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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渐入佳境的胜利者：1953—195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赫鲁晓夫全传（2003）
第10章渐入佳境的胜利者：1953—1955
赫鲁晓夫是3月1日很晚的时候在他的别墅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就在前一天晚上，也就是1953年2月28日，他还和斯大林以及其他的核心集团成员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欢宴：先是在克里姆林宫看电影，然后在昆士夫的别墅里聚餐到很晚。他们大约是在早晨四点钟左右离开斯大林别墅的，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同乘一辆车，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是分别离开的。斯大林那天晚上情绪很高，赫鲁晓夫回忆说：“他喧闹地大声开着玩笑，用手指戳我的肚皮，用乌克兰口音称呼我‘米基塔’。每当心情不错时，他都会有这些表现。”[1]
虽然星期天是休息日，但赫鲁晓夫仍然在家里等着，以防斯大林叫他过去。结果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接到电话，于是他终于决定上床睡觉。当天早上，斯大林的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预料他会在10—12点之间起床。他们注视着斯大林半明半暗的房间里的灯光，等着他按铃叫早餐。结果他没有按铃，他们猜想他可能在喝茶，暖水瓶就在他的床边。整个下午，斯大林的房间里都没有什么动静。虽然警卫人员就在走廊里，离斯大林的房间只有几步的距离，但他们有着严格的规定，没有斯大林的召唤，他们不得进入他的房间。屋外的卫兵注意到大约下午6点30分斯大林的房间里闪过一线亮光，但还是没有听到斯大林的召唤。最后，在晚上10点11分左右的时候，警卫人员以送夜间“邮件”为借口派了一名服务人员进入斯大林的房间，结果发现他躺在地板上，一只手微微上举。他的裤子都尿湿了，身旁有一份《真理报》和一瓶矿泉水。他想说话时喉咙只能发出“嗡嗡”的声音。他手表上的指针停留在下午6点30分。显然他是在起床时因为心脏病突发而摔倒在地的。
警卫人员将斯大林抬起来放到沙发上。后来他们又把他移到了餐厅的另一张睡椅上。同时，他们打电话给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伊格纳季耶夫害怕承担责任，就叫他们打电话给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马林科夫说要找到贝利亚还得一些时间，他显然正陪着他的新情妇在某个特殊的别墅里过夜。最后，贝利亚打来电话。“不要告诉任何人斯大林同志生病的消息。”他命令说。
不久，贝利亚和马林科夫都来了。马林科夫脱掉鞋子，因为在光滑的木地板上，他的鞋子会发出“咯吱”的声响，他把鞋子夹在腋下，轻手轻脚地走到餐厅里。当他和贝利亚站到身边时，斯大林开始发出很大的呼噜声。当时距离他发病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八个小时了，但是贝利亚（从他的脸色来看，他此前好像一直在喝酒）没有下令进行医疗救护，而是严厉斥责警卫人员。“你们没有看到斯大林同志睡得正香吗？你们所有的人都出去，不要打搅他睡觉！”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也在场，但是警卫人员说他是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才赶到的，当时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已经带着其他领导人和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们回来了。这样的事情赫鲁晓夫是不应该记不住的。不是那些警卫人员因为赫鲁晓夫后来谴责他们的主子而故意这么说的，就是赫鲁晓夫认为这样一种关键的时刻不可能没有他的参与。
当医生们赶到时，斯大林已经发病12个小时了。就像赫鲁晓夫的解释一样，这种拖延很难用不想让人看到斯大林同志处于这种“不雅的状态”来解释。3月3日，斯大林躺在病床上已经命若游丝了，他任性的儿子瓦西里对着贝利亚和其他人喊道：“你们这帮畜生，是你们害死了我的父亲！”贝利亚后来告诉莫洛托夫说：“我摆平了他，我拯救了你们所有人。”[2]至少有一位斯大林的传记作者猜测过贝利亚是如何摆平瓦西里的。不过，尽管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可能会为了让斯大林快点死去而拖延了医疗救护的时间，但也有可能是他们害怕召集别人的帮助。1953年一开始，斯大林就昏过好几次，血压也升高了。不过，他虽然戒了烟，但并没有放弃洗蒸汽浴（这部分是由于贝利亚要求他不要放弃），这更加重了他的高血压，而且他直到最后对医生也不相信。[3]因此，如果及时采取救助措施，如果斯大林恢复过来的话，那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就不会达到他们的目的了。[4]
当医生终于到达现场时，他们显然被斯大林的状况吓住了。主治医生在解开斯大林的衬衫时双手颤抖。“你是医生，”贝利亚大声嚷道：“按照你平常的方法给斯大林同志诊疗。”与政治局成员们一起蜂拥而入的其他专家都尽量不让自己靠得太近。一位牙医将斯大林的假牙取下来放在地板上。医生们给斯大林抽了血，对肺部进行了透视，不过旁边一个由一位战战兢兢的技术人员操作的人工呼吸机没有使用。采取每项医疗措施前都必须得到政治局成员的批准，其实他们也决定不了应该怎么做。
斯大林在昏睡状态中又拖延了三天的时间。在此期间，苏联领导人轮流值班，两人一组，一天24小时守在斯大林的身边：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白天值班，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是晚上，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插空。根据莫洛托夫的说法，负责的人好像是贝利亚。他和马林科夫经常躲到一边嘀嘀咕咕，有时赫鲁晓夫也加入他们的谈话，但大部分时间他都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那些职位稍低一些的领导人则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当斯大林显然处于昏迷状态时，贝利亚毫不掩饰他的愤怒情绪。但当斯大林稍微清醒一点的时候，他又赶忙跑到跟前吻着斯大林的手。“这就是你看到的真实的贝利亚，”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甚至在他假装崇拜的斯大林面前，他也能耍出两面三刀的把戏。”就像赫鲁晓夫所想的那样，对斯大林仍有部分的信任不是更好吗？
3月3日，医生们诊断斯大林状况已经非常严重，死亡是不可避免了。到斯大林3月5日去世时，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已经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碰过几次面了。马林科夫主持会议，他和贝利亚建议了新的领导人名单。马林科夫将接替斯大林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按顺序）将担任第一副主席。贝利亚将重掌内务部，内务部将和国家安全部合并。赫鲁晓夫被解除莫斯科党委书记的职务，成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八位书记之一。斯大林于1952年10月进行扩充的苏维埃主席团将进行调整，从原来的25人调整为10名正式成员。除了两位斯大林的老臣外，其余的人全部更换。
至此，关于斯大林的继承人好像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但一天晚上，当他们守夜的时候，赫鲁晓夫提醒布尔加宁说，贝利亚之所以想掌控警察机构，“目的就是为了打垮我们，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的话，他会干出来的。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他得逞，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布尔加宁说他也持这种看法，但是他们需要马林科夫的支持。不过，赫鲁晓夫后来说：“马林科夫总是认为给贝利亚当配角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尽管他也知道贝利亚不把他放在眼里，经常嘲弄他。”此外，“既然斯大林已经去世了，马林科夫确信他在贝利亚的计划里‘会派上用场’的，因为贝利亚曾经告诉我他会倚重马林科夫。”
3月5日晚上，苏联领导人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联合会议（在不久前通过的党章里没有如此的规定）。在斯大林没有咽气的情况下，他们解除了他的政府首脑职务（不过继续保持他的党主席团成员位置）。赫鲁晓夫主持此次会议，不过控制会议的却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文学报》编辑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康斯坦丁·西蒙诺夫都能看出并感觉到他们对会议的控制。马林科夫首先发言，然后他推荐贝利亚发言。贝利亚提名马林科夫为苏联政府主席。在回到发言席后（需要从贝利亚身边挤过去，在狭窄的过道里他们两人肥胖的肚皮贴在一起），马林科夫指定贝利亚统率警察机构。西蒙诺夫从所有领导人（除了一动不动、脸上没有丝毫表情的莫洛托夫外）的表情里，感觉出了“一种他们都努力不公开表露出来的压抑感。……”但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却显得特别的活跃。[5]
在瓜分完政治蛋糕后，斯大林的这帮手下又回到了他的别墅，看着他在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他的脸色变了，变得灰暗起来。”他女儿回忆说：“他的嘴唇发青，样子都认不出来了。……他是在我们眼前窒息而死的。……在似乎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突然睁开双眼，扫视了一下屋里所有的人。他的这一瞥令人毛骨悚然，目光里带着精神错乱的神情，或是愤怒与对死亡的恐惧。……他突然举起一只手，好像指着上方的什么东西，向我们大家发出诅咒似的。……过了一会儿，经过最后的努力，他的灵魂终于挣脱了他的肉体。”
几乎就在同时，阿利卢耶娃说，贝利亚冲出房间。“房间的沉寂被他大声的叫喊划破了，他简直无法抑制住自己胜利的喜悦，他对他的司机大声嚷道：‘赫鲁斯塔利耶夫！我的车！’”赫鲁晓夫回忆说：“贝利亚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他“确信他很久以来一直盼望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现在世上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他了。任何人也不能阻挡他的道路。现在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去世感到很悲痛，这部分是出于对不确定未来的担忧，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在斯大林眼里还是值得信任的”。当阿利卢耶娃开始痛哭时，他后来说：“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也开始哭起来，我从内心里对斯大林的去世感到伤心。”阿利卢耶娃记得她看到赫鲁晓夫和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都流下了眼泪。当时《真理报》的主编德米特里·谢皮洛夫[6]参加了3月5日早上的会议，会议讨论了斯大林的葬礼安排问题。他记得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明显处于一种激动的状态，不时地打断其他人的发言，经常长篇大论地滔滔不绝。贝利亚简直是心花怒放。赫鲁晓夫说得很少，显然他还处于震惊之中”。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葬礼上，谢皮洛夫注意到赫鲁晓夫的“眼睛红了，他不时地擦去流下的眼泪”。
甚至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他的很多受害者都哭了。西蒙诺夫对斯大林罪行的了解比他后来供述得还要多，他回忆说自己3月5日坐下来准备为《文学报》创作一首关于斯大林的诗。他已经写了两行，“突然之间，连我都感到吃惊，我大哭起来。我可以谎称没有这样的事情……但除了说出来，否则我无法表达我当时听到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时的震惊。我并不是因为悲伤而哭，也不是对死去的人感到可怜而哭，我的眼泪没有感情色彩，就是因为震惊”。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斯大林的去世肯定是件喜忧参半的事情，就像这位独裁者本人对他一样。斯大林是个威胁要消灭他的恩人，既是赫鲁晓夫的良师益友，又是他的折磨者。他的去世使赫鲁晓夫摆脱了生理上的担惊受怕和心理上的依赖感，不过也使他不得不面对新的致命危险——首先来自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再有就是他本人，而斯大林接班人面对的可怕遗产则一直使他们受到潜在危险的困扰，并最终将他们都击倒了。
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阶梯中处于第二或第三的位置，这主要取决于贝利亚是否仍能身居高位或者是否会被清除掉。当新的党主席团选定后，赫鲁晓夫位列第五，排在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之后。马林科夫是明显的接班人，而贝利亚则是宝座后面的真正掌权人。莫洛托夫与斯大林保持亲密关系的时间比其他任何人都长，他好像也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他们三人在斯大林的红场葬礼上发表讲演表明他们组成了苏联的三人政治。不过，最后无论是苏联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人想象到赫鲁晓夫会有机会将他们全部击倒。
两年半以后，贝利亚已经被逮捕并处决，马林科夫被降职，而莫洛托夫则遭受毁灭性的批评。尽管从权力的巅峰上跌落下来，但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仍然保住了他们在主席团的位置，只不过此时赫鲁晓夫已经成为他们的老板。1954年8月，赫鲁晓夫率领一个苏联代表团访问北京。虽然接替马林科夫担任总理的布尔加宁是1955年夏天日内瓦四国首脑峰会理论上的苏联主要发言人，但西方领导人意识到赫鲁晓夫才是他们主要的讨论对象。
如果说赫鲁晓夫预见到了他自己的胜利的话，那么他也是唯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胜利，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崛起是个最大的奇迹。不过他使奇迹变为现实的方法是完全可以猜测出来的。与20年代的斯大林一样，他一直从事着党务工作，操纵着党的权力机器来反对他的对手，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制定各项内外政策，制造并出卖他的同盟——首先是贝利亚，其次是马林科夫，最后是莫洛托夫。
真正的疑团并不是赫鲁晓夫是如何达成他的目的的，而是他的同事们为什么会让他的计谋得逞。问题的答案在于他们仍然轻视他。甚至在1953年以前，赫鲁晓夫一直都没有放弃他伪装出来的无足轻重的形象，直到那时，他在大多数场合都在隐藏他的能力。在1953—1955年间，赫鲁晓夫权谋的才能才首次表露得一览无余——这不仅体现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之中，而且也表现在他的回忆录里。他在回忆录中自豪地向我们讲述了他是如何一步步地将贝利亚推向灭亡的道路的。根据他陈述的事实，赫鲁晓夫几乎难以否认他在此前和之后所玩弄的权谋，但他对之还是加以否认。在赫鲁晓夫的诠释中，唯一能证明其针对贝利亚阴谋的公正性的就是贝利亚太坏了。但出卖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特别是赫鲁晓夫针对他们的指控之一是他们背叛了他。要了解事情的完整面目，我必须根据不太完整的资料将他们被击败的事实串联起来，考察针对贝利亚的阴谋时也应如此。因为尽管赫鲁晓夫在叙述这段历史时表现出了罕见的诚实，但他还是没有说出其玩弄权术的全部过程，他隐瞒了在斯大林死后与贝利亚结成最初同盟的事实，也没有坦陈其在斯大林在世时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结成的同盟关系。
在斯大林死后的首次公开声明中，苏联的接班人面对斯大林留下的遗产表现出了一副英勇无畏的姿态。在他的葬礼致辞中，贝利亚号召苏联的领导人“团结起来”，警惕敌人利用苏联领导层的“无序和混乱状态”，他誓言没有人会“逃过我们的明察秋毫”。在正式的死亡声明中，他们满怀信心地预言苏联人民会团结在新的领导核心的周围。
事实上，斯大林的这帮手下都知道他们遇到了麻烦，但他们遇到的麻烦比他们想象得还要大。1953年1月1日仍然滞留在劳改营里的囚犯差不多有250万人，其中有超过50万被列为“政治”犯（在他们这样一个独断专行的社会里，这已经足以构成犯罪）。他们是否应该被释放，死者是否应该被恢复名誉？怎么能不给他们平反昭雪呢？不过这么做的代价可能是毁灭性的。如果被囚禁的人是无辜的，那么那些把他们投入监狱的人就是有罪的。不久，斯大林的接班人开始释放“非政治”犯，他们于1953年和1954年处决了前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以及“重要罪行特别调查小组”的前负责人。不过，这些步骤以及随后控告文件的销毁，目的更多的是保护斯大林的接班人，而不是为他和他们的受害者报仇。[7]当劳改营爆发暴乱时，政府用军队对他们进行了镇压：1953年5月在诺里尔斯克（Norilsk），有超过1000人被打死，2000人受伤；在那年夏天的沃尔库塔，1954年初的肯基尔（Kengir）和哈萨克斯坦，被囚禁的犯人占据劳改营长达40天，最后被坦克和飞机所镇压。
各个阶层的人民，特别是党的精英分子和知识界，都受到了恐怖统治的影响。让精英阶层具有一定的安全感显然是当时的当务之急，特别是对于赫鲁晓夫而言，他的政治基础就在党的机构。由于能提出一些控诉性的问题并最终危及整个斯大林体制，知识界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在适当的时候，伊尔亚·爱伦堡所谓的“解冻”开始了。不过正如赫鲁晓夫后来所承认的那样：“我们感到害怕，真的很害怕。我们担心解冻可能会引发一场洪灾，一场我们难以控制并会招至灭顶之灾的洪灾。”
斯大林高度集中化的指令经济在重工业增长和战后重建方面创造了奇迹（当然，没有提及这种增长所带来的人文和环境代价，更不用说进行估算了），但却阻碍了其他领域的发展。消费品永远是短缺的，住房也是一样。马林科夫宣布苏联终于在1952年解决了粮食问题，但那时的粮食状况却是糟糕得不能再糟糕了。整个粮食产量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还少，牲畜的数量低于1928年，甚至在一些地方还低于1916年时的数量。农民自留地上出产了全国大部分的牛奶、肉和蔬菜，不过国家却限制它们的规模，因为征收繁重的赋税而使自留地最终消失。
苏联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1953年也进入了死胡同。在战争期间以及战争一结束，斯大林运用他熟练的手腕，不仅维持了其在战时同盟里对他有用的利益，而且巩固了对东欧的控制。不过，到1953年，西方国家已经动员起来反对他，甚至他的朋友和中立国也已经与他疏远。除了南斯拉夫，莫斯科对东欧地区的控制好像是绝对的，但是那里的经济状况正不断恶化，反对苏联的愤怒情绪正在积聚。在中国方面，其最高领导人虽然表面上服从斯大林，但不满情绪却与日俱增，不久两国就闹翻了。在奥勒加·特罗亚诺夫斯基（他不久后成为赫鲁晓夫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看来，斯大林留下的遗产“是骇人听闻的。国际形势已经变得非常紧张，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灾难的发生”。
斯大林十分倚重军事实力。在西方人看来，他的常规兵力好像已经强大得足以横扫整个西欧。为了使西方对其感到更加惧怕，苏联于1949年爆炸了第一枚原子弹，1953年又成功研制了第一个热核装置。但是苏联的实力远没有其显示的那么强大。苏联唯一的远程轰炸机，图—4是美国B—29的仿制品，除了进行有去无回的单程自杀性轰炸外，图—4是不能到达美国本土的。一个美国顾问委员会于1953年中期警告说，苏联可能会向美国投放多达100枚原子弹，从而造成1300万人的伤亡，摧毁美国三分之一的工业潜力。不过在赫鲁晓夫看来，图—4“生产时已经过时了”，还有另外一种轰炸机的几种型号在试验飞行阶段就发生过坠毁。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于1956—1957年间进入现役。当一名飞机设计师向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保证这种飞机在轰炸美国时可以在墨西哥降落时，赫鲁晓夫回答道：“你认为墨西哥是什么啊——我们的丈母娘吗？你认为我们什么时候都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吗？”
斯大林开始紧急开发洲际导弹，但是离洲际弹道导弹投入现役还有数年的时间。更为糟糕的是，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在火箭方面是“技术上的白痴”。当导弹设计师谢尔盖·科罗廖夫[8]向主席团汇报他的计划时，这位卡里诺夫卡原来的羊倌和他的同僚们“呆呆地看着他给我们看的东西，好像我们是一群第一次看到大门的绵羊似的。当他给我们展示他设计的一枚火箭时，我们觉得这除了像一根巨大的雪茄型钢管外什么也不是，我们不相信它可以飞起来。……我们就像身处大市场的乡下人。我们在火箭周围转来转去，不时地摸摸敲敲，想看看它是否足够结实——除了舔舔它是什么味道外，其他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做了”[9]。
美国有着强大的制空权，对此他们大加炫耀。“我们被美国的空军基地所包围，”赫鲁晓夫回忆说：“我们国家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的目标，美国从位于挪威、德国、意大利、韩国和日本机场上起飞的轰炸机随时可以对我们发起攻击。”在战后初期，美国飞机不停地飞越苏联领空，其中一些是高级侦察飞机。有些是为了刺探苏联的雷达和防空系统，还有一些是投放特务或是向特务投放物资的。虽然大量低空飞行的飞机被击落，飞行员不是被击毙就是被抓获，但这种飞行对斯大林的同僚们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却是破坏性的。“美国对我们奉行傲慢和咄咄逼人的政策，”赫鲁晓夫说：“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展示其强大的机会。美国人不停地派遣飞机深入我们的领空，有时甚至到了基辅上空。”[10]
除此之外，一场争夺斯大林后领导权的斗争迫在眉睫。他的接班人都发誓要进行集体领导，但是他们也知道除了一人领导外苏联不可能有其他的统治方式，因为他们除了奋力攀上权力巅峰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内外政策成为这场斗争中各方使用的武器，所有的竞争者都玩着双重的或是三重的游戏。这使得苏联在国际上面临着可怕的局面。资本主义者“知道我们在斯大林死后处于复杂而困难的形势”，赫鲁晓夫后来说：“斯大林留下的领导层谈不上有什么坚强的力量，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分歧。”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进行深刻的变革显然是必需的。但是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制度又经过了32年的实践，到了失败的边缘，这种变化仍然是痛苦的。难道在50年代进行这种变革不是更容易吗？当时这种经济制度仍然能带来快速增长，况且很多人想要的只是使共产主义制度更具人性化，而不是抛弃它。但是当斯大林的接班人是那些他亲自提拔并训练出来的时候，这种变革无异于痴人说梦。
在四天的国哀期间数以千计的人瞻仰了斯大林的遗容。四天后，在附近的普希金大街，政府残酷镇压了一次动乱，至少有一百人在镇压中丧生，斯大林的葬礼终于在阴冷灰暗的3月9日在红场举行。[11]当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在现在的列宁—斯大林陵墓顶上向集会的群众发表讲话时，他们都穿着厚厚的大衣，戴着皮帽，除了贝利亚，他的那顶宽边黑帽压得很低，差点盖住了那副著名的夹鼻眼镜。他们呼出的气息在冰冷的空气中清晰可见。在西蒙诺夫看来，只有莫洛托夫“这个坚若磐石般的领导的讲话里流露出了一种热爱与悲伤，还有一丝的震悚”。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讲话中“没有任何的怜悯、激动或是若有所失”，相反却给人如此的印象：“他们终于掌权了，对此他们感到欢欣鼓舞”。作为葬礼活动的主席，赫鲁晓夫远远地站在左边，他的表情悲伤而隐晦。
在接替斯大林的总理职务后，马林科夫现在主持主席团会议，这是自列宁时代开始就形成的惯例。此外，他的两个门徒，米哈伊尔·别尔乌辛[12]和马克西姆·萨布罗夫[13]也加入了主席团，而另一位支持者尼古拉·萨塔林[14]则供职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很显然是在同事们担心其权力过大的促动下，马林科夫于3月14日退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位。然而他的同党贝利亚，不仅控制了警察力量，而且还掌管着国家的核和导弹计划，他还从斯大林的私人文件中没收了大量的材料，以勒索和毁灭他的同僚。[15]
尽管莫洛托夫的资格无人可及，但他好像对担任外交部长心满意足。3月14日，赫鲁晓夫成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但党的正式文件规定好像此职务的主要权力集中于宣传和意识形态上，而政治和经济事务则落入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掌控之中。作为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本该在3月15日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名马林科夫担任总理，但贝利亚却篡夺了他的这个权力。虽然长期以来都是第一书记签署政治局会议草案，但现在必须经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集体批准。[16]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从种种迹象中得出结论认为，贝利亚把赫鲁晓夫看成是“二号人物”。在德米契夫（他是1950—1953年间赫鲁晓夫的助手）看来，莫洛托夫也有着类似的看法。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一位历史学家，认为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想回到斯大林时代前的模式，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行使技术而不是政治职能，他们认为，依据他所具有的能力（或者不如说缺乏才能），赫鲁晓夫正好可以胜任这个不太重要的职位。[17]
在暂时分配了权力和位置后，接下来就是要制定内外政策。所有的领导人都赞成内外政策应有所变化（有些人对此甚至深信不疑），不过贝利亚却是主要的推动者，他甚至比马林科夫还要积极。贝利亚并非那种不讲实际的自由主义者，他扮演着改革者的角色只是因为他骨子里就有着变革的冲动。提高其声誉和感召力的办法就是对斯大林进行攻击，攻击斯大林施行的所有法令。作为秘密警察的头子，贝利亚知道苏联的实际形势是多么的糟糕。贝利亚在犬儒主义方面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能力使得他没有让意识形态阻挡他的脚步。如果他取得胜利，他差不多肯定会消灭他的同事，至少可以阻止他们清除他自己。不过，他实施的大胆改革举动可以与赫鲁晓夫，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跟35年后的戈尔巴乔夫相提并论。
在斯大林葬礼的当天，这一天正好也是莫洛托夫的生日，贝利亚亲自将日曼丘日娜从劳改营里释放出来，和她丈夫团聚，他的目的无疑是与这位外交部长结成未来的同盟。在3月10—13日间，他下令国家安全小组重新审查冤假错案，包括克里姆林宫医生事件，并要求他们“向我”汇报新的发现。他于3月17日提议将内务部的大部分工业与建设领域移交给一般的经济部。三天后，他建议停止由强制劳工从事的建筑项目。3月26日，他向主席团汇报说监狱和劳改营里还有2526401名政治与非政治犯（其中女性438788人，在这些女性犯人中，35505人有孩子，62886人是孕妇）。他哀叹这些囚禁“使身陷牢狱的人、他们的亲戚以及其他与他们关系亲密的人都处于特别困难的处境，这通常毁坏了他们的家庭，并对他们的余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他提议进行大赦，并最终释放了刑期在五年或五年以下的1181264个非政治犯。3月28日，贝利亚催促将劳改营的管理权从内务部移交司法部。4月2日，他告诉马林科夫说，著名的犹太演员所罗门·米哈尤斯[18]已经于1948年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被杀害。两天后，贝利亚公开宣布克里姆林宫医生事件是捏造的。同一天，他下令结束“对被捕犯人的残酷鞭打，一天24小时将他们的双手铐在背后，有时持续数月时间，长时间不让他们睡觉，在单独牢房里扒光犯人衣服等做法”。[19]
几天后，被囚禁的医生被释放出来，中央委员会成员受邀审阅卷宗文件。根据西蒙诺夫的说法，他参加过三四次审阅这些文件的长时间会议，他们确定斯大林亲自参与了这起事件，包括他下令对罪犯进行折磨，直至他们供认为止。因为这些文件来自内务部，所以将它们公开出来肯定是贝利亚个人的主意。
格鲁吉亚人米哈伊尔·契奥雷利[20]描绘斯大林的阿谀奉承的电影为他赢得了这位独裁者酒伴的地位。由于贝利亚也曾是斯大林别墅酒宴上的一分子，这位电影导演很自然地向贝利亚展示了他对前主子阿谀奉承的一面。“不要提那个畜生！”贝利亚扔下案卷时诅咒道：“斯大林是个无赖、野蛮的家伙，一个暴君！他让我们所有人都生活于恐惧之中，这个吸血鬼。人民也是一样，他的所有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所幸的是，我们现在已经不用再怕他了。让他这条毒蛇在地狱里腐烂吧！”
贝利亚还对斯大林将苏联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化的做法进行了攻击。在主席团的一系列备忘录中，他谴责俄罗斯人的统治，以及在像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西乌克兰地区推广俄语的做法。贝利亚在基辅的内务部头目帕维尔·梅什克[21]在乌克兰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让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大吃一惊。梅什克试图与赫鲁晓夫的门徒、利沃夫负责内务的头目蒂莫菲·斯特罗卡奇[22]妥协，命令他搜集当地共产党官员的污点证据。当斯特罗卡奇向赫鲁晓夫的另一个同事、利沃夫党委书记日诺维·谢迪奥克[23]报告此事时，据称贝利亚大发雷霆。“你什么都不懂。你为什么要告诉谢迪奥克？我们要把你驱逐出党，把你抓起来，让你在劳改营里度过余生。我们要把你剁成肉酱，让你化为粪土。”[24]
在对外政策方面，贝利亚也打破了意识形态与政治之间的正统观念。在后来从他的保险柜里没收的文件里有写给铁托的高级助手亚历山大·兰科维奇[25]的秘密信函，这封信函没有经过主席团的批准，信中建议“从根本上提高”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并就举行“秘密会议”进行协商。当东德领导人6月2日以及11天后匈牙利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时，苏联领导人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要求他们执行莫斯科给他们下达的命令。对着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马蒂亚斯·拉科西大喊大叫的就是贝利亚，“在匈牙利这样一个只有950万人口的国家就有150万人受到了迫害，你们怎么能容忍出现这样的情况？……甚至斯大林同志直接下令审讯被捕的囚犯也是错误的。……惨遭毒打的人会做出任何审讯者所希望的供述，会承认他是英国或美国间谍，或是任何我们想要他成为的人。但是用这种办法我们永远也不会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在这种方式下，无辜的人可能会受到制裁。我们还有法律，每个人都必须尊重法律。”
东德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例子。由于乌布利希政权推行强制工业化方案、强制集体化以及严酷的反宗教运动，在过去的两年里有将近50万人逃到西边去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面临着马林科夫后来所谓的“内部灾难的危险”。贝利亚对此非同寻常的反应是考虑完全放弃东德的共产主义制度，允许东西德联合组成中立的德国，以换取西方大量的补偿。当克里姆林宫领导层于1953年5月27日讨论德国问题时，贝利亚大声说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能算得上什么？甚至连一个实体都算不上。即使我们能称之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话，那也是我们苏联军队在那里维持着。”在讨论过程中，莫洛托夫建议应反对东德的“强制”社会主义化，而贝利亚则在最后的指示里将“强制”一词删除了。莫洛托夫问道，这难道不意味着东德取消了社会主义吗？为什么贝利亚会提出如此建议？“因为，”据说贝利亚是这样回答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和平的德国，至于它是不是社会主义，这对于我们并不重要。”[26]
总的来看，贝利亚的举动使他新官上任后的三把火烧了令人吃惊的“一百天”。虽然他的一些倡议掩饰了其工于心计的一面（特别是他在仍然由俄罗斯统治的苏联保护非俄罗斯民族，反对俄罗斯沙文主义），但他一开始还是压倒了他的竞争者。他所耍的花招很多都在他的正式管辖范围之外，这反映了他对其他同事的蔑视。在一份给赫鲁晓夫的备忘录中，贝利亚没有“请求”对他的提议进行“审查”，而是要求他们进行“确认”。电话监听证实他对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都进行了严厉指责。在斯大林刚去世后不久，贝利亚好像把他的同事们都不放在眼里。然而，他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使他们意识到自身所面临的危险，同时也给了他们反对他可资利用的素材。
赫鲁晓夫声称他从一开始就看透了贝利亚，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起来反对他。“斯大林尸骨未寒，”他在贝利亚被捕后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不能提出这个问题。否则同志们会说：‘他在利用斯大林的去世在党的领导层中制造分裂与混乱。’……这会让我们看起来像个傻瓜，真正的大傻瓜！”然而，实际上赫鲁晓夫不仅与贝利亚站在一条阵线上，而且如果贝利亚没有针对他的话，他很可能还会将与贝利亚的共同阵线保持下去。
在斯大林死后的那段时间里，赫鲁晓夫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关系十分密切，就像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彼此之间的关系一样。根据莫洛托夫的说法，赫鲁晓夫和其他两人是组成了当时的三驾马车。当然，莫洛托夫的看法是有偏见的，但赫鲁晓夫最后也证实了他的这种看法：贝利亚“与马林科夫的亲密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他没有动摇过，但是他突然之间开始与我建立同样友好的关系。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开始在克里姆林宫空地的散步中拉上我。我当然没有拒绝或是反对，但我对贝利亚的看法没有改变。……我知道他对我作出的这种友好表示是一种假象”。
在1953年7月贝利亚被捕后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发言中，赫鲁晓夫为自己辩解说：“有人说，‘怎么能这样呢？马林科夫走路的时候都与贝利亚手挽手。……’还有人可能也听说了，赫鲁晓夫也与他们混在一起。（一阵大笑）说的没错。他们确实是如此，我也一样。……贝利亚不是那种容易被看透和被揭穿的人。……他在斯大林去世后对我的态度变化尤其如此。如果我哪一天没有给他打电话，他就会给我打来电话问：‘为什么你没有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我会如此回答：‘太忙。’于是他就会说：‘你应该更经常地给我打电话。’”在同样的电话交谈中，贝利亚“会不经意地中伤（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同时让我明白并加以强调，我比他们要好。后来我把贝利亚的话告诉了他们”。
就在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混在一起、彼此无法分开的同时，实际上他们已经开始相互挖对方的墙脚。“我们内务部陷入彻底的混乱之中，”一位中层官员告诉他的一位作家朋友说：“贝利亚下达了一个命令，马林科夫又从克里姆林宫打来电话，取消了贝利亚的命令，重新下达了他自己的指示。”1952年4月，在贝利亚将马林科夫的支持者塞姆扬·伊格纳季耶夫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清除出去的行动中，赫鲁晓夫显然给了贝利亚很大的帮助，伊格纳季耶夫在克里姆林宫医生事件时期是秘密警察的头目。但是赫鲁晓夫的门徒阿历克赛·基里钦科成为新的乌克兰党委书记，很可能是在马林科夫的支持下当选的，因此贝利亚是不可能高兴的。
导致赫鲁晓夫与贝利亚最终走向分裂的并非他们之间有什么很深的政策分歧。虽然赫鲁晓夫对贝利亚“将1800万东德人民置于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的想法感到吃惊，但这种看法本身并不足以说明赫鲁晓夫愿意承担阴谋对付贝利亚的风险。赫鲁晓夫后来指控贝利亚有意制造“民族团体之间的隔阂”。然而，他不仅支持贝利亚当时的民族改革，而且在他自己关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类似报告中还全盘照搬了贝利亚的做法。在准备斯大林葬礼期间，赫鲁晓夫拉着卡冈诺维奇的胳膊问道：“拉扎尔，没有了斯大林，我们怎么生活和工作呢？”此外，他还带头赞成以斯大林的名义重新命名苏联共青团的提议。但是赫鲁晓夫也与贝利亚一道毁坏斯大林的声誉：在《文学报》编辑呼吁作家们写文章赞扬斯大林后的第二天早上，赫鲁晓夫就威胁要撤换其总编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当贝利亚掌权的时候，”赫鲁晓夫的前助手德米契夫回忆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当然想与他搞好关系，虽然他对贝利亚又恨又怕。贝利亚也感觉出不能忽视赫鲁晓夫，因此他对待赫鲁晓夫时也留着一分小心。”最后使赫鲁晓夫对贝利亚反戈一击的是他担心贝利亚迟早会收拾他，如果他不早一点下手的话。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都宣称自己领导了针对贝利亚的行动。[27]对他们两人恨之入骨的莫洛托夫和与两人关系都不错的米高扬证实了赫鲁晓夫的叙述。[28]赫鲁晓夫在反对贝利亚的行动中请求马林科夫的帮助使其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贝利亚胜利了，他会将他们都置于死地；如果贝利亚被击败，那么马林科夫就会失去贝利亚的支持，并且还会因为与贝利亚结盟而沾染上抹不去的污点。因此赫鲁晓夫刚开始对他提出了较为谨慎的建议：对贝利亚在主席团里提出的一些建议进行封杀。“问题是，”他对马林科夫说：“在主席团会议上，你从来没有让其他人有说话的机会。只要贝利亚提出什么动议，你总是马上跳出来表示支持。……你只要让我们其余的人有一次表达思想的机会，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你克制一点，不要老是那么着急跳出来。……我和你一起拟订会议议程，让我们来讨论一些我们认为贝利亚在其中有过错的问题。然后我们再起来共同反对他。”
这种小插曲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显然对贝利亚的提议产生了抵制作用，贝利亚曾提议将内务部特别委员会可以判决的刑期减少到最多十年（“这意味着，”赫鲁晓夫在1953年7月的全体会议上说：“他可以判决犯人十年的刑期，然后再判处十年，如果他愿意的话。这就是他使犯人老死牢狱的方法”）。在主席团关于东德问题的讨论中情况也差不多。莫洛托夫带头反对贝利亚关于东德问题的计划。莫洛托夫原来认为赫鲁晓夫是贝利亚的同盟，因此他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时又惊又喜。这位固执的外交部长对赫鲁晓夫十分感激，于是他提议从此以后和赫鲁晓夫之间彼此以亲昵的第二人称相称。在关于东德问题的会议之后，赫鲁晓夫记得：“贝利亚表面上对我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但是我知道这是一种可怕的圈套——说一套，做一套。我知道贝利亚正在和我玩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游戏，表面上使我十二分的放心，背地里却是一有机会就会将我撂倒在地。”[29]
6月中旬的某个时候，就在贝利亚6月26日被捕前的几天，赫鲁晓夫的立场发生了转变，他从反对贝利亚变成安排他退位。[30]“当贝利亚意识到主席团的其他成员想取而代之时，他开始全力显露他的重要性，试图在所有可能的方面表现出他高人一筹的能力。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我感到是让这种局面有个了断的时候了。”[31]
贝利亚给了赫鲁晓夫一个机会，想把他拉入反对马林科夫的阴谋中。这使得赫鲁晓夫有机会说服马林科夫，除了对贝利亚先下手为强外没有其他的选择。[32]一旦马林科夫同意，下一步就是召集其他的同事了。布尔加宁没有什么问题，但要联络其他人则有相当的危险。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向贝利亚告密，那整个游戏就结束了。即使没有人告密，贝利亚无处不在的窃听设备也有可能捕捉到他们的蛛丝马迹。
赫鲁晓夫去找了伏罗希洛夫。但是当他一踏进伏罗希洛夫在最高苏维埃的办公室时（赫鲁晓夫去找他的借口是他们同是政府委员会的成员），后者就开始“大唱贝利亚的赞歌：‘我们的贝利亚是多么伟大的人物啊，赫鲁晓夫同志！他真的太伟大了！’”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最好的回答只能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也许未必。你也许过高地估计了他”，接着赫鲁晓夫就他拜访的目的敷衍了几句就马上离开了。赫鲁晓夫对伏罗希洛夫表现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我认为伏罗希洛夫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他认为有人会偷听到他的谈话，他是说给‘贝利亚的耳目’听的。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他认为我是贝利亚的同党。”即使赫鲁晓夫当面提出请求，伏罗希洛夫“就是出于自尊心也不会同意的。他不可能在我进门时大唱贝利亚的赞歌后马上又来个180度大转弯，支持我的立场”。
其实伏罗希洛夫能发挥出比他表现出来的更大的作用。当马林科夫向他暗示他们的计划时，伏罗希洛夫赶忙将旁边的电话机盖了起来，压低声音，然后激动得哭了起来，过去拥抱并亲吻着马林科夫。[33]
赫鲁晓夫将卡冈诺维奇邀请到他的办公室。他的脑子里考虑的全是可能带来的危险，因此平常总是喋喋不休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甚至让卡冈诺维奇就他刚刚结束的对西伯利亚锯木厂的视察情况讲了很长时间。“我不想打断他的讲话，虽然我的脑子里还有比锯木厂更重要的事情。我表现出了适当的礼貌和技巧，等着他说累了停下来。当他结束汇报后，我说：‘你讲的情况很好。现在我想和你谈谈这里发生的事情。’我告诉他莫斯科的形势以及我们得出的结论。”
“你说的我们是指谁？”老练狡猾的卡冈诺维奇问道。了解到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已经形成了多数派后，卡冈诺维奇马上加入了进来。“我也赞同你的意见。我当然会和你站在一边。我只是随便问问。”赫鲁晓夫回忆说：“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知道我在想什么。”
赫鲁晓夫还知道莫洛托夫会怎么想。由于“莫洛托夫自己就是贝利亚伪善的受害者”，赫鲁晓夫“听到他当着贝利亚的面指责他的所作所为”，因此他马上和赫鲁晓夫站到了一起。莫洛托夫也询问了马林科夫的立场，然后又马上表示赞同，他提议不要剥夺贝利亚的所有职务，只要取消他那些“更为极端的措施”就可以了。
这些人中最难唆使起来的就是米高扬了。策划者将他放到了最后，因为正如赫鲁晓夫后来所说的那样，“所有的人都知道米高扬与贝利亚的关系最好。他们总是在一起，形影不离”。不过，要是这么看的话，那马林科夫还有赫鲁晓夫与贝利亚的关系也很好，因此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此。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认为，这很可能是出于他们在民族问题上老一套的看法：赫鲁晓夫认为两个外高加索人结成同盟于事无补。因此他直到计划付诸实施的那天早上才告诉米高扬。米高扬在去克里姆林宫的途中在赫鲁晓夫的别墅门口停了下来，他们两人在花园里呆了几个小时，保安人员在安全距离外负责警戒。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说，那天早上来的那个客人非同寻常，当两人最后走向赫鲁晓夫的汽车时，他们脸上的“那种意志已决的表情”也非同寻常。自从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就换上了一辆带有防弹装甲的汽车。在他们的长谈中，赫鲁晓夫唯一的提议是解除贝利亚的秘密警察头子的职务，任命他为工业部长，对于这一建议，米高扬表示同意。只是到了会议进程中赫鲁晓夫才下令逮捕贝利亚，这让米高扬大吃一惊。[34]
在结束贝利亚权力之路，使赫鲁晓夫扶摇直上的那场政治风暴的前一天晚上，贝利亚、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像往常一样下班后一起驱车回家。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贝利亚将他的两位同事留下，然后继续往前走。在一周后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回忆说，当贝利亚和他们道别时，“我心里想，你这个恶棍，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握手了。明天的两点钟，我们就要和你永远说再见了。（一阵大笑）我们不会和你握手了，不过我们会揪住你的尾巴”。
不过，贝利亚对自己也很有信心。就在一两天前，他还提醒同事们说他们的行动都在他的监控之中。在贝利亚将他们留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后，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停下来聊天，当时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考虑到夏天的酷热天气，决定驾车到他们的别墅去。他们两人都没有告诉贝利亚，第二天在马林科夫办公室，贝利亚指着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说：“他们愚弄我。他们说到公寓去，后来却到他们的别墅去了。”赫鲁晓夫将贝利亚的话当作开玩笑，说：“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你派了间谍还是什么？”不过，在他们的计划收网前的两天，贝利亚的“玩笑”并不是随口说说而已。
贝利亚的自信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内务部的两个部门就设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部队在他的掌握之中，还有莫斯科军分区司令帕维尔·阿特梅夫[35]上将是原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贝利亚的对手们掌握着其他的部队，但在他被捕前要把这些部队集结起来可能会引起贝利亚的警觉，从而招来危险。塔曼（Taman）军分区的部队和坦克（在1991年8月的流产政变中，该军分区支持鲍里斯·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确实开进了莫斯科，并向红场机动，不过只是到了贝利亚已经被拘押在克里姆林宫时。“究竟谁来执行逮捕他的任务？”赫鲁晓夫当时问道：“我们自己的警卫分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些策划者只得大着胆让武装人员进入克里姆林宫，抓住贝利亚，更换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部队，这一切都必须在他的部队发现之前完成。
赫鲁晓夫的计划是召开一次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而不是党的会议，这样可以不引起贝利亚的疑心。在会议的进程中，马林科夫将建议讨论党务，然后提出解除贝利亚的所有职务。也就在此时将贝利亚抓获。然而，“主席团的警卫部队在会议期间就在隔壁房间里，”赫鲁晓夫后来说：“贝利亚可以很容易地命令他们将我们全都逮捕起来，然后再将我们单独关押。”
于是他们安排阿特梅夫上将在莫斯科城外集结待命，同时突然将克里姆林宫司令官调离。6月26日上午大约九点钟，赫鲁晓夫打电话给战争时期的朋友，莫斯科防空部队司令基里尔·莫斯卡连科[36]，告诉他召集几名心腹，等待召唤到克里姆林宫里讨论防空战备问题。莫斯卡连科肯定会随身带着“家伙”。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赫鲁晓夫问。
“是的，”莫斯卡连科回忆说：“家伙就是武器。”由于进入克里姆林宫不能随身携带武器，莫斯卡连科和他的手下就乘坐由布尔加宁提供的政府公务车，将武器藏在他们的公文包和衣服里面，克里姆林宫的卫兵对检查布尔加宁的车还是有所顾虑的。同时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又召集了朱可夫元帅和其他四人（其中包括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他当时是主管军事的党内第二号人物），他们乘坐朱可夫的汽车进入了克里姆林宫。
进入克里姆林宫后，这两支由军官组成的队伍被护送到了一个原来是斯大林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办公室的房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被告知需要完成的任务，过了一会儿，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向他们解释了事情的细节。看到马林科夫的助手苏赫诺夫发出的信号——他就坐在会议室外面的房间里，他们就冲进主席团会议室，将贝利亚抓捕。此时，开会一向喜欢迟到的贝利亚还没有来。当他走进来时，他穿着一身休闲服，没有打领带，却拿着一个公文包。他的警卫和助手大约15人留在外面的接待处。朱可夫回忆说他曾被提醒贝利亚懂得柔道。
会议大约于中午时分开始，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马林科夫显然使会议的气氛对贝利亚不利，其他人也跟着马林科夫帮腔。[37]根据米高扬提供的信息，赫鲁晓夫的发言非常尖锐，他指控贝利亚曾经为英国情报机构服务过，斯大林死后，贝利亚一直想“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并试图“使他的专断统治合法化”。贝利亚“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赫鲁晓夫说：“他是个为了利己主义而钻进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他的傲慢让人无法忍受。没有一个诚实的共产党人会像他那样作威作福。……”
刚开始贝利亚还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你想干什么？”他追问道：“你想吹毛求疵，是不是？”后来他承认自己有“过错”，但请求不要被开除出党。当马林科夫开始总结发言时，他按下按钮，召唤在隔壁房间的军人进来，他宣布说：“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要求你们将贝利亚拘押，等待调查针对他的指控。”当朱可夫大喊“举起手来”时，贝利亚想去抓他放在窗台上的公文包。由于担心他的公文包里藏有手枪，赫鲁晓夫抓住了贝利亚的胳膊。[38]
莫斯卡连科、朱可夫和其他军官将贝利亚推入紧邻的休息室。在那里，他们去除了他的腰带，并把他衣服上的纽扣都剪掉了，以防止贝利亚做出极端举动。在逮捕贝利亚这样的高层领导、压制忠于他的部队前，他和他的命运必须严格加以保密。他不停地要求去洗手间，可能是希望通过什么方法给他的警卫传递消息，但是直到最后也没有人来营救他。过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在此期间，苏赫诺夫给贝利亚的高级警卫们提供了三明治），在6月底傍晚的暮色掩护下，莫斯卡连科将贝利亚推入一辆防空司令部派来的汽车里，在他身上盖上一条毯子，然后快速驶入一间戒备森严的禁闭室。第二天，贝利亚又被转移到莫斯卡连科位于莫斯科河堤岸附近的地下室里。6月26日深夜，赫鲁晓夫回到他的别墅里，面色疲惫。“今天贝利亚被捕了，”他对他的妻子和儿子说：“他好像是人民的敌人和外国特务。”
就这样结束了赫鲁晓夫认为的他最辉煌的时刻之一。实际上，如果贝利亚没有过分确信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的话，那么这场事关重大的政变还是很容易被粉碎的。贝利亚过分自信的最可能原因就是他认为他的同事都是些无能之辈。不过，我们至少应该考虑到一种更具权谋的可能，就是赫鲁晓夫和贝利亚都在玩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游戏，但结果却是胜人一筹的赫鲁晓夫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根据马林科夫的儿子安德烈和他的前助手苏赫诺夫的说法，马林科夫对这种方案很是担心，这也是为什么召集朱可夫和莫斯卡连科实施抓捕任务的原因。马林科夫后来坚持认为，贝利亚在6月26日主席团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显得很镇定和自信，当赫鲁晓夫离开与隐藏在隔壁房间里的军官们协商时，贝利亚脸上还掠过了一丝得意的微笑。据说当莫斯卡连科和他的手下带着枪进来时，贝利亚的脸上同样露出了这种微笑。只是看到朱可夫并听到他大喊自己已经被捕时，贝利亚的精神才彻底崩溃了。这种急转直下的形势大出贝利亚的意料，因此“尽管有着抗争到底的智慧、谋略和决心，但他还是没有大喊大叫，也没有扑向朱可夫，或是采取其他的行动”[39]。
很显然，这种叙述是从赫鲁晓夫他们的利益出发的，不过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贝利亚会在完全失去警卫的情况下被捕。秘密警察渠道一定已经捕捉到了这起阴谋的蛛丝马迹或是其他什么信息，例如，在当天的中午，主席团的同事们突然开始出现在赫鲁晓夫的别墅里。当然，他们跑到河边是为了防止被窃听，但其他的密谋却是在办公室和公寓里进行的。可以想象贝利亚的手下没有尽到他赋予他们的职责，他们没有时间将窃听器录下的内容进行回放并整理出来，或者就是赫鲁晓夫安插在贝利亚周围的眼线伊凡·谢罗夫想方设法不让贝利亚听到这些内容。[40]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贝利亚得到的信息并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因为他认为这些只是麻痹其他人注意力的计划的一部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贝利亚可以设想6月26日的会议会以马林科夫的被捕而结束。“怎么回事，尼基塔？”当意识到自己真的已经身陷圈套时，贝利亚抓住赫鲁晓夫的胳膊，盯着他的眼睛喊道：“他们在嘟哝些什么？”贝利亚简直难以相信赫鲁晓夫也能玩这种把戏中的把戏。贝利亚能这么想，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平常装出来的坦率正直是多么具有欺骗性。
按照斯大林的经典方式，“6·26”的胜利者指控贝利亚是“人民的敌人”，并逮捕了他的妻子、儿子和内务部同僚。对贝利亚和他的追随者的审讯从7月初开始，由莫斯卡连科和罗曼·鲁登科[41]主持，鲁登科是赫鲁晓夫在乌克兰时的首席检察官，现在是苏联的总检察官。由于担心贝利亚会控告他们，他的主席团同事们通过闭路无线电听取了1953年12月对他的秘密审讯。然而贝利亚幸存的唯一机会就是取悦而不是指控他们。在他被剥夺使用纸笔的权利前，他一直以写信的方式恳求主席团同事们的原谅，在他信件的开头都是特别亲热地称呼“亲爱的乔治”。马林科夫“读到贝利亚的这些便条时会感到十分气愤”，赫鲁晓夫回忆说，好像“担心贝利亚的事情会牵连到他的身上。不过我们告诉他我们现在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针对贝利亚的（在此加重了语气）”。
12月初，赫鲁晓夫对鲁登科说：“是了结的时候了。”于是从12月18日开始，他们按照斯大林时代的方式对贝利亚和他的六个同谋进行了为期六天的审判：法庭里没有辩护律师，不能提起上诉，审判结果马上执行。由莫斯卡连科和其他几位党的高级官员与政府官员组成的特别陪审团其实在宪法上并没有依据。对贝利亚的正式指控包括叛国罪、恐怖主义和反革命罪。除此之外，这些贝利亚原来的同事们感兴趣的还有一份长长的妇女名单，其中有著名的女演员，还有其他来自名门望族的女性，她们都被贝利亚强奸过。
按照主席团事先已经确定的裁决指示，特别陪审团宣布贝利亚和他的手下在所有的指控上都犯有罪行，判处他们死刑，并立即在审判所在地执行。审判结果宣布后，卫兵脱下了贝利亚的囚衣，只留下白色的内衣，他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捆绑的绳索系在一块木板中间的孔里，这样旁观者不致受到跳弹伤害的危险。看到贝利亚想说话，鲁登科下令用毛巾堵住他的嘴。送贝利亚上路的不是普通的行刑者，而是一位三星将军A.巴蒂特斯基[42]。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目击者看到贝利亚的一只眼睛在他脸上的绑带上向外凸出着。巴蒂特斯基直接对着贝利亚的前额开枪，然后贝利亚的尸体马上被送到顿斯科伊（Donskoi）火葬场化成了灰烬。[43]
12月24日公布了对贝利亚及其手下审判与执行的消息。一周前，苏联的媒体已经刊登了对贝利亚主要指控的简要材料。当然，中央委员会并没有等到正式审判，中央委员会委员已经于7月开会进行了讨论，开始将贝利亚作为替罪羊，控告贝利亚是斯大林时代罪大恶极的罪犯，同时他们使斯大林的声誉没有受到丝毫损害，并将他们自己的责任推脱得干干净净。主持全体会议的马林科夫是最为小心的，好像是为了防止自己在对贝利亚的这种指控浪潮中被淹没。卡冈诺维奇也很小心，莫洛托夫的发言主要集中于外交政策，米高扬也有所克制。赫鲁晓夫是所有发言者中言辞最为激烈的，他的发言生动而亲切，他显然为这场接班人斗争做好了精心的准备与打算。他发言的内容主要集中于30年代，当时他身处乌克兰，不像其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那样与大恐怖关系很密切。由于现在攻击马林科夫还为时尚早，他只是暗示后者与贝利亚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由于拼命想为自己辩解，马林科夫暗示斯大林对他所负责的领域内发生的事情是负有责任的。然而，控制会议的却是赫鲁晓夫。当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看到赫鲁晓夫复述贝利亚被捕时所表现出来的“志得意满”时，他感到很吃惊。“你可以从他的讲话中看出，”西蒙诺夫回忆说：“在这起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就是赫鲁晓夫本人……是他发起了此次行动，证明他比其他人更具渗透力、更具天赋、更有活力、意志更加坚决。”
1953年的春夏，拉达·阿朱别伊和谢尔盖·赫鲁晓夫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父亲的别墅里度过的，这是一座两层的仿哥特式宫殿，这里原来属于尼古拉二世的叔叔和莫斯科大公国的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现在这里值得夸耀的地方就是下面有一个防空掩体。只要天气允许，尼基塔·赫鲁晓夫就会离开他位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公寓，因为那里的窗户只能向着院子里面开。他喜欢开花的苹果和樱桃树、开着淡紫色和粉红色小花的灌木丛，喜欢沿着莫斯科河长时间地散步。拉达看到她父亲的时间并不多，赫鲁晓夫早上很早就去上班，晚上很晚才回来，不过拉达很清楚地记得他对公开审判贝利亚的反应：“他很清楚地知道，要么在这场斗争中完蛋，要么就是赢得巨大的胜利。其他所有的问题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赫鲁晓夫赢得胜利后，阿历克赛·阿朱别伊回忆说：“他马上就改变了，甚至连外表上也与以前不同。他变得更加自信，精力更加充沛。”他“说话的方式都改变了：听起来更加有主见了。……”其他人也觉察出了赫鲁晓夫的这种变化，他们的看法与阿朱别伊一样。赫鲁晓夫的警卫小队也“趾高气扬起来”。主席团里的同事都听从他的意见。当领导人一起出去时，赫鲁晓夫的汽车总是第一个到，第一个走。
阿朱别伊认为，到1953年7月份，赫鲁晓夫认为“他时来运转的日子终于到了”，对于这一时刻，他在后来的日子里时常回味着，每次向别人讲起这段历史时，他都要添油加醋地修饰一番。几年后，赫鲁晓夫穿着宽大的游泳裤出现在黑海边的海滩上，他一屁股坐在克里米亚别墅附近的沙滩上，开始向他的助手们大讲他是如何击败贝利亚的。在1960年11月的世界共产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让苏联和外国客人们大吃一惊，他向他们讲述了在那个关键的时刻马林科夫是怎样吓得“脸色苍白”，以及贝利亚是怎样“吓得全身颤抖，屎尿拉了一裤子”的。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认为，使赫鲁晓夫觉得他的胜利更加伟大的是贝利亚认为他是个“肥胖、笨拙、长着酒糟鼻子的傻瓜，他，贝利亚，苏联前一次阴谋的主人，可以将自己玩于股掌之间”。难怪赫鲁晓夫在结束其1960年11月的描述时向大家复述维尼钦科的那个小故事，并将自己再次比做“那个鞋匠，平亚”。[44]
尽管赫鲁晓夫在扳倒贝利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马林科夫和其他人仍然轻视他。如果说他们于1953年9月将赫鲁晓夫从中央委员会的一般书记提拔到第一书记的位置上，那也是因为他们认为赫鲁晓夫仍然知道自己的地位，而这一提拔却使他可以调动党的机器为自己服务。根据农业部长班尼迪克托夫的说法，赫鲁晓夫的同事们认为他只是“昙花一现”。他的提拔被列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议程的第11项或第12项中，这足可以说明他的同事们对他的看法。[45]
他们的聪明仅此而已！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马林科夫已经开始对他的错误感到后悔。不过他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马林科夫不是超人，但是他有弥补赫鲁晓夫不足的能力。赫鲁晓夫比较冲动，而马林科夫则比较沉稳。赫鲁晓夫渴望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而马林科夫则能知足常乐。他们在某些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特别是在农业和外交政策方面），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也是主席团成员里最好的。
谢尔盖·赫鲁晓夫描述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关系是“同盟”，而不是“朋友”。但是尼娜·彼得罗夫娜对马林科夫的妻子“评价很高”，阿朱别伊夫妇与马林科夫的女儿女婿关系很好，马林科夫的女婿是位建筑师，谢尔盖本人也和马林科夫的两个科学家儿子安德烈和雅哥尔关系不错。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建议他们两家都搬到列宁山上即将建成的新房子里。同时两家在市区的雅罗普金斯基（Yeropkinsky）和帕梅兰茨耶夫（Pomerantsev）巷也有两座毗邻的别墅。这两座别墅都是世纪初的建筑（马林科夫别墅的前门和屋檐上镶嵌着漂亮的琉璃瓦，在前面的大门上装饰着考究的黄金铁艺），每座别墅都有一个大大的院子（赫鲁晓夫的别墅里有一个花园，以及一个带有温泉和露台的池塘，而马林科夫的院子则更加宽大，里面有一个由四根希腊式的亭柱支撑起来的带盖天井）。两座别墅都有长长的高墙围着，他们的花园之间有一扇不太显眼的小门相通，两家人经常相互串门。马林科夫甚至决定在靠近赫鲁晓夫别墅的诺夫—奥加尔育夫（Novo-ogaryovo）建造一座新别墅——在谢尔盖·赫鲁晓夫看来，“这样他就能随时拜访并征求赫鲁晓夫的意见了”。然而，就在搬进来后，马林科夫却永远地从主席团里被清除出去了，他的这座新别墅也就成了与外国代表团谈判以及30年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商议国事的场所。[46]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之间的深刻仇恨究竟源于何处呢？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文化培植了他们之间的相互猜忌，不过个人的好恶使这种猜忌变成了后来的仇恨。马林科夫不能容忍赫鲁晓夫成为苏联的第一号人物，而赫鲁晓夫却不能抑制其内心想羞辱马林科夫的想法。更糟的是，他们的克里姆林宫同事很快就选择了各自的立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主席团的成员都憎恨马林科夫，这是人所共知的事。”马林科夫原来的女婿弗拉基米尔·萨姆伯格写道。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支持赫鲁晓夫，但是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则比以前更加痛恨赫鲁晓夫了。
贝利亚被捕后，马林科夫任命了他的几位支持者担任副总理之职，以扩充他在国家重要机构里的地盘。他通过改善生活水平的努力提高了他的知名度——零售商品的价格下降了，并减少了每年国家发放的公债，名义上是自愿的，但实际上却是强制性的——他还建议进行农业改革。他的手下甚至散布谣言说他是列宁的侄子［马林科夫母亲家的姓是乌里扬诺娃（Ulianova）］,同时他努力与学者格勒布·克尔日札诺夫斯基[47]修好，此人原来是列宁亲密的朋友和合作者，并和马林科夫妻子的姑妈结了婚。
不过，赫鲁晓夫有着更大的优势。作为党的领导人，他在斯大林去世后从党不断增强的权力中为自己赢得了优势。他任命地方党委书记，这些党委书记在中央委员会里都拥有席位，通过这种方法，赫鲁晓夫扩大了自己的影响。马林科夫在学术和文化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但他给人的印象却是没有什么特色。相反，赫鲁晓夫却显得是个开明务实的实干家，随时准备接受任何挑战。赤塔（Chita）地区的党委书记沃龙诺夫很高兴能与“恢复列宁主义原则在党内生活里的地位的直率的人”共事。后来反对赫鲁晓夫的伊凡·班尼迪克托夫也十分欣赏他“非常纯朴的聪明与睿智，他那农民式的狡猾与进取心以及他敢为人先和赢得各种阶层支持的能力。……”亚历山大·谢列平后来从他在主席团里的前辈们那里得知赫鲁晓夫在那些年里“是如何的办事民主”，“他仔细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十分尊重他们，他经常和他们在莫斯科郊外的国家别墅里度假，他们常常在克里姆林宫每天一起吃午餐时讨论各种问题”。莫洛托夫甚至也承认：“赫鲁晓夫经常到下面的各省去，到集体和国家农场去，对此我们不应该否认。这确实是他素质里积极的一面。他无处不在——马厩里、锅炉房里，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与列宁和斯大林相比，他接触普通工人和农民的机会更多，对此不可否认。人民和他在一起没有拘束的感觉，他们把他当做他们中的一员。”[48]
除了精力和激情外，赫鲁晓夫还握有从贝利亚的秘密档案里没收的控诉材料。在叶若夫被处决前，马林科夫成功地从他的供述中抽出了对自己不利的证词，不过，他显然未能抽出他策划暗杀卡冈诺维奇的“证据”。赫鲁晓夫否认他曾经读到过这样的文件，然而新的克格勃头子伊凡·谢罗夫肯定接触过。
马林科夫的农业改革建议是他计划中的中心内容。1953年8月，他提议降低税收，增加国家对集体农庄强制征收谷物的采购价格，鼓励农民经营小块的自留地，这样可以供应全国大部分的蔬菜和牛奶。这些措施在全国的农村广受欢迎，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马林科夫一过，煎饼跟着来。”
马林科夫还主动接近知识界。他的儿子坚持认为，就是在马林科夫的倡议下，那些长期存放在博物馆地下室里的印象派油画才得以公开展示。马林科夫还要求主要的经济学家提出更广泛的经济改革建议，要求主要的科学家准备一份关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报告。这些知识界人士对善于吹牛拍马的生物学家李森科大加鞭挞，而赫鲁晓夫却一直对李森科情有独钟。
对于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两人而言，他们进行国内改革所遇到的主要障碍就是苏联在外部世界中的斯大林主义形象。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对苏联持敌意态度，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话，那么苏联几乎不可能承担减弱军事实力或是降低其国内战备水平的风险。马林科夫对这些妇孺皆知的道理提出质疑，他坚持认为“美苏关系中没有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不了的根本问题”，并警告说核战争摧毁的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还有“世界文明”。
赫鲁晓夫从来都不是一个“理论家”，但他对马林科夫的异端邪说进行了攻击，就像马林科夫牺牲党的机构支持国家官僚机构时他的反应一样。1953年11月，马林科夫对涉及腐败问题的党的高级官员进行了严惩，并威胁要解除他们对政府机构的控制。他的发言得到的回答是“死一般的沉寂”，因为人们“因不理解而感到困惑，因困惑而觉得害怕，因害怕而愤怒”。这时，赫鲁晓夫的声音响了起来：“当然，这一切都是确实无误的，乔治·马克西姆利亚诺维奇（GeorgyMaksimilianovich）。不过，党的机构仍然是我们的根本。”赫鲁晓夫的话音刚落，大厅里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在击败贝利亚后，赫鲁晓夫的注意力也主要集中于农业。根据莫洛托夫提供的材料，赫鲁晓夫“本来想宣布新的政策”，但是当马林科夫因为他的“八月发言”抢得了改革家的光环时，他“非常愤怒”。米高扬说，让赫鲁晓夫“不能忘记也不能原谅的”是马林科夫“赢得了声望”。于是赫鲁晓夫想努力在九月份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将它夺回来。[49]在更为开放的社会里，决策程序可能会包括广泛的协商、司法听证以及议会辩论。而在苏联，赫鲁晓夫的两个助手、两位《真理报》编辑和一位农业专家就在位于旧广场的中央委员会总部的密室里日夜开会，试图发现苏联所面临的农业危机究竟有多深重，他们要求从中央统计局里得到准确的数据，但实际得到的却是来自官员的浮夸的数据，因为他们认为领导人想听到的是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
尽管这个机构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灾难的程度还是显而易见的。赫鲁晓夫在全体会议上坚决地说出苏联农业面临的灾难为他赢得了随时准备接受当面审查、没有夸大事实的领导人的声誉。此外，揭露出来的实际情况还戳穿了马林科夫1952年吹嘘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谎言。四个月后，赫鲁晓夫向他的主席团同事们提交了一个言辞更为激烈明了的备忘录，其中他的第一句话就提到了马林科夫1952年的声明，虽然他当时并没有指名道姓。
赫鲁晓夫的改革计划对马林科夫的计划进行了整合和扩充：更高的采购价格、降低税收、加强农民自留地的经营。所有这些改革计划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从长期来看，这对于赫鲁晓夫本人并没有带来同样的效果。尽管赫鲁晓夫的务实精神使他知道应该做什么，他也有足够的胆量将计划付诸实施，但他从思想上对自己提出的建议中所包含的原则还是持反对态度的，也就是说，他并不赞同农民可以更加自由地脱离集体主义。[50]
他的“九月讲话”使他成为苏联政权里在农业问题上的首席发言人。其他的领导人也许会将收成不好归咎于恶劣的气候和苏联过去所遇到的困难，但赫鲁晓夫几乎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就像他在1955年的讲话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坦诚一样，“同志们，现在苏联政权已经执政38年了，这个时间并不算短。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对仍然老是责备尼古拉二世感到羞愧。（会议厅里爆发出一阵轰笑。）他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赫鲁晓夫在另一次集会上说：“人民会这样问我们：有肉吃吗？有牛奶喝吗？我们能否有一条像样的裤子？这当然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如果我们每个人在理论上都很正确，但出门时却没有裤子穿，这样的理论还有什么作用？（大笑，鼓掌。）”
马林科夫提出的以及赫鲁晓夫赞同的改革计划涉及已耕作的土地，因为要提高这些土地的产量需要太长的时间。于是赫鲁晓夫根据自己的大胆设想提出新的计划，就是呼吁采取应急方案，开垦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西方所谓的处女地。[51]他与哈萨克斯坦党委书记进行协商，但他反对这一想法。他们担心这些历来属于哈萨克斯坦的土地会落入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民之手，不过在1953年的形势下，他们不敢这么说。于是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这些土地的产量可能不会太高。“哈萨克斯坦的土地适宜放牧，而不是生产粮食。处女地一定不能开发。”哈萨克斯坦党委书记拉赫米赞·萨雅赫曼托夫[52]说。“不过，难道我们不能至少开发五万公顷吗？”赫鲁晓夫问他的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我的亲戚告诉我说，那里可以开垦的土地达到10万公顷。”[53]
赫鲁晓夫宁愿相信他的亲戚（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北部），而不愿相信哈萨克斯坦党委书记，赫鲁晓夫认为他的抵制中带有“民族主义毒瘤的成分”。于是他马上用一个乌克兰人潘特雷蒙·波诺马连科[54]取代了萨雅赫曼托夫，而萨雅赫曼托夫的副手则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所取代。赫鲁晓夫还派谢甫琴科到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进行视察。当谢甫琴科两个月后回来时，赫鲁晓夫却发了高烧，卧病在床。尼娜·彼得罗夫娜提醒谢甫琴科不要“打搅他”，但赫鲁晓夫却坚持听取谢甫琴科的汇报，之后他要求谢甫琴科起草一份正式报告，赫鲁晓夫几乎未作任何修改就在上面签了字，并呈送给主席团。
根据纯粹的理论推算，这份备忘录认为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土地开垦可以马上取得成效（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至少可以开垦1300万公顷，1954年开垦230万公顷）。[55]他们不是以“个人物质刺激”来激励农民，而是号召有理想的青年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苏联体制在动员大量的人力和机械方面还是很有优势的，不过赫鲁晓夫喜欢认为这是他本人的优点。开垦处女地的运动使他得以发挥他喜欢的作用：宣布处于危机状态，号召勇敢的人民起来挑战危机，以他自身无私的热情来鼓舞他们，然后当他们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尽情享受着胜利的喜悦。
1954年春夏期间，有30万共青团“志愿者”乘坐着专列向东驶去，其中有些来自城市，然而他们很多人对等待他们的困难没有任何准备，夏天高温酷热，冬天严寒难耐。在志愿者自己动手建造“帐篷城市”时，赫鲁晓夫征集了数以万计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由于不能同等享用这些机械设备，原来的非处女地变得更加落后了，赫鲁晓夫的这场豪赌增加了苏联所面临的风险。不过，承担这一风险的并非赫鲁晓夫一人，他的大多数同事都支持他，甚至在他呼吁将开垦土地的规模扩大一倍时仍是如此。在几年的时间里，赫鲁晓夫发起的这场运动就演变成了农业与生态上的灾难。不过，在此过程中赫鲁晓夫表现出了马林科夫所缺乏的领导才能。
赫鲁晓夫打开了克里姆林宫，不仅是象征意义上的，也有实际的内容。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座中世纪的堡垒对所有人都是关闭的，除了苏联共产党最高层的精英们。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只有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这样经过精心挑选的领导人才能生活在这道高墙里。就在斯大林去世前的几个月里，谢尔盖·赫鲁晓夫和他的几个同事设法到里面参观了一番，不过也是经过克里姆林宫卫兵对他们所有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安全检查之后。后来，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克里姆林宫召开了一场1954年新年前夜青年舞会，从此以后，他就向一般游人打开了克里姆林宫。没有理会伏罗希洛夫不能再在他家附近散步的抱怨，赫鲁晓夫开始在俄罗斯的游客中间闲逛，这些游客大多数都没有认出赫鲁晓夫，因为很少有人会想到他们的总书记敢混迹于普通人群中间。
打开克里姆林宫在民众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此期间，暗中搞垮马林科夫的工作也在秘密地进行着。到1954年春天时，几位苏联最高法院调查团成员已经开始审查过去的政治审判结果，同时一些年轻的法理学家被派到了军事最高检察长的办公室。赫鲁晓夫让他们追查1949年的“列宁格勒事件”，他知道这起调查最终会把马林科夫牵涉进来。1954年，最高法院恢复了库兹涅索夫、沃兹涅先斯基和其他一些人的名誉，不久以后又恢复了他们的党员身份。赫鲁晓夫于5月初去了一趟列宁格勒，向当地的党员积极分子通报了情况。他将罪责归咎于秘密警察，但没有提到马林科夫的名字，这是因为他不需要，因为将马林科夫的门徒、1949年担任列宁格勒党委书记的瓦西里·安德烈亚诺夫[56]解职已经传达了赫鲁晓夫想表达的信息。接下来，1954年12月在列宁格勒对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阿巴库莫夫的审判并处决进一步加深了马林科夫所面临的危险。俄罗斯的一位历史学家认为，事实上赫鲁晓夫已经在马林科夫周身“披上了一件足以粉碎其意志的信息外衣”，这不仅使他无力反击，甚至他连履行正常的政府责任都很困难了。
在那些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的共产党官员看来，赫鲁晓夫的权力提升是明显的。到1953年底时，所有重大的决定都需要经过他的同意。在1954年2月前，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的纪念性集会上都是马林科夫占据着主席台上最中间的位子，但以后这个位子就成了赫鲁晓夫的象征。1954年4月26日召开了最高苏维埃预算总结会议，但主持会议的不是总理，而是党委书记。从6月份开始，马林科夫的名字就从主席团成员名单的最前面消失了，自此以后，这一名单就按照名字的字母排序排列了。11月份，由长期担任马林科夫助手的苏赫诺夫领导的主席团公署被赫鲁晓夫控制的总务处所取代。这样就使其触角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整个中央委员会机构落入赫鲁晓夫的控制之中。同时于1954年3月，赫鲁晓夫的手下伊凡·谢罗夫接掌了克格勃。
到1954年春天时，赫鲁晓夫不仅得到了布尔加宁的支持，而且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也站到了他一边。八九月间在克里米亚与米高扬和布尔加宁一起度假时，赫鲁晓夫召集了苏联主要地区的党委书记，包括列宁格勒的弗罗尔·科兹洛夫[57]、莫斯科的叶卡特琳娜·福尔采娃[58]、乌克兰的阿历克赛·基里钦科和其他一些人，同样也赢得了他们的拥戴。同年夏天，如果公开反对赫鲁晓夫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总书记恩维尔·霍查[59]所言属实的话，赫鲁晓夫当着马林科夫的面长篇大论地陈述任何共产主义国家最具权威的领导人都必须领导党，而不是政府。根据霍克斯哈的说法，马林科夫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整个身体瘫软着，面若死灰”。
那年秋天，赫鲁晓夫把马林科夫甩在后面，自己率领一个代表团去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周年庆典。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讨论了两国党和政府的事务。在返回途中，赫鲁晓夫会见了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各省的党委书记。这些行动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不过在离开莫斯科时，他的地位就已经相当稳固了，否则他是不会长时间呆在外面的。
至此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的个人关系已经大大恶化了。经过数年彼此间称兄道弟后，现在赫鲁晓夫已经开始以异样的语气“指导”马林科夫，这甚至让尼娜·彼得罗夫娜和谢尔盖·赫鲁晓夫听了都觉得不舒服。刚开始，马林科夫似乎还能接受赫鲁晓夫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而马林科夫夫人的反应就没有那么谦逊了），但不久之后他也很难掩饰自己的不满了。赫鲁晓夫甚至在家里也开始大讲对马林科夫的不满，特别是认为他缺乏主动性，不过正如谢尔盖·赫鲁晓夫所承认的那样：“如果马林科夫表现出了主动性，那父亲肯定会更加不高兴了。”在1954年克里米亚度假期间，两人发生了冲突，赫鲁晓夫想用参加战后基辅重建的建筑工人来兴建克里米亚疗养院。当马林科夫反对说国家难以承受这一工程时，赫鲁晓夫的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记得：“他们真的动怒了，甚至相互用污秽的语言进行攻击。这么说吧，两人都提到了对方的母亲。”
他们之间的冲突到1955年初已经公开化了，首先是在一月底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后来在二月份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马林科夫被解除了总理职务，转而担任电力部部长。在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指责马林科夫是贝利亚的“左膀右臂”。莫洛托夫插话说：“拉夫兰蒂和乔治，乔治和拉夫兰蒂，他们什么时候都在一起，一起喝酒，乘坐同一辆车，到彼此的别墅串门。”全体会议的决议草案指控马林科夫对“列宁格勒事件”以及其他“由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捏造的”案件中负有“道义责任”。这份决议草案接着说，当斯大林卧病在床奄奄一息的时候，马林科夫“放松了对贝利亚的警惕，使他轻易篡夺了权力”。马林科夫不到最后的时刻没有反对贝利亚，他“也没有在1953年7月的全体会议上对他长期以来与贝利亚的亲密关系作出实质性的自我批评”。
在他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短暂时间里，马林科夫对两项重要的错误决策负有责任。赫鲁晓夫宣布说，马林科夫宣布以牺牲重工业为代价重视轻工业（通过扩大消费品的生产），“其目的是为自己赢得廉价的声望。这是一个真正的机会主义者的讲话，而不是一个领导人的发言”。“如果他不知道自己应该遵守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路线，”莫洛托夫质问道：“那他为什么入党？”这份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定下调子说，由于马林科夫“在理论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模式，因此难怪“一些伪经济学家”开始“在事关苏联经济的核心问题上提出明显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赫鲁晓夫说，马林科夫关于核战争会摧毁文明的警告“扰乱了同志们的思想”。莫洛托夫跟着说：“鬼知道这是什么废话。”既然早在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已经预料到了资本主义的灭亡，那么任何认为核战争会威胁文明的人“脑袋都不是长在他的肩膀上，而是长在脚底下（一阵大笑）”。
赫鲁晓夫指责马林科夫支持贝利亚出卖东德的计划。卡冈诺维奇指控马林科夫支持“投降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是“政治上的胆小鬼”，并引用了一句斯大林喜欢的警句：“一个人身体也许很强壮，但却是政治上的胆小鬼。”
在斯大林时代，像这样的指控已经足以使马林科夫身处牢狱或是身首异处了。然而，他仍然被允许呆在主席团里，以抚平他的伤痛，计划他的复仇行动。[60]赫鲁晓夫采取克制态度的一个原因是他与贝利亚的关系也很密切，如果他穷追猛打，那不久他也会面临与马林科夫同样的指责。还有一个原因是马林科夫对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敌意可以在赫鲁晓夫攻击他的下一个目标时发挥作用。[61]
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间的同盟关系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牢固的。赫鲁晓夫仍然对斯大林最老的助手保留了一些尊重。斯大林刚去世的那段时间里，赫鲁晓夫没有插手莫洛托夫所负责的外交政策事务，这样他们两人的合作好像没有紧张关系。[62]当马林科夫被解除总理职务时，莫洛托夫提议由赫鲁晓夫来接替他。[63]然而，甚至在此之前，莫洛托夫就已经开始攻击赫鲁晓夫在重要的内外事务方面的政策了，同时两人之间相互刺激，导致局面日益紧张。
“这并非莫洛托夫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的唯一重大问题。”赫鲁晓夫在1955年7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就是在此次会议上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间的冲突暴露出来了：“为什么？我认为这都是他彻底脱离生活的结果。”[64]当赫鲁晓夫建议开发1300万公顷处女地时，莫洛托夫表示反对；当赫鲁晓夫建议再增加200万公顷时，他又表示反对；当开垦总规模达到2800万至3000万公顷时，他的反对态度就更加强烈了。赫鲁晓夫的计划并非仅仅是“欠考虑”，莫洛托夫后来说，简直就是“荒谬”。莫洛托夫倾向于对已耕作土地进行投资，不过这需要“高水平的劳动力队伍与巨大的物资资源”，赫鲁晓夫回忆说：“这两方面我们一个也不具备。”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两人的意见都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但对于赫鲁晓夫而言，这是“显而易见，不需要任何证据的”。赫鲁晓夫在1955年7月的全体会议上说，由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弱点，莫洛托夫以前的经历说明他“对农业知之甚少”。在所有这些年里，莫洛托夫一直生活在他的别墅里，赫鲁晓夫补充说：“虽然集体农庄与他家只有一墙之隔，但他一次也没有去过。”而他自己，赫鲁晓夫提醒他的观众们说，一直以来都是亲力亲为的。莫洛托夫很久以后说，赫鲁晓夫对他的处女地计划“太得意了，他就像匹脱缰的野马，或是一个牛经纪，一个三流的牛经纪。毫无疑问，他这个人没有什么文化，只能算是个牛经纪，一个贩卖牲口的人”。
住房建设是他们争论的又一个焦点。斯大林在建筑方面的口味已经倾向于建造宏大的像结婚蛋糕那样的摩天大楼。“我们赢得了战争，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我们是伟大的胜利者。”赫鲁晓夫记得斯大林如此说：“如果游人在莫斯科游览时看不到摩天大楼，那成什么样了？他们会将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做不好的比较。”赫鲁晓夫倾向于大量建造廉价的建筑——只有五层（这样可以不需要安装价格昂贵的电梯），也没有阳台。当莫洛托夫报告说人民对住房状况的普遍不满时，赫鲁晓夫回忆说：“你得这么想，他是昨天刚出世的。他的想法说明他好像是刚刚了解到我们的人民还居住在拥挤不堪、害虫肆虐、难以忍受的环境里，常常是两家合住一间。”
赫鲁晓夫也开始干涉苏联的外交事务，特别是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因为与这些国家打交道不仅涉及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而且也事关党与党的关系。以前他曾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一道敦促东欧国家共产党进行改革，赫鲁晓夫又在1954年到华沙和布拉格进行过访问。不过，他对莫洛托夫最大的挑战是建议与铁托的南斯拉夫改善关系。他这么做部分是为了纠正他认为的斯大林的一个重大错误，不过其中也有暗中削弱莫洛托夫力量的成分。
当莫斯科于1948年将铁托开除出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将铁托开除出共产主义阵营的理由是他比斯大林本人还斯大林），莫洛托夫是这场分裂的主要设计师。斯大林去世后，莫洛托夫同意与贝尔格莱德重新建立外交关系，但仅此而已。他坚持认为，南斯拉夫“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欢迎铁托回到共产主义大家庭中来会在东欧其他地区鼓励南斯拉夫式的“修正主义”；将苏联集团团结在一起的办法不是安抚铁托，而是展示苏联的实力。由于他们不停地重复说着，这些斯大林主义的模式也在赫鲁晓夫的心里扎下了根。“我们编造了南斯拉夫正在从事的所有可怕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听多了也就开始信以为真了。”
其实，赫鲁晓夫对他自己宣传的其他一些虚构的事情有着清楚的了解，但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他也不能简单地置党的路线于不顾。1954年2月，主席团下令外交部改善与贝尔格莱德的关系。但莫洛托夫继续将南斯拉夫描绘成一个法西斯国家。当时，赫鲁晓夫提议组成一个委员会，调查研究南斯拉夫究竟实行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宣布南斯拉夫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为与铁托的直接联系开辟了通道，于是莫洛托夫要求南斯拉夫人到莫斯科来进行商谈。只是在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南斯拉夫人不会“到我们这里来卑躬屈膝”时，他的同事们才同意派遣一个由赫鲁晓夫率领的代表团于1955年5月底到贝尔格莱德去，当然同行的没有莫洛托夫。
虽然此次访问实质性地改善了与铁托的关系，[65]但莫洛托夫却拒绝退让。这给了赫鲁晓夫一个他无疑一直在寻找的机会，于是在1955年7月的全体会议上，他向莫洛托夫发起了攻击。他在会议开始时的发言还是较为克制的，但当莫洛托夫指责他“口无遮拦”时，赫鲁晓夫便将莫斯科35年后才正式承认的事情脱口而出。赫鲁晓夫提到了朝鲜，以此为例说明莫洛托夫的外交政策是如何将苏联推到了世界的对立面。“我们发起了朝鲜战争。所有的人都知道是我们发起了朝鲜战争。”他大声喊道。“除了我们自己的人民。”米高扬在发言中提醒说，不过米高扬的这一发言甚至在此次全体会议的秘密记录里也被删掉了。[66]
莫洛托夫抱怨主席团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决定南斯拉夫问题，这触发了两人之间的交锋。
赫鲁晓夫：“在你离开前我们告诉你了。”
莫洛托夫：“我说的是事实。”
赫鲁晓夫：“我们说的也是实际情况。”
在莫洛托夫是否脱离党的路线的问题上引发了下面的对话。
赫鲁晓夫：“你反对党的路线。”
莫洛托夫：“不，我只是表达我的意见。”
赫鲁晓夫：“你与我们意见不一。”
莫洛托夫：“我表达我的观点。”
赫鲁晓夫（使出了他那成为其号召力重要源泉的辛辣幽默）：“实际情况是，所有的士兵步调都不一致，只有莫洛托夫一人步调整齐。”
主席团的所有其他成员都加入了对莫洛托夫的攻击，甚至包括马林科夫，他也采取了取悦赫鲁晓夫，同时报复莫洛托夫的策略。m45[67]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时代就是有名的马屁精，现在他又向赫鲁晓夫献媚：“赫鲁晓夫同志在工作中富有强烈的事业心、坚定的信念，亲力亲为，不知疲倦，他是合格的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和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在全力为自己辩护后，莫洛托夫最终选择了放弃：“我认为主席团正确地指出了我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错误。……我将诚恳而积极地改正我的错误。”莫洛托夫的退让引发了赫鲁晓夫激烈的长篇演讲：“他在政治局里呆了34年，而在10年的时间里尽在说些废话。”如果你想继续将废话说下去，赫鲁晓夫继续说，其实此话正好印证了他自己九年后的命运：“那你为什么不退休呢？我们会给你一笔丰厚的养老金，我们会尊重你，但你不能干涉我们的工作。”是的，他承认，“主席团里最大的冲突”就在他和莫洛托夫之间，但是“我没有给他任何攻击我的理由”。莫洛托夫是个“攻击者”，因为他“渴望主席团里显赫的地位，我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赫鲁晓夫的总结发言更加卑鄙。莫洛托夫本来想向东德捐赠20—25辆苏联制造的公共汽车。“他不是出于对党的利益负责”，赫鲁晓夫抱怨说，而是为了当他访问东柏林时能受到隆重的欢迎。据称，莫洛托夫夫人曾接待过美国大使查理·伯伦[68]和他的夫人。“这是不正确的，简直是无耻。”赫鲁晓夫指控说：“我们主席团成员没有主席团的同意是不会接待外国记者的，现在一个部长夫人却开了一个私人外交场所，接待任何她喜欢的人。你是外交事务的部长，但你夫人还是你的副手！……我得告诉你，瓦契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你的夫人使你做了不该做的事。”赫鲁晓夫抱怨说，就是这位莫洛托夫夫人，她曾陪同她丈夫去了柏林，还一起到过日内瓦。造化弄人，后来在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长长罪名里，尼娜·彼得罗夫娜的海外之旅也是其中之一。
全体会议结束后，莫洛托夫仍然是外交部长和主席团成员。第二十届党代会已经计划于第二年冬天举行，此时表现党内的团结是很重要的，不适宜进行激烈的清洗活动。[69]赫鲁晓夫甚至在此次全体会议上还说了一些好话：“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与莫洛托夫同志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这样他的知识和经验也许会得到充分的发挥，以加强我们党的力量。”不过，虽然维持了表面上的和平，但和马林科夫一样，莫洛托夫从来也不会原谅赫鲁晓夫，会利用他所犯的每一个错误来攻击他，一有机会就随时准备射出复仇之箭。
[1]A.T.里宾原来是斯大林的警卫，他援引一位同事的话说，当天晚宴上只有饮料。
阿列克谢·特罗菲莫维奇·里宾（АлексейТрофимовичРыбин，1908—1998），苏联国家安全人员，曾任斯大林的保镖。
[2]莫洛托夫说，如果斯大林真的是被谋害的话，那“赫鲁晓夫也不大可能与此有关”。
[3]1947年秋天，外交部一个年轻的翻译特罗亚诺夫斯基在斯大林的黑海休假地呆过几天，他吃惊地了解到那里没有医生，只有一个实习护士，只能做一些最基本的医疗救助。
[4]还有更为大胆的猜测，认为贝利亚有可能对斯大林下毒，或是采取其他手段使斯大林患上了心脏病。
[5]在开始提名前，马林科夫宣布斯大林仍在与死亡抗争，但即使恢复过来，他的健康状况仍十分严重。由于国家不可一日无主，他继续说，因此有必要组成一个新的政府。
[6]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ДмитрийТрофимовичШепилов，1905年10月23日——1995年8月18日），出身于铁路车间工人家庭。1926年加入联共（布），同年起开始担任检察官。1935年起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24军政治部部长、第4军军委委员。1945年授少将军衔。1946年2—8月任苏联武装力量主要政治局宣传与鼓动局副局长。1947—1948年任苏共中央宣传和煽动局副局长。1948—1949年任苏共中央宣传和鼓动局局长。1950—1952年任苏联中央检察员。1952—1956年任《真理报》主编。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5—1956年、1957年2—6月任苏共中央书记。1956—1957年任外交部长兼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成员。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一道组织“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58—1960年任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被开除出党。1976年恢复党籍。1982年退休。
[7]在斯大林死后，贝利亚显然销毁了很多重要的文件，有报道认为，在贝利亚被捕后，他的对手们仍继续销毁文件。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参照Volkogonov回忆录中有关1958年7月1日审讯长期担任贝利亚警卫人员的RafaelSarkisov时的记录。诺莫夫在他的著作里没有就文件销毁提供什么具体的信息，不过几位前官员声称他们了解或是参与过这种销毁文件的事情。
[8]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СергейПавловичКоролёв，1907年1月12日——1966年1月14日），苏联火箭和太空系统设计师。1921年起从事航空工作。1933年参与研制并发射GIRD火箭。1933—1934年任喷气研究所副所长。1935—1938年任喷气研究所火箭飞机部副主任。1938年被捕并被判处15年徒刑。1940年改判8年徒刑，从事研制火箭发动机。1944年获释。1945年起负责研制弹道导弹。1946—1966年任苏联首席设计师委员会主席。195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5—1957年期间参与了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计划。1957年平反。1961年负责筹划了载人航天的计划。1966年逝世。
[9]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的儿子选择当一名导弹科学家时他如此高兴的原因。
[10]我采访过一位1953年为中央情报局执行飞行任务的美国飞行员，他证实美国在夜间和恶劣气象条件下飞行的优势使得他和他的同事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侵入苏联空域。
[11]赫鲁晓夫后来说，普希金大街上的镇压造成了109人丧生。他是在1956年3月的波兰工人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及此事的。
[12]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别尔乌辛（Михаи́лГео́ргиевичПерву́хин，1904年10月1日——1978年7月22日），1918年加入共青团。1919年加入俄共（布）。1938—1939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9—1940年任电厂和电力工业人民委员。1939—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6年任化学工业人民委员。1946—1950年任化学工业部长。40年代参与了研发原子弹的工作。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5—1957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6—1957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1957年4—7月任中型机械制造部长。1957年6月参加莫洛托夫领导的“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统治，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57—1958年任部长会议对外经济委员会主席。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8—1963年任驻民主德国大使。1963—1965年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65年起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78年逝世。
[13]马克西姆·扎哈洛维奇·萨布罗夫（Макси́мЗаха́ровичСабу́ров，1900年2月7日——1977年3月24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38—1940年、1946—1947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40—1941年、1944—1946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41—1942年、1949—195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41—194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小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7—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7—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年任机械工业部长。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5—1956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1955—1957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7年6月参加莫洛托夫领导的“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统治，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57—195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退休。
[14]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萨塔林（Никола́йНикола́евичШата́лин，1904年12月16日——1984年6月3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0—1923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37年加入联共（布）。1938—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领导机关部副部长。1939—1944年任联共（布）中央人事部第一副部长。1939—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44—1946年任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46—1950年任联共（布）中央巡视员。1946—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局委员。1947—1950年任《党的生活》杂志主编。1950—1953年任苏共中央计划贸易金融部部长。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兼中央人事选拔部部长。1953—195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4—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5—1956年任苏共滨海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1956—1958年任监察部副部长。1958—1959年期间在苏联部长会议和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工作。1960年退休。
[15]诺莫夫在他的《镇压与平反昭雪》一书中讨论了贝利亚对文件的控制。在1957年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贝利亚公开了他所掌握的针对马林科夫的控告材料，赫鲁晓夫就是在此次会议上最终击败了所谓的反党集团的。据称，马林科夫是叶若夫1938年告发的对象，有“证据”表明他在针对卡冈诺维奇的有预谋暗杀中发挥过作用。
[16]赫鲁晓夫在1953年7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言，就是在此次会议上他们发起了针对贝利亚的指控，他回顾了（究竟是真是假，不太清楚）一个月前贝利亚是如何回答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马蒂亚斯·拉科西提出的问题的。拉科西询问应如何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之间划分决策权，贝利亚回答说：“你是什么意思，中央委员会？让部长会议决定一切，中央委员会只负责干部和宣传就行了。”
[17]就此，作者对德米契夫进行过采访，并于1987年10月采访过谢尔戈·米高扬。根据谢尔戈·贝利亚的说法，他父亲认为党是“一个不从事具体工作的上层建筑，只是控制所有的事务，但并不对这些事务负责”。
[18]所罗门·米哈伊洛维奇·米哈尤斯（СоломонМихайловичМихоэлс，1890年3月4日——1948年1月12日），苏联犹太裔表演艺术家。1919年起开始在犹太剧院演出。1942年发起成立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并担任主席。1944年向斯大林要求在克里米亚实行犹太人自治。1948年在斯大林的指示下被格别乌暗杀。
[19]贝利亚还了结了明格列尔案件，在这起案件中，他本人也是斯大林打击的目标，并向主席团宣读了流放的伏尔加·格尔曼（VolgaGerman）所写的一封催人泪下的信件，开始重新调查被斯大林流放的格尔曼的问题。在四月份的大赦后，数以十万计“罪行”较轻的犯人开始涌入莫斯科和其他城市。贝利亚的对手和其他人接下来指责他想让这些原来的罪犯追随他，这些罪犯给城市带来了一阵犯罪浪潮，内务部不得不派出部队去维持治安。其他人在回顾此事时怀疑这就是贝利亚的主要目的。
[20]米哈伊尔·艾迪舍洛维奇·契奥雷利（Михаи́лЭдишеровичЧиауре́ли，1894年2月6日——1974年10月31日），苏联演员、电影导演、戏剧导演、编剧、雕塑家。1940年加入联共（布）。1937—195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21]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梅什克（Па́велЯ́ковлевичМе́шик，1910年12月23日——1953年12月23日），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2年加入格别乌。1940—1941年任乌克兰国家安全人民委员。1941—1943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经济局局长。1943—1945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反情报总局局长。1944—1945年任乌克兰第一民政事务阵线副司令。1945—1953年任部长会议第一总局副局长。1953年3—6月任乌克兰内务部长，同年6月贝利亚被捕后不久也被捕，并于12月23日被处决。
[22]蒂莫菲·阿姆弗罗西耶维奇·斯特罗卡奇（ТимофейАмвросиевичСтрокач，1903年3月4日——1963年8月15日），1919—1922年期间在远东参加红色游击队。1924年加入格别乌。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8—1959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1941—1946年任乌克兰副内务人民委员。卫国战争期间在乌克兰领导游击运动。1945—1946年兼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会打击土匪局局长。1946—1953年、1953—1956年任乌克兰内务部长。1946—195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年3—7月任内务部利沃夫地区司司长。1956—1957年任内务部副部长兼边防和国内部队总局局长。1957年因病退休。
[23]季诺维·季莫费耶维奇·谢迪奥克（ЗиновийТимофеевичСердюк，1903年11月2日——1982年8月8日），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5年加入联共（布）。1938—195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39年起成为赫鲁晓夫的助手。1939—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7—1949年任乌共基辅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2年任乌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52—1954年任乌共利沃夫省委第一书记。1954—1961年任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1—1965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65年退休。
[24]马林科夫在1953年7月贝利亚被捕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通报了贝利亚给斯特罗卡奇打电话的情况。在此次会议上关于贝利亚的控诉信息并不都是可靠的，但苏多帕拉托夫的叙述可以对此加以证实。马克·克莱默对贝利亚的备忘录对赫鲁晓夫构成威胁这样的看法不以为然。
[25]亚历山大·兰科维奇（АлександарРанковић，1902年11月28日——1983年8月19日），南斯拉夫革命家。1924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927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1928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1929年被捕并被判处6年徒刑。1935年获释后不久入伍。1937—1941年任塞尔维亚共产党总书记。1938—1941年任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1941—1952年任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斯拉夫解放后，于1944年任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反法西斯大会主席。1944—1946年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兼塞尔维亚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1946—195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1951—1966年任老战士协会理事会主席。1952—1966年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兼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53—1963年任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63—1966年任副总统兼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邦会议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64—1966年任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1966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1983年去世。
[26]由于缺少5月27日会议的记录材料，那些有理由与贝利亚拉开距离的人所撰写的回忆录成为我描述这段历史的依据。苏多帕拉托夫说贝利亚曾指示他准备秘密情报人员，以刺探西方国家对他这种思想的接受程度。马克·克莱默对这种解释提出了疑问，他坚持认为贝利亚和他的同事们都一致同意应大大降低对东德的强硬立场。霍普·M.哈里森认同的观点是：贝利亚的真实立场不是很明朗。
[27]马林科夫在后来与他儿子的谈话中透露了他在此次行动中的功绩。作者对安德烈·马林科夫的采访。
[28]“赫鲁晓夫掌握了这场斗争的主动权，”莫洛托夫回忆说：“他无疑是个很好的组织者，他在准备击垮贝利亚的会议的过程中表现得很活跃，也很有成效。”马林科夫“意志不够坚定，事实上，我当时这么认为，现在还是这么认为，赫鲁晓夫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29]对马林科夫的立场有不同的说法，赫鲁晓夫坚持认为马林科夫与贝利亚站在同一阵线上，而安德烈·葛罗米柯则认为马林科夫支持莫洛托夫。葛罗米柯好像是最客观的见证人，但由于他对赫鲁晓夫的敌意，他甚至没有提及赫鲁晓夫出席了此次会议。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马林科夫在此次会议上所持的立场比较模糊，以致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看法。
[30]莫洛托夫记得就在贝利亚被捕前的两天，赫鲁晓夫还与他联系过。作者对安德烈·马林科夫的采访。安德烈·马林科夫的证言并非完全可信，但他关于这件事情的叙述好像还是值得信赖的。
[31]可能的情况是，东德于1953年6月17—20日期间爆发的大规模起义使赫鲁晓夫有机会让贝利亚到东德去平息起义。关于此次起义更多的情况，请参见第12章的内容。
[32]作者对安德烈·马林科夫的采访。安德烈·马林科夫的证言并非完全可信，但他关于这件事情的叙述好像还是值得信赖的。
[33]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引用了马林科夫关于此次谈话的叙述。莫洛托夫说当赫鲁晓夫第一次去找伏罗希洛夫时，后者就把他的电话机盖上了，不过考虑到伏罗希洛夫在当时情况下的可能反应，这种可能性不大。
[34]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认为，米高扬实际上是维护贝利亚的，米高扬认为贝利亚继续留在领导层里还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此外，赫鲁晓夫说召集萨布罗夫参与颠覆贝利亚的计划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但对于主席团里另一名地位不太重要的成员别尔乌辛，他们则加了几分小心。马林科夫从他那里得到的最好回答是“我仔细考虑考虑”。事实证明赫鲁晓夫的直截了当更有效。“如果马林科夫像你这样把话说明白，”别尔乌辛对赫鲁晓夫说：“那我思想里就没有什么顾虑了。我完全同意你的计划，不会三心二意的。”
[35]帕维尔·阿尔特米耶维奇·阿特梅夫（ПавелАртемьевичАртемьев，1897年12月29日——1979年3月19日），1915年入伍。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参加了赤卫队。1918年加入红军。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1年加入契卡。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1—1947年、1949—1953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46—195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6年任乌拉尔军区副司令。1956—1960年任乌拉尔军区第一副司令。1960年退休。
[36]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莫斯卡连科（КириллСемёновичМоскаленко，1902年5月11日——1985年6月1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0年加入红军。内战期间服役于第1骑兵军，曾与弗兰格尔白军和马赫诺黑军作战。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卫国战争期间历任西南方面军第6军副军长、第6骑兵军军长、第38集团军军长、第1坦克集团军军长、近卫第1军军长、第40集团军军长等，曾参与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等。1946—198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1953年任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1953年6月26日指挥了逮捕贝利亚的行动。1953—1960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55年晋升元帅军衔。1956—198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解除朱可夫一切职务。1960—1962年任战略导弹部队司令。1960—1983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62—1983年任国防部总督察。1983—1985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1985年在莫斯科逝世。
[37]马克·克莱默引用了马林科夫准备的讲话草稿以及他做的旁注，但从仍然保存在档案馆里的文件来看，我们不清楚马林科夫在会议中实际说了些什么。
[38]米高扬和其他人被告知将逮捕贝利亚的官员时显得很吃惊。
[39]在接受作者采访时，马林科夫对此事件的叙述也与此类似。
[40]在1957年6月的那次赫鲁晓夫正式击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交锋。马林科夫宣称贝利亚的秘密警察在他位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的第四层公寓里安装了窃听器，对此，赫鲁晓夫回击说，遭到贝利亚窃听的是他，而不是马林科夫，因为窃听装置装在第五层。
[41]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登科（РоманАндреевичРуденко，1907年8月7日——1981年1月23日），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7—1938年任顿涅茨克地区检察官。1938—1940年任斯大林地区检察官。1942—1944年任乌克兰副总检察长。1944—1953年任乌克兰总检察长。1945—1946年任纽伦堡审判苏联首席检察官。1951—198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81年任苏联总检察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1年在莫斯科逝世。
[42]帕维尔·费多洛维奇·巴蒂特斯基（ПавелФёдоровичБатицкий，1910年6月27日——1984年2月1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27年加入红军。1938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任苏联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团参谋长。卫国战争期间历任第26师参谋长、第254师师长、第73军军长、第50军军长等，参加了东普鲁士战役、柏林战役、布拉格战役等。1948—1950年任莫斯科防空军区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1950年2—9月任上海防空部队司令。1950—1953年任苏联空军总参谋长兼副总司令。1953年6月26日参与了逮捕贝利亚的行动，并于12月24日亲自执行了处决贝利亚的行动。1953—1954年任莫斯科军区第一副司令。1954年5—8月任白俄罗斯军区第7机械化军团司令。1954—1965年任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5—1966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参谋长。1966—1978年任苏联防空部队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并担任华约联合武装部队防空部队司令。1978—1984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1966—198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4年在莫斯科逝世。
[43]虽然他没有证据，但谢尔戈·贝利亚相信他的父亲实际上在1953年6月26日就被杀害了，12月被枪毙的只是他们找的一个替身。
[44]讲述赫鲁晓夫在克里米亚这段轶事的是IgorChernoutsan，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他领导着中央委员会文学部，他是在其没有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及此事的。FyodorBurlatsky目击了1960年的事情，他说尤里·安德罗波夫当时也在场，安德罗波夫“认为在大庭广众之下讨论这样的问题不是很适宜”，他看起来好像“都为赫鲁晓夫感到尴尬”。
[45]作者就此于1987年10月采访了谢尔戈·米高扬。根据马林科夫的前女婿弗拉基米尔·萨姆伯格的说法，马林科夫的助手说服了他同意提拔赫鲁晓夫。
[46]作者于1993年参观过这两座别墅和里面的院子（后来，这里成为泰国大使馆和几内亚共和国大使馆的所在地）。
[47]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48]NikolaiYegorychev，当时的一个地区党委书记，对赫鲁晓夫击败贝利亚的“英雄壮举”以及后来反对“旧斯大林卫士”的行动深感钦佩。作者在1993年8月对NikolaiYegorychev进行过采访。基里尔·马祖罗夫于1953年11月被任命为白俄罗斯总理，他对赫鲁晓夫攻击农业“农奴制度”的方法大加赞赏，在这种制度下，农民们“几乎无法摆脱最悲惨的生活”。卡冈诺维奇也承认：“如果赫鲁晓夫能保持其在就任第一书记的开始几年里的工作方式，那结果也许会完全不同。”
[49]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马林科夫力劝他作出国家领导人在农业问题上的第一个声明，对此他表示拒绝，因为他还没有想出具体的方案，但是他知道“马林科夫在处理农业问题上的捉襟见肘”，因为“甚至马林科夫本人都承认他在这个方面的局限性”。在斯大林生前的最后几年里，马林科夫的正式分工是主管农业，赫鲁晓夫对他的主要指控是他在1952年宣布苏联已经“解决”了粮食问题。然而，这与其说是马林科夫的看法，不如说是斯大林的意见，历史学家YelenaZubkova认为，马林科夫是最了解1953年农业真实状况的领导人之一。Zubkova查阅了马林科夫的助手最初准备农业改革计划的情况，这本来是1953年8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议题，在此次会议上，马林科夫将介绍这些改革计划，后来决定将会议推迟到九月份，由赫鲁晓夫作主要发言，不过马林科夫在对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八月发言”中还是简要介绍了这些计划。
[50]安德烈·马林科夫与YelenaZubkova都认为赫鲁晓夫有着很深的集体主义偏见，据此，他们认为马林科夫才是农业创新计划的主要作者，而不是赫鲁晓夫。但是由于当时农村处于特别恶劣的状况，争夺权力的斗争达到了高潮，因此赫鲁晓夫暂时是不会让他自己的信念妨碍他的前途的。
[51]下面这段叙述主要是根据作者1993年8—10月间对安德烈·谢甫琴科的采访。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他与哈萨克斯坦党委书记的冲突。
[52]拉赫米赞·萨雅赫曼托维奇·萨雅赫曼托夫（ЖумабайШаяхметовичШаяхметов，1902年8月30日——1966年10月17日），1921—1923年任捷金斯基区革命委员会书记。1928年加入格别乌。1929年加入联共（布）。1936—1938年任格别乌北哈萨克斯坦地区局副局长。1938年任格别乌阿拉木图局副局长。1938—1939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三书记。1939—1946年任哈共中央第二书记。1941—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6—1954年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1947—1959年任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代表。1950—195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4—1955年任哈共南哈萨克斯坦省委第一书记。1956年因病退休。
[53]一公顷合2.47英亩。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居住在卡里诺夫卡附近村庄的一个亲戚1908年就移居到西伯利亚去了。
[54]潘特雷蒙·康德拉季耶维奇·波诺马连科（ПантелеймонКондра́тьевичПономаре́нко，1902年8月9日——1984年1月18日），1918年加入红军。1922年加入共青团。1925年加入俄共（布）。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领导机关部副部长。1938—1947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39—1941年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1939—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1年6—7月任西部阵线军事委员会委员，7—8月任中央前线军事委员会委员，10月4—29日任布良斯克阵线军事委员会委员。1942—1943年、1943—1944年任红军最高统帅部游击运动中央司令部司令。1941—1951年、1954—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44—1946年任白俄罗斯人民委员会主席。1946—1948年任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1948—1953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0—1952年任采购部长。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兼部长会议农产品和农业原材料采购委员会主席。1953—1954年任文化部长。1953—195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4—1955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5—1957年任驻波兰大使。1957—1959年任驻印度大使兼驻尼泊尔大使。1959—1962年任驻荷兰大使。1963—1965年任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965—1978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讲师。1978年退休。
[55]假设平均每公顷能收获10—11生奈尔（相当于100公斤）粮食，赫鲁晓夫认为，那么这些新开垦的土地就会多收获8亿至9亿蒲耳（1蒲耳合36.113磅）粮食，包括1954年的7000万蒲耳。
[56]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安德烈亚诺夫（ВасилийМихайловичАндрианов，1902年3月21日——1978年10月3日），1924—192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7—1938年任联共（布）伊万诺沃省科夫罗夫市委第一书记。1938年5—11月任联共（布）斯大林格勒省委第二书记。1938年11—12月任联共（布）中央党部副部长。1938—1946年任联共（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1939—195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195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6—1949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检查部副部长兼部长会议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主席。1946—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49—1950年任苏共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1949—1953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3—1956年任监察部副部长。1956年退休。
[57]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ФролРома́новичКозло́в，1908年8月18日——1965年1月30日），1926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4年任联共（布）伊热夫斯克市委第二书记。1947—1949年任联共（布）古比雪夫省委第二书记。1949—1950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1950—1952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1950—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3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二书记。1952—196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7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54—1958年、1962—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7—1958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57—1964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8—1960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0—1964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1—1963年任苏共中央第二书记，被赫鲁晓夫视为接班人。1963年因中风丧失工作能力。1964年退休。1965年去世。
[58]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福尔采娃（ЕкатеринаАлексеевнаФурцева，1910年11月24日——1974年10月24日），1930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2年任联共（布）古比雪夫市委书记。1950—1954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4—1957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6—196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56—197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8年参与了迫害帕斯捷尔纳克的活动。1960—1974年任文化部长。1964年支持推翻赫鲁晓夫。1966—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4年神秘死亡，可能是自杀或者是被克格勃暗杀的。
[59]恩维尔·霍查（EnverHoxha，1908年10月16日——1985年4月11日），阿尔巴尼亚革命家。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1935年移居比利时，加入了比利时共产党。1936年回国，建立了多个共产主义团体。1941年发起成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并担任游击队司令。1941—1948年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42年流亡苏联。1945年回国。1944—1953年任国防部长。1946—1953年任外交部长。1946—1954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48—1985年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1955—1985年任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军总司令。在任上创造了“霍查主义”理论。1985年逝世。
[60]马林科夫的儿子认为，他父亲对赫鲁晓夫的出卖感到很气愤，以致他后来没有提起1955年1月的全体会议。
[61]在马林科夫下台、他的职位被布尔加宁取代时，对他大多数的指控都没有公开。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读的声明顺从地要求由“在国务方面拥有更丰富经验的其他同志”来接任他的位置。根据当时波兰中央委员会官员SewerynBialer的说法，“我们对马林科夫被解职的方式感到很愤怒，他就像个小学生似的，而不像个伟大国家的总理。”Bialer和他的朋友们还发现克里姆林宫在一封给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秘密信件中所做的解释是“荒谬的”。赫鲁晓夫是“苏联粮仓”的党委书记，马林科夫怎么能为苏联的粮食危机负责呢？如果说马林科夫对农业知之甚少，那么“从来没有与农业打过交道的”布尔加宁又能知道多少呢？在普通的苏联共产党党员方面，一个工厂的车间党小组召集人抱怨说：“依我看，马林科夫同志承担的责任太多了。他肯定还是唯一应该为这些错误负责的人。我们车间所有的工人对他在最高苏维埃上所作的声明都持否定的态度。人民对他缺乏经验的指责并不以为然，还不如说他的健康状况不适合更好一些。”
[62]特罗亚诺夫斯基的证词也是如此，他当时为莫洛托夫工作，后来成为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助手。
[63]在1955年7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和萨布罗夫也是这么说的。在此次会议上，莫洛托夫受到了致命的批评。
[64]这是赫鲁晓夫在1955年7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65]第13章详细描述了此次访问，包括赫鲁晓夫作为代表团团长的古怪行为。
[66]此次莫洛托夫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交锋发生在1955年7月9日晚间会议莫洛托夫进行主发言时。赫鲁晓夫关于朝鲜问题的材料在此次会议记录印刷版的第80页。
[67]在其他人发言时仍继续着这种言语交锋。布尔加宁：“莫洛托夫总是不停地攻击我们，说我们不是列宁主义者，而是机会主义者，特别是赫鲁晓夫同志。”莫洛托夫：“我也受到了明显的攻击。”赫鲁晓夫：“我们也有坚强的双拳，我们不会对你发慈悲的。”
[68]查理·“奇普”·尤斯蒂斯·伯伦（Charles"Chip"EustisBohlen，1904年8月30日——1974年1月1日），美国外交官。出身于政治世家。192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29年进入国务院工作。1934—1940年任驻莫斯科大使馆雇员。1940—1941年任驻东京大使馆雇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捕。1942年获释后回国。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担任罗斯福的翻译，波茨坦会议上担任杜鲁门的翻译。1947年参与制定马歇尔计划。1949—1951年任驻法国公使。1953—1957年任驻苏联大使。1957—1959年任驻菲律宾大使。1962—1968年任驻法国大使。1943—1968年任总统顾问。1968—1969年任国务卿顾问。1974年去世。
[69]然而，与此同时全体会议提拔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助手基里钦科成为主席团的正式成员，并用三个好像属于赫鲁晓夫的人，其中包括《真理报》编辑德米特里·谢皮洛夫，取代了马林科夫在书记处的追随者萨塔林。不过一年的时间，谢皮洛夫就取代莫洛托夫成为苏联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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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模糊的接班人：1949—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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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模糊的接班人：1949—1953
拉达·赫鲁晓娃于1947年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新闻专业。她在那里遇到并爱上了一个同学阿历克赛·阿朱别伊，在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的印象里，阿朱别伊的母亲是“莫斯科最好的化妆师”，“她给莫斯科‘最具权势的’十个家庭里的女性都化过妆。她真是个富于天赋的女性，她很多的艺术素养与精力都传承给了她心爱的唯一的儿子”[1]。
由于在高中时期的成绩一直是A，拉达的父母允许她住在他们位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公寓里。安全警察雇用了一名管家来照看这所房子，马林科夫的夫人就住在楼下，她在拉达母亲的请求下负责监视拉达的行动。马林科夫夫人“了解她监护对象的求婚者后并不是很支持，”阿朱别伊回忆说：“她甚至想阻止我们继续恋爱下去。”她对拉达说，“你才20岁”，但是赫鲁晓夫的女儿没有让别人干涉她自己的事情。[2]
阿朱别伊的母亲曾给贝利亚的夫人化过妆，贝利亚夫人不怀好意地问她，“为什么阿廖沙会和赫鲁晓夫家人搅到一起？”不过，阿朱别伊有自己的主意，他还是继续与拉达来往。赫鲁晓夫第一次见阿朱别伊是1949年春天在莫斯科郊外他的别墅里。“赫鲁晓夫几乎没有和我说什么话，也没有提任何问题，他好像对这位想和他女儿牵手一生的年轻人没有什么兴趣。我觉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和我一样紧张，不知道在这种场合下应该说些什么。”
那年夏天，尼娜·彼得罗夫娜邀请阿朱别伊到基辅去。他在梅日高里别墅里度过了一段田园般的时光，到附近去游泳、垂钓、晒日光浴。在他离开前的最后时刻，拉达的母亲宣布这一对可以继续发展下去，结婚成家。但是拉达的父母并没有参加他们在莫斯科举行的婚礼。“参加结婚仪式这样的想法对赫鲁晓夫一家人来说肯定是难以想象的。”阿朱别伊回忆说。赫鲁晓夫只是派了一名安全人员于1949年8月31日陪同这对新人去区登记处登记结婚，只有少数的几个朋友到阿巴拉曼谢夫去参加他们在森林里草地上举行的结婚宴会。
他们结婚后就住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公寓里。公寓是严格按斯大林式的风格装修的，没有地毯或是其他的装饰品，显得特别“空旷”，因为家里的其他人都住在基辅，赫鲁晓夫也不经常来莫斯科，即使来的时候，对周围的事情也不关注。
结婚后几个星期，这对新人正在复习准备考试，突然他们听到了敲门声。来的是赫鲁晓夫与乌克兰剧作家亚历山大·科尔奈丘克，以及他的夫人万达·瓦西里维斯卡。拉达到厨房里帮助女仆准备饭菜，其他的人坐下来喝茶。赫鲁晓夫是来看望斯大林的，在回去的路上将住在宾馆里的科尔奈丘克和瓦西里维斯卡一道捎上。赫鲁晓夫宣布他将要被提名为莫斯科的党委书记。听到这个消息，瓦西里维斯卡禁不住哭了起来。“乌克兰人民会深切地怀念你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科尔奈丘克和瓦西里维斯卡在赫鲁晓夫的庇护下得益颇多。m3_10[3]然而，在他1964年下台后，赫鲁晓夫家就再也没有听到过科尔奈丘克的音讯（甚至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去世时，科尔奈丘克也没有表达过丝毫的同情之意），如果瓦西里维斯卡没有于1964年7月去世的话，她无疑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的。在阿朱别伊看来，这就是当时苏联社会的方式。“你会和你用得上的人一起吃饭、喝酒，你会和他一起打猎、钓鱼，征求他的意见，寻求他的帮助，但是风头一转，你就会声称自己根本不认识他。你的每根骨头都会发颤，生怕他会记得你是他的朋友。”不过，赫鲁晓夫渴望得到知识界的尊重使他特别容易受到攻击。阿朱别伊记得，那天晚上，“赫鲁晓夫显然想找人说说话”，很显然，他的女儿女婿是不够格的。瓦西里维斯卡听到他离开的消息就哭了起来，这让他感到多么满足啊！差不多20年后，赫鲁晓夫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是历历在目：“‘你怎么能走呢？你怎么会离开乌克兰呢？’瓦西里维斯卡哭了起来。这是一个波兰女性对一个俄罗斯人离开乌克兰所感到的悲痛！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我尊重她，她也回报我以尊重。对此，我并不隐瞒，因为即使这也许对我并没有多大的用处，但这是值得我愉快回味的。”
赫鲁晓夫那天晚上显然很紧张。“在谈话中间，”阿朱别伊回忆说：“他会突然陷入沉思，一言不发，然后问道，‘我们在说什么来着？’他要求他的客人不要着急离开，即使已经是凌晨好几点了。他不想独自一人呆着。”赫鲁晓夫本人也证实了阿朱别伊的回忆。他正在利沃夫的一个集会上讲话，突然马林科夫打来电话，告诉他第二天早上赶飞机到莫斯科去。“我做好了一切准备，”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不知道当我再回到乌克兰时我会是什么样子，甚至连我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
但是斯大林热情地迎接了他：“你还想在乌克兰呆上多长时间？你已经变成了一个乌克兰农学家了。现在是你回到莫斯科的时候了。”赫鲁晓夫将重新担任他以前在莫斯科党组中的职位，成为斯大林身边四位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同时保留他的政治局成员资格。“当然，我对斯大林这种信任表示感谢，”赫鲁晓夫记得：“我说我很乐意回来，因为11年前我在首都的工作就很愉快。”
过去，赫鲁晓夫在这样的时刻总会觉得或是装出不敢相信的样子，现在他也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这样认为。斯大林比以前更加喜欢猜忌与妄想了。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和阿历克赛·库兹涅佐夫[4]是两位较为年轻的政治局成员，斯大林曾说过他们可以成为未来的政治接班人，他们于1949年遭到逮捕，一年后被枪决。莫洛托夫、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也处于危险之中。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看起来其地位好像没有得到巩固，但实际上，斯大林将赫鲁晓夫从基辅召回来的原因可能就是想平衡并限制他们的权力。不过，这给他们与他作对埋下了祸根，他后来宣称（并非完全实事求是）他对他们两人感到担心与憎恨。在赫鲁晓夫的记忆里，贝利亚是邪恶的化身，马林科夫属于那种坐办公室的典型，整天只会与文件打交道。这样的人如果被赋予权力可能就是最危险的。如果妨碍了其预先划定的界限，他们会将一切都加以阻拦与扼杀。
虽然克里姆林宫是阴谋家的天堂，但身处基辅的赫鲁晓夫并没有想在斯大林的最后几年里有所造次。只要斯大林召唤他到莫斯科去，他当然没有别的选择，不过他也另有打算。避免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角逐里招致失败、惹来杀身之祸的唯一办法就是在这场角逐中赢得胜利，这种权力斗争在斯大林的最后几年里一直是克里姆林宫人的主要考虑，赢得胜利的地方就在莫斯科，特别是斯大林的召唤说明他会继续得到这位独裁者的支持。“不管怎么说，”赫鲁晓夫坚持认为：“斯大林对我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他不信任我，他可以很容易地给我穿小鞋。……我甚至可以说他对我怀有一丝的尊重。正因为如此，在每次对我粗暴或怒骂后，他都会做出友好的表示。”
在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同事里，贝利亚是特别危险的。但是与斯大林身边所有的人一样，他也有弱点，现在赫鲁晓夫拥有重要的优势，特别是他的声望使得他潜在的对手想方设法地跟他过不去。在他们的眼里，赫鲁晓夫好像还是那个11年前到基辅的农民，一个小丑。事实上，现在的赫鲁晓夫已经变得更为自信，到斯大林去世时，他的信心更强了。那时，马林科夫好像是最具可能的斯大林接班人。莫洛托夫、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在斯大林死后都想攀上权力的巅峰，这使赫鲁晓夫这匹黑马显得更加出乎人的意料。没有人意识到，在1949—1953年间，他已经开始将自己看成是斯大林的接班人了。[5]
斯大林的最后三年是最为黑暗的，不仅对他的国家是这样，而且对他本人和他的党羽们也是如此。在1950—1953年间，被消灭的人比30年代和战争期间要少得多，但是与痛苦相伴的人的希望也减弱了。到1950年，这场革命已经退化到了俄罗斯第一的沙文主义泥沼，同时领导精英内新一场流血斗争也开始了。
有报道说斯大林在1945年突发过一次不太严重的心脏病，1947年又发过一次。在1947—1951年间，他每年到黑海边的度假从8月底延长到了12月初。1953年夺去他性命的动脉硬化此时已经对他有了影响。“在他越来越苍老时，”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记得：“我的父亲已经开始觉得孤单了。他此时与所有人的距离已经相当遥远，简直与世隔绝，他好像生活在真空里。他找不到可以倾吐心思的人。……他觉得很苦闷，好像整个世界都与他作对似的。他觉得到处都是敌人。他简直到了病态的程度，成了迫害狂，这都是孤单与苦闷的结果。”
在他的最后几年里，斯大林大幅减少了党的正式会议，处理公务基本上都是在通宵达旦的宴会上进行。虽然按照党的章程，党代会应该是每隔数年召开一次，但1939—1952年间没有召开过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也很少，政治局成员们难得碰头。[6]大量的政策都是由六七个政治局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决定的（称为六人或七人集团），不过他们也不开会。斯大林是将他的核心集团（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召集到克里姆林宫里看电影，看完电影后，他们就一起驱车到斯大林的别墅里，吃饭喝酒，谈论问题直到凌晨。
电影都是斯大林挑选的，其中很多是美国电影，但放映机却是老掉牙的苏联产品。“他特别喜欢牛仔电影，”赫鲁晓夫后来说：“他常常是对这些电影大加鞭挞，发表思想性的评论意见，然后立即命令更换新的影片。”由于这些影片都是从西方偷过来的“缴获战利品”，上面缺少俄文字幕。电影总局局长伊凡·波尔沙科夫[7]就将它们大声“翻译”出来，其实很多语言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事先已经熟悉了剧情，”赫鲁晓夫解释说：“他费了好大的力气将剧情背下来。……在很多时候，波尔沙科夫只是解释那些所有人从画面上都能看得懂的内容：‘现在他正离开房间……现在他正穿过大街。’贝利亚此时就会插话，故意奚落波尔沙科夫：‘看哪！他开始跑了！现在他正在跑！’”
贝利亚的插话对波尔沙科夫产生的影响是否像斯大林在一位苏联电影导演在场的情况下观看他拍摄的影片时的表现一样，历史上并无记载。斯大林的想法是给这位导演直接而重要的评论。“这对电影导演和他们的工作是有益的。”斯大林如此解释他的举动。但是当这位导演听到秘书在呈送文件给斯大林时他所发出的窃窃私语“垃圾”时，他担心那个“垃圾”就是他的电影，他吓得尿湿了裤子，人也瘫倒在地上。
有时电影被剪辑得太短了，只剩下干巴巴的主要剧情。其中一个关于被囚海盗船长的历史剧更是如此。这位船长将他的船员一个一个都杀死了，他将要被杀死的船员照片挂在他的舱室里，只要谁的照片被挂在那里，那么此人第二天就该命丧黄泉了，最后这位船长也被杀死了。然而，赫鲁晓夫认为，更为糟糕的是看完电影后的聚餐。“好了，”斯大林会建议：“让我们去找点东西吃吧。”根据赫鲁晓夫的描述，“我们其他人都不饿。那时通常是凌晨一两点钟，应该是上床睡觉的时候，我们第二天还要工作。”不仅如此，而且“你还可能会冒一定的风险，如果你中午的时候不打个盹的话，你就可能会在晚上的餐桌上犯困；那些在斯大林的餐桌上打瞌睡的人下场是不会好的”。但是“每个人都会说，是的，我也饿了”。
这时，这帮已经身心很疲惫的人就钻进几辆汽车里（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坐斯大林的防弹汽车，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坐另外一辆），穿过黑暗空旷的大街，前往斯大林位于昆士耶夫（Kuntsevo）的别墅里，他的别墅就在通往莫日柴斯克（Mozhaisk）的高速公路外面。斯大林每次都会选择不同的路线，以防有人暗杀他，而且总是在离开克里姆林宫前才告诉他的司机与警卫人员。他的别墅被涂成深绿色，周围有大片开阔的沥青地，以增强对入侵者的监控，别墅周围的树林里埋设了很多地雷，有精锐的安全部队巡逻，而且还有高高的围墙与路障。这里的主建筑是1934年建造的，以取代斯大林以前在朱巴洛夫的别墅。自从他妻子自杀后，斯大林就将那里的别墅废弃了。斯大林的女儿说，新别墅“很漂亮，通风性很好，也很现代化，这座一层的建筑掩映在由树林和鲜花组成的花园中间”。但是这位烦躁不安的独裁者，他很少能在开会期间安静地坐在那儿，而是不停地走来走去，抽着他的烟斗，他“将他的别墅不时地进行修整”。阿利卢耶娃说：“他所有的房子都是这样。他总是到南方的度假胜地去休息，当第二年夏天他再来的时候，他所去的地方必须彻底重新翻盖。”
1948年，斯大林在昆士耶夫的别墅上又加盖了一层，不过只用过一次，是接待来访的中国代表团。他接待政治局同事和国际上的来访者都是在一间巨大的既做餐厅又做起居室的房间里，房间的墙壁是木板拼成的，里面有一张长长的桌子，几把沉重的椅子，还有一块巨大而柔软的地毯与一个火炉。阿利卢耶娃说：“总之，有我父亲想要的所有的奢华的东西。”吉拉斯的描述是，这是一间“宽大、没有经过装饰的餐厅，不过还是蛮有情调的”，“长桌上的一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装在加热的银制浅盘里，此外还有各种饮料、盘子和其他器皿。每个人都是自己想吃什么就去拿什么，然后在桌子的另外一半找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坐下来。斯大林从不坐首座，但是他总是坐在同一张椅子上——桌子左首的第一张。”
在餐厅外面，通过墙上一扇几乎分辨不出来的门就是斯大林的卧室，里面有一张床、两个小的梳妆台和一个水池。但是他经常睡在他的书房里，他的书房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里面有很多书架和橱柜，放满了书籍与文件。就是在这间书房里，斯大林1953年3月躺在靠墙的沙发上，突发重病，最后不治而亡。就在他突发重病前的那天晚上，他招来一起吃饭的客人就感觉他有点不对劲儿。赫鲁晓夫抱怨说，这些宴会“令人可怕，总是拖得很长，令人生厌”。由于斯大林担心有人在食物里下毒，每位客人（除了贝利亚，他自带食物）都要将食物先尝一下，然后斯大林才敢食用。斯大林会说：“看，这是鸡杂，尼基塔，你还没尝过吧？”忠诚的赫鲁晓夫会回答说：“噢，我忘了。”赫鲁晓夫“能看出他是自己想吃点，但又害怕。于是我就会先尝尝，然后他才开始吃”。
斯大林的女儿回忆说，在他的客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后，他们的“私人警卫就会走进来，每个‘保护者’拖走一个已经烂醉如泥的‘被保护者’”。莫洛托夫说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和贝利亚（他不喜欢喝醉，但为了让他的主子高兴，有时也会喝醉）醉得特别厉害，赫鲁晓夫“后来”也是一样。赫鲁晓夫坚持说他和其他的人要求女服务员给他们“倒上带色的水代替酒”，但是斯大林“如果发现有人作弊，就会特别生气，大发脾气”。根据米高扬的说法，斯大林是想“让我们在喝醉后口无遮拦”，这样他好发现“谁在想什么”。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看到他周围的人发窘，甚至是大丢脸面时会很高兴，觉得很有趣。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觉得捉弄别人很好玩”。赫鲁晓夫想象有一天这位独裁者会做得太过分，“会当众脱下裤子，在桌子旁边就开始方便，然后告诉我们说这是为了俄罗斯的利益”。
以前主张禁酒的赫鲁晓夫在第二天早上碰到熟人时会特别尴尬：“在机场碰到什么人是件让我很难堪的事情，当你开口和他说话时，他会知道你昨天晚上喝得太多了。这真是太可耻了。”更不用说那些酒桌上开的玩笑了：有人将西红柿放在一个人的椅子上，“当那个倒霉蛋坐上去后，大家爆发出一阵轰笑”；有人在别人的酒杯里加上一勺盐，或是把伏特加与酒混在一起。在谢尔戈·贝利亚[8]的眼里，斯大林的助手亚历山大·波斯克列贝舍夫[9]是个“像猴子一样的窄肩膀侏儒”，他总是搞这样的恶作剧。阿利卢耶娃写道，波斯克列贝舍夫经常“是在浴室里躺上好一会儿后，还要别人将已经醉得不省人事的他架回去”[10]。赫鲁晓夫也是他们喜欢捉弄的对象，特别是贝利亚。有一天晚上，贝利亚在纸上写了“笨蛋”两个字，然后别在赫鲁晓夫大衣的后背上。赫鲁晓夫没注意就穿上了大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众人爆发出一阵哄笑。他的一位助手说：“赫鲁晓夫是个自负而又爱发火的人，这件事让他多年以后还耿耿于怀。”[11]
吃完饭后就是跳舞。波兰共产党领导人雅各布·伯尔曼[12]回忆曾在40年代末期与莫洛托夫跳过舞。有人曾问过伯尔曼，他是不是说的莫洛托夫夫人。“不，她不在那儿。她在劳改营里。我是与莫洛托夫跳舞的——我想那是一首华尔兹舞曲。……我对跳舞一窍不通，所以我只是跟着乐曲的节奏移动脚步。莫洛托夫带着我。”这是个“好机会”，伯尔曼补充说道：“可以让我们彼此低声说出一些不宜大声宣讲的事情。”但是赫鲁晓夫不太愿意跳传统的乌克兰戈帕克舞：“我得蹲下身子，踢着鞋后跟，说实话，要我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但是我还是跳了，并努力在脸上保持轻松的表情。就像我后来对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所说的那样，‘当斯大林说让你跳舞的时候，要是聪明人，你最好还是跳。’”
聪明人还要耐心地听斯大林说他那拖沓冗长的故事。其中一个是大革命前他在西伯利亚流放时期打猎的故事。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不过他可能对斯大林本身已经夸大的事实进行了进一步的夸张，斯大林声称滑雪滑了8英里到达一个树林里，看见一棵树上有24只鹌鹑，他开了12枪打下了12只，然后再回到镇上取弹药（当时剩下的鹌鹑就在那棵树上友好地等他回来），又将剩下的鸟打下，一起拿回家。“吃完饭后，”赫鲁晓夫后来说：“当临走前洗漱的时候，我们大家在洗漱间里对他讲的故事大不以为然。贝利亚说：‘你们听听，一个来自高加索地区从来没有什么机会滑雪的人怎么可能滑那么长的距离呢？他是在撒谎！’当然，他是在撒谎。我们所有人对此都没有丝毫的疑义。”
尽管这样的场合让人觉得很难受，但在那儿总比不在那儿好，受到羞辱总比被杀头要好。陪伴斯大林度假也是一样。有一次，赫鲁晓夫和其他领导人正在黑海边度假，突然他们都被召到了伯尔灼米（Borzuomi），因为斯大林正在那儿。由于这座大房子以前是个博物馆，“那里没有卧室，我们只好经常挤在一起睡觉。简直太糟糕了！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得根据斯大林的想法安排，但我们的作息时间和他完全不同。早上我们喜欢早起散散步，而斯大林却仍在睡觉。等到他起来后，这一天才算是正式开始了”。晚上主要是用于像捉弄残暴的匈牙利共产党独裁者马蒂亚斯·拉科西[13]这样的事情。拉科西打搅了斯大林的假期，罪加一等的是他对他们喝得酩酊大醉表示不满。作为回应，斯大林给这位匈牙利人灌了太多的酒，赫鲁晓夫甚至担心他当时就可能喝死。在拉科西第二天早上离开后，赫鲁晓夫记得，“斯大林一整天情绪都很好，开玩笑地说：‘你们看看我把他灌成了什么样子？’”
赫鲁晓夫认为，比集体度假更糟糕的是斯大林给他的“崇高荣誉”，就是拉着他一道单独度假。“很显然，我是不愿意去的，”赫鲁晓夫坚持说：“但是要这样说是绝对是欠考虑的。我总是答应他的邀请，跟着受煎熬。我有一次曾和他一起单独度过了一整个月的时间。他把我安排在他的隔壁房间里，这让我特别受不了。我得整天陪着他，没完没了地吃饭。每当我去充当这种牺牲品时，贝利亚总会打趣我说：‘你得这么想，总要有人受苦，还是你去比较好一点。’”
如果贝利亚真能这么想的话，他就不是贝利亚了。对于一个善于溜须拍马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是比能和一次数天数周与国王呆在一起更好的机会呢！赫鲁晓夫承认“忍受这种折磨也有其好处与回报。你总是能从斯大林的谈话中找到对你有用的信息，从中你可以得出对自己有用的结论”。
虽然知道斯大林残忍的禀性，但赫鲁晓夫还是很钦佩斯大林的意志与思维，从中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大有裨益。“我们不再像刚开始清洗‘人民的敌人’运动时那样看待他了，当时他好像能看穿铁石。……但是在粉碎了希特勒的军队后，他周围仍然好像笼罩着一种荣耀与天才的光环。”斯大林行动所带来的结果有时对赫鲁晓夫来说是可憎的，但“他仍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为工人阶级的胜利尽了他的所能。……我必须得给他这种客观的评价。”赫鲁晓夫说：“直到他去世时，他都能很好地统治这个庞大的国家，思维仍然敏捷而清晰。他的讲话简洁、易于理解。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天赋，这赋予他非凡的力量。你不能贬低他这一点，或是加以否认。每个结识过斯大林的人都羡慕他的这种天赋，因此对能与他一起工作而感到自豪。……特别是在他头脑清楚、思维正常的时候，他能对周围的人提供很好的建议与指导。坦率地说，我对他评价很高，也很尊重他。”
作为对历史上最声名狼藉的人物之一的评价，这体现了赫鲁晓夫道德上的滑稽，不过这也帮助赫鲁晓夫在更为危险的权力斗争中能够左右逢源。斯大林的疑心与日俱增，但是他日益下降的记忆力使他们有一定的机动空间。就在斯大林最需要联盟与朋友的时候，这些联盟与朋友往往是特别不被信任的，而他却不得不给消灭不了的敌人以得逞的机会。m8_7[14]
莫洛托夫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过他对斯大林的忠诚。[15]他处理困难工作的无休止的能力是富于传奇色彩的，他不仅对“人民的敌人”签发了数以千计的死刑命令，而且数十年后他仍然为逮捕他们的妻儿老小作辩护：“他们必须受到某种程度的隔离。否则，他们肯定会散布各种不满与蛊惑人心的谣言。”[16]然而，1949年3月，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长一职由清洗运动中的审判公诉人安德烈·维辛斯基所取代，这发生在莫洛托夫的妻子波利娜·日曼丘日娜[17]被逮捕后一个月。日曼丘日娜从食品工业副人民委员到渔业人民委员，最后担任国家化妆品集团的负责人。根据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说法，她是“莫斯科的第一夫人，她在自己的别墅和其他官方场所里主持外交招待会。……我们在克里姆林宫老旧的办公室不能和莫洛托夫的豪宅相提并论”。
莫洛托夫夫人受到的指控有盗窃文件、生活放荡、乱交（她部里的两位官员“供认”和她发生过性关系）以及有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她被判处到西伯利亚劳改营里服刑5年。日曼丘日娜是犹太人，但除了在巴勒斯坦有一个姐妹和在美国有一个兄弟外，她与犹太复国主义唯一的瓜葛就是来自斯大林本人的直接命令：作为战时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她1948年被派去结识犹太第一位驻莫斯科大使高尔达·梅尔[18]。莫洛托夫后来说，并不是他受到了他夫人的牵连，而是她受到了他的连累。“他们正在想方设法搞掉我，因此就从她那里开刀。”[19]
“斯大林的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莫洛托夫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赫鲁晓夫记得：“莫洛托夫在美国的时候，好像乘火车从华盛顿到纽约去过。斯大林推测如果莫洛托夫是乘火车去的，那么他肯定会有他的私人包厢。如果他有自己的私人包厢，那么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因此，莫洛托夫肯定把自己出卖给了美国人。”
克里姆·伏罗希洛夫的军事生涯从来也没有从他在芬兰战争与列宁保卫战的错误中恢复过来。他把自己作为艺术家们的保护人，但电影导演米哈伊尔·罗姆[20]得出的印象是伏罗希洛夫对艺术并非如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么精通。“我觉得自己正在一天天变老，变得愚蠢起来。”他向罗姆坦陈。但就连像伏罗希洛夫这样自命不凡的傻瓜（他穿着下属送给他的白色法兰绒服装，骑着马在他别墅周围转悠，并坚持在私人的家庭聚会上发表政治言论）也让斯大林觉得是西方间谍。“伏罗希洛夫是怎样混入政治局里来的？”一天晚上在他的别墅聚餐中，他突然这样问道。[21]
卡冈诺维奇的哥哥米哈伊尔[22]被解除航空工业人民委员并因为宣称与纳粹有联系而被驱逐出中央委员会，后来他自杀身亡。自从米哈伊尔自杀后，卡冈诺维奇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拒绝保护他的哥哥并没有保证给卡冈诺维奇带来安全。作为斯大林在其最高委员会内可以用得上的一个超一流的拍马能手、一个犹太人，卡冈诺维奇还是有用的。但是到1952年，他已经被排除在核心集团之外了。
米高扬是个更值得同情的人。阿利卢耶娃说米高扬和他的夫人阿什坎（Ashken）（“一个安静而动人的女性，一个绝好的家庭主妇”）在他们的家庭里培养一种“民主的态度与简洁的关系”。与斯大林身边所有的人一样，米高扬也得执行斯大林甚至是更为糟糕的命令，而他的生命在1952年也是悬于一线的。在10月份召开的第十九届党代会后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进行了无情的攻击。根据当时在场的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23]的说法，斯大林“猛烈攻击莫洛托夫，指责他是个懦夫，一个失败主义者。……然后他又转向米高扬，他的话变得更加愤怒与粗鲁。大厅里陷入可怕的沉寂。所有政治局成员的脸上都露出严肃而害怕的表情。他们在想谁会是他的下一个攻击对象。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脸色惨白。”
赫鲁晓夫说，马林科夫、贝利亚和他曾试图“缓和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态度”。当斯大林不让他们参加他的别墅聚餐时，赫鲁晓夫和他的朋友们就悄悄地告诉他们斯大林的聚餐计划，这样他们可以酌情设法参加。但是过了一阵子，“事实证明再坚持也没有多大的用处。这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也没有什么好处，而且还可能危及我们在斯大林眼里的地位。……我确信，如果斯大林能够活得再长一些，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下场可能就会是灾难性的”[24]。
如果老一辈的领导人都已作古，那谁来接替他们呢？战后，两派较为年轻的领导人就开始为了争夺地位而尔虞我诈。贝利亚和马林科夫领导着一派，另一派中包括日丹诺夫、维辛斯基和库兹涅佐夫，这一派被称为是“列宁格勒派”。从表面上看，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是打不倒的。自从1939年以来，他们两人就在莫斯科占据着重要职位（马林科夫主管党的人事，贝利亚领导着秘密警察部队），两人都在国防委员会中任过职，战后两人都担当过斯大林在部长委员会里的代理人，1946年两人都成为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但是他们两人都有缺点，他们的缺点给了对手打开缺口的机会。
虽然拥有巨大的权力，但马林科夫没有未雨绸缪，至少在他们的同事们看来是这样。莫洛托夫认为，马林科夫“是个好的任务执行者，一个‘接线员’，我们经常这么称呼他。他总是坐在电话机旁。他知道如何查出事情的真相，如何摆平，这就是他能做的”。他“活跃、可爱、爱交际。对于重要的事情，他能守口如瓶。但是他从来没有领导过一个党组织，相比较而言，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和乌克兰道是党委书记”。
安德烈·马林科夫描述他的父亲是个“富于启迪性的技术统治论者”，对于学术有着广泛的兴趣，而对于血腥的阴谋没有兴趣。长期担任马林科夫助手的德米特里·苏赫诺夫坚持认为，他的主人“没有很多思想上的教条”。不过，即使这些品质属实（很少有人对此作过保证），那也可能是有倾向性的。阿利卢耶娃认为马林科夫“显然是政治局里最具理性和洞察力的成员”，但是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却认为他是个软弱的人。马林科夫和安德烈·日丹诺夫彼此很像：日丹诺夫的儿子（后来与阿利卢耶娃结婚）是位化学家。阿利卢耶娃写道，马林科夫的孩子们“是在与书香门第里其他的孩子们一样的环境里长大的”。不过，她补充说，日丹诺夫瞧不起马林科夫，经常称他是“马拉尼娅”（Malanya），因为他长着一张圆圆的像妇人一样的脸庞——马拉尼娅或马拉什卡（Malashka）是俄罗斯农村妇女中常见的名字。
说实话，贝利亚并不软弱。他精明、工于心计，还是那种彻底的愤世嫉俗的人。他在高加索地区有自己的地盘，他手里还控制着秘密警察，就连斯大林本人好像都在他的股掌之中。阿利卢耶娃写道：“我谈到贝利亚对我父亲的影响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没有丝毫的拐弯抹角。与我父亲相比较而言，贝利亚更加狡诈，在背信弃义与狡猾方面更加老练，也更加傲慢和自负。一句话，他是个更为强力的家伙。”
和斯大林的女儿一样，他的部属们后来也将贝利亚当成替罪羊。事实上，斯大林是苏联大恐怖的策源地，不是贝利亚，但贝利亚也是个魔王。不错，在他1939年接替叶若夫后恐怖的气氛有所缓和，但他亲自在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办公室里折磨囚犯。不错，他有一个显赫的家庭。尼娜·特依穆拉卓夫娜（NinaTeimurazovna）是个漂亮的女性，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化学家，她“扮演着妻子与主妇的角色，虽然她的这些品质很久以来已经消失殆尽了”。阿利卢耶娃如此说道，他们唯一的儿子谢尔戈“懂得德语和英语，成为我国第一批导弹工程师之一。……他和他的母亲一样性情温和、易于相处”[25]。然而，贝利亚本人却是个劫色劫财的恶棍。
“经常性的”玩弄女性是斯大林宫庭里一个喜爱的节目。除了波斯克列贝舍夫和斯大林的护卫头目尼古拉·弗拉西克[26]外，这样的积极分子还包括已经上了年纪、长着一小撮胡须的苏维埃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不清楚是在他的妻子被捕前还是被捕后）和布尔加宁。后者就让一位著名的歌唱家居住在他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公寓里。有一次他还将另外一位情妇介绍成他的妻子。至于贝利亚，他乘坐他的小轿车在莫斯科的大街上转悠，看到年轻貌美的少妇与女孩就带到他位于卡查洛夫大街的房子里，灌她们喝含有安眠药成分的酒，然后再实施强奸。[27]
米洛万·吉拉斯描述贝利亚“微胖，脸色白中带绿，双手柔软而潮湿。他的嘴巴棱角分明，夹鼻眼镜后的双眼向外凸出，他突然让我想起了乌伊科维奇[28]，那个特别擅长于折磨共产党人的贝尔格莱德皇家警察头子”。甚至就连斯大林本人也对贝利亚心存疑惧。他有一次在尼娜·特依穆拉卓夫娜的房子里给他女儿打电话，他大声咒骂着喊道：“马上回来！我不相信贝利亚！”“斯大林意识到，”赫鲁晓夫写道：“如果贝利亚能够消灭任何斯大林手指向的人，那他也会消灭他自己选择的对象。……斯大林担心他也许是贝利亚的首选目标。当然斯大林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出他的这种想法，但我能感觉出来。”[29]
尽管具有邪恶的天赋，但贝利亚也有致命的缺陷。他1918年曾有一段时间被派去在反布尔什维克的阿塞拜疆政府担当间谍，这就可以被说成是叛国罪，后来也的确如此。他昭然若揭的野心让他的同事们感到很恐慌。贝利亚“对所有的事情都很傲慢”，赫鲁晓夫说：“没有他，什么事也决定不了。……如果你当着他的面向斯大林呈送报告，而事先没有跟他通气的话，那他肯定会当着斯大林的面将你的报告说得一文不值，他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与矛盾之处。”
贝利亚的污点让日丹诺夫有了可乘之机。1934年，日丹诺夫已经接替被谋杀的基洛夫，成为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头目，列宁格勒在声望与重要性上仅次于莫斯科。1939年，他成为政治局的正式成员，比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还要早六年。和赫鲁晓夫一样，日丹诺夫没有在国防委员会任过职，而是担任过监督列宁格勒防御的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在战争末期，他被派往芬兰，他在赫尔辛基的联盟控制委员会里任苏联代表。不过他无尽的忠诚与顺从，以及他工作上所追求的完美主义，帮助他重新赢得了斯大林的欢心。
日丹诺夫在知识界也颇为自负，他对俄罗斯文学和钢琴音乐的欣赏颇具水准。他在见风使舵方面也不逊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1946年，马林科夫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而贝利亚也失去了对秘密警察部门的直接控制权。[30]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的第二号人物库兹涅佐夫取代马林科夫成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主管人事，而沃兹涅先斯基取代马林科夫的一个门生成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首脑，并于1947年成为政治局的正式成员。[31]
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两人都颇具野心，劲头也很足，但是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受到过更好的教育，手上沾的鲜血也少一些。有一段时间，斯大林让沃兹涅先斯基在他不在的时候主持政府的日常工作，他曾经提及沃兹涅先斯基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政府首脑，库兹涅佐夫可能成为潜在的党的总书记。[32]不过，如果斯大林提拔日丹诺夫是因为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权力太大的话，那他的这种做法则事与愿违。日丹诺夫糟糕的健康状况对他的计划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到1948年时，日丹诺夫已经变得很肥胖，脸色苍白，还患有哮喘病，而且经常喝得烂醉），贝利亚显然相信斯大林会恢复马林科夫的职位。[33]日丹诺夫于1948年8月去世，死因至今仍不是很清楚，在马林科夫于1949年初访问列宁格勒后，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和其他列宁格勒的最高领导人被指控犯有帮派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其他的罪行。库兹涅佐夫于1948年8月被捕（就在马林科夫的办公室里），沃兹涅先斯基于10月份被捕。库兹涅佐夫被解除职务的当天，他家里正在庆贺他女儿与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的订婚仪式。卡冈诺维奇提醒谢尔戈的父亲：“你准备同意这桩婚姻吗？你是不是昏了头？难道你看不出库兹涅佐夫要完蛋吗？”他说得没错。1950年9月，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政治局成员签署了对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和其他一些人的死刑命令。几个星期后，他们被秘密“审判”，定罪；紧接着，刽子手在他们的头上蒙上白布，拖出审判庭，开枪打死了他们。库兹涅佐夫的妻子也被逮捕，被送到了劳改营里，受到同样遭遇的还有沃兹涅先斯基的兄弟（他是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的校长）和他的姐姐玛丽娅。[34]
列宁格勒事件令人痛恨的结局让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得到了更好的权力。马林科夫被指派在1952年10月的第十九届党代会上作主报告，这好像使他被看成斯大林选定的接班人，不过贝利亚的地位则不是那么稳固。1951年末，斯大林下令逮捕明格列尔（Mingrelia）的官员，贝利亚就来自格鲁吉亚的这一地区。斯大林指示该地区的警察头目谢姆扬·伊格纳季耶夫[35]不要忘记“大明格列尔主义”。贝利亚为了躲避此次打击，急忙跑到格鲁吉亚，对他的族人大肆加以逮捕，但是在克里姆林宫“医生阴谋”事件中，他就找不到这样的脱身之术了。斯大林听信了一种疯狂的指控，说克里姆林宫的医生正在策划暗杀行动，《真理报》宣布贝利亚领导的国家安全机构“没有适时揭露出医生们中间极具破坏性的恐怖主义组织”。多年后在被问到斯大林是否真的需要“医生阴谋”事件来搞倒贝利亚时，莫洛托夫回答说：“不，没有必要。但这是让其他人相信贝利亚有过失而必需的。如果没有此事，他们也许会保持沉默，但他们不会相信。”
克里姆林宫的医生，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于1953年1月被捕。米高扬担心会回到30年代末期的大恐怖时代。如果像谣言所传的那样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都流放到远东地区，那么新一波的恐怖也许会降临到整个最高领导层，包括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在内。
赫鲁晓夫在所有这些内部争斗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很清楚。他否认自己知道关于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被捕的“详情”：“斯大林从来不和我讨论列宁格勒事件”。不过他的确知道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自从1946年开始就在阴谋策划反对他们的对手。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刚开始对搞掉沃兹涅先斯基还犹豫不决，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一个劲儿地催促他。赫鲁晓夫承认，当列宁格勒事件的卷宗在政治局里传阅时他在“调查材料”上签了字，但是当斯大林要求他调查莫斯科的一个类似事件时，他设法阻止了这种“瘟疫”扩散到首都。
“事情并不妙，”斯大林在1949年12月告诉赫鲁晓夫：“阴谋已经被揭露出来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揭露了列宁格勒的阴谋活动，莫斯科也有大量的反党分子。我们想使首都成为中央委员会的堡垒。”他交给赫鲁晓夫一份长长的名单，上面所列的反叛者包括莫斯科党委书记格里高里·波波夫和其他莫斯科官员。赫鲁晓夫说他“将这份文件锁在他的保险柜里，决定不再提起它，除非斯大林自己再提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拖的时间越长，结果可能会越好”。
无视斯大林的指示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当斯大林再次提到这个问题时，赫鲁晓夫声称他告诉斯大林这份文件是错误的。赫鲁晓夫坚持说：“对于我来说，要想提高自己的地位，赢得斯大林的信任很容易，我只要对这些捏造的指控表示同意就可以了。……我需要做的就是说：‘是的，斯大林同志，这看起来很严重。我们最好还是进行调查。’……波波夫和所有其他的人最后当然会供认，我们会在莫斯科对他们的阴谋进行审判，然后所有的一切都会像列宁格勒一样。这样我就会赢得斯大林的信任。……”赫鲁晓夫说，为了挽救波波夫，他安排将波波夫调出莫斯科，这样如果健忘的斯大林偶尔记得问起来的时候，“波波夫到哪里去了？”我们就可以回答“他在古比雪夫”[36]。
在第十九届党代会后，斯大林突然对政治局进行了改组，组成了一个扩大的25人主席团，里面包括一些年轻的领导人，他的目的显然是准备对老一代的领导人进行最后的清洗。“我再一次对他的做法感到不理解，”赫鲁晓夫坚持认为：“怎么能这样？”他声称他对逮捕克里姆林宫医生同样感到很恐惧；他确信他们是无辜的，并责备自己没有如实说出情况：“为此，我深感自责。我们应该更加坚决一些；我们不应该允许发生如此疯狂的运动。……我责怪自己没有自始至终过问此事。”
赫鲁晓夫真的像他所声称的那样无辜吗？与帕维尔·苏多帕拉托夫一样，两位对这段历史很了解的历史学家并不这么认为，莫洛托夫不止一次地宣称，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最后几年里苏联三驾马车的一分子，其他两人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不过，如果他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关系比表面上的更为紧密的话，那么他1949年回到莫斯科肯定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所紧张。赫鲁晓夫亲自对莫斯科党组织和一些国家部委进行了清洗，在此过程中，排除了马林科夫的亲信。当伊格纳季耶夫于1951年成为秘密警察的头目时，几个与赫鲁晓夫过从甚密的人被提升起来作为他的副手，而赫鲁晓夫的其他门生则在中央委员会里获得了重要的职位。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彼此否认在帮助斯大林挑选25人主席团中发挥过作用。但是如果马林科夫后来告诉他的儿子他已经让他的几个人得到了提升，那赫鲁晓夫的否认还能是诚实的吗？如果赫鲁晓夫没有提名新主席团的成员，那他在乌克兰的人怎么会得到任命呢？还有，如果赫鲁晓夫正在暗中搞垮贝利亚，那我们可以设想他肯定会鼓励斯大林将克里姆林宫医生事件一查到底。[37]
所有这些猜测表明，实际上赫鲁晓夫好像保护了那些他能保护的人，例如有一位精力充沛的年轻莫斯科党的官员，他突然之间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后来又突然出现了，并担任了航空工厂的主任。还有一位就是尼古拉·西佐夫[38]，他是一个广为人们喜爱的共青团领导人。当共青团的活动分子大胆地要求公开对西佐夫的指控时，赫鲁晓夫将他们召集起来开了一次会。他没有责备他们，而是给他们讲述他的年轻时代，讨论莫斯科的经济形势。在赢得他们的信任后，赫鲁晓夫严肃地宣布他们不要再对西佐夫的命运有什么意见：“这就是现在的处事方式，年轻的同志们。你们要做的工作很多。党的决定必须服从，你们和共青团都一样。”在赫鲁晓夫离开会议厅时，这些可能的抗议者已经失去了抗议的动力。然而，尽管表面上抛弃了西佐夫，但实际上赫鲁晓夫还是挽救了他。他被解除了共青团书记的职务，但却得以留在高级党校里，躲过了被清洗的命运。“通过这种方法，”阿朱别伊回忆说：“有时可以帮助一个处于危险中的人躲过更为厉害的打击。”
差不多就在此时，赫鲁晓夫的前乌克兰共青团书记科斯坦科被提供了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机构里谋得一个职位的机会。“不要说是我说的。”当他的这位门生征求他的意见时，赫鲁晓夫说：“不要赴任这个职位！不要到这里来！”这样，在斯大林的最后几年里，科斯坦科就在乌克兰的省机关里静静地呆着，没有卷入莫斯科的血腥权力争斗中。
不管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的最后几年里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反正他身陷其中的游戏要求在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还要背叛他们。他记得他在30年代与马林科夫一起工作时“关系不错”。战时从前线回到莫斯科时，他就住在马林科夫的别墅里。他离开基辅时，也经常去拜访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一起出去打猎，从1950年开始，他们两家经常一起远足去采蘑菇，然后再到彼此的家里做客。赫鲁晓夫甚至叫马林科夫一起晚上出去散步，这是他在基辅养成的习惯，但对于身居莫斯科的斯大林臣子们来说，这还是很新鲜的。两人沿着格拉诺夫斯基大街走下去，身后跟着他们的夫人和孩子（再后面就是神经紧张的警卫人员），然后向右到加里宁·帕罗斯佩克特大街，继续沿着莫赫瓦娅大街向右到高尔基大街，然后再回家。有时他们沿着克里姆林宫围墙边上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基花园走很长的路再回家。
在被问道1949—1953年间她父亲的“朋友”都有谁时，拉达·阿朱别伊冷静地回答道：“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回答。从30年代开始，我们与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家的关系都不错，到了莫斯科，我们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经常聚在一起。虽然我们在战后时期经常见面，但我真的不能称之为友谊。”
斯大林并不鼓励他的部属们相互之间发展友谊。不过，人际关系的紧张也妨碍了他们之间友谊的建立。马林科夫的儿子安德烈说，赫鲁晓夫是他父亲交往的唯一同事。他们两人彼此之间的称呼是尼基塔和雅哥尔，彼此给对方过生日，他们的孩子也经常到他们位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公寓里相互玩耍。不过，虽然尼娜·彼得罗夫娜是个“有才智的女人”，安德烈说，但她的丈夫却是马林科夫的同事里“最可爱的”，赫鲁晓夫“令人难以置信的粗鲁”。“我的父母都出身于贵族家庭，”马林科夫解释说：“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客人里经常有学术界人士和大学里的教授。赫鲁晓夫简直粗俗不堪，他的幽默感让人难以忍受，很显然，他没有读过文学作品，或者就是根本不知道。”
马林科夫很精明，当然不会表露出对赫鲁晓夫的蔑视，不过赫鲁晓夫也很有心计，他不会感觉不出马林科夫对他的看法。马林科夫“在战争期间对我表现出了一定的谦虚，”赫鲁晓夫后来说：“特别是当斯大林表露出对我的不满时。”如果说他们两人没有闹翻的话，那也是因为他们谁也不能不利用对方。从这种角度来看，两人都戴着面具，他们对贝利亚也一样，贝利亚对他们也同样如此。
赫鲁晓夫有足够的理由惧怕贝利亚。在阿朱别伊看来，贝利亚手下的特务1951年曾试图袭击赫鲁晓夫的莫斯科党委书记办公室，威胁值班的助手说，如果不让他们“检查赫鲁晓夫保险柜和电话的安全情况”，他可能就得承担可怕的后果。当他的拒绝招来一阵怒骂但事情没有进一步恶化时，赫鲁晓夫的助手认为贝利亚决定不向赫鲁晓夫针锋相对地提出挑战。
在阿朱别伊和拉达·赫鲁晓娃结婚后，国家安全部门报告说，这对年轻的夫妇一直在“谈论”赫鲁晓夫家所过的“优裕生活”。赫鲁晓夫对阿朱别伊进行了批评（“确有其事。”谢尔盖·赫鲁晓夫多年后这样说）；阿朱别伊和拉达怀疑是那些曾到过他们家别墅的大学朋友告的密。尼基塔·赫鲁晓夫后来告诉阿朱别伊说，这种公开指责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目的是为了搞垮赫鲁晓夫一家。
有一次在高加索地区夏季度假时，贝利亚将赫鲁晓夫带到一条能俯瞰黑海的高高的山路上。“多美的景色啊，尼基塔！我们在这里为自己盖上几栋房子吧。这样我们就能呼吸到山间新鲜的空气，会和这个山谷里的老人们一样活上百岁。”当贝利亚提议搬迁住在这里的居民时，赫鲁晓夫嗅到一股“挑唆性的味道”，就像贝利亚试图“将我拖入反斯大林的言论，然后再到斯大林那里出卖我”一样。
尽管知道这是贝利亚的诡计，或者也许正因为是诡计，赫鲁晓夫还是不愿意正面顶撞或是疏远他。在莫洛托夫看来，“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是一个核心集团，一个‘三人帮’”。阿朱别伊在新闻学校毕业后就到《共青团真理报》工作了，他经常和他岳父一起回家。有时，但显然是经过事先计划的，赫鲁晓夫的汽车会在这条幽静的马路上和贝利亚的汽车相遇。然后阿朱别伊会和贝利亚交换位置，这样贝利亚就可以与赫鲁晓夫进行交谈了。当两辆汽车开到赫鲁晓夫别墅大门口的时候，阿朱别伊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会走下车来和贝利亚长时间地握手。然后，他站在那里，帽子拿在手上，目送贝利亚离去，直到他的汽车消失为止。赫鲁晓夫很清楚地知道他家大门口值班的军官肯定会向他的上司们汇报自己对贝利亚所表现出来的尊重。”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从1939年开始，贝利亚就已经警告马林科夫和已经倒台的秘密警察头目叶若夫走得太近了。差不多十年后，贝利亚悄悄对赫鲁晓夫说：“听着，马林科夫没有主见。如果不牢牢抓住他的话，他就是一条随时可能突然跳出来的狗，这就是我开始和他若即若离的原因。不过，他是俄罗斯人，也有文化，当需要他的时候，他还是可以随时加以利用的。”这让赫鲁晓夫豁然开朗。“我真搞不明白为什么你没有意识到贝利亚对你的态度，”当他们一起在斯大林的苏契（Sochi）别墅里时，赫鲁晓夫悄悄对马林科夫说：“你难道没有看出来吗？你还认为他尊重你吗？我觉得他是在愚弄你。”马林科夫沉默了很长时间后回答说：“是的，我看出来了，不过我能怎么办呢？”赫鲁晓夫回答说：“我只是想让你明白这一点。当然你现在做不了什么。不过以后总会有机会的。”
斯大林身边的这些权贵们相互之间都在玩着游戏，而且这种游戏让人防不胜防，颇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味道。在这种游戏里，赫鲁晓夫的地位日益得到了巩固。贝利亚的一种策略是在斯大林周围全部安插上来自格鲁吉亚的仆人。当赫鲁晓夫每次碰到那位贝利亚已经提升为少将的格鲁吉亚厨师时，他都能看到这位将军身上的绶带和勋章又多了一些。“他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也知道他在想什么，只不过我们谁也没有说出来。”赫鲁晓夫回忆说。还有一次，在斯大林别墅里的一次已经闹到很晚的宴会上，贝利亚担当这场狂欢的主角，赫鲁晓夫拒绝单独唱歌。“我拒绝唱歌，斯大林看着我和贝利亚，等着看我们最后怎么收场。贝利亚知道我是不会屈服的，于是就放过了我，并感觉出斯大林对我的固执颇为欣赏。”
在这些小插曲中让人颇感惊奇的是赫鲁晓夫“解读”斯大林和贝利亚思想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他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他有着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粗鲁与缺乏创见的外表下隐藏其权力不断扩大的能力。
赫鲁晓夫在担任莫斯科党委书记期间毁誉参半的表现对人们的信任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1949年后他在工业和农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使他在斯大林眼里赢得了一定的位置，但他的失败保证了他的对手们会继续低估他的能力。
赫鲁晓夫在处理莫斯科住房危机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想象力。很多居民都居住在公共的公寓里，经常是两家住在一个房间里，同时还有数以万计的人居住在简陋的房屋里。虽然莫斯科的人口在十年间增加了100万，但住房总数还与1940年时差不多。赫鲁晓夫利用预制的加强型水泥住宅对莫斯科的住房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地铁建设也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是与此同时对历史遗迹的毁坏也是无法弥补的（包括莫斯科沿岸的老基泰格罗德墙），对于历史遗迹，赫鲁晓夫30年代时就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苏联1950年时的粮食产量仍然远远落后于1913年前的水平。苏联政权不是把资源投到农村，而是继续将本该投到农村的资源投到了其他领域。对农产品强制上缴的补偿低得可怜，因此农民上缴公粮所得的报酬远远低于他们的投入，而工业产品的价格，例如卡车和拖拉机，却上涨了好几次。很多农民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新型的农奴，劳作而没有报酬，他们要活下去的唯一途径就是搞一些工业的小作坊，但对这种交易所征收的赋税却持续上涨。没有内部的通行证，农民就不能进入城市。
与南部的黑土带相比，莫斯科地区的土壤相对比较贫瘠，因此更加得不到重视。赫鲁晓夫一到首都就派他的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下去视察。谢甫琴科视察的有些小型、缺乏活力的集体农庄却有着像“打倒资本主义”这样宏大的名称，但是却没有机械、没有电力，甚至连适龄的男性劳动力都很少。当集体农庄里唯一的教师在学校里唯一的一间破败的校舍里端给谢甫琴科一碗汤时，他从碗里挑出了一些像老鼠毛一样的细毛，把它们扔掉了。“但那也是肉啊。”那位教师抗议道。
不久以后，赫鲁晓夫和谢甫琴科到了一个偏远的集体农庄里。他们发现农庄主席摇摇欲坠的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农庄主席的钥匙放在桌子上。“他逃走了。”有人说：“你尽管把他解职好了。我们太穷了。”赫鲁晓夫将村里的学校教师找来，把钥匙交给他，现场任命他为这个农庄的主席。当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时，斯大林批评他“在农村草率行事”。
赫鲁晓夫在农业方面的创新做法包括扩大饲养牲畜与家禽的农庄，巩固小块的土地，并采纳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案。推广种植中亚西瓜和菊芋证明没有多大的帮助。[39]当农民们拒绝改变他们的耕作方法，或是新的管理者被证明没有能力时，赫鲁晓夫就会将这些失败看作是对他个人的冒犯。“每当我想到我们的农民是如何的不明事理时，我常常觉得快发疯了。”赫鲁晓夫后来说。当政府机构向农民们发放化肥时，“更多的情况是农民们会把它们放在火车站那儿消耗掉。这些东西就这么两三年时间都堆放在那里，只能成为冬天里孩子们玩滑梯的好地方”。1950年，他顺便走访了莫斯科附近的一个专门研究土豆的研究所。当研究所主任汇报她的试验田产量只有附近农庄的一半时，赫鲁晓夫大发雷霆。“可怜的主任，她没有料到赫鲁晓夫会有如此的反应。眼泪涌上她的双眼，她抽泣起来，‘我们怀着如此喜悦的心情盼望着你的来访，现在你来了，却对我们说出这样令人不快的事情。’我认为以前没有人如实地告诉过她，他们研究所的工作有多差。”
在1950年4月与农户和农艺师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整天情绪都很激动。在一帮“不识时务”的发言者的刺激下，他大声发号施令（“对他进行调查和惩罚！”“将他驱逐出党！”“将他移送法院，对他的工作进行正式调查！”），加上一大堆的人身攻击：“你在撒谎！”“去死吧！”当当地的一位官员不仅抱怨官员们没有清除受污染牲畜的厩肥，而且敢于责备赫鲁晓夫时，他先将这位官员的批评放到一边：“主任同志，这不是我们会议的中心议题。如果我们老是追究受到污染的厩肥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最后也得坐到一堆这样的肥料上。”当这位抗议者拒绝退让时，赫鲁晓夫用了将近一个小时对他大加鞭挞。在斯大林时代，对下属无情的欺凌是普遍的现象，但赫鲁晓夫曾经却是比较容忍的。让他变得刻薄起来的并非他拥有的权力，相反，权力使他可以公开表露他对一些细微问题的看法。
虽然这种发脾气并没有给赫鲁晓夫带来什么麻烦，但他提倡搞农业城市的做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到1949年夏天，克里姆林宫正在加紧将小型的集体农庄合并成更大的集体农庄。表面的原因是这样可以提高效率，但真实的目的却是将那些居住在远离地区中心的偏远农村、逃脱国家控制的农民纳入控制范围。对于赫鲁晓夫而言，他先前已经在乌克兰开始合并集体农庄了，这场运动使他有机会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莫斯科省的农庄规模特别小，因此将它们整合起来的理由好像更加充分。但是与以往一样，赫鲁晓夫又做得过分了。1950年3月，他号召将那些“规模小且规划不合理的集体农庄”里的农户重新安置到“生活与文化条件好的新村庄”，这样的新村庄里还有“舒适、高质量的住房”，并声称这样的前景“在不久的将来都可以实现”。那些没有为集体付出最低天数劳动的农民将被剥夺他们的私人自留地。甚至斯大林也对饲养将近全国一半牲畜的自留地持谨慎态度，然而对赫鲁晓夫来说，他的建议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只要将它们剥夺、竖起篱笆就行了，就这么简单。”[40]
他在1951年1月18日的发言中描绘了他的城市化农村的前景：那些居住在较小村庄里的人将被合并起来；合并起来的社区将有“学校、医院、妇幼保健所、俱乐部、农村学习中心和其他集体农庄需要的公共建筑”，有“供水管道、电力设施、路灯和人行道”，有取代“私人农舍”的“公寓住房”，有与公寓住房毗邻的规模有限的小块自留地，其他分配给个人的土地则在居住地以外专门划定的区域。一位参加此次会议的《真理报》记者请求赫鲁晓夫提供他讲话的副本材料。由于意识到可能会有风险，谢甫琴科劝阻他的主子不要着急将讲话稿交给记者。但是赫鲁晓夫想得到大家的注意，于是这位记者得到了讲话稿。这样在3月4日的《真理报》上，赫鲁晓夫的讲话占据了整整两个版面。遗憾的是，斯大林并不喜欢他所看到的内容。他打电话给《真理报》说了他的看法，于是第二天报纸上出现了一个调子急转直下的声明：“由于编辑室在印刷昨天《真理报》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文章‘集体农庄的建设与提高’中的疏忽，文章后面忽略了一个社论，就是刊登赫鲁晓夫同志的文章只是提供给大家讨论的材料。特此更正。”[41]
第二天，赫鲁晓夫胆战心惊地给斯大林写去了一封致歉信：“您指出我的错误是绝对正确的。……您指出我的错误后，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得更加深刻了。……我疏忽大意的错误……给党的工作带来了损害。……只要我跟中央委员会协商一下，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了。……我请求您，斯大林同志，帮助我改正我无知的错误，从而，如果可能的话，减少我对党的损失。……”这还不够。斯大林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由马林科夫任主席，“对赫鲁晓夫进行更加细致的调查”。这个委员会准备了一份长达18页的秘密材料，下发到全国的党组织，这份材料指控赫鲁晓夫“使整个集体农庄制度陷入危险之中”。4月份的莫斯科党的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讨论。贝利亚的两个信徒，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党委书记，在媒体上对赫鲁晓夫大加鞭挞。马林科夫在1952年10月的第十九届党代会上继续着这种批评的论调，他批评“我们有些领导干部”提议“推倒集体农庄农户们的家，在新的地址上重新建造所谓的‘城市化农村’”。
赫鲁晓夫努力隐藏他懊恼的情绪：在离开斯大林批评他的会议时，他向农业部长伊凡·班尼迪克托夫[42]说：“他懂得的当然很多；发号施令很容易，但当你具体干起来的时候——”但是后来他坚持说他指的是自己。赫鲁晓夫的助手们能看出来他受到了重创。“他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他认为自己完了，他们会将他赶下去。”谢甫琴科回忆说。“太糟了，”德米契夫说：“他处于危险的边缘。他睡不着觉。在我们看来，他好像老了十岁。”
然而，这件事最后还是过去了。斯大林谴责赫鲁晓夫的计划是“草率的方案，单纯而简单”，“是一种极左思潮与小资产阶级的头脑发热症”，不过他内心里还是对“我的小马克思”存有一丝温情的。斯大林在看完马林科夫委员会报送的草案后告诉莫洛托夫：“处理此事要轻一点。”不久以后，斯大林在碰到赫鲁晓夫时用他的烟斗轻轻敲着赫鲁晓夫的额头，开玩笑地说：“这里是空的。”
对赫鲁晓夫的处理是相当轻的，但是留给他的伤痛却迟迟没有平复。1958年初在赫鲁晓夫成为苏联政府首脑后不久，政治局1951年4月会议通过的谴责他的决议就被撤销了。根据阿朱别伊的说法，废除1951年法令的不是赫鲁晓夫本人，而是他的“那些善于溜须拍马的手下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说明这些部属是十分了解他们的主子的。
当斯大林最后决定于1952年底召开第十九届党代会时，他已经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去作主报告了。他宣布，马林科夫将代替他作主报告，而赫鲁晓夫则负责就党章的问题作报告。他的任命使他感到“很紧张”，赫鲁晓夫后来说：“我知道当我提交报告草案时，肯定会遭到其他人的反对，特别是贝利亚，他会把马林科夫拉到他的一边。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真是如此。”贝利亚的攻击并非政治性的，而是形式上的。他坚持认为赫鲁晓夫的草案“太长了”。赫鲁晓夫承认，问题是他在文稿中“补上了一些例证”，他这么做是按照日丹诺夫1939年的先例。“我不知道这些例子是否真的需要，但我认为这种特定的报告形式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那我也如此做就可以了。”就像个拿不定主意的学生一样，他参照着别人的样子依葫芦画瓢，希望能得到老师的赏识。在作完报告后不久，赫鲁晓夫就病了。“当党代会讨论我的报告时，我却不能离开家。我只得在床上呆了几天。”
赫鲁晓夫用了大量的时间来弥补他在文化上的缺憾，他对于文化的事情十分敏感，不过他不是去涉足莫斯科的艺术家们所能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而是将时间花在那些他过去就已经熟悉的艺术形式上。他钟爱的剧院是没有少光顾的莫斯科艺术剧院。阿朱别伊记得：“他几乎将那里上演的每个剧目都看了很多遍。”他特别喜欢A.N.奥斯特洛夫斯基[43]描写日常生活的幽默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火热的心》，他至少看了十遍以上。“他甚至记得每次都带上一块手帕，”阿朱别伊说：“因为他喜欢那种拭去因快乐而流的泪的感觉。”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实际上，《火热的心》里的主角，那个卑鄙的暴君让他想起了斯大林。那位无聊的商人“总是不停地问他的家臣们，‘嗳，我们今天应该干些什么呢？’那些家臣们就不断地想出各种各样的新花样。他们最后可能会玩抓强盗的游戏，有时他们会做出很多出格的事情来。就像这位商人一样，斯大林总是不停地问我们：‘嗳，我们今天要做些什么呢？’和那位商人一样，他也不会做出什么正经的事来。”
赫鲁晓夫同意去看波尔索伊（Bolshoi）剧院的所有歌剧，当基辅歌剧团来巡回演出时，他邀请歌剧团里的主要歌唱演员到他的别墅里做客。阿朱别伊回忆说，他岳父“和那些艺术家们一起唱（如果那可以被称为歌唱的话）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歌。后来，他们展开了竞赛，看谁回忆起的老民歌更多。赫鲁晓夫的五音不全，他母亲西尼娅·伊凡诺夫娜也喜欢唱歌，或者可以说是‘喊’歌，就像他们在村子里时那样，而且赫鲁晓夫还喜欢充满深情地朗诵歌剧前的开场白，好像吟诵诗文一般。那些乌克兰歌唱家几乎都能记起甚至是最‘容易遗忘的’副歌歌词，于是他们就跟着放声唱起来。”
赫鲁晓夫也喜欢看马戏团的表演，但是不喜欢看芭蕾舞，除非是加利娜·乌拉诺娃或其他著名芭蕾舞演员的表演。他很喜欢看纪录片，特别是有关科学、建筑和农业的新闻短片。当银幕上出现有趣的人或是技术方面的创新时，他会命令他的助手搜集更多相关的信息。“天啊，”阿朱别伊说：“并非银幕上出现的所有事情都是真实的。那些所谓的电影特技制作让赫鲁晓夫很生气，他认为撒谎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他从来不看关于他本人的电影。”
赫鲁晓夫接替斯大林上台后，他马上发布了关于文化生活方面的声明。然而，在50年代初期，阿朱别伊说：“他不认为自己是电影、戏剧和文学方面的裁判员。实际上，他只是在车上（回家的路上）说出诸如‘简直是胡扯’之类的评论，不过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什么了。”在他的女婿看来，“赫鲁晓夫对戏剧和音乐的喜爱并不应该被理解为某种形式的成人自我教育”，因为“他对看到的东西没有什么评论或分析”。这就是他“处理自己感情与放松的方式”。但是阿朱别伊本人承认，“赫鲁晓夫对于文化和知识还是如饥似渴的”。
在他的同事们看来，赫鲁晓夫并不是那种太抢眼的人。“赫鲁晓夫并不笨，”莫洛托夫回忆说：“不过他不是那种很有文化的人。……赫鲁晓夫让我想起了鱼贩子，那种小鱼贩子，或是贩卖牲口的人。……他在理论问题上就是个鞋匠。……他是个很不开化的人。”不过，赫鲁晓夫正是利用了同事们对他的轻视。他“狡诈诡秘”，阿朱别伊证实说：“在斯大林眼里，他扮演的是个胸无城府，拼命工作的形象。”
不说其他的事情，就是那种身体上的压力也差不多会把人压垮。“他在早上11点左右吃早饭，”阿朱别伊记得：“如果家里没有人，他会回来吃午饭，然后小睡几个小时，快到傍晚的时候，他再回到莫斯科党委总部的办公室里。”在斯大林的别墅通宵达旦地欢宴后，赫鲁晓夫差不多在黎明时分才能回到家，但是不管回来多晚，他都强迫自己绕着园子走上一两公里。即使在周末，他也等着斯大林的召唤，同时他得决定是冒着风险吃饱了再去赴宴，还是一直饿着，但是斯大林的召唤并非总是会降临。
“这种气氛是很沉重的，”拉达·阿朱别伊记得，“好像觉得气都不够喘似的”[44]。阿历克赛·阿朱别伊回忆说，赫鲁晓夫的家里就是一个“沉寂的世界”，在这里要想“公开谈论什么事情是不可想象的”。尼娜·彼得罗夫娜的原则是：“不该问的事不问！不要去窥探与你无关的谈话！”阿朱别伊后来写道，当赫鲁晓夫的警卫人员打电话来说他被留在斯大林的别墅时，“尼娜·彼得罗夫娜不会有任何表示；她知道如何牢牢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不过她当然是担心的。在莫斯科，她总是生活在紧张之中。赫鲁晓夫的妻子负责着一个有关党史的讨论小组，成员都是格拉诺夫斯基大街公寓里的服务人员。她交往的对象只有瓦勒里亚·马林科娃和耶勒娜·布尔加宁娜，只有在重要的纪念性集会时，她才会遇到其他克里姆林宫官员的妻子，例如红场的假日游行，因为在这样的场合，所有官员的家属都会受到邀请。”[45]
在赫鲁晓夫需要时，他的孩子们会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的意见。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拉达和她的丈夫（他一度曾想成为一名演员）有责任陪伴他去剧院。“我不是信口开河，”阿朱别伊说：“这确实是一种责任。我们不会拒绝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邀请，即使这与我们本来的计划有冲突。”他补充说：“赫鲁晓夫的家里没有什么真正的温暖与感情，甚至孩子们之间也缺少温暖与感情。一旦他们长大成人后，就会各奔东西。”当着孩子们的面，尼娜·彼得罗夫娜称呼她丈夫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而N.S.赫鲁晓夫称呼他女婿为阿朱别伊同志，不过在没有人的时候，他偶尔也会询问他女儿关于阿廖沙的情况。家庭秘密就像政治机密似的被保守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家庭秘密也是政治性的。阿朱别伊很多年后才得知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遗孀柳芭已经被逮捕、流放。
家里日常的事情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什么时候孩子们吃早饭去上学，吃午饭、晚饭以及做家庭作业——所有的事情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一样，不容有丝毫的违反。”如果说赫鲁晓夫的孩子们“不用不停地进行检查与监督的话”，那是因为他们“都很小心，在学习方面都很用心，这也许是他们继承了母亲一丝不苟的风格”。
赫鲁晓夫家有很多特权和额外的补贴，但尼娜·彼得罗夫娜却让孩子们远离这些东西。她和丈夫从来没有给过阿朱别伊两口子一分钱，并坚持认为他们可以依靠大学里发放的学生津贴。在阿朱别伊在颇具声望的《共青团真理报》找到工作（当然他岳父的威名不可能一点不起作用）前，帮助这对年轻夫妇的是他的母亲，那位化妆师。当阿朱别伊被邀请随一个记者代表团访问奥地利时，赫鲁晓夫显得很不高兴。“要妥善处理好所有的事情，如果出了差错的话，也要恰当地处置！”他告诉他的女婿说。“当然，”阿朱别伊认为：“赫鲁晓夫知道贝利亚的手下会时刻盯着我。”
尽管有很多的是是非非，然而斯大林的最后几年却是赫鲁晓夫难得的机遇时期。其中之一就是斯大林的生日，1949年12月21日，与往常一样，这位伟人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告诉马林科夫说：“不要再想什么给我一颗星（苏联英雄勋章）的事了！”但是他的助手们对他很了解，于是计划了一次大赦行动。在那个特殊日子前的几个月里，苏联国内的报纸充斥着对斯大林的赞誉之词。12月21日这天，一个上面印有斯大林头像的巨大气球悬浮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城市乡村都在举行大游行，游行队伍的前面是祝贺“一切时代和国家最伟大的天才”的彩车。
高潮出现在当天晚上的波尔索伊剧院。剧院里悬挂着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舞台上布满了鲜花和彩旗，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帕尔米罗·陶里亚蒂[46]、瓦尔特·乌布利希[47]、多洛雷斯·伊巴鲁里、马蒂亚斯·拉科西以及其他一些人。大厅里的其他地方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受到特别邀请的客人，他们的座位严格按照等级来安排。“贝利亚一家人首先进来了，”阿朱别伊后来写道：“然后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两家。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坐在一起。只要哪家走近第一排座位，那些为他们的主子占着位子的警卫人员就会马上站起身来。在赫鲁晓夫家里，只有尼娜·彼得罗夫娜有资格坐在第一排紧挨马林科夫家的位子上。”阿朱别伊和他的妻子坐在这个圆形剧场里不太重要的座位上。
他们的发言持续了数个小时。赫鲁晓夫的结束语是这样的：“荣誉献给我们亲爱的父亲、我们智慧的老师、苏联人民共产党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英明领导人，斯大林同志！”阿朱别伊回忆说：大多数演说者的讲辞听起来都差不多，除了伊巴鲁里，就是西班牙内战中那个火暴脾气的家伙，“他的话让听众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与热情，这种力量和狂热只有那些决心以火焚身的宗教狂热分子才会感觉到”。当他开始发言时，斯大林变换了一下坐姿，将头抬了抬。
阿朱别伊看到“斯大林身材如此瘦小和虚弱”，“这个身材瘦小，看起来甚至有点可怜的人头上闪亮着一个巨大的秃斑”时颇感吃惊。对于德米特里·古里乌诺夫[48]来说，这位年轻的记者当时坐在剧院的晾台上，这位独裁者看起来就像下面舞台上的一只“虫子”一样。但是对于那些紧张地扫视会场、看看彼此座位安排情况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被安排坐在哪里。在他生日的前一天，斯大林同意委屈自己坐在主席台的第二排。但是到了生日那天，他却坐到了第一排，右边是毛泽东，左边是赫鲁晓夫。虽然赫鲁晓夫这种象征荣耀的座位安排反映了他担当的莫斯科党委书记的职务，因为是这场晚会的正式东道主，但这里也有他的诡计。不过，在这种场合，赫鲁晓夫也知道自己权力毕竟有限。注意到前面的花丛差不多挡住了斯大林的脸，阿朱别伊对他的妻子道：“为什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把它们移开？”拉达回答说：“因为斯大林没有叫他这么做。”
1952年5月的一天，当成群的人民组成队列，准备在明媚的春光里游行通过红场时，斯大林和他的部属们正聚集在克里姆林宫里。那天拍摄的影片中斯大林和周围的人一一握手，而他的部属们轻轻鞠躬表示回敬。这种场合中的赫鲁晓夫没有什么与别人不同的地方，他也没有因戴着他的那顶鸭舌帽、穿着那件乌克兰衬衫而显得矮人一头。除了斯大林和马林科夫穿着军装似的束腰外衣外，他也与其他所有的人一样，穿着一件浅色的工作服，戴着一顶卷边软呢帽。正如他在回忆录里所说的那样，他现在是最高领导人里的“正式成员”了。唯一的不足就是他现在是唯一向斯大林敬礼和鞠躬的人，不管他做出这种姿态是出于故意或是有其他什么考虑，这可以使他的主子和其他人知道他仍然知晓自己的位置。
在1953年斯大林别墅的新年除夕晚会上，他抓住他不太情愿的女儿的头发，撞在舞厅的大门上。斯维特兰娜的脸涨得通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虽然赫鲁晓夫为之感到很难堪，但他对那天晚上的叙述充满着一种怀旧的色彩：“我们都处在一种兴高采烈的状态。新的一年又到了！我们期望着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胜利和成功！桌子上堆满了开胃的食品。我们享用着盛宴，还有很多好喝的。斯大林情绪很高，因此喝了不少的酒，并要求其他所有的人都照着他的样子做。”
当斯大林将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民间音乐的唱片放到唱片机上时，“我们都侧耳听着，并开始跟着唱片唱起来”。当他放上舞曲音乐时，“我们开始跳起舞来。……跳起舞来，我就像一条走在冰上的奶牛似的，但我还是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甚至连平常总是一动不动地坐在唱片机旁的斯大林也加入了进来。“他两手张开，来回移动着脚步。很显然，他以前从来没跳过舞。”
“我想说的是，这场派对的气氛总的来说还是好的。”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继续写道。他甚至还为斯大林对斯维特兰娜的态度开脱。“不，他对她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爱的表示，只不过是以他那种古怪而粗野的方式，这是不对的。”
其实，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也是如此。
[1]参见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仅仅一年》（OnlyOneYear），第422页。并非所有认识阿朱别伊的人对他都有这种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在他与拉达结婚后，他以自己是赫鲁晓夫女婿的身份提高身价，进入政界，并开始在苏联国内外发挥他的影响力。不过，刚开始，他们之间的这种浪漫感情还是需要两人都有足够的勇气的。
[2]作者在1989—1991年间对阿朱别伊进行了几次采访，并通过其他方式联系过多次。谢尔戈·贝利亚记得马林科夫夫人“是一个总是化妆到九点来钟的专横的女人”，并回忆说拉夫仁蒂·贝利亚曾提醒过他：“她是个危险人物，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宪兵，她的决心甚至比她丈夫还强。”
[3]1944年7月，赫鲁晓夫要求科尔奈丘克放弃他完全是荣誉性的职位——乌克兰外交事务人民委员（说它是荣誉性的是因为乌克兰拥有足够的独立性，它需要自己的外交部长，这本身就是苏联宣传的一种假象），转而担任乌克兰艺术委员会主席，权力欲膨胀的科尔奈丘克“原则上拒绝按赫鲁晓夫的意思办”，结果在战争中间，赫鲁晓夫不得不请求斯大林进行特别的分配，以增加科尔奈丘克作为艺术委员会主席的特权。
[4]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Алексе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Кузнецов，1905年2月7日——1950年10月1日），1925年加入俄共（布）。参加了卫国战争。1945—1946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46—1949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49年2—12月任苏共中央远东局书记。1937—194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50年遇害。1954年平反。1988年恢复党籍。
[5]阿朱别伊揣度赫鲁晓夫的思想是这样的：“我猜测他不仅密切关注着日渐衰弱的领导人，他愚蠢的任性正显得越来越明显，而且他也注视着那些做好准备继承斯大林的独裁棍棒的人。我确信，就是在斯大林的最后几年里，赫鲁晓夫意识到他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将所有的对手都抛到一旁。”
[6]根据朱可夫的说法，在斯大林生前的最后六年里，政治局全体成员到齐开会的只有两次。
[7]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波尔沙科夫（ИванГригорьевичБольшако́в，1902年10月10日——1980年3月19日），1918年加入俄共（布）。1931—1937年任人民委员会行政顾问。1937—1938年任人民委员会副执行主任。1938—1939年任人民委员会执行主任。1938—1942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46年任人民委员会电影委员会主席。1946—1953年任电影部长。1953—1954年任文化部第一副部长。1954—1959年任外贸部副部长。1960—1963年任部长会议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主席。
[8]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贝利亚（СергоЛаврентьевичБерия，1924年11月24日（或28日）——2000年10月11日），贝利亚的儿子。1941年进入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1950—1953年期间从事防空导弹系统工作。1953年被捕。1954年被流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64年移居基辅，在乌克兰科学院工作。1999年退休。
[9]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斯克列贝舍夫（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Поскрёбышев，1891年8月7日——1965年1月3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18年任俄共（布）乌拉尔省委书记。1922—1923年任斯大林的秘书。1930—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第二部门主管。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7—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53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书记。1953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56年退休。
[10]就是这个波斯克列贝舍夫曾经有一次在红场游行时熟练地从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全副武装的制服里将匕首偷了出来，在匕首套里插上了一根黄瓜。
[11]这是作者1993年8月在莫斯科对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前赫鲁晓夫助手的采访。
[12]雅各布·伯尔曼（JakubBerman，1901年12月23日——1984年4月10日），1924年加入波兰共青团。1928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39年波兰沦陷后流亡苏联。1944年任波共中央局委员。1944—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5—1952年任副国务秘书。1948—1954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1948—1956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1954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安全委员会委员。1952—1954年任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1954—1956年任副总理。1957年被开除出党。1969年退休。
[13]拉科西·马加什（RákosiMátyás，1892年3月9日——1971年2月5日），原姓罗森菲尔德（Rosenfeld），出身于犹太零售商家庭，一战期间在俄国被俘，十月革命后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回国后参与成立匈牙利共产党，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于1919年3月至4月任商业副人民委员，4月至6月任社会生产人民委员，7月任赤卫队全国司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奥地利，1920年起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21年至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利沃诺代表大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德共中央局进行干预，导致了党内危机和列维的辞职。1924年年底回国重建匈牙利共产党，并在1925年的匈牙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年9月被匈牙利法西斯政府逮捕，被判处八年半苦役，刑满后再次被判处终身苦役。1940年被苏联政府用囚犯交换回苏联。1945年1月返回匈牙利，同年2月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之后任总书记，1952年至1953年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6月被迫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1962年8月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永远开除出党。1971年于苏联逝世。
[14]罗伯特·艾利亚斯描述过路易十六统治的凡尔赛宫里的类似的情况：“皇宫里类似的事情、阴谋与勾心斗角没有终结的时候。每个人都依靠其他的人，而所有人的命运最后都得取决于国王的喜恶。今天飞黄腾达的人明天也许会沦为阶下囚，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可言。每个人都得想方设法与声望较好的人结盟，避免不必要的树敌，对于无法躲避的敌人，应对的办法只有残酷的算计，并与其他所有的人保持与他们地位相当的距离。”
[15]在赫鲁晓夫的印象里，30年代的莫洛托夫与斯大林是“不可分离的最亲密的朋友。他们总是一起出去度假”。
[16]甚至在与莫洛托夫激烈争吵并指责他是不思悔改的斯大林主义者后，赫鲁晓夫仍然给了莫洛托夫这样的赞誉：“我认为莫洛托夫的经验非常丰富，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他经常在我面前谈论外交事务，他总是能以相当丰富的知识、缜密的逻辑与强烈的说服力表达他的思想。”
[17]波利娜·谢苗诺夫娜·日曼丘日娜（Поли́наСемёновнаЖемчу́жина，1897年3月12日——1970年4月1日），莫洛托夫的妻子。1918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21年与莫洛托夫结婚。1936年任食品工业人民委员会香水、化妆品、合成和肥皂工业总局局长。1937—1939年任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9年1—6月任渔业人民委员。1939—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兼轻工业人民委员会纺织服饰工业总局局长。1942年起在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作。1946—1948年任轻工业部纺织服饰工业总局局长。1948年被开除出党并被解除一切职务。1949年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并被流放到库斯塔奈。1953年斯大林死后获释并平反。1970年在莫斯科病逝。
[18]高尔达·梅尔（GoldaMeir，1898年5月3日——1978年12月8日），以色列政治家。出身于一个乌克兰犹太人移民家庭。1906年移居美国。1915年加入锡安工人，自此支持犹太复国主义。1921年移居巴勒斯坦。1928—1932年任工人总联合会女工委员会书记。1934—1938年任犹太工人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政治部部长。1948年参与签署《以色列独立宣言》。以色列建国后，1948—1949年任驻苏联大使。1949—1974年任国会议员。1949—1956年任劳工部长。1956—1966年任外交部长。1966—1969年任工党总书记。1969年参与创立以色列工党。1969—1974年任总理。1974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战败后被迫退休。1978年病逝。
[19]莫洛托夫回忆说，当斯大林向政治局通报日曼丘日娜的案子时，“我的两腿不禁打起颤来”。起初他拒绝在将他夫人驱逐出党的问题上投票，但是他后来又写信给斯大林谴责他的夫人。当以色列前共产党领导人塞缪尔·米库尼斯1955年在克里姆林宫医院里遇到莫洛托夫时，他“走向他，问道：‘你作为一位政治局成员怎么会让他们逮捕你的夫人呢？’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反问我我是谁。我回答说：‘我是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这就是我询问你的原因，我不仅要问你，还要去问中央委员会。为什么你让他们逮捕波利娜·日曼丘日娜？’他冷峻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回答说：‘正因为我是政治局成员，所以我必须服从党的纪律。’”
塞缪尔·米库尼斯（ShmuelMikunis，1903年8月10日——1982年5月20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犹太人家庭。1921年移居巴勒斯坦。1948年加入以色列共产党，并于1948—1973年担任中央书记。1949—1974年任国会议员。
[20]米哈伊尔·伊里奇·罗姆（Михаи́лИльи́чРомм，1901年1月11日——1971年11月1日），苏联导演。1920年加入红军。1931年起开始担任导演。1939年加入联共（布）。1966年公开反对复兴斯大林主义。1971年逝世。
[21]赫鲁晓夫声称他和他的同事们回答道：“他没有混入到我们政治局里来，他是你亲自任命的。”至于他们是真的如此大胆，还是喝醉了，则无从考证。
[22]米哈伊尔·莫伊塞耶维奇·卡冈诺维奇（МихаилМоисеевичКаганович，1888年10月16日——1941年7月7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1—1932年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1936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5—1936年任工业人民委员会航空工业总局局长。1937—1939年任副国防工业人民委员。1937—194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40年任航空工业人民委员。1940—1941年任喀山第124奥尔忠尼启则航空工厂厂长。1941年遇害。
[23]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西蒙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МихайловичСимонов，1915年11月15日——1979年8月28日），苏联作家、诗人、编剧、记者。1946—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5—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6—1961年、1976—197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
[24]米高扬也承认，斯大林是想“从肉体上消灭”他和莫洛托夫的。
[25]和安德烈·马林科夫一样，谢尔戈·贝利亚特别维护他的父亲，把他描绘成一个很好的家庭成员，一个最亲密的改革家，说他其实内心里痛恨斯大林，恨不得他早点死去。
[26]尼古拉·西多洛维奇·弗拉西克（НиколайСидоровичВласик，1896年5月22日——1967年6月18日），1915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和俄共（布）。内战期间参加了察里津战役。1919年加入契卡。1927年起成为斯大林的安保负责人。1946—1952年任苏联国家安全部安全总局局长。1952年12月因“医生谋杀案”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53年被判处10年徒刑，后改判5年徒刑。1956年被特赦。1967年逝世。2000年完全平反。
[27]根据阿朱别伊的说法，在被贝利亚强奸的200多位年轻女性中，有一个最后成为“他非正式但却是永久的情妇”，并且竟然和尼娜·特依穆拉卓夫娜共同居住在卡查洛夫大街的房子里。阿朱别伊说，这位女性后来坚持说她爱贝利亚，因为贝利亚对她“甜蜜、温柔、善良”。
[28]斯维托扎·乌伊科维奇（SvetozarVujković，1899—1949），塞尔维亚警察。1941年起与盖世太保合作，领导班吉察集中营，制造了大量反人类罪行。二战结束后被盟军逮捕，后被移交给南斯拉夫政府。1949年死于狱中。
[29]赫鲁晓夫第一次注意到斯大林的担心是在战后的一次宴会上，当时这位独裁者突然扫视着他周围的服务人员，生气地问道：“为什么我周围尽是些格鲁吉亚人？”在贝利亚做出徒劳无益的解释后，斯大林下令将他们立即撤换掉。“格鲁吉亚人——包括烤肉串的厨师和负责食品供应的军官——都被立即赶走了。”赫鲁晓夫后来说：“贝利亚悄悄地走出房间，像被打败了似的。”根据谢尔戈·贝利亚的说法，他的父亲曾故意向斯大林透露过，他准备“公开向他宣战，如果斯大林决定对他进行迫害的话”。
[30]很显然，日丹诺夫揭露了在拆除德国工业基础设施中的违纪情况，而这项工作是由马林科夫监管的。在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沙赫利宁被逮捕时，马林科夫被清除出书记处。有报道说，马林科夫甚至被流放到乌兹别克斯坦，但是斯大林办公室日志上记录着，马林科夫在这一段时期经常在克里姆林宫里出现。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沙赫利宁（АлексейИвановичШахурин，1904年2月25日——1975年7月3日），1919年进厂做工。1925年加入俄共（布）。1933年加入红军。1938—1939年任联共（布）雅罗斯拉夫尔省委第一书记。1939—1940年任联共（布）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39—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40—1946年任航空工业人民委员。1946年被捕并被判处7年徒刑。1953年平反出狱。1953—1957年任航空工业部第一副部长。1957—1959年任部长会议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副主席。
[31]尽管贝利亚继续作为部长委员会的副主席监管警察事务，并掌管着斯大林开发核武器的应急计划，但于1946年掌控秘密警察的阿巴库莫夫与贝利亚的关系并不亲近，至少刚开始是这样。
[32]米高扬描绘沃兹涅先斯基是个“傲慢的人”，一个俄罗斯“沙文主义者”，而库兹涅佐夫则“野心小一些”，“很有魅力，待人诚恳”。
[33]贝利亚在1953年7月1日从狱中写给马林科夫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34]在他父亲的庇护下，谢尔戈仍然与库兹涅佐夫的女儿结了婚，尽管库兹涅佐夫处于如此境地。安德烈·马林科夫和谢尔戈·贝利亚都对他们的父亲在列宁格勒事件中曾扮演过不光彩角色的说法提出质疑。
[35]谢苗·德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СемёнДенисовичИгнатьев，1904年9月1日——1983年11月27日），1919年加入共青团。1920年加入契卡。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7—1943年任联共（布）布里亚特蒙古省委第一书记。1939—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3—1946年任联共（布）巴什基尔省委第一书记。1947—1949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二书记。1949—1950年任苏共中央中亚局书记。1951—1953年任国家安全部部长。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3年3—4月任苏共中央书记。1953—1957年任苏共巴什基尔省委第一书记。1957—1960年任苏共鞑靼省委第一书记。1960年退休。
[36]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斯大林提起波波夫问题的时候，“他的眼睛眯了起来，直盯着我。然后他扬起脸，向上打了个喷嚏，这是他喜欢的一种动作。”不过，尽管“他愤怒地咒骂，但他还是将此事搁下了”。
[37]西方研究克里姆林宫的资深专家里格比（Rigby）认为：“斯大林在其行动中没有让至少他的一个主要部属参与或是以直接受益者的诱惑鼓励他们，这是不可能的。”里格比怀疑“赫鲁晓夫是最有可能参与此事的人，尽管我们必须强调指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个猜测”。
[38]尼古拉·特罗菲莫维奇·西佐夫（НиколайТрофимовичСизов，1916年8月17日——1996年1月16日），苏联小说家。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0年任全苏列宁青年团中央部部长。1950—1953年任共青团中央局委员、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1962—1965年任莫斯科内务部部长。1965—1970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70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70—1984年任部长会议电影委员会副主席。1971—1986年任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总导演。1984—1991年任国家电影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96年逝世。
[39]所幸的是，这种试验只是在小部分地区进行的。
[40]赫鲁晓夫1950年3月16日和3月31日的发言被整理发表在1950年4月25日的《真理报》上，并被托马斯·惠特尼翻译成英文。
[41]在1993年8月接受作者采访时，谢甫琴科提到了斯大林的此次电话。
[42]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班尼迪克托夫（Ива́н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енеди́ктов，1902年4月5日——1983年7月28日），1928—1930年任乌兹别克斯坦集体农场中心副主席。1930年加入联共（布）和红军。1937—1938年任俄罗斯联邦粮食和畜牧业国营农场人民委员。1938年3—11月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38—1943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39—1941年、1952—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1—1952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43—1946年任第一副农业人民委员。1946—1950年、1954—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6—1953年、1953—1955年任农业部长。1953年4—9月、1959—1967年任驻印度大使。1953年9—11月任农业和采购部长。1955—1957年任国营农场部长。1956—1957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57—1959年任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长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67—1971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71年任无任所大使，同年7月退休。
[43]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Островский，1823年4月12日——1886年6月14日），俄国剧作家。
[44]作者对拉达·阿朱别伊的采访。她说，作为赫鲁晓夫的孩子，“我们不去想这些事情，我们对一些事情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这样我们也乐得省事。现在我的大儿子说：‘你想告诉我你对发生的事情都不知道吗？或者没有感觉到吗？这不可能。’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们家里人并不知道他的事情。”
[45]斯大林已经差不多割断了与家人的联系，因此他不希望他的同事们看到他的家人。在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夫人和孩子通常是不受欢迎的。
[46]帕尔米洛·陶里亚蒂（PalmiroTogliatti，1893年3月26日——1964年8月21日），生于热那亚，1914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1927年至1934年、1938年至1964年担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垮台后，曾于1944年至1945年任副总理，1945年至1946年任司法部长。
[47]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Ulbricht，1893年6月30日——1973年8月1日），出身于莱比锡一个裁缝家庭。当过木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反对战争，在莱比锡参加了由舒曼领导的李卜克内西组织。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7年曾被监禁两个月。十一月革命后获释。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1年6月担任图林根地委书记，支持布兰德勒，1923年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同年汉堡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前往维也纳和布拉格工作。1928年至1929年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3年台尔曼被捕后接替了他的工作。1937年流亡苏联，在二战期间参加了自由德国委员会的工作。1945年返回德国，1946年统一社会党成立时担任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时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0年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60年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71年辞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1973年逝世。
[48]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古里乌诺夫（ДмитрийПетровичГорюнов，1915年9月30日——1992年6月3日），苏联记者、外交官。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50—1957年任《共青团真理报》总编。1957—1960年任《真理报》副总编辑。1960—1967年任塔斯社总干事。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7—1973年任驻肯尼亚大使。1973—1978年任驻摩洛哥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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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再次成为乌克兰总督：1944—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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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再次成为乌克兰总督：1944—1949
1700个城镇被摧毁，1.7万个村庄被夷为平地，3.2万个工厂被烧毁或是无法使用，5.2万英里的铁路线被破坏，10万个集体与国营农场荒芜了。斯大林的经济管家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于1946年1月向他报告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30%的国家财富。
如果按比例来说，乌克兰遭受的损失更加巨大：丧失了大约530万人，平均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人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还有230万人被送去德国当劳工；超过700个城市与乡镇和2.8万个村庄成为废墟；1.6万个工业企业和2.8万个集体农庄被完全或部分摧毁；损失了40%的国有财富。
尽管如此触目惊心，但这些统计数字还没有反映出人民所遭受的痛楚与苦难。这些数字也难以体现战争期间支撑许多人的希望，他们希望曾付出的惨重代价可以换来更好的生活，他们的国家会信任那些使之免遭摧毁的人，当权者的恐怖与偏执政策会消退，在战争期间已经解体的集体农庄不会再组建起来。对于很多人来说，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回忆说，战争好像是“人类潜能释放的预兆，是净化心灵的风暴”。他写道：“如此众多的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不会无果而终”，“自由的征兆已经浮现”。安德烈·萨哈罗夫[2]记得：“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至少是希望——战后的世界将是美好而具有人性的。怎么会是其他什么样子呢？”当时人们得出这些结论显得再容易不过了。
赫鲁晓夫也希望有所变化。当然，他希望的还不是自由化或西方化，他致力于重新加强党的控制，重建集体农庄，打击西乌克兰地区的民族主义游击分子。他不想的只是回到他所认为的战前那种“过度扩大化”的时期，回到3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中，回到乌克兰知识分子被迫害的状况中。当时他曾利用自己的影响保护了他们。
赫鲁晓夫以他自己的方式热爱着乌克兰和她的人民，他相信“乌克兰人民对我的看法也是不错的”。在战争期间，他亲眼目睹了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决心帮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他的乌克兰式的爱国主义洋溢着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情感，是严格按照苏联的意识形态去追寻的，但也是真实的。他准备有机会起来勇敢地抵制斯大林的暴政，但就是同一个赫鲁晓夫，他在西乌克兰领导了一场针对民族主义者的残酷战争。尽管他帮助重建了经济，但就是他重新创建起来的制度导致了又一轮的灾荒。他极力游说斯大林停止乌克兰的饥荒，但是这导致独裁者解除了他乌克兰党委书记的职务。
战后不久，苏联社会混杂着悲剧与滑稽。在西乌克兰地区的内战中，双方都表露出了残暴的一面，同时还有那些努力避免遭受生命之虞的军官所体现出来的荒唐可笑。1946年的饥荒不仅导致了农村地区人吃人的现象，而且再一次让赫鲁晓夫发挥了类似1942年注定失败的哈尔科夫反攻战役中所扮演的矛盾角色。斯大林将他对希特勒的胜利看成是俄罗斯人民的胜利。“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他在1945年5月的胜利祝辞中宣布：“也会对他们的政府说：你们没有满足我们的期望，你们下台吧，我们将会和德国达成和平，带给我们安宁。”斯大林曾放逐过一些民族，例如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卡尔梅克人、巴尔卡人、车臣人与印古什人，他指责他们与纳粹串通一气。“乌克兰人没有遭遇此命运，”赫鲁晓夫在他1956年《秘密报告》中说：“只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了，没有地方流放他们。否则他也会将他们流放的。”
赫鲁晓夫与众不同的性格在战后这种超现实主义的环境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镇压民族主义游击队或者将西乌克兰农业集体化时，他做出的承诺甚至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当未能兑现的诺言威胁到他的自尊以及他的政治地位时，他对部下进行威逼利诱，并对人们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沾沾自喜。
1947年初，斯大林解除了赫鲁晓夫乌克兰党委书记的职务（但允许他继续担任乌克兰政府的首脑），并派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从莫斯科去乌克兰替代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赫鲁晓夫从公众眼前消失了，他得了一场大病，差点没能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看，他又一次创造了奇迹！到1947年秋天，他已经恢复了健康，斯大林重新任命他为党的第一把手。还有1948年与1949年尽管是苏联历史中最为糟糕的时期，但却是赫鲁晓夫政治生涯中最为成功的两年。
红军于1944年7月解放了利沃夫，不久就推进到了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时的边界，直逼德国的柏林。新的边界将西乌克兰纳入苏联版图，但要想永久占有西乌克兰，还有待世界其他国家的承认。
到1944年底，赫鲁晓夫的使命已经是重建乌克兰。但是他抵制不住军事活动的诱惑，因为这可以让他游历很多地方。当米高扬访问基辅时，赫鲁晓夫带他去附近的战场转了一圈。赫鲁晓夫不时在前线停下来，“花时间和士兵呆在一起，倾听他们的意见，看看德国的领土……看着德国士兵的脸，想从他们的眼里读出希特勒向我们发起的战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滋味”。尽管是在基辅，但他还是通过电话了解战局的进展情况。一天朱可夫兴高采烈地打来电话说：“过不了多久，我会将可恶的禽兽希特勒关进笼子里。我将他押送莫斯科时，会从基辅经过，让你看看他现在的样子。”
1944年夏天苏联重新占领西乌克兰时，征召了75万名士兵。所有19—50岁的男人，不管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都在仅仅经过八个月的训练后发放简单的武器，投入到了战场上。让我们听听赫鲁晓夫是怎么说的：“从解放区征召的士兵都懂得他们的责任，他们加入苏联军队不需要进行责任方面的教育。……”实际上，在民族主义分子的影响下，很多人都抵制征兵，一有机会就开小差，此时民族主义分子发起了全面的战争，反对乌克兰的重新苏联化。
除了可以免服兵役的矿工、工程技术人员与技术熟练的工人外，留下来重建乌克兰经济的都是些“不适合服兵役的老弱病残，特别是妇女”。赫鲁晓夫说：“那些被动员到工矿企业中去工作的人，包括许多年轻的姑娘在内，都欣然前往。他们的热情是可以理解的。一则，爱国心保证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投身于这项事业。”人们被吸引到工矿业中的另一个因素是，赫鲁晓夫认为，“因为在工业恢复地区，供应城市的食品要比乡村多一些”。赫鲁晓夫本人在1943年恢复了他对乌克兰党组织的直接控制。1944年2月，他被任命兼任乌克兰政府首脑，在苏联领导人中除了斯大林外，赫鲁晓夫是唯一身兼这两项最高职务的。
虽然忠实地为斯大林服务，但赫鲁晓夫还是对他所谓的低层官员的错误而非苏联制度的本质特征表示反对，他之所以将这些错误归咎于低层官员，是因为这不会在政治上给他带来什么风险。在斯大林看来，那些在战争期间仍然留在德国占领领土上的苏联公民以及那些被德军俘虏的士兵都值得怀疑，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赫鲁晓夫宣称他对这些人加以了保护（“毕竟是我们放弃了整个乌克兰，因此那些留在敌后的人有权指责我们抛弃了他们，使他们落入敌手”），也确实有证据证实他的这种表现。在1944年4月的一次党的专家人才会议上，他称呼那些留在敌后的人为“我们的人民”，并警告他的听众不要“诽谤”他们。同年春天，他再次寻找他在尤索夫卡时的老朋友伊尔亚·科什科（IlyaKosenko）。当赫鲁晓夫到他家时，科什科不在家，但是当他的女儿奥尔加（Olga）听到一名助手告诉赫鲁晓夫说科什科在德军占领的领土上幸存下来时，她忍不住大哭起来：“如果继续留在德国人占领的领土上是错误的话，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看望他？他并没有用自己的技能为德国人服务；他所做的事情只是清理厕所。否则的话，他们会在他的脖子上套上绞索。”赫鲁晓夫拍拍她的头，大声喊道：“说得好！多好的女儿啊！你真是一个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父亲的女儿！”
在1944年写给斯大林的一封长信中，赫鲁晓夫描述了他与苏联战俘见面的情景。他报告说，他们所有的人都害怕逃跑，以防德国人会杀死他们，或者就像德国人警告他们的那样，他们也会被苏联人枪毙或绞死的。“我们必须揭露德国人的谎言，他们说我们自己对这些人加以逮捕和处决。”赫鲁晓夫向斯大林建议说：“我们应该广泛散发传单，呼吁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与白俄罗斯人都躲进密林里。”不知道是否散发了传单，那些战俘还是被逮捕了，并被送进苏联战俘营里。但是通过描述他向斯大林陈述关于德国谎言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赫鲁晓夫是在小心地游说斯大林，建议他不要如此对待战俘。
他在一年后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就更为公开与直接了。秘密警察在敖德萨省逮捕了一名平民，他穿着军装在游行队伍中走来走去，想提名朱可夫元帅进入最高苏维埃。赫鲁晓夫责备敖德萨省的党委书记：“为什么不让党员来处理此事？为什么内务人民委员部要介入此事？这也许只是他个人的想法，或者他也许精神上有点毛病。……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反对苏联的行为。（礼堂里爆发出一阵笑声。）但是你们却动用了警察机构，而我们是为了其他的事情才设立警察机构的。这种行为会玷污……我们的制度。这种方法行不通。现在我和朱可夫见面时，彼此会觉得尴尬。他会问我为什么我们要逮捕支持他的提名的人，不管这是开玩笑也罢，是其他什么也罢，这种情况不允许再发生了。好了，这种貌似警惕性的事情实际上是愚蠢的表现，事实就是如此。”
就在此次全体会议上，切尔诺夫茨省的宣传部长夸夸其谈，大讲其如何教训一个村妇，她竟敢问为什么在她“伟大而强盛的”国家里没有煤油和盐卖。“你应该做的事情是，”赫鲁晓夫打断他的话说：“告诉她什么时候会有煤油和盐。你不告诉她是不对的。如果我是她，我也会问你同样的问题。……你也许不需要煤油，因为你用电，但是他们需要。”当这位官员将另外一个“敌意的”农民称为“富农”时，赫鲁晓夫再次反驳他：“这么说他就是富农了，是吗？你核实过吗？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没有核实，但是你还老是这么说。你所做的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给别人分类，好像这是一种政治游戏。”
在重建乌克兰的过程中，党和政府面临着重建自身的任务。经过大恐怖的清洗后，各级官员在战争期间数量进一步减少了。赫鲁晓夫报告说，到1946年底，38%的区党委书记、64%的地方苏维埃主席以及超过60%的拖拉机站主任被更换，替换官员通常来自俄罗斯的其他地方，或是从东部到西乌克兰去。对这些新的干部进行组织与鼓动是赫鲁晓夫的特长。在1944年与1945年，在一大帮官员随从的陪同下，赫鲁晓夫从乌克兰的一个省到另一个省，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苏联依赖顿巴斯的煤，但是他在50岁生日时呆在斯大林诺也有感情方面的原因。他下到了一个他年轻时曾经工作过的矿井里。有一个新闻短片反映的就是他身着矿工的装束，头盔上的矿灯开着，脸上露出开朗的笑容。他号召他原来镇上的居民通过养兔子和鸡、抓鱼以及扩大蔬菜种植来补充食品供应。当地的领导人对此表示怀疑时，他指着附近的一块湿地说：“这里是一块空的沼泽地。矿上的水从这里流向大草原，我们没有加以利用。你们想到就在这里能长出特别好的卷心菜吗？在那里能长出特棒的西红柿吗？”
赫鲁晓夫曾于1925—1926年在彼得罗夫—马林斯基担任过党委书记，1944年他再次来到了这里。虽然区中心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但当地官员还是把工厂与矿井的重新开工放在工作的首位。赫鲁晓夫纠正了他们的做法：“在此之前，你们必须让人民有饭吃，有水喝，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到工厂里来上班。”当地党委书记格鲁赫夫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破旧的卡车，于是赫鲁晓夫就从基辅征调了一辆轿车。格鲁赫夫数十年后还对此大发感慨：“你能想象他亲自过问送车的事吗？我们甚至没有向他提出过请求。”
卡里诺夫卡也得到了赫鲁晓夫的光顾，不过是在斯大林的催促下。根据赫鲁晓夫的亲密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的说法，斯大林曾取笑地问过赫鲁晓夫是从哪里来的。
“卡里诺夫卡。”赫鲁晓夫回答说。
“卡里诺夫卡在哪里？”斯大林问。
“在库尔斯克省。”赫鲁晓夫回答。
“你最后一次在那儿是什么时候？”
“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回那儿了。”赫鲁晓夫说。
“是吗？这对你的声誉可没有什么好处。”斯大林说。
在离开卡里诺夫卡奔赴前线的大约800人中，回来的只有276人。那里没有剩下的牲畜，也没有电力与机械。“我们都是靠火把来照明，”一位居民45年后回忆说：“我们剥下白桦树的树皮，晚上在火把的照明下编织草鞋。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么恶劣。”
“他径直来到我们正用奶牛犁地的田里，”一位干瘪的老妇人记得：“他走上前来与我们交谈。我们想对他表现出些许的好客，但我们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他。我记得我们去费多西亚·拉夫仁蒂耶夫娜（FedosiaLaverntievna）的家里想找点东西，但最后还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给我们带来了食物：西瓜、炖鸡和热茶。”
“他来的时候，我们正在房子旁边打谷，”一位灰白头发的老人补充说：“我的祖母拿过来一把椅子说：‘请坐，你是我们的沙皇。’‘不，我不是，’他开玩笑地说：‘我是沙皇耶维奇。’”
根据谢甫琴科的说法，他曾陪同他的主人去了卡里诺夫卡，那里的农民迫切需要马匹。在赫鲁晓夫的请求下，他的老朋友格列奇科将军送来50匹高大的德国骡马，要喂养这些马匹需要大量的粮食。当赫鲁晓夫第二年回来的时候，他发现这些马匹都死光了。“它们吃光了我们所有的一切。”农民们解释说。
“你们想要什么？”赫鲁晓夫对他们发火了，“想让他们什么都不吃吗？我给你们送来了马匹，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呢？”
赫鲁晓夫觉得十分困惑与懊恼，命令谢甫琴科为卡里诺夫卡寻找一位思想开明的集体农庄主席。几位提名人都证明不太令人满意，但是在颇费了一番周折后，包括一天晚上在一个农户家里的商讨，其间一头小牛竟开始咀嚼一位候选人的头发，谢甫琴科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虽然赫鲁晓夫继续给他们提供援助，但这些援助最后都成了他花费如此巨大精力试图克服的“落后”思想的牺牲品。当生活在卡里诺夫卡的一位表姐妹后来在建造新房向他求援时，赫鲁晓夫从他担任最高苏维埃副主席期间积攒的积蓄中拿出了500卢布。谢甫琴科向他解释过建造一座新房的花费要比这多得多。这位表姐妹的旧房子开着肉店，当谢甫琴科为她在一座已经计划好的公寓楼里提供一套住房时，她问她的猪养在哪儿。谢甫琴科解释说集体农庄会提供她需要的地方，但她还是拒绝了她表兄弟为她提供的公寓房。
赫鲁晓夫很生气。谢甫琴科记得曾对他说：“你不完全了解农民的想法。”赫鲁晓夫大声叫道：“见鬼去吧。你说她需要一小块土地是什么意思？列宁颁布的法令规定农民不能有自己的土地，但是你对个人财产的思想态度暧昧。”
与他想努力成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赫鲁晓夫相信应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这样所有的人才能过上同样的好生活。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这种“人间乐园”在1944年和1945年都显得更为遥远，不过仍然是他心中的理想。他设想着基辅能为巨大的公园所包围。“他想在第聂伯河与伊日平（Irpen）河边开垦并耕种100万公顷的土地，”谢甫琴科回忆说：“他想种植蔬菜供应基辅，特别是乌克兰大南瓜和早熟萝卜。从天然气管道得到启发，他建议铺设管道，将50万头奶牛的奶用管道输送到城市里。牛奶通过管道先输送到转运基地，然后再从转运基地将蒸熟的新鲜牛奶发送到漂亮的新建商店里。赫鲁晓夫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命令委员会筹算一下这项计划需要多少条管道、多少条道路以及多少间房屋。他任命一个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糟糕透顶的妇女为首席农艺师，他没有将这项计划报告斯大林。但是斯大林肯定听到了一些谣传，也许是从卡冈诺维奇那里，因为他取消了这项计划，声称这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并指责赫鲁晓夫是个‘充满幻想的农艺师’。”
赫鲁晓夫还有着扩张乌克兰领土的幻想。喀尔巴阡山脉以西地区，即乌克兰的外喀尔巴阡地区，在战争前是属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赫鲁晓夫曾于1944年秋天对该地区进行过微服勘察，对盛行的该地区与乌克兰合并的观点持赞成态度，并与当地的共产党人一起策划实现合并。他对斯大林说人民对加入苏维埃乌克兰道感到“欢欣鼓舞”，实现合并对人民是“有帮助的”。在适当的时候，赫鲁晓夫自豪地回忆说：“外喀尔巴阡地区变成了苏维埃乌克兰的一个省。”他没有提及两年后已经传到莫斯科的人民对“强制乌克兰化”的抱怨，这导致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命令赫鲁晓夫矫正当地的局势。
赫鲁晓夫还想攫取波兰领土（霍尔姆地区），他对斯大林说，这一地区“历史上就属于乌克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他建议立即组建“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当局，这样我们后来就可以宣布这些地区正在加入苏维埃乌克兰和苏联，而现在是进行此事的有利时机”。知道斯大林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反感，赫鲁晓夫于是将这种占领说成是“巩固边疆”的一种方法。为了不触怒波兰人，斯大林拒绝了赫鲁晓夫的建议，相反下令该地区数以十万计的乌克兰人“自愿”从波兰定居到乌克兰来。
在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分离出来并慷慨地交给乌克兰（这导致苏联于1991年解体后双方的矛盾）的十年前，他于1944年就想采取同样的伎俩。让他找到机会的是在斯大林强制将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流放后该地区需要乌克兰的农民。当他来到莫斯科时，他于当年晚些时候告诉一位乌克兰同事说：“乌克兰现在百废待兴，但所有的人都想从乌克兰攫取些东西。如果能得到克里米亚作为回报，你说怎么样？”
虽然他未能占领克里米亚，但他的努力还是有成果的：到1945年10月，煤的产量已经达到了战前水平的40%，同时耕作土地面积上升到了1941年的71%。这些数据听起来没有什么，但考虑到战时毁坏的程度，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确是很不容易的。1945年2月，赫鲁晓夫获得了一级祖国勋章，因为“成功地完成了1944年粮食采购计划”，并于5月获得了苏沃罗夫一级勋章，因为组织并指导了乌克兰的党员运动。与此同时，在1944年4月赫鲁晓夫50岁生日时，又一枚令人向往的列宁勋章加冕到了他的头上。
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苏联媒体发表了大量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户发给斯大林的阿谀奉承的电报、长篇累牍的讨论发言以及这位大人物的照片、素描与绘画。当乌克兰出版社于1944年初恢复出版工作后，赫鲁晓夫也得到了与斯大林类似的荣耀。13位乌克兰著名诗人创作了一首诗《乌克兰人民献给伟大的斯大林》，这是一首宣称由9316973个乌克兰公民署名的颂歌，其中有两节四行诗是献给赫鲁晓夫的：
基辅自由了，将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我们的土地，我们的祖国，欢欣鼓舞，
英勇无畏的赫鲁晓夫与瓦图京，
领导着无所畏惧的军队勇往直前。
我们团结一心，坚若磐石，没有人胆敢，
染指我们纯洁如初恋少女般年轻的土地，
斯大林的战友，尼基塔·赫鲁晓夫，
花白的头发中透着年轻而新鲜的活力。
五年后，基辅大量发行了一本精装书，书名也是《献给伟大的斯大林》，其中有以下两节：
我们是伟大的根基，
造就了入云的高峰，
在古老的基辅高处，
我看见了赫鲁晓夫俊朗的脸庞。
再往高处看，
我看见了列宁，我们的先知，
斯大林的英名在我的耳畔回响，
激发起力量，去追寻真理。[3]
这种歌功颂德在1944年赫鲁晓夫50岁生日时达到了高峰：报纸的头版刊登了他身着军装、上面缀满奖章的大幅照片，还有一幅油画表现的是赫鲁晓夫与他浓密胡须的主人在一起时的情景。此外还有乌克兰的主要作家和艺术家撰写的一系列令人肉麻的回忆文字。“我发自内心地想说，”马克西姆·雷日斯基在颂词的一开始就写道：“我将真正亲密的热爱之情献给此人。……我们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是个伟大的列宁主义者，一个光荣的斯大林主义者，他有着无与伦比的意志力、睿智的思想与热情的真诚。”雷日斯基的主要贡献就是将赫鲁晓夫明显缺乏的素质说成闪光美德的方式。由于感觉出易变的赫鲁晓夫很渴望具有斯大林那种刚毅沉稳的品质，雷日斯基将他描绘成“一个从来不急于得出结论的人，因为这种急躁的风格与他是完全不相容的。当赫鲁晓夫同志沉默的时候，他不只是在思考问题，而是迫使他的交谈对象也能思考问题。甚至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开口讲话前，交谈对象通常就对需要交流的问题有更好的理解了，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思考问题，懂得也许这个问题根本不用拿来烦扰赫鲁晓夫同志，或者是需要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来”[4]。
生日祝福者包括普通的共产党员、巴格拉米扬将军以及赫鲁晓夫的乌克兰党委副书记科罗特钦科。赫鲁晓夫宣称他憎恨溜须拍马。“对待荣誉和生日，”他的女儿拉达回忆说：“他的态度是很冷静的。没有什么庆祝活动。”根据尼娜·彼得罗夫娜的侄女尼娜·库赫尔丘克的说法，“他不喜欢拍马屁的人。他不喜欢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科斯坦科坚持认为“在他的面前没有夸夸其谈的言辞。他总是行事简单，无论什么时候，他就是他自己。当心胸狭窄的谢利斯特（后来成为乌克兰党委书记）来到城镇时，他会受到身着民族服装的年轻妇女箪食壶浆的欢迎。这是很可笑的。当赫鲁晓夫下去视察时，他总是马上投入工作。因此我不认为有什么关于赫鲁晓夫个人崇拜的事情。当然，会有一些唯唯诺诺的现象，但赫鲁晓夫对此没有加以鼓励。”
赫鲁晓夫不需要鼓励下属的唯唯诺诺，他总能受到人们这样的对待。他也许会抱怨溜须拍马的事情，但并没有阻止。他限制溜须拍马的努力最后也未能阻止他自身在这方面绞尽脑汁。
虽然在战争期间他在基辅的别墅被烧成废墟，但赫鲁晓夫新的官邸却更加富丽堂皇。他的新官邸位于奥斯耶夫斯卡娅大街［Osievskaya，后来称为赫尔岑（Herzen）大街］，革命前是一家制药厂所在地，这里离市中心不远又不近。主建筑是一座巨大的别墅，带有几间配房和游廊，石头的墙壁上装饰着豪华的中楣。赫鲁晓夫于1944年初搬到这里，他的家人4月份从莫斯科赶来参加他的生日聚会，并和他在一起一直呆到9月份。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与尼娜·彼得罗夫娜巨大的卧室位于别墅的一头，另一头是他母亲的房间，家里的其他人则居住在中间的各个房间里。[5]
赫鲁晓夫将其家外的一片开阔地弄成一个由正式的花园、试验田与动物园组成的大杂烩。其一角精心设计有池塘、小径、小桥和雕塑。在通向风景美丽的小湖的狭窄小径旁有一座狮子雕像把守着。除了在草地上跑来跑去的孩子外，有一只山羊、两条狗（苏联将军作为“战利品”送给赫鲁晓夫的德国短毛犬），还有一只像宠物一样跟在他左右的温驯的狐狸，不过这只狐狸有时也吃尼娜·彼得罗夫娜母亲叶卡特日娜·格利高里耶夫娜（YekaterinaGrigorievna）喂养的鸭子。在开阔地的另一边，赫鲁晓夫栽种了几棵桃树，他想看看桃树是否能适应基辅的气候。
在空闲时，赫鲁晓夫会找时间和他的孩子们一起去滑冰，或是去树林里散步。有很多照片反映了赫鲁晓夫和他的孩子们在一起时的情景：赫鲁晓夫和尼娜·彼得罗夫娜在一个晴朗的冬日在房子的一角拥抱他们的孙女尤莉娅；野炊时赫鲁晓夫和拉达躺在草地上（他穿着西装，戴着一顶浅色的浅顶软呢帽）；赫鲁晓夫拉着8岁的叶勒娜（Yelena）的手，和一群军官在莫斯科高尔基公园参观缴获的德国战利品。不过赫鲁晓夫的周末仍然经常是与同事在一起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政府副总理以及军队官员——他们被邀请到他的别墅里来。他们在第聂伯河里游泳。第聂伯河旁有一座大坝围成了一个小湖，有从基辅运来的可供租用的汽艇，有时他们会爬上一条可以充气的橡皮筏，这是从一架美国轰炸机上缴获的，战时斯大林允许美国的轰炸机在波尔塔瓦降落。知道赫鲁晓夫对技术很着迷，军方为他送来了橡皮筏详细的操作手册。由于橡皮筏看上去装不了所设计的六个人，于是他叫两个身材高大的同事坐在筏子的一前一后，他的身材同样肥胖的妻子坐在中间，她手里拿着丁香花，脸上带着紧张的表情。赫鲁晓夫自己则拿着桨，穿着中将军装，脸上露出快乐的微笑。
秋天到了，他们就结伴去附近的集体农庄，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是去“赞美收获”。后来在别墅喧闹的晚宴上，他绘声绘色、充满幽默地复述着他的感受，惹得孩子们不时爆发出笑声。他喜欢的嗜好是打猎。有时他和客人们会排成一条线，在树林里搜索前进，希望能有一只野兔或狐狸什么的被吓得跑出来。当这些猎手们累了时，孩子们和护卫人员就继续充当打手的角色，试图将动物驱赶至他们的射程之内。在其他时候，赫鲁晓夫会独自一人来到位于基辅与波尔塔瓦之间一个猎户的棚屋里，这间棚屋原来是供伐木工人休息用的。他很早就起床，穿上带有大口袋的保护性军用夹克、马裤与布质帽子，与一位帮助他装填两支步枪的向导一起乘船出发。特别是刚开始野生动物对危险还不是很适应的时候，一个半小时会让他收获多达50只野鸭。其中一些被送到猎户棚屋的厨房里，其他的则被送到基辅政府大楼的咖啡屋里，那里的就餐者会被告之：“今天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客。”赫鲁晓夫喜欢“与猎户棚屋里的人开玩笑，有时也会像个军阀似的大声咒骂”。
战争结束的那年肯定显得特别甜蜜。然而即使在那时，赫鲁晓夫的几位家庭成员几乎众口一词地说，家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温暖”。尼娜·彼得罗夫娜的侄女尼娜·库赫尔丘克因为害怕，根本不敢向赫鲁晓夫夫妇提出任何要求。孙女尤莉娅也证实了几代人之间的距离。尽管在公开场合显得活泼而健谈，但赫鲁晓夫在家里却显得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不擅长表达他的感情。尼娜·彼得罗夫娜的侄子瓦西亚（Vasya）在战争结束前牺牲了，赫鲁晓夫试图安慰这位年轻人的父亲。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他喊道：“过来，我把我收藏的枪交给你。”
尤莉娅记得尼娜·彼得罗夫娜曾经装扮过一棵新年树，并邀请了好多朋友过来，带孩子们去剧院和电影院，给他们大声朗读故事。但是在大多数时间里她都是严厉而苛刻的。除了在学校的学习，她还坚持孩子们在家里必须学习英文。甚至孩子们的欢乐都要受到管束，不管是在第聂伯河里的游泳课上，还是在学习滑雪或滑冰时。列昂尼德的去世和柳芭的被捕就更不用说了。柳芭当时还在狱中，她儿子托尔亚在哪里也不知道。列昂尼德的私生子尤里和他的母亲已经被遣送到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巴尔瑙尔，他们于1943年回到莫斯科后与赫鲁晓夫一家也没有什么联系。“我们没有必要与他们联系。”尤里回忆说。只是到了1947年夏天，赫鲁晓夫家人才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很长时间以后，1963年赫鲁晓夫在与来访的美国编辑诺曼·考辛斯的交谈中提到了尤里和他的犹太母亲，以反驳外界对苏联反犹太主义的攻击：“我就是一个犹太男孩的祖父。我的儿子就和一个犹太女孩结了婚。后来我儿子离家走上了战场，在战斗中牺牲了。这位母亲和孩子就成了我们家庭的一部分。我把他当作我自己的孩子抚养。你想想说我是反犹太主义者，这有多么可笑？”
尤里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并没有成为赫鲁晓夫家庭里的一员，不过他的确偶尔会去看望他们。他是莫斯科萨夫罗夫军事学院的学员，1947年暑假时一位军官突然出现在他的家门口。两天后，一架军用飞机把他带到了基辅。尼娜·彼得罗夫娜在别墅里见到了尤里，把他介绍给拉达、叶勒娜和尤莉娅，并叫他猜谁是他的同父异母妹妹，谁是他的姑姑。尤里在赫鲁晓夫的别墅里度过了那个暑假，但这种重逢也是苦甜参半。尤里的外表和他“让人头疼的”性格让尼娜·彼得罗夫娜想起了列昂尼德和托尔亚。她“毫不隐瞒地表露她对我的不满，”尤里说：“特别是我表现出对骑摩托车与骑马的兴趣时。”到别墅的第一天，尤里就在没有征得允许的情况下偷偷地将摩托艇开到了第聂伯河里，最后还是在赫鲁晓夫护卫的帮助下才得以获救。他把他的黑色军用皮鞋沾得到处都是泥巴，只好穿着女式拖鞋飞回莫斯科。难怪尼娜·彼得罗夫娜总是对他说，“要小心”，“再严肃一点”，“要三思而后行”。赫鲁晓夫不经意间说出的一句话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将他的孙子当作他自己的孩子，他有一次曾对着尤里喊道：“列昂尼德，够了！”[6]
美国人麦克杜菲元帅在二战一结束就被联合国援助与复兴署派往乌克兰负责那里的工作。如果他未能像后来诸如美国大使卢埃林·汤普森[7]这样的西方使节那样了解赫鲁晓夫，那肯定不是因为赫鲁晓夫对此缺乏兴趣。麦克杜菲第一次与赫鲁晓夫见面是在俯瞰第聂伯河的一座山上的现代化政府大楼内。赫鲁晓夫的办公室十分宽大，麦克杜菲后来写道，但是“除了它的规模以及我们走进房间时通过的那两道皮质大门外，我没有觉得其他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地方。还有一个惹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在房间的一角有好多石膏模型，这与当时乌克兰正在大量使用的建筑材料有关”。
两道皮质大门是当时苏联高级官员办公场所的标准样式，缺乏装饰也是如此。但是这间办公室的拥有者绝非如此。赫鲁晓夫的英文翻译“身着崭新的蓝色制服，这是刚刚配发给乌克兰外事办公室的，上面佩有肩章，这位翻译感觉颇为自豪”。赫鲁晓夫本人鼻子扁平，“两耳就像双耳酒杯的手柄一样”，“眼睛笑眯眯的”，老是奇怪地盯着客人，“好像盯着岩石上的一只虫子似的”。在另外一次正式场合里，乌克兰高级官员在宴会上与美国客人说着做作的为了和平与友谊的祝酒词，但是赫鲁晓夫却不是很正式。他指着他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瓦西里·斯塔尔钦科[8]（斯塔尔钦科比赫鲁晓夫更矮、更胖），开玩笑地说：“我一定是脑子有毛病了，我竟然派他去美国请求给乌克兰粮食援助。”
赫鲁晓夫还以其他的方式炫耀自己。一位来访的联合国援助与复兴署官员羞怯地表达想见斯大林的想法时，赫鲁晓夫马上风风火火地走到另一个房间，几分钟后回来说：“我刚和斯大林同志通了电话，他明天下午两点见你。”与其他的苏联领导人不同，赫鲁晓夫并不掩饰他对美国的向往。在联合国援助与复兴署使团结束在乌克兰任务的最后一天，他为他们召开了又一次盛大的宴会，然后把客人们带到了他的别墅里。让客人们感到吃惊的是，他让他们在游廊里一直坐到凌晨三点，对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的美国生活如何、他们收入如何、他们回到美国后计划做什么，等等。
米洛万·吉拉斯[9]，后来的南斯拉夫持不同政见者，在铁托于1945年春天在基辅逗留时他是铁托的主要助手之一。赫鲁晓夫“过度的喋喋不休”给这些南斯拉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自然朴实的举止与说话方式”也同样如此。他的幽默感不像斯大林那样“富于智力，充满讽刺意味”，但“属于那种典型的雅俗共赏，因此常常也是很粗俗的”。与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不同，赫鲁晓夫思想里的那些陈词滥调体现了“真正的无知与死记硬背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不过即使如此，他在滔滔不绝地宣讲时也是怀着坚信与坦诚的”。
吉拉斯后来写道，赫鲁晓夫“是苏联领导人中唯一探究普通共产党员与公民日常生活的”。他不同寻常的实践意识在一次与经济管理人员开会时表现得很明显：“与南斯拉夫的部长们不同，他的干部们对这些事情特别熟悉，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根据实际情况评估可能性。”与莫斯科相比，吉拉斯在基辅感觉到了“一种清新的气氛”，这不仅是由于城市的美景，而且也得益于党的领导者“无穷的活力与现实精神”。
不过，除了真正的能力外，赫鲁晓夫的缺点也显示了出来。他一直在“不断提高自己”，吉拉斯说，从“他生动而多方面的活动中”汲取智慧。但“他对一些稀罕事情的了解与对一些基本道理的无知”同样令人吃惊。赫鲁晓夫的记忆力给吉拉斯留下的印象是“出众，他能生动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他吃饭的样子也与说话时差不多（虽然“斯大林和他的随从却给人留下了美食家的印象”，但赫鲁晓夫却“实际上是狼吞虎咽地吃下大量的食物”），吉拉斯观察过，赫鲁晓夫甚至比斯大林还能喝酒。
尽管赫鲁晓夫行为举止质朴，但吉拉斯认为“他反而没有其他那些共产主义的自修者与半瓶子醋的学者们那种自卑感”，他觉得没有“必要将自己的无知与缺点隐藏在大智与博学的外表下”。当然，要想让赫鲁晓夫具有大智也是没有可能的。他隐藏起来的是外倾的性格以及他自己宣称的与斯大林的特殊关系。“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说到斯大林，”吉拉斯记得，赫鲁晓夫都“充满尊重地说起他的事情，并强调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当苏联于1939年占领并开始苏联化西乌克兰时，成立于1929年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赢得了新的信徒。赫鲁晓夫只是想把民族主义分子争取过来，但内务人民委员部不久就对他们加以逮捕、囚禁与流放。对于受到这种迫害的乌克兰人而言，纳粹侵略者起初好似他们的救星。由斯捷潘·班德拉[10]领导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于1941年6月30日在利沃夫宣布成立了一个短命的独立乌克兰国，并发起了武装叛乱，遭到战争中后撤的苏联军队的残酷镇压。由于不愿意将犯人撤离，内务人民委员部屠杀了他们当中的1万至1.5万人，主要是枪杀与关在废弃的牢房里将其活活烧死。
纳粹对待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同样也是残酷的。很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其他欧洲国家里得到希特勒鼓励的右翼反犹太主义者一样，但是对于纳粹分子而言，乌克兰人只是比犹太人稍稍高级那么一点点。一些乌克兰人曾协助纳粹灭绝犹太人，但也有很多人起来与纳粹作战，不是在红军里，就是在乌克兰起义军里，在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班达拉派的地下游击队合并后，乌克兰起义军1944年达到了15万到20万人。当苏联军队于1944年胜利班师时，乌克兰起义军中的大部分都把枪口对准了他们。
赫鲁晓夫还面临着另外两个战后的挑战。一是乌克兰希腊天主教堂，这是乌克兰民族思想的主要载体，其笃信者在战后曾多达300万人。[11]在1939—1941年间，共产党采取措施限制其影响力（征收歧视性税收、策划反宗教宣传以及收集或编造针对教堂等级制度的有罪证据），但是鉴于不确定的国际形势以及教堂在民众中的广泛认同基础，赫鲁晓夫采取的行动很谨慎。1944年，他仍然觉得有必要谨慎行事，特别是在西方盟国承认苏联对西乌克兰的控制作为战后安排的一部分时。镇压希腊天主教教徒的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
二是对西乌克兰的农业实行集体化。在战争前，只有大约13%的农民财产与15%的可耕作土地实现了集体化。现在是完成这项工作的时候了，特别是在集体农庄使他们可以更加容易地封锁民族主义分子的食品供应渠道时。但是集体化进一步激怒了西乌克兰农民，他们在武装民族主义分子的帮助下对集体化进行了抵制。
大家都知道，西乌克兰的形势不容乐观。不过这不是斯大林想听到的，赫鲁晓夫也没有完全理解他是在反对谁。1944年1月，在视察了几个新近解放的省份后，他向斯大林报告说，普遍的情绪都“很好，都对苏维埃持拥护立场”，他没有发现“什么民族主义分子大规模活动的迹象”。三个月后，他写信给斯大林报告说，“乌克兰—德国民族主义帮派的活动报告是被极度夸大了”，虽然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头头们正在尝试恐吓战术，但“我们现在具有了粉碎他们企图的一切手段与力量”。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到1944年11月，游击队的士气已经“很低落”，他们中的很多人“处于解散的边缘”。1945年1月，乌克兰政治局通过决议，“利用冬天几个月，完成对民族主义分子的搜捕与清剿”。到了2月份，政治局确定1945年5月15日为对西乌克兰民族主义叛乱分子“最后清剿”的日期。
实际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才最后被打败。m6_8[12]当红军到来时，几乎每个西乌克兰家庭都挖有地窖，藏匿武器、弹药、食物还有衣服；在1945—1948年间，苏联军队宣称在西乌克兰地区挖出了28969名隐藏的叛乱分子。虽然在1944年和1945年时他们从使用大型装备分队的公开作战转向了小股分队的伏击战，但民族主义游击队还是继续坚守他们的地盘。到1947年2月时，“残余的”民族主义武装还有差不多7万精锐部队，外加6.3万人以别动营组织起来的地方民兵。
残暴是双方共有的特点。根据苏联提供的数据，地下民族主义分子实施了14500次破坏与恐怖活动，使超过3万名共产党官员与当地居民丧生。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命令他们“用各种手段（枪杀、绞死，并在死者胸口留下‘通内务人民委员部者的下场’的字条）铲除反动派（还有他们的家人，不管大人还是小孩）”。民族主义分子1944年实施的暴行包括剥人皮、五马分尸、在脸上划道、挖眼、阉割还有砍头。
在1944年2月至1946年5月间，苏联军队与警察报告一共杀死了110825名“匪徒”，并逮捕了250676人。在1944—1952年间，西乌克兰有多达60万人被逮捕，其中大约三分之一被处决，其余三分之二则被囚禁或流放。[13]有些黑色行动组织有时也被当成了民族主义分子。有一次，假扮的民族主义分子让一家人承认他们是民族主义分子的同情者，然后以与“匪徒”串通的名义将他们逮捕。还有一次，一个黑色行动组织对一名17岁的农村女孩进行了殴打与轮奸，然后把她倒挂在树上，将一根木棍塞进她的阴道内。[14]
出于对西乌克兰人的不信任，苏联将东部人充实到这里的党和警察机构。由于受到工作要有成效的压力，当然也担心他们自己的性命，很多官员都夸大征召的“间谍”与摧毁的“匪徒”的报告，他们每天都在喝酒里寻找慰藉，很多人的精神都垮了。赫鲁晓夫在这场有预谋的迫害中的任务是对那些在这场斗争中冲锋陷阵的秘密警察进行监督，但是他那种事事亲历亲为的作风使他与大多数残酷的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在1944年11月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他建议对那些民族主义分子应当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审判并“判处死刑”，在经过公审后“不是被枪毙，而是被绞死”。他呼吁成立由省官员组成的三驾马车（在30年代，类似的机构就曾镇压过地方骚动），赋予其通过“可以立即执行的”死刑的权力。
赫鲁晓夫用他那辛辣的幽默和对血腥的嗜求刺激着地方官员。他嘲讽一名官员“尽管头上光秃秃的，但由于害怕，头发都竖了起来”。他在1944年11月抱怨说，还有些人在看到反叛分子被消灭后会感到后悔，因为他们从此就不会为他们的失败找到可以推脱的借口了。“找到那些帮助抵抗分子的人的家属，逮捕他们，”他在1945年对手下人咆哮说：“如果不采取严厉的措施，我们就不会得到尊重。我们必须逮捕那些即使是不重要的人。一些人必须受到审判，还有一些人绞死就行了，其他的流放。对我们来说，一个人要抓他100个。……你们使用的暴力还不够！如果一个村庄里有两个妇女被他们杀害，那么你们在搜查这个村庄时就必须将村庄里所有的人都杀死。”[15]5个月后，他追问：“你们为什么没有杀死匪徒？……你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当你们还在揣摩谁是匪徒时，他们已经做好了进攻的准备了。……你们说他们偷了90头奶牛；奶牛生长的速度有多快，难道一天会长出三四公尺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找不到他们？你们甚至还配备了一架飞机？就连拿着木棒的农民都能抓住他们。……过去我自己一天就能跑60公里的路。”[16]
1946年，在300名“清剿小分队”的支援下，军队与警察部队封锁了西乌克兰地区的很多城镇与村庄。[17]起初赫鲁晓夫利用希腊天主教教堂来鼓励民族主义者接受政府提出的一系列特赦待遇。但是当教堂证明不能或不愿提供这样的帮助时，他就开始逮捕教堂负责人［都市大教堂负责人伊奥西夫·斯里皮日[18]最后在古拉格监狱和集中营里度过了18年的时光］，后来策划了教堂的“自愿”解散，并于1946年3月与国家控制的俄罗斯东正教堂“合并”。希腊天主教主牧师哈夫日伊尔·科斯特尔尼克[19]刚开始时对这种合并表示支持，但后来当教会人员受到压制时，他的幻想破灭了。他于1948年被暗杀，而刺杀他的杀手也被从附近的汽车里射出的子弹击毙。
苏联对此次暗杀的策划组织并没有文件记录。[20]但是赫鲁晓夫在1947年10月杀害特奥多尔·罗姆查[21]主教中发挥的作用是有文件记载的，罗姆查抵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乌克兰外喀尔巴阡山脉地区实施胁迫政策。在参加完一个村庄新落成教堂的祭祀仪式后回去的路上，罗姆查乘坐的马车受到了一辆军用卡车的严重撞击，卡车的后面紧跟着一辆小汽车。坐在汽车里的人用铁棍猛击罗姆查。在送到医院后（一辆路过的邮局卡车使袭击者因害怕而逃走），这位主教继续受到了摆布，一位在医院工作的希腊天主教修女目击有人在治疗过程中向罗姆查注射了致命的毒药。赫鲁晓夫向斯大林请示同意这起暗杀，在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时又请求帮助。在离开该地区前，乌克兰警察头目萨夫琴科和毒物学专家麦罗诺夫斯基[22]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接见，赫鲁晓夫给他们下达了具体的指令，并祝他们取得成功。两天后，在得到赫鲁晓夫的最后批准后，麦罗诺夫斯基就给当地一个对罗姆查注射致命毒剂的“护士”注射了毒剂，把她也送上了西天。[23]
对此，赫鲁晓夫当然不会承认。事实上，他在回忆录中对他在西乌克兰地区血洗行动的作用基本上就没有提及。[24]不管他是否有负罪感，反正他对自己在镇压民族主义分子的反抗中所起的作用没有丝毫的内疚。他不能没有乌克兰的苏联，或是没有西乌克兰地区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游击队起初依靠德国的保护者，后来又投靠西方情报机构。[25]最让赫鲁晓夫感到不能容忍的是，游击队将尼娜·彼得罗夫娜的叔叔安顿（Anton）和他的女儿折磨至死，并暗杀了赫鲁晓夫的好朋友瓦图京将军。[26]更不用说对赫鲁晓夫本人生命的企图了，1945年5月对他的暗杀阴谋差点得逞。如果赫鲁晓夫有一点负罪感的话，那么也与内战的残酷性没有太大的关系，更多的反而是他觉得没有尽可能快地赢得这场斗争。
1944年9月，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对基辅的共产党员进行了严惩，因为他们在西乌克兰地区恢复秩序与对老百姓灌输思想的努力中“严重失职”。[27]到了1949年当苏多帕拉托夫在利沃夫调查乌克兰作家雅罗斯拉夫·加兰[28]被刺杀事件时，加兰曾攻击梵蒂冈与希腊天主教教堂官员与德国串通一气，他看到“赫鲁晓夫心情很糟，担心斯大林会因为他在扑灭乌克兰武装民族主义分子抵抗行动中的无能而发火”。由于决心铲除游击队，赫鲁晓夫随时准备动用所有他可以使用的手段。
到了1946年，让赫鲁晓夫觉得如鲠在喉的就不只是西乌克兰地区的民族主义分子了。苏联在国外面临的困难及其在国外遇到的经济与政治危险也是他的一块心病。1945年夏天，斯大林希望控制东欧，对西欧发挥影响，并将苏联的影响力拓展至中东与亚洲，在达成所有这些目的的同时还要与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1946年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温，华盛顿1947年根据马歇尔计划向东欧国家提供的援助显然威胁着莫斯科对该地区的控制。冷战的开始意味着苏联不得不依赖自身的资源，但是苏联的资源能保证自身的需要吗？各省都出现了饥荒，同时在波罗的海与西乌克兰地区的武装抵抗仍在继续。很多苏联公民没有作更多牺牲的准备，他们仍然希望由警察来控制国家的秩序。
斯大林的做法是发起一次新的镇压，对挑选出的那些难以驾驭的知识分子进行恶毒的攻击。由安德烈·日丹诺夫领导的这场诽谤与打击运动驱逐了像安娜·阿赫玛托娃[29]和米哈伊尔·朱什琴科[30]这样的作家，不久又第一次扩展到了戏剧、音乐、历史与哲学领域，后来连生物与语言学界都未能幸免。与此同时，斯大林的身体与精神状况正在不断恶化。朱可夫1945年3月看到斯大林时大吃一惊。“从他的气色、谈吐与行动方面来看，你可以判断得出他特别疲惫。经过四年战争后，他已经被完全拖垮了。他工作太拼命，整个战争期间，他睡得太少了。……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从他的健康状况与过度敏感的神经系统上反映出来。”
1945年秋天，65岁的斯大林在黑海边度了一次长假。根据他女儿的说法，他“病倒了，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感觉身体不舒服”。1946年夏天，他乘车去南方旅行，不时在城镇里停下来，“亲自察看人们的生活状况。他看到的只是由于战争破坏所带来的一片凄凉的景象”。斯维特兰娜1947年8月去竖奇（Sochi）看望她的父亲达三个星期，她发现“他更加苍老了”。“他想得到和平与安宁。不过他并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晚上他观看像“伏尔加—伏尔加”那样欢快的战前音乐喜剧，然后他就开始吃东西、喝酒，直到深夜。
米洛万·吉拉斯1948年初在斯大林的莫斯科近郊别墅里呆过一个晚上，他吃惊地看到“他已经露出了老态龙钟的明显迹象”。虽然斯大林每次吃东西时都显得兴高采烈，但他“此时已经显露出暴饮暴食的倾向，他好像担心餐桌上的食物不够他吃似的。……简直难以理解他何以在二三年的时间里就变成了这样”。在吉拉斯的印象里，斯大林是“活跃的，思维敏捷，他的幽默感让人印象深刻”，而现在“他会因为愚蠢而空洞的笑话而发笑”，有一次听到一张唱片里“一位歌唱家在狗吠声中拖着花腔女高音哀号”时，他爆发出“夸张、不适宜的大笑”。
斯大林仍然是“顽固而刻薄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见，都会引起他的疑心”，吉拉斯补充说，因此他的同事们“对他都极尽讨好奉承之能事，避免在他发表意见前流露出自己的观点，然后再忙不迭地对他的只言片语表示赞同”。斯大林健康状况的恶化也有积极的一面，就是减少了他在日常行政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使得他的属下们可以偶尔不用理会他无端的指令。但是当事情出现差错时，他的报复心比以往更强了，想找到替罪羊的心理更加坚决。
让赫鲁晓夫感到倒霉的是，乌克兰总是不断地出现问题。他在1946年承认：“在中央委员会与省委员会里，准备、挑选与任命领导干部的工作都是以令人不太满意的方式进行的。……”但是他的这种陈述同样也令人难以满意。乌克兰共产党因为没有认识到“思想工作的重要性”而受到了责难，允许报纸、杂志和书籍中包含有“复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错误、歪曲与企图”。
知识分子的状况也不好，他们时刻受到无处不在的警察告密者的窥视，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相互埋怨，而且也诋毁斯大林本人。在战争期间，赫鲁晓夫利用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号召知识界，但是在日丹诺夫领导的镇压行动开始后，他就对任何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东西进行攻击，包括书籍以及他以前曾支持过的作家。1946年夏天，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批评了乌克兰作家联盟及其主席马克西姆·雷日斯基，因为其容忍“与苏联文学背道而驰的倾向”。几天后，雷日斯基就受到了攻击，因为中央委员会觉得他“有犯思想错误的苗头”。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要想阻拦对像马克西姆·雷日斯基这样应该受到褒奖的作家的批评实在太困难了。……”他能保护他的老朋友的唯一办法就是担当起对他攻击的任务，当然他保护的也有他自己。[31]
与此同时，乌克兰的经济状况正在不断恶化。1945年的秋天太干旱，接着冬天又太冷。在经过又一个干燥的春天后，一场大规模的旱灾降临了该地区。赫鲁晓夫回忆说：“恶劣的气候条件，加上我们农业机械化水平的落后，使得歉收不可避免。我们缺乏拖拉机、马匹与耕牛。……男人们正陆续从战场回来准备耕作，但他们都难以再适应自己走出去的地方了。由于长时间在外，一些人已经不再是称职的农庄劳动力了，其他一些人干脆一开始就没有成为农业上的好把式。”
所有这些都是实际情况，但是国家规定的严厉配额制度迫使农户们将他们收获的大部分都上缴给国库，尽管当时的农业产量比1944年、1945年还低。国家不是降低强制上缴配额，事实上还在1946年7月提高了上缴配额，其中部分是供应给东欧的共产主义盟国的。“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先上缴国家，然后才是保障自己。”赫鲁晓夫后来评论说。乌克兰的农产品上缴配额“是武断决定的结果，尽管在媒体上用科学数据给以表面的支撑。配额的计算不是根据我们实际上能生产多少，而是根据国家能从我们身上榨取多少。配额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敲诈勒索。我预料到今年会有灾荒的威胁，真的不敢想象今年会怎么度过。”
配额制度的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一开始将配额定得过高，赫鲁晓夫也是有部分责任的。[32]就像在战争期间的基辅与哈尔科夫一样，他让斯大林对他的期望过高，等到他想挽救局势时已经为时太晚了。斯大林管家的说法是：“一些后来爬到很高位置的党的领导人1946年到南方来见他，报告乌克兰的农业状况。他们带来的西瓜大得甚至你都合抱不过来。他们带来了水果、蔬菜，还有金灿灿的麦穗，他们的目的就是显示乌克兰是多么的富有。但就在同时，一位领导人的司机——这位领导人的名字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告诉仆人乌克兰正在闹饥荒，在农村什么吃的都没有，农妇们耕地用的是奶牛。”[33]
赫鲁晓夫想补偿他的罪过，集体农庄的农户们写来的“催人泪下”的信件增强了他的这种决心。“好啊，赫鲁晓夫同志，”一位集体农庄主席写道：“我们已经将我们的配额上缴给了国家，我们把一切都交出去了，自己什么也没留下。我们确信党和国家是不会忘记我们的，会给我们帮助的。”赫鲁晓夫对此评论道：“显然他认为农民的命运决定在我的手中。毕竟我是乌克兰人民委员会议的主席与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他认为因为我是乌克兰共和国的元首，我是不会忘记农民们的。”但是不管赫鲁晓夫如何想提供帮助，但“一旦谷物缴到了国家供应站，我就无能为力了。我就再没有处置它们的权力了。我自己也曾向他们恳求过给我们留下所需的谷物”。
即使是在这种痛苦的回忆中，赫鲁晓夫也能轻快地说出他的一大堆头衔。不过此时他是在保护他的人民，反对政府的做法。在一次到他过去所在的彼得罗夫—马林斯基地区的视察中，他惊讶地了解到强制上缴配额后，农户们已经一无所剩，就连所留的种子国家也要求他们上缴。“我们不是吉普赛人，”该地区党委书记记得赫鲁晓夫看到这种情况后说道：“我们还得耕种。”
“不久，我就收到了关于饿死人的信件与官员报告，”赫鲁晓夫后来写道：“当时开始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我收到一份报告说在基辅外围的一个叫瓦西洛夫的城镇边的一座小桥下，发现了一个人的头盖骨和脚掌。很显然，尸体已经被吃掉了。”
敖德萨党委书记阿历克赛·I.基日钦科[34]曾对农户们如何过冬进行过视察。他向赫鲁晓夫描述了如下的情景：“那个妇女将她自己孩子的尸体放在桌子上，正在大卸八块。她一边剁着，嘴里一边唠叨，‘我们已经吃掉了马奈琴卡（玛丽娅的昵称）。现在我们要把瓦奈琴卡（伊凡的昵称）腌起来。这可以让我们吃上一段时间。’”赫鲁晓夫说：“每当我说起这件事，我的思绪就回到了那段时期。我脑海里生动地浮现出当时的可怕情景。但是我却无能为力。”
根据他的战时经验，这种新出现的不必要的苦难（“必要的”苦难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此他早已习惯）促使他采取了新的冒险行动。后来赫鲁晓夫坚持说他实事求是地告诉过斯大林当时的情况：“过去我曾数次成功地突破过官僚主义的阻碍。……有时，如果我能呈送上经过精心挑选的材料，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事实本身会说明一切的，斯大林也会支持我的。”但是这次情况并非如此。在打电话向斯大林汇报乌克兰的饥荒情况后，“我放下话筒想，反正就是这样了。斯大林什么也没有说。我能听到的就是他急促的呼吸声”。还有一次，斯大林咆哮起来：“‘你就是耳根子太软。他们是在欺骗你。他们就是利用了你的多愁善感，否则他们也不会向你报告这些情况。他们是想逼迫你将所有的家底都交给他们。’他好像认为我是向当地的乌克兰势力屈服，好像我成了一个不值得信任的民族主义者。”
档案馆里的文件证实了赫鲁晓夫的勇气。在1946年10月15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他要求减少谷物上缴的配额。在12月1日，他描述“乌克兰的形势已经相当严峻”，12月17日，他请求紧急援助。不过赫鲁晓夫也采取了一种策略以减少他冒险的成分。他建议发放供应卡，以保证农村人口有最低的食物保障，但不是向斯大林本人。“所有的正式文件都要呈送到斯大林那里，”赫鲁晓夫解释说：“但是对于大多数文件，斯大林从来都不看一眼，就像他从来不在很多的政府法令上签字一样。”斯大林好像也没有看到赫鲁晓夫的建议，但是“得益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我的请求得以直接送达索奇”。
不管是否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在暗中捣鬼，让赫鲁晓夫感到困惑的是：“斯大林给我发来了最粗鲁、最侮辱人的电报。我是一个可疑分子，他说：我正在起草备忘录，以证明乌克兰无力自保，我请求发放大量的供应卡，以便让人民有口饭吃。我简直不能形容这封电报对我的打击有多大。我清楚地看到了整个悲剧，这种悲剧不只是困扰着我个人，而是笼罩在整个乌克兰人民的头上。饥荒现在是不可避免的了，斯大林的回应打碎了我们避免饥荒的最后希望。”
赫鲁晓夫又一次来到莫斯科，准备接受主子的训斥。“我做好了准备，准备任何情况的发生，”他回忆说：“甚至被当成人民的敌人。一切都发生在顷刻之间，你能做的只是闭着眼睛，门打开了，你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卢比安卡（Lubyanka）。”虽然对供应卡的建议持反对意见，但斯大林最后还是给了乌克兰有限的援助，包括食品、种子及资金，以组织免费的食堂。但是这位独裁者对其高级顾问们关于农业问题建议的气愤使他罕见地于1947年2月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
“谁应该做总结报告？”赫鲁晓夫记得斯大林问道：“马林科夫？他分管农业事务，但他能做出什么样的报告呢？他对农业问题基本上是一窍不通，他甚至不懂得农业技术。”[35]斯大林的下一个候选人是赫鲁晓夫，但是“我对他的这个指示感到十分吃惊”，他坚持说。“我可以在乌克兰做这样的报告，”他告诉斯大林：“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在乌克兰呆了几年了。但是我对俄联盟内的农业问题却是一无所知，我对西伯利亚连起码的了解都没有。我也从来没有到过中亚地区。我从来没有见过棉花，不知道棉花是如何生长的。”
斯大林仍然坚持他的意见，但赫鲁晓夫也没有让步：“不，斯大林同志，我请求您免除我的这项工作。我不想误导中央委员会，我也不想因为对我不知道的领域作报告而处于尴尬的境地。”
那时，赫鲁晓夫已经形成了他惯有的工作风格。尽管他以前的自卑感也许的确存在，或者至少部分如此，但他现在差不多完全是在推脱责任。即使他从来没有到过中亚，但他在准备报告时也可以得到帮助。但是这种作报告的安排实际上是一种陷阱，是一种迫使他不是公开其与斯大林的分歧就是一劳永逸地埋藏自己的方法。
让赫鲁晓夫感到幸运的是，斯大林对他开了恩，指定了另外一名报告人。但是当斯大林询问他对安德烈·安德烈耶夫报告的看法时，赫鲁晓夫还是忍不住提出了批评。“一开始你自己拒绝作报告，”斯大林对他反戈一击：“现在你又对报告说东道西。”
赫鲁晓夫是在保护自己，因为安德烈耶夫曾批评过他主管乌克兰农业的工作。他现在很可能也想捉弄一下这个傻瓜。他声称自己主要办了两件棘手的事情：一是需要在向国家上缴谷物前预留来年耕种的种子，二是根据严格强制的配额播种春小麦可能会带来危险。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他对斯大林提出的挑战是有道理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乌克兰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1947年3月，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决定“加强党和国家的工作”，将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职务分离，赫鲁晓夫本人就身兼党和政府两个重要职位。会议决定推选卡冈诺维奇为党委书记，而赫鲁晓夫任基辅省主席与党委书记。
赫鲁晓夫对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发言与别人没有什么两样，语气也比较柔和。他没有在讲话中穿插很多笑话与格言以及对别的发言者的讥讽，而是进行了“自我批评”，承认“党和政府在领导农业的工作中犯有巨大的错误，这些错误在乌克兰是显而易见的”。在此之前，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共和国内的身影几乎是无处不在的。从5月份开始，他的名字就从媒体上消失了。很多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受害者都经历了这一过程：先是声名狼藉，继而被投入监狱，继而遭到逮捕，终而销声匿迹。
赫鲁晓夫后来说他那段时间病了，不过他的疾病好像是政治病。事实上，他得了感冒，后来转成了肺炎。拉达·阿朱别伊记得她父亲“几乎处于死亡的边缘。如果不是卡冈诺维奇的话，他也许逃不过这一劫”。卡冈诺维奇从莫斯科找来了一位医生，给赫鲁晓夫用了盘尼西林，当时卡冈诺维奇做出这一举动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斯大林对西方的抗菌素持怀疑态度。不过盘尼西林也没有让赫鲁晓夫马上好起来。赫鲁晓夫的儿子记得两位医学教授从他父亲的卧室里出来后“为难地摇摇头”。谢尔盖仍然记得“父亲躺在床上，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他的呼吸发出尖锐的哨声，他的样子真让人无法置信”。
赫鲁晓夫康复后，医生坚持让他到海边休息。起初他穿着大衣坐在拉脱维亚的海滩上，他的孩子们在冰凉的海水里嬉戏。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到附近的湖里去打野鸭。他于8月中旬飞往加里宁格勒，观看德国科学家是如何从褐煤里制造出纤维的。一入秋，他又及时赶回了基辅，赶上了新学年的开学。
这是赫鲁晓夫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度假”。他没有在1947年前长时期的压力下被拖垮，这真是个奇迹。即使他病倒了，但这好像也是部分出于心理原因。对于他来说，政治上销声匿迹的前景是难以承受的。当斯大林第一次让卡冈诺维奇提供“帮助”时，赫鲁晓夫后来说，他对这种变化很欢迎，卡冈诺维奇一来，“所有的人都跑到他那里，带着他的指令回去”[36]。拉达也没有“在家里看出他的举止有什么变化。我们与卡冈诺维奇都很熟悉。……当他来基辅时，我们仍然住在第聂伯河边的一号别墅里，他的别墅是二号，与我家正对着。我们与他的孩子们很要好，经常一起去看电影。卡冈诺维奇一家经常到我家来看望我们，我们也经常到他家去。他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经常一起散步很长时间，一起开车去上班。因此，至少从家庭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并没有让人觉得是一场悲剧。”[37]
赫鲁晓夫太孤傲了，不可能将他心里的郁闷表露出来。此外，他也感觉到了威胁，特别是当卡冈诺维奇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作为针对他的主要目标时。卡冈诺维奇不仅加紧了针对民族主义“分离分子”的运动（显得好像赫鲁晓夫以前工作得不得力），而且对以前与赫鲁晓夫有联系的人进行打击。“自己是个犹太人，但卡冈诺维奇却反对犹太人！”赫鲁晓夫讥讽地说，特别是“反对那些正好与我关系不错的犹太人”。卡冈诺维奇也没有放过雷日斯基与多夫仁科。[38]
卡冈诺维奇将乌克兰工业与农业开工不足的状况归结为“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的表现。他开始准备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定于1947—1948年冬举行，主题是“向乌克兰共产党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民族主义作斗争”。当斗争的风云积聚时，赫鲁晓夫仍在医治他的伤痛，在他女儿拉达的陪同下对彼得罗夫—马林斯基进行了一次怀旧式的视察，目的是让他女儿，或者是该地区的党委书记格鲁赫夫看看“他在该地区优秀的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但是不久之后，赫鲁晓夫就开始挖他以前的指导者的墙脚了。赫鲁晓夫宣称卡冈诺维奇“不遗余力地对所有的人进行政治迫害”，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与斯大林“有联系”。
“一天，斯大林打电话给我，”赫鲁晓夫回忆说：“说，‘为什么卡冈诺维奇送上来的这些备忘录上没有你的签名？’”
“斯大林同志，这些备忘录不是政府的事务，而是党的事务。因此，不需要我的签名。”赫鲁晓夫的言下之意是他被降职是个错误，需要得到更正。不过斯大林显然早就知道了这一点。
“不是这样的，”他说：“我告诉过卡冈诺维奇，我不会再接收他的任何备忘录，除非得到你的签名。”
卡冈诺维奇在基辅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你想让我去与乌克兰人民争吵？你是不会得逞的，”斯大林1947年12月警告他说。[39]赫鲁晓夫记得：“卡冈诺维奇呈送给斯大林的批评其他官员的材料不久就消失了，因为他知道他是不可能让我在上面签字的。这件事本身肯定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迹象，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这说明斯大林对我的信任已经恢复。我将他的电话看成一个信号，说明我作为政治局成员又回到了政治生活的中心。我的士气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当卡冈诺维奇被召回莫斯科时，赫鲁晓夫的士气更加高涨了，12月26日，乌克兰中央委员会重新任命赫鲁晓夫为党委书记（同时任命对赫鲁晓夫唯命是从的科罗特钦科为乌克兰政府主席）。特别是在1957年卡冈诺维奇试图推翻赫鲁晓夫但没有成功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和他的党羽们将卡冈诺维奇1947年在基辅的所作所为加以臭名昭著的描述。[40]不过，如果卡冈诺维奇算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话，那么赫鲁晓夫也算是一个，他官复乌克兰党委书记一职就能证明这一点。实际上，赫鲁晓夫还有理由要对1947年的卡冈诺维奇表示感谢，他不仅在赫鲁晓夫生病期间帮助了他，而且他过火的做法使得赫鲁晓夫的形象相比较而言显得好了起来。作为犹太人，卡冈诺维奇不可能永久取代赫鲁晓夫，成为乌克兰的领导人。即使斯大林真的想弃用赫鲁晓夫，那他也会选派其他人到乌克兰去。尽管他对赫鲁晓夫很生气，但斯大林还是想帮他的。
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最后两年是他最惬意的时光。虽然西部零零星星的战斗仍在继续，但1947年的收成超过了计划目标，这一趋势在1948年得以继续。到1949年中期，集体化已经合并了农民60%的财产。出于追求其“消除城乡差别”的理想，赫鲁晓夫开始将集体农庄合并成农业城市，里面有完善的市政服务与其他福利设施。与他以往急于求成的做法一样，他夸口“要在不远的将来改变所有的村庄”。事实上，在离开基辅前，他只在切尔卡西（Cherkassy）地区创建了农业城市的样板点，但是他却将此于1949年10月献给斯大林，作为他70岁生日的礼物。
1947年赫鲁晓夫消失的发言活力又回来了。在1949年1月第十六届乌克兰党代会上，他受到了长时间的起立鼓掌欢迎与“赫鲁晓夫同志光荣”的欢呼。他于1948年、1949年写给斯大林的信件达数百封，其中很多是关于像乌克兰是否应该接待一个波兰农民代表团之类的小事情。1948年，他和其他的乌克兰领导人每人都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30周年庆典上获得了一枚列宁勋章。在1949年10月苏联占领西乌克兰10周年纪念期间，乌克兰的各大主要报纸都将一幅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站在列宁画像前面的巨幅照片放在头版。虽然那位艺术家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却描绘出了苏联领导人交替的顺序。
1949年夏天，赫鲁晓夫一家人到雅尔塔附近的利瓦迪亚宏伟的沙皇宫殿里度假，4年前，斯大林曾在这里会晤过罗斯福和丘吉尔。赫鲁晓夫一家住在一座高大的配楼里，而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和她的第二任丈夫尤里·日丹诺夫[41]占据着主楼。根据阿历克赛·阿朱别伊的说法，他们两家之间没有什么联系：“高官家庭的度假都是不太声张的。绝对舒适，不过却十分孤单，海滩不对公众开放，高高的围墙不时有带着警犬的卫兵巡逻，总之让人感觉特别枯燥。甚至到雅尔塔去一趟，听听音乐会，吃顿饭，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到了这里，年轻人也跟老年人一样，只能是休息。”
不管枯燥与否，能得到这样的邀请说明你得到了斯大林的器重。难怪赫鲁晓夫在回忆这段时光时充满了志得意满的神情：“我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年是1949年……这也是我最惬意的一年。我们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功在全国人民眼里提高了乌克兰的地位与我们乌克兰领导人的威望。我回顾这段时光总是充满了自豪感。斯大林不止一次地指示我就乌克兰饲养家禽之类的农业问题作报告，根据他的指示，我的报告被刊登在《真理报》上，供其他地方效仿。不过，将功劳归到我个人的名下是远远不够的。我自己就是俄罗斯人，我不想贬低俄罗斯人，但是我必须将我们的功劳归结于乌克兰人民。”
如果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很顺利，那么我们不能说乌克兰的情况也同样如此。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48年2月通过了一项法令，法令的内容是“将那些恶毒破坏农业生产活动、过着反社会主义的腐朽寄生生活方式的人驱逐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项法令允许集体农庄开会驱逐那些工作不努力的人。赫鲁晓夫在写给斯大林的一封长信中建议通过这项法令，他在这项法令中还加入了沙皇时期的一项类似的法律。可以想象，在这项法令的实施过程中，有很多做法是苏联的执行者也认为是过分的：在被驱逐的人群里有重病或身体虚弱、不能劳动的老人，有伤残的战争老兵，有时为了惩罚一个所谓的“寄生虫”，会将一家人都驱逐出去，还有那些自谋生计的人。赫鲁晓夫在写给斯大林的另一封长信中谴责了这一做法，不过为了取悦他的主子，他向斯大林描述了他曾参加过的农民们相互攻击的集体农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农民们“使用的言辞足以让土耳其苏丹汗颜”。赫鲁晓夫甚至建议在其他的苏维埃共和国也推行相似的法令，并保证“普遍实施这一法令会加强整顿劳动纪律，从而保证及时完成农业任务，取得农产品的大丰收，增加牲畜的产量，更快地提高整个集体农庄经济增长的速度”。
