛苦的”，赫鲁晓夫回忆说：“但我们必须这么做。”
针对朱可夫最重要的指控是，他正在一个基地位于莫斯科附近的秘密突击队的帮助下准备篡党夺权；莫斯科党委书记福尔采娃后来描述说，这个突击队是“一帮破坏分子”。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赫鲁晓夫采取如此突然果断的措施，目的是为了以先发制人的办法防止朱可夫的特种部队采取行动。[4]据说，朱可夫还通过阻止政治军官批评军事指挥官以及努力将内务部与克格勃边防部队置于他的指挥之下的做法，削弱党对军队的控制。第三条罪状（这条罪状使其他的指控显得更为可信）是朱可夫正在培育对他的个人崇拜。据称，他坚持重新筹划拍摄有关二战胜利游行的纪录片，因为1945年他所骑的那匹白马摔了一跤。赫鲁晓夫在10月的全体会议上说，有一次朱可夫曾强迫参加招待会的海军军官穿上黑色的粗呢短大衣，这样就会使穿着白色制服的他能像“一只白色海鸥一样”显得很出众。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在1957年10月的全体会议上说：“他在战争期间的表现还不仅仅是粗鲁。他的指挥方式简直就是猥亵；除了不停地咒骂，中间夹杂着枪毙的威胁外，我们什么都听不到。”m5_15[5]莫斯卡连科元帅谴责朱可夫“虚荣、自我主义膨胀、狂妄自大，而且喜欢自我陶醉”。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责朱可夫“固执、专制、野心勃勃、喜欢追求自我荣耀”。巴格拉米扬元帅插话说：“他简直就是有病。自我夸大是他的本性。”[6]
由于有这样的朋友与同事，朱可夫不需要什么仇人。[7]他们的很多指控都是经过夸大的，坦白地说，有些可能纯属子虚乌有。现在看来，要想确定他们的可信性是不可能的，但很显然，赫鲁晓夫宁愿相信他们。当赫鲁晓夫于1957年8月访问东德时，当时驻东德的苏联军队的指挥官安德烈·格列奇科准备迎接来访的苏联代表团。但是朱可夫命令他留在一线部队，因为那里正在进行军事集结，格列奇科于是向赫鲁晓夫提出了抱怨。[8]“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也许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尊重，”赫鲁晓夫在10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但是如果一位国防部长说不需要迎接党的第一书记，那就是在破坏党与军队之间的联系，不管这位第一书记是赫鲁晓夫、伊万诺夫，还是佩特罗夫，不管他是谁。这是一种卑劣的行动。同志们，我不是在为自己辩护，我是在维护我们党的利益。”m9_12[9]
不仅仅谢皮洛夫声称朱可夫起初支持过将赫鲁晓夫赶下台，布尔加宁也作出了同样的指控，还有萨布罗夫。[10]在1957年6月的危机中，当赫鲁晓夫的对手们抱怨说他准备用坦克对付他们时，据称朱可夫不耐烦地说，“只有得到他的命令”，坦克才会采取行动。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的全体会议上曾经以赞许的语气引用过朱可夫的这些话，并说这反映了一种“严格的党的路线观念”。但是在修改过的全体会议记录里，他的这种赞许被删除了。到了10月份，米高扬就将朱可夫的这些话拿来用作反对他的工具。[11]如果说朱可夫在6月全体会议上采取好战的反斯大林主义立场是想重新赢得赫鲁晓夫的信任，那可以说真是太适得其反了。指控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的立场是一回事，但认为赫鲁晓夫本人是斯大林的帮凶，然后再原谅他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朱可夫自己在那场运动中也很难说是清白的。[12]
同年夏天，几位领导成员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德烈·基里钦科的黑海别墅里庆祝了他的生日。由于6月的派系斗争已经结束，而且食物和各种酒类很丰富，于是阿里斯托夫拿出他的口琴，大家开始不成调地唱了起来。大家频繁地相互祝酒，虽然一开始是称赞基里钦科，但最后都变成了对赫鲁晓夫的称颂，而赫鲁晓夫则坚持发表了长篇大论的讲话。朱可夫记得他曾要求赫鲁晓夫让其他人有讲话的机会，因而遭到了赫鲁晓夫的回击：“你在说什么——是不是你不想听，我就什么都不能说了？”在向基里钦科点头示意后，据称朱可夫向伊万·谢罗夫祝酒说：“不要忘记，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克格勃是军队的耳目！”赫鲁晓夫马上跳起来反对朱可夫：“记住，谢罗夫同志，克格勃是党的耳目！”
这些指控，不管是确有其事，还是出于赫鲁晓夫的杜撰，反正已经足以说明朱可夫的倒台了。由于“反党集团”的未遂政变让赫鲁晓夫感到特别的脆弱，因此这些罪状的影响显得更加的重大。他在1957年10月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主要是为自己辩护——关于他的“秘密报告”、赶超美国农业的承诺、工业重组计划、与知识界的关系以及他在外交政策上的措施。朱可夫帮助他粉碎政变，但此时他所欠的这份情谊在他看来已经成了最微不足道的事情。赫鲁晓夫的发言还将朱可夫描绘成一个自我主义难以控制的野心家。[13]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相同的背景促成了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友谊。一旦赫鲁晓夫开始不信任朱可夫，他只要想想自己，就能揣摩出这位元帅为了满足他的野心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1957年6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与卡冈诺维奇的倒台，以及四个月后朱可夫被解职，使得赫鲁晓夫成为苏联无可争议的领导人。就像很多代表所说的那样，1959年初的党的二十一大成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个人”的庆祝大会。从理论上讲，主席团行使集体领导权，但是从此次党代会的报告发言中，我们看不出这一点。“我们大家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聆听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精彩报告。”叶卡特琳娜·福尔采娃说。阿历克赛·基里钦科对赫鲁晓夫“杰出的活动能力、坚定的列宁主义立场、对原则的忠诚履行、创新精神……以及大量的组织工作”大加称颂。亚历山大·谢列平则颂扬他的领导人“具有坚定的精神、个人勇气与对党的力量的坚强信念”。这三人是赫鲁晓夫特别忠诚的追随者（至少暂时是这样），但像苏斯洛夫和柯西金这样的更加具有独立思想的党的领导人只是对赫鲁晓夫稍加奉承。35年后，尼古拉·叶高里契夫解释说，他于1962年成为莫斯科党委书记，“你得明白，从斯大林时代开始，主席团就没有多大的变化。任何敢于站出来反对赫鲁晓夫的人就得离开主席团；所有的人对此都很清楚。难道还有人能直接对赫鲁晓夫说‘你做得不对’吗？没有人敢。”
在其他方面，赫鲁晓夫同样取得了胜利。1958年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增长了30%，比1949—1953年的平均水平增长了差不多70%，这主要应归功于赫鲁晓夫的处女地开垦计划。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使赫鲁晓夫也使很多西方人相信，苏联不久就会超过美国。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于1957年10月在苏联发射上天，苏联于1959年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登月火箭。同年赫鲁晓夫的和平攻势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他对美国进行了重要访问，这是苏联领导人的第一次，访问达成了他们向往已久的定于1960年5月举行的四国首脑会晤安排。
从这些以及其他方面来说，1957—1960年都是赫鲁晓夫最辉煌的时期。不过，与此同时他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对于这种趋势是从何时开始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对这种趋势没有疑义。对于那些最终起来反对他的人来说，断言赫鲁晓夫的这种蜕变有着自私自利的目的：这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能在50年代初期跟随“好的赫鲁晓夫”，然后于1964年背叛“坏的赫鲁晓夫”。不过，包括其家人在内的其他一些人也证实了赫鲁晓夫的这种变化趋势，尽管他的家人是他最忠实的辩护者。
主席团委员沃龙诺夫与赫鲁晓夫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因此1964年的和平政变策划者直到最后一刻才通告他们的计划。根据他的说法，“赫鲁晓夫在1956年和1964年简直判若两人；在某些方面根本找不到共同点。他那种与生俱来的民主作风让你一见到他就会被深深地吸引，但这种民主作风逐渐为他与同事的疏远所取代，他总是将自己封闭于一个小小的核心圈子里，这个圈子里的一些人对他可怕的发展趋势采取纵容态度。”
“在推翻‘反党集团’后，”原农业部长班尼迪克托夫回忆说，赫鲁晓夫“实际上就开始改变他在我们面前的形象。他的民主作风开始让位于极权方式。……”他的对手们的覆灭“使他有了自由行动的权力”，亚历山大·谢列平说。他“开始表现出傲慢，坚持自己的判断不容推翻，夸大取得的成功”。在米高扬看来，“1957年后，”赫鲁晓夫“变得自负起来”，好像觉得“他不用认真考虑所有的人，大家都会同意他的观点与做法的”[14]。
乔治·科尔年科1959年是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外交官。根据他在华盛顿的观察以及与莫斯科的联系，其中包括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后来科尔年科成为葛罗米柯的副手），科尔年科得出的印象是，赫鲁晓夫时代“可以清晰地划分成两个阶段，1958年之前与之后”。1958年后，赫鲁晓夫开始听不进不同意见，他身边尽是些“应声附和的人”。奥列加·特罗亚诺夫斯基从1954年开始担任赫鲁晓夫的英语翻译，并于1958年成为他的外交政策助手，他认为“赫鲁晓夫的转变开始于1957年”，因为1957年对赫鲁晓夫构成明显威胁的最后对手已经消失。拉达·阿朱别伊回忆说，她父亲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判断甚至变得“更加专断。好像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他说出来的就是真理，尽管他并没有作出这种判断的权利，因为他对所说的问题根本不了解”。此外，赫鲁晓夫“对人的态度变得粗暴起来”，尽管在家里这不是太明显，但也有所表现。“要在以往，他会听你把话说完，即使你的话里含有对他的批评。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反应变成‘够了！不要跟我说那种事情。我很讨厌那种事情，懒得听’。他想使自己远离所有不愉快的事情。这种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是到50年代末。”
高高在上，赫鲁晓夫简直拥有无以复加的权力，可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然而相互矛盾的是，与此同时，他好像对自己的弱点与根深蒂固的官僚作风失去了抵制能力。没有了像莫洛托夫这样强有力的批评者的制约，他可以自由地对他一无所知的领域发表意见，是否征求他人的意见完全取决于他的喜好，心血来潮地制定最高政策，也只有心情高兴时才会偶尔作出自我批评。作为至高无上的领导者，他操纵着苏联庞大的官僚机构，其触角遍及苏联社会的所有角落。但是这些机构有着他们自身的狭隘利益，而他的贴身随从人数很少。与斯大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斯大林这位独裁者都是通过私人秘书来操纵秘密警察以及党和国家事务的，而赫鲁晓夫的贴身随从由四人组成［外交政策方面的特罗亚诺夫斯基、农业方面的谢甫琴科、主管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弗拉基米尔·列别捷夫[15]以及掌管总务的格里高里·苏伊斯基］，加上一帮办事员与速记员。此外，“媒体集团”包括阿朱别伊、《真理报》主编帕维尔·萨蒂尤科夫[16]、塔斯社社长德米特里·古里乌诺夫、中央委员会官员列昂尼德·伊利切夫[17]以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米哈伊尔·哈尔拉莫夫[18]，他们为赫鲁晓夫起草发言稿，不过，他们的任务与其说是写，不如说是编辑，因为赫鲁晓夫总是会口授他的意见，然后他们就将这些内容变成通顺的文字，赫鲁晓夫在口授意见时不时总会偏离主题。虽然赫鲁晓夫的助手们变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权力中心，经常与其他的机构产生冲突，但他们还是难以控制庞大的党与国家系统。[19]党和政府职能部门不敢公开批评赫鲁晓夫，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不必如此。由于没有了斯大林主义那样的清洗，他们可以歪曲赫鲁晓夫所依赖的信息，拖延执行他的决定（或者干脆无视他的决定），或是以过分的做法执行他的决定，显得是无意中歪曲了他的初衷。特别是在1957年6月间曾支持他的党的政治组织，现在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并对此抱有坚定的决心。
1958年秋天，一批党的高级官员拜访了赫鲁晓夫位于莫斯科附近的别墅。曾帮助粉碎“反党集团”的主席团委员尼古拉·伊格纳蒂耶夫与谢尔盖·赫鲁晓夫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伊格纳蒂耶夫谈到了“他们如何采取行动，不致使父亲受到侮辱的”。谢尔盖对“他谈到父亲时那种俨然以恩人自居的口气感到很惊奇”。
那年夏天的早些时候，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觉察出了针对赫鲁晓夫的“自发的不满与敌意迹象”。米库诺维奇说，“还没有有组织的反对，但已经有了不满的自发表现”，因为他“总是突然变卦”，“改变路线立场”。在斯大林销声匿迹几年后，赫鲁晓夫发表的意见太多了，以致“人们发现难以执行他的主张，即使他们有这种想法”。
1958年初，在“反党集团”的阴谋者失去了他们原来的职务后，紧接着尼古拉·布尔加宁也失去了他的总理宝座，赫鲁晓夫自己担任总理。1964年当同事们谴责这是他个人主义自我膨胀时，赫鲁晓夫坚持说是他们让他同时担任党和政府的双重职务的。但是他在回忆录中承认，“曾批评过斯大林一人担任两个职务”，从这种角度来看，“接受总理职务说明我存在着一定的弱点——这种有害的思想吞噬了我，削弱了我抵御权力的意志”。
有这种自知之明并不算坏，只可惜这种自知之明太少了，也太迟了。
在挫败针对他的政变后，赫鲁晓夫开始对对手进行清算。他们被解除党和政府的最高职务并不奇怪。与斯大林的受害者的命运相比，他们被下放到省里还算是比较不错的结局。但是他们对赫鲁晓夫所造成的个人伤害会让他内心的复仇情结难以磨灭。马林科夫相信赫鲁晓夫憎恨他。在谢皮洛夫看来，赫鲁晓夫证明自己是个“睚眦必报、不懂原谅的人”。即使赫鲁晓夫没有想加害他们，他的下属们也会认为他实际上做了。不过，由于日常送达赫鲁晓夫办公桌上的都是些不甚重要的事情，我们实际上可以确定，赫鲁晓夫本人对他的挑战者们的报复并没有采取极端过分的措施。
在所有的政变策划者中，莫洛托夫受到的惩罚最轻，这也许是因为尽管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赫鲁晓夫对他仍很尊重。与其他的失败者一样，莫洛托夫担心被逮捕。然而，他只是很快被迫搬出了他位于莫斯科的公寓与别墅，被放逐到外蒙古担任苏联大使。他后来抱怨说，他被迫放弃了大量的图书，后来这些图书都在外交部地下室的渗水中被毁掉了。由于在乌兰巴托无所事事，莫洛托夫老是给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写信，批评赫鲁晓夫。他两次打电话给苏斯洛夫，抱怨说赫鲁晓夫正在损害与中国的关系。1959年5月，他建议成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以拯救局势。[20]在一封写给党控委员会的信中，莫洛托夫对赫鲁晓夫向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所说的话提出质疑，赫鲁晓夫说莫洛托夫曾反对签署1955年的《奥地利国家协议》：“我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提出抗议，我是一名共产党人，而他诬蔑我实际上是一个与‘西方国家’进行战争的鼓吹者，我必须宣布，他的声明与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的恶毒攻击有着某种相同之处。”1960年初，莫洛托夫给几家苏联报纸发去了一篇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4月22日）的文章。当然，文章没有发表，只有一位编辑给他回了信，但是通过回忆他与列宁本人的谈话（赫鲁晓夫从来没有与列宁见过面），莫洛托夫强调他代表着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念。[21]
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莫洛托夫的信件并没有采取正面进攻的姿态，但赫鲁晓夫还是被激怒了。党控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很长的报告，驳斥莫洛托夫关于奥地利事件的描述。去参加蒙古党代会的苏联代表团对莫洛托夫的态度令人难以置信的傲慢：他既没有被允许迎接代表团的到来，也没有被允许参加代表团与蒙古政府的会谈；他被禁止参加蒙古党代会（在那里，他遭到了代表团团长尼古拉·伊格纳蒂耶夫的严厉痛斥），欢迎招待会上也没有他的座位（他只得一直站着）。“每天都会出现类似的事情。”参加此次党代会的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回忆说。米库诺维奇当然不是莫洛托夫的崇拜者，但“处理这种局面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方式，”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我看来，其他的任何方式都比他们这样要强一些，对苏联和赫鲁晓夫本人都是如此。”
米库诺维奇拜访过莫洛托夫，发现他神情沮丧，周围尽是些流浪者与牦牛。“即使是外交部长，到了这里也会变成兽医。”莫洛托夫嘟哝说。虽然莫洛托夫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但伊格纳蒂耶夫还是对他很不放心，在旁边的房间里偷听他与米库诺维奇的谈话，然后在他下次碰到米库诺维奇时粗暴地说，他与莫洛托夫的谈话是“矫揉造作的”，不像米库诺维奇与赫鲁晓夫的谈话那么自然、发自内心。
1960年，莫洛托夫被调往维也纳，担任苏联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很显然，这是为了让他远离中国事务，由于他的反赫鲁晓夫立场，当时莫洛托夫对中国越来越有了亲善感。在1961年苏联共产党二十二大前夕，莫洛托夫发表了一篇内容详细的批评文章，批评赫鲁晓夫颇感自豪的党的新规划。此后，他与其他“反党集团”成员受到了新的攻击，并被开除出党。
1957年，马林科夫被派往哈萨克斯坦北部，指导位于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附近的水电站建设。他和他的家人有十天的时间搬出他们位于列宁山的别墅以及近郊的别墅，由于得到明确指令不准帮忙，原来的佣人和警卫人员在他们搬家时只能作为旁观者；和莫洛托夫一样，马林科夫声称他也只好扔掉了大量的藏书。他和妻子在离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以西25英里处就被赶下了火车（以防他在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受到热烈的欢迎），直接被送到了阿尔巴克特卡一个小小的住处，他们在那里的一间小黑屋里一直生活到1958年夏天。由于被选举为参加省党代会的代表，赫鲁晓夫进一步将他流放到了埃斯巴斯图兹镇，在那里警察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的孩子们来看望时警察也尾随着，他们甚至偷了他的党证，然后指责他丢失了党证，并威胁要将他开除出党。有一段时间，马林科夫被召回莫斯科，面对党控委员会对他在斯大林恐怖时期所发挥作用的指控。在审讯当中，他确信有几次听到赫鲁晓夫在旁边的房间里愤怒地谴责他。[22]
1957年6月全体会议后的两天，卡冈诺维奇给赫鲁晓夫打电话，请求保全他的性命：“我与你相识多年。我恳求你不要让他们像在斯大林时期那样对待我。”据称，赫鲁晓夫奚落他原来的指导者说：“我们会考虑考虑。”[23]卡冈诺维奇被发配到彼尔姆省的索利卡姆斯克去管理乌拉尔碳酸钾工厂。在1962年被开除出党前，他回到了莫斯科，靠普通养老金过着退休生活。
谢皮洛夫被发配到了中亚地区，他在那里管理着吉尔吉斯亚经济学院。当他于1959年被提名作为代表参加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党代会时，赫鲁晓夫的助手列昂尼德·伊利切夫急忙赶到了伏龙芝，痛斥当地领导人“讨好谢皮洛夫”，并将他降职。谢皮洛夫的妻子继续留在他们的莫斯科公寓里，他们从30年代开始就一直生活在这所公寓里。当1959年谢皮洛夫得知他的公寓被腾空时，他急忙离开了他等待做手术的医院，赶回了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他发现他的几千册图书（斯大林下令苏联出版的所有书籍都要提供给他的政治局同事，很显然，他是希望他们能帮助监控苏联思想意识领域内的正统思想）散落在门外的楼梯与地上。“我什么都不知道。”当谢皮洛夫向他求援时，米高扬说。他还说：“你没有给我打电话。”谢皮洛夫想到了用捆书的带子上吊，他妻子向尼娜·彼得罗夫娜求救。不管是否得到了她的帮助，他们被允许留在莫斯科一个有着两个房间的公寓里，公寓门外是一个昏暗的院子，窗外的一个食品加工厂的废气都排到了这个院子里。1959年，谢皮洛夫被开除出苏联科学院（从而失去了额外的津贴与优待），并于1962年被开除出党。[24]
日益衰弱的伏罗希洛夫在国家元首这个有名无实的位置上一直呆到了1960年，此后，他仍然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米哈伊尔·别尔乌辛在1958年前一直领导着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此后他被派往东德担任苏联大使；1958年前他的助手马克西姆·萨布罗夫被派往古比雪夫附近的一个重型机械制造厂。至于布尔加宁，他被降职到了国家银行，后来又到了塞瓦斯托波尔的经济委员会。他是个“傻瓜”，赫鲁晓夫后来说，“他过去一直是，将来也是”，“苏联总理的职位不是为这样的白痴预备的”。
还有一个1957年6月权力斗争的重要参与者于1958年底被解除了职务。在谢尔戈·米高扬的记忆里，伊万·谢罗夫“身材矮小，头上没有几根头发，总是不停地开玩笑”，看起来好像是个“好人”，但他有着特别肮脏的历史：他曾帮助组织过对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大屠杀，帮助推行过乌克兰与波罗的海地区的斯大林化，驱逐过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人，平息过苏占东德地区，在斯大林的最后岁月里，他是贝利亚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头号助手。正是由于他双手沾有如此多的鲜血，他成为忠实服务于赫鲁晓夫的克格勃头子。当米高扬敦促解除谢罗夫的职务时，赫鲁晓夫起初为他进行了辩护（“他并不是很过分，他做事还是比较谨慎的”），不过后来还是同意由亚历山大·谢列平取代他。“这就好像，”阿朱别伊说：“他对那些过去曾倚仗过的人过河拆桥。他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权威，于是对那些他在清除权力之路上的障碍时倚仗过的人都采取了驱逐下放的做法。”
一旦赫鲁晓夫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权威，农业也许就成了他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听起来他不时就像个再生的自由市场的商人一样。“原谅我对你们说话尖刻，”他在一次国营农场工人集会上说：“但是如果一个资本主义农场工人需要用八倍的谷子才能生产出一倍的食肉，那他就得把裤子都典当出去了。但是在我们这里，像这样的国营农场负责人，他的裤子还很不错。为什么？因为他不用对自己的糟糕表现负责，甚至没有人对他提出这样的质问。”[25]不过，赫鲁晓夫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总体上是有害的：“毕竟，在那里人们是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致富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型农场主将人力看成是“利润的源泉。如果工人失去了健康，如果他不能带来最大的利润，那资本家就会将他踢出门。在我们国家则完全不同。”
赫鲁晓夫曾在1953年9月为集体农庄农户的自留地以及他们拥有家畜的权利进行了辩护：“只有那些不了解党的政策的人才会认为私人拥有多产的家畜对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害的。……”不过，他本人就曾认为确实存在这种危害。他紧接着坚持说，“实现牲畜的公共管理是主要方式”，“公共产出”不久就会达到新的高度，那时集体农庄里的农户就不想，也不用拥有自己的牲畜了。
替代物质刺激的方式是动员与教育。当他出生的村庄在这方面起着带头作用时，赫鲁晓夫高兴异常。卡里诺夫卡“做出选择”，建造了一个公共牛舍，将镇上一半的奶牛都赶到了集体农庄里。他补充说，当然“如果不想将牲畜卖到集体农庄里，你也可以继续保留”。但是，毫不奇怪，在他离开卡里诺夫卡镇后不久，“所有的集体农庄农户都决定将他们所有的牲畜都卖到集体农庄，当然他们这么做是经过一段时间细致的准备的”[26]。为了防止其他的农庄没有得到这一信息，他们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加强对农民自留地的限制，而这是他一度鼓励并支持的做法。
由于受到市场化动机以及技术与组织神奇般快速结合的吸引，而此时市场化对于苏联来说还是少有人敢尝试的禁果，赫鲁晓夫对在这两方面引领世界潮流的国家很是着迷。早在20世纪40年代，赫鲁晓夫就敦促采用美国种植棉花与土豆的方形集束法——在地里拉上等距离系有绳结的电线或绳子，然后机械根据这些绳结将种子播种到犁沟里。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可以实现机械化播种。这种方法在苏联证明太过复杂，但赫鲁晓夫仍继续跟踪美国的农业种植知识。在冷战最激烈的时期，当时很多美国人都不敢向苏联提供这方面的知识，他主要的美国供应商是精明朴实的爱荷华农场主罗斯维尔·加斯特，他对缓和东西方的战争紧张气氛和出售杂交玉米种子有着同样的兴趣。
在1955年2月赫鲁晓夫发表讲话呼吁在俄罗斯建立爱荷华式的玉米带后，他应一家美国媒体之邀，“了解了饲养高产牛、猪、羊、鸡的秘诀”。由农业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马茨科维奇[27]率领的一个俄罗斯代表团当年夏天访问了爱荷华。加斯特在杰弗逊赶上了苏联代表团，并鼓动马茨科维奇改变行程，去参观他位于库恩拉皮兹占地2600公顷的农场。这位副部长用了一天的时间视察了加斯特杂交种子玉米的种植情况，了解了抗干旱的杂交玉米与高粱种植，并听到了美国人所说的“托高”产量的方法。马茨科维奇将美国的农业成功归结为美国人本土化的企业与适宜的气候，以及他们避免战争与农奴制度的好运气。但是，其他人则反映出了一些苏联可以借鉴的机制与做法，例如大型专业化农场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业推广服务。马茨科维奇对参观作了详细记录，并亲自向赫鲁晓夫汇报说：“美国人在几十年里取得的成果我们用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获得。”
加斯特特别适合成为赫鲁晓夫的师傅，两人都喜欢喋喋不休，都喜欢在谈话中夹杂着开玩笑与俗语。赫鲁晓夫很喜欢加斯特火爆的脾气，特别是当加斯特的发火正合他意时，比方说，这位美国人对苏联农户大喊大叫，因为他们在播种的同时没有给土壤施肥。加斯特于1955年秋天来到苏联，赫鲁晓夫在他雅尔塔附近的别墅里接待了他。加斯特在他的别墅里呆了将近24个小时，这说明赫鲁晓夫当时心情肯定很是放松，很是高兴。加斯特询问为什么俄罗斯人对美国农业的了解如此少得可怜，而他们却能在三个星期里窃取原子弹的机密。“我们只用了两个星期，”赫鲁晓夫纠正他说：“你们将原子弹锁了起来，所以我们只好去偷。你不图什么报酬向我们提供农业方面的信息，我们认为这也许就是成功窃取原子弹机密的价值所在。”如果不是尼娜·赫鲁晓娃客气地限制她丈夫，那赫鲁晓夫在三个小时的盛宴上肯定会被格鲁吉亚美酒灌得烂醉如泥。他们谈话的焦点就是玉米，在此期间，米高扬、马茨科维奇和其他一些人也加入了进来。最后，苏联定购了5000吨美国杂交玉米种。
意识到在苏联种植玉米会遇到诸多困难，加斯特于是拿出了一张地图，向他们展示了苏联南部最有前途成为玉米种植的适宜地区。在一份苏联人翻译过来并广泛传播的小册子中，加斯特强调了种植玉米的其他必要条件——杂交种子、肥料、灌溉、机械化作业——以及使用杀虫剂和除草剂。其中大多数都是苏联缺乏的，但是一旦赫鲁晓夫选择了种植玉米，那就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了。
“自古以来库尔斯克省就一直种植玉米，”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的祖母就曾给我吃烤玉米，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美味。”虽然乌克兰也种植玉米，但只是在1949年回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才意识到了玉米的全部潜在价值（“作为一种饲料作物，玉米的作用是其他作物所不能替代的”）。很显然，他的转变缘自他在别墅花园里尝试种植一种美国玉米品种，后来他下令在旁边的集体农庄里进行更为广泛的种植。集体农庄主席“骑在马背上验证了这种玉米能长得多高——在回到路上前，你甚至找不到他的头顶”。甚至在加斯特到来前，赫鲁晓夫就是一个“玉米种植的拥护者”。不久，他的这种改革举动就变成了失去理智的迷恋。
赫鲁晓夫和他的辩护者认为他不应该为玉米的过度种植负责。在苏联体制下，他在回忆录中说：“对于拥有高位的人的建议，人们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失之过分；开始时作为一种改善措施的新方法往往会被做过了头。”那些想取悦于他的官员“是一群溜须拍马者。他们在没有预先要求农户进行适当准备的情况下就坚持大面积种植玉米”。这样，“玉米的身价就降为了饲料作物，作为首先主张引进玉米种植的人，我的名誉也受到了损害”。
赫鲁晓夫的确提醒过防止玉米种植热。他嘲讽过那些“想让我们在整个星球上种植玉米”的狂热者。他坚持说党的干部“在行动前应仔细斟酌”。他在另外一个场合提醒说：“强制的做法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我们得组织人力，挑选合适的土壤，准备适当的种子，及时翻耕，然后再是精心管理。”他甚至对自己在玉米种植上的弱点也进行过解嘲。在斯摩棱斯克省的一次讲话中，他从莫斯科带来一根高达九英尺的玉米秆，以进行现场说法。在拉脱维亚的一个集体农庄，他猜想会堂里的一些人“可能坐在那里想，‘赫鲁晓夫会不会说关于玉米的事情？’我必须承认，我也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是否应该说？”他当然说了，并对那些没有种植更多玉米的听众进行了批评。
实际上，坚持广泛种植玉米并非地方的狂热者，而是赫鲁晓夫本人。“我们必须在亚库蒂亚（位于西伯利亚）种植玉米，也许在楚科奇（靠近白令海峡）也可以。那里生长土豆吗？是的，所以我认为玉米在那里也能生长。”如果没有达成足够的玉米产量，“那只有一个原因——缺乏对玉米种植的足够重视”。中央委员会建议在苏联全境推广玉米种植，这是错误的决定吗？“不，同志们，这不是错误。”事实会令人信服地证明，赫鲁晓夫补充说：“在我们国家的所有地区，玉米都能高产，玉米是其他任何作物都无法比拟的。”
他称赞玉米是“田地里的女皇”。他宣称，“玉米，而且只有玉米”才能实现他的诺言。“我们拿什么赶超美国的肉与牛奶产量？我们需要学会在所有的地方种植玉米——这是我们必须为苏联确立的任务。”他必须不停地重复自己的主张，这说明他遇到了抵制。“我想说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他在1958年1月莫斯科省的一次农户集会上说：“八年来，我一直在向你们灌输种植玉米的思想，但是成效并不理想。同志们，我脑子里想的就是玉米。”
赫鲁晓夫曾经带着五袋玉米种子去华沙。“为了和平与安宁”，斯塔斯日维斯基回忆说，波兰人计划指定一百万公顷土地种植玉米，但实际种植的只有15万公顷。斯塔斯日维斯基记得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曾经向他叙述的一件事。莫斯科的首席农艺师竟敢说赫鲁晓夫对农业一无所知。“你能相信吗？”赫鲁晓夫问斯塔斯日维斯基：“我对农业一无所知？他确实说了我不了解农业！他确实是这么说的。嗳，我当然能按照我的想法随便处置他，我可以毁了他，我可以这么安排的，你知道，那样他就会从地球上消失。但是我没有，我只是对他说：走开，离开莫斯科，不要再让我在这儿看到你。就是这样，他去了西伯利亚。”
20世纪50年代末让人从地球上消失不再是苏联人的行事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那些不能或是没有很好履行职责的干部只是加以惩罚。他坚持认为，问题“就在于人，那些碰巧成为集体农庄主席的人，以及那些领导着各种突击旅与工人突击队的人”。当“人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时，他们就能创造奇迹”。他们不是那些官僚主义者，“只会坐在办公室里，摆弄各种数据”，而是“面对面地与人打交道”。那些有着幻想传统的科学家危害更大。“只有糊涂的管理者可以不要科学，不要知识，只依靠他祖父告诉他的那一套来做事。”赫鲁晓夫承认。但是他为那些地区党的官员感到悲哀，竟然连母鸡孵化小鸡需要多长时间都不知道，这让赫鲁晓夫想起了“那种脑袋尖尖的知识分子，将鼻子凑到小牛跟前说：‘噢，这闻起来有点像奶牛味。’他们根本不知道小牛是从哪里来的”，而“我们劳动人民，我们来自普通工人、集体农庄农户与劳工知识界的人民，我们从来不会认为田间劳作是件又脏又累的工作”。
现代化地区官员的典型很适合赫鲁晓夫理想化的自我形象。“我不是马上去了解农业情况，”他在1957年4月地区党的职能机构会议上说：“而是去集体和国营农场转悠，我听取人们的意见，我会仔细了解那些最好的做法，然后再告诉其他的农民，我研读专业化的书籍。这就是我积累与扩充知识的方法。”当农村地区党的官员未能达成产量指标时，赫鲁晓夫会大喊道：“把最困难的地区给我，你们已经试过，但不能解决问题的地区，把那样的地区交给我。我在这里宣布，在座所有的人都可以作证，我们会派遣干部，我本人就会去那里（如果中央委员会派遣我去的话）；我可以在这个会上立下字据作担保，我们不仅会完成任务，而且要超额完成计划。……”
只要有“正确的思想”，人就能创造奇迹，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圈套。当事情进展顺利时，他们会得到荣誉；但是当出现失败时，他们就会承担罪责，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保护人也是一样，而在其内在本质就注定要衰亡的苏联体制下，失败常常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例如，就拿1958年赫鲁晓夫废除所谓的农机站，将设备卖给集体农庄农户一事来看。顾名思义，农机站就是向集体农庄的农户供应农业机械并有专人操作的农村机构，农机站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当时集体农庄的力量还过于薄弱，组织也不健全，因此无力管理他们的农业机械。从意识形态上讲，集体农庄属于一种“更低层次的”财产拥有形式（因为它们在理论上属于集体而非整个国家所有）；因此它们就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生产工具”。从政治上来看，新的集体农庄是不可靠的，因为很多农民都被强行纳入了集体农庄。因此农机站在农村还担负着党（与警察）的堡垒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至少有一些集体农庄已经加强了自身的力量，足以能控制他们自己的农业机械了。但是远非所有的集体农庄都达到了理想的程度，可以实现赫鲁晓夫强迫他们进行的改革。
为了证明这种改变的正确性，赫鲁晓夫用了一句俄罗斯谚语：“保姆太多，孩子不会自立。”不过在他掌控大权时，这些孩子们只有唯一的保姆。他赋予集体农庄更多的责任，但却没有提供给它们实现这些任务所必需的资源。当他第一次提出废除农机站制度时，他回忆说，当时仍在领导位子上的莫洛托夫“对这个想法很是反感。他大声叫嚷着我们这是在采取‘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在‘损害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这是多么愚蠢的说法！难道我们在农业方面上的愚蠢口号还不够多吗？我认为我找不到一个对农业和经济稍有常识的人会认为我们的决定不正确”。
当时，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的反对意见还是很在意的。甚至在1957年末莫洛托夫被下放到蒙古时，赫鲁晓夫仍然因为想替自己开脱责任而问道：“当时考虑将一些农机站的机械转让给农户的时机是不是成熟了。”当提出将此事进行正式讨论时，他呼吁要在两到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实施这一改革，他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不能操之过急。”[28]但是到1958年底，已经有超过80%的集体农庄购买了原来农机站的机械。[29]
这项改革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在花钱购买了新的农业机械后，甚至富裕的农户也无力支付其他必要的投资了。同时，他们对于农业机械的使用也不如农机站充分。原来的农机站工作人员是一些精英骨干力量。由于那些被转到集体农庄里的工作人员在社会地位与收入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于是很多人跑到城市里。在罗伊·梅德韦德夫看来，其结果是“农庄产量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为了取悦于他们的主子，地方官员当然也有将这项改革做得过头的地方，但是当来自底层的报告说改革进展很顺利时，赫鲁晓夫的部属们是在告诉他他想听到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说，底层官员比赫鲁晓夫本人更了解他自己。梁赞党委书记阿历克赛·拉利奥诺夫[30]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狂妄而轻率地想努力超过赫鲁晓夫本已不切实际的期望，结果是给自己带来了悲剧，同时也玷污了赫鲁晓夫的声誉。
拉利奥诺夫的故事（我们参照果戈理“死魂灵”的模式给其取名叫“死奶牛”）开始于1958年底，当时苏联的总体粮食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肉类产量只增长了5%。拉利奥诺夫抵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承诺1959年要使梁赞的肉产量增长两倍。赫鲁晓夫的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记得曾提醒过他的主人，这种保证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他的提醒，赫鲁晓夫的反应是摔下了电话，下次他们见面时，赫鲁晓夫脸色阴沉、气恼。报纸编辑也抵制发表拉利奥诺夫的誓言，但是赫鲁晓夫却坚持要发表，他在一年后回忆说：“梁赞人民已经作出了承诺，他们会实现诺言的。我知道拉利奥诺夫同志是个严谨、有思想的人。他从来不会作出不切实际的保证，炫耀自己，然后再食言的。……他不会作出那样的事情。”[31]但是他做了。
《真理报》于1959年1月7日刊登了拉利奥诺夫的誓言，并大加称赞。在当月晚些时候的党的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也对拉利奥诺夫进行了表扬，后来他还亲自到位于莫斯科西南的梁赞地区，授予这位梁赞省委书记列宁勋章。“我由衷地喜欢那些知道如何体现他们自身价值的人。”他在授勋仪式上说。同年10月，赫鲁晓夫对梁赞省表示祝贺，并激励他们做得更好，不过他的这次讲话在四年后出版的演讲集中被删除了。按照这种速度，“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在肉产量上赶上美国，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抓住上帝的胡子’（会场内出现一阵骚动，然后是热烈的鼓掌）”。一个月后，他又说：“当然，人都有诺言没有兑现的时候，就像吉普赛人惯常的那样。但是梁赞人民不会，他们已经作出了承诺，他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一诺言。这很好，同志们！（雷鸣般的掌声）”
1959年12月，赫鲁晓夫使拉利奥诺夫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英雄。就在那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拉利奥诺夫颂扬赫鲁晓夫引进玉米种植，给国家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好处”。赫鲁晓夫斥责乌克兰党委书记波德戈尔内让拉利奥诺夫“抢了先”，并指责白俄罗斯领导人马祖罗夫[32]让梁赞地区“给你们上了一课，知道究竟什么才是努力的目标”。与此同时，在梁赞省的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里，实际上所有的牲畜都被宰杀掉了，包括产奶的奶牛与正在繁殖的牲畜，而农户家里饲养的奶牛与猪都被征集上来进行公开展示。当这些非同寻常的措施也不能完成任务时，梁赞省的“采购员”就蜂拥跑到了其他的省份，甚至最远跑到了乌拉尔地区购买肉牛。由于这些省份也有需要完成的肉产量指标，因此他们设立了警察路卡，梁赞人于是在夜间通过很少有人走的小路将牛偷偷地运回来。急红了眼的拉利奥诺夫开始征税用来购买肉产品，不只是对农庄和农户征税，而且学校和其他机构也未能幸免。这样，梁赞人就从国营商店里购买肉产品，再送到集体的站点上，然后集体站点再将这些肉卖回国营商店。
最后，梁赞省向国营商店上交了三万吨肉产品，只有其承诺的18万吨的六分之一。拉利奥诺夫想极力掩饰，但最终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特别调查组还是来到了他们省，证实了那里糟糕的事实。就在此时，拉利奥诺夫在他的党委办公室里开枪自杀了。
“我们怎么能够不对我们工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欢欣鼓舞呢，同志们？”赫鲁晓夫在1958年时问道：“有哪个国家是在这样的规模上建设起来的？从来没有。只有我们国家和她优秀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是斗士，是先锋——才可以使这样的事情变为可能。（雷鸣般的掌声）”苏联经济在那些年里的增长速度究竟有多快，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但这种发展速度已经足以让赫鲁晓夫兴高采烈了。[33]更让他感到满意的是苏联在科学技术上的伟大突破，其代表就是1957年10月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当消息传来时，赫鲁晓夫正在基辅的马林斯基宫与地方和军队官员开会。根据他儿子的说法，当他向与会代表通报这一消息时，他的脸上“放出了光芒”。“美国人向全世界宣称他们准备发射一颗地球卫星，但他们的卫星只有橘子那么大，而我们默默无闻，但我们现在有了绕地球运行的卫星。不是小卫星，而是一颗重达80公斤的卫星。”1958年1月，他得意地宣布，苏联“在科学技术领域已经超过了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4月份他又补充说：“现在是美国想赶上苏联的时候了。……”
苏联人造地球卫星震惊了世界，特别是美国。不过，赫鲁晓夫内心的喜悦并不像他所表现的那样。其后美国成功地发射了一颗卫星，虽然只有苏联人造地球卫星重量的三十分之一，然而，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发现赫鲁晓夫“变得神情沮丧，喜怒无常”。他儿子回忆说，在苏联进行了数次后续发射后，他“感到了一丝高兴”，好像给他的心灵带来了“慰藉”。1957年8月，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已经拥有了能到达“地球任何角落”的洲际火箭。一些美国人对他的话将信将疑，他于10月对《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雷斯顿[34]说：“现在只有对技术无知的人才会对此表示怀疑。”
赫鲁晓夫当然是在讹诈。将苏联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的“谢苗尔卡”火箭并非可以作战使用的武器。由于火箭发射需要装载可燃性极强的燃料，因此在每个发射点都必须建造一个燃料工厂。为了使火箭能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必须“在沿途每隔500公里”就设置一个无线电制导装置。此外，每个发射点的花费是5亿卢布，这大大超出了赫鲁晓夫的费用预算。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这种新式武器“只是代表着对美国的象征性反击措施”。直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第一批洲际弹道导弹才真正具有了实战能力，数量一共是四枚。
赫鲁晓夫认为，即使没有实际意义的核威胁也可以产生巨大的战略红利。然而，苏联的军方对此却没有绝对的把握——不仅是因为他们知道赫鲁晓夫是在讹诈，而且还因为他将大多数还属于想象中的导弹作为削减各种常规武器的依据。[35]
计划中的远程轰炸机是当时苏联最优先发展的项目之一，而飞机制造厂却转而生产导弹或民航客机。战斗机的生产也放慢了下来。军事航空基地，例如莫斯科外的舍雷曼蒂耶夫与基辅附近的勃罗瓦里，变成了民用机场。炮兵部队也遭受了打击，海军同样如此。赫鲁晓夫向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描述说，海军只是“鲨鱼嘴里的肥肉”。当然，潜艇不在削减之列，特别是那些装备有核导弹的潜艇，但是水面舰艇在美国的攻击下会变得很脆弱。“美国人有着一支庞大的航空母舰舰队”，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觉得我们自己的海军也迫切需要一些航空母舰，但是我们无力支付航空母舰的建造费用”。对于一个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兵力运输没有必要（赫鲁晓夫好像这么说过），而且不久就会被“航空运输所取代”。
苏联刚刚花巨资建造了几艘巡洋舰。赫鲁晓夫考虑将它们封存起来，但是这也需要不菲的花费。经过“长时间痛苦的考虑”，他们曾考虑将这些巡洋舰改装成渔船、客轮或是海上流动旅馆，赫鲁晓夫“终于放弃了，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除了销毁这些‘盒子’（这是我们现在对这些巡洋舰的称呼）外，我们别无选择”。后来他同意开始售卖驱逐舰与海岸警卫队的切割工具。作为对海军的让步，他最后同意完成四艘巡洋舰的建造工作，尽管它们“只能装饰门面而已，而且是昂贵的装饰”。海军指挥官们“认为这些巡洋舰看上去很壮观，喜欢向外国人炫耀。军官们喜欢听到所有年轻的水兵们大声欢呼，迎接他们的指挥官”。
1955-1957年，苏联单方面将军事力量削减了超过200万人。1958年1月，又裁减了30万人。1960年1月，赫鲁晓夫宣布继续裁减120万军队，其中包括25万名军官。让军方感到特别恼火的是，由于没有为数以千计的军官准备住房与工作，很多退役军官实际上流落到了街头。不久，几乎在武装部队的所有部门都能听到抱怨声。1960年春天，一位海军上校去看望年轻的外交人员阿卡迪·谢甫琴科[36]，向他描述了他的军官同事们“在看到根据赫鲁晓夫的命令将几乎建造完工的巡洋舰与驱逐舰切割成碎片时放声痛哭的情景”。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父亲被指责“无知，缺乏长远眼光，引起了军方的恐怖，大敌当前裁减军队”。谢尔盖认为这些反对声音“并没有传到最高领导层”，不过他说他父亲“知道军官们的心情，但他还是坚定地执行他的路线。他的观点是，如果你将自由控制权交给军方，那他们就会给整个国家带来灾难，然后宣布，‘你们还是没有给我们足够的资源’”。
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父亲大约在1958年已经认定“他比最高军事指挥官们更清楚地了解战争爆发时会使用什么样的新技术”。由于事情无论巨细，都要通过最高领导层的决策，因此难怪赫鲁晓夫会头脑发胀。取悦赫鲁晓夫会得到好处，要明白这样的道理并不需要你是火箭方面的科学家（虽然他身边的很多游说者确实是火箭科学家）。不过，在某些场合，赫鲁晓夫还是值得称赞的。苏联第一代导弹是从地面发射架发射的，在美国先发制人的打击下，这些发射架会变得很脆弱。赫鲁晓夫就想出了将这些导弹发射装置放到采取保护措施的地下发射井里的办法。1958年夏天，他正在克里米亚度假，附近就是著名的下奥利恩达疗养胜地，当时的高级官员们——部长、党委书记，包括“谢苗尔卡”火箭之父谢尔盖·科罗廖夫在内的科学家——都在那里休养。由于想找人聊天，赫鲁晓夫经常到疗养院去。只要他一踏进疗养院的大门，所有的客人就会都围拢过来。就是在这里，他把自己灵机一动的想法告诉了科罗廖夫。这位火箭设计师表示反对，认为火箭发动机喷射出的白色炽热气体会将安装在地下发射井内的火箭烧毁，但是赫鲁晓夫反击说，如果将导弹装在钢筒内，那么火箭释放的气体将会处于钢筒和发射井的墙壁之间。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复述这件事时，向火箭专家作了很大的让步：“我知道自己没有权力强迫他们接受我的这一想法。我认为这些人对他们自身从事的领域很了解，于是我就把此事搁置了下来。”但是当科罗廖夫反对他的想法时，赫鲁晓夫就去寻找其他不会反对他的人。他邀请弗拉基米尔·巴尔明[37]，科罗廖夫火箭发射架的设计师，以及米哈伊尔·扬格尔[38]，科罗廖夫的死对头，到他海边宽敞的白石疗养院去，但是他们对赫鲁晓夫的想法也不是很感兴趣。当时在场的谢尔盖·赫鲁晓夫都为他父亲感到难堪。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在一本美国技术杂志上看到了一种保护导弹的新方式：就是用安置在地下发射井的钢筒。当赫鲁晓夫看到那篇文章里配发的图片时，他“像个孩子似的欢呼雀跃”，不久，那些犯了错误的科学家就得到指令，继续跟踪这本技术杂志上有关导弹技术的信息。1959年9月，苏联从发射井中发射了第一枚导弹，赫鲁晓夫将此次成功看做他“个人的胜利”。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于1958年9月决定让他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以及承担相关军事职责的党和政府官员熟悉现代武器的巨大威力。于是他们聚集到了苏联主要的导弹试验基地卡普斯丁亚，这里位于斯大林格勒东南60英里。一系列的火箭被发射升空，扬声器里广播着发射结果，赫鲁晓夫“开怀地笑着。他完全沉浸在眼前看到的景象而产生的狂喜之中”。
在发射试验后，最重要的客人（包括主席团委员基里钦科与勃列日涅夫，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以及索科洛夫斯基[39]元帅）在试验基地附近一节经过特别改装的火车车厢里开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了即席布道。“父亲已经确定，”谢尔盖说（他当时就坐在这帮人的旁边）：“他毫不怀疑，如果爆发下一场战争的话，那将是一场导弹战。”赫鲁晓夫神采飞扬地发表了长篇讲话，甚至都来不及喘口气或是喝一口茶，他坚持认为应该抛弃过时的武器，将武装部队发展的重点集中于导弹。在他的发言过程中，他的听众们“怀着戒备的心理，一直一言不发。你所能听到的只有他们勺子在茶杯里搅动的声音。……父亲越往下说，马利诺夫斯基越是直盯着桌子，鼻子里大声地喘着气。当父亲终于结束了他拖沓冗长的讲话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也没有人表示支持。感觉到会议上笼罩的这种痛苦而沉闷的气氛，父亲补充说道：‘当然，这一切都必须经过计算和仔细的考虑，然后才能作出决定。’”但是对他意见的正式批准决定还是很快就作出了。[40]
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赫鲁晓夫培育起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以及亲民的形象。在1957年巩固了他的权力后，赫鲁晓夫向这两类人都表示了努力接近的意向，想赢得他们的好感，不过不一定能如愿以偿。
斯大林身后留下的遗产包括可怕的住房危机。到处都拥挤不堪，成群结队的年轻工人居住在集体宿舍里，那些挤在社区公寓里的很多家庭每家只有一个房间，共用一个厨房和浴室。这种住房的短缺可以追溯到1917年，但是由于30年代的强制工业化与城市化、战争的毁损以及斯大林坚持储藏资源以增强国家力量的做法，住房危机更加严重了。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苏联住房建设的速度几乎翻了一番。在1956—1965年间，大约有1.08亿人搬进了新居。在为苏联公民提供他们长期以来未能享受到的住房待遇的急切努力中，赫鲁晓夫鼓励用预制材料快速建造标准化的五层公寓楼。很多新的楼房在还没有完全竣工前，就已经有住户搬了进去，这造成了安全隐患。数百万人对赫鲁晓夫感恩戴德，但没过多久，这些建筑就变成了有名的“赫鲁乔巴”，这个词是赫鲁晓夫的名字与“特卢什乔巴”的结合体，“特卢什乔巴”在俄语里是“贫民窟”的意思。在赫鲁晓夫看来，这些新建房屋是快速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与他“处女地开垦”计划没有什么不同），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些房屋将被新的更好的建筑所代替。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建造九层的新楼房，但是“赫鲁乔巴”仍然到处都是，虽然摇摇欲坠，却仍然住着人。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仍有不少这样的楼房，还有很多这样的楼房仍然要延续到21世纪。
与住户情况一样，苏联的教育也迫切需要改革。布尔什维克起初曾想将学术教育与职业培训结合起来，但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学校变成了苏联新的精英阶层的培训基地——以致中学教育的最后几年都要交费。赫鲁晓夫不仅取消了中学教育的收费制度，并于1958年提议在十年制教育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年，其中部分时间是在当地的工厂或农场里学习职业技能，与此同时，采取优惠政策让工人阶级的孩子进入大学学习。他在1958年11月主席团会议的备忘录中说：“现在的年轻人正日益脱离生活，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养成了不尊重体力劳动的习性，这是可耻的，我们不能再容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毫不奇怪，由于工厂负责人还承担着其他的责任，他们广泛抵制，不愿接受那些不学无术的青少年，知识分子家庭担心这种改革会限制他们孩子的前途，教育主管部门也反对降低教学质量。因此，赫鲁晓夫的提议从来就没有得到完全的实施，在他下台后，他实行的那些改革又被修正了过来。
斯大林去世后，文化解冻正积蓄着力量。在1957年莫斯科的世界青年节期间，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年轻人来到了这座城市，他们在非洲鼓、英格兰风笛和爵士乐队的伴奏下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他们举行露天诵诗会，沿着装饰一新的街道狂欢，成群的莫斯科年轻人走上街头，与外国客人联欢。以往的共产主义青年节（如1953年在布加勒斯特，1955年在华沙）在宣传上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赫鲁晓夫希望1957年的青年节狂欢活动能以莫斯科新的开放形象在世界上树立影响。他们的确做到了，但走出家门的苏联年轻人对西方流行文化的印象则更加深刻。爵士乐和摇滚乐以前在苏联是受到怀疑，甚至被禁止的，现在已经能够通过“美国之音”的广播收听到，在苏联人的家里，他们将这些音乐录制下来，进行重放，一些初学的模仿者甚至开始表演。“再见，美洲鳄鱼”（比尔·哈雷与“彗星”乐队的礼貌用语）开始在苏联小孩中间流行起来。他们中有些人变成了穿紧身套装与短裙的“斯蒂尔亚吉”，后来又变成了“谢塔特尼基”，即喜欢穿带有夸张服饰的阻特装的“美国人”，与穿牛仔服与运动衫的“比特尼基”，他们喜欢摇滚乐。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流派“自创歌曲”开始以磁带传递的方式流行起来，其中的很多歌曲都是像布拉特·奥库德日瓦[41]之类的吟游诗人所唱的带有个人伤感的政治歌曲。
新的杂志开始出现，或是重新出版发行，例如《青年》、《青年卫士》与《我们的时代》等。诸如侦探、探险以及科幻故事之类的流行文学重又焕发出了新的生命。新的电影制片人开始从新角度描述一些老的主题，例如内战（如格里高里·丘克拉伊[42]的《第四十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43]的《鹤在飞》和丘克拉伊的《战士之歌》），或是触及了像家庭隐私之类的新主题（如列夫·库利德扎诺夫[44]的《我居住的房屋》）。保守的文化卫道士不可避免地会对这样的创新进行抵制，不过赫鲁晓夫直接参与的则是与文学的斗争。
文学长期以来就一直是俄罗斯民族的灵魂，像是一种“第二政府”（索尔仁尼琴[45]的用词）。共产党人要求艺术必须为革命的正面英雄歌功颂德。对于一个致力于革新苏联体制的领导人而言，具有改革思想的作家与艺术家是其自然的支持力量。但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想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更快，而保守主义者却不遗余力地想让赫鲁晓夫反对自由主义者。即使对于一个更为老练的领导人而言，要想在苏联的文化斗争中平衡双方的势力也绝非易事，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就更加不可能了。他很少有时间，或者就根本没有时间通过观看戏剧或读书来继续进行自我教育。他所能做的最多就是在周末让其家人为他大声朗读。他会说：“让我的眼睛休息一会儿，你们代劳吧。”在那些磨刀霍霍的文化“顾问”们引起他足够的关注前，他对于引起争议的文学作品是不会有任何了解的，他也没有必要去了解它们，即使他有能力去读懂它们。