在1948年2月至1950年6月间，根据报告，有11991名“寄生虫”被驱逐出乌克兰，同时还有数以千计的人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1948年与1949年间其他的斯大林式的过度做法则与赫鲁晓夫的个人倡议没有太大的关联。这些过度做法包括继续打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斯大林发起了针对“世界大同主义”的新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犹太人和西方化的知识分子是主要的打击对象；还有这位独裁者对李森科的支持，李森科1948年对基因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屠杀在乌克兰也得以残酷实施。赫鲁晓夫对所有这些甚至还有更多事情的忠实支持所换来的是其爬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他被提升进入莫斯科的斯大林核心集团。
[1]鲍里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ЛеонидовичПастернак，1890年1月29日——1960年5月30日），苏联诗人、作家、翻译家。1913年开始从事写作。1958年凭借小说《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
[2]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АндрейДмитриевичСахаров，1921年5月21日——1989年12月14日），苏联原子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1960年以后是苏联人权运动领导人。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0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高尔基城。1986年返回莫斯科。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同年12月14日因突发心脏病在莫斯科逝世。
[3]参照VelikomuStalinu：Narodnipisnitadumy（Kiev：1949）,第325页。另外还有一首《赫鲁晓夫之歌》（由T.Masenka作词，P.Batiuk作曲），其中有这样的歌词：
与人民并肩战斗，勇往直前，
领导我们走向幸福。
让我们的朋友赫鲁晓夫同志得到荣光吧，
让我们的人民为他唱支赞歌吧。
[4]读者会回忆起马克西姆·雷日斯基，他是新古典主义派诗人，于30年代初被囚禁，赫鲁晓夫在1938年和他成为朋友。雷日斯基称颂1942年的赫鲁晓夫“沉着，像火一样的光耀而刚强”，“头发花白，但却充满朝气”，他期盼着胜利的时刻，“我们可以我们如此珍爱的人民的名义握住尼基塔·赫鲁晓夫坚定的双手”。1944年，雷日斯基设想着他与赫鲁晓夫快乐的重逢，赫鲁晓夫“会以他宽厚的微笑欢迎我们”。
[5]这段关于赫鲁晓夫在基辅的家庭生活的描述源于作者对尤莉娅·列昂尼多夫娜·赫鲁晓娃、拉达·阿朱别伊、尼娜·库赫尔丘克以及尤莉·赫鲁晓夫的访谈。作者于1991年6月访问了赫鲁晓夫战前与战后的住所。
[6]根据尤里·赫鲁晓夫的说法，当赫鲁晓夫家在基辅时，他每年去看望一次，后来当他们搬到莫斯科后，他每周去一次。赫鲁晓夫家的另一个人也证实说尤里让尼娜·彼得罗夫娜想起了托尔亚，不过他坚持说尤里只去过基辅一回，当他们搬到莫斯科后，尤里也只是在很少的几个节日里才去赫鲁晓夫家。尤里也说过，赫鲁晓夫家人曾在他母亲生病时资助过她，但并没有去看望她。
[7]小卢埃林·E·“汤米”·汤普森（LlewellynE."Tommy"ThompsonJr.，1904年8月24日——1972年2月6日），美国外交官。1941年任驻苏联大使馆二秘。1952—1957年任驻奥地利大使。1957—1962年、1967—1969年任驻苏联大使。1972年逝世。
[8]瓦西里·费奥多洛维奇·斯塔尔钦科（ВасилийФёдоровичСтарченко，1904年3月20日——1948年7月17日），苏联农业化学家。1928年加入联共（布）。1937—194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任基辅工人代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194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38—1946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9—1948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40—1948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1941—1948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46—1948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年逝世。
[9]米洛万·吉拉斯（МилованЂилас，1911年6月4日——1995年4月20日），1933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同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37年当选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1940年当选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1年南斯拉夫沦陷后同铁托等人一道组织地下游击队。1945年3—4月任南斯拉夫民主联邦临时政府黑山部长。1946—1953年任南斯拉夫不管部长。1953—1954年任南斯拉夫副总理兼国民议会主席。1954年因激烈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一党制被解除一切职务，同年退党。1956年11月因支持匈牙利革命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57年出版代表作《新阶级》，并因此延长7年刑期。1961年获释。1962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66年获大赦出狱。
[10]斯捷潘·安德烈耶维奇·班德拉（СтепанАндреевичБандера，1909年1月1日——1959年10月15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1929年加入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1931年成为该组织领导人。1934年企图暗杀波兰内务部长，后事泄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1939年波兰沦陷后获释。1941年6月同纳粹合作，在利沃夫建立傀儡政权“乌克兰国”。1941年7月因同纳粹德国意见不合被捕，被软禁在柏林。1944年获释，随即在乌克兰领导了一支反苏游击队。二战后定居西德。1959年被克格勃特工暗杀。
[11]乌克兰天主教堂首建于1596年，当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当时是波兰—拉脱维亚共同体的一部分）的东正教主教们承认罗马天主教皇的最高权力，作为回报，教皇保证乌克兰天主教堂维持他们的拜占庭—斯拉夫习俗、斯拉夫人语言以及东正教会法规，该法规容许教会人士可以结婚生子。在那些1654年与俄罗斯联合的乌克兰地区，沙皇当局将乌克兰天主教堂的地位置于俄罗斯东正教堂之下。但是在奥地利占领的加利西亚，希腊天主教堂的势力却变得更加强大，到20世纪初，已经成为乌克兰独立思想的主要捍卫力量。
[12]在乌克兰起义军司令P.苏哈耶维奇于1950年3月5日被打死后，有组织的反抗大体上就停止了，但零星的骚乱事件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
罗曼·约西福维奇·苏哈耶维奇（Рома́нИо́сифовичШухе́вич，1907年6月30日——1950年3月5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出身于西乌克兰一个法官家庭。早年参加了乌克兰国家童军组织（Пласт—Национа́льнаяска́утскаяорганиза́цияУкраи́ны）。1925年加入乌克兰军事组织（Украи́нскаявойсковаяорганиза́ция）。1928—1929年期间服役于波兰军队。1931—1934年期间多次实施对波兰警政人员的暗杀行动。1934年被捕。1935年被判处4年监禁。1938年获大赦，随即流亡德国。同年年底参与创立了极右翼准军事组织“喀尔巴阡山脉”（Карпатскаясечь），并于次年率部攻占了喀尔巴阡乌克兰。1939年加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Организацияукраинских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1940年参加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班德拉运动）（Организацияукраинских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бандеровскоедвижение)）。1941年起与纳粹德国合作，针对犹太人进行屠杀。1943年与纳粹德国决裂，并一手制造了沃伦大屠杀。1944年发起成立“乌克兰起义军”，进行反苏活动，1947年被迫解散。1948年企图与苏联谈判停火，但被拒绝。1950年被国家安全部特工击毙。
[13]弗拉基米尔·诺莫夫声称他曾在档案里看到过一份1953年的文件，文件是由赫鲁晓夫签署的，上面的受害者数字为60万人。作者1998年3月对弗拉基米尔·诺莫夫进行了访谈。根据IuriiShapoval的说法，在1939—1955年间，有超过200万的西乌克兰人被流放，相当于当地人口总数的大约20%。20世纪80年代克格勃的一份报告列举了苏联西部省份被流放人口的数据，报告说1947年乌克兰被流放人数为77751名，1951年为8984名。
[14]这最后两起事件是内务部检察官员在1949年2月写给赫鲁晓夫的备忘录中提及的，在此之前还有其他的残忍事件发生。
[15]1945年1月10日地区常委秘书、地区苏维埃主席以及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克格勃办公室头目会议文件。
[16]1945年5月15日利沃夫地区常委秘书与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克格勃头目会议文件。
[17]清剿分队由2.8万人组成，并得到2500个自卫团共2.9万人的支援。在这一时期，每个地区都有驻军，每个村庄都驻扎有多达100人的士兵。
[18]伊奥西夫·伊万诺维奇·斯里皮日（Ио́сифИва́новичСлипы́й，1892年2月17日——1984年9月7日），乌克兰红衣主教。1917年起担任神职人员。1923—1925年任利沃夫《神学》（Богосло́вія）杂志编辑。1925—1929年任利沃夫希腊天主教神学院院长。1929—1935年任利沃夫神学院院长。1935—1939年任利沃夫大都会分会副主教。1939—1945年任大乌克兰主教，在任期间与纳粹德国合作，并协助建立党卫军“加利西亚师”。1945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苦役。1958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7年徒刑。1963年流亡意大利。1984年死于罗马。
[19]加夫里尔·费奥多洛维奇·科斯特尔尼克（Гаврии́лФёдоровичКосте́льник，1886年6月15日——1948年9月20日），乌克兰牧师。出身于奥匈帝国一个希腊天主教家庭。1913年起担任牧师。1941年起被迫与格别乌合作。1948年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刺杀身亡。
[20]苏联当局与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梵蒂冈的代理人”都进行了谴责。但是科斯特尔尼克牧师的遗孀回忆说，她的丈夫对当局表达过不满，并被警告保持沉默，撤走他身边的保卫人员，不久他即遭暗杀。
[21]格奥尔格·特奥多尔·罗姆查（ГеоргийТеодорРомжа，1911年4月14日——1947年11月1日），乌克兰神父。出身于奥匈帝国一个铁路职工家庭。1936年起担任神父。1938年起在外喀尔巴阡任职。1946—1947年任穆卡切沃希腊天主教教区主教。1947年神秘死亡，少数克格勃前成员声称是被毒死的。
[22]格里戈里·莫伊谢耶维奇·麦罗诺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Моисе́евичМайрано́вский，1898—1964），1918年加入崩得。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3年起在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1935年一度被开除出党，后恢复党籍。1937年加入格别乌，领导毒理学实验室。1946—1947年期间参与暗杀乌克兰民族主义者。1951年因“医生谋杀案”被捕。1953年被判处10年徒刑。1961年12月获释后不久因试图平反再次被捕，1962年初获释。1964年去世。
[23]提供赫鲁晓夫参与此次暗杀事件的是帕维尔·苏多帕拉托夫，他是前苏联秘密警察，曾策划参与过多起在国内外的暗杀行动。他写道，暗杀罗姆查时，他在乌兹格罗德，正调查罗姆查与梵蒂冈的联系。虽然苏多帕拉托夫的证言并非完全可信，但他对赫鲁晓夫策划此事的动机的解释还是很可靠的。赫鲁晓夫“知道罗姆查正在向政府与党的机关渗透，但不知道他是如何操作的。由于担心会显得他不称职，于是赫鲁晓夫就策划了对罗姆查的秘密暗杀”。
[24]在他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提到的该段时期的少数几件事之一就是1944年冬天对罗夫诺市的一次紧急访问。他去那里是与正在解放该地区的苏联军队讨论如何处理民族主义者抵抗的事情，虽然当地的指挥官认为该地区足够安全，他在那里住一夜没有问题，但他还是不敢。沿着过去与波兰的边境往北，他在一个后方供应基地停下来休息，在那里他注意到“有一大帮人在周围转来转去。我暗自寻思他们中有多少人是伪装的匪徒，吃着我们的食物，在我们的火炉前取暖，刺探我们的情况。有人提醒过我，这里有很多匪徒出没”。于是赫鲁晓夫就没有在这里过夜，而是继续赶路，到了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才敢过夜。
[25]Burds在其AGENTURA一书中认为，“苏联档案中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表明，美国与英国的情报机构不仅早在从1943年中期开始就支援乌克兰与波兰针对苏联军队的地下反叛活动，而且斯大林对西方国家提供的这种支援也心存狐疑”。如果想进一步了解西方国家对民族主义活动的支持以及苏联对这种支持的了解情况，请参照Burds的文章《苏联西乌克兰地区的早期冷战》。
[26]尼娜·彼得罗夫娜亲戚的命运，包括她的一个侄女被她所说的波兰匪徒杀害，都是由谢尔盖·赫鲁晓夫提供的。赫鲁晓夫在基辅召开瓦图京纪念大会上的发言好像包含了非同寻常的个人感情。
[27]参见1944年9月27日文件“关于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省份老百姓中政治工作的失职”，该文件被收入罗伯特·麦克尼尔的《苏联共产党决议与决定一书》的第三卷中。虽然没有提及赫鲁晓夫的名字，但作为乌克兰党委书记，他显然难脱其责。
[28]雅罗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加兰（Яросла́в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Гала́н，1902年7月27日——1949年10月24日），苏联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出身于奥匈帝国一个雇员家庭。1924年参加西乌克兰地下民族解放运动，多次被捕。西乌克兰并入苏联后，曾长期在报社和电台工作。1949年加入联共（布），同年10月24日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刺杀身亡。
[29]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АннаАндреевна.Ахматова，1889年6月23日——1966年3月5日），苏联诗人、作家。1911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39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46年被严厉批判后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951年重新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6年逝世。1988年平反。
[30]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朱什琴科（МихаилМихайловичЗощенко，1894年7月28日——1958年7月22日），苏联作家、编剧、翻译家。
[31]赫鲁晓夫这个策略是基辅雷日斯基纪念馆的档案员在接受作者采访时提供的素材。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曾提到，使打击能够有所减轻的最佳办法就是他亲自负责对雷日斯基的攻击。
[32]在整个一年中，乌克兰政治局成员每天都碰头，以监控农业生产情况。秋天赫鲁晓夫命令各省官员加快收获的速度。晚上缴配额产品是一种犯罪行为，很多集体农庄的主席被作为“破坏者”与“肇事者”而被逮捕和审判。
[33]斯大林的管家瓦勒契卡（Valechka）后来向斯大林的女儿说起过这件事。“他们没有感到羞耻，这真是奇迹。”瓦勒契卡悲叹地说，眼泪从她的脸上滴落下来：“欺骗全国人民的领袖！而现在他们却把罪过加到了他的头上。”
[34]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维奇·基日钦科（Алексе́йИлларио́новичКириче́нко，1908年2月25日——1975年12月28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30年加入联共（布）。1941年2—7月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工业委员会书记。卫国战争期间历任西南阵线军事委员会委员、顿河阵线军事委员会委员等。1944—1945年任乌共（布）中央人事部书记。1945—1949年任乌共（布）敖德萨省委第一书记。1946—1949年任乌共（布）敖德萨市委书记。1946—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5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3—1957年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55—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7—196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8—1960年任苏共中央第二书记。1958—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60年1—6月任苏共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62年被迫退休。
[35]“斯大林是当着马林科夫的面说这番话的，”赫鲁晓夫写道：“他说得绝对没错，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既然斯大林知道马林科夫在农业领域方面没有能力，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指派他来负责农业事务呢？这种矛盾的做法让我很感兴趣，我也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不过那时，斯大林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的。”
[36]赫鲁晓夫说，当卡冈诺维奇在农村里巡视，安排救灾工作时，他还在基辅，“就像一个电话调度员似的”，努力“用火车将种子运下去”。
[37]作者对拉达的采访。卡冈诺维奇后来承认，虽然赫鲁晓夫因为被解职而“心情郁闷，也许觉得受到了侮辱”，但“他还是很高兴地欢迎我，说‘我很高兴是你被任命为乌克兰的第一书记’。”
[38]卡冈诺维奇加紧对雷日斯基采取行动可以从他对F.伊奈维奇攻击雷日斯基33页的材料的批示以及伊奈维奇写给他的信中清楚地看出来，伊奈维奇的行动都是按照卡冈诺维奇的指令作出的。
[39]根据前乌克兰共青团主席瓦西里·科斯坦科的说法，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向他叙述过这件事。作者于1993年8月采访过科斯坦科。
[40]1961年，当时的乌克兰党委书记尼古拉·波德戈尔内是这样描述卡冈诺维奇1947年的所作所为的：“卡冈诺维奇让他周围充斥着一帮无组织无纪律的溜须拍马者。他屠杀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干部，对共和国的主要官员进行折磨与恫吓。就像一个悲观主义者一样，卡冈诺维奇喜欢嘲弄知识界里的积极分子与普通成员，轻视他们，动辄对他们以逮捕与监禁相威胁。难怪甚至到现在，很多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仍将卡冈诺维奇在乌克兰的那段时期称为我们共和国历史上的‘黑暗岁月’。……赫鲁晓夫同志依靠他在乌克兰劳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以及他们的支持，尽一切努力挫败了卡冈诺维奇的企图。”（《真理报》1961年10月20日第三版文章。）
[41]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丹诺夫（ЮрийАндреевичЖданов，1919年8月20日——2006年12月19日），苏联科学家，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儿子，斯大林的女婿。1941—1945年期间任教于红军总政治局。1947—1950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科学部部长。1950—1952年任苏共中央科学和高等学校部部长。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自然技术科学部部长兼高等学部部长。1953年起在罗斯托夫国立大学任教。1957—1988年任罗斯托夫国立大学校长。1988年被迫辞职。2006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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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战争中的赫鲁晓夫：1941—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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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战争中的赫鲁晓夫：1941—1944
纳粹进攻苏联的前两天，当时赫鲁晓夫就在莫斯科。他一直在那里“无所事事”，他回忆说，但是却得不到斯大林的批准回基辅。他想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他看不出留在斯大林身边有什么意义，只是一次又一次长时间的宴会，“我已经开始厌恶这些宴会了”。
“留下来吧，”斯大林仍是坚持：“为什么这么急着回去呢？再留一段时间。”
最后，斯大林终于发了慈悲，赫鲁晓夫于1941年6月21日，星期六的早上回到了基辅。他从火车站直接来到了办公室，直到晚上才回家。大约一个小时后，估计是晚上十点钟，他又被叫回到了中央委员会，在那里一位情报助理给他看了一份文件，文件说德国人有可能在几天甚至是几小时内发起进攻。几乎就在同时，从西乌克兰的捷尔诺波尔传来消息：根据一个德国叛逃者提供的情报，他们的进攻将在第二天清晨三点开始。赫鲁晓夫一晚上都在办公室里呆着。三点钟刚过，第一缕阳光刚刚从东方的天空升起，他就已经得知德国人的进攻开始了。一个小时后，德国人的飞机开始轰炸基辅机场。
赫鲁晓夫知道苏联还没有做好防御的准备。他的老朋友、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刚刚视察过最西部的军事区，发现各个层次上都存在着严重的漏洞。在1940年12月进行的军事演习中，接替铁木辛哥担任基辅军分区司令的朱可夫领导“蓝军”（装扮成德国军队）对“红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即使赫鲁晓夫不了解大多数的军事秘密，但铁木辛哥与朱可夫肯定向他透露过他们的一些担忧。在1941年4月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赫鲁晓夫指出修筑“防御工事”的工作进展很缓慢，并提出大约需要10万名工人，以便在1941年6月1日前完成工事的修筑。
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仍然对红军取得最后胜利充满信心。6月22日后，苏联人战争准备不足的后果才完全暴露出来。大清洗已经消灭了军官团体，不光是那些元帅与将军，而且所有的军分区司令，90%的军分区参谋长与助理，80%的军、师指挥官以及90%的参谋军官与参谋长都在大清洗中惨遭杀害。与德国人相比，苏联人在某些型号的坦克与飞机方面有着数量上的优势，但全面的国防现代化进行得太迟了，战斗与人员训练都是按照进攻战略来展开的，前线区的部队都集中于脆弱的前线，装甲部队的组织不够有力，对于大规模机动战也没有经验。此外，弹药与物资的战略储备离边境太近。更有甚者，赫鲁晓夫回忆说：“我们极度缺乏步枪与机关枪。……我简直不敢想象我们的准备不足达到了如此之程度。”
斯大林把三番五次的警告都没有放在心上：1941年4月丘吉尔给他发来电报说德国人正在集结军队；5月22日驻德国大使馆发来电报称德国人定于6月15日发起进攻；来自伦敦使馆的消息警告说希特勒的进攻不会迟于“六月中旬”。在战争开始前几小时，斯大林还告诉朱可夫说，冲突“仍然可以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我认为希特勒只是想激我们，他肯定还没有下定战争的决心”。[1]
外界的警告越是不祥，斯大林就越不把它们放在心上。这也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在德国人发起进攻后收到的第一个命令是不许反击的原因。6月22日早上，当时战斗已经打响，他们接到了一道指令，命令苏联飞机不许深入敌方领空超过60—90英里处，在“没有接到特别命令前”，部队不许越过边界。
当天下午，他们收到了斯大林的三号指令，命令部队进行反击，粉碎敌人，挺进敌人控制的领土。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敌人进攻的确切方向与强度”，朱可夫对副总参谋长尼古拉·瓦图京[2]持反对意见，“到明天早上前摸清前线的具体情况，然后再做出必要的决策，那不是更好吗？”
“我想你是对的，”瓦图京回答说：“但是事情已经决定了。”
几个小时后，朱可夫与赫鲁晓夫来到了捷尔诺波尔；朱可夫已经飞到了基辅，从那里两人乘坐一辆汽车，进行了一次危险的长途跋涉，到达了西乌克兰地区。那天早上，斯大林3点25分就醒了。凌晨政治局委员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会议。到晚上，已经有大约1200架苏联飞机被摧毁，德国人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同时纳粹军队已经深入苏联领土。尽管战况如此的糟糕，但苏联人又经过了几天才明白了整个事实：西线的苏军遭到了包围或是被击垮，德国军队掌握了完全的行动自由权。只是在西南前线，赫鲁晓夫在那里担任政委，苏军抵抗了一段时间。但是随着德国军队的坦克以每周125英里的速度向东推进，到7月中旬，基辅已经处于德军的威胁之下。
在他们所谓的“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有2700万苏联人失去了生命，这一数字简直让人难以想象，其中包括士兵和平民。那些幸存下来的人面临着难以想象的恐惧，恐惧不仅来自纳粹入侵者，而且也来自苏联的秘密警察，他们甚至在战争即将爆发时还在大肆逮捕军官，杀害或是流放所有斯大林不信任的人，将原来的苏联战俘关进监狱或是处决，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曾经被德国人俘虏过。
然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对于很多幸存下来的人而言，战争年代是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同时也是最惨烈的岁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于那段岁月的怀旧之情与日俱增。经过如此大规模的清洗“人民的敌人”，他们的国家终于面对着一个真正的敌人。在西乌克兰和其他一些边境地区，普通的苏联人起初将德国军队看成是他们的解放者，表示欢迎，但其他苏联公民都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斯大林将共产主义的理念放到一边，以民族主义，甚至是宗教的名义将俄罗斯人召集起来。人们敢于更为自由地发表言论，希望在战后能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在1956年的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讽刺斯大林是在“一个地球仪”上计划复杂的战争行动。事实上，斯大林是位天才的大战略家，也是动员国家进行全面战争的高手，但是在计划与管理大规模的战役行动方面，他并不擅长，而且完全无视军事战术。他决心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取得战争的胜利，完全不计损失，因此他实施战争的方式使苏联方面遭受了最大程度的损失。不过经过战争的他比以往更加强大：成为胜利的设计师、国家的象征、半个欧洲的占领者。
这场战争改变了赫鲁晓夫。从6月22日开始，他就一直置身于战争最激烈的地方，跟随红军从基辅撤退到斯大林格勒，后来又回到了他的乌克兰党委书记的岗位上。数以千计的人在他的眼前死去，从在计划不周的战斗中牺牲的普通士兵到在他面前自杀的将军，这些将军们唯一感到有愧的就是未能保卫好他们的国家，实际上是保卫斯大林本人。这就是赫鲁晓夫不仅对不必要的损失感到痛惜，而且努力阻止损失的原因。
赫鲁晓夫在一系列的关键战斗中担任总政治委员（尽管这一称呼在1941年后不再使用）。他所在的军事委员会由前线司令、该地区参谋长以及最高政治军官组成。后者的职权与司令一样，没有他的签署不能发布任何命令。实际上，很多司令想要的只是名义上的平等，他们更希望他们的政委能集中精力于提高士气以及向克里姆林宫游说等工作上，以便获得更多的物资与增援。然而，赫鲁晓夫想拥有在作战问题上的发言权，作为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做到了这一点。
他成了他的军事同事与莫斯科权力部门之间的中间人。斯大林利用他牢牢控制着战区司令，而他们也利用他影响着斯大林。莫斯科不可能为所有的前线作战部队提供足够的人员与装备。战场上的军队也不可能达到莫斯科所期望的战果。当然，赫鲁晓夫最终是可以向斯大林交代的，但是在斯大林面前，他总是替指挥官们说话。这种地方观念（苏联人的称谓）是赫鲁晓夫在基辅的作风特点。不过他周围的那些将军们却有着他们自己独特的看法：有些人甚至敢在他面前嘀咕，说士兵们不应该为实际上不属于他们的土地流血牺牲。赫鲁晓夫对此当然表示反对，但是他对指挥官们对莫斯科严重战略失误的抱怨却不加干涉。
在赫鲁晓夫所有的政治局同事中，只有日丹诺夫和布尔加宁有过类似政治委员的经历，但他们对此并不擅长。[3]其他的成员在莫斯科很活跃，也很重要，但却不是在战场上。马林科夫为斯大林掌管着党的机构，他到前线视察过几次，特别是到斯大林格勒，但是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哥诺夫[4]认为：“由于完全缺乏军事能力，因此他在任何军事领域都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建树。”莫洛托夫是人民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这一机构与最高总指挥部、苏联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以及国防人民委员部一道负责监控整个战争情况。贝利亚和伏罗希洛夫以及后来的卡冈诺维奇与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5]，一位颇具希望的年轻的经济计划者，也是国防委员会的成员，有权力参加最高总指挥部的会议。
赫鲁晓夫很妒嫉他的莫斯科同事，当他们来视察，对前线将士的不忠与渎职指手画脚，命令他和将军们干这干那时，他表现得十分不满。就像斯大林身边的其他人对他们的看法一样，赫鲁晓夫也逐渐看出他们是些无用之辈。“每当我到克里姆林宫去的时候，”前交通人民委员伊凡·科瓦列夫[6]说：“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总是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我过去常常觉得他们很碍事。他们从来不提什么问题，只是坐在那里听着，时不时做点记录。斯大林则忙于发号施令、接听电话、签署文件……那三个人还是继续坐在那里。……”
战争让赫鲁晓夫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他开始抽烟喝酒，在他的回忆录中，战争比几乎其他任何话题都占据了更重的分量，不过他却从来不读其他人在退休后撰写的战争回忆录。但是这场战争也使他的勋章袋子丰满起来。1942年，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建立25周年的纪念仪式上，赫鲁晓夫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颂扬为“抗击敌人的军队里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1943年2月12日，他被任命为中将。直到战争结束，甚至在回到基辅继续担任政府职务后，他还穿着军装。1943年，他被授予苏沃罗夫[7]二级勋章和库图佐夫[8]一级勋章。当时的新闻短片表现了他的志得意满：立正站着，面色严肃地站在等待授勋的人群里，上台时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采。
这些勋章反映了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格勒与库尔斯克保卫战胜利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过在基辅与哈尔科夫使数以十万计的士兵付出无辜生命的灾难中，他也负有一定的责任。虽然在这些胜利与失败中赫鲁晓夫并非主要的决策者，但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有他的一份。沃尔科哥诺夫对他的评价也许有失公允，他说“作为一个军事决策者，赫鲁晓夫绝对是一文不值”，不过一份解密的1930年的文件预言了他在战争期间及其战争结束后的缺点。他担任政治委员时所在的预备役部队的一位高级军官认为赫鲁晓夫的总体表现是“令人满意的”，特别是他的“战术素养”。他“判断形势与作出决策的方法没有系统性（这里加了着重说明）”。
赫鲁晓夫后来宣称：“在战争期间曾经与斯大林争论过数次。尽管他可能会将我骂得狗血喷头，但我还是顽强地努力说服他接受我的观点。有几次，我达到了目的。”这也许是真的。斯大林曾经对两位战时的谈话者抱怨：“我能告诉你们什么呢？不管我说什么，你们都会回答：‘对，斯大林同志。’‘那当然，斯大林同志。’‘您的决策很明智，斯大林同志。’只有朱可夫有时会和我发生争论。”[9]朱可夫与莫洛托夫确实与斯大林发生过争执，为了赢得斯大林的尊重，赫鲁晓夫很可能也会与斯大林产生如此的争论。但是赫鲁晓夫还是用了大量的时间对他的主人阿谀奉承，他给斯大林呈送了大量的报告，其中情况报告与讨好的成分兼而有之，他还尽可能抓住一切能与斯大林当面接触的机会，并因自己以各种方式得到的斯大林的夸奖而沾沾自喜。
除了和妻子与女儿拉达的偶尔团聚外（她们去莫斯科看望很少从前线回来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1941年7月至1943年底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其他家人。[10]然而就在此期间，赫鲁晓夫一家经历了三场灾难，这对他的精神肯定产生了影响。尼娜·彼得罗夫娜努力不让这些事情影响她的丈夫，但是这些事情是掩盖不住的，不是因为他们正式通知了赫鲁晓夫，就是因为不管如何掩饰，赫鲁晓夫也能发现他妻子所承受的压力。家人的遭遇肯定更加动摇了赫鲁晓夫的信念，因为这和他自身的不安全感也是相关联的，特别是他儿子列昂尼德的去世。
赫鲁晓夫一家于1941年7月2日逃离了基辅。在莫斯科逗留了几个星期后，他们去了古比雪夫，一座位于喀山以南伏尔加河边的中等城市，当时苏联的很多政府机构与外交人员都撤离到了这里。赫鲁晓夫的家庭成员包括尼娜·彼得罗夫娜、她的三个年幼的孩子以及她的侄女与侄子，尼娜与瓦西亚（Vasya）。六岁的谢尔盖是躺在担架上撤离的，他拄着拐杖，身上打着特殊的紧身托架，直到1942年底，他才能重新走路。在此之前，他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坐在马车里到处奔波，需要大人的照顾，他们的一位不希望透露姓名的亲戚说，这“将他宠坏了”。赫鲁晓夫的姐姐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IrinaSergeyevna）和她的两个女儿罗娜（Rona）和伊尔玛（Irma）也与尼娜·彼得罗夫娜一起撤离了，此外还有他的母亲辛尼娅。在莫斯科，他们的队伍里又增加了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妻子柳芭和她的两个孩子，一岁半的尤莉娅（她到达古比雪夫时生了痢疾）和托尔亚（Tolya），当时七岁。尼娜·彼得罗夫娜的父母最后在古比雪夫也赶上了他们。1944年在莫斯科，与他们会合的还有赫鲁晓夫第一任妻子的侄子维蒂亚·皮萨雷夫（VityaPisarev）和尼娜·彼得罗夫娜表兄的女儿辛娜·邦达丘克（ZinaBondarchuk）。在战争最困难的时期，需要尼娜·赫鲁晓娃照顾的亲戚不下15人。[11]
在德国人发起进攻前，列昂尼德和柳芭一直居住在莫斯科赫鲁晓夫的公寓里，食物从克里姆林宫的供应点定购，经常光顾影剧院，还雇用了一名保姆。列昂尼德于1939年参军，当时正在莫斯科以外的波多利斯克进行轰炸机驾驶员的训练，他经常邀请他的飞行员朋友在他的公寓里过夜，6月21日，他们就呆在他的公寓里，这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明当时苏联红军的战备状况。当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的丈夫第二天从基辅打来电话说德国飞机正在轰炸基辅时，列昂尼德和他的朋友们才赶紧赶回他们的基地。
古比雪夫是沙漠之中的一块绿洲，要到达那里并非易事。作家伊尔亚·爱伦堡[12]记得从莫斯科到古比雪夫用了五天的时间，他们挤在一节拥挤的郊区火车车厢里，而“外交人员乘坐的则是卧铺车厢，还有另外一节卧铺车厢被共产国际的人占据着”。赫鲁晓夫一家只得在莫斯科车站等了两三个小时，柳芭回忆说，他们乘坐的特别包厢“就像一个铁路上的家”。
随着大量难民的涌入，古比雪夫笼罩着一种幽怨恐怖的气氛，但是小说家瓦西里·格罗斯曼[13]回忆说：“由于国家权力机构与撤离人员豪放不羁的生活混杂在一起，此时的古比雪夫奇怪地活跃着一种难以言状的东西。”作为苏联的临时首都，古比雪夫不仅接纳着政府与新闻机构和外交使节，而且还有作家、歌舞剧团的负责人以及布尔什维克芭蕾舞团。格罗斯曼写道：
数以千计的人都居住在狭窄的小屋和旅馆里，不过他们还要从事正常的活动。人民委员和重要企业的领导者对经济发展进行计划，对他们的下属发布指令，特命全权大使驾驶着豪华轿车，前去参加苏联外交政策缔造者们举行的招待会；乌拉诺娃[14]、莱蒙谢夫[15]和米哈伊洛夫在芭蕾舞和歌剧院内取悦着观众；美联社的亨利·萨皮罗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作家们撰写着广播稿或是为国家和外国报纸撰写文章。但是这些来自莫斯科的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英国大使夫人，克里普斯女士[16]）现在在宾馆饭店里就餐，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使用就餐券，她会将剩下的面包和糖块用报纸包起来，带回房间；国际新闻社的代表们在市场上成群结队的伤员中间穿行，讨论着土制烟草和自制香烟的味道——其他人则是站在那里，排队等着洗澡，不时来回倒换着支撑腿；那些以好客而闻名的作家现在就着一杯家酿的伏特加和一小片黑面包，讨论着世界大事与文学的命运。
与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和谢米扬·布琼尼[17]的亲戚们一样，赫鲁晓夫一家刚开始居住在一处特殊的克里姆林宫东公寓建筑群内，这个建筑群占据了伏尔加河边的整整一个街区。赫鲁晓夫一家得到了一套七居室的公寓。此外还有一个三居室的套间，供柳芭和她的孩子以及赫鲁晓夫的姐姐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和她的孩子们居住。后来尼娜·彼得罗夫娜和她的孩子们与马林科夫一家共同居住在伏尔加军分区疗养院的一栋别墅内。附近是一座巨大的石头建筑，下面有精心设计的地下室与通道，这是为防止莫斯科陷落而为斯大林准备的。当德国人向斯大林格勒挺进时，马林科夫一家就向东逃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但尼娜·彼得罗夫娜拒绝离开，因为她已经精疲力尽，再也难以继续向东撤退了。
在困难与危险的时刻，赫鲁晓夫的家是一块安全的港湾。他们的亲戚都渴望能得到邀请，和他们在一起。如果遭到拒绝，这些亲戚就会报以怨声。尼娜·彼得罗夫娜接纳了她的侄女和侄子，但没有接纳他们的父母，也就是她的兄弟和嫂子。她接受了赫鲁晓夫的姐姐，不过这也是在战争让她走投无路时。根据柳芭的说法，尼娜·彼得罗夫娜瞧不起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伊日娜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她与现在已经是精英阶层的赫鲁晓夫一家显得格格不入，而且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也不喜欢尼娜·彼得罗夫娜。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女儿罗娜·科比亚克（RonaKobiak）补充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几乎从来没有意识到我母亲的存在。我不能原谅他和尼娜·彼得罗夫娜。由于他们对待我母亲的缘故，我的母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18]
苏联文学评论家萨拉·巴比奥尼谢娃（SaraBabyonysheva）曾经在古比雪夫见过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在她的印象里，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是一个中等身材、皮肤黝黑的妇女，很健谈，且满腹牢骚。赫鲁晓夫曾经要求他的这位姐姐为他的女儿上钢琴课，并为此给她每月支付100卢布。“他对生活一无所知。”赫鲁晓夫的姐姐抱怨说。“他甚至不知道这点钱在市场上连面包也买不到。他怎么能知道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呢？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都是直接送到他们的家里，而我们得到的只是些残杯冷炙。……看看她的那张脸，”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说到她的这位兄弟媳妇时露出蔑视的神情：“简直惨不忍睹！再看看她的两条腿，有这么胖。”她双手撑开比划着。
辛尼娅·赫鲁晓娃对尼娜·彼得罗夫娜的态度也同样是否定的。当时，赫鲁晓夫的母亲很多时间都呆在医院里。尽管仍是个令人生畏的女性，但她与柳芭却很合得来，当柳芭和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有了单独的公寓后，她就搬过去与她们住在一起，嘴里唠叨不休的总是他的儿子，但对她称为“傻子”的已故的丈夫则几乎从不提起。尼娜·彼得罗夫娜的侄女尼娜·库赫尔丘克经常去给赫鲁晓夫的母亲送饭，她记得辛尼娅总是痛苦地絮叨：“我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你为什么还要挤到这个窝里来？”
起初，他们需要将年幼的谢尔盖和他的塑料托架来回从四楼搬上搬下。“谢尔盖会用舌头舔舔食物，看看是否喜欢，如果不喜欢，就拒绝吃饭。”他的家人回忆说。他是尼娜·彼得罗夫娜最大的负担，但并非唯一的负担。一天，柳芭带着尤莉娅散步。“尤莉娅想解手，”柳芭回忆说：“由于身上没有带手纸，我就撕下一块《真理报》报纸，给她擦了。当我回到家时，尼娜·彼得罗夫娜发现报纸破了，就对我大发脾气：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你是多么的粗俗和没有教养！我也毫不留情地回击了她。”
在古比雪夫，就像在基辅一样，家庭中最紧张的关系还是围绕着列昂尼德展开的。直到战争开始前，他在学校和工作中的记录总是时好时坏。在完成了七年的学业后，加上在一家工厂组织的夏令营里呆过一段很短的时间，他于1933年开始了钳工的工作，这也是他父亲的挚爱。后来，他学习飞行，不过不是在那些精英人物们的孩子所在的声名显赫的莫斯科学院里，而是在沃罗涅日与萨拉托夫之间巴拉晓夫的民用航空学校里。1937年，他从那里转到了乌里扬诺夫斯克的另一所学校里，此后他就在莫斯科和基辅的航空俱乐部里担任飞行教练。列昂尼德加入了共青团，并成为共青团组织的一名组织者，但是他在巴拉晓夫因为“酗酒和纪律松懈”，后来因为不交纳团费而受到过正式批评。赫鲁晓夫的这个儿子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尽管如此，他还是于1939年7月被任命为第134轰炸机大队的中尉。
列昂尼德1940年5月21日从恩格斯军事航空学院获得的证书证实了他作为飞行员的技能。在战争开始后的一个半月内，他执行了27次飞行任务，大多数时候都没有掩护。1941年7月16日的一份报告推荐授予他一枚红旗勋章，这份报告称他是一个“英勇无畏的飞行员”，在7月6日的一场空中混战中，他驾驶着飞机，就像表演空中芭蕾一样，替换被击落的同志很快回到战斗中。
即使列昂尼德是“一个天才的飞行员”（他的遗孀如此评价），但作为赫鲁晓夫的儿子，他还是得到了一些特殊待遇与称赞。1942年1月9日的一份军事报告形容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优秀飞行员，可以称得上是他父亲的好儿子”。报纸上对他的英雄事迹进行过多次报道，上面还配有他驾驶着飞机从镜头前一掠而过的照片，《真理报》上就曾经刊登过这样的报道。当列昂尼德被提名授予红旗勋章时，赫鲁晓夫给他发去了一封电报：“我为你和你的战友们而高兴。干得好啊！我对你在战斗中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继续痛击那帮德国鬼子，不断地粉碎他们。你的父亲，尼基塔·赫鲁晓夫。”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有人曾听到赫鲁晓夫说过：“我的孩子正在英勇地战斗。我原谅了列昂尼德以前的所作所为。”
1941年7月26日，列昂尼德的飞机被德国飞机击中。他只得紧急迫降，他的大腿被严重摔伤，骨头都从破烂的靴子里伸了出来。从那以后直到1942年3月，他都在接受治疗。虽然此次受伤使他的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稍短一点（在当时的一个新闻短片中，当他们于1942年见面时，他拄着拐杖站在他父亲的旁边），他还是按时回到了现役部队里。就在此时，出现了一桩丑闻，赫鲁晓夫的家人觉得这件事太过耻辱，因此他们几十年来从来没有提起过。
列昂尼德是在莫斯科附近受伤的（他家的一个朋友说，一位野战医院医生想给他截肢，但列昂尼德用手枪威胁他，才让他放弃了这一方案），但住院治疗却是在古比雪夫，他的家人当时也居住在那里。这当然是一种特殊待遇，然而由于他的伤势，列昂尼德因为整天无所事事而感到很痛苦。等到能拄着拐杖来回溜达时，他就开始与当时也在那里疗养的鲁本·伊巴卢里[19]［著名的西班牙内战发起者多洛雷斯·伊巴卢里[20]的儿子］混在一起。
在柳芭相册里一张战前的照片上，列昂尼德穿着一件皮大衣，嘴上叼着烟卷，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手里拿着的看上去像一支小手枪（也许是手枪型的打火机）的东西对着伊巴卢里的脑袋。有几次，柳芭就亲眼看见列昂尼德对着距离朋友脑袋不远的酒瓶和酒杯射击。在莫斯科时，他就对这一游戏特别钟爱。在古比雪夫疗养时，在一个喝醉的海军军官的要求下，他第一次开枪将离这位军官脖子不远的酒瓶打碎，但是这位军官坚持要将酒瓶完全打烂，于是列昂尼德又开了一枪，这一枪击中了这位军官的脸，当场将他打死。[21]
列昂尼德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不过他并没有被判处去劳改营，而是被允许进行新的训练，成为战斗机飞行员。他于1942年11月以“良好”的等级通过了飞行测试（而他在轰炸机训练中的成绩是“优秀”），但是他的指挥官一开始却没有让他参加战斗，因为他还没有完全做好战斗准备。不过，他不久就得到了重上战场的机会，第一航空队司令伊万·库迪亚科夫[22]将军后来写信给尼基塔·赫鲁晓夫说：“你的儿子在与敌人作战时很勇敢，会穷追不舍，战后他也感到很兴奋，向我们讲述了战斗的所有细节。”
1943年3月11日中午时分，赫鲁晓夫中尉和其他八名飞行员从莫斯科西南卡卢加省起飞，他们的任务是保护苏联军队的推进，以防遭到德国轰炸机的袭击。当德国战斗机出现时，苏联飞机分成三队，列昂尼德和查莫林（Zamorin）中尉追逐两架敌机一直到了德国占领区上空。查莫林击落了一架敌机，当时列昂尼德在他的右侧，保护查莫林的尾翼。这时另一架德国飞机对列昂尼德的飞机开火了，查莫林看到列昂尼德的飞机以几乎垂直的角度栽了下去。他报告说赫鲁晓夫进行了保护性的尾旋，但列昂尼德没有能够回到基地。
“我们组织了仔细的空中搜索，并派出了地面搜救人员，”库迪亚科夫将军写信给尼基塔·赫鲁晓夫说：“但还是没有找到。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们还保持着希望……但是形势和时间的推移不得不让我们得出了痛苦的结论——您的儿子，列昂尼德·尼基蒂奇·赫鲁晓夫，在与德国侵略者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列昂尼德，一名飞行员，在战斗中牺牲了。”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就是战争，很多优秀的人都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每场战争都是如此。”在赫鲁晓夫长达2000多页的回忆录中只有两处提到了列昂尼德，这是其中的一处。他儿子的照片接下来悬挂在他家的起居室里，但是赫鲁晓夫很少提及他。他们没有对列昂尼德飞机击落的地方进行彻底的搜索，甚至在苏联军队重新占领那里后也没有。只是到了1960年才进行了一次劳民伤财的调查，但肯定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实列昂尼德的命运。
关于列昂尼德的命运有很多恶意的谣言：一种传言说列昂尼德在飞机坠落时幸存了下来，被德国人抓获，后来他投靠了德国人，直到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将他抓获并处死。有人说，尼基塔·赫鲁晓夫曾恳求留他儿子一命，但斯大林拒绝了他的恳求。根据那些传播此谣言的人的说法，这也就是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原因。莫洛托夫后来坚持认为赫鲁晓夫的儿子“是叛徒”，“斯大林不想原谅他”，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怨恨……使他不惜一切手段毁坏斯大林的名声”。好像除此之外，赫鲁晓夫没有别的谴责斯大林的理由！如果德国人抓住了列昂尼德，他们肯定会对此大加渲染，就像他们抓住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23]时一样。研究人员在德国人对苏联战俘的审讯记录中没有找到列昂尼德的任何迹象。[24]查莫林中尉后来也承认他隐瞒了一个事实，就是他看见列昂尼德的飞机解体了，他这么做的目的好像是为了躲避政治局成员的儿子的死亡可能给他带来的责任。[25]
那么为什么赫鲁晓夫对他儿子死亡的反应如此低调呢？也许是因为列昂尼德的死使他太痛苦了，难以承受，或者是因为他儿子在有生之年作孽太多，使他不堪回首。
列昂尼德的遗孀和她儿子的命运使他的悲剧雪上加霜。列昂尼德在战斗中殉难时，柳芭正在外国语学院里学习，当时学院已经从莫斯科撤离到了伏尔加河边上的斯塔夫罗波尔，这里地处古比雪夫下游大约40英里处。当她得知丈夫殉难的噩耗时，伏尔加河仍然封着冻。由于渡船是去古比雪夫的主要交通工具，她和一个朋友只好一直步行到了古比雪夫。一天以后，她和尼娜·彼得罗夫娜飞往莫斯科去和赫鲁晓夫见面。
维拉·切尔奈茨卡娅（VeraChernetskaya），一位苏联作曲家与指挥的女儿，她的丈夫是在古比雪夫法国领事馆工作的法国人，她已经成功地劝说柳芭学习法语。切尔奈茨卡娅和她的丈夫居住在一家列昂尼德和柳芭经常招待苏联艺术家和音乐家的旅馆里。尽管当时俄罗斯人和西方人已经混杂在一起，对相互之间联系的限制也有所放松，但与外国人交往（更不用说和外国人结婚了）还是很危险的，甚至是在战争期间。在列昂尼德回到前线后，柳芭却敢陪同一位法国军事武官（她描述此人“是个具有非凡吸引力的人”）去剧院。
起初，柳芭将她的孩子们留在古比雪夫，托尔亚和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在一起，尤莉娅和尼娜·彼得罗夫娜在一起。1943年6月异常炎热的一天（当时天气的炎热程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托尔亚记得人都不能在柏油马路上走），她接走了她的儿子，乘轮船到了斯塔夫罗波尔，然后又步行几英里到了位于密林中的一个前疗养院所在地，不过当时已经变成了外国语学院的校址。托尔亚和柳芭的法语老师住在一起，而她则住在集体宿舍里。
不久以后，柳芭就被捕了。她认为是赫鲁晓夫家警卫队的头目告发了她，她和列昂尼德对此人都不以为然。另外两名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乘火车将她带到了莫斯科。在没收了她的物品后，其中包括列昂尼德送给她的一块十分珍贵的手表，他们将她和两名其他的犯人关进了卢比安卡的一个牢房里，她记得那间牢房就像个鸽子笼似的。刚开始，她还认为是他们搞错了，但是在维克多·阿巴库莫夫[26]本人亲自审讯了她后，她才明白是自己搞错了，阿巴库莫夫当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头目和被人称为特务死亡之地的反间谍机构SMERSH的头目。[27]
和他的主子贝利亚一样，阿巴库莫夫以擅长在肉体上折磨犯人而闻名。柳芭后来了解到，她是因为维拉·切尔奈茨卡娅的一位亲戚的告密而被捕的。不过，对待柳芭，身材高大、宽肩黑发的阿巴库莫夫却显得很友好，甚至有讨好之嫌。坐在一间宽大的卢比安卡办公室里，跷着二郎腿，俊美的脸上挂着笑容，他没有指控柳芭任何罪名。“他没有说我是特务，”柳芭记得：“只是因为我和那位军事武官一起去了剧院，他交给了我一张纸条。”柳芭拒绝交代，“因为我没有什么可说的”。阿巴库莫夫嘲讽地告诉她：“也许你现在不想说，不过如果你想说的时候，还是可以说的。”他威胁将她转到列夫尔托夫监狱。“那里的状况很差，”他警告她说：“可不比我们这里。那里到处都是耗子，到了那里你的牙齿也许都可能被打掉。”当柳芭拒绝供认这些她从来也没有想到的罪状时，另一位审讯人员对她破口大骂，并威胁要对她用刑。最后在将近八个月的时间里，她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除了必要的少量睡眠外（与其他所有关在卢比安卡“传送带”的犯人一样），后来又在莫斯科布蒂尔卡监狱被单独囚禁了两个月，最后才被判在莫尔多维亚劳改营里服刑五年。
柳芭在劳改营里的伐木组里劳动，直到后来她累倒了，被送往勉强可以称得上是劳改营诊所的地方。在身体恢复后，她被分配去干卫生员与护士的工作，后来她再一次病倒了，一只眼睛的视力差不多完全丧失了，身子也枯干了，体重下降到了70磅左右。有一次，她躺在木板床上，精神处于虚幻之中，她想象自己骑着一只天鹅，听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痛声彻呼：“柳芭必须重获自由！”后来她收到了一个匿名包裹，里面有一双靴子、一件粗呢上衣、一顶带有护耳的冬帽，还有其他的一些衣服。她怀疑是赫鲁晓夫的姐姐寄的，因为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给她寄过其他一些包裹，而尼基塔和尼娜·赫鲁晓夫却从来没寄过。
1948年从劳改营释放出来后，柳芭在哈萨克斯坦度过了五年的流亡生活，在那里她找到了一份地质方面的工作，并继续充当警察的线人以排解内心的压力。在赫鲁晓夫接替斯大林后，她还继续留在卡拉干达，这部分是缘于她1954年去莫斯科探访时所发生的事情。赫鲁晓夫拒绝让她与尤莉娅见面，尤莉娅当时已经14岁，由尼娜和尼基塔·赫鲁晓夫抚养，而尤莉娅也把他们当作她的父母。尼娜·彼得罗夫娜显然想让她们母女团圆，后来在尤莉娅填写大学入学申请表时，她向她透露了事情的真相。[28]1956年，尼娜·彼得罗夫娜在赫鲁晓夫外出时安排柳芭与尤莉娅见了面。“你长得简直与列昂尼德一模一样！”柳芭见到尤莉娅惊呼道。尼娜·彼得罗夫娜极力劝说她留下来，但柳芭拒绝了，她认为自己并非他们真正需要的人。在后来的岁月里，特别是在下台后，赫鲁晓夫与他的儿媳交谈过，但是他从来没有向家人问起过柳芭的情况，从1943年直到1971年去世，赫鲁晓夫只见过柳芭一次。
赫鲁晓夫也许担心他会失去尤莉娅。柳芭还怀疑他相信对她的间谍指控。“他们一定对他说过一些关于柳芭的很恶毒的话。”尤莉娅说。她还说尼基塔和尼娜·赫鲁晓夫都没有像柳芭在1956年时那么热情地拥抱过她。实际上，他们从来也没有拥抱过她。“尼娜·彼得罗夫娜就是那样。她总是冷冷的，她也没有教给我如何待人热情。”
在斯大林逮捕的政治局成员的亲戚当中，柳芭并非唯一的一个。莫洛托夫的妻子、加里宁的妻子、卡冈诺维奇的兄弟、米高扬的儿子：权力显赫的亲戚也不可能保护他们于无虞。没有将柳芭从监狱里拯救出来，这并不能怪罪于赫鲁晓夫。但是为什么他对柳芭心怀怨恨呢？也许是与列昂尼德一样，柳芭不够检点谨慎的生活方式使赫鲁晓夫感到愤怒。虽然柳芭的儿子托尔亚并不是列昂尼德的孩子，托尔亚1943年时九岁，但他也许遗传有这方面的基因。
“我不是那种能对什么事情都集中精力的人。”托尔亚回忆说：“我总是处于活动之中，总是需要什么东西。列昂尼德来的时候，他带着一个特棒的头盔，我要了过来，我去滑冰时就戴着它。有一次我刮到了一辆汽车上，倒在冰冻的大街上。列昂尼德没有在意，但妈妈却急得快发疯了。列昂尼德有一箱子的左轮手枪和子弹。箱子是锁着的，但当妈妈和列昂尼德去剧院时，我能设法打开它，我拿出了一把手枪和我的朋友玩，他是赫鲁晓夫司机的儿子，他们就住在我们楼下的地下室里。他装上了一颗子弹，他坚持要打出去。子弹没有打中我，不过打碎了一扇窗户，房间里充满了烟雾。我们很害怕，藏在一个毯子下面，生怕有人来找我们。第二天，当列昂尼德问起此事时，我开始矢口否认，不过后来还是承认了。列昂尼德让我站在墙角，不过后来又放我走了。有一次我将一个瓶子扔到窗外，差点砸到从院子里走过的维辛斯基。”
直接砸到斯大林宠幸的清洗审判人也许还可能在日后给托尔亚带来荣耀，但用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给他的丝巾试图勒死一条狗就另当别论了。更糟的是，那条狗最后还是设法逃走了。托尔亚个子虽高，但行动笨拙，连一年级的同学都无情地捉弄他，柳芭不得不雇了一个家庭女教师，一位以异乎寻常的严格传统传授沙皇时期文化的老妇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母亲很喜欢托尔亚，[29]但马林科夫一家经常告他的状。尼娜·库赫尔丘克回忆说，托尔亚曾对着洗手池撒尿，气得尼娜·彼得罗夫娜哇哇大叫。在柳芭和她的孩子们搬到一个独立的公寓后，托尔亚几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赫鲁晓夫家的其他人。“我觉得我好像断绝了与这个家庭的关系。”他如此说道。
在他母亲被捕时，他们告诉托尔亚的是她“走了”。那天早上，外国语学院的一位管理人员带着他走到了斯塔夫罗波尔，将他放在孤儿院里。苏联的孤儿院在和平时期条件就很差，到了战争时期就更差了。没有人向他提起过关于柳芭或是他的妹妹与其他在古比雪夫的亲戚的情况。“他们把我给扔了。”托尔亚想。一个月后，他逃离了孤儿院，溜进了一艘开往古比雪夫的轮船，来到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公寓时已经衣衫褴缕，身上都长了虱子。他以前的家庭教师从克里姆林宫的特别诊所里要来了药品。但是尼娜·彼得罗夫娜不久又把他送到了另外一家孤儿院里，只告诉他母亲到莫斯科出差去了。
尼娜·彼得罗夫娜给了托尔亚两节香肠。孤儿院的食物太差了（每天的面包不到300克），孩子们就将奶牛角与蹄子做成的小块放在火炉上烤着嚼。有一段时间，孤儿院院长叫托尔亚偷偷地吃带来的香肠，院长的两个孩子在旁边看得直流口水，这让托尔亚觉得很不舒服，于是他就将剩下的香肠给了他们。
像托尔亚这种年龄的孩子可以上一个单独的学校。这使得他再次有机会逃跑。他在火车站偷过糕点，也有人看见他在市场里乞讨。他于1944年2月逃回了古比雪夫，结果发现赫鲁晓夫一家已经搬到莫斯科去了。为了得到买火车票的钱，他偷了一套餐具，想卖掉换钱，但是被抓住了，又被送回了孤儿院。又试图逃跑几次后，孤儿院将他开除了，把他送到了列宁格勒的一所海军候补军官学校里。
托尔亚的其他经历甚至更加令人惊奇。候补军官学校的体检发现他的心脏有问题，于是托尔亚被送到了克罗斯塔德海军基地的印刷厂里。在印刷厂里，未成年的工人呼吸着有毒的雾气，由于食物定量不足，他们只好吃粘墙纸的浆糊来充饥。托尔亚想逃到莫斯科，于是他在晚上穿过芬兰湾的冰面，在被人抓住送到皮斯科夫（Pskov）的孤儿院前爬上了一列火车。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到达了莫斯科，在库尔斯克火车站再次被抓住后，他就前往乌克兰。在基辅，他“居住”在火车站的通风管里，后来被人抓住，送到了一个教养所里，他从教养所里逃跑过三次。最后，由于担心被逮捕判刑，他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后来于1952年参了军。
1955年，托尔亚设法在莫斯科找到了他的同母异父妹妹尤莉娅。她现在是一个尊贵的、享有特权的年轻女人，而他认为自己是个穷困潦倒的可怜虫，连鞋带都老是开着。于是托尔亚又回到了基辅，他母亲最后在那里找到了他。难道他从此就再也没有与赫鲁晓夫家人联系过吗？有人对托尔亚提出过这个问题。“没有。”他苦涩地回答道：“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们。我不想再与他们有任何联系。他们根本引起不了我的兴趣。对于我来说，他们是否存在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把我扔到了孤儿院。”
尼基塔·赫鲁晓夫是否知道托尔亚的遭遇，我们不得而知。如果他知道了，他是否会帮助他，这一点就更不好说了。
在希特勒发起进攻后不久，苏联所遭受灾难的严重程度已经一目了然，斯大林的神经都快要崩溃了。“列宁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遗产，而我们，他的继承者，已经将它挥霍殆尽了。”他对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咆哮道。一连几天，斯大林独自一人呆在他的乡间别墅里。当他的同事们6月29日到他的别墅，希望说服他重返职位时，他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认为自己可能会被逮捕似的。7月底，赫鲁晓夫在基洛夫地铁车站很深的地下最高指挥部里见到了斯大林：“那个人坐在那里，精神已经完全垮掉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甚至连一句我需要的鼓励的话也没有。……我面前看到的是一个士气全无的领导人。他坐在睡椅上，脸上毫无表情……他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干什么了。”[30]
在斯大林努力重新建立他的自信心时，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正在为保卫基辅而战斗。基辅防御的失败与最终陷落以及随之而来苏联所遭受的重大损失构成了赫鲁晓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一次重大危机。
7月29日，总参谋长朱可夫在斯大林宽大的用木板镶嵌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长长的由绿布覆盖的桌子上铺开了地图。朱可夫向斯大林建议说，德国人有可能会推迟他们对莫斯科的进攻，首次攻击中部和西南部前线的“最薄弱与最危险的地带”。朱可夫很紧张地继续说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他的建议是“放弃基辅”。
“你怎么能想到将基辅拱手让给敌人？”斯大林发火了。
“如果您认为总参谋长除了纯粹的废话外什么也不能说的话，”朱可夫说他回击道：“那么他在这儿就没有什么必要了。”斯大林于是将他打发走了，并下令坚守基辅。9月10日，德国人庞大的坦克楔形编队深入到了西南集团军的腹地，瓦西里·图皮洛夫[31]中将认为：“如果我们再延迟撤退的速度，一场灾难就难以避免了。”但是斯大林禁止部队后撤。图皮洛夫提醒说“在两三天内”“就会有一场灾难”。但是他所有的努力换来的只是他是一个“胆小鬼”的指控和斯大林下令处决他的命令。
9月15日，铁木辛哥对局势很担心，于是在没有得到斯大林的批准的情况下，征求赫鲁晓夫的同意，就下达了口头命令。但是当西南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尔·基尔波诺斯由于不敢采取行动而再次请求斯大林时，他得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命令：“放弃基辅，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从敌人的包围中撤出。”
24小时后，基辅陷落了。基尔波诺斯、图皮洛夫和赫鲁晓夫的前乌克兰党委副书记米哈伊尔·布尔米斯坦科，当时是他们的主要政治军官，都被打死了。德国人吹嘘他们抓获了65.5万名俘虏，根据俄国人的说法，在677085人中，只有150541人突围逃脱。在赫鲁晓夫的司令部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撤离基辅时，他收到了斯大林的一封电报，电报“不公正地指责我的胆小行径，并威胁要对我采取行动。他指控我意图拱手让出基辅。这是恶毒的谎言”。但是斯大林并没有逮捕赫鲁晓夫，而是在他下一次去莫斯科时对他置之不理，让他的政府副首脑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将赫鲁晓夫痛斥了一顿。
这次经历在赫鲁晓夫的记忆里打上了很深的烙印。不过在朱可夫看来，赫鲁晓夫很可能是错怪了斯大林。当朱可夫8月份试图说服斯大林应该撤退时，斯大林“告诉我他刚刚再次与赫鲁晓夫协商过，赫鲁晓夫让他相信，基辅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放弃”。
朱可夫的证词值得怀疑，毕竟赫鲁晓夫在1957年时将他踢出了核心权力集团，并让他蒙羞。不过赫鲁晓夫刚开始确实说过基辅是可以守住的，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他毕竟不想说他的独裁者不愿意听到的话。斯大林手下人的屈从让他难以了解事情的真相，因此导致后来即使他们拼命想说服他改变主意，他也拒绝他们的建议，并指责他们让他无所适从。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赫鲁晓夫没有出来顶撞斯大林，但是事情也不像他后来所否认的那样，他未能抵抗住斯大林的独断专行。
1942年5月灾难性的哈尔科夫反击战也属于同一类型。1941年秋天，莫斯科受到了威胁，11月28日，包围莫斯科的德国军队离克里姆林宫只有不到20英里的距离。但是苏联人的反击将他们打退了。“我们不能坐在这儿，束手待毙。”斯大林在1942年3月的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抱怨说：“我们必须在宽大的前线地区发起几次先发制人的进攻。……”斯大林否决了总参谋长对冬季攻势的反对意见，不过到1942年3月，攻势行动已经拖延下来。朱可夫总参谋长的继任，已经一把年纪的沙皇时期的上校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32]，呼吁在1942年初夏进行“暂时性的战略防御”。但是由铁木辛哥统率的西南战区，伊凡·巴格拉米扬[33]为参谋长，赫鲁晓夫为政治委员，却有着更宏大的计划。
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想摧毁德国的南部军团，这样苏联军队就可以坚守一条从白俄罗斯的戈梅利经基辅一直到黑海的尼古拉耶夫的战线。他们提议用92个苏联师对抗德国军队64个师，尽管这还远远不足以满足确保胜利所需的决定性优势。巴格拉米扬对此心存疑惑，但由于赫鲁晓夫和铁木辛哥好像确保莫斯科肯定会同意这一建议，因此他也就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34]
总参谋长也反对这一提议。但是在铁木辛哥、赫鲁晓夫和巴格拉米扬陈述了他们的观点后，斯大林同意了旨在重新夺取仅仅哈尔科夫一个地区的有限的反攻计划，并邀请他们共进了晚餐。[35]
争论结束后，准备工作的步伐加快了。铁木辛哥指挥着64万人、1200辆坦克、13000门大炮和榴弹炮以及926架飞机。5月初，赫鲁晓夫、巴格拉米扬和他一起视察了前线部队，他们在1919年赫鲁晓夫所在的红军部队打败白军的一个村庄里停了下来。他们中没有人怀疑德国人已经断定哈尔科夫反攻战即将开始，正在准备编织一个巨大的圈套，等待他们往里跳。
苏联人的攻势于5月12日开始。西南战区司令部起初报告，军队已经从哈尔科夫的北面和南面渗透了德国军队的防线。5月15日的另一份报告甚至带来了更加令人乐观的消息。斯大林很高兴，副总参谋长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36]写道，他“严厉批评了总参谋部里那些坚持反对意见的人，使他几乎取消了现在进展得如此顺利的攻势行动”。
然而两天后，形势急转直下。铁木辛哥的部队已经在巴尔文科夫（Barvenkovo）造成了一个明显的凸出部，使他们的侧翼暴露出来。5月17日凌晨3点，德国军队在他们的南翼发动了进攻，到中午，他们已经在苏联第九军的防御阵地中突入了10英里。随着其他德国军队从北面以巨大的钳形攻势源源不断地袭来，苏联军队面临着被彻底消灭的危险。
华西列夫斯基呼吁取消攻势行动，但是斯大林在与铁木辛哥商谈后拒绝了这一建议。[37]同一天，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找时间给斯大林送交了一份两页的报告，报告的名称是“哈尔科夫战区西南方面军的成功攻势行动：我们的战利品”，报告说明了他们在5月12—16日之间缴获的战利品。
5月18日，西南战区司令部已经决定取消进攻行动，但是莫斯科方面反对这一命令。赫鲁晓夫正准备睡觉，突然巴格拉米扬在凌晨3时带来了坏消息。“我恳求你亲自和斯大林同志讲讲，”巴格拉米扬请求道：“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能说服他，改变他取消我们命令的决策。……”
当赫鲁晓夫和总指挥部通电话时，接电话的是华西列夫斯基。“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赫鲁晓夫记得他当时说道：“作为一个军人，你熟悉地图，也了解敌人的战略，你知道的情况比斯大林同志知道的要详细得多。请……向斯大林同志说明如果我们继续这次战役将会发生些什么。”
“斯大林现在在近郊别墅里。”华西列夫斯基说。
“那么就到那里去跟他谈。……带一张地图去，指给他看，为什么我们决定取消这次进攻是我们能做的唯一合理的决定。”
“不，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同志已经下了决心。他已经发出了他的命令。”
赫鲁晓夫挂上了电话，后来决定再打电话给他，再试一试，但是华西列夫斯基还是不肯让步。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和斯大林本人谈。“这对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赫鲁晓夫后来说：“我知道斯大林这时已认为他自己是个伟大的军事战略家。”赫鲁晓夫将电话打到斯大林的别墅里，接电话的是马林科夫。“斯大林肯定在那里。”赫鲁晓夫回忆说：“我对别墅的布局很清楚，我很清楚地知道每个人坐在什么地方以及斯大林需要走几步路去接电话。”但是斯大林还是不愿意和他交谈。“斯大林同志知道你没有得到前线指挥官的同意，就做出了停止进攻的命令。”马林科夫向斯大林汇报后对赫鲁晓夫说：“他知道取消这次战役是你的主意，完全是你一个人的主意，他是反对的。”当赫鲁晓夫挂上电话时，巴格拉米扬当时就站在他的旁边，他“突然哭了起来。他的精神崩溃了。他预见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他是为了我们的军队而哭的”。[38]
赫鲁晓夫的描述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不过，事实果真如此吗？根据朱可夫的说法，到5月18日，斯大林也开始担心起来。但是铁木辛哥仍然在使危险进一步发展，而且赫鲁晓夫是“支持铁木辛哥的”。赫鲁晓夫坚持说他提醒过斯大林没有“考虑客观事实”，朱可夫后来写道：“对此，我可以作证，因为当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通过高频电话通话时，我就在场。”[39]
苏联《军事历史杂志》引用过赫鲁晓夫发送给斯大林的三份电报（两份是他和铁木辛哥分别于5月17日下午5点30分和5月19日上午12点30分发的，还有一份是他于5月19日凌晨2时发的个人电报），这几封电报中没有一封要求停止进攻战役计划。[40]但是赫鲁晓夫坚持说他是打电话而不是发送电报向斯大林请求的（该杂志没有办法接触到电话记录），巴格拉米扬和华西列夫斯基虽然是在赫鲁晓夫已经下台后出版他们的回忆录的，但他们却对赫鲁晓夫的叙述基本上持支持的态度。巴格拉米扬说铁木辛哥催促斯大林继续进攻行动，他还记得赫鲁晓夫试图取消此次战役。华西列夫斯基回忆说赫鲁晓夫曾在18日给他打过电话，报告说斯大林“已经否决了他们立即取消进攻战役的建议，要求我再次向总指挥部表达他们的请求意愿”。华西列夫斯基还对赫鲁晓夫的回忆加以了证实：“与总指挥部的交流是通过G.M.马林科夫来回传达的，此次交流证实了继续实施进攻战役的命令。”
事实是所有的方面都应该为哈尔科夫战役的灾难负责：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时过分地兜售他们的想法，然后又怪罪于斯大林；斯大林接受了他们的作战计划，后来又拒绝进行修正；而总参谋部则不敢及时地提出反对意见。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正部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损失了26.7万人，其中包括被俘的20多万人。[41]此外，华西列夫斯基回忆说，正是由于在哈尔科夫战役中的胜利才使得德国军队突破了苏军的防线，得以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地区进发。
赫鲁晓夫付出的代价相对较轻，与他的惯常做法一样，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惩罚是慢慢的、痛苦的。在解除了巴格拉米扬和铁木辛哥的职务后，他解散了西南战区，并将赫鲁晓夫召回莫斯科。“我的情绪十分低落，”赫鲁晓夫后来指出：“我们损失了数以十万计的士兵。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失去了我们一直赖以生存的希望。……更糟糕的是，好像我本人必须为整个事情负责。”因为斯大林“为了逃避承担错误的责任，他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当我乘飞机回莫斯科时，我……只好听天由命。我准备面临一切可能的后果，包括被捕”。
在开始的几天里，斯大林好像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似的玩弄着他设想的受害者。德国人已经宣布他们俘虏了20多万人，他们是在说谎吗？“不，斯大林同志。”赫鲁晓夫回答道。斯大林继续说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俄国军队在东普鲁士陷入德军包围后，指挥部队的将军被处以绞刑。“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斯大林同志。”赫鲁晓夫回答说。
赫鲁晓夫强作欢颜忍受着在莫斯科难挨的时刻（他和斯大林在此期间一共吃过好几次饭）。斯大林用如何防御顿巴斯这样的现实问题来掩盖他实际的威胁。赫鲁晓夫呆的时间越长，“在等待处理的过程中，我就越感到厌倦与痛苦。我很怀疑斯大林能否原谅此次失败。他肯定还需要找到一个替罪羊。这是他显示铁面无私的一个很好机会。……我完全懂得斯大林会如何策划他的报复计划。他是这类事情的能手。”
使赫鲁晓夫感到巨大解脱的是，他被允许回到前线。但是他的宽恕也许是个圈套；赫鲁晓夫知道“有很多次，斯大林让一些人带着宽慰的消息离开他的办公室，然后在某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将他们逮捕。但是在我离开他办公室的当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第二天早晨，我就飞回了前线”。
斯大林的怒气并没有消散。那年夏天的晚些时候，当着几位指挥官的面，斯大林划着了一根火柴，点燃了他那著名的烟斗，然后在赫鲁晓夫光秃的头顶上敲打烟斗，落得赫鲁晓夫一脑袋的烟灰。“这和罗马人的传统是一致的。”斯大林看着在座的人的吃惊表情解释说：“如果一个罗马指挥官在战斗中失利，他就会生起一堆篝火，坐在篝火的前面，将火灰撒在自己的头上。在那个年代，这被认为是一个指挥官所能承受的最大的耻辱。”[42]
与巴格拉米扬和铁木辛哥不同，赫鲁晓夫甚至没有被降职，而是被任命去了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军事委员会。但他也是威信大失（“我对严格意义上的军事事务并不是很精通”，他在被要求到莫斯科游说，争取更多的战争物资时说，“因为让我去说服最高指挥部很困难”），而且这种痛苦在他内心一直持续着。“很多年后，”他在退休后说：“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我。我会时常想起它。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一个痛苦的里程碑。”他的女儿拉达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此都耿耿于怀。”如果他对哈尔科夫战役的警告得到斯大林的重视就好了！如果更为果敢的朱可夫处于华西列夫斯基的位置上就好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就是没有承担起他自己应负的责任。[43]
1942年，希特勒的计划是征服苏联的南部地区，包括高加索地区重要的油田，然后再转向北，进攻莫斯科。朱可夫回忆说，首都知道如果斯大林格勒落入敌手，那么德国人“就能切断我国南部与中心的联系。我们也许还会失去伏尔加河，我国最重要的水道。……”
当德国军队于8月份开始进攻以及在接下来形势十分危急的数月里，赫鲁晓夫就在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每座建筑都变成了战场，”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埃里克森写道：“工厂、火车站、独立街道或是小型广场，最后连一堵墙都变成了防御的堡垒。”斯大林格勒的大型拖拉机厂变成夜间残酷厮杀的场所，车间里到处都堆满了尸体。在几次战斗后，负伤的苏联士兵都爬到了伏尔加河边，其中幸运的伤兵在德国飞机的猛烈轰炸中被渡船送到了河对岸。10月底，苏联人在伏尔加河西岸控制的领土曾一度收缩至1000码。然而到了11月份，苏联红军就已经开始准备突然反攻了，正是红军接下来发起的反攻决定了德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命运。
赫鲁晓夫的使命就是在斯大林格勒的将军们与莫斯科的最高指挥部之间负责协调。在任命或解除像安德烈·叶廖缅科[44]与瓦西里·崔可夫[45]这样的指挥官之前，斯大林都会与赫鲁晓夫商议。在苏联反攻前，他就在各个前线之间来回穿梭，检查部队的战备与士气情况，亲自审讯德国俘虏，征召战俘中的一些人进行宣传工作，防止其他战俘被处决或是受到苏联抓获者的虐待。
在德国飞机对他的指挥所进行轰炸时，赫鲁晓夫差一点被炸死。当德国人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攻击苏联飞往前线的轰炸机时，他正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地区。飞机拖着烟雾，几位苏联飞行员跳伞逃生，但他们却被苏联步兵误认为是德国人而射杀。赫鲁晓夫记得有一位飞行员大声叫喊：“‘我是自己人！我是自己人！’接下来是一阵机枪声，于是什么都完结了。”
数以千计的德国人的尸体从冻土里被挖了出来，然后被一层尸体一层枕木地堆放起来，点上火。“我没有再回去看第二次。”赫鲁晓夫回忆说：“拿破仑或是其他什么人曾经说过，焚烧敌人尸体的味道很好闻。在我看来，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电影制片人多夫仁科当时曾与赫鲁晓夫一道视察过，他描述了他们两人目击的一幕：“一架飞机躺在路上，仍然在燃烧着：由于爆炸，不到半个小时就再难觅其踪影了。在飞机旁边躺着飞行员——失去了双腿，已经被烧成炭黑，露出了森白的头盖骨，身边没有武器。裸露的白骨从他的肩膀处突出出来。副驾驶被抛到了很远的地方。他的脑袋被炸裂了，有一半已经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粉红色的脑浆流了一地，尸体躺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上面爬满了硕大的绿头蝇。我掀开盖在他脸上的衣服，看见他的前额有一个血已经变为黑色的窟窿。脑浆就是从这个窟窿里流出来的。”
赫鲁晓夫也许想起了列昂尼德。在战争期间，像这样的情景时时出现在他的面前。不过，他仍能保持镇定。罗吉昂·马利诺夫斯基[46]将军的遗孀当时在前线经营着一处供军官们使用的食堂，她回忆说，有一次德国的炸弹就在离她很近的地方爆炸了，她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想着自己可能会被炸死。赫鲁晓夫面带笑容地走了进来。“什么东西这么可怕？”他满不在乎地问道。[47]
与在基辅和哈尔科夫时形成对比的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格勒的作用毫无疑问是积极的。不过，他对与其他人相比贡献如何仍很敏感，特别是对斯大林的看法如何更是时常揣度。他后来责备朱可夫与华西列夫斯基，因为他们宣称是他们提议发起了决定性的斯大林格勒反攻：“朱可夫只到过斯大林格勒一次。在斯大林格勒期间，他一直与我们呆在一起，后来他就再也没有在那里出现过。他来的时候发起战役的决策已经做出了。”赫鲁晓夫坚持说。重要的是庆祝“我们人民的胜利”，而不是争论是谁取得这一胜利，但是与往常一样，他违背了自己的原则。他没有宣称自己在斯大林格勒反攻中所起的独特作用，但是他肯定将很大的功劳据为己有。
朱可夫并不比赫鲁晓夫更加谦虚，但是他的描述则更为令人信服。当赫鲁晓夫和叶廖缅科提出反攻计划时，最高指挥部和总参谋部已经于10月6日前拿出一个方案了。根据朱可夫的说法，赫鲁晓夫不知道上面反攻计划的原因是“最高指挥部警告我要对大反攻的初步计划严格保密”。[48]
赫鲁晓夫也想成为莫斯科权力集团活动的一分子——这就是因为他当时还不像他后来自我描述的那样具有影响力。他几次要求华西列夫斯基让斯大林邀请他到莫斯科去。“你为什么自己不给他打电话？”华西列夫斯基问道。但是“赫鲁晓夫总是能够找到不给斯大林打电话的借口，并坚持让我打电话：‘你打电话更方便一些。他总是能随时召见你。’”
“他怎么回事？”斯大林在华西列夫斯基拗不过赫鲁晓夫、为他说情的时候问道。“他为什么想到莫斯科来？有这个必要吗？”不过斯大林最后还是同意了：“好吧。你来的时候带上他，让他飞过来吧。”[49]
赫鲁晓夫对那些比他更有机会见到斯大林的人心怀不满，特别是当他们从他自己的权力所及范围内去见斯大林时。这里的问题部分是由于最高指挥部与前线司令部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斯大林不可能了解前线指挥官所遇到的困境，然而他派到前线的特使却坚持压制野战指挥官们的倡议。当时其中也有自我主义与嫉妒的成分，同时还有赫鲁晓夫的担心，他担心如果自己没有尽可能多的机会出现在斯大林面前，那么这个伟人的想法里也许就会充斥着赫鲁晓夫“不忠”的念头。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形势显得很严峻时，”赫鲁晓夫后来说：“马林科夫就会和华西列夫斯基、尼古拉·沃龙诺夫[50]、亚历山大·诺维科夫[51]以及其他总参谋部的代表们飞过来。坦率地说，我从来都不是很高兴见到他们。……这些大人物总是选择错误的时间来到我们这里，当他们出现在我们的司令部里时并不是很受欢迎。司令部里本来已经很拥挤了，几乎就没有可以挪脚的地方。”
当马林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走到一旁窃窃私语的时候，赫鲁晓夫就感到特别愤怒。“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我感觉到斯大林对我特别的关注，并派马林科夫来监视我。我注意到华西列夫斯基和马林科夫在一起小声嘀咕。马林科夫接着就会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为什么战斗进行得如此糟糕，很自然，他想避免为所发生的事情承担个人责任。在他和华西列夫斯基窃窃私语时，马林科夫总是在责备什么人，我知道自己显然就是他们指责的对象。他对军事事务一无所知，但搞起阴谋诡计来，他比任何人都在行。”赫鲁晓夫说，大概马林科夫留在斯大林格勒的唯一有用的东西就是“一个豪华的厕所——不过，说实话，只有在这些大人物在时才能保持清洁，他们走后就变得没法进人了”。
赫鲁晓夫否认他刻意想接近斯大林，不过他并不能自圆其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他总是不断提到他与斯大林的会面，那也是因为“毕竟，我是前线军事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成员，斯大林对我很了解，能认真听取我的意见。……”
随着战争的进展，赫鲁晓夫再次与斯大林热络起来，这部分是由于他的主人对他的态度也热情起来。随着苏联战况的好转，斯大林的心情也跟着好起来，赫鲁晓夫回忆说，向他汇报也变成了一件“愉快的事情”。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从前线发回的报告好像就是为了取悦斯大林或是让他高兴。他在1942年6月给斯大林发过两次报告，一份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德国军官的日记节选，还有一份是美国M—3坦克与苏联坦克相比并不占优势的材料。更不用说赫鲁晓夫讲的一位将军和一名上校发生激烈争吵的故事了，这位将军怒吼道：“上校同志，不要忘记你自己的身份！”于是争吵马上停止了。赫鲁晓夫记得很清楚：“斯大林真的很喜欢这个故事。很多年后，他还会笑着说，‘上校同志，不要忘记你自己的身份！’当然，他这么说的意思是地位低的人必须服从他的上级。……”
然而，不管他如何努力，赫鲁晓夫还是不能完全让他的主人满意。朱可夫回忆说，1943年3月，斯大林打电话给在沃罗涅日前线的赫鲁晓夫，“严厉指责他未能对敌人的反扑采取行动。就在那次谈话中，他提醒赫鲁晓夫注意他在1942年夏天西南前线的战斗中所犯的全部错误”。还有一个渠道的材料证实说，“当格利科夫[52]与赫鲁晓夫在别尔哥罗德的沃罗涅日前线对他们的士兵失去控制能力时，最后是朱可夫力挽狂澜的。……”
1943年7月在库尔斯克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坦克战，投入战场的苏联坦克有差不多4000辆，而德国坦克也有大约3000辆，此外还有迫击炮。[53]赫鲁晓夫很自然地在描述库尔斯克战役时会选择那些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但是他对自己作用的强调肯定还是有夸大的成分的。他声称德军一个开小差的逃兵告诉他德国军队准备第二天发起进攻，于是他打电话给莫斯科，提醒总指挥部：“当我解释情况时，斯大林静静地听着。他没有像过去那样显得粗暴或是不耐烦。这让我很高兴。”[54]赫鲁晓夫说斯大林要求他说说应该怎么办，他的回答是：“我们的防御阵地是牢固的，如果敌人试图突破我们的防线，我们会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尽管我们现在仍然需要增援，但我们能坚守住阵地。与进攻相比，防御所需的兵力要少一些。”
不管赫鲁晓夫是否真的敢向斯大林说明这样基本的道理，或者只是他记得是这样，但这种回忆还是引起他一阵难言的自我意识：“无论何时，每当我说斯大林打电话给我，并不是说他没有同时打电话给指挥官。我不希望人们这样想，‘赫鲁晓夫又在树立他自己的威信了，老是在讲“我——我——我”。不，我尊敬的朋友们，我不想树立我自己的威信。我只是试图告诉你们，从我的角度来看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即使斯大林有时因为自己的过错而把我当作替罪羊……他仍然对我非常相信。他常常打电话给我，征求我的意见。我在斯大林格勒时，在南方前线时，他都曾这样做，在库尔斯克阵地上他也是这样做的。”
德米特里·苏赫诺夫[55]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是在1940年。在斯大林格勒，赫鲁晓夫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个“阴谋家”，一个“喜欢批评别人，而不能进行自我批评的人”，一个“喜欢周围有一帮吹捧者”的人，“喜欢享用他的特权。在前线他有属于他自己的厨师；他喜欢吃（斯大林喜欢他这一点），他喝酒也不含糊。在他还是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时，他有自己的特别保镖，就在前线。”
苏赫诺夫有理由憎恨赫鲁晓夫（作为马林科夫长期的助手，他在他的保护人下台后就被捕了），但是他的证词也并非完全不可信。赫鲁晓夫有他自己的厨师和保镖，这并不奇怪，一个付出如此多精力的人喜欢吃东西，这也不奇怪。但是在战争期间和赫鲁晓夫在一起呆过很长时间的电影制片人多夫仁科也有着类似的印象，虽然他与赫鲁晓夫的关系还不错，他说赫鲁晓夫身边就是围着一帮心中无物、虚情假意的助手。[56]
1943年初，当时赫鲁晓夫已经在为战后乌克兰的管理挑选党和政府的干部，他将共青团干部瓦西里·科斯坦科召到位于密林里的一个指挥所里。他“那小而明亮的眼睛让我觉得好像能看穿我似的”，科斯坦科后来回忆说：“我努力不让自己讲太多的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在他问到我时才回答是或者不是。他很健谈，有时也会跑题。这是一次很正常、很民主的谈话。”但是虽然赫鲁晓夫“看起来显得简单、不复杂，但他不喜欢也不允许别人和他太热乎，如果你在他面前卑躬屈膝，他会很喜欢你。”
原来赫鲁晓夫想让科斯坦科领导乌克兰的共青团。在被问到他是否知道他的共青团领导前任时，科斯坦科想：“他问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意思？毕竟，不是每一个共青团书记都被清洗了，至少在N.S.赫鲁晓夫本人来到基辅后就有一个共青团书记没有被清洗。”
科斯坦科回答说他知道他们。“都是哪些人？”赫鲁晓夫想知道。科斯坦科回答：“一共12个人。”赫鲁晓夫要求：“给我列一个名单。”
“他的这个要求真的让我很惊讶。”科斯坦科说：“他要这个干什么？不过我还是把名单打出来了，并给他送去。”
“开车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办公室里，”赫鲁晓夫命令道：“以我的名义将这份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通过贝利亚办公室调查一下这个名单中还有哪些人活着。”
科斯坦科照他的吩咐去做了。当两个月后拿到这份名单时，他发现在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红铅笔做的记号。“已经没有人还活着了。”他回忆说。他将这份名单带到赫鲁晓夫那里，发现他的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我告诉他已经拿到他们核实的名单了，已经没有人还活着。他站起来，踱到窗前，向外看着，然后他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他突然转向我说：‘他们无缘无故地就将人摧毁了。’”[57]
1943年底，赫鲁晓夫的助手帕维尔·加波契卡[58]给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头谢尔盖·萨夫琴科[59]送去了另一份48名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名单——有历史学家、作家、音乐家、语言学家和物理学家。萨夫琴科的任务是调查这些人中还有哪些人“回到乌克兰从事科学或文化工作”。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宣称有记录的46人中，26人已经被处以“最高的惩罚措施”（“被执行了适当的制裁”），还有16人已经被囚禁，“至于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没有更多的信息”。
现在没有关于赫鲁晓夫当时反应的记录。但是他准备这两份名单可以说明几层意义：这证实他并不完全清楚当时大恐怖的程度；这证明他宣称在50年代才发现事实真相是在说谎；这表明即使是在战争最紧张的时期，赫鲁晓夫的心里仍然想着文化与创造文化的人。他对在战争期间抽出时间给乌克兰知识分子送交的所有信件与请求都做出回应。他设法让诗人蒂希纳被批准入党；他邀请多夫仁科和他一起在前线参观视察，当时多夫仁科的声望再次得到人们的认同。[60]
赫鲁晓夫很欣赏图片和电影这些宣传工具，并确保他自己在这两种宣传媒介里都能得到体现。他的助手加波契卡也担当他的非正式摄影师，在战争期间经常“抓拍”赫鲁晓夫的镜头。多夫仁科将他的电影拍摄计划呈递给赫鲁晓夫，然后再从他那儿得到建议。就在哈尔科夫灾难的前几天，赫鲁晓夫还抽出时间给他的学生讲述了马克思主义中一些不够完美的观点与民族意识问题，并强调了他对乌克兰的热爱，不过担心乌克兰人已经“忘记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
他建议“应该编撰一部历史文献，反映乌克兰从纳粹铁蹄下解放的历史。文献编撰得要严肃、有意义，并且还要文笔优美，这样人们在未来才能记住这段历史，这样的文献才能在选集中重印，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才能为人所引用”。“N.S.赫鲁晓夫美好而富有见地的想法，”多夫仁科在他的日记里承认：“必须在这部文献中得以体现。长度在15—20页，也可以更少一些。我必须为这部文献作准备，并需要诗人、作家和作曲家的声明。这里赫鲁晓夫还提出了乌克兰民歌的问题。”
1943年夏天，多夫仁科将他名为《烈火中的乌克兰》的电视脚本呈送给他的保护人：“我在村庄里将电影脚本念给N.S.赫鲁晓夫听，直到凌晨两点钟。N.S.赫鲁晓夫很喜欢这个脚本，他表达了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脚本可以单独出书，用俄文和乌克兰文两种文字出版。这样人们就可以读懂了，他们就可以了解乌克兰的解放是来之不易的。”
赫鲁晓夫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对一个电影脚本倾注如此的精力是值得称道的，但多夫仁科得到的结果并非全部是喜悦。赫鲁晓夫批准“立即而且是原封不动地”出版电影脚本。但是斯大林对这个电影脚本并不喜欢。“说得轻一点，”他在1944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这部作品篡改了列宁主义。……多夫仁科的脚本中包含着严重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这是对党的政策的公开挑战。任何读过多夫仁科‘烈火中的乌克兰’的人都能看出这就是一种攻击。”
当然，任何人并不包括赫鲁晓夫。也许他对乌克兰在战争期间所蒙受损失的强烈情感让他看不到脚本中的“错误”：脚本主要写的是普通的村民，只有四处提到了斯大林；缺乏非乌克兰化的特征；披露的内容说明苏联统治方式让乌克兰在希特勒进攻面前显得很脆弱。很显然，赫鲁晓夫忽视了多夫仁科认为的他脚本中的要点：“在可恶的希特勒的进攻面前放弃整个乌克兰是错误的，虽然我们解放了乌克兰，但乌克兰还是遭受了重大损失。我们，这些解放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被解放者是有罪的。但是我们却瞧不起那些被解放者，并认为他们对我们是有罪的。”难怪赫鲁晓夫拒绝在1943年12月31日会见多夫仁科了。1944年1月3日，他们之间的会面也是很不愉快的。多夫仁科在他的日记中坦言：“看起来好像他不是N.S.赫鲁晓夫，我也不是我自己。”他好像是个“冷酷无情的无神论者与判官”，而多夫仁科则“是一个道德败坏、身负重罪的罪犯，一个人民的敌人”。赫鲁晓夫说：“我们将重新考虑你的作品。我们不会就这么听之任之的。”多夫仁科在他的日记中继续写道：“主啊，给我力量吧。赐给我智慧，让我原谅看起来身材矮小、善意的N.S.赫鲁晓夫，因为他是一个软弱的人。”
根据斯大林的紧急指示，赫鲁晓夫亲自过问了惩罚多夫仁科一事，他签署命令，解除了多夫仁科基辅电影制片厂艺术主任的职务。这位电影制片人的垮台标志着斯大林已经从利用乌克兰民族主义势力反对德国人转向了再次攻击他们为资产阶级和反动派。但是在私下里，赫鲁晓夫还是努力设法控制反对多夫仁科运动的范围，尽管他的目的也许只是努力避免自己受到牵连。[61]他向斯大林承认他已经读过“烈火中的乌克兰”，但是声称“我四分之三的注意力都被敌人的进攻占据了，因此未能集中精力关注多夫仁科作品的文字。我向斯大林解释了此事。他说我是在努力推脱自己应负的责任。……”[62]
斯大林的判断是对的，赫鲁晓夫是在推诿责任。在斯大林去世后，他亲自过问，给多夫仁科“平反昭雪”。[63]
赫鲁晓夫钦佩那些作战勇敢、不知疲倦、办事认真、为人清廉的军官，他鄙视那些粗鲁、没有教养，或是夸夸其谈的纨绔子弟，特别是那些爱吹牛与酗酒的人。总之，他喜欢与不喜欢的素质也就是他本人看重或是抵触的那些。
在战争的头几年里，赫鲁晓夫与罗吉昂·马利诺夫斯基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马利诺夫斯基后来成为赫鲁晓夫当政时期的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的出身甚至比赫鲁晓夫还要低微，但是他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他的命运。“我想他的母亲并没有结婚。”赫鲁晓夫回忆说：“不管怎么样，他从来也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他是由他的姨妈带大的。……”我们很难想象赫鲁晓夫和一脸刚毅的马利诺夫斯基一起回忆他们母亲时的情景。赫鲁晓夫还记得当听到一个与之关系很好的军官自杀的消息时马利诺夫斯基“泪流满面”的样子。就是这位自杀的军官在临死前留下的一张短笺使马利诺夫斯基在斯大林那里遇到了麻烦，在短笺最后签名的一面有一句话“列宁万岁！”由于这张短笺没有说“斯大林万岁！”因此这位独裁者指派赫鲁晓夫“时刻监视马利诺夫斯基的行动。我只得时刻监视着他，甚至在他就寝的时候，看他是不是合上了眼睛，真的睡着了”。在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说出了他当时的使命——结果发现马利诺夫斯基“早就知道为什么我老是跟着他，住在他的隔壁”。幸运的是，赫鲁晓夫继续说，马利诺夫斯基“了解我的为难处境，没有因此怀恨我。他知道只要他在忠实地、胜任地做工作，我不会去干扰他，我在向斯大林汇报时一定会说他的好话的”。
对现在是马利诺夫斯基上司的赫鲁晓夫说出这种话是一种谨慎的做法。但是除了反映马利诺夫斯基的机敏外，这个故事还证实了赫鲁晓夫三件事：他对斯大林的指示感到不满（“我一点也不喜欢干这样的事”）；他还是按斯大林的指示做了；25年后，他仍然存有这样的想法，即是他对斯大林的影响使马利诺夫斯基得以保全性命。“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拯救了马利诺夫斯基，使他不致成为斯大林动辄抓人杀人冲动的牺牲品。也许是战时的实际需要使斯大林忍住了他的愤怒与猜疑。然而，也有可能由于我为马利诺夫斯基讲了好话而救了他。毕竟，我对斯大林的影响不是微不足道的。”
安德烈·格列奇科[64]战后在基辅赫鲁晓夫的身边工作，从1960年开始指挥华约军队，他在解放基辅的战役开始前来到赫鲁晓夫的指挥所。“我记得当时太阳正在西沉，”赫鲁晓夫后来说：“那是一个温暖的黄昏，虽说秋天已经来临了。我们走到户外，我们把外套朝后披在肩上。格列奇科驱车前来，直接向我汇报。我与他结识已久并对他深为敬仰，因此我可以取笑他高得出奇的身材：‘将军同志，请你后退一点，让我好用眼睛看看你。’他笑了。”
赫鲁晓夫喜欢脚踏实地的工作，勇敢的格列奇科能向他汇报真实的情况，那些作战勇敢的人都喜欢和赫鲁晓夫呆在一起，能听从他的意见。“我不是那种没有缺点的人，包括自负。”赫鲁晓夫承认：“能成为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我当然很高兴。……”甚至后来在赫鲁晓夫当政期间被迫退休的华西列夫斯基也承认赫鲁晓夫“是个精力充沛、勇敢的人，他经常与部队在一起。他从来不呆在办公室或是司令部里，而总是想与人见面与交谈，我必须承认这些人都很喜欢他”。
有一次，华西列夫斯基与赫鲁晓夫在伏尔加河边的大草原上驱车前行，他们在路边一个废弃的小屋里停下来吃饭。在他们的不远处站着一对年迈的夫妇。“那位老人满脸胡须，面色阴沉。”华西列夫斯基回忆道，当赫鲁晓夫向他们致意并问“生活怎么样”时，那位老人咕哝道：“你说什么，生活怎么样？这算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原来这位老人曾是黑海边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他过去曾与“尼基塔”见过面并交谈过。那时的乌克兰党委书记现在穿着一件普通的大衣，帽子上没有将军的徽章，也没有其他的标志可以表明他就是赫鲁晓夫。“你难道不认识这个人了吗？”华西列夫斯基问道。
“不，我不认识。”
“过来！仔细瞧瞧！”
这位老人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惊呼起来（他用亲密的第二人称称呼赫鲁晓夫）：“真的是你吗，尼基塔?你也在这儿啊？”
“赫鲁晓夫高兴得简直不能再高兴了，”华西列夫斯基总结说：“他开始拥抱这位老人，这位老人也同样报以热情的拥抱。当然，拥抱过后，赫鲁晓夫就邀请他和我们一起共进早餐了。”
在任何情况下，越过第聂伯河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是斯大林坚持不得晚于11月5日或6日拿下基辅，以迎接1943年11月7日的苏联革命26周年纪念日。[65]苏联的军队和坦克从位于赫鲁晓夫原来别墅不远处涉水渡过第聂伯河。[66]基辅解放的那天，几辆美国提供的吉普车将苏联的显要人物带到了破败不堪的城市里，朱可夫和他的护卫坐在第一辆车里，赫鲁晓夫和多夫仁科跟在他们后面。“在驱车通往基辅的路上，我简直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赫鲁晓夫后来解释说：“这是一条十分熟悉的道路，战争前我常常从这里来往于办公室和我的别墅之间。我们通过了郊区，来到了克列夏季克。……”通过中央百货大楼后，他受到了一位身材矮小、满脸胡须的老人的欢迎，他“伏在我的肩上，吻我的双颊。我深受感动”。那天早上，一位摄影师拍摄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赫鲁晓夫正在安慰一位哭泣的妇女，当他拥抱她时也是泪流满面。
后来先头的队列来到了谢甫琴科纪念碑前，赫鲁晓夫在纪念碑前庄严地低头致意。德国人在逃跑前付之一炬的基辅大学仍在冒着火焰。“那些屠夫们应该被烧死！”赫鲁晓夫向朱可夫大喊道。愤怒与狂喜交织在一起，“对我而言，这是个特别高兴的日子。毕竟，我得对乌克兰‘有所交代’，我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这里有我童年和青年时期的足迹。……”
对希特勒的最后胜利更加让人感到欣喜。但是赫鲁晓夫的高兴中也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如此众多的人民为了苏联制度而浴血奋战，流血牺牲，这更坚定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胜利的喜悦进一步支撑了他的信仰。赫鲁晓夫甚至记得他当时想起了斯大林。在重新夺回基辅后，他给这位独裁者打去了电话，“因为我只是想让斯大林高兴一下”。在德国投降后，他向斯大林表示祝贺，但受到的只是斯大林的一通责备。“斯大林想向我表达的意思是，”赫鲁晓夫回忆说：“我在浪费他宝贵的时间。他的话简直让我惊呆了。他怎么能有如此反应呢？我感到很恼火，责备自己：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不过，我是了解他的性格的，我应该正确估计到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知道他是想让我相信，他从不怀疑战争的结果将会如何，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他现在已在思考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了。”[67]
[1]根据米高扬的说法，斯大林认为希特勒不会在1943年前发起进攻，并认为丘吉尔只是想把苏联提早拖入战争。
[2]尼古拉·费多洛维奇·瓦图京（НиколайФёдоровичВатутин，1901年12月16日——1944年4月15日），1920年加入红军。1937—1940年任基辅军区参谋长。1940—1941年任总参谋部行动处处长。卫国战争期间曾任西北阵线参谋长、远东军区总参谋部副主任、沃罗涅日阵线司令、西南阵线司令、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第1乌克兰方面军司令、1944年牺牲。
[3]关于日丹诺夫的恐慌与酗酒倾向，请参见米高扬，Takbylo,第562—563页。也可以参照谢尔戈·贝利亚的Beria,MyFather：InsideStalin’sKremkin（London：Duckworth,2001）,第75页。谢尔戈·贝利亚为本书提供的很多素材，特别是关于他父亲的，确实有待考证，但是他关于斯大林其他同事的描述，包括关于日丹诺夫的事情，好像还是很可信的。
[4]德米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哥诺夫（ДмитрийАнтоновичВолкогонов，1928年3月22日——1995年12月6日），俄罗斯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1949年加入苏军。195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9—1984年任红军特宣部部长。1984—1988年任苏军冲锋队和海军主要政治局副局长。1985—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88—1991年任国防部军事史研究所所长。1990年6—9月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副主席。1991年5月退党。1991年8—12月任苏军废除军事政治机构委员会主席。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国防问题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国防和安全顾问。1992—1995年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陆军和海军部国家委员会主席。1994—1995年任战俘、被拘留者和失踪问题委员会主席。1995年去世。
[5]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еевичВознесенский，1903年11月18日——1950年10月1日），1919年加入共青团和俄共（布）。1934—1939年任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列宁格勒城市规划委员会主席兼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8—1941年、1942—1949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38—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41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41—194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6—1949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7—194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因“列宁格勒案件”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50年遇害。1954年平反。
[6]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科瓦列夫（Иван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Ковалёв，1901年6月28日——1993年5月28日），1919年加入红军。1935—1936年任铁路人民委员会高级督察。1941年5—7月任副铁路运输人民委员。1941—1944年任红军军事通信部部长。1944—1948年任铁道部长。1946—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1950年任驻华军事专家组组长兼中共中央首席顾问。1951—1957年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1957年起在军事院校任教。1985年退休。
[7]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罗夫（АлександрВасильевичСуворов，1730年11月13日——1800年5月6日），俄国军事家。1799年获封为俄罗斯帝国大元帅和神圣罗马帝国陆军元帅。
[8]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斯摩棱斯基（МихаилИлларионовичГолени́щев-Кутузов-Смоленский，1745年9月16日——1813年4月28日），俄国军事家。
[9]米高扬也证实过这一点，他认为，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斯大林还是能够接受诚恳的建议的。
[10]这段叙述来源于作者和赫鲁晓夫的家人进行的多次长时间的交谈，其中包括赫鲁晓夫的孩子拉达·阿朱别伊和谢尔盖·赫鲁晓夫；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遗孀和她的孩子；尼娜·赫鲁晓娃的侄女尼娜以及其他一些人。
[11]尤莉娅·尼基塔切娜·赫鲁晓娃，赫鲁晓夫第一任妻子的女儿，在战争期间流亡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和她在一起的是她的丈夫维克多·刚塔尔（ViktorGontar），他是卡佩拉·顿卡（CapellaDunka）歌舞团的负责人。后来他执掌了基辅的莱西亚（Lesia）乌克兰俄罗斯歌剧院以及后来的基辅歌剧芭蕾舞团。
[12]伊里亚·格里哥里耶维奇·爱伦堡（ИльяГригорьевичЭренбург，1891年1月14日——1967年8月31日），苏联作家。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08年流亡法国后脱离革命活动，专心从事写作。二月革命后回国，十月革命后曾在苏维埃政府任职。1921年后以苏联报刊记者的身份长期旅居国外。1936年曾参与对西班牙革命和内战的报导。1939年在法国被捕，后获释返回苏联。1941年参与对卫国战争的报导。1949年被解除一切职务。斯大林死后成为“解冻文学”代表人物。1967年在莫斯科逝世。
[13]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СемёновичГроссман，1905年11月29日——1964年9月14日），苏联作家、记者。1902年加入崩得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36年被捕，被判处3年劳动改造。1941年入伍，作为战地记者报道卫国战争。60年代初遭到苏斯洛夫迫害，他的书被禁止出版。1964年病逝。死后他的书被偷运到国外发行。
[14]加林娜·谢尔盖耶夫娜·乌拉诺娃（Гали́наСерге́евнаУла́нова，1910年1月8日——1998年3月21日），苏联芭蕾舞演员。
[15]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莱蒙谢夫（Серге́йЯ́ковлевичЛе́мешев，1902年7月10日——1977年6月27日），苏联歌剧歌手。
[16]伊莎贝尔·克里普斯夫人（DameIsobelCripps，1891年1月25日——1979年4月11日），英国慈善家。
[17]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СемёнМихайловичБудённый，1883年4月25日——1973年10月26日），苏俄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骑兵统帅，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在波兰、德国和奥地利作战。二月革命后曾被选为连士兵苏维埃主席、团士兵苏维埃主席和师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后回乡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建立了骑兵游击队。内战期间曾担任著名的红军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内战后曾任北高加索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骑兵总监、莫斯科军区司令、副国防人民委员等职。
[18]谢尔盖·赫鲁晓夫对他表姐妹的说法持有异议，他坚持认为，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在战后经常访问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乡间别墅，事实上，她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在赫鲁晓夫家的沙发上去世的。赫鲁晓夫家的其他人也提醒我不要把罗娜·科比亚克的话太当真。我与她的电话交谈也是很奇怪的。她拒绝与我面谈，并且刚开始还拒绝和我在电话里交谈。她说她正在撰写一本关于赫鲁晓夫的书（英文的，因为作为一个资深译员，她觉得更习惯于用英文写作，而不是她的母语）。不过，后来她和我谈了很多，除了旁敲侧击攻击赫鲁晓夫家人外，其中也不乏自我推销的成分（“虽然我没有接受过文学方面的训练，但我在这方面有天赋”）。她说，她的痛苦多多少少与60年代末以后她与赫鲁晓夫一家断绝联系有关系。（他们说她在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不久就与他们断绝了关系，然后夸大他们家庭之间的矛盾，以表白她做法的正确性。）不过他们家庭之间的恩怨可以追溯到1941年以及以前的事情。所幸的是，可以说明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与她的兄弟一家之间恩怨的只有罗娜一人。
[19]鲁本·鲁伊斯·伊巴露丽（RubénRuizIbárruri，1920年1月9日——1942年9月3日），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儿子。1934年流亡苏联。1936年返回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1939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苏联。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参加了红军。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壮烈牺牲。
[20]伊茜多拉·多洛蕾丝·伊巴鲁里·戈麦斯（IsidoraDoloresIbárruriGómez，1895年12月9日——1989年11月12日），外号“热情之花”（LaPasionaria），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重要领袖之一，西班牙共产党荣誉主席。生于加利亚尔塔（Gallarta）。参加过1917年大罢工，1918年开始以“热情之花”为笔名给工人报刊写文章。1920年参与创建西班牙人共产党，西班牙人共产党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为西班牙共产党后，1930年任中央委员会委员。1931年担任党报《工人世界》（MundoObrero）编辑。内战爆发后，于1937年担任共和国议会副议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1942年至1960年担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1960年改任党主席，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回国，1989年去世。
[21]参见StepanMikoyan的回忆录，柳芭的叙述也与此相同。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情时，柳芭都对自己没有试图劝说列昂尼德放弃这种游戏而感到奇怪，实际上，她自己胆子也很大，曾经从飞机的机翼上跳伞，喜欢和她丈夫骑着摩托车飞车兜风。
[22]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库迪亚科夫—汉费尼扬尼（Серге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Худяков-Ханферянц，1901年12月25日——1950年4月18日），1918年加入红军。1924年加入俄共（布）。1938—1941年任空军后勤部队司令。1944—1945年任红军空军参谋长兼副司令。1945年被授予空军元帅军衔。1945年3—12月任第3航空军司令，参与了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并消灭了伪满洲国政权。1945年12月被捕。1950年遇害。1954年平反。1965年恢复一切名誉。
[23]雅科夫·约西福维奇·朱加施维里（ЯковИосифовичДжугашвили，1907年3月31日——1943年4月14日），斯大林的长子。1937年加入红军。1941年5月加入联共（布），同年7月在卫国战争中被俘并被送往德国关押。1943年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自杀身亡。
[24]1990年，保守派杂志Voenno-istoricheskiizhurnal派出了两名调查人员对这些档案进行调查。虽然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文件可以证明赫鲁晓夫的儿子落入了德国人之手，但他们报告说，有迹象表明有人在此前曾经检查过这些材料，而且德国人的审讯文件中有差不多2000页的材料不见了。
[25]SergiIvanov的文章“Priznanieperedsmer’tiu”中提到了查莫林的供认，他是在写给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蒂诺夫的信中承认这一事情的。1994年在布里安斯克附近发现了一架飞机的残骸，这里距离查莫林最后看到列昂尼德飞机的地方大约25英里，所说飞机残骸里还有他的尸体，但是如果查莫林的供述是可信的话，那么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可信的。
[26]维克多·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ВикторСемёновичАбакумов，1908年4月24日——1954年12月19日），生于莫斯科一个工人家庭。1922年参加红军，1923年退伍。1932年进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1941年担任副内务人民委员，同年7月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行动部部长，1943年担任国防人民委员部反间谍总局局长。1946年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1951年因卷入“医生谋杀案”而被捕，1954年12月被处决。
[27]阿巴库莫夫后来在1946—1951年间担任了国家安全部部长。
[28]实际上，尤莉娅已经从布琼尼元帅的女儿尼娜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当时他们两家都居住在莫斯科的同一幢公寓楼里。在柳芭1954年到达莫斯科后，克格勃头目谢罗夫就将她“邀请”到了他位于卢比安卡的办公室里（与阿巴库莫夫审讯她的监狱不是同一个地方），要求她不要与尤莉娅见面，直到尤莉娅长大成人。
[29]“你长大了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谢尼娅·伊凡诺夫娜问托尔亚。“将军。”他记得他当时是这样回答的。“你想在哪里工作，托尔亚？”“克里姆林宫。”“说得好，托尔亚！”她惊呼道：“多好的孩子啊！”这是作者1993年7月与柳芭交谈得知的细节。
[30]米高扬讲述了斯大林的咒骂、长时间不在莫斯科以及当他的同事们到别墅时他脸上的惊恐神情。贝利亚在1953年被捕后所写的一封信中证实，他和莫洛托夫带头要求斯大林恢复他的职位。拉辛斯基（Radzinsky）推测斯大林也许是假装意志被摧垮，目的是想看看他的手下会有什么反应，但是鉴于当时灾难的程度与斯大林所应负的责任，这种说法好像是不大可能的。
[31]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图皮洛夫（ВасилийИвановичТупиков，1901年12月31日——1941年9月20日），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2年加入红军。1939—1940年任哈尔科夫军区参谋长。1940—1941年任驻德国大使馆武官。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被捕，获释后返回苏联。1941年7—9月任西南方面军参谋长，同年9月20日在试图从基辅突围时壮烈牺牲。
[32]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БорисМихайловичШапошников，1882年10月2日——1945年3月26日），1903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21—1925年任红军第一副参谋长。1925—1927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27—1928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28—1931年任红军总参谋长。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1—1932年任伏尔加军区司令。1932—1935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政委兼教授。1937—1940年再次担任红军总参谋长。1937—194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0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0—1941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1—1942年再次担任红军总参谋长。1942—1943年复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3—1945年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1945年在莫斯科逝世。
[33]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巴格拉米扬（Иван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Баграмян，1897年11月20日——1982年12月2日），1915年入伍。二月革命后支持达什纳克楚琼。1920年加入红军。1941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曾任西南方面军参谋长。1945—1954年任波罗的海军区司令。1954—1955年任苏联国防部总督察。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5—1956年、1958—1968年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1941—197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8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年在莫斯科逝世。
[34]巴格拉米扬觉得赫鲁晓夫的观点既不具有严格的军事意义，也没有一个像赫鲁晓夫这样早年在乌克兰呆过较长时期的人所具有的情感因素。“我们了解，”巴格拉米扬回忆说：“他们指导思想的出发点不仅是纯粹的军事战略目的，而且也有通过重新占领国家的‘炼钢炉’——顿巴斯与哈尔科夫这样的重要工业中心——来增加我们的军事工业潜力的考虑。”
[35]伏罗希洛夫、朱可夫和沙波什尼科夫也参加了铁木辛哥、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起初陈述他们观点的会议。沙波什尼科夫对此予以特别反对。在主张对他们的计划进行修订后，他仍持怀疑态度，但其他人除伏罗希洛夫赞同外都没有发表意见。在以前的文件中，参加会议者的名单略去了赫鲁晓夫的名字。
[36]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МихайловичВасилевский，1895年9月30日——1977年12月5日），1915年入伍。1919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任总参谋部副主任兼行动处处长、红军总参谋长。1942—1945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4—1945年任第3白俄罗斯阵线司令。1946—1948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副总司令。1949—1950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1950—1953年任苏联战争部长。1953—1956年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56—1959年任苏联军事科学部副部长。1957年因病退役。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6—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58年任苏联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1977年逝世。
[37]巴格拉米扬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他在17日晚上曾试图说服铁木辛哥取消进攻，但没有成功。
[38]“我现在仍然不能相信铁木辛哥对斯大林说过是我逼迫他做出决策的。”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认为斯大林只是想让我乱了方寸，好让我的观点失去支撑力。”
[39]Zhukov,Vospominaniiairazmyshelniia,vol.2,pp.291—292.朱可夫证言是否符合客观情况，这本身也有待考证。因为尽管朱可夫肯定会在总指挥部里，斯大林5月18日就是在总指挥部里与铁木辛哥通话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朱可夫在赫鲁晓夫设法想和当时在近郊别墅里的斯大林通话时就在场，因为他并非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成员。
[40]在1989—1990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军事历史杂志》好像执意想揭露赫鲁晓夫回忆录中的谎言，因为这一系列文章的栏目名称为“关于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事实真相”。这些文章读起来好像那些事后觉得很明显的事情应该在当时也是显而易见的，好像未能事先预见到灾难的发生是由于缺乏“客观”或“严格的科学分析”。
[41]其他的损失包括652辆坦克、3278门榴弹炮、9053挺机枪、1646件其他枪炮、143226支步枪以及57626匹马（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42年春天时苏联军事技术的状况）。
[42]根据朱可夫元帅的女儿玛格丽特的说法，这一段情节是巴格拉米扬将军告诉她的。作者与玛格丽特·朱可娃进行过面谈。1942年6月，在一次凌晨两点的会议结束后，斯大林叫住华西列夫斯基，对他说：“等一下。我想再就哈尔科夫战役的失利谈一谈：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人需要受到惩罚。”于是，斯大林以国防委员会的名义向西南战区发了一封信。除了巴格拉米扬的错误外，他写道：“军事委员会也犯有一些错误，特别是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同志。如果我们告诉全国人民我们前线已经遭受的与仍在遭受的全部灾难，损失了18—20个师，我想人民是会严厉地判决你们的。”在战后不久，当米高扬称赞赫鲁晓夫努力消除哈尔科夫的灾难时，斯大林看起来马上就想当场反驳他。赫鲁晓夫在1957年10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回顾了这一事件，在那次会议上，朱可夫元帅被正式解职。请参照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中的最近历史材料。
玛格丽特·格奥尔基耶夫娜·朱可娃（МаргаритаГеоргиевнаЖукова，1929年6月6日——2010年5月13日），俄罗斯教育家，格奥尔基·朱可夫的女儿。
[43]在他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为自己辩解说：“我忘记了当初是谁发起组织了哈尔科夫战役。……我不否认它也有我的份，但是我问斯大林：‘关于这次战役的指挥官铁木辛哥，又该怎么说呢？’”“不，”斯大林说：“这完全是你的主意，铁木辛哥只是顺从了你。”“那是不可能的，”我回答说：“你必定是不十分了解铁木辛哥。他的意志是非常坚强的，他从不同意一次战役，除非他认为是个好主意。”“事实上，”赫鲁晓夫补充说道：“实际作出反攻哈尔科夫的作战计划的是巴格拉米扬同志。”
[44]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АндрейИвановичЕрёменко，1892年10月14日——1970年11月19日），1913年入伍。一战期间在西南阵线和罗马尼亚阵线工作。十月革命后退役。1918年在卢甘斯克领导游击队与德军和奥军作战。1919年任马尔科夫斯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并参加了红军。1938—1940年任第6骑兵军司令。1939年参加了西白俄罗斯战役。1941年1—6月任远东红旗第一军司令。卫国战争爆发后历任西部阵线司令、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第4突击军司令、东南阵线司令、加里宁方面军司令、乌克兰第4方面军司令等。1945—1946年任喀尔巴阡军区司令。1946—1953年任西西伯利亚军区司令。1953—1958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56—197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8—1970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督察长。1970年逝世。
[45]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ВасилийИвановичЧуйков，1900年1月31日——1982年3月18日），1918年加入红军，同年7月参与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7—1929年任驻华军事顾问。1936—1938年任第4机械化旅司令。1938—1940年任第4集团军司令兼国防人民委员会委员。1939年参加了波兰战役。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0—1942年任驻华武官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首席军事顾问。1942年回国。1942—1946年任第8近卫军司令，在任期间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白俄罗斯战役、维斯瓦—奥得河战役和柏林战役。1946—1949年任驻德国占领军副总司令兼军事管理局副局长。1946—198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1953年任驻德占领军总司令、军事管理局局长兼控制委员会主席。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60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960—1961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60—1964年任苏军地面部队总司令。1961—1972年任民防部长。1961—198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2—1982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督察长。1982年逝世。
[46]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РодионЯковлевичМалиновский，1898年11月22日——1967年3月31日），1914年入伍。1919年加入红军。1937—1938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卫国战争期间曾任南方阵线部队司令、沃罗涅日阵线副司令、第2集团军司令。1944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7—1953年任远东总司令。1953—1956年任远东军区司令。1956—1957年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1957—1967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56—196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7年在莫斯科逝世。
[47]根据这位马利诺夫斯卡娅的说法，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主要指挥官，叶廖缅科、崔可夫和其他人，对赫鲁晓夫的勇敢精神和不知疲倦的精力都很钦佩，甚至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他们也称赞了他的这些品质，当时说赫鲁晓夫的好话好像是不可取的。
[48]Zhukov,ReminiscencesandReflections,vol.2,p.99.在与作者面谈时，德米特里·沃尔科哥诺夫承认朱可夫的回忆录比赫鲁晓夫的更为可信。在斯大林格勒反攻战役的准备时期，华西列夫斯基记得驱车“从一个军到另一个军，从一个连队到另一个连队，我到哪里，赫鲁晓夫就和我乘同一辆车到哪里。他从来没有乘坐过其他人的车：只要我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但是当你们阅读（赫鲁晓夫时代所撰写的战争）历史时，你们会看到‘赫鲁晓夫同志到了什么什么单位’，‘赫鲁晓夫同志视察了什么什么军的指挥部’，‘赫鲁晓夫同志对什么什么人说了什么什么话’，等等。至于总参谋长到哪里去了，则无人提及。”
[49]与朱可夫一样，华西列夫斯基后来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也被迫退休了，因此他也有理由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赫鲁晓夫抱有报复心态。这样，这里的事实又显得让人捉摸不透，也许既不像朱可夫与华西列夫斯基所说的那样，也不像赫鲁晓夫本人所标榜的那样。
[50]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沃龙诺夫（НиколайНиколаевичВоронов，1899年5月5日——1968年2月28日），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0年在苏波战争中被俘，1921年获释后回国。1935—1937年期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37—1940年任红军炮兵司令。1940—1941年任红军炮兵总司令部第一副司令。1941年6—7月任红军防空总局局长。1941—1943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炮兵总司令。1946—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58年任加里宁军事炮兵学院院长。1958—1968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督察。
[51]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诺维科夫（Александ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Новиков，1900年11月19日——1976年12月3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24年参与镇压了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叛乱。1938—1939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参谋长，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1939—1940年任第8集团军空军司令。1940—1942年任列宁格勒军区空军司令，期间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1942年2—4月任红军空军第一副司令。1942—1943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2—1946年任红军空军司令。1944年晋升为空军元帅军衔。1946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1952年获释。1953年平反。1953—1955年任苏军远程航空兵司令。1954—1955年任苏联空军副总司令。1956年转入预备役。1966年退休。
[52]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格利科夫（ФилиппИвановичГоликов，1900年7月3日——1980年7月29日），1918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40—1941年任红军主要情报局局长。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10军团司令、加里宁阵线第4突击军司令、布良斯克阵线部队司令、沃罗涅日阵线部队司令、斯大林格勒阵线副司令。1943—1950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50—1956年任单独机械化军司令。1956—1958年任苏联陆军装甲部队军事学院院长。1958—1962年任苏联陆海军主要政治局局长。1938—1946年、195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
[53]JohnErickson,TheRoadtoBerlin（Boulder,Colo.：WestviewPress,1983）,p.101.“双方的指挥官都冷酷而麻木地看着战斗疯狂地不断升级，”埃里克森写道：“德国军官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众多的苏联飞机，而苏联指挥官以前也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大规模的德国坦克集群，所有的坦克都涂着黄绿相间的伪装。”在人员与装甲的对决中，“战斗的轰鸣声持续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死伤者堆积如山，成堆的坦克已经被打烂，还在冒着火焰，运送士兵的火车和其他工具散落得到处都是，浓密的烟柱从草原上升起来。每个小时，都有很多血肉模糊、身体蜷曲的士兵被从战斗中抬出来，满是血污的身体上还在流着血”。
约翰·埃里克森（JohnErickson，1929年4月17日——2002年2月10日），英国历史学家。
[54]“我不知道他这一次为什么如此冷静，如此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赫鲁晓夫补充说：“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一下子就发怒了。好像是魔鬼在斯大林的主要神经上拴了一根绳子，没有人能够知道魔鬼什么时候会拉一下绳子，使斯大林发怒。斯大林的发脾气也好，他的自我克制也好，都已发展到了高级阶段。”
[55]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苏赫诺夫（ДмитрийНиколаевичСуханов，1904—？），1922年加入俄共（布）。1936—1952年期间担任马林科夫的助理。1952—1955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办公厅主任兼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助理。1955—1956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秘书处处长。1956年因卷入“贝利亚案件”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
[56]这是乌克兰历史学家Y.萨波瓦尔报告的。当萨波瓦尔当着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的面说出此事时，后者坚持认为强力领导人的助手差不多都是些平庸之辈，他们的任务就是执行命令，而不是对命令提出质疑。不管这是否是一个通用的原则，但赫鲁晓夫很可能还是会选择一个平庸之辈做他的助手的，这样他可以充分显示自己的能力。
[57]这段文字来源于作者1991年6月和1993年8月与瓦西里·科斯坦科的面谈。科斯坦科在复述这段故事时唏嘘不已，他要求在本书中首先表述的就是这段故事。“像这样的交谈显示，”他说：“这不是发生在赫鲁晓夫看到曙光的第二十届人代会上，而是在斯大林去世前的10年。这并非唯一表露他心情的时刻，这样的时刻还有很多。”
[58]帕维尔·尼基托维奇·加波契卡（ПавелНикитовичГапочка，1908年7月29日——？），苏联哲学家。1928年加入联共（布）。1938—194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助理。1940—1952年任乌共中央候补委员。1944年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乌克兰分院科学部副主任。1944—1945年任乌共（布）利沃夫省委第二书记。1948—1949年任乌共（布）中央宣传和鼓动部部长。1953年起在苏联社会科学院任教。
[59]谢尔盖·罗曼诺维奇·萨夫琴科（СергейРомановичСавченко，1904年6月18日——1966年？月？日），1921年加入契卡。1941—1943年任乌克兰副内务人民委员。1943—1946年任乌克兰国家安全人民委员。1946—1949年任乌克兰国家安全部部长。1949—1951年任外交部信息委员会副主席。1951—1953年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1953年3—9月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1954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55年被转入预备役。
[60]1941年，多夫仁科因为他拍摄的反映内战的电影Shchors（1939年）而荣获一枚斯大林勋章。1942年8月3日，即在多夫仁科的一个小故事在苏联军队报纸《红星报》发表后的第二天，他得到消息说斯大林本人“因为这个故事告诉了军队和人民他们特别需要告诉的东西而感谢他”。
[61]参见乌克兰政治局1944年2月12日关于多夫仁科问题的决议文件。赫鲁晓夫声称这份决议尽可能地让惩罚无关痛痒。多夫仁科电影制片厂的档案管理员引述这位制片人的遗孀YuliaSolntseva的话说，多夫仁科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了少量的保护，而谢尔盖·赫鲁晓夫则声称他的父亲试图通过亲自惩罚多夫仁科来控制局势。
[62]赫鲁晓夫还声称他在评估“烈火中的乌克兰”时还受到一些事实的误导，斯大林本人当时对多夫仁科的作品一直是称赞的，马林科夫也很喜欢这个脚本。
[63]甚至在多夫仁科于1956年去世后，他的遗孀还被批准完成电影Poemaomore的拍摄。在她的邀请下，赫鲁晓夫自己曾去莫斯科电影院看过这部电影。
[64]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格列奇科（АндрейАнтоновичГречко，1903年10月4日——1976年4月26日），1919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任南部阵线第12军团司令、第47军团司令、沃罗涅日部队副司令。1945—1953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953—1957年任苏联驻东德部队总司令，期间参与镇压了东德1953年6月起义。1957—1960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1957—1967年任苏联第一国防部副部长。1960—1967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1967—1976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68年参与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1961—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3—197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在莫斯科逝世。
[65]参见埃里克森的RoadtoBerlin,第128、141页。赫鲁晓夫的看法并非如此。虽然“这看起来好像是我们有意安排解放基辅作为苏联革命纪念的贺礼，”赫鲁晓夫说：“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愉快的巧合。”
[66]此次战役的指挥所设在一块小的高地上。指挥所不远处是一系列的堑壕，当时赫鲁晓夫就呆在其中的一条堑壕里。我曾于1991年6月一个昏暗的雨天造访过那里。当时站在那里的一位纪念碑向导说，直到1985年，在那里展出的照片中还没有赫鲁晓夫的，解说员也不许提到他的名字。
[67]斯大林还是对赫鲁晓夫的好意有所报答的，他将赫鲁晓夫的祝贺发表在《真理报》上。但是他后来又责备赫鲁晓夫用密码电话向他表达祝贺，致使他们的通话有案可查，虽然赫鲁晓夫坚持说他们的通话根本就不是保密的，而是通过公用的电话线通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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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中的冯·施韦泽先生的时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中的冯·施韦泽先生的时代
让·巴蒂斯特·冯·施韦泽
《社会民主党人报》
施韦泽和保守党
施韦泽在北德意志国会中
施韦泽的独裁
巴门—爱北斐特的代表大会
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反叛
让·巴蒂斯特·冯·施韦泽
在拉萨尔逝世后几个相继领导他所创立的联合会的人物中，让·巴·冯·施韦泽特别杰出。
联合会得到了施韦泽，就得到了一位很好地具备许多大有益于他的职位的特色的领导人。他具有必要的理论修养，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冷静的思考能力。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和鼓动者，他能够把最困难的问题给最纯朴的工人讲解清楚；能像他那样懂得如何激发群众热情，甚至使群众着迷的人是很少有的。在他当记者期间，他在他的报刊《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批通俗科学论文，这些论文都是最好的社会主义作品。例如他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批评和后来印成小册子的论文《死的舒尔采反对活的拉萨尔》，至今还不失其全部价值。作为国会议员，他也表现得十分干练和精明。他迅速掌握现状并加以利用。最后，他也是一个深堪重视的优秀演说家，使群众和敌人都受到感动。
但是除了这些良好的、有些还是出色的特色外，施韦泽也有一系列的缺点，对于一个正在发展初期的工人党的领袖来说，这些缺点对党是危险的。他走过了种种错误道路之后才参加运动，运动对于他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一看出自己在资产阶级中没有发迹的前途，他这个在生活方式上早就堕落的人只有到工人运动中去充当一个所谓他的野心同他的才能注定他充当的角色，才有希望发迹，他就参加运动。他不仅想当运动的领袖，而且想当运动的统治者，并且竭力为他的自私目的加以利用。他曾在阿沙芬堡一个由耶稣会主办的学院里学习，后来又从事于研究法律，于是他从耶稣会的诡辩和法律上的强辞夺理获得了精神武器。这就使这个本性诡诈狡猾的人成了一个政客，他肆无忌惮地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任何代价来满足他的野心，满足他的纵情享乐的需要，这些非有充分的财力是不可能满足的，可是他没有这种条件。况且在一切民众运动中证实了一个历史性的老经验，即有纵欲习惯而因缺乏财力不能满足的领导人物，容易屈服于向他袭来的引诱，尤其是当他们同时还相信，除了满足他们的野心以外还能够获得虚伪的成就的时候。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赋予它的领导人以独裁地位，这是非常有利于施韦泽的企图的。但协会中比较有独立思想的会员也自然对独裁者的这种欲望不断进行斗争。有时反对派好像被他那蛮横无理的行为压制下去，并从联合会中排挤出去，但不久又有另一些人在另一些地方起来，重新开始对他作斗争。由于联合会的唯一报纸——除此以外他也不容许有第二个——《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也非常有利于他的统治企图。他既握有工具，并毫不犹豫地使用它，对会员的精神统治变成专制的统治，他于是强暴地压制每一个异议和每一个使他不快的意见。同时，虽则施韦泽内心里瞧不起群众，他却懂得如何讨好他们，而且像他那种阿谀谄媚的样子，我从没有再遇到过。他把自己装扮成群众的工具，只听从“至尊的人民”的意志，而这至尊的人民只阅读他的报纸，并受他的意志的暗示。谁敢反抗他，谁就被指为动机卑鄙，被诬蔑为愚蠢低能，妄想爬在善良、诚实的工人头上，以便滥用他们为他们的敌人谋利益。
像施韦泽逐渐扮演的角色当然只有在运动的幼年时期才有可能，因此我们原谅他的那些狂热的追随者。今天不论是谁要想在运动中扮演施韦泽那样的角色，即使在短时间内也是不可能的。
施韦泽是一个头等的煽动家，这种人如果当了国家的领导人，就会成为马基雅弗利（他本来醉心于马基雅弗利的无原则的理论）的高足。多年来他用上述方法在联合会中所保持的专制统治，只有天主教堂的某些现象可以比拟。他不枉跟耶稣会士受业一场。
我们（李卜克内西和我）所控诉施韦泽的是：他按照俾斯麦政策的利益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自然是违反该会的大部分会员的意志和心愿的）。我们认为这个政策不是德意志的政策，而是大普鲁士的政策。这个为了霍亨索伦王室利益而进行的政策，力求赢得全德意志的统治权并用普鲁士的精神和普鲁士的统治原则来统治德意志——这原则是一切民主政治的死敌。
在当时的一般情况和俾斯麦同自由资产阶级处于激烈斗争的情况之下，他利用一切能有助于他的目的的手段，哪怕是最阴暗的手段。我在本书第一卷里已经叙述过，还在拉萨尔上台之前，俾斯麦就有一个干练的代表——油漆匠艾希勒，在工人界中宣传他的政策。拉萨尔不是以奴仆而是以同等的身份，作为一个掌权者对另一掌权者来同俾斯麦谈判的，但是他给与俾斯麦这种企图的支持比他自己大概愿给与的还要多。他同俾斯麦的谈判固然表面上在一八六四年二月间中断而且直到他（拉萨尔）逝世也没有恢复，但是使工人运动为俾斯麦政策服务的努力则依然如故，并且取得一定的效果，而在俾斯麦的代表洛塔尔·布赫尔邀请卡尔·马克思为普鲁士《国家通报》的撰稿人时遭到严词拒绝，也未改变这种情况。
海伦·冯·拉科维查（海伦·冯·达尼格斯）是拉萨尔的旧情人，他就是为她而被卷入决斗丧命的，在她的《别人和我》一书中（柏林，一九〇九年）叙述说，在一大夜间谈话中她问拉萨尔道：是真的吗？你同俾斯麦有种种秘密勾当？他回答说：“关于俾斯麦，和他想要从我那里得到什么和我想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没有这种事，也不可能有这种事，你可以放心。我们俩都够老练的——我们清楚彼此的老练，结果不会是我们（始终是政治上的语言）当面彼此嘲笑的。在这方面，我们受的教育太多了——所以只不过是拜会和富于机智的谈话。”
这段叙述可能是真实的。如果他不像他的旧情人在这里所叙述的这样想法，就是瞧不起拉萨尔的聪明和他的见识。一般说来，聪明有见识的人（也包括施韦泽在内），都不会误认社会民主党人能从俾斯麦那里得到什么和得不到什么，并且，也不会误认，如果俾斯麦与社会民主党人发生什么关系，也只是为了他的利益想来利用他们而已，以后就会像丢掉挤干了的柠檬似地丢掉他们。或者是另一种情况，他们把自己出卖给他，为他服务，这在拉萨尔是不可能的。
事实首先说明了我的看法，即当副主席F.W.弗里茨舍代替伯恩哈特·贝克尔充当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时，前任副主席达麦尔博士向弗里茨舍建议，在萨克森王国进行鼓动时除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以外还要替普鲁士霸权游说，并且把报纸上所发表的有关这些集会的报道直接寄给俾斯麦，也把集会情形直接向他报告。这是在一八七八年秋季谈到反抗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时弗里茨舍亲自告诉我的。我当时在国会中发言反对俾斯麦时也利用过这个资料。
所以想使全德工人联合会有利于俾斯麦的大普鲁士政策的企图很早就有，而且长久存在。我的分析是为了要证明，施韦泽有意识地为俾斯麦这种企图服务。
如果施韦泽内心里真诚喜爱他表面上所拥护的事业，如果党内每个同志都可以确信他只抱着热情和最纯洁的努力为工人阶级服务，如果他能避免他的政治生活中所涌现出来的十分可疑的暧昧态度，总而言之，如果他的全部行为能令人信赖，那么，他就会无可争辩地终身担任党的领导人。每一个诽谤他的尝试，不论攻击来自何方，到他身上都会失去效用。他却不是这样，他必须维护他那不断下降的威信，最后，在他放下主席职位后，当每个人都敢于自由地说话，没有被开除的危险的时候，遇到了正是那些曾经对我们方面的攻击狂热地捍卫他的人们对他提出了侮辱最甚的控诉。所以那些听得他死的消息漠然置之无动于衷的人，若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会直到最后一刻还承认他为他们的领袖，对于他的纪念就会永远恭敬万分。
※※※
让·巴蒂斯特·冯·施韦泽在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二日生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根据他的祖先来判断，他的血统是意大利—法兰西同德意志的混血种。他的家庭在一八一四年由当时的巴伐利亚国王封为贵族，属于所谓老法兰克福的名门望族。
幼年的施韦泽在他的家庭中所耳濡目染的是不很高尚、并且发生很成问题的教育的影响。他的父亲曾一度充当不伦瑞克的声名狼藉的卡尔公爵（这位公爵在一八三〇年为了免于牺牲在民愤之下，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本国）的侍从，是一个浪荡子，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他的母亲是和丈夫分居的，独立门户，过着同样的生活。无怪乎年轻的让·巴蒂斯特由于这样的出身和在这种榜样下步着父母的后尘，只是他的双亲已把钱财挥霍净尽，他没有钱，于是负债累累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约在五十年代中叶，他也曾到柏林求学，在这里同克鲁马赫家族来往（克鲁马赫的妻子是他的祖母的亲戚），并认识了普鲁士反动派的领导人物，例如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施塔尔。后来他在写作中对普鲁士国家的本质能作出尖锐和中肯的批判，就是从在柏林居住期间同权威的社会阶层的交际得来的。当时的大德意志—奥地利立场不仅在他的家庭中而且在老法兰克福的市民阶层中是占优势的立场，这种立场使他的观察力特别锐利。他现在认识到那个作为奥地利的死敌的国家最内在的本质。他的这种大德意志—奥地利的立场也表现在政治论文中，其中第一篇是一八五九年施韦泽在法兰克福（他于一八五七年定居在那里当没有主顾的律师）发表的。这篇文章发表于奥地利—意大利—法兰西战争期间，以惹人注目的《奥地利的事业就是德意志的事业》为题，并且要求全德意志支援奥地利。第二篇论文具有同样的倾向，题目是：《驳卡尔·伏格特对于欧洲现势的研究》。文章结尾说：奥地利的事业是欧洲公理和欧洲秩序的事业，是文明和人道的事业，而首先是德意志荣誉和德意志独立的民族事业。
第三篇论文在一八六〇年出版，题目是：《全国统一的唯一途径》，他显然左倾了。他自认是共和主义者，并且认为只有通过来自下面的革命导致德意志的民主统一，德意志才会有幸福。然而，后来他又沉溺于他的大德意志—奥地利的同情中，直到他同拉萨尔认识后，才终于转入小德意志阵营并认为唯有俾斯麦政策才能解决德意志问题。
一八五九年民众运动的开始和民族联盟的创立及其小德意志方面的努力，不能使施韦泽无动于衷。与他当时的立场相合，他起而反对民族联盟。他认为（一八六一年一月），民族联盟只有声明拥护共和主义，也就是拥护革命，才可望得到工人的帮助。普鲁士并不比奥地利好些；必须在二者都粉碎以后，德意志才有可能统一。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由于他的协助，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创立了一个工人教育协会，施韦泽当选为该会主席。他在这里代表着同样的激进思想。一八六二年初，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德意志问题》，他在这里再次自认是霍亨索伦王室政策和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领导权的无情敌人，并且痛斥中立政党的拙劣。他现在显然是政治上非常忙碌的人。他还兼任法兰克福的体育协会主席；那些虽然表面上不是政治性的协会，在当时却一起展开了热烈的政治活动。射击协会运动就是这种情形。施韦泽在这个运动中也显得很积极，并且在德意志射击同盟成立后，还担任该会的核心委员会委员。当一八六二年七月在法兰克福举行德意志第一届射击大会时，施韦泽是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和大会报纸的编辑。他当时同科堡公爵，即“射击公爵”，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在会场上他常常出现在他的身边，这当然同他以往的激进态度相矛盾，也同他在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在美因郜工人会议上所作的彻底社会主义的激进演说相矛盾，这一点，我在本书第一卷已经叙述过了。
在这个时期施韦泽同时怀着几种企图。但是恶运突然降临。在法兰克福射击大会后不久，他被公开控告犯了两件罪行，这些罪行在他后来生活上投下一个阴影，并且作为他性格的标志是重要的。
首先他被控告侵吞了法兰克福射击大会账房的二千六百古尔盾。委员会方面对此并未提起控诉，这就使人认为，这件事大概还有争辩。相反地，我可以肯定，参加射击大会中央委员会的哥达司法顾问官斯特尔秦，曾署名在科堡《德意志工人总汇报》上发表一篇声明，证明侵吞公款是事实。几年以后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展开对施韦泽的反抗时，哥达支会派遣会员一人到司法顾问官斯特尔秦那里问他，对施韦泽提出的贪污罪状是否属实。斯特尔秦证明属实。于是哥达支会又转与施韦泽接洽，把斯特尔秦的话告诉他并请他控告斯特尔秦。施韦泽拒绝了。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些，因为他还忙得很。
另外一件更讨厌的事件是一八六二年八月在曼海姆的皇宫花园内发生的。一天上午施韦泽对一个儿童犯了有伤风化的罪行，他被控诉，并被判监禁十四天。如果能肯定哪一个是当事的儿童，处罚会重得多。这一点却没有办到。但也许找到些别的、施韦泽也曾对之作同样非礼要求的儿童。他的判决就是以此为根据的。施韦泽当然主张自己无罪，人们在想为施韦泽洗刷的努力中，企图证明他无罪。为了历史的真实性，这种企图应该中止。不管人们对于同性爱看得怎么随便，无论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公园里，企图对一个学龄儿童满足同性爱，却是件寡廉鲜耻的行为。还应说明，如果施韦泽自己觉得无罪，他就会留意对第一级法院的判决提起上诉。
这两件事迫使施韦泽离开法兰克福一个时期。在工人界它们自然也引起了对他的异常愤恨。次年，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后，当施韦泽认识了拉萨尔并成了这个联合会的会员时，法兰克福的会员要求拉萨尔告诉施韦泽，请他不要再参加联合会的集会。拉萨尔拒绝了这个要求，认为这是胸襟狭窄的表现，这个加在施韦泽身上的罪行与他的政治无关。宠爱娈童在希腊曾经是一种普遍盛行的风气，政治家和诗人对此都有嗜好。此外，他对施韦泽的才能推崇备至。他给施韦泽写信说，受罚的那种嗜好是不合乎他的兴趣的。他并没有表示怀疑，说施韦泽没有这种嗜好；他自然知道其中的缘故。
一八六三年初，施韦泽在莱比锡的奥托·维甘特那里发表了一篇新的论文，题目是《奥地利的领导地位》。他为表示“尊敬和友谊”把这篇文章献给他的朋友巴伐利亚的一个旧军官冯·霍夫斯台登先生；序言是一篇沉闷的浮夸文章，有如亚尔西巴德[1]对他所喜爱的一个人的谈话。文章内容不只在一个方面有趣味。他在文章里完全正确地描述了普鲁士国家的性质，并且说明普鲁士完全不适于统一德意志。此外，他不顾一切民主的约束，仍然支持奥地利的领导地位。他说，普鲁士国家根据它的历史发展同德意志全体对立，……这种发展迫使它在同一国土上并通过同一致富之道继续扩张，因而以吞并为出路。但是普鲁士的这个使命不是德意志的，而是普鲁士的。普鲁士按照它的内在性质，必然会注意到，不使程度不等地渗入一切细节的精神，国家的古代历史上的、特别是普鲁士的、主要是霍亨索伦的性质消失掉。
他强烈反抗这个同真正全体德意志不相容的普鲁士。他以下面的纲领方式说明了一个我们以后在别的场合还要遇到的观念。他说：“未来的德意志国家——不论它是个共和国还是个帝国——即使比现在德意志同盟的领土仅仅短少一个村庄，那也是民族的一个耻辱。说德语的最遥远的村庄的最小茅舍都有受全体保护的神圣权利。”
但是以后不久，这个庄严的声明并没有妨碍他去支持那导致、想导致、而且照他自己的理解必然导致民族耻辱的政策。并且这不仅关系着单个村庄或一座茅舍，而是关系着上千万德意志人的国土，这些国土较之霍亨索伦家族给他们王国命名的普鲁士省早几百年，就已属于德意志国家了。最后，他要求奥地利占领导地位和整个奥地利邦加入同盟，如果别无他法，就以粉碎普鲁士来做到这点。因此，他要求，大德意志派毅然拥护奥地利的领导地位，并且不要把阵地让给小德意志派去鼓动普鲁士的领导地位。
所以施韦泽在一八六三年初还是黑与黄的[2]大德意志派。几个月他就变成另一派。在这期间他认识了拉萨尔。他马上体会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机会使他可以在前途上得到一个符合他的野心的、且在上述事件之后他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永远被剥夺的地位。在资产阶级世界中，他成了一个大家必然向他关门的人。
当一八六三年春天拉萨尔来到法兰克福时，他们二人显然不久就做到情投意合。一同去游莱茵普法尔茨，也给这点造成机会，在出游中拉萨尔还发生一件趣事。参加这大出游的除了拉萨尔和施韦泽之外，还有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汉斯·冯·毕洛夫和当时还年轻的我们的已故同志文特林·魏斯海莫同志。他们先到莱茵河畔的欧斯特霍芬，要从那里往以济金根的故居著名的挨柏恩堡去游览。由于魏斯海莫的怂恿，他的住在欧斯特霍芬的父亲邀请这群人吃午饭。拉萨尔在筵席上和魏斯海莫夫人并肩而坐。在谈话中间，夫人像妇女们常有的那样好奇地问拉萨尔，他是否相信他那些计划可以实现，拉萨尔拥抱她，并且一面说“您是个可贵的夫人”，一面吻她的嘴唇。于是他确实地封住她的嘴。对于这个违反一切社交礼节的侮辱，老魏斯海莫激动得喘息了几秒钟，而其余的人们则哈哈大笑。
在拉萨尔影响之下施韦泽的思想变化，立即鲜明地表现在一八六三年十月十三日他在莱比锡所作的以《进步党是停滞不前的支持者》为题的演讲中。这个演讲表明他完全改变了他迄今对普鲁士的态度，同时为拉萨尔政策作辩护，并且鲜明表示反对自由主义的态度，这在当时就是袒护俾斯麦和封建制度。在那个演讲中他说道：
“不过，我的先生们，如果您们听我的话，您们就会认识到，现代专制政体连同它那些成帮的贵族和牧师确乎与我们相敌对，因为专制政体一点也不愿理解革新；不过，您们同时也会认识到，我们真正的、顽固而激烈的敌人却藏在另外地方——即藏在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代理人中间。必须彻底坦白和肯定地说明，停滞不前的真正原因在于所谓自由党是目前最大、最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的斗争，即社会民主党的斗争，首先是针对自由党的。如果您们坚持这一点，那么，我的先生们，您们自己就会说：为什么拉萨尔不应该求助于俾斯麦？”
根据这个理论，工人的主要敌人不是痛恨每一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的封建主义者，时髦点说，即上帝意志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工人的主要敌人宁可说是自由主义者，他们中间即使是最右倾的分子究竟还是近代发展的代表，是一定程度的文明进步的拥护者，没有他们，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成立，资本主义制度才为无产者创造了提升自己为自由人和消灭人压迫人的可能性。施韦泽知道他所宣传的观点是极反动的，是叛卖工人利益的，但是他还是宣传它，因为他相信，可以借此飞黄腾达。
不言而喻，俾斯麦和封建主义者对于这样一个来自最左翼的帮助觉得称心满意，并且对于代表这种理解的人也斟酌情况，予以支持。但是这种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作的游戏——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会认为这比游戏更为重要——却不失为一种巧妙手法，把不太有胆量和见识的自由资产阶级吓得不知所措而坠入俾斯麦的专制政治的罗网中。这种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越激烈地装腔作势，他就会越圆满地达到目的。也因此，布赫尔才要求马克思——这件事还须永远重提——为《国家通报》写甚至共产主义性质的文章。
但是，这个政策是和民主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恰好相反，这个我先不必加以证明。
《社会民主党人报》
一八六四年七月，施韦泽迁居柏林，并在那里入了籍。他的目的是从事于出版一个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由他的朋友冯·霍夫斯台登供给资金，这个人同斯特拉赫维茨伯爵夫人结了婚，颇有些财产。令人诧异的是，拉萨尔在他的遗嘱上一分钱也没有拨给他所赞成的事业。
尽管下列这些人中间，有一部分对施韦泽怀疑，可是施韦泽除了李卜克内西以外，还是赢得了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罗斯托夫上校、乔治·海尔维格、菲利浦·贝克尔、弗·赖谢、摩里茨·赫斯和乌特克教授为撰稿人，当然是根据一个由施韦泽起草的，以鲜明、确切和简练著称的激进纲领来撰稿。这个纲领发表在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试刊号的第一版上：
我们的纲领
决定我们党的努力和活动的是三个大观点：
我们反对创造那种从封建的中世纪延续到十九世纪的、把各民族不自然地分离和结合起来的欧洲国家组织——我们要促进全世界各民族利益和人民事业的团结一致。
我们不要一个软弱的、四分五裂的、对外无力而对内则十分蛮横的祖国——我们要的是完整而强大的德国，一个自由的人民国家。
我们拒绝迄今为止的资本对于社会的统治——我们希望争取到劳动治理国家。
这三个重大的依据一个共同基础的观点，在可能发生的任何问题上，以强制的必然性指引我们走上我们所要走的道路。
我们的原则是简单而明了的——我们永不害怕从中得出结论。
毫无疑问，如果自此以后把这个绝对无可争辩的、党内一切领导人物所公认的纲领当作党报的准则，就决不可能发生分裂，而会进入一个健全的继续发展的时期，并且非常可能使党早在幼年时代就有意想不到的扩充。
但是施韦泽是别有用心的。我在这里不谈他的同伙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共有者冯·霍夫斯台登先生。霍夫斯台登是个软弱的人，对于事物的本质没有深入的洞察力。他受施韦泽的摆布和利用，而几年以后，当霍夫斯台登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经年累月坐在他的餐桌上的施韦泽花光他的财产以后，他就像一个榨干了的柠檬似地被施韦泽抛弃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正确态度并没有保持好久。
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六期那篇《俾斯麦内阁和中、小各邦的政府》的文章里已经含有转变，施韦泽在文中对俾斯麦政策表示同情，虽然表示得还很谨慎。他在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第十四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开始发表《俾斯麦内阁》一系列的论文，在论文中他揭下了民主主义的假面具，结果使刚刚拉拢到的撰稿人多半又公开谢绝了。
在这些文章的第一篇里说：
“议会制度就是平庸的统治，就是无力的空谈，而专制主义至少是勇敢的创制，至少是有所克服的行为。人们喊道，‘可耻呵，那些现在为反动派服务的变节者’。但是奇怪的却是，这些彻底的变节者（我们亲见他们很快的身败名裂。——奥·倍·），不是在普福尔顿和博尹斯特那里（当然不是。——奥·倍·），而这些彻底的变节者恰恰是在俾斯麦那里。”
他所指的变节者，正是一切自以为革命不是他们分内事的人们，那些同资本主义制度（假设他们一般来说是资本主义的敌人）妥协的人们，并且他们自己说，资本主义在勃兰登堡容克保护之下是不会吃亏的，在这事上他们没有搞错。
施韦泽的第二篇文章是对普鲁士发展的观察：
“由这个基础开始（由选侯国开始），这个比较年轻的国家，特别是通过一个伟大的国王兼雄勇的常胜将军、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值得崇拜的人的伟大天才，于是扩展成一个辽阔而强大的王国。”
在这种西培尔或特莱赤基也不能更响亮地颂扬弗里德里希大帝之后，他也给一八一三年的人民起义一番赞扬，说这是普鲁士历史规律上的一个辉煌的例外。“总之，主要的是，普鲁士之为普鲁士，就是通过领导它的那个王朝形成的。”
随后他描写普鲁士忠君主义的本质。
“这样的精神，在有些德意志国家里固然可能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终究缺乏高度的政治严肃性和深厚的威信，而在另一些国家里却成为对人们所谓的忠君主义的讽刺，这种王者精神在普鲁士却是一种确有根据的政治见解和政治方针。因为这个王朝和它每世的君主，都有内在的权利被认为是传统因素增长度数表的顶点、是旋转在习惯道路上的力量的重心、是国家整体内有机体的心和脑，只有这样和在这样假设之下它才获得并且才能获得它特有的实质和它现时的地位。”
此外他还认为，普鲁士国家在当时情况下还带有明显的未完成性、一个还未结束的历史发展的特征。因此就有了叫嚣要吞并的情况。普鲁士在德意志所负的这个使命，并不是人们要想使我们相信的德意志的使命，而是一个普鲁士的使命。
所以没有人能比施韦泽对普鲁士国家的本质认识得更加清楚，他的结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是下列问题也就更加要紧了：他怎么能够支持这样一个政策，这个政策，照他自己所承认的，是非德意志的，因为只是大普鲁士的，并且如果它胜利了，就意味着民主主义的失败？这样一个政策，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是不应该支持的，是必须对它作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因为推行这个政策的就是民主主义的死敌。
施韦泽这样结束了他的第二篇文章：
“一个真正普鲁士的内阁，一个致力于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它的导源于普鲁士邦的历史的本质的内阁，既不能像保守派历届内阁在普鲁士久已做过的那样，按照一味依样画葫芦的保守主义仅仅打算呆呆地维持现状，也不能像自由主义派在否认权力重心从国王转入议院的情况下所意图的那样，力求在取消国家内在性质的情况下谋求实施由它的历史向国家指出的对外政策。”
这用明白的德语译出来就是：普鲁士国家的特性在于禁止普鲁士政府实施议会制度，如果你们自由主义者还要向这方面去努力，那么你们所要求的东西就是与普鲁士国家的本性相对立的。所以你们满足于在国家机构中做个点缀品吧。在议会与政府处于对立的地位的形势下，这种表示就意味着干脆是攻代议制之背和支持俾斯麦的计划。
在他的第三篇论文中他首先说道：他的第二篇文章的推论和对此所进行的研究，引起了许多误会（！）。所以现在他要说得更明白些。他说：
“由于普鲁士遵行必定导致吞并两公国（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政策，这就把普鲁士历史的光荣传统由长期睡眠中唤醒而致力于普鲁士国家精神最里面的核心。
现时在普鲁士所行的政策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政策！……谁开始吞并，谁就必须把吞并贯彻到底。还有其他。
一个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吞并德意志土地的普鲁士政府，一个面对着公开的、由皇帝、国王和公侯声明不能维持的德意志政治状况，于是又拿起了‘弗里德里希时代的政策’（如同一家大德意志派报刊所说的）的普鲁士政府，就不能在小胜之后停止前进——它必须在所走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如果必要的话，用‘铁与血’前进。
既同一个历史上已经长成的国家最自豪的传统相结合，而又在决定性的行动面前胆小退缩，就是扼杀这个国家最深处的生活力。
人们可以使这样的传统停止活动——但是不能接受它，以便加以毁灭。
一个普鲁士的大臣如果为普鲁士制定这样的政策，他一定会遭到弗里德里希大王亡魂的愤怒和他的同时代人的大笑。”
每个善良的普鲁士人读了这样的文章，他的心该如何跳动；可是照这种说法，普鲁士似乎注定要做德国的统治者了。而封建主义者的心该如何喜爱这个比他们全体能更好地阐明和赞扬普鲁士国家的“历史任务”的人。这难道不应该加以注意和奖励吗？
施韦泽在这里所写的东西，也是预告俾斯麦进一步的政策，是真正鼓励（如果还有鼓励的必要）俾斯麦在已踏上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施韦泽在第四篇文章里谈到同盟议会和奥地利。因为没有比德意志问题的这两个因素被处理得更愚蠢更违反时代需要，所以他批评起来也毫不费力。此外，施韦泽在这篇文章里对奥地利所持的态度，有如他后来的整个策略，是跟他早在一八六三年（就是一年半以前）在他的小册子《奥地利的领导地位》里为歌颂奥地利所说的话，以及跟《社会民主党人报》表面上代表的纲领都恰恰相反的。
第五篇文章谈论国家的地位和德意志问题。他的结论是：
“在德国有行动能力的还只有两个因素：普鲁士和民族，普鲁士的刺刀或者德意志无产阶级的拳头——我们看不到第三个。
……普鲁士主义是德意志主义的敌人，但也是德意志目前当局的敌人。
民族稳固地立在永久的基础上——如果普鲁士想起弗里德里希大王会是它的国王，德意志公侯们的宝座就必定动摇。”
普鲁士王位的情况如何呢？
读者定会承认，写的是再简炼、再富于煽动性没有了。他在表明态度方面像鳝鱼似地曲折蠕动。他只让人揣测，但不说出他要干什么。显然他对读者大众有所要求，他们被他袒护普鲁士的诡辩所俘虏，这就是他的目的。此外，第五篇文章里洋溢着的倾向，浸透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整个政治内容。在整个德意志报界中，俾斯麦没有比这更巧妙的手笔为他的政策作宣传。
毫无疑问，这些关于俾斯麦的文章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一期上所登载的纲领有最尖锐的矛盾。极精明的施韦泽决不会没有预见到，他这些文章对刚才拉拢到的绝大多数撰稿人是最粗暴的当头棒。这简直是无与伦比的侮辱。所以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威·李卜克内西、海尔维格、约·菲·贝克尔和弗里德里希·赖谢当然同这刊物断绝关系。
关于辞去撰稿问题，施韦泽在他的报刊第三十一期上的一篇文章答道：有几个褊狭的头脑因为我们的社论《俾斯麦内阁》而发怒。他得意地叙述，奥地利自由派的两个主要机关报——《新闻报》和《东德意志邮报》都站在他那方面，并且把上述报刊中的文章转载了几大段。此外，他还引用宗纳曼的《新法兰克福报》上的话，说施韦泽所奉行的政策无非是拉萨尔政策的延续而已。
这是正确的！若没有拉萨尔的关系，施韦泽就很难把他所喜爱的政策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发生作用。但是拉萨尔和他之间却有所不同。拉萨尔在经济上是完全独立的，对俾斯麦是可以分庭抗礼的，施韦泽却是债台高筑，并且根据他别的方面的品质，都谈不上与俾斯麦分庭抗礼。他的登场表现为俾斯麦政策的工具，表现为一个得到拉萨尔主义表面的益处并巧妙地加以利用的人。
此外，施韦泽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们一旦看到自己不能在党内充当头等角色，就退出《社会民主党人报》。拉萨尔同他们正相反，不是一个不生效果的抽象的人，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家，不是一个耍笔杆的空谈家，而是一个做实际行动的人。
在这里，又不应该忘记，后来施韦泽对这个“不生效果的抽象”的人、“耍笔杆的空谈家”卡尔·马克思百般献媚，想把他争取过去。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搁置不答复。在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的答复中，他们发表了下列声明：
“下列签名人曾经答应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并允许在撰稿人名单上公布自己的名字，但是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那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必须按照向他们宣布的那个简短纲领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他们一刻也没有忽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困难处境，因此没有提出过任何不合柏林时宜的要求。但是他们一再要求至少要像反对进步党人那样勇敢地反对内阁和封建专制政党。《社会民主党人报》所奉行的策略使他们不可能再继续为它撰稿。下列签名人对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的看法，以及对工人政党对这类欺骗所采取的正确态度的看法，已经在一八四七年九月十二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七十三号上，在他们回答当时科伦出版的《莱茵观察家》第二〇六号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同‘政府’结成反‘自由资产阶级’联盟的主张的时候详尽地发挥过了。今天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当时的声明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3]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提到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的声明是：
“相当多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经常叫嚣反对自由资产阶级，而结果，除了德国各邦政府，这种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现在像《莱茵观察家》一类的政府报纸竟根据这些先生的词句声称，硬说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不是自由资产阶级，而是政府；共产主义者不论和前者还是和后者，都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
人民，或者（如果用个更确切的概念来代替这个过于一般的含混的概念）无产阶级考虑问题的方法却是和宗教事务部的人士所想象的完全不同。无产阶级不会问，人民的福利对资产者是重要的还是次要的，资产者是不是想把无产者当炮灰。他们根本不想知道资产者想怎么样，他们想知道的是资产者被迫追求的目的是什么。问题就在于什么能使无产阶级取得更多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目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即官僚统治，还是自由派想望的制度即资产阶级统治。他们只要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跟他们在德国的地位比较一下就会相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器，而且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
接着说：“无产阶级当然不会对等级的权利发生任何兴趣。但假如议会能够提出实行陪审制、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徭役、实现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真正的人民代议制的要求，假如议会能同过去一刀两断，根据目前的需要而不是根据旧时的法律制定自己的要求，——这样的议会是可以指望得到无产阶级最热情的支持的。”[4]
三月四日，乔治·海尔维格和威廉·罗斯托夫都明白表示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声明。三月五日，弗·赖谢在《莱茵报》上声明辞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撰稿职务，同时提到，他曾一再要求编辑部，应当对容克们不顾一切地作斗争。罗斯托夫在二月初曾给编辑部送去一篇详细批判军事问题的文章；虽然罗斯托夫一再催问，可是这一篇文章，还有他送去的一篇反对普鲁士国王的政府社会主义的文章都未见发表。一会儿说是为篇幅所限，一会儿又说在等候适当的时机。三月十一日日内瓦的让·菲利普·贝克尔在汉堡的《北极星报》上声明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行动。李卜克内西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与施韦泽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断绝关系的。乌特克教授在莱比锡虽未发表公开声明，但是他停止了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关系。在全体撰稿人中间暂时还留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只有巴黎的摩里茨·赫斯。他到一八六六年年底才脱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二篇声明注有伦敦三月十五日字样，刊登在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九日的柏林《改革报》上。这篇声明针对着施韦泽从《新法兰克福报》转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想证明“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对待《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行为多么前后不一和本质上多么没有根据”。马克思证实：施韦泽在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十一日通知他《社会民主党人报》出版时顺便写道：
“我们向大约六——八个经过考验的党员呼吁，或者至少是向靠近党的人呼吁，希望他们撰稿……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您，德国工人政党的创始人和它的第一名先进战士能够帮助我们撰稿，那将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我们希望联合会在严重的斗争中遭到巨大损失之后能够得到您的支持，虽然它的产生间接地归功于您个人的活动。”[5]
在纲领中从没有拉萨尔的名字。纲领中只包括三点：“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整个强大的德国是统一的自由的人民国家”，“消灭资本的统治”。因此，他和恩格斯才答应合作……施韦泽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写信给他说，他和恩格斯的允诺，在党内传开之后引起了极大的欢欣……马克思继续叙述，他在一月间如何对施韦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策略提出抗议，施韦泽虽然写信安慰他，但是刊物上的策略依然如故，他就重新提出抗议，于是施韦泽在二月十五日写给他下面的一封信：
“如果您愿意像在最近的一封信中那样，向我说明一些理论问题，那我会感激地接受您的这种训诫。至于当前的策略中的实际问题，那么请您注意，为了要判断这些情况，必须处在运动的中心。因此，您不论在任何地方和用任何方式表示您对我们的策略的不满，那对我们都是不公正的。您只有在确切了解情况的时候才能这样做。另外，请不要忘记，全德工人联合会是个团结一致的组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受自己的传统的约束（当时联合会成立还不到二十二个月，只有几千个会员。——奥·倍·）。要知道，事物inconcreto〔实际上〕总是带有某些复杂性。”[6]
那么，不言而喻，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同志必然像他们所做的那样去做。施韦泽好像认为，他对他的撰稿人，可以像洛塔尔·布赫尔在俾斯麦同意之下要求马克思参加《国家通报》那样要求他们充当的角色。他们应该充当撰稿人，可是即使策略已经同他们作为同意撰稿的基础的纲领发生了最尖锐的矛盾，他们也没有权利提出意见。要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写得尽可能激烈，越激烈越好；然后，你们就是供我掩藏我的私货的旗帜。施韦泽差不多就是这样论辩的。所以他听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报刊态度所提的指责，就宣称他们在外国不能判断德意志国内的事，这就是无耻。其实对于德意志国内的事，甚至绝不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比的人都能作出十分正确的判断。那时还不能指责俾斯麦说他掩饰他的政策和玩弄阴谋手段。
后来在一八七八年秋季，当适值反社会党人法即将降临，布赫尔邀请马克思为《国家通报》写稿的事成为公开讨论的对象的时候，布赫尔反驳马克思对这个邀请的说明。马克思为此在《每日新闻》上回答说：
布赫尔先生为《国家通报》拉拢我的那封信是一八六五年十月八日写的。信中有一段话说：“至于内容，不言而喻，您将只依照您的学术信念；但是，考虑到读者的圈子是hautefinance〔金融贵族〕，而不是考虑编辑部，我建议来稿能写得只有行家才能明了内在的含意。”相反地，布赫尔先生在《更正》中却说，他“问过马克思先生，他是否同意写一些所需要的文章，对情况作客观的叙述。关于马克思先生‘自己的学术观点’，我的信中根本没有谈起过”。
此外，布赫尔的信里还说道：
“《国家通报》需要关于金融市场（不言而喻，也有商品市场，因为两者是分不开的）动态的每月概述。他们问我能否推荐一个人，我回答说，没有人比您更适合做这件事了。后来他们就请我写信给您。”
布赫尔的邀请书的结尾是典型的，马克思的那个声明也把它抄录下来：
“进步〈他指的是自由党或进步党资产阶级〉在死亡以前，还会蜕换好多次壳；所以，谁还想在自己的一生中参加国家活动，就必须联合在政府的周围。”[7]
那么，这就是使布赫尔投到俾斯麦怀抱中的原因，也就是使他向别人作同样尝试的原因。
按照李卜克内西在三月二十四日《莱茵报》上所发表的一篇声明中说：施韦泽在拉萨尔死后曾建议由马克思来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马克思拒绝使自己同一个他认为策略根本错误的运动相一致，而且他也无意于在那时政治状况中迁回德国。施韦泽曾约定，使新的刊物不奉行拉萨尔的策略，并避免任何向反动势力献媚，在这种条件下，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并且假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参加，他才表示愿意作撰稿人。最后，二人只是十分勉强地对此取得谅解，并且只是在反复保证之下，他才相信施韦泽（他曾听到这个人最坏的事）的诚意。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政策很快得到了预期的效果。一八六五年二月初，全德工人联合会一个会员彼得·莱克斯，在科伦的一次演讲中已经说：他觉得现今的政府较之一个进步内阁更可爱。《社会民主党人报》未加一字的批判就把原话登载出来。三月十二日，巴门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工人会议声明同意《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态度，并且完全赞成，在对普鲁士政府作判断之前，先等候看看它在各种时机所允诺的通过立法来改善工人阶级地位的建议结果如何，在这中间，它不是不可能取消三级选举法而代之以实行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的选举法，这种选举法就是德意志工人党的创始人拉萨尔所规定的现在德意志工人运动的首要目的。
这决议的形式和内容证明，这是施韦泽起的稿，并由《社会民主党人报》提倡到处都拿这个决议付表决，这等于为普鲁士政府来一次信任投票。
但是联合会中的反对派也已开始惹人注目。《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它的第三十八期上攻击公开的敌人和企图在党内散布分歧的假朋友。因为反对派也开始攻击联合会章程中独裁式的组织规定，于是必须把组织当作拉萨尔独有的事业用一种灵光围绕起来。从那时起，有系统地促进对拉萨尔的崇拜，每个敢怀其他意见的人，都被加上一种亵渎至上神灵的罪名。尤其是拉萨尔遗嘱上这句话：“我向全德工人联合会推荐法兰克福的全权代表伯恩哈特·贝克尔，选举他做我的继承者。他应当坚持组织；它将引导工人阶级走向胜利”，这些话竟成为区别真假拉萨尔分子的口号。施韦泽却支持这种渐渐接近愚蠢最后将变成宗教信条的见解。可是过了几年，竟至于把《基督和拉萨尔》这个题目列在许多次人民集会的议程上。一八六八年，弗里茨舍在柏林竟因为作了关于这个题目的演说而被控诉，检察官认为它有渎神之处。但因无从证明他是恶意，弗里茨舍才被释放。
至于施韦泽对于他所促进的行动在内心中以为如何，那就无需加以分析了。
一八六五年四月五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四十三期上发表了一篇同论俾斯麦的文章非常相反的论奥地利国家关系的总结论文，其中说道：
“德意志人民党，同在一切问题上一样，在德意志统一问题上也是激进的。这就是说，它想把公认为又好又正确的思想完全没有例外地予以实现。
所以德意志人民党想把整个德意志统一为自由的人民国家。我们是说整个德意志！不能缺少一个村庄、一个农场、那个在最远角落里的最小茅舍！
一个没有德意志的奥地利省的‘统一的德国’这种小德意志思想，对于民族和它的前途是一种重大的叛逆行为。（原文也有着重点。）
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无条件，无例外！”
这是一种两面手法，施韦泽的目的是想借此使反对派缄默，因为反对派趁着论俾斯麦的文章的机会在联合会内外逞威风。他看出自己过于冒进。每逢他的举动受到公开的攻击，他就照例又耍一次这样的手段。于是他又左倾了，并且以完全令人满意的激进主义写文章。他能这样，但也能那样。
他并不是孤独的，他还有一两个追随者。就在上述登载论奥地利的文章的那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特尔克发表了一篇关于国王寿诞庆祝会的整栏报道，庆祝会是由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在伊塞陇举办的，特尔克在会上还祝贺普鲁士国王万岁。特尔克在祝贺中表示，要想把全德工人联合会毁灭的心愿（如伊塞陇市长用无限残酷的镇压手段所企图的）是徒劳无功的。
“这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因为普鲁士内阁，与其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不如说由于国民经济上的原因，显然非常注意于联合会的努力——这是终久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人人景仰的国王陛下是工人的朋友。”
由于特尔克的怂恿，竟打电报向国王拜寿，并接到下列的答复：
“伊塞陇工人联合会。陛下对于您的祝贺至为感谢。奉圣旨：斯特鲁堡，陆军中校兼侍从副官。”
在宣读这件公文的时候，如特尔克所继续报道的，大声高呼陛下万岁。在庆祝会大厅中挂起一张透视画，画着普鲁士的鹰站在交织的栎树和桂树枝上，上面题词是：国王，穷困人的保护者万岁！……爱国的歌声响彻远方。一个退伍军人协会也不能比这做得更爱国了。
施韦泽把特尔克的长篇报道登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并没有加一个字的责备或不满。特尔克正是照施韦泽的意思来办事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一八六五年九月二十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评论罗素爵士的一个通电时（通电中罗素对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加斯泰因协定作了最尖锐的批评）说道：加斯泰因协定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只是普鲁士政府的事情，普鲁士政府的政策是最明显和最彻底地违反普鲁士人民的意志的。并且他转过头来对着《十字报》（这报纸是用干预德国事件的外国来恫吓人民的）回答说：德意志民族的世仇不在法国，而在德国。他在这里指的是谁，他让读者自己去阐明。当时的工人在这种意义暧昧和两面手法中如何能够彻底明白？工人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写这些东西的人才智高高在他之上，所以必须跟着他走。
《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时的流传面很小，它只有几百个订户。所以这个报需要很多的津贴，并且谈不上给编辑人员一分钱的薪资，虽然两者都是靠这来维持的。更令人诧异的是，在这样艰难的经济状况下该报竟从一八六五年七月一日起改为每天出版，因此亏空几乎加倍，却没有任何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把订户增加到仅仅能弥补值得挂齿的一部分开支的程度。于是自然发生这样的问题：钱从哪里来呢？如果不是有希望从任何一方面取得额津贴，则刊物改为每天出版的计划就等于发疯。
联合会并不需要把刊物这样扩大，可是保守党的报刊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对进步党及其政策所不断进行的尖锐攻击，快意适情地大加传播，并且迫使自由党报刊也大大重视《社会民主党人报》。这样，这家报纸就获得了一种与发行额不相称的意义。钱从哪里来呢？这问题对于自由党报刊也是现实的，于是施韦泽和霍夫斯台登认为有必要在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七十七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一篇对《莱茵报》的声明，该报在第一三九期上说：《社会民主党人报》同俾斯麦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在第一三九期上继续责难说，《社会民主党人报》接受了最顽固集团的经费，把每周三天增加为每天出版。施韦泽和霍夫斯台登对《莱茵报》的声明说：
“《莱茵报》编辑虽然在这两段话里有点谨慎（？——奥·倍·）而且措辞婉转（？——奥·倍·），但总的看来颇无疑义地是指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说我们抱有一般在政治上可能的最可耻、最卑鄙的态度，说正是有使命在报刊上代表社会民主党的我们，把自己出卖给一个敌对政党或者政治力量。
如果《莱茵报》的编辑部在获悉这个声明后不立即撤回它的诽谤，我们就要就这种诽谤向主管法院提起诉讼，其余我们暂时保留。”
《莱茵报》编辑部在第二天（六月二十九日），对此作了答复：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冯·施韦泽先生亲收，柏林。
《莱茵报》编辑部面对送交他们的声明，认为它不能使我们撤回任何东西，任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提起用以恫吓的控诉。”
施韦泽对此的答复是：
“据此，则预约的诉讼即当举行。”
但是诉讼并未举行，施韦泽对这沉重的斥责同他对以往的斥责一样，置之不理。这就说明得够了。
在这时和其后几年，在柏林的工人界有一个人，因为有受政府雇用的嫌疑而非常惹人注目。这就是所谓工人普鲁斯。事实上这个人是以每月五十塔勒的工资受人雇用的，直接为政府枢密参议瓦格纳服务的。同时普鲁斯还为几家报刊供给警务消息，由此他可以得到一笔额外收入。普鲁斯也就是那个在一八六六年秋季李卜内西回到柏林时，以违反禁令罪向警察告密的人，李卜克内西因此被判了三个月监禁，这在本书第一卷内已叙述过。普鲁斯特别喜欢参加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集会：并且时常在会上发言。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当时在柏林的同志们确认他是施韦泽和瓦格纳的居间人，但是施韦泽却大概同瓦格纳有直接关系。
瓦格纳，那个狡猾的擅长一切阴谋诡计的人，尽人皆知，他在一切就会政治事件中是俾斯麦的得力助手，同时他是管报道的参议，并且与俾斯麦和国王保持着最亲密的日常关系。所以施韦泽—瓦格纳—俾斯麦这根链条没有其他环节就连接起来，这对所有的部分都是很重要的。至于说施韦泽曾经同俾斯麦本人有来往，我认为是完全不会有的。施韦泽不是拉萨尔。我永不会忘记，俾斯麦有一天在国会里装做好奇的样子，拿着长柄眼镜放在眼前，把正走向讲坛的施韦泽从头到脚仔细地观察，他好像在说：“原来就是你依附于我的膝下。”
我们必须在摩尔肯马克特认出施韦泽同瓦格纳和更高级的关系。所以当“博士”（这是施韦泽在那里的亲密简称）日常进谒领导时，官员和军官都对他非常客气，这是忘恩的特尔克若干年后同施韦泽决裂时所供认的。柏林警察总局显然是由于不可告人的原因热心为施韦泽恢复名誉，借此也可为瓦格纳和俾斯麦洗刷。由于这个原因，当古斯达夫·麦耶尔博士写他的作品《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和社会民主党》时（由古斯达夫·费雪尔在耶拿出版），柏林警察总局非常乐意地让他引用秘密文件里关于施韦泽的材料。早在十五年前，弗兰茨·梅林同志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时，警察总局也曾同样地提供材料，但是梅林拒绝了。
※※※
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认为通过施韦泽来支持俾斯麦的政策还嫌不够，曾于一八六四年将终时致函海尔维格夫人，企图为这种政策作辩护，她在信里写道：
“下列两件事真正相差天渊：卖身给敌人，明地或暗地为他工作；或者像一个大政治家那样把握时机，从敌人的错误中得到利益，使一个敌人与另一个发生摩擦，把他逼上一条险峻的道路上并且会利用不管是谁造成的、只要是对这个目的有利的局势。坦白诚实的人们，那些永远只站在未来事物的理想的、悬在空中的立场并只能凭着这种立场来确定眼前行动的人们，可能暗自以为是很杰出的人，其实他们什么用处也没有，完全不能做真正起些作用的行动，总之，他们只能在广大群众中跟着才智较高的领袖走。”
伯爵夫人在这里安排了一个甚至使拉萨尔也遭毁灭的纲领，因为首先以她所描逃的方式来侈谈政治所需要的权力尚付阙如。我确信，拉萨尔若是同俾斯麦共事，就必遭失败；他的表演将以当众大出其丑而结束。认为一个俾斯麦能够或者愿意对社会民主党，也就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死敌，认真地让步，这证明是欺骗，这种欺骗完全不是现实的政策。因为俾斯麦必须专心致志的是同现代资本主义势力取得谅解，并且为了这个目的，于必要时利用社会民主党作工具。但是社会民主党也不是一群羊，糊里糊涂地跟着领袖跑，由他随便率领和欺骗。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在她那时代和在她所生活的环境中，可能相信这些，但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没有群众自觉的合作和走诚实、正直的途径，是不可能持久的。群众不能容忍机诈的外交手段；一个领袖，如果他另有打算，他不久就会认识到打算错了。
一八六五年夏季，施韦泽又乘机扮演激进主义者，希望借此推脱对他所提出的责难。这就是我已在第一卷所述的俾斯麦对之施加暴力的科伦议员联欢会。施韦泽用他那巧妙的惯技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反对政府的文章。当他在文章里因为进步党在科伦事件中的懦怯态度而加以嘲弄时，他也强调为普鲁士人要求完全自由的结社权和集会权。尽管他有出色的新闻记者技巧，现在竟写得非常尖刻，以至《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相当长的日子每天都被没收。当俾斯麦于十月到比阿里兹会见拿破仑，要求拿破仑同意他的“民族”政策的时候，施韦泽也把这种敌对态度转移到外交政策的批评。在这谈判中，如一八六六年以后所证明，拿破仑是个受骗者。检察署对施韦泽的各种违反出版条例的罪行提出控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反对派也刺激检察署继续进行迫害。于是通过柏林和马格德堡的法院决定，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支部被封闭，因为这些支部是按普鲁士结社集会法第八条不准互相联合的独立政治团体。
但是这些迫害阻挡不住施韦泽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同强大的反对派作斗争，同时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在一旁极力挑拨，因为他不让联合会和他的政策受她所期望的影响。联合会中开始了真正的混乱，这是争权夺利的斗争。拉萨尔在他死前不久推荐施韦泽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理事会理事。但是杜塞尔多夫的代表大会却使他失去了这个职位。伯恩哈特·贝克尔也同施韦泽不和睦，企图对他摊出王牌，所以他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联合会的代表大会，这是个使施韦泽由于他的过去最讨厌的地方。在这时，无能的贝克尔也到了很厉害的反对，使他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之前不久辞去了他的职位，于是特尔克当选为继任人。但在他的选举由基层组织认可之前，应由接替弗里茨舍为副主席的希尔曼（爱北斐特）担任联合会的领导，希尔曼原是施韦泽最坚决的敌人，现在利用他的地位，声明贝克尔和施韦泽之间所订立的使《社会民主党人报》成为联合会的正式机关刊物的合同完全无效，并取消它称做联合会机关报的权利。从那时起，施韦泽和霍夫斯台登把它改称为《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
在这期间，施韦泽进了监狱。他是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因为种种违反出版条例罪，其中还有亵渎君王罪和诽谤当局命令罪，被判处监禁一年。后来又增加了四个月，而且现在他的公权也被褫夺了。他在第一次判决后不久即被逮捕。但是施韦泽的新闻记者活动绝没有因被捕而停止，像他在监狱中所享受的自由，是一个在柏林被徒刑的政治犯过去和以后都享受不到的。他从监狱里以编辑的身份，后来又以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发号施令。他的通信毫无限制，也时常接待访问。当一八六九年他在鲁迈尔堡受几个月的监禁时，他竟能从事于在鲁迈尔堡湖中划船取乐。他也同样被许可自备伙食，这是柏林监狱里的政治犯在许多年后，即十九世纪末叶才得到的。
人们曾援用这些次徒刑，作为反对施韦泽是俾斯麦的代办这个指责的一种证明。这种理解完全错误。政府同它的政治代办所维持的关系是不必告诉检察官和法官的。再说，把一个有反对行为的政治代办暂时判刑，也是很适于破除对有关人员的猜疑，增加对他的信任。人人都知道，在拉萨尔把俾斯麦当作“融洽的田舍邻人”而同他进行数小时之久的政治谈话的时候，柏林法院并不怕把他判处一系列苛刻的徒刑，虽然当时俾斯麦和拉萨尔相互的关系是各界很多人都知道的。但以拉萨尔的健康状况如何经得起这长期的监禁，这倒使他很担心。
在一八六六年六月战争决定胜败的前数月中，《社会民主党人报》继续为俾斯麦政策服务，而且同以前一样狡猾巧妙。要想从一切的附带条件和矛盾中看出他是在推行诡诈的政策，就必须具有熟练的眼光和犀利的理解力。
一八六六年三月将终时，就是当他还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讲的话比较清楚一些：“同盟尸身在法兰克福的毁灭，就意味着民族的瓦解。如果这样，民族的诞生或许会从这一天开始。”他的一个汉堡信徒，沙尔迈尔，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声明说，给工人以普遍选举权，他们将是拥护战争的。同时《社会民主党人报》对进步党、民族联盟、三十六人委员会掀起连续不断的激烈攻击。此外还发表一些文章，其中对于鲁斯托夫的论民兵制度一书予以好评，并称赞民兵队伍为最廉价地提供最多战士的制度。
在三月间，《社会民主党人报》还藐视普鲁士的改组同盟草案，说它仍是“珍贵的材料”。到四月下半月，它却坚决拥护普鲁士的同盟改组。现在不再提起以往所提的保证，即新的德意志国家不能短少一村一庄。它也忘记了在一八六五年九月下半月还写过：“我们最珍贵的宝物是，我们不知有奥地利和普鲁士，不知有巴伐利亚和黑森—洪堡，而只知有德意志、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语言。”
在四月底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哈布斯堡，霍亨索伦和德意志民主》里，终于说出了赞成取消奥地利；这样就把同盟中人口减少一千二百九十万人。然后才算是组成了德意志，这就是说，然后普鲁士就得势了。
施韦泽以健康受了损害为理由一再请求给假，在一八六六年五月九日准假出狱。相反地，如果请假原因与真像相符，也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但是这个理由却显系说谎。施韦泽刚刚被给假出狱，就展开广泛的政治活动，这不仅证明了，狱中的安静使他的健康又好起来，而且也可见主管机关对他的政治活动也未加限制，虽然在政治犯请假出狱时主管机关照例有个当然的要求，即请假者既因此项活动而犯罪入狱，他在请假期间就不准再去进行这类活动。
五月二十一日，施韦泽在汉堡出现，在那里“进行整顿”，六月十一日，在爱尔福特，六月十八日，在莱比锡，他在那里的一次演说为俾斯麦的改组同盟作辩护。但是这种辩护却不妨碍《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五月十八日的一篇社论中说：哥达派说要有一个自由的普鲁士居于德意志的领导地位，但是其实这就是说：所说的普鲁士并不存在，也不能存在。
但是和这种有关普鲁士本质的确实的、十分正确的理解相对立，六月十六日施韦泽在莱比锡作《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的演讲时结尾说：
“但是如果能够推动普鲁士政府在对我们让步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原文如此！——奥·倍·）……那么我们就尽全力来做我们这方面的事情，则胜利不是在奥地利旗帜之下，而是在普鲁士旗帜之下，不是在贝尼狄克[8]旗帜之下，而是在俾斯麦和加里波第的旗帜之下。”
还有比这更加自相矛盾的吗？
这些话作为施韦泽的政纲条文是很值得注意的，而且大概也得到了柏林高级人员的响应。但是，关于推动普鲁士政府对我们（就是对全德工人联合会）让步，我们把乌托邦主义完全置而不论，这就是希望俾斯麦让步（当然这是施韦泽自己也不相信的），这整个谈话都是瞎吹，因为施韦泽最后还亲自在六月三日，即他在莱比锡演说之前十四天，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写道，联合会中的混乱他在六月三日以前也会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过这种思时使它在社会政治事情上什么都不能做。
他在六月三日以前也曾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过这种思想，而且事实上施韦泽应负全部责任的联合会中的混乱，一直到一八六七年就使联合会解体了。
如果我们在今日还认为，全德工人联合会在那个时期对于革新事业有着显著的影响，例如，普遍选举权的获得，那也是与施韦泽的这些再三声明极为矛盾的。俾斯麦的改革方案遭到各界极其广泛的反对，所以俾斯麦当然必须欢迎任何对于他的方案的支持，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他之所以批准普遍选举权，那只是因为他非如此不可。这是自然的，用不着暗示和煽动。早在一八六三年夏季，即全德工人联合会才建立的时候，面对着奥地利的由各邦议会派代表组织德意志议会的改革草案，他要求在一八四九年在圣保罗教堂所决议的普遍选举权的基础上选举议会。俾斯麦把他所以如此和必须如此的理由，不仅后来在北德意志国会中阐述过；他在一八六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即战前三个月，一个通电中也曾写道：
“我认为直接选举和普遍选举权对于保守态度，较之任何一种人为的、旨在制造多数票的选举法是更大的保证。根据我们的经验，群众比他们那些通过任何人口调查特许其有选民资格的群众的领袖们更真诚地关心于保持国家的秩序。”
俾斯麦又在一八六六年四月十九日写信给在伦敦的白恩斯多夫伯爵说：
“根据我由长期经验所得的信念，我可以说，那种人为的间接选举和多级选举制度是一种危险得多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阻碍了最高当局同构成人民核心和人民大多数的健全分子的接触……革命的支柱就是选民团体，它们供给进行颠覆活动的党一个布满全国和容易操纵的网，就像一七八九年巴黎选民所表现的那样。我毫不犹豫地声明，间接选举是革命的最基本的手段之一，并且我相信，我对于这类事情实际上已积累了一些经验。”
除了由于普鲁士三级选举制结果造成的烦恼所显然暴露的理由以外，特别有决定意义的是，在那一批后来凑成北德意志同盟的国家中，除了普遍选举权之外没有其他选举权可作共同的基础。此外，应当顾到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在法兰克的第一届德意志议会实施普遍选举权的传统，因为只有普遍选举权才能够稍稍排除甚至存在于北德意志广大民众中间的对于成立北德意志同盟的仇视。必须进一步附带说明和一再提醒，在那些年代，实施普遍选举权的思想，鉴于三级选举的后果，即使在保守主义的各界里，也是受欢迎的，而且枢密参议瓦格纳早在一八六二年夏末，因而就在拉萨尔公开提出这个要求之前，就已提倡实施普遍选举权了。莱比锡的激进派工人也早在一八六二年初提出此项要求，并且从一八六五年以来成为不分党派的全体德意志工人阶级的一个纲领要求。一八六五——一八六六年冬季，俾斯麦的改革草案还没有发表还没有任何人能想到这个草案之前，在无数的民众集会中已经传播了这个要求。所以根据这种情况看来，全德工人联合会本身对于批准普遍选举权不可能发挥显著的影响。
俾斯麦在五月九日把邦议会打发回家，因为他害怕会像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时一样，不通过他的作战经费。但是俾斯麦需要钱，他就用命令方法，毫无法律根据地发行了四千万塔勒的纸币，并指令设立公债处。全部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报刊都理直气壮地对这个违法行为开了火，但是施韦泽把它结束了，他对进步党作极不合理的攻击来卫护俾斯麦的措施。当战后俾斯麦要求拨款二千万塔勒建立国库时，直言不讳地说在战时首先不必靠议院拨款，施韦泽又为之引证了一大批理由，但是不敢肆无忌惮地为那个计划作辩护。
《社会民主党人报》从一八六六年四月一日起由每星期出版六次又减为三次。因为战事临近，已经没有人再需要继续负担每周六期的重大牺牲。该报的订户已不满五百了。六月十七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举行全体大会，仅有十二个代表参加，这表明了当时联合会的作用如何渺小。据说这十二个代表，包括施韦泽在内，是代表九千四百个会员的。在选举主席时，希尔曼（爱北斐特）败于波尔（汉堡）之手，这是施韦泽间接的胜利。《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又玩弄在他的莱比锡演说后必然在意料中的把戏。当奥地利在停战谈判时把威尼斯州转让给拿破仑，以便可以不必割给可恶的意大利，施韦泽同自由主义报刊一样发现这里奥地利背叛德意志，于是以此为口实，大张旗鼓地投入普鲁士的阵营，说它的“惊人的组织力量”证明了，德意志要站在它那方面。从他这个立场出发，使他十分痛苦的是，当八月底奥古斯特·约翰·雅可比借着讨论呈国王的请愿书的机会在普鲁士邦议会上发表一篇出色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坚决反对新组织，即北德意志同盟，因为这是以排斥德意志—奥地利和南德意志诸邦为先决条件的。雅可比进一步声明，反对政府现在向邦议会所提出的对它战前和战时的违法行为免予追究的要求。施韦泽固然充分赞扬了雅可比的勇敢和理想，但是也用了婉转的词句为新事态作辩护。当后来九月二十日宣布大赦时，没有人能比自五月九日以来为政府作工作的他更应该遇赦了；他被赦免了十个月的徒刑。
一八六六年八月底，《社会民主党人报》突然以忧郁的语调承认：“德意志人民没有想象到德意志的统一是这样的。”当时所披露的有关北德意志同盟的未来宪法草案的东西确是令人忧郁的。俾斯麦，真正的现实政治家，现在达到权力的绝顶，趁热打铁，制订了一个在宪法权利方面还远逊于普鲁士宪法的宪法草案。如果人们以为，施韦泽会因此大失所望，就是瞧不起他的聪明。谁要是像他那样认识现在统治着一切的普鲁士国家的本质，以及俾斯麦的本质和性格，谁就不会存其他的期望。但是他怎样对联合会为他的大普鲁士政策作辩护并使这种政策适合于他们的兴趣呢？他断言联合会是一种力量、所以“它能迫使他（俾斯麦）让步”这种主张究竟怎么样，现在表现出来了。
因为我们没有沉溺于幻想，所以我们也不失望。可是施韦泽继续唱着老调。他首先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爱尔福特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贯彻一个选举纲领，其中第一点必为柏林权威方面所欢迎。这一点是：“完全取消一切形式的邦、各邦同盟。所有的德意志各族人民融合为一个由衷的完全融合成一个有机体的国家，只有通过这种结合，德意志人民才能有一个光荣的民族前途：通过统一达到自由！”那就是说把由俾斯麦政策的道路达到自由。这和民族自由党所提出的口号相同，意味着继续吞并；不进行新战争，继续吞并是办不到的。纲领的第二点是关于国会和邦议会的普遍、平等选举权以及发给议员日俸的要求。保证人民权利。在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所起草的纲领草案中关于全民武装的要求被施韦泽删去了，因为根据《社会民主党人报》，普鲁士已经证明，“只有它通过惊人的组织力量才适于领导德意志国防力量”，所以现在不应当向它提倡全民武装。第四点要求是按照斐迪南·拉萨尔的原则通过国家资助的自由组织来准备解决工人问题。所以也就是出自俾斯麦的恩典。爱尔福特的选举纲领终于促使摩里茨·赫斯，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一批撰稿人的最后一人也宣布脱离了。
施韦泽的这种态度可以同他在一八六五年春季在联合会中受反对派逼迫时，于一八六五年四月五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声明的态度来比较一下，那声明说：
“所以德意志人民党想把整个德意志统一为自由的人民国家。我们是说整个德意志。不能缺少一个村庄、一个农场、那个在最远角落里的最小茅舍。一个没有德意志的奥地利省的统一的德国这种小德意志思想，对于民族的前途是一种重大的叛逆行为。”
一八六五年的施韦泽就是这样把一八六六年的施韦泽判决了。但是他在一八六五年所写过的和所断言的东西，他的追随者却忘记了。只有根据他以前的另一种言论，即解决德意志问题要在德意志无产阶级拳头和普鲁士之间来选择，而当时德意志无产阶级的拳头还嫌过于软弱，不能按民主的意义来解决德意志问题，但这并不能作为一个工人党领袖让自己充当按专制意义来解决问题的工具的理由。姑且假定施韦泽的忠良，那么，他的策略仍然是对于民主主义的一种背叛，因为他支持了民主主义的最暴虐、最凶恶的敌人的政策。
施韦泽和保守党
在为一八六七年二月十二日选举北德意志制宪国会所展开的鼓动的时候，施韦泽开始了第二期的活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态度令人毫无疑问地看出，施韦泽不愿损伤与保守党的友谊。他公然倚赖同保守党交易来反对自由党，这也一定合乎俾斯麦的显望。于是施韦泽又对进步党很激烈地开火，年老的摩里茨·赫斯把这个策略当作叛逆。赫斯认为最重要的是竭力加强议会中的左派，借以完成一个还过得去的宪法，这是十分正确的立场，但不是施韦泽的立场。
施韦泽在他的追随者所提供给他的各候选资格中，决定充当巴门—爱北斐特的候选人，他认为这个选区胜利的希望最大。莱比锡的拉萨尔派想在莱比锡提出李卜克内西，我们则把他提为萨克森的第十九选区的候选人，我们原希望他在这里可以获胜，可惜竟未如愿。在莱比锡，当罗斯梅斯勒教授谢绝后，我们宣布乌特克教授为候选人。施韦泽努力反对李卜克内西的竞选。他说：李卜克内西的竞选的出发点是始终以拉萨尔事业为眼中钉。那些暗中为李卜克内西的竞选活动的人们是同奥地利的反动派有联系的。李卜克内西在二年前还在公开的报刊上诽谤拉萨尔。谁若是选举李卜克内西，谁就是公然自绝于拉萨尔和他的事业。他就这样以他的追随者对拉萨尔事业的盲目成见来投机。选举李卜克内西，就是对拉萨尔的一种罪行。施韦泽一般对这事如何看法，表现在《致我的西里西亚和莱茵省的朋友和同志们》的号召中，其中激昂地说道：“一个比较温和的时代，一个比较贤明的政府来到了！”一月底，施韦泽在巴门—爱北斐特又作了一次他那种巧妙的演讲，他并没有一字提到他在政治上和有时在国会中所站的立场。《社会民主党人报》对选举的结果抱着愚蠢的妄想。例如二月三日在第十五期上所披露的，说选举出来的代表们将在柏林过同居共炊的生活。人们谈着饮食共产主义等等。施韦泽甚至在还没有当选之前，《社会民主党人报》已把他当成胜利者来歌颂了。他在巴门—爱北斐特竞选的对手，在保守党方面是俾斯麦，自由党方面是冯·傅尔肯贝克先生。选举那天带来了重大的失望。俾斯麦得六千五百二十三票，傅尔肯贝克六千一百二十三票，而施韦泽仅四千六百八十八票。他连复选也没有达到。在德意志其他地方的选举结果对于全德工人联合会也是件失意事。在这次巴门—爱北斐特的复选中，社会民主党人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二月二十六日一个选民大会上施韦泽首先讲话，但是他声明在听取大会意见之前，对于复选不发任何口号。最后他又讲话，他说：
“在大会上曾多次喊出俾斯麦的名字，由此可知一般的情调是倾向哪方面了。他不便对各个人规定他应该决定选举谁，每个人可依其内心的倾向来选举。”
因此，每人都知道他指的是谁。但为完成这出喜剧起见，他不惜与自己的讲话相矛盾而使大会通过一个声明弃权的决议案。事实上俾斯麦在复选中几乎取得了施韦泽派全部的票。他以一万零一百九十六票对傅尔肯贝克的六千九百四十四票而当选。
施韦泽在一个声明中设法为这次的投票辩护，他说，
人们想使自由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竞选中所运用的卑鄙斗争方式而受到教训。“也许，工人们”，他继续说，“你们的投票并不是致敬于保守党候选人，而是致敬于首相，他主动地把自由党反对派很固执地忘记为你们要求的一种人民权利奉还给你们了。”
善良的、人民之友俾斯麦呵！
俾斯麦在爱北斐特选区当选几天以后，我在萨克森第十七选区（格劳绍、美拉内等）的复选中和一个民族自由党的候选人竞争。拉萨尔派的领袖在这里声明说（《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公开地报道），一个纯粹的拉萨尔派不能选举倍倍尔，按照拉萨尔派所采取的立场来说，倍倍尔是事业的叛徒。
俾斯麦是工人的恩人，而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则是工人的叛徒。这是施韦泽教育方法的结果。如前所述，尽管如此，我还是当选了，拉萨尔派的那几百张票不能有什么决定作用。
此后不久，俾斯麦因为在两个地方当选而辞去了巴门—爱北斐特的委任，所以必须在巴门—爱北斐特再举行一大选举。在重选时施韦泽得四千九百一十九票，自由党格奈斯特教授四千二百九十一票，保守党冯·德·海特二千五百九十四票，市长布莱特一千四百九十七票。于是又须进行复选，这次是施韦泽对格奈斯特。《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公开地争取保守党的——工人的票。施韦泽在三月十七日的一个集会上更无人格、更不自重地献媚，在会上他要求保守党两害相权取其轻者小者，那就是他。在社会基础上，工人党有许多事情能够同保守党携手。他为此引证了政府高级枢密参议瓦格纳的讲话、凯特勒主教的著作、俾斯麦的言论。
“保守党可以合作，以便工人通过他在议会中讲话。当保守党呼唤工人时（不管什么原因都是一样），他们都是全军出动。现在工人在呼唤，如果保守党不来响应呼唤，就是没有尽到道义上的责任。它若是不愿为自己惹起极正当的愤慨，就应当前来。”
随后他对进步党发出恫吓。
但是这种无与伦比的无人格、不自重的行为仍旧没有得到报酬。施韦泽又失败了，是以七千九百二十三票对八千零一十九票败于格奈斯特。
施韦泽在北德意志国会中
北德意志制宪国会讨论了北德意志同盟的宪法并把它公布以后，第一届的立法机关选举定于一八六七年八月底举行。施韦泽仍是巴门—爱北斐特区的候选人，这次成功了。施韦泽在初选中得六千一百一十票，勒维博士（卡尔倍，进步党）三千五百八十八票，冯·西培尔教授（杜塞尔多夫）三千四百七十八票，所以在复选中是施韦泽对勒维，结果施韦泽以八千九百一十五票对勒维的六千六百九十票获胜。这一次又有大部分的保守党员投了施韦泽的票。他在谢词中认为必须提出，保守党的工人正确地认识了情势，所以投了工人候选人的票。这个说法的正确程度如何，有后来人所共知的事实来表明，即保守党的领袖冯·古塞罗夫先生为了施韦泽的竞选亲手交给他四百塔勒。当这个事实被传播出去以后，在柏林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无情的要求，要施韦泽把钱退回去。人们如何会那么天真。
但是施韦泽认为还必须做另一件事，应当对保守党提出他在国会中品行良好的保证，于是他就在九月十一日的声明中继续说道：
“我的社会立场是无人怀疑的；所以我在这方面无需说什么。在政治方面，我遵照我所隶属的和推举我为领袖的党的原则，在自由和人民福利的问题上，不可动摇地同极端左派（进步党）是一致的。如果有从外国来的严重危险威胁德意志祖国，我就尽个人所有的一切力量在议会内外支持现在是德意志民族威力地位的顶点的普鲁士国王及其政府。”
施韦泽的当选当然在他的追随者中间引起了极大兴奋，于是他就加以利用，他乘坐四匹白马驾着的车子在巴门—爱北斐特两城中作胜利游行。在今天，如果一个工人领袖要安排这样的胜利游行，就会把自己置于死地，可是他爱好这个。这种通常是驾着白马的胜利游行，后来也还屡次举行，例如在汉堡—阿尔托那，又一次在巴门—爱北斐特，又一次在卡塞尔。可是于此也要有必要的民众在路上，例如施韦泽由柏林往卡塞尔的旅行在明顿中断，从那里改乘火车于夜晚七时后才到达卡塞尔。在工人联合会开代表大会期间的许多天，他也是乘驾着白马的车，却要求他的党徒负担为此付出的高额费用。他们拒绝了。他们只支付由车站到市中的胜利游行费用，其余的必须由施韦泽自己负担。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
北德意志国会中现在除我之外，还有李卜克内西，由于施韦泽的参加，我们同他之间就时有争论。特别有趣的一次是在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七日的会议上，那次列在议程上的是关于义务兵役的法律草案。李卜克内西首先发言，发言非常尖锐，时时被多数派和议长猛烈打断。他特别对俾斯麦的政策作了无情的攻击，在结尾时说了这样的话：“世界历史将大踏步离开这个北德意志国会，因为它不过是专制政体的一块遮羞布而已。”后来由我发言。我异常镇静地阐述我们拥护民兵制的立场。在这中间施韦泽也登记发言，旨在发挥他那对立的立场。在提出休会建议时，议长按当时的章程宣读赞成和反对法律草案的登记发言人的名单，其中施韦泽被列为反对者。因而他按议事规程解释说，他自己登记的并不是反对，而是赞成法律草案。
施韦泽随后在专题讨论时发言说，照李卜克内西先生所采取的立场，则普遍的义务兵役制也必须放弃了。附带说，我们二人还打算提出一个要求实施民兵制的决议案，也就是实现襄霍斯特和格奈塞瑙式[9]的普通义务兵役制，但是得不到必需的连署人。李卜克内西希望北德意志同盟完全不存在。他和他的朋友想按自由主义来改造北德意志同盟，因此他们是同进步党站在一个立场。这样，他就又请教于他从一八六三年以来当作反动派的支柱来斗争的，而且不断攻击的那个党。他（施韦泽）不愿同李卜克内西先生和他的朋友，以及失去土地的公侯们和外国，致力于破坏和毁灭普鲁士和北德意志同盟：
“我们认识到，普鲁士的权力核心使我们这长期被轻视的德意志祖国，终于在外国面前取得威望和光荣，并且将来还要如此，所以我们绝不打算否认和挑剔普鲁士的那些去年使敌对世界不得不景仰赞佩的特征。”
他们站在新形成的祖国的里面，我们是站在外面，并且愿意站在外面。
李卜克内西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回答说：
“议员冯·施韦泽对我施了一个大恩，因为他给我一个我直到现在没有找到的机会，使我得以声明，我同瓦格纳先生的替身根本没有关系。”
施韦泽沉默，瓦格纳也沉默。在表决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条之前，施韦泽离开了会场。他既不敢投票赞成，又不愿投票反对。
国会里的这些事件使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柏林支会不久举行了两次集会。施韦泽在会上建议下列决议：
“会议承认，在普鲁士所树立的威力中含有建立德意志统一的可能性；其次，会议于此与进步党彼此同意（再靠左施韦泽就不敢了。——奥·倍·），即必须用极大的力量并且不顾普鲁士政府的威胁，硬把普鲁士和北德意志同盟按自由主义加以改变，因为只有用这种方法才可能把德意志事情作有效的确实的解决；第三，会议声明，与心怀嫉妒的外国抱同样观念来批判普鲁士去年的措施，并且据此力图和期望破坏普鲁士和北德意志同盟，这是很不对的。”
拥护俾斯麦创造的事业不能比这再露骨了。与这个议案相对立的是施韦泽的两个反对者——提奥多尔·麦茨诺和赖曼的建议。
“会议决议，冯·施韦泽先生在国会中以及他在今天会议上对激进派的猜忌，使他在柏林工人中间所享有的一点点信用丧失净尽。”
第三个议案是进步党的安德里克机被工程师提出的，它要求：
“会议决议，它在德意志问题上声明只能同意德意志进步党的立场。”
现在怎么样呢？当施韦泽觉得，他遭到了尖锐的反对，他的议案可能要失败，他就像以往毎逢感到要失败时那样怯懦，把议案撤回，并且声明赞成进步党的议案，说该议案所申述的和他的一样。任主席的霍夫斯台登要讨好施韦泽，把安德里克的议案先付表决并宣布予以通过，于是在反对派方面惹起暴风雨般的愤怒。
施韦泽的独裁
施韦泽急欲把全德工人联合会完全掌握在手里，也就是想当主席。他的这个欲望在波尔（汉堡）厌倦了主席职务、声明要辞职时得以实现。一八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在不伦瑞克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十八人，代表二千五百票。施韦泽代表阿波尔达的二十二票和里姆巴赫（在萨克森）的三十票。联合会是大为衰落了。经常的冲突；由于施韦泽的政策使人对他不信任；尽管施韦泽大言不惭而北德意志国会的选举结果仍然不利；危机等都是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波尔的开幕词就是现存沮丧情绪的表现。莱比锡的人们还抱着的把联合会整顿好的希望，没有实现；联合会的财务状况也异常不顺利，只有少数地方缴纳会费等等。在会议继续进行时，波尔请求不要再选他连任主席；他不能再忍受这个职位加在他身上的牺牲了。施韦泽批评了波尔的业务管理，但是他，如他所说，决不愿对波尔本人有所冒犯。他说明，代表大会对联合会有决定作用，并且据特尔克说，他竟要求主席职位，并且威胁说，若是他不能当选，他就马上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他答应提出正确处理业务的保证，因为他知道人们不信任他。会议不能决定如何办理；于是依白拉克的建议，暂时休会，以便疏通意见。经过休会后，特尔克建议由施韦泽任主席。但是各方面表示，对施韦泽还有怀疑；并且认为联合会主席和联合会机关报主编由一人兼任也是件不合理的事。特尔克设法来消除顾虑。施韦泽声明说，他知道人们对他不信任；但只有人们信任他时，他才接受这职务。他建议第二次休会，以期取得谅解。休会后许多代表声明放弃对施韦泽的不信任。然后，还把特尔克的保留条件：他可以选举自己，告诉他以后，他以二千三百八十五票对九十七票和四十一票弃权，当选为联合会主席。他为了获得信任，在大会上提出一个激进的纲领并使之获得通过。现在他对于他更进一步的良好品行也提供了所谓保证，他当着全体代表以握手来郑重约定，尽他的能力所及，促使联合会前进。代表们反过来也照样当着施韦泽握手表示效忠于组织和主席。其情形就同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国民会议在网球场中所举行的宣誓一样，其区别只在于，不伦瑞克的宣誓活剧的导演施韦泽知道这不过是一出滑稽戏而已。
在柏林的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一八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施韦泽又提起，在政治问题上联合会是可以同进步党一致行动。但是这绝没有妨碍施韦泽在杜塞尔多夫举行国会补充选举的复选时（进步党候选人《莱茵报》主编柏尔格对一个保守党—民族自由党的候选人），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要求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投后者的票，因而柏尔格落选。他这样既可讨好俾斯麦，同时也报了《莱茵报》控诉他从极端保守派为《社会民主党人报》领取津贴的仇恨。
施韦泽另外一件不大光荣的、可以说明他的个性的事件是他同他以往的朋友霍夫斯台登的争执。霍夫斯台登提供他的钱财来创办《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一八六七年中叶，这笔钱用光了，霍夫斯台登成了一个穷人。一八六八年初，施韦泽企图把霍夫斯台登赶到维也纳去，要他在那里办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报纸。但是霍夫斯台登在维也纳遭到失败，又跑回柏林。这时施韦泽拒绝他重回到报刊编辑部，并且也不承认霍夫斯台登还有任何其他权益，把他逐出门外，他这样做，是依据一个他向善良而不够机警的霍夫斯台登勒索来的合同。霍夫斯台登在一八六九年春季巴门—爱北斐特的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当施韦泽的面对他的行为作了很长的控诉发言，所报道的事实激怒了亨利希·孚格尔代表（他现今还住在沙罗登堡）。他声明说施韦泽对待霍夫斯台登，无异于一个卑鄙的资本家，这种描写在施韦泽的追随者中同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愤怒，结果是后来孚格尔被开除出了联合会。霍夫斯台登也控诉施韦泽的挥霍无度；他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这许多钱。在他指责施韦泽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时，施韦泽回答说，关于这一点他没有向他申辩的必要，施韦泽的债务并不要他来归还。在这点上，施韦泽确是对的，但是事实本身是值得注意的。一八六七年底，《社会民主党人报》才有一千二百个订户，因而还远远不敷它的开支；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可以被认为正当：“这报纸和施韦泽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的费用从哪里来的呢？”不停的举债总也有它的止境。他的债权人有时也要看看金钱。一八六八年底他的父亲死后给他留下的遗产也是杯水车薪，微不足道的。而施韦泽当国会开会期间还是乘着华丽的车马，后面跟着穿制服的仆从。
古斯达夫·麦耶尔（前面我提起过他论施韦泽的书）认为应问问在施韦泽下台后常与他往来的保尔·林道，是否觉察到施韦泽有放荡行为。林道予以否定。我以为保尔·林道的意见不能作为定论。这位现今还活着的老先生也有很大的享乐习惯，所以他对于“放荡”所定的标准也与别人不同。而且施韦泽同林道结交时，他已经生病而且结了婚，这两种情况妨碍了他的放荡。在那时我们由柏林得到的关于施韦泽生活方式的情报另有说法。据说他是个第一等的享乐者，尤其是在克罗尔和柏林的夜酒馆也常常同那些暗娼之流往来，这大约就是他对他那多年的未婚妻所表示的“忠实”，人们誉为美德的行为吧。他也有时同他最亲密的追随者举行香槟酒会。施韦泽天生是收入一个钱总至少要花两个钱的一类人，这些人的口号是：“需要不是按照收入而定，收入却是根据需要而定”，因此，这些人看到钱就毫不犹豫地加以夺取。一八六二年施韦泽从射击大会账房里取去二千六百古尔盾，后来他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任内，以主席身份支配着账房的钱财时，就照样侵吞从工资低微的工人收集来的毛钱来满足他的嗜欲。这里所谈的数目并不大，但是原因不在施韦泽身上，而在账房太穷。在联合会的各次大会上，谴责了并且证实了他这种舞弊行为，而且曾任联合会司库多年并且遵照施韦泽的指示支付款项的白拉克，公开指责施韦泽这种可耻行为，施韦泽却不敢分辩一句。但是谁能做出这一类事情，那就不应该认为他不会在政治上出卖自己，这对他是唯一的还算有利可图的买卖。不过究竟到手了多少，没有人能提出证据，因为这类生意不会在公开的市场上成交的。这里只能谈谈一些迹象和许多不能作别种解释的事实。这里我要特别提出，俾斯麦在一八六六年以后支配着汉诺威国王共四千八百万马克的私人财产的利息，他可以把这笔利钱随心所欲地用于政治目的。这个基金是以“机密费”的名称而臭名昭著，俾斯麦不必对任何人申述理由即可动用。因此，奇特的是，当整个反对派报刊对这个贿赂基金作斗争时，《社会民主党人报》从无一字提到这项基金。
此外，足以说明这个人的特性的还有，当一八六八年初我们出版《民主周报》时，他有计划地对这个名字讳莫如深，如果他不得不同它争辩时，他总是说成李卜克内西先生的报刊。他想用这个策略防止他的追随者听得报刊的名称而引起订阅《民主周报》的念头，以免读者由此知道许多使他（施韦泽）感到不舒服的事情。这种战术是小气的、可笑的，但是他却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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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八年春季，施韦泽又有了一个奇怪的转变。《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也照《民主周报》的样子，在说到北德意志国会时加上一个引号。一八六八年六月中旬，他还在国会中作与冯·奇尔希曼辩论的发言，发挥了与迄今对普遍选举权的评价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一向崇拜普遍选举权，并且大家知道，他企图为他的追随者在巴门—爱北斐特选举俾斯麦作辩护，说他们选举他，是想借此对普遍选举权的授与者表示他们的谢意。现在他声明：
“我为了选举我的人们的利益，为了民主事业的利益，必须确认，这个议会只是好像而不是真正由普遍选举产生的。”
他所根据的理由是缺少出版自由和完全的结社与集会自由。然而这些自由从一开始就没有，可是那时他的意见却不如此。现在他对于现行选举法所表示的意见，却与《民主周报》早已屡次发表过的意见完全一样。这种骤然的奇怪的改变意见显然是因为在他的联合会中反抗日益增长的缘故。
在七月十九日第八十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施韦泽通告说，他因为一个传单被爱北斐特高等法院判决在市监狱里监禁三星期。他委派杜塞尔多夫的W.雷阿尔为副主席、哈赛尔曼为联合会机关报的领导人，因为他的参加，报刊的语调遂流于粗暴。通告在结尾时凄然地说道：
“在我要开始服刑的时候，谨向全体同志致最诚挚的告别敬礼。我希望联合会在我离开后照旧繁荣，或者在再会时更加繁荣（在整整三个星期后）。”
一八六八年夏季约翰·雅可比作了一个关于《社会问题》的演讲，演讲中他大大地左倾了，并且远远离开了进步党。在不伦瑞克的阿塞山岗上举行的一个民间节庆会上，白拉克对雅可比的这一举动表示支持并致贺。白拉克对于这个演讲提出以下论点：第一约翰·雅可比的民主纲领获得了德意志人民最高度的注意；第二，根据这个纲领，坚决的民主党和原来的工人党在目标上没有原则性的区别；第三，两个政党必须在雅可比所提出的目标上意见一致，即：在一切人类平等的基础上，以自由的意义来改变现存的国家的和社会的情况。《社会民主党人报》以“混乱”为题对这答复说：
“雅可比所提出的工资应力求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公平分配这句话，是一句极端错误的、无理和空洞的词句；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中竟有人咀嚼这种卑劣词句，真是一件可悲的事……如果有人认为在雅可比的演说中竟还有值得注意的思想，就希望各方面都高呼：没有！那是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资本家的无理的、空洞的胡说罢了。”
这种忿激的粗暴的语言表明了，施韦泽一发觉联合会会员似乎想同相近党派的代表接触时，他就会多么愤怒。联合会必须在外面用中国的万里长城包围起来，这样他就能够绝对地统治它并且照他的意思操纵它。
联合会的下一大代表大会是八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六日在汉堡召开的。不伦瑞克代表大会仅代表会员二千五百零八人，柏林代表大会代表会员三千一百零二人，现在是三十六个代表，代表八千一百九十二个会员。所以联合会基本上壮大起来了。人们把这个发展完全归功于施韦泽的活动和领导，这是不正确的。一八六六年战争结果所引起的危机的压迫已不存在，而代之以一八六八年的繁荣时期。所以在工人界中重新兴起了乐观情绪和政治生活，这不仅对全德工人联合会有利，对工人协会联合会也有利，工人协会联合会当时由我领导，会员超过一万三千人，他们当然没有像全德工人联合会所具有的纲领所造成的紧密性。施韦泽现在设法争取卡尔·马克思。他要理事会表决为了马克思著作《资本论》而向他表示感谢，他也曾邀请他出席汉堡的代表大会，马克思却因工作繁忙而谢绝参加。他也同意盖布提出的下列建议：
“大会声明，因为在一切文明国家，资本和反动派由于基本上相同的原因，对工人阶级施加压力，只有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们，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他们的努力才会成功，所以德意志的工人党和一切文明国家里受同一原则领导的工人政党的责任是共同行动。”
这个建议一致通过。但是不管施韦泽装作如何激进，对于他的独裁的不满却有增无已。于是爱尔特的会员提议，施韦泽应把从一八六八年一月一日以来由账房支取的金钱开出详细的报销单。理事会应该审核结算。杜塞尔多夫的会员要求，主席和联合会机关报主编两职要分开，这种安排容易导致专制；其实这种安排已经导致专制。此外，在各届代表大会上激烈地控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扣压它所厌恶的信件，又任意修改、甚至捏造别的信件。一个建议主张联合会方面接收机关报，大会认为办不到，把主编与主席分开也被宣布为不适当。相反地，决议把联合会的分散在许多地方的二十四人理事会集中起来，并将移驻汉堡。这是施韦泽的独裁所遭到的第一个有力打击。在讨论这事的时候，他作了一个不得已而揭发自己的通知。他说：“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大会了。普鲁士政府的敌视日益增长。联合会将被解散。”瞧啊，刚刚三个星期以后，莱比锡的警察厅（因为联合会的地址是莱比锡）就由于地方财务管理处而把联合会解散，可是这一机构是从一开始就座落在联合会里的。
毫无疑义，施韦泽事先就知道这次的解散，这甚至是他和柏林警察厅商量好的，而莱比锡警察厅是按照柏林的意思把联合会解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施韦泽当然不会向地方政府和内阁控诉莱比锡警察厅的这个措施。施韦泽在他一篇有关解散联合会的文章结尾说道：
“我们之所以服从，只是因为按事势这样做最为合理。所以我也借此声明：
‘全德工人联合会解散了……’
全德意志的工人们！我们今天站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坟前。
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继续生存在我们中。
我们也这样站在拉萨尔的坟前；但是他自己还存留在我们中间。
我们的联合会被解散，这就使他，使我们获得荣誉。联合会对于工人事业尽了自己的职责——所以它被解散了。
旧的形式毁灭了——我们会为我们所努力的工作觅得新的形式。”
接着他感谢所赋与他的信任。
“我们曾经同斗争、共患难——将来我们还要同斗争、共患难。”
他这样对多情善感投机，把会员们感动得落泪，于是继续信任他。
如果普鲁士政府像施韦泽故作违心之论所写的那样对联合会曾抱敌意，那么现在他的义务和职责就是尽可能使联合会不受普鲁士政府的影响，比如说，把它迁往结社集会法不禁止联合的汉堡。此外，联合会在汉堡—阿尔托那的会员最多，这对联合会以及报刊的财务都是真正的支柱。在汉堡也不缺乏精神力量。施韦泽却不这样做，而在柏林警察的注视之下建立新联合会，把柏林作为会址。但是，普鲁士同萨克森一样有对于联合的禁合，而且当时普鲁士的结社和集会法还规定，联合会必须把全德国的会员名单呈缴警察局。并且他又一次泄漏了他同柏林警察厅的关系和他对于解散联合会的赞同，因为他在第一一九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说道：
“人们所以选择柏林作为党的地址，是借此使警察可以不断地有机会来证实，党是根据和遵守现行法来进行它的鼓动的。”
一个民主政党的领导对亲爱的警察是多么令人感动地恭顺呵！
如果施韦泽同柏林警察厅之间的亲密联系有可以证明的一天，那么现在就证明了。但是不仅是联合会现在处于柏林警察厅监督之下，而且施韦泽也利用新建联合会的机会完全取消汉堡代表大会上使他感到不舒服的决议，并且通过新组织巩固他的比以往更无限制的独裁。他公布新计划时说：
“无论如何要设法保护党在全德意志的统一。因为这个统一是我们的最好的珍宝——它是拉萨尔组织的基本思想，这是我们永不放弃的。”
所以，这样经常引证拉萨尔，无非是为了保持他的权威和蒙蔽会员们。
联合会的新建事业是由少数选拔出来、曾和他同甘共苦的人们不公开地进行的。新章程包括了一些简直令人吃惊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主席要在开正式代表大会以前六个星期由联合会会员在基层单位中选举出来，也就是还在代表大会讨论和考核他的业务管理以前，于是代表大会上的不信任票就没有效用，而对于他的活动的讨厌的批评也同样无效。此外，章程的第五条说：
“如果主席认为迫切需要，他就可以采取一切措施，但限于三个月内由理事会批准。”
与汉堡代表大会的决议相反，理事会本身又可以分散在德意志各地。代表大会只能在这样情况下着手改变章程（第七条），即如果这个建议是由六十个会员署名并且在代表大会前三个月送达理事会的。关于联合会究竟在哪里和如何重新建立，人们从来没有得到确实消息。但是警察厅必定得到了通知，否则它不会承认这个联合会。我们这个时代有组织的工人在阅读这些会议录时会质问，这种事情如何可能，并且联合会的绝大多数会员难道不会一致起来抗议这种罪大恶极的行为，把主犯立刻撤职吗？这一切都无踪迹可寻。施韦泽用他的报刊绝对地统治着联合会；任何人胆敢辩驳，他的申诉书就被丢到字纸篓里，谁敢在集会上出面，他就被斥为拉萨尔组织原则的叛徒，予以开除的处分。在联合会中这个人算是完了。如果有人被觉察到，他同情李卜克内西和我，大多数会员就把这看作一种罪行，如果可能，把它看得比血族通奸或谋害人命还重大。这是他有系统地进行挑拨的结果。
但是一部分联合会会员的见解却转变迅速得出乎我们当时所认为可能的程度以外。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施韦泽在从十月十日起扩大了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时有三千四百个订户）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通告，在通告中说明了他对联合会财政状况的看法，由于联合会的发展，财政情况基本上已经好转。他在结尾时宣称，他因为出版一本小册子《工资和资本红利》，将要“进入监狱过孤独生活”三个月。文章的结语是：
“关于组织，拉萨尔曾说，必须把一切单个力量集中成为一把铁锤。党所以选拔我做它的领袖，是认为我的臂膀有足够的力量来抡这把铁锤。我希望，我的这种力量永不衰竭。”
在自负上，这种说法可算是无以复加了。
十二月初，他进了监狱，但是十二月将终时，因为他的父亲病重，他又从狱中被放出来，他的父亲死于年终以前。施韦泽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去处理家务。可是当他请假出狱后，又耍起一八六六年的那种把戏。一个星期的假变成了许多星期，现在施韦泽又开始了广泛的政治活动，好像给他的假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的。
《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一八六九年一月一日宣称，主席还有好些天不能执行党的业务领导。一月十四日，施韦泽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对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谈话，并定于三月二十七日到三十日在巴门—爱北斐特召开联合会的代表大会。
按正常手续，施韦泽决不能参加这次大会，因为这期间他的徒刑还未满期。但是他却早已知道，他在这件事上会有自由的。他还指示，主席的选举应当按照他所钦定的新组织章程，在大会前六个星期，即在一月二十四日和二月七日之间举行。
此外，他宣布将在中德意志一个城市中召开理事会议会，会议上将对南德意志和萨克森的鼓动活动作出决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对我们采取了更加尖锐的态度，因为我们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受奥地利政策的指导。这里应加说明，在这期间，李卜克内西在《民主周报》上对奥地利所屡次采取的策略，我认为是彻底错误的，因而在我们之间一再引起意见分歧。李卜克内西正是个走极端的人。他常常过份地仇恨俾斯麦和北德意志同盟，他也过份地倾向奥地利，他过份地信赖奥地利自由资产阶级内阁有成就。施韦泽自然会利用李卜克内西的这些弱点。在这里我要附带说明，在一八六七年施韦泽也有个时期，有意支持那个资产阶级内阁。他显然要想在维也纳为霍夫斯台登铺平道路。
一八六九年一月，我们用最猛烈最沉重的攻击继续进行我们以往在《民主周报》和人民大会上对施韦泽所进行的斗争，暂时停止攻击是因为我们被邀请到爱北斐特—巴门参加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以便对施韦泽提出控诉。关于这件事的序幕，我在本书第一卷中已经详加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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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来夹叙一下，一八六九年初，哈森克莱维尔在杜伊斯堡的复选中也被选入国会。因为我认为哈森克莱维尔不同意施韦泽的活动，并且诚心诚意地要与他联合，所以我募集了十二塔勒给他寄去作为支持选举之用。当时我们双方在选举上，还不能像今天这样用成千上万的马克来计算。每一塔勒都当作一笔巨款。关于这，我在一八六九年二月十三日《民主周报》上宣布，哈森克莱维尔对于给与他的同情和支持表示非常欣幸和满意。他对于工人党的各派中间发生的分裂表示遗憾，并且希望，我们同他自己的党的其他领袖之间存在的或者曾有的只是导源于个人的分歧不久即可消灭。他十分确信，德意志全体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牢固团结的队伍在一个旗帜之下进行斗争的时期已经不远了。
哈森克莱维尔的这个声明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我们当作社会民主党人来讲话，这样的承认是施韦泽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直到施韦泽失势之时所不给与我们的。至于统一的完成自然是后来在哈森克莱维尔继任施韦泽的主席职务后，还又经过了几年，才实现的。好像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皇储，都比后来作在位君主时要开明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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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四日施韦泽宣布选举结果；他又以约计五千票对五十四票当选为主席。如果人们考虑一下，在几星期后巴门—爱北斐特的代表大会所代表的会员是一万二千人，那就有四十个地方根本没有投票，所以那次选举无异于一个道德上的投不信任票。在施韦泽的政治休假达到了目的以后，他在二月十八日又进入监狱，但在三月四日，即国会开会的前一天，又被释放出狱。
这次的开释再度证明了施韦泽同政府的密切关系。从国会成立，即从一八六七年到今天，在国会开会期间，从来没有一个国会议员，包括资产阶级的议员在内，为了参加会议而被释放出狱。在一九〇九到一九一〇年开会期间，甚至有一个阿尔萨斯议员必须开始他的两个月监禁。政府，首先是普鲁士政府，同国会的多数派一样，始终认为宪法上有关议员免刑的第三十一条并不包括徒刑在内。与普鲁士也早就使用的几十年的惯例相反，现在施韦泽竟被准假出狱，这不得到主管部长的同意是办不到的，而部长如果没有俾斯麦的许可也是不敢同意的。
此外，俾斯麦对于这类事情怎么想法，鲜明地表现在四月二十八日，即施韦泽请假出狱后几个星期的国会辩论中。门德曾在慕尼黑—格拉巴赫举行了一个集会，会后发生暴动，门德被捕，因为据说这场暴动是由他而起，而事实上并不如此。施韦泽提议释放门德。在讨论中俾斯麦也发言，并以他那专横的口吻反对开释。但国会根据当前的事实必须违反俾斯麦的意思来作决定。于是他就采取报复手段，他发给那些指示和执行拘捕门德的官员们奖章。而且门德的情形并不是像施韦泽那样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徒刑，而只是拘押待审。
在那件事以前不久，我无意中亲眼看见施韦泽和阿尔伯莱希特亲王（国王之弟，国会议员）的会见。我顺着走廊走过来，看见阿尔伯莱希特亲王同几个保守党议员在走廊那头一起站着。施韦泽由侧面走廊走来。亲王一看到施韦泽，就招他过来，向他伸出手去让他紧紧握住，并且很亲切地问：我亲爱的施韦泽，您好？施韦泽：谢谢，殿下！亲王：您昨天为什么没有出席会议？施韦泽：我出席的，殿下！亲王：那么您为什么没有发言？人们都期望您讲话……我赶快进入会场，以免像个偷听者。谈话表示出，施韦泽已经常常同亲王往来，而且还表示出，国会中右派的“人们”清清楚楚地知道，施韦泽激进的言论意味着什么。
巴门—爱北斐特的代表大会
当我们在三月二十七日傍晚到达巴门—爱北斐特时，一批全属于国际方面的同志在迎接我们。关于我们当天晚上的讨论，我在夜里还写信给马克思说：
“李卜克内西和我正在爱北斐特和少数同志准备明天的战斗计划。我们在这里听到了这样多的施韦泽的无耻下流行为，真令人毛骨悚然。也明明白白证实了，施韦泽所以推荐国际纲领，只是为了给我们一个主要打击并把一大部分的反对派分子打倒或者拉过去。所以我请您，同时也以李卜克内西和此地全体朋友的名义请您，对于通过施韦泽的代表大会决议暂勿理睬，或者至少只是极其慎重地予以答复。
详细报告不久就寄上。
关于明天辩论的结果还没有什么可说，只有一点可以奉告，施韦泽用尽一切阴谋诡计来煽动反对我们，我们决不能希望有彻底的成功。为了消灭他自己联合会中一切反对派的组织工作，已于数星期以前在这里非常干练地完成了。举个例说，昨晚施韦泽来到时作了个真正的胜利游行穿过爱北斐特—巴门。（坐着用白马驾着的华车。）就此搁笔。”
施韦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宣称，敌人已逼到主席（即高于一切的人物）跟前来了，代表大会必须比以往更加严厉和坚决地把对组织的，就是说把对他所钦定的组织的一切攻击打回去。
在预备会上违背了施韦泽的意旨（他本来想把同我们的会见，如果不能避免，就向后推延），以三十票对二十七票决议准许我们立即出席。次日下午，我们在施韦泽的狂热追随者的怒视之下进入了拥挤不堪的会场。李卜克内西首先作了约一小时半的发言，我接着发言，说得基本上简短些。我们的控诉总结了我迄今对施韦泽所提出的控诉。发言遭到多次猛烈的打断，尤其是当我把施韦泽叫做政府的代办的时候。据说我应把话收回。但是我拒绝了。我认为，我有权利自由说出我的意见，而听众们可以不相信。
《社会民主党人报》把我们的发言作了极不完全而且一部分捏造的报道，借以欺骗读者。李卜克内西过份地守信义。他不作任何报道，而仅限于在《民主周报》上宣布说，我们出席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并提出了我们对施韦泽的控告。施韦泽以六千五百票对四千五百票（这些代表在投票时弃权）得到了信任决定。因为我们把希望即使不建立在社会民主党各派的联合上，也建立在各派的妥协上，所以《民主周报》不再发表攻击施韦泽的文章，假如对方也保持这种策略。但这并未实现，《社会民主党人报》反而继续攻击我们。
当我们发言时，施韦泽在讲坛上坐在我们的后面，一言不发我们离开会场时，几个代表走在我们前面和后面，以便保护我们免受施韦泽的狂热追随者的暴行。不过，当我们走过夹道的人群时，还是听到了许多恭维话，如“流氓，叛徒，瘪三，应该打得你们粉身碎骨”等等。会场中有一个人企图趁我步下讲坛时照我的膝弯里一下把我打倒。我们的朋友在门前迎接我们，权充卫士把我们送回旅馆去。
施韦泽向代表们要求信任投票。在热烈辩论后他取得了上述的票数。代表中弃权的有白拉克、布劳埃尔、鲁道尔夫（汉诺威）、冯·达克、盖布、希尔施、波尔、拉斯贝（埃森）、石拉德、路易·叔曼（柏林）、斯皮尔、亨利希·孚格尔、维尔克和约尔克。
这些人因为拒绝投信任票必须受严重的惩戒；《社会民主党人报》对他们的攻击密如冰雹。信任投票的决议说：
“鉴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先生的讲话中并无任何新的和重大的东西，代表大会声明，联合会主席今后和以往一样仍拥有德意志工人党的完全信任。”
对于施韦泽，爱北斐特代表大会意味着一连串的黑暗日子。在莱比锡警察解散联合会后的秋季，他给新组织所拟订的独裁条款，现在被代表大会决议牺牲了。首先决议联合会领导由一个十五人的理事会来代替以往二十五人[10]所组成的理事会。除了主席、司库和秘书以外，其余的十二人必须居住在一个地方，以便经常接触，并且能够随时召开会议。理事会会议由该会主席召集，不像以往由联合会主席召集。而且联合会主席不再是代表大会以前六个星期选举，而是在大会以后才由联合会会员用直接选举的办法来选举，会后应将记录公布，使得会员知道大会上完成了些什么。关于主席的权力，他发出的指示本来可在三个月内由理事会追认批准，现在限为八天，于是权力就变成空洞的东西。此外，理事会只要多数通过，就可以决定联合会的内部组织、业务程序、奖励办法、文牍和会计事宜。更有进者，遇有政治的骗局或重大的侵吞公款情事发生时，理事会也有权停止他的职务，并立即召开代表大会或举行基层投票来作最后决定。由于这些以及一系列的其他规定，施韦泽的权力受了大大的限制。这些决议证明了对他还充满了很强烈的不信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最重要的规定，虽然遭到他的反对，仍被通过。此外，还设置了一个由三个柏林会员组成的监察和申诉委员会，接受一切对编辑部的申诉并对此作出决定。这些决议为联合会奠定了彻底民主的基础。施韦泽的全能受到限制，他非常沮丧，回到柏林后竟想向我们靠拢。四月八日，我写给我妻的一封信里说道：
“施韦泽，虽然我起首没有理他，在我同另外一个同事谈话时，却悄悄地来到我跟前。会议结束时，他请我同他、弗里茨舍和哈森克莱维尔一道吃饭。不显得粗暴，就无法推脱这个邀请。于是施韦泽派他的漂亮马车和穿制服的仆从来把我们送到吃饭的饭馆（我们在欧尔布里希饭馆吃饭，这当时是一家巴伐利亚的啤酒馆，在菩提树街附近的莱比锡街）。饭后他坚持派马车把我送到我要去接李卜克内西的安哈尔特车站。”要附带说明，他这餐饭费是各自付账的。
在吃饭中间还商谈了有关停战的条件。我同他们事先声明，李卜克内西不在座的时候，我不能作丝毫的决定。他们三个对我一个人来谈判，使我不无疑虑。随后的几天我们在国会继续开会。施韦泽要求，双方不仅在报刊上和会议上停止互相攻击，而且两党成员也不得互相作政治性的往来或从事共同的活动。我们拒绝了后者，虽则一般说来我们屡次很激烈地互相争吵，对施韦泽没有丝毫退让。双方互相敌视，对于我们是一种侮辱，对于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也是一种侮辱。所以既不准个人互相攻击，也不准组织互相攻击，乃是理所当然。我们也约定，将来在国会里由这一党或那一党提出的建议要互相支持。《社会民主党人报》为此在四月十六日第四十五期上发布通告说，今后它既不对李卜克内西和我，也不对我们的党进行攻击，并且要求联合会会员依此行事。另一方面，我们在《民主周报》上发表了相似的声明。
这样，一切好像是在最美好的和谐之中。但是施韦泽不能适应这种新秩序；一个像巴门—爱北斐特代表大会所造成的民主组织，等于断绝他的政治生命。这个组织像是给他戴上枷锁，以往用惯了的政治两面性将来行不通了。特别足以说明他当时的态度的还有，他命人照他去年夏季对汉堡代表大会记录那种办法把关于爱北斐特的详细会议记录加以扣留和消灭。凡是揭穿他的真象的东西，他一点也不让联合会会员和大众知道。
六月十八日第七十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像晴天霹雳似地发表了一篇公告，标题是：恢复拉萨尔党的统一，由施韦泽和门德署名。这里要重述一下，自一八六七年初以来，有一部分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在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的影响下脱离了联合会，而以“拉萨尔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名义另行组织，由门德任主席。这个联合会的机关报是《自由报》。从此两个联合会互相争吵不休。现在这些敌对的伙伴，只就他们的主席和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而言，突然言归于好，在他们的党徒之前携起手来。
发表的通告是一篇非常富于词藻的文章，以歌颂拉萨尔为开端。又引证拉萨尔的话：“你们要保持组织，它将引导你们走向胜利”。继而夸大其词地说：
“两个联合会所选出的领袖彻底地认识到这一点；今天他们兴高从采烈地出现于两联合会会员之前，并且要求他们协助建立伟大的事业……一个威震整个德意志的真正全德工人联合会……我们把我们的建议提交给两联合会全体会员，就是说给至尊的人民，由他们自己直接地即时作出决定。（原文也有着重点。）
这是拉萨尔的旧章程，我们昔日曾团结在这章程之下，我们必须再回到这章程之下，以便这次在统一发展这个基础上共同迈步前进……”
然后要求应在本月二十二日之前（通告的日期是十六日，六月十八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十九日或二十日才能到大多数会员的手里）把他们的建议付表决，而且必须在二十三日把表决结果送达柏林。
通告还声明，如果表决结果同意门德—施韦泽的建议（施韦泽故作谦虚，退居庸碌的门德后面），应在六月二十四日把两联合会解散，就在当天由几个同志集合在一起，遵照拉萨尔的旧章程议决恢复原先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应在六月三十日选举主席，七月三日宣布结果。在选出主席之前，门德应执行主席职务，特尔克执行秘书职务，白拉克执行司库职务。通告的结尾说：
“同志们，请促这事的实现，在拉萨尔的逝世纪念日，我们大家要全体在他的坟墓上携手，并且要说：我们表现得无愧于这位巨匠。”
两主席的这种行为是个政变。这样一来，爱北斐特代表大会所给与施韦泽联合会的民主组织一下子被毁灭了。施韦泽也一举而粉碎了加在他身上的枷锁，又成为绝对的统治者和独裁者。施韦泽担忧驻在汉堡的理事会的反抗，为了打破这种反抗，他派他的亲信特尔克前往，他对理事会的劝诱成功了。盖布打电报说：“理事会考虑了特尔克所陈述的理由以后，一致拥护恢复统一。会员大会同意。”
但是现在关于施韦泽、弗里茨舍、哈森克莱维尔和我们之间的协定也算取消了。为了这个目的，施韦泽在六月二十二日第七十二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声明说：我们撕毁了这个协定，因为我们重新故意地而且恶意地企图干涉我们所憎恨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这个组织。因此，我们把有关的协定解除了，他们现在也不再受它的拘束了。
所犯的这个“罪名”首先落在我的头上。我在六月间在十二个屠林根的城市中举行了集会，其中也有阿波尔达、爱尔福特和哥达。这里由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召集开会，他们也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全权代表担任主席。一切集会都是人满，而且经过异常良好。在那些集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是，只有社会民主党的原则能够改善劳动阶级的处境，并且必须使社会民主党的各派工人归于统一。
我的鼓动旅行以爱森纳赫的代表会议为结束，除了我们的信徒以外，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和民主党人都参加了。这里应加说明，当时在屠林根有相当数目的资产阶级民主党人，他们全都采取雅可比的立场，其中有阿柏教授和他的岳父斯乃尔教授，此外还有在耶拿后来加入了党的徐博士，爱森纳赫的克略茨纳赫律师等。此外在魏玛、哥达和阿尔登堡也有这个党的信徒。在爱森纳赫的一个决议中声明说：
“为了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不仅要求停止民主的工人党各派之间的分裂，而且民主的工人协会也要同整个的民主党团结一致，尤其是在共同的政治事务中，特别在选举的时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协会要一致行动。”
那么，这就是促使施韦泽进行反对我们的罪行。
再者，不论鼓动工作取得多少成绩和赞扬，我对它仍不满意。六月七日，我由隆乃堡写信给我妻说：“即使人们向这个人表示热爱和友谊，鼓动工作仍不是愉快的事情。”可是我后来还是干了那么长久。职责所在，义不容辞。
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反叛
施韦泽和门德的政变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广大会员中惹起了愤慨。一部分较有知识的会员看透了，不能再同施韦泽和睦相处，他是团结的障碍。白拉克经布雷麦尔（马格德堡）的介绍通知李卜克内西和我，他们希望同我们会一次面。我们欣然满足了这个愿望。六月二十二日夜间，我们——白拉克、布雷麦尔、斯皮尔（沃尔芬比台尔）、约尔克（哈尔堡）李卜克内西和我——在马格德堡的一个三等旅馆里会面。谈判了很久。白拉克和布雷麦尔主张立即向施韦泽进攻，并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斯皮尔和约尔克则有很大的顾虑。他们认为必须试一试“由里向外”来改革联合会；我们回答他们说，巴门—爱北斐特事件正足以说明由里向外的改革是什么样子。在施韦泽充当主席并掌握着《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期间，那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一致了。杰出的白拉克伏在旅馆客厅里的弹子台上抄写一篇宣言，然后为了这个宣言征集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的签名，这时已经半夜。我们把宣言又彻底详细地讨论一遍，到将近三点钟才就寝。然而，真倒霉！我们躺在臭虫窠里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入睡。四点钟就起来，搭早晨第一班火车回家。决议要在一个中德意志城市——哥达或爱森纳赫——召开代表大会，并邀请德意志—奥地利的工人协会和瑞士的德意志工人协会派人参加，也请求国际的德意志支部派代表出席。
因为会议的历史意义，我把白拉克及其同志们的宣言原文抄录如下：
给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们
同志们！我们联合会的主席在一大堆虚伪的套语之下，采取了使每个有思想的会员必然满心愤慨的手段。署名人应这种事态的要求，匆匆忙忙地（所以对于冷待也没有人想抱怨）举行了一大集会并一致同意一个对于党将有深远影响的步骤。我们请求你们，同志们，慎重地、毫无成见地审查我们的意见。
不久以前，施韦泽和门德先生，这两个极其激烈地以反动派的走卒互相指责的人，还不愿与闻工人党各派的合并，忽然在今天（取得了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的同意）在他们的联合会会员之前，以动人的词句来要求会员们导致单单党的这两个派别的统一，而对于整个社会民主党的团结却一字不提，并且这一切都在蔑视所谓“至尊人民”的权利的情况下进行。不仅表决期限那么短促，使会员对于问题不可能真正作出判断，所以一切都完全好像是突击；不仅表决的形式简直像用手枪抵住会员的胸口逼着他说是或否，这样，要么顺从那最可耻的条件，否则放弃所最渴望的统一，哪怕只是零碎的统一；不仅是这种表决形式与一个怀有民主思想的人不相称，而且就是主席也那么专权独断地办事，这几乎是没有先例的。就是对待美洲奴隶也绝没有比这里对待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更横行霸道的。那么，在采取这种极为重要的步骤之前，为什么还要征求会员或理事会的意见呢？！等到事情完了，就用几句花言巧语逼出会员的“自由”同意。施韦泽先生一吩咐，会员们就只有听从，然后称他们为“至尊的人民”。对于一个人，没有此这更大的侮辱了。如果施韦泽先生认为是好的，就责成会员们亲手把多年来辛勤缔造的改革事业一下子毁灭掉，并且立即接受以往造成最激烈的分裂的章程；这章程使主席掌握最漫无限制的权力而理事会毫无影响，除此种种之外这个章程还可以这样解释：在整整三年内章程不可能有任何改变！主席在这种情况下的行为——小型的政变——使许多联合会会员多年来的怀疑得到证实，冯·施韦泽先生只是利用联合会来满足他的野心，并且想把联合会贬成敌视工人的反动政策的工具；否则，他现在就会设法使德意志社会民主党的全体工人团结一致。谁只提倡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团结，而不尽力从事唯一能使党获得权力和影响的全党团结，谁要是用这种形式使一部分团结而使全部的团结成为不可能，谁要是这样做的时候嘴里还说着动听的、洋溢着兄弟友爱的词句，他就是个十足的伪君子；而且谁要想把那些不服从提出的可耻条件而愿致力于某些较伟大的、某些较高尚的事业的人们都污蔑为团结的敌人，他就是一个盖世无双的阴谋家。
每个诚实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为导致德国全体会民主党工人的团结而努力。面临运动的日益壮阔的浪潮，面临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里暗示着政治和社会情况很快就要有重大变化的预兆，拖延这个团结就是叛逆。
但是，这个团结却只能是真正至尊的人民自己的事业，而你们，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们，不能让几个领袖任意把你们当作一群羊出卖，你们要作掌握自己命运的好汉！
我们深知，一个组织中个别人物的意志竟能蔑视联合会的一切成就，甚至能随时使联合会本身成为问题，能使联合会随时被解散而后再按照与他相宜的形式恢复起来，在这个组织中，这位个别人物用工人的几分钱去贿赂可耻的流氓，一个这样的组织里面没有丝毫民主的精神。在一个这样的组织中要想以后有所作为，那就是白白浪费我们最好的力量；我们不要它！
我们受一种思想的指导，即只有党自己能够决定它的组织，此外还受一种思想的指导，即要造成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团结，以及职工会的团结，我们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一个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全体工人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会上就能奠定与国际运动相结合的党的真正民主组织的基础。同志们，我们指望你们的支持！以往总是满心怀着人为的互相仇恨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将会团结起来，并能给自己一个把他们的原则精神同他们一切力量的集结统一起来的组织。
同志们，你们决不要被那些从不把党的团结放在心上的人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你们不要容忍那种只敢拿来对付无廉耻的或无思想的人们的手段；你们要表现你们的本色，——不要作个劣性主人手下没有意志的奴隶——，而要作独立决定创造自己命运的实在和真正至尊的人民。为了我们的原则，为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冒险干一次英勇行动吧！让我们不要白白高举写着全党团结的旗帜！只有团结起来，工人才是一股力量！分散开来，我们就永远是我们敌人的笑柄，但是统一和真正民主地组织起来，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你们同意我们——我们非常盼望你们如此——，那就请把你们的同意通知署名人中的一个，以便我们共同进行召开代表大会。
我们要（我们沉痛地下此决心）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全德工人联合会曾是我们所最关心的，但是为了事业，人们就必须懂得不惜最重大的牺牲；并且除此之外，没有办法！
那么，同志们，在争取我们伟大崇高事业的神圣斗争的新道路上前进吧！热诚和坚持保证了胜利。
J·布雷麦尔（马格德堡）。霍夫曼（纽斯达—马格德堡）。W·克莱斯（马格德堡附近的布考）。太·约尔克（哈尔堡）。C·穆勒、S·斯皮尔和A·费维希（沃尔芬比台尔）。W·白拉克（小）、H·艾勒斯、E·吕台克和A·石拉德（不伦瑞克）。弗里德里希·埃尔乃尔（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在六月二十六日的《民主周报》上我们发表了上述的宣言，在同一期上也发表了我们给同志们的一个声明，其中驳斥了施韦泽说我们破坏与他成立的协定的指责。然后我们对门德—哈茨费尔德—施韦泽的联合喜剧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我们声明：“我们将进行决战，并且用一切力量和信心同明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携手进行这个决战。”我们结尾说：
“究竟是那里的腐化、卑鄙、贪图贿赂，还是我们这里的诚实和目的纯洁得到胜利，将见分晓了。
我们的口号是：打倒宗派主义！打倒个人崇拜！打倒那些口头上承认我们的原则而行为上背叛我们的原则的阴谋家！社会民主党万岁！国际工人协会万岁！”
我们在这个声明和以后一再用我们的诚实意图对施韦泽的不诚实意图作斗争，所以后来对方给新建的党起了一个绰号“诚实派”。
由于我的建议，中央理事会一致决议，赞同白拉克等同志主张召开全德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宣言，并且要求工人协会的理事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我在六月二十八日发出通告，要求最迟在七月一日午时答复，必要时可打电报。我也写信告诉日内瓦的约·菲·贝克尔，国际的德意志支部中央委员会同样可以寄来一份赞成团结事业的声明。我希望，这一次我们这个总攻击能够成功。六月二十六日，盖布、普拉斯特和欧克尔曼（汉堡）也声明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并同意白拉克等同志的意见。
《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遵行的策略是，经常宣称我们的群众不是由工人构成，而是由文人、乡村教师和其他资产者组成。
施韦泽继续设法用他所具有的巧妙手腕抓住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由他系统地培养出来的弱点。他在一篇文章里关于反对派这样写道：
“单只一点就可以决定一切。你们是不是民主主义者？你们断言：是的？你们知道不知道，民主主义者要服从多数——如果这个多数近于全体一致，更要加倍服从！那么，好吧！全德工人联合会，即以往的两个联合会几乎全体一致说：是。你们现在服从人民意志吗？哦，不！在你们的浮夸中，你们‘民主主义者’说人民是一群羊，说你们的意见不会错误。去你们的吧，你们这些吹牛皮的伪君子，你们自以为比全体人民、比费迪南·拉萨尔还聪明些！
比费迪南·拉萨尔，比你们伟大的导师和宗师还聪明——是的，是的。因为，你们的绊脚石，即拉萨尔组织又完全建立起来了……”
卖弄拉萨尔组织的文宇占满整栏篇幅，并且几乎是一期又一期地继续下去。
另一方面，《民主周报》一期又一期地刊载着由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发出的反对施韦泽的声明。这种声明来自哥达、汉堡、希尔得司海姆、爱尔福特、汉诺威、索林根、威斯巴登、爱北斐特、开姆尼茨（末一个反对门德）。还有一向任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秘书的H·罗洛尔，也声明反对施韦泽。
工会的领导人们，卷烟和烟叶工人协会主席弗里茨舍、全德鞋匠协会主席路·叔曼、德意志木工联合会主席特·约尔克和全德裁缝协会主席邵布都声明与施韦泽断绝关系。
七月五日，门德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通告说，施韦泽以绝对多数当选为主席。他自己（门德）虽曾屡次声明不接受推选而仍得到相当多的少数票。数目没有宣布。参加选举的人数比预期的人数相差很远。在门德宣布施韦泽当选为主席的夸张的讲话中说道：
“如马拉[11]——他那时代最伟大的革命家很恰当地描述的：主席要像腿上钉着一个球的独裁者那样领导联合会，而且这个球应该是：原则和组织。”
大家知道，这个球证实是件冒牌货。并且门德又一次引证说：
“对组织要忠诚不渝，它定会引导我们达到胜利”，在结尾说：“费迪南·拉萨尔万岁！他所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万岁！组织万岁！”
施韦泽在他致谢当选的讲话中也同门德一样夸张和强调。结尾时说：
“那么好吧！以把你们大家、你们工人由睡梦中唤醒的去世宗师的名义——以我们党的选拔我为领袖的至尊人民的名义，以你们全世界的受苦兄弟们的名义，我张开旗帜，举着它前进。紧紧集结的行列，你们这些工人的队伍，跟随着选出来的领袖吧！
拉萨尔的精神不死！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万岁！”
这么两个占卜家，后来很快地就显露出来是两个受骗的骗子。所以七月十日，施韦泽下令选举二十四人理事会的成员，他预先提出了候选人名单。当选的理事会仍旧照以往那样分散住在德意志各地。
施韦泽在七月十四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宣布，全德工人联合会将参加我们所召开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并公布一系列的决议草案，要由他的信徒在会上提请讨论通过。在上述一期中还说，整个自由资产阶级中各色各样的人作我们的代表大会的后盾。所以我们在文人、乡村教师、商人的领导下当然谈不上紧密的、统一的组织。这些人每个都必然找机会以重要人物自居。他进一步扯谎说，全部的资产阶级报刊都由我们支配。他要留意派遣相当数目的代表去参加爱森纳赫会议，但他们决不是文人和资产者，而是真正的工人。
他从现在起说我们的党只是由文人、乡村教师、商人等所构成，与他以往所说的八分之一和四分之一知识分子没有两样。
《民主周报》在七月十七日要求施韦泽不要只派遣他的工具往爱森纳赫，而要他自己来。若是施韦泽大人为礼貌起见还会让自己被禁闭起来，那么，只要到柏林警察那里说句话，就会准他的假。
施韦泽选取了入狱的办法。他发表一篇填着七月十七日的长篇《告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书》，书中又概括地叙述一下存在着的混乱并作了一些将在他从监禁里开释后去实行的诺言。宣言的末尾说：
“请把我牢记在心，就像我在监狱围墙里面对你们念念不忘一样。我向你们告别，高呼：在古老旗帜下再行欢聚吧！全德工人联合会万岁！”
他现在应在“监狱围墙里面”服刑的期间还有八个星期，他可以在鲁迈尔堡湖上划船和作其他娱乐来消遣。
现在来想一想下列情形。十一月底，施韦泽为服三个月监禁而入狱。十二月将终时，因为他的父亲去世，准他请假八天去处理家务；但是他自由了七个星期，在这期间，在警察和官署的监视下进行着紧张的政治鼓动，到了二月十八日才又入狱。三月四日，政府又一次帮他的忙，为了国会开会准他请假出狱。国会到六月二十二日闭幕，但是施韦泽仍然自由，并且又一次在警察和官署的监视下进行紧张的政治鼓动。等到他高兴了，就又走进监狱。
这种情形，无论在施韦泽以前和以后，在普鲁士都是不可能的。例如，一八六八年基多·威斯博士以违反出版条例的罪名被判了十四天监禁，几个警察在早晨六时袭击睡在床上的他，把他送进监狱。这种在大清早把政治犯从床上拖进牢狱的残暴方式是柏林警察数十年间的习惯。这种习惯的革除到现在还没有几年。施韦泽从来没有因为受这样或类似的虐待而诉苦。他入狱出狱，就像他进旅馆和出旅馆一样。他可以接见一切他愿意接见的来访者。由此可见，对他的怀疑是非常正当的。
※※※
在爱森纳赫会议前不久，特尔克希望在政治方面伤害我，认为必须向我的头投掷一颗臭弹。他在七月二十八日的第八十七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宣布说，我由前汉诺威国王那里每年领到六百塔勒的薪俸。这种指责是愚蠢的，但全德工人联合会也竟有人相信。于是我决意以诽谤罪控告特尔克。我请求威廉·艾希霍夫同志同当时柏林最早律师希尔塞门采尔谈谈并问他可否接受这个案件。希尔塞门采尔不肯接受，他认为这个官司打不出什么结果来。法官从断言我领受一个王侯的津贴这句话里看不出有什么败坏名誉，而拒绝为此提取证据。特尔克充其量不过被判诽谤罪，这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此外，希尔塞门采尔还认为，我若去请前汉诺威国王的宫廷大臣普拉顿伯爵来作证人，来证明特尔克所说的是否属实，这样，伯爵单由于前后一致就会拒绝作证，因而特尔克的主张就好像是有根据的。艾希霍夫曾为此两次写信给特尔克，要求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公布证据，因为他断言我为前国王服务是“确有证据”的。特尔克保持缄默；我为此也同样要求他公布证据。他不公布证据而只是重复他的指责，并要求我控告他。于是我称他为卑鄙的诽谤者，并且要他在莱比锡法院控告我，因为在柏林这官司难有结果。事情就这样毫无结果地算了。特尔克对白拉克解释说，他这个主张他自己并没有证据，但是这意见是一个政府顾问（！）提出的，只能在我这方面提出控诉时，他才能迫使那个人前来作证。
[1]公元前四五〇——四〇四年，雅典的政治家和将军。——译者
[2]奥地利国旗的颜色。——译者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八八页。——译者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二〇七、二一〇、二一五页。——译者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九五页。——译者
[6]同上书，第九八页。——译者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六一——一六二页。——译者
[8]一八〇四——一八八一年，奥地利陆军司令。——译者
[9]二人都是普鲁士的爱国将军。——译者
[10]理事会的人数前面说是二十四人，此处作二十五人，恐系笔误。——译者
[11]一七四三——一七九三年，法国革命家，人民领袖，学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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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斯大林的封疆大吏：1938—194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赫鲁晓夫全传（2003）
第6章斯大林的封疆大吏：1938—1941
“我们希望派你去乌克兰，领导那里的党组织。看来，科西奥尔可能没法领导那里的工作。我们将调他到莫斯科担任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和中央委员会里一个委员会的主席。”
这就是1937年底斯大林宣布赫鲁晓夫晋升时的情景。下面是赫鲁晓夫自己当时的反应：
我是不愿意接受这一任命的，其理由有三：第一，我喜欢科西奥尔，我感到取代他的地位是于心不安的。1929年，当他接替卡冈诺维奇担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时，我就认识他了。就是那一年，我申请进入工业学院，也就是科西奥尔批准了我的申请。第二，我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经验或资格去代替科西奥尔的地位；我认为这顶乌克兰第一书记的帽子对于我的头来说是太大了。第三，我脑子里还考虑到了民族问题。不错，我曾在乌克兰工作过，我一直同乌克兰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相处得很好。然而，作为一个俄罗斯人，置身于乌克兰人之中，我仍会感到一些尴尬。虽然我懂得乌克兰语言，但我从来没有达到能够用它来发表演说的程度。我将所有这些向斯大林作了解释，并对他说，我担心乌克兰，特别是知识分子，可能会对我很冷淡。我对他说：“派我这样一个俄罗斯人去乌克兰没有什么意义。”
“科西奥尔不是俄罗斯人，对吧？他是波兰人。为什么一个俄罗斯人同乌克兰人相处会比一个波兰人更感困难呢？”
“科西奥尔可能是波兰人，”我承认说：“但是他能用乌克兰语发表演讲。再者，科西奥尔比我有更多的经验。”
“不要再说了。就你去乌克兰。”
“那很好。我将尽我所能开展工作，使乌克兰党组织重新健全起来，不辜负你对我的信任。”我仍在担忧我是否应付得了这个任务，但我不能否认，中央委员会如此信任我，给我这么高的职位让我感到很高兴。
赫鲁晓夫不仅被赋予乌克兰的最高职位（虽然只是暂时“代理”），而且斯大林坚持要求他同时主管基辅市委与地区党委的工作。
我对他说我不可能同时担任这许多职务，但他的态度很坚决。
他说：“你可以胜任。只要你到那里，你可以选用一些你中意的人帮助你。”
赫鲁晓夫雄心勃勃，有机会在他工作和生活多年的地方成为一方主管，他肯定会乐不可支。但是他内心对做不好工作的担心也是真实的，他向斯大林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这一点。此外，他还有一点担心，就是他有可能成为在大清洗中人头落地的乌克兰领导人中的一个。
赫鲁晓夫是于1938年1月离开莫斯科前往基辅的。在其后的十年里，他经常去首都参加政治局以及其他的会议。不过只是到了1949年底他才作为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永远地回到了莫斯科。到那时，他已经越来越独立于斯大林并对斯大林越来越失去幻想。不过在这一时期，他仍然忠实而有效地为斯大林服务。这一时期使赫鲁晓夫发生改变的更多的是由于战争，但是他改变的进程在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前的三年在乌克兰就已经开始了。
赫鲁晓夫能获得部分的解放，能更有效率地工作，其关键是他与莫斯科之间的距离。没有一个处于斯大林势力范围的人，甚至是他委任到乌克兰的总督，能够有自主决策的权力。不过基辅离苏联权力中心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这使得这里可以存在苏联人所谓的地方主义。赫鲁晓夫相信他比克里姆林宫更了解乌克兰。他不仅对接近斯大林得通过其周围的人感到不满，而且他也开始看透斯大林本人了。
距离让赫鲁晓夫有机会发挥他自己的风格与才能在基辅为赫鲁晓夫工作的。一位名叫瓦西里·科斯坦科[1]的共青团官员回忆说，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知道事情的具体运作情况”。他“知道如何与人交谈。他能感觉出什么人他可以开玩笑，哪些人，像他一样，太年轻了，还不知道如何对他所开的玩笑做出反应”。他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一位可以担当领导的伟人”。
回到基辅后，赫鲁晓夫很快了解到了更多关于乌克兰农业集体化、饥荒以及清洗恐慌的情况。在对彼得罗夫—马林斯基地区（他1925年曾担任过该地区的党委书记）的一次视察中，他详细询问了以前与他关系不错的几位农民的情况，其中包括几位很要好的富农朋友。“他担心他们已经被‘非富农化’”，扎赫尔·格鲁赫夫[2]回忆说，1938年他担任赫鲁晓夫从前的职位，“赫鲁晓夫是那种你可以与他坦诚交谈的人。他有一位名叫哥马利亚（Gomlia）的朋友，赫鲁晓夫和他形影不离，他很得赫鲁晓夫的器重，他可以告诉他所有发生的事情”。
当赫鲁晓夫到达基辅时，大清洗已经横扫了乌克兰的所有机构。乌克兰党组织已经大部分被破坏了，被捕的人太多了，以致乌克兰中央委员会都达不到法定的开会人数。他“十分尊敬的”斯大林诺冶金学院的几位教师被逮捕了。他曾经碰到了其中的一位教师，他“已经变得形容枯槁。‘你怎么样？’我问他。他看上去很沮丧，表情木讷。他咕哝着说不好，他被逮捕了。后来其他的人告诉我，他遭到了毒打，就这样他的健康被毁了。不久以后他就死了”。
类似这样的相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偶尔会向他的老朋友们承认他的疑惑及对斯大林思想的幻灭。然而主持乌克兰清洗工作的也就是这位赫鲁晓夫，在他到来后，乌克兰的清洗步伐明显加快了。光在1938年，据说就有106119人被逮捕，在1938—1940年间，被捕人数达到了165565名。根据莫洛托夫的说法，在很少有客观证据但却不乏告密者的情况下，赫鲁晓夫“作为乌克兰三驾马车中的一员将54000人送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赫鲁晓夫的话里滴淌着毒汁，至少在为外人所知的一件事中是如此，他在一份文件上圈上“逮捕”一词，这样就决定了乌克兰共青团一位高级官员的命运。[3]
与在莫斯科时一样，对苏联制度的信念仍然激励着赫鲁晓夫。作为一块面积差不多与法国相当的领地的主人，他通过自己惯常的精力与坚定的意志将农业、工业与文化纳入他的羽翼之下，通过控制乌克兰西部地区并将它们与苏联乌克兰其他地区联系起来，通过试图改善他自己监控的大恐怖行动，当然是在严格的限制条件下并以周全的方式，让自己相信他是在为那里的人民谋福利。不过他也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现在赫鲁晓夫家已经有五个孩子，加上其他一些到基辅与他们住在一起的亲戚。他们所有的人，甚至那些在莫斯科过着优裕生活的人，对他们简直不敢想象的优越条件感到很满足。赫鲁晓夫也有着对自己及其家人的担忧。执行清洗政策的他的基辅前任现在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一切，甚至连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也没有幸免。然而就在当时，不管这一切显得多么矛盾，他过得是很满足的。不再有起起落落，他已经爬上了高位，他享受着斯大林比以往更为热情的认同，他正在从自己的成功以及其他人的失败中赢得自信，包括斯大林的失败。
除了俄罗斯外，乌克兰当时是苏联最为重要的部分。然而人们怀疑乌克兰，至少在其一些公民当中，尤其是在知识界，有着民族主义的诉求，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以及斯大林对极权主义控制的追求相抵触。在经历数个世纪的基辅统治后，其间根植于乌克兰的文明控制着他们自己的命运，并对东欧邻国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该地区落入了外人的控制之下，首先是蒙古，然后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乌克兰的领土为俄罗斯与哈布斯堡王朝[4]所瓜分，大约80%的人口臣服于俄罗斯。19世纪后期，乌克兰的民族意识开始滋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帝国的崩溃为乌克兰独立主义提供了一次机会。在1917年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只得到了10%的选票（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革命党赢得了75%的选票），在1917—1920年间，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政权在乌克兰执掌过权力，不过最后取胜的还是列宁的政党。
为了保住乌克兰，也为了遵循他理论上对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反对，列宁同意让有着民族主义思想的同事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例如像留布钦科[5]和格里高里·格里连科[6]等，后来他们都在大清洗中被处决了。乌克兰的其他主要共产党人，例如尼古拉·斯克雷普尼克[7]对1922年12月正式建立苏联的协议持反对意见，这一协议理论上承认乌克兰是自治区，但实际上从属于苏联共和国。在不顾乌克兰的反对建立起联盟后，斯克雷普尼克和乌克兰总理瓦莱斯·丘巴尔[8]对位于莫斯科的全联盟机构试图控制乌克兰经济生活的努力给予了抵制。
在组建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中未能占得上风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共产党人”注定是要被制裁的，但是暂时他们可以（甚至得到了莫斯科的鼓励）在文化生活中培植乌克兰化倾向。乌克兰化就是通过将共产主义披上当地语言与文化的外衣使布尔什维克在非俄罗斯地区的统治合法化的一种努力。这意味着任命乌克兰人担任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职务，将乌克兰语确立为国家机构内的官方语言，在学校里推广乌克兰语的使用，以及培育乌克兰文学、艺术与历史编撰工作。
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对乌克兰化持有疑义。于是他在1925年任命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为乌克兰党委书记。到了1928年，卡冈诺维奇已经让格里连科和丘巴尔他们无法忍受了，于是他们向斯大林发出抱怨，斯大林就用科西奥尔取代了卡冈诺维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召回卡冈诺维奇标志着乌克兰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结束的开始。1930年仍具有一定影响的非共产主义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成为了第二年春天审判的对象。1933年春天，当斯大林的恐怖与饥荒达到最高潮时，乌克兰的紧张气氛进一步升级。至此，就连忠实地执行斯大林可怕法令的共产党人都充满了疑惑。这也就是为什么斯大林将帕维尔·波斯蒂舍夫[9]派到基辅，授权他以乌克兰以外的忠实可靠的俄罗斯人取代乌克兰没有忠心的共产党人的原因。[10]斯克雷普尼克在1933年夏天受到了共产党媒体的恶毒攻击，于7月份自杀身亡。他在知识界的支持者在随后的几次审判中被“揭露”为宣称的“乌克兰军事组织”的成员。
与莫斯科一样，乌克兰在1937年的风暴来临前有着片刻的宁静。1937年一开始，波斯蒂舍夫本人在他的支持者被驱逐出基辅党组织后也遭到了攻击。接着，斯大林反映一位名叫尼古拉延科（Nikolayenko）的女性，“一位普通的党员……一个寻常的‘小人物’”一直在揭露基辅的“托洛茨基异端分子”，但是“基辅党组织像讨厌的苍蝇似的躲避她”。莫斯科已经开始着手调查，斯大林继续说：“据反映，尼古拉延科是正确的，而基辅党组织是错误的。”[11]
1937年3月，乌克兰中央委员会解除了波斯蒂舍夫的职务，暂时由科西奥尔代理工作，领导对他已经下台的副手的攻击。留布钦科一直坚持到8月份，后来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投票通过将他清除出党组织，并下达了对他的逮捕令。[12]就在几周前，赫鲁晓夫还用斯大林的专车带着留布钦科、科西奥尔和波斯蒂舍夫游览了莫斯科。赫鲁晓夫记得：“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能再好了，甚至超出了党的同志情谊。”但是就在8月30日傍晚，留布钦科开枪杀死了他的妻子后自杀，同一天，时任人民财政委员的格里连科在莫斯科被捕。科西奥尔与他原来的基辅同事丘巴尔一起临时被任命为全联盟的代理总理，后来赫鲁晓夫取代科西奥尔成为乌克兰党委书记。后来科西奥尔于1938年4月底被捕（唯一的“宣布”就是基辅电台停止称自己为科西奥尔电台），而丘巴尔则于6月份被解除职务，流放到乌拉尔地区，后来在那里被捕。科西奥尔与丘巴尔都于1939年2月接受了审判。1939年2月26日，他们与波斯蒂舍夫一起被枪决，尽管他们已经供出自己的“大量罪行”。科西奥尔幸存的兄弟（其他两个兄弟此前已经分别自杀和被处决）也被处决，还有他的妻子叶利查维塔（Yelizaveta）。波斯蒂舍夫的大儿子也被处决，其他的孩子被流放到劳改营里，他的妻子经受了很多折磨，后来据说被枪决了。丘巴尔的妻子也被枪决了。
所有这些行为都令人发指，要想继续进行下去并非易事。赫鲁晓夫保护自己免遭其前任厄运的办法就是在执行斯大林的命令时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亚历山大·乌斯品斯基[13]宣称说：“只是在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来到乌克兰后，我们才开始紧锣密鼓地粉碎人民的敌人。”乌斯品斯基如此奉承赫鲁晓夫当然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但是赫鲁晓夫的辩护者说，在他执掌基辅大权后，恐怖气氛相反有所减缓。大清洗的具体步骤我们不得而知，但大的轮廓是很清楚的。乌克兰共产党政治局与书记处中除了一人外所有的成员都被逮捕。乌克兰的整个政府机构被更换了一遍，乌克兰所有12个省的党委书记和他们的副职以及红军所有的军师指挥官也是如此。在1938年6月选举的86名中央委员会委员中，一年后只有三人还留在任上，而基辅半数的党员都遭到了告发，有一个地区甚至高达63%。1939年，报道的被捕人数“只有”1.2万人，而到1940年已经达到差不多4万人。[14]
赫鲁晓夫下令不要将他在乌克兰党员大会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收录进通常都要编撰的速记记录文件中，而是将他的讲话保存在党组织机关的特别保密档案中。在1949年12月回到莫斯科前，他指示将这些特别材料（光目录就长达52页）也同时转移到莫斯科去。如果这些文件的命运说明赫鲁晓夫有什么想隐瞒的东西，那么保存下来的这些讲话的节选也许可以说明其中的缘由。[15]
“我们必须坚决地与敌人、挑衅者以及造谣中伤者进行斗争，”他在1938年6月第十四届乌克兰党员代表大会上宣布：“我们现在进行的斗争还太软弱。……我们必须……无情地打倒间谍与叛国者。我们要打倒他们，将他们彻底消灭干净。”他第二年在莫斯科夸口说他在乌克兰第一年已经清除了那里的“害人虫”。[16]
赫鲁晓夫签署了大量的共产党与共青团官员的逮捕令。对此他从来没有承认过，但是他后来的乌克兰共青团书记证明了这一点，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也提供了间接的实证：“……甚至就连像我这样居于高位的领导人（当时我已经是政治局成员）也完全处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提交的文件的控制之下，他们可以决定这个或者那个党员或者非党员的命运。”“处于控制之下”几乎可以肯定地证实赫鲁晓夫当时是知晓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被捕人员名单的。
斯捷潘·伊凡诺维奇·乌什科[17]就是这种名单中的一个。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前一天下达的命令，乌什科在1938年11月14日被捕时还是位只有29岁的官员。他被指控“领导了一个反革命右翼——托洛茨基组织”，他起初否认任何指控，但是最终还是被强制认罪。尽管他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长达七页的信件，承认自己有罪，念自己年轻，将悔过自新，恳求宽大处理，但乌什科还是于1939年3月7日被枪决。据称，赫鲁晓夫是乌什科主谋的一起暗杀阴谋的目标。赫鲁晓夫还在11月13日的一份总结有关乌什科的“证据”的长长信件上签上了他的斯大林式的签名：“将其逮捕！尼基塔·赫鲁晓夫，18/Ⅺ/38。”[18]
等到赫鲁晓夫已经掌控乌克兰的权力后，他对大清洗的疑惑已经发展成为愤怒。在他1938年4月第一次回到斯大林诺时，他拜访了科什科一家。他儿时的朋友伊尔亚·科什科（IlyaKosenko）仍然生活在那里，但他选择了一条与赫鲁晓夫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赫鲁晓夫的父母过去曾在他面前称赞过在教堂唱诗班里唱歌的虔诚的伊尔亚，将伊尔亚作为赫鲁晓夫学习的榜样，他们对伊尔亚的姐姐柳莎（Liusha）也是大加赞扬。大革命后，赫鲁晓夫说服伊尔亚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但是当共产党号召他参加“反富民化运动”时，他退党了。当他的女儿奥尔加后来问他是如何在夺去那么多布尔什维克的大恐怖中幸存下来时，科什科回答说：“因为我交出了我的党证，就是这样！”
1938年4月，当七辆黑色轿车轰鸣着停下来，从车上下来一小队安全人员，在小屋门口排成两列时，伊尔亚·科什科正在房子后面侍弄他的小花园。赫鲁晓夫从一辆轿车上下来，看到了年轻的奥尔加：“你是科什科的女儿吗？去叫你的父亲。”
“父亲，你最好逃走，他们来抓你了。”奥尔加大声喊道。
奥尔加回忆说，伊尔亚·科什科双手直抖，半天才认出他的老朋友。赫鲁晓夫在几位助手与保镖的簇拥下走进小屋。
“好，跟我说说你过得怎么样。”赫鲁晓夫问道。
“说什么？”科什科回答道。
“你的生活怎么样？有什么新变化？”
“没有什么新鲜的。”奥尔加记得他的父亲低声说：“如果你是一个人，我也许还可以多说点。要是（我什么都对你说了），你一上车走了，留下我会怎么样呢？你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现。”
两年后赫鲁晓夫又一次来到了科什科的家。这一次他把唯一的保镖留在门外。
“不要再犯傻了，”过了一会儿赫鲁晓夫对科什科说：“入党吧，我会把你和你的家人都带到基辅去。你的孩子也该接受一些真正的教育了。”
“但是也没有什么人让你我接受教育，”科什科回答说：“我不会离开我的家的，我也不会加入现在这种样子的共产党。入党就是去做乌七八糟的事情。你们已经毁坏了真正的党，那个你原来加入的党，那个包括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与基洛夫的党。”
他们两个朋友之间虽然关系亲密，但科什科这么做是冒着可怕的风险的。但是赫鲁晓夫颇有同感地回答说：“不要将所有这些都归咎于我的头上。我并没有参与那些事情。如果可能的话，我会跟‘穆达什维利’（Mudakshvili）算总账。我不会原谅他犯下的罪行的——不管是对基洛夫、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还是对普通的工人与农民。”
斯大林真正的格鲁吉亚名字是达日乌加什维利（Dzhugashvili），赫鲁晓夫将其稍加改变，加上了很多俄罗斯词汇中都包含的一个“音节”，穆达（Mudak）。奥尔加当时12岁，她后来问她的父亲他和客人都谈了些什么。
“这么说你都听见了？”他急切地追问道：“你要牢牢记住，如果你向任何人提到我们所谈的一个字，他们就会杀了他（赫鲁晓夫）和我。”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在一个老朋友面前坦露自己的心声。不过他找到科什科，跟他解释这些还是让人感到很吃惊。
皮奥特里·科瓦伦科（PyotrKovalenko）是赫鲁晓夫的另一位朋友，他们是在20世纪20年代相识的。他后来被捕入狱，不过后来又被释放了。1939年夏天，赫鲁晓夫在他基辅的办公室里接待了科瓦伦科，询问了他囚禁期间的情况，并逼着他说出了在审讯期间忍受的毒打情况。当科瓦伦科说完后，赫鲁晓夫显得很震惊。
“皮奥特里！”他惊呼道：“你认为我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吗？你认为我知道我为什么坐在这间办公室里作为乌克兰的第一书记而不是鲁比安卡党小组的负责人吗？你认为我敢肯定他们明天不会将我从这里拖走，投入监狱吗？不过我们还是得工作，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运用我们一切可能的权力。”
赫鲁晓夫与科瓦伦科的谈话是在乌克兰中央委员会里进行的，那里肯定是隔墙有耳。他最后几句话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不过即使是前面的话也不是听起来的那么大胆。因为到1939年时，甚至连斯大林都不得不承认无辜者也被逮捕了，不过这只是因为“人民的敌人”已经渗透到了秘密警察内部，正在运用他们的权力摧毁党的忠诚干部。[19]
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时常会对逮捕情况做出严肃的评估，有几次他在与我面对面交谈时甚至谴责过他们”。不过常常好像是一种狂热已经感染了所有人和所有的事，包括斯大林。赫鲁晓夫说：“党组织已经被摧毁得不成样子了，领导人已经没有多少说话的份儿了。没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同意，任何人都别想被任命到高级领导职位上……不过有时甚至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同意也不能保证你的前途。有时有人已经得到了批准，几天后他可能就会身陷囹圄。……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那个指控他的人本身也受到了指控。所有这些都产生了一种恶性循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很多当政的领导者都将自己送上了自我毁灭之路。”
通过将大清洗过程变成一系列疯狂的行动，赫鲁晓夫使自己与清洗的距离拉大了。如果我们可以认为他采取的行动是近乎疯狂的，那么就可以解释他们是何以将好人变坏的。当他们1929年第一次见面时，叶若夫给赫鲁晓夫留下的印象是“一位纯朴的人，一个原来的彼得堡工人”，但是后来“他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其他“本性不一定残酷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已经变成了“只受一种思想指导的机械装置：‘如果我不对别人做这个，那么别人就会对我做这个；最好还是我做，而不是让别人对我做’”。
赫鲁晓夫拒绝承认他遵循的是同一条道路。但是他讲述的有关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乌斯品斯基的事情反映了赫鲁晓夫参与清洗过程的深入程度。赫鲁晓夫来到基辅时，乌斯品斯基“正让乌克兰中央委员会里充斥着关于人民敌人的备忘录”。然而有一天，斯大林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不容置疑的证据说明乌斯品斯基有罪”，并问：“你们能不能自行设法将他逮捕？”
“我们当然可以，如果这是您的指示。”
“那就将他逮捕。”
赫鲁晓夫好像听错了名字，认为斯大林所指的受害者是另外的人。但是即使抓错了人，赫鲁晓夫补充说，那也没有多大的错，因为“碰巧的是也有控告此人犯罪的证据”。最后赫鲁晓夫还是搞清楚了要逮捕的是谁，就在他准备下令逮捕乌斯品斯基时，突然斯大林又打来了电话，告诉他计划有变。不是在基辅逮捕乌斯品斯基，他们想将他召回莫斯科，然后在途中抓捕他。为什么斯大林会认为乌斯品斯基会耍已经用过多次的诡计现在还不得而知。乌斯品斯基留下了一张字条，说他去第聂伯河投河自尽，但是出动了所有警察打捞，只发现原来是一头淹死的猪。啊，可怜的乌斯品斯基，最后他还是得到了他应得的下场。在潜逃五个月后，“他们在一个地方抓住了他，”赫鲁晓夫后来说：“将他枪决。”[20]
在赫鲁晓夫到达基辅后不久，他自己险些也被他们逮捕。他从莫斯科带到乌克兰担任贸易部长的卢卡绍夫（Lukashov）是他“很信任、很尊敬的”，此时卢卡绍夫被捕了。时间不长，他又被放了出来。卢卡绍夫回到乌克兰时已经疲惫不堪，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他遭到了“无情的毒打与折磨”，目的就是让他告发赫鲁晓夫。指控的罪名——赫鲁晓夫曾经派遣他到国外与反革命集团建立联系——是荒唐可笑的（他的实际使命，赫鲁晓夫说，是去购买洋葱种子和其他的蔬菜），有无数的被指控者就是这样招致飞来横祸的。赫鲁晓夫说，他的朋友“拒绝招认，结果却被释放了——这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同样难得的是，赫鲁晓夫决定将整件事情告诉斯大林。
“对，”斯大林回答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有这类倒行逆施的事情。他们也在收集反对我的证据。”
通过自己大胆地提出这个问题，赫鲁晓夫证明他对斯大林没有任何的隐瞒，斯大林会把甚至是细微的紧张看成是有罪的表示。[21]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让赫鲁晓夫了解有无辜的人被捕的话，那么对他自己的指控肯定可以让他明白这一点。他采取的抵制方法就是冒险向斯大林陈述敌人正在利用毫无根据的逮捕企图颠覆斯大林集团。
赫鲁晓夫在第十四届乌克兰党代会上就采取了这种策略，他在党代会上说：“同志们，我们必须撕下所有人民的敌人的伪装，将他们无情地打倒。但是我们不能让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受到伤害。我们必须同造谣中伤者进行斗争。”赫鲁晓夫补充说，一个造谣中伤者曾经向乌克兰省党委抱怨说：“我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已经精疲力尽了，因此要求疗养生息（礼堂爆发出一阵大笑）。”在1940年的第十五届党代会上，赫鲁晓夫重复了他的警告：造谣中伤者仍在“阴暗的角落里蠢蠢欲动，想进行他们肮脏的勾当。他们这么做并不用费太多的脑筋。他们只是在笔记本上记下名字，然后按字母排列搜寻目标。他们说，让我想想我下一个会搞掉谁？你们知道，他们名单中的人一个也没有从他们手上漏掉”。（礼堂内一阵大笑）
类似这样的话根本无法消弭赫鲁晓夫煽动起来的恐惧气氛。[22]但是他也列举了一些他努力放慢灾难爆发的事例，例如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证据大发雷霆，这些证据目的指向他在基辅党组织中的副手，他要求会见囚犯——但是事情的发展证明，这已经太迟了，因为那个人已经确认了他先前的供述，但却及时挽救了另一位因此事而被牵连的嫌疑犯：“我的良心一直折磨着我。我一直坚持认为他是无可指责的，他肯定是受到了不公正的指控。”
他所说的良心谴责也许值得怀疑，赫鲁晓夫的同事中很少有人还留存着起码的良心。不管这是真是假，他总是劝慰自己他在保护无辜和无助的人。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何他在大恐怖中没有觉得与其完全同流合污。
当一开始让赫鲁晓夫去乌克兰任职时，斯大林就指出他的门徒“对城市与工业的偏爱”，并提醒他“不要将所有的时间放在顿巴斯”，而忽视“你在农业方面的责任”。赫鲁晓夫写道：“虽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抵制住我的第一爱好——矿业和工业——的诱惑，但我还是遵循着他的警告。……我试图尽我所能，学习关于农业的各项知识。我用了很多时间到乌克兰各地旅行，访问农庄与农村，与农学家和集体农庄的管理者交谈。”[23]
他所做的首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寻找一位能全身心投入农业的助手。他从基辅农学院中挑选了安德烈·谢甫琴科。28岁的谢甫琴科通过一个星期马不停蹄的工作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后，他走马上任了。赫鲁晓夫已经得出结论，认为农业计划制度需要作出调整，谢甫琴科回忆说：来自上面的命令少了，集体农庄可以作出更多的决策。但是在努力说服莫斯科方面之前，赫鲁晓夫已经派出谢甫琴科到农民那里尝试他的想法了。
“不要坐车去，”赫鲁晓夫告诉他：“步行去，这样农民会认为你和他们是同类人。你不会抽烟，是吗？好，那就拿起烟卷来，因为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抽烟，你需要赢得他们的信任，这样才能将他们鼓动起来。不要提任何官僚主义的问题。让他们有机会思考问题。一旦你做到这一点，你就可以询问他们的想法，他们得拿出他们自己的计划，而不是从斯大林那里拿来一个。付出时间，看看你是否能让他们作出计划。”
谢甫琴科带着一套改革方案回到了基辅。赫鲁晓夫对方案进行了几天的修改，然后带到了莫斯科。在谢甫琴科的陪同下，他向斯大林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斯大林起初持否定意见：“如果我们按照你的方法做，他们就不会种甜菜。种植甜菜很费力费时，而且效益也不好，这样他们就不会种。他们都会去种植燕麦。”当赫鲁晓夫说农民是值得信任时，斯大林批驳赫鲁晓夫是在“讲废话”，没有强制与纪律，事情就会“一盘散沙”。最后斯大林批准仅在乌克兰进行一定的调整：可以允许集体农庄自己制定一些特定谷物的生产计划（黑麦、燕麦、大麦以及黍），其他所有谷物的生产计划仍继续由上面制定。“如果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燕麦，我们会将有关负责人投入监狱。”斯大林生气地说：“如果他们不种植燕麦，你就得负责任。”
赫鲁晓夫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促进养牛业，并指派剧作家亚历山大·科尔奈丘克[24]创作一部关于具有远见卓识的集体农庄领导人的剧本。此外，赫鲁晓夫还努力调整奖励制度，那些辛勤劳作、产量更高的农户将会得到更多的奖赏，在斯大林身后赫鲁晓夫也积极推行这一改革思想。如果说他早在25年前就开始推行这一思想的话，那么这部分是由于赫鲁晓夫与其他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不同，他在农村地区呆过很长时间，对那里的真实情况有着更多的了解。
1940年的一天，赫鲁晓夫在一位助手和一名司机的陪同下，回到了彼得罗夫—马林斯基区，1925年他曾在这里担任过党委书记。他的继任者扎赫尔·格鲁赫夫希望为那里的官员与保卫人员建造一栋大的住宅楼。遗憾的是，他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位酒气熏天的集体农庄主席。但是经过开始的愤怒反应后，赫鲁晓夫满怀同情地询问了让人们借酒消愁的恶劣工作条件。就是在这次视察期间，他询问那些他20年代知道的富民是否“活着挨过了政治运动”。赫鲁晓夫留给格鲁赫夫的印象是“简单直率。和他交谈五分钟后，你就会感觉到好像你生来就与他相识，可以向他倾诉所有的事情”。