在赫鲁晓夫于1957年春天在恶名远扬的塞米奥诺夫斯科耶野餐会上痛斥了自由主义作家后，公开发表的讲话节选使他的立场显得与保守主义者更加接近了。后来在7月，赫鲁晓夫与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46]有了两次私下的会谈，这位自由主义的诗人与编辑有着与赫鲁晓夫相同的农民背景。早在1954年，赫鲁晓夫曾默许特瓦尔多夫斯基被解除《新世界》杂志主编职务。现在他则以耐心、容忍与公正打动了特瓦尔多夫斯基。赫鲁晓夫很有礼貌地倾听这位主编叙述“文学的需求与困境”，谴责文学的“官僚主义化”。他又于7月31日邀请特瓦尔多夫斯基进行了一次会谈，此次会谈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特瓦尔多夫斯基为5月份遭到赫鲁晓夫痛斥的玛格丽特·艾利格尔和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47]进行了辩护，并呼吁在处理文学问题时要有耐心。“很有趣，”赫鲁晓夫不停地说：“你所说的事情都很有趣，必须认真加以研究。”他甚至同意接见艾利格尔与杜金采夫，但作家协会里的保守分子对此次会见进行了阻挠。他与特瓦尔多夫斯基讨论了《战争与和平》以及肖洛霍夫[48]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赫鲁晓夫急于想显示他对这两部作品的了解。赫鲁晓夫告诉特瓦尔多夫斯基说，马林科夫显得很有文化，但他实际上不过是个“小人物”。赫鲁晓夫回忆起斯大林是如何清算他自己的亲戚的，但他又突然停了下来，因为他觉得“对一个诗人说这些实在是太过残酷了”。
特瓦尔多夫斯基离开后，中央委员会里的文化保守势力就开始对赫鲁晓夫嘀咕开了：“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他们感兴趣的是你所处的地位，而不是我国其他的作家吗？你没有听他们说他们是我们最杰出的诗人吗？”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赫鲁晓夫的脸“并不像照片上看起来的那样肥胖与愚蠢，更像是一张老人的脸，虽然略显干枯，但内在的深邃理解、成熟的思想以及精明使其仍显得生机勃勃。他第一次给我的印象是，虽然年纪大了，不过在文学问题上却幼稚得像个小孩”。赫鲁晓夫曾对他说过：“只要是属于我们的，作品差点也无所谓；如果不属于我们，再好的作品也是有害的。”
虽然保守主义者仍然控制着作家协会以及大部分的文学杂志，但那年春天特瓦尔多夫斯基被重新任命为《新世界》的主编。适度与克制好像成为了赫鲁晓夫新的特点，但1958年10月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再次给他抹上了污点。伟大的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限制，但并没有越出政治的界限，他创作了大量与政治无关的诗歌和散文。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并没有过多攻击苏联革命，只是从小说的非英雄主义的主人公尤里·日瓦戈医生身上反映了其他的一些价值。帕斯捷尔纳克认为他的小说会首先在苏联出版，于是他就将小说脚本交给了意大利的共产党人出版商费尔特里尼里[49]。然而，当时仍由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担任主编的《新世界》拒绝出版他的小说，作为帕斯捷尔纳克形式上的抗议，费尔特里尼里就出版了《日瓦戈医生》的译本。1958年10月23日，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进一步加重了他的罪行。
一场反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激烈运动很快开始了。《文学报》的社论称他是“犹大”。《真理报》称他的小说是“低级反动的作品”。作家协会将他扫地出门，莫斯科作家召开的一次会议要求剥夺“叛徒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公民权。与此同时，共青团中央主席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在一次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1.4万人的集会上将帕斯捷尔纳克说成是一头“在它吃饭、睡觉的地方从来不拉屎”的猪，并说这种“内部的移民”应该“成为真正的移民，到他的资本主义乐土去”。
在绝望沮丧之中，帕斯捷尔纳克起初两次要求他长期的女主人奥列加·伊文斯卡娅[50]帮助他自杀，不过他后来还是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请求。先前他已经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现在他恳求被允许留在他的祖国。不久之后，针对他的运动平息下来了。赫鲁晓夫后来承认，他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令人不快的小说，他儿子回忆说，他收到了“几页打印的从《日瓦戈医生》中摘抄下来的文字，以证明其反对苏联的观点”。谢尔盖说，就是根据这几页文字，他的父亲发起了反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运动，不过赫鲁晓夫也说过：“够了。他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就此打住。”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坚持说，他对《日瓦戈医生》感到很矛盾，一度曾考虑同意其出版，后来对其未能出版感到很后悔。[51]但是根据谢米恰斯内的说法，命令他“整治”帕斯捷尔纳克的就是赫鲁晓夫，有关“猪屎”的说法也出自赫鲁晓夫之口，他说苏联政府不会挡住帕斯捷尔纳克的去路，如果他“真的很想呼吸自由的空气，那他可以抛弃他的祖国”。当赫鲁晓夫口述这最后一句话时，谢米恰斯内回忆说：“我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不能以政府的名义说这话。’”据称，赫鲁晓夫的回答是：“‘你说吧，我们会鼓掌的。所有的人都会理解的。’事情就是这样。”[52]
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一平息，赫鲁晓夫就开始努力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重新建立一种平衡态势。他解除了《文学报》主编弗谢沃洛德·科契托夫[53]的职务，科契托夫撰写了第一篇反对帕斯捷尔纳克的社论，并在1959年5月的第三届作家代表大会上发了言。然而，他自身的无知与缺乏安全感再次打乱了他的计划。他要求中央委员会官员伊格尔·切尔诺茨安与温和派作家鲍里斯·波列伏依[54]m33_4为他起草发言稿，由他具有改革思想的助手弗拉基米尔·列别捷夫进行审阅。但是走上讲台后，赫鲁晓夫就将讲稿丢到一旁，说他的“伙计们”准备了一个很好的讲稿，但是经过一夜的考虑后，他决定不按讲稿发言，而是“即兴演讲”。切尔诺茨安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想象”，他的讲话变成了杂乱无章、信口开河的“瞎扯”，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上。
赫鲁晓夫从潘特雷·马赫尼亚（PanteleiMakhinia）——他在尤索夫卡时的诗人朋友——开始，朗诵他的诗句（“与黑暗的世界斗争，直到它的消亡”），在差不多50年前，他就与马赫尼亚探讨过这些内容。接着他谈到了释放一位小人物罪犯的事情，此人给他写过一封言辞激烈的信。（切尔诺茨安报告说，释放几天后，此人就自杀了。）赫鲁晓夫赞扬作家就是战士，告诫他们要对那些挑战党的地位的“冲锋枪手”发起攻击。然后，他将具有非正统思想与越轨行为的知识分子比喻成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55]——苏联秘密警察的创始人——成功“改造”过的罪犯。还没等听众仔细领会他这种差强人意的类比，赫鲁晓夫又放出一炮：“我被认为是玉米种植的领导者。我想给他们举这个玉米在正常状态与温室条件下不同生长情况的例子，来说明对于年轻作家的教育问题（会场内一阵骚动，接着是掌声）。”
赫鲁晓夫让当时就在会场的评论家萨拉·巴比奥尼谢娃（SaraBabyonysheva）想起了“乡下白痴”，那种出现于“乡村散文”作家瓦西里·舒克辛[56]短篇小说中的行为古怪的人，那种“知道了沧海之一粟就坚持向世人显露自己才识的人”。在会议休息期间，作家弗拉基米尔·特德利亚科夫[57]走到他的朋友切尔诺茨安跟前，低声嘀咕道：“听着，那家伙简直就是个傻瓜，他说的已经够多了。”切尔诺茨安回答道：“你错了，伏洛蒂亚。他是个有着过人天赋与精力的人，不过即兴讲话并非他的专长，他在这方面并不擅长。”
赫鲁晓夫好像痛苦地意识到了他的讲话给听众所造成的影响，于是他表示了一丝歉意。“遗憾的是，我读的书太少……并不是因为我没有读书的愿望。我读的东西也许和你们一样多，不过我读的是大使们的信件与外交部长的照会。”遗憾的是，一些书籍“会让你犯迷糊。你想读完一本书，只是因为读过此书的一些同志和他谈论起了他的看法，而你想形成自己的观点。但是要读下去确实不容易，于是你的眼睛就合上了。”他请求听众原谅他讲话中“过于简单化”与“粗俗比较”的言辞。“如果我有什么说得不对的地方，请你们原谅。我承认自己很激动，很担忧。一开始，我想按准备好的讲稿发言，但是你们知道我的习惯——我不喜欢读，我喜欢说。”“当准备不按讲稿发言时，你就会睡不好觉。你在半夜也会醒过来，思考如何最好地陈述这个或是那个观点，你开始与自己争辩。对于演讲者而言，脱离讲稿发言是一种很高的要求。”因此“如果你们注意到了我在发言中有什么疏忽的地方，请不要对我过分苛求”。
党的领导人恳求遭到他如此严厉痛斥的作家们的原谅，这种场面确实很具讽刺意味。（当然，在赫鲁晓夫离开讲台前，他长期的朋友、擅长谄媚的科尔奈丘克跳起来大声喊道，演说者“指明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为苏联文学“打开了新的视野”。）但是，既然即兴演讲是如此的困难，那赫鲁晓夫为什么还要坚持己见，特别是面对如此可能会对他提出批评意见的学识渊博的听众？很显然，他是希望以其朴素实际的讲话风格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即席演讲对他具有如此吸引力的原因，那就是这种演讲方式太难了，不管他表现如何，即使给听众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也可以找到说服自己与别人的借口。
不管他的动机如何，对立的阵营双方都利用了他的这种缺乏安全感。保守主义者将他对于现代主义作品难以忍受的敌意继续扩展开来，自由主义者则引述赫鲁晓夫在反对斯大林主义中自我主义的一面。特瓦尔多夫斯基于1960年初对他的同事们开玩笑说，他们所想做的就是“利用一种个人崇拜（对赫鲁晓夫的）来反对另一种个人崇拜（对斯大林的）”。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远方的远方》中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一节（“过去的模式”）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文学检查人员否决了他们的作品后，特瓦尔多夫斯基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请求。列别捷夫建议他在1960年4月17日赫鲁晓夫生日时向他的主子呈送这一章。“让我这么跟你说吧，”列别捷夫对特瓦尔多夫斯基说：“他也是人，如果能收到我们时代伟大的诗人（如果有奉承之嫌，请原谅）的礼物，他肯定会十分高兴的。”
的确如此，特别是当特瓦尔多夫斯基表达了他的“尊重与欣赏”，衷心祝愿“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身体健康，祝愿您将更多的生命时光投入到为您的人民和全世界所有劳动人民的福祉与快乐的事业中”时。列别捷夫同意了他的祝愿辞，并安排将那一章诗歌的内容呈送到了赫鲁晓夫那里。经过紧张的法国之行后，赫鲁晓夫当时正在南方休假，当天深夜，列别捷夫就给特瓦尔多夫斯基打来电话，告诉他好消息：“他读了你的诗后很高兴。他很喜欢，很喜欢；他实在是太喜欢了，他感谢你对他的评价。当然，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件事，不过，能与你一起共享你的快乐还是让我很高兴。”
得到赫鲁晓夫认同的那一章诗歌4月29日和5月1日就出现在《真理报》上。全诗在三个月后就付梓出版了，这在当时的苏联创下了作品出版的时间记录。但是，这种斗争仍未结束，不管是在两个文化阵营之间，还是在赫鲁晓夫相互矛盾的双重性格之间。
赫鲁晓夫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还体现在他与共产主义盟国和对手打交道的过程中。到1958年10月，当时即将离任的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到皮聪大进行了一次告别访问，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新的一轮争吵已经出现了。铁托拒绝参加1957年11月共产党国家党的领导人会议，贝尔格莱德在1958年3月修改的新党章中重申了他们的独立原则。赫鲁晓夫号召联合抵制南斯拉夫召开的审批新党章的党代会，要求苏联媒体对此进行长时间的谴责，并单方面推迟了对南斯拉夫的一项重要贷款协议。接着，赫鲁晓夫将贝尔格莱德的背叛与纳吉的“叛国罪”相提并论，并于1958年6月17日核准了纳吉的死刑命令，1956年11月后，纳吉就一直处于被监禁之中。
不过，当米库诺维奇与赫鲁晓夫在皮聪大会谈时，这位苏联领导人在提及贝尔格莱德问题时显得心情要好得多，当时他们两人坐在俯瞰大海的游廊上，臃肿的赫鲁晓夫将身体埋在由软木制成的救生带上来回摇晃。离开了克里姆林宫那座大熔炉，除了家庭午餐会以外的其他时间都与客人呆在一起的赫鲁晓夫好像未能得到有关南斯拉夫违规做法方面的系统信息，不是由那些反对铁托的下属，就是由那些揣摩他心思的人告诉他相关的情况。他三次提到了南斯拉夫虐待苏联公民的事件，米库诺维奇三次反驳了这些指控。终于赫鲁晓夫有所松动，他说这三起事件“本身并不是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两国关系中日渐发展的‘坏的趋势’”。当米库诺维奇反驳苏联媒体中其他反对南斯拉夫的报道时，赫鲁晓夫叹息道：“你也许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出自赫鲁晓夫的指令，但是实际上我对此一无所知。有很多事情我只是在事后才听说的。”
第二天早上，米库诺维奇将飞离皮聪大，当天晚上他就住在附近的别墅里（原来的贝利亚住处）。在那里他遇到了七八位苏联高级官员，他们等着晋见赫鲁晓夫，已经空等了一整天。他们中只有一人，中央委员会书记列昂尼德·伊利切夫，屈尊和米库诺维奇进行了交流，抱怨他“毁掉了他们的工作日”。他们与赫鲁晓夫的行为形成十分鲜明的反差。米库诺维奇得出结论认为，很显然，赫鲁晓夫的官僚机构正在有组织地让他闭目塞听。不过，使苏南两国复杂关系如此具有爆炸性的还是赫鲁晓夫自己对其亲南斯拉夫政策的疑惑。赫鲁晓夫正努力平息的斯大林主义并非只是存留于其周围人的脑子里，他的头脑里也同样残留着斯大林主义。
直到1957年秋天，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好像都是令人鼓舞的：在11月的莫斯科共产党国家领导人会议上，毛泽东支持了苏联在莫斯科阵营中的领导地位，赫鲁晓夫同意为北京提供一枚核武器样品，同时帮助中国研发导弹。[58]但是1958年夏天，形势发生了变化。[59]那时，毛泽东已经放弃了他的“百花齐放”运动，转而发起了“大跃进”。“大跃进”最终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与此同时，这对苏联宣称的在实现共产主义道路中的领导地位提出了挑战。
就在毛泽东想增强中国的“自立”能力时，赫鲁晓夫提出一种新的军事依赖建议。苏联海军计划在太平洋布置新的潜艇，但是从苏联领土保持与潜艇的可靠通讯联系是极其困难的，而且造价十分昂贵，几乎不可能实现。于是莫斯科建议在中国海岸建立长波电台，这不仅可以为苏联潜艇服务，而且还可以为莫斯科提议建立的中苏联合潜艇舰队提供通讯保障。“请求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无线电台时，我们满有把握地期望他们会与我们合作。”赫鲁晓夫回忆说。但是，在苏联大使帕维尔·尤金[60]于1958年7月22日与毛泽东会谈时，这位中国领导人不仅谴责了这两项提议，而且谴责了苏联的，特别是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
很显然，毛泽东认为长波电台是苏联在中国获得军事基地的一种手法，联合舰队是帮助中国建造自己的舰队的替代方法。如果莫斯科想“联合拥有与行动”，他讽刺地对尤金大使说，那么就会有联合拥有“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工业、农业、文化与教育”。苏联就可以拥有“中国全部超过一万公里的海岸线”，而北京只能保持“一支游击力量”。苏联的建议说明“一些俄罗斯人看不起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中苏两党之间没有“兄弟般的关系”，有的只是“父子或是猫与老鼠”之间的关系。赫鲁晓夫的最新建议让毛泽东想起了“斯大林的立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政策，但现在他采取的政策与斯大林没有什么两样”。
尤金与毛泽东进行了两天的会谈。在7月21日第一次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大声嚷道：“回去吧，你不能把事情解释清楚。回去叫赫鲁晓夫来。让他当面跟我说他的想法究竟是什么。”尤金给莫斯科发去了密码电报。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尤金在电报中说：“晴天霹雳，毛泽东说的一切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当尤金第二天向毛泽东重复他的论点时，这位中国领导人严厉地说：“你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问你们究竟想要什么。你不是很了解，叫赫鲁晓夫到这儿来吧。你告诉他我邀请他马上到这儿来。我想与他谈谈。”
赫鲁晓夫放下了所有的事情，火速赶到了北京。他认为中国误解了尤金，他自己来解释清楚就可以使误会烟消云散。然而，他却发现自己成为毛泽东主义者新一轮谦虚与奚落的目标。机场的迎接是冷清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机场迎接，但据一位中国目击者称，当时“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相互热情的拥抱”。第一天的会谈在中国领导人的办公地中南海平静地开始了。毛泽东宣布中苏合作可以保证万年常青，对此，赫鲁晓夫回答说：“我们可以在9999年时再相聚，商讨后面一万年的事情。”两位领导人都承认谁也无法回避在联合潜艇舰队上的分歧对双方造成的影响。赫鲁晓夫详细解释了苏联的建议，并强调了莫斯科意图的纯洁性。毛泽东在会谈中一直在抽烟，尽管赫鲁晓夫对香烟很反感，并对客人组织无序的发言进行了嘲讽。“你谈了很多，但还是没有切中主题。”毛泽东说着，对赫鲁晓夫轻蔑地挥挥手。
在震惊与困窘之下，据说赫鲁晓夫咕哝道：“是的，不用担心，我会继续解释清楚的。”然而，当他坚持认为“联合舰队”是对抗美国第七舰队所必需时，毛泽东“两只大手猛击沙发，愤怒地站了起来。他的脸色涨得通红，呼吸也急促起来。他用手不客气地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说：‘我问联合舰队是个什么东西，你还是没有回答我。’”
此时，赫鲁晓夫目瞪口呆，脸色发白，眼睛里喷出愤怒的光。他使劲儿压住怒气，张开了双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如此激动。”他说：“我们来只是为了共同协商。”毛泽东回击道：“‘共同协商’是什么意思？我们还有自己的主权吗？”
赫鲁晓夫努力保持平静，他耸耸肩，眨眨眼，请求允许苏联潜艇在中国港口加油，同时提出中国舰船可以利用苏联北冰洋的港口。“我们没有兴趣。”毛泽东回答说，他看着赫鲁晓夫（一位中国目击者回忆说），好像这位苏联领导人“是个想在大人面前耍诡计的小孩一样”。当赫鲁晓夫的脸色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时，毛泽东好像很高兴。“我们不想使用你们的摩尔曼斯克，我们也不想让你们到我们的国家来。”然后，他好像对一个特别愚笨的学生似的继续教训说：“英国人、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呆的时间够长的了，我们已经将他们赶了出去，赫鲁晓夫同志。我再重申一遍，我们不想让任何人再利用我们的土地来达成他们自己的目的。”
第二天的气氛要轻松一些。怎么能不轻松呢？毛泽东说乌云已经消散，不过此次他以一种更为微妙的方式使客人处于守势。赫鲁晓夫发现毛泽东在他的住处穿着浴衣和拖鞋等着他。在没有事先通告的情况下，毛泽东邀请赫鲁晓夫到户外游泳池里游泳。赫鲁晓夫起初在浅水区来回划水，后来中国的工作人员扔给他一只救生圈。看到赫鲁晓夫笨拙的样子，毛泽东显然感到很开心，然后他一个猛子扎到深水区，再游来游去，运用不同的姿势游泳。然后，毛泽东漂浮在水面上，或是采用踩水的方式。为了跟上两位领导人的谈话，翻译在游泳池边来回奔走。根据毛泽东的私人医生的说法，“主席是故意想摆出皇帝的架式，使得赫鲁晓夫就像来朝圣的蛮夷之辈一样。在回北戴河的路上，毛泽东对我说，这种方法可以使赫鲁晓夫感觉‘如坐针毡’”。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他并没有感到不舒服：“当然，在游泳池里我不能与毛泽东相抗衡。……如果说到游泳，我随时准备向毛泽东甘拜下风。”但是他在1962年向一群艺术家与作家透露了他当时的真实想法：“他是优秀的游泳选手，而我是个矿工。到了游泳池里，我只会来回扑腾，我对游泳很不擅长。而他则在游泳池里游来游去，展示他的游泳才华，不时发表他的政治观点。翻译在一旁传达着他的意思，我却不能按平常的方式回答他。这就是毛泽东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的方法。我对此厌烦透了。于是爬了上来，坐在池边，两腿在池水里摆弄着。现在我在高处，而他却在下面游泳。……他一直在不停地向我谈他们的人民公社。”
苏联代表团回国了，认为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然而，毛泽东却在没有事先告知莫斯科的情况下开始于8月23日炮轰金门与马祖外岛。炮轰事件引发了国际危机。美国人开始在台湾海峡大规模显示武力，其中包括能投放核武器的200架飞机。如果中美之间爆发战争，那苏联很可能会被卷入。然而，莫斯科除了宣布坚决支持北京外别无选择，这使美国人确信，不管毛泽东做什么，赫鲁晓夫都会支持他。
9月4日，国务卿杜勒斯威胁要发动战争，以保护金门与马祖外岛。第二天，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就急忙赶到了北京。根据葛罗米柯的说法，毛泽东吹嘘说，如果美国用核武器轰炸中国，那中国军队就会向内陆撤退，引诱美军深入中国腹地。一旦美军深入中国腹地，毛泽东说，那苏联就可以用“你们所有的一切武器”打击他们。葛罗米柯记得他被这一建议“惊得目瞪口呆”，并很有礼貌地拒绝了这一提议。
毛泽东挑起此次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阻挠赫鲁晓夫寻求与华盛顿的关系缓和。根据李医生的说法，他想“让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明白，他是这两个超级大国无法控制的，并想破坏赫鲁晓夫的和平努力”。或者就像毛泽东本人对他的医生所说的那样：“金门和马祖就是两支使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不停跳舞的指挥棒，指挥他们跳来跳去。你没有看到他们的表演是多么的精彩吗？”
在台湾海峡危机平息后（早于9月6日，来自危机的努力就开始了，周恩来于当天呼吁恢复中美华沙会谈），中苏关系稳定了数月。但是到了1959年夏天，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积聚当中。[61]就在1959年7月中国领导人召开一次关键性的会议重新评估“大跃进”的得失前，赫鲁晓夫公开批评了中国的新人民公社政策。不久，毛泽东发起了对彭德怀的斗争，彭德怀与莫斯科有着密切的关系，被指控为与赫鲁晓夫勾结的卖国者。当中国和印度军队在两国边境上发生冲突时，莫斯科采取了中立的立场。1959年8月20日，苏联通告北京，他们将不为中国提供原子弹的原型样品。
9月底，在赫鲁晓夫刚刚从美国结束为期两周大张旗鼓的访问后不久，他就飞到了北京，参加中国革命的十周年庆典活动。根据已经任命但还未上任的苏联驻中国大使斯蒂潘·切尔沃年科[62]的说法，他当时也是苏联庞大代表团中的一员，赫鲁晓夫显得很乐观。然而，他在庆祝活动开始后的第二天才赶到，这好像不是什么好的预兆，在机场的迎接仪式甚至比1958年时还要糟糕：没有仪仗队，没有中国领导人的欢迎讲话，甚至连赫鲁晓夫坚持发表讲话所需的麦克风都没有，他在美国时对艾森豪威尔的赞美之辞肯定激怒了毛泽东。
接下来的会谈使赫鲁晓夫1958年的访问相比较之下显得更为热情一些。美国是中国的死敌，但是，根据中国翻译李跃人（音）的说法，赫鲁晓夫在谈到他的美国访问时“两眼放光，他的口气与表情好像他发现了新大陆似的：‘这次我到美国去了一趟，亲眼看到了美国是什么样子。他们真的很富裕，的确很富裕。’”赫鲁晓夫要求中国考虑释放在朝鲜战争期间空降到中国北部的五名美国飞行员，当时他们正被关押在中国监狱里。毛泽东显然是被激怒了，拒绝考虑赫鲁晓夫的建议。
赫鲁晓夫指责中国“侵犯”了尼赫鲁（北京与新德里之间的争议领土“只是一块无人居住的冻土荒地而已。”他说），像小孩似的对待达赖喇嘛（“如果将他处死，他也许会感到更好一些”），[63]在炮轰外岛前没有与莫斯科协商（“我们今天就不知道你们明天的政策会是什么”）。陈毅元帅的回答（“你是想站在蒋介石与美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指责我们吗？”）激起了赫鲁晓夫的怒火。他脸涨得通红，对着陈毅喊道：“在军队里，你也许是个元帅，而我只是中将，但我是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书记，你这样对我说话是不客气的。”
“你是总书记，没错，”陈毅回击道：“但是，如果你说得正确，我会听你的；如果你说得不对，我当然会反驳你。”
赫鲁晓夫抱怨他和他的代表团在人数上太少了：“我们这儿只有三个人，而你们却有九个，你们都在不停地重复着同一件事情。”
根据毛泽东翻译的说法，他笑了起来，开始以缓慢而低沉的声音说道：“我一直在听你发言。你已经指责了我们很多事情。你说我们……没有与尼赫鲁搞好团结，我们不应该炮击金门，大跃进是错误的，我们吹嘘自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我现在对你有了一项指控：你应该为你的‘趋炎附势’承担责任。”
后来，当陈毅重复这一指控时，赫鲁晓夫发火了。“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是趋炎附势者，”他对陈毅喊道：“那么你就不用与我握手了，我不会与你握手的。”
“你的怒气吓不倒我。”陈毅回答道。
“你身为元帅，就敢对我们吐唾沫吗？”赫鲁晓夫回击道：“你还没有足够多的唾沫。”
在正式会谈（如果中苏之间的这种激烈争吵也算得上是会谈的话）之外，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赫鲁晓夫努力想恢复友好气氛，于是他在人民大会堂5000人的宴会上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在他劝告中国不要尝试“美帝国主义者”的坚定意志后，毛泽东拒绝发表讲话，指派周恩来作出中国的回答。当与他的苏联同事们单独身处招待所的房间时，他肯定知道这样的房间装有窃听装置，赫鲁晓夫对他的中国东道主大加嘲讽，用俄罗斯的淫秽用语来取笑他们的名字。
此次访问本计划持续七天时间，但三天之后会谈就破裂了。“发生了什么事？”苏联前中央委员会官员列夫·德柳辛记得赫鲁晓夫感慨地说道：“我都想不起来了。”根据切尔沃年科的说法，他的助手不敢这么说，但他们大多将责任归咎于他。这些助手们没有向他提醒毛泽东的敏感，这是他们的责任，但德柳辛坚持认为，如果赫鲁晓夫能体现出更多的“耐心与理解”，激烈的争吵是可以避免的。毫不奇怪，毛泽东原来的助手也同意这种看法。赫鲁晓夫“精明，思维敏捷”，李跃人翻译说，但是“与毛泽东不属于同路人”。“毛泽东认为自己是斗牛士。”阎明复说，而“赫鲁晓夫则是公牛”。
当他启程回国时，这头公牛显得“十分的沮丧”，将苏联代表团的大部分人都甩在后面。赫鲁晓夫不是直接飞往莫斯科，而是到苏联的远东地区进行了两天的休息与消遣。当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64]港口登上一艘苏联驱逐舰时，这艘舰艇的政治军官对他所见到的情景感到十分震惊。赫鲁晓夫并不像“我们通常在电视上见到的那位领导人，体形上与心理状态上都不像。我们通常见到的是那个生气勃勃、精力充沛的领导人，还带有一丝幽默感。当他登上我们的舰艇时，赫鲁晓夫显得神情沮丧、心不在焉、脸色阴沉”。在附近岛屿上的围猎也没有让他的心情好起来，在那里，温驯的小鹿很有礼貌地从树林里现出身来，等待着围猎者的射击。“这不是打猎，这是屠杀。”赫鲁晓夫咆哮道，很快他就取消了这项活动。如果他知道了舰上有很多军官因为他削减了海军预算，导致他们的肉类供应减少而对他心存怨恨时，那肯定也不会让他的心情畅快起来。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他都呆在他的舱室里，不见任何人。
在结束与美国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后不久，这些会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未来几年内的世界格局，他的身边很快又围上来一批谄媚的溜须拍马者，然而思想上的孤单还是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沮丧：这也是最高权力赋予赫鲁晓夫的。
[1]这是赫鲁晓夫在1957年10月28—29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2]这是作者1998年3月对弗拉基米尔·诺莫夫的采访，诺莫夫曾经看到了与朱可夫事件有关的秘密文件。
[3]弗拉基米尔·诺莫夫曾经看到了未经校对的1957年10月推翻朱可夫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会议记录，在接受作者采访时，他引用了赫鲁晓夫的这段话。
[4]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这个秘密旅有2500名突击队员。
[5]1957年10月29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第三次会议的记录。
[6]三位元帅的讲话是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后的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出的，此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于1957年10月31日召开。
[7]朱可夫同事们的愤怒可以追溯到战时莫斯科最高统帅部（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常常是朱可夫）与他的前线将军之间的内部争斗。由于朱可夫想把自己树立为战争中的军事英雄，他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
[8]米高扬和扎赫罗夫元帅在10月28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第三次会议上报告了此事。赫鲁晓夫私下里也曾向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说过此事。
[9]这是1957年10月28—29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上未经修改的赫鲁晓夫发言原话。
[10]弗拉基米尔·诺莫夫曾看到了与朱可夫事件有关的大量文件，他相信朱可夫“曾积极推动取消党的第一书记的职位”。
[11]甚至就连修改后的全体会议记录也是直到1993年时才公布出来的，即在苏联解体以后。
[12]朱可夫担任过中央委员会里苏联战俘复原委员会主席一职。
[13]朱可夫“从来没有完成过军事学院的学业”，巴格拉米扬在1957年10月的全体会议后说：“我甚至认为他连高中都没有毕业。这也没有不对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接受教育，但是他对待我们军事院校与军事学者的方式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粗野。”这是巴格拉米扬在1957年10月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发言。
[14]其他两位原来的同事认为赫鲁晓夫的转变开始于1961年，而不是1957年，不过这也许是由于他们直到1961年时才与赫鲁晓夫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的缘故。尼古拉·叶高里契夫说：“在党的二十二大前（1961年10月召开），赫鲁晓夫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二十二大后，他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在1961年底前，“我们还可以与他一起讨论并决定问题”，然而在以表面上压倒性的支持率继续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的二十二大后，“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自我意识逐渐膨胀，他好像无所不知，认为他的意见不容他人质疑；如果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他就会考虑此人是否想取代他的地位”。原白俄罗斯党委书记基里尔·马祖罗夫也记得赫鲁晓夫前后的不同变化：“以前他是一位真正的改革者。”但是在二十二大后，“他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15]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列别捷夫（ВладимирСемёновичЛебедев，1915年5月31日——1966年1月12日），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41—1944年任全苏电台中央广播部长。1944年起进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工作。1953—1954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54—1964年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助理兼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助理。1964—1966年任《政治报》编辑。1966年去世。
[16]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萨蒂尤科夫（ПавелАлексеевичСатюков，1911年6月29日——1976年11月17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6年任《真理报》执行书记兼副总编辑。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6—1964年任《真理报》总编。1958—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9—1964年任苏联记者联盟主席。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4—1971年任《党的生活》杂志编委执行书记。1970—1976年任苏联中央电视台科普教育节目总编。1976年去世。
[17]列昂尼德·费奥多洛维奇·伊利切夫（ЛеонидФёдоровичИльичёв，1906年3月15日——1990年8月18日），苏联哲学家。1924年加入俄共（布）。1938—1944年任《布尔什维克》杂志执行书记。1944—1948年任《消息报》总编辑。1951—1952年任《真理报》总编辑。1952—1956年、1981—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8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国际生活》杂志编辑部主任。1956—1961年、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8—1961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61—196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思想委员会主席。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罢工。1965—1989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89—1990年任外交部顾问。1990年去世。
[18]米哈伊尔·阿维尔基耶维奇·哈尔拉莫夫（МихаилАверкиевичХарламов，1913年11月8日——1990年11月16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31—1935年任白俄罗斯人民委员会无线电委员会编委会执行书记。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1年任部长会议无线电广播委员会副主席。1951—1953年任《真理报》编辑兼人民民主部部长。1953—1958年任外交部新闻司第一副司长。1958—1962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1962—1964年任部长会议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1962—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4—1968年任政治文学出版社副主编。1968—1975年任外交部历史和外交局局长。1975—1980年任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1980—1984年任国家出版、印刷和图书贸易委员会副主席。1984—1986年任国家出版、印刷和图书贸易委员会主席。1986年退休。
[19]特别是两个机构，党的中央委员会总务处和部长委员会执行处，它们理论上是为赫鲁晓夫个人服务的，但同时也被视做党和政府职能机构。
[20]“这绝不是与一个列宁本人经常提及的国家打交道的方式，”莫洛托夫回忆说：“我们必须修补与中国的关系。”
[21]莫洛托夫继续贬损赫鲁晓夫与西方“和平共处”的谈话是“幼稚的举动”。就像他很久以后所说的那样，“这就好像我们在说：‘请赐给我们和平吧！’他们当然不会赐给我们这种和平”。
[22]作者对安德烈·马林科夫的采访。
[23]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上援引了卡冈诺维奇的话。在2000年5月接受作者采访时，谢尔戈·米高扬描述了他父亲所了解的关于赫鲁晓夫奚落卡冈诺维奇的事。
[24]斯大林下令向政治局委员提供图书的做法是谢尔盖·赫鲁晓夫在接受作者采访时提供的。
[25]1954年2月5日在全联盟国营农场工人集会上的讲话。
[26]1957年12月26日在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及1958年1月22日在白俄罗斯农业突击队工人大会上的讲话。
[27]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茨科维奇（Владимир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Мацкевич，1909年12月14日——1998年11月7日），1938—1941年任哈尔科夫动物技术研究所所长。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2—1944年任托木斯克兽医学院院长。1944—1946年任哈尔科夫兽医研究所所长。1946—1947年任乌克兰畜牧业部第一副部长。1947年1—2月任乌克兰畜牧业部部长。1947—1949年任乌克兰农业部副部长。1947—1955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1950年任乌克兰农业部长。1949—1952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1950—1952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50—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3年任斯塔夫罗波尔执行委员会主席。1953年任农业和采购部第一副部长。1953—1955年任农业部第一副部长。1955—1960年、1965—1973年任农业部长。1956—1957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56—1961年、196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61—1965年任采林尼区工人代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1973—1980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80年退休。
[28]赫鲁晓夫1957年12月26日以及1958年3月27日在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9]在赫鲁晓夫正式提出这项改革计划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总共8000个农机站中只有385个仍然保留着。到1959年底时，剩下的只有34个了。
[30]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拉利奥诺夫（АлексейНиколаевичЛарионов，1907年8月19日——1960年9月22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4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8—1940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三书记。1940—1942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二书记。1941—194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6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1946—1948年任联共（布）中央人事部部长。1948—1960年任苏共梁赞省委第一书记。1952—196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9年使用欺诈手段，三度“超额完成”了地区肉类和牛奶生产计划，制造了“梁赞奇迹”，事情败露后，于1960年因“心力衰竭”去世，党内多人认为是开枪自杀的。
[31]这是赫鲁晓夫在1959年12月25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于1959年12月29日的《真理报》上。
[32]基里尔·特罗菲莫维奇·马祖罗夫（Кири́ллТрофи́мовичМа́зуров，1914年4月5日——1989年12月19日），1936—1938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1年任共青团戈梅利市委书记兼白俄罗斯共青团布列斯特省委第一书记。卫国战争爆发后重服现役。1942年转入地下，1942—1943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地下中央委员会书记。1943—1944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44—1947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49—1950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明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50—1953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明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0—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56年任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1956—1965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8—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65—197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8年退休。1986—1989年任全苏战争和劳工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同年逝世。
[33]歪曲正式的经济统计数据可能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夸大计划完成情况的压力。
[34]詹姆斯·巴雷特·雷斯顿（JamesBarrettReston，1909年11月3日——1995年12月6日），美国记者。1934年加入美联社。1939—1940年期间在《纽约时报》伦敦分社工作。1942—1945年期间领导战争信息办公室。1945年进入《泰晤士报》工作。1964—1968年任《泰晤士报》副主编。1968—1969年任《泰晤士报》执行主编。1969—1974年任《泰晤士报》副总裁。1989年退休。
[35]如想详细了解赫鲁晓夫对苏联武装部队的削减及其原因的相关情况，可参照Evangelista的《为何保持这样一支军队》。
[36]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谢甫琴科（АркадийНиколаевичШевченко，1930年10月11日——1998年2月28日），苏联外交官。1956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70—1973年担任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私人顾问。1973—1978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期间投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1978年正式叛逃到美国，成为冷战期间叛逃到西方国家的最高级别官员，并因此被缺席判处死刑。1998年死于华盛顿。
[37]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巴尔明（ВладимирПавловичБармин，1909年3月17日——1993年7月17日），苏联导弹技术科学家。
[38]米哈伊尔·库兹米奇·扬格尔（МихаилКузьмичЯнгель，1911年10月7日——1971年10月25日），苏联火箭和航天综合体科学家。1931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4年任莫斯科省加里宁格勒市苏维埃委员。1966—197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兼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1年逝世。
[39]瓦西里·丹尼洛维奇·索科洛夫斯基（ВасилийДаниловичСоколовский，1897年7月21日——1968年5月10日），1918年加入红军。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5年1—5月任伏尔加军区副参谋长。1935—1938年任乌拉尔军区参谋长。1938—1941年任莫斯科军区参谋长。1941年2—6月任红军第二副总参谋长。1941年6—7月、1942年1—3月任红军第一副总参谋长。1941—1942年、1942—1943年任西部阵线参谋长。1943—1944年任西部阵线司令。1944—1945年任乌克兰第1方面军参谋长。1945年4—6月任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副司令。1945—1946年任驻德国占领军第一副总司令。1946—1949年任驻德国占领军总司令。1946—196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1950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0—1952年任战争部副部长。1952—1953年任战争部第一副部长。1952—1960年任苏军总参谋长。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60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60—1968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督察长。1961—1968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8年去世。
[40]在1959年克里姆林宫椭圆形大厅的一次关于防务问题的会议上，苏联著名的物理学家、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目睹了赫鲁晓夫不断滋长的傲慢情绪。在此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发泄怒气的目标是主管武器生产的副总理德米特里·乌斯蒂诺夫和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与安德烈·图波列夫。于是在1955年时看到过赫鲁晓夫在类似会议上的表现，萨哈罗夫觉出了一些变化。此次，他的言行“更加武断”。他现在“对处于中心地位显然感到悠然自得，他要求大家对发言者的讲话提出问题，或是打断别人的发言，以清楚地表明他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在萨哈罗夫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勤勉的人，一位了不起的领导人，尽管他同时也很傲慢，喜欢受到别人的奉承（对此，事后很容易看出来），没有教养（我也是到后来才感受到这一点的）”。
[41]布拉特·沙尔沃维奇·奥库德日瓦（Була́тШа́лвовичОкуджа́ва，1924年5月9日——1997年6月12日），苏联吟游诗人、编剧、散文家、作曲家。
[42]格里戈里·瑙莫维奇·丘克拉伊（Григо́рийНау́мовичЧухра́й，1921年5月23日——2001年10月28日），苏联电影导演、编剧。
[43]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卡拉托佐夫（Михаи́л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Калато́зов，1903年12月28日——1973年3月26日），苏联电影导演。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5—1946年任人民委员会电影委员会电影长片制作总局局长。1946—1948年任电影摄制部副部长兼电影部电影长片制作总局局长。1957年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1973年逝世。
[44]列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利德扎诺夫（Лев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Кулиджанов，1924年3月19日——2002年2月17日），苏联电影导演、编剧。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3—1964年任国家电影摄影艺术摄影系主任。1965—1986年任苏联电影委员会第一书记。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兼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2002年去世。
[45]亚历山大·伊萨维奇·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ИсаевичСолженицын，1918年12月11日——2008年8月3日），俄罗斯作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936年加入共青团。卫国战争后入伍。1943年授中尉军衔。此后对斯大林产生怀疑，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攻击斯大林。1945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1953年出狱，但已抛弃马克思主义，转向东正教思想。1956年获释。1957年平反。1959年出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3年出版《第一圈》。1966年出版《癌病房》。1967年起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领导人。1968年反对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因出版《古拉格群岛》被吊销国籍并被驱逐出境。1975年流亡美国，支持越南战争。1976年公开支持西班牙弗朗哥政权。1990年恢复国籍。1994年回国。在此期间公开反对叶利钦的政策。2002年以后支持普京。2010年逝世。
[46]亚历山大·特里沃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ТрифоновичТвардовский，1910年6月8日——1971年12月18日），1925年开始从事文艺活动。1928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参加了对农业集体化、苏芬战争和卫国战争的报导。1950—1954年、1958—1970年期间担任《新世界》杂志主编，发表了许多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作品。1971年在莫斯科逝世。
[47]杜金采夫，苏联作家，出生于1918年。1956年发表长篇小说《不单单是为了面包》，揭露了苏联的一些阴暗面，次年受到批判。
[48]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1905—1984），苏联作家、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书记，诺贝尔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Михаил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Шолохов，1905年5月24日——1984年2月21日），苏联作家。代表作有《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被开垦的处女地》。1932年加入联共（布）。1937—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8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49]詹贾科莫·费尔特里尼里（GiangiacomoFeltrinelli，1926年6月19日——1972年3月14日），意大利出版商。1944年参加了加里波第旅。1945年加入意共。1958年因出版《日瓦戈医生》被开除出党。60年代周游世界，曾访问古巴和越南。1967年赴玻利维亚，试图营救格瓦拉，但未果。1970年回国后创立了游击队行动小组（Gruppid'AzionePartigiana），武装抵抗政府与黑手党。1972年遇难，官方说法是“被自己的炸药炸死的”，但也不排除是被安全部门安插的特务杀害的。
[50]奥尔加·弗谢沃洛多夫娜·伊文斯卡娅（ОльгаВсеволодовнаИвинская，1912年6月16日——1995年9月8日），苏联作家、翻译家。1946—1960年期间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女友。1949年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60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1964年获释。1989年平反。
[51]根据阿朱别伊的说法，当赫鲁晓夫在退休期间谈到这本小说时，说他“发现其枯燥无味。文字太过复杂，主人公的生活与精神世界差异太大，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有很多事情显得不是太重要，不是他所期望的那种样子。不过他同时对该小说未能出版而感到后悔，他承认感到有些痛苦，‘其实什么坏事都是不应该发生的’”。
[52]谢尔盖·赫鲁晓夫坚持认为，他父亲是不会“狡诈到在别人的发言稿中插进自己的意思的”。
[53]弗谢沃洛德·阿尼西莫维奇·科契托夫（ВсеволодАнисимовичКочетов，1912年2月4日——1973年11月4日），苏联记者、小说家。1944年加入联共（布）。1953—1955年任苏联作家协会列宁格勒支部书记。1954—1955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委员。1955—1959年任《文学报》总编辑。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61—1973年任《十月》杂志主编。1973年自杀身亡。
[54]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列伏依，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主要作品有《真正的人》、《斯大林时代的人》、《旅游中国三万里》等。——译者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列伏依（БорисНиколаевичПолевой，1908年3月4日——1981年7月12日），苏联作家、编剧、记者。1926年起开始担任新闻记者。卫国战争期间担任战地记者。1945—1946年期间代表《真理报》参加纽伦堡审判。1946—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81年任欧洲文化学会副主席。1961—1981年任《青年》杂志主编。1967—198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1969—1981年任苏联和平基金会董事会主席。1981年逝世。
[55]捷尔任斯基（1877—1924），苏联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前主席。1917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是十月武装起义的组织者之一。——译者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Эдмундович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56]瓦西里·马卡洛维奇·舒克辛（ВасилийМакаровичШукшин，1929年7月25日——1974年10月2日），苏联电影导演、编剧、演员。
[57]弗拉基米尔·费多洛维奇·特德利亚科夫（Влади́мирФёдоровичТендряко́в，1923年12月5日——1984年8月3日），苏联作家。1941年加入红军。1947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48年加入苏共。1967—1984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成员。1984年逝世。
[58]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提供的素材，他父亲将R—12导弹的蓝图交给了中国，并交给他们P—15导弹与岸防“彗星”巡航导弹的原型，这两型导弹都在由苏联援建的工厂里生产。
[59]阎明复，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时的翻译之一，在1997年10月北京举行的“中苏关系与冷战”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证实了这一形势发展的转折点。
[60]帕维尔·费多洛维奇·尤金（ПавелФёдоровичЮдин，1899年8月26日——1968年4月10日），苏联哲学家。1918年加入俄共（布）。1919—1921年在红军工作。1930年发起了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新闻部副部长。1939—1944年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1950—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3—1959年任驻中国大使。1961—1963年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
[61]毛泽东也许是因为“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局面而有所醒悟，或是遭到了他的执政伙伴与中苏军事合作的长期倡导者彭德怀元帅的反对。赫鲁晓夫希望重新与北京建立起一度曾是其集团领导地位基石的良好关系。1959年初，中国请求苏联在经济计划领域给予更多的指导与援助。2月，两国都宣布莫斯科将在未来7年里向中国提供价值50亿卢布的商品与服务，主要集中于重工业领域。同年春天，苏联仍与中国共享着他们的核机密。
[62]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切尔沃年科（СтепанВасильевичЧервоненко，1915年9月16日——2003年7月11日），苏联外交官。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4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51—1956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科学和高等教育机构部部长。1954—1956年、1957—1959年任乌共中央候补委员。1955—1959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59年任乌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56—1960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58—1962年、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9—1965年任驻中国大使。196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5—1973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73—1974年任驻马达加斯加大使。1973—1982年任驻法国大使。1982—1988年任苏共中央对外工作和出国工作部部长。1989—1991年任外交部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3年继续担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顾问。1993年退休。
[63]在中国军队于1959年3月粉碎拉萨暴动的一周后，达赖喇嘛越过中印边境，逃到印度去了。
[64]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中国所称的海参崴。——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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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更加宽广的世界：1917—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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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更加宽广的世界：1917—1957
甚至在赫鲁晓夫打败“反党集团”，从而结束其在国内最后明显的对手前，他已经开始指导苏联的对外关系了。斯大林在他将近三十年的统治生涯中只到国外去过两次，战争期间去参加德黑兰和波茨坦会议。到1957年6月止，赫鲁晓夫已经多次访问过东欧国家，1954年率领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去过中国，1955年7月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在日内瓦会晤过，当年晚些时候对印度、缅甸和阿富汗进行过旋风式的访问，并于1956年4月访问过英国。他的这些访问旨在使苏联的外交政策获得新的活力，这部分是通过改善与盟国、对手国以及中立国的关系来实现的。运用他在国内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与众不同的风格——同时在数条战线作战，一开始未给对话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再压倒对方，采取大胆的冒险行动——他起初好像取得了成功。不过到1957年时，他的这种新手段遇到了麻烦，这部分是由于外部世界的抵抗，同时也因为他这种为人和为政的风格在国内碰到了钉子。赫鲁晓夫的外交并非“反党集团”攻击的主要目标，但在1957年6月的最后决战中这也是被他们利用的一个因素。
随着他在克里姆林宫内地位的巩固，世界舞台也在向赫鲁晓夫招手。对于一个形成中的超级大国而言，外部世界既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也带来了令人无法抵御的机遇。赫鲁晓夫不是第一位利用外交事务来逃避国内棘手问题的领导人，也不是第一个为其他国家的利益所困扰的领导人。但苏联有着特殊的困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其强化了与对手的敌对意识，同时又让莫斯科理所当然地将某些国家视做朋友。苏联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恃强凌弱、颐指气使的态势与明显的强度也招来了对方的反对。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习惯于接受来自附属国和卫星国的服从，这使他们与不屈从于他们意志的政治家打交道时变得困难起来。这种独裁主义还排除了内部争辩，这种内部争辩有时，尽管不是任何时候，能使民主国家免除自我原因所造成的伤痛。
如果这些是最终使赫鲁晓夫身陷困境的因素，那么他刚开始确实对此知之甚少。在他生命的头50年里，他很少去过外国，几乎没有去过任何强大的国家。斯大林去世后，他起初仍处于苏联权力的边缘。他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的准备，对此他心知肚明。但他将从前的禁果囫囵吞枣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在国外代表着他的国家，身披全球政治家的荣光，与那些伟人、二流的外交家和虚张声势的人推杯换盏。[1]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和之后不久，赫鲁晓夫接触过几位外国人，这些接触对于他对世界的粗浅而全面的认识起到了直接的作用。他认为，世界是四分五裂的，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尤索夫卡煤矿的外国老板代表着“资产阶级剥削家”；非俄罗斯族的劳工是马克思号召团结起来的“世界工人阶级”。他回忆说，那里的煤矿“就像一个国际劳改营”，在那里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都同样受到资本的压迫和奴役”。
“我孩提时代就与波兰人打过交道。”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写道。奥匈军队里原来的捷克俘虏在内战期间支持布尔什维克，他们教给他斯拉夫民族间的兄弟感情可以增强阶级团结。[2]在他的回忆录里，布尔加宁一家是“杰出的种菜能手”，同时也是斯拉夫兄弟。他称赞刚刚成立的红军部队里具有中国血统的战士“在战斗中勇往直前”，并取笑他们的口音：“你给吃的，枪就响。你不给吃的，枪就不响。”俄罗斯矿工呆呆地看着一位“甚至不会说他们语言的”德国工程师，他们对德国共产党人的了解仅此而已，但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事实“已经足够让他们倾注兄弟般的热情欢迎他了”。
20世纪20年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期。斯大林任命了一位犹太人（卡冈诺维奇），后来又任命了一位波兰人（科西奥尔）担任乌克兰党委书记。“民族对于我们不是问题，”赫鲁晓夫坚持认为：“科西奥尔并没有隐瞒他是波兰人的事实。他没有必要这么做；没有人会在意他是哪个民族的。问题在于他是否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3]
30年代初，赫鲁晓夫在莫斯科遇到了外国共产党人。例如，他在1935年召开一次招待会，设宴款待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代表团。1946年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理、1948年当上总统的克莱蒙特·哥特瓦尔德在宴会上“喝得酩酊大醉”，不过赫鲁晓夫报告说，“出于对莫斯科党组织的尊重”，他还能“克制住自己”。哥特瓦尔德的妻子“也有点醉意了”，她戴着金戒指和金耳环，而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在那个年代却过着苦行僧一样的日子，衣服和其他的必备用品都是如此。根据我们的思维方式，她看上去像一个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奢侈女人”。
赫鲁晓夫经常要求共产国际里的中国代表王明给莫斯科工厂里的工人作报告，王明“从不拒绝”。赫鲁晓夫知道其他一些中国领导人，如朱德和刘少奇等，但“至于毛泽东（在那次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被选举进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赫鲁晓夫第一次踏上外国的土地是在红军1939年入侵波兰时。那次战争后，他也到外国去了几趟，主要是去波兰，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他至少去过一次。不过，最后一次是政治旅行。在旅行中他化名“佩特仁科（Petrenko）将军”，他通过运送苏联军事人员的汽车窗户扫了一眼西柏林，但仔细看了维也纳——那里的工厂、洗衣店、舍布恩皇宫（Schonbrunn）（让他“特别开心的”是那里带有喷泉的公园）、维也纳森林、美国占领区，甚至还有身穿方格呢短裙的苏格兰步枪手。
赫鲁晓夫在战争后会见过不少的外国领导人，但大多是在社交而不是外交场合。作为乌克兰党委书记，他参加了与波兰的战后谈判。由于波兰新的亲共产主义的军队在乌克兰的领土上作战，因此赫鲁晓夫结识（当然也喜欢上了）其带兵的将军们。当波兰新兵与乌克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波兰人向斯大林提出抱怨时，赫鲁晓夫很自豪地参加了一次处理该问题的高级会谈。不过在他的记忆里，该问题的成功解决并不比解决这个问题的那次奢华的晚宴留下的印象深刻多少：“我们在摆满各种饮料和食物的十分豪华的晚宴上……讨论这个问题；这样的宴会与如此重要的团体是相称的。”
在红军在卢布林成立了波兰临时政府后，赫鲁晓夫在基辅和卢布林之间来回穿梭，提供支持。此外，“斯大林总是要求我去听取波兰人的请求与意见，因为他不想让此事麻烦他自己”。赫鲁晓夫在这些会谈中的作用——拒绝斯大林不想接受的波兰人的请求——为斯大林提供了嘲讽他的门生在外交事务中缺乏经验的借口。“‘赫鲁晓夫在这儿，’斯大林会说：‘让他决定吧。你们两人彼此认识，我相信你们能拿出一个协议出来的。’然后他就坐在那里听着，等着看我是如何处理这项工作的，就是拒绝波兰同志提出的任何请求。”
赫鲁晓夫没有直接参与波兰针对反共人士的惩罚性行动，不过他们也没有冒犯他。因为“波兰迟早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我们的盟友。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觉得总有一天波兰会成为一个伟大国家或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的一部分”。不过斯大林很快就停止了这一计划，以避免苏联最后吞并的国家太多，无法消化，而且在此过程中可能还会引起以前西方盟国的惊恐。
赫鲁晓夫于1945年负责监督华沙水、电和排污系统的重建工作。在此期间，有一天晚上他请假到罗兹去了一趟，“去看望罗拉·日米尔斯基[4]将军，在吃饭的整个期间，他兴致很高，笑话不断”。在那里，他遇到并同样喜欢上了波兰未来的领导人瓦拉迪斯洛·哥穆尔卡，就像他在战争期间遇到铁托和德国共产党人瓦尔特·乌布利希时一样。1948年斯大林从雅尔塔给他打来电话（斯大林当时正与哥特瓦尔德在那里度假）“哥特瓦尔德现在在这里，他说没有你，他在这里一天也呆不下去了。”赫鲁晓夫赶忙放下手头的工作，飞到那里，开始了无休止地喝酒与吹嘘，期间也夹杂着逼迫哥特瓦尔德找出隐藏在捷克共产党内的叛徒的要求。赫鲁晓夫当年在雅尔塔还会见了保加利亚领导人，并于1951年在斯大林的索契别墅见到了罗马尼亚领导人皮特鲁·格罗查[5]。他还在莫斯科会见了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胡志明对斯大林十分敬慕（或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请求这位伟人在一本苏联杂志上为他题字，但后来这位多疑的独裁者下令将那本杂志偷了回来，因为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他担心不知胡志明会如何利用他的题字”。
在非共产主义阵营里，赫鲁晓夫露面的机会就少得多了，但他对这为数不多的机会十分珍惜，并渴望能有更多的机会。1945年12月，戴高乐在莫斯科呆了八天的时间，与斯大林就是否承认即将成立的波兰共产党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终于换得了一份巴黎十分珍视的法苏协议。根据戴高乐的说法，最后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那份协议，但没有承认那个所谓的卢布林委员会），因为他中途退出了苏联人为他准备的豪华宴会，并威胁不签署任何协议就回国。他后来引述斯大林对他的称赞（在上午四时的协议签订仪式上）说：“你做得对！很好！我就喜欢与知道自己想获得什么的人打交道，即使他与我的意见不一致。”赫鲁晓夫只到过一些仪式性的场合，但他还是为这位强力、令人捉摸不透的外国人所倾倒：“在整个签字仪式上，戴高乐的举止都很自豪、体面。你可以发现他不对任何人点头。他走起路来身体笔直挺拔，就好像身体里插了根棍子似的。他给我的印象是那么的孤傲冷峻。”
到1944年夏天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已经和美国人进行了数年时间的谈判。赫鲁晓夫1922年在尤索夫卡见过美国矿工，在莫斯科会见过美国共产党人，但他碰到的第一位美国领导人则是来访的艾森豪威尔将军，1945年6月斯大林邀请艾森豪威尔在列宁陵墓的上面参观红场的胜利大游行。当时赫鲁晓夫几乎没有和这位起初成为他的合作伙伴、十年后又成为他的复仇女神的美国人说过一句话。
斯大林将与外交政策有关的大部分事务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其他参与外交事务的只有莫洛托夫（作为外交部长）、日丹诺夫（负责共产主义阵营的事务）、维辛斯基（在接替莫洛托夫之后）和米高扬（负责特殊的海外派遣任务）。“我们其余的人只是些信使，”赫鲁晓夫回忆说：“对任何越过这条红线的人，斯大林都会加以威胁恫吓。”由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战后很少开会，部长会议“也只是徒有其表”，因此赫鲁晓夫为了获得有关的信息只能想尽一切办法。[6]他不敢确定斯大林是否“真的想在东德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得使劲猜想为什么莫斯科于1948年封锁柏林，因为“斯大林从来没有与任何人认真讨论过这样的问题”，他也不知道苏联和南斯拉夫分裂的全部内幕：“当时我在乌克兰工作，没有参与外交事务；我被他们隔绝开了，没有收到相关的文件。”
当捷克共产党领导人鲁道夫·斯兰斯基[7]于1951年被谴责为叛徒时，赫鲁晓夫得到的只是一些“‘背景材料’，也就是那些斯大林已经签署意见、分发给所有政治局委员的信息”。不过，他不记得“当时对此有任何的疑惑。我没有自己的意见”。关于中苏关系，他所知道的也是“我所应该知道的”。不过与他对西方的了解相比，这已经算是很多了。“只有莫洛托夫在那个领域里有个人经历，只有他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有过广泛的接触。”赫鲁晓夫不敢表现出对国防政策有太多的兴趣（因为斯大林可能会认为这么做的人是“被帝国主义收买的外国代理人”），他后来声称他没有看到任何与北朝鲜入侵南朝鲜相关的文件；他所看到的只是毛泽东转发给斯大林的战报。
他的这些否认，特别是关于东欧国家的清洗运动，与赫鲁晓夫自称的对国内恐怖“一无所知”是一脉相承的。他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很可能要比他所说的更为广泛一些。这些经历没有达成的一点只是没有为他准备在斯大林死后处理苏联对外政策所需的素质。
在外交事务方面，就像国内事务一样，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的学生；他认识到的首要的前提是苏联的事业是正义的。比方说，他得知很多波兰人并非真的亲苏或亲俄罗斯，特别是在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后。他知道波兰1945年的选举存在着舞弊行为，但那又怎么样呢？“波兰人民没有对他们新当选的官员发起任何抵抗运动。虽然他们投了斯坦尼斯洛·米高拉伊斯日克[8]的票，但当选的却是哥穆尔卡。不过他们没有如此。在我看来，至少他们缺乏深深的、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事实上，在波兰有很多反对共产主义的抵抗运动，但如果能及时镇压下去的话，根据赫鲁晓夫的观点，这也算不得什么大事。
在所有的东欧国家中，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是规模最小、力量最弱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力量的主体是随着苏联官员乘坐辎重火车来到战后的布加勒斯特的，苏联官员的到来使迈克尔[9]国王吓得逃离了这个国家。根据赫鲁晓夫过分单纯的观点，“国王认识到共产党在罗马尼亚人民中间享有广泛的支持”，所以他最终“爬上了一列火车，逃走了。就这样，这个暴君的统治结束了，罗马尼亚遍地高举起了社会主义的红旗”。
赫鲁晓夫希望社会主义也能在西欧取得胜利。他相信战后的“德国会发起一场革命”。“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场革命会到来的，因为我们迫切需要它”，他还希望法国和意大利也会出现同样的景象。斯大林本人是否也有如此的想法，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对于他来说，控制共产主义的法国和意大利不会像控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那么轻松。
赫鲁晓夫相信苏联处于危险之中。在俄国内战中，难道西方国家没有干涉过布尔什维克主义吗？美国不是过了16年后才承认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的吗？难道英美两国没有想“让我们的血流干，他们好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来决定世界的命运”吗？当战争结束时，美国人“想把我们赶入破产的牢狱之中”。所幸的是，苏联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圈”。现在欧亚有很多社会主义国家，“这对于所有一直为社会主义和世界正义而斗争和奉献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安慰和鼓舞”。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经济动因决定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然而与众不同的是，赫鲁晓夫关注的却是西方领导人的人格。温斯顿·丘吉尔是个“纵火犯与军国主义者”，哈里·杜鲁门“咄咄逼人，是个傻瓜”，迪安·艾奇逊[10]是个“政治上的笨蛋”。不过赫鲁晓夫也能给出肯定的评价，如果他认为值得的话，或者如果斯大林说应该的话。他尊重罗斯福（“他与我们打交道时总是能善解人意”），因为斯大林对罗斯福也很尊重。“斯大林对杜鲁门没有丝毫的敬意，”赫鲁晓夫说：“他认为他不值一提。”赫鲁晓夫听斯大林说过：“如果不是因为艾森豪威尔，我们是不会成功占领柏林的。”后来当赫鲁晓夫自己与艾森豪威尔谈判时，他“时刻牢记斯大林的话。斯大林从来不会因为无缘无故喜欢一个人而受到指责的，特别是一个阶级敌人”。[11]
与很多其他的学生一样，赫鲁晓夫需要相信他能超过他的老师，特别是自从斯大林嘲笑他的部属，尤其是赫鲁晓夫，是外交上的庸才之后。斯大林再三警告说，如果他不在了，帝国主义者会把他的接班人像“小猫”、“小鸡”或是“小牛”似的掐死的。他的这种看法与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12]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在他的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1939年被莫洛托夫取代后，他认为斯大林的手下是“笨蛋莫洛托夫，机会主义者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贝利亚，目光短浅的马林科夫以及傻瓜赫鲁晓夫。……”斯大林曾经问他的追随者们（最后他将其他所有的人都否定了，但认为装模作样的布尔加宁可以成为他的接班人）：“在我之后我们应该任命谁来领导我们的政府呢？”贝利亚是格鲁吉亚人，卡冈诺维奇是犹太人，莫洛托夫太老，马林科夫和伏罗希洛夫太软弱。那赫鲁晓夫怎么样呢？“不，”斯大林说：“他是个工人。我们需要有点知识的。”
赫鲁晓夫宣称，与斯大林不同，他愿意坦诚地承认美国战时对苏联的援助。1948年斯大林封锁柏林“没有估量我们的现实可能性。他在此事上没有深思熟虑”。赫鲁晓夫支持北朝鲜入侵南方：“没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会试图劝阻金日成。……这么做是与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相悖的。”当北朝鲜人“解放”汉城时，“我们都很高兴，并再次祝金日成取得更大的胜利”。让赫鲁晓夫感到遗憾的是斯大林没有给予金日成足够的支持，在美国人介入战争后，他已经做好完全放弃金日成的准备了。不过，斯大林也许是对的，他随时准备从北朝鲜抽身，以尽量减少苏联的损失。[13]这样的事情在1945年6月也出现过，当时苏联一直在准备对日作战。红军是否该侵入北海道?朱可夫估计这一行动将需要四个满编军的兵力。莫洛托夫警告说莫斯科的西方盟国会将此行动看做对《雅尔塔协定》的公然违反。朱可夫认为这一行动有很大的冒险性。政治局里赞成这一计划的唯一委员就是赫鲁晓夫，但斯大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赫鲁晓夫最担心的就是战争的危险。美国人在空中力量和核武器方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苏联“只是美国从挪威、德国、意大利、南朝鲜和日本机场上起飞的轰炸机的一个巨大目标而已”。他对斯大林竭尽全力发展核武器的努力很赞赏，但发誓说，如果美国对苏联发动攻击，“斯大林会害怕得发抖的”。“他发抖得厉害！他就是害怕战争。”一旦走上权坛，赫鲁晓夫就下定决心，不仅要表现出无所畏惧，而且还要将害怕的皮球踢到他的西方对手一边。其结果是与斯大林时期相比，核战争离世界更近了。[14]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是第一批想弥补斯大林留下的创伤的苏联领导人。贝利亚主要是通过积极参与外交事务来减少苏联的损失，甚至包括任何与东德有关的外交事务；马林科夫则是采取对西方更为缓和的姿态。[15]在莫洛托夫的前助手看来，尽管他一如既往地严格遵从原来的政策，“在谈判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那套僵化的模式，就像一台录音机一样”，但实际上“他的立场也有所松动”，至少在美国大使查理·伯伦看来是这样。伯伦和他的上司，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6]，两人对莫洛托夫的外交才能都很尊重。英国大使威廉·海特爵士[17]觉得“他的结巴和夹鼻眼镜有点可笑”，但仍是十分“难以对付的”。当他1956年6月从外交部长职位上下来时，“莫斯科的大多数外国大使对他的离任都表示遗憾；我们觉得与他打交道才是真正的外交”。莫洛托夫难以变通是出了名的（而且他脑袋的形状也是那种方方正正的），斯大林曾说他是个“傻瓜”。但莫洛托夫也侧重于与西方减少紧张气氛。根据莫洛托夫的外交经验，“冲突与重大的退让”好像都不是苏联的上策。
贝利亚死了、马林科夫处于赫鲁晓夫的攻击之下时，莫洛托夫实施着苏联的外交政策。他在苏联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典型地反映在柏林1954年1—2月的四国外交部长会议上。他们谈到了所有的主要问题，但在哪个问题上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根据美方代表C.D.杰克逊的说法，莫洛托夫在外交场上证明其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充满了幽默感，“甚至他的话翻译过来都带有令人愉悦的意味”，而他的副手与后来的接班人安德烈·葛罗米柯看起来则像具“带有体温的僵尸”，莫洛托夫的幽默诙谐到了他那里已经所剩无几了。杜勒斯也不乏创新精神，他雇用了一个会讲俄语的唇读者仔细观察苏联代表。但是当涉及实质问题时，各方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杜勒斯曾一本正经地向莫洛托夫保证说，一个统一的、亲西方的德国不会对苏联的安全构成威胁。莫洛托夫则慷慨地建议说，如果苏联允许德国统一，并采取亲西方的立场，那西方国家就将拟议中的欧洲防务共同体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废除。
赫鲁晓夫综合了他的所有三个对手的素质。他胆大如贝利亚，但只局限于遭到贝利亚讥讽的意识形态范畴；他对战争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一点和马林科夫一样，不过他喜好大喊大叫，对别人加以责备；与莫洛托夫一样，他是个真正的信徒，但莫洛托夫的机敏正好与赫鲁晓夫的严守纪律与冷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53年赫鲁晓夫的注意力仍然集中于国内与共产主义阵营的事务，而不是一般意义的外交政策上。根据乔治·科尔年科[18]的说法，他曾经在外交部信息委员会工作过，这是一个负责为党的领导层准备情报材料的机构，主席团成员在阅读完他们的材料后会将材料退回来，并在材料的空白处加上标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谁仔细看过这些材料，”科尔年科后来说：“赫鲁晓夫的材料退回来时没有任何标注，不知他是否读过、研究过或是翻开过。只是从1954年开始他才关注外交政策。我记得1954年春天当我们的代表团正在为去日内瓦参加关于朝鲜与印度次大陆的会议做准备时，赫鲁晓夫的名字才被人提到过几次，他对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做了这样或那样的指示。”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接触到了更多的西方人，但给他们大多数人留下的印象都不是很深。美国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代表麦克杜菲元帅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是在战后的乌克兰，他发现1953年10月的赫鲁晓夫身体上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样的体格健壮，圆圆的脸上充满活力，性格幽默可爱”——只是衣着更好了，穿着昂贵的蓝色哔叽呢套装，挺括的白衬衣，衬衣袖口的纽扣上镶嵌着红宝石。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宽大办公室表明了他的权势，办公室为30×50英尺见方，墙壁上嵌着木板，里面悬挂着两幅地图和一张斯大林年轻时的肖像。他的举止“放松，很通情达理”，不过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不耐烦地拨弄着手里的铅笔，好像不习惯于在他的生活里出现这样的空白点似的”，他“对于西方的看法令人吃惊的刻板僵化——好像随时愿意压制他本人帮忙制造出来的宣传”。
1954年与赫鲁晓夫会面的英国人对他更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更看重于人的出身，而这正是赫鲁晓夫所缺少的。同年8月，包括克莱蒙特·艾德礼[19]和安奈林·贝文[20]在内的一个工党代表团在去中国的途中路经莫斯科。总理马林科夫在他的别墅里设宴款待。第二天晚上，英国大使海特邀请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为与英国执政的工党关系最密切的苏联同行去大使馆赴宴，同时出席的还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和其他一些人。马林科夫好像是“最具才智的，能最快领会所谈的问题”；他“出言谨慎”，“是餐桌上一个令人惬意的伙伴”；他喝酒很有节制（甚至比赫鲁晓夫还要克制自己）；他的“声音悦耳动听，谈吐很有学问”；他甚至悄声地建议英国翻译官塞西尔·帕罗特[21]朗读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22]的小说，然后批评小说有颓废倾向。与马林科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赫鲁晓夫留给海特的印象是“喜欢热闹、喋喋不休、随心所欲，对外交事务的无知令人吃惊”。他“说话短促，声音有力，很具说服力。……说到兴致处经常开怀大笑”，他常常“用词不当”“说错话”，这时他的翻译奥列加·特罗亚诺夫斯基就得小心翼翼地替他改正。他好像“不能领会贝文的意思”，马林科夫只得“逐字”给他解释。由于会出现这种“卡壳”现象，因此他好像更热衷于说，而不是听或理解。他“思维快捷，但并不具才智”，海特认为，“就像一头公牛一样，如果有人指明正确的道路，他会走下去，肯定能势如破竹般地达到他的目的，扫清道路上的任何障碍”。相信马林科夫是苏联的主事人，因此英国代表团里没有人想与赫鲁晓夫纠缠下去。
海特在写给伦敦的首批报告里将赫鲁晓夫比喻成“19世纪俄国古典小说里典型的农民，狡猾、精明、多疑、谨慎，而外表则大大咧咧，骨子里怀有对主人的蔑视”。他还将他与英国商会领导人欧内斯特·贝文[23]做过比较，两人都出身于农民家庭，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两人“都是难以相处的同事与好的上司”，但有一个主要的区别：贝文“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充满自信，而赫鲁晓夫却始终保留着他出身的印记，甚至当他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领导人时仍是如此。……”海特后来承认，一旦赫鲁晓夫“将他的顽强努力与百科全书式的记忆用于外交事务，他完全能够成为外交上的行家里手”[24]。美国大使伯伦对赫鲁晓夫同样有着负面的第一印象。马林科夫“是我见到的苏联领导人中俄语讲得最好的”；他的“讲话结构严谨，逻辑性强”；他好像“是个更具西方思想的人”。至于赫鲁晓夫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会面的必要，也没有共同语言”。在伯伦看来，赫鲁晓夫“并不是特别聪明”。
在外界观察家看来，1953年的中苏关系似乎处于很好的状态。共产主义已经在中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与莫斯科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不是试图与美国达成某种妥协），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已经与联合国军形成了相持局面。实际上，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斯大林在毛泽东领导的长征中曾对中国共产党的前景产生过怀疑，甚至还多次给他们设置过障碍——这部分是为了履行对他的战时盟友蒋介石的正式义务，部分是为了取悦美国，他也许担心一个巨大的共产党盟国会难以控制。甚至在毛泽东取得胜利后，斯大林对他也是十分傲慢的。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去莫斯科，但他空等了将近两个半月的时间，得到的支援与合作也大不如他所希望的那样。[25]朝鲜战争本身就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紧张，特别是当斯大林完全拒绝支援北朝鲜，并逼迫中国人去拯救金日成，与美国对抗时。
虽然在1949年12月斯大林的70岁生日庆祝会上，赫鲁晓夫坐在斯大林与毛泽东中间，但他并没有参与他们两人之间的谈话。不过，他听到毛泽东说了很多话，以及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回应。“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斯大林在他的核心集团深夜聚会上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这个问题，“他有着某种古怪的农民式的观点；他好像害怕工人似的，因此将他的军队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隔离开来”。斯大林嘲笑毛泽东是“原始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后，斯大林“从来没有表达过对他的喜欢，甚至从来没有说过他的好话”。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努力想从中国获得单方面的贸易特许权是“错误的”；当毛泽东在莫斯科时，“我看到了斯大林是如何无礼地对待他的；你可以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中感觉到他的傲慢。毛泽东并不笨，他马上就看出来了。虽然心里恼怒，但他并没有把不满表露出来。……”
当然，赫鲁晓夫也不会将对斯大林的不满表现出来。1953年后，他决心比斯大林更好地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斯大林几乎毁掉了与中国人的关系，这给了赫鲁晓夫一个超过他原来主人的机会。如果毛泽东的“农民式”马克思主义真的像斯大林坚持认为的那么原始，那赫鲁晓夫可以成为一个仁慈的指导者。然而，毛泽东不仅未表现出对赫鲁晓夫的感激与尊重，反而开始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他，这使得赫鲁晓夫不仅没有体会到超越斯大林的满足感，而且还让他体味到了一种他原来就曾体味过的屈尊俯就的感受，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新的主人罢了。
不过，有一段时间，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在1953—1956年间，莫斯科同意为中国建造，或是援助建造205座工厂与车间，总价值大约20亿美元，其中7.27亿美元由苏联提供贷款，而此时俄国人自己也处于短缺之中。1954年10月，苏联同意派遣一小部分专家去中国；到1957年时，至少有2500名苏联专家正在中国指导从建筑到原子能研究的所有工作。1955年4月，苏联承诺帮助北京研发用于和平用途的核技术。在这些年间，大约有一万名中国学生在苏联留学，同时还有1.7万人在中国接受苏联教师的教育。
除了经济上的援助，莫斯科还提供了外交与军事上的支援。斯大林的接班人帮助结束了朝鲜战争，提议中国参加1954年关于印度次大陆与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并呼吁在讨论欧洲问题时吸纳中国参加。苏联对1954年底中国炮击金门、马祖给予了支持。中国代表参加了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大会，在赫鲁晓夫与铁托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前，苏联人就通知了中国，在1956年底的东欧国家暴乱期间，苏联人还频繁、详细地与毛泽东进行过协商。苏联军事顾问帮助中国人掌握苏联制造的武器，1957年莫斯科甚至同意给北京提供核弹样品。
所有这些慷慨的赠与构成了历史学家威廉·基尔比所说的“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技术转移”。根据毛泽东原来的俄语翻译阎明复（音）的说法，赫鲁晓夫“极大地改善了斯大林留下的形势”，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赏”。[26]然而，即使这些“美好岁月”也为后来双方的不和播下了种子。赫鲁晓夫对他1954年中国之行的回忆充满了不快。他慷慨地提出将大连港和旅顺口海军基地归还给中国，但毛泽东非但不领情，反而表示反对（认为需要苏联的保护，防止美国的进攻），后来才不情愿地表示同意，但最后要求赫鲁晓夫将苏联的重型大炮留在旅顺口。“我们并不介意帮助中国，”赫鲁晓夫后来说：“如果他们愿意买下这些大炮的话，但是周恩来要求我们将这些大炮无偿地送给他们。”赫鲁晓夫还对毛泽东院子里的氛围感觉不舒服，他描述那里是“属于典型的东方风格。每个人都令人难以置信的有礼貌，极尽奉承讨好（赫鲁晓夫本人）之能事，但我却看穿了他们的这种虚伪”。更加糟糕的是，赫鲁晓夫“从来也无法确定毛泽东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我信任他，而他却在耍弄我。……我记得当我1954年从中国回来时告诉我的同志们说：‘与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了’”。
对于这起事件，赫鲁晓夫的记忆几乎肯定有所偏差；他肯定是将后来的愤怒转嫁到了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上。不过中国人的确果敢地展开了对苏联人的恳求与讨价还价，而赫鲁晓夫则是像往常一样将他的大度做过了头。在他启程前，中国的谈判者向苏联提出了大量的请求，但拒绝将这些请求落实到书面上。后来，在缺少书面证据的情况下，周恩来设法让赫鲁晓夫履行莫斯科实际上没有承诺的义务。赫鲁晓夫决心在中国赢得一场胜利，但他采取的策略在国内引起了质疑。
米高扬负责与中国人的正式访问前的谈判，他打前站的助手是外贸部副部长K.I.科瓦尔（Koval）。根据科瓦尔的说法，“赫鲁晓夫只是基于外交政策的立场作出这一决定的（给中国人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没有考虑到这些承诺援助的规模以及其中所涉及的问题与困难”。科瓦尔对苏联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不能满足中国所希望的援助这种看法表示反对，但“每次我说到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好像都更加生气。……”这位第一书记“不知道如何倾听与他相左的意见，对那些试图与他争辩的人，他简直不能容忍”。赫鲁晓夫“看我的眼神都能把我烧成灰烬。很显然，他一直就把我列在他的反对者名单里”。在米高扬的努力下，赫鲁晓夫推迟了向中国的援助交付，一些车间到了1960年后才得以交付。然而，即使如此，当这个一揽子援助计划提交主席团会议讨论时，还是遭到了伏罗希洛夫的反对。赫鲁晓夫威胁将取消对中国的访问，如果他得“两手空空”去的话。他训斥伏罗希洛夫，要他改变看法，后来当同事们都离开后，他心怀狐疑地问科瓦尔他是否说服了伏罗希洛夫改变他的反对意见。[27]赫鲁晓夫在帮助中国上花费如此巨大的政治与经济资本，他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回报。当不能获得这种回报时，他的失望就可想而知了。
文化上的差异并不能说明这个问题。中国人在好客方面并不逊于苏联人，他们陪伴苏联人对中国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当给他们上了一道广东名菜“龙虎斗”——主要原料是一条蛇和一只猫——时，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大多数苏联人甚至拒绝动筷子，餐桌上的两位女士，叶卡特琳娜·福尔采娃和雅德加尔·纳斯雷蒂诺娃[28]，则禁不住哭了起来。甚至连饮茶都变成了一种折磨。“在会谈期间，他们不停地上茶。”赫鲁晓夫回忆说。“你喝完一杯，他们马上就会给你换上一杯。如果你不立即把茶喝掉，他们就会把这一杯拿走，再换上一杯，换了又换。”结果是代表团成员晚上睡不着觉，后来一位苏联医生告诉他们要减少喝茶的量。但是尽管“我们对这一套礼节都不习惯”，赫鲁晓夫说：“但出于对主人的尊重，我们都应付着。”
不过，1956年与1957年好像是中苏关系中最好的时期。“中苏关系处于最亲密的时期，”阎明复40年后回忆说。“这是友谊的巅峰时期。”原苏联中央委员会官员列夫·德柳辛[29]说。但是在这种友谊的表面下，中苏关系的基础正在开始发生变化。赫鲁晓夫在发表他的“秘密报告”时既没有事先与中国人协商，也没有邀请他们的代表出席苏共二十大。毛泽东对斯大林心怀不满，但他还不致因为想诋毁斯大林的形象而使自己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威望遭到削弱。毛泽东于1957年3月17日告诉他的党内同事们说，是赫鲁晓夫把事情“搞糟了”。“他总是手拿刀剑对着别人，为虎作伥。”毛泽东曾经对他的私人医生李志绥（音）发牢骚说。斯大林应该受到“批评，而不是被一棍子打死”，翻译李跃人（音）记得毛泽东曾经这么说过。“毛泽东觉得赫鲁晓夫要领导如此大的一个国家还不够成熟。”阎明复说。“毛泽东永远不会原谅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李医生认为。
然而，中国人不仅暂时需要苏联人的帮助，而且他们相信整个共产主义阵营都需要这种帮助。因此毛泽东决定“协助”赫鲁晓夫。中国的社论坚持认为，尽管犯有“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受到尊重。北京指示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参加苏共二十大结束的学习班，甚至与莫斯科方面进行过协商，是否在1956年“五一劳动节”时展示斯大林的肖像。由于斯大林的肖像不会为那天的红场增色，因此他们可能指示中国人也不要悬挂。但是中国人那天还是在天安门广场竖起了斯大林的巨幅肖像。
1956年的波兰与匈牙利危机证实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能力有限的看法。那年秋天，苏联领导人对中国人支持的依靠以及后来的重建共产主义阵营都说明了这一点。不管毛泽东关于压制匈牙利暴乱的建议是在赫鲁晓夫已经下定决心之前还是之后，中国人实际上都在教导苏联人，这种角色的颠倒是倔强的赫鲁晓夫很久以来都难以接受的。[30]
到1956年底，毛泽东得出结论认为，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是不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在那年秋天的一次讲话中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他们不对事物采取分析的方法，他们缺少革命道德”。1957年1月，他称苏联领导人“被利益诱惑蒙住了眼睛”，因此“与他们打交道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们点甜头尝尝”。同一个月，周恩来总理对东欧和苏联进行了访问，以考察东欧社会动荡所造成的损失情况。当赫鲁晓夫在中国大使馆招待会上公开纠正自己的看法，称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时，负责为《真理报》报道此事的列夫·德柳辛就站在他的附近。德柳辛认为已经喝得不少的赫鲁晓夫是说错了话，当被命令将他的话公开出版时，德柳辛感到十分的惊愕。记者们推测苏联领导层是在利用赫鲁晓夫的心直口快来修补与中国的关系，但这并没有给周恩来留下什么好印象。他在回到北京后说，苏联领导人“经常不能克服主观、狭隘与情绪化的毛病”。他们关注于“具体孤立的事物，而不是从不同的角度全面分析形势”。“由于特别自负……缺乏长远眼光，对当今世界的处事方式几乎一无所知，一些领导人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受到过冷遇，但他们却几乎没有什么长进。”“他们看起来缺乏信心，受到内在忧虑的折磨，因此他们在处理外交事务与兄弟党的关系时会倾向于采取诈骗或威胁的策略。”
作为对赫鲁晓夫缺点的总结，这简直是再恰当不过了。周恩来还对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未能说出的、在私下谈话里再三避开的秘密罪行进行了追踪。“他没有进行自我批评。”周恩来报告说，他曾经问过赫鲁晓夫斯大林的接班人如何能“拒绝承担任何责任”。赫鲁晓夫的回答是“如果不害怕被杀头，那他们至少可以更好地阻止斯大林错误的发展”。但是“在莫斯科机场走下汽车前，赫鲁晓夫对我解释说他们不能进行与我们同样的自我批评：如果他们这么做，那他们现在的领导地位就会遇到麻烦”。
来自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的反对增大了赫鲁晓夫对中国支持的需求。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晓（音）认为，1957年初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的希望特别关注。当伏罗希洛夫在中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时，赫鲁晓夫很嫉妒，至少伏罗希洛夫是这么对东道主讲的。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1957年6月反对“反党集团”的胜利也不是很满意。像莫洛托夫这样的党的缔造者怎么会领导一个“反党集团”呢？彭德怀见到传递消息的苏联使节时这么问道。“你们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他问：“你们就没有想到什么更明智的办法吗？”[31]
尽管对赫鲁晓夫心存疑惑，毛泽东对莫斯科的胜利者还是表示了支持。1957年秋，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苏联，他此去是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一道庆祝苏联革命40周年纪念。不久之前，他放弃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并对苏联外交政策提出了挑战，但他暂时仍然对赫鲁晓夫大加称颂，或者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在毛泽东看来，1957年6月克里姆林宫内的殊死斗争是“两种路线之间的较量：一种是错误的路线；另一种是相对正确的路线”。如果这种赞颂听起来有点模糊，那毛泽东的翻译将其转换成俄语后就更加模糊了。根据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的说法，那位翻译提到了“两个不同的集团”之类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赫鲁晓夫领导的赢得了这场权力斗争胜利的集团”。至于“毛泽东究竟说了些什么，除了中国人外，其他人谁也不知道”。但是米高扬知道得要多一些，或者在旁人看来是如此，因为“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了绝非友好的表情”。
如果米高扬听出了毛泽东的弦外之音，那赫鲁晓夫对此会怎么看呢？“列宁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人一生不犯错误，”毛泽东宣称：“我就犯过很多错误，这些错误对我来说是好事，让我吸取了教训。……中国有句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的陪衬。你，赫鲁晓夫同志，尽管是朵红花，但需要绿叶的陪衬。我，毛泽东，尽管还算不上一朵红花，但也需要绿叶的陪衬。中国还有句古语说，三个臭皮匠顶上个诸葛亮。这与赫鲁晓夫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是一致的。”
这是否称得上是一种赞誉？还有，如何理解毛泽东关于战争的看法？“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爆发核战争），人类的一半将在战争中被毁灭。”毛泽东在11月会议上说：“那还有一半会幸存下来，而帝国主义世界将会被夷为平地，到那时，世界将是社会主义的。”如果西方侵略苏联，他劝告赫鲁晓夫说，苏联军队不应该反击，而是应该在三年内撤退到乌拉尔去，到那时中国会解救他们。“我仔细地看着他，”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他是否在开玩笑。”
毛泽东在莫斯科的个人行为传达了一种更为明确的信息。与斯大林明显不同的是，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倾注了极大的关注与热情。他把客人安置在曾经属于凯瑟琳大帝的富丽堂皇的宫殿里，为他提供了数不清的水果、巧克力、香烟与饮料，每天早上都去看望他，并亲自陪伴他去参加政治集会与文化活动。他简直不能再“友好和尊重”了，毛泽东的医生回忆说。然而，毛泽东实际上对此还是流露了不满与无礼的。凯瑟琳皇宫卧室里的巨大软床让毛泽东觉得不舒服，于是他就睡在地板的毯子与床单上。他也不喜欢隔壁卧室里的豪华卫生间，他使用自己的夜壶。虽然苏联人为他准备了两位俄国厨师，但他只吃他的私人厨师做的湖南菜。去大剧院看《天鹅湖》时，他拒绝坐在赫鲁晓夫的包厢里，而是坚持与“大众”坐在一起（其实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大众，特别是前三排通常都是由克格勃的人占据着，他们把普通观众都清理出去了，好让毛泽东能好好欣赏管弦乐队的演出），后来他又要求马上离开。李医生说：“他好像是故意拒绝欣赏俄罗斯文化。”在与中国同事的私下交谈中（克格勃肯定监听并汇报了这些谈话），毛泽东在谈到他的东道主时满嘴“带刺”。赫鲁晓夫想努力弥补斯大林1949年对毛泽东的失礼，但结果却招来毛泽东的攻击。“看看他们现在对我们的态度差别多大，”毛泽东不屑地说：“甚至在这块共产党人的土地上，他们也知道谁是强者，谁是弱者。这些势利小人！”
毛泽东的话传到了双方的低层官员那里。他把赫鲁晓夫看成是个“喜欢阿谀奉承的笨拙的傻瓜”，列夫·德柳辛回忆说。在李跃人（音）的记忆里，赫鲁晓夫并不了解毛泽东。“他不了解毛泽东是个伟大的领袖，跟他说话要深思熟虑。”
赫鲁晓夫1955年5月的贝尔格莱德之行比他的北京之行风险更大。他处理苏联集团事务的新模式是容忍少量的多样性与国内自治，强调意识形态与政治联系，增强经济与军事联系，并通过他本人的直接参与将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但东欧的斯大林主义者对他的方案进行了抵制，他表现出来的自负也同样遭到了他们的抵制。虽然赫鲁晓夫承认斯大林对东欧国家的剥削，但当他们不承认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时，他马上表现出了愤怒：“尽管我们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出现磕磕绊绊……但我们从来没有利用这种友谊来为任何自私的目的服务。”然而，正是他的这种态度，自以为是而又有失偏颇，促使问题产生了，同时还有他的那种俄罗斯优越感。波兰人忘恩负义，他们对苏联的援助并不领情，总是要求更多的帮助。赫鲁晓夫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说，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苏联看成一个巨大的赈济所。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与他们都打过交道”。加上他采取了粗鲁的恃强凌弱策略，这些策略在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看来再明白不过了，因为他们相互之间以及对自己的民众都采取了这些策略，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为什么在更为自愿的基础上重建苏联共产主义阵营是如此的困难了。
当斯大林式的清洗于40年代末传播到东欧国家时，对于像匈牙利的拉伊洛·拉伊克与捷克斯洛伐克的鲁道夫·斯兰斯基之类的“叛徒”最恶毒的称谓就是他们是铁托主义的间谍。西方国家抓住苏联与南斯拉夫分裂的时机与铁托建立经济，甚至是军事联系。如果南斯拉夫现在能重新融入“社会主义大家庭”，那未来也许是光明的。1955年5月去贝尔格莱德是需要勇气的，赫鲁晓夫的南斯拉夫之行好像也取得了成功。苏联和南斯拉夫领导人郑重发誓“在处理双边关系以及与其他国家关系时，尊重国家的主权、独立、完整与平等权利”。铁托后来告诉他的同事们：“只有赫鲁晓夫能做到这些。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他们谁也不能改变任何事情。”
但是这第一次的沟通就建立起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后来使赫鲁晓夫深受其害。铁托急于达成两国的和解，但是根据他自己的想法。他的目的是改变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无条件地支持。他想保持南斯拉夫的独立性，包括在与西方的关系上，而不是使其受到限制。由于在赫鲁晓夫之前已经与斯大林闹翻，铁托的性格孤傲而倔强。赫鲁晓夫需要南斯拉夫作出意义深远的让步，以证明他与铁托和解是正确的，而铁托则坚决拖延两党间建立亲密的关系，直到斯大林主义在苏联消亡。
当赫鲁晓夫到达南斯拉夫时，贝尔格莱德机场就显示出了双方的紧张关系。铁托表达了礼貌的欢迎后，赫鲁晓夫走到麦克风前。他的讲话稿经过了主席团的仔细起草与审查，将过去对贝尔格莱德的过失归咎于贝利亚，而不是斯大林。赫鲁晓夫结束讲话后，铁托打断了翻译。“没有必要翻译了，这里所有的人都懂俄语。”他说。然后大步走开，将苏联客人引上了等候的汽车。赫鲁晓夫后来喜欢引用贝尔格莱德机场上发生的情况来说明不能仅仅通过指责贝利亚来替斯大林开脱罪责。不过，当时他还是感到十分的懊恼。因为绝非所有的南斯拉夫人都懂得俄语，铁托实际上是在责骂他的苏联客人。那些留在莫斯科、反对这次访问的人“是很有势力的”，赫鲁晓夫后来说：“在贝尔格莱德受到的冷遇可以看作一种敌意的行为，让我们感到受到了挫伤。”
经过贝尔格莱德机场的冷遇后，尴尬接踵而来。铁托和他的高级部长们穿着礼服来到了豪华的招待会上，他们的夫人也是盛装出席，而赫鲁晓夫一行人却穿着皱皱巴巴的夏装。在苏联代表团在南斯拉夫国内考察期间，接待规格很显然受到了严格限制。铁托带着赫鲁晓夫乘坐一艘马力强劲的摩托艇在亚得里亚海上兜风，把他颠得差点都散了架。赫鲁晓夫在苏联大使馆的招待会上醉得不省人事。在后来与铁托及其夫人聚宴时，米高扬一个接着一个地唱赞歌，布尔加宁努力让主客间的交谈保持顺畅，赫鲁晓夫则不停地亲吻所有的人，特别是铁托，他不停地对铁托说着贴心的话：“伊奥斯亚（Iosya），不要生气了！你瞧你现在多瘦啊！喝酒，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赫鲁晓夫在不需要外交手腕的场合表现得更好一些。在萨格勒布的一个工厂里，他坐在一张圆桌旁仔细研究工厂的蓝图，当时《观察家》报的记者爱德华·克兰克肖[32]就是其中的旁观者之一。“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不再是那个公众面前的小丑，那个恃强凌弱的煽动政治家，也不是那个喜欢卖弄的家伙了。……他所有的活力都集中于心头的工作上。”他的工作就是了解南斯拉夫建设的具体细节，教育南斯拉夫人懂得，能最好地指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人委员会，而不是工厂经理与国家机构，“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很平静但却是绝对权威的情况下完成的”。克兰克肖写道，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不用强调，也不用提高嗓门，就变成了一个天生的毫无争议的行家里手”。好像“那个空间里所有人的所有精力、所有生命力都被吸引进了这个矮小的身材里，他确切地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而且能以最经济的努力方式达成他的目的。……”