1938年4月，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诺的教育机构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视察，他曾在那里担任过党委书记。他到达时大多数学生正在教室里，但是他们都拥到礼堂里，欢迎他的到来。赫鲁晓夫生气了，责备学校负责人打断了学生们的正常安排，不过还是同意给学生们发表讲话，教师们都拥进了礼堂。与往常一样，他讲话没有讲稿，并很快与听众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一位学生回忆说，当时他们想得最多的就是镇压浪潮已经使太多的教师离开讲台。赫鲁晓夫却提醒他们警惕纳粹德国的危险，并呼吁提防内部的敌人，不过他是以非常随意的方式说出这些话的，他在讲话结束时以宽厚的微笑向学生们道歉，原谅他打断了他们正常的秩序。赫鲁晓夫的表现典型地反映了他在会见各类人群时的个人风格，甚至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也是如此。他不是倾听别人的讲话，而是不停地打断发言者的发言（有时是在他们开始讲话之前），对他们指手画脚、取笑、戏弄以及训斥，从而使他自己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25]
据报道，乌克兰1939年的粮食产量超过1938年21.5%，同时顿巴斯煤矿的产量也有所增长，新的工厂也陆续上马。[26]不管他在这些增长中的实际贡献如何，反正赫鲁晓夫在基辅与莫斯科都将功劳归到了自己的头上，就像他在回忆录中所叙述的神奇地解决汽车轮胎问题一样。赫鲁晓夫对他的司机亚历山大·茹拉夫列夫（AleksandrZhuravlev）“很尊重，也很信任”，赫鲁晓夫的孩子们习惯地叫他萨沙（Sasha）叔叔。萨沙叔叔抱怨说苏联的轮胎磨损得太快，好像是科学院生产出来的一样，对此赫鲁晓夫很重视，甚至向斯大林通报了此事，虽然斯大林“从来不喜欢听到有人批评苏联生产的东西”。
斯大林的报复方法（他不喜欢听到坏消息）就是指派赫鲁晓夫去调查此事。赫鲁晓夫的反应再次体现了他的谨慎：“我完全不熟悉橡胶工业和轮胎制造。”他后来回忆说：“我有些担忧。我不晓得将需要多少时间，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应付这个难题。”
接下来的事情也是可想而知的。他视察了苏联当时最好的轮胎工厂（设备最好，是从美国进口的），现场观看了轮胎的制造过程，不时地提出问题，并找出了出现问题的症结：为了赶进度超额完成生产指标，工人们违反了操作说明，轮胎中所布设的钢丝减少了一、二层。这一发现对于赫鲁晓夫来说特别值得高兴，因为是卡冈诺维奇来这里巡视时推荐了这些更改方案，同时也因为赫鲁晓夫在汇报这一发现时斯大林的反应。虽然“十分震怒”，但这位苏联的主人还是网开了一面：“我同意你的意见。将你们的建议交给我，我们将讨论批准。”
“我讲这件事情，”赫鲁晓夫总结说：“是为了说明斯大林有时候还是能够勤勤恳恳和像政治家那样地处理问题的。他是这个国家唯恐大权旁落的君主和主人，他为反对官僚政治和各种贪污与弊端而斗争。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伟大的组织者，他是一位领袖，但他又是一个专制君主。”
虽然赫鲁晓夫担心乌克兰的知识分子可能会对他持敌视态度，但他们还是得到了他的宽大对待。由于拼命想在恐怖的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如果可能的话，保住他们的权力地位，很多人阿谀奉承，不顾廉耻地卑躬屈膝。赫鲁晓夫急于想得到文化界的尊重，同时也为了向掌控基辅真正大权的斯大林表现自我，他在这方面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1938年，布尔什维克起初的乌克兰化政策已经被其对立面俄罗斯化所取代。通过强调“乌克兰人民与俄罗斯人民之间历史与兄弟般的联系”净化了乌克兰历史。俄语在学校里重新得到了重视，乌克兰语中也增加了很多俄罗斯词汇，例如piatisotnitsa（一位英雄的农庄女工人，她在一公顷的土地上至少收获了25吨甜菜），并重新规范了各种农民装束的用语，例如皮鞋与束腰的绳带，赫鲁晓夫在卡里诺夫卡时就用过这种绳带。
赫鲁晓夫在推行俄罗斯化方面不遗余力。1938年，他猛烈抨击了“为了在乌克兰取消俄语而极尽诋毁之能事”的“波兰—德国的走狗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以及“那些不惜一切手段想将俄语驱逐出乌克兰学校的家伙”。[27]不过，他同时也对处于政治困境中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作出友好的表示。他安排授予一位病入膏肓的作曲家一枚高级勋章，然后亲自到病人的公寓里颁发勋章。在后来的共青团第一书记科斯坦科看来，当时的知识界将赫鲁晓夫的表示看成是“善意的表示，特别是与当时社会流行的做法不同”。
在他1938年1月刚到基辅的几周内，赫鲁晓夫就栽培著名的作家。出生于1895年的马克西姆·雷日斯基[28]也许是成立于1917年新古典主义诗人非无产阶级团体中最著名的诗人。1925年雷日斯基指责共产党的文学束缚只对“那些没有天赋的人”管用，1931年他作为一个“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民族志愿主义主题的”“右翼”团体成员受到攻击。1931年雷日斯基被捕，在狱中呆了半年时间，后来他宣布放弃以前的思想，被重新恢复了忠臣作家的头衔。雷日斯基能从斯大林手中逃脱出来很显然主要应该归功于赫鲁晓夫。在1938年雷日斯基再次被捕后不久，赫鲁晓夫就提醒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乌斯品斯基，说这位诗人曾经写过赞扬斯大林的诗篇，而且诗中的文字成为广为人知的歌曲。“你还想逮捕他吗？如果这么做的话，没有人会理解的。”[29]
其他两位与赫鲁晓夫成为朋友的乌克兰诗人是帕夫罗·蒂希纳[30]，他原本是象征主义诗人，与米高拉·巴赞[31]，一位新浪漫主义诗人。两人在大革命后都加入了无产阶级作家团体，但是都对布尔什维克组织“文学阵线”的主张进行了抵制。1927年蒂希纳因为“在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下贩卖民族主义的鸦片”而受到攻击，1934年巴赞的作品也受到谴责，因为“没有达到工人阶级的要求”。到30年代初期，这种警告已经足以给人带来厄运。米高拉·赫维尔奥维伊（MykolaKhvyl'ovyi）是一位共产主义作家，他曾试图反对俄罗斯中央集权的控制，保护乌克兰文化，结果于1933年自杀。同年蒂希纳宣布放弃自己从前的主张，巴赞于1934年也同样如此。两人转向为斯大林歌功颂德，并因此得到了不菲的奖赏，蒂希纳成为乌克兰苏联作家联盟的主席，巴赞后来在战后代表乌克兰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出席了联合国的会议。
巴赞与赫鲁晓夫的关系不如雷日斯基密切，不过他的遗孀尼娜，一位医生，回忆说她不仅结识了赫鲁晓夫，而且还认识了尼娜·彼得罗夫娜（彼得罗夫娜曾带着孩子来找她看病），以及赫鲁晓夫与第一任妻子的女儿（尤莉娅曾在生理学院做过实验室助手）。巴赞一家在赫鲁晓夫善意的保护下生活得也很不错，他们有着装饰豪华的六居室公寓，家庭像册中也不乏巴赞与赫鲁晓夫和其他乌克兰领导人的合影。
据说，蒂希纳与巴赞因为向斯大林主义出卖了自己的信仰而“经受了良心的折磨”。很显然，同样与赫鲁晓夫成为朋友的剧作家科尔奈丘克的情况并非如此。科尔奈丘克从一开始就倾向于苏联，他也赢得了很多奖励，成为作家联盟的主要领导者，并在战后被任命为乌克兰的“外交部长”。虽然他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告发了与他共事的一些作家，但科尔奈丘克自己也曾遇到过麻烦，因为斯大林不喜欢他和他的妻子万达·瓦西里维斯卡[32]写的一部新歌剧《波格丹·赫梅尔尼斯基》（BogdanKhmelnitsky），这部歌剧是关于1648年反对波兰统治者的乌克兰起义领袖的故事。不过赫鲁晓夫始终保持着与科尔奈丘克的友谊，并一直成为他的保护者。
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多夫仁科[33]致力于革命事业，但对于革命他有着自己的非正统看法。他最著名的电影《土地》（1930年）从积极的方面描绘了农业集体化，但是调子还不够高，因此那些斯大林主义的评论家指责这部电影是“反革命的”，充斥着“失败主义的情结”。多夫仁科的下一部电影《伊万》描述的是工业化对一位第聂伯河地区建筑工人的影响，在一片法西斯主义与泛神论的指责声中，这部电影被取消公演，电影导演也被驱逐出了基辅电影制片厂。
就像他对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由于担心“被逮捕并被他们生吞活剥”，多夫仁科直接向斯大林本人提出上诉，斯大林曾对他以前的一部描绘大革命与内战的电影《武器库》给予过称赞。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位独裁者在不过24个小时的时间里就热情地接待了他，把他介绍给了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基洛夫，“好像他已经与我熟识很长时间”似的，并鼓励多夫仁科创作好他的下一部电影《航空城》（在这部电影里，英雄的苏联边防军通过粉碎日本间谍与颠覆分子的破坏，保卫了新建的航空城）。在其后的21年里，他以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普希金为榜样，成为电影制片人的指导者与顾问。
斯大林的保护为多夫仁科赢得了一枚珍贵的列宁勋章。[34]无怪乎赫鲁晓夫看重他与多夫仁科的相识，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34年的莫斯科，赫鲁晓夫对一部反映红军指挥官米高拉·邵尔斯[35]的电影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这部电影是多夫仁科1938年在邵尔斯原来的副手伊凡·杜鲍沃伊[36]的指导下在基辅开机拍摄的。多夫仁科和赫鲁晓夫听到杜鲍沃伊突然被捕与被枪决的消息时都感到很震惊，杜鲍沃伊已经“供认”曾经谋杀了他的指挥官。不过，赫鲁晓夫仍然与电影导演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后来当多夫仁科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解放》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部纪录片是为苏联占领西乌克兰地区歌功颂德的，而赫鲁晓夫在1939年时曾领导过该地区。
比起诗人与电影制片人，赫鲁晓夫在科学家与工程师中更具吸引力，特别是那些与艺术家和作家比较起来对他更少威胁但更可能为经济提供实际效益的知识分子。他和叶夫根尼·帕顿[37]院士的第一次见面充满了怀旧的色彩。
当他进来看我时，我发现他是一个身材结实、头发花白、上了一些年纪的人；他有一个狮子一般的面孔和一双明亮而锐利的眼睛。他向我致意后，立即从口袋里拿出一块金属，把它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请看这个，赫鲁晓夫同志，请看我们研究所做的东西！这是一块10毫米厚的铁条，看我们把它焊接得多好！”
我仔细地观察了接缝。我作为一名冶金工人，我曾经有许多机会检查焊接的接缝。这个接缝光滑得好像这个铁条是整块地铸出来的。
“这是一个熔解焊接的样品。”帕顿院士说。
赫鲁晓夫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帕顿向他解释了怎样制造可以用于船舶和桥梁上操作的轻便熔解焊接机。“我完全被帕顿院士迷住了，”赫鲁晓夫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对金属感兴趣。……我感觉帕顿院士是那种合我心意的人。我当场决定尽我所能使他的发明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赫鲁晓夫的推荐下，熔解焊接应用于工业，后来又用于坦克制造中。帕顿对他被批准加入共产党感到很满意，尽管他“接受的是老式的沙皇教育”，“对十月革命并不抱有同情心”。赫鲁晓夫回忆说他被帕顿院士“深深地感动了”，并向斯大林谈起过帕顿院士。斯大林“显然也十分感兴趣，虽然他很少表露自己的感情。他只是简单地说：‘那么说帕顿已经决定了想加入党组织了。我认为没有什么理由阻止这件事。’”
赫鲁晓夫是多么容易为能创造奇迹的神奇科学家所激动啊！在他的善意形象得到他人的肯定时，他是多么感动啊！在斯大林的身前与身后，赫鲁晓夫都有着令人吃惊的能力，能将共产党带来的恐怖与其本应该追求的伟大事业分离开。不管因为社会主义的名义怎么血流成河，当像帕顿这样的人宣布自己皈依共产主义时，赫鲁晓夫都能热泪盈眶。
特罗费姆·李森科[38]同样也赢得了赫鲁晓夫的赏识。出生于农民家庭，这位“光脚科学家”（这是1927年《真理报》的一篇文章对他的称呼，这篇文章使他声名鹊起）致力于解决使苏联农业受害的问题：在不用化肥或矿物肥料的情况下如何使土壤变得更加肥沃；如何通过“春化处理”来保护小麦——例如，在播种之前对种子进行浸泡与冷却——以及让农民在田间用剪子和小钳子让自花授粉的麦穗进行风动异花授粉，从而让小麦进行杂交（而不是播种专家所推荐的纯种作物）。李森科还宣称通过改变环境条件来改变作物与动物的基本特征，并对遗传基因理论提出了质疑。
李森科是自我推销与告发科学家对手方面的能手。在1935年的一次集体农庄突击手大会上，他警告说：“阶级敌人什么时候都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否是科学家。”在其他几位政府官员的附和下，斯大林喊道：“好，李森科同志，说得好！”李森科的主要对手，著名的基因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39]于1940年被捕，并被送到了集中营里，在那里他经受着疾病与营养不良的困扰。同样是在1940年，赫鲁晓夫对李森科的最新提议给予了支持，李森科建议用鸡来消灭危害乌克兰甜菜的象鼻虫。李森科说他的计划曾经受到了其他专家的批评，但他补充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清晰而正确的干涉”使他相信他的批评者是错误的。
1939年赫鲁晓夫赞扬李森科是“能领导一流人才团体的一流人才”。李森科的伪科学很适合于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气质。认为没有什么社会经济甚或是物质上的限制因素可以制约他们的雄心壮志，斯大林和他的同事们对那些冒称是科学事实的古怪想法都大加称赞。甚至那些颇具盛名的苏联科学家，由于拼命想不致因“反对进步”而遭到迫害，在1939年都对李森科大加称颂。赫鲁晓夫对李森科的支持并非是一时的兴之所至，他喜欢这位光脚科学家的一个原因是他可以在不用羡慕他的学识的情况下尊重李森科。[40]
在赫鲁晓夫来到基辅后不久，莫洛托夫就在莫斯科提议让他担任苏联政府的副总理。赫鲁晓夫拒绝了这一邀请（如果没有斯大林的坚持，这种邀请就不能太当真），并列举了很多理由，说明自己需要继续留在乌克兰。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基辅他可以拥有充分的决定权，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他的抱负。
一篇于他被任命为乌克兰党委书记时出版的简短传记是这样描述他的：他是一个“具有最高的纪律性、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党无私奉献的人，一个知道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都能坚持到底、完成任务的人，一个具有布尔什维克的直率、敏锐与特别谦虚谨慎的人——所有这些都是这位斯大林主义者的性格特征”。《乌克兰真理报》载文说，当赫鲁晓夫的选民们知道他决定在莫斯科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他们时都不禁表现出“无限的喜悦”。赫鲁晓夫的党委副书记德米安·科罗特钦科[41]说，在“我们人民最优秀的儿子、卓越的布尔什维克、来自顿巴斯的矿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领导下，我们最终粉碎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以及他们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同伙。科罗特钦科是那种典型的老好人。他“在乌克兰政治局会议上总是一言不发”，瓦西里·科斯坦科回忆说：“沉默是他的王牌。他总是等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提出什么建议后才会说：‘是的，那当然，这肯定没错。’”[42]
赫鲁晓夫的面孔与身材（当时仍相对比较瘦）在乌克兰媒体上到处都是：在他视察体育运动的游行队伍时，脸上挂着得意的微笑，鸭舌帽随意地戴在头上。在一次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他穿着带有饰边的乌克兰衬衫；在一张亲密的团体照中他与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挤在一起。有一张照片肯定是赫鲁晓夫特别满意的，就是在第十四届乌克兰党代会上，他被代表们包围着，就像他的斯大林诺代表团十年前簇拥着斯大林一样。
1939年12月23日的乌克兰报纸头版上是一张大幅照片，照片上赫鲁晓夫在与莫洛托夫交谈，斯大林在一旁亲切地看着他们俩。1940年5月12日，一幅近乎满版的照片反映了斯大林正在给赫鲁晓夫作指示的情景，赫鲁晓夫手拿笔记本和铅笔全神贯注地听着。三天后，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第十五届党代会上发言，他的形象又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在《真理报》上这种规格只能是斯大林一人所享有，而在乌克兰的报纸上，赫鲁晓夫也享受着这一待遇。
虚情假意的阿谀奉承对于像赫鲁晓夫这样的苏联领导人来说是家常便饭，但他对此却特别钟情。有一个电影镜头拍摄的是他1939年在克里姆林宫接受红旗勋章时的情景。他走过红地毯，从加里宁[43]手里接过勋章，与这位苏联政府首脑握手，然后发表了简短的答谢讲话。如果仔细地观看影片，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他的眼睛就像饥饿的猫盯着盛宴一样，看着加里宁手里的勋章一动不动。当接过勋章时，两人激动地握手，赫鲁晓夫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一时间因为崇敬与兴奋，他合上眼睛，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他健步走上讲台，开始讲话，下巴因为激动而显得僵硬，右手在空中挥舞着。
还有一个镜头是在1939年3月第十八届党代会上，当时赫鲁晓夫全家都从基辅来到了莫斯科，在他们的莫斯科公寓里呆了几天，晚上全家去看电影。电影上是全体政治局成员进入一个会议厅时的情景，他们将在这里与普通代表们合影留念。当领导人鱼贯通过大门时，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中间还隔着几个人，但当他们在第一排就座时，赫鲁晓夫不知怎么已经到了斯大林旁边。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好像都没有在意，实际上是赫鲁晓夫将他们挤到了一边，而斯大林的脸上却阴沉了下来，好像若有所思。赫鲁晓夫开始露出了胜利的微笑，然后紧张地左右环顾，以确信没有冒犯到什么人。他用胳膊友好地捅了捅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环顾四周，享受着与斯大林亲密接触的时刻，然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1939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些赫鲁晓夫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行为：在希特勒于1939年9月进攻波兰后，苏联占领了西乌克兰与西白俄罗斯。如果仔细考察，赫鲁晓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比他在大恐怖中还要恶毒，因为极力使自己相信占领西乌克兰是社会主义，也是他自己的胜利，而占领的结果是成千上万的人被捕和被流放。
希特勒对东欧和苏联过于明显的觊觎增加了20世纪30年代国际形势的紧张。与很多共产主义者一样，赫鲁晓夫指望斯大林能抵制希特勒的险恶图谋。然而当1939年8月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了著名的互不侵犯条约时，赫鲁晓夫对此表示欢迎。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希特勒急于想吃掉红军，而英国和法国“则乐于作壁上观，对让希特勒与我们大干一场的想法很是高兴”，而苏联则急切需要赢得时间和领土。不过除了其现实政治的好处外，纳粹德国与苏联签订的条约在赫鲁晓夫看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斯大林的核心集团庆祝条约签订时，他本人就在场。[44]
赫鲁晓夫并没有参与外交事务，但是1939年8月的下半个月他碰巧在莫斯科，负责监督全联盟农业展览乌克兰馆的准备工作。他在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45]到来前的一天得知了此次突然访问的消息。斯大林喜欢向他信任的助手透露一些消息。他“笑着并密切注意我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开始我哑口无言。我吃惊地凝视着他，我想他是在开玩笑。然后我说：‘为什么里宾特洛甫要来看我们？他叛变到我们这边来了吗？还是其他什么？’”
在提出这样愚笨的问题后，难怪斯大林没有要求赫鲁晓夫参加第二天，也就是8月23日的谈判。赫鲁晓夫想和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一起去打猎。他在到莫斯科的前几年就已经开始打猎了，然而这却是他第一次在扎维多瓦附近的莫斯科军分区靶场打猎。“去吧，”斯大林说：“明天你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事好做。”
赫鲁晓夫在30年后仍然对第二天打猎时所感受的同志间的情谊珍藏着回忆。和平的光芒将要照亮整个欧洲，但是对于赫鲁晓夫而言，那一天的白天与夜晚都沐浴在温暖多情的情感里。“还有其他一些元帅们和将军们也在猎场，我们一道打猎。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天气温暖，打猎非常成功——对我来说尤其如此。请别误会，我并不是夸耀自己的打猎技巧，但那天我比伏罗希洛夫多打到了一只野鸭。我提到这点，只是因为新闻界已经开始把伏罗希洛夫树立为我们的首席射手。”
当他们打猎回来后，赫鲁晓夫得知斯大林将留他们共进晚餐，因为“我带着我的野鸭去与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分享。我告诉斯大林有关我们打猎的情况，并开玩笑地夸耀我们白天的成就。那天他的情绪很好，他也说了不少开玩笑的话”。[46]
纳粹德国与苏联签署的条约中包含着致命的后果，其中包括一项秘密协议，使两位独裁者彼此瓜分波兰和其他东欧地区。当纳粹军队于9月1日进攻波兰时，他们迅速击毁了波兰薄弱的抵抗力量，数以千计的波兰军队和其他难民向东逃亡。当苏联军队于9月17日向西进入波兰境内时，赫鲁晓夫就陪伴在他的亲密朋友、基辅特别军分区司令谢米扬·铁木辛哥[47]的身边。赫鲁晓夫的公开使命是保护西乌克兰地区的斯拉夫同胞，而他真实的任务是对西乌克兰加以统治并实行苏联化，没收他们的土地，实行集体化，组织新的政党与国家机构，并确保他们“自愿”选择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在西乌克兰地区的人口中各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余的是犹太人和白俄罗斯人。在18世纪，波兰曾被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所分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重新赢得了独立，华沙从布尔什维克手里重新夺回了西乌克兰地区的控制权。当地的波兰政府对于非波兰的少数民族来说是一场灾难，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仅次于非乌克兰人，当然在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统治下，很多乌克兰人同样也没少吃苦头。
历史学家简·格劳斯[48]写道，对于1939年前的波兰政府，“唯一可以争论的方面就是官员受到迫害的程度（为仇视其他少数民族的波兰人所迫害），而非是否存在这种迫害的问题”。“后续波兰政府差强人意的执政表现”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1939年苏联军队在进入波兰时受到友好接待的原因。人们成群结队地涌上街头，有时是自发地，挥舞着红色或是黄蓝相间的乌克兰旗帜。[49]不过，波兰人并非唯一让苏维埃俄国感到没有用处的群体，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同样也是如此，他们梦想着建立一个包括已经苏联化的东乌克兰的独立国家，其他在苏联人眼里没有利用价值的还有地主、资本家和牧师。然而莫斯科的目标不仅是尽可能快地将该地区并入苏联，而且还要使整个过程显得很民主。
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在他们占领的头六个月里，他们进行了两轮选举。每次选举前他们都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通过会议、游行和示威活动将人们动员起来。10月15日，一列火车从基辅开往利沃夫，上面装载着流动的博物馆、一个简易的电影院、装满记者的汽车还有一个舞蹈团。一位目击者回忆说：“突然之间，城市与乡村满是成群结队的宣传人员——其中大多是红军或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
很多投票者参加投票都得到了奖赏，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们是在为独立而不是为并入苏联而投票。在那些草率挑选的候选人笨拙地发表竞选演讲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操纵者不是让他们草草收场，就是替他们宣读竞选演讲稿，并坚持说这位竞选者嗓子不太好。在投票选举的当天，“那些监督者从早上四点或是四点半左右就开始挨家挨户地敲门，催促睡意蒙眬的居民起来投票，最早的也得到中午才能回家，然后是民兵开始检查居民的投票情况”。
尽管进行了这些准备，但苏联当局还是需要在选举投票中作弊，为的是能产生出可以一致投票赞成加入苏联的西乌克兰与西白俄罗斯国民大会成员。与此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解散了乌克兰的教育与宗教机构，逮捕了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大约有125万人（其中包括犹太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还有波兰人），相当于全部人口的差不多10%，从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被流放到了苏联内地。在1939年至1941年苏联统治的21个月里，有大约50万人被投入监狱，占到当时所有成年男子的大约10%。大约5万人在监狱里遭到杀害或是饱受折磨，在流放期间死亡的人数超过了30万。[50]
由于在苏联统治下的命运如此可怕，很多犹太人在纳粹入侵时都逃离了波兰，但现在他们都想回到德国占领下的波兰。格劳斯认为，苏联的占领与德国人比较起来“在气氛与风格上显得不是那么咄咄逼人”，这只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对苏联人“还多少有些敬畏，而苏联人有着不安全感，有意降低了声势”（这与德国的狂妄形成了对照），也因为“那些来到西乌克兰与西白俄罗斯的苏联人员也曾遭受过这块新解放的土地上的人们正在经受的同样的苦难（而且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可能还会再次遭受这样的苦难）”。不过对于西乌克兰的很多人而言，他们没有更多的选择，不是处于苏联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就是遭受德国极权主义的蹂躏。
赫鲁晓夫在这起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在斯大林的监督下，处理这一事情风险很大，时间也很短促。西乌克兰地区最大的城市利沃夫直到9月22日才得以占领。不过10月26、27日，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当选的”国民大会代表就举行了大会，赋予他们的代表要求并入苏联的权力。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1月1日批准了他们的请求，这让那里的人们向斯大林表达了感激之情：“从西乌克兰长达600年来的黑暗与无尽苦难的王国里走了出来，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人民真正幸福和真正自由的乐土中。”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赫鲁晓夫创造了又一个奇迹。苏联的媒体详细报道了那次欢快的集会，而赫鲁晓夫则是其中的明星。在靠近苏联军队和德国军队之间战线的一个小镇上，赫鲁晓夫被告知当地的一个旁观者是位钳工，他欢呼起来：“好呀，你都知道些什么？我也是个钳工。”他的回答引来了“人们欢快的呼喊与鼓掌”。一个新闻短片反映了赫鲁晓夫与铁木辛哥欢迎欣喜若狂的村民时的情景，高大的铁木辛哥在赫鲁晓夫面前给人以高耸的感觉，而赫鲁晓夫则自豪地穿着一件军服，扎着宽宽的皮带，戴着一顶军帽。在向欢呼的人群发表讲话时，赫鲁晓夫摘下帽子，像孩子似的笑着，下面是掌声雷动。当铁木辛哥讲话时，他轻松地站在一旁，拇指插在皮带里。在其后那些高官们站在一起聊天时，除了赫鲁晓夫外，所有的人都手拿香烟，吞云吐雾。当他们在安全警卫的陪同下走向黑色轿车车队时，铁木辛哥恭敬地闪到一旁，让赫鲁晓夫先上车。
多夫仁科的电影《解放》描绘的是那种典型的正义对邪恶的胜利。那些曾经骑在工人和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奸诈的资产阶级现在被迫去扫大街。一个波兰地主，一位跛脚的老妇人，从他们的农庄里被拖了出来。被俘的波兰士兵在大赦之下一瘸一拐地离去。僧侣投票赞成苏联的统治，而农民们则是载歌载舞，欢庆胜利。在整部电影中，赫鲁晓夫的形象一再出现，为各种活动祝福，加入对斯大林的和散那（一种赞美上帝之语），对所描绘的公众崇拜浪潮感到心满意足。
赫鲁晓夫确实在某些方面减轻过镇压所带来的后果。虽然斯大林于1938年解散了波兰与西乌克兰的共产党组织，但赫鲁晓夫却利用他们原来的党员作为1939年选举的志愿组织者。他控制了集体化与去富民化的步伐，尽管在1941年6月纳粹德国进攻之前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他对占领的其他所有事情都持肯定态度。他欢迎东西乌克兰的联合。[51]他为苏联西部边境的扩展与巩固而欢呼。当农民们在新组建的集体农庄里高唱着“英特纳雄耐尔”时，他对他们是否真正理解其中的意思表示担忧。他说：“不过，你只要想一想，他们能从头到尾将整个曲子优美地唱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在赫鲁晓夫看来，在波兰知识分子方面遇到的麻烦是他们不明白苏联文化可以为他们带来什么。“在资本主义文化氛围中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熏陶……他们既不了解也不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不能想象他们的文化会因为将领土并入苏联而得到真正的丰富。”
赫鲁晓夫特别乐于向那些不理解自身利益的人作指导，特别是那些和他过去一样少不更事的下层官员。有一次他碰到了一位利沃夫行政人员，他正在考察那些想在新的市政府中寻找工作的前城市官员，这些官员大多是波兰人。赫鲁晓夫后来说：“他的大衣外面很醒目地插着两支左轮手枪，看起来好像他肩膀上没有扛着一门加农炮的唯一原因就是加农炮太沉了。那些坐在周围想和他交谈的人显然对他都十分害怕。”赫鲁晓夫向他讲解了这种方式不符合共产党人作风的理由：“你给这些人造成了可怕的印象；你是在给你自己和我们的党背上恶名。如果一个恐怖主义分子闯进来想杀害你，你会怎么做？他可以用你的手枪杀害你！从现在开始，如果想带枪的话，你必须保证枪把不要像现在这样露在大衣外面。”
现在赫鲁晓夫也开始在高层圈子里施加自己的影响。内务人民委员部派遣了两名人员去西乌克兰［其中一位就是威廉·菲舍尔，实际上他是鲁道夫·阿贝尔[52]上校，他于1957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据称是在美国抓获的职位最高的苏联间谍］，执行根据纳粹德国与苏联签署的秘密协议将德国居民召集回德国占领的领土的任务。当其中一位消失后，赫鲁晓夫对贝利亚大发雷霆，指责他派遣无能之辈去乌克兰。根据当时坐在贝利亚办公室里的帕维尔·苏多帕拉托夫[53]的说法，“高频电话线使坐在桌子对面的人都能听到他愤怒的声音”。当苏多帕拉托夫接到电话时，赫鲁晓夫“不耐烦听他讲话……打断了他的话……然后……挂上了电话”。[54]
1939年9月23日在靠近利沃夫的一个村庄里，赫鲁晓夫挥舞着拳头，呵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们，因为他们手下的表现太糟糕了。一方面，他们很懒散：“你们也将这称为工作？你们没有执行过一例处决！”另一方面，他们将自己凌驾于像他这样的党的领导人之上：“你们这些多狡猾啊！我们很清楚你们是如何想将党的领导人踩到自己的脚下的。”在莫斯科向贝利亚汇报这次谈话时，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伊万·谢罗夫[55]形容赫鲁晓夫是个“不喜欢玩弄民主人士的傲慢家伙，他只喜欢人们簇拥着他，对他阿谀奉承。……”然而，这起事件真正的意义在于说明了赫鲁晓夫与众不同的两面性：一方面要求警察枪杀更多的人，另一方面又要给他更多的权力空间。
当赫鲁晓夫发表演讲、夸夸其谈时，他实际上是在期待溜须拍马者的奉承，例如像亚历山大·科尔奈丘克和他的波兰妻子、作家万达·瓦西里维斯卡那样。瓦西里维斯卡从被占领的华沙向东逃亡，及时赶来帮助苏联当局在西乌克兰召集她的波兰同胞。“我曾经听说过一位作家，”赫鲁晓夫回忆说：“她在波兰知识分子中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她和我成为可靠的朋友。她是个好人，很聪明，也很诚实。”他还补充说：“她出生于一个显贵的波兰家庭。她是毕苏斯基[56]政府里一位部长的女儿。甚至有谣传说她是毕苏斯基的教女。……”赫鲁晓夫略带善意取笑的口气描述了瓦西里维斯卡光脚从华沙逃离时的情景，说“她的打扮就像个穿着羊皮大衣与朴素黑鞋的农民一样”。赫鲁晓夫最后安排她当上了乌克兰的副总理。
在赫鲁晓夫的美好回忆中，最高潮的莫过于对投票将西乌克兰与苏联其他地区联合在一起的国民大会的描述。当乌克兰代表团在利沃夫集会时，他“甚至没有听到一个人对在西乌克兰建立苏联政权表示怀疑。一个接着一个，充满感激与快乐，所有的发言者都说被接纳为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是他们最为期盼的梦想”。当苏联最高苏维埃接受了西乌克兰的请求时，赫鲁晓夫感到“十分高兴与自豪”，因为“我组织并监督了西乌克兰的苏联化进程”。他写道：“我不想隐瞒，这对我来说是个幸福的时刻。……与此同时，”他以惊人的坦率补充道：“我们仍然在抓人。我们的观点是这种逮捕行为是值得的，因为有助于巩固苏联政权，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扫清道路。”
赫鲁晓夫在乌克兰任党委书记期间的另一大收获是扩大了他的权贵朋友与熟人圈子。1940年当红军从罗马尼亚占领下“解放”贝萨拉比亚时，赫鲁晓夫和铁木辛哥元帅深入罗马尼亚战线后方，访问了铁木辛哥在弗尔曼卡他出生的村庄。铁木辛哥原来是一位出身农民世家的骑兵军官，根据米高扬的说法，他“可能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不管他和赫鲁晓夫的大胆行为是否带有任何军事目的，这件事情肯定是很有趣的。赫鲁晓夫对一位长着长长胡须、满嘴臭气、对罗马尼亚军队没有任何用处的农民很是欣赏。“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种别人难以重复的俄罗斯式骂人话了”，他回忆说，更不说晚上和铁木辛哥的亲戚的聚餐了，赫鲁晓夫一直呆到第二天早上。“我问元帅是起来了，还是在睡觉，他们告诉我他还没有上床呢。”
赫鲁晓夫特别欣赏意志坚强、不屈不挠的朱可夫（GeorgyZhukov），在铁木辛哥于1940年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后，朱可夫接替了他在基辅的职位。赫鲁晓夫对坦克指挥官德米特里·帕夫洛夫[57]1940年在哈尔科夫附近的试验场“飞过沼泽地与沙丘”的方式很是喜欢。但是当帕夫洛夫从坦克里钻出来开始讲话时，已经越来越自信的赫鲁晓夫发现他“没有教养”，而且“眼光有限”。后来接替朱可夫位置的米哈伊尔·基尔波诺斯[58]“缺乏指挥如此众多的军队的必要经验”。至于列夫·麦赫利斯，由于是工业学院时的同窗，赫鲁晓夫与他“关系一直很好”，但他现在认为麦赫利斯只是“一个笨蛋”。
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里最好的朋友是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与赫鲁晓夫一样，马林科夫对打猎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布尔加宁则敢于说没有必要阅读《真理报》的社论，因为这些社论内容空洞无物，不看也知道说了些什么。虽然这是斯大林的助手们之间感情相对较好的时期，但相互之间的嫉妒与矛盾也在不断滋长，赫鲁晓夫当然也不例外。他记得在1939年2月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每个人对其他人都有一些十分关键的说词”。刚开始他没有遭到其他成员的批评，但突然有人指责他鼓励“莫斯科党组织里的所有人叫他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让人称呼他的教名与父名是赫鲁晓夫朴素、亲民风格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你所认为的那样，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都太脱离群众了。伏罗希洛夫“更感兴趣的是在公众庆祝场合卖弄他那身醒目的军事装束，而不是监督武器采购与组织部队的部署”。不是让武装部队为战争作准备，他“只是对着摄影师微笑，在电影镜头前走来走去”。他还“使自己成为颇具名气的戏剧鉴赏家与评论家。我记得一次我在场时有人说出了某位戏剧歌唱家的名字，伏罗希洛夫的妻子垂下眼皮，说道：‘克里蒙特·埃弗雷莫维奇对她的评价并不是特别高。’”
赫鲁晓夫也培养了一些艺术家与作家，更不用说在多夫仁科的电影镜头前走来走去了。不过他最看重的还是在1938年和1939年去莫斯科时受邀到斯大林的乡间别墅做客。“……能与他见面，倾听他的思想，听他提供的消息，向他直接汇报工作，什么时候都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情。他总会说出一些让人感到振奋的话语，或是给我们分析这样那样的形势。……我总是盼望着能有与他见面的机会。”他还补充说：“当我们感到孤独时，什么时候都能更容易地与他坦诚交换意见。”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后，与斯大林亲密接触就开始让他有美梦破灭的感觉了。
赫鲁晓夫毫不怀疑1939—1940年与芬兰的战争是正当的，因为“我们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在他们“丧失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时，他也是面不改色。让他感到不安的是自己“方面的战略失误”。战争开始的那天他就在莫斯科。斯大林“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召开会议。他确信我们要做的就是发射几轮炮火，芬兰人就会土崩瓦解。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拒绝我们的条件，并进行了抵抗”。
当苏联士兵在战斗中相继死亡时，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和国防人民委员发生了争执。斯大林“气得暴跳如雷，开始指责伏罗希洛夫”与芬兰作战的失利。伏罗希洛夫“跳了起来，脸色涨得通红，当面回击了斯大林的指责”，甚至“抓起一个盛着烤乳猪的盘子，摔在桌子上”。甚至伏罗希洛夫被解职所带来的欣喜也没有让赫鲁晓夫的胃口好起来。
当希特勒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时，莫斯科战争准备的不足开始完全显露出来。但是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即使是在战争爆发前，他都能感觉出斯大林表现出来的过分自信实际上是出于他的担忧。在德国军队1940年占领法国时，赫鲁晓夫从斯大林脸上觉察出了这种担忧。斯大林“紧张地诅咒英国和法国政府让他们的军队如此快地被德国击溃”。另一种表现就是斯大林总是让人们聚集在他的乡间别墅里，直至深夜，好像他“需要很多人陪伴，以消除正在困扰他的那些事情带给他的紧张与烦躁”。赫鲁晓夫说，在1940—1941年前，他只是偶尔喝酒，或是去斯大林乡间别墅的次数也很少；当他拒绝斯大林的邀请时，他也不会反对，“这让我很高兴”。然而到了那年冬天，斯大林“开始越喝越多，并强迫其他人喝酒。他实际上是在让大家都成为醉汉！”在贝利亚的怂恿下，他好像是存心让他的同事们酒后吐真言，斯大林将他的助手们通宵留在他的别墅里，好像是在商讨问题，但是实际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只是坐在那里对付那些饭菜，这种吃喝变得让人倒胃口，损坏你的健康，让你的思想里蒙上阴云，使你的脑袋与整个身体都觉得不舒服”。除了斯大林外，其他任何拒绝饮酒的人都会招致“处罚”，处罚的结果就是再来一杯，或是几杯。“这是开玩笑，”赫鲁晓夫说：“但是那些被迫喝酒的人都付出了健康的代价。所有这一切都源于斯大林当时的精神状态。”
基辅对赫鲁晓夫的吸引力之一在于他在那里能控制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一家人居住在一栋豪华的别墅里（这是大革命前一个糖厂主的宅第），装饰豪华的大门前是一排高高的树木，一进大门是富丽堂皇的中央楼梯，餐厅里摆放着一架巨大的钢琴，房子的后面是高高的绿墙环绕着的大花园。[59]
更为壮观的是赫鲁晓夫的乡间别墅建造在离基辅30英里的第聂伯河西岸200英尺高的地方。那里以前是一座修道院。现在赫鲁晓夫一家居住在一栋宏大的砖结构建筑内，他的助手米哈伊尔·布尔米斯坦科[60]和列昂尼德·科尔尼茨[61]则居住在附近的两栋房子里。这座被称为“山间”的院子风景极好，可以看到流淌的第聂伯河以及点缀其中的小岛。从赫鲁晓夫家相册里那些发黄的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他们家宽大的石头露台一直延伸到沙质的河边。战后第一次来到“山间”别墅的阿列克赛·阿朱别伊记得房子的周围环绕着樱桃树、苹果树和梨树。拉达·阿朱别伊回忆说她家总是客人不断，其中包括来自基辅歌剧团的艺术家。[62]
基辅的别墅与第聂伯河的乡间别墅都有着很多佣人——保镖、厨师还有司机。当尼娜·彼得罗夫娜还在莫斯科时，她在斯大林举行的一次特殊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及其妻子的招待会上第一次听到了所有这些情况。她坐在斯塔尼斯拉夫·科西奥尔妻子的对面，她们的谈话主要集中于厨房用具。当尼娜·彼得罗夫娜问她应该带些什么去基辅时，科西奥尔的妻子感到很吃惊。尼娜·彼得罗夫娜回忆说，后来的事情证明“我们的新居配备有一名厨师，那些厨房用具的数量与种类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餐厅的设备也是如此。我们布置家居的所有东西都是政府提供的：家具、碗碟、床——全是国家配备的。食物从一个仓库里领来，你只需每月去结一次账就可以了。”
虽然他现在的大本营是在基辅，但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也有一个甚至比他以前的政府大楼公寓更加气派的临时寓所。格拉诺夫斯基（Granovsky）大街是一条离克里姆林宫只有两个街区的幽静而优美的居住区。赫鲁晓夫的新寓所位于一座宏伟的五层建筑内，内部带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点缀着几棵大树。他的新家有三间孩子的卧室、他和妻子的卧室、两个客厅、一间厨房、一间兼作餐厅与起居室、一间赫鲁晓夫的办公室以及一个大的浴室。1940年时，他们家对面就住着布尔加宁一家。马林科夫的公寓就在赫鲁晓夫家下面的四层。赫鲁晓夫偶尔从基辅来莫斯科以及后来从前线回来时就住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63]
从物质条件上来说，赫鲁晓夫一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再舒适不过了。但是家庭矛盾也随着他们的搬迁带到了基辅，甚至还有所加深。有些矛盾是由于赫鲁晓夫家族人口的不断扩大而引起的。赫鲁晓夫的父亲已经于1938年死于肺结核，但是他的母亲仍健在。在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将她的父母从1939年9月后成为德国占领区的波兰带出来后，他们也与赫鲁晓夫家住在一起。[64]与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她的侄子和侄女，尼娜和瓦西亚（Vasya），尼娜·彼得罗夫娜把他们也从老家带了出来。当然家里还有赫鲁晓夫的孩子，1938年时拉达九岁，谢尔盖三岁，叶勒娜一岁；还有赫鲁晓夫和第一任妻子的孩子，当他们一家搬到基辅时，尤莉娅23岁，而列昂尼德21岁，他在基辅和莫斯科之间来回奔波。
照顾这么大一个难控制的家并非易事。赫鲁晓夫忙于工作，而小孩子又经常生病。1941年春天，谢尔盖因为大腿上长了个瘤子而病倒了，后来在腿上留下了疤痕。在以后的两年里，他被紧紧地裹在一个覆盖他大半个下身的塑料模具里，只有一条腿、胳膊还有胸以上的部分可以自由活动。同年春天，尤莉娅也感染上了肺结核，还进行了肺部手术。[65]
尼娜·彼得罗夫娜是位精打细算的管家，对孩子们的要求也很严格。拉达说，她母亲相信“照顾好她的家人是她党内的责任，她在家里执行的也是党的命令”。她对丈夫的工资“把得很严”（尽管家里需要的东西都是由国家提供的），尤其对赫鲁晓夫喝酒控制得很严，“她从来都舍不得将东西扔掉”（以致“在她死后我们发现了成堆的已经补过的旧衣服与工作服”），她对孩子们的学业成绩要求很高，尤其是拉达。拉达回忆说：“她严格地执行党的纪律，为此我吃了不少苦头。虽然彼此都很爱对方，但我们的关系总是很紧张。”
在谢尔盖生病前，有一次他把一块面包屑扔到地板上，他母亲重重地扇了他一个耳光，那天赫鲁晓夫刚好在家，他把谢尔盖从椅子上拖起来，塞到桌子底下，大声喊道：“捡起来！”谢尔盖的道德罪过就是对父母辛苦工作挣来的面包不加爱惜。列昂尼德会直接顶撞他的继母，他抽烟，不征求大人同意就拿走东西，又不放回原处。柳芭·锡日赫（LiubaSizykh）说，列昂尼德“不认尼娜·彼得罗夫娜这个母亲”，锡日赫和列昂尼德是1938年相识并结婚的。赫鲁晓夫的母亲西尼娅公开站在她的宝贝孙子一边。最为要紧的是列昂尼德和他姐姐尤莉娅之间的紧张关系，尤莉娅很早以来就不喜欢他，经常在尼娜·彼得罗夫娜面前说他的坏话。1940年列昂尼德与柳芭有了一个女儿，柳芭想给孩子起名叫尤莉娅，列昂尼德对此表示反对，为的是不让他姐姐认为自己受到尊重。他们想让孩子叫尤兰达，这是他们认识的一个电影明星的名字，但是当辛尼娅·赫鲁晓娃责备柳芭给她的重孙女起的名字既不像俄罗斯名也不像基督教名时，这对年轻的夫妇最后确定孩子的名字为尤莉娅。
柳芭与傲慢早熟的列昂尼德很像。她的父亲是位银行职员，特别虔诚的东正教教徒。当她成为共青团的积极分子时，她父亲与她断绝了关系。她说，即使当时他们没吵架，但后来当她选择飞行员职业时也发生过争吵，后来媒体广泛报道了她在航空业中所取得的成绩，这才使父女关系出现了缓和。
相册里的柳芭显得年轻，富有朝气。穿上飞行员的装束，她吸引住了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列昂尼德曾在莫斯科当过飞行员，现在是基辅一个航空俱乐部的教练。他高大英俊，在他们认识的当天，他就把柳芭领回了家，第二天他送给柳芭一束盛开的丁香花。从此以后，他们很少不在一起。“他是我遇到的最具魅力的男人。”柳芭说。在她相册里的一张照片上，她笑着将鼻子顶在列昂尼德的相机上。列昂尼德的照片包括穿着深色西服、打着领带、表情忧郁的；像他父亲一样戴着鸭舌帽、低头沉思的，还有穿着军装、开怀大笑的。[66]
在她未来的公婆面前，柳芭是位很有吸引力的姑娘，她共青团积极分子的身份也招人喜欢，但她的纪录里也有污点。一位“朋友”告发曾在柳芭的房间里发现托洛茨基《十月革命的教训》一书。在被开除出共青团后的两个月，她又重新登记入团（因为当时对她这种年龄的年轻人是不会指控这种罪行的），不过在赫鲁晓夫家，哪怕提到托洛茨基的名字也是很危险的。
我们不清楚尼基塔·赫鲁晓夫第一次要求与柳芭见面时对她的过去了解多少。赫鲁晓夫叫他的儿子在深夜将柳芭带到他在基辅的家里，“等着我”。当在午夜前回到家时，赫鲁晓夫与列昂尼德、柳芭还有列昂尼德的姐姐尤莉娅围坐在桌子边。他们邀请尼娜·彼得罗夫娜，这反映了列昂尼德与他继母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不是先将柳芭介绍给他的继母，而是他的父亲。尼娜·彼得罗夫娜进入房间，从餐具柜里抓起一个碟子，然后没有与柳芭打招呼就离开了，留下赫鲁晓夫一边给客人劝菜，一边打趣列昂尼德让他在女飞行员面前甘拜下风。
第一次见面后，赫鲁晓夫接着又邀请柳芭陪同他家人一起去看电影，后来又去了山间别墅。柳芭和赫鲁晓夫的母亲西尼娅相处得特别好。列昂尼德与柳芭在1938年结婚后，他们居住在赫鲁晓夫的莫斯科公寓里，在那里他们和一些朋友在1939年的新年前夜举办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派对，在这次派对上，列昂尼德留下了好多照片。有一张照片上六个人懒散地躺在沙发和前面的地板上。有两个女的和一个男的看起来还相对比较清醒，不过有一个男的好像正拿着一瓶伏特加喝着，另外一个已经烂醉如泥，而柳芭则斜躺在他们中间，手里拿着一瓶香槟，脸上挂着傻乎乎的笑容。柳芭后来坚持说，他们当时实际上没有喝醉，他们只是为了好玩，才故意装成那样的。但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不管是因为担心这会损害他的名声，还是觉得这有违了共产主义清教徒的原则，反正他对此感到很吃惊。
“柳芭，”他发起了脾气，“这是什么样的行为？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是一个共青团员，对吧？这是耻辱！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不过他的怒气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柳芭记得后来他们在基辅与莫斯科的厨房餐桌上谈话还是很投机的。她说，赫鲁晓夫同样也不可能对他的儿子老是板着面孔。
几十年后，柳芭还老是回忆起她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赫鲁晓夫、列昂尼德、柳芭还有托尔亚（柳芭以前的婚姻所生的儿子）乘坐赫鲁晓夫的私人单节有轨机动车从基辅来到莫斯科。他想让来接他的轿车等他们20分钟，但是出于安全考虑，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警卫人员坚持让他马上离开。当列昂尼德和柳芭后来赶到赫鲁晓夫的住所时，他们发现赫鲁晓夫正在对警卫人员大声叫嚷：“我的孩子们在哪儿？我为什么没有权利等他们？你们为什么对我有那么多的限制？”
[1]瓦西里·谢苗诺维奇·科斯坦科（ВасилийСемёновичКостенко，1912年4月26日——2001年4月21日），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34—193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卫国战争爆发后在乌克兰参加游击队活动。1943—1947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46—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利沃夫市委第一书记。1967—1972年任乌克兰国家新闻委员会副主席。1972年退休。
[2]扎赫尔·尼古拉耶维奇·格鲁赫夫（ЗахарНиколаевичГлухов，1905年3月24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任乌克兰斯大林省马林斯基区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40—1941年、1943—1950年、1953—1962年、1964—1975年任乌克兰共产党顿涅茨克省马林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54—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66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75年退休。
[3]这一被捕人数出现于以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为首的政治局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递交的一份报告中。
[4]哈布斯堡王朝，欧洲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起家于瑞士阿皋州。统治过神圣罗马帝国（1273—1806）、西班牙王国（1516—1700）、奥地利帝国（1804—1867）、奥匈帝国（1867—1918）和一些小王国、公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崩溃，王朝告终。——译者
[5]帕纳斯·彼得洛维奇·留布钦科（ПанасПетровичЛюбченко，1897年1月2日——1937年8月30日），1913年加入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二月革命后领导了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1918年参与了基辅工人起义。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7—1934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33—193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4—1937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37年因不堪遭受迫害而自杀身亡。1965年平反。
[6]格里戈里·费多洛维奇·格里连科（ГригорийФёдоровичГринько，1890年11月18日——1938年3月15日），1906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13年入伍。1919年领导了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2—1923年、1925—1926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3—1925年任基辅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基辅苏维埃主席。1926—1929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9—1930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3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8年遇害。1959年平反。
[7]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斯克雷普尼克（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еевичСкрипник，1872年1月13日——1933年7月7日），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4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1918年7—12月任乌克兰契卡主席。1921年任内政人民委员。192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1933年2月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兼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因受斯大林迫害，于7月7日自杀身亡。1990年平反。
[8]弗拉斯·雅科夫列维奇·丘巴尔（ВласЯковлевичЧубарь，1891年2月10日——1939年2月26日），出身于农民家庭。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任国家机器制造厂协会（GOMZ）理事会主席。1919—1922年任乌克兰工业复兴组织局主席兼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委员。1920—1938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1921—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3年任乌克兰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兼煤矿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主席。1923—193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23—1925年、1934—1938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6—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1938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38年6月被解除一切职务，改任索利卡姆斯克制浆厂建设负责人，同年7月被捕。1939年遇害。1955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9]帕维尔·彼得洛维奇·波斯蒂舍夫（ПавелПетровичПостышев，1887年9月6日——1939年2月26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担任伊尔库茨克苏维埃副主席。内战期间曾任伊尔库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西伯利亚革命法庭庭长。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乌共（布）哈尔科夫省委书记兼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0—1933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33—1934年任联共（布）哈尔科夫省委第一书记。1934—1937年任联共（布）基辅省委第一书记。1934—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7—1938年任联共（布）古比雪夫省委第一书记。1938年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
[10]波斯蒂舍夫被任命为乌克兰共产党第二书记，以遵守让当地民族主义成员在非俄罗斯共和国内担任第一书记、但将真正权力归于由俄罗斯担任的第二书记的规定。在基辅的任命前，波斯蒂舍夫曾经担任过莫斯科全联盟共产党的书记。他的任命以及乌克兰政治局和书记处其他三位成员的清洗都是莫斯科在没有与基辅方面协商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这也是根据党的原则做出的。
[11]尼古拉延科在开始提出指控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全乌克兰协会历史学院的研究生。1936年，她被开除出由波斯蒂舍夫妻子领导的学院党小组。在卡冈诺维奇于1937年1月视察基辅后，尼古拉延科又被重新登记入党。在1957年6月全体会议的发言中，赫鲁晓夫在此次会议上击败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以及其他一些人对他的权力的挑战，赫鲁晓夫指控卡冈诺维奇怂恿尼古拉延科去攻击当时的乌克兰领导人，而卡冈诺维奇则坚持说是斯大林派他去基辅调查她的指控的。
[12]波斯蒂舍夫被降级为库比谢夫省党委书记，后来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受到未能“纠正他的错误”的攻击，直到1938年2月21日在莫斯科被逮捕。
[13]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乌斯品斯基（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Успе́нский，1902年2月27日——1940年2月26日），1918—1919年任苏霍多尔斯基贫农委员会书记兼新闻部长。1919—1920年任图拉省阿列克辛斯基区警察局长。1920年加入契卡和俄共（布）。1933—1934年任格别乌驻莫斯科省副全权代表。1934—1935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莫斯科省副局长。1935—1936年任克里姆林宫格别乌副局长。1936—1937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西西伯利亚省副局长。1937—1938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奥伦堡省局长。1938年1—11月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1938年6—11月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8年11月伪造自杀现场后弃职出逃，1939年4月被捕，1940年被处决。
[14]参见诺莫夫，“ReperssionandRehabilitation”,第91页。同时参见汤普森,Khrushchev,第60—64页。1939年与1940年的被捕人数来自中央委员会1988年的报告，“Obantibonstitutsionnoipraktike”,第127页。基辅军分区“官复原职”的军官人数来自N.S.Khrushchev：vospominaniia-vremia,liudi,vlast’,vol.1,第762—763页。赫鲁晓夫在1937年的大恐怖中所起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乌克兰。很显然，他在清洗他的莫斯科党委书记继任者亚历山大·乌格拉诺夫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乌格拉诺夫被斯大林当成了食品与其他物资短缺的替罪羊。赫鲁晓夫于1938年11月被召回莫斯科，在莫斯科市委与省委委员会的一次秘密联合全体会议上通报乌格拉诺夫“已经被逮捕，并且供认他是一个潜藏很多年的敌人，是被托洛茨基分子与右派分子征召的”，在列宁格勒与莫斯科的多年间，他“实施了一系列敌对的行动”。乌格拉诺夫于1939年2月被枪杀。
[15]幸存的一些讲话文稿是保存在TsDAHOU里的铅笔记录。尽管赫鲁晓夫将他的讲话记录进行特殊保存并于1949年转移到莫斯科是有据可查的，但他的最终目的是否是要销毁这些文件还不清楚。这些文件有可能保存在他的个人文件里，现在则留存于总统档案里。自从苏联解体后，要查阅这些档案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在1959—1963年间，据说还有另外一批与乌克兰清洗行动相关的材料被转移到了莫斯科，但是这一说法受到过质疑。
[16]“这些魔鬼，”赫鲁晓夫说：“这些遭到乌克兰辛勤工作者谴责的人类渣滓——波兰与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对他们颇为倚重。在这些人民的敌人的帮助下，法西斯要将蒸蒸日上的苏联乌克兰人变成他们的奴隶。但是……任何侵犯这块生活着热爱自由的乌克兰人民的土地的人……最终都会像疯狗一样地被消灭！”
[17]斯捷潘·伊万诺维奇·乌什科（СтепанИвановичУсенко，1909年？月？日——1939年3月7日），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6—1938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1937—1938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3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局候补委员。1938—1939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11月被捕，1939年遇害。1955年平反。
[18]在N.S.Khrushchev：vospominaniia-vremia,liudi,vlast’,vol.1,第757—61页中包括有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乌什科的文件节选，其中包括带有赫鲁晓夫命令的复印件。我从乌克兰安全部的国家档案馆中获得了关于乌什科的完整材料。赫鲁晓夫确实是在乌什科被捕以后才签署逮捕令的，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处理这些事情时确有先斩后奏的情况。
[19]斯大林于1938年12月以贝利亚替代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叶若夫，这给大恐怖带来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
[20]根据原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官员PavelSudoplatov的说法，乌斯品斯基想通过让审讯人员相信他和他的家人是赫鲁晓夫和他的亲密朋友来挽救自己。Sudoplatov说确实是赫鲁晓夫将乌斯品斯基带到乌克兰来担任那里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目的。由于在口述回忆录时年事已高，加上由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曾下令逮捕他而对赫鲁晓夫怀恨在心，Sudoplatov的证词并非完全可信。不过赫鲁晓夫本人承认他是在莫斯科第一次遇到乌斯品斯基的，当时乌斯品斯基是莫斯科省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代表，后来担任过克里姆林宫队长。
[21]赫鲁晓夫所采取的这种策略实际上可以反映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一个名叫麦德维德的博士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保护自己的做法的欣赏描述。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有一个妇女站起来，用手指着麦德维德说：“我不认得那边的那个男人，但从他眼睛的神情看来，我敢说是一个人民的敌人。”赫鲁晓夫写道：“幸亏麦德维德没有惊慌失措。他立刻反驳说：‘我不认识刚才告发我的这个女人，但从她眼睛的神情看来，我敢说她是个妓女。’——不过他是用表达更为生动的字眼。大概麦德维德迅速的反唇相讥挽救了他的生命。如果他让自己处于防守地位，起而争辩他不是人民的敌人，那么他将引起更多的怀疑，而这个告发他的女人，因为知道她不必对后果负任何责任，将会更加大胆地加紧对他的控告。……”
[22]马林科夫也对他在大清洗的所作所为进行过辩护，他曾对他儿子说，他曾试图放慢清洗的步伐，并警告说那些指责无辜者的人本身就是在颠覆苏联。作者对安德烈·马林科夫的采访。
[23]对于一个主要食物是面包的国家而言，乌克兰是其早餐。然而集体化与饥荒使乌克兰的农业大受影响。在1929—1934年间，乌克兰农民宰杀了他们一半的马匹、40%的牛、一半的猪以及四分之三的绵羊。但是斯大林不愿意通过进口来弥补这些损失，甚至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他仍坚持出口国内已经很稀缺的谷物。大部分的投资仍然用于工业，此外，由于欧洲的战争正日益临近，军事开支也比以往有大幅增加。赫鲁晓夫对乌克兰农业所能起的作用就是他自己的精力与智慧。他到达基辅的那个月（1938年1月）已经可以考虑春耕的事情了。
[24]亚历山大·叶夫多基莫维奇·科尔奈丘克（АлександрЕвдокимовичКорнейчук，1905年5月25日——1972年5月14日），苏联作家、剧作家、记者。1925年起开始从事写作，不久参加了联共（布）。1934—1941年、1946—1953年任乌克兰作家协会主席。1937—197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兼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3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3—1944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兼乌克兰艺术委员会主席。1944年2—7月任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1947—1953年、1959—1972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1949—1972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52—197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4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1959—1972年任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72年逝世。
[25]例如，赫鲁晓夫在1940年10月28—30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表现。当然所有党的领导人都可以自由发表他们的意见，但赫鲁晓夫却左右了这些自由讨论与发言。
[26]据报道，家禽13%的增长中包括牛的数量增长125%，猪的头数增长达到176%，绵羊与山羊的头数增长达到了156%。
[27]引自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第十四届党代会上的发言。
[28]马克西姆·法德耶维奇·雷日斯基（МаксимФадеевичРыльский，1895年5月19日——1964年7月24日），苏联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1907年起开始从事写作。20年代参加了“新古典主义”协会。1931年被捕，一年后获释。1943年加入联共（布）。1943—1946年任乌克兰作家协会主席。1944—1964年任乌克兰科学院艺术史、民俗和民族志研究所所长。1946—196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4年逝世。
[29]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了为同一首歌曲的作曲家辩护的情况，这位作曲家1938年被捕入狱，后来赫鲁晓夫威胁将向斯大林控诉这种屠杀正义人士的行径，他才得以释放。赫鲁晓夫将雷日斯基和他的家人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当内务人民委员部1939年想“搞掉”这位诗人时，赫鲁晓夫亲自批评这种行为，挽救了他。他敦促雷日斯基创作一首题为“我是苏联土地的孩子”的诗歌。这位诗人与赫鲁晓夫这位乌克兰的第一书记成了朋友。他们一起参观了19世纪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的墓地，作为学习成绩好的奖赏，赫鲁晓夫还带雷日斯基十岁的儿子去参观航空展。这一段叙述是根据对基辅雷日斯基出版社/博物馆的档案人员的采访。雷日斯基因为他写给赫鲁晓夫的一首诗“我是苏联土地的孩子”而名声大噪。
[30]帕维尔·格里戈里耶维奇·蒂希纳（Па́велГриго́рьевичТычи́на，1891年1月23日——1967年9月16日），苏联诗人。1906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38—1967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43—1948年任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6—195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59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1967年逝世。
[31]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巴赞（Никола́йПлато́новичБажа́н，1904年10月9日——1983年11月23日），苏联诗人、翻译家、文化学家。1920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23年起参加未来主义运动。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5年任《苏维埃乌克兰》报编辑。1943—1948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驻联合国代表处顾问。1946—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59年任乌克兰作家协会主席。1957—198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百科全书主编。1983年逝世。
[32]万达·洛夫娜·瓦西里维斯卡（ВандаЛьвовнаВасилевская，1905年1月21日——1964年7月29日），苏联波兰裔作家、诗人、剧作家、编剧。1928年起在波兰参加革命运动。1939年流亡苏联并取得国籍。1940—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3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3—1945年任《苏维埃波兰报》总编辑兼波兰爱国者联盟主席。1944—1945年任全斯拉夫委员会波兰分会主席兼《斯拉夫》杂志编委会委员。二战结束后定居基辅。1964年逝世。
[33]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多夫仁科（АлександрПетровичДовженко，1894年8月30日——1956年11月25日），苏联电影导演、编剧。
[34]当1935年2月在乌克兰深孚众望的米哈伊尔·加里宁为多夫仁科佩戴上列宁勋章时，斯大林说，“现在他必须创作一部关于乌克兰的恰帕耶夫的电影”，这是一部关于乌克兰内战时期英雄的电影，瓦西里耶夫兄弟曾创作过一部关于俄罗斯内战时期的指挥官恰帕耶夫的电影。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恰帕耶夫（Васи́лийИва́новичЧапа́ев，1887年2月9日——1919年9月5日），又译“夏伯阳”。出身于农民家庭。1914年入伍，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后参加了无政府主义团体，随后又参加了布尔什维克。1918年任尼古拉耶夫区军事政委。内战期间在战斗中屡建奇功。1919年在与乌拉尔哥萨克白军的作战中壮烈牺牲。
[35]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邵尔斯（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Щорс，1895年6月6日——1919年8月30日），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1914年一战爆发后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在战斗中指挥红军解放了切尔尼戈夫和基辅，并参加了俄共（布）。1919年8月30日在与加利西亚师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36]伊万·纳乌莫维奇·杜鲍沃伊（ИванНаумовичДубовой，1896年9月12日——1938年7月29日），1916年入伍。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红军。内战期间曾任顿巴斯红军司令、第10军参谋长、乌克兰第1军司令。1921年参加苏波战争。1934—1935年任乌克兰军区副司令。1935—1937年任哈尔科夫军区司令。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37]叶夫根尼·奥斯卡洛维奇·帕顿（ЕвгенийОскаровичПатон，1870年3月4日——1953年8月12日），苏联机械科学家。1934—1953年任乌克兰科学院电焊研究所所长。1945—1952年任乌克兰科学院副院长。1946—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年逝世。
[38]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ТрофимДенисовичЛысенко，1898年9月29日——1976年11月20日），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绰号“斯大林的科学红衣主教”。李森科学派领导人。他主张生物的获得性遗传，反对基于基因的遗传学。30年代起借用政治手段迫害持不同观点的科学家，沉重打击了苏联科学界。1937—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副主席。1940—1965年任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1965年被解职下台。
[39]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НиколайИвановичВавилов，1887年11月25日——1943年1月26日），苏联遗传学家、植物学家、育种家、化学家、地理学家。1911年起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22—1929年任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会国家实验农学研究所所长。1926—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1935年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1935—1940年任副院长。1929—1937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1940年任农业人民委员会委员。1930—1940年任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兼全苏植物工业研究所所长。1931—1940年任全苏地理学会主席。1940年被捕，1941年被判处死刑，1942年改判为20年徒刑，1943年死于狱中。1955年平反。
[40]在他担任乌克兰党委书记的头几年里，赫鲁晓夫尝试“发明”农业用具：“梳子”，这是赫鲁晓夫的叫法，就是一种将被雨水浇得倒伏的作物主茎扶直，这样便于联合收割机的收割；灭象鼻虫设备以及一种甜菜收割机，乌克兰的媒体后来报道说，这种甜菜收割机并不成功，因为“其体积庞大，带有一个独立的发动机以及许多不必要的部件”，赫鲁晓夫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改进，新的收割机全部由木头制成，集体农庄的农户可以自己制造。赫鲁晓夫这位从前的钳工在作出咨询真正的工程师和亲自画图纸的努力下也没有成为一名工程师。
[41]德米安·谢尔盖耶维奇·科罗特钦科（ДемьянСергеевичКоротченко，1894年11月29日——1969年4月7日），出身于贫农家庭。二月革命后参加了士兵苏维埃的活动。1918年在乌克兰参加红色游击队，并参加了俄共（布）。1919年加入红军。1921—1923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肖斯特卡区委书记。1923—1925年任乌共（布）切尔尼戈夫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1928年任乌共（布）佩尔沃迈斯基区委书记。1927—1930年任乌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0—1931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鲍曼区委农业部长。1931—1934年任莫斯科省鲍曼斯基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1936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鲍曼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36—1937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第二书记。1937—1938年任乌共（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38—1939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38—1949年任乌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38—1969年任乌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9—1946年任乌共（布）中央第三书记。1946—1947年任乌共中央第二书记。1947年3—12月任乌共中央工业部书记。1947—1954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4—1969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9年逝世。
[42]作者1991年6月在基辅对瓦西里·科斯坦科的采访。科罗特钦科在基辅时，他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母是乌克兰人名中典型的“o”，但当他到莫斯科为赫鲁晓夫服务时就在他名字的最后加上一个字母“v”，这样听起来更像俄罗斯人名。
[43]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Иванович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44]纳粹德国与苏联的条约为斯大林赢得了准备战争的时间，这是人们通常的看法，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也没有能有效地利用这段时间。
[45]乌尔里希·弗里德里希·威廉·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UlrichFriedrichWilhelmJoachimvonRibbentrop，1893年4月30日——1946年10月16日），纳粹党主要领袖之一，1938年至1945年担任纳粹德国外交部长，二战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46]对于那次打猎，赫鲁晓夫和其他的猎手都没有留下什么详细的材料。如果说有像赫鲁晓夫这位后来的苏联领导人所说的这种打猎，那么他的吹嘘进一步说明了他喜欢自我欺骗的倾向。在哥穆尔卡领导下的波兰，几乎是跟在苏联后面亦步亦趋，用猎场看守人的话来说，打猎是如此准备的：“我们必须确保动物习惯于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到固定的地点去觅食。而且在这种饲养方式下，动物变得十分温驯。经过数年每天如此的喂养后，只要一听到吉普车的轰鸣，闻到汽车尾气的味道，这些动物就会流出口水。当我们到达围猎场时，周围已经满是充满期待的动物。实际上，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就是不要不小心踩到动物身上。”在一次有哥穆尔卡的翻译艾尔文·韦特参加的捕猎“野鸭”的围猎中，一位来访的东德权贵被带到养鸭的岛上。当船靠近小岛时，“天空中黑压压的一片满是飞舞的鸭子。他要做的就是举起枪，射杀那些倒霉的鸭子，然后倾听它们落入水中的声音”。然后这位自豪的猎手“拿出本不属于他的香烟，分发给所有的人，用公寓免费供应的白酒让他们喝得酩酊大醉”。
[47]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Семён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Тимошенко，1895年2月18日——1970年3月31日），1914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1937—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0—1941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46—1949年任南乌拉尔军区司令。1949—1960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1952—197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70年任苏联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
[48]简·托马兹·格劳斯（JanTomaszGross，1947年8月1日——），波兰裔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
[49]黄蓝相间的乌克兰旗帜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象征，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同时也拿着红色的苏联旗帜。
[50]在80年代后期克格勃为一次政治局委员会准备的有关30年代至50年代初期执行镇压的情况的报告中，他们减少了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被流放的人数，他们提供的数据分别为：1940年为121996人与73521人，1941年为41645人与31754人。
[51]必须承认的是，即使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他们对东西乌克兰联合成一个国家（虽然不是以斯大林的那种方式）也表示欢迎，乌克兰于1991年正式独立。
[52]鲁道夫·伊万诺维奇·阿贝尔（Рудо́льфИва́новичА́бель，1903年7月11日——1971年11月15日），苏联情报官员。出身于一个英国政治移民家庭。1920年移居苏俄，曾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1922年加入共青团。1925—1926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27年加入格别乌。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8年被开除出格别乌，在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41年重新加入格别乌。1948年被派往美国从事情报工作。1957年被捕并被判处32年徒刑。1962年通过交换回国。1971年逝世。
[53]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帕拉托夫（ПавелАнатольевичСудоплатов，1907年7月20日——1996年9月24日），出身于磨坊主家庭。1919年加入红军。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加入联共（布）。1932年加入格别乌。1933年起被派驻到国外工作。1938年回国并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外交部部长，同年年底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1939年初在格别乌的干预下恢复职务并恢复党籍。1940年参与了刺杀托洛茨基的计划。此后长期在内务部任职。1953年被捕。1958年被判处15年徒刑。1968年获释。1992年平反。
[54]他关于这一事件的描述应该是特别可信的，因为这是他本人亲耳听到和参与的谈话。
[55]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Ива́н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еро́в，1905年8月25日——1990年7月1日），1925年加入红军。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7—1950年、1958—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加入格别乌。1939—1941年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1940—194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41年2—7月任第一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1941—1946年任副内务人民委员。1941—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45—1947年任驻德国占领军副总司令。1946—1947年任内务部副部长。1947—1954年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1954—1958年任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8—1963年任苏军副总参谋长兼主要情报局局长。1963年2—8月任土耳其斯坦军区副司令。1963—1965年任伏尔加军区副司令。1965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
[56]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法西斯独裁者。1926年举行军事政变，建立法西斯政权，曾任国防部长、总理。
约瑟夫·克莱门斯·毕苏斯基（JózefKlemensPiłsudski，1867年12月5日——1935年5月12日），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1885年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因密谋暗杀沙皇被捕，后被流放。1893年参加波兰社会党，逐渐成为该党领袖。1905年革命后，波兰社会党分裂，他领导党内右派。一战期间组建波兰军团，与同盟国一起对俄作战。波兰独立后任国家元首，1923年暂时下野，1926年5月发动军事政变，成为法西斯独裁者。
[57]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帕夫洛夫（ДмитрийГригорьевичПавлов，1897年10月23日——1941年7月22日），1914年入伍。1919年加入红军和俄共（布）。1929年参加了中东路战争。1935—1937年任白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6—1937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37—1940年任红军装甲部队司令。1937—194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40—1941年任白俄罗斯特种部队司令。卫国战争初期因表现不力被解除一切职务。1941年7月22日遇害。1957年平反。
[58]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基尔波诺斯（МихаилПетровичКирпонос，1892年1月12日——1941年9月20日），1915年入伍。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40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0—1941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41年1—9月任基辅军区司令。卫国战争爆发后，于1941年9月20日壮烈牺牲。
[59]这栋别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毁，后来进行了重建，1991年成为乌克兰外交部的新闻忠心。作者曾于1991年6月造访过这栋别墅。
[60]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尔米斯坦科（МихаилАлексеевичБурмистенко，1902年11月22日——1941年9月20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9年加入俄共（布）和契卡。1929—1932年任《真理报》（恩格斯地区）副总编辑。1932—1935年任联共（布）卡尔梅克省委第二书记。1936—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7—194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1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兼中央第二书记。卫国战争爆发后，于1941年8—9月出任西南阵线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20日病逝。
[61]列昂尼德·罗曼诺维奇·科尔尼茨（ЛеонидРомановичКорниец，1901年8月21日——1969年5月29日），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37—1938年任乌共（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梅利托波尔区委第一书记。1938年2—8月任乌共（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38年3—7月任全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1938—1939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39—194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4—1950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50—1953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196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6年任股票部长。1956—1958年任粮食产品部长。1958—1961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烘焙产品委员会主席。1961—1963年任部长会议国家采购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63—1969年任部长会议国家采购委员会主席。1969年逝世。
[62]作者1991年曾与谢尔盖·赫鲁晓夫和他的妻子驱车前往山间别墅，前往别墅的道路经过精心铺设，显示出这是通往某个重要人物休养地的道路。但是一扇灰色的大铁门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同样也挡住了我们的视线），甚至就连前苏联领导人的儿子在场也不能让克格勃的警卫人员同意我们进去看一看。拉达·阿朱别伊记得这些领导人的妻子成了好朋友，三家的孩子们常一起在晚上打排球。
[63]在赫鲁晓夫时代，西方的来访者从来不可能通过大楼门口警卫的看守。甚至在1991年时，作者也被值班的警卫挡在了外面，只是由于在原房主的孙子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陪同下，才得以进去。一进大楼，我们就爬上了五层，赫鲁晓夫家的房子就在五层的一角。这个有九个房间的公寓是不对参观者开放的，不过后来谢尔盖·赫鲁晓夫设法画了一张房间的结构图。
[64]当苏联军队入侵西乌克兰时，世界对希特勒与斯大林事先如何瓜分波兰的情况并不知晓。但是赫鲁晓夫从前线给他的妻子打电话，告诉她说她的出生地瓦西里耶夫村庄将被德国人占领，当时她的父母仍居住在那里。赫鲁晓夫的助手米哈伊尔·O.布尔米斯坦科安排尼娜·彼得罗夫娜和其他两位党的女性工作人员去了一趟利沃夫。他命令三人都穿上军装，携带左轮手枪，这样沿途的军事巡逻就不大可能阻拦她们了。她丈夫对她的装束大吃一惊（他说：“数十年来当地人接受的教育就是我们是压迫者，现在你的这种装束与手枪正好证明了这种谣言。”），但是经过换装后，她还是上了路。新成立的当地政府与驻扎在村庄里的苏联军队的低层军官都不知道这里不久将成为德国的领土。但是，尼娜·彼得罗夫娜回忆说：“铁木辛哥同志已经批准我可以告诉他们来找我父母的原因。”
在苏联坦克的保护下，尼娜·彼得罗夫娜在她父母的小屋里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将她的父母和她的兄弟一家用卡车带到了利沃夫附近的一个富裕地主的家里，当时赫鲁晓夫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尼娜·彼得罗夫娜回忆说，当第一次打开水龙头时，她父亲对她母亲大声喊道：“快来看——水从这个管子里流出来了！”
[65]赫鲁晓夫家中其他感染肺结核的人包括尼娜·彼得罗夫娜的父母和兄弟，他们都死于肺结核。
[66]作者第一次见到列昂尼德的遗孀是在1991年的基辅，后来又多次与她在基辅和莫斯科见过面。她是那么的开朗、高兴，让人很难相信她的悲剧故事。她对自己总是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也感到很奇怪，因为她说她的童年也并不快乐。本书中有关1938—1941年间赫鲁晓夫家庭生活的叙述大部分是源于作者对她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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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斯大林的赏识：1929—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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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斯大林的赏识：1929—1937
莫斯科斯大林工业学院坐落于公园环路外一所革命前的别墅里，在那里沙皇曾经有一座夏季行宫，工业学院是新社会主义社会的旗舰式学校。1929年，当时布尔什维克正在清洗他们于1917年革命后的岁月里征召来为革命服务的残余的“资产阶级专家”。为了替换这些资产阶级专家，共产党于是召集原来的无产阶级进入大学和其他的学校里学习。[1]工业学院的使命就是将以前有管理经验（在党、政府、商会或共青团中）的干部培养成社会主义的管理人才。1929年，从全国各地只挑选了100名新生。经过三年的学习后，毕业生将被派去领导大工厂、工业集团与政府经济机构。
尽管他们对于新生的政权极具重要性，但工业学院的学生却对他们的教师提出很大的考验。“当你努力向在其一生中只接受过三年教育的人讲授高等数学时，”一位前教官说：“你会遇到很多困难。当你要求一个有工作和家庭、将近四十岁的人像八岁的孩子那样安静地坐在课堂里时，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付出了努力，但还是很困难。”[2]
1929年9月，赫鲁晓夫进入工业学院。尼娜·彼得罗夫娜和他们的孩子在基辅一直呆到第二年夏天，才到首都与赫鲁晓夫会合。赫鲁晓夫当时35岁。他在乌克兰共产党机构里有着出色的表现，在克里姆林宫也有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卡冈诺维奇。不过，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在工业学院里还是受到了冷遇。“那里的同志们说我不适合他们，建议我去中央委员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他们说赫鲁晓夫缺乏高级经济工作方面的足够经验。毕竟，他被告知：“这是一个培训管理人才与工厂经理的学术机构。”
即使在1929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在当时比在后来思想意识变得淡薄的几十年里更能赢得人们的尊重，这种建议是明显带有奚落的意味的。他们之所以有如此看法不仅是因为赫鲁晓夫受教育程度不高，而且也因为他对斯大林主义的忠诚。当他入学时，工业学院里的很多学生对斯大林都抱有怀疑，于是他们很可能想以赫鲁晓夫经验不足为借口将他赶走。在赫鲁晓夫答应如果能破例录取他，他将努力“赶上”后，卡冈诺维奇出面干涉，他这才得以进入工业学院。在不到十年后，就是这个赫鲁晓夫成了苏联最重要的15个人之一。他离开莫斯科，成为乌克兰的党委书记，但是他并没有完成工业学院的学业。
在1929—1938年间，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青云直上：1930年5月，工业学院党组书记。1931年，鲍曼（Bauman）区党委书记，工业学院就位于该区；6个月后他成为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Krasnopresnensky）党委书记，这是首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自治区。1932年1月，赫鲁晓夫成为莫斯科党组织里的第二号人物。1934年1月，他成为莫斯科市党委书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1935年初，他兼任莫斯科省党委书记，这是一个面积相当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110万的地区。[3]即使在他青云直上的那些岁月里，赫鲁晓夫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不过就在到达权力巅峰的那十年里，他的国家经历了多次的大屠杀。
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付出生命代价的人是难以计数的。斯大林本人后来对温斯顿·丘吉尔说，1000万富农中的“大部分”被“消灭”。很多人死于1932～1933年的大饥荒，这是由农业集体化所带来的可怕的人为灾难，对农村（乌克兰受害最为严重，但并不仅限于乌克兰）地区影响最大。如此大规模的恐慌动摇了共产党领导人的决心，不仅尼古拉·布哈林有此看法，他事先就警告说强制集体化可能会带来的灾难，甚至那些支持斯大林、反对布哈林“右倾反对派”的人也产生了疑惑。为了应对这些反应，同时在他极度膨胀的妄想意念驱使下，斯大林发起了恐怖浪潮，并最终波及了党、政府、军队和知识界的高层。到1939年事态稍微平息一些的时候，恐怖浪潮已经造成了数不清的受害者，他们中的多数人被指控的罪名是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到的，更不用说去从事那样的犯罪活动了。[4]
赫鲁晓夫在大恐怖中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还飞黄腾达。大屠杀不是他发起的，也不是他能控制的。发起大屠杀的是斯大林和他最亲密的盟友——维耶契斯拉夫·莫洛托夫、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以及克里姆·伏罗希洛夫[5]，秘密警察头目杰里克·雅戈达[6]、尼古拉·叶若夫[7]与拉夫伦蒂·贝利亚[8]操纵着专政机器。直到30年代末，赫鲁晓夫还不是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成员。但是他也负有严重的责任。甚至像罗伊·麦德维杰夫[9]这样充满同情心的传记作家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可以证明赫鲁晓夫“曾经反对过斯大林的做法，或是采取过什么努力去保护莫斯科共产党和苏联的官员免遭杀戮”。在恐怖最高潮的时候，赫鲁晓夫发表了充满暴力、令人毛骨悚然的演讲，号召“民众”起来加入到政治迫害中。作为莫斯科党委书记，他自己就批准逮捕过很多他自己的同事，并把他们送到了他后来所说的绞肉机里。
对赫鲁晓夫的行为该作如何解释呢？有什么能为他的所作所为辩护的吗？与其他很多人一样，赫鲁晓夫认为他正在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这一辉煌的目标，采取任何最严酷的手段都是正当的。如果说他太忙或是不具识别能力，没有看到他周围正在发生的或是后来出现的一切，那么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斯大林掩盖了他的意图，有几次都出现了后退的迹象，但紧接着的却是变本加厉的迫害。直到1935年，或是1936年，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还是有可能相信斯大林的。从此以后，他们不相信斯大林也来不及了。他和其他像他这样的人已经深陷其中。抵制的代价只能是死亡。拯救自己的性命和家人的唯一办法就是对斯大林这位强力领导人顶礼膜拜。
这就是赫鲁晓夫可能采取的保全方式。令人奇怪的是，他从来也没有承认过，相反，在当政期间和回忆录中，他都采取了欺人与自欺的做法。他从来没有完全承认自己在大恐怖中的共犯关系，他坚持认为自己信任斯大林，相信斯大林所认为的敌人有罪。在斯大林去世前他一直否认自己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不过当仔细考察他的全部生活时，我们可以发现，关于他这段历史的回忆录与他的否认不符。[10]
有很充分的政治理由说明赫鲁晓夫与大恐怖脱不了干系。不用说他在1956年针对斯大林的那场引起轩然大波的攻击，并承认他自己的过错有可能损害到了整个苏联政权，更不用说他自己的立场了。此外，他自己的个人负罪感是如此深重，以致他不敢承认，甚至是对他自己。抛开所有这些不谈，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说明他对斯大林的忠诚及其后的闭口不言：尽管20世纪30年代是他的很多爱国者最为惨痛的时代，但却是他最为辉煌的岁月。
经过让他不快的工业学院入学后，如此迅速地攀上高位，结识了斯大林本人，从克里姆林宫到他乡间别墅的家庭餐桌上坐在这位伟人的身旁，想到这位苏联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对他怀有尊重之情，甚至是慈爱之心，并认为他是一个有着特别远大前途的年轻人，这肯定是一种相当兴奋的感觉！虽然他对自己的父亲感到失望，但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可以认为，斯大林就是赫鲁晓夫心目中的父亲形象，尽管有越来越充分的证据表明他的身上存在着缺点，但赫鲁晓夫仍然坚持着他的理想化看法。“斯大林喜欢我，”赫鲁晓夫后来坚持认为：“要说他喜欢什么人是愚蠢的、情感化的，但是毫无疑问他对我怀有极大的尊重。”他宣称：“斯大林对我比对其他人要好。几位政治局成员最终认为我得到了他的赏识。”[11]
如果说赫鲁晓夫在他退休后仍然珍藏着那种回忆的话，那么他刚开始有这种感觉时肯定会感到更幸福！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共同参与大屠杀不光是由于他对事业的信仰，或是出于国家与社会取得进步的愿望，以及害怕被监禁或判处死刑等，而且肯定与他的自我价值感、不断增长的尊严感以及他内心活跃、陶醉的坚定想法（斯大林这个他几乎是仰视才可见的人对他也很欣赏）不无关系。
当赫鲁晓夫来到莫斯科时，苏联正在开始一场新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已经给国家带来些许和平与繁荣的渐进的新经济政策遭到了废弃。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这些被斯大林打上“左倾反对派”标签的领导人也很早就已经赞同加速工业化进程，以为社会主义建立基础。斯大林和布哈林坚持认为，在一个农业仍然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采取适应农村地区的政策对于布尔什维克的生存是必要的。然而，1927—1928年冬天后，当农民要求更好的政策以交换他们剩余的谷物时，斯大林决定将他们驱赶到国家能够控制的集体农庄里。到1928年，差不多99%的土地还没有实行集体化。于1929年4月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设想到1933年只将17.5%的土地实行集体化。即使如此，在布哈林看来，这种强制措施也是愚蠢至极的。但是布哈林的“右倾反对派”［包括总理阿历克赛·李可夫[12]、商会主席米哈伊尔·托姆斯基[13]以及莫斯科党委书记尼古拉·乌格拉诺夫[14]于1929年4月被打倒，并于7个月后被迫宣布放弃他们的主张。随即在1930年1月，斯大林下令到当年秋天全国最重要的地区都要实现完全的集体化，接着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又增加了价码，要求大部分农民到1930年春耕开始实现集体化。
接下来就是针对农民的全面战争，包括强制没收农民的土地、驱逐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来到西伯利亚、从纵火到武装暴动的农民抗议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莫斯科并没有完全感受到集体化的影响，尽管首都也遭受到了食品短缺与农村难民泛滥的影响。但是所有与农村有联系的俄国人都感受到了正在发生的一切，特别是那些像赫鲁晓夫这样老家在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的人，那里的饥荒最为严重。
赫鲁晓夫记得他1930年春天到萨马拉[15]附近的一个集体农庄去了一趟，在那里他碰到了处于极度饥饿中的农民，“他们走起路来就像秋天的苍蝇一样”。他声称，直到那时他“对事情的糟糕程度还没有什么了解。在工业学院，我们都生活在幻想之中……农村一切都很好”。他从他的乌克兰朋友那里听到了被红军镇压下去的农民起义的情况，当时农民们想收获甜菜，而这种美味的庄稼是战士们肯定要捣毁的。不过几乎就在同时，赫鲁晓夫承认：“很多年后，我才了解到在斯大林的主张下实施的集体化所带来的饥荒和压制的程度。”
农村地区的严酷形势迫使斯大林于1930年3月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地方官员“因为成功而昏了头”。在34年后的一次讲话中，赫鲁晓夫嘲讽地问道：“1930年的这种昏了头是什么样的？是饿昏了头，而不是因为成功而昏了头。那时什么吃的都没有。我当时居住在莫斯科，同志们，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因为什么而昏了头。”不过在当时，他在回忆录中坚持认为，他认为斯大林的文章是篇“杰作”，尽管他“被一种想法所困扰：如果集体农庄里的一切都像斯大林现在一直告诉我们的那么好，那么他为什么突然间写这篇文章呢？”
两年后，赫鲁晓夫后来说，他吃惊地了解到“乌克兰已经爆发饥荒。我不敢相信。我是1929年才离开的，仅仅三年的时间。……那时食品丰富而且便宜。但是现在，我们被告知，人们正在忍饥挨饿。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直到很多年后”（当他听说有一列装满尸体的火车开进了基辅），“我才发现30年代初期乌克兰的情况真正有多糟糕。”
伴随着农业集体化而来的是全面强制征集的工业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钢铁，这是国防和工业资源。工业化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然而却一再加码。对于莫斯科的工人来说，他们的实际工资在1928—1932年间下降了一半。新的严酷法律禁止劳工的自由流动，中止了失业援助（理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出现失业现象），并对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进行惩罚，盗窃国家财产甚至可能被判处死刑。食品与住房的严重短缺在首都和其他各地频繁引起罢工风潮。
所有这些动荡引起了人们对政策的新的疑惑。普通共产党员向斯大林抱怨说，他的“因为成功而昏了头”的文章批评了所有的人，就是没有批评党的最高领导人。1932年8月，前莫斯科区委书记米哈伊尔·留京[16]指责斯大林正在践踏国家，呼吁“尽可能快地……用武力推翻”他和他的集团。斯大林认为这是想暗害他，于是要求处死留京，但是政治局成员，包括谢尔盖·基洛夫[17]在内，对此都表示反对。[18]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真的出现这些抗议，这说明当时还是有可能存在“温和的斯大林主义”的，也就是说，那些直到1929年都支持使用强制和暴力的布尔什维克现在想划定最后的界限。这也许是斯大林再次让步的原因。在1934年的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上，他宣布由于不会再“清洗”更多的“反列宁主义集团”，因此现在“没有什么需要证明的事情，也不会再打倒任何人”。与此同时，他发起了针对“披着布尔什维克外衣的两面派”的运动，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其他几个地区，将六分之一的党员清除出党。
很显然，斯大林的一些高级官员努力想让他相信他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他的才能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因此他可以对原来的批评者与敌人表现得大度一些。对此，他有着更好的了解。第十七届代表大会上所有的发言者都对他大唱赞歌，但是就在选举政治局与书记处成员前，中央委员会成员中的一位代表走到基洛夫面前，要求他站出来与斯大林竞选总书记。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基洛夫对斯大林说了这件事，对此斯大林只是简单地回答说：“谢谢你，基洛夫同志。”
对斯大林的怀疑还体现在中央委员会的投票结果上。选票上写有所有候选人的名单，投票人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就是划去所有他反对的候选人。这样得到反对票最少的候选人就是最受欢迎的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说，投票本应该是秘密进行的，但是卡冈诺维奇却私下里“指导我们这些刚来莫斯科的新人应如何对待候选人的投票”。卡冈诺维奇想确保“斯大林不会比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局成员得到更少的赞成票，如果真的出现针对斯大林的反对票的话”。
赫鲁晓夫后来声称对卡冈诺维奇的做法感到不安。他还发现斯大林本人的投票方式很引人注目：“他在代表们中间走一圈，来到每个人面前，拿走他们的选票，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然后走到投票箱前将选票投入。”赫鲁晓夫当时不知道的是，他说他到斯大林死后才发现，反对斯大林的选票不是当时宣布的少数几张，而是多达160张，或者甚至是260张。
在总共1225名代表中有如此多的人投反对票，这让斯大林意识到人们对他的不忠是普遍的。随后有1108名代表大会代表因为反革命罪被逮捕，后被处决。在30年代结束前，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71名委员与68名候补委员中有大约70%也被当作“人民的敌人”而遭消灭。
然而1934年2月正是赫鲁晓夫从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一跃而成为正式委员的时期。他自己后来解释说：“斯大林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知道谁可能在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上投了他的反对票。只有那些列宁时期的干部才会投票反对他。他不可能相信赫鲁晓夫，或是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年轻干部会投他的反对票，这些年轻干部都是在斯大林的提拔下成长起来的，都对斯大林敬若神明。”
然而，为赫鲁晓夫赢得飞速晋升的并不只是他幼稚的崇拜，还有他对斯大林事业随时表现出来的坚定支持。
1929年秋天，工业学院成为反斯大林情绪的堡垒。工业学院内“充满着右派分子”，赫鲁晓夫坚持认为，“他们控制了党组织”。在学院里接受高级培训的那些旧警察、前工厂经理与商会领导者公开“支持右派分子李可夫、布哈林和乌格拉诺夫，反对斯大林”。
在得以进入工业学院后，赫鲁晓夫就帮助清洗那时的右派分子。他这么做是出于个人原因，而不是出于政治原因。那些过去看不起他的人是“不良与不可靠分子”，他后来如此称呼他们，“他们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放弃他们在党、商会或行政上的责任，躺到了这里的安乐窝里”。在赫鲁晓夫看来，他们是在浪费他们试图不让他获得的机会：“他们终日游荡。我们一星期休息两天——星期天，还有一天则是应当用来‘消化’一周内所学的内容的。我经常看到这些游手好闲的人一清早就离开宿舍，直到深夜才回来。我不知道他们一整天都做了些什么，但肯定没有去‘消化’他们所学的东西。他们大部分人根本不是到学院里来学习的，他们到这里来，只是因为这里是一个躲避政治风暴的好地方。”
与这些“游手好闲的人”不同，赫鲁晓夫声称他想读书，但是却没有时间，当时以及在后来的工作期间都是如此。
我记得莫洛托夫曾经问过我：“赫鲁晓夫同志，你有很多时间读书吗？”“很少。”我回答说。“我也一样。我的工作是干不完的。尽管我想坐下来看一本书，尽管我知道我应该这么做，但我从来捞不到机会。”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自1922年从军队退伍之后，一直忙得没有时间看书。我是一个党的积极分子。……我的生命不是我自己的。如果某人果真有机会欣赏文学，他就可能会被谴责为逃避他的公民和党的职责。我记得斯大林曾经说过：“事情竟然搞成了这个样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活动竟得到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报酬！中央委员会不信任他们，撤销了他们的党内职务，他们就一股劲儿地跑进我们的科学和技术机构。而坚定地维护总路线，做着党的日常工作的人，却从来没有机会进修学业，加强职业训练。”
这些回忆在酸楚的反知识分子的嫉妒里同时含有对学识尊重的成分。这种复杂的想法可以反映出赫鲁晓夫当时的心态。斯大林聪明地将他自己的事业与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年轻人的渴望和不满结合在了一起。不过赫鲁晓夫坚持说他太忙，没有时间读书，对此我们应仔细“推敲”。由于对自己卑微的出身以及对自己克服这种状况的能力没有充分的信心而感到苦恼，赫鲁晓夫也许会赞同这种看法，他“太忙”，没有时间猎取更多的知识，对这一点他自己也许都没有意识到。先是在尤索夫卡的工人培训班，现在是在工业学院里，他都投入到无休止的政治活动中，这反映了他闲不住的性格，但是这可能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这既可以弥补他学业能力不强的感觉，又可以为他学业的可能失败找到借口。
外语是工业学院要求的必修课目之一，学生们应当记住足够（大约200—300个）的单词，能够阅读简单的文章。也许是受到尼娜·彼得罗夫娜的影响，赫鲁晓夫选择了英语。他的老师阿达·菲德罗夫—谢科蒂娜[19]记得从一本英文杂志上挑选了一篇文章，将文章进行了节略，去除了其中难懂的段落，并将剩下的复杂单词翻译出来写在黑板上，要求学生大声朗读出来。她说，赫鲁晓夫的政治活动太多，没有时间学习英语，不久以后干脆连课也不上了。但是当课程结束时，学院主任希望他能得到最高的学分——五分，或者至少是三分。菲德罗夫—谢科蒂娜拒绝了这一意见（理由是赫鲁晓夫在她课上“什么也没有学到”），并提议将他学分表中的英语一栏空着，党内也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一点。
“我有比学习英语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赫鲁晓夫曾经对她说过。不过她回忆说，赫鲁晓夫对古代历史课却学得比较认真。他在技术性更强的课程上学得更好一些。但是他最突出的地方是他在课堂上比其他人发言更积极，经常是过道里学生们扎堆聊天时的主角。
“这是我最常见到他的地方。”菲德罗夫—谢科蒂娜说：“他喜欢讲笑话，他故事讲得特棒。他真的很聪明。他具有一种农民的智慧，就是那种你在那些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但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所有事情的人身上所发现的气质。在过道里，他好像总是有一大帮党员围着，他们当面对他吹捧有加，但背后却对他极力嘲讽。他们很多人都是来自省会城市，而他却是一个来自乡村的矿工，显得很普通。”
赫鲁晓夫的女婿回忆说，很长时间以后，他“还会将书放到一旁，陷入沉思，回忆过去的时光，好像在自言自语一般。他对没有从工业学院毕业感到很后悔，总之他在学习上运气不是太好。问题是其他的事情总是让他没有时间认真地投入学习”。
这就是他对自己的解释，但他是否说服了自己则另当别论。然而，在30年代，他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与其他的普通学生不一样，他在波克罗夫卡大街40号的宿舍（后来的乌拉尔饭店所在地）有属于他自己的房间。尼娜·彼得罗夫娜回忆说，在她带着孩子与他住在一起时，“我们在走廊两端有两个房间。我们和小拉达睡一间，另一间住着尤莉娅、列昂尼德和马特罗莎——我们临时雇来的保姆”。
工业学院坐落于诺瓦娅·巴斯曼那亚大街，从赫鲁晓夫的宿舍有直达的电车，但是他坚持步行去上课。“我从来不坐电车。”他说。也许他对自己初次与公共交通打交道的经历还心有余悸，或是避免到电车里与他已经自豪地跳出来的“普通民众”挤在一起。
由于位于莫斯科及其重要的使命，工业学院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特别关注。《真理报》发表了学院党组织的决议，使其成为全国教育机构的典范。1930年4月，斯大林在学院发表了一次讲话，要求学院领导加快他们反对右派分子的运动。[20]关于工业学院政治的话题甚至还出现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通信中：1929年10月7日，斯大林写道：“我已经读过了工业学院党组织的文件。这个事情必须列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议事日程。”此外，斯大林年轻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21]是工业学院纺织品系的学生，他们在通信中也谈到了她在学习期间所了解到的情况。
对于像赫鲁晓夫这样出身的年轻人来说，能得到这些高层人士的关注可算是天赐良机了。“我在那里所起的作用很突出，”他回忆说：“中央委员会对我所有的活动都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名字逐渐为人所知的原因，我是一个党员积极分子，在工业学院里领导着一群共产党员与乌格拉诺夫分子、李可夫分子、季诺维耶夫分子以及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斗争。”
1929年秋天，这种斗争渐趋白热化。9月4日，一个名叫沃罗布尤夫（Vorobyov）的学生在一次党组织会议上承认他曾经支持过布哈林，并说出了其他几个有同样观点的人。当月晚些时候，学院党组织与鲍曼区党委一道谴责了所谓的“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并要求更高当局采取行动。（斯大林在10月7日写给莫洛托夫的信件中提到的就是这份文件。）11月4日，鲍曼区党委书记A.P.西林（A.P.Shirin）要求工业学院党组织加强警惕，他的警告得到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响应，赫鲁晓夫以极其尖刻的语言使他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学院党组织的会议记录上：“右派分子到处指责沃罗布尤夫背信弃义。但是党组织所作的就是通过了一个‘明智’的决议，将沃罗布尤夫驱逐出学院，而让其他所有的（右派分子）继续留下！！！现在是选举这样一个党委的时候了，就是要不再允许出现有关党的事务的错误谣言。”
很显然，这样一个党委应该将赫鲁晓夫包括在内。然而，当时斯大林主义并没有取得胜利。赫鲁晓夫的候选人资格多次被冷落一旁。他谴责各种各样变节的“右派分子”与“左派分子”，但是他自己也承认甚至不“记得”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右派分子、反对派、左右派分子、异端分子——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追求同一个政治方向的，我们的集团对它们都反对。”
工业学院里的右派分子从斯大林“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以及1930年春天强硬的莫斯科党委书记卡尔·鲍曼[22]的下台中得到了鼓舞，鲍曼是作为斯大林主义过激行动的替罪羊而被赶下台的。他们甚至成功地选举了自己的代表，参加5月份举行的区党代会。5月25日，鲍曼区的党委官员提醒卡冈诺维奇和《真理报》注意工业学院内出现的右派阴谋。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宿舍里的电话铃声响了，有人想见他。
“我在莫斯科没有什么熟人，我想不出来有谁会给我打电话。”他后来说。这说明他当时主要是忙于工业学院内的政治事务，没有更多的时间与外界交往。电话是列夫·麦赫利斯[23]打来的，麦赫利斯是一个特别卑劣的斯大林主义者，曾经做过斯大林的政治秘书，当时是《真理报》的编辑，后来在红军中供职，他运用手腕，保证有人向他告发“人民的敌人”。[24]赫鲁晓夫说，麦赫利斯派了一辆车将他接到了《真理报》办公室。在那里麦赫利斯给赫鲁晓夫念了一封从工业学院写来的信，控告某些人在选举一个右派代表团去参加鲍曼地区党代会中所采取的政治手腕与非法行为。麦赫利斯要求赫鲁晓夫在信件上签字表示支持。赫鲁晓夫说，他犹豫了，因为他“没有参与信件的起草”，也“根本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他还是签了字。“第二天，《真理报》在通讯栏中刊登了这封信。这真像是一声晴天霹雳，学院立即陷入一片混乱。课程停了下来，在党组干部召集的会议上，参加鲍曼地区会议的学院代表全部被取消资格。……我担任会议主席，参加了新的代表团。”
这起事件是一次考验。不管赫鲁晓夫在签字前是否真的犹豫过（还是他在很久以后针对当时的需要，考虑后才这么说的），反正他通过了此次考验。工业学院党组书记A.列夫恰金（A.Levochkin）谴责《真理报》的声明是“彻头彻尾的错误”，“抹黑了我们的政治路线”。两天后，赫鲁晓夫接替列夫恰金成为学院党组书记。
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党组会议很少讨论教学问题。相反，他们致力于惩罚被指控为右派分子的人，将他们清除出工业学院与共产党组织。他们运用各种方法逼迫被指控者承认自己有罪。赫鲁晓夫相信那些谣言与诽谤，但是对被指控者出于自卫而勇敢地说出来的让人心痛的辩解却充耳不闻。多年以后，他还坚持说这些措施（与接下来的血腥大清洗还是有所区别的）是根据“党组织的讨论与投票”作出的。但是，这些党组会议的语调与随之而来的政治迫害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1930年6月11日，一个名叫Iu.P.伯尔津（Iu.P.Berzin）的离莫斯科不远的一个地区的前党委书记承认，他过去认为“将布哈林排除出中央委员会是错误的”，现在他知道自己“完全错了”。起初，赫鲁晓夫对他承认错误好像感到很满意，但是随后伯尔津又犯了严重的错误，就是反击赫鲁晓夫：“至于赫鲁晓夫同志公开发表的声明，说我过去在服装工厂一直从事派系活动，说我与我原来是白军军官的兄弟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坚决否认这些指控，我宣布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谎言。”
赫鲁晓夫的指控是无情的，尽管他因与伯尔津的关系而有负罪感。更有甚者，他对逼迫伯尔津作出的供认不加理睬，他说：“应该强调说明的是，我们只是在强大的压力下才得到他的供认的。”[25]
赫鲁晓夫还指控另一位学生穆赫脱迪诺夫（Mukhitdinov）散布反革命谣言，侮辱党和政府领导人，曾经因为流氓行为被工厂开除，因为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被斯维尔德洛夫学院清除，还有其他几项罪名——所有的罪名都来源于穆赫脱迪诺夫一个同学的道听途说。与伯尔津一样，穆赫脱迪诺夫也勇敢地进行了反抗：“这是赫鲁晓夫对我的诽谤和侮辱。有关攻击斯大林同志的话是无中生有的谎言。”其他的党组成员都为他们的新书记辩护，他们中有一人还谴责穆赫脱迪诺夫胆敢“要求党组织为他的罪行提供证据”。赫鲁晓夫的反应是，几天后他给穆赫脱迪诺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他对党的不满开始于集体化时期……后来散布有关北高加索地区农民暴动的反革命谣言”。赫鲁晓夫认为，穆赫脱迪诺夫攻击了“中央委员会和我们党的领导人，斯大林同志”，为此他必须“作为不可救药的政治异端分子被清除出工业学院与党组织”。
赫鲁晓夫坚持清除“政治异端分子”的做法不久就为他在党组会议上赢得了大家的推崇。他所犯的唯一错误，还是在1927年的乌克兰，就是比斯大林本人还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对他的敌人有时还显得温和一些，偶尔还作出一些让步。1930年11月20日，赫鲁晓夫领导的党委对布哈林的错误进行批评。11月22日，《真理报》以一种较为积极的语气评价了布哈林的声明。在接下来的混乱中，工业学院党委又重新召开会议，讨论由赫鲁晓夫亲自起草的一份修改声明：“上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对布哈林同志声明所作的评价是不正确的，犯了极左的政治错误。此次会议特此作出更正。”
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仍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随着工业学院开始在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起到领导作用，”他后来回忆说：“我的名字在莫斯科党组织与中央委员会里也更加广为人知了。”他的名声越来越响，不久就取代了西林成为鲍曼地区党委书记，此人“刚刚一年前还反对我在第十六届党代表大会上的候选人资格。西林政治上太不成熟了。我肯定他在1930年投票反对我有他自己的原因，但是一切都过去了，我也渡过了紧要的关头。我作为党的工作者的前途现在看起来一片光明”。
第十六届党代会于1930年六七月间召开。由于不是正式代表，赫鲁晓夫只能以列席的身份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但是成为鲍曼区党委书记后，赫鲁晓夫猜想斯大林肯定一直在关注着他的进步。
让他相信这一点的是在工业学院学习的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从所有的记录来看，斯大林的妻子都是谨慎而优雅的，而赫鲁晓夫却正好相反。阿利卢耶娃深色的眼睛、深色的头发，她出生于1901年，比她的丈夫小22岁，是一个格鲁吉亚钳工的女儿。她父亲在革命前的地下活动中结识了斯大林。1917年，阿利卢耶夫[26]家搬到了彼得格勒，列宁曾经在他们家躲藏过一段时间。娜杰日达与赫鲁晓夫同一年加入共产党，即1918年，当时她17岁。在列宁身边做秘书工作一段时间后，她被派遣到了察里津，当时斯大林也在那里，是内战前线的一名政治委员。在那里他们相爱并结婚。战争结束后，她在《真理报》创办的《革命与文化》杂志社工作。1929年，在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瓦西里[27]和斯维特兰娜[28]后，她来到了工业学院纺织品系，学习化学，特别是人造纤维。
斯大林的妻子在学院里没有公开她的身份，但是赫鲁晓夫在成为党组书记后不久就知道了。他对她极为欣赏，她“从来不滥用和斯大林的关系”，从来不“因为是斯大林的妻子而享受什么优待”，从来不“坐小车来往于工业学院和克里姆林宫之间，总是坐公交车”。
阿利卢耶娃当时是党组的一名干部，与赫鲁晓夫有很多工作来往。他经常想：“她回家后肯定会向斯大林谈起我，斯大林会怎么评价我呢？”后来，在成为卡冈诺维奇的副手后，赫鲁晓夫被邀请到斯大林的乡间别墅里做客，斯大林说起了赫鲁晓夫很多在工业学院里的活动细节，这让他大吃一惊。
“我没有作出回答，”赫鲁晓夫后来说：“我始终一言不发：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担忧。我暗自想：‘他怎么会知道这一切的呢？’但是当时我看到他露出了微笑。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可能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我们党组织里的生活，并以积极的方式介绍了我作为党组书记所发挥的作用。”
再后来，当大恐怖夺去了那么多人的生命，而赫鲁晓夫却得以幸免时，他再次想到了阿利卢耶娃：
在以后的年代里，我居然还活着，而大多数和我同辈的人，学院里的同班同学，在党组织里一起工作的朋友，都被当成人民的敌人而丢掉了脑袋。我时常问自己，我是怎么幸免的？我确实忠诚于党，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也是忠于党的，而且他们也为维护斯大林总路线的斗争作出了贡献。我为什么逃脱了他们的那种不幸命运呢？我想部分原因在于，娜佳的汇报有助于斯大林决定对我的态度。我把它叫做我的彩票。当斯大林通过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观察我的活动时，我抽得了一张幸运的彩票。由于她，斯大林才信任我的。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有时攻击、侮辱我，有时对我作出鲁莽的评价，但他总是讲过就算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是喜欢我的。
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他多次表现出对阿利卢耶娃的仰慕。“她是个多么漂亮、绝伦的女人啊！”他若有所思地说。这很好理解，特别是当他听到她可怕的死亡消息时。在1932年纪念革命十五周年时，有报道说斯大林和他的妻子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发生了争吵。据说斯大林痛斥了她，并将燃着的烟头扔到了她的脸上，当天夜里，当听到她丈夫正在他莫斯科郊外的乡间别墅与别的女人睡觉后，她开枪自杀了。[29]
敏感的阿利卢耶娃也能欣赏粗俗的赫鲁晓夫吗？这种反向的推理是可能成立的。就像所报道的那样，如果斯大林的妻子对斯大林的一些政策感到恐惧的话，她可能对赫鲁晓夫在工业学院里对右派分子的追逼也感到遗憾。此外，如果她真的向她丈夫抱怨过什么的话，那么她在斯大林面前谈到赫鲁晓夫时可能只是谴责，而不是对他的赞赏。[30]
另外，赫鲁晓夫也别有用心地想利用阿利卢耶娃，使自己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得以生存并取得成功。至少有一点可以使他减少对卡冈诺维奇的依赖。[31]而且，抽得一张“幸运彩票”的想法在证明他认为自己终究会获得别人无法想象的高位的想法的同时，也减少了他自己在进入斯大林核心集团过程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娜佳在她丈夫面前为他唱赞歌的想法使得赫鲁晓夫内心充满着自豪感。“我感觉自己就像维尼钦科故事中的主人翁平亚一样。”
1930年，莫斯科被划分为十个区。鲍曼是最小的一个区，区域从市中心往东，而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区，其范围从市中心往西。在苏联中央集权的领导下，与市政府相比，区政府总的来说权力很小。但是区党委书记负责监督其所辖范围内的所有事情，从经济计划的完成情况到将右派分子清除出党。赫鲁晓夫对他的新职位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目标最终是难以完成的，区党委书记应该为完不成任务而负责。此外权力交叉的混乱状况使得其他的官员妨碍了他从事工作的能力。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位置特别适合赫鲁晓夫。挑战的严峻形势可以确保取得一点成功就说明是胜利，同时体制混乱的官僚环境可以使他插手所有的事情，让他的精力与欲望有充分的发挥空间。此外，他在更大的规模上运用了他作为政治运动清洗者的才能。“与右倾机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相关的事实”在人民铁道委员部、商业委员部、全联盟石油集团以及集体农庄中心被揭露了出来。鲍曼党委取消了俄罗斯联盟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党组选举结果，理由是“政治上的近视与压制自我批评”，解散了尼特罗根（Nitrogen）学院与莫斯科毛皮集团的党委班子；要求“青卫军”出版社选举新的党委班子，理由是旧的党委班子“没有对出版思想上反动的书籍采取措施”。
赫鲁晓夫没有忘记他对旧卫军学院右翼分子的怨恨。“在研究学院党组织清洗的指示时，”他在1931年鲍曼区党员大会上说：“他们说这是针对共产党中的最优秀分子，那些留下来的人将是十足的走狗。”作为回应，他指责他们试图“爬进并留在沼泽地里，等待更好的时机”。
与学院里敌人的较量还算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赫鲁晓夫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就不是那么裕如了。鲍曼区未能在计划完成上名列前茅，这部分是由于在全面工业化中很多轻工业与食品工业企业没有受到重视。但是经济成绩不够显著的结果并没有妨碍赫鲁晓夫在政治上青云直上的势头。
下一站：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在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中这里被奉为“革命区”，1905年曾发生过工人与警察之间具有历史影响的冲突。冲突的领导者被认为是最杰出的区党委书记。在选举赫鲁晓夫成为该区党委书记的市党委会议上，他被要求发表意见。
“主持会议的是卡冈诺维奇，”E.G.高雷娃（E.G.Goreva）（她当时是莫斯科党委中主管妇女工作的负责人）回忆说：“赫鲁晓夫被要求简要地介绍自己的经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讲话结结巴巴，经常将单词说错。‘他们真的没有发现为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挑选了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人吗？’我小声地对坐在我旁边的人说。我看到会议主持人正在向我摇手，意思很显然是说我不应该在会议上交头接耳。但是我错了。会议结束后，卡冈诺维奇把我叫了过去。‘我听到了你所说的一切，’他对我很严肃地说：‘如果想保住你的位置，你最好管住自己的嘴。’后来赫鲁晓夫也坦诚地证实了这件事。”
这还不是赫鲁晓夫唯一难堪的首次亮相。他作为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区党委书记所作的首次正式讲话太过冗长，以致他不得不让其他的代表代他念完其中的部分内容。他对经济问题进行了过分强调，为了显示他对纯粹的“专家治国主义”感到内疚。最让人感到不安的是，他宣布只是在卡冈诺维奇于1930年成为莫斯科党委书记后，才克服了“所有的过激行动与歪曲观念”，“开始实施了正确的路线”。很显然，赫鲁晓夫心里有过这样的看法，就是莫洛托夫除了是斯大林最亲密的同志外，这位卡冈诺维奇的前任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当时莫洛托夫已经是苏联政府总理了。
这两件事都说明赫鲁晓夫确实存在弱点。但是他在新的职位上干得很好，说明对他的提升还是正确的。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的经济局势比鲍曼区更为复杂。区党委会议主要讨论像工业与建设管理、为工厂提供原材料以及食品供应之类的问题。赫鲁晓夫将全区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以完成经济发展计划，并发展了新的党员，扩大了党员队伍。他组织了1.2万名工人加入到2250个“突击旅”中，突击旅是根据所谓的“递进分配制”运作的，就是在达到某一产量水平前付给工人少量的工资，然后当产量不断提高时才给工人分红。
对于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来说，当时“没有布尔什维克不能攻克的堡垒”。甚至一个对赫鲁晓夫基本上持反对态度的俄罗斯历史学家也对他在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所取得的成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赫鲁晓夫在1932年1月区党委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包含着他对各种干扰因素所作的惯常的抨击，但大部分内容还属于“一个认真的经济学家所作的报告，他对所讲的内容有着清楚的了解”。
虽然成为鲍曼区和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区的党委书记是权力攀升阶梯上的重要步骤，但是赫鲁晓夫被任命为卡冈诺维奇的助手才是真正的转折点。由于卡冈诺维奇身兼三个高级职位（莫斯科省委书记、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副手以及莫斯科市委书记），因此赫鲁晓夫实际上在莫斯科拥有绝对的发言权。此外，由于其重要性，首都党政机关受到斯大林本人的特别关注，莫斯科党委总部与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的办公地点中间只隔着两个门。
从那时起，斯大林正在关注赫鲁晓夫的想法就不再是天方夜谭了。与此同时，最终彻底放弃学业又让赫鲁晓夫感到特别不踏实：“虽然我对职位提升所带来的荣誉与责任感到洋洋得意，但是同时我也对未能毕业就不得不离开工业学院而感到惋惜。接手莫斯科市委的工作意味着要放弃我一直以来想完成高等教育的愿望。此外，就像我向卡冈诺维奇坦陈的那样，我对我在市委机构里肯定会遇到的困难感到担忧。但是我以实际行动证明了我能应付这些挑战。……”
“赫鲁晓夫的迅速提升让我很吃惊，”一位莫斯科官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是工业学院里的差学生。现在他是与卡冈诺维奇一起的第二书记。不过他是个十分愚笨但擅长阿谀奉承的人。”
给人愚笨感觉的赫鲁晓夫其实并不愚笨。但是他现在面临的挑战还是十分严峻的。首都新工业正在建造标志性的工厂，同时老企业要进行设备改造与扩建。城市内及其周围正在兴建一个巨大的军事—科技—工业联合体。到处都是新的建设计划（1931年有100家新工厂上马，同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还要改造300家旧工厂），莫斯科充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1931年，莫斯科新增人口41.1万（增长15%）；1932年人口增加52.8万，平均每天增加近1500人。在1928～1933年间，莫斯科人口总共增加了150万，增幅为70%。
根据预先设计的蓝图，莫斯科这个社会主义的样板城市将进行扩展。但是虽然1935年公布了莫斯科市建设的总计划，但其发展真的是杂乱无章的。住房与社会服务严重落后于工业的发展，这部分是由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拆除了很多的旧住房，而新住房的建造则赶不上拆除的规模。
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是像新地铁工程与庞大的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工程这样令人注目的项目。为了给所有新的建设计划让路，旧的标志性建筑都整个被推平，其中包括耶稣天主教大教堂、通往列宁格勒的凯旋门、基塔格罗德周围16世纪的砖墙以及斯列坚卡与萨多沃耶科尔索交界处17世纪建造的苏哈雷夫塔等。[32]
一位在1934年夏天访问莫斯科的德国作家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
街道被挖开，到处都是长长的泥泞小沟，上面铺着肮脏的木板供人通过，挖出的泥土堆得到处都是。整个城市处于一片混乱当中，满载的卡车装着瓦砾来回穿梭。到处可以看到正在建设中的地铁站周围的长长围栏。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随着铁锤的敲打以及单铲斗挖土机、混凝土搅拌机和发电机的轰鸣，脚下的大地都在震动。成千上万的人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勤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市里很少看到小轿车，街道上满是轻便的马车，上面坐着莽撞的车把式。只是在市中心，才可以看到一些大的很现代的有轨电车。
这就是赫鲁晓夫突然间接手的首都。在他第一次向政治局汇报工作时，他很显然有些紧张，不过这可以理解。莫斯科的工人阶级被认为是斯大林的掌上明珠，但是他们1932年却在挨饿。为了改善工人阶级的福利，斯大林“提出了养兔子做食物的想法”。赫鲁晓夫自然是“全力支持这个计划，并且热情地执行他的指示。几乎所有的工厂和车间都开始养起了兔子，以供他们自己的厨房之需。我们还推行了一个在莫斯科周围的地下室和沟渠里种蘑菇的计划。有一些部门作出了它们应有的贡献，但每次群众运动中都会出现一些坏蛋，有些工厂的负责人不支持这件事。我们发放定量供应卡时，碰到的麻烦更多。供应卡老是不够，诈骗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卡冈诺维奇要求赫鲁晓夫向政治局作一次汇报，说明他们正在采取的杜绝非法取得供应卡的措施。“我对这一任务感到有些担心，”赫鲁晓夫后来仍然记得：“我要向我们享有崇高威望的组织汇报，斯大林也将在场，并且要对我的汇报作出评价。对于这种情况，可以这样说，我的确有点害怕。”
汇报进行得并不顺利。他所采取的汇报他的上司们想听到的内容的策略——他已经为清除供应卡制度的各种弊端采取了全部措施，并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并没有取得完全理想的收获。斯大林常常说出一些事情来证明他汇报得太好，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养兔子和定量供应卡是斯大林有据可查的实情，他对莫斯科的生活情况很了解，知道赫鲁晓夫并没有说出全部的实际情况。
“别再吹牛了，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生气地说：“还有很多小偷，很多，不要以为你把他们都抓起来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政治局成员们之间相互窃笑的情景。斯大林是在打趣赫鲁晓夫，但是以善意的方式，并没有羞辱这位紧张的汇报者的意思。“斯大林的这些话是以父亲的口吻讲的，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不快。他说得对。过去我认为我们已经把定量供应卡的诈骗犯都抓起来了。斯大林几乎从不走出克里姆林宫的大门，但他什么都知道，还有多少小偷仍逍遥法外，他可能都知道！对此，我大为惊奇，于是斯大林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变得更高大了。”
赫鲁晓夫依靠他的才能克服了自身的弱点。“我必须用勤奋来弥补我经验的不足。”他后来说。或者就像当时为赫鲁晓夫工作的欧内斯特·科尔曼[33]所说的那样，他“依靠直觉、即兴发挥、大胆与神奇的天赋才能来弥补他在教育与文化素养上的差距（虽然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取得成功）”。
从理论上讲，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党的干部应该是总监察人，但实际上，他们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情事必躬亲。他们不光是行政管理人员，而且是苏联式的政治家与经理。赫鲁晓夫不是工业与建筑方面的专家，但他对那些为他工作的专家却很了解。从1933年夏天开始，莫斯科党的会议记录中充斥着十分琐碎的事情，从工业到交通，从住房到书记处工作人员的休假，无所不包。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这是一个充满激情、忘我工作的时期，我们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负责所有这些事情的巨大责任基本上都落到了我的肩上，因为卡冈诺维奇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莫斯科党组织以外的事情中去了。除了建造新的大楼外，在对最基础的市政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中也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莫斯科的公共厕所与排水系统已经早就过时了，市内没有自来水管干线。大部分街道是鹅卵石铺的，有些路根本就没铺过。城市运输大多仍旧是靠马车。这些事情现在回忆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当时的确就是那样的原始。”
欧内斯特·科尔曼1936年成为莫斯科共产党主管科学的副部长。虽然没有一个专职的工作人员，但该部监管着数以百计的科学与研究机构。“在这里工作需要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我们没有人有，也不可能有。”科尔曼回忆说：“由于当时每个人都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工作到凌晨，但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甚至有时可能是有害的。”卡冈诺维奇与赫鲁晓夫，这两位科学与文化上的外行执掌着莫斯科知识界的大权，这肯定不会有什么帮助。不过科尔曼记得，他们两人都是很和善的，至少在当时是这样：“两人都洋溢着朝气与乐观主义精神。他们经历过很多事情，显得与众不同。特别是卡冈诺维奇，他简直有着超人的工作能力。……卡冈诺维奇倾向于系统化，甚至是理论化。我还记得我和赫鲁晓夫参观综合科技博物馆以及最新苏联发明展时的情景。他就像个孩子一样，他看到‘会说话的机器’时大喜过望，其实就是一种磁带录音机，我们都说了几句话，我的妻子卡蒂娅（Katia）唱了一首歌。”
赫鲁晓夫和卡冈诺维奇“当时都还没有被权力冲昏头脑”，科尔曼说：“两人都很朴实直率，待人就像同志一样，两人都很容易接近，特别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他有着‘博大的俄罗斯胸怀’，总是就他不懂的科学问题不断学习，请教我和他的下属，对此他从来没有感到难为情。即使是不擅长与人交往的卡冈诺维奇，当时也不像后来那样严肃。他待人还是很和气的，不像后来因模仿斯大林而变得声名狼藉那样，耍阴谋诡计、动不动就大声呵斥人。”
有一次，科尔曼提及列宁所说的将煤炭进行地下气化的事情。赫鲁晓夫对解决经济问题的超自然力量有着特别的爱好，“他一听到这一想法就十分狂热。他决定派我去顿巴斯熟悉气化工艺，日后好引进到莫斯科地区。虽然我表达了我的不同意见，建议派这个领域内的一位专家去，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科尔曼带着他的妻子出发了，他考察了地上与地下的气化工程，回来后写了一份关于顿巴斯气化工程的报告，他后来说，顿巴斯当时的气化工程“并不十分理想”。但是赫鲁晓夫并没有因为他的警告而改变决定（这是他的又一个典型的反应），下令在莫斯科附近上马同样的气化工程。
还有一次，科尔曼陪同赫鲁晓夫和其他两位高级军官去莫日艾斯克（Mozhaisk）镇附近视察一个绝密设施。设施处于森林深处，由一小队卫兵把守着，是“一处木质棚屋，有三四米长，没有窗户，但照明条件很好”。棚屋的一头有一架巨大的科研仪器，另一头是一个笼子，里面有一只大耗子。当这架仪器的发明者按下操纵杆时，“那只可怜的耗子身体翻转过来，小腿向空中伸着，去见了上帝。发明者用一种不是很坚定的语气向我们解释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向动物心脏发射了某种射线或光束。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热切追问下，他承认将射线的发射距离增加到三四公里需要10万倍的能量，因此现在还不能用于军事目的”。
科尔曼说，他们在棚屋里看到的表演很有可能是一个骗局，耗子实际上是被电击而死的。作为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后来的行动证明他是特别抵制军事采购请求的，但是他却抵制不住高技术武器的诱惑。他对这个计划的怀疑也反映了他的另一面，这使他后来因为反对唯智力论而名声不佳。他的这种两面性反映了他对高等教育爱恨交织的情感，他坚持认为这些高等教育的东西让他搞不懂，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没有努力去搞懂高等教育。
在赫鲁晓夫负责的所有建设建筑项目中，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莫斯科地铁工程，这是一个以典型的斯大林方式建造的项目。此外，由于遇到并克服了这种难以想象的挑战，并因此而得到了巨大的回报，赫鲁晓夫从此对创造莫斯科地铁工程奇迹所运用的技术方法十分迷信。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技术方法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莫斯科地铁工程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昂贵的工程——但这并不是因为莫斯科人真的需要它（如果地铁工程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的福利水平，那些地面交通也许有着更高的效费比，而且当时还没有足够的资金去修建人们的住房及各种服务设施），而是因为这可以满足大国的目的。在战争时期，这种史无前例的深地隧道与车站可以用作躲避轰炸的避难所。同时这还可以向世人显示社会主义真的是未来世界发展的方向。为了达到这种双重目的，任何高昂的代价都是值得的：光1934年就投入了3.5亿卢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用于全国消费品的资金只有3亿卢布），难以计数的大理石、青铜制品以及其他昂贵的材料（其中有一些肯定是从教堂里没收来的）投入到了地铁车站内，车站内装饰着雕塑、彩色玻璃与马赛克。
莫斯科地铁工程虽然从1931年就已经开工，但只是在赫鲁晓夫成为莫斯科的掌权者之后才紧锣密鼓地大兴土木的。1934年11月7日，第一条地铁线投入运营，以纪念俄国革命的胜利。赫鲁晓夫在尤索夫卡的经验帮助他认识到了封闭式隧道建筑的好处。但是“当我们开始建造时，”他后来说：“对于这样一个工程究竟需要做些什么，仅仅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因为我们对此没有什么经验。我们把建造地下铁道几乎当作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想今天考虑进行宇宙航行可能还要比30年代早期我们打算在莫斯科建造地下铁道容易得多。”
尽管对地下铁道一无所知（也许正是因为此），然而赫鲁晓夫还是不顾一切地承担起了巨大的风险。他和莫斯科市长尼古拉·布尔加宁[34]无情地驱使着七万多名工人没日没夜地工作着。有一次，他们要求工人不间断地连续工作了48个小时，并无视工程技术人员提出的隧道或者隧道上面的建筑物可能坍塌的警告。终于，可怕的事故发生了，其中有地下火灾与灌水，但是在关于地铁项目充满狂热的记录里，这些事故只是为伟大事业服务的英雄主义事迹而已。
在地铁项目建造期间，赫鲁晓夫和他的下属一样，也是拼命地工作。“虽然我的正式工作是在市委员会里，”他回忆说：“但80%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地铁工程中。我总是从竖井里去莫斯科委员会上下班，早上我从离我居住的地方不远的竖井下到隧道里，然后再从离市委办公大楼不远的竖井爬出来。我很难描述当时我的一个工作日有多紧张。我们都是尽量少睡觉，这样我们就能将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我们的事业中去了。”
地铁工程没有在1934年11月的最后期限全部完工。但是1935年5月1日当第一列火车从索科尔尼基开向库尔图里公园、从科明图恩大街（后来的加里宁斯卡娅大街）开向基辅车站时，赫鲁晓夫就在车上，与卡冈诺维奇一起享受了这项宏大工程所带来的荣耀，莫斯科地铁工程以卡冈诺维奇的名字命名。一位地铁工程师这样写道：“在人的一生中，有一些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会突然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思考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认为自己知道的所有简单的事情。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会对以前认为很当然的事情与现象充满爱意。赫鲁晓夫同志和我谈话的那天就属于这样的日子。”
因为在地铁建设工程以及在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制造精密电子设备的工厂建设中所起的作用，赫鲁晓夫获得了他向往已久的列宁勋章，他还因此成为莫斯科省的第一书记。他对所有这些荣誉的感激之情又是怎样的呢？“列宁勋章设立于1930年，”赫鲁晓夫记得：“我想我是第110位获此殊荣的人。这就是说，在五年的时间里，总共只有110人获得过列宁勋章。这说明了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我觉得就应该如此：奖励中所包含的荣誉和价值越高越好。后来，列宁勋章开始被更加普遍地授予了，从而也就失去了它的重要意义。”
1935年赫鲁晓夫成为了苏联新闻短片的主角，这种权力与权威的感觉与他1932年时的惴惴不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短片记录了他视察一座通往基辅地铁站的新莫斯科河流大桥时的情景。赫鲁晓夫乘坐的是一辆宽大的黑色轿车，身后跟着一大帮随从。他戴着鸭舌帽，身穿长长的黑色大衣（身后紧紧地跟着保卫人员），向列队的工人们挥手致意。他爽朗地笑着，然后与大家一一握手。由于他到来的时候正赶上惯常的吸烟休息时间，因此画面上的所有人不是手上夹着，就是嘴里含着香烟——除了自我克制的赫鲁晓夫以外。他坚定地走过大桥，不时地对着左右发号施令，然后钻进他的黑色轿车里，扬长而去，后面是几辆其他的黑色轿车。
在他离开前，摄像机聚焦在他的双眼上。赫鲁晓夫的双眼显得特别明亮，具有穿透力，正完全专注于所看到的一切。这双眼睛也给谢尔盖·赫鲁晓夫一个儿时的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在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见到谢尔盖的父亲的。这位朋友对赫鲁晓夫其貌不扬的外表与他双眼里流露出来的炽热情感之间的反差感到很吃惊。“如果你想了解赫鲁晓夫是如何成为如此一个强力人物的，你只要看看他的眼睛就明白了。”
另一个1935年的新闻短片记录了赫鲁晓夫视察莫斯科第12幼儿园时的情况，这个幼儿园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当赫鲁晓夫和他的随从们到达时，所有的东西都被放置得井井有条，孩子们穿着漂亮的衣服，正在喝茶。他和他所有的随从都穿着白色的工作服，他里面是一件深色的衣服，其他人好像都穿着制服。赫鲁晓夫检查了一张小椅子，将椅子翻转在手上，看看是如何制造的，然后看了一双很小的童鞋。当他挥手告别时，那张和善的城市父母官的脸上露出了颇具感染力的微笑。他的微笑也同样征服了一家电灯工厂工人的心，赫鲁晓夫在那里对党的积极分子发表了一次演讲。身穿斯大林风格的短袖束腰大衣，双手像乐队指挥似的不停地挥舞着，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显得完全的放松。在演讲过程中，他不时地与听众进行着非正式的交流，很显然他对自己巧妙的回答颇感得意。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早在3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太快作出决策与喜欢走极端的倾向就给他带来过麻烦。他驱使斯塔汉诺维特工人超额完成定额的做法就遭到了上级的批评，谴责这是“盲目追求记录”的做法。1934年，有人给赫鲁晓夫捎了一个口信，让他给一个电话号码回电话，他想起这是斯大林家里的电话。斯大林和他谈了关于公共厕所的问题。“显然人们到处寻找，却找不到地方大小便。”斯大林说：“这样下去不行。这种状况使市民们很狼狈。你和布尔加宁商量一下，采取措施改善这种状况。”[35]
虽然赫鲁晓夫不是拆除莫斯科旧房屋的主要推动者，但他也没有反对。“我们砍倒树木，”他在1937年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为的是重建莫斯科，这样莫斯科将成为真正的首都，而不是一个村庄，为的是结束人们认为莫斯科只是座大村庄的看法。”
“一些布尔什维克流下了眼泪，”他在1937年一次市党员大会上说：“‘看看你们正在推倒的是什么！’他们说。但是我要说的是，当他们为此流下眼泪时，他们就像樱桃园里的主人翁。……我们不能以整个城市的利益为代价去迁就那些生活在小片土地上的人。”
斯大林对他的莫斯科下属拆毁旧房屋的做法给予了鼓励，但是当听到人们的抱怨时，他还是对他们进行了批评。一天，著名的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S.雅科夫列夫[36]在与斯大林办完公事后逗留了一会儿，两人闲聊了起来。斯大林问现在莫斯科市民都在谈论些什么，由于看到他心情不错，雅科夫列夫才敢说人们对大面积毁坏莫斯科的绿地感到不满，因为斯大林“不喜欢树木”。斯大林告诉雅科夫列夫，他批评过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他曾经向他们指出过一些不起眼的灌木丛。“我告诉他们……这种绿化是不需要的。但是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理解了我的意思，他们的做法正应了一句老话‘你让一个傻子去做祈祷，他就会在地上磕破额头。’”
“是这样吗，莫洛托夫？”斯大林问站在旁边的总理：“不管他们做什么，到头来受批评的总是我们。”
在1934年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后，斯大林这位独裁者不久便开始了对那些敢于反对他的人的秋后算账，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一次称赞“我们的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发言，并将“莫斯科党组织建立在纪律与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归功于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卓越的忘我领导才能”。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处决。[37]其后斯大林很显然在没有与全体政治局成员协商的情况下颁布了一项法令，加快了对宣称与恐怖主义行为有关之人的处理程序，他下令只要涉及类似案件，可以“立即”处以死刑。根据这项法令，数十起与基洛夫谋杀没有任何关系的“反革命罪犯”被很快审判，并立即执行了死刑。1935年1月，中央委员会的一封秘密信件呼吁党组织清除所有隐藏在党内的反动派。接下来是一阵逮捕浪潮，这就是后来在劳改营里为人们所熟知的“基洛夫风潮”。数以万计的人（主要是原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商人以及公务员和他们的家人，但是也有工人和农民）被驱逐出列宁格勒，也有一少部分人被驱逐出莫斯科。1935年莫斯科进行了一次党内清洗，结果接受审查的党员中有7.5%被开除出党，他们很多是原来的机会主义者，但是也有一些则是普通的共产党员。[38]
1935年1月，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17人在莫斯科受到了审判，指控他们组建了一个与基洛夫被杀有关的莫斯科中心。他们当时暂定被处以五到十年徒刑。后来的事实说明，1935年1月至1936年8月这一段时间是风暴之前的平静期。一个主要由布哈林起草、包含有着民主自由与权利所有方面的新苏联宪法颁布了，布哈林认为新宪法中的部分内容也许真的会得以实施。然而与此同时，斯大林却在秘密准备着一个对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被认为是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中心的人的新的审判，此次是逼迫他们承认曾经参与策划对斯大林和基洛夫的谋杀。
新的审判于1936年8月19日开始，地点是前诺贝尔俱乐部的蓝白舞厅，即现在商会大楼里的十月厅。主起诉人安德烈·维辛斯基[39]要求“将这些疯狗处决——一个也不留”。当然，他们一个也没有逃脱被处决的命运，尽管为了得到他们的供认，斯大林曾亲自向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承诺，他们的生命以及他们家人和支持者的生命会得到保证。
在审判之前、期间以及其后，赫鲁晓夫都是斯大林路线最起劲的鼓吹者之一。他告诫莫斯科党的工作人员要“以对敌人的痛恨、对反革命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分子的痛恨、对右派异端分子的痛恨以及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热爱和对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的热爱，教育广大群众”。在审判结束前的三天，他要求处死季诺维耶夫与加米涅夫：“任何一个对我们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对我党在伟大的斯大林同志领导下所取得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的人都会发现，对于这些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集团唯利是图的法西斯走狗，我们只有一句话，就是处死他们。”
1937年1月又进行了另一次公开审判。[40]此次赫鲁晓夫在红场面对瑟瑟寒风中的大约20万莫斯科市民发表了一次演讲，呼吁血债血还：“托洛茨基集团只是一帮间谍与唯利是图的刽子手、异端分子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帮凶。卑鄙下流的托洛茨基派的堕落者身上散发着腐败的恶臭。”“犹大式的托洛茨基及其帮派”最卑鄙的罪行是“向斯大林同志伸出了罪恶的手……斯大林同志是人类崇高进步事业的灯塔。斯大林是我们的旗手！斯大林是我们的意志！斯大林就是我们的胜利！”[41]
在斯大林审判以及后来处决布哈林与李可夫前，季诺维耶夫与加米涅夫被逼将两人牵涉到他们的罪行中，两人必须先被驱逐出中央委员会。虽然布哈林和李可夫在1937年2月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试图为自己辩护的声音被压制了下去，但由36名成员组成的决定他们两人命运的委员会发生了意见分歧，一些人赞同先审判后处决（甚至有一部分人认为审判也是多余的），但是还有一些人倾向于从轻发落。[42]赫鲁晓夫在全体会议上的唯一发言只是关于一个无关痛痒的日程问题，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做准备。在那些阻断布哈林生命之路的人中，赫鲁晓夫算是比较克制的一个，他对审判布哈林和李可夫投了赞成票，但认为不应预先设定死刑。[43]
此时，大清洗的步伐加快了。接下来被整垮的是红军军官们，其中包括像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44]元帅这样的天才将军。当希特勒进攻苏联时，人们痛苦地想起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陆军与海军副人民委员扬·加马尔尼克[45]被选举进莫斯科党委委员会前，赫鲁晓夫曾给他做过担保。七天后，当《真理报》揭露加马尔尼克是“托洛茨基分子”时，赫鲁晓夫宣布加马尔尼克的当选证明了“这个敌人对自己进行了罪恶的伪装，从事的阴谋颠覆活动隐藏得很深”。
大批斯大林的亲信在各省的政坛上崛起。只有在安德烈·日丹诺夫[46]的列宁格勒、贝利亚的高加索以及赫鲁晓夫的莫斯科，才是第一书记负责监督清洗工作。尽管让大众普遍憎恨前克里姆林宫的同事是令人厌恶的一件事，但要鼓励因为恐惧而近乎疯狂的普通党员相互指责则是更糟糕的事情。然而，这正是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这不是一场公开的斗争，”他在1937年5月莫斯科市党员大会上警告与会代表们说：“在公开的斗争中，子弹是来自敌人一方。而我们现在所要斗争的对象就坐在你的身边，他们对我们的成功与我们党所取得的成就也会大加称赞，但就在同时他们会偷偷扣动口袋里的扳机，等待时机向你射出罪恶的子弹，就像他们对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所做的那样。”对待这种叛徒的办法就是“痛揍他一顿”，然后再“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揭露出来的无可争辩的证据面前”玩味他的招供词。
“这些恶棍必须被打倒，”赫鲁晓夫在1937年8月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打倒一个、两个，或者十个恶棍，我们就可以为成千上万的人解除隐患。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双手坚决不能颤抖，我们必须为了人民的利益从敌人的尸体上碾过。”
赫鲁晓夫协助逮捕并消灭了他自己的同事与朋友。在莫斯科市委和省委党组织的38名高级官员中，只有三人得以幸免。在莫斯科地区的其他城市与地区的总共146名党委书记中，有136人，用后斯大林时代的委婉词来说，“被镇压”了。在1937年5月选举进入莫斯科市委员会的63人中，大概有45人被消灭。在莫斯科省委员会的64名成员中，有46人消失了。
赫鲁晓夫的两名个人助手，拉比诺维奇（Labinovich）与芬克尔（Finkel），遭到逮捕。S.科日特尼（SeryonKorytny）也被逮捕，他第一次与赫鲁晓夫一起共事是在基辅。一个名叫马尔哥林[47]的人在基辅时曾帮助过赫鲁晓夫，与他一起在工业学院学习，后来代替他成为鲍曼区党委书记，并在莫斯科市委机构里担任他的助手。“总而言之，”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几乎所有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遭到了逮捕。”
按照程序，清洗行动必须得到赫鲁晓夫签发的逮捕令。每个地区的党委书记必须对其下属的抓捕与审判进行授权，此外党委书记与当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及当地的检察机关一起被并称为所谓的“三驾马车”，他们拥有在不经过任何上诉的情况下执行死刑的权力。起初，内务人民委员部需要得到事先的同意才能逮捕党员，并对他们作出裁决。后来，警察头目在裁决作出前就草签命令，然后再征求他的同事们的意见。[48]
在某些案件里，赫鲁晓夫起着更为直接的作用。1937年6月27日，政治局确定了在莫斯科市与莫斯科省抓捕3.5万名“敌人”的定额，其中要执行枪决的大约有5000人。赫鲁晓夫要求将现在生活在莫斯科的大约2000名前富农消灭，以部分完成规定的定额。1937年7月10日，他向斯大林报告说莫斯科省市已经逮捕了大约41304名“罪犯与富农分子”。在同一份文件中，他自己圈定了8500名应该执行死刑的“第一类”敌人。
一位采访过当时幸存者的历史学家说，赫鲁晓夫在帮助他的朋友与同事方面做得很少，或者根本什么都没有做。[49]不过，他的确帮助过李可夫21岁的女儿纳塔利娅（Natolia）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尽管后来在赫鲁晓夫1938年离开莫斯科，前往乌克兰后，她被逮捕并在牢狱中度过了18年的时光。此外，虽然他在欧内斯特·科尔曼的姐夫被捕后要求科尔曼辞职，但他还是为科尔曼找到了新的工作。但是赫鲁晓夫不能也不会阻止甚至是他最亲密、最信任的同事被逮捕和枪决。[50]
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与伏罗希洛夫签署了数以百计的长长的死刑名单，为了在他们的主子面前摇尾乞怜，他们对受到镇压的人大多是胡乱编造罪名。我们可以认为，在缺乏真凭实据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签署的死刑名单与编造的罪名相比较而言要少些。[51]秘密警察头目叶若夫和贝利亚知道莫斯科所有的杀人场所：最高军事法庭委员会的死刑地下室；克拉斯诺普雷斯纳斯基区的瓦甘科夫斯科公墓，在那里泪流满面的囚犯为他们自己挖掘了坟墓，然后满身酒气的卫兵将他们赶了下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科穆纳尔卡国营农场，农场位于城市以南，后来狗在地下用嘴巴拱开了泥土，寻找被害者的尸体；顿斯科伊修道院的市立火葬场，那里有数以千计的尸体被化为灰烬后埋到了一个大坑里，上面铺上了沥青。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虽然赫鲁晓夫需要负责监督莫斯科的囚犯，但这些杀人场所并不属于他权力所及的范围。但是不管怎么说，即使他在回忆录中极力掩饰这一点，赫鲁晓夫在大清洗的记录中还是难以逃脱被谴责的。
赫鲁晓夫承认他曾经“偶然间窥见到了”大恐怖的核心运作内幕。在1937年5月莫斯科党代会期间，他提名一位颇受尊重的军队政委加入市委委员会。这位候选人刚受到了雷鸣般的掌声，突然“我接到了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通知：‘不惜一切手段将此人拉下来。他不可信。他与人民的敌人有联系，即将被逮捕。’我们服从了这一指示，搞垮了这位候选人，但是这引起了所有代表的不安。就在第二天晚上，那位政委被捕了。”
还有一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道类似的命令来得太晚了，尽管赫鲁晓夫尽力操纵，然而还是没有能阻止雅麦利安·雅罗斯拉夫斯基[52]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当选。“这道命令对我来说太难了。”赫鲁晓夫坚持这么认为，但是更为严厉的是一位他尊敬的人给他来了一封信，指责他处理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方式。“我不能向她解释我只是在服从命令。”
当“应被驱逐出莫斯科人的名单汇总到一起时”，赫鲁晓夫后来说，他不“知道这些人要被送到什么地方。我从来也没有问过。如果没有被告知，你只要服从命令就可以，这就是说这件事与你无关。这是国家的事情，你知道得越少越好”。
在另一次党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宣读一份决议草案，代表们都拼命想通过相互指责异端与叛变来挽救自己的性命。“情况真是太糟了，”他后来评论说：“决议草案中充满了对人民的敌人的谴责。决议要求我们始终紧握锋利的大刀，随时准备砍向敌人，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些敌人都是他们编造出来的。我不喜欢这份决议，但是我的处境也很为难。我还能做什么呢？”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时“我们不知道那些被捕的人被处决了，我们认为他们只是被关进监狱，只要服满他们的刑期就可以出来了”。[53]
作为政治局的候补委员，赫鲁晓夫有权收到所有送交政治局的文件。但是他坚持说，事实并非如此，“我只能得到那些斯大林指示我需要注意的材料。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与人民的敌人相关的材料：他们的证词，一大堆所谓的交代材料”。赫鲁晓夫声称他对这些材料的真实性没有任何怀疑。毕竟，“这些材料都是斯大林亲自交给我的。”
在这些材料中，赫鲁晓夫记得最清楚的是有关他最亲密的朋友被捕的事。相信与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没有什么关系的人是叛徒是一回事，但事涉伊奥那·亚基尔（IonaYakir）与塞米扬·科日特尼（SemyonKorytny）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亚基尔将军曾经是他在基辅时的朋友。他们在赫鲁晓夫到莫斯科后一直保持着联系，因为亚基尔的妹妹嫁给了赫鲁晓夫的同事科日特尼。“亚基尔不管什么时候来莫斯科，他总要去他妹妹那里。”赫鲁晓夫回忆说：“我们会一起到科日特尼的乡间别墅去。”
在内战期间，亚基尔亲自处决了几位白军指挥官。他在乌克兰的农业集体化与大饥荒中没有什么过失，但是在警察开始抓捕他亲密的同事时，亚基尔坚持去狱中看望他们，他甚至在伏罗希洛夫与斯大林面前质问他们犯了什么罪。这样他就使自己的名字被列入了清算的花名册中。
到了1937年5月，随着他周围军官中间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本人也已供认了自己的叛国罪行，亚基尔肯定因为担忧而几近疯狂了。可以想象，当他与亲密的朋友在莫斯科的乡间别墅边散步时也没有向赫鲁晓夫透露自己的担忧，在那种人人自危的可怕时期，甚至是亲密的朋友也不能相互信任。赫鲁晓夫说，后来过了一两天，突然间“亚基尔成了叛徒，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以前斯大林很尊重亚基尔，但是突然之间亚基尔和他的整个集团怎么就成了人民的敌人呢？”不过，赫鲁晓夫说：“当时我们还没有想到他们是造谣诽谤的牺牲品。……当时所有的指控都不会引起我们任何的怀疑。”
第二天，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草签了自己的意见，要求中央委员会委员批准将亚基尔驱逐出党，并将他的案件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我，尼基塔·赫鲁晓夫，对政治局的提案投了赞成票。”即使他最终能向自己证明亚基尔是有罪的，他当时这么做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我感到很为难，”他后来说：“首先，我同情他。但其次，他们可以把我也牵扯进去，他们会说亚基尔在被捕的几个小时前还在赫鲁晓夫家里，他在那里过的夜，他们在一起散过步，肯定说了些什么事情。”[54]
至于科日特尼，他在压力之下崩溃了，心脏病发作，被同意送医院治疗。在警察将他带走的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去看望过他。至于他的案件也一样，赫鲁晓夫坚持说：“我也设法找到了答案。虽然我认为科日特尼是最诚实与无可指责的人，但毕竟亚基尔已经证明是‘一个变节者、叛徒与法西斯的帮凶’，而科日特尼是亚基尔最亲密的朋友。……因此很可能是我错了，他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
赫鲁晓夫的女儿尤莉娅说科日特尼是赫鲁晓夫知道的很多无辜者中的一个。赫鲁晓夫自己在他的助手拉比诺维奇（Rabinovich）与芬克尔（Finkel）的案件上也差不多有同样的看法：“我甚至不能想象这两个我如此熟悉的人会真的是‘人民的敌人’。但是有‘确凿的材料’（大概是他们签字的供状）证明他们所犯的所有罪行，我没有义务反驳这些材料。”在马尔哥林的案件中，他将他的卫兵们召集在一起，对他们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我简直不敢想象马尔哥林是人民的敌人。”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还有一处提到了他称为叛徒的那些人：“现在说这话也许有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是同情他们的’。但是当时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不仅没有在内心里对他们表示同情，反而对他们感到愤怒，因为我们当时都抱有这样一种信念，即斯大林是不会有错的。”
但是要说当时他对宣称的叛国者表示同情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因为有如此想法就意味着他是在知道实情的情况下惩罚那些无辜的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他不仅坚持认为他们有罪，而且还尽量找理由来证明他的做法的正确性。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提到的事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以前一位传记作家认为“对于所有的事情，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都难以置信”。实际上，要想理解赫鲁晓夫身上存在的令人吃惊的欺人与自欺混合并非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到了1937年，遭到指责与逮捕的党员已经波及了所有的级别，党员们痛苦地相互指责自己的同事。由于他的很多下属已经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者扳倒，赫鲁晓夫肯定会推测下一个可能会轮到他自己。在一次高级领导人都得“重新选举”的党员大会期间，马林科夫的内战历史突然引起了代表们的怀疑。赫鲁晓夫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挽救了他，但是就在会议前夕，赫鲁晓夫曾向卡冈诺维奇坦白过他1923年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关系。
卡冈诺维奇听到赫鲁晓夫的坦白后脸色苍白（知道赫鲁晓夫的所有罪行都是他自身记录中的污点），于是催促他向斯大林说出这些事情。斯大林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赫鲁晓夫，只是简单劝告他在党员大会上不要提及这件事。但是莫洛托夫，当时就在斯大林的旁边，认为赫鲁晓夫最好还是在公开场合坦白，斯大林点了点头。“是的，”斯大林说：“最好还是说出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他们可以用此事纠缠你，他们会不断地质问你，也会不断地给我们写来报告。”
赫鲁晓夫是多么的幸运啊！突然之间，一直痛苦地折磨着他的历史隐痛简单地化成了“纠缠”与“报告”。由于事先得到了一位握有实权者的保证，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供认了他的犯罪行为，并补充说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以及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已“知道我犯的错误”，但他认为有必要让“我们的莫斯科党组织也知道这件事”。不出所料，他的“坦白”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并立即被重新选入党委，这一结果“进一步增强了我对斯大林的信任，让我进一步相信那些被逮捕的人真的是人民的敌人”[55]。
不过，斯大林给他的东西同样还可以拿走。有一次在克里姆林宫内散步的时候，斯大林告诉赫鲁晓夫，最近被捕的邮电与电报人民委员尼古拉·安季波夫[56]告发了他。斯大林看着赫鲁晓夫的眼睛，等待他做出反应。“我想，刚好当时我的眼睛里没有流露出任何与安季波夫有关联的神色。如果他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就会在当时当地成为又一个新的人民的敌人。”
保护自己是容许的，但为其他人就不一样了。拒绝签署死刑命令意味着赫鲁晓夫和他的家人的迅速消亡。就像后来问到赫鲁晓夫是否签署过死刑名单时莫洛托夫所说的那样：“他当然签了。否则他就不可能得到提升。任何明白人都能看出来。”
那些不太知名的官员都逃离了莫斯科，设法躲到了农村。托姆斯基、加马尔尼克以及其他一些人则在面临逮捕时自杀了。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57]是唯一一位显然不愿按斯大林的旨意办事而自杀的高级领导人（他曾经忠诚地跟随斯大林多年）。[58]但是赫鲁晓夫追求的东西还有很多。1937年他在首都莫斯科的生活中已是无处不在。1935年，他在各类大小会议中做过64次讲话，1936年，讲话次数至少达到了95场。在1936年12月5日通过红场的游行队伍中，游行人群举着斯大林和其他最高领导人的肖像庆祝新的斯大林宪法的颁布。
此时的新闻短片记录了赫鲁晓夫的进步以及他对此感到的明显满足。在诺沃德维奇公墓的一次葬礼上，摄像机捕捉到了他与布尔加宁窃窃私语并对自己的玩笑窃笑的情景。他们两人都是年轻气盛，精力充沛，对生活充满信心。在另外一次葬礼上，赫鲁晓夫与更高级的领导人站在一起，斯大林穿着他那标志性的紧身短大衣，他那冷冷的摄人心魄的目光环视着整个场面；莫洛托夫看上去则跟花花公子差不多，穿着考究的套服，打着领带，胡须经过精心的修理，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戴着夹鼻眼镜；赫鲁晓夫穿着白色的高领绒衣，翻着厚厚的下嘴唇，长长的鼻子显得不是很挺拔，他的眼睛像黑黑的煤球，不时地扫向斯大林所在的方向。[59]
即使是在公开演讲时，赫鲁晓夫也能体现出他的随和与热情，能与听众进行直接的交流。在一个被拍成电影的场合，他谦逊地向听众们道歉，因为礼堂里太热了，友好地接受了坐在第一排的一个老妇人的指责，然后露出害羞但调皮的笑，好像是说：“那你有什么办法呢？”他嗓门奇特的高，讲起话来就像唱歌一样，这与他那张圆圆的胖脸很不符，但是他在空中挥舞右手与拳头的样子颇有斯大林的风格。“如果是叙述自己的事情，”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可以是个很好的演讲家。我可以在没有稿子，甚至没有提纲的情况下娓娓道来。”有一次，他被要求在基洛夫后面发表演讲，他感到有些紧张，因为基洛夫是以卓越的演讲家而闻名的。但后来卡冈诺维奇还是向他表示了祝贺：“太棒了，你讲得很好。斯大林也注意到了。他说：‘跟在基洛夫后面演讲很难，但赫鲁晓夫做得不错。’”
赫鲁晓夫有很严重的斯大林崇拜情结。他特别羡慕斯大林所表现出来的素质，并努力加以培养。从一开始他就对斯大林“思想的清晰与言辞的简洁”十分佩服。后来，由于他能从更近的角度观察斯大林，“我对他的崇拜与日俱增。我为他在30年代中期的政治局会议上所体现出来的耐心及对他人的同情心所折服”。
这些颂词也可能是赫鲁晓夫在回顾往事时抛出的欺人与自欺烟幕的一部分。不过，其中也包含着真实的成分。斯大林拥有旺盛的精力与坚定的意志。他能将复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简化为似乎很简单直接的演绎推理的方法，这对于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颇具吸引力。将过分自负的自我主义巧妙地掩盖起来，斯大林可以让人感觉他很诚实与直率。很多年后，甚至在赫鲁晓夫对他的前领袖加以谴责后，他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也有这样的看法，即赫鲁晓夫“很羡慕斯大林”。
作为卡冈诺维奇的副手，赫鲁晓夫从1932年秋天开始至少到过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办公室两次（一次持续了35分钟，另一次40分钟），而在1934年4月1日至5月18日，这位独裁者的办公室工作记录中保留着赫鲁晓夫四次访问的材料（时间从半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不等）。在中央委员会成员有权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赫鲁晓夫对他所崇拜的偶像也认真加以观察，但他更看重与这位领袖的非正式会面。“有时斯大林会让人给我和布尔加宁打电话，让我们陪他一起去剧院。我们总是聚精会神于他所讲的一切，并努力照着他建议我们的那样丝毫不差地去做。”更好的就是被邀请到斯大林的乡间别墅去度周末：“斯大林总是让我和布尔加宁坐在他的身边，在席间也给予我们细致的照顾。他喜欢说：‘情况怎么样，我们的父母官？’”
这就是天堂！“由于对他的崇拜，我不习惯在轻松的气氛中与他在一起；在我面前是一位非凡的人物，而他却像我们一样有说有笑！不久，我开始不但把他作为一个无与伦比的政治领袖，而且完全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而敬仰他。”
斯大林似乎显得很会报答别人的情谊。1937年12月，他在赫鲁晓夫主持的一次莫斯科会议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同志们，”他说：“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准备给你们讲话。但是我们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就差把我拽到这里来参加会议了。‘来吧，’他对我说：‘你给我们好好讲讲。’”斯大林的话语中流露出一种爱意。正如他所回忆的那样，赫鲁晓夫用了亲切的第二人称要求他“给大家好好讲讲”。赫鲁晓夫真的能轻松地用这种非正式的语言跟斯大林讲话，这值得怀疑。斯大林在这里所体现出对他的热情是做给与会代表们看的。[60]
为什么斯大林不该喜欢赫鲁晓夫呢？除了体现出来的忠诚服务与崇拜外，赫鲁晓夫还可以弥补斯大林的优缺点。斯大林不喜欢发表演讲，但赫鲁晓夫有公开亮相的机会从来都显得很高兴。如果说斯大林的性格显得有些郁郁寡欢，不擅交际，那么赫鲁晓夫则显得友好而易于接近。除了在高加索度假外，斯大林很少离开莫斯科，而赫鲁晓夫则是闲不住的人。在他因为太过受到欢迎而遭到别人的嫉妒前，显得“开朗而单纯”的基洛夫与斯大林的关系特别亲近。同样，外表显得坦诚而直率的赫鲁晓夫也是如此。
从身体条件方面来说，斯大林其貌不扬。斯大林身高只有五英尺六英寸，[61]在公开场合总是穿着可以调节高度的鞋子，站在木质的平台上。他的脸上长着麻子，牙齿不齐，由于小时候的一场事故，他的左胳膊与左肩总是很僵硬。他的躯干太短，胳膊太长。“这甚至让他很痛苦，”布哈林在谈到斯大林时说：“他不能让其他人，甚至自己相信，他比其他人都高。”在斯大林面前，赫鲁晓夫只有五英尺一英寸的身高倒让他显得很有自信，这也帮了赫鲁晓夫的忙。
在学识方面，斯大林也感到不太满意。只接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使他在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博学面前相形见绌。他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图书馆，进行了广泛的阅读与批注，让一位哲学家担任他的私人教师，撰写了（如果别人参与其中的写作过程也可以毫无疑问地称为撰写的话）一些深奥难懂的论文，主题涉及从经济到语言学，实际上他就是苏联的总学监。但是布哈林说，斯大林仍然“沉湎于成为著名理论家的徒劳想法。他认为这是他唯一缺少的东西”。甚至按照斯大林的标准，他的大多数追随者（除了莫洛托夫、米高扬与日丹诺夫）都是学识上未开化的人（伏罗希洛夫从八岁开始就成为牛倌了），但是赫鲁晓夫也许是其中在学识上对斯大林最构不成威胁的。
赫鲁晓夫还有其他两种品性是无价的。在像斯大林这样惜言如金的行家看来，他的喋喋不休是可贵的，人们可以相信他只要稍有不忠就会暴露出来。此外，赫鲁晓夫真的很喜欢他克里姆林宫的朋友，并且希望他们也喜欢他。他称赞卡冈诺维奇是“可以断事的人。如果中央委员会将一把斧子交到他的手上，他会大砍一通；不过遗憾的是，他经常在砍去朽木的同时也将健康的树木砍倒了。但是真的是木屑纷飞——你都无法阻止他”。他还是“马林科夫的朋友，我们曾在莫斯科党委一起共过事”。此外，赫鲁晓夫“一直很喜欢雅戈达”，他在1936年前一直掌管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绞肉机”。但是他“肯定不会反对叶若夫”，赫鲁晓夫担任工业学院党组书记时，叶若夫是中央委员会负责工业学院的委员。
在叶若夫成为秘密警察头目后，赫鲁晓夫后来说，“一场真正的大屠杀开始了，成批的人被送进了绞肉机”。不过，他还是认为叶若夫是个“勤勉而可信”的人。[62]最后，斯大林还是消灭了叶若夫（与他的前任雅戈达一样，叶若夫知道了太多的内幕，因此成了很好的替罪羊），并用贝利亚取代了他。贝利亚最后罪行累累，从大屠杀到系列强奸，无恶不作。但是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30年代他“与贝利亚关系一直很好”。
赫鲁晓夫喜欢的人中包括斯大林手下最血腥的屠夫。假设对斯大林时代的主要罪犯举行纽伦堡式的审判，那么赫鲁晓夫的朋友们将在被控告之列。不是他喜欢的所有人都是令人讨厌的，很显然，他也绝对不是喜欢他所遇到的每个人。然而，他喜欢的人如此众多，甚至在他下台后也这样承认，这只能说明，他对别人的喜欢以及反过来别人喜欢他对他本人及其自我形象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他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与他的克里姆林宫朋友比较起来，他也真的能算得上是个好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更好的解释。[63]
在另外一个新闻短片中，赫鲁晓夫在一次党的秘密会议上站在叶若夫与政治局委员安德烈·安德烈耶夫[64]的旁边。在叶若夫和安德烈耶夫想交谈时，赫鲁晓夫身体始终前倾，笑着开玩笑，两人对赫鲁晓夫的玩笑也报以窃笑。还有一次在红场游行时，党的领导人站在列宁陵墓前。由于想通报一些情况，赫鲁晓夫从后面走到了斯大林与卡冈诺维奇旁边。他们一边听着赫鲁晓夫讲话，一边看着游行队伍，严峻的脸上没有露出任何表情。而赫鲁晓夫则以在大人物面前的自贱而显得很得意，他急于讨好的脸上露出谄媚的笑容，对着斯大林与卡冈诺维奇的后脑勺亲密地窃窃私语。
摄像机捕捉到的赫鲁晓夫的这种混合形象——一方面开朗而热情，另一方面紧张、缺乏安全感——在他的私生活中也同样频繁出现。作为克里姆林宫正在升起的政治新星，他在当时的苏联过着算是优裕的生活。不过，他也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他为外人所见的公开使命，而且也来自隐藏于公开形象背后的家庭压力。
1934年，赫鲁晓夫和他的家人已经搬进了位于莫斯科河边高大的新政府大楼内，这栋大楼后来因为尤里·特里福诺夫[65]的小说《河堤上的大楼》而为大家所熟知。这栋大楼于1931年完工，是作为莫斯科党的高级官员与国家精英（而职位更高一些的官员则居住在克里姆林宫内）的住宅而修建的，大楼气势宏大，共有11层，周围还有一些附属建筑与分隔开的独立院子。25个独立的入口通向大楼内总共506个单元公寓，所有的公寓（根据公寓主人的身份高低不同）“都装修得很豪华，但毫无口味地装点着与政府事务相关的家具”。为公寓主人提供的服务在当时也是很周到的：中央供热与供气系统、一天24小时热水、每个公寓一部电话（莫斯科的普通市民数年之后才用上电话）、每个入口两部电梯（一部服务电梯位于每套公寓的厨房附近）、商店、理发室、诊所、咖啡屋，甚至还有一个电影院。安全警察也是全天候值班，大概是为了保护像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共产国际领袖乔治·季米特洛夫[66]以及斯大林的亲戚、卡冈诺维奇和其他的重要人物，不过当然也负有监视他们的使命。
在大多数莫斯科市民还拥挤在大杂院，几家共用一个厨房与浴室的时代，赫鲁晓夫一家拥有一套五个房间的宽大套间。根据当时苏联的标准，这已经远远不是舒适的水平了，尽管有时会有五个孩子（拉达、出生于1935年7月6日的谢尔盖以及出生于1937年7月17日的叶勒娜（Yelena），还有尤莉娅和赫鲁晓夫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父母以及占据一个房间的保卫人员。赫鲁晓夫还拥有一辆配备专职司机的汽车，不过他后来坚持认为他过着简朴的生活：“遗憾的是，现在理想主义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已经在党内消失了，现在很多人盛行的生活态度都带有资产阶级的情调。在我管理莫斯科市的时候，没有人会有自己拥有一套乡间别墅的想法。我们毕竟是共产党人！我们总是穿着朴素的工作服。我们没有人什么时候穿过西服。我们的制服就是一件开领的劳动衫，或是一件白色的农民衫。斯大林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作为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成员，赫鲁晓夫不仅工资待遇丰厚，而且还拥有金钱买不到的商品与服务。一些待遇，例如轿车，是公开的秘密，而专供他们出入的商店与咖啡屋、特殊的休闲场所以及每月发放的里面装着远远超过他们工资的金钱的“封口信件”则是不为人所知的。赫鲁晓夫承认他和他的同事们“过去经常在克里姆林宫的工作间隙一起吃三明治、香肠、酸乳以及甜茶”，但是他坚持说“在家里我们也经常吃不饱肚子”。莫斯科的同事欧内斯特·科尔曼回忆说，“一位头发上扎着红头巾的女服务员会将让我们胃口大开的早餐免费送到莫斯科党委的办公室里来”，他们可以在“市里最好的饭店”克里姆林宫的咖啡屋里享用丰盛的午餐。克里姆林宫的咖啡屋在节日里还供应高质量的菜肴。科尔曼还记得，他在“一天”休闲中心，一个离莫斯科不太远的休闲场所，见到赫鲁晓夫时的情景，莫斯科党委的官员在假日里经常带着他们的家人来这里消磨时光。科尔曼说，那里的住宿条件很舒适，客人们可以享用“国王般”的菜肴。这里没有偷偷摸摸的现象，也没有定量供应卡：“桌子在酒瓶与各种饭菜的重压下发出呻吟，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享用他们喜欢的食物，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沃加尔尤夫（Ogaryovo）庄园原先属于沙皇政府时期的一个将军，后来赫鲁晓夫（在他之后是鲍里斯·叶利钦）将那里当作了他们的政府乡间别墅。这里的主建筑当时是为莫斯科市委与政府领导人预备的。赫鲁晓夫一家在另一栋房子的第二层有两个房间，这两个房间原来是供公主的仆人居住的。布尔加宁和他的家人就住在楼下。附近则是他的莫斯科同事，其中包括后来被处决的谢曼尤恩·科日特尼（SemyonKorytny）。玛丽娅·索罗基娜（MariaSorokina）在赫鲁晓夫家居住的别墅里一直从服务员干到了副总管。她的儿子迪马（Dima）在30年代是赫鲁晓夫的儿子列昂尼德的好友。索罗基娜的相册里保留着迪马与列昂尼德坐在轻便马车上晒太阳、在莫斯科河里游泳划船以及一起打网球的照片。
然而在这种舒适的表面下的生活并不是十分轻松的。赫鲁晓夫的父亲这时给予了他以帮助，他去特殊商店挑选食品，扛在背上拿回家，电梯不开时他就将拉达带到位于政府住宅大楼11层的幼儿园里。在迪马·索罗基的印象里，赫鲁晓夫的父亲属于那种典型的俄国农民，抽着味道难闻的、用家种烟草卷起来的烟卷。在他儿子的抱怨下，这位老人嘟哝着说他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到卡里诺夫卡去，在那里“我抽烟就不会妨碍到其他人了”。
一天，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母亲告诉他说他的父亲跟他生气了，因为赫鲁晓夫没有“偿还他的债务”。赫鲁晓夫曾经答应过他的父亲为他买一双新鞋，后来他将此事忘掉了。赫鲁晓夫后来笑着说起这件事，不过这反映出他的父亲因为在生活上依赖儿子而在家里地位低下的程度。
从在家里的支配地位的角度来说，赫鲁晓夫的母亲现在也同样在生活上依附于她的儿子，经常是独自一人坐在房间内，或是到院子里与其他的老妇人一起闲聊天，就像她在卡里诺夫卡时和她的邻居们一样。不管西尼娅·伊凡诺夫娜（KseniaIvanovna）拿着她随身携带的小凳坐到哪里，其他扎着包头巾的老妇人很快就会聚拢到她的周围。赫鲁晓夫不允许她老是这样闲聊，就像她妻子后来所说的那样，因为这种闲聊“在30年代可能会使你付出生命的代价”。尼娜·彼得罗夫娜说，不过他母亲“不愿意听他的话”。当西尼娅·伊凡诺夫娜要求拉达听从她的劝告时，因为她比拉达年纪大，见识广，拉达就会问：“你比斯大林的见识还要广吗？”她的祖母就会回答：“那当然。”
赫鲁晓夫和他的母亲之间，当然也是他和他妻子之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列昂尼德的品行。列昂尼德和他的姐姐尤莉娅之间关系不和。他经常将他家里特供的食物和衣服分给他的朋友。有一次，他驾驶着一辆摩托车从一位官员府第的楼梯上冲下去。他的祖母对他很溺爱，对他这样那样的恶行总是一再原谅，他的继母对此虽然看不惯，但却不吭声。教训列昂尼德就是赫鲁晓夫的任务，但是他在此事上却令人吃惊地下不了决心。他不是惩罚列昂尼德，而是指责他的朋友。列昂尼德和迪马·索罗基想一起逃学，而赫鲁晓夫竟然同意了他们的想法。赫鲁晓夫说迪马“带坏了”列昂尼德，于是让迪马找了另外一份职业。[67]
教育列昂尼德的任务从心理上来说并不轻松，因为他最严重的违规行为都与赫鲁晓夫很相似。1937年列昂尼德只有20岁，但是他已经不是与一个，而是与两个女人一起生活过，后来又都被他抛弃了，两个都是犹太人，至少其中一个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1935年，他让埃斯舍尔·诺莫夫娜·艾丁格尔（EstherNaumovnaEttinger）怀了孕。根据她的儿子尤里·列昂尼德维奇·赫鲁晓夫的说法，他是一位空军职业军官与试飞员，艾丁格尔是位技术设计员，她在莫斯科外的夏令营遇到了列昂尼德。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这并非全是因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坚持。很显然，尼基塔·赫鲁晓夫对他儿子的行为很恼怒，有一次他甚至将列昂尼德逐出了家门。[68]
列昂尼德的第二个女人是罗查莉·米哈伊洛夫娜·特雷瓦斯（RozalieMikhailovnaTreivas），一位漂亮的金发碧眼女演员，她的叔叔鲍里斯[69]曾在鲍曼区为赫鲁晓夫工作过，后来成为科穆索摩尔的高级官员。赫鲁晓夫后来说，特雷瓦斯“是位勤奋、能干的体面人”，但是也说过，有一次卡冈诺维奇“将我拉到一边，警告我说特雷瓦斯……曾经签署过一份支持托洛茨基的声明”。很自然，特雷瓦斯被逮捕了，在此之后，赫鲁晓夫曾在按照斯大林的命令视察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狱时看到过他。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痛苦地表示：特雷瓦斯“在1937年大屠杀开始时也没有躲过绞肉机的劫难”。但是不管他对特雷瓦斯是多么的同情，当他发现自己的儿子与特雷瓦斯的侄女混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感到很恐慌。更为严重的是，列昂尼德于1937年11月11日还真的和她结了婚。当列昂尼德将他的父亲介绍给罗查莉时，赫鲁晓夫暴跳如雷，将他们的结婚证书撕成两半。之后两位新人就与他们的朋友居住在一起，一直到1938年1月列昂尼德跟随家人搬到了基辅，之后，列昂尼德就永远地抛弃了罗查莉。[70]
赫鲁晓夫大量的家务事需要细心的管理。但是赫鲁晓夫本人不仅不关心日常的家务，而且还总是干预别人的做法。他的工作占去了他全部的精力。即使是在他有闲暇的时候，例如，周末在莫斯科郊外的乡间别墅度假，他也经常喜欢和同事朋友们在一起。当他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是充满了生活的情趣与欢乐的，他们一起唱歌、朗读诗歌以及在乡间滑雪。不过拉达回忆说：“父亲从来没有时间和我们在一起。”尼娜·彼得罗夫娜负责家务，但是直到1935年她还在莫斯科的电灯厂工作，在工厂她负责组织工作与指导党校的事务，并担任工厂党委里的“鼓动与宣传”工作主管。
很显然，尼娜·彼得罗夫娜的工作是充实的。“我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的分内工作，并因此获得了工厂领导颁发的荣誉证书。”她回忆说：“我还结识了一大批人——党的积极分子、作家、老布尔什维克、集体农庄里的农户（他们的集体农庄属于工厂的负责范围）。……我认为那些年是我政治生活，当然也是我公开生活中最为活跃的时候。”但是她的日程安排也让她感到精力疲惫。工厂大约有3000名工人，每天三班倒。尼娜·彼得罗夫娜每天早上八点钟离开家去上班，晚上“最早”要到十点钟才能回来。由于每周要工作六天，而且日程安排得很满，所以“我从来没有一天的空闲是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一起度过的，他的休息日是固定的”。尼娜·彼得罗夫娜说起当为工作的同志安排看电影而她却不能去时她是多么的“生气”，因为她星期天要工作。至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参加的所有文化活动”，都是“与我无缘的。……”
尼娜·彼得罗夫娜努力不让别人知道她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她用她保姆的名字，乘公交车去上班，而不是坐她家配备的公车，这样她每次上下班“最少都得一小时”。一天工厂党委书记深夜给赫鲁晓夫打来电话，当尼娜·彼得罗夫娜拿起电话时，他礼貌地问对方是谁。“库赫尔丘克。”她不自觉地回答说。“‘你在赫鲁晓夫同志的公寓里干什么？’他问。原来我是赫鲁晓夫的妻子，这让他大吃一惊。”
当孩子们生病时，压力就更大了。有一次拉达得了猩红热，“我们把她放在工厂旁边的医院里，每天晚上我都要赶过去看她怎么样了。我只能隔着病房的窗户看看（因为苏联医院很害怕外面的探视者交叉感染疾病）。我看到她们给了她一碗吃的和一把大勺，然后护士就走开和她的朋友们聊天去了。拉达还很小。……我看到拉达站在那里哭着，但是护士并没有过去，我也没有办法帮她。于是我们签署了一份弃权声明书，将孩子带出医院自己照看。费了好大的劲儿，我们终于让她恢复了健康。”
在谢尔盖出生后，尼娜·彼得罗夫娜辞掉了工作，后来又担任全联盟工程技术协会委员会的管理人员，直到叶勒娜出生。在全家于1938年搬到基辅后，“我唯一所做的就是乌克兰区党委偶尔分派的工作。我在夜校里教授党史……和英语。三个孩子都还很小，经常生病”。拉达回忆说，一旦她停止固定的工作，尼娜·彼得罗夫娜“的情绪就会稍好一些”。尽管对拉达的要求特别严（“很难提出什么要求，特别是不可能的事”），但尼娜·彼得罗夫娜却对谢尔盖和叶勒娜很宽松，“甚至有点宠爱”。
拉达认为，尼娜·彼得罗夫娜“从来没有对中断她的个人职业生涯流露出任何后悔之意，至少在孩子们面前没有”。不过，她不是那种爱抱怨的人。只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丈夫死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独自一人生活，她才对她的管家抱怨说：“我从来没有真正有机会自己把握生活。”
她的有些压力都是自己找出来的。不过，她的压力肯定也增加了她丈夫的压力。在俄国历史最为恐怖的时期，赫鲁晓夫是否能与他的妻子分享其内心最深处的希望与担忧，对此我们不得而知。至少在他们的孩子们面前，尼基塔和尼娜·赫鲁晓夫从来不谈论关于政治的事情，当然，从来没有批评过斯大林，不过从来也没有赞扬过他。
[1]新召集的学生年龄大多在20多岁，甚至30多岁，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很低。1927年，所有的共产党员中只有8.7%，工人阶级党员中只有4%，完成过中学学业。从事白领工作的学员平均只接受过4—5年的学校教育。参照Fitzpatrick,EducationandSocialMobility,第182页。
[2]作者对AdaA.Federolf-Shkodina的采访。Federolf-Shkodina直到1938年被逮捕前一直在莫斯科哲学、文学与历史学院教授英语。后来被释放后，她1991年居住于首都郊外的一家医院里。
[3]1929年，莫斯科省并入由前沙皇时期的四个区（莫斯科、梁赞、图拉和特维尔）组成的大区，外加第五个区卡卢加60%的面积。
[4]据估计，在30年代中期到末期的大恐怖中被害的人数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Entsiklopedicheskiislovar’narodonaseleniia（Moscow：BolshaiaRossiiskaiaentsiklopediia,1994）第342—345页中列举了俄罗斯与西方的不同估计数据。
[5]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Ефремович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0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
[6]亨利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戈达（ГенрихГригорьевичЯгода，1891年11月7日－—1938年3月15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因参与革命运动被捕，被流放到辛比尔斯克，1913年获释。1915年应征入伍，1917年加入了俄军中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并参加了十月革命。1917年11月—1918年4月任《农村贫农报》执行编辑。1919年加入契卡，1921年3月31日被任命为契卡副主席。1923年9月18日出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局长，1926年6月捷尔任斯基去世后升任第一副局长。1930年7月13日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被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主席。1934年2月10日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1935年任内务人民委员。1936—1937年被调任为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4月3日被撤职，5日被捕。1938年被处决。
[7]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НиколайИвановичЕжов，1895年5月1日——1940年2月4日），生于圣彼得堡，当过裁缝学徒和工厂工人。1917年5月参加布尔什维克，1919年至1921年随红军作战。1922年开始当过一些地方的区委书记。1927年进入农业部门工作，1929年至1930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34年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6年9月至1937年1月任内务人民委员，1938年4月至1939年4月任水运人民委员，1939年4月被捕，1940年2月被判处死刑。
[8]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ЛаврентийПавловичБерия，1899年3月29日——1953年12月23日），生于格鲁吉亚苏呼米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3月参加布尔什维克，1920年进入契卡工作，1926年担任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1年11月至1938年8月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38年8月至1945年12月担任内务人民委员，1953年3月5日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同年6月26日被捕，12月23日被判处死刑。
[9]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Ро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Медве́дев，1925年11月14日——），俄罗斯作家。1943年加入红军。1951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哲学系。此后在中学任教。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1—1970年任苏联教育科学院工业培训科学研究所所长。60年代起参加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持社会民主主义立场。1969年因出版《让历史来审判》一书被开除出党。1971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89年恢复党籍。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创立俄罗斯联邦工人社会党（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трудящихся），并于1991—1993年担任联合主席。
[10]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回忆录由他的儿子、历史学家谢尔戈·米高扬编辑并介绍到西方的，米高扬回忆录比较全面真实地记录了大恐怖的情况以及米高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11]赫鲁晓夫是在和米哈伊尔·萨特罗夫交谈时说这番话的。参照N.S.Khrushchev（1894—1971），第38页。
[12]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Иванович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13]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ТомскийМихаилПавлович，1880年10月31日——1936年8月22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参加过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曾多次被捕流放，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被释放，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继续从事工会工作，鼓动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任莫斯科省工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与创立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总书记。同年起还先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委会、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并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等职。1919—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还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4月被撤销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1930年在联共（布）“十六大”上被开除出政治局。1932—1936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6年8月22日自杀身亡。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14]尼古拉·阿列克谢多洛维奇·乌格拉诺夫（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Угланов，1886年12月5日——1937年5月3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在农村学校接受教育。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8—1911年在军队服役。一战爆发后入伍，1914—1916年在部队任士官。参与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24—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委员。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右翼反对派成员，1932年与留京等人秘密组建反对派集团“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1933年被捕。1934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7年遇害。1989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15]萨马拉，现称古比雪夫。——译者注
[16]马尔蒂米安·尼基希奇·留京（МартемьянНикитичРютин，1890年2月1日——1937年1月10日），1912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1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时入伍。1917年任哈尔滨苏维埃主席。1923—1924年任联共（布）达吉斯坦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27年期间支持斯大林，大肆迫害左翼反对派。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以后是右翼反对派成员。1930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1年获释。1932年秘密组织反对派集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留京集团），同年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37年遇害。1988年平反。
[17]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СергейМироновичКиров，1886年3月27日—－1934年12月1日），1904年底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委员会委员。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被选为弗拉基高加索苏维埃委员，期间靠近孟什维克，支持临时政府。1917年10月被选为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转向布尔什维克。1918年当选为捷列克苏维埃委员。1919—1920年任边疆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内战期间曾任红军独立第1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方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5月开始担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政府驻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全权代表。同年又受命率苏俄代表团在里加与波兰签订和平条约。1921—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6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7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1934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12月1日在斯莫尔尼宫遇刺身亡。
[18]Tucker（StalininPower,pp.211—212）和Conquest（GreatTerror,pp.24—25）都证实了基洛夫等的反对意见。Khlevniuk（Politbuiro,pp.74—79）认为，在新近公开的苏联档案中，并没有文件可以证实这些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留京被判处了十年徒刑，但是五年后，斯大林又将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处决，他家仅剩的成员就是留京20岁的女儿和她的小孩。
[19]阿达·亚历山德罗夫娜·菲德罗夫—谢科蒂娜（Ада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Федерольф-Шкодина，1901年11月27日——1996年1月30日），苏联作家。1927—1938年期间在工业学院、红色教授学院、第二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文学和历史学院教授英语。1938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并被流放到科雷马。1947年获释。1948年再次被捕，1949年被判处终身监禁并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1955年获释。1957年平反。1989年起发表有关古拉格囚犯的回忆录。1996年去世。
[20]莫洛托夫坚持认为，莫斯科共产党权威部门在一封秘密信件中也提出过同一要求。
[21]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НадеждаСергеевнаАллилуева，1901年9月9日——1932年11月9日），斯大林的第二个妻子。1918年同斯大林结婚。1921年加入俄共（布）。曾任列宁的机要秘书。在二十年代的党内斗争中同情反对派。1932年自杀身亡。
[22]卡尔·雅诺维奇·鲍曼（КарлЯновичБауман，1892年8月17日——1937年10月14日），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领导了基辅武装起义。1920年任库尔斯克工会理事会主席。1920—1923年任俄共（布）库尔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23—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组织和教学部副部长。1928年、1929—1930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1928—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候补成员。1928—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9—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1—1934年任联共（布）中亚局第一书记。1937年10月12日被捕，14日被拷打致死。1955年平反。
[23]列夫·扎哈洛维奇·麦赫利斯（ЛевЗахаровичМехлис，1889年1月1日——1953年2月13日），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1907年加入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锡安工人”。1911年入伍。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2—1926年期间担任斯大林的私人秘书。1930—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新闻部长。1930—1937年任《真理报》总编辑。1937—1940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主要政治局局长，在此期间指挥了张鼓峰战役。1937—194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1941年任监察人民委员。1940—194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1946年再次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主要政治局局长。1946—1950年任监察部长。1949—195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1950年因中风退休。1953年逝世。
[24]列夫·麦赫利斯，一位天生的秘密警察，被安置负责《真理报》的编辑工作，以保证报纸为斯大林服务。以后，他成为一个特别讨厌和狡猾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将军。在红军大清洗之后，他获得了很高的军衔。由于作战无能，苏联为之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接下来他担任了国家监察部长。他死于1953年，所有消息都证实他是善终的。——译者注
[25]引自1930年6月9日至12月27日间的党组会议记录。
[26]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阿利卢耶夫（СергейЯковлевичАллилуев，1866年10月7日——1945年7月27日），斯大林的岳父，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早期成员。1907年移居彼得堡，为布尔什维克提供秘密集会场所。七月事件后曾为列宁提供躲藏地。内战期间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开展地下工作。此后在电气化领域工作。1945年逝世。
[27]瓦西里·伊索福维奇·斯大林（ВасилийИосифовичСталин，1921年3月24日——1962年3月19日），斯大林的二儿子。1938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8—1952年任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1953年被转入预备役，同年被捕。1955年被判处8年徒刑。1961年假释出狱，被流放到喀山。1962年死于喀山。
[28]斯维特兰娜·伊索福芙娜·阿利卢耶娃（СветланаИосифовнаАллилуева，1926年2月28日——2011年11月22日），斯大林的女儿。
[29]那天晚上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妇女身份不详。在他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认为是一位名叫古谢夫（Gusev）的军官的妻子。但是当时至少有三个名叫古谢夫的高级军官。赫鲁晓夫对阿利卢耶娃是自杀，还是被斯大林枪杀表示怀疑。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在莫斯科诺沃德维奇公墓的墓地与赫鲁晓夫的墓地离得不远。
[30]斯大林的原秘书鲍里斯·巴扎诺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认为有这样的事情。参照其文章Pobegiznochi,Kontinent,no.9（1976）,第391页。但是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同意赫鲁晓夫的看法，认为阿利卢耶娃可能在斯大林面前称赞过赫鲁晓夫。参照米高扬Takbylo,第614页。
鲍里斯·格奥尔基耶维奇·巴扎诺夫（Бори́сГео́ргиевичБажа́нов，1900年8月9日——1982年12月30日），出身于医生家庭。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3—1926年担任斯大林的的秘书。1926—1928年任《金融商报》编辑、最高体育委员会委员和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雇员。1928年叛逃到伊朗，随后移居法国，出版回忆录。1940年苏芬战争期间支持芬兰。1982年逝世。
[31]当然，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不会忘记他的第一位布尔什维克指导者对他的帮助。但是正如阿历克赛·阿朱别伊所说的那样：“至少我在场的时候，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喜欢谈起卡冈诺维奇。”参照阿朱别伊Krushenieilliuzii,第155页。
[32]苏联解体后，莫斯科市政府在市长卢日科夫的领导下又重新建造了耶稣天主教大教堂。
[33]欧内斯特·雅罗米洛维奇·科尔曼（Эрне́стЯроми́ровичКо́льман，1892年12月6日——1979年1月22日），苏联哲学家、数学家。出身于捷克一个犹太人家庭。一战爆发后进入奥匈帝国军队服役。1915年被俄军俘虏。1917年因不服从军官命令被判处六个月监禁，十月革命后获释，并先后参加了红军和俄共（布）。1919年初被共产国际派往德国工作，旋即被捕，获释后继续在德国从事工人运动。1930年返回苏联，在红色教授学院工作。1945年返回捷克。1945—194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长。1948年被捕并被押回苏联。1952年获释，在大学任教。1959年返回捷克斯洛伐克，并于1959—1963年任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1963年奉召回国并退休。1976年叛逃到瑞典，旋即退党。1979年死于斯德哥尔摩。
[34]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улганин，1895年6月11日——1975年2月24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契卡。1918—1919年任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铁路契卡副主席。1922—1927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电工技术委员会主席。1931—1937年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7—1938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8—194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8—1940年、1940—1945年、1958年3—8月任苏联国家银行行长。1944—1946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6—1947年任苏联武装力量第一副司令。1946—194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7—1949年任苏联武装力量司令兼苏联部长会议第二委员会主席。1947—195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195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0—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2—1958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3—1955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55—195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一道组织“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于195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58—1960年任斯塔夫罗波尔经济理事会主席。1960年退休。
[35]“我和布尔加宁开始忘我地投入工作，”赫鲁晓夫写道：“我们亲自视察了建筑物与庭院。我们还动用了民兵（穿制服的城市警察），让他们帮忙。后来斯大林指示我们要建造干净的现代化收费厕所。”赫鲁晓夫总结说：“这件事情虽然看起来很琐碎，却说明了世界工人阶级的领袖斯大林并非忙得无暇过问公共厕所这样一个城市生活中既具体而又重要的事情。”
[36]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СергеевичЯковлев，1906年3月19日——1989年8月22日），苏联飞机设计师。1938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6年任副航空工业人民委员。1956—1984年任雅科夫列夫设计局总设计师。1976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84—1989年任航空大学校长。
[37]人们通常认为基洛夫被枪决是因为斯大林。赫鲁晓夫本人“对斯大林主使这起阴谋毫不怀疑”。但是虽然AmyKnight发现了很多斯大林与这起谋杀有关的外围材料，但她却没有找到斯大林下令枪杀的证据。Khlevniuk也同意至今没有发现斯大林对此应负责任的记录。
[38]很多被开除出党的人是因为未能“领会”党章的细节。不过，在这次整党运动中，赫鲁晓夫再次显得比斯大林还要斯大林。由于党的原则对党章的要求只是接受，而不是领会，所以莫斯科党委后来受到了批评，并被责成将在运动中被开除出党的大约4000名党员重新登记入党。
[39]安德烈·亚努瓦里耶维奇·维辛斯基（АндрейЯнуарьевичВышинский，1883年12月10日——1954年11月22日），1902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孟什维克，参加过1905年革命，1908年被捕，1909年获释。获释后继续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1917年曾签署过逮捕列宁的命令。十月革命后，接近斯大林，并进入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1920年参加俄共（布）。1925年任莫斯科大学校长。1928年在沙赫特案件中担任检察官。1935年担任苏联总检察长，在大清洗期间，在莫斯科审判中担任检察官。1937年至1941年任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究所所长。1939年至1944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0年兼任外交人民委员。1949年至1953年任外交部长。
[40]此次受审的包括前“左倾机会主义者”GeorgyPiatakov（赫鲁晓夫是在乌克兰认识他的，列宁曾对他有过高度的评价，列宁在他的“最后遗言”中称他有可能成为苏联未来的领导人）、前政治局候补委员GrigorySokolnikov、以言辞犀利的宣传人士而闻名的KarlRadek以及前中央委员会书记LeonidSerebryakov。在审判开始前的一个月，SergoOrdzhonikidze，斯大林最老也是最亲密的政治局同事之一，看望了狱中的Piatakov。Piatakov在担任重工业部人民委员时曾是Ordzhonikidze的得力助手。Piatakov的被捕很显然是最后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他的同志们，包括赫鲁晓夫在内，都充满爱意地称Ordzhonikidze为Sergo，赫鲁晓夫还说他把Piatakov看作父亲一样。他于1937年2月18日开枪自杀。虽然公布的死因是心脏病突发，但有关自杀或谋杀的传言很快就传开了。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仍坚持认为他是在很久以后才得知事实真相的。在Ordzhonikidze的葬礼上，赫鲁晓夫声称是Piatakov的叛变“给了这颗高贵的心脏沉重一击”，“加速了我们亲爱的Sergo的逝世”。参照Conquest,GreatTerror,第167—173页，以及Tucker,StalininPower,第258—265页。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生动地描述了他了解事实真相的过程，他说在战争时期有一次与斯大林一起吃饭时幼稚地称赞了Sergo，他的话招致了马林科夫的责备，说他不了解事实真相，这使聚餐陷入了尴尬的冷场局面。后来又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Serebryakov的遗孀GalinaSerebryakova在经过了近二十年的牢狱生活后被释放出来，但仍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并决心不让尼基塔·赫鲁晓夫安生，尽管他新近宣称反对斯大林主义。
[41]1937年1月30日《真理报》的报道。
[42]根据斯大林对形势的总结，一些中央委员会成员投票赞成审判布哈林与李可夫，再处以十年徒刑，还有一些人支持在不预先设定刑期的情况下进行审判。此外也有一些人倾向于将此案件移交人民内务委员会，进行进一步调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意见分歧，不是因为斯大林还没有拿定主意，而是因为他想先退让一步，看看别人会说些什么。一旦斯大林作出最后的决定（审判很快进行，并对他们处以死刑），别人再怎么反对都是徒劳的，况且当时也没有什么人敢公开反对他的决定。
[43]Getty和Naumov,RoadtotheTerror第144页中记录了赫鲁晓夫在全体会议上的投票情况。除了斯大林、叶若夫（Yezhov）以及他们核心集团的人外，没有人能确定对布哈林与李可夫的指控是伪造的。不过，赫鲁晓夫肯定产生过怀疑。当他第一次遇见布哈林时，那是1919年内战期间在赫鲁晓夫所在部队的党小组会议上，赫鲁晓夫“绝对被他吸引住了”：布哈林有着“颇具感染力的个性与强烈的民主精神”。当“来自莫斯科的普通共产党员告诉我布哈林曾经和他们同住过一个宿舍，在同一张桌子上吃过饭”时，赫鲁晓夫对布哈林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但是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坚持认为，他是在斯大林死后才得知针对布哈林的指控完全是捏造的这一真相的。
[44]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МихаилНиколаевичТухачевский，1893年2月16日——1937年6月11日），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1914年任少尉，参加了一战。1915年2月被俘，1917年8月逃回俄国，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4月参加红军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内战期间功勋卓著，屡建奇功。内战后，先后担任过一系列红军高级职务。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
[45]扬·鲍里索维奇·加马尔尼克（ЯнБорисовичГамарник，1894年6月2日——1937年5月31日），191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领导了基辅工人起义。同年当选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参与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20—1921年任基辅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任基辅执行委员会主席。1923—1924年任滨海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26年任远东革命委员会主席。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8年任联共（布）远东省委第一书记。1928—1929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大力推行农业集体化。1929—1937年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0—1934年任第一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兼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1937年兼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一级集团军司令员军衔。1937年被解职，改任中亚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因卷入“图哈切夫斯基案件”而自杀身亡。1955年平反。
[46]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Андре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Жда́нов，1896年2月26日——1948年8月31日），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6月加入红军。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选为团委员会成员，参与在乌拉尔进行革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并担任沙德林斯克苏维埃主席。8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沙德林斯克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沙德林斯克县苏维埃农业委员会委员。1922年任特维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34年担任联共（布）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24—1929年任联共（布）下诺夫哥罗德省委第一书记。1934年2月调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4年12月兼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书记、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市委书记。1935年2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5月任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1938年3月任海军总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兼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39年3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40年1月任西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1年6月任苏联最高统帅部常务顾问。7月任西北方向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2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44年6月晋升为上将军衔，同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48年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47]纳坦·维尼亚明诺维奇·马尔哥林（НатанВениаминовичМарголин，1895年？月？日——1938年2月10日），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5年加入俄军，随即逃走，转入地下工作。十月革命后在乌克兰参加革命运动。1919年加入契卡。1921—1922年任基辅契卡特别部部长。1922—1923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基辅省切尔卡瑟区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1925年任乌共（布）基辅省乌曼区执行委员会副书记。1925—1928年任乌共（布）基辅省斯大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1930年任乌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0年任乌共（布）梅利托波尔区执行委员会书记。1930—1932年、1937—1938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1931—1934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市鲍曼区委第一书记。1934—1935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斯大林区委第一书记。1935—1937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第二书记。1937年3—11月任乌共（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37年6—7月任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年7月—1938年1月任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11月被捕，1938年遇害。1955年平反。
[48]参照弗拉基米尔·诺莫夫著作《尼基塔·赫鲁晓夫》中的文章“RepressionandRehabilitation”，由Taubman、Khrushchev和Gleason编辑，第88—91页。有关“三驾马车”体制，请参照Khlevniuk,politburo,第189—190页以及Conquest,GreatTerror,第286页。根据Natal’iaGevorkian（“vstrechnyeplanypounichtozheniiusobstvennogonaroda,”Moshovskienovosti,June21,1992,p.18）的说法，赫鲁晓夫本来想成为莫斯科市委与省委的三驾马车中的一驾，事实上他也这么提出过，但是斯大林可能没有让他承担这一责任，这也许是因为斯大林意识到大多数“三驾马车”的成员最后都会落得个步其受害者后尘的结局，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处决的对象。不过，诺莫夫认为，正是因为一些具体的清洗程序的原因，赫鲁晓夫才没有成为莫斯科“三驾马车”中的一员，但总体来说，赫鲁晓夫与其他地区的党委书记一样肯定签署过死刑命令。
[49]A.N.Ponomarev说，一些受害者“在他们被捕之前或之后向赫鲁晓夫寻求过帮助。但是实际上这位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没有一次站出来为他的党员同志们说话，为他们做担保，或者只是简单地要求重新调查指控。那些当时遭到牵连、后来在第20届党代会后被平反的无辜莫斯科市民都一致证实了这一事实”。参照N.S.Khrushchev,第47页。
[50]科尔曼的妻子被驱逐出共青城，并被解除工作。但是尽管科尔曼供认了他的又一罪状，即出版了一本数学方面的书籍献给他现在不再信任的妻子，一位学术对手对这本书和他的献辞提出疑义，“赫鲁晓夫以他典型的善意方式将整个事情一笑了之”，几天后，科尔曼被任命为新近组建的全联盟高等院校委员会主席的助手。参照科尔曼，Mynedolzhny,第196—197页。
[51]苏联中央委员会官员、后来成为后苏联时代调查苏联时期清洗运动委员会执行书记的弗拉基米尔·诺莫夫，由于他对苏联时期的档案材料有着广泛的了解，他认为“赫鲁晓夫签署的逮捕令一般都是针对莫斯科有名的反对派的”。这位苏联时期的将军对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哥诺夫的话持有疑义，沃尔科哥诺夫说：“在20世纪50年代，所有上面带有赫鲁晓夫签字的名单（包括死刑命令）都在赫鲁晓夫的命令下从I.A.Serov所记录的档案中被删除了，Serov是当时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但是，当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追问有关赫鲁晓夫篡改莫斯科文件的证据时，诺莫夫回答说，虽然他“曾经努力试图澄清莫斯科党委档案被篡改的相关情况，但事情证明是很复杂的。对于事实究竟如何有不同的版本，所有涉及赫鲁晓夫的情况也说法不一。但是没有人能提供确凿的文件证据，证明自己的说法”。参照诺莫夫，“RepressionandRehabilitation,”第90页。
[52]雅麦利安·米哈伊洛维奇·雅罗斯拉夫斯基（Емелья́нМиха́йловичЯросла́вский，1878年2月19日——1943年12月4日），出身于一个犹太移民家庭。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起担任《火星报》记者。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19年任莫斯科军区政委。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俄共（布）彼尔姆省委书记。1921—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3—1934年任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43年任武装无神论者联盟中央理事会主席。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1935年任苦役政治犯及流放移民协会会长。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9—1943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兼苏联科学院院士。1943年逝世。
[53]关于这份决议，赫鲁晓夫声称他曾向斯大林提醒过可能带来的危险，因为如果像往常决议里的内容被国内所有的党组织作为样板的话，那么其中过分激烈的言辞也许会引起恐慌。他说，斯大林为此亲自删除了决议中最具煽动性的话，这使赫鲁晓夫确信他的领袖“不想加剧任何不必要的恐慌，或是造成任何不必要的流血”。
[54]Volkovinskii认为亚基尔是在从基辅去莫斯科前被捕的。亚基尔当然被判处了死刑，他的妻子也被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他的兄弟、弟媳和她的儿子以及其他一些亲属，但是亚基尔的儿子并没有被杀，后来成了一位持不同政见者。
[55]卡冈诺维奇声称赫鲁晓夫找到他后“泪流满面”，他们交谈以后，他亲自与斯大林进行了协商。
[56]尼古拉·基里洛维奇·安季波夫（НиколайКирилловичАнтипов，1894年12月3日——1938年7月29日），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二月革命后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员。内战期间曾任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俄共（布）喀山执行委员会主席。1923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书记。1925—1926年任联共（布）乌拉尔省委第一书记。1926—1928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二书记兼中央西北局书记。1928—1931年任邮电人民委员。1931—1935年任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5—1937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57]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年10月12日——1937年2月18日），昵称“谢尔戈”（Серго）。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小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外高加索革命，为建立和武装战斗队做了大量组织工作。1905年12月被捕。1906年5月被保释出狱，8月侨居德国。1907年1月回国继续从事党的工作，任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1907年11月第二次被捕。1909年2月被流放到叶尼塞省，后从流放地逃亡伊朗，在伊朗从事革命工作。1911年返回俄国。1912—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同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在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作。十月革命期间积极参与组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和粉碎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的斗争。内战爆发后，于1918年被相继任命为乌克兰特别事务专员和南部地区特别专员。1921—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6年任联共（布）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年7—11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2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1937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葬于莫斯科红场。
[58]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原来与斯大林的关系十分亲密，但他不同意斯大林的过火行为，并为此与斯大林发生争执。紧接着他就死了，死因究竟是什么，至今仍是一个谜。他不是被正式处决的，他死后得到了特殊的礼遇。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认为他是自杀的，但至今没有人知道他确切的死因。——译者
[59]这种类似的衣着差别在当时的照片中经常出现。每个领导人都有着与众不同的形象。赫鲁晓夫主要是想体现教育与温文尔雅的气质（黑色的套服），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的农村出身（带饰边的乌克兰衬衣）或者无产阶级本质（在别人钟情于军帽时，他总是戴着工人的鸭舌帽，而莫洛托夫则喜欢戴浅顶的软呢帽）。
[60]早在1934年夏天，赫鲁晓夫与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伏罗希洛夫一起来到了位于克里米亚沃罗索夫宫的豪华别墅。
[61]根据斯大林死后对其尸体所作的正式检查，他身高170厘米。
[62]虽然赫鲁晓夫对叶若夫的赞扬显得特别的不寻常，但我们可以参照作家I.A.Sats的回忆：“当叶若夫还在省里工作的时候，他给人的印象是紧张但心地善良、办事专注，没有傲慢与官僚主义习气。也许这是他的伪装。但是他后来成为杀人屠夫更有可能是受到了斯大林体制与斯大林本人的影响。”
[63]赫鲁晓夫30年代的司机贝洛夫在他服务的所有官员中最喜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曾邀请贝洛夫到他家厨房与其家人一起用餐，贝洛夫认为这反映了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朴素感情。
[64]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АндрейАндреевичАндреев，1895年10月30日——1971年12月5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是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二大代表。1919—1920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2年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工会讨论”期间支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192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2—1927年任铁路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4—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1930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1—1935年任铁路人民委员。1935—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农业部门负责人，1937—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6年任苏联最高委员会联盟委员会主席。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43—1946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7—1962年任中苏友好协会主席。1962—197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顾问。1971年逝世。
[65]尤里·瓦连蒂诺维奇·特里福诺夫（Ю́рийВаленти́новичТри́фонов，1925年8月28日——1981年3月28日），苏联作家、诗人，瓦伦丁·安德烈耶维奇·特里福诺夫的儿子。
[66]格奥尔格·迪米特罗夫·季米特洛夫（GeorgiDimitrovMikhailov，1882年6月18日——1949年7月2日），1900年当选为索非亚印刷工会书记。1902年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1904年7月出席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出版委员会委员。1904年8月在全国工会同盟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工人理事会理事。8月23日被选为索非亚地方工人理事会书记。1905年8月被选为索非亚党组织书记。1905—1923年任全国工会同盟中央书记。1909—1919年任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中央委员。1913年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15年参与成立巴尔干社会民主党联盟。1919年5月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紧密派社会主义者）后，成为党的领导成员和共产国际领导人。1921年被选为巴尔干工会财务委员会委员、赤色工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理事会理事。1922年当选赤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3年参与领导九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923年12月当选为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主席团书记。1924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和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9年被指定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领导人。1933年因“国会纵火案”被捕，1934年被引渡回俄国。1934年4月29日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中欧地区局领导。5月23日被吸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1946年11月任保加利亚总理。1948—1949年任保共中央总书记。1949年7月2日在莫斯科逝世。
[67]作者对玛丽娅·索罗基娜的采访。迪马·索罗基是不太情愿地去学习文学的，后来成为一位电影摄影师，但是他还是设法与列昂尼德及其妻子保持着友谊。
[68]作者1991年6月对尤里·赫鲁晓夫的采访。根据SaraBabyonysheva的说法，她是十年后认识艾丁格尔的，艾丁格尔最后落得以缝制衣服为生。
[69]鲍里斯·叶菲莫维奇·特雷瓦斯（БорисЕфимовичТрейвас，1898年？月？日——1937年8月16日），1918年加入俄共（布），随后在共青团工作。1923年曾写信支持托洛茨基的《新路向》，同年起在各大院校任教。1931—1933年任联共（布）特维尔省上维什涅沃洛茨克区委第一书记。1934—1937年任联共（布）卡卢加区委第一书记。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5年平反。
[70]关于罗查莉的事情很难说清楚。电影评论家MayaTurovskaya在战后曾与罗查莉同在电影学院学习。她记得罗查莉使用赫鲁晓娃作为她最后的名字，并声称和列昂尼德有一个孩子。一位俄罗斯记者报道说，罗查莉的孩子实际上是她和列昂尼德在一起时与他们的一个朋友所生。1943年列昂尼德死后，国防部证书中证实了他与罗查莉的婚姻，上面标注的结婚日期为1937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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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是否成为政党干部：1918—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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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是否成为政党干部：1918—1929
从沙皇于1917年2月在彼得格勒退位至1929年赫鲁晓夫离开顿巴斯前往莫斯科期间，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经受了一系列严峻的考验。除了世界大战和大革命外，还有内战与饥荒。在顿巴斯，红军、白军、黑军（无政府主义者）和绿军（农民武装）相互冲突，争夺十分激烈，政权至少12次易手。重建工作于1921年开始，但是战争的创伤还没有愈合，布尔什维克就开始了农业集体化与国家工业化的剧烈运动。20世纪20年代末，在消灭了资本家、地主与牧师以及镇压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像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这样的非共产党政党后，布尔什维克清洗了党内的非共产主义成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在这些年里，赫鲁晓夫开始相信新的世界即将来临，和平与公正将占据统治地位。赫鲁晓夫在退休后回忆说，他“一直梦想回到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时代与氛围”。当被问及为什么会在斯大林死后“举手反对这位独裁者”时，赫鲁晓夫回答说：“因为我不是30年代的人。”相反，他认为自己是革命后初期时代的产物，他回忆道，就是在这一时期“我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社会等级制度在我眼前土崩瓦解”。
1917年2月，赫鲁晓夫还是一个处于大规模动荡边缘的小人物。11年后，他成为乌克兰共产党组织里的高层干部。不过他选择参加革命政党而不是仅仅做一名钳工是花费了一些时间的。他直到1918年底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布尔什维克已经夺取政权一年多了。内战结束后，他找到了一份在煤矿上担任副经理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不是一次而是两次重新学习，希望成为一名工程师或工厂经理，然而每次他的计划总是被他初露头角的政治前途所“打乱”。
如果说赫鲁晓夫对自己是否致力于在共产党机构内谋发展感到犹豫不决的话，那么这部分是由于党的前途还不是很明朗，同时也是由于他感到了自己的局限性。他记得几乎在往上攀升的每一个台阶上他对自己都不是很自信。他拒绝被提升，就是为了能呆在熟悉的地方，周围有对他很尊重的同事与朋友。这部分是由于初入道者的自然紧张情绪所致，但并非全部。
赫鲁晓夫通过充分发挥他的特长来弥补自己的缺点：努力工作的卓越能力以及显得直率、容易亲近的个性。不过还有另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他的步步高升：他对自己和自己取得成功的机会并没有把握。特别是在血腥的20世纪30年代，不过也包括动荡的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充斥着形形色色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对于赫鲁晓夫所表现出来的谦虚，他的上司肯定会感到很奇怪。问题是，当时和现在都一样，他所表现出来的单纯与正派都是出于真心，而不是刻意的表现。答案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单纯与正派是真实的，但是他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粉饰，并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因为赫鲁晓夫证明他并非是像阴谋家之类的无能之辈。在他自己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回忆中，他的这一面几乎完全没有体现，在当时留存下来的文件中也只是隐约可见，但是这的确是他真实的一面。
甚至在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罗曼诺夫（Romanov）王朝[1]的垮台改变了赫鲁晓夫的世界。这个新的彼得格勒临时政府虽然执掌了政权，但并没有能够行使完全的统治权，特别是在帝国的南部地区。由于保守党和自由党以及君主政权相互猜忌，像顿巴斯这样的地区，基本的社会秩序只能由工人代表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委员会）来维持，但是还是经常会发生无政府主义的骚乱。尤索夫卡煤矿主所谓的工人的过分要求包括实行事实上的八小时工作制。但是也有一些确实过分的要求：侵占或拆毁老板的公寓、打骂、即时逮捕以及袋鼠法庭。[2]
在一段时期内，虽然人们对资产阶级没有好感，很痛恨，但布尔什维克几乎和资产阶级一样不受人们欢迎。矿工们对帝国的爱国热情使得他们在尤索夫卡私刑拷打了几个反对战争的布尔什维克。1917年7月彼得格勒发生了针对临时政府的起义后（起义被镇压后列宁躲藏了起来，托洛茨基被逮捕），顿巴斯的布尔什维克力量更加脆弱了。当列宁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时，尤索夫卡的苏维埃通过了孟什维克倡议的谴责布尔什维克政变的决议。只是在强力排挤了他们的对手后，布尔什维克才最终在尤索夫卡苏维埃中获得了不算可靠的多数。“要想挽救布尔什维克”，一位审慎的历史学家评论说，“就可能会引发一场内战”。
在1917年的混乱中，赫鲁晓夫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但并不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在选举参加鲁钦科夫苏维埃的代表时，他是其中的一员；1917年5月29日，他被“无记名”推选为主席。8月他在鲁钦科夫加入了一个保卫革命的政治军事团体，12月他成为矿工与钳工商会委员会的主席，该商会联络着尤索夫卡地区八个煤矿与工厂的工人。就在同一时期，斯大林后来的亲信拉扎尔·卡冈诺维奇[3]在尤索夫卡领导着布尔什维克。苏联的一份文件坚持认为赫鲁晓夫当时也已经是布尔什维克的核心之一。但是他当时还不是一名党员。
“他当时绝对不是革命者，”V.莫洛托夫在差不多70年后说：“他是到1918年才加入共产党的。这就是他的积极程度！那时很多普通工人都已经加入共产党了。不过就是这样的人后来成了我们党的领导人！这真是太荒谬了！荒谬至极！”
虽然我们可以认为莫洛托夫的蔑视带有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意味，但赫鲁晓夫对自己的这段历史却是极力维护的。“人们都知道我是属于那种积极分子之列的，但是我直到1918年才成为党员。”赫鲁晓夫在退休后说：“当人们问我为什么不早一点加入党组织时，我解释说那时加入党组织和现在不一样，没有人搞运动或努力说服你加入。当时有很多不同的运动和团体，你很难完全搞清楚它们的性质。当革命开始时，我就立即决定了自己的立场。”
就像他的自我辩解所说的那样，他的行为也不是特别合适的。没有人说服他加入很难成为一个具有自发动力与坚定信念的革命者的借口。赫鲁晓夫在区分各种不同团体时所遇到的困难与他宣称自己“自觉地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是矛盾的。此外，他声称在1917年10月后立即确定了自己的思想立场也是与事实不符的。事实上，赫鲁晓夫很可能更倾向于孟什维克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因为孟什维克强调发展经济，而布尔什维克则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政治权力。毕竟孟什维克的主要支持者是比较富裕的工人，他们害怕在革命中失去一些东西，而赫鲁晓夫就是其中的一个。只要温和派掌握政局，他就可以赢得很多利益。只是在布尔什维克控制了政权，似乎能击败所有的反革命图谋时，赫鲁晓夫才站到了它们一边。
如果说革命引发了秩序的混乱，那么接下来的内战则更为糟糕，特别是在顿巴斯，有三分之一的矿工丢掉了性命。1917年12月，卡列金[4]将军率领的哥萨克分遣队在亚西诺夫卡（Yasinovka）杀害了20名矿工，并将他们的尸体扔进了污水池和粪堆里。在马克耶夫卡（Makeyevka）附近，哥萨克挖矿工的眼睛，割他们的喉咙，并把其他的矿工活活扔进矿井里。作为回应，被称为“红卫军”的工人小分队逮捕了白军军官、煤矿经理和哥萨克武装分子，当场把他们打死，将他们陈尸街头。
在卡列金的部队向尤索夫卡进发时，他们所到之处出现了成群的难民，他们遇到了从彼得格勒派来的红军的抵抗。在几个地方的战斗中，卡列金的部队与据说是在伊凡·达尼洛夫[5]和尼基塔·赫鲁晓夫带领下的鲁钦科夫红卫军发生了遭遇战。
到1918年2月，卡列金已经被打败。4月，另一支反布尔什维克武装，基辅的中央拉达（theCentralLada）也被击溃，基辅当时宣布自己成立了独立的乌克兰政府。至此，布尔什维克面对着一个更加危险的敌人，强大的德国军队，当时德国仍与俄国及其他协约国处于战争状态。[6]当德国和奥地利军队逼近尤索夫卡时，布尔什维克党人都逃跑了，城市主要落入了无政府主义者手中。德国和它们的乌克兰合作者盖特曼·帕夫洛·斯科罗帕茨基[7]恢复了煤矿原来的管理者，他们对政治上有嫌疑的工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在一个镇上，德国人在他们到达的当天就枪杀了45名矿工。不久以后，那些没有与布尔什维克一起逃亡、加入红军以及向南流亡以躲避饥荒的大多数矿工都回到了他们原来的村子里。
赫鲁晓夫也在逃亡者之列。[8]当人们再次得到他的消息时，他已经回到了农村，然而1918年的农村也爆发了又一轮的暴力。虽然内心对农民抱有怀疑的态度，但布尔什维克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还是承诺让他们拥有土地（以及和平与面包）。然后在重新分配土地时，不仅是地主与教会，而且连富农也被剥夺了土地。1918年春天，布尔什维克开始征收谷物，以供应城市居民和新的红军。当农民抵制时，武装小分队就强行夺走谷物，这使得除了战争的死亡和破坏外，又引发了饥荒。
赫鲁晓夫领导着卡里诺夫卡的贫民委员会。从理论上讲，村民被划分成富农、中农与贫农。事实上，这种界限并不很明显。然而，布尔什维克却通过邻居间相互告发的方式来利用这种“阶级对立”。我们也许无法确定这种兄弟姐妹相互残害的情况在赫鲁晓夫的村庄里有多么血腥，但我们可以肯定赫鲁晓夫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18年底或1919年初，赫鲁晓夫应征参加了红军。当1918年11月停火协议签订后德国人离开乌克兰时，白军在尤索夫卡作威作福。S.V.邓尼索夫[9]命令将每十名被捕工人中的一人绞死，数百具尸体在街道上悬挂了好几天。作为回应，红军枪杀了怀疑与白匪串通的工程师与技术人员。斯科罗帕茨基的警察和纳斯特·马赫诺[10]的无政府主义追随者也对他们的敌人大开杀戒，而不管哪股势力占据上风，犹太人都是血腥屠杀的目标。
再往南，赫鲁晓夫当时与红军第九军驻扎在一起，战斗更加残酷。虽然战争时期的政治委员列昂·托洛茨基禁止杀害俘虏，但“受伤和被抓获的白军军官不仅被枪杀掉，而且还会受到各种可能的残酷方式的折磨。他们会根据白军军官们肩章上星的数量在他们的肩膀上钉上相应数量的钉子；将勋章烙在他们的胸上，并在大腿上划上道道。他们甚至会把白军军官的命根子割下来，塞到他们的嘴里”。
白军将军安东·邓尼金[11]的军队重新夺取了整个库班区（Kuban）和北高加索地区，抓获了大约5万名俘虏。1919年仲夏，俄罗斯南部的红军似乎已经处于溃败的边缘。白军占领了哈尔科夫（Kharkov）、叶卡特林诺斯拉夫（Yekaterinoslav）［后来改称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和察里津（Tsaritsyn）（后来改称为“斯大林格勒”，再后来又称为“伏尔加格勒”）。9月20日，在白军一辆装甲车的攻击下，库尔斯克落入了政变者的手中。但是后来形势发生了逆转。邓尼金未能继续向莫斯科进发，他遇到了困难——兵力不足、组织混乱以及缺乏民众的支持——这导致了形势急转直下。1920年5月，他的志愿军被彻底打垮。到白军将领弗兰格尔[12]的部队11月从克里米亚撤退时，整个内战已经结束。
很显然，有关赫鲁晓夫所在的第九军的记录是毁誉参半的。有一份报道说，第九军“不止一次逃离”战斗现场。不过，第九军也成功地行军620英里，从顿河上游到了黑海岸边，在行军途中，赫鲁晓夫从一名党小组的组织者被提升为营政治委员，后来又成为第九军政治部主任。
政治委员制度是1918年4月建立起来的，当时红军对意志坚定的工人积极分子的依赖逐渐减少，而对政治上不可靠的农民的依赖却越来越大。政治委员的任务就是提高部队的战备水平与士气，处理与老百姓的关系，还有部分职责是提高部队人员的文化水平。作为一支革命力量，布尔什维克对这些目标很重视。“鼓动、宣传与教导工作”的任务包括教会文盲士兵如何读写、出版宣传小册子与报纸、排练上演戏剧、筹建图书馆以及维持红军俱乐部。
然而，那些教导同志们的政治委员自身并不比他周围的人有更高的文化。1919年1月，斯大林和安全警察首脑弗里克斯·捷尔任斯基[13]下令对政治委员进行清洗，理由是“政治委员”这一称谓本身已经成为“滥用的术语”。一位于1919年开小差的红军旅指挥官认为，只有5%的政治委员属于“理想坚定的共产党员”，其他的就是工人中的机会主义者、落后的农民以及“其他阶级中的糟粕，大多是年轻人和失败者，当然，大多数犹太人几乎都属于这种情况”。不过，这位开小差的军官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政治委员有些还是“工作特别努力、能给人以启发的军官，他们在同志们中间极力鼓动”，他们在保持“广大士兵的阶级对立情绪”中所发挥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
赫鲁晓夫对自己行为的描述同样是自相矛盾的。他声称自己在前线发挥了英雄般的作用：“我们发起攻势，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向前。……我们将白卫军的匪徒赶下了海。”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工兵营里，而不是在步兵部队，有至少两个月的时间他是在参加政治指导员培训班，他后来的很多“战争故事”更多的是与其自己及所在部队的文化落后状况有关，而不是他们的军事战绩。
“我们不是那种过去意义上的绅士。”他回忆道。有一次当他和同志们在一个前贵族的住宅里驻扎两天时，“我们甚至不能进入盥洗室。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不知道如何正确地使用盥洗室——不是坐在马桶上，这样后面的人还可以使用，而是像老鹰一样蹲在上面，盥洗室里被搞得肮脏不堪。盥洗室被弄得不能再用后，我们就到外面附近的园子（地上和花园）里解决问题。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园子就变得恶臭无比，人都不能从那里经过了”。
还有一次，他与一家知识分子住在一起。女主人毕业于圣彼得堡一所专为贵族人家的女儿设立的学校，家里的其他人包括一位律师、一位工程师、一位教师，还有一位音乐家。赫鲁晓夫记得房子的女主人很勇敢地对他说过：“‘既然你们共产党人已经夺取了政权，你们肯定会践踏我们的文化，将我们的文化扔进垃圾堆里。你们也不可能欣赏到像芭蕾这样高雅的艺术。’她说得没错。我们对芭蕾一无所知。当看到芭蕾舞剧的演出广告时，我们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些穿着不体面服装的妇女的照片而已。”然而，尽管赫鲁晓夫承认他和他的同志们是“粗野的、没有教养的工人”，但他坚持认为他们“也想接受教育，我们想学会如何管理一个国家，如何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他告诉她的女主人：“你等着瞧好了，我们会拥有所有的一切的，包括芭蕾舞。”
赫鲁晓夫屡次提到这些战争故事，这说明了很多问题。他和旧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差距不仅在内战时期，而且在几十年后撰写回忆录时还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叙述他的同志使用盥洗室的事情很显然是为了说明他和他们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努力改变着自己。但是即使如此，为什么还会提及此事呢？赫鲁晓夫就是希望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噢，我的回答是，”他回答说：“这种状况持续很长时间，人们要想改变自己原始的生活习惯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1921年内战结束后，顿巴斯成了一片废墟，工兵营被重新命名为劳动旅。“这样，你就是一名矿工了？”师部的一位干事问赫鲁晓夫：“很好，你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那种人——（劳动旅）政治委员！”
赫鲁晓夫对这一任命表示反对。“我和那位干事互相对骂。‘你以为你是谁呀？’我大声喊道。‘那你以为你是谁呀？’他回击道。”他们当时的口角之争肯定要比这尖刻得多。但是当时赫鲁晓夫的地位还很低，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最后我走开了。”
随着战争的结束，红军失去了有利地位。由于营养不良，战士们大都身体虚弱，抵抗不住癍疹、伤寒和坏血病这样的流行病。“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恶劣，”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没有制服和可换洗的衣服。大家不洗澡，不刮胡子，都是超负荷工作，也没有足够的食物。”赫鲁晓夫自己也被迫来到一个农民家里吃住，住在农舍的后院。他就靠农民餐桌上的剩饭剩菜生存了下来。到了1922年已经成为鲁钦科夫煤矿经理的朋友才把他拯救出来，让他当上了负责政治事务的助理主任。就在这时，疾病袭击了他的家庭。
当赫鲁晓夫1918年从尤索夫卡逃往卡里诺夫卡时，他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加入红军时他就让他们与他的父母住在一起。耶弗罗西尼娅第一次离开她的父母和姐妹，由她脾气倔强的婆婆照顾。虽然耶弗罗西尼娅逃过了战争最残酷的日子，但她肯定担心战争会夺去她丈夫的性命。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被战争，或者确切地说应该是战争所带来的饥荒和疾病夺去生命的是她自己。她患上了坏血病，当时赫鲁晓夫就在不远的南方前线，当他赶到家时，她已经死了。[14]
“她的死让我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只是作了简短的叙述，但却满怀着深情。根据卡里诺夫卡当地人的说法，赫鲁晓夫是在耶弗罗西尼娅死后的第二天赶到的。他的父母本来打算在村子里的教堂举行一个葬礼，再把她安葬在墓地里，但是赫鲁晓夫却安排将棺材抬过他家的篱笆，而不是通过村子里的教堂，他家篱笆的后门就通向墓地。他这么做的目的，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在赫鲁晓夫死后向她的孩子们解释说，是想在不违反他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同时也不冒犯他那些信奉宗教的亲戚。“这可以典型地反映他后来的行事方式，”尼娜·彼得罗夫娜评论说：“难以预料，有时令人吃惊，反正总是非同一般。当时，村民们都谴责你们的父亲。直到今天，每当想到当时发生的事情时，他们仍会摇头表示难以认同。”他父母的反应肯定比这还要激烈得多。
当赫鲁晓夫1922年回到尤索夫卡时，那里已经是一片破败的景象。煤炭生产已经停止。从食物和住房到煤炭开采所用的炸药和导火索都很紧缺。矿主和经营者都已经逃离，很多矿工也逃走了。物价飞涨更加剧了尤索夫卡的艰难：1922年2月，一袋36磅的面粉需要200万卢布，一磅说不清来源的肉则要卖到37000卢布。
内战结束后，瘟疫开始流行。癍疹、伤寒和霍乱蔓延得很快，同时谷物歉收又造成了大面积的饥荒。从全国范围来说，在1921年和1922年饥荒中饿死的人超过了在世界大战和内战中死亡的总人数。1922年春天，尤索夫卡地区的居民中大约有38%的人处于饥饿状态，在整个顿巴斯地区，大约有40万儿童忍受着饥饿的折磨。一位在马克耶夫卡（Makeyevka）饥荒中生存下来的基督圣母教牧师，奈沃（Neveu）神父，看到的情景“让他想起了弗拉维斯·约瑟夫对耶路撒冷被占领时的描述。母亲们杀死自己的孩子，然后自杀，以结束他们的痛苦。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形容枯槁、全身浮肿的人们，他们几乎无力移动自己的身体，被迫去吃死去的猫、狗和马”。[15]
在沙赫蒂（Shakhty），有人从一位老妇人那里买了煮好的肉，吃了下去，后来人们对老妇人的住处进行了搜查。在她的住处发现了“两只大桶，里面装着小孩尸体的各个部分，被分门别类地腌制着，还有被剥去头皮的头盖骨”。一大群人围到她家，将老妇人和她的丈夫活活打死。
1921年，在列宁的坚持下，苏联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取消了强制征收谷物与相应的赋税政策，允许农民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处理他们剩余的谷物。虽然新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地区的状况，但顿巴斯并没有能立即感受到它的影响，饥饿迫使成千上万的矿工离开煤矿，外出寻找食物，由此造成的煤炭短缺使得装载供应物品的列车不能到达该地区。莫斯科派遣了150名高层管理者来到顿巴斯，动员所有年龄在18～45岁的男性以及所有年龄在55岁以下的矿工来这里工作，并动员了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平民。但是在尤索夫卡地区，布尔什维克的数量依然很少，也特别不受人们的欢迎。[16]
尽管他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也许正是因为力量弱小，顿巴斯的布尔什维克对他们的“阶级敌人”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仁慈。所谓的革命法庭对“反革命分子”做出了死刑与长期监禁的判决。在共产党看来，顿巴斯的工人“心理上不健全”，“他们的无产阶级觉悟一开始就不高，现在更是完全丧失了”，因此为了使他们工作，共产党制定了严格的纪律。结果引发了大规模的劳工骚动，整个20年代罢工接连不断。[17]
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内部出现大批的持不同政见者只是很正常的现象。1922年5月，列宁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其后除了少数的几个月，他完全丧失了工作和控制局势的能力，直到他于1924年1月21日去世。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内部出现了分裂，以斯大林、格里高里·季诺维耶夫（GrigoryZinoviev）和列夫·加米涅夫（LevKamenev）为一派，以托洛茨基为另一派。当时斯大林及其盟友主张无限期延续新经济政策，而托洛茨基则警告说核心社会主义价值正被歪曲，例如工业化优先以及无产阶级先进于农民阶级。托洛茨基还提出了“党内民主”的问题，指责斯大林派别的大权独揽已经凌驾于党之上。1923年10月，莫斯科政治局收到了一份由46名高层布尔什维克党员联名签署的声明，批评党内“领导层的无能”与“完全不能容忍的”政权。
两年后，斯大林在政治上击败了托洛茨基。又过了两年，即1927年，斯大林将托洛茨基流放。但是在20年代初，托洛茨基和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在顿巴斯仍然很受人们的欢迎。因此，虽然46人声明遭到了莫斯科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谴责，尤索夫卡党的委员会投票支持克里姆林宫，但还是有12名尤索夫卡委员会委员（委员人数一共79名）投票支持声明，这是顿巴斯地区支持托洛茨基最多的力量。[18]
这就是赫鲁晓夫1922年回来时的形势。他在鲁钦科夫煤矿的实际工作仅仅持续了几个月，但是这一时期的工作却培养了他从此以后展现出来的精力充沛、事必躬亲的领导作风。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工作（矿主在逃跑时把图纸都带走了），他和其他人“将炼焦炉拆成零件，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生产焦炭副产品都包括哪些程序，以及如何操作这些程序。那时我们没有维修、保养机器的工程师。很多呆在顿巴斯的工程师都反对我们，不愿意出来帮助我们”。赫鲁晓夫穿上他原来做矿工时的全套装备，下到井下视察机械设备。他马不停蹄地与经理以及党和商会的官员进行会面，他视察工人的宿舍，并采购了急需的食品。
与其他的布尔什维克不同，他们嫌弃在他们看来“地位低下的”工人，赫鲁晓夫对他从前一起工作的弟兄们表现了发自内心的同情。“现在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权与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赢得了自由，但是人们的生活却比以前还要差。难怪有人会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你们向我们承诺会建立起人间乐园，也许我们会在死后到达天国的乐园，但是我们想在有生之年尝尝人间乐园的滋味。我们没有任何的非分之想，只要给我们一个安身之地就可以了。’”
但是在难以驾驭的矿工们“让我十分难堪”时，赫鲁晓夫回忆说，“即使他们对我十分了解，因为我在革命前就与他们一起在煤矿工作”，他还是给予了恰当的回应。“将你们的双手举起来，让我们看看”，他对那些被认为是“怀有敌意的分子”喊道：“这不是矿工的手，这是商店售货员的手。”
赫鲁晓夫在鲁钦科夫煤矿担任副主任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于是他不久就被任命到附近的帕斯图赫夫煤矿担任主管。但是他没有接受任命，而是申请去刚刚开办的工人培训班学习，这个培训班后来成为顿涅茨克矿业技术大学。当尤索夫卡党的领导人拒绝他的请求时，他就到顿巴斯主管煤矿的主任那里申辩，这个主任也申请参加这个培训班：“你是有文化的人，你已经高中毕业，现在你又申请去矿业学校里学习。但是你却不让我去，我认为这不公平。为什么你不让我去？我才念了四年书……但是你却不让我继续接受教育。”
赫鲁晓夫对教育的渴望并非完全是个人臆想。布尔什维克理应成为文化与政治上的先锋，党员不仅需要“富于效率地工作”，而且“要有文化素养”。这意味着衣着整洁、在餐桌上表现得体，能阅读俄国古典文学与观看芭蕾舞则更好了。那么为什么赫鲁晓夫的上司拒绝他的请求呢？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管理人才，他们离不开他呢？还是因为他们不能想象一两年的学习会对举止粗俗的赫鲁晓夫有多大帮助？然而不管怎么说，最后他们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他得以继续学习。
顿涅茨克矿业技术大学的任务就是将首批208名学生培养成工程师，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至少是第二次接受教育，在矿井上呆了十年时间，不是党员就是共青团员。赫鲁晓夫参加的工人培训班目标要低一些。经过两到三年的学习，这实际上起到了补习高中课程的作用，毕业生应能合格地进入矿业技术大学的一年级。赫鲁晓夫是在1922年8月24日填写参加工人培训班的申请的，他在填写参加理由时写道：“获取更有效率地进行工业生产所需的技术知识。”
尤索夫卡工人培训班是更广泛的教育运动的一部分。就像美国的肯定行动一样，苏联的教育运动试图为弱势团体获得更高的教育提供渠道。根据一份西方历史材料，这一努力“包括暂时降低学业标准，是通过一系列的正常行为来达成的，结果遭到了相关教育机构的抵制，引起了中产阶级父母的不满”。[19]
工人培训班的入学要求超乎想象的低。1924年的入学者只要“能很好地掌握所有数字的算术四则运算、能以书面和口头的方式充分表达他们的思想以及拥有达到政治文化初级水平的一般政治教育”就可以了。在政治文化方面，赫鲁晓夫肯定是他班级里最好的。但是，虽然在一份苏联文件里描述他不仅“勤奋”，而且“因为广博的学识而显得与众不同”，但在他一位老师的记忆里却不是这么回事。根据她的记忆，这位后来的苏联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他刚刚入学时“满是老茧的双手几乎握不住铅笔”。很显然由于缺乏自信，他特别努力地取悦于老师和同学们。她记得他在理解一个语法点时遇到了困难，当他终于理解时，不禁大笑着喊道：“我终于明白了。”然而，尽管他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她认为他还是“一个差学生”。
他成绩不好的一个原因是政治事务缠身。从入学开始他就被任命为工人培训班和整个矿业技术大学的党委书记。这使得他必须为学校的政治健康以及（与学校的主任一道）为学校的物质条件负责。学校所在地在革命前是一所高等商业学校，在1917年的照片上显得很突出，1991年时仍是如此。不过当矿业技术大学第一次开始招生时，学校已经破败不堪了。大多数学生都住在曾经关押哥萨克武装分子的简陋房子里，往往是30～40人住一个大房间。作为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享有仅和其他三个学生共用一个小房间的“优待”。
第一批学生在开始上课前必须对建筑进行修缮。在赫鲁晓夫的鼓动下，他们征集了一些生锈的机器，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将校舍修好，他们建起了临时的工作间、实验室以及一个发电站。由于缺乏合适的课本，赫鲁晓夫建议在地下室里用临时拼凑起来的印刷机自己动手印制课本。他“不停地催促我们”，负责排印的学生回忆说：“检查进展情况，给我们以指导。”当党小组出版一份报纸时，赫鲁晓夫审查了出版计划与排版设计。作为党的领导人，他应该负责报纸的思想纯洁性，但是他好像只对报纸是怎么排版印刷出来的感兴趣。他肩负的多重职责要求他到处走动，但是又好像是赫鲁晓夫想获得教育机会的想法就是在新的、学术气氛更浓的条件下从事他一直所做的工作——到处走动、与人接触以及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也似乎是费了如此大的努力获得了教育机会，现在他觉得有很多理由可以帮助他尽量避免艰苦的学习。
1924年9月，赫鲁晓夫是学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负责对矿业技术大学的首批15名毕业生进行审定，核发毕业证书。不过，他本人从来也没有拿到这个毕业证。虽然他声称完成了工人培训班的学业，但也不是很肯定。[20]即使他真的毕业了，由于他的各科成绩并不理想，加上他在学习上投入的时间有限，这也足以说明他的教育水平并没有得到什么大的提高。
党委书记赫鲁晓夫在驾驭政治事务方面将工厂里的那一套运用到了学生身上。除了对工人培训班的学员拥有权力外，他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任务，这赋予他特别的权力。1923年12月，他代表所在的党小组参加了尤索夫卡地区共产党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同月，他加入了委员会，成为组成当地布尔什维克精英分子的40名党和政府官员中的一员。这样，赫鲁晓夫在尤索夫卡的煤矿、工厂与教育机构里成了大家所熟知的人物。在几乎依靠他自己的力量结束了一个煤矿的罢工后，他被任命进入尤索夫卡共产党委员会的核心集团——政治局。
像这样责任重大的职位是为那些思想上可靠的人预备的。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到赫鲁晓夫对那些年里斯大林简单、初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追随程度。[21]然而，事实上，他一开始加入的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这一重大的政治错误后来使他的政治前途，甚至性命，处于危险之中。
“1923年，”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工人培训班里学习时，我在对待托洛茨基派的立场上的摇摆是有过错的。……我受到了哈雷恰科[22]的蛊惑，他是相当著名的托洛茨基派。……我没有冷静分析党内出现的各种不同倾向，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人，他在革命前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为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奋斗。”
特罗费姆·哈雷恰科（TrofimKharechko）是位有名的布尔什维克，曾经联名签署过46人声明。由于党内民主的话题（或者不如说缺乏民主）曾经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因此赫鲁晓夫肯定知道他的行动意味着什么。然而，在斯大林在世时，他肯定不能承认这一点，后来他也从来没有承认过。
当赫鲁晓夫于1922年回到尤索夫卡时，人们经常看到他的后面跟着一群年轻的女性，对于一个在外打仗四年的精力充沛的27岁小伙子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人们到现在还不知道的是他遇到了一位刚从女子学校毕业的17岁女子，并和她结了婚。马鲁西娅，她的姓氏不详，曾经和她父亲不喜欢的一个年轻人私奔，并生下了一个女儿。马鲁西娅的父亲在煤矿上认识了赫鲁晓夫，认为他是个好人，于是就说服他的女儿和他结婚。
由于有自己的孩子，马鲁西娅很显然不愿或是不能与赫鲁晓夫的孩子们相处，此时尤莉娅和列昂尼德已经从卡里诺夫卡来到了赫鲁晓夫身边。由溺爱的祖父母抚养的尤莉娅此时七岁，列昂尼德五岁，两人都不太听话。赫鲁晓夫的母亲指责马鲁西娅这个继母对孩子不好，于是她肯定说服她的儿子离开这个新妻子。赫鲁晓夫在尤索夫卡的一些朋友认为马鲁西娅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据说，她对失去赫鲁晓夫从来也没有感到后悔。不过赫鲁晓夫后来对她继续给予了帮助，特别是在她的女儿生病时，她的女儿不到20岁就去世了。[23]
这段短暂的婚姻不只是填补了赫鲁晓夫20年代个人生活的空白，还给他带来了后来一直折磨着他的第二个负罪感（第一个是赫鲁晓夫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信奉）。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这也许是他的父亲和母亲，赫鲁晓夫的第三任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过去常常发生激烈争吵的原因，他们努力不让孩子们知道他们争吵的原因。这或许还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和尼娜·彼得罗夫娜从来不公开登记结婚的原因之一，他们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赫鲁晓夫下台后才登记结婚的。[24]
抛弃马鲁西娅是一个可以说明赫鲁晓夫公开生活模式的显著的私人生活例子，他在公开生活中也愿意违背自己的道德戒律，哪怕是以深深的负罪感为代价。他的孩子们说，赫鲁晓夫对他的家人制定了严格的规定。赫鲁晓夫很少发火，只有在孩子们违反他的规定时才会动怒。一个规定是他的孩子们必须自力更生，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当看到他们无所事事的时候，他会感到很苦恼。如果孩子们没有取得优秀的学习成绩，特别是老师对他们的行为提出批评时，他会心烦意乱。他夸耀自己生活得很有条理、很富效率（尽管从他一些朝三暮四的政策中并不能发现这一点），并坚持认为他们也应该如此。
赫鲁晓夫的另一条准则是过度饮酒是可鄙的。一两杯还可以（但在开车前绝对不能喝酒），根据他的女儿尤莉娅的说法，赫鲁晓夫“不能容忍酒鬼，他十分憎恨酒鬼。他一再坚持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的弱点，他对那些不能正视自己弱点的人很鄙视”。
第三条准则与伤风败俗和离婚有关。当他的儿子列昂尼德后来成为一位花花公子以及列昂尼德无法无天的儿子尤里（Yuri）表现出与他父亲一样的德行时，赫鲁晓夫大发雷霆。当他其他的孩子打算，或者更糟的是，办理离婚时，赫鲁晓夫感到很愤慨。尤莉娅说，赫鲁晓夫的首要原则是“当你和一个人结婚后，你就应该将一生奉献给对方。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是比婚姻不和或离婚更大的悲剧了”。由于尤莉娅自己就有几任丈夫，谢尔盖·赫鲁晓夫也离过两次婚，因此令赫鲁晓夫烦恼的事不少。他的一个孩子就为了不触怒这位老人，而维持了将近二十年的不幸婚姻。
在离开马鲁西娅后不久，赫鲁晓夫就遇到了尼娜·彼得罗夫娜·库卡尔晓克。虽然比赫鲁晓夫年轻六岁，但尼娜·彼得罗夫娜却比他接受过更高的教育，甚至是一位共产主义的清教徒，他们十分般配，也就是说，可以成为他的良师益友。
尼娜·彼得罗夫娜的父母也是农民，她后来说，但是她母亲得到了一批嫁妆，包括“几公顷（一公顷相当于2.47英亩，合15市亩）土地、几棵森林里的栎木树、一箱子衣服，还有一张床”。她父亲家“有四分之三公顷的自有土地、一座旧木屋，还有一个小花园，里面有几棵李树和一棵樱桃树”。[25]尼娜·彼得罗夫娜1900年4月14日出生于波兰王国内乌克兰部分的霍尔姆（或称海乌姆）的瓦西里耶夫村，当时还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与她村子里的大多数孩子们一样，尼娜·彼得罗夫娜讲乌克兰语，但在学校里被强制讲俄语——如果在语言方面犯错误，就会受到打手掌的处罚。由于属于乌克兰民族，她讲的乌克兰语要比她的父亲好得多，她的父亲后来成为基辅地区的党委书记。
与赫鲁晓夫一样，他未来的妻子也引起了一位小学老师的关注，告诉她的父亲她应该到城里去学习。1912年，他“把我、一袋土豆还有一块猪肉放到一辆马车上，来到了卢布林，他的兄弟在那里当一辆货运列车的列车员”。在卢布林的学校呆了一年，在霍尔姆的学校又呆了一年（她叔叔搬到了那里）后，尼娜·彼得罗夫娜在1914年8月战争爆发时回到了瓦西里耶夫村的家里休假。当奥地利军队在她们村子里烧杀抢掠时，许多妇女和女孩被他们劫持，尼娜的母亲谎称她患有癍疹伤寒，从而逃过一劫。当俄国军队重新占领了村子，后来又下令撤退时，尼娜的母亲和两个孩子变成了难民。她们最后终于找到了尼娜的父亲，后来就跟在皮昂特里·库卡尔晓克所在的部队后面。部队指挥官为库卡尔晓克写了一封信给霍尔姆的主教，主教安排尼娜在专门的女子学校上学，这所女子学校是从霍尔姆撤离到敖德萨的。“这所学校不收农民的孩子，”尼娜·彼得罗夫娜后来回忆说：“只有那些牧师和官员的经过特别挑选的女儿在这里学习。由于我所说的战争原因，我才得以在这样的学校里就读。”
1919年毕业以后，尼娜·彼得罗夫娜在学校办公室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填写毕业证书与抄写文件。她于1920年加入了共产党，那年夏天，当红军向华沙推进，意欲占领波兰时，她作为党的宣传人员在前线附近的乌克兰村庄里工作。当乌克兰西部成立共产党组织时，尼娜·彼得罗夫娜成为其中妇女组织的领导者。在红军被迫从波兰撤退后，她被送到莫斯科，在组建不久的斯维尔德洛夫共产党大学学习了6个月。她后来的任务就是去顿巴斯帮助实施对机会主义者和其他在内战期间混入党内的无赖的清洗（在20年代还是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接着，她就到一个省党校去“教授革命运动史与政治经济学”，但是还没有开始工作，她就染上了伤寒，差点丢掉了性命。康复后，她在塔甘罗格的一个教师培训班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于1922年秋天来到尤索夫卡，在那里的区党校教授政治经济学。
这位未来的赫鲁晓夫夫人还在鲁钦科夫煤矿担任过党的宣传员，在那里她教给矿工“基本的党的文学”，并在俱乐部里发表政治演讲。赫鲁晓夫在煤矿和尤索夫卡的矿业技术大学都听过她的演讲。不管是从纯粹的意义上说，还是从延伸的角度来看，尼娜·彼得罗夫娜都是赫鲁晓夫的老师。根据传统的父权模式，他显然是家里的权威。“他是我们家的首领，”谢尔盖·赫鲁晓夫说：“没有人曾在背后说过他的不是——倒不是因为我们怕他会发火，而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家里真正的权力还是在妈妈手里。她负责收拾屋子，检查我们的学习情况，她努力将我们抚养成人，这样我们就不会走到哪里都认为自己是有权有势人的孩子，能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我现在才知道，学校的老师本来想给我A等，但却给了我低一等的成绩，只是因为妈妈到学校里说服他们对我要严格一些。不管怎么说，如果这就是她想要的，那么她现在可以放心了。”
与她的丈夫一样，尼娜·彼得罗夫娜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就是她后来的体形。身材矮小丰满，挂着一张农民的脸，她让人想起了俄罗斯的马特昂西卡玩具娃娃或是冬天里壁炉边温暖的下午茶。她的冷静沉着正好与她丈夫的暴躁易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尼娜·彼得罗夫娜要比外界所了解的严厉得多。尤莉娅称这位抚养她的女人为“铁夫人”。如果说赫鲁晓夫的家里摆满了书，他们在生活中经常光顾剧院和电影院，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她。她坚持她的所有的孩子都要学习英语，并同时为他们安排了音乐课。
赫鲁晓夫对尼娜·彼得罗夫娜的吸引力与他追求耶弗罗西尼娅时所表现出来的一样。两次他都表现出了对更高的文化与更严格的道德标准的渴望，但他总是在这些方面有所欠缺。
1925年7月，赫鲁晓夫被任命为斯大林诺（以前的尤索夫卡）附近的彼得罗夫—马林斯基区的党委书记。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26年底。该区包括四座彼得罗夫卡煤矿和马林卡的农田以及周围的七个村庄。该区面积400平方英里（大约相当于罗得岛面积的一半），人口由两部分组成，包括1.7万名农民和两万名矿工。赫鲁晓夫就居住在他领地内煤矿与农村交界边缘的一所小房子里，他有一个土豆箱，邻居们有剩余的土豆也可以放到里面。尼娜·彼得罗夫娜在彼得罗夫卡做党的宣传员，（由于宣传员是由莫斯科支付工资，而地区党的领导者是由地方支付工资）她的薪水要比她丈夫多得多。
与前后几年相比较，1925年和1926年的生活还算是不错的。煤炭生产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新经济政策已经稳定了农村地区的局势。斯大林的盟友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Bukharin）鼓励农民“发家致富”作为使农业恢复繁荣的途径。但是这与布尔什维克对富农的反感相抵触，富农在乌克兰肥沃的土地上积累了很多财富。此外，由于煤矿的工作条件依然没有多大的改善，罢工仍时有发生。
作为地区党委书记，赫鲁晓夫主要依靠共产党员中数量少得可怜的干部来开展工作。他刚到这里时，整个地区只有715名党员，而且90%都集中在彼得罗夫卡，那里也是地区党部的所在地。到1925年底，党员人数也只上升到1108人。当时很多地方党的官员已经沾染上了“资产阶级情调”，变得很腐败。更有甚者，争夺布尔什维克领导权的斗争正日趋激化。在1923年和1924年击败托洛茨基后，1925年斯大林又与他自己的盟友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Kamenev）发生了冲突。他们后来于1926年加入了托洛茨基的联合反对派。
赫鲁晓夫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为无所事事的矿工寻找住房，筹集衣服和食物，总之，就是要通过各种手段迫使他们走上正道，包括使用强制的方式。甚至在他们“怒气冲天，大喊大叫”的时候，有一位矿工40年后回忆说，“他很快就能使他们开怀大笑起来”。但是“他也有很粗暴强硬的时候。如果矿工不愿意工作……他会立即解雇他们”。一位以前和他一起工作的党内同事对赫鲁晓夫的“个人谦虚谨慎”记忆犹新。例如，他会在周日和其他共产党员一道参加“义务”劳动。
至少共产党暂时是与富农和中产阶级和平相处了。“我们想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则来击败他们，”赫鲁晓夫回忆说：“我们努力降低新经济政策分子在国家合作企业中的分量，并努力提供更高的质量与更好的服务。但是我们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那些自主经营的商人能更好地陈列他们的商品，给予他们的顾客更好的服务。私人商店对家庭妇女颇具吸引力，她们在买东西时喜欢挑挑拣拣，她们喜欢到处转悠，仔细察看所有的商品。”
这些回忆体现了赫鲁晓夫的一个优点，就是他能清楚地看到与其先入为主的思想相冲突的事物。但是与地位卑下的农民打交道又使他的一个缺点显露了出来，即对任何让他想起自己的农民背景的人和事都感到恼怒。“你们必须忘记所有旧的东西。”他曾经对一群围聚在一辆新拖拉机边的笨拙的农民指示说。我们“跟在它后面走”，一位当时看到这一情景的人回忆说，对它的“力量”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它发出一种奇怪的气味”。农民们于是纷纷摇头表示疑惑。“庄稼再也不会长出来了，”他们说：“这个机器正在给土地下毒。”赫鲁晓夫训斥这些农民：“旧的方法将永远建设不了一个新社会。”[26]
当时的交通和通讯仍处于很落后的状态，铁路还没有通到赫鲁晓夫所在的区，机动车也很少。但他还是经常外出。冬天“我常常去拜访村民。我坐在雪橇里——当时我们只有雪橇，没有机动车——把自己裹在羊皮大衣里，这样风霜就打不到我了”。其他时间他就坐着轻便马车到处视察。“如果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后来说：“你就不可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智慧。”[27]
虽然作为地区党委书记，他的地位并不算高，但就是在这几年，赫鲁晓夫开始步入了更大的政治舞台。1925年底，他代表彼得罗夫卡地区参加了第九届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大会。不久之后，他又作为斯大林诺的几位代表之一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四届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虽然他是没有表决权的代表，但能够被选举为代表“对我来说已经是极大的荣耀了”。[28]
赫鲁晓夫第一次去莫斯科表现得像一个典型的乡巴佬。他和他的斯大林诺伙伴们把空余时间都用在欣赏这座大城市以及相互交流各自对首都的敬畏之情上。他想乘坐公交车去克里姆林宫，结果却迷了路。迷路让他感到非常生气，因为他想抢先其他代表到达会议场所，这样就可以抢到第一排中间的座位了。他有一次终于坐到了第一排的中间，因为乌克兰代表团被安排到了中区，考虑到斯大林诺小组的无产阶级成分及其在乌克兰共产党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他们被安排到第一排。
由于不再相信公交车，赫鲁晓夫于是每天早上很早出发，步行去克里姆林宫，事先计划好路线（“为了不再迷路”），并一直跑到举行大会的弗拉基米尔厅。“我终于坐到这儿了，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离我们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只有咫尺之遥！我能亲眼看见他们了！”斯大林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不仅因为他发表的讲话，而且还有一件与克里姆林宫摄影师有关的小事。斯大林诺代表团请求与斯大林合影，当传来消息说这位伟人愿意和他们合影时，大家在休息时间都聚集到了凯瑟琳大厅。
“斯大林走了进来，”赫鲁晓夫记得：“我们问他是否能坐在中间，我们都围在他的周围。对，就像你想到的那样，彼得罗夫开始安排我们各就各位，谁应该怎么转头、应该往哪儿看。突然斯大林用所有人都能听见的声音说：‘彼得罗夫同志就喜欢指挥别人干这干那。但是现在这儿是不允许这么做的，再也不允许一个人指挥其他任何人干这干那了！’在我们看来，斯大林真是很民主，他对彼得罗夫的玩笑话其实并非真的是开玩笑，而是他本性的本能体现。”[29]
第十四届党代表大会是斯大林反对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反对派斗争中的里程碑。在大会上，包括列宁遗孀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30]在内的发言者都被压制下去。乌克兰代表团在会议中极尽鼓噪之能事，斯大林诺党委书记康斯坦丁·莫伊谢因科（KonstantinMoiseyenko）更是全力呐喊。如果像赫鲁晓夫这样健谈的人没有加入他们的合唱的话，那显然不符合规律，但是他当时的地位太低了，因此他的言论并没有正式的文件记录。
不过，在乌克兰共产党的会议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1926年10月，第一届乌克兰共产党大会召开，就在会议召开的当天，六位反对派领导人［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乔治·皮亚塔科夫[31]以及其他两人］发表了一份意见声明，旨在保持在党内的一定影响。除此之外，一位名叫古鲁本科[32]的反对派继续要求更大的党内民主，对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提出批评，并为反对派辩护。
“在斯大林诺，”赫鲁晓夫反驳说：“我很高兴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倾听像古鲁本科这样的同志的意见。”他的发言“有意造谣中伤”。赫鲁晓夫肯定古鲁本科“没有说出任何他内心的想法”。反对派领导人的声明是“不诚实”的，只是他们耍的“花招”而已。反对派只有公开他们的言论与行为，他们所犯的错误才可能得到原谅，否则“我们必须要求党的最高机构对这些顽固不化的反对分子采取最为强制的措施，无条件地，不管他们以前作出过什么贡献，也不管他们以前所持的立场”。
这一言论比斯大林本人还斯大林主义。尽管斯大林出于战术考虑而暂时接受了反对派的意见，但赫鲁晓夫却没有。赫鲁晓夫呼吁的“最为强制的措施”还不像十年后的那么严酷。但是他用讥讽的语调和根据并不算充分的谴责所发表的咄咄逼人的言论让人认为他恨不得马上将反对派处死。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成为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之一。卡冈诺维奇1893年出生于基辅省一个犹太人家庭，由于家里太穷，无力支付他接受教育的费用，他曾经做过鞋匠学徒，他于191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赫鲁晓夫第一次见到卡冈诺维奇是1917年在尤索夫卡。“我认识他时他不叫卡冈诺维奇，而是日罗维奇。我百分之百地相信他，也很尊重他。”“事实上”——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的另一处更正道——“当我第一次见到卡冈诺维奇时，他不姓卡冈诺维奇，而是坎托罗维奇。”然而在第三译本中，赫鲁晓夫记得他姓卡什罗维奇。[33]也许在他听起来所有的犹太人名字都一样。不过即使赫鲁晓夫将名字搞混了，但他肯定很清楚地知道卡冈诺维奇1925年已经是乌克兰党委书记了，要想在党内得到迅速的升迁，就应该追随于他。[34]
卡冈诺维奇也许帮助安排过赫鲁晓夫1926年12月提升为斯大林诺共产党委员会的组织部部长与斯大林诺党组织的副书记职位。组织部是共产党的核心机构，负责党的职业干部的调配与监督以及追踪普通党员的表现。作为党委副书记，赫鲁晓夫帮助他的上司莫伊谢因科监管当地的经济发展，他严惩当地的反对派（例如，他主持过一次会议，呼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耶夫解散他们的派别），他甚至对那些被指控在内战期间站在敌对立场上的人签发过死刑命令。[35]