但让铁托重新加入苏联集团则是另外一回事。在1955年剩下的时间与1956年上半年里，赫鲁晓夫加强他的示好努力。当然，最大胆的举动还是在苏共二十大上。他赞同实现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道路，其中就包括南斯拉夫的道路。他施加压力，让拉科西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斯大林主义者与铁托改善关系，并于1956年4月正式解散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该机构曾被用作抨击贝尔格莱德的俱乐部，这些都给贝尔格莱德留下了印象。当铁托于1956年6月访问苏联时，军乐团和礼炮手在边境线上迎接他，在乌克兰的摩尔达维亚与莫斯科火车站，大批的群众夹道欢迎；在列宁格勒的大街上差不多有一百万人列队迎接；斯大林格勒热情的群众失去了控制，几乎将铁托和赫鲁晓夫挤倒。苏联领导人表现出了最好的姿态。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宴会上，甚至莫洛托夫也和其他人比赛，“看谁能用最尖刻的语言谴责斯大林的南斯拉夫政策”。
真正的谈判就不那么容易了。政府间的问题还是可以商量的：苏联人既没有责备铁托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没有逼迫他承认东德。苏联的继续信任取决于南斯拉夫的“合作”，但赫鲁晓夫对此并没有反复强调。然而，让铁托承认彼此意识形态上的结合还是不可能的。在彻底完全的和解无望的情况下，赫鲁晓夫通过与铁托共同出席狄纳莫体育馆的一万人集会，想努力传达一种双方团结的印象。事实上，米库诺维奇说，俄罗斯人“真的很失望。他们对于此次访问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但他们的投资并没有得到回报”。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赫鲁晓夫的失望进一步加深了。没有对增强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起到任何作用，难以驾驭的南斯拉夫反而加速了分裂的步伐。在波兰城市波兹南爆发罢工后不久，米库诺维奇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接待中发现赫鲁晓夫面色严峻。赫鲁晓夫抱怨说，在南斯拉夫出版他的狄纳莫体育馆讲话前，铁托进行了审查。他和他的同事“以最大的坦诚对待铁托”，得到的却是南斯拉夫人“以最粗鲁的方式破坏双方的协定”。赫鲁晓夫好像因为愤怒而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不会“容忍任何人耍弄苏联的领导地位”。
米库诺维奇并不了解他所说的南斯拉夫媒体的“技术失误”，但苏联主席团却将《真理报》上的文章与南斯拉夫的报纸进行了逐句对照。冷静下来后，赫鲁晓夫说想进行这场争吵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同事。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预示着苏南之间将会发生更多的纠葛。铁托并不只是维护其民族共产主义的称号，他还想将其传播到国外，特别是波兰与匈牙利。然而，如果赫鲁晓夫对铁托怀有第二种想法的话，那他得向主席团证明他的第一种想法是正确的。于是他努力对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施加压力，给他看了苏联氢弹爆炸的“秘密”纪录片，并对他的助手施以大量哄诱与贿赂。那年的夏天与9月份，铁托被邀请去克里米亚和赫鲁晓夫一起“度假”，南斯拉夫人在苏联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会在卧室里发现窃听装置。尽管布尔加宁有失外交礼节地对南斯拉夫加以侮辱，但大量饮用伏特加是他们聚餐时的家常便饭。但在克里米亚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在没有事先通知南斯拉夫人的情况下格罗的突然出现，格罗这个匈牙利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已经取代了拉科西，但不久他自己又被纳吉所取代。很显然，赫鲁晓夫的意图是想让南斯拉夫人与这位匈牙利党的新领导人修好，他们甚至在铁托事先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宣布举行他们两人之间的会谈。
尽管是在苏联的威逼下，但铁托还是邀请格罗去了贝尔格莱德，并给以热忱的欢迎。不过，要想避免匈牙利发生骚乱已经太晚了，而且后来南斯拉夫人又变了卦。11月4日，他们让纳吉在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避难。（11月22日，在苏联承诺保证其安全的情况下，纳吉离开了南斯拉夫大使馆，但苏联人还是将他扣留了，囚禁在罗马尼亚，最后将他处决。）后来在11月11日的普拉镇讲话中，铁托努力把自己与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划清界限。[33]米库诺维奇来到克里姆林宫拜会赫鲁晓夫时还没有读到铁托的讲话，但赫鲁晓夫对他的态度极不友好，相比而言，先前7月份的冷淡都能算得上是热烈的拥抱了。没有一句问候的话，赫鲁晓夫将米库诺维奇拽进了一个空房间里，在那个房间里，他用了将近一个小时斥责这位南斯拉夫大使，当时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就站在他的旁边。赫鲁晓夫最后意识到其他的客人可能会看到这种场面，于是他把米库诺维奇带到了另外一间较为隐秘的房间，又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训斥。布尔加宁在旁边火上浇油，而莫洛托夫在大部分时间里则没有插话，脸上带着一种“我早就告诉过你”的表情。不过，赫鲁晓夫发过火后，却坚持开车送米库诺维奇大使和他的夫人（在整个过程中，她都一个人呆着）回大使馆。当赫鲁晓夫的汽车停在狭窄的赫勒比尼巷时，这位大使夫人下了车，但赫鲁晓夫还在车里对她的丈夫唠叨个没完。只是到了午夜过后很长时间，当时气温已经降到了10°左右，赫鲁晓夫才突然改变了口气：自从1954年以来，他就在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甚至将此与他个人的威信联系在一起。现在他将不得不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公开抨击南斯拉夫，这使得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你要是看到我在南斯拉夫会谈与克里米亚度假后所写的书面报告，就知道我是多么希望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了。”他沮丧地说。
米库诺维奇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是我至今与赫鲁晓夫所进行的最为奇怪的交谈”。这位苏联领导人是个很好的演员，既能够故作生气，又能表面上装作友善，那天晚上他无疑将内心的伤痛宣泄到了极致。不过，这种伤痛是真实的，就像南斯拉夫人转而提到他所认为的对他个人的嘲笑时一样，当时他的气愤也是真实的。12月，米库诺维奇想去克里姆林宫进行一次短暂的交谈，结果又变成了一次马拉松式的三小时长谈。米库诺维奇发现：“赫鲁晓夫处于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状态中，甚至在铁托的普拉讲话后，他也没有如此的激动。……赫鲁晓夫知道当他‘取笑南斯拉夫的玉米与土豆政策’时，（南斯拉夫副主席爱德华）卡德尔是如何评价他的。”两个月后，赫鲁晓夫仍然余怒未消。一周后，这位苏联领导人邀请米库诺维奇观看一场音乐会，就坐在他旁边，他低声对贝尔格莱德《政治报》上出现的关于他和布尔加宁的一幅“令人作呕的”漫画进行了强烈抗议，这位南斯拉夫大使指出，那个站在布尔加宁旁边的秃顶并不是赫鲁晓夫，而是艾森豪威尔。
赫鲁晓夫总是对细微的事情很敏感，当他的政策运行不畅时，他内心的不适感就与日俱增。唉，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再也没有恢复到1956年夏天时的那种热络状态。当然，波兰和匈牙利还留在苏联阵营里，而不久南斯拉夫的光芒就开始在东西两方消退。不过，即使赫鲁晓夫赢得了胜利，也是付出了惨重代价的。铁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发扬南斯拉夫模式。赫鲁晓夫试图通过发起一场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运动来限制他们的影响。在经过如此长时间热切地讨好南斯拉夫人后，他还是不得不采取这样的行动，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败。[34]
中国和南斯拉夫能对苏联提出挑战，美国能摧毁苏联。即使不是更早，赫鲁晓夫到1954年时已经开始密切关注东西方关系了。他的儿子发现他在1954年1月的柏林外长会议期间“明显地紧张起来”。“他开始很晚回家，长时间与莫洛托夫进行电话交谈。”根据莫洛托夫一位助手的说法，赫鲁晓夫对这位苏联外长“反应迟钝、缺乏主动性”感到不满；他继续在同事们中间埋怨莫洛托夫的无能，经常是在外事招待会后有点“喝醉的情况下”。由于需要莫洛托夫的支持来反对马林科夫，因此在1955年初以前，赫鲁晓夫并没有直接与他发生冲突。与此同时，他开始主导防务政策，试图减轻防务给苏联经济所带来的负担，但是这并没有降低国家的战争准备，甚至反而提高了。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依赖核武器。
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开发原子武器的激进计划已经实施了八年时间。[35]美国情报机构1952年估计，苏联到1953年中可能拥有多达200枚原子弹。事实上，莫斯科到1953年中拥有的原子弹不超过120枚，到1956年，他们还没有能对美国进行长途奔袭后回到苏联本土的轰炸机。[36]然而，大量建造核武器会增加国防开支，而不是削减开支。赫鲁晓夫对这个两难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虚张声势。他的核心理论是，由于核武器的破坏性如此巨大，因此不可能用于实战；当第一次了解到“关于核力量的所有事情”时，他说：“我几天都不能入睡。然后我确信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可能使用这些武器……这样，我才再次在睡觉时能合上眼睛。”这使他可以威胁发动核战争，但他的实际想法却是不会真正地冒此风险，同时削减像水面舰艇与轰炸机这样的常规武器。艾森豪威尔的“新视野”战略同样是威胁进行“大规模报复”，而不是对苏联的“侵略”进行常规反击。但是与苏联相比，美国有更多的核武器以及投射核武器的飞机。赫鲁晓夫选择了导弹来替代轰炸机。苏联最有可能的洲际弹道导弹是谢尔盖·科罗廖夫研制的270吨的一级半“谢苗尔卡”导弹（R—7）。1956年冬天，该型导弹还有待进行飞行试验，但赫鲁晓夫已经开始在他与西方政治家的首次交锋中“利用”它了。
赫鲁晓夫新政策的中心就是发起一场后来被称为缓和的运动。按照他的观点，降低东西方间的紧张关系可以削弱西方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抵制，吸引资本家增加东西方贸易，并能在第三世界树立起共产主义阵营的良好形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赢得喘息之机”的做法也表示欢迎，但赫鲁晓夫则倾向于能与资本主义世界永久地“和平共处”。他这么做并不是要放弃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使命，而是要在第三世界从事这种革命使命，他想在另一个领域内超过他的前人，因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第三世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通过频繁的出国访问，利用个人的影响力让外国政治家时时关注他的国家与他本人，运用自身的精力与坚忍克服西方世界的不信任感，赫鲁晓夫想在对西方示好的同时削弱其影响。要是斯大林在世，他肯定会对赫鲁晓夫的做法大吃一惊。一位助手曾经听到莫洛托夫抱怨说，外交政策的幼稚病“是一种犯罪”。然而，这种蔑视只会激起赫鲁晓夫想取得成功的更大欲望。
克里姆林宫现在会为外交人员举行豪华宴会，宴会后接着是在圣乔治厅参加欢快的音乐会。在英国外交家塞西尔·帕罗特看来，1955年8月塞米扬诺夫斯卡娅的花园聚会创造了“一种令人着迷的气氛”，塞米扬诺夫斯卡娅位于莫斯科东南60英里处，他们在那里的几个小湖里泛舟，在高大树木间架起的吊床上小憩，在军乐队的演奏中享用着无尽的美味。赫鲁晓夫在浅色的热带外套下穿着他那标志性的乌克兰衬衣。在看到身材高大、奉行禁欲主义的苏斯洛夫“变成了一只白兔，从口袋里拿出几块手表，恨不得从钻进的地洞里消失”时，帕罗特肯定不会感到吃惊。这种情景让他想起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奇境，布尔加宁在这种奇境里时而像普洛斯彼罗，时而又像阿尔丁森林里的爵士”。
然而，其他的聚会并没有收到他们想要的效果。1954年7月，周恩来在赫鲁晓夫陪伴下出现在西方外交人士面前，这已经足以让海特尔大使改变他对苏联与中国“卫星国”之间力量对比，或者还有文化影响力之间对比的看法。周恩来“说一口流畅、优美的英语，他的俄罗斯听众一个字也听不懂”，这让他的东道主感到很难堪。海特记得，在1956年6月图什诺（Tushino）航空展后的露天宴会上，赫鲁晓夫开怀畅饮，醉酒后“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逐个侮辱了一遍”。布尔加宁想打断他，莫洛托夫噘起了嘴，卡冈诺维奇低声嘀咕：“他说的那些话根本没有必要。”最后当赫鲁晓夫还在那里口若悬河时，他的几位同事就开始到处走动，互道再见了。
赫鲁晓夫关于东西方关系的第一个重要计划是奥地利。与德国一样，奥地利战后也被盟国所占领。赫鲁晓夫觉得，如果签订一项协议，根据协议，奥地利像瑞士一样能宣布中立，那苏联军队就撤出奥地利，这样对苏联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与奥地利人的谈判已经中止了多年，一直从事这项谈判的莫洛托夫认为赫鲁晓夫是在干涉他分内的事。起初，赫鲁晓夫本人也不愿将自己的立场马上付诸实施。由于“在国际事务上缺乏经验”，他觉得自己就像“做好去欧洲准备的顿卡（Dun'ka）一样”，顿卡是康斯坦丁·特伦扬夫[37]戏剧《流巴夫·雅罗瓦娅》里的一个头脑简单、没有文化的村妇，她的名字里就含有蔑视的意味。但是这种感觉并没有阻止他很长时间。
奥地利大臣朱利叶斯·拉伯[38]是第一位赫鲁晓夫真正与之谈判的西方领导人。“你知道，拉伯先生，”他记得他当时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者坐在一起。”通过达成奥地利国家协议，该协议签署于1955年5月，赫鲁晓夫“通过了一场考验，证明我们能进行复杂的谈判，并能成功地达成协议”。他吹嘘说，最后“顿卡在欧洲表现不错；我们证明没有斯大林的指导，我们自己也能在外交事务中把握方向。事实上，我们已经将我们孩子时的开裆裤换成了成人的长裤。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初次亮相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也得到了国外的承认。……我们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
赫鲁晓夫的下一场考验是1955年7月的日内瓦首脑会晤。20世纪50年代的首脑会晤还是四大国间的聚会，伦敦与巴黎急于想参与进来。但是在苏联人看来，美国才是主要的对手，美国也花了很大的气力想在这种外交斗争中取得成功。杜勒斯比他表现出来的更为灵活（对苏联集团里出现的分裂更为警觉，也更想降低冷战的紧张气氛），但是他认为一次首脑会晤是不可能取得什么成果的。然而，与赫鲁晓夫一样，艾森豪威尔喜欢采用“换位思考”的方法，对他所谓的对手“个人观察上的误差”进行揣摩，并通过自身个性的发挥来赢得彼此交锋中的主动。在首脑会晤前的那天晚上，杜勒斯私下里对一位朋友说，他感到“十分的担忧”。艾森豪威尔“喜欢直来直去，彼此能友好相处”，“当不愉快的心情无限期拖延时，就会厌倦”。杜勒斯担心艾森豪威尔会将对方策略上的微笑当做“内心热情的表示”，并根据“表面价值”接受对方的承诺。[39]
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都认为应在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前先建立私人间的联系，他们如此认为的一个理由就是实质性的协议当时还显得遥遥无期。德国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欧洲安全问题都没有什么妥协的空间：西方坚持通过自由选举实现德国的统一，苏联人却坚定地想让德国保持分裂状态。艾森豪威尔在日内瓦最激进的做法是提出了开放领空的建议，就是允许对彼此的军事设施进行观察飞行，这让赫鲁晓夫吃惊非小，认为这是将间谍活动合法化。[40]伯伦将日内瓦首脑会晤称为“所有首脑会晤中最令人失望与沮丧的一次”。海特说他在会晤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重读《战争与和平》，而阿纳托利·多勃雷宁[41]，后来的苏联驻华盛顿大使，但当时只是一个低级外交人员，记得这样的“精彩场面”：当艾森豪威尔否认北约是“一个侵略性集团”时，赫鲁晓夫质问道，那他们为什么不允许苏联加入。“‘你们申请了吗？’艾森豪威尔吃惊地问道。‘就在几个月前。’赫鲁晓夫回答说。艾森豪威尔显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42]
由于达成具体协议的希望十分渺茫，赫鲁晓夫的真正考验就变成了他在首脑会晤中将如何表现自己。“我们能否充分代表我们的国家？我们能否以冷静的心态对待此次首脑会晤，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我们能否不让对方胁迫我们？”7月4日，就在离开莫斯科前，他坚定地表示，苏联代表团不会“卑躬屈膝地”到日内瓦去，不会“吓得两腿发抖”。但是他如何才能控制他本人的尊严所受到的威胁呢？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说：“他处于病态的怀疑之中，因此他都没有让人教给他在外交场合上所需的表示尊重的正式礼节。”他“不停地以间接的方式提到这个令他痛苦的问题”。应该穿什么，如何与人交谈，在正式宴会上应使用什么器具？由于布尔加宁此前出国的机会也不是很多，赫鲁晓夫只得向莫洛托夫寻求外交礼节方面的帮助。他们是否应该根据外交部的建议打白色的领带，穿燕尾服？“不，他们得接受我们真实的情况，”他对家人嘟囔说：“我们不会投他们所好的。如果他们想与工人阶级谈判，那最好还是适应我们。”
实际上，赫鲁晓夫最大的担心是他甚至可能得不到参加首脑会晤的机会。他十分想得到此次机会，他的儿子回忆说：“他根本就无法忍受错过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以来第一次大国首脑会晤的机会。”但是带领苏联代表团的是布尔加宁总理，由于赫鲁晓夫没有什么正式的政府职位，他参加代表团显得有些尴尬。很多年后，他仍对此耿耿于怀：“我到现在还不敢肯定我参加日内瓦会晤是否合适；但现在对此感到困惑已经太迟了，我不会否认对有机会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会晤以及加入解决国际问题的行列感到很紧张。”
羞辱从机场就开始了。西方国家的代表乘坐的是四引擎飞机，而苏联人却是双引擎飞机。“他们的飞机肯定比我们的更为引人注目，”赫鲁晓夫后来承认：“这种比较有点让人感到难堪。”是有点难堪吗？“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他的儿子说：“他也没有忘记当时苏联代表团的双引擎伊尔—14飞机降落时他心里蒙受的羞辱。停靠在西方国家飞机的旁边，伊尔—14看起来就像只小虫子一样。”当布尔加宁走上前去检阅瑞士的仪仗队时，一位高大的礼宾官挡住了赫鲁晓夫的道路，“他的后背直抵着我的鼻子。我没有被允许参加这部分的仪式，因此瑞士政府很粗鲁地用那个人挡在我的前面！”
会议在国际宫的国际联盟委员会大厅举行，这间大厅气势很宏伟，给人一种敬畏的感觉。大厅中间是一张宽大的四方桌，为每个代表团的主要代表准备了两排椅子，椅子后面是为他们的助手准备的座位。墙壁上装饰着描绘古代场景的乌贼墨壁画，一扇巨大的窗户外面是日内瓦湖，湖边连绵着起伏的草地，远处是蜿蜒的山脉。每个代表团有五个桌子边的座位。艾森豪威尔坐在中间，杜勒斯在他的右边。在他们的右手边是苏联代表团的位置，布尔加宁坐在中间，一边是赫鲁晓夫和朱可夫元帅，一边是莫洛托夫和葛罗米柯。温文尔雅的安东尼·艾登[43]坐在英国代表团的中间位置，带领法国代表团的是总理埃德加·福尔[44]和外长安托万·皮奈[45]。
赫鲁晓夫不仅得跟这些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要人谈判，而且还得与他们闲聊。艾森豪威尔提议在每次全体会议结束后大家放松一个小时，以消除会谈时的紧张气氛。在一次休息时，他将赫鲁晓夫介绍给美国代表团的顾问纳尔逊·洛克菲勒。看到洛克菲勒“衣着很平民化”，赫鲁晓夫大吃一惊，于是开玩笑地用手指捅了捅他所见到的第一位美国百万富翁的腰。“这就是洛克菲勒先生，真的是他！”他说。当务实的洛克菲勒“也知道这是开玩笑，他照样也捅了我一下”，这无疑让赫鲁晓夫感到很放松。温文尔雅的葛罗米柯有时也会口出粗言。当他被告知在美国下榻处的服务员是菲律宾人时，这位平时不爱讲话的外交官回答说：“我从来也分辨不出东西方人有什么区别。”
在正式会议上，苏联代表团的发言大多由布尔加宁来完成，根据当时在场的一位美国人的说法，他的声音有时听起来就像“一个大型慈善组织的主席在发表年度报告一样”。不过，赫鲁晓夫一有机会就打断布尔加宁的发言，在代表团之间相互邀请的宴会上，赫鲁晓夫更是主角。艾登描述他“总是插入别人的谈话”，“抢了他的同志们的风头”。在美国代表团的住处，赫鲁晓夫对布尔加宁的嗜酒大加嘲弄。布尔加宁是苏联午餐会名义上的东道主，但在美国助理国务卿利文斯顿·T.默仓特[46]看来，“赫鲁晓夫以他喋喋不休以及与众不同的聚宴风格控制了整个宴会”。还有一次在宴会开始前，“赫鲁晓夫先生向我们生动描绘他们在斑马与奶牛的杂交上所取得的非同寻常的成功。他说杂交出来的动物虽然斑纹仍然很明显，但却完全是奶牛的样子，包括头上的角”。
如果说不太拘于礼节的美国人对赫鲁晓夫所表现出来的粗俗感到很好奇，那么讲究教化的欧洲人对此则是感到惊讶。“赫鲁晓夫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哈罗德·麦克米伦[47]在他7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这么一个肥胖粗俗的人，长着一双小眼睛，老是说个不停，他怎么能成为几亿人和如此广袤领土的首脑呢？”安托万·皮奈对赫鲁晓夫“身材如此矮小，手掌如此粗大”感到很惊奇。[48]麦克米伦几乎同情起这个可怜的俄罗斯人，因为他太想“得到人们的喜欢——甚至是热爱了”。
与结交朋友相比，真正的谈判反而要容易一些：苏联人没有支持他们先前在东德与裁军问题上的立场，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对其东欧势力范围的干涉行为。赫鲁晓夫不仅拒绝向帝国主义者低头，而且他认为帝国主义者最终会向他低头。在美国代表团住处的宴会上，艾森豪威尔热切地坚持“核时代战争无用论”，他说任何使用核武器的国家都会面临自我毁灭的危险，因为如此大规模的冲突会将整个北半球烧成灰烬。助理国务卿默仓特后来认为这是整个会晤的转折点：“此次首脑会晤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消除了苏联领导人的疑虑，即美国会进攻俄罗斯。总统以他的人格魅力与真诚使他们相信了这一点，同时也消除了苏联人可能会因为误判我们的意图而采取危险行动的可能性。”然而，实际效果却差不多正好相反。赫鲁晓夫“满怀信心地离开了日内瓦，他现在意识到了，尽管我们对敌人有所担忧，但敌人对我们同样也是如此”。这促使他采用核恐吓与核讹诈的方法，与美国人展开“胆小鬼”游戏的竞争。[49]
还有一个印象增强了赫鲁晓夫的信心。在谈判中艾森豪威尔严重依赖杜勒斯，杜勒斯不停地给他传递纸条，艾森豪威尔“像个小学生似的认真细看”，这让赫鲁晓夫“为他感到难堪。一个国家的首脑会那样地使自己在其他国家代表团面前丢脸”。在日内瓦会晤后，赫鲁晓夫在一次主席团会议上说：“我无法判断艾森豪威尔是否是一个好总统，这是美国人民决定的事情。但是作为父亲与祖父，我会乐意将我在学校和幼儿园里的孩子托付给他。”多勃雷宁后来写道，这说明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的信任，“就像两个战争老兵彼此之间的信任一样”，希望不要让两个国家间爆发战争。然而，也就是这种信任使得赫鲁晓夫可以在危机中更加安全地以战争相威胁。
日内瓦之行还带来了另一个好处。赫鲁晓夫自己没有去逛商店，但他派他的安全人员去看了瑞士手表。大革命前，他在尤索夫卡就买过一块瑞士手表，他儿子认为，赫鲁晓夫对瑞士手表的“印象很好”。由于那时瑞士手表还不是很昂贵，于是他给他的家人每人买了一块，他还鼓动代表团里所有的人都去买。他还买了一把瑞士军刀，直到去世前，他一直用这把刀切蘑菇，削苹果。
在他的女婿阿朱别伊看来，赫鲁晓夫从日内瓦回来后看起来“很满足，甚至是很高兴”。就像赫鲁晓夫本人所说的那样，他已经显示出他能“恰当地代表”他的国家。
如果按照赫鲁晓夫的想法，他也许在日内瓦会晤结束后马上就会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艾森豪威尔对几位国会议员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确实提出过让美国邀请他们的请求。“他们会很快就来，他们想成为瞩目的焦点。”艾森豪威尔直觉地认为：“那好，那就过来吧。”但是杜勒斯“认为我太冲动”，于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只是向布尔加宁保证说他会考虑这一提议。
1955年10月首脑会晤后的外长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甚至连一个为以后进行进一步讨论提供基础的一般性原则都没有。杜勒斯回国后就宣布冷战将继续。对此，赫鲁晓夫的反应是强烈的愤怒。“在日内瓦首脑会晤中，我们取得的成功很少，也许只是微小的成功。”他于11月24日说。他声称“做好了等待的准备，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现在的风头对我们不利”。然而，仅仅过了两天之后，他就不耐烦地说要用原子弹“摧毁那些想发动战争的人的神经”，“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必要的力量，迫使很多国家的侵略集团更少地谈论战争，更多地讲国际联系……与消除国际紧张局势”。
由于向华盛顿示好的努力暂时受到了挫折，于是赫鲁晓夫向波恩伸出了橄榄枝。当时西方大国已经结束了对西德的占领，并同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入北约，但波恩的盟国却担心莫斯科会通过手段诱使西德脱离西方世界。因此，西德问题使康拉德·阿登纳[50]将前往莫斯科的消息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55年9月，他在莫斯科的会议并没有取得多少成果（苏联同意释放仍然扣留在苏联境内的德国战犯；阿登纳默认了两个德国存在的现状，但并不是永久同意），但赫鲁晓夫却感到很满意。“我们打破了包围我们的国际孤立，这是美国人的失败。”[51]
10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印度、缅甸和阿富汗进行了一次持续时间很长的访问。斯大林一直关注的重点是中东，但他并没有插手中东事务，因为他担心英国可能不会容忍苏联对该地区的干涉。与世界上其他的欠发达国家一样，印度“并没有引起斯大林特别的兴趣”，赫鲁晓夫回忆说。但是由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崩溃以及美国想填补这里的势力空间，赫鲁晓夫于是大张旗鼓地来到了南亚。莫洛托夫认为这种新的主动出击是一种“冒险主义”，赫鲁晓夫后来告诉埃及总统纳赛尔说。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的回答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我说过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积极的外交，因为核战争不可能爆发，所以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应采取新的形式。我告诉他们说：‘我不是一个冒险家，但我们必须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亚洲之行持续了将近两个月，两人乘坐飞机、火车和汽车，行程数以千英里计。他们所到之处，有数百万人目睹并聆听了他们的演讲。他们访问了文化与工业场所，赫鲁晓夫还骑过大象。（“大象骑大象。”莫洛托夫后来对此抱怨说。）刚开始，布尔加宁还是苏联的首席发言人，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赫鲁晓夫不时的喋喋快语涉及了几乎所有的领域，从政治到技术再到轻松的气氛调节，随代表团出访的苏联表演艺术家们则一路“欣赏”着他们领导人的表演。赫鲁晓夫的讲话，特别是他在一次讲话中将英国帝国主义者比做希特勒纳粹分子，使得他们不时地处于懊恼之中，这些讲话也让当地努力保持中立态度的东道主无法忍受。此次访问取得的成果是否能与其前所未有的范围与持续时间相适应，这还不得而知。
这一时期苏联实施的其他新政策包括莫斯科放弃了其长期坚持的即时的、非强制性的裁军立场，宣布单方面裁军64万人，并从芬兰帕克卡拉半岛上的海空军基地撤军，尽管他们50年的租借期还有42年的余期。[52]布尔加宁的信件，其中包括签订一项友好合作协议的提议，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积极回应，他甚至说：“不要给我打电话，我会打给你的。”3月，布尔加宁将伯伦带到了克里姆林宫，并承诺只要愿意，他随时可以与他或赫鲁晓夫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这正是伯伦一直梦寐以求的，但“遗憾的是，杜勒斯从来也没有授权我可以接受他们的主动表示”。杜勒斯抵制的一个原因就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像杜勒斯所认为的那样，如果美国的强硬路线已经迫使苏联开始考虑改革计划，那么现在是继续保持这种压力的时候。这种压力至少包括U—2间谍飞机从1956年7月4日开始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空中侦察，而就在同一天，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却接受美国大使馆的邀请，亲临那里一同欢庆美国的独立日。
由于得不到美国的邀请，赫鲁晓夫就选择尝试英国之行，艾登曾在前一年邀请过他和布尔加宁访英。[53]“如果不把日内瓦算在内，”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国外之旅。”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不过无意间说出来的话证实了他内心的一种想法，就是只有西方才是世界上真正具有意义的对手。在文明发达的英国，赫鲁晓夫不仅想表现出一个大国领导人自信的形象，而且还想体现出他的尊严与优雅。
“父亲当时很紧张，”谢尔盖·赫鲁晓夫后来写道：“他特别担心自己会出丑。”如果英国想故意刁难他的代表团该如何应对？如果苏联外交部对他的行程准备不周该怎么办？“担心会出差错，”赫鲁晓夫于是派遣马林科夫去伦敦打探情况。当得知马林科夫得到了尊重后，他才放下心来。要是赫鲁晓夫能乘坐新的四引擎图—104客机就好了。这是“世界上第一批喷气式客机之一，”他得意地说：“我们想让东道主知道这一点。”马林科夫被允许乘坐图—104进行首次飞行，但这架飞机的设计师却没有信心搭载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于是他们就登上了一艘先进的战斗巡洋舰前往英国，在途中度过了赫鲁晓夫62岁生日。赫鲁晓夫的确安排了这架新飞机为他在伦敦时递送邮件，他感到特别高兴，“因为当这架飞机在降落前飞过英国皇宫，英国女王看到了它在天上的英姿”。当英国女王对苏联客人提起这架飞机时，“我们对她表示了感谢，并同意说这是一架优秀的飞机——很现代化，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飞机”。[54]
赫鲁晓夫还有其他的担心。为了确保布尔加宁不说错话，他审查了他的发言稿，然后打印成小纸条，装在总理的夹克口袋里。为什么苏联代表团下榻在伦敦最豪华的克拉里奇饭店，而不是按照苏联的习惯下榻到为他们特别准备的别墅里？这是不是一种怠慢？当女王接见他们时，赫鲁晓夫拒绝按照常规穿上燕尾服，不过在最后时刻，他还是同意穿上订制的黑色礼服。英国反情报官员彼得·怀特[55]说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在赫鲁晓夫下榻的克拉里奇饭店房间里安装了窃听装置，但并没有听到什么国家安全机密——只是“他和男仆之间单调冗长的关于他的服装的谈话。他是个特别无聊的人，能一次站在镜子面前端详自己好几个小时，仔细打量他的头发该如何梳理”。
赫鲁晓夫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他的家里人发誓说他是不会关注自己的外表的。不过，如果有什么使他想显得光彩照人的地方的话，那就是他与举止优雅的艾登和他的随从们在一起时。赫鲁晓夫再三向他的英国东道主说自己是个“很随意的人”，但是他“明确说过他很想给东道主留下一个好印象”。他努力克制自己，在关于专业知识的问题上，他让代表团成员根据他们的专长来发言。然而，每当涉及基本政策问题时，他就会把布尔加宁甩到一旁，布尔加宁是正式的代表团团长。代表团回国后，莫洛托夫指责赫鲁晓夫“回答了所有的问题”。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会装出假惺惺的样子。布尔加宁知道自己的弱点，有些问题他是回答不了的。他就没有涉及过这方面的工作。”英国的观察人士注意到“赫鲁晓夫经常取笑布尔加宁，但布尔加宁却从不取笑赫鲁晓夫”。
根据英国官员的说法，赫鲁晓夫“清晰有效地”阐明了他的观点，他对所谈的问题很了解，发言“没有笔记，也没有草稿”，能将复杂的问题归纳成“简单的纲要”。甚至在他发表明白生硬的讲话时，那种“朴实自信的幽默感也常常能打动人心”。在苏联外交人员和翻译奥列加·特罗亚诺夫斯基看来，“他表现得简直就像位绅士”。不过，并不是特别像。在阿尔伯特王子[56]的纪念碑前，赫鲁晓夫的英语导游说维多利亚女王的配偶并没有履行什么国家责任，只是作为女王的丈夫。“那他白天都做些什么？”赫鲁晓夫恶作剧地问道。
艾登夫人也许不会想到，天亮前敲她卧室房间门（当时艾登邀请他的苏联客人到他的乡间别墅里过夜）的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在找布尔加宁总理（“我和布尔加宁对此事都感到很好笑，”赫鲁晓夫回忆说：“但我们决定还是不要向主人提及此事”），但是她禁不住会想到赫鲁晓夫在席间的巧妙应答就是想让英国人知道，苏联的导弹“能很轻易地打到你们这个岛国，而且还可以打得更远”，对此，赫鲁晓夫后来承认“有点粗鲁”。伊丽莎白女王没有理会赫鲁晓夫的这种自夸，她给苏联客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穿着“一件朴素的白色衣服”，赫鲁晓夫记得。她看上去“就像你会在温暖的周日下午的高尔基大街上碰到的那种年轻女子一样”。她“很谦逊，完全没有那种傲慢的神情”。她也许是英国人的女王，“但在我们眼里，她首先是她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
尽管想表现得最好，但赫鲁晓夫还是有控制不住、生气发怒的时候。在遭到旁观者的嘘声后，他要求海特解释这到底是为什么。海特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承认这表示人们的不满。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赫鲁晓夫坐在车里，嘴里老是发出“嘘嘘”声。与工党领袖休伊·盖茨克尔[57]的午餐聚会进行得相当顺利，尽管盖茨克尔思想老是走神，认为赫鲁晓夫看起来就像“一头很讨人喜欢的猪一样”。但是另一次宴会就没有如此顺利了，因为心直口快的工党党员乔治·布朗[58]开了一些玩笑，意指与其父亲一道访问的谢尔盖·赫鲁晓夫不敢违背他老子的意思。盖茨克尔回忆说，也许是因为这有损赫鲁晓夫自己所认为的慈父形象，做一位慈父是赫鲁晓夫弥补自己作为叛逆儿子的一种方式，于是他“十分激动、粗暴地”开始发表长篇大论。R.H.S.克劳斯曼补充说，“我从来不会忘记”赫鲁晓夫“那种再明显不过的表示了，就是我们应该与俄罗斯人一条心，否则，他们可以将我们像碾臭虫一样从地球上消灭”。
不仅是布朗，贝文也打断过赫鲁晓夫的谈话，一次他询问那些被共产主义者清算过的社会主义同胞的命运。“如果你想帮助工人阶级的敌人，”赫鲁晓夫大声嚷道：“你得找到另外一个代理人。”当布朗举起酒杯，希望他们以后能以朋友相见时，赫鲁晓夫咆哮说，“不要和我干杯”，说着大踏步走出了房间。第二天，他拒绝与布朗握手，这一举动使得贝文大声嘟哝道：“他简直让人难以忍受。他现在翅膀硬了。”不过，翻译并没有让赫鲁晓夫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与对立的左翼团体的这种对抗并不少见，不过赫鲁晓夫并没有因此而受到长时间的影响。“我三十年来没有碰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他对布朗喊道。如果他觉得受到了布朗“粗鲁行为”的冒犯，那部分也是因为这与他本人有些相像。至于艾登，他自然很喜欢出现这样的情况。“赫鲁晓夫先生的性情与背景决定了他不可能容忍对他的冒犯，”他颇为深刻地说道：“这是他作为知识分子保护者的特性所决定的。”
艾登发现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很会对任何问题的讨论结果持乐观态度”，并认为他们的表现“充分体现了苏联的尊严”。在与艾登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赫鲁晓夫一直都很有礼貌（甚至在双方就中东问题发生争执时，赫鲁晓夫想插手英国人的势力禁区，而艾登则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不过同时也明显地表现出自谦的成分：当苏联代表团在唐宁街的谈判桌前就座时，赫鲁晓夫说：“看看我们是多么的训练有素，我们就像进入马厩的马匹一样鱼贯而入。”
虽然“布—赫”之行（这是英国小报对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此次访问的称谓）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但却让赫鲁晓夫进一步发展并保持了他在外交上的咄咄逼人气势。至少在公开场合，赫鲁晓夫谴责西方国家应该为东欧国家的动荡负责。在波兰麻烦的背后“有在杜勒斯唆使下的美国的身影”，他1956年7月告诉米库诺维奇说。“他断言，”米库诺维奇10月25日说：“西方正在试图篡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他们已经在匈牙利开始了，他们还会一个接一个地粉碎欧洲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东欧社会动荡的确使华盛顿燃起了希望。苏联于10月31日宣布从匈牙利撤军，这对于艾森豪威尔来说好像是“新的一天的曙光”。如果真能实现，那将是“我们这一代人在通向国家间的公正、信任与理解的道路上向前迈出的最大一步”。美国“解放”波兰与匈牙利的努力中就包括“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广播内容的主题是鼓励发动起义。然而，没有一个东欧国家达成了赫鲁晓夫所说的那种完全的颠覆。在匈牙利危机期间，艾森豪威尔曾不止一次地考虑对叛乱分子提供直接的援助，只是担心这会将一场地区危机转化为全球战争。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认为，帮助匈牙利人的唯一办法就是让神经紧张的俄国人确信，美国不会介入。
谴责西方国家，而不是莫斯科自身的错误，这有很多好处，其中就包括挫败“帝国主义阴谋”的满足感。赫鲁晓夫告诉米库诺维奇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结果就是向西方世界显示，苏联是“强大而有决心的”，而“西方国家则是软弱、不团结的”。他继续说：“冷战将会重新继续，但这对苏联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与此同时发生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危机的结果更强化了赫鲁晓夫的这种观点。
1956年夏天，苏联已经将埃及置于它的羽翼之下。莫斯科为开罗提供了武器，在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不久，赫鲁晓夫对海特大使说：“埃及反对英国的战争将是一场圣战，如果我的儿子跑过来问我他是否应该参加反对英国人的志愿作战，我会告诉他肯定应该去。”克里姆林宫努力想避免发生冲突，但以色列于10月29日在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下向埃及发起了进攻。当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库阿特利[59]于10月30日来到莫斯科恳求苏联人提供帮助时，赫鲁晓夫回答说：“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他转向朱可夫元帅问道，朱可夫元帅已经在桌子上铺开了一张中东地图，“我们是准备通过土耳其和伊朗，然后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再到以色列境内，最终向英国和法国军队发起攻击吗？”赫鲁晓夫一边将地图卷起来，一边说：“我们应好好考虑考虑我们能做些什么。”
他得出的结论就是原子弹讹诈。布尔加宁在11月5日写给艾登的信中问道：“如果遭到拥有所有现代化杀伤性武器的更强大国家的攻击，那英国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地？”艾森豪威尔当时已经与英、法的立场产生分裂，正努力促成双方的停火，布尔加宁向艾森豪威尔建议说，美国和苏联一起采取联合行动，结束战斗。赫鲁晓夫要布尔加宁起草了带有威胁性的信件，对这些信件受到世界瞩目的程度，他嫉妒不已。他还提出了美苏联合行动的设想（他后来说莫洛托夫对此表示反对），并坚持严格按计划的设想行事。如果美国人拒绝这项提议，那他们就戳穿了自己和平、公正与不侵犯的谎言。后来，赫鲁晓夫欢呼道：“我们揭下了他们的假面具！”
对于其火箭威胁主张，他更是极力鼓吹。他对米库诺维奇说，于11月6日签署的停火协议就是苏联两天前发出的警告的“直接结果”。“父亲对他的胜利感到特别的自豪。”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说。他从中学到的并在后来的危机中应用的经验教训是，核武器是万能的，并且不需要很多。
事实上，迫使埃及的进攻者停火的是来自美国，而不是苏联的压力。苏联只是在结果已经确定无疑后才发出威胁警告的。不过，虽然埃及人对此很清楚，但赫鲁晓夫的看法并非如此：“我被告知，当法国总理居伊·摩勒[60]收到我们的照会时，他穿着睡衣就奔向了电话机，给艾登打电话。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但不管他有没有穿裤子，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即在我们的照会发出24小时后，侵略行动停止了。”至于美国人，赫鲁晓夫继续说道，他们对其盟国的帮助最终证明是“给上吊者准备了一根绳子”。几年之后，赫鲁晓夫告诉埃及记者穆罕穆德·海卡尔[61]说，杜勒斯常常吹嘘他的边缘政策，但是当“我们向伦敦和巴黎发出最后通牒时，杜勒斯的神经崩溃了”。那些“具有最坚强意志的人将是最后的胜利者，”赫鲁晓夫总结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强权斗争中最重要的因素。意志薄弱的人只会撞倒于南墙前。”
[1]这段叙述来自阿默斯特大学前政治学教授厄尔·莱瑟姆。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认为，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开始对外交政策着了迷”。
[2]他十分喜欢捷克人，邀请他们到家里喝茶，吃果酱，作为回报，他们教给他机械制图，“这正是我做钳工所需要的，是我做梦都想学的”。
[3]乌克兰的同事们肯定比赫鲁晓夫对科西奥尔的民族有着更高的警惕性，特别是到30年代初，当时斯大林开始发动针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运动。
[4]米哈乌·罗拉—日米尔斯基（MichałRola-Żymierski，1890年9月4日——1989年10月5日），1911—1912年期间服役于奥匈帝国军队。1914年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服役于波兰军团。1919年波兰独立后加入波军。1919—1920年期间参加了苏波战争。1926年毕苏斯基政变后被捕。1927年被判处5年徒刑。1931年获释后流亡法国，参加了波兰共产党。1932年加入格别乌。1938年回国。1943年秘密加入波兰工人党，并参加了波兰人民军。1944年任人民军总司令。1944—1949年任国防部长。1946—1949年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49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53年被捕，1955年获释后平反。1956—1967年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72—1974年任自由与民主战士同盟最高委员会副主席，1974—1985年任主席，1985—1989年任名誉主席。1981—1986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1989年去世。
[5]皮特鲁·格罗查（PetruGroza，1884年12月7日——1958年1月7日），出身于牧师家庭。早年参加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民族党。1920年加入罗马尼亚人民党。1921年4—12月任国防部长。1922—1926年任国会议员。1933年创立农民阵线，并同罗马尼亚共产党合作。1944—1945年任副首相。1945—1947年任首相。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47—1952年任总理。1953年解散农民阵线，随即退休。
[6]这种处境让赫鲁晓夫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经常从矿工们那里听到的一个笑话。一位牧师走上布道坛，拿出一本巨著让大家看。‘你们读过这本书吗？’他问。所有的人都不作声。‘好，’他说：‘那么我也就用不着读了。’”
[7]鲁道夫·斯兰斯基（RudolfSlánský，1901年7月31日——1952年12月3日），1921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35—193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38年流亡苏联。1944年参加了斯洛伐克起义。1945—1951年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兼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51年被捕。1952年遇害。1963年平反。
[8]斯坦尼斯洛·米高拉伊斯日克（StanislawMikolajczyk，1901年7月18日——1966年12月13日），出身于矿工家庭。1918—1920年期间先后参加了大波兰起义和苏波战争。1920年加入波兰人民党（皮亚斯特）。1927—1928年任波兹南农村青年联盟副主席，1928—1930年任主席。1930—1935年任波兰议会议员。1931年加入波兰人民党。1936—1939年任大波兰农业界协会主席。1937年因领导农民罢工被判处四个月监禁。1939年波兰沦陷后流亡英国。1939—1941年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41—1943年任流亡政府副总理。1943年任流亡政府内务部长。1943—1944年任流亡政府总理。1945年回国。1945—1947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农业和农业改革部长。1946—1947年任波兰人民党主席。1947年当选为华沙地区立法议会议员，同年流亡美国。1966年死于华盛顿。
[9]迈克尔一世（MihaiI，1921年10月25日——2017年12月5日），罗马尼亚王国末代国王，于1927年7月20日——1930年6月8日、1940年9月6日——1947年12月30日期间在位。1947年被迫退位。1948年流亡意大利。1949年流亡瑞士。1953年流亡英国。1956年返回瑞士。2017年死于瑞士。
[10]迪安·古德汉姆·艾奇逊（DeanGooderhamAcheson，1893年4月11日——1971年10月12日），191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随后参加了民主党，并开始担任律师。1933年3—11月任财政部副部长。1941—1945年任助理国务卿。1945—1949年任副国务卿。1949—1953年任国务卿。1953年退休。
[11]斯大林颇有理由喜欢艾森豪威尔。当英美阵营里的很多人想让他抢在俄罗斯人前面占领柏林时，艾森豪威尔拒绝了。当他的同事们敦促他留在划定的苏联占领区时，艾森豪威尔将部队撤了出来。艾森豪威尔作出这些决定有其军事、政治，甚至是法律上的考虑，这后来成为冷战批评者攻击他的理由：为了避免他的部队的伤亡；履行战时协定。也许最为重要的是，为了显示对俄罗斯人的信任，以期望得到他们的信任与善意的回报。
[12]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利特维诺夫（МаксимМаксимовичЛи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长期侨居国外。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6年流亡英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国，被任命为苏俄驻英代表。1918年10月被英国当局逮捕，次年初获释回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2年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并任苏联代表团团长。同年任莫斯科国际裁军会议主席。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1934—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41—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2—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46年退休。1951年逝世。
[13]当然，中国出兵对美国人的干预最终挽救了当时的形势。CWIHPBB第六卷（1995—1996年冬）中包含一些关键的文件记录节选，其中有苏联与北朝鲜和中国当时的联系情况，以及这些文件的翻译材料。这些文件证实了赫鲁晓夫的叙述，斯大林在中国人出兵干预前已经做好了北朝鲜输掉战争的准备。然而一旦战局稳定进入相持阶段后，斯大林又倾向于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而不是像他的接班人1953年所做的那样，鼓励各方进行停战谈判。
[14]弗拉基米尔·诺莫夫从苏联档案里了解到斯大林长期以来隐藏在心里的秘密。他在1999年9月耶鲁大学的“斯大林与冷战”研讨会上承认，斯大林在阿拉斯加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可能是为对美国的核打击做准备。诺莫夫的证词不能作为事实真相，特别是因为他不能直接说出所见的档案来源。如果真有这种军事集结，如果能算是超出了应急计划的范畴，那也只可能是因为斯大林太害怕美国的进攻了。持后一种观点的还有列夫·佩特罗夫——尤莉娅·列昂尼多夫娜·赫鲁晓娃后来的丈夫，他当时就是集结在那里的10万军队中的一员。作者对谢尔盖·赫鲁晓夫的采访。
[15]关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此时的活动以及他们在外交政策上所采取的措施，可以参照Zubok和Pleshakov的著作《克里姆林宫冷战内幕》一书。
[16]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1888年2月25日——1959年5月24日），早年担任律师。1944年、1948年两次支持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竞选总统。1945年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序言。1949年7—11月任参议院议员。1953—1959年任国务卿，在任期间大力推行反共政策。1959年逝世。
[17]威廉·古迪纳夫·海特爵士（SirWilliamGoodenoughHayter，1906年8月1日——1995年3月28日），英国外交官。1930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31—1934年任驻奥地利大使馆三秘。1934—1935年任驻苏联大使馆三秘。1935—1937年任驻苏联大使馆二秘。1938—1940年任驻中国大使馆二秘。1940—1944年任驻美国大使馆一秘。1948—1949年任外交部副国务秘书。1949—1953年任驻法国公使。1953—1957年任驻苏联大使。1957—1958年任外交部政治事务副国务秘书。1958—1976年任牛津新学院院长。1976年退休。
[18]格奥尔吉·马尔科维奇·科尔年科（ГеоргийМарковичКорниенко，1925年2月13日——2006年5月10日），苏联外交官。出身于农民家庭。1943年加入格别乌。1948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59—1960年任外交部美洲国家司副司长。1960—1964年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二秘。1964—1975年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1975—1977年代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7—1986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1988年退休。1989—1996年任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国际问题首席专家。2006年去世。
[19]克莱蒙特·理查德·艾德礼，第一代艾德礼伯爵（ClementRichardAttlee,1stEarlAttlee，1883年1月3日——1967年10月8日），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1908年加入独立工党。1909年担任贝阿特丽丝·韦伯的秘书。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4—1919年期间服役于英军，参加了加里波利战役和美索不达米亚战役。1919年退役。1919—1922年任斯特普尼大都会区（MetropolitanBoroughofStepney）市长。1922—1950年、1950—1955年任下议院议员。1924年任战争事务副国务秘书。1926年反对全国总罢工。1930—1931年任兰开斯特公国总理。1931年3—8月任邮政局局长。1932—1933年期间短暂参加了工党内部的一个团体“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League）。1932—1935年任工党副党魁。1935—1940年、1951—1955年任反对党领袖。1935—1955年任工党党魁。二战爆发后，于1940—1942年任掌玺大臣。1942—1943年任自治领事务大臣。1942—1945年任副首相。1943—1945年任枢密院议长。1945—1951年任首相。1955年退休。1956年被封为伯爵。1956—1967年任上议院议员。1967年去世。
[20]安奈林·“奈”·贝文（Aneurin"Nye"Bevan，1897年11月15日——1960年7月6日），早年参加了独立工党和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1919年加入工党。1928—1931年、1932—1934年任蒙茅斯郡议会议员。1929—1960年任下议院议员。1936年因主张同英国共产党合作，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阵线”而被迫退党，1939年返回工党。1945—1951年任卫生大臣。1951年任劳工和国民服务大臣。1955—1956年任影子殖民地事务大臣。1956—1959年任影子外交大臣。1959—1960年任工党副党魁。1960年去世。
[21]塞西尔·库斯伯特·帕罗特爵士（SirCecilCuthbertParrott，1909年1月29日——1984年6月23日），英国外交官、翻译家、作家。1939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60—1966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22]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安德烈耶夫（ЛеонидНиколаевичАндреев，1871年8月9日——1919年9月12日），俄国作家。
[23]欧内斯特·贝文（ErnestBevin，1881年3月9日——1951年4月14日），工会官僚，工党政客。1922年参与成立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并从1922年1月1日——1945年7月27日担任该工会总书记。1940年温斯顿·丘吉尔成立战时内阁后，于1940年5月13日——1945年5月23日出任劳动与国民服务大臣，1945年7月27日——1951年3月9日任外交大臣。
[24]虽然工党倾向于马林科夫，对赫鲁晓夫没有什么好感，但实际上该代表团对所有的俄国人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着迷。当被问及愿意和哪一个进行谈判时，疲惫的克莱蒙特·艾德礼回答道：“谁都不愿意。”帕罗特试图让艾德礼和马林科夫多聊聊，于是说垂钓是马林科夫喜爱的休闲活动。马林科夫问：“艾德礼先生喜欢钓鱼吗？”艾德礼回答：“不，我不钓鱼。”“那艾德礼先生节假日做些什么呢？”马林科夫经过长时间痛苦的停顿后问道。“开着汽车去兜风。”马林科夫继续说道：“啊，那么说，艾德礼先生喜欢驾驶了？”艾德礼：“不，我妻子喜欢。”接下来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25]为了对苏联在二战后期对日作战作出回报，蒋介石默许外蒙古独立，并同意苏联使用大连港，将旅顺口海军基地交给莫斯科，放弃满洲里铁路的部分所有权。现在斯大林让毛泽东在满洲里铁路上有更大的所有权，但并没有将其归还中国。至于对苏联贷款的回报，毛泽东坚持建立中苏联合股份公司，开发中国的矿产资源。由于面临着“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威胁”，毛泽东没有寻求苏联归还大连港和旅顺口基地。毛泽东对他苏联之行受到冷遇的叙述在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的回忆录中得到了证实，但是毛泽东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却受到了他在访苏期间的苏联翻译尼古拉·费德仁科的质疑，不过费德仁科的说法又与伊万·科瓦列夫将军的看法相左，科瓦列夫将军是1948年至50年代初斯大林在中国的全权代表。
尼古拉·特罗菲莫维奇·费德仁科（НиколайТрофимовичФедоренко，1912年11月9日——2000年10月2日），苏联东方主义语言学家。出身于木匠家庭。早年在工厂担任设计师。1935年4月被捕，同年6月获释。1939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研究所。1939—1947年任驻华大使馆秘书和顾问。1943年加入联共（布）。1947—1948年任驻华临时代办。1950—1952年任驻华顾问兼临时代办。1952—1955年任外交部远东司司长。1955—195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8—1962年任驻日本大使。1963—1968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兼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0—1988年任《外国文学》杂志主编。197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80年代末移居保加利亚。2000年去世。
[26]这是基尔比和阎明复在1997年10月北京“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27]主席团采取投票决定的方式这本身是有益的。由于离代表团启程只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投了赞成票，然后派科瓦尔到各主席团委员家里分别征求意见。除了伏罗希洛夫外，其他委员都很快同意了，伏罗希洛夫穿着睡衣接待了科瓦尔，他用了一个小时阅读文件，然后表示了反对意见。这迫使赫鲁晓夫在第二天早上召集了一次主席团紧急会议。
[28]扎伊图娜·阿格扎莫夫娜·纳斯雷蒂诺娃（Зайтуна́Агза́мовнаНасретди́нова，1923年8月14日——2009年10月1日），苏联芭蕾舞演员。
[29]列夫·彼得洛维奇·德柳辛（ЛевПетровичДелюсин，1923年11月16日——2013年5月22日），苏联汉学家。1942年加入红军，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1945年退役。1950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中文系。1950—1958年任《真理报》专栏作家。1958—1959年任《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顾问。1965—1966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经济研究所科学工作副主任。1966—1967年任苏联科学院国际劳工运动研究所副所长。1967—1990年任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中国部主任。1970—1972年任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所长。1990—2013年任俄罗斯科学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首席研究员。2013年去世。
[30]我们在第11章中已经讨论过中国人的建议的性质与时机。
[31]阎明复在1997年10月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叙述了伏罗希洛夫的访问与彭德怀的话。
[32]爱德华·克兰克肖（EdwardCrankshaw，1909年1月3日——1984年11月30日），英国作家、翻译家、评论员。1940—1943年期间在军情六处工作。1947—1968年任《观察家报》编辑。
[33]铁托普拉镇讲话的要点是：苏共二十大在谴责斯大林主义上还做得不够；不光是斯大林个人应该受到谴责，而是整个斯大林主义制度；苏联人长期以来支持拉科西，后来又以格罗取代他，这造成了匈牙利局势的动荡；尽管南斯拉夫并不是太赞同，但苏联对匈牙利局势的第二次决定性干涉是必要的，因为他们几天前的错误干涉已经酿成了苦果。
[34]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铁托已经明显表露出了退却的迹象，毛泽东参加了那次会议，但铁托没有。由于召开此次会议的宗旨是重整共产主义阵营，这让贝尔格莱德面临着痛苦的选择：如果南斯拉夫重新加入由苏联“领导”的阵营，那他们就会失去他们极其珍视的独立性；如果不加入，那他们就会被再次孤立。南斯拉夫代表团在他们大使馆狭窄、没有灯光的过道里进行了商量，这里是这座建筑内唯一没有发现“窃听装置”的地方，他们拒绝接受会议的正式宣言，但是他们确实签署了《和平宣言》，这份宣言认同苏联在中东和其他地方所采取的政策。就在此次会议召开前不久，南斯拉夫甚至答应了苏联长期以来的请求，承认东德。参见米库诺维奇的《莫斯科日记》，第320页。
[35]由于未能将使用核武器的战略与战术融入苏联的防务条令，以及他对战争“永久发挥作用因素”的坚持，斯大林关于核武器对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意识并非十分明确。不过，他推动开发此类武器的激进计划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他采取公开对核武器重要性不予重视的政策（为了隐藏他对美国核武库的恐惧），甚至1949年苏联已经打破美国原子弹的垄断地位都没有进行公开披露，当然更不用说对他们的技艺进行吹嘘了。
[36]美国于1952年11月对苏联核武器数量进行了估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也进行了估计。谢尔盖·赫鲁晓夫也说过，到1956年时，苏联的战略轰炸机还不具备到达美国本土后再回到苏联的性能。
[37]康斯坦丁·安德烈耶维奇·特伦扬夫（Константи́нАндре́евичТренёв，1876年6月2日——1945年5月19日），苏联散文家、剧作家。
[38]朱利叶斯·拉伯（JuliusRaab，1891年11月29日——1964年1月8日），早年积极参加奥地利天主教团体的活动。1914年一战爆发后入伍。1918年退役。此后参加了基督教社会党。1927—1934年任基督教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委员，期间持反犹主义立场。1928—1930年期间参加了右翼准军事组织“国防军”。1931年创立“下奥地利本土卫队”，并于1932年并入天主教准军事组织“东马克突击队”。1930—1938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38年2—3月任贸易部长。奥地利被纳粹吞并后，暂时脱离政治活动。二战结束后创立了联邦商会和奥地利人民党。1945—1959年任下奥地利州人民党主席。1946—1953年任人民党议会俱乐部主席。1946—1953年、1961—1964年任联邦商会主席。1953—1961年任总理。1964年去世。
[39]美国当时的国务院政策计划事务主管罗伯特·鲍维对杜勒斯是否真的向约翰逊表达过如此强烈的怀疑表示质疑。这是根据作者对罗伯特·鲍维的采访。
[40]根据多勃雷宁的说法，虽然如此，出于战术上的考虑，赫鲁晓夫也倾向于接受开放领空计划。赫鲁晓夫认为这是艾森豪威尔的讹诈，即使不是讹诈，美国国会也不会允许苏联飞机飞越美国领空，因此他推测华盛顿最终会被迫放弃自己提出的方案。但是，主席团拒绝了赫鲁晓夫的策略。
[41]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多勃雷宁（АнатолийФёдоровичДобрынин，1919年11月16日——2010年4月6日），苏联外交家。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58—1959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59—1962年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长。1962—1986年任驻美国大使。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8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8—1991年任戈尔巴乔夫的国际事务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2—2010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顾问。2010年在莫斯科逝世。
[42]事实上，莫洛托夫在柏林外长会议上就曾提出过苏联加入北约的大胆想法。对于苏联加入北约的提议，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认为，即使苏联加入北约，那也不能完全保证其对北约具有良好用心。
[43]罗伯特·安东尼·艾登（RobertAnthonyEden，1897年6月12日——1977年1月14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陆军大臣和自治领大臣等职务。1955年至1957年担任英国首相。
[44]埃德加·福尔（EdgarFaure，1908年8月18日——1988年3月30日），1929年加入激进党，并开始担任律师。1942年流亡突尼斯，参加了自由法国运动。1945年任纽伦堡法庭副检察长。1946—1958年、1969—1972年、1973—1980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47—1970年、1983—1988年任莱斯尼港（Port-Lesney）市长。1949—1950年、1952年任财政部长。1949—1967年任汝拉（Jura）总理事会主席。1950—1951年任预算部长。1951—1952年任司法部长。1952年1—2月、1955—1956年任总理。1953—1954年任财政和经济事务部长。1954—1955年、1958年任财政、经济事务和计划部长。1955年任外交部长。1955—1956年代理内政部长。1956年退出激进党，1958年恢复党籍。1959—1966年、1980—1988年任参议院议员。1965年再次退出激进党，参加了由戴高乐领导的新共和国联盟（UnionpourlanouvelleRépublique）。1966—1968年任农业部长。1967—1979年任蓬塔利耶（Pontarlier）州委员。1967年跟随新共和国联盟参加了共和国民主联盟（UniondesdémocratespourlaRépublique）。1968—1969年任国民教育部长。1971—1977年任蓬塔利耶市长。1972—1973年任社会事务国务部长。1973—1978年任国民议会议长。1974—1981年、1982—1988年任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地区委员会主席。1977年退党后短暂参加了由希拉克领导的保卫共和联盟（RassemblementpourlaRépublique），旋即退党，并返回激进党。1978年参加法国民主联盟（Unionpourladémocratiefrançaise）。1979—1984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88年去世。
[45]安托万·皮奈（AntoinePinay，1891年12月30日——1994年12月13日），出身于商人家庭。1912年入伍。一战爆发后，于1914年在马恩河战役中负伤而被迫退役。1929—1944年、1947—1977年任圣夏蒙（Saint-Chamond）市长。1934—1940年、1945—1979年任卢瓦尔河总议员。1936—1938年、1946年、1946—1959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38年加入民主联盟。1938—1941年任参议员。1940年投票支持贝当。1941—1942年任维希政权国民议会议员。1942年因不愿为维希政权工作而辞职。1948年加入全国独立农民中心（Centrenationaldesindépendantsetpaysans），并于1953—1994年任名誉主席。1948—1949年任经济事务副国务秘书。1949—1979年任卢瓦尔河总理事会主席。1950—1979年任卢瓦尔社区能源协会主席。1950—1952年、1958年任公共工程、运输和旅游部长。1952—1953年任总理。1952—1953年、1958—1960年任财政和经济事务部长。1955—1956年任外交部长。1958年历任财政部长和农业部长。1958—1979年任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委员。1973—1974年任共和国调解员。1994年去世。
[46]利文斯顿·塔尔梅奇·默仓特（LivingstonTallmadgeMerchant，1903年11月23日——1976年5月15日），美国外交官。1953—1956年、1958—1959年任欧洲和欧亚事务助理国务卿。1956—1958年、1961—1962年任驻加拿大大使。1959—1961年任政治事务副国务卿。1961年1月20—21日代理国务卿。1965—1968年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执行董事。1976年去世。
[47]莫里斯·哈罗德·麦克米伦，第一代斯多克东伯爵（MauriceHaroldMacmillan，1stEarlofStockton，1894年2月10日——1986年12月29日），早年曾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1914年入伍，在法国地区作战。战后加入保守党。1924—1929年、1931—1945年、1945—1964年任下议院议员。1940—1942年任供应部议会秘书。1942年任副殖民地大臣。1942—1945年任驻地中海大臣。1945年任航空大臣。1951—1954年任住房和地方政府大臣。1954—1955年任国防大臣。1955年4—12月任外交大臣。1955—1957年任财政大臣。1957—1963年任首相。1960—1986年任牛津大学校长。1963年因病辞职。1964年退休。1984年被封为伯爵。1984—1986年任上议院议员。1986年逝世。
[48]考虑到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的快速沦陷，赫鲁晓夫认为“没有必要对法国代表团给予太多的重视”。他给埃德加·福尔“起了个绰号，叫埃德加·菲奥多罗维奇”，并认为他“对我们很热情友好”。如果赫鲁晓夫得知福尔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他肯定会感到很伤自尊。
[49]在罗伯特·鲍维看来，艾森豪威尔没有期望在日内瓦会晤上取得突破，不过他确实想尝试能否缓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英国人和苏联人也有着同样的想法。虽然杜勒斯担心首脑会晤的气氛可能会“蒙蔽”西方人，但艾森豪威尔相信，在一场长期的冷战中，让持不确定立场的国家支持美国的办法就是要表现出他已经尝试了其他的途径。艾森豪威尔还努力使苏联领导人相信，使用核武器是自杀性的。
[50]康拉德·赫尔曼·约瑟夫·阿登纳（KonradHermannJosephAdenauer，1876年1月5日——1967年4月19日），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906年参加天主教中央党，同年当选为科隆市议员，1909年出任科隆市副市长。1917年至1933年任科隆市长，1922年至1933年普鲁士邦议会议长。纳粹上台后多次被监禁。战后参与创立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lichDemokratischeUnionDeutschlands），1949年当选为战后西德首任总理，并一直干到1963年。
[51]尽管阿登纳私下里承认两个德国长期共存的前景，但他在公开场合还是表示了致力于德国统一的愿望。
[52]赫鲁晓夫说莫洛托夫反对从芬兰撤军。
[53]艾登邀请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英，“以从容讨论很多困扰世界的问题”，“使苏联客人有机会了解这个国家”。尽管赫鲁晓夫在亚洲访问期间以及在回到莫斯科后发表了措词强烈的反殖民主义讲话，但这并没有让艾登收回他的邀请。“赫鲁晓夫先生讲话的激烈程度，”艾登后来解释说：“说明他对我们国家还缺乏了解，我认为这不能成为拒绝他来访的理由，我们可以借此机会让他了解我们。”
[54]尽管马林科夫受到了符合礼节的接待，但同样给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打前站的苏联克格勃头子谢罗夫却受到了人们的示威抗议。虽然英国大使海特也发现图—104客机的外观“很流畅，很现代化”，但他认为其内部“却装饰得像座别墅一样，就像南希·米特福特女士提到另一架苏联飞机时所说的那样，里面有很多的红色长毛绒和装在玻璃罩子里的瓷器雕像”。
[55]彼得·莫里斯·怀特（PeterMauriceWright，1916年8月9日——1995年4月26日），英国反情报官员。二战期间在海军部工作。1949年起从事情报工作。1954年加入军情五处。1964—1976年任军情五处—军情六处联合委员会主席，期间主要负责苏联事务。1976年退休。
[56]萨克森—科堡和哥达的阿尔伯特亲王（PrinceAlbertofSaxe-CoburgandGotha，1819年8月26日——1861年12月14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
[57]休伊·托德·奈勒·盖茨克尔（HughToddNaylorGaitskell，1906年4月9日——1963年1月18日），早年参加了工党。1926年参加了全国总罢工。1945—1963年任下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55—1963年任反对党领袖。1947—1950年任燃料和电力大臣。1950—1951年任财政大臣。1951—1955年任影子财政大臣。1955—1963年任工党党魁。1963年去世。
[58]乔治·阿尔弗雷德·乔治—布朗，乔治—布朗男爵（GeorgeAlfredGeorge-Brown,BaronGeorge-Brown，1914年9月2日——1985年6月2日），1937年加入工党，在党内属于右翼，反对建立人民阵线。1940—1945年期间在农业部工作。1945—1970年任下议院议员。1947—1951年任农业部农业和渔业委员会联合议会秘书。1951年4—10月任工程部长。1953—1960年任《镜报》集团顾问。1960—1970年任工党副党魁。1963年1—2月任反对党领袖。1964—1966年任第一国务秘书兼经济事务大臣。1966—1968年任外交大臣。1970—1985年任上议院议员。1976年退出工党。1981年加入社会民主党。1985年去世。
[59]舒克里·库阿特利（Shukrial-Quwatli，1891年5月6日——1967年6月30日），叙利亚政治家。出身于逊尼派穆斯林家庭。1913年起参加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1918—1920年任大马士革总督助理。1920年法国夺取对叙利亚统治权后不久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在执行前几个小时越狱，流亡埃及，又流亡到欧洲大陆。1925年秘密资助了叙利亚大起义。1942年返回叙利亚。1943—1949年任叙利亚总统兼军队总司令，期间于1947年创立了民族党。1949年被推翻下台，流亡埃及。1955年回国。1955—1958年再次担任总统。1958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前夕被迫辞职。1963年移居黎巴嫩。1967年在贝鲁特去世。
[60]阿尔西德·居伊·摩勒（AlcideGuyMollet，1905年12月31日——1975年10月3日），1923年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8年任加来海峡社会主义青年团副书记。1940年法国沦陷后被捕，1941年获释后参加抵抗运动。第四共和国成立后，于1945—1946年任制宪会议议员。1945—1949年任帕斯—德—卡拉斯（Pas-de-Calais）省总议员。1945—1975年任阿拉斯市长。1946—1947年、1950—1951年、1958—1959年任国务部长。1946—1969年任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1946—1975年任国民议会议员兼帕斯—德—卡拉斯省议会议员。1951年任欧洲事务副国务秘书。1956—1957年任总理。1958年任副总理。1965年起和密特朗合作。1969年加入社会党。1975年去世。
[61]穆罕默德·哈尼斯·海卡尔（MohamedHassaneinHeikal，1923年9月23日——2016年2月17日），埃及记者。1957—1974年任《金字塔》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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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通向胜利的关口：1956—195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赫鲁晓夫全传（2003）
第12章通向胜利的关口：1956—1957
在匈牙利问题上，赫鲁晓夫一直在退让和血洗之间徘徊。最后的可怕后果证实了他和他的同事还是缺乏敏锐的头脑与坚定的意志，正如斯大林所预料的那样。不过，赫鲁晓夫擅长在糟糕的结果上穿上漂亮的外衣。“整个局势在一天内就改观了，”米库诺维奇记得赫鲁晓夫在11月7日说：“我们实际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卡达尔是个十分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现在可以扩充并增强政府的权力了。”但是赫鲁晓夫在革命纪念日的欢颜（穿着佩戴两颗金星的黑色外套，他于节日招待会前不久在克里姆林宫的圣乔治厅接见了米库诺维奇）是勉强装出来的。实际上，他感到痛苦和沮丧。匈牙利危机加深了他的自我怀疑。经过刚开始的震惊后，他开始以双倍的努力来巩固他的权力。但是他的行为也具有自我毁灭的可能，没有达到巩固地位的目的，反而造成了1957年夏天一次针对他的差点成功的政变。
在苏联出军队镇压匈牙利起义当天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一直怒气冲冲。当莫洛托夫批评新的卡达尔领导集体谴责原来的拉科西政权时，赫鲁晓夫愤怒地说：“我就不理解莫洛托夫同志，他总是不断说出最坏的想法。”两天后，他对卡冈诺维奇发火道：“卡冈诺维奇同志，你什么时候能恢复常态，不要再搞你那套溜须拍马的东西？”11月12日，这位苏联领导人好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当米库诺维奇跟他提起第二十届党代会时，赫鲁晓夫咕哝道：“我们中间有些人存在着这样的想法，即新的决定要对过去发生的所有坏事负责。”
12月12日，原来打算到赫鲁晓夫办公室的简短拜访变成了长达三个小时的长谈。米库诺维奇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赫鲁晓夫对铁托助手爱德华·卡德尔[1]讲话的反应反映了自从对匈牙利局势干涉以来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所经受的冷淡，但让赫鲁晓夫最感气愤的是卡德尔好像是在嘲弄他，卡德尔“在谈到种植玉米和土豆的政策时带着一种调侃的口吻”。一个多月后，赫鲁晓夫仍感到十分恼火，认为卡德尔的话肯定是对他的个人攻击，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赫鲁晓夫对农业的浓厚兴趣”。
11月，莫洛托夫被任命为国家控制部长（负责监督政府法令的实施），这一职位不如外交部长那么重要，但这一迹象表明他正在努力恢复自己的权力。赫鲁晓夫也改变了在谈及斯大林问题上的口气。在新年前夕为外交使团和苏联精英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赫鲁晓夫突然宣布在反对阶级敌人的问题上，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这让他的听众们大吃一惊。三个星期后，在中国大使馆招待会的800名客人面前，他宣布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就意味着“与斯大林主义的不可分割”，因此即使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的过程中犯有“错误”，“但上帝也会认同每个共产党员都能像斯大林那样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共产主义的敌人试图利用对斯大林缺点的批评来削弱苏联政权，但是“他们是不会得逞的，先生们，这一点你们毋庸置疑”。
对斯大林采取的新路线是一种战术上的撤退，但是这也反映了赫鲁晓夫内心的困惑。他在共青团集会上的露面无一例外地都是庆祝共产主义这样或那样胜利的动员会。不过他于11月8日对米高扬进行了嘲讽，表面上是因为米高扬对开垦处女地运动能否取得成功表示怀疑，私下里可能是因为他支持让赫鲁晓夫陷入如此困境的“去斯大林主义化”，以及在匈牙利问题上采取缓和路线。在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提到了他的年龄优势；在后来的政治生涯的低潮期，他也数次提到这一点。
波兰和匈牙利危机最重要的影响是引发了苏联的动荡，尽管苏联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在第二十届党代会后已经开始慢慢孕育。10月25日，在苏联内务部俱乐部的集会上，来自莫斯科国立历史档案协会的学生为波兰和匈牙利的发展及“即将到来的第四次俄国革命”干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学生公开对试图为入侵匈牙利辩解的官方演讲者提出质疑。非法油印的刊物在列宁格勒泛滥。在雅罗斯拉夫尔的11月7日节日游行期间，当地党委书记游行检阅台前的高中学生打出了一幅巨大的标语牌，呼吁从匈牙利撤军。差不多就在此时，年轻的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2]（后来成为勃列日涅夫时代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加入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秘密社会”，其任务之一就是招募新成员以执行未言明的任务，这些成员必需彼此之间互不了解，但他们的计划从来也没有付诸实施过。
知识分子也被鼓动起来了。根据一个克格勃线人的报告，著名物理学家列夫·兰道[3]对官方为干涉匈牙利局势所作的解释提出了质疑：“你们怎么能相信他们所说的那一套呢？我们会相信屠夫吗？他们毕竟是屠杀，邪恶的屠夫。”生物学家亚历山大·柳比什契夫[4]将匈牙利的暴乱归咎于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讲话：“他所做的比‘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还要过分。”当莫斯科党委书记叶卡特琳娜·福尔采娃试图平息莫斯科地质勘探研究院一次局面失控的会议时，与会的多数人投票决定不让她打断他们的发言。当终于有机会讲话时，她努力安抚大家。（“你们想知道更多关于匈牙利的情况，对吗？你们的要求是很正当的。我们印发的材料太少了，这是我们的失误。”）她甚至好像对解散官僚主义盛行的共青团组织的要求也表示了支持。但是她一离开会堂，那些最积极的抗议者不是受到了惩罚，就是被抓了起来。
在塞瓦斯托波尔，一家面包厂墙壁上的14幅国家领导人肖像被人乱划乱砍。塞普科夫（Serpukhov）的一名工人将赫鲁晓夫画像中的头部撕掉了。在12月5日呈送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列宁格勒党委书记弗罗尔·科兹洛夫引用一位工厂工人的话说，如果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这里也会发生与匈牙利相同的事情”。根据另一份官方报告，一位雅罗斯拉夫尔汽车厂的31岁设计师（也是一名党员）形容党的路线是“闭嘴，否则就把你抓起来”。他问道：“难道我们还没有从匈牙利的教训里汲取点什么吗？”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引用一位曾经去过法国的同事的话：“在那里人们认为宁死也不愿像我们现在这样活着。”
这样的抗议者毕竟是少数，也被孤立了起来，但他们造成的影响还是让最高领导层十分恐慌。12月19日，中央委员会批准下发给全国的党组织一份秘密信件，这份信件是一个由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委员会准备的。[5]在提到“敌意的聚众闹事”时，这份信件呼吁“无产阶级专政”就应“毫不留情地”“消除他们的犯罪活动”。然而当这份信件在党组织内进行传阅、讨论时却引起了更大的骚动。1957年初，有数百名示威者被判到劳改营服刑，最多的长达七年。在1957年的头三个月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接手了32起“反革命案件”，而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里，这个数字上升到了96起，其中很多是当地检察机关指控低级法院对罪犯的判决太仁慈了。“反革命罪犯”中包括手拿一张“反苏标语”的一名学生、一名在讲堂里“公开发表反苏声明”的学生以及一名在墙上张贴反苏传单的工人。这些都是根据臭名昭著的具有浓厚斯大林主义色彩的刑法第58条判决的。那些给报社写匿名信件的人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信件会被转交到克格勃那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赫鲁晓夫向世界吹嘘苏联已经没有政治犯前的短时间里。
赫鲁晓夫也得到了一些好消息。他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结果（详细内容将在第13章里陈述）看作他外交政策的胜利。就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处女地开垦运动带来了最高的收获记录。[6]不过，1956年12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不得不对新实施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过高的目标进行修正，在此次会议上，赫鲁晓夫的门徒谢皮洛夫被开除出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难怪赫鲁晓夫对苏联的农业省份进行了一次马不停蹄的视察，给这些省的党委书记颁发奖章（“我觉得他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地颁发奖章与勋章”，米库诺维奇在他1957年1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其目的是想让他们知道他才是他们的主人，不是马林科夫，也不是莫洛托夫，他当时的做法就像美国政治家竞选一样，事实上，在1956年以后，他的确如此。
赫鲁晓夫一月的巡回视察发起了他的一轮反击攻势，包括一次激进的工业管理重组、一个赶超美国农业的全国性运动以及对艺术界作出新的姿态。他的目的是想展示他果敢、充满活力的领导才能，但结果却削弱了他的地位。
赫鲁晓夫于二月提议取消大部分的国家经济部委，代之以地区性的经济委员会。尽管苏联的经济规模小，结构也比较简单，但要想使位于莫斯科的部委来指导分散于11个时区的不同类型的企业，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此外，更为分散化的工业管理体制在核战争中生存下来的可能性也更大一些。不过，赫鲁晓夫的改革也是政治性的：掌控地区委员会的当地党委书记都是他在中央委员会里的主要支持者，而那些被下放到各省的部长与计划人员（在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苏联社会，被下放的命运几乎比死还要糟糕）则是他的批评者的盟友。
赫鲁晓夫的方案也不乏支持者，其中一些人至今仍对此大加赞扬。不过，虽然中央各部委为了他们各自狭隘的利益不惜牺牲他们的工厂所在地的利益，但这种新制度培养了区域主义，使整个联盟的利益趋于淡化。如果问题单单是经济上的变化，那赫鲁晓夫也许会逐步采取措施，但是由于这种改革是政治性的，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了，因此赫鲁晓夫没有丝毫的拖延。在新的法令于5月10日实施前，他确实允许媒体进行了一次有限的“全国性讨论”。但考虑到变化的急剧性（设立了105个委员会，基本上是每个省份与每个地区都有一个，这差不多相当于将美国所有的州都换成了一套新的地区管理实体），这种转变让人觉得差不多就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
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以及其他一些人表示反对。莫洛托夫坚持认为这一计划“准备不周”。卡冈诺维奇后来说：“赫鲁晓夫把一个本来不坏的想法搞糟了。如果不是想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贴上他‘是我想出来的’标签，那这个改革也许会收到一定的成效。”[7]当弗罗尔·科兹洛夫向列宁格勒党的积极分子通报这项改革计划时，大家向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那些即将被撤销的部委里的员工怎么办？各部委建造的住房和公共服务设施怎么处理？企业主管和经济学家对改革的具体措施提出了批评，但他们绝对不是针对整个改革方案的。不久，批评者就开始利用赫鲁晓夫自己喜欢的言辞方式——轶事与谚语——来攻击他。“曾经有一个名叫特里什卡（Trishka）的人，”南斯拉夫大使馆官员记得的一个故事如是说：“他有一件很好的带袖长袍，但他不停地修改长袍，想使其变得更好，结果这件长袍再也无法穿了。”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政变失败后，主席团成员福尔采娃谴责对经济地区化的批评是“厚颜无耻的行为”。不过她没有说当地区委员会“这种可以载入史册的事件”（谢皮洛夫后来如此称谓）开始时，她本人也吓呆了。“我是个经济学家，”谢皮洛夫回忆说：“我知道分散管理是必要的，但这必须经过周密的策划与组织。”谢皮洛夫记得福尔采娃如此问道：“我们该做点什么？我们任命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来领导这些委员会，所有的决策都是凭一时的冲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5月22日，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保证苏联将在未来的几年内在肉、黄油和牛奶的人均产量上超过美国。这是一种布尔什维克式的信念，认为社会主义能在数十年内取得资本主义国家用了数个世纪才实现的成就。由于苏联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实现集体化与工业化的，那么肉和牛奶还能有什么问题呢？然而，虽然布尔什维克传统上的吹嘘只是一种虚张声势，但赫鲁晓夫却证明了这是无法实现的承诺。
农业上新近取得的成功使他深受鼓舞：自从1953年以来，肉类的产量已经增长了162%，牛奶产量增长了105%，谷物产量增长了189%。（但是为什么会像赫鲁晓夫所认为的那样，这种增长一定会持续下去呢？即使如他们所愿的那样能一直持续增长，那美国也不会原地踏步。）在对美国中西部进行了为期40天的考察后，苏联农业部长弗拉基米尔·马茨科维奇证实了赫鲁晓夫的想法，美国农业繁荣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因为有大型的农庄、有事业心的农庄工人以及广泛种植玉米。美国人对苏联农业抱负的嘲讽进一步刺激了他们。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对他的听众们讲述了1953年“我们的敌人是如何饲养奶牛的”，现在是对美国提出挑战的时候了，“在美国面前，所有的国家都战战兢兢，生怕冒犯他们”。
赫鲁晓夫此前就已经不厌其烦地谈论过在“几年”或“很短的时间内”赶上美国。在列宁格勒，他实际上还是如此，不过他开始谨慎起来。他说，要达到美国的水平，苏联得使其1956年的肉产量增长3.2倍，但他没有说明这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后来，他又出现了在激动之下无法克制自己情绪的情况：如果苏联农民下定决心，“我们到1960年就能在人均肉产量上赶上美国”。
这种预言像是得到了整个主席团的认同，而不是赫鲁晓夫个人的信口开河。赫鲁晓夫的经济学家也曾提醒过他，对此他也乐意承认：“我就我提到的在食品产量方面何时能赶上美国咨询过经济学家。我可以私下告诉你：他们交给了我一份报告，他们在这份报告上都签了名，有的人甚至还印上了印章。这份报告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能将肉产量逐步增长3.2倍，那么到1975年我们就能赶上美国！（一阵笑声）对不起，经济学家同志们，如果我触动了你们的痛处。”
赫鲁晓夫承认，“从纯粹的算术角度来看”，经济学家们说得没错，但他们不了解苏联人民能否做到这一点。“有时候，人在突然迸发之下是能超越自己的能力所限的。让我们的对手看看我们的工人阶级能做到什么吧。”让怀疑分子看看卡里诺夫卡的景象吧。如果大部分农户都能跟上其所在村庄那非同寻常的发展步伐，“那我们就一定能成功地完成既定的任务”。
批评者对赫鲁晓夫的这种冲动进行了攻击。卡冈诺维奇说：“后来他遇到我们时都带着一种发明了伟大思想的人的自我得意的微笑。”当主席团成员提出与他的声明不符的统计数据时，赫鲁晓夫“勃然大怒，示威性地挥舞着他那小小的拳头，但是对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他也无力反驳”。根据当时赫鲁晓夫的盟友阿历克赛·柯西金的说法，“莫洛托夫花了很长的时间搜集材料，以说明没有人——无论是共产党、人民，还是农业领导人或农民——他们都没有能力在肉产量上赶超美国”。不过，赫鲁晓夫并没有退缩，而是在接受CBS电视台采访时大讲他的承诺。在被告知美国专家认为这种预测不切实际时，赫鲁晓夫只是退一步承认，赶超美国可能会到1961年，而不是1960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开玩笑地说：“我们也不会感到很伤心，我们的人民不用对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怀恨在心。”
到1991年解体时，苏联离实现赫鲁晓夫的预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主席团的议事日程上，语言学根本不可能算得上是最重要的事情，但由于要坚决控制知识界，苏联领导人对文化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斯大林去世后，所谓的解冻就已经慢慢开始了，但获得巨大的动力还是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以后。资深评论家马娅·图罗夫斯卡娅[8]回忆说，在经历了斯大林主义的漫漫长夜后，在此期间像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和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9]这样伟大的艺术家都遭到了集体迫害，“赫鲁晓夫和第二十届党代会的到来是知识界心灵的重大节日”。伊尔亚·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和其他一些作品里都包含着对统治精英们的尖锐批评。针对墨守成规官员们的批评并非鲜见，尽管这些官员以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前时代的遗老，但他们现在却代表着苏联的社会制度。当局刚开始好像还鼓励批评意见，但后来就转向了重新掌控的道路，攻击敢说真言的作者，解聘编辑。赫鲁晓夫在起初的小冲突中还是有所克制的：仍然需要巩固他的权威，因此赫鲁晓夫很显然对自己卷入文化事务一事还是思忖再三的。在乌克兰，赫鲁晓夫既是艺术的积极扶持人，也是艺术灾难的策源地。到了莫斯科，他所起的作用还是如此。不过，他对与艺术家和作家们在一起仍然感到不自在，特别是在大型集会上，因为尽管他能够对他们颁布法令，但在这样的集会上他得接受他们的评判。由于他坚持意识形态内的思想原则，而艺术家和作家对此则有着天然的抵制情绪，因此常常会出现场面比较紧张的情况。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的这种反抗不仅是对党的路线的挑战，而且也是对他的自尊心的一种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与“文化界的知识分子”间的冲突使得他难以压制心中的愤怒，无法在言语上顾及体面了。他在这种场合下的言辞往往使听众除了感受到他的怒气外无所适从，这也损害了他的形象。
赫鲁晓夫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上对斯大林的攻击刺激了自由主义作家。在1956年新出版的作品中有一部是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10]的小说《不单单是为了面包》，说的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工程师如何被冷酷无情的官僚所毒害的故事。1956年11月《莫斯科文学》出版了，这是一部集散文、诗歌、戏剧、文学评论和社会评论于一身的文学年鉴。该年鉴的编辑之一，玛格丽特·艾利格尔[11]创作的一首诗嘲讽了“新苏联人”的形象。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12]的长诗《济马车站》向年轻一代揭示了“去斯大林主义”的巨大影响。
党内主管文化事务的负责人试图阻止这种事态的发展，但数十年来第一次，作家们拒绝唯命是从。在1957年3月莫斯科作家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包括杜金采夫和艾利格尔在内的几名作家敢于说出当局所认为的“无法容忍的批评意见”。虽然赫鲁晓夫正越来越向斯大林主义回复，但他对加入压制文学界还是有所犹豫的。毕竟，他的“秘密报告”为他在受到斯大林主义者攻击时赢得了知识界的支持。不过，如果这些桀骜不驯、思想活跃的作家成为他的支持者，那他也就用不着再去找什么麻烦了。（麻烦会自动找到他的头上。——译者）于是，他于5月份加入了对知识界的压制行动。
当党的领导人与作家联盟委员会的成员在1957年5月13日见面时，他们无法确定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但还是心存“希望”。维尼亚明·卡夫宁[13]回忆说：“赫鲁晓夫也许会支持文学界的‘自由’倾向。”他们的见面持续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这本身已经能说明党对“文化建设”重要性的极端重视了。赫鲁晓夫最后发言，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他讲话中的照本宣科部分是凭想象得到的：某些作家“片面而错误地理解了党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批评的本质”，把它理解成“对斯大林在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加区分地一概否定”；杜金采夫的小说尽管“某些章节写得很有力度”，但“其思想基础是错误的”；《莫斯科文学》中包含着“意识形态谬误的”的作品。不过在卡夫宁看来，赫鲁晓夫讲话中的即兴发挥部分与他的主题思想“并不很连贯”：“他一开始就宣称我们人很多，而他只有一人，我们写了很多书，但他没有读过，因为如果读了这些书的话，他可能已经‘被踢出了中央委员会’。在讲话当中，突然出现了一名妇女，不是俄罗斯人，赫鲁晓夫说她曾在基辅欺骗过他。就在她之后，会议出现了对苏联处置匈牙利事件的猛烈抨击，赫鲁晓夫补充说他曾命令朱可夫在三天之内平息那里的暴乱，但朱可夫只用了两天的时间。我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到了‘裴多菲圈子’，并将其比做某些想‘极力否定苏联文学’的作家。”
在赫鲁晓夫作长篇演讲期间，马里埃塔·沙吉尼安[14]，一位年迈的具有亚美尼亚血统的作家，在大革命前主要是写作印象派的色情作品，之后成为斯大林主义畅销书作家，她手拿助听器走向主席台。她的出现扰乱了这种场合的严肃性，因此赫鲁晓夫很生气。当她大声质问为什么亚美尼亚没有肉吃时，赫鲁晓夫更加生气了。“你说没有肉吃是什么意思？”他喊道：“没有肉？为什么就在这个会议室有……”这时，赫鲁晓夫指向一位身材肥胖、明显是养尊处优的亚美尼亚官员。但沙吉尼安还是不愿退让。几天后，有人听到赫鲁晓夫称她是“那根亚美尼亚香肠”。
赫鲁晓夫的听众都对他的这种举动大感吃惊，也许也为他感到难堪。在这样的场合下，他通常会感到自己无力应付。他同时还受到了保守派作家与文化官员的操纵，如果文学自由主义者得不到惩罚，他在他们面前就会名誉扫地和威望大失。他们最好的武器就是利用赫鲁晓夫的好恶来激怒他，从而反对他们的敌人。如果他们在达到这一目的的同时能让赫鲁晓夫感到难堪，那就再好不过了。米高扬努力想解释“杜金采夫的小说只是想证实赫鲁晓夫自己的看法，但仍无济于事。赫鲁晓夫认为这个小说是造谣中伤，要想说服他改变这种想法是不可能的”。
《莫斯科文学》是一部两卷本的巨著。赫鲁晓夫的助手伊格尔·切尔诺茨安说，他对莫斯科作家联盟主席谴责说这是“一部恶毒、有害的小册子”，这表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从来没有瞧过”这部年鉴。根据剧作家尼古拉·普高丁[15]的说法，这个罪魁祸首是赫鲁晓夫在基辅的好朋友和奉承者亚历山大·科尔奈丘克，因为他对他的作品被攻击为“不具争论性，太肤浅”大为恼火，于是对年鉴进行谴责。科尔奈丘克“从来不会忘记或是原谅这样的事情”，普高丁告诉切尔诺茨安说：“他在怂恿赫鲁晓夫时唯一忘记说的事就是这本‘小册子’长达几百页，但没有人能设法改正赫鲁晓夫的这种错误印象。”m4_13[16]
赫鲁晓夫有点意识到他是这起假情报的目标。在《莫斯科文学》事件上，他向切尔诺茨安道了歉。“我想我是冒犯了你，”他说：“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那本‘小册子’是两卷本呢？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只是小事。让我们想想如何才能使所有这些文学形式都能繁荣起来。我们为什么不把莫斯科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召集起来，下周日到郊外的别墅去呢？让他们四处逛逛，钓钓鱼，然后我们再在阳光明媚的露天里吃点东西。接着再进行一些必要的讨论。”
根据赫鲁晓夫的设想，这场在五月莫斯科郊外的快乐春游是一种在克里姆林宫领导人陪伴下的契诃夫式的野餐。有三百位左右的客人“划船去了”，阿朱别伊说：“而在树荫婆娑的林间空地上，除了冷饮外，桌子上摆满了食品，等待客人们享用。午餐是在帐篷里用的。青草的芳香和可口的食物——所有这一切都应该让他们的讨论得以愉快地进行，但接下来的却是尖刻的话语。很多著名的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都发了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楚，他们倒出来的苦水越多，赫鲁晓夫就变得越恼火。”
有几种叙述都说他喝醉了，但他也许是情绪激动，而不是酒精过量所致。他努力做到公平无私，他甚至批评旧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是“粉饰太平”，但他也再次责备了《莫斯科文学》，然后是令人厌恶的诗人玛格丽特·艾利格尔。“你除了是个意识形态的破坏者外什么都不是！”赫鲁晓夫喊道，“你只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的子裔！”
“你在说什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瘦小孱弱的艾利格尔回答道：“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一名共产党员。……”
“你撒谎。”赫鲁晓夫打断她的话：“我不信任像你这样的共产主义者。”
在他们言语交锋的过程中，突然传来了一声尖叫，原来一阵倾盆大雨差点将帐篷压倒。虽然警卫人员没有让领导人淋湿，但很多客人都成了落汤鸡。不过雷电过后，赫鲁晓夫愤怒的情绪仍然没有平息下来。此时，甚至连莫洛托夫的脸色看上去都不是那么明快。米高扬向赫鲁晓夫耳语了些什么，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与此同时，由于气愤而无话可说的艾利格尔离开了帐篷，除了作家瓦伦丁·奥维奇金[17]外，所有的人都躲避着她，唯恐不及。
切尔诺茨安认为造成这次争吵的罪魁祸首有科尔奈丘克、列昂尼德·索布列夫[18]（他不久成为特别反动的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作家联盟的负责人）以及尼古拉·格里巴乔夫（[19]另一个卫道士作家，赫鲁晓夫认为的美学专家）。不管是谁怂恿的，反正赫鲁晓夫的行为为他的克里姆林宫批评者提供了反击的弹药。莫洛托夫指控赫鲁晓夫粗野地威胁“要将艾利格尔碾成粉末”并非出于他对她的仰慕。实际上，他内心更感不快，因为赫鲁晓夫“当着所有这些人的面宣称他和我之间存在分歧。我对此特别不高兴，因为他讲话的场合是一次非党内的聚会”。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也利用此事攻击他。“他的讲话没有记录下来，”卡冈诺维奇回忆说：“如果要记录的话，没有哪个速记员能将他所有的话都记录下来。”卡冈诺维奇声称：“这一无与伦比的演讲艺术经典”也许部分是由于酒精的作用。[20]在米高扬看来，主席团内本来已经紧张的关系“在与作家们见面后变得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了”。
引发“六月政变”企图的当然不是赫鲁晓夫对作家的威逼，但这对赫鲁晓夫的事业也没有起到任何的帮助作用。他后来将对他行为的批评看成是为了恢复斯大林主义的“借口而已”，没有给予理睬。不过，尽管三名共谋者（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确实是顽固不化的斯大林主义者，但其他五人（马林科夫、萨布罗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和谢皮洛夫）则没有那么顽固，由于赫鲁晓夫那令人捉摸不透的火爆脾气，甚至他的支持者也差一点抛弃他。
莫洛托夫策划针对赫鲁晓夫的政变不足为怪。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自从1954年以来他就“一直反对”赫鲁晓夫，特别是在1955年7月的公开冲突后，1956年和1957年他们的冲突就更加尖锐了。被赫鲁晓夫指称为这起阴谋的“意识形态主谋”，莫洛托夫在很多领域反对赫鲁晓夫的提议，特别是在威胁到他的信仰和生命的“去斯大林主义化”运动中。
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认为他是这个集团的“磨刀人”——当然有特别的理由憎恨这位他原来的门生，现在赫鲁晓夫已经凌驾于他之上了。但他和莫洛托夫也是“对立的”，他们以前的政治局同事安德烈·安德烈耶夫回忆说：“莫洛托夫不能忍受卡冈诺维奇；在中央委员会共事期间，他们就一直相互憎恨。”至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说他是这起政变的主要“组织者”——他对莫洛托夫也没起什么作用，甚至在莫洛托夫1955年1月与赫鲁晓夫一道搞倒他之前就是如此。“卡冈诺维奇总是对马林科夫十分不满，”安德烈耶夫说：“他总是怀疑马林科夫要将他扫地出门。”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相比，马林科夫对赫鲁晓夫的政策更为支持，但他相信除了对赫鲁晓夫采取行动外别无选择。“如果我们不去除他们，他们就会将我们扫地出门。”据称他对萨布罗夫这么说。赫鲁晓夫当时正谈论秋天扩充主席团的事，这好像预示着他要进行清洗。这导致马林科夫催促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抓紧时间采取行动。
伏罗希洛夫并非真正起作用的人。虽然仍是国家元首，但他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并没有受到别人的重视；或者就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他能在接受伊朗新任大使的外交文书时侮辱伊朗国王。“我们有沙皇，”据称他告诉这位大使说：“我们有尼古拉二世，人民将他推翻了：没有他们，我们照样做得很好。”[21]除了他手上沾染的血腥外，能将他拉入政变阴谋中来的就是赫鲁晓夫嘲弄他的方式。“他责骂与他意见不一致的同志。”伏罗希洛夫后来坚持说。谢皮洛夫回忆说，伏罗希洛夫是最早向他抱怨赫鲁晓夫的人之一。“小鸽子，”伏罗希洛夫对谢皮洛夫说：“所有的人都会受到此人的侮辱！”
布尔加宁也不是个天才。赫鲁晓夫在政变失败后轻蔑地告诉米库诺维奇说：“苏联的总理职位不是为白痴准备的。”布尔加宁留着修剪整洁的胡须，“看上去文质彬彬，待人和蔼可亲”，戏剧明星加里娜·维希纳夫斯卡娅[22]回忆说。因为布尔加宁曾在无数的场合厚颜无耻地追求过她，包括有一次在布尔加宁的生日宴会上，来祝贺的领导人“肆无忌惮地大声嚷着”，大家喝得“大醉”，“奉承布尔加宁，一再称他是‘我们的秀才’，因为他们知道他喜欢这样”，他们还回忆起了30年代，好像30年代是苏联的黄金时代似的。除了厚颜无耻地玩弄女性与酗酒成性外，布尔加宁总是不断地出丑，这让赫鲁晓夫很恼火。在1955年加尔各答的招待会上，他将自己视做甘地和列宁。1956年布尔加宁又过早地称铁托是一个列宁主义者。“我们为此对他进行了批评，”赫鲁晓夫说：“对此他一直怀恨在心。”在关系难以处理的芬兰——芬兰人一直记着与苏联的战争——布尔加宁声称他访问的农场可以作为一个绝好的军事观察站。“我差点气蒙了，”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听着，’我说：‘你都说了些什么？’他告诉我说我是个老百姓，而他是名军人。‘你是个什么样的军人？’我说：‘你在讲话前得三思。正如那句老话说得好，在上吊人的家里不要提到绳子。’”
将布尔加宁推到国家元首位置上的是赫鲁晓夫，毫无疑问，他这么做部分是出于通过比较使自己显得更加突出。布尔加宁对赫鲁晓夫的嘲讽感到不满，但他不敢公开反对。他原来与这些政变策划者关系并不密切（他事后也如此宣称），但随着他心中的怒气不断积累，他与他们走得越来越近了。布尔加宁参与了他们的策划后，这起阴谋才有了实施的可能。毕竟，他领导着苏联政府，列宁和斯大林都曾担任过这一职务，他的办公室能够获悉发起政变阴谋所必需的资源与信息（包括有关赫鲁晓夫活动的情报）。“如果布尔加宁没有参与其中，”赫鲁晓夫后来说：“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也不会。”
萨布罗夫与别尔乌辛从来都没有与赫鲁晓夫走得很近，作为中央工业部门的管理者，当赫鲁晓夫计划进行经济地区化改革时，他们觉得受到了威胁。根据别尔乌辛的说法，他是于5月20日第一次被他们拉入其中的，也就是与作家和艺术家们野餐后的第二天。他当时具有的特别优势是很多人向他申诉过心中的冤情。萨布罗夫则是慢慢转变过去的。布尔加宁于5月初抱怨说克格勃头子谢罗夫正在监视主席团成员。差不多就在同时，马林科夫提醒萨布罗夫说赫鲁晓夫要搞倒他，他亲自给萨布罗夫打电话。就像赫鲁晓夫在政变失败后的全体会议上对萨布罗夫所说的那样，只是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那些邪恶的人才将你拉下水的”。
切尔诺茨安称谢皮洛夫“有教养，为人体贴，谦和”。谢皮洛夫自己也吹嘘说他能记得差不多十多部歌剧，并能将它们都唱出来，“包括合唱、女声与管乐部分，我能唱得很富节奏，非常精确，没有错误”。通过提拔谢皮洛夫进入更高的职位（依次从《真理报》主编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主席团候补委员，再到外交部长），赫鲁晓夫显示了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不过谢皮洛夫渊博的学识也让赫鲁晓夫不时地意识到自己的缺陷。谢皮洛夫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十分谨慎。根据切尔诺茨安的说法，他“为了取悦赫鲁晓夫，尽量避免单独作出与文学有关的评判”。在1955年与铁托共进午餐时，赫鲁晓夫几次要谢皮洛夫证实他刚刚说过的事件。“谢皮洛夫会放下餐巾，”米库诺维奇回忆说：“从餐桌边站起来，好像作正式报告似的回答说：‘正是如此，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然后再坐下。我觉得谢皮洛夫的这种举动很不平常，赫鲁晓夫对此的容忍也显得很特别。”
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不仅特别（谢皮洛夫是赫鲁晓夫拉入其羽翼之下的第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且十分亲密。他们两人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主席团里都共过事，谢皮洛夫和他的家人至少去赫鲁晓夫的别墅里度过一次周末。赫鲁晓夫莫非是在培养一个未来的政治接班人，好像有这种可能，那么谢皮洛夫的背叛对他的伤害就更大了。从此以后，赫鲁晓夫再也没有信任过这种学识渊博的密友，尽管他现在更加需要他们的帮助。“‘学者’谢皮洛夫所起的作用是多么让人恶心，”赫鲁晓夫在政变失败后的全体会议上气愤地说：“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的缺点就是不断把谢皮洛夫扶上高位。”
根据谢皮洛夫的说法，他“爱上”了赫鲁晓夫朴素、民主的性格。但到1957年时，他在他的笔记本里记录下了赫鲁晓夫对同事的抱怨以及同事们对他的不满。“所有卑鄙龉龊的事情”都是赫鲁晓夫如何一五一十地“私下”告诉谢皮洛夫的。在政变企图失败后，赫鲁晓夫的盟友阿里斯托夫称谢皮洛夫是个“政治妓女”：“你应该能看出他在主席团会议上发言时的那种挖苦讽刺与玩世不恭，他的那种自高自大：就像个教授似的，像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诽谤别人不留丝毫的余地，也不讲任何良心。”在6月18日发起政变后，谢皮洛夫的笔记本上清楚地记载了甚至赫鲁晓夫公然的盟友对他的看法。谢皮洛夫是“那种讨厌的家伙，他能记得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说的任何事情，然后在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将这些东西拿出来”，列宁格勒党委书记弗罗尔·科兹洛夫说。“你知道他说什么了吗？”赫鲁晓夫后来问一位与他关系密切的埃及记者，“他说和芬兰总统会面时，我在挠腋窝，好像入侵芬兰的是一支跳蚤部队。……”