仅仅九个月后，赫鲁晓夫帮助安排了莫伊谢因科的下台。首先，他告诉他的斯大林诺同事说，乌克兰党委书记已经决定召回莫伊谢因科。其次，他透露他自己就曾参加过乌克兰政治局对此事的讨论。他与卡冈诺维奇的关系肯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样赫鲁晓夫与斯塔尼斯拉夫·科西奥尔[36]的友谊也帮了不少的忙，科西奥尔不久替代卡冈诺维奇成为乌克兰党委书记。内战期间，当科西奥尔担任第九军政治部主任时，他们两人也许见过面。1927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了苏联第十五届共产党代表大会，会议的新闻短片显示，赫鲁晓夫就坐在乌克兰代表团的中央，科西奥尔的身边。赫鲁晓夫看上去像一个年轻的海军军校学员，穿着深色的外套和衬衣，头发剪得很短，脸上带着宽厚的笑容。当他转身和身材矮小、已经谢顶、身裹紧身短上衣的科西奥尔交谈时，很显然他们彼此都很欣赏对方。
莫伊谢因科被指控犯有腐败与浪费错误，包括有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参加的“有计划的饮酒比赛”[37]。赫鲁晓夫倾向禁酒的清教徒习性使他对自己的上司产生了反感。40年后他仍然觉得自己是正确的：莫伊谢因科有“很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因此我们必须推翻他。这引起了一场骚动，一直闹到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那里，他们派了一个调查组下来调查此事。调查组倾听了我们的不满，认为我们的看法是有根据的，于是就把他开除了”。
但是事情还远没有结束。根据卡冈诺维奇的说法，莫伊谢因科不会让赫鲁晓夫忘记他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好感。也许这是因为在他追随托洛茨基的短暂时期里，赫鲁晓夫曾经批评过莫伊谢因科“违反了党内民主”[38]。此外，赫鲁晓夫肯定也希望自己能接替莫伊谢因科。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肯定感到失望了。乌克兰政治局任命V.A.斯特罗冈诺夫[39]接替莫伊谢因科，毫不奇怪，赫鲁晓夫对斯特罗冈诺夫也不以为然：事实证明他很“肤浅”，“他喜欢喝酒，搞阴谋诡计”。
不久以后，斯特罗冈诺夫的下属开始向赫鲁晓夫请求重要事情的指示，而不是他。“对我来说，”赫鲁晓夫后来说：“这可以理解，但是这完全削弱了他的作用。他们找我，因为我从小就在尤索夫卡长大……有很多朋友。……所以我对工业问题很熟悉……而工业问题是当时我们的中心工作。说得粗俗一点，如果一个领导者不知道这些问题，他就会被认为是傻子。这恰恰就是斯特罗冈诺夫的弱点，虽然他并不愚蠢。他也被处决了，这个可怜的家伙。当时我感到很内疚，现在仍是如此。他不应该被逮捕并被枪毙的。”[40]
在斯特罗冈诺夫的毁灭中，赫鲁晓夫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无罪的旁观者。他声称他曾经离开斯大林诺，为了给这个可怜的人一次“翻身”的机会。但是有关赫鲁晓夫于1928年3月前往哈尔科夫以及他后来接连从那里到基辅和莫斯科的举动都让人对他的动机产生了同样的疑问，包括他与他的斯大林诺上司的关系也是如此。
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是卡冈诺维奇于1928年初将他调到哈尔科夫（当时是乌克兰的首府），并提议他成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的。“我们需要使我们的机构无产阶级化”，赫鲁晓夫说卡冈诺维奇当时对他说过这样的话。
“我认为你说得很正确，”赫鲁晓夫说他当时回答道：“但是我不想以我为代价换来无产阶级化。我很想留在斯大林诺，在那里所有的人和事情我都很熟悉。离开那里对我来说很困难，我将面临一种我不熟悉的全新环境，我想我不会习惯的。”如果他真的去了哈尔科夫，他想那里的同事“不会热忱地欢迎我”，因为他们嫉妒斯大林诺，在斯大林诺“我们是工人、矿工和钳工，我们是人类的精英，或者可以说是，党的精英”。如果他必须离开斯大林诺，那么就去卢甘斯克，他认识并喜欢那里的党委书记，也可以去像彼得罗夫卡—马林斯基区这样的地方担任党委秘书。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经过了长时间艰苦的考虑才接受了卡冈诺维奇提出的建议，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一有机会就调到另一个区去。哪个区？‘哪儿都一样’，赫鲁晓夫告诉卡冈诺维奇，‘不过最好是工业区，因为我对农业了解不多，我从来没有在农村地区呆过很长时间。……”
从来没有在农村地区呆过很长时间？那么他生命中的头14年又是在哪里呢？难道去卢甘斯克在他从政生涯中不算是一个倒退吗？赫鲁晓夫怎么会想到拒绝卡冈诺维奇的建议呢？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是他旨在掩盖其赤裸野心的烟幕，还是反映了他发自内心的不安全感？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卡冈诺维奇后来坚持认为赫鲁晓夫恳求他把他安排到哈尔科夫（他曾经秘而不宣地去过那儿几次），虽然他承认赫鲁晓夫好像对自己能否应对中央委员会机构里新的职责心里没底。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继续说道——“我不喜欢我在哈尔科夫的工作。都是些文牍工作，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文件来处理，根本接触不到现实生活。不过我还是设法成为了一个与土地打交道的人，一个从事具体事务的人，主要是煤炭，还有金属制造和化工，在一定程度上也关注过农业。……所以我在哈尔科夫与从事煤炭和钢铁生产的人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不过还是有很多事分散了我的精力，我的主要工作是文牍，这根本不合我的胃口。从一开始，这就让我感到不适。”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他催促卡冈诺维奇为他再次调动工作，卡冈诺维奇很快为他在基辅找到了一个位置，他接到通知后当天晚上就出发了：“平生以来第一次，我来到了基辅。这是个多么大的城市啊！……当时，尤索夫卡甚至不能称作是一个城市，与基辅相比，尤索夫卡只能算是一个小村庄。基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下火车，我提着行李就径直来到了第聂伯河边。以前我听到、读到了太多关于第聂伯河的故事，但是现在我就是想亲眼看看这条伟大的河流。”
但是他对于基辅也有一种不祥之兆。就像哈尔科夫一样，“基辅的党组织里没有足够的工人”。另一方面，主要聚集于（乌克兰）科学院里的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基辅很活跃，这里还有一些托洛茨基分子。此外，赫鲁晓夫后来说：“他们对俄罗斯人的态度并不是特别友好，因此俄罗斯人很难在这里工作。我想那些民族主义分子会认为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俄国佬（对俄罗斯人的贬称），我在这里的工作会比较艰难。”
赫鲁晓夫表现出来的谨慎态度再次帮助了他。基辅以它神话般的历史、雄伟的教堂以及一直延伸到宽阔的第聂伯河河边的绿色公园而成为乌克兰的象征，但是这也给斯大林政权带来了问题。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们支持“本土化”的政策，在苏联统治的整体框架内培育乌克兰语言与文化。但是到了20年代末，他们对乌克兰日益膨胀的民族主义倾向感到越来越震惊，特别是这种民族主义倾向已经开始侵蚀其他忠诚的共产党员以及其他原先同意为苏联政权工作的非共产党人。1928年3月，苏联新闻界宣布逮捕了超过50名顿巴斯工程师与技术人员，指控他们从事“破坏”活动（例如故意导致煤矿井下漏水与破坏设备）与“经济反革命活动”。在5～7月间，在莫斯科举行了所谓的沙赫蒂（Shakhty）审判（得名于顿巴斯的一个同名矿区），审判后有四名被告被判处死刑。
这种形势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赫鲁晓夫对基辅的忧虑。他在1922年填写的工人培训班调查表说明他对乌克兰语的了解“很差”。在俄国统治的乌克兰东部地区斯大林诺，他不需要讲乌克兰语，在基辅他也可以讲俄语对付过去。但是他对乌克兰语了解的缺乏与他有限的正规教育会降低他在当地知识分子中的地位。
后来的事实证明，基辅要比赫鲁晓夫想象的好一些，这部分是因为基辅的党委书记尼古拉·杰米钦科[41]将他的主要精力都集中于知识界，而把工人和农民问题交给赫鲁晓夫。不过，他还是想念顿巴斯。有一次，在各种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对者的怂恿下，失业工人在市政府门前举行示威活动。当赫鲁晓夫答应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时，他们很高兴，但是当听说是去顿巴斯工作时，他们又表示反对。“他们就在那儿，已经失业了一年，甚至两年，但是他们宁愿在大街上闲荡，也不愿去顿巴斯。‘顿巴斯是个落后的地方’，他们中有人说。……是的，这种话让我很生气，因为我的童年就是在那儿度过的。对于我来说，顿巴斯、尤索夫卡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在那里长大，我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我想念那里。”
虽然赫鲁晓夫1928年的其余时间和1929年初都是在基辅度过的，但他大部分的时间却用在往莫斯科的调动上。“到1929年，我已经35岁了，”他后来说：“这是我最后考虑进入更高的教育机构了。以前我所完成的就是工人培训班的学习，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想有机会接受更高的教育。所以我开始努力说服他们把我送回学校。”
赫鲁晓夫的党内同事对此心存怀疑。有些人认为他想离开科西奥尔，跟着卡冈诺维奇去莫斯科。还有些人认为赫鲁晓夫厌恶杰米钦科。赫鲁晓夫向他的同事们保证，他和杰米钦科“关系很好”。他还向科西奥尔解释说：“从人的基本寿命来看，我已经35岁了。‘你必须理解我。……我想进莫斯科工业学院，我想成为冶金学家。’科西奥尔对我表示理解，他倾听我的意见，并同意了我的请求。”
从斯大林诺到哈尔科夫，再到基辅和莫斯科，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的。不过，赫鲁晓夫的动机与图谋现在仍不清楚。俗话说，家里不着火，外面不冒烟（莫伊谢因科的下台、与斯特罗冈诺夫的关系紧张、基辅同事对他与杰米钦科和科西奥尔关系不睦的猜测，以及与卡冈诺维奇的关系）。尽管表现得谨慎、直率，但赫鲁晓夫早已经过精心策划。但是如果他的基辅同事认为他对文化追求的渴望只是一种手段，那么这只能算是他们的猜测。他们不相信他渴望接受教育是出于真心，但他自己却对继续接受教育表示出了极大的热忱。
赫鲁晓夫的家位于奥尔金斯卡雅（Olginskaya）大街，一座党的公寓大楼的七层，这条大街位于基辅的主要街道克雷斯查迪克（Kreshchatik）与第聂伯河边占地面积很大的公园之间。按照当时的标准，他们的公寓已经很豪华了。除了一间小的厨房与浴室外，有五个房间。尼基塔和尼娜用一间作为他们的卧室，赫鲁晓夫也在卧室里工作。虽然第二个房间原本是打算作为书房的，但他从来也没有用过。第三个房间既做餐厅，又做尤莉娅和列昂尼德的卧室。虽然还有两个空余的房间，但赫鲁晓夫家不容许孩子们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房间，更不用说他们每人拥有一个房间了。于是剩下的两个房间给了尼娜·彼得罗夫娜的朋友贝拉·高斯丁斯卡娅（VeraGostinskaya）和她五岁的女儿。[42]
尼娜·彼得罗夫娜是在1926年认识高斯丁斯卡娅的，当时两人都在莫斯科的克鲁普斯卡娅师范学院学习（尼娜·彼得罗夫娜学的是政治经济学，高斯丁斯卡娅学的是历史）。两人都是从波兰的同一地区来的，于是很快成为亲密的朋友。1928年毕业后，两人都被分配到了基辅（尼娜·彼得罗夫娜在基辅党校里讲课，高斯丁斯卡娅则为当地波兰语党校培养教师），当时赫鲁晓夫已经在那里安顿下来。（在1926～1928年尼娜·彼得罗夫娜不在的时候，赫鲁晓夫的孩子再次由他们在斯大林诺的祖父母照料。）当高斯丁斯卡娅决定回到莫斯科，而不是居住在她狭小的宿舍里时，赫鲁晓夫家就邀请她住到他们“空余的两个房间”里。
此时，尤莉娅和列昂尼德分别已经是13岁与11岁了。因为在顿巴斯污染的环境里生活了多年，他们经常生病。更糟的是，他们相处得不好。列昂尼德，贝拉·高斯丁斯卡娅回忆说，“是个无恶不作的小恶棍”。一天，他拿出他父亲放在壁橱里的一把枪，纠集了一帮邻居家的孩子，把他们带到了一些大人们不知道的地方，使得尼娜·彼得罗夫娜整个晚上都在努力向焦急的家长们解释。
尼娜·彼得罗夫娜不久就经常呆在家里，较少去党校了，特别是在1929年4月4日拉达出生后。（还有一个女儿娜迪娅出生于1927年，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夭折了。）赫鲁晓夫很少在家，即使在家，也几乎总是在工作——只有两三个月例外。高斯丁斯卡娅说，当时他病得很厉害，不得不从德国请来了医生。（“直到那时”，她回忆说，赫鲁晓夫都是“一个英俊的年轻小伙。经过了那次流感以及流感后遗症后，他的体形开始发生了变化，失去了良好的外在形象”。）每次开完中央委员会全会后，赫鲁晓夫都要到工厂和其他的企业里巡回检察，向大家解释、宣传党的路线。在宣讲前，他都会邀请高斯丁斯卡娅通读全会文件，确定文件中哪些应该向工人们宣传，高斯丁斯卡娅是位虔诚的共产党员，1920年当她15岁时就加入了波兰共产党。“他做什么事都喜欢利用大家的力量。”她回忆说。
这并不是说赫鲁晓夫自己不能分析全会材料。相反，虽然他是自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但高斯丁斯卡娅认为他不仅智商很高（事实上，比他妻子“更加聪明”），而且“文化素养很深”。她和尼娜·彼得罗夫娜“从来没有觉得他比我们低，虽然我们都接受过更高等的教育。也许对纯粹的科学而言，他没有我们了解得多，但是就政治而言，他的水平很高。他还是一个特别风趣的人”。
当他有空闲时，赫鲁晓夫喜欢去电影院和剧院，坐在党的领导人的包厢里。他还喜欢与他的上司杰米钦科和他的妻子（高斯丁斯卡娅认为她是个特别有知识的女性）以及乌克兰军分区司令伊奥那·亚基尔[43]交往。杰米钦科家和赫鲁晓夫家在同一层楼上，亚基尔的公寓也在同一幢大楼里，他们经常相互拜访，闲聊或下棋。赫鲁晓夫肯定很清楚地记得，在不到十年后的会议上，两人被作为“人民的敌人”处决了。
高斯丁斯卡娅还记得赫鲁晓夫第一次提及他想去莫斯科时的情景。“如果我不去，”他说：“他们就会让我去谢普托夫卡（顿巴斯的一个农业区）之类的地方当第一书记，这样我就得了解农业。但是我对农业一无所知。”
“他梦想着成为工厂经理，”高斯丁斯卡娅补充说：“他说：‘我要到莫斯科去，我要努力进入工业学院，如果能进入工业学院的话，我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工厂经理。我能成为一个好的经理。但要是成为一个农业区的党委书记，我就惨透了！”[44]
[1]罗曼诺夫王朝，俄罗斯王朝（1613～1917），1917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时被推翻。——译者注
[2]袋鼠法庭，指非法的或不按法律程序的非正规法庭，也指囚犯在狱内举行的模拟法庭。——译者注
[3]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ЛазарьМоисеевичКаганович，1893年11月22日——1991年7月25日），生于基辅省一个贫苦犹太人家庭。当过鞋匠。1911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期间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农红军筹建委员会宣传部政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下诺夫哥罗德省委员会主席兼省苏维埃执委会主席等职。1922年5月担任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组织部部长。1924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年至1928年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30年至1935年担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至1942年、1943年至1947年担任运输人民委员，1947年3月至12月再次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2年10月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主席团执行局委员。1955年至1956年担任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问题委员会主席，1956年至1957年担任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1957年因组织“反党集团”，被发配乌拉尔当厂长，1961年退休，1991年去世。
[4]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АлексейМаксимовичКаледин，1861年10月24日——1918年2月11日），生于顿河州的一个军官家庭。1879年参加陆军，担任哥萨克少尉。一战期间，曾任第12骑兵师师长、第4军军长、第8集团军司令等职。二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1917年9月1日因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而被捕。十月革命后，大肆组织白军，向苏维埃政权发起了猖狂的进攻。1918年1月，他的白军被红军粉碎，他在绝望中自杀。
[5]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达尼洛夫（ИванАлексеевичДанилов，1895年9月4日——1953年1月27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15年加入俄军。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0年任俄共（布）奥洛涅茨省委书记。1920—1921年任俄共（布）卡累利阿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1927年任卡累利阿内务人民委员。1927—1929年任彼得罗扎沃茨克工农红军代表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30—1934年任卡累利阿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35—1937年任卡累利阿驻苏联人民委员会代表。1937—1938年任彼得罗扎沃茨克苏维埃主席。1939—1944年任卡累利阿—芬兰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45—1953年任卡累利阿—芬兰驻苏联部长会议代表。1953年逝世。
[6]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就谴责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战争唯一可以利用的好处就是在战争国内部引入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一上台就立即寻求停火，但拒绝接受德国提出的苛刻条件，包括占领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西部。在德国和苏联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期间，苏联人民委员会外事委员列昂·托洛茨基让他的德国对手大吃一惊，他提出了“既不要战争，也不要和平”的政策。德国最高指挥部的代表对此不屑一顾：“闻所未闻！”之后德国军队重新发起了攻势，并于1918年4月占领了整个乌克兰。
[7]帕维尔·彼得洛维奇·斯科罗帕茨基（ПавелъПетровичъСкоропадскій，1873年5月15日——1945年4月26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贵族家庭。1886年入伍。1904—1905年期间参加了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参与东普鲁士战役。1917年1月22日至7月7日任第34军军长，同年7—8月任第8集团军司令，8—11月任第1乌克兰军司令。后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伙同德军推翻乌克兰中央拉达，并于同年4月29日至12月14日担任全乌克兰盖特曼。同盟国战败后，盖特曼政权土崩瓦解，斯科罗帕茨基被迫于12月14日发表退位宣言，流亡德国。二战期间拒绝与纳粹合作。1945年在盟军轰炸中丧生。
[8]Rasskazopochetnomshakhtere第44页上记载声称，赫鲁晓夫被人向德国的乌克兰合作者告发，他们对他下了追捕令。在一场惊心动魄的好莱坞风格的紧要关头，他下到了一个矿井里，爬过隧道，出现在大草原的边缘，然后向东逃去。但是苏联当时的文件对丢弃战线和煤矿工人与战士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其中一份文件说：“最近工人们正在从煤矿上逃离。我们因此宣布，只有那些忘记他们的良知的人，只有那些瞎子、无知的人以及那些为奸细所蒙蔽的人，才会在如此紧要的关头逃离。只有破坏者与反革命分子才会放弃他们的工作。让我们辛勤地工作！每个人都坚守自己的岗位！努力工作！”参阅N.Goncharenko,Oktiabr’vDonbasse（Lugansk：Luganskoeoblastnoeizdatel’stvo,1961）,第257—258页。甚至莫洛托夫都谴责赫鲁晓夫的逃亡，这说明对他的离开作出较为温和的解释也许是准确的。
[9]斯维亚托斯拉夫·瓦尔拉莫维奇·邓尼索夫（Святосла́вВарла́мовичДени́сов，1878年9月10日——1957年4月29日），1898年加入俄军。一战期间历任第4军司令部军需处处长、第2哥萨克联合师代理参谋长、顿河哥萨克第11团团长等。1918年镇压了顿河起义，并担任乌克兰资产阶级政府的代理国防部长。内战期间历任乌军南方集团军司令、顿河军司令、大顿河军海军部长等。1919年被迫退休，先后流亡土耳其和德国。1923年流亡美国。1957年死于美国。
[10]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НесторІвановичМахно，1888年10月26日[新历11月7日]——1934年7月25日），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在乌克兰组建了代表落后农民的“黑军”，既反对红军，也反对白军。1921年，黑军被红军粉碎后，流亡国外。
[11]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Иванович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12]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Николаевич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13]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Эдмундович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14]关于耶弗罗西尼娅死亡的具体日期与当时的情景没有文字记录。
[15]Croghan,PeasantfromMakeyevka,p.56.弗拉维斯·约瑟夫是一位犹太牧师和历史学家，犹太人发动对罗马人的起义时，他就在耶路撒冷。他于公元70年定居罗马，写下了关于那次战争的历史。
[16]Friedgut,YuzovkaandRevolution,vol.2,p.398.在整个顿巴斯地区，1919年中的布尔什维克仅有3198人，在1920年的尤索夫卡新俄罗斯工厂，在将近6000名工人中，只有70人是布尔什维克。
[17]仅在1923年，就有超过6万名矿工参加了差不多200次罢工。参照Kuromiya,FreedomandTerrorintheDonbas,第119—137页。
[18]Freidgut,YuxovkaandRevolution,vol.2,p.456.有传说（见Komsomol’skaiaPravda,May19,1989）认为（该传说在顿涅茨克广为人知），在1924年更名为斯大林诺前的1923年，尤索夫卡市起初是更名为托洛茨基的，但是弗雷德加特说，在顿涅茨克的档案里并未发现有如此更名的记录。
[19]SheilaFitzpatrick,EducationandSocialMobilityintheSovietUnion,1921—1934（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p.14.后面的讨论引自该书第9—14页。根据菲茨帕特里克的说法，列宁对工人培训班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虽然他对他认为的“特权学校”基本上持反对态度。他自己受过高等教育，与他大多数的追随者相比他属于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但他从来没有为他的背景感到过意不去。无产阶级文化的理念在当时十分流行，但他对此并不满意。俄国的工人和农民群众越早接受传统的教育，变得有文化，他们的革命和国家就会越富裕。但是一开始，与“资本主义”标准的妥协还是必要的。
[20]在我于1991年和1993年两次访问顿涅茨克时，我看到了一份赫鲁晓夫填写的与他参加1926年的斯大林诺党的会议有关的调查表。在“教育”一栏，他填写的是“工人培训班毕业”。但是博物馆的档案管理者对此表示疑义。由于缺乏文件证据，档案管理者也说不清楚赫鲁晓夫是否真的完成了工人培训班的学业。
[21]1924年，斯大林宣布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率先取得胜利的原则，这与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期望相悖，他们认为革命只有在席卷整个世界时才会取得胜利。托洛茨基追随者中的知识分子发现，斯大林的这一口号在概念上自相矛盾（从定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实施起来也是荒唐可笑的。（“为什么？”睿智的KarlRadek质疑道：“斯大林是想将社会主义局限于一个国家吗？那么在一个地区甚或是一条街道实现社会主义有什么错呢？”）按照约翰·基普在TimesLiterarySupplement,October24,1986上对AlexDeJonge,StalinandtheShapingoftheSovietUnion（NewYork：Morrow,1986）一书所作的评论。
[22]塔拉斯·伊万诺维奇·哈雷恰科（ТарасИвановичХаречко，1893年？月？日——1937年11月27日），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赫穆特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担任顿涅茨克盆地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兼顿巴斯赤卫队司令部领导人之一。1918—1919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局委员。1920—1921年任乌共（布）顿涅茨克执行委员会书记。1921—1922年任乌共（布）中央鼓动宣传部部长。此后曾任中央档案馆委员会委员、列宁格勒分馆馆长等职务。1927年因参加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1935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纳雷姆。1936年再次被捕，1937年遇害。1989年平反。
[23]关于赫鲁晓夫和马鲁西娅的故事是1991年6月赫鲁晓夫家的一位老朋友奥列加·科什科（OlgaKesenko）告诉作者的。科什科是赫鲁晓夫儿时朋友的女儿，她声称和马鲁西娅的堂姐以及给马鲁西娅女儿看病的医生交谈过。ZakharGlukhov也向作者证实过这段故事，他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就在尤索夫卡附近的一个区担任党委书记，一直担任了35年，赫鲁晓夫1925年曾在这里工作过。
[24]尼基塔和尼娜·赫鲁晓娃的孩子们认为，他们的父母在40年里没有公开登记结婚是因为对这种“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怀有共产主义者的蔑视。［事实证明，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Mikoyan）和他的妻子也从来没有登记结婚。参照Mikoian,Takbylo,第19页。］但是从其他很多方面来说，赫鲁晓夫家的长辈坚持遵守这些标准。
[25]这一段叙述是尼娜·彼得罗夫娜晚年向她的孩子们讲述的，她的女婿阿朱别伊的回忆录中收有这段描述。
[26]Martin,“BacktotheBeginning,”p.25.在赫鲁晓夫办公所在地，彼得罗夫卡，像这样的农民几乎没有。不过他显然将尽可能多的时间投入到了该区的工业化部分。他说，他这么做是因为矿工们希望他在他们的周围。但是在对待农村生活的态度方面，好像他的表现比文中描述的尤甚。参照Frankland,Khrushchev,第33页。
[27]引自Crankshaw,Khrushchev,第37页。1925年10月，赫鲁晓夫给莫斯科《真理报》写了一封信，阐述了他的行动主义/民粹主义方法。在信中他抱怨道，由于报纸需要由马车从大约33英里外的火车站送来，他们几天后才能看到（冬天，由于“道路极其泥泞”，报纸到达彼得罗夫卡的时间就会更晚），因此当地的订阅量已经从1924年12月的500份下降到了1925年10月的285份。如果能利用从哈尔科夫来的火车直接发行《真理报》，能停靠在离彼得罗夫卡更近的地方，那么他不仅能保证500～600份的发行量，而且“可以结束工人们因为这种报纸发行的错误方法而感到的痛苦和愤怒”。
[28]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在“MaminyTetradi”中回忆说，她丈夫第一次去莫斯科是在1924年1月，去参加列宁的葬礼，但是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并未提及此次行程。
[29]《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原文手稿于1970年传到西方，并被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学院里。
[30]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31]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亚塔科夫（ГеоргийЛеонидовичПятаков，1890年8月6日——1937年1月30日），又译“皮达可夫”。中学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不久即逃脱，前往瑞士。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乌克兰，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1923年至1927年间是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期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做了忏悔后被重新吸收入党，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31年至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
[32]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古鲁本科（НиколайВасильевичГолубенко，1897年？月？日——1937年3月9日），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基辅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敖德萨暴动委员会主席，同年参加了红军。1921年、1924年5—11月任乌共（布）基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1—1924年任基辅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1926年任基辅罗姆尼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25—1927年任乌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年2—11月任敖德萨工会理事会主席。1926年起是左翼反对派。1928年被开除出党，不久恢复党籍。1929—1931年任乌克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1—1932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彼得罗夫斯基冶金厂厂长。1932—1933年任第聂伯捷尔任斯基冶金厂厂长。1933年1—3月任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冶金工业总局副局长。1933—1935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1936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
[33]卡冈诺维奇证实他曾用过科什罗维奇的假名。参照拉扎尔·卡冈诺维奇：Pamiatnyezapiski（Moscow：Vagrius,1996）,第96页。
[34]赫鲁晓夫与卡冈诺维奇在回忆他们1925年第一次见面的日期与交谈的内容时有一定的出入。参照卡冈诺维奇Pamiatnyezapiski,第565页。
[35]斯大林诺共产党委员会政治局的秘密会议记录中包括1927年1月11日与1917年7月30日两次批准死刑命令。Rasskazopochetnomshakhtere第123页中记录了支持开展反对托洛茨基与季诺维耶夫运动的会议。
[36]斯塔尼斯拉夫·瓦基塔耶维奇·科西奥尔（СтаниславВикентьевичКосиор，1889年11月6日——1939年2月26日），1905年参与工人运动。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参与了十月革命。布列斯特谈判期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9—1920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8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组织局委员兼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7—1930年任联共（布）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1934年任乌共（布）总书记。1930—1938年任联共（布）政治局委员。1938年1月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监察人民委员。5月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
[37]引自Donbas,1991年第2期，第191页。这种腐败行为在当地很流行（斯摩棱斯克发生的类似丑闻导致那里于1928年发起了一场清洗运动），特别是在那些当地官员感到自己受到孤立、处于别人的围攻之中、学会相互包庇各自的过错的地方。
[38]这里指的是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1957年6月全体会议上所发表的言论，当时他几乎要被赶下台了。
[39]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斯特罗冈诺夫（ВасилийАндреевичСтроганов，1888年12月24日——1938年4月22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19年任坎斯克五金工会主席兼坎斯克苏维埃副主席。1920年任俄共（布）伊尔库茨克市委员会主席。1920—1921年任伊尔库茨克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21—1923年任俄共（布）托木斯克执行委员会书记。1923—1925年任俄共（布）下诺夫哥罗德省委索尔莫沃区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1927年任联共（布）雅罗斯拉夫尔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193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斯大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1934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兼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0年任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任乌共（布）哈尔科夫执行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委员会书记。1930—1932年任乌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兼中央第二书记。1930—1933年任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1933年任乌共（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33—1934年任联共（布）乌拉尔省委书记。1934—1935年任联共（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35—1937年任北部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5年平反。
[40]斯特罗冈诺夫大概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清洗中被处决的。
[41]尼古拉·涅斯捷洛维奇·杰米钦科（НиколайНестеровичДемченко，1896年5月21日——1937年10月30日），191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5—1927年任乌克兰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7—1928年任乌共（布）中央组织分配部部长。1930—1932年任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1931—1937年任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1934年任乌共（布）基辅省委第一书记。1934—1936年任乌共（布）哈尔科夫省委第一书记。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6—1937年任第一副农业人民委员。1937年4—7月任粮食和畜牧国营农场人民委员。1937年7月22日被捕，10月29日遇害。1954年平反。
[42]下面的描述主要是根据作者对贝拉·高斯丁斯卡娅的采访。
[43]伊奥那·埃马努伊洛维奇·亚基尔（ИонаЭммануиловичЯкир，1896年8月3日——1937年6月12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红军。内战期间曾参与指挥了西南战线。1921—1923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924—1925年任红军军事学校总局局长。1925—1935年任乌克兰军区司令。1930—1934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1937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委员。1935—1937年任基辅军区司令兼国防人民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5月10—28日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5月28日被捕，6月11日遇害。1957年平反。
[44]高斯丁斯卡娅甚至在1937年被逮捕关押在苏联时仍然保持着她的信仰。被释放后，她在50年代与赫鲁晓夫家重续了友谊，她在1964年后也忠实地站在他们一边。在别人不敢时，她仍经常拜访他们家。在后共产主义的波兰，当她八十多岁时，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早起、锻炼身体、清扫屋子以及阅读她的书籍和文件，其中包括她编辑出版的有关苏联波兰关系的书籍），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情仍然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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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当上钳工：1908—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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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当上钳工：1908—1917
1908年的某个时候，赫鲁晓夫的祖父带着他坐马车来到了离卡里诺夫卡最近的30英里外的火车站，将他送上了一段250英里的旅程，途中需要换乘两次火车，才能到达尤索夫卡。尤索夫卡位于顿巴斯地区，基辅西南550英里处。车站上没有人接他，当时14岁的尼基塔以前和他父亲来过尤索夫卡，于是自己就找到了他父亲以前工作过的煤矿。[1]过了一段时间，他母亲和姐姐也来到了尤索夫卡。他们和另外一家合住在两间小屋里，这是一座位于大平原边缘乌斯彭斯基煤矿附近的砖结构平房。
火车把赫鲁晓夫带到了尤索夫卡，也把他从落后的乡村带到了工业革命喧闹的新世界里。这个城镇的名字听起来具有十足的俄国味道。事实上，始建于1869年的尤索夫卡得名于一位威尔士人约翰·休斯[2]。（这座城市于1924年更名为斯大林诺，后来又于1961年改名为顿涅茨克，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尤索夫卡位于乌克兰境内，当时乌克兰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休斯开办的公司，新俄罗斯公司，与沙皇政府签订了一份建造一座钢铁厂，生产铁路铁轨的合同。休斯从英国带来了大约70名工程技术人员，为他们盖起了砖木结构的房子。1956年，赫鲁晓夫“对英国的第一，也是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在我的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的长长的小红砖房，因为这些房子让我想起了儿童时代看到的那么多房子。……我记得在顿巴斯的夏天，你只能看到这些房子的窗户，因为其他的地方都被常春藤爬满了”。
约翰·休斯的英国技术人员与俄国和乌克兰的工人建起了一片巨大的工业综合企业，里面有煤矿、鼓风炉、轧钢厂、金属制造厂以及维修与其他工厂。有一段时间，铁路将这个城市里及周围的几个煤矿都连在了一起。到1904年，尤索夫卡及其周围的人口已经增加到了4万。到1914年，其人口已经达到了7万。顿巴斯的面积与佛蒙德差不多，而1913年该地出产的煤却占到了俄国总产量的87%。
工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住房与服务的增长，当然，对于那些拥有或经营煤矿与铁厂的英国和其他西欧人来说，并没有出现生活困难的问题。他们居住在“英国侨居地”里，有整洁的房屋、绿树成荫的街道、电力以及中央供水系统。但是这里的其他地方则是荒凉一片。“尘土、恶臭还有暴力”，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位革命者对这里的描述。另一位目击者说：“地面是黑的，道路也是黑的。煤矿周围看不见一棵树，甚至没有一片灌木；这里没有池塘，甚至连一条小溪也没有。在煤矿外面目力所及的地方，只有单调的被太阳炙烤的大平原。”
尤索夫卡的生活与工作条件是反资本主义传单的内容来源。“在我看来，”赫鲁晓夫于1958年回忆说：“卡尔·马克思好像真的在煤矿呆过一样”，“他的理论是建立在他对我们生活的观察之上的”。尤索夫卡及其周围工人破败的住房被嘲讽地称为是狗窝，特别是有两处房子被大家称作母狗和乌鸦。1910年，当地的居民都是从分散于城市各地的27个手压泵里取水，唯一有水泵的房子是为外国人准备的。在那些大量涌现的临时工房里，每个宿舍得住50～60人。在这些工房里，除了木板床外，没有任何家具，只有头顶上有一根绳子，是用来晾挂衣服和脚布（当袜子用）的。矿工们没有专门的井下工作服，在回到工房前除了脸以外什么都不洗。每张床上睡两人，他们是轮流睡觉与工作的。
赫鲁晓夫的父亲谢尔盖在离开卡里诺夫卡的那些冬天里就居住在这样的工房里。他的室友是来自附近村庄里的季节工。在尤索夫卡的煤矿与铁厂里，这些人从农民转变为第一代的无产阶级，对于这一过程，资本家与马克思主义者都能产生出相当抽象的热情。[3]事实上，当时那里的生活条件确实是骇人听闻的。直到1920年，当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俄国内战后回到一个煤矿时，他发现那里的矿工“滥用厕所的情况相当严重，以致在上厕所时脚下都要套上木板，如果你不想在晚上将一脚污秽带到自己屋里去的话。我记得有一次我被派到某个地方安装采矿设备，发现那里矿工的工棚里都是双层板床。睡在上面的人就在床边上撒尿，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赫鲁晓夫在尤索夫卡看到的原始生活习惯是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养成的。工人们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矿工们爬行着通过黑暗的地下矿井，挖掘煤炭，在整个工作时间里不是躺在煤堆上手持煤镐，就是在只有三四英尺高的矿井的积水中蹒跚而行。在更深一些的矿井里，那里的温度高达30～35℃，矿工干脆就光着身子干活，他们称之为“亚当的装束”。
这种劳作的平均报酬只有微不足道的每天一到一个半卢布。[4]通常矿工们得到的只是购物券，可以在那里的百货商店换取价格昂贵、质量低劣的商品。1908年，在一次瓦斯爆炸中有274人死亡，在1912年的另一次瓦斯爆炸中有118人死亡。当时的顿巴斯地区有157名医生，而1916年尤索夫卡10万人口中只有18名医生、23名医生助手以及5名护士。流行病经常光顾这里，造成令人心悸的后果：光是1892年，霍乱就夺去了尤索夫卡313人的生命；在1896年的伤寒与痢疾中有400人死亡。赫鲁晓夫回忆说，在1910年的一次霍乱流行中，“当矿工得病后，就被带到专门的霍乱工棚里，没有一个人能从那里回来。在矿工中间开始流传一种谣言，说是医生把病人都毒死了。确实有目击者看到了有人向井里投撒药粉”。[5]
尤索夫卡的很多居民都在酗酒和犯罪中寻求心灵的慰藉。1908年，尤索夫卡镇上一共有不少于33家售酒的商店。从这些商店出来离故意的为非作歹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作家康斯坦丁·帕斯托夫斯基[6]曾经在尤索夫卡生活过一年，亲眼目睹过一场械斗不断扩大，直到“一条街的人都参加了进来。人们带着嵌有铅条的鞭子与上面满是疙瘩的扫把棍加入了械斗，出来时个个鼻子破了，血流不止”。1912年，一位来这里采访的记者是这样描述尤索夫卡的：“所有矿业生活的糟粕都可以在这儿找到影子。所有的事情都是黑暗、邪恶与犯罪的——偷窃、街头恶棍，所有这些都汇集到了这里。”
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一个影响就是公众生活的“野蛮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顿巴斯，那里的生活已经相当野蛮了。如果说矿工有时显得原始而缺乏理性，那么这主要应该归咎于老板的残酷剥削。矿工们在获取少得可怜的薪水的情况下还要接受很多制定精细的条款的罚款以及向警察与工头交纳贿赂。如果工人有事被抓住把柄，想得到“稍微过得去一些”的对待，那么他们就得接受进一步的羞辱，受到公众的口舌之苦。
在尤索夫卡的最初几十年里，罢工的情况很少发生。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矿工们在社会交往与空间上都与世隔绝，加上井下非人的工作条件，他们长期都是逆来顺受，偶尔爆发的暴力事件也会很快变成惨无人道的镇压与大屠杀。1902年和1910年的霍乱、暴乱就属于这种情况。1905年罢工也是如此，那次罢工最后变成了针对犹太人的抢劫与暴行。
革命团体在尤索夫卡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共产党的先驱——社会民主党没有吸引到多少追随者。当社会民主党于1902年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较为温和的孟什维克时，尤索夫卡并没有多少人了解这种分裂，两派直到1917年5月仍然联合在一起。
1905年革命爆发时，尤索夫卡的社会民主党力量极其薄弱，没有能给予太多的支援。1913年，该区4万工人中只有400人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西伯利亚勒拿河金矿大屠杀（沙皇警察杀害罢工矿工）引发了1912年4月16日的尤索夫卡罢工，但是1914年煤矿和工厂却迎来了相当繁荣的一年，所有的煤矿和工厂都扩大了生产规模。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夏天爆发时，一大群人聚集在尤索夫卡，聆听爱国演讲。但是到了1916年，受前线遭受的惨重损失与家庭生活水平下降的影响，人们对于战争初期的关注热情已经消失了。1917年2月沙皇的退位引发了工人与老板之间的流血冲突，随着革命转变为血腥的内战，这种流血冲突也进一步加深。事后，我们也许可以很容易认为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看法忽视了一种相反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尤索夫卡和俄罗斯帝国其他地方的表现都很明显，就是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公众生活也许不会如此的充满暴力与残酷。
“在19世纪70年代，”有关尤索夫卡的一份历史材料写道：“贫困和艰难也许被看作是普通大众生活的自然内容。到1913年，移民矿工还处于被社会遗忘的边缘，而他们在经济与社会上都作出了显著的成绩。新俄罗斯公司的600名工人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家。……”1897年，顿巴斯的矿工中只有31%的人能读简单的句子，到1921年也只有40%。到了1922年，还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矿工从来没有读过报纸或书籍。但是学校的数量还是在增加，图书馆与阅览室、戏剧与音乐以及成人教育的情况也是如此。1900年尤索夫卡的文卫设施包括一座砖砌的东正教教堂及其附属教会学校、两所小学（一所为俄国人所开办，还有一所属于英国人）、一个药店、一个书店、一个画像馆、五家照相馆以及一个公证员。到了1913年，已经有了三所私立高中、一所商业学校以及五个可以租赁图书的图书馆，此外在露天的圆形剧场还有夏季音乐会与马戏团表演。1917年夏天，尤索夫卡7～13岁的孩子中有56%都上学了，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工人阶级家庭。除了新俄罗斯公司的十所学校外，还有两所教会学校、一所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学校、几所为成年人开办的犹太学校、一所高级市立学校、一所商业或职业学校以及两所私立女子高中。
这些设施为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年轻人确立了一个可望的更高水准。通过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人们可以进入正在出现的更为高级的工人阶级阶层，但是这种情况在煤矿上并不像它们周围的工厂里那样多。这一新兴的阶级代表着工人贵族，他们可以享受到更高的薪水与就业安全感以及更好的饮食、住房与教育条件。有数量更少一些的工人，大约占到10%（总数在600人左右），则开始变成了资产阶级，他们获得了财产，开始了其财产拥有者的生活方式。
1881年，整个俄罗斯帝国只有434名矿业工程技术人员，其中只有127人被私人企业所雇用，其余的都在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中工作。19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顿巴斯登记有（除137名外国人员外）80名矿业工程师和67名技术员与技术专家，此外还有150名工头、1150名煤矿小包工头与高级工人以及400名工厂车间老板与工头。要达到这种程度并不容易，但是那些表现出活力、倡导精神以及工厂权力人士所认为的负责态度的人却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点。
那些在经济与生活上取得了成功的人也许最终可能成为“日见消失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消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俄国经济的落后与政治的动荡。其他雄心勃勃的无产阶级或许有一天会成为致力于建设现代化的民主工人运动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发现自己身陷拒绝让他们成立商会的日益腐朽的沙皇政权与最终以他们的名义攫取了政权但却与他们长期利益相悖的布尔什维克的包围之中。
这就是赫鲁晓夫1908年迈入的并一直生活到1917年的世界。他很有可能十分喜欢这里的生活，但是赫鲁晓夫早年生活的传记作家爱德华·克莱恩肖却不这么认为。卡里诺夫卡的生活是艰苦的，他写道，但是“对乡村生活深深的满足感销蚀了田间长时间劳作所带来的辛劳。这个男孩没有靴子，但是他至少可以感受乡间土路上温热的尘土以及草原上脚趾间松软的青草。他可以钓鱼……他可以吸纳宽广甚至是流动的俄罗斯大草原的声音与气息”。卡里诺夫卡有着“生活的激情”，但赫鲁晓夫在尤索夫卡艰苦的青年时代却没有“任何可供玩味欣赏的色彩”。
没有任何可供玩味欣赏的色彩，当然，这并不包括一个孩子对充满活力与复杂世事的世界以及他自己在其中的力量的觉醒。尼基塔刚来到尤索夫卡时只有14岁，到1917年他离开时已经23岁了。在这些年里，他不仅找到了一份工作，而且还找到了一个梦想，此外他还找到了一位和他分享梦想的妻子。
赫鲁晓夫父母的看法与克莱恩肖更为接近一些。他们在罢工与其他的动乱时期将儿子送回了卡里诺夫卡。但是他们想让他离开尤索夫卡的努力很可能更加激起了他对尤索夫卡的迷恋。起初他干的活和在卡里诺夫卡时一样，为当地一家地主照看奶牛、绵羊，还有花园。后来他与其他年轻人一起打扫煤矿锅炉，这项工作要求他爬进烟囱里，用一根铁棍将炉碴清除，每次爬出来时都是一身的烟灰。不久他到锅炉车间当了一名学徒，但是直到这个时候，他“还梦想着成为一名钳工”。当有机会选择当车工还是当钳工学徒时，他选择了后者，“经过简短的培训，师傅交给我一把老虎钳和其他的工具，我开始在车间里干活。就这样，我在15岁时成为了一名工人”。
金属之于钳工就像木头之于木匠，赫鲁晓夫在有人问起他为何选择当钳工时这么说道：“一个车床工只能制造单个的零件，而钳工却可以组装所有的零件，赋予整部机器以生命，使其可以工作。”在尤索夫卡的最初几年里，他利用废钢铁做了一辆自行车，后来他又利用一辆废旧的摩托将他的自行车改装成了一辆“摩托车”，他骑着这辆摩托车轰隆着在尤索夫卡到处转悠。
赫鲁晓夫跟在一个名叫雅科夫·库蒂科夫（YakovKutikov）的犹太钳工后面在煤矿附近的伯塞与吉纳菲尔德工厂和铁铸厂做一名学徒，这个煤矿位于现在的老城，这个位于山脚下的地区显得很灰暗，街道是狭窄的鹅卵石路，从这里往上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近修建起来的顿涅茨克，那里有公园、广场、宽阔的街道与高大的建筑物。德国人拥有的伯塞与吉纳菲尔德是顿巴斯兴建的第一批工厂之一，主要是修理复杂的采矿设备——电梯、锅炉、绞盘、水泵以及有轨电车——同时也制造一些用于附近煤矿的简单设备。赫鲁晓夫在这家工厂里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六点，中间有半个小时的早餐时间和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他一天的劳动可以换得25个戈比。[7]在自己制造自行车前，他每天都得步行数英里去上班。
每天的工作是辛苦的，但这种辛苦被赫鲁晓夫日益积聚的兴奋感冲淡了。在一张1910年的照片里，一群伯塞与吉纳菲尔德厂的工人穿着灰色的、里面填满棉花的工作服，戴着暖和的帽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头发花白的老工人。他们中最年轻的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作为学徒，他却站在第一排的正中间，圆圆的脸上神采飞扬，露出急于讨好的表情。
有着这种激情的并非尼基塔一人。根据一项对同一时期圣彼得堡年轻工人所作的调查，“那些被提供学徒机会的年轻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被吸纳进工厂或车间里的成年人圈子里，尽管缓慢而微妙，但他们更有可能培养起一种与他们不断增长的技能相称的新的自我形象。……”
一位年轻的莫斯科工人在表达他对技能掌握与控制能力不断增长的感受时这样说道：“经过工作台一年的经历，我已经知道了如何画出并设计模型了，如果不是很复杂的话。我对自身能力的信心与日俱增。……我越来越有主见，也越来越确定。‘长辈’的权威开始在我身上失去作用。我已经对每天的日常工作有了切身的感悟了。”
在社会主义现实作家菲奥多尔·格拉德科夫[8]的笔下，还是这位工人回忆说：“他被大型钢铁厂诗情画意般的场景深深地吸引住了，钢铁炉巨大的轰鸣，蒸汽机喷出的烟雾，高耸林立的管道，不断上升的黑烟形成的乌云遮天蔽日。……我有一种与工厂融合在一起的感觉，与劳动的壮美场面融合在一起，与我们沉闷的乡村生活相比，这种诗情画意般的场景让我感到更加亲切。”
赫鲁晓夫的感受甚至更为强烈，因为劳动者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像他这样的钳工更是处于接近最高层的地位了。工厂工人的薪水要比矿工多很多，一份新俄罗斯公司的工资表显示，该工厂工人的薪水处于十大高薪阶层的第三位。例如，建筑工人的薪水就要低得多，因此赫鲁晓夫记得：“那些建造房屋的人甚至不被认为是具有职业技能的从业者，他们通常只是些知道如何将砖块和灰泥堆到一起的农民。”
通过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赫鲁晓夫进一步拉大了与其农民背景的距离。有一次，他曾在米沙和伊尔亚·科什科的家里呆了几天，这兄弟俩和他在一起当学徒工。81年后，伊尔亚的女儿奥尔加还生活在那座建于1910年的矮小的土坯房里。1991年那条尼基塔去科什科家曾经走过的街道看起来甚至比1910年时还要差：路的中间有一条流淌着污水的小沟，周围长着杂草；那些赫鲁晓夫时代建造的土坯房仍然散落在破败的篱笆墙里；行人只能在石块、车辙与成堆的垃圾中间小心地寻找下一个立足点。1910年，未来对于这位脸上尚显稚嫩、头发蓬乱的年轻人来说还是很光明的，他有时候骑着自制的摩托车来科什科家，摩托车的轰响会让所有的邻居都知道他的到来。
赫鲁晓夫是在科什科家聚会的“那帮人的灵魂”。他喜欢开玩笑，逗大家发笑。但是在努力迎合大伙的快乐背后，他还有一种必须如此表现的感觉。尼基塔在大家眼里已经是那种讨女孩喜欢的人了，不过如果他对科什科兄弟的三位姐妹有什么爱的企图的话，那他并没有得逞。在她们看来，他只是个“卡茨亚普”（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不太友好的称谓），她们还觉得这位“衣衫无华的毛头小伙”身材太矮，没有动人之处，也许还是太穷了，不能激发起她们浪漫的兴趣。
除了罗曼蒂克的想法外，赫鲁晓夫最大的兴趣就是政治。一天晚上在科什科家里，他和朋友们认为清扫锅炉比繁重的劳动还要糟糕；当向老板发出抱怨后，他们就被解雇了。差不多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开始阅读送到工厂与矿场大门口的激进报纸。到1912年5月，他已经为被杀害的列那金矿罢工者的家属成功筹集了一笔捐款，这在当地警察局里留下了不良的案底。当他们将此通知给伯塞与吉纳菲尔德工厂的主管机构时，他再一次被解雇了。颇费了一番周折后，他在鲁钦科夫附近的第31号矿井找到了一份工作，修理井下设备。据说，他在那里散发社会民主党报纸，协助组织政治学习小组。1914年，他再次变换工作，来到了一家机械修理厂，由于这家修理厂为十座矿井提供机械修理服务，赫鲁晓夫得以结识更多的熟人。
不管到哪里工作，赫鲁晓夫都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根据一份谄媚的苏联文件的记录，“他的工作使他经常处于工人们中间，他热情、爽朗的性格赢得了工人们的爱戴”。在每座矿井前，那些等待升降梯的矿工“都是赫鲁晓夫绝好的听众。有他这样一位特别能吸引人的故事讲述者在旁边，他们从来不会感到无聊”。赫鲁晓夫本人补充说：“工人们说我讲得不错，因此每当想改善条件或提高待遇时，他们就推选我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去与老板交涉。他们经常让我带着他们的最后通牒，因为他们说我有与老板抗争的勇气。”
即使赫鲁晓夫的回忆是真实的，其中也不乏添油加醋的成分。因为虽然是个露头角的政治积极分子，但他同样需要在他的钳工工作中投入很大的精力，以便能追求到出身富裕之家的、受过教育的动人女性，并与之结婚，生儿育女，能够挣到足够的金钱，能住上在当时来说是宽大豪华的公寓。
不过，这些政治上的举动与个人的目标并不一定是矛盾的。如果俄罗斯换了天下，那么像赫鲁晓夫这样具有技能与雄心的年轻人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在这样的新社会还没有降临之前，他只能在旧的体制下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尽管仍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尼基塔开始在伊万·皮萨雷夫（IvanPisarev）家里呆的时间越来越长，皮萨雷夫在鲁钦科夫煤矿看管主电梯。根据苏联的一份记录，皮萨雷夫也是一个政治活跃分子，而且皮萨雷夫的家“变成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可以在那里发表那种在电梯边不能说的尖锐的但意义重大的言论”。不过赫鲁晓夫至少是被这样一种社交的环境吸引住了，这里对于他来说是新奇的，而且他也渴望从这里实现自己往上奋斗的愿望。
皮萨雷夫的名字在俄语中是“写作”的意思，这说明他家的祖先是那种有文化的农民，可以为其他的村民写写信与文件什么的。伊万·皮萨雷夫的确也识字（虽然大多靠自学），因此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员。除了照看煤矿电梯外，他还替他的家人做鞋子，并帮其他人修鞋挣点外快。他有两头奶牛和几头猪，日子过得很不错，他的妻子不用去干活。皮萨雷夫一家与在煤矿机关里工作的法国人和德国人很熟，至少曾和总督夫人一起去一个外国人的家里拜访过一次。
伊万·皮萨雷夫的一个孙女记得她的祖父性格特别倔强。他的妻子是个热情、脾气温和的勤勉妇女，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是她的教养却非同一般。不过吸引赫鲁晓夫的主要还是皮萨雷夫家有五个女儿。耶弗罗西尼娅（Yefrosinia）出生于1896年，接着是1901年出生的马卢西娅（Marusia）、1903年出生的贝拉（Vera）、1905年出生的安娜（Anna）和1908年出生的阿加菲娅（Agafia）。虽然她们在相貌上彼此很像，但她们的性格却有很大的差异。耶弗罗西尼娅红头发，脸上长有雀斑，特别好看，“性情温柔且很有妇人味”，她与安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安娜是顿巴斯最早的共青团积极分子之一，后来上了莫斯科航空学校。作为老大，耶弗罗西尼娅帮助家里人照看她的妹妹们。五个女儿都读完了当地的女子高中。
我们很好理解为什么雄心勃勃、一心想出人头地的赫鲁晓夫会被这个家庭所吸引，但是这家人对他怎么看呢？[9]皮萨雷夫家人口头流传下来的是，尼基塔很有魅力，性格很开朗，特别是和着音乐跳舞时。安娜·皮萨雷娃回忆他“身材瘦小、结实、心灵手巧”，是一个“什么都会干”、“能和他父亲一起修房子”，并且总是“衣着整洁”的年轻人。当赫鲁晓夫开始向耶弗罗西尼娅（她家人叫她弗罗西娅）求爱时，他对她的父亲表现出了特别的尊重。
安娜·皮萨雷娃描述她的姐姐“很漂亮，身材很好，脸色白净”。安娜记得赫鲁晓夫显得很老成，他宁愿和比他年长的人在一起，也不愿和他年龄相当的人相处。不过他也有可爱调皮的时候。他让当地的孩子们坐在他自制的摩托车上到处转悠，“有一次他为了打扮自己，买了一架照相机、一块手表和一辆新自行车。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很稀罕的。他很执拗，有时一声不吭。他生气时脸会发红。我们就会问他：‘你为什么生气？’他就是不说话。后来他说：‘我没有生气。’我们就说：‘但是你的脸上都写着呢，不要再隐瞒了。这时他会大笑起来。他不喝酒，他是戒酒协会的成员，他也不抽烟。”
1961年在维也纳与约翰·F.肯尼迪总统举行峰会的一个非正式场合，赫鲁晓夫回忆说，年轻时如果有人认为他比实际的年龄要小，他会生气，因此当22岁他的头发开始变白时，他感到很放松。他不仅不抽烟喝酒，而且还参加了戒酒协会，这证实他对自己和别人要求都很严格。他试图掩盖自己生气的情绪，但并不能如愿，这说明他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按照他确定的标准行事的。
1914年，尼基塔·赫鲁晓夫与耶弗罗西尼娅·皮萨雷娃结婚。第二年，他们的女儿尤莉娅·尼基塔奇娜·赫鲁晓娃（YuliaNikitichnaKhrushcheva）降生了。两年后，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第三天，即11月10日，他们的儿子列昂尼德[10]也来到了人世。作为有经验的钢铁工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免除了兵役。他出色的工作带来了高工资与优厚的待遇。多年后，他自豪地告诉他的女婿说，当时他一个月能挣到30个金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工资的两三倍。“我1914年结婚，当时我20岁。”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由于我有高技术的工作，我马上有了一套公寓。公寓内有起居室、厨房、卧室和餐厅。很多年后，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当想起自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工人时的生活条件都要比现在生活在苏联政权下的工人同志们好，我总会感到很痛苦。”
当赫鲁晓夫1959年在纽约城遇到市长纳尔逊·洛克菲勒[11]时，洛克菲勒刺激他说，20世纪初有50万俄罗斯人为了追求自由与机会移民到了纽约。“不要跟我说这些，”赫鲁晓夫回答说：“他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更高的工资。我差不多也和他们一样，我也认真考虑过此事。”
即使赫鲁晓夫真的移民过来（洛克菲勒告诉他，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会成为迄今为止我们最大的商会之一的主席”），他也不大可能像他在1916年左右时的照片上显得那么满足：瘦削、整洁，穿着夹克，打着领带，或是穿着一件好看的乌克兰衬衫。有一张特殊的快照显示出他好像穿着一件做饭的衣服，打着蝴蝶结领带，他的妻子娴静地站在他的旁边，一幅典型的尤索夫卡小康之家图，这与差不多40年后蹒跚着走上世界舞台的那个衣冠不整的肥胖矮个子简直是天壤之别。
赫鲁晓夫与一位名叫潘特雷·马哈伊尼亚（PanteleiMakhinia）的年长矿工关系很好，马哈伊尼亚很聪明，一直渴望成为一个工头。根据一份苏联的记录，潘特雷“一个房间的小壁橱里装满了书，桌子上、地板上、皮箱上，到处都是书”。在这里，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朋友可能会谈论生活和政治的话题，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尼基塔则是拼命阅读他所接触到的第一批政治小册子，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马哈伊尼亚写诗，他有时会大声向大家朗诵他写在蓝色笔记本上的诗歌。尼基塔则像一个刚入道的文学评论家那样对他的诗歌发表评论。
有一首尼基塔在潘特雷家里分析过的诗值得完整地向读者介绍，一方面因为这首诗在当时给了赫鲁晓夫以激情，另一方面因为差不多50年后在给一群作家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文学的任务”的指示时，赫鲁晓夫朗诵了这首诗：
当我打开一本书，
我希望它能点燃真正的情感火焰。
这样，在我们忙碌的生活中，
情感将会燃烧下去，放出不灭的光芒，
让我们热血沸腾，心中充满力量；
这样，我们能与黑暗抗争，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不会虚度，
因为这是我的责任，我的弟兄们，
在我的身后至少留下一片诚实劳动的印痕；
这样，在黑暗沉闷的阴影里，
人类的良知也会发出不平的鸣响。
“太棒了，简直是太棒了，潘特雷，”尼基塔说：“也许再也找不出如此流畅而又有力的诗篇了。”
如果没有俄国革命的影响，那么赫鲁晓夫在1917年前为自己选择的道路也许就是成为一名工程师或工业经理。从他晚年的言论和举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这是他的理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理想一直伴随着他。他鼓励他的儿子谢尔盖和孙子尤里（Yuri）成为工程师，他们听从了他的建议，知道他们是在实现他们自己及其长辈的理想。在赫鲁晓夫所有的孩子中，谢尔盖，他和第二任妻子尼娜的儿子，很显然是他最钟爱的：谢尔盖学业很好，不仅当上了工程师，而且成为了火箭科学家。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孙女尤莉娅·列昂尼德夫娜·赫鲁晓娃（YuliaLeonidovnaKhrushcheva），他把她当作女儿看待，是一位很迷人的城市女性，曾经在莫斯科的范卡坦格夫（Vakhtangov）剧院当过文学顾问。赫鲁晓夫鼓励她成为一个农学家。当她提出想研究国际关系时，他发牢骚说：“那是什么工作？最后你只能落得个翻译政治家所讲的废话的结果。”
“对于他来说，”尤莉娅说：“‘真正的工作’是当工厂或集体农场的主任。”她记得曾经把一个她和同学都未能解决的算术问题带给她的祖父。“他静静地听着，脸上露出了笑意，然后立即说出了答案。”她说：“即使他的脑子里肯定还装满了国家大事。”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选择了他认为更能够接受一些的职业，成为一名生物学家。“但是这还不是最好的，”根据尤莉娅的说法：“最好就是能成为一名工程师。”
赫鲁晓夫自己成为一名工程师的理想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在1917年之前，工程师和经理的职位离有雄心的无产阶级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但是在1917年以后，通过努力肯定是可以达到的。不过当时一个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革命。1914年，赫鲁晓夫好像要过上安居乐业的家庭生活。但是随着战争的破坏性影响波及尤索夫卡以及各地风起云涌的罢工风潮，他不能抵制住更深入参与的欲望了。
1915年3月，鲁钦科夫煤矿爆发了大罢工。罢工从赫鲁晓夫所在的工段开始，据说他是三名主要的领导者之一。当工人们聚集起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时，有报道说赫鲁晓夫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讲”。同年晚些时候，从另一个煤矿来人找他。“我听说你是一名积极分子，”这位来访者对赫鲁晓夫说：“我们需要一位很可靠的人，字要写得漂亮，要有文化。你知道谁合适吗？”
“第二天，”赫鲁晓夫回忆说：“我就送一位工友过去了，他用最工整的笔迹抄写了齐默沃尔德会议决议。抄写稿被印制后分发给了顿巴斯的工人和矿工。”
1915年9月在瑞典举行了欧洲社会主义分子的齐默沃尔德会议并作出决议，决议呼吁让和平成为世界革命的前提，这些都不是我们要叙述的重点。我们要说明的问题是“在矿区，人们普遍都认为我是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值得信任”。还有一层意思是赫鲁晓夫希望他自己能完成所有的工作，就是他不仅希望自己“值得大家信赖”、“很有文化”，而且还希望自己有“很好的书法”。除此之外，他为什么还会在讲述顿巴斯革命兴起的情况时着重强调这些看起来无聊的细节呢？
1916年随着对战争示威活动的进一步扩展，赫鲁晓夫帮助组织了鲁钦科夫煤矿工人的新的罢工。1917年2月，沙皇退位的消息以发给铁路工人电报的形式传到了尤索夫卡。赫鲁晓夫五年后在当地的一份报纸上写道：“我记得我们读到这份电报时是多么的高兴啊！”星期天他第一次休息并奔向城里，参加了他所曾看到过的最大的示威活动。“我们对胜利抱有坚定的信念，警察就在我们身边，但我们一点也不害怕。”
为什么说将赫鲁晓夫推上使他到达世界权力顶峰的职位的革命是一种影响因素呢？尽管听起来有些奇怪，但理由确实是他成为经理或工程师可能会比成为政治领导人做得更为出色。虽然他的天然禀赋在他向权力顶峰攀登的过程中起到了支撑作用，但一旦他到达了权力顶峰，这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却没有给予他太大的帮助。如果他追求的是原来成为工业工程师的理想，那么这些禀赋肯定会使他处之泰然。沿着这条道路，他可能会接受到他所渴望的更高的教育，感觉更加自信，在实现他决心超越的角色过程中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即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妄想家都能信任的普通俄国农民的角色。
赫鲁晓夫的政治使命是因为偶然的因素而落到他的头上的，这在革命前后都是如此。但是这为他提供了实现自己理想的不同道路。成为钢铁工人，甚或是训练有素的工程师，这种通往荣耀的道路是缓慢而长期的。政治权力可以更为快捷地满足他的愿望，即使最终证明隐藏着更多的危险。
赫鲁晓夫回忆说，在尤索夫卡工作的初期，还没有与布尔什维克有任何联系之前，他就和工友们争论过这样的问题：“‘你更倾向于哪一种，权力还是教育？’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争论很激烈。一位最后成为著名布尔什维克的同志和我都说我们当然希望拥有权力。有了权力，我们就可以控制学校。大学和高中都会掌握在我们手中，然后我们可以轻易地获得教育机会。如果我们只有教育，那这还不能意味着我们拥有了权力。”
这件事情进一步表明了赫鲁晓夫想接受教育的渴望。他们将权力看作是获得教育与自我发展机会的手段，但是却忽略了教育本身也可以赋予人们一种力量，一种知识与自知能力所产生的力量。赫鲁晓夫的悲剧是追求权力的道路最终给他提出了他不能达到的要求以及其他他所不具备的条件，结果是在拼命追求人们的尊重中却最后丧失了对自己的尊重。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当有人问起他感到遗憾的事情时，他说了这样的话：“我没有接受教育，没有足够的文化素养。统治一个像俄国这样的国家，你的头脑里必须具有相当于两门科学的学识。但是我所接受的教育只是四年的教会学校学习，没有上过高中，只是断断续续地受过一些高等教育。因此我的行为不是很连贯，总是来回摇摆。我冒犯过很多好人。……我对知识分子大喊大叫，而他们却最终对我反对斯大林的政策表示了支持。他们支持我，再看看我是怎么对待他们的……”[12]
[1]赫鲁晓夫从来不能清楚地说出他什么时候去的尤索夫卡，在那里呆了多长时间。
[2]约翰·詹姆斯·休斯（JohnJamesHughes，1814年？月？日——1889年6月29日），英国工程师、实业家、冶金学家。1870年移居俄国，并于1878年创建了顿涅茨克。
[3]根据译者的理解，这里的“抽象的热情”是指资本家因为这一过程而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因为这一过程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而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深刻的了解，深刻揭示出资本家为了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力，赚取绝对剩余价值，逼迫工人阶级为了生计而接受他们的剥削。
[4]1958年，在为西方领导人抵制的四巨头峰会造势运动期间，赫鲁晓夫将他们比作尤索夫卡的矿主，尤索夫卡的矿主们都宣布会在月底发薪水。他回忆说，问题是他们没有说在哪个月，经常是几个月过去了还没有发给矿工们薪水。参照1958年2月16日的《真理报》头版，赫鲁晓夫接受伦敦《时报》记者的访谈内容。
[5]赫鲁晓夫将当时的霍乱和暴乱传言与1952年的谣言相比较，1952年克里姆林宫的医生被错误地指控为想毒死苏联领导人。“现在，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这些同样的黑色势力又在他们头脑中膨胀起来了，对知识分子与医生的迫害又公开地回到了一些人中间。”
[6]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帕斯托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ГеоргиевичПаустовский，1892年5月31日——1968年7月14日），苏联作家、编剧、记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开始担任记者。1918年先后参加了白军和红军。1923—1930年任罗斯塔通讯社编辑。1930年起担任多家报纸的编辑和记者。卫国战争爆发后自愿入伍，不久被召回，进入塔斯社工作。1965—1968年期间四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68年逝世。
[7]戈比，苏联辅币名，100戈比等于1卢布。——译者注
[8]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格拉德科夫（ФёдорВасильевичГладков，1883年6月21日——1958年12月20日），苏联记者、小说家、教育家。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和红军。1921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恢复党籍。卫国战争期间在《真理报》和《消息报》担任战地记者。此后曾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副主席等职务。
[9]即使是在耶弗罗西尼娅死后，赫鲁晓夫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也与皮萨雷夫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9年，赫鲁晓夫家邀请耶弗罗西尼娅的妹妹安娜到基辅与他们在一起生活，帮助照看她的侄女和侄子——尤莉娅和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多年来，赫鲁晓夫家年长的一辈在很多方面给予了皮萨雷夫一家以帮助，特别是送给他们书籍。赫鲁晓夫夫人记下了他们的生日，尼基塔·赫鲁晓夫邀请他们去他在索契附近的家，这样通向这个偏远山间小屋的路都进行了铺设，并非正式地命名为赫鲁晓夫卡。这是作者对尼娜·巴尔莫特的采访。
[10]列昂尼德·尼基托维奇·赫鲁晓夫（ЛеонидНикитовичХрущёв，1917年11月10日——1943年3月11日），苏联军事飞行员，尼基塔·赫鲁晓夫的长子。1937年加入共青团。1939年加入红军。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1年参加卫国战争。1943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11]纳尔逊·阿尔德里奇·洛克菲勒（NelsonAldrichRockefeller，1908年7月8日——1979年1月26日），美国商人、收藏家。1930年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1935—1940年任克里奥尔石油公司董事长。1938—1945年、1948—1951年任洛克菲勒公司总裁。1939—1941年、1946—1953年任现代艺术博物馆总裁。1940—1944年任国务院美洲事务协调员。1944—1945年任共和国事务助理国务卿。1945—1953年、1956—1958年任洛克菲勒公司董事长兼洛克菲勒收藏品中心主席。1947—1958年任国际基础经济公司总裁。1950—1953年任国际发展顾问委员会主席。1953—1954年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副部长。1954—1955年任总统外交事务特别助理。1956年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主席。1956—1958年任制宪会议临时国家委员会主席。1959—1973年任纽约州州长，在任期间于1971年血腥镇压阿提卡监狱暴动。1973—1975年任美国人关键选择委员会主席。1973—1976年任全国水质委员会主席。1974—1977年任副总统。1979年去世。
[12]这个问题是苏联剧作家米哈伊尔·萨特罗夫向退休后的赫鲁晓夫提出来的。参照N.S.Khrushchev（1894～1971）：Materialynauchnoikonferentsii,posviashchennoi100—letiiusodniarozhdeniiaN.S.Khrushcheva（Moscow：Rossiiskiigosudarstvennyigumanitarnyiuniversitet,1994）,第39页。就像前面一章所提到的那样，赫鲁晓夫的不一致包括他接受小学教育的情况，他上的什么学校，上了多长时间，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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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出生地卡里诺夫卡：1894—190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赫鲁晓夫全传（2003）
第2章出生地卡里诺夫卡：1894—1908
赫鲁晓夫1894年4月15日出生于俄罗斯南部一个名叫卡里诺夫卡的村庄。[1]他的父母亲，谢尔盖·尼卡诺罗维奇·赫鲁晓夫（SergeiNikanorovichKhushchev）和阿克西尼娅·伊凡诺夫娜·赫鲁晓娃（AksiniaIvanovnaKhrushcheva），与前来村庄里阿恰吉尔教堂参加洗礼的教父母们一样，都是贫苦的农民。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卡里诺夫卡一直生活到1908年，那年他家迁徙到了乌克兰东部产煤的尤索夫卡镇。在他最后五年所写的数千页回忆录里，赫鲁晓夫对他头14年的生活着墨很少。“他从一开始就宣布，”他的儿子回忆说：“他不准备从孩童时代开始讲述他的生活。他不能忍受那种编年史式的叙述，这会使他感到压抑。”但是在回忆录中，他对在尤索夫卡附近煤矿的生活却进行了着重描述，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直声称他的父亲不是农民，而是矿工或工人。这种有选择的强调部分是出于政治考虑——一个工人阶级国家的领导人需要一个无产阶级的家庭背景——但是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因为在尤索夫卡的生活中，很多事情是这位具有领导天赋的儿子宁愿忘记或忽略的。[2]
现在从莫斯科到卡里诺夫卡，你需要先乘一夜的火车到库尔斯克，这是一个离乌克兰边境60英里、人口100万的省会城市。从那里向西沿着坑坑洼洼的破旧公路驾车两小时可以到达德米特里耶夫卡，向南到达科马托夫卡［一个拥有6000人的地区中心，该地名源于Khomut（马轭）］，然后再沿着公路向西南就可以到达卡里诺夫卡了。[3]
6月底，赫鲁晓夫村庄周围绵延的草地看上去翠绿而茂盛，虽然不像附近俄罗斯与乌克兰的黑土带那么肥沃，但要比再往北靠近莫斯科的地方肥沃得多。从土地的外观上判断，这些坐落于碧绿田野间的村庄生活应该很富足。然而在赫鲁晓夫出生后的一个世纪里，当每年春天冰雪融化时，那里的乡间小路就成了泥泞一片，要想到那里去，唯一可靠的交通工具就是吉普车。在该地区其他所有的村庄里，主要的街道都是满是车辙印的肮脏道路，农民的房子都是木质的，而且看上去很多都显得东倒西歪。但是在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村庄，情况并不是这样。
卡里诺夫卡的主要街道是铺就的，从科马托夫卡到那里的道路也是如此。当赫鲁晓夫上台执政时，这里第一次铺上了沥青路面，同时在卡里诺夫卡的中心广场竖起了一批令人惊讶的建筑：一个新古典主义的四柱“文化宫”，据说是替代了赫鲁晓夫接受洗礼时的教堂；一座农业大学校园，是从库尔斯克搬到卡里诺夫卡来的，以及一座五层的学校宿舍，同时也用于招待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前来参观的客人，他们来这里主要是参观卡里诺夫卡在赫鲁晓夫仁慈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穿过通过广场的道路有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而在另一边，沿着从科马托夫卡到这儿的道路，是一排整齐的红砖房。这些房子在英国不会显得不合适，但是它们在1991年仍然是一个集体农庄里农民的栖身之所，这个集体农庄直到1964年才被命名为赫鲁晓夫故居。
从广场步行不远（通过文化宫，沿着人工湖边，从一只山羊在路旁瞅着行人的小路走下去）就到了老城区，那里立着一块像墓碑一样的石板，表明这里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童年生活的地方”。他出生时的房子很早以前就坍塌了，但是在原址上建起来的砖墙农舍却显得干净整洁，随时可供人参观。居住在那里的村妇自豪地向我们展示了位于会客室一角的赫鲁晓夫大幅肖像，在他出生时，这里是悬挂圣像的。
1894年的卡里诺夫卡与经赫鲁晓夫时代改造后的模范村镇有着天壤之别。随着1861年农奴制的废除，一些土地转到了耕作的农民手中，但是即使对于境况稍好一点的农民而言，农奴制的结束只是带来了自由，而并非真正的富裕。这种解放所带来的一个严重缺陷是新近获得自由的农奴真正获得的土地少得可怜，而且他们还要支付难以承受的大笔费用。农业生产率未能与人口的快速增长保持同步。此外，沙皇政府越来越重视工业化，加上土地成本的上涨与谷物价格的下跌，其结果是在19世纪结束前夕，出现了席卷农村地区的危机。到1900年，大多数俄国农民靠耕作土地只能维持四分之一的生活，为了贴补家用，他们只好去地主或富农那里当长工，或是租种土地成为佃农，实际上他们又回到了半农奴状态。
根据1888年出版的俄国农民生活记录，“所有的农民，不管是穷是富，没有太多的例外，都同样居住在狭窄的农舍里，这些家宅长宽在15英尺到20英尺见方之间。在这样的空间内再分隔成一到两个房间，孩子与大人都挤在一起。可供呼吸的空气很少，以致我们的卫生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些人没有被窒息而死的唯一原因可能就是墙壁的透气作用”。
一份20世纪初期的报告详细补充、说明了当时的情况：“没有烟囱的农舍仍然很普遍……几乎所有的农舍都是茅草屋顶，经常漏雨，冬天为了保暖，墙壁上一般都涂满了牛粪。农民家庭……一般都分上下两层睡觉，有人睡在板凳上，有人睡在木板上——都在灶台后面。……带浴室的居室更是异想天开。……他们几乎从来不用肥皂。……皮肤病……梅毒……流行病、营养不良。……像肉、面粉、熏肉和植物油之类的食物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在他们的餐桌上，也许一年只有两到三次。他们日常的膳食包括面包、卡乌斯（一种用谷物酿成的非酒精类饮料），通常还有卷心菜与洋葱，秋天也许会加上新鲜的蔬菜。”
赫鲁晓夫出生前的两年，卡里诺夫卡共有居民1197人，其中男性588人，女性609人。村子里一共有156间农舍，平均每间农舍里居住着八人。19世纪中期，坦波夫省附近维里蒂亚奥村的大多数房子都是光线昏暗、被炊烟熏黑的茅草屋，冬天农户通常和他们的牲畜共同生活于这些茅草屋里。在劳作方面，根据1880年的一份材料，“所有那些描写过俄罗斯农村生活的人——不，所有曾经在俄国农村生活过几个月的人——都知道，他们很难想象还有比那里的农民干得更累的活。”从六七岁开始，农村孩子就要担水，砍柴，跟随他们的父亲蹒跚着在地里干活。到了八九岁，他们就负责放牧牛羊。到了13岁，他们就要跟着父亲从早到晚在地里忙碌了。赫鲁晓夫从他能走路时就开始干活了。不久，他就在父亲干活的地边放牧小牛和羊，后来是奶牛。我们没有尼基塔小时候的照片，但是不难想象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孩，直到六七岁还穿着一件仅有的长长的农村大褂，后来才有了用亚麻或羊毛纺织而成的粗布裤子。赫鲁晓夫回忆说，他在孩提时从春天到深秋都是光着脚。“每个村民都梦想着有一双靴子。我们小孩要是有一双像样的鞋子就算是很幸运了。我们都是用衣袖来揩鼻涕，用绳子系裤子。”
对于像尼基塔这样健康、每天在露天呆很长时间的小孩来说，这样的生活好像还可以忍受。但是后来在说到贫苦农民的生活方式时，赫鲁晓夫称之为难以启齿，急切需要变化。像他这样的小羊倌是“村子里最不起眼的人。”他回忆道。赫鲁晓夫在卡里诺夫卡村穿的“鞋子”是一种称为“莱普踢”的韧皮拖鞋，是用窄条的椴树皮编织而成的。在雨雪天这种最需要鞋子的时候，“莱普踢”显得太轻了，几乎不能起到任何保护作用，从中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农村的贫困境况。多年以后，当赫鲁晓夫成为苏联领导人时，他还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和他的国家已经穿够了“莱普踢”，不可能再回到那种年代了。当1960年秋天在联合国大会上敲打他的棕色鞋子时，他只是在世界人民面前增强了他粗鲁无知的俄国农民形象，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如果说卡里诺夫卡村的田间劳作不可能培养村民的优雅情感与气质的话，那么像斗拳比赛这样有组织的娱乐活动同样也没有起到作用。直到20世纪初，这种斗拳比赛在像圣诞节、主显节、忏悔日之类的节日里还在继续举行着。在维里蒂亚奥，“两队，每队代表着半个村子，在教堂附近的草地上面对面站着。他们穿着节日的服装相互打斗。除了拳头，不能使用其他的任何方式，这是严格的比赛规则，谁要是违背了这一规则，就会被逐出比赛。……参加比赛的不仅有成年人，也有年轻人。打斗先从年轻人开始，成年人后来才加入。每个参与者都会选择一个在年龄和身材上都与自己相当的伙伴（即对手）。例如，老年人会与老年人比赛。有些人会在比赛前喝一些酒来壮胆。整个村子里的人都会前来观看。”
在像赫鲁晓夫家这样的俄国农民的生活中，教育并非优先考虑的问题。1881年，在维里蒂亚奥村的922个成年人中，断文识字的只有46人。到19世纪末，村子里学校的学生数量有所增加，但只有男孩能读两到三年的小学。在他们“勉强能读写”时，他们的父母就会让其辍学。一位村民回忆道，他的父亲在一年春天宣布：“把书本送回学校吧，我们要去耕地了。”
当时的学校有两类：一类是东正教教会学校，另一类是由19世纪60年代大改革时期成立的当地政府机构“宰穆斯特乌”[4]设立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很显然上过这两类学校，但总共只有大约两年的时间。[5]在这两类学校中，公立学校相对好一些。在维里蒂亚奥，公立学校“不能满足最基本的教育甚至卫生需要”，而在两级制的教会学校，教学质量“更加糟糕”。两类学校的基本课目都包括初级的阅读、写作与算术，以及由当地牧师教授的宗教内容，但是根据1913年对另外一个省的调查，“大多数学生只获得了基本的识字能力——阅读的能力，而没有获得写作能力”。教师的教学不仅要经过严格的组织，而且通常是故意不让学生有独立思考的想法。1887年维里蒂亚奥区办公室的一份指令性文件要求，教师“必须严格遵守规定，不能有与学生分享其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所有知识的想法”。
赫鲁晓夫的外祖父属于那种极度贫穷的农民。“他既不会读，又不会写，”赫鲁晓夫回忆说：“他一生中只洗过两次澡——一次是在他出生后接受洗礼时，另一次就是在邻居们准备安葬他时。”当他“离开服役了25年的军队时”，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的外祖父“就回到了农村，做了一辈子的农民”。但是他的奶牛“挤的奶只够染白菜汤”，这样就可以让人看不见菜汤里没有土豆了。赫鲁晓夫的外祖父一共有三个女儿，阿克西尼娅（Aksinia），或者简称西尼娅（Ksenia），她是赫鲁晓夫的母亲。她被送到季斯基诺村和她的姐姐亚历山德拉（Aleksandra）生活在一起，在那里她靠给一家地主擦地板维持生计。
赫鲁晓夫的祖父相比较而言则较为富裕一些。尼卡诺（Nikanor）·赫鲁晓夫出生于1852年，是一个于1816年逃离农奴制的农民的儿子。尼卡诺与辛尼娅的父亲在一个部队里服役。后来尼卡诺的儿子谢尔盖就与辛尼娅结婚，并将她带回到卡里诺夫卡，在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记忆里：“他们回到卡里诺夫卡不久，他的父亲就搬家了。根据当时的习俗，父亲在最大的儿子结婚后要让他分家另过，在他结婚时也不会给他任何的土地或礼物。我的母亲和父亲就离开了家，在别的地方定居下来，但是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
与赫鲁晓夫的回忆相反，实际上当时的俄国农村并没有这样的习俗。除非因为分割家产与长辈发生严重的分歧，否则儿子与儿媳通常都与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的收入要上交给家里。分家“要么由父辈提出来，要么由儿子提出来，因为父子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纠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才会将儿子逐出家门，“给予很少或者不给任何财产，或者是独立性较强的儿子在事先没有征求家长同意的情况下（选择）离开父亲的家，这样不仅会引起父亲的不满，而且也有可能丧失财产继承权”。
当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父亲才有可能说是成了习俗的受害者。此外，尼卡诺·赫鲁晓夫将谢尔盖逐出家门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由于没有土地，财产也很少，谢尔盖·赫鲁晓夫就离开了家，迁徙到了离他家西南275英里的顿巴斯（顿涅茨盆地）的尤索夫卡。根据他儿子尼基塔的说法，在那里谢尔盖“先是在铁路上当了一名普通的劳工。他整理铁路枕木，平整路基，开货车，以及挖掘排水沟。当这种季节性的工作结束后，他就在一家砖厂工作。他负责和泥、垒砖，后来有了经验后就在窑里干活。这种工作也是季节性的，后来他也离开了”[6]。
在尤索夫卡期间，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父亲挣到了足够的钱，可以养家糊口，很显然也重新赢得了他祖父的尊重。谢尔盖和他的家庭肯定又在尼卡诺·赫鲁晓夫的屋檐下重新生活过一段时间，因为根据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回忆，最后“我父亲的钱花完了，祖父再一次将我们赶出了家门。我们只好住进了一间泥草屋里，地面很脏，窗户很少。我的祖父对我颇有好感。晚上他会让我睡在他小木屋的灶台上面。我的父亲到邻村为一个地主当雇农。我的母亲也去了。她那时是做洗衣工，并为其他的农村妇女缝补衣服”。
由于第二次失去了相对舒适的生活，西尼娅·赫鲁晓娃从没有让她的丈夫忘记这一切。尼基塔·赫鲁晓夫能回忆起他的父母是如何建起他们自己的房屋，以及他的母亲是如何“因在盖房子期间劳累过度而落下终生疝病的”[7]。对此，西尼娅·赫鲁晓娃自己的说法是，丈夫在尤索夫卡期间，她自己盖好了房子。“矿工的生活吞噬了我的丈夫，”她抱怨说：“他（最终）将我们带离了村子，来到了乌斯彭斯基煤矿。”
好像没有土地还不是最糟的，谢尔盖与西尼娅·赫鲁晓娃连马也没有一匹。在维里蒂亚奥，拥有一匹马是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志。村里总共252户农民几乎有一半人家拥有两到三匹马，还有71户人家每户有一匹马，只有28户最穷的人家一匹马也没有。“有马你就是个人，”村里流行的说法是：“没有马，你就得自己戴上马具。”赫鲁晓夫回忆说：“我父亲……冬天在矿上干活，就希望有一天能攒到足够的钱，买一匹马，这样他就可以种植足够的土豆与卷心菜养家口了。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攒到足够的钱，能买得起一匹马。”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的父母甚至在全家于1908年搬到尤索夫卡后还有着这样的梦想。他的父亲在煤矿里工作，他的母亲帮人家洗衣服，而他自己则爬到巨大高耸的烟囱里帮人家扫烟囱。但是“我的父母亲，特别是我的母亲，都梦想着有一天他们能回到村子里，有一间小小的房子，一匹马，一块地”。
随着梦想的拖延，西尼娅·赫鲁晓娃就开始埋怨她的丈夫。根据赫鲁晓夫的儿媳柳芭·锡日赫（LiubaSizykh）的说法，她第一次见到西尼娅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西尼娅几乎从不提起她刚刚故去的丈夫，即使提起时，她也是“一脸不屑的样子”，好像“她认为他是个傻瓜”。赫鲁晓夫的母亲大脸庞，表情严肃，后面梳着长长的头发，很“好强”，而她的丈夫则显得“较懦弱”。锡日赫说：“西尼娅不仅精明，而且也很聪慧。如果接受过一定的教育的话，她也许真的能成就什么大事！”尼娜·伊凡诺夫娜·库赫丘克（NinaIvanovnaKukharchuk）是辛尼娅的侄女，从1939—1949年一直与赫鲁晓夫家人生活在一起，她回忆说，辛尼娅“是个很有主意的人。她甚至对尼娜·彼得罗夫娜（NinaPetrovna）（赫鲁晓夫的妻子）的要求也很苛刻”。赫鲁晓夫的父亲因在尼娜·彼得罗夫娜进入赫鲁晓夫的家门前就已经去世，而“没有人提及”。
1991年，我们在卡里诺夫卡遇到的一位老妇人这样回忆起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父母：“他的母亲是个倔强的女人，一个真正的悍妇。她很粗俗，这是说她与人交往的方式。他的父亲则要和善得多，心地善良，但是她很难缠，难以相处。”听着这位老妇人的话，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点头表示认同。“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议论，”他说：“他待人和气，而她则事事压着他一头。”
当父亲将他带出学校，到地里干活时，尼基塔很不满。“在上了一两年学后，我已经学会数到30了，我父亲觉得念这么多书已经足够了。他说我需要学的就是能够数钱，不过我从来也没有数过超过30卢布的钱。”后来在尤索夫卡，谢尔盖·赫鲁晓夫安排他的儿子跟着一个鞋匠当学徒。“我父亲说做个鞋匠很不错：‘你到什么时候都可以住好房子，口袋里有钱花，因为每个人都要穿靴子，每个人都想穿好靴子。’”当尼基塔拒绝学制鞋时，他的父亲又想出另外一个计划：“去做个商店售货员。”谢尔盖“喜欢当地百货商店里售货员对工人们的礼貌态度，总是设法取悦于他们，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商品。”但是他的儿子却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明确地表示拒绝。我甚至告诉我的父亲，如果他想逼我去当售货员，我就离家出走。”
感觉到祖父和母亲对他父亲的轻视，尼基塔对谢尔盖的建议更加表示反对。由于自己的贫困，谢尔盖·赫鲁晓夫对儿子抱着雄心勃勃的期望，但还是没有像尼基塔对自己的希望那样富于挑战性。尼基塔·赫鲁晓夫雄心的一个来源肯定是他从祖父那儿得到的优待。然后也有西尼娅·赫鲁晓娃在他儿子身上寄予的希望。尼基塔有一个姐姐，比他大两岁，但他是母亲的掌上明珠。柳芭·锡日赫回忆说，西尼娅好像对他“很崇拜”，经常称他是“我的沙皇儿子”，并吹嘘说：“我早就知道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大人物的。”
当尼基塔·赫鲁晓夫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成为莫斯科党的要人时，他将他的父母接来，与他一起生活在一个大的公寓里。根据拉达·阿朱别伊的回忆，她的祖父母对城市生活并不是很喜欢。阿历克赛·阿朱别伊说，他们搬到了莫斯科，因为“他们的儿子有着俄国传统的对父母的尊重，而他们也知道尼基塔是个好儿子，邀请他们是出于真心。”
但是阿朱别伊自己也承认，他对赫鲁晓夫对他父亲的真正态度表示怀疑。谢尔盖经常生病，并于1938年在一家结核病专科医院去世。他被安葬于附近的公墓里，但是在拉达的印象里，同年她家搬到了基辅，在此之前赫鲁晓夫一次也没有到他父亲的坟墓祭拜过。他们于1949年回到了莫斯科，但赫鲁晓夫也没有提到过他的父亲。赫鲁晓夫对他父亲的事总是缄口不提，所以直到现在拉达也不知道她祖父的坟墓在什么地方。
赫鲁晓夫的家人否认这种忽略就说明他们不孝顺。共产党人都像战士那样不受个人情感所左右，他们说，他们有很多具体的事情要做，因此没有时间去其父亲的坟墓祭拜。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赫鲁晓夫经常去祭拜他母亲在基辅的坟墓。
“一个在他母亲心中一直是无可争议的最心爱的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写道：“会在其一生中始终保持征服者的感觉，对成功的自信通常会帮助他获得真正的成功。”哈罗德·拉斯维尔也认为，对政治权力的追求欲望通常是由那些对婚姻感到不如意的母亲激发出来的，她们认为婚姻“抑制”了她们潜能的发挥，因此决心通过“自己孩子替代性的胜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但是一个其父亲碌碌无为的人对失败意味着什么以及被妻子看不起会有深切的了解。这使得赫鲁晓夫要超过他的父亲的信念变得更为重要，然而这种成功也会因没有继承父亲其他方面的品质而可能带来负罪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赫鲁晓夫对权力与荣誉的梦想以及他对两者的矛盾心理都是他儿童时代的遗产。[8]
除了他的母亲外，尼基塔还得到了卡里诺夫卡公立学校里一位老师的鼓励。与他在教会学校里的老师不一样，丽迪娅·米哈伊洛夫娜·谢甫琴科（LydiaMikhailovnaShevchenko）是位无神论者与村庄的反叛者，而教会学校里的老师则“会用尺子使劲打孩子们的脑袋与手心”，“让我们死记硬背来学习”。赫鲁晓夫回忆谢甫琴科时说：“她从来不去教堂，因为此事，村子里的农民也从没有原谅过她。虽然他们对她很尊敬，但是她不去教堂的事还是让他们觉得她做错了什么。”
“我第一次看到违禁（政治）书籍就是在丽迪娅的家里。”赫鲁晓夫说：“有一次我去拜访她，她把我介绍给了她从城里来访的兄弟，当时他正躺在床上。‘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男孩。他来找我是想看一些违禁的小册子。’她说。她兄弟笑了起来，回答说：‘把这些书给他吧。也许他会悟出点什么来，要是那样的话，那他长大后就会记得这些事的。’”
第一次接触的违禁书籍的主题是关于俄国革命传记的经典解释。很显然，丽迪娅·谢甫琴科的兄弟（如果他真是她的兄弟，而不是其他什么人，他躺在她床上，这难以作出其他的合理解释）是有先见之明的。但是赫鲁晓夫更为得意的是他当时很聪明：“我算得很快。我能很快弄清楚他们提出的问题，然后通过心算得出结果。当丽迪娅·米哈伊洛夫娜必须进城或有事需要处理时，通常都是由我来代替她。……当我结束一共只有四年的学业时，丽迪娅说：‘尼基塔，你应该继续学习。不要呆在这儿的村子里，到城市里去。像你这样的人必须学习。你应该成为知识渊博的人。’她的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但是我父亲的钱用完了，我祖父再次将我们赶出了家门。”
1960年，当时丽迪娅·谢甫琴科的得意学生已经取得了比她所想象的大得多的成就，赫鲁晓夫在一次莫斯科的讲话中提及了她。热切的赫鲁晓夫的助手们就开始查访她的下落，并把她带到了莫斯科。她在一次有关教育的会议上说，她从来没有看到过像卡里诺夫卡那么穷的村庄。赫鲁晓夫的孙女尤莉娅（Yulia）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那些善于溜须拍马的助手是如何利用赫鲁晓夫原来的老师大做文章，以讨好赫鲁晓夫的。但是十年后，就在赫鲁晓夫去世的前一天发生的一起意外事件，却说明赫鲁晓夫有着不同的看法。
1971年9月，尼基塔·赫鲁晓夫夫妇正在阿朱别伊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乡间别墅里做客。吃过午饭后，家人都到树林里去散步，但是赫鲁晓夫感觉不太舒服，于是就在他随身携带的折叠小凳上坐下来休息。当其他人都走进树林里时，赫鲁晓夫用他异乎寻常的平静而和缓的语气与阿历克赛·阿朱别伊聊了起来。“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在树林里放牛——那也是与今天一样的一个秋天——突然我在一块小空地上碰到了一个老妇人。她直直地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我惊呆了，后来我听到她说出一些奇怪的事情：‘小家伙，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当天夜里，赫鲁晓夫感觉更糟糕了。不久以后他的心脏病大规模复发，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赫鲁晓夫想说什么？”阿朱别伊对他岳父在卡里诺夫卡遇到的幻象大惑不解。很显然，这个幻象是赫鲁晓夫从他母亲和老师那里得到的感觉的某种复活，他注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能取得比他父亲所能取得的或梦想他儿子所能取得的更大成就。
赫鲁晓夫的母亲在他心里灌输了正直与责任感，但他的良知又使他摆脱不了负罪与羞辱感。“我的母亲很虔诚，”赫鲁晓夫回忆说：“和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一样。……我记得她教我在教堂里与大人们一起在神像面前下跪祈祷。”当赫鲁晓夫回忆他的童年时代时，他能“清楚地记得我家木屋墙上神像里圣人的模样”。他甚至在1960年3月法国的一次演讲里宣称，他是宗教上的“模范学生”。
与大多数他的同事们不一样，赫鲁晓夫后来戒掉了烟酒——直到斯大林强迫他喝酒为止，以及二战时的劳累使他又吸上了烟。这双重的节制反映了他母亲的影响。他父亲教他有所节制的笨拙方法就是许诺给他买一块金表，实际上，如果赫鲁晓夫答应戒烟，他也没钱买金表。
赫鲁晓夫的理想主义也反映了他在宗教方面所接受的训练。由于卡里诺夫卡与尤索夫卡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他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是毫不奇怪的。根据赫鲁晓夫的理解，共产主义归根结底就是相信普通的人也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共产党不仅需要妥协，而且要求他践踏自己的道德准则。这就是他最终反对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的原因之一。不过他也没有立即起来反对斯大林，直到他已经有所成就，直到他在剥夺了无数人生命的同时保住了自己的生命，直到斯大林已经安静地躺在坟墓里，他才最终举起了反叛的大旗。
笃信的，或者至少残存的宗教意识在赫鲁晓夫迟来的些许忏悔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种想法好像并没有什么根据。他好像对自己对宗教愚昧的蔑视颇为得意。事实证明，他比斯大林对宗教的迫害更加残酷。[9]然而在他身边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亲密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10]坚持认为，赫鲁晓夫私下里对上帝还是很害怕的。当斯大林死后他们第一次去基辅时，“赫鲁晓夫在他母亲的坟墓上放了一个十字架，跪在坟前，在胸前画着十字”。
如果说赫鲁晓夫对待宗教的态度是矛盾的，那么他对土地的感情也是如此。当他成为党的领导人后，他就坚持要被看作是党的权威农业专家。他经常去麦地周围转悠，对农民和农学家大声发号施令。赫鲁晓夫的讲话就像土地那样尖刻，充满了乡野谚语，这使得他比任何其他的苏联领导人更能与农民交流。在他的乡间别墅里，赫鲁晓夫家花园的园丁种植了各种谷物，有试验性的，也有普通的。在他下台后，他在他的大花园里倾注了大量的时间。
赫鲁晓夫内心很热爱土地，他想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是在他职业生涯的初期，在填写职业与学习调查表时，以及后来在讲话与写文章时，他说自己是工人，而不是农民。他不是要求从事农业工作，而是极力逃避，只是在斯大林的坚持下才勉强接受农业工作的。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充斥着对农民蔑视而粗俗的描述。他总是劝说他们放弃原始的生活方式，接受现代的农村生活方式。他经常回到卡里诺夫卡，有时一年会去两次，但是他回去并非为了体会衣锦还乡的滋味，而是对自己改变了家乡面貌的洋洋自得。在别的地方他再也找不到对他如此尊敬的观众了，但是当他以前的邻居拒绝他改革农村的灵丹妙药时，赫鲁晓夫不由得大发雷霆，对他们暴跳如雷。谢甫琴科对他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反应的唯一解释就是，尽管在卡里诺夫卡长大，但他的主人对“农民心理”根本就不了解。
赫鲁晓夫对农民的不耐烦反映了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条。布尔什维克把农民看成是危险的反动势力，是马克思所谓的“农村愚昧生活的”奴隶。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发誓要“消除城乡差别”。我们也可以认为，赫鲁晓夫对改变他自己从前生活方式的坚定决心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而非个人感情。但是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一开始对他有吸引力呢？这是因为，与很多在20世纪涌向城市的俄国农民一样，他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愚昧”，想将其抛得越远越好，因为还是与他们一样，他对教育与文化有着幼稚的信念，他的这种信念与那种长久以来形成的温文尔雅的陈腐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赫鲁晓夫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中断了其充满希望的政治前途，去继续他的学业。他喜欢与文化和科学界知识分子中顶尖人物交朋友，他还经常去剧院，听歌剧，看芭蕾舞。他慢慢认为自己不仅是农业方面的专家，而且是天底下几乎所有事情的专家。所有这些都注入进了这位无所不知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使命里，同时也支撑起了赫鲁晓夫的自我形象。他不仅想改造农村，而且想改造自己。然而不管他如何努力地尝试，即使是自我改造后的赫鲁晓夫，也不可能摆脱卡里诺夫卡赋予他的一切。
[1]赫鲁晓夫一生中都是在4月17日过生日。但是他所在村子的阿恰吉尔教堂的出生记录则显示他的实际出生日期要早一些。根据俄罗斯大革命前的旧历，他的出生日期是4月3日或5日。该记录可以在库尔斯克省的档案馆中找到。
[2]根据德米特里·谢皮洛夫的描述（谢皮洛夫在1957年参加一次反对赫鲁晓夫的流产暴动前在其身边工作了很多年），赫鲁晓夫“不喜欢谈论他的农民出身，实际上他是尽量努力避免谈论他的农民出身”。谢皮洛夫对他前主人的敌意很深，因此他的证言并非完全可信，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的。参照D.T.Shepilov,“vospominaniia,”Ⅵ,no.4（1998）,pp.18—19.
[3]作者1991年在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和他的妻子ValentinaGolenko的陪同下去了一趟卡里诺夫卡。
[4]总体来说，宰穆斯特乌的规模更大一些，1907年全国在校学生总数为380万人，而1906年的教会学校在校人数为200万人。
[5]赫鲁晓夫对什么时候上的什么学校以及学了多长时间记得不是十分清楚，根据他的回忆，大都在两年到四年之间。不过他确实说过他首先上的是教会学校，后来进的是卡里诺夫卡的公立学校。Shepilov坚持说赫鲁晓夫曾经对他说过，他正常上学的时间只有一年，第二年冬天他上学就开始变得时断时续了，后来干脆连两类学校都不上了。参照Shepilov,“Vospominaniia,”第19页。
[6]赫鲁晓夫回忆说，他和他的母亲与姐姐有一次跟着他的父亲来到了尤索夫卡，在那里呆了一年半的时间，后来才又回到了卡里诺夫卡。
[7]根据作者对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阿朱别伊的采访。
[8]根据NancyMcWilliams的观点，像赫鲁晓夫这样认真、爱交往、有着强烈求知欲的男孩，特别需要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父亲，能教给他们世间的道理，以及如何培养与组织他们的“好胜心与想象力”。如果没有这样的父亲，这样的孩子就有可能会寻找“能替代父亲的人”。参照NancyMcWilliams,“MotheringandFatheringProcessesinthePsychoanalyticArt,”PsychoanalyticReview,vol.78,no.4（Winter1991）,第527—530页。
[9]第18章中有关于赫鲁晓夫对宗教变本加厉迫害的描述。
[10]安德烈·斯捷潘诺维奇·谢甫琴科（АндрейСтепановичШевченко，1911年6月29日——1996年4月10日），苏联农学家。1934年进入乌克兰农业研究所工作。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联共（布）。1947年进入苏共中央工作。1950—1953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助理。1953—1964年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助理。1964—1989年任全俄农业经济研究所化学经济系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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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下台：1964年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赫鲁晓夫全传（2003）
第1章下台：1964年10月
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地区的加格拉与苏呼米之间，有一处风景如画的陆地伸向黑海。在高出海面约300英尺的皮聪大海角上，以后面高耸的高加索山脉为背景，有一片看上去像是黄色松树的森林，但松针更像雪松针。在一堵灰色的围墙与一扇大铁门后面宽敞但戒备森严的空地上，耸立着三座富丽堂皇的别墅，别墅之间有穿过树林的蜿蜒小径相连，其中一条由木板铺就的小路沿着分隔砾石海滩的矮墙延伸，超过了半英里。1964年秋天，沿着这条木板路散落着几座由蓝白相间的帆布覆盖的小屋。其中一座小屋是为喜欢在海边睡觉的客人准备的，其他的小屋则是用作起居屋。离小屋几百英尺的地方有一个海边平台，客人可以在平台宽大的遮阳伞下的柳条椅上享用新鲜的水果。[1]
这些别墅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按照赫鲁晓夫的指令修建的。一座是为他和他的家人准备的，其他两座是根据苏联式的“时间划分”原则由苏联其他最高领导人享用的。赫鲁晓夫的别墅是一座由巨大白灰墙砌成的二层建筑，一层的大厅面向大海，宽敞明亮，配有白色的窗帘，由漂白柚木打造的家具颇具韵味。二层的阳台与整个房子一般长。这座别墅带有一个小型的室内体育馆，里面配备有羽毛球场地以及其他的健身设备；一个巨大的游泳池，透过游泳池巨大的玻璃窗，海边的景色一览无余。离海边一箭之地有一个大型游廊。对着游廊开着一扇法式大门，大门后面是一间略显狭小的书房。书房的墙壁上镶嵌着红木雕刻，一块大大的东方地毯周围环绕着一套转角沙发和几把皮面椅子，房间的一角是一张宽大的红木书桌，上面摆放着一排电话机。其中一部电话是由克格勃控制的特殊高频线路，与全国范围内的苏联党和政府办公室（以及办公室主人的住宅与乡间别墅）相连。赫鲁晓夫二层的卧室与办公室、别墅内的助手办公室以及游泳池边都有分机电话相连。1964年10月12日晚间响起的就是这部高频电话。
那年秋天，赫鲁晓夫似乎处于其权力的巅峰。事实上，他也处在灾难的边缘。在保证到1980年实现共产党领导下的富足的新规划实施三年后，食品短缺问题已经蔓延到了整个苏联国内。共产党的官员对特权的丧失以及赫鲁晓夫给他们带来的职位不安全感表示不满。对于军方而言，部队实力与常规武器的大量削减使他们到了难以忍受的极限。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信心，普通的工人、农民也对他持反对态度。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赫鲁晓夫曾闪烁其词地谈到过退休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付诸实施。相反他正在不断推出新的计划，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一些想法——例如，将限制苏联领导人任期（当然像他这样的难以推卸天之大任的领导人除外）以及在立法选举中甚至提供多个候选人的新宪法——都超出了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其他人都将他对重组的嗜好看成是他的同事们所认为的可笑的极端行为。他加强苏联农业的新的奇思妙想是在莫斯科成立九个集权化的机构，每个机构负责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具体农业生产。根据苏联的标准说法，每个“主管行政部门”的简称是Glavzerno（粮食主管部门）、Glavmyaso（肉类主管部门）、Glavsakhar（糖类主管部门），等等。除了预料到这些奇思妙想会以失败而告终，让他们来收拾残局外，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相互之间打趣地猜测，不知哪个倒霉的部门会有幸成为鹅类主管部门或是绵羊主管部门。[2]1964年夏天，赫鲁晓夫迫切需要度假放松一下。不过他并没有去度假，而是对埃及进行了一次为期两个半星期的访问，之后他又去斯堪的纳维亚进行了三周的旅行，主要是观光；对苏联的耕作带进行了考察，不过考察的结果并没有太多让人满意的地方；并在那些不再支持他们总司令的将军们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哈萨克斯坦的图拉特姆（Tyura-Tam，后来改称拜科努尔）的导弹试验基地。到了10月初，他才去度假。
赫鲁晓夫喜欢对来访者说他来到皮聪大不仅是为了休息，也是为了更好地思考问题。“有些事情只有在你有时间时才能做好，”他在1963年4月对来访的美国杂志编辑诺曼·库辛斯[3]说：“如果想下蛋，母鸡就需要静静地趴上一会儿。如果想策划什么事情，我就需要时间来想出万全之策。”
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赫鲁晓夫并没有花费做出万全之策所需的时间。他不是周密地思考问题，而是很少能静静地坐下来，甚至在度假期间也是如此。他喜欢访问附近的农庄或疗养院，把时间用在不断地与苏联官员、外国领导人或客人的会面上。然而在1964年10月，他的确是将精力集中于工作，专心致志地处理各位大使与情报部门送来的电报，为11月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做准备。他曾威胁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说，在这次会议上他将用精力更为充沛、更富能力的领导人来替换他们。在工作间隙，他会一天数次沿海边散步。
10月12日，陪同赫鲁晓夫散步的是亚美尼亚共产党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4]。自从列宁时代开始，米高扬就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现在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里赫鲁晓夫的主要助手。就在当晚，高频电话响了起来。两人沿木板小路走到一半，身边跟着一位贴身保镖，这时另一位安全官员跑过来说，Y.L.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第二号人物，从莫斯科打来电话。回到别墅后，赫鲁晓夫与米高扬来到了书房，在书房里赫鲁晓夫拿起了电话。勃列日涅夫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翌日将在首都召开一次特别会议。
“为什么？”赫鲁晓夫问道：“讨论什么问题？”
“关于农业和其他一些问题。”勃列日涅夫解释道。
“你们可以在我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决策！”赫鲁晓夫草率地命令道。
“我们不能在你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勃列日涅夫解释说：“主席团成员已经到齐了。我们要求你回来。”
“我正在度假。什么事情如此紧急？我会在两周后回去，到时候我们再讨论吧。”赫鲁晓夫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道：“我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你们都到齐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会在11月的全体会议上讨论农业问题。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讨论所有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坚持要求他回去。最后，赫鲁晓夫同意第二天回到莫斯科，如果包机能根据紧急通知准备好的话。在指示一名安全人员联系私人飞机，其他的助手安排取消第二天与来访的法国内政部长盖斯顿·帕列夫斯基[5]共进午餐的计划后，赫鲁晓夫与米高扬又回到了海滩的小路上。
他们默默地走着，最后赫鲁晓夫开口说道：“你知道吗？阿纳斯塔斯，他们没有什么紧急的农业问题。我想这个电话与谢尔盖[6]告诉我们的事情有关。”[7]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是苏联导弹设计师弗拉基米尔·切洛米[8]的控制系统工程师。谢尔盖告诉他的父亲和米高扬的是，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里的同事们正在酝酿推翻他的阴谋。
谢尔盖是1964年9月从尼古拉·伊格纳蒂耶夫[9]的贴身保镖那里得知这一情况的，伊格纳蒂耶夫是党的一位高级官员，在这起阴谋中起着关键作用。为了给他们提个醒，这位安全人员将电话打到了赫鲁晓夫的官邸，找到了谢尔盖，当时赫鲁晓夫正在哈萨克斯坦的导弹试验基地视察，这位安全人员向谢尔盖讲述了他所了解到的这起阴谋的情况，当时有两人在莫斯科郊外森林里的秘密地点商量了这件事。
那年夏天的早些时候，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10]——与中央委员会成员、政府报纸《消息报》的编辑阿历克赛·阿朱别伊[11]结婚——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电话中那位妇女说她有“重要的信息”想提供给赫鲁晓夫。当拉达拒绝和她见面时，那位女性透露她知道一起正在策划推翻赫鲁晓夫的阴谋。拉达让她将此事报告给克格勃，遭到了对方的拒绝，“如果克格勃头子本人就参与了策划会议，那我怎么能告诉他们呢？这就是我想和你面谈的原因。”
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12]是拉达丈夫的朋友，因此她并没有把这个电话太当回事。赫鲁晓夫告诫他所有的孩子不要“打探”政治问题。于是她礼貌地要求那位妇女不要再打电话。
拉达得到的另一个秘密消息来自苏联中央委员会的前商业部长。此次，她向一位值得信赖的家庭朋友咨询过此事，那位朋友认为她的告密人性格上疑心太重。于是拉达再一次没有把警告放在心上。
第三个警告来自格鲁吉亚，阿朱别伊的副手迈洛尔·斯图鲁亚[13]的兄弟德维·斯图鲁亚（DeviSturua），一位党的高级官员，根据格鲁吉亚党委书记瓦西里·麦查瓦纳德兹[14]提供的线索推断，可能有针对赫鲁晓夫的阴谋，他将自己的猜想告诉了阿朱别伊，但是阿朱别伊也没有将此事告诉赫鲁晓夫。
一个星期后，当赫鲁晓夫从哈萨克斯坦回到莫斯科后，谢尔盖将他得到的消息告诉了他的父亲。一个周日的早晨，在赫鲁晓夫靠近莫斯科河边的乡间别墅里，谢尔盖打破了他们的家庭禁忌。在静静地听完了他的话后，赫鲁晓夫没有显露出任何表情，过了一会儿说道：“你做得没错。”他要求谢尔盖重复了被指称参与阴谋策划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姓名，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哼了一声，说道：“不，这不可能。勃列日涅夫、（尼古拉）波德戈尔内[15]、（亚历山大）谢列平[16]——他们完全不是这种人。这不可能。伊格纳蒂耶夫——他还有可能。他最感不满，他怎么说也不是个好人。不过他能与其他人有什么共同的语言呢？”
回到乡间别墅后，赫鲁晓夫告诫谢尔盖不要将他与伊格纳蒂耶夫保镖会面的事告诉任何人。然而就在第二天工作时，赫鲁晓夫本人就此事提醒了一位策划者。“很显然，你说的事情没有任何根据，”当天晚上他对谢尔盖说：“就在我与米高扬和波德戈尔内离开部长委员会时，我简要地向他们说了你讲的事情。波德戈尔内只是笑着对我说：‘你怎么能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是他本人说的。”
谢尔盖发现他的父亲行为“奇怪、缺乏理性、难以理解”。将这件事告诉波德戈尔内会有什么结果呢？“难道他想得到对方的坦白？过去他有几次曾对自己的幼稚举动后悔过，但从来也没有像此次这样。”
“奇怪、缺乏理性、难以理解”说得还太轻了。那些策划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人也生活在担忧与希望之中。勃列日涅夫自己就特别害怕。在哈萨克斯坦靶场，他在赫鲁晓夫面前大献殷勤，勃列日涅夫在他主人的浅色呢帽被风刮走后在后面猛追，因为此事还打了一位年轻人。他仔细吹掸掉帽上的灰尘与泥土后，将帽戴到了赫鲁晓夫的头上。9月份，勃列日涅夫不止一次地打电话给当时正在南方度假的克格勃头子谢米恰斯内，告诉他准备发起政变，他只是在先前的计划有所改变的时候才会立即给谢米恰斯内去电话。[17]10月初的一个早上，勃列日涅夫要求莫斯科省委书记尼古拉·叶高里契夫[18]在他上班途中在勃列日涅夫的库图佐夫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官邸停留一下。勃列日涅夫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地将他带进了一间隐秘的房子。
“科尔亚，”勃列日涅夫语无伦次地说：“赫鲁晓夫已经知道了一切。事情败露了，他会把我们全部枪毙的。”
勃列日涅夫声音哽咽，“眼泪几乎都要掉下来了”。叶高里契夫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但勃列日涅夫还是不愿意相信他的话。“你不了解赫鲁晓夫，你不了解赫鲁晓夫。”他不停地说道。
显然，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也不了解。因为即使有人告知了他这一阴谋，赫鲁晓夫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设法阻止。就在他到达皮聪大之后不久，参与策划者之一，克拉斯诺达尔省委书记乔治·沃罗布尤夫[19]前来拜访他。赫鲁晓夫向沃罗布尤夫询问关于有人指称他与伊格纳蒂耶夫会面的情况，沃罗布尤夫矢口否认，赫鲁晓夫对此也就没有深究。
“事情根本就不像你所说的那样，”赫鲁晓夫告诉不久后赶到皮聪大的谢尔盖说：“（沃罗布尤夫）向我保证那个人——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提供的信息纯粹是子虚乌有。他（沃罗布尤夫）在这儿呆了一整天。他给我带来了一对火鸡作为礼物，火鸡看上去很不错。你可以到厨房去看看。”
其实，赫鲁晓夫也不像他看起来那么满不在乎。几天后，他打电话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德米特里·波利安斯基[20]，向他询问他们在莫斯科背着他都干了些什么，并威胁说，他要亲自飞回去查个水落石出。对于波利安斯基的回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将很高兴见到他——赫鲁晓夫讥讽地回答道：“那么说你也会很高兴了，是吗？”但是这只能促使那些阴谋策划者进一步加快他们的行动。
勃列日涅夫和其他的策划者都担心赫鲁晓夫古怪的表现也许是一个圈套，他可能根本不会回到莫斯科。10月12日整个晚上，勃列日涅夫不停地给谢米恰斯内打电话，要求了解最新的情况。快到午夜时，谢米恰斯内才向他证实，赫鲁晓夫的私人飞机已经准备妥当。即使如此，他还是担心会出现意外的突然情况。谢米恰斯内后来回忆说，毕竟这位老人“已经粉碎了马林科夫[21]与莫洛托夫[22]的类似行动。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性格和他的母亲为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坚定的意志、敏捷的才思以及快速而缜密的思维能力。向他汇报情况时，我得做好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过，如果有勃列日涅夫在场，我可以闭着眼睛应付一切。我需要做的就是讲上两三个笑话，就是这样”。
然而，同一天晚上在皮聪大，勃列日涅夫打电话后一小时，谢尔盖发现他的父亲独自一人站在别墅的餐厅里，喝着矿泉水，显得“疲惫而激动”。谢尔盖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赫鲁晓夫就厉声地说：“不要来打扰我！”然后慢慢地走向他的卧室。“晚安，”他嘴里嘟哝道，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天气晴朗而温暖，太阳穿过薄雾照射在大地上，房子与海边之间的花园里绽放着鲜艳的花朵。吃过早饭后，赫鲁晓夫在游廊上协商了当天的日程安排，阅览了夜间送过来的最紧急的电报。这时由内政部长率领的法国代表团已经出现在通往别墅大门的长长而弯曲的车行道上。赫鲁晓夫慢慢地站了起来，穿上夹克，走上前去迎接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他会在进入正题前将此类客人介绍给他的家人，这次他甚至都没有看一眼谢尔盖。来访者通常会呆上数小时，而这次他们在30分钟后就离开了。
在接下来用简便午餐时——蔬菜汤和煮河鲈——赫鲁晓夫与米高扬都一言不发。然后到了他们离开的时候了。与往常一样，管理这间别墅的妇女带着秋天的鲜花来向赫鲁晓夫道别。赫鲁晓夫刚刚在他那宽敞的ZIL轿车前座坐下，外高加索军分区司令，一位腰粗如桶的将军，急急忙忙地奔到了车前。格鲁吉亚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都在莫斯科参与策划政变，因此这位将军就被指派陪同这位加盟共和国的贵宾前往机场。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赫鲁晓夫及时回到莫斯科，等着被赶下台。
在阿德列尔机场，赫鲁晓夫的私人飞行员尼古拉·特斯宾（NikolaiTsybin）正在飞机旁边等候着，他已经驾驶着飞机帮助他的主人安全地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他成为苏联领导人后，带着他到过世界各地。赫鲁晓夫与米高扬进入后面的机舱，那里的座位已经换成了一个沙发、两把休闲椅与一张桌子。这里是领导人的空间，其他的工作人员都在前面的机舱里。然而，在空中，就像在度假时一样，赫鲁晓夫也不喜欢独自一人呆着。如果不是在助手和速记员的簇拥下批阅文件，他通常就会邀请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说话。然而，这次他和米高扬坐在后面的机舱里。“不要让人打扰我们。”赫鲁晓夫粗暴地命令道。乘务员给他们送来了亚美尼亚白兰地酒、矿泉水与餐前点心后，就马上离开了。
10月中旬的莫斯科常常是天空灰暗，阴雨绵绵，然而13日当赫鲁晓夫的喷气式飞机平稳舒缓地降落在伏努科沃—2机场——一座位于莫斯科南郊专为官员来往预备的机场，驱车前往玻璃环裹的机场大楼时，却是阳光灿烂。在一般情况下，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会列队欢迎他回来。虽然喜欢被人迎接的感觉，但赫鲁晓夫通常还是会对他们离开工作岗位发发牢骚，不过还会善意地加上一句：“难道你们认为我没有你们的迎接就找不到回来的路吗？”然而，此次除了三个从远处跑过来的人影外，机场上空无一人。当舷梯靠上飞机舱门时，克格勃头子谢米恰斯内在某部门（相当于美国秘密部队）官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了舷梯下面。
赫鲁晓夫第一个走下了舷梯。
“很高兴见到你安全抵达，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年届四十、脸庞圆乎乎的谢米恰斯内走上前去说道，他神奇般地迅速崛起还得益于赫鲁晓夫的提拔。赫鲁晓夫是1946年在他22岁时将他提拔为乌克兰共青团的高级官员的。1961年，当他年满37岁时，谢米恰斯内已经掌管着苏联的秘密警察部队了。在他的恩人还在皮聪大时，谢米恰斯内已经将长期担任赫鲁晓夫保卫工作的主要警卫人员都打发走了，当赫鲁晓夫到达克里姆林宫时，又一拨安全卫兵控制了他在莫斯科的官邸以及乡间别墅。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伏努科沃—2机场吧。谢米恰斯内与赫鲁晓夫握手寒暄，不过他的目光游离不定。“他们都已经在克里姆林宫集合了，”他说：“他们正等着您呢。”
“那我们走吧，阿纳斯塔斯。”赫鲁晓夫轻声地对米高扬说。除了四个角落上安排的安全人员外，整个机场大楼内空空荡荡。在机场大楼另一边的大门外停放着赫鲁晓夫宽大的ZIL—111轿车，其后是几辆其他的黑色轿车：米高扬的ZIL轿车与谢米恰斯内仅有的一辆不太显眼的“查卡”轿车，几辆为赫鲁晓夫随从中级别较低的人员准备的“伏尔加”轿车，还有其他的安全警戒轿车。
赫鲁晓夫与米高扬上了一辆轿车。他的保镖关上后门后跳上了前面的座位。谢米恰斯内坐在自己的轿车里跟着赫鲁晓夫的安全警戒车，整个车队开始沿着八车道的列宁斯基大道向市中心驶去，沿途的警察进行着交通疏导。通过内环路，驶上迪米特洛夫大街，穿过莫斯科河，车队停在了通向克里姆林宫布洛维特斯基大门的短短的斜坡上。
位于旧沙皇立法院大楼二层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厅与大厅内的赫鲁晓夫办公室只相隔两道门。当后来到达的主席团成员于10月13日下午将近四时走进会议厅时，他们发现赫鲁晓夫坐在长长的长方形、上覆绿色台面呢的会议桌一头他原来的主席座位上，其他的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与中央委员会书记们围坐在其他三面。除了有的例外外，所有在座的都是赫鲁晓夫的门徒，是他一手将他们提拔到高级职位上的，其他的就是那些在过去的权力斗争中支持赫鲁晓夫的老官员。不过，除了米高扬外，他们中间没有人准备替赫鲁晓夫说话。
看起来被阳光晒得黝黑但并没有从流产的休假中恢复过来的赫鲁晓夫开始主持会议。[23]当被要求解释为何召集此次特别会议时，脸色严峻、眉头紧锁的勃列日涅夫向他的前保护者发起了冷酷无情的控诉。两年前，当赫鲁晓夫将主席团分成工业与农业两部，以更好地指导经济发展时，勃列日涅夫曾带头唱起了赞歌。现在他却指控赫鲁晓夫的改革“违背了列宁的教导”，“导致了工业与农业中的无序状态”。
赫鲁晓夫对待他的同事一直“很粗鲁”。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他已经养成了“在午餐时作出决策”的习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且时常显得精神错乱，实际上是“处于压抑状态”。在准备即将于11月份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他不是在工作，而是前去度假，这样，他的主席团同事们“就对他一无所知”。与平常一样，赫鲁晓夫的行为是“独断专行，藐视主席团”的。
“你的行为，”勃列日涅夫对他的主人说：“是不可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的同事们将他从皮聪大叫回来的原因。这次会议的主题并不是农业，勃列日涅夫宣布说，而是赫鲁晓夫本人。
赫鲁晓夫开始吞吞吐吐地为自己作简短的辩护。他长期以来一直为党和人民服务，甚至现在他也听从主席团的紧急召唤，回到了莫斯科。他承认他曾经犯过错误，但是他认为他周围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这儿没有你的朋友。”G.沃龙诺夫[24]向他大声喊道。
“你们这是为什么？”赫鲁晓夫严厉地问道，他提高了嗓门：“为什么？”
“少安勿躁，”有人喊道：“你应听从我们的意见，进行权力更替。”
P.谢利斯特[25]开始礼貌地劝说赫鲁晓夫，谢利斯特矮矮的个子，宽厚的肩膀，头上已经完全秃顶，不过眉毛却厚重而浓密。“我们一直对你很尊重，也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他说。但是“你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赫鲁晓夫已经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变成了一个“没有人能坦率发言的”一言堂会议。他于1957年在没有征求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意见的情况下作出了农业产量超过美国的承诺，现在这种承诺已经从尴尬变成了一场灾难。总之，赫鲁晓夫“让人难以捉摸、刚愎自用且桀骜不驯”。
接下来发言的是体格健壮、戴着一副眼镜的沃龙诺夫。“现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经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了，”他说：“在经历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我们现在又有了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虽然沃龙诺夫是主席团里农业方面的专家，但赫鲁晓夫操纵着农业领域内的政策制定，公开宣扬那些“所有农民都已经知道的”“事实”（例如，“黄瓜要用盐水来浇灌”，“肥料可以增加产量”，以及“蜜蜂可以传花粉给荞麦”等）。在最近的三年半时间里，沃龙诺夫不是不能表达他的意见，就是“遭到呵斥与侮辱”。他宣布：“现在是让赫鲁晓夫同志退休的时候了。”
亚历山大·谢列平接着发言。46岁、皮肤黝黑、高大英俊、雄心勃勃的伊农·舒里克（IronShurik）（朋友对他的称呼）之所以能迅速在权力阶梯上攀升，也是因为赫鲁晓夫的栽培。赫鲁晓夫将他从共青团领导人提升为中央委员会官员。他1959年成为克格勃头子，后来又成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很显然，他对勃列日涅夫构成了长期威胁，但是现在两人都将他们相互之间的猜忌放到了一边，以共同对付他们以前的恩人。谢列平指控赫鲁晓夫“粗俗、行为怪诞、自高自大”；他还“性情暴躁、反复无常、喜欢搞阴谋”。列宁曾经指责斯大林的那种“粗鲁”也“完全适合你”。赫鲁晓夫已经变成了一个“波拿巴主义者”，滥用“粗鲁的威胁”，让自己身边围着一大帮“溜须拍马的人”。由于过分偏袒，他勾销了位于他家乡卡里诺夫卡一个集体农庄所欠的数以百万计的债务。谢列平指控他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将苏联带入了战争的边缘，在柏林危机中处置不当，在古巴危机中“使整个世界的命运危若累卵”。
安德烈·基里钦科[26]着重指责了赫鲁晓夫的孤立倾向。想和他讨论工作时，找不到他，或者甚至不能咨询他的意见。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赫鲁晓夫没有给基里钦科打过电话！相反他将时间用在训斥别人上，辱骂他们是肥猪，用诸如“你为什么不看看自己那副蠢样”之类的话打发别人。
赫鲁晓夫将自己的过错归咎于有表决权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党委书记，指控白俄罗斯党委书记基里尔·马祖罗夫[27]。由于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在党的秘密会议上没有了坦诚的讨论。这种奉承与谄媚同样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不和谐的音符。
列昂尼德·雅夫雷莫夫[28]，赫鲁晓夫指定的俄罗斯共和国第一代理人，指控他“以特殊的方式”，要么就是在“午餐期间”或“阅读电报的过程中”制定外交政策。由于米哈伊尔·苏斯洛夫[29]已经于1947年被斯大林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因此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受惠于赫鲁晓夫。与容易感情冲动、性情暴躁的赫鲁晓夫相比，身材高大、奉行禁欲主义的苏斯洛夫看上去、听起来、实际上也更为保守（即斯大林主义者），不过他们两人过去却是盟友。“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苏斯洛夫说：“你甚至不了解你已经将事情搞得有多糟了……你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你说党的官员妨碍了农业的发展——而将事情搞得一团糟的正是你自己……你太过听信你家庭成员的话，特别是阿朱别伊。你让你的家庭成员和你一起出国。在外交访问中，你却和外国朋友吵得不可开交。我们的媒体中太多地充斥了‘赫鲁晓夫这般、赫鲁晓夫那般’的东西，你的照片也太多了。我们必须结束这种状况。”
到商会主席维克多·格里辛[30]抱怨赫鲁晓夫已经有四年时间没有会见过他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虽然还有几位没有发言，但是策划者现在已经有了充分的信心，可以将会议休会到第二天早上，不过他们有点担心，不知赫鲁晓夫在最后挣扎中会有什么突然的举动。在他离开会议厅后，与会的所有人都发誓不接他的任何电话，以防止他纠集同盟，进行反击。然后勃列日涅夫叫来谢米恰斯内，询问他会后赫鲁晓夫的轿车开向了哪里？是去公寓，还是去乡间别墅了？
“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谢米恰斯内告诉他：“这里，那里，所有的地方。我们已经考虑到了所有的情况。”
“如果他打电话怎么办？他打电话怎么办？”
“他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打电话了。所有的通讯系统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
赫鲁晓夫的轿车8点钟左右停在了他位于列宁山的住宅大门口。下车后，他踏上了15英尺高的黄石墙旁的小路，这堵墙将他们的房子与附近的沃罗布雅夫斯基大街分隔开来。谢尔盖·赫鲁晓夫已经从伏努科沃—2机场赶了回来，他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在担心地等待着，此时他陪着他的父亲在小路上散步。
“所有的事情正像你所说的那样。”赫鲁晓夫说道，他看上去疲惫而沮丧。“你什么也别问。我很累，我得好好思考一下。”在房子周围转了两圈后，赫鲁晓夫走进屋，爬上楼梯，到了二层他的卧室里。他唯一的要求就是给他端一杯茶。没有人敢打扰他。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31]当时正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度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陪伴她的是勃列日涅夫的妻子，维克多利娅[32]。
当天晚上晚些时候，赫鲁晓夫给米高扬打去电话。“我老了，也累了，”他说：“让他们自己去应付局面吧。我已经做了主要的事情。谁会想到告诉斯大林他不再适合我们并建议他退休呢？在我们一直占据的地方甚至连一点污迹也没有留下。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担忧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可以以对等的身份交谈。这就是我的贡献。我不会与他们抗争的。”
就像他和他的家人所想的那样，如果赫鲁晓夫的电话被克格勃窃听的话，那么他对米高扬所说的话则结束了这种担忧。然而第二天的主席团会议并不是缺乏高潮的，至少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是这样。即使在他最鼎盛的时期，他也不能忍受别人的指责，然而现在当处于职业生涯的最低点时，他只能忍受对他连珠炮似的攻击。
当主席团会议于上午10点重新开始时，德米特里·波利安斯基继续对赫鲁晓夫展开攻击。“你过去还能自我约束。现在，你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就连斯大林都比你现在的行为要检点一些，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你对斯大林的谩骂已经到了下流的地步……你患有妄自尊大症，而且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为了防止米高扬仍然想着为他的朋友辩护，波利安斯基揭露说，赫鲁晓夫也曾经嘲讽过米高扬，称他“一文不值”，是“赶不走的苍蝇”。
米高扬接下来发言。他也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其中包括“脾气暴躁”、“神经过敏”以及依赖唯唯诺诺之辈。不过，他对赫鲁晓夫在苏伊士运河与柏林危机中的政策进行了一些辩护，并提醒他的同事们，他们对将导弹运送到古巴都表示了同意。他倾向于让赫鲁晓夫继续留在总理的位置上，而将党的领导人的位置让出来。同时剥夺他的两项职务将是对“中国和毛泽东最大的礼物，更不用说赫鲁晓夫的贡献也是我们宝贵遗产的一部分，而这些宝贵的遗产是我们万万不可丢失的”。
就连这种有限的辩护也招来了一阵抗议之声。谢列平从他的座位上蹿起来，跳到了会议桌的一头。尤里·安德罗波夫、P.德米契夫[33]以及其他一些人也都加入了抗议行列。脸色阴沉的副总理阿历克赛·柯西金[34]反对任何“折衷的办法”。
“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柯西金对赫鲁晓夫说：“但是你已经将自己推到了与主席团对立的地步。你不在乎任何人，你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你随意打断所有人的发言……你喜欢别人的热烈鼓掌……你总是不停地搞阴谋诡计——将一个人打倒，再扶植起另一个玩偶。”
赫鲁晓夫将尼古拉·波德戈尔内提拔为与勃列日涅夫竞争的继承人，但是波德戈尔内也是从一开始就参与此事的策划者之一。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在军事问题上的无能，波德戈尔内现在回忆说，但是“你自己，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对军事问题也不了解。军人说你不了解如何保卫我们的国家。”不过，由于赫鲁晓夫被如此赶下台，世界也许会对苏联冷眼相看，因此如果他自己“主动请求解除职务”，可能会更好一些。在勃列日涅夫作出总结后，他又补充说，赫鲁晓夫曾经将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称为“在路边石头上撒尿的公狗”，他也要求赫鲁晓夫“自愿”退休。勃列日涅夫提醒大家，中央委员会成员已经在克里姆林宫的斯弗得罗夫斯克大厅集中了，因此他提议“辩论”结束，大家就撤销赫鲁晓夫职务的动议进行投票表决。所有在场的人都投了赞成票。米高扬也放弃了他的反对意见。
在他的命运决定后，赫鲁晓夫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雅夫雷莫夫回忆说，他处于“十分紧张、愤怒的”状态。谢利斯特描述他“被击垮了，感到孤立无援，无能为力”。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打转。
“你们大家都说了很多关于我负面的性格与行为，”他说：“但是你们也提到了我积极的方面，对此我表示感谢。我为主席团的成熟感到高兴，带来这种成就的也有我工作的一分功劳。”
赫鲁晓夫请求他的同事们“原谅我的粗鲁……你们所说的很多事情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我承认自己有弱点，不过这变成了一种习惯，高高在上的职位使我晕了头。你们指责我将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与部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集于一身。好，我也努力不想同时担任这两项职务，但是你们自己将它们给了我，我犯的错误就是同意了你们的意见。将两项职务集于一身是个错误。我犯的一个过错就是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我本来能够看到并了解到这一点的，就是我肩上的担子太过伟大了。”
他的眼睛里再次含满了泪水。“这不是自我怜悯的眼泪。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斗争是一次伟大的斗争，我也作出了小小的贡献。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一切，那我会遵照党的最高利益，服从你们的决定。”
“我知道我的作用不再存在了，不过如果我是你们，就不会解除我的全部职务。我不想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我不想请求怜悯与恩赐。事情已经决定了。就像我告诉米高扬的那样，我不会进行抗争。我也不会诽谤你们。毕竟，你们和我有着相同的观点。我的心情是不好，不过我同时也感到高兴，我们的党已经到了可以将她的第一书记赶下台的地步。你们说这是个人崇拜，是吗？你们对我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将我说得一无是处，但是我要说，‘你们说得对。’你们是否能将这也说成是个人崇拜？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现在是我离开的时候了。但是放弃是很困难的。我本人可以保证我不会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不会和你们中的任何人见面。我会中止与你们的所有联系。你们一直以来就想让我这么做，m6_1[35]但是呆在领导位置上的痛苦也是我自己难以继续忍受的。
“我从来不玩色子或弹子戏之类的东西（他的很多同事经常玩）。我总是在工作。我感谢你们已经给予我的退休机会。我请求你们为我写一个适当的声明，我会签字。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为了党的利益去做任何事情。我已经是一个有着46年党龄的党员了，所以请理解我！我想也许你们会考虑为我设立什么荣誉职位，不过我不是要求你们必须这么做。至于我将居住在什么地方，你们可以决定。如果你们坚持的话，我可以离开莫斯科，到任何你们想要我去的地方。”[36]
赫鲁晓夫结束发言后，主席团一致同意了他“因为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恶化”而提出的退休“请求”。当天晚些时候，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蓝白两色的斯弗得罗夫斯克大厅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简要说明了起诉书的内容，之后苏斯洛夫详细说明了所有的指控。他的发言数次被来自下面对赫鲁晓夫指责的叫喊声与辱骂声所打断：“将他驱逐出党！……将他送交法庭！”在这些斯大林式的爆发中，赫鲁晓夫静静地坐在那里，他的眼睛常常紧闭着，不时将脑袋埋在双手里。在会议结束时，苏斯洛夫宣读了赫鲁晓夫的声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我不能再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37]。
当苏斯洛夫结束发言后，不允许进行任何讨论。两位来自乌克兰、持反对意见的中央委员会成员被禁止进入会场，之后不久就被解除了职务。关于这一决议的投票结果是一致赞成。同样，选举勃列日涅夫为党的第一书记与柯西金为总理的投票也是一致通过。至此，勃列日涅夫宣布全体会议休会。[38]
在主席团会议结束后，赫鲁晓夫回到了他的办公室，在那里，他的长期外交政策助手奥列加·特罗亚诺夫斯基[39]发现他看上去“筋疲力尽，完全被击垮了”。“我的政治生涯结束了，”赫鲁晓夫说：“现在的主要事情就是体面地渡过这一关。”就在全体会议召开前，特罗亚诺夫斯基看到赫鲁晓夫走过一个小的克里姆林宫广场，没有戴帽子（这对他来说并不多见），尽管外面刮着凛冽的寒风。后来当赫鲁晓夫回到他的官邸时，他将他的黑色公文包扔到他的儿子手里，发出了叹息。“结束了，”他说：“我退休了。”
那天晚上，米高扬带来了赫鲁晓夫接班人的口信。在餐厅喝茶时，米高扬告诉他：“你现在的乡间别墅与市里的官邸都将终生为你所用。”实际上，不久之后这两处住宅都被没收了。
“很好。”赫鲁晓夫心烦意乱地回答道。
“你将有私人保镖与一个家庭服务人员，不过会指派新的人员。”事实上，新的保镖是执行类似软禁的任务，而不是保护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哼了一声。
“你的退休金将被确定为每月500卢布，你还可以有一辆轿车。虽然还没有作出最终的决定，但有人建议仍然保留你的最高苏维埃代表身份。（赫鲁晓夫并没有保留代表身份。）我还建议为你设立主席团的顾问职务，但遭到了否决。”[40]
“没有必要，”赫鲁晓夫回答说：“他们根本不会同意的。在发生了所有的事情后，他们怎么还会让我呆在他们身边呢？当然，有些事情做做会好一些。但是你提出这个建议是个错误，不管怎么说，还是得谢谢你。知道自己身边还有一个朋友，这已经很好了。”
当两人在房子前面的铺砖空地上分手时，米高扬拥抱并亲吻了赫鲁晓夫。然后在赫鲁晓夫的注视下，他在担任领导期间的唯一朋友走向了大门。不知是因为米高扬担心自己的仕途，还是因为他也受到过赫鲁晓夫的羞辱与疏远，所以不再将他视作朋友，反正赫鲁晓夫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1]这段描述来源于不同的渠道，其中包括作者对赫鲁晓夫儿子谢尔盖的采访、谢尔盖·赫鲁晓夫向作者提供的家庭电影、诺曼·库辛斯的回忆录TheImprobableTriumvirate：JohnF.Kennedy,PopeJohnⅩⅩⅢ,NikitaKhrushchev（NewYork：Norton,1972）、对库辛斯女儿安德烈的采访（她1964年曾与其父亲一起访问过皮聪大）以及埃里克·约翰斯顿的详细叙述（他于1958年访问过皮聪大，并在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描述过那里的景色）。约翰斯顿的报告可以从英国伦敦外交部办公室公共档案署获得，371/143419。
[2]根据1989年3月27日与5月22日NikolaiBarsukov对赫鲁晓夫的前同事AleksandrShelepin与VladimirSemichastny的采访资料，采访文章BesedasShelepinymA.N.iSemichastnym,V.E.发表于NeizvestnaiaRossiia：ⅩⅩvek,vol.1（Moscow：Istoricheskoenasledie,1992），第279页上。
[3]诺曼·库辛斯（NormanCousins，1915年6月24日——1990年11月30日），美国政治记者、作家。
[4]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АнастасИвановнчМикоян，1895年11月25日——1978年10月2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库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18年领导一支游击队救出巴库公社26名委员，但随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捕，1919年获释。1919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东南局书记。1923—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4—1926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1930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供应人民委员。1934—1938年任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5—196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38—1949年任对外贸易部长。1938—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5年任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1943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9年起遭到批判。1953年3—8月任内外贸部长。1953—1955年任贸易部长。1955—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此期间与赫鲁晓夫密切合作。1956年反对镇压匈牙利革命。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工人起义。196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5年因支持赫鲁晓夫被勒令退休。1965—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8年逝世。
[5]盖斯顿·帕列夫斯基（GastonPalewski，1901年3月20日——1984年9月3日），法国外交官。1924年起进入第三共和国政府工作。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英国，参加了自由法国运动。二战结束后参加了法兰西人民联盟（Rassemblementdupeuplefrançais）。1951—1955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57—1962年任驻意大利大使。1962—1965年任国务部长。1965—1974年任宪法委员会主席。
[6]谢尔盖·尼基蒂奇·赫鲁晓夫（Серге́йНики́тичХрущёв，1935年7月2日——2020年6月18日），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儿子。1958年起从事科学研究，曾任电控机械研究所副所长。1991年移居美国，在布朗大学教授政治学。2020年去世。
[7]有关这段谈话的描述各种渠道说法不一。例如，谢尔盖·赫鲁晓夫的叙述认为，打电话的是克里姆林宫的主要思想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而不是勃列日涅夫。但是PyotrShelest与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两人都证实是勃列日涅夫打的电话。作者对谢米恰斯内进行过采访，请参见P.E.Shelest,…Danesudimybudete：dnevnikovyezapishi,vospominaniiachlenaPolitburoKPSS（Moscow：Editionq,1995），第224页。
[8]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切洛米（ВладимирНиколаевичЧеломей，1914年6月30日——1984年12月8日），苏联火箭和空间技术设计师、机械和控制过程领域专家。1974—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9]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格纳蒂耶夫（НиколайГригорьевичИгнатов，1901年5月16日——1966年11月14日），出身于木匠家庭。1917年加入赤卫队。1918年加入红军。1921年加入契卡。1924年加入俄共（布）。1934—1937年任列宁格勒戈兹纳克工厂党委书记。1937—1938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列宁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37—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0年任联共（布）古比雪夫省委书记，但于1940年被解职。1939—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41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41—1943年任联共（布）奥廖尔省委第二书记。1944—1948年任联共（布）奥廖尔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2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52—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并于1952—1953年任采购部长、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先后调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和沃罗涅日市委第一书记。1954—1955年任苏共沃罗涅日省委第一书记。1955—1957年任苏共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苏共中央局委员。1957—1960年再次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7—196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9年4—11月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1962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61—1962年任部长会议国家采购委员会主席。1962—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兼苏共中央局委员。1966年去世。
[10]拉达·尼基蒂娜·阿朱别伊（РадаНикитичнаАджубей，1929年4月4日——2016年8月11日），俄罗斯记者，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女儿。1956—2004年任《科学与生活》杂志副主编。
[11]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Алексе́йИва́новичАджубе́й，1924年1月9日——1993年3月19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43年加入红军。1949年起成为赫鲁晓夫的女婿。1959年发起成立苏联记者协会。1959—1964年任《消息报》总编。1961—196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4年被开除出苏共中央。此后在《苏联》杂志新闻部工作。苏联解体后曾在一份地产报纸担任总编。1993年逝世。
[12]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ВладимирЕфимовичСемичастный，1924年1月15日——2001年1月1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42年加入联共（布）。1943—1946年任共青团克拉斯诺阿尔梅斯克区委第一书记。1946—1950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0—1958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56—1964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8—1959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9年3—8月任苏共中央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部部长。1959—1961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61—1967年任克格勃主席，1964年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64—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7—1981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1981—1987年任全苏知识出版社社长。1987年退休。
[13]迈洛尔·格奥尔基耶维奇·斯图鲁亚（Мэло́рГео́ргиевичСту́руа，1928年4月10日——2021年6月1日），苏联记者、作家。1950年进入《消息报》工作。1968—1972年任驻纽约特约记者。1972—1977年任《消息报》国际部副主编。1977—1982年任驻华盛顿通讯员。1982—1989年任《消息报》发展中国际部主任。1989—1990年任卡内基国际安全基金会雇员。1990年移居美国，在大学任教。2021年死于美国。
[14]瓦西里·巴甫洛维奇·麦查瓦纳德兹（Васи́лийПа́вловичМжавана́дзе，1902年9月20日——1988年8月31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24年加入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0—1941年任波罗的海特别军区政治部部长。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1950年以中将军衔退役。1953—1972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4—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6—197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2年退休。
[15]尼古拉·维克托洛维奇·波德戈尔内（НиколайВикторовичПодгорный，1903年2月5日——1983年1月11日），1917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1944—1946年任乌克兰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40—1942年任苏联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42—1944年任莫斯科食品工业技术学院院长。1950—1953年任乌共哈尔科夫省委第一书记。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1953—1957年任乌共中央第二书记。1954—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3年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0—197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3—196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4年参与推翻赫鲁晓夫。1965—197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77年被迫退休。
[16]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Шелепин，1918年8月18日——1994年8月24日），1934年加入共青团。1940年参加苏芬战争，同年加入联共（布）。1943—1949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49—1952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2—1958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8—1961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61—1967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起义。1962—1965年任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副主席。1964年参与推翻了赫鲁晓夫。政变成功后企图与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等人竞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1967—1975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75年遭到勃列日涅夫打压。1975—1984年任苏联国家职业教育委员会副主席。1984年被勒令退休。
[17]在接受苏联杂志Argumentyifakty编辑V.A.Starkov的采访时，谢米恰斯内回忆了这一情况以及其他勃列日涅夫几近恐慌的例子。这次采访文章KaksmeshchaliKhrushcheva发表于Argumentyifakty杂志上（1989年5月22—26日版）。作者也查阅了此次采访未经出版的完整文本。
[18]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高里契夫（Никола́йГриго́рьевичЕго́рычев，1920年5月3日——2005年2月16日），1941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2年加入联共（布）。1950—1954年任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党委书记。1956—1960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鲍曼区委第一书记。1960—1961年任苏共中央巡视员。1961—1962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1961—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66年任苏共中央局委员。1962—1967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62—197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5—196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67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67—1970年任拖拉机和农业工程部副部长。1970—1984年任驻丹麦大使。1984—1987年任畜牧和饲料生产机械工程部副部长。1987—1988年任苏联工商会第一副主席。1988年2—11月任驻阿富汗大使，同年11月退休。
[19]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沃罗布尤夫（Гео́ргийИва́новичВоробьёв，1914年4月15日——2002年3月21日），苏联农学家、经济学家。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1年加入红军。1952—1954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农业部长。1953—1954年任苏共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1954—1957年任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主席。1955—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7—1959年任苏共乌德穆尔特省委第一书记。1959—1961年任苏共中央局委员。1960—1966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6—1970年任俄罗斯联邦农业部副部长。1970—1984年任国家林业委员会主席。1976—198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4年退休。
[20]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波利安斯基（ДмитрийСтепановичПолянский，1917年10月25日——2001年10月8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0年加入红军。1949—1952年任苏共克里米亚省委第二书记。1949—197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4年任克里米亚执行委员会主席。1954—1955年任苏共克里米亚省委第一书记。1955—1957年任苏共奥伦堡省委第一书记。1957—1958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57年积极支持赫鲁晓夫击败“反党集团”。1958—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8—1962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60—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2—1965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64年参加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65—1973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1976年任农业部长。1976—1982年任驻日本大使。1982—1987年任驻挪威大使。1987年退休。
[21]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Георгий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Маленков，1902年1月8日－—1988年1月14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0年加入俄共（布）。1939—195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39—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人事部部长兼中央委员会书记。1941—195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3—1947年任苏联雷达辐射委员会主席。1944—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9—1950年参与捏造了“列宁格勒案件”。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1953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46—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斯大林死后，于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1957年任苏联电站部长。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领导了“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阴谋泄露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61年被开除出党并勒令退休。晚年抛弃共产主义，皈依东正教。1988年逝世。
[22]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Михайлович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原姓斯克里亚宾（Скрябин）。生于维亚特州库卡尔卡镇一个店员家庭。中学时期投身革命，190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6年至1912年曾担任《火星报》和《真理报》编辑。1915年被捕后，被流放西伯利亚，一年后逃回彼得格勒，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俄国局委员。1920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同年9月担任顿涅茨州委书记，1921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至1928年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1930年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至194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1949年改任第一副总理，1953年至1956年担任外交部长，1957年因参加“反党集团”而遭到谴责，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调任驻蒙古大使，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1984年恢复党籍，1986年去世。
[23]下面的描述来源于此次主席团会议的几位参加者所提供的素材。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部长弗拉基米尔·马林偷偷地作了记录，他的记录在党的档案里封藏了数年后得以出版，“ZapiskiV.MalinanazasedaniiPrezidiumaTsKKPSS,”Istochnik,no.2（1998）,第125—135页。他的记录记载了所有发言者在会议上的讲话，不过遗漏了很多更为精彩的话。主席团候补成员LeonidEfremov出版了一篇更为生动的记述文章“KaksnimaliKhrushcheva”,Dialog,no.7（July1993）,第47—55页。其他的回忆包括AndreiKaraulov1989年6月15日接受PyotrShelest采访后的文章“Brezhnevuiatakshazal”,Teatral’naiazhizn’,no.17（1989）,第28—32页，以及V.A.Starkov对谢米恰斯内的采访文章（发表于Argumentyifakty，并向作者提供了未出版的手稿）。还可以参照NikolaiBarsukov对Shelepin与谢米恰斯内的采访文章“BesedasShelepinymA.N.iSemichastnym,V.E.”,第281—284页。
[24]根纳季·伊万诺维奇·沃龙诺夫（ГеннадийИвановичВоронов，1910年8月31日——1994年4月1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3年任联共（布）赤塔省委第三书记。1943—1948年任联共（布）赤塔省委第二书记。1948—1955年任苏共赤塔省委第一书记，在任期间于1948—1950年兼任赤塔市委第一书记。1950—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5—1957年任农业部副部长。1957—1961年任苏共奥伦堡省委第一书记。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局委员，并于1961—1962年任中央局第一副主席。1961—1973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2—1971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71—1973年任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1973年退休。
[25]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ПётрЕфимовичШелест，1908年2月14日——1996年1月22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加入联共（布）。1936—1937年服役于红军。1950—1954年任基辅473号工厂厂长。1953年兼任基辅市苏维埃第一副主席。1954—1957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基辅省委第二书记。1957—1962年任乌共基辅省委第一书记。1958—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3—1964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3—1972年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64—1973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197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2—197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73年退休。
[26]安德烈·巴甫洛维奇·基里钦科（АндрейПавловичКириленко，1906年9月8日——1990年5月12日），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1年、1944—1947年任乌共（布）扎波罗热省委第二书记。卫国战争爆发后，于1941—1942年任南方面军第18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4—1947年兼任乌共（布）扎波罗热市委书记。1947—1950年任联共（布）尼古拉耶夫省委第一书记。1950—1955年任乌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0—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6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55—1962年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6—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1—1966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起义。1962—198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1982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2年因病退休。
[27]基里尔·特罗菲莫维奇·马祖罗夫（КириллТрофимовичМазуров，1914年4月5日——1989年12月19日），1936—1938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1年任共青团戈梅利市委书记兼白俄罗斯共青团布列斯特省委第一书记。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1942年转入地下，在白俄罗斯领导地下游击队。1943—1944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44—1947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49—1950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明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50—1953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明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0—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56年任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1956—1965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8—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65—1978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8年退休。1986—1989年任全苏战争和劳工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同年12月19日在莫斯科逝世。
[28]列奥尼德·尼古拉耶维奇·雅夫雷莫夫（ЛеонидНиколаевичЕфремов，1912年6月7日——2007年6月24日），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6—1949年任苏共古比雪夫市基洛夫区委书记。1949—1951年任苏共古比雪夫市委第二书记。1949—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1—1952年任古比雪夫市工人代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1952—1958年任苏共库尔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2—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8—1962年任苏共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59—1965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2—1965年任苏共中央局第一副书记。1962—196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4—1970年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1970—1988年任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71—1989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8年退休。
[29]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МихайлАндреевичСуслов，1902年11月8日——1982年1月25日（或26日）），绰号“灰衣主教”。1920年加入共青团。1921年加入俄共（布）。1938—1939年任联共（布）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39—1945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0年任《真理报》主编。1956年参与镇压了匈牙利革命。1964年参与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79年参与发动阿富汗战争。1947—1982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55—198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主管意识形态工作，推行“新斯大林主义”政策，大力镇压持不同政见者。1982年在莫斯科逝世。
[30]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格里辛（ВикторВасильевичГришин，1914年9月18日——1992年5月25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38—1940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6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二书记。1952—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4—198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67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兼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1961—197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3—1987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67—1985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71—198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6—198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国务参赞。1987年退休。
[31]尼娜·彼得罗夫娜·库哈尔丘克—赫鲁晓娃（Ни́наПетро́внаКухарчук-Хрущёва，1900年4月14日——1984年8月13日），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妻子。1920年加入俄共（布），同年参加了西乌克兰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妇女工作部部长。1922年起与赫鲁晓夫共同生活。赫鲁晓夫被迫退休后，于1965年正式结婚。1971年赫鲁晓夫去世后退休。
[32]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勃列日涅娃（ВикторияПетровнаБрежнева，1907年12月11日——1995年7月5日），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妻子。
[33]彼得·尼洛维奇·德米契夫（ПётрНиловичДемичев，1918年1月3日——2010年8月10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37年加入红军。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0—1952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58—1959年任部长会议执行主任。1959—1960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1959—1961年任苏共中央局委员。1960—1962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61—1974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4—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4—1986年任文化部长。1986—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88年退休。
[34]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АлексейНиколаевичКосыгин，1904年2月8日——1980年12月18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8—1939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9—1940年任纺织工业人民委员。1939—198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3—1946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46年3月15—23日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46—198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年2—12月任财政部长。1948—195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8—1953年任轻工业部部长。1953年3—8月任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长。1953—1954年任消费品工业部长。1953—1956年、1957—196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9—196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60—1964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0—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4—1980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66—198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8年起推行“改革”，在苏联国内推行资本主义。1980年逝世。
[35]这里指放弃权力。——译者注
[36]关于这段讲话没有完整的记录，上文的描述在细节上也有差别。文中所引用的版本包括了作者从所有的叙述中节选的文字，这些叙述都强调了不同的部分。
[37]苏斯洛夫发言的文稿，以及1964年10月14日全体会议的其他文件，发表于“KaksnimaliN.S.Khrushcheva：materiallyplenumaTsKKPSS,oktibr’1964g.”,Istoricheskiiarkhiv（后面简称IA），no.1,1993,第3—19页。中央委员会成员AleksandrLyashko在接受作者采访时描述了赫鲁晓夫在全体会议上的肢体语言。
[38]俄罗斯关于赫鲁晓夫下台情况的评论家对这是非法政变的结果，还是党的原则赋予的行动（但经过秘密准备，以防止赫鲁晓夫击败他们）的结果进行过辩论（苏维埃原则赋予中央委员会任命主席团成员与提名党的领导人的权力）。除了学术方面的考虑外，这一问题好像特别值得争论，因为这一事件本身并不具备法律原则依据。
[39]奥列加·亚历山德罗维奇·特罗亚诺夫斯基（Олег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Трояновский，1919年11月24日——2003年12月21日），1941年加入红军。1944—1947年任驻英国大使馆随员。1947—1951年任外交部秘书处雇员。1953—1958年任外交部长助理。1958—1967年任部长会议主席助理。1967—1976年任驻日本大使。1976—1986年任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6—1990年任驻华大使兼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90年退休。1996—2003年任联合国援助协会主席。2003年逝世。
[40]虽然赫鲁晓夫受到的对待很苛刻，但与斯大林时代那些“被迫退休”的人的命运相比，赫鲁晓夫显然还算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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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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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在斯大林的最后岁月里，苏联官员都尽量避免出席在西方国家大使馆里的聚会；在多数情况下，只有三两个低级别的苏联外交官员露面，他们的脸上带着严肃而生硬的表情，一有机会就马上离开。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则是另外一种状况，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频繁地与西方外交人员和记者会面，在外交招待会上，西方的外交人员和记者会将苏联领导人团团围住。赫鲁晓夫本人也时常参加这样的聚会，在宾客中间自由交谈，与记者开玩笑，讲笑话，甚至偶尔会通过外国记者向他们的领导人传递信息。[1]
1957年11月的一个晚上，据目击者称，赫鲁晓夫好像“情绪特别高涨，话也特别的多”，他如此表现是有充分理由的：几个月前他击败了克里姆林宫里企图推翻他的政变，最近他又逼退了苏联军方的头号强人G.朱可夫元帅，朱可夫的权力太大，而且深受人们的喜爱。大批的宾客簇拥在他周围，赫鲁晓夫向大家讲述了他年轻时曾读过的乌克兰作家弗拉基米尔·维尼钦科[2]的一个故事。[3]
“很久很久以前，”赫鲁晓夫说：“在一个监狱里有三个人：一位社会民主人士、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一个卑微的小犹太人——一个名叫平亚（Pinya）的半文盲。他们决定选举一个囚室领头人，以监管食物、茶和烟草的分配。那位无政府主义者体格高大强壮，他反对这种通过选举产生权威的法律程序。为了表现对法律和秩序的蔑视，他提议选举那位半文盲的犹太人，平亚。于是他们就选举平亚作为他们的囚室领头人。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于是他们决定越狱逃跑。但是他们知道穿过地道的第一个人会被卫兵开枪打死。他们都看着那位高大勇敢的无政府主义者，然而他也害怕成为出头鸟。突然那位可怜的小平亚站出来说道：‘同志们，你们通过民主程序选举我作为你们的领头人，因此我将第一个穿过去。’
“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不管一个人一开始的地位是多么的卑微，只要他被选举到某一位置上，他都有可能做出这一职位应有的贡献。
“那个小平亚——就是我。”
根据1961年维也纳峰会前中央情报局为肯尼迪总统准备的“性格背景”，这位苏联领导人所讲的故事反映出“他对自己卑微出身的意识”、他的“个人成就感”以及他“对自己与其职位相称的活力、首创精神与能力的自信”[4]。那么他真的如此自信吗？难道这个故事不能体现出由于他卑微的出身，因此尽管具有活力、首创精神以及巨大成就，赫鲁晓夫对自己的能力还远远缺乏自信吗？要想判断这种可能性，可以参阅维尼钦科这一故事的其他内容。
故事的名称《法宝》说明平亚的转变并非空穴来风，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平亚不仅仅是个普通的弱势人，而且有着最悲惨的遭遇。在白铁店当学徒的时候，他的师傅用烙铁打他的头，同时其他人也折磨他，把盐撒在他肿痛的嘴唇上，逼着他吃光喂狗的东西。所有这些他都默默地忍受了下来，他告诉自己：“有些人高大、富有、强壮，有些人矮小、贫穷、孱弱，但是你，平亚，是所有人中最矮小、最贫穷、最孱弱的。”
让他的狱友感到可笑的是，平亚对他们的决定报以悲伤的苦笑。将他推选为他们的头儿的想法是一个最大的玩笑。“他不适合这个位置，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个大字识不了几个的工人。”但是一夜之间平亚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责任感、决断与果敢。“毫无疑问，”维尼钦科故事的讲述者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简直是奇迹，属于那种在童话故事里才会发生的事。一个卑贱的、失魂落魄的、遭人唾弃的笨蛋突然间不知从何处得到了一件法宝，变成了一位著名的英雄与帝国宝座的继承人。”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将自己看成是平亚（看成是一个可怜的小犹太人，而且处于一块反犹太主义根深蒂固的土地上），那么他对自己的疑虑可能比他公开承认得还要深。此外，平亚故事的结局预示了赫鲁晓夫自己的命运。由于坚持做第一个通过地道的人，平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殉难者。在他抓住狱警的步枪，咬住狱警的大腿时，他的狱友们逃跑了,而平亚自己却未能逃脱，另外三个狱警赶来，乱棍将他打死。
与平亚一样，赫鲁晓夫从最卑微的出身攀上了难以想象的权力巅峰。他不仅进入了斯大林的核心权力集团，并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得以幸存下来，而且还击败了克里姆林宫里那些好像比他更有可能成为斯大林接班人的对手。赫鲁晓夫勇敢地想对苏联的制度进行人性化与现代化改造。经过近三十年为斯大林鞍前马后的效忠后，他摘下了自己的面具，帮助释放了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使他们重获新生。由于斯大林应该为冷战的爆发负主要责任，赫鲁晓夫曾以自己笨拙的方式试图改善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他还尝试想使苏联那些在斯大林时代遭受重创的领域重新恢复活力，其中包括农业、工业与文化领域。
所有这些都值得给予公正的承认。然而赫鲁晓夫奇迹般地崛起本身就带有其参与斯大林时代罪行的深刻烙印。他反复无常地进行了否定斯大林的运动，但到了他的接班人那里，这些大部分又都被颠覆过去了。他本人粉碎了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并在国内逮捕了很多敢于向他发出挑战的人。此外，虽然他与西方领导人举行了几次峰会，共同起草了不彻底的1963年核禁试条约，但是他还引发了柏林与古巴危机，并使其一开始致力于消除的军备竞赛进一步强化。不用说，他对党和国家不停歇的重组，他对经济反复无常的干涉、对无效的农业集体化的迷恋以及他与知识界爱恨交加的关系都促进了1964年将他从权力宝座上赶下来的那场政变。
当然，赫鲁晓夫遇到的所有麻烦并非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虽然斯大林制度迫切需要改变，但正如赫鲁晓夫的大多数奉行斯大林主义的同事所承认的那样，他对改革也持有顽固的抵制态度。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使命要求赫鲁晓夫对各种各样其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一无所知的问题作出决断。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赫鲁晓夫都是使糟糕的情况变得更糟。他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了东欧国家的流血动荡。他疏远了几乎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的盟友与支持者。在权力的最后阶段，他的言行举止几乎是超越现实的：顽固地坚持无效的政策；对政治基础的分崩离析好像熟视无睹；对加紧反对他的阴谋活动未加防范，结果导致自己的覆灭。
要理解这样的行为需要我们关注赫鲁晓夫的心理，关注1960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指示下由大约二十位美国心理学家与精神病学家作出的心理分析。根据中央情报局专家进行的研究记录，他们不愿意将研究的结果公之于世，他们注意到了赫鲁晓夫“因为酒精迷恋所造成的压抑与脆弱”，但他们更多地关注于他“轻度狂躁的”性格。[5]一本权威的心理学手册将“轻度狂躁”界定为“与‘狂躁症’类似，但不像其那么严重的症状”。当心情处于相反两极的压抑状态时具有狂躁症的全部特征，轻度狂躁症一般与“心情的不稳定”有关，“很容易导致发怒或压抑”。
心理分析学家南希·麦克威廉所列举的轻度狂躁症症状几乎与赫鲁晓夫的表现毫无二致：“得意洋洋、精力充沛、自以为是、机敏诙谐、沾沾自喜……在公开场合情绪高涨，特别喜欢交际，喜欢成为别人心目中的理想化对象，嗜工作如命，举止轻浮、口无遮拦但行动诡秘……对冒犯他人有负罪感，不能独自面对自己……思想左右摇摆，缺乏对问题的系统认识……具有宏大的构想与前卫的思想，对诸如食物与睡眠之类的一般生理需求特别不在意……努力向上，不知停歇，直至精疲力竭，最终身心崩溃。”1959年9月，在苏联代表团飞往美国时，赫鲁晓夫的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对美国大使卢埃林·汤普森的妻子简说得更为直接：“他要么一路向上，要么就是一路坠落。”
权坛上的起起落落，从贫民到苏联的君王，既是斯大林主义者又是反斯大林主义者，性情残暴而又表现得体……赫鲁晓夫身上存在的难以解释的对立与偶发表现也许是我们永远的研究课题。由于奇迹般的崛起，在艺术家厄内斯特·内日韦斯特尼眼里是“我所见到的最没有教养的人”的赫鲁晓夫自己也难以理解自己。在爬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中，他扮演着平亚的角色。如果不成为老练的马基雅维利[6]分子，很少有人能在斯大林的铁腕下幸存下来，但装出愚笨的样子不失为一种更为安全的办法。不过，赫鲁晓夫扮演这种角色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功，不仅因为这是他的使命，而且因为其实际情况使然。他希望他的成就超过失败，与平亚一样，他把他的狱友从斯大林的锁链下解放了出来，使他们走上了人性化的苏联社会。事实上，他在开始毁掉苏联制度的同时，也在摧毁自己权力的根基。“在我死后，”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他们会把我的所作所为摆上天平——一边是邪恶，另一边是正义。我希望好的方面会超过坏的方面。”事实究竟如何，还有待读者作出评判。
[1]沃尔特·B.史密斯，1946—1949年美国驻苏联大使，在MyThreeYearsinMoscow（Philadelphia：Lippincott，1950）一书第98—101页中描述了他那个时期外交招待会的情况。关于20世纪50年代外交招待会的情况，请参照马克斯·弗兰克尔的TheTimesofMyLifeandMyLifewiththeTimes（NewYork：RandomHouse，1999）第149—150、157—158页内容，以及丹尼尔·斯科尔的StayingTuned：ALifeinJournalism（NewYork：PocketBooks，2001）第85、88、90—91、98、107—108、110页内容。在接受作者采访时，马文·科尔伯与丹尼尔·斯科尔还讲述了赫鲁晓夫参加外交招待会的情况。
沃尔特·比德尔·“比特尔”·史密斯（WalterBedell"Beetle"Smith，1895年10月5日——1961年8月9日），1911年入伍。一战期间在法国作战。1939—1941年任美国陆军总参谋长助理。1941—1942年任第一装甲师参谋长。1942年1—9月任参谋长联席会议秘书。1942—1945年任盟军总部参谋长。1945—1946年任陆军助理参谋长。1946—1948年任驻苏联大使。1949—1950年任第一军司令。1950—1953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53—1954年任副国务卿。1954年退休。
[2]弗拉基米尔·基里洛维奇·维尼钦科（ВладимирКирилловичВинниченко，1880年7月16日——1951年3月6日），乌克兰作家、剧作家。1901年起开始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加入了“革命乌克兰党”。1902年被捕并被强征入伍。1903年流亡奥匈帝国。1905年发起成立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0年流亡法国。二月革命后回到乌克兰。1917年4—6月任乌克兰中央拉达副主席兼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副主席。1917—1918年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内政部长。1918年加入乌克兰民族联盟，反对盖特曼专政。1918年11月发动起义，推翻斯科罗帕茨基政权。1918—1919年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期间持左翼立场，主张与苏俄和平相处。1919年流亡奥地利，同年年底退党，发起成立乌克兰共产党（Украинская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1920年回国，加入了俄共（布）。1920年5—9月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1920年9月辞职，流亡奥地利。1922年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25年试图回国，遭到拒绝，遂流亡法国。1933年公开抗议乌克兰大饥荒。1940年法国沦陷后被捕，被监禁在集中营。二战结束后获释。1951年逝世。
[3]根据赫鲁晓夫的演讲撰稿人FyodorBurlatsky的说法，他曾经听到他的主人在另外一个场合讲过同样的故事，赫鲁晓夫说这是他在一本名为《阅读与背诵读物》的初级读物上读过的文章。请参阅Burlatsky的Khrushchev：theEraofKhrushchevthroughtheEyesofHisAdvisor，由NaphneSkillen翻译（NewYork：Scribner's，1991），第39页。
[4]“赫鲁晓夫性格背景”（OCI，No.2391/61，pp.1—2），是一份非保密、非标注日期的材料，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历史背景人员向作者提供了这份材料。
[5]参照布莱恩特·韦奇博士的“KhrushchevataDistance：AStudyofPublicPersonality,”Transaction（October1968），第24—28页。中央情报局之所以不愿将这篇文章公开发表，是因为中央情报局不愿公开其对外国领导人性格进行评估的方法。
[6]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1498—1512年任佛罗伦萨共和国要职。主张不择手段建立统一和强大的君主国。著有《君主论》（又译《霸术》）和《罗马史论》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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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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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你问很多西方人，这样的俄罗斯人也不在少数，他们很可能都会回忆说尼基塔·赫鲁晓夫就是那位在联合国拿鞋子敲打会议桌的粗俗的、没有教养的乡巴佬。[1]但这位身材矮小、体格强壮、眼睛小而犀利、双耳突出，而且显然有着旺盛精力的人在苏联人眼里并非笑料，即使他让众多的苏联人蒙受了因为他的统治而带来的恶果。事实上，他是一位极具复杂性的人物，他的经历就像他的国家一样既有胜利，也有悲剧。
尽管参与了斯大林集团的种种行为，然而赫鲁晓夫还是努力想使苏联非斯大林化。他试图改革共产主义的大胆而拙劣的努力开始了一段想在缺乏人性的制度上贴上人性化标签的（起初是以他自身的形象）、长期的、反复无常的历程。赫鲁晓夫不仅帮助四分之一世纪后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鲍里斯·叶利钦铺平了道路，而且在为国家寻求稳定繁荣的新道路中的失败预示着挫折将会始终伴随着他的改革尝试。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是在1959年9月。就在回到大学参加第二学年学习的前夕，我见到了赫鲁晓夫，当时他正在美国访问，他的车队正驶过纽约的中央公园。1964年，在苏联学习俄语期间，我来到了位于乌克兰顿涅茨克的一个煤矿，赫鲁晓夫年轻时曾在这个煤矿工作过。到1965—1966年,我作为交流留学生到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颜面扫地。我的学友们因为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犯罪行为而对他心存感谢，但他们又为这样一个在他们眼里是乡巴佬的人成为他们国家的领导人而感到羞愧。他们对赫鲁晓夫既怀有特别的爱，又抱有特殊的恨。当完成他的传记时，我禁不住也产生了两种复杂情愫。[2]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写成《斯大林的对美政策》一书后，我就开始研究赫鲁晓夫的美国政策。然而不久，我就发现他的个性比他的对外政策更加令人着迷，于是我选择为他写一部传记。如果我按照原来的承诺于1989年推出手稿，那结果就与现在的这本书大不相同了。
在他担任共产党的领导人期间，赫鲁晓夫特别健谈。单单他关于农业的讲话就编成了八卷文稿，每隔一周，他都要接受一次长时间的访谈。在1964年下台后，他是第一位出版回忆录的苏联领导人。不过，他公开披露的内容在出版前都经过了仔细的编辑与审查，他的回忆录于1970年和1974年被译成英文[3]，其中没有包括他统治期间最需披露的内容，也没有提及他和他的家人拒绝移居西方的材料。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共产党的档案还属于机密文件，而大多数有关赫鲁晓夫统治期间的西方文件也没有被解密。到了1988年，当时我作为交流学者在莫斯科呆了五个月的时间，我认为我不能承认所研究的主题是关于赫鲁晓夫的（于是我称之为“美苏缓和的缘由”），以避免引起苏联当局的注意。虽然写的是传记，但我还是觉得应该小心谨慎为妙。我设法采访了一小部分与赫鲁晓夫有联系的人，到了临走的时候，我才被安排与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通了电话，但见面的愿望终未实现。
到了1991年，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关于赫鲁晓夫时代的回忆录已经开始出现（其中包括谢尔盖以及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女婿，政府报纸Izvestia的前编辑阿历克赛·阿朱别伊撰写的书籍），《赫鲁晓夫回忆录》的第三部（其中包括他1970年时没有披露的材料）也在美国出版了。此外，由谢尔盖·赫鲁晓夫准备的关于回忆录的专栏文章也开始出现在历史杂志Voprosyistorii上。在一家美国出版商的要求下，我对谢尔盖·赫鲁晓夫与阿朱别伊的著作进行了翻译、编辑，利用这个机会我对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得到了我希望对他们的著作有所充实的回答，他们提供的信息当然也丰富了我所撰写的传记内容。[4]
随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长期束之高阁的苏联档案终于得以公之于世，虽然杂乱无章且并非永久性的，但至少让人们有机会能够一睹其部分的峥嵘。总统档案（即前政治局档案）中包括苏联领导人的特别敏感的材料，以及仍然对所有人关闭的克格勃档案，少数经过特别允许的人除外，不过主要的苏联共产党档案馆都对外开放了，不仅在莫斯科是这样，而且苏联的所有地区都是如此。幸运的是，这些档案馆中有一些真的存放了有关苏联内部看法的、内容只在政治局档案中才会出现的文件副本。
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地查阅了莫斯科、基辅以及顿涅茨克等地的档案，采访了赫鲁晓夫的家人、克里姆林宫的同事、为他卖命以及反对他的下属，还有那些在他1953年接替斯大林权力前很早就知道他的人。在谢尔盖·赫鲁晓夫的帮助下，我来到了尼基塔·赫鲁晓夫位于卡里诺夫卡的出生地，访问了乌克兰东部他年轻时常去的地方。由于当时苏联时代刚刚过去，我希望见到的一些前官员还是不大愿意与一个美国人交谈，而一些档案保管员也不敢确定哪些文件是可以安全地公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找寻历史见证人，让他们接受我的采访并坦诚交谈以及挖掘长久以来秘而不宣的文件的努力就好比进行传统的学术研究一样，需要做很多的侦探工作。
我的下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组织并翻译所有这些材料。直到苏联解体，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关于赫鲁晓夫的主要问题就是他的改革：他为何以及是如何尝试改革的？他的改革措施为何大多偏离了方向？然而，自从1991年以来，赫鲁晓夫的从政生涯具有了更大的意义。总体来看，他的生活是整个苏联时代的缩影。革命、内战、集体化与工业化、恐怖政治、世界大战、冷战、斯大林时代后期、后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参与了所有这些历史。是什么吸引如此众多的人们参与了革命与共产主义？在恐怖的政治清洗开始后，是什么使他们保持着忠诚？是什么使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与他们自己的历史决裂，并试图改革他们的社会制度？最后，让他们感到困惑、将他们击垮、使他们在苏联解体后经历长期停滞的又是什么？赫鲁晓夫的传记能提供至少部分的答案。
尽管我努力想拓宽自己的视野，给予他生命中所有时期以同样的关注，但我还是在内容上有所侧重，主要集中于他的性格方面。在某些方面，赫鲁晓夫是那种典型的苏联人，但他又与众不同。在大革命后，难以计数的工人与农民地位有了提高，他也爬到了权力的巅峰。尽管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多数同事都在斯大林的统治机器下变成了毫无人性的爪牙，但他多多少少保留了他的人性。斯大林身边的所有人都不遗余力地取悦于他，但赫鲁晓夫却是那样令人不可思议地毫不停歇，他总是能与从集体农庄的挤奶工到加盟共和国的首脑谈得热火朝天。他最重要的对内对外政策也是异乎寻常的，这表现在从他对斯大林的批评到偷偷地在古巴部署导弹，再到突然撤走那些导弹发射架，以结束他自己鲁莽的赌博行为所引起的核对抗。
在翻阅大量的历史记录中，我突然产生了这种关于赫鲁晓夫思维模式的想法。试图理解其心理与政治根源，我查阅了有关个性的理论，并咨询了一些心理学家与精神病学家，以便为我的想法寻找合理的解释。然而，我本人并非心理学家，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我选择了努力避开技术性的术语，代之以普通的语言来描述赫鲁晓夫的性格。
历史文献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你必须以自己的理解进行解读，这种老生常谈特别适用于苏联的档案文件，因此你必须留意一位领导人想得到的是什么，如果他得不到，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对这些档案文献倚重有加，但从其他的渠道对其进行了解读。那些撰写回忆录或在苏联解体后接受采访的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人现在拥有相当的自由，可以讲出事实真相，不过这也是在他们能够记起或者愿意透露的情况下。他们很多人心里都装着很多的事情，但他们的态度颇富意味，而非总是对事实的尊重。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文献就提供了一种考察回忆录的有效更正手段，反过来，回忆录也可以用来判断历史文献的真伪程度。
赫鲁晓夫没有留下任何日记，他写的信件也不是很多。他太忙了，无暇去写日记或信件什么的，而且在斯大林时代，将自己的内心想法变成白纸黑字也是不安全的。此外，由于对俄语语法与拼写的掌握差强人意，赫鲁晓夫宁愿对着速记员大喊大叫，也不愿自己动手去写。不管怎么说，在他去世后，他收集的所有私人文献都被克格勃查没了，而且再也没有公开过。在缺乏私人档案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不过也带来了特别的问题。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赫鲁晓夫通常是孤身一人对着录音机口授，所讲述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不能接触任何文件或档案，而且还要留意无处不在的克格勃。赫鲁晓夫的记忆力惊人，不过他同时也十分需要让自己在后人面前留下公正的形象。我曾努力根据赫鲁晓夫喜欢的自我评价与外界评价的方式来区分其回忆录中事情的真实性。不过我也从逐步认识赫鲁晓夫的自我神化中获益匪浅。
《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全俄文版由他的儿子负责编辑，涵盖的内容比三个英文版本更为广泛。然而，英文版在某些方面也包含着俄文版中所没有的揭示性内容。[5]赫鲁晓夫回忆录未经改动的录音与手稿我也查阅过。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赫鲁晓夫的部分由于内容支离破碎，不够连贯，因此很难理解。[6]我考虑引用这些手稿中的内容，而不是编辑后的版本，但这不仅对读者来说是一个考验，而且也有违赫鲁晓夫本人的意愿。他生前对他儿子和其他人的编辑工作都加以监督，死后他肯定还希望这能够得以延续。赫鲁晓夫本人的谈吐很不在意修饰，这一点读者从本书中所引用的他原封不动的讲话中可以窥知一二。不过据我所知，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俄文版与英文版都忠实于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口述的内容，虽然时有停顿，但却充满着强烈的坚定意志。
威廉·陶伯曼
2002年2月于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大学
[1]1960年10月13日，《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都报道说，赫鲁晓夫10月12日在联合国会议上用鞋子敲会议桌，当时在场或是采访过目击者的其他媒体也证实了这一消息。然而，詹姆斯·费龙，《时报》的一位年轻记者，当时就在会议厅里，但他当天并没有撰写新闻稿，后来他坚持认为：“我真的看到赫鲁晓夫没有用鞋子敲会议桌（并进行了强调补充）。”根据费龙的说法，赫鲁晓夫“身体前倾，脱下一只没有鞋带的鞋子，举起来，然后假装威吓地晃了晃，放到了他的会议桌上”，但是他“根本没有用鞋子敲桌子”。人们试图找到事件发生当时的录像带，但没有如愿。现在确实还留存着赫鲁晓夫挥舞鞋子与鞋子放在会议桌上的照片，但是我们很难找到充分的证据证实那只鞋子确实与会议桌发生过碰撞。此外，据一位声称当时就在联合国大会现场的联合国工作人员说，赫鲁晓夫并没有费力地去脱他的鞋子（事实上，他“也不能”，她补充说，因为“硕大的肚子使他不能”够到桌子下面），只是当时一位过度热心的新闻记者踩到了他的脚，他的鞋子就掉了下来。这位工作人员声称，她将鞋子裹在纸巾里递给了赫鲁晓夫，后来，她记得，他确实拿鞋敲了桌子。尽管这些描述相互矛盾（在第16章后面的注释里还有其他人的一些描述），但我还是倾向于这种观点，即赫鲁晓夫不仅挥舞了鞋子，而且确实用鞋子敲打了联合国的会议桌。詹姆斯·费龙的回忆是由唐娜·格林在1997年10月5日《纽约时报》题为“WestchesterQ&A：JamesFeron，TurningOutpostintoCareerMilestone”一文中披露的。作者本人对费龙先生和他的妻子珍妮·费龙进行过采访。N.A.Zenkovich在他的著作Sobraniesochinenii：Tainyushedshegoveka：Vlast’，raspri，podopleka（Moscow：OLMA-PRESS，2000）第一版第283页中提及了那位没有透露姓名的联合国工作人员。至于赫鲁晓夫的鞋子风波成为一种吸引公众关注目光的讽刺象征的程度，读者可以参看RoyUnderhill的著作Khrushchev'sShoeandOtherWaystoCaptivateanAudienceof1to1000（Cambridge，Mass.：Perseus，2000）。
[2]我在TheViewformLeninHills：SovietYouthinFerment（NewYork：Coward-McCann，1967）中对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的情况进行了描述。其中第195页介绍了我的同学们对赫鲁晓夫的感情。
[3]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包括两部，即《赫鲁晓夫回忆录》及其续集《最后的遗言》，这两部回忆录的中文译本由东方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译者
[4]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著作KhrushchevonKhrushchev：AnInsideAccountoftheManandHisEra由威廉·陶伯曼翻译并编辑（Boston：Little，Brown，1990）。虽然阿朱别伊的著作没有英文版，但他根据我的提问所提供的补充材料被收入俄文版Krushenieilliuzii中（Moscow：Interbuk，1991）。
[5]根据历史杂志Voprosyistorii上发表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专栏文章所编辑的书籍后来出版发行（下面称VI版），后来根据赫鲁晓夫多次口述的内容以及N.S.Khrushchev：vospominania-vremia，liudi，vlast’（Moscow：Moskovskiemovosti，1999）苏联档案中新近解密的文件进行了补充修订（四卷本）。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由于篇幅有限，VI版进行了部分删节，而四卷本则包含了全部内容。在这本书中，我所引用的材料来自所有的赫鲁晓夫回忆录版本。我引用英文版回忆录，不仅是在包含着俄文版未包含内容的情况下，而且在内容相同时，只要英文版的译文通顺流畅就加以采用，以使非俄罗斯读者更好地理解。
[6]《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录音与手稿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口头历史收藏以及布朗大学约翰·海图书馆中都有留存。类似的材料在莫斯科社会运动中央档案馆以及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也有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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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赫鲁晓夫全传（2003）
致谢
用了多年时间写成的这部厚书需要很多的帮助。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家人给了我莫大的支持：他的孩子谢尔盖·赫鲁晓夫和拉达·阿朱别伊；他的孙子辈，尤莉娅·列昂尼多夫娜·赫鲁晓娃、尤里·赫鲁晓夫，还有小尼基塔·赫鲁晓夫；他的重孙辈，尼娜·赫鲁晓娃，此外还有他的儿媳，柳巴·西日赫。
苏联的其他一些人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们使我能接触到一些档案材料，接受我的采访，并对我从其他途径了解的情况进行了解读。他们有尤里·阿克西尤廷[1]、尼古拉·巴尔苏科夫（Barsukov）、亚历山大·楚巴里安[2]、索菲亚·吉蒂斯（Gitis）、维克多·戈巴雷夫[3]、米哈伊尔·纳仁斯基（Narinsky）、弗拉基米尔·诺莫夫、尤里·萨波瓦尔[4]、奥列加·特罗亚诺夫斯基以及叶勒娜·朱别科娃（Zubkova）。我还要感谢老朋友尤里·克茹托戈罗夫（Krutogorov）、因纳·巴比奥尼谢娃（InnaBabyonysheva）、维克多、莱娜和奥尔加·雅库布维奇（Yakubovich），我在莫斯科工作期间，是他们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感到很自在。
我与一些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家交换了关于赫鲁晓夫性格方面的一些看法，他们是埃米·德莫雷斯特（AmyDemorest），他是我在阿默斯特心理学系的同事，我和他共同主持了关于个性与政治的讨论会；南希·麦克威廉姆斯，他是我们研究会的客座讲师；还有杰罗德·M.普斯特、尤金·戈德华特、安德鲁·路克、塔姆辛·路克以及尤里·弗雷丁。此外，在我开始撰写本书的计划时，两位曾撰写过关于个性在政治中的作用的政治学家给予了我特别的帮助，他们是亚历山大·乔治和弗雷德·I.格林斯坦[5]。
关于苏联、东欧、中国和美国历史方面的研究，我请教的专家包括亚历山大·巴比奥尼谢夫[6]、杰弗里·布德斯、威廉·布尔、陈健（音）、约翰·路易斯·加迪斯[7]、阿布特·格里森[8]、莱斯查克·格鲁丘斯基（LeszekGluchowski）、斯蒂文·M.戈德斯坦、霍普·M.哈里森、马克·克莱默、兰华（音）、克里斯蒂·奥斯特曼、彼得·雷达威、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Pleshakov）、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和弗拉蒂斯拉夫·朱布克[9]。我要特别感谢布德斯、克莱默、格鲁丘斯基、哈里森和朱布克，是他们给我提供了从共产党档案里获得的文件。
尤里·阿克西尤廷对我在俄罗斯期间的研究给予了帮助，我在乌克兰期间得到了尤里·萨波瓦尔的帮助，在英国期间得到了丹·索莫吉（DanSomogyi）的帮助，在美国研究期间，伊利娜·普罗科娃（IrinaPorokhova）、维克多利亚·伊夫列娃（Ivleva）、斯威特拉娜·诺维科娃（SvetlanaNovilova）、伊尔亚·索明（Somin）、奥尔加·里日科娃（Ryzhkova）、马克·里奇曼和康斯坦丁·茹沙诺夫（Rusanov）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塔蒂娅娜·巴比奥尼谢娃在录音整理俄语采访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塔蒂娅娜·切博塔雷娃（Chebotareva）破译了一篇字迹无法辨认的俄语文章，陈奇平（音译）翻译了中文回忆录中的部分内容。玛丽娅·萨里科娃（Sharikova）帮助我逐字检查了赫鲁晓夫回忆录的文字，斯塔西·基特西斯帮助我准备了手稿，萨姆·查拉普（SamCharap）除了提供无价的研究帮助外，还收集了参考书目。还要感谢列昂娜·P.斯切克特，他是我的文学代理人。
我还要诚挚地感谢各个研究机构，它们提供的材料都罗列在参考书目里，这是我工作的基础。在这些档案负责人及其员工中，我要特别感谢纳塔利亚·托米里纳（NataliaTomilina）、基里尔·安德森、谢尔盖·米罗年科[10]、罗斯兰·平里（RuslanPyrih）、伊格尔·列别捷夫（Lebedev）、奥列加·莫诺夫以及维塔利·阿菲阿尼[11]。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我从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特别是其负责人詹姆斯·G.赫什伯格、大卫·沃尔夫和克里斯蒂·奥斯特曼）、哈佛大学大卫俄罗斯研究中心、华盛顿国家安全档案处、布朗大学沃特森国际研究协会以及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通史协会得到的帮助。
为我撰写本书提供资助的有：洛克菲勒人类学奖学金、凯南协会俄罗斯研究高级访问助学金、全国苏联与东欧研究合同项目、阿默斯特大学提供的卡尔·洛文斯坦[12]研究基金、哥伦比亚大学哈里曼协会提供的高级研究员基金、富尔布赖特—海斯研究基金、由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提供的美国和苏联科学院操作的交流项目、国家人类学捐助研究基金以及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提供的学者研究基金。此外，阿默斯特大学还慷慨地为我和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两笔教员研究资助和其他几次小额的资助。我还要特别感谢阿默斯特大学校方董事的坚定支持，他们是彼得·庞西[13]、汤姆·格雷蒂和里莎·拉斯金。
我要特别感谢阅读并对我的手稿作出评论的朋友们。罗伯特·布威、小彼特·沙普、小高登·列文、托马斯·路克、南希·麦克威廉姆斯、谢尔戈·米高扬、维拉·谢夫佐夫、凯瑟琳·E.史密斯、弗拉基米尔·图曼奥夫和弗拉蒂斯拉夫·朱布克阅读了部分文稿。埃米·德莫雷斯特、约翰·路易斯·加迪斯、阿布特·格里森、玛丽娜·戈尔多夫斯卡娅、谢尔盖·赫鲁晓夫、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斯蒂芬·S.罗森菲尔德、斯特罗普·塔尔伯特、洛里·威廉姆斯和我的继母，还有密尔顿·威廉姆斯通读了全稿。我还要特别感谢我在诺顿出版社耐心细致的编辑詹姆斯·迈尔斯及其助手凯瑟琳·奥斯邦尼。
和以往一样，我最大的感谢要献给我的妻子，简，她给予了我一如既往的支持，特别是在初稿形成后，她特别细致、挑剔地通读了全稿。我还要感谢我的孩子们，埃里克和菲奥布，还有我的兄弟菲尔和他的家人，他们给予了我道义上的坚定支持。
[1]尤里·瓦西里耶维奇·阿克西尤廷（ЮрийВасильевичАксютин，1935年8月11日——），俄罗斯历史学家。1958—1961年任库页岛执行委员会档案部高级巡视员。1961—1962年任苏联中央国家电影和照片档案馆高级研究员。1967—1971年任《共产主义》杂志顾问。1971—1974年任《政治自学》杂志顾问。1974—1978年任《诺沃斯蒂新报》编辑。1978年以后在莫斯科汽车与道路学院任教。苏联解体后，于1993年起在莫斯科国立地区大学任教。
[2]亚历山大·奥加诺维奇·楚巴里安（АлександрОгановичЧубарьян，1931年10月14日——），俄罗斯历史学家。1958年起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66—1973年任苏联科学院历史系科学秘书。1970—1991年任苏联国家历史学家委员会副主席。1988—1991年任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苏联解体后继续在俄罗斯科学院工作。1992—2015年任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1996—2006年任俄罗斯历史学家和档案工作者协会主席。1997—2007年任俄罗斯联邦高级历史鉴证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席。2001—2012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科学、技术和教育委员会委员。
[3]维克多·基莫维奇·戈巴雷夫（ВикторКимовичГубарев，1956年11月21日——），乌克兰作家、散文家、历史学家。
[4]尤里·伊万诺维奇·萨波瓦尔（ЮрийИвановичШаповал，1953年7月30日——），乌克兰历史学家。
[5]弗雷德·欧文·格林斯坦（FredIrwinGreenstein，1930年9月1日——2018年12月3日），美国政治学家。
[6]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巴比奥尼谢夫（АлександрПетровичБабёнышев，1938年3月10日——），俄罗斯地质学家、历史学家、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人权活动家。1960年起参加持不同政见者运动。1972—1980年任可燃化石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81年流亡美国。苏联解体后在美俄两国大学任教。
[7]约翰·路易斯·加迪斯（JohnLewisGaddis，1941—），美国历史学家。1968年起在大学任教。1992年任美国外交关系史学家协会主席。1997年起在耶鲁大学任教。2011年出版乔治·凯南传记，并因此获得2012年普利策传记或自传奖。
[8]阿布特·格里森（AbbottGleason，1938年7月21日——2015年12月25日），美国历史学家。
[9]弗拉蒂斯拉夫·马丁诺维奇·朱布克（ВладиславМартиновичЗу́бок，1958年4月16日——），美国历史学家。
[10]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米罗年科（Сергей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Мироненко，1951年3月4日——），俄罗斯历史学家。
[11]维塔利·尤里耶维奇·阿菲阿尼（ВиталийЮрьевичАфиани，1946年2月19日——），俄罗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12]卡尔·洛文斯坦（KarlLoewenstein，1891年11月9日——1973年7月10日），德国哲学家、政治学家。
[13]彼得·R.庞西（PeterR.Pouncey，1937年10月1日——），英国作家。1984—1994年任阿默斯特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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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世界大战又爆发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十一章世界大战又爆发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曼努埃尔·孟沙大吃一惊。这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然而它却发生了。他刚环绕世界旅行归来，又横穿过全美国。如果他认为在旅行中得到一个比所有别的都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全世界，特别是美国，都希望和平。可是现在，战争又爆发了，而且实在说来，并不是一场新战争；他现在突然看清楚，这是几百年来历史上不断纪载的那场民族压迫的旧战争，这是不义的、残酷的、邪恶的屠杀与毁灭的老一套。他从旁看着走向战争的那一切动乱，可他竟然熟视无睹。理智，努力，以及他的理想有什么用呢？
突然，他感到自己想走开，想走到可以接近世界心脏的地方去，走到他可以跟那些知道内幕的人谈谈、问问他们、听他们说说的地方去。他要上纽约去一趟，到那儿跟他的儿子勒弗尔斯长谈一下，因为勒弗尔斯眼光锐利，在他自己摸索的地方，他似乎瞧得很清楚。
首先，他得考虑到这次旅行本身。南部的黑人在办得到的时候总避免乘火车，因为在火车上会碰到最露骨的种族歧视。通常，孟沙总乘坐自己的汽车，亲自驾驶，或是带个学生做司机。但是象这次这样的长途旅行，他不得不搭乘一班快车，而且还得弄一个卧铺。这就孟沙这样一位显赫的黑人来说，是办得到的，尤其因为他还是一个主管着大宗款项的人，这宗款子有不少就是为旅客和货运而用在铁路上的。不过去买票和订票，就得尊重种族惯例，通过某种令人望而生畏的途径。他得打电话去说：“我找旅客部经理。我是州立黑人大学的孟沙校长。……可是我有要紧的事。……我非得搭明儿中午的那班车走。”那个职员回答得很生硬。“经理会瞧着办的，”说完便把电话挂上了。孟沙又打电话给货运部经理，提醒他学校刚付过一笔一个多块钱的帐款。他非得预定一张第二天的车票；声音也说得比平日稍微不客气点儿。那天下午，他拿到了车票。他得搭乘卧车前厢的下铺，到亚特兰大再换乘那班直达快车。在那班快车上，花了比原价高出三倍半的代价，只弄到一张特别车室的车票。孟沙要了。黑人列车员全很客气；他们全认识孟沙；他也认识他们大部分人。到亚特兰大，他转到快车上的特别车室里，安顿下来准备休息。他不打算上餐车去——餐车上满是白人，如果遵照法律另辟一角专供“有色人种旅客”用膳，那也有困难。上餐车去进膳，那就得含羞忍辱地等上许久。他打算就在自己的特别车室里吃午饭。他知道饭送来管保很晚，餐车上的白人侍者头儿管保得等大部分白人全吃完了，才打发一个侍者捧着一只托盘来。因此，孟沙很舒适地靠在枕头上，凝视着车窗外飞驶的、变幻的景色，一面把思想集中起来，归纳一下，企图彻底思考思考自己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上的这种新的、对他说来意想不到的战争局面——英国跟英帝国的有色人种殖民地，法国跟南亚和北非，美国跟中国、日本、西印度群岛和中美洲与南美洲。接着，他又回想到美国，回想到他自己的同胞——他们在这个变幻不定的新局面里应当何去何从呢？
这时候，侍者把他的午饭送来了，服务得很周到。孟沙吃得很香，吃完又向后靠着休息，同时凝视着车窗外边那片逐渐黑暗了下去的景色。世界飞也似的掠过——车站上黑魆魆的徘徊者、工厂里的自种女工，装载着货物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摇摇晃晃地前进的大车。突然间，在外边的夜色里，他仿佛异常清晰地瞧见有—只绿色的大“蜘蛛”，正在“地狱”里结出一个无法突破的“蜘蛛网”来。它坐在从中国喷出来、由西班牙流进来、以及打密西西比州渗透出来的一汪血泊里。这只蜘蛛似乎在吐出纤细的美国金丝，一缕一缕连接在一起。在那干涸的又臭又脏的一大片上，蜘蛛还加上了一块块英国烂伲，又用法国粘液把一切全给弄湿，直到那张扩张开来的网子和大地一般阔，和苍天一般高。它太可怕了。它似乎把“黑暗”和“光明”分隔开；“白色世界”跟“黑色世界”展开搏斗，双方都面临着“死亡”。
这时候，列车员轻轻地摇摇孟沙，要来替他铺好卧铺，使他可以睡得舒服一点儿。孟沙那一晚睡得很熟，第二天便坐在泽西崖对面的华盛顿山上，跟他的儿子勒弗尔斯·孟沙法官夫妇俩同进早餐了。
“说实话，爸爸，您来啦，而且是为了您的日常工作，不是特地邀来的，这真叫我特别高兴。我早就想请您来，可是又很踌躇，唯恐使您处境不利，就算似乎牵连在内，对您也不合适，因为战争已经又弥漫了全世界。事实上，您这回并没有预先计划好，也没有接受什么邀请就来啦。”
“唔，我来到这儿很高兴。我喜欢上纽约来，虽然我说不出究竟因为什么。我觉得比较接近大事的中心，这在今天是有必要的。”
“不论怎么说，除了伦敦和巴黎外，这就某种意义上讲是对的。也许在往后十年里——不过先讲我刚才正在说的。纽约就要举行一个性质很特别的会议。我对它实在也不太清楚。它是由我加入的黑人共济会皇家拱门支会安排的。这并不是共济会的任务，但是由于共济会的国际关系，尤其在有色人种中的关系，他们大概是应邀出来帮忙的。因此才向黑人共济会提出请求，他们现在刚从美国白人方面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承认。”
“老实说，我对黑人的团体可不太清楚。亚特兰大的奇人协会引起了我的注意，但那只是因为他们在保险和房地产方面所出的力。”
“唔，早在一七七五年，波士顿的英国军队就吸收了十五个黑人共济会会员。英国的理事会叫他们成立了一个分会。后来，他们自己又组织了一个理事会。目前，有三十五个黑人理事会和十五万名会员；皇家拱门就有一万四千。这个美国黑人共济会今天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承认。这个组织的一批高级人员新近接到人家的请求，要他们帮助替一群有色人种的领袖准备一个会场。我刚说过，我对这次会议不太清楚。可是在朋友们的要求下，我在本地作了些安排。我对召集这次会议的那些人的身份和宗旨很有信心。您知道，我一向不大赞成开会，压根儿不赞成黑人的组织。不过我认为这很重要、很是时候，尤其因为世界在二十多年里第二次又陷入了战争。”
使孟沙很感意外的是，这次会议在曼海顿岛北头高坡上的美术馆里举行——乔治·巴拿德搜集的那一套瑰丽的中世纪法国艺术品，已经由洛克菲勒家捐给市立美术馆了。法官是美术馆的理事，又通过他能运用的其他力量，终于把一个大约有一百位代表出席的会议，安排在美术馆的一间专供这次开会用的大厅里不公开地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代表着全世界各有色人种；他们“将要商讨自己在这次战争中和战后的立场”。这便是勒弗尔斯法官所说的话；他父亲也没再多问。
中午，代表们悄悄聚集起来。每一位代表全拿到了一份名单，不过散会后仍旧得交还。大约有二十三个团体有代表出席。有些团体，象非洲、印度和中国的，每一个有四位代表；南美洲和日本每一个有三位；美国黑人有两位代表；大约七个其他的团体，每一个有一位。每一位代表胸前都很显眼地佩着一枚证章，上边标明着一个号码。所有的人中间只有一个没有号码。他坐在靠后一点儿的阴暗处，主持会议。他身材瘦小、头上缠着白头巾，眼睛是两个黑暗的小窟窿，嗓音低沉、清晰、动听。他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便宣布开会道：
“世界正面临到一个浩劫的日子，从一千三百二十年前穆罕默德逃到麦地那以来，或是和其他宗教史上类似的日子比起来，这是一个最严重的日子。一场世界大战爆发了，结果得牺牲掉两千五百万人的生命，多半是年轻人的生命，而我们世界的力量和理想就是从他们那儿得来。它还会损伤、残害、逼疯和用疾病摧残五千万男女老少。再说，这场战争还得糜费掉亿万的钱。它的武器将是可怕的。我们将从地狱深处把可以消灭世界上所有生命的凶狠的武器拿出来。我听说这些灾祸首先要在我们有色人种身上来试验一番。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能做点儿什么？
“在古代，我们为这种大灾难总是嗔怪上帝，然后又以为这是上帝没有启示的一种无法理解的意图而原谅了上帝。在科学发展的初期，尽管我们不能证明这一点，我们却想法把人类的行动说成是机械规律的结果。现在，等我们在科学方面接近成熟的时候，——虽然实在太慢——我们承认对因果之间的真正关系知道的还太少，不过我们凭着科学的假设，缓慢而犹豫地前进，调查、改变、否定，不断地拿事实来试验，直到真理一点一滴地显露出来。我们最伟大、最有用的假设是，人类的有意识的行动可以改变人类的历史。我们依然抱着这个希望和信心来对待人类的这次新危机，我们要探讨一下，是什么行动引起危机来的，又有什么行动可以消除危机。
“首先，我们得听一篇摘要，这是我们保存着的大量完整的文献里最重要的那一部分的摘要。我们可以预测，英国在十年里会让印度自由；美国会设法使中国降到殖民地的地位；黑人会从希特勒手里把非洲拯救下来，可是英国和法国还会想法把非洲束缚住。日本会把我们从欧洲人的手里解脱出来，然后再使我们接受她的奴役。南美洲会长久分裂下去，屈服在欧洲和美国的压力下。
“有关这些事情和二十多种其他事情的文件在你们离开的时候，会分发给你们。我们预备分成小组，在往后的几星期里在别地方举行小规馍的集会。同时，分别以后，希望各位留神、等待。记住，希特勒的最危险的礼物不是战争，而是那个弥天大谎——垄断消息，使你没法知道真情实况。我们必须用苏联的保证来对付他：苏联决不要殖民地，也决不参加殖民的帝国主义，并且在国境内宣布一切歧视肤色和种族的现象全不合法。最后，我们有义务通过不抵抗来谋求和平。我坚决认为这是我们唯一的途径。与主同行吧！”
孟沙跟儿子和一个年轻的日本人一块儿离开。他跟那个日本人攀谈起来；日本人说，“我是个日侨，一个原籍日本的美国公民。您不知道我干吗上这儿来。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们这些生在美国的日本人受了些什么罪，以及人家还在给我们安排些什么苦难。我们有些很发达的工业，有栽种和出售新鲜蔬菜的田地。我们的竞争者会借口这场战争来抢夺我们的产业，甚至把我们关进集中营去。我们的物质损失会达到几百万几千万元；精神也会受到没法弥补的损害。”
乘车回家的时候，孟沙跟勒弗尔斯讲了起来。
“孩子，这次会议也许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计划，”
“这很可能。”
“我们对谁的真名实姓也不知道，当然更不知道主持会议的那位不寻常的人物是谁啦。他的预言似乎很荒谬。我觉得我早先认识他，虽然也许我搞错啦。他可能就是马哈特马·甘地，也可能是他在体格和精神方面很象甘地。”
“甘地？这不可能。他从没上美国来过。”
“没有；几年前他在英国的时候，有一次曾经打算来，可是他的美国朋友，象约翰·海恩斯·霍姆斯，全劝他不要来。他们说一个瘦小怪样、褐色皮肤的人，缠着腰布，跟非洲黑人称兄道弟，在美国是会受到侮辱和轻蔑的。因为这缘故，他才放弃了那主意。不过今天他隐姓埋名地跑来，这也许可能。原因很简单，有色人在纽约不是‘新闻’；有色人的来宾也不大会受到外界的注意。”
“要是真的，那可很特别。但是他预测的大灾难管保不会发生。我不相信我们会参加这次世界大战。”
“这我可不知道。德国正在向西欧大举进攻。法国和比利时全垮掉啦，英国从邓扣克急急忙忙地退回本国去。罗斯福认为保卫英国，是一件比在国内把美国发展成为福利国家还更重大的任务。”
“可是这整个儿事情不会危害国家吗？”
“也许会。不过打另一方面说，也许不会，并且还会证明这是刻不容缓的。倘使这样，那么就得保守秘密；这件事就向我们提出了警告。说真的，爸爸，有色人种的世界也许会面临到遭受压迫和屈居人下的新危险。要是这样，我们非得先知道，好采取行动。这次会议上有一种诚实可靠的气氛。我私下认识好几个这次会议的赞助人和支持者。要取得我的信心是不容易的。我生性喜欢讥诮，而且多疑。要是我不相信这个运动，那我就决不参加。这就是我帮助它召开的原因。往后，我要是知道的不比现在多点儿，那我就不再进一步去帮他们。不过——我打算留神、等待。”
接下去，孟沙法官暗自补说道：“很可能，这次这么秘密举行的会议已经完全被人知道，并且报告给美国执掌大权的那伙人去了。”
这倒一点儿不错。某些美国黑人把情报递到了华尔街。那儿，在摩根家的银行里，一个委员会已经连续不断地开了不少时间的会了。委员们代表控制着全世界商品生产与分配的大多数主要的国际卡特尔。有英国的实业家和银行家，有法国首创卡特尔办法的那类商人，还有德国军官和克虏伯跟蒂森的代表；日本大使也在那儿；当然还有美国钢铁、石油、粮食、纤维和动力生产企业的巨头。
他们不但全是很有修养的高尚人士，而且全是一种特殊的协商人。他们不但对自己有着严重分歧的事情必须开诚布公、心平气和地商议，而且必须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要不然，象有一个人说的，“社会主义就要席卷全世界，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就要消灭了。”
他们在讨论欧洲爆发的这场新战争。有色人这次秘密会议上的报告，是很令人安心的。这些有色人这时还没有什么阴谋；和平和不使用暴力的幻想还指引着他们。
“从长远来说，黑人是对的，”一个英国人说。“不过我们一定要肯定，目前这种趋势是不会长久的；它是暂时的、稍纵即逝的。”
美国人以东道主的身份首先摊出了他们的要求。“不到我们的利益很高、很稳，政府不必再为工业提供什么经济援助的时候，美国决不加入世界大战。我们不同意恢复英国早先对世界贸易和金融的垄断权。美国非得也分享一份。我们反对在英国和西欧实行社会主义，特别反对俄国和巴尔干各国的那种极端的社会主义。我们愿意和日本合作，去对中国进行全面开发，当然，分派给我们的范围必须合理。”
英国人作了些记录，商议了一下，然后把他们的要求提了出来。他们控制着一种温和的英国式的社会主义，不过反对在欧洲、美洲，特别在俄国和东南欧朝着社会主义作任何进一步的推进。他们要求保留英国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好不容易赢得的贸易机会和金融领导，同时跟德国、法国和美国在利益方面作些合理的交易。至于日本，他们愿意承认她的生产力，不过除非她那方面采取适当的互惠行动，否则不能允许她进入英国的市场。
德国人很明确、很坚决。“从上次大战和经济萧条中恢复过来后，我们已经成了世界上生产最发达的一个国家了。我们需要原料和市场。在一个英国、法国和美国资本支配着的世界上，我们多半给剥夺了这方面的权利。我们要求合理的分配。至于社会主义，我国在国内控制着它，几星期内就可以在俄国和巴尔干各国使它完全听私人资本去支配。我们准备支持日本在亚洲贸易方面的那些跟我们在欧洲类似的要求。”
午餐后，一个核心小组提出了报告。“有一个地方是大家完全一致的；有几个地方是取得了部分协议，还可以再行磋商的；有一件事还需要辩论一下，作出郑重的决定。我们大家同意，俄国必须从现代文明中给排除出去；各地方对社会主义都必须严格地加以遏制。有一个还没有取得一致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解决，那便是世界上的生产、贸易和金融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分配问题。不过我们认为这是可以解决的。
“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和日本有关的。欧洲各国不能同意日本把它们从亚洲排挤出去，也不能同意让日本用廉价商品来充斥欧洲市场。这个问题必须调查一下，也许可以取得一个分配资本、土地和劳力支配权的公平基础。但是由于黄种人和白种人平等的这一根本问题，达成协议的时间可能得拖得很久。
“同时，某些代表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提议；我们现在把它向各位提出来。美国有一个反对这种战争的顽固核心。它是出于犹太人带来的一种逆来顺受的亚洲哲学，以及目前这场有色人种的会议坚守着的那个不使用暴力的和平的原则。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新政的拥护者全支持这种论点。这一切就算不至于使美国不可能参战，至少会使参战发生困难。
“另一方面，我们所代表的人却非要战争不可。只有战争才可以保障我们目前的利益，将来还可以带来更大的利益和权力。当然，如果不打仗可以有发展，那我们是可以考虑和平的。历史证明这不可能。只有凭借战争，社会主义最后才可以给击败。现在，一个奇怪的矛盾是，社会主义者哈里·霍浦金斯拟定的那个福利国家的拥护人罗斯福，却要战争，因为只有凭借战争，他才可以延迟或是阻止英帝国的垮台。因此，我们需要的就是控制住资本，来把参战的事延缓下去，等罗斯福竞选失败后再说。明年十一月，当然必须通过人民的表决来把他轰下台去。等罗斯福失败后，我们立刻就登场，根据我们自己的条件，为我们自己的目的加入世界大战。这就是说，结束新政，和德国联合起来把共产主义从世界上消灭掉。这就是说，和英国合作，来遏制住欧洲的社会主义，同时在亚洲和非洲恢复殖民主义。这很清楚。不过我们必须面对事实——罗斯福可能赢得第三任。他在美国民众中的威望很大。万一出人意外，他胜利了，那怎样呢，关于这点我们争论了很久，后来日本方面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提议。”报告人停住，揩了一下前额。接着，他继续说道：“日本提议，如果罗斯福胜利了，那它就不先警告，突然来袭击美国。”
这时候，只听见有一声喘息，跟着便是一片寂静。日本大使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但是他身旁的那个矮小、谏虚的同事却咆哮着下了一道命令，大使忙又坐下了。一个法国人问道：“这样一个惊人的行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执行委员会的主席继续说道：“这个提议最初提出来的时候，使我们吃了一惊。但是且听听它的道理吧。今天，只有一件事可以搅乱美国的舆论；那就是种族和肤色。在这件事上，全国比在任何其他事情上都来得一致。大家在政府对商业可以干涉到何种程度以及私人利益和福利国家等方面，全有着极不相同的意见。社会主义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它绝对还没有取得大多数人的拥护。美国人对英国的态度很不一致，但是大家对利用我们的力量来恢复英帝国，全没有热忱。美国人认为俄国的共产主义非失败不可，但是对于用不用武力去促成它的失败，大家的意见却不一致。就连在种族问题上，今天也没有七十五年前那么固执了。然而黄种的日本来攻击白种的美国，这还是会象一个巨大的催化剂那样使全国团结起来。第二天准就会宣战。再说，那就会是单为了一个目的的战争——征服亚洲，而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它不可能是一场使社会主义的英国在世界上恢复实力的罗斯福战争；它将是由美国密切合作来恢复维多利亚的英帝国、并彻底粉碎俄国的一场战争。”
“但是日本会怎样呢？她会不会面临到被美国消灭的危险？”
“只在我们答应后才会。日本准备相信我们的话，她在战后就取得和欧洲平等的地位，并且在亚洲成为共同的统治者！”
坐在日本大使身旁的那个矮小、谦虚的日本人这时候站起来，自我介绍说，他是当时在日本权力最大的大政翼赞会直接派来的特使。他操着流利的英语再次作出了跟美国打仗的保证。
“但是，”一个英国商人结结顿顿地说，“这样一个行动在世界各方面什么反应不会引起来呢？”
一个德国将军很干脆地大声说道：“不论它引起什么，德国的军事力量和日本的应变才能联合起来，总可以使它变得对这个团体有利。日美战争还波有全面展开，希特勒早就打败了俄国，以无敌的兵力面对着西方了。我们就在这儿保证日本领土完整和存在下去，成为世界上一个公认的大国。目前，我们已经跟她订下攻守同盟了。”
这场讨论一直延续到黄昏，不过最后大体上达成了协议。万一罗斯福第三次竞选胜利了，便这样：
一、要求日本不先警告就攻击美国。
二、保证等俄国战败后，德国、英国、法国就出面保护日本，使她不致受到损害，并且给予她参加世界贸易的必要机会。
三、等美国宣战后，英国的实业界和金融界便与美国的商业界合作，照管着不使美国去攻击德国或是帮助俄国。
四、战后，承认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跟英美合作，成为世界贸易、实业和金融的领导国家。
十一月的大选到来了；佛兰克林·罗斯福第三次当选了美国总统。孟沙法官非常高兴，一星期后约了一小群人到家里来聚会聚会。杰克和蓓蒂·卡迈克尔带着小杰克，从斯勃林菲尔德来了。小杰克第一次遇见小勒弗尔斯，两人—块儿去瞧杰克·罗宾逊打球。莎莉·海恩斯那个年轻的白人社会工作者，也在那儿。她原先到欧洲去休假，前一年八月才想法离开，因为战争已经爆发了。蓓蒂和莎莉一块儿谈论了许多事；杰克和法官夫人谈着他在斯勃林菲尔德的经历。法官沉默留神地注意着时间，因为他还等侯一位客人。等霍浦金斯最后到来时，时间已经很晚。他说话很坦白，对一九四○年新近的这次大选很兴奋。他说：
“美国人民用两千七百万票对两千二百万票，使佛兰克林·罗斯福史无前例地第三次当选为总统，这样就批准了一个决定，委托他着手建立一个走向彻底实现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彻底的程度准会使全国都很满意。我们决定，一个习惯于自由民主式政府的明智的民族，是可以这样不通过革命或是专政就达到社会主义的。有些国家，例如俄国，被农奴制度、愚昧无知，疾病、教士的愚弄迫害了几百年，只能凭借武力和暴力来促成社会改善，尤其要是它遭到全世界武装反对的话。但是明智的美国却有一条比较好的路径。”
“可是，”孟沙法官问，“这样按照罗斯福的希望转向战争，那是不是从美国的社会改革上突然来个急转弯，去替英国和法国火中取栗呢？”
“我很明白你的意思。起先我本主张避开欧洲的战事，单顾着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过有两个很有力的阻碍：第一，我的朋友罗斯福多年来一直认为，英国是现代自由和民主的主要典范；如果我们有天通过民主达到了社会主义，那英国一定领先。第二，有一件事越来越明显，在一个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统治、还有日本公然参加的世界上，美国或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享有自由、民主或是社会主义。”
法官笑了笑，说道：“霍浦金斯先生，我们有些人原以为你在这次大选里会是位候选人的。”
霍浦金斯很坦白。“有一阵子，我也这么想；罗斯福还答应支持我。可是后来，事情摆得很明白：可以说服他来参加竞选，我于是立刻退出啦。他当然是唯一合理的候选人。如今，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他的健康。往后的这四年会送了他的命的。”
莎莉·海恩斯说：“我担心的是，这场可怕的战争不但会使罗斯福不在美国发展社会主义，而且反会在世界其余的地方支持殖民主义。”
“在这点上，”孟沙法官说，“我早先是对日本抱着希望。我以为她正领先要把欧洲国家从亚洲赶出去。”
“这正是她在做的事，”霍浦金斯回答，“而在这么做的时候，她早在一九三一年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我们的股票市场垮台，欧洲的资本主义崩溃后，日本就开始侵略中国。不过不是为了社会主义；不是为了中国已故的孙中山的计划。不是，它是为了剥削千百万亚洲工人的一种日本资本主义。”
“也许这就是父亲在一九三六年没有掌握到的中国情况的线索，”勒弗尔斯说，“但是，但是——”
“记住，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当了总理，正好在日本进攻上海之后。第二年，意大利在英国和法国的默认下夺取了埃塞俄比亚。接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跟佛朗哥联合起来，在西班牙扼杀社会主义，并且使它不能传入非洲。因此，欧洲的轴心组织不单是针对着西方，而且针对着巴尔干各国和中东。在远东方面，日本进一步深入亚洲，和欧洲的轴心国家联合起来。”
“但是，”霍浦金斯说，“有些很古怪复杂的情况。美国的大金融家们不希望我们在英帝国这边参加这场战事。他们想代替英国成为东方世界的主人，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偏袒德国。我们目前跟德国的商业关系真是千头万绪——人造橡胶、化学制成品、染料和钢铁，全跟德国有关系。罗斯福到一九三九年为止所能办到的，就只是保持中立。罗斯福对英国甚至比我还信任。他怕英帝国复灭；在他看来，英国就代表文明。我和别人可很怀疑。
“我们民众的一个很成功的福利国家，总比一个太阳在上边从不是平平静静地落下的帝国好些。但是我把个人对朋友的忠忱放在对信念的忠忱之上。再说，我还瞧见了一个幻象，福利国家美国很有可能跟社会主义化的英国和共产主义的俄国联合起来，打退那些为了欧洲殖民主义，为了美国大资本家的利益要霸占全世界的独裁者。当前的困难是，美国和英国的大资本家全坚决反对福利国家，而且还公开和秘密地跟殖民的帝国主义勾结在一块儿，甚至还向日本暗送秋波。他们曾经誓死作战，不让俄国革命取得任何成功。这就是一九四○年的矛盾。”
哈里·霍浦金斯向后靠着，递过玻璃杯来请人再斟点儿啤酒，一面说道：
“还有一件别的事。那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刚上普林斯登来；他写了一封信给罗斯福，警告他说希特勒正在制造一种秘密武器，催促我们动手来研究原子能。这也许就是德国人为什么还没有全力近逼英国的缘故。”
“还有一件事，”莎莉说。“去年秋天我在欧洲，听说英国、法国和美国，还有德国全在试探俄国领导人的意思。她们想在俄国取得投资的特权，至少是在巴尔干各国的资本不受到反对。作为交换，她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同盟来。”
“不止这样，”霍浦金斯说，“日本正派了一个特使上我们这儿来，向大资本家提出些妥协的办法；大资本家们倒容易和他谈妥。另外，他还在跟国务卿赫尔谈论和平和合作。我觉得，要是资本家们这回不能打开僵局，那日本可能就打算公然使用武力了。哟，我非走不可啦。”
如果佛兰克林·罗斯福执政前八年的工作继续下去，扩大起来，谁也说不出他在改组国家经济的工作上会做出多大的成绩。我们可能现在都生活在一个大不相同的世界上啦。但是战争横插进来，象过去常有的那样，再一次毁灭了人类的前途。
一九四○年，趁着第三次竞选大胜，罗斯福通过赠送和协定，通过租借法案、附加条款和军舰，强逼着全国走向战争。他任用共和党人，让他们参加他的内阁，还拨了好几百万元的款项作为防御经费，又和丘吉尔一起，草拟了《大西洋宪章》，内容则是—些陈旧的、几乎被人忘了的老调：不并吞新领土啦、自治啦、自由贸易啦、旅行自由啦、改善劳工条件啦、世界政府啦。
大资本家阴谋在经济上榨取全部的利润。他们在橡胶、铝和钢铁方面继续跟德国的卡特尔勾结。就连在供给了原料的时候，价格和条件都是苛刻已极的。巴内·巴鲁克等经营的那些铜矿的主人，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一架飞机还没有交货，倒花了十亿元在飞机上。每吨值三百十八元的钢板，卖给政府就是每吨四百元到六百元。政府在硝酸盐上花了一千亿元以上，可是直到停战以前，一点儿硝酸盐也没有得到。炮弹契约上花了四亿元，而这批炮弹始终就没有运到火线上去。轮船公司把船卖给政府每艘要二百万块钱，后来出三十万块钱又把它们买回去了。
接下去的五年里，孟沙校长时常懊恼，自己没能在纽约多待一些时候，好多知道点儿当时的世界大事。按实说，他过了好几年才知道，希特勒在德国残杀了六百万犹太人——这件事实际上早在一九三三年便开始了；甚至当他在拜垒特听华格纳的音乐，在柏林跟那个腊比谈话的时候，这种残杀都在继续着。人家早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可他却没能了解——在这个文明世界上，面对着这么可怕的一件事，人们的态度怎么可能这样冷漠、这样沉默呢！
在亚特兰大，消息很少，而且前后矛盾。法国垮掉了；比利时屈服了。还有邓扣克的那幕悲剧——但是，为什么呢？美国和英国似乎全不想跟俄国缔结盟约；德国倒突然跟俄国结了盟。孟沙过了许久才知道，希特勒比西方占先了一着；他把波兰的东部让给了苏联，换取了这个保证：他对西方发动侵略的时候，后方不受到攻击。西方只在苏联放弃了社会主义，至少部分放弃了后，才答应供给苏联援助。而就连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提议都是极谨慎的。因此，希特勒赢得了这场赌博，向西进兵了。孟沙听说到关于从七月到十二月对英国的那场猛烈轰炸的一些含糊不清的报导。
一九四一年六月，使孟沙惊愕的是，他听说德国侵略俄国了。这个政策上的突然改变在他看来，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他不能相信，德国方面的这一转变只是因为英国空军人员回击得更凶猛。强壮的人碰到抵抗的时候，通常并不回身逃走。这里边准有那么一点没有说明。
但是西欧倒可以松一口气了。它希望希特勒攻打俄国的时候，不至于来打搅它。为了这个，他们乐意放弃国际联盟，把中国的东北部让给日本，让德国重整军备和并吞奥国、捷克斯洛伐克跟来因兰，把埃塞俄比亚让给意大利，把西班牙让给法国。我们自己的大使说，“德国和俄国在东方发生武装冲突，那正是民主国家的愿望。……德国将不得不展开一场长时间的消耗战。”我们在柏林的代表的《日记》上说，“英国、纳粹党和浦立德全赞成瓜分世界，由德国统治全欧洲，日本控制亚洲。”接着，象个晴天霹雳，珍珠港事件发生了！
美国一直极力避免直接参战，没想到日本竟然厚颜无耻地攻击了美国。日本是有色人种。美国曾经威吓过她，诱骗过她，侮辱过她，羡慕过她，可就不肯承认她跟自己平等，而且还劝英国撤销了她的承认平等的初步尝试。但是这种矮小的，褐色皮肤的人坚持下来，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帝国，要求和白人世界合作，日本的军事力量和她的发展惊人的工业，正使她在黄种人的亚洲成了白人帝国主义的一个可怕的竞争者。最后，日本跟德国和意大利缔结了盟约。她取消了一个作战计划，跟苏联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在跟美国举行和平谈判的时候，她竟在夏威夷击毁了我们的海军。这一事件由美国的种族偏见煽动着，竟使战争非但可能，而且简直没法避免了。
日本明知道美国钢甲上有裂缝。战前，孟沙遇见过疋田康一。这个很有教养的日本青年参观过黑人学校，把有关黑人问题的书籍译成了日文，还和全国各地的黑人交上了朋友。他并没有做什么破坏性的事，只想法使黑人相信，日本人民很同情他们反对种族偏见的斗争，真的，日本人自己也是受害人。
后来，孟沙法官结识了一个美国白人，他在纽约娶了一个有色人种的女人，用可能来自海外的资金盘下了美国两种最老的杂志，《活时代》和《北美评论》。这究竟是日本还是德国耍的花样，孟沙法官始终不知道。他本人并没有参预选件事。但是他始终没有忘掉，日本人在他做梦也没想到会打仗的时候接待他父亲的那份殷勤。
同时，日本很诚恳地谈着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和平和友谊，谈着未来的利益和未来的文化交流，而且谈得份外动听，因为他们的特使来栖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而且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但是日本军人的秘密组织已经在一九四一年完全控制住了日本。根据秘密分配世界卡特尔的协定，有色人的日本有责任来牵制住美国的兵力，不让她去援助英国，一面北欧的霸主希特勒暂时不借助于未来的“秘密武器”向英国发出Coupdegrâce[1]，却猛地一下回过身去，要把苏联并进大德意志。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发生的事情的真相，谁也不会完全知道。过去和现在，人们都十分怀疑，认为有叛变和卖国的勾当。罗斯福本人也受到国会的指责，死后才不加追究。那儿有一个庞大的军事编制，是花了巨额的以费装备起来使国防巩固的。那儿停泊着八十六艘美国军舰，海军陆战队的官兵在一个已经烽火连天的世界上完全处在戒备状态里。可是十二月的那一天清晨，当一百架日本飞机——后边跟着潜水艇——飞来的时候，既没有什么警报，也没有什么有计划的抵抗。大家似乎全专心致志地在做些不相干的事——修饰、检阅、敬礼。一个自认为听见飞机声的兵士所作的那份胆怯的报告，也被撇到一边。直到今天，穿着盘金线军装的海军将领们对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或该做的事还在争论不休。一个黑人，亚利桑那号上的一个水兵陀里·密勒，加入美国海军后只能当一个勤务兵，可他倒当真打了一仗。他并没受过机枪训练，但是他当时拿起一架机枪，击落了四架日本飞机。不过日本人在那个决定性的日子里却打下了一百七十七架美国飞机，击毁了十艘战舰，击伤了另外八艘，还使将近五千名美国兵士死伤和失踪。
日本踏上了征途——她袭击了印度支那、菲律宾、新加坡、香港和太平洋上的岛屿。她在三个月内把她的帝国扩张了好几千哩。
暹罗沦陷了，接着是关岛，再接着是威克岛。菲律宾五月里也宣告投降；麦克阿瑟逃走了。同时，日本人已经席卷了马来亚，还击沉了英国的两艘战舰。他们夺取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和橡胶，跟着又拿下缅甸的首府仰光和曼德勒。到一九四二年二月，日本的国旗已经掠过了六千多哩，从阿留申群岛一直到澳大利亚。这是从成吉思汗以后，亚洲最大的一次“壮举”。
孟沙校长和琴·杜比侬在梅肯讨论了一下这些完全出乎意外的发展。他们回溯上去，竭力把两三年前发生的、这时才显露出真正意义的一些大事综合起来。琴强调了意大利的作用。
“瞧瞧非洲的东北部。伦敦条约上本同意让意大利在那儿建立她的殖民帝国的；这引诱得意大利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拒绝了这个要求；意大利始终没有原谅他们。一九三四年，希特勒把西方逼到墙脚下的时候，意大利抓住了她的机会；她的收获就是埃塞俄比亚。国际联盟不顾流亡在外的埃塞俄比亚皇帝的动人呼吁，还是把埃塞俄比亚扔给了狗。后来到一九四○年，意大利跟希特勒结成同盟，开始向东方朝着埃及、苏伊士运河、希腊、巴尔干各国和中东移动。在这后边就是英帝国的亚洲部分。十月，意大利进军了。”
同时，在格拉齐亚尼正打算去夺取的位于亚历山大港正南方两千五百哩外的法属乍得省里，有一个法国黑人省长爱鲍埃。他决定拥护自由法国，不拥护维希政府。从他在大西洋方面的四个没给封闭的港口那儿，他可以输入美国军用物资，然后每天用一百五十架飞机把它运送到北非去。橡胶、锡、铅和锌，以及棉花、咖啡、可可、棕榈油和木材，可以在将近两千哩长的石面公路上滚滚北行，运送到那些集结起来扼守和挽救通往亚洲的大道的英国兵士那儿去。跟在这些军需品后边的，还有成千成万的黑人部队在向前行军。
一九四一年一月，形势开始转变了。英属索马里兰和厄立特里亚全被夺了回去；海尔·塞拉西回到了埃塞俄比亚。罗梅尔率领着他的德国非洲军团赶去救援。英国人被打退下去，可是黑人的埃塞俄比亚和黑人爱鲍埃给英国的蒙哥马利派去了援兵。一九四二年十月，轴心国的部队从阿勒曼向西溃逃，正碰上了英美的联合进攻。
“我们不去打希特勒的光脊粱，反而对北非采取这个行动，这老叫我迷惑不解，”孟沙说。
“亲爱的华生，这很简单，”琴说，一面为自己的冒昧道了个歉，“您瞧不出吗，丘吉尔，伦敦的那个马基雅弗利，首先想挽救一下他不打算让它完蛋的那个帝国。他想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两败俱伤以后，把那个帝国弄到手。他认为俄国共产主义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而纳粹帝国主义分子的殖民主义也必然要复灭，所以他不主张浪费时间去拦阻这两件事。在丘吉尔背后，美国的大资本家又准备完全放手让他去施展他那巧妙的意大利手腕，使他的朋友罗斯福相信他们两个正在拟定一个以四项自由为基础的《大西洋宪章》。罗斯福真诚地相信这一点。丘吉尔究竟相信些什么，他可没有明说出来，”
在欧洲，希特勒的计划似乎很精确。从六月到十月，他的军队夺取了六个大城市，包围了列宁格勒。他扬言俄国已经被打垮了。可是严寒从北极来了，这是一百五十年里最冷的一年；二十万德国人在想打下莫斯科的时候死去了——他们始终没有打进莫斯科。他们于是转向南方，往里海推进，一九四二年八月包围了斯大林格勒。这儿，俄国人的铁腕一步一步慢慢地合拢来，直到一九四三年一月，希特勒把他的大赌注一下子全输光了——苏联依然没有被征服。
这是一场可怕的胜利。德国人毁坏了七万二千个城镇和村庄，害得两千五百万人无家可归。他们摧毁了三万二千项工业，破坏了四万哩铁路，以及路旁的车站、电报局和电帮局；他们毁坏了四万所医院、八万四千所学校和四万四千所图书馆；他们抢劫了十万个农场，赶走了七千万头马、牛、绵羊和山羊。他们对国有工业的破坏据估计值一千二百八十亿元。六十一座最大的发电站给炸毁了。煤矿和油井全遭到了破坏。公共建筑物、博物馆和教堂全摧毁了。苏联在作战中牺牲了七百万人，平民死掉的或许也有这么多。英帝国牺牲了一百万人；美国牺牲的人数跟这也差不多。德国人死掉的至少有一千万。这场战争使苏联耗费了两千亿美元，其中约有百分之五是美国按纯租借办法供给的。在人类的历史中，以前从没有一个国家为了拯救全世界，作过这么大的牺牲。
琴有点儿不安地注意到，孟沙校长在战事方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在学校方面花费的更多。可是她自己当然也非常关心国外正展开的这场大戏。她和校长两人全给日本的难以置信的进军弄得十分激动——一个有色人种的民族正在向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挑战。孟沙静心凝神地注视着。他知道日本多么痛恨白种人——痛恨的原因跟孟沙自己在忘了他的广大原则时，还从白种人身旁畏惧地躲避开的原因相同。
他在一九四二年这个决定性的一年里，惊讶不安地注视着日本——那个“大东亚共荣圈”。他脸上极力不露声色。可是当他和琴单独待在办公室里，瞧着亚洲反抗欧洲，把欧洲主子撵出去的这一惊人的壮举时，不禁感到有点儿扬扬得意。
孟沙校长隔了相当时候才似乎猛然省悟过来：美国黑人又要去作战了。
“他们为什么而战呢？”他绝望地问。
当然，他们会遭到歧视的。很可能他们在陆军和海军里会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更是不可少的一部分。结果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开头踌躇了一阵后，军官训练营里的种族歧视全给取消了。就连在佐治亚州，黑人也受到了士官的训练。起先，只有很少几个，后来每月总有好几百。但是说到头，黑人到底为什么作战呢？
州立大学的教师们讨论了这件事；尽管他们很谨慎，可是愤激的情绪还是流露了出来。
“嗐，我们倒又来啦——不知为了什么作战，也不知跟什么人作战。”
“为了英帝国！”
“这个帝国给我们做了些什么事呢？”
“它停止了由它开端的奴隶买卖——当这种买卖无利可图的时候。后来，当屠圣使奴隶制度受到极大的威胁时，它就解放了奴隶。它把作为动产的奴隶改变成工资奴隶。”
“它维护民主，”
“只是为了白人——从来就不是为了构成它国土上大多数人的黑种人、褐色人和黄种人。”
“这场战争后，它也许会让印度获得自由。”
“如果非让印度获得自由不可，那它会；要不还是不会。”
“战争会停止我们的福利国家，增加财富的权势。”
“除非我们可以倚仗俄国来打败希特勒的话。”
“这是件靠不住的事！”
“拿破仑也这么想。”
接下来，相当突然地，黑人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来倾吐出他们内心里沸腾着的反感。政府在工业方面的任务在经济萧条中已经扩大了。它很有可能不断地愈变愈大。然而，就连在政府工作上，黑人也公然受到歧视。一九四一年，有一百多万黑人失业。他们开始要求工作的机会，特别在军火工业里。
菲利浦·伦多尔弗，一个黑人社会主义者，曾经受到迫害和监禁，最后被引诱着走向工会主义。他把铁路卧车上的列车员组织成了一个工会，正努力使它得到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承认。这时候，他很大胆地向罗斯福总统提出要求，说在新兴的军火工业里，黑人和白人该受到同样的待遇。伦多尔弗说，除非总统答应，要不他就组织一支五万黑人的请愿军，“向华盛顿进军”。全国各地的黑人都给鼓动起来，开始准备作这次进军了。有些黑人和许多白人朋友全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不是取得让步的办法。
可是在梅肯这儿，琴却非常高兴。她说，“孟沙校长，您知道，伦多尔弗选了个战略性的时刻。这会儿，美国正待在大规模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边缘上。他们背后非得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许多美国人全反对这场战争。黑人的忠诚今天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少不了它啦。我认为在这件事上，我们会看到对方作一些让步的。”
孟沙可不大相信。“说到头，我们不过是国内一小部分人，而且在教育和财富方面，人数就更少。我们没法提出要求。”
但是琴把头一昂。“我们没法不提出要求，”她说。
这样，在一九四一年，罗斯福正面认识到了这一事实：一千二百万美国公民——他们中间可以投票的人正愈来愈多——也许会给领导着来反对他的政纲和政党。再说，象霍浦金斯指出来的那样，要求在政府管理的工业里受到平等的待遇，这也是绝对公平的。不过，因为罗斯福不敢要求国会通过一个法案，强制接纳黑人到军火工业里工作，他于是劝说他的朋友们来阻止黑人直接施加压力。
罗斯福夫人、纽约市市长拉加狄亚和一些别人试图稳定不安的情绪，劝说黑人等待一下。可是进军的准备工作仍然继续下去。纽约和其他一些城市里全设立了总部。款子也征募起来了。进军的日期规定为七月一日。六月二十八日，总统召集伦多尔弗和许多其他的黑人领袖上华盛顿去。他跟内阁几个部长和生产管理局的一些人员接见了他们。他们很恳切地讨论了一下情况。最后，总统知道他没法要求国会采取行动，又看到黑人决不肯退让，于是提议颁布行政命令第八八○二号，来保证“美国全体公民不分种族、信仰、肤色或是原来的国籍，均可充分参加国防计划。”
总统委派了一个委员会来执行这道命令，委员里有两个黑人，主席是黑人罕普顿学院的白人院长。伦多尔弗和他的朋友取消了向华盛顿的进军。这样，美国黑人赢得了解放以来一场最大的胜利。佛兰克林·罗斯福这一来也替他自己和民主党取得了美国黑人的几乎一致的支持。这甚至比平均分配救济基金还重要。它是罗斯福对待黑人态度的最高表现。
使孟沙惊讶的是，那个有名的公平就业委员会就这样成立了。许多白人提出抗议。在亚特兰大市里建造的那个大营地上，有人说了些很激烈的话。别地方也有些很激烈的议论，但是总的来说，这道命令是给遵守着的。它是—场大胜利。可是等黑人坐下来，仔细琢磨一下的时候，他们赢到了什么，又输掉了什么呢？
不错，私刑几乎绝迹了。但是一件比私刑更恶劣的事代替了它；那便是刑事法庭有系统地在全国各地不断作出不公正的判决来。黑人构成美国人口百分之十二，可是在监狱里的犯人中间却占百分之三十到八十。在无期徒刑犯中间，黑人一般总占绝大多数。在一九三○年到一九五二年间，全国执行死刑的三千二百十九个人里，有一千七百三十二个是黑人。这一切说明，黑人比白人更常遭到逮捕，他们比白人加倍地容易被人陷害下狱，判上较长的刑期，或是全然被处决掉。这份记录和私刑一比，对黑人只有更糟、更不名誉和更凄惨了。
那么，谋生的这个基本问题又怎样呢，从一六一九年到一八六三年——整整两百四十四年间——黑奴们除生活费外什么也挣不到。从一八六三年到一九○○年，黑人劳工的工资，如果不从他们手里给盗窃走的话，是按每家每年两百元到四百元的比率支付的。战后，平均额可能是白种工人平均工资的一半。
他们已经开始投票和担任公职，但是大多数美国黑人还因为法律或是惯例，再不然因为害怕暴力或是害怕找不到工作，而被褫夺了公权。
[1]法文：最后一下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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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威尔逊主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十章威尔逊主教
威尔逊渐渐堕落下去。他的牧师职位很舒服；薪俸很高，支付得又迅速。募款工作由执事们适当地照料着。教堂日程由那许多小组、俱乐部和社团共同去安排。威尔逊的关于工会、小伙子们的俱乐部、贫民区的活动和其他事情的反复提议，人们全耐心而有礼地听着。随后，这些提议便“在委员会里”失踪了。倘使它们再出现，那也变得面目全非，再不便跟先前的一类截然不同的计划合并到了一块儿。保守、体面的教堂生活的坚定基础，一点儿也没有改变。
起先，威尔逊提出抗议。他表示反对，甚至反抗起来，但是在一个真正惬意的社交生活中，这渐渐全给淡忘了。他对教区居民的访问是愉快的；在那儿，教友们向他说明了教会的早已确定的方针，并且为它辩护，同时也凝神细听他说。
高级俱乐部很早便接纳了他。教友们的以及跟教友们有关的这种俱乐部很多，每个俱乐部有二十位到五十位会员。它们从娱乐性的社交集会到调情、享乐的丰盛的饮宴应有尽有。在所有这些社交性的集会上，威尔逊都受到奉承和称赞。
等他年纪大了些后，他显得更是神采奕奕，皮肤比以前光滑，浓密的头发成了一顶钢灰色的冠冕，脸上有了些阅历很深的皱纹，更添上不少尊严。他的讲道慢慢从改革运动和对白人世界的痛骂与攻击，转变成叙说、回想和妥协的建议，上自《圣经》和莎士比亚，下到现代文学，全都谈到。他在教友中结交的朋友越来越多——怀疑的人、冷嘲热讽的人、寻欢作乐的人，以及那些幻想着行动、而又不敢行动的热诚的人；这种人面临到全面的种族问题时，对最后的结果特别拿不准，并不象他早先那样坚信不移。
这时候，艳丽女人对他的那股几乎被遗忘了的魅力，特别勾引起他内心潜伏着的兴趣。待在一间现代化的客厅里喝酒和咀嚼夹心丰富的三明治，受到一个悠闲安逸、和他一样迷惘出神的楚楚动人、服装体面的女人的热情款待，这可太有意味了。他的空闲时间愈来愈多地给这样消磨掉；花在教堂和家里的时间逐渐减少了。
这一切情形索裘纳全瞧在眼里。她生性不爱多话，宁可遁入深思默想，也不愿多去盘问，更不愿诉苦抱怨，不过她感到内心的痛苦一天天在滋长。她觉察到自己的音乐给教堂多么巧妙圆滑地排斥掉了。她在礼拜仪式中恢复过来的多年不用的黑人圣歌，渐渐为了采用古典曲调和现代音乐形式而又给排除不用了。这些都是在提高教堂声誉的热诚努力中，十分恳切地提出来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索裘纳默然顺从着，没有表示反对。她对夫妇关系的见解是，找你帮忙的时候再帮忙，要不然便满怀希望地等着。可是渐渐地，她认识到，消极地顺从在教会和家庭里跟在种族和国家里一样没有用。她于是深思、筹划和工作起来。
她几乎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偷偷地把教友们分隔开来。她撇开那些生活放荡、好酒贪杯、喜欢赌博的花花公子和纨袴子弟，把歌唱家、音乐家、读书人、画家和演员组织起来，还把教区里外的青年和儿童聚集到了一块儿，甚至上贫民区去物色人才。
她把教会里外的朋友组织起来。他们共同研究正在发展的黑人音乐——威尔·柯克、柏雷和德特。一群黑人和白人演员以前在克利夫兰市公开试演过歇莉·格雷姆的歌剧《汤姆汤姆》；索裘纳请她的朋友去研究歇莉在《汤姆汤姆》里采用的那种非洲鼓。接下去他们学习了歇莉的《爵士天皇》。这出戏后来风靡了芝加哥和纽约，直到扼杀公共事业计划总署的那个资本家的剧院把它逼下了舞台。
随后，索裘纳模仿纽约的克里华剧团和达拉斯的白人小剧院方式，组成了一个黑人小剧院，规定某一个星期五晚上上演保罗·格林的剧本《没有出息的男孩》，可是事有凑巧，威尔逊参加的那个最浮华奢侈的高级俱乐部，也选定了那天晚上在郊区新开的一家夜总会里举行一次集会。那是一个非常考究的夜总会，代表着一大笔投费。高级俱乐部的好几个会员全是投资人。他们要举行一场如火如荼的开幕式；高级俱乐部的这场宴会就是为了这个。它是绝对不公开的，每个会员要出一百块钱，好奇的公众在第二天星期六晚上就得把钱付清。
威尔逊本来自然打算去看他妻子的小剧院上演的那个戏，可是两个日期全没法改。高级俱乐部的会员想他去参加他们的宴会，于是使用了最有吸引力的诱饵，包括一些来自芝加哥的容貌俏丽、服装华美的黑人来宾。他们很快便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威尔逊牧师先生的票是免费的。他六点钟去吃饭，然后早点儿离开，好在九点左右赶到小剧院。
那顿饭吃得很晚，不过很精美，来宾全很有趣，而且还不只是有趣。宴会在异国情调的环境中变得热烈起来。那是一个迷人的地方，墙壁上按火焰式装钸着动物、璇涡花纹和姿态诱人、几乎裸体的黑色美女；屋子里洋溢着黄色、深红色和金色光彩；悦耳动听的音乐和暗淡的灯光弥漫了整个儿地方；侍者们舞着、唱着来服务。酒从大伙儿面前的一个酒柜那儿源源不断地送来；那儿有穿白衣服的侍者和半裸体的卖花女郎。威尔逊直到星期六清晨四点左右才爬上床睡觉。
他十点钟起来，头痛得要命，心里感到万分懊丧。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中喝醉了。他很痛苦地躺着，瞪眼望着天花板。昨儿晚上，他干了些什么事；有谁瞧见了他的丑态呢？当然，索裘纳早已起来，悄悄地溜下楼去了，尽管她一定也非常疲倦。后来，她轻轻地敲了一下门，给他把一盘早饭和日报送来。她什么也没有说，只轻轻地吻了他一下便走开了。
她走开了，跑到顶阁上她的僻静的小角落去，几乎粗暴地把小提琴从匣子里扯出来。她拉奏了一首诗，从这个乐器里拉出自己生活中的无限痛苦和忧伤来，简直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最初的调子是热狂愤怒的；她尽情发挥，琴弦碰上琴弦，不和谐的声音于是从那块紧张的木头上忧伤地传了出来；接下去，小提琴悲哀地颤动着，心头的怨恨和郁闷的失望全倾吐出来了。在一阵混淆不清的杂音和低微的和声以后，来了深沉的音响，这意味着扩大了的见识和刚毅果敢的决心，随后调子渐渐缓慢下去，表示最后的谅解。她休息了一下，心头跳动，抚弄着琴弓，直到和谐的调子终于进入了她的心灵，使宽恕和爱情悦耳地——悦耳而动听地——掠过琴弦；这份爱情是永远无偿地赠予的。街对面，邻居们打开窗子听着。最后，她很仔细地把小提琴放还到匣子里，悄悄地下楼工作去了。
停了一会儿，威尔逊坐起身。他吃不下东西，只把咖啡喝了。接着，他懒散地看了看《快报》。战争在欧洲爆发了——让它爆发呗！罗斯福想要我们加入，可是为了什么呢？随后，他翻到到文娱版。有一条新闻对索裘纳的戏备加赞扬。以前，威尔逊难得瞧见一份白人日报这样称赞过黑人的一次文化活动。威尔逊感到得意和羡慕交织到了—起。
他把这份报扔下，很懒散地拿起那份黑人周刊来。它在第一版上夸耀了一番那家新开张的神话般的夜总会和它的开幕式，又报导了两件凶杀案和一则拦路抢劫事件。里面一版上有半栏报导小剧院的新闻。末版上是茶话栏。他正准备把这份周刊扔下，忽然瞧见底下有一小则讽刺文。
罗斯福·威尔逊牧师没有来观看昨天晚上的戏。下星期他夫人将上演《没有出息的男孩》，据说他正在排演该剧中的主角。
威尔逊慢慢地起身，洗完澡，穿好衣服。他感到异常愤怒。这是一件捏造的事——昨天晚上的那顿饭是故意开迟的；他喝的酒准是搀了酒精的！好，这么说他是给打趴下啦！可是上帝在上，他并没完蛋！他坐下来，写信退出了自己加入的所有那些社交性俱乐部，甚至送了一张支票去偿付前一晚的那张“免费票”。接下来，他写了一篇讲道文，亲手从头写到尾，然后抄了一遍，修改了-下。他预备下楼去吃晚饭，在晚上就寝前把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记在心里，甚至连手势也安排好。这将是他发表的最精湛的一篇讲道文；会众们准会大吃一惊的。
他满脑子尽想着自己的计划，因此漫不经心地招呼了一下索裘纳后，便心不在焉地吃着她细心烹调的晚餐，几乎没有望她一眼。后来，她痛苦地喊了一声，想站起身，接下去便对着自己的盘子呕吐起来。他大为吃惊，由女仆帮着把她搀扶到了床上。她很害羞地表示反对，坚持说这并不是什么大病，只不过是她吃下的什么东西不合适。大夫很快来了。他是一个机灵的年轻人，前一晚也参加了那场宴会。他从卧房里走出来，笑嘻嘻地拍拍威尔逊的背，说道：
“恭喜恭喜，老兄，你的小孩儿一开头就挺不错！”
威尔逊茫然地摸索着走进卧房，把索裘纳搂到了怀里。
“我们家里要有一个孩子啦，”他盯着她的眼睛，结结顿顿地说。
可是她却小声说道“我可不要一个小孩，我要一位主教。”
威尔逊并不迷信，他平时也不相信什么朕兆。可是这两天落到他头上来的兆头，却使他踌躇起来。他正准备急遽地转变一下，重新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时候，他很惊吓地认识到，索裘纳对他的当选主教仍旧多么重视；他瞧见前边只有一条笔直的道路了。
先前，他几乎停止读书和深思。他忽略了索裘纳，部分因为自己任性放纵和逃避现实，部分因为她独自找到了一种创造性的生活，正把它搞得很成功。现在，他打算怎么办呢？他要使索裘纳获得更多的听众，这样来充实她在音乐和戏剧方面的工作。以前，她招待的会众是专业人员、一般职员和白种阔佬们的仆人。他打算在这以外再加上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教会准会拼命反对，不过这时提出反对，便等于反对那喜欢新式音乐剧的强大的白人舆论了。接下来会有一场猛烈的争吵，他可准备全力应付。
那个星期六其余的时间，直到深夜，威尔逊都忙着去寻找一般黑人工会领导人和技术工人。他上酒店和赌场去。星期日，教堂里坐满了陌生人，大半全是服装整洁的技术工人，不过跟他们一块儿也有一些衣衫褴褛的普通工人。威尔逊讲了《论劳工和劳工组织》。
“这是一个新时代。训练我们的青年人来做买卖和从事专业工作，这是不够的。我们替有钱有势的人效力，这也是不够的。我们的同胞大多数全是工人。他们挖掘和牵引，清除和搬运。他们干着人类的基本活儿，可是拿到的报酬却太少啦，没法好好地生活。这就全世界工人来说，都是一样。他们正团结起来改变这种情况，照料着使工人多分到一点儿他所生产的财富。从今往后，我在本堂的工作要集中在通过成人数育、促进卫生和组织起来争取比较高的工资这几方面，以便来提高达拉斯黑种工人的地位。如果这个教堂不支持这个计划，那么我就去寻找另外一个教堂。为了支持这个计划，我太太将继续搞她在音乐和戏剧方面的工作。”
教堂里那天早上有公开的鼓掌，不过也有沉默的忿怒和坚决的反对。一个出色的黑种承包人兼教堂托管部委员一向按“黑人”工资雇用他的技术工人，知道他们正威胁着要组织一个工会；他在这次讲道讲到一半时便站起身走出去了。传统的教会斗争中的各种情况都出现了——私下议论牧师的品德，说他忽略了“从前的宗教”，没有注重超度、罪恶和拯救，说他嘲笑奇迹和改宗，说他妒忌富裕的人，喜欢穷人、犯罪的人和懒惰的人，说他不断批评有钱的白人，拉拢卑鄙贫穷的白人，说他替罢工和工会辩护，说他太太把奴隶音乐硬扯进来，采用了演戏、跳舞和拉提琴这种种手段。
托管部委员们向长老和主教去请示。他们并没有公开战斗，反而企图妥协。听众继续不断增加，捐款比先前也多了些，各工会的会议一星期中经常在教堂的底层举行。主教对威尔逊谈到在比较接近“群众”的工人区里设置一所教堂。也许，威尔逊乐意调到那儿去？威尔逊同意这么办，只要他可以有一个宽大的交谊中心，附带还有一个小剧院的话。白人踊跃地要来对这样一个计划捐款。但是教堂托管部的委员却表示反对。他们担心丧失掉自己的地位。他们决定让威尔逊留在目前的职位上，等到明年他调任后，保留下他的扩展所取得的利益，一面逐步来使教堂恢复正常，这样比较好。
这时候，威尔逊又陷到了早先的那种不知如何是好的境况里。在提高劳工地位这方面，他在这儿还有不少事可干。但是往后怎样呢？再跑到偏僻的地方去，重新开始一切吗？他的心又转到了主教的职位上。这个大教会需要的是最高级的领导，好来指点和支持当地的牧师，使他们可以学习他的方法和理想。使他又想到这方面的事情的，就是主教本人，不过是不是故意，威尔逊可始终拿不准。主教有一天把威尔逊唤去，说道：
“老弟，威尔伯福斯想赠送给你一个名誉学位。”
威尔逊瞪眼望望。许多牧师都那么热切地追求这种不劳而获的神学博士学位；他却一向反对这种学位。但是威尔伯福斯是全国最重要的神学院；在举行学位授与典礼时，它就成了教会重要“政客”们聚会的地方；也许教会主持的—场改进社会的运动，可以在他的领导下由那儿发动起来。他同意了；主教出乎意外地接着又说：
“你上那儿去的时候，干吗不上芝加哥去跟你的舅兄道格拉斯·孟沙谈谈呢？他是个有钱有势的人。”
威尔逊不大明白，一个象道格拉斯那样的人怎么能对教会的事提出什么意见。可是索裘纳却另有想法：
“我想你该去一趟。我原先正打算出一趟门。你瞧，我们的剧院获得了大约一千块钱的利润；我想上芝加哥去买一些布景和道具。我相信道格拉斯管保可以帮我们打上些折扣。现在，我快生孩子啦，当然不能去。或许你可以去跟他谈谈。”
威尔逊接受了这个主意。戏剧和音乐很受人欢迎。倘使教会最后决定去掉他，既不给他主教的职位，甚至也不给他一个象样的牧师职位的话，那他怎么办？他知道这很可能。他要去跟道格拉斯谈谈，说自己想踏进游艺界，把它当作一种事业。想想黑人观众在戏剧、电影、音乐方面需要些什么——他们多么需要正当的娱乐啊！这方面大有可为！
他在威尔伯福斯的学位授与典礼举行前便跑到芝加哥去。道格拉斯很欢迎他，不过对他的游艺方面的计划却极力劝阻。
“兄弟，你不知道这个行业。他们会活活把你的皮给剥掉。如今你用不着付租金或是纳税，用不着登广告，也没有什么工会，听众又是听你支配的。等你自己搞起来，那你就得听政客和白种戏院主人的摆布啦。白种电影巨头会告诉你该放映些什么片子，该在什么时候放映；舞台职工会讹诈你。不，威尔逊，你可没法成功。
“可是你瞧，教会是怎么个情形？你当个牧师当然做不了多少事，你该当主教，主教可以替教会做不少有益的工作。事实上，”道格拉斯深思地说，一面燃起一支芬芳的哈瓦那雪茄，向后靠在皮扶手椅里，“事实上，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别的法子可以来改革教会。空口说白话可没有用。如果你攻击主教，你就会得不到一个职位；主教们可执掌着大权。另一方面——”道格拉斯停下，改变了他的说法。“当然啦，竞选主教得花不少钱。”
“除了邮费和一些旅费外，我瞧不出这件事为什么得花许多钱。”
道格拉斯显得有点儿不耐烦。“这个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得花钱。趾高气扬地尽想着自己乐意做些什么，那可没有用。让人家把主教职位搁在银托盘里来送给你，这倒不错。忘了这个吧。你自然乐意由好几千人欢呼着来把这个荣誉硬塞给你。这在这个饥饿的世界上，在一个穷工人的教会里是决不会有的事。你得选择的只是：你来出这笔钱，还是别人来出这笔钱。
“你得供应粮食给那一大伙上这儿来的贫穷的黑人牧师，特别是由南部上这儿来的；他们挣的钱根本就不够生活。如果他们不精打细算，如果他们脸太嫩、太要面子，那么他们就捞不到足够的钱，来支付他们在芝加哥的膳宿和回家的路费。你可以说他们‘唯利是图’和‘不诚实’。但是你当真可以说他们的只是：他们‘穷’。
“唔，如果你送给这些牧师一些钱，而且送得得当——不是把钱四下乱扔——那你就可以做主教啦。随后，如果你想显得宽宏大量，你可照料着使牧师们，至少使你的主教区里的牧师们，拿到比较高的薪俸；你可以尽量使他们人数增多，那么等他们来出席大会的时候，他们就会投票选举最好的人，叫大多数候选人全都落选。但是就连这一点，也是不容易办到的。不过这是获得你心里想着的东西的唯一办法。现在，我来向你提议一件事。我相信你，知道你是位好牧师。我来借钱给你，让你成个主教；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条件归还我。”
威尔逊愈听愈感到厌恶。最后，他直截了当地说道，“不，道格拉斯，我可不这么办。我决不去买官职或是买圣职。”
“这可随便你，”道格拉斯回答，“不过等你改变主意的时候，告诉我一声。”
显然，尽管新近经济萧条，道格拉斯却很顺遂，很有钱。他有一所精致的住宅和一处避暑别墅；还有一个漂亮的女人和两个孩子。再说，乍看起来，根本就弄不清他的钱是打哪儿来的，但是威尔逊具有探听和搜集消息的本领，他后来忽然一下弄明白，道格拉斯是约翰逊弟兄彩票的一个幕后人，这种彩票是市政府和州政府暗中准许进行的用少数的钱来博取巨额奖金的一种赌博。在这个团体里，白人和黑人政客正赚到好几百万块钱。道格拉斯·孟沙就快成为、而且确已成为一个阔人了。经济萧条的一个结果便是助长了赌博。
威尔逊并不是什么很严格的道学家。他并不过份计较自己良心上的责备。他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不诚实的人往往反而成功。正直的人是不是常有机会“象苍翠的月桂树那样繁荣起来”，这是很可怀疑的。总的说来，不十分诚实的人往往反而有机会来领导和做建设性的工作。可是他打定主意这时还不放弃自己的希望和理想——还不放弃。
威尔逊对自己的行动很快便拿定了主意。他要继续搞他目前的工作，还要让别的牧师全知道这一点。他要去参加大会，坚持教会在劳工和社会问题上有必要决定自己的立场。也许，他可以得到广大的支持，甚至可以积蓄起强大的实力，来使自己在一九四四年或是再晚一点儿的时候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主教候选人。倘使不是这样——倘使他给人不理不睬，或是给人击败啦——那么他必须考虑另一条出路，也许去当一个社会工作者，甚至考虑回到一个工业中心的独立的浸礼会里去。
他去出席了威尔伯福斯大学的那个集会，决心想探听出来，人家对于在大会上行贿究竟态度如何，对于一场黑人劳工运动和一场争取健康与社会安全制度的教会运动究竟支持到何种程度。这个教会从一八五○年后在教育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既然市政府和州政府已经把中小学全接收过去——要不也就快接收过去——那么教会能不能转向社会改善呢？
起先，他对威尔伯福斯很失望。这所学校几乎完全被附近那所新创办的州立学校吞没了。它的最后死亡似乎近在眼前。不过另一方面，威尔逊在那儿却遇到了一群年轻的牧师，他们对社会进展的想法和他一样。他们举行了几次会议，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等威尔逊离开的时候，他已经取得了很明白的谅解，一九四四年在堪萨斯市，他将要领导一场反对行贿和拥护社会改善的革新运动了。
回到达拉斯，他把这件事跟索裘纳谈了谈。她当然同意，可是使他惊讶的是，她对威尔伯福斯的这场运动还不及对道格拉斯有信心。她说：
“非洲教会的一位主教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大人物。过去，虔诚的主教们建立了美国黑人的这个最伟大的组织。眼光短小、心地狭窄的主教们贬低了、几乎毁坏了这个神圣的团体。它需要你。你是一个规矩人。要是你能很正当地取得这个职位，那你就去取得它吧。”
“行贿正当吗？”
“不，不正当。挨饿可也不对。如果帮助贫穷无知的牧师，你就可以开始消除贫困，那么你也不妨试试。这是不对的，但是它对消除贫困却有帮助。”
“诡辩家！”威尔逊嘟囔说。
接下来，索裘纳女儿的诞生把一切其他的想头全打消了。她是一个肤色黝黑、体格健全的婴孩。索裘纳经过了这次考验，情况远不象他们原来担心的那样。一九四四年春天，到孩子周岁的时候，索裘纳提议上芝加哥去一趟。这个女小孩似乎需要去请大夫检查一下扁桃腺，可能要割掉。索裘纳不信任达拉斯的白人医院，因为黑人在那儿不能住一间单人病房，而黑人病房里的护理工作可能并不太好。威尔逊已经很疼他的小女儿，所以主张迟些时等芝加哥的变化不定的天气暖和点儿再去。说真的，他们可以等到八月里在堪萨斯市开大会的时候再一块儿去。那儿有一所挺好的黑人医院。
可是因为他们早先跟道格拉斯商量过，他这时写信来说他费了一番事，已经约好了市里最好的扁桃腺专家，劝他们立刻便去就诊。索裘纳和小孩儿于是上芝加哥去。道格拉斯简直不认识自己的胞妹了。从她结婚以后，他就没瞧见过她，以前许多年也没有十分在意她。他瞧见一位容貌清秀、服装整洁的女人，并不俊俏，甚至也不好看，可是举止却文静庄重。她很能说话，而且很有话说。可以看出，她的孩子受着很好的照料和管教。就连道格拉斯的妻子也获得了很深的印象，忙把客人的房间重新布置了一下，对自己的客人也另眼看待了。因为孩子的扁桃腺检查下来很正常，一般情况也很令人满意，她便给送到托儿所去了。道格拉斯和索裘纳这才在他的办公室里坐下来谈谈。索裘纳立刻就谈到正题上去。
“道格拉斯，我想请你借给我一笔钱，来作罗斯福竞选主教的经费。”
“成，成！这么说，他醒过来啦。”
“没有，他可没有，不过我可瞧明白啦。我们达拉斯教堂里的斗争是剧烈可怕的。我认为要是罗斯福今年当选不了主教，那他就永远不会当选啦。再说，他还会失去这个教堂；堂里的一些领导人恨他。他要再找一个圣职或是找个什么使他满意的工作，那都很费事。另一方面，他也开始认为自己有机会当选。他身背后可真有一股巨大的推动力。”
道格拉斯笑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倘使再加上细心筹划的竞选和足够的钱，那准可以产生出一位威尔逊主教来。要不然，他就成了个落选人啦。他会得到很大的票数，可他不会当选。我知道谁在跟他竞争和出了多大价钱，”
“好，但是得多少钱才‘足够’呢？”
“大约得一万块。”
“一万块！你在开玩笑吗！除非你打算去四处行贿，要不就不会要这数目。”
“不，我并不打算这样。可是有人竞争，激烈的竞争。上一届大会上的价钱是五千块上下。不过现在价钱涨啦。这不象你说的那样，并不完全是行贿。如果我们很精明地去办，那也有不少很正当的宣传费用；还有些罗斯福的朋友负担不起的真正私人的旅费和膳宿费。此外，还有几个彻头彻尾的贪污分子；他们的嘴非给塞住不可。嗐，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卑鄙。可是小妹妹，你是待在一个卑鄙龌龊的世界上呀。”
“但是如果我来办这件事——我目前对它可很怀疑——我也决计出不起这样一个数目。我原以为只要一两千。可是一万块——道格拉斯，这太想不到啦！”说完，索裘纳站起身来。
可是道格拉斯却轻轻地把她推回到座位上。“慢着，慢着，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件事。我是一个赌鬼；我相信威尔逊。他是一个规矩人；在我认识的传教师里，我认为是规矩人的可并不多。此外，他还有个挺好的、远大的计划。我愿意好歹来试试。让我来主持他的竞选工作。要是他失败了，那你们什么也不用花。要是他胜利了，那我就把帐单交给他。那准得要差不多一万块，要不我就大错特错啦！”
“就这么办，”索裘纳说。
威尔逊对这个计划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很高兴地听到有斐女儿扁桃腺的好消息，同意索裘纳和她在芝加哥住过春天，好有机会听听音乐，看看戏。他八月里再上她们那儿去，然后由道格拉斯夫妇陪伴着，一块儿上堪萨斯市去。威尔逊得到了不少鼓励。他收到了好多封信。他提出的制定一个劳工和社会纲领的提案，在大会上受到广大听众热情的重视，虽然主教和一般教堂执事却没有说什么。
接着，到提名的时候，威尔逊听见自己在一篇词藻华美、语气恳切的讲语中给提名做主教候选人；讲话的并不是一个得克萨斯人，而是伯明翰来的一个教外代表，以前威尔逊在那儿当过牧师。有一刹那，在他的纲领下将掀起一场群众运动的这个美梦，似乎风靡了整个会场，由他在前边领导着。一阵欣喜浮上他的心头。他就要以“仁德”去战败“邪恶”了。他嘴里颤声地哼着这支老赞美歌：
让我们在埃及的黑沉沉海上敲起响亮的手鼓；耶和华胜利了。他的人民获得了自由。
他想祈祷，但是正在这时，一个高大个儿的得克萨斯州传教师俯身对着他，小声说道：
“唔——牧师先生——我恐怕不得不改变主意啦。我才告诉夫人，两百块钱可以解决我的开支。现在，我发现不成。我至少得要三西块。我觉得非常抱歉——”
威尔逊站起身，脸色变白了。“哪位夫人？”他突然问。
“哟，当然是威尔逊太太罗。我以为您知道——”
“我不知道。”说完，威尔逊立刻走开了。
他正要走出大厅的时候，在第三次投票中当选了非洲监理会的主教。可是他继续朝外走去。他得到了这个主教的职位，不是仗着名望，不是仗着成就和卓越的见解，而是仗着钞票。当时，他并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直到一个月后，道格拉斯的九千六百七十八元一角三分的帐单才放到了他的办公桌上。这时，他知道的只是，他们为他的职位花了钱；他感到羞愧得要命。
他走得非常快，得克萨斯州的主教差点儿跟不上他。热狂的思想掠过了他的脑子。他很想转身回去，重新走进那个大厅。他瞧见自己登上讲坛，面对着代表们，把这件沾污了的主教袍朝他们脸上扔去。他——可是这当儿，得克萨斯州的主教赶上了他，几乎是把他拖上了汽车，送回住处，叫他吃了点东西，喝了点酒。
接着，他跟威尔逊谈了起来。“老弟，你买下这个主教的职位，自己觉得很害臊。我也觉得这样。你的忠实的太太也觉得这样。别人做了这样的事，一点儿也不觉得害臊。老弟，你别感到没希望。我们的教会并不坏。这可不是基督教里第一次买卖主教的职位。是呀，人家甚至动刀和下毒来取得它。哦，不！就连今天，比我们富裕和精明的教会里，也是这情形——不过别管这个。
“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并不是所有的职位全给拿出来拍卖。不过今儿，我们可待在一个不愉快的局面里。我们有事情得办，许多事情，而且得办得快。这些事全得花钱。跟着金钱，邪恶也就来了。我们太穷啦，没法做世界上的人坚持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于是行贿。我很难受。我很难受，因为你这么做了。我更难受，因为教会容你这么做。
“有一天，遵照上帝的意思，你和我再出一番力，出卖主教选票会成为一项大罪，谁也不敢犯下这项罪，还指望留在教会里。不过我高兴的是，买下这个高职位的是你，而不是一个品德比你差的人。我对你太太不下判断。你也不必去下判断。也许是上帝告诉了她非得做些什么，也许是魔王，反正她做啦。我可以说，你当南部一个小城市里的低微的牧师，准可以为主服务。事情竟然没能这样。相反的，你如今是主教啦。
“现在，你得来熟悉一下这个职位的真正意义。以前，老弟，你对宗教实在没有多大信仰。你瞧不起教条和奇迹。教会的仪式并不使你感觉兴趣，除了作为一种表达感情的举动。这我全都明白。这一切我也全经历过。但是你明白不明白，或是想不想明白，宗教对于你的大多数同胞有什么意义？他们发现自己待在一个自己不知道的世界上。它的变化、它的邪恶、它的不合理的强制，都是绝对没法理会的。世界似乎被‘物’统治着。你非得安抚它，顺从它，或是回避它。在你出生前，你的男祖先，或者说得更恰当些，你的女祖先，所听信的有关世界的解释是：世界上不单有一个万恶的魔王，而且还有一位慈爱的天父。天父得便的时候，会带着他的孝顺的子女乘坐一辆‘烈火般的死亡战车’，驶到一个‘幸福’世界去。在殖民地的污秽、堕落、劳苦和放纵里，在黑色先知们的热情努力下，这个生存之谜的答案从一大群人的尖叫声中在一个短暂的热狂时刻，向他们揭露出来了。那群人尖声唱道：
“‘喊吧，孩子们啊，喊吧，你们自由啦！’
“接着，发生了一个奇迹。他们自由了，可他们并不快乐。他们忍饥挨饿、赤身露体。新的传教师们不得不在旧的教堂上造起一所新的教堂来。我们极力想使这个教堂成为一个聚会的地方，在那儿可以得到家里缺少的东西——温暖、朋友、食物、歌曲。可是不止是这样——准还有个‘意义’。渐渐地，奴隶时期所想象的那个天堂一定得在人间实现，不过并不太快。凭奇迹来改宗，亲自向上帝呼喊——宗教上的这种热狂一定得慢慢来消灭。
“你打算用衣食住来代替它。很好，倘使你办得到的话；只不过你办不到，至少眼前办不到。你甚至不能教这些孩子通过读书来知道别人所做的和所想的事，至少眼前还不能。可是在我们等待、学校踌躇、人民挨饿的时候——在一两世纪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你和我，做些什么呢？伯明翰和安尼斯堡说，‘工作和祈祷！’达拉斯说，‘吃喝玩乐！’，你两种全试过啦。现在，主的救世道路已经指明了——那条鲜血和邪恶的道路。起来，去干吧！”
索裘纳在等侯着。她等了很长的时间，穿着白色的睡衣，坐在卧房里，背朝着窗子，眼睛盯着门。房里很黑。罗斯福·威尔逊走进去的时候，钟正敲着午夜时分。他妻子衬着窗外那道闪闪灼灼的稀微的都市“光轮”，显得黑憧憧的。她身体困乏，闭着眼睛，正在背诵——已经背诵了好半晌——《诗篇》的第五十一篇：
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惟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上帝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
威尔逊朝她走去，可是她睁开眼睛，轻轻地止住了他，一边抽抽噎噎地唱道；
哦，岩石和大山全将消失；这天你一定可以有一个新的藏身之地；罪人，罪人，把你的心献给上帝，这天你一定可以有一个新的藏身之地！
接下去，那个低声的吟诵又开始了：
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他把她紧紧搂到了怀里；她困乏已极，身子不住地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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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巡回传教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九章巡回传教师
一九三八年琴召开的会议上，还有一位客人几乎是意外来到的——那就是罗斯福·威尔逊。罗斯福的母亲在亚特兰大暴动后的信仰复兴中，“把他献给了上帝”。他跟孟沙家的孩子们一块儿长大，后来在新英格兰读了神学，接着在亚特兰大浸礼会的一所很大的黑人教堂里工作。随后；他在梅肯地方曼努埃尔·孟沙的学校附近创立了一所浸礼会教堂，和孟沙的独养女儿索裘纳结了婚。教会按着罗斯福思想路线发展的企图，遭到了种族偏见和教会会员们的阻碍。他离开了梅肯的浸礼会教堂，这时待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当非洲监理会的一个牧师。他上亚特兰大来跟他的主教谈谈，想试探试探主教对他一九四○年竞选主教的事怎么个看法。后来，他路过梅肯，要在那儿安排几件小事，就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满心尽想到自己的工作和命运。
一种显然没有被人注意和触及的趋势，正在这个国家所分成的各种人群里面不断地发展，就象伴奏的音乐，既飘浮过即将发展成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上空，同时又在为殖民制度的帝国主义演奏。这种趋势在黑人当中尤其显着。
这时候有孟沙所代表的这类学校，有不断扩大的黑人商业利益，有律师和医师，还有一般的黑人职工。有已经开始进入白人工会的黑人劳工，还有黑人的教堂。黑人教堂的作用主要在社交方面，而不在宗教方面，这一点远比在白人中突出。它是日常生活里工作和娱乐的一个广泛的中心。黑人传教师是这群人的辅导人，辅导的范围远比在白人中广泛。
罗斯福·威尔逊脱离佐治亚洲梅肯的浸礼会教堂，加入非洲监理会，接受下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个圣职时，心里便想到了这种情况。亚拉巴马州北部是美国垄断资本一种新结合的中心。这儿，煤和铁成了扩展到全世界的一个新兴工业帝国的一部分了；这儿，在采矿方面，就象以前在种植棉花方面一样，黑种工人正成为不可缺少的一分子。威尔逊并没有瞧见这幅比较广阔的经济图画的各个方面，不过他倒瞧出来，他的教堂是他作为一位社会领袖飞黄腾达的踏脚石。
“新政”时期，他在一九三六年接下一个散漫的组织，着手把它建立成自己在梅肯计划建立的那种类型的教堂。这是工人的一所新教堂，地点很适中。他和索裘纳把那些加入了新成立的产联各工会、并且有点儿钱的矿工和技术工人吸收到这个教堂里来。两年后，他们又造了一座新教堂；黑人们为它感到非常骄傲。接着又设置了一个交谊中心；它是市里欢迎黑人去娱乐、而又没有酗酒和赌博的唯一高尚的场所。
他把他的组织和影响扩展开来，设置了一所幼儿园和一个讲堂，还和各工会合作。他在这个白人城市里成了一个相当独立、很有名气的进步人士，他并不向人恳求什么，也不要什么捐助。他的教堂自行筹款，捐给贫穷困苦的人。
同时，威尔逊还在为主教职位奠定基础。在一九四○年的下一届大会上，他决心要使人认为，他无疑是代表着这个宗教团体里最有建设性、最有远见的力量。
威尔逊发现自己此在浸礼会里还受约束。他上边有一位掌权的长老；长老上边便是权力最大的主教。他开始去对主教下功夫；主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不过保养得很好。他对人情有着广泛而透彻的了解，为人自私，不太严谨，可很敏锐，他要自己的教会朝前发展。他注视着威尔逊，听着他的意见。时常，他还相当不讲情面地扔开长老的提议和反对，照着威尔逊的计划去实行。
但是长老的要求还是很有力量的。他是个傲慢、叫嚣的人，很嫉妒威尔逊，一心想借自己对“一元基金”的捐款来在主教面前增加自己的声望：“一元基金”是教会经费的主要来源。长老向教会的各项基金都作了较大的捐献，来贬低威尔逊的社会和慈善活动；威尔逊对他的这些明显的倾轧，感到很气恼。全亏了主教，才避免了一场严重的破裂。他在基金分配的问题上偏袒威尔逊，可是暗地里又答应在一九四○年教会的大会上支持长老做主教。
这一点威尔逊自然不知道。他的显著的成功使他以为，自己的优点会鼓舞大伙儿来选举他。他参加了芝加哥的大会，结果竟然大败。最大的障碍是，他是一个刚皈依这个教会不久的人。这个古老的宗教团体需要一个见习多年的教士。他得先做一个一般的较士。威尔逊没有认识到这点。他不知道在这个教会里，他作为浸礼会教士所作的工作根本算不了什么。他认识到的只是，他想要的那个职位简直是给拿出来拍卖，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那个长老。
威尔逊回到伯明翰去，继续做他的工作，但是他甚至没有设法来掩饰起自己对主教的厌恶。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那年年底，事先既没有暗示也没有通知，他便被调到亚拉巴马州的安尼斯堡去——一个贫穷。破烂的教区。他提出了抗议。主教倒很坦白。
“你想当主教吗？那么你非得凭工作来争取，得长期艰苦地工作。”
“芝加哥有许多人全比您的那位候选人工作得更长久，也更辛苦。”
“当然有啦，老弟。大多数牧师全做不到主教。”
“可是，”威尔逊争辩说，“我在伯明翰的工作全完啦。您支持的主教候选人当上了主教；我给扔到一个破烂的老教堂去，得从底下再住上爬。四年的辛苦全白费啦。”
“噢，没有，”主教说，“没有白费。教会会在你打下的基础上确立起来。找个人来继续这项工作，这倒容易，可是找个象你这样的人来推动一件新工作，那倒很难。你在安尼斯堡有机会做这样的工作。”
威尔逊当时裉气恼。“这不公平，”他说。
主教冷冷地望着他，说道，“接下不接下随便你！”
按实说，也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他中了圈套啦。但是索裘纳却从不轻易激动或是烦乱。她十分镇静地说道：“我们就去瞧瞧是怎么个情形。”
安尼斯堡在伯明翰以西大约七十五哩外，靠近佐治亚州的境界，傍临一条污秽的小河，塔拉胡萨河。这个城市是一个工业中心，特别是纺织工业的中心，由于四效有一些景色幽美的去处，所以也是亚拉巴马州北部许多大实业家的居住地。可是象南部这种城市里常有的那样，它有一个“黑底子”，河沿一带黑人居住的一片低洼的地区——做仆人的和做工人的都聚居在这儿；这儿除了那条河之外，根本没有什么下水道；这地方可不分什么街道和人行道；这儿有的是大量的犯罪行为和贫穷。