政变失败后，无休止的官方谴责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以及“参与其中的谢皮洛夫”列为主要的策划者。谢皮洛夫显然是在最后时刻才加入其中的，卡冈诺维奇的别墅就在他家的附近，卡冈诺维奇几次邀请他到树林里散步，向他保证说他们已经有了反对赫鲁晓夫的多数支持。一旦加入其中，谢皮洛夫就开始集中精力对付他原来所保持着的脆弱的心智。“这一切都得追溯到赫鲁晓夫所受的教育太少，”很多年后谢皮洛夫回忆说：“虽然他的头脑很机敏。赫鲁晓夫代替知识与论证的是他惯常运用的方法‘我能嗅出事情该怎么办’。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伟大国家的领导人。”或者就像谢皮洛夫在另外一个场合所说的那样：“没有知识的人是不能管理一个国家的。”
“你已是所有方面的‘专家’——从农业到科学再到文化。”谢皮洛夫在政变发起后的一次会议上斥责赫鲁晓夫。谢皮洛夫接受过多少年的教育？赫鲁晓夫质问道。谢皮洛夫从中学毕业后在大学里学习了四年，然后又在红色教授研究所里呆了三年。
“而我，”赫鲁晓夫说：“我的学习时间就是两个冬天，我父亲用两普特[23]土豆交的学费。”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假装什么都知道呢？”
谢皮洛夫回忆说，这时“赫鲁晓夫说他从来没有想到我能说出这样的话，他把我的话看做对他的背叛”。
关于不久前发起政变的八人帮（其中七人构成了主席团正式委员里的多数）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与谢皮洛夫一样，朱可夫元帅只是候补委员，但他在逮捕贝利亚时发挥过作用，在赫鲁晓夫1957年的胜利中他再次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在政变失败后对阴谋者的攻击中，朱可夫是最为激烈的。这也许是因为他自己私下里曾是赫鲁晓夫最尖锐的批评者。在1956年5月克里姆林宫接待来访的西方国家空军军官的招待会上，好像略显醉意的赫鲁晓夫将英国和法国称为二流国家。“朱可夫和其他苏联政要很反感，”美国大使查理·伯伦后来写道：“他们公开说这种议论不合适。”在赫鲁晓夫离开后，朱可夫告诉伯伦说：“你不用听他的那一套，这里的事情就是这样。”
马林科夫在得知朱可夫的态度后想将他召集进来。“是结束赫鲁晓夫的时候了。”布尔加宁对他说。谢皮洛夫从1941年起就认识朱可夫，他将朱可夫看做领导层里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之间唯一意见不合的事情就是对赫鲁晓夫的看法，特别是在谢皮洛夫因为赫鲁晓夫的“直率和平易”而被“提拔”进主席团时。“1957年春天，”谢皮洛夫坚持说：“朱可夫曾经在碰面时说过我们得在一起谈谈。他说赫鲁晓夫把持的权力太大了，集体领导已经名存实亡。我们是在外面散步时谈论这一话题的；别墅、公寓、汽车——这些地方都有监听装置，这每个人都知道。”[24]
谢皮洛夫对赫鲁晓夫的门徒叶卡特琳娜·福尔采娃也进行了指控，别尔乌辛在政变后的全体会议上也曾这么做过。福尔采娃实际上证实了他们的指控，因为她指责谢皮洛夫“一再重复那种私下里的谈话（可能也包括她自己），他那种夸大的说辞就是为了让大家彼此猜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赫鲁晓夫的对手们差不多拉拢了主席团五名候补委员中的三个（朱可夫、福尔采娃和谢皮洛夫），与他们占多数的正式委员一道举事。如果力量平衡发生了如此的变化，那赫鲁晓夫几乎肯定会失去苏斯洛夫的支持，苏斯洛夫在政变的前后都证明自己是个顽固不化的斯大林主义者，米高扬是他唯一的保护人。除此之外，米高扬本人可能也处于犹豫不定之中。别尔乌辛在这个问题上的证词当然值得推敲，不过赫鲁晓夫对他也持怀疑态度。他后来告诉米库诺维奇说，米高扬在得知最后的结果前都保留他最后的立场，“如果事情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不是不可能的”，那么米高扬在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可能就会有所变化，以适应这种事态的发展”。
事实上，米高扬对赫鲁晓夫是有疑惑的——他“喜欢走极端”，“没有自制力”，发起火来“就像坦克一样”横冲直撞——不过他也认为赫鲁晓夫是块“未经雕琢的璞玉”，他能“快速领会和学会”，“矢志不渝地追求他的目标”，并“有足够的勇气”。米高扬回忆说，导致他于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的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伏罗希洛夫对揭露斯大林感到不满。如果他们占了上风，那我们党和社会的去斯大林主义化进程可能就会延迟”[25]。
差点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这帮人模仿了他当年对贝利亚所采取的策略。在三要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停止了他们之间的内部争吵后，他们开始抵制赫鲁晓夫提出来的哪怕是不太重要的提议。当6月10日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还在芬兰时，他们攻击了赫鲁晓夫在奥地利购买造纸工业机械的提议。五天后，他们在另一起贸易事务上取得了胜利，据称赫鲁晓夫大发雷霆，但还是未能左右当时的局势。
赫鲁晓夫的对手绝非胆小怕事之辈，他们经历过大大小小的争斗，而且大多数还取得了胜利。如果他们也能赢得此次斗争，那么留给那些拒绝与他们并肩作战的人的只有悲哀了。虽然具有说服力的召集者也有担心，但他们还指望遵守党的章程原则——不是那种中央委员会据此选举主席团及其第一书记的章程，而是政治局任命自身领导人的做法，其结果是中央委员会成为“橡皮图章”。一旦赫鲁晓夫的对手在主席团内形成多数，那中央委员会可能也会效仿。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希望赫鲁晓夫能主动退让，就像他们在1955年所做的那样，即使他控制着党的组织机构，以及通过谢罗夫和朱可夫分别控制了克格勃和武装部队。
他们计划于6月18日收网。为了麻痹赫鲁晓夫，他们召集了一次部长委员会的主席团会议，多数党的领导人都是该委员会的委员，但赫鲁晓夫不是，表面上是为了讨论领导层所计划的当月底的列宁格勒之行。[26]会议开始后，主持人马上宣布这是一次党的主席团会议。由于这种伎俩对贝利亚也采用过，因此赫鲁晓夫如何会没有觉察呢？难道他没有看出风暴即将来临吗？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即他实际上是故意让他的对手们进行最后的摊牌，然后好将他们一网打尽呢？
1957年2月，雅罗斯拉夫尔省党委报告了一起谣言，即“赫鲁晓夫同志将被任命为农业部长，而马林科夫同志将成为党的第一书记”。莫斯科一个部里关于“最近党和政府最高层里的人事变动”的闲言碎语也传到了中央委员会。克格勃肯定听到了有关这起政变阴谋的风声。当他的批评者停止了争吵，开始以投票方式抵制他的提议时，难道这还没有给赫鲁晓夫敲响警钟吗？难道他儿子婚礼上发生的事情也让他无动于衷吗？
谢尔盖·赫鲁晓夫的婚礼于6月16日举行，当时所有党的领导人都出席了。谢尔盖回忆说，他父亲不可能不对他即将举行婚礼“进行鼓噪”，一旦他提起了，按照俄罗斯的风俗，他的主席团同事们“就得出席，以示祝贺”。让尼娜·彼得罗夫娜感到麻烦的是，他们别墅里的大餐厅不能容纳这么多人，因为参加婚礼的还有这对新人的一些亲戚朋友，于是走廊里也摆上了桌子。马林科夫的举动让谢尔盖大吃一惊：他们来得很晚，脸色阴沉，与过去他给的豪华礼品——当谢尔盖上大学时，马林科夫送给他一套装在装饰精美的木盒里的绘画工具，以及后来送给他一架精致的放大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次马林科夫只送了一台廉价的闹钟，上面有一头大象的图案。尼基塔·赫鲁晓夫没有注意到这一细节也许情有可原，但其他人不会。当他用言语刺激布尔加宁时（已经是赫鲁晓夫醉意朦胧的讲话的尾声，他的讲话主要是称赞他自己的母亲），这位总理先生“十分生气。他简直是暴怒了。他开始叫嚷他不会让什么人把他关起来，对他发号施令的，还说这一切不久都要结束”。朱可夫回忆说，婚宴一结束，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就明显地带着情绪离开了，他们驱车到马林科夫的别墅去了。
赫鲁晓夫原来的助手与盟友皮奥特里·德米契夫坚持认为他知道即将要发生的政变。“是谁告诉他的很难说，但他肯定已经觉察出来了。早在5月1日，党的积极分子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聚会，布尔加宁是正式的主持人，当时反对赫鲁晓夫的情绪就已经很明显了。赫鲁晓夫肯定有所警觉，毕竟他是个敏感的人。”是吗？他最不愿意相信的事情就是他孜孜以求的权力与荣耀会被别人剥夺。
6月18日，布尔加宁招呼赫鲁晓夫去参加部长委员会会议时，他正在列宁山的别墅里吃午饭。起初他不想参加（就像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将他从皮聪大召回莫斯科时一样），说列宁格勒之行的事务已经确定下来了，但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他还是来到了克里姆林宫。主席团11位正式委员中的8个都在场。赫鲁晓夫的门生阿历克赛·基里钦科当时正在基辅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讲话。他讲话一结束就被告知立即飞回莫斯科。萨布罗夫当时在华沙，他借口家里有事马上就离开了。正在莫斯科郊外度假的苏斯洛夫也立即赶了回来。七个候补委员中，谢皮洛夫、勃列日涅夫、福尔采娃和尼古拉·什维尔尼克[27]在场。一个小时后，朱可夫从莫斯科市区外的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区回来了；科兹洛夫和穆赫脱迪诺夫稍晚一些也分别从列宁格勒和乌兹别克斯坦赶了回来。由于开始时召集的是部长委员会会议，因此缺席的有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古拉·贝尔雅耶夫[28]、波斯彼洛夫和书记阿里斯托夫（他当时生病在家）。[29]
马林科夫首先发言，他提议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言行。为了鼓励大家开诚布公，他要求由布尔加宁，而不是赫鲁晓夫来主持会议。（迂腐的莫洛托夫后来补充说，赫鲁晓夫从来都不应该以首要的身份主持主席团会议，因为列宁、李可夫、莫洛托夫本人和斯大林都是作为政府首脑主持政治局会议的。）我们可以想象赫鲁晓夫当时的反应。当朱可夫赶到会场时，马林科夫还在浑身颤抖，同时用手猛击绿布覆盖的会议桌，使得朱可夫的水杯都跳了起来。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是唯一反对马林科夫提议的两人，但他们没有获得多数票的支持。
由布尔加宁主持会议，这本身就意味着赫鲁晓夫事实上的被降职，于是他的对手们向他发起了刻薄的攻击。马林科夫叙述了他“一个又一个错误”。伏罗希洛夫称赫鲁晓夫“令人无法忍受”，并要求解除他的党的第一书记职务。卡冈诺维奇将赫鲁晓夫坚持要求重新审查30年代的公开审判与他1923年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瓜葛联系起来。“其他人可以发表意见，但你得保持沉默。”卡冈诺维奇斥责道。这让赫鲁晓夫怒不可遏，“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会再听你胡说八道。”莫洛托夫也加入了攻击的行列，布尔加宁和别尔乌辛则是火上浇油。根据卡冈诺维奇的说法，米高扬努力想让赫鲁晓夫克制住自己，并收到了部分成效。虽然赫鲁晓夫拒绝接受大多数指控，但他还是承认了一些，甚至承诺将改正他的错误。他和米高扬采取拖延战术，要求会议延迟，直到所有的正式和候补委员以及所有的中央委员会书记都到场。于是他们将会议推迟到第二天。不过，赫鲁晓夫也有点害怕了。当天晚上他来到布尔加宁的一个大使馆招待会时，赫鲁晓夫看上去“心事重重，甚至有点沮丧”。当天晚上，乌克兰党委书记基里钦科已经开始为他主人好像注定的失败做准备了：“这样你可以居住在乌克兰。我们会为你准备一套公寓和别墅。”赫鲁晓夫的助手谢甫琴科回忆说：“他浑身颤抖，简直要发疯了。”还有人看到他流泪了。[30]朱可夫后来写道，赫鲁晓夫恳求他的“挽救”，答应如果他能救他，“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赫鲁晓夫也不是没有支持者。尽管有着斯大林主义的倾向，但苏斯洛夫就是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之一，显然米高扬向他保证过赫鲁晓夫最后会赢得胜利的。除了朱可夫，赫鲁晓夫的门徒，像基里钦科、勃列日涅夫和福尔采娃，他们也支持他们的保护人。当萨布罗夫那天凌晨两点从华沙赶回来时，米高扬立即给他打去电话，两人于第二天见了面。不过，萨布罗夫还是加入了敌方的阵营。赫鲁晓夫给布尔加宁打电话说：“好好想一想，我的朋友。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吧。……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原因把你拉下水的。……与他们分道扬镳吧。”给布尔加宁打电话的并非赫鲁晓夫一人。“尼古拉，”马林科夫对布尔加宁说：“坚持住！做个言而有信的人！不要屈服！”[31]布尔加宁当时真的没有屈服。
当19日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进入主席团会议厅时，两人开始争夺主席的位置，最后主席团正式委员们以七比四的投票结果才解决了这场僵局，布尔加宁赢得了胜利。将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计算在内，赫鲁晓夫在总人数上占多数，13比7，但只有正式委员才有表决权。马林科夫和他的同盟者继续第一天的闪电攻势，但他们遭到了回击。卡冈诺维奇嘲讽赫鲁晓夫以各种浪费的名目“在全国范围内东游西荡”。候补委员什维尔尼克称他们这些叛乱分子为“反党集团”，这种称谓决定了30年代“分离主义者”的命运。党的领导集体中的大多数怎么能是“反党”集团呢？卡冈诺维奇质问道。在他们的斗争中，当卡冈诺维奇斥责勃列日涅夫和其他年轻的同事竟敢公然藐视他们的长者时，勃列日涅夫晕倒了，慢慢地躺倒在地板上，警卫人员将他抬了出去，旁边房间里的医生使他苏醒过来。
那天一整天，反对赫鲁晓夫的多数立场都很坚定。当主席团会议休会时，他们都拥到了布尔加宁的办公室里，他们仍然占据着上风，但当天晚些时候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招待会上，布尔加宁看上去面色严峻。米库诺维奇从来没有见过他“情绪如此糟糕，简直顾不上什么礼节了，好像随时想跟人吵架似的”，而赫鲁晓夫好像“与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努力“装出心情轻松的样子，不过有时还是流露出心中的焦虑”。布尔加宁遇到的问题是，如果不能马上取得胜利，那就意味着失败，因为这场斗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就越有时间给处于动摇状态的政变分子施加压力，并动员中央委员会的力量，因为主席团在理论上应该对中央委员会负责。
当天晚上，双方都进行了疯狂的力量调遣。米高扬和朱可夫敦促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回头是岸，以免船沉人亡。赫鲁晓夫的助手起草了一封由20名中央委员会委员签名的信件，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克格勃和军方的帮助下，赫鲁晓夫的忠实支持者准备将中央委员会委员运送到莫斯科来。他们准备了一架包机去接奥伦堡党委书记根纳季·沃龙诺夫。穆赫脱迪诺夫接到消息时正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山谷视察饲养绵羊的情况。他们出动了大批的紧急飞机，迎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克里姆林宫中央委员会委员。这就好像是一场“抢收运动”，赫鲁晓夫的助手谢甫琴科回忆说。这是一种“宗派主义的、托洛茨基式的行动”，卡冈诺维奇后来坚持说，“而我们却严格遵守党的原则，希望维护党内的团结”。当然，卡冈诺维奇在30年代践踏过党的原则，不过赫鲁晓夫也没有遵守，他的对手们没有任何的紧急计划，在主席团外几乎没有什么支持力量。毕竟赫鲁晓夫任命了很多地方党的官员，他们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主体力量。
到6月20日时，“反党集团”已经开始退让了。放弃了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的要求，他们提议以后根本不设党的第一书记这一职位。到下午晚些时候，已经有87位中央委员会委员聚集到了莫斯科；加上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他们在130名正式委员中占据了107人。下午6点，他们中的20人向主席团会议厅递交了一份由57名委员签名的请愿书。赫鲁晓夫当然乐于接纳他们，但他的对手们却因为失望和愤怒而大发雷霆。“这就像炸弹爆炸了一样。”朱可夫后来说。由科涅夫和莫斯卡连科元帅和高尔基省委书记尼古拉·伊格纳蒂耶夫率领的代表团引起了委员的抗议，认为他们“被坦克所包围”，但后来这起到了“平定人心”的作用。经过一个小时的争论，主席团派出了一个小组，出去与代表团谈判。在走廊里，伏罗希洛夫用手指戳着亚历山大·谢列平的胸口，喊道：“我们是不是还得对你作出解释，你这个家伙？你还是先回去学会如何穿好长裤子吧！”但至此伏罗希洛夫的愿望已经差不多落空了。在休会前，主席团同意第二天下午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全体会议于6月22日下午两点钟开始，一直开到6月28日才结束。然而从一开始，赫鲁晓夫的对手们就被击败了。一些人进行了反击，至少刚开始时是这样的，但多数人很快就屈服了。到这次马拉松式的会议结束时，只有莫洛托夫一人拒绝投票承认最终的失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全体会议是虎头蛇尾的。但由于赫鲁晓夫利用斯大林的犯罪问题来瓦解他的敌人，因此这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苏联历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相比较而言，赫鲁晓夫1956年的“秘密报告”只是揭开了薄薄的一层外表。在此次会议上，发言者列举了被谋害者的数量，并提出了应该为这些罪行负责的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都竭力想保全自己，但他们的狡辩只能激起赫鲁晓夫的愤怒。
与党的章程相悖，主席团里的少数（即亲赫鲁晓夫的委员）甚至在没有向多数委员通报的情况下就准备了会议议程。会议上根本没有多数报告；赫鲁晓夫的反对者只被允许单独发言，而他们中的最强硬分子——莫洛托夫——的发言被安排到最后，此时他的同盟者已经承认失败了。赫鲁晓夫主持了全体会议，苏斯洛夫作了谴责“反党集团”的报告。但提出最严重指控的责任落到了朱可夫身上——很显然是经过事先安排的，这可能是因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是主席团里最受欢迎的委员——他指控的力度甚至连他的同盟者都吃了一惊。
他指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是“逮捕和处决党和国家干部”中的“主要罪犯”。他揭露说，在1938年2月27日至11月12日间，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亲自签署了38679份处决命令。单单在1938年11月12日一天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使3167人“像牛群一样被宰杀了”。他们签署的死刑名单是一本糊涂账，其中所列名字很不准确，有些人甚至被处决过好几次。那些“人民的敌人”的妻子也被“头顶开花”。亚基尔将军（赫鲁晓夫以前的朋友）曾恳求斯大林法外开恩，朱可夫解释说。“无赖加妓女。”斯大林在亚基尔的请愿信上如此签署。莫洛托夫加的批示是“绝好的描述”。卡冈诺维奇附和道：“流氓、恶棍、婊子养的，对他的惩罚只有一个：那就是死！”朱可夫继续说：马林科夫的罪责更大，因为他当时是负责分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要是人民知道这些领导人的双手滴着鲜血，那么迎接他们的就不会是掌声，而是石头了。”而且不光是这些领导人如此。“其他人也是一样，”朱可夫声明说：“政治局原来的委员也是有罪的。同志们，我想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些同志用他们诚实的工作和直率的品质赢得了中央委员会和整个党的信任。我相信，因为这个，还有他们真挚的热情，我们会继续把他们看做我们的领导人。（雷鸣般的掌声）”赫鲁晓夫就是朱可夫所说的最后那种人：朱可夫先对他进行了谴责，然后事实上是为他进行开脱。赫鲁晓夫刚开始肯定大吃一惊——同时也会感到了害怕。
马林科夫被指控策划了1949年的“列宁格勒事件”，但他否认自己在其中发挥过任何作用。“这不是事实！”赫鲁晓夫大叫。“只有你是完全清白的，赫鲁晓夫同志。”马林科夫讥讽地回击道。卡冈诺维奇坚持认为，签署死刑命令的是“整个政治局”，而且省委书记（赫鲁晓夫当时就是其中的一个）也是当时处理此事的三驾马车中的一分子。“是谁设立了这种三驾马车制度？”赫鲁晓夫反驳道。“难道你在乌克兰没有签署过死刑命令吗？”卡冈诺维奇质问道。“好吧，现在我问你，”赫鲁晓夫回答说：“当时的司法机构和秘密警察真的把党的命令当回事吗？我自己都被说成是波兰间谍。”卡冈诺维奇回击道：“我也是。”“我保护了数以十万计的人。……朱可夫同志，难道你当师长的时候没有签署过这种命令？”朱可夫回答说：“我没有下令处决过一个人。”赫鲁晓夫：“我们都同意了。我投票反对过亚基尔，并多次诽谤他是卖国贼。我当时相信对他的指控，他是我们的敌人，他辜负了我们的信任；我想你（卡冈诺维奇）也仔细审查过那些指控。你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你应该知道。”[32]
除了这些针锋相对的言语交锋外，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几乎没作任何抵抗。被解除领导职务后，布尔加宁屈服了，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也屈服了。只有莫洛托夫进行了最后的抵抗，尽管他不时被嘘声和咒骂声所打断。没有什么阴谋，当然也没有所谓的“反党集团”，他宣称，有的只是他们忍受的痛苦的合理积聚与爆发。有错误的是赫鲁晓夫自己：他执著地垄断所有问题的决策，把其他人作为“爪牙”，对他们进行恫吓，让他们不敢发表意见，他把他的同事们看做“没有头脑的老家伙”、“游手好闲的人”与“机会主义者”。莫洛托夫继续说，把众多同事们团结起来反对赫鲁晓夫的是他的“傲慢”，虽然他“不停地呼吁要谦虚谨慎，但缺乏谦虚谨慎精神的恰恰是他自己（会场出现一阵骚动。）当我们推选他当第一书记时，我想他还是那个以前我所认识的赫鲁晓夫，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事情变得越来越糟。”
当莫洛托夫痛陈赫鲁晓夫的罪过时，朱可夫提醒他在斯大林所犯罪行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我承认自己有责任，”莫洛托夫回答说：“就像政治局里的其他委员一样。”是谁下令对犯人进行严刑逼供的？赫鲁晓夫追问道。“所有的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坚持说。“但你是除斯大林之外的第二把手，”赫鲁晓夫说：“所以你得承担主要责任，在你之后就是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回答道：“但我向斯大林提出的反对意见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多，比你要多，赫鲁晓夫同志。”
谢皮洛夫敦促全体会议讨论对赫鲁晓夫的批评，而不只是惩罚他的批评者。赫鲁晓夫后来描述谢皮洛夫的发言“令人作呕”，他告诉米库诺维奇说谢皮洛夫的发言得到的是“特别令他痛苦的回应”。米高扬是赫鲁晓夫的同盟者中唯一对他提出批评的：赫鲁晓夫确实“容易头脑发热，办事草率，言语也太尖刻”，但是他尖刻的言语“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耍阴谋诡计”，他的批评者“是想利用这些孤立的缺点来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为赫鲁晓夫进行了指控辩护，包括在外交招待会上喝醉酒（米高扬说，赫鲁晓夫喝得“没有其他人多”）以及凌晨3点在蒸汽浴室里会见芬兰总统有失体面（米高扬说，赫鲁晓夫自己没有必要洗蒸汽浴，他这么做只是为了体现他对芬兰东道主的尊重）。赫鲁晓夫的同盟者不用太费力就可以为他在斯大林时期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阿里斯托夫说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呼吁发起了1937年的血腥清洗，而不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同志从来没有提议过逮捕或处决一个人。”阿里斯托夫说。当弗罗尔·科兹洛夫提到“列宁格勒事件”时，赫鲁晓夫对马林科夫大喊道：“你的手上沾满了鲜血，马林科夫；你的良心不干净，你是个邪恶的人。”
经过六天的辩论，包括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们所作的最后一轮自我检讨后，赫鲁晓夫本人对整个事件进行了总结。卡冈诺维奇6月18日时就像“一头非洲雄狮”一样，但现在却成为“霜打的茄子”。布尔加宁最后瘫成了“一堆粪”。一度“处于摇摆之中”的别尔乌辛现在“肯定知道如何表现自己了，就像个艺术家似的”。他“从一本书里看到了一个蠢笨的人。他什么都不懂，却好为人师。……你能称自己是政治家吗？”赫鲁晓夫如此嘲笑他们：“不，他们只是些可怜的阴谋家。”他说唯一让他抱有一丝敬意的就是莫洛托夫。
不过“莫洛托夫是他们当中与斯大林走得最近的，”赫鲁晓夫自己也承认：“他是二号人物。”当赫鲁晓夫引述1939年莫洛托夫在斯大林60岁生日上歌功颂德的情景时，莫洛托夫插话道：“你为什么不说说自己的话呢？”有谁逼迫莫洛托夫在死刑命令上签字吗？赫鲁晓夫回击道：“斯大林没有命令你这么做。你是为了取悦斯大林，向他显示你的警惕性有多高。你用嘲讽和讥笑把无辜的人送上了不归路。那些仍然活着的母亲、妻子和孩子们整天以泪洗面。很多亲属现在都要求能看到她们丈夫和父亲的照片，过去她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把他们的照片都毁掉了。……你怎么才能面对她们？”
赫鲁晓夫自己如何才能面对她们呢？什么使他比他的那些同事们更清白一点？是因为他签发的死刑命令少一些吗？还是他在签署死刑命令时没有嘲笑他们？没有人会真正承认自己的过错，不过在人数上超过他的那些对手们比他要做得好些。马林科夫最后对他在“列宁格勒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感到“羞愧”和“有罪”，并说他“准备为此承担责任”。莫洛托夫说他从来没有否认他在1937年的“错误中应负的政治责任”。（“不是错误，而是罪行。”有人喊道。）卡冈诺维奇也称他应负的责任是“政治性的”。朱可夫接着说：“也有刑事责任。”赫鲁晓夫亲口说出了那些可怕的数字——单单在1937年和1938年，被捕的人就超过了150万，其中有681692人被枪决——不过他与这些罪行没有什么关系。不错，他曾“号召人民憎恨”他的朋友亚基尔和科日特尼（Korytny），但那是因为他相信他们确实是敌人。“我理解那些人所遭受的苦难。我相信那些在这些事情上负有罪责的人必须对此负责。如果斯大林身边没有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这两个邪恶的天才的话，那很多人本是可以免于一死的。”
1957年6月的全体会议是斯大林最亲密的追随者终于进行清算的时候。但这绝对不是纽伦堡审判，因为审判者自己也是有罪的。朱可夫几乎不能列数他们所有人，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应该受到的责难。没有正式的指控，没有提供任何真凭实据，也没有进行辩护——除了在此过程中彼此之间的相互攻击外——在差不多40年的时间里，此次全体会议都没有任何记录。起初，中央委员会的公开声明里有一小段关于30年代“大清洗”的文字，但因为语气太强而被删掉了。朱可夫引证的来自底层印刷控告文件的运动没有被重视。虽然赫鲁晓夫的对手们受到了公开的谴责，失去了高位，但他们仍然被留在党内。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的罪行甚至都没有公开，以免暴露出赫鲁晓夫也曾参与过少数派集团。
虽然赫鲁晓夫多年来一直不厌其烦地复述他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但这种胜利好像并非如他所想象的那么辉煌。1964年取代赫鲁晓夫总理职务的阿历克赛·柯西金后来解释说，他1957年时支持的是赫鲁晓夫，因为如果莫洛托夫赢得胜利的话，那“又会血流成河”。不过那些似乎能重新让大恐怖抬头的阴谋策划者甚至都不能实施一次政变。在最后的交锋中，赫鲁晓夫曾这么喊道：“你们大家为什么总是说斯大林这样，斯大林那样的？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抵不上斯大林的一抔粪。”
赫鲁晓夫不仅贬低了自己，也贬低了他的对手，这反映出他自己对斯大林仍有着依赖的倾向。既然自己的对手们已被击垮，那赫鲁晓夫现在该开始实现自己的复兴计划了，而不是去否定已经去世的独裁者。1957年7月14日，米库诺维奇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现在好像在二十大上发表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所发生的事情又发生了。这里的人们好像对他们自己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决定感到担忧。赫鲁晓夫的发言与‘反党集团’成员们过去的讲话好像没有什么两样。”
米库诺维奇想到，赫鲁晓夫也许是想“在苏联和‘共产主义阵营’里赢得莫洛托夫支持者的支持，并通过这种方法‘维护党和国家的团结’。”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谴责斯大林的原因之一就是想将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所犯的罪行分离开。但是1956年、1957年的风云变幻已经让他懂得，如果人们对斯大林彻底失去信心，那么社会主义就可能分崩离析，随之而来的就是他自己权威的丧失。
[1]爱德华·卡德尔（ЕдвардКардељ，1910年1月27日——1979年2月10日），1926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1928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1930年被捕并被判处2年徒刑。1934年流亡苏联。1937年回国。1938—1948年任共青团中央政治局委员。1941年南斯拉夫沦陷后，积极参加游击战争。1945—1963年任联邦议会主席。1946—1948年任监察委员会主席。1946—1953年任副总统兼立法和人民政权建设委员会主席。1948—1952年任外交部长。1948—1958年任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53—1960年任人民阵线联邦委员会主席兼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秘书长。1953—1963年、1963—1967年任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8—1966年任南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63—1974年任联邦委员会委员兼国防委员会委员。1979年逝世。
[2]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科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Буко́вский，1942年12月30日——2019年10月27日），苏联散文家、人权活动家、持不同政见者。1959年起是持不同政见者。1963年被捕并被送入精神病院“治疗”，1965年获释，同年再次被捕并被送入精神病院，1966年获释。1967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70年获释。1971年再次被捕，1972年被判处7年徒刑。1976年被驱逐出境，先后流亡瑞士和美国。1991年一度回国。1992年移居英国，继续参加右翼自由派的活动。2014年为英国独立党工作，宣称“欧盟与苏联的一致性”，同年被英国警方指控“拥有和创作（下载）儿童色情内容”。2019年死于剑桥。
[3]列夫·达维多维奇·兰道（ЛевДавидовичЛандау，1908年1月9日——1968年4月1日），苏联物理学家。1926年起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8年被捕。1939年获释。1945—1953年参与核弹研发工作。1949年获列宁勋章。1954年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55—1968年任莫斯科国立大学物理系量子理论和电动力学系教授。196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68年因手术事故逝世。1990年平反。
[4]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什契夫（Александ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Любищев，1890年4月5日——1972年8月31日），苏联哲学家、生物学家、昆虫学家。
[5]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克格勃头子谢罗夫、总检察长鲁登科、马林科夫以及两位中央委员会书记。
[6]处女地的收获使苏联免受了由于西部土地干旱所造成的重大粮食短缺的危害，马林科夫主张投资西部已耕作的土地，而不是实施处女地开垦的激进计划。
[7]在针对他的未遂政变失败后，赫鲁晓夫指控Pervukhin和谢皮洛夫反对他的经济地区化政策。
[8]马娅·约西福夫娜·图罗夫斯卡娅（Ма́йяИо́сифовнаТуро́вская，1924年10月27日——2019年3月4日），苏联电影评论家、电影历史学家、文化学家。1948年进入广播委员会工作。1949年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被解除一切职务。1960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9—1974年任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1974—1991年任电影理论与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92年移居德国。2019年死于慕尼黑。
[9]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Серге́йСерге́евичПроко́фьев，1891年4月23日——1953年3月5日），苏联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
[10]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杜金采夫（ВладимирДмитриевичДудинцев，1918年8月1日——1998年7月22日），苏联作家。
[11]玛格丽特·约西福夫娜·艾利格尔（Маргари́таИо́сифовнаАлиге́р，1915年10月7日——1992年8月1日），苏联诗人、记者。
[12]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叶甫图申科（Евгени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Евтушенко，1932年7月18日——2017年4月1日），苏联诗人、导演、编剧、演说家。1949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52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86—199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1991年任俄罗斯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同年移居美国。2017年死于塔尔萨。
[13]维尼亚明·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夫宁（Вениамин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Каверин，1902年4月19日——1989年5月2日），苏联作家、编剧、剧作家。
[14]玛丽埃塔·谢尔盖耶夫娜·沙吉尼安（МариэттаСергеевнаШагинян，1888年3月21日——1982年3月20日），苏联作家、诗人、评论家、记者、历史学家。
[15]尼古拉·费奥多洛维奇·普高丁（НиколайФёдоровичПогодин，1900年11月16日——1962年9月19日），苏联编剧、剧作家。
[16]当切尔诺茨安根据谢皮洛夫的命令向赫鲁晓夫汇报他对杜金采夫小说的看法时，这个科尔奈丘克也在场。切尔诺茨安十分小心，力求使他的汇报材料做到有条不紊，有一定的见地，而且经过了仔细的推敲，并得到了谢皮洛夫的认可。但第二天赫鲁晓夫还是“发表了一通声嘶力竭、出口伤人的讲话，将杜金采夫痛斥了一番，指出了各种各样的罪过”。当切尔诺茨安询问谢皮洛夫出了什么问题时，后者“生气恼怒地将我打发走了”。
[17]瓦伦丁·弗拉基米罗维奇·奥维奇金（Валентин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Овечкин，1904年6月22日——1968年1月27日），苏联记者、散文家、剧作家。
[18]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索布列夫（ЛеонидСергеевичСоболев，1898年7月21日——1971年2月17日），苏联作家、记者。1918年加入红军。1934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39—1940年苏芬战争期间担任战地记者。卫国战争期间在《真理报》、苏联新闻局担任记者。1957—1970年任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主席。1958—197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0—197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1年去世。
[19]尼古拉·马特维耶维奇·格里巴乔夫（НиколайМатвеевичГрибачёв，1910年12月19日——1992年3月10日），苏联作家。1934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39—1940年苏芬战争期间担任记者。1943年加入联共（布）。1950—1954年、1956—1991年任《苏联》杂志主编。1959—199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1961—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0—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1992年去世。
[20]根据卡冈诺维奇的说法，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的斥责印证了那句老话“心里清醒，但口无遮拦”。
[21]“我本质上同意伏罗希洛夫的说法，”赫鲁晓夫评论说：“但用这种方式跟伊朗大使说话，他们只是外交使节，是不合适的。”
[22]加里娜·巴甫洛夫娜·维希纳夫斯卡娅（Гали́наПа́вловнаВишне́вская，1926年10月25日——2012年12月11日），苏联歌剧女高音歌手、演员、戏剧导演。
[23]俄国的重量单位，相当于16.4公斤。
[24]根据谢皮洛夫的说法，朱可夫从来也没有原谅赫鲁晓夫取笑斯大林战争时期领导的做法，尽管他自己曾被斯大林降职。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奇怪，但事实可能就是如此，就像TimothyJ.Colton所说的那样：“朱可夫同样也可能写出瓦里列夫斯基回忆录中的这些话：‘在战后初期的那些年里，我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很好，但我不能同意他的说法，认为斯大林不懂作战和战略的具体事务，作为最高军事指挥是无能的，于是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直到现在，我还无法理解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赫鲁晓夫肯定应该知道斯塔夫卡和斯大林在军事领导问题上的权威是如何的伟大。”
[25]谢尔戈·米高扬对赫鲁晓夫认为他父亲处于背叛的边缘的想法颇感愤怒：“他怎么能这么说呢？事实上，拯救他性命的正是我父亲！”
[26]虽然列宁格勒市成立250周年的纪念应该是在1953年，但纪念庆祝活动却被延迟了，现在计划于1957年6月举行。
[27]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НиколайМихайловичШверник，1888年5月19日——1970年12月24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曾任全俄炮兵工厂工人委员会主席。内战期间曾任萨马拉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25年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3年当选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6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6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兼西北省委书记。1927—1929年任联共（布）乌拉尔省委书记。1929年任全俄五金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30—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30—1944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一书记。1938—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39—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42—1951年任国家特别委员会主席。1944—194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兼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46—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1952—1953年，1957—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3—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成员。1956—1962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66年退休。
[28]尼古拉·伊里奇·贝尔雅耶夫（НиколайИльичБеляев，1903年1月19日——1966年10月28日），1919年加入共青团。1921年加入俄共（布）。1941—1943年任新西伯利亚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43年任阿尔泰执行委员会主席。1943—1955年任苏共阿尔泰省委第一书记。1946—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5—1958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1957年任苏共中央局副书记。1957—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兼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0年1—6月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同年6月退休。
[29]此次会议和接下来的党的主席团会议都没有会议记录保存下来。这里的叙述主要是根据6月22日开始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言者的描述整理的。他们的描述当然带有个人的偏见，来自胜利者赫鲁晓夫阵营以及包含在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回忆录里的叙述尤其如此。此外，像诺莫夫和巴尔苏科夫这样的历史学家的研究主要也是依据参与者的叙述。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去除那些听起来明显带有个人偏见的叙述，并将那些与当时的参与者和形势相符的内容收录进来。
[30]作者对弗拉基米尔·诺莫夫（1997年9月）和谢尔戈·米高扬（2000年5月）的采访。谢尔戈·米高扬记得在危机初期他看到赫鲁晓夫到过米高扬的别墅。
[31]安德烈·马林科夫用电话偷听了他父亲和布尔加宁的谈话。
[32]卡冈诺维奇坚持认为他也相信那些指控，尽管他本人也被错误地指控是亚基尔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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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从秘密报告到匈牙利革命：195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赫鲁晓夫全传（2003）
第11章从秘密报告到匈牙利革命：1956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代表大会于1956年2月14日上午10时在宏伟的克里姆林宫召开。参加大会的大约有1355名正式代表和81名没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苏联共产党680万正式党员和62万预备党员。出席会议的还有来自55个共产主义国家和工人政党的使节，包括除南斯拉夫以外的所有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作为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也是1939年以来按计划举行的首次党代会），会议的预定目标是明确后斯大林时代党的路线，包括对斯大林本人的盖棺论定，以及接班人在集体领导体制下的相对地位。在1954年12月斯大林诞辰75周年纪念和1955年3月斯大林逝世二周年纪念之际，苏联媒体都对斯大林大唱赞歌。然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真理报》在1955年12月斯大林诞辰76周年时几乎没作任何报道。
当代表们第一次步入会议大厅时，他们看到列宁的巨幅画像悬挂在其原来的位置上，但却没有斯大林的画像。赫鲁晓夫的第一句话就是：“在第十九届至二十届党代会期间，我们失去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克莱蒙特·哥特瓦尔德[1]和德田球一[2]。我提议大家起立，向他们默哀。”哥特瓦尔德是捷克共产党领导人，德田球一是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于1953年去世。经过几分钟的默哀后，意大利代表维特里奥·维达利[3]回忆说：“我们吃惊地面面相觑。为什么？谁是土库塔？赫鲁晓夫的致辞真是奇怪，如此匆匆忙忙，他好像对这些死者心存忧惧，或者羞于提到他们似的。”
此次党代会的主要工作是由赫鲁晓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内外政策的报告，总理布尔加宁作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与以往一样，这以后是“大会讨论”，就是由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代表进行事先预备好的演讲。两份报告，特别是它们关于经济问题的长篇讨论，大部分还是无懈可击的。但是赫鲁晓夫在会议期间数次提到他在开幕致辞中提及的与斯大林并列的两位已故奇怪人物，这并非无意。他宣布，中央委员会“坚决谴责有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在另外一个场合，他抨击“党内存在着无法无天的现象和独断专行的气氛”。维达利认为，他所指的“除了斯大林外没有别人”。但是坐在他旁边的巴西代表向他保证说，赫鲁晓夫的所指是贝利亚。
赫鲁晓夫发言中的外交政策部分也与斯大林主义的教条大相径庭（新的世界大战并非“注定不可避免”，不同的国家可以采取不同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甚至和平、非革命的道路也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不过他没有提及斯大林的名字。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在讲话中说得更直率一些：“……在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相反个人崇拜大行其道。……”但是当毛泽东在来信中给予斯大林积极的评价时，代表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当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4]指名赞扬斯大林时，代表们则起立欢呼。[5]
经过十天的会议，党代会于2月25日宣布结束。那天上午，外国代表和客人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回国，苏联代表突然来了，召开了一次事先没有计划的秘密会议。当赫鲁晓夫和其他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上落座时，他们看上去“面色发红，情绪激动”，中央委员会的文化专家伊格尔·切尔诺茨安[6]回忆说，他当时坐在台下的前排，对会议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赫鲁晓夫的讲话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中间只休息了一次。他讲话的核心就是对斯大林发起毁灭性的攻击：他有“严重滥用权力”的罪过。在他统治期间，“发生了大规模的逮捕与流放数以百万计无辜平民的事情，不用审判或是正式的调查就能执行死刑，这导致了人们没有安全感，担忧，甚至是绝望”。斯大林主义者对反革命罪行的指控是“荒谬、野蛮和有违常识的”。无辜的人供认自己有罪，“因为他们经受不住身体上的折磨，审讯者会将他们折磨得失去知觉，丧失判断能力，剥夺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对于所有这些，斯大林本人是有责任的；他“亲自召见审讯者，给他作指示，告诉他采取什么方法，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毒打，毒打，再毒打。”赫鲁晓夫列举了被他们折磨致死的几位“诚实而无辜的共产党员”，尽管这些无辜者不承认自己被屈打成招的供述，并请求斯大林宽恕。他攻击斯大林在战争时期领导无方，“野蛮地”驱逐整个高加索民族，“对权力的癖好”使他吹嘘，“我只要动一下手指头，铁托就不复存在了”，阿谀奉承和自我吹嘘“令人作呕”，任命一个“从来没有到过什么地方，从来没有与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见过面”的人来主管国家的农业，致使苏联的农业陷于彻底的毁灭状态，他“只是从对农村形势经过包装和美化的电影里”了解国家的情况的。
尽管如此，赫鲁晓夫的控告既不完全，也不是纯粹的。他所描述的斯大林在30年代中期以前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楷模。虽然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主义的反对派并不一定从“肉体上被消灭”，但他们确实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敌人”。赫鲁晓夫对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受害者抱有同情，他们很多人至今还没有洗脱掉非共产主义的罪名。赫鲁晓夫对列宁和苏联制度不但没有批评，而且还大加称颂。斯大林背叛了列宁，他坚持认为，就像赫鲁晓夫向党代会代表们分发的文件材料里所说的那样，列宁本人在他的文件里就曾提醒斯大林可能会使共产主义走上歧途。[7]
赫鲁晓夫保证说他会使国家回复到列宁主义路线上。与此同时，他对自己和其他斯大林的接班人进行了辩护。“那时政治局成员们在哪里呢？”他问道：“他们为什么没有及时站出来反对这种个人崇拜？他们为什么到现在才做出反应？”对此，他那很难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同样的解释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也出现过），政治局成员“在不同的时期对这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不知道斯大林利用他们的名义做了些什么，等到他们知道真相时，已经来不及抵制了。赫鲁晓夫引用了在从斯大林别墅回家的路上布尔加宁对他说的话：“有时当你去斯大林的别墅时，他会像朋友那样邀请你。但当你和他坐在一起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下一步会把你带到哪里：是回到家里，还是投入监狱？”赫鲁晓夫在党代会上说，斯大林在他的最后几年里“明显地计划想清除掉政治局里原来的成员”，“搞掉他们，目的就是想隐瞒他那些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不可告人的行为”。
他在结束讲话时请求说：“这个话题一定不能扩散到党外，更不用说媒体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党代会的秘密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们一定不能给我们的敌人提供弹药，我们一定不能向敌人暴露我们的伤疤。我想党代会的代表们会正确理解，也会按照会议指示精神去做的。”
听众中的很多人都是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那些对原来的同事公开抨击、踩着他们的尸体向上爬的人突然之间为自己的性命担忧起来。那些内心痛恨斯大林的人不敢相信他的接班人会真正为他们说话。正如后来的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所记得的那样，对赫鲁晓夫的讲话刚开始的反应是“死一般的沉寂，一只昆虫飞过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一旦下面有了一点响动，紧接着就是叽叽喳喳的低声议论。赫鲁晓夫在顿巴斯附近彼得罗夫—马林斯基的接班人扎哈尔·格鲁赫夫感到“既高兴，又焦虑”，惊讶地认为赫鲁晓夫怎么能“在这些听众面前说这些事情呢”？当时的《共青团真理报》主编德米特里·古里乌诺夫因为心脏不好，不得不服下了五片硝酸甘油。“从包厢里走下来时我们都不敢相互对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8]回忆说（他当时是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的一个小办事员，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合作者）：“不知是出于羞愧、震惊，还是由于出乎意料。”当代表们离开会议厅时，雅科夫列夫听到代表们嘴里嘟哝的都是“是啊，是啊”的声音，好像一句简单而又安全的“是啊”可以表达他们所有强烈而矛盾的感情。
赫鲁晓夫的讲话“激动而充满情感”，切尔诺茨安记得，他的讲话里不时爆出猛料——雅科夫列夫认为，“这也是他讲话里最令人感兴趣的”——他的讲话在1956年传到西方国家的正式文件里没有出现，在苏联出版也是1989年以后的事情。他认为斯大林应该为1941年和1942年的基辅和哈尔科夫惨败负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斯大林的憎恨已经非常明显了。根据切尔诺茨安的说法，“当他愤怒地大喊：‘他是个懦夫。他胆小如鼠。整个战争期间，他一次也没有敢到前线去’时，他的情绪爆发达到了顶点。”
在赫鲁晓夫发泄愤怒时，他的主席团同事们坐在那里，面无一丝表情。据称，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大加嘲弄，要求他们解释自己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行为，但不管是在他讲话期间，还是以后，他们都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反应。有一次，赫鲁晓夫怒问伏罗希洛夫（用的是俄语里亲切的第二人称单数）：“嗨，你，克里姆，不要再撒谎了。你应该早将实话讲出来。”这时，切尔诺茨安写道：“伏罗希洛夫的脸色一下子红到了耳根。”赫鲁晓夫还是紧追不舍：“你现在已经老了。难道你还没有将你亲眼所见的都讲出来的勇气和良心吗？”
在会议间歇，切尔诺茨安和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站在走廊里抽烟。“我们知道的已经不少，”切尔诺茨安后来写道：“但我们还是被这种揭露事实的方式震惊了。不过，这就是事实的全部吗？我们如何才能区分真正的社会悲剧和这位发言者在盛怒之下指东道西的控告呢？”费奥多尔·布尔拉特斯基[9]当时是一位年轻的党务工作者，他没有参加党代会。他的上司谢尔盖·马日茨耶夫（SergeiMezentsev）从克里姆林宫回来时他正在党刊《共产党员》编辑部里等着，他发现上司“脸色白得像纸一样——或者可以说是面如死灰，就像盐沼的颜色一样”。布尔拉特斯基问道：“嗳，怎么了，谢尔盖·帕夫洛维奇？”马日茨耶夫“没有回答，他的嘴唇甚至都没有动一下，好像舌头已经卡在了上下牙齿之间”。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布尔拉特斯基问是不是党又将什么人踢了出去，或是选举了什么不该当选的人。他继续开玩笑地问，是不是党决定关闭他们的杂志了？
“杂志？……不是杂志。……他们说的事情……谁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想……下面会发生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马日茨耶夫不能说出秘密会议上发生的事情。“他们规定不能将其泄露出去，否则我们的敌人会利用这些东西将我们连根铲除。”
四年后，布尔拉特斯基听到了赫鲁晓夫向一批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描述这份“秘密报告”的消息。赫鲁晓夫在讲话时手拿一只杯子在空中晃来晃去，“杯里的白兰地溅落到白色的台布上，坐在他旁边的人都觉得害怕，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后来他“小心地将杯子放到桌子上，这样可以腾出他的右手，他右手的挥舞对增强他讲话的说服力是绝对必要的”。他为什么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上作出这种讲话？答案还得从他在学习时期读到的一个故事说起：“沙皇时期有几位政治犯——社会主义革命者、孟什维克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党人——被关在监狱里。他们中有一位名叫平亚的老鞋匠。……”
“这就是我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上所做的事情，”赫鲁晓夫继续说：“由于我被推选为第一书记，因此我就得像那个鞋匠平亚一样。我有责任说出过去的事实真相，不管这对我会有什么风险。”
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讲话是他所做过的最大胆、最不计后果的事情。苏联政权从来也没有完全恢复，他也没有。在他讲话前，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好像在政治上已经被打败了。就是为了进一步确信，赫鲁晓夫在党代会里塞进了很多他的支持者，并在中央委员会里巩固了他的地位。现在他在可能的竞争对手里地位最高，这一有利形势最终帮助他将竞争对手们踢出党的大门。不过，他的对手们也差一点将他赶下台，在“秘密报告”出台的15个月后，主席团里大多数人投票剥夺了他的党总书记职务。按照此前的游戏规则（决定权在主席团，中央委员会只不过是橡皮图章），赫鲁晓夫应该完蛋了。但是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他在11天马拉松式的最后摊牌中赢得了胜利。这场交锋很具戏剧性，取得的胜利也颇具决定性，因此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好像是他如何取得最后胜利的。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是他如何差一点搞得全盘皆输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就在于克里姆林宫里的权力逻辑：赫鲁晓夫的对手们想在他毁灭他们之前抢先下手。就像研究克里姆林宫问题的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10]所说的那样，教训是“‘集体领导’中的主持者时刻处于危险之中，除非他在主席团里彻底粉碎他的敌人，保证自己占据稳固而忠诚的大多数。”另一方面原因是斯大林留下的摊子太具爆炸性了，除非经过类似1956年秋震撼东欧的那种动乱，否则没有办法消除潜在的祸患，在此过程中，赫鲁晓夫的权威也受到了削弱。但是引发这些剧变的是他的“秘密报告”，他难道没有预料到这么做的后果吗？他是凭一时的意气用事吗？他是想巩固自己的权力，还是想使自己仍然保留的一丝良心得到慰藉？
贝利亚的被捕、调查和审判扩大了了解斯大林时代罪行的人的范围。对贝利亚长达48页的控告材料被下发给地方党委书记和教育工作者。在贝利亚被处决后，关于重新调查高层清洗情况的请求蜂拥而来，在赫鲁晓夫的坚持下，这些请求首先呈送给检察官、克格勃和党控委员会，然后再报送主席团进行最后的决定。
到1955年底时，有数以千计的政治犯已经回家，他们同时带回去的还有高墙里面发生的故事。然而，那种古拉格制度还在发挥作用，大多数30年代臭名昭著的公开审判并没有得到重新审理，劳改营和收容所里还关押着781630人，此外监狱里的犯人还有159250人。直到1955年9月份，那些请求查找没有释放回家的亲属的人才得到了一个标准的答复：“‘十年刑期’的犯人被剥夺了自由，没有通信的权利，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不详。”1955年，简·加马尔尼克将军的姐姐已经被关押流放达17年之久了，加马尔尼克将军在1937年面临被捕时自杀身亡。她直接向赫鲁晓夫写信请求释放，在基辅时她就认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看到了她的来信，但是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她的请求，理由是“人民的敌人”的姐姐必须服满整个刑期。
流放的人已经开始陆续回到他们的家乡，有些人甚至是在他们还没有得到批准前。信件像雪片似的塞满了中央委员会，其中很多是写给赫鲁晓夫的，向他询问关于斯大林的过去。那些遭受苦难的人想讨个说法，而党和国家的官员也想防止再回到那种独裁统治的恐怖之中。要想对斯大林的内外政策作出调整，特别是当时大肆宣传的与斯大林的主要敌人铁托改善关系，如果不对斯大林作出至少是部分的重新评估是难以想象的。然而，仍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在对斯大林记忆的阴影里，还有数以千计的告密者、审讯者、狱卒和刽子手害怕受到报复和应得的惩罚。甚至赫鲁晓夫同事里以前最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也倾向于至少要去除一些斯大林主义的成分，只要不将暴力手段引入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即可。还有，所有的人都担心他们的单纯会被人利用，到头来自己倒霉。
在搜集材料、催促重新审理案件和释放犯人中，赫鲁晓夫发挥了带头作用。他有一种幼稚的信念，认为只要去除斯大林主义的污迹，使之纯净化，那么社会主义就会从其受益者中得到更大的忠诚和支持。他的“秘密报告”也是一种忏悔的举动，通过说明事实真相来表明他还是个高尚的人。他后来回忆说，在他发布“秘密报告”的前一天晚上，他能“听到那些被迫害的同志们的声音”。
赫鲁晓夫对他动机的解释同样有欺人和自欺的成分，这有损他对自己30年代的回忆。到了1955年，他才“开始怀疑是否所有被捕和被判刑的人都经过标准的司法程序”。当年由一个主席团调查组搜集的证据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回忆说，“甚至在死后，斯大林仍拥有几乎是牢不可破的权威，我没有预料到他还能有如此的影响力。”实际上，唯一可能真正让他吃惊的消息就是被清洗杀害的人数量触目惊心，大清洗审判不是部分，而是完全错误的，还有就是关于在审讯过程中折磨犯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叙述。
赫鲁晓夫1955年时的心情处于一种狂躁的矛盾之中，他的良知在自我辩解、负罪和自豪之间剧烈地动荡着，这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有所反映：“我哀悼斯大林，因为他是我们团结的唯一真正的力量。……当然与其他所有人一样，我内心对他也有过怀疑。……但是斯大林，这就是斯大林！……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伟人还能有意地滥用权力。……如果他现在还在世，我们会投票决定他的责任问题，我会倾向于将他绳之以法。”但是“我们自己因为在斯大林领导下的所作所为受到限制；甚至在他去世后，我们也不能摆脱他的压力，不敢想象所有的审判都是……纯粹的犯罪。……我们没有权力不去知道。”但是“我们被告知不要去打探这些事情。……我们有着不同的责任区分。就我而言，我是准备承担我应尽的责任的。……甚至在那些犯罪的人中，他们也有认为自己应该承担责任的时候，这样如果不是为自己开脱的话，他们也会有一定的仁慈宽厚之心。……我一直坚持认为应该讲实话，现在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党的面前绝对必须讲实话。……即使在贝利亚被审判后，我们也没有给党和人民正确的解释。我们以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斯大林，虽然我们保护的是一个罪犯，一个凶手。……当来到南斯拉夫与铁托和其他人交谈时，我第一次感到了自己所处位置的虚伪。当我们谴责贝利亚时，他们大笑起来，说出各种讥讽的言语”。
由于第十八届与第十九届党代会期间相隔13年，赫鲁晓夫决定第二十届党代会要准时于1956年初召开。他在1955年4月7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向大家通报了他的想法，主席团第二天就同意了，后来在1955年7月12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也获得通过。1955年秋天，安全警察加快了对1936—1939年间案件的重新审理。差不多就在同时，苏联总检察长鲁登科向赫鲁晓夫报告说：“从司法的角度来看，30年代末的大规模逮捕并无根据，更不用说处决了。”[11]
在此期间，赫鲁晓夫与刚刚从劳改营回来的几位老同志进行了几次长谈。他20年代末在乌克兰时就认识阿历克赛·斯纳哥夫[12]，斯纳哥夫也认识贝利亚，并对贝利亚的阴谋诡计有充分的了解，因此才于1937年招来了牢狱之灾。斯纳哥夫在北极圈外呆了16年，但是他设法活了下来，斯大林去世后，他设法给赫鲁晓夫递上了一封信，这才得以从劳改营出来。赫鲁晓夫召见了斯纳哥夫，利用他作为针对贝利亚的证人，将他永远释放，并任命他为整个古拉格体制的一名高级官员，以加快释放其他人的步伐。赫鲁晓夫考虑让斯纳哥夫和其他一些原来的政治犯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上发言，最后在他自己的“秘密报告”里加进了斯纳哥夫呈送给他的材料，这些都是发生在当时特殊的背景条件下，从劳改营被释放回家的犯人仍然是人们怀疑的对象，警察有时还强迫他们离开莫斯科。
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他曾敦促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他说：“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拿出一份报告，即使不是在全党面前，至少也得在斯大林死后的第一次党代会上。如果在这届党代会上我们不能拿出这样一份报告，而其他人在下一届党代会前的什么时候拿出来的话，那么所有的人都有合法的权利认为，我们应该对发生的罪行负全部责任。”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认为，是斯纳哥夫首先告诉赫鲁晓夫的：“你要么就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说出来，否则你自己就会面临调查。”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抱怨说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将所有的功劳据为己有，拒绝“和其他任何人分享这一荣耀”。
不管赫鲁晓夫得到了何种建议，但付诸行动的是他：是他坚持要发表这一讲话，而且发表讲话的也是他。1955年10月，他建议向党代会代表通报关于已经查实的斯大林的罪行。12月31日，他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斯大林的活动。“这对谁有利？”莫洛托夫质问道：“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翻那些陈年旧账？”卡冈诺维奇反对说：“斯大林是苏联人民伟大胜利的化身。审查列宁接班人这一可能的错误会引起人们对我们整个事业正确性的怀疑。人民甚至会对我们说：‘你们站在什么立场？谁赋予你们对死人加以评判的权力？’”
那天的争论主要集中于30年代末的大清洗上，尤其是对1934年第十七届党代会代表的清洗。赫鲁晓夫承诺调查委员会将主要集中于贝利亚应承担主要责任的“违反社会主义法纪”的事情，并且由表面上的亲斯大林主义者皮奥特·波斯彼诺夫[13]担任主席。波斯彼诺夫是1940—1949年间《真理报》的主编，指导准备了斯大林《简要传记》第二版的编辑工作（该书1951年就印刷了700万册），而且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去世时，波斯彼诺夫哭得十分伤心，贝利亚只得劝慰他说：“你怎么了？不要哭了！”“我们挑选波斯彼诺夫作为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是个很好的决定，”赫鲁晓夫解释说：“因为这会使拿出来的报告具有令人信服的感觉。”波斯彼诺夫还有一个有力的方面，就是他能一口气起草篇幅很长、思想复杂的文件。[14]
赫鲁晓夫要求调查委员会成员对遭到处决的党员干部给予特别的注意，包括他在乌克兰的前任帕维尔·波斯蒂舍夫和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奥尔。调查委员会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翻阅了大量清洗案件的卷宗。与此同时，主席团于1956年2月1日传讯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前负责“特别重要调查”的副头目鲍里斯·罗德斯[15]，他曾经亲自对科西奥尔、丘巴尔和亚历山大·科萨雷夫[16]进行过严刑逼供。罗德斯是个“长着猪脑袋的废物”，赫鲁晓夫不久后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上说，他是“一个可以决定党的著名干部生死的道德沦丧者”。但是罗德斯告诉主席团说，他不仅按贝利亚的命令行事，而且也直接听命于斯大林。[17]
罗德斯对主席团问题的回答在其成员们中间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我们是否有说出事实真相的勇气？”赫鲁晓夫问道。“如果这些情况属实，”萨布罗夫说：“我们是否还能称之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这是不可饶恕的。”马林科夫倾向于向党代会通报此事，布尔加宁和别尔乌辛表示赞同。但莫洛托夫对此表示反对，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也不同意。
几天后，波斯彼诺夫委员会拿出了一份长达70页的报告，以及斯大林发布大清洗命令的复印件。报告说，在1935—1940年间，在因为反苏联活动而被捕的1920635人中，有688503人被枪决。所有所谓的犯罪阴谋都是捏造的，斯大林亲自批准对“犯人”进行严刑逼供。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政治局成员都看到了审讯通报，知道对犯人所采取的折磨措施。“事实是如此的触目惊心，”米高扬后来回忆说：“在念到某些特别困难的事情时，波斯彼诺夫的声音都颤抖了，其中有一次他再也念不下去了，禁不住抽泣起来。”
波斯彼诺夫念完报告后，赫鲁晓夫宣布说：“斯大林作为领导人的无能已经暴露无遗。给大家带来无尽灾难的是个什么样的领导人啊？我们必须有说出实话的勇气。”莫洛托夫反击说，任何类似的报告都必须坚持“斯大林是列宁伟大的接班人”。毕竟，“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我们党度过了30年的时间，国家实现了工业化，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我们崛起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知是出于负罪感，还是为了讨好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斥责莫洛托夫说：“你不能欺骗历史。事实是不容篡改的。赫鲁晓夫对于报告的建议是正确的。……我们是有责任的，但过去的形势确实太糟了，我们不能反对赫鲁晓夫的建议。”不过，他补充说，我们向党代会代表的通报不应该让他们产生“我们制造政治混乱”的感觉。
卡冈诺维奇在讨论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最后，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他都对赫鲁晓夫的建议投了反对票，但他们仍然属于少数派。马林科夫说：“你们不能用对敌人的斗争来解释对党员干部的屠杀。”阿里斯托夫[18]说：“对于政治局成员而言，说‘我们不知道’没有什么价值。”谢皮洛夫说：“我们必须告诉党员有关真相，否则他们永远也不会原谅我们。”赫鲁晓夫试图弥合两派之间的意见分歧，他说他不认为他们有什么重大的分歧，“党代会上必须说出事情的真相”，但“对事不对人”。
2月13日，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天，主席团决定由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总结发言。当天晚些时候，他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我们对于个人崇拜问题的处理方式不是很妥当。……党代会代表需要了解比媒体上更多的东西。否则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完全控制自己的党。他们需要更多的事实材料来了解过去所发生的变故。我认为中央委员会成员也会同意的。”不用说，他们至少表面上会是这样的。[19]
由赫鲁晓夫发言的决定获得通过后，发言稿就成了他们相互使奸斗智的主要内容，赫鲁晓夫的策略是由他自己来拟制发言稿，在11个小时后向主席团提供最后的版本。[20]2月15日，他要求波斯彼诺夫和阿里斯托夫准备一份草稿。波斯彼诺夫匆忙之中拿出一份37页的文稿（其中铅笔所写的部分还保留在档案馆里），于2月18日交给了赫鲁晓夫。与后来赫鲁晓夫实际发表的讲话相比，波斯彼诺夫的文稿更短（只涵盖了30年代末），而且在文字上也显得沉闷而尖锐。波斯彼诺夫的草稿缺少赫鲁晓夫发言中所包含的颇具说服力的亲身经历，但却包含了赫鲁晓夫略去的统计数据，例如单单在1937—1938年间，斯大林就亲自下达了383份处决令。根据这些处决令，有44465名党、国家官员和其他人遭到杀害。
2月19日，赫鲁晓夫向他的速记员口述了一些补充材料，其中的一些话充满了激情和愤怒。除了痛斥斯大林在战争期间的表现，诸如“列宁格勒事件”和“克里姆林宫医生事件”之类的战后清洗以及对农业的毁坏外，他还费尽心机地想解释他和他的同事们为什么对限制“暴君”的行为无能为力：“他利用我们”；“任何反对他的人都会立即招来杀身之祸”；“他试图用他那犀利的眼光看穿我们；他会说：‘为什么今天你的眼睛老是游移不定？’或者‘你为什么总是往别处看？’”[21]
在口述这些材料前的四天里，赫鲁晓夫又把谢皮洛夫招来，要他将发言稿再修改一遍，此时谢皮洛夫已经接替波斯彼诺夫成为《真理报》的主编，而帕斯皮诺夫已于1955年7月成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一名成员。谢皮洛夫曾接受过特别好的教育，他的简历里写明他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曾是入门要求严格的红色教授协会的成员，他在赫鲁晓夫的门徒里显得与众不同。他刚刚于2月15日在党代会上作过发言，当赫鲁晓夫进来时，他和其他的权贵们正坐在主席台的右侧。他们两人曾讨论过斯大林的事情；赫鲁晓夫曾公开“愤怒地”谈论斯大林主义者所进行的压制行为。在从克里姆林宫驱车回位于老广场的中央委员会总部的路上，谢皮洛夫问赫鲁晓夫他应该写些什么。“你和我已经谈过了，”赫鲁晓夫回答说：“现在是付诸行动的时候了。”赫鲁晓夫于2月25日发表讲话时，谢皮洛夫发现他自己所写的句子不时出现，不过有人对其作了一定的修改。如果是赫鲁晓夫本人修改的，谢皮洛夫后来推测道：“那他肯定是口述，其他人记录的，因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自己从来不写东西，他对自己很了解，他在拼写上有问题。我有一次看到他在一份文件上所作的指示，其中有一个词就拼错了。”
在2月20日左右，有人根据波斯彼诺夫—阿里斯托夫以及谢皮洛夫的版本，加上赫鲁晓夫的口述，又拿出了另一份草案。那时，米高扬、萨布罗夫和其他一些人已经就外交关系以及战时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压制拿出了文字稿，他们加上的这些内容肯定会得到赫鲁晓夫的特别赞许，因为他们认为，在战争期间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赫鲁晓夫是主席团成员里离斯大林核心集团最远的人。2月23日，离党代会闭幕还有两天，主席团成员拿到了总结发言的最后第二稿。现在留存于档案馆里的一份文本上有各种不同颜色的铅笔所作的注记。在描述了党员干部罗伯特·埃赫[22]所受的折磨和他向斯大林发出的最后拼死的请求后，有人这样评价斯大林：“这就是我们敬爱的领袖！”还有一个评论中含有这样的句子“我们无法忍受所受的伤痛了”，为此，赫鲁晓夫在他文稿最后的警告里加入了这样的内容：“这样的话不能扩散到党外，更不用说媒体了。”
2月22日，赫鲁晓夫收到了一封瓦西里·安德烈亚诺夫写来的信，他是原列宁格勒党委书记，曾帮助发起了臭名昭著的“列宁格勒事件”，他现在主动提出要在党代会的闭幕会议上陈述那起血腥的事件，“就像我在写给你的备忘录里所说的，如果你给我这次机会，在会议代表们面前，我也会这么说的”。两天后，赫鲁晓夫的斯大林格勒同志叶廖缅科将军提出要揭露斯大林的命令是如何差一点导致这座城市陷落的。当天晚上十点钟，赫鲁晓夫将他的助手格里高里·苏伊斯基[23]和皮奥特里·德米契夫招来，向速记员口述了一些补充材料，据称这位速记员在记录过程中曾禁不住痛哭流涕，赫鲁晓夫要求他们第二天早上，即2月25日早上，将最后的定稿交给他。
在“秘密报告”发表40年后，在一次纪念第二十届党代会的会议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赫鲁晓夫大加称颂，因为他所承担的“巨大的政治风险”，他的“政治勇气”，以及他“开始揭露斯大林罪行的过程”而表现出来的“他毕竟还是个有良知的人”。即使抛开“秘密报告”不谈，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也是对赫鲁晓夫的一场“考验”，并且他认为他通过了这场考验。在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作中央委员会总报告后，他“回到家时极度疲惫，但却特别高兴”，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说。他父亲“简直就是喜气洋洋，能成为在党代会上作总报告的人是可以得到的最高荣誉。”
此届党代会也增强了赫鲁晓夫的权力地位。赫鲁晓夫的四位支持者［朱可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叶卡特琳娜·福尔采娃和奴里丁·穆赫脱迪诺夫[24]］成为主席团的候补委员，勃列日涅夫和福尔采娃还加入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中央委员会里加入了很多新成员，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地方党委书记，他们与赫鲁晓夫站在一起。[25]后来当被问到为什么在党代会上不反驳赫鲁晓夫时，莫洛托夫回答说：“当时我们的党还没有那么做的气氛，否则他们会把我们扔出去的。”到1956年初，“我已经完全被甩到一边了，并不只是在外交部里。人们都努力离我远点。我所做的唯一的报告就是在主席团的正式会议上”。
在苏联体制下，名声并不如权力那么重要，但是这也是赫鲁晓夫赢得权力的方式之一，特别是在知识界。“我非常喜欢他！”安德烈·萨哈罗夫1956年滔滔不绝地称赞说：“毕竟，他与斯大林大不相同！”[26]同时，他还得到了更多物质上的享受，虽然他对此表示不屑，但从来也没有拒绝过，其中包括1955年底他和他的家人搬进了一座新住宅里。[27]新的别墅位于莫斯科市区西部的列宁山下，一共建造了五座，从卢日尼基体育中心穿过莫斯科河，这里位于一片宽阔高原地的突出部分，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斯大林摩天大楼就位于这片高地之上。赫鲁晓夫的别墅位于一块高地之上，向东可以饱览莫斯科的风景，周围有黄白相间的围墙护院，还有数不清的警卫人员，院子里有几条人行道和车行道（赫鲁晓夫家人有时不用网子就在其中的一条道上打网球）通向西边的喷泉，在河边的桦树林间、桦树和楸树间还有一些曲折的小径。这座别墅是一个巨大的两层建筑，宽敞的门厅里有大理石柱子，宽敞的起居室里铺设有木质地板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捷克式装饰灯具，同样夺人眼球的餐厅里有一张长长的餐桌，两边可以各坐十个人。第二层有几间卧室、一个台球桌和看电影共用的房间以及一间嵌有木质墙板的书房，不过赫鲁晓夫基本上不用这个书房，他宁愿在餐厅桌子上工作和接待来访的客人。[28]
赫鲁晓夫一家刚搬到列宁山时，米高扬就住在他们旁边，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家也在附近。由于在市区有宽敞的公寓以及在乡下有宏伟的别墅，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没有什么理由羡慕赫鲁晓夫的住房。但是他的一些资深同事却有很多其他的理由对他表示不满，也有很多利用这种想法的机会，就像他的“秘密报告”发表后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后果一样。
他的讲话并没有保密很长时间，而这正是赫鲁晓夫所希望的。m13_7[29]“我很怀疑父亲真的想对此保密，”谢尔盖·赫鲁晓夫说：“恰恰相反！他自己的话证实了我的猜测——他想将他的报告公之于世，否则他所有的努力就没有意义了。会议的保密性只是他所做的唯一的让步。……”
到3月1日，赫鲁晓夫已经呈送给主席团一份编辑过的报告文本，“如果对内容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将发放到党组织里”[30]。四天后，主席团同意下发这份报告材料，材料是以一本红皮的小册子形式下发给全国的地方党组织委员会的，“目的是使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其他工人、白领人士和集体农庄农户等非党积极分子”都能了解秘密报告的内容，红皮小册子上原来的“绝密”改成了“不能公开发表”。这本小册子的下发对象多达700万党员和1800万共青团员，在随后的数个星期内，他们利用各种场合宣讲报告的内容，工厂、政府机构、农庄和研究机构，甚至在高中学生里都组织了学习。
参加此次党代会的东欧共产党领导人是在2月25—26日的夜间听到这份秘密讲话材料的，苏联方面宣讲材料的代表读得很慢，这样他们好作记录。东德代表对此感到很意外，但其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好像很快就镇定了下来；第二天早上当被问到应该如何向在苏共党校里学习的东德人解释时，他嘲讽地回答说：“你就跟他们说斯大林不再被认为是权威了。”事实上，乌布利希的内心并不像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么镇定，他努力不让自己的党员了解这份“秘密报告”的内容，只是后来西方媒体出版的报告传到了东德。
波兰人则没有这么小心。波兰政治局组织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主要的党员活动分子在他们党总部的一个特别房间里细读苏联的报告。不到一个月，波兰就向所有的党小组发放了他们对于苏联“秘密报告”的正式解读版本。刚开始，只印刷了登记在册的3000册左右，但出版单位擅作主张，又印刷了15000册。赫鲁晓夫“告知我们他的讲话稿可以出版”，当时负责监督此次出版发行工作的波兰共产党宣传部长爱德华·莫罗斯基[31]回忆说：“我们知道，对于我们来说，印刷发行这份讲话材料也是必要的。领导层里有很多人反对，但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党员都得参加会议，回答问题。他觉得自己就像个罪犯似的。”
以色列情报机构在华沙得到了一份波兰出版的秘密报告文本，并于4月初送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手里。5月底，美国国务院将一副本交给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在1956年7月4日予以刊登。[32]苏联当局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份讲话稿的权威性。当本文记者问及此事时，赫鲁晓夫开玩笑地称他们是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33]。在苏联国内，这份“秘密报告”的广泛传播对其保密性是个讽刺，但还是没有正式公开。由于斯大林并没有受到正式的谴责，他的画像仍然挂得到处都是。当南斯拉夫新任大使米库诺维奇[34]3月底在利沃夫和基辅机场停留时，他注意到了“斯大林的巨幅画像上满是鲜艳的色彩，在能够镀金的地方都镀上了金黄的颜色，好像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届党代会从来没有召开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一样”。
这种“从来没有”的现象在克里姆林宫内也同样存在。赫鲁晓夫用了四个小时接见米库诺维奇（而不是预定的15分钟），其中大部分时间里赫鲁晓夫都是在喋喋不休地对已故的独裁者进行谩骂、诽谤，而斯大林的画像就悬挂在他外面的办公室里。如果斯大林仍在世，米库诺维奇在他的日记里问自己：“那么现在苏联的其他地方会是什么样？如果赫鲁晓夫还不能将斯大林从他莫斯科的办公室里清除出去，那又怎么能把斯大林从俄罗斯清除出去呢？”
在米库诺维奇进行礼节性访问的其他苏联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人提到斯大林。莫洛托夫尽力避开所有敏感的话题，他甚至没有“提及由莫洛托夫本人发起的我们两国间长达十年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伏罗希洛夫当时仍是国家名义上的首脑，虽然赫鲁晓夫在会见米库诺维奇时称他已经“老朽”，米库诺维奇拜见他时，他只说了一些外交上的溢美之词。卡冈诺维奇听起来好像还是老脑筋。在米库诺维奇和他的助手从3月27日至4月18日见到的所有俄罗斯人中，没有一个“在提及对斯大林的谴责时觉得志得意满，或是认为一定有必要以如此方式对待斯大林（当然，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除外）”。
“秘密报告”的公开出版也许会更进一步促进与斯大林主义历史的决裂。不过，彻底管制也许可能会防止随后不久产生的动荡。赫鲁晓夫想进一步公开，而其他人则意见相左，于是他们双方进行了妥协，选择采取中间路线。但赫鲁晓夫仍觉得心有不甘。“他是在斯大林主义的浪潮中爬上权力巅峰的，”他的女儿拉达说：“他的英雄主义在于他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超越。但是在很多事情上，他还是认为斯大林是正确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就像斯大林。”阿历克赛·阿朱别伊说，在“秘密报告”公布后不久，“赫鲁晓夫就已经觉出这次出击力量太过强大了。他暂时仍继续谴责斯大林的暴行，披露新的事实，以佐证他在报告里所说的血腥恐怖，但他越来越控制自己批判性评论的范围，以避免社会出现两种极端势力。……”
“现在那些被捕入狱的人将要回来了，”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1956年3月说：“两个俄国人就要见面了，一个是送别的，一个是被送到劳改营里的。”在无数宣读和讨论“秘密报告”的会议上，对斯大林的批判渐渐超出了赫鲁晓夫的限定范围。反斯大林主义者直指赫鲁晓夫尽力避开的痛点：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才说出斯大林的罪行？难道现任主席团成员里就没有帮凶？赫鲁晓夫本人表现如何？他为什么长时间保持沉默，而只在斯大林去世后才大肆攻击？为什么赫鲁晓夫没有对斯大林的非共产党人受害者表示同情和悲痛？苏联制度本身是否就是个错误？
在一些会议上就一些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重新公开讨论的问题通过了或试图通过决议：人民需要真正的权利与自由，需要进行多党选举以保证这些权利。莫斯科大学的党委书记试图驱逐挤进来听赫鲁晓夫报告的非党人士，结果使会议乱成了一团糟。在科学院的热敏技术实验室里，大家对一位年轻同事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他说：“我们的权力掌握在一帮无赖恶棍手里。我们的党充满了奴隶精神。”当会议主持者想打断他们的讨论时，差不多有一半的与会者对党纪大加嘲讽，并投票表决要继续讨论。不知是没有接到赫鲁晓夫的口谕，还是接到了但没放在心上，高加索地区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卡巴尔德自治区的地方官员竟敢向党员积极分子通报1937年底该地区被逮捕和被处决的人数，向他们描述了用于严刑逼供的各种残酷手段，并说出了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人。在西伯利亚，一位年轻的共青团干部向学生们大声宣读赫鲁晓夫的报告，但当他读完后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于是他向当地党组织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求援，这位领导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好让学生们去找他们的物理教师。
4月，克格勃报告说斯大林的画像与半身像已经被推倒或是被涂抹。在一次会议上，共产党员曾试图宣布斯大林是“人民的敌人”。还有一次会议的与会者要求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斯大林陵墓里移走。但维护斯大林的人数更加众多，一位年轻的共青团官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南部斯塔夫罗波尔附近的一个农村地区向大家作关于第二十届党代会的报告时就发现了这一情况。当他所在的党组书记提醒他“人们不理解，他们不会接受”时，戈尔巴乔夫推测他指的是共产党员，而不是普通的公民。但是为期两周的每天会议使他转变了观念。年轻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特别是那些曾经是斯大林的受害者或是对斯大林的暴行有所了解的人，好像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持赞同立场。有一部分人“拒绝相信……或是反对对他的评价”，还有一部分人则是不停地追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把个人的污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最具讽刺性的反应来自一些普通的群众，他们对斯大林感恩戴德，因为斯大林“惩罚了”（其实是清洗）压迫他们的党和警察机构的官员。“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只是泪水。”戈尔巴乔夫的听众们说。戈尔巴乔夫回忆说：“这就发生在经历过30年代可怕磨难与血腥暴行的地区。”[35]
斯大林的出生地格鲁吉亚比其他任何地方经受的血腥都要多，但奇怪的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格鲁吉亚那样对斯大林表现出如此的忠诚。在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之际，格鲁吉亚人在第比利斯和其他几座城市的大街上举行集会。刚开始时对斯大林的和平悼念后来演变成了反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四天游行示威。有超过六万人手捧鲜花来到第比利斯的斯大林纪念碑前，同时有数以百计的人高举斯大林的画像乘坐卡车在市里游行，并征用了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伟大的斯大林万岁！”“打倒赫鲁晓夫！”“莫洛托夫担任总理！”“莫洛托夫领导苏联共产党！”一些示威者甚至要求格鲁吉亚从苏联分离出去。当他们游行到广播电台时，部队和坦克开了过来。单单在两次冲突中（其中一次发生在斯大林纪念碑前）就有15人被打死，54人受伤，有5人随后死亡。最后至少有20名示威者被打死，60人受伤，被捕入狱的人更多。谢尔盖·赫鲁晓夫记得，当冲突刚刚开始时，他父亲料想年轻的示威者“刚开始会大闹一场，然后会平静下来”。但最后“我们还是进行了很严厉的干预”，赫鲁晓夫告诉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说。“有一小部分人”被打死或打伤，他说，其他人表示了忏悔，答应会收敛自己的言行。从现在开始，赫鲁晓夫补充说：“我们不会没有防范了。”
主席团对热敏技术实验室喧闹的党组会议所作出的反应是向全国的共产党员下发了一份决议。决议谴责了“这种充满敌意的感情爆发”，解散了实验室党小组，开除了党小组所有的成员，“只有那些确实能坚持党的总路线的人”才能被重新吸收入党。[36]《真理报》不指名地严厉批评了那些因为“诽谤捏造”、“反党言论”和“非党声明”而犯有过错的共产党员，并要求结束“这种过度的自由化倾向”，防止出现“反党诽谤言论”。4月7日，这份党报又刊登了中国媒体上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呼吁共产党员要学习并珍视斯大林著作及其“历史遗产”。赫鲁晓夫的退让于6月30日达到了顶点，那天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实际上否定了他的“秘密报告”，他的那些斯大林主义同事其实对他所炮制的“秘密报告”感到幸灾乐祸。这份决议以干巴巴、似乎客观的语气谴责了斯大林所犯的“严重错误”，但反对任何“从苏联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寻找这种个人崇拜原因”的努力，并高度赞扬了“具有列宁主义核心的领导人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就确立了坚持与个人崇拜作斗争的路线”。[37]
但所有这些文件都没有中止由于斯大林而遭到迫害的普通受害者的平反昭雪工作。事实上，这一步伐还加快了，在党代会前，落实平反政策的大约为7000人，党代会后已经达到几十万了。在差不多近百个苏联最高苏维埃调查组的帮助下，释放犯人的工作在继续，这些调查组前往劳改营“审查对那些被指控犯有政治罪行的人的判决根据”。[38]但是当涉及一些著名的受害人时，赫鲁晓夫退缩了。1955年任命的一个对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一些将军被清洗进行重新审查的调查组在结束他们的工作后，于1957年1月宣布了为他们平反的决定。但是另一个由莫洛托夫担任主席，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以及其他一些人为成员的委员会负责对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人的案件进行重新调查，这个委员会在争论了七个月后拿出了一份报告认为，重新审理这些案件“没有依据”，因为这些被告人“领导了一场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反苏斗争”。[39]1957年7月，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政变图谋失败后，他承诺重新审理这些案件，但他后来再也没有提起过此事，因为他对曾经对清洗政策表示赞同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不相信，他本人以前也曾相信这一政策的正确性。
赫鲁晓夫想让这种去斯大林主义化继续进行下去，尽管是以更加谨慎的步伐。但是当莫洛托夫坚持6月30日的中央委员会声明时，他也只好接受。两个月前，南斯拉夫特使米库诺维奇在“五一节”的午餐聚会上对苏联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有所了解。在观看了从列宁—斯大林纪念碑出发的游行队伍后，苏联领导人和外国客人被安排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作为东道主，赫鲁晓夫在宴会上临时准备了12—15句祝酒词。然后他开始对斯大林进行严厉的谴责，其间还不时地征求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的意见。他表面上维护他的同事（莫洛托夫是个诚实的共产党员，伏罗希洛夫肯定不是斯大林所说的英国代理人），但实际上却是将他们两人与已故的独裁者联系在了一起。在布尔加宁敦促他只谈斯大林的问题后，赫鲁晓夫对他发表“秘密报告”的理由进行了解释——根据米库诺维奇的说法，因为“他［赫鲁晓夫］已经不再年轻了，随时都可能撒手人寰”，因为“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前，所有人都会对他的所作所为以及行为方式作出评价”。
被赫鲁晓夫表现出来的明显感情所感动，大使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使得他的同事们的反应更加引人注目了。只有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好像表示赞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自始至终表现得很消极”。米库诺维奇对莫洛托夫的表现尤其感到奇怪，他们两人的座位紧挨着：“在我看来，赫鲁晓夫好像时不时触及了他的痛处。”很显然，主席团成员们“简直不能再互相忍受了”。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几乎不能再忍受“赫鲁晓夫发挥主人和东道主作用时的那种意味和志得意满了”。[40]
6月，赫鲁晓夫对他的批评者发起了反攻。6月1日，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对苏联进行为期23天的访问。就在这一天，莫洛托夫被迫退出了他自1939年以来一直主持的外交部（除了在斯大林的最后岁月里有四年的间断外），赫鲁晓夫的门徒谢皮洛夫接任了外交部长。七天后，卡冈诺维奇从国家薪金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虽然两人还继续留在主席团里，但他们的解职表明赫鲁晓夫已经经受住了这场风暴的考验。他与铁托的交谈看起来就是一种胜利的表示，两位领导人即兴去高尔基大街进行访问（结果他们两人的口袋里一个铜板也没有）。在欢乐的宴会上，苏联领导人，包括莫洛托夫在内，都轮流谴责斯大林对待南斯拉夫的方式。赫鲁晓夫亲自陪同铁托去了斯大林格勒和黑海。不过，南斯拉夫人实际上拒绝了赫鲁晓夫让他们与莫斯科走得更近的压力。在铁托离开莫斯科的五天后，波兰城市波兹南的工人发起了一场大罢工，要求“面包与自由”，波兰政府出动了数千人的部队和安全部队，在打死了至少53人、打伤数百人后，罢工才得以平息。五个月后，匈牙利爆发了更为激烈的骚乱。
东欧骚乱更深层次的根源与波兰和匈牙利对俄罗斯统治的长期不满有关，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被迫推行斯大林主义。在这两个国家里，共产党都不是通过真正的自由选举上台的。由波勒斯洛·贝鲁特[41]领导的波兰共产党领导层并没有完全将斯大林主义推向极致，包括农业的强制集体化，并拒绝从肉体上消灭被清洗的共产党领导人瓦拉迪斯洛·哥穆尔卡[42]。匈牙利的马蒂亚斯·拉科西却极力仿效斯大林，对被废黜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拉斯洛·拉伊克[43]进行了公开审判与处决。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坚持通过改革削弱波兰与匈牙利政权。华沙领导层的团结一致使其有时间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时代。莫斯科允许拉科西继续执政，但坚持他必须接受具有改革思想的伊马雷·纳吉[44]担任总理。拉科西阴谋推翻纳吉，最终利用马林科夫下台的机会于1955年成功地将纳吉赶下了台。与马林科夫一样，纳吉被指控的罪名是“右翼分离主义”，被解除了政府首脑职务，并被开除出党，这使匈牙利变成了一个火药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则为这只火药桶投入了一根划着的火柴。
赫鲁晓夫第一次见到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是在1945年，并在战后多次访问过波兰，他很了解波兰和匈牙利，他认为对于苏联有利的东西对其盟友也必定有用。在1955年访问华沙期间，他试图劝说波兰人将400万公顷土地改种玉米。“我告诉你们，”当时的农业部副部长斯蒂凡·斯塔斯日维斯基[45]回忆说，波兰政治局“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赫鲁晓夫引用他祖母种植玉米的成功经验来支撑他的观点，但并没有收到成效。赫鲁晓夫告诉农艺师和农户们说，“你们大家都有祖母”，但波兰人对他的建议可能只持保留意见。当波兰的一位农艺师抱怨说，她和她的同事在别人眼里好像什么都不懂时，赫鲁晓夫对斯塔斯日维斯基大发雷霆，但斯塔斯日维斯基跟他解释说：“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他们正在说什么吗？这就是你看到的波兰人：他们总是认为自己什么事情都比我们懂！”
赫鲁晓夫在发布他的“秘密报告”时并没有与东欧领导人协商。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这份报告“在波兰和匈牙利产生了特别不好的影响”。当一份“秘密报告”送达波兰领导人贝鲁特手中时，他正因为肺炎在克里姆林宫医院里休养。当他读到这份报告时，突然心脏病发作，于3月12日去世。（有趣的是，赫鲁晓夫本人差不多也在同一时间生病了。“只是我的身体强壮，他的身体虚弱，否则我也难逃一劫。”赫鲁晓夫后来告诉斯塔斯日维斯基说。）这份报告“就像五雷轰顶一般”，贝鲁特的接班人爱德华·奥恰巴[46]回忆说。波兰共产党宣读这份报告的会议迸发为反苏和反俄罗斯的声讨大会。
铁托与拉科西素来不睦，甚至在第二十届党代会前，赫鲁晓夫对铁托的主动亲善表示就削弱了匈牙利领导人的地位，而这份“秘密报告”则几乎将他推上了绝路。虽然赫鲁晓夫后来承认“依赖白痴的拉科西是个重大的错误”，但莫斯科还是让他支撑到了夏天。受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鼓舞而引发的动乱在6月份裴多斐（Petofi）圈子的一次喧闹的会议上已经露出了明确的迹象，裴多斐圈子是拉科西于3月份为年轻党员成立的一个知识界论坛，但却成了针对他的反对力量中心。6月27日的会议后来被苏联领导人称为是“没有开枪的意识形态波兹南”，会议成为对斯大林主义进行声讨的舞台。苏维埃主席团于7月12日召开会议，主席团成员谴责波兹南和裴多斐都是“旨在分裂和摧毁（社会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颠覆活动”。第二天，米高扬紧急前往布达佩斯，他建议克里姆林宫同意由埃尔诺·格罗[47]接替拉科西，拉科西先下台，后来证实格罗对于将匈牙利人团结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消耗了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大部分的精力。那里的局势十分紧张，且不断升级，好像没有什么可施的良策。任由其发展可能会导致共产主义的崩溃，但占领波兰或匈牙利又会使人对共产主义产生疑惑。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对手们指责他将事情搞得一团糟。他拼命想在继续去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中解决这两个由去斯大林主义化所引发的危机。如果努力失败，那他自己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早在1956年3月，波兰的动乱局势就需要赫鲁晓夫亲自前往了。他到华沙参加了贝鲁特的葬礼，并留在那儿等待波兰中央委员会推选贝鲁特的接班人。斯塔斯日维斯基回忆说：“我们原来认为，作为一个大党的第一书记，他没有太多的富余时间。”然而，赫鲁晓夫不仅比计划逗留的时间长，而且打发时间的方式也让波兰人大吃一惊。他努力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推行去斯大林主义化，在与别人交流时更多的却是在自言自语，他想讲仁义道德，但出口的却是政治上的陈词滥调，他时不时自相矛盾，因为他无法说清与斯大林的关系。
“我们释放了成千人，成万人，我们给我们的朋友恢复了名誉，”他一上来就自豪地说：“但当他们被释放出来后，我们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我们不能当着他们的面说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决定向共青团员，1800万热血的青年，宣讲秘密报告；如果他们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他们就不会了解我们，他们不可能了解我们。我们不仅要对党员讲，而且也要向工人们讲，这样非党成员会感到我们对他们的信任。……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的凝聚力空前增强的原因。……同志们，我绝对相信，实际上我可以用我的项上人头作担保，由于我们的工作，我们将达成我们党内以及我们党周围人民群众间史无前例的等级差别的终结。”
“这是个悲剧，”赫鲁晓夫在谈到斯大林时说：“如果你们问，同志们，我们现在该如何评价斯大林？斯大林是个什么样的人？斯大林都做了些什么？他是不是党和工人阶级的敌人？那么回答是否定的，而这正是悲剧之所在，同志们。他不是我们的敌人，他是真正残暴的人，他认为他所有的残暴、无法无天以及滥用权力，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的利益。”突然间，赫鲁晓夫高举双手：“我不知道，鬼才知道该如何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蒙受苦难。”
“你们会怎么办，同志们，”赫鲁晓夫突然问他的听众：“如果他们交给你签字画押的供状，在读了这些供状后，你们会怎么说？你们会感到愤怒。你们会说这是人民的敌人。（会议厅里传出议论：不会！）不会？不会，同志们？你说你们不会？你们这么说我不会感到意外。因为你们这么说是在我发表秘密报告后的1956年。俗话说得好，傻瓜事后也能变成智叟。”因为如果在斯大林仍在世的时候，他为斯大林的受害者辩护，那么“他们就会宣布我是敌人。……如果不陪斯大林一起喝酒吃饭，那就意味着你是他的敌人。如果他不是那么顽固不化，我们可能早就将他扫地出门了，我们会说，小鸽子们，听着，你不能老是这么醉醺醺的，我们还得工作，我们得对人民负责。我们为什么没有早点采取行动？我有个小孙子，同志们，他总是追着我问这问那。哎，有些事情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赫鲁晓夫又重新回到斯大林的话题上：“他比我们愚蠢吗？不。他比我们更智慧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更为坚强的。我们得给他适当的评价，同志们，但斯大林也有毛病，他滥用权力。”还有，“他想全心全意地为社会服务，对此，我绝对相信。但问题是采取何种方式、方法。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如何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回答这个问题很困难，很困难。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脑子里仔细揣摩。……我们现在正在清算历史上的负面事件。但是，同志们，斯大林——我希望我能描述他好的一面，他对人民的关切。他是一个人，一个革命者。但是他有着狂想症，是个迫害狂，你们知道。这就是他不能停止他的暴行的原因，甚至连他自己的亲戚也不放过。”
赫鲁晓夫讲了几个小时。此后波兰人希望他离开，于是他们就宣布休息两个小时。但是他还是没有离开，他们只好喝起茶来。在回答斯大林对待犹太人的问题时，赫鲁晓夫突然间对苏联给身居高位的犹太人的秘密配额大加赞扬。斯塔斯日维斯基回忆说，不仅这个话题是犯禁的，而且赫鲁晓夫“谈论这个问题时的方式差点让我们从椅子上栽下来”。他不假思索地说道：“我们的配额是2%，这就是说我们的部委、大学和其他所有地方都有2%的犹太人。你们应该知道这些。我不是个反闪米特主义者，事实上，我们有一位部长就是犹太人……我们都很尊重他，不过你们也得对我们的限制表示理解。”听到这里，经济计划工作者希拉里·明克[48]，他也是犹太人，“恐慌地”对斯塔斯日维斯基低声嘀咕：“打住，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再与他交流了，他什么都不懂！打住！”
赫鲁晓夫未能看出他的听众（他曾将他们称为“小鸽子们”）对他讲话的反应。他对自己判读他人表情和内心世界的能力颇感自豪，但他现在是在作演讲，而不是坐在下面听，不能搜集他需要知道的信息来判断整个局面。
在6月的“波兹南骚乱”后，波兰共产党人开始孤注一掷了。到10月份，他们想提名刚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哥穆尔卡担任他们的领导人，并解除苏联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49]的国防部长职务，这个国防部长是莫斯科强加给他们的。“在反苏浪潮中”，哥穆尔卡的声望好像日渐提升，赫鲁晓夫回忆说：“波兰随时都有可能与我们决裂。”他要求华沙方面“抓紧时间”邀请他前往访问。波兰人拒绝了，但赫鲁晓夫的代表团，其中包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朱可夫，同时还有华沙条约组织的领导人伊凡·科涅夫[50]和其他11位身着军装的苏联将军，还是于10月19日上午七时飞来了。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出现表明波兰的危机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了赫鲁晓夫的权威。他承认，机场的情形“很让人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在波兰人看来，这还没有充分表明事态的严重性。
知道自己的火爆脾气，赫鲁晓夫于是事先要求米高扬来陈述苏联的立场，但是当一下飞机，看到罗科索夫斯基已经被其他波兰人所取代时，他马上就爆发了。“他开始从远处对我们示威性的挥舞拳头，”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奥恰巴回忆说。当走得更近一点时，赫鲁晓夫“开始在我们的鼻子底下挥舞拳头”。他大喊道：“我们知道这里谁是苏联的敌人！奥恰巴的背叛行为已经被发觉了。这个囚犯是不会获得通过的。”哥穆尔卡当天早上晚些时候告诉他的同事们说：“这简直令人无法理解。整个谈话都是在大吵大嚷中进行的，机场上所有人，甚至司机，都能听得到。”
赫鲁晓夫在到达望景楼宫里时还在“大声嚷叫”，在那里苏联代表团等了两个小时，波兰中央委员会就在附近的会议厅里开会。他说波兰人不愿接待他就像“往我们脸上吐痰一样”。在苏联和波兰的谈判重新开始后，苏联军队也开始向华沙推进。波兰人动员他们自己的国内安全部队进行反击。赫鲁晓夫后来说，哥穆尔卡当时十分紧张，“嘴唇上都泛起了泡沫”，但他还是设法用言语打动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同志，我请求你停止苏联军队的行动。你也许认为只有你才需要波兰人民的友谊。但是作为一名波兰人和一名共产党员，我发誓波兰比起俄罗斯人需要波兰人的友谊来讲更需要俄罗斯的友谊。难道我们不明白，没有你们，我们就不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生存吗？这里的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但是不能允许苏联军队进入华沙，否则要想控制事态发展是不可能的。”
经过再三犹豫，赫鲁晓夫命令苏联军队停止行动。在飞回莫斯科的飞机上，他冷静了下来，甚至想起了一句谚语：“第二天早上会比前天晚上更加明智。”米高扬则更加放松，当天晚上他正在家里泡热水浴时，突然克格勃头子谢罗夫来了，要他马上到隔壁的赫鲁晓夫家里报到。主席团预定的会议要到第二天才召开，但当米高扬故意消磨时间般地走到赫鲁晓夫别墅门口时，那里一次会议正要结束。“我们已经决定我们的军队还是应该于明天早上开进华沙。”赫鲁晓夫告诉他说。米高扬表示反对，但他只是唯一表示反对的成员。莫洛托夫对赫鲁晓夫的提议特别支持。负责指挥此次行动的布尔加宁和朱可夫没有表态。米高扬成功地将最后决定推迟到了第二天的主席团全体会议上，此时赫鲁晓夫又改变了他的想法。这时他劝说他的同事们要“有耐心”，建议他们“应避免武装干涉”。两天后，他又紧急召集了一次会议，“为了防止局势紧张和操之过急”。出席这次会议的包括东欧领导人和主席团成员，他说：“现在要找到冲突的理由很容易”，但“要找到结束这一冲突的办法却是很困难的”。
最后，赫鲁晓夫表现出了谨慎的克制。但是这并不能掩饰他所表现出来的无知、他采取的简单压制方法、对解决问题拼命的但却是非决定性的追求以及他的好运气，哥穆尔卡证明了自己既比赫鲁晓夫原来担心的更老练，也更有能力安抚他的波兰同胞。
如果克里姆林宫已经用纳吉取代拉科西，那么匈牙利可能会找到一种更为适度的共产主义道路。纳吉并不如哥穆尔卡那样狡猾，但他比格罗更受欢迎，格罗推行的是没有拉科西的拉科西主义，他在九十两月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外度假，这使匈牙利的局势进一步升级，直到10月23日布达佩斯暴乱爆发的前夕，他才回来。那天，学生发起了规模浩大的游行示威，欢呼哥穆尔卡在波兰的上台，要求匈牙利也要进行类似的改革，包括任命纳吉为总理。数十万示威者分成几路向议会大厦进发，聆听纳吉的讲演；向广播电台进发，坚持要求电台播放他们的要求；向斯大林雕像进发，后来示威学生将雕像推倒。匈牙利其他城市发生的集会则呼吁政府辞职。当天深夜，匈牙利安全部队在广播电台外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在随后的冲突中，骚乱分子的声势很快压过了匈牙利警察。
同一天晚上在莫斯科，除了米高扬以外的所有主席团成员都赞同向布达佩斯派遣苏联军队。“匈牙利就要分崩离析了。”莫洛托夫大喊道。“政府就要被推翻了。”卡冈诺维奇悲叹道。“匈牙利的情况和波兰不一样，”朱可夫说：“必须派部队。”米高扬建议让匈牙利人在刚刚加入政府的纳吉的帮助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秩序”。“我们会失去什么？如果让军队开进去，那我们就把事情搞糟了。我们应该尝试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只有在政治手段无效的情况下，才能派遣军队。”由于同事们的全力要求，以及他自己的担心增加，赫鲁晓夫也支持进行武装干涉，但他又想缓和事态的发展，于是同意米高扬的建议，即与纳吉合作，并派遣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去现场监控事态的发展。