威尔逊从伯明翰乘火车到来，上城里各处去看了一下。相当整洁的白人区是在山上，大店铺全在那儿。再往前去便是工厂区。随后，他们到“黑底子”那儿去。亚伦非州监理会教堂便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当中。这是一座阴暗、陈旧的木建筑物，急待整顿修理。但是它却是一个著名的地方，在那儿已经有五十多年，市里不论黑人和白人大伙儿全知道它。它刚遭到一件不幸的事，那是一系列不幸事件中最后的一件。在那儿待了二十五年的那位老传教士死了；全市居民都哀悼他。
他是一个嗓音响亮的人，以前精神饱满，可是多年以来体力和才力都大见衰退。他对教徒们很严格，很傲慢，但是对白人，尤其是对部分维持着这座教堂的阔人，却奉承、迁就。等牧师上了年纪后，全体执事由一个姓卡尔逊的黑人带头，实际上已经把堂内的事务接过手去，在热诚的教徒们的支持下，照着自己的意思办事了。
这个教堂的特色便是那群热诚的教徒和每星期的祈祷会。一小群年老的信徒，主要是妇女，每星期来听一次讲道。它开始时声音总很低，几乎跟谈话一样，随后逐渐激昂起来，变成响亮尖锐的对上帝和人类的呼吁。接下去，热诚的教徒们便出来重新表演某种集体礼拜的仪式，这种仪式产生于古希腊合唱歌舞团以前的年代里，传遍非洲的森林和海外的西印度群岛，再传到亚拉巴马州这儿来。这群热诚的教徒嘴里喊着，慢步舞着，流泪、唱歌、尖叫、扭摆；他们发着歇斯底里，浑身颤抖，又哭又嚷，好象具有一种异国的、外来的力量似的。这种力量传给了大多数会众，往往还给前来参观的白人从旁看着。白人拿手绢掩着嘴直笑，事后还去议论黑人的宗教。这种祈祷往往在死一般的恍惚中结束，许多人全筋疲力尽、气喘吁吁地倒在椅子上和地上。在大多数热诚的教徒看来，这是一场庄严瑰丽的经历，是一件他们为了它一星期一星期生活下去的大事。在星期三的晚祷会上，这种仪式也时常以比较文气的形式表演出来。
威尔逊在第一个星期日看到了这种仪式，感到相当厌恶。他作了一篇简短的讲道，想向会众亲切地谈谈，告诉他们自己是谁，在梅肯和伯明翰做过些什么，以及自己打算来这儿做些什么。他对老牧师的去世向他们吊慰。可是一提到这个姓，热诚的教徒们立刻激动起来了。他没有机会再说一句话。结尾，当会众静默下去，上气不接下气时，堂内进行了一次募款，然后大伙儿才缓缓地陆续离开。会众并不多么看重这位新牧师；新牧师对会众怎么个看法，他当时也还不敢说。
接下去的几星期，他察看了一下四周的情况。首先，有一个牧师公馆，一个文明人根本没法居住的地方。它本来的设计便不好，显然又多年没有修理，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阴沟，只有老鼠洞和腐朽的角落。根据事先安排好的办法，他可以在教会一个老教友的家里食宿。这个教友是一个姓卡特的女人；威尔逊后来才知道，由于她说话锋利，遇事爱露头角，所以给人很简括地唤作“猫儿”。
安·卡特是一个孤独、热诚的人，一直没再结婚，管理着一个纯洁的家，对教会十分虔诚，不过一向好持异议，生来喜欢批评。她在这位新牧师的头上飞舞，象一位报复天使那样，生怕他走迷了路，不知道她装了一肚子的那些新闻和传说。
接下来，威尔逊去瞧了瞧教堂，琢磨了一下它的情形。牧师的薪俸多年来一直是每年五百元；就连这个数目还拖欠不付。威尔逊打定主意自己至少得拿到两千五百元，可是当他把这件事向执事们提出来的时候，他们什么话也没有说。教堂本身非修理不可。它里边满是蛀虫，快要坍塌下来，而且既肮脏又没有人照管。实际上，它应该翻造一下。威尔逊决计上山去跟市里的几家银行商谈商谈这件事。同时，也应该向市民们谈一谈。黑人区的街道很脏。伤寒和疟疾流行。孩子们没地方可去，没地方可玩，就连人行道也没有。那所学校规模很小、光线黑暗、设备也很差。教师是一个柔顺的傻瓜。离教堂不远，有两家酒店，一家供白人喝酒，那就是说，专为白人开的，有扇边门让黑人进出；另一家是专供黑人的。无疑地，两家酒店里都盛行着赌博。
在教堂的另一边，有一所清静、整洁的屋子，有百叶窗，新近还油漆过。威尔逊打听了一下。它叫作肯特饭店。教堂的执事卡尔逊是它的看门人。热诚的教徒里有一个主要的人是那儿的厨师；那儿还雇用了两三个黑人女佣。人家告诉威尔逊，它是一家招待白人的旅绾；这在他看来很奇怪。一家白人旅馆为什么要开设在“黑底子”的中央呢，可是虽说这样，它的外表却很有气派；他很乐意有它在那儿。
“黑底子”的其余地方是一片杂乱的小胡同区，里面满是各式各样没人照管、破烂失修和细心维持着的住屋。下等酒馆，仔细修补起的草棚，以及细心油漆过和装饰得很好的小屋子，乱七八糟紧挨在一块儿。最好的也躲避不开最坏的；最坏的很惬意地蜷伏在比较好的旁边。前院和后院都很狭小；有些是垃圾堆，有些是花园。后边便是厕所，因为这儿可没有下水道。
威尔逊各处看了一下后，发现在“黑底于”那边，河对岸离白人区很远的地方，有一大片空地；他于是想到，教堂和比较好的黑人家庭慢慢地也许可以搬到那片地上去。他把这件事跟长老谈了谈。长老相当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他捉摸不准自己手下新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过有一件事他得强调一下。那便是这个教堂对教会各项开支的捐献，所谓一元基金，已经很严重地减少下去，这必须立刻想个办法。事实上，他开诚布公地说，这便是威尔逊给派到这儿来的原因——扩大对一元基金捐款的数目。
威尔逊强调说，尽管这很清楚，他们还是得有一座比较好的教堂，一套比较有条理的管理教堂机构的方法，以及一种决心，要努力使这个宗教中心摆脱掉它那种热狂礼拜的习惯，建立起一种现代教堂的体制来。他向长老着重地提出了扔开旧教堂、搬到河对面去的这个计划。长老肯定这是办不到的。但是他叫威尔逊“动手去试试”。威尔逊试了试。
真的，它似乎是办不到的。掌握着老教堂抵押权的那家银行宣布说，有不少利息还拖欠着没有付。房地产经纪人很干脆地说，河那边的地给保留着，好让正在涌进来的白种工人将来有发展的余地，所以一小块也不能卖给黑人。等重建教堂的提议提出来的时候，威尔逊发现取得一项新抵押的条件很苛刻。他相信如果自己上亚特兰大去为这件事情筹措资金，那准可以办得好点儿。
可是等他向全体执事提出这办法的时候，他遭到了一致的反对。教堂一定不可以搬动。这个提议本身便是亵渎神圣的。它在那儿已经有五十多年，得永远设在那儿。在这个问题上，简直不容你有申辩的余地。至于翻造一下，唔，这倒可以研究研究，不过这不用急，根本不用急。
威尔逊又上商业区里另一位银行家——一个很有才智的年轻白人那儿去，他似乎十分同情，不过他只是摇头。
“牧师先生，”他说，“我想您敢情不大了解这儿的情况。您没瞧见白人在那个教堂四周投下的那一大笔资金吗？公寓、店铺，酒馆，还有些赌博，但愿不太多。黑人在肯特饭店和别地方找到了工作；他们的住处离开工作的地方很近。当一个城市把事情这样安排好后，你可不容易改变它们。嗨，如果我是您，我就只计划修理修理这个老教堂，使他可以再维持五年或是十年。到那时候，也许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接着，威尔逊问道，“您提到的这个肯特饭店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家白人旅馆会开在那儿。”
年轻的银行家相当惊讶地望望他，然后直截了当地说道：“关于肯特饭店，我恐怕没法详细地告诉您什么。您得自己去打听。再见吧。”这样，他把这个黑人牧师打发走了。
第二天，索裘纳走来，在他身旁坐下，握住他一只手，说道，“亲爱的，你知道肯特饭店是个什么地方吗？”
“不，”威尔逊说，“我不知道，我昨儿还在打听。是个什么地方了”
“它是一家供白人玩乐的妓院，里边全是白人姑娘。他们雇用了好些个本地工人，包括我们托管部的两位委员，又从黑人伙食商那儿去买些食物。市里有几个最有地位的白人都是他们的主顾。”
威尔逊瞪眼瞅着她。“亲爱的，你准弄错啦。”
“去跟卡特太太谈谈，”她说。
威尔逊跟卡特太太和别人谈过后，惊讶得了不得。当然，这是南部城市里常有的情形——把供白人玩乐的黑人姑娘的妓院设在黑人区里，公开地做着买卖。可是因为白人的抗议和黑人的怨恨，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消灭了。黑人愈有教养，他们领的工资愈高，对这种情况便愈加怨恨。
不过肯特饭店的这种情况是比较狡猾的。实付的工资比较大、比较固定。里边的姑娘是白人，而且为了避免跟当地人发生摩擦，是从市外来的。白人区的支持也比较大，而且简直不大公开。优厚的工资、各种各样的赞助和认捐，止住了黑人方面公开的抗议。然而威尔逊知道这地方非去掉不可，要不他就非走不可。对他说来，没有办成什么事便离开这个职位，实际上就意味清自己在监理会里——就算不是在所有的教会里——没有前途了。他很激烈地跟卡特太太谈了谈。
“这地方简直该给烧掉！”他说。
她有点儿热狂地望望他，说道，“亲爱的牧师，这正是我心里想了多年的事。抗议可没有用。我们给一个丢脸的地方束缚着。我不乐意损害那些标致的姑娘。这可不能怪她们，但是如果它给烧毁了，那么在它重造起来前，一定大有机会来提出一次响亮有力的抗议。我瞧不出我们能有什么别的办法。非把它烧掉不可，这真一点儿不错！”
威尔逊镇定住自己，望望这个两眼热狂的女人。“亲爱的太太，”他说，“实际上我当然不是这意思。您非得——您非得把这忘了。我——我只不过这么说说。”
卡特太太静静地望着他。“我很知道您是怎么说的和您实在是什么意思。我是象我过去十年里那样在想着。非把它烧掉不可！”
威尔逊上市里去，弄清楚了负债的情形，教堂和牧师公馆没有保险的情况，以及再多借点儿钱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代价很高。他跟托管部谈了这件事，并设法拟定一些计划，去寻求比较经常、比较大的捐款。反应并不很好。卡尔逊先生和一些别人似乎认为，他们筹出的钱已经比实际可以筹出的多了；他们也许可以把牧师的年俸加一倍，把它提高到一千元，可是再也不能多一分钱了，总的说来，他们怀疑威尔逊先生上别地方的一个教堂去会不会更满意点儿。威尔逊先生坦率地告诉他们，他不会更满意。
有好几星期，他都在研究着情况。尽管他作了些冷静、批判的讲道，他发觉自己差不多每个星期日都给热诚的教徒们推回到非洲从前的那一套里去。再说，他收到的捐款甚至还不及教堂以前经常募到的多，白人的捐款显著地减少了。他瞧出来，自己正给人不很客气地在排挤着。他又去跟长老谈了一下。长老瞧见情况逐渐恶劣，于是比较同情地听着。
威尔逊搭上火车到亚特兰大去，到那儿便跟主教坐在一起，汇报了这一情况。
“亲爱的主教，除非我可以摆脱掉那个托管部和卡尔逊的支配，要不然在安尼斯堡便不可能做出什么成绩来。我要求您和长老帮我来办这件事。”
主教皱起眉头。他正准备说，这是他甚至试也不乐意试的事情时，门铃响了，一个送电报的送了一份电报来给威尔逊。电报上说，安尼斯堡的亚伦堂和牧师公馆，以及附近的一些房屋全给烧毁了。
威尔逊奔回家去。这一切全是事实。不过他还听到一些其他的离奇古怪、使人惶恐的事。“猫儿”——人家这样唤他的女房主——死啦。人家瞧见她在日落的时候放火烧了教堂，用火把把火从下边一直点到了上边。接着，她爬到了肯特饭店的屋顶上，在那儿摇摇晃晃，险些儿摔了下去，一面在街上人的尖叫声里从上边一直放火烧到下边，让妓院里的姑娘们有个机会逃跑。
姑娘们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和贴身小衣奔了出来；还有许多男人也同时向外乱跑。不幸市长在逃跑的时候跌折了一条腿，早报对他想去扑灭火势的英勇行为大加赞扬。
警察局长跑来，相当凶恶地跟威尔逊该话。“我想知道你对这场火知道些什么。”
“我根本什么也不知道。我来这个教堂做牧师才做了几个月，实在并没有制定什么计划，也没有取得多少掌管它的实权。”
“你昨儿晚上在哪儿？”
“我在亚特兰大跟教区的主教商量事情。”
“筹划这场大火吗？”
“不是。”
“你有没有听谁说过，要把这个教堂烧掉？”
“没有，”牧师回答，他很直率地撒谎。
“听着，威尔逊，这是件很严重的事。我们有点儿疑心，有些黑人是在你的煽动下，存心把这座教堂和肯特饭店烧了的！”
“先生，他们干吗要把肯特饭店烧了呢了”
“我不管干吗，不过要是他们烧了，那么就有人得坐一辈子牢。”
“我倒认为，”威尔逊先生说，“这对本市的市民们说来也许是一件大喜事，因为他们去掉了一家开设在他们唯一的黑人住宅区中心的妓院。”
“你要是敢公开说什么象这样的话，威尔逊——”
威尔逊探身向前，说道，“我敢；我这就说。”
市政委员会就整个儿情况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便等于把一件会损害本城名誉的事，交给外界去公开议论。黑人教会里的卡尔逊这时向白人朋友们发出呼吁，劝募经费来重造教堂。威尔逊听说，过去一向是肯特饭店对教堂的经费捐献最多。他坚决反对向随便哪个想恢复这个妓院的人去劝募经费，于是向市政委员会提出了这一点。可是委员会不肯听他的。那个银行家乐意为重造这座教堂提供经费。肯特饭店这件纷争的事便暂时给搁置下来。
接着，索裘纳行动起来。她知道白人妇女筹划召开一次全市传教团体的会议。这跟非洲的外国传教工作有关。她上监理会教友协会的会长那儿去，问她乐意不乐意有黑人来参加。例如，她提议，自己可以领一群人来演唱一些黑人圣歌。
道斯太太是一位亲切、厚道的人，并不十分机灵。她很高兴，叫索裘纳把她的一群人某天晚上领去。当她把这件事向各传教团体提出来的时候，她并没有获得原指望的那种合作。另一个问题是：该不该邀请天主教教会和唯一神教会来参加。最后，经过相当热烈的讨论，她们决定联席会议上不包括这两个教会。随后，这些疲乏已极的开会人同意，让这个黑种女人把她的歌唱队领来，演唱一些黑人歌曲。
这样，索裘纳便到山上一所市内较好的住宅去，坐在小客厅里（免得她那些姑娘太惹人注目），等侯人家邀她的一小群人出去唱歌。她们等侯了相当久；出席会议的妇女大多数全乐意把这场唱歌表演延迟到往后再说。但是她们很倦，还有点儿饿，因此趁黑种仆人四下在送三明治和饮料的时候，索裘纳站起身来，走进大客厅去，说了一句话。
“各位女土，我在想着，”她说，“如果在表演以前，我先把一件使我们在‘黑底子’那儿很忧虑的事说一说，你们也许不会见怪。”她用文雅的低声说；那些女人全瞪眼望着。接下来，她把炸弹扔了出去，镇定地说道，“我指的是在‘黑底子’重造那个叫作肯特饭店的妓院的提议。”
大伙儿大吃一惊，寂静无声，接着是一阵近乎尖叫的声音，不容她再往下说。可是坐在后边的一个高大、漂亮的女人站起身，简直是大嚷着才使她们又静下去。“听着。我可要听听这件事，我知道关于这件事的谈论已经给压制下去啦；我曾经白费力气地想探听到事情的真相。要是这个女人有什么话想说，我赞成她立刻在这儿说个明白。”
接着，索裘纳镇定地告诉她们，这儿有一家妓院，是由一个有着充实的金融后台和警察保护的女人开设的。她在妓院里实际上拘禁着十五到二十个市外来的年轻的白人姑娘；她们侍候着在座各位女士的亲戚朋友。“上帝慈悲，把妓院给烧了，‘黑底子’那儿的基督徒们可不想它再给恢复起来。”
说完，她没等吃惊的女士们镇定下来或是能够开口，便在钢琴前边坐下，把自己的姑娘们聚到四周，歌唱起来：
让我们一起跪下来叩头。让我们一起跪下来祈求。让我们一起唱歌，来迎接初升的旭日！乐意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唱吧。
会议很混乱地散了，可是那个高大、漂亮的女人半小时后才奔到了自己的家门前。当她在门口听见丈夫的兴冲冲的声音说，“喂，玫瑰骨朵，是你吗？”的时候，她尖声喊着回答道：“收起玫瑰骨朵的这一套来！杰姆·康威尔，天责罚你的灵魂，要是你让他们把‘黑底子’那儿的那个妓院再造起来，那我管保立刻离开你；我还得把我离开的原因告诉全安尼斯堡的人！”
随后直到下一年，安尼斯堡市里黑人的情况和他们跟白人的关系恶化到了极点。随时随刻都可能发生一场暴动。威尔逊有遭到殴打的危险。教会动摇起来，因为捐款非常少，但是星期日的那种集会倒中止了。最后，仗着周密的筹划和工作，改组的事进入了正轨。老教堂给拆掉了；一座新教堂建造起来，旁边还有一所牧师公馆。“黑底子”那儿开了些阴沟，和市里的阴沟接通；最肮脏的污秽和垃圾全清除掉了。
威尔逊的会众里的黑人渐渐安定下来，静听着他所说的话。新的教友从附近地区跑来，于是需要设置一所主日学校和做一些社会工作了。捐款也变得比较固定。
黑人在这个欣欣向荣的城市里的各项工业中获得了比较多的就业机会。尽管威尔逊好几个月都万分失望，索裘纳却很有眼光和勇气，能够逆料到这项工作的发展，并且认识到自己作为牧师妻子应该怎样。她把他完全扶了起来，使他站定了脚。新教堂偿还了债务，为会众安排了工作。主教赞扬他，募到了比应有的更多的款子，过了三年又把他调到莫比尔去。
这回，威尔逊真的反抗起来。“上帝啊，”他说，“够呛的事可真够呛啦！”索裘纳也表示同意。主教的动机倒并不完全是自私。威尔逊挽救了两个沦落的教堂；还有两三处别的地方需要他的精力和阅历，以及他的这样一位妻子的合作。莫比尔最后赢得了他。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不过三四次这样的成功，便可以使威尔逊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人，也许还可以把教会从它新近陷进去的经济困难中解救出来。因此，主教事先没找威尔逊商量，便把他调了去。明知也许会有麻烦。
罗斯福·威尔逊感到没有希望。他似乎根本没有前途了。如果他上一个新任命的地方去，出力工作，那他可以建立起一所教堂来。这他知道。他可以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教区，经常捐款来维持他自己和整个儿教会。需要的话，他可以造起一些新建筑物来，有交谊室和种种现代的设备，不负债，还有充分的收入，可以付给他一笔合理的薪俸，可以聘请一个助理和许多社会工作人员。他还可以为老年人和儿童创办一些机构。
可是他这么做的时候，主教和教会总会的要求也会不断地增加起来。不单有所谓一元基金——这是对每一个教友征收的一笔一元的会费——而且有各种特殊的理由：国内外的传教，特别是上非洲传教。这些理由有些是好的，有些是骗人的。不论怎么说，分别对待或是干脆拒绝都很困难。失去长老们，特别是主教的欢心，那是很危险的。
主教几乎有着无限的权力。他非但领取一笔优厚的薪俸，而且还向教区和教堂提出种种的要求和勒索。当他来视察的时候，他非但指望得到免费的供应，而且还指望人家送礼、送钱、送衣服、衬衫和鞋子。一年当中，送给本区主教和其他一些前来访问的主教的这种礼物，达到了好几千元。要是不送的话，那么这个牧师干脆就不必指望得到一个好职位！
当然，主教不得不顺从地方上的意见，而这是威尔逊可以倚仗的。他教区里的人老想他回去。虽说这样，主教和长老一起还是可取调动他，而根据规定，三年之后他们也必须调动他。不过倘使他得到他们的欢心，那他也许可以待得比较长久些，几乎可以无限期地待下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混得好，那就是说得奉敬些钱和阿谀屈从。
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威尔逊自然加倍努力想来获得一个主教的职位了。他在这个教会里是一个最最成功的牧师，受过很好的教育，有一位很有才干的妻子，本人又很正派，具有崇高的理想。再说，他还相信这个教会和它的教义。不是盲目地信仰；他背不出《使徒信条》，更背不出《尼西亚信条》，也不愿说它上面句句话都是颠扑不破的。不过一般来讲，他接受基督教教义，想看到它在人们的生活中体现出来；他热诚地倾向于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除了主教个人的意见和决定外，还有在大会上选举主教的那些传教师的态度。他们是由他们的教堂挑选出来作代表的。威尔逊发现他们谋求着这种代表的身份，一般都是为了可以接近主教，还为了出席投票有可能当真弄到点儿钱。
在他们看来，这并不算是受贿——这是维持贫民代表的一种手段。他们大半都领着少得可怜的薪俸，为这还得拼命地工作。如果他们给选去出席大会，规定给他们的费用很少，但是他们总有可能因为去开会而收到——当然不是公开地——一定数目的款子，倘使他们肯投票选举某一个候选人的话。威尔逊很惊讶地发觉，对主教职位的这种行贿办法不但普遍，而且还在滋长。
这时候，威尔逊改用了不满意的牧师们通常采用的一种办法。他申请调到另一个主教区去。得克萨斯州的主教欢迎他去。他知道威尔逊是一个善于筹款的人，认为他的艰苦的经验会使他比较乐意接受意见。他的达拉斯那儿需要这样一个人，因为那儿的一个重要的教堂渐渐不大听他指挥了。他派威尔逊上这个教会中最大的教堂——达拉斯的教堂去。
它是事业发达、生活富裕的黑人的一所教堂。会众里有许多专业人员、商人、保险商和承包人，还有些技术工人和阔绰的白人家的可靠的老仆。它有一座富丽的建筑物和一个设备很好的牧师公馆跟礼拜堂。堂里穿白衣的唱诗班唱得很不错，不过多半总不唱圣歌。教会捐钱给市里的社会福利基金，并且不向白人方面去请求捐款，虽然有些捐赠是没法拒绝的。它有一个讨论会，讨论政治和一般事务。说真的，它是一个只不过微带点儿宗教性、根本不关心社会工作的团体，它可没有负债。
它需要一个乐意夸耀并强调它在社会上地位巩固的牧师。牧师的待遇一向很不错。乍看起来，罗斯福·威尔逊牧师似乎顶适合这个要求。他最初的一些讲道全非常好——很有分寸，而且还有些很有学识的讽喻。接下来的几次关于社会改革、工人和贫穷的讲道，便不大受人欣赏。下一次谈论工会的讲话，使托管部召开了一次会议。教友们显然是反对工会的。他们非但在设法加入工会时受到歧视，甚至在加入以后也受到歧视。此外，他们有不少人为了供个人差遣，为了追求利润，也雇用了一些劳工。他们坚持这个问题在未来的讲道里得避而不谈。同时，他们提议威尔逊应该有一辆汽车，专供访问分布很广的会众和办理公事之用。他出很少的代价便可以买到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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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自由的北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八章自由的北部
黑人周刊《纽约时代》的老板蹙着眉头，从帐簿上抬起脸来。
“杰克，”他说，“我可不得不派你去拉广告，拿佣金，不拿薪水啦。”
“您知道我单靠拉广告没法生活。”
“为什么没法生活呢？你知道登广告的人出的钱很多。”
“不错，他们为买主出钱，可是黑人周刊并不给他们招揽去什么主顾。早在一八二七年，从鲁斯窝姆的《自由日报》开始，经过一八四七年佛瑞德·道格拉斯的《北极星》，直到从那时到内战之间的二十四种黑人报刊，以及后来的这几百种为止，他们开头全极力想解放黑人，给黑人辩护。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很好的目的，也是我很感兴趣的。但是这可没有给白种商人们推销掉烟草、酒、食品，或是衣服。因此他们不乐意上我们这儿来登广告和负担我们的开支，或是其他的费用，象他们对白人报纸那样。这一点您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现在，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试一下；这是《危机报》的成功给指点出来的。那就是多登载一些黑人的新闻和图片，可以在黑人读者里增加销数。”
“这可要费钱。”
“借点儿钱来试一下——”
“不成，我欠的债已经够多的啦。杰克，你不去拉广告，那就另找工作去吧。”
“我就另找工作去，”杰克说，说完便回家去了。
杰克·卡迈克尔娶了曼努埃尔·孟沙的内侄女；两口儿听了孟沙的话，上佐治亚州的南部去试搞了一阵子农业。杰克跟地主冲突起来，逃奔到了北部，有一晌音讯全无。蓓蒂上纽约去，把她的男孩儿留在农场上，跟着外祖母。她学了看护，把孩子和母亲接去。随后，几乎出乎意外，杰克和家属团聚到了一块儿，并且在当地的一家黑人周刊社里找到了工作。这时，他给解雇了，感到十分沮丧。
在家里，蓓蒂倒不象他那样绝望。
“杰克，我早就想着，纽约市不是我们待的地方；这儿人太多、种族主义情绪太强啦。我一直想上美国独立和解放黑奴的发祥地新英格兰去。说也凑巧，今儿早上我得到了一个机会。马萨诸塞州斯勃林菲尔德的市立医院想添一批护士；他们约我上那儿去。”
“上斯勃林菲尔德去吗？”
“是呀，它是一个大约有十五万人的城市，在那一州的西部中心；一个兴旺的工业城市，有些很好的学校，还有一个贤明的市政府、两所高等学校和一家国营兵工厂。你准听说过《斯勃林菲尔德共和党人》，我们的一份最开明的报纸。”
“听起来挺不错，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杰克，我们上那儿去，住定下来。要是一个诚实、勤恳的黑人在马萨诸塞州找不到出路，那我们也不必再待在这个世界上啦。”
杰克原想说，真不必待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不能再使蓓蒂失望。
蓓蒂先去了。医院当局发现蓓蒂是黑人后，有点儿吃惊，可是他们查看了一下材料，发觉这件事早已说明了，只是在随后的联系中给忘却了或是给忽略了过去。当然，这原该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住宿的问题却引起了一些麻烦。当医院当局知道蓓蒂有家属，乐意住在家里时，问题似乎全解决了。
但是这引起了另一个问题：蓓蒂能上哪儿去租到一个住处呢？她一定得挨医院很近，可是没有黑人住在这一带地方。那三千左右的黑人，几乎全部住在市内南部的一个地区里，不和白人混杂。总的说来，那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非常整洁，黑人们住在那儿，象白人断定和当真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大伙儿热闹一点儿。于是有人提议，住在那个地方也许还不算太远，但是蓓蒂毅然拒绝考虑这个解决办法。
“我压根儿不反对去跟黑人、犹太人或是意大利人住在一块儿，不过把家安顿在离医院两哩外的地方，这是不能想象的。”
要不是亏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这个困难也许会就此破坏了蓓蒂的计划。
“这个护士坚持要住在白人区里，这真太笑话啦，”院务委员会的主席说。“也许我们不如让她回纽约去吧。”
这可办不到，因为蓓蒂已经接下看护塞勒斯·泰勒的任务了。塞勒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市里一个最阔绰的居民，出身在一个显赫的世家；这个世家早在一七八六年解兹叛乱时就已经十分活跃了。塞勒斯的儿子在金融界和实业界很有地位，这使这个城市和这一州有进一步繁荣富裕的希望。塞勒斯患着一种慢性病，已经有好多年；他是一个乖僻的病人，新近刚把医院接连派去给他的第三个护士打发走。这所医院也是他捐款创办的一项慈善事业。蓓蒂初到的那天便奉派去临时代替一下。她似乎倒使他十分满意。这当儿，任何换人的想法是绝对不能考虑的。因此，挨近医院和泰勒家的一所五间屋子的小住宅便暂时给租赁下来了。
家属来了——年老的外祖母；小杰克，一个很活泼的八岁男小孩儿；以及杰克，那位丈夫和父亲。不久便有人暗地里提出了一些抗议，主要是因为一个黑人家庭对周围产业的价值可能造成某种影响；还有一个比较隐讳的原因，那就是：这将使一个黑孩子进入一所最好的公立学校。自然，公立学校里本来也有几个黑孩子，不过他们大多数全上那所八个白人教师中有一个黑人教师的学校。挨小杰克目前的住处最近的那所学校，恰巧从来没有收过一个黑孩子。
于是有人很巧妙地暗示说，也许小杰克待在这么许多白人中间会感到有点儿孤单，而且交通——
校长很冒昧地向蓓蒂这样提议了一下。据他报告说，“她简直毫无礼貌，似乎很不喜欢这个办法。天知道，我完全是一片好心；我认为这个黑小子管保会感到很苦，一面得跟上大伙儿的功课，一面又得忍受着他从白孩子那儿受到的那种对待。不过这对我并没有关系。”
小杰克第一学期一开始便挨了三顿打。第一次他给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不过据说是四个男孩儿合起来打的。他不想提出什么控诉，因此蓓蒂也没说什么。一个月后的第二场格斗不分胜负；小杰克夸示着一只打青了的眼睛，作为一种勇敢的标记。教师们没说什么，因为小杰克是个聪明伶俐的男孩儿，各门功课全出人头地，愈来愈受到同学们的喜欢——由于他私下在许多方面的冒险精神和他偶然咒骂起人来的那股力量，所以既受到同学们的喜欢，又成了他们相当惧怕的人。深秋发生的第三场搏斗，结果使一个家里很有势力的青年人挨了一顿毒打，因此校长认为他不得不干涉了。
在校长的邀请下，蓓蒂上学校去，准备展开辩论。
“是的，校长先生，我对这全都知道，我很高兴您把我给邀来。三个月前，您这儿的一群年轻的恶棍朝着一个年纪很小的黑孩子扑过去，把他打得几乎人事不省的时候，您并没有抱怨。您敢情以为这样可以把他从您这所顶好的学校里撵出去。可是没有。他从小不是给这样培养起来的。第二次，他运气比较好，结果还不错。那一次，您没有抱怨，我也没有。可是现在，您心爱的一个阔人家的孩子有几颗牙给打掉了，您就威吓说要开除他。来，试试瞧吧。这是塞勒斯·泰勒先生推荐给我的律师的名片。泰勒先生认为查明白斯勃林菲尔德的公立学校到底是谁的，这也许是个好主意。”
校长连忙向卡迈克尔太太保证，开除是他心里想也没有想到的事，他提到可能开除，不过是防止气恼的家长向法院去提出控诉。他所谋求的只是恢复平静和好感等等，以便来开导一下当时恰巧由走廊里走过的二十来位教师。
房屋和小杰克的这一切纠纷，在杰克·卡迈克尔看来，全不相干，因为他正面临着谋生的问题。这是一个奇怪的情况。斯勃林菲尔德原会极力否认有任何真正的种族偏见的。它有一个时期隐匿和帮助过约翰·布朗。它原会承认对爱尔兰天主教徒有点儿恶感，而那三万五千多外籍工人多少也是一个问题，尤其因为工会和罢工威胁着过去的产业与财富。那一小群黑人多半是在当地生长的，有着共同的学校教育和良好的美国教化，也有一些是来自南部的黑人，可是他们很容易地、并没过份抱怨地便给当地的这群人接纳进去了。
这群人的工作简直似乎是天生注定的；他们给人家帮工和干普通活儿。这种工作待遇不错，不过并不太高，而且也没法提高，因为当时并没有人要黑人去干别种事。他们有不少人全有着精致的、整洁的住宅。其他的人则从白人屋主手里租下没法租给别人的产业；这些产业往后还可以按高价卖给黑人。社交方面，黑人有自己的教堂，其中有一所公理会的教堂，还组织了一个联谊中心，使这个城市确实有理由感到自豪。另一方面，这群黑人劳工跟那些外籍工人社交上或是经济上几乎全没有联系。外籍侨民——意大利人、加拿大法兰西人和少数斯拉夫人——跑来在工厂里当工人。这些工厂制造电动机器、机器脚踏车、枪炮和新的塑料产品。比这些人来得更早的爱尔兰人，在较老的毛织厂和造纸厂里工作；他们已经自认为是美国人了。他们把持着最好的手工业活计，还从事商业、市政府公务员和一般职员的工作。
这几种人由于受了教育、有了收入和产业，他们的地位开始变更了，这时困难可就来了。这在爱尔兰人里最为明显，在黑人里最不容易看出来。当迈克·吉本斯成了一座老工厂的合伙人时，当东尼·马赛里跟一个美国的显赫人家结了亲时，那十万多道地的美国人全感到了这许多低下的人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但是他们再也没有想到，一个象杰克·卡迈克尔这样的黑人竟会不乐意当仆人。他人很不错，受过很好的教育，可是工厂里却没有工作好给他做，铺子里也没有职务可以派给他；事实上，他寻找了一个月也没有找到一件可以接受的工作，要就是一家批发公司里的运货员职位。而就连这个工作也有些附带条件。以前担任这个职务的白人辞职了，因为公司老不给他加薪和提升。他们让杰克暂时去担任这项工作，因为业务的忙碌造成了一时的急需。再说，杰克后来才知道，这项工作支取的是一个看门人的工资，而不是一个职员的。
不过这好歹是一个机会；杰克接受了它。他工作做得很好；说真的，非常好，要是他是白人，那他很快便会支取到比较高的工资，最后还会给提升。按实说，他的工资是加了，可他并不给当作职员，他要求加入职员工会的申请也给驳回了。杰克和蓓蒂谈了谈这件事。这是由他们住宅续租的事所引起的。房主说他想卖了，不乐意再出租。他要的价钱很高。杰克去接洽的那家银行拒绝抵押贷款。蓓蒂和她的病人塞勒斯·泰勒谈了谈这件事。房主降低了售价，银行改变了主意，杰克和蓓蒂于是订约买下了他们的住宅。这又引起了杰克的职业问题。他们要是想生活得跟邻居们一样，那就得有较好的收入。如果他们不按照附近一带的标准生活，那么邻居们便很有理由来褒贬了。
因此蓓蒂促请塞勒斯·泰勒和杰克谈了谈。塞勒斯·泰勒面对着衰病的老年和二十世纪的变动的经济，身心紊乱失常。由于他自己生活的要求大部分跟当前的变动格格不入，他更加努力地坚守着自己的某些旧信念。他几乎有生以来便是一个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的人，始终没有忘却隐藏潜逃的奴隶时那份激动的心情。他从来不容许有丝毫的种族偏见。因此，当蓓蒂到来，表明是一个体贴的好护士后，泰勒差点儿破坏了和他住在一起的他儿子的家庭，因为他的儿媳妇想把蓓蒂当仆人看待，让她在厨房里吃饭。
由于泰勒的坚持，蓓蒂才摆脱了一个局促尴尬的局面，三个仆人全是黑人：一个厨子、一个女佣和一个汽车司机兼花匠。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整洁、有礼而且能干。但是正式护士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她们得受到职业人员的待遇，不是仆人的待遇。蓓蒂以前的几个白人护士全受到这样的待遇，在一间饭厅里单独吃饭。他的儿媳妇想到，既然这个叫人受不了的老头儿刚愎自用，想纵容一个黑人护士，那么把蓓蒂当佣人看待也许可以消掉一点儿自己心里的怒气。接着，使她惊奇的是，那个黑人厨子直接向塞勒斯去控诉，说她两样看待这个黑人护士，因此，蓓蒂自己还没有决定该怎么办，便已经很堂皇地单独在吃饭，厨子已经来向她道歉了。这一来，儿媳妇甚至比先前更不喜欢蓓蒂。
年轻的泰勒太太是一个好心眼儿的女人。说真的，在她自己看来，她是有德行的，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她做姑娘的时候，从来没有让一个小伙子亲过，也从没有听过什么猥亵的故事；她经常参加主日学校，学会了写字、读书、钢琴也弹得很不错。在家的时候，她帮着做点儿家务事，可是照着母亲的意思，把繁重、肮脏的活儿全留给一个仆人去干。这使得她两手柔软，衣服洁净。她并没有很正式地给介绍进社交界，因为她家里人在社会上没有那么高的地位，不过中学毕业后，她便开始参加适当的宴会了。她的父母不愿意她去工作，宁愿让她等侯适合的婚姻，往后在自己家里操作。她和阔绰的小泰勒的结合，在社交上是一大成功。
私底下，她对这件事几乎吓得要命，因为在两性生活方面她从来就没受过一点儿指导，或是有过一点儿常识。结果非常不幸，婚后好几个月，夫妻俩除了羞窘和磨蹭外，一点儿也不和谐，终于分房睡了。丈夫在纽约的旅馆里租了一套房间，每个月为了业务总上纽约去一次。他发觉那儿的美貌女人似乎的确很喜欢他的温存亲昵，心里感到既惊讶又满意。他的女人自然没有这种补偿的办法。她愤怒而羞愧地拒绝了朋友里有好几个男人对她的亲近，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怎么会招惹起这么吓人的欲念来。
另一方面，她不知道怎样来消磨自己的时间。她不大看书，看了也不感兴趣。报纸上除了无聊的地方新闻外，都是沉闷难懂的。她对历史特别缺乏知识；人家向她提到人类的过去时，总引不起她的兴趣来。她从小受到管教，既不喝酒，也不赌博。她举行宴会，可是她的宴会沉闷不堪，无非是几个人坐到屋角里去谈论彼此的私事。她和丈夫上欧洲去游历过一趟，她很惊讶地发觉，英国人用一种她几乎听不大懂的语言，而法国人实际上根本不懂英国话。他们除了去瞧瞧纪念碑、教堂和名画外，并没有什么事干。风景是很不错，但是她喜欢新英格兰。
她丈夫的父亲跟他们住在一块儿。她的最大的负担便是这位父亲。他是个谈吐粗鄙、性情暴躁的老头儿，埋怨、咒骂，什么也不放在眼里。她侍候他，几乎把自己累得要命。后来，他们请来了一位受过训练的护士，她发觉护士也得人来侍候。这可是够讨厌的。她的仆人一向都是当地黑人区的居民。他们知道自己的本分。她很喜欢他们，跟他们可以很亲近、很随便，而又不至于被他们所利用。往往，她认为他们才是她知心的朋友。她欢迎现在有这机会找一位黑人正式护士，准备把她交给别的仆人去照料，没想她竟然比以前的几个护士还难对付。
塞勒新·泰勒身体一天差似一天，芣过他的主要毛病却在精神方面。他发觉自己生活在一个自己所受的教育不能接受的时代里。他的客人杰克还没有坐定，还没有来得及说明来意，他就先抱怨起这件事来。
“坐下，坐下，你的计划我全知道。你想去做买卖，想要‘独立’。嗐，老弟，你晚生了五十年。如今不再有独立的买卖这种事啦。你知道我早先是干什么的吗？一个独立的鞋匠。我修理鞋，还给特别的脚做鞋。那是个很不错的工作，我很喜欢它。我挣的钱足够使我乐意生活得多好就多好。老婆子有一个很好的住宅，一间大厨房，一个洗衣服的后院和一个有花有草的前院。我们有三个挺好的孩子。后来，最大的男孩儿在市里开了一爿鞋店。他卖上几双我做的鞋，不过多半是卖联合鞋厂制造的。接着，他们把修理鞋和手工做的鞋全淘汰啦。
“拿我的两个儿子来说呗。他们哪一个也从没有干过什么真正的活儿，什么费气力的或是经常劳心的活儿，也从没有听说过什么道理或是读过什么书。他们可没有。大的一个压根儿就没进过大学。他马马虎虎读完了中学后，就做买卖去了。那就是说，他开始四下察看，瞧瞧怎样才可以最快地挣到最大的收入。他当了一家鞋铺的伙计，在那儿他的和气的态度使鞋的销路很不错，并且使他认识了一些大老板。他的鞋铺一面成了我修理鞋的一条出路，一面成了联合鞋厂的一条出路。后来，他把那爿鞋铺连我一块儿卖给了人家。拿我的储蓄和他自己的魅力跟能适应环境的本领，他很便宜地弄了一批联合鞋厂的股票。这批股票分了股，又在名义上增了资。我还没有弄清楚，就已经没事可做地阔起来啦。这可送了老婆子的命。她念念不忘她的厨房和洗衣服的事，就这么死掉了。我还留下在这儿，给大伙儿惹麻烦。哎，这孩子可不懒。他并没有坐在那儿闲混白吃，不过管他做的事叫作什么‘活儿’或是‘牺牲’，那可是撒谎。公司买下现在拥有的那套机器，还取得了专利；那是西印度群岛来的黑人真·马采力吉发明的。爱尔兰人和加拿大法兰西人在厂里干活儿，机灵的爱尔兰和美国推销员拿佣金或领工资把鞋推销出去，有审美眼光的妇女们带头决定新的式样；律师安排所有权，把它确定下来，这样我们就阔啦。我想这敢情是进步，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损失掉啦。
“今天拿那孩子来说吧。他赚了钱，还在赚更多的钱；他就会这么做。他不会读书，也不读书，对音乐一窍不通，也分别不出图画和漫画来。他喝威士忌，追求女人，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两样里哪一样，而是为了充当好汉。他结了婚，娶了个纯洁庄重的人儿，不过这在他生活里只是一件小事，现在还是这样。另一个孩子进了大学，加入了一个不公开的团体，成天吃喝嫖赌。他花的不是自己赚来的钱，什么别的事也不干。对于让男人和女人好好对待他们的脚，让鞋匠们能谋生计的这种真正有益人类的事，我的孩子没有一个想到它，也决不会想到。”他停下，瞪眼瞅着杰克。
“唔，你目前打算怎样？”
“我想在附近开一爿小伙食铺，出卖精美的食物和各地土产，来维持适当的生活，为将来攒点儿钱，并且自己当老板。”
“好吧，嗯，你可以上黑人区里去搞这种买卖。”
“蓓蒂不赞成。她说跑到自由北部的一个城市里来，开一爿‘黑鬼’店铺，那可不成；就连黑人也会反对的。我想在工厂区附近找一个挺好的街角，当然是供应黑人，不过希望同时招徕附近一带的全部顾客。”
“这主意很好，不过很狂妄！要是你的铺子营业差，那你简直就没法维持生活。要是你买卖做得还不错，那房东就会要求加租。倘使你越过了这一关，那么伙食铺的大联营机构还会来收买你。”
“如果我不卖呢？”
“他们只要耍上一两手，你就不得不卖啦。不过别听我这一套。试试瞧。办起来！我来招呼一声，让你打批发商那儿赊到五千块钱的货。可我告诉你，卡迈克尔，你还不知道你正面对着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们早先做买卖总是为了给邻居们服务，做些有用的事，制些有用的东西。这一切全过时啦。
“我们的整个儿工作的概念，买和卖，全改变啦。
“以前，我们总干活儿，为自己，为别人办点儿事。现在，我们干活儿是为了工资。以前，我们制东西是为了供人家用；现在，我们制出东西来是为了销售。
“成功并不看一个人所做的事，看他所取得的东西。一个人收入越大，他的功绩就给看得越大。
“如果大伙儿全为自己的利益干活儿，我们相信结果准会给大伙儿带来最好的结果；换句话说，普遍的自私带来普遍的幸福。
“今天，制造出经久耐用的商品来，那是坏买卖；最好制造些个很快就会用坏，需要重买的商品。我们直截了当地说：
“别攒钱，只管花，攒起一个小钱来就是浪费掉一个小钱；花掉一个小钱对买卖总有帮助，不管是谁的买卖。借债可比储蓄聪明，储蓄就是为了借债。
“走的时候别付钱；来的时候再付！
“别修理；扔掉，再买新的。
“别修，别补，别拾掇。
“借债过活，拿未来去赌博。
“把补锅的、修鞋的、女裁缝全轰走。
“打倒吝啬鬼。
“现代的生活就是买和卖。
“大量生产同样的东西逼着我们，踢着我们，使我们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我们没法选择衣服的花样，汽车的类型，鞋子的式样，料子的质地或是皮革的颜色。
“垄断和大量生产支配下的‘自由企业’，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毫无个性、死气沉沉、单调划一了。在我们的城市里，住宅和公其建筑物渐渐全改成了营业所，在那儿买卖商品，或者不如说是这些商品的所有权、占有的土地和劳工的气力全在那儿买卖，或是给毁灭掉。
“记得第五街上那座历史悠久的大教堂怎样给毁了，改成了一个投机买卖石油的中心吗？听说过一座大音乐厅怎样就得给卖掉，空出地方来进行西印度群岛和新英格兰之间的粮食交易吗？纽约的一座大火车站就得从单纯旅行的用途改成一个世界性的买卖市场啦。
“早先，我们总论品脱烧菜，给个人尝滋味；现在，我们论吨地混合起来，用骗人的调味品调味。
“我们把攒起来的钱不花在改良产品上，反花在重要的大型画报上去为那些产品说些骗人的话，那种规模是谁也不敢阻挡的。
“我们的新闻是关于销售的；我们的艺术是关于买进的；我们的科学是关于弄钱的；而我们的宗教则是关于把弄来的钱用到对我们有利益的地方去。
“发明和专利不是为了使生活安逸，而是为了把财富交到少数人的手里。
“政治就是金钱；选举就是买卖——
“可是说有什么用，你不相信我。我的儿子和我在芝加哥的那个女儿也不相信我，再不然，即使他们承认我说的是事实，那他们也只是说：那又怎样呢？这是一个新时代，一个新世界。是的，但是比他们所想的可新得多啦。去干起来呗。谁知道呢？也许你能办成一件事！”
杰克开设的这爿伙食铺在许多方面全很理想。它坐落在一个宁静的街角上，中产阶级的一般职员们就住在附近，工厂工人住在朝西两条街那边，黑人住在往南三条街那边。市中心就在往北四五条街那儿，蓓蒂照料着把铺子陈设得很精致，使它具有点儿优美的意味。杰克对待顾客十分殷勤，使他们非常满意，他按照公道的价格仔细而精明地进货。他决不买卖陈的或是有点儿坏的商品。经过仔细的调查后，他让某些顾客把货款延到发工资的日子再付。小杰克放学以后，也帮着送货，这样张罗到了一大批熟主顾。杰克既不是意大利人，又不是加拿大法兰西人，而是黑人，这一点竟使那些外国人对他信任，把他们对自己同胞也不愿吐露的心事全对他说了。
那些黑人对一爿黑人经营的、可又不限于专跟黑人做买卖的店铺，也感到一种种族上的自豪。再说，这爿铺子是一个工人开的，不是一个老板开的，也不是由什么人投资经营的。它成了人们闲谈就业和工资问题的中心，成了人们闲谈怎样把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的中心。杰克对西部和南部知道的事情可不少。蓓蒂把不少空闲的时间全花在铺子里。作为一个正式护士，她常给那些不大出得起医药费的人热切地找着请教病理。另一方面，附近一带的一般职员们，也喜欢上这家好铺子来买东西，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在店主人和大部分顾客面前感到自己社会地位的优越。他们成了那一带的“贵族”，而不是无足轻重的人了。
在杰克的新企业里，有上百种做这行买卖的诀窍要学习。他热切地向人请教，有一阵子还找了一个以前的伙食商来帮忙。从这个人那儿，他学会了不少储藏商品和选择品种的方法。可是这个人想要直接经营这爿店铺，而不只是提供意见，因此最后他不得不走路。进货可有些很困难的问题。批发商惯常把陈旧的、甚至部分腐坏了的商品批给贫穷地段的小伙食商。他们拿出些很吸引人的便宜货来；杰克全避开了。杰克需要加意留神那些罐头，因为它们外边的贴纸往往比里边的食品新鲜。但是如果他买到担保质量的第一流商品的话，那么进价总是很高，卖给贫穷的人，那种定价他们简直出不起。这意思是说，利润很薄，往往一点儿利润也没有。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可是杰克由蓓蒂和儿子帮着，经营得很好，铺子的生意兴隆起来了。
宗教不得不以奇怪的方式进入卡迈克尔生活的画面来。斯勃林菲尔德大约有五万名上教堂做礼拜的新教徒；他们组成了业主、雇主和官员这个上层社会。另有两万五千名名义上信仰天主教的人，他们跟自己的教会多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黑人多半是监理会教徒和浸礼会教徒，还有一小群领导人物则是公理会教徒。因为教堂成了黑人社交生活的中心，所以它比白人教堂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杰克和蓓蒂起先避免跟黑人教堂发生密切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俩很惊讶地发觉，在这个废除奴隶制度的发祥地，种族界线在宗教方面比在任何其他社交活动方面都更明显。在街道上、公园里和电影院里，一点看不出什么种族界线；在中小学和高等学校里，在政治和选举上，多少就有些种族歧视的形迹，而在工商业里，则有着很明显的种族歧视。可是到了教堂里，都完全隔离开了。蓓蒂跟牧师里夫斯先生议论参加公理教会第一教堂时，迎面碰上了这问题。她为了小杰克，特别想取得它的一些便利。年轻的里夫斯先生很高兴，提议写封信给德贝里博士，公理会黑人教堂的黑人牧师。蓓蒂表示反对。她认识德贝里博士。他人很不错，可是她打算加入公理会第—教堂。
“这是为什么？”
“它挨我住的地方最近；再说，您的陪餐人为什么大半全参加这个教堂呢？”
“唔，他们这些人都有着共同的社会关系——”
“您的教堂纯粹是个社会团体吗？”
里夫斯先生觉得受了侮辱。
“卡迈克尔太太，您在我的教堂里跟谁待在一块儿呢？您跟哪些团体工作了”
“里夫斯先生，您是不是想说，您的教友们不乐意跟黑人一块儿侍奉上帝吗？”
里夫斯先生站起来。“卡迈克尔太太，您要是想加入我的教堂，那本来也可以，不过我先告诉您，您不会很快乐的。大多数人全喜欢跟自己人待在一块儿；您要是害臊不乐意这么做，那可是您和您的上帝之间的事。”
“我跟上帝之间的事我自会处理，”蓓蒂说。她加入了公理会第一教堂，把小杰克安顿在它的主日学校里。会费她总记得缴，偶尔还去听一次讲道。有几次，他们邀她参加一个委员会或是跟着一小组人工作的时候，她总是非常出力，几乎令人不安。例如，她加入公共卫生委员会工作，不久便当选做了主席，发动了一些需要全市行动的规模很大的计划，可是这种努力不得不停止，要不就会惹起市卫生委员会的不满，而它的主席就是公理会第一教堂的一位显赫的教友。
杰克难得上教堂去，但是小杰克一开头便成了主日学校的一个正式的、热心的学生。他喜欢大伙儿集会的那间华美的屋子，象夜莺似的唱着那些生动的福音赞美歌，并且参加了所有各项活动；他多半总是领导人和筹划人，当选担任着各种职务，教师们全倚仗他来完成他们的计划。当然，这些计划得是小杰克个人赞成的，否则它们干脆就办不成，其他的学生大半全支持小杰克的判断。不过大伙儿全喜欢小杰克，至少也只有极少数人不喜欢他。
这些小事说明了斯勃林菲尔德的宗教情况。大伙儿全“相信”宗教；大多数人全是职业“基督徒”，那就是说，他们“相信”上帝，相信他儿子耶稣为人类罪恶的牺牲，以及人类最后不是到天堂里去受赏就是下地狱去受罚。他们“相信”祈祷。可是这种表面上的信仰，一点儿没有什么真正实际的影响。没有人相信，或者肯定没有几个人相信，向上帝恳求，对将要发生的事会有什么影响；很少有人当真相信，上帝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他正按着一个伟大的计划很仁慈地管理着世界。大多数斯勃林菲尔德人全把耶稣看作一个早已去世的贤人，他留下一个道德纲领，是任何人，尤其是美国人，不能认真实行的。可是这种表面相信、实际又拒不接受它的含意，对诚实的品德以及——说老实话——清晰的推断能力却有着一种微妙而有害的影响。人们习惯于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他们很诚实地说着自己知道是不实在的话，还把明明是不合理的事说成是合理的，因此宗教作为一种真正的道德力量，在这个城市里是委靡不振的。当然，道德标准存在着，不过主要是根据世代相传的文化典范——公认是可尊敬的人们的影响，以及时代风尚对日常生活所生的实际效果。子女们全在这样一种矛盾的气氛里给培养成人，所以他们忽视了——说真的，一定得忽视——劝告和训戒。一个坏人怎么可以给唤作好人呢？你怎么可以爱自己的敌人，又拒绝在街上跟他们说话呢？你怎么可以把这半边脸迎过去，而又不问是非就为你的国家作战呢？你怎么可以为了同一位上帝既撒谎又说实话呢？而且，这位上帝好歹是谁，“他”待在哪儿，我们大部分时间既然都忽略了“他”的存在，那么又该对“他”怎样呢？遇到得答复一个实际问题时，那种情况便会给人带来气恼和沮丧，例如让一个黑脸的家庭加入一群自命是基督徒、脸色比较白点儿的人的这件事，便是个例子。
教会的会众是一群气味相投的朋友；他们建造起华丽的教堂，举行愉快的集会，倾听着他们想听的话。牧师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受过高等学校教育，英文很有造诣，是人家家里一个很受欢迎的客人。他经常讲道，不过难得说什么你需要记住的话，或是招谁讨厌的话。大部分讲道全是“教理上的”——那就是说，企图把遗忘了的教理跟当前的现实结合起来，这对那些已经相信的人是很容易的。圣诞节这种节日，赠送给到异教徒中去传教的人们的礼物，以及对附近一带贫民的施舍，这一切促使全体教友忙忙碌碌。再加上婚礼、命名礼和葬礼，这个教堂可真有不少事干。
天主教教会跟新教教会多少有点儿不同。它的神父除了在一大群很散漫地结合起来的人里促进宗教外，并没有别的事做。这群人被古老的社会传统、对婚丧大事的重视以及对教条的坚持，结合到了一起，不过他们对行动的要求却放得很松。因此，适当的跳舞、喝酒和赌博就算没有受到鼓励，至少也给宽放过去，而时时参加礼拜、捐款和空口宣传教义却给很严格地坚持着。仪式、华丽的法衣和动听的音乐，赢得了不步偶尔上教堂做一次礼拜的人。因此，天主教教士对工人群众具有广泛的影响，并且跟他们有着比新教徒更亲密的接触——教会的纯交际方面则没有那么突出。种族和工业的问题，往往是由教士来解决，而不是交给一般人去处理。斯勃林菲尔德没有什么犹太人或是其他的宗教团体，所以他们的问题并没有闯进来。
由于卡迈克尔夫妇的新的经济情况、他们跟教会的关系以及蓓蒂护理工作的顺利，人们怀着种种不同的感情看待他们。有人认为他们是想在社会上“充白人”的向上爬的人。他们对黑人同胞觉得很“害臊”。不过一个比较有力的新指摘却是：环绕着伙食铺而引起的有关劳工、工资和工会的谈论是很危险的，因为参加这种谈论的人很多，牵连到那么多不同的社会成员和种族——外国人、黑人、职员。劳工的权利、一个大工会、比较高的工资和比较短的工作时间，全给讨论到了。这一切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这爿铺子上。当市内最大的伙食联营机构的董事们举行每月一次的会议时，这件事也给提到了。
“他拥有一大批顾客吗？”
“一大批，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他的利润并不象原可以有的那么大，因为他贩卖最好的商品。不肯接受剩下的或是陈腐的东西。”
“他的信誉呢？”
“很不错；他总是立刻付款。只不过他是薄利多卖；如果施加压力，他很可能不得不歇手。困难是他多半只想到他附近一带的居民和他们的工作，而不大想到他自己的买卖。”
“查他一下，去试探试探他的意思！”
一星期后，杰克接待了一位客人。他问了一下杰克的买卖，以及他要多少钱才肯盘掉。杰克很粗率地拒绝议论出盘的事。他说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回事。
一天晚上，德贝里来看他；蓓蒂也跟着他们一块儿谈了好久。杰克和蓓蒂很喜欢德贝里，除了在白种工人和工厂工人的问题上外，其他方面跟他意见完全一致。德贝里根据多年的经验，认为白种工人，尤其是外籍工人，是黑人最大的对头。他自己的朋友和他的事业的支持者，全是很有钱的雇主。他相信要不是工会反对，他们准会雇用黑人。接着，他往下说道：
“卡迈克尔先生，我担心的是您的那批工厂工人的顾客。他们一有借口，干脆就会扔开您。”
“我认为只要我的商品价廉物美，他们就不会扔下我。”
“等到联营机构开始施加压力的时候，就连这也没用。您的房租怎样，他们还没有来加租吗？”
“没有，不过我知道是什么缘故。这所屋子是塞勒斯·泰勒的产业。我搬进来后，他就买下啦。这件事我最近才知道，而且也是偶然知道的。有人来叫我把这买卖盘出去。我没有肯。”
“您当然知道，塞勒斯·泰勒身体不太好。他也许活不了多久啦。不过我相信他在遗嘱里决不会忘了蓓蒂。他亲口跟我这样说过。”
这可是塞勒斯·泰勒想到和说过的。但是由于年纪老了，他愈来愈不容易作出决定。他在小纸条上潦潦草草地写了些话。蓓蒂人很不错，又是位好护士。送她一千块钱吗？是呀，至少得这数目。不过这日子这数目又算得了什么。这么办，一万块吧。可是她拿那么多钱干什么用呢？这又不够让她退休：她又干吗该退休呢？嗨，他要妤好考虑一下。不论他给蓓蒂什么，那当然也就帮助了杰克。杰克是个好人，只是不切实际。他决不会成个买卖人。他把他的顾客过份当作人看待，不大当作买主看待。今天，你可不能按这个方式做买卖。买卖是追求利润，不是办慈善事业。这是错误的，但是这却是事实。在一个追求个人利润的世界里，一个商人倘使只想到他的顾客怎样靠他们的工资来维持生活的话，那他会落到哪步田地？一千块钱，一万块钱，十万块线在斯勃林菲尔德，或者甚至在美国的一个竞争性伙食行业里有什么用，倘使它是用来扶助公众，而不是用来使店主人发财的话，这样，塞勒斯·泰勒在第一次中风前一直没有打定主意。蓓蒂瞧见不安的神色一次又一次地在他脸上掠过，可是他没来得及采取行动，便平静地死了。遗嘱上没有提到蓓蒂。她自然很失望。因为老头儿几乎明说过他要“酬劳”她的。大儿子说：
“从散扔着的许多摘要上看来，我父亲似乎想着要送给你一份礼，可是又没说得很明确。不过，我想谢谢你的热心照料。这儿有一点儿小意思。”他给了她二百五十块钱，加上应付的工资。此外，等伙食铺店房的两年租约期满后，他按照原租续订租约，只是把这项产业卖给了市里的一个主要伙食联营机构。他没法为这样的小投资来操心。蓓蒂回到医院里；她在那儿有不少出外护理的工作和种种不同的事务得做。
可是她很替杰克发愁。他是个好人，快快活活，并没有什么坏习惯。她知道他很爱她，也挺疼小杰克。但是他不安定，始终感到不满意，老想去做别的工作。他喜欢幻想，然后把他的幻想写下来，或是画下来。就是这个想入非非的习惯，老引着他扔开手上的工作。他觉察到这一点，拼命来制止它。他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地工作，生怕自己会第二次再使妻子和儿子失望。他非常怕失去他们的尊敬。他的妻子觉察到这一点，几乎是偷偷地留神着他。
小杰克对这一切满不知道，欢天喜地走向生活。他并没有什么问题，就算他有，那也是生活上的问题，不是种族的，也不是地位的问题。他的社交关系依然很正常，因为在十岁的时候，还没有接触异性的要求。他上别的孩子家里去，他们也上他家里来。他的外祖母把自己一生的精力全用在他身上，替他烹调附近一带闻名的美味的三餐，替他补缀和洗濯，替他拾掇他那舒适的房间。他第一次感到不可避免的、深切的悲痛，就是在她去世的时候。但是他母亲仍然健在。她虽然不能花上象外祖母那么多的时间来照料他，但她知道的事情很多，也说给他听了不少。不过他的父亲却是他的最大的、最引以自豪的“财富”。跟父亲一块儿，他消磨了自己所有空闲的时间，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伙伴和共同工作者，不只是一个听人吩咐的小孩儿啦。在他十二岁生日的那天，父亲把招牌用闪亮的金字改成“卡迈克尔氏父子伙食铺”时，小杰克乐得心花怒放；他简直啼笑两难，只能欣喜万分地默默站在一旁。他当时立刻下定决心要做一个真正的合伙人，不单是一个帮手。
就在那一星期，联营铺子的一个主人又来重提前议。一个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人来谈了两小时。“我很知道您对盘店铺心里觉得怎样。在这个商业发达的时代，这是很合适的举动。您在这儿工作干得很不错，买卖做得很兴旺。兴旺极了。就因为这个，我们的联营机构非把它盘下来不可。市里，您知道，总共有三个联营机构。这儿多少处在交界的地方，不过我们已经注意它相当时候啦。您把它发展到了我们非拿下它不可的地步。这里面可没有什么个人的或是种族的问题。它只是商业环节的一部分。大量生产、大量销售和大量购买，是不可避免的步骤。个人根本没法竞争。我们买进可以便宜点儿，卖出也可以便宜点儿。我们不能输。您可也不能赢。”
“听起来倒象社会主义。”
“哦，不，正相反，这是自由企业；那就是说，有权有势的人可以自由。”
“您说，这里边没有什么个人的问题吗，既没有种族问题，也没有阶级问题？”
“一点儿不错。我们向您提出的就跟我们向白人店主提出的条件一样——”
“只有一点不同。出盘的店主不是通常总给邀去至少管理他自己的铺子吗？”
这个人踌躇起来，显得很惊讶。“噢——是的。是的，当然啦。不过您瞧，要是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唔，卡迈克尔先生，我们不如面对事实吧。这儿，我们接触到美国生活的一个片面；它跟伙食联营机构压根儿没有关系——”
“只不过就我来说，它跟我维持生活有着极大的关系。”
“当然啦，不过您反正可以维持生活。我们的确通常总邀请我们想盘的那爿铺子的主人当盘进后的店铺的经理。但是您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就参加了一项内部成员组织比较严密的社会单位的工作。在那里，如果您工作不坏，我们可能想调动您。您也许会发觉自己管理着一些白种工作人员——”
“要是这样，那怎么样？”
“那可不成，卡迈克尔先生，您知道那可不成。我很抱歉，不过——”
“我比您更觉得抱歉。我不出盘。我要奋斗到我把一切全损失掉为止。”
“您作了个很不利的决定。您会损失掉一切的。”
两个月后，一爿伙食、食品和杂货的店铺在卡迈克尔对面的街角上开张了。它是一个铺面宽敞、陈设很好的商店，里面商品充足，还出售一些制造商已经不再让卡迈克尔批进的那种大加宣传的商品。厂主们说，每一区里他们只委托一家铺子经售。还有，制造商们对他们商品的削价变得份外严格。他没法说他们对他的竞争人不是同样的严格，也没法肯定他们是。他几乎肯定他们不是。有一晌，竞争一直十分激烈，可是卡迈克尔并没有屈服。只要价格一样，他便保有他的顾客；附近一带的居民大为称赞。接着，一天下午，小杰克下学后奔了进来，嚷道：
“爸爸，联营的铺子贴出广告，三磅土豆只卖一毛五分。进价是两毛，他们怎么可以卖这么低呢？”
这只是开场。联营的铺子故意把商品按照比成本低的价钱出售。顾客们踌躇了，可是说到头，钱到底是钱。杰克想法把某几样东西也按比成本低的价钱出卖；他设法从联营的铺子里去买来，再卖出去，但是和他联合起来的人不久便给人发现，再也买不到了。这是一场艰苦、漫长的搏斗。联营的铺子损失了好几千块钱，可是他们有钱，赔得起。卡迈克尔损失了好几百块钱，他可赔不起了。最后，批发商和银行也加入了这场战斗，使联营的铺子占了优势。冬天的一个晚上，“卡迈克尔父子”的招牌给拆下来；这家铺子第二天早上没再开门。那一天，街对面铺子里的物价急速地涨了上去。
德贝里既生气又失望。他跟支持他的几个白种阔佬们谈了一下。
“布拉德雷先生，您要是乐意，原可以帮点儿忙。”
“不错，我可以帮他一阵子，不过我没法拦住美国商业的发展。”
“卡迈克尔是个好商人。再说，我们黑人谋生的机会又那么少。”
“我知道，但是他干吗不到黑人中间去做买卖，却来跟白种商人竞争呢？”
“我们是不是美国人？如果我们是，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另外建立一套经济体系，另开店铺，另备运输工具呢？”
“可是这正是您在您的教堂里做的。”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生活中有些小地方——譬如说，社交方面和住家的地带，由于种族偏见，我们暂时想法分别生活、分别行动。可是你们管保并不要我们发展成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吧。那太荒谬啦！”
卡迈克尔和蓓蒂乘车走了很长的路，沿着康涅狄格河驶到上游的乡野去。他想去跟一个意大利菜园主人谈谈——他以前常把一些最好的产品卖给这个人。他心里怀着一个不很具体的计划，想去办一个小农场，自己在那儿可以思考、写作，一面种植一些新鲜、美味的食品。
他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是日落时分。屋子里很肮脏、人很多。那一家人前前后后地走了进来，困顿不堪、饥饿、急躁。那位父亲满脸是汗，浑身污垢，用疲劳的红眼睛望了杰克和蓓蒂一眼。
“欢迎啊！唉，唉，老朋友，我知道。你们二位是在想办一个小农场，可以安逸、清静地休息休息。你们可找错了个世界，找错了个世界啦。我爹把我从意大利带来的时候，他的唯一的梦想就是在自由的美国自己有一个农场。我们为了这个怎样工作，怎样攒钱啊。我们得到了它。它送了我爹的命，正要把我的命也给送掉。它可不会再送掉我的儿女的性命，因为他们不甘再受折磨，走开啦。只有两个最小的带着女人和孩子还待在这儿。明年，他们就要搬到斯勃林菲尔德的工厂那儿去。为什么呢？土地昂贵，运送起来路又很远，原料的价钱高，产品的价钱低——再加上上帝。”
“上帝？”
“是呀。上帝掌握着下雨和干旱，天冷和天热，刮风和淹水，还有种族的憎恨。请跟我们一块儿吃饭，让我讲个清楚。喝点儿上好的红葡萄酒。再来点儿通心面。尝尝这只鸡。来，在外边这儿坐下。唉，这可好点儿。听着。这地很好，可不是最好的。早先，它的价钱太高，真太高啦。地产经纪人原希望把它卖给想拿种田当消遣的先生们。他们并不要这些该死的意大利佬，但是如果我们非要不可，那我们就得出最高的代价。我们试了一下，如今还在试着。它离开市区太远啦。对马来说太远啦；货车又得花汽油和机油。再说市场吧——批发商、搬运工人、场地的争夺、对产品出的价格，以及损坏了的产品。我们想法直接卖给顾客；市政当局又出来税上加税，还有什么交通规则和‘买美国人的产品’！接下来还有上帝。雨下个不住，把一季的活儿全给毁啦。太阳热得象火一样，你眼瞧着自己快给烧毁啦。接着，河水泛滥，从加拿大那边冲下来，到处都成了一片泥泞；风从柏克州大山卷了过来，直到庄稼全倒伏在地上。就连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又能怎样呢？我们怎么能休息和玩耍？有什么可瞧的？哪儿有时间听音乐、跳舞和唱歌；哪儿有时间享受和幻想呢？不，朋友，不是那样。相信我。我知道。消费的人该为商品多出点儿钱吗？他们出了不少啦！可是谁得到了呢？我不知道，可我知道我们农民并没有得到。
“杰克，要是你家里人口很多、身体都很结实，你叫他们拼命地干，那么只要天气不错，你可以把一片农场搞得赚钱。但是在美国你可不能象我们以前在意大利那样驱使着家里人；我想这是对的。我的三个孩子已经跑啦。那边的那两个满面怒容的小伙子今年秋天也得走。倘使一个人有地，又有钱去买些机械和雇些外人来耕种，那他可以赚钱——仗着机械和劳动力，如果他能找到劳动力的话。要不然，只有一个答复：上工厂去。工厂在赚钱，出的工资大。要是有一个势力强大的工会，那工资就可以保持不降低，而且随着利润的增长，还可以有所提高。这是‘自由企业’留下来给我们的唯一的民主；紧密地结合着的集体，组织起来战斗，猛烈地战斗。”
“这不是民主。民主的意思是，对目的和方法进行协商和作出决定。”
“当然啦，工会主义就不大讲这套，只有一个模糊的开端。这不是民主。这是战争，或者不如说是备战的工作。”
“好吧！是这样。唔，杰克，你只有一件事可做。到工厂里去找个工作。”
“那我可得加入一个工会；工会多半都不接受黑人。”
“你得去争取呀。瞧，杰克，通过你的伙食铺，你结交了许多朋友。你待人很正派。你可以去闯闯的最合适的工会，就是机器工人工会。这是由爱尔兰籍的天主教徒控制着的。”
“我在那儿哪有机会。机器工人早就带头把黑人排挤在工会外边。”
“没关系，天主教教会很聪明。只要这个教会依然支持贫穷的爱尔兰移民的斗争，使他们能在美国找到工作，不给更穷的黑人弄得进一步穷困下去，那么这个教会就不在意黑人，因为他们一向把黑人看作不可救药的最坏的新教徒。可是后来，天主教徒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这我知道。”蓓蒂说。“我跟许多天主教徒一块儿工作过，以前还作过一次研究。西西里的黑人圣班尼狄克是在一八○七年被封为圣徒的；波累斯的黑人马丁，是一八三六年在秘鲁给列入受福行列的。普罗文斯的黑人奥布雷特修女会，是一八二九年在巴尔的摩开始布道的；另一个黑人的宗教团体一八四二年在新奥尔良也开始传教。一八八四年，第一个黑人神父在芝加哥接受了圣职。一八八九年，奥康诺主教号召在印第安人和黑人中进行工作的圣会召开了。
“随后到一八九○年，真正的起点来啦。费城那个阔人家卡萨琳·德瑞克赛尔供给了基金；天主教教会开始审慎地从黑人里吸收教徒了。一九○七年，纽约市成立了一个传道所。到大战后一九二○年，德籍神父向教会挑战，在密西西比州设立了一所训练黑人神父的神学院。一九二七年，有六个黑人神父和二十七万黑人陪餐人。一九三七年，教皇下来一道圣谕，命令天主教美国教会有计划地大力吸收黑人教友。”
“喏，你瞧。这甚至比我原以为的还好，虽然我们教会里也听说到一点儿这个举动。呃，这就是你该做的事。找一伙工人支持你向机器工人工会去申请做见习员。然后上教区神父那儿去一趟，不是意大利人的，也不是加拿大法兰西人的。找那伙自称是‘美国人’的爱尔兰人的神父，请他跟主教去约定一个日子。主教是位大人物。去跟他谈谈。你乐意不乐意这么做？我告诉你，你不能失败。”
杰克和蓓蒂把这计划商议了很久；小杰克也提了不少意见。蓓蒂说：
“一八八八年组成的国际机器工人联合会排斥黑人，美国劳工联合会因此不肯接纳他们，可是到一八九五年美国劳工联合会作了让步，把机器工人接纳进去了。他们章程里的反黑人条款并没有给提到，不过在一八九九年，一个书记公然夸口说：‘黑人是不准加入的。’今天，工业正在突飞猛进，战争要求增加工厂工作的时候，继续把黑人排斥在外边，那是个严重的问题。”
杰克说；“我刚长大成人的时候，以为一个人的工作就是他的生活；他做自己想做的事，那情形在我看来就跟世界上要他做的是同一回事。当然，我不久就知道得清楚了些，不过我断定一个人很容易地就会知道，自己的能力和欲望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尽力来完成世界上需要办的事。这并没有办到。接下来就是不问我喜欢不喜欢，去寻找随便什么有益的工作，只要它能养活我，还留下足够的时间来给我做我最想做的事。就连这也得不到。现在，我不得不去做我不感兴趣的事，甚至很不乐意干的事，而且没给我自己的生活留下一点儿时间。我认为这就是工厂工人的苦难；我可不喜欢它。”
“也许，杰克，实际的情形并不是这么糟。机器工人工资很高，只要工作稳定，就可以维持很好的生活，况且工作时间又有限度，可以有时间娱乐和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可是，当然啦，你首先得获得批准，加入工会，然后工会就得为逐渐提高工资和改进工作条件而奋斗。这不单是你的问题；这是今天文明国家里广大群众的问题。”
“不开化的国家呢？”小杰克问。
“以后永远是这样，直到我们能够不但帮助自己，而且帮助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工人，”蓓蒂加上一句。
“这可要很长的时间。”
“不让它拖得太长，这正是我们得干的事。”
“假使，”小杰克又插嘴问，“主教说，进来吧，可你们得成为天主教徒，那怎么办？”
杰克和蓓蒂彼此对望了望。
“来，是吃晚饭的时候啦，”杰克说；蓓蒂朝着厨房走去，不过她边走边说道，“等邀请的时候，我们再考虑吧！”
那个年轻的爱尔兰籍美国神父很客气地接待了杰克，不过对他的要求却显得有点儿迷糊。
“您是天主教徒吗？”他问。
“不是，”杰克回答。“我来找您，因为我知道大多数机器工人全是天主教徒，可是他们排斥黑人。我认为您也许可以说服他们改变态度。”
神父沉思地望着他。后来，他说道：
“卡迈克尔先生，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我采取什么行动前，我得先去跟主教谈谈。我知道眼下他对劳工和种族关系正特别感觉兴趣。”
“我原指望您这么做。也许，您可以让我有个机会去跟他说说？”
“我来试一试，很快就会打电话给您。”
主教很仔细地听着，然后把机器工人工会的三个主要职员找来。他们很坚决地一致反对接纳任何黑人会员。
主教往后靠着，把十个指尖对抵到了一块儿。“教友们，”他说，“我们今天正面临到世界上一些重大的变动。有一个时期，保护爱尔兰劳工是天主教美国教会的主要的、几乎唯一的工作。这种情形已经改变了。我们教徒的人数大大地增加，已经包括意大利人，讲西班牙语的人和其他的人。一九二七年，我们教会里有十二万七千个黑人教徒；今天，我们差不多有三十万啦。我们在亚洲和非洲深色皮肤的人民中间的增长，加上我们在中美洲、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有色人教徒，使天主教教会的传道区主要是有色人的，而不是白人的了。再说，这些有色人正在努力向上；他们正渐渐变得不再是从前那样的孩子了。这个姓卡迈克尔的就是个例子。嗨，你们瞧，我并不是讲你们宽大慈悲。愿上帝宽恕我，可我知道的比这要多点儿。你们是通达人情的。我只是说，你们自己留神，考虑一个自卫的小步骤。如果白种劳工不承认有色劳工，不和他们同心协力，那么有色劳工就会加入雇主那面，帮着来打倒你们。”
“但是，”劳工领袖们回答，“本市并没有黑人机器工人，也没有谁来。就连这个卡迈克尔也不是个正式工；他得先进来做见习员。”
“对，对。但是南部有黑人机器工人，还有千千万万可以学习的黑人。有一天，机器会落到亿万的亚洲人和非洲人手里——”
“可是，主教，他们决不会上这儿来。”
“不错，不过我们的工业也许会往那儿去。你们有没有想到，尽管你们把黑种劳工从新勃林菲尔德的工厂里排斥出去，这些工厂有一天可能会搬到密西西比去；那儿没有工会，就算工会成立，不参加工会的黑人也随时随刻准备代替白种工人，把这想想，教友们。考虑考虑，如今在这儿准许一个黑人加入，免得将来面临一场会叫你们的子孙遭遇战争或贫穷的全国性竞争，这是不是个聪明的办法。”
一星期后，主教才邀杰克·卡迈克尔去，很殷勤地接待了他。杰克很郁闷，准备听到失望的消息，可是主教却装着没在意这个。他先拿出上等的陈年威士忌和气味芬芳的雪茄烟来，随后才递给杰克一封机器工人工会写来的信，接受他去当见习员。
“别误会了这个举动，”主教和蔼地说。“这可不是一件免费的礼物；这是对我的要求和他们自己的惧怕的一个小让步。不过这也许会促成一件更广泛、更美好的事情。我很乐意能效点儿劳，可是在这上边，我这么做，也是因为我看到世界正处在一场各个种族和各种肤色之间的斗争的边缘上；这可能会把文明毁灭掉。我想尽我的一份力量来避开这个。不，不，别道谢。再见，得便再来。
“还有，顺带提一下，你的那个孩子。我在市运动会上瞧见过他。他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叫他来瞧瞧我们的新体育馆。他大概会喜欢的。”
杰克洋洋得意地回到家来，但是蓓蒂却没有作声。几天后，她走过来，坐在杰克的腿上，沉思地说道：“谋生的问题对我们说来，现在大概解决啦。当一个机器老工人，有着稳定的工作，你挣的钱会比一个职员或是伙食商挣的还多，跟大多数专业人员差不离一样。我有我的护理工作，”
“好。那你为什么闷闷不乐呢？”
“因为要使机器工人工作稳定，就得依靠制造武器和作战物资。目前，是世界大战的威胁才使兵工厂兴旺起来，使工会壮大了的。”
“我先前倒没有这么想。”
“我想到了，可是又怎样呢，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我们似乎非杀人不能生存。我们毫无办法，特别是我们在底层挣扎着的人。我简直是待在茫茫大海上，亲爱的，但是我们非得趔趔趄趄地朝前走，永远盯着‘光明’。”
小杰克闹闹嚷嚷地走了进来，比平时稍许晚点儿。
“喂，爸爸妈妈，面包有了吗？嗨，爸爸，天主教的那个体育馆真好极啦。那些人也很漂亮。您知道吗？神父可不是些大姑娘似的人。您该去瞧瞧他们打网球和拳击。记得吗，基督教青年会不让我使用他们的网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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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南部的工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七章南部的工人
琴在这次会议后深思默想起来。她感到既失望，又兴奋。她的主要目的似乎达到了——她取得了各黑人高等学校教师的合作。可是在跟代表和来宾的谈话中，她发觉大伙儿对社会调查的资料的用途，简直不大理解。有些人似乎认为，进行研究的目的便是使调查人获得一些技术和训练。对于进一步来利用这些知识进行社会改革，他们的意见全非常模糊。
琴可知道这是该从她的计划中获得的，这也是她宣布的目的。但是她认识到，尽管自己的目的是纯科学性的，自己顶感兴趣的实在是使用这项知识，而不是单纯地取得它；这也是在这个危急的时代这样操心费神的唯一的辩解。
她愈盘算着这件事，便愈想亲身熟悉一下支配着世界的工业。工业必然支配着世界，因为人必须先靠工作解决食住问题，然后才可以正确地思想和感觉。她知道自己对工厂和实际生产的知识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工人运动对她说来，主要是文字上和理论上的东西。她的情况是这样，同行的教师就更是这样了。他们只知道工业代表着畜生般的辛苦劳碌，很少知道它那种有组织、有计划的实施状况。他们知道仆人、工人、教师和专家的情况，可是不大知道技术工人、工会会员和劳工领袖是什么情形。
因此她决计利用三个月的暑假离开学校，踏进邻近而又遥远的白人世界里去，弄清楚一个纺织工厂究竟是什么情形。这样越过种族界线是有危险的。以前，她的主要困难是使自己的“种族”承认她是自己人。如今，她要利用一下她的机会，暂时充当一个她外貌看来似乎是的人物——“白人”。
她知道要隐藏身份的话，在附近一带最容易，因此就乘车到亚特兰大去，结识了些纺织工会的会员。这个工会的规模并不大。它跟纺织业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契约；它坚决排斥黑人当会员。她打听到，在北卡罗来纳州，黑人烟草工人和白人纺织工会的工人找到了一个共同立场，可是却被国民警卫队镇压下去了。新的产业组织联合会正在南部活动；大批黑人正在加入总的工会运动，不过并没有参加到纺织业里来。
琴在白人工厂区租下一间屋子，跟女工们谈了起来。她说她想在纺织业里当一个学徒。她们全笑她。
“你到底干吗想到纺织厂里来工作呢？你受过教育，”她们议论着。
“不错，”琴说，“不过我想知道怎样干这种活儿。我想当个工人，瞧瞧我们能不能组织起来争取较好的工资和生活条件。”
“嗐，不成。我们要是加入工会，想对雇主施加压力，那么你知道，他们立刻就会用‘黑鬼’上这儿来代替我们干活儿啦。”
“要是这样，”琴发表她的议论，“那何不先发制人，找一些善良可靠的黑人工人上厂里来工作。这是不是个好办法呢？”
听她谈话的那个女工鼻子里嗤了一声。“我情愿先死掉，”她说。
琴在工厂区继续待下去。过了三个月，她得到机会去当学徒。后来，她加入了工会，终于在一家工厂里工作了一星期。她跟劳工领袖谈了谈，发觉他们全意气沮丧。
“在白人和黑人竞争的情况下，我们压根儿没法来推进劳工运动。”
“那么，”琴说，“停止竞争。团结起来。”
“这我知道，”他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可是这正是我们不能做的。这是一件根本办不到的事。”
“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试试这件办不到的事，”琴说。接下去，她作好安排，第二年夏天上州办事处去尽义务帮忙。
冬天过后，琴回到了亚特兰大。淑伊·史克洛格斯当时正在负责州办事处。一天早上，她来到时，瞧见有位客人在候着。
淑伊是那个亚特兰大教育局局长瓜贝尔的女儿，就是他派曼努埃尔·孟沙当黑人中学督学的。当初也就是这个淑伊惹起了街上的那场冲突，结果使孟沙的儿子勃罗斯挨了一顿毒打。淑伊后来嫁了劳工领袖史克洛格斯。他以前竞选过州长，这时候正领导着州里的劳工运动。这天，淑伊因为到迟了，忙道了个歉，迅速地走到办公桌面前去。
“我来晚了，真对不住。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吗，小姐——？”
琴·杜比侬沉思地望着淑伊。她是来找乔·史克洛格斯谈谈，想多知道点儿工会运动的事，如果办得到的话，还想探听一下他对工会运动中黑人前途的意见。她原先不知道淑伊在这项工作里很活跃，这使她想出了一个新主意。为什么不设法取得淑伊的同情呢？这是一个冒险的尝试。也许会毁了自己的计划。但是淑伊显得很聪明；琴知道点儿她的为人，甚至知道她跟曼努埃尔的倒霉的儿子勃罗士·孟沙的亲近，这也许是天赐的机会，也可能是致命的祸事。她笑了笑，说道：
“表面上，我叫琴·史密斯，专门研究工会工作，想找点儿夏季的短活儿干干。实际上——”她停了一下，两眼直盯着淑伊，“实际上，我是个黑人，在梅肯的州立黑人大学里教书。我的真正的兴趣是，黑人和有组织的劳工之间未来的关系。我的真姓名是琴·杜比侬。”
接着，静了一剎那；琴等待着。她瞧见惊讶、愤怒、踌躇和坚定的神色接连掠过淑伊的脸上。随后，淑伊慢吞吞地说道：
“我打父亲那儿听说过你，很乐意认识你。”说完，她做出了一个南部白人向黑人最后表示屈服的姿势：她伸出手来。
她们就国内和佐治亚州工会运动的一般情况谈论了一小时。接着，琴便谈起黑人工人来。但是淑伊拦住了她。她踌躇了一下，然后脱口问道：
“你认识勃罗士·孟沙吗？”
“认识；很熟悉。他读过我教的一门课。那场足球比赛在亚特兰大举行的时候，我正在学校里。”
淑伊顿时脸色发白，默不作声了。歇了一会儿，她低声说道，“他死了吗？”
“是的。”
“他怎么——死的？”
琴停了一下，垂下眼来。“他被绞死的。”
淑伊把两只手合在一起，攥得紧紧的；她打了一阵寒颤。琴却继续说道：“那是因为在密苏里州犯的一件杀人罪。那个可怜的小伙子早就疯啦。真个的，我相信那次在亚特兰大挨警察一顿毒打后，他的头脑准就一直不太清楚。”
“这话不错，这一定没错。”
“现在。我想做的就是，保证将来象勃罗士那样对机械学很有天资的小伙子，以及其他一些对世界工人运动有帮助的黑种工人，能得到一个机会去跟他们的白人同胞一块儿干活儿，这样他们可以共同来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使他们获得充分的尊敬和收入，以便在世界上占有他们应占的领导地位。”
淑伊两眼含泪说道：“一个象勃罗士·孟沙那样的人，被毫无意识的偏见逼得抛开工作，走上犯罪的途径，这是多大的损失，对世界是多么伤心的一个损失啊！我们结成伙伴，一块儿工作。目前，我们别把这一切告诉乔。他不会了解的。他为人正直，正竭力倾向正义一边。可是他需要时间和识见。我来想法子让你今年夏天在这儿找到工作。你辅导我怎样进行研究；我再去辅导乔。哪怕需要一辈子的时间，我们也得取得正义。”
接着，淑伊又说道：“你知道吗，最高法院已经释放了安吉洛·赫恩东啦？”
“知道，”琴说，“这是个很古怪的案件；我始终不大明白。”
“白人和黑人工人想团结在一块儿，可是你瞧，它是由共产党员领导的；我丈夫没敢去参加。有天晚上，一个黑人和白人的小组聚集在一起，讨论准备举行的一场罢工，还想把黑人和白人团结在一个工会里。有人报告了警察；他们抄查了那所屋子。安吉洛·赫思东被逮捕了，关进监狱里去。这是一九三二年的事。他是辛辛那提的一个十九岁的漂亮的黑人小伙子，被控藏有共产党的宣传文件，判了十八年的监禁。他靠大伙儿捐款，凑齐了一万五千块钱的保释金，才出来啦。最高法院在一九三五年驳回了他的第一次上诉，可是年轻的卞·戴维斯——你知道他吗？——为这件案子战斗下去，直到今年四月，最高法院才以五票对四票宣布佐治亚州的那项法令违反宪法，赫恩东才恢复了自由。”
“真好。这个卞·戴维斯，我非得找到他。我知道他的父亲。”
“他如今大概在纽约，是共产党的一个工作人员，可是听着，你听说过赫恩东的哥哥吗？”
“没有。真糟！在这些我应该熟透的事情上，我是多么缺少知识啊！”
”这是关于西班牙林肯大队的事。”
“哦，也是共产党的事吗？”
“不一定是。西班牙在一九三四年屠杀了罢工的矿工，但是激进的左派各政党在一九三六年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成立了一个共和国。内战在佛朗哥的带头下紧接着发生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帮着他，英国和美国不去援助，也不许人援助。接着，在美国成立了那个惊人的林肯大队——一大群各式各样的青年人——从工人、作家和艺术家到无业游民——全投身到一场为西班牙自由的圣战里去。第一批人里，有安吉洛的哥哥，密尔顿·赫恩东。他身个儿很高，很漂亮，学什么全很快。当他在‘麦肯锡——巴平纽·加拿大大队’的那个机枪连当班长的时候，他跑出掩蔽物去救护一个负伤的兵士。他把那个不能动弹的人拖到安全地带时，自己牺牲了。
“在去为自由而战的三千名志愿兵里，还有些别的黑人——乔·泰勒上士，他在战场上唱黑人的圣歌；政委，费城的莫理斯·威克曼；克利夫兰的彭尼·鲁克尔，一个肤色浅黑的黑人，他的冷静干练替他赢得了全团的尊敬；从普罗文斯坦去的那个黑人机关抢手罗奇；以及西班牙人称作‘幻想家’的麦克丹尼尔斯。我听说黑人对西班牙比对美国喜欢，因为西班牙人对他们的肤色可没有什么偏见。那一支大队里有两千六百个人临死的时候都喊道，‘如果丢了西班牙，那就得有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啦！’”
“这个故事我听说过一部分，”琴说，“不过除了在歇莉·格雷姆替保罗·罗伯逊写的出色的传记里读到的那点儿外，我对黑人的事一点儿也不知道。内战正要爆发的时候，保罗·罗伯逊在西班牙，专给工人唱歌。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事全紧紧地隐瞒着，不让群众知道呢？”
淑伊显得很有心事。“唔，你瞧，那么多共产党员全牵连在里边。就连俄国也援助了在佛朗哥的炸弹和野蛮统治下牺牲的人。我们在美国害怕共产主义，就跟希特勒在德国害怕它一样。”
“那么你究竟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呢？”
“唔，你瞧，我跟年轻的卞·戴维斯谈过。”
琴回到梅肯，正是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到英国的时候。他刚在慕尼黑签订了一个条约，宣布说：“我们的时代有持久的和平。”可是一九三九年，世界却冲向战争去了。佛朗哥在西班牙取得了胜利，德国和意大利联合起来，德国向波兰宣战，英国向德国宣战。不过使琴大为吃惊的倒是日本的突然扩张。日本已经夺取了朝鲜和中国的东北。
琴唤起了孟沙对日本的注意。曼努埃尔当然很感兴趣，可是并不惊慌。他承认日本是想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跟欧洲和美洲合起伙来剥削亚洲。
“而且，”琴说，“我认为这种剥削会跟英国和法国所进行的一样恶劣、一样无孔不入．”
“哦，不，”曼努埃尔说。“不，这情形可不一样。这是有色人来管理有色人的发展事业；因为他们自己知道统治和剥削是什么，他们不会做得太过份。这一点我可以相信。也许，这是世界上各有色人种勃兴的开端。”
“或者不如说，”琴说，“这是经过若干改良的旧资本主义剥削的最后方式。再说，”琴接下去说，“您决不要扔开您对德国的兴趣。您知道您在那儿的时候，希特勒正想做些什么。嗨，他当真把那实行起来啦；白人世界其他的地方很快就会和他联合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啦！”
“这我可很怀疑，”曼努埃尔说。“我想他一定会碰到强烈的反抗，他不会有勇气来面对这种反抗的。”
“这，”琴说，“不见得罢，只要看他怎样对待犹太人就知道啦。美国不久就要加入这场大战；加入哪方面我可拿不准。”
孟沙坚持认为还有希望。美国黑人方面也有一些进展。“有些事黑人很可以夸耀。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还存在；国会里有一千黑人，还有一个州参议员；州立法机关里有十四位代表；市参议会里有十二位参议；有海斯、罗伯逊、伯莱德索和瑶里恩·安德逊这样的艺术家；四五个城市里的黑人全有小剧场，得克萨斯州也有一家；有一万九千个黑人在高等学校里求学，每年有两千人毕业。在法院方面，也取得一些胜利。有些黑人著的书籍也出版了。那个黑人国会议员的夫人还敢到白宫里去喝茶；各地的体育运动也获得了一些成绩。”
孟沙对学生，以及在教师会议上发表这些意见时，大家不由自主地讨论到一个向来不讨论的问题，那便是政治。四十年来，南部黑人的上层阶级里，一向认为谈论政治是不合适的。他们作为一个集团，是没有公民权的。虽然这种情况不可能，也不应该继续下去，可是象已故的布格·华盛顿主张的那样，目前不应该坚持来讨论。
可是讨论却是不可避免的。琴在教师祈祷会上说：“明年秋天，黑人怎样来投票呢？我指的是那些能投票的人。记住，不参加投票的黑人还是国会里各州代表所依靠的基础；如果他们不投票，别人就代他们投票。这不单是排除掉黑人投票权的问题，权利还是存在，不过它不是由黑人而是由白人在行使，不是由白种工人而是由白种地主和投资人在行使，由资本家和雇主在行使。南部利用这种增加出来的选举权，可以把最反动的财富与专利的保卫者送到国会里去，可以把持着权力最大的委员会的职位；这个冷酷无情、顽固已极的反对势力的核心，是无法凭理智或是呼吁去对付的。”
“这我可不大明白，”一位教授不以为然地说。
琴拿了一份一九二八年的《危机报》来加以说明。“在一九二○年的总统选举中，太平洋沿岸的一百万选民选了十二名议员。在中西部，一百万选民选了十三名议员。在新英格兰，由于外国人没有选举权，一百万选民选了十六名议员。可是在南部，贫穷无知的南部，黑人和贫穷的白人全被剥夺了选举权，所以一百万选民选了四十五名议员。在最南部的五州里，五百多万可以参加投票的选民中有四百五十万给剥夺了选举权，只剩下六十万实际的选民。
“一九三二年，由于财政崩溃，胡佛大败，罗斯福当选了。他在一九三六年重新当选。现在，到一九四○年，我们美国黑人面对着一个第三任的问题了。”
“除了这个以外，”孟沙说，“还有社会主义和世界大战的问题。”
琴连忙坚持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工作和工资的问题；这不单是为了我们自己和海外的有色同胞，也是为了整个劳工世界。”
大伙儿对这话嘟嘟囔囔地不以为然，有位女讲师把不满的原因明说出来了。
“但是我们当真得卷入世界劳工问题和亚非的解脱不开的纠葛里去吗？我们的问题比较简单。我们要当美国人，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暂时不谈。”
“不对。当了美国人并不是说我们的问题就自动解决了。这意思是托我们就得分担美国人的问题；请你们相信，他们的问题可真不少。这些问题我们事先必须了解，否则我们就会变成笨重的累赘，把我们本来要去帮助解决的问题弄得更复杂。我们决不叮以在一个种族隔离的禁区里混日子而安于现状。甚至在我们成为美国人以前，我们就得走进更广大的世界里去。也许，到那时候，我们能领导他们走出森林。”
“胡说。我们不能够领导自己，更不能领导白人啦。”
“我可拿不太准。我们黑人里有一个人早先幻想着训练‘十分之一的人材’，那就是说，受过训练、满腔热忱的人，乐意不单为自己，还为世界献身在社会改善的工作上。”
“一种集团专政吗？”
“是的，不过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他不知道工业中的工人团体。要是他知道，那他也许会走另一条路啦。事实上，他的‘人材’往往成了些自私自利、掠夺钱财的人。”
“伯哈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举行泛非大会的时候，就是想到这个吗？“
“不，并不一定是。我想他是要黑人理解到一个更广大的黑人世界和它的问题。他的计划甚至引起了亚洲、印度和越南的注意。中国也静听着，不过不论是他还是他们，全不敢指望在白人世界里得到什么机会来当合作者。那时候，那个白人社界似乎太把自己看成中心了。”
“它不还是这样吗？”孟沙问，一边笑嘻嘻地站起身来准备离去。
琴继续说道。“不，不完全一样。现在有英国的劳工，法国的艺术，以致俄国和它的理想。英国不久一定会让印度自由；印度会向我们伸出手来。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
琴时常在自己心里回顾——还时常在秋季各班里探讨着黑人的工业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烟草工业、钢铁工业、木材业、采矿业和运输业的联合经营和统一管理，造成了黑人技术工人的大批转业，使他们一步步被迫转到工资最低、条件最差的普通劳动和雇用工作上去了。在新兴的纺织工业、化学工业和其他制造业里，黑人几乎全给排挤出去了。正和奴隶制度把贫穷的白人从有利的农业中排挤出去一样，自由把贫穷的黑人从繁荣、发展的工业中排挤出去了。另一方面，全世界农业收入的下降，使广大的黑人农民沦为丧失了土地的佃农和散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它的粉乱的余波，有一阵子似乎新打开了一扇门，两百万黑种工人拥到北部去，在钢铁工业里干活儿：制造汽车，装肉罐头，建造房屋，以及干工厂里的重活儿。他们碰上了闭关的工会，把他们逼得走投无路，跌进了低工资的沟壑里；工会会员又不让他们有屋子住，还聚众攻击他们。随后，大伙儿全碰上了经济萧条。
在经济萧条中，黑种工人象白种工人一样，失去了他们的工作，把他们的田地房产长期抵押出去，无权赎取，并且用尽了他们攒的一点儿小储蓄。不过就黑种工人来说，各方面在程度上全比白种工人更差些。损失更大，持续更久；机械代替人力的情况，在经济萧条加速前便开始了。失业和减薪较早便影响到了黑人，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而且还降落到比较低的水平。在南部的乡间，他们的教育几乎全部停顿，而南部城市里的学校却拥挤得透不过气来。
最重要的是，就黑人来讲，联邦和地方的救济工作总到最后才轮到他们。白人地方当局把失业的白人和挨饿的白孩子看作同胞，把黑人看作低级人，他们首先要去救济那些人，这本是人情之常。后来，“新政”带来了“复兴”；产业组织联合会成立了。黑人加入了工会工人的行列，跟全国一起打起精神来面对着一个新的前途。不过这个前途可牵涉到黑人自己本身的发展，这是琴这时必须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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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尔的登场及其后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拉萨尔的登场及其后果
一八六三年五月初，拉萨尔的《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复信》发表了。在这封信发表的前几天，我在职工教育协会成立二周年纪念会上致祝词，说明我是反对普遍、平等、不记名和直接选举制的，因为工人对此尚未成熟。我的这种见解甚至触犯了协会中我的几个朋友。相反地，前来参加庆祝会的我的未来的妻子同她的哥哥，却非常喜欢我的演讲。但我有理由推测，她所欢喜的多半是讲话的本人而不是讲话的内容，因为内容如何当时对她也许是无所谓的。
拉萨尔的复信在工人中所造成的印象，远不像首先是拉萨尔、其次是他的一小批追随者所期望的那样。我亲自在职工教育协会散发了二十多份这个文件，以便使反对方面也发表意见。为什么这个文件会给当时参加运动的多数工人造成那么微薄的印象，今天有些人或许认为难以理解。而这却是不能不如此的。不仅经济状况还非常落后，就是政治状况也非常落后。营业自由、迁徙自由居住自由、废除护照和旅行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的要求，对当时工人来说，要比生产合作社迫切得多，工人对由国家资助建立生产合作社，还不能有正确的观念。组合思想或者我们叫做合作社思想还刚在萌芽。就是普遍选举权，大多数人也认为不是必不可少的权利。第一，如一再提过的。政治修养还差；其次，大多数人认为普鲁士议会对俾斯麦内阁的斗争是一种英勇行为，值得支持和赞扬，而不应当加以谴责和蔑视。谁像我这样在政治上活动，谁就如饥如渴地听取议会的讨论，把它看做政治智慧的流露。而当时支配舆论的力量远比现今大得多的自由派报刊，也尽力使人保持这种信念。自由派报纸现在还是用前所未闻的冷嘲热讽来攻击拉萨尔的登场。人身的毁谤和轻蔑像雨点似的向他打来，而主要是保守派的机关报，例如《十字报》，才客观地对待拉萨尔(因为拉萨尔对自由主义的斗事对他们非常有利)，这在我们眼里并未提高拉萨尔和他的追随者的声望。如果我们最后设想一下，时至今日，在做了四十五年多的紧张的启蒙工作以后，还有上百万工人跟着各种资产阶级政党走，那么，在六十年代，大多数工人对新运动抱着怀疑的态度，也就不足怪了。而且那时还看不到社会政策的功效，这种功效是很久以后才由社会主义运动争取来的。拓荒者总是只有少数人。
拉萨尔的登场，对于莱比锡委员会所起的作用是委员会陷于分裂，委员会的主要支柱前进社也陷于分裂。罗斯梅斯勒数授、翻砂场主歌茨(林得瑙——莱比锡体育家歌茨的弟兄)、道尔格和社中相当大一批工人都声明反对拉萨尔。弗里茨舍、瓦尔特希和达麦尔博士带着少数人成为新运动的实际支持者。新运动在莱比锡的拥护者，比较起来，还是最多。柏林几乎完全不起作用。新运动逐渐在汉堡——阿尔托那见得基地，从这里向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发展，而后到汉诺威、卡塞尔，巴门——爱北斐特、索林根、容斯多夫、杜塞尔多夫、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美因茨，到屠林根的爱尔福特和阿波尔达等几个城市，除莱比锡以外的萨克森，还有德累斯顿(这里的德累斯顿工人教育协会的首领福尔斯台林在一八六四年初率领一小群随从者拥护拉萨尔)，此外还有奥格斯堡。
但是这种发展，如上所述，是逐步的、薄弱的发展，很不符合拉萨尔及共追随者所抱的希望。他在公开复信中预计他所提议建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可以拥有他当作一支巨大政治势力的十万会员，希望不久就可以达到这个数目。但是大家知道；社会主义运动要获得这个数目的有组织的信徒，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三月底，莱比锡委员会在一个工人大会上宣布辞职，提议选举一个新委员会来从事拉萨尔所拟定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建立事宜。在经过异常激烈的辩论以后，大会多数宣布同意这个计划，委托达麦尔博士、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担任这项新任务。
四月十六日，拉萨尔终于亲自到莱比锡，并在一个大会上讲话，这次大会同当时其他多数大会一样，是在艾尔斯特街普乐厅举行的。讲题是《论工人问题》。大会约有四千人参加，但其中一大部分在开会前就离开会场。自由派在商人考乃尔领导之下占据了讲坛对面的走廊，时常大声喊叫来打断演讲。给演讲人作的部署也有点特殊。拉萨尔的讲坛上堆着许多书，其中有些是很重的大对开本，好像要来一个路德对埃克的辩论[1]。
拉萨尔好像感到，他要遭遇一个必须驳倒的严重反对派，但事实并不如此。他的亲自登台幷没有引起每一个人的好感。他的瘦长的、但有力的体格站在讲坛上，充满了挑战的神情，屡次时而把一只手，时而把两只手插入背心的臂孔里。他讲话流利，有时语调动人，但我总觉得他好像有点吞吞吐吐似的。他讲完后，会场中大部分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另一部分则回答以嘘嘘之声。
继拉萨尔之后由罗斯梅斯勒教授发言，他宣读了一篇较长的宣言，他在宣言里说，他知道同意他的见解的在这个会场中不是多数，但他希望将来还会有了解的。他抗议拉萨尔对德意志进步党所进行的攻击，其次他反对把工人与进步党分开而另组一个特别的工人党的企图。拉萨尔的答复是简短而非常迁就的。他认为罗斯梅斯勒和他的分歧是策略性的较多于原则性的。拉萨尔阵营的人显然还希望把罗斯梅斯勒拉过去。此外，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因为罗斯梅斯勒对教堂和僧侣进行斗争，所以都热诚地尊敬他。他们二人同罗斯梅斯勒同属于莱比锡的德意志——天主教教会，二人对于罗斯梅斯勒的分离都感到痛惜。
拉萨尔并不以群众的喝采为满足，他很看重把有名望有势力的人物由资产阶级阵营拉到他自已方面来，他大力争取这样的人物。固然在莱比锡有乌特克教授转到他这方面，但是这件事与这个人已往的政治立场是不容易协调的。乌特克是大德意志派，很倾向奥地利。他就以这个身份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做议会仪员。他与罗斯梅斯勒在政治上和个人方面都互相敌对。此外，乌特克猛烈反对小德意志的进步党和民族联盟，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差不多是由同一群人组成的。现在拉萨尔既然反对进步党，自然得到乌特克的热烈喝采。乌特克对社会没有较深刻的理解，但是，附带说一句，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并具有优美的声音。他那矮小的、弯曲的、一头黑发的形像，有点像地灵鬼。乌特克写给拉萨尔的信，在上述的莱比锡大会上宣读，证实了我对乌特克的立场的见解。无疑地，拉萨尔对乌特克也有正确的估计，不过乌特克只要外表上站在他那方面，他就于愿已足了。
我在这里声明，我并不是在写整个运动的历史，而只是记述我个人在这运动中的见闻和关系。如果有人愿意钻研整个运动的历史，我介绍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伯恩施坦的《柏林工人运动史》。
随着拉萨尔的登场和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菜比锡的建立，发出了工人世界内部激烈斗争的信号，这种斗争从这时起一直进行了许多年，其同时常发生非笔墨所能形容的事件。双方的怨惧与时俱增，工人们由于不习惯于文雅的语调(附带说说，即使平常以这种派头自豪的人，一旦彼此之间有重大的意见分歧，也就置之不顾了)，以致常常用最野蛮的暴行和辱骂相互投报。会场中的斗殴和暴行也屡见不鲜，双方互相冲突的结果，常常使会场主人拒绝租用会场。在集会中，每一方的主要意图，都是夺取会场的领导权，所以斗争的开端照例是为了主席。有一次在开姆尼茨工人大会上，我发现拉萨尔分子为了取得多数竞将双手一齐高举，我就要求两派都举双手。在哄堂大笑中这个建议通过了。于是拉萨尔分子遭到失败。
自然，运动中的斗争和存在的对立，尤其是在莱比锡，充塞我们整个的感情和思想。我们在协会、在大会和在私人圈子里所进行的争论，到夜晚回家时还在街上继续进行。这种争吵通常都是高声大喊，往往关得守夜人前来干涉，幷警告说再不安静下去，就要以扰乱公共治安之罪把我们带到甜食市上(警察局)去。但警告只是暂时生效。
这种意见斗争的唯一好处，是使双方都尽最大努力去发展党徒。这特别发生在我所属的那一方面，几年以后，它也归于社会主义，不过创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对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斗争，而该联合会则自一八六七年起分裂为大小不同的两个派别。但是力量、金钱和时间都空前地消耗在差不多十年之久的互相斗争中，徒使敌人快意。
拉萨尔主义的出现在莱比锡引起的结果，是消除了职工教育协会和前进社之间的旧有分歧，两个团体终于在一八六五年合并起来，名为工人教育协会。工艺学会早巳放弃了徒芳无益的对职工教育协会的监督。此外，萨克森政府也认清一八五六年同盟议会的旧决议不再能实行；它不管好坏只有放松管制。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倾向虽然与同盟议会的决议相抵触，可是早就选择莱比锡为它的会址。政府最后作出结论，并于一八六四年三月二十日宣布废止那个同盟议会的决议。
我们从此以后常常得到一种经验：所有用以阻遏或压制一个运动的法律和镇压手段，一俟运动表现为天然必要的、因而是不可战胜的时候，这些法律和手段就不灵了，它们的实际效用便消失了。政府机关最后甚至失去对自己的权力的信心，放弃这已成为无望的斗争。那时萨克森有关结社法的规定是如此，而且不久以后普鲁士及其他各邦对工人结社的警令也是如此，大家对这些法令就干脆置之不理。
工资斗争不顾一切结社禁令，以停工开始，而政府中那些聪明老爷们还在考虑是全部撤消禁令或是撤消到某种程度。后来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统治下也取得这种经验，官厅最后也认定，要把禁止集会结社和取缔书籍报刊仍照颁布非常法初期那样执行下去，是不可能的了。更后，妇女运动在那些禁止妇女组织政治团体或参加政治集会的德意志诸邦中，也取得了同样的经验。实际上，在各邦政府终于决定把不顾原先禁令而存在的事实用法律批准以前，这些禁令早巳被排除了。法律始终是跟在需要的后面姗姗来迟的，从未走在需要的前面。
莱比锡的工人数育协会到了不得不重新改组的时候，我当选为第二主席，这职位早在职工教育协会的后期就是由我担任的。不久以后，第一主席医学博士莱赫尔(鲍克教授的学生)辞职，我接替了他的职位，一直担任到一八七二年，即到我以所谓图谋背叛德意志帝国的罪名被关进要塞监狱为止。
自一八六五年起，工人教育协会每年由市政府津贴五百塔勒，该款主要用途为购买较好会址和维持数学。但后来几年随着协会主席在政治上的脱胎换骨，协会自己也越来越左倾，市政府代表先把律贴减为二百塔勒。至一八六九年，协会在我的领导下，经过三个夜晚的论战，大多数通过了宣布赞成爱森纳赫新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于是在次年失去了市政府津贴的尾数。自由党只津贴政治上老实驯顺的儿童，因为协会的教学目的并末因它的政治转变而受丝亳影响。协会继续存在着，发展着，直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强暴地割断了它的生命为止。
[1]一五一九年马丁·路德和埃克在莱比锡作关于教皇制的辩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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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股票行情低落问题——世界经济大恐慌的信号（高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世界股票行情低落问题
——世界经济大恐慌的信号
（高峰）
几个月来，在世界的一切金融中心，股票行情日日低落，有增无已。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国已达到低落行情的终点（Times报，十二月三十日）。
依布哈林的理论，以为世界已发生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矛盾可以渐次“调和”等等，这幻梦，现在被美国的事实所打破了！据美国各杂志所载，数月来纽约交易所股票价格的损失达25,000,000,000金元以上。在三藩市泛美银行（PanAmericanBank）一家在一天内的损失也有1,000,000,000金元。
我们在那些世界著名的股份公司中，可以看见以下的情形：
1929年最高行情1926年10月的行情1929年10月的行情比较行情低落的百分数
电力总公司……403296
25038
汽车公司……973/4
541/8471/2
51
北美合众国钢铁托辣斯……2613/4
2033/41851/2
29
自动耕具公司……1421011/4
851/240
美和加熔铁公司1301/4
971/480
40
DupondeNemur公司231
1661/2150
35
克莱斯雷尔汽车公司……135443/4
393/471
美孚火油公司……87725/8
6423
无线电公司……1143/4
594065
西门电器公司……2925/8
17914550
这材料告诉我们的是：美国那些不特在国民经济而且在世界经济上占领导地位之企业，在一天之内可以损失到20-30%的价值，这是表示资本主义的生产不特没有减轻了它的无政府状态，而且在托辣斯、新狄加、卡托尔等组织之下，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影响，更犀利起来了。
自然，股票价格的低落。并不是表明整个企业的财产的价格之低落，这种低落不过表示“想象资本”（FictitiousCapital）的损失而已，而实际资本也许没有丝毫的损失。[1]然而不论如何，这种事实使得那些股票的特有者受到损失，尤其是那些小资本家、小商人、手工业者与有力购买股票的工人等。他们在平常的时候，希望能得到经常可靠的收入，于是把他们仅有的金钱去购买大公司的股票，到了现在，他们的金钱一声不响地跑到企业大王们的荷包中去了。所以股票行情低落的意义是剥夺中等资产阶级与比较富有的工人的金钱，使它更加紧的集中到那些“大王”的荷包里头。
股票行情低落，一方面加深了社会阶级的矛盾，别方面，中等阶级破产的结果，更缩小了国内市场，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更凶恶的去争取国外市场，与其他帝国主义者冲突，更积极的准备战争。在这里，布哈林“资本主义稳定”的理论就完全破产，因为资本主义进展的行程，一如战前的形状，经过生产的恢复引到恐慌与大战。并没有如布哈林所说的，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已改变了他的性质，有几十年稳定的可能等等。
不特美国，一切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相同的命运，金融恐慌与大企业的倒闭相继。（法兰西总公司、维也纳土地信托公司、伦敦海德利公司）这些证明现在资本主义的恐慌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什么股票的价格低落？
我们要明了股票行情低落的原因，就先要明了股票行情是怎样构成的。马克思对此问题有很详细的分析：
“股票……既然变成了商品，则它们的价格将随市场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它们的市场的价值与票面的价值完全分离，与实际资本的价值也没有关系了。（当然，与实际资本的价值增殖的速度是有关系的）一方面，股票的市价随股票所能得的收入的高低与有无保障而变更。如果股票的额面价值一部开始时所投下的实际资本——是一百镑，而股息由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十，且当时利息率也只有百分之五，则在平常条件之下，此股票的价值提高为二百金镑，因为由于百分之五的利息率之资本化，它的‘想象资本’已变成二百金镑了，而花了二百金镑购买此股票的人仍然可以得到百分之五的利息。若股票所得的收入减少，股票的价格也依同样的比例低落。所以，这种证券的买卖同时具有投机的性质，它的价格不特为现在可以取得的收入所决定，而且被将来的希望所决定，在事先估量它们的行情。我们如假定实际资本增殖的强度不变，则股票的价值将与利息率的运动成反比例。”（《资本论》第三卷第二部第五页——斯结巴诺夫译本）
近年来股票行情中的投机性更为明显，在市面上除了平常的股票外，还有许多不具额面股本的股票出现，这些东西成为股份公司的发起人最普遍的渔利方法，因此，在这些股份公司中实际参加生产的资本额与支付股息的资本额就不能一致了。
为什么美国股票的行情低落？因为美国的经济恐慌就要到来，各大股份公司已觉得没有能力来支付股息了。
美国股票行情的转变中可以看出股票投机的情形：
股票行情的指数（《华尔街杂志》）
1926年1927年
1928年1929年
正月158.5155.2
203.3
八月161.8184.2
216.8338
九月163.8191.6
240.4381.2
十月159.2198.4
240230.1
在这些数目字中我们可以看见：1929年前四年间股票行情只提高了四倍即由129提高至469；而1929年2月至9月半年之内股票行情提高了二倍，即百分之五十。过此以后：又一落万丈。很明显的，股票价格的提高并不只是因为股息的提高，即使在市场兴旺的时候，企业的利润之增殖非常迅速，同时那些独占性的企业有许多“潜伏的”预备金去支付非常股息来提高自己的股票行情，然而不论如何股息的提高是没有这样利害的。事实上，在最高行情的时候，购买股票者可能得到的收入，远在平均利息率之下，他们如果用他们的金钱去购买公债票或放在银行中支取利息还能得到更大的收入。在行情最高的时候，股票所能得收入只有2-4%，同一时间纽约银行的利息率有6%，短期公债的利息达8-20%。因此，股票价值的提高大半是投机者竞争的原因。
投机热是没法可以停止的了，许多公司曾经停止股息的支付，金融的专门家巴布沙也曾大声疾呼的警告过那些投机者：“股票行情的高涨终有破裂之一日，若不及时收手，到时悔之已晚了！”然而注意这警告的只有那些大资本家，他们才有可能来明了企业中营业的实在情形，因此，他们马上把多余的股票在高价时出卖，只留下所以操纵该企业的最低限度的股票。同时，他们吩咐他们的走狗、经济学博士、大学教授等等，用他们的“科学”去欺骗那些小资本家。一位大资本家的走狗，爱尔文飞霞（ErvengFisher）教授曾这样说：“股票价格的高涨完全是因为将来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之可靠所冲动……在不久以前已有很高的股息支付，而且它将更要提高；那些以为股票价格行情将低落的人们未免神经过敏了。依我的意见，购买股票者，将来可以得到更大的收入，但必非由于股票行情的低落，而是由于股息之提高。”
这是爱尔文霞飞先生代表美国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在1929年9月初旬写的，当时华尔街的指数还是381；但是到了10月末，这指数已降到230.3！无虑万数的投机者相信这位“科学的威权者”的话，以致在行情高涨的时候未能将他的股票卖出，而那些“大王们”的荷包又加重许多了。
在美国股票行情高涨的时候，资产阶级对于产业前途异常乐观，他们10月以前还未能而且不愿看出自己的危险，譬如美国首屈一指的保险公司的一位经理奥斯（Ous）先生就这样说：
“几个礼拜以前在水平线上发生了阴沉的云雾，这倒是事实，然不久这些云雾就消散了。现在，除了那些有季候性的企业外，其他产业部门都有很大的进步。那些与钢铁、煤油、煤铁矿、气电等主要企业有关的人们都认为：在最近将来，一切企业一定要更形发达。”（CommercialandFinancialChronicle杂志）
事实并不是这样，在1929年10月以后生活的实际已把那“美国永久繁盛”的观念打得粉碎了。其实，在10月以前，我们就早已知道美国金融行情的高涨必然不能持久，因为美国金融行情的高涨只是投机的结果，没有与世界的金融趋势相适应。世界的金融情形除了加拿大与美国有同一的现象外，欧洲大陆的国家如法兰西，及其邻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等，正处于金融低落的形势。在英国，金融行市的低落更是非常明显。在德国则因外资输入的减缩防碍了市场行情的提高，德国以东，波斯、澳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恐慌的形势都渐渐的明显起来；这样，我们何以看见，美国金融行情的高涨完全没有与世界的经济趋势相应，所以很快的就结束了。
在几种主要货物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出卖市场的减缩，这也就是股票行情低降的最大原因：
1、麦子麦子的价格虽没有降低，然而已不得不用人工的方法来维持麦子的价格了。主要的是向外国购出麦子，在最近一个礼拜只向加拿大一地就购出麦子共值100,000,000金元。然而麦子仍然堆满仓库，发售不出；在去年8月末，各货仓中储藏着的未能出卖的麦子计值240,500,000金元，而在1928年同日只有100,400,000金元，在1927年同日只有98,100,000金元。这可见麦子出卖的困难情形。在最近，美国参议员麦克马士特（W.H.Macmaster）又向政府提议，以价值25,000,000金元的麦子输运来华以赈济（不是无代价的！）中国陕甘一带的饥馑。（ShanghaiEveningPost上海《大美晚报》）
2、棉花因欧洲纺织工业的衰落，美国棉花的价格也就一落万丈，如果把现在的价格与3月间的最高价格相比，则棉花价格低落了百分之二十，同时，棉花的收成也并非良好，全年收获的棉花只有15,000,000捆。
其他的农产物如麻、糖、咖啡等也是遭着生产过剩的厄运，致使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不绝的低落。
现在说到矿业：原来在国际的范围内，煤业的恐慌是每年一次的，美国自然也是如此。至于采铜业，我们只要读：（Analyst）就可以知道：美国的采钢业正遭着生产过剩的厄运，不管世界采铜“嘉特尔”（Cartel）的威权如何伟大，而铜的价格还是继续的低降。石油业的生产过剩更是利害，现在储藏着卖不出的石油有145,200,000,000桶。
其次，我们要说：建筑工业，它是美国市情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在美国东方三十七个联邦中，成议的建筑合同有以下的数目：
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
四月六六八六四二
五月六五〇五八八
六月五八三五四六
七月五一七六五二
八月五八八四八九
九月五九七四四五
在这表内我们可以看见，从七月起建筑的工事就开始严重的低降，只在九月一个月中，一九二九年建筑工事的价值总额比一九二八年同月的价值总额减少了150,000,000金元。这样一来，铁的市情也便随着降低，因为铁的出脱容易与否和建筑业有密切的关系的。
汽车工业是美国最主要的一项工业，它的生产在这几年间过量的扩大了，大约每年可以造成汽车一千万辆左右。而出售的数量则只有日渐减少。
北美合众国与加拿大的汽车生产（一千辆为单位）
四月五月
六月七月八月
九月
一九二六四六一四五〇
四〇八三七五四四二
四一六
一九二八四三四四六〇
四二五四一七四九三
四三七
一九二九六六三六三六
五七六五一八五一四
四一七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半年内产量降低到百分之三十三，到九月后，汽车的产额降低到一九二六年的平线。
要知道市场的整个形势最好是看物品价格的总指数，在Analist杂志上载着一九二九年经济市情的总指数（见一九二九年十月四号的Analist）：
五月六月七月
八月九月
一〇九.八一〇七.五
一〇八.五一〇六.五
一〇五.九
在这里可以看见，五月以后，物品价格的总指数不绝的低降，同时对原料品的定单也是不绝的减少：
每月原料品定单的百分比（一九二九）
三月四月五月
六月七月八月
一一七一〇一
九一九六八八
六七（！）
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美国股票行情低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股息与股票价格的不平行，在经济稍为繁盛的时候，股息只稍微的提高一点，而股票的价格就过分的高涨，这显然是投机的结果。因此，当发觉一般市情向下低降的时候，股票的行情也自然一落万丈了。
欧洲的股票行情低降与金融恐慌
美国的股票行情低降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它与世界金融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美国本来就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在美国行情低落的前后，欧洲各国也发生同样的现象，而它与美国金融的低落多少都有联系。我们知道，因为美国在一九二九年五月以前，股息之提高，使欧洲的投机家都把他们的金钱带到美国去，参加股票的投机事业，结果，欧州国家就不得不向美国输出现金，（在九个月中欧洲向美国输出的现金值230,000,000金元）。而欧洲国家中的现金缺乏，外汇高涨，巨大的企业不绝的倒闭，而股票的行情也因之而低落了。现在我们且看看德国的情形：
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之股票指数（德国国家统计局发表）
五月六月
七月八月九月
十月
四十二个重工业工厂的股票一二三一二九
一三〇一二六一二八
一三二
一百六十六个轻工业的股票一三六一三〇
一二八一二七一二六
一四九
一百一十一家商行与交通业的股票一六三一五七
一五五一五三一五二
一六七
三百二十九个其他企业的股票一四一一三五
一三六一三四一三二
一四九
这里指示出德国股票行情不绝的低落。因为欧洲现金的缺乏，使德国的企业家没有可能多发股票。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企业倒闭的事件发生，最著名的就是柏林法兰府保险公司的破产，这事件引起柏林市的金融恐慌，迫着柏林的大资本家在去年九月召集了一个联席会议去讨论应付此事的方策，结果只是没有办法！
在英国，海得利银行的破产引起了整个伦敦的金融恐慌，海得利本来是一个卖空买空的最滑头的银行家，他自己只有很小数的基本资本，然而他的信用非常之好，他利用他的信用发出了八百万镑的空头股票，因而操纵了许多重工业的企业。在金融流转顺利的时候，他的破绽完全看不出来。然因货币资本向纽约市场投机的增加，欧洲现金短少，兑现与出卖股票的事情日日增长，海得尔公司没法应付债权者的要求，只得把企业倒闭下来了。然而在倒闭中海得尔先生骗下来的钱已不少了！
英国的股票额面价值多是一镑至五镑，这种股票的购买者多是些中产之家，这样一来，受害的人更多。
此外，维也纳（奥国）、亚姆士德丹（荷兰）受着美国的影响也引起了金融恐慌，在维也纳那些地产公司纷纷倒闭，在亚姆士德丹则十二家最有信用的商号在二十四小时内损失了二万万二千万弗罗兰（荷币价二先令）。
大资本家掠夺小有产者的诡计
在一九二九年夏天，那些大资本家就感觉企业内部的空虚，在股票行情还未低落的时候就赶快的把“多余”的股票售出；这样一来，更加速了股票行情低落的过程。然而那些大资本家“多余”的股票一时还未能完全卖出，于是大资本家的诡计又表演起来了。
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初旬二十六个大银行家在摩尔根先生的住宅里开会，讨论应付金融市场的方略，他们在开会的时候说得很堂皇，他们说，他们要去“救济”那些股票的持有者。他们怎样去“救济”？“救济”的方法就是指定一定的资本去收卖股票，使股票的价格又重新提高，于是乎他们乘股票价格提高的时候，好尽量的卖完所有的“多余”的股票。大资本家的走狗、大学教授、经济家、专家如爱尔文飞霞之流就继续鼓吹着行情高涨的空气，直至摩尔根先生们的“多余”股票完全卖尽为止。而且，当大资本家要提高股票的价格的时候，还用人工的方法去增加群众的投机热，故意的临时提高股息，减低银行存款的利息率（按银行存款利率减低则无人存款于银行而尽将所有货币资本购买股票）等等，譬如摩尔根公司故意向摩尔根公司有关系的铸铁公司定造大批的铁条，使群众没有看见制铁公司衰落的形态；伦敦的发行银行一致的减低存款的利息率；而且那些大资本家收买股票的时候都没有给现款。他们的目的只是等到股票价格用人工的方法提高到于当的程度，他们就好出卖他们的“多余”股票，而那些穷人没有晓得内幕就大上其当了。
我们要知到这些“救济家”怎样的去救济金融：当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九号摩尔根先生以最低价格去收卖股票，到十月三十号（二十四个钟头之久）！电气股份公司的股票价格就增加了百分之十，马达公司股票的价格就增加了百分之二十；无线电合作公司的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到这天的下午，摩尔根就把所有的股票（当然保留能操纵该企业的最低数量的股票）出卖，而一万万余金元的纯利就跑进摩尔根的荷包去了。过几天股票的价格重新低落，比十月二十九号时还要利害。这就是那些大资本家救济金融的方法！
总结一句，股票低落的过程中大资本家不特没有损失，而且乘机渔利，受损失的只是穷人与小有产者。
股票行情低落是世界经济大恐慌的信号
本来，在股票行情低落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损失的并不是真实的资本，它不过是“想象资本”的损失罢了。这就是说，股票行情低落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并没有受到损害。所以股票行情低落的本身并不即是经济恐慌，第三国际那些吹牛专家如斯大林、莫洛托夫辈说现在世界经济已到了革命公开爆发的前夕，到了所谓“第三时期”，这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妄语，比方在十点钟的时候他们偏要说是正午，这就令到革命的群众没有可能来认清自己所处的地位。然而股票行情的低落是经济恐慌的信号，股票行情低落的结果也可以间接的引起经济恐慌。我们现在专就美国来说明此点：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前半年中美国的股票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五十，此时，那些持有股票的人凭空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的收入，这种“傥来的”财富对他们的欲望不能没有影响，于是他们开始提高自己的生活，他们将购买新的汽车，——有些人竟是赊来的——家具，服装等等，一句话，他们变成了新的购买者，所以股票行情高涨使市场的收容力一时扩大了。然而到一九二九年十月以后，股票的行情骤然低降，那些小有产者不特失去了购买的资格，而且要开始把他们的汽车家具与装饰品等向市场出卖，这样，市场的收容力就受到大大的打击，股票行情低落首先就缩减了国内的市场，这是毫无疑义的。除此以外，还有那些手工厂主人与小资本家因股票行情低落而破产，将他们的商品廉价出卖。仅此二种因素已足够使那些还没有显着的生产过剩更显着的爆发出来。
在股票行情低落后，美国的汽车业马上就受到影响，著名的福特汽车公司就减少工人三万余名，而汽车的产额减少了一半。克里士里汽车公司也减少数千名工人。而汽车业的恐慌同时也影响到制钢业与铁业的生产。
自然，我们并不是说，经济恐慌马上就要来到。在短时期内大资本家还可以用人工的方法延迟这过程，然而如果股票低落的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各种质物“实现”（出卖）困难的总表现，则大资本家的能力不论如何伟大，不能改变经济的法则。而且这恐慌的到来不是限于一个国家，而是全世界的总爆发。
注释：
[1]“想象资本”是指股票行情超过票面规定额以上的价格。譬如某公司发出股票一张，额面书明股本一百元，假设市面平均利息率是百分之五，而这张股票能从公司得到十元的股息，则这张股票在交易所的市场上不卖一百元而卖二百元，这样一来，这张股票出售的价格比额面书明的多出一百元，这一百元在公司方面我们就叫他做“发起利润”，整个股票“发起利润”的总额就叫“想象资本”。那些大资本家往往故意增加他的公司的股息，他们因此可以得到更大的“发起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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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六章会议
琴在太子港又搭上船驶向波多黎各去，她计划从那儿经由巴哈马群岛回国。可是在圣胡安，她又下了船，上维尔京群岛去了。她想独个儿阅读一些关于西印度群岛的书，并且仔细思考一下，然后拟定一篇可以带回去交给曼努埃尔·孟沙的报告。
回来以后，琴达到了她心里早想达到的一个目的。她成了学校里的教务长。事实上，她早就担任着这份职务了；孟沙出国的时候，她就已经做代理教务长了。他回来后，原应该设置一个正式教务长的职位，不过那样一来，自然便要委派一个男人。因为教职员里似乎没有一个男人适合这项工作，这件事便给搁置下来。后来，孟沙回来办公了；需要有个有实权的教务长的这一层变得很清楚，尤其因为孟沙的思想和活动愈来愈集中在校外的大事上。因此孟沙和他的上级，白人大学组织的负责人瓜贝尔，取得大资本家的代言人鲍尔温的漫不经心的同意后，悄悄地委派琴·杜比侬担任了学校里的教务长。
除了日常的职务外，琴这时把大部分时间全放在研究整个儿南部人种关系的那个新组织上。她打算一九三八年在这所州立大学里举行第一次会议，不但包括南部各公地高等学校和私立黑人学校的社会学教师，还包括国内几个主要的社会思想家。她想这样先解决掉一些社会学的方法和目的等问题，来给黑人高等学校作为依据，同时还想使各个机关对这个运动越来越感觉兴趣，越来越多地参加到运动里去。
首先，她跟各黑人公地高等学校的校长通信，极力促请他们亲自来参加，还特别请他们派些社会学教授或是类似科目的教师来。差不多所有的学校全答应合作。接下来，琴着手写信给南部的白人机关，邀请他们的社会学家以观察员和顾问的身份来列席这次会议。有几处也有了回音。最后，她想法保证北部某些主要的社会学方面的教师和作家能来出席，于是劝孟沙答应负担他们的费用，请他们或是寄宿在学校里，或是住在市内的白人旅馆里。有几个人也同意了。
琴极力把这个纯科学性计划的目的记在心上，作为防止批评和取得所有的黑人，尤其是白人校董的合作的最好方法。另一方面，任何科学工作全不能在一片真空里起什么作用；琴知道出席会议的人心里必不可免地会想到，搜集的情报最后将如何使用和为什么那样使用。按照她自己的想法，她早已假定罗斯福时代的“社会主义”会被出席会议的人看作是未来的准则。但是，倘使这样，那么大伙儿心里准忘不了黑人参政权这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即使他们实际上没有提到它的话，因为社会主义只有凭选举才可以确立起来。再说，所有出席会议的人准都知道，由于南部的资源、气候、廉价的劳动力，并由于劳工组织的不存在，有组织的工业正愈来愈把它的力量集中到南部来。她因此想到，工会运动，特别在南部，将是供她调查以及在可能范围内去加以影响的一个目标。
同时，附带还有一个问题：美国黑人，尤其是南部的，作为白人团体里一个自给的单位，应该设法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条路径在音乐和美术方面已经得到了公认；它正闯进戏剧里去；在文学的一个特殊的范围里，它也有了明显的成绩。不过琴瞧出来，经济方面还只不过部分被接触到。当然，已经有亚特兰大大学在科学研究中讨论的“集团经济”；还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机关刊物《危机报》正推行的“消费合作”。可是重工业和工会，以及黑人在这个决定性的发展中的任务和地位，却还没有受到重视。应不应该替黑人另外组织工会，并且组织一个全国性的黑人工会运动呢？琴对这些事情仔细考虑了很久。黑人事业和全国事业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关系？不过琴很坚决地把所有这些问题跟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划分开；这个目的便是，用科学方法收集起美国人种关系的实际情况来，把它不偏不倚地公诸世界。
但是，琴继续深思着，一方面孟沙对美有他的理想，另一方面一般人对美却缺乏鉴赏力。对这情况该怎么办呢？她翻来复去地想着。她一开头就坚决认为，必须去获得有关真理的科学性知识——即使是在社会学的范畴内，必须去发现它的规律，认识到预言的可能性。现在，她依然抱着这样的意见。
曼努埃尔·孟沙虽然一心只想实现世界上的美和秩序，对黑人的经济发展却也很感兴趣。他赞同琴提出的用科学方法广泛地研究黑人的计划。他想在这个工业支配着的世界上筹划黑人的工业前途。但是目前，他却找不到一条明确的道路。同时，他要他的学校、教师和学生都认识到，世界作为一个居住地现在具有什么意义。
首先，他自己开始认为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居住地。他正在摆脱掉偏狭的种族主义，把自己想成是人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和白人世界对立的一个“美国黑人”。他到各处去看了看后，认为有一个地方可以先入手，那便是使梅肯的这所州立大学成为一所比先前更美丽、更令人满意的地方，成为生活的一个更宏阔、更优美的表现。欧洲的动荡不定，是可能发生战争的预兆。这妨碍了他的计划，打乱了他的思想。然而他还是一直想到文明的更广泛的目标，想到把世界全人类结合成一个整体，想到通过和平来唤起人们护守本分、谨守秩序。他不相信，也没法相信，会再有一次世界大战。
他暗自想着，并且一再对琴说道：“文明国家竟然会再来尝试一次大战，这绝对不可能吧？”
琴深思着望望他，说道“我可拿不太准，孟沙校长。我压根儿拿不准。您瞧，困难是，把我们赶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去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那就是，控制住世界上落后的地方，来谋求欧洲和北美洲的利益，以及利用殖民主义所取得的利润，来解决各帝国里的工人问题。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解决了的，或是似乎解决了的是，不准德国在殖民的帝国主义中充当法国和英国的平等伙伴。如今，您瞧，它又活跃起来啦，德国和意大利不单坚持要瓜分世界，并且似乎还想独霸世界。”
曼努埃尔默想了好一会儿，然后说道：“我觉得我在这次旅行里获得了好些关于民族、殖民地和社会各阶毅的新知识。过去各国总按老的那一套划分阶极，把广大的劳动群众划在最下层；他们无知无识，疾病缠身，主要是为了一小撮世袭的贵族工作。这在中东、中美洲和南美洲很多地方仍然是个盛行的方式。
“可是在西欧和北美洲，这种方式已轻改变了。那儿，还有相当多的愚昧无知、疾病缠身的劳动群众处在最下层，但是比以前却少得多；有一大批有技术的中层阶级的工作人员，他们一面靠工人阶级豢养，一面又接受有权有势的寡头统治集团的津贴，这些人认为自己在任何一场革命里损失掉的决不只是锁链；他们会损失掉家庭、乐器、汽车、电气用品、仆人，以及当下层阶级的上司的机会。他们心里虽然很想来遏制或是推翻寡头统治集团，但是看到自己这群人里有一些或许也真有机会可以成为富豪，于是就把这种念头冲淡了，再不然因为在剥削自己国内的最下层阶级时，甚至在剥削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大多数的世界劳动人民时，自己可以从中分到利润而把这种念头打消了。”
琴同意这一番话，并且补充道：“这使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大多数待遇优厚的工作人员变成了豪富的统治阶级的拥护者。为了保住他们的较高的工资，他们同统治者沆瀣一气来压迫穷人，而且还变本加厉，因为他们那么清楚地知道贫穷和惧怕贫穷。他们还甘愿充当待遇优厚的小兵，来管束世界各国贫穷的人民，使他们成为富豪们的奴隶。这样，通过较高的工资和政治权力，他们参加了对亚洲、非洲、中美洲、南美洲、加勒比海和南海一带的掠夺。
“特别是在美国，待遇优厚的中产阶级工作人员因为生活在黑人、印第安人和外国移民这一群群遭人轻视、遭人剥削的人旁边，所以对压迫早就习以为常了。法律允许这种压迫；习惯也没有定下什么限制。这一群群人大多数全享受不到民主；要是再爆发战争，那么原因就潜伏在这儿。”
曼努埃尔继续按着自己的思想和计划办事。首先，他动手栽种树木、花草和灌木来美化校园。他修建围墙，油漆建筑物上的木造部分。他的学校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要挂什么名画；真个的，南部多半不大想到这类事情。他发觉自己可以很容易便弄到一些世界名画的大幅复制品；学生们在木工课上可以给它们配制些镜框。因此，走道里和宿舍里开始出现了欧洲艺术的代表作：比较古老、比较伟大的画家，米开朗琪罗、蒂善和鲁本兹的作品、哥雅的阴暗的肖像画，以及比较新的流派的某些代表作——马蒂斯、戈岗，甚至还有毕加索。他特别希望在所有把皮肤全画成白色的领域里或者在漫画化的领域里都要把有色人的脸庞描绘出来。他又四下去物色泰纳和麦塔·华里克这些有色人艺术家的作品。
此外，曼努埃尔还设法添上了几座大雕像。校董们对这件事并不完全同意。他们不喜欢裸体的白色希腊人像，认为那对黑人的品德会有不好的影响。但是《米洛的维纳斯》，《撒摩什雷斯的胜利女神》，以及一些罗马运动家的像，全给弄进来了。另外，还有道格拉斯和布格·华盛顿的半身像。
这时曼努埃尔才想到，他对图书馆应该再多办点儿事。他真需要一座新图书馆，于是跟新政政府商定，在一九三八年造起了一座相当漂亮的大楼，有书，有阅览室，有休息室。他找来了一个受过训练、富于想象力的黑人图书馆主任，很有系统地买起书来。在图书馆后边，他划开了一间大屋子，作为一个小剧场，这样给职员中带来了一个很有趣的新人，结果供给了学生一些娱乐，还使他们创作出了一些作品。
孟沙和他的女儿索裘纳商议后，扩大了他的整个音乐规划。他预备办一个音乐学院，不但着重美国黑人音乐，还着重非洲、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的音乐，往后还得包括近代世界的伟大的音乐，如巴赫、贝多芬和华格衲等人的作品。有些校董认为这个规划未免雄心太大了；教师们很不容易集合起作曲的人才、天赋的歌喉和爱好音乐的听众。但是这顶工作慢慢也有了进展。黑人歌唱家象海斯、钢琴家象莫德·柯尼都来演出。
琴的计划是，促使每一所黑人高等学校承担下不断研究自己州内黑人居民的这一社会工作。这项工作的经费由当地各学校自己去负担，尽可能要使工作做得既广泛、又周密。它将利用州政府、团体或是个人所作的各种地方性的、现行的研究工作，还将使用美国人口调查的资料，把人口调查工作所不乐意或是不能够使用的材料加以分类。琴希望这种研究渐渐会变得更广泛、更有系统，并且在听取了应邀来参加会议的那些社会学家的批评后，还会变得更科学、更可靠。琴幻想着，到时候将会出现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想完成的一项最广泛、最完备的研究工作，不断地研究着一种特定的人类的行动；从这里边，也许可以得出以前从未有过的一种社会学的准绳来。
当然，实际的会议很令人失望。只有几个黑人校长前来出席。不过大多数学校全派了社会科学的教师来，只是他们并不是一群很出色的人。琴明白，要实现她的计划，第一步应该是聘请些比较优秀的教师，给他们较多的时间和金钱来从事这项工作。北部来了四个白人社会学家，对总的计划非常赞助。他们并不象琴那样指望出现一种“社会学”，但是他们深信，只要多用点儿心，再有点儿经费，一些极有趣的知识准可以渐渐累积起来。来参加会议的两个南部的白人也表示很感兴趣，同时还有点儿惊呀。他们不知道黑人能不能实现这样一个计划。如果他们能实现，那可是一个极好的成就。
会上只有几篇正式的讲话；大部分工作都是讨论；而这些讨论时常是很令人振奋的。没有几项研究工作已经在进行，因此报告也不多，不过宣布的计划却很不少。在正式的讲话中，有一篇是一位偶然来参加的客人发表的。
阿巴·阿息兹在美国自称亚历山大·亚伯拉罕。他当时正来这所学校参观。按着一贯的那样，著名的客人，尤其要是有色人的话，在这所学校里总受到欢迎和款待。这个人似乎是位很有学问的人；他应校长的邀请，留下来在会议上发表演说。
亚伯拉罕先生是个瘦长身个儿、黑色皮肤、蓄着鬈曲短发的人。他的英国话讲得很流利，真的，就和他的法国语、德国话、意大利话、俄国语和阿拉伯话一样，不过后两种语言他在美国的时候却从没有用过，也从没有承认过他懂。他的讲话清楚、简括，可是十分费解。他说：
“我们承认，对‘事物’获得清楚的知识，是理解的最好方法。不过这儿可以提出一个叫人为难的问题：要是真有什么超出我们思想的实物，那么我们对我们想到的事物当真又知道些什么呢？‘常识’出来支持‘科学’说，让我们做得仿佛这个外界当真存在，然后着手去熟悉它，探索它。根据这种假设，我们建立了一个质量和能量的世界；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移动，表现出惊人的规律来。前一世纪我们到达了一个地方，我们相信从那儿我们得到了事物活动的‘普遍规律’，接近了支配植物、动物和人这种种生命的类似规律。接着，到我们的时代，却停顿下来了。
“这个移动的物体一头无限地小，一头是一大片星辰，地球待在两者之间；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便可以知道，它们非但不表现出同样的规律，并且有着极大的、令人不安的差别。它们相互抵触，因此我们至少在原子中只能说到‘盖然性’，甚至说到科学勃兴前的学者不很恰切地称作‘自由意志’的的‘偶然性’。时间和空间似乎只是一个事物的两方面。宇宙只能在我们从数学上假定我们测量到了目前‘不能测量的事物’的情况下，只能等到我们知道了现在似乎‘不能知道’的事物后，才可以科学地加以说明。
“最老的，严谨的科学家憎恨这一切，传教士嘲笑这一切，可是数学家分裂和熔合原子来说明这一切是真实的；他还弯折光线，把运动和质量混合起来。这一切全向现代的学者挑战。目前的会议，据我了解，就是在这种错粽复杂下举行的。它将在一个特殊的、受控制的区域里尽可能地探索人类的行为，在那儿或是发现‘规律’，或是限定‘偶然性’的界限。”
亚伯拉罕先生在一片有礼而乏力的掌声中坐了下去。听众里没有几个人明白他想说些什么。有几个白人校董后来在一块儿谈论。
“他究竟在说些什么？”
“我觉得听起来毫无意义。”
“他是谁？”
“他对原子当真知道点儿什么吗？要是这样，那是怎么知道的，为什么知道的？”
“我们去和联邦调查局取得联系；他可能值得调查一下。”
联邦调查局第二年收集了数量惊人的有关阿息兹的材料。这个人生在也门。
也门在哪儿？在埃及的东面！可是在哪个国里？沙特阿拉伯。
他是犹太人吗？不是通称为“正式的”那种犹太人。可是跟古代的习惯有关——一个黑犹太人。
受过教育吗？哦，各种教育：在开罗的阿兹哈；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在北京和东京大学；在柏林、索尔蓬和伦敦大学；还在耶鲁大学读过。他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在西班牙美洲教过好几次书，时间都很短，教的是各种各样的课目。
在苏联待过吗？哦，待过，在莫斯科住下，读了一年书。他在美国当过技工——在波基普西一个发电厂和芝加哥一个化学厂里工作。
这些材料很容易便获得了；阿息兹甚至对他的改名换姓都讲得很坦白。但是结论是，他不是间谍，就是个阴谋破坏工厂的人。他承认他是共产党员。
“我非常钦佩俄国人和他们的教育制度，”他给押到监狱去的时候，很随意地说。接着，他便不见了。最后的消息是，他似乎从阿尔卡特拉兹的围墙上摔了下去，出乎意外地摔死了。
佐治亚州立大学的校董对这次会议大体上都很高兴；他们感到有点儿失望，可又非常愉快。这次会议并不是过激的或是煽动性的。它抬高了州立大学的声誉。除了未来的希望外，主要的结果是，在当地的教师和客人中间促进了对美国黑人未来的发展，特别是工业方面的发展的辩论和交换意见。工会运动的地位和前途，也受到了重视，再有便是在全国黑人范围内的总的工业路线。最使孟沙增长见闻的，是会议结束后，跟琴邀来出席的那个黑色丹麦人所作的一次谈话。
琴向孟沙说明了，一个黑色丹麦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丹麦人占领维尔京群岛的时候，时常在某种情况下公布说，个别有名望的黑人就法律上讲也是‘白人’，享有丹麦人的种种权利。这种人家的子孙有些还住在这些岛上，通常总担任着很高的职位。”
他是一个黑人，身材高大、皮肤润泽、容貌瘦削——除肤色外，各方面全是个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一百年前，丹麦政府继西班牙、法国、马尔太骑士和英国之后统治维尔京群岛时，曾经公布说，从此以后他的黑人祖先就法律上讲是“白人”了。他的一家人后来便跟圣克罗依岛上的统治者们沆瀣一气。除了自己读书外，他还受过良好的小学和中学教育；他对斯堪的纳维亚文学和英国文学全很熟悉，对法国文学也懂得一点儿。不过他可是个典型的岛上居民，从来不大出外旅行，阅历也就不深。他不喜欢美国白人，对他们买下他的小岛认为是一场大灾难。他庄重而有礼地结识了曼努埃尔；后来，这发展成了深厚的友谊，彼此还有了较深的了解。
“西印度群岛，”他说，“本来就快成为现代欧洲通到中国和印度去的大路啦。它们美得连做梦也想不到，有最理想的气候、高山、歌谣和大海，并且开始成为欧洲文明的缩影。那儿，文艺复兴后再生的文化蒸蒸日上，趋向一个新世界的新实现；那儿有新的植物，随手可得的黄金和从前希腊岛上有过的那种神仙聚会。那儿，人类的灾殃‘贫穷’将会绝迹；‘永生’将会实现了。最优秀的人经过了这些由亚特兰蒂斯形成的幸运岛屿，向神话般的人类文化诞生地亚洲驶去。
“可是‘贪婪的蛇’走进了这个乐园；黑人自己的和欧洲客人的伊甸园并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印第安人的地狱，那儿的人们正盲目地努力建造一座白人的天堂。但是他们犯下了一个错误。他们朝后看；他们回到世界第一个洲，非洲去，为了可以奴役自己的骨肉。他们想忘掉非洲的过去，诽谤它的现在，还使它的未来成为一篇禽兽的故事。为了这么做，他们不得不亵渎宗教，对真理撒谎。结果是一场大祸事：奴隶的暴动、人类的憎恨和堕落。这一切给海地、北美洲和法国带来了革命；接着把现代世界席卷进去的那个产业革命又发生了。
“创造财富与使用人力的方法上的这一重大改革，在生产上固然非常成功，可是在改革后所得的成果的分配上，情况却很悲惨。黑色的西印度群岛上的新文化，中国、棕色的印度或是黑色的非洲再生的文明，都没有成为新世界的继承者；相反地，这些地方的人全被迫成了想独吞‘世界’的‘白人大欧洲’的多病、愚昧、饥饿的牺牲者了。世界的前进在欧洲遭到了挫折；亚洲挣扎，非洲尖叫，直到世界大战使文明的彻底毁灭近在眼前。”
这样，这个黑色丹麦人说着；曼努埃尔听得非常惊讶，有点儿怀疑，也有几分同意。最后，他很冒昧地问道：
“但是，西印度群岛正发生了什么，这我可没法明白。我听说这些星罗棋布的岛屿上风景挺美，美得连做梦也想不到；我听说到那儿的音乐和欢笑，然而我也听说到那儿的不安、疾病和愁苦，还听说到那儿几乎一致认为，这些快乐的岛上根本没有真正的生活和稳定的进步。最重要的是民族，那儿没有民族；或者不如说，那儿有各种各样、肤色不同的民族，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却那么薄弱。他们彼此那么死心眼儿地厌恨！”
这个黑色丹麦人扳着手指算了算。“我们有七种人，”他说。“白人和土生土长的白人；黑白混血儿和黑人；美国人和难民；还有那些游客。不错，上帝饶恕我们，还有那些游客；他们从来就不属于那儿，可是我们把他们邀请了去，向他们大献殷勤，让他们把我们踏成齑粉。”
“可我还以为——”曼努埃尔吃惊地说。
黑色丹麦人截断了他的话。“你还以为西印度群岛的命运，就是得成为美国阔佬们的游乐场，他们在那儿可以称心如意地喝酒、嫖赌，不受法律、福音、甚至正派人士的风尚的约束；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在那儿可以仗着‘黑鬼’的贫穷无知和卑躬屈节大发横财。”
“唔，不是，倒并不完全是这样，不过那些旅馆——”
“在波多黎各、古巴、圣多明各和海地有的是暴发户。有的是汽车、海滩、宴会，舞会、游艇、店铺、珠宝——不，不！西印度群岛该是一个崭新的、更好的世界文化中心，这种文化的缔造者和服务对象便是岛上的一千万有色人，以及乐意以平等的公民和同伴的身份分担他们的甘苦的另一些人。这不可能吗？哦，不！我已经全想好啦。你听着。
“我们只要有一小群团桔一致的人，先在圣克罗依岛开始；十家，一百家，一千家，有一点儿钱，能读能写，受过训练，会思考。我们先在一片片相当大的普通土地上种植我们需要吃的东西，除了绝对必要的外，什么也不从外面输入。我们吃没有经美国骗子提炼过的黄糖，吃自己的丰富的水果和菜蔬，不喝罐头装的污水；根据科学来调剂我们的饮食，不过也不许有乖僻的嗜好。我们建造自己的野外住宅：平房，空气畅通，阳光充足。我们敢于面对巴黎和纽约的时髦式样而表示唾弃，并用自己的纤维织出自己的布来。到可能的时候，我们就学着制造和使用新式人造纤维；不过在尼龙垄断还没有给打破时，我们不妨就穿棉布、呢绒、丝绸、亚麻的衣服。我们一吋吋地耕地，不是一哩哩地；我们用手和脚，不用拖拉机，直到我们自己的头脑，或是为人类幸福而不只是为利润工作的别人的头脑，发明出比较简单、比较好的农业器械来。
“我们的目的是要取得更多的空闲，而不是一味工作；我们要有时间来思考、教育、绘画、赋诗和雕刻；有时间来发明和进行科学研究。没有专利或是版权，只有个人的酬劳、奖品和奖学金；有戏剧和剧场，观光的人不是愚蠢的‘游客’，而是艺术家和歌唱家，他们口袋里很贫乏，才能却很丰富，全不乐意把灵魂出卖给大都市里的暴君；还有便是贪婪的出版商不能仗着挣钱、因而想叫他们挨饿的作家。”
“可是慢着，”曼努埃尔插嘴说。“你说得太快啦，快得叫人吃惊。不过困难可有一些。首先，拿土地来说呗。西印度的土地不是已经变成、就是快要变成独占土地了。你的团体住在哪儿呢？”
“我们对不用的土地一律征收重税，凡供耕种或住家之用的土地则一概免税。产业全交给社会保管，可以任意收回，如果确有损失，应当作出合理的赔偿；产权永远应当公开，由国家来登记；大伙儿全部收入的来源和原因也全部公开。”
“可是这么做的权力打哪儿来呢？”
“我们可以投票表决。”
“但是，亲爱的先生，其他的群众也可以投票呀；他们按着有钱有势的人的吩咐投票，要不——”
“就给毁啦。但是我们会实现民主。我们会按照我们希望的那样投票；我们会学习和传授我们该要什么，该怎样来取得它。”
“但是你有没有认识到，世界上这种民主政治多么少，而已有的那一些又可以多么迅速而有效地给废除掉或是取消掉？上帝在上，你怎样才能使一个投票的团体很有智慧，知道什么对他们最好和怎样来投票支持它呢？”
“亲爱的孟沙校长，你当真怀疑人类智慧可能办到的事和教育可起的实际作用吗？”
“噢，不是，不过民众普及教育一百年前就开始啦，今天有多大的成绩呢？”
“它是在《选举法修正案》通过后就开始的呢，还是我们只不过刚刚开始谈论到它呢？我告诉你，它是办得到的。”
“再说，你的土地计划和报酬，我想还有公费医疗和养老金的办法，公用事业的公有制度——这一切听起来很象共产主义嘛。”
“象共产主义？”
“你知道，俄国的那种方式——铁幕和那一大套。”
“这就是共产主义吗？嗨，我还以为共产党员是杀人犯、阴谋家和骗子哩——至少人家是这样跟我说的。”
“你自然也就相信啦，就和你将来相信人家跟你说的别的事一样。你瞧，亲爱的朋友，我们全受人家告诉我们的话支配，永远是这样。”
“难道因为没法获得‘真理’，教育就无济于事了吗？”
“好——”
“这可不是好，是坏。”黑色丹麦人显得很厌恶的样子。
孟沙端上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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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西印度群岛的有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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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西印度群岛的有色人
曼努埃尔·孟沙站在梅肯校园的前门口，眺望着校园。他微皱着眉头，一只脚不住地踏着地面。那是一个美丽的早晨，是南部秋季的那种既没有寒冷的意味，而盛夏的炎热却已消逝的温和、灿烂的一天。空气是爽朗的，树木青葱，微风温煦。
校长从他环游世界的旅行回来，已经好几个月了。当他四面眺望的时候，他不禁暗自问道：我们在这儿干吗，为了什么目的？我们的任务和理想是什么？
正在这时，他听见有人打喷嚏，瞧见琴正走来开始她上午的工作了。他们很恳挚地互相招呼了一下。
“你伤风了嘛，”他说。
“是的，有点儿伤风。也许我近来工作过忙了点儿。您出国的时候，工作实在倒并不难办，不过当然也有些气人的事。您知道，我们黑人敢情比白人还不习惯瞧见实权掌握在女人的手里。他们知道我办得了您的工作，但是他们感到很不愉快——话倒没有说什么，只是在种种其他方面表现出来。他们不喜欢把我放在他们上边；再说，有几个校董对我的一些信念也有点怀疑。不过，真正的困难倒也没有什么，因为，说到头，我很熟悉这工作，熟悉一切细节，他们也知道我熟悉，所以就不来多管啦。可我不得不经常忙着，经常留神，也许我确实有点儿疲劳过度啦。”
“你累成这样，我真抱歉，”孟沙说。“我告诉你我认为你该怎么办。假期以后，休息一个月，上西印度群岛去瞧瞧。我在法国的时候，对西印度群岛有了一种新看法。一个叫作詹姆士的黑人给我瞧了他写的书；这本书是宣传革命的。我们一定得把西印度群岛也包括在我们的考察里。你也不会有时间做多少事，只是去劝说一两个代表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我想这我可以办到，”琴说。接下来，她问道，“我可不可以问一声，您刚才在想什么，您那样皱着眉头，一看就知道您有心事。”
“是的，”他说。“我上世界各处去看了看回国来，心里一直认为我们生活的目的毕竟是，或者不如说应该是：‘美’，使我们周围有些美丽的东西。我想到高耸在日本森林里的那些木造的古庙。我想到在英国靠近我住的地方的那座大教堂，还想到在法国罗亚尔河上的城堡。我想到那么许多美丽的东西。这个世界就是为了美而存在的。美终究是生活的目的。”
琴不同意。“美吗？是的，当然是一个目的，不过不只是美。就某种意义讲，也不单是美。非得有人来识别它和欣赏它，而他们又非得有时间来看，来听，来欣赏。瞧瞧我们这儿，有多少人有时间，或是受过训练，能欣赏一幅蒂善的画，或是一件了不起的雕刻呢？”
曼努埃尔沉默了。接着，他慢腾腾地说道，“说虽这么说，为了那些有时间的人，为了那些能欣赏的人，我们现在就得有些美丽的东西，一面再等着有更多的人来欣赏。这个校园很难看。啊，也有些好的地方。我们的行政大楼就具有古典的线条。我们保留了南部这种老式的柱子，这是南部莫名其妙地从希腊人那儿采取来的。你瞧，房屋正面这样朴素，可又那么精致。”
“是的，”琴回答。“只有一件事我搞不明白。南部的比较好的住宅的确具有古典和美丽的线条。但是您有没有想到，南部的一般住宅始终就没有留出地位来做厨房，尽管它非常需要厨房？厨房不得不另添出来，安置在正屋的外边。”
孟沙笑了笑，说道，“不论怎么说，我可要在这个校园里铺点儿草皮，或是弄点儿什么跟草差不多的东西。我要再多种点儿树，随后还要弄几件雕刻品。走道里还要挂上几幅名画。”
“好！”琴说。“只是您当然得记住，校董会要问这一切的代价的！”她笑着走进大楼去了。
她看出来，孟沙这次环绕世界的美好的旅行，已经扩大了他的眼界，打破了过去把他禁闭在狭隘的种族世界里的一些障碍。生活已经变成美、合理和舒适了。可是琴又有些纳闷，不知这次扩大的程度会不会使孟沙忘了或是忽视了他的繁难工作的有限要求；以前，他从这项工作上瞥见了那么美好的一种自由。
琴的伤风一直没有好。圣诞节后，她才安排好到西印度群岛去作一次旅行。她想起：从弗吉尼亚州经过南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到古巴，海地、牙买加和巴拿马这片连绵不断的地方上，黑人和黑白混血儿在居民中经常占着多数。不论什么只要影响到这群人里的一部分人，也就会影响到全体。后来，她看了詹姆士的《黑雅各布宾党人》和勒吉尔的《海地史》，以及一些其他的书。她感到吃惊和激动，特别想要到一八○三年德萨伦推翻法国政权的那片战场上去瞧瞧。
她搭上了一般不定期的轮船，从迈亚米出发去作一次环游，很短暂地，实在过于短暂地，访问了一下古巴和牙买加、海地、波多黎各、维尔京群岛和巴哈马群岛。象往常一样，她独个儿旅行。她没有可以一块儿同去的白人朋友；有色人朋友当然又没法弄到膳宿供应。
首先，那些大山的令人难信的壮丽把她吸引住了。大山从海水深处直耸到天空，上边满是无法描绘的灿烂的枝叶和花朵。接下来，更使她惊愕的是：盘据在山上的贫穷、愚昧和患病的人们，看得她心神沮丧；四处都有白人的粗俗和游客的奢侈的痕迹。游客们特别使她愤怒——这一群群愚蠢的、张口结舌的傻子，跟强盗、赌棍、妓女和游手好闲的人混杂在一块儿。大伙儿全带着钱，很少带着什么别的。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不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嘲笑当地人，讥诮贫穷和无知，扔点儿施舍物，象把骨头扔给狗那样，同时在一伙下贱的“黑鬼”的侍候下纵情狂欢。
她匆匆地访问了一下古巴和牙买加。她瞧见了同样的画面：一个有色人种和黑种人的贵族阶级拼命地压在黑色农民的头上，以便模仿英国或是美国白人的阔绰气派和奢侈作风；而在下面折腾着的，是凝结在一起的污秽和悲哀的广大群众。他们朝着太阳挣扎，可是又被雾气窒息得透不过气来，因此欧洲人种的优越和美国人的奸滛抢劫看来便象是人类的进步了。
琴在海地上了岸，到太子港去看了看，然后往北上克里斯托佛的城堡和皇宫去。后来，她到了海地角，坐在广场上。她在海地角那片荒凉的广场上很意外地遇见了一个人。起先，她用还凑合的法国话向一个在一旁闲逛的小伙子打听，走哪条路可以到德萨伦打败罗香鲍的战场上去。小伙子只会说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国土话，所以听不懂，可是坐在旁边的一个男人却答话了。
琴很感兴趣地望望他，并没有立刻去寻找战场，反而和他谈起话来。这个杜瓦尔博士（他喜欢写作“杜·瓦尔”）是海地角一个有名的人物。他到法国去受过教育，在海地教了多年的书，现在退休了，靠着一笔简直不够维持生活的微薄的养老金过日子。他把时间消磨在阅读和研究上，几乎天天坐在市立公园里，身旁带着书，口袋里放着小册子和报纸。他的最大的乐趣便是碰上一个有知识的听者，可以和他一块儿讨论西印度的历史。他欣然地、详尽地把他知道的一切告诉别人，可是对于任何帮助，或是为了他认为是有教养的人之间简单礼节的事，企图付给他任何费用，他总是容易生气。有一次，一个衣着华美的美国游客听他指导了将近一小时后，递给他一张五元的钞票。这个触恼了的杜瓦尔把钱扔到沟里，气冲冲地大踏步走了。
“这个黑人到底怎么啦，”那个美国人嘟嘟囔囔地说。“这钱太少吗，”
这天，博士感到琴是一个有教养、有知识的女人。他谈了很多事。
他首先指给琴看广场那边通向一八○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最后那场大战的战场的道路。“当时，德萨伦和卡波依推翻了妄想到美洲来寻求一个新帝国的拿破仑军队的统帅，年轻的罗香鲍。”
“那一来，英国就夺取了西部，美国更不费吹灰之力一下子就拿到了路易斯安那州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琴说。这个人显得很高兴。
“啊，你对历史倒知道点儿。”琴把自己的研究告诉了他。“哼！”他嘟囔说。“但是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西印度进行了文艺复兴，他们在一五○○年后形成了现代历史的一幅缩图。可是他们的故事已经被遗忘了，歪曲了，误解了，尤其是还受到了嘲笑——受到了嘲笑和讥诮，变成了一大套谎话。
“雷纳尔神父说，西印度的劳工‘可以被认为是今天激动着宇宙的那种快速运动的主要原因！”’
“但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琴问。
“圣多明各是世界上最好的殖民地；它的前途似乎是无限的。一七八三年美国独立后，这个法国殖民地在六年里使它的生产增加了一倍。这些年里，单是波尔多就在圣多明各投资了一亿元。英国的资产阶级是法国的最大的竞争者。在整个儿十八世纪里，他们在世界各地互相争夺。”
“可是英国人停止了非洲的奴隶买卖，最后还废除了奴隶制度。”
“英国的殖民地已经有了足够的奴隶。圣多明各却还需要。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为可怜的受苦的黑人流着眼泪，大叫大嚷着要求废除奴隶买卖，一面又试着想在印度进行更大的剥削。他们开始骂西印度群岛是‘不毛的岩石’，并且问道，这个国家的利益该不该为七万二千个主人和四十万奴隶牺牲掉呢？”
“但是，英国真正慈悲的人准也有不少吧？”
“当然啦；深信英国是上帝的宠儿的人可也不少。象有一个英国人所写的：‘看来好象上帝从我们手里把美国夺走后，不肯让他宠爱的人民没有一个丰厚的代替品。’庇特看到一个机会，用东印度的食糖来把大陆市场从法国手里抢过去。印度的棉花产量在几年里增加了一倍。印度自由劳工的代价每天只要一便士！”
琴和她的朋友谈着的时候，两人都掠过那片广阔的北部平原朝山区望去。那儿，克里斯托佛的坚固的城堡阴暗而壮丽地隐隐浮现出来。杜瓦尔博士，面黄肌瘦，穿着破旧而洁净的衣服，在谈吐和举止方面都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他身上没有一丝卑躬屈节的气息；他也从没有认为任何一种肤色的任何一个女人是不值得他注意的。他指指那片大平原，说道：
“黑奴就打那边来了，象一阵旋风似的直冲上前，可是召唤他们来的倒是磔刑的刑车。”
“磔刑的刑车？”
“磔刑的刑车，他们磔死那个漂亮的奥格的荆车。奥格是个黑白混血儿，在法国受的教育。他在法国为海地的‘自由黑人’很勇敢地奋斗。他可没有替黑奴说过一句话。真个的，七年战争的时候，在巴黎受过教育的黑白混血儿往往还是奴隶主。”
“奥格为什么遭到攻击呢？”
“奥格想替自由黑人跟圣多明各的白人一块儿取得法国公民的身份。白人不乐意结成这样的联盟。他们逮住了奥格和查万涅斯，把他们俩绑在一个大磔刑车上，用铁条打折了他们的骨头，让他们血肉模糊地暴露在正午的炎日下受尽折腾，直到他们在剧烈的痛苦中死去。”
“我记起来啦，”琴说。“白人和自由的黑白混血儿于是打了起来。”
“可是在一七九一年八月十四日，从那边那些险恶的大山的悬崖上和深谷里，越过那片广阔、肥沃的平原——这片平原在一百二十五年里曾经使法国富庶，使欧洲嫉妒——冲来了四十万黑人。他们大半都是奴隶，不过也有些是祖先在这些大山中躲藏了一百多年的自由人。他们对着那条绿色的长蛇和一只野猪的热腾腾的内脏发誓效忠鲍克曼，用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国土话喊道：‘创造了给我们光明的太阳的上帝，兴起波涛和统治暴风雨的上帝，瞧见白人所作所为的上帝，保护我们，领导我们吧！’
“没有几天，这片著名的北部平原有一半全成了燃烧着的废墟。从海角那儿起，整个儿地平线成了一堵火墙。从这堵墙上，不断地升起一股股浓密的黑烟；火舌从黑烟里冒了出来，一直腾到高空。大约有三星期，海角那儿的人民简直辨别不出白天和黑夜来了；燃烧的甘蔗象雪片似的被风吹着，雨点般掠过市区和港口的船舶，使市区和船舶都有毁灭的危险……
“他们的妇女遭受过无数次的强奸，所以他们也强奸了落到他们手里的所有白种妇女，往往就在她们那些还在流血的丈夫、父亲和弟兄们的身体上行奸。‘报仇，报仇！’是他们的呐喊声。他们还把一个白人小孩叉在枪尖上当作旗帜！”
琴望望她的同伴，喃喃地说道：
“这么说，恐怖时代从法国传到海地来了。”
“啊，不是，不是，恐怖时代是在海地开始的，三年后才传到法国。那时候，法国的白种工人瞧出来他们一定得和黑奴团桔一致，于是跟他们一起，为他们作战。真的，法国革命本身就是在西印度群岛开始的，从一五二三年到一七八○年横扫过西印度群岛的二十五次黑种工人的起义中开始，到一七八九年才在巴黎爆发。”
琴睁大了眼睛望着她的同伴，两眼里显得好象不信，其实她是感到愤慨，在她研究历史时，在她想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些什么时，这一部分主要的史实几乎完全给隐瞒起来，给歪曲了。
“你不相信我的话吗？”他说。
“噢，相信，相信！”她辩白着，“只不过这番解释这么特别——这么新群——”
他笑了笑站起身来：
“我来告诉你一些书名；你回国的时候，不妨读读这些书。这会儿天已经黑下来了。在天黑以前，我们还来得及去瞧瞧你想瞧的那片战场。”
琴硬要雇了一辆摇摇晃晃的出租汽车；他们朝西驶去。在车上，琴问道：
“奴隶起义后，怎样呢？”
“西班牙和英国都想来夺取圣多明各；法国却拚命想保住它，可是它的价值就在它奴隶的身上。这是和革命相抵触的。屠圣出来成了奴隶的领导人。因为他不相信法国人，西班牙就得到了他的帮助。圣多明各的农场主人请来了英国人。威廉·庇特于是夺到了海地的大部分土地和其他几个岛屿。英国就快占有富饶的西印度群岛了。这就会意味着在西印度群岛重新建立起奴隶制度来；这下子，一个富庶的英国就可以推翻法国的革命了。
“但是在法国，革命到达了最高潮。法国的工人群众把政权拿到了自己的手里；恐怖时代接着来了。财主和雇主向工人低下了头。他们宣布痛恨‘肤色方面的贵族’，并且拒绝喝咖啡，因为它是染满了奴隶的鲜血的。随后，西印度群岛方面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高潮。一七九四年一月，从圣多明各来了三个代表——一个白人，一个黑白混血儿和一个黑人。等那个黑人贝雷结束了他的演讲后，国民议会就宣布在法属殖民地上废除了奴隶制度！
“屠圣立刻不再替西班牙效力啦。他统领了圣多明各的法国部队，宣布给予奴隶们自由。这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把英国军队赶出了圣多明各。”
“但是黑奴们打得过英国军队吗？”
“打得过。军事史学家福特斯鸠说，一七九五年是‘英国陆军史上最不光彩的一年’。英国人三年里在西印度群岛损失了八万名士兵；这个损失比惠灵吞在伊伯利安半岛战役中的损失还大。他们花费了二千五百万元；结果怀特将军主张撤退。梅特兰将军就和屠圣进行了谈判。
“他们签订了一个条约，英国人从岛上撤退。梅特兰将军安排了一场辉煌的阅兵式和一个盛大的宴会；宴会结束后，他以英国国王的名义把总督府的一尊青铜大炮和许多上好的金银器皿送给了屠圣。”
“那么，热月对黑奴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昵？”琴问。
“热月的反革命不仅表示资产阶级对工人的胜利，并且表示想在圣多明各重建‘秩序’。法国的业主和投资人哭了起来。‘我们的港口里不再有什么造船工业了。工厂全荒废了；连店铺也关闭了。因此，多亏了你们的崇高法令，每天对工人说来都成了一个假日。在我们的各个城市里，我们可以列举出三十多万人，他们除了合抱着两只胳膊，议论时事、人权和宪法外，没有别的事可干。’
“巴贝·夫，一个下贱的仆人，到处宣传共产主义、黑人自由和黑白工人的团桔。他组织了‘平等会’，可是一七九七年他被处了死刑。业主和商人发怒了。因为黑白混血儿里戈德争取要奴役黑人，法国于是极力支持他，对抗屠圣。屠圣又胜利了；法国的资产阶级不敢试图重新建立奴隶制度，不过他们又怕屠圣也许会成立一个独立的岛国。英国人鼓励独立。但是屠圣相信法国，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全送到法国去受教育，来表示他对法国的信任。”
“他得到的报酬是什么呢？”
“他得到的报酬是，最后被人出卖了，惨死在法国拿破仑的手里。”
他们下了出租汽车，眺望着那片空旷的战场。
琴回想到法国督政内阁的垮台和拿破仑·波拿巴特执政政权的成立。
杜瓦尔继续说道“这很清楚，拿破仑对黑人又恨又怕，虽然他在巴黎向上爬的第一步，是从他和—个西印度群岛黑白混血儿的结婚所取得的。约瑟芬·戴布哈内原先嫁给了一个法国贵族。她的丈夫上了断头台后，她在拿破仑的朋友们手里得到了保护，成了巴黎社交界最妖娆的人物。
“拿破仑正要出征意大利的时候，跟她结了婚。他一心为法国贪婪地争夺着它的最富铙的殖民地，瞧见这片殖民地快落到英国人的手里，感到很惊慌。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把注意力转向西印度群岛，屠圣却已经崛起，实际上不再受法国的约束了。他从西班牙手里夺过了整个儿海岛，一八○一年居然很冒失地公布了一个宪法。他坚决表明，十分诚恳地表明，他对法国的忠诚。但是拿破仑满怀愤怒，决计要杀掉他。他布置了一支由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建造的八十六条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这支舰队载去了由拿破仑亲自训练。由他妹夫勒克莱率领的两万两千名士兵。
“一八○二年二月，这支舰队在海地角停泊下来。这个城市当时是在克里斯托佛的指挥下。勒克莱下令要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投降。答复是一排炮火；接着，克里斯托佛把全城，包括他自己的住宅，一起烧成了灰烬。随后是两年可怕的战争。军队和热病使法国人死了很不少．
“勒克莱立刻惊吓起来啦。他写溢：‘我的境况一天比一天恶劣。疾病使兵士们不断地死亡。屠圣象我早料定的那样，是靠不住的，不过我从他的归顺上已经取得了我原指望的目的。’
“勒克莱接下来就采用了卑鄙可耻的欺诈手段。他把屠圣引诱到他的旗舰上去，假说要作进一步的谈判。这个伟大的黑人领袖到那儿就被逮住，押解到法国去了。
“屠圣在阿尔卑斯山的雪地里被冻饿死掉。拿破仑以为这就是结局啦，可是并不是。首先，勒克莱不敢建立奴隶制度。他写信给拿破仑。瞧瞧这本书上怎么说：‘在一定的时间里，别想在这儿建立奴隶制度。所有的黑人根据法国的来信，根据重新准许奴隶买卖的法律，根据礼恰潘斯将军在瓜达卢帕岛重新设置奴隶制度的法令，全认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再成为奴隶。’
“接下来，他尖声叫嚷：‘我刚发现了一个大阴谋，目的是要鼓动整个儿殖民地在热月底起来叛变。由于缺乏领袖，它只部分实行了。单除掉屠圣是不够的。还有两千个领袖得清除掉……
“‘虽然我描绘了这样一个可怕的局面，我应该说，我并不是没有勇气……四个月来，我就只靠了圆滑才生存着，自己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实力；请判断一下我能不能达到政府的目的吧。’
“十一月二日，这个病魔缠身、心烦意乱的勒克莱死了。他带领来的三万四千名法国士兵里，有两万四千名死了，八千名躺在医院里，只留下两千名精疲力尽的人。罗香鲍来接替了勒克莱的职位。
“罗香鲍是一头残忍的畜生。他在勒克莱死后获得了两万名法国新兵。他把那么多人淹死在海地角湾里，因此人们连鱼都不再吃了。他用狗追捕黑人，把黑人活活烧死，拷问他们，绞死他们，把他们齐脖子活埋在虫穴里。
“但是德萨伦以牙还牙。他当着罗香鲍的面绞死了五百个白种军人，又把北部平原烧成了一片焦土。就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地方，德萨伦从红白蓝三色旗上把白的那条扯下，用剩下的红蓝两色——象征鲜血与蓝天——做成了自由海地的旗帜。一八○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黑人和黑白混血儿集结起来，对海地角展开了最后一次进攻。五十年后，一个白种奴隶主写道：‘但是这是些什么样的黑人啊，他们怎样作战，怎样死去！我瞧见整整有一大队人被四尊大炮的葡萄弹猛击着，却一步也不后退地朝前挺进。倒下的人越多，余下的人的勇气似乎也就越大……
“‘二千条嗓子响遏行云地合唱着的那些歌，由大炮配成低音，汇合成一种惊心动魄的声响。法国人也在绚烂的阳光照耀下进军，高歌着走向死亡。就连今天，过了四十多年以后，这幅庄严、辉煌的景象还象我瞧见它的时刻那样，栩栩如生地存在在我的脑海里。’
“十一月二十八日，罗香鲍投降了。他躲避到英国人那儿去，把六万名法国陆军士兵和水兵的尸体撇了下来。十二月三十一日，德萨伦宣读了海地的《独立宣言》。”
琴转身离开这片荒凉的古战场时，天色已经黑了。他们乘车回去的时候，她的导游人继续说道：
“德萨伦的后任克里斯托佛没法使黑人和黑白混血儿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使他们分裂的不再是奴隶制度，而是对国家的不同想法。北方在克里斯托佛的领导下，恢复了非洲的共产主义，有专政和严格的纪律来防止白色世界的殖民帝国主义。因此就出现了在拉费里尔那儿的那座防御性城堡——世界上的一个奇迹。
“但是贝欣和他的黑白混血儿在南方却面向着十九世纪的新的民主政治，象法国和美国首先实施的那种体制。贝欣帮助促进了南美各国的独立，并且徒劳无益地设法去和美国亲善。可是建立在对有色劳工的剥削上的法国和英国白色劳工的民主政治，除了把黑色的海地看作一个半殖民地地区外，拒绝和它缔结任何联盟。”
第二天，琴热诚地谢过了她的导游人兼顾问后，离开海地角上太子港去。她从借给她的书上仔细阅读了一下有关海地的不平凡的故事。从英国人在亚洲战胜了法国人，征服了印度的那天起；从法国人靠了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度富裕起来，发现自己本国的政府被推翻了，并且受到黑种和白种工人要求一律平等的威胁的那天起；从英国人想来夺取西印度群岛；从拿破仑想取道埃及打进亚洲，以及屠圣·劳味图尔推翻了法国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那天起；从法国工人想把黑人和白人团结在一场斗争里，而英国人则把黑种工人压在白种工人之下，又用较高的工资收买了白种工人的那天起，种族界线便存在着，直到俄国废除了它，使全世界避免了一场种族大战。
琴这时对后来发生的事似乎看得异常清楚。英国把她在西印度群岛的投资转让出去，然后用解放的名义放弃了西印度的大农场，换取了新的投资对象，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上扩大了资本主义。于是从黑奴的血水里，便诞生了产业革命和新的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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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亚洲的有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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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亚洲的有色人
当然，这一切使孟沙急切地想上俄国去观光一下，革命的一切希望和恐惧全围绕着那片不可思议的国土在回旋。他打算从那儿再往前走，到亚洲去看一看。他最初起程的时候，心里就曾经想去俄国，但是朋友们，以及他在美国、英国和法国遇见的人全劝他说，这样一次旅行也许不太恰当；俄国正很混乱，谁也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情形。因此他便放弃了这个主意。但是他这就要上亚洲去，而上亚洲去的最快的路程便是由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穿过俄国。他认为由地中海绕过去，未免无聊，费用也太大。因此他想着也许可以在俄国待上一个月，然后再继续前进。
结果，他发觉这办法办不到。为了一个他想象不出的原因，他在俄国停留一下的要求遭到了拒绝。俄国国际旅行社工作中遭遇到的种种困难，他完全不知道；西方正开始强加在这个奋斗中的国家身上的许多新压力，他也不知道。因此，他能采用的最好的办法便是，从莫斯科直到中国的东北去，路上不作稽留。他最后便决定这么办了。在启程往东方去的时候，他写信回国说道：
现在是一九三六年十月。我正在俄国，这儿正进行着组织生活的实验；不问成败利钝，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一次实验。自从发现美洲和法国革命以来，没有一件事是跟这一样重要的。然而这个实验正在史无前例的敌视中进行着；在人们通常只用来对待犯罪行为、颓废堕落和亵渎神明的那种刻骨的痛恨和互相攻讦中进行着。
他走近蒙古时，又写道：
我们正驶近蒙古，已经到了布利亚特州。细长的枞树挺拔地耸立着，树梢和枝条给白雪压得弯了下来。西伯利亚夜晚的孤寂笼罩着我们。我们沿着一条一半结了冰的河流驶下黑山的一条山路。突然，眼前的景物换了一番气象。一所新建的大工厂在夜色里闪闪发光。大堆的木材排列在河岸上。有条电灯闪亮的大道说明了建筑现代化道路的开端。铁轨向两边广阔地岔开，不久使出现了一个现代化的火车场。接着，我们驶进了新命名不久的维露丁斯克。这儿完全是军人世界。车站上全是军人，月台上也站满了。一列停着不动的火车上也挤满了军人。他们还紧紧裹着拖到脚后跟的长大衣，走来走去。有些带着步枪，有些背着背包。现在，一切都很清楚。这是抵抗日本威胁的一个边防军集结地。
在我们的东方往东一万哩外，有一片国土，凄凉寂寞，尘土飞扬，在过去暗淡的岁月中留下了一页历史。从那儿兴起了蒙古的游牧民族，从亚洲冲到德国和意大利，改变了现代世界的历史。他们是褐黄色皮肤的人，宽脸扁鼻，生着蓬乱、笔直的黑头发。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今天，他们——他们或许有二千五百万人——正在我的四周，在内外蒙古和中国的东三省。
这是一个新世界。我的肤色一点儿也不显得特别。除了在饭馆里和餐车上当服务员的金发碧眼的俄罗斯白种女郞外，这个世界里的人全是淡黄色、黄色或是褐色皮肤的。列车出发往东驶去。我坐在一辆美国制的普尔门卧车里。列车员不属于熟练这一行的我自己的那个种族；我倒很想向他提供几点意见。路基比在西伯利亚的好。战争老在我们附近徘徊。他们很早便把窗帘拉下。我原想朝外看看，但是幸亏我先看到了张贴着的那些布告：“在海克和阿古诺之间，旅客不得朝窗外观望，违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我并没有朝外看。
我们沿着一片辽阔的大平原朝前疾驶；寒风从北极直掠过来。这是一片荒凉不毛的土地；难得有人在孤寂的道路上困乏地前进。接着，整个儿景物仿佛受了魔法似的改变了。我们乘在比普尔门还好的日本车厢里驶出了北方沙漠的荒原，在一条碎石铺的完美的路基上很安逸地疾驶。车上的服务十分周到。我们驶离这个古老的国境和“土匪”——成吉思汗的现代继承人——出没的地方，来到了“新京”，一九三二年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植起来的那个“新国家”的“首都”。
我匆匆地往前走，上中国去。中国是从十世纪到二十世纪，从美国到日本，所有帝国主义阴谋诡计的目标。早晨，我到了大连这个巨大的海港。我的朋友递给我三卷惜别用的五彩紙带；我和十二三个其他的旅客按照日本的优美的风俗牵着一头，岸上的朋友们松开了另一头。最后，一条五颜六色纸带形成的长虹从船上连接到了岸上。这样，我告别了“满洲国”。
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这儿，一个从空旷的西方来的人第一次认识到，世界的人口实际上集中在哪儿。以前，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这么打动过我。中国对一个只待上短短一星期的旅客，是难以理解的；我想就连对一个待上短短一年的旅客也是如此。当然，我有一套理论和解释，这使我所瞧见的和听到的那一大堆事情有了一种含糊的意义。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了解，我怎样相信了摆在我面前的人类历史，而忽略了一个民族的全部意义。这一点我可知道了：任何人不把中国放在一个特别突出的地位上，而想来解释世界，都是徒劳无益的。也许，宇宙之谜将在中国获得解决；即使不是这样，那也决不会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忽视了中国的地方。
我站在中国的长城上写下了这些。在我的脚下，过去了二十三个世纪。东北的紫色巉岩横卧在山谷那边；后边便是中国的黄褐色山岭。我花了七毛钱由四个人抬上长城，随后又抬下去。这儿，我站在被称作火星上可以望见的唯一的人类建筑物上。它不是土筑的围墙，也不是一堆鹅卵石。它胜过了那么多世纪捍卫着地中海文明、不容野蛮的日耳曼人摧残的君士坦丁那座坚强的棱堡。这是一种雕琢精细的石头城墙，匀匀整整地用不朽的胶泥堆砌起来，有二十呎到五十呎高，全长两千五百哩，是由一百万人用完整的砖石建造起来的。它默默地、不变地矗立了两千多年。这便是中国。
我跟一群中国各界的要人和商人谈了谈。我们谈了差不多三小时。我直截了当地讲话，告诉了他们我的当奴隶的祖先，我的教育和旅行，以及美国的黑人问题。接下来，我把话转到了他们身上，问道：“你们认为欧洲还能继续支配这个世界多久呢，或者也可以说，你们认为一个以亚洲和有色人种作为精神中心的世界，还得多久才能出现呢？世界大战以后，你们在政治上摆脱了欧洲的统治——至少是部分摆脱了，但是你们打算怎样摆脱掉欧洲资本的统治呢？你们的工人阶级正在怎样朝前进展？英国、法国和德国使你们蒙受的损害比日本使你们蒙受的大，你们为什么对日本比对欧洲还痛恨呢？”
孟沙想抢先拦住外国人对美国黑人问题通常会提出的那些询问和议论，以便尽可能从中国人嘴里多得出点儿有关中国的知识。他于是接着说道：
今天，我在你们市内的街道上瞧见了一件事，使我想到了美国。一个穿得很好、大约六岁的英国小孩儿跟他的保姆在外滩那儿走。他遇见了几个中国小孩儿，身个儿矮小，衣衫褴褛、十分肮脏。他挥了挥手吩咐他们走到人行道下边去；他们很恭顺地照办了，到路旁的沟里去走。一般说来，这儿的白人待中国人就象美国南部的白人待我们黑人一样。我听说只不过最近，中国人才可以走进你们市里最时髦的娱乐中心跑马厅去。白种的外国人管理着你们的都市，强迫你们的儿童进种族隔离的学校，而且通常总做得好象他们占有中国和中国人似的。你们为什么允许这种情况呢？
在后来的岁月里，孟沙对于召集这次座谈会和提出这些问题感到十分惭愧，因为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对中国和她的历史多么缺乏知识。他从来就没有研究过或是读过中国史或是中国文学。在小学校里，中国是一个笑料，她的人民是“古怪”的。在大学里，他学到了些有关英国和法国国王的事，可是对于汉朝或是明朝的帝王却一点儿也不知道。在一九三六年的这个时刻，孟沙没有梦想到在中国演出的那出可怕的悲剧，也没有梦想到从福建绕到云南、四川和陕西的几千哩路的“长征”。孟沙从没有听说过的朱德，这时向未来的赤色首都延安进发，去和毛泽东会师。中国的农民，受到长期的奴役、掠夺和残杀，终于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一身鲜血和污泥，打算来统治一个世界了。然而孟沙对他们三千年生死存亡的历史和它在二十世纪里所达到的血腥的高峰，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还在上海问中国的几个要人，他们为什么要容忍西方的凌辱和统治，他们准很奇怪，不知他是傻子，还是间谍。
孟沙一点儿也没有听说过，西方从一八三九年后在中国干了些什么：譬如鸦片战争，英国靠了它富裕起来，中国却因此而沦为殖民地；又如所谓太平“叛乱”的中国那次起义，在这次“叛乱”里那个滛棍和杀人犯戈登开始了他的“圣徒般”的生涯，直到苏丹的黑人砍掉了他的脑袋才告结束；还有，用中国苦工来进行的奴隶买卖，它把便宜的劳工输送到美国去；以及一八九九年，“文明”世界联合起来，盗窃中国的财宝，瓜分中国的土地时，中国人在义和团的领导下进行的第二次愤怒的反抗。这一切对这位美国黑人说来，不是被歪曲了，便是完全不知道。当孟沙问到他们为什么向西方屈服的时候，大伙儿都不接口，这使他和一起吃饭的五位中国人同样感到局促。孟沙想起，当一些好心肠的外国人在大庭广众中殷勤而又直率地向他问这问那的时候，他也时常处在同样的窘境里。这天和他会面的有五个人——一个是中国小学校的主管人，一个是主要靠美国教会基金维持着的一所高等学校的校长，一个年轻的银行家，一个富裕的商人，以及一个政府官员。
小学校主管人首先说话。“先生，就某种意义讲，我们的确象您所说的那样，是我们自己国土上的外国人和被放逐的人。这一点我们无时无刻不感觉到。不过我们可没有苟且偷安地坐着，什么事也不干。啊，没有，欧洲决不能老占有亚洲，统治亚洲。我们已经用中国的教师建立起了一个良好的学校制度，经费非常充足。当然，学校还很不够，可是它们正在一天天增加。今天，我们已经参加了这个都市的管理，这在十年前是办不到的；公共场所排斥中国公民的事，也不再有啦。”
“但是，”商人说，“正象您揣测的那样，主要的困难是在工业方面。中国人很穷，非常穷，忍饥挨饿地大批拥到这个都市里来；外国资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出最低的工资就把事情办成啦。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措施来使穷人的收入高过饥饿的水平。我们所有的那些工会全不起作用；中国的雇主面临到外国的竞争，没法来提高工资。但是我们在动起来啦，我们的银行家这就可以告诉您。”
“我们，”银行家说，“终于自己发行了钞票，不再被迫使用英国的通货。这是一个开端。但是，当然罗，在工业被外国人垄断的情况下，这只是一个开端。外国人拥有工厂和船舶。不过我们的计划也在实行啦。在黄浦江下游近海的地方，我们在兴建一个新的工业中心；这个工业中心有一天会把现在以白人统治的上海为中心的世界贸易夺了回来。今儿下午，就请您去参观一下。”
“现在，”高等学校的校长说，“来谈谈日本吧。”
他大概感觉到孟沙也有西方人的那种偏见，袒护日本人，对最近发生的事一点儿也不知道。真的，就在那天早晨，孟沙瞧见一九三二年为了纪念在闸北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所树立的纪念碑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孙中山一生奋斗想为中国求得解放，而日本人却干了些什么来摧毁它。在他离开中国前，蒋介石穿着睡衣被逮住，被迫同意抗日。孟沙对被我们自己的史蒂威尔将军称作“一个贪婪顽固、忘思负义的小响尾蛇”的这个人，几乎什么也不知道，然而这个人却接受了我们三十亿美元的税款，成为我们在台湾的“盟友”。
大学校长接着说道：“日本人跟我们同种。我们把文明传给了他们；他们自己又加以发展。但是今天，他们看不起我们，因为我们成了他们好不容易才逃避了的西方侵略的受害者。靠了他们的实力，他们打算代替西方来统治我们。我们自己的亚洲同胞打算用比西洋鬼子更恶毒的手段来对付我们；我们这么痛恨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他们边谈边吃完了饭菜和茶点。后来，这群人去参观了公立小学校的一些班级。当然，那儿没有一个白种孩子。最后，他们去到那个位于辽阔的长江口、离海不远的新建的计划中的城市那儿。大理石的市政府大厦富丽而空洞地耸立着；有街道和店铺，公共建筑物和公园，码头和仓库。除了人外，几乎样样都有。孟沙睁大了眼睛四下看看，心里感到很惊奇。人什么时候才会来呢？这个梦想什么时候才会实现呢？
然而，他也认识到旅行者一定得具备丰富的知识，要不他便瞧不见眼前的事实，也听不见耳边的声音。在他去英国前，他知道了英国的文化；他没见到法国以前，对法国就很了解。可是对于中国，他所知道的一点儿多半全是歪曲的。通过这片迷雾，他就连睁大了眼睛站定着也瞧不见什么。
在他逗留的最后几天里，有一天是在杭州度过的。这个可爱的城市里有小岛和宫殿般的庄园，有树木和葱翠的草地；有钱的中国人安安静静地在这儿休养。这跟他只不过瞥了一眼的另外那一个伟大的建筑物，那个骄傲的皇太后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很奇妙地遥相呼应。那儿，那个千百万人的顽强的统治者把她的御手一挥，便把国家交给她去建立一支海军、保卫国家抵抗西方的款子挥霍掉了。她不但没有建立海军，反而造了一个有小桥、流水、山石、花卉、清泉和葡萄树，有紫檀和象牙，有精致的卧榻和雕像的神仙境地——只谈到“美”，绝口不提“军务”。
孟沙越过海峡，匆匆地赶到日本；西方的白人只对这一个有色人国家的才干、勤勉和军事力量感到惧怕。他以极大的好奇心注视着这个岛上的群山。他立刻感觉到一种差别。在中国，他受到了很周到的礼遇。然而他知道中国认为自己是白人世界的一部分，所以是作为那个世界的一部分筹划着自己的前途的。他刚踏上日本不久，立刻便感到自己是在一个有色人的国家里。这个国家痛恨白人世界，就象他自己不论怎样努力，仍然痛恨着那样。他受到了几乎象同胞那样的接待，于是又写信回国说道：
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我自己的国家尤其没有，象日本这样欢迎过我。我给搀扶着走过了港口的管理人员，美国白人却被很有礼貌可是十分坚决地推在一旁，这使他们惊得目瞪口呆。我终于来到了一个能够不用白人帮助，决心不用白人帮助，而自己管理自己的有色人国家里。这是令人惊异的。日本人认为自己是有色人，不是白人。我从谈话和暗示中已经试探出了这一点。
日本是什么情形呢？我承认我是有点儿偏袒它的。不过我正在竭力对它作出公正的判断。首先，它是有色人种。我半生待在里边的那个金发碧眼的世界已经不见了。日本人的头发是乌黑的，一千个人里只有一个是浅褐色的。皮肤由白色到浅黄，由浅黄到黄褐色都有。说句笑话，要是我在日本突然醒来，我准会以为自己是待在新奥尔良或是查尔斯顿的黑白混血儿当中哩。
然而日本人最特出的地方倒不是在体格方面，而是在精种方面。在一个目前被白人统治着的世界里，他们是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有色人。他们既不害怕白人，也没有暗地里羡慕。不给白人做什么或是做成了什么，日本人总相信他们能做得更好。
以前，对英国的恐惧推动着日本向前。英国统治了中国和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不是由于上帝慈悲和日本人民警惕，她也会占有日本的。日俄战争时和日俄战争后，英国有一阵子认识到日本人的实力和本领，跟她以平等国的地位签订了一个盟约。后来，除了因为美国、南非和澳大利亚的种族偏见这一没有明说出的理由外，英国在一九二一年竟然无缘无故地取消了这个盟约，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跟黄种人联系在一起。
日本发现自己进退两难。她便在种族相同、文化相近的基础上去和中国恢复亲善，但是得到了战争和抵制日货的后果，结下了难以想象的深仇大恨。日本只看见中国奉承西方，用人力车拖着白人四处跑；她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在一千年的屈辱之下，中国还有一种百折不挠的力量。欧洲人暗地里和公开地鼓励这些有色民族分裂，这对他们直接有利。虽然事实上德国也瞧不起黄种人，而意大利的双手又正沾满了黑非洲的鲜血，但是日本除了设法去跟德国和意大利结盟外，似乎没有别的办法了。
日本也存在着贫穷，也存在着压迫；它没有民主的自由。但是在现代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比日本文盲更少的，这从报纸的一百万份、三百万份，甚至五百万份的销数上便可以证明啦。日本工人并不快乐，不过他们并不是痛心疾首地不满，因为他们和最上层的日本人同类同族。那些人会指导他们，保护他们。他们也就会服从。
在我看来，这个时代的悲剧是，日本过于迅速、过于精明地学会了西方的方式，从亚洲转向欧洲。她具有很好的文化，优美的艺术，以及一种在制造方面和适用方面都很奇妙的工业技术。日本的民族是一个很有力的社会组织；她的艺术表现是无可比拟的。她原可以把亚洲和世界带进一个新纪元去。但是她的刚愎自用的领导人偏要把西方的帝国主义运用了来统治东方，拿西方的孳孳谋利代替了东方的理想主义。假如她成功了，那么她也许当真会把她的文化传播开去，建立起一个有着精神自由的共荣圈来。这也许可能！
在一九三六年即将消逝的日子里，巍峨、银白的富士山还隐藏在云雾中，孟沙到了横滨，登上了海船。他往东航行，直驶向日落处去，根据自己的思想，并且通过其他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再来认识认识美国。他航行了十天。最后，在圣诞节他到了一个阳光如雨、四时花开的难以想象的地方，叫作夏威夷。
一九三七年元旦，他站在现实的而又神话般的加里福尼亚土地上，眼前便是苦行说法、百鸟听经的圣·法兰西斯的城市。他抬起眼来望着金门那面的群山，抬起眼睛，又垂下眼睛；短短的两年，倏忽的两年；突然间，他瞧见全世界又燃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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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欧洲的有色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三章欧洲的有色人
孟沙在英国又待了大约一星期，然后一天下午，那个年轻的法国人上庄园里来了。他是来陪孟沙到法国去，款待他几星期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青年人，衣着讲究、很有教养，说着一口非常正确的英国语。他很懂礼貌、很周到，对孟沙和这一家人说，他很抱歉，因为他不能按孟沙在英国受到的这种丰盛的款待来款待他的客人。据他解说，法国一点儿还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遭到的破坏中恢复过来。“不过，”他说，“我希望可以使您稍许了解一下法国对我们，对全世界，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他还补充说，“我恐怕您在英国看到了‘极端’，没有看到‘中间’；您看到了贵族和贫民区，没有看到广大的英国中产阶级。但是，”他象哲学家似的加说道，“这没有多大关系。贵族就是从这个中产阶级产生出来的，两者互相模仿，所以就某种意义讲，他们是相同的。”孟沙想起自己瞧见的那些坚强、自满和十分体面的商人跟职员，心里琢磨不准一个典型的英国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约翰爵士和里瓦斯夫人连忙告诉孟沙，他这回准会获得一次难忘的经验；说到头，英国没有什么可以及得上法国对文明的贡献的。
说来真也奇怪，离开英国前，最使孟沙烦心的，竞是给仆人的赏钱。他不喜欢赏钱；这含有奴隶制度的臭味。他也不赞成赏钱，而且自己实在也赏不起。他于是直截了当地把大管家找来，坦白地告诉了他。管家很客气，很平静。不过他也并不显得热情。等这消息传出去后，女管家很不高兴“他要是能出门旅行，那就应该付得起一路上的费用。我始终就不赞成黑人。”有些女佣和男仆冷嘲热讽；有些吃吃地直笑。
在他乘车上路以后，他的主人们不仅念念不忘这个成了他们朋友的很有修养的黑人，并且自己还回忆起了他们到巴黎去参观一九○○年的博览会时所度过的蜜月，以及他们在亚历山大桥上的漫步。那座崭新的大桥当时使法国和俄国联合到了一起。
孟沙和他的朋友愉快而平安地渡过了波涛汹涌的海峡，随即搭上由加来驶往巴黎的列车，开始了他们一个月的游历。这次游历后来在孟沙心里一直留下了梦境般捉摸不定的印象。
曼努埃尔·孟沙直到很久以后才认识到，维里尔斯先生是多么熟练地引导他观光的。维里尔斯想一下子使他看明白巴黎的外貌和它过去跟现在的意义。他们登上铁塔，眺望了一下市景，瞧见了赛纳河、“左岸”和巴黎圣母院。他们逛了布伦森林公园，在林荫间一个僻静的饭馆里吃了午饭。回来的时候，他们在凯旋门里“长明火”那儿逗留了-会儿，接着便到蒙马特区去观光。那座壮丽的教堂俯瞰着远处他们刚离开的市区和图勒里宫，还有马德兰堂和故宫，以及那许许多多街道、教堂、公共建筑物和广场。
他们从那座白色教堂上走下来，穿过一些两旁满是店铺的小街，经由红磨坊歌舞场最后来到了国家歌剧院和那几条著名的大街。有一天，他们在一家世界闻名的小饭馆停下来，吃巧克力和煮嫩蛋，接着叫了一辆出租汽车，驶过共和国广场到巴斯蒂监狱去。
这儿，一切开始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意味。孟沙来到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地点。它是现代世界的诞生地，也是人们开始梦想到人类的平等和他们的参政权的地方。看来似乎很古怪、很难令人相信，那件历史大事会发生在这个现在这么宽阔的广场上，旧的监狱已经荡然无存了，只有七月纪念碑耸立在广场中央。
他们边走边谈。维里尔斯竭力用种种方法来说明现代的法国：
“要说出一个国家的特征是很难的。对它的各种意向的判别几乎没有一种是全然错误的，可也没有一种完全正确。实际的后果才是唯一决定性的论说，而这也很难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很难掌握全部的情况。我们并没有试图全面地、准确地来估量一下人们所做的一切，甚至也没有想到这是可能的，更没有认为这是值得一做的。
“那么我们怎样来说明法国的特征呢？我们法国人是圣女贞德和她的农民的后代，信仰上帝，节约俭省，主张世界保持老样。我们是小店主爬进了大企业，成为不朽的、凶恶的、超人的；我们全副武装，具有各种本领，控制着思想和新闻，残害，凶杀，逼得人发疯。然而我们跟你们美国人不一样——我们还有作家和艺术家，不受贿赂，不出卖自己，自由自在，无依无靠，视死如归。孟沙先生，这幅法国的画面就跟这个国家本身一样虚伪。我们虽然在这么美的环境里显得卑鄙龌龊，热爱异性，而且公然这样明说出来，可是我们还没有堕落到好莱坞妓女的那种地步。她们在池子里翻滚，搜集名人的签名，对着全世界摇摆大腿和裸露出她们的臀部来。
“法国就代表全欧洲。五百年来，全欧洲靠了压榨亚洲和非洲的内脏，已经养得很肥壮，并且在中国人和黑人的鲜血和脏腑上建立起了她的荣耀。我们是一种多么勇敢，多么强大的人啊，在扯谎和残杀上多么无可匹敌，多么史无前例！”
他们走进塞纳河边的一家小饭馆。这里挤满了工人和店员，但是维里尔斯却在顶里面找到了一些熟人。他们拥挤在一张靠墙的桌子周围。曼努埃尔从这群人里很高兴地瞧见了一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有色人，一位詹姆士先生，是一个作家。跟他一块儿，还有一个俄国人和一个会说俄国话的法国人。
“他们是共产党员，”维里尔斯笑了笑说。曼努埃尔很感兴趣。他以前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共产党员，所以觉得很好奇。
“我一直希望，”他疑惑不定地说，“你们的革命会完成法国革命所没有做到的事。法国革命给了我们自由、平等和博爱……”
詹姆士突然火起来。“你是说法国革命试过可又失败了。法国革命的经济基础是奴隶买卖和奴隶制度。‘是人类历史的可悲的讽刺，’若累斯评论说。‘在波尔多、在南特，靠了奴隶买卖累积起的财富，给了资产阶级那份自尊心，使他们要求自由，并对人类的解放作出了贡献。’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给了一大群法国人自由，不过倒是海地奴隶的暴动，才试图来逼着法国实行平等。但是所谓热月的反动统治打消了法国工人崛起的‘恐怖’，把企图领导工人跟黑色工人和褐色工人建立兄弟友谊的那个仆人巴比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法国大革命始终没有结束。拿破仑想把它改变成殖民的帝国主义，可是克里斯托佛和德萨伦遏止住了他；美国于是夺取了路易斯安那。”
俄国人很快地说了一气子，那个法国人翻译道：
“你瞧不出吗，俄国革命现在是来完成法国和海地革命所没有完成的。我们把工人领到了法国革命想把他们抬到的那个地位，并且使他们跟黑人和有色人并列在一块儿，促成最进步的白种人士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一种全球性的兄弟关系。说真的，欧洲和美洲的白人正在给引向一场种族和肤色的世界大战；只有苏联能防止这场战争。”
曼努埃尔睁大了两眼，听着对俄国革命的这番解释，他听说苏联已经把种族歧视规定为犯罪行为了。但是对他来说，“种族界线”主要是乘电车，乘火车，上学和到饭馆吃饭的问题。比这更高一级、更广泛的平等，包括经济平等在内，他以前却没仔细想过。
几天以后，他们去到塞纳河边，看看两岸那些迷人的书铺，随后走过那些书铺，来到一家饭馆。从这家饭馆的走廊上可以看到那个有名的西特岛，远远的便是巴黎圣母院的高大的塔楼。这是巴黎的中心。拿破仑一世就是在这儿加冕的，正义宫也就耸立在这儿。
他们走过塑着亨利四世雕像的新桥，然后向左边转去，瞧见了伟大的卢佛尔宫、卡罗赛凯旋门和图勒里公园。他们从皇家大道朝着马德兰堂望去，然后穿过协和广场，沿着香蔼礼大街往前驶行。
他们在卢佛尔宫花的时间最长，不是一次花上很多时间，而是在一星期里每天花上一两小时去参观。孟沙对美术几乎一点儿也不懂。在到国外来前，他实际上没有见过什么了不起的名画；过去他看到的所谓雕刻，也只是一些相当拙劣的作品。这儿，他可以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瞅着《有翼的撒摩什雷斯胜利神像》和《米洛的维纳新》。他看到了《蒙娜·丽莎》。他的同伴还介绍他看了很多其他不太出名、可是同样精美的画幅。渐渐地，他得到了一个概念，认识到世界上的这些伟大的画家，从意大利到荷兰，到法国，全曾经怎样尽力想把自己对人体和它四周境界的美与意义的概念描画下来。随后，他极力想去理解马蒂斯、高更和毕加索。他对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以及人从这个世界和它的居民中能看到点儿什么，有了一个新的概念。
大约一星期后，他们到“左岸”去，顺着圣泽曼大道走上了圣密舍尔大街。他们在美丽的卢森堡公园里消磨了好几个下午，并且去看了看那所最可爱的植物园。他们乘车驶过伏吉拉路的巴士德研究所，在那儿的一家小旅馆里住了一星期。这家旅馆是典型巴黎式的，有一个穿黑衣裳的女店主，一个老在一旁伺候的服务员，以及早晨送到床边来的咖啡和小面包早餐。这些名胜里有许多处他们去参观了好几次：布伦森林公园、蒙马特区、图勒里公园，以及拉舍斯神父公墓。
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一块儿谈论，谈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世界，谈到那个传奇般的美国。这个年轻人对它既感到非常好奇，又十分苛刻地批评着；他特别希望人家告诉他，“私刑”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本人是法国南部一个富裕的农民的儿子，父亲仍旧在耕种家里的那片地。他和他的朋友就要上那儿去度过这次旅行的最后一星期了。他们到那儿会遇见他的父母和已婚的姐姐。据他说起，这位姐姐嫁了一个美国人，很想到美国去。可是丈夫却不愿意。
维里尔斯先生还没有结婚，靠写作有点儿小收入。他的谈吐谨慎、细心，总选择恰当的字眼，正好能表达出他想表达的那种特殊的意义。他除了想通过写作或是其他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外，对自己将来的生活会是怎样还拿不准。他没有计划，没有财产，也不想要。他很肯定自己决不会挨饿。他所追求的是一个有欣赏力和鉴别力，没有痛苦，没有忧虑，充满了各种各样人的世界。
他们经由古罗马帝国那一带的法国，来到那个农场上，瞧见了阿尔和尼姆。他们走过了亚威农的那道桥，简直可以说是手舞足蹈地走过去的。他们瞥见了就在农场那座小山下边的碧蓝的地中海。维里尔斯的父母为人朴实、热忱，对他殷勤亲切而又很感兴趣，老是问长问短。那位已婚的姐姐特别高兴地欢迎着他们，因为她对兄弟一向感情很好，自己对美国又抱有狠大的兴趣。
她丈夫当时不在那儿，她就很直率地谈到了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美国军队里服役，跟法国军队编成了一旅，受过伤，获得了“十字勋章”。但是他不愿意回到美国去。他对美国似乎在某些方面成见很深；这是他妻子不大能了解的。她问了很多有关美国的事情，又说自从大战以后，一个青年人要想在法国找到一条出路，那是很困难的。她丈夫没有读过法国学校的那种过于严谨的课程，而这对于参加某些专业工作，却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他也没有可以提拔他的那种亲戚故旧。
相反地，他受过很好的美国教育，在她看来美国似乎倒是他可以发迹的地方。那儿工资很高，工作的机会又多。她没法明白他为什么坚决不考虑回去。当然，她知道黑人在美国形成了一个阶级——但是一个军官和一个有身份的人即使在美国，当然也会受到这种人所应受的待遇。她热诚地对孟沙谈到了这一点；孟沙本人也不能明白，直等到这位丈夫回家来后才知道了。他是一个褐色皮肤的人。
另一方面，尽管这件事在孟沙看来当然非常重要，他的法国主人却似乎始终没有想到来向他提起，这也是他们特别的地方。这件事说明了这个年轻的丈夫何以不想回到美国去，他何以知道——虽然他不想向他的妻子和她的家属说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在美国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他是一个矮矮胖胖的人，大约三十五岁，体格结实，容貌很好，只是有点儿愤懑不平的神色，他的精神是不安定的。当他瞧见孟沙的时候，他吃了一惊，就和孟沙瞧见他的时候一样。
美国黑人在国外的时候，彼此之间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对他们说来始终是一个想要知道的问题。当然，如果他们单独待在一起，那他们便会相当自然地接近。但是如果他们待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那又怎样呢？这个有色人是一个法国人家独养女儿的丈夫，而他呢，他，孟沙，却是一个到法国来游历的黑人教师。他们彼此该象知心朋友那样呢，还是彼此漠不相关，再不然在这之间还有什么别的路径吗？孟沙极力显得殷勤体贴，但是这个年轻的有色人对他却不很热忱。他的回答老是简略的；他不想和孟沙交谈。总的来说，这是一场极不愉快的经历。
只有一次，孟沙想法去跟他接近。他们在田地上眺望着肥壮的牛和滚滚的麦浪时，偶然遇见了。
“你打算多会儿回到美国去吗？”孟沙问。
“不打算，”这个人简略地回答。
“你好些年没有回家乡了。”
“不错。”
“也许我可以告诉你，美国也有了些改变——我们正在改善我们的种族关系；黑人有机会过活得比我早先所瞧见的情形好点儿啦。”
“我想你是说作为一个黑人去过活吧？我不是黑人。我是法国人，往后永远是法国人。可是我告诉你我打算怎么办。我这就打算上非洲去。”
孟沙有点儿吃惊。“非洲？哟——那可好！我——我很高兴你想到上那儿去。”
“啊，我可不是指的你心眼里的那个非洲。我并不打算上热病闹得厉害的沿海一带去，象个‘黑奴’那样干活儿。我打算上法属西非去当个政府官吏，或者可能在部队里工作。我打算把我能弄到的钱全投资在那儿，有仆人，有长工，生活得象个有身份的人那样。我已经上那儿待过一阵子，知道一个白人可以怎样生活，他可以做些什么。从今往后，我就是个白人啦。”
孟沙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瞧你刚在跟约翰谈话，”年轻的主人说。“我很高兴，希望你能想法子劝劝他。我承认我不很了解他。他不想回美国去的原因，我倒可以明白，也许他是对的。我也听说过黑人在那儿的情形。但是，上帝在上，他要上西非去干吗，那是一个跟地狱一样的绝境，热炽炽的，热病猖獗，苍蝇多得了不得。当然，他是被殖民地生活的某些情况吸引住了。如果一个人能弄到一个待遇很好的位置，愿意在一生中余下的日子里什么事不做，只朝着仆人们呼喝，那么，我想他可以去，虽然我可瞧不出，没有艺术，没有文学，没有随便哪种自我表达的方法，他怎么能活下去。我自己可不喜欢待在愚昧无知、生病、绝望的可怜人当中。显然，他倒喜欢这种情形。我想我姐姐管保也不喜欢。”
大约就在这时候，那位姐姐走上前来，跟孟沙也谈起话来。
“我可以明白，”她说，“一个从小象约翰这样给教养大的人，准是多么想逃避没有财产、没有特权的普通人的那种境况。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去欺压那些不幸的人。我倒乐意到穷苦人和工人中间去工作。你在他们当中可以碰到真正的人，对吗？”
“当然对罗，”孟沙说。“我也想象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地方。而且我根本怀疑那一大套制度，叫人在农场上、在屋子里、或是在随便什么地方盲目地服役，一切听从命令，没有任何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思考和工作。我觉得要是有人把这看作是一个理想，那么这个人就是有哪儿出了毛病。”
这时约翰恰巧走来；他很尖刻地说道：“当然啦，你是没法明白的。你是一个白人的‘黑鬼’，孟沙。你已经受够了人家的虐待和侮辱，如今已经习惯了；要是你自己有机会来虐待虐待人，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唔，我可要去虐待人啦。我要去践踏那些只配挨人践踏的人。我不打算回美国去，只打算上法属西非去。到那儿，我可要成个大人物啦。”他突然一下回过身走开了。他的妻子两眼含泪地跟着他走去。
这次和约翰的偶然的谈话，引起了对法国黑人的进一步谈论。
“不错，你们的国家是一个有着很多有色人的帝国——有七千五百万殖民地人民，本国人只有四千万，”孟沙说，他新近一直在读书。
“是的，我们在非洲有五千万，在亚洲有两千七百万，在美洲有五十万。坦白地说，我对这很不喜欢。这些人里有些迁移到法国来，被我们同化了；有些在自己家乡成了正式的法国公民。但是这只是极少数。我猜大概连五百万都不到。其余的是无知无识的农奴，由我们的大资本家去剥削。有些慢慢会通过暴动来解放自己，象印度支那的人民在搞的和北非很快也会搞起来的那样。马达加斯加岛的五百万人也许会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剥削制度来；还有少数人会成为法国公民，变成他们自己同胞的剥削者，象约翰打算做的那样。孟沙，我承认这是一团混乱。可是世界上殖民地的前途又是什么呢？你瞧得出吗？我可瞧不出。”
“我也不知道。殖民地一定得有人来领导。传教师已经证实只是大资本家的工具。慈善事业和追求利润的事业只在程度上有点儿差别。我不知道世界会不会有一天产生出一种力量来，替殖民地取得真正的自由打开一条路？”
“什么是自由？”
孟沙想了一会儿。“选举、工作、上学等等的权利……”
“不，自由就是有权使用自己为自己创造出来的财富！别的全不相干，”维里尔斯说。
“不，还有一件别的：怎样为了科学、健康和艺术来使用这个财富的那种知识。”
“这不可能！”维里尔斯说。
“真的吗？要是真的，那就不可能有文明了！”
“也许是这样。”
“事实上，在西班牙就是这情形。”
“西班牙？”孟沙显得很迷惑。
“别告诉我你不知道我的国家、英国和美国对西班牙人民干了些什么——正在干些什么。”
孟沙默不作声了。是的，他的确不知道，他读到过些关于那儿的一场内战的经过，以及现在的一个新领导人佛朗哥，可是……
“德国和意大利正在帮着摧毁西班牙共和国；美国和已往的一切传统相反，竟然拒绝供给武器。这很恶毒。但是你管保听说过国际纵队罗？”
“我从没有听说过，”孟沙很坦白地说。内心里，他不禁纳闷起来，世界的真实历史有多少是给隐瞒起来，没有让他知道。
一个月，愉快而难忘的一个月过去后，孟沙离开了法国，经由瑞士抵达了德国，这时候，他的旅程已经不是由殷勤的朋友细心筹划好的、有人指导的了。他这时是面对着白色的欧洲，独自在游历。他并没有碰到美国的那种冷淡和敌视，但是也没有遇到几位待他份外友好的人。周围的世界对他的黑脸感到好奇，有时候甚至还吃了一惊，不过在旅馆、饭店和街上，他都受到很有礼的接待。他时刻想着和回忆着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但是他从法国没法象从英国那样，带走一幅完整的文明的画面。法国跟那有点儿不一样；它代表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某种对生活的态度，一种思想的方法和改变理想的方法。法国有十二三个政党，而英国和美国就只有两个——或者不如说，是一个政党具有两个名称——这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他对自己带走的回忆还是感到满意。他获得了一些毕生都忘不掉的经历。
孟沙到德国去的旅行，是一些原籍德国的美国人想使美国人和德国人互相往来的那项计划的一部分。经过长久的考虑后，他们决定，在访问的美国人里包括一个黑人，也许很不错。这样，尽管这个新德国正进行种族宣传，德国人却会认识到美国国内有些黑人，他们全受着很好的待遇。因此，他们把这次旅行十分周密地计划好，使孟沙本人尽可能少受到侮辱，可是另一方面，他在英国和法国享有的那种交际却也很少。他们让他加入了各处的游历，在专人的向导下，跟着一个个团体四下观光，还有很多空闲的时间读书。
孟沙是经由里昂和日内瓦这条路线到达瑞士的。他瞧见法国的这个大工业城市比英美类似的城市安谧宁静得多，可是一切却很精致、很有风趣，而且还带有一种满足和快乐的气氛。
随后，他继续前进，到了日内瓦，渡过洛桑的那片幽美的湖水，抵达了伯尔尼。他始终忘不了在伯尔尼瞧见的那幅阿尔卑斯山的景色。他站在地势很高的广场上，掠过全城仰望着峰峦和峰峦上的大片白云，同时想到这一切多么可喜。随后，几乎是偶然的，他抬起眼来望望天空；那儿，塔楼上面，峰峦上面，云层上面，高耸着瑰丽惊人的巍峨的阿尔卑斯山，银白色的峰巅直插进高空里去。他心醉神迷地一阵激动。以前，他从没有瞧见过这么瑰丽的景致。他不禁暗自说道，“这个世界虽然有它的污秽、罪恶和令人沮丧的地方，却也很美，非常美。”
最后，曼努埃尔·孟沙乘火车到了德国南部的慕尼黑。他结结顿顿地说着以前求学时候学到的几句德国话。他发现这个城市正按照着民间传统在进行重建和翻新，来作为德国在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那个新政权的中心。几乎出于偶然，他去参观了一下那座工艺博物馆。以前，他从来没有瞧见过这样的场合。他看到了现代世界的雏型。它拥有七万件陈列品，分布在九哩长的一间间陈列室里。孟沙单为了浏览一下，便花了四天才走遍。有七十三间屋子全是地质学、采矿学和冶金学的陈列室，还有一座完整的煤矿。有三十间是运输方面的陈列室；二十一间是钟表、机械和电气工业的陈列室。另外有十间屋子陈列着各种乐器；在化学陈列室里，一个人在一小时内可以涉猎四个世纪。世界上所有的木制品都陈列在那儿，还有三间天体陈列室，说明了天空的情形。这一切技术便是欧洲为她的世界霸权掌握着的实力的基础；这便是一九三六年世界情况的说明。
孟沙认识到，他虽然稍许知道点儿种植原料的事——种棉花，种稻米，种甜菜、玉米、小麦和花生——但是他和他的同胞对于把原料制成消费品的那种种漫长的、错综复杂的过程，则知道得太少了。他的导游人是一个须发皓然的老头儿，能清楚流利地说好几国语言，早先显然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可是如今年老体衰，两眼里也没有光彩了。孟沙回身向他问了一些有关陈列品的技术问题，接着不自觉地突然问道，
“先生，德国人既然拥有这一切，并且会应用它，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这个人站住，瞪眼瞅着他，脸红起来，随后瞧见孟沙非常认真，于是说道：
“先生，这说来话长。要是您和我一块去吃午饭，那我们也许可以谈谈。”
中午，他们一块儿走出去。孟沙告了个罪，向这个导游人提议，由他请客上一家著名的饭店去，这样他好见识见识幕尼黑的实际生活。导游人踌躇了一会儿后，说道：
“市里有一家饭店是外地人都该去瞧瞧的，就是慕尼黑大饭店。那地方我可吃不起，但是您要是可以去的话，那我愿意奉陪。早先，这是巴伐利亚最大的饭店，啤酒最好。如今，它的声名已经不及从前啦；啤酒也只是普通啤酒，出口到……”他正想说，“到美国去，”接着忙改口道，“……到外国人那儿去。”
“我来告诉你，年轻人，”他继续说下去，“德意志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虽然每州各自为政，可倒是个大国。它那时候的工艺、思想、科学全叫人永远忘不掉。但是政治上，我们可给束缚着，因此人们问道：‘德意志人的祖国在哪儿？’我们受到法国人的侮辱，受到一个对权势抱着妄想的意大利乡下佬的侮辱。
“在十九世纪，为了要建立一个我们想象中的自卫国家，世界上三大强国之一，我们不得不打仗。德国人用头脑，法国人用感情，让英国人去做买卖吧。早先，我是我们一所最大的大学里的教授。我看到我们的科学、音乐和社会研究工作在世界上全占第一位，因此凡是想做点儿事和求点儿知识的人全上德国来学习。此外还有哪儿可去呢？
“我们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全副武装的国家。我们由伟大的俾斯麦领导着，在色当达到了最高峰，建立了德意志帝国。但是这已经不是我们从这条道路出发时的那个世界了。这是一个改变了的世界。它不是由许多统一的国家结合起来的，每一个国家有它自己的受过教育的领导阶级和劳动阶级；它是各大国一个新组织的一部分；在这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主要并不在国内，而在海外的殖民地上。我们德国人没有殖民地。除非我们得到殖民地，要不我们就会在一场世界性的竞争中远远落到了后边。
“这一点甚至我们伟大的俥斯麦也没有认识到。他不要殖民地，只要一个统一的德意志。他把非洲让给了法国和英国，并且忽略了亚洲。但是他被迫下野啦；后来执政的人全知道德国一定得有殖民地，有海军，有陆军来保持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他停了一下，问道：
“你记得一九一一年在伦敦举行的那个种族大会吗？”
“不记得，”孟沙说。“那时候，我在教书，在我们的杂志《危机报》上读到点儿关于那次大会的报导。但是我没能去参加。”
“那真是一场盛大的集会，”导游人回答。”要不是接下去正巧碰上世界大战，那准会是划时代的。会上有好些杰出的和明智的人；他们全想越过种族障碍把全世界团结起来。黑种人、黄种人和白种人聚在一块儿，以平等的身份彼此商谈。假如当时不是为了德国的生存，绝对有必要去约束住英国和法国在经济方面很轻率地推行的帝国主义的话，那他们本可以产生很大影响的。我还记得会上的一些有色人——印度人、中国人和日本人，还有一个从美国去的年轻的黑人社会科学家，是从一个叫威尔伯福斯的学校去的，他名叫厄尔·芬奇。另外，有个编辑还朗诵了一首诗。但是‘科学’和‘诗’全没有人听。真个的，我们自己的一位最了不起的科学家在那次会议上说——他差点儿使会议决裂——德国一定得武装起来，准备作战！他意思是说文明非得凭‘工业’和‘商业’来决定，不该让人道、幸福和知识去作为决定它的条件。
“嗐，这一切全没有用。我们武装起来作战，把优秀的青年全牺牲啦；我们落到了地狱的烈火里。您知道德国在凡尔赛遭到了什么吗？您知道从那以后把这个国家打得爬不起来的那连续不断的打击吗？瞧瞧我吧。我早先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有一笔少虽少可是很固定的养老金收入，原可以读读书，安安逸逸地度送我的晚年。可我失去了一切。现在，我是外国人出钱雇用的仆人；我从他们大多数人那儿都没有受到你今儿待我的这份儿礼貌。”
他们在这个华贵的大饭店里跟一群群的游客和极少数的德国人吃完饭后，便又回到工艺博物馆去，把方才没有参观的那部分看了一遍。
孟沙从慕尼黑往北走，到拜垒特去。这完全是为了他在国内的女儿索裘纳。他自己对音乐和戏剧全不太懂，但是他决不可以错过这次机会去听一下理查德·华格纳的伟大作品。他在李斯特从前住过的一条街上找到了住处；这条街离华格纳的故居也不很远。女主人是个有教养的太太，英国语说得很流利。她瞧出来她的客人生来很有教养，不过对他的肤色却有点儿顾虑。这位太太是个寡妇，唯一的财产就是在城里高等住宅区的这所漂亮房子。她靠了在这儿供给游客——主要是英国和美国游客——膳宿，来维持生活。美国人对有色人的偏见是众所周知的；就连在德国人里，由于希特勒的上台和他的主义的推行，这时候也正表现出一种新的种族偏见来。虽说这样，她还是没有放过不花钱白看那古老、精彩的歌剧的机会，接受下了孟沙很踌躇地提出的邀请，陪着他一块儿去。这和他原先想象的随便什么都不一样。歌剧可真得花上你一整天的功夫。你离开市区到郊区去，下午四点钟到那儿，五点钟在开幕前入座，然后接连三小时你边看边听。八点钟，大伙儿全歇上一小时去吃晚饭：一道道精美的菜肴，加上轻松的谈话，以及悠闲的休息。接着，他们又回到剧院再看上两三小时。除了一对英国夫妇外，孟沙到剧院去看戏并没有引起什么议论。有几个人瞪眼望望，但是总的说来，女主人那一晚倒玩得很乐。
使孟沙吃惊的是这场音乐和戏剧所描绘的那幅德国精神的画面。他想到在美国黑人中，传说和幻想也可以按这种方法跟演技和想象力怎样结合起来，以便建立起一个伟大的戏剧传统。他看的这出歌剧便非常精彩。音乐的轰轰磕磕使他心醉神迷。他并不假装领会。有时候，它是含糊空虚的；有时候，他也知道华格纳的用意和他所取得的成就。特别在最后描写众神之死的那场，音乐的雄壮宏伟简直扣紧了他的心弦。他永远忘不了它。
回家以后，他和女主人谈了一会儿。女主人和他谈着的时候，眼睛里竟然满含着泪水。“瞧瞧我们失去了什么，孟沙先生。想想创作出这种音乐的民族和表现出这种音乐的天才吧。它在可怕的战争中没落下去了。但是有一个人正在把它支撑起来，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使拜垒特充满了生气；我可不管别人对他会怎么说。这一件事就使我认为他是最了不起的人。我们失败了，但不是永远失败，也不是完全失败。”
孟沙从拜垒特到了法兰克福，然后顺着莱茵河往下作了那次令人难忘的旅行。当然，小船没有由鹿特丹驶往上游的那么拥挤，走得也比较慢点儿。虽然如此，时间却比较充裕，而且就凭孟沙懂的那点儿德国语，你也可以听听人家的闲谈和瞧瞧这一带地方的人。
一天下午，他们驶过一些高山峻岭，瞧见了古堡、可爱的葡萄园和山里半隐半现的镇市。孟沙很模糊地想起了一座大山，于是去查看了一下他的旅行指南。接下来，他回身向同船的一个旅客用不纯熟的德国话问道：
“这是不是罗勒莱峰，不是有一支歌吗？”
这个德国人瞪起两眼瞅着他。“Ja！”他气冲冲地说道，“DasdieLorelei.Aberheute，keinechteDeutschersingtdasliedderJuden，Heine!”[1]几乎就在这时候，一群度假的男女学生唱起一支歌来，不过并不是《罗勒莱》。
孟沙没有再多问。他看到了忙碌的鲁尔河流域。这个大工业区的业务和利益，就连在战争中，也使法国和德国的资本家联合到一起。随后，他匆匆地在荷兰和比利时观光了一下，看到这两个国家全都人口稠密，市容整洁，一般人都富裕、忙碌。最后，他来到了这次旅行的真正目的地——特尔伏里恩。
这所富丽堂皇的建筑物是造在一座宏伟的公园里，可是一进门便叫人觉得不大顺眼。在它的第一间屋子里，陈列着可供开发的非洲财富，欧洲的文化可以倚赖它来建立。比属刚果比比利时本土大十四倍。它从一开始便被认为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投资对象。利奥波尔德的最恶劣的暴行，现在已经被遏制住了。传教团体正在进行基础教育的工作；限制大公司的法律也已经制定了。但是，在孟沙走过这些无穷无尽、布置美观的陈列室时，他可以瞧出来，比属刚果今天的主要目的，正和它在利奥波尔德一世统治下一样，还是去增加比利时资本家和欧美资本家的私人财富。
孟沙想起使非洲心脏成为欧洲人殖民地的那段欺骗和野蛮行为的故事。他特别想起亨利·摩·斯坦利的那句冠冕堂皇的诺言，说要和平地传播“基督教和文明”。事实上，他们传播了盗窃、谋杀和疾病；人民倒死在他们的手里了。但是，瞧呀，人民和他们的产品全在这儿，不过从第一间陈列室到最末一间，重点都不是放在人民身上，也不是放在他们的产品上，而是放在这些产品加工和销售后所能带来的利益上，而且不会给黑人带来利益，只会给白人带来利益。
这时候，孟沙改由陆路走。他在距路德避难的瓦特堡很近的埃森纳克和歌德住过的魏玛逗留了一下，然后经过有着好些大商行的来比锡和以美术品闻名的德累斯顿，抵达了德国的首都柏林。一个高大个儿、金黄头发的青年人在车站上迎接他，用很流利的英国话向他表示欢迎，把他带到郊外一所整洁的小住宅去。这是卡尔·许尔兹基金会指定给他借宿的地方。那位母亲很慈祥，照料着一个典型的、整洁的德国家庭。她不会说英国话，但是过了几天，由她的高大个儿的儿子帮着，她和孟沙也交谈起来。不久，她把苦衷和愿望一下子全说出来了。她的这个儿子虽然有着北欧人的金黄头发和很明显的才干，在当时的德国却没法找到工作，受到教育，也没有事业的前途，因为，据她说，“他父亲是个犹太人！”
孟沙显得很吃惊，很迷惑，可是她立刻便把话说明白了。
“根据希特勒带来的新的种族哲学，政府只帮助德意志人，其他的人，就连那些有一半德国血统的，也都是既得不到鼓励，又得不到支持。
“我的儿子因此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离开德国。我特地要求让您住到我们这儿来，因为我想请您利用您的影响给我儿子在美国找个位置。”
孟沙苦笑了笑，接着差点儿落下泪来。要对这个女人说明白他在美国的影响多么小，以及他为什么绝对没法帮助这个青年人找条出路，这是很困难的。看来这个女人似乎到死也没法完全明白。
孟沙渐渐看出来，柏林是一个巨大的、生气蓬勃的现代都市。但是它很紧张，到处全在开会；街道上闹哄哄的只听见无线电的露骨的宣传。某些孟沙认为无关紧要的事情，却会使它非常激动。举个例子说吧，他上电影院去，看了一场乔·路易和希墨林的拳击比赛。观众中起了骚动。他们大声鼓噪来表示对德国选手的拥护，而对那个年轻的褐色皮肤对手的种族憎恨，却令人吃惊。等路易披打倒后，全体观众简直热狂起来。你会以为是圣·乔治斩了龙哩。孟沙简直没法理解。可是等他去看了那年夏天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后，那幕情景变得比较清楚了。
场面是盛大的。孟沙满心激动地看到了人类平等这么鲜明的一个例子：黑魆魆的人形鱼贯地走进运动场；各个种族和国家全高举着他们的旗帜。美国黑人运动员竟然非常突出。短小俐落的欧文斯赢得了一百米和二百米赛跑的世界冠军，以及跳远的世界冠军，运动场上采声雷动。瘦长的、亮光光古铜色皮肤的伍德鲁佛，赢得了八百米赛跑的第一名；高大而黝黑的约翰逊在跳高中跃登首位。希特勒原先曾经检阅过白人优胜者，对他们大加称赞，这时候一次也不再露面了。这是一件生闲气的事，可是它却影响了孟沙的得意情绪，同时也使许多德国人感到害臊。
不过孟沙的导游人却很细心，只让他瞧瞧新德国正在做些什么。
“您一定得知道，希特勒给我们做了些什么事。一年前，我们有七百万人失业。您得瞧瞧他建筑起的道路和住宅。您总记得凡尔赛和约对我们干了些什么，现在还在打算干些什么。但是，上帝在上，我们可要逃脱掉，德国会复兴起来的。”
然而他遇见的德国人里也有些比较肯认错的，知道孟沙觉得一切都不大对劲儿，而且主要的趋向也有人反对。大学里有一个教授在替纳粹分子辩护的时候，突然冲口说道：
“但是，也有个限度。我可不能让人家逼得太过份啦。”
他并没有详细说下去。好多年后，孟沙感到很纳闷，不知道他到底被逼到了什么地步。
有一次，孟沙应邀上一个大学预科学校（德国人称中学为预科学校）的教师家去吃晚饭。在座的还有七八个人。孟沙不觉注意到，饭后大伙儿随便坐着闲谈的时候，窗帘全给放下，而且在那一晚余下的时间里，谈话声音一直很低。那位教师很直率地说道：
“我们对付犹太人的这种行为，使我感到可耻。”接着，他立刻又说出一些卫护的话。“当然，犹太人自己也有不是的地方。他们收买了不少土地和产业，把德国小商人逼得快破产啦。各种职业里他们人都很多。我知道，我知道，不过这也不能作为他们有些人正受着的这种待遇的借口。我真觉得可耻！”
那一晚，孟沙尽听着他们指摘和反驳，听着种种动人的辩白和沉痛的惋惜。孟沙边听边感到奇怪。他很笼统地知道德国有一个犹太问题。他早就打算探听明白，这个问题跟美国的黑人问题有多少地方相同，但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机会。这时候，他突然想起，自己还没有把麦克斯·罗森菲尔德的那封信送去。第二天，他托故不参加计划好的游览，独自一个人出去了。他乘车沿腓特烈大街走，越过斯普累河，到了奥兰尼恩堡大街，在那儿找了一气子后，在一个地下室的门口找到了他要找的门牌号码。这是一爿黑暗而不引人注意的书店。店里没有顾客，似乎也没有人照料。他随便浏览了一会儿，然后提高嗓音用德国话问道：
“这儿有人吗？”
一个瘦子穿着一件黑长袍，戴着眼镜，终于从后边走出来了。他低声问道，”您要什么书吗？”
孟沙递给他一张书单，上面开着几本他认为自己应该阅读的书，其中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一部《德国犹太人的历史》、几本研究俄国的著作和一些别的书。这个人对这张书单几乎连看也没看，便递还给他，说道：
“对不住，这些书我们一本也没有，”说完便转身预备走。
可是孟沙向他说道：“你是这个书铺的主人吗？”
这个人猜疑地望望他。“不是，”他说。
“但是，”孟沙说，“我有一封信要交给店主人。”
这个人站住，接过信去瞧了瞧，忙奔到店堂后边去了。过了一会儿，他陪着一个年纪大点儿的人回来。他们朝外面街上望了望后，匆匆地把他带到了后边。年轻的那人接着又回到店堂里去，逗留在那儿；老头儿这时才谈起话来。
“欢迎，欢迎，”他说。“请您原谅我们这样没有礼貌。我们不能不十分小心。我很乐意收到我表弟麦克斯的信。您回国后，一定得告诉他，我们的处境很糟，过不了几年，千千万万的犹太人都会死掉，或是被毁灭掉。”
接下来，他们长谈了一番。“您瞧，”这位腊比说，“几世纪来，德国犹太人跟贵族勾结在一起，失去了工人和小商人的同情，说真的，简直激起了他们的仇恨。这并不全是犹太人的过错。早先不允许他们当技工，当农民，或是做买卖。他们成了银行家和大商人，跟特权阶级联合起来大发其财，至少还取得了一部分自由。法国犹太人跟新兴的大资本家的领导人物也这样联合到一起；他们如今依然财运亨通。英国犹太人参加了商业界，又和政客们勾结在一起。俄国的犹太人很有眼光，居然跟工人联合起来，共同推进全世界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吗？”孟沙问。“您认为社会主义会胜利吗？”
“会胜利吗？”犹太腊比回答，“它已经胜利啦！我们如今都是社会主义者了。所有的国家都实行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就连你们自己的罗斯福，也正在领导着一场社会主义的革命。您瞧见的差别是领导的差别，专政方面的差别。没有学识的群众面对着和他们敌对的势力与阶级，没法促成自身的经济解放，这需要科学技术和资本。在德国这儿，这个希特勒跟大公司联合起来了。他们预备给广大人民适当的‘社会主义’，来使他们不再多话。
“在法国，教育、运输，以及差不多所有的全国性事业都属国有，由国家管理着。在英国，大权是掌握在贵族阶级的手里，由技术人员从旁协助。他们通过这种局部专政会不会获得胜利，这我可不知道。您瞧，如果俄国的那种试验能成功的话，如果工人群众当真能取得专政，把国家领向全面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更多的人将会获得解放。但是他们可不成。俄国人那样没有知识，没有经验，不可能选择无产阶级专政，或是长期保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自己会争吵起来，接着外国人就会闯进去啦。”
“但是据我了解，”孟沙说，“他们取得了一些成功。”
“一些成功，是的，我希望往后还会更多点儿，不过我很怀疑。我非常怀疑。要是他们当真成功了，那么我们的卡尔·马克思的理想就会实现啦。广大人民就会受到那么好的教育和训练，他们就会那么有经验，那么熟悉新社会的一切，以致他们不再需要国家了。但是这是一个理想，一个狂妄的理想。
“不过我瞧见您很高兴，孟沙先生，因为我想提醒您注意你们美国黑人正在犯的一个错误。你们正在想跟旧的农场主阶级和北部新兴的阔佬们联合起来。这是个大错误。首先，这使工人和贫苦的白人成了你们的敌人。他们率领着暴民，滥用私刑。你们一定得改变你们联盟的对象，要不你们就会失败。”
孟沙吃了一惊。“这我可不能相信！”他说。“这我可不能相信！不论怎么说，我想我毕竟应该上俄国去瞧瞧！”
但是孟沙不得不想起，他在德国的主要任务是要考察一下德国国内的工业教育。他于是便把注意力转向这方面，因为他的时间愈来愈迫促了。他不久便知道，德国并没有打算利用工业作为一种教育的手段。它是在利用教育作为一种经营工业和改良工业的手段。因此，孟沙也知道了作为美国塔斯其基思想的基础的白人哲学，不是要利用工业来教导黑人，而是要利用黑人来帮助工业。
一九三六年，德国和欧洲一大部分地方的电气工业分别掌握在两家德国大公司的手里，内中西门子是最老、最大的一家。它拥有一亿元的资本，雇用了六万多个欧洲高级的技术工人。
孟沙获得许可，走进了这个“城中城”。在许多厂房中间，有一座七层楼的大建筑物。这个建筑物的主要作用，是生产一种最精细的“人”的产品，以便运用到这个巨型工业的生产过程中去。这儿的工业是跟“人”打交道，就象跟棉花打交道那样：研究他们，试验他们。它很确切地知道自己要“人”来干什么，所以刻苦用心，不断试验，专工培养，这样地进行着，以便交出一种完美的产品来：这种产品的工艺技术在效能、精致、严密和准确方面全是举世无匹的。
它每年从初级中学的毕业生里挑选一百五十名艺徒。他们是一些在学校里成绩优良的孩子；公司雇员的子女更优先录取。只有最优秀的人材才能中选。孟沙瞧见的那些都是十二岁到十五岁的；他们经过严格的考试后，进行四年的学习。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领取津贴：津贴虽不很多，可是在学习过程中逐年增加的生活费用，用这笔津贴来应付，也就够了。他们正开始一件终身的工作，在他们的工作年龄里一直从事着这项工作，等他们退休以后，还可以领取一笔养老金。
德国既然拥有一个技术工人阶级，所受的教育都是为了要干一种特殊的终身工作，那么政府的民主管理权显然不能托付给他们了。工业在德国得由一个组织严密的特权阶级来控制，以便支持一个获得大部分收入和权力的富裕阶级。这些工人在国民生活中，在选举地方政府的官员和一些其他的小事上，享有某种民主的权利，但是在政府的政策、一般立法和资本的分配这些大事上，在工业的目的和组织上，在殖民地的管理上，却没有民主权利。工人们通过工会提出的要求是不能完全不顾的，不过这些要求主要是关于工资的事，而这些工资和工作的条件本来是得改善的，它们的费用则从利润中取出。改善的过程自然得受到密切的监视。
有一点孟沙知道得很清楚——当然不是根据他在工厂里或是由通译那儿听来的一切，而是根据报紙、广播和他参观的一个殖民地展览会——德国人认为他们一定得有殖民地，这些新殖民地一定得不单是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的那些，而且是比那些还大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可以把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在廉价的土地上种植出的原料供应给这架巨型的工业机器。
面对着新建成的德国陆海军，英国或是法国当然会让出这片新殖民地来。但是使孟沙惊奇的是，一九三六年德国的主要想法是，这片新的土地得从苏俄方面得来，而德国的日益增长的念头和目的，便是要取得这片土地。因此，孟沙逗留在德国的时候，那里的反苏宣传十分猖獗。共产主义受到公开的攻击，它的过错被夸大了；他们预料它必然会失败。然而——这也使孟沙很感兴趣——俄国推行的或宣布的方法，大部分德国全模仿着实行。政府拥有工业和控制工业的程度一天天在扩大。就这种意义来讲，德国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控制了货币和银行业．正走向控制土地和土地国有。工作与工资，道路与住宅，全受到政府的控制。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谁来控制政府？
当独裁者在意大利和德国夺取了政权的时候，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工业界全拍手喝采，因为他们从这些独裁者的身上找到了对付共产主义的方法。孟沙看到俄国即使没有成为欧洲思想的中心，至少成了德国思想的中心的这种趋势，不断地感到惊讶。在这以前，孟沙记得，俄国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对全世界都将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的一个民族问题。但这并不是什么威胁；相反的，这只是一种试验，一个理想，也许有一天能实现，也许全盘失败，只留下一些崇高的回忆。
但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德国，俄国是一个事实，一个成功的试验，非常成功，因此立刻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是由现代文明把它接受下来呢，还是用种种粗暴的方法把它连根拔掉。英国是一个敌人，不过是一个在成就和方法上值得仿效的敌人。法国是一个理想，只需要添上点儿德国的科学。意大利是一个盟友。但是俄国却具有威胁性，非放在德国的控制之下不可。
这当儿，阿道夫·希特勒出现了。他是一个精神病人和一个幻想家，做着帝王的迷梦，受尽了贫穷和战争的折磨；他的理想主义是残酷无情的，为人大胆、狡猾，有着喇叭般的嗓音，又很懂得人类的心理。这便是德国工业的头子们在他们战败和绝望的时刻挑选出的这么一个工具；他们不但要他成为德国的主宰，还要他成为全欧洲——可能的话——成为现代世界的主宰。
希特勒是一个工匠，出生在奥国反犹太情绪特别激烈的一个地区，自己跟犹太人在工作方面的经济竞争也很激烈。一九三二年，德国已经接近无政府状态。第二年，纳粹党虽然还是个少数党，却攻击了犹太人，放火烧了国会大厦，夺取了政权，工业界给吓倒了，贵族阶级给吓倒了；经理、工程师、小商人全给吓倒了。他们齐向这个人屈服；这个人起初只是个笑柄，后来成了一个祸害，这时突然阴森森地以独裁者的姿态出现了。工会的八百万会员争吵起来：是立刻就把黄金时代迎接进来呢，还是逐步逐步地来。在这片争吵声中，阿道夫·希特勒和大资本家乘坐一辆四马大车长驱而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了不起的一种新发明便是宣传——有系统地歪曲实情，来达到一个目的：使大多数人民相信官方希望他们相信的任何事情。它变成了一种艺术，假如不是一种科学的话。随便哪个国家也没有把宣传象希特勒在德国运用得那么得法的了。报紙、公开演讲人、广播、展览会、庆祝会、书籍和期刊，一切可能利用的宣传与训练的工具，包括学校在内，都被用来教育德国人民，叫他们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相信纳粹政府，即使不是全世界最好的政府，至少也是德国最好的政府；相信其他的国家，尤其是俄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相信德国所受的种种批评和现代国家的大部分其他灾难，都该由犹太人负责。
这一切孟沙在德国的时候全听到了。他在和会说英国话的同伴们的谈话中，在跟德国教师和工人的几次亲密会谈中，在听着人家翻译给他听的那老没完的广播中，以及在走着、看着、听着的时候，知道了这一切。孟沙在德国的访问是完全不能跟他在英国和法国的经历相比的。他简直没有结交到什么朋友，也没有跟人民祖亲切地接触。不过他倒看了很不少书，对德国获得了早先从来未有的了解。他见到了一点儿它在十九世纪的情形——一个科学和教育很发达的大国，富有理想，在音乐和艺术方面都很有成就。这个民族从拿破仑一世征服下的深渊里爬了起来，在自己的眼里，甚至在全世界的眼里，即使不能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也已经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这时候，它正处在革命的洪流里。
[1]德文：“不错，这是罗勒莱峰。可是德国人没有谁唱犹太人海涅的这支歌！”案德国诗人海涅出身于一个犹太商人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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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英国的有色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二章英国的有色人
约翰·里瓦斯爵士在埃塞克斯有一座很美的庄园。他对即将从美国来访的这个黑人起了极大的兴趣。里瓦斯夫人却有点儿发愁。说到头，她听说过些关于这些有色人的令人不安的传说。但是，这些可怜人脱离真正的野蛮生活不过二三十年，你当然不能期望他们有多少文化。尽管从理论上讲，替一个有身份的黑人教师把一切安排得很愉快是不错的，她还是希望约翰爵士在答应接待前，先把这件事跟她商议一下。待三星期！天啊！她跟男管家和女管家里夫斯夫妇仔细讨论了一下这情况。她的女儿西尔维亚在圣希尔达学校教书，决定在孟沙逗留的时期上法国去度假；她的租母，那位高贵的老寡妇，跟平日一样将在自己的寂静的屋子里度过大部分时间。
但是曼努埃尔竟然打消了人家的顾虑，叫人十分欢喜。他并不象大多数美国人那样粗俗。他穿着很好的衣服和洁净的亚麻布衬衫；在餐桌上的举动虽然时常显得扎眼，却一点儿也不讨厌。约翰爵士非常高兴。他和曼努埃尔的年龄差不多，是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身材高大，脸色红润，体格强健，一辈子从来没有被迫去谋过生，但是对生活——那就是说，那些侥幸有一件真有价值的工作使自己忙碌的人们的现实生活——却抱有广泛的兴趣。他喜欢运动，可并没有沉迷在里面。政治使人不得不跟许多自己肯定不喜欢的人保持密切的接触。为了类似的原因，他始终没有从事过随便什么职业，除非他在农业和园艺方面做过的事可以给称作职业的话。
但是，从抽象的意义上讲，他很喜欢人；某些实在的典型人物使他感到极大的兴趣，特别是黑人，尤其是那些“出头露角”的，也就是说，那些“摆脱奴役”，完全获得自由，具有独立人格的。一九○○年，他曾经到伦敦去会见在他朋友色什兰公爵那儿作客的布格·华盛顿。他很喜欢华盛顿的谦和、稳健的风度，不过对他的沉默又有点儿失望。
曼努埃尔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到，生活可以过得多么幸福和舒适。他九点钟才吃早饭；过去，他一向是七点前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儿的早饭是从容不迫的，各人自便，随到随吃；通常总在露天大阳台上进餐，近边便是鲜花，还有参天大树围绕着的一大片丝绒般的草地。鸟儿嘤嘤鸣着；屋里的人可以默然深思，随意聊天，并且享受到安静而周到的侍应。
真个的，这儿的生活始终是悠闲自在的，有时间让你去深思和幻想，用不着担心什么祸患，也用不着想到有什么不安。时间似乎不用你自己计划，也不用你费心，老有人替你安排好——在花园里散步，穿过有几条溪水和一片池塘的肃穆可喜的树林，还可以去瞧瞧狗和马，也可以从小山上或是从发现美洲前就建造起的古塔上眺望世界。这是一个美丽、宁静的世界，有茅草屋，有迂曲的小路，有牲口群和牧场，遥远的四处，还有些宏丽的大庄园。
白天常有客人趁便进来拜访；他们即使穿着便装，也都一尘不染，修饰得很齐整。谈话从不会感到枯燥，总是愉快的、兴冲冲的，兼带还有锋利而善意的批评和反批评；有时候还谈到些有趣的旧事和最近的新闻与评论。此外，有那藏书室，总是静悄悄的，微带一点儿霉味，有椅子，有沙发、灯、梯子以及装订漂亮的、各种文字的书籍。墙上挂着图画，画夹里也夹着图画，还有世界各国的期刊。
在大厅里的晚餐，有相当时候是曼努埃尔畏怯的一种仪式。他得穿上那身没有穿惯的衣服。尽管曼努埃尔再三地说自己会穿，一个贴身仆人还是老上他卧房里来帮他穿着。还有那个高傲的男管家和两个美丽的但毫无笑容的女佣：这几个仆人以冷冰冰的、十分恭敬可又明察一切的眼睛从旁盯视着；再就是排列在餐桌上、数不胜数的奇异的银器和玻璃器皿；随便什么东西掉在地上或是放错了地方，总是很快给你补上或是重新安置好。最令人注意的是，主人和客人。他们很有分寸地掌握着谈话的题材，适当地提到一些往事，把注意力从尴尬的局面上岔开。第一个星期过去后，曼努埃尔发觉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吃，而且的确很欣赏这种晚餐了。
在几顿饮食中，孟沙最喜欢午后的那顿茶点。也许这是因为在一天中的这时候放下一切事情，到户外或是熊熊的炉火边，抛开一切心事，愉快地闲聊聊，吃点儿可口的饮食，这是非常别致的。客人们总趁这时候进来拜访；狗也逢迎地走进房来；大伙儿不是聊天，便是乐融融地保持静默。曼努埃尔决计回国以后，也在午后来上一顿茶点。当然，他始终并没有实行。
孟沙一开头便被仆人吸引住了；首先是他们的人数——男管家、女管家、厨娘和她的助手、女佣和贴身仆人、花匠、汽车司机，以及佣工。他数数，这一家四口倒用了十四个仆人。再就是他们的职务：他们似乎那么有信心，那么驾轻就熟地办事。他们欢迎曼努埃尔，不过在他们的冷静的态度里，当然没有露出一点儿迹象来。他们觉察到：他知道工作是什么意义，而且对任何辛苦艰难全很同情。他做了些绅士出身的人决不会做的事，但是一点儿也不显得缺少教养——例如，回过身去，把司膳女佣手里的过重的盘子接过来；替端着很重的东西的男管家把门拉开。有时候，曼努埃尔提出了些养尊处优的人谁也不会想到的问题：他们的工作时间和他们的家庭情况；他们在哪儿上学的；以及，真想得到！他们喜欢不喜欢他们的工作！他也不时把自己的经验提出来，对这些经验，他们自然很懂规矩，决不会多问，不过全急切地想听。他们知道了他曾经用双手工作过，当过仆人，还教过书。
另一方面，曼努埃尔的举止不仅对仆人，并且对这一家，也是一件愉快而令人惊奇的事。他对这个却一点儿不知道，从来没有显得烦虑或是紧张过。时常，当他出了个fauxpas[1]后，他总是笑着把它说出来，细问该怎样才对。他一点儿也不显得惊慌或是羞愧。在这一切上，十年大学校长的经历给了他不少帮助。他惯于被几千只闪亮、聪明和炯炯的眼睛注视着；当有钱有势的白人企图侮辱他，引他开口，或是使他慌乱的时候，他知道怎样镇静地坐着，显得无动于衷。他不仅知道怎样掩藏起自己的思想或是论断，而且更知道怎样使观察他的人纳闷，不知他有没有感情或是判断力。
在这儿，大多数陌生人当然全和蔼可亲；这一家人更做得几乎过份。后来，他们才觉察到，他是一个很有思想、饱经阅历的人，而他的风度便是这样才养成的。偶尔，他也碰上一些不懂礼貌或是粗心大意的人，譬如那个傲岸的老伯爵夫人，她问他，有没有一个黑种女人是贞洁的；或是那个小孩，他擦擦曼努埃尔的脸，想看看他的皮肤是不是永不褪色。他简单地回答说，他女儿就很贞洁，而当那个小孩使劲擦着他的面颊时，他却静静的，一动也不动。
他的交际缓缓地、自然地扩展开来。朋友们，特别是约翰爵士，全很细心地一点儿也不显得爱多打听，或是过份好奇。他们感到他的肤色和种族一直是他生活的中心，所以他们的首要义务便是要使他忘掉这个。因此，谈话起先只涉及一般的事情，甚至只涉及一些琐事。天气老成了一个好话题；这儿和佐治亚州天气的差异，常使谈话听来非常有趣；再就是谈到航海旅行，乘火车旅行，树木，花鸟；随后又谈到食物，哪些是有趣的游戏，以及当天的新闻。当曼努埃尔认识到，他们对他作为一个人来说当真感到多大的兴趣时，他便叙说起一些生活的片段来——关于他的童年，关于他的学校和学生。他避免把种族问题作为种族问题来谈，只强调了一下跟人类有关的那方面。他们不久便被他的话吸引住了。很自然地，约翰爵士开始比较了一下彼此的经历；他很高兴地发现，即使人们居住得相隔一千哩，即使他们在文化经历上的差距更大，他们还是多么相象。
西尔维亚回家来收拾收拾，准备上法国去，顺便还来打量一下这个粗野的美国黑人。里瓦斯夫人为了使谈话继续下去，问道：
“孟沙先生，在英国，什么给你的印象最深？”
曼努埃尔冲口说道：“你们的闲散。”
他们正在喝茶。那种香味是绝妙的；圆面包热烘烘的很可口，蛋糕也极精美。沉默、干练的仆人在旁伺候着，使每个人一感到需要什么，马上就能得到。一场小雨正在下着。绿油油的草地青葱馥郁地一直伸展到森森的树林里。
“您喜欢不喜欢呢？”
“我很喜欢，但是这叫我吃惊。您瞧，别人那么辛苦地工作的时候，我可不敢这样尽量地休息。我想这敢情只是有些人对责任的看法不一样。”
“或者，”里瓦斯夫人说，“这只是因为我们觉得美国人的急躁和忙乱是十分不必要的，甚至是多余的。”
“夫人，您从来没有摘过棉花。您瞧，我是工人的孩子，从小就给培养起来为自己需要的东西干活儿。您——假如我这么说您不见怪的话——不工作。”
西尔维亚大模大样地向后靠在椅子里。约翰爵士连忙来解围。
“孟沙先生，我知道您话里暗含着的批评。您瞧，情况是复杂的、有历史意义的。在许多人看来，这很难理解。譬如，我的祖父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创办事业，做黄金和胡椒买卖，后来又做锡的买卖。他对一些很有价值的弱矿取得了所有权，在英国征集了资本去开发那些矿，还雇用了当地人在矿地上工作，又从英国请了技术人员去指导这项工作。我和我的家属就是仗着他这样努力的结果而生活。”
孟沙没有作声，但是西尔维亚却望望他，笑嘻嘻地说道：“我们等着哩，孟沙先生！”
孟沙有点儿不自在，可是他回答道，“约翰爵士，我很知道您祖父是怎样勤勤恳恳地挣到他的收入，当地人又准是怎样乐意替他工作的。但是在我渡海上贵国来的时候，我看了我的助手推荐给我的一些书。这些书使我沉思起来。我这样想，您祖父在尼日利亚发现了锡矿，是该受到报酬。不过不该是重复的报酬，不断的报酬，也不该是过高的报酬。再说，为了这个发现而付出的报酬，应该归发现人，不该归他的子孙。锡矿是非洲的，不是英国的。发现以后，它无疑既是英国人的财产，也是非洲人的财产。英国人带去了提炼和使用锡的知识。这是极其重要的。但是这种知识和技术在欧洲是公共的财产。英国人学习和应用了这种知识，他们的工作该受到报酬。不过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永久性的报酬。而且这种报酬该归那个应用这种技术工作的人，不该归那些什么活儿也不干的人。机器和工具也应该偿付，但是只该偿付一次，不该不断地偿付。它们的修理也应该付出代价，但是也只该付出一次，不该重复地付。换句话说，爵士，我很明白您的祖父该为他的工作获得报酬，为他在取得技术方面所作的努力，为输入和使用的材料，以及这些材料的修理，获得报酬。但是，爵士，请您原谅，假如我问一声的话，您跟这有什么关系呢？您尽了什么力该受到报酬呢？在您祖父手下干活儿的黑种工人获得了一次报酬；他们的后代获得报酬，并不是为了他们的父亲所做的，而是为了他们现在所做的工作。为什么在给欧洲人和非洲人的报酬里要有这样的差别呢？两方面都该为他们所出的力得到报酬——对吗？——不应该不劳而获。”
“亲爱的孟沙先生，这里牵涉到所谓‘产业’的问题。”
“这个‘产业’是不是努力的结果呢？”
“它是法律的结果。”
“谁制订法律的？”
“这就得来了解一下英国的伟大制度，‘氏族制’了。”
西尔维亚舒展舒展她的长胳膊和腿，又喝了一杯茶。“爹爹，您接着往下告诉孟沙先生呀，”她说。
约翰爵士显得很严肃。“我们英国人相信‘氏族’——相信它永久长存，相信它的一致，它的神圣，它的理想。我们尽力使它团结，使它传之永久。坦白地说，我们不象你们美国人口头所说的那样相信平等。我甚至很冒昧地认为，您也并不当真相信。您上这儿来，正是因为您有教养，比您的黑色或是白色美国同胞要有教养得多。有些人是生来统治别人，生来担任高级职位，有空闲去思考、创造和享乐的。世界靠了选择出一个统治集团才朝前迈进，帝国才扩展开来。当然，错误是难免的；缺点，甚至犯罪的行为，都会突然发生。但是除了通过贵族政治外，人类还发现了什么别的朝前进展的方法呢？我第一个承认，英帝国里并不是所有的人，并不是大多数人，都很快乐或是很满足。但是我真诚地相信，他们大多数人全获得了他们应该获得的一切，以及他们生来的身份使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
里瓦斯夫人补充道：“孟沙先生，您非得承认两件事：第一，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愉快的；第二，没有一种生活制度能够供给每个人这样的舒适，就算每个人都想获得它的话。因此结果就是这样：我们凭什么基础来决定，谁该享受这种快乐和舒适——凭公民投票，凭国王的恩典，还是凭生存的规律呢？”
“我们曾经为国家出过不少力，”那位高贵的老寡妇以她的尖细而文雅的声音插嘴说。她这天很难得地走出屋子来，这时正十分坦率地凝视着孟沙。“我们曾经以英雄和征服者的身份，以骑士和勋爵的身份，以陆地上和海洋上战士的身份忠心耿耿地为国家出过力，在阿金库尔、佛洛登、奥丹那德，以及，”她微微哽咽了一下，接着说道，“在法兰德斯战场上！”
约翰爵士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手上，说道，“但是，妈妈，我们决不可以夸口；世界上的人既不知道，也不在意——那就是说，代替了现实世界的那个世界。”她于是很平静地默不作声了。约翰爵士继续说道：“我们有技术和勇气；有百折不挠的决心。我们发现了锡矿，购买了机器，还教导了当地的人怎样去开采。”
曼努埃尔微微有点儿生气。“爵士，拿您来说吧，您做了些什么事，使得这些矿和这些矿工该为您效劳呢？”
西尔维亚咯咯地笑起来，“您继承了祖产，亲爱的爹爹——一点儿不错。这可不是辛苦的工作！”
“假如不是我继承下，那就是另外一个人来继承。虽然我实在太不配，至少我和我的家属可以很荣幸地来款待您，孟沙先生。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应该享有肘富和权力。您，先生，在您的同胞里就是个例外。您有地位，有势力。您还应议多有点儿东西。不过您的一家只是刚走上这条漫长的旅程。让广大的美国黑人有权乐意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是决不成的。”
曼努埃尔很惊讶地认识到，约翰爵士是非常诚恳的。他连忙接下去说道：“约翰爵士，您没法想象，我多么侥幸才勉强有机会活下来，更甭提健康地长大成人，进学校，进大学和找到这个工作啦。爵士，我是在我父亲被一群暴徒的枪弹打得体无完肤的时候，在他的血泊里诞生下来的。我的母亲双手拼命干活儿来让我上学。我小心谨慎地保住我那学校教师的工作和这个大学校长的职位。在我这么做的时候，有千千万万黑色的男孩和女孩运气不好，没有机会，忍饥挨饿，甚至犯罪违法，蒙羞含垢地死去，因为上帝把他们给忘了。
“约翰爵士，我可一点儿没想来反对您的意见。不过我的经验给了我一个看法，这是您决计没法了解的。我知道有个民族，有个国家，在谈论起一千万人的时候，就和您的意见一样——他们错了，这我知道，因为我也是那一千万人里的一个。我们是不快乐的。我们是不满足的。我们并没有待在最适合我们的地位上，或是对我们白种同胞的幸福最有利的地位上。原因是，在决定价值和能力的时候，他们并不和我们商量。别人断定我们该受什么待遇，我们能做什么事，以及我们到底有什么价值。爵士，我虽然对您的意见非常尊重，不过在同意您的意见前，我倒乐意先见见非洲的工人，听听他们的意见。”
西尔维亚说道，“您用不着上非洲去。您只要听听英国工人对我们的消闲和英国贵族生来的优越地位说些什么，那就够啦。”
里瓦斯夫人说：“孟沙先生，我恐怕您不知道我丈夫给社会到底做了些什么：他从广泛的阅读和辛苦的思考中养成了广大的同情心；他前后担任过一些重要的职务，不是了不起的，但是却非常必要；他个人跟高低贵贱的人，阔人和穷人，贵族和罪犯都保持着广泛的交谊，还对他们提供意见。我也承认他受到了很优厚的报酬，但是难道这个世袭的产业真的偿付得了里瓦斯家替英国所做的一切——包括我儿子的生命吗？”
孟沙连忙说道：“我向夫人保证，约翰爵士很应该享受世界给予他的一切。我只想很谦恭地问一声，非洲今天能不能偿付这笔债？她的破产是不是她自己的过错？因为这当然不是约翰爵士的过错罗。”
西尔维亚冲口说道：“非洲？就连英国能偿付得了吗？瞧瞧伦敦的东区吧。”
夫人埋怨起来：“这又是西尔维亚的社会主义。嗐，想想我们家的情形——假如我们不用仆人，那么他们去做什么呢？”
西尔维亚打了个呵欠，站起来，回答道：”我以前说过，我们的男管家可以进议会；女佣们可以生儿育女，最好是合法的儿女。”
约翰爵士笑着，也站起身来。“我不知道孟沙先生乐意不乐意明儿乘车上伦敦去，在我的俱乐部里吃顿午饭？”
“我能不能趁便也去玩一下？”西尔维亚问。
“那挺好，亲爱的。”
乘坐约翰爵士的“罗尔斯-罗依斯”牌汽车上伦敦去的这次旅行，令人非常神往——他们驶过埃塞克斯的田野时，看到风景非常幽美，穿过愈来愈拥挤的市区时，一切又很有趣。他们沿人口稠密的东区的边缘走，穿过爱平和巴涅特，然后拐弯抹角地驶过这个大都市，来到了自由俱乐部的白云石正门前。这是孟沙对伦敦俱乐部生活的第一次经验；这些高大、宁静的建筑物布置得十分豪华；会员们在这儿可以很安逸地休息，吃饭，会朋友，需要的话，还可以弄间屋子过夜。一个伦敦人不参加一个俱乐部，或者不如说是不参加两三个俱乐部，就不能体会到英国生活的最惬意的地方。
约翰爵士当然参加了好几个俱乐部，不过总的来说，他最喜欢的是自由俱乐部，因为它的趣味比较广泛，你在那儿可以遇见各种各样的人，但是又知道他们大多数全是很有教养的英国人。约翰爵士把他的黑人朋友介绍给一些熟人，他们一块儿谈了一会儿。也许除了一件小事外，孟沙受到了很有礼的接待；大伙儿彼此很感兴趣地一块儿谈着。
当然，英帝国的事必然会插进来；有人谈到了西非不稳的情形。
“在非洲，”有位先生说，“劳动当然或多或少得带点儿强迫性。那儿的人不习惯我们的稳定可靠的工作。”
另一个人插嘴道，“当然，强迫劳动一定会起一种麻醉药的作用，按着传统的方法把那些人管束住，象印度的苦工那样。”
“或许，”另一个人说，“如果这种麻醉药没能使他们失去知觉的话，那就反而会激起他们来，使他们就此感到不耐烦和不满足。”
“你的意思是说，”第三个人说，“在殖民地实行强迫劳动，不是促成感觉迟钝，就是促成革命。”
“而且，”第四个人说，“这也并不只限于殖民地。”
这时候，西尔维亚来了。这群人里有几个留下跟她、她父亲和孟沙一块儿吃午饭。预定的座位渐渐全坐满了。约翰爵士坐在面对正厅那一边的正中。他让孟沙坐在他右边，女儿坐在他左边。曼努埃尔旁边是一个财运亨通的商人，肥胖、愉快。主人对面留下有一个空位子，这个位子旁边坐着一位能说会道、花白头发的夫人，她衣服穿得很随便，可是代价花得倒很不少，据人家后来告诉曼努埃尔，她相当有钱。最后，一个高个儿的男人走到那个空位于旁边来。他体格魁梧，皮肤光洁，从头到脚，从手绢到折叠着的黄手套，都十分整齐。他的态度表明出来，他很清楚地觉察到自己的身份和势力，可是显出一种神气，好象不乐意人家提这两件事似的。后来，他的两眼瞧到了孟沙的黑脸上。他不自觉地楞住，明显的军人气概流露出来了。他一句话没说，做了个“向右转”的动作，迅述地走进大厅里去。约翰爵士惊讶地瞪眼望着，不过随即很镇静地回过身吩咐开饭。这时，一个仆人匆匆地给他送来了一个便条；他告了个便，走到休息室去，不一会儿便回来，带来了爱味林·查忒理斯爵士的深切的歉意。他似乎很大意地忘了一个不能不去的重要约会。午饭结束前，他一定设法赶回来，同时先向客人们深深地致歉。他特别向亲爱的卡莱特夫人道歉——
卡莱特夫人非常不乐意。“我原指望今儿一定会见到爱味林爵士的。朋友们，这可是位了不起的英国人。英帝国就是靠了他这样的人！”约翰爵士很轻松地接口谈了下去，但是曼努埃尔一点儿也没有受骗。这是一个不跟“黑鬼”一块儿吃饭的英帝国的官吏。这是约翰爵士的过错吗？是一个误会还是什么别的？约翰爵士在请爱味林爵士的时候忘了告诉他，他的美国客人是黑人，这当然很象约翰爵士的为人。在休息室里的谈话稍微有点儿激烈：“但是，约翰爵士，我可不能跟一个黑鬼一块儿吃饭——英帝国会落到什么地步，要是它的代表自贬身份，和该归我们统治的那一群群的人不分高低的话？”
“这个人很有身份，是我家的客人；我原以为我们只是抬举他们，不是贬低我们自己。”
“但是，妈的，他们是不识抬举的；如果你抬举他们，他们会变得更危险，非得给踢了回去。老兄，真对不住，你究竟为什么不早说你的美国客人是黑人呢？”
“嗳——”
“得啦，得啦！请你代我向客人们道歉，尤其向爱尔丝柏司道歉。”
这时候，大伙儿很平静地吃着午餐，孟沙右边的那个肥胖的先生又接口称赞起爱味林爵士来。
“他人挺不错。我们的威力就是由这种坚定的政治代表建立起来的。为人绝对公正，受过严密的训练，对自己的职责一丝不苟。”
“他使得我们的股息非常可靠，”西尔维亚沉思着说。
“但是他跟当地人打交道的时候，可绝对诚实。”
“他没有理由该不诚实。他拿着很高的待遇，有豪华的住宅和多得不必要的仆人。到他六十岁退休的时候，当地人还会付给他一笔很大的养老金；他就回国来，成了一位受到许多地方的归化者的尊敬的权威。他还能看到很不少事情。我管这叫作漂亮人儿。”
卡莱特夫人大生气。“西尔维亚，你早就该挨打啦。爱味林爵士待当地人很诚实。”
“可是我们当真诚实吗？”西尔维亚坚持着。“我们别假充好人吧！”
“成，可是我们到底解放了黑奴，停止了黑奴买卖。”
“我们还把贩卖黑奴上美洲去变成了一项大事业，靠这建立起我们的城市，奠定了工商业的基础。在十八世纪，非洲黑奴的买卖是我们英帝国最有价值的买卖，西印度的产业是我们最有价值的产业。在它赚钱的时候，我们一直干了下去。等奴隶起来反抗的时候，我们才停止了这种买卖；等他们拒绝当便宜的劳工，象我们在亚洲或是非洲能找到的那种劳工时，我们就把资本投到亚洲和非洲去，以博取更大的利润。慈善事业和宗教全有帮助，但是它们要看最大的股息在哪儿，才跟踪前去。解放奴隶的是庇特，不是威尔伯福斯。”
卡莱特夫人很傲岸地默不作声了。曼努埃尔打破了这片沉寂，向他的邻座提出了一个似乎到了嘴边不得不问的问题：
“我可真不知道这顿午饭要抵到多少个黑人矿工的工资？”
那个商人怔住了，最后才说道：
“这种事是供求的问题。”
“英国要求，非洲供给吗？”
“自然啦，”商人说，说完便转身跟邻座一个熟悉股票行情的人谈话去了。
这伙人谈起丁劳工和社会主义。孟沙只是听着，很少说话，后来有一个人转过脸来向他问道：
“孟沙先生，您对非洲是怎么个看法？美国一般黑人是怎么个看法？”
孟沙回答说，“我们对非洲知道的实在比较少，可是当然啦，从理论上讲，我们的要求是，非洲应该自由和独立。”
“为什么？”
“唔，我们多少认为这是人类的世袭财产。”
“属于全人类的吗？”
“是的，最后将属于全人类。”
“假如‘最后’，”西尔维亚说，“拖到一百年或是一百年以上，那我可不知道您说得对不对。如果这是一件现在就开始、在这一代里就实现的事，那我同意您的话。”
“你老是这样性急，西尔维亚，”她父亲笑着说。随后，大伙儿都站起身，招呼一个新来的人。他是个年轻的英国人，瘦长身个儿，穿的衣服相当随便，态度倒很诚恳。他和西尔维亚似乎正计划领孟沙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过了一会儿，他们离开了大伙儿和这个正门用云石砌饰的大俱乐部里的那个舒适房间，绕过路角向西尔维亚的“奥新丁”牌小汽车走去。他们开车向东驶行，一边胡乱地闲谈着；过了一会儿，他们在路旁停下来，西尔维亚取出一件破旧的雨衣，请孟沙穿上，还替他把那顶崭新的诺克斯式帽子换上了一顶又旧又脏的帽子。
“很对不住，我们这就要走进贫民区啦。”
年轻人对这又作了些补充：他很抱歉地解下自己和孟沙的领带，并且动手把孟沙的整洁的亚麻布衬衫揉得很皱。“您知道，我们这些主人遇到有人，尤其是外国人，来到他们当中，衣服穿得太好的时候，是有点儿敏感的。”
西尔维亚走开了一会儿，让他们单独待那儿；孟沙提起自己待在她家里，说这使他感到多么愉快。年轻人很同意他对这家人的看法，并且谈到了西尔维亚哥哥的死亡。“我们不能算是好朋友，不过我跟他很熟；他的死对西尔维亚是一个打击，可是也是一个安慰。”
曼努埃尔显得很惊讶：“也是一个安慰？”
年轻人重新燃上了烟斗，慢条斯理地往下说道：
“是的，他是个势利人，是个天生的贵族，英国式的。他从不工作，只指望全世界来替他工作；他受的是正规的学校教育，穿的是剪裁合式的衣服，是近卫骑兵里的一个上尉，指望跟有钱人家攀亲，还指望弄一个贵族头衔，对运动和艺术全只一知半解，是一个十足的游手好闲的人；他投身到大战里去，就象去打大野兽一样。他死在一个填满了污泥和英国青年的鲜血的沟里。西尔维亚十分伤心；她非常爱她这漂亮的哥哥。但是她也感到高兴，他没有活着做成他想做的那种人。”
小汽车在东区高低不平的圆石子路上颠颠簸簸地走着。贫民区的街道一哩一哩，漫长不尽；阴郁的黑暗只不过偶然被灯火通明、花稍诱人的小酒铺所打断。有一次，他们走进了一家这种酒铺，要了一品脱混合啤酒。顾客都是些工人，闹闹嚷嚷地议论着他们最近对足球比赛所下的赌注的输嬴，再不然就是把赌注押在白堂区重量级拳击健将欧尼·郝金斯这次锦标赛的胜负上。此外，还有那批经常光顾的喝得烂醉的人，他们把头枕在胳膊上，拼命想摆脱掉一切。
不过孟沙好多年都忘不了的，却是那些女人。有一件小事使孟沙一世也忘不了。它并不是主要的画面，也不是最有意义的。可是它永远磨灭不掉。在那些裹着头巾的沉默的女人中，有许多都穿着便宜而俗气的服装，肮脏的羽毛围巾裹着她们常年不洗的颈子，头上戴着久经雨淋、插有羽毛的帽子。在这群东倒西歪的妓女中，有一个的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孩。饥饿的哭声使这场“欢乐”很是扫兴；后来，酒店伙计提出了抗议：“喂，喂！你要是没法叫这小家伙住嘴，那你就领他出去！”她的猥亵的反驳里那种伦敦人的才智，引起了哄堂大笑。接着，这个醉醺醺的“夫人”从她的胸前抽出一条污浊的手绢，把一只角卷起来，浸到金酒里，然后放进婴孩的嘴去。哭声平息下去，变成了一种满足的吮咂声。
孟沙和他的同伴们抑压件心头涌起的一阵恶心，喝干了杯里的酒，赶快出去找他们的汽车。
孟沙和西尔维亚在半路上让他们的同伴下了车。等他们刚到埃塞克斯里瓦斯家的宅子时，已经快午夜了。他们在好多哩路上一直都没有作声。说真的，孟沙始终没有充分说出他在伦敦东区到底看到了些什么，以及这些事对他有什么意义，不过这在他的一生中却是一个划时代的经历。他第一次认识到，在一个文明国家里，在二十世纪中，白种男女也会由于堕落、绝望和犯罪而受尽痛苦，就象他所熟悉的美国的任何一个黑人那样，而且据他推测，也和海外的黑人和亚洲人所受的痛苦一样。这对他托来，真是一个令人惊骇的发现。
[1]法文：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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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美国黑人的世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一章美国黑人的世界
黑人孟沙一家是汤姆·孟沙的后代。一八七六年，汤姆被人平白无故地加上一个罪名，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用私刑处死了。他的儿子曼努埃尔在父亲去世的那一晚出生，在佐治亚州一所黑人高等学校，亚特兰大大学，受了教育，后来成了一个教师。他有四个孩子——三男一女。除一个外，其余几个搞得都很不错：大儿子是芝加哥的一个阔绰的政客；二儿子是纽约市的一个法官。女儿嫁了一个很有志向的青年传教师。只有一个儿子简直是硬给打得犯了罪，已经被绞死了。
曼努埃尔·孟沙在佐治亚各公立学校教了多年书后，当上了黑人大学的校长，把那所学校逐步发展成了一所蒸蒸日上的优良学府。在这项工作上，他的主要帮手便是他的助理琴·杜比侬。她是新奥尔良的一个“白神黑姑娘”，那就是说，是一个受过极好教育的年轻白种女人，因为外曾祖是黑人，所以给归到了“有色人”里。
一九三六年，曼努埃尔·孟沙六十岁了。他开始感到上了岁数。也许，这主要是在心理方面，不是在体力方面。倘使他没有很早就把六十岁看作“老年”，那他可能还不会注意到反射作用稍微有点儿迟钝，体力比较容易疲乏；按实来说，“生命”似乎忽然发出了警告，告诉他生命迟早总得结束，告诉他有些事非得办一办，有些计划急需来作出最后的安排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萧条和“新政”，使孟沙这个人彻底动摇了。他以往深信不移的一切全完啦——那个整洁的小天地，它的好上帝、歹人和翱翔的天使全完啦。就连工作与工资、财富与贫穷、金钱与债务，都成了动摇的概念。那么他毕身致力在上面的这个所谓“黑人问题”又怎样呢？他知道了一个社会“问题”的详情细节；如今他想全面地来研究一下，以便更透彻地理解它。比方说吧，这些黑人高等学校。他便是这样一所学校的校长。这种学校总共有二十多所，南部各州每州都有一所或者一所以上。联邦政府为了促进民众教育，拨给各州一些土地，这种学校就是这项计划的产物，所以给称作“公地”大学。象在南部苦心经营的一切事情一样，它们最初排斥黑人。起先，它们成了一个单纯的欺诈问题——怎样把联邦的这笔经费挪过去，大部分用在白人身上。但是天真的黑人却提出了抗议，仿佛他们对联邦的收入真享有什么权利似的！
接下去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欺骗时期：创办一些低劣的黑人学校，校舍建造得非常简陋，人员一半缺额，而且全由白人骗子雇用的黑人傀儡主持着。南部一些正直的白人教育家和联邦官吏，当然还有黑人，都纷纷提出了抗议。同时，它们和比较有名的私立黑人高等学校，象菲士克、亚特兰大和泰拉第加，也展开了竞争。有人在华盛顿不顾死活地竭力阻止督学，甚至内阁官员，不让他们有任何实权来强制南部的白人公正地对待州内的黑人教育。在“州的权利”的神圣掩护下，欺骗黑人的勾当在教育方面，跟在生活中那么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猖獗起来了。
同时，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早就在酝酿着，企图限制、减少和部分消灭掉按照新英格兰方式在南部建立的那种典型的黑人高等学校。这种学校没落下去，逐渐减少，终于全绝迹了。代替它们，南部企图拿一些由州和联邦维持的“公地”高等学校来欺骗黑人。没有想到这个计划竞逼迫着州当局逐渐让这些学校发展成了真正的学术中心。
“隔离而平等”的政策正盛行着。它起先保障了州立黑人高等学校的存在，只不过应该比州立白人学校差一点儿。接着，等各州在白人选民的逼迫下，着手改进白人公立学校，扩充“公地”高等学校后，黑人高等学校势必也变大了一点，设备也完善了一些。这种高等学校不能再由无知无识的傀儡和骗子去操纵了。
接下去是一场斗争，结果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种族政客：一个有色人，受过很好的教育，管理经费很廉洁，办事能力也很强；渴望自己的同胞上升到和白人同等的地位；可是他受过管教，或是自己管教自己，提出的要求总比实际需要的来得少，甚至还竭力否认自己抱有许多合情合理的目的。布格·华盛顿便是这一类人的典型，不过他所做的远超出了黑人在南部开始巧妙地对付白人的一般手段。这往往叫死硬派的南方人大为恼怒，但是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佛罗里达州新当选的一个州长对塔斯其基教育出来的、那所讨厌的州立黑人大学的老校长很粗卤地命令道：“黑人校长没有一个是配每年支五千块钱的！”那个黑人什么也没有说，只彬彬有礼地把他的精细的预算表呈交给州长委派的那个州委员会。委员会终于核准了它，包括那笔五千元的薪俸！
在北卡罗来纳州，那所黑人农业机械大学的矮小身材、褐色皮肤的校长向州长要一群牛。州长大发脾气，嚷道：
“黑人照管不了牛。他们太粗心，太笨啦。我可不把国家的钱浪费在这样一个计划上。”
那个矮小身材、褐色皮肤的严肃的人表示同意。“州长，您这话一点儿不错！我的同胞们对于饲养牛真是什么也不懂。当然啦，要是他们可以受点儿训练，那对北卡罗来纳州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他们受到了“一点儿训练”。那个州长还没有下任，这所州立黑人大学的一群牛就在全州博览会上获得了头奖。
这是一种不平凡的竞争。州立黑人学校的校长们会面的时候，谈起自己使那些愚蠢的白人做了他们决心不做的事情的经验，都笑得落下泪来。可是这种竞争也有它的危险和使人悲痛的地方。有时候，一个黑人校长竟然给一个要求较小的权力、办事又比较马虎的竞争者代替了。有时候，一个正直的人不知不觉地丧失了自己的灵魂，象一所大学校的黑人校长那样，他既得的权力扩大了他进取的野心；他向一个批评他卑躬屈节的人解释说：“你知道，先生，这是我的一份儿‘苦肉计’呀。”
教育界有许多黑人政客在降低黑人学校的水平方面，显得过于退让，不过黑人的舆论老是咄咄逼人地藏在幕后，而且会在这种政客的道路上意想不到地爆发起来。此外，白人中间也出现了一种教育家和行政人员；他们不喜欢用撒谎和欺骗来使黑人“停留不进”。象白人佐治亚大学里的鲍尔温老博士那样，他们认为如果听其自然，黑人的水平自然就会降低。因此，他们对于跟别人一块儿把黑人硬往下压，感到害臊，尤其在他们不得不承认黑人是占着无可辩驳的优势的情况下。这种理想家不断地设法向黑人的压力退让，甚至向黑人提出一些他们还没敢要求的发展教育的步骤。这种改革家有时成功，不过多半总给排除出去，上北部去寻求文明。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竞争；孟沙很喜欢它。他结识了许多黑人校长，还想再多结识一些。他参观了好几所他们的学校，心想把所有的全参观到。因此，他工作了十六年后，出去旅行了一趟，参观了一些黑人学校，末了在一九三六年春天，上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的南方大学去，参加了两年一次的黑人公地高等学校校长会议。
那年这所学校建造校舍，预算共计有一百多万元。他坐在那华丽的、设计精美的大礼堂里时，止不住愈来愈惊讶地四面瞻望。这座建筑物是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易·朗和那边的那个容貌清秀、肤色黄褐的人设计的。这个肤色黄褐的校长是在北部受的教育，头脑非常清楚。事实上，孟沙四面瞻望的时候，还瞧见了南部的其他各种新型的黑人教育家。他们主要不是教师，而是社会政治家，正在一个独特的两种种族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来。
他坐在那儿的时候，琴·杜比侬从旁照料着他。琴是他的私人秘书和助理。她是白人，可又算黑人，是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身上有那么一丁点儿黑人血液，使她给归进了“有色人”的行列。她受过良好的教育，自从一九二○年孟沙当了校长后，便一直给他工作。她认识许多大学校长。这时候，她说道：“在人丛里不断地忙来忙去的那个身个儿矮小、衣服考究的黄皮肤的人，是打西弗吉尼亚学院来的；他是这伙人里的主要人物。在他那州里，他在黑人或是白人中间都给列在最有能耐的行政人员内。他肯用心，懂的也多。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问题，他都了如指掌。华盛顿的政界他也很熟悉，而且还在幕后加以操纵。
“他的学校校舍并不出色，不过教职员全受过很好的训练。
“这会儿，他正跟另一种类型的人，弗吉尼亚州的甘迪，在谈话。甘迪是一个身心稳健的人，举止、谈吐全很缓慢、很庄严。他那州里的官员们都非常敬重他，对他很有礼貌。他们从不跟他开什么‘黑人的’玩笑；遇到他要求采取某种行动或是某种方法的时候，他们全知道这是经过仔细思考、理由充足的，因此批准多半只是时间问题。他的彼得堡校园里的建筑精美、地点适当、非常合用的校舍，尤其是一些待遇很高、学有专长的男女教师，就全是这样获得的。
“北卡罗来纳州的那个黑人可不象他的许多同事。他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这是他自己心安理得地承认的。不过他刚打了一场卓越的大胜仗，就象过去二十年里许多其他类似的回合一样；这些回合正在逐渐通向一场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战役。黑人公立学校最初总设在贫民区和小胡同里，主要的黑人公地高等学校也难得有设在大街上的；它们通常总隐藏在树林里或是在洼地附近，在一些给先前的白人地主捞过一大笔钱的土地上。但是格林斯伯罗的那所高等学校去年竟然出现在那条主要的南北公路上，过路的人哪怕是个傻子，也不会不注意到它。那儿还有那所早就申请设置的化学实验室。谁都似乎不知道这是怎样发生的；那位黑人校长什么话也不说，只温和地笑笑。”
午餐的时候，琴提醒了孟沙，那所贫穷而混乱的南卡罗来纳州黑人公地大学没有派代表来。这是黑人的一场挫败。有好几年，黑人跟白人一块儿在南卡罗来纳大学里读书，甚至教书。等他们给人在联邦政府的协助下，用暴力和欺骗的手段排挤出去后，新的领导人和独立的黑人学校出现了。在那一州里，由联邦支持着来举办黑人高等教育的人，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士，肤色白晰，身上有着卡罗来纳州的最高傲的血液，然而托马斯·米勒却承认并夸耀自己的黑人血统。蒂尔曼和布李斯跟他一直斗到底，剥夺了他的同胞的公权，还逼着他流浪到外乡去。
孟沙记得他。他创办的那所高等学校后来成了白人和黑人贪污分子的活动场所，如今在以前当过最高法院法官、随后又当过国务卿和州长的贝尔奈斯的主管下，就快维持不下去了；贝尔奈斯不喜欢这所学校，不乐意多来过问它。但是就在这一州里，反对教育方面有种族等级的巨浪兴起来了，不过孟沙认为这还是可以表明，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在打击黑人方面太顺利了。
午餐的时候，以前担任佛罗里达州黑人公地大学校长的那个人坐在孟沙旁边。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独立不羁的人，是奥柏林的毕业生，新近刚由一个比较随和的黑人接替了。杨格曾经为这所学校要求独立自主，要求扩充；州政府当局因为过份依从这个“冒失的黑鬼”，已经引起了批评，所以拒绝了他的要求，希望新任命的那个人能显得比较知足。但是，为了平息黑人群众的愤怒和答复北部游客们的批评，他们刚拨给这所学校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经费。孟沙瞧见过他们正在校园里兴建的那座漂亮的图书馆和那所现代化的医院。杨格把自己在密苏里州的新工作说给他听；他含笑地听着。那儿的一个贪污渎职的黑人新近死了，有选举权的有色公民纷纷起来，要求派一位杰出的学者去主持那所学校。于是在佛罗里达州给认为是“冒失的”人，在密苏里州竟然是很受欢迎的人了。
孟沙结识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亨利·亨特。亨特新近刚从一所私立教会学校调到一所州立学校去。他是一个瘦长个儿，看来很象一个穷苦的白人，这惹起了无限的纠纷。不过亨特为人冷静正直、百折不挠。他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行政人员，一向只抱着一个目的一一给自己的同胞谋求最大的福利。这时，他朝着孟沙苦笑笑。“我那儿的校董全是混蛋；他们都是一些不知廉耻、毫无经验的白人。我要是让他们中间某一个人盗窃上一百块钱，那他准会支持通过五千块钱的必需修理费。叫人痛心的是，他们跟我们打交道的时候，专喜欢很直率地侮辱我们。不过，”他用哲学家的口吻加上一句，“我倒很能逆来顺受。”
琴把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州立学校的特伦霍尔姆介绍给孟沙。他年纪很轻、很机灵，获有北部两所著名的高等学校的学位。他在争取创办一所黑人大学的战斗中既打输了又打赢了。在产棉区和煤矿铁矿之间的亚拉巴马州那儿，也就是在布格·华盛顿计划使黑人接受工业训练的地方，白人工会阻拦了他，不让他教黑人手艺。白人政治势力不许他传授各种建筑技术、采矿、纺织，也不许他传授任何现代的工业技术；他于是创办了一所师范学院，取得了敷用的房屋、良好的设备和多得容纳不了的学生来作为一种补偿。这对优越的白种人说来又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斗。午餐后，孟沙花了一小时去讨论特伦霍尔姆的问题。特伦霍尔姆夫人在这所学院里主持的音乐课程把他吸引住了。
密西西比州来的不是它的黑人领袖，而是一所规模很小、几乎给人忘了的学校里的两名教师。阿尔康早先很有前途，可是一八七六年黑人在政治上失势后，它便被人忽略了。黑人在艾赛亚·蒙哥马利的领导下展开了一种特别的种族隔离的试验，作为对黑人问题的一个答复。他们建立了巴尤冈这座黑人城，还幻想来推广这种试验。这个计划受到了白人世界的普遍欢呼和宣扬，可是黑人的意见却不十分一致。他们暗地里说：在一个黑人没有选举权的白人州里，一座黑人都市能起什么作用呢？黑人领袖们自己也承认，简直没什么作用，不过他们越发执拗地坚持说，他们的联邦公民权，加上伟大的共和党党员的身份，最后总会在密西西比州内恢复人口占有多数的黑人的选举权，让黑人都市、黑人银行和黑人工业在州内不受妨碍地繁荣起来。他们艰苦地奋斗了好多年，甚至连他们在共和党内的选举权也丢掉了。阿尔康的代表们叫人想起了这件事。他们穿得很齐整，很斯文，但是默不作声。他们有什么可说的呢？
午后的会上，有一个向校长们讲话的人特别引起了孟沙的注意。琴跟他很熟，可是为了一个没有说明的理由，她不很喜欢他，没有把他介绍给孟沙。田纳西州的海尔是早先当过他那州州长的一个人的黑儿子，跟许多第一流家族全沾亲带故。这种关系大伙儿全都知道；他也公然利用它来取得政治势力。不问海尔替他的黑人学校提出什么要求，通常他总能够得到。那所学校的规模、势力和设备迅速地扩展起来。他建造了南部最好的一个供运动员使用的运动场。在学校里，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独裁者，不经他本人允许，向来不准任何人说一句话或是办一件事。可是他崇拜教育，督率着他的学生、教师和自己的儿女。他的一生在种族界线的两边都引起了怨恨。他漫不经心、毫无节制地使用着州里的经费，这次会议后不久，因为在财务问题上遭到严重的控诉，竟然自杀了。孟沙可始终忘不了他那种鲜明的少年气盛的神气。
这次集会上有一个人孟沙没有在意，而且直到多年以后才认识到他是个什么人。得克萨斯州的班克斯是一个瘦长身个儿、笨拙腼腆的人。他的衣服不很合身，这使他在这群衣冠楚楚的人里非常扎眼。他原本是个农场雇工，后来经过艰苦奋斗，读完了大学，在公立学校和亚拉巴马州科瓦利加地方本森的学校里执教，终于当上了得克萨斯州一所默默无闻的黑人高等学校的校长。这所学校是由州里勉强维持着，来使自己在教育方面可以塞责，同时也不致违背法律。他平平静静地工作了许多年，直到他熟悉了得克萨斯州所有的黑人中学、所有的中学校长和所有的毕业生；他还认识所有值得认识的白人；白人也想认识他，因为他那么精确地知道的许多事情，正是白人自己也想知道的。他并不为自己要求什么；学校扩大后，他的薪俸却依然低得可笑。他并不谋什么职务，也不图什么礼物；谁也没有想到向他行贿。他只想知道得克萨斯州黑人的情形，他们在做些什么和他们需要些什么。这一州正迅速成为国内最有势力的一州，并且正开始惊动了全世界；他在这一州里成为公认的种族关系的顾问了。
他把自己那所陷于孤立的学校组织成了一个几乎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由学生半工半读，种粮食、烘面包、装罐头、发电和造宿舍；他有一所连白人也企求的医院；倘使州政府不加禁止的话，他还打算办几种手工业和规模更大的事业。说真的，草原大学在那片荒凉的原野上兴办起来，显得就象是一个人出于对自己民族的信心，创造出了一个奇迹似的。其实，班克斯想做的，是要使它成为一所名符其实的州立黑人大学，既是黑人的一个科学知识的中心，也是一个工业中心。
接着，突然起了一场变化。得克萨斯州成了石油跟硫磺专利的家乡和上千种新产品的制造者。决不能让这个黑人问题来妨碍工业，必须找个迅速简易的办法来把它解决掉。百万富翁们把休斯顿从内陆移到海边，使它成了一个大港口；他们计划在这个奇迹般的城市里设立一所黑人大学。这所大学有经费，有教师，有校舍，并且由白人工业界严格地加以管理。班克斯当然就是它的校长。他很谦虚、很稳健。但是班克斯出乎意外地表示反对。他不愿意当受人控制的校长，宁愿转到校董会里去，以便接近统治者们的耳目。可是这意思说，没有薪俸。很好；他就靠自己的一小笔养老金来生活。这样，他就成了校董会里最强有力的一员，而且直到现在他依然如此。他的一生可真是黑人公地大学校长们中最突出的。
孟沙瞧出南部和北部对待黑人教育的态度正在改变。黑人决心要使他的青年们接受高等教育。如果在南部办不到，那么便上北部去寻求；命运、能力或是打分数上的歧视，全阻止不了他。在北部学校里的剧烈竞争中，黑人学生往往成绩过人——虽然并不总是这样，不过往往如此。这连芝加哥大学的历史系，也不能继续凭借不公正的批分办法来拒绝颁发哲学博士学位给黑人了，尽管它拼命挣扎了好多年，维持着一个纯粹代表南部白人思想体系的历史系。有些高等学校，象俄亥俄州立大学，费尽心机，却依旧满是黑人学生。
只有一个办法：在南部设立黑人高等学校，或是南部所有的高等学校全允许黑人入学。在一九三六年，后面这一办法是不能想象的，因此大资本家披着民族博爱的外衣筹划了一下，开始在南部捐助基金给一批挑选出来的私立黑人高等学校，象菲士克、亚特兰大和狄拉德。他们发动了一场“黑人大学基金”运动，数目虽然很小，却作了充分的宣传，结果反使乞丐受不到慈善事业的照顾。这种基金还由大资本家审慎地加以管理。就连新亚特兰大大学里的霍普也有一个洛克菲勒财团的白人佛洛伦斯·里德安插在那儿，来约束他的扩大计划。
可是南部和北部一样，州立大学终究将担负起高等教育的责任来。这些大学一定得受到政治控制，这样大资本家们才可以控制民主。在南部，黑人问题使这一切变得很复杂。尽管那批公地黑人高等学校的校长不停地埋头苦干，尽管黑人州立大学的入学人数不断地增加，黑人还是没有享受到他们按人口比例应得的权利的一半。如果现在联邦最高法院有充分的胆量，有一天竟敢为黑人主持正义，再不然更进一步，如果联邦政府被黑人选举权的不断增加引诱着，有一天竟然对联邦的经费作出公平的分配，那么南部州立黑人高等学校可能很快就和白人的学校并驾齐驱，甚至可能使白人的学校黯淡无光。南部惊慌起来了。
这一切在巴吞鲁日会议上私下的谈话里都给谈论到。琴·杜比侬通过西弗吉尼亚的那个人和得克萨斯的那个高个儿预言家，拟定了一个暂行计划，在每一州里合作进行连续不断的社会学调查，作为一次科学实验的起点。它将是一次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受到严格控制的实验。当这项计划在拟订的时候，南方大学的校长私下提议说，这一研究应当以佐治亚州立大学为中心；事先应当怂恿孟沙上欧洲去休假一年，扩大他对人种问题的见地。
“他人很不错、很诚恳，不过他受的教育却有限。他把黑人问题简化成一个教育和伦理学的问题，对工业的任务、工人的境况和工会的工作全都不知道。真个的，我们这伙人虽然全主持着‘农业学校、机械学校和工业学校’，事实上大多数对于农业、工业技术和商品的生产知道得很少，更缺乏实际的经验。我们都认识到这一点，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再说，我们和孟沙对世界上的殖民地这一重要问题，也一点儿不知道。”
没有几位校长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他们至多不过把它看成一件私事，瞧不出里面还有点儿休易·朗的想法和做法。他们没有认识到，在解决这个黑人问题上，教师的任务正对工人的紧要任务发生了多少障碍。说真的，由于反对布格·华盛顿思想的斗争，正当工人在世界上奋力向前，争取自身的权利时，教师和工人之间竟然产生了一种敌对般的情绪。
另一方面，他们一致同意，孟沙休假的时候，琴·杜比侬可以安排和发动这个集体的研究工作。这在他们说来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协议，因为黑人的男性活动家对妇女依旧不自觉地怀有偏见；这部分是因为黑人中间的家庭改造工作着重了“女人待在家里”这一点，部分是因为在校的黑人女生远比男生为多，因而在谋生方面出现了一个两性竞争的严重问题。
可是琴·杜比侬多少有点儿不一样，或者至少似乎不一样。她虽然长得很清秀，却并不美；给人的总的印象不是性的方面而是理智方面的。她跟一个男人的谈话，很轻易地便从俏皮的调笑转到正正经经地谈论他爱谈的问题上去，使他不多一会儿便认为，这个人即使知道的不比他多，至少和他一样。当然，琴很小心，总在那些对她自己研究的题材感觉兴趣的人里去挑选谈话的对象，避免冒险深入到自己不够了解的领域里去。她并不试图解决家庭关系问题，或是未来的恋爱问题。她把心理学跟工作联系起来，而不把它拿来当作游戏；人家讨论艺术和文学的时候，她总凝神静听。她静听着，不时也发表一些意见。
这个让孟沙出国游历的提议，使她很感兴趣。他需要的不单是休息，而是全面的精神改变。肤色的闻题一向是他的思想和行动的中心。他需要到一个跟这个基本上是琐细和暂时性的问题了无关涉的世界中去见识一番，认识到对人类来说，如果从多数的时间和多数的地方来着眼，肤色并不比头发的颜色或是脚的大小更重要点儿。随你费上多少唇舌也不能使曼努埃尔·孟沙相信这件事。他非亲眼瞧见、亲身经历一下不可。因为这个缘故，他决不可以单身去游历，一路上遭到同行的美国游客们对黑人忽而殷勤、忽而侮辱的折磨。他的游历非得有人向导，不过不是由普通的商业旅行社来向导，得作出特别的安排。她于是立刻开始找人商议，和人通信。
琴费尽心思，想法使孟沙的游历成为一个启发性的、增加见识的源泉，而不是一系列遭人轻慢、烦恼苦闷和孤寂无聊。她凭着人家勉强提出来的证据和意见，知道一个黑色的陌生人到欧洲去作这样的旅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没有得到私人方面向有学问、有识见的适当人士作特别介绍，这个陌生人便会被人看成一个怪物，或是觉得他可怜，或是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人家为了礼貌，为了恐惧或是厌恶，都会躲开他。倘使要避免这种情况，这个黑人想得着几封介绍信或是一些介绍的话，美国有谁肯供给呢？参议员鲍尔温或是校董会的哪一位校董肯这么办吗？一个美国黑人能认识哪个英国人，可以请他承担下这样一件事呢？在法国，有色人在社会各阶层里不大给人看成一个怪物，一个海地人或是一个马尔蒂尼克人可以受到适当的介绍和欢迎，但是一个美国黑人却无法结识这样的朋友。
琴认识许多黑人朋友，有教师，有专业人员，还有其他人士，他们从欧洲旅行回来，受尽委屈、满怀不快，即使他们口头上表示玩得很乐。他们很自然地被介绍给一些美国侨民，可是这些美国人不是不理睬他们，便是侮辱他们。他们因此极力避开美国白人，象避开瘟疫一样，但是他们又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如果他们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或是任务，象学生、艺术家或是官员，那么他们过上一阵子便会在同行中取得他们应有的地位，但是一个偶然去观光的客人或是游客怎么办呢？琴默想到敏感的孟沙扮着这样一个角色时，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她写信给以前求学时代的一些朋友和某些热忱的、善于筹划的教师。
经过好几个月的时间和几次奔走后，她逐渐拟定了一个计划。她在英国、法国和德国替他接洽好，让他可以会见一些人，又找到了一些可以介绍其他同类的朋友的友人，这样就觅得了许多开明的人士。这些人知道，或是可以知道一个美国黑人的感受，可是又很懂得礼貌，不让这种同情和了解显得十分冒昧，以致使这个黑人觉得自己象一个怪物，博物馆的一件陈列品，或是一个婴孩。寻觅到这种人可真不容易。孟沙开始去征求人家的意见。一个美国参议员说：
“你好，孟沙校长；瞧见你真高兴。听说你要休假一年，是吗？那很好。你是该休息休息。你打算上哪儿去呢？”
“我原先想到英国和法国，先生；还有德国。后来，我对俄国也动了好奇心。”
参议员蹙起眉来。“我可不劝你上那儿去。我听说那儿非常混乱：可以说是一种国营的妓院和杀人的集团。你看了托洛茨基揭发出来的事吗？当强盗们争吵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不，别上那儿去。它随时都会崩溃。”
“原来这样。不过我倒很想上亚洲去瞧瞧。”
“好！那么由意大利和埃及走，先到印度。这可是一次很不错的游历——我自己也想这样走一趟。”
“听起来是很不错，先生，我得考虑一下。不过我恐怕这样走也许时间太长啦。谢谢你给我出的主意。”
孟沙把这件事跟琴谈了谈。她完全同意。“您瞧，”她说，“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您也许会发现俄国非但没有失败，反而正在突飞猛进。要是这样，那你回来后这么说，就不太聪明。这会惹出麻烦来。”
孟沙没有回答。
孟沙开始收到许多素不相识的人从各地寄来的信，这使他非常惊奇。他上芝加哥去参加了全国教育协会的一次会议，这给他带来了一份请柬，请他加入一个小观光团上英国去游历。即使他没有体会到，如果这样结伴同行，遇到船上餐厅里排座位和甲板上排帆布躺椅，使服务员为难的时候，就可以免掉多少麻烦，这好歹也是很吸引人的。他于是欣然接受了邀请。接着，姓名后面加有“爵士”头街的一位年长的先生，从英国写来了一封邀请信。他听说过曼努埃尔和他的经历——怎样听说到，他可没有提——还因为他家以前在非洲住过不少时候，他对黑种民族很感兴趣；他不知道孟沙校长访问英国的时候，乐意不乐意上他家去作客？后面还有详细的说明。曼努埃尔很为惊讶，不免有些踌躇。根据他的经验，白人给黑人的邀请总附带有些条件。可是琴怂恿他接受了。
接下来，琴着手向法国去联系。她想让曼努埃尔在见识过英国的贵族后，再接触接触法国的中产阶级；这些人虽然工作，但是他们是为了美，为了在朴实气氛中的自我表现而生活着的。一个住在伦敦的法国青年作家正要回到法国南部他的家乡去。琴通过一个朋友知道他很乐意邀请曼努埃尔到他家去作客，因为他从曼努埃尔这儿可以听到一个黑人对美国的见解；另一方面他可以告诉曼努埃尔一些法国的情形——或者不如说，告诉他法国人对世界的一些看法。
他在德国的安身之地，通过卡尔·许尔兹基金会最后也找到了。起先有点儿踌躇，不过这对双方说来全可以作为很好的宣传。中国和日本没有经过特殊的安排，一概热切地欢迎这位客人前去。
有一件事叫琴和孟沙很烦心，可是他们彼此却不大提起。那便是他休假时期学校的管理问题。职权该交到哪儿？谁来正式负责？教职员里准有不少人极想来执掌孟沙的职权；州里州外有些其他的黑人官员也很乐意来接替孟沙的位置；而最重要的是，白人校董和商人可能把他这次离开看作是促成一场重新分配职权的时机。侥幸的是，他这次离开只不过占去实际教学时间三个月，尤其是整个机构的工作这时候正进行得十分顺利，因此要打乱它，需要相当的时间，需要很费一番事。琴本人对这项工作知道得比较多，她此随便哪个别人都熟悉里边的详情细节。按理说，她应该被任为教务长或是代理教务长。可是黑人和白人中对女性的妒嫉，甚至使这样一个提议也没法提出来。琴想出了一个主意，组织一个人数不多的执行委员会来负责，委员由琴选定。这个主意随即被采纳了。委员会包括一个很赏识琴的工作的白人校董，一个自己并没有野心的黑人校董！第三个委员就是琴本人。
琴对孟沙这次游历，在种种方面都加以指导。关于餐桌上的礼节，她作了些很周到的指点，教他怎样用调羹从蛋壳里吃煮得很嫩的鸡子儿。她通过一个白人同学的兄弟，找到了纽约的一个第一流的裁缝，替他备办了便装和礼服、考究的衬衫、睡衣和内衣。她还帮他选购帽子、手套和皮鞋。他抱怨了一大阵后，终于都依从了。校董们都非常乐意让孟沙领全薪去休假一年。大伙儿全喜欢他、尊敬他。一九三六年六月，他动身了。
到纽约后，曼努埃尔·孟沙逗留了一下去拜访麦克斯·罗森菲尔德。这是辅导他女儿索裘纳学音乐，并且在他学校里教过一阵子的那位教师。孟沙很费了一番事才在东区他住的简陋的住宅里把他找到了：罗森菲尔德瞧见他非常高兴。他知道孟沙要上德国去，特别感觉兴趣，说他想托孟沙带封信去。
“不过你一定得小心。这是带给我的一个表兄的，他是一爿书铺的犹太主人。你记住，眼下犹太人在德国的境况很糟，所以你得秘密地把这封信交给他，他随后就会告诉你目前是怎么个情形啦。”
孟沙觉得很奇怪。除了在宗教方面外，他真一点儿不知道还有一个犹太问题。在宗教方面，当然啦，就孟沙来说，这个问题主要在于犹太人不相信耶稣是神。他认为这并不太重要。此外的问题是关于种族的、文化的、经济的，牵涉到和黑人问题上同样深切的怨恨，但是这些问题孟沙只模模糊糊地知道一点儿。梅肯那儿有个犹太批发商，白种商人便设法联合起来跟他作对，可是孟沙却一直去光顾他，发觉他精明、诚实。另一方面，从市区和郊区的学生家长那儿，常常传来一些埋怨的话，说犹太小商人跟穷工人和佃户做买卖的时候，使用了狡猾的手段，甚至进行欺骗。这些埋怨似乎有点儿根据。他常想去调查一下，可是始终没有时间。
船上，曼努埃尔有时间去补看一下搁置了很久的书籍。他边航行边阅读着一本叙说世界近年来发生的大事的作品。十九世纪欧洲文化的发展全靠了列强之间保持和平，国际贸易调节着的世界市场，价格的金本位和资本家个人兴办实业的自由。
从一八一五年到一九一四年，大约一百年间，欧洲主要强国之间一直保持着和平。另一方面，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却连续不断，把帝国的欧洲和后来加入的北美洲联合起来，对世界各地有色人民进行全球性的统治。这个欧洲的财团变得愈来愈严密、愈来愈完备后，被排挤在他们所获得的较大利润之外的三个国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于是就越来越坚决地也要求分上一份殖民地。
结果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由觊觎殖民地的德国跟那些拥有殖民地的大国和北美合众国作战。这些盟国取得了日本的合作，代价是承认她是白色欧洲列强的平等的伙伴。这场大战使十九世纪所倚赖的工业组织完全瓦解了。世界市场和金本位不再发生作用；俄国提出了一个用计划经济来提高工人收入和权力的计划，向自由工业挑战。
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九年，列强作了拼死的努力想恢复世界市场和金本位，并抵制俄国的共产主义。命运弄人，正当西欧实际上已经联合起来，想凭武力去推翻俄国的时候，十九世纪中把西方抬到世界统治地位的那种建立在征服印度、美国的奴役黑人、食糖帝国、棉花王国和产业革命上的文化制度，史无前例地倒塌下去了。当然，在孟沙所看的书上，有一些见解对这种论点提出质问或是反驳。然而这是孟沙在英国登陆时所得的一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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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教理问答（巴枯宁，186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巴枯宁
革命教理问答
巴枯宁（1866）
木易贺雄翻译
出自：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bakunin/works/1866/catechism.htm
II．要用对人性的尊重与爱来取代对上帝的信仰，我们提倡人类理性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类良心是正义的基础；个人和集体的自由是社会秩序的唯一来源。
III．自由是每一个成年男人和女人追随自己良心和理性而不受惩罚的的绝对权力，首先要为自己负责，然后再自愿地被社会所接纳。
IV．一个人的自由并不会被其他人的自由所限制。人类是真正自由的，只有他的自由得到了充分认证，而且还得到了来自于同胞的认可与反映，他的自由就会得到确认和扩大。人类只有在同等自由的人之中才是真正自由的；即使只有一个人被奴役也是违背了人性，否定了人人享有自由。
V．因此每个人的自由只有在人人平等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自由是通过平等而实现的，在理论上和事实上，就是正义。
VI．如果人类道德上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自由。尊重你同胞的自由是责任；关爱，帮助以及服务同胞是美德。
VII．对任何权威都要有绝对的反对，包括为了国家而牺牲自由的权威。原始社会没有自由的概念，而随着社会发展，在人类理性与自由完全觉醒之前，人类会经过一个由人类和神圣权威所掌控的时期。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必须在自由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这样一来，社会的秩序必定会产生个人自由的实现，社会组织在任何层次的自由同样也会实现。
VIII．社会生活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千万不能像当今一样从顶部到底部，从中心到周长的方式来运行，不能通过强制集中来加强统一。
IX．政治组织。给每个国家的内部发展和政治组织确立一个固定，普遍而且强制的标准是不可能的。每个国家的生活都服从于大量不同的历史，地理和经济条件，因此，不可能建立一种对所有人都同样有效的组织模式。对此的任何尝试都是绝对不实用的。它会扼杀丰富性以及繁荣在无限多样性之中的自发性，除此之外，它也违背了自由的原则。不过，没有一些绝对必要条件的话，自由的是现实永远不可能的。
这些条件是：
A．废除所有国教和有特权的教会，包括那些被国家政府资助的教会。赋予所有宗教为他们的神明建立寺庙，以及资助和支持他们的神职人员的绝对自由。
B．被认定为宗教组织的教会必须不能享有和生产性协会等同的政治权利；宗教组织也不能被赋予教育儿童的权利；它们的存在只能否定道德和自由，以及从女巫们有利可图的业务中获利。
C．废除君主制；建立联合体。
D．废除阶级，爵位，以及特权；赋予所有男人和女人绝对平等的政治权利；普选投票权。
E．废除，解散，以及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瓦解一手遮天且死板的中央集权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教廷的翻版。国家永远是贫困，残暴以及奴役多数人的理由。这自然就会牵扯出以下结论：废除所有国立大学：公共教育必须是在公社以及自由的协会监督下。废除国家的司法制度：所有法官必须是人民选择出来的。废除所有当今在欧洲实行的所有刑法民法以及法典：因为自由的法典只能有自由本身生产。废除所有银行和所有其他的国家信贷机构。废除所有的集权管理，官僚主义，以及所有的正规武装和国家警察。
F．司法和民政的所有公职人员以及代表（国家，省级，和公社代表）由男人女人都能参加的普选选出。
G．每个国家都按照个人的绝对自由，生产性的联合，以及公社的基础来进行重新进行内部组织架构。必须保证脱离的权利：每个个体，每个组织，每个公社，每个地区，每个国家都有绝对的自决权，自由地选择参加联合还是不参加联合，也可以在不考虑所谓的历史性权利（就是法律先例赋予的权利）的情况下与任何他们想要结盟的组织结盟。一旦分离的权利被确立，分离将不再是必要的。如果一个同盟因暴力而解题，社会单元就会他们之间强大的吸引力和内在需求再次结合起来。有了自由的保障，这些公社，省级，地区以及国家的新联合就会真正地强大起来，而且会富有成效，坚不可摧。
H．个人权利
1．社会将会为所有男人和女人，从出生到成年，提供抚养，衣物，食品，住房，保障，指导，教育（公立学校，小学，中学，大学，艺术学校，技校，和科技学校）的权利。
2．青少年有同等的权利，他们自由选择职业，社会也会尽最大努力帮助和支持他们。除了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自由以及权利的保障，社会就再也不会他们的权威，也不会监管他们。
3．无论男女，成年人的自由必须是绝对的和完整地。人身自由，阐述任何观点的自由，勤奋或懒惰的自由，道德或非道德的自由。简单来说，只要某人愿意，而且不影响他人，这个人就可以随意地处置他的人身和所有物。诚实地讲，生存的自由就是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它牺牲了那些自愿忍受被剥削的人。
4．政治宣传，言论，新闻，公共或私下的集会有无限的自由，除了自然且有益的舆论以外，再无其他限制。结社会有绝对的自由，即使结社的目的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以限制（或毁灭）个体或公共自由为目的的。
5．自由必须只能由自由来捍卫：宣称利用限制自由的方式来保卫自由是一个危险的幻觉。道德除了自由以外没有其他来源，没有其他目标，没有其他可以刺激它的东西，所以任何意图保卫道德而对自由的限制都会伤害到自由。心理学，统计学和所有的历史都证明个人和社会的不道德是错误的私人或公共教育的必然结果，是来自于公共道德的败坏以及舆论的腐化，除了以上几点，也是堕落的社会组织的结果。杰出的比利时统计学家（凯特莱）指出社会为道德败坏者的犯罪行为敞开道路。这就意味着所有试图通过违反个人自由的立法来对抗社会的不道德的尝试注定会失败。不同的是，经验展现了一个压迫且专治的体制远远不会避免犯罪行为，反而会是犯罪行为增加；所以公共的或私人的道德水准会随着个人自由的限制或扩大而下降或上升。这就意味着，如果要是社会重现生机，我们必须首先将这个建立在不平等，特权，以及无视人性的政治和社会体制连根拔起。在最完整的自由，平等和正义，当然还有劳动为基础之上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这个社会还有以尊重人性为目标的启蒙教育，而且教育对所有人都开放，而且舆论会将会是这种新的人性的反映，也会成为一个绝对自由的自然守护者。
6．然而社会不能让自己在面对缺德的人和像寄生虫一般的人处于无助的状态。劳动必须成为所有政治权利的基础。组成社会的单元可以通过自己的管辖权剥夺那些反社会者的政治权利（除了老弱者，和需要依靠私人或社会资助的人除外）。而且反社会者一旦开始自食其力，他们的政治权利就理应得到恢复。
7．所有人类的自由都是不可剥夺的，除非是在最完备的平等与相互的基础之上，社会也不能要求任何个人放弃自由或者和其他个人成任何契约。社会不能强迫任何男人或女人将自己的尊严置于对另一个人的自愿奴役之中。但是社会可以正义地将那些人当做寄生虫来对待，不赋予他们享受政治自由的权利，尽管这只是在被奴役的时期才适用。
8．失去政治权利的人们也会同样失去他们对孩子的抚养权。任何违反自愿协约的人，以及偷盗，还有伤害他人人身的人都是在违反个体的自由。这些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当地人，都会被社会的法律所惩罚。
9．……
10．被任何法律或组织（公社，省，地区，或国家）所谴责的人保留通过宣布退出该组织来逃避惩罚。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也有权利将某人开除或宣布某人以脱离组织。
I．结社权利（联邦主义）。协助性的工人协会在历史中是一个新现象。在当今，我们虽然不能确定，但是我们推断这种庞大组织无疑会在未来展现产生新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工人们协会是极其有可能跨越城镇，省，乃至国家的界限的。他们可能会完全地重新构造社会，不是按照国家来区分，而是按照行业来区分；不是按照政治需求来组织，而是按照生产需求来组织。不过这都是将来的事情了。无论怎样，我们已经宣告了这项原则：无论他们的功能与目的，所有组织就像所有个体一样，必须享有绝对自由。社会不可以，任何社会的组成部分，例如公社，省，或国家也不可以以任何理由去阻止自由的人们结社。政治的，宗教的，科学的，艺术的组织，乃至为了剥削或腐化天真的人和酒鬼的组织都证明了他们不是低人一等的。去对抗虚假的或有害的组织是舆论的特殊事务。不过社会有不赋予那些违反人类正义基本原则的组织或共同体任何公民权利的责任。个人不应该因仅仅参加了这些不被认可的组织而被完全剥夺了政治和社会权利。被认证的组织和不被认证的组织之间的区别是如下：在法律上被认可的组织有保护社区权利，这些组织要对抗那些拒绝履行义务的个人或组织。在法律上不被认可的组织没有保护社区的权利，而且它们所有的契约都不是绑定性的。
J．把国家像法国那样分成地区，省，大区，和公社会自然而然地取决于传统，以及具体情况和特殊性质。我们可以指出这里有两条在严肃地尝试组织自由社会时基本必要原则。第一：所有组织必须以联邦的方式，从下至上，从公社到国家的组织来协调。第二：在公社，国家，部门，地区，或省之间必须至少有一个中介自治主体。没有这个中介自治体，公社（严格意义上讲）就会在对抗国家的集权暴政时太孤立，太脆弱，就会不可避免的发生王室复辟（就像法国发生了两次一样）专制主义的根源是国家的中心化组织，而不是国王的专制本性。
K．每个国家所有政治组织的基本单元必须是完全自治的公社，所有成年人，无论男女，都可以投票。没有人应该，也没有权利去干涉公社的内部生活。公社选出所有的公职人员，立法者，以及法官。它监管公社的财产和财政。所有公社都有不可质疑且不会被上级制裁的权利去创立他们自己的宪法和立法机构，公社必须服从它自己特定章程的基本原则，并得到该省级议会的接受。公社必须也接受省级法官和任何省政府做出的裁决。（所有省级政府的裁决必须得到省级议会的批准）拒绝接受省级法律的公社将不会得到省级政府提供的福利费。
L．省除了作为一个由自治公社自由组成的联邦以外什么都不是。省级议会可以由一个议院组成，这个议院由各个公社的代表组成。省级议会也可以由两个议院组成，另一个议院由独立于公社的，代表省的人民组成。省级议会在做关于省级宪法的内部决定时不应受到来自公社的任何形式的干涉（在这个教理问答的原则为基础之上）。宪法必须被所有想要参加省级议会的公社所接受。省级议会将会执行立法权，界定个人，公社，协会，和省联邦有关的权利和义务，而且会对违反法律的省联邦进行惩罚。然而，它将在保留公社在次要问题上分歧的权利，但是这种分歧的权力不适用于原则问题上。
严格服从公社联邦章程的省级议会将会公社，省，和仲裁法庭以及省级管理部门之间存在的权利和义务。在不违反公社和省的自治区的情况下，它将会执行所有有关整个省的法律，也有权决定是否通过国家议会下达的决议或措施。在不干涉公社的内部管理的情况下，省级政府会向各个公社分发省级和国家的收入，这些收入如何使用由公社成员决定。省级议会将批准或否决所有通过全民投票而产生的政策和措施。省级仲裁法庭（也是通过普选产生）会裁决所有公社与个人，公社与公社，公社与省级管理部门或议会之间的就会，不接受上诉。这种安排不会是无用且毫无生机的团结，而是真正有机的团结，这可以丰富公社生活。一个可以反映各个公社需求和渴望的团结制度将会被建立起来。简单来说，我们将会有个人和集体的自由。这种团结不能通过强制或省级权利的暴力来实现，即使真理和正义被暴力而伸张时，必定会成为谬论和不公。
M．国家除了作为一个由自治省组成的联邦以外什么都不是。【在通常情况下，省和国家的组织关系和公社和省的组织关系是一样的-麦克斯·内特劳】
N．国际联邦的原则。国家之间的联合组成的国际联邦会建立在以上原则之上。当人民革命再次爆发，所有国家都会如兄弟般团结，会组成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盟来对抗反动国家的联盟；这是可能的，也是我们强烈希望的。这个联盟将会成为覆盖全球的全世界人民大联盟的胚胎。国际联邦是一个属于革命人民的组织，而且它下属有议会，仲裁法庭，和国际委员会。国际联盟会自然地建立在革命的基本原则之上。一下是国际联盟的基本原则：
1．所有土地，所有国家，所有人民，无论大小多少，无论是强时弱，所有地区，省，和公社都有自治的绝对权利，也可以在不考虑所谓的历史性权利，政治，商业，或国家战略的情况下自由地选择参加联合还是不参加联合的权利。社会各个要素的团结要想更加真诚，有成效，和耐久，就必须是绝对自由的：它只能从内部需求和相互吸引中产生。
2．废除所有历史性权利和令人恐惧的征服权。
3．完全反对扩张政治，拒绝国家的权力和淫威。这是一种把各个国家局限在堡垒中，把人性排除在外，故步自封，无视人类团结且把本国的繁荣建立在对别国的非正义行径之上的政治体制。对外进行扩张的国家必定对内进行奴役。
4．一个国家的光荣和和伟大只在于其人性的发展。国家的能力和生命力是用自由的程度来衡量的。
5．国家的福祉与自由和个人的福祉与自由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必须保证所有联合起来的国家之间的自由商业，自由贸易，和自由交流；而且废除边境，护照还有海关（关税）。每个成员国的公民享受同等公民权，而且在联邦内还要降低获得他国国籍和他国政治权利的门槛。如果自由由此开始，那么它就注定会带领我们走向团结。但是从团结走向自由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要想把从团结到自由的过程变成可能的，我们只能把用强权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团结”破坏掉。
6．……
7．联邦内的国家不应该有任何常备军，也不应该把士兵和公民分割开来。常备军，职业军人不仅会挑起内部分歧，使人残暴化，和浪费资金，而且他们还会威胁到其他国家的独立和福祉。所有身体健全的公民应该也必须拿起武器保卫他们的家园和自由。所有国家的军队国防和装备都应该由当地的公社和省来组织，就像瑞士或美国军队那样。
8．国际仲裁法庭除了解决国与国和省之间的分歧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功能，且不接受上诉。联邦内两个不同国家的分歧也只能由国际议会来调节，且不接受上诉。国际议会也将以整个革命联邦的名义制定共同政策，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对反对联盟的势力发动战争。
9．成员国不得对联邦内其他国家发动战争。如果出现战争而且国际总裁法庭认定其为战争，侵略国就必须停止其行为。如果战争没有发生，联邦内其他国家就应该和侵略国断交。如果侵略国发动战争，联办内国家就应该共同防御侵略。
10．所有革命联邦的成员国必须参与针对非联邦国的授权战争。如果成员国绕过了国际仲裁法庭，对非成员国发动了非正义战争，那么这个国家不会得到来自其他成员国的任何帮助。
11．我们希望成员国会渐渐放弃向外国派遣各自的外交人员这种奢侈的行为，而是应该以联邦的名义安排外交人员。
12．只有接受以上原则的国家或个人才能加入联邦。
X．社会组织。没有政治平等就不会有政治自由，但是政治平等只有在社会和经济实现平等后才能实现。
A．平等不意味着消除个体间的差别，也不意味着每个人在身体上，道德上和精神上都是完全一样的。多样化的能力和权利-就是种族，民族，性别，年龄，和个人的区别-远远不是社会的缺陷，而是让社会变的更加富饶的因素。经济和社会平等意味着个人财富的均等化，但是这并不是通过限制人们通过技术或能力去赚钱，也不是阻止人们用节约的方式来省钱。
B．平等和正义只需要一个如此有组织的社会。在每个人都会从出生，到青少年再到成年就有都会在其中找到平衡的手段。首先是从抚养和教育中，然后是在行使他所有的天赋能力和才能中。正义需要这种从出生起就有的平等，不过只要继承权还存在，这种平等就是不可能的。
……
D．废除继承权。社会不平等-阶级，特权和财产的不平等-不是权力而是现实情况。这种情况会继续存在，直到继承被废止。财富不平等会注定产生权力不平等，这是一条社会固有的法则。社会不平等就会导致政治不平等。而且没有了那些在真理，世界，和自由主义层面且我们都懂的政治平等，社会将会继续分裂成两个不平等的部分。一个部分，包括大多数人，就是广大人民群众。而这部分人会被另外一些特权的和带有剥削性小部分人欺压。继承权是违反自由原则而且是必须要被废除的。
……
G．当造成不平等的继承权被废除的时候，财产上的不平等依然会因个人体力和技术的不同而存在。这些不平等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但是会因教育和平等主义的社会组织的影响而变得越来越小，除此之外，继承权不再给后代带来负担也会减少财富的不平等。
H．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每个人都有被饿死自己的自由，也有在沙漠或森林里被野兽杀死的自由。但是想在社会上生存的人就必须通过劳动养活自己，或者是被像寄生虫一样对待。
I．劳动是人类尊严与道德的基础。只有自由和有智慧的人类才可以劳动，劳动可以使人类克服兽性，获得人性和正义感，改变环境，创造文明世界。在古代和封建社会里，亲身劳动是一种禁忌，而且在今天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的，尽管有关于“劳动尊严”的虚伪说法。对劳动愚蠢的偏见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来源是非常有古代特点，人们相信这有通过科学，艺术，哲学人们才会获得人情，享受人权；自然而然的，社会上的其他大部分就被认为是奴隶的工作。这个基本制度是古代文明衰落的原因。
城市在一方面被特权公民的不劳动而腐蚀和混乱，在另一方面，城市也会那些被剥夺继承权的奴隶们的不可察觉但无情的活动而受到破坏；尽管他们被奴役，但通过共同的劳动发展了一种相互援助和团结反对压迫的情感，在野蛮民族的打击下崩溃了。
基督教这个属于奴隶的宗教破坏了旧的奴隶制度，但也创立的新的奴隶制度。建立在不平等和征服权之上的特权被神的恩典所神圣化。特权再一次将社会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下等人”和贵族，仆人和主人。后者被任命掌控者政府的军政大权；而对仆人们只有强迫劳动的诅咒。同样的原因必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贵族因懒惰而变得虚弱且士气低落，他们在1789年被发动革命的仆人和工人赶下了台。法国大革命标志着工人的尊严和权利被法律保护。但是只是在法律中保护，实际上劳动者们还是处于被奴役状态。劳动被败坏的首要根源是人们在政治上的不平等，这已经被法国大革命所摧毁。所以劳动被败坏的原因就应该追溯到第二个根源，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仍旧存在隔阂，这种隔阂就会把世界分化为一种新的,但却像古代那样的两个阵营：有特权的少数，不是因被法律规定的而有特权，而是因为资本才有特权；还有大多数的劳动者，虽然不是被法律束缚，但他们被饥饿束缚。
在今天，劳动的尊严在理论上已经被认证；而且舆论上，人们认为活着不工作是耻辱的。但是这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一般意义上来讲，人类劳动仍然只有两类：第一种-脑力或管理类的劳动-包括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发明家，会计，教育者，政府官员；这些精英们的指挥下属执行劳动纪律。第二种包括劳苦大众，那些被避免使用创造力或智力的人，他们盲目地和机械地执行来自从事脑力或管理劳动的精英们的命令。经济和社会的分工对特权阶级，劳苦大众，社会繁荣，道德与智力发展，以及整个社会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对于特权阶级而言，一个奢侈且好逸恶劳的生活逐渐会成为道德和智力上的堕落。人类在艺术，科学，和精神方面发展需要一些闲暇时间是完全正确的；但有意义的闲暇需要在健康范围内的体力劳动，社会将会为个人根据他们的个人能力和喜好提供他们的所需。人性中邪恶的倾向从事被外部情况扩大，人们的生存状况和环境对于个人的到的来说远比个人意志更加重要的多。在这方面，就像其他所有方面一样，社会团结的法则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社会或个人来说，除了在绝对平等的自由，再无其他使人有道德的东西。把最真诚的民主主义者放在王座上；如果他不及时从王座上走下来，那么他必定会成为一个小人。一个生来就是贵族的人（如果他有机会，他应该为他的贵族血统感到羞愧并且放弃他与生俱来的特权）在当今已经没什么用处，而且强烈地反对未来的进步，所以他将会渴望往日的辉煌。对布尔乔亚来说也是一样：资本和闲暇的亲生孩子将会把他们的闲暇时光在欺骗，腐败，放荡和作为奴役劳动人民的力量中浪费掉，劳动人民最终将会他们进行比1793年更可怕的报复。
在有了分工的情况下，让工人屈服的不正义就更容易被认出：因为他出身贫寒，他就被强迫为他们劳动，被剥夺了一切用理性来抚养和教育的权利，道德也被宗教的影响而奴役。他毫无防备地就被砸向了生活，没有动力也没有自己的意志。在绝望与贫困所驱动下，他有时反抗，但是他缺乏来自和他同样的工人的团结，也缺乏可以用来发展力量的启蒙思想。他总是被他的领导背叛和出卖，他几乎从来没有意识到底是谁或者什么东西要为他的悲惨所负责。被无用的努力所掏空，他又重新回到了老式的奴隶制中。
这种奴隶制一直会存在，直到资本主义被工人的团结行动推翻。只要教育（在自由社会教育会向所有人平等地开放）还是特权阶级的与生俱来的权利，那么剥削将会一直存在；只要这些少数在科学与管理方面的工作形成垄断，那么人们就会沦为机器和野兽，人们也会被迫去从事那些由他们的剥削者下达的卑微的工作。这种人类劳动的腐化是一个巨大罪恶，污染着社会的道德，智力，和政治体制。历史证明那些未受教育大众的自然智力是被抑制了，他们被日常机械性的无聊工作所野蛮化，徒劳地摸索着启蒙，他们变成了一群无头脑的暴民，他们盲目的暴动威胁着社会本身。
人为地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开必定为新的社会统一做准备。当一个科学家进行体力劳动时，以体力劳动者进行脑力劳动时，自由且有智慧的工作将会认为人性的光辉，也会成为尊严与权利的来源。
K．有智力且自由的劳动注定会成为集体劳动。当然，每个人都会自由地选择单独劳动或集体劳动。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工业中，甚至在科学或艺术的规划中，所有人都将更青睐集体劳动。协会可以使每个工人的生产能力成倍增加，所以，在生产协会中与他人协作的成员会在更短的时间内有更多的收获。当自由的生产协会（包括劳动组织的成员）自愿地根据他们的所需和专长组织起来时，它们会跨越所有的国界，还会组成一个巨大的世界经济联邦。这包括工业议会，工业议会将会被生产协会精准地并根据详细的全球规模统计数据资助；通过协调供需关系，议会将把工业产品分配给各个的国家。工商业危机，经济停滞（实业），资本浪费等将不会继续毒害人类；人类劳动的解放将会让世界重新焕发生机。
L．土地和所有自然资源是所有人的共同财产，但是只有耕者才能有其田。在没有征用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来自于工人协会的压力，资本和生产工具才会落入那些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的人的手中。
M．女性有平等的政治，社会，经济权利，以及义务。
N．不禁止自然家庭，但禁止被构建在法律和财产之上的法律意义上的家庭。宗教婚姻和民事婚姻将会被自由婚姻所取代。成年男性和女性有权利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结婚离婚，社会没有权利阻止结婚，也没有权利逼迫他们维持婚姻。在继承权被废止以及教育权被社会确保的情况下，所有关于婚姻不可撤销的法律理由都将消失。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必须是自由的，因为自由选择道德真诚的必要条件。在婚姻中，男人和女人必须享有绝对自由。暴力，激情，和权利都不能使对自由的侵犯合理化，任何此类侵犯都应该算作犯罪行为。
O．从怀孕的那一刻到出生，女人和他的孩子们应该被公社组织补助。想要抚养孩子的女人也应该得到补助。
P．在有权利剥夺抚养权的公社的监督下，父母有权利抚养与在教育上位他们的孩子提供指导的权利。公社有义务剥夺那些遭到来自父母残酷非人道的虐待，打击或是有害于身心发展的对待的孩子的抚养权。
Q．儿童既不属于他们的父母也不属于社会。他们属于自己以及他们未来的自由。在他们到了可以照顾自己的年纪之前，儿童必须在家长的指导下成长。他们的父母真的是他们天然的导师，但是在未来公社将为儿童提供身心上的训练，所以公社必须是导师。只有儿童的教育被自由社会保障之后，成人的自由才是可能的。
R．世俗学校必须取代那些虽略有不同，但都灌输迷信与神权的教会学校。公共世俗教育唯一的目标就是通过体育，智慧以及意志的三重发展让儿童循序渐进以及进步地接受自由。理性，真理，正义，人文关怀，不能和尊重他人分开的自尊感，对个人自由以及公共自由的热爱，对劳动作为权利基础和条件的信仰-这些都是所有公共教育的基本原则。除此之外，教育首先必须对所有人灌输人文价值，然后再把他们训练成有特殊技能的工人。随着孩子的成长，权威将会让步与自由，所以在他青少年时期，他将会完全的自由，还会遗忘掉在童年时期他是如何不可避免地服从权威的。尊重人文价值是自由的胚胎，既是儿童被严格地教导，它也必须被展示出来。道德教育的精华是：向儿童灌输对人性的尊重，他们就会成优秀的人。
S．到了成年的年龄是，青少年将会被赋予自治和自由去做任何他们认为的最好的事情。作为交换，社会只期待他们履行三个责任：保持自由，自食其力，尊重他人的自由。毒害当今社会犯罪以及恶性是由于社会有害的组织方式。在一个建立在理性，正义，自由，尊重人性以及完全平等的社会里，善必将会成为常态，而恶将会成为一个病态的例外，而且恶将会在开化和有人性的舆论的广泛影响下渐渐消失。
T．老弱病残者将会享受同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而且还会得到社会的慷慨补助。
XI．革命政策。我们深深地相信由于所有国家的自由都是不可分割的，国家革命必须成为国际性的，就像欧洲的革命和世界的反应是统一的。以后不应该有孤立的革命，而是要有普遍的，世界性的革命。这样一来，国家之间一切特殊利益，虚荣心，自命不凡，嫉妒和敌对在当下必须转变统一的，共同的，和普遍的革命利益，只有革命才能通过全体人民的团结来保证每个国家的自由和独立。我们也相信国王，神职人员，贵族和资产阶级会在巨大的经费，常备军，可怕的官僚主义，和怪物般的现代化中心化的国家机器之上建立起神圣的反革命同盟。实际上这些可怕的反革命同盟只能被自发的革命同盟和文明世界中所有人民的行动所摧毁，孤立地反对这些反革命是不会成功的。这种革命是愚蠢的，对于孤立的国家来说将会是个灾难，实际上，这是对于其他国家的犯罪行为。结论就是单个民族的起义必须不能只考虑他们自己，而是要考虑整个世界。这就需要一个世界性的纲领，这个纲领要大，要深邃，要真实，要有人性，简单来说就是要包含整个世界的利益。无论国籍，为了激发全群众的激情，这个纲领只能是社会和民主的革命的纲领。
简单来说，社会和民主革命的目的是：政治层面：废除国家的历史性权利，征服权，以及外交权。它的目标是把个人与团体从神权和人权的枷锁中完全地解放出来；它追求所有强制公会的绝对解体，以及所有公社集聚到各省和被征服的国家。最终，它要求中心集权且带有侵略的国家的解体，包括国家的军队，官僚，征服，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的一同解体。简单来说革命的目的是：所有个人，联合体，组织，公社，省，地区，和民族都得到自由，建立联邦以便对这种自由进行相互保证。
社会层面：它追求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保证。这并不是消除自然个体之间的差别，而是每个人在与生俱来的社会权利方面的平等。特别是每个孩子，男孩或女孩，直到成年都有平等的资源和设施来支持他们的教育，以及成年后有平等的资源和设施来通过劳动来创造自己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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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孤独相伴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2012）
译林出版社，2015年1月。译者：潘兴明
给中国读者的信
序言
第一篇我的大学
第一章
我的故乡
战争
返回学校
在父亲身边
第二章
母校
社会工作
共青团事务
第一次相见
学生婚礼
前途何在？
第三章
回到斯塔夫罗波尔
人们不相信这个
基辅——莫斯科
费奥多·库拉科夫
利奥尼德·叶夫列莫夫
第四章
我们的生活再次改变
困难时期
又一次巧合
第二篇登顶之路
第五章
我的小规模改革
党委书记体系中的一员
邻居在做什么……
安德罗波夫、柯西金、库拉科夫
对峙
第六章
其他国家人民如何生活
再见，斯塔夫罗波尔
第七章
为生存而战
紧急呼叫
我的第一次讲话
对我的考察
第八章
重返莫斯科
处于巅峰的勃列日涅夫
第九章
入侵阿富汗和食品问题
农业部门是黑洞吗？
宫廷筹谋
“大炮与黄油”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的拔河
勃列日涅夫去世
第十章
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的450天
“你到了我的年纪就会明白的”
纪念列宁的讲话
出访加拿大
家庭
安德罗波夫的离去
契尔年科：一个病人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
契尔年科去世
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第十一章
一丝希望……
意向
1985年3月之后的最初步骤
第三篇改革是如何完成的
第十二章
开辟变革之路的时间到来：3月和4月中央全会
反酗酒运动：做出决定和处理后果
又一次巧合
对公开性的考验：切尔诺贝利的震撼
背后一刀……
警示信号
第十三章
新的世界观：人性不再永恒
日内瓦精神受到威胁
回到1986年
第十四章
高层的分歧
宣示信条
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庆
叶利钦事件
意识形态的激进派和保守派，“反改革宣言”
内心的革命
党为了人民的大讨论：“改革飞机应当飞向哪里，谁应当在飞机上？”
第十五章
联合国背书的新思维宪章
引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阿列克谢·列文森的《戈尔巴乔夫与第三次世界大战》
政治体制改革
主权示威和法律之战
八月政变
拯救苏联的最后努力
摧毁苏联的秘密行动
他们为何如此匆忙
现代世界对于改革的更多争议
总结的尝试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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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列宁》（第四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回忆列宁》（第四卷）
《回忆列宁》
第四卷
第二、三、四卷是列宁的战友、学生、老布尔什维克、工人和农民的回忆文章。
译者：上海外国语学院列宁著作翻译研究室
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
第四卷辑录了苏共老党员、列宁的战友和同时代人、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经济工作者、共青团干部、科学和文化界人士、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熟悉列宁和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人所撰写的回忆文章。从年代来说，这些文章记述了列宁自1920年春至1924年1月这一时期的生活和活动。这些回忆文章展示了列宁在苏俄历史上及其复杂的一个时期——从战争过渡到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从事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在这个时期，党的政策发生了剧烈的转变——从“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确保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牢固的经济和政治联盟。
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安·安·安德烈耶夫
列宁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列宁在讲台上
列宁在会议上
思想家和革命家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
列宁——经济战线上的领袖伊·伊·拉德琴柯
1917年
1918年
1919年
1920年
1921年
1922年
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约·斯·温什利希特
回忆片断波·米·沃林
弗·伊·列宁的国务工作方法莉·亚·福齐也娃
1921至1922年间弗·伊·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情况格·列普列夫斯基
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回忆片断雅·金丁
小人民委员会的领导者
粮食供应问题
关于国家机关的问题
工资问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工作的严格要求
对专家的态度
第二次谒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对科学成果的态度
对周围同志的关心
不要纸张和“没有距离”的报纸彼·阿·奥斯特里亚科夫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
第一座无限电话台
列宁对文教工作的一个遗训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伊里奇永在波·索·魏斯布罗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对外贸易列·波·克拉辛
执行列宁托付的任务尼·亚·米柳亭
列宁和高尔基玛·伊·格利亚塞尔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心发明和发明家阿·马·尼古拉耶夫
与柏林进行无线电通话试验开展无线电话工程建设
使用无线电通讯的两个事例
回忆列宁同志格·科罗廖夫
三山纺织厂的代表
一瓦·安·叶梅利扬诺夫
二谢·沃尔柯夫
三克·谢·奥弗相尼科娃
永远活在我心中的列宁康斯坦丁·费定
西伯利亚代表在列宁身边瓦·尼·索柯洛夫
一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
二“应该想办法解决！”
列宁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亚·别兹缅斯基
开幕之前
代表大会在等候列宁
代表大会聆听列宁的演说
在休息的时候
列宁回答纸条上提出的问题
伟大的嘱咐亚历山大·扎罗夫
在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安·萨·卡尔波娃
受欢迎的客人库·瓦·美沙尔金
回忆片断扬·厄·鲁祖塔克
同领袖的一次会见谢·康·季莫申科
弗·伊·列宁是领袖、同志、真正的人（摘自回忆录）维·阿·卡尔宾斯基
和伊里奇的会见（一个老矿工的回忆）彼·梅什柯夫
列宁与1921年的保健工作尼·亚·谢马什柯
我们和弗·伊·列宁的一次会见阿·塔霍—戈季
回忆弗·伊·列宁路·卡·马尔滕斯
一个从西伯利亚来的非党农民见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奥·伊·切尔诺夫
列宁领导我们复兴石油工业亚·谢烈布罗夫斯基
在1921年2月26日的工农妇女代表会议上
一叶·伊·波德丘法罗娃
二玛·伊·格利亚塞尔
一个农民的回忆伊·阿·切库诺夫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印·亚·阿尔曼德
“党的统一是首要的问题”伊·米·舍尔
国内战争时期铁路的破坏和修复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
铁路交通人民委员部
回忆我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瓦·斯莫尔亚尼诺夫
要与拖拉作风作斗争！伊·叶若夫
伊里奇的指示尼·亚·叶梅利扬诺夫
弗·伊·列宁参观电力耕地瓦·扎·叶辛
在“狄纳莫”工厂格·莫尔古诺夫
伊里奇接见了我伊·彼特鲁什金
最伟大和最谦逊的人费·亚·格蒂耶
忆弗·伊·列宁（在市立赫尔姆霍茨眼科医院职工、病人、参观者大会上的讲话）米·约·阿维尔巴赫
他是一个质朴而谦虚的人叶·阿·涅奇金娜
对知识分子的慈父般的关怀阿·德·奥奇金
最仁慈的人伊·尼·哈巴罗夫
列宁同志在休养中（短文）约·维·斯大林
忆弗·伊·列宁亚·瓦·别尔马斯
青年应该向列宁学习格·瓦·契切林
回忆片断玛·阿·沃洛迪切娃
永不枯竭的精力（1922年5月底—11月）莉·亚·福齐也娃
在哥尔克谒见列宁奥·亚·皮亚特尼茨基
伊里奇和格卢霍沃人佩·阿·霍洛多娃
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费·彼得罗夫
作者小传
感谢雪球录入并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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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阿克索·平平《来自牢笼的诗句》（8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VersesFromBehindTheBars
来自牢笼的诗句
〔菲律宾〕阿克索·平平
〔说明〕诗集很薄，共计8首短诗，内文不足20页，由台菲友好协会于2008年以菲、英、中三语出版，大概是为了声援被菲律宾统治者绑架和判罪入狱的诗人，以及另外“四君子”。译者陈信行系台湾左翼前辈。
1
一个诗人的灾厄——因囚禁而无法写诗
TheHazardsofaPoet,ImprisonedandUnabletoWriteHisVerse
英译者：ArisRemollino
如果一个打造诗句的人只作为梦存在
他的妄想依着一贯的仪式碎碎念
偷偷袭来的瞌睡与嗜眠的幻想总是准备好
偷走戒备的思想的生硬
一直接近色彩、
舞蹈、
狂野的韵脚的运动、
旋律中的韵脚
之中的真实。
他梦中的色彩，对他歌唱。
但是诗句的作者不以梦的形式存在
诗人醒觉到他的现实——囚禁
他挣扎
希望挣脱无望、苦恼与燠热打造的镣铐
那镣铐在理性的火花与愤怒下破裂
游走在技艺、
战术、
驱魔法术、
他的实践的魅力。
堆筑起他自己的经验的实际的几何。
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日
2
为什么我不哭
WhyDoINotCry?
英译者：ArisRemollino;AlexanderMartinRemollino
先生，为什么你不哭？
你得让泪水淌下
因为随着泪水流走的会是
倦怠、狂躁与愤怒
热望。
你的救赎在泪水中。
我的泪早就干涸了。
现在我依旧湿润的眼眶中喷出的是火焰。
归根究底引燃我的苦难是思想，
关于被赶出她们的土地的啜泣母亲，
孩子被抢走，或许母亲被从孩子身边抢走，
或者，也许是孩子被从母亲子宫的安适中偷走
尸体散落四处
在他们的母亲希望保护的土地上。
他们的呼号与泪水就够了。
这已经淹没的我的这首诗。
在这些纠结的字句、这些纠结的篇章中感觉到它。
现在甚至血之泪都痛苦地淌流，
因为是愤怒使它流动，而不是绝望。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八日
*国际红十字会（ICRC）—位法国代表在2006年一次IVRC访问与治疗政治犯的活动中对诗人的提问。
3
政治犯的歌
ThePoliticalPrisoner'sSong
英译者：AlexanderMartinRemollino
把诗涂抹在哀伤的痂上
摧毁制造丝绸的钢铁
用黑暗中升起的愤怒的光芒
撞击在铁栅上让奴役被偷袭
4
监牢中的一抹暮色
OneTwilightinJail
英译者：AlexanderMartinRemollino
穿透窗户的凝视是我的午后仪式
让我空白的视网膜
与瘀肿的栅栏和狱卒的桌子交会
在另一边我等待黄昏
苇草在军靴的行进旁睡下
以及燕子带来的日落。
我记得在我与夜晚的捉迷藏之间
曾经没有阻碍
还有保母端来的晚餐前的咖啡。
现在如果我不用声音和祷告加热我的口腔
舔湿我皲裂的嘴唇我就再也咽不下
栅栏内又一个黄昏的滋味。
风呼啸，并热望着
片刻即逝的暮色的舒坦和自由。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第一百零八个小时
5
无题
Untitled
英译者：AxelPinpin
让浪赶上日落的海市蜃楼
液态的盐份四溅碰触我们的肩膀
我们的位置多好啊骄傲而平和。
天与海是我们片刻沉默的色调。
麻木的人甘于不留神的人
会因我们的静止而耳聋
而当晨曦来时甘于不听的人
会倒在天空的光芒中，
会因潮声怒吼而喑哑。
6
平定当前的骚乱
CalmtheDisturbofOurDays
英译者：GangBadoy
让微浪反射
太阳冷却的火焰
浪花会抚摸、聚合
我们等高的肩膀。
我们静止的姿势是高贵的。
我们暂时的沉默是忧郁的。
麻木、不愿听的人
会被我们的沉默震聋。
但是沉默将结实累累
这怒号的光彩
明天会升起。
7
给孩子的家书
LettertoMyChild
英译者：ArisRemollino
我的孩子啊今晚没人说故事给你听了
你会辗转反侧没人陪你睡
抱个我留下的枕头吧不然就拿它来垫脚
因为我也会抱着你在这里在我被囚禁已久的地方。
孩子明早没人做早餐给你
没有热巧克力和咸面包跟你道早安
用我上次冲咖啡的杯子
因为我会跟你一起吃饭在这里在我囚室的黑暗中。
孩子你回家时家里还是一片寂静
你会面对笼罩在我们房间里震耳欲聋的一片孤单
放点我们上次听的音乐一起听的那次
因为我也会在这里吹口哨吹那条我们熟悉喜欢的歌。
孩子好好学会并领悟孤寂的故事
要理解那些我为他们战斗的农民的饥饿
学习斗争和解放的音乐
但是永远要提防那些把你爸爸带走的人。
8
囚犯之俳句
Prisoner'sHaikus
英译者：MelflorenceAguilar
难耐
如龟
踩踏着日历
追赶等待
怨憎
如尸体般冰冷的
夜晚的咖啡已成了
我嘴唇的安慰
热
牢笼的拘束
与看门狗提防的眼神
使我发汗
译者注
阿克索·平平与里耶·库斯托狄欧、阿里斯·撒缅托、里可·伊巴涅兹与麦可·马撒耶斯，人称「他该太五君子」。他们于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八日遭一群军警在菲律宾他该太市绑架。当局同媒体宣布他们是「共产党叛乱犯」，并控以叛乱罪。他们被拘禁在拉古纳省卡蓝巴市的文森特·林营区，至今已经超过一年。
AxelPinpinisoneoftheTagaytay5-togetherwithRielCustodio,AristedesSarmiento,RicoIbañez,andMichaelMasayes-whowereabductedbyacompositepolice-militaryteamonApril28,2006inTagaytayCityandweresubsequentlypresentedtothemediaas"communistrebels"andchargedwithrebellion.TheyhavebeendetainedatCampVicenteLiminCalambaCity,Lagunaformorethana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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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
L'ordad'oro1968-1977
Lagrandeondatarivoluzionariaecreativa,politicaedesistenziale
黄金暴徒
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
原著普里莫·莫罗尼南尼·巴雷斯特里尼
译者余君
（1987-2006）
中文版译者前言
西班牙文版本前言
新版序言
意大利文版本说明
第一版序言
第一章最初是城市
从抵抗运动到重建
菲亚特的艰苦岁月
意大利，一九六〇年七月
穿条纹衫的年轻人从哪来？
“美国佬滚回去”
专业化和自我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一代
工人主义的起源：《红色手册》
第二章六十年代存在主义反抗之兴起
大都市的形成
农民工
要做爱，不要作战
新的神话
第三章“大众工人”的诞生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新的工人主体
宪法广场冲突的开端
从“野猫罢工”到不断反抗
工业发展与统一的中等教育
反对和造反的象征
游击队的步伐是弱小同伴的步伐
离开古巴前的号召
唐·米拉尼《给一位女教师的信》
第六章六九年代：火热之秋
基层统一委员会：以工人阶级为主体
倍耐力基层统一委员会的文件
紧张战略
国家的屠杀
第八章武装斗争与工人自主
“武斗”倾向的来源
红色旅的诞生
行动队与费尔特里内利
地下活动、思想与组织
无产阶级武装核心与犯人斗争
七十年代工人运动的问题
占领米拉费奥里与作为政治出路的自主运动
历史性妥协
第十章七七年代运动
从长椅到社会中心
俱乐部之秋
古怪学生的怪异运动
拉马赶出大学：证言
走向冲突
三月的日子
黑色的五月
博洛尼亚大会：运动走上绝路
第十二章往何处去该怎么走
你记得反革命吗？
犬儒、投机与恐惧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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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相关：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展开》
《展开》是综合性的文学半月刊，由展开社出版，文艺出版社发行。刊物由王独清主编，持托洛茨基主义立场。1930年7月15日在上海创刊，公开出版了第一、二期合刊，同年12月20日出版了第三期。刊物发行之初，即被国民党反动派明令查禁，故仅出版三期。
第一、二期合刊（1930年7月15日）
第三期（1930年12月20日）
第一、二期合刊（1930年7月15日）
插图
出路（白比）
倾听（卡茨蒙）
资本家的财源（古洛茨）
劳动运动之镇压（古洛茨）
五月（白比）
希望（绿宜）
崩溃（绿宜）
展开社宣言
请看新DonQuixote的狂舞（余慕陶）
革命的淘汰与政治的煅炼（托洛茨基）
上海底忧郁〔诗〕（王独清）
工人之家（黄药眠）
吉立沙之转换（巴比塞著，成绍宗译）
“左翼作家联盟”做的是什么事情？（凌丰）
三代（王实味）
火山（陈铁光）
黄昏中的一个声音（巴比塞著，成绍宗译）
史的唯物论与一元的唯物论之比较（安德曼著，余慕陶译）
苏俄新剧场的起源（HuntlyCarter著，谢韵心译）
两封公开状（王独清）
一、致上海艺术大学的同学
二、答李超年诸君
列宁遗嘱（苍沧〔王实味〕译）
补白
马克思的分析（列宁）
给巴比塞的一封公开信（法国“抗流”杂志）
六月的日子（马克思）
付印之时
第三期（1930年12月20日）
当前的一个紧急问题——国民会议（凌丰）
创造社——我和它的始终与它底总账（王独清）
新月派与左联派（余慕陶）
新兴美术论（白比）
插图
普林基波岛访问记（马克斯·沙赫特曼著，林西译）
给托洛茨基的一封信（亚岛尔夫·越飞著，苇弦译）
十月颂（秋魄）
胜利的圆椅（玖卫女士）
握别（王实味）
五年计划与世界失业问题（托洛茨基著，一远译）
集团艺术（辛克莱著，余慕陶译）
国家工厂与社会主义底建设（更易译）
看了汪亚尘、荣君立的画展以后（白比）
从马雅可夫斯基底自杀到高尔基与巴比塞（王独清）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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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的德国工会（1924—192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国工会运动简史》（1954）
第八章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的德国工会
（1924—1929年）
1．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和德国工会的斗争
2．在相对稳定时期德国总工会右派领导的反工会政策
3．德国共产党在台尔曼领导下争取建立工会的革命团结的斗争
小结
1．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和德国工会斗争
随着群众革命斗争于1923年底进入低潮，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相对稳定时期。这是暂时的局部的稳定，它决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的诸矛盾。相反的，使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争取自由的殖民地人民的矛盾、各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问的矛盾，更加尖锐了。这也同样适合于德国。
资本主义欧洲这次稳定的核心是1924年开始的道威斯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是：以美国垄断资本为主，给德国帝国主义提供财政援助。其目的及其部分结果是：对德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进行民族奴役，使他们不得不付出几十亿的利息和赔款，并使这些钱直接或间接流到华尔街去。另一方面，由于改良主义者的背叛，德国帝国主义的基础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下来，道威斯计划便帮助它迅速地再度成长起来。美国垄断资本的用意是，保持并加强德国帝国主义，利用它去作反苏的破城器。道威斯政策的矛头是指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因为在这个政策的帮助下，德国垄断资本家的扩张欲是会重新向东方发泄的。
在美国帮助下，德国垄断资本进行了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康采恩使自己的生产手段广泛地现代化起来，并且建立了后来法西斯的军火工业的基础。合理化给他们带来了几十亿的利润，从而使他们筹好了后来资助法西斯强盗和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费用。与合理化同时，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进一步加强着。1924年成立的联合钢厂控制了德国三分之二的媒和大部分部分的冶金业。同年，法本康采恩成立，它几乎把德国的全部化学工业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劳资矛盾便极度尖锐化起来。威廉·皮克说：
“在这个阶段，德国资产阶级由于采取了种种合理化措施，又有英美贷款的帮助，重新巩固了他们的势力。于是德国帝国主义便开始动员新的力量，淮备复仇战争。德国资产阶级因为获得了赔偿贷款（道威斯贷款），便可以复兴经济，经济复兴暂时改善了一下劳动人民的生活。但是这种经济稳定并不是以健康的经济发展，而是以合理化势必加强的对工义的剥削和对中产阶级的掠夺为基础的：所以它不可能是持久的、巩固的，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巩固的。”（“威廉·皮克文集”，第一卷，柏林底茨出版社1951年版，第三九一页。）
道威斯计划和合理化给德国工人阶级带来了双重的剥削，一方面受本国资本家，尤其是垄断资本家，另一方面又受美国银行家的剥削。劳动组织的改变，更严酷的催命制度的建立[1]，使劳动强度甚至加强了百分之百，同时大大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人身事故的指数不断上升。
只有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的情况从相对稳定中获得了表面上的改善。整个说来，实际工资是下降了的。1925—1927年，物价平均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一，工资只提高了百分之八，就是在繁荣时期，也有好几百万失业大军和短工。十一月革命的成果之一，八小时工作制，被勾消了。1927年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几达五十五小时之多。劳动保险费，特別是养老金，减少了。资本家向工人权利发动了连续不断的进攻，如废除八小时工作制，恶化工资条件，限制工厂委员会的权利并企图使它变为工厂主的附属品，等等。
虽然遭受了·923年的失败，虽然德国总工会右派领袖继续奉行背叛政策，一大部分会员仍然没有放弃积极的工会斗争。他们在企业里面的斗争内容多半是要求提高工资、抗议削减工资和捍卫八小时工作制。这个时期，“计件工资等于谋财害命”成了各厂矿最流行的斗争口号。在1924年就已经掀起了巨大的、主要是捍卫八小时工作制的罢工浪潮。1924年5月，六十万鲁尔矿工进行了维护八小时工作制的胜利斗争。所以能够取得这次胜利，是因为粉碎了一切分裂的企图，使百分之九十四的鲁尔矿工能够一致行动起来。同年3月，德国中部的化学工人在雷那工人的领导下进行维护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马格德堡的五金工人在二月份也获得了同样的成就。
1926—1927年又发生了重要的斗争。1926年10月，汉堡码头工人在恩斯特·台尔曼的亲自领导下，举行了罢工，维护八小时工作制，争取无限制的工会活动并提高工资百分之二十。这些罢工的特点是：日益众多未入工会的工人参加罢工。在1927年德国中部十万褐煤矿工的伟大斗争中，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参加者都是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
1928年秋和1928—1929年冬，大危机的迹象日益明显，因而涌起了新的罢工巨浪，浪潮的高峰是鲁尔矿工的十月罢工。矿工的主要目的是：争取显著提高实际工资，消除合理化灾难性的后果，保卫或重新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和汉堡码头工人、孟琛—格拉巴赫纺织工人一样，他们在斗争中建立了在革命会员领导下的巩固的统一行动。他们还创造了重要的新的斗争方式，在斗争中大量出现独立的罢工领导机构，这些机构直接由罢工工人选举产生，不受德国总工会任何领导机构的工会官僚的约束。这几年的群众斗争的程度还可以从五一游行中看得出来。1926年，许多城市的全体工人都是统一游行的，1927年，八十万柏林工会会员在共同的口号下集会于游憩公园，会上台尔曼曾对他们讲话。
在德国发生的多种运动，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工会运动的一部分。它们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尤其在1926—1927年之后，又毫不掩饰地走上了发动新战争的道路。而德国普通工会会员却用行动证明，他们是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虽然改良主义者企图以形形色色民族主义思想去影响他们。1926年，他们不顾德国总工会领导机关的百般阻挠，支援了英国矿工的大罢工，从而对争取统一国际工会运动的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那个时候，把国际工会运动统一在苏联工会的领导之下，是具极其现实的意义的。德国工会会员对争取释放莎柯和凡齐蒂[2]的运动，也是深表赞同和积极参加了的。
这些年中具有特別意义的是，德苏工会会员建立了友好关系。许多工人代表团访问过苏联，许多会员——其中有社会民主党的，也有基督教的，有无党无派的，也有共产党的——因此认识了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了苏联工会的经验，并开始把它运用到自己的斗争中去。德国工会会员加入了国际工人阶级的最前列，为粉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任何意图而斗争。英、法、美、德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干涉计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普通工会会员向他们宣布了：工人将把进攻苏联如同进攻自己一样看待。
同时，几百万工会会员在这个时期也表明了：自己是德国人民民族利益的优秀代表，他们为反对德国垄断资本反民族的政策和反对强加在德国人民身上的双重奴役进行了斗争。
2．在相对稳定时期德国总工会右派领导的反工会政策
这个时期工会的任务应当是：反对垄断资本的残暴进攻以保卫工人阶级，动员工人进行不倦的和日常的斗争，反对剥削的加重，反对延长工时，反对催命工作制。工会的任务应当是：反对德、美帝国主义的双重剥削以维护会员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并扶助工人阶级去领导全民的民族斗争，反对德国大资产阶级反民族的政策，反对华尔街的奴役。但是德国总工会机会主义领导却恰恰相反，它在这个吋期和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导一起，结成了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台尔曼在书面答复改良主义者年开除他的会籍的动议时，指出了这一事态的发展及其原因：
“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工会内部形成了一个官僚集团，他们统治和压制着德国无产阶级的这一巨大组织。它是这样一个集团：他们觉得，自己是和广大会员群众的意愿无关的；他们的饭碗是铁打的，一辈子也摔不破，而且待遇优厚；他们是和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共盛衰的。”
这是德国总工会右派领导集团放弃工人阶级地位并堕落到公开背叛阶级的表现，这一表现，在他们对待道威斯计划的态度上尤其明显。正当大部分会员感到全体人民危险万分，优秀会员和爱国人士积极反对这个奴役德意志民族的计划的时候，工会官僚却一心一意迷惑工人阶级，力使他们相信，美国掠夺的滋味是可口可乐的。可见，改良主义者在这个时候，已不仅是德国垄断资本的代理人，而且已经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帮凶。约·维·斯大林于1924年说得很对：
“得了胜的决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而是摩根集团[3]。威尔斯[4]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摩根的小伙计。”（“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俄文版，第四一页。）
1925年，弗里茨·塔诺夫率领了德国总工会的一个代表团到美国去，这个代表团在那里“发现”了资本主义合理化的“美国奇迹”，回国后便和企业家协会的代表勾结起来，赞成加速进行合理化。在总工会1926年的一个建议书上说：
“我仍同意全德工业协会的建议，认为合理化……是提高生活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接着，受机会主义者控制的总工会的书报便大肆宣扬，当然，决不是把马克思（他们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否定他了），也不是宣扬奥古斯特·倍倍尔，而把美国康采恩老板亭利·福特宣扬为“社会主义者”的典范，把他的汽车厂，即以其谋财害命的催命作制而臭名远扬的工厂，吹噓为社会主义的开端。
在机会主义者看来，自己的任务并不在于反对剥削以保卫会员，而在于寻我资本主义合理化的思想论据。为了使工人相信，加重剥削符合乎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他们绞尽脑汁发明了形形色色的“理论”。
塔诺夫于年发表的臭气熏天的“为什么会穷？”这篇文章，可说是对合理化歌功颂德的最高典范。他在此文中认为：在帝国主义阶段，如果工人在资本主义工厂中作出前所未有的劳动成绩，工人阶级是可以消除贫困的。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便真的有许多工会会员把资本主义合理化视为走向幸福的道路。
有迹象表明：目前德国工会联合会的某些领袖也捧出这些或类似的“理论”为无限地增加剥削和采用美国的催命作业法辩护，以保证西德军火工业的建设。但是德国工联的这些“理论家”向工会会员推荐的最新的认识，绝不是什么新的货色。
机会主义政策的“理论”基础，就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右派领袖一再宣传的所谓“经济民主”。乌布利希1928年对“经济民主”作了如下的评论：
“经济民主的学说是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系统总结。”（“经济民主或者德国总工会往那里去”，见“论工会”，第一卷，柏林坛出版社1953年版，第二〇六页。）
这种“理论”的内容是什么呢？它认为，现在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时代开始了，在这样的资本主义下，通过计划，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的一切“黑暗面”危机、失业、贫困化。工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已完全用用不着推翻（如人们说的——“粉碎”）资本主义，只要“驯服”行了，而这这是可以办到的。其办法是：重新建立名重新建立魏玛共和国时代全国煤业委员会和全国炭酸鉀业委员会之类的“经济法团”，建立消费合作社、工人银行和其他类似的机构。在运用这种“理论”的时候，工会代表便在这些机构中坐下来，制订“英明的政策”，一致同意垄断资本的代表提高煤价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对工会代表的这称“平等参预”的实践情况，乌布利希评价说：
“工会代表和企业家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中的‘平等’不外是：在高级委员会的会议上，他们可以和企业家作同样冗长的发言。全国经济委员会至今的活动说明：这个委员会确实在企业家和改良主义者之间起了利益的调整作用。”（同上书，第一一八页）
今天参加西德康采恩董事会和欧洲煤铜联营等机构的德国工会联合会的代表们的活动，也是依照同样的原则的，所不同的是，和从前比较起来，现在的规模要大得多。
恰恰是在1925年于布勒斯劳召开的第七次工会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这种“理论”，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受德国总工会委托的弗里茨·纳弗塔利出版了极著名的“经济民主”一书，这决不是偶然的。在1928年德国总工会于汉堡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塔诺夫便宣布，工会的任务首先是协助实现“经济民主”，而不是进行积极的工会斗争，以求改善会员群众的生活状况。
“经济民主”是德国总工会右派领导陈腐的事业合作政策的继续。人们把它搬出来，是企图继续保持机会主义者对群众的影响，以便尽一切可能促使德国帝国主义重新复兴起来。人们把它搬出来，意味着：有人仍然企图使工会这个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组织变成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柱，意味着：他们仍然企图瘫痪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夺取工会会员最重要的武器一有组织的斗争。所以这个政策是彻头彻尾地反工会的。
而且，事情已不止是停留在“理论性”的讨论上了。德国总工会右派领导实施的全部政策都是以这个理论为依据的。这些领导人认为：他们的目的在于提高资本主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实行资本主义合理化，增加垄断资本的利润。所以，他们拒绝任何较大的罢工，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一罢工，就阻碍了他们达到上述目的。上面提过的1931年台尔曼的书面答复中说：
“工会桌根本和最起码的任务是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劳动条件的斗争，甚至是保卫现有的恶劣不堪的劳动条件的斗争，这一斗争也是动摇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的根基的。
所以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罢工会变成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谁要是不想从事反对这个制度的斗争，他就必然同时是经济罢工的反对者，就必然成为原则上的罢工破坏者。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铁一般的逻辑。这就是德国改良主义的道路。”
所以改良主义者便想用国家的强迫调解来代替罢工斗争。他们骗人说，这是斗争的“更高”形式。但是实际上这完全是剥夺或限制罢工的勾当。因为一般说来，国家委派的仲裁人的判词是有约束力的，任何违反判词的罢工都会被宣布为非法。而且因为改良主义者经常都企图在仲裁法庭宣判之前阻挠罢工的发生，这就表明：仲裁只不过意味着工会领袖亲自绞杀罢工而已。甚至连1924年以来八小时工作制的废除，德国总工会的领导也忍不作声，这种忍受实际上等于支持。“为了国民经济起见”，他们竟同意实际上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的措施。同意了之后又假惺惺地向工人建议，以个人名义拒绝加班加点。
垄断资本在发动经济进攻同时工，发动了向工厂委员会及其权利的进攻。欲使工厂委员会变为厂方毫不棘手而且好商量的附属品。企业家的这个政策也得到了工会官僚的支持，他们和企业家勾结得紧紧的，竭力摧残一切积极维护工人利益的工厂委员会，使它们无能为力。
德国总工会于1923年前后数年间的公开背叛，使许多工人离开了工会。几乎有半数会员都退出了工会。1926年，会员人数就没有满过四百万。所以机会主义的政策在数量上也决定性地削弱了整个工会运动。在德国总工会历次代表大会和各产业工会代表大会上，常常都有反对派出现，他们说出了会员对领导的不满，说出了制订符合工人利益的工会政策的要求。工会领导企图用开除会籍的手段把最广大的群众的反对日益加强工会机构的权力、反对经常破坏会内民主的呼声压下去。有的产业工会的整个地方小组都被开除了。1928—1929年，改良主义的官僚集团竟不顾会员多数公开表明了的态度，把威廉·皮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弗里茨·赫克特等一贯维护工会利益的优秀会员，从木工工会、矿业工会和其他工会开除出去。
就是在国际工会运动中，德国总工会的领袖也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他们一方面是工人运动中美国势力的前导，另一方面，他们又带头诽谤苏联和苏联工会。进步的工会会员在这几年都致力于工会的国际团结，他们却百般阻挠，竭力扯別人的后腿，甚至在1925—1927年间，英国工联领导不的不和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共同组成“争取工会国际团结英俄委员会”的时候，德国改良主义者还公开充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凶恶的敌人，这就难怪台尔曼于1925年说他们是“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最可靠的工具了。”工会的国际团结，虽经苏联的多方努力，仍不能实现，在很大的程度上应归咎于他们的煽动和他们的阴谋诡计。这样，德国总工会的右派领袖在这个时期便表明自己是德美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他们把工会变为阶级调和的机抅的政策，是彻头彻尾地反工会的，而且是为了分裂德国工人阶级的。
3．德国共产党在台尔曼领导下争取建立工会的革命团结的斗争
工会会员群众的斗争，是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才能有所成就的。所以德国共产窝的巩固，对工会有决定性的意义。恩斯特·台尔曼和他的战友力使德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以苏联共产党为榜样的新型政党的斗争，对党外的工会会员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这个斗争的结果将决定这样几个问题的解决与否：工会是否将保持它的阶级性质；是否将有效地争取工会利益；被右派分裂分子破坏的工人阶级的团结是否能够恢复。
在相对稳定时期，德共开始进行了目标明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会工作。国际工人阶级伟大的导师约·维·斯大林在这个时期对共产党人工会工作一再提出的指示，包括本书序言中摘引的他对德国的党和工会的产生的意见，对这一工作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对整个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具有历史意义的是：1925年10月。恩斯特·台尔曼当选为德国共产党主席。台尔曼是德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优秀儿子。他的一生，他的斗争，他的事业，是和德国工会运动史不可分离的，他在德国工会斗争史中写下了最足以自豪的一页。他永远是德国工会会员的模范。
恩斯特·台尔曼是这个时期斯大林最伟大的德国学生，他善于在德国的条件下运用列宁、斯大林的天才学说。恩斯特·台尔曼教导工人阶级的党，如果要起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就首先要进行正确的工会工作。他指出了工会工作对党的发展的巨大意义，并且强调指出，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会工作，党是决不会成为新型政党的；
“共产党要想布尔什维克化，就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了解，把工会工作提到全党政治工作的中心上去。”（“德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第五一九页。）
德共第十次代表大会（1925年7月）对德国工会运动有特別的意义，恩斯特·台尔曼在会上阐明了工会工作，特別是工会团结工作的基本意义。他的这次论述，就在今天，也还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这不仅对工人政党的党员来说是如此，就是对任何一个工会会员来说，也是如此。在主要是台尔曼拟定的大会决议中说：“建立国内和国际的工会团结是一种革命的需要，是无产阶级进行胜利斗争和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先决条件。”（“德国共产党历史文献”，柏林底茨出版社1954年版，第一七九页。）
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在斗争中的团结一致，不仅是获得最后解放，而且也是日常经济斗争获得持久成果的最重要的前提。机会主义者深入到工厂制造的分裂则常常是工人对企业家的日常斗争不能获得更大成就的障碍。
斗争中的团结是建立在各厂工人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的。所以连恩斯特·台尔曼也认为，工会团结不是光靠领导机构的协定产生的，而是从群众自己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所以他认为：任何罢工，只要它是争取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是反法西斯反备战的，都同时是走向团结的重大的一步。
“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争取工会团结的工作。为此，必须把建立工会团结的问题和日常斗争更加密切结合起来。今后不论是在工资问题，工时问题，或者是在其他问题上，都决不容许有这样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没有共产党人根据具体情况指出工会团结的必要性，并使群众真正认识到，建立工会团结是一个攸关生活和生存的问题。”（同上书，第一七八页。）
由于改良主义者的背叛，工会运动已拆分为二，所以革命的工会会员又进行了加强工会运动的组织方面的斗争。为了表示德共团结政策的真诚，解散了1919年以后成立的仍然存在的一些独立工会。这一措施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统一工会运动。
建立工会的革命团结的主要障碍是德国总工会领导集团的分裂政策。这个政策的主要火力是打击革命的工会会员，企图把革命会员诽谤为“好闹事分子”和“捣乱分子”。的确，革命会员打扰了工会官僚，也妨碍着他们实现把工会变成不能为害的团体的计谋。机会主义者反对革命工会会员和共产党人的斗争，是一个反对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这在今天，还完全适合于西德：因为，谁要是反对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的工会会员，他就是反对工人。
恩斯特·台尔曼认为：不断地不倦地向广大的会员群众揭发他们的背叛政策，肃清他们对数百万普通会员的不良影响，是建立工会团结的决定性的前提。
此外，恩斯特·台尔曼认为：代表革命的工会团结就要不倦地反对宗派主义。他要求工人阶级政党的党员，必须成为最有涵养和最热情的工会会员。他要求他们对改良主义工会官僚要恨之入骨，又不失理智，但是对工人则要有最大的忍耐，不倦地联络他们，和他们建立最密切的联系。他对工会运动内部的任何命令主义表现都加以谴责，对任何共产党人都提出这样的要求：把思想说服工作视为主要任务。
德国共产党是在反对形形色色反党的小集团的残酷斗争中成长为新型政党的。这个斗争不完全是党内的事，它对整个工人阶级和工会也有巨大的意义，任何小集团，不论是以布兰特勒和塔海麦为首的右派，或是以费歇尔和马斯罗夫为首的极左派，都是代表反工会的观点的。所以恩斯特·台尔曼和他领导的德共中央委员会于1925—1926年，对忽视工会工作并破坏团结政策的极左派的胜利，是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会政策和此后数年间工会斗争获得成就的决定性的前提。1928年德共右派的失败也是对一切工会会员都有好处的，因为右派提出的“监督生产”的口号，完全是机会主义经济民主的理论的一种掩饰。所以对党的敌人作斗争同时也每对工会和整个工人阶级的敌人作斗争。
恩斯特·台尔曼领导下的革命工会会员尽了一切努力，使会员不仅矢忠于往昔的工会传统，而且也保持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他们尤其努力的是：不断巩固和苏联、苏联共产党与苏联工会的友谊。台尔曼认为：争取会员拥护革命斗争和赞成团结的不倦的说服工作，必须和清除反苏逆流的斗争，以反使工人阶级同苏联友好的教育工作密切结合起来。
“要尽量促进工会的团结，就必须比以往作更大的努力，争取德国工会和苏维埃俄国革命无产阶级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同上书，第一七八页。）
反过来，团结在红色工会国际的进步的国际工会运动又给德国工会会员介绍了出色的斗争经验，从而帮助了他们。
恩斯特·台尔曼会不断指出：工人阶级反贫困、反法西斯反备战的斗争，成功与否，直接取决于工会工作。从而指出这个斗争又是具有民族意义的。
德共在相对稳定时期的目标是：争取会员群众的信任，从而——如威廉·皮克说的——
“动员他们，为改善生活和扩大工人权利而斗争，发动罢工，迫使企业家让步。”（“威廉·皮克文集”，第一卷，柏林底茨出版社1951年版，第三九一页。）
共产党人在维护工人利益和加强工会组织的时候，尤其关心那些经常被德国总工会领导机构漠视置之的阶层：妇女、青年、非熟练工人。那时候，这些阶层的绝大多数都尚未组织起来，所以关心他们便尤其必要。这些同事的劳动和生活条件远比其他工人恶劣。他们的工资大大低于男熟练工人的工资。资本家常常利用他们作为压低工资的工具。日后的斗争表明：这些阶层最易接受革命会员的影响并和他们一起，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和延至1923年的革命高涨时期一样，在相对稳定时期，德国共产党一再向德国总工会和其他自由工会建议，也一再向社会民主党建议，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起见，大家采取联合行动和共同措施。例如，1926年反对王公去位补偿时[5]，1927年反对钢盔队于5月间在柏林举行挑衅示威时，反对同年十月的兴登堡骚乱时，都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虽然改良主义的领袖几乎每一次都摇头拒绝，但是在下面，在工厂里，在大街上，工人和工会会员为了上述斗争的胜利，仍然建立了广泛的统一行动。
1927年德共于爱森召开的代表大会向工人阶级指出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行将结束，经济危机不可避免。新的大规模的阶级战斗即将到来。为此，有必要使工人阶级特別加以准备。目前尤其重要的是：工会要作为真正的战斗组织来进行活动。
为了对付加强自由工会的政策，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开除了大量革命会员。德国总工会的领导采取了一切手段，企图永久分裂工会运动。为了粉碎这些反工人的阴谋，克服分裂，并开展革命的工会工作，被开除的会员和留在总工会的反对派建立了工会革命反对派。从1929年起，领导这派的是一个全国委员会。它的任务是重新建立改良主义分裂分子破坏了的团结。为了这个任务它进行了斗争，争取重新接纳被开除的会员，争取尚未参加组织的工人参加工会斗争，动员一切工人进行革命斗争。瓦尔特·乌布利希于1928年对工会革命反对派的任务作了如下的论述：
“为了满足自己的要求，工人必须用强有力的组织去对付组织良好的企业家。自由工会是维护工人经济利益的组织。诚然，目前上层工会机构受经济民主主义分子控制，他们是不惜运用一切权力来使工人的组织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然而，这正是应当如紧努力的道理所在，我们应当加强各自由工会，动用一切力量，使革命的工会政策在工厂中和反对派领导的下层工会组织中，得到贯彻。
每一个工人都应该意识到：虽德社会民主党工会官僚掌握着一切组织权力的工具，根据工厂的全体职工和下层工会组织的决议提出来的要求，仍然很有可能实现。”（瓦尔特·乌布利希：“论工会”，第一卷，柏林论坛出版社1953年版，第二四七页。）
有像弗里茨·赫克特这样卓越的革命家参加的工会革命反对派，绝对不是一个新的工会，也不是工会的“代替机构”，它和后来用过于生硬的组织形式建立起来的一些机构是不一样的。它是争取工会运动团结起来，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备战的主要工具。它在动具群众和揭露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总工会右派领导方面，起了重大的帮助作用。它领导的斗争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但是到1933年还没有争取到多数会员起来拥护工会的革命的团结。瓦尔特·乌布利希后来说：
“从1930年起，法西斯的危险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必要，在各自由工会内部展开斗争，动员工会的力量去反击资本的进攻和法西斯的狂袭。这就要把自由工会中的积极力量集结起来。工会革命反对派的错误在于：集结时所采用的生硬的组织形式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似乎工会革命反对派是德国总工会的一个对立组织。”（同上书，第十三页。）
但是也不应当低估工会革命反对派的重大意义。恩斯特·台尔曼说得对：这一派，也就是说，革命的会员，保持了受尽总工会右派领袖百般蹂躏的德国工会运动的优良传统。这一派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都不倦地争取革命的工会团结，坚决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从前为建立1945—1946年的工会团结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小结
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德国资产阶级向工人的生活状况和民主权利发动了一次进攻。他们勾结美国垄断资本；奉行反民族的政策。德国总工会的领导积极帮助他们，不惜大肆吹噓“经济民主”的谎言，企图使会员群众脱离斗争、恩斯特·台尔曼领导的德国共产党为了建立革命的工会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广泛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会政策的原则。约·维·斯大林关于工会的作用和意义的指示，使党能够贯彻这样的原则。
[1]即不断以最高工作成效做标准来不断提高工作定额或以计件工资等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强度的工作制度。——译者
[2]莎柯和凡齐蒂是美国罢工领袖，于第一次世界犬战后的危机期问受诬控，被判死刑，被关了六年之后（1927年）已证明无罪，但是仍然不改原判，对此，全世界同声声讨。——译者
[3]美国最大的银行康采恩，它对道威斯计划特感兴趣。
[4]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5]即反对给1918年去位的26个王公补偿损失，后来这件事交给各州处理，王公财产被没取，但各王族却得到了金钱赔偿或终身补助金。——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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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德国工人阶级和工会在十一月革命和战后革命危机期间的斗争（1918—192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国工会运动简史》（1954）
第七章德国工人阶级和工会在十一月革命和战后革命危机期间的斗争
（1918—1923年）
1．1918年十一月革命和它对德国工会运动的意义
2．“事业合作”政策——工会领导出卖革命的政策
3．德国共产党成立——德国人民史上的转折点；
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对德国工会的意义
4．1919—1923年的群众革命斗争
小结
1．1918年十一月革命和灾对德国工会运动的意义
1918年11月9日，柏林工人响应斯巴达库斯同盟和革命公众领袖的号召，举行了总罢工和武装起义，清除了帝国的君主政体。德国工会运动几十年来的要求，由群众自己一举实现了：八小时工作制，无限制的结社自由，失业救济，普遍选举权，废除农村半封建的劳役制使雇农成为容克地主奴隶式的仆役的制度。这一切，工人都在11月的日子里争得了。
但是革命的任务是远远大于这些已取得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的。革命的任务是：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把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和银行变为人民所有，进行民主工地改革，从而推翻垄断资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同时和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坚固的战斗同盟。这个政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工农政权，它毫不迟疑地给了德国工人以各种物质和政治上的援助。
这些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斯巴达库斯同盟和后来的德国共产党——通过它们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提出来的，是不断地受到所有工人的拥护的，它们完全符合工会的根本利益。只有完成了这些任务，才能最后地消除无产阶级的贫困，切实改善工人的生活。工会的任务是，推动革命不断地向前发展，贯彻革命的基本任务。工人阶级的一大部分都非常坚决地赞同这样的目标，站在这一部分的最前列的，许多都是工会会员。他们学习俄国苏维埃的伟大榜样，在德国各地建立了工兵会议。工人阶级建立了武装队伍，在柏林、不来梅、布劳施威格、慕尼黑和爱森等地建立了人民海军师和红色警卫队。许多工会会员加入了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支武装队伍，去保卫革命成果，使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为有这些拿起武器来为工人事业而斗争的会员同志而感到骄傲。
在革命过程中，工人在自己的革命先锋队的领导下，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权力，在不来梅和巴伐利亚建立了会议共和国。凡是工兵代表会议由真正的革命者所领导的地方，例如在弗里茨·赫克特领导下的克姆尼茨，工兵代表会议就广泛地起着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政权机关的作用。这些事例表明，德国劳动群众的斗争具有巨大的革命可能性。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也有助于其他中西欧国家的群众斗争的高涨。它减轻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严重情况，因为它大大地削弱和摧残了苏维埃政权的一个主要敌人——德国帝国主义。这个时候，德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的肩上承担着十分重大的国际义务，因为它要是胜利了，它邻国的阶级兄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就。德国垄断资本家和容克地主用尽了一切办法来避免威胁着他俩的致命危险，竭力防止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力使革命淹死在血泊中。他们在右派社会民主党和右派工会领袖的支持下，组织了反革命，建立了反革命的部队和各种反革命组织，发动了一次对所有进步力量的疯狂进攻。他们利用劳动群众广泛阶层对议会制的幻想和渴望和平的要求，成功地借“安宁和秩序”的口号唆使劳动人的多数脱离了有意识的革命斗争，他们击毁了例如1919年1月和3月在柏林和4月到5月在慕尼黑等地血战中的战斗先锋队，谋杀了像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勒奧·约吉舍斯这棒优秀的先锋战士。
这次革命成为尚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它仅仅废除了君主专政，给劳动人民带来了若干民主权利和社会政策方面的改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代替了君主专政。这个共和国虽然戴着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面纱，但是它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垄断资本、银行资本和大地主的手中。十一月革命的基本任务——毀灭德国帝国主义的基础，粉碎旧的国家机器，从而创造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并没有解决。”（瓦尔特·乌布利希：“德国工运史论文集”，第一卷，柏林底茨出版社1953年版，第三四——三五页）。
德国资产阶级在反对德国人民的斗争中，得到了美英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美英帝国主义者的战争目标已经达到，他们除去了世界市场上德国的竞争。现在便想利用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作为雇佣兵和突击队，去反对德国和中欧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反对苏维埃俄国。他们通过军事使团和代理人，直接参预了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成千上万的德国工人的勾当。几百万美元流入了德国，帮助反动派去镇压优秀的工人和工会会员的斗争。
这表明，正如列宁说的，凡尔赛和约是对德国人民前所未闻事，事无前例的奴役，是帝国主义掠夺性的和平。凡尔赛和约丝毫没有动弹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基础。但是却把几十亿的赔款加在德国人民身上，给德国人民戴上了双重剥削的枷锁，既要受本国的、又要受西方的垄断资本的剥削。尤其可恶的是美国银行老板，他们竟使德国康采恩得手应心地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一步一步地重新夺回从前的势力。只有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反对凡尔赛苛令。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的斗争便既要针对德国帝国主义，又要针对国际帝国主义。
2．“事业合作”政策—工会领导出卖革命的政策
造成这样的革命过程和结果，一个决定性的原因是改良主义工会领导的出卖行为。工会领导的目的在于制止革命运动，保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其最重要的手段是“事业合作”政策。这个政策是在革命爆发前就拟好了的。一个西德的垄断资本家的谈话证明了这一点：
“……在国家和政府动摇的权力面前，对工业来说，只有在工人方面存在着强大的同盟者，这就是工会。”（同上书，第二二页，作者引自来雪尔博士于年10月9日在杜塞多夫的一个钢铁工业家会议上的讲话。）
正当工会会员纷纷在大街上或工厂里进行斗争并希望自己的领袖引导自己去臝得革命的最后胜利的时候，工会领袖列金、鲍爱尔之流竟于1918年11月15日和康采恩大亨施汀涅斯、伏格勒、西门子等，缔结了建立“事业合作中央”的协定。在这个文件上德国帝国主义只是作了这样的“让步”，即承诺了工人已经争得的东西，如八小时工作制，承认工会，缔结劳动合同和结社自由等。工会官僚却承诺——虽然没有写出来——，维护帝国主义对经济的统治，保证会员不和任何“危险分子”接触。改良主义工会领袖对工人阶级的这一出卖行为，把德国帝国主义从垂危中拯救了出来。列金·施汀涅斯协定完全是决以武力来镇压革命的艾柏特—兴登堡协定的补充。
事业合作政策在延至1923年的整个革命阶段中，成了改良主义工会领导的路线，给全德国工人阶级带来了灾难性的恶果。右派工会领袖利用许多会员对议会还抱有莫大幻想的情况，使大部分会员放弃了积极的斗争。同时又吹噓“社会化在前进”来绞杀群众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大部分劳动者由于信任自己的领袖，便拒绝进行革命斗争。
这些工会领袖最关心的是，把工会内部出现的，其中有一部分是非常坚决的反对派的嘴巴封住，同时使会员脱离革命行动。工会官僚分子对1918-1919年在柏林、德国中部、莱因—西法伦和其他工业中心发生的罢工，一概采取了残酷的手段加以压制。他们中间的若干人甚至还公然参加了武装的反革命，从前的建筑工会主席奥古斯特·温尼希曾以“帝国代表”的身分积极帮助臭名远扬的波罗的海国家联军[1]建立起来。
他们的整个态度决定了他们在反苏方面也必然站在最前列。工会报纸和右派工会领袖的言论首先是为诽谤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而发的。德国总工会的领袖不仅屡次拒绝苏联工会援助的愿望，而且还费尽心机去隔绝德国普通会员和苏联同志的接触。
另一方面，德国右派工会领袖很快又参加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活动。虽然他们已不能像1914年之前那样，在这个活动中坐第一把交椅，但是在1919年成立的“国际工会联合会”（阿姆斯特丹国际）中，他们仍然是工人团结和苏联的最凶恶的敌人。国际工联是受西欧和美国右派工会官僚所操纵并以国际规模去推行事业合作政策的，它的主要任务是，阻挠各国工人阶级进行统一的斗争，并使各国工人和苏联工会断绝联系。
在1918—1920年间，由于革命的高涨，许多工人新加入了自由工会，因此列金公司出卖行为的规模之大就更显著了。但是，尽管工会领导在背叛，新会员仍然如斯大林说的，把工会“当作他们的主要堡垒”。1920—1921年，自由工会的会员差不多有八百万——这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它行动起来，如果目标明确，意志坚决，是准能成大事的。
1919年6月在纽伦堡召开的自由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是一次有意义的会议。会上虽然有一个强大的反对派要求停止事业合作政策，停止反苏叫嚣，并且要求工会重新以阶级斗争为根基，但是改良主义的多数派还是胜利了。会议的决议表明，机会主义在工会中获得了全胜，战斗的工人阶级被公开出卖了。根据事业合作政策，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劳动冲突应实行强制仲裁。这就为工会官僚绞杀一切他们不同意的罢工打开了方便之门。此后，他们便常常把工人决定举行的罢工说成是“野蛮”，并援用这项法令，拒绝从罢工基金中拨款支援。
第十次代表大会加强了组织上的中央权力。取消了原来的工会总委员会，成立了德国总工会。1921年，在这个总工会的支持下，建立了自由工会的第二个工会中央——自由职员总工会。一年之后，又产生了第三个工会中央——德国公务员总工会。这三个组织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一个合作联谊条约来进行的，但是主要的联系却是通过它们的领导人，这些人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极右的分子。
与此相同的组织原则，今天仍然在西德保持着。德国职员工会就是德国工会眹合会之外的一个组织，这样和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相反——，同一个工厂的工人和职员便属于不同的工会，职工分裂了，企业主得了好处。
3．德国共产党成立——德国人民史上的转折点；
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对德国工会的意义
德国工人和工会会员在十一月革命的斗争中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1918年12月31日在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森堡、弗朗茨·梅林、威廉·皮克和弗里茨·赫克特的领导下，建立了德国共产党。这就决定性地和社会民主主义一刀两断了。为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实现德国工人阶级的真正团结打下了基础。德国工人阶级的这个年轻的政党在它的纲领中，提出了这样的任务：把革命进行到底，在德国建立民主的工农政权，和苏维埃俄国建立坚固的同盟。
德国共产党的诞生对德国工会运动是有历史性的意义的。它的诞生，为德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会原理——把工会当作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学校——，创造了决定性的前提。它的诞生，为消除右派工会领导对工会的影响，并使工会能够有效地代表工人利益，创造了决定性的前提。领导德国共产党的
是德国工人阶级久经考验的领袖，如威廉·皮克、弗里茨·赫克特和后起的、永垂不朽的恩斯特·台尔曼，以及台尔曼的战友瓦尔特·乌布利希，他们都从事过几十年的工会活动、和德国工会运动有最密切的联系。在他们的领导下，德国共产党成了一支能够领导德国工会有效地争取生活利益的力量。我们完全可以说，德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德国工会运动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德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意味着漫长的历史行程迈了一大步，而且意味着当时的革命斗争前进了一大步。数百万普通工会会员群众为自己日常的和根本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从此有了目标明确的领导。这是不容否认的，虽然刚刚开始的时候，在党和工会的关系方面还有某些不明确的地方。
许多工人，对右派社会民主党和右派工会的领袖的罪恶的叛卖行为，都甚为愤慨。于是好些人便笼统地不分青红皂白，把工会和工会领导等同看待，拒绝做任何工会工作。这种情绪日益增长着，而因为年轻的德共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有这种情绪的人还觉得自己的态度是“有根据的”。1919年，在各种反党反工会的倾向的影响下，不顾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忠告，成立了一些独立工会，例如号称为“体力与脑力劳动者联盟”这样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特別是对鲁尔区的矿工，在一段时间中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是另搞一套便意味着，放弃争取工人阶级的广泛阶层，而当时又是大批工人纷纷加入改良主义分子领导下的自由工会的时候。所以不争取工人便等于让工人去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便减损了任何革命活动的成就。列宁在论及工人联盟时说，再想不出比建立这样一些宗派主义的组织更糊涂和更严重损害革命的事了。所以后来，这些组织都被它们的成员解散了。这些成员的绝大多数，即正直的忠于工人事业的工会会员，都回到了从前的工会组织。
为了加强整个工会运动，党不久即克服了这些认识模糊的缺点，1919年底，尤其是在1920年的合并（德共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合并。——译者）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便开始实行原则上正确的工会政策。于是共产党人在工会的影响便迅速扩大，他们领导的群众斗争便一天天增多，在工会代表大会和各产业工会代表大会上，便不断地出现他们领导的进步的反对派。这样就为广大的工人阶层统一行动起来有成效地争取生活利益，提供了决定性的前提。
1920年4月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出版，对德共克服这些缺点的斗争给予了不可估量的帮助。列宁通过这个著作，帮助德共和整个德国工人阶级巩固了它们的队伍，有效地反对了宗派主义，吸取了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列宁在这个著作中坚决强调耐心争取群众的必要性，他首先要求，在工会中进行紧张而彻底的工作，他说：
“应当善于承受任何牺牲，善于克服最大的障碍，以便有系统地，不屈不挠地，坚韧不拔地，耐心地在一切凡是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会社、团体内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那怕这些组织是极端反动的。”（“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七一九页。）
列宁揭露了拒绝做工会工作的根源：把反动的工会领袖和工会组织中的群众等同看待，害了小资产阶级怕做群众工作的恐惧病。
他明确指出，工会是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组织，无产阶级的政党，不论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或是在取得政权之后，都必须无条件地依靠无产阶级群众。列宁还指出，揭发右派机会主义分子并把他们逐出工会，是争取群众的决定性的手段。他要求：
“应该无情地进行这个斗争，必须像我们过去那样把这种斗争贯彻到底，直至把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底一切不可救药的领袖人物完全揭破，并把他们赶出工会之外为止。”（同上书，第七一八页。）
列宁的这些学说，对德国工人阶级，尤其是对西德的工会斗争，在今天也还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瓦尔特·乌布利希在德国社会统一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结束语中指出了这一点：
“只有这样的人才算是共产党人：他作为工会会员，每天都为工会工作，并尽力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我们赞成加强西德的工会，加强西德工人的阶级组织。所以我们赞成，凡是拥护和平、反对军国主义的工人都加入工会，帮助工会加强战斗力，使它在争取工人统一行动的伟大运动中能够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任务。”（乌布利希：“走向新的成就！”，柏林底茨出版社1954年版，第十九页。）
4．1919—1923年的群众革命斗争
在十一月革命以后的几年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更加锐了。这是群众革命斗争的年份，是劳动群众冲击资本主义社会、争取民主、争取社会主义的年份。这是充满着德国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岁月，是我国人民又一段最可自豪、最富革命传统的岁月。
这些岁月的特征是，德国垄断资本企图重新巩固它的势力，国际帝国主义，特別是美英帝国主义，又全力支持它。德国帝国主义分子反人民反民族的政策的后果，在1919年就已经明显了，德国的经济情况非常吃紧了，劳动群众的贫困更加严重了。赋税加重，失业增加，给工人带来了不可言喻的苦痛。因此，工人进行了许多经济斗争。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成功，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工农国家的存在，推动了这个运动，使它成了德国工人阶级空前强大空前有力的战斗行动。德国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人都从推翻威廉第二的事例中认识了，一致行动的工人阶级是做什么事都可以成功的。领导德国工人和工会会员进行斗争的是年轻的德国共产党。它在这些年月中经受了火的考验，证明它是维护德国人民民族利益的唯一的革命政党。共产党员付出了最重大的牺牲，证明他们是工人事业最忠诚最坚决的维护者。他们的行动证明，他们不愧为工人阶级和工会斗争的领导角色，德国工人阶级是可以完全信任他们的。
在本书的范围内，即使对这个阶段中的一些和工会运动有关的最重要的事件作简略的叙述和评论，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对这个时期的编写，只限于论述若干对工会运动有决定意义的事件。
工厂委员会运动和它对工会的意义
革命期间，各地工人建立了工兵会议。工兵会议的思想在工人阶级中扎下了深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右派领袖虽然作尽了一切尝试，想把它拔除，还是不得不同意工人建立工厂委员会。然而，根据1919年的魏玛宪法，工厂委员会是没有共决权的，仅仅是执行事业合作政策、“帮助发展企业”的机构。
年底，反动派想概行取消工厂委员会的意图暴露出来之后，马上激起了一个保卫和扩大工厂委员会的权利的声势浩大的运动。进步的工会会员当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开展一个有力的斗争来争取扩大工厂委员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使它变为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机构。在1919年德国运输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革命的工会会员提出了一项恩斯特·台尔曼拟定的动议，其中说：
“代表大会拥护委员会制度。大会认为，这个制度可以大大增强工人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地位。工人委员会为了社会主义，要完成自己的义务，就不仅要有广泛的经济权利，而要有政治权利。大会认为，政府的工厂委员会法案，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大会希望工人，不惜任何努力，维护工人委员会在革命成果的范围内应有的权力。”（“德国运输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会议录”，第一三六页。）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在国会讨论工厂委员会法的时候，几十万柏林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对此，诺斯克竟于1920年1月13日下令枪杀游行的工人和工会会员，打死了四十二个人。只因为这次和其他的血腥恐怖措施，反动派才在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右派领袖的帮助下，强行通过了工厂委员会法。根据这个法令，委员会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利，没有共决权，只被当作“调解”劳资纠纷的“经济”机构。
这是十一月革命的成果进一步的丧失。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德国总工会右派领袖对德国整个工会运动为工厂委员会争取真正民主的共决权的坚决斗争，作了百般阻挠。这难道不自然而然会使人想起费特和罗森堡周围的某些德国工会联合会的领袖来吗？他们是也玩弄过类似的阴谋来绞杀暴风雨般的反对工厂法[2]的抗议运动吗？
团结一致的德国工人阶级扑灭了“卡普暴乱”
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右派领袖不断支持的军国主义反动派，到1920年春，自以为可以拋弃右派社会主义者走狗般的效劳，可以建立公开的军事独裁的时机到了。他们选择了容克卡普和律特威茨将军来领导一个暴乱。1920年3月12至13日夜间，卡普的军队占领了柏林，同时宣布，社会民主党的古斯塔夫·鲍爱尔政府被推翻了。在政府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四散奔逃并准备立即投降的时候，整个工人阶级行动起来了，向卡普展开了斗争。领导工人的是德共，根据它的倡议，宣布了总罢工。这一群众运动是如此强大，以致德国总工会中央理事会也不得不同意总罢工。到3月14日柏林就没有水没有煤气没有电了。第二天，一切运输部停顿了。全德国都处于罢工状态。参加的工人、职员和官员，差不多有一千二百万。在汉堡、鲁尔区、萨克森和图林根等地，工人解除了暴乱分子的武装。到3月17日，卡普“政府”便不得不向工人阶级的力量低头了。在斗争中形成的工人阶级坚定的一致行动，保证了总罢工能够坚决进行，并且在三夫的时间就肃清了反革命匪徒。
“工人事行一次团结一致的强有力的罢工，三天之内就解决了这次暴乱。”（“威廉·皮克文集”，第一卷，柏林底茨出版社1951年版，第三八四页。）
在和军国主义反动派作斗争期间，在三月战斗的日子里，鲁尔区产生了第一支德国工人的军队——红军，人数有十万多。成千成万优秀的工会会员参加了这支队伍，和这个队伍一起战斗一起流血。鲁尔区各城市、各矿厂，都建立了率领工人战斗的统―领导，德国总工会的地方组织也参加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几天工夫，工人便肃清了全鲁尔区的反动军队。
但是德国总工会的看到了：由于工会运动的大部分力量投入武装的革命斗争而形成的德国工人和工会会员的统一行动，是德国帝国主义的致命危险，所以便迅即采取一切措施，把德国劳动群众强有力的积极性引到“有秩序的轨道”上去。为了安定群众，在它和社会民主党订立的一个协定中，不惜提出了许多听起来非常革命的要求，例如，惩罚卡普分子，肃清行政机关中的反动分子，矿山社会化。但是实际上，却积极协助反动派血腥镇压特別是鲁尔区的革命运动。
尽管如此，扑灭卡普暴乱的战斗，对德国工会运动和整个德国工人阶级，还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这是德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团结一致地举行的群众政治罢工，它证明了：工人的一致行动是不可战胜的。它表明，一致行动是在工人的共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争取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参加革命斗争，是绝对可以办到的。最后，反卡普的总罢工告诉我们，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统一领导，顶多也只能取得暂时的胜利。目前在西德工会中对战胜卡普一事的谈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热烈。但是关键在于：西德的同志应当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来，从而能够胜利地进行反对欧洲防务集团和军国主义的斗争。
“不许干涉苏维埃俄国”的运动
苏联工人和工会经常给予的手足之物，对德国的革命高涨有决定性的意义。通过许多的支援行动，通过粮食供应、群众大会和种种号召，苏联工人向战斗中的德国工会会员指明了，他们不是孤立的，同时向他们指明，一致行动的工人阶级是能够发出巨大的力量的。对此，只要想一下“恩斯特·台尔曼——工人阶级的儿子”这部影片中的那些动人的镜头，即苏联输船载着彼得格勒工会赠送的粮食抵岸时的镜头，便清楚了。这些支援远远超出了直接的物质援助的意义。支援本身还包含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为德苏工人阶级和德苏工会的牢固友谊打下了基础。德国总工会的右派领袖不仅拒绝，甚至还竭力诽谤苏联人民无私的兄弟般的援助，这有力地说明了，他们的政策是反工人的。
在德共和革命的工会会员的领导下，德国工人阶级参加了支援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伟大的国际运动，特別是在年六、七月间，在“不许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口号下，欧洲的大部分工人和工会卷入了这次运动。工会会员阻滞了法国的部队通过德国送往反苏前线。铁路工人阻碍了支持波兰白卫军的军火运输。在恩斯特·台尔曼的领导下，革命水兵和工厂委员会有效地控制了沟通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基尔运河，不容许反苏的军火运输通过。
对德国工人和工会会员的这些行动的巨大意义，米高扬同志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如下的评价：
“苏联人经常都想到，德国工人对我国人民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怎样额手称庆的。我们不会忘记，在帝国主义冒险分子企图窒息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德国工人曾行动起来反对他们。”（米高扬：“向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致贺词”，柏林底茨出版社1954年版，第十一页。）
这样，在德国工人阶级革命高涨的岁月中，通过普通会员的斗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巩固了。和苏联工人与工会会员的兄弟关系建立起来了。
德国工人和工会会员在1921—1922年间的斗争
战争负担和强迫订立的凡尔赛条约施加的重负，使劳动群众迅速贫困化了，从1921年起，尤其严重。粮食和日用品的价格，到1922年年中，比1920年初平均涨了四十倍。但是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在1920年就已经比战前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三。工资、养老金、抚恤金和其他劳动保险的金额都增加得很慢，远远落在迅速高涨的物价后面。和这些经济上的资本进攻同时，统治者还日益加强对十一月革命的成果的进攻。在许多工厂中，都有人企图完全剥夺工厂委员会的权利。工人被解除了武装，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恐怖组织享受着充分的自由。但是右派工会领袖却支持这个政策，并竭力使当时的八百万会员不向贫困的根源，不向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作坚决的团结一致的斗争。
然而，他们是越来越不得逞了。1921和1922年是充满了无数的大大小小的经济和政治罢工与示威游行的，此外还发生了一些武装斗争。领导这个运动的德国共产党，由于“20年底团结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成了真正的群众政党。在此项团结工作中恩斯特·台尔曼作出了历史性的功绩，他引导瓦塞堪特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加入了德共，从而给该党绝大多数的党员和拥护者作出了伟大的榜样。
合并党代表大会对工会的重大意义在于：从此有了一个革命的群众政党，这个党奉行符合于工人利益的政策，立刻和其他工人政党的信徒共同进行斗争。行动一致的思想便日益成为革命会员的工作指南。1921年1月3日，德共中央给德国总工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工人组织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建议，为了实行统一的工资斗争，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保证对劳动群众的供应，禁止一切军国主义团体以及同苏维埃俄国建立经济关系，大家采取符合于一切工人和工会会员的利益的共同措施。这是德国共产党首次提出的倡议，以后还提出了许多次。但是几乎屡次都为德国总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所拒绝——其目的在于破坏整个工会运动。
德国中部的工人所进行的三月斗争，给德国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哈勒联美塞堡工业区是革命工人的堡垒。所以康采恩大亨——尤其是法本公司——便企图发动大规模的挑衅，对这些企业中的工人运动加以血腥的镇压。在社会民主党和总工会右派领导的赞同下，社会民主党的州长何新格把他反动的警察部队开进了这个地区，德国中部工人便举行总罢工来回答这个挑衅，后来还拿起武器来抵抗。和其他地方一样，在斗争中，各种政治倾向的工会会员和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织共产党人领导下，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行动。雷那工厂的工人英勇保卫工厂的斗争，还使“雷那”这个名字成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宁死不屈的革命顽强性的一个象征。“瓦尔特·乌布利希”雷那工厂“威廉·皮克”曼斯费特联合工厂和德国中部工业区其他大企业的劳动者，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光荣传统而自豪。
但是工人在这些斗争中失败了，因为社会民主党和总工会的右派领袖终于使战斗的德国中部工人同德国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隔绝了，起义的工人，由于德共中央列威集团执行背叛政策，丧失了统一的领导。
铁路工人1922年初举行的罢工，在当时也有重大的意义。德国国有铁道的工人、职员和官员几乎全都参加了这次罢工，这在德国工运史上还是首次出现的事。他们的罢工使全德国的经济生活都陷于瘫痪状态。这就打中了垄断资本的最大要害。所以总工会右派领袖便尤其卖力，以便把罢工尽快镇压下去。他们阻碍罢工援助，不惜使用罢工破坏分子，特別是臭名昭彰的紧急技术援助会[3]的分子，并阻挠建立统一的罢工领导。这次大罢工的意义首先在于：这一阶层，向来是很不积极参加工人阶级的斗争的，由于政府和工会领袖执行分裂政策，他们对工人运动的共同斗争常常采取旁观的态度，而这时他们几乎全都参加了这个数周坚韧不拔的斗争。
1921和1922年的群众斗争，使工会内部出现了强大的进步的反对派。他们坚决要求，改变总工会领导机构和各产业工会的政策。他们的目的在于：使工会成为真正的阶级斗争的组织，把八百万会员团结起来的力量投入工会斗争，反对贫困，拔除贫困的老根。1922年在莱比锡召开的第十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上，他们强行通过了一个决议，工会退出事业合作中央。但是总工会的领导集团却阻挠执行这个符合于绝大多数会员的愿望的决议。
1922年召开的一些产业工会代表大会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柏林召开的运输工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恩斯特·台尔曼说明：工会斗争决不能限于工资斗争，资本主义政府会采取反对资本的措施的任何安慰，都是欺骗工会会员的谎言，只有革命的群众斗争才能确保并扩大工会的权利。
1923年的革命危机
1923年，德国人民在凡尔赛条约强加的双重压迫下，日益喘不过气来了，他们既要受国内的，又要受外国的金融资本的剥削。垄断资本家有意识地搞出来的通货膨胀，成了大亨们从所未闻的致富之道。马克的价值无止境地下跌。在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右派领袖的帮助下，金融资本向劳动人民进行日益公开日益疯狂的掠夺。其中受害最甚的是工人，他们的平均实际工资，到1923年，差不多只等于1914年的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工人不是失业，就成了短工。可怜的失业补助金，有的时候，只过了一天，就顶多够买到一盒洋火了，而在业者的全天工资也多不了多少。工人的平均工资，在1923年初，已不多于最低生活费用的百分之二十。
法德垄断集团争夺鲁尔的斗争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危机。这两个集团——一个以施顶涅斯，另一个以德·温德尔为首——互争对鲁尔工业的剥削，引起了公开的冲突。德国垄断资本家要求分配百分之五十利润，而他们的法国竞争对手却只让给他们百分之四十。为了争这百分之十的利润分配，国际垄断资本发生了冲突。这一冲突使得经济混乱不堪，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极度贫困。
1923年1月11日，法国军队占领了鲁尔区，以便给德国康采恩大亨施加适当的压力。但是这两个集团，虽然表面上打着民族主义的幌子互相攻击，煽惑德法两国人民互相仇视，背地里却继续进行分赃谈判。
工人阶级在这个时候的任务是：发动全民的民族斗争，反对外国的占领和国内的民族叛徒。在这个斗争中，工人阶级接受了德国共产党的领导。1923年1月底召开的德共第八次代表大会表明，这个党是德国人民民族利益的唯一代表。德共提出的口号“打倒鲁尔近旁的彭加列和斯普列河畔的枯诺”[4]，动员了广泛的群众起来进行民族抵抗。
此后数月间，鲁尔区的矿山、大五金厂、航海和铁道企业中的工人，举行了多次重要罢工。五月份，有四十多万工人放下了工作。五一节那一天，到处是大游行，革命的法国士兵也参加游行。
斗争的主要障碍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右派领袖的背叛行为，他们宣布，和鲁尔巨头进行“战斗合作”，这是事业合作政策的继续。他们的意图是，通过这个政策，煽动德国工人去反对法国工人，保护和支持鲁尔冲突的真正魁首施汀涅斯和克虏伯。瓦尔特·乌布利希认为，这股邪气是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的主要障碍。
德国工人和工会会员在正义的解放斗争中不是孤立的，它在国际工人阶级中，特別是苏联和法国工人和工会会员中，是有忠诚的盟友的。全俄职工会总会曾向鲁尔工人发过一次号召，号召中说：
“全俄职工会总会声明，各国工人都在注视着鲁尔工人反对法国资产阶级无耻的强盗式的贪求的斗争。经受过革命熔炉的严酷考验的俄国无产阶级根据切身的经验知道，反对外国占领的斗争是和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可分割的。因此，全俄职工会总会决定，汇给正在进行阶级斗争的鲁尔工人十万金卢布，作为物质援助。”（“红色工会国际”，第三年度第一期。）
此外，苏联还供给了粮食，虽然那个时候，苏联工人自己还在忍受着巨大的经济困难。这种兄弟般的援助工作，主要是由苏联工会经手做的。
法国工人阶级，在法国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革命会员的领导下，也支援德国工人和工会会员。在法国举行了许多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彭加列的反动政策。法国工会会员曾和德国工人一起，在法国占领军中间进行广泛的革命活动。法国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的杰出领袖玛塞尔·卡申、加斯东·蒙慕梭和皮埃尔·塞玛尔等人，还亲自到鲁尔去援助他们的德国兄弟和德国同志。在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蒙慕梭同志曾提到这件事：
“德国兄弟们，法国帝国主义的军队根据凡尔赛条约占领鲁尔的事，至今已二十七年了。在1923年那个时候，我曾受法国革命工会的委托，代表它参加爱森的一个群众大会，向鲁尔无产阶级和德国整个工人阶级与一切劳动群众转达法国无产阶级的手足之情。
那时候和我一道来的有：玛塞尔·卡申以及我最老的战友之一——当时的法国铁道工会总书记皮埃尔·塞玛尔。我们在爱森的这次大会上会见了克拉拉·蔡特金，我相信，还会见了我的老朋友威廉·皮克。那时候，法国反动派特別重视我们和德国劳动者的任何聚会。我们回到法国之后，便被关进了牢狱。但是，这并没有多大意义。”（“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录”，第三一五页。）
在今天，在德法工人阶级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的时候，尤其有必要回忆这些共同斗争的伟大传统。1923年德法工会会员在反对共同的敌人的斗争中结下的深固友谊，是当前阻止德国军国主义再起和维护欧洲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
到1923年夏，德国政治局势更加尖锐了。一个在革命危机成长着，瓦尔特·乌布利希说：
“一个革命时机在成熟中，它一到来，便适于领导劳动群众越出满足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部分要求的斗争范围，适于引导群众进行坚决的斗争，推翻德国垄断资本的统治，拔去危机、灾难、贫困的老根。”（瓦尔特·乌布利希1951年4月15日在台尔曼诞生六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要像恩斯特·台尔曼那样学习，那样战斗！”，第二二页。）
工人阶级想改变不可忍受的情况，就必须首先把枯诺的帝国主义政府推翻。劳动群众的愤慨每天都在增长。游行、罢工，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夏天，农业工人举行了一次要求提高工资的大罢工。8月初，获悉垄断资本家得到了以稳定纸值计算的几亿马克的国家补助，工人的愤怒便不可抑制了。但是，到8月8日，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还表示信任枯诺。
德共便挺身而出，领导坚决要求斗争的群众。在它的领导下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建立了反对枯诺的统一行动。工人阶级的这个政党提出了反对枯诺举行总罢工的口号。于是便不顾工会中央的意愿和指示，柏林许多工厂委员会决定罢工。由于德国总工会中央理事会老是拒绝答应会员群众的要求，会员便把它抛在脑后，于1923年8月11日召开了一个柏林各工厂委员会的联合大会，与会的工人代表有二万人，大会发出了号召，举行三天总罢工。次日，德国中部工业区和汉堡响应了柏林工人的号召。到8月14日，几乎整个德国都在罢工。工人的联合行动是这样紧密这样有力，以致在罢工的第一天枯诺就不得不辞职了。
像反卡普的斗争所证明的一样，组织起来的工人，只要他们团结一致，目标明确，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反枯诺的群众政治罢工，是德国工人阶级于1919—1923年间战胜军国主义的卡普暴乱之后最重要最巨大的工会群众斗争。所以，西德工会会员日益把反卡普和反枯诺的斗争视为当前斗争值得仿效的伟大榜样，是理所当然的事。
德国工人阶级卓有成效的统一行动，使革命运动大为高涨起来。对此，恩斯特·台尔曼曾在他重要的著作“汉堡起义的教训”中写道：
“枯诺政府一倒台，内战的火花就在德国爆发了。在此之前，鲁尔、汉诺威、上西利西亚、巴伐利亚和德国其他地方，就已经响起了枪声。现在日益明显，作出和平的决定再不可能了。”（引自瓦尔特·乌布利希的“德国工运史论文集”，第一卷，第一三四页。）
德国工人阶级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争取在德国建立工农政权。德国共产党给劳动群众指出了这条唯一可以摆脱危机的革命出路，同时为此作了巨大的努力，去争取工人、工会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多数。
在萨克森和图林根两个州，由于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众多和组织良好，已具备了首先发动胜利斗争的条件。10月初，为多数工会会员信任的左派社会民主党入和共产党人在这两个州建立了“工人政府”。可是布兰特列集团的背叛使工人的力量瘫痪了，工人政府在他们的影响下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组织和武装无产者，使反动的国防革于10月底得以占领萨克森和图林根，并赶走工人政府。此外，德国总工会右派领袖也和往昔一样，为反动派效劳，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去影响会员，使他们不积极参加斗争，并瓦解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无党无派的工人之间的团结。
另一个斗争是汉堡工人在恩斯特·台尔曼领导下于1923年10月23日至25日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在多数汉堡工人和工会会员的积极支持和深切同情下，工人的先锋队拿起了武器，对势优20倍的敌人进行了三天顽强的抵抗。汉堡的一切交通都停顿了，大多数工厂不能开工。许多工会会员，其中也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参加了街垒战。正如“恩斯特·台尔曼——工人阶级的儿子”这部影片中指出的，汉堡起义是德国共产党于1919—1923年间领导的群众革命风浪的高峰。瓦尔特·乌布利希说：
“汉堡起义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它表明：德国工人是愿意跟随德国共产党去争取劳动人民，会和民族解放的。台尔曼同志和他的战士们议行动证明了：如果党吸取了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教训，建立起正确的军事领导和政治领导来，工人，就是和数量上装备上占优势的敌人作战，也能获胜。”（同上书，一四三页。）
汉堡起义的失败，结束了1918―1923年的革命阶段。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垄断资本之间展开的这次大搏斗，是以德国工人阶级的失败，同时也是工会的失败告终的。于是，资产阶级便把通货膨胀的负担加在劳动者身上，继续压低实际工资。一再压低工资的结果，使资产阶级还在1924年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把八小时工作制实际上延长到九、十小时了。
小结
1918——1923年间的斗争是德国工会运动的光荣传统之一。组织起来的工人进行了斗争，他们违背着自己右派领袖的意旨进行了革命。他们于1920年阻止了军事专政，于1923年又推翻了枯诺政府。他们作出了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光辉榜样。
1923年的鲁尔斗争和其他斗争证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已经在德国工人阶级中扎下了深根。
领导工人阶级的是年轻的德国共产党。共产党员在斗争中的表现，证明他们是最优秀、最英勇、最忠于工人事业的工会会员。列宁的“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大大帮助了革命的工会会员，使他开始去做有效的群众工作。工会斗争所以没有取得持久的成果，完全是因为受了德国总工会右派领袖一贯背叛行为的阻碍。
[1]波罗的海国家联军是干渉苏朕的德国志愿军，主要是由1918—1919年在拉脱维亚的库尔兰省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第八军的人员组成的。——译者
[2]工厂法是西德联邦议会于I952年10月11日通过的反动的工厂委员会法，其目的在于大大限制工人的共决权。
[3]该会是成立于1919年9月30日的一个反动组织，到1939年便成了希特勒德国国家机器的正式组成部分，名之为技术辅助警察，直接受内务部长、党卫队首脑和警察总监的领导。——译者
[4]彭加列是当时法国总理，斯普列河是流经柏林的一条河——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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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工会（1914—191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国工会运动简史》（1954）
第六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工会
（1914—1918年）
1．1914—1917年德国工会的发展情况
2．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对德国工会革命斗争的直接影响
小结
1．1914—1917年德国工会的发展情况
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强盜集团——一个以德国为首，另一个以英国为首——互相争夺最大的势力范围的战争。它是不正义的，是帝国主义你争我夺的战争，是违反一切劳动者的利益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和工会的任务是，反对发动战争的统治阶级，力求迅速结束战争，并推翻帝国主义的政权。当时坚决维护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的唯一政党，是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在各民族互粗残杀之际，勇敢地高举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进行一个革命的和平斗争。
但是其他无产阶级组织的大部分领导机构及其领袖却做了相反的事。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和改良主义的工会领袖竟公然站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一边上去，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
“各国社会党领袖既已背叛无产阶级，于是就转上了社会沙文主义和保护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立场。他们帮助帝国主义政府来愚弄工人阶级，用民族主义毒药毒害工人阶级。这些社会党人叛徒在保护祖国的幌子下煽惑德国工人去反对法国工人，煽惑法国工人和英国工人去反对德国工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二一七页。）
但这种态度是不符合德国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意愿的。在战争爆发前数天举行的群众集会可以说明这一点，许多城市的示威集会都反对战争。然而，因为没有党的领导，单枪匹马的工会一点成就也没有取得，虽然有一些优秀会员，像恩斯特·台尔曼在汉堡，弗里茨·赫克特在克姆尼茨，年轻的瓦尔特·乌布利希在莱比锡，都坚决反对党和工会的领导机构的背叛政策。
工会总委员会的言行表明，它是忠顺于帝国政府的，在战争期间它赞成禁止任何罢工，而且在8月2日就已经宣布“国内和平”。在国内和平的政策下，不仅一切政治斗争，而且连任何经济斗争也停止了，就是发生了工资斗争，也是在有利于企业主的情况下结束的。工人仰息于他们最凶恶的敌人——垄断资本家的慈悲与冷酷之下。同时，工会领导还开动全部组织机器和挪用工会经费去为帝国主义战争效劳。工会报统和反动报纸竞相宣传沙文主义和战争。工会领导对工会内部的任何反战言行都企图加以压制。1914年12月2日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国会中果敢地说出了“不”字，发出了动员群众进行公开斗争的信号，工会主席列金便提议把他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中开除出去。
虽然万般恐怖，但是到1915年工会内部就开始了反对国内和平政策的斗争。1915年1月出现了一种有二十个工会干部和其他人署名的传单，反对总委员会的政策。1016年1月，坚决与帝国主义战争为敌的人士组织了斯达库斯同盟，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德国共产党的萌芽。它团结了最优秀最进步的工人。它的政策是符合民族利益的，因为它对德意志民族最凶恶的敌人——德国帝国主义进行了许争。
1916年5月1日在柏林波茨坦广场举行了反战示威，这表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这次示威就是斯巴达库斯同盟组织的。不久，卡尔·李卜克内西被制决，柏林和布劳施威格等地不顾右派领袖的反对，举行了皁期的反战的群众政治罢工和示威游行。
资产阶级发了大财——在这些年间，弗利克、克洛克涅之流榨取了千百万的财富，劳动者的生活是每况愈下。1916年劳动者的营养平均只有1914年的三分之一。前后方的死亡人数日益增多。对这种状况，罗莎·卢森堡说了一句一针见血的话：“红利一年年增加，士兵一个个倒下。”
因此，各企业的劳动者的不满和埋怨情绪增长了。1915年罢工次数仅一百三十七次，参加人数仅一万二千二百二十一人，1916年便增至二百四十次和一十二万四千六百三十九人。1916年春还出现了青工的独立行动。他们在布劳施威格举行了一次罢工，反掉了所谓“强迫节约”，也就是说，挣脱了对学徒进行有计划的工资掠夺。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和工会总委员会的改良主义者，在开展革命斗争方面，是一无所为的，但是他们对最高统帅部“坚持到底”的政策却无所不为地予以支持。年反动的国会通过了“祖国辅助义务法”，意欲把军事性的强迫劳动加在德国劳动人民身上，对此项残酷的措施，改良主义者甚至企图把它说成是进步的，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社会主义成分”。
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工人阶级争取革命地结束战争的斗志昂扬了。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上说：
“在俄国革命的霹雳声中，西方工人也从沉眠中惊醒。德国的罢工和示威，奧地利和保加利亚的游行，各中立国的罢工和群众大会，英法两国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满，前钱群众性的联欢，——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日益迫近的先声。”（“斯大林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855年版，第三六——三七页。）
1917年4月，柏林和莱比锡的三十万军火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立即结束战争，互不割地，互不赔款，要求民主主义的自由，要求迅即改善对劳动群众的供应。由此可见，五金工人是工人阶级中最革命的（此后的斗争也证明了这一点）要知道，当时五金工会的反动领导把所有革命的干部都向军事当局密告并把他们送上前线去了。1917年8月德国舰队的起义也是从前参加过工会的五金工人所领导的。
1917年全年都充满了罢工、示威游行和其他形式的群众斗争。1917年罢工次数达五百六十一次之多，参加人数有六十五万一千六百三十四人。尽管有五花八门的煽动和极端的恐怖，总委员会和各产业工会领导机构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已再压制不了工会内部日益增长的革命情绪了。
2．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对德国工会革命斗争的直接影响
俄罗斯工人农民在1917年10月的胜利，动摇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根基，给各国革命运动提供了稳固可靠的支柱。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加强了德国工人阶级争取迅速媾和与打倒德国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颁布的和平法令和德国与苏维埃俄国在布勒斯特联立托夫斯克开始进行的停战谈判，对全体德国人民起了重大的作用，使他们对和平的渴望日益强烈起来。此外，德国工人的生活日益恶化，1917——1918年的饥饿的冬天到达了最严重的程度。这样，便使得卷入运动的劳动阶层愈益广泛。
1918年1月，德国政府在布勒斯特联立托夫斯克的谈判中公开暴露了它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反和平的态度，因而引起了强大的群众政治罢工，特別是在军火工业部门。1月28日，在柏林有五十万工人放下了工作，此外，在汉堡、基尔、鲁尔区、莱比锡、慕尼黑和纽伦堡等地还至少有五十万工人也举行了罢工。罢工者要求，立即进行民主的媾和，推翻军事专政，改善对居民的供应。这次空前大罢工显示了德国工人的力量和斗争决心。列宁对这次罢工作了如下的估价：
“俄国革命的感召力表现于德国工人在战争期间一次极为壮丽的行动中。他们在柏林和其他工业中心举行了巨大的罢工，来表示他们对布勒斯特淡判的反应。无产阶级的这一行动发生在一个被民族主义的迷汤和沙文主义的昏药灌得昏头昏脑的国度里，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情，是德国无产阶级的情绪的一个转折点。”（“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二七卷，第五〇五页。）
但是当时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来领导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领导它的是一些革命的公众领袖。——大多数是下级工会干部，即在大企业中工人直接选举出来的亲信人。他们得到工人的信任，成为群众革命情绪的代言人；群众以公众领袖为代表，违背工会官僚的意旨在工会内部建立了自己非法的领导机构。在1916年柏林五金工人进行罢工，抗议对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判决时，这些公众革命领袖便首次露面，以便为1917年在柏林各大企业和其他工业中心打下群众基础。但是当时的斯巴达库斯同盟能起的组织作用还太小，革命的政党又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些公众领袖中的领导人物都成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的信徒，采取了和这个党相同的动摇态度，从而使他们在元月罢工中容许了改良主义分子艾柏特、谢德曼和鲍爱尔[2]参加罢工领导机构，而这些人一参加领导，便如谢德曼事后承认的那样，想尽种种办法来扼杀罢工。在这些改良主义叛徒的影响下，违反了斗争群众的意愿，罢工于2月3日一无成就地结束了。尽管这样，这次德国空前大罢工对进一步开展革命运动仍然起了重大的作用，对此，瓦尔特·乌布利希作了如下的说明：“这几次军火工人的罢工是参加了工会组织的工人发动的，是在违反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的意旨下举行的，它们为1918年推翻威廉政权作好了总的准备。”（“自由工会的新任务”，载“论工会”，第一卷，柏林论坛出版社1953年版，第十八页）。
1918年，虽然工会官僚费尽心机，想利用资产阶级经济上的假让步来拉拢会员群众，陡他们脱离斗争，但是会员群众还是愈益坚决地参加革命运动，争取革命地结束战争并打倒德国帝国主义。
德意志帝国在军事上的失败，于1918年夏就已经注定了。于是德国帝国主义者便企图用一切办法来保持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这时，右派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又来帮助他们了。1918年10月3日，总委员会的第二主席古斯塔夫·鲍爱尔还出马参加马克斯·封·巴登为首的最后一届帝国政府，以便用“社会主义”的幌子来缓和人民的愤慨，从而阻止革命的爆发。但是这些手段已经丝毫挽救不了局面了。一俟11月初基尔的水兵发出武装起义的讯号，有工会会员作前导的德国工人阶级便起义了。打倒德国帝国主义一事便由德国工人阶级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小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肘，改良主义的工会官僚公然跨到德国帝国主义一边，并帮助它分裂工人运动，还不惜出卖工人阶级，使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由于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尖锐化，工人阶级在自己优秀的代表的领导下，开始积聚更大的力量进行斗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建立了斯巴达库斯同盟——德国共产党的萌芽。在这个同盟中，优秀的工人和工会会员发起了革命地结束战争的运动。
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对德国的革命情绪的高涨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这一作用在1918年日益扩大，终于引起了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爆发。
[1]战争期间，反对党中央出卖政策的力量日益壮大，这些力量于1917年组成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它的大部分党员是诚心诚意为反对战争和打倒帝国主义而斗争的工人。在他们中间有这样一些杰出的人物，像恩斯特·台尔曼、瓦尔特·施托克尔和威廉·弗洛林等人。但是在党领导机构却盘据着这样的人，如考茨基、柏恩斯坦之流，他们是企图借非常非常革命非常动听的空话来转移群众的视听使他们脱离革命的和平斗争的。
[2]那时是总委员会第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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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哦！约翰·罗奇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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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哦！约翰·罗奇这个人
美国政府为什么企图威吓或囚禁五个美国公民呢？我们并不著名，也不特别有影响；我们既无财又无势。在五人中间，我还是最有名的；但是我之出名，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美国人，而是因为我是一个“黑人”。每次提到我，总不免提到我的种族。这使我贴上了标签，使我除了讨论黑人问题以外，不能再作进一步的考虑。
但是使国务院不安的是，一小群没有势力的人的活动给我国要求和平的情绪，提供了特别的证明，这种和平情绪看来正在日益增长。统治着国家的强大势力希望这种和平情绪不再增长，而且马上不再增长。国务院的上论式文告能够在垄断资本的报纸上大肆刊载，但是这些文告是能够加以答复，而且是已经答复了的。这样开始的关于和平的辩论，只有用法律力量才能有效地予以制止；而法律力量，如果在某种方式下能够应用“共产主义”的诬蔑，就能极快收效的。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证词的最好办法，似乎就是约翰·罗奇，他是被告的共同工作者，他们和他们的朋友的私人朋友，和平宣传站便是在他的家中计划出来的。
对于这样一件意外的事，我们和平宣传站里的人事先一点也没有听说，一直到我们派律师到华盛顿去，她出乎意外地碰到罗奇从大陪审团房中出来，这才知道。从此以后，我们认清了他所扮演的角色，虽然我们吃了一惊，但并没有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么奇怪。因为他的朋友早已开始知道约翰·罗奇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了。
奥奇·约翰·罗奇于一九零四年生于伊利诺斯州中西部，父亲是德国来的移民，母亲的父亲也生在德国。他坦白地写道：“我上学去是为了学会本领赚钱。”他毕业于伊利诺斯大学及哈佛大学法学院。他于一九二五年起在芝加哥执行公司法方面的律师事务，他的事务所赚了很多钱。但是一九二九年发生了经济恐慌，他的一个合伙人破产了。在研究院学习了一年——目的是想教书——后，罗奇回到律师事务上来。一九三七年，他进政府工作，一直待到一九四六年，因攻击德国卡特尔及其美国代表——他们是“大企业”——而被解职；或者说，如果不是实在被解职，他与司法部的关系从此以后转入秘密状态了。
这使罗奇成为一个全国注目的人物。他接到演讲的邀请，并且得出结论：走向成功的道路是与进步运动联盟，个人既受人欢迎，同时面前又可能有一个政治前途。这便是罗奇所希望的成功；关于这一点，他是没有疑问的，也很少良心的苛责。他回绝了回去执行公司法方面律师事务的邀请，虽然“以那所小型律师事务所无可再好，同时周旋于阔佬当事人之间”，为“老板们”处理劳工案件。他办理公民权利案件，参加了进步党，出席了几次和平大会。他使人家知道，从事这种工作，他是放弃了在“像曼哈顿任何公事房一样豪华的公事房”中执行有利可图的律师事务的机会。
但是在一九四八年选举中，政治生涯的梦想破灭了。华莱士败得很惨，罗奇竞选纽约市代表，所得票数只及他所预计的一小部分。罗奇立刻开始小心谨慎地从他在选举年写的一本书中所表示的那种自由主义者的公开了的地位，找一条退路。
他开始轻忽他的劳工当事人。他所代表的当事人有一个名叫哈罗德·克利斯托弗尔的，他在一九四七年说，克利斯托弗尔是“一个我所遇到的最能干的年轻劳工领袖”。他随便地轻忽了这个当事人，以致联邦上诉法院说：
“……应该考虑对这种轻忽当事人的行为采取惩戒行动。因此本案……将提交供状与申诉委员会考虑，俾由该委员会就上诉人（克里斯托弗尔）的律师的行为向法庭提出该委员会认为适于提出的建议或申诉。”
他此后的言论，表明他在苏联与美国之间寻求某种中间路线，以小康的美国自由主义为代表，这种自由主义则由他来领导。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我所发起的在华道夫——亚斯多里亚饭店举行的和平大会上。后来我在他寓所参加了一次和平集会。对我来说，他不是一个具有吸引人的人物，因为他故作矜持。但是他的思想是自由主义的，他对美国企业方法的尖刻的攻击，我当时认为，证明了他对现代政治改革的经济基础有着他的明晰的见识。
但是后来我对他的思想纯真的估计有了动摇。从他在墨西哥城、巴黎以及最后在布拉格和平大会上的发言，我看出他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那是令人不安的。他首先表现的，也许可以认为是对公众问题的正反两方面都加以权衡的司法态度，或者比较不客气地说，在不可协调的两种立场之间寻找机会主义的平衡。这一点特别表现得明显的，是他对和平的公开态度。当我在一九四九年遇到罗奇的时候，他是一个著名的和平拥护者，在华道夫——亚斯多里亚饭店举行的和平会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当时他邀我参与制定和平会议的计划。他本人在那次会议上说：
“联合起来的财富的力量，是今天攻击本会的幕后主使人。也就是这个力量要把世界卷入战争漩涡以保持它的有利可图的地位……”
“共产主义的烟幕，过去曾经被十分有效地利用来掩饰真正的动机，现在又被有效地在利用了。报纸应该是第一个对我们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的现象发出警告的，但是现在却与嗓门最大的诬蔑者合作，而且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这种战争计划，只有在一切反对被禁以后，才能成功。这便是政府通过它自己的忠诚调查，对政治迫害加以官方批准的缘故。这便是表示反对这些行动的教师、传教士、艺术家、作家、主妇以及各界工作者感到诽谤与仇恨的鞭打的缘故，感到因反对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权力而受到被审讯定罪的考验的缘故。……这便是警探、告密者、偷听电话的人今天由我国政府给予荣誉位置的缘故。”
罗奇意识到美国战争宣传与垄断资本主义势力愈来愈大，他在一年后便以他的自由主义招牌整帆相迎。他在巴黎说，他反对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他说他回国后将继续反对这些政策；他说他相信共产主义国家能够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与共产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这两种国家各有它的弱点和真理，我们将来终有一天会加以区别。在墨西哥城和平大会开会时，罗奇正要成为南斯拉夫的外国代理人，他谴责美国压制公民权利，但是他又说：
“苏联没有摆脱殖民主义和剥削。它与美国一起专横地故意把朝鲜和越南分裂为二。我不能认为俄国人在满洲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我也不能认为他们目前在南斯拉夫的行为是正当的。
……我们告诉西欧不要再与东方贸易。共产党情报局……告诉它的国家不要再与南斯拉夫人贸易。”
这种言论没有受到欢迎，因为这个和平大会并不认为苏联是一个殖民国家，恰巧相反，认为英美殖民帝国主义使得战争更为临近了。
无论如何，罗奇在一九四九年是竭力主张和平，竭力主张与俄国保持和平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他以代表的身份赴欧参加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会议。虽然那时候他也许已成为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代表国的一个代理人了，但是他仍偕同世界和平大会的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去呼吁通过一篇世界和平宣言。随后他又赴斯德哥尔摩讨论斯德哥尔摩宣言，并在上面签了名，他再从斯德哥尔摩赴南斯拉夫去当南斯拉夫驻美国的外国代理人。后来他回到伦敦参加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的一次会议，他当时仍是执行局委员。就在那里，他要求准许南斯拉夫参加巴黎的组织。保罗·罗伯逊马上尖锐地谴责他是和平运动的叛徒，原因是由于南斯拉夫对世界和平大会的态度。罗奇的要求被拒绝了。
自从斯德哥尔摩宣言签名运动发动、和平宣传站在纽约成立——罗奇是创始委员之一——之后，他便附和艾奇逊的攻击，他在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布拉格会议之前，告诉新闻记者说，他要请求这个组织要求禁止侵略，而不是要求禁止原子弹。他们是否会通过他的建议，他并不乐观。他说，“他们可能甚至赶我出来”；又说他反对“资本主义引起战争这个教条”。
朝鲜战争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爆发。对于争取和平的工作来说，需要更为迫切了。罗奇在布拉格的行为，彻底地使我不再敬重他。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于一九五〇年八月在布拉格召开，大约在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后一年。罗奇由于是巴黎和平大会的副主席，因此是执行局的委员之一。伊丽莎白·穆斯当时正在巴黎，被邀参加巴拉格会议。她自从七月间辞职后，便与和平宣传站不再有关系。我也被邀参加，因为我虽不是执行局委员，但是却是常设委员会委员，而且因为身居和平宣传站主席，在美国和平工作中占有显著地位。
罗奇曾经是组织和平宣传站的一个主要建议人。他当时对斯德哥尔摩宣言提出的唯一反对意见是：它还不够劲，没有包括普遍裁减军备；他主张应加以改写，不过意思不改，只是使它不易遭到外国方面而不是美国方面的攻击。我从来没有听到，也从来不知道他暗示过，在美国散发斯德哥尔摩宣言会招致新法律所规定的外国代理人的处罚。
此外，召开布拉格会议，特别是为了要应付那种说世界和平大会所希望的只不过是禁止原子弹的批评。因此召开了这个会议，扩大和平宣言的内容范围，列入普遍裁减军备的要求，结果正是这样。
“布拉格建议的目的是提供共同基础，使得凡是要求和平的人们都一起来寻求达到下列目的的手段：
（一）禁止一切原子武器。
（二）裁减并管制一切军备。
（三）谴责侵略和外国武装干涉任何国家内政。
（四）恢复大家同意的联合国的程序，是和平解决朝鲜冲突的第一步。
（五）禁止任何国家从事战争宣传。”
罗奇很晚才到布拉格，这已成他的习惯，他与美国代表团坐在一起，就坐在我的旁边。尽管他已向报界发表了他的批评性谈话，他在开会的时候一直一言不发。他向奥蒂斯——那个名誉扫地的美国报纸记者——发牢骚，但是当法国、苏联及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质问他的沉默和他在报上发表的批评时，罗奇自动地写了如下的声明：
“我没有辞去世界和平大会的职务，而且我也不打算辞去。我将继续担任这个组织的一个副主席，而且打算参加于今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九日要在英国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我将继续与所有声明志在为和平努力的人们合作，因为没有和平，结果我们可能没有世界。”
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版的莫斯科《文学报》说：
“在华沙大会开会的时候，参加大会的人们对罗奇很冷淡，使他不能不感觉到，他们已把他看穿了。他发言完毕后——他把发言原稿硬塞给所有的新闻记者——，所有参加大会的人，包括美国代表团的全体代表在内，都愤慨地不去理他。
查尔斯·霍华德表明了他们对罗奇的态度：‘我可以向大会保证，罗奇先生不是代表进步党发言的。罗奇先生也不代表美国代表团的观点。罗奇先生是南斯拉夫政府出钱雇用的代理人，我认为大会应该根据他的职业来估价他的发言，’”
罗奇随后回到美国，几乎立刻做了控诉和平宣传站是“一个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的主要证人，并且，不但指名世界和平大会，并且指名苏联是这个主谋人。
这个特别行动的背后动机是什么？罗奇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在思想观点上并不太坚定，他由于拥护自由主义运动而突然成名，使他感到飘飘然。此外，他像许多美国人一样，要钱，而且要大笔的钱。据说，在南斯拉夫接受他做代理人之前，他一直愿意接受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为他的当事人。
罗奇回国后，发觉等待他的不是酬报，而是威胁。大家都知道他是和平宣传站发起人之一；他并且是办公处设在巴黎的世界和平大会决策机构的委员。那末，根据罗奇自己所知，和平宣传站是世界和平大会的代理人而适合于登记条件吗？他会这样作证吗？
罗奇处境进退两难。他因为在伦敦受到谴责与驳斥，对和平宣传站不再采取友好的态度；但是他自然知道，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任何政府或组织的代理人，而只不过是世界和平的正直拥护者。他在登记为南斯拉夫的代理人时，他曾经宣称，凡是与他有关的运动，没有一个是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他当时是和平宣传站的一个委员。
但是罗奇遇到了困难。如果他拒绝作证，司法部——他可能没有割断与司法部的一切联系——一定会比对和平宣传站任何其他委员更严重地对他起诉。我本人是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委员，但不是他们决定政策的执行局的委员。伊丽莎白·穆斯为世界和平大会做了一些工作，但不是在她与和平宣传站有联系的时候。罗奇属于这两个组织的决策机构。但是，如果他坚持说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不是代理人与主谋人的关系，司法部可能以对罗奇起诉相恫吓，提出他已承认了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和访苏之行。如果罗奇愿意以不利于和平宣传站的主要证人出现，说它与苏联有联系，他个人是否可以免于起诉呢？总之，罗奇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在对和平宣传站起诉的大陪审团面前作不利于我们的证明。后来，在审讯的时候，马肯托尼奥指出，他已被免于起诉，而罗奇的律师也没有予以否认。马肯托尼奥先生说：
“如果有什么外国代理人的话，那末就本案而言，那便是这位证人。
庭上：但是他没有被起诉。
马肯托尼奥先生：正是如此。我们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已被免于起诉，这便是他在作证的原因。
马德利克斯先生（起诉方面）：你应该让我们来说这话，阁下……
马肯托尼奥先生：如果这里有什么外国代理人与这个所谓外国主谋人、这个世界和平大会有联系的话，那便是这位证人。”
当罗奇作证的时候，他这么说世界和平大会：
“……它的目标，如它所宣布的，是为世界和平努力。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它真正目标……实际上，它证明了自己是、而且已成为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个代理机关。”
他说到我在布拉格的发言：
“杜波依斯博士演说的内容是：世界上的一切困难问题都是导源于他所说的美国的资本主义战争贩子们。”
这话不错。我于一九五〇年在布拉格所说的话，几乎就是罗奇于一九四九年在纽约所说的话（见本书第一五一页）。
罗奇的一生就是美国的缩影。他是我们流行的思想与教育的必然产物。在本世纪初，这个高大的年轻武士从平坦的西部大踏步走出来，那里没有山也没有河，生活是简单而平凡的。他的目标是美国式的“赚钱”目标；除了这以外，生活与教育还有什么目标呢？他急急忙忙结束了他的教育，一般需要二十年，或者至少十六年——如果为了从事一行职业而不吝啬学年的话——的教育，他十一年便结束了。总之，他在二十一岁便开始执行律师事务。世界大战和世界革命是在他小学的时候爆发、在他中学时代结束的。他是否懂得它的意义，是可以怀疑的。但是在全国赶紧趁人之危靠世界灾难发财的时候，罗奇找到了他的自然因素：“在一九二八年，我工作的那个事务所赚了许多钱，将近年底，它便停止做广告了。”
后来，在一九二九年，对世界来说，遭到了大灾难；对罗奇的事务所来说，是破产了；对罗奇来说，口呆目瞪。在这期间，他随便想到去教书；但是教书没有从事律师事务那么多的收入。所以在五年不景气时期，罗奇苦苦斗争想发财，但只有少许的成功，一直到他看到一条导向黄金盆的彩虹。一直到美国在一个比罗奇年长二十二岁的人手下，开始为全国的财富与幸福实行“新政”的时候。罗奇在三十三岁的时候偶然参加了这个新政。他喜欢它，坚持了十年之久，因为新政使他有了一个比平凡简单的发财道路更广泛的前途。这条彩虹由于慈善事业与十字军、正义与忠诚而发光，而且表面看来一定会导向黄金盆，同时还有名气与势力。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战争又席卷了世界，罗斯福忧世忧民而死；但是罗奇对这些事很少注意。公司、间谍职业、卡特尔占去了他的时间，使他有了丰厚的收入。接着厄运来了，他被开革，或者说被镇压了。但是他继续前进，认为通过名气与政治特权，他的彩虹尽头仍有他的黄金盆。但是实际并不如此。尽管他的和平努力，尽管进步党华莱士的诺言，罗奇发现，如果他要赚钱——当然他要赚钱，一个人除此以外还有什么目的呢？——他必须来一个转变。
他试探地向国外各国找寻赚钱的律师事务。除了南斯拉夫以外，没有别的国家答应。保罗·罗伯逊在伦敦知道了这笔交易，曾经责骂过罗奇。从此以后，罗奇憎恨起黑人来，最后并且认为这条彩虹尽头没有黄金盆，只有牺牲和艰苦的工作。罗奇抓紧机会巴结有钱人，设法把他在和平十字军中的同志送进监牢，并且改变他从事律师事务的方式：他轻忽他的当事人、年轻的劳工领袖克利斯托弗尔，以致法庭严厉地申斥了他。在辩护特伦顿六人案——黑人青年被诬告谋杀——时，他也遭法庭斥退，因为他从事宣传，尽管他的同案律师反对他这样做。当他后来被允许参加，并且已收到一笔可观的律师费时，他却退出了。
罗奇以格林格拉斯的律师资格参加有名的罗森堡案诉讼。格林格拉斯是政府召来对罗森堡夫妇起诉的证人。格林格拉斯起初坚持他是无辜的；但是罗奇开始与政府及联邦调查局谈判。最后格林格拉斯及其妻子在株连罗森堡夫妇地口供上签了字。罗奇所代表的其他起诉方面的五个证人，包括他自己的秘书，都相互袒护，于是一桩明显的交易成功了，格林格拉斯因此只被判轻刑，他的妻子无罪释放，而罗森堡夫妇却被判死刑。
因此，在我的心目中——我相信不是不公正的——除了华莱士这只黄鼠狼以外，我现在又加上了罗奇这只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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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过声明（刘仁静，1950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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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过声明
刘仁静（1950年12月21日）
我于一九二一年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至一九二七年，在当时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中参加了托洛茨基派的组织及活动，一九三七年因意见不同又为托派开除，但托派思想的残余仍支配着我很久，使我不能认识党的路线之正确。去年京沪解放以后我进行了深刻的反省，由于伟大的胜利的革命之助，我发现了我政治思想的错误有以下三个根源。第一，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家庭，生活不接近群众，虽然主观上愿献身而且曾献身于革命，为人民服务，但总不能耐心的顽强的在群众中工作，担负起把马列主义通俗化的任务。由于我不作群众工作，我的思想总倾向于把群众的力量估计很低，因此总批评党的路线是冒险的，在这种路线下革命必遭失败。实际这只表示我的落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压力，并传播这一思想的影响以阻止革命的前进。
第二，由于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劣根性，我自以为是，不肯服从组织的纪律，因此当我不同意党的路线的时候便闹分裂的派别活动，实际是削弱革命的力量，让反革命势力更容易巩固起来。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即党员一面在日常工作中须执行党的政策，一面可向党的领导机关时时提出意见，以求达到这政策的改变。我在口头上是承认这原则的，实际是破坏了它。
第三，我的思想实质上是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常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幻想可以与反革命妥协，和在反革命的统治之下进行改良，这是忘记了或否定了马列主义的最简单的真理，即是“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的压迫决不能经过缓慢变化，经过改良来实现……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做革命家，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便要执行不调和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调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政策。”（斯大林）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我更清楚的认识我过去政治思想的真面目，即是说我过去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门什维克的思想决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只有在无情的批判孟什维克思想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主义才能壮大起来完成革命的任务。
由于我的脱离群众，不肯服从党的纪律和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我在政治上长期的和党对立，表现于对中国革命和对国际革命的诸问题的看法完全不同，而事实和经验都证明我是完全错误。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我以为在上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必须经过一个经济恢复或资本主义相当发展的时期，共产党才能进行夺取政权，下次革命将为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之扩大的再版。本此见解，我以为在以后的革命发生以前共产党应集中力量于城市，从事民主运动。不知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联合统治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极微弱而跛行，不及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之破坏作用。革命分子在城市中无法容身，工人的民主运动亦无法生长至夺取政权的程度。我的思想执着于俄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这一特点是，如毛主席所指出，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不可能有和平的合法的工会运动及议会运动。革命的斗争即是武装的斗争。由于我这一错误的思想体系，我于是怀疑在党领导下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能够胜利。在抗战胜利后，我更迷惑于美帝帮助中国发展工业的前途，以为党应当放下武器，从事民主运动。不知党在政协时期，为争取国家的和平发展，关于整军问题不惜作最大让步。只因为代表豪绅地主的国民党，为维持其封建统治，必欲消灭共产党的实力，党才进行自卫的和解放的战争。由于我的错误思想的逻辑发展，在解放战争胜利以前的两年，亦即阶级斗争最激烈的两年，我竟站在国民党一方面，批评党的革命路线。
关于国际革命问题，我过去接受托洛茨基的现成见解，不去考察事实内容。托洛茨基批评联共党内不民主，以为俄国革命将走法国大革命失败的旧路。即由于执政党内部的分化而发生“德尔米多”式的政变，不知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可贵，即在于它能从过去失败的革命获得教训，避免重复它们的错误。托洛茨基的要求民主，用意在于动摇党的领导机关的稳定和威信，不知，在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忘我的劳动，从事艰巨的经济建设的时候，为了防止和打击一些小资产阶级离心的享乐的个人主义倾向，假借民主主义的名义复活，党的领导机关的稳定和威信正是绝对必须的。托洛茨基攻击联共背叛世界革命，事实是，苏联的存在和世界革命的利益不可分，不过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低落的时候，和资产阶级国家或敌对的政党成立一些临时的妥协，以保障革命的政权，为革命的战略所许可。由于苏联的继续存在及其在第二次大战中的胜利，战后各国革命运动才能发展，并在中东欧及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正是斯大林的坚决意志和天才领导保卫了苏联和保证了战后各国革命运动之发展。至于托洛茨基在这次战争以前则预言在战争中如果先进国家不发生革命，社会主义的苏联一定会失败。
从托派形成的时候起，共产国际即指出它是以左倾的空谈、革命的词句掩盖其孟什维克主义、取消主义、悲观主义的实质，将来必然走到反革命的阵营。以后各国托派的发展都证实了这一预见之正确。
现在中国革命已胜利，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真正统一的、有能力和有威望的、廉洁的民主政府，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中国革命之能胜利，当首先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毛主席能把马列主义的理论融合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我过去所理解的马列主义是观念主义的，缺乏革命的实践，所以失败是必然的。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重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谨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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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会的一个建议（刘仁静，1923年9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仁静
对学会的一个建议
刘仁静（1923年9月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1923年9月7日，署名：刘仁静。
一、由感情的结合到主义的结合
本会的组织已有五年的历史了，此五年中本会虽有不少的进步，然按我们的宗旨以测量我们的成绩，我想我们应觉得有许多不满的地方。我们的宗旨如此伟大，我们的活动如此微小，我们不应该奋勉有加么？
社会是很散漫的，意见纷歧的，进化不均一的，有反动的分子，有进步的分子，有中立糊涂的分子。就现在社会的总体言，总是很黑暗的，很难满意的，在此社会中目击教育之腐败，政治之专横，民生之困穷等黑暗现象，我们动了改造社会的心思，于是纠合一部分进步的有觉悟的份子组成学会，以言论行动匡救国是。我们结会的初意，我想我们总是有对象的。在此混浊的社会中我们划清界限，自树壁垒，有此会之组织，我们一定有许多对普通社会立异的地方。我们既有改造社会的决心，自然想打破摧毁旧势力，而代以光明势力，所以我们在社会中不是一中庸的团体，而是四围伏着我们的仇人，我们与他誓不两立的团体。“有党必有仇”，学会一有组织，学会的仇敌——旧势力——应该立刻更清楚的涌现在它的面前了。
年来学会的发展，颇似依此方向进行，如攻击宗教，（至少，反对现在中国之教会、基督教），赞成打倒军阀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等等都是我们要歼灭仇雠，伸张我们的新势力的表示，不过此种色彩尚未十分显著，浓厚，学会的杂志尚多带讨论研究性质的文章。
学会的组织既非无目的之结合，而学会更有一种特长，即在于共同目的之外辅以浓密的友情。多数会员是很富于感情的，会员间的相爱相助更加增本会的连锁。年来学会之得以维系，或者感情是最大的一个元素。但是会员重感情的结果，每每忽略了本会的共同目的与共同的进行计画。学会的目标最初是很抽象的，入会的朋友们，几乎各人都有他自己理想的少年中国的观念，并无统一的机会。朋友们因为感情浓厚也不愿发生“我们究竟相信什么主义适宜于创造少年中国？”这类不愉快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惟武断，而且坚持的结果将使学会有破裂的危险。
但是改造社会可以纯恃友情么？友情是一种黏性，可以团结本会有共同信仰会员，使愈加亲密，而不能代替共同信仰的本身。倘使我们因十分顾虑友情，而不谋目前改造中国的最低度要求之了解，则我们见小忘大，恐有不智之讥。固然采取任何种主义为本会目标，任何人也不赞成，但是我们总可以提出若干最低度要求为联合我们的标准。不然，学会与其他联络感情之同乡会同乐会何异？学会的杂志与其他的会报何异？现在的会员联合基础既如是狭隘——友情占主要成分——岂我们改造社会的工作可由此少数人负担？我们为使学会成一知识者的群众机关，我们应扩大我们的联合基础，倘使我们对于现在各种问题皆有一定的态度，一致的主张，无复今日之模糊不清，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国内志士将不待我们的认识，起而与我们联合，或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在中国将造成一巍然的社会势力，我们创造少年中国的使命将由此实践。于是组织此会的初意，其精神与锐气，将赖此以复活，中兴与保存。
二、思想界的联合战线——光明运动同盟
知识者在中国的使命，我以为应该是：（一）代民众呼号出他们的社会上，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所受之压迫的痛苦；（二）摧毁廓清一切恶浊思想，腐败道德与不良制度的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三）具有创造的眼光，对于改革中国的现状能提出具体的方案，向民众前呼诉，并且在中国各地撒下光明的种子。这三者是互相关联的，中国的知识者能实践此三种使命的，方才可说对于中国的改造有所贡献而且可称为革命的知识阶级。这种工作的实践是很艰难的，至少比较作介绍的文字艰难得多。虽然如此，我们为不忘我们的任务起见，我们当勉力向此程途以趋。本此见地，我不得不热烈的希望富有五年历史的少年中国学会。本会的刊物，在此立足点上，除了他应作会员间交换意见的机关报以外，还应当为教育青年，宣传新文化之用。假使只是团员间交换意见的机关报不能赢得多数青年的同情，我不能不说她的作用太狭，有负她的使命了。
我相信学会同人对于改造中国的见解，虽然最终目的不同，但是目前的手段，大家终可归纳到一个范围。现在同人无论他是国家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承认打倒军阀与国际帝国主义是中国目前的政治要求，即是明证。我们既能在中国政治上建树一个目标，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扩充到其他教育文学与科学的范围？现在不过是同人对于这些范围中的共同奋斗目标并不努力追寻。至于我们为什么须有共同奋斗的目标？第一，我们可集中我们的攻击于目前最大的仇敌，得收效力，第二，我们的活动有所规范。在教育上及文学上我以为破坏的目标亦可寻得，例如反对古典、机械职业（指狭义的而言，即各人只求谋得自己的生活饭碗，置社会国家事于不问。）与亡国化之教会教育，而建立为人生的，爱国的，社会的教育；反对厌世的颓废的无聊的文学而代以人生的乐观的写实的文学。在哲学与科学上我们为救济中国的空想迷信与旧伦理观念起见，似乎可以介绍唯物哲学与科学方法。总之我们的月刊不仅只为会员交换意见机关，而应对中国青年界思想界为有益之宣传与指导。依前者，我们可为任何学理上之讨论与研究，依后者我们应作一些针砭中国思想界与社会之论文。假定在各种范围我们可寻得最低要求的一致，则月刊以后宁多载关于后者的论文，使学会月刊能在青年中发生信仰，至于其他绝不相容的辩论文章——如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之笔墨官司——仅可在月刊以外的杂志中讨论，月刊暂不受理，以免破坏学会之团结。这种意思我称他为思想界的联合战线，本此联合战线，我以为学会应暂定为学会事业的应是光明运动。
三、对于月刊编辑的一个具体意见
本会会员依最近的统计，共有九十三人。此九十三人我们假定至少有六十人可为月刊积极负责的。从前因为对政治及社会改革之主张纷歧，没有降格以求最低一致的要求，结果会员人心涣散，对月刊不甚负责。现在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的争点已完全消灭，对目前之政治观念既归一致，则会员进而求其他问题之了解，更非难事。假定月刊以数期为对各种问题（如教育，文学，哲学）公开辩论的专号，辩论的结果归纳为一临时的结论，得学会大多数的赞成，则以后月刊的编辑尽可成为一科学的组织。月刊的编辑可分为政治，教育，文学，哲学，科学五组，每个会员至少须加入一组。每组须推出主任一人以司关于该组稿件之取择。每人在每半年内须担任为学会至少担任五千文字。我以为在此思想有共同点之基础上，会员为乐于向外宣传自己的主张，必不至如既往之怠工，而肯踊跃从命的。如此亦可免劳逸不均，一方作文。一方观望之病。至于月刊的内容，我以为亦可分宣传与讨论二部，前者是对中国实际情形立论，后者则为理论之讨论，经此分工，则月刊效用亦较广泛，我们亦可即时向国人贡献我们一致的意见，不必等多数同人回国以后向中国的旧势力大举进攻。
四、另一途径将如何？Whatisthealternate？
以上缔结思想界之联合战线，改良月刊编辑——是我对于学会的一个提议，是我对于学会的一个较高期望。但是这种办法也许同人以为困难，难以实行。或者同人以为即此最低的一致，亦难以寻得，学会宜偏于讲学一面。此种主张我亦赞成，但殊不能借此理由，拥护现在的状态。现在的状态是只做到学之一字，而创造少年中国的工作，即在文字上说，也付之阙如。这是会员所能安心的么？倘如我们以为此组织适宜于此使命，我们应力加整顿，求其对社会及国事有更大的贡献，倘如我们不为目前的政治着想，只努力树百年文化之大计，我们应改变我们的宗旨，只求其成为科学社或中华学艺术之组织。长此以往，维系人心的只有感情，别无共同之点，我不能不说这是很可怜的。
我以为学会的重要问题决不是评议会执行部之选举问题，也不是章程不完，组织不善的问题，而是决定学会的生存是为什么目的的一根本问题。有了此根本问题的解决而后组织方能对此目的为相当之适应。不然，根本问题不解决，即令组织如何完善，如何周密，我要问，此种组织究有何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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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变与农民（刘仁静，192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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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变与农民
刘仁静（1923年7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向导》第31、32期合刊，1923年7月1日，署名：仁静。
民国十二年来连续不断的内乱、战争、兵变、抢掠、灾荒，将中国旧日农村和平生活扫荡渐尽，一般农民的田野荒芜，屋宇为墟。农民今日逃荒，明日避募，农民的子弟都是牛马一般的被兵士拉夫。
农民的钱粮为闯王似的督军，预征数年，物价飞涨，而农民的粮食卖不出钱，只好挨冻受饿。陕西的农民还要被督军逼着种那杀人不抵命的大烟，绍兴的农民集了一个小小的协会，被军警打得血肉模糊。农民的痛苦在这十二年已算受够受尽了。试问这几年来的战争损失，哪一样不是直接间接压在农民身上？加税、抽捐、绑票、勒索，哪一样不是吮吸农民勤劳的血汗？
够了，督军的罪孽已算造满了。督军不倒，农民被蹂在十八层地狱之下，永远无翻身之日。农民受尽剥削，只会穷至两根精骨无伸起之可能。现在农民应该觉醒起来，认识军阀的罪恶，和广东乡团攻打沈鸿英一样都起来反抗北洋军阀罢！
最凶恶的曹锟，连年转战湘鄂川豫直，嗾使他的部下党羽扰乱福建广东，那一处难闻的血腥不是与他的历史和事业有关？他的今日直鲁豫巡阅使赫赫头衔，正是几十万抛妻别子的怨鬼孤魂流血成海的结晶。现在他又嗾使部下将他拥戴了一年的黎元洪赶走，意图亲登大宝，总统自娱。农民同胞们，我们能让这杀人不转眼，靠杀人起家的混世魔王曹锟做总统么？
曹锟做总统，张作霖段祺瑞与他竞争，磨拳擦掌，准备厮杀。他的部下冯玉祥吴佩孚王承斌为争地盘，抢帅印，也是剧烈的暗斗明争。洋鬼子帮助军火，子弹一批一批的往天津送。（见上海六月三十号《申报》），农民同胞们，这一场蔓延六七省的北方大战快开锣了。你们这是做浩劫难逃的刀下之鬼葬骨荒郊呢，还是起来高举反对军阀的革命之旗呢？大战前后的赋税加重，物价增高，田野荒凉，你们还是任他们的零碎宰割呢，还是起来将他们推翻打倒呢？
此时的农民为防御自己，只有两条办法：第一，模仿广东乡村组织乡团，抵制土匪和不法的军队蹂躏乡村；第二，是随着商人工人学生之后，要求开国民会议取消现时代表北洋军阀之政府与国会，组织一士农工商政府，肃清国内军阀，一劳永逸，防止将来的大乱解除我们的厄运。
农民同胞们！不要做梦了！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什么“真命天子”可出来救济我们的时代了。我们要将我们生命财产付托在我们自己之手，他人不可靠，要靠我们自己选出来的“真命天子”来保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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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变与劳动阶级（刘仁静，192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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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变与劳动阶级
刘仁静（1923年7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向导》第31、32期合刊，1923年7月1日，署名：竟人。
自京汉罢工，曹吴军阀显出他们凶恶狰狞的面目，施展他们压迫摧残的好身手，杀工人，封工会，逮捕，驱逐和开除许多工人，将二年来澎湃一时，艰难缔造的北方和中部的劳动运动，打得落花流水，那时直系军阀的横暴野蛮和趾高气扬，记忆起来，宛然如在目前！
在二七大屠杀的惨剧以后，四个多月，即有北京政变发生。京汉路的刽子手，全国工人的大仇人曹锟为要总统自为，不惜用极下流的方法（乞丐的公民、索饷的军警），驱逐他们拥戴了一年的黎元洪。黎元洪走了，以后曹党还会弄许多把戏，如收买议员，督军团拥戴，公民请愿等等卑劣手段扶着曹锟登极。
曹锟登极所代表的是什么意义？这是代表反动的军阀势力已团结雄厚，故毅然决然，冲破一切法律民意的网罗，来做皇帝式的总统。这种黑暗无比的军阀得势，是直接与中国劳动阶级恢复势力的一绝大打击。压迫劳动运动，压制罢工，和禁止工人集会的自由，在这时期中必是更剧烈而且残暴的。工人们处在穷困无底的深渊，只好任资本家恣情的掠夺，休想有改良待遇，增资减时的余地。
其次曹锟做了总统，或者团结了直系以外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抵抗直系；或者直系军阀内部因争夺地盘而瓦解和分裂，（如吴佩孚与冯玉祥之冲突、王承斌与冯玉祥之冲突、王承斌与吴佩孚之冲突等等），都是酝酿和制造以后连续不断的内哄和战争。这些战争的损失都是要人民——特别工人和农人——来负担的。简单说，曹锟的得势，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遥遥无期，封建的战争不可休止，而且英美帝国主义奴隶宰制中国的新银行团是要庆祝他们的胜利。（这次政变，美国帝国主义扶助曹锟甚力。）
看啊，全国中素来麻木不问政治的商人，现在也起来高举反抗之旗了。他们已充分理解曹锟的成功是全中国人的不幸，是跟着上述的危险。所以上海商人通电激烈攻击北京政府，否认国会，否认曹锟有被选资格，并主张召集国民会议等等。中国劳动阶级，在全国国民中是最先发难向军阀作实力进攻的；此时不应速起而作坚决的表示么？京汉罢工为国民争自由，对军阀作战之失败，是为缺少国民充分的同情和援助。此次政变，已激起全国国民的反抗，改变了商人，知识阶级的偷安的麻木的心理。劳动阶级与商人知识阶级打倒军阀的联合，是一定可以为京汉工人复仇，成京汉未竟之功的。
中国的劳动阶级此时应赞成商人阶级的主张，要求召集工商学农联合的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应当否认国会南迁，西南团结以军阀倒军阀，请求帝国主义的列强推翻军阀（如上海一部份工人提议要求公使团不承认曹锟为总统不交关余盐余于北京政府）等怪诞的主张。这次政变与劳动阶级有切肤利害的关系，全国的工人们，你们要拿出京汉上次罢工时所有的英勇奋斗的精神和团结力，抵御将要上台的凶狠横暴的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呀。这次你们应该联合全国商人、知识阶级和国民党来奋斗，以博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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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与二半社会国际的联合（刘仁静，1923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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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与二半社会国际的联合
刘仁静（1923年6月13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向导》第29期，1923年6月13日，署名：仁静。
五月二十二日伦敦电，国际社会党大会开会于汉堡，代表数千人，其目的乃在依战前基础，恢复万国劳工大会，布尔札维克无代表参加。又二十八日汉堡电：国际社会党大会今日闭幕，大会通过议案多起：（一）对于协约国驱迫德人变为国家主义派及帝制派之举动，提出抗议；（二）请德国劳动家绝对勿从德国资本家不愿牺牲以使德国履行义务者之唆使；（三）抗议鲁尔之占领，英代表对于反对帝国主义者干涉俄国内政一案，未曾投票。
这次社会党大会是第二国际与第二个半国际联合的成功，举行结婚的典礼。第二个半国际当欧洲革命潮流高盛之际，从第二国际分裂而独立组织。他们口头赞助苏俄的革命，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但反对加入第三国际，实际却与第二国际携手，拥护资产阶级，助资本主义之恢复。他们的用意是希望靠口头的承认社会革命，实际的妨碍他，以抑止欧洲劳动阶级向左的倾向和革命的成功。所以第二半国际与第二国际在政治上和劳动运动上的政策，抑制罢工和示威的运动简直是没有分别的。
经过两年的分裂，欧洲无产阶级由进攻的地位退到防御，资产阶级逐渐巩固其在大战后的破产的资本主义经济，受动的潮流弥漫全欧，劳动阶级革命的能力锐减，从此口头主义与实际的政策，已无分道扬镳的必要了。所以从去年发生合并的提议至此次的会议庆祝合并的成功。
我们只看此次大会的决议，便知是第二半国际摘去他们革命的假面具，完全屈服于第二国际的表示。对于赔偿问题，对于协约国帝国主义榨取德国人民血肉以供战胜的帝国主义恢复他们的工业的问题，他们劝德国劳动阶级勿受人“唆使”，而不履行“义务”。（因为赔偿的重担是间接压在劳动阶级身上）鲁尔之占领，震撼全欧，法国为取得镕铁的焦煤，竟占据处分德国全国恃以生活之工业精华区域，任意屠杀毫无武装的人民。但这次社会党只止于口头的抗议，不想积极的示威，消除祸根。且拒绝与共产党联合奋斗的要求。他们的袒护资产阶级，不愿摇动资本主义的行为竟毫不欺饰的暴露出来了。
我们再看各国共产党是怎样的举动。对于赔偿问题，各国的共产党都主张推翻规定几千万万的赔偿巨额的凡尔赛和约。罗尔的占领，德法共产党都拼死力反对本国帝国主义的野心。法国的共产党和工团联合会的领袖因此被捕数十，德国最近的鲁尔区域的暴动，在街市与警察军士冲突，也伤亡不少。这样的英勇奋斗的精神，岂是改良派的第二与二半国际所能及其万一的么？
这次二半与第二国际合并所代表的意义是欧洲的资本主义日趋反动，口头的革命主义宣告破产。这种合并也是帮助劳动运动的开展，给共产党扩大势力的机会。改良派的合并，使欺骗劳动阶级的举动暴露其赤裸单纯的性质，劳动阶级也认清在劳动阶级中谁是他们的敌人和谁是他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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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学生运动（刘仁静，1923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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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学生运动
刘仁静（1923年6月1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先驱》第20期，1923年6月10日，署名：敬云。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学生由几千年的沉寂的读书室的生活跳到政治的和社会的活动，学生俨然在社会上形成一种不可忽视的势力和地位了。学生参加反对军阀官僚的活动，学生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学生排斥日货，学生的社会服务，都是我们所同情而且努力帮助的，但是我们的同志因为与学生界关系密切的缘故，颇有误解学生运动及其与我们的关系的地方。近来我们同志在北京以及各地对于此次驱彭运动的尽力，努力将他变成反对军阀运动的成功，使我们对他不免存过分的希望和有多少留恋，因此加深我们的误解。我们倘如不认识学生运动的要求以及他能帮助青年共产主义运动的程度，倘如依旧有的方针做去，结果我们徒荒废了我们的工作，反帮助了他种阶级不同的势力。
我要明了学生运动的意思，须先知道学生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大半的学生，都是由知识阶级，小工商业家和农民的子弟出身的。换句话说，他们的经济地位是小资产阶级。他们的经济要求是：在未毕业以前，有安然求学的机会；在毕业以后，能展其所长，谋得一定的职业。他们在学校中所受的教育是充满了第三阶级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和发达产业的观念。因为实施民主主义发达产业的结果是于他们寻求职业和社会的地位是有利益的。现在的军阀割据和国际帝国主义，阻挠产业的发达，官僚的子弟盘据要津，都是妨碍这些小资阶级的进身之阶的。学生因愤恨现制度的结果当然图造成猛烈的运动，将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推翻。在这种运动当中，是可以利用社会主义的理论作攻击的工具的。但是我们马克斯主义者必须分析藏在这些名词背后的经济动机。我们倘为名词所欺，不暇考查实际，结果我们恐为小资产阶级利用而不自觉了。
几年来的学生运动，除去五四运动带着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精神外，以后的运动直是为争教育的安全。安徽、南京和北京的学生为争教育经费问题屡次与政府冲突。最近的倒彭运动，虽然我们同志想将他的范围扩大，引导他向打倒军阀方面进行，然而他始终不脱争几个学校安全的运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学生运动的目标，由广泛渐趋于狭窄。学生在教育未安全前，反对军阀虽然激烈，但他容易与政府妥协。假令政府能保障某处或若干学校的教育安全，学生马上可以回到研究室去，放弃他们现在的工作了。并且假如学生运动如现在一样的坚持下去，他也不能威胁政府的巩固。所以，这样的全部学生的运动，在无产阶级的立足点上是无意义的。我们过去的活动大有看重学生，轻视工人的倾向。极端的人，因为劳动者程度低下，失望于工人运动甚至主张以社会主义教育学生，实现其所谓知识阶级专政的有人政体。缓和派也以为先做学生运动，将一般学生教育成社会主义者以后再向劳动阶级发展是正当的步骤。但是我们只须观察五四运动后学生领袖之被人收买的事实，便可断定“知识阶级专政”为乌托邦的梦想。而放弃工人运动，而先做学生运动，本末先后倒置亦只表现其为偷懒和畏怯的饰辞罢了。
总括一句，学生由小资产阶级出身，无做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的可能（自然也有不少的例外）。现在相信共产主义，反对军阀的学生只是某种要求未达到时的高调。我们不审学生的经济地位，勉强想将他们组织在一团体之下，并且想执学生运动的牛耳，结果我们的团体便是现在的毫无纪律和训练，奄奄待毙的现象。
学生运动虽然有许多缺点，我们对他虽然以前存过分的希望，但是我们在学生间的活动却也不能完全放弃。在殖民地式封建制度之下的国家，学生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可用以作打倒军阀的助力。我们以前的学生间活动既然有许多错误，我们将来又如何进行呢？
学生是思想活泼勇于有为的青年，在社会上目击种种不平等的事实而有改造社会的志愿，乃是一般学生的共同心理。但是一般学生又是充满了自私的个人主义观念。我们的职务是在以他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来指摘和督促他们的行为。逼迫他们向无产阶级作种种活动，如设立劳动补习学校，青年工人俱乐部以及讲演团等。换句话说，督促学生为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社会服务是我们学生运动的第一方针。
其次，学生在今日做种种示威运动以后，受多量的社会刺激，神经是很疲劳的。加之一般学者教授的鼓吹宣传，说我们应当如何努力于中国百年文化的大计，引得一般学生厌倦社会活动，回到研究读书去的兴趣很浓。这种思想无异反动势力的一种消除阻力的催眠术。我们要极力攻击这种“学院主义”，我们要由理论和实际上证明求学与做事有不能分离的连锁。只有做事才能帮助求学不涉空想合乎实际，才能使求学等于选择与人生有关的知识。所以反对学院主义，反对反动势力所利用的催眠术是我们第二种工作。
学生运动在以前总不脱离普通的示威运动，我们现在要注意及学生政治运动的工作的分化了。游街请愿，示威总是不常有的。我们的工作是在太平时代的坚持和宣传，我们应当借具体的工作训练他们作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运动。具体的工作如发行一定期刊物，作学生政治主张的喉舌，恢复反对基督教学生同盟及抵制日货十人团等。
我们团体的纪律不整，组织不完，重大的原因完全由于团体拥有过多的学生团员，以致承继了许多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缺点。假如照现状继续下去，团体的发达将永不可期。我们须认定学生的根本缺点。对于学生少存些希望。我以为本团在今年以后应禁止介绍新学生团员，而应努力于已有的学生团员的训练。同时我们在此时期扩张我们的势力于青年学徒工人之间。团体的复苏和我们活动的有效力端赖我们果敢的改变我们的方针了。
我的话说完，我的谈论为下：（一）我们须注重青年工人学徒的运动，须了解学生运动的缺点，放弃“学生可以革命”，“知识阶级专政”，“先作学生运动再作青年工人运动”等成见。（二）我们的学生运动应当趋向于具体的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等工作。（三）我们为挽救本团的危机，在组织上应暂时禁止介绍学生为团员而努力于青年工人间的势力的扩充。
学生运动与本团的发展及生命上有过很重要的关联，他的运动也是本团重要策略之一，我盼望我这篇短文激起我们同志间的激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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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意义（刘仁静，1923年6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仁静
青年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意义
刘仁静（1923年6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先驱》第16号，1923年6月1日，署名：敬云。
青年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在中国是最近二年来的事。像劳动运动一样他是为欧洲大战后的革命潮流所影响的。可是中国自有共产主义的青年运动以来，他所具的性质及其发展都与欧洲的全不相同。此种运动输入中国也与其他的学说输入的结果一样，被误解而且变色了。
中国产业不发达的结果，劳动运动发生较迟，但是关于青年工人的运动直至现在还未发生。各国的少年共产主义运动是在青年劳动群众——工人学徒和农民——中托足的，在中国只是一般青年学生信奉和宣传这种主义。各国的少年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是为改善少年经济地位而行经济斗争；为反对少年服兵役，改善少年兵士待遇而举行反对军国主义的运动；利导青年的特性而施以共产主义的教育。在中国这种运动只偏于反对军阀的示威，和纪念日的开会。我们一年来运动的成绩除去得着一部分学生的同情外，千千万万的青年工人几不知有我们团体名字。我们与群众隔离，不能在民众中伸张势力，不能引导民众，我们忽视我们的正当工作，我们的损失是没有比这个还大的。
中国的资本主义尚在初期发达时代，他已充满了初期资本主义所用的凶恶的剥削方式。在纱厂矿山中都雇用着几百千儿童。五岁以上的儿童都逼迫在工厂作十二小时以上的工。每日所得的工资最少的只有六分。因为机械生产简单，许多工厂都以童工代替成年工人。上海的丝厂百分之九十的工人是妇女和儿童。以脆弱的身体当强烈的剥削，成年劳动者又毫不过问青年的利益，劳动者的心身退化，神经麻木几乎回到原人时代的状态了。
中国的兵士从来是招募土匪充当的。但是近来进步的（就是狡猾的）军阀吴佩孚冯玉祥等经过许多战争，竟觉悟得要使打仗胜利，非用最精壮的兵士不可。所以他们只是挑选十八岁以至二十岁的青年，供他们的训练。一般生活落伍的穷苦同胞竟为一月八九元的饷银，替军阀做炮火，为军阀扩张地盘和压迫无产阶级。我们倘若不伸张势力在这些军队当中去，使军队解体，我们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社会革命便永无实现的可能。
中国的小工商店的学徒的情形更是苦不可言了。从早至晚作十六七小时以上的工。无休息的时间，无固定的工作。在学徒的期间直成为师傅的奴隶。加以手工业与近代工业强烈竞争的结果，逼迫着一般师傅少雇工人，多收学徒，强迫他们作成年工人的工作，日夜不断以冀苟延手工业的残喘。学徒在这种情形之下生活状况更低落到悲惨的境地了。
在中国真正受痛苦压迫的，是这些劳苦同胞，在中国负社会革命的责任的也是他们。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团体，为什么不注意组织和教育这些青年？看呵——资产阶级，国际帝国主义者，他们比我们聪明，他们已领先知道他们将来的仇敌在哪里，已预防得周到十分了。他们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势力在各处“教育”和组织一些工人。救世军沿街宣传他们的“福音”，麻醉工人的心理，消除工人对资本家的反抗力。他们伸张势力到军队中去，将冯玉祥的军队尽化成基督教徒。他们在青年运动的团体——基督教青年会——之下聚集着几十万的学生，这些学生有时也插进劳动阶级中去，组织工人。这些学生都是处处直接间接与我们的运动反对。我们看我们的仇敌是如何集中他们的能力拥护巩固资本主义。而我们的势力比较起来是何等的轻微不足道呢！
我们须认定中国能革命的只有劳动阶级，他们的普遍的痛苦和被压迫，他们居人民之大多数，这些事实使他们永远无与资产阶级妥协放弃革命之可能。我们的责任是在努力唤醒无产阶级青年的阶级觉悟，预备他们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驱。我们的组织当严密完整，与工人群众有不可分解的关联。我们的组织当为最先的，勇敢的实行经济斗争的团体。我们的宣传当继续不断的为工人的工资问题，工作时间问题改良工人待遇问题。鼓吹一切理论，介绍和翻译现在都证明不是能动人的宣传的利器了，只有一些干枯的事实，一切真实的统计材料，将他们的真实苦况铺排摆在他们前面，才能促进他们愤恨现在的制度，逼迫他们取革命的手段。现在横在我们的前面的紧要问题不是学生运动，乃是怎样组织这些工人，怎样改变他们的奴性心理，怎样打倒基督教在工人间的势力，怎样要求改善军队待遇，怎样帮助军队争得政治的权利，怎样使兵士反抗军阀。我们假如不注意这些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我们偏安于学生运动，结果徒使反动派的势力在工人中日渐增长，延宕革命的潮流罢了。
所以我们在中国的青年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与欧洲的运动应当完全相同。中国并不是没有劳动者，中国的学生并无与欧洲学生经济地位的不同之点，可以证实我们改变活动方针的必要。过去一年的我们的活动，偏于学生当中的发展，只是病的现象。于中国的革命运动是无多大的直接的助力的。我们在这一年之末，重新估量我们的活动方针，明了少年运动的意义和我们的责任的结果，我们在第二次大会以后便可引导中国的革命运动向正当的途径发展，便可以减少许多错误了。
我以为任何革命运动，都从现实社会的需要产生的；绝不是由某一国输入某一国的。中国的青年运动，也是如此，并非是从“西洋”输入而变了颜色的，中国青年运动之所以发生这种“病的现象”，一定有他必然的原因，决非误解“西洋”青年运动之故。我们的方针本没有错，只是因为钱和人的问题，弄得现在还没有做青年工人的运动，只向学生方面活动。不仅学生团员没有做青年工人运动，就是工人团员也没有做青年工人运动。我们固然一面当注重青年工人运动，同时也须注重青年学生运动。我们的青年运动，意义不妨与欧洲的相同，方法却不一定是一样的。（光亮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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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刘仁静，1922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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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刘仁静（1922年11月23日）
〔说明〕本文录入自《“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芦创坚译自英文，殷叙彝据德文原件校。
同志们：我发言的时间有限，因此我虽然有许多话要说，却只能向你们大概叙述一下中国目前的形势。
我首先要谈谈中国的政治形势。从今年五月到六月，中国有两个政府被推翻了。这两个政府被推翻对中国的革命运动至关重要。
首先被推翻的是南方政府即孙中山的革命政府。这个政府是被他部下的一个军人、一个国民党员推翻的。这是由于在领袖孙中山和他部下的这个军人之间在北伐计划上有意见分歧。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革命的军事计划完全失败。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国民党，多年来就已制定了军事革命计划，期望通过武力征服各省，然后在中国建立民主。它没有在国内开展群众性的宣传运动。它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它企图单纯通过武力达到目的。它在1920年取得广东之前就已组织了政府。它希望倾广东全省的物力来装备一支远征部队，去讨伐充当封建军阀及世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北洋政府。
开始，这个计划似乎是可行的，因为全体党员好像都同意这样做。但是一旦广东省被占领后，该省的军事长官，一个国民党党员，就抛弃了全部北伐计划，变得日益保守，日益满足于一省之地，不愿过问外省的一切事情。国民党内这种党员很多。他们在取得政权之前，是革命的；但夺取政权之后，就变得保守了。那位推翻南方政府的将军不过是这类人物的一个例子罢了。大多数国民党员按其本质说，都是反动的。如果他们有一天在其他省份取得政权，他们也会像这个军事长官一样，反对军事讨伐的计划。这就表明武力征服的计划的失败。它还证明革命运动必须采取新的方针。这就是说，为了取得革命成功，就必须组织群众并且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切不可单纯依靠武力。这种单纯依靠武力的方法在中国已经行不通了。
在北方，两派封建军阀在四、五月间发生内战。一派军阀亲日，一派亲美。结果是吴佩孚派军阀的亲美集团获得胜利。这个结果对于中国革命运动也是异常重要的。
北洋政府处于日本的影响之下大约有五年之久。日本帝国主义是通过贷款来施加它的影响的。这些贷款使北洋政府有能力继续内战。日本政府贿赂中国北洋政府的官员，以保证它在中国的采矿业中拥有股份和有权在山东建筑铁路等等。所有这些权利都是通过贿赂取得的。所以，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中的日本的代理人抱仇视态度。中国人由于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就日益支持美帝国主义。由于张作霖控制下的北洋政府十分反动，人民就开始比较同情吴佩孚那派军阀，因为吴佩孚思想比较进步。他主张裁减军队、和废除督军制（各省的封建割据），并且得到美国人的支持。最近吴佩孚和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得势，这将证明吴佩孚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而且他和张作霖没有多大差别。尽管他支持民主政纲，但他不能实现裁减军队和废除督军制的计划。这将使群众失望，并转而反对美帝国主义，这就意味着群众的激进化了。人民将会认识到惟有自己才能够实现民主，他们不能信赖任何军阀集团。群众将看到吴佩孚不会履行他在未掌权时所作的动人诺言。和平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因为吴佩孚作过改善他们经济状况的诺言而支持他，但这种倾向将日益消失，并最后在这样的政治变动中完全消逝。
让我们看看吴佩孚的所作所为。他声称不向列强借款，这使他赢得人民的同情。但他取得政权之后，依靠一帮亲美的知识分子组织内阁，这伙人就立即着手向美国告贷。诸如此类的行为将促使群众觉醒。这样的形势将愈来愈有利于中国的革命运动。
其次，我要谈谈工人运动，今年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今年初，香港海员罢工五十天，开始还只限于经济要求，不久就带有针对英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因素。这次罢工开始只有海员参加，但是后来发展成为香港殖民地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总罢工，并且向北方扩展。接着发生了一直扩展到华中的京汉铁路大罢工。此外还有香港的钢铁工人罢工，上海的纺织工人和卷烟工业工人罢工以及矿山工人罢工。所有这些罢工此伏彼起，间隔很短。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扩展几乎唤醒了工人群众。这说明中国的群众运动并不光是社会主义者的梦想，而是明摆着的现实。这还说明，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工作是能够获得很大成就的。由此可见，共产党和前几年它还只是一个派别和一个教育组织时的情况相比，今后将会取得很大的发展。今年我们已经有机会看到我们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增长了。
现在我来谈谈中国共产党最近的政治活动。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并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想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国民党内许多有组织的工人中进行宣传并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第二，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力量同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打击帝国主义，我们打算在组织群众和通过宣传说服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如果我们不加入国民党，我们就会孤立，我们所宣传的共产主义就会是一种虽然伟大崇高，却不能为群众接受的理想。群众会宁可追随小资产阶级政党并且被该党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我们加入国民党，我们就可以向群众说明我们也是赞成革命的民主的，但是这种革命的民主对我们来说只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且我们还能够指出，虽然我们是为了这一尚为遥远的目标而奋斗，但是我们并不忽视群众的日常要求。我们能够把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并分化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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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1922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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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
（1922年9月24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晨报》，1922年9月24日。
启者：陈独秀君为社会教育思想自由之故被捕，案虽了结，而关于讼费及销毁书籍纸版损失在二千元以上。陈君清贫，同人深悉遭此厄运其何以堪。凡表同情于社会教育思想有由及与陈君有旧，愿解囊相助者，上海希交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高君曼，北京希交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收转为荷。
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胡适郑仲懈
刘仁静张国焘高尚德李大钊林素园
范鸿劼黄日葵蔡和森缪伯英同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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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工人与劳动立法（刘仁静，1922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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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工人与劳动立法
刘仁静（1922年9月3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先驱》第11期，1922年9月3日，署名：澄宇。
少年的工友们：现在国会已经在制宪了，许多人都承认现在他们的痛苦，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在宪法上没有规定他们的权利，于是商人呀，资本家呀，知识阶级呀，劳动者呀，都起来争做制宪运动，希望将他们的利益规定在宪法里面。最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拟了一种劳动法案，准备提出国会，规定劳动者的利益。青年工友们，你们看见了这提案没有？你们知道它关系于你们的重要么？
我们试想一想，每日在工厂中作十小时以上的工，赚最多不过一二角钱的工银，不能抵御饥寒，这是什么人的过错？资本家雇用我们作工，他们赚整千整万的大钱，我们反饥寒交迫，我们工人是多数，他们资本家是少数，我们为什么任他们这样掠夺？我们不可以反抗他们，将我们的生产品，夺回归我们自己享有么？再退一步说，我们只是不安于现在的状况，起来组织工会，他们不是用兵和巡警解散了我们的工会，逮捕我们的工友么？我们因为工银太少，不足养活我们自己，要罢工时，不是有兵和警察强迫我们上工么？青年工友们，这是什么缘故？
我们知道了，现在资本家以横行无忌的，所以敢于将我们的劳动的生产品据为己有的，所以敢于掠夺我们的劳动，加增我们时间，减少我们的工钱的，我们不敢反抗的，都是由于他们有政府做他的后援了。他们有政府做后援所以可以用兵力，用巡警压迫我们了。我们所以不敢将我们生产品从资本家手里夺回，打倒资本家的，也就是因为他们有兵力和警察罢了。所以我们应当觉悟，我们与资本家的斗争是政治的斗争。是在政权上拼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要利用警察和兵士，压服我们，我们就应该奋斗想利用兵力、警察力压平他们。专门向一个一个资本家的哀求已经是不济事的了。
劳动立法便是政治斗争的一个方法。在宪法上规定我们劳动者的利益。防遏资本家对于我们有过多的掠夺，便是为我们将来打倒资本家的初步。假使我们在宪法上争得了权利，资本家敢于违犯时，那么政府的兵力和警察就可以裁制他们了。他们压迫我们，也有所限制了。所以劳动立法是工人为自己利益奋斗的一个必经的关头。
少年的工人也是属于工人阶级，而且事实上资本家压迫，掠夺少年工人比较成年工人尤其利害，所以少年工人尤其应当为他们自己的利益，为劳动法案奋斗以求达到在宪法上照样规定的目的。奋斗的具体方法不外是与成年的工人协力合作，向国会请愿，游行，罢工，以及其他的示威运动。少年的工友啊，现在时机到了，我们也不堪再被人掠夺了，我们要来为劳动法案奋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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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之马克斯主义的基础（刘仁静，1922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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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之马克斯主义的基础
刘仁静（1922年5月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晨报》副刊，1922年5月5日，署名：竟人。
大凡一次革命，它的发生，必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是它的革命的物质的环境，第二是一派学说思潮的势力。徒有前者，无知识的引导，容易流于无结果的暴动。徒有后者，无革命的环境，则如清溪浪费于沙漠。必二者结合才能产生革命。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是由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卢梭、孟德斯鸠、福禄特尔等学说结合产生的。一八七一年的巴黎空闵（ParisCommune即巴黎共产团）是由普法战争的压迫和第一工人国际的分子的思想的鼓荡。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包含这两个要素。
俄国在未革命以前，它的民生的困苦不堪，真可算欧洲第一了。农业的封建制度的遗迹，尚未为十八世纪的欧洲中产阶级革命扫除的，直到一九一七年还压在农民的身上。协约国和同盟国的数年的大战，摧残俄国的工业，将俄国的工业几乎完全典质在外国银行，俄国几失去它的独立了。工业界的无产阶级，在这两大同盟的帝国主义者之战争之下，连他们以前的奴隶生活也不能维持，反日见低落。有这样的困苦的物质环境，劳动者与农民希望和平的心理因以发生。这种心理经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者和俄国本国的资本的遏制阻止，便造成俄国革命的群众心理了。
但是仅有革命的群众心理是不够的，假使它没有主义和计划的引导，它不过酿成骚扰和暴动，徒为反动党复辟的利用。所以俄国的革命，除去物质的环境外，还有一种学说的势力也是同等的重要的。
我们要了解这一派学说的势力，须回溯至十九世纪最后数十年，俄国的专制政治，虽然入于衰微时代，还能威临人民服从的时候。在这时期以前，俄国的一般了解他们国内同胞的困苦与堕落的人们，都因无力反抗，潜向抽象的思想界寻索去了。他们在文学的浪漫派中，音乐，美术，神秘的思想中寻求安慰。布希金Pushkin，波罗丁Borodin，多斯托夫斯基Dostoieffsky，各人都是代表俄国的知识阶级，受封建的专制政治所压迫，想在各方面寻得他的才性的出路。那些敢于到政治界中的也为贺米亚可夫的神秘的大斯拉夫主义，虚无主义者的自己刻苦或者Narodinks的中世纪的共产主义所吸收了。只有极少数的人敢于与“沙”主义斗争，像早年的社会党和恐怖主义者一样的。然而这些人对于历史上的个人都有一种极神秘的信仰，却迷信的惧怕根据于粗鲁的物质的本能的民众运动。
但在十九世纪的后十余年，俄国的北部即发生大变化。工厂制度和由西方资本的输入即刻将俄国资本主义化了。近代的工厂的无产阶级亦由之而生。在知识阶级中间发生了一派新的学说，这种学说在劳动者所结的会社和社会主义者的刊物里面都凝结成了一定的内容。主张阶级斗争和群众自己努力救拔自己的学说，在各处都能听见了。马克斯主义的经济进化论，工团主义的群众运动的思想，改良主义者的议会主义的观念都蓬蓬的兴起了。各种政党都因此组织了，但最能领袖民众力争自由的便是代表城市的无产阶级的先锋连的社会民主劳动党。他们信仰的即是马克斯主义。
俄国是世界上马克斯主义能保存本来面目而发达又最迅速的国家。当各国社会主义者将马克斯主义随意割裂，将它的最精的教义磨灭的时候，它的教义却还是本来面目的在俄国宣传。它的发达又是可惊的。《资本论》最初的译本即为俄国。在一八六二年巴枯宁将《共产党宣言》译为俄文。其余如Mihailovskii、Johaev等有名的学者，都应用他的学说研究历史、文学。马克斯的学说在俄国受极大的欢迎，得极广的传播。虽在仇恨俄国的马克斯自身，他的学说被人家如此传播而且尊敬的事实，也常常引起它的注意了。
马克斯主义在知识阶级中既经相当时间的宣传，遂进而为相当的组织。社会民主党在一八八三年成立。它又在一九〇三年分裂成布尔札维克（多数）和门雪维克（少数）二派。前者代表纯正的马克斯主义，不与中产阶级妥协。后者代表社会改良主义，主与中产阶级提携。但前者是在俄国无产阶级中最有势力的。我们只消看布尔札维克在劳动阶级中党徒之多，便可知马克斯主义在俄国劳动阶级中占有极大的势力了。
俄国工业的发达是极迅速的。它又在欧洲资本主义的成熟时期以后勃兴，所以它能避免欧洲资本主义所变的一些损失，能采用欧洲最新的机械技术，而同时劳动阶级呢，受掠夺较西欧各国为深，随以能有深刻的阶级的觉悟，他们不像法国，中了德莫克拉西和议会主义的毒，又不像英国之有职工组合主义，所以马克斯主义在各国须尽无数力量战胜这障碍的，在俄国直是长驱直入，受一般无成见的劳动阶级欢迎。
马克斯主义在俄国惟一的敌人是社会革命党。后者是不主张政治行动的，专以暗杀重要人物，实行无组织的破坏为宗旨。他们的大本营是在农民阶级。自然，这是已经为工厂制度所组织训练了的无产阶级所不能容的，又加以马克斯主义的宣传，于是劳动阶级的组合自始即以政治运动为号召了。在他们中间的教育活动，和政治文化的提高都得着可惊的进步。从一九〇一年起到一九〇九年止，中间经过一九〇五年的大革命，他们始终在马克斯主义引导之下从事政治运动。他们所求得的政治经验便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引子。他们对全世界政治和社会的活动的观察，直比一般自由主义者还要超过些了。
马克斯主义既在俄国劳动阶级中有十余年的运动的历史。所以它在一九一七年能以极少的损失握得政权。但据马克斯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是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爆发的，何以在资本主义不进化的俄国爆发？马克斯主义的革命的历程，是先有第三阶级的革命而后有第四阶级的革命，何以俄国革命不经过资本阶级的掌握政权？岂非俄国的布尔札维克完全非马克斯主义者，而马克斯主义的学理完全不适用于俄国的革命么？
这样的误解马克斯主义，迷信社会革命一定要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发生，若在五十余年前这些“马克斯主义者”，一定会拿法国的产业不如英美发达的理由来反对马克斯自己赞助巴黎空阂的社会革命了。
马克斯虽然在《资本论》序言中说过“实业发达较高的国家向着发达较低的国家指示它自己将来的影像”。我们由这句话似乎可以推论社会革命是先在产业发达的国家中发生。但马克斯在一八八二年，就是在《资本论》出版后十五年，当他替俄国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作序的时候，他也曾说“若是俄国革命若得着西方劳动阶级革命的响应，因此互相成就，那么俄国土地的集合所有制，正可成为俄国发达共产主义之出发点”这一句话。明明他是预测俄国的革命在先的。但马克斯的《资本论》序言中一语和《共产党宣言》的序中一语并无矛盾。因为前者是指的和平发达的时代而言。在国际革命的时候，国与国间的界限都变成无意义了。一切国家都变成一个国家。产业发达落后的国家卷入社会主义改造的漩涡，正为产业发达国家的农业区域（例如德国）与产业集中的城市中同受改造一样罢了。
我们再研究俄国产业集中的情形。俄国自前世纪八九十年间亚力山大二世以来，在“沙”的政体之下，工业以人为的力量促进以来，它的发达真是一日千里。虽然它的工业发达状况比英美幼稚。但它的工业，是集中于极少数的大城市中。加特尔和托拉斯各机关都逐渐增加。所以俄国的资本的集中比德国或其他欧洲各国都快得多了。有许多学者甚至指出俄国与美国的经济发达许多相似之点出来。所以就俄国产业情形看来，虽然它不及英美，然它不是毫无产业。而且因为它产业后进的缘故，它的资本集中，使无产阶级亦得集中，能同受训练，其结果反增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速度了。
在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以前，俄国的马克斯主义者，考察俄国产业状况的结果，他们已证明，因为俄国中产阶级势力薄弱不能单独革命的结果，俄国可以不须经过第三阶级的民主主义。我们试研究俄国三月革命以后具体情形，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的。
在三月革命以后，看许多门雪维克的“马克斯主义者”，都以为依照马克斯的理论，俄国只到第三阶级革命便可止息了。他们于是咒诅布尔雪维克派主张劳动阶级掌握政权。但是真正的马克斯主义也在革命之际，必要真实的估量其时期的特点必要最精确的分析阶级间的关系。它决不是背诵以往的公式，炫耀博学，逆阻革命潮流。俄国的革命据门雪维克的推论即以为第三阶级的革命开始尚未完结，所以第四阶级革命是早熟的。他们抱着以前的理论，闭眼不看当前的事实。他们不知道，第三阶级的革命是早已在极短的期间完成，已逐渐移转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了。
普通的革命的历程是由第三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第三阶级的德莫克拉西的终止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起头。但是俄国革命，大体上是依照此秩序，而亦有其特殊情形。俄国的三月革命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是它完全是由劳动者的苏维埃与资产阶级纽力完成的。依马克斯的理论，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不仅由于他们施用暴力，而且由于无产阶级缺乏阶级觉悟和民众缺乏组织，不能独立的，自动的有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但是俄国革命因工业在“沙”时代集中的结果，无产阶级已有组织的参加革命了。“和平，面包，土地”已成为他们的政治的要求了。他们在革命后，将政权让渡于资产阶级，是他们尚未十分相信自己的能力，但有一种事实不可争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已有一部分实现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已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独裁同时并言了。所以此时进一步而要求由劳动阶级掌握政权，不特是十分合理，而且十分可能的。
这便是极聪明的，极灵活的应用马克斯主义。根据一种原理考察出大体趋势，而同时又能明了各地政治的经济的差异，以求得适当的应付的政策。
然而革命是有两方面的，破坏的方面，与建设的方面。我们知道俄国马克斯主义者已极聪明地应用马克斯主义于推翻克仑斯基政府了。然总有破坏，而无建设，只是使社会更加纷乱。所以布尔雪维克在建设方面如何应用马克斯主义也是我们应当研究的。
在距今七十三年以前在一八七一年，无产阶级革命初次出现于法国巴黎了。这便是世人所称的巴黎空闵。这次革命，只支持有七十二日之久（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到五月二十八日）即被反革命势力打倒。虽然这时期是很短促，它都留下了不少的教训。马克斯所以在当时观察的结果著成一本书说明。这书即是今日所称的《法兰西的内乱》。
在这书里，马克斯将他所观察的巴黎空阂的经验及其教训告诉我们。巴黎空阂的最大教训是什么？第一在它的打破，毁灭旧式国家的机关。旧式国家的机关包含官厅政治，Bureaucracy，常备军，巡警，议会等制度。资产阶级是必须此种国家的，因为他们居国民中之少数。他们为维持他们的优越权利起见，为防止国民的反抗起见，不得不募集常备军和巡警官吏，为他们的工具，保护他们，不受被压阶级的侵害。因此官厅政治和常备军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寄生阶级。劳动阶级反抗愈强，资本阶级国家的压制手段愈大，它的政府的组织愈为完密，于是寄生者也越发加多。欧美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发达史的重要形势是官厅政治和常备军的组织日臻完善，不劳而食的阶级亦是日日加多。
至于议会也是资本主义政府的特色，我们看任何国的议会，由美国到瑞士，由法国到英国，挪威，日本，等等。哪一国的真正的政权是在议会中决议？哪一国的机密，重要的政事不是在议会的背后各部决定的？议会是专门为“议”，为欺骗平民的机关。它完全是为资产阶级的丑行尽遮掩之义务的机关。
所以旧式的国家机关，虽然有许多改良主义者，对它有很大的留恋，然而它是极腐败的机关。无产阶级执掌政权之后，它固然要压制少数的掠夺者，但因为它也是人民的大多数，所以对别的武力，常备军和警察是不必要的了。它也无需少数地位优越的人来压制资本家，国民多自身即可实践这种工作了。实践这种工作的责任愈加于民众之上，国家存在的必要也愈觉减少了。国家现由多数人民掌握政权，为大多数谋幸福，所以以议会欺哄平民也可不要了。
马克斯由他数十年的研究，更辅以由巴黎空闵所得的无产阶级将来政体的雏形，在他的《法兰西内争》中预示将来无产阶级革命之组织是当如巴黎空闵一样的。巴黎空阂的特色，第一是在它废去议会，常备军，巡警等制度。空阔是一实际的团体。立法行政都由它兼任。空闵的第二特色是在一切行政官吏都由民人选举，也可以自由撤回。它的第三特色是它的一切官吏的俸金与工人的工银相等，这样便可免卖官猎爵，竞争选举之弊害。空闵虽不幸早殇，然而它诒示将来的是很大的了。
俄国一九一七年的十一月革命的建设方面，又可以说完全根据这种遗制。本来俄国苏维埃的组织与空闵是极相似的。所以它在执掌政权之后的施设，可以极容易的模仿空阂。它的执政的立法的高机关是人民委员会议，这是由全俄苏维埃大会选举出来的。它的人民委员，如美国A.R.Williams所说，他们薪俸是与工人相等的数目。他们随时都可以被撤回的。总之在大体说来，马克斯观察空闵指出的教义，都为布尔札维克所采纳了。
由上看来，我们知道布尔札维克的战略和施设，都完全根据着马克斯主义。这些战略和施设的当否自是另一问题。但是考茨基、斯巴戈，努力想站在马克斯主义的立足点上攻击马克斯主义是徒劳的。因此我们也可以知道中国跟着考茨基和斯巴戈的鹦鹉，学着他们立在马克斯主义基础上攻击俄国革命，也是徒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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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纪念马克斯的意义（刘仁静，1922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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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纪念马克斯的意义
刘仁静（1922年5月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晨报》副刊，1922年5月5日，署名：竟人。
今日是马克斯一百〇四周年的祭日。马克斯是社会革命家，是思想家，是社会经济学家，我想大家都会知道的了。但我们在中国为什么纪念他！
我想我们纪念一人，当先将那一人的思想或学术对于中国最有关系的地方指出，使我们能勉励我们的向上或纠正我们的过失。马克斯供给于中国的，他的学术对中国特别紧要的地方是些什么？
我们趁马克斯祭日这一天纪念他，我想我们第一应纪念的是他的劳动运动的精神。人人都知道马克斯是《资本论》的著者，他一生著了许多历史的，经济的书。但还是很少的认识他是实行家——第一工人国际的创造者。自马克斯以来，工人才有国际的运动，工人国际的运动才有真正实际的效果。倘使无马克斯的实际的劳动运动，那么，马克斯的著作在劳动者中间或者不至像现在有势力了。倘使马克斯不做劳动运动，那么马克斯的著作也决不至能如此有生气能动人了。至于马克斯的劳动运动精神尤其令我们佩服。他毕生都为劳动运动尽力，俾斯马克的贿买不能动他分毫，他在伦敦的窒苦，不改变他的节操。他惟一的希望，是劳动者自觉，他时时望社会革命暴发。这样的精神我们若将以后的马克斯主义者的热诚与他比较，我们便可知道他的可敬了。一位俄国的渊博的马克斯主义者，曾经告诉他的友人说虽然他热心于劳动运动，虽然他尽力以笔墨口舌宣传社会主义，然而在他心底里，他很不能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在近的将来实现。他所以运动的，不过是习惯使然，而且他不能将他的感想公然向他的社会主义同志说出罢了。这虽是一人的私意，然而足代表第二国际一般领袖的思想。第二国际的领袖，他们的物质生活是很优裕的，他们继续的讲说（Talk）革命和社会主义，他们的心底里是不相信它的。他们以为社会主义至少要在几世纪以后才能实现。在这时期内与美国社会主义大聚会，高谈阔论的表示国际间的情感，大唱革命的高调那又有什么不可呢？
所以第二国际完全失去劳动运动的精神，将社会主义变成好听的空谈，将社会主义的团体，——社会党第二国际，变成讨论会联欢社了。我们看一看马克斯的创设第一国际，他想即刻实现社会主义的精神，他努力想将第一国际变成实行的团体，变成权力集中的团体，变成国际工人互相联合着推翻资产阶级的团体。我们比较这两个国际，不禁有天渊之别，而马克斯，献身劳动运动的真精神真令我们起无限的敬仰了。
我们第二应当纪念的，是马克斯指示给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应由何阶级，和应用何方法。各派的社会主义，无论他是贵族阶级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布郎格主义知识阶级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费宾安社会主义，劳动阶级的马克斯社会主义，总之“所有一切”，“一切所有”的社会主义他们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将来理想的社会，是财富共有，是人人劳动的社会。然而社会主义由何阶级和用何方法实现的问题他们是永远不能一致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是希望资产阶级自己放弃权力和财富来实现，他们的惟一方法是以身作则，和以文字感化。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和布朗格主义是希望社会中极少数（不论任何阶级）的贤人，他们的方法是暴动，暗杀，或“无政府”的，我少数握得政权的实现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费宾安社会主义是口口声声希望劳动阶级实现社会主义，他们站在旁边“帮助”（这两个字念作延宕）的，他们的方法呢，是宣传，宣传，宣传以至于老死（Talk,talk,talktothefinish）。他们的标语呢，是“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上帝呵，不要在我们的时代呵！”（BringSocialism,butnotinourtime,OLord!）至于马克斯主义呢，他就不同了。他主张社会主义是由劳动阶级实现的，他的方法是组织劳动者，教育劳动者，引导劳动者向政治的斗争。“无产阶级的解放是要无产阶级自身努力的，”这便是马克斯主义的标语。自有马克斯主义以来，社会主义才得有科学的基础，社会主义者的运动才有努力的方向了。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的痕迹才逐渐去了。这便是我们在纪念马克斯时不可忘记的第二点。
我写定了这二点，我不觉发生了许多感想。第一我觉得中国有许多马克斯主义者至多只了解了马克斯的学说，很少的人能了解马克斯的精神。对于研究他的学说虽然发生很大的兴趣，但能如他一样热心劳动运动，献身作劳动运动还是少数。这样的结果，至多不过制造成许多的小考茨基，考茨基在平时能以他的学识预言社会革命，但当社会革命暴发之时，他反缩着头反对了。试问这于劳动运动有何益处？我们使倘使都变成考茨基，那么中国的社会革命或者无限的延期了。马克斯和因格尔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一种独断论，乃是实行的向导”（Ourteachingisnotadogma,butaguidetoaction）所以他们极力避免他们的学说变成学派的可能，极力使他散播到劳动者中间去，故实际的效果。我们倘忘记了他这种精神，而只知其学说，我们将见他的学说一定是一种无灵魂的躯壳了。
第二感想是有许多热心社会运动的同志们，都往往误认了运动的对象。他们把社会改造看得太容易了，而且不认识社会中间的阶级的分别了。所以不希望劳动者改造社会，而只热心于一万人的结合，统治中国。这种热诚我们本极佩服，但若努力于错的方向，毫无结果，岂不更延宕社会的改造么？我希望他们能研究马克斯的学说，好知道“无产阶级的解放，是要无产阶级自己努力的”和“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人类全体的解放的”真理。
这便是我个人对于纪念马克斯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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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六几和东荪（刘仁静，1922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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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六几和东荪
刘仁静（1922年2月18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先驱》第6号，1922年4月15日，署名：剑。
我很久不看《时事新报》了。前数日接着我的朋友重远先生由北京寄来一份二月六号的《时事新报》。拆开一看，劈头就见这一期社会主义研究上六几君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很费解而意义又不明的“盲而且聋的主义者”，而论调又是从未庄阿Q（见三月份《晨报副刊》）学来的骂人的话。我们由此可以想见六几君“张脉愤兴”，“面红耳热”，“着急”，“啜泣”急不择言的神情了。
原来，使六几君如此悲哀而愤怒的便是我在《先驱》创刊号所写的几条杂感和仁任君的一篇评论了。他于怒目骂人之外，兼且申诉他所被人攻击之点，是对的并不错。我们试看他的答复的理由。
第一，他答复我的“请再去补习两年英文罢”一条。我请他再去补习两年英文，是说他不懂英文。不懂英文，是很平常的事，并且一个人过人之处只要一二点就够了，也不必做“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样子，假不知以为知。像六几君会作几篇“新尚书”（这是新凯先生说的）写些这节与他节独立，上句与下句独立，不相连续的文字（这大概是因他反对集权和讲职能原理，工业自治的缘故罢）故卫生卖文者就是他的长处了，何必一定要冒充深通英文？他说他译的（Militarism）是武力主义而非武人主义，并归咎于排印者的排误。他又说他一时笔误的写（ist）为（ismsm）。我们很原谅他在别人指出以后如此的更正。武力主义自然是比武人主义好得多了。但是他说“俄国还不配称作军国主义，而国人对于军国主义四字又每等联想到德国和日本”。试问他写Militarism是否能使英国人或懂英文的人不联想到德国和日本的军国主义？Militarism是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吗？还是只一个意义而由六几君武断的分成两个意义呢？假定有一人姓徐，六几君也姓徐，我译前者为Hsu而因为徐者慢也的意义译后者为（Delayer）（延宕者），那么就此地姓的“职能”说，我译得对吗？
我由此更可窥见六几君丝毫不懂得俄国，只是“鼓起嘴巴骂人”了。俄国现在所实行的正是如德国一样的军国主义。军国主义可由两点观察，第一由政治的和社会的方面，在这一层就要看什么阶级掌握政权。第二由组织方面观察，他是严厉的执行，义务的分配，精确的规定，相互的关系，无条件的绝对的使人服从和增加责任心的制度。第三阶级的军队是为屈服劳动者而用的，社会主义的军队便是解放和防卫工人的工具了。但是一部分的无条件的服从全部，是二者共同的。在这一点，俄国的军国主义正与德国的相同。至于一边主张侵略，一边主张解放工人，那是属于政治的原因，与Militarism无干，正犹枪炮自身不负侵略之责一样的了。六几君不懂这个，他自己在写这字时，同他写“沙主义者”一样，不过是聊以泄忿罢了，他何曾知道列宁不是沙主义者却主张军国主义呢？他又何曾理解军国主义的真义呢？
他译RevolutionaryProse-monger为革命的卖文者。为辩护他译得不错起见，他引了许多同样的字：Fish-money为鱼贩，Iron-money为铁商，是不错的。于是他“由此类推”的便译，News-monger为卖报者了。他尤其乖巧，简略去一个最习见而常用的一个字不举，Phrase-monger。依着类推的译法，那么他就要被译为卖俗语者了。真是世界上无物不可当商品卖了。原来“Monger这字不能独立使用，一定要另跟一个字”，他又常常用为轻蔑的意义InadPrecatedense。他用在物质名词以后固可当贩卖者解，轻视贩卖者，如（Fish-money），但在文坛中他就不是贩卖的意义而变成轻视一种咬文嚼字或无中生有的人了，（如Phrase-monger）。Precse-money和News-money（News的意义是新闻，不是新闻纸，这也应是“稍懂英文都能辨认”的）便属于后者。倘若照六几君的译法，译News-money为卖报者，密勒评论报有两句说话IfLiaugisnotguilty,Changrecommendsseverepunishmentfornewsmoneys,Inthiscasethenews-mongerswerenoneotherthanWuPeiFuandsixyangtseTuchunrswhosenttelegamstoPekingdenouncingLiangastraitor（Vol.19,Noll,pp.450.）。六几君，你能把news-monger译作卖报的吗？其实这些字的正当译法正不必找什么“密码字典”，只要略翻一翻威布士特大辞典和谦伯氏二十世纪字典即知。但如六几君另有所宗，而认以上二字典为“密码”，邪说，那就非我所敢知了。
他又辩护他的“无产阶级阿谀者”的译文，而说Flattery是名词而非形容词。以六几君的博晓英文，他也应知道英文字中有时也有名词代替形容词“职能”的事。那么Flattery放在无产阶级一字之前，为什么不可代替形容词？要照六几的译法，那么无产阶级是形容词，阿谀者是被形容的名词了。请问阿谀者的者字在哪里？Flattery便可以代替Flatterer的“职能”而使用吗？况且这名词根本不通。阿谀的意义照平常的解释是以一种不正当的态度，侍奉高位者，借求富贵权势的意思，无产阶级他是社会上最低的阶级，他既“无产”，又无权势可言，为他奔走谋利益的多是牺牲一切，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人。如果可以说他是阿谀者，那么他的阿谀至少比跪在东荪、飘萍的脚前，当卫生的卖文者，分食他们由筵席上投下去的骨头，Cmrub，不敢指摘他们的坏处的人的阿谀有点不同了。也就是与平常解释的阿谀的意义有点不同了。
FlatteryProletariat一字马克斯用在何处，我不知道，但他所指的必是一种下流的无产阶级SlumProletariat。平常资本家的私人雇佣属于此种。他有工厂无产阶级之客观的境遇，而无工厂无产阶级之自觉的精神，故以SlumProletariat名之。（参观考茨基的《阶级战争》。）六几君将他译作无产阶级阿谀者“那更笑掉我的牙齿了”。National可以译作全国的真是少见，因为他是一个DescriltiveAdJectie（性质形容字）而他是一个Numerical（数目形容词），所以他只能为本国的，国家的，和国民的诸意义。即令他能作数目形容字用，而作全国解释，那么被他形容的何以是单数而非众数？未必英国资本主义进化到了资本集中在一人的手中的时代，所以全国的资本家就是一个资本家吗？像这样“稍懂英文都能辨认”的英文，六几不能懂得，被人纠正而仍不能懂得，“我怕补习两年还是太短罢了”！（因格尔斯的原书不在身边姑就常识推能如此。）
他又纠正我的杂感的第二条，他所持的证据有二。第一因格尔斯为《法兰西内乱》作的序言，第二马克斯抛弃无产阶级独裁的观念是在一八七五年以后（《哥达纲领》是一八七五年作的，前回杂感误写作一八七四年，特此更正）。第二项，他完全没有举出什么证据，大概马克斯是在阴间抛弃的罢！第一项他举出因格尔斯为马克斯的《法兰西内乱》作的序言的几句话：“……在一八四八年已经证明用强烈手段变化社会的状态的如何困难……少数的置身为无知的群众的指导者，并诉于强力使革命发生的时代已经是过去了，”以证明因格尔斯抛弃“无产阶级独裁”。那更要笑死人了！我要问问六几，你读过《法兰西内乱》一书没有？“抑只听说有这个书名？”因格尔斯的那篇序言是反对马克斯的那本书的中心思想么？还是对于他的那本书的思想加以补充的解释呢？以我所知道的，他确是补充的解释马克斯在那本书上所宣传的主张。至于以上的几句话，他不过是说的在一八四八年的情形罢了。在一八四八年以后数十年欧洲劳动者的教育组织都未十分完备，马克斯和因格尔斯当时已警告劳动阶级不要有革命的举动，要专培养实力。可见在那序言中的话不仅是晚年的思想。但这岂是因格尔斯永远的否认革命吗：像斯巴戈断章取义的选出因格尔斯的两句话，曲解成相反的意义，这在从前固有其例，（如Bondin在他的《马克斯学说理论的体系》第八章（？））所举的，因格尔斯在“反对丢村”一书中有一句话，亦被一班“学者”断章取义解释成相反的意思(但六几君亦“盲而且聋的”作人家的“应声虫”，却未免太不值得了。如若六几以因格尔斯在一八九四年的序言为抛弃无产阶级独裁的证据，那么我要告诉六几君，《哥达纲领批评》是在因格尔斯死前一二年（？）才发表，他还尊重的替那一封信（《哥达纲领批评》）作了一篇赞扬马克斯的导言呢！这也是因格尔斯抛弃马克斯主义的无产阶级独裁的观念了！
至于说“无产阶级独裁的观念马克斯早就在《共产党宣言》上早就明白地写着”。这话我实在莫名其妙。翻遍《共产党宣言》，也不见有Dictatorship一字（假定他所用的独裁是翻译的此字），他在何处明白地写着？我所知道的是他在那里说过无产阶级应组织成统治阶级（OrganizedAsaRulingClass），但他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共产团的经验以后，他与因格尔斯共同作那书的序言时即说“《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话现在已不适用了，劳动阶级不仅要组织成统治阶级，而且要打破现在国家的组织”。（原文忘记，记其大意如此。）他在一八七五年才一定的坚决的主张“无产阶级独裁”。至于他在一八五二年写给美国朋友一封信用过“无产阶级独裁”一语，这话好像Beer在他的《马克斯的一生及其学说》中亦说过，总之他们在巴黎共产团前后在他们私信和述中用“无产阶级独裁”一语是常常的，但我们不引出的，是因他在那里还没有明了的解释无产阶级独裁的意义。而且我那杂感专注重在说明马克斯思想的进化，不重考据他的一半的著作说过几次无产阶级独裁，故只就普通的说。六几君偏要征引，马克斯在《哥达纲领批评》以前所说的话，这在他固然是炫他的“博学”，但“读过几本书有何稀奇”？读过几本书而专以做“新尚书”图私利为目的，那更是丢尽中国书生的丑罢了。
六几君问我读过考茨基的《无产阶级独裁》没有？啊，原来六几君的评山川均一文的第二段，是直接根据考茨基的《无产阶级独裁》了。这真是我意想不到的！因为我们反对俄国革命，我们自己必先有个立脚点，这立脚点不论是考茨基的，斯巴戈的或其他任何人的。但我们不能混合一切反对的人的立脚点而成自己的立脚点，甚至这些立脚点是互相矛盾亦不顾及。考茨基与斯巴戈虽同是反对俄国革命的人，但他们立脚点是不一样的，至少有社会主义中党与社会主义右党之分。融合他们二人的矛盾的反对论调（至少关于放弃无产阶级独裁的观念一层）在一齐，那不过证明自己毫无立脚点，只是一个更下流的机会主义者罢了。我当初以为他论无产阶级独裁与德莫克拉西的关系的话，是间接的得之他书，那么他的无知，他的矛盾，还因他没有读过原书可以饶恕。但他既读过考茨基的著作明知马克斯在一八七五年，在巴黎共产团失败之后还说过无产阶级独裁，同时他又引斯巴戈的话，说“马克斯对于无产阶级独裁的观念在一八七一年巴黎自治区失败以后已经完全抛去了。”好像马克斯是因巴黎共产团的失败而抛弃的。他只是脑筋昏乱，神经疯狂，不明是非的反对俄国罢了。
他对我的杂感的第三条的反驳，我始终看不懂他的意思。“但我殊不明白剑君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的定义究是什么，很希望他有以语我。照一班无知者的解释，无是没有，产是财产，所谓无产者就是没有财产的人。这种解说通不通，明眼人自然知道，我也用不着多说。”看他由问小资产阶级的定义是什么转到解释无产阶级的定义已经是很稀奇的了。照他用“无知者”和“明眼人”二字又好像不承认那样的解释似的。但他马上接着“那么”两个字，硬由他的“无知者”的定义“由此类推”的说我的小资产阶级的定义是照那样的解释。他心理也可算屈折的了。他又接着说“肚子饱时高唱无产者专政，肚子饿时跑到资本所开的饭馆里吃饭可乎不可？”这话我更不懂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骂的提倡者吗？那么肚子饱时提倡无产者专政，肚子饿时跑到资本家所开的饭馆里吃饭不改他的主张，又有什么罪恶？肚子饿时在资本家所开的饭馆吃饭，在现在资本主义一切品物都是商品化，都是私有的世界，当然如此。他只不受资本家豢养，因分食资本家筵席上掷的骨头而做资本主义的缓冲和社会主义的延宕者（So-cialistdelayer）他就比一时译“伦理与唯物史观”，一时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因吃饭的缘故，把人格当商品卖的好得多了。就比那得人家的八十元之薪水而顽强的主张资本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好得多了，（凡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他即直接的或间接的赞成或默认第三阶级专政。因为现代社会中最有势力的只有这二大阶级，非彼即此，旁的阶级都是不关重要不能掌握政权的。）好在他说的是“觉得滑稽”的话，不是“尊重”的，他自己也不相信的，我们也不必研究了。
我们再看他“放尊重些”的话：“试问一时主张共产主义，一时在学校里教经济学原论，教现代国家的宪法，或者应教员的试验，一时做起资本主义的试卷来可乎不可”？六几君的答语当然是一可乎。看啊！六几君的人格也完全暴露在此了！一时人家饲养他，他就仰人家的鼻息翻译考茨基的著作，一时换了主子了，他又顺另一主子的意思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他的生活令我们不能不想起娼妓的生活。娼妓以色事人，我们的六几君以“学”事人了。但六几君娼妓的人格，也就不打自招的写在我们面前了。
“何况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还非完全冲突呢”！六几君像这样安慰自己。但我要问六几君你是不懂得唯物史观呢？抑只听说有这个名称？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工团主义与修正派社会主义的调和。他的哲学——假定他有哲学——是完全偷窃伯因斯坦的。他的历史观是不承认经济为决定其他生活的惟一原素，而认他只有一部分的势力。他亦反对阶级斗争，而以婚姻为喻，说提倡阶级争斗的，只是如那在法庭中看见离婚的簿据，遂断定自古的历史是离婚的历史的一样的粗率。（见彭铁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历史观，原文忘记，记其大意如此。）由这二出发点的不同，他们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Tactics，因而大异，（虽然他们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是一样的）他们彼此的互相冲突，正有如小资产阶级罗素所诧异的，比对待他们的共同敌人还要剧烈。所以说唯物史观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并非完全冲突的，他只是“盲而且聋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罢了。
六几君问，小资产阶级的定义是什么？这在这里不关重要。小资产阶级所包含的，大部分是小商人农民小生产等事，但知道了小资产阶级是什么，都不见能知道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且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亦不限于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贵族（如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他的地位虽是贵族阶级，然而他的思想却是小资阶级的思想。也有一部分工人，他的位置虽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却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如美国的劳动组合（A.F.L.）和英国的劳动党等。）思想不能纯依阶级划分的，也许一阶级的个人能感受着他一阶级的思想，正如人的生活不能绝不受其他阶级的生活的影响一样，但我们所说的是一阶级的流行的普通的思想。然则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特征是什么？他的思想是常动摇的，常徘徊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思想之间。因为小资产阶级他有变成资本阶级的可能，所以他有时是极强而有力的资本主义拥护者。（极端的例如农民的境遇虽极困苦，但他完全没有阶级觉悟。他宁流为乞丐饿殍，仍不反抗旧制度而为旧制度的拥护者。）但有时他又被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压迫，使他的境遇愈沦于悲惨了，于是发生走于极端的革命主义而不能固定他们的思想，坚实他们的组织和训练。这样的革命主义的弱点，他的无力，他的天性使他变成奴性服从，麻木，幻想，甚至有时沉醉于第三阶级的流行的思想了。他毫无组织，不能实行，且常动摇于资本阶级无产阶级之间。当资本竞争不剧烈而有变成资本家的可能之时，他压迫劳动者比资本阶级还凶。但他当为资本主义所征服几流入无产阶级的时候，他反对资本主义比无产阶级都更极端了。所以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动摇不定的VacillatiugandWavering，是常徘徊于无产阶级与资本阶级思想之间的。
知识阶级的思想亦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所说的知识阶级是指一班具有改造社会的理想的人。他们虽怀抱有改造的理想但他们常与民众隔绝，故多不切实际的言论。他们因为不被压迫阶级，对于改造社会无切身的利害关系，所以平时尽多理论，对于实行都不免踌躇，逡巡怀疑起来了。（“不过”，“但是”，便是代表的知识阶级对于各问题的不决定，狐疑的灰色的态度。）他们的改造思想又多由知识，非由直觉得来，而知识又是常变动的，所以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也不固定了。（附带的我要声明，这不过是说的一般的知识阶级。也有一部分知识阶级，他有坚强的意志实际的才能如无产阶级样的。如列宁马克斯等都受过大学教育，都是无产阶级的领袖。然有研究社会学的人当然只能以社会上普通的现象作考查的标准。）总之，知识阶级的思想与无产阶级的思想是正相反对的。虽同抱一类理想，但在久困于被压迫的环境的无产阶级便认他是实行的向导，猛勇坚决的依着他奋斗以达到最后的目的。而在一般的知识阶级他便是专为坐在安乐椅上，作智的手淫怀疑，推测，思索沮丧实行勇气的材料了。我前回杂感所举的，正是这一般麻木的依违于两大阶级间常变的无力的知识阶级。但我不幸把六几君包括在内。现在就他的“自白”看来，他不过是变相的娼妓，属于下流的无产阶级，Slumploletariat罢了。
他又骂我们马克斯主义者是做马克斯的奴隶，和“抄袭他的断句片言，便自命是他们的私淑弟子，实无异于实行孔老先生席不正不坐，不彻姜食，不多食，一类的信条，便自命是圣人之徒……”我们是否抄袭他的断句片言，和这断句片言是否等于孔老先生的席不正不坐，不彻姜食，不多食一类的信条，他自己已替我们解答了。他如此亡命的支撑资本主义，直接跟着考茨基和斯巴戈“社会主义者”，间接跟着资本阶级，如此无情的攻击俄国，已足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孔老先生的席不正不坐……一类的信条了。他说“无产阶级独裁”在马克斯和尔格儿斯著作中散见了许多次，可见他不仅是“断句片言”了。虽然六几说那是“在他们重要著作中是没有的”然而在我们的“忠实的”六几君看来，那是他们底重要著作呢？不过是批评封建制度，和说资本主义有相当功绩，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他们解释作不用奋斗不用革命不用流血的必然，但我想他们同时又反对马克斯这句话，而说他是命运决定主义者了！）一些话的著述罢了。总之马克斯解释过去的都是对的，都是重要的，但是预言将来和指示劳动阶级奋斗的方法的都是错的都是不重要的了。
他说我们是马克斯的奴隶，在一定意义之下我们自然乐于承受这种头衔。做一个主义的奴隶，（无论他是康有为，是列宁）总比机会主义好得多了，总比拜金主义好得多了。至于我们尊敬马克斯我们也不过如自然科学家等尊敬牛顿、达尔文一样。因为他们都是根据着科学的方法在各科学的领域中发现了很重要的法则，裨益人类的。在天文学中虽然有爱恩斯坦，在生物学中虽然有德佛黎根据着同样的科学方法证明牛顿和达尔文的错误。但在社会科学中我们不幸还没有寻着一个爱因斯坦和德佛黎。现在反对马克斯主义的人，都还是十九世纪反对赫胥黎的牧师，十六世纪反对加利略的愚昧的民众罢了。加利略在那时指着望远镜请那般反对的人看说“你们不信，你们可以自己来看”。但没有人比不愿看的还“盲”，和没有人比不愿听的还“聋”。他们永不看那望远镜，只是说那是异端邪术。现在马克斯主义在世界上遭逢着同样的命运。
一般资本主义的走狗和祭师Piust，中世纪的教皇和无知的民众一样，也不看马克斯的著作和听人家的警告，只是“盲而且聋的”，断章取义的毁谤马克斯主义的著作。我们不禁为社会科学的前途担忧了。
以上是答复六几君的“聋而盲的主义者”的大意，但还有几句话也在此附带的说一说。六几君说“山川均是我素所敬仰的老前辈”，这话我看了，我真浑身肉麻！读者还记得他的评山川均的那篇“小小文字”吗？他不是骂山川均还是奴性的心理吗？以他的“高尚的人格”，他愿意替奴才当奴才吗？啊，我记起他素所敬仰的敬仰起自何日了。我记得在《民国日报》“觉悟”上看过二段随感录，是在看了他那篇文章之后作的，大意说山川均在天皇万世一系之下，为解放民众的奴性而奋斗，而入狱，不能算是奴性的心理，只有那在天皇万世一系的帝国主义支配之下的徐世昌之下做社会主义延宕者而不求解放，那才真是奴性的心理，要大解放而特解放哩！大概他从那时起才敬仰山川均的了！
他又说“山川均的那一篇文章是他根据拉德茨苛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从科学的到行动的》而来。世界上竟有一姓拉德茨苛著《社会主义的发展，从科学的到行动的》了！这发现，真是闻所未闻。六几君在这一篇与山川均的《由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渊源考》毫不相关的文章里而有这种“发现”，这自然是不世奇功。但为六几君着想为什么不等补习两年英文（或欧洲其他一国文字）以后再说？我所知道的是有一个卡尔·拉德克KarlRadek著过《社会主义的发展，从科学的到行动的》一小册子。却从未听说过有一位拉德茨苛著过同样的书。笔误一二个字和读错一二个音本不算什么事，但在六几君板出学者的面孔，好像马克斯主义通的样子，常常扯些与本题无关的话炫其所学的时候，我们为促其反省起见，“加以指导，不特是我们的权利而且是我们的义务了”。
还有东荪君对于我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批评，我看了真是“不笑也忍不住，笑又未免太挖苦。”我说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阻碍人类的进化，而举出罗素、萧伯纳等，我是说他们在社会科学中的范围是如此，并不对他们在其他学术中的功绩加以蔑视。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一语也可看得出他说的只是属社会科学的范围的事，因为在旁的科学中不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思想。但东荪君不问我批评得是否而说我“焚书坑儒愚黔首”，这正是朱谦之的因开明专制而联想到新式段祺瑞的一类的天真烂漫的思想了。他又说托罗次基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反对考茨基”是TheDefenceofTerrorism“真使我笑得肚子痛了。”托罗次基的那书是沿用考茨基的反对俄国的书的原名，外面又加以引号，表示是一种反话。他在那里对于反对俄国的各种论调加以驳击，而且说明俄国的各种建设。我有一个朋友称他的这本书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入门》为近代社会主义之三经典。他的这本著作被各国翻译（英国是TheCommunist出版）甚至英国的资本主义报纸《曼彻斯特卫报》亦不能不加以赞许。东荪君想系“只听说有这个书名”就辞文生意的另换一个名字，又说他是“公然承认暴政的必要”。（真是东方人的丑态毕露了，那又何苦呢？）至于将Renegade一字译为汉奸原因他中途变节和投降敌人的意思，东荪君笑得肚子痛，大概是因为与考茨基立在同一变节地位因此起了同情之心罢了。
我耗费《先驱》的大半页纸张和读者的时间与东荪、六几来辩论，我实在太觉无聊。在六几君自然是名利双收，乐此不疲。然而《先驱》放开他重要的文章不登，而打此无谓笔墨官司，实非《先驱》发刊本意，所以我决定以后如非极于主义有关，有须辩论的地方，为节省《先驱》篇幅和读者脑力起见，我恕不作无谓周旋了。
附白一，我养病在家，所带的书籍很少，此篇所引，都就记忆所及，如有错误，当俟以后更正，祈读者原谅。
附白二，关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还有未说完的意思，以后拟作《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分析》和《学阀与劳动者》二文再详细讨论此问题。
附白三，本报创刊以来许多表同情于本报的人多有请本报对于六几君评山川均一文加以驳击者，本报以为那种七杂八凑，鹑衣百结毫无中心思想的文章，实无一驳之价值。听说我的朋友NT.君拟作《俄国革命之马克斯主义的基础》和《评修正派社会主义》二文，我只希望他早作成。
二二，二，十八，于湖北安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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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里布克奈西特和卢森堡？（刘仁静，1922年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仁静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里布克奈西特和卢森堡？
刘仁静（1922年1月1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先驱》“创刊号”，1922年1月15日，署名：本社同人。
距今天三年以前，德国的最有名的无产阶级的二大革命家在被拘捕的途中，被人枪毙了。直到现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还纪念着他们，每年当着他们死的那一天，都举无限的哀悼，在那一天各国的劳动者都向他们的政府举行大示威运动。提起他们的名字，足以使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顽夫廉而懦夫有立志”了。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什么这样纪念他们？死生是人生的常事，当德国革命之时，牺牲的又何止千万，为什么单单纪念他们二人？更进一层，本报为什么亦于此日发刊这一张纪念号？
自欧洲帝国主义的战争爆发已来，横暴的资本家与银行家，为争海外殖民地，为争伯达铁道，为谋他们少数人的利益，不惜牺牲几千万人的生命财产以达他们的目的。他们的阴险狠毒可算得是无以复加了。但他们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却还有可恕的余地。不幸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当时亦忘却他们自己的地位，为资本主义征服了，竟抛弃他们在前几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而全党一致的赞成宣战案了。他们不仅赞成这种帝国主义的战争，而且造成“为祖国而战，为民族自决主义而战”“为正义人道战”的种种标语以自欺而欺无产阶级。欧战不能早日终结，各国的无产阶级不能早日倒戈相向，以驱除本国的侵略主义者，而举行社会革命，哪一样不是食这般黄色的冒牌的社会主义者之赐呢？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在这物价增高，失业众多，和工资减少的战后，痛定思痛，哪能不恨这般卖社会主义的奸贼？因此全世界无产阶级不能不想起始终维护他们利益的少数的赤心的社会主义者里布克奈西特和卢森堡了。
里布克奈西特和卢森堡在欧战初起时，都坚决的反对战争。他们的态度到欧战终了，始终未尝改变。他们总鼓吹全国的兵士和劳动者倒戈内向，不要残杀无产阶级自己的同胞，而要各去努力芟除各国万恶的军阀，他们因此下狱了，他们因此被强迫服军役了，他们因此受尽国人侮辱谩骂被诬他们为卖国贼了，但他们始终不变，始终寻着机会宣传他们的主张。甚至在德国一九一八年国内起了革命。改帝制为共和，在其他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在当时情形之下进化得最高一步的时候，他们还组织“斯巴达甲斯团”，要求更进一步而实行社会的革命。我们看这是何等的人格？何等的富于革命的精神？何等的肯牺牲去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岂是一般的机会主义者，拾着马克斯主义的糟粕，希望不劳力而取社会革命的结果的，所能梦见的吗？
马克斯主义德国的在近几十年中可谓堕落极了。老实说，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的不是马克斯主义而是拉撒勒主义与马克斯主义的混合体。我们只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次在哥达，一次在爱尔弗特所定的党纲，被马克斯和因格尔斯二人猛烈的攻击情形就可知道了。我们看他们二人用那犀利的笔锋，深刻的话意，直是预料着社会民主党有一九一四年的堕落的一样，来警告他们。但不幸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于敌党的妥协心太甚，不惜抛弃自己的立脚点，而迁就调和，反谓他们二人不知当时的情势，以致漠视他们二人的警告了。所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奴性的，都是等着机会，而不去找寻机会的。他们最擅长的是解释过去，他们最娴熟的是预言将来。但对于现在，他们只是雌伏的任其过去，但现在既已过去，他们又会对于这过去的现在解释为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不可免的锁了。他们应用唯物史观，应用成了机械史观。他们把马克斯变成了机会主义者，将马克斯狮子的鬣毛似的胡须剃成一个白面书生了。他们何曾像马克斯在当时，时时努力去煽动，想寻机会创造革命的环境？更何曾像马克斯那样欢迎群众运动，虽然明知其必败，而努力扶助他呢？但在里布克奈西特和卢森堡等几人可就不然了。他们认马克斯主义是实行的向导并不是以他描写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而安慰精神的。他们深明马克斯主义的学理，他们又具有马克斯实行的精神。所以他们于奴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将马克斯主义救活了，马克斯主义的还原以及传播的迅速，这就是他们的成功。
所以有人要问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什么纪念他们？我们可以回答说，我们纪念他们是纪念他们不挠不屈的独立的人格实行的意志和革命的精神。我们纪念他们的是因为他们和俄国布尔札维克主义的努力，使马克斯主义得庆更生，使全世界无产阶级重新得着他们的运动的好指导。
本报为什么亦于今天发刊这张纪念号？
中国的劳动运动真算沉寂极了。中国产业的进化，只可当欧洲的十九世纪初期，但献身到劳动运动中的人真是绝无仅有。一般麻木的知识阶级只高谈空论，什么“政治支配经济”呀，什么“好政府主义”呀，什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绝对的自由和平等”呀，只做他们的智的手淫的工夫。他们何曾顾及达到他们的目的底手段，更何曾顾及实现他们的理想的阶级！像这样的空谈阔论，不着边际，只是延宕社会革命的时期，实际是卖无产阶级罢了。中国的知识阶级从来是富于空想的，所以在历史上从不曾占重要的位置，也总是做一般支配阶级粉饰太平的工具。我们现在要根本觉悟了，我们要有献身的精神，要为无产阶级服务。我们要有热烈的情感和实行的勇气，我们同时也要有深渊的学识。里布克奈西特和卢森堡便是我们的好模范。
崇拜他国的英雄，崇拜他国的殉难者是无用的，除非我们在我们的国内也如他们一样的思想计划和行动。同情于俄国或德国的革命也是无用的，除非我们国内亦努力实现在他们国内所实现了的。这便是我们纪念里布克奈西特和卢森堡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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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再去补习两年英文罢（刘仁静，1922年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仁静
请再去补习两年英文罢
刘仁静（1922年1月1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先驱》“创刊号”，1922年1月15日，署名：剑。
《改造》杂志第三卷十二号六几君在评山川均的文里，在他译文之下，嵌了许多英文字，表示他看过了一本斯巴戈的布尔札维克主义足见“学有渊源”。可是他将Czarism（沙主义）Militarism（军国主义）译成“沙的主义者”“武人主义者”，他将Revolutionryprose（或系Phrase之误）Monger（唱革命的高调者）译成革命的卖文者和将FlatteryProletriat（谄媚的无产阶级）译成无产阶级阿谀者。他又译NationalCapitalist（本国的资本家）为全国的资本家。我们看见这些高明的译法，可怜不得，又可笑不得。我们最后一句话忠告六几君说，请再去补习两年英文罢！
马克斯自己对于这个观念……已经完全抛去了。六几君又在那篇文章里说“马克斯对于无产阶级独裁的观念在一八七一年巴黎自治团失败以后，已经完全抛去了。”马克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劳动者要组织成统治阶级”。他观察巴黎共产团以后，他与因格尔斯共同作《共产党宣言》的序言时说，“那宣言中有一句话是不适用的，劳动者不仅要组成统治阶级，而且要打破国家的旧机关。”（原文不甚记得记其大意如此）在一八七四年，他在哥达纲领批评中才开始用无产阶级独裁制一语。这是很显然的代表马克斯思想的进化。马克斯在一八四七年还未有劳动阶级国家的组织的具体观念。在一八七一年观察巴黎共产团的结果，他就知道无产阶级国家应如何的组织了，所以他说劳动者不仅握得政权，而且要打破旧政府的组织。（即废去三权鼎立，而改为一权制的意思，后来俄国的建设完全本此。）到一八七四年批评哥达纲领时就将他观察巴黎自治团的结果约成个简单的语句，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六几君要马克斯自老而少的活转去，以少年的思想去否认老年的思想呢！
然而六几君他是学有渊源的，他不过照抄斯巴戈的《布札维克主义》书上的话罢了。只是六几君反对俄国而以斯巴戈为根据，未免太可怜些。我以为六几君在英文学好了之后很可读一读考次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考次基至少还没有如此的错误。可是他已被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汉奸考次基》和托罗次基的《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反对考次基》二书骂得狗血淋头，至今张口不得了。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世间最阻碍人类进化的恐怕要算小产阶级的思想了。帝制党他不阻碍人类的进化，因为君主制度在民主制度未发达以前，对于世界也有相当的贡献。以后想复古的，虽然不能把古复过去然而他是反动力的帮忙（参看杜威博士的反动力怎样帮忙，）从进化的全体上看来，他还是有相当的功绩。民主制度也是如此。惟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并不然了。他一时提倡社会主义，他一时又反对社会主义，（张东荪）他一时又说中国行基尔特社会主义，他一时又说中国要有一万人实行政治支配经济主义。（罗素）他一时上书沙皇，恳求他解放他的臣民。他一时又杀人越货干无组织的破坏的革命。（巴枯宁）他一时主张劳资协调，他一时又主张无国家无政府。（蒲鲁东）他一时狂信马克斯主义，他一时又极端反对马克斯主义，他一时变为赞成布尔札维克相信马克斯主义。（萧伯纳）他一时高唱革命，他一时又被布尔札维克的革命吓缩了。再也不敢谈革命（大约俄国现在情形，还不如中国吧）。（朱谦之）他一时译伦理与唯物史观，他一时又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我们应当用什么方法呢？这是没有共通原则的无方法的主义（假定他所主张的都是出自他良心上的高兴，而不是做每千字若干元的奴隶。）（六几）。……哦！我数不完了。总之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同天气一样的变得快。他像伊索寓言里所说的一个驴子徘徊于几种穀食之间一时想食这个一时又想食那个狐疑不决一样徘徊于资本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他不能像“反动力的帮忙”，他又不能直接痛快的往前进。他惟一的功效，便是叫人怀疑，叫人沮丧实行的勇气，每天坐在家里，做那种的手淫的专业以终余年罢了。呵！可怕的小资产阶级！可怕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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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工人运动和社会生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我参加了工人运动和社会生活
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兄弟——威廉亲王在普鲁士的摄政，加以意大利战争，强有力的唤醒了人民。从一八四九年以来的反动时期所加于人民的压迫和缓了。特别是自由资产阶级，它在反动时期曾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并大发其财，现在开始在政治上活动起来。不过它那时的发展，仍不能与它的经济制度在一八七一年以后，特别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所获得的发展相比拟。
资产阶级现在要求参与国事；它不仅想用国会来统治普鲁士，而且其中大多数还争取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的统一，以便使整个德意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为一个受统一原则指导的国家机构，这个统一的国家机构是一八四八年及一八四九年的革命和当时德意志国会所尝试而没有成功的。这种企图的表现就是一八五九年以鲁道尔夫·冯·本尼格森为主席的德意志民族联盟的成立。摄政亲王任命旧自由主义者奥尔斯瓦尔特——塞维林为首相，这就增长了自由主义的希望。摄政亲王所公布的政纲固然不足以唤起大希望，而且他的过去，尤其是他在革命时期所扮演的角色，也使人不能对他怀这种希望。但是自由资产阶级却看到一个新纪元开始。
自由主义，尽管它数十年来经历过那么多的失望，可是只要自由主义政权的一种假象向它一摆手，它总是满怀希望。因为自由主义缺乏勇气和毅力来做强硬的行动，而在每次真正的人民运动面前怀着恐惧，所以它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或假或真地对它有所让步的执政者身上。它把热情和盲目信赖奉献给这些人物，就希望他们因此而为它的利益服务。在上述具体情况下，它的希望之花立刻凋谢。摄政亲王彻头彻尾地是个军人，他首先感到有必要牺牲以往实行的后备军制度，来实现彻底的军事改革。在他看来，普鲁士实行的陆军编制在革命期间及其后以及在一八五九年动员的时候，都显见其无用。他的计划的实现不仅要用很多钱，而且也违反了一八一三年以来在民间形成的认为后备军有用的传统；此外，新编制把服役年限由二年延长为三年，预备役由二年延长为四年。
后备军在革命时期确是时常失效，它的感情同人民过于一致，不能随便拿它去进行反动的袭击；用以进行不得人心的战争，也同样困难。也正因为如此，摄政亲王才尽可能在新编制中把它挤到后面去。但是当这种改组未经议会明白表示同意（议会很缺乏远见，首先临时赞同改组的经费）就正式筹备的时候，在下院占多数的自由派就开始表示反对。但是摄政亲王不为所动，继续进行改编。这就引起了冲突。一八六一年十二月的选举加强了反对派。虽然政府企图以对自由派让步（部长责任法和一种新的行政区的地方条例）来争取议会，议会现在却把提出的陆军编制经费予以否决。于是在一八六二年三月解散议会，但结果是，在五月重新选举时议会的组成更加激进。保守派却减少到十一席了。
冲突越来越尖锐，国王束手无策，于是起用俾斯麦，这个人是以刚强和不顾一切著称的。他于一八四七年在各邦联合会议，一八四九年在普鲁士下院和一八五零年在爱尔福特议会中的表现证明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这些会议上的态度，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得知他是一个满身血腥的反动分子。一八五一年到一八五九年，俾斯麦充当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同盟议会的普鲁士代表，他在那里认清了德意志政治情况不能持久。他在一八五九年往彼得堡任公使，一八六二年春季往巴黎任公使，当年九月即由巴黎调回，被任为现由保守派组成的内阁的首相。因此，政府与议院之间的冲突达到极点。
在德意志问题上，运动在这期间在至德意志范围内同样越来越活跃，而且掀起了巨浪。民族联盟要求根据宪法和一八四九年选举法召集德意志国会。同时普鲁士的竞争者——奥地利，因为它的非德意志居民占有很大部分，就应被擅弃于新国家之外。民族联盟的多数主张成立小德意志，而与之对立的是不愿把德意志——奥地利分开因而自命为大德意志派的人们。这种对立支配着六十年代前半期解决德意志问题的斗争。同时又发生所谓三位一体思想，即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外，中、小诸邦也要有代表参与未来国家的领导，组成一个三头执政府。
由于运动所涉及的范围和它还能取得的巨大意义，眼光较为远大的自由派及时地注意到工人，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来争取他们。最近十五年在法国所发生的一切；社会主义思想的迅速发展、六月战斗、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和他煽惑性地利用工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使自由派认为应当尽可能预防类似事件在德意志发生。于是他们利用从一八六零年起工人建立工人协会的热忱，鼓励这些协会，企图把他们认为可靠的人放在各协会的领导地位上。
德意志的经济发展固然在当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不过德意志总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和小农民占多数的国家。职业工人有四分之三以上属于手工业。除原系重工业的采矿业、钢铁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之外，工厂劳动是手工业帮工所轻视的。工厂产品固然被认为价钱便宜，但也公认为质量很差，在十六年后费城世界博览会上德意志代表枢密顾问雷勒还把这个烙印加在德意志的工厂出品上。在手工帮工看来，工厂工人是下贱的，很多人如果不被称为伙计或帮工，而被称为工人，就认为这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加以大多数伙计和帮工还抱着有一天自己作师傅的信念，尤其是在六十年代初期萨克森和其他诸邦也实行营业自由的时候。这些工人的政治修养是很差的。他们是在五十年代长大起来的，那时是最黑暗的反动年代，所有的政治生活都被扼杀，他们没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工人协会或通常所谓手艺工人协会，只是例外地存在着，只能做其他活动，就是不能做政治启蒙的活动。政治性的工人协会在德意志大多数邦中绝不容许，甚至根据一八五六年同盟议会的决议遭到禁止，因为据法兰克福同盟议会看来，工人协会是与传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同样意义的。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时对我们青年是完至陌生的概念，不可理解的事物。固然有时候，例如在莱比锡，也有个别属于魏特林的共产主义的人，如弗里茨舍、瓦尔特希、施奈德、谢林，读过魏特林的著作，但这究竟是例外。工人中也有人例如知道《共产党宣言》，晓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当革命年代在菜茵区的活动，可是这些事情我那时在莱比锡却一无所知。上述一切的结果是，工人们从当时所站的立场出发，既不关心阶级利益，也不知道还有像社会间题这类东西。所以工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向自由派代言人所协助创立的协会，自由派的代言人，在工人看来，好像是人民之友的模范。
六十年代初期，这种工人协会发展迅速，有如雨后春笋。在萨克森尤其是这样，但在德意志其他各地也是这样。有些地方成立了协会，以后在那里存在了多年，直到社会主义运动在那里取得一致的基础之时为止，虽然同时，原先的工人协会却关门了。
当时在莱比锡，政治生活是十分活跃的。莱比锡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重镇之一。我当时订阅一份民主派的《中德意志人民报》，它是已故著名女权运动先锋路易斯·奥托一彼得士的丈夫，即一八四八年的战士彼得士博士编辑的，有一天我在这报上看到为创立一个教育协会而召集民众大会的消息。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这个大会在罗森塔尔附近一个花园里的维也钠大厅内举行。当我进去的时候，会场已满。我费了些力量才在走廊上找到个位置。这是我所参加的第一次公开集会。工艺学会主席希尔朵尔教授在作报告他说，因为根据一八五六年同盟议会的决议在萨克森不容有工人协会，所以要把职工教育协会创建为工艺学会的第二部分。这引起了反对。除罗斯梅斯勒数授（曾任美因河肆法兰克福德意志议会议具并在塔兰特森林学院被冯·博伊斯特先生免去其数授职位）之外，还有瓦尔特希、弗里茨舍及其他演说人发了言，他们要求协会完至独立，而且协会必须是政治性的组织。至于追求教育的目的，那是学校的事情，不是一个成年人协会的事情。我虽然对这些发言人不同意，但对于工人们竟这样强烈地攻击学问渊博的先生，却成到佩服，暗地里盼望也能够这样发言。协会成立了，反对派虽未达到目的，但也参加了协会。我也在那个夜晚成了会员。协会是一种模范学府。科学讲演相当多。除了罗斯梅斯勒教授外，还有鲍克教授（《凉亭》杂志的鲍克，就是《键康人和病人》一书的作者），还有乌特克、文克、禺尔巴赫诸教授，林·德钠博士、莱赫尔博士、布尔克哈特博士等等。以后继之而来的有比得曼数授、汉斯·布鲁姆博士（传说他在学生时代在名片上印着人权学生字样）、艾拉斯博士、一八六五年夏季到莱比锡来的李卜克内西以及罗伯特·施维舍尔。第一年讲演最多者之一是达麦尔博士，他后来第一个受拉萨尔委任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副主席。课程分为英文、法文、速配法、工商簿记、德语和算术。还设有体育和歌咏部门。瓦尔特希参加了体育部，他是并且始终是一个比教师还高明的大体育家，参加歌咏方面的有弗里茨舍和我。弗里茨含的第二低音唱得极美，我是第一低音，不消说，这是没有好歌喉也能唱的。
协会的领导是二十四人组成的委员会，为了主席位置爆发了竞争。罗斯梅斯勒被建筑师毛特斯打败，但反对派继续着有计划的活动。在一八六二年二月一周年纪念会上，瓦尔特希致祝词，显然是政治性的。他要求普选权。在重新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时候，我也当选了。我所渴望的公开发言，因协会中常有讨论，就很快地如愿以偿了。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当我为说明一个建议的理由第一次讲几分钟话的时候，他桌子上的人面面相觑地问。“这个人是谁，这样登台讲话？”在委员会中按不同管理单位分为不同部门，我被选入图书部和娱乐部。我是两个部门的领导。协会的主席仍由委员会选举，这次又引起了激烈斗争。经过四次选举，总没有哪个候选人能够得到多数票。始终是票数相同。最后又是罗斯梅斯勒对建筑师毛特斯以一票之差而失败，因为后者自己选了自己一票。现在反对派把斗争转到一八六二年耶稣受难节那天召开的全体大会上。协会当时的会员在五百人以上。反对派又提出他们以前的要求，要把协会弄成纯粹政治性的团体，并把授课摈于协会之外。经过一番我也参加的数小时的激烈舌战，反对派又被四分之三的多数票打败了。反对派当时的作法如果巧妙一些，只要求偶尔对于时事作些政治报告，并举行讨论，他们就会获得辉煌的胜利。至于想把教学摈于协会之外，由于大多数青年会员对课程深成兴趣，那就只能引起反抗。我自己是参加簿记和速记的。在那个决定性的大会前几天，弗里茨含和瓦尔特希甘千方百计地想把我拉过去，但我不能下决心跟随他们走。
反对派现在退出，另成立了前进社，在萨克塞饭店设立总部。这个饭店的主人是在反动时期受过处分的前牧师维克尔特。这个人有自己的方式去传播启蒙思想，连带着做他的生意。他每星期举行讲演，自己主讲，讲到各种各样的主题，如名人的生日和忌辰，政治时事等等。在这样的晚上，他的大厅里拥挤不堪。维克尔特适才还在宾客中活动，把一杯啤酒递给这个和那个，忽然站在从饭店上面通到下面的可以看到一切的楼梯上，发表他的演讲，这就给人以别致的印象。另一个当时新建在低湿地上的大地下室美泉酒馆，不与萨克寨饭店的集会相对立而可以相辅助，它的主人是一八四八年的战士格伦。在这个酒馆的一个角落放着一张大圆桌，名叫罪犯桌。这表示只有曾被判处过苦役或监禁，或是受过其他处分的光荣的民主领袖才准许在这里坐。往往是两种资格兼而有之的。这里坐着罗斯梅斯勒和道尔格；道尔格因参加五月起义被判死刑，后遇赦改为终身苦役，随后在瓦尔特亥姆关了八年。“罪犯”中还有担任我们协会中速记课程的阿尔布莱希特博士、布尔克哈特博土、彼得士博士、弗里德里希·欧尔克斯、弗里茨·霍夫曼博士（又叫做《凉亭》杂志——霍夫曼），等等。我们青年认为能在这个桌上同老前辈对饮杯啤酒，乃是非常的光荣。
前进社的领导人并不满足于本社的集会，还在工人集会和民众集会上进行鼓动，他们时时召集这样的集会，讲说工人问题和时事问题。不过这种讲说还很不清楚。人们讨论工人残废保险问题，讨论在德意志举行世界博览会问题，讨论参加民族联盟问题，不过为了便于工人参加，要求把必须交纳的年费三马克，分月征收。人们还要求邦议会选举的普选权和接受工人问题的德意志国会。此外，还讨论召集至德工人代表大会，应在这个大会上讨论所提出的各项要求。关于召集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差不多同时也在柏林和纽伦堡的工人界中提了出来。
为了进行准备工作和召集以后的必要的工人集会起见，设立一个委员会，当选这个委员会的有弗里茨舍、瓦尔特希和其他不甚知名的工人，还有我。除由我们这方面召集的工人大会外，德意志.民族联盟的地方领导机关也常召集民众大会，并常约请外地演讲人，如舒尔朵——德里奇、麦茨（达姆斯塔德）等，会中讨论德意志问题、建立德意志舰队、这期间变得十分尖锐的普鲁士宪法争执、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间题等等。由上列这些问题可见，当时在莱比锡的政治生活异常活跃，使我们没有喘息的机会。在自由派所召集的民众集会上有一个很爱谈的题目，就是讨论各邦的，特别是萨克森、黑森——卡塞尔和黑森——达姆斯塔德的宪法情况，其次是梅克林堡和巴伐利亚。冯·博伊斯特（萨克森）和达尔维克（黑森一达姆斯塔德）两位先生特别是猛烈攻击的对象。冯·俾斯麦先生在一八六二年九月担任普鲁士政府的倾导后，也成了对象之一。不错，在上述各中、小邦中，在革命被镇压后，发生了各色各样的破坏宪法和强制行为，但普鲁土也不亚于它们。再说，中、小诸邦的罪恶行为也只有在普鲁士和奥地利（在这点上它们是同心同德的）庇护下才做得出来。各色各样的自由派在他们公开攻击中、小诸邦的时候，却比攻击，譬如说，普鲁士厉害得多。但把革命钻压下去的，在本国内除强制行为外还不乏对革命者的暴行的，正是普鲁士。我只消提一提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被判终身徒刑，阿道夫·冯·特律赤勒在曼海姆和麦克斯·多尔突在夫赖堡的被枪杀，拉斯塔特的暗堡里的枪杀案，普鲁士军队镇压了德累斯顿五月起义后对被俘的革命者的可怕暴行。五十年代在曼托伊斐尔制度税治之下的普鲁士的状况，也不能不激起每个稍具自由思想的人的愤怒，使普鲁士在德意志和在国外声名狠藉。又如那时发生的宪法制粉，在德意志也是唯一无二的。当时我还算是一个在政治上没有经验的青年人，对于这个用两种标准来衡量的作法，很快就感到诧异。而这种作法正是萨克森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干出来的。当然，像冯·博伊斯特先生在萨克森国王约翰同意之下所实行的那一套制度，由于各色各样的敌视人民的措施和压迫，尤其是对瓦尔特亥姆监狱内政治犯的虐待，是理所当然地特别合人憎惧的。关在瓦尔特亥姆监狱里的五月事件被捕者不下二百八十六人，其中一百四十八名是工人，到一八五四年已有三十四人即百分之十二死亡。有四十二人被判死刑，后来蒙“恩赦”减为终身徒刑。在兹雅考监狱里拘押政治犯二百八十六人，其中有工人二百三十九人；在胡伯图斯堡国家监狱里关着政治犯七十人。
在瓦尔特亥姆监狱里，还关着德累斯顿的乐队指挥舆古斯特·勒克尔，他是理查·瓦格纳和著名建筑师塞姆波尔的朋友，这两个人幸而逃脱了。勒克尔由于参加五月起义，被判终身徒刑。他坐了十一年半监牢而于一八六二年初被赦免以后（他和普劳恩的律师奇尔巴赫因拒绝填写赦免申请书，是最后才被赦免的），在一八六五年发表了关于瓦尔特亥姆监狱事件的一本书，名为《萨克森起义和瓦尔特亥姆监狱》。本书内容在萨克森和德意志引起了一阵惊惶的叫喊。我是这部书最热心的推销员之一，推销了三百多部，不消说没有任何个人利益，但我仍不免在科堡的《工人总汇报》上被诬为博伊斯特的党羽。
在瓦尔特亥姆受虐待的，还有奇尔巴赫，二十年后我在萨克森邦议会和他同事，因而相识，他的遭遇大概是最残酷的。他在监狱中，不是在苦难面前卑躬屈节的人；监狱长克利斯特给他在两脚之间带上一根名叫跳棍的东西。这是一根长约一尺钉着脚镣的铁棍，紧扣在两脚踝骨之间。他要是想走动，就必须跳跃，所以名叫跳棍。这个办法使踝骨上的皮肉磨得稀烂；奇尔巴赫不仅疼痛难忍，而且也因而病危，所以过了些时跳棍又被取下了。在他后来的政治发展上，这位先前的革命家于八十年代初加入自由党，他长期任本选区该党的理事。他在萨克森邦议会资产阶级的议员中，是唯一赞成我们提出的实施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选举权的议案的。所以他同他的其他许多老同志一样，并不否认是老民主主义者。
奇尔巴赫的狱友奥古斯特·勒克尔，取得完全不同的政治发展。当一八六六年在德意志发生了政治危机时，勒克尔却倒向他原先的敌人冯·博伊斯特那方面，并且当博伊斯特任奥地利首相的时候，他随往维也利，为他办理新闻事务。他死在那里，还是个穷人。
但是，不管普鲁士处于什么情势下，自由派总认为只有这个国家能够实现他们所想象的德意志的统一，能够防止群众取得政权。所以他们的策略是尽量贬低中、小诸邦，以便把负德意志使命的国家，即他们心目中的普鲁土，显现得更加辉煌。俾斯麦时代固然是这种神话的障碍，可是他们说这是暂时现象，随后普鲁士才更要大放自由的光芒。但是冯·俾斯麦先生是头等的现实政治家，并且他也认识自由派，关于他们，他说：“他们怕革命比恨我还厉害”，这话倒是完全正确的。这时，激昂的情绪愈来愈趋于炽热。谁在大会上对俾斯麦攻击得最凶猛和发出最严重的威胁，谁就会得到最热烈的掌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者旧有的革命热情也复活了。约翰奈斯·米凯尔就是这样。他在十年前同卡尔·马克思曾有联合，到六十年代同他的关系还未完全断绝；他那时自命为共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并且表示愿意协助组织农民起义。现在他却拿法国波旁王朝的命运来儆告普鲁士国王，他说霍亨索伦家族如果不愿听从理性，人们就会唤起工人反对他们。这是正当德意志民族联盟在莱比锡开代表大会时，他在私人圈子中发表的意见。将近三十年后，约翰奈斯·米凯尔一变而为霍亨索伦家族的财政大臣米凯尔先生，作为民族自由党的创始人之一的他，却认为这期间业已变得十分驯顺的民族自由党太自由了。
这种威胁那时也可能传到俾斯麦耳朵里（用流血手段为恫吓的匿名信，大概在有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以前业已流行，社会民主党领袖有时成打地接到这种恫吓信），因为他后来曾公开承认，他不是不可能步斯特拉福特的后尘，大家都晓得这位英王查理一世的大臣是被处决的。因此，他作为谨慎的一家之主，就把家事安排妥贴，以应付任何情况。
但也发生了关于国王的谣言，说他因为这种接连不断的激动而精神失常，深恐遭遇到法国波旁王朝的命运。那些谣言后来由已故的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冯·艾乃尔发表的俾斯麦本人对他的通知证实了。据说，俾斯麦会对他说，当一八六二年他被任命为大臣的时候，他往俞特伯格迎接国王，适遇国王陷于极端的沮丧中。国王是从巴登贵族那里回来的，原来他们认为他们同议会的冲突无法解决，才请国王来调解。国王对俾斯麦说：“您做大臣了，但这只为的是要上断头台，这个台将为您设置在大剧院广场上；在您之后，就轮到我本人了。”“国王无疑是希望我为他排除这种想法”，俾斯麦继续说：“但我做得正相反，因为我认识我的高尚的、不怕任何危险的伙伴。我告诉他，我认为这两种情况目前大约都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要发生，又有什么要紧，我们大家总要有一死，稍微早一点或迟一点，不足介意。那末，臣死，正如臣的本分，为玉、为主尽忠而死；王死是为着保护他的神圣权利，也是对于他自己和对于人民的义务。不要就想到路易十六，他死得不得其所，但是查理一世则死得极其适当，这样一死与死在战场上同样光荣。”
俾斯麦接着说，“当我这样把国王当作带刀的军人的时候，国王就更加严肃，随后他就镇定下来，于是我就陪着一位兴高采烈、斗志昂扬的武士驰回柏林。”
这件事情说明，假使自由派善于利用环境，就可能得到什么结果。但是他们早已害怕站在他们后面的工人。俾斯麦扬言，如果逼他过甚，他会把阿赫隆[1]发动起来，这就把他们吓坏了。
事实上，俾斯麦也用尽各种方法来控制局势；不管哪里有工具，他都拿来使用。只要对他有好处，他可以同妖魔鬼怪联合起来。他拉拢当时大德意志派的《北德意志总汇报》主笔奥古斯特·布拉斯为他服务，虽然此人从前曾经是红色的民主主义者，而且会写过美好的诗句：
我们染得红，我们染得好，
我们用暴君之血作染料！
布拉斯从伦敦请来李卜克内西，从洛桑请来罗伯特·施维含尔做《北德意志总汇报》的编辑，他也毫不反对。俾斯麦除布拉斯外，于一八六四年又收揽了抗拒捐税的老民主主义者洛塔尔·布赫尔，使他那广博的历史知识和巧妙文笔供自己驱使。布赫尔还曾受俾斯麦的委托，于一八六五年设法罗致卡尔·马克思来共同编辑普鲁士官报，允许他完至随意写作，甚至宣传共产主义。
俾斯麦现在所试用的政治手段，是从路易·拿破仑学来的，这是个善于利用现存阶级矛盾来巩固他的制度的能手，即合在普选权控制之下也是如此。不久就看出来，俾斯麦也为着自己的利益，设法利用工人运动去反对自由资产阶级。他在这种勾当中的助手是高级枢密参议海尔曼·瓦盖纳，这个人对社会间题的知识和狡猾性格使他成为适当人选。
一八六二年八月底，柏林的工人大会也决议召开一个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地点定在柏林。这使得莱比锡委员会与柏林运动的领导人物进行联系，以便就代表大会的召开达成协议。他们希望把地理位置较好的莱比锡作为大会地点。十月初，柏林代表彩画匠艾希勒来到莱比锡洽商，我也以委员会委员资格参与其事。这次会谈在海茵街的“走向约阿希姆塔尔”[2]饭店举行。艾希勒立即谈到整个情况。他说明工人们对于进步党和民族联盟不能有所期待。委员会的多数委员，基于本身的经验，同意这种见解。艾希勒接着说，他确信（我们认为这样就暴露了他是俾斯麦的代理人的面目），俾斯麦是可以争取来实施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制的，并且他也愿付出创立机器制造工人生产合作社所必需的资金（六万到八万塔勒）。
那时的机器制造工人是柏林工人的中坚分子，是进步党实际的近卫军。艾希勒的讲话引起了数小时之久的辩论，最后结果，委员会中除弗里茨舍外，都对艾希勒表示反对。合人诧异的是，艾希勒所宣传的正是六个月后拉萨尔在他致莱比锡委员会的复信中所阐明的思想，只是拉萨尔要求由一个民主国家来创办受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知道拉萨尔这个名字，虽然他在那年四月已程公开作过《论目前历史时期同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的演讲，这个演讲到后来，而且一直到今天，仍以《工人纲领》这个题目出现。他在同年还作了些有关宪法本质的演讲。我们所以不晓得这些情形，大概是因为我们没有人阅读柏林报纸的缘故。我们只从莱比锡的报刊，主要是从民主党的《中德意志人民报》，得些时事知识，凡是这家报纸没有登载的，对我们都是陌生的。那还正是落后的时代。
艾希勒说，俾斯麦是可以争取来实施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制的，他只是把当时已由高级枢密参议海尔曼·瓦盖纳所公开宣传的一种思想加以表明罢了。并且，人们也把它认为是一种强制行为，其出发点是：既然能在一八四九年五月强制施行三级选举制，当然也可以用国王的命合又把那个选举制取消，然后强制施行一种新的选举制。自由派的绝大多数不热中于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的选举制，他们非常讨厌这种前景，他们的主要领袖之议冯·翁鲁先生也曾公开表示他们的忧虑。自由派用一种声明遮盖他们对于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选举制的厌恶心情，他们声明说，这个要求在进行宪法斗争的时候是不适时的，先要把同俾斯麦内阁的斗争进行到底，才能考虑选举制的改革。至于保守派的鼓动家们所以那时竭力赞成实施最民主的选举制，而现今反倒成为这种选举制最坚决的敌人，那是有其充分理由的。拿破仑第三就出色地运用过这个手法。六月起义失败以后，光荣的共和国以恶劣的选举制代替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的选举制，而拿破仑第三在政变后却在法国恢复了原来的选举制[3]。自然是通过国家权力对选民施行强制作用的秸果。六百个代表中最初只有反对派七人，其余.都是皇帝的奴才。直到一八六三年反对派才增加到三十八人，一八六九年增加到一百一十人。.