10月24日早晨，数千名苏联军人和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但是他们的到来非但没有使布达佩斯平静下来，反而使危机进一步恶化。当装甲车被手持燃烧瓶的年轻人包围时，匈牙利安全部队几乎不能提供任何支援，于是在一些地方，暴乱开始了。到了下午，已经至少有25名示威者被打死，200多人被打伤。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报告说：“匈牙利高层官员里的恐慌情绪进一步加重了。”
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于10月26日和28日再次开会。此时，格罗的党的领导职务已经被贾诺斯·卡达尔[51]所取代，一个包括共产党时代前政治家的新政府已经组建，但对苏联军队的抵抗仍在继续。莫洛托夫感觉“事情正变得越来越糟。形势已经恶化，再发展下去只能投降了”。伏罗希洛夫指出：“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得到的情况通报很少。……美国的秘密特工在那里比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更为活跃。”布尔加宁和朱可夫为米高扬进行了辩解，但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赫鲁晓夫的发言反映了他内心的困惑与恐慌：“我们有很多有待回答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是让匈牙利有一个和我们一条心的政府，还是与我们背道而驰、要求我们撤出军队的政府？到那时，我们该怎么办？……匈牙利现在已经没有了坚强的领导，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在政府里。动乱已经蔓延到了下面的各省。他们的军队可能也会倒戈。”但不管怎么说，除了支持当政的不信任政府外，“别无选择”。
到10月30日，已经有数以百计的匈牙利平民和苏联士兵被打死。局势好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可怕，但莫斯科的主席团还是决定接受这种状况。“我们应该从布达佩斯撤出军队，”朱可夫说：“如果需要的话，全部从匈牙利境内撤出来。这是我们受到的一个军事—政治教训。”福尔采娃补充说：“我们必须寻求与人民的民主诉求建立起另外一种关系。”萨布罗夫说：“违反人民意志的领导是不可能的”，就好像40年来布尔什维克所做的那样。甚至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表面上也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赫鲁晓夫宣布：“我们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军事道路，即占领的道路；还有一条是和平的道路，即撤出军队，进行谈判。”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苏联领导人选择了默许匈牙利付出损失。
但是这个决定仅仅维持了几个小时。同一天，苏联政府发表一份声明，承认莫斯科犯有“严重的错误”，“违背了在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的平等原则”，并保证会“遵守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完全主权原则”。如果这份声明早宣布几个月，如果纳吉能采取向共产主义政权的极端批评者引用这份声明的立场，那么匈牙利革命也许仍在孕育之中。但是到10月30日，事态已经失去了控制，纳吉正变得越来越激进，徒劳无益地想控制局势。稍早前，匈牙利安全部队向议会广场上的人群开枪，打死了至少100名示威者，于是愤怒的人群袭击了布达佩斯的共产党总部，抓获了几名安全警察。这些警察所穿的制式白皮鞋暴露了他们的身份，人们将他们绑在街灯柱上，处以私刑，这一情景几个小时后就出现在苏联的新闻短片里。几辆派往党总部的匈牙利坦克遭到了毁坏。同一天，纳吉呼吁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并就所有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与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进行谈判。
10月30—31日的晚间，赫鲁晓夫很晚才回到他的列宁山别墅。“我难以入睡，”他回忆说：“布达佩斯就像我的眼中钉肉中刺。”整个星期，压力都在不断增加。他儿子记得，10月23日他就显得“心事重重，但还不是很严重”。两天后，他们像往常一样在院子里散步时，他“就沉默不语，不愿意回答问题了”。过了很长时间，他才谈到他在整个危机期间是如何的“犹豫不决”，“不能下定决心”。除了失去匈牙利外，他感到痛苦的还有动荡正在向苏联的邻国蔓延。罗马尼亚的学生示威游行已经导致布加勒斯特当局关闭了与匈牙利的边境。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形势好像也显得岌岌可危。苏联集团行将分崩离析。“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三天后赫鲁晓夫问铁托：“如果我们听任事态发展下去，那么西方就会说我们愚蠢或是软弱，不管怎么说，反正都是一回事。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不管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或是苏联国家的公民。否则资本主义就会来到苏联的家门口。”斯大林曾经提醒过他的接班人可能面临的灾难。现在，赫鲁晓夫告诉铁托说（按米库诺维奇的陈述），人民会说“当斯大林在位时，所有人都能服从，没有什么大的动荡，但是现在，自从那帮人掌权以来（赫鲁晓夫用这个粗俗的词来称呼现在的苏联领导人），俄罗斯就遭受了挫败，失去了匈牙利。而且，这还是发生在现在的苏联领导人谴责斯大林的时候。”
“现在的苏联领导人”？其实与那个“粗俗的词”相称的不是“那帮人”，而是赫鲁晓夫。西方可能会认为“软弱、愚蠢的”不仅是他的国家，而且还有赫鲁晓夫本人。从10月23日开始，当时刘少奇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赫鲁晓夫开始留意中国的劝告。到了10月30日，毛泽东呼吁应该让“匈牙利的工人阶级重新控制局势，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平息骚乱”。但是就在当天晚上，在中国驻布达佩斯大使向他汇报了匈牙利秘密警察被处以私刑后，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并传话给莫斯科。
赫鲁晓夫需要来自毛泽东的建议，这证实了他的信心危机。不管是否得到了中国的同意（赫鲁晓夫是什么时候、如何得知毛泽东改变立场的还不清楚），反正赫鲁晓夫于10月31日转变了立场。[52]“我们一定不能从布达佩斯撤出军队，”他告诉主席团说：“我们必须争取主动，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如果我们放弃匈牙利，那么就会长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反正是帝国主义者的志气。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就会继续采取主动进攻。……帝国主义者拿下了埃及，下一步就是匈牙利。我们别无选择。”
7天前，英国和法国陷入与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场好像无休止的争论当中，赫鲁晓夫将他们的困境作为其听任匈牙利事态发展的理由：“英国和法国正在埃及自寻麻烦，我们不应该卷入它们的纷争。”然而，到10月31日时，英国和法国军队已经在苏伊士登陆，且据称所向披靡，莫斯科推测（后来证明是错误的）美国人会支持它们，于是赫鲁晓夫又找到了一个镇压匈牙利的理由。
莫斯科于10月31日发出命令，准备于几天后采取军事行动。不过，当时赫鲁晓夫的怒气仍然未消。当天深夜，刚从布达佩斯回来，两天未合眼的赫鲁晓夫刚刚睡着，就被米高扬的电话吵醒了。米高扬警告说军事干涉将会导致“可怕的错误”，并请求赫鲁晓夫取消命令，“以免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名誉”。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在赫鲁晓夫准备和莫洛托夫与马林科夫一起去向东欧领导人说明情况时，米高扬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当两人沿着别墅周围的道路边走边谈时，临街的大门打开了，赫鲁晓夫宽敞的ZIS—110汽车悄然驶了过来。“你认为我作出这个决定容易吗？”赫鲁晓夫问道：“我们必须有所动作，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如果发生流血事件，我不知道将如何应付。”米高扬喊道。
“真是愚蠢至极，阿纳斯塔斯。”赫鲁晓夫边回答，边走向等候的汽车。“你是个有理智的人。好好想想，考虑所有的因素，你会发现我们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即使现在有流血，那也会让我们以后少流血，或是不流血。仔细考虑考虑，你会明白的。”
赫鲁晓夫认为他最亲密的同事暗示他会自杀。（米高扬后来坚持说，实际上他威胁要辞职。）在第二天早上的主席团会议上，当时赫鲁晓夫不在场，米高扬请求再给10—15天的时间，至少三天，让匈牙利人自己努力稳定局势。被苏联逼出布达佩斯的纳吉往昔的伙伴贾诺斯·卡达尔警告说，使用武力会“伤害社会主义国家”，导致“（匈牙利）共产党人的士气降到最低点”。
卡达尔改变了他的立场。米高扬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与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一起，赫鲁晓夫于11月1日在波苏边境附近的布雷斯特向波兰人通报了情况。他和马林科夫从那里飞往布加勒斯特向罗马尼亚和捷克人通报情况，到索菲亚向比利时人作解释，后来又去布里俄尼群岛的亚德里亚岛向铁托通报情况，这一旅程很好地反映了赫鲁晓夫当时的心境。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化名乘坐一架双引擎的伊尔—14飞机。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当他们起飞前往南斯拉夫时，“天气情况不能再糟糕了。我们得在夜间的强烈风暴里飞越高山。闪电从我们身边划过。我的眼睛没有合过，我多次乘过飞机，特别是在战争期间，但从来没有在如此恶劣的天气条件下飞过。”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降落在普拉机场，从那里转乘小艇前往布里俄尼。“马林科夫脸色白得没有一丝血色，”赫鲁晓夫回忆说：“他在平坦的道路上也晕车。我们刚刚经过令人难以想象的颠簸飞行后落地，现在又乘坐小艇驶向汹涌的大海。马林科夫躺在船上，闭上了双眼。”
米库诺维奇大使和铁托正在登陆点等着。“外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偶尔还有鸣叫的夜莺飞过。”他记得：“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看上去非常疲惫，特别是马林科夫，他几乎都站不起来了。两位俄罗斯人吻了我们的双颊。”四天后，米库诺维奇仍能感觉出“马林科夫胖胖的圆脸，当我意料不到地被他揽入怀抱时，我的鼻子好似碰到了充了一半空气的气球”。
他们的会议于半个小时后开始，从晚上7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这已经是赫鲁晓夫连续四个晚上没有好好睡觉了。他不是在乞求铁托的支持（不过他最后还是得到了）；不管南斯拉夫的反应如何，苏联军队第二天早上会再次开进布达佩斯。不过，他们谈了很长时间，米库诺维奇说在会谈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家情绪都很激动，这表明赫鲁晓夫已经感觉到自己进退维谷的处境了。
会议结束后是一段长时间、令人尴尬的沉默。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于11月3日上午从普拉乘飞机前往莫斯科。根据米库诺维奇的说法，飞行状况仍是“意想不到的差”。两天后，苏联坦克和部队碾碎了匈牙利革命，代价是匈牙利伤亡大约2万人，苏联为1500人左右。
[1]克莱蒙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Gottwald，1896年11月23日——1953年3月14日），1915—1918年服役于奥匈帝国军队。1921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6—1929年是右翼反对派领导人。1929年向共产国际投降。1929—193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38年流亡苏联。1945—1946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兼国民阵线主席。1946—194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理。1948—1953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29—1953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1953年在布拉格逝世。
[2]德田球一（徳田球一/とくだきゅういち，1894年9月12日——1953年10月14日），生于冲绳县名护市，毕业于日本大学夜间部，当过律师。1920年参加日本社会主义同盟，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时即加入，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2月26日被捕，直到1945年10月10日才获释。1945年日本共产党重建后，于1945年12月在日共四大上当选为书记长。1946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1950年由于“清共”运动而转入地下，1950年10月流亡中国，在北京遥控日共活动。1955年在北京逝世。
[3]维特里奥·维达利（VittorioVidali，1900年9月27日——1983年11月9日），1921年发起成立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1923年移居苏联，并参加了格别乌，后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驻到墨西哥工作。1936—1939年期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39年返回墨西哥。1940年参与了刺杀托洛茨基的行动。1947年赴的里雅斯特，并于1947—1954年任的里雅斯特自由领土共产党总书记。1949—1954年任的里雅斯特市议会议员。1954年回国。1954—1955年任意共自治联合会书记。1958—1963年任国会议员。1963—1968年任参议员。1983年去世。
[4]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Thorez，1900年4月28日——1964年7月11日），生于加来海峡省，12岁开始当矿工。191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1930年至1964年任法共总书记。
[5]虽然在会议厅里对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反斯大林主义的暗示当时没有什么直接的正面或负面反映，但党代会收到了一封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一位低层官员的电报，对米高扬的评论提出质疑。还有两封电报是赞同这种观点的：一封来自巴黎的第四国际；另一封来自身居墨西哥的托洛茨基遗孀纳塔利娅·谢多娃—托洛茨娃。第三封支持使用“个人崇拜”这一提法的电报据称来自斯大林任性的儿子瓦西里。
[6]伊格尔·谢尔盖耶维奇·切尔诺茨安（ИгорьСергеевичЧерноуцан，1918年10月19日——1990年1月22日），苏联评论家、文学评论家。1941年加入红军。1943年加入联共（布）。1951—1982年在苏共中央文化部工作，期间被冠以“灰色红衣主教”的绰号。1964—1966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文艺理论系主任。70年代起在党内被视为“修正主义者”。1982年退休。
[7]多年来，在西方对斯大林是背叛了列宁，还是实际上继承了他的政治遗产有着不同的看法。在苏联，从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到后苏联时期也有类似的公开争论，他们或多或少已经得出了结论，除了共产党人，苏联人对赫鲁晓夫的观点是否定的。
[8]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Яковлев，1923年12月2日——2005年10月18日），俄罗斯历史学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941—1943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3年因伤退役。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5年起就读于多所院校。1958—195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培训，期间秘密倒向反共阵营。1965—1973年任宣传部第一副部长。1966—1973年任《共产主义》杂志编委会委员。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3—1983年任驻加拿大大使。1983年与戈尔巴乔夫结识。1983—1985年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85—1986年任宣传部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7年1—6月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1—7月任总统高级顾问。1991年9—12月任国家特别任务顾问兼总统政治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任期间大力推行“公开化”改革，开展反共活动。苏联解体后，公开鼓吹反共主义，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诬蔑列宁为“德国间谍”。1992年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副主席。1992—1993年任政治镇压受害者康复委员会主席。1993—1995年任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局局长兼俄罗斯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主席。1994—1995年任文件解密委员会委员。1995年创立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于1995—2000年任党主席。1995—1998年任俄罗斯公共电视台（CJSC）主席。1998—2001年任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名誉主席。2000—2002年任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名誉主席。2005年死于莫斯科。
[9]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布尔拉特斯基（ФёдорМихайловичБурлацкий，1927年1月4日——2014年2月26日），俄罗斯记者、政治学家。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52—1964年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社会科学编辑出版委员会科学部书记。1965—1967年任《真理报》政治专栏作家。1969—1971年任苏联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副所长。1971—1989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系主任。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文学报》主编。苏联解体后，于1993年参与起草俄罗斯联邦宪法。2014年死于莫斯科。
[10]乔治·罗伯特·阿克沃斯·康奎斯特（GeorgeRobertAcworthConquest，1917年7月15日——2015年8月3日），美国诗人、历史学家。早年居住在英国，1937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40年退党并入伍。1945—1948年任驻保加利亚大使馆新闻官。1948年加入外交部信息研究部。1950年任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秘。1956年离职。1960年起出版有关苏联的著作，持历史极权主义立场，大肆攻击共产主义。1981年移居美国。2015年死于美国。
[11]诺莫夫在他的文章中推测，1956年赫鲁晓夫认为可以放心谴责斯大林的一个原因是他已经安排销毁了大多数包含他在斯大林时期不法行为的文件。诺莫夫引用德米特里·沃尔科哥诺夫的话说，销毁了从贝利亚保险柜里搜出的“满满11纸袋文件”，并指使谢罗夫“对档案材料进行详细清理”。但他们两人都没有提供什么决定性的证据，也没有说明1956年被销毁的重要文件，或是这对赫鲁晓夫讲话的时间选择和内容有什么影响。谢尔盖·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在1956年前，他父亲还没有权力销毁这些敏感的文件，克格勃头子伊凡·谢罗夫虽然与赫鲁晓夫关系很密切，但如果没有主席团全体成员的授权，他是不敢这么做的。这是谢尔盖·赫鲁晓夫在1996年3月6日写给作者的信件里谈到的。
[12]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斯纳哥夫（Алексей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Снегов，1898—1989），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3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1932—1934年任联共（布）伊尔库茨克省委书记。1935—1937年在渔业人民委员会任职。193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9年1月4日获释，20日再次被捕。1941年被判处15年徒刑。1954年平反并恢复党籍。1956年受邀参加苏共二十大。1956—1960年任苏联内务部营地总局政治部部长。1964年退休。1967年被苏斯洛夫迫害一度丧失党籍。1989年逝世。
[13]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波斯彼诺夫（ПётрНиколаевичПоспелов，1898年6月20日——1979年4月22日），191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4—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1949年任《真理报》总编辑。1946—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1952年、1961—1967年任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所长。195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53—196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60—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71年退休。
[14]波斯彼诺夫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有中央委员会秘书阿里斯托夫、商业联合会主席尼古拉·什维尔尼克以及党控委员会副主席科马罗夫。米高扬回忆说，他推荐自己和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一起参加这个调查委员会，但赫鲁晓夫认为调查委员会成员不应包括和斯大林关系特别亲密的主席团成员。
帕维尔·季莫费耶维奇·科马罗夫（ПавелТимофеевичКомаров，1898年7月12日——1983年5月2日），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8—1929年任联共（布）伏龙芝工厂支部书记兼莫斯科鲍曼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组织和指导部副部长。1929—1930年任卡卢加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0—1931年任莫斯科鲍曼斯基区苏维埃主席。1931年1—5月任莫斯科斯大林区苏维埃主席。1934—1936年任莫斯科无产阶级区苏维埃主席。1936—1937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克拉斯诺格瓦尔代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37年任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37—1942年任联共（布）沃洛格达省委第一书记。1937—1950年、1954—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42—1948年任联共（布）萨拉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51—1952年任采购部副部长。1952—1959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1954—1956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59年退休。
[15]鲍里斯·维尼亚明诺维奇·罗德斯（БорисВениаминовичРодос，1905年6月22日——1956年4月20日），1931年加入格别乌。1936年加入联共（布）。1940年参加了波兰战役。1952年被开除。1953年被捕。1956年被处决。
[16]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萨雷夫（АлександрВасильевичКосарев，1903年11月1日——1939年2月23日），1918年加入共青团。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1938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29—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4—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5年参与创立莫斯科斯巴达足球俱乐部。1936年发起成立苏联高等足球联赛。1938年被捕。1939年遇害。1954年平反。
[17]1956年底，罗德斯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执行管理委员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18]阿维尔基·鲍里索维奇·阿里斯托夫（АверкийБорисовичАристов，1903年10月10日——1973年7月11日），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5—1926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0—1941年、1942年任联共（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三书记。1942—1943年任联共（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43—1944年任联共（布）克麦罗沃省委第二书记。1944—1950年任联共（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1946—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0—1952年任苏共车里雅宾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党、工会和共青团部部长兼中央书记处书记。1952—1953年、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2—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4年任哈巴罗夫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54—1955年任苏共哈巴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5—196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局副书记。1961—1971年任驻波兰大使。1971—1973年任驻奥地利大使。1973年逝世。
[19]赫鲁晓夫对中央委员会的讲话收录于1956年2月13日全体会议的逐字速记报告中，作者曾亲眼看过这份报告。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建议由波斯彼诺夫发言，但其他的主席团成员坚持由他本人作此次讲话。米高扬声称他提议由波斯彼诺夫发言，但赫鲁晓夫不同意，赫鲁晓夫说：“如果不是由他本人，而是由其他人来作此发言的话，人们会认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推脱责任。”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米高扬说赫鲁晓夫“证明是正确的”。
[20]根据文件和与会者的回忆录所显示的时间，赫鲁晓夫和卡冈诺维奇的叙述中含有可疑成分。根据与会者的回忆录，对发言的授权是在发言开始前不长的时间里作出的。赫鲁晓夫回忆说，他曾威胁向党代会通报调查的结果，而不管主席团是否同意（利用党章的规定。党章规定，一旦党代会开始，中央委员会总报告作完后，党员可以自由发表他们自己的观点），这样才得到了大家的同意。卡冈诺维奇记得代表们已经就座，主席团成员挤坐在一张长沙发上，赫鲁晓夫突然拿出一份红皮文件在成员们中间传阅，内容是他对斯大林的攻击，他要求大家马上签字表示同意。事实上，两人提到的冲突并非是授权发言的决定，而是发言内容本身。
[21]诺莫夫曾经看到了其他没有在讲话中体现出来的速记内容。根据他的说法，其中提到了一次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之间的见面，他们两人中间有一大堆高高的文件。“你想干什么？想躲起来吗？”斯大林开玩笑地说：“不用担心，我们现在不会把你抓起来的。”
[22]罗伯特·尹德里柯维奇·埃赫（РобертИндриковичЭйхе，1890年7月31日——1940年2月2日），1905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1908年流亡英国。1911年回国。1919—1921年任俄共（布）车里雅宾斯克委员会主席。1924—1925年任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0—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1930年任联共（布）西伯利亚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7年任联共（布）西西伯利亚省委第一书记。1935—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1938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被捕。1940年遇害。1956年平反。
[23]格里戈里·特罗菲莫维奇·苏伊斯基（ГригорийТрофимовичШуйский，1907年9月30日——1985年10月19日），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8—1941年任《乌克兰共和报》执行编辑。1950—1964年期间担任赫鲁晓夫的助理。1964—1965年任苏共中央思想部报刊、出版社问题顾问。1965—1976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顾问。1976年退休。
[24]奴里丁·阿克拉莫维奇·穆赫脱迪诺夫（НуритдинАкрамовичМухитдинов，1917年11月19日——2008年8月27日），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9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2年加入联共（布）。1946年退役。1948—1950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纳曼干省委第一书记。1950—1951年任乌兹别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思想委员会书记兼塔什干省委第一书记。1950—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1—1953年、1953—1955年任乌兹别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1952—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年任乌兹别克斯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55—1957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局副书记。1966—1968年任部长会议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68—1977年任驻叙利亚大使。1977—1986年任苏联工商会副主席。1986—1989年任乌兹别克斯坦部长会议顾问。1989—1991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历史文化古迹保护协会主席团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1—2008年继续担任乌兹别克斯坦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协会主席团主席。2008年去世。
[25]在1956年选举的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中，有79人在1952年就成为了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或候补委员，而有41人是新当选的。在1956年选举的候补委员中，有71人是新当选的，而在第十九届党代会上已经当选的为122人。
[26]根据萨哈罗夫的说法，他的同事，物理学家伊格尔·塔姆也同意他的看法，但并不是完全的：“是的，我喜欢赫鲁晓夫，他不是斯大林。但如果他与斯大林的差别再大一些，那就更好了。”
[27]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当马林科夫第一次提出要在列宁山下建造一些新住宅时，赫鲁晓夫“犹豫了一下——会不会太过昂贵了？——不过后来还是同意了”。
[28]赫鲁晓夫一家起初住在列宁山别墅区的中央，三年后他们搬到了最左边，可以俯瞰莫斯科市区。我后来访问以及本文中描述的都是后来的那座别墅。不过，由于所有的别墅规格都一样，甚至国家配发的家具都一样，因此对后来这座别墅的描述也完全可以适用于第一座。
[29]赫鲁晓夫想将这份“秘密报告”一直保密下去，直到他说出来为止，他确实做到了。很少有人知道将要发表这一秘密讲话，那些知道此事的人也没有敢说出来，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是否会有其他什么原因导致这份“秘密报告”最后不能真正宣读。赫鲁晓夫只告诉了亚历山大·阿朱别伊真相。
[30]据称，这份经过编辑的文本体现了报告里的哪些内容是没有经过赫鲁晓夫修改的，哪些内容太过尖锐。前者包括指责斯大林依靠地球仪计划作战行动，这一夸张的说法后来被很多将军用来反对赫鲁晓夫自己，以及他与布尔加宁之间的谈话，说到斯大林那里做客，不知道最后能够回家，还是被投入监狱。后者包括赫鲁晓夫的说法，认为战争时期斯大林的领导导致苏联损失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编辑者在最后补充了一句话“不要在承受伤痛的同时为敌人提供反对我们的弹药”，以强调对“秘密报告”保密的重要性。
[31]爱德华·博莱斯瓦夫·奥索布卡—莫罗斯基（EdwardBolesławOsóbka-Morawski，1909年10月5日——1997年1月9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28年加入波兰社会党。1934年被捕并被判处1年徒刑。1939年波兰沦陷后，继续领导波兰社会党残余组织，并同苏联合作。1943年发起成立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于1943—1944年任社工党副主席。1944年任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外交部长兼农业与农业改革部部长。1944—1945年任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总理。1944—1947年任波兰社会党（卢布林）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47—1949年任公共行政部长。1947—1968年任中央疗养胜地委员会主任。1956年加入波兰统一工人党，1970年退党。
[32]以色列人究竟是如何得到这份讲话稿的不是很清楚。最具说服力的说法是一位31岁的有犹太血统的波兰记者在他女朋友的桌子上看到了一份讲话稿，他的女朋友也是犹太人，只是没有公开，她在波兰共产党总部里工作。这位记者于是将她女朋友的这本小册子借出来，想办法复印了一份，转交给以色列大使馆。
[33]艾伦·威尔斯·杜勒斯（AllenWelshDulles，1893年4月7日——1969年1月27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约翰·杜勒斯的兄弟。1916年起从事外交工作。20年代末曾在国际联盟工作。1941年起在战略情报局工作。1942—1945年任战略情报局瑞士站站长。1945年曾短暂担任战略情报局德国站站长。1948年担任托马斯·杜威的竞选顾问。1951年1—8月任中央计划情报局副局长。1951—1953年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53年策划了推翻伊朗首相摩萨台的活动。1953—1961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54年策划了推翻危地马拉总理阿本斯的政变。1961年策划了“猪湾事件”，企图推翻卡斯特罗统治，但遭到挫败，随即被迫辞职。1963年出任旨在调查肯尼迪遇刺的沃伦委员会委员。1969年逝世。
[34]维利科·米库诺维奇（ВељкоМићуновић，1916年1月16日——1982年8月2日），1934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1935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941年南斯拉夫沦陷后，在黑山领导游击运动。1944—1945年任黑山保护人民部部长。二战结束后历任黑山内务部长、贝尔格莱德人民保护局局长、南斯拉夫内务部长助理、冶金总局局长等。1952—1956年任外交部长助理。1956—1958年、1969—1971年任驻苏联大使。1958—1962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62—1967年任驻美国大使。1967—1969年任联邦议会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971—1974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1982年逝世。
[35]普通群众称赞对压迫他们的当地官员的清洗的思维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
[36]虽然没有公开出版，但这份决议被下发至全国所有的党组织里，与决议一同下发的还有一份严厉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的指示。
[37]7月，中央委员会命令所有的党组织行动起来，反对那些“不正确地”理解第二十届党代会上所发生事情的人。
[38]米高扬主持中央平反委员会的工作，他在斯纳哥夫的提议下倡导成立了三驾马车，他们的任务是解放犯人，而不是惩罚他们。
[39]除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外，这个委员会还包括赫鲁晓夫、阿里斯托夫、福尔采娃和鲁登科。
[40]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前夕，南斯拉夫大使馆听到了无数对赫鲁晓夫粗俗个人风格的批评：“人们都说他为人粗鲁、精神错乱、太过直率、没有礼貌，这样的人是不配成为苏联这样伟大国家的领导人的。”根据南斯拉夫曾经进行的一次非正式“民意调查”判断，俄罗斯人“还是倾向于像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这样的领导人，他们在苏联人眼里显得既高大又遥远，不像赫鲁晓夫，苏联人对他都很了解，他和一般的苏联人没有什么两样”。
[41]波勒斯洛·贝鲁特（BolesławBierut，1892年4月18日——1956年3月12日），1912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加入了波兰社会党“左派”。1918年波兰共产党成立时即加入。1930—1932年在共产国际工作。1933年被捕。1935年被判处7年徒刑。1938年获释。1943年加入波兰工人党。1944—1947年任波兰人民代表会议主席。1947—1952年任波兰总理。1952—1954年任波兰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1948—1954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主席。1954—1956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956年在访问苏联时因突发心脏病逝世。
[42]瓦拉迪斯洛·哥穆尔卡（WładysławGomułka，1905年2月6日——1982年9月1日），1926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32年被捕并被判处4年徒刑。1934年获释后流亡苏联。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2年加入波兰工人党。1943—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1944—1948年任波兰副总理兼返乡部长。1949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波兰统一工人党。1951年被捕。1954年获释。1956年平反。1956—1970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1970年被迫退休。
[43]拉伊克·拉斯洛（RajkLászló，1909年3月8日——1949年10月15日），生于鞋匠家庭，1931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因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而被大学开除后，当过建筑工人。1936年参加国际纵队，并担任国际纵队第XIII旅拉科西营政委。西班牙共和国失败后撤往法国，被法国政府拘留。1941年夏季获释后返回匈牙利，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领导地下党的活动。1944年12月被捕，1945年5月13日获释。匈牙利解放后，先后担任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布达佩斯市委书记等职务，1946年3月20日—1948年8月5日任内务部长，并建立了国家保安局。1949年5月23日被捕，同年9月24日遇害。1956年2月平反。
[44]纳吉·伊马雷（NagyImre，1896年6月7日——1958年6月16日），生于科波什堡（Kaposvár）一个农民家庭，当过锁匠学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奥匈帝国军队，在东线作战，1916年被俄军俘虏。1918年3月参加红军，1920年5月10日参加俄共（布）。1921年回国后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因批评党的领导而在1925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夏季参加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MagyarországiSzocialistaMunkáspárt，匈牙利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27年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被当局取缔时被捕，两个月后获释。1928年3月流亡奥地利，1930年2月参加匈牙利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30年至1936年在莫斯科国际农业研究所工作。1936年1月8日被开除出党，1939年2月3日重新入党。1940年至1944年在莫斯科科苏特广播电台工作。1944年10月返回匈牙利，11月7日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44年12月22日—1945年11月4日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45年5月25日当选为匈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7年9月—1949年6月出任国会议长。1948年6月当选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3年7月4日——1955年4月18日任总理（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匈牙利革命爆发后，于10月24日出任总理，11月4日，苏军再次侵略匈牙利后撤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11月22日在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后被捕，1958年6月16日被判处死刑。
[45]斯蒂凡·斯塔斯日维斯基（StefanStaszewski，1906年11月13日——1989年11月2日），1921年加入波兰共青团。1925年被捕，获释后于1926—1929年期间流亡苏联。1929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34年再次被捕，获释后流亡苏联，在国际列宁学校任教。1936年被捕。1938年被判处8年徒刑并被流放到科雷马。1945年获释后回国，先后在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工作。1954—1955年任农业部副部长。1955—1957年任统一工人党华沙省委第一书记。1957—1958年任波兰通讯社主席。1958—1968年任波兰科学出版社编辑，期间倒向反共立场。1968年被开除出党。
[46]爱德华·米奇斯瓦夫·奥恰巴（EdwardMieczysławOchab，1906年8月16日——1989年5月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9年加入波兰共产党，曾先后五次被捕。1939年波兰沦陷后逃往华沙苏占区。1941—1942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3年起与格别乌合作。1943—1944年任波共中央局委员。1944—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1944年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公共行政部副部长。1945年4—6月任公共行政部长。1945—1946年任波兰工人党中央宣传部长兼中央书记处书记。1946—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卡托维兹省委第一书记。1947—1952年任立法议会议员。1948—1949年任中央合作社主席。1948—1954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组织局委员。1948—1968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1949—1950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0—1952年任波苏友好协会主席。1950—1956年、1957年、1959—1964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1968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3—10月任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957—1959年任农业部长。1961—1964年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1964—1968年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65—1968年任民族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1968年退休。
[47]格罗·埃尔诺（GerőErnő，1898年7月8日——1980年3月12日），原姓辛格（Singer），生于犹太人家庭。匈牙利共产党建党成员之一，匈牙利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KommunistaIfjúmunkásokMagyarországiSzövetsége）工作。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被共产国际派往西班牙协助西共开展工作。1939年返回苏联。1945年返回匈牙利。1956年7月18日担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10月25日辞职，流亡苏联。1960年回国，但被开除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80年在布达佩斯逝世。
[48]希拉里·明克（HilaryMinc，1905年8月24日——1974年11月26日），波兰经济学家。1921年加入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并于1922—1923年任中央委员。1923年赴法国留学。1928年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流亡苏联。1929年加入联共（布），随即回国。1931—1935年任波兰共产党中央编辑委员会书记。1939年移居利沃夫。1943年参加波兰爱国者联盟。1944年任波共中央局委员。1944—1945年任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4—1947年任临时政府工业部长。1947—1949年任工业和贸易部长。1948—1956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1954年任副总理。1949—1956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安全委员会委员、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经济委员会主席。1954—1956年任第一副总理。1956年“波兹南事件”后被迫辞去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1959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被迫退党。
[49]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Рокоссовский，1896年12月9日——1968年8月3日），1914年入伍。1917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0年1—8月任第30骑兵军团司令。1920年8月—1921年任第35骑兵军团司令。1926年起在军队学院任教。1930—1932年任萨马拉第7骑兵师师长。1936—1937年任普斯科夫第5骑兵军军长。193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40年平反。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9机械化军军长、布良斯克前线司令。1944年晋升为元帅军衔。1949—1956年任波兰国防部长，期间兼任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1957年、1958—1962年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1957—1958年任高加索军区司令。1968年逝世。
[50]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ИванСтепановичКонев，1897年12月28日——1973年5月21日），1916年入伍。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和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38—1940年任远东特种红旗军司令。1940—1941年任跨贝加尔湖军区司令。1941年1—6月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19军司令、西部阵线司令、草原方面军司令、第二乌克兰前线司令、第一乌克兰前线司令。1944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5—1946年任苏联红军驻奥地利部队司令兼奥地利高级专员。1946—1950年任苏联武装力量副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50—1951年任苏联陆军总督察兼战争部副部长。1951—1955年任喀尔巴阡军区司令。1955—1956年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司令。1955—1956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期间参与镇压了1956年匈牙利革命。1961—1962年任苏联驻东德部队总司令。1962年退休。1973年在莫斯科逝世。
[51]卡达尔·贾诺斯（KádárJános，1912年5月26日——1989年7月6日），本名切尔莫尼克·贾诺斯·约热夫（CzermanikJánosJózsef），生于弗姆（Fiume，现属克罗地亚）一个贫苦家庭。1930年9月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32年春季担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北方区委委员，1933年担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中央委员会书记。1942年5月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匈牙利解放后，于1945年5月—1948年8月任匈牙利共产党布达佩斯市委书记，1946年9月在匈牙利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总书记。1948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后继续担任副总书记。1948年8月—1950年6月任内务部长。1951年5月，因受拉伊克·拉斯洛案件的牵连而被诬陷入狱，1954年获释并平反，1956年7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0月25日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10月30日宣布解散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担任第一书记，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88年5月22日。11月3日，在苏联支持下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并担任总理，1958年1月28日辞去总理职务。1961年9月13日——1965年6月30日再次出任总理。1988年5月辞去总书记的职务，改任党主席。1989年5月9日被免去党主席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7月6日因癌症去世。
[52]赫鲁晓夫说他和同事们在得知毛泽东的建议前就已经决定进行干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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