反过来，普鲁士三级选举制之设立，原想造成一个百依百顺的议院，现在倒弄成一个激烈的反对派议院；因此，人们就想依照拿破仑的先例行事。
另一个问题是：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的思想怎么会跑到保守派人士中间？好像在一八六二年，拉萨尔的头胸里已经酝酿着这种思想，他把这个思想告诉了他的亲信女友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拉萨尔还没有公开宣布，她就把这种思想传达到保守派人士中间。后来瓦尔特希担任拉萨尔的秘书的时候，他发现拉萨尔周围是些态度多么暧昧的分子。李卜克内西也觉察到这种情形，他劝拉萨尔对于他的周围的人，特别是对于俾斯麦要加小心。拉萨尔回答说：“呸，我与冯·俾斯麦先生同吃樱桃，但是他得到的是樱桃核。”十分可能，枢密参议瓦盖衲还在俾斯麦亲自考虑生产合作社汁划以前，就向艾希勒暗示这个计划是俾斯麦的计划[4]。在一八七八年九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讨论中，当我谈到那件事的时候，才弄清楚艾希勒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俾斯麦对拉萨尔的关系。我那时指责俾斯麦侯爵，说他曾一度为个人政治目的企图利用社会民主党，而今竟努力来消灭它。我首先提到艾希勒事件以及艾希勒用俾斯麦的名义在莱比锡委员会对我们所作的提议；我继续指出，经由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亲王（大约是国王的弟弟阿尔伯莱希特亲王）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介绍，拉萨尔跟俾斯麦取得联系，他与拉萨尔的谈话常常连续数小时之久，有一天竟因拉萨尔在座，俾斯麦拒绝接见来晤谈的巴伐利亚公使。
俾斯麦侯爵接着于次日，九月十七日，在国会发言。我错误地把艾希勒和莱比锡委员会的谈判说成已在九月举行，而不是在十月才举行。俾斯麦抓住这一点，说他是九月二十三日才入阁，来证明他不能够作这种委托。他很记得，艾希勒后来向他提出要求，要他为艾希勒没有替他做的工作支付报酬。他接着承认，艾希勒曾在警察局服务，并交过有一些为他所知的报告；不过这些报告与社会民主党无关，而是与进步党和——如果他没有搞错——民族联盟的内部商讨有关的东西。
由此可以证明，我们委员会对艾希勒的怀疑是多么有根有据。此外，俾斯麦侯爵否认他愿意供给一个生产合作社六万至八万塔勒。他没有秘密资金，从哪里去筹这笔款项呢？说这话的人，曾在一八六三年四月在国会里说过，政府认为必要时，不论国会许可与否，将进行战争，并将动用一切所能找到的款项——而且国库的支出好多年来是不经国会同意的。关于我指摘他的对拉萨尔的关系，他说不是他希望同拉萨尔谈话，而是拉萨尔希望同他谈话，他不过对于满足这种希望不曾为难罢了。他对这件事也并不后悔。他们并没有举行过会谈，拉萨尔一个穷光蛋还能帮他什么忙？不过拉萨尔对他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大概是与他来往的一个最有才智、最可爱的人，他也不是共和派：他所追求的理想乃是德意志帝制。这就是他们的接触点。而且拉萨尔怀有高度的野心，德意志帝制究竞是完成于霍亨索伦皇朝或是完成于拉萨尔皇朝，大概在他还有疑问，不过他确是彻头彻尾地拥护君主政体的。这种解释在国会中引起了哄堂大笑。
俾斯麦给拉萨尔盖上君主派的印记，他这种胆大妄为的作风不消驳斥，拉萨尔的著作和书信就把它取倒了。不过拉萨尔在俾斯麦面前所扮演的角色，是极其特殊的。倚仗着他的高度自信和他的独立的社会地位，他认为在他有权力为后盾以前，他同俾斯麦就能够像权力对权力那样谈判。至于这场戏最后怎样结局，我们不必为之大伤脑筋，因为一八六四年八月底拉萨尔之死把这个对手去掉了。
此外，俾斯麦在那次发言中，否认他和拉萨尔曾讨论过强制施行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选举制的思想。我不能给他提出反证，但是我不相信俾斯麦的话。这里应该以拉萨尔的话为准绳。一八六四年三月十二日，拉萨尔在柏林最高法院所发表的辩护词里公开地说：“那么，在这个庄严的地方我向您们宣布，恐怕不要再过一年，冯·俾斯麦先生就要扮演罗伯特·皮尔[5]这个角色，并强迫施行普遍和直接选举制。”拉萨尔如果在同俾斯麦谈话时没有考虑过强制施行普遍、直接选举制，他决不能发表这个谈话。如上所述，这种思想曾在保守派中间反复地、而且十分认真地讨论过，并且在自由派的阵营里被人完全相信了。此外，俾斯麦反对国会的决议，违反宪法地处理政务，在一八六三年六月违反法制公布了臭名远扬的出版条例，只要他认为有利可图，他决不是那种对于强制施行一个选举制度畏缩不前的人。而且一向在政治上被剥夺了权利的普鲁士群众，不会因为他这样强制施行选举制而怪罪他。
至于拉萨尔同俾斯麦的谈话的性质，可于拉萨尔的两封信中看出，信是在很久以后才公开的，但放在这里最为恰当。
拉萨尔写给俾斯麦：
“阁下！
首先我应当责备自己，昨天忘记再一次讲您注意，被选举权必须绝对地分配给一切德意志人。这是一种取得莫大权力的手段！这是其正以“道义征服德国！”关于选举技术，我昨晚把全部法国的立法史翻阅一遍，但很少有用的东西。但是我也考虑过，现在确能向阁下呈献所愿望的仙方，来防范选举弃权和废票。对于这些力法的十分有效，是不必丝毫怀疑的！
因此我恭候山图下指定一个夜晚。但恳请选择一个我们不会被干扰的夜晚。我有关于选举技术的许多话和关于共他问题的更多话向阁下陈述；鉴于形势的迫切，一次不被搅扰的群尽的谈话，实在是十分需要的。
恭候阁下指示，随致崇高的敬礼！
斐·拉萨尔
柏林，星期三，一八六四年一月十三日，波茨坦街十三号。”
另一封：
“阁下！
并非我迫不及待，而是外部事变催逼甚紧，故请原谅我的迫促。星期三致尔奉陈，我已把所显望的‘仙方’——十分有效的仙方——找到了。我相信，我们下一次的谈话，最后会作出决定性的结论，同时我也相信，这些决定性的结论不能再拖延下去，因此拟于明日（星期日）晚八时半见面。这时如果阁下有所不便，敬祈另示尽可能近的时间。谨致崇高的敬礼！
斐·拉萨尔.
星期六晚（一八六四年一月十六日），波茨坦街十三号。”
冯·考得尔先生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知道俾斯麦同拉萨尔的交往情形，他认为俾斯麦同拉萨尔之所以断绝交往，是因拉萨尔越逼越紧的缘故。上列第二封催逼的信可以证明这种看法。总之，拉萨尔同俾斯麦的往来，同他在一八六四年的许多其他行为一样，是十分合人怀疑的，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敢于冒险。可惜在他生命将终之时，这番交际以及他的其他行径，给那些与拉萨尔毫不相似的人们一个鼓励人走入歧途的榜样。这是后话。
意味深长的是，俾斯麦在一八七八年九月十七日的发言里，对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持妥协态度，这使得自由派大吃一惊。他承认常常和拉萨尔一谈就是几小时，而且每当谈话终结时，他总有点惋惜，接着他又说，他承认还同拉萨尔谈了有关许可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的事，他直到今天还确信这是有益的事。这种思想，他后来加以进一步的发挥。由国王私库拨给莱欣巴赫——纽罗德区织工代表团六千塔勒，作为建立一个生产合作社之用，这也说明了，为了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来保持自己的权力，任何离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手段在他都是正当的。
我在叙述中跑到事件过程的前头去了。
艾希勒来到莱比锡不久以后，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以代表身份到柏林去，同柏林工人领袖以及进步党和民族联盟的领袖谈判上述各点。关于德意志工人代表大会延至一八六三年初在莱比锡召开，大家很快就取得了一致，大会议程也没有争执，不过其中“在柏林举行世界博览会”一项取消了。一八六二年夏季，艾希勒会和其他工人往伦敦参观世界博览会，民族联盟和一些地方自治团体也派有工人前往。总共的五十名工人在麦克斯·维尔特率领下参观伦敦博览会。举行柏林世界博览会的念头就是这样产生的。
莱比锡代表感到同自由派领袖的谈判很不满意，这在他们回来后就坦白地在他们的报告中说了出来。一八六三年初，民族联盟在莱比锡召开全体大会。虽然他们是为普鲁士的首脑工作，他们却不敢在一个普鲁士城市召开大会。舒尔采——德里奇一月三日在提佛利（现今莱比锡工人的大众会场）一个大会上讲话，这是一个当时没有人认为可能的转变。在这里，达麦尔博士请求舒尔朵——德里奇说明民族联盟同工人的关系。舒尔朵作了回答，其中说：工人当然应该关心政治，但是，他接着说，工人的处境这样坏，过着吃这顿没那顿的生活，怎么能有时间和心思去关心公众事情呢？不能，实在不能！摆脱这种生活上的贫困，对于每个人民之友来说，尤其是对于德意志来说，是一项重大的民族任务。正当的工人拿他们省吃俭用的钱来改善他们的地位，“我谨以委员会的名义向他们致敬，认为他们是民族联盟的精神上的会员，是民族联盟的名誉会员。”
这个演讲在激进的工人当中引起憎恨，它表明民族联盟不要工人会员，所以也拒收每月的会费。那个会议开过后不久，一个新的代表团——达麦尔博士、弗里茨舍、瓦尔特希——去到柏林，他们再也不怀疑那些权威人物对工人的看法了。年轻的路德维希·勒维，就是著名的兵工厂路德维希·勒维公司的创始人，把代表团领到拉萨尔那里。他们三个人在这里找到了他们所寻求的东西：对他们的要求的谅解和热心迎合。他们同拉萨尔商妥，把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继续推迟到他（拉萨尔）在一个单行小册子里写出他对于工人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的见解的时候，这本小册子要由莱比锡中央委员会来担任推销。
在这里我想提到，菜比锡运动中权威人物的转变，表面上是相当突然的，所以敌人方面指责他们不坚定和暧昧。本来在一八六二年十一月的工人大会上，还根据弗里茨舍的建议，通过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筹办一个消费合作社。一八六三年二月初，就是已经同拉萨尔有了联系的时候，弗里茨舍报告他到哥达和爱尔福特去的旅行以及那里的消费合作社，并提议在莱比锡也建立一个消费合作社。关于这个报告的决议，被瓦尔特希阻止了。瓦尔特希说明，中央委员会已经考虑了这个问题。这件事他处理得很聪明，因为这时候拉萨尔正在写他的复信，而谁都晓得他在复信中认为消费合作社对于提高工人地位是毫无价值的，如果这时在莱比锡建立消费合作社，那就很离奇了。
当时瓦尔特希也还持着比较和平的论调。一八六二年底，他在莱比锡《中德意志人民报》上发表一篇辩驳性的长文，反驳别人对中央委员会的攻击，他在文中说，对工人所追求的未来，我们的职责是保持最大的克制。另一方面，瓦尔特希在声明中已超过了拉萨尔：拉萨尔当时还只讲工人等级，而瓦尔特希却提出这样的命题：工人并不是一个特殊等级，而是一个由实际情况创造出来的阶级。不过随着拉萨尔的复信的发表，领导人就来了个阵前转变。要因此去指摘他们，那是不对的。在动荡时代会发生迅速的思想转变。思想过程加速了。三年以后，当德意志遭到一八六六年的大难时[6]，我的情形同许多我当时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十分相似。由一个扫罗一下变成保罗[7]这种急剧转变，没有奇迹也可以重新出现。
我于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初退出了中央委员会。我在职工教育协会的职位极大量地占去了我的时间、我的力量和我的兴趣。如果没有工人会议或委员会会议妨碍我，我就每晚在协会里渡过，比协会主席们更了解会员们的希望和需要。这样，我不久就成为委员会会议上和月会上动议最多的人。我的动议几乎经常可以预计被接受的。因此，我的影响就大起来了。那时，我还是一个工人，就是说，我必须由早六点到晚七点站在旋床旁边，其间总共有两小时吃饭的间歇。这样，我在各方面过大的活动，也就成了钱的问题。此外，委员会和大会上所举行的辩论，在我看来，是很模糊而且无益的，从而使我对于脱离委员会感到轻松。
一八六三年二月六日，我还同瓦尔特希有一次辩论。他代表前进社，我代表职工教育协会参加德累斯顿工人教育协会成立纪念会。在会餐时，瓦尔特希作了一个挑拨性的讲话，他还是照老样子发议论，他说，工人固然应当受政治教育和人文教育，但不必也受基础教育。对工人实施基础教育，乃是国家的事情。他建议为前两种教育干杯。这就把我逼上战场。我驳斥他，并且高呼普通教育万岁。我们的辩论自然不会产生愉快的印象，但对于瓦尔特希的挑衅，我实在难于沉默，而因为德累斯顿协会所追求的目的是与我们相同的，我更难于沉默。
[1]在希腊神话中，阿赫隆系冥府的河名，人死后，他的灵魂为了到达冥府，必须度过这条河。显然，这里指工人阶级。——译者
[2]约阿希姆塔尔，系捷克斯洛伐克的城市名——译者
[3]一八四八年法国二月革命胜利后，建立共和国，公布新宪法，规定每三年举行普选一次。但至一八五零年五月三十一日为了压制革命，又取消普选权，而代之以新选举制。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拿破仑第三政变后，又恢复了前一年的废除的普选权，企图以此来掩饰他政变的反革命性质。——译者注
[4]后来我看到高级枢密参谋海尔曼·盖尔纳的回忆录《经历的事情》，其中提到他同拉萨尔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及其他社会党的主要人物（施韦泽？）发生过关系，所以很可能是他从拉萨尔本人那里获悉他的纲领思想并且用到艾希勒身上。
[5]皮尔（一七八八——一八五零年），历任英国内政大臣、首相等职，于一八三二年接受改革法案，实施有利于资产阶级得新选举制。——译者
[6]指普奥战争。——译者注
[7]意即由一种见解的反对者一变而为这种见解的拥护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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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所谓“左翼作家”（托洛茨基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关于所谓“左翼作家”
（托洛茨基著）
已录入，见：关于所谓“左翼作家”（托洛茨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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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里布克奈西特和卢森堡的信札和演说词之后（刘仁静，1922年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仁静
读了里布克奈西特和卢森堡的信札和演说词之后
刘仁静（1922年1月1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先驱》创刊号，1922年1月15日，署名：记者。
本刊此次趁里布克奈西特和卢森堡二人殉难的三周年纪念，将他们的人格思想介绍于国人，上面所译的二篇文，即是代表他们主张的著作，三篇信是表现他们人格的书信。我们读完了这几篇不觉有几种感想：
我们的第一个感想就是真正的革命家至少他必具有两个条件：深渊的学识和奋斗的精神。二者缺一不可。只有深渊的学识，他不过成为一部百科全书，供人家书架上的摆饰罢了，他不配称为革命家。只有奋斗的精神他也只配盲动和反动，同样的不配做革命事业。必兼有二者，辅以坚强的意志，才可言革命。我们看里布克奈西特和卢森堡的书信，虽然寥寥数言，何等的富于奋斗的精神。“你底生命应该是勤劳奋斗辛苦的生命，不是安闲过快活日子的生命。但正在这里，就有你的快乐了”“我的生命直到今日，不论旁的，总可说是快乐的了。当我奋斗得最亡命，我的痛苦最酷烈的时候，也就是我平生最快乐的时候”“我是如平常一样的安静和快乐，我就是这样孤零零的躺着，静养在冬的黑壳里!在他的黑暗，烦闷束缚里——不过我的心依然鼓动着一种不可知道的不可理解的内部的欢喜，好像在融融日光下，走过牧场的一样。”我们看这两位革命家在狱中和战场中，仍不失其奋斗的精神，这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岂是唱高调的无政府主义者、空谈家，所能及其万一的吗？
第二感想就是现在一般讲革命的人，要抄近路的实在太多了。政治支配经济，一万人一打人的学说……在中国现在的论坛上最算时髦。他们不从事劳动运动，他们不着手组织劳动者、教育劳动者、引导劳动者向政治的斗争，都天天在那里做那少数握得政权的迷梦。他们想一万人或一打人取得了政权之后，便可为所欲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其实一件事业专靠领袖是极危险的事，因为他们极容易堕落。即令他们不堕落，他们无民众的根基，立刻就会被反动势力打倒了。许多人都误解俄国的革命为少数人执政（不论赞成或反对他们的）其实俄国革命何曾是列宁和托罗次基的功劳？他们不过是站在民众前面，听民众的指挥罢了。英国自由主义者Brailsfond完全认俄国革命是农民的革命，农民握有最大实权。布尔札维克政府的存在不过因为农民从许多政府，——克仑斯基政府……中挑出来能够维持他们利益的一个政府罢了。这话虽然是一偏之见，但因此也可见俄国革命的民界的根基的雄厚，虽然环绕着他们的帝国主义的敌国与他们血战数年，终不能屈服他一点。即以俄国共产党而论，他们是受了十几年的训练。他们是在工厂中久与劳动者为伍，断非与民界隔离，只讲攫取政权的人，所以他们有今日的成功。所以卢森堡在共产党中演说亦说“社会主义由法律建设是没有的一回事，并且他也不能由法律建设——虽然最为人们所欢迎的政府，他也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定是要靠很多的人民和无产阶级建设，要靠整个劳动者。”主张一万人一打人支配政府，完全忽视民间运动的人们！你们不赶快醒醒听一听这位女革命家底教训么？
这两层我以为头关重要，故特别提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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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发刊词（刘仁静，1922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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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发刊词
刘仁静（1922年1月1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先驱》“创刊号”，1922年1月15日。
《先驱》出版了，在《先驱》与读者相见的第一天，《先驱》要告诉读者“它出世以后的使命”。
中国自近年以来，与外人通商的结果，旧的农业社会的经济组织，已次第为新的工商业社会的经济组织所撼动所代替了。在这样变迁的中间，就发生旧道德、旧制度的摇动，和新道德、新制度的乘时代兴的现象。但二者是不能相容的，因不免互相冲突。请看前数年由专制改成共和的运动，和近数年来的新文化运动，便是这二种势力互相冲突最显著的表示了。只不幸这种冲突还未告一结束，就全国的形势看来，还是旧的势力占着优势。如国内武人军阀的横行，他们的勒索聚敛、毫无忌惮使我们感觉着这还是法国大革命以前封建社会的状态，何曾有一丝民主的气味呢？全国由辛亥革命以后，直到现在，可说还是反革命的势力冒着民主的招牌，以行他们的抢掠之实罢了。再看新文化运动的结果，使我们尤抱悲观，近一二年来的言论界，大非“五四”前后的言论界了。大家都在纸上空谈不着边际的主义，并毫无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反动的势力便也乘着这人家不注意他的机会大施其活动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社会里的道德，还是农业社会所留存给我们的。因袭、奴性、偷惰、倚赖，这社会里的事业哪一种不受他们的影响？各种事业经他们的熏染自然是麻木不仁，因之中国的政治，也任一般武人操纵把持了。我们以为军阀武人的专横不是他们的力量强大，实是我们国民的力量薄弱，实由国民还未觉悟的结果。所以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偷情和倚赖的习惯而代以反抗的创造的精神，使将来各种事业，都受着这种精神的支配而改变。我们的政治，以后就不至于这样黑暗，我们达到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社会——的道路，也就容易得多了。
既有了这种精神，我们若不知道中国客观的实际情形，还是无用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何尝不富于反抗的和创造的精神？但他们因为不明白实际情形，他们的努力不知不觉的就变成盲目的和反动的了。我们要知道那不就客观的实际情形研究，而徒凭个人主观的思想，想改造社会的人，他们的罪恶在实际上与反动派保守派没有什么分别。（虽然我们可以原谅它的心迹。）在一个时候，改造社会的方法是只有一种的，他们反对那一种最合于环境的要求的改造方法，而不谙实际的传播一种高调的主张，便是使一般人入于歧路，分散对敌人的力量，而我们的理想社会也终于不能达到了。所以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我们除了以上×种目的之外，还要介绍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绩和失败之点，以供我们运动的参考。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俄国革命的状况和革命以后的建设。许多人都只知咒骂俄国和赞美它，但它的施设和它运动的方法，从来无人注意研究的。我们想在此时将他们实际运动的真相，忠实的介绍给国人。
本刊发刊的旨趣说完了，我们很希望海内外表同情于我们的目的人对于本刊物都加以充分的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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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莫克拉西必可保留（刘仁静，1921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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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莫克拉西必可保留
刘仁静（1921年7月22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7月22日，署名：仁静。
西欧各国因为实业发达，产生第三阶级的德莫克拉西，用彼来做工具压迫第四阶级，在稍不治意现状的人也想打破彼了！不料现在一位自称安那其主义者，又自称共产主义者，又自称基尔德社会主义者的哲学家，公然说出西欧第三阶级的德莫克拉西必可保留，又说“俄国想把他的方法”——我想他的方法不过是第四阶级底德莫克拉西罢了！“引进西欧各国是无效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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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提倡爱国心（刘仁静，1921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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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提倡爱国心
刘仁静（1921年7月19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7月19日，署名：仁静。
“劳动者是没有祖国的”，爱国心不过是拥护有产阶级底利益。这话凡稍有良心的社会主义者也当承认。但是罗素先生——哲学家兼社会主义者不但不承认彼反提倡起来了！他要我们仿“移孝作忠”的办法“应把以前对一家一姓的忠心，移到国家去”以后才可走那“到自由之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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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万彻底的人（刘仁静，1921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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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万彻底的人
刘仁静（1921年7月18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7月18日，署名：仁静。
罗素在“中国人到自由之路”讲演专说“改革之初需有一万彻底的人，愿冒自己性命的牺牲，去制驭政府！”怎样才是彻底，他没有明白的解释，未必是像他一样的，Comnuenismbut……才算彻底罢！但他后面又说“中国政治改革……最好经过俄国共产党专政的阶级。”俄国共产党专政乃是无产阶级——有阶级觉悟的六十万劳动者——的专政即阶级政治。他一面主张有一万彻底的人制驭政府的贤人政治，一面又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政治——平民政治。这种“数理哲学家”的矛盾主张，真令我们常人莫明其妙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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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恽代英信（刘仁静，1919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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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恽代英信
刘仁静（1919年12月2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1920年9月。
代英：
你的共同生活，除了在城市中实行，我保留的赞成外，你的乡村运动是我极不赞成的。我不赞成的理由，是认定非实行大规模的发达实业，其余任何方法不足以改革乡村。这理由是农民听天由命的观念太深，保守的心理太利害。这种心理的养成完全由于生产状况和环境所致。（一）他们春耕秋收生产工具简单笨拙，生产方法，单调无趣，养成他们厌恶现世去想来生的观念。（二）瘟疫流行，旱疗时至，他们处处无宰制天然的能力，却为天然所支配；养成他们崇拜鬼神，迷信运命的观念。（三）交通不发达，商品的交换不盛；养成他们保守和厌新喜故的心理。（四）共同生产的机会太少，（可说绝无）彼此无利害可共，所以对于他人利害不起同情；养成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思想。这四种心理，是佛教和个人主义的结晶，是最适应乡村环境的哲学。完全要发展实业后才能更换。若说教育能改变么？农民无困难要教育来解决，不感觉教育的需要。他们所需要的教育，是使小孩每日在学校里不在外打架，认几个字，能记账，会写信的教育。或者使他们学做官的教育。或者因大家读书，他们的小孩不能不如此，一种无目的的教育。受教育者除了便如GeorgeEliot所说Itisonlywhenyoumasterdarestivehorseorthrashedadraymanorhavegotaguninyourhandthattheseshyjuniorsfeelyoutobeanadmiralleandenviablecharacter他们除了服从父母和传说每日上学外，何曾有自发的目的去读书呢？哪里能如外国机器厂。啌咙啌咙的响，商业那样繁盛，……直接间接都需人才，直接间接都与儿童以刺激呢？（我们乡里的人听说有商业学校，几年毕业，都很稀奇。他以为学商还用得着学校么？如果要学生意很可在人家当徒弟，何必花钱住学堂？）你教他地球是圆的，绕日而行，或做化学试验他们看，他们只当死知识记着或玩戏法一般看待，一切迷信鬼神等思想丝毫不得摇动。哪能像地圆说在欧洲中世纪全洲震动呢？或化学变化在专门以上的学生那样有意义呢？如教他物质文明怎样热闹繁华，亦不过如我们听天文家说火星上一些现象何尝受丝毫的刺激呢？（以上是随便举的两个例，自然你教小学生不是这样。不过科学的发达实在是因为要振兴实业的原故。“Thebourgeoisie,forthedevelopmentofitsindustrialproduction,requiredasciencewhichascertainedthephysicalpropertiesofnaturalobjectsandthemodesofactionoftheforcesofnature.”很可说明科学的发达的原因。在乡村中靠教育灌输科学破除迷信，怕不能有好效果。）况且农民家境困穷，他们的小孩每日工作数小时后，他们为恢复他们的疲劳就要征逐于最低下的快乐，怎能用心读书呢？况且你们办小学，也不过因陋就简又怎能设备完全呢？即令能办到模范小学的程度了，能使小学生受很好的教育，但能抵得住环境的一切否定么？所以办小学来改造中国的希望是很少成功的。自然不是无相当效果可寻，但我们比较用力于大一点的事业，不更好些么？若要在乡村中发展实业，我想除了养蚕、植树与小工厂外别无可作，但这究竟能使农民丰裕么？能谋普遍的救济么？能使这些事含着教育的意义么？这都是我很怀疑的。总之我相信只有发展实业能使农民由克服天然的结果不信运命鬼神。由需用知识的结果，努力学问。由机器生产兴味浓厚的结果享乐现实不信来生。由工作时间减少的结果，才能努力学问。我不相信其他的方法，更不相信学校教育。因为学校教育，是适应环境的工具。有中国的社会情形才有中国式的教育。有美国的社会情形才有美国式的实用教育。有俄国的社会情形才有俄国的劳工教育。——能改造农民的环境，一新农民的观念。
但是我们如何能大规模发展实业呢？我以为只能盼望革命，只能盼望社会革命。在现在制度之下，能发展实业与否，很是疑问。即令有了资本主义发展实业亦不过是畸形的。不过本着最有利于自己的原则，求实业发展。不过造成生产上的安那其。不过造成周期的Crisis失业者众多，愈使社会不安。怎么能救济民生？只有社会革命以后，对于生产通盘筹划，分配各种生产能力，不像现在资本主义之下资本家只图私利将机器集中工业毫不顾及农业，成了畸形的发展。不像现在资本主义下的资本家流连忘返，劳动者堕落不堪。
我以为中国的社会革命也是必然的。断不至如你所想像的英国式的进化。我们研究历史，总觉得后进的国比先进的国进化得时间上快些，制度上强些，手段急激些。美国比英国快，德国的进化更比美国快，日本更比德国快，现在俄国更快了。将来中国一定比俄国好，是可断言的。后来居上，是进化的好例，这原因也很容易明白。先进的国当时所遇的困难较少，所受他国的压迫较轻，搅起来参加解决这困难的人也不多，所以解决这问题的方法较为温和，进化很迟。至于后进国，他受了先进国的压迫比较很烈，受痛苦的人也较普及，参加解决这种问题的人也多，所以进化就快了。中国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南北战争的痛苦，正如德国昔日受法国的压迫和自国内的分崩离析一样，受痛苦的人一定很多，可是将来解决这问题的人，一定较为彻底。这就是有大破坏才有大建设！
中国的社会革命也必出于流血一途，是无疑的。因为Kautsky所说的在民治国家或能做到。因为集会言论自由公开，两阶级间知识相差不远，都能互相了解彼此的实力，所以一有事故便和平妥协了。不作无谓的牺牲。而且劳动者境遇也很安适不十分寻总解决。（总解决是逼得无可奈何的时候的事。）但在中国军阀财阀与革命阶级知识相差太远，能平和的互让么？而且集会言论均不自由，革命只有秘密进行。其间自然免不了误算彼此的实力，虽极力免除无谓的牺牲，但亦不能完全没有。而且军阀的横行，不到山穷水尽，决不歇手，我们果然能用纸片儿征服他过么？（德国的WilliamⅡ和俄国的NicholasⅡ是最近的例，）（俄国专制最利害，秘密党会很多，手段也很激烈。很可供我们的参考。所以如此的缘故，便是他们国内没有如kautsky所说的“thesafetyvalueofSociety,(i,e,Democracy).”
你想流血的解决太过牺牲么？其实我们将来不流血，一些军阀财阀他们杀的人更多了。不过现在决不是流血的时代，在未研究出一种建设的方案和未联络着很足的人数去革命的时候，决不能轻言流血。Marx说“Butwedonotassertthatthewaytoreachthisgoalisthesameeverywhereweknowthattheinstitutions,themanners,andthecustomsofthevariouscountriesmustbeconsideredandwedonotdenythattherearecountrieslikeEnglandandAmerlicawheretheworkermayattainhisobjectbypeacefulmeansbutnotinallcountriesisthiscase.”我们现在的任务，在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institutionsCustoms寻求出一个适合国情而又能达到共产主义的方针来。
共同生活在城市（包括近郊）中我是保留的赞成的。因为这种生活可以辅助中产阶级的子弟共产主义化，将来可以辅助无产阶级革命。至少也可以使他们的行为不与恶社会同化。但是能恃他为改造社会的利器么？我以为一定不能。我们不能像Robertomen那样拿几百万出来办工厂，所共同生活的人究竟有限了。我们希望这种生活能普及么？我们看见汉口租界市政上讲究得极好，租界外的人模仿他们过么？武者小路的新村计划，日本的人摹仿他们的有几多呢？所以靠模仿来普及是无望的。若靠推广么？依我们现在的状况看来，总从小企业下手。假定能赚钱，这所赚的钱，因职工不熟练，工作时间少，和不像资本家虐待劳动者榨取剩余价值图扩张旁的工厂的缘故，这钱也很有限了。以我观察，与资本家竞争是失败无疑。因为他们职工熟练，货物精良，而且给劳动者最低生活费，做最多时间的工，他们所卖的货多而价廉。所以就压倒共同生活的企业家了。最近北京食劳轩的倒闭，是很显著的实例，他们的生意被旁人家夺尽了，所以不得不出于倒闭一途。（食劳轩是工读互助团的第四组。）怎能说推广怎能与资本家竞争？更怎能“靠这长驱直入的打破资本阶级？”在乡中“实业运动大概注意养鸡，养鱼，养蚕，畜牧，森林渐进为纺织的事”或者有成功的把握。（我记得马伯援在《建设》二卷四号通过一封信说，他办乡村实业的失败。现在原书不在跟前，不能查看，不过我记得里面说他办森林的时候他的森林被人砍了或被牛羊吃了，这种人为的障碍，假如实行乡村运动，也不可不留意。就是前几年我们乡里也曾经办过一回渔林公司，但所栽的树也是被牛羊吃了，或被人砍去，养鱼也被人偷打去了。当事的人只好摇头晃脑，长叹一声说“公德不修”也就算了。这也是我们应注意的。）但我们是否能感化他人模仿我们，或我们有充足的财力推广，尚是绝大的疑问。即令能推广了，也不过如俄国的Mir或德国的Mark式的共产。能征服城市里啌咙啌咙的机器，使他少杀些人么？即令能推广了，也不过如古代的共产屈服在自然脚下在完全受他的支配之下偷生，果然是我们所希望的么？何况我们考察经济史，只见Mir或Mark式的共产为都市所征服呢？我想我们所希望的共产主义，应该是实业交通大发达，完全应用机器生产的合作共享的社会主义。因为在这经济基础之下才能有优美的文艺和科学发生。因为在这经济状况之下，才能每人每日作工数小时，就够了衣食住的需要。这种共产主义非在城市中运动革命而靠乡村运动是决无效果可收。（因为城市中交通发达，见闻较广刺激较深，容易养成不平的阶级。至于乡村中乐天安命的分子受苦到极处，亦只怨天而已，决不能盼望他们有抵抗和反叛的精神。）而且共产主义一旦不实现，做善人用钱钱越用越少。做坏人用钱钱越用越多。
自然乡村运动，不是绝无效果可寻。不过将同样努力用在城市里，帮助青年有志的学生求学和自己谋高深学术的研究，不更好些么？
我因对于少年中国学会事毫无贡献，所以想脱离，后经寿椿解释，便将这意思取消了。我对于学会的意见，总是如与你以前所讨论的。我总盼望少年中国学会的学字是暂时的不是永久。我总不愿意他将来变成英国的Royalsociety或法国Frenchcademy。假如能决定一主义会员在这主义之下各尽所能的活动，互相协助，也许比一个学会适应中国目前的需要些，因为一个团体的精神在有一定的主张。不然，各人有各人的活动，何用有这样会呢？主义是很难决定，因为这样或者引起学会的分裂。但是我相信各人有各人的主义，好像牢不可拔，其实是未应用的缘故。假如考察中国的制度风俗习惯，用原来信奉的主义作参考，定一个主张出来，各人原来的主义也许会变色，大家的结论归在一条路上来了。但是决定主义，不是靠几个评议员，能做得到的，是要在月刊上成年积月的讨论。所以我们以后应该注意研究学会将来进行的计划。少年中国月刊应仿照互助一样，注意会员间的通信，和讨论问题灌输科学的文章。
信写完了，倒来倒去还是这一桶水，说来说去还是这些抽象话。不过我很愿意你同我讨论乡村教育的问题。我反对乡村教育运动，完全是今年回乡观察的结果。今年来京看报，列宁要使农业电气化更坚我唯物史观的信念。我以前答应同你和业裕、际盛讨论革命问题，到今天才偿了这个愿！我很盼望业裕告诉我他乡村教育的成绩。
在你填的表上，我看见了你要研究社会进化论。你现在是用怎样研究法？现在你读完什么些书？我很怀疑，你为什么那样看重学校教育。（根据在北京的辩论。）我要问，假如没有社会环境的需要和刺激，教育能不能养成模范的人品？有许多人不能受教育，他经济的困难，使他困饿，我们应不应该先从事经济问题的解决？（至于在现在以教育为副业，不当他是改造社会的利器，我是很赞成的。）
仁静。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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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怎么做？环保运动的战略（﹝英国﹞约翰·莫利纽克斯（JohnMolyneux），2021年9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应该怎么做？环保运动的战略
﹝英国﹞约翰·莫利纽克斯（JohnMolyneux）Mila翻译
原文链接：WhatIsToBeDone?StrategiesfortheEnvironmentalMovement
今年（2021年）夏天极端天气事件的急剧积累，从美国西部的高温穹顶到德国洪水、希腊和土耳其火灾，以及发布带有鲜明“人类红色代码”警告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Report）报告，给在气候变化和环境运动中的每个人提出了一个紧迫的战略问题：应该怎么做？
在气候正义运动（climatejusticemovement）中，有四个主要的战略立场：
1．制度变革是一种幻想；除了与资本主义合作，与现有政府和企业合作，没有其他现实的选择。
2．政府和企业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现在是自我牺牲的个人采取戏剧性和激进的直接行动的时候了。
3．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大规模运动——大规模的街头示威、职场行动、罢工等——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进来。
4．资本主义不能“绿化”；阻止气候变化需要社会主义革命。
在依次考虑这些战略选择时，我们应该记住，在实践中，许多个人和组织将处于中间和模糊的位置。此外，战略清晰并不意味着宗派教条主义，也不意味着错误地反对并非相互排斥的立场。
在这里，我想考虑每一种选择，并提出我认为是全球气候正义运动需要采取的战略取向，生态社会主义者应该为之辩解。
选项1：运作体制
当然，这是主导地位，最符合主导意识形态——换句话说，这听起来像是“常识”。
它得到了大多数政府和主流政党（极右翼气候变化否认者（farrightclimatechangedeniers）除外）、许多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压力团体的支持，至少在语言上是如此。在爱尔兰，这是RTÉ以及重要的绿党和地球之友所遵循的方法。
不幸的是，它有很大的缺点。首先，它行不通；资本主义对利润和积累的绝对承诺，以及对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的绝对承诺，使得它不可能真正“走向绿色”。
此外，各国还深深沉迷于化石燃料，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作为一种制度，它本质上无法采取所需的紧急激进行动。
其次，它不仅是一种不恰当的策略，还将环境运动牵扯到一个途径中，这种途径将结合政府和公司大规模不诚实的“漂绿”行为，以及对普通人作为个人应该做什么的无情和误导性的关注，比如他们的生活方式选择和消费模式。
提出的“解决方案”，如碳税，将应对气候变化的负担转移到了应对气候变化责任最小、负担能力最低的工人阶级身上。
对于环保运动来说，这一选择是双重灾难性的：它完全不够，它将疏远广大普通民众，使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个想法失去信誉。
选项2：戏剧性的自我牺牲式的直接行动
这种策略在环保运动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和80年代壮观的摩天大楼规模、绿色和平组织反对对彩虹勇士号进行核试验的海军行动等。最近，“灭绝叛乱”气候运动组织（XR,ExtinctionRebellion）内部和周围的一些人以及有影响力的作家安德里亚斯·马尔姆（AndreasMalm）在《如何炸毁管道》（HowtoBlowUpaPipeline）中提倡这种做法。
然而，支持这种做法的人之间存在分歧。“灭绝叛乱”的创始人坚持将绝对的非暴力承诺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而安德里亚斯·马尔姆等其他人则愿意在某些情况下支持蓄意破坏或有限的战术暴力。
乍一看，这个选项似乎与温和的选项1截然相反，支持运作该体制的人有时可能会谴责他们认为极端或暴力的行为。
然而，对于许多支持这一策略的人来说，它实际上是对主流方法的补充，因为戏剧性的行动旨在影响现有的权力，让它们“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消除或推翻它们。
或许令人惊讶的是，这正是安德里亚斯·马尔姆的实际立场。尽管他在理论上信奉马克思主义，并在修辞上援引生态列宁主义（eco-Leninism），但他拒绝推翻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可能性，相反，他认为：
“必须有民众的压力（通过武装分子的直接行动、破坏等–引者）施加在它身上，改变集中在其中的力量平衡，迫使设备切断（通往首都的）纽带并开始移动。”[1]
安德里亚斯·马尔姆的观点明确指出了这一战略的一个主要问题：任何数量的戏剧性行动，无论多么引人注目或激进，是否足以让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割断其与资本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几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并且深深植根于其所有的结构中。甚至炸毁10条管道或堵塞50座大桥都足以实现这一目标吗？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然是“不”。
这类行动的另外两个困难是，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往往只涉及很小的少数群体——受过特殊训练、愿意承担巨大风险的人等——他们代表群众行动，他们的壮观事迹看起来像是替代品或替代大规模动员。其次，当“灭绝叛乱”创始人罗杰·哈勒姆（RogerHallam）试图在希思罗机场上空驾驶无人机时，他们很容易引发相当严重的政府镇压。
选项3：人民力量动员
2019年，学校罢工运动和灭绝叛乱的伟大功绩在于这两项运动都能动员大量民众。
同年3月15日，德国约30万名学生罢工，意大利约20万，加拿大约15万，爱尔兰约1.6万。一个月后，即4月15日，XR占领了伦敦市中心的四个关键地点——牛津马戏团、大理石拱门、议会广场和滑铁卢桥——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尽管有1,100人被捕，但XR仍设法将罢工运动持续了10天。
这些大规模行动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鼓舞人心的，前所未有地将采取气候行动的要求提上了台面。
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LivesMatter）抗议活动进一步证明了大规模行动的有效性，该活动比美国历史上任何其它抗议活动都让更多人走上街头。这种巨大的动员不仅导致了对杀害乔治·佛洛伊德的德里克·萧文（DerekChauvin）的成功起诉，而且还导致了国际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氛围发生转变。
在“黑人的命也是命”大叛乱之前，英格兰足球队定期单膝着地表达抗议或拒绝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出席招待会都是不可想象的。在爱尔兰，这只是加强了由水费起义和废除运动提供的关于人民权力的教训。
人民的大量权力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它对更广泛的公众舆论和参与其中的人产生了变革性影响，让他们对自己的权力有了一种感觉，也因为它让那些既害怕失去选票，又正确地在大规模示威中看到更可怕的叛乱和革命幽灵的政客和政府感到害怕。
但人民力量也不是一个没有问题的战略。大规模动员和大规模运动不能随意召集或按固定时间表计划。你可以要求进行大规模演示，但这并不能保证大众会出现。
此外，在这个完全是全球性的问题上，这个问题涉及到资本主义的优先事项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的核心，无法保证，即使是规模比“黑人的命也是命”更大的示威活动，也会迫使政府和该体制采取所需的行动。
相反，这种大规模动员很可能会产生让步和“漂绿”行为，但只要国家和经济权力仍掌握在资本手中，就不足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将大规模示威活动和大规模罢工结合起来，人民力量的效力将大大提高。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大规模示威活动和大规模罢工正是工人革命第一阶段的样子，这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既能赢得要求，又能赢得革命吗？
选项4：革命
许多人认为，将社会主义，即工人阶级大众革命作为环境危机的必要解决方案，是完全不现实的——这一可能性太小，不可能被视为该运动的战略。选项1所依据的“常识”将把革命视为一种幻想。
与此相反，可以说革命的必要性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完全现实的分析之上的。
认识到资本主义是由积累资本和增长的冲动驱动的，这是完全现实的——这种冲动是由于其固有的竞争性质，而不仅仅是偏好。同样现实的是，认识到现有的国家——国家机器和机构，而不仅仅是政府——在结构上与捍卫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无论是公司还是国家都不会被说服实现环境可持续性；必须从他们手中夺取经济和政治权力，这意味着革命。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革命确实发生了。它们在现代历史上绝非罕见。从1905年和1917年的俄罗斯，到1919年的德国、意大利和爱尔兰，再到1936年的西班牙，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法国，再到2011年的埃及，革命爆发确实发生过很多次。
而且，气候危机的加剧——这是肯定的——特别有可能引发革命浪潮。真正的问题不是让革命开始，而是赢得革命，而不是以反革命失败告终。但要赢得革命，需要提前做好政治准备。
再次，必须承认存在一些问题。革命不能像群众示威那样随意召集。没有广大工人阶级的参与，革命是不可能的，但目前，无论是广大工人阶级，还是广大气候活动份子，都不是革命者。
因此，鉴于所有这些实际问题——而且没有任何政治战略是没有问题的——在这种具体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进行？
必须做什么？
我们应该认识到工人阶级革命作为一项战略目标的必要性，并公开倡导它，但由于这是目前的少数立场，我们既不应该从那里开始，也不应该从那里结束，我们最肯定的是，我们不应该将革命与赢得改良和在此时此地动员起来相對立。
我们应该与所有想要对抗和抵制当前走向灾难的人接触，我们应该让他们参与动员人民力量，这是同时向政府施压、赢得公众舆论和为革命奠定基础的最佳方法。
我们应该向政府和制度提出要求，但这些要求应该是面向大量走上街头的人，并且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有关。我们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将气候问题与工人阶级社区和工会联系起来，并培养职场行动的理念。
现在，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这意味着在11月的头两周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缔约方会议第26次会议（UnitedNationsCOP26Conference）周围建立尽可能大的动员。这并不是说第26届缔约方会议将会带来所需的巨大改变，而是要对聚集在格拉斯哥的知名人士施加最大的压力，并利用这些动员作为未来运动的垫脚石。
对于我们爱尔兰人来说，优先考虑的不是把人们送到格拉斯哥，而是我们能建设什么，我们能把人们安置在街上，在都柏林，贝尔法斯特，等等。这同样适用于里约热内卢、约翰内斯堡或悉尼的活动人士。
总部位于格拉斯哥的第26届缔约方会议联盟（COP26Coalition）是联合阵线组织动员活动的主要机构，该联盟已将11月6日星期六指定为全球示威日，11月5日星期五指定为职场行动日，希望能与未来的星期五和学校学生罢工团结一致。
生态社会主义活动家和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当务之急是与运动中的所有其他人合作，以在那些日子里实现最大可能的行动。
2021年9月16日
[1]AndreasMalm,Corona,Climate,ChronicEmergency,Verso,2020,p.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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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结束语
我已经说过，纯粹因命运的眷顾，本人承担起了很少有人有机会承担的任务。这就是说，任务是命运给予的慷慨礼物——这是如此难得的机会……尽管之前我就知道将会遇到种种艰难困苦，但我不会从我做出的重大抉择面前退缩。这个重大抉择就是要改变当时的国家状况，而处于国家权力的最高层，我对此有深刻的感受。我仍然认为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的立场（我曾经捍卫，还将继续捍卫）是历史始终在提供不同的机会和选择。事实上，历史本身在做出选择，历史是人民和社会的历史。
我过去相信，现在仍然相信自由、平等、公正和团结是核心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为人类的解放和尊严奋斗的许多代人都共同拥有这种价值观。伟大的下层人民运动也在这种价值观的旗帜下勃然兴起。无论如何，我认为要是没有自由的价值观，没有政治和生活中的公正理想，没有团结和公认的道德原则，那么任何社会都将会成为极权主义社会或威权主义社会。
直到今天，我还对以下事情感到后悔：我未能将我掌舵的航船驶入安全的港湾；我未能将改革保持在我预定的范围之内。就苏联和世界政治而言，由于我所担负的责任十分重大，所以我感到十分沮丧。
在更广的意义上，考虑到命运不仅使我能够参与重大的历史转折，而且还使我能够发动和推进复兴进程，可以说我是幸运的人。我敲开了历史大门，大门向那些我为之拼命奋斗的人们打开了。
我没有为了权力而去争夺权力，也没有不顾一切地将我的意志强加于人。成为总书记之后，我不得不考虑面临的局势、采取措施的后果和领导层其他成员的意见。我担任最高领导人时，有好几次被问到假如不能再次当选和必须去职，会感受如何。出访日本期间，在一个电视直播节目上，我被直接问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这是民主的自然结果，而如果我在一次民主选举中被取代，我将认为这是我自己政策的一个成就。
在与我的朋友钦吉兹·艾特马托夫的一次谈话中，我曾说我已经做出了选择。不论代价是多么高昂，我都不会后退。由此可见，我是说到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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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专题〗传记·回忆·评论->《回忆列宁》（第四卷）
作者小传
阿尔曼德，印娜·亚历山大罗夫娜（1898年生）——191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参加过国内战争，在阿斯特拉罕军区任政工人员（1918年）。1919—1921年在莫斯科市委和区委做党的工作。1921—1923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1923—1930年在苏联驻德全权代表处任职。从1933年起（时有间断）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现在是个人特种养老金领取者。
阿维尔巴赫，米哈伊尔·约西福维奇（1872—1944年）——苏联医学界的杰出代表，眼科医生，科学院院士，功勋科学工作者。为弗·伊·列宁治过病。
安德烈耶夫，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1895年生）——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著名活动家。1914年加入共产党。曾积极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7—1919年在乌拉尔和乌克兰担任党和工会的领导工作。自1922年起到1927年为止，任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从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至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均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1953—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现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顾问，从事大量的社会工作。
奥弗相尼科娃，克谢尼娅·谢苗诺夫娜（1890—1965年）——捷尔任斯基三山联合纺织工厂女工。1940年起为苏共党员。
奥奇金，阿列克塞·德米特里耶维奇（1886—1952年）——外科医工，教授。1910年起在索尔达钦柯夫医院（现名波特金医院）工作，任中央医师进修学院外科教研室主任，积极从事社会工作。
奥斯特里亚科夫，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1887—1952年）——苏联无线电工程师，科学家。1945年加入共产党。1918—1927年在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工作；1921年在他的领导下开始建设莫斯科“共产国际”广播电台。
邦契—布鲁耶维奇，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1873—1955年）——苏共老党员。1903年起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驻日内瓦考察团的工作，在日内瓦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图书馆和档案馆。曾参加筹办和编辑一系列布尔什维克秘密刊物。积极参加了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自十月革命初至1920年任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晚年担任苏联科学院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著有俄国革命运动史以及文艺学、民族志、宗教和无神论史等方面的许多著作。
彼得罗夫，费多尔·尼古拉耶维奇（1876年生）——189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职业革命家。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参加过十月革命和西伯利亚的游击运动。1920—1922年历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委员、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远东共和国卫生部和内务部部长。1922—1928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科学文化机关管理总局局长，其后至1933年任全苏对外文化协会主席。从1927年起担任苏联大百科全传副主编，1939年起担任苏联小百科全书副主编，1947年起为苏联大百科全书主编委员会委员。
彼特鲁什金，伊万·安德烈耶维奇（1897年生）——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从事国民教育方面的工作。
别尔马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1899年生）——192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参加过国内战争。1922年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特工部门任职。自1922年秋起担任弗·伊·列宁的警卫工作。现在是个人特种养老金领取者。
别兹缅斯基，亚历山大·伊里奇（1898年生）——苏联诗人。191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参加过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后枳极参加青年共产主义运动，任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波德丘法罗娃，叶卡特林娜·伊万诺夫娜（1884—1968年）——1901—1904年当货品分类女工，1904—1919年为印刷工人。自1919年起在莫斯科市党委工作。1922年至1925年任巴乌曼区党委妇女工作部部长。从1929年起在苏维埃工作。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曾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费定，康斯坦丁·亚历山大罗维奇（1892年生）——苏联作家。1918年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国内战争期间在红军中服役。1913年开始发表作品。俄罗斯联邦第三、四届最高苏维埃代表。
福齐也娃，莉迪娅·亚历山大罗夫娜（1881年生）——190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01年参加革命运动。1904—1905年侨居国外，帮助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同在俄国地下党组织进行通信联系。参加过1905年革命和十月革命。1918年起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同时兼任弗·伊·列宁的秘书。1933—1936年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动力总管理局系统工作。自1939年至1956年是列宁中央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员。现在是个人特种养老金领取者，写过许多关于弗·伊·列宁的书籍和文章。
格蒂耶，费多尔·亚历山大罗维奇（1863—1938年）——著名的內科专家，莫斯科一些医院的领导人：曾任巴斯曼医院主任医师，后为波特金医院（原索尔达钦柯夫医院）的创办人和首席主任医师。在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处成立之初即应聘参加工作。替弗·伊·列宁和他的家属治过病。
格利亚塞尔，玛丽亚·伊格纳切夫娜（1890—1951年）——1917年加入共产党。从1918年至1924年在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后来在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任职。
哈巴罗夫，伊万·尼古拉耶维奇（1889年生）——191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曾在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莫斯科第一车站当钳工和电工。二月革命后任铁路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在几条铁路线上执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任务。1922—1925年负责“哥尔克”国营农场技术处的工作，以后在经济部门任职。从1953年起为个人特种养老金领取者。
霍洛多娃，佩拉格娅·阿纳尼耶夫娜（1880—1945年）——1917年加入共产党。博哥罗茨克—格卢霍沃纺织厂女工。1917年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委员。1921年主管博哥罗茨克县保育院的工作。1922年起在莫斯科省诺金斯克区担任工会和行政工作。
季莫申科，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1895年生）——苏联军事家，苏联元帅。191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从1939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从1953年起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数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英雄。
金丁（金兹堡），雅科夫·伊萨科维奇（1892—1938年）——1917年3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从事经济和党的领导工作：1918—1921年任劳动人民委员部局长、国防委员会红军和海军供应管理局劳动处处长、小人民委员会委员。从1922年起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供应人民委员部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机关任职。
卡尔宾斯基，维亚切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1880—1965年）——苏联共产党老党员。1898年入党。党的著名著作家和宣传家。十四岁起开始从事革命工作。1904年侨居日内瓦，在那里认识了弗·伊·列宁。此后一直在党的国外纽织中工作，参与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活动，主持设在日内瓦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图书馆和档案馆。1917年回到俄国，其后一直担任苏维埃和党的重要工作。经济学博士。
卡尔波娃，安娜·萨莫伊洛夫娜（1883—1968年）——1902年入党。1915年在维亚特卡省从事党的工作，1918年在莫斯科国民教育局任职，1921—1922年主管省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工作。自1922年至1935年在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1935—1940年任历史、哲学和文学研究所所长，1940—1962年任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
科罗廖夫，格里哥里·库兹米奇（1885—1931年）——1905年加入共产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纺织工人。出席过1917年7月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全俄工会代表会议。1921年5月前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从事苏维埃、经济和工会等方面的工作，以后在党中央工作。
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1872—1959年）——苏共老党员，苏联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动力学家，科学院院士。1893年入党。曾任召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委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1904年退出了持调和立场的中央委员会。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积极参加了1905—1907年的基辅革命事件。十月革命后致力于恢复和发展莫斯科的动力工业。1920年主持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工作。1921—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其后数年先后在各人民委员部任职。自1924年至1939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多次被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从1929年到1939年担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克拉辛，列昂尼德·波里索维奇（1870—1926年）——苏共老党员，地下活动时期卓越的党的组织者之一，苏联著名的经济工作者和外交家。八十年代耒参加革命运动。1903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被补选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反动时期一度参加召回派《前进》集团。十月革命后担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重要工作。在党的第十三次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分别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
拉德琴柯，伊万·伊万诺维奇（1874—1942年）——苏联著名的经济工作者。189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职业革命家。在1905—1907年革命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在俄国的一些城市里从事党的工作。1912—1917年在莫斯科省从事泥炭采掘工作。从1918年起成为苏联泥炭工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27—1930年、1934—1935年任泥炭科学研究所所长。
列普列夫斯基，格里哥里·莫伊谢耶维奇（1889—1939年）——1917年3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哥美耳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任该委员会主席。先后参加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自1918年3月至1920年担任萨马拉省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兼市苏维埃副主席。1921—1923年任小人民委员会委员，以后任该委员会主席。后来在苏联人民委员会工作；1934—1938年担任苏联副检察长。
卢那察尔斯基，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1875—1933年）——苏联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1892年加入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布尔什维克。曾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无产者报》和《新生活报》编辑部的工作。积极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之后，走上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附和马赫主义分子，参加了《前进》反党集团。1911年退出“前进派”，建立“无产阶级文学”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同区联派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前后十二年担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的职务。1930年起为科学院院士。1933年8月被任命为苏联驻西班牙全权代表。政论家，剧作家，著有许多有关文学艺术的作品。
鲁祖塔克，扬·厄内斯托维奇（1887—1938年）——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著名活动家。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从第一次俄国革命后至1917年2月服苦役。1917年起担任党、苏维埃和工会的重要工作。从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6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6年起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马尔滕斯，路德维希·卡尔洛维奇（1875—1948年）——机器制造和热力技术方面的苏联学者。1893年加入共产党。曾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后来侨居英国，1915年移居美国。1919年1月被任命为苏联政府驻美国的代表。返回苏维埃俄国后，先后在经济和科学机构担任重要职务。
梅什柯夫，彼得·伊拉里昂诺维奇（1899年生）——191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20—1921年在顿巴斯（沙赫特市）担任区政治部指导员和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来从事经济工作和党的工作。现为个人特种养老金领取者。
美沙尔金，库兹马·瓦西里耶维奇（1892—1939年）——农民，曾参加卡希诺村电站的落成典礼，1920年11月14日弗·伊·列宇曾来这里参加庆祝活动。
米柳亭，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1889—1942年）——190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先后在彼得堡和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从十月革命后至1924年担任一系列重要职务。1924—1929年任俄罗斯联邦财政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1935—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电影普及化总管理局局长。
莫尔古诺夫，格里哥里·阿列克谢耶维奇（1899年生〉——194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1915年起在“狄纳莫”工厂做工，经历了从办公室学徒工到工厂营业副厂长的漫长的劳动道路。现为退休金领取者，工厂老战士委员会主席。
尼古拉耶夫，阿基姆·马克西莫维奇（1887—1937年）——190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参加者。反动时期侨居国外。1916年奉命回俄国，潜入前线在士兵中间进行革命宣传工作。1917年是在弗拉基米尔筹备革命政变的五人委员会成员。1918—1924年任邮电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无线电委员会主席。1925年起历任驻挪威商务代表、驻瑞典和法国商务副代表、电器设备进口公司经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全苏对外文化协会副主席。
涅奇金娜，叶卡特林娜·阿列克谢耶夫娜（1892年生）——原索尔达钦柯夫医院（现名波特金医院）的护士。现为个人特种养老金领取者。
皮亚特尼茨基，约瑟夫（奥西普）·阿朗诺维奇（1882—1939年）——189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布尔什维克党的著名工作人员。多次被捕坐牢和流放。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参加者。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是莫斯科党的五大战斗委员会的成员。1921年起在共产国际工作。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第十三次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分别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
契切林，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1872—1936年）——苏联国务活动家，卓越的外交家。自1904年至1917年侨居国外，1905年在国外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反动时期是孟什维主义的拥护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国际主义者，1917年末转到布尔什维主义立场。参加布列斯特和谈的苏维埃代表团团员。自1918年至1930年任外交人民委员，出席热那亚和洛桑国际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团长。曾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联共（布）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分别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切尔诺夫，奥西普·伊万诺维奇——西伯利亚农民。曾因参加社会革命党而被捕服苦役。十月革命后曾在下新城省担任农业合作化指导员。《贫农报》农民委员会委员。
切库诺夫，伊万·阿法纳西耶维奇（1928年卒）——弗拉基米尔省弗明基村的农民。1919年和1921年曾多次受到列宁的接见，谈论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农业协会的农民合作问题。
舍尔，伊里亚·米哈伊洛维奇（1885—1965年）——1903年入党。1905年敖德萨武装起义的积极参加者。从二月革命后至1921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1922—1925年在敖德萨从事党、苏维埃和工会的工作。从1926年至1930年致力于莫斯科公用事业方面的问题。1930—1935年任全苏老布尔什维克协会责任书记。1953年起为个人特种养老金领取者。
斯大林（朱加施维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1879—1953年）——俄国和国际革命工人运动、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著名活动家之一。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布尔什维克。曾在梯弗利斯、巴统、巴库、彼得堡等地从事党的工作。1912年1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曾参加布尔什维克《真理报》的编辑工作。在准备和进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期间，参加了由党中央建立的准备起义的军事革命总部。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人民委员会，领导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许多战线上进行工作。1922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实现列宁的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计划方面，在建设社会主义、维护苏维埃国家的独立和巩固和平的斗争中，斯大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同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进行的思想斗争中，斯大林建立了很大的功绩。1941年起斯大林先后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伟大的卫国战争（1941—1945年）期间，领导国防委员会，任国防人民委员和苏联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在担任党和国家最重要的职务期间，斯大林粗暴地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列宁主义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毫无根据地大规模镇压苏联著名的国务、政治和军事活动家及其他正直的苏联人士。
党坚决谴责和清除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赞同党中央为在党、国家和思想工作的一切领域中恢复和发扬列宁主义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而进行的工作，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错误和反常现象。
斯莫尔亚尼诺夫，瓦季姆·亚历山大罗维奇（1890—1962年）——190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在斯摩棱斯克枳极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1918年起任斯摩棱斯克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从1921年4月起先后任劳动国防委员会负责经济建设事务的办公厅副主任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从1929年起担任经济方面的领导职务。
索柯洛夫，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1874—1959年）——189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职业革命家。二次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二月革命后从事党的工作，参与建立地方苏维埃的活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当选为外贝加尔人民委员会主席。自1919年至1921年在西伯利亚工作，任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委员，农业人民委员部和中央统计局特派员。从1922年起在莫斯科担任经济和出版方面的各种领导职务。
塔霍—戈季，阿利别克·阿利别克维奇（1892—1945年）——1920年加入共产党。1917年二月革命后，以达吉斯坦社会主义小组成员的身份，枳极参加了反对达吉斯坦封建教权主义反革命统治的斗争。1918年任达吉斯坦州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捷列克人民委员会山民党团书记，1919—1920年任巴库国防委员会代表。1921年任达吉斯坦州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起——教育人民委员。从1929年起，在莫斯科担任领导工作。
魏斯布罗德，波里斯·索洛蒙诺维奇（1874—1942年）——苏联外科医生和社会活动家，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领导莫斯科河南岸区第一苏维埃卫生局并兼任医疗机构的政委。1919—1920年担任土耳其斯坦和西南战线防治流行病非常委员会主席。从1922年起在莫斯科市立第二医院任主任医师。曾为弗·伊·列宁治病。
温什利希特，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1879—1938年）——1900年入党。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五次和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曾参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工作。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委员会、洛兹委员会和全边疆区委员会委员。1917年4月起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积极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任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军事人民委员。从1919年起担任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工作。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曾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沃尔柯夫，谢尔盖·库兹米奇（1891—1942年）——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普罗霍罗夫（三山）纺织厂工人，十月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区苏维埃委员，莫斯科苏维埃代表，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晚年从事经济工作。参加了，1941—1945年卫国战争，在前线阵亡。
沃林，波里斯·米哈伊洛维奇（1886—1957年）——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积极参加了1905—1907年革命。1911—1913年侨居法国。在莫斯科参加了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委员，莫斯科市委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从1918年起从事苏维埃和党的工作。党的第九次和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参加过1941—1945年卫国战争。从1945年起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
沃洛迪切娃，玛丽亚·阿基莫夫娜（1891年生）——191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曾在党的第七次（四月）代表会议秘书处工作。以速记员的身份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从十月革命后至1918年7月任人民委员会出版局秘书。从1918年至1924年担任人民委员会打字员及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助理秘书。从1924年至1928年在列宁研究院工作。现在是个人特种养老金领取者。
谢烈布罗夫斯基，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1884—1938年）——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参加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1908年从苦役营地逃亡，侨居比利时，在高等技术学校毕业，获机械工程师职称。积极参加了1917年二月革命以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和发动工作。国内战争期间在乌克兰和南方战线担任各种职务。从1920年起任巴库国营阿塞拜疆石油工业联合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从1926年起担任各种重要的领导工作。自1931年至1937年任苏联副重工业人民委员。
谢马什柯，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1874—1949年）——苏联著名的国务活动家，苏联卫生事业的组织者之一。189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侨居国外。党的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代表。参加过1917年十月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918—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1930年转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从1944年起为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从1945年起为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院上。1947—1949年任苏联供学科学院保健组织和医学史研究所所长。
叶梅利扬诺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1871—1958年）——工人，革命运动的枳极参加者。1904年参加苏联共产党。二月革命后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1917年7—8月间弗·伊·列宁躲藏在拉兹里夫他的家里。枳极参加了十月革命。1921年参加平定喀琅施塔特叛乱。后来从事经济工作。
叶梅利扬诺夫，瓦西里·安东诺维奇（1884—1961年）——190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积极参加了1905—1907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期间任红色普列斯尼亚革命委员会委员、红色普列斯尼亚区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18年为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参加过国内战争。1919—1920年为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任三山纺织厂工厂委员会主席。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后来从事经济工作。从1937年起为个人特种养老金领取者。
叶若夫，伊万·卡利尼科维奇（1885年生）——191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负责阿尔汉格尔斯克军港的疏散工作。1918—1924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国库管理局局长。从1924年起在建筑部门担任工程技术和党的领导工作。现在是个人特种养老金领取者。
叶辛，瓦西里·扎哈罗维奇（1880—1960年）——191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任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在东部战线、东南战线和高加索战线参加国内战争。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委员。自1921年至1934年在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1934—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以后在某些企业里当动力工程师。
扎罗夫，亚历山大·阿历克谢耶维奇（1904年生）——苏联诗人。自1918年至1925年从事共青团的工作。192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
（顾柏林译张草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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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费·彼得罗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专题〗传记·回忆·评论->《回忆列宁》（第四卷）
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费·彼得罗夫
新的一年来到了。一个伟大的日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更加临近了。在这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谈谈我那无比幸福的经历：我是看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聆听过他的讲话，并且同他一起工作过的那一代人中间的一员。我感到幸福的是，我活到了我们这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令人神往的共产主义正在变成可以感觉到的、可以看到的现实。而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胜利，最伟大的革命家列宁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由列宁缔造和培育的共产党，光荣地举起为劳动人民的幸福而斗争的红旗，经受了许多次急风暴雨的锻炼。如今，我浮想联翩，不禁回溯起党诞生的那些年月。
我初次接触列宁的著作，是我在基辅“阿尔先纳尔”工厂领导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时候。这次接触意义非同寻常。诚然，当时，在距今七十多年以前，我同俄国革命运动中成千上万个同志一样，无从知道我们拿到的是党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领袖所撰写的一部经典著作。我们怀着巨大的兴趣，极其认真地读着由一位名叫马尔丁诺夫的工人带给我们小组的、用胶印机复印的书《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过了很久以后，我们才得知这本好书的作者是谁。通过学习，我们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对于革命的、党的战略和策略，获得了清楚确切的概念。列宁的书给我们指明了在推翻沙皇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工人运动应该走的实际的道路。在研究弗·伊·列宁的这一部著作并获悉彼得堡已建立起“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消息之后，我们在基辅也建立了这种协会。
这样，我就开始从思想上认识弗·伊·列宁，学习他的著作，了解他的党务组织活动。我当面见到列宁则是永世难忘的1900年的事。
那一年，弗·伊·列宁从舒申斯克回来，在莫斯科住了不长的—段时间。当时，我由于地下工作的事务以及为了获得党的情报，在莫斯科曾会见过许多革命同志，其中有我前几次去莫斯科时就已经认识的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他请我到他亲属的寓所去作客，并対我说，他的从流放处归来的哥哥弗拉基米尔也会到那里去。
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看到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领导者多次提到过的这位人物。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久就来了，随身带着一捆书。据我记忆所及，这是一些经济和历史方面的著作，还有几本统计学书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正在研究国外工人运动的历史、各国工人罢工的次数和性质（在这以前，他已写了一本杰出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就彼此认识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年轻，个子不高，双目炯炯有神——马上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啊，您在那里工作得怎么样？做了哪些工作？有多少小组？工人们的革命觉悟提高了多少？”
我是在基辅的军事革命组织里工作的，因此我详细地汇报了我们同工人和士兵们的联系以及我们在部队里开展工作的情况。他说：“这很好，军队应该同无产阶级汇合成统一的运动。在士兵中间进行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
那天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到了他在舒申斯克流放时就已经酝酿成熟的思想：创办一张全国性的报纸——未来的《火星报》。他热情地说，非常需要有一张组织群众的党报，以便把独立的、暂时还处于分散状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和小组结合成有纪律的政党——为推翻沙皇和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工人群众的先锋队。
大家都知道，不久以后，列宁的《火星报》创刊号即于1901年1月在莱比锡市问世。每一号《火星报》的出版，对地下工作者来说都是重大的事件。我记得，我是在《火星报》上首次读到了列宁的文章《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的，这篇文章提出了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文章载于1902年2月1日第十六号上面。我怀着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回想起这些薄薄的报纸，当时，我们一直想方设法，要使每一号《火星报》都能让尽可能多的同志看到。
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另一次接触，虽非直接见面，但是却感人至深，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件事发生在什吕谢尔堡监狱里。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军事革命组织参加了1905年的街垒战（X光透视表明，我胸口上至今——已有六十四个年头了——还留着那颗险些儿使我丧生的宪兵的子弹），我被判了七年苦役。就是在这什吕谢尔堡里面，我们在“外面”的同志给我们捎带进来的书籍中，找到了用《田地》杂志的封面伪装起来的弗·伊·列宁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所有的囚犯手不释卷地读着这本书。书是通过澡堂里的一个秘密的小洞转辗传递的：我们从澡堂的一面墙上抽掉几块砖头，把我们苦役犯自己办的手抄的报纸、互通信息的字条和禁书安放在里面。在这些密藏的书报中就有列宁的这部著作。列宁的这本书所以会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它在哲学上天才地提出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也不仅仅在于它极其深刻地阐明了各门科学之间相互联系的规律，彻底击溃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理论。它首先是一部纲领性的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为我们的整个布尔什维主义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它以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武装了革命的实践，武装了布尔什维克的战略和策略，从而引导我们取得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引导我们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后来我还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过面，不过那已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事了。作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的委员，我不止一次地执行列宁关于在远东共和国开展工作的指示，为从美、日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的铁蹄下解放远东而斗争。
在远东复归俄罗斯联邦之后，我奉党中央调遣，出任教育人民委员部科学文化机关管理总局的领导工作。这是旧知识分子、科学家和学者在世界观方面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任务是，务必使各个研究所和科研干部走上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轨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拟订改组科学院的方案，以便把理论工作同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恢复经济和实施国民教育计划等重大任务结合起来。
由于弗·伊·列宁的富于远见的英明的政策，由于他对我国科学事业和学者生活的关怀，老的科研机构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又成立了一些新的研究机关。目前我们仍旧在研究的—些课题（如半导体、合成技术方面的化学研究、代用品等），当时就已经提出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重视保护大自然、合理使用自然资源的问题和方志学这门学科。
我还记得，当我通知科学院院士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2]，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示要为他的工作尽可能创造有利条件时，他脸上流露出惊奇的神色。当这位院士听到我问他需要多少钱的时候，他心存疑虑地反问道：“难道您能给我钱吗？您要知道，这需要金子，需要从国外购置仪器。”我回答说，対苏维埃政权来说，为了科学事业，不管是金子还是其他任何东西，都在所不惜。他沉思了一会儿，坐下来编造了一份价值一千金卢布的数量有限的仪器清单。后来，当他获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教育人民委员部为供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建立实验室而给予无限制的拨款时，他更是感戴莫名了……
隶属于科学文化机关管理总局系统的机构有科学院、剧院、博物馆等极其广泛的科学和文化单位，对所有这些机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极为关注。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次，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建议把博物馆办成单纯的政治教育机构，不把科研工作纳入博物馆的工作范围；各博物馆的展出结构也要作相应的改变。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内部对此有争论。根据卢那察尔斯基[3]的提议，问题被提交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裁决。他答复说，博物馆不但是政治教育机构，而且也是科学研究机构。离开科研工作博物馆就无法提供我国人民所需要的广泛的知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关心图书馆的工作。对于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根据总的国民教育计划筹建的群众图书馆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很感兴趣。与此同时，他指示教育人民委员部扩大主要几个大型图书馆，特别是鲁勉采夫博物馆附属图书馆（即今国立列宁图书馆）的藏书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各种书刊出版以后必须保证向该图书馆提供两本样本，以建立起全国规模的公共图书馆，使每一个读者能够在那里借到任何一本书，直至答辩论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曾见过多次，但每一次都为列宁处事决策的英明伟大惊叹不已，即使在处理似乎是无关全国大局的“非本质的”小问题时，也是如此。
任何人都不会象列宁那样地善于支持科学和实践中出现的一切新生的、进步的事物。
比如，我记得，弗·伊·列宁曾经密切地注视着康·艾·齐奥尔科夫斯基[4]的工作。正由于如此，我们的国家成了征服宇宙的先驱。正是苏维埃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人类开辟了第一批宇宙航线，把十月革命的故乡，列宁的祖国的荣誉，用金色的大字载入了史册。
当我写下“共青团员”这几个字的时候，眼前随即浮现出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会议厅的节日景象。不久以前，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在那里隆重举行全体会议，庆祝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五十周年。共青团员们邀请我同他们一起庆祝他们的欢乐的节日。当然，更确切地说，这是我们全民的节日，囚为在我国的居民中将近一半人都经受过列宁所缔造的共青团的教育，而且二十六岁以下的青年如今仍占我国人口的半数。不用说，我早己超过了这个年龄，我已经九十三岁了，但是列宁主义的威力就在于，它能把不同年龄的人们联合起来，使年轻人更加成熟，使老年人更加年轻。
在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行庆祝会议的前几天，有几个非常尊贵的客人来看我，他们是莫斯科编组车站机务段光荣的共产主义劳动集体的成员。将近半个世纪以前，就是这个机务段发起了著名的、得到列宁高度评价的“伟大的创举”。四十年以后，那里又成了共产主义劳动运动的诞生地。今天已经有千百万人民——工业和运输、建筑和农业、邮电和贸易等部门的职工，国民经济各个不同领域的代表——参加了这个运动。听了这些来自编组车站的优秀青年所讲的话，心里真是万分的高兴。他们在劳动、学习、生活中体现了共产主义的品质，他们光荣地、十分骄傲地牢牢接过革命的接力棒，老一辈革命家的接力棒，世界的改造者共产党人的接力棒。光荣的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庆祝自己的节日的时候接受这支接力棒的最确切的象征——十月革命勋章，是受之无愧的。
列宁曾经告诫我们说，不是教条主义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狭隘地从书本上背诵一些哲学概念，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同本身的业务，同劳动过程创造性地、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确保共产主义建设的成功，促进真正的共产主义个性的形成。共产主义劳动运动的参加者和所有的共产主义建设者一样，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是忠于列宁的这个遗训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你听着青年们讲话的时候（一般地说，我常常和他们见面，给他们做报告），你会注意到他们好想象，好幻想。这太好了！
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的卓越的著作《怎么办？》中引用过皮萨列夫[5]的一段铿锵有力的话来说明赶过自然的事变进程的幻想及其与生活的联系。“应当幻想！”[6]——列宁号召革命者。因为美好的幻想不仅能鼓舞人，而且能鼓舞党和整个阶级；何况，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伟大的幻想——共产主义的理想，正鼓舞着我国全体人民。
共产主义天才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想之所以能成为现实的力量，其原因就在于这些理想不游离于生活之外，不游离于斗争和建设新社会的任务之外。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在1923年口述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列宁令人鼓舞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谈到了电气化、大工业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这就是我所向往的……崇高任务。”[7]
今天，我们亲眼看到了，而且幸福地参加了实现列宁的理想的进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早在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期就宣布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纽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8]使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代表们特别感到欢欣鼓舞的是，伊里奇的这个预言实现了：一个落后的国家发生了真正奇迹般的变化，已经转变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转变之所以有可能实现，是因为领导我国人民的，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直是在战斗中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这个党，用天才的列宁的话来说，体现了“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9]，始终忠于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奇迹当然是不存在的。我们所完成的一切，是我国人民进行斗争和劳动所取得的合乎规律的结果，是党为组织、教育和团结劳动群众而进行的巨大工作所产生的结果。而且也不能认为我们所走过的胜利道路完全是一帆风顺的。这条道路曾经布满荆棘，困难重重。不言而喻，在我们面前还会有不少困难。但是，列宁主义的思想信念，组织上的一致性，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全体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是我们党的力量的源泉，在这样的党的面前，任何艰难险阻，不论过去或将来都不是不能克服的。
我还记得，我们这些当时还很年轻的革命者，在听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时，心里是何等的高兴。现在，我也满怀着幸福的感情，因为我参加了我们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共产主义建设的一个重大阶段，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这是人类的巨大幸福，党的巨大幸福。
当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熊熊烈火燃遍了世界各国，在各国人民的心中蔓延。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我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献身于为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为实现工人阶级的理想而进行的斗争已经有七十三年了，如今我满怀喜悦之情注视着这些伟大的思想的胜利。
在迎接这个历史性的日子——我们亲爱的领袖和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曰的时刻，我们能够理直气壮地说：他今天仍旧和我们在一起，永远活着，永远伟大！
载于1969年1月5日《真理报》第5号第3版
（顾柏林译张草纫校）
[1]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ДмитрийИльичУльянов，1874年8月4日——1943年7月16日），列宁的弟弟。1893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1897年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图拉，后又流放到波多尔斯克。1900年起任《火星报》记者。1905年革命期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辛比尔斯克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暂时脱离政治活动。一战期间入伍，在军队中开展革命宣传。1918年任克里米亚地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19年任克里米亚人民委员会主席。1920—1921年任俄共（布）克里米亚委员会委员兼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起在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1943年在高尔基城逝世。
[2]伊万·彼得洛维奇·巴甫洛夫（ИванПетровичПавлов，1849年9月26日——1936年2月27日），苏联生理学家、心理学家。1904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3]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Васильевич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4]康斯坦丁·爱德华多维奇·齐奥尔科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ЭдуардовичЦиолковский，1857年9月17日——1935年9月19日），苏联火箭学家、航天学家。
[5]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皮萨列夫（ДмитрийИвановичПисарев，1840年10月2日——1868年7月4日），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
[6]《列宁全集》第5卷第180页。——编者注
[7]同上，第33卷第455页。——编者注
[8]《列宁全集》第5卷第437页。——编者注
[9]同上，第25卷第251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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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往何处去该怎么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
第十二章往何处去该怎么走
↘你记得反革命吗？
↘犬儒、投机与恐惧的岁月
你记得反革命吗？[1]
保罗·维尔诺
“反革命”是什么？不能把它仅理解为暴力镇压，虽然这一直都有。它也不单单是恢复旧制度，或者重建被冲突与反抗打开缺口的社会秩序。其实，“反革命”是一场颠倒过来的革命。换句话说，它是对生产、生活与社会的猛烈革新，却又巩固和重新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反革命”和革命一样，将一切都改变了。它确立了长期的紧急状态，一切事物在其中迅速扩张。它积极构建其独有的“新秩序”，形成了新的思考方式、文化观念、品味、习惯与风俗，总之，它形成了常识。它深入到根源，将其整个改变了。
……意大利的“反革命”始于七十年代末，一直持续到今天[2]。它经历了各个阶段。它的外在也像变色龙一样多变：基督教民主党与工厂的“历史性妥协”、卡拉克西主义的胜利、苏东阵营瓦解后的政体改革。但不难看出它各阶段的主导动力。八九十年代意大利“反革命”的核心在于：一，完全确立了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电子技术、去中心化与弹性工作、将知识与通讯作为主要经济资源等等）；二，在资本主义管理下，极大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兼职、提前退休、结构性失业、长期不稳定的工作等等）；三，代议制民主将经历激烈的、几乎不可逆转的危机。这些正是第二共和国的基础。这些手段让统治的形式和方式，适应于发生在生产场所和劳动力市场中的变化。在第二共和国中，后福特主义“反革命”最终得以实现。
以下政治—历史短文旨在推论过去十五年（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期）意大利的一些重要方面。准确地说，它们为理论问题提供了直接的背景。要是某一事件具有典型价值（或能提供新的看法），我们将在附录中对其进一步研究，类似电影里的“特写”……
在为消灭阶级运动和产业转型的最初阶段出完力后，主流左派被逐步排除在了游戏之外。1979年，受共产党及其工会毫无保留支持的“广泛一致”的政府（也称为“民族团结”的政府）关门大吉。政治主动权完全落在了大企业和中派政党的手中。
为了在过渡阶段压制社会不满，国家选择了改良主义的工人组织，当时不再适用福特—凯恩斯模式，信息技术尚未充分发展。接着，新的发展周期刚开始，流水线上的“大众工人”彻底失去了在合同和政治上的分量，左派官员也成了多余的累赘，马上就被赶走。
共产党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衰落。这是新的生产过程导致的。有人错误地以为，“真正社会主义”的覆灭导致了1990年的衰退，最终促成了共产党解散和左翼民主党诞生，换句话说，它是由于铁幕倒塌而造成的直接后果。
主流左派在八十年代中期遭受了失败的惩罚。1984年，贝迪诺·克拉克西[3]政府不再将工资与通胀挂钩。为了挽回这项七十年代工会的成就，共产党召集了全民投票，然后遭受了重大失败。它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从那时起，党和工会就采取了“现实”的立场，即在工资和工时问题上与政府合作。自1985年起，所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工会的”劳动保障都消失了。后福特主义下的工人阶级又回到了原点，它无法再依靠“自己的”党和“自己的”工会了。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欧洲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
菲亚特八十年代的变化
在这二十年间，青年工人的自发战斗、意大利共产党、即将转型的公司，三者之间戏剧性的辩证关系是相当清楚的。菲亚特就是意大利“伟大转型”的缩影。它一共分为三幕。
第一幕是在1979年7月，菲亚特因“无限期”罢工而停止运作，这场罢工在很多方面都像是真正的占领工厂。它是在公司协议斗争的高潮发生的。但最重要的是，它是七十年代工人进攻的压轴戏。它的主角是这两年才到菲亚特工作的一万名新员工。这些都是“古怪”的工人，他们的思考方式、城里养成的习惯和受到的教育，都类似于七七年走上街头的学生和失业者。当时，这些新员工一直都不遵守工作节奏：他们只想慢点干。他们让菲亚特停止运作，是为了要求工作时间的弹性。共产党和工会公开指责他们没有工作热情。
第二幕是在1979年秋天，菲亚特管理层为了反击，解雇了六十一名斗争经历丰富的工人。但他们不是因为触犯公司规定而被解雇。解雇的理由是这六十一人涉嫌“恐怖主义”。法官没有证据，但这并不重要。公司“知情”就够了。自称“致力于全民团结”的政府也站在公司这一边，它把体制外的社会斗争和武装颠覆画了等号。共产党和工会也委婉支持菲亚特的决定。
第三幕是在一年后。1980年秋天，菲亚特提出一项重组计划，预计将裁员三万人。福特制工厂要被拆除，米拉费奥里将变成过去。随后三十五天的罢工中，当时已退出政府的共产党充分组织了起来。党的第一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在菲亚特的大门前举行了一场集会，这后来成为了左派的固定“仪式”。但为时已晚。由于此前支持解雇六十一人，还反对和压制新员工的自发斗争，共产党和工会早就摧毁了厂内的工人组织。它们是自食其果。只有想混淆视听的历史学家才会说这三十五天起到决定作用，或者这场冲突是一个转折点：其实，一切都在1977—79年间发生。菲亚特这回可以依靠群众（中层管理、工头和职员）来取胜。1980年10月，这些人在都灵组织了一场示威游行，抗议工人继续罢工。这场示威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四万人参加游行。于是，菲亚特的重组计划通过了……
在八十年代，第一共和国的危机已经浮出水面。代议制民主的衰落，包括以下现象：
第一，作为统治的手段，每当发生地下武装冲突、公共债务或农民工问题时，“紧急状态”（即实行特别法和建立实行特别法的机关）都会被使用。
第二，议会的许多职能下放给行政系统，官僚的指令凌驾于法律之上。
第三，极端膨胀的司法系统（在镇压恐怖主义期间得到加强）使得司法取代政治。
第四，科西加总统的反常行为。在他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就好像意大利是一个总统制共和国，而不是议会制共和国。
柏林墙倒塌后，公众舆论预示着危机的爆发，左翼和右翼几乎一致认同消灭代议制民主最鲜明的象征，即立法机构的选举标准。1993年，全民投票废除了旧立法，实行了多数选举制度。这一事实加上“净手行动”（牵扯了主要政治集团的腐败）加速和完成了传统政党的瓦解。而在1990年，意大利共产党转型为左翼民主党，放弃了所有的阶级立场，并表明自己是一个“温和”与“建议”的党。
基督教民主党也瓦解了，1994年改名人民党。那些较小的中派政党（包括在许多方面预见到彻底制度变革的社会党）一夜之间消失了。然而，九十年代初意大利政治制度的长期动荡产生了一个意外的结果：新的右翼形成了。这个右翼远非保守，真正致力于创新，它从依附性的劳动中产生，为当代的主要生产者提供政治表达。
1994年大选上台的新右翼由两个组织组成：北方联盟[4]和意大利力量党[5]，前者的势力范围仅限于北部地区，后者则围绕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6]左右，他是几家电视台、出版社、建筑公司和大型零售店的所有者。
北方联盟唤起了民族自决的神话：北方人民要求重视他们的传统和习俗，不将任何形式的权利交给国家的中央机关。本地认同（基于地区或城市）与广泛的政治代表制及抽象的公民身份形成了鲜明对照。此外，尤其针对来自意大利南方和欧盟的农民工，北方联盟的本地认同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北方联盟提出了一种将旧现代与后现代交织在一起的联邦制：它把阿尔贝托·达·朱萨诺[7]（伦巴第的中世纪佣兵）这类人物和超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将“土地与血”的口号和反税收扔在一个口袋里。这种矛盾的结合引起了反国家主义的倾向，过去十年间，这种倾向慢慢从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冒了出来。后来，北方联盟获得了后福特主义中小企业的群众基础，因为它能从民族国家手中得到相对的自主权。在新的生产组织出现，欧洲一体化已被提上日程时，意大利国家机器在诸多方面都需要完善，而北方联盟的方案反过来推迟了这些问题的政治解决。
意大利力量党则以商业模式与技术取代传统的代议制民主程序。选民被当作（电视）“观众”，保持消极的共识。此外，力量党的组织忠实地再现了“网络中的公司”的结构。支持力量党的“俱乐部”都是在远离传统政治的个人基础上发起的，比如野心勃勃的办公室白领或者想要出名的外省公证员。这些俱乐部和党的关系，就像是个体户或小家族企业和母公司的关系一样：为了推销自己的政治产品，它们需要一个公认的品牌，而作为交换，它们得遵守品牌的风格与行为规则，给母公司留下好名声。意大利力量党和八十年代中期的社会党一样，取得了信息与通讯技术业雇员的支持，即取得了正在后福特主义伦理与技术的风暴中形成的那一派的支持。
新右翼认识到了，且暂时拥有了最受期望的东西：反国家主义、逃避政治代表制的集体实践，以及掌握群众智力工作的权力。它扭曲了它们，又将其藏在拙劣的讽刺画下，意大利漫长的反革命过程落下了帷幕。这一幕结束了，让下一幕开始吧！
犬儒、投机与恐惧的岁月
往何处去？该怎么走？“七七年运动”后，1968—79年的现象又再次上演：政治制度无法压制政治、体制与文化变革的要求，只能以各种司法和警察的镇压手段来使运动边缘化。
在“火热之秋”的高潮，“紧张战略”已经成形，它迫使运动采取各种组织和代表形式：从列宁主义的小组到工厂委员会、地下武装组织的形成、地下武装斗争的出现，以及市民社会为了争取民主（离婚或堕胎等权利）而在全民公投下的动员。
1977年，所有代表形式都陷入了危机，要么是因为国家权力再次重组，要么是因为新社会主体已经放弃了原先的自我组织形式。有人说七七年也是“激进政治批判”的高潮，这一历史时刻中，新社会主体在主观上彻底打破了“政党形式”的理论与实践。但要反思的是，它表达的多样需求并没找到一个能自我表达的政治形式。
那一短暂反抗时期的直觉与广泛实践，戏剧般重演了整个六七十年代的阶级构成与组织之间悬而未决的矛盾。可以说，在过去的十年间，各种组织都达到了局限，因为它们无以应对主体的复杂性与阶级斗争的需求。如果在“火热之秋”后，运动能够有所反应，吸取反对主流左翼阶级妥协的“外来”激进组织形式与斗争经验，为工人阶级提供参考，那么“七七年”已经失去了这么做的立足点。
“紧张战略”被三个主要的社会政治因素所抵消：阶级自主的战斗性、武装斗争的实践以及民主激进主义。武装组织的极端立场曾导致“小集团式的暴力”，但它在1976年还是少数（红色旅的创始人之一博索里尼〔Bosolini〕说，当年全意大利只有不到一百名游击战士），七七年运动将其逼入绝境：即使在广义上理解武装斗争的倾向与政治目的，也无法统一武装斗争的目标与分散的暴力实践。
“组织模式”的危机、“追求共产主义”的激进活动、生产周期深刻而专制的重组，以及“国家形式”的重建，都引发了冲突。
相比六九至七三年，七七年的议会各政治势力推动了制度转型。将以“紧急立法”载入史册的公共秩序方案代表了七七年各派达成一致的基础，以及共产党被纳入“民主”政府的条件。意大利共产党在其历史上首次宣布支持大规模限制自由与宪法保障，还想让民众与专制复辟达成共识——包括对《皇家法》的“全民公投”。[8]
虽然意大利政府与司法的最清醒历史学家和见证人指出，早在1974—75年刑事制裁就变本加厉，但1977年仍是“关键的一年”。[9]不仅如此，为政治犯辩护的律师也被针对，遭到刑事诉讼或成为搜查和逮捕对象的律师将遭到停业。[10]
同时期设立了“特别监狱”——它们从未合法，这些真正的集中营旨在摧毁被捕者的身心。为了不让犯人逃跑，他们经常开火，若再发生“亚历山德里亚惨案”[11]，这并非取决于某个人或地方法官的决定，而是法律的规定。这一任务被交给卡洛·阿尔贝托·德拉·齐爱萨将军[12]，他曾是“惨案”的主使者，这绝非巧合。
的确，假如“紧张战略”是国家对阶级冲突的恐怖主义反动，那么“紧急立法”则是为了压制任何有组织或自发的社会反抗，将它们统统视作“非法”。做法不同，但目的一致。
激进派（甚至民主派）普遍认为，国家掩盖（容忍和组织）“恐怖政策”的阴谋，因此失去了垄断暴力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所谓“民主”的特权又是最模糊和矛盾的。宪法之父诺贝托·博比奥[13]的看法是：“革命团体为自身的暴力辩护，它们认为这是对国家绝非自然的暴力唯一可能的回应……同样的论点也被国家用以解释其自身的暴力，即它是对革命暴力的回应。”[14]
根据博比奥的说法，在这一对立中，“一贯的民主派”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制度。“纪律”机关的任务应是平衡社会运动的代表权与民主再生产和管理的需求。当规则被单方面改变时，就会产生后果难以预料的冲突。
七十年代中期，基督教民主党政权的保守落后成为了民主制度的“障碍”，1974年以来就出现了征兆（即所谓“恐怖主义”危险之前）：颁布了大量法律，警察审讯和《皇家法》（1975）被重新引用，从此以后，真正的“谋杀许可”被赋予了“治安部队”（在之后十年内，就有三百五十人成为它的牺牲者）。
客观上看，它是有机的专制：一方面是国家治安机关的“恐怖主义”，另一方面是日益权威的立法，后者被认为是捍卫“民主”必须的，而我们的“民主”受到暴力威胁，反过来又引起暴力。这一切都是由深刻改变“意大利政治制度”的需要引起的。从工厂到社会，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深刻转变了。工会如此，更何况基层工人群众希冀的联盟。
工会作为政权与政党制度之间的唯一协商工具，也成为了资产阶级社会与国家的主要中介，极大削弱了传统政党，尤其是左翼政党。在工厂和社会中，运动逐渐摆脱了意大利共产党的主导权，后者战后头一次失去了对工厂的控制。斗争形式、“不断冲突”、围绕工资和待遇引发的冲突，几乎都是自主的，也都独立于政党制度。唯一试图代表它们的是工会，但基层迅速掌握了主导权——需要指出，工厂委员会的工会协调组织绝大多数成员都不是党员——甚至和工会领导层公然对立。
“整个社会似乎都在急剧转变，同时资产阶级遭遇了持续激烈的身份危机，它丧失了文化身份和抵抗运动的民主遗产，内部也产生了权力冲突。”[15]这一背景下，在保卫“民主国家”的政治框架下，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趋势。“此外，政府都倾向于达成一致。一方面，政治势力都在与自身的阶级疏远，在国家内部拥有了普遍利益。另一方面，国家和制度通过党派表达了‘共识’，反过来也失去了所有的历史和阶级特征，成为一个顾名思义的‘民主’国家和制度……比方说在意大利，我们不再有‘资产阶级国家’、‘基督教民主党国家’或者某些方面的‘法西斯国家’，在各政治势力（首先是共产党）的‘共识’下（指“民族和解”政府），国家认同民主，将维护共同价值观作为全体的利益和义务。”[16]
七七年前，意共就竭力调整自己的党纲、目标和内部权力体系。它在市民社会复兴中也取得了最大好处。意共在1975—76年的选举胜利（创了战后新高）也反映了一场重大的集体愿望，当时认为共产党能在选举中战胜基督教民主党，是表达了前五年的群众需求。然而，这不过是一场空想。由于其历史战略和政治文化，意共没能察觉到如此激进的变革需要，而是执意加入政府。这就是共产党放弃了自从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力争反对加入北约的立场，并决定重建受社会—工厂斗争重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原因。
为了这一战略，不可避免要将工会重新纳入党及其战略的领导下。正如我们所见，工会是冲突的唯一调解工具。“没了工会，意大利政治制度就无法应对阶级斗争、工资要求和新的需要。”[17]没有工会提供合作，任何自上而下的重组都无法进行。
大量“聪明的头脑”被动员为该政策辩护。特伦廷在一篇长文《从被剥削者到生产者》[18]中解释了生产者之间需要协议，这是为了重建工人运动的“民主主导权”之路。贝林格在他给知识分子的著名演说中讲道，左翼政府是不可能也是不受欢迎的，除非“生产力”从“雇主的武器”变成“推动政策转变的工人运动之武器”。《共和报》的一篇通讯表明了同样的想法，并得到了经济学权威西洛斯·拉比尼[19]的支持，当中精辟地宣称“左派必须自觉帮助提高今天极低的利润率，甚至提出牺牲工人的措施。这是朝葛兰西主义主导权方向迈出的一步。”[20]共产党参加政府时，正是这么做的。
但这一战略选择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这意味着对先前革命阶段劳资冲突的清算，意味着“米拉费奥里派”与“火热之秋”的全部成果付之一炬。不管台面上怎么说（比如被解雇都被说成“过剩”），工人和社会运动都不想放弃取得的东西，还想争取更多。
“紧急立法”的诞生正是一种威慑，为的是防止修改“游戏规则”时，发生动荡。“民族和解”政府作为绝妙的跨阶级“民主国家”的代表，将在议会中消化任何形式的冲突，而把它无法处理的都划为刑事和法律问题。
意大利历史上始终躲在“政党制度”背后的国家，现在有力地走上前台。“在某些历史时期，当统治危机与（体制内外）新阶级构成的发展可能使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辩证关系失控时，民主和阶级间的国家形式就会浮出水面。1945—46年正是如此，在反法西斯武装斗争后，面对阶级和群众，共产党协调了工人阶级、武装运动和宪政党派的关系。就和当年‘重建体制’一样，意共玩弄‘紧急状态’来克服目前的危机，选择了‘历史性妥协’的道路。而在6月20日后（选举胜利后），共产党有更多筹码与其他政党——尤其是基督教民主党——结盟来‘解决国家危机’，让各派重归于好，不再冲突。各党派的政策和纲领像铁幕一样封闭了阶级的需求。‘政党制度’不再假装代表冲突，或是调解和组织冲突。它将冲突置于‘经济利益’之下，将自己视作科学治理，与社会分离并与之敌对。政治制度愈发僵化，它直面反对公民社会，不再接受下层压力，而是实行控制和压制。”[21]
而在七七年，议会颁布了一系列“例外法律”，运动的反抗和革命工人在工厂中的无方向，导致革命运动无法看到前景。“七七运动”的财富和自主遇到了困境，往何处去？该怎么走？革命群众又戏剧性地遭到“领袖的背叛”。对裁员计划的政治利用、革命组织的瓦解、针对性的解雇、歧视性法律的颁布，这些也是客观上遇到的困难。
这也许是战后最黑暗的时期：假如说六十年代初的苦闷引起反抗，那么工人的“恐惧”则是产生了绝望。“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只是“特洛伊木马”，它服务于一个更庞大缜密的计划。首先，消灭意大利的革命势力。其次，清除工人群众的中央机构，便于老板对工厂的管理。为此，不仅要打破“法治”的程序和立法，还要建立强大的文化机关以篡改和伪造七十年代的历史，这是为了剥夺所有反抗者的“记忆”。
年轻的积极分子中有一种糟糕的想法，认为基层自我组织都无济于事。似乎只剩下极端和激进的选择：作为对存在的彻底拒绝，吸食海洛因现象普遍（1976年有一万名吸毒者，1978年则有六七万），另一方面，仿佛是对严肃道德的需要，群众涌入了武装组织。
历史上享有最高声望的武装组织是红色旅。它在工人阶级中间拥有坚实基础，而在第三国际的经验之上，它还吸取了别的理论（“工人主义”和游击队理论），这似乎使它成为了一个密不透风又难以捉摸的组织，拥有致命的行动能力。红色旅绑架和处死了莫罗（他正准备将意共带入政府），这反映了运动的普遍愿望。广大工人群众看好莫罗事件，绑架行动的效率也给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阿尔多·莫罗事件的悲惨结局后，1978年初武装活动不断增加。成百上千零星的自主积极分子和整队整队的工人群众涌向最大的武装组织——尤其是米兰的瓦尔特·阿拉西亚旅[22]，它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年轻工人。同时，受自身决定动摇的“政党制度”将控制与镇压的权力下放治安部队和法院，后者得到了毋庸置疑的裁决权，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历史上，书写了最黑暗的一页。红色旅绑架并谋杀了阿尔多·莫罗，大张旗鼓地转变了1975—76年“攻击国家心脏”的战略，这是“历史性妥协”的结果。在1975年4月的战略决策中，红色旅放弃自问自答的形式，发表了一份正式文件——和第三国际各党的传统一样——把它当成某种全面计划。在这一正式决定中，武装组织的自我介绍也反映了革命进程的复杂性。于是，它不再是一个地下武装组织，不再是阶级对抗的最激进产物，而是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组织，把“武装斗争”当作阶级对抗的唯一战略、作为革命的“形式”，倾向于由自己表达现实运动的复杂性。这种性质的战略决策，必然会大大降低组织过程本身的复杂程度，与其他斗争方式越来越对立，而它不仅与议会外团体，也与分散或有组织的自主活动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分歧将在后几年愈演愈烈，引发对红色旅实践的理解—拒绝，在莫罗事件之后，这一关系才经历了复杂而矛盾的破裂。
红色旅绑架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家，当然是想攻击“历史性妥协”的计划，但它最大的野心其实是建立主导权，它判断“工人中心地位和资本国家”之间难免冲突，在红色旅的分析中，这一冲突被认为是资本和国家攻击“大众工人”主导权的“必然”历史结果。通过典型军事行动来预演“展开的内战”，为的是运动按照红色旅的计划发展时，它能够接过运动的领导权。这完全是空想的，也和现实运动越离越远，在1980年菲亚特工人遭受重大失败时，它彻底破产了：几千名工人被解雇，他们被驱逐出生产周期，消散在社会中，担惊受怕又失去了群众的身份，而完全拥抱军事行动的武装组织也再无法回应冲突背景的深刻变化。
1978年末和1979年初，“民族和解”政府已经就位，最后的障碍也被清除。地方法官亚历山德里尼一案[23]（他被“前线”[24]暗杀）具有重大意义，它使人们重新开始讨论过去十年司法对政治事件的干预。恐怖主义和抗议活动的差别已经消失。作为独立机构的法院，它的反应超出了反游击队本身的需要，把手伸向每一处角落，将理论家和政治学家、技术人员和记者都投入了监狱。[25]
在1976—77年间，帕多瓦地方法院和共产党杂志《重生》[26]提出武装组织与运动的立场一致，但正如我们在七七运动的讨论中所见，它不仅受到知识分子，也受到许多基督教民主党法官的反对。在亚历山德里尼一案后，最后的障碍被打破，虚伪的“卡洛杰罗定理”[27]落地了。交流手段被暴力剥夺（数百名编辑遭到监禁和调查），武力镇压也越来越严厉，运动失去了盟友和“同路人”，彻底瓦解了。这是“积极分子自杀”阶段，紧接着是“工人自杀”（仅在都灵就有两百人领取失业补助金）。国家机关在这一阶段重建，紧急状态成为治理的手段，用以掌控冲突，粉碎任何不适应新生产要求的代表形式。“地下经济”（读作“黑工”）使新一代雇主登上舞台，他们没有偏见、积极进取，准备好与传统产业分庭抗礼，在抛弃了革命主体“大众工人”的工厂后，最终将工人圈在了技术和信息的重组中。
“企业文化”和“个人奋斗”受到媒体和知识分子的拥护与赞美，被当作了积极的价值观。似乎这些知识分子在“日常”的“思考无力”和捍卫自身特权的丑态下，为自己的逃避找到了托词。
“两个社会”的说法用在七七年运动还有些夸张，但在八十年代初，它成为了普遍的现实：几十万“无保障”的青年，数百万的失业者，他们是新一代繁荣列车的主要燃料，却没有自己的代表。
在大都市的迷宫中，孤立与无力的沉默笼罩了一切，“政客”僵硬的面孔在电视屏幕上重复着毫无意义的废话。八十年代已经开始。它是犬儒、投机与恐惧的岁月。
[1]标题取自托尼·内格里、卢西奥·卡斯蒂亚诺、卢西亚诺·费拉里·布拉沃和维尔诺本人署名的《你记得革命吗？》一文，在八十年代中期，面对系统性的遗忘和对武装暴力的怀念，这篇文章对“意大利革命”的激昂岁月进行了首次解读。——西译者注
[2]当然也一直持续到今天。——中译者注（于2021年）
[3]贝内代托·克拉克西（BenedettoCraxi，1934年2月20日——2000年1月19日），绰号“贝蒂诺”（Bettino），出身于商人家庭。1952年加入社会党。1957年当选为社会党中央委员。1983—1987年任总理，1985年兼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在任期间大力推行欧洲一体化政策，同时秘密收受贿赂，在党内独断专行。1993年因“净手运动”导致东窗事发，被迫辞去社会党中央总书记一职。1994年流亡突尼斯，同年被缺席判处八年半有期徒刑。2000年死于突尼斯。——中译者注
[4]北方联盟（LegaNord），全名帕达尼亚独立北方联盟（LegaNordperl'IndipendenzadellaPadania），是意大利的一个极右翼政党，1989年成立，1991年改组为政党。曾多次在竞选中支持右翼政府。2018—2020年期间上台执政。——中译者注
[5]意大利力量党（ForzaItalia）是意大利的一个中右翼政党，由贝卢斯科尼领导，1993年成立。该党曾于2001—2006年期间上台执政。2009年同几个小政党合并为自由人民党（IlPopolodellaLibertà）。2013年自由人民党就参加大联合政府问题决裂后，贝卢斯科尼率反对大联合政府的“鹰派”重组了意大利力量党。——中译者注
[6]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Berlusconi，1936年9月29日——），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1961年起开始经商。1977年起支持社会党上台执政。1978年创立有线电视台“Telemilano”，1986—2017年担任AC米兰足球俱乐部主席。1993年创立意大利力量党，并于1994—2009年担任党主席。1994—1995年、2001—2006年、2008—2011年任总理。2009年解散意大利力量党，另行组建自由人民党（IlPopolodellaLibertà）并担任党主席。2012年因逃税被判处4年监禁，但毋需入狱。2013年因反对大联合政府而解散自由人民党，并重新建立了意大利力量党。2013年3月5日至11月27日任终身参议员，后因同未成年妓女进行性交易而被判处四年监禁，虽未入狱，但被解除一切职务。2018年起担任蒙扎足球俱乐部主席。——中译者注
[7]阿尔贝托·达·朱萨诺（AlbertodaGiussano），在莱尼亚诺之战率领伦巴第同盟大败神圣罗马帝国，挫败了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在北意大利的统治，事后考证他是150年后一位教士杜撰的角色。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他被视为民族独立的象征。——中译者注
[8]LuigiFerraioliyDaniloZolo,«Ilcasoitaliano»,enDemocraziaautoritariaecapitalismomaturo,Milán,Feltrinelli,1978.——原注
[9]RomanoCanosa,«Apparatidistatoe“transizione”»,QuaderniPiacentini,Piacenza,1978,num.69.——原注
[10]SergioBologna,«“PrimoMaggio”oltreilmovimento»,enPrimoMaggio,Milán,1979,num.13.——原注
[11]1974年5月11日，亚历山德里亚（皮埃蒙特）监狱犯人暴动受到暴力镇压，7人死亡，14人受伤。——西译者注
[12]卡洛·阿尔贝托·德拉·齐爱萨（CarloAlbertoDellaChiesa），宪兵将军，强硬派，负责恐怖主义事务。1978年被任命为监狱安全负责人。阿尔多·莫罗遭到暗杀以来，担任打击恐怖主义与红色旅的总负责人。1980年负责打击黑手党，1982年被暗杀。——西译者注
[13]诺贝托·博比奥（NorbettoBobbio，1909年10月18日——2004年1月9日），意大利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1928年加入国家法西斯党。1935年因与反法西斯组织有联系而一度被捕，后在墨索里尼的干预下获释。1942年秘密加入行动党（Partitod'Azione）。1943年拒绝进入萨洛共和国工作，同年短暂被捕。1948年起在都灵大学任教。1967年加入统一社会党（PSI-PSDIUnificati）。1981年公开反对堕胎自由。1984年加入社会党。1984—2004年任终身参议员。1994年参加净手运动。1996年加入左翼民主党。2001年退休。2004年在都灵逝世。——中译者注
[14]NorbertoBobbio,«Secedelalegge»,LaStampa,17dejulio,1977.——原注
[15]SergioBologna,«Composizionediclasseesistemapolitico»,enCrisidellepoliticheepolitichenellacrisi,Nápoles,Librerial’AteneodiG.Pironti,1981.——原注
[16]LuigiFerraioliyDaniloZolo,op.Cit——原注
[17]SergioBologna,op.cit.——原注
[18]BrunoTrentin,Dasfruttatiaproduttori,Bari,DeDonato,1978.——原注
[19]保罗·西洛斯·拉比尼（PaoloSylosLabini，1920年10月30日——2005年12月7日），意大利经济学家。——中译者注
[20]LaRepubblica,10dediciembrede1976.——原注
[21]SergioBologna,Latribùdelletalpe,Milán,Feltrinelli,1978.——原注
[22]瓦尔特·阿拉西亚旅（LaColonnaWalterAlasia）是意大利的一个极左翼准军事组织，以红色旅成员瓦尔特·阿拉西亚的名字命名。1977—1983年期间针对监狱、警察局及多家大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暗杀等活动。1983年解散后，其领导人多数被捕并被判处终身监禁。——中译者注
[23]1979年1月29日，埃米利奥·亚历山德里尼在米兰被暗杀。他是司法界的知名民主人士，在揭穿“国家恐怖主义”与紧张战略的阴谋时，曾发挥重要作用。——原注
[24]“前线”（PrimaLinea）是意大利的一个极左翼准军事组织，成员以工人和学生为主。1976年成立，针对法西斯主义者、基督教民主党人、警察、法官等进行暗杀等活动。1983年因内部成员大部分被捕而停止运作，1987年宣布解散。——中译者注
[25]SergioBologna,«“PrimoMaggio”oltreilmovimento»,cit.——原注
[26]《重生》（Rinascita）杂志，是意大利共产党用于传播其文化政策的杂志，1944年由陶里亚蒂创立。1989年短暂停刊。1990年复刊。1991年意共嬗变为左翼民主党后，销量暴跌，年亏损超过30亿里拉。1998年被出售给左翼民主党领导人阿奇雷·奥凯托（AchilleOcchetto），实际上已停止运作。——中译者注
[27]帕多瓦地方法官卡洛格罗的指控，这名法官先入为主地断言，参与运动的所有政治团体（不管地下与否），它们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根据这一指控，“四月七日”大搜捕开展了。不用说，在多年的镇压和监禁下，“定理”完全是一派胡言。——原注
皮耶特罗·卡洛杰罗（PietroCalogero，1939年12月28日——），意大利地方法官。1963年起在地方法院工作，曾参与调查丰塔纳广场屠杀案，同意共关系密切。后担任帕多瓦地方法院副检察官，并于1979年4月9日下令逮捕内格里等人，鼓吹“卡洛杰罗定理”（teoremaCalogero），即“工人自主活动领导者是反对国家权力的武装起义的大脑”。2009年起担任威尼斯上诉法院院长。——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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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三期（1930年12月20日）
编后记
首先，我们十二分的抱歉。外边垂问这一期的真是太多了！公共的，私人的函件都来了不少，甚至绥远的地方也有人来预定。我们因为环境的关系，大部分都不会答复，这是要请大家谅解我们的苦处的。
这一期能这样送到读者的面前，我们自己都感觉着有些惊异了。自从第一二期出版了以后，我们很早便筹备着这期的付印，可是不料应允代印的书店遭了不幸的事故，使我们计划中止。及至另外交涉好一家书店时，又被仇视我们的人所破坏。以后又自己直接去找印刷所，却因为种种困难，一直耽延到现在总算达到了愿望。
在这愿望达到了的现在，我们自然感到了些少的安慰，可是同时我们也郁着有一种遗憾的。这期本来准备赶十一月一日出版，已经编好了将近三十万字的“十月特大号”，却为了事实上的耽延，让这个伟大的纪念期在我们面前空空地驰过，使我们不得不把已经编进去的几篇有意义的纪念文字抽了出来。结果现在出版的这期，仅仅是特大号的三分之一的剩稿。
在这期的文字中关于国民会议的一篇，是我们在目前的态度的告白。我们很希望青年朋友们能够参加我们的这个意见的提出。——我们是活人？我们要动，我们要理论的实践化。
这期的文学创作只有三篇，应该特别提出的是秋魄的诗和实味的小说，它们都是内容充实的难得的作品。玖卫女士的戏剧，虽然内容上似乎个人的要素超过社会的要素，可是在它本身“写实”的意义上，总是一篇佳作，所以值得发表。
此外我们要报告的是我们决计以后在困难中设法使我们这个刊物经常出版。我们还有一个建立“展开”出版部的计刘，我们想要尽可能地和青年们发生联系，和青年们共同努力。
末了，有一个声明：我们最近看见了一种南京出版的叫作“开展”的刊物，内边说“上海无耻流氓王独清等”利用他们刊物的名字出了“展开”。这种谩骂式的武断，我们不愿多说什么；刊物有相像甚至相同的名字是常有的事，我们不肯疑惑别个偷我们的名字，同时也希望别个不要因猜忌而出之以卑劣的诬陷。我们的刊物不是“展开”，我们是“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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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工会反贫困、反法西斯和反战的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国工会运动简史》（1954）
第九章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工会反贫困、反法西斯和反战的斗争
1．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
2．工会会员反法西斯、反危机后果的斗争；德国共产党是民族利益的杰出代表
3．德国总工会右派领导集团容忍法西斯的增强
4．法西斯专政前后的德国工会运动
小结
1．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
1929年，一个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袭击着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只有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活力如常，不仅没有任何危机现象，而且还以高速度前进，发展。斯大林的预言证实了：
“结果正像布尔什维克在两三年前说过的那样”
布尔什维克说过，在千百万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技术的发展，生产力和合理化的发展，必不可免地引起剧烈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的报刊曾嘲笑过布尔什维克的‘奇特预言’右倾分子曾经表示不同意布尔什维克的预言，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空谈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实际上结果怎样呢？结果正像布尔什维克所说过的那样。”（“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12月版，第二〇八——二〇九页。）
经济危机对德国的危害尤其深重。前几年的资本主义合理化，现在起作用了。工业生产力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仅仅能利用百分之二十三。许多工厂都完全停工。但是同时却加强军备，当时在建造新的巡洋舰就是证明。1930年的杨格计划加重了危机对德国的影响。它进一步加强了美德帝国主义反苏的合作。进一步加重了华尔街对德国人民的金融奴役。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扩大美国势力，增强德国军火工业的潜力，以准备进攻苏联。所以美国资本对保持德国垄断资本和容克地主的统治特感兴趣。对有利于这种统治的任何反动力量，从纳粹到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美国资本无不予以支持。
和这一违背德国民族利益的政策相反，苏联提供了大量的友好援助。苏朕的订货使三十余万德国工人在危机最严重的年份仍然有工资可领，有面包可吃。而且不用说，苏联在建立这种商务关系时没有提出任何条件。
在危机期间，工人阶级的贫困十分迅速地增加着。实际工资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以上。失业大军于1932年达六百佘万。三分之一以上的劳动人民依靠日益减少的社会救济“生活”。青年们贫困得尤其悲惨。有八十万青年流浪街头。失业青年在1931年有一百二十多万。资产阶级则利用危机，开始向工资发动强大的进攻。德国总工会领导机构在会员的压力下，被迫于1930年3月向政府提出抗议，反对削减工资和救济费，结果把社会民主党的赫尔曼·繆勒联合政府推翻了，出现了反动的布吕宁内阁。新政府受垄断资本的委托，向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诱动了更加残酷的进攻。它公布了一系列臭名远扬的紧急法令，其内容主要是：严格削减工资，减少救济费，大量解雇职员，恶化劳动保险的条件，增加消费税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措施；把一切负担都加在劳动人民身上。
反动派同时又在政治上大举进攻工人阶级。日益采取公开的恐怖手段来对付进步工人和其他劳动者。1929年“五一”节期间柏林警察局长（社会民主党人）崔尔吉柏尔杀戮游行的工人和工会会员的事件，揭开了恐怖的序幕。之后，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组织，如挺进队和钢盔队之类，便肆无忌惮地公开杀害工人，仅1930—1931年期间，被杀害的工人就有一百多，1932年，被关在魏玛共和国监牢里的工人和工会会员几达七万之多。
日益严重的经济危玑，使群众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蓬勃发展起来。广大会员群众对“经济民主”的幻想日益消失。一切努力都白费心机，德国帝国主义的社会支柱—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总工会右派领导机构—开始激烈动摇。它们对群众的影响大为减弱。
从1930年起，资产阶级便日益有力地把希特勒法西斯分子推出来，布吕宁则全力以赴，为垄断资本的这个支柱铺平道路。德国帝国主义认为：摆脱危机的出路就是备战，就是战争，这种办法得到了它的美国伙伴的广泛支持。为此，就必须消灭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它的先锋队德国共产党。此外还必须扑灭工会运动。这样，就得把资产阶级迄今的阶级统治形式——资产阶级民主，用公开的恐怖主义的专政——法西斯主义——来代替。要执行这个任务，就无论如何得把纳粹党捧出来执政。
“……德国资产阶级看到，德国当时所保存着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权力可能使它吃到大亏，工人阶级可能利用这种自由权力来开展革命运动。因此它便认定，为了要在德国保持资产阶级政权，唯一的手段就是取消资产阶级民主权利，把国会化为乌有，而建立一个能把工人阶级镇压下去，并能在怀有复仇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找到基础的恐怖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专政。于是它就叫专为欺骗人民而自称为民族社会主义党的法西斯党上台执政，因为它很清楚地知道：第一，法西斯党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中最反动最仇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二，法西斯党是个复仇主义色彩最浓厚的党，巧于引诱千百万怀有民族主义观念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首领在这方面帮了法西斯不少的忙，因为他们用自己的妥协政策替法西斯主义扫清了道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四〇〇―四〇一页。）
于是，结合经济斗争反对日益增长的法西斯危险，便成了工会会员的首要任务。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以反对法西斯，反对备战，反对资本进攻，便成了德国人民的根本问题。
2．工会会员反法西斯、反危机后果的斗争；德国共产党是民族利益的杰出代表
完全和1848年革命期间的德国工人、1870—1871年的奥古斯特·倍倍尔与威廉·李卜克内西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一样，这个时候的恩斯特·台尔曼和他领导的德国共产党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的斗争既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又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他们斗争的依据是1930年秋公布的“德国共产党争取德国人民的民族与社会解放網领”。这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它指出了挣脱民族奴役的道路，同时指出了防止法西斯危险和消除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经济贫困的道路。
德共民族斗争的核心是争取德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德国人民最重要的根本问题在于：把社会民主党和总工会领导集团的右派分裂分子破坏了的团结，恢复起来。当然，特别重要的是：争取在坚决维护工人利益的基础上的团銬。
恩斯特·台尔曼、瓦尔特·乌布利希、弗里茨·赫克特和其他优秀的革命会员都教导德国工会会员，经济斗争必须同时是反对剥夺工人权利、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这就要摧毁和粉碎改良主义者形形色色的叛徒“理论”，尤其是“危机期间不能罢工”的论点。改良主义者对这一论点提出的论据是：失业工人会做罢工破坏者，工会的经费不能维持长期的斗争。台尔曼驳斥了这种骗人的论据，并以工会斗争的具体事实证明，开展有效的群众运动就是在危机期间也是可能的，而且正因为是在危机期间，所以是可能的。
1930年开始的德国群众斗争的巨大的高涨，尤其有力地证实了这个论点。从1930年初到1932年底，罢工、工资运动、政治行动，简直连接不断，此波未伏，那波又起。工人在反对削减工资和反对失业同时，也日益强烈地反对法西斯危险。德国共产党和革命工会会员在许多斗争中，都在工厂里、大街上和小地方上建立了统一行动。
工人，不论是工会会员或者是非会员，在所有斗争中都表现出高度的斗争决心。1930—1932年的多次罢工表明，阶级矛盾已极度尖锐，并使人认识到，一个政治危机在成熟中。在各地各工业部门发生的这许多斗争中，最剧烈的是：1930年6—7月，曼斯费特矿工的罢工、1930年10月柏林五金工人的罢工和1931年——如威廉·皮克称谓的——“鲁尔矿工轰轰烈烈的斗争”。它仍是这次运动的高潮。
柏林十万五金工人反对资本家打算进一步削减工资的斗争，揭开了一个席卷全国的罢工运动的序幕。乌布利希称之为“全德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斗争的开端”。这次罢工同时反对布吕宁的专政和它的贫困政策。在自选的罢工领导机构的领导下，柏林所有的五金工人都参加了斗争，连学徒和妇女也不例外。只因为罢工阵线发生了分裂，工会官僚才有隙可乘，有计可施，去扼杀这次罢工。此次斗争表明：工会缺乏革命的团结已日益成为任何工会斗争取得胜利的主要障碍。
1931年1月的鲁尔大罢工虽然也是反对资本家削减工资的企图的，但是它的意义要大得多。参加斗争的人有三十五万多。其中有工会会员，也有非会员，有社会民主党人和基督教徒，也有共产党人和无党派工人，但是斗争都是旗帜鲜明地由共产党领导的。罢工的步伐之所以齐整，其声势之所以浩大是因为各矿业工会的右派领袖和基督教工会领袖已经同意煤矿辛迪加削减工资。罢工者接受了中央罢工委员会的口号：
“鲁尔的一切矿井停止工作！打倒支持削减工资、支持掠夺工资的工会官僚！
打倒命令削减工资的布吕宁政府！
结成革命统一战线的全体矿工的罢工万岁！”
这次斗争有它的国际意义。与此次罢工同时，英国南威尔士十六万矿工也在罢工。在爱森召开了一次国际矿工会议，出席的有英、法、比、捷、波等国的代表。这里体现了真正的国际团结和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真正的国际工会运动是在这里，不在阿姆斯特丹，不在国际工联改良主义的领袖那里。但是，由于改良主义和基督教的工会官僚勾结警察，破坏罢工，政府又执行强制仲裁，工人的队伍终于分裂，罢工终于失败了。
1931—1932年，农业工人掀起的巨大的罢工运动，具有特別意义。有二百五十多个庄园发生了斗争，其中大多数都取得了成就。这表明：农业工人也有能力发动巨大的工会斗争，同时表明：肃清纳粹和军国主义对农村劳动居民的影响是完全可能的。这是符合于德共要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的政策的。1931年台尔曼于兴登堡宣布的历史性的“扶助农民纲领”，可以说明这一点。革命的工会会员曾釆取星期日下乡和其他方式，不倦地进行工作，以便建立这个联盟。德国总工会的右派领导对建立工农联盟和帮助农民与农业工人摆脱反动影响的事，是漠不关心的，这间接帮助了纳粹。
3．德国总工会右派领导集团容忍法西斯的增强
际此攸关德国人民命运的重要关头，最重要的莫过于：动员工人阶级和工会的一切力量去反对贫困，反对正在威胁着人们的法西斯危险，但是德国总工会右派领导集团却反而继续推行支持帝国主义的陈腐的危险政策。他们根据塔诺夫在1931年社会民主党于莱比锡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讲的：“作资本主义病床前的医生”，竭力阻挠会员反对资本进攻和反对法西斯的任何斗争，或不让这些斗争有所成就。这个领导集团几乎每逢罢工都和企业家站在一边，企图勾结警察镇压罢工，开除最积极的会员，在谈判中从背后来进攻斗争的工人。他们镇庄群众斗争最重要的法宝是仲裁，而在经济冲突方面的伸裁决定权是掌握在国家机器的手中的，国家的决定当然总是反对工人的。所以工会和非工会的罢工者常常都不得不进行两线的斗争：一面和企业家与反动国家斗争，一面和自己的工会领导斗争。
德国总工会和它所的各产业工会的领导，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完全一样，奉行“宽容”政策，即支特反动的布吕宁饥饿政权的政策。它们不是号召群众进行斗争，而是限于纸上的抗议。以至于堕落到如此地步，竞于年赞成选举兴登堡做总统，其理由是：这样做要比选举希特勒的“害处小一些”。
因为宣传已不再顶事了，会员又日益唾弃它们的思想影响，它们便采取组织内部的恐怖手段。把警察带到工会会所去，撵走进步会员，斥退提抗议的工人代表团。成批地开除个別会员和整个小组，甚至是开除整个基层组织的事，都提到了议事日程。这些诡计首先是针对红色的工厂委员会的，因为这些委员会维护职工利益，早已成了企业家的眼中钉。年在德国工会运动史上出现了一个特別肮脏的污点。具有二十七年会籍的德国工人阶级的领袖恩斯特·台尔曼，竟被公共事业联合工会和交通工会（运输工会的后继组织）开除出会，在上面已经引证过的答复书中，台尔曼对德国工会运动中的这些墮落分子的罪行作了无情的清算，末了，他骄做地写道：
“我们是在前进！你们是在后退！我们是破晓的大军。你们是资本的最后一支没落的卫队。千百万无产阶级战士工联强的力量将在消灭剥削者同时，把你们——他们的走狗——也一起消灭掉”
4．法西斯专政前后的德国工会运动
布吕宁于1932年完成了他的任务，为法西斯铺平了道路，垄断资本便着手准备，让法西斯亲手掌握政权。在这件事上，1932年反动的巴本政府和施来歇政府也帮了忙。一大部分工人阶级现在认识到了：法西斯危险已近在咫尺。许多地方出现了统一行动。1932年“五一节”，在柏林附近的柏尔瑙城，根据德国总工会地方委员会的决定，所有会员都参加了共同示威，这是此地工人阶级历来最强大的集会。在全国各地，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基督教工人和无党无派工人，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法西斯分子进攻人民的、工会的、共产党的房屋的事，日益增多。
但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领导集团依然作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来进行工作，以此来鼓励法西斯主义。1932年7月20日，巴本解除了普鲁士政府中社会民主党的几个部长的职务，共产党建议总罢工，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袖竟加以拒绝。他们的意图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工人群众行动起来，去向迫在眉睫的法西斯危险展开斗争。他们反而发表了一个号召，说：
“最近的政治事件大大激动了工人、职员和官员。但是他们必须保持冷静。普鲁士的情况尚未作最后的决定。国家法院已经接受上诉……
德国职工和官员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也无论如何要遵守自己的良好纪律。”
在工会领导集团的政治让步的鼓舞下，垄断资本也在经济方面向工人阶级发动了最强大的攻势。巴本下一道紧急法令，把所有工资都降低了百分之十至二十，把一切工资合同都取消了。这在1932年秋掀起了一个强大的罢工运动。从9月到12月一共发生了八百多次罢工。举行罢工的有威塞河的船工，汉堡的地上铁道工人，鲁尔工人。
1932年11月柏林市运输公司的大罢工是这一罢工浪潮的高峰。它是在瓦尔特·乌布利希领导下进行的。起初是反对减少二分尼（一马克=一百分尼。——译者）的工资，后来几乎发展成为反对巴本政府的群众政治罢工。这次罢工有个特点：一切工人，一切工会会员，彼此不分党派：一世界观，大家团结得紧紧的。
许多地方，在工厂里和大街上建立了统一行动。几百万工会会员都准备完全和1920年对付卡普一样，粉碎法西斯主义。但是，正当普通会员在斗争，在反对威胁人们的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德国总工会领导集团和基督教工会领袖却企图和施来歇共同组织反动政府，把工会当作这个政府的一面“社会”招牌。甚至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专政已成为事实的时候，总工会中央理事会仍然竭力阻挠统一行动的建立，并想尽办法去解除工人的武装。所以共产党向备工会中央（德国总工会、职员工会、基督教工会）再次提出总罢工的建议，没有得到答复。相反的，总工会号召它的会员说：
“工会会员们！全体工人的生存利益在垂危中。有人在向宪法和人民权利发动进攻事情严重，为了能够有效地加以反击，希望你们先不要动肝火，要十分冷静。不要听信错误的言论，参加性急的和因而是有害的个別行动。”
为了保卫工人权利，保持工人组织，反对法西斯刽子手的恐怖手段，革命的工会会员和许多其他会员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但是总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却从背后来袭击他们。1933年3月5日法西斯的恐怖选举之后，总工会中央理事会便开始公开遵循这样的方针：让工会参加法西斯的国家机器。于1933年3月21日发表了一个声明，说：
“工会不要求直接参预国家政治生活。它在这个方面的任务只能是：把工人对政府和立法机关的社会措施和经济措施的正当愿望向政府转达，并根据自身的认识和经验为政府和国会作有益的事。”
这就是说，工会官僚正式建议和法西斯国家合作。改良主义的工会领导自本世纪以来的挪发展，到这里到达了最低点。
总工会臭名远扬的五月号召只不过是又一次证实了这一点，号召说：
“德国总工会全国委员会欢迎把‘五一节'列为法定的全国劳动节，会员们，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们是传播‘五一节’思想、尊重创造劳动和使工人有全权参政的先锋队，所以大家务必庄重参加政府在各地举行的纪念会。”
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右派领袖的这种背叛政策应当承担法西斯专政得以建立的主要责任。因为它保持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妨碍了整个工人阶级建立反贫困、反法西斯、反备战的统一行动。
尽管改良主义工会官僚作了亲睦的尝试，希特勒法西斯仍然拋弃了他们的公开效劳。希特勒认为：工会拥有好几百万会员，又有长期的斗争传统，它的力量太危险太强大了，不能只把它作简单的整顿。1933年5月2日挺进队占领了各工会会所，抢掠了工会财产。德国自由工会运动被摧毁了。
小结
在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工人阶级在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德国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恩斯特·台尔曼领导的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去创造工人阶级团结的决定因素——革命的工会团结，以便阻止法西斯专政的建立。
法西斯能够取得政权，是“因为在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中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使人不能在广泛的基础上建立统一行动，使工会和两个工人政党不能通过协议一致行动起来，阻止法西斯的成长。”（瓦尔特·乌布利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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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汪亚尘、荣君立的画展以后（白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三期（1930年12月20日）
看了汪亚尘、荣君立的画展以后
白比
经过所谓国内当代名人的宣扬，汪亚尘、荣君立两位先生不但成了现在中国美术界的中心人物，就是中国的艺术世界里面，也灼目到这两位人材，正如在他们的“要说的几句话”里说的，都欲求“鉴赏”他们“携回”来的东西，而且他们自己也讲：“在没有欧洲绘画渊源的中国，也许能引起一点兴趣！”这不啻是说，这回的东西，是与一般的画展不同的，（因为都引不起兴趣！）是受看的；简洁说来，就是对于现代中国美术界是有点贡献的，虽然不怎么大。
因为中国的美术家的意识与技巧都太幼稚，尤其是洋画空气非常微弱，所以在一般群众的美术需要上，也渴望几位杰出的画家，对于被政府中人吹嘘的汪荣二君及其画展，也就令人注意了。
当我刚刚走到中社的门口，前面耸立着高大精致的洋楼。我已知道这里是非凡的地方，里面画展的阶级意识，已经由这一巨幢房子决定了。
楼上楼下看过一通，画风可分作二类：一是写生，一是摹死；现在让我分开地把它记下来：
生
可以说这是汪荣两位的创作，他们取材是玫瑰花、舞女、夏日游船、裸女习作、秋之巴黎、赛纳河之雾，……等类。总之一句话，全部一百余点作品，都很浓厚地敷上消极的资产阶级的意味；他们说：“这是我们两年内旅欧整个的艺术生涯”“因为美的环境陶醉了我们的心灵……”看吧！这就是资产阶级画展的来源！就是汪亚尘、荣君立可怜的画调！他们只能看见巴黎的舞女，哪里会知道劳苦幼弱的村妇！？他们只看见比国的夏日公园，哪里知道工场内机器的震动？！他们只看见赛纳河的风景，哪里知道欧洲七百万失业的工人？！他们只陶醉于资产阶级美的环境，从没有梦想到世界上还有大多数劳动者另外的一种生活。在他们的脑子里，一般的劳动阶级，是没有艺术意义的；所以他们看到的“艺术遍地的欧洲各国，我们只感觉得自身的努力……”是甚么呢？在欧洲旅游了两年的，我们的中国的这两位画家，只领略到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罢了！只追随行将崩溃的欧洲资产阶衱艺术的尾巴罢了！
至于在这些创作的技巧方面说，整个都没有新鲜的色调，轮廓也不甚准确，所取的光线，也不能具体的表现出实物与情调，但这些不规则的写法，又决不是德意志的新派画面，没有光线、透视、轮廓、色彩等顾及的。“玫瑰花”“舞女”“赛纳河”这几幅似乎是汪亚尘的代表作品，但是都一样的使人领略到淡味的调子，“玫瑰花”在其中，彩色与表现力，比较上算是好的外，“舞女”只觉得是一个死的乡妇，活跃的舞场气味，一点也没有显示出来；“赛纳河”可以说是无色无光，看去只是平面一张而已；圣母教堂（一）与（二），说它是一幅绘画，不如说是他的调色板。不过从各种方面讲，汪亚尘总还比荣君立高一筹的。
现在再来检讨一下荣君立的作品，除了瑞士的“雪林”一幅外，几无一张可以看得；所谓柏林的“夏日游船”、巴黎的“乡景”旧作的“秋色”……用色之生冷，轮廓透视之无把握，是出于我未参观以前的意料之外的。
摹死
摹写的欧洲名画，可以说是他们展览会中的主要角色，在这上面，他们似乎是用了一遍苦心，可是得到的意义是甚么呢？仅仅“不知已往，遑谈创作”而已。
美术到了能够单独存立的部门，已经不是临摹的时代了，它的意义是开辟来者的道路，不是承袭过去的遗迹，要谈“创作”，也决不一定要以临摹古代名作为门经；如果一个教育家，以摹写古代来教育青年，那他是不懂教育心理学的；——因为青年的创造天材，容易被临摹而磨灭。我们研究美术的人，首先应了解现在美术的任务，它是社会运动的上层运动，十六世纪的美术，有十六世纪的社会背景，二十世纪的现代，把十六世纪的东西搬来学习，即或能描写得同拍照一样，在科学世界里，照相机会讥讽你的愚顽。如果认为“没有欧洲绘画渊源的中国，也许能引起一点兴趣”或“以为研究时期探索已往的技术，也是必要的……”能够照相地翻印一些回国来也就够了，何必用这样大一番苦心呢？况且汪荣二君的技术并不比原作者高明！
论到他们临摹的技术，无疑义是比较他们的创作好些，所摹写的原作，大部份是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当时名画，这也无疑义，那些纯古典派的作风与笔法是容易摹写的。所以在他们出品目录封面上伪借原作柯备的“泉”，与第四页米勒的“晚钟”下写着摹写人的名字，要是不仔细，是不易分辨清楚的。
看了这些，我们可以知道汪荣二君在欧洲给我们收集了两年多的“贡献”是甚么了。如果真能“决不依此为满足”的干下去，我相信汪荣二君可以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忠实画家。得到现在政府中名人的宣扬也是必然的结果！
12，16，1930，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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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厂与社会主义底建设（更易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三期（1930年12月20日）
国家工厂与社会主义底建设
更易译
1．工业发展底动率
2．生产品的价格
3．国家计划委员的五年计划
4．苏联与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
5．从何处找出手段来呢？
一
“社会主义的主要物质基础，就是能够改革农业的，庞大的机器工业。”[1]
在目前最初的阶级和在一定的历史情况——是资本主义的锁链和世界革命还没有到来——里面，社会主义发展的物质基础就是：足以急速保证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底速度。在不久的将来，至低限度，下列几个问题总得要解决解决：
1．国内的无产阶级底物质地位应在绝对和相对两方面都加强起来，这即是说：在业工人的数量要增加，失业工人的数量要减少；改良工人阶级底物质水淮，而且特别要将它的住居地位扩大到能接触卫生方面的标淮。
2．在工厂、运输机关，及电汽厂里的工作，至低限度要同全国底增大的要求与经济来源并行不悖。
3．应使农业在某种程度之下可能让渡到某种高度的工业基础，并且要能够保证这一高度的工业基础所需要的原料会增大起来。
4．对于发展生产力及技术的问题，和对于改良工人阶级及劳苦群众的物质条件的问题，苏联不应落于资本主义国家之后，反之，在最近的将来应赶过它们。
5．工业化应足以保护国防，而且特别要适当地发展战争工业。
6．社会主义者，国家，合作的元素应有系统地增加起来把前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元素（资本主义及前期资本主义都一样）排斥出去，压抑下来，转变过来。
我们姑且不管在工厂、电汽化及运输机关方面相当的成功，然而工业化实还没有达到必需的，可能的发展。工业化底目前的动率以及指定在将来要达到的动率都显然是不妥当的。
我们实没有一种政策，而且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也当然不能成功出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就能允许我们随时可以解决我们的一切困难，并且准我们跳过我们的工业与文化底有系统的提倡所延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在工业与文化方面的落后却要求我们要有一种例外紧张的努力与手段：即真实地按时地集中我们的一切财富，正确地利用一切财源以达到我们国家底最快的，可能的工业化。工厂生产品底素来缺乏，以及运输机关、电汽工业、建筑底瞠乎人民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制度底要求与需要之后，都正式地轧住了我们国家底全部商业的流通过程。这不能实现农业生产底商品部份及把这部份的商品输出到国外去。这把输入的商品局限于极端狭隘的范围里，提高生产品底价格与消费，使得Chorronetz底不安，搁浅生产力底发展。这把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底物质条件底一切改良都停滞起来，这产生失业底可怕的成长，和毁损种种生活条件。这弄到工业国家被农业所障碍。而终于使我们的国家削弱防卫它自己的能力。
工业发展底不妥当的动率会转而迟延农业底发展。同时，没有农业生产力底决然的增进，没有生产了商品底一定的量数，工业化是不可能的。
二
工业底必然的加速度，乃是必然有系统地减低其生产品底消费，批发与零卖方面的价格，且使之与世界价格相一致。诚如这样，那里面就包含有两方面的进步问题：促进我们的工作到高度的技术基础，更加满足劳苦群众底要求。
现在就是要把这无意义而不堪视听的纷扰，即希望提高价格，来弄得个结果的时候了。党对于减低价格的企图在恋欲上是绝对赞成的，但是只有这一点是不够的。政策不应只给意欲来判断，倒应给结果来判断。减低价格的目前斗争底结果，逼到即如站了统治地位的团体的重要团员都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我们还不是随着这种政策而失了大宗款项么？“几万万卢布跑到哪儿去了？”布哈林去年正月间这样质问着。刘兹德克对于这同样的问题也随布氏之后而说着：“在批发与零卖的价格中间会变成出什么样的差别？”[2]随着商品底素来的缺乏，一种突然而呆笨的，假借官方的势力来减低批发的价格，这已减低了的价格大多数又不能达到工人和农民的手中，自然会贻国家工厂损失几万万卢布。在批发与零卖的价格中间，特别在私有商人的手中，这结果的差异是这样复杂到恰恰能证明在国家工厂底手中可以收得一部分贸易利润的观念。根据过去几年来底整个经济的经验，这无可置辩的结论是：要求赶快克服不平均的分配，增加工业生产品底数量，加速度的发展工业。这才是真正减低批发和零卖价格的唯一道路。这也是减低去年增高的趋向，比降低的趋向来得利害的，生产品底消费的唯一道路。
三
在十五次联共大会底议事日程里，这发展国民经济底五年计划底问题，应当成为提起党的注意的中心问题。这五年计划还没有得到公开的承认，而且就根据目前的形式也将难以承认。然而，它对于目前的经济领导权，在它最正规而完成的情形之中，却提供出有基本的观察。
根据这五年计划（1926年：1,142百万，1931年：1,205百万），“投资于工厂的资本”不会逐年增加起来。而且，这种资本以其比之以投资在国民经济方面的总额，则会由36.4%跌到27.8%，根据专家的预算而投资在工厂方面的纯然投资，依照这种计划，在同年就会约莫由200百万卢布跌到90百万卢布。但是，生产品则假定每年由4%增到9%，这是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正常大进步的时期的生产率。于是绝大的利益就包括在国有土地，国有生产手段，国有银行企业，以及中央化行政机关——即是由社会主义革命方面所得出来的利益——在这五年计划里几乎找不出它的解释。
在目前非常不好的，工业生产品的个人消费，在五年当中，充其量只能增加12%。1931年的棉织品底消费（其消费量在战前占97%），在美国，会五倍地少过1923年的棉织品底消费。1931年的煤的消费比之以德国1926年的，会有七倍的减少，若比之以美国在1923年的，则会有十七倍的减少。生铁的消费，在德国约莫减少四倍，而在美国则减少十一倍半。电力底生产，德国会减少三倍，而美国则会减少七倍。五年末的，纸的消费会等于战前83%。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十月革命后，十五年的情形。要增进十月革命底纪念底光荣，这区区的，算不得什么的乐观的计划，简直就等于你们在工作着反对社会主义的工作。五年计划所预定要减低的17%的零卖价格，就算可以实现出来，然而在世界价格与我们的价格中间也难有一致的关系，即世界的价格是低过我们的价格两倍半到三倍之间。
即如这减价是不会实现（不过是五年计划的预定），五年计划所计划出的工业生产品也不能抵偿我们这个国家一年在财政上所需要的400百万卢布的数目。假如你一反想到目前批发的惊人的价格在五年的过程中要减低22%——也许还要再减低些——那就曾结果出生产品的量数对于整个人民的短缺。要使不发生什么损害，那末，这样的“不均衡”，显然就包含有不断地增加零卖价格底泉源。五年计划允许农民在1931年约莫可以出高一倍半的价格而享受战前工业商品量。至对于大工厂里的工人，这五年计划则允许在五年末的，徒有其名的工资底下，可增加33%，这种增加当然没有到连这样减低了的价格的商品，亦都得不到的人。在供给与需求中间的不均衡，依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计划，要以提高工人目前所支的付地租最两倍半，即一年约莫可以增加400百万卢布而克服下去。眼看生活优裕的一部份人民的购买力增加起来了，计划委员会底官僚们便打算以停止工人底真正的货银来纠正那样的情形。我们难以相信工人国家底负责机关竟会提出这样的方法来恢复市场底均衡！所有这样的观察方法必然使得一般消费的人会在铲除国外贸易底垄断底毁灭行程中，再找一条出路！
五年计划里所要建筑的由六千到七千里（这一里约等英国，6629Mile——译者）的铁路——这还比不上由1895年到1900年五年中要建设一万四千里的铁路——这不单站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底观点，即如就站在主要省份底最基本的经济要求方面说来，都是意味着危险的不敷。
不晓得是走这条路呢，还是走那条路———这样的迷路，就是国家机关实在领导我们的经济发展底真正的态度。这就是我们目前的领袖底政治路线所怎样地实在地表示出来的东西。
四
摆在面前的，两种不能调和的、可怕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长期斗争中，其结果，在最后的分析，会给每个制度底下的劳动底相对的生产力决定下来。而且这在市场条件之下，也可以给我们国内价格与世界价格的关系测定出来。就因为这基本的事实，所以列宁在他最后的一次讲演有意地警告党道：“将来的‘问题’应以俄国市场和世界市场来解答，说到这世界市场，我们屈服于它，我们为它所束缚，我们也不能解决它的压抑”。[3]根据这个理由，布哈林所谓我们无论在什么制度，即甚至于螺旋的制度，都可以走到社会主义的观念，简直是小资产阶级的玩弄笔墨。
我们不能逃开资本主义的环境，这资本主义环境已经在各民族里布满了独占的经济。完全因为它的独占，所以，这样一种经济就会逼极端地走上迟缓的前程，而结果会碰到不是软弱，倒是强大的压抑，不单是资本主义的陆军与海军的“干涉”，且最要者倒是贱价的资本主义的商品。
国外贸易底独占，当资本主义国家达到更高度的技术时，对于社会主义者努力底生命，乃是种必然的武具。但是，在目前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唯有在它还以技术问题，生产消费，生产品底质量与价格而仍与世界经济相接触时，才能保障这种独占。经济领导权的目的不仅是在不可避免地减低商品价格的水准及提高其速率的，闭关的，自足的经济，而倒是相反的——对于世界体系，各方面都有增高我们的，相对的重量，这非把我们的动率提到最高度则不能成功。
对于这点，有几个必需的问题：
1．要理解我们出口货底巨大的意义，现在是可怕地落在我们整个工业发展之后，（苏联底关系，在世界商业事件底篇幅中，已经从1913年的4.22%，到1926年时，减为0.97%了。）
2．要特别变更我们对于富农Kulak的政策，不然，他们不能利用这种政策而以重利积蓄原料来阻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出口货。
3．要以工业化底方方面面的加速度，及要以加强我们经济底社会主义的元素与资本主义的元素对比来发展我们的债券对世界经济的关系；在最近的将来，不要分散我们的有限的积蓄，倒要逐渐以深谋远虑的计划而把它过渡到一种新生产形态来，这新生产形态能保证最必需而最有利益的机械在第一个时机中可有大量的总数；要有计划地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技术底或功来巧妙地、熟思地补充，激增我国自己的工业。
把我们的希望停止在孤立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及与世界经济动率独立上面，就是曲解着整个的观察。他把我们的计划的优势置开在路旁了，它对于我们同世界经济关系底正确的定规没有提供出引线。我们没有方法来决定我们自已应生产什么，和应向外面买进些什么。对孤立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坚决的反对，在这几年的行程中，意味着：不可比拟地更浪费着我们的财源，更急速的工业化，更有计划有势能的增进我们自己的机器的建设。此外，他还意味着更急速的增进在业工人的数量和真实的减低价格——在世界里，这是加强苏联在资本主义环境里的势力。
在封锁和战争底状态中，与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关系的我们的债券不会陷于危险中么？这个质问底答复可以从上面所说过的一切引申出来：
战争底准备，不消说是需要我们来创造我们认为必需的国外原料，并且要赶快组织根本上必需的新工厂——例如生产化学里面的铝等等。但在长期而可怕的战争情形中，最紧要的东西就是：要有发展到最高程度，能生产大量的生产品，且能急速的由这种生产品转变到那种生产品的国家工厂。最近的过去已经怎样地证明了有这样高度的工业的国家，例如德国，虽与世界市场结下有千头万绪的网，然当战争与封锁一起而整个世界马上断绝了它时，它仍然有巨大的生命力和反抗力。
随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底无匹的利益，当这个“和平”时期，我们便可以利用世界市场而加速我们的工业的发展，而且我们也可以尽善尽美的准备与武装来同这样的封锁或战争周旋。
无论哪一种国内政策，其本身对于我们都解脱不了我们同资本主义锁链底经济上、政治上及军事上的危险。国内问题之所以要施用适当的阶级政策。使工人阶级与农民发生好的相互关系而加强我们自己，不外是在社会主义的建设的路上愈推动得远则愈好的意思。苏联底国内财源是丰富的，而且也能使这个有完全的可能。苟能为着这个目的而利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那我们便可以把我们的，基本的，历史的策划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底进一层的发展，联紧起来。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某几个主要的国家里，将会打毁资本主义锁链底某几个环圈，且能解除我们所担负的军事上的重荷。它在技术底领域内，会广大地加强我们的力量；它在城市和乡村，在工厂和学堂里，则会加速我们的全部的发展。它会给我们以真实地缔造社会主义——即没有阶级的社会，而这社会是建筑在最进步的技术，和在劳动者与利用劳动者底生产品的一切成员都平等——底可能性。
五
对于这个问题：由于更勇敢地、更革命地解决真正工业化问题和更急速地提高大众文化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答都系于社会主义者的独裁——而来的从何处找出手段来呢？作下列的答复：
治本的方法就是采用度支、信用、价格底正确的用途来再分配国家的丰收。至于治标的方法则唯有正确的利用我们的债券与世界经济发生关系。
1．根据五年计划，国家与地方两方面的度支，在五年间会由6万万增加到8.9万万，并且到了1921年时，就会达到国家丰收底16%。这国家丰收比之于战前时，沙皇的18%的度支，还是小部份。工人国家底度支比之以资产阶级底度支，其在国家丰收方面，不单可以而且应当占更大的部份。不消说，这样才是真正社会主义，而且就随着民众教育方面的增加的费用，这才会无匹地分派更大宗的类项于国家工业化方面。这由度支至工业化的需求的单纯的支用，在这将来的五年中，每年都要能够，而且也应当由500百万增到1,000百万。
2．税收制度不应随着农民和一般新资产阶级底上层阶层中间的增大的积蓄而保留下来。税收制度必需：从私人企业与超过150-200百万卢布（不是目前5百万卢布）的领域内的，所有一切的，过限的利润都应征税；B．为着要加强我们的出口货，要依照富农的水准而征税，约莫要建筑10%的农民设备，这种设备所征收的，不应少过150百万勃德（Puds）。这应以公债的形式来征收，即是把公债给那些在1926-1927年时已经达到了800-900勃德的商店，而且这样的商店也大部份集中于农民底上层阶层底手中了。
3．事实上必须要实现有计划底坚决的政策，减低批发与零卖的价格，减小这批发与零卖的价格中间的差异。这应以这样的方法：减低价格扩大工人和农人的消费对象，而实现出来。（不应有混杂的质量来实行此事，不要说目前所实行的价格已经够低了。）这价格底减低不应制夺国家工厂的必须的蓄积，而且大部份还应根据减低生产费用，避免“意外”消耗和灭杀官僚工具而发展出来。更伸缩自如的减价政策，更适于市场境况，更合于个人化——即是更能考虑到各种生产品底市场境况——就会在国家工厂底手中，保留在目前一般地是滋荣私有资本和商业寄生主义的大宗款项。
4．根据斯大林和李可夫底五年计划的，每年可以产出由300百万卢布到400百万卢布的宣言，这被假定的经济统治时期，事实上，完全给我们以一种毫无意义的结果。这经济统治时期是种阶级政策底问题，而且只有在直接压抑某种民众之下才能实现出来。工人们应当放起来实行这种压抑。要每年以400百万卢布来减低不生产的消耗，这是完全可能的。
5．能巧妙的利用这样的武具：国外贸易及国外信托底独占，准备收得技术的帮助的让与及合同等等，都会有助于国家的丰收。它同样会天大地增加我们自己的经费底便宜，例如利用新技术，加速我们的发展底整个行程，添助资本主义环境里底我们真正社会主义的独立。
6．从顶上到底下的选择人员问题和在这些人员中间要有适当的关系问题，在某种范围看来，是种财政问题。愈坏的人员，所需的钱财便愈多。官僚统治是反对好的人员，且反对其中的适当的关系的。
7．我们目前的经济领导权底尾巴主义，实际上，就等于失几千万万卢布。这是我们支付给短见、矛盾、无价值的狭隘的办法，及落后的举动的价格。
8．征税的收条单独是遮不住我仍继续发展的，我们的国民经济之要求。信用在国民丰收底分配当中，应变成为更加重要的杠杆，且在社会主义建设底路上，应假定为最坚定的价值层，最健全的流通的货币。
9．局限于空想而重利贷借底范围里面的，以前的，我们的阶级经济政策，会使政府和信用制度易于从事集中私人的积蓄。这也可以利用长期的信用方法，来使我们的金融有无匹地扩大起来的可能。
10．政府销卖白兰地酒（Vobka），一开始就发生出一种经验，并且发生出自白兰地酒方面得来的丰收，大部份要用在工业化，尤其要用在五金的工厂里的观念。事实上，工业化就因为国家售卖白兰地酒，才丧失了信用。我们必要承认经验是完全不成功的。在苏维埃建设之下，国家售卖白兰地酒，不仅在私有工厂——例如沙皇主义——底观点看来是没有利益的，即如大部份是从国家工厂底观点看来也是没有利益的。工人底加倍怠工，不留心，制造有缺点的生产品，增进工厂的意外事故，如火烧、打架、损伤等等一一这些事体总结起来，每年都总有几千万卢布。国家工厂在白兰地酒方面所受的损失不亚于从白兰地酒方面所收得的度支，且数倍于许多其他工厂根据度支方面的收入。取消国家销售白兰地酒，在最近的时间（两年至三年）内，将会机械地提高工业化底物质与精神的两方面的财源。
这个问题：从何处找出手段来呢？就是这样答复。说工业化之不能迅速进行是直接由于财源之缺乏，是不正确的。手段虽缺乏，但却是存在。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正确的政策。
国家计划委员会底五年计划应被坦白地反对，而且，在根本上，应被罪以不适合将“新经济政策底俄罗斯转变到社会主义底俄罗斯”。我们应在行动上来重新分配各阶级间的赋税负担——加重富农和小商人，解松工人和贫苦的民众。
我们应当减低相对重要的简接税。我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废除国家出卖白兰地酒。
我们应当增加筑铁道及运输机关的经费。
我们应当增加国家工厂的经费。
我们应当再来使放弃了的森林工业健全地恢复起来，这森林工业可以而且应当成为巨大的丰收底泉源。
我们应当保护货币单位之无条件的坚固。Chervonetz之坚固，一方面需要价格之减低，他方面则需要度支之充裕。发行纸币来补充度支之不足，应当被不允许的。
我们应当严格地有目的的度支，这个度支不应有缺短，不应有太过辛涩，即要消除一切额外的或意外的事体。
在1927-1928底度支里面，我们应当地增加国防（特别是战具工厂），一般的工厂，电汽化，交通，建筑房舍，及引导农业之集中的设施方面的支出。
我们当坚决地反对不赞成国外贸易之独占的一切企图。
我们应当采取一种坚固的行程朝向到工业化、电汽化，以及合理化。但这种坚固的行程应基础在增加技术力量及改良群众底物质条件上面。
注释：
[1]《列宁全集》十八卷，第一章，316页。
[2]1927年3月3日出版的政治局底报告，20-21页。
[3]《列宁全集》十八卷，第二章，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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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艺术（辛克莱著，余慕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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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艺术
辛克莱著，余慕陶译
我将进而说到作家的问题，并不是大家共同的正直与自由底单纯问题；它的问题倒是艺术底基本性质底问题。艺术底目的乃是将艺术家的情绪和生命底见解传达给别人的；至于由创作方面得来的冲动是要在别人当中得出一种同情与信仰，而使别人的能力能与这些高耸的情绪发生关系，并使他们发生出要跟着这样做的欲望来。不然的话，为什么要从事这门工作呢？为什么要力受艺术创作底苦痛呢？不，假如你不爱护你的同胞，不想表扬他们的生存，那你就跑到真实的领域里去做投机事业，而让艺术自然下去。薛雷儿（Schiller）在他的“快乐的赞美”里，这样叫着：“呀，百打百万的人呀，大家拥抱起来！”——他并没有说过如我们在美国应当要说的百打百万的金元拥抱起来。
不消说，伟大的艺术家也许知道他所正在写作的东西，群众是直接把握不到的；他也许会训练他的同伴底群众。但他应有这样的信念：结果，他的福音总会达到群众方面，并能影响群众的生活。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都有这。样的目的；荷马（Homer）、苏弗哥儿（Sophocles）、埃里比德（Euripeder）、维儿季（Virgil）、但丁（Dante）、赛儿万德（Cervantes）、莎士比亚（Shakespeare）、弥儿敦（Milton）、歌德（Goethe）、拜伦（Byron）、雨果（Hugo），——这些大作家，在他们的著作里，随处都有蔑视贵族的元素——只为人类而著作。至于像莫里哀（Molière）不怕因经济的压迫而被曳到法庭里去过，然而亦都写过他的著作已变成为一种丑事，且要滤到被认为不懂舞台的民众阶层下面来了。又至于那些拥护贵族遗传的作家，如阿里斯妥弗斯（Aristophanes），或司哥脱（WalterScott），则就为着牵引群众到那种遗传方面而著作了；这就是他们的陈诉（Appeal）底基础了。想收得贵族遗传的实际效力的，想解散群众，而又想“投合群众”的作家，其本身就含着有腐朽底种子，而且也会即刻变成为崩毁他们的社会底病症和原因。人类底团结是种事实，而且假如文化不会给阶级的矛盾毁坏的话，这人类底团结应有实际的作用。
在世界上，已经有了的一切文化，都是贵族的，或富豪的。这贵族的，或富豪的文化曾排斥了团结，且确定了奴隶与掠夺，在这奴隶与掠夺上面就有这样的寄生的结果：上层是奢侈淫逸，下层是贫困颠怜。于是，可垂诸久远的文化要怎样来建立，便就变成为伟大的，没有解决的历史了。我觉得我自己是生活在前面则时刻都重述着旧错和罪犯的国家里。我观察着美国——用我自己的眼睛，并没有当资本主义的出版界的有色眼镜来观察着美国，同时，我也看见着美国所有的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同富豪的一样；这样，我就会看见我自己是同生活在古代的罗马无异了。
我在我的国家历史濒于紧要的时候，写作这篇文章。两位臂力超人的拳师，曾苦心孤指地为着斗拳的目的而受尽了训练的拳师，现在正为着百万元底价格，致两者都斗得不省人事了。美国所有高价的公开通讯社，则为着重视这种击斗，便在这击斗发生的数秒钟内，转使群众受了一种打击又一种打击。有几百条电线张设在击斗的地点，有许多新闻记者、邮差、电报生，对于传输新闻于千百间报馆都做着副要的工作。同样全国的无线电话，除开几间礼拜堂以外，都联系起来了，在容得一万人的集会堂里及街头巷尾，都莫有无知群众张口立着，当这样的粗声：Sharkey猛刺了Dempsey的上颚，而Dempse，则又痛打了Sharkey的肚皮，如此这般的，急速地叫了一个钟头时。
要晓得在地上是不许用无线电话来对人民宣称和平和善意的；说这样的说话的人说了一次又一次，终使这位冒险说反对人类底整个的屠杀的人，被他的听众隔绝了，而且他的演说也归于无效了。美国全国，这样的事体是有体系地和继续地发生着，所以拥护正义和仁爱的男女便不容于美国的空气——本作者不怕有许多团体想来听听他的说话，他迄今还没有享受过这种说的特权。但是美国整个无线电话却钩住了这猛刺了上颚和痛打了肚皮的声音；而且无论哪一个人都可以来置问我的论题底未来的论证，即美国底主人是为贪欲所醉，且愿意以永远的主人的权力来支配这些赁银奴隶以至于最堕落的地位？
他们也许会成功，但只限于消灭社会方面。因为资本本身就带有它自己的死亡底种子；它能生产财富，但不能分配财富，而且我们将来的世界也同过去的世界一样，有一串一串的怨声，有饱和的市场与失业。我们现在是在繁荣底波峰里，我们以为一切东西都很适当。但是，这种繁荣就建筑在将我们的剩余生产运到国外去，并向那国外取得那些永不会被它收回去的一纸定约。当时候到了，人民便会认识这些债务是没有价值的，我们的信用制度也会一如纸片构造成功的房子一样倒坍下来，而且我们的人民也会再度失业起来。解救这样的情形唯有再来一次别种战争，夺取敌国的市场。这样，在资本主义之下的工人底命运，就是为着他们的主人来生产新人，来参加新的战争，来获取新的利润机会。随着屠杀技术底改良，每次战争都来得更可怕到难以想像，并且当这新战争一成事实时，更来得凶恶。假定群众会永远停止在这样的陷阱里，就是所有悲观主义底结论，而且也是为什么有许多我们的青年艺术家要酗酒，要自杀，或要沉酒与自杀两者的原因的说明。
检查检查我们的社会，且来询问询问这个社会有什么力量，或可能发展什么力量来代替资本主义呢？只有一种可能的答复：被资本主义拥进到大规模的工厂来了的，有组织的工人。要把握这种信仰不是说我们要观念化我们目前的工会，这个工会原是竞争制度底产物，且也要扫荡开去的。但一个人论到工人群众方面，应有这样的两种意见：第一，他们在我们的社会里，成为组织的主要元素，这主要元素以其说是生活在价格底手术上面，则不如说是在生产品上面；第二，这主要元素没有别的方法，只有连带（Solidarity）可以使之展布开来。于是，在他们为着力量而斗争的行程中，他们便卷有着新鲜而更高尚的概念，且常有组织新社会，建筑在集体和合作方面的新社会的原子。这样，革命工人底概念基本上就同有活力的、创作的艺术家底概念相一致。这点就是本文所要从事证明的。
我正在请求着青年作家应抛弃我们这个劫掠世界底个人主义的心理。我说变成为献媚过去种种阶级和过去种种社团的社友的艺术家，其本身就犯着狭隘、无收获、及衰亡的罪过。为着这目前的豪侈阶级而服务的这些艺术家，在我看来，其本身只表现成为笼里的猢猴无异；它们，除掉从它们的场所里作出些害群的东西，和向群众发明而实习种种咎戾的外，什么事体也做不出来。我所说出来的这种诟骂，似乎是激烈的，但这比之以能把他们及他们的主人扫荡开去的，革命情绪的狂潮却温和了。
我恳请青年作家能同觉醒了的，从工业方面来的德谟克拉西之真正的概念一致起来。我要乞拨于劳动者，这层，你也许会反对这还不是另外一种阶级。但是，其中却有根本的差异——前进的工人是欢迎一切男女都能来到工人底地位来的，至于掠夺者则就要做尽种种事体来保持他们手里的权力，和使别人时刻都站在他们的脚下。这就是真艺术基础与假艺术基础中间的，真正的差异了。革命的诉求可以总括成为几个字——艺术家应热烈地同全人类而生存，而不是与贪婪，和贪婪而来的侮辱，以及贪婪的团体一同生存的。
当这样的议论不会再不能存在时，时间就到来了；社会革命底时期临着在我们头上，而且，假如你看不出它的状貌，或视它的制约为无足重轻，那你的社会心理就是不完全的。我恳求青年作家要把这些被统治阶级的宣传所缚住眼睛的人，提引出来。你们自己去看看现在的世界；研究研究阶级斗争，即到我们这个整时代的钥匙；且要为人性，为将来，不是为寄生者，为劫掠者而说话，总之，要漂亮地除开你们自己的创作里面底习俗与伤感。
当光明的社会来栽培有生气的艺术时，更快活的时间就一步一步来了，而且，这个时候，艺术家也可以无须害怕到抵制及封锁面说说真理了。我不企图来说到那时候了，那时候，在我们的阴翳的视觉看来，好像还远的，不清楚的，我们这个时候是痛苦和牺牲底时候，在这个时候，忠直者的报酬就是服务人种底更内行的智识。目前是诡谲君临一切，沽名钓誉和庸俗丑恶都坐在光荣底席位上面。但是，社会的正义正在组织其本身，且正在得着其力量；它在每个文化的地方——包括那些最伟大的艺术家，都有着它的胜利；我想我们美国对于建设在科学的乐观和有组织力的社会视觉上面的，将来的艺术，用不着再等待几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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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计划与世界失业问题（托洛茨基著，一远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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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计划与世界失业问题
托洛茨基著，一远译
（1930年3月14日）
苏联内部的发展已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不论我们怎样地估量那一年内已二倍半于原有五年计划的集体化的过程（农民经济的集体化，至第五年末原定为百分之二十，而此时集体化的农民经济已占有百分之五十），而这集体化的速度之超过整个的五年计划，已经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实。关于这一点，官僚主义的领导者直到现在仍保持其默尔而息的态度。但欲长时期地缄默，显然是不可能的。计划中的其他成份有如工业、交通、贸易、财政，皆能按照原有的规定发展，而农业反能一跃千丈，出人意料之外，想到这一点，我们觉得在这经济计划中可能看到的，不是有机体的全部，而是各部程序的简单的综合而已。现在谁都承认，至少在原则上承认，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是构成计划之最主要的枢纽。试问在这枢纽上面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一回事呢？在计划中果能注意到这相互关系的所在，那现在就需要消除那谁也不曾预见的集体化的越级的现象。农业和工业究在哪一方面平均发展的可能呢？
正在这时候，官僚领导者，已因“完全集体化”（CompleteCollectivization）而不能不开倒车了。倒车开到若何程度，还是无从预言的。或须这一次的退守要超过客观条件所必需的范围以外，但退守的本身是必不可免的。或须因超度的发展而开始把“五年计划”的口号改作“四年计划”的口号，也是可能的。
一、官僚主义的盲动
不论在军事或政治方面，退守往往是一件最费力的动作。若能及时退守，步伐不乱，仍能避免无谓的牺牲，作将来进攻的准备。最危险的，是一种不及时的退守，敌人到了跟前，就慌手慌脚地在炮火之下挣扎起来。我们，左翼反对派之所以不惮召回盲动的官僚主义，其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要号召停止工业化价格的竞争，根据经验和理论的远见来改正农业发展的速度，调节集体化与技术及其他泉源的相互关系，使富农政策受制于集体化的实际可能性。一言以蔽之，过了尾巴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时期以后，就需要走向马克思主义之现实主义的路线了。
在此意义上修正计划，必然要起最低限度的转变。我们要从因伟大胜利和严重错误而产生的现状中，得出结论来。此种计划固然不能消灭由历史过去和国际环境所形成的矛盾，但它至少能使错误的危机减轻到最低限度不至使这危机很快地爆发起来，因为这样，处在孤立状态的工人国家就有新的呼吸的机会了。目前的任务，即在从冒险主义的状态中作有计划的退守。
但除了这“最低限度”的转变以外，又须立刻准备着另一种比较广大的转变，这转变不仅要顾虑到内在的泉源，同时又须顾虑到外来的泉源。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无论如何不至于比俄国农民集体化的前途还不切于实际。共产国际官僚主义者所进行的政策，似乎说，我们已经到了欧洲无产阶级暴动的前晚了。同时，以十年乃至十五年为期的经济计划，其目的想使孤立状态之下的工人国家“凌驾”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以上。此种自相矛盾的计划，完全是以共产国际及其政策中的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的反动而又空想的理论为出发点的。谁也不能说何时是工人国家“凌驾”资本主义世界的日子，但我们敢肯定地说：欧洲无产阶级的夺取政权，较之苏联的消灭阶级，无疑虑地能使这个日子比较迅速地接近起来。
欲制定最底限度的计划，减轻近在眉睫的危机，必须要以目前苏联经济的孤立状态为确定的出发点。但同时又需要根据苏维埃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来确定计划的转变。欲制定十年、十五年及至十五年以上的总的计划，舍此其道末由了。
有系统的、包罗万有的世界性的经济协作，很明显地需要在先进国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但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日期，谁也不能预见的。因之我们的准备，不论在政治或经济方面，万不能坐失时机的。
二、世界失业与苏联
次之，苏维埃政府在此种工商业恐慌，尤其是在这恐慌加察的条件之下，如能佐之以正确的政策，那它必能在世界市场的源泉中捷足地发展。失业是一种最主要的因素，能使它的印象深入到最近将来的政策。保守性的职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之强有力的建筑物，在这失业危机的打击之下，较之资本主义国的强有力的建筑物，还要破灭得早，但此种破灭，决不是由它自身发生的。在社会恐慌的场合之下，工人阶级斗争更需要正确的领导。共产主义战术的总路线，要更明显地侧重到革命的夺取政权一方面。但此种革命的政策，必需注意到过渡时期之具体的条件和任务。在这条件和任务中，失业问题占有中心的地位。温波时期中之最主要的口号之一，只能是而又必须是要求与苏联的经济协作。但在这口号之下的宣传工作，应该很具体地拿事实和数目作武装的工具。同时这宣传工作，又须建筑在总的经济计划的基础上面，注意到苏维埃与世界经济之日在发展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说，总的经济计划，必须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面，而不是以单独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理论为根据的。
在现在欧洲和全世界的失业状况中，经济事变的流动，是资本主义没落的有机体的过程相联系的。我们屡次说，经济恐慌的循环律，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在这社会的发展初期，也是如此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级，其循环律的性质，每有不同。人到晚年，精力易于消磨，一时的疾病能影响到他整个的有机体，帝国资本主义的，特别是欧洲的经济恐慌的循环律，即有一时的发展，也是同样倾向到严重的致命危机一方面的。在此种条件之下，失业问题已成了多数资本主义国的中心问题。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利害关系，其关键就在这里。
这里的任务，是很明显的，而又无可争辩的。只需要我们很真确地接近它。但困难也就在这地方。在现在，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国际教育建筑在下列的两种意见上面，一种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时，用不着你们”，一种是：“苏联是一切劳动者的祖国”。第一种思想是虚伪的，第二种是抽象的。而且这两种思想是相互并用的。这一点已足以解释这一个骇人的事实，说，对于失业的斗争，现在是由Kuusinen和Manulsky的袖珍日历（“三月六日”等等）来领导，反把苏联的经济问题轻易地放过了。但这两种任务的联系，谁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三、失业救济法与苏联
欲在农民私有产业的基础上进行完全的集体化，只是一冒险的行动，足以引起农业生产的恐慌和危险的政治结果，但如果有可能使用先进的技术，及时地充实集体的农场，那集体化的农业必易克服初期的困难，数年后，更易获得丰裕的收成，有了此种出口的农产品，便可以急剧地更换欧洲市场的空气而后使工人阶级的消费，完全建筑在新的基础上面。集体化与技术的不均等，直接产生之于苏联经济孤立的状态中。苏维埃政府果真能使用国际间“经常”来往的资本主义的信用借贷，那工业化，即集体化的骨骼的发展的速度，必能加倍地增大了。
西欧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在此种环境之下，必须是：在他们的宣传工作中，把失业问题和世界发展的要素，尤其是与苏联的经济要素联系起来。但这里对于宣传方面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第一，关于苏联实在的情形，不要再欺瞒西欧工人，把国有化以后的那些无可争辩的无限的胜利告诉给他们以外，同时又须告诉他们因苏联孤立，领导失业而产生的内在的矛盾和政治的危险。
第二，向他们解释，欲减轻和消灭此种危险，需要在苏联与英德（假定说）中间，建立起广大的协作的交换关系来。
第三，证明给他们看，整千整万的工人，得因苏联每年有计划的定购机器和农具，而有可能找到工作。
第四，向他们解释，经过这条件以后，苏联即有可能出口大宗的——木料及其原料除外——五谷、牛酪、肉类，及其他的广大群众所必需消费的种种生产物。
机器的进口和原料及食料的出口，若在精确的契合之下，必然是相互为用的，但此种契合，又必须以苏维埃和各国工人所易于了解的大规模的计划为其根据。
由此而获得的苏维埃工业的胜利，必能保持苏联工业出入于国际舞台所必需的基础。这不是一个纯然的煽动问题，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经济建议，根据于现实的经济，用技术、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术语来制成的。在这关系上，苏维埃政府实有把各关系的工人团体（如职工会、工厂委员会等）的经济协定加以多方面的检验之必要。
四、失业与联合战线
如果我们从政治方面，尤其是从我们对于社会民主党和阿姆斯特丹的关系的观点上来观察问题，那我们的任务，尽可以拿直到现在还不曾应用过而且不能应用的联合战线的政策来应用的。
但是，希望麦克唐纳、麻勒尔（Mueller）、阿姆斯特丹的职工会员和美国劳工联盟来同意于此种形式的协作，是不是可能的呢？如其不可能，那这不是一种幻想么？不是一种妥协主义么？此种反辩之词，只有昨天还认为英国职工会能向帝国主义宣战来保护苏联的人们（如斯大林及其党羽）才会说得出口来，但我们要注意到，社会民主党政府欲解决本国的失业问题而后与苏联作经济上的协定，决不至于比改良主义者之向帝国主义宣战为不可能。改良主义者的政府因危机之日趋于严重，它在整千整万的有组织的工人面前，不能不勉强——不论它勉强到若何程度——与苏联作经济上的协作。
我们不希望，且不需要来揣测这经济协作能实现到若何程度。若是社会民主党不愿意讨论到这问题——在初期是完全可能的——那我们就须立刻煽动工人群众来反对社会民主党。无论如何，当权的社会民主党对于以经济上有利的协作的计划为根据的煽动，较之对于“社会法西斯蒂”的尖声的狂吠，更难于应付的。（意大利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报纸Prometeo说社会民主党难以否认他们不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而易于否认他们是法西斯蒂者，对于社会民主党人加之以社会法西斯蒂的高冕，何异于给他们以暗示的帮助。）
很明显的，此种计划无论如何是不会和缓我们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关系的。反之，能在正确的领导之下进行上述的计划，反足以根本地动摇因最近几年来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改革而得到无量援助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基础。
五、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革命
把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安放在国际的舞台上，完全是由于苏联经济发展之内部的必要，同时也是促进世界革命之强有力的宣传。但欲走上这一条道路，实有把过去的一切加以重新研究的必要。拿革命的暮鼓晨钟事代替催眠似的乐观主义，决不能靠反对武力干涉的拘泥礼教的祈祷以自足。这里总该把经济问题严格地提出来。共产主义的煽动者必须公开地忠实地向西方工人们作如下的声明：
“不要相信莫斯科建设社会主义时是用不着你们的。他们做了一点工作，但他们不能完成这工作的一切。他们所完成的这许多东西，仅仅是预备要完成的工作的一小部分。你们要帮助他们，你们必须要进行这样的一种计划，这计划同时也能帮助你们工人去反对失业，反对高涨的生活程度。苏维埃政府有一种与外国工业协作的计划（我们假定此种计划是必需建立起来的），每个人都能认识这计划的用意所在。我敢保证，你们不必盲目地相信我，或是相信苏维埃政府。你们要求职工会或社会民主党政府（例如英德）来检验苏维埃的建议。这一类政府，必然会逼不得已与苏联作经济上的协定，因为这是反对失业之最有力的有利的路线。”
但这里能不能希望现在各国共产党的领袖取革命的手段来动员群众呢？我们对于这问题不能作先期的决定。我们所保持的政策不论在客观条件方面，或者是无产阶级的历史利害方面，都有根深蒂固的基础，不论若何的困难，自有它的去处的。这完全是当前的问题，同时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因此，左翼反对派的任务，是在以全力缩短这一个时期的到来。
1930年3月14日，于普林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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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别（王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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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别
王实味
剿匪军一再失利的消息传到N城，省府主席祝将军是真的有些焦急了。老百姓也都是人心惶惶，富商大贾和一切所谓上流社会的人们更甚，就好像那个与省府主席同姓的祝特朝夕就要打进省城来一样。这种风声鹤唳的情形也并非无因，大家都知道：剿匪军失利并非打败了仗，事实是成营成连的都降了“×匪”，与他们合成一伙儿了。
祝特本是祝主席的教导团团长，头一年的夏天，武汉的小资产阶级政府追随着南京的大资产阶级政府实行“反共”，一向对武汉和南京双方拉拢的祝特军就也“清”起所谓党来。本是教导团团长的祝特就流为“×匪”了。这次，他是从广东回江西来，占领了赣南多县以后，赣西又成了“×匪”的天下：陷遂川，陷宁冈，陷永新，陷宜春，陷万载，大有直扑漳树，进逼省垣的形势。在他们占领的区域中，每县都建立起了政府，地主的土地没收了，豪绅资产阶级是吃刀的吃刀，逃亡的逃亡了；整个社会都变了形相，昔日的奴隶与牛马现在都成了主人，工人农人的血液都沸腾着，像要把天翻过来，地转过去。祝主席奉“中央”的电合严剿，但军队败退的败退，投降的投降，“匪”的声势一天天蓬勃浩荡起来。
在六月十九的晚上，祝主席与他底参谋长在办公室的里间中悄悄商议着：
“刚才接漳树王师长电报，说罗团第二营昨夜开到分宣，有两连倡议附逆，其余一连也被胁从了。唉，军队竟这般不可靠！”祝主席在皱眉头，声音也有些不自然。
“我那儿也接到了罗团长的电报，所以立刻来同主席商议，”参谋长说。
“祝特这次窜回K.省，前后往剿的军队在三团以上，有大半降了，其余的都溃败不能成军。中央来电一再说北伐吃紧，责令严剿，哪里知道K.省这此抽调全师加入北伐，省防实在太空虚了！现在，还有什么军队可调呢？唉！”
祝将军大有搓手唤奈何的神气，额上满是汗珠。
参谋长也默然。
“漳树的王师虽还有一团多营底儿，但漳树是省城的门户，些少驻兵是不敢轻移的，——怎么办呢！”祝将军两眼瞪着他参谋长的脸，像要从那脸上寻出抵御“×匪”的方法来似的。
“嗯，呵，我想，”参谋长像恍然大悟一样，“我想了个办法，军官补习学校的学员有三千多，倒是一枝生力军，不知主席愿不愿把他们开去进剿？”
“呵，也——”
“形势很紧急了，万一漳树有失，省城一定难保，中央又正在一意完成北伐，后方难以兼顾。而且，学员也比普通军队可靠些，希望主席就下命令，叫全体学员即日出发才好，”参谋长看见他底主席有些犹豫，又痛陈利害地追加了几句。
所谓军官补习学校，乃是祝将军训练子弟兵的地方，三千多学生有十分之八九都是云南籍的下级军官，其余也都是他属下的高级官佐保送的。祝将军所以创立这学校，乃是因为鉴于他底同志将军们常常互相火拼，弱肉强食，深知要想不从省府主席椅子上跌下来，或更进而尝尝“国府”主席的味道，非厚养死士广置腹心不可。现在要拿他们去与那些“亡命之徒”的“××匪”去拼命，不惟违背他底初衷，也使他觉得有些不忍。然而，火烧眉毛头眼前，他也不得不决然接受参谋长的提议了。
“唉，好，就这样办吧，我就下命令！”
就在这决定的第二天下午，军官补习学校的学员全体编成一大纵队在大队长陈其民和那个中队长的统率之下，乘坐小火轮向漳树开拔了。
大队军奉主席谕，说匪气过炽，到漳州下轮后不准宿营，须立即向“匪党”盘踞着的分宜进开；但到漳树与王师李参谋聚谈之下，知道匪党并没有准备向漳树进扑模样，就以开拔仓促，学员疲劳过甚为名，在漳树住了一天，大队长听王师长说，匪党实力很不弱，心里颇有些忐忑。睡到半夜里，接到了新喻县长的千万火急电，说新喻危急，请速赴援，于是不等天亮就急急率队向西奔去。
傍晚到距新喻三十里的一个村镇，县长的代表已经在那儿等候着欢迎。那代表说新喻并无共匪来攻，只乡下农民有些微骚动，所以急电催请大队长莅喻者，乃是因觉分宜近在咫尺，朝发夕至，而驻军又仅一营，诚恐万一有失。大队长听说县长骗他，很有些发怒，但也未始不感到点儿轻松。天巳昏黑，一日走了将近百里的学员们，脚步都有些趑趄了。天热，大队长虽然坐在轿子里走路，也很想休息休息，于是下令不再前进，并打发那县长代表回去叫县中火速预备军队驻处和一切供应。
大队军司令部驻扎在一座破庙里，传令叫兵士们都在田野闻露宿，歇宿处须在镇市附近，以便听号令集合。停进的传令一下，兵们都像蚂蚁样散了开去，各自找饮水处，吃饭处，和方便的睡觉处去了。
“老柳，真热呀！走，我们找个水塘洗洗澡去。”二中队十五分队里，一个士兵招呼那同他坐在一起休息的同伴。
“我正觉得满身汗腻怪不好受的，好，找找看。”那叫老柳的答，湖南口音。
天是已经黑透了，一弯新月早过中天。两个人并肩走着，身上驮的军毡子弹，水囊饭袋等一概未卸，在手里提着。他们先是沉默着，走得离群众渐远，左右也没有人了的时候，才左顾右盼地开始谈起话来。
“这次出发高兴不，老高？”那叫老柳的问。
“高兴？——”老高显然要说什么又忍住了。
“怎么，你怕死吗？你曾告诉我你是无牵无挂，与家庭早断绝关系，而且并没有讨老婆呀！”那老柳笑。
老高看了老柳一眼，不答话。
沉默了半天，他瞪着老柳的脸问说：
“嗯，老柳，你说我们这是去打什么人呢？”
“打什么人？你怎么问出这样的话？打——打——打‘匪’呀！”老柳故作狡狯地反问。
“匪？要知道人家也是个政党，不过现在失败了罢啦。老柳，别装憨，我们相处许久，你底态度我并不是不知道。处着这样的环境，我觉得我们应当商议商议才好！”
老柳细看老高的样子像真的作了急，才收了笑脸郑重地说：“态度？什么态度？我一向不过说很同情他们。”——他依然不敢十分相信他底伙伴，用一种半冷不热的话试探他，并详细观察着他底神色。
“老柳，别再藏头露尾的了。在我们许多次谈话中，我们彼此心里都明白谁是什么人。虽然并没有相互承认，但那是用不着口头承认的。现在，我们应该把（Veil）揭去才对。我们要找相当的出路；我们不能跟着他们去打自家人。”云南人的老高显然不是祝主席的忠诚子弟兵，而且不是个“忠实同志”。
“老高，你太躁了。看，前面不远那明亮亮的许是条小河。我们去洗个澡，风凉风凉再谈好不？”看见老高话说得那样诚挚有力，项上满是汗珠，两眼也润滋滋地，老柳握了握他底手这样说。
“你模棱得急死人，倒说我躁。”这一握手老高一切都明白了。
“朋友，在这大失败之后，所存的就只我们这点零散的队伍，而且是置身在敌人的营垒中，一切都不得不小心谨慎啦。”老柳说着还把眼光四周探看着。
身上卸下了几十千的负累，又在清凉的河水中洗过澡，他们觉得爽快极了。静躺在河岸上，微风轻拂着，低头是星和月在水中闪耀，——在这清幽的境地中，那两个青年几乎忘记自己在当兵了。
“老柳，告诉我，你为什么跑到这学校来的？”老高先说话。
“为什么？团体失败了，白色恐怖到处皆是，一被发现就保不住脑袋，尤其是在我们；因为有个亲戚现作祝主席作参谋，就利用他保我到这学校来，一方面避避风雨，一方面，我也有点儿野心。我想做军官，能做到团长，把别的军队火拼一下就可弄个万二八千枪，势力就可观了。遇机会就可以大干一下。你呢，你本是艺术家呀！”
“我是去年武汉反动后来到N城的。我进这学校是由我底一个姑丈保送，他是三军九师的团附。说到野心，我也同你一样。我也是想抓到点武力将来为团体用。老柳，目下我们怎样才好呢？”
“我先问你，你认识的还有没有别的‘同学’？”
“有；有三个。他们都是祝特的学生，从前在教导团，而且都是云南人。你知道的有没有？”
“也有，有四个。一个江西，一个山东，另一个也是我们湖南的，姓沈，他在×日事变后曾领导农民暴动，——他们都是我在谈话中就探出来的。”
“五个，四个，我们一共有九条枪。依我底意思，我们等到开火时倒过去！”
“老高，九条枪就想硬倒过去呀？那简直是送命，一点意义都没有。”
“依你怎样呢？”老高好像以为老柳怕死。
“老高，你要晓得，我们的信仰之实现固然需要热情，尤其需要冷静的头脑，盲动的结果只有失败。想拿九条枪在三千多军队中倒戈，除了自己牺牲而外，一点代价也得不到。依我的意思，我们九个人应当尽力在队中活动、试探、宣传，发现我们自己的人。凡是平素谈话对我们明白或隐然表示同情的，说不定都是我们的人，在这种紧急关头，只要试探得法，很容易使他们表示真实态度的。如果我们在开火前能发现五十个以上的‘同学’，在接触时我们或者可以相机倒过去，否则绝对不可轻动。不过，我们总要万分小心，说话不要太露骨，不要太轻易相信人，尤其不可在毫不相干的人面前任情乱说。”
那姓柳的青年沉着地说了这一篇话，凝视着他底同伴等候地底答复。”
“老柳，你底话真对！我听秦说，——秦就是我刚说的那三人中的一个——除中不满现状同情我们的很多；青年毕竟是纯洁些，血也毕竟热些。好，我们决计就照你底计划去干。”老高倾眼地说。
“接触恐怕是三两天内的事了，最好你能在今夜同那三位同学谈一下，我也去找沈许张鲁他们作个计较，明天到新喻后大家再找机会聚议一次。”
远远军号声在打打地响。
“在吹点名号了，我们快回去吧。”老高说着站起身来。
两人匆匆把弹带军毡等披在身上，扎了裹腿，提着枪用胞步奔回市镇去。
昏黑中听那老柳说：“一切都要小心些呀！”
出人意外地，×匪不战退出分宜向万载方面窜去了。陈大队长在敌人退后第二日进入城，一面出京安民，一面却挨户搜查。南街隆昌祥杂货店因为搜出了两块红布和一把刺刀，就成了通匪的证据，店主和两个店伙都立地枪决了。西街赵顺典理发馆院中垃圾堆上搜出了两枚红军的徽章，田义泰木匠铺里，寻得了五张打倒刮民党欢迎工农革命军的传单，两家的师傅徒弟便都被破了脑袋排在门前示众。白色恐怖满了全城，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学生，随时有红帽子落在头上，黑脑袋砍下脖颈的危险。赤色恐怖所杀的是豪绅资产阶级，为数极少，现在官军在替他们向大多数的穷苦下层阶级要命，替他们复仇了。
在官军入城的次日，上午天上乌云重叠，闷热得比太阳出时还利害，连官军所割悬街示众的工人与小资产阶级发酵了的脑袋上都凝着汗珠。午饭后下起了滂沱的大雨，官军的杀人兴致也为之稍减。陈大队长在电线修复后立即拍了个电报给他底祝主席捷电，电文是：“职军于昨午克复分宜，毙匪百余，获械无数，除跟踪追剿外，谨电奉闻”。祝主席也就据此拍电报告他底姜主席，但电文却变成了“赣境共逆披猖，致劳主席驰系，现经职派队痛剿，赣西已告肃清，不日当可完全歼灭，请释钧念”。
大雨后的分宜官兵，大都三三五五地在街上逛，但家家闭户，街上几乎很少见民人。大队长虽曾下令叫商家开市，但各商家依然像过年一样，紧闭大门，地方情形比匪在城内时要萧条百倍。士兵们在城内找不出乐趣，找不出活气，有些都溜到城外逛去了。
在半晚，天又在开始下着细雨的时候，顾南门二三里的一个小村前，这时正聚集着二十多个青年兵士在轻轻谈着话。村中的农民因为连年荒饥，加以苛捐杂税，生活早经破产，这次都加入×匪去了，所以村中连人影都没有。
“我们谈话本用不着所谓主席，但为大家发表意见有次序而容易归纳起见，大家要我做个枢纽也好。我们几天来的努力，觉已发现了将近三十个同志，这是很可欣幸的事。听高迈同志说，罗玉明同志是与祝特同志军中通声气的，现在先请罗同志把紧要的消息报告我们。”发言的正是那个湖南的老柳。
接着，一个面目瘦削，两眼灼灼有光的青年从坐着的石块上立了起来，说话时微微咳呛，像伤了风的样子：
“我从出发以来也与那方面消息隔绝了。不过，在出发的前一天，我虽接到一封秘函，说我们这次占领K.南、K.西，并不打算是久占领，目的是要把各地的农民组织起来，在×军他去后留下革命的基础。到漳树会与一个同志接头，听他说×军知道祝主席的亲兵学生大队来攻，决定避免冲突牺牲实力，打算退往H省的边境。这就是我听知道的。现在他们不战退出分宜想来就是如此。”
“根据罗同志的报告，高同志、沈同志我们前天谈的倒戈计划不惟不可能，而且不必要了，”主席说，“不过，我们在这队伍中已经发现团结了这样多同志，未经发现的还不知有多少，我们不能放弃使命，应当在队伍中发生作用。这个前提我想大家是无异议的。”
“当然无异议！”一个短小精干的青年斩截地说。
“那么，请大家发表意见。”
那老高站了起来。
“同志们，团体经过了大失败，所存的怕就只有我们这种的藕断丝连的游离分子为多，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也可说就在我们肩上。现在，环境使我们零星的力量团结了起来，我们定得切实做些工作才对得起我们成千成万的牺牲者，依我个人意见，我觉得我们在行军中还得想法子与祝特同志方面发生连系，互通声息，不过这是很困难的工作。虽然我们倒戈的计划已经无用，但如果我们在这儿的工作做得好，能抓得较大数量的群众，我们也可以约那方而变更策略不避而战，在大接触的时候我们倒过去，至少可以缴得一千以上的枪械，为×军增加一个很大的武装势力。而且，只要把这一大队学生军消灭了，K.省可以说在掌握中，也许竟为革命造成一个新的局势，把失败了的革命复兴起来！”
“我赞成高同志的意见，”一个叫屈文白的青年说，“同时，我还有点补充。红军现在最缺乏的是械弹，而这学生队的军械又是最精的，手提机关枪就有两百架以上，七声的五大炮也有八尊，如果能把这一队人消灭掉，得到这样精良的军械，革命的前途实得助益不小。”
“是的，高屈两同志的话都很对，不过困难的问题就在怎样才能与那方面通声气。至于对内的工作，我觉得是颇有把握的。队中虽大部分是祝主席的私人走狗，但纯洁热血不满于现局面的青年却也很不乏人，只要我们能小心地在谈话中试探宣传，抓到一二百条枪是很可能的事。有这一二百枪，在火线上倒过去就够把这全队打个落花流水了。”那个×日事变后曾在Ｃ.城乡下领导过农民暴动的沈灼恬静地说，他年龄只有十一八岁。
其他还有几个人补充了些类似的说明。
“我们目前有两个主题，”主席柳楚生把大家的话结束起来，“一个是设法子与祝特同志方面通声气，一个是在队中努力发现同志，获得群众，而这两个主题的联合目的是消灭这学生队，缴获大宗枪械，为×军补充武装势力。关于第一主题，大家都没有说出具体办法，现在就我个人底意见说一说。通消息的方法不外乎信与人两种，但通信的办法在我们这种环境是：不可能，所以只有借人来通声息。据我想，最好是罗玉明同志能化装问道赴万载去接头，因为罗同志是与那方面最近还有联络的。不过难题在这儿，逃兵是犯死罪的，万一罗同志被他们当逃兵捉了回来，不但白牺牲一位很好的同志，而且以后同那方面通声息更难了，加以罗同志又在病着。”
“好，这个责任我一定负下，并自信可以胜任，”罗玉明不等柳楚生的话说完就接了过来。“我是萍乡人，这一带的路，我是很熟悉的，绝不会被捉回来。至于我底小病，一点也不成问题。”
与罗坐在一块的那个瘦长的青年把罗底两肩抱了一下，打着北京话说，“真有你的，老罗！”
“罗同志的果敢精神很令人佩服，那么，事情就这样决定好了，”主席说。“依我底意思，罗同志最好今晚就动身，因为这儿的队伍今明日不见得开拔，危险比较少些。罗同志到那方面以后，传消息给我们的可另派人来，以后每次更换，免致败露。接头的人可找我或沈灼同志或高迈同志或秦毓钧同志，不要老找一个人。——其次，关于第二个主题，大家都以为很有把握，但我觉得这问题却更严重，更要小心谨慎地进行。队中对现状不满，希望更尖锐的革命到来，而同情于我们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很有些，这是不错的；但感情式的同情是不大可靠的，到了紧要关头，他们就许为了个人的利害背异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不要躁急，应该认清对象是绝对可靠，再向他表明我们的真态度，因为万一不慎，不惟我们底一切计划都要付诸流水，我们大家怕也都要作无代价的牺牲，这是同志们千万要小心注意的！”
这篇缜密郑重的话使在场的二十七个青年都静静地听着，紧张的空气中很合着严肃。微雨已停落了，西天泛着彩霞。远远的罗霄山清明苍翠，如在目前，凉风习习，已近黄昏了。
“现在，时间已经不早，我们该回去了。不知罗同志是不是就此不再回营去？”
“他身体不大好，我想伴他同去，我们就在这儿把军装脱下立即动身好了。”忽然有人这样说，还是那个与罗同坐的瘦长青年。
“很好。”众人齐声赞同。
目送着那一高一矮的两个人影消失后，大家为谨慎起见，分作四五起回城去了。
这是官军“克复”分宜后的第三日。
大队军已经下令午餐后开拔，向万载方面跟踪追击，搜索前进。驻扎在第二小学校的官军，有十多个正在第五教室前一棵大槐树下围着一大锅豆腐白菜嚼米饭。伙夫买到豆腐这是第一天，——因为这天刚有少部分的小商人开始作买卖——所以大家米子儿也像嚼得香甜些。头天下大雨，这天又出了毒烈的太阳，空气中满是温热的水蒸气，下巴骨掀动着的兵们，没一个不是大汗淋漓，军装湿漉漉像从水里刚捞出来一样。虽然吃着饭，他们却依然在分着嘴巴说闲话。
“老胡，你噍朱国栋那样儿，鼻子塌着，活像西街挂着的那个砍掉的木匠头。不知什么法门，他竟得财政厅那个有名的漂亮书记小陈爱上了他，所说这次出发小陈还为他哭了哩。”一个矮子说。
“娘的，你忌妒老子么？”那曾经作过中尉连附的朱国栋得意洋洋地骂。
“说起那木匠，我倒有些替他冤枉，在他家寻出几张传单，决不能就说他是共产党，因为共党入城后当然要拿传单散给他们工人的。”另一个说。
“冤枉？我们进城后杀的人有几个不冤枉？我们来时共产党已经退出两天了！”说话的是那个柳楚生。“这样地乱杀无辜以邀功真是无耻的行径！”
这几句有力的话语沉着地打进了众人的耳鼓，使大家都默然了片刻，内心里感到愧惭。
“无耻，真是无耻”一个感受性较强的青年立刻用激怒表现他所感到的内疚。“革命到现在，简直乌烟瘴气，我们所见的只是争权夺利，蝇营狗苛，比军阀时代还不如。像这样下去，怕有许多热血的青年愤闷极了都会去作共产党的。”
柳楚生微笑，他觉得这是个纯洁的青年。
“是呵，许许多多人的热血与头颅，换来的就是现在一班新官僚新军阀的荣华富贵。本来，改造社会只有我热血青年去彻底干，革命还须要从头干起，对象就是现在一班东西！”他在郑重地说着，众人有小半在倾听，各人俯首若有所思，吃过饭依然不散。
当他正打算更进一层地说下去时，忽然从前面进来一人远远地喊他，他立时跟那人出大门去了。
“什么事这样慌慌张张的，沈？”走到一个街角时他问那招他的人说。
“徐士达和鲁青他们因为言语不慎被人告发了，”沈灼答，“半点钟前被捕，已解到大队县司令部去了；同时，我们昨天下午在南门外聚议的事队中也好像得到了风声，听说已决定的饭后开拔将因此中止。我底消息是从大队长卫兵张天宇得到的，我同他个人感情很好，他并不晓得我。队中已有很多人知道这事件。形势这般严重，柳，我们究竟怎样应付才好呢？”
听罢少年英勇的沈灼紧张而急促地说了这事实以后，柳楚生力持镇静地沉默了片刻，心头预觉着一个恐惨无代价的牺牲将要到来了。
“沈，目前最紧要的是我们得分头去通知各同志，使大家各自准备逃走。在这种情形下再聚会讨论已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了，因为除逃而外是毫无办法的。鲁青许不至招供，但徐士达人很懦弱，怕禁不起刑讯就会招出大家的名单来。沈，你往一中队各分队去通知，我往二中去，我们要在二十分钟以内通知完毕再到此门内那僻静的小龙王庙前聚首。沈，要小心点，机密点！”他说罢一握沈灼的手，已先自迈步走开了。
约半点钟后，在约会处等得焦急万分了的柳楚生才见沈灼远远走来。
“你会见了几人？又有什么新的消息？”他连忙近上去问。
沈灼喘息稍定后答说：
“中队有十四个同志，我只会到三个，其余也许已问风逃走了。我又从张天宇那儿得到个可叹的消息，高迈也被捕了！不知是什么原故，因为他说徐鲁并不会供出什么。我因形势紧急得很，我冒险回本队去取了两件汗衣，预备我两脱去军装好走，所以迟了一刻，你等急了吧？二中队的同志你会见几个？”
“我旁的不急，只怕你有危险。二中队七个同志就仅仅找到——不是，碰到了个屈文白，他说消息他已知道，正预备脱身走，其余同志也都已知道，并且大牢已经易装出城了。啊，高迈他们怕要作牺牲了！”
两个青年黯然了一刻。
“柳，如避免更大的牺牲起见，我们也赶快走罢，迟疑是于事无补的。”沈说。
于是两人装作优然无事地走出了北门，并向四个岗兵笑着打个招呼；但出城走了百数十步以后，便尽力狂奔起来。跑了约有十里，他们才在路旁一个十字路口下休息着，脱去军衣，换上沈灼所带的白布衫裤。
“沈，你打算往哪儿去呢？”柳问。
“我想去万载红军中工作去，你呢？”
柳沉吟着不答；过了半饷，他才如有所悟样地说：
“你到那方面去很好，因为那方面也许是很需要懂得军事的同志的，这次逃亡的同志怕有大多数都是往那儿去。不过，在这仓率的事变中，我好像得了一个教训，觉得我们要图革命的复兴，还是要先唤醒团结起工人阶级来才是基本工作，像我们适才所作的这种军事冒险是最易遭失败的。现在一切中心都市的工人都离开我们的领导了，有些大都市像武汉、长沙怕连残余的组织都没有了，所以我想先回家看一下，筹得路费就往S.埠去找同志接头，在基本工作上努力。×军的活动当然有它底意义，不过它所活动的范围只是内地偏僻的农村，唤起的也只是农民，农民运动发展迅速，工人阶级倒落后得很，这种畸形状态将会形成乡村领导城市，果不急急纠正过来，将来的革命也许要再次失败下去。”
“柳，你底话是对的。团体受了重大的打击，工人阶级的队伍现在几乎全军覆没了，今后实应该从失败的经验中寻求正确的路线，重行开始，勇猛前进。我往×军也是暂时的，将来我们也许会在别的地方碰到。我刚才还拿了五块钱，你回湖南路较远，给你四块，我有一块就够了。”
“沈，你倒是想得周到，出来没路费的事我倒不曾虑到。”柳握住了沈底手。
“唉，高迈他们怕一定会死的！”沈说着眼眶微微一红，但立刻又把泛出的泪液压抑下去了。
他们彼此紧握着手，沉默地回头向城中远远瞩望，心头是忿恨与悽酸交织着。
“沈，我们无须悲悼，更不必伤感，我们应当因他们的牺牲更加惕砺，更加努力！——好，沈！我们就此握别了！”
执手相互注视了许久许久，两人终于分手一个向西一个向北地各自奔去。
在奔途中，柳想：据说×军的目的是在组织各地的农民，在他们他去后留下些革命的基础，但这是很可疑的。官军一来，土豪劣绅不就要对农民报复么？农民不是就必得离开生产跟×军跑，或是变成流氓无产阶级或土匪么？总之，城市工人没有起来，还在帮助资产阶级制造枪弹，开火车来打农民时，这种农民革命恐怕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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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圆椅（玖卫女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三期（1930年12月20日）
胜利的圆椅
玖卫女士
人物
叚纪勋参谋长兼代理省长，五十岁上下。
王澄江叚之书僮，二十岁。
王澄霄澄江之妹，十八岁，纱厂女工。
沈清松澄江之友，现为工友会干事，二十岁。
张干臣叚之副官，四十岁上下。
贵人的书斋，各种陈列，俱以华丽为主。中央写字台上，置一新奇夺目的电灯；台上满堆着金杯银碗玉座牙雕之类。台前一银盾，高与台齐，上刻朱色“为国干城”四个大字，其旁一圆椅，为钢丝盘旋制成，闪亮发银光。两壁悬中西画片，左壁前方置几椅，后方有门通内室。右壁一长大书架，从玻璃镜框，可以看见内中有许多装订美丽的书籍，金字灿然，右前方有门通外室。
书僮王澄江，身材瘦弱，面色皙白，精神抑郁，左手插入衣袋，右手搭在圆椅上，抚摸椅之周围。
澄江
好一张圆椅！这些钢丝，细得和绵纱一样，坐在上面，又清凉，又柔软；有些人若是能壳在这椅上坐半刻钟，我想就是叫他死他都会愿意。（对圆椅出神一会，转身躺在椅上，闭目凝思，有顷张目）啊，多么适意呀！可惜我没有恋爱过，我想就坐在爱人怀里，也不过这样罢！（上身坐起，两手合着）若是我长有这样一张椅子坐，恐怕会将我母亲被他逼死了的仇恨，（屈指数着）……我父亲因为这事而气愤死了的仇恨，……我们兄妹，成了孤儿，半途废了学的仇恨，……许多朋友，无辜被杀了的仇恨，……还有许多的牢骚，不平，也许要忘了一半。但是他，他就有这样不同，坐在这样温柔的椅上，还只是满怀杀机，那些制造这椅子的朋友呦！你们可梦想得到吗？你们是不会知道的，他正在这儿盘算着怎样刻毒你们屠杀你们呢！（定睛思索一会，毅然起立）但是，现在是时候了！珍贵的时期到了！（低身抚椅）这一根一根的钢丝，都是朋友们血汗的结晶，钢丝！我就叫你“朋友”罢！朋友！你今晚得努力！努力争到胜利，免得地上再有更大的流血。（在椅边依慰不舍，良久始离开，徘徊室中）
纪勋制服勋章，轻狂的醉态入，澄江肃立迎接。
纪勋
哈！弄到这样迟了，客人太多，左一杯，右一杯，闹了大半天。（坐圆椅上）前面那样热闹，你不去瞧瞧，老老实实地替我守着书房，真是好孩子！（眼睛歪斜）好孩子！来，到我这里来，（澄江走近，纪勋一把抱住他，在他脸上亲吻，澄江回避不及，用力挣扎）
澄江
老爷喝醉了罢？
纪勋
（大张笑眼）我没有醉。
澄江
那么老爷是弄错了人。
纪勋
（大张笑嘴）哈哈！那会弄错呢？……你叫做王澄江，是我最得意的忠仆，二十岁，工业学校念过两年书的学生，（拍拍澄江的肩）这不算弄错了罢？
澄江
那么请老爷放了我！不然，于老爷的名声，很不好听。
纪勋
（带怒推开澄江）在这间屋子里这么干干，于老爷的名声，有甚么关系？
澄江
（双手垂立于远方）这里佣人们当中，时常有许多许多不好听的话，他们看见我，都一齐取笑，我逼得没法，几次向他们发誓。现在老爷真真向我动手，那我下回不能再强嘴，这就成了定案了；风声传出去，岂不是伤了老爷的威风？
纪勋
狗东西！老爷下回给他个个杀了干净！（愤愤地在椅上摇摆几下）
澄江
（和声地安慰）老爷用不着生气，只要以后不这样，以前的事，当然可以遮盖得过。
纪勋
那当然！若是我一件事做坏之后，永远遮盖不来，还有今日？……（向台上一望）你看！这些送礼的人，难道我对他们次次都有好处？无非有了一两件敷衍得当，就处处便利了。
澄江
正是！啊！我还忘记给老爷说，本城的董事会，从前据说有点不满意于老爷，今天却送了一个很考究的幛子来。（于书架取下长盒）老爷！就是这个，因为来得太迟，没有挂到厅上去。
纪勋接了盒了，打开一看，内系一幅大红寿幛，上用金丝绣着“社会柱石”四个大字，纪勋浮现得意的狞笑。
纪勋
这东西值得留起，将来挂到客厅里；可见我从做代理省长以来，不算不得民意。
澄江
（将幛子卷好，放入盒中，郑重地平置台上）老爷！这种东西，真是有钱都买不到。
纪勋
但是老爷却一个钱不费就买到了！（高兴地跃起，用演说的神气）这些狗董事！以前我没有敷衍他们，就处处和我作对。我发行的公债票，没有一个人买；有时要军饷，向他们捐钱，都东逃西躲地跑了。我想长此下去，很不稳便，很想和他们联络联络，刚巧早几天来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拍着手豪笑）
澄江
（也含着笑）老爷，是怎样的一个好机会？
纪勋
哈哈！说来真好笑！董事会会长高老头子的女儿，前清时代，十三岁的时候，她的未婚夫病死了，高老头子就将自己的女儿，关在一间空屋子里饿死；事后报告朝廷，他女儿得了一个“烈女”的旌表。早几天刚是他女儿四十岁的死忌，满城的董事们都到高家里开吊，我故意也去了，因此他们都以为我是一个尊重“节孝”的君子，今天也来恭维我了。
澄江
（装作高兴）真好！从此上下一心，军民交欢了。……啊！老爷！你答应了工友联合会的代表送礼物进来，现在怕还在外面等着，就叫他来好吗？
纪勋
（连打呵嚏，泪水泗流，倦态横生）等一会罢！我要去抽两口大烟来。（缓步由左手上方门退，澄江为之捲帘。少停，张干臣由右前方门入）
干臣
参谋长睡了吗？
澄江
没有睡，等一下就来。
干臣
（坐左方椅上，显望着写字台上）咦！又来了这一盏新式的电灯，是哪里送来的？
澄江
是学术励进会送的，上面有“明光普照”四个字。参谋长是这会里的名誉会长。
干臣
参谋长的本事真大！这么忙的身子，还要东拉西扯，管许多闲事。
澄江
空一点的时候，还要骑马，围棋，现在更学会了跳交际舞，时常拉了姨太太们的手跳起来，……老爷可以说无所不会，他真是非凡！
干臣
他不非凡还有谁当得住非凡？早几天全城的电灯公司、印刷公司、铁路局、轮船公司、纱厂、面粉厂，联合罢工示威的时候，若不是参谋长有胆量，叫把机关枪乱扫过去，恐怕这个省政府，也要保不牢了。……幸亏他有见识，死了几十百个人之后，自然都要怕起死来，各人抱了头，鸟儿一样的散了。
澄江
（勉强忍耐苦痛，哑着喉咙，半响回说）正是！
干臣
后来再把强硬的捉了八九十个，这几天居然风平浪静，一个个仍旧上工。可见这些穷骨头，有了饭吃，就多是多非了，饿了几天，又低头下气了。
澄江
（惨白的面上，勉强推着假笑）正是！
干臣
（看了澄江几眼，又复继续）捉来的这几十个人，只等参谋长画一个字，就可以把他们送给阎王；可惜早几天公馆里事忙，今天又是参谋长的生日，更不能提到死字，这些该死的东西，又冤冤枉枉，给他们多活了几天了！（愤慨地击掌）
澄江
（忍无可忍，悄悄地移身向外，借便一挥眼泪，候干臣说完，仍回转头向他哑声）正是！
干臣
（皱着眉头，尖着眼光，直射澄江；半响）咦！参谋那样赞你，说你没有一句话会同时讲两次；而且说出的话都是动人听的；怎么此刻你只会哑着喉咙，除了正是、正是之外，一个字也说不出呢？……（突起捉住澄江）莫非你也和那些工人们相通，提到了他们，你就难过吗？
澄江
（哀怨的样子）张副官！我哪敢？我不过心里略为有一点感慨。
干臣
（将澄江的衣服，重拉一下）感慨？甚么感慨？
澄江
因为我的母亲，是两年前的今天死了的。当着参谋长的面前，我只能装着笑，背地里难免不流几点眼泪。
干臣
你真的是为你的母亲，我就饶了你；如其你是和那些工人通奸，那你就莫想活！就算你迷得住参谋长，我的眼睛，蒙不过来的。狠狠地将澄江一推，澄江向内门斜倒，刚撞在参谋长身上。
纪勋
（扶住澄江，澄江赶急离开。干臣垂手直立，纪勋前进两步，目光盯住干臣）你在打他吗？
干臣
（吃口）没有，不是打他，刚和他角一下手力。
纪勋
（向澄江）是吗？他是和你角手力吗？
澄江
（目光瞟着干臣，恐慑状）是！张副官是和我们角力。
纪勋
（稳步至圆椅前，命令式的目光，向二人身上扫射）以后不要这样！你们还不知道你们自己的地位吗？……我在家的时候，少不得你；（头向澄江）……出外的时候，少不得你；（头向干臣）你们两个，譬如我的左右手，无论哪一方伤了，于我都很不便。而且你，（指着干臣）论年纪地位，都不该和他们小孩计较。（端然坐下，含愠沉默一会，移睛向新奇的电灯，红色的鲜光，促进贵人善忘。澄江和干臣，尚低头默立，纪勋已自怡然自得。有顷，和缓地）这电灯的光已经够亮，那边（指后方）的灯，可以不用了。
澄江走至内门边，伸手向内一拨，后部悬灯光熄。室内仅有桃红光线，春气蓬勃。
纪勋
（悠闲一会，向澄江）工友会送来的礼物，说是一个会唱歌的女人，这时候好叫她进来了。
澄江
是！（连忙移动，向外门退）
干臣
（殷勤走至纪勋前）请问甚么会里送来的人？
纪勋
工友会，全城的工友联合会。
干臣
参谋长！我看还是不接受他们的好些。这些东西，上次吃了这大的一个亏，难得再有好意。
纪勋
（笑）哈哈！你这是过虑。他们得了这次的经验，知道反抗不是好事，为性命，为生活计，当然想来巴结我……而且他们送的是女人，女人做得出甚么事来？即使他们不怀好意，我一面把女人留起，一面查办他们，管教他们陪了夫人又折兵。
干臣
参谋长所见很对，不过为慎重起见，她进来的时候，让我搜她身上一下。
纪勋
这都用不着，大门口已经搜过，不然，不给她出入证的。
干臣
那就好了。（退后几步）
纪勋
（得意地怪笑）哈哈！往年我生日，总要找个女人来，今年因为代理了省长，正愁着不便，不想却有人送上门来。
外帘掀动澄江立于门口。
澄江
老爷！工友会的代表沈清松来了。
纪勋
叫他们进来。
澄江向外招手，清松入，向纪勋恭身作礼，貌极谨恳。
纪勋
（疑问的目光，向澄江）还有呢？
澄江刚欲回答，清松抢着代说。
清松
她立在面外，因为一则是小家生长的女子，听见参谋长的威名，有些害怕；二则己往敝会里面，有许多糊涂分子，领着大家走错了路，曾经开罪参谋长，所以她不敢直接进来。
纪勋
怕甚么呢？（向澄江挥手）叫她进来！
澄江转身朝外门走去。
清松
（向纪勋急急地一鞠躬）请参谋长等我一分钟！（澄江停步，望着纪勋）我还有几句话，要代表敝会，向参谋长陈述。
纪勋
（不耐烦似的）用不着说！以前的事只要你知道改悔，我总不在意的。不过那些禁在牢里的，他们是应该和死了的工人一样，不能再和你们见面；那些是不良分子，扰乱和平的坏蛋。你们以后不再学那种样子，仍旧可以有工做，有饭吃。（转向澄江）去，去叫那女人进来！
澄江
（揭起垂帘，温和的声音）请进来！
清松、澄江沉默地立着，纪勋热心的眼光，望着门外。澄霄淡水色布袍，抱着琴温文地走入。纪勋的目光，随着澄霄移动，面部浮现兴奋的血色。澄霄默默立清松侧。
清松
（恭敬地介绍）这是参谋长。
澄霄深深一揖，纪勋轻轻点首。
纪勋
（斜着痴迷的眼睛，向澄霄）你姓甚么？哪里人？
澄霄久未作答。
清松
她姓黄，淮扬人。她的父亲是一个琴师，因为去世得早，所以她流落到这里来，在纱厂里纺纱。（纪勋眼瞧澄霄，轻轻点首。干臣时向澄江澄霄互看，面现惊疑之色。清松仰看纪勋听，而未厌，仍旧继续）她现在没有多工夫练琴，手法有些生疏；不过她的声音，因为身世悲凉的原故，自然有一种馀韵。（纪勋面现不快，清松随即住口）
纪勋
（睨眼向清松）你把她的事和数佛珠一样，怎么知道这么详细？
清松
（从容的态度）因为敞内和她，是姨表姊妹，所以知道很详。
纪勋微点头。
干臣
（走至纪勋侧，轻声）参谋长！他们两个（指澄江、澄霄）不觉得很怪吗？完全像一胎所生。
澄江、澄霄，颇露惊惧。清松装着没事的样子，也故将二人审视一番。他的沉静的态度，使澄江、澄霄归于宁静。
纪勋
（看看澄江、澄霄，反注视清松一会，对干臣）这是偶然相像的。她（指澄霄）是准扬人，是在江北；他（指澄江）是江南人。……（媚眼向澄霄）他（指清松）说你会歌唱，你唱一首给我们听罢！
澄霄默退坐左前方椅上，轻调琴弦。
纪勋
（向清松）你可以先回去，告诉你们会友，以后安分些！否则糊糊涂涂，碰上了死线，不特自己不值得，也害了家里的父亲妻子。
清松
（恭顺地）是！（深揖而退，向澄江一瞟，澄江垂头若未睹）
纪勋
（向澄江）你到里面去罢！（澄江退入内室。纪勋又向干臣）你在发甚么呆？
干臣
（放下思索的态度）我刚在想一件事，我起初她（指澄霄）走进来，就好像在哪里见过；想了半天，才记起了。参谋长！你觉得她像不像前年出征云梦的时候，晚上安憩那一个小学校的校长？
纪勋
（一手加额，凝思）啊！对了！是很相像。……那一个混帐的半老徐娘，她不管利害，那晚自己吊死了，真混帐！（澄霄重弹一二声。纪勋倾耳听，音止，转向干臣）你到外面去守着，无论甚么人，都不许进来。（干臣偷看澄霄两眼，快快向外门退）
澄霄轻奏一曲，抑扬中度。纪勋目瞪口呆，昏迷地听着。曲终，纪勋懒洋洋地起立，走近澄霄，轻拍她的肩膊。
纪勋
宝贝！你弹得真好！（将欲吻她）
澄霄将头缩入怀中，用琴抵御。
纪勋
（乐不可支）哈哈！你这么怕羞！（走开几步）我走开了，你再弹！
澄霄徼抬头，抱着琴不动。
纪勋
你还不弹，再要我走远些吗？
澄霄微微点头。
纪勋
哈哈哈哈！（退后几步）我站在这儿来了，可以了罢？
澄霄徐徐奏曲，有顷清喉慢歌。纪勋随着音节，拍手蹈足，身体摇动，几于斜倒。
歌词
有君子兮皇皇
集众誉兮一身
运筹兮帷幄
止乱兮未萌
神威服兮鬼惊
得所依归兮众生
纪勋倾斜的步调，摇身向前，唇边飞着白涎，张手作拥抱状。澄霄敛容肃坐，举琴防御。
纪勋
（猛步）哈哈！你这胆小的孩子！我的小麻雀！你别害怕！我将来做一个金丝笼好好地保护你。哈哈！……你再唱呀！
澄霄不动。
纪勋
我站得远些罢！（退后几步）我爱听你的歌，你唱得真好听！（再退走两步）这儿离你很远了。你唱罢！
澄霄俯首对着琴。
纪勋
你怎么还不唱呢？
澄霄
请参谋长坐在椅子上罢！你在动着我心里很乱，指法要错的。
纪勋
好好！我就坐着听？（坐圆椅上）
澄霄轻弹几下，忽而重弹一下，继又轻弹。
澄江手拿鲜艳的糖果盒入。
澄江
（立于椅后）老爷，这是七姨太太送来的“朱古力”糖，她说定要马上送给老爷，因为老爷最爱吃这糖。（打开盒盖）
纪勋
（回转头来）唔！是这个糖？好的！（取一颗投入口中）听好歌，看美人，吃好糖。（向澄江）你别忘了！我吃过糖是要吃柠檬水的。
澄江
（恭谨地）是！（等纪勋掉转头后，向澄霄丢眼色，澄霄神色不动，但重拨琴弦一下。澄江退入内室，澄霄举琴缓弹，纪勋取糖咀嚼）
澄霄又启喉缓唱
墙高三五仞，
花香不外洩。
璧厚似铜城，
清歌绕内室。
红日晓梦酣，
尘市闹喧闻；
织尘飞不到，
何似在人间？！
唱完末句，将弦重重地一拨，旋复缓奏。澄江捧柠檬水入，立纪勋身后。纪勋自歌声起，即摇头摆足，眼光合成一缝，如痴如醉，澄江走入，亦未之见。
澄江
（将杯置台上）老爷！柠檬水来了！
纪勋取杯牛饮一口，澄霄继续奏琴，将末二句重唱一遍，纪勋仍合着眼倾听。椅后的澄江，将电线的一端，插入椅背，一端握在手中，轻轻退入内室。
澄霄故将尾声拖长，至澄江已出为止。
纪勋
啊，我已经壳了！（迷迷地招手）宝贝！你来！我给你好糖吃。（握了一把糖）
澄霄掉头不顾。
纪勋
啊！你是害羞的，我送给你罢！（握了糖将欲起身）
澄霄
（挥手止住）参谋长！我还有一只歌，也是赠美参谋长的，请你听我唱完罢！
纪勋
（得意之极）唉，你真是好宝贝！好！我再来听。（两臂组于胸前，两腿伸直）
澄霄操琴急奏，一变前调；作短促急骤之音。忽为高唱一句“龙盘虎踞软椅中”……
纪勋
（伏身大笑）哈哈！这太恶作剧了！你虽然赞我如龙如虎，但是，我不是变成一只兽了吗？哈哈！（拍手）
趁其大笑之时，澄霄将琴弦重的一拨。纪勋正张开手，扬起足，掀开口，忽而眼睛向上一翻，口里怪声哼了一声，随即僵如木偶，依照原来姿势，毫无动静。
澄霄
（中止弹琴，抬头向纪勋一望，急埋头琴上，大声）哥哥！
澄江
（形色慌乱，自内趋出）啊！（见澄霄别无危险，对正纪勋立着，恨恨地瞪视一会，振气长嘘）唉！父母的私仇，社会的公敌，你也有今日！从此，你的支配的力量，支配商人生死的力量，不复存在，而你这享尽快乐之身，万恶之身，也变了这么个死熊一样。……哈哈！痛快！痛快！谁说久雨之后，不会有快晴的一天？今天晴了！太阳出来了！（退后抱住澄霄亲吻）妹妹！天晴了！
澄霄
（喜悦地）太阳出来了！（两人握着手）
干臣
（自外走入，见澄江、澄霄亲密之状，圆眼横眉，猛向他们扑来）参谋长睡觉了，你们在干甚么？（捉住澄江手臂）
澄江
参谋长笑得太多，现在一动也不动了，我们在害怕。
干臣
（回头向纪勋定晴一看，又惊又怒）胡说！（猛力将澄江向壁上一掷，澄江倒地上）狗东西！不许动！（急急趋至纪勋前）参谋长！……（大声）参谋长！（见无应声，双手架在纪勋肩上，作欲摇动状，忽而颓然倒于纪勋怀中）
澄江
（一跃而起，感激而带惊惧的声音）啊！……（略一定神）呀！妹妹！你快弹琴！（转身奔向内室，旋复出，一手提了电线的一端，往地下一掷。清松听了高亢的琴声，自外趋入）
清松
怎么样？
澄江
（指着圆椅）请你看恶熊和走狗的合葬！
（望着圆椅，双手插腰，得意状。）嗯！……（轻向澄江兄妹）好了！预定的计划实现了，现在已经过了午夜，明早东方一发白，各个官衙里乱哄哄的时候，就是我们拿了旗竿在街头上大声呐喊的时候；群众的热力，当然也会像这圆椅的万根钢丝，着了电气，可以使一切强暴的东西，变成焦土。……去罢！好在我们都有出入证，很容易地可以离开这个鬼国。
澄江取出钥匙，走至后方，将通内室的门锁好。
澄江
我们对这张胜利的圆椅，还得致一个革命的敬礼罢？
三人肃立椅后，以手加额，礼毕，向外门退，门闭，旋闭上锁的声音。
场上空寂，死骸二具，浴着红光，更显示其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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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颂（秋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三期（1930年12月20日）
十月颂
秋魄
我抬头望着壁上挂好的月历，
我在无意中发现了今天又是红十月，
啊，红十月，你今人兴奋的伟大纪念节，
我的全神经都快要因追怀你而爆裂！
当一九一四的疯狂的大战陷溺人类于水深火热时，
俄国的工人、农民、士兵首先团结而受列宁的指示，
终在一九一七年时，推翻了暴虐残民的沙皇统治，
建立了和平伟大的苏维埃，加紧了人类解放的斗争意志！
今天是红十月，
无产者起来团结，
资本家冷了心血！
今天是红十月，
资本家在发抖，
无产者却奋斗！
今天是红十月，
无产者胜利，
资本家丧气！
隆冬的寒风在北地吹来了这人类的福音；
这一福音使得我们死气沉沉的东方得了疏松！
从一九二四年起，无数被压迫民众随处都广大集中，
镰刀斧头的红旗随风飘扬在天空，大家莫不齐庆大同！
这样，一年一度的红十月也就成为这东方的暮鼓、晨钟！
今天是红十月，
军阀官僚的卖国，
革命者同仇，悲切！
今天是红十月，
帝国主义的凶残，
迫出了革命者的爆裂！
今天是红十月，
革命者的爆裂，
东方事变，层出不竭！
这一历史的，鲜血所推动的，滔滔不竭的潮流，
激动了主宰中国的帝国主义军阀无限忧愁，
忧愁了的帝国主义军阀砍了不少人头。
但是革命的势力依然是高涨不休。
它由珠江到长江，乃至黄河，
都在蓬勃着革命的战歌！
啊，东方的病夫，睡狮，已经苏醒了！
啊，东方的满盘的散沙，已经团结了！
啊，东方的热血的民众，已经持续了！
苏醒！团结！持续！爆发出一九二五年的革命高潮了，
这一高潮打击着太平洋的海岸：印度、爪哇、安南、朝鲜，
这是弱小民众的天启、福音、指南针，壮美的暴动一天一天现显！
※※※
今天是红十月，
各地都装了铁丝网；
路上行人只有三两。
今天是红十月，
各地都架了枪炮，
情形露出了种种恶兆
今天是红十月；
天上的黑云弥满；
同盟者像要造反！
不错，血花充溢的革命的东方忽变为屠场，
无数革命的工农份子被屠杀得尸血淋浪！
机会主义断送了中国革命，
同盟者受着帝国主义命令，
啊，这目前的沈痛，悲哀……
几时才得从这个环宇滚开？
政组派也出现了，
第三党也产生了，
革命已经消沉了，
反革命统治一切了。
但是肃杀的残冬已经到了可爱的春天，
悠悠的春风吹醒了草儿葱昽在工厂旁边，
异卉奇葩无数地开放在田园陌阡，
还真令我们飘飘欲仙，飘飘欲仙。
啊，悲哀的过去已经是过去了，
伟大的未来在我们头上欢笑，
看吧，随着疾风而来的哈哈的血潮，
就是我们前途的无限的征兆！
今天是红十月，我们朝看大道前往，
旗帜飘扬，示威在这人肉的市场！
※※※
反对军事独裁！反对军事独裁！
武装保护苏联！武装保护苏联！
人类的涅槃！人类的涅槃！
解决土地！解决土地！
开国民会议！开国民会议！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
这儿一堆人这样叫着，
那儿一堆人也这样叫着，
天空中的红绿传单呀——
红绿的传单如雪花似的掉下，
掉下来的传单写得是这样的伟大！
黄包车塞住了帝国主义的运人的货车，
长长的电车也停止在马路中心的店家，
交通断绝了，但人类却也挤拥极了，
水龙在扫射，马队在驰骋，在乱冲，
但是不走的，不散的就是遭钢铁般的群众。
一排一排的铁甲车隆隆！
一阵一阵的炮声咚咚咚！
我们的头儿在空中飞舞，
我们的血液在四处射溅，
啊，我们赶快转变，转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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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托洛茨基的一封信（亚岛尔夫·越飞著，苇弦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三期（1930年12月20日）
给托洛茨基的一封信
亚岛尔夫·越飞著，苇弦译
亲爱的列夫同志：
我毕生都以为一个政治家应如道在适当的时间内怎样离开政治舞台，这如戏员离开演戏舞台一样，并且以其愈迟延其行则不如愈早之为愈好！
三十多年以前，我浸在这个哲学里面，这个哲学原说人类的生命只在程度上面有意义，而且，这种意义也就当他还能为某种无限的事体服务时存在。在我们看来，人性是无限的。此外，一切东西都是有限的，而且我们工作这其余的一切东西也就是无意义的。纵使人性本身以外还有一种目的，但这种目的要在很远的将来才能显现出来，所以，在我们看来，人性可以看作是无限的。就是这个，而且也只有这个，所以我能常常看出生命底意义。现在，我要回想我的过去，我在党底各部做了二十七年工作的过去，我似乎有权来说所有我的有意识的生命都莫不尽忠于这种哲学了。我曾依着这种生命底意义而生活过：为着人性底善良而工作，而斗争。我想我也有权来说我的生命没有一日没有意义。
但现在我却似乎来到了我的生命是失掉了意义的时候了，而且，结果，我也想把我的生命抛弃了，以求最后的结束了。
我们党底目前的领袖们一依不给×××工作底总的政策，所以我几年来也没有做过政治方面及苏维埃方面的工作了，不怕这些工作的目的与性质会承认我的能力是有用的。你晓得，政治局因为我是×××便在过去几个年头完全将我的任何工作都取消了。
我的健康是一天一天更坏了。约莫就在九月廿那一天，我不晓得什么原因，中央委员会底医务部叫我要受专门医生底检验，那位专门医生直言地忠告我：我的健康情形实坏过我的想象，不应当无益地逗留在莫斯科，且也不能闲留在那儿得不到任何的诊治；但他要我马上到外国去，且进到适当的疗养院去。
这对我发生直接的问题是：“我有什么机会能好好的到外国去，并且我能在俄国不放弃我的工作来调治我自己么？”那几位医生和那几位助手，即中央委员会底实际医生，即又一个共产主义的医生，亚伯罗棱夫同志，及克里姆林医院底经理等等，都简单地答复我，俄国的疗养院是不能帮助我，即我的身体非到西方去疗治不行。他们曾加添说假如我能依照他们的忠告，他们便旨定地以为我的生命会延长下来做工作。
又约莫两个月的光景，中央委员会底医务部（不理它自己对我初步的忠告或差人商量讨论）对我的居留外国呢，抑或是住在这儿来受诊摄，便没有半点的影响了。在反面，依照药方抓药给我的克里姆林的药局，现在也不准作这样的事了。事实上，我一向所享受到的免费购药，现在也被剥夺了。我现在被逼于要买这个城市底各间药局都有的药了。这似乎是握得了政权的团体，开始以“踢出×××去”底政策来光顾×××同志时，才独创的事体！
当我还能服原起来工作的，那么久的时间内，我稍为注意了一下这个：但当我的身体愈来得坏时，我的女人便曾跑到中央委员会底医务部去，且曾单独去见过，时刻都公开地说他的格言：“救济老干部”的森马士科医生。我的问题不会完全停止，我的女人所能得到的就是医生委员会底决议底条文。在那个条文中，我的夙病也就被列举了出来，井且当中也写有那委员会们主张我到国外的胡利兰德尔教授底模范底疗养院去调摄一年。
不久，九天以前，我就因我的夙病来得更惨，更利害（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时常发生的），而完全陷于辗转在床第之间了，特别可怕的就是我竟因之而不能行动了。这九天来，我从没有得到什么调摄，而我的到国外去的旅行也就没有实现出来。那时，中央委员会底医生们，没有一个来看过我。德伟丁科教授和李卫尼医生均被叫到我的床前，对我说了些与我的身体有关系的小事，接着，他们都承认“目前是没有办法”，而只有赶快到外国去旅行去。李卫尼医生告诉我的老婆，我的旅行的事体之所以搁起来的，因为医务部显然以为我的老婆要同我一道去，而“是花钱花得太多”。我的老婆答应不管她的悲伤的情形怎样，她坚决地主张她，及无论任何人都不能同我一道去。于是，李卫尼医生便答复我们，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个问题便马上可以解决下来。李卫尼医生今天又对我说，那些医生们都说他们对我的病实无能为力，唯一的办法只有赶快出国去。接着，在那天晚上，中央委员会底医生，保体渥干同志又来关照我的老婆，说中央委员会底医务部决定不派我出国去，但就在俄圆调摄。这种原因是：那些专门医生们都主张我在国外去延长调摄的时间实不可能，中央委员会顶多只能给我一千元调摄费，而再不能有所增加。
但是，最近我却接得一封，宁愿出两万元来买我的忠实的纪事的信，但（因为知道政治局会来捡查那些记事）知道我们的党史和革命史是怎样地被颠倒是非时，我又不以为我可以帮助他们来干这样的秽事。政治局底全部检查员对每个人及其行动都不顾有两方面：不是革命底真实的领袖方面，即在那些觉得他们自身是沉浸于荣耀中的人们的，两方面的，任何一方面的真实评价。结果，我看出了我实不能在中央委员会方面得到钱来诊治我的疾病了，我二十七年来的革命工作实够不上我的生命和我的健康所须要的一千元的数目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我必须要结束我的生命的时候到了。我晓得党里底总的意见是反对自杀的，但我却相信那些人实没有个把能理解会使我自杀的我的地位。假如我还键康，那我当然会找出我的力量和精能来同这党所造成的地位斗争，斗争。但是在我目前的情形，我却不能忍受党这样静静地容许你离开职位，纵使我绝对知道不久危机就会到来，而把那些引导到这样污点来的人们都排斥出去。在这样的意义说来，我的死倒是反抗那些引导我们的党到这个无论如何都不能磨灭的污点的人们。
假如我还可以来把大的东西与小的东西相比拟的话，那我就要说出这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变：1、你和季诺维也夫底出走，在我们的革命中，不可避免地要开出特尔米多底时期；2、我在廿七年来对党负过重要责任的革命工作；什么都不曾留下，而只留下有我脑子里的弹丸――这两种事实在我们的党底目前的统治之下，解释一个就等于解释两个。而且，这两种事变，大的和小的合拢来，也许会震醒我们的党底觉悟，而制止它跑向到特尔米多的路上去。
亲爱的列夫同志，我们普通地在一块儿整整地做过了十年的工作了，而且我希望我能站在个人的友谊上说出，其实这也是我在和你离别时不能不说出的，在我方面所感觉到的，你的缺点。
我从来就肯定你所指示的路线是正确，而你晓得这一点也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自从在这个“震动世界的革命”，我和你一同做工作以来，但我总常常以为你是缺乏列宁底毅然和果断的精神；他在他所指示出的，将来一定站多数的，且会被路上的人通通承认为公正的路上，如必需时，就能为着工作而单独地站在那儿，这一点，你也是缺乏的。你从1905年以来，政治上总是正确的，而且我也曾时常告诉你，我还亲耳听过列宁承认1905年时的正确不是他而是你。人之将死也，其言也善，所以，我现在又将此事再告诉你一遍。
但是你为着赞同，调和你过分估量的人的价值，而常常不承认你的正确的地位。这点，你是错误的。我再三说：“你在政治上时常是正确的，而且从此以后还是一样正确。”党终有一天会理解这点，而且历史也会非承认这点不可。
进一步，你切不要害怕今天，纵使有一定的人们会来排斥你，尤其是假如有许多人都不能一如我们所希望的马上跑到你面前来。你虽是正确的，但是你的真理底一定的胜利却完全隐藏在严酷的果断，辛辣的固执，排斥一切的调和之中，这完全是列宁之所以得到胜利底神秘。
我时刻都想告诉你这个，而终于在我要和你说永别的目前说出来了。
我希望你，能力和勇敢会一如你前时一样，且会迅速的胜利，我拥抱你。永别！
你的越飞
再者：我是在十五、十六、十七这几天晩上写这封信的；十六那天，我的女人又跑到医务部去要求只准我到国外去住一两个月。他们对她说专门医生说过到外国去小住一回是绝对没有作用的。他们又告诉她，医务部业已决定要即刻迁我到克里姆林医院里去。不怕一切的医生都说俄国是不能调治我的疾病，俄国只予我以不利，然而他们就为着我的生命，连一个短短的旅行都不放松我。
亲爱的列夫永别了。我祝你康强。你也需要康强和有能力。请你不要怪我这样诉苦罢！
你的越飞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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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基波岛访问记（马克斯·沙赫特曼著，林西译）（1930年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三期（1930年12月20日）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普林基波岛访问记
马克斯·沙赫特曼著，林西译
（1930年5月）
普林基波是古希腊王子岛的名字，从君士坦丁堡坐汽船去，约须两小时可达。王子岛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古代王国内的王子们，谁如果触犯了专制君主的不喜时，便被送到这个马尔莫拉海（SeaofMarmora）内的小岛上来，作为流放的罪犯。民族主义的土耳其人自从脱离了希腊人而独立以后，便竭力进行扫去他们痛恨的统治遗迹，甚至把希腊人所定的地名也改了：君士坦丁堡已改为伊斯坦布尔（Stambul），而王子岛则改为布于克·亚达（Buyek-Ada），或称大岛（GrandLsland）。
岛的名称虽改了，但它还是一个流放地。王子是不再会被关上这岛来了，但这岛在现在却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流放地，以流放遭了苏联共产党统治者不喜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斯大林和凯末尔之间，作了一次Gentleman式的布置以后，布于克·亚达成为了列夫·托洛茨基及其妻儿的第四次流放地了。
托洛茨基的健康问题
我们去访问托洛茨基同志，并不是如一位什么日报的通信员那样的，来找感想，因此，我们也就没有新闻的感想来报告。确实有一批新闻访员和著作家，间日的去敲着托洛茨基的大门问道：“能够让我们知道托洛茨基对于宗教问题的意见吗？”或者“托洛茨基对于现代的艺术有何意见？”或者“托洛茨基肯不肯给我们写一个答复给关于弗洛伊德·吉本斯（FloydGibbons）所称他的红色拿破仑吗？”或者“我们能不能在这里得到关于托洛茨基病危这一报告的真实情形吗？”或者还有许多同样的问题。从所有这些关于个人的问题中，譬如说，关于他的健康问题，是最常遇到的一个；这一点，外间有了不少的混乱的报告，因此值得把事变的真相来说一说。
托洛茨基同志并没有病危，这是毋待言说的。他是常具有十分的活力，工作得和通常一样的勤谨。很不幸的，他在亚尔马·亚达（AlmaAda）的流放时，加深了他疾病的根苗，而且因为缺乏特殊的医药调养，使他时常受到疟疾的侵害。和剧烈的头痛。还有最严重的是痛风症，使他的心都被侵扰了。他的健康需要一位专门的医生来随时看护，还要好的气候和环境来调养。这样的一种需求，已经很久的被人们用尽各种的方法，来阻止他获得。一方面，斯大林和凯末尔联合着来做这种阻止的勾当。同时在另一方面，则是全欧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政府”和狄克推多制的政府。很明显地，这种对于移居权的过事宣传，是要对于别赛多夫斯基之流的人物，而不能及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
在我们短短的交谈之间，我们讲了些关于俄国的情况和美国的工人运动。托洛茨基刚写完了两篇文章，是关于苏联经济的新路线，和五年计划的前途的。正在这时候，接到刚从俄国传来的消息，报告斯大林最近有一个节制五年计划的转变。问题来了：斯大林，甚至近几年来的布哈林，曾经猛烈的攻击了反对派，骂它是什么“超工业主义者”，后来竟采用且开始实行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计划，这种计划，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比反对派从前的任何提议要更来得急进，这是为什么呢？托洛茨基同志作着这样的说明：
斯大林与五年计划
在俄国反对派政纲和反提纲（LounterTheses）发表以后，苏联国内经济状况发展的需要，以及反对派提纲被最近的党一屏弃之后，马上要求计划一个比原来所想象的更来得急进和远大的纲领。斯大林中央派的小组织开始时采用了李可夫的胆小如鼠的和无价值的计划；在实际情况的压迫之下便后悔了，于是又来用一下极大规模的五年计划。第一年的可惊异的成功——惊异了从来不真正相信能有这样的速度的中央派——不但表明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伟大工业化发展的潜能（工业、银行等等的国有），并且立刻恰恰从中央派以前的胆怯中，产了一种极大的勇敢心。差不多一夜天，五年计划的初步成功，产生了最粗野的夸大。富农好似不成其为一个阶级了。五年计划可以在四年内完成——或者三年半，或者只三年，如有几个人那样的说。农业集体化显明地在半个俄罗斯完成了。新经济政策取消了。社会主义正在孤立的俄国完成中。这些还只是登在苏联报纸上的最温和的一些夸大词而为国外各官式共产党报纸所重复着。这第一步的成功，被用作为“证明”整个反对派政纲的破产，从前骂的“超工业主义”改为“托洛茨基派的悲观主义”。在这些基础上，一批投降派便从左翼的阵线上出现了。
但是恰恰这第一个的困难信号，把中央派的明显的夸大，重新推回到胆怯的战战兢兢的官僚老家里去了。集体化和工业化的加速度，把头碰上了孤立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海洋中的无产阶级国家之壁上，这证明了（并不在抽象的理论上，而在冷酷的实际上）斯大林、布哈林民族社会主义理论的绝对狼狈的情形，农业中的恐慌，恰恰循着为反对派预先指示出来的路线上发展下去。斯大林便立刻大叫退守。不断的退步已经好久了，原来他孜孜不倦的工作是现在，当困难遇到的时候，来说：“因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便脱卸责任。
退守的危险
退守的需要是早已昭然了。托洛茨基同志早已提议要注意避免国内迫近的恐慌，这恐慌的危险无疑地是在酝酿中。同时，他又提出警告，退守不要退守得太过了。我们在现在看来更清楚了，斯大林目前在俄国国内正从最近极端左倾的动摇政策，离开了走回去，不等到走至另一个极端，以至于完全接受右派分子最初的纲领时，是不会停止的。这就是俄国情况的大危险。
我们可以同样清楚地看到，斯大林这一次新的官僚式的转变，不容易得到全党的拥护。在左倾的时候，必须解放群众的力量，但解放之后，要想重新锁起来是并不怎样容易的。党的无产阶级核心将抵抗这种已经开始的急速右倾。那就是托洛茨基同志所说，我们要用最大的信心，要在共产党内改造一个强固的左派反对派。
我们之间有一段很有趣的，但却是很明白的谈话，是关于各报上所登载的新闻记者式的夸大和吹牛，说五年计划如何的成功，和大批反对派分子的投降，他们都辩护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借以作为脱离反对派的口实。一天早晨，我们在那里收到了一份纽约出版的国民周刊（TheNation），上面有一篇文章，题名叫“俄罗斯的新革命”，是路易斯·费舍尔（LouisFischer）所作的。费舍尔是纽约与莫斯科间的一个通信员，他是常为斯大林派小组织写公开文章，借以维持生活的。
我们指一段给托洛茨基看，上面写的是：“斯大林的极端急进的革命政策，很得到了许多托洛茨基派的佩服，他们急忙从西伯利亚、高加索和伏尔加的流放地赶回来，参加紧张的改造事业，他们垂头丧气地跑回来，承认斯大林的才能和托洛茨基的错误。……我的几个从前属于托洛茨基派的朋友告诉我，斯大林所做的，比他们所希望于他的更多，甚至比他们所希望于托洛茨基的还要多。”
“你看”，我们喜笑着说，当托洛茨基在读上面这一节文字的时候，“人人都说斯大林比你从来所提议的，要进步得多多了”。
“那是对的”，他马上回答说。“当一个人的颈子上生了疮时，一位有能力的外科医生，只能很简单的用手术开割。而一位皮鞋匠却要比这位外科医生进步得多多，他会把这个人的头，从肩膀上切下来，是的，亳无疑义地斯大林这皮鞋匠比我的提议要进步得多多！”
——至于那些投降者呢？他们以后会不会在反对派党内的影响中，再尽任何巨大的作用呢？托洛茨基同志并不相信他们会的。
“革命是个最巨大的食人兽”，他说，“他把这些人们烧干了，用了，完尽了，他们不但不会再在反对派中起作用，即在中央派的小组织中，也不会尽一个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记牢，这些人并不是革命运动中的新来者。刚刚相反，他们中许多人都是经历了二次三次的革命的。他们的大半生都消磨在沙皇的牢狱和流放地。他们都是1917年及其后几年，组织与领导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他们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最严重的几年，后来在列宁死后又经历了开倒车的时期，最后又在斯大林之下经历着监狱和流放的生活。他们的生活经历了历史上最激烈的年头。他们之中很少从这些年头中相当地无伤害地跑回来。其余的人们都枯竭了，或者他们内心的革命火焰，已经燃烧完了。”
“老布尔什维克”
自然，这种现象在政治机关中的一批同志间，特别的广布和注意。托洛茨基把居于党和苏维埃中最杰出地位的同志，一一的指出来，所有这些人们，对于“不断革命论”特别的深印着成见和憎恶。每一个自满的官僚，在革命的内在胜利巩固以后很安适地坐下一只安乐椅，殊不愿再有这一“不断革命”的公式，在脑子里回旋了。所有他们这些人，都争着带上宗教式的题名，叫做老布尔什维克或者“老先锋队”。而现任的俄国党中央委员会诸分子，都是革命前在列宁的党中出出进进的人物，他们从没有跑出过革命民主或孟什维克的观念。托洛茨基指出一桩事情，足够来说明目下十分之九的党中健将的“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性质。
这是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的时候，这会是“审判”的，他的“非布尔什维克的过去”，都提了出来攻击他。在他当时的讲话中，他从一本名叫“社会民主”的刊物上，读了一段文章，这本“社会民主”的刊物，是在耶库茨克编载和印刷的，许多位孟什维克和目下的几位杰出的“老布尔什维克”都参加；他们是：奥尔忠尼启则（Ordjonikidze）、彼得洛夫斯基（乌克兰的），还有那位唯一无二的耶洛斯拉夫斯基。这一刊物不是出版于1905，也不是1912或1914年，而是在1917年克伦斯基革命以后十月暴动的前夜！
他当时把这些“老先锋队”所写的文章读了几篇，在这些文章中，都深灌着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卑鄙无耻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念。克伦斯基的革命——如果只要它还能来一些改造——被恭维为大国民民主政府。当托洛茨基提起这三位写这些文件的“布尔什维克”时，即监察委员会中也起了骚动。耶洛斯拉夫斯基企图咆哮恫吓，但那位老实人的奥尔忠尼启则却很简单的答道：“好，那有什么？我们在那个时候，曾经写过这些大批的笨东西的。”
“是的”，托洛茨基答，“但我心甘情愿让你们把我的手臂和腿骨斩断，头从肩膀上切下来，如果你们能够在我过去所写的文件内，找出一些只及这一半坏的东西来！”过不多时，托洛茨基所读的那份报，那份他费了绝大的气力去找来的报，从他的屋子里被窃了。耶洛斯拉夫斯基之流害怕着托洛茨基同志的真和伪的文字上的把戏，不愿意把他们自己无耻的纪录留起来，以便反对派拿来分配用处。很庆幸的，监察委员会的判决书上还记载着这些罪案的节略——除非那个节录也投进火炉里去烧掉了，不留一些痕迹，以免斯大林派统治的忸怩不安！这确是这种的典型人物，现在正在用着他们的卑劣，来代替列宁主义，做着腐化一整代革命者的勾当。
※※※
国际反对派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在离巴黎的火车中，无意中碰见了一位离国的同志，他现在逗留在党内，此刻也要回国去。我们讲给他听，我们访问了一次土耳其，他很信任地告诉我们，他不多时以前和爱森斯坦的一席谈话。爱氏是俄国著名的电影导演，那时也在巴黎。爱森斯坦导演了“震撼世界的十日”一片，这片是俄国十月暴动的写实。一点不奇怪的，列宁与托洛茨基——演员们扮着一一应该在该片的各幕上出现得很多。当这张影片在美国开映时，有几个同志想起了全片中列宁常见到，而托洛茨基却始终不曾露一面。大家猜想这片子所以然的原因，大概是当俄国革命爆发的时候，托洛茨基一定在南非洲，所以不及回来亲身参加。在原来拍摄的时候，到公映的期间，其中究竟出了什么一回事呢？爱森斯坦告诉了我的朋友以这样的一个故事：
他被招请到“索夫基诺”（Sovkino，俄国影片托拉斯），那里的主席对他说道：爱森斯坦，艺术是艺术，但政治还是政治，请你把片上的托洛茨基剪去了吧！“震撼世界的十日”便被这样地救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威吓。
一九三〇，一一，一五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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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白比）
劳动者（乌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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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美术论（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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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美术论
白比
一、时代美术的概念
“时代美术是甚么？”这话不难解答是：用新鲜的线条手法或色彩，在平面上或立体上描写某种事物之形态以表明一种观念之意；这样解释够了吗？不，如果这样简单便分解了时代美术的美术家，他只配称为美术机器。美术的根本要素，我们应该说：是以美术家的社会意识、阶级意识为原则，将物体的表面与内容熔冶于作家的意识内，然后将熔解后之物质为材料，重新表现出来，以推动社会之前进。如果纯客观的只仅仅于风景、肖像、静物、宗教、风俗及历史等之构图或竖立，无论其形态如何真似，色彩如何鲜明，也只得成为一幅或一尊简单的作物，而不能成为时代的艺术品。歌德（Goethe）说过，“即使我能把夫人的爱犬很忠实地描绘出来，也不过同时有两只爱犬而已”，时代的艺术创作决不是这样。
二、时代美术与社会生活之关系
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所以时代美术的产生，当然依据现实生活之诸条件；布尔乔亚社会统治的美术家，他们浸润于优美温暖的生活中，他们也就只能造出富丽的宫殿。普罗列塔利亚则恰恰相反，他们没有消闲的功夫，没有安定的生活，所以他们反映在美术上的，也只有粗野的作品。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根本不断的矛盾，社会是这样被它推动，美术运动也是这样被它变革，所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不同的创作，也就是一个阶级有一个阶级不同的作品。照这样说来，美术之运动和发展，是与阶级斗争相连系的了。换句话说：新兴美术之成长，是常常密接于新兴阶级之政治经济诸运动而成长；社会运动没有绝对的极限，美术运动也决不会止步。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劳动阶级之经济和政治的剧烈斗争中，时代美术的条件是甚么呢？必然地依据斗争形中，以获得劳动阶级之意识来决定它的技巧与内容。然而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对垒的交战之下，无产阶级的美术家，能否产生出自己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艺术品来呢？我们毫不迟疑的答复，不能，我们知道资产阶级艺术的成功，是经过了很长久的贵族们的啄饰，无产阶级在这时候，有充分的时间吗？有余裕的经济吗？一切美术上的高价的用具与材料；束缚了我们的美术家的发展，而且于阶级斗争的战场内，整个的无产阶级应该——而且必然是忙于夺取政权，及破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文化之租税的工作；美术，在这些重要工作之下，是被遗弃到建设社会主义美术的计划之外，它能被革命重视之点，是当作斗争中的工具作用；所以现代欧洲诸国的美术出品，实际上都被资产阶级所操纵了。
三、时代美术的态度形式与内容
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是消除阶级而使人类社会达到社会主义的集体中，所以无产阶级的美术主张，根本上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美术；在阶级斗争形势中，社会主义美术之不能建设已如上述，这时，必然地会产出无产阶级的时代美术来，它是向社会主义美术中一个短促的过渡的产物，所以它的意义是一个鼓动群众的工具而已。真实的无产阶级美术家，是不能好高骛远的忽略了适一点的，必须了解它宣传的使命！
我们明白了这些，那么，对于时代美术上面的表现，便应该求普遍而且深入，单拿绘画上说，如漫画、广告画、宣传书……等在马路上或群众场，的确它有推动群众革命情绪的效果。我们对那过去的封建的，宗教的，或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残存的美术公式，要极端的破坏；现阶段的美术，有我们现阶段特有的样式手法与内容，不管他主观的现实主义米勒（Millet）的作品也好，客观的现实主义柯陪（Courbat）的作品也好，他们虽然有永久不朽的杰作，但只配合他们当时的社会环境，决不能当作我们现阶段的典型。
总之，古典主义及过去的写实主义，近世的理想主义未来主义等之一切一切的画风，他们都有他们的社会背景，都是因为古代的传统精神来制作，他们主张的以意大利风景，及宗教、肖像、风俗、历史等的表现为依归，用了富丽享乐的色彩，完全超出他们贵族和布尔乔亚的阶级意识；我们国中正流行的西湖风景，裸体美人，及某次展览会的巨幅“贵妃出浴”等之制作，以及各美术学校的海滨或西湖的春日写生，这些脱离了斗争情绪的作品，在生活斗争尖锐化的时代里面，是与赞美教会君主犯着同样的罪过。还有纯粹以“自然”为师，从“自然”中获取灵感的十九世纪英吉利前拉斐尔派（Pre-Raphaelitism），他们虽然跳出了古典的神话圈套，但如他们的巨辟、米来（Millais）、亨德（Hunt）、洛赛谛等都一致陷入殉情的耽美主义，后来虽然又被印象派以无情的打击，而印象派自己的作品，同时却蹈于“感觉的游戏”的性质，呈现出十足的个人主义色彩；然而我们国中的作家，正迷恋着他们的衣裳哩！
全部社会进化的历史，我们知道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美术”在这历史的进程上，是跟着阶级社会诸条件而成长，它在贵族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统治阶级的享乐色调，常常充满了它的意识形态，一般艺术家们的制作，都是供自己阶级独霸的享乐；伟大的教堂、雄丽的王宫、意大利的风景、历代的雕塑，这些，在数千百万的劳苦群众前面，发生些甚么作用呢？很简单的，只是景仰而已。他们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必然也只能获得这一点效果！然而我们在艺术的本身上讲，它是社会生活现象中最敏捷的机轮，它的感触力最丰富，常站在阶级意识的前线，当阶级斗争还未尖锐时，它已直觉的负起起发运动的工作，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虽是贵族僧侣专横的反响，或列宁诸人的领导，但于革命的前夜，谁也不能否认卢梭与托尔斯泰诸辈的功绩；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艺术”是社会运动中的重要动力，虽然在斗争时失掉了一般的注意！
不过，在阶级斗争明显的时候，“艺术”便不应该保持着自由思想者的分晰态度，或作客观的推动力，必须深入到阶级内部作为斗争的“武器”，担起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这在原则上成立了，而各艺术家们，这时也必须参加到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中，于这些实际斗争里面去获取材料；这样的艺术品，才是现代的时代制作，如果不参加到阶级战线的正面战线时，无论这作者如何倾心追逐时代，终于把空泛的、虚伪的情绪表现于他的作品上，它只有反抗的精神，而没有斗争的力量，如未来主义的许多流派，我们可以辩证的找出它是继后期、印象派而起的必然的产物；像Dada派、立方派、表现派这些歪曲发展的东西，其方式虽然不同，而包含的资产阶级的反抗精神却是一贯，异口同声的对于传来的艺术的组织，皆彻底推翻，摆脱那甘美、微温的诱惑的艺术，但同时他们的作品，不但不能使一般了解，而且只愈看愈糊涂。他们既绝对要消失传统观念，却又嫌恶强大的机械力及抹杀自然的物质主义，这十足的代表了小布尔乔亚的情感的反抗作用！
根据历史的运命，现阶段的美术，应当如何制作呢？
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了解现代美术的作用，它是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期间的艺术部门，是应以无产阶级生活斗争为原则，是要在无产阶级生活中求灵感。
上面已经说过，时代的美术，非为大家劳动者所理解，在群众中生根不可；因为这样，我们对于我说现在一般的作风之内容与形态诸病症，都有严密地讼断之必要。
看吧，一般触目的展览会，确切些说，除了一部分消闲的资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鉴赏以外，谁处可以发现一个劳动无产者来呢？老实说，他们就没有游玩或鉴赏的闲心！他们就不了解那些颜料的凑合！
他们感触的，只是肉的方面，以外，只是一幅一塌糊涂。美术的意义是这样吗？——美术在一般的意义里，决不想得到这样的结果！我们怎样才可以纠正这些美术上的错误呢？我们必然不可以脱离而且要了解现代的社会生活，“社会主义美术”之口号，是应时而生了。
我们要通俗地实在地描写出社会各阶级的生活状态，但是要记清，是与自然主义写实派的“拾穗”“石工”等画面不同的，已经说过，我们必须包含着斗争的情绪。我们因为要通俗，所以我们的画面，要注意着实在的物体全部，不是在一幅画面或雕塑上，去单作光学的研究，或仅仅于透视方面去用工夫。列宁关于美术有段趣事，当他到国立高等艺术学院，看到一幅众所不齿的写实派作品——漆工——，他向那些青年赞赏道：
“这东西，我完全懂得，我能看懂，想必你们也能看懂。但是请告诉我，诸君的新派画里面，究竟绘着些甚么？我在那里连人物脸上的眼睛鼻子也分辩不出来”。
又在莫斯科设立纪念碑时，他再三叮咛地说：
“不要是卢那察尔斯基又在想弄出甚么未来主义的家伙来呐”！
他又向阿略本说道：
“关照美术家们，竖马克思像时，至少要把面孔坚像，不要看不出这老头儿是谁！”
列宁这些美术有关的讲话，虽然他只了解艺术的一部分，但我们可放大来看，这是一般劳动阶级对于现代一般美术的见解，一一都抱着一种不了解的怀疑。
我们的时代美术，不但要使劳动群众能了解，而且要活泼并鼓勇他们的情绪；如果我们明了了美术现在的时代性，那么，现在所需要的绘画，并不在大幅小幅的油画作品，必需的是时事漫画、政治讽刺画、劳动生活画、标语画、广告画、组合的意匠画、集会的装饰画、统计图等之创造所举这些眉目，它是担任斗争期的重大宣传使命，这就是现阶段的时代作品。
它在社会上究竟有些甚么意义呢？
我们检讨一般的展览会就会明白，把不熟的资产阶级的画风，反复地开展在高大的洋楼上；同画家的关系不知脱离了若干远，这样来，完全作了美术运动的叛徒，要是美术是这样的意义，新兴阶级的青年画家，谁也不能不否认！
我们的时代画，是要用单纯的线条，新鲜的色调和切实的内容来构成，可以用简单的材料印刷；张展在街头巷口，惹动劳动群众的眼睛，激发劳动者的情绪为主要条件；题材是要取金属劳动者、电气劳动者、造船厂、兵工厂以及其他有集团性的工人群众，或职工场内部的机构，或各工厂的门前；更要暴露资产阶极巧妙的蛮横，激怒工人们被鞭打与压制，用直率的手法加以主观的描出劳动者叫唤的面孔；有时也利用象征的样式，和装饰图案，或抽象的富于刺激性的形象色彩等。
这些特点，是现代美术固有的要件。
但是现代美术的这种形态，种种精神，种种技巧，到底根据甚么来决定呢？美术家不是照相机，必须根据普罗列塔利亚的生活斗争中之内在的外在的一切来决定意识。
在统治阶级崩溃，与乎普罗列塔利亚抬头的过程上，我们是要以社会主义美术来继承过去美术的路线；用新写实主义的手法，代替那临摹或拍照样的机械式的形式；用热烈的内容，代替那温暖闲玩的作品。
我们要把美术的权威，从资产阶级的手里夺到我们无产阶级的手里，除了破坏他们的组织外，自己还要勇敢创作自己的东西；在我们国中的美术界，虽然有以马克思主义美术家自任的人们，或号称“新写实主义”的美术团体，他们在左翼美术家的招牌下面到底是怎样呢？很简単，都是一些形式主义者，都是有意无意地以形式来决定内容；他们有没有劳动阶级生活斗争的本质的根据？是否脱离了客观主义的谬误呢？这由他们的画面可以看出，完完全全是固执着自己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
要真实取得如时代所需要的出品，我们必须得培养出劳动者画家；我们非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深入于普罗列塔利亚的生活不可，我们非直接参加到工场到马路到集会的训练之中不可。不如此，New-Realism是一个懦弱底空泛底虚伪底口号，它就会失掉时代美术的意义，就是社会主义内部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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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派与左联派（余慕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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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派与左联派
余慕陶
一
目前是个赤裸裸的斗争时代！
世界的压迫阶级早经有机地联成一条铁链来压迫世界的被压迫阶级了，世界的被压迫阶级也正在有机地联成一条战线来反抗他们了。两方面的阵营是这样地布置了，两方面的斗士也是到了最后的冲突了。在这样一个斗争过程里，我们看见了压迫阶级，在实际上则天天都来剥削被压迫阶级的经济生活，以肉体来消灭其种种行动；在理论上，则又时时都在高叫着：“和平呀”，“整个呀”，“统一呀”……来蒙蔽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的意义，来缓和其斗争的趋势。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故中国的压迫阶级也是世界的压迫阶级的铁链的一环，这一环里头的中国压迫阶级，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的压迫和欺骗中国被压迫阶级，也当然同整个一样。本文只限于理论上的文学一门，故首先就要把代表中国压迫阶级的文学理论举列出来，并要加以无情的批判。
中国老牌纯粹资产阶级的，学术团体的人物，新月派所出的“新月”月刊六七期合刊（不怕它是太腐了，然而它对于被压迫阶级所演的作用总是一样）里，新月派代表梁实秋会做了一篇“文学有阶级性吗？”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立论（最好，请读者自己去参看他的文章）真是荒谬绝伦，其荒谬绝伦可总结为下列几点：
1．人的生活状态虽不同，但人性却是相同的。
2．文学不是生活现象的外表的描写，而是表现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3．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的。
好一个压迫阶级的代言人，他的理论之悖乎事实，他的理论之浅薄，他的理论之错误，他难道不知道么？但他还要来作这最后的挣扎，为的不过是维持他的主子们的最后的统治而已。然而他的错误在什么地方？
二
他的错误就错误在艺术或文学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现在为解答这个问题便利起见，姑摘录两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于下：
托尔斯泰说：
“艺术是结合人与人的手段之一……
“正如传达人类的思想及经验的言语是结合人与人的手段一样，艺术也有同样的作用。但是，这个结合手段和以言语来结合的手段相异的特性，在于这一点一一人以言语传达自己的思想给他人，反之，以艺术相互传达自己的感情。
“艺术活动在传染感情给他人，这个人的能力上面，有它的基础。
“唤起曾经经验过的感情于自己内部，而且先唤起这感情于自己内部，然后以运动线、色彩、音乐及言语所表现了的形象等等传达这个感情，使他人能够同样经验这个感情一一在这里面才有艺术活动。艺术是这样一种人类的活动——一个人意识地用某种一定的外表记号传达他所经验的感情给别人，别人受这感情的传染而得经验。”
普列汉诺夫说：
“艺术只表现人们的感情，同样也是错误的。否，艺术表现他们的感情，也表现他们的思想，不过不是抽象的而是假借活动的形象，这里有他最主要的特质，据托尔斯泰伯爵的意见以为：‘艺术是一个人为传达他所经验的感情给别人，把它再唤起于其内部，而以一定的外表记号现出来时产生出来。’但是，我这样想，艺术是一个人在包围着他的现实之影响下面，把他经验了的感情和思想，再唤起于其内部，给这些以一定形象的表现时，产生出来的。”
总括上面的说话，艺术或文学不过是组织人类思想感情而又以一种外表的记号把它们传给别人的手段。但是，这儿所谓思想，这儿所谓感情，就是马克思说的上层构造的观念之一种。这观念的总和，即宗教、哲学、科学之总和，就是马克思说的文化过程了。
然而，这上层构造的文化又是什么东西呢？
三
文化并不是天外飞来的东西，它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是人类历史的结果。人类这样创造文化，但文化却也影响人类的活动。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历史与我们的文化的关系吧。
摩尔根说我们的社会至少是有十万年或二十万年的历史，不过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几千年而已，就在这几千年当中，我们却也经过有这么四个时期：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四个社会之形成都有它们所以形成的社会基础；比方，原始人之茹毛饮血和穴居野住，便有铜器石器的谋生工具，由这样的谋生工具便形成了以母系为中心的社会制度；接着，因铁器之发明，人类生活工具为之改善，农业生产便逐渐展开了，随着这种生产而起的便是当时的私有观念和劳动掠夺，于是母系为中心的社会便奥伏赫变为父系为中心的奴隶社会制度了；接着，冶金术一天一天发明，铁器的生产工具一天一天改良，更因当时的奴隶之起来反抗当时的社会制度，所以，以封建诸侯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制度便确定下来了；接着，蒸汽机之发明，好望角之周航，新大陆之发现，同时又因卵育在封建社会内的市民阶级之成长，资本主义社会便又产生出来了。人类到了这资本主义的社会时，可以说是到了最高的阶段了。那由十八世纪以迄目前的科学思想，神奇的机械之应用，以及新的电器事业之发明……凡此种种都使我们只有惊奇，惊奇！这是过去几千年的历史的简单的叙述。
就在这简单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找出这三样事体：生活工具是由铜器石器进为铁器，再由铁器进为蒸汽机，乃至于电器化；社会制度是由母而父而封建诸侯而资本家；社会思想则由简单日趋复杂，复杂！文化是由这三样事体形成出来的。故此，托洛茨基对文化的定义，第一句就说：“文化是一切智识与能力底有机的总和……”
但是自从原始共产社会崩毁以来，人类社会便逐渐形成为阶级对立的阶级社会了。首先是家主与奴隶对立的，阶级的奴隶社会；其次就是封建地主与农奴对立的，阶级的封建社会；最后则是资本家与无产阶级对立的，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社会是阶级的社会，人类的历史是斗争的历史，那末，为人类社会的产物的，为人类历史的结果的文化也当然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了。故此，托洛茨基对文化的定义，接着就是：“它表现全社会底，或至少是统治阶级的特性。”这有阶级斗争的性质的文化究竟受什么来决定呢？
四
马克思说：
“人类当聚而营社会生活时，便相互加入于一定的，非自己意志所能左右的生产关系；这生产关系和那个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的发展所发达到的阶段相适应；这生产关系的总和形成那个社会的经济构造（即下层构造），这经济构造是法律上、政治上的上层构造所借以建立的真实基础，而且有一定的社会的意识形态求和这种基础相适应。物质生活的生产方法决定一般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决定人们的生活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反之，人们的生活倒是决定人们的意识。”
在这段说话里，我们得概括：
1．生产力的状态。
2．为生产力所制约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下层构造。
3．发生在这下层构造上的，法律上、政治上的上层构造。
4．适应这法律上、政治上的上层构造的，社会的意识形态。
关于这上下层构造的更详细的说明，美国波定氏虽有这样的话儿：
“下层构造乃是社会生产力之发展底某一种程度，这是完成个人与个人中间的关系的，这儿所谓个人即在生产和分配底社会过程中，组织那种社会的；这儿所谓关系即决定他们个人的生产底分划的；其次，社会就发生出一种说明这些关系的某种社会制度；再其次，社会就浸透在适应于那种社会之社会形态底心理状态，和各种习惯和风俗了；结果，这种种东西卒成为社会底哲学、文学及艺术……”
看了波定氏这一段的说明以后，我们毫无疑义地明白某种经济构造，或下层构造，是决定某种制度和适应某种制度的风俗习惯，或上层构造。这上层构造终成为哲学、艺术或文学等等。这哲学、艺术或文学等等底总和便是文化。那末，这有阶级斗争的性质的文化便显然是受下层构造的经济来决定了。
好，现在就来答复上面那位压迫阶级的代言人的错误了。
五
这儿人们千万要记住：
1．经济决定意识。
2．文学是文化之一部分。
3．文化是适应政治制度的上层构造。
4．上层构造是由下层构造决定的。
那末，上面那位压迫阶级代言人所说的人的生活状态和人性是相同，是错误的。反之，生活状态和人性是相同的，因为经济就决定了意识。
那末，他说文学不是生活现象的外表的描写也是错误的，换言之，文学是表现基本的人性的艺术也是错误的，因为生活和人性是一致，文学总是生活底反映。
那末，文学已是生活底反映，生活是不是有阶级性呢？有的。人类在这对立的社会里，一开始就在对立的生产关系里过着对立的生活。一方面有主有生产工具的支配阶级，他方面有非主有生产工具的被支配阶级；支配阶级过的主人的生活，被支配阶级过的是隶属生活。生活已有阶级性，为生活所反映的文学也当然有阶级性了。他说文学没有阶级性也是错误的。
总之，上面那位压迫阶级的代言人是以压迫阶级的“统一呀”、“整个呀”，……来淆泥被压迫阶级的意识的，来缓和被压迫阶级的斗争形势的。这在目前急紧的斗争过程中是非打倒不可！
这是一种我们的批判的对象！
六
不幸得很，这里忽然来了左翼联盟一派人。这一派究竟是些什么人呢？这一派就是开口闭口都说马克思主义的，由“拓荒者”而至于“文艺讲座”的，日事提倡普罗文艺为职志的，那些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智识份子的先生们。
那些先生们也许为国际的理论所慑服而不知其错误，也许有意来暗中纂改马克思的理论而自酣于错误，然而不管哪一样，都只有有害于目前的，对压迫阶级的整个理论斗争，及甚至于有误于我们被压迫阶级的行动斗争。兹为正本清源，而同时又使这种理论的错误之容易看见，故仍一依上面的方式，提出下列三个问题来质问那些先生们：
1．有了普罗文学，是不是有了普罗文化呢？
2．有了普罗文化，是不是有了普罗的经济组织呢？
3．有了普罗的经济组织，是不是普罗独裁万岁呢？
否认这三种问题，不，连普罗文学都否认的，是正确的。因为，不然的话，则把资产阶级的历史的客观必然，同无产阶级的历史的客观必然，看成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了。这一点确是那些先生们的错误的焦点。他们以为资产阶级已有了政权，那末，反抗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也应有政权，故无产阶级专政就等于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又以为资产阶级已有了建立它的一切的经济组织，那末，反抗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也应有建立它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的经济组织，故在普罗专政之后，应把普罗变成为更富有的阶级，一切资产应集中到普罗手中；最后，他们以为资产阶级都有文化和文学，那末，反抗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也应有普罗文化和文学，故现在就正如何大白君说的一样，“正在努力制作普罗文化及文学”。其实，这些都是梦想的呀！
资产阶级的历史运命和无产阶级的历史运命是不同的。资产阶级的专政是为了恒久化它自己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独裁，在它本身看来，而且历史地是暂时的，资产阶级造成以它为中心的经济组织求稳定它的永恒政权的梦想，无产阶级却造成以社会主义为中心的经济组织来消灭社会上各阶级的矛盾且来奥伏赫变其自身。光是这两点简单的不同，也就证明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间是有天大的差异，至于，说到文化和文学的问题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资产阶级的文化远在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早已有了好的发展了。当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还没有成功时，十四世纪以来，早就出过有资产阶级在文学方面的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米尔顿，在科学方面有伽利略、牛顿，在哲学方面早就有培根、黑格尔，在宗教方面有圣奥古斯丁等等；而在文学形式方面说来更经过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在哲学方面则更有禁欲主义、存疑主义、唯心论、实证论、唯物论，在科学方面更有惊人的发现；……而资产阶级在这一方面的时期已经有五世纪之久，并且这五世纪末，才收得光荣的果实，我们现在就在这时间上来说，事前毫无根据事后又只有暂时的专政，并且就在暂时的专政以内又还要垂顾到其他一切事体的无产阶级，试问有什么法子可以来同资产阶级赛跑呢？资产阶级还在握得政权以前就把它那些文学家、科学家等等送出来了，试问现在无产阶级的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米尔顿、伽利略、牛顿……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何况资产阶级是富有的阶级，是有教养的阶级而其革命又只有从事夺取政权一途，政权一经夺取，它就可以沿着封建阶级的经济组织而加以改造，循着封建阶级的文化而加以发扬光大，而无产阶级除用暴力来夺取政权以外，事前还得有观念及心理的革命，事后，还有经济的革命，及生产技术的革命！真的，无产阶级是一无所有的阶级，它不特是物质地贫穷，而且精神地也是贫穷！正因为这样，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是伟大，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时，就要用全人类的力量来与自然斗争，来加倍消灭这有阶级的文化而加倍努力社会主义社会文化。由此观之，他们之所谓普罗文学及普罗文化在事实上不可能，在历史上也无所需，固已彰彰然了。故托洛茨基曾这样结论地说：
“无产阶级文化不仅没有，并且不会有；平心而论，对于这一点实没有惋惜的理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正为的是要永远消灭阶级的文化，并为人类开辟一条道路。我们对于这点似乎常没有在意。”
至于对于普罗文学，他又这样说：
“无产阶级诗人底作品缺乏一种有机的性质，这个只有借着艺术与一般文化发展之间的深微的相互动作才发生。我们有天才的与能才的无产阶级者底文学作品，但还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不过，它们可以证明为它底源泉之一就是了。”
然则，像他们那样在目前努力制作普罗文学，会有什么危险的前途呢？
七
目前的普罗文学的来源，毫无疑义是受了布哈林的机械论及卢那察尔斯基的经验批判论的影响。这一层，我希望读者自已去参看“苏俄文艺政策”那本书里，布氏和卢氏对于文艺的见解。布氏在那里分明在提倡农民文学，他说在俄国，农民文学应该存在，应接受它，不应以它为不是无产阶级文学就因而杀了它。这一句说话充分证明布氏以为俄国虽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但农民却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故此非有代表它不可的文学。这就是机械论的事实的表现，因为机械论者常常在两种对立的现象中，找不出辨证法的统一的，故此，只有主张两者都存在。至于卢氏则说艺术作品是经验的特定的组织，根据这点出发，卢氏更进而宣称一切艺术的作品没有例外，倘若它是有才能的东西，都对于我们有益的。什么叫做经验的特定的组织？什么叫做有才能的东西都对于我们有益的？这是不是经验批判论对于艺术之演用？经验批评论其实就是变相的唯心论。这变相的唯心论和上面的机械论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论，以非辨证唯物论为立场的普罗文学，其所得的结果也当然不是辨证唯物论的文学。其前途必定跑到形式主义方面来。
形式主义本来是哲学上的名词，后来才慢慢运用到文学方面来，如浪漫派文学家之反对古典主义文学为形式主义文学，又如未来派之反对象征派文学及唯美派文学等等为形式主义文学……所谓形式主义者乃是形式决定生活之意，故俄国的形式主义的文学家便说艺术常是自满的、纯粹的、形式的作品；艺术常脱离生活，它的颜色永不反映城市炮台上飘动着的旗帜底颜色。形式主义者以为一首诗就是一种声音底组合，一张绘画就是一种色点底组合，而艺术底规律就是文字组合与色点组合底规律，这样的艺术观分明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不相容的，因为我们恰同这个相反，即我们主张必有生活的内容，才会有对于文学或艺术的形式之需要，必有历史的必需，才能发生新形式。又譬如我们说一首诗绝不是声音底组合，倒是生活情绪的规律的表现，一张绘画也决不是色点的组合，倒是生活意志的色点的表现，而艺术也决不是文学组合与色点组合的规律，倒是生活内容之文字的与色点的规律表现。这形式主义也是变相的唯心的东西。我说目前的普罗文学之所以跑向到这一方面来，其原因是有这两种：
1．现在是没有普罗的生活内容，故产生不出马克思艺术观的，以生活内容来决定形式的普罗文学。如没有生活内容都硬要去产生以生活内容为主的东西，结果就会落于真如何大白君说的只喊两声打倒，或高叫干干干的，千篇一律的文学出来。我们才骂了前时的文学为无病呻吟，但现在呢，我们自己却又困在亭子间里投炸弹，放手抢了。这两者毛病虽不同，然其为无生活内容和陷落到形式则一。
2．首先，在目前看来，主张普罗文学的一派人的傲慢固已为不可掩的事实，他们不特大声高叫打倒现社会的一切文化机能，且甚至于连以理论上证明目前只有普罗革命文学的人们，也作盲目的反对（请参看“文化斗争”，潘汉年君的第一篇大作），及目这些人为资产阶级一类的东西；其实，他们根本上已违犯了逶视，已经歪了比例；当他们不知不觉地把广阔无边的社会主义文学陷于狭隘的普罗文学的领域时，这是必然的结果。这一必然的结果真如他们的老师卢氏所说的一样：“艺术家也是专门家。他有为作出自己的形式及广大他的视野起见，费许多时间的必要。因此，他倘若是从大众里出来的，他必定到某种程度时，离开了自己的阶级，走近到智识阶级的集团吧。”
其次，目前的普罗文学为不成熟的东西，也是谁都承认的。比方在国内文坛来说，这一类的作品何以做来做去总离不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青年为主体，又何以在这一种口号之下，竟产生不出一部集圆的成功的作品，其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辛克莱在论“集团艺术”一文曾说过：“我不企图来说到那时候（意即集团艺术的时候），那时候，在我们的阴翳的视觉看来，好像还远的，不清楚的。我们这个时侯是痛苦和牺牲底时侯，在这个时候，忠直者的报酬就是服务人种底更内行的智识。目前是诡谲君临一切，沽名钓誉和庸俗丑恶都坐在光荣底席位上面……”抛弃了这样现成的革命对象而不描写，而硬要写到那遥远的看不清楚的东西，自然就会有不成熟的作品。不特这样，假如还要长此下去，这样的文学也许会落到神秘主义方面去。歌德说：“一切反动时期都助长各种神秘主义之发展”，这句话是不错的。
上面的傲慢和不成熟恰恰就同形式主义所犯的傲慢和不成熟一样。不怕他们现在还没有到如同形式主义者一样，宣布形式为诗底要质，将诗底工作降低到诗底章句法与字源学之分析，降低到重复的母音与子音、组音与词句之计算，然而，根据他们目前的做法，这种东西，事实上，总会实现出来的。这是我说普罗文学会跑到形式主义方面的第二个理由。
最后，我们要根据上面的种种根据当众宣布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底叛徒。这在革命的过程中也应当克服克服！
这又是我们另外一种批判的对象！
八
上面把新月派和左联派的错误都批判过了，现在只好回到自己的立场来说一说普罗革命文学了。
这普罗革命文学，在名词上及内涵上之成立，前文我早已说过了，此地无须多赘了。现在要说的只是这种文学之发生及其蜕变而已。
关于这个问题，左联派冯乃超君曾在“拓荒者”第二期发表了一篇“文艺理论讲座”，里面有这样两段话：
1．“无产阶级及艺术之发生，是根据无产阶级势力之长大。历史是前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时时刻刻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之生长和发展就是无产阶级之生长和发展……”
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种艺术就应当产生于十九世纪初三十年代中或四十年代了，因为我们晓得自从1730年，英国爆发了产业革命以来，无产阶级已经过了不少的社会运动了，这其间的阶级势力的长大也不算得小了，然而事实总是相反的，这种艺术总是发生于十月革命前后。
其次，谁都知道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历史的产物，但它与资本主义的关联却不如冯君说得那样成正比例，冯君在这一方面的确漏掉了其中的辩证法的进展。果如冯君说的那样成正比例的话，那资本主义的衰微与消灭便是无产阶级的衰微与消灭了，诚如这样，冯君虽就想尽苦心，亦只能得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的过程中，便生下了这种艺术，同时，这种艺术不久又会在资本主义的衰微与消灭当中，衰微下去，消灭下去。
2．冯君在那篇文章还这样说过：
“特定的统治关系有特定的统治的艺术，这并不是梁实秋所想的那样偏狭，只限定于‘讴功颂德’的东西，却指一般的——不管作家的主观是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而言。”
是的，一点也不会错的，艺术不会如梁实秋所想的那样偏狭，退后一百万说来，假定就真的有这样一种艺术，但是，像冯君的这样的说话，怎么不会令人说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的特定的统治关系没有建立以前，是不会有这样的艺术发生的。这真无怪乎郁达夫君要说“无产阶级文学创造成功之日，必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了”——郁达夫君曾在创造社出版的“洪水”发表过这样的文章。
然则普罗革命文学是怎样发生的呢？其前途又是怎样呢？
1．普罗革命文学是发生于世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争斗的尖锐化时。等到这一尖锐化的阶级斗争爆发出来时，这一种文学又稍微会陷于休息的状态的。这正如托洛茨基说的一样：“干戈响着的时候，诗人们是沉默着的。”托氏这句话恰恰就是：R（revolution）高涨时正是L（Ⅰiterature）低落的时候，其中的原因乃是：当尖锐化的阶级斗争爆发出来时，一般人都是参加到政治斗争里面了，而文学的领域便暂时陷于停顾的状态。这种说法恰恰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的文学情形之真正的解释。
自从俄国十月革命确定它的胜利以来，这世界的尖锐化的阶级斗争更特别典型地表现出来了。整个世界从此便划成两条对垒的战线，压迫的用全力来压迫，反抗的用全力来反抗；文学是有阶级斗争的性质的东西，所以其他各国的，反抗的普罗革命文学便随着各国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后的，本国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而先后发生成长出来了。
2．到了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告成时，因为这个政权之转变到社会主义方面，故这种普罗革命文学也就被奥伏赫变而为社会主义文学了。
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社会主义的桥梁，同样，普罗革命文学也是达到社会主义文学的桥梁！
九
最后，我们就要来说一说普罗革命文学的作用了。这一层，我想，最好是把伊里奇的意见拿出来，因为这是再正确不过了。他在“论新兴文学”里这样说：
“文学应是党的文学。这党的文学应反对资产阶级的制度，资产阶级的牟利的出版，资产阶级的文学的自由竞争，以及‘高尚的无政府主义’与利润的猎求。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应当竖立起这党的文学底纲领来。我们不能不使这种观念发展，并且我们能把这种观念弄到愈切实际愈好，范围愈广大愈好。
“这党的文学底纲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新兴文学不特不应当是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团体的财富的来源，而且这种文学还不应当看做是离开一般的无产阶级运动而独立的个人的事体。非党的文学家滚蛋罢！文学上的超人们滚蛋罢！在一个为有整个阶级意识的前卫所推助的、伟大的、统一的机械中，文学不能不是一般的无产阶级运动之一部分，即是‘一个车轮，一个螺旋’。文学应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之一个元素。
“德国的俗话说，比喻总是蹩脚的。那末，我把文学比之以一个车轮也当然是蹩脚的，因为活活的运动并不是一种机械。有些歇斯迭里亚的智识分子会大声疾呼曰：这样的说法就是把文学批判底自由和文学创造底自由弄成堕落化、毁灭化、官僚化的，自由智识的比较了。这样的呼喊除表示出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个人主义以外，实没有什么。这是对的，我们不应把文学比之以机械的；文学是不能够评定和测量的；而且文学也不能以多数的票数来判断的。这是对的，在这个文学领域里，我们绝对必需保证个人的才能、倾向、思维、意识，以及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都要有自由的。这是用不着多说的，不过，这却证明党的工作之文学部门是不能和其他工作的部门一律同视就是了。不管怎样，这同基本的原理——这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看来都是奇怪的无缘的——都不应相反对，即是文学工作应当常常要而且毫无条件要和党的其他部门的工作密密地联结起来。新闻纸应成为党底下的各种团体底喉舌。文学作家应侧身于党的组织。出版所、贩卖所、书店、读书室、图书室和其他各项事业都应发展成为党的企业，受党所节制。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应抓住这些原动力，监督这些原动力，并且把这些原动力弄成为活生生的无产阶级运动底活生生的精神。
“我们当然不能肯定说这种转变，一下就可以完成出来的。我们还不能来提出一种一成不变的计划出来，或者，我们还不到能借赖两个条文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在这个领域以内，问题不在有刻板的规律的计划。最紧要的还是要我们的整个党和有整个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起来承认这新的问题，明了地使这个问题发展下来，并且随处随点都能影响着问题的解决。当我们从政治统治者之检稿的束缚中解放了时，我们就不应再产生出资产阶级的商业式的文学的统治来。我们应创造出一种很自由的出版界，这种出版界不单不受警察的干涉，而且还要脱离开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观念，和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这些最后的语句好像是似非实是，和含有刺意的。这究竟是什么？有些智识分子会这样叫着，有些偏性于自由底拥护者会这样叫着。什么！你就这样乖巧的和这样个人的把文学的创作隶属在一个团体之下么！你用工人的票数来决定智识、哲学、美学底问题！你否认绝对的个人的创作精神之绝对自由呀！
“诸君，请安心吧！我们应忠告你，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即关于你所说的绝对自由的话是纯粹的虚伪。在建筑在金钱底势力上面的社会里，一边有许多工人群众在挨饿，一边有少数的有钱者过着寄生的奢华，实找不出真实的原本的“自由”。作者呀，你们在资产阶级的出版的关系里是自由的么？你们的资产阶级的观众希望你们表现得好好，并以娼妓论来文饰其罪，并希望以卖淫来充作神圣的戏曲的补编，这些也是自由的么？这绝对自由只是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文句——因为哲学的无政府主义是首尾倒置的资产阶级的观念。要生活在一个社会里并要与那个社会的统治毫无关系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资产阶级的女伶底自由，单纯是看不见的（或瞒不令知），不能离钱包、收买及资本主义民众所希求的什么而独立的。
“我们揭破这种虚伪，撕毁这虚伪的招牌，这并非为着需要得到没有阶级的文学与艺术（这样的文学与艺术只能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里才能产生出来），这倒是为着要反对实实在在是同资产阶级相勾结了的虚伪的‘自由的’文学而得到另外一种文学，这是公开地与无产阶级相联结的实实在在是自由的文学。
“这自由的文学不是个人利益和个人职业的自由，倒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工人阶级底情绪和经验会将新的，更新的力量加进到文学里面来。这自由的文学不是献给饱食无所事的社会的女人，或苦于乏味和肥满的“一万的上层人物”，这倒是献给于几万万的工人，这几万万的工人就是国家底主人、力量和希望。这自由的文学是以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即能在过去底经验（由社会主义底原始的乌托邦的形式发展到我们目前运动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与目前的经验（在我们工人同志日常的斗争）中间，创出不断的互相感应的力量的无产阶级底经验和活生生的工作，而滋荣于革命的人类思想底成功方面的。
“那末，同志们！就干下去吧！摆在我们目前，还有一种新的坚苦的工作，但这个工作倒是伟大的，有酬劳的工作：这个工作应同工人运动的关系密密地联结起来，文学的智识是多方面的，文学的形式是有种种的。一切种类的文学都应成为党的文学。一切新闻纸、杂志、出版界等等都得改组成为与党的工作有密切的联系。只有这样，文学才能有它的使命；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在资产阶级社会底有机体里来解放资产阶级底统治，而才杂于极力前进的和毫不妥协的革命阶级底运动。”
这篇文章是我新从“新大众方面”译出来的，伊里奇对于这种文学的作用显然是很明白，可惜，译后拿来同“拓荒者”第二期的成文英君的译文一对，却相差很远，望读者拿成君的译文来参看参看是幸。——译者
1930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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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一个紧急问题——国民会议（凌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三期（1930年12月20日）
当前的一个紧急问题——国民会议
凌丰
一
以民众的肝脑与血汗为牺牲品之资产阶级军阀的分赃混战将告一段落了。资产阶级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秉承着戎马倥偬中的蒋主席一道玉旨，便也来奉行其以“国民会议”的口号向民众招摇撞骗。
蒋政府之愿意停止其杀人越货的盗劫战争，用“国民会议”的好名目相号召；并非他们顾惜民众，爱好和平，而是因为他们自身疲于征战和经济上的要求。他们之想召集国民会议，即想有所利用国民会议的！
二
蒋介石在他江日的电文中，对于国民会议问题说得何等堂皇冠冕的啊！他说：
“本党（国民党——作者）遵奉总理遗教，实施建国程序，暂定一党专政之制，期成天下为公之忠，而速开国民会议，尤为总理遗嘱所明示，早应切实奉行，惟以统一甫告成功，军阀割据之恶习尚未完全打破，深虑国民会议的召集之际，不免有依恃兵力，劫持选举，收买政客，伪造民意者，转引为纠纷，……。”
假使没有吃过国民党三年来统治压迫大亏的人（革命的劳苦群众是不会没有吃亏的！）也许会相信，在蒋介石政府领导下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不至有“依持兵力，劫持选举，收买政客，伪造民意”的。其实这些话只是为无耻的中国资产阶级自己写照；不过是他们“掩耳盗铃”的伎俩罢了。
谁都知道的，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条件下，民众是没有“意志”的；凡国民党统治势力所及，青天白日的旗帜所到的地方，民众自己真正的“青天白日”，便为这个白色恐饰的象征所笼罩了的。谁个觉悟的革命民众不懂得，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张发奎、张学良、李济深，等等军阀同是一丘之貉吗？
国民会议之应开，即所以反对国民党之军事独裁，反对军阀混战，由民众的意旨来解决境内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等等迫切问题。但南京政府之想召集国民会议，实际上是为己张本的。我们以为，国民党政府果能与民众开诚布公处决国家大计。他们应即无条件地停止各方祸国殃民的混战。一切问题取决于民众正式代表之前；反对一切挟持、操纵、圈定、指派、贿买的代表。这样的国民会议总不至变为：“一般助乱的无聊政客，忽假国民会议的口号作自欺欺人的工具等于不兑现的支票……集合官僚政客……操纵其事，只可谓流民会议，不得为国民会议（胡汉民的漂亮话）”，我们以为，国民党立国以来，其“不兑现的支票”多矣；其“操纵其事”数矣，事实昭然。我们敢公然断定说：假使国民会议在国民党一党把持之下成立，那便是他们“假国民会议的口号作自欺人的工具”，“只可谓流民会议，不得为国民会议”！
所以，目前我们广大被压迫的，被剥削的民众，所要求的真正由民众意旨产生的国民会议，不管在国民党任何一派军事势力支配之下，始终等于段祺瑞式的“善后会议”；不但不能解决一切国家的根本问题，甚至不能解决支节问题，乃至于把国民会议延长到无穷期的将来，终无实现之一日，而成为“空口说白话”！
三
目前“国民会议”问题之发生，乃现阶段历史过程的必要，并非某派别，某大人物脑子中凭空玄想出来的问题。因此，这个国民会议之理想自有其客观社会的根据。即适应于目前社会各阶级的需要而产生。至于近来社会上各党派对于国民会议主张意见之分歧，亦不外是社会各阶级内部利害矛盾的反映罢了。这种分歧的意义与本质，敢就管见所及加以简略的品评：
第一，南京政府和阎锡山、汪精卫的国民会议，完全代表有军事势力的资产阶级、地主的要求。他们或借国民会议名义来解决自己内部的纠纷，以避免暂时的武装冲突；或借国民会议来缓和革命民众的反抗斗争。总之，他们要包办的，是分赃的，乃欺骗民众的！
第二，胡适之一派，他们完全代表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势力，但在政府机关中没有他们的地位。他们不满自己内部军阀的专横，想利用国民会议的口号相号召以期踏进政治舞台，借国民会议为进身之路，想由和平的道路参与政府中权力机关。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之无力，不但对于一般民众绝无解痛苦与压迫的可能，甚至于自身的愿望尚难实现。他们不为本阶级的军事首领服役，其出头的地步很难有望，但他们始终要露显头角的，始终要为他们服役的！
第三，社会民主党、第三党，邓演达、陈启修、高承元等等一流人，他们是第二国际的嫡系，资产阶级的忠仆，工人阶级的工贼。他们阶级的基础是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与工人贵族。他们对于国民会议的主张，无疑地，要以第二国际议会政策为前提。他们要歌功颂德资产阶级的“纯粹的”、“全民的”德谟克拉西，他们幻想在国会中占多数政策来夺取权；他们反对用革命的手段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完全起资产阶级的左翼作用，欺骗工农的助手。
第四，共产党中的史达林派。这一派要完全受农民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愤懑情绪所支配，于是反映着疯狂的盲动政策。企图不依靠于工人阶级的自觉力和组织力以及积极参加活动和领导来进行军事投机，想在反革命的时期内用农村攻打城市的办法来夺取政权。他们对于国民会议斗争是采取极端“抵制主义”；他们在客观上是阻止工人阶级踏进政治舞台，妨碍工人群众参加政治生活和普遍的自觉斗争。结果只有在国民会议斗争发展时，自己在政治上表现无能时，不得不跟着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尾巴。
总之，上述各派对于国民会议的主张与政策，都是不利于革命，不利于被压迫的、被剥削的千百万劳苦群众。
四
因此，我们认为真正国民会议的实现，它应当有如下的几个先决条件：
1．废除以财产为标准的阶级选举制；国民会议应该基于平等直接、不记名投票选举的代表基础上面产生的；
2．民众有直接检举和否认由各党派所圈定、委派、贿买代表的权利；
3．政府不能随意拘捕各政党或人民代表；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罢市、罢课，绝对自由；无条件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启封一切文化机关；承认工农应有自卫的武装。
国民会议最少应当解决下面的几个根本问题：
1．无条件地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收回租界和一切租借地，否认一切助长内乱的秘密借款；
2．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确定劳工保障法。
3．境内各民族有自决权，恢复中俄关系。
4．裁减军队，确定全国军队的最高额；编制工农自卫军。
5．没收地主和公共地产、庙宇等等分配无地和地少的农民及被裁减的兵士。
6．没收贪官污吏、军阀的财产救济失业和一般贫民；并限制高利贷。
我们要解除自己的痛苦和压迫，只有为这种国民会议而斗争；但是，我们同时要了解的，假使国民会议的召集，一切武装和物质力量还是操在军阀、资产阶级、地主手中，我们真正的要求是不能够实现的。只有斗争，只有靠自己群众的力量，才能找自己正确的出路的！我们的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永远不会来拯救我们的！
起来吧！全国的革命青年们！我们团结、组织、奋斗、牺牲。为实现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会议来与一切反动势力搏战罢！我们积极地准备自己的“明天”罢！我们高喊：
1．研究、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罢市、罢课，绝对自由！
2．召集平等、直接、普选的国民会议！
一九三〇，一一，一〇，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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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印之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一、二期合刊（1930年7月15日）
付印之时
1．这两期东西编好已经一个半月了，直到现在才能付印，在出版界弥漫着“封锁光明”的妖氛的今日，做真是没法的事。
2．不过，像“左翼作家联盟做的是什么事情”和“请看新DonQuixote的狂舞”这样的文章，不但没有失掉“时效”，时间更证明了他们的正确与透彻。
3．我们以后要多登载这类的文章，我们要毫不客气的去批评，纠正一切不正确的理论与倾向，要毫不客气的去揭破一切挂起假招牌来欺骗群众的勾当：展开社的宣言就是“展开”的任务。
4．但是，我们不学人家无理谩骂。我们不学人家“不断汹汹地只与我们并不主张，而且从未主张过的莫须有的意见辩驳，却不与我们的真正意见斗争”。
5．托洛茨基说：“当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倾向争论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把他们敌人所持的真实政见告诉给工人们。但当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争论的时候，他们不对布尔什维克的真正意见加以辩驳，只把一些布尔什维克从未说过的东西加在他们头上。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不能’把布尔什维克的意见稍近真确地告诉工人，因为那样工人就要赞助布尔什维克了。”
这就是所谓左翼作家联盟及其所属各杂志的惯技，也就是一般斯大林派的惯技。
6．本志编法依同人意，取错杂式。下期内容希望能充实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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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一、二期合刊（1930年7月15日）
补白
↘马克思的分析（列宁）
↘给巴比塞的一封公开信（法国“抗流”杂志）
↘六月的日子（马克思）
马克思的分析
谁也知道，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秋（巴黎公社前数月），曾经警告过巴黎的工人，向他们证明推翻政府的企图，将变为失望的蠢动。然而谁也知道，当着一八七一年三月最后的决战已逼到工人的头上来，使他们不得不出而应战，暴动已成为事实的时候，虽然当时有种种不利的兆征，然而马克思却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不像一般夸大的迂腐先生对于一个“时机未熟”的运动，只知非难和谴责的那种态度，也不像俄国特别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普列哈诺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还写了一些鼓励工农奋斗的文学，可是到了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以后，他却大喊自由主义者的口号：“你们不应借助于武装。”
——列宁
给巴比塞的一封公开信
法国“抗流”在一九二九年的二月号里发表了一封给巴比塞的公开信。署名这封信的人有Monatte，Charbit，Rosmer，Delagarde，Engler，Germaine，Goujon，Hasfeld，Paz，MagdeleinsMarx，VonOverstraeten，及其他“反对派”同志多人。我们知道，Monatte是做工人运动的，Rosmer是因“政治意见不合”而辞了职的人道报编辑，现在的LaVerite的编者MagdeleineMarx是有名的“左翼”女作家。这封信的发表是很有意义的。对于我们，它使我们知道了我们这位曾经“伟大”过来的“官家伟人”的态度。
下面就是这封信的结语：
你就这样一声也不响了吗？
你愿意做一辈子的给光荣箝住了嘴的官家“伟人”呢，还是愿意挺身起来为痛苦的劳动群众说一句话呢？
决定罢。每一分钟都是有着严重的关系的。对于那些给人投在Pobolsk的牢中的人，对于那些为了敢于不肯背叛革命而现在正在Solovietsky的地狱里面受着罪的人，对于那个被人交给了那埋伏在君士坦丁的三万Wrangeliens的人，这也许是最后的几分钟了。
良心之裁判或利益之是图，不管你选哪一样，历史是会负着永恒不交的报复的使命继续他的路程的。明天，后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就会喊着复仇的口号向那些使革命最好领袖流血的人算账，向那些闭着嘴巴，坐视其死的人算账。
六月的日子
我们要问：“对于民众的热狂之牺牲，你将无泪乎，无欢乎，无同情之语乎？对于国防军（？）志愿军（？）共和军（？）士兵累万之伤亡，将无所关心乎？”
政府将要关顾这些人的寡妻、孤子，他们将受命令的奖励，他们将受壮烈的追悼，机关报纸将宣告他们不死的纪念，反动的战士们将要从东到西的颂扬他们。
但是平民们，夹困在饥寒中，为报纸所咒骂，外科医生也不管他们，一切“老实”的人们都污蔑他们是盗匪，是放火者，是杀人者！他们的妻子之日陷困苦，殆从所未有，后死者中之最好的也都是窜徒流亡——民主主义的报纸不是都充分的以光荣来表彰他们的忧愁的颜面呢？
——马克思28.6.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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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遗嘱（苍沧〔王实味〕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一、二期合刊（1930年7月15日）
列宁遗嘱
苍沧〔王实味〕译
（正如许多列宁的遗言遗著，以及许多反对派的重要文件一样，这重要的列宁遗嘱也被苏联党的官僚统治者斯塔林、布哈林等隐匿起来了，为的是这遗嘱严厉地批评了斯塔林，并嘱党把他从党的秘书长[1]的位置调开。此刻是根据遗嘱的见证者之一MaxEastman[2]的英译文重译的。据M.E说，他底译文是完全的[3]，毫无讹误的，虽然斯布的党徒们都拼命否认，并在××党[4]各机关报上拼命否认。）
“我从前曾说过要使中央委员会巩固起来，意思是，要尽可能地采取一种处置以防止破裂。因为，那鲁斯加牙米斯尔（RusskayaMysl）[5]的白军首领（我记得是欧登保[6]）是有见地的，他活动反对苏俄的时候，第一就伫望我们党发生一个破裂，其次，他希望那破裂由于我们党中严重的冲突。
“我们党凭倚于两个阶级，因此，不巩固是意中事，在这两阶级中如果没有一种融洽，党的隳堕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事态中，想行任何处置，或泛泛地讨论怎样巩固我们中央委员会，是无用的。在这种事态中，没有十分有效的处置足以防止破裂。不过，我相信那该是在很远的将来，那该是很无发生可能的事，就目下谈起来。
“我觉得，在最近的将来，巩固乃是破裂的一个保障，在这儿，我想对于几个纯属个人性格的值得注意的地方加以检查。
“从巩固中央委员会的观点上看，它所以需要巩固的基本原因，乃在于中央委员会有斯塔林和托洛斯基这样的委员。依我看，他们间的关系实造成了那种破裂的大部分危机；那种破裂是可以避免的，依我看，把中委会的委员人数增加到五十名或一百名，就足以增进避免破裂的力量。
“斯塔林同志作了秘书长，把大权揽集在他底手里，但我可不敢说他是否常常知道怎样审慎地去行使那权力。另一方面，托洛斯基同志，从他对于交通设计人民委员会（PeoplesCommissariatofWaysofCommunication）[7]问题对中委会的抗争看来，不仅使人知道他是个有特殊能力的人，——确切，就个人说他乃是现在中委会中，最能干的人，——也使人知道他是自信太过，而他底禀性又太易于被事体的纯属政务方面所吸引。
“现在中委会中这两个最有能力的领袖底这两种性格，怕很坦白无知地会引起一个破裂；如果我们党不设法防止他，一个破裂会出人不意地发生的。
“我不愿再多描摹中委会其他委员的个人性格。我只提醒你们，十月革命中济诺维也夫（Zinoviev）[8]和加门内夫（Zamenev）[9]的事件，当然，不是偶发的，但那正如托洛斯基从前的非布尔雪维克一样，不应当利用来反对他们个人。
（苍沧按：这儿所说托洛斯基的非布尔雪维克，乃系指1904[10]以前托洛斯基属于门雪维克与布尔雪维克相抗时代而言，斯塔林等常拿这与所谓托洛斯基主义连起来攻击托洛斯基，其实一个革命者一生决不能不做错误，我们不能拿一个人底过去来衡量现在，说他做过错误便永远不会正确。只有党的官僚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不把反对派纲领公布给全体党员公开讨论，随便加以诬蔑，说它是所谓托洛斯基主义，说它是“反党”，——坚持自己的错误并用残暴的手段压迫反对派，才是真正的无耻）
“对于中委会年青点的委员们，我想对布哈林和别塔可夫（Piatakov）[11]说几句话。依我看来，他们乃是最有能力的部队，（在最年青的当中）关于他们，下述的话须要紧记在心里：布哈林不仅是党中最有价值的最大的理论家，并且可以认真地说是全党的爱悦者；不过，他底理论观点只可以万分怀疑地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这人有点卖弄笔墨的书生气，（他没有学过辩证法，我觉得他也从没有完全懂它）。
“其次说道别塔可夫——不用说，一个意志与能力都很使人赞佩的人，可是，他太耽溺于行政事宜，以及是否可信赖还是严重政治问题的事件行政方面。
“当然，我所指出的这两点都是就现下而论，许有点怕他们两个能干忠实的工作者，此后找不到机会去补充学识，改正他们底畸形。
“1922.12.22[12]
“再者：斯塔林太粗鲁，这缺点对于我们××主义者[13]虽是完全不要紧的，但在秘书办公室中可就有害了。所以，我提议于同志们想法把他从那个位置调开，指定一个只要在各点上都比斯塔林更优长的人——就是，更有耐心，更忠实，更温和有礼，对同志们更殷勤些，更不反复无常些，等等。这事情或似乎是个无关紧要的细故，不过，从防止破裂的观点上看，从我前面所论的斯塔林与托洛斯基之间关系的观点上看，我觉得却不是细故，或者是一个终于要引起一个重变的细故。
“伊理基1923.1.4”
录入者注：
[1]现通译为“总书记”。
[2]指美国人马·伊斯特曼，20年代曾访苏俄，著有《托洛茨基的青年肖像》、《列宁死后》。
[3]此译本并不完全，仅为续记一及1923年1月4日的补充部分。
[4]即为“共产党”。
[5]即为《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Мьгсль）。1880年在莫斯科创刊，1905年后被立宪民主党右翼控制，1918年被苏维埃政权查封。1921年后在国外复刊，成为白俄刊物。
[6]现通译为“奥登堡”。
[7]现通译为“交通人民委员会”。
[8]现通译为“加米涅夫”。
[9]现通译为“季诺维也夫”。
[10]此处原排版为“1604”，现已在原处修正。
[11]现通译为“皮达可夫”。
[12]此处时间有误，此处列宁口述时间应为1922年12月24-25日。
[13]即为“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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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新剧场的起源（HuntlyCarter著，谢韵心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一、二期合刊（1930年7月15日）
苏俄新剧场的起源
HuntlyCarter著，谢韵心译
很有重大意义并正在发展的新剧场正在苏维埃俄罗斯那里积极建树起来。它彻底地是民众的剧场。它在历史上许是头一次显示出民众的心灵被一种压服着的愿望所激发起来，在那被几世纪来的错误思想所促成的混乱情况中，发现一条出路，往那更充实，更自由，更适当的生活方式走去。为要了解这种新剧场起见，我们不能不将那促它产生的各和势力考察考察。
这种新剧场是由这三种势力产生出的：革命（Revolution）、认识（Recognition）、响应（Respons）。它是一九一七年俄罗斯大革命的嫡子。在好些方面看来，它比较其他的那些为革命的政治事变所形成的剧场，还更确定地是革命的产物。法国的革命把法国的剧场变成一种政治的批判所。美国的革命把美国的剧场变成一种争论自身曲直的论坛。一九一九年的德国革命，大大地助长了在德国剧场的大众运动，它加速了那种从宫廷剧场到民众剧场的转变，产生了更大的表现自由，它解放了那些受束于帝政之中的革命的导演家们及著作家们，从许多方面，使那些在大战与大革命前所写成的剧本中，以及那些用大革命实际经验写成的剧本中之古典作家与近代作家的革命热情有机会涌流出来了。Schiller、Hauptman、Wedekink、WalterHasenclever、FritzvonUnruh、Kaiser、ErnstJoller，还有其他的青年反抗者都走向所谓“红色”方面了。但是，在这三种情况之中，革命仅收有霎时的效果。它没有激起恒久的影响来。我们只要将今日的剧场观察观察，就可以找出这种情形之最好的例证了。在美国的剧场上呢，夸耀着“明星”、大洋。法国的剧场呢？被那浓重的情欲的瘴气团罩着。德国的剧场呢——在大战期间和大战后一直在轰轰烈烈活动着的一个剧场——是正在依附着反动势力。然而德国革命的冲动还没有完全平息下去呢，谁也不能判定它将来在剧场上还有什么样的结果。不过我们可以断定，德国剧场上所遭遇的事变，不会改变剧场来如一九一七年大革命之改变俄国剧场那样完全的。或者说得正确点，就是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及那些反叛直接地引导了它。
俄罗斯的新剧场，实在已为较早的政治事件所应尤了。劳动阶级的演剧运动，在一九〇五年，正当日俄战争及第一次革命时，已经开始了。这时这运动大半是出自工人方面，想表现出他们在产业的与社会的生活上之观念，如他们相信它所应为存在的那样，当第一次革命时，这种运动的目的是宣传——（1）宣传革命的观念；（2）教育；（3）娱乐。所以那较早的革命浪潮，在许多方面实在是给予了一九一七年出现的戏剧运动以有力的影响，鼓舞起了工人们，在俱乐部里及剧场里自由地表现他们自己，因此就筑下了戏剧的基础，为他们自己运用。但是因为各个革命的浪潮都低落了，这种自由表现的潮流也就被帝国主义的权威在表面上压抑下去了。不过在那里并没有被那表面上的外力压息，依然还在流动着，准备着在那第一个良机一到，就再显现出来。
好了，伟大的革命来了，并带来它的那些赐予了。
大革命带来的那些赐予是什么样的呢？对于劳动阶级所有的各部分，工人、农民、兵士的赐予的是什么？对于资产阶级、旧帝党、知识阶级、学生——对于一切同情于工人们的观念与理想的人的是什么？最有意义的两种赐与就是“解放”与“自主”。工人得有工厂，农民得有土地，兵土得有和平，避去了他同类的蔑视，停止了无谓的战争，仅仅维持着军备来纯粹为国家的意旨，与其他必要的情形。这三种人，对于他们的肉体、灵魂、意志都能自主了，只要这些东西能被生产主义从那种资本家占有者手里，移交于另一种工农兵苏维埃主人的手里。总之这三种人是真正的人了，不是机器了。所以，革命使俄罗斯的民众成为自由的公民，而非某阶级的奴隶，又使俄罗斯民众享受比前此更自由的生活。比如，他们可以自由地造出他们自己的一种剧场——一种非内室的构造，只是棚架式的剧场及在露天的空地上，在这种的地方，民众能以他们自己的游戏精神及自然的演剧的和戏剧的娱乐方法来尽兴狂欢，不费钱，又无社会的区分。
那些赐予怎样被接受的呢？这将在后面几章中谈及，现在所必需说的是，感谢俄罗斯民众是富有内在的强烈的戏剧性；感谢那戏剧的自助及演剧上自愿合作之不断的传授性，——这是旧地主们在农奴中造成的；感谢工人们之社会的、产业的不安；感谢列强的那种行动，使俄罗斯孤立，并成为一个被那敌视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的共产国家；感谢那几个苏维埃领袖不顾表面上无实现可能而一直在使之发展的世界革命思想，感谢那因这种坚忍而促成的那些惊人的政治事变——感谢这一切，这世界显示出一种罕有的景象已六年了。俄罗斯表现于戏剧的形式中了。所有她的大城镇——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其他——都单纯地泛溢着戏剧的表现。比如，在莫斯科一城里，戏剧的表现已够惊人了。在那里，民众已经激动到如此的程度。全城就像爆发着的人类的火山一样。有许多日子，街上都涌动着人类的溶石，排成示威、游行、赛会、节庆的形式，空中飞扬着旗帜、花彩同叫声，在这种不息的兴奋与激昂中，新兴的民众已表现他们自己于那种戏剧的形式中了，这种戏剧的形式是人类所固有的，是人类历史中一致的东西。现在我们可有一种能与政治的，国家的，民族的影响相接触的民众了。在这些影响之下，艺术的原则就能够充分活动了。单纯、集中和即兴已极尽其能事，致使一切参加这些表现的最初目的，不是去赞助政治事件，而只是在表现他们自己。这是戏剧形式的公民生活。前此的公民生活许绝没有达到过一种这样广大、完全的戏剧表现罢。
那些赐予是怎样被实行的呢？最重要的直接效果，就是从那旧统治下所加予的脱坏着的束缚中。解放了工人、农民与兵士，革命还从沙皇党的权势下解放出那些反抗的作家和艺术家，并引使许多沙皇党的作家和艺术家来与他们连合。它在原来的思想与行动的形式上，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它提高工人们到一种新的阶层，唤起了一种新文化。它推倒了一种强大并似乎是根深蒂固的权威，而深深的触动那解放了的俄罗斯人的想像，感化了他们的心虽与活动，改变了他们思想的方式，引入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情形于他们的生活中。所有这些，在剧场与戏剧的一种新形式之组织与概念上，是很重要的要素剧本，导演家、演员及方法都显出只为那革命此外再不为什么。这种例证，在后面接着的几章中所写的那些理论与实际中可以见到。
那末新剧场的第一个原因，是革命促起劳动阶级民众来演剧底地反应它的影响。第二个原因是对剧场之重要的认识，这认识可分作两面：工人方面的认识与政府方面的认识。在工人们看来，剧场是他们的自我表现（Selfaxpression），与自我解释（Selfexplanation）的一种工具，这他们能利用来组成一种社会形式的劳动模范，有比那旧的更为健全，更为适合的基础，并避去了那政治的与产业的专横的危险，革命的时机唤起了强毅的，健全的自决。它唤起了创造经验的公开接触之最充足的表现，——这就是戏剧的本质，要是没有这点的话，那戏剧的形式就不能长久存在的。工人们由正确的本能认识了剧场之真实的职能——导人类于永恒的真理——就计划来抓住剧场，使它适用于它固有的目的。
苏维埃政府对于剧场的认识就有点不同了。在他们看来要是它落在那旧的反动派的手里，那就是一种危险的大泉源；要是工人们对剧场国民化的认识是根据他们忽然明白了这种事实：他们不再是奴隶或受制于人的人，而是更为自由的人和公民——可以自由地表现他们自己的创造力和天才了，那么，它就是表现苏维埃国家之目的一种有力的工具。苏维埃政府与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们，对剧场的认识，像各苏维埃那样，是根据于马克思的，或共产主义的经济理论的政府需要许多工具来巩固革命，来施行它所奋斗以实现的主义，来宣示他们那种社会组织的特别状态的产业制度。他们看出剧场有无限的作用可以抓住俄国工人的想像，可以用那种形式教导他们之中的共产主义者，而那种形式对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原始农民本性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的。他们知道工人们的心意只有一种单纯的方法可以达到，那就是用戏剧的游戏精神所加速效率的教育方法，在苏维埃政府的眼里，剧场俨然是把教育从僵死的范围中拉出来的捷径。
因此，除这两个原因之外，还必须加上第三个：响应。就是工人们热烈的，甚至是喜悦的响应，因为他们内在的情感要求自由的戏剧表现。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热烈地响应呢？要是我们考查一下俄国人的精神与心理，这是很容易明了的。“总之，这种人民是不安静的，倾向神秘主义的，突变，否认一切，群众的追悔，赎罪的行动，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些都足以扰捉住他们。”要是这些话有些道理，那就是说明了俄国人根本就是富于活动性的。当革命破毁了一切的旧价值，使死板的社会层质流动了时，它不过是使俄国人的活动性得以自由表现罢了。它溶化了帝政时死板的层质，把来注入新的模型里，再重行造出，建起新的标准，并使无产阶级升到资产阶级会久站过的地位。这种流动是一种戏剧的流动。剧场的呼声是强劲的。响应自是免不了的，要是不会有剧场存在着的话，这种民族也就定会建设出一种来的，如像他们现在就把那现存的归为他们自己的了。
总之，新剧场被产生了需要并供给了机会的革命弄成可能的了。它被建树起来，是由于人民与政府看出需要来，并在行动上去迎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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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唯物论与一元的唯物论之比较（安德曼著，余慕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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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唯物论与一元的唯物论之比较
安德曼著，余慕陶译
“研究史的唯物论吗？”一位才转变过来的我的朋友这样叫着。“我想我知道了史的唯物论的大概了。我曾经读过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评的序言和恩格斯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导言。我还要研究其他什么呢？这是再简单不过的。物质条件形成人类的思想与行动。你已经知道了其中的梗概了。这还不够吗？”
我的朋友并不是唯一的社会主义者，这位社会主义者就相信他能够以他的概括的史的唯物论来解释一切自然的事体的。一大批不曾露过头角的社会主义者打算来尝一尝史的唯物论底一小部分的滋味了。真的，假如我们要对史的唯物论忠实，那我们就要承认在我们中间能够把史的唯物论和它的最昭彰的结论融通起来的，即能把他们变成为他的日常的思想与实际所不可少的，意识了的存在和事物底自然的部分的人，还是很少。
每一次的争辩都表示那样。于策略问题上稍为有点不同的意见（这种不同的意见是由于目前环境里面的不同的个人的发展与变革所发生下来的），每每就扩大成为极大的科学的危险，或甚至于逼成为个人敌对之极端。心理学的变迁（例如在我们的急速的时间内发生出来，致到我们还没有时间来思索思索这些新观念），还没有分析到这些新观念在物质的构造上究变到什么程度，或者这些同志们底社会环境也许可以使到有这样的心理底变革时，便马上就取消了那神圣的矢言了。还没有细心考究过事实，同样的人便同声地向他人宣布起道德的判词来，以致说出史的唯物论并不蕴含着个人乃至于阶级底道德的惩罚（因为它是根据历史的需要的）的学院派的布告，且又坦白地谴责他们以无产阶级的伦理底科学淮则实用于历史的探讨。由不同的地方和时间而不是由已经分析了和明白了的事物与人底自然发展所产生出来的策略的种类，变成许多战垒而且也结果出许多纷扰的破裂了，就在这样的纷扰的破裂中，他们从来亦没有企图过其中是否有辩证法的谐和与合作的可能。单纯的形式的性质底辩别，例如在科学的争论与感情的争论之间而不是已经被承认了的它们各有各的位置底辩别，便不能不给迷惑和不可通过的裂缝来分离了。
总之，有许多事实证明了史的唯物论和它的直接的结论曾经赤条条地透进了我们的意识底外面了。
我劝告我的朋友稍费一些时间来研究Labriola和Bietzgen。为着大多数同志们底利益起见，现在我又来重述这种劝告。并且，让我再加一句不要光是为着智识的把戏来研究这两位作家。让我们试来，明白透这两位作家的言词。我们要坚决地努力来把这在读后发生出来的逗蕊般的理解转变成为实际的果实。把你的淹博的书籍转变成为聪颖的伟业来。
Labriola和Dietzgen在他们各人所走的路程，对于革命的无产阶级底独立的思维生活都有了无限价值的贡献了。假如你要知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评的序言里蕴含了许多史的唯物论底简单的公式，那你就来读一读Labriolao假如你要知道这些公式短在什么地方并且这些公式为什么会这样有短处，那你就来读一读Dietzgen。
Labriola是一位有方法的学院派的思想家，长于哲学的和文学雾园里面，曾经提供过大学讲演者底不可磨灭的贡献，即是他曾以实验的形式指出了他的论题底各面，并且激发了他的学生们自动的做了各方面的分析，这为的不过是想在同一的论题下得到他们自己的独立的结论吧了。他勉阅他自己要训练出许多思想家来。于是他始终没有提过公义与他的学生们，他予他们以对他们有所指示的路线的暗示，他始终没把他的圆满的论题定短过，他这样是有意来使他的学生们记住他自己还正在不断的发展底过程中的事实，而且他每不敢说他是知道一切，因为他自己也还在发现着他的论题所借来分析的种种新见解。这显然是大学讲师们的最正确的教学法。但是因为要得到无产阶级底大群众，（要有这无产阶级的大群众，他的研究才有这样的价值），Labriola便不得不惹群众化了。目前，他所获得的群众只是间接的一部分的学生群众，而这些学生群众就是为着知识来研究他的著作的。这些学生们因为是相信了他，所以也就得了很多的报酬，而且这些学生们的力量之影响及于没有十分训练的同志们之发展，在社会主义运动方面已经有了不能计算的利益了。
Dietzgen是一位自己教育自己的，且说他自己的简单的言语的人。他自己直接训勉他的无产阶级的形形色色同志，他理解他们的心理本能，他知道他在某一个时期只能以一种简单的命题求教导他们。然而，他同时也明白无产阶级的脑筋就不要教导都可能来把握住这最困难的问题的，这就是因为这种困难的问题是同无产阶级的经验适相配合。因此，Dietzgen就避免着一切学院派的旁务了。他是亲手处理他的论题而说着他是明白了这种论题的一切的。当他是解决了某种论题时，他就曾经把他的论点弄得非常明白的。这正是他的门徒们的需要，因为他的门徒们自己都不愿意来开展任何结论的。然而Dietzgen却明白怎样来发展他们的能力，因为他的论题就是自己来发明思考力的。曾经把握住了这个能力的无产阶级是适合来从事任何问题——史的唯物论所提供的任何问题底分析，且预先晓得在历史的必然性底自然的界限里面还有自己发展的无穷的倾域哩！
Dietzgen和Labriola两位都以实用于不同阶级的学生们方面的不同方法，产生了同样的结果。他们各个都使他们的学生们记住这样的事实，事物是不断的发展，我们应终身都随着事物而变革。我们应时刻都研究。
Dietzgen并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底集大成者那么多门徒。他在哲学思想想底林莽中截断了他自己的道路，而一步一步踏入到他为着他自己而做下来的清算的领域。他碰见了两位科学社会主义底创造者，他们三位于是握了手而终于分划了他们三位中间的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献力于经济和历史方面的工作，至于Dietzgen则仍继续他的特殊的东西，即理解力之批判。
他始终都没有做过黑格尔的门徒。他一开始就坚持对一切哲学家们采取批判的态度。他曾经给这些哲学家们以一种好的机会来表现他们的主张，同时他也就发觉得他们一概都缺乏某一种见地。不消说他已经认识了每个哲学家都是他自己的时代底产物，并且每个哲学家都相信他们对于人类思想底崇高与解释都莫不有贡献。因此他便来仔细考查前时的和目前的哲学家们所提供出来的一批纷乱的证据。同时他便也来到了和马克思及恩格斯的不同的地位了。他和马克思及恩格斯的不同不单在他们的史的唯物主义之发现，而且他是超过了他们，且他又以他的理解论和他的世界观来补足了他们的史的进化论。
Labriola就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曾经做过了黑格尔的门徒。在他的自由意志和伦理意识的研究中，他曾经识出了观念学派之不妥，而且这观念学派之不妥就如不拘以孔德的实证论，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的折衷论，或布纳尔（Buehner）的机械的实体论（MechanicalRealism）都一样的与各种布尔乔亚的唯物论之不妥无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之于他，与其说是再现便不如说是一种长期的自觉的需要之满足。他相信他的科学的信念是真实的。他于是在他一次所得到的这种见解，便勇敢地公言为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说来是极奇怪的，意大利尊敬科学底自由竟超过所谓思想家底国土——德国，或所谓自由之邦——北美洲共和国。Labriola终于维持住了他在罗马大学里的哲学教授底讲座。
虽然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底自称的门徒，然而他毕竟是他们的长短并有的门徒。他是一位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需要的能思考的和能批判的门徒。他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整个地考查过，但他自己却说他是研究过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底唯一的批判，史的唯物论大纲，及无产阶级政治学。”和以前的黑格尔的门徒一样，他在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是先接触辩证法的。他把形式的哲学所论及的特别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辨别出来，虽然这些问题已经着重于史的唯物论了。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他拿了史的唯物论来做他的总纲以后，就把要当作具体的研究的认识与伦理的意识等问题搁置不谈了。至低限度在他所作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著作﹐他都没有进到认识领域底分析；或进到人类的思考力底性质底分析。
这是从1848年到1900年以来的，一般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底特征了。这一般人都承认有意识底事实，都满意于马氏和恩氏底一般的宣言，这个宣言就是说思维与存在是不能分的：而且人类思想底一般的趋向都预先为经济的条件所改变。即如弗兰茨·梅林（FranzMehring）——是德国社会民主派底官方史家，是胜过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曾经治理过个人心理底问题——都始终没有超过心理问题底社会的水平。他列举了生物学的特征，做出了形成人类心理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条件之极有价值的探讨，但是即如当他讨论为康德、黑格尔或叔本华等哲学家们底形而上学的歧途时，他亦始终没有进到认识问题底调和的根源。
这种说法并不含有蔑视底精神。反之，这不过是历史事实底一种简单的叙述而已。这种叙述说明其本身是与环绕着史的唯物论之起源与发展很自然地有所出入。
科学社会主义底创始者把黑格尔底辩证法转变成为探讨历史底实际的方法了。真的他们俩曾经清算过了德国经典派的哲学和十八十九两世纪的唯物主义了。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把他们自己局限于他们的新学说底实际的社会的用意中。为着要成就伟大的学说，他们便不能不特殊化，而且以他们的聪明来选择那些在他们那个时代会直接地生出最直接的问题来的特殊事物。在他们没有选择以前，他们对于认识底问题独立地深入到什么程度了，这是没有一个人晓得的，除掉那些看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所写下来而还没有发表过的共同的稿件的同志外。但是我们都可以公允地说，假如那个稿件是包含有如Dietzgen所提供出来的那么样的史的唯物论的贡献，那末，那种稿件当然可以出版。这种假说还更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Dietzgen所承认的功绩，和目他为“无产阶级底哲学家”的事实加了不少的力量哩！这种假说还更更给恩格斯最后著的《反督灵》和《费尔巴哈》——其中有几节，恩氏是直接讲过认识、自由意志和伦理意识底问题——奏了功效了，盖这两本书都并不包含会物质地变迁马氏所确述了的人类意识底起源观的一切东西。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便得了个很明显的结论：马氏和恩氏是晓得Dietzgen的认识论的，但却还没有认识这个理论，除这种理论能与社会接触的外。马氏和恩氏还没有把这种理论的意义融化成为具体的认识论，但在大体上却承认它是史的唯物论的一种贡献罢了。马氏和恩氏也还没有认识这种理论的重要就重要在它是阶级心理与个人心理底辨证法的关联。
在马氏和恩氏底聪颖上面，这并不是一种反映。Dietzgen的主要著作底简单的年月的次序已经说明了他了。他的《人类心理底性质》（NatureofHumanBrain）是在1860年出版的。这是一种理性底批判，里面，他给马克思派的史的唯物论以一种智识学的凭据。这本书底一元论的辩证法虽没有很清楚的发展下来，但它是驾乎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之上却是不言而喻的了。Dietzgen的述及哲学问题的次大著作就在1886年出版的。这本书就是《社会主义到智识学底领域底游行》（ExcursionofaSocialistintotheDomainofEpislerology），其中包含有时代的观念论与唯物论底批判的讨论。这本书与其说是Dietzgen自己的地位之有系统的表现和示威，便毋宁说是他对于卓著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们之哲学地位所下的结论之报单。当这本书出世的时候，马克思已经死了三年了，而恩格斯也正埋头于对《资本论》作序言研究自然科学和党的论战的时候。恩格斯底哲学著作，在Dietzgen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就出版的，就是《费尔巴哈》（1888）了。恩氏在这本书里面对于Dietzgen所独立发现出来的史的唯物论底辩证法有彰著的承认。恩氏对于Dietzgen的智识论的贡献在他著的《费尔巴哈》里面没有说什么，他对于那种理论所处的地位实在就如他对于他自己所做的《反督灵》无异，这即是局限了的史的唯物论之一种更苦心经营底表示。Dietzgen对于这个论题之次要的著述直到1895年才发表出来，这个时候正是恩格斯逝世的时候。这本书——《哲学底实证的结果》（ThePositiveOutcomeofPhilosophy），是Dietzgen底绝顶的著作，同时也包含有他关于选辑方面的书函（LettersonLogic）。在这本书里，他完全得出了他的谐和的辩证法和他也把藏在最后的凹黑里面的形而上学驱逐出去了？
然则，我们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尚没有过机会来赏识赏识Diotzgen的完全的辩证法了。
梅林对于特殊的智识问题之疏忽，就在这同样的单纯的形态中表示出来了，在Diotzgen底成功的书本出版以前，他是最主张他的经典的著作的。他的第一本著作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史》这本书是写在1877年的，那时侯他还是社会主义底反对者，同时他也没有完全了解他以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之意义，这样就纵使到了Dietzgen的著作在他的探讨中显明地表现有真正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希望它会容纳Dietzgen底客观的了解呀！梅林的《LessingLegends》及他的新而完全地再写过来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历史》是在他得到有十足的机会来了解Ditezgen的一元论以前，就成功了的著作。梅林的心理学的研究——即如他给Nachlass等等的解释，都还没有特殊地导引他到个人意识之智识的分析，但却导引他到影响着个人底社会分子之研究了。因此之故，所以马克思底有限的史的唯物论是不充分的。因此之故，所以梅林便偶然地在史的唯物论与无产阶级的一元论中间，加上了显然有差别底其他证据。在解释阶级心理方面说来，史的唯物论还没有形成一种在阶级与个人中间都有关系的坚固的辩证法。史的唯物论没有好好注意到事变之同时的连环，然而史的唯物论却过于偏重到产业进化之革命趋向了。当一谈及个人心理底问题时，梅林便以为超乎常人的出类拔萃的个人的意识是现存的环境之一种，梅氏始终没有想到为祖先底与社会特征底自然淘汰所转移的遗传力量之辩证法的理解。然而，生理的心理学或认识论对于个人意志之某种运动却常常比史的唯物论能提供出更好的纲领来。总之，我们总得保留个人心理之一切来源。这种同时而继续的运动之不充分的混合，就是有限的史的唯物论之最主要的特点了。这两种运动之辩证法的理解与调和，的确是Dietzgen的一种大页献了。
然则我们就不要以为一位正式的马克思派？Labriola是站在这有限的马克思主义底范围里，同样，我们也不要以为Labriola是指示了这些特殊的问题。他有没有读过Dietzgen的著作，我是不晓得的。在他关于史的唯物论之任何著作当中，他对于这些特殊问题，当然没有说过什么隐语。而且他自己的史的唯物论之解释与运用都严格地落于前三十年的马克思派的理论家之范围内，这于我好像是额外的证据来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对于认识和伦理意识问题之完全解答，是不能提供出一种有力的纲领来。假如他曾经注意了这种问题之完全解决，那末，精细得如Labriola的思想家与研究家——他曾经花了好几个年头来搜寻他所要处理的马克思主义之一鳞一爪——，定然会把这对于史的唯物论有这样重要的贡献，指举出来。还没有到他逝世（1904）以后，Dietzgen底主张便给德国之重要的马克思派来愈加承认了；且甚至于这种承认显然和Dietzgon的结论之完全的同化相一致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Labriola稍提出了一些机会来将马克思的有限的史的唯物论拿来同Dietzgen的较宽泛的辩证法的唯物论比较比较。这种机会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后来竟有蔑视Dietzgen对于史的唯物论的贡献的企图。这是一种可辩解的事实，所以这些诽谤都几乎被大多数的人所不齿了；而这些诽谤即如马克思的史的唯物主义……新康德的存疑主义者，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者和其他折衷的哲学家等等都曾经表示过一种与上面全无差别的意见了。当我们一记起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俩的最有智慧的门徒们（即如还没有完全了解了Dietzgen的著作）都毫不怀疑地来承认他的功绩时，这种事实便断定了有一种一声即破的意义了，这些不可否认的事实驳倒了那些严酷地批判了Dietzgen的人们之一切主张。凡没有把握住马克思的史的唯物论的人，是不配来批判Dietzgen对于史的唯物论的贡献的。
历史往往是任何理论之最有力量的证据。而且历史也已经表示了史的唯物论如没有Dietzgen的理解论，其本身就不能从形而上学的残渣里解放出来。
在此地，我将不想再来写写这叙述底详细的证据了。我自己只将Labriola本人的著作拿来充作这样的解释的裨助：没有Dietzgen的辩证法的唯物论之帮助，史的唯物论到了什么程度才显然是辩证法的。
（未完）
这篇文章，我个人是认为极成问题的，但我又还把它介绍出来，其原因就是作者所持出来的问题——如说马克思主义是有限的史的唯物论，Dietzgen的是辩证法的唯物论，又如说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如没有Dietzgen的帮助，仍不能脱离形而上学的圈套等等，都极值得我们来研究的。日后，本刊想召集一个座谈会来专门讨论本篇的问题；以期得到正确的结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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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维茨拉及以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回到维茨拉及以后
我于一八六零年二月二十七日启程返乡，那时巴伐利亚东南部还没有铁路，再说当时一个手工艺徒最省钱的旅行还是步行，同时还乞讨点东西。天气又是十分恶劣，狂风大雪吹打在我的脸上，我把双手插在裤带里，把棍子挟在臂下，把帽沿低低拉到脸上，在弗兰哥尼亚的山脊大道上大踏步前进。这时忽然什么东西抓住我的臂膀，把我掷到道旁壕沟里。我大吃一惊，看时，原来是迎面来了一匹马，拉着车，巧妙地咬在我的臂上，并把我挪向旁边。在风雪中，我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这前来的车子。
我漫游经过慕尼黑现在是第三次了，从这里往殷果尔斯塔特、艾希斯泰特、纽伦堡、弗尔特、沃茨堡、阿沙芬堡和法兰克福。在沃茨堡和阿沙芬堡之间，我用了四个钟头穿过斯塔阴山的一座雄伟的桦树林，在树林里我没有看见一个人影。我的脚步声是我听到的唯一的声音，就是林中道旁的森林管理处的房舍也好象是无人居住，当我走出这个好像无边无际的森林时，我深深出了一口气。几十年后，我看见鲍克林[1]的画：“林中静寂”，我才第一次又感到当年穿过阴森寂静的桦树林时独步前进的心情。当我终于走进维茨拉的时候，心里有点特殊感觉。我跑到面前的一个小丘上面，从这里先看到教堂的楼顶，然后看见整个小城市就在眼前。那时三月中旬，我重新见到这离别二年多的第二故乡。我暂住在那位当磨坊女主人的姨母家里。
我因全身衰弱，兵役入伍期延迟一年。嗣后纪念在因勒河畔的哈雷——我曾由莱比锡去过那里两次——应召入伍也同样延期，末后被认为不能当兵而被免除。因为在我i刺啦找不到工作位置，我往维茨拉二里的布茨巴赫，在一个犹太人旋工师傅那里工作。季节越来越美好，有一天，三个学友背着“柏林包”到作坊来告诉我，他们将往莱比锡漫游，于是我就像艺徒歌里说的“它强有力地把我拖出去”，跟着他们走。我向我的朋友约定三天内追他们，并且希望赶上他们，只要他们不是过于加快前进。我所以敢于提出这个约会，是因为在那时走起路来，没有超过我的人。
我一向极不向往游历莱比锡和萨克森，如果由我自己来决定，我当时不会看到那两个地方。可是，这次旅行却在好几方面决定了我整个地将来，偶然的机会常常会决定人的命运的。
这里我想插入一段话。我对于“人创造自己的命运”这句格言极不赞同。人始终只是以依从他所处的和迫使他行动的环境和情况。因此，他的所需行动自由也是极为空洞的。在大多数场合，人并不能预见到他一时行动的后果，事后他才明了这个行动把他引到哪里。不向左一步而向右一步，或者反过来，就会把他带到完全不同的情况中，这些情况比原来走的路上所遇到的可能好一些，或者更坏一些。聪明的或是错误的步骤，照例是只有在看到结果后才能明白。但是，他的行动的性质究竟是正确的或者错误的，也常因为他不能比较而始终不了解。自力成功的人只存在于极受条件限制的程度之内。其余上百的人，虽然较爬上高位的那个人有远为优秀的品质，但因不利的境遇阻碍了他们的发迹，就是说阻碍了他们正确的使用和利用他们个人的特性，他们就埋没医生，没齿无间。“幸运的境遇”才给与个别人以生活中的优越地位。至于无量数得不到这种地位的人，生活没有给他们预备宴席。但如果境遇顺利，就必须具有必要的利用境遇的适应能力。这可以看作是个别人的个人功绩。
在三个友人到达图林根以前，我追上了他们。我到的恰好，其中一人走伤了脚，我正好扶着他走，这样，在漫游经过的各地，常引起居民的欢笑。我们经过卢拉、爱森纳赫、哥达、来到爱尔福特。在这里，我们第一次住在一个基督教青年协会的宿舍里。但只此一次，不在住了。宿舍的主持人那种伪善的鬼鬼祟祟的态度，使我作呕。晚上，我们必须遵照命令一同就寝。我们上了二楼，一道通往小会堂的门开了，赞美诗的曲调迎面飘来，有一个淡黄头发梳的光亮的青年在弹风琴。我们惊异的走进门，好奇地看看哪里要发生什么事。宿舍主持人随即走上讲坛，把一本诗歌中的一段向我们一行一行的朗诵起来。我们在风琴伴奏中跟着唱所念的诗句。在一个天主教帮工协会中向来没有这类现象。例如在慕尼黑在二人居住的小房间的墙上，贴着印就的祷告词，是请求就寝前作祈祷之用的。丝毫没有精神上的强迫。不过我要重复一句，天主教帮工协会后来变成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
在爱尔福特发生的上述情况，开始使我们感到好玩。我们狮子似的照所弹奏的调子吼出所念的诗句，然后上楼到寝室里去。根据规定，我们这些外乡来客的衬衣领子经过检查后，上床睡觉。于是宿舍主持人携去了灯，室内漆黑。现在这里的几十个年轻人，几乎代表着德意志全国各地的乡谊，爆发出我从未听到过的嘲笑戏谑。当室内最远一角一个从符腾堡来的睡伴用地道的斯瓦比亚语发出幽默的话语时，欢笑达到了顶点。到很晚的时候喧哗方才停止。次日我们向魏玛前进。到魏玛后，三个同伴都因脚跑伤了，不能继续步行，他们要乘火车往莱比锡，我独持异议，因为我的钱很不宽裕，如果到莱比锡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但我的抗议无效，我若不愿独行，就须一同搭车。一八六零年五月七日晚十一时，我们到达莱比锡，我们打听着来到了大弗莱舍巷的旅馆。当第二天我们趁着绝好的五月天气，游览了城市和那春光明媚的散步场以后，我就非常喜欢莱比锡了。我也走运，在一个作坊找到了工作，我学会了制造一种后来赖以独立营业的商品。假使我晚到莱比锡一天，这个位置就会被别人占去。所以，这里又是“幸运的一瞬间”决定了我的将来。我第二次又在一个较大的作坊里工作。五个同事和一个学徒同我一起干活。师傅和同事都合我的意，工作也合意，由此还能学点东西。不合我意的，是早晨所得到的劣质咖啡和质量与数量都特别差的午餐。早餐、午后点心和晚饭我们都必须自理。住宿在师傅处，我们七个人睡在一间宽敞的阁楼里。我很快就起而反抗这样的伙食，几个星期内，我就取得了同事的支持，我们共同向师傅提出意见，我们声明，若是我们的申诉无效，就要一致停工。我们这就是用罢工来威胁，不过我们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名词。抵抗的形式正是来自事情本身。师傅异常惊惶，他说，他不了解这个诉状，他觉得伙食很好。这是当然的。他同他的家人比我们开饭晚些，吃的是另外的饭食。他不知道这种情形。经过多次谈判，结果是我们从他那方面得到相当的津贴，由我们自办伙食，而他认为这在经济上他还占了便宜。原来他为我们的伙食付给他妻子的钱，比我们所要求的还多些。后来我们以坚卧不起的方法，达到了早晨开工时间由五点延至六点的目的。再后来我们还贯彻了计件工资的办法，但师傅起初不同意，他生怕我们工作马虎，后来他却承认是他弄错了。最后我们也办到了在作坊外面住宿。
[1]瑞士国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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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一面镜子（乌里扬诺夫著，何畏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一面镜子
（乌里扬诺夫著，何畏译）
把这个伟大的艺术家的姓名和他自己所明明没有理解到的，他所明明忌避了的革命并列，初看时似乎是不可解的一件事。实在，若不能确切反映一些现象，不是便不能称为镜子的吗？但是，我们的革命——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有种种社会的要求，即直接实行革命的人们和直接参加革命的大众之中有些也同样没有理解其正在兴起，也同样回避了那因事件之进展而逼到他们眼前之真正历史的任务。若使站在我们面前的，真正是伟大的艺术家，那断不至于一点不反映革命之某种实实的方面在他自己的作品之中。
祝贺托尔斯泰八十诞辰的论文、书信、备忘录等等差不多填满了俄罗斯的合法的新闻纸，但这些新闻纸，对于以俄罗斯革命及其原动力的见地去分析托尔斯泰的作品，差不多感觉不到一点兴趣，这些新闻纸全都满怀着官样的和自由主义的鬼胎，足以令人呕吐。
第一种官样的鬼胎是文丐们露骨贱卖人格之伪善：受了官僚的命令，昨天还以毒牙死咬托尔斯泰，今天又来把他里头的爱国心拿出来对全欧洲敷衍。这种文丐们贱卖人格的文字可得何种报酬，这已是周知的事实，任何人都不会受他们欺骗的。比这种虚伪更巧妙洗炼，因之更有毒害，更危险的就是自由主义者的鬼胎。听立宪民主党那般人说吧：他们对于托尔斯泰的同情是最充足最热烈的。但实在，对于这个“伟大的求神者”——托尔斯泰——之阿谀的宣言和夸大的颂扬就是一面的虚伪。实在，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们并不信仰托尔斯泰的上帝，也并不表同情于托尔斯泰对现存制度之批评。他们只不过想增殖自己在政治上的权势，只想做“代表全国的”反对派首领，总谄谀这位尽人皆知的姓名。——他们想拿轰轰烈烈的文句来压倒那些要求——要求直接明快回答下述诸问题：
“托尔斯泰主义”之高调的矛盾其原因在哪儿？这种矛盾究竟代表俄罗斯革命之哪一些缺陷和弱点？
在托尔斯泰的作品、见解、教理、哲学中所存的矛盾真是高调的。一方面，不独给我们以俄罗斯生活之拔类的绘画，又给我们以世界文学上第一流的作品之天才的艺术家。他方面，狂信耶稣基督的地主。一方面，对于社会的虚伪欺诈行严厉的、直接而真诚的反抗。他方面，在公众面前，拳捶自己的胸部而大呼：“我是污秽的，我是丑恶的；但我现在正从事于求道，从事于道德的自我完成：我现在已经断绝晕腥，以烧饼为常食”的——那般衰弱无可救药的唏嘶涕泪哑病者——“托尔斯泰教徒”——俄罗斯智识阶级。一方面，毫无容赦地批评资本主义之榨取，揭发政府的横暴以及国家的支配和裁判之丑态，解剖〔资本〕财富之增加〔资本〕文明之侵蚀与劳工大众之贫困，自暴自弃及苦痛的日益增加之间所存的一切深刻的矛盾。他方面，似狂信者的传道一样，宣传无抵抗主义，劝人不要用暴力去抵抗暴恶。
一方面，以最铁面无私的现实主义剥夺一切种类的假面具。他方面，实行世上所有丑恶之中最丑恶的传道。欲以在野的有宗教信仰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们去夺取那徒食俸禄而尸位的僧侣们之职司，欲养成最洗炼的因之特别丑秽有害的僧侣们。真所谓
你——俄罗斯——
又贫苦又丰富
又坚强又懦弱
我的母亲
我的俄罗斯！
在这种矛盾之中，托尔斯泰绝对不能理解其为劳工运动，为社会主义争斗的使命，——绝对不能理解俄罗斯革命——这是自明之理。但是，托尔斯泰的见解和教理中所有的矛盾——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在十九世纪之最后的“三分一”中所经历的种种条件——包含上述这些矛盾——之表现。
昨天刚从农奴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家长制的农村忽又拱手交给资本家与国库的手掌中去受剥削了。农民经济与农民生活之古来的地盘，经过不少世纪持续下来的这个地盘，忽以异常的速度崩解起来了。所以托尔斯泰的见解中之矛盾不是应以现代的劳工运动及社会主义的见地去评估——当然这种评估也是必要的，但是不充分的。——尚须以家长制的农村——对于侵入的资本主义，对于大众之日趋贫苦，对于土地之丧失等生出来的——反抗之见地去评估的。
托尔斯泰，若当做一个发现了救济人类的新药方之预言者看，倒是一个滑稽的人物。——所以那般——想把他的教理之最薄弱的地方改为经义的俄罗斯及国外的——托尔斯泰的教徒，尤其是无聊。
把托尔斯泰当做一个俄罗斯农民阶级的数百万人在俄罗斯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期中所形成的思想和情绪之表现者，则的确是伟大的。
托尔斯泰是独创的。他的见解之总和——若就其全体而言，虽是有害的，恰恰表现出我们的革命——农民资产阶级的革命——之种种特性。托尔斯泰的见解中所含的矛盾，若从这个见地看来，真是我们的革命中农民阶级之历史的活动所经历的种种条件——包含上述那些矛盾——的镜子。
一方面，数世纪农奴制度之压迫和农奴解放后数十年绝望的贫苦，堆积了巨量的愤怒，惹起了拚死的决心。想扫荡那官立的教会、豪绅地主以及他们的政府，想打破一切陈腐的形态，想灭绝土地所有制度，解放土地，想撤去警察的阶级国家而建设小农民们之自由平权的共同社会。这一种努力——直贯在我们的革命中的——和在其中活动的农民之每一个历史的步伐都连贯着的。并且毫无疑义的，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之思想内容，与其和那抽象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虽时有人以此为托氏种种见解之体系）相应，不如和这种农民的努力相应。
他方面，农民阶级虽向着共同社会的新形态前趋，但这个共同社会应当是怎样的一个？——应当经过怎样的斗争才能获得自由？——在这种斗争中那一种指导者能和他们共同奋斗？——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有识者对于农民革命的利害取怎样的态度？——要有消灭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何以便不得不以暴力去顺复那沙皇的权力？—关于这数点，革命的农民阶级是非常不自觉的，始终维持其家长制的狂信。在我们的革命中，比较小部分的农民实在多少为了这个目的自己组织起来实行斗争了。其中的确有最小部分的农民为欲杀尽他们的敌人杀尽沙皇的臣仆和地主的保护人而手执武器奋然蹶起了。但农民之大部分只不过号泣了一番，祷告了一番，讲了一番道理，幻想了一番，希望了一番，写了一番请愿书，送了一番陈情者而已。——这便完全是托尔斯泰的精神之发露！尤其在这种时候，对政治表示托尔斯泰式的节制和拒绝——这种对政治的关心和理解之缺乏遂使少数头脑清楚的人们走到意识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方面去，而使多数人集合在立宪民主党的名义之下，从劳苦群众的会议走到首相斯托雷平的大门前去请愿交涉，给卫兵的长靴子所践踏，并且去作那般丑恶无原则地专教群众妥协的资产阶级有识分子的致富工具。托尔斯泰的思想，所以说是俄罗斯农民暴动的弱点与缺陷之反映，是家长制农村的软弱与“经济的小农民”的退缩怯懦之反映。
且看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之军队暴动。我们革命的这些斗士们之社会的组织，毕竟是农民阶级与无产阶级之中间的组织。无产阶级的分子是少数，所以对军队内的运动——即类似那宛然在一个旗帜下形成的社会民主的，无产阶级所显示的，全俄罗斯的团结性和政党的意力——都没有表示。并且有人以为军队暴动之失败是因为缺少士官阶级的指导者而致，这种意见是再荒谬也没有的了。不但如此，实在从“人民的意志”时代起，革命之巨大的进步正因为革命的独立性恰在威胁自由主义的地主，威胁自由主义的士官的那般“灰色的家畜”拿起武器来对付了士官的这种事实中。兵士们对于农民的问题大都有满腔的同情——他们的双眼，只要他们一听见土地二字，便耿耿发光。在军队中，权力曾不只一次移到士兵大众的手中，但断然利用这个权力的事情差不多曾没有过一次——兵士们的意识和意志动摇着，数小时后，杀死了某个不恶的上官之后，他们一头把另外一批人从监禁中放了出来，一头和上官开始交涉——结局：有些，大都一齐倒毙于排枪之下，有些横倒于皮鞭之下，有些加上手铐脚镣禁锢于牢狱之中。——这又完全是托尔斯泰的精神之发露！
托尔斯泰所反映的就是——病苦的憎恶，想走上善路之成熟的欲求，想摆脱过去陈旧的一切，未成熟的空想，政治的无智，革命性的薄弱。历史的经济的条件可以说明大众的革命斗争之必然发生性，亦可以说明当时他们对于斗争之无准备及第一次革命失败之最大原因即托尔斯泰之无抵抗主义：“对恶不抵抗。”
俗语说：打败仗的军队一定肯学习肯受训练。以军队比革命的阶级，当然只能在极限定的意义之内算是正当的。资本主义之发展时时刻刻在变化那——推动革命的——种种条件——因憎恶地主、农奴所有者和他们的政府而团结起来的数百万农民——使这数百万农民向民主的革命斗争走的——种种条件——因资本主义之发展而时时刻刻变厉其形势，时时刻刻锐利化起来了。
农民阶级内部的交换之发达，市场与金融之支配是一天一天地压迫着家长制的旧态和家长制社会之哲学的观念体系了。然而，大众的革命斗争之初年的教训及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是无可疑义的。这是对大众至今的脆弱无力所加的致命打击。现在，境界线显明了。阶级的政党也分裂了。现在，在斯托雷平之教育的铁槌之下，——只要遇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之百折不挠的宣传和煽动——不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即农民阶级中有民主倾向的亦渐少重蹈托尔斯泰主义之历史的覆辙而渐渐送出许多热诚的斗士来了。
（一九〇八年，九月“Proletariat”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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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中的一个声音（巴比塞著，成绍宗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一、二期合刊（1930年7月15日）
黄昏中的一个声音
巴比塞著，成绍宗译
我抱着尽可能的同情去接近了工人。而且，劳动者的境遇引起了一些必需认识的有兴味的问题。我从那些环绕着我的工人当中搜求一些事实供我考证。
——你愿意看看涂油工人的工作吗？我就是。绰号石油郎的马加生给我说。现在，我是点灯人。以前，我是涂油者。这更强吗？我不知道。我的工作的地方就在这里，瞧罢，那儿。我的地方大家闭着眼睛都可找到，只须鼻子嗅着，让它领着你走。
果然，他所带我走去的工厂的那个角落是发着一种强烈的臭气。这个洞窟的畸形的墙上装着一些搁满漏油的龌龊的灯的木板。许多灯心灯具摆在一只木桶里面；一些裹在纸里的玻璃罩堆在一只像铁制的木柩傍边；更远之处，有着一列列的油壶。在这座灯火辉煌的大建筑物的这个角里，一切都是破败，黑暗。一个大窗竖在那儿。碎了一大半的玻璃片是垢污得如此其厉害，就像它们上面盖了一层黄纸似的。大石砌成的墙蒙着一层黑脂的沉淀物，好像一些锅底，一些满是尘埃的床靠墙架在那里；地上，一些黑黑的水潺闪着光，一堆堆从灯上刮下来的烟炱形成一些暗礁列在其间。
他呢，穿着他那涂着一层咖啡滓一样黑的污垢的工衣，他在那里面走来走去。他把他的工具——一块破布抓握在他那可怜的爪里。石油使他那土色的手发亮，把他那些指甲染得乌黑，好像一些灯心之端。他整天地刮灯，修理灯具，拔螺旋钉，添油，擦拭灯同灯罩，他把所有这些东西的污，黑都吸收在他身上，同一个黑奴似的劳勤。
——因为这种事情必得好好地干，他说，即使你疲倦透了，你还得小心地擦。
“这里一共有六百十三盏，先生（当他说到一些专门的说明时，他就说：先生），那些漂亮办公室的漂亮灯与木工场和更夫们的提灯都算在内。你或者要给我说，为什么他们不用那自己会着的电气呢？那是因为电气要费钱而石油却几乎可以一个子儿都不花，看来，他们，上面那些家伙似乎是很会打算盘的。我呢，从早晨起，当你因为睡眠不足而疲倦得要命的时候，从午饭后，当你因为吃得不好而厌恶得要命的时候，我一直站，站到晚上，直到一切都使你厌倦得要命的时候。”
钟声响了。我们一同走了出去。他脱下了他的蓝布裤子，接着脱下工衣；然后把这两件给污垢加得同器具一般笨重了的东西丢到一个角落里面。那件龌龊的工衣压得他有点窒息。他从那里面脱出来后，显得更消瘦的身子是可怕地紧裹在一件小小的上衣里。他的枯干的两腿穿着一条阔而太短的裤，两脚踏在一双好像鳄鱼的凸凹的长鞋子里。他的给石油浸透了的鞋底在软软的泥上留下了一些虹彩的脚印。
头向着他，我默默地走着，也许是因为这个在这落工时刻的骚乱的灰色画图中傍我缓缓地困难地移动步履走着的令人悲哀的瘦长的伴侣的原故，突然一下，一个闪电的时间里，我瞥见了一幅民众的悲惨的幻象。（有时，一瞬之间，我瞥见一些人生之真相。）在黄昏中，大门好像被撕成了两个。穿过这两个幽灵，黑压压的人群涌流向平原。平原之上，耸然立着一些黑烟囱，起重机，黑而直的铁梯，模糊地纵横交错着一些几何形的线——炭渣的路。工厂附近堆着一堆堆的铁渣、炭滓，其中有些还在摇曳着浓黑的火焰同些柴堆似的继续烧燃。天空，那些高烟囟吐出的乌雪堆成一叠叠的山巅。这些云山之基掠过地面，掩住下界，有如暴风雨时。在这些云之底，人类得了解放，脱了链锁。无数量的人们，摇动，叫喊，沿着郊外向着同一方向掩去。一种叫声的不绝的返响环住我们；这就好像一座圆绕在一圈青铜的地平线里的活动地狱。
这时，我害怕这群众。它创造了一些什么凌驾我们，威胁我们的无限的东西，我觉得谁要不是它的一员谁就有一天会被它踏碎。
我沉思着，我埋着头。我傍着马加生走着。这个马加生（按：意译是小野猪），或者是因为他的名字，或者是因为他的臭气，他令我起一只野兽在黑暗中跳跃而逃的印象，暮色渐渐加浓。风起，吹落树叶，夹着雨丝向人打来。
我的可怜的伴侣的声音断续地传到我的耳鼓。他想给我说明不断劳动的法则。他的喃喃的尾声完全钻进了我的耳朵。
——……这就是我们谁也不曾怀疑到的事。因为，在我们眼前的东西我们是常常不看见的。
——不错，这是真的，给他的单调的不平鸣弄得有点厌倦了，我说。
我用几句话去安慰他：我知道他是不久以前结了婚的：
——不管怎样，人家总不会到你家里来打扰你的。你每天晚上回家，你的妻子在等你。你是幸福的。
——我没时间，更或说我没气力。我要给你说……晚上，我回家时，我是太疲倦了……为了……你明白罢，为了同她快乐，我是太疲倦了，你明白罢……每天早晨，我想像着晚上的快乐？我希望着晚上的快乐，直到中午，可是晚上，我就给整十一点钟不停的走，不停的擦磨碎了，到礼拜日，不用说，我又给整个星期的工作弄得精疲力尽了。有时回到家里我甚至身子都不洗就带着我的龌龊的手足上床睡了。当我礼拜日洗干净了时，人家就给我说：“你好漂亮呀，”这话自然给你一个着。
当我静静地听他同说一段独白似的并不问我要回答的——幸而不会，因为我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回答——述完这个悲喜剧的故事后，我果然记起石油郎的脸孔给水洗得很光彩的那些休假日子来了。
——除此以外，他把他的下巴埋进他那过于宽大的灰色领缘里继续说，除此以外，夏绿蒂是很可爱的。操心着我的是她，整理家务的是她，点我们的灯的也是她。她小心地给我把那些书本子藏起来，说我会弄脏它们，说我的手指会在书页子上留下一些痕迹犹如罪人的指纹。她是可爱的，可是，我跟你说过，这不会转圆我的坏运，当你倒霉的时侯，一切于你就都成为不幸了。
他默了半响，接着他给他所说的一切，给人所能说的一切下了一个结论：
——我父亲五十岁就死了。我呢，我五十岁，或者不到，就会完结。
人群在黑暗中形成一些不可磨灭的黑块，他用拇指向这些黑块指了一指：
——他们，他们却又不同。他们有的想变更一切，并且以这种念头自慰。有的喝酒或想喝酒，并且以此自足。
当他给我解释各种劳动团体的苦情时，我就几乎是听而不闻了。
——那些铸物工人，先生，他们是生而为干组合工作的……
适才，望着工厂的群众，我几乎是有一点害怕。就像这些劳动者是异于那些生活在我周遭独自谋生的小商人的别的一种人类。现在，当我看看这个人时，我心头自语道：这是同样的人，都是同样的人。
远离着，集合着，他们令人害怕，——威胁人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团结——可是从近处看，这不过是同样的人。我们不当从远处看他们。
石油郎奋激起来了。他振动着身子把他那斜戴在圆锥形的头和蓟叶似的尖耳朵上的帽子一举打凹，又一拳打出来。他走在我前面，他的每支鞋底印下一个活塞吸收着温土的水分。
——同那些组合发生关系，先生，他在风中向我低说，是很危险的。一加入了组合，人就再没思想的权利了——这就是他们的所谓自由。到了组合里面就不应当爱牧师，而尤有甚者，点灯人用了一种骤变的声调加说，就是不应当爱军队……军队！
于是，这可怜的灯的奴隶就像下了决心似的，立住了足；滚动着他那瘦而黯的脸上的两支段基珂（DonQuichotte）的眼睛，他向我说道：
——我呢，我永远想着别的事。想什么呢？你要说罢。好，我就告诉你，我是加入了爱国同盟的。
他的眼睛愈加光亮，就像黑暗中的两个小小炭火一般。
——戴鲁南！他叫。这个人？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石油郎高声的说着。他指手画脚向着他的偶像的幻影做出一些非凡的动作。他的消瘦的身体和长而轻快的两臂令他有几分同他的偶像相似。
——他主张战争，主张夺回阿尔萨思、罗兰两省。除此以外，他就再不希望别的。啊！这就是他的伟大！啊！必得使德国人从地球上根本消灭，不然，就是我们覆亡。啊！我呢，当人家同我谈到政治时，我就问他们：“你赞成戴鲁南吗，是还不？”我只问这一句话就够了。我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我几乎什么都不懂，可是我觉得这样想法是很对的。在预备军里，我是特务曹长，近乎将校哩，先生，虽然现在我是个点灯人。
因了高原的风，他几乎是用叫喊和手势来向我述说他的崇拜的起源。
他的崇拜是起源于一个仪式席上，那儿，戴鲁南曾经向他说过话。
——他向大家说了话后，接着他就向我说话，向我说话时他是站得如此其近，就同你现在一样：可是那是他呢！他给了一个我所需要的观念！
——这很好，我向他说，很好……你是爱国者，这很好。
这种崇拜，我觉得其伟大是超过了劳动者自私的要求的这种崇拜——虽然我从没多少时间去思考这一切的事，——在我看来是高尚的，令人感动的……一望见耸立在远处的欧多的尖屋子，石油郎给一种最后的激昂的突跃掇住了。他大喊说伟大的复仇日子一来，他就要同这老家伙算帐。接着，这个偶像崇拜者的热忱熄灭了，褪色了，沿着长路消失了。他成了一只不能高飞远走的可怜的黑鸡。他的脸孔在黑暗中悲哀地觉醒了。拖着他的腿﹐曲着他的弱而长的脊骨﹐他精疲力尽的走近了马加生太太在等着他的小屋门口。
这是“光明”里面的一节。“光明”已经由译者译了差不多五分之二，因为种种关系，同时因为有更重要的书待译，所以现在只得搁下了。虽然，“光明”自有其的价值，对于“光明”的作者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了现在而就抹杀他的过去一切。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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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陈铁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一、二期合刊（1930年7月15日）
火山
陈铁光
一
夏午。太阳照常在它的轨道上行驶。它好像特别要显示它的威武似的，一刻也不愿稍敛它那赤烈的光焰。天空没有半点浮云。空气像已燃烧罄尽。铺积在山路上的砂砾闪跃着它们细眼似的金光。整个宇宙好像倾刻之间便要爆裂。
自四月到现在，算起来已经整整两个月头没有下过一点雨了。杂倒在田陇间的无数的植物的死尸，看看就要由枯萎而化成灰烬。农人在春天所下的血汗是完全被太阳蒸发去了。起初，他们还是等待，期望，想要用他们诚虔的泪水把枯死了的禾苗灌活起来，朝夕不舍的到田陇间来巡视。可是现在他们已经证实这种希望是完全破灭了。同时，因为忍不住肚皮的叫喊，他们便不能不到他处活动些供给生命的养料。因此，这偌大的旷野便死寂到没有半个人影；只有在一条弯曲的涧流尽处站立着两座小山远远望去就像两只古代的怪兽似的，伏在火焰般的日下，动也不肯一动的喘着气。
太阳的光焰愈来愈见威烈。山谷间的泉水停止了他们的歌唱，鸟群也躲藏到了，他们深林中的宿窠。低迥的山坡只有从太阳变换下来的一暗一明的光波在交织着不同的情调。当光波暗弱下去的瞬间，躲藏在老树上的鸣蝉，便“死了！死了！”的不停地啼着，就像在吊哭这行将融化的世界的命运一般。
这时候，郑老宝正走上了第二个山麓的中腰。自己的瘦影渐渐地缩成一圈在脚下缭绕着。他不时地拉起他那仰披在眉上的破衣去拭那快要流下眼眶的汗水。他的神经已经陷入了麻木状态。他并不感觉到头上日光的威挟和足下砂砾的阳热，展开在他眼前的只是一片渺茫的血海。在这片血海中他看见他的愁云满面的女人和两个饥饿到不成人形的儿子，正在拼命挣扎，显见立刻就要沉溺下去。
他面移动着麻木的两脚向着一条崎岖的坡路走去，在一面追忆着周似老爷那张很恶的面孔，和李大肚那副可鄙的神情。想到他的两亩山田便这样白白地给他们抢夺了去，想到今后一家四口不知道要怎么样过活时，他的眼泪便和着汗珠一同向着他的破衣滴落。
正是今天早晨。家里的米缸已经空了两天，安放在屋角的一个泥炉看看也快要著起灰尘来了。他正和妻在商量着如何到亲戚处去借些蒣米的办法时，忽然听见门外起了一阵急促的足步声，接着李大肚和一个亲丁便闪进了屋内。
——你是郑老宝吗？李大肚狠狠的指着他的额问。
——是，李大老！天气热呀！坐坐！啊没有茶，喝口凉水吧。他明知道李大肚之来没有好事，不是催租便是讨饷，但他又不能不这样殷勤的同他招呼。
——哼！笑话，谁要你的凉水！——周老爷要传你呀！快些走！
——天气热呀！李大老坐坐再说吧。他惊惶的答着。
——谁要和你讲三国。哼！热，老子是从城里来的！不要赖？走！他不容分说的一手提住老宝的前胸。
郑老宝再不敢多则一声了。他只凄切的望了他的女人一眼，便随着两人上城去了。
他们沉默走了十多里路，便置身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最使郑老宝惊讶的便是周似老爷的府第是这样的堂皇，清幽，在这府内行走的人又是这样的嬉眉笑眼。好像这场翻天覆地的大旱是和他们并不相干！和愁云聚压的达成村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堂之与地狱。他屏息地随着他们走进了一座大厅。
——是郑老宝吗？周似老爷正躺在一个浮雕着支条金龙的紫柴榻上抽着雅片，他饱吸了一口之后，才吞云吐雾的这样问着。
——是，郑老宝传到了！老爷！李大肚不让他自己答应，便抢先报告。
——郑老宝，你太荒唐了！到现在你的租还没纳清！周老爷正气十足的责问。
——老爷！这次大旱委实太过利害了！粟一粒都没有收成……连禾苗都要变成腐草……我想等大冬再补还，他嗫嚅地答。但他知道到大冬补还周老爷是无有不肯的，因为他可以加上许多利息。
——那末，你的清乡费呢？
——唉！老爷！我们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我们哪里还有钱来缴什么费呢！
——闭你的嘴！可恶的奴才！你们这班猪都是不识好夕的！你们要知道清乡费是人情钱呀！不是我老和你们先缴，恐怕你们早就已经一个个给政府拿去坐监牢了，你们还要抵赖吗？——好！我唤你来就是这样，你前年押在这里的两亩山田还没断清，我现在就把它抵除了吧！——下冬不准你再去耕种，我已经另雇佃户了。知道了吗？给我滚出去！周似老爷好像打雷似的挥着烟枪说，他完全失掉了他平时那种雍容的绅士态度了。
——周老爷！我我……郑老宝正待伸诉的时候，李大肚已抢先给他一个耳光。“滚”！他便这样又被他们推到了门外。
他冒着炎烈的太阳又走到他的山田逡巡了一会。这山田是他父亲用了毕生精力开垦出来的。他已经耕种了二十个年头了。他曾经用他自己的血汗把他它润湿过，芟垦过；他曾经在这里收获到一家的养料。他简直就把它当成自己身上的一块肉，一个细包。哦，现在这山田已给人家抢夺去了！这就无异他的血肉已给人宰割去了一样，他越想越伤心，不觉一面号哭一面像一匹绝路的野兽似的在田间乱跑起来。
二
说起周似老爷这个大名，在达成村的人听了是谁都要像听人谈到老毛虫一样心惊胆跳的。但骇怕是骇怕，附在他生命史上的一段令人悲愤的插话却谁都是牢牢地记着的，虽然他们当面是要行着九十度的敬礼的“周老爷！老周爷！”的尊称他，但在他们工作之余，他是没有法子禁止他们把他拿来做开心的谈料的
他是前清的一个秀才而兼出过贡的上流人物。民国以后，他又曾经夤缘到本镇的一个民选县长。荣任虽然刚刚半载，但以他那善于刮地皮的手段，他的袋子里面已经敲到不少的黄白物了。自那时起，他的威风就像如虎添翼。从前只有一位泼辣的大妇的他，现在是又加了两位娇嫩的窑子来做三姨三太了，从前是占据一座县建的文祠来做营树私党的巢穴的，他现在是又在文祠后面加筑起一座高大的什么藏书楼来了！自那时起，他便利用他那讨姨太建高楼的余款到达成村收买了数百亩低价的山田，便成了一位操纵达成村人的生的魔鬼！
达成村的位置是穷僻的，达成村人之开垦荒地是吃力的。自他们的祖宗以至他们费了不知多少的血汗才把几座瘠山开成一千多亩的沃地，而周似老爷却嫌他所收买到的不过是这千多亩地中的三分之一，因此心头便好像很有遗憾似的用了种种酷虐手段去剥削他们，使他们不能不把自己的山田一亩一亩的全数奉交给他！
同时，老天亦好像了解他的苦心的样子。在民国十年八月的一个夜里，便给他造下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
那天晚上突然刮了一夜大风，下了一夜大雨。这暴风雨把无数农民的茅屋一扫而平，把整个的达成村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泽国。
便是在那风停雨霁的翌日，周似老爷什么珍美的东西都吃不下去了，雅片亦少抽了，就像是对于这次的风灾很是痛心的一样。他马上集拢城里的绅士开了一个赈灾大会。他对着众人声泪俱下的演说了一番。他说这次的风灾是一种亘古未有的奇观，他说C省经过这番损失，元气是凋伤不少，他说他不肯坐视这样多的流离失所的难民，他愿负责到K港和南洋一带去募捐赈救。结果大家为他热烈的诚意感动了，立刻为他草了缘起；并且即晚便举行了一次丰盛的饯行大会。
然而过了一个多月之后他却悄悄地和一个仆人从南洋回来了，囊内空如洗，就像戏台上的落第公子一样神气衰飒。他对人便摇头叹息道：“现在的行情到处都是艰难呀！南洋的华侨自救尚且不暇，他们哪里有钱来救我们！我这次是白白地损失了一笔旅费！”
可是外间却飞长流短，说华侨对于这次捐款十分热心，说仅仅某号便捐了百多石米，某号捐了百多匹布，某号捐了万多块钱……然而流谤尽管流谤，周似老爷的势力是这样的大，谁又愿意去惹凶恶的虎头蜂呢！
在损失特别厉害的达成村，农民的生活看看是难支持下去了，萧飒的秋风渐渐地送来了凉意，给风雨摧倒的土屋他们不能不想法子重建，散布在山野间的那些死于暴风雨的人的棺柩，他们又不忍心随地暴露，山田给河泥填满了，冬季是决没有收成：在这种一筹莫展的当儿，他们唯有忍痛把自已的山田低价出卖这条方法而已！这样一来，他们的周似老爷便喜得心花怒放，知道埋藏在他胸中的夙愿是快要实现了。他很轻快的在床头摸出一箱不知从何而来的钞票，一束一束地令人提到乡下，不出几天，达成村一千多亩的田地便完全登入了周似老爷的经租簿，并且每块田头都被插下了一条写着“周府管正”的大竹牌。
周似老爷毕竟是富于理财手段！他自己当然是不愿意到此又脏又僻的小村居住的。但他又害怕这群黑色的奴隶会闹出什么赖租的乱子来，所以他便在达成村立了一所监租局，委了心腹的亲人李大肚充当局长，既可监视佃户们，又得贱杂贵粜操纵意外利润。
……………………
达成村的农民在周似老爷的铁算盘下，在李大肚的皮鞭子下是整整地度过三个年头了。在这三个年头当中，他们好像一条条劳苦的牛一样，一条条没有主人爱护的牛一样，他们只有饥饿，挣扎，怨恨！
他们是迈着足步沿着一条黑色的路走去。在这条路上既没光明，也没希望，只有一个一直通到死亡的地窖。他们是这样走着，他们的祖，父也是这样走着，他们的儿孙将来也要这样走着，好像这个黑窖便是他们命运的唯一归宿！
在这条黑色的路上，现在他们又遇到了一次灾变了！
从四月到此刻六月，天上就没下过一丝儿雨，不肯休息的骄阳天天在空中烘着，把整个的宇宙烘成了一个红烈的火炉，无数的植物在这个红炉内病倒，枯萎，而渐渐就要化为灰尘。
在常岁多雨的岭南农夫，就从未曾经过如此惨酷的天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心血给太阳蒸去了，今岁的粮食要就此断绝了，他们不禁惊谔，怨望，号哭！
而祸不单行的是跟着这种炎热来了一种剧烈的热疫。这种热疫传染之神速几乎是不可思议，在达成村每天总可以看见无数死尸从塞门扛出。白昼，他们静静地好像啷枚的马一般谁都不敢高声谈话，只有午夜梦醒，明月在绿竹的梢头照着时，才会时不时的听到几声儿童的啼饥声和病者临终时的惨叫。
惨苦的黑云紧紧地笼罩着达成村，饥饿的达成村简直是变成了一座愁暗的囚城。
可是离达城村不远的周似老爷的洋楼怎么样呢？他们好像是住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太阳的光焰照不进他们那轻软的窗纱，疫神亦好像自惭形秽一样不敢和他们接近。那里的酒气熏天，那里的歌声达旦，只有在酒酣舞倦，高贵的绅土们偶尔谈及这次旱灾的时候，周似老爷才会含着雪茄笑道：“管他妈的！这班猪这样多？疫也疫不完，横竖明年的粟价又要高涨了！”
三
时间又过了十多天了。郑老宝好像一个已经宣告死刑而在等候处决的罪犯一般镇日頽丧的在屋里坐着。看着垂头丧气的妻，和阴影一样惨淡的儿子，他的心就像要爆裂一般，眼泪点点地随着鼻涎滴下。
怨恨咨嗟，他感到他是受着万端委曲，但他又想不出这委曲的理由出来。他以为这是神给他的命运，是他们应该受的痛苦。
一天早晨，通达城里的官道上忽然发见了无数灰色的动物。这些动物是这样臃肿，这样庞大，他们每个肩上都负着一枝杀人的盒子炮。
他们急忙的，迅速的行着；从早晨到午后，从午后到天明，他们一队又一队的，就像一条奔流不断的河流。马蹄，人足，把一条燥旱的沙路残踏得灰尘障天。
——这样多的军队，他们是从哪里来，要向哪儿去呢？
正当农民们疑惑着的时候，几十里外便突然起了隆隆的炮声。
这炮声是这样远远地，沉沉地就和元宵夜在皮鼓里燃放着的爆竹一样；但在达成村的人听来却一声声都好像是惨厉的呼号，一声声都好像铅块似的打在他们心上。
在旱疫交战着的农村现在又加上了一层焚杀的怖影了！
——郑老宝在家吗？当老宝的家人正被炮声吓得打颤的时候，李大肚忽然伴着两个灰色的小兵走进来了。大肚的脸上浮着一种狡猾的微笑。
——怎么？老宝睁着眼睛问。
——“××煽祸。蹂躏南方！我军为伐暴救民计，路经贵地。仰尔……”李大肚捧着一张告示，摇头摆脑的念着。
——念它干吗！你还是赶快说明你的意思吧！
——哈哈！你还在做梦吗！现在××在邻县蠢动，姿意焚杀，洪军长出兵伐贼，决意为我们除害，我们应该帮助他，这是情理呀！我知道你是没有款可捐的，但你的大豪已经十五岁了，是不是；虽然挑不多，也可凑一名挑夫，叫他马上跟我们去。
——呀呀！你说什么：……你们这班吃人的禽兽！你们把我们的血吮吸尽了，把我们的田地抢夺完了，现在又要来吃我的大豪吗？哦，这简直是要我的老命，你就立刻把我来杀掉罢！他若疯若狂的把头冲向大肚的胸膛去。
——放你妈的屁！带他走就是！老宝给大肚一推倒在地上，大豪是被他们拉去了。
——哦哦！老宝从地上挣起来的时候，他已看不见大豪的背影了。
经此一场打击之后，郑老宝从昏迷中觉醒传来了。他对于现在社会的一切好像什么都明白了。他知道无论他们怎样忍苦、挨饿，人家对于他们的压迫、榨取还是一样死亦不肯放松的。
他想起了十几天前彭名芳先生对他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真理，他不觉深深地回味了一下。
那是郑老宝上城回来的那天。
在自己的山田里痛苦了半天之后，他踉跄地上了归途，在归途中，他忽然碰着了邻居的郑少泉。少泉是个强健而沉毅的青年。他的果断的见识，达成村的农民是谁都佩服的。但今天老宝看见他手中持着一束绿色的龙眼叶，口里啍着“桃花过渡”的小曲儿，笑盈盈的迎面而来，和着忧愤填胸的自己比较，真好像是有意嘲弄他的一样，他便看也不看一眼打斜雨笠想要抽身过去。
——啊，老宝兄！你从城里来吗？
——…………
——啊！老宝兄！你是太忧伤了！今天我到你家找过两次，阿嫂说你被周似那狗种传进城里去了。那狗真是可恶，他又同你弄什么花样了呢？请跟我去，我们有事要和你商量。说完便一手拉住了老宝的臂。
——什么啦？毕竟是少泉平日的为人使他尊重，听说一声要事，他的两脚便不自觉地跟了他走去了。
他们走到一座已经破场的旧祠，把雨笠放在门边便大踏步地走了进去。
厅中放着一只脱了色的漆桌，桌旁坐着一位清瘦的学生模样的青年，他手不停挥地不知在写什么。围着青年的却是十多个赤臂的农夫，他看见灰色狗的儿子小五也在里面。
——彭先生！这位便是老宝兄。他是一特别受着压迫的兄弟。现在我领他到这里来，希望他能了解我们的意思，大家来合力干一下！郑少泉首先介绍着。
——老宝同志！坐呀！青年点了一下头操着异乡口音说。你们都是一样的受苦的兄弟，你们操着牛马一样的工作，但你们反受着牛马不如的报酬。你们的命运埋在历史的暗角里已经四千多年了，——但是，现在应该是我们抬头的日子了！我们底军队说不定这几天内就会进城，那时的世界便是我们的了。
——我我……郑老宝莫名其妙的口吃着。
——啊！老宝同志！你还在怀疑吗？是的，你们的精神已被人压抑到和羔羊一般的驯服，可是你们的力量却在无形中一天天长大起来了！好！一切的计划你问这几位同志说罢。再过几天，你们便可证实你们自己伟大的力量了！
——那么，周似那个臭虎肯干休吗？
——当然啦，他是地主，他是劣种，他是到死都要挣扎的。可是我们唯一的敌人便是他，我们首先要打倒的也是他，我们要从他手里夺回我们的土地，然后……彭名芳微笑着解释。
这些话虽然足使老宝兴奋，句句都好像打在他的心坎似的，但他没有勇气接受，他觉得周似老爷是那样高贵、威恩，无论如何自己是没有打倒他的力量，他的精神是给四千年来的命运论弄麻木了，呆望着彭名芳那种热烈的表情，默坐了一会，他便一声不响的走了。
可是现在想起来，这些话都是对的。都是他们应该干的事，不这样干，他们就只有坐着等待敌人宰割！
——啊，我们过去住的是什么世界，简直是阴森的地狱呵！过的是什么生活，简直是劳苦的牲畜呵！我们生命的权利是完全给人剥夺去了，我们是太过示弱了！
“看罢！周似老爷住的是这样高岸的洋楼，喝的是这样芳冽的美酒，这洋楼不是我们无数的枯骨垒成的吗？这美酒不是我们鲜红的血液酿成的吗？
“啊，是时候了！是我们穷人觉醒起来的时候了，是打倒这些吃人的魔鬼，夺回我们的需要的时候了！起来罢！”
他的面前好像有一道伟大的红光在启示一样。他明白了他的父亲和自己为什么要惨苦一生的理由，他的大豪为什么要被军队拉去抵挡子弹的背境了。望着倒在床上哭得发昏的老妻，抱紧拳头向着他的敌人的影子狞笑了一笑。
他决定明早就走到彭先生的面前去忏悔，并自动的加入他们的斗争团体里去。
四
郑老宝翻来覆去的想了一夜，兴奋的神经直到天亮时才渐渐地宽弛下去。他正待从床上撑起身来的时候，忽然从寨门传来一片轰天的铜锣声浪。
这锣在村中是不轻易用的，除非是秋季决堤和房屋失火的当儿。他知道这一定是郑少泉在召集兄弟们开会。
他立刻跳下床毫不迟疑的同一匹莽牛似的望着乡后的老祠奔去。
祠前的广场上高竖着一面×旗。场上农民已经集到几千几百。大家都显得愤恨而紧张的，仰着黑灰色的面孔望着在旗影下演说着的彭同志。
彭同志捏紧双拳热烈的喊着。他叙述农民们过去的生活是如何的惨苦，地主们压迫的手段是如何的刻毒。他说农民的人数是占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他说这种惨无人道的生活能继续下去的缘故完全是农民自身没有集团的力量所致。最后他说现在是大家觉醒的时候了，大家应该武装起来，拥护革命军进城。
这些话好像一枝枝无形大箭，登时射进了每个听众的胸膛，久埋在心底的炸弹爆发了出来。
——是的！大家团结起拥护革命军进城！郑老宝首先挥着一双黑拳嚷着。接着大家就像一片怒嘲似的狂喊起来了。
——打倒无恶不作的劣绅周似！
——实行国民党规定的三七减租！
——责令监租局马上把粟出来平糶！
——打倒北洋军阀！
彭同志在台上严重地念着议案，大众若着魔似的立刻通过了。
——我们到监租局算账去呀！
——我们到监租局算账去呀！
就像八月的秋游似的农民们立刻拥向那座仿佛一只吃饱了血肉的怪兽，一般怒视着那成堆的茅屋的大厦去了。
——打！打！无数的铁锄在门上跳着。
——妈的！是铁做得不容易开！我们到屋上去！小五从一丛龙眼树跳上屋顶去了。
“轰”！大众蜂拥进去了，里面静悄得没有人声，李大肚像已闻风逃匿。只有几个女人在厅角打颤。
——不要弄她们！寻李大肚去！
——哈哈！这臭鸟真不怕臭！郑老宝把大肚从一个阴湿的厕所里拖了出来。
——打！打！大众的铁锄竹搥在他的屁股上跳舞起来了。
——唉唉！痛死我了！痛死我了！老叔，饶饶我吧！李大肚不住的哀叫。
这时候有的主张把他拉去游街示众，有的主张把他撵下粪缸再说；只有郑老宝则主张把他当场打死。
——我们不要盲动，我们应该服从党的公决。彭同志恐怕大众的愤激会越出轨道，扳起指导者的面孔向大众责备。
——好！那末，饶他狗命吧！我们打进城里去！我们打进城里去！
大众又似长龙一样滚上官道去了。
太阳露在东天微笑，田野泛着一层红晕，这分明是象征新的社会正在展开。
呵呵！灰色的农村咆哮来了！
五
自那时起，郑老宝便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伟大的工作。他因为特别努力的缘故，结果他和少泉被选为达成村××筹备员。
他一天忙到晚，到各村去宣传，安慰，鼓舞；他现在已是个勇敢的斗士了！
他们把李大肚送给了县党部去处分。监租局改为了农民协会，被周似老爷所霸占的山田，全数夺回分给了农民。
明媚的春光到了。达成村充满着灿烂的气象。催耕鸟在垂绿的枝头唱着，流泉在清浅的田沟响着，清嘹的牧歌，不时从夕照下面的平原送进行人的耳朵。
可是老宝婶却天天为着被拉去的儿子忧心，去焚香礼佛，她看到老宝那种漫不在意的态度，她委实有些忍不住了。她不时吞声忍气的向着老宝：
——豪爹！大豪一去没有下落，恐怕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呵！
——不至吧？
——唉！你的心变了！自己的儿子被人拉去当子弹了，你连一毫忧虑的心都没有，革命！儿子的命夺得回吗？
——…………
——唉，唉！老宝婶的酸泪从眼角流到嘴里。但老宝却一声不响，微笑地出门去。
六
村中的农运虽是加紧工作，拼命的向着残余的封建势力进攻，可是城里的党部却显然一天一天露出颓靡的色彩来了。最使老宝痛恨的便是两天前的谣言，说周似老爷的二子周祥熙已在K省的某大学毕业，而且在省政府运动到了一个县指导员，不久就要来城里视事。
——他妈的！县党部办事怎么这样糊涂，周似不明明是一个著名的劣绅而兼大地主吗？现在不拿他实行处决，反任其逍遥法外，那末革命光是呼喊几句口号就够了吗？他看到土劣余孽现在公然会在革命的区域内活动，他不禁悲愤起来。
过了几天城里忽然发见了一种反动传单。这传单的大意是：打倒县主任叶某，欢迎周祥熙同志回乡，改组一切非法农运。
周祥熙显然是个反动分子。这可把郑老宝激得悲愤填胸了。他和少泉主张马上召集各村农会向省政府提出抗议，而且再进一步打进城去，“和他妈的干一下！”
只有彭同志却一意镇静。他说周祥熙此来是有政潮背境，是整个封建和资产阶级结合的反动，到省里去提抗议也是无济于事。他说现在党内的意见日见分歧，不久的将来，恐怕就有非常的变动发生，大家只有加紧工作把各农村的同志武装起来，静待变动时应付。
可是在一个出人意外的下午，驻防军突然下来一道训令，令内是禁止各农会自由购械，解散武装警卫。接着托称军部有要公商量，两位派来的黄装勤务兵便半威半劫的把彭同志推进城里去。
七
彭同志一去就像石头沉海，杳无消息。这可把老宝急坏了，他恐怕有不幸的事情发生。
那天早晨老宝正独自一个在家里闷坐着。少泉还没有来。他正等待着他有话和他商议。忽然，门外传来一阵急剧的足步声，一阵沸腾的争执声。接着便听见两三声惨厉的枪声。他心头吓了一跳。他正要出门看时，李大肚已经领着十几个流氓飞也似的进来了。
——走！事情到城里再说。
老贺看农会的警卫队已给流氓的枪口监视着，他知道反抗也是没用，只得垂着头跟他们去。
城里的现象异常仓惶。所有店门都紧紧闭着。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只有几个武装的警察在上下走着。
他们走到县党部的门口了。一切情形已经完全变动。破碎的玻璃窗和摧倒的漆青栏干错杂的躺在地上，墙上的标语早已撕成七零八落，好像经过了一场大乱似的。往时同志不见一个，厅内坐着十几个大半带着胡子的长衫绅士，他看见周似老爷也在里面。
——你是郑老宝吗？哼！正中一位官气十足的青年向着他问。
——可不是！
——哼！听说你在达成村鼓动减租抗饷没收土地，无恶不作，破坏本党纲纪，违背总理主张，你简直是一个暴徒！一个投机分子！
——哼！谁是投机分子！现在由你说好了！你想杀就杀罢！人是杀不尽的，观念是不死的，我们的世界总会来到！郑老宝见事情坏到这个地步，他悔恨误听了彭同志的镇静论。
——哈！好硬嘴！那末，老子就把你送到你的世界去吧，——喂！勤务兵！把这东西押去城外枪毙！
勤务兵的枪杆打着他的胸前，郑老宝一声不响的报他们以一下铁一般的冷笑。
八
一九二七年四月的一个阴沉惨淡的下午，T城进贤门外忽然枪毙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农人。他的身材是那样高健，他的意志是那样轩昂，他的身上脸上虽然给人打得血肉糊途了，但他还不绝地边走边呼着那些足令支配阶级颤栗的口号，直到他的灵魂脱离躯壳为止。
自那时候起，城外便不断地有人枪毙。最多的是青年学生，工人和农民一批一批的五人十人不等。听说这些人都是凶残的暴徒，破坏现社会治安的怪物，所以他们的生命便随着一粒粒的子弹消逝了！他们的碧血长濡着身下的青草，他们的灵魂是丑恶到连上帝都不肯睁开慧眼一视的，他们的尸体自然是没有亲戚敢于过问，只好饱餐老鸦或野狗的饥腹。
光阴逝电般的又过去了两年了。一切的现象好像照旧静止下去，一个多月前周似老爷已经和他的二子周祥熙赴K港附近的一小邑荣任县长去了。愁惨的毒云又把整个的达成村盖住。郑老宝的名字和他妻子饿毙的情形，好像已经被忘掉得干干净净。达成村的农民依旧提着他们的赤足踏上那条没有星光没有希望的灰色路走去，直直达到死亡的黑窖为止。
然而郁压着的火山终有迸喷的一天，何况它们有着过去的一个导口呢！这个导口虽是暂时给灰石塞住了，但只要火力一足，它们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呵！现在蕴藏在中国各个农村的火焰是要达到它们飞迸的时候了！
朋友们！看罢！红光灿烂的世界已在前面！
16，4，1930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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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王实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一、二期合刊（1930年7月15日）
三代
王实味
“沁儿，看，你底头发呀，蓬乱得就像鸡窝。剪发也该天天梳理一下啊，懒孩子”。
在一个静悄悄的小院中，西厢外屋担下，正坐着一个老人和一个少女在晒太阳；老人一面说一面抚摩着少女草样的短发，同时瘪皱的嘴巴上挂着微笑，慈爱的，优然的。
回答也是一个笑，一个装作姣憨的笑。说装作姣憨是因为她苍白瘦削的额上，两道不大女性的黑眉在紧紧暂蹙着。
接着，像忽然想起了答语似的：
“爸，不是懒，是因为我底梳子被瑜侄儿打断了，又懒得去街上置”，依然笑着，但这笑的笑之成分较先前更微更淡了。
“瑜儿呢？还没起来吗？”
“齐妈说还没醒。”
“唉……！”
老人抬头看了看初雪新晴后的天空，不自觉地叹了口长气。但一意识到自己发了叹声，便立刻低下头来用手抚摩女儿的乱发，并用昏花的眼吃力地看定她那苍白的面孔。
“沁儿，怎么像不快活的样子呢？”——强笑着。
老人看见少女的嘴在笑，但她那双黑的大眼中是含着什么表情，便不是他那昏花老眼所能察看出来的了。
“沁儿，今天是腊月初五了，你民哥整整一月没寄信家来啦，是不？”
“真的，爸好记性；民哥许是赶年考忙哩。今儿初五，——呵，后天是……”女孩子忽然想起了什么事要说出，但忽然又忍住了，眼眶中噙着泪珠。
“后天，后天是你大哥大嫂的忌日是不是？孩子，不要想这事，不要提起他们逗我难过。他们的死是自作孽，是过于中了新思想的毒了，虽然我深知道，他们都是好孩子。最使我伤心的是，你二哥竟在他们死后两个月又蹈他们的覆辙，不但自己送了命，还——”老人说到这儿已经涕泪泫然了，“还带累你母亲悲伤致病，一卧不起！不过，唉，沁儿，他从发蒙入学直到中学毕业，差不多是我亲自教养成人的，他是一个多么聪明可爱的孩子呀！不料也误入了迷途，断送了性命！唉，爸爸一生无恶行，也许是前生造了什么大罪孽吧！”
女儿头伏在爸爸怀里，爸爸俯首吻着女儿底乱发，一双父女在微温的阳光中无语哽咽着。死寂的小院中，除了那少女的轻轻抽噎声而外，一点声息没有；院中央两盆瑞香花中间侧卧着一顶黑花的小白猫，琥珀样的眼珠一霎不霎地呆瞪着那啜泣饮泪的父女，它像连呼吸都不敢过重似地。
忽然，堂屋中传出了两声儿童的哭声。
“唉！沁儿呵，别哭了罢”，老人先恢复了平静，摸弄着女儿底两颊说；“他们死已死了，忘记他们吧，你一向不也是这样劝慰爸爸么？为了伴我，你已经辍学一年了，在这种阴惨的家庭中，你是哀伤消瘦得不像样儿了，沁。寒假后，我底意思还是要你同民哥一路到省城复学去，我不忍见你在这凄凉的空气中断丧你底青春。听，小瑜儿在哭，去看看，等齐妈穿他好了，吃遍奶，抱他到院中来。”
女儿拭干了泪，站起身手扶着爸爸底肩立了片刻，又偎了偎爸爸底脸才缓步走向堂屋去。少女去后，老人从衣袋里取出一付大墨镜来，用手绢拭了拭戴上向堂屋门外注视着。
约有十分钟以后，少女抱着一个不满两周岁的男孩走出来，后面跟着个三十岁模样的奶妈。
“爸，瑜儿真乖哟，一醒来就喊：要爷，要爷。”
“好，来，爷抱抱。”
孩子从少女的怀中扑向老人，发出银铃样的笑声。
“爷买糖！爷买糖！”一面嚷着一面用小手儿抓弄着老人花白的短发。
“老爷，你老人家看，孙少爷，这几天更胖了。——不是么，小姐？”奶妈说。
“没有爹妈的孩子倒是长的结实，唏……！”老人又不自觉地长吁了一声。
“爷买糖呃，芝麻糖，瑜要吃，要吃芝麻糖，”孩子依然抓弄着老人底胡须姣呼着。
“好，爷待会儿上街去给瑜儿买，”老人在孩子苹果般的小腮苞上吻了一下。
“要沁姑姑抱，要沁姑姑抱，”玩老人的胡子玩腻了，小孩又挣下地跑到沁姑姑面前纠缠。
沁姑姑抱了不久，他又挣下来去玩那个小花猫。他摸它底耳朵，抚它底背，扯它底尾巴，把它从地下抱到椅子上。不久，又腻了，终于哭叫着：“要上街，要上街！”
奶妈把他抱到街上玩去了。
孩子去后的老人与女儿，顿时感到无限的沉寂。厨娘苏妈送了茶来，但老人并不吃，只忘神地隔着大墨镜凝视着茶杯。
少女到室内取了本陶诗看着，但每隔两分钟总要抬头看看爸爸，乌黑的大眼睛湿润润地，书中的字并印不到脑中去。
这本是一个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老人李慕白是县中有名的清高有道的人。因为祖上有点遗产，他在满清时一第后就纵情诗酒，不事生业，不求上进。辛亥革命前他也曾奔走呼号，但革命后看见国家社会依然是一团糟，一革命就有光明世界出现的浪漫理想受了打击，他就心灰意冷地回到家来闭门课子，种花饲鸟，过他优然的城市隐逸生活。虽然不求宦达，不与社会人士多接触，但慕白先生却并不忘记读书。不惟中国的旧籍满堆在案头橱上，就是西洋的文学哲学书籍，自严几道以至林琴南的译品，他也都尽量地邮购着浏览涉猎，因此，他虽是过着隐逸生活，却是个头脑崭新的共和民主国国民，并不是那种烂臭的旧名士之类。可是生不逢辰，他底时代是连腐败的所谓民主政体也要没落，也要蜕彀儿变成另一种新人类社会的时代了。
慕白先生一生最引为自慰自豪的是，他比县中一班人有着更为清秀聪睿、头角峥嵘的儿女。大儿伯彝，二儿仲华，三儿叔民，第四的虽是女孩，但慕白先生并没有那种重男轻女的思想了，就挨着排行取名季沁，然而，正为着他有这些可爱的儿女，他底生命遭了特殊意外的创伤了，这创伤，是无情的时代所给与的。创伤是那样深刻，那样剧烈，潇洒旷达的慕白先生也不得不在这五十二岁头上，就变得须发斑白，额上满布着皱纹。他那仅在两年中就布满了额上的深而长的皱纹，是有着那样的力，如果不是他底所谓陶养，他底为弱小者的系念拉扯着他，也许已经把他缚进坟墓去了。
事情应该从一九二五年说起。在这年的五月卅日，上海的大英帝国主义者把中国人像猪羊一样在南京路屠杀了许许多多，革命的怒潮便因之激荡起来。就在这年十月，慕白先生接到了大儿子一封长信，原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只差一学期毕业的伯彝已不待父亲应允，决然往广东黄埔军官学校作入伍生去了，信是在天津上轮前发的。伯彝在这封信里写着他在五卅惨案发生后是受了怎样的刺激，半年来他是怎样地抛开了空疏的宇宙论人生观的哲学课本，怎样地埋头研读马克思、列宁的政治经济伟著，怎样地认识了现社会的不合理与矛盾，以及怎样地了解了一切落后的中国受列强帝国主义压迫宰割是必然的；最后，他底结论是：中国只有同苏俄一样行××主义革命，进而撼动世界革命，才有真正的出路。这封信虽给了慕白先生一个不小的警诧，觉得未免“过激”，但少年人心地光明，感情热烈，他很能了解，并觉得不愧是自己的儿子，反因之感到点儿骄意。他以为这些话只是志向远大的儿子的抱负，并不明了它们底含义，更没梦想到这些话顷刻就要从言论见之于行动！
不到一年，北伐开始了，慕白先生接到伯彝的信说已奉委任为第三军某团的团指导员，随军北伐，不久就会达到江西来与父亲团聚。果然，不到四五月，由湖南而湖北，由湖北而江西，——打到江西了。不但儿子回来了，意外地还为他带了个又英勇、又美丽的儿媳来。姓朱，湖南宝庆人，叫朱猛，不但名字不类女人，那打扮也简直是丘八，同伯彝一样地穿着灰军服，挂着斜皮带。这给与慕白先生的是一个大大的，大大的惊喜，尤其喜欢的是听儿子说媳妇肚里已经怀了个两月的孙孙。儿子媳妇在家里共住了两天，这两天中慕白夫人底嘴简直合不拢来，老是笑着。婆婆劝媳妇在家里养息着，但媳妇却不听那些，第三天依然伴着爱人往南昌去了。
这期间，社会上起了慕白先生不曾想到过的剧变。据他想，革命军到来不过换换统治，把军阀任用的坏官吏撵走甚至杀掉，做些有益于地方和人民的事就算完，谁知竟全出乎他意料之外。前此被人卑视的工人、农人，他们组织起了什么工会、农民协会，简直气焰万丈，社会上的上流人士倒消声匿迹了。甚至于，有些绅士都被他们拴起来游街，拷打，或者杀掉了。说他们是土豪劣绅，不错，他们都是些坏东西：但有罪也该由官厅惩治，这种行为是太违反常轨了。于是，对于有些事他就皱眉，摇头，甚至不快了。可怪的事是，儿子伯彝在家的两天中，也曾去参加那什么会，高声喊着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当晚他曾经告诫儿子，要他不可乱来，一切得慎重些。但儿子只是笑，不加解释，也不加辩驳。他心里想：像父亲这样年纪的人是不能够了解目前所发生的一切的。这时，还有一件事使慕白先生大感不快，就是，儿子们差不多都失了学。伯彝不用说了；在北京艺术专门学着音乐绘画的仲华也跑到武汉做起政治工作来，省城里学校都不上课，叔民季沁也都在南昌乱跑乱跳，游行呀，讲演呀，慰劳呀，闹个不休，像这样下去将会成个什么世界呢？—慕白先生与老妻谈起时老妻皱着眉头这样说。
一九二七年的三月，儿子发表了萍乡公安局长，他劝止儿子别就，但儿子却不听。四月，上海的反动新军阀，帝国主义的忠狗开始屠杀无产阶级了；八月，武汉的所谓左派政府也开始屠杀无产阶级了。白色恐怖弥漫了江西，慕白先生底眉头可为了另一种原因而皱着。这时，他因为在半年中受了许许多多的刺激，神经有些疲钝了，于是他发生了逃避刺激的哲学：变乱相循，过相当时期自然转到太平。然而——然而呀，一个意外的大刺激使他想逃避也无从逃避了！
儿子媳妇都是共党！在萍乡领导着工人农人暴动！一师的白色军队开到以后，工农革命军溃散了，儿子媳妇被捕了！跟着被掳的还有个未满五月的婴儿！呵，许是资产阶级的仁慈吧，慕白先生没有被株连。一对青年男女解到南昌以后慕白先生妃皱得到消息，赶到省城是腊八节，儿子媳妇已在头一天枪决了！感谢资产阶级的深仁厚泽，准予殓尸，准予具保领婴儿，于是，两个死者都留有一滴骨血！婴儿和两具棺木到家时，夫人，民儿，沁儿，与自己同路扶柩归来的华儿，大家都哭得死去活来，但他却冷静地说：哭有何益呢，他们底死一半是受了新思想的毒，一半是自作孽！但他心里却酸痛地想：一对可怜可爱的孩子呀！
是的，他所能理解的儿子媳妇，只是一对可怜可爱的孩子，纯洁，热血，走进了迷路，送了命。但事实却全不是那么回事。他们除了纯洁热血以外，还有坚定的信仰，强韧的理智，洗练的思想，他们是把生命殉了这一切。这父代与子代之不能了解，正反映了旧人类没落新人类兴起时期的矛盾面。社会上也许有些人比慕白先生更不能理解这人类前史落幕时的种种，更顽固地作些落幕后的稽稽跳舞来延长正史开幕的时间，但那毕竟是垂死人弥留时的喘息一样，顷刻便要成过去的。
死气沉沉地过了所谓旧历新年，新正初五日二儿子仲华便向慕白先生说要去北京艺专复学，经过母亲含泪的劝止，但孩子却执拗着非出门不可，虽然是拿些理由极温和地论争。这是老夫妇最钟爱的一个儿子，看着他在家里捐着，一天天消瘦，觉得让他回北京学校去散淡散淡也好，他终于在初九日束装就道了。在动身的前一夜，父亲、母亲、弟弟、妹妹，都聚集在他底房里，嘱咐东，嘱咐西，而慈爱的母亲更一壁流着泪一壁颤声地叮咛：世道乱，出外一切要小心，安分读书用功，别多管闲事。再四再五地催促，两个老人才去睡了，剩下三个兄妹是默默无言，只季沁眼睛里含着泪珠。弟妹是懂得哥哥的，他们知道哥哥离家并不是要去北京复什么学，而是要出去找他生命的活跃；在所谓元旦那天来拜年，同哥哥小声密谈了许久的那位青年罗遒龙，是他们在南昌时见过而且知道是何如人的。“弟弟，妹妹，我并没有许多话要对你们说。你们当已知道，我这次离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回来了。父亲母亲是爱我的，我心酸地感动，但我在家这一月中，内心的痛苦与毒恨无日不啮咬着我，像这样闷下去我怕会闷死的。我走后你们只要好生侍奉他们，不要向他们露一点声息。其次，小侄儿须加意照应，他是大哥和嫂嫂伟大精神的结晶，也是新人类的萌芽。好了，你们去睡罢”。这篇话使弟弟妹妹哽咽着，哽暗着，一句话也说不出。他们想劝哥哥不走，但他们的理智使他们不能如是说。
三个儿女一夜未睡，是两位老人所不知的。清晨的寒风中，只有叔民一个人送哥哥往码头搭小火轮。老太太把儿子送到大门外。“仲华，在外面一切总要小心谨慎呀！到九江，到上海，沿途都写封信回来！”——一颗慈母的心像完全溶化在这两句话中了，声音令人闻之酸鼻，一切情感都已理智化了的仲华也忍不住落下几滴热泪来；但他终于跟定挑夫头也不回地去了，去了。
七天过了，九天过了，九江的信不见来；半月过了，二十天过了，上海的信也不见到，——这简直把老太太急疯了。像预感到了一个新的不幸似地，她天天坐卧不宁地盼望华儿的消息，每到晚上便流泪饮泣着。慕白先生也开始感觉不安了。祸一天就比一年还要长，日子比那两局棺材和婴儿初到家时还觉阴惨。叔民和季沁想尽种种方法安慰母亲，但只有加多老人的泪水望外流，而他们自己也常背着父母谈到大哥嫂之死和二哥之去而在清晨或深夜作楚囚对泣，伤心中燃烧着悲愤。
如我们所已知的，仲华也在白色恐怖之下牺牲了，地点在武汉，时间是他离家后的一月零两天。消息是这样传来：慕白夫人的堂弟是在汉口经商的，一天在大智门车站后看见他同一个戴鸭舌帽的铁路工人同道走，他向外甥招呼，请他往家里玩，他答应着好，转倏便在人丛中不见了，以后再也没有看见他。不久，戍卫部枪决共党，他底十三岁小表弟去看热闹，看出了车中有一个褫去了上衣，脊背上满是鳞伤的确是他底表兄李仲华，虽然他背上插的“亡命旗”是写着“共匪首要张受清一名”。听见儿子报告的堂舅，事后曾到刑场去偷看尸身，从相貌和左耳门外的一颗小小赘瘤，证实了确是外甥。因为当时的白色恐怖正是惨酷万分，杀人如麻的时候连想收尸都不敢。
旧创尚未合口的一个新创！这创伤把慕白夫人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在三个月中遭遇了这样多重大变故的慕白先生，生命像被夺去了大半，他衰老了。事变后的最初几个月，一家中除了那襁袍中的婴儿以外，父、子、女，甚至连仆妇也都跟着过那以泪洗面的生活。后来，慕白先生觉得让仅存的一双未成年儿女长在悲哀中浸着有些不忍，遂强自镇静起来，常带着他们出去散步，每当他们谈到死者，便拿别的话岔开，更进而用旷达的话开导他们。家庭中渐渐地有了点活气。但慕白先生虽理智上想为生着的儿女忘去那些死者，死者却依然在梦寐中萦绕着他，而尸身不知落在何处，就死前被打得鳞伤遍体的二儿，更常使他一想起便心疼欲裂！
长子夫妇的死，他所感到的是痛惜，是悲伤，同时还有点觉得是咎由自取。自己最喜爱二儿的死，——杀他的人是那样残酷！而他的死是那样凄惨！——紧接着的因悲伤致命的夫人的死，却是在肉体上使他衰老得失去了大半的生命，在理智上感受了更深刻的复杂的刺激。第一，他感到了现时的统治者是比豺狼更凶毒，心里燃起了一种忿恨；第二，他感到了孩子们之抛开安乐的生活去受罪苦，去死，并不一定是如他前此所推想的误入迷途，而是有着一种纯洁伟大的意志在支配着他们，着使他对于自己儿子的他们也起了几分敬意。不过，他对这些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没有理解，没有认识，因此，为要保全他底仅存的爱而爱女，他对叔民季沁谈起伯彝仲华时，依然说他们是自作孽，是中了新思想的毒。
新秋了，慕白先生亲自把叔民送到南昌去复学，并托了位朋友照顾。季沁本也被他带到了省城去继续她女子师范学业的，但他临归时想到一个人在家中将是怎样地悲哀寂寞，终于又把她带回家来了。种种花，读读诗，携着女儿出去散散步，抱抱孙孙，虽然这前此舒适安闲的家庭变成了凄凉不过，悲哀更无日不有一时要来袭击他，日子倒也容易过去，现在，可是腊八节在眼前了。
此刻，是晚饭后。
天色变了，寒风鸣鸣地刮着，像又想下雪的样子。慕白先生在前进空屋中视察了一遍，亲自关上大门，把脚步一寸一寸地移到后院，移到堂屋中，两个女仆在灯下做活计，女儿在拿着个纸老虎逗着孙儿玩。
“看呵，小瑜，爷进来了，”他刚拉开风门跨进门限，女儿便指着他告诉孙儿。
小孩子摇摇晃晃地走到他面前。
“瑜儿真是乖乖的小宝宝啊，”他抱起孙儿把胡子嘴吻在那玫瑰瓣儿样的小嘴巴上。
孩子喜欢得把身子一耸一耸，手中的玩具铙钹儿连连地拍着。奶妈也停了针线，远远地瑜呵瑜呵，宝宝的瑜呵地喊着凑趣，融融然的空气使人忘记这三代的家庭是如何地畸形，以及造成这畸形的悲惨故事了。
“爸，你看我给瑜侄儿打的这毛绳衣好看不？”女儿说，从桌上取了件淡红色尚未织成的小毛绳衣给爸爸看。
“好得很，瑜儿穿起来更可爱了。”
玩弄了一会儿孩子，同女儿和佣妇们谈了几句闲话，他一个人回到自己住的西厢中来了。每天，挑灯独坐的夜中，一切不远的往事照例来袭击他；此刻因为天气的阴霾晦暗，更使他一踏进房门便觉心头像压着大石，同时可像有一种辛酸泼辣的滋味在肚里激荡，他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知道把旧的创口拨开是痛苦的，是难忍受的，于是他拿出数年前自信已经深入三昧了的程周陆王式的性理陶养来平静自己。他节匀着自己底呼吸，把眼睛无视地微合着，在室内轻缓无声地蹩踅，希望能心静神安，忘物忘我。可是无效，心里重压不曾去，而那辛酸泼辣的滋味是更汹涌地往上冲。他不得已在书棹前坐下，闭目敛神，实行所谓禅定，但内在里激荡着的东西是再也镇压不下去，窗外山魈般鸣鸣叫着的寒风像在为它助势。
最后，他睁开眼来随手取一本史记看着，想把自己的心躲避在文章里，——太史公那抑鬱雄迈的笔调是他所酷爱的。然而，看不两行，堂屋中孙儿的哭声使他心头像刀刺样疼了一下，接着，电样快，脑中浮现了两具胸穿额碎的尸体！
唉——！一声拖长的咳叹，跟着心里一酸，泪水泛出眼眶了。
像映演电影一样，脑子活动下去：挂着斜皮带的英勇的儿媳，……两具血迹模糊的死尸……棺材，……五个月的婴儿……——二儿的噩耗……戴鸭舌帽的铁路工人……张受清，……遍体鳞伤！……遍体鳞伤！……呵，比豺狼蛇蝎更狠毒的统治阶级！……——痛苦昏厥的夫人……吐血，……卧病，……死！……死！
突然，一阵大门被击的响声，使他悲恸愤激迅急循环着的血流停缓了一下。
“老爷，信；——快信，要盖图章，”出去开门的苏妈一面说一面把手持的一封带收据的快信递给他。
听说有快信来的季沁也飞步跑到爸爸房里来了。
“是你民哥的信，沁，”女仆拿盖过章的收据去后，老人一面向女儿说着一面拆信看。
“嗳嗳！民哥怎样到南京了呢！”眼光明快的季沁已看出发信地址之写着南京什么地方，接着又看见低下是：“呵呀！第一监狱！”
把厚厚一叠信纸抽出了半截的慕白老人，听了女儿的惊呼，持着信的两手开始抖颤起来。
父女两个共同看信：
我最亲爱的父亲！
在你未看信以前，我先请求你镇静些，看后不要太为我伤心，太为我悲恸。我执着笔觉得有许许多多的话要向你说，但不知从哪儿说起好，终于，我决定先告诉你一个消息：在你读这封信时，你底民儿，继续着成千成万为主义而流血的青年，继续着他底哥嫂们，大概已被现时统治阶级，狗彘不食的×××斩决或枪毙好几天了！……
老人看到这儿已经感受了死之打击！但他不哭，不晕厥，他底血液和肌肉冷缩，冷缩，冷缩，使他觉得自己像变成了一个铁铸的人，而他底脑与心是在炽烧着原始兽性的毒恨之火焰，牙齿咬响着像要把那些狗彘不食的东西们拿来寸割寸磔！
女儿昏倒在地上了，他继续把信看下去——
……父亲，我很知道这消息在你是怎样一个致命伤，但如果不写信告你，则此后让你抱着一颗创伤重垒的心，朝夕悬望着不知下落的仅存的民儿，那更是多么悲惨呀！而且，我还希望这信能使父亲对于你失去了三个儿子得到较深的认识，能使父亲忘去悲哀而获得新的生之力量，把这力量致献给孩子们牺牲以殉的信仰。
父亲，正如大哥二哥一样，我也是一个××主义的信徒；也正如大哥二哥一样，我没有让你知道。大哥二哥之死，不惟没有使我的信念动摇，倒更使我在感情上得到激励，誓要踏着他们底血迹与反动势力作殊死战。母亲为二哥哀恸而死后，我们家中的情形是那样地凄惨，看见可怜的父亲在年馀中变得衰老不堪，几乎也要被悲哀吞去，使我累次想离家又累次不忍。暑假后我和妹妹到南昌复学，你亲自送我们到校，但妹妹终又随你回家了，为了你那滕王阁畔老泪横挥的嘱语，我也确曾在初到南昌的一月中埋头读书，轻易连校门都不出。但不久，我底理智与激沸的热血就把我骨肉的絮念情感战败了。父亲！如果你能了解我是怎样地为了骨肉感情与主义而在尖利灼炽的痛苦中挣扎，终于才抛弃了骨肉感情，你当不至以我为不肖。
在三个月前，我重行参加了×××的组织。父亲，你是个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不过你反对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反对流血的恐怖斗争；要知道，人类生存依赖者的无产阶级，生产一切的无产阶级，在过去奋斗史中曾有许多次被资产阶级欺骗或用白色恐怖压服下去，到今依然在不劳而获的压迫统治者蹂躏之下呻吟着，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使他们非用暴力的革命，流血的斗争来彻底毁灭现社会不可了！
加入了组织之后，我把整个生命都献与了它，为它而活动着，很少回学校去过。我先做学生工作，但我因为热血激涨太利害，便感觉学生工作的平凡沉闷。后来我做码头工人的工作，自己也化装成了码头小工，终天与那些血腥汗臭的劳动者交接，才从那些粗黑健劲而赤裸着的臂和腿之中找到了兴奋和愉快。二十天以前，就是我最后复你一封家信的第二天，我们×内有重要使命须人来南京接头，没有相当人来，我就自告奋勇来了。
从南昌到九江，从九江到南京，一路上都平安无事，谁知到了下关进城时，为了箱中一本不关紧要的小书被检查出来，我被扣留了。也怨自己疏忽，小书还是在南昌放在一件短衣的口袋里，临行时忽忽把衣服放进箱子，把它忘去了，我来南京所带的重要物品，其实还在我贴身里裤的插袋中。既然被扣，知道必定会在身上搜检，趁几个可怜又可恨的兵把我解送狗戍卫司令部时，我把一件有接头地址和人名的文件掏出放进了口里用力嚼。其时已被一个狗排长看见，他把我打了个嘴巴，并要从我口里抢那文件，等他和两个士兵硬掰开了我底嘴，两张纸已嚼得糟烂，一个字也看不清了。我心里感到一种轻松，但狗们却因此把我底两手背绑起来了。
一解到狗戌卫司令部，就由军法处审我。因为在我身上搜出另一件他们看不懂的东西，他们知道我是个比较重要的分子，遂开始刑讯，但我咬着牙一字不答。一个蓄八字须的胖狗问我嚼碎的是什么，我只向他作狞笑，故意使他急躁，他也无可如何我。七天前我被移押到这第一监狱来了，住的是一间有铁栏的黑暗小房子，与他犯隔绝，是特别为×××而设的。
到狱中来的第二天，一个狗军法官带两个卫兵又来审我。他用特备的刑具叫卫兵拷打我，炮烙我，但我依然没招出一字。第三天又来一次，依然得不到我半句他所须要的招供。直到大前天上午，才把我送到一个法厅模模糊糊判处死刑了，执行期大概就在三几天内。记得我从狗卫戊司令部被押来第一监狱时，曾听一个兵说地方是在什么老虎桥畔，父亲呵，狗彘不食的×××统治真是比虎狼还要狠毒呀！父亲！尽你底力量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前驱，推翻这狗统治罢！
判定死刑后我被移入待决室，生活也比较优待了。这室里还有几个狗×××的俘虏，有两个是与我一样的罪名。父亲！为了要使你更了解你底孩子们，为了要使你从致命的悲伤中求活路，我央求了一个尚有人心的狱卒，说要在垂死前写封信给老父，才得他为我弄了纸笔，并允许代为寄发，想这信当能达到你底目前。
最后，我告诉父亲：妹妹虽然较我小好几岁，但她底思想也早已受了××××的洗礼，为了心性较柔，为了不忍背离父亲她还在你底身畔。不过，长久下去，闷苦悲哀和愤恨也许会使她断丧而死，如果父亲是爱她的话，你应当伴着她去做彻底毁灭这现社会的工作！去做重新建立新人类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作！
这封信是我一整天中屡辍屡续，忍着创疼写成的，想说的话还多，但也无力写下去了。永诀了，我最亲爱的父亲！
你底民儿
慕白老人在一种无可形容的心理生理状态之下读完了这封信，终于仆倒在昏厥未醒的女儿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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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作家联盟”做的是什么事情？（凌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一、二期合刊（1930年7月15日）
“左翼作家联盟”做的是什么事情？
凌丰
一
打起无产阶级旗帜，大吹大擂为工农谋解放的什么“左翼作家”已经在不久以前“联盟”起来了。我们初听来还新鲜的消息时，好不是有几个钟头曾为这个好名称所陶醉？到后来才觉得原来所谓“左翼”者，不过资产阶级的“左翼”而已！
二
“……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因为时机的成熟，已于三月二日正式的成立了。
“成立会是下午二时举行的，当时到会的有……鲁迅……田汉、蒋光慈……等五十余人。
“宣告开会以后，推了鲁迅……成立主席团。往下由鲁迅……田汉……相继演说。……开始选举……鲁迅、……田汉……为常务委员……蒋光慈为候补委员。往后提案共十七件之多，主要的是：组织自由大同盟的分会，……参加工农教育事业等”。（拓荒者Nc3.P.1129-30）
你瞧！在这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中国著作界名流空前的盛会上，鲁迅、田汉等之备受满座热烈拥戴——尤其是鲁迅处处不落人后，真是比武汉时代的“土地革命”领袖（？）汪主席和唐总司令还要光荣得多！
自然！在中国文坛上宿有威望的作家鲁迅、田汉等，其不受人家欢迎拥戴，则将谁配受欢迎拥戴？况且他们今天业已挂起“左翼”的招牌了；其不为众望所归而何？
我想鲁迅、田汉等诸人，在今天这个大会上约略可以满意了罢；因为今天拥戴他们的群众强半都是愿为无产阶级谋解放斗争的后进革命青年。
这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大概情形；惜乎作者无福与此盛典，假使那天作者幸而在席旁听，难免也会被这种声势所震慑哩！
三
“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乃中国人的真理和历史进化的公律。原来所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便是适应这个“真理”和“公律”而发生的。中国人的天性和固有美德便是“爱和平”、“好自由”；所以，他们一切的结合是要尽量避免“斗争”的道路；因为斗争会使“彼此意见分歧”。诸君如若不信，我马上便可举出最新鲜的事实来：
“……所以文学运动也跟着走到第二个新的阶段。——上海左翼作家五十余人所发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即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这五十余发起人，过去分为好几个文学集团，而且彼此意见分歧，闹着非无产阶级意识的自我斗争，现在他们能够消灭彼此小集团互相对立的意识，在没有形成联盟以前，他们齐集一堂……”（拓荒者Nc3.P.1105.潘汉年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
实在和平的方法，总算比任何冲突激进的方法稳重简便得多。他们一“齐集一堂”，马上便把“彼此小集团互相独立的意识”，“能够消灭”了。真的？“互相对立的意识”可以由“齐集一堂”而“消灭”；那么我们文化工作是不怕没有前途的！？
我们将不久打算在蒋××和宋××女士结婚的地方大华饭店开个大集会，聘邀请国内外和我们意识相对立的名流学者洋翰林博士如：印度泰戈尔、甘地，美国杜威、孟录，英国罗素、麦克唐纳，德国考茨基，法国白里安，意大利墨索里尼，土耳其凯末尔，日本明治天皇，中国则有党国要人，自国府主席以下的胡汉民、蔡元培、叶楚伧、李石曾、吴稚辉诸先生，失意政客如汪精卫、陈公博、居正、谢持、邹鲁，以至于胡适之。都来“齐集一堂”，彼此“消灭”“互相对立的意识”，大家“联盟”起来从事“左翼”的文化学运动，一定会有伟大的成功的；因为，他们都是和平之神反对“闹着”“斗争”；几事他们都在“期待”着一切问题由讨论的方法解决的！？！
我想所谓“文学运动也跟着走到第二个新阶段”之“一个有力例证”者，是否就是说现在“左翼”诸作家之间业已由“分久”的第一个阶段转到“必合”的“第二个新的阶段”？那末，将来这运动可以发展到第三个阶段时，又怎样呢？怕会由“合久”而“必分”么？因为“左翼”作家，彼此都是为革命的利益而结成“联盟”，“互相对立的意识”也“能够消灭”了；再会分开，作者是骨头烧成灰都不会相信这样一回事！这好像作者在过去认为汪主席和唐总指挥永远是“土地革命”的领导者一样地，不动摇地，坚决地确信！
四
“联盟”诸君业已由和平的方法达到了组织上的成功这是很可庆幸的！我们现在再来研究“联盟”诸君“自由”的工作。
我们上面引过，“联盟”在成立大会上，重要的工作就是十七件之多的提案中第一主要的是：“组织自由大同盟的分会”，其完全接受“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政治领导，是无可置辩的事实了。究竟“自由运动大同盟”，又是什么一个勾当？脱不了鲁迅、田汉，表表诸人物。
“著作界名人鲁迅……田汉……等及商界、新闻界、教育界同人五十余人发起自由运动大同盟，于二月十四日下午七时召集发起人会议，……兹录其发起宣言于后。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
“自由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不自由之痛苦真达于极点。
“我们组织自由大同盟，坚决为自由而斗争。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之下来共同奋斗！
“发起人，鲁迅、田汉……”
这未始不是一篇悲壮而激发的文件；这不亚于十九世法兰西“人权宣言”！所缺憾的便是没有把“财产自由”明白的参加进去，不然，哪怕盛宣怀的儿子都会来加入这个伟大的同盟运动的，因为他们也是“感受不自由的痛苦”的人们，他们为财产被人没收必会“坚决为自由而斗争”。所以他们可以团结到自由大同盟旗帜之下来共同奋斗！“不然，最少也要汪精卫、陈公博、胡适之、罗隆基、曾琦、余家菊诸先生来参加参加，以便“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因为，他们都是在政治上“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
罗兰夫人说得好：“自由！自由！一切罪恶其将假汝之名以行！”
我们并不反对现阶段之民主斗争，但这种斗争必须用在动员革命群众及反抗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的国民会议口号之下，这种国民会议应根基于普选直接平等不记名的投票，解决土地问题，八小时工作制，保证中国独立，中国版图内各民族自决权。至于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的斗争，应是附带的一部分。只有正确的民主斗争路线，始能动员城市和乡村的广大贫民群众，始能促进第三次革命高潮之急速到来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不然一面叫喊主观力量薄弱，一面又大吹牛皮说革命高潮、四次暴动等等，最后，进行自由资产阶级的抽象的自由运动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斗争，这不是笑话已极！然而，还并不是鲁迅、田汉等的笑话；而是别人闹笑话证明他们的觉悟与聪明！因为，所谓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学作家所组织的“左翼作家联盟”是受这个政治集团领导的。在这样的政治原则下的这些“联盟”与其说是“左翼作家”，无宁说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作家”；与其是进行“自由运动”，无宁说是，著作界文人耐不住书店老板的苛刻团结起来成刊物，计总托拉斯的组合，这是名符其实！
但是，我们是否反对一切“联盟”呢？不！决不！我们主张要真正联盟是有条件的，必要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之下才可以的。而“左翼作家联盟”，是受“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指挥，而“自由运动大同盟”又是在鲁迅、田汉等领导之下联盟起来的。“大同盟”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争自由的工具！左翼作家诸君，还正在那里高捧鲁迅、田汉等等“转变方向”呢！
五
很显然地，“大同盟”不但以无原则而抽象的“自由运动”为旗帜；并且它的发起人就是“鲁迅、田汉，及商界、新闻界、律师界、教育界五十余人”。若果，工商部长孔祥熙、总商会董事虞洽卿先生们直到现在还未得着充分“自由”的话，那怕他们也将因“感受不自由的痛苦”而会以“商界”的资格来参加这个对他们十分有利的组织和发起的。至于新闻界、教育界在今日社会大部分之为资产阶级奴使自不待言，而律师界更是拥护资产阶级法律和私有财产制最公开而忠实的走狗和辩护士！因为他们是根据资产阶级法典掉三寸不烂之舌为生的！他们来发起“自由运动大同盟”你们所谓“左翼作家”，去“组织自由大同盟分会”，这就是大胆假借无产阶级的名义向革命民众面前为他们担保说“他们不会欺骗民众”！这是资产阶级的“左翼”呢？还是另有其它“左翼”作用呢？
现在论到人罢，田汉国家主义的臭味还未洗干擦净，而国家主义又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绝对不可调和；其“转变方向”之神速，大概因为想象什么好的远景罢。蒋光慈过去之由蒋光赤所“转变方向”而来，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一部给白俄表同情的小说——“麓莎的哀怨”已很够表示他的革命了。（并且听说去年他还为报私怨向工部局告过密呢！）但是，左翼作家们不但不揭发他们过去思想和行动的反动性，反而恭维他们逢迎他们，想借他们的无聊地位以广文化上的招徕！再比此无耻是没有的！
鲁迅是近今最伟大而最出风头的人物了。他在过去读过三墳五典，到现在所谓“转变方向”后，也囫囵吞枣的学得一些应时应世的马克斯主义名词，或“无产阶级文学”辞句等等，然而，仅是学得一些名词罢了！在我们看来这样的“转变”是不够的；在鲁迅先生看来这已足够作混骗孩子们的糖果和饼干了。不看左翼作家们正在那里吹鲁迅，抬鲁迅，“论鲁迅”吗！“论鲁迅”的“左翼作家”之一的钱杏村君是取怎样的态度呢？他说：
“鲁迅君的意见是：
“应该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但那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样”。
“鲁迅君的提议，在大体上是正确的，在这里订正的一点，就是文艺大众化的目的，并非是要“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他的积极任务，是广大新兴阶级的政治影响，完成新兴阶级的解放运动”（拓荒者No3.1079-80）
一个说得明白巧妙，一个“订正”得含糊奇特！鲁迅先生他只能做到“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不能再前进的。而钱君却不揭露这点不前进的反动性反而说“并非是要”“挤掉……”又说是扩大……完成等等。难道“不要挤掉”而可以扩大完成吗？难道对这种只是做到“挤掉”限度的思想用“订正”的方法可以纠正过来吗？资产阶级的思想是无法“订正”的，只有无情地暴露他们的矫饰、虚伪、欺骗；所谓在大体上是正确的加以“订正”者客观上是为这种思想掩庇罪恶和隐存阴毒性！
这位左翼作家又怎样地吹、抬鲁迅呢？他说：
“只要一提及五四时代的文学，大概谁个也不会把鲁迅忘掉吧。我们首先忆及的就应该是这一位英勇的、不断的和当时封建劳力作战的鲁迅”。（拓荒者No2.P.693）
你看把鲁迅描写得比南宋的岳飞、法国的拿破仑、美国的华盛顿还要威烈！他忘记了当这位英雄正在做这“永远不会被人忘记”的事业时，同时也就是正在冷嘲热弄南方革命势力的时候。我这里不必举事实，好在将来左翼作家们替鲁迅旌表功绩刊印鲁迅文集行世时便可自行找到。钱君文章最后的一句说：
“同时，我们期待着鲁迅的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的新的反封建的创作的产生”。（拓荒者Nο2.P.705）
鲁迅本来就是反封建的健将了。若据潘汉年的意见说“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反帝主义与反封建势力”（拓荒者No3.P.1107）那末，鲁迅便不须需要什么新的反封建的制作，他旧的创作已是成为“炸弹”了。因为革命的任务只在于大的两种，对于反对资产阶级尚不是大的任务，那又何必乞怜期待于鲁迅先生要他弯下腰来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呢？因为他虽然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他还能够在反封建的大任务中尽其英雄的本色再来向“封建势力投下一颗极其猛烈的炸弹！”（拓荒者No2.P.694）
这个左翼作家们竟然看上了反封建英雄的鲁迅，而鲁迅先生也看上了争自由运动的群众左翼诸作家！
伊里奇说：“我们对待同盟者应同对待敌人一样。”
我以为，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作家对思想上的同盟者不但也应同对待敌人一样，并且现在还要随时随刻继续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工作：
1、对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毫不容情地揭发其反动性；
2、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应严刻地批评其动摇与不彻底以至于与我们分裂为止！
然而，现在左翼作家们正在与鲁迅、田汉、蒋光慈等度那捐除彼此“互相对立”的成见之蜜月呢！
六
那末，最近“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得出什么结论呢？
第一，憧景着革命高潮到来；
第二，发现了革命高潮到来了的真理；
第三，想象着革命不久就会胜利；
第四，到处吹着革命高潮到来；
第五，完全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去参加工农教育事业等！
末了，左翼作家们与鲁迅、田汉、蒋光慈的撮合结果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好像一个处女被登徒子强奸了，她还告诉这位登徒子说：“谢谢先生！你不但把我的性欲问题解决了，并且还教会了我向来所不曾学过的解决性欲的方法”！
一九三〇年五一节前晚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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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立沙之转换（巴比塞著，成绍宗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一、二期合刊（1930年7月15日）
吉立沙之转换
巴比塞著，成绍宗译
吉立沙是一个无学问的农民。他既不知道那些社会大问题，也不知道他所伏处的罗马尼亚这个小角以外的事。从不可记忆的时代以来，他的祖先和他祖先的祖先就在波家的领土上劳动。从不可记忆的时代以来，他就以为他是同那些田地一样，是波家的产业的一部分。
当吉立沙到了该应募的年龄时，他就变成了水兵。这是战时。可是他并不知道战争是什么。他只认识他所直接接触着的它的最小部分。他服从着人家所给与他的命令，他做着人家所叫他做的事情，听了别人的吩咐，为了他所莫名其妙的目的，他使用着一枝枪，就如他不久以前之使用犁与锄一样。在人家逼着他同他那些武装同类去练习操，练习杀，练习不被人杀（！）的无聊日子中，他的知识并未见得长进。
一天，一个工人走近了他，并且交给他一包有字的纸，求他把这些纸分发给他舰上的水兵同伴。吉立沙照话做了，并不知道纸上的字说的是些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读，也没有把来去问问人家的好奇习惯。
这些纸上写的是一封告水兵书：“兄弟们，武装劳动兄弟们！如果罗马尼亚的波家叫你们去打苏维埃俄罗斯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向你们的红军兄弟们开枪罢。因为这个俄罗斯是全世界普罗列塔利亚唯一的祖国哟！”
散传单的事给那些长官发现了。吉立沙被捕了。同一切政治犯一样，他被苦刑拷打，打得血肉模糊了。他受了一年半的未决监和刑罚。后来他才被传到军事裁判所。
在军事法庭上，吉立沙谈到了他的童年与少年时代。他叙述他直到穿上军衣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他说明他从军之前他是同他兄弟姊妹一样，同他祖先一样牛马似的劳动着，为使，他说“我们的血汗化做黄金”。他证明他一生下来就从事着的那种工作他曾以为就是一种生之法则；以为人间是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由它，他才被指定了以他的农民的血汗去给那些收获黄金的人生产黄金。同他的父母一样，同他的兄弟姊妹一样，他是并未曾以这种必然性为异。
接着他就给军法官们说散发传单的事：那时，他并不知他所做的是什么。不但他不能够读印在他所接受下来分发的那些纸上的东西，而且，按照他那惯于被动的服从性，按照那久压在他身上的忍耐论，他甚至于不曾想去知道它。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时对于他这简直就是一种完全不懂得的外国语里的字眼。他甚至连直到那时他是否曾经听人谈到过它们都不敢确定。随后，吉立沙就说他在狱中曾经看见过一些“叫做共产主义者”的人。这些缧絏中的同伴曾经把他无意中为之效力过的那种主义的意思告诉了他。他们曾经给他指示出劳动者的命运和一种化无数生产大众为一种的牛马，为一种被少数有钱人据为己有的牛马的制度的不公正与不合理。他们曾经使他明白实现共产主义就是变更这种荒谬的野峦状况，把那无数量的黑色奴隶引向自由，引向光明，引向人生。
“法官先生们，”那小农民吉立沙喊，“我已经给你们说过以前的我了。现在，我再不是那个我了。我从不曾想到过的那些事情，现在我在痛苦中明白它们了；我是到头真正地变成一个人了。”
本来只须在法庭上证明他所犯的案情是出于无心的就很容易把自己从事件中拯救出来的他，倒供给了人家一个新的控告要件来对付自己了。自愿地把那些最高惩罚拉到自己身上来的，这个率直的农民同一个使徒似的这样喊道：“××主义是一种最好不过的制度，如果上帝来治理人间，他一定不会用别的一种制度，而要用它。”
我们虔诚地来接受下面的话罢，这是吉立沙确信它们可以掠过那些裁判者的头，并且确信它们可以达到与他同类的群众的心而大胆地投在裁判所的：
——罗马尼亚民族的每个儿子，每个农民，每个工人：所有那些正直地劳动的人都应该一同加入罗马尼亚××党，打倒那些吸血鬼，宣布人民的新制度！
他被处了五年监禁，被送进了一座惩治狱里。可是我适才说“最高惩罚”并不是胡说的。在罗马尼亚，在死刑已被废除的罗马尼亚，“死刑”，在“官家正义”的后台中，人家还有许多法子来恢复它。
当国务总理，布拉丁先生知道了吉立沙在军事裁判所所说的话时，他异常地震怒起来。不用说，人家就想用那诱逃的老法消灭掉吉立沙以使他欢心（我们知道有许多许多次这方法是成功了的。这方法是把囚犯从狱中放出来，等他到了田野就从背后一枪毙之：随后人家就说这是他想逃走）。然而这回，诱逃却失败了。于是人家就想来毒杀吉立沙。可是，出人意外地，毒杀还是没成功，剩下的法子是天天虐待。人家断绝了他的食物，把他手镣脚铐的投在那个叫做黑房的湿而狭的斗室里，他在那里面蜷伏了好几个月。
于是他就开始绝食。这正是他那些只找机会让他死的刽子手所高兴不过的事。可是，别的囚犯都同吉立沙联盟起来，并且同他同时绝了食。因为事情已经漏洩出去，无数工人群众乃至一部分其他民众都愤激起来，监狱长才不得不让步。他以一些预许平息了囚犯们的绝食，并把吉立沙移到病房。夺福丹狱里那所叫做“病房”的小房子是一个不时看见活人进去，却永远只看见死人出来的处所。而且，一个证人给我说过，狱医是惯爱带着“一种可怕的微笑”把这向囚徒们说的。吉立沙还没死。可是他变成了疯子。这个曾有一天挺身起来向那些残酷的裁判官喊说他在他那农民与人的良心中找到了真理的人是成了一个拖着他的思想的尸体而蠕动的幽灵。
可是，不管怎样，他总曾是国际××主义在地球上怎样他萌芽滋长起来了的活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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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之家（黄药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一、二期合刊（1930年7月15日）
工人之家
黄药眠
阿琛近来的脾气的确是有些变坏了，他坐在家里觉得样样东西都有些讨厌，就是他自己的老婆，平常在他看起来虽然不觉得十分美，但也总不觉十分坏的，现在也觉得碍眼起来，看她这样扭着屁股在这个斗大的屋子里蹀躞往来像煞很忙似的，的确十分的讨厌。
但他也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走，每天除了出去开会和采探消息外，总是老是在家里坐着，当然，谁不知道在家里坐着玩倒不如在工厂里流着汗，但既然大家议决罢工，现在资本家又还没有承认下工友们所提出的最低的条件，反而捉去三个领袖，这样怎么好复工呢？这是死也不能做到的，阿琛这样想着，大家工友们亦都是这样想着。所以他宁可捱着苦，宁可一天食少一餐呕着老婆大人的气，的确自从他失业以来，她也似乎变成了大人了。
其实在阿琛的老婆看起来，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很讨厌呢？一个男人大丈夫总应该出去做做事体怎么好整天都是土头土脑的坐在家里发呆。本来鼻子都是有些红红的现在看起来格外红了，因为鼻子红，格外表露出他的呆气，难道这样发呆天会落下黄金来么？请厂主加薪这自然是对的但罢工是不好的，小工人怎么敌得过那些大人们啊！阿琛的妻在脑子里轮子般这样想着。但她也没有说出来，不过对于她所养的猪格外表示出留心服侍的样子，借此来轻蔑她的丈夫。
在苦恼极了的时候阿琛躺在家里也发着黄金般的萝。他梦想着他自己赚下了许多许多的钱，他的老婆，则同他在马路上所看见的时髦姑娘一般穿着最华丽的衣服，两个人携着手跑进到有穿洋服的小孩守着门的神秘的餐馆里吃饭，吃完了饭出来大家肚皮饱饱的坐上汽车，于是两个人就同西洋人般甜蜜地拥抱着嘴唇对嘴唇的接了一个吻……但是无论他的梦发得怎样甜，但从那茅盖的屋顶透过来的酷热的太阳的热气和从屋角里跑出来的蚊子究竟使他不能有发梦的自由，所以结果他常常是满身大汗地一骨碌地坐了起来，向四周看了一看，看见满屋子都是游尘飞舞，这里一堆烂布，那里一堆烂布，许多苍蝇在桌上放的残肴上集聚着，嗡然一声又来扑到他的额上，他的妻则除了嗔目看他一眼以外仍是毫不同情的，卑贱地饲着她自己的猪！“那只猪是你的儿子么？”……他心里很想即刻大发脾气破口大骂了。但骂到喉咙边忽然又噎住了，他觉得没有勇气。于是他起来就迳自出去。
他一走出来就走到卖小菜的陈伯伯的摊子上，他走到他的蓬帐底下坐下。陈伯伯正在打盹，看见他来，就用右手拂着他鼻尖上的苍蝇斜睨了他一眼，口里咕噜着。
——喂，阿琛，你还没有上工去吗？……
——是的，罢工还没有解决呢……阿琛给他这一问马上就感觉到异常的不安，因为他又想起了昨天妻告诉他的话，她欠陈伯伯的小菜钱已欠了一块多钱了。
他故意再坐了一阵，然后慢慢地慢慢地起来离开了坐位，他就这样漫无目的地在马路上闲逛着。他在一座桥上忽然碰见一个穿着淡红色的轻秒的女郎高高地坐在人力车上，迎面而来，一个又黄又瘦的车夫在她面前全身打滚地努力拉着，但那女郎则撑着一支洋伞很安闲地徽笑般，一对眼睛在周围流盼。阿琛眼睁睁地望着她，一直看着她给车夫拉过桥顶飞也似的跑了下去。
——他妈的，这样漂亮干什么，去给人肏吗？阿拉有钱，起码亦要肏她一打呀！他一面看着她心里就一面这样想着，他看她与其说它是“爱”毋宁说它是“恨”，但他没有把这个意见说出来，有什么人知道呢？所以那车上的女郎依然是乐观地微笑般看着她所管领着的周围的世界；就是站在阿琛旁边的站冈警察也并不会因此而一把扭住阿琛说他是犯了法。
阿琛这样充满着怒气的走过了桥，不觉他又走到陈李四的酒店里来了，陈李四正在那里炒菜，一看见他也没有像从前一样这样好的招待他了，只是轻轻地点一点头，还有陈李四的妻则更摆着杀九夫的神气一声也不响。阿琛向袋子里摸了一摸，还有从他的妻那边拿来的二十个铜板，于是他才比较放心把屁股放了下去。他叫了两壶酒，就这样一杯一杯痛饮着。
等到他醉醺醺地拖着懒脚从酒店里出来的时候，天色已是黄昏，许多裸体的小孩在街头玩着，太阳虽然是落了，但天气还是异常酷热，一点儿风也没有，不过南边的浓云渐渐吹了过来已经是想下雨了。
他走进家里妻正在那儿扇着火在烧着什么东西，满室都是浓灯，一猎一猎的火光在暗中闪着，他虽然觉得很蒸闷，但头脑昏沉已是再也支持不住，只得倒头便睡了。他在昏睡中似乎还听见他的妻从眼睛里放射出咒骂的声音：好好的男子汉，有工不去做……喝酒……他听了心里虽然满肚是火，几次想起来揪住她便打，但究竟四肢无力连说话也没有气力似的，结果就这样昏沉沉的睡去了。
二
他流星般一眼醒来的时候，一个人正摇着他的肩膀，这个人并不是他所近来很讨厌的妻，而是另外一个生客，因为他是背着灯火所以他的面部看不清楚，眼睛特别大。他吓了一下。
——喂，起来……那人鲁莽地叫着。
他定一定神再仔细看了一看才认识他是一个同间的工友。
——做什么？……
——喂，起来……有些工贼竟敢去复工呀！……
——什么话？……今天才大家议决的……
——我们组织纠察队……对付……你……
阿琛爬了起来。
——当然加入……他妈的，无耻的狗东西，就打死他们几个来再说！阿琛一面下床一面愤愤地说。
——所以我特地来叫你一道去呀！走……
那个人拉着阿琛的手就走。阿琛忽然侧耳听着。
——咦，外边在下雨呢！……
——不要紧，我有伞……
那人拉着阿琛的手把蓬门打开，一阵风雨就发了进来把屋内昏黄的灯火都吹熄了。阿琛打了一个冷兢。他们两个于是就冒雨出去。
阿琛的妻最初看见那人进来在叫，心里止是骇愕着，不知道怎样的才好，后来她看见他们竟然愤愤地跑了出去只剩着她一个人在屋里她简直有些骇怕了。她想出去叫他回来，但这样大雨，他们已经隐在黑暗中看不见了。她赶快把门关好，然后在暗中摸出洋火把油灯重新点着。
“去打？……”她又回想到阿琛当时拍着床板的情形，怎样打得过他们呢？她心里不觉无形中更增加了一重忧郁。
本来她是从来都没有在晚上一个人独宿的，今晚特别又是这样大风这样大雨。大风打着这些茅墙，整个可怜的茅屋差不多都有倒塌下来的样子。阿琛的妻孤孤单单地坐在那里对着灯火，好像四周有什么一种神秘的和恐怖的势力在压着她，她的全身的血都好像停滞下来，屋角里的暗影则都在张牙舞爪要出来攫取她似的，所以她有时好像忽然吃惊似的向暗陬疑视了一下。
你听，外面的风雨是怎么大？这是多么一个不好的预兆！她从这阴沉的恐怖的暗光中又想到她自己的暗淡的生涯。其实自从她呱呱堕地以来那一天不是在度着悲惨和恐怖的生涯哟！饥寒的压迫，父母的鞭笞，主人的叱责，邻人的侮辱，强暴者的奸汚加起来就是她的一生！最初年幼的时候总还是希望着很远很远的朦胧的将来，以为自己年纪大了自己可以独立谋生，然而结果呢，一个穷人家的儿女总不会嫁给一个胖肥胖白的穿长衫和穿洋服的先生，因为他们都说她是卑鄙、粗俗和无耻！所以结果嫁来嫁去还是同普通的穷人的儿女一样的很随便的嫁给一个比较忠实的工人阿琛，现在虽然已经是一个成年的妇人了，但还不是常常给工头们调戏、侮辱，和给东家赶来赶去，就是有了男人，生活是比较好一点了，但男人本身他究竟也还是一个工人，他自己的生活还不是一样的艰苦，一样的不安定，一样的渺茫！而且近来她已经怀了七个月的孕，将来生了儿子用费将格外大，生活将格外痛苦，这是头脑简单的她也是预想得到的，至于她的儿子，是不是又要再把她幼年时所受之一切痛苦再重演一遍，抑还是有较好的光明那也又同样是一个渺茫！现在厂主方面已经把她的生意歇掉了，惟一的理由就是因为她怀了孕，身体笨重作工的效能太低，工头们在发工钱给她的时候还带着一种不正当的微笑来讥讽她说她好好回到到家里去多生几个儿子，以后不要再来做工！唉﹐真的穷人家连生儿子都是犯罪么！不过生意虽然歇了没有工做，但她早已防备好了，在事前两个月她就同阿琛商量去同隔邻的米店老板浚叔借二十块钱订定月息三分，限六个月还清。她拿到这二十块钱就去买一只猪己准备养了六个月以后她可以得到九十元左右，除了连本带利还给凌叔五十六元，和买给猪吃的食料十多元以外，她自己半年的努力总还可以得到三十元左右。有了这三十元入息，且平时在家再去替人做些零碎的短工她总还可以自己维持自己的生活，她总还不至给人骂为“坐食山崩”！但是谁会料想到阿琛的工厂里又会发生了风潮呢！本来工人们的要求是很小很小的，大家都以为这件小小的要求东家一定可以答应，就是东家不答应政府当局也总可以帮忙，但是谁曾料想到东家硬不答应，政府不但不帮忙反而拿去了三个工人呢！真的，这是出乎预料之外的，工人们以事情已弄到如此田地也就只得硬干一下！然而阿琛的预算却因此而不能准确了，不特每天没有收入，而且阿琛因为整天没有事做常常出去喝酒，从前是他自己常常骂人坐食山崩的，现在反而是他自己坐食山崩了！一天的费用都是由她自己一个人去设法东拉西扯，陈老伯伯那边固然拖欠，就是其他的米店柴店也拖欠了许多，而且近来他们听见工潮没有解决大家都不太肯赊给她了。她渐渐的觉得再不能支持下去了！她有时生了气她就要埋怨阿琛，虽然他明明知道这是不关阿琛个人的事！同时她也就因此不觉十分看重她自己的猪，有时她宁可自己吃少一点，剩下东西来给猪吃，希望它赶快长大起来，赶快拿出去卖出钱来用，所以它简直是变成了她自己的宝贝，她一身衣食所靠的东西了！的确她现在觉得她这个猪似乎比阿琛还要重要十倍，因为阿琛不能赚钱，而这只猪反而可以使她每个月有五元的入息呀！还有一层就是这个猪万一有什么差池浚叔是不管的而这五十六元是要还的！这五十六元岂不是她的命么？所以她时时都十分仔细着它，有时抚养着它，有时甚至要想同它亲吻。就是隔邻的潘叔婆都有些看不惯了，她时常撅着嘴说，琛嫂子，这只猪真的像你的儿子呀！但无论什么人怎样讥笑她，她仍是不管，心里总是希望着它快一点大她一个月可以得到五块钱的利息。
今天晚上她朦朦胧胧地把她自己的历史若断若续地背过了一遍，她恍惚觉得自己是一个死尸完全无主地在黑暗的海里浮沉，时而又好像一阵海风打过来，全身都在颤抖着。她忽而又好像瞥见了阿琛的影子，他异常凄楚地的在无边的黑海中渐小渐小地沉没了下去，她警惕了一下，双手紧紧地捏着。忽而她又好像看见了自己的猪给人用一条丝绳悬在半空，啊，什么！她拚命的想冲上前去，……但忽然好像顿然惊寤般她又发现自己还是在屋子里坐着，她不敢相信她自己，她在四周看了一下。她听见隔壁潘叔婆的烂钟已经敲了十一下了，但阿琛还没有回来，外面的雨下得格外大，她呆坐了一忽，微微地感觉到两腿有些麻木起来，她尽力的想举起腿来运动运动，但呀，什么，她发现她自己的房子已浸满了半寸来深的水了。本来她的屋是比马路还要低，不过它的四周略略的挖有一条浅沟，且靠壁的地方有薄砖挡着，所以雨下得不大时水也还不至流进屋里来；但现在马路上的水已越过了薄砖的提防倾泻般流进屋里来了。等到她站起来时满屋子都像池塘一般，地底则更变成陷足的泥泞了。
但，阿琛的妻无暇计算着这些！她双眼一看就看到她屋角落里的猪。她看见它在暗中泼刺泼刺地蠕动着，且微微地听见它叹息，她急忙持着灯火拖着麻木的双腿涉水走去，呀什么，因为它睡的地方特别低洼，水已经浸过了猪的半身了！它看见她走前来就伸长着它的长长的嘴向着她呼气好像哀求援手的样子。她心乱了，急忙翻转头来向周围看看有什么可以安置她的猪的地方。台上么？她这张台已经是有三只脚靠不住的了；怎么可以放得上这一只猪！外面的水还是继续地流进来，雨还是在下，然而这只猪是她自己的命脉呀！……无论如何凌叔的钱是不能不还的……最后她只得用迅捷的脚步走到她自己的床前，把床上所有的被褥烂布都乱七八糟一把推到那张椅上，然后又跑回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的猪拦腰一抱满身泞泥地，抱到她自己的床上去！啊，猪，你不要浸坏了啊！她自己心里暗暗祈祷着。
猪毫无知觉地移着它的四腿一摇一摆地在床上走着，满身泥水淋淋地从它的鼻尖、尾巴、肚皮上一点点地滴下来。最后它又伸出它的长长的嘴向四周闻了一闻然后爬进床角里双膝一曲，很沉重的叹了一声眼睛就又合着了。她如释重负般上半截躺在床上，疲倦地注视着她的猪，心里似乎暂时得了一些安息。
三
阿琛似乎是回来了。但是什么时候回来的那却没有人知道，他又好像在黑暗中隐着了半面似的。
阿琛似乎走到床前来了，而且好像正在她的身边，满身都是血淋淋的……她很骇怕地正要发问了，忽然他指着床上的猪张着血盆般大的口厉声问着：
——那床上黑越越的是什么呀！……
——是我的……猪呢……阿琛的妻卑怯地说了。
——唔……你发疯了吗？……猪！……你为什么把猪也放到我的床上来呀！阿琛雷吼般顿足大骂着。
—―你看满屋子都是水你叫我把他放到哪儿去呀！……
——这只猪难道是你的儿子么！你看，给人打得满身是血你不理，你反而把猪拉到床上来这样享福，……好，我就偏偏把它打死给你看！……
阿琛伸出一双好像丈多长的手一把抓住那猪就向地上一掼，水花飞溅起来，“哇”猪惨叫了一声就躺在水中不动了。阿琛的妻眼看着阿琛的面孔一层层的加大，大到好像同铜锣一般。她骇住了。
——好，我就偏偏把它打死给你看！……阿琛重说了一句，又猛然地一脚踢过去。
“吁”……猪在水中又沉重的歇息了一声，于是什么也完了！
这时阿琛的妻知道什么事情在发生了，啊五十六元呀……她的心就同给毒针猛刺了一下般﹐她突然地就蹲到水里去抱着她的猪哭着，“唉，我的猪啊”！……正在这个当儿她的头上好像给人用巨棒猛击了一下，于是天崩地裂般她醒了。她发现她自己依然是半身躺在床上脚浸在水里。她回头看看她自己的猪则依然睡在床角，灯火还是辉煌着，天色已经发亮了，雨也似乎小了一点。她茫然向四周环视了一周，阿琛还没有回来，但梦中的情景则还历历在目，她的心尖拍拍地跳着。啊，什么？她自己用手按着她自己的猪，阿琛还没有回来呀！唉，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唉，他满身都是血！血！血！啊，去打自己的工友？他是一个很忠诚的人？他一定会闹出事！……她一面想着，一面看着这凄然的烂屋，黎明前的静寂更使她感到一种恐怖，莫明其妙的恐怖。
忽然她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人劈的一声风一般推门而进，原来这个人正是拉着阿琛一道走的呀。她愕然地跳了起来正想问他，但那人却气呼呼地站在门口一手紧握着门拴，仓皇地说——
——喂，……你知道……阿琛给他们打……坏了呀！……
——呀，什么？！……她好像给巨雷震了一下。
——我们劝工贼出厂……警察就开枪……捉人……
——什么呀？！……她本能地跳了起来。
——阿琛最勇敢……于是就……他现在在虹桥医院……
——唉，好端端的人……就这样死了么？！……唉，阿琛……
——我还有事要去开会……那人气匆匆地又风一般把门砰然一声关了走了出去。
门外好像有许多人的脚步杂声和喧哗声；时而听得见有许多工人“打倒资本家”！“打倒工贼”！“替工友报仇”！这样狂呼着。
阿琛的妻这时两只脚动都不会动茫然呆着。什么呀？是梦么？她真的不相信事变发生得这样？快，她狐疑用手按着她的心，什么……开枪……打死……而死的就是阿琛……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满身是血！……他，这样身壮力健，耐劳受苦的人！……于是她刚才在梦中所看见的满面流血的可怕的阿琛又活呈在她的眼前！她急把眼睛闭着，不敢看，她觉得屋子里的一切的东西都是流着鲜红的血在她的周围乱转，她又忽然觉得现在就是她自己给人悬在半室……最后她就全身倒在她的床上大哭起来。
“唉，我的猪啊，你知道阿琛死了么？他是为了什么事，他们要打死他？他是一个很诚实不抽烟不喝酒的工人！……我希望把这件事传布到全世界去，我相信全世界的工人都会因此而震怒起来，……那些打死人的人他们终于会没有好死！”……她这样一面哀哀地哭着！一面手抚着他的猪，真的这时她把她的猪当成她最亲爱的儿子，因为现在他除了猪以外实在再也没有一个可以安慰她的人，再也没有一个她可以依靠的人了！……
但猪给她搅醒了，只是唉噢唉噢地叫着，它丝毫都不懂得它的主人的悲哀！
附注：半年前，黄君曾交下一本短篇小说集给我，嘱我陆续投到各杂志发表。此刻，我把来排在本志，想来不会有什么不好罢。
——慕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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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淘汰与政治的煅炼（托洛茨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革命的淘汰与政治的煅炼
托洛茨基
1．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狄克与斯米尔诺夫七月十日的悔过书，是一个完全表示他们政治及道德堕落的文件，其中现出了著者们的原形，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只有佩服他们的勇气。即“三头”的悔过书在党及国际中的不熟悉内情的，即被领导者所蒙蔽着的一班党员看来，许有一点儿感动。然自反对派看来，那么每个人都知道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狄克与斯米尔诺夫很久就已经是死了的人物了……
2．现在有少许反对派同志赞成三头的意见而脱离了反对派，这在党机关方面看来，当然是一种胜利。所有机关的官僚、晓舌者及街坊间谈的人都在说“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崩溃”。耶落斯拉夫斯基为文论托洛茨基主义的“垂亡”。然而三年前，甚至于四年前，早已说托洛斯基主义死了。后来又说它毁灭，嗣后又有莫洛托夫的不朽的名言，说托洛茨基主义已盖了“棺”，入了“墓”。而现在又开始说托洛茨基主义的垂亡与崩溃。而这是在死后，盖棺后，进了坟墓后！古谚道：谁要是被咒诅，谁活得更长久。这句俗谚，此地正是相宜。
3．但是即几十几百的脱离者，又是怎样一回事呢？假使没有脱离者，那倒是一件奇事。一年半前，照耶落斯夫基的统计，被开除的反对派大约有一万二千人。去年……斯大林……说一万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被开除了；大概还有二倍的人数留在党内。从那时起，反对派之被开除，是每天有的事情，一共……该有一万五千至二万以上的人。其中有很多偶然的、年青的与不成熟的分子，同样的也有许多老朽的分子。反对派同志之充军者，处在一种完全孤立的可怕状态中。他们的家中穷困异常。思想上相互隔绝。政治陷于孤立。又加以物质的压迫，殊不得不发生分解的行为，而这分解行为当然要借口那“有权威的”三头的现成公式的。那么三头之所以能集合几百人来签名，甚至于几千人，又有什么稀奇呢？只有这样才能有革命的淘汰与政治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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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新DonQuixote的狂舞（余慕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一、二期合刊（1930年7月15日）
请看新DonQuixote的狂舞
——批判一，……何大白的反批判
余慕陶
“真正的革命家常常挫折于此——他们大言革命，以革命为唯一的偶像，忘却了头脑不能冷静地沉着地去估量、追踪及吟味：在什么瞬息，什么状态及什么行动领域里应该革命地去行动；在什么瞬息，什么状态及什么行动领域里应该变更地去行动。”
一
最近因检阅过去的杂志的缘故，便无意中在一只为尘灰所拥满了的籐箱底里，得了一本一九二八年四月创造社出版的“文化批判”第四期。这期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李初黎君做的“请看中国的DonQuixote底乱舞”。这篇文章，我虽在两年前看过，然而我一时为好奇心所驱使，终于又把来重看了一遍，而重新温习了当时创造社诸君对于鲁迅君的攻击的阵势。但是，时间的车轮转得非常之快，随着这个车轮而转动的人类也一样变得非常之快，前年攻击的，现在却联合了，前年认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障碍的，现在又变成为这种文学运动的主要的领袖了。这里面的谁是谁非，或谁进步谁落后，或谁投降谁屈服，历史自然会明白告诉我们，此地是用不着我们来多说的。但是，我们在此地却要说说当时鲁迅君之所以被他们攻击的原因，就是鲁迅君是固执地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一员大将；因此他们就赐了一个DonQuixote的衔头给他。按DonQuixote这两个字原出于十七纪时西班牙Cervantes所戏拟的武侠小说中之主人。那本小说插写这个主人为一乡村世家子，温诚可爱，惟因爱读武侠的小说，致感慕如狂，尝不惜亲涉艰险！躬为武士之修养。准此，他们以鲁迅君来比拟DonQuixote其用意自极明显了。
在社会内部每次起了巨大的政治变动之后，继而起之便有各种各式的思想上的斗争，中国十余年来的文坛之演进与更迭的情形一样。辛亥之后有‘‘五四’’；一九二七以后有今日的新DonQuixote详言之，假如古文到五四前夜不会那样不能表现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人生时；胡适之君绝对倡导不起白语文学出来；又五四的文化运动不会因一部分人之夸进到政治舞台而一部分人缩回去和封建势力相拥抱时，则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浪漫派的文学运动和自然派的文学运动也不会发生出来的；又浪漫派和自然派的文学非到了不能前进时，即是：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文学成为反革命的文学时，那中国两年前的后期的文化运动，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也就产生不出来。这些简单的举例便充分地包含了社会进化的原则，我们这位文学大家之新的DonQuixote了，便是适应这个原则而来了。
二
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来做我们的立场的人，凡分析或解释某一和社会现象都要先明了这种现象的最后决定是什么，又它们的发生成长及蜕变的法则如何；换言之，我们无论分析或说明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首先，我们必然要明了这个社会现象的经济基础；其次我们就应辨别这种社会现象本身是属于上层构造呢，还是下层构造；最后，我们就要毫无疑义的承认这种社会现象之发展过程是辨证法的，所谓辨证法的乃是不断进化和不断革命的意思。这三种是马克思主义里的必需的要件，缺了那一种或忽略了那一种，那我们的解释都一定陷于大错误特错误的地方。已是错误了，那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里分明告诉过我们，由社会上的那一时期的生产技术生出来的生产力，是形成那时的生产关系，这生产关系就是下层构造；有了这下层构造才产生社会的法制的政治的各位制度，宗教哲学艺术等等；这制度与适应这制度的意识形态便是上层构造；这上层构造虽决定于下层构造，然而下层构造也受上层构造的影响。
又马克思在他的“哲学之贫困”里也这样告诉过我们，劳动阶级，在进化的过程中，是想把资产阶级的社会改变使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并且没有阶级与阶级的冲突之组合的存在的；在这种组合中没有真正政权之存在，因为资产阶级的政权就是资产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武器又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之阶级冲突之表现。他接着又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在他与资产阶级斗争中，就不得不自己组合起来成为一个阶级；经过了革命以后，这个阶级就成为支配阶级了；已成为支配阶级，就得用极烈的手段来铲除旧的生产关系；因铲除旧的生产关系，他同时也就把阶级冲突所以存在的根本条件铲除了；因此，所以他就消灭了一切阶级和他自己本阶级的支配权。根据这上面三段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到下面几点：
1．马克思是以辩证法为研究的方法，这即是说是马克思是经不断革命论来做他的分析与解释社会现象的武器的。
2．马克思主张物质的下层构造是决定一切精神的上层构造的，但这上下层构造也是互相作用的。
3．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确保它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胜利便不能不有无产阶级的过渡期的独裁，但是这是用来消灭一切阶级和消灭无产阶级本身的武器。
我们现在就利用这三个原则来解释本题所要议论的文学问题罢！
文学是个精神的上层构造，是受物质的下层构造所支配的。无产阶级因身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的经济压迫，当然产生出反抗这种经济的压迫的意识；有这样的反抗意识，把来表现在文学方面，自然就是革命文学。
一切上层的意识形态都是适应社会的法制的政治的制度，文学已是意识形态之一种，那它当然就适应这种制度的。先有德国的资产阶级文学之狂飚运动，然后才有德国的联成的统一；有十八世纪末期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之出现，才有十九世纪的初期的浪漫文学，还是历史所告诉我们的一些儿也不错的事实。文学既是上层构造，那它自然就在无产阶级没有握得政权以受适应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革命的。在无产阶级已起来握得了政权而利用这个政权来扫荡一切阶级和本身，即仍然在向着革命路上跑时，无产阶级当然也可以利用革命文学，帮助无产阶级来扫荡一切阶级和本身阶级而仍向革命路上跑。
这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经济基础和他历史使命来说明革命文学之存在的意义。只有这样说明，我们才真正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革命；在这真正的革命的照妖镜底下，自然可以把一切假马克思主义的，即假革命的原形照示出来！
亲爱的革命的青年呀，你们来看看这假革命的，我们目前的新DonQuixote的丑态罢！
三
这儿，我们先举举我们的新DonQuixote的舞势吧：
第二卷第三期的“大众文艺”，登有一篇署名何大白做的“中国新兴文学的意义”的大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大，因为他分了六个小题来阐明这个论题的意义。不过，我们在他的第一个小标题，“所谓什么是新兴文学”里，却看出他好像很慎重地在那里考虑着名词之运用似的。他说在目前这个文学运动里产生有三种名词：即革命文学、新兴文学和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他这样地解释这革命文学的名词：
“革命文学说是含有革命性的文学，但是内涵是很广的，含混的。究竟是怎样一种革命，又怎样才是革命文学，都没有具体的规定。因此很容易发生许多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见解。有的讲几句激烈话，有的喊两声打倒，有的是吹盲目的反抗，有的高唱“手枪炸弹干干干”：这些都可以主张是革命文学，而你怎么判断呢？
“并且革命文学这个名字，托洛茨基曾经使用过，而他乃是用来和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相对立的。他的主张，以为‘普罗列塔利亚特’是革除社会阶级的最后阶级，它的政权实现的时候已经没有阶级存在了，那时只有人类的文学还有什么普罗列塔利亚的阶级文学。若果在政权未实现以前，他讲，那时‘普罗列塔利亚’正在革命，只有革命文学，更没有‘普罗列塔利亚’的阶级文学存在。所以他只主张革命文学而否定‘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这话是错误的。即以俄国而论，政权虽在阶级独裁之下！但是社会上还有阶级存在，苏俄的文学还是有阶级性的。新兴的已经得了政党的俄国底‘普罗列塔利亚’正在努力建设他们本阶级底文学和努力其他建设一样。至于在未得政权的他国，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也同样地建设起来了。托氏的议论完全和事实不符。他的文学理论的谬误和他的一般理论的谬误是相关联的。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检讨了。不过革命文学经了他的这样说明，我们更觉得便用这个名词应当更加慎重。就是说若果要用革命文学这个名字，我们应小说、诗歌、戏剧，那我们当然可以不管里面是否有什么“两声打倒”，或“盲目的反抗”，或“高唱手枪炸弹干干干”。——有这样的东西就不能“判断”为革命文学，那就未免不懂这革命文学就是斗争的文学了。这难道无产阶级起来斗争时连口号都不应该叫么？假如无产阶级在斗争时候应该叫口号而且这口号还可以发生扩大斗争的勇气和政治影响，那末，同样，在文学里面，有这些东西也当然可以收得同样的效能。这是我们的新DonQuixote破题儿第一次的现丑。
再此，他说革命文学这个名词因为是托洛茨基用过所以我们要更加慎重。这儿所谓“更加慎重”当然就含有“更加反对”的意思。啊，好一个出真气力的新DonQuixote！他写这篇文章时的神情，太有他向人家说×××是同我们的政治意见不相同的气概！但在这儿，我们就要问问我们的新DonQuixote，托洛茨基是不是反革命？假定他就是反革命的话，那末反革命者所用过的名词该更加上一个制限的语句……”
我把他这篇大文章只摘录了这么两段，就在这么两段当中，我就发现出很多错误，这种错误当然同他本身的思维与行动“是相关联的”。至于全文的错误，“在于里我们不能详细检讨了”。
这儿就是我们DonQuixote的错误：
1．他由革命文学这个名词的含义太广而至因托洛茨基用过了这个名词来和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对立，便坚决地反对使用这个名词。
其实，关于这后期文学运动的名词，我看只有用革命文学才妥当。因为一来，它是和前期文化运动（这在欧洲方面说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封建阶级时候的浪漫运动的文学革命；在中国就是五四时候的文学革命运动）的文学革命相对立。二来，谁都知道在这后期文化运动里的时代的立脚是新兴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马克思所说的，天生的革命阶级，所以我们应采取同它步骤一致的革命文学。只要是描写无产阶级革命的就都连使用都不能使用么？如果照他这样的说话，那中国目前的无产阶级尽管不能叫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了，因为这个口号，中国目前的反动统治阶级已经叫过，并且现在也还在叫。真看不出读了一辈子书现在又还口口声声马克思主义的新DonQuixote，会机械到这步田地哩！真预想不出洋服穿得那样像煞有介事的新DonQuixote一进到BollRoom时，连Dance的初步都不会哩！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名词正因托洛茨基一秉马克思的理论而使用过，所以我们非更加采用，和非更加拥护不可。那末，托洛茨基究竟怎样演用了马克思的理论呢？现在，且把托洛茨基的说话节录几节出来：
“每个统治阶级创造它自己的文化，因此，也创造它自己的艺术。历史曾熟悉东方与古典的古代底奴隶专有的文化，中世纪欧洲封建的文化，和现在统治着世界的资产阶级的文化。从这，无产阶级也得创造它自己的文化和它自己的艺术”。这是释明艺术或文学是上层构造，是文化之一含素；要先有文化才有艺术或文学。
“……历史指示出，围绕着一个统治阶级的新文化底造成，需要很多时间，并且仅在那阶级底政治衰落之前的时期，才达到完全的地步。
“无产阶级将来有足够的时间创造一种无产阶级的文化吗？和奴隶主有者、封建地主与资产阶级底统治制度相反，无产阶级把它底专政看为一种短促的过渡时期。我们愿意放弃那关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太乐观的意见时，我们指出普及全世界的社会革命时，将不止延续几月或几年，而是几十年——几十年却不是几世纪，而且一定不是几万年。无产阶级能在这时候创造一种新文化吗？怀疑这个是合理的，因为社会革命的年代要成为凶猛的阶级斗争的年代，在这里破坏要比新建设占的地位多。无论怎样，无产阶级自身底精力，将要多半费在征服权力保持并且加强权力，及将它用之生存和更进的斗争底最迫切的需要上。当这革命的时期，无产阶级无论怎样要达到它底最高的紧张，及其阶级性之最充分的显露，并且有计划的、文化的改造底可能性，将要被限制在这样窄狭的范围中。反之，当新统治制度要逐渐更没有政治的与军事的意外，环境变得更宜于新文化底创造时，无产阶级便要逐渐更消灭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并使自身脱离阶级底特性，而且因此不再成为无产阶级了。换句话说，在专政时期，是说不到一种新文化底创造，即在广大的历史的尺度上的建设的。当历史中无双的专政铁拳成为不必需时要开始的文化改造，将要没有阶级性”……这里又说明了无产阶级在时间上是创造不出自己阶级私有的文化来。在世界无产阶级还没有通过统握了政权时，无产阶级只有拼命革命，拚命以暴力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这时，无产阶级当然不是谈建设文化而是要怎样破坏障碍革命发展的资产阶级文化以及它所依以存立的基础。等到世界无产阶级的统治权建立了时，那它马上又要不断的革命下去，即要消灭一切阶级而建立社会主义的文化。这便是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
“当人照他所应作的，将这个问题就其国际的性质加以研究的时候，这就尤其显然了。无产阶级曾是，而且还是一无所有的阶级。这就限制它不能获得资产阶级文化那些永列在人类财产薄上的元素了……但是，第一，为多半和第二国际时代并行的这个改革（议院政策与社会改革）时代，历史给与劳动阶级的十年底数目，差不多和给与资产阶级的世纪底数目一样多。第二，无产阶级在这个预备时代一点没有变成为更富有的阶级，也没有将物质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这里又释出无产阶级在没有握得政权以前是一无所有的阶级，而且就在握得政权以后也是使自己变为私有者的阶级，因此，一点也没有下层私有的经济基础；怎么能够产生出上层的文化出来呢？
总之，我们再来重新说一句：托洛茨基的解释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即是，他认文化里一部分的艺术或文学是上层构造的一部分，是受下层构造的决定的；无产阶级无论是获得了政权与否都不在建设自己的文化（当然文化里面的文学也不在建设之列）因为它的不断革命的任务驱使它非这样不可。我们的新DonQuixote！我请你自己回头来看看你自己的一身的曲线罢！我请你自己垂头来瞧瞧你自己的歪曲的步法罢！
2．他说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握得了政权时已经没有阶级”所以没有阶级文学为不符事实，他举了像俄国的文学还有阶级性和苏俄还在努力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例子来斥托氏的错误，接着，他就说托氏在文学理论上的错误和其他一般理论（这其他一般理论当然是指他的政治理论了——余）的错误相关联的。
这种现象，在我们看来是毫不奇怪的。当国共合作时代，我们常常听见一般四五岁的小孩子都莫不在街头巷尾大叫“拥护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的口号。等到国民党清共时，我们也时常听见那般四五岁的小孩子在街头巷尾乱叫“打倒攘夺国民党的共产党”、“打倒争革命领导权的共产党”……这是同一种人所表演的两种绝对相反的现象。这些人之所以表现这种矛盾，因为他年纪很小，他只晓得读初等国文“人、手、足、刀尺”……我们的新DonQuixote的年龄大概和这些小孩子差不多，不然，则顶多只多长得一两岁；我们的新DonQuixote的知识至多比这些小孩子多高一班。现在我们应来教训我们的小孩子不要多晓舌。
托洛茨基分明没有说过“无产阶级握得了政权时，已经没有阶级”的话。托氏只说“无产阶级的统治是暂时的、过渡的’’。这证明这位新DonQuioxte是造谣。托氏所说的无产阶级统治是从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出发的世界无产阶级的统治，不是指苏俄的一国而言，他里边也否认无产阶级的在一国内专政吗？无理以诬蔑，不过表自己的无能罢了！
最后，所谓托氏在文学理论上的错误和他的一般理论的错误相关联。这更证明，我们的新DonQuixote不读书好求甚解了。托氏生平的著作如军事、政治、经济、文学等等，有如汗牛充栋，这样多的著作，我们的几龄的新DonQuixote连摸都没有摸过，自然是当然的；但是现在让我来再问一问一般反托氏的人，应当了解的托氏的“中国革命问题”，你摸过了么？新DonQuixote！我们的新DonQuixote的妩媚的舞态真有如此四川路一带跳舞场里的舞女一样能惹人，或至少是某个主子怜爱，但是这样的假情假义，谁也不相信。怪不得，我们的新DonQuⅰxote弄到这儿受人家批评，那里受人家警告的下场。喂！新DonQuixote呀！你应该含羞地钦容了罢！
（本篇完，全章未完）
7th，5,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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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社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一、二期合刊（193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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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全世界的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所留给我们青年的，只有恐怖、灾荒、压迫、混战。
当人们正欢欣鼓舞告庆功成的今日，也就是我们悲愤痛恨那成千累万的革命战士在流离、颠沛、下狱、惨遭苦刑和被冷酷地屠杀的今日。
纵然，统治阶级尚无力解决社会、政治、经济一切根本的问题；然而我们队伍之被打散，和失败已是不可掩的事实。
靠在枪尖上的权力，历史业已向我们证明：统治者是不文化与虚弱无能，革命的阶级必然地，最后取得彻底的胜利，这种胜利毫无疑义要靠头角峥嵘的普劳列塔利亚特领导才行！
在政治上既然演过一场五光十色、纵横捭阖的激烈斗争之后，便不能不随而起的各种各派扑朔迷离的社会思想的斗争了。
目前思想界之所以有如此混沌芜杂，终也不过是各阶级不同生活和利害的反映；同时，也表现中国历史的进化业已转变到新的时期。
在这样有意义的历史阶段中，我们青年，不但要从事研究已往失败的教训和经验，学习教训，消化经验；团结和收复自己的队伍，整顿行动的步伐，充实自己的力量，以准备应付未来胜利的新战争；并且还要从思想的斗争中磨砺和锻炼有力的精神武器——就是把握和建设普罗革命文学。向一切思想上的敌人无情地扫击！
因此，不管是：民生史观派、物观派、新康德派，以至于一切马克思主义新旧修正派，我们在此地公然地宣布：这些都是我们不可调和而敌对的反动思想！
我们要从事于政治上的解放斗争，我们不得不先从一切统治阶级的传统和观念的圆栅内把自己的思想解放出来。要解放我们的一切束缚，组织的力量是必要的，所以我们这个团体，便适应本阶段的历史而产生出来了。
我们的旨趣：
1．团结国内进步青年，研究社会科学和革命文学的理论。
2．站在辩证唯物论的立场上和一切反动思想作无情的斗争。
为要实现我们上面两种的要求。我们必要从政治上力争被统治阶级所剥夺去的，
3．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研究自由。
固然，在反动统治未推翻以前，我们这些要求要充分和彻底实现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我们所划分的历史阶段中，力争这些政治上的自由，都是为我们走向革命和保证未来胜利必要的条件和前提！
“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没有革命的行动，理论便成为空谈！亲爱的革命青年们！我们要把研究室靠近于政治舞台，将实际的政治生活作我们研究的材料和对象的。我们在展开社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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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一、二期合刊（1930年7月15日）
插图
出路（白比）
倾听（卡茨蒙）
资本家的财源（古洛茨）
劳动运动之镇压（古洛茨）
五月（白比）
希望（绿宜）
崩溃（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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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七七年代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
第十章七七年代运动
↘从长椅到社会中心
↘俱乐部之秋
↘古怪学生的怪异运动
↘拉马赶出大学：证言
↘走向冲突
↘三月的日子
↘黑色的五月
↘博洛尼亚大会：运动走上绝路
所有议会外团体都遭遇了危机，它们对社会现实提出了解释，但受制于各自官僚和僵化的分析方式，这些解释必然破产。在这场解放运动的中心，激进活动的主角登场了（他们大都很年轻，但已高度政治化）。由于六八年代以来的斗争引发了巨大社会变革，他们也从青年面临的严峻现实中涌现了出来。
这场压倒性的、不曾中断的巨大政治化浪潮已在市民社会中扎下根来，也就是说，它已经深入了青年形成社会身份的主要结构——家庭和学校中。他们在家庭中形成主流价值观，在学校里学习专业知识，再到工作中应用。而青年对两者（即他们所形成的地方）的意识形态或形式上的批判，开始转变为实践上的拒绝，包括逃离、出走，乃至采取公开斗争的方式，自觉寻求他们想要的另一种社会和理念。在这一背景下，七七年代运动的序章酝酿成熟了。
从长椅到社会中心
最初的故事发生在1975—76年的米兰，当时城郊的大批年轻人聚集起来，凭本能对生活的苦难发出呼喊。当中一些人是学生，另一些是失业者，而大多数是低工资或没有稳定工作的工人。他们认为生活是被迫的，时间都被空虚、无聊和异化挤满了。
米兰市郊的林比亚特火车站前，有一些长椅。文琴佐说过：“我们的裤子变成了长椅的颜色。”好多年里，我们二十多个年轻人——还在找工作的，或者下了班之后——每天都聚在小广场上。连长椅都快厌倦我们了。我们被赶出酒吧，因为我们嗑药，留长发，但主要是我们点的少……我们想呆在宽敞的地方，坐在长椅上，至少能让你谈谈自己，谈你的个人问题，抒发你心中的想法。我不知道该不该说，长椅上我们能做自己，但说实话，有时长椅都坐不下了，因为那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我们在那里也不仅仅是嗑药。渐渐地，我们开始想做点别的，最后我们想，自己还年轻，不应该颓废下去。[1]
从对这些物质生活条件的集体讨论中，诞生了青年无产者俱乐部（CircolidelProletariatoGiovanile），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们占领了几十处建筑，包括米兰市中心的房子（废弃的旧工厂、停用的教堂、别墅、公寓、闲置的空房等等），把它们改造成“社会中心”。
那里的社交十分活跃，对青年状况也发起了许多倡议。他们用简报、传单和海报等传统工具进行宣传，但在设计、配色和布局上另辟蹊径，尤其是从地下报纸的创意中汲取灵感。
老板把生活成本和失业压在劳动者身上，让青年的处境越来越糟。年轻人找工作越来越难，工资低或没有合同的临时工作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不稳定。
如今，年轻人想要离开家，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
我们生活在贫民区，感到与这个生活、这座城市格格不入。我们受到边缘化，因为没有工作，没有地方能让我们组织起来、争取我们的需求。于是，我们被迫接受一份糟糕的工作，没法有自己的房子，闲下来也只能浑浑噩噩……
我们说，这种状况可以并且应当结束，我们要有权组织自己的生活、掌握自己的幸福。
我们当中许多人拒绝成家、拒绝老板的建议：“如果你不结婚，就没权利住进房子。”房东不想把房子租给没有道德担保——家庭的人。
不仅如此，还有高额的房租：我们付不出那么离谱的租金。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个人的世界里，我们要交流各自的生活，所以我们拒绝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分离。
这个世界什么也没有给我们，却将各种处事方式强加给我们。我们的生活是虚伪的，它建立在窒息的人际关系、负罪感、私有财产和对个人自主权的否定上。
青年无产者运动要的是一个聚会场所，在那里我们可以讨论和组织自己，在那里我们能用不同的方式管理我们的空闲时间，不仅如此，我们还能交流工作、家庭和别的东西。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紧密团结起来，我们要求共产主义。与我们在一起的，是今天的工人斗争、士兵斗争、组织起来的失业者斗争、女权斗争，它们提出了建立在男女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个人与社会生活之间、工作与自由时间之间的另一种形式。
摆脱危机并不意味着“打破枷锁”，而是结束这种工作和生活方式。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占领了早被遗弃的房子，由自己来管理，现在我们在米兰已经有了五所房子，这里都有我们的同志，大家自发决定摆脱孤立的状态。
我们想摆脱家庭，过上自己的生活。在占领的地方，我们也不想要旧式家庭。我们想活出自己，接受这一决定带来的一切矛盾，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
青年工人的占领运动才刚刚起步。为了争取我们的住房权，必须将它扩展为一场群众性的斗争。为此，我们对年轻人的其他需求进行讨论，并将建立一个目标与计划更明确的青年组织，所以我们立刻要求所有的同志参加占领，我们也找好了要占领的房子。[2]
青年无产者俱乐部很快在现有的文化政治组织中，得到了重要的支持。
从一开始，“国王的新装”（ReNudo）就加入了这一运动，它的行动基于“搞政治的新方式”，有个叫“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的口号就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点。在“国王的新装”看来，俱乐部的倡议是近十年来反文化斗争的具体成果。甚至前一年里米尼大会上宣布正式解散的“不断斗争”，其成员不仅为俱乐部提供组织上的支持，还为最年轻、最觉悟的参与者提供了鲜活的政治经验。
俱乐部刚成立时，总结了各方面的经验，协调了社会与政治力量。它为成百上千的年轻人提供了可能性，让他们头一回能从理论和思想上，讨论嗑药、工作，讨论如何利用空闲时间，讨论俱乐部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讨论提出的倡议和用来实现目标的斗争方式。他们讨论了如何管理占领的房子，如何处理与社区的关系，如何不被警察赶走等等……这些辩论推动了青年无产者运动。
参加俱乐部的人里，大多数是年轻工人、城郊小工厂的职工，以及少数失业者和职校生。女性很少，因为在城郊的贫民区和工人家庭里，她们拿生活毫无办法，比方说，她们在晚上都不能离开家。
起初，俱乐部的年轻人会从郊区来到市中心，成群结队出没于广场的角落、小公园、酒吧、电影院和舞厅，有时也会唱歌跳舞，聚在一起举办庆祝活动。每周日都有很多人参加，它们成为了“夺回生活”的紧张局面。
在这些聚会期间，经常爆发与警察的冲突。从征用奢侈品店和食品店开始，他们侵犯了私有财产。报纸和政界不能再无视这一大规模现象了，但它们完全不了解这种现象的起因，只是将它妖魔化，称作犯罪。同时，俱乐部公开了它们的纲领《起来造反吧》：
我们被夺走了一切，沦为最坏的雇佣劳动的奴隶，或是忍受屈辱与饥饿。
我们的生活被每天八到十个小时的剥削吞下了。我们绝望地逃避，在肮脏的贫民窟消磨时光。这个社会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我们感觉自己只是废物。我们难道不想得到一切吗？不想掌握自己现在与未来的生活吗？不想在身心上发展自己吗？不想决定自己的工作吗？
所以，我们全都要！是时候起来造反了！
我们聚在一起是想找乐子，我们有权生活、有权幸福，我们要一种新的交往方式。
我们占领房屋是想有地方聚会，在那里表演音乐和戏剧，用一个地方取代家庭。
我们会巡逻，赶走剥削者的走狗，不让卖海洛因，再打跑法西斯。
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在集体和政治生活中，解决我们的个人问题。
我们不要海洛因，因为我们想共同建立新的生活，赶走法西斯和黑手党。
我们战斗又罢工，因为我们想要干更少的活、有更好的工作——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些都是我们的运动所表达的具体内容。这就是我们对共产主义、面包与玫瑰的追求。
年轻即犯罪
资产阶级报纸对我们说：“你们不想工作，你们是吸毒者、罪犯、暴徒、小嬉皮士和娘炮。”让我们一个一个回答他们。
去干活吧！
他们一直对我们这么说，不管我们有工作还是失业。
我们同意一位美国工人的话：“假如我早上醒来想上班，那我马上去看心理医生……”这正是造成旷工和罢工的原因。
工作——无论是抽象还是具体的——不是好东西，只是可悲的必要。老板又让这种必要变得更折磨。工作意味着，你还年轻就要过上父母的生活，在办公室或流水线上干八小时，要给老板拼命干，在我们年轻人眼里，这意味着余生都要受剥削和压迫。
所以，你怎么可能想工作呢？上班是很辛苦的，我们也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除非让我们掌握自己的工作，我们才不会去当剥削的牺牲品。
资产阶级指责我们不想工作，这是彻头彻尾的虚伪。
吸毒者？
这里必须说明。我们为死于海洛因的年轻人控诉。海洛因贩卖掌握在中情局和受基督教民主党庇护的黑手党手中。海洛因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在美国——最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最流行，这绝非巧合。资本主义把海洛因给青年，让他们丧失生活的意志，让他们屈服并最终走向自我毁灭，或者将他们卷入帝国主义战争。
在意大利，海洛因是黑手党和法西斯在卖，它们用这种无耻的方式积累资本、压制反抗者。是谁让青年堕落，又在物质和文化上腐化了他们？要么你慢慢忍着（陈腐、剥削、失业和孤独），要么就从窗口跳出去：这就是他们强加给青年的规矩。资产阶级为我们的生活和交往提供了什么？孤独、无聊、消费主义！它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都空无一物！
是谁把女性的身体和人际关系变成商品？是谁造成社会上有数百万人吸毒，让他们沉迷药物（镇静剂），以便在八小时的剥削后麻木自己；让他们沉迷药物（兴奋剂和咖啡），以便有精力工作；让他们沉迷烟草，以缓和人情世故的疲劳……让他们沉迷于电视、沉迷于酒精（酒鬼怎么也想不到：“我喝点酒能有什么？”）试想一下，米兰一个月没有这些……这一切都是为了利润至上的社会。
他们指责我们吸毒，而我们不过是抽无害又令人愉悦的大麻烟，它能让你感到快活，和别人自在交流，就像喝下一升巴贝拉红酒[3]，这当然没有“越界”。
罪犯？
谁没有工作；谁赚不到钱；谁不想接受雇佣劳动的奴役，又没有力量组织起来，从政治上发起反抗；谁只有偷盗和惹事，才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就有可能走向“犯罪”。但这往往是被迫的，不是无产者自己选择，而是由资产阶级强加给他们的。那些因偷东西被关进监狱、为了一点点毒品就被捕的年轻人，他们不是罪犯。只有老板才是罪犯。
暴徒？
我们是暴徒吗？是的，我们知道发生的每一桩暴力事件，它们每天都在发生。我们缅怀被法西斯分子和警察杀害的同志，缅怀被海洛因杀害的年轻人，缅怀因小偷小摸就被冷血谋杀的人们。对我们来说，暴力不过是一样工具。我们不想要暴力，我们想要生活，但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因为我们明白资产阶级是如何行使权力的。
让我们组织起来
我们在此向青年提议，组织起来吧，走出酒吧和厨房，我们要十个、百个、千个青年俱乐部；十场、百场、千场聚会；十个、百个、千个街头表演；十次、百次、千次觉醒；占领十栋、百栋、千栋房子；在社区巡逻十次、百次、千次。
让我们组织起来，将现在和未来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聚会
如果你想和别人交流，聚会和剧院一样是个好地方。米兰青年运动在聚会中得到团结。我们聚在一起不是想打发空闲（或是丰富贫民窟的生活）。聚会应当成为斗争的集会。现在的聚会，尤其是庆祝打败你的敌人时，它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个人参与政治的方式。这场聚会是为了庆祝战胜你的压迫者、老板或天性。春天的聚会是为了庆祝冬天的退去。
聚会代表着我们战胜了资产阶级强迫我们的无聊和孤独。我们在这里交流，相互了解，遇见和认识了其他人。
聚会也是对个人的冲击，因为它是对行为、文化与人际关系进行试验的工具。聚会是积攒力量的重要时刻：让我们发挥这些力量吧。
老板让我们闲时待在贫民窟，但我们想掌控空闲，用它取代被占用的时间。
巡逻
治安巡逻代表青年运动的重要一步。在这次选举中，法西斯分子肯定会在街区挑衅。要是他们想制造恐怖气氛（袭击、纵火、持刀伤人），要是他们想在全国重复他们以前在萨沃纳所做的事情，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回应了。
和工厂里一样，我们巡逻来控制和保卫街区，这是今天青年的一项任务。巡逻是为了反法西斯、反对“意大利社会运动”的选举活动，同时也是为了实践我们的纲领和愿望。
巡逻队揭发老板剥削学徒和未成年（在奇尼塞洛，我们三十个年轻人就站在一家理发店前，为年轻人要求权利，那里有两个学徒被迫加班），给失业者找工作，调查黑工和临时工，监视卖海洛因的地方，制止加班，给流离失所的年轻人征用房屋和公寓，打击对人际关系和女性身体的商品化（比如裸体表演），阻止最保守的家庭拆散男女，在墙上涂鸦，涂掉基督教民主党的竞选海报，在街头即兴表演（比如街头戏剧）……
愿望清单
我们的社会什么都要钱：去个像样的电影院，出城进城，从家庭中独立，搬去另一个地方住，听音乐，看书，喝酒……什么都要花钱。
失业了只好省吃俭用。所以我们都想工作，但要干得少，还想免费上学……
我们告诉年轻人，必须将自己组织起来，然后集体去找工作，强迫那些要求加班、不给合同和还搞轮班的老板雇佣你们。
我们想要消除没合同的工作、临时工和黑工。更不能让未成年人受剥削。
我们想要农村公社。为了回到南方的土地，回到由于强制农民工而失去人口的农村，我们希望通过国家的资助和干预推行农业现代化，建立成千上万的现代农业公社。
我们想要征用住房和公寓，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实验取代家庭的公共生活，让我们演奏音乐，彼此之间交流与相互认识。
我们想要一部法律。什么法律？我们想放宽软毒品，减少国家的垄断（如烟草），为的是年轻人不再成为海洛因的牺牲品，最后进到监狱。还要为他们提供紧急有效的卫生机构。
我们想要娱乐，除了五一节，我们希望春天的第一天成为全国性的节日，因为我们喜欢自然、绿色、动物、高山……更要主宰它们。自然应当为人服务，而不是为了利润。而老板们为了利润，污染了空气、水、食物、环境，连同工人的身心。
俱乐部之秋
到了秋天，工人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前身为米兰国立大学的学生运动）干预了陷入危机的俱乐部，并将它的反法西斯委员会（ComitatiAntifascisti）改为青年俱乐部（CircoliGiovanili）。这一事实引起了极大的困惑，因为众所周知，这一组织是亲斯大林主义的，而且强烈抵触反文化，但青年无产者接受了他们。然而，这些“青年俱乐部”与之前的青年无产者俱乐部将经过长期论战，在年底彻底决裂。
但不管怎么说，随着这些新俱乐部的出现，运动又恢复了活力。他们发起了一场自发降低电影票价格的运动，并反对在郊区放三级片。在某些周日，为了看到电影首映，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会自发把票价降到五百里拉。对此他们还做了宣传。对超市的征用继续着，还蔓延了开来。同时市政府收到一份声明，要求正式征用空地来开设社会中心、资助现有“社会中心”的文化活动。在整个秋天中，群众进行了一系列的动员，而米兰的经验使新的俱乐部马上在其他城镇中遍地开花。
铺天盖地的俱乐部，尤其是它的全国斗争计划，推动了11月底在米兰国立大学举行的青年无产者大会。这次大会的召开宣告以一把巨大的战斧（tomahawk）为标志，下面写道“我们发掘了这把武器”。经过两天紧张而激烈的讨论，会议决定为运动内部各派建立一个共同平台。大会最后提到：
6月20日后，报纸们发起了一场反对青年的运动。在兰布洛公园事件后，他们还说被孤立的幸存者在自相残杀。然而，本次大会的结论是：新生事物正在出现。在米兰的兰布洛公园对青年的状况进行了广泛讨论。兰布洛公园反映了现实：青年的边缘化、孤独又缺少改变现状的力量。我们意外认识到，我们个人的状况，不幸也是我们集体的状况：以下思考推动我们，建立一支能够改变现状的集体力量……本次会议是在兰布洛公园上向前迈出的一步，因为大家逐渐意识到，出路只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在运动中，年轻人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各自需求仍是不同的。必须公开冲突，释放矛盾。我们需要一场对抗，为了确立青年的真正愿望，为了定义和争取真正的自主权，为了不再把政治和激进活动理解为对自身的否定、对表达自己生活欲望的恐惧。[4]
当大会在简朴的国立大厅内闭幕时，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工人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先生们和一群嗑药者起了冲突，表现了他们对反文化的不容忍，还有他们刚破产的反毒品委员会的贫乏道德。
针对青年俱乐部大会期间的一系列小规模骚乱，全国的报纸口诛笔伐……值得注意的是，报纸对它们和六八年代学生运动表现了不同的态度。“国王的新装”在当时的一系列文章，揭穿了假装曾是反叛者的那些人的真面目，比如米兰国立大学校长夏文纳托[5]，他厚颜无耻地对《晚邮报》说道：“这些都是破坏分子，在六八年可不是这样的，我要是学生，肯定站在卡帕纳[6]这一边……”
还有一位意共的省议员在米兰表示：“六八年可不是这样，当时的青年学生是在为真正的社会变革而战。”[7]
在挤满两千人的全国大会上，俱乐部们还通过了另一项重要决定：抵制斯卡拉的演出。富庶的米兰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当祭品，而自己为了尽享演出，挥霍上万里拉在斯卡拉歌剧厅包下位置。
俱乐部的宣战书受到了报纸的关注。为了清除“暴徒”对主流文化的威胁，整套镇压机器立即运作起来。12月7日下午，五千名警察和宪兵包围了斯卡拉广场的周边地区。
在这场战斗之夜中，总共二百五十人被拘留，三十人被逮捕，另有二十一人受伤，其中数人重伤。
为了维持歌剧《奥赛罗》的演出秩序，从加富尔广场到布雷拉、再到凯罗利、大教堂广场、丰塔纳广场、圣芭比拉和威尼斯大街，布置了五十多个哨卡。每个路障后面又有第二道关卡，整片地区部署了几百名武装人员。在经过市区的电车上，所有的年轻人都被逮捕并被遣散回家。只有当地住户和持剧院门票者才能通行。
除了路障之外，国家警察有两个机动队在内环路上执勤，它们受无线电的引导，混在车流中间，其任务是扑灭示威活动的苗头。
无产阶级俱乐部只好秘密集结，因为从前一天开始，显然没法在斯卡拉广场碰头了……
说实话，普通人的想法和政客考虑的东西是不同的。虽然人们也谴责破坏汽车和交通信号灯的暴力行为，还有许多人反感这些受警察保卫的奢侈排场。
集会的秘密性质限制了人数，青年俱乐部也放弃了协调的尝试，就是说，工人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决定前往圣斯特凡诺广场。
一支游行队伍从三个方向聚集，从罗马区一直到环城公路，绕了一个大圈来切断交通，队伍在行进过程中不断壮大，大家都在观望将会发生什么。那是下午六点，离《奥赛罗》开场还有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游行队伍还没有碰上警察就抵达了北站附近的马真塔（Magenta）酒吧。有人带来了其他地方正在发生冲突的消息：另外两支队伍受到了凶猛的袭击。
随着游行队伍像蛇一般前进，将近一千名同志从北站抵达但丁大街，而国家警察的两个机动队突然袭来。他们从前后两端包抄过来，想截断我们的退路。以前从没见过这样，只有在极少数和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我们反应过来进行了自卫，争取了逃跑的时间，而从卡车上跳下来的警察掷来了烟雾弹，大多数年纪很轻的同志都慌了起来，开始陷入慌乱。然后是一场混乱的自杀式的逃跑。游行队伍大约有一半人被警察轻易堵住，后者井然有序地逼上前来。
他们朝地面或人的头上射出烟雾弹。我看到一个男孩腿部被击中，倒在了地上。斗殴和街上的逮捕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他们还搜查了门房间和楼梯。
斯卡拉事件将是俱乐部运动的最后一次暴力冲突。一场流血的牺牲，要比许多集会都更好地展现了米兰的政治力量。
从那时起，这场运动将席卷罗马，再是博洛尼亚。[8]
古怪学生的怪异运动
1976年12月3日，教育部长玛法蒂[9]发布公告，禁止学生参加本专业外的考试，这违反了六八年以来规定的学业自由。大学生们马上意识到，更反动的政策还在后头。巴勒莫学术委员会决定实行该条例，此举激起学生占领校园。
接下来的几周里，同样受到影响的临时讲师也加入了学生运动。不久，骚动蔓延到都灵、比萨、那不勒斯与罗马。1977年2月1日，法西斯分子袭击了罗马大学城。他们被学生打退，边开枪边逃跑。文学系学生圭多·贝拉齐奥马（GuidoBellachioma）被打中后颈，受了重伤。文学院当下就被学生占领。紧接着是声势浩大的集会，动员起来反法西斯。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青年团[10]、无产阶级统一党[11]和“工人先锋队”的支持下，意大利工人总联合会、意大利工会联合会[12]与意大利劳工联盟号召在大学示威，抗议法西斯的暴行。
玛法蒂部长被突如其来的事件吓了一跳，谨慎地撤回了他的通知。2月2日，上千名学生走出了大学，举行了激烈的示威。人们朝着索姆坎帕尼亚路走去，烧毁了那里的“意大利社会运动”总部。游行队伍继续上路，但在独立广场，便衣警察和示威者发生了激烈的交火。一名警察（多米尼克·阿尔博莱蒂〔DomenicoArboletti〕）和两名学生（保罗·托马斯尼〔(PaoloTommasini〕和莱昂纳多·福尔图那〔LeonardoFortuna〕）重伤倒地。
关于谁要对枪击事件负责，左派内部产生了分歧。共产党在报纸上指责“自主派”和法西斯的做法一样。体制内各派要求司法部门积极干预，查封“挑起无论何种暴力行为”的“窝点”。后来几天，在共产党、社会党、无产阶级统一党和“工人先锋队”在大学主持的集会上，运动与主流政治力量进一步决裂。完全由党操办的集会，是这个自下而上发展起来、要求自主权的运动所无法忍受的。
同时，米兰国立大学被占领。在都灵，五千名学生的游行队伍穿过整座城市。在那不勒斯，一千五百人走上街头，他们是学生、组织起来的失业者、刚毕业但没找到工作的人。在巴里，大学的哲学与文学学院被占领。
2月5日在罗马，警察严密封锁了大学，禁止了媒体和政党担忧的示威活动。《团结报》说校园被“一小群搞‘自主’的奸细”占领了。在大学集会上，五千名学生不接受政府的决议，提议将占领运动扩展到全意大利的学校，展开社区、工厂和中学的反信息运动。
第二天，大学成为了青年无产者的带头人。盛大的派对开了一整天，“解放的”大学里挤满了中学生、附近来的年轻男女。派对是自发的，没有人组织过。这里有街上演戏的，跳舞的，唱歌的，演奏音乐的，玩闹的。共青团公开谴责占领行为，不认可运动“能够自主领导斗争，以解决大学悬而未决的问题。”
占领运动蔓延到博洛尼亚、热那亚与卡利亚里的校园。2月9日，有三万人走上罗马街头。队伍的前面是一张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释放保罗与达多（Daddo），还被捕同志自由”。在那沃纳广场，示威没有遇到意外。游行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而最讽刺的是，运动首创精神的主角是在社区实现自主管理的城市女性。
2月10日，共青团、社青团、共和青年团、基督教工人青年协会、统一党、“工人先锋队”和工会的“联合委员会”试图发动普通学生上街，反对大学“极端”运动。但这出戏并不成功，因为和前几天一样，游行队伍里也在高喊反对“社会和解”政府的口号。
同一天下午，在文学院，学生们对《晚报》（PaeseSera）、《晚邮报》和《团结报》的编辑进行“审判”，他们被指控诽谤学生斗争。意共的杜奇奥·特伦巴多里（DuccioTrombadori）成为了众矢之的。“我们要查封哪些窝点？”他的回答是：“除了法西斯老窝，还有那些受工人运动之外势力利用的骚动中心。”最后，特伦巴多里被赶出了大学。
同一天，博洛尼亚举行了一场盛大示威活动，因为当地共产党仍在用“奸细”诋毁运动。墨西拿、佩斯卡拉和摩德纳的学校也被占领。意共的罗马支部声明，让被占领十天的大学“恢复教学与科研工作是政治与民主的必要”。这项声明为警察干涉铺平了道路。
2月13日，占领者开会讨论了接下来怎么办。结论是继续占领直到取得成果：驳回玛法蒂的计划、释放被捕同志、保证大学自主空间、校园在夜间和假日开放。最关键是，他们要求解决失业问题与社区的边缘化，并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如租金和住房。两天后，共产党在被占领的大学门口拉起纠察线，分发传单要求“重建校园内的民主生活”，还组织召开总工会书记卢奇亚诺·拉马[13]的集会。
在第二天的集会上，占领者们讨论了拉马的集会安排，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场挑衅，是想从外面控制运动。这显然是为了“大学的正常化”。于是有人提议，学生运动的代表也该到场。
拉马赶出大学：证言
一位同志
拉马被赶出大学的那一天，给我留下了很糟糕的回忆。一个画面始终留在我的脑海里：一位共产党的同志手拿锤子在追我们一个人，但他停了下来，转过身开始哭泣，拥抱了他的同志们。大家都精神错乱了。头一次发生这样激烈的冲突，我说的冲突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而是肉体上的，硬碰硬的。
当然，共产党肯定是在挑衅。不用说，他们想不惜一切代价重建大学的秩序，所以才拉了那么多人来，做好了应对冲突的万全准备。我想所有同志在那一天的经历都很糟糕。党的治安人员明显想挑起冲突，一些人还过分地挑衅。当时有两条战线。他们一大早就强行闯入，我的同志们各在两侧。
从我们被分开，到拉马开始讲话，都没发生什么大事。只是有些同志，尤其是城里人发出了强烈的呼声。然后党的治安人员做出了非常激烈的反应，用相当挑衅的方式往前推。我肯定当时有好多父子各在一边。这也能用两代人、两种文化的冲突来解释，很难把它讲清楚。这和你在家里看到你爸不太一样。总之，你扇了你爸一耳光——当然是以戏剧性的方式。
精神上的冲击非常强烈，这不单单是政治路线的冲突，背后还有更大的问题，比如意共的角色——它是意识形态上的父亲，本该保护你，却背叛了你。
多年来，它一直在背叛你，它用《皇家法》背叛了你，然后用你不需要也不会需要的荒唐政治纲领背叛了你：“弃权”政府、紧缩与牺牲的哲学，就是说，它的历史性妥协。再说，它们的结果后来我们又不是看不到。
然后拉马来到这里，带着他的大喇叭、震耳欲聋的大喇叭来到大学，吵吵闹闹地讲话，他的声音之大，让想听的人也听不到他在讲什么。
那几个月的运动不是单一的，而是由成百上千的交流方式发展起来的，它们有不同的语言，成百上千的信息交织在一起，比如大学墙上的涂鸦，共产党傲慢地刷掉了它们。在大学被占领时期，没有人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因为大家都在集会上针锋相对，写各种各样的文章，但没有人说自己是老大。说实话，运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非常明确和果断地指出，它不想要任何政党、个人或小组来带头和指导自己。
然而，拉马到了那里：我来到这里，拿着个大喇叭，就是只能我一个人说，别人不能说，因为我不是来和运动辩论，而是来强加自己观点的。同志们很快明白了这一点：这一切都被同志们认为是一种蛮横、不被承认、傲慢又暴力的行为，就和共产党一直以来的言行一样。
他们根本不希望有辩论，连让我们的同志加入拉马的集会，这样小小的条件也不肯。拉马来到这里说：我讲就行了。他们想借此强迫我们接受一种毫无根据的行为和文化。
我还记得在集会上，拉马说过这样的话：“工人在1943年从德国人手上拯救了工厂，因此你们必须拯救大学，这就是你们的工厂。”他说的和当时发生的事没半点关系。所以我们就想：你跑过来都在胡说八道什么，和我们的运动有啥关系？说白了，你什么都不懂，就是想给我们一个最后通牒：要么站在我这一边，不然就是和我作对。
那天一大早我就来到学校，到处都是共产党和工会的治安人员，他们外套领子上别着红色徽章。他们把学校墙上的涂鸦都刷掉了，穿工作服的人用刷子和白油漆把涂鸦刷掉了。他们一队一队在干活，当时就像死一般的安静。
涂鸦被刷掉，我马上冒火了。在七七年，拉马什么也做得出来，我这么想，大家也这么想，但我忍不了这家伙这么嚣张，不经允许就到这里刷掉涂鸦。说白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你平时遇到的警察没什么区别。他们把涂鸦刷掉，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暴力。然后又把自己当作和占领无关的人：好比叫你听话的老爸，挺着大肚子的家长。有一幅涂鸦，上面写着“Lama在西X”，一个共产党的人愤怒地喊道：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说什么？在场一位同志告诉他：这表示着一切，也什么都不表示。去问画这幅涂鸦的人，不要什么都不明白就把它刷掉。干嘛要刷掉它？你又算什么东西？
共产党的治安人员都是大人，短工和泥瓦工什么，他们穿的一点都不合群。我记得他们很多人都穿深色雨衣，拿着雨伞，我很奇怪，虽然下着小雨，但我们都没有打伞。伞是用作棍子的。这挺怪的。冲突开始后，有人的脑袋被打破了。有个党的人说：“这些臭虫，应该把他们都送到西伯利亚。”我认得其中一个人，就对他说：“我们就住在旁边，你要把我送哪去？”
拉马的站台就在一辆停在广场的卡车上。我们站在党的治安人员的对面，抬起了一个假人，上面有一个心形标志，写着“我们想谈谈”和“不要拉马”。他们拿各种东西扔向党的治安人员，喊着讽刺的口号：“牺牲—牺牲”、“多些贫民窟，少些房子”、“是时候了，是时候了，劳动者要受苦”、“老板有权力”、“求你了，拉马你别走，再来点警察吧”。
突然之间，人群中升起了白雾，党的一个治安人员打开了灭火器。我看到头顶是白雾，到处一片混乱，人群往四面八方跑开。治安队伍开始推进，东西到处乱飞，在扔石头和木块。他们往前冲到喷水池。我看到一些同志被抓住手脚，头被打破，脸上流着血。看到同志们被打成这样，大家都很震惊。在党的治安人员回到站台时，同志们用当时在那里找到的东西武装起来，发起了反击。
反击开始了，我们非常愤怒，我们的人可是被打破了头。拉马坐的车被掀翻，被砸坏了。当时你总有一种感觉，有什么东西被打破了，也许是你熟人的头。我有个共青团的女友，那一刻我发觉，我的感情也一样被打破了。当时发生的事情很清楚：工会和共产党像警察一样，像法西斯一样包围了我们。在那一刻，很明显，我们和他们已经不可挽回地决裂了。从那一刻起，很明显，党在运动中已经失去了发言权。
他们一直想挑起冲突，为的是证明没法和运动对话。那天对他们来说，输赢并不重要，他们没什么可输的，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被占领的大学，而大学是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夺取的据点，怎么“解放”都对他们有利。他们不得不在民主制度面前给自己挽回脸面，于是声称我们不仅不是他们的合法子女，甚至还是法西斯分子。他们得掌控局势，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唯一的担保人和调解人，是任何冲突的唯一官方代表。他们的逻辑是：如果出现问题，那么我来管，不然吃屎去吧。
一位共青团员
在拉马来之前，我们共青团开了一次会，讨论该如何理解这一事件。我们把占领大学，甚至这一运动视为一场巨大的挑衅，必须作出回应。我们在大学里的日子都不好过，因为我们人非常少，而且刚开始，与其他团体的积极分子有很多冲突，后来又跟运动的人起冲突。不用说，我们把运动视为敌人。在共产党内，我们有那样的氛围，党让我们把民主、群众的责任等等，作为讨论的内容。
我们把这场运动理解为年轻人受到极端主义和反共文化的熏陶，在极端主义潮流中一股脑聚在一起。这是一场非理性的青年运动。在共产党内部，大家认为多少有组织的工人自主和运动的其他部分是不同的。我们后来才明白，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正是这一错误让我们把整个运动拱手让给了自主运动。
我记得3月12日的大游行，我们党在旁观：那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重大游行，人特别多。不论它表达了什么，运动的示威游行都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看到那些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只是在意识形态上不同——成群走上街头，喊着美丽的口号，步调一致且充满力量。这一切都对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参加的党内讨论中，会谈到运动，但不是因为我们年轻人多，开会的大多是公务员或教师，也有一些工人，但他们不年轻，都结了婚有孩子，有稳定的生活和工作。我们讨论道，必须捍卫运动当时攻击的历史遗产，所以只好参与冲突，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双方显然也互相看不顺眼。
在党内，运动的“不负责任”被反复强调。我们的立场是，政策是由那些处于历史核心的人制定的，他们有批判意识，是群众的遗产。对我们来说，这场运动不属于左翼，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今后将发生什么。我们不理解，运动提出了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只觉得它是任凭激情、非理性对待政治的典型青年现象。我们坚信群众和我们在一起——那些商讨协议的有组织的群众，他们有工人的话语权，也经历过捍卫民主的艰难时期。
我们共青团为培训干部开设了课程，大部分是在学习反对极端主义的经典著作。这是因为党的领导人意识到，遍地开花的极端主义对年轻人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在校园里。在我们和运动之间产生了一种仇恨关系，由于文化不同、行为与生活方式不同，从不断误解中产生了深刻仇恨。
拉马来大学的那个早上，我记得他们向我们扔了五里拉的硬币，这让我非常不爽。他们扔来五里拉的硬币，那是很疼的。我们到地方后，就在卡车旁边布置讲台。我们维持秩序的和运动那边的人大眼瞪小眼。然后事态失控，开始互殴，但我记得很清楚，他们侮辱我，朝我吐口水，向我扔五里拉。我被打惨了，这才意识到他们有多恨我们。
我没有从冲突中跑开，我挨了打，背上也被石头砸了。我对那些逃跑的同志很生气，他们既然来了大学，就要留下来。这是一场战斗，必须战斗到底。但一下子人都跑了。
几天后，我们党内和大学支部的同志们开会，他们错误地报告了大学内部的情况。工会说大学里没有什么运动，只有一群煽动者，要让形势恢复正常也不用费多大功夫。台面上说，我们共产党到大学去，是为了避免不可挽回的事，这是我们说的，也是我们对自己说的，那是为了避免警察的干预，以及随后不可避免的冲突。我们没有理解，在当时情况下，别说主导权了，我们一丝威信都没有，其实我们没有丝毫的合法性。
走向冲突
二月底，运动仍然在全国活跃着，甚至影响了一些省会。相当多的中学被占领，或动员起来实行“自我管理”，尝试对运动的主题进行集体研究。在罗马，法西斯分子在一所学校前开枪打伤两名学生。作为回应，运动在都灵发起一场示威活动，袭击并放火烧毁了一些法西斯据点，在随后和共产党的论战中，爆发了争吵和冲突。帕多瓦的学校都罢课了。佩鲁贾的人文院系都被占领。3月5日，为释放潘谢里举行了一场示威，他在前一天晚上，因道义上对一名法西斯分子的死负责，被判处九年监禁。以下是一位同志的证词：
拉马被赶出大学后，运动又抬起了头，它的内部更加团结一致，这首先归功于共产党的挑衅。大家对它的看法是一样的。于是，一连串的学校被占领。至于大学里的意共，只有几名教授以某种方式在跟我们、跟运动在协调。但说实话，共产党的组织，比如共青团和党支部，根本没有机会在大学里发言。
到最后，所有同志都被动员起来时，大家听说为潘谢里举行的示威没得到批准。大学前的道路布置了很多警察，任何人靠近都要受到搜身和威胁，但里面有成千上万的同志。我们开始谈判，以便确定游行路线，但警察不为所动，不允许任何示威。然后非常突然，宪兵队冲了进来，往人头上发射催泪瓦斯。大学门口很快发生了冲突，但大部分示威者都从侧门撤了回去，聚到了校内。
从那里，游行队伍分成几部分，向罗马的大街小巷走去。冲突接踵而至，所有人都参与进来了，场面十分混乱。因为大家的参与，拒绝受到代表，我认为3月5日是七七年最壮观的一场示威。最后，警察被完全分割开来，分散在货车开不过的老城区小巷子里。
……之后，意共进行了“自我批评”，承认运动“大部分人担忧大学改革与国家复兴”，虽然“有一部分人正往绝路上走”。另一方面，意共认为拉马事件表明“新的组织形式正在形成”。在“他们把我们赶出大学，现在我们要接管这座城市”的口号下，三万多名运动的支持者走上罗马街头。后来几天里，被占领和造反的学校举行了全国大会，决定于3月12日在罗马组织一场全国性的大游行，回应对工人收入和占领运动的攻击，反对雇佣劳动制度，并再次推动工人斗争，推动工人、学生、失业者与所有被剥削者的自主组织。3月7日，金属业工人联合会全国大会在佛罗伦萨召开，它主动邀请了冲突中的学校代表团参加。这是一种勇气，它表明金属工会在试图弥补新运动与工人运动的历史组织之间的裂痕上，要比自己的工会领导更有远见。接下来，在连续三天的辩论中，工会方面进行了严厉而真诚的自我批评，因为它没有做好准备，未能在适当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来面对学生和青年运动提出的问题。尽管都想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并没有解决双方在冲突与观念上的分歧。
同时在帕多瓦，警察进行了干预，清场了被占领的学校。作为回应，一些学生团体把“学阀”——他们被认为是下令清场的人——的研究室翻了个底朝天。3月8日妇女节当天，意大利各城市都发起了女权运动，她们走上街头，要求运动的自主权——不仅是对于政党的自主权，也是对于学生运动本身的自主权。接下来的几天里，罗马如火如荼地开展了对3月12日全国示威的组织工作。然而，这一重要事件前夕，“不断斗争”的成员弗朗切斯科·洛鲁索（FrancescoLorusso）不幸在博洛尼亚大学区爆发的冲突中牺牲。
三月的日子
3月11日上午，“圣餐与解放”[14]在博洛尼亚大学的解剖研究所开会。大厅里约有四百人。在入口处，五名医学生表明自己是运动的积极成员，便遭到天主教保安的殴打，被强行赶出教室。消息一传开，他们的同志得采取行动。天主教学生安然无事待在那里，警察和宪兵开着汽车、卡车和吉普车闯入校门。催泪弹突然射了进来。其他同学都往赞布尼门逃去。在追捕过程中，宪兵队开枪射击。被追赶的人群中飞来一枚燃烧瓶，扔中一辆越野车，瞬间点燃了它。
在马斯卡雷拉街，一队回学校的同志遭遇了宪兵队，后者突然开始冲锋。对面连续开了六七枪，枪手是一个身穿没有肩带的制服、戴头盔和面罩的宪兵。枪手是用瞄准器的，手也靠在车上。二十五岁的弗朗切斯科·洛鲁索是“不断斗争”的成员，他在博洛尼亚的运动中也是知名人物。当他听到第一声枪响，就和其他人一起转身逃跑。子弹从后面打中了他。他继续跑了大约十米，倒在了马斯卡雷拉街门廊下的石铺路面上。
同志被谋杀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警察都躲回了警局。下午1点30分，爱丽丝广播电台向公众播报了这一消息。整个运动都集中在大学里，每条道路都搭起了路障。当“圣餐与解放”的书店“应许之地”被砸时，各学院都在开会。他们组织起秩序，决定要攻击的政治目标是基督教民主党。游行队伍气势汹汹地走出了大学。
拉佐利街的几十家商店橱窗被推倒。在基督教民主党本部附近，游行队伍的排头和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队伍的尾部受到催泪弹的攻击。示威人群分散到小巷子里。许多人来到车站，占据了铁轨，并再次和警察发生冲突。同时，其他人又回到了大学。为了储备食物，他们还洗劫了一家高档餐厅（Cantunzein）……
博洛尼亚冲突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在罗马，运动正忙于准备3月12日的示威，据一位当事人说，气氛变得非常“火热”：
3月11日，整个罗马大学就是一座莫洛托夫鸡尾酒工厂。同志们决心要把事情闹大。在各院系的大会上，讨论了示威的目的。前一天在博洛尼亚，宪兵打死了弗朗切斯科·洛鲁索同志，于是局面非常紧张。我们在埃塞德拉广场集合。当时人太多，地方都不够用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坐着专列、巴士和汽车从意大利各地赶来。一些人自己带着燃烧瓶，但大部分的燃烧瓶都是在罗马做的，我记得主要是给外面来的人准备。到最后，虽然每个人都扔了，还是剩了非常多。
警察封锁了国家路，不时响起反对政府、警察和宪兵的口号。下午四点，警察局里开始商量游行的路线。显然，警察接到了严格的命令，不许我们经过市中心。最后达成了一致，游行从加富尔大街开始。当时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紧张感，一种阴郁的气氛。城市被遗弃，商店关着，道路也被扭曲。下起了雨，有人从窗口扔出塑料袋，给我们遮雨。负责秩序的各组始终保持着联系，他们有摩托车和对讲机，在他们的指引下，可以说我们感到受着保护，但不能像3月5日那样，随意投入战斗了。
游行队伍停了下来，沉默了整整五分钟，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每个人都很紧张，因为大家明白，马上就要大闹一通。这时，一大群人脱离游行队伍来到耶稣广场，基督教民主党本部就在那里，外面围着一圈警察。燃烧弹扔了出去，作为回应，警察开始发射催泪瓦斯。然后是枪声、喊声和交火声。空气里都是烟雾，根本没法呼吸，啥也看不见。两个警察腿受伤了，倒在地上。警察更坚决地发起冲锋，游行队伍分成了两拨。共产党本部没开灯，那里也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人拉了警戒线，封了去那里的路。共产党没和我们发生摩擦，他们也明白，当时并不是好时机。他们在里面肯定有所准备。外面看不到什么人，只有面目可憎的“枪手”。阿根廷广场搭起了街垒，冲突和枪击在那里持续了几个小时。示威的大部队走到司法部的前面，扔了更多燃烧瓶，并和退到里面的警察交火。
在伦哥特韦雷街上，两队示威队伍重新集结，齐步走向人民广场。没有一家商店的橱窗能幸免，位于梵蒂冈的智利大使馆的两个警察岗、《人民报》编辑部、海湾公司总部、数不过来的银行和一家菲亚特专卖店受到袭击。警察驻扎在特韦雷河的另一边，负责维持科利女王要塞的秩序。天已经黑了，监狱方向打响了枪声。就在这时，一个军械库受到突袭，武器、步枪和手枪都被拿了出来。我看到一位同志拿着步枪从军械库出来，背上子弹穿过街道，枪口靠在城墙上，把所有子弹都射向眼前——特韦雷河另一边的监狱。
还有一个人也从军械库里拿出步枪，朝河对岸的警察开了一枪。每座桥上都搭起了街垒，大家在那里乱扔燃烧瓶。这边在开枪，警察那边也在开枪。那一天里，双方都有很多人受伤。
在伦哥特韦雷街，许多人想拉警戒线，防止某些团体破坏停在那里的车。后来对这件事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当时也许有十万人，当中一些人还想破坏一切。
在人民广场上，空气无法呼吸，警察像幽灵一样在远处，不停发射催泪瓦斯。在城墙后面，能看到冲天的火光。一大堆人闯进宪兵司令部，扔了一堆燃烧瓶，然后用猎枪和手枪朝大门和城墙开火。在远一些的地方，一间法西斯聚会的酒吧被放火烧掉了。
3月13日上午在博洛尼亚，一千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开装甲车占领了大学区，那里被运动控制了两天。大学里空无一人，里面的猎枪、弹药、燃烧瓶和各类武器都被收缴。整整一天里，宪兵队闯进运动的公共场所打砸，什么都抢走了。后来开始搜查私人住宅，四十一人被逮捕，约一百人被拘留。自3月11日以来，有一百三十一人在博洛尼亚被捕。
3月14日，宪兵和警察封锁了这座城市一整天。省长禁止给弗兰切斯科·洛鲁索送葬。同一天在罗马，省长禁止了后半个月的所有示威活动。内政部长科西加[15]宣布：
“……我们的图帕马罗们[16]必须明白，他们已经疯够了……”
3月12日在米兰，在运动的一场示威中，伦巴第大区商会总部的窗户被一枪打破。同一天里，意大利各大城市也发生了袭击和冲突。当日上午在都灵，战斗队打死了一名政治警察。
运动各方都对武装行动表示支持。除了更坚强的军事组织，还形成了一个流动的、非正式的小型组织网络，将武装活动从城市扩展到外围，与其说是攻击“国家的心脏”，不如说它是为了攻击“资本主义管理”的关键人物。
黑色的五月
热火朝天的造反后，运动受到了警察和司法部门的严厉镇压，主流媒体和政治势力也对它“一致谴责”。但比起这一苦恼的局面，运动内部的变化更值得担忧。前几个月里，运动在政治上一致，因而在斗争时更为团结，现在情况有变。运动中激进的工人自主团体与其他组织，尤其与女权和“社运”分道扬镳。
这之后，群众运动在喘息时，小型武装团体的活动激增，爆发了大量的袭击事件（到年底超过两千次）。运动对政治斗争中运用暴力的问题，已经采取了明确的立场。
5月16日，罗马大学重新开放，但仍有一支庞大的警力驻扎在那里。而在大学里，抗议采取了新的表达形式，他们开始反对意共的教授。作为回应，大学又关门了。再次开放时，学生们决心在集会上提出与前几个月一致的要求：警察撤出大学、大学从早上八点开放到晚上十点、保证合格、自由选择考试科目、为工人提供大学课程等等。到了4月中旬，博洛尼亚的运动也重新振作。装甲车开走后，许多学院又被重新占领。
4月21日在罗马，与警察的冲突又开始了。上午，学生们占领了大学，提出了和3月一样的要求。这已经是鲁贝蒂[17]校长今年第三次要求警方干预了。这些学生很快被赶走，但没发生激烈冲突。下午，青年工人和学生团体在圣洛伦索的居民区附近集结，用钝器和燃烧瓶袭击驻扎在大学的警察部队。警察作出了过激的反应。步枪和机关枪都朝头上开火。三名社会党学生被击倒在地，一人死亡，另一人受重伤。
这一事件标志着街头暴力升温，它将对群众运动产生灾难性后果。在赛迪米奥·帕萨蒙蒂（SettimioPassamonti）警官被打死的第二天，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搜捕，运动不仅完全被孤立，而且还陷入了巨大的分裂和混乱。在集会上本该决定方向，却爆发了争吵，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害。镇压机关趁机宣布“从现在开始，国家将以武力应对”，罗马警察总部也禁止了直到5月31日的一切示威活动。
5月2日，大学再次开放。在都灵，对红色旅成员的审判开庭的同时，一个地下小组暗杀了负责公共秩序的克罗切[18]律师。在博洛尼亚，大学又一次关闭，不让运动开会。
5月是运动中最黑暗的一个月。各政治势力达成一致，对任何群众性政治活动进行肆无忌惮的镇压。5月1日在罗马，全国示威期间，运动和工会起了冲突，并受到警察的逮捕和指控。博洛尼亚法官卡塔拉诺蒂（Catalanotti）逮捕了数十名运动的相关人士，指控他们策划了3月的“阴谋”。同时在帕多瓦，在检察官卡洛杰罗的指示下，大学政治系的教师和学生被指控有罪并被逮捕。基督教民主党也发起一场运动，支持警察展开搜捕。
5月12日，运动试图举行和平示威，庆祝1974年公投通过离婚。这次示威由激进党[19]组织。警察马上赶来那沃纳广场，殴打了一些议会代表，然后对广场周围的团体发起冲锋。这场示威没有组织，没有秩序，更没有自卫手段。许多团体向百花广场撤退，在那里搭起街垒，撬开路面拿起石头。警方派出了别动队：便衣装扮成“极端分子”朝人头上开枪。冲突持续了几个小时，到了晚上，二十岁的激进党支持者乔吉安娜·马西（GiorgianaMassi）在加里波第大桥上逃跑时，被警方开枪射杀。
在这场冲突中，上街都要冒生命危险，对恐怖主义的威慑开始取得成效。乔吉安娜·马西死后的第二天，没有出现3月份弗朗切斯科·洛鲁索死后那样的大规模反应。镇压和冲突的进一步加剧，让许多人退出了运动，这使其内部产生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与困难。尽管如此，罗马的工人自主组织中最坚强的一些人，还是在市里许多街区发起了反攻。加巴特拉、普拉蒂、阿庇俄和蒙特萨克洛发生了相当激烈的交火。
5月14日在罗马，女权主义者在乔吉安娜·马西被杀害的地方组织了一场和平静坐，她们被警察武力驱散。同一天里，工人自主组织在米兰市中心的街道上游行，对镇压进行抗议，当时有一群人冲出来向警察开火。两名警察受重伤，另一名警察安东尼奥·库斯特拉（AntonioCustrà）死于头部中弹。
这件事损害了米兰工人自主运动的名声，而从两个月前——3月12日示威之后，运动就一直受到抹黑。
博洛尼亚大会：运动走上绝路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政府中的多数达成一致，通过了一系列公共秩序法，突出了《皇家法》的反动性质。特别监狱被设立，用来关押政治犯和被认为最危险的“普通囚犯”。
这些显然违反了宪法赋予的公民权，新的“特别状态”正在成形。司法、政治和文化界的大多数“知名人士”都认为这是必要的，只有少数人发出微弱的声音，指责国家机器有走向专制的危险。8月6日，卢卡·波内斯奇（LucaBoneschi）律师的一篇文章发表在《不断斗争》上，题为《“自由”国家的公共秩序，亦或人人自危》：
科西加几周前还说……意大利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这句话没有被人嘲笑，皮埃罗·奥托内[20]这种人还奴性十足地把它放在报纸头版上，就好像这是一句严肃的话。这令我陷入沉思。当然了，问题是怎么理解：意大利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
科西加先生的自由就是在3月12日派便衣上街，在罗马挑起冲突和杀戮。他把议员都关了起来，比如米莫·平托[21]。他无视任何辩论规则，提前看了潘内拉[22]的电视录像，再回以侮辱。他派出特务，射杀任何被怀疑的人。他这个部长也始终受到左派支持。这就是自由。
自由的意大利，这就是你的黑手党部长；莫罗先生为强盗部长辩护，政府则由安德烈奥蒂[23]这些终身制部长主持，它们手里始终抓着权力……
对许多人来说，意大利可真是个自由国家：比如我们的宪兵不仅能随便开枪，还成为了备受赞许的执法者……
比如我们的罗氏（Roche）公司，在这个自由国家里，它能给几个村子投毒，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伦巴第地区议会能在卫生项目上造假，挥霍数百万的税款。
如今，它成为一个自由国家，也要归功于意共：党一直离掌权很远，在许多问题上受到尖锐的指责，直到它决心为民主自由挺身而出。它通过了自由的公共秩序法，它在核电站问题上同意与跨国公司签署肮脏的协议，它推动了镇压—效率社会的构建，它跻身于政府的多数派，并履行着公共职能。
我认为这便是意大利这些天以来，谈论镇压（或者说“自由”）的关键所在：因为自1948年至今，镇压一直都有，尤其是在1968年，“没有镇压”就是在胡说。在前几年，虽有些迟钝和错误，共产党还算站在我们这一边，捍卫所有人的自由，但现在它做出了一个明确的选择：用警察国家来换取“权力”。考虑到工业发展和国家需要，共产党推行了核电站的建设（这意味着经济、技术和政治上的依赖；对人民健康和安全带来严重危险；不可逆的环境破坏；特别的公共秩序措施）。它攻击并要求修改用以自下而上的斗争和保护少数群体的民主工具。它接受了新的公共秩序提案，把共和国宪法当做一张废纸，相当于把《皇家法》从后门请了进来，而党本来是反对它们的……
假如这些变成法律，我相信，对于统治者和警察来说，在恐吓、推诿与侵犯公民权和政治权方面，意大利简直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总之，法西斯之法被我们看成开明自由主义的典范。多年以来不容争辩的宪法，如今遭到破坏。这就是左派为“权力”付出的闻所未闻的代价。[24]
巴黎的一群法国知识分子发表声明反对意大利的镇压。它在意大利知识分子当中引发了激烈的公开争论。他们讨论了自身在政党制度与运动的不断政治对抗中的作用。这场争论很快影响了主流学术界，于是提出9月在博洛尼亚举行关于镇压问题的全国大会。
尽管在博洛尼亚执政的共产党没有反对举行会议，新闻界都在强调要发生骚乱，人潮将导致普遍的抢劫和破坏。于是，内政部派了六千名警察把守城市的要地，尤其是监狱附近，司法部门认定对三月动乱“阴谋”负责的同志都被关押在那里。市长赞盖里[25]说了“博洛尼亚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城市”之后，意共的当地组织还让它的成员负责“控制和监视”。
博洛尼亚大会的消息在各地引发了空前的动员。9月22—24日，包括最偏远地区的意大利各地成千上万的青年来到了博洛尼亚。人们坐上货车和巴士，带着行李箱、毛毯、睡袋、乐器接踵而至。市中心的道路上车水马龙，行人络绎不绝。广场、公园和公共场所都堆满了人。人们在街头画画、跳舞、唱歌、玩耍、表演音乐和戏剧。
但它不仅是一场“盛宴”，人们在那里会面、交谈、各自交换经验。不仅是运动的同情者，各个政治团体也来到这里。运动在当时提出了组织和纲领的战略问题。每个组织都吃过苦头，但它们还是抱着山头倾向，不愿达成一致。在体育宫内，来自各个组织的上万名活动家起了争执，甚至打了起来。体育宫是一个竞技场和舞台，每种政治立场都在台上表现自己，宣布从那一刻起，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的计划付诸实践。为了争夺运动的“政治主导权”，工人自主组织之间结成了战术联盟。这是它们展示力量的时刻，于是象征性地“开除”了“右翼”。因此，马列派、“工人先锋队”和“不断斗争”被赶走。
大多数人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这里，为困扰运动数月的主要问题寻求政治出路。三天来，人们焦急地等待着这场运动最大的讨论得出结果。一位当事人这么说道：
……每个人都抱着热烈的期望来到博洛尼亚，但最后都感到失望。面对组织方式的危机，政治团体又拿出了老一套。其他人也提不出什么，因为政治出路是没有的。
大会闭幕时的游行气势很足，非常吸引人，队伍走了好几个小时。虽然口号喊得很凶，但没有和警察发生冲突。最后，大家带着苦涩、失望和沮丧，回到了各自战斗与生活的地方。我们都承诺要继续前进，但没有人能回应这个戏剧性的问题：往何处去？该怎么走？
[1]Saràunrisottocheviseppellirà,Squilibri,Milán,1977.——原注
[2]同上——原注
[3]巴贝拉（barbéra），皮埃蒙特出产的葡萄和红酒的名字。——西译者注
[4]Saráunrisottocheviseppellirà,op.cit.——原注
[5]朱塞佩·夏文纳托（GiuseppeSchiavinato，1915年12月10日——1996年6月25日），意大利矿物学家。1939年毕业于帕多瓦大学，同年入伍。1945年起在大学任教。1972—1984年任米兰国立大学校长，在任期间大力打压学生运动。后参加意大利共和党（PartitoRepubblicanoItaliano），1988—1989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96年去世。——中译者注
[6]马里奥·卡帕纳（MarioCapanna，1945年1月10日——），意大利作家。1963年就读于米兰天主教大学。1967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968年学生运动期间参与协调。1976年参加无产阶级团结党（PartitodiUnitàProletariaperilComunismo）。后加入无产阶级民主（DemocraziaProletaria）。1979—1983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82—1984年任无产阶级民主协调员。1984—1987年任无产阶级民主中央总书记。1989年加入彩虹绿党（VerdiArcobaleno）。1990年改组为绿党后，仍留在党内。1992年退党。1983—1992年任国会议员。1992年议员届满后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7]AndreaValcarenghi,Noncontatesudinoi,Arcana,Roma,1977.——原注
[8]同上——原注
[9]弗兰科·玛利亚·马法蒂（FrancoMariaMalfatti，1927年6月13日——1991年12月10日），1951年加入基督教民主党。1958—1991年任国会议员。1973—1976年任教育部长。1976—1978年任公共教育部长。1980年因病辞职。1989—1991年任基督教民主党政治书记。1991年死于罗马。——中译者注
[10]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FederazioneGiovanileComunistaItaliana，FGCI）和意大利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FederazioneGiovanileSocialistaItaliana，FGSI）顾名思义，是共产党和社会党各自在大学中建立的组织。——西译者注
[11]无产阶级统一党（PartitodiUnitàProletaria）为意大利极左翼政党，1972年由拒绝返回意共或社会党的意大利无产阶级统一社会党（PartitoSocialistaItalianodiUnitàProletaria）党员组建。1974年并入争取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统一党（PartitodiUnitàProletariaperilComunismo）。——中译者注
[12]意大利工会联合会（LaConfederazioneItalianaSindacatiLavoratori，CISL）是意大利第二大工会，1950年在基督教民主党的支持下成立，并获得美国资金支持。70年代曾参与打击学生抗议活动。——中译者注
[13]卢奇亚诺·拉马（LucianoLama，1921年10月14日——1996年5月31日），1943年毕业于佛罗伦萨大学。1944年起参加抵抗运动，同年加入社会党。1946年加入意共。1947—1970年任意大利劳工总联合会副总书记。1970—1986年任意大利劳工总联合会总书记，在任期间多次打压工人运动。1988—1996年任阿梅利亚（Amelia）市长。1991年意共嬗变为左翼民主党后，仍留在党内。1992年任意大利工厂工作条件调查委员会主席。1996年死于罗马。——中译者注
[14]“圣餐与解放”（ComunioneeLiberazione）是意大利的一个天主教组织，1951年成立。——中译者注
[15]毛里齐奥·弗兰切斯科·科西加（MaurizioFrancescoCossiga，1928年7月26日——2010年8月17日），意共领导人恩里科·贝林格的侄子，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1945年加入基督教民主党。1958—1983年任国会议员。1966—1970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74—1976年任公共行政部长。1976—1978年任内政部长，在任期间于1977年血腥镇压了博洛尼亚大学学生抗议活动。1978年因在莫罗绑架案中处置不当而被迫辞职。1979—1980年任总理。1985—1992年任总统。1998年创立共和国民主联盟党（UnioneDemocraticaperlaRepubblica），但于次年解散。1999年另行组建共和国联盟党（UnioneperlaRepubblica），后于2001年解散。2010年在罗马病逝。——中译者注
[16]图帕马罗（Tupamaros），全名图帕马罗民族解放运动（MovimientodeLiberaciónNacional-Tupamaros，MLN-T），是20世纪60至70年代期间乌拉圭的一支左翼游击队。早年从事政治绑架活动，70年代初开展游击活动。1972年被乌拉圭军队击溃后瓦解，主要领导人基本被捕。1984年获大赦。——中译者注
[17]安东尼奥·鲁贝蒂（AntonioRuberti，1927年1月24日——2000年9月4日），早年毕业于那不勒斯大学。1976—1987年任罗马大学（UniversitàdegliStudidiRoma"LaSapienza"）校长。1988—1992年任大学和科学研究部长。1992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92—2000年任国会议员。1998年加入左翼民主党。2000年去世。——中译者注
[18]福尔维奥·克罗切（FulvioCroce，1901年6月6日——1977年4月28日），早年曾参加抵抗运动。1968年起在都灵担任律师。1976—1977年期间参与起诉红色旅成员。1977年4月28日在审判红色旅成员开庭前，被红色旅击毙。——中译者注
[19]意大利激进党（PartitoRadicale），是意大利的一个自由主义政党，1955年成立，主张政教分离、全面实施宪法。同社会党、意共及新左翼保持良好关系。1989年转型为跨国组织。——中译者注
[20]皮埃罗·奥托内（PieroOttone，1924年8月3日——2017年4月16日），原名（PierLeoneMignanego），意大利记者、作家。1945年起开始担任新闻记者。50年代曾任《晚邮报》（CorrieredellaSera）驻莫斯科通讯员。1968—1972年任热那亚《十九世纪报》（IlSecoloXIX）主编。晚年曾在《罗马日报》工作。2017年去世。——中译者注
[21]多梅尼科·平托（DomenicoPinto，1948年10月31日——），又名米莫（Mimmo），1973年参加了那不勒斯失业工人抗议。1976—1983年任国会议员，期间参加了激进党。此后在那不勒斯从事市政工作。——中译者注
[22]马尔科·潘内拉（MarcoPannella，1930年5月2日——2016年5月19日），意大利记者，出身农业中产阶级家庭。1945年加入自由党。1955年毕业于乌尔法诺大学，同年创立激进党。1964年参与创立无产阶级统一社会党。1963—1967年、1981—1983年任激进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67—1975年、1976—1981年、1986—1989年任激进党党魁。1967年参加了米兰反军国主义游行。1968年在索非亚因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短暂被捕。1970年推动《离婚法》在国会通过。1972年绝食38天取得拒服兵役合法化。1976—1994年任国会议员。1977年反对以紧急状态限制新左翼活动。1978年莫罗被绑架后，鼓吹政府应与红色旅谈判。1979年当选为欧洲议会议员。1987年加入社会党。1989—2016年任跨国激进党党魁。1992年退出社会党，并创立了全国政治协会（L'AssociazionepoliticanazionaleListaMarcoPannella）。2016年在罗马病逝。——中译者注
[23]朱里奥·安德烈奥蒂（GiulioAndreotti，1919年1月14日——2013年5月6日），1941年毕业于罗马大学，期间参加了天主教大学联合会。二战期间曾为法西斯党宣传刊物撰稿。1943年加入基督教民主党。1945年起与梵蒂冈政府交好。1946—1991年任国会议员。1954年任内政部长。1955—1958年任财政部长。1958—1960年任罗马奥运会组委会主席。1959—1966年、1974年两次担任国防部长。70年代起与黑手党关系密切。1972—1973年、1976—1979年、1989—1992年任总理。1994年基督教民主党解散后，转而参加意大利人民党。2002年退党，加入了“欧洲民主”党（DemocraziaEuropea，DE）。2013年在罗马病逝。——中译者注
[24]ReeditadoenG.OrsiniyP.Orteleva(ed.),Altolàchivalà,Roma,Coop.GiornalistaLottaContinua,1977.——中译者注
[25]雷纳托·赞盖里（RenatoZangheri，1925年4月8日——2015年8月6日），1944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1947年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随后留校任教。50年代担任《劳工运动》（Movimentooperaio）杂志编辑。1956年当选为博洛尼亚市议会议员。1970—1983年任博洛尼亚市长，在任期间事故频发。1983—1992年任国会议员。1991年意共嬗变为左翼民主党后，仍留在党内。1991—1994年任圣马力诺大学校长。2000年退休。——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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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武装斗争与工人自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
第八章武装斗争与工人自主
↘“武斗”倾向的来源
↘红色旅的诞生
↘行动队与费尔特里内利
↘地下活动、思想与组织
↘无产阶级武装核心与犯人斗争
↘七十年代工人运动的问题
↘占领米拉费奥里与作为政治出路的自主运动
↘历史性妥协
“武斗”倾向的来源
1976年，匿名作者在《红色旅》（BrigateRosse）一书的封面上写道：“于是，对红色旅的恐怖成为了给激进反对派定罪的保证，意大利得以效仿德国制定严酷的镇压法律、抹去所有防范与镇压的界限……”另一处提到：“从这个意义（去伪存真）上讲，赤色济难会的书是一次正直的尝试。此时此刻，出版本书是希望告诉公众不为人知的故事，这应当成为现代作者的特点。”[1]
红色救助会《红色旅》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
编者在书的注释中更详细地阐明了他的想法。他驳斥了所有对红色旅“纯属一窝奸细和特务”的指控，认为他们是在为一项“使得整代积极分子遭受迫害的事业”而战。以下是对问题根源的简要分析（由弗朗切斯科·奇阿法洛尼〔FrancescoCiafaloni〕写于《皮亚察琴科笔记》）：“1969—72年间（后来也是），不少的年轻人，也就是工厂和学校中斗争的主角……突然之间，他们将自己的生活彻底转变了……”但接着“从旧的立场到新的立场，还没有一个自觉的、经过讨论的与理性的过渡，来让群众层面的思想得以连贯传承。大多数人重建了队伍。他们仅仅是发觉了，政治是要付出代价的，并意识到自己没有对这一代价做好准备。一些人没有走出矛盾。还有一些人则将这条路走到了最后……”[2]
这些话是在议会外团体瓦解的极端时期写下的，与此同时，工厂也进行了广泛而专横的重组（补助资金管理局[3]与“政治”解雇等等），政府和议会也制订野蛮的立法，被称为“紧急时期”的历史拉开帷幕。
这本关于红色旅的书很快售罄，从未再版。它与亚历山德罗·西洛（AlessandroSilo）的《握紧手中枪》（Maipiúsenzafucile）是少有的不是为了欺骗——如果不是粗俗的诽谤——而是试图寻找意大利武装斗争现象根源的尝试。
亚历山德罗·西洛《握紧手中枪》
在过去的那些年里，红色旅和地下暴力武装行动一直都是热门话题。国家的“紧张战略”不仅煽动了资产阶级报刊，也让运动内部产生分歧。虽然民主反信息公报和运动站在同一立场，但它始终将红色旅斥责为“奸细”。《宣言》报多年来也认为红色旅是在煽风点火，还说他们是国家的同谋。
实际上，红色旅在刚成立的时候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黑暗”。可以说，其诞生就是一个“对运动来说是光明，对权力来说是黑暗”的运动理论的绝佳例证。
红色旅最初在工厂中开展活动，尤其是在米兰的倍耐力和西门子。刚开始它们没引起很大的反响，因为它们与其他政治力量发起的行动，或者工人类似的自发行为混在了一起。需要强调一点，在“火热之秋”和1970年间，殴打工头、砸坏工头或管理层的车，以及厂内反抗权力的行动，这些都是家常便饭。“不断斗争”在它的半月刊中，提及了当时工厂的气氛：
每次行动、示威和封锁货物之后……各部门都成为了无产阶级的法庭：那些有能力但是没有参加（行动）的人都从工厂中被揪了出来。有一个鲜活的例子：在一个车间部门里，听说有七个人偷偷在星期天工作，他们是四名工人和三名领班。工人进行了讨论，工贼都被“停职”了：工人两天，领班三天。三天是因为他们是工头，也因为在讨论时，他们其中一位不尊重工人，说这关他屁事……这不仅是在捍卫团结：工人学会了行使权力，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在进行管理。[4]
这样的气氛下，红色旅开始活动。红色旅的传奇始于1970年9月17日，第一场行动以五角星为记号，他们点燃了西门子经理莱昂尼（Leoni）的车。他们没有散发任何小册子。但晚上在西门子工程师吉奥尔基·维拉（GiorgioVilla）的法拉利雨刮器上，留下了手写便条，语气介于嘲讽和威胁之间：“这辆法拉利还能开多久？我们决定要砸烂它之前。红色旅。”[5]
在这些“典型”行动之前，红色旅在米兰洛伦特乔的工人阶级街区，面对一群好奇又惊讶的听众开了一场集会，还在西门子门口分发了小册子。
《无产阶级左派》的通讯
1970年10月20日，《无产阶级左派》（SinistraProletaria）在斗争通讯中报道了红色旅登上政治舞台的一刻：
红色之秋已经开始
即将来临的秋天……是与政权对抗的一场关键战斗的尾声……为了反对剥削我们的制度，反对老板的法律和正义，斗争的无产阶级中最自觉和最坚决的部分，已经开始为建立新的法律、新的权力，为了建立它的组织而战斗。其中一例就是特伦多伊格尼斯的工人，他们绑架并扣押了故意捅伤两名工人的法西斯挑衅者。他们还占领和保卫房屋，这是有地方住的唯一方法……工人自主组织（红色旅）的出现，标志着无产阶级开始了最初的自我组织，他们与老板及其走狗斗争时，也采用了后者反对工人阶级的同种手段：就像在西门子一样，直接、隐蔽又针对性的手段。
让我们组织起人民群众的抵抗……
是时候让我们在火线上组织起来，在斗争中确立新的革命实践：人民游击战的策略。是时候推动全面对抗，为了：
—在无产阶级群众中间，确立“没有武装力量就没有政治权力”的斗争原则；
—通过革命无产阶级左翼的游击活动，在抗争和武装斗争中启发教育；
—揭露用来瓦解阶级团结的镇压机关与压迫组织[6]。
那么这个“无产阶级左派”是什么？它是一本在1970年出了两版的杂志。《无产阶级左派》的刊物出版前，还出了几本小册子，标有“城市政治集团出版”的字样。正如我们所见，在1968—69年，米兰的基层统一委员会经过讨论后，成立了“城市政治集团”。这一组织的诞生，是为了将工厂的行动扩展到社会，克服当时工厂斗争与学生—社会斗争的分离。“集团”在一篇文章中（1970年1月）提出了需要新的组织形式：
我们必须提出这个具体问题。哪一层面的组织，在今天是可能且必要的？……
基层统一委员会、学习会（GruppodiStudio，GDS）和基层学生运动等，都具有这样的作用：通过自主决策与自我管理的斗争，让无产阶级自主运动重生。这类斗争基本在工厂和学校中开展，也就是说，它们在制度内部发挥作用……当斗争蔓延开来，获得许多政治自主性质的那一刻……它们将不再发挥政治作用，而是被自身产生的斗争所克服。
如今，无产阶级自主性的发展，意味着克服孤立的斗争与组织。这只有通过与运动的“保守”倾向斗争才能实现，并以自主组织的形式——委员会、学习会与学运——克服它。[7]
基层统一委员会内部爆发的“群众路线”和“党派路线”之争，从根本上讲，是基层和革命团体——其试图将委员会的角色重新定位在政党制度之内——两种倾向之间的论战，下述文章具体地表现了这一点：
斗争的社会层面需要社会的基层组织……自然，这不是要让基层组织一步成为提供领导的组织……而是要建立在政治上同质化的组织，以此干预大城市的社会斗争。
克服工人主义与学生主义……不能通过工人和学生自发的、零星的与非政治的联合来实现……而是要在复杂社会问题的层面上，建立组织的核心。[8]
尤其在米兰，“集团”迅速成为一个群众组织，遍布数十家工厂和学校。尽管分属不同组织，“工人力量”的一些成员明显对它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同情和兴趣，因为它是工人自主组织的一个模范。
以下是1969年底，“集团”在基亚瓦里大会上的文件，这场会议是在国家恐怖主义的背景下举办的。会议上主要提出了组织、政治路线与暴力的问题。毫无疑问，不管是1969年间极为严厉的镇压气氛，还是在火热之秋中，工人自发的大规模“暴力”留下的印象，又或者两大政治小组（“不断斗争”与“工人力量”）在斗争中的战略分析，都对这份文件的起草与问题的提出产生了重大影响。
以雷纳托·库尔乔[9]和其他积极分子为核心的“城市政治集团”吸取了特伦多“反大学”（laUniversidadNegativa）的经验，他们批判了“不断斗争”与“工人力量”的立场，并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从特伦多经验中得出的长期斗争的概念：
阶级斗争分为三个要素：目标、斗争方式与组织。工人阶级在统一的目标下推动斗争，而组织又是斗争的结果……
斗争表达了统一的目标和激进的形式，所以应当考虑到它是促进还是阻碍的因素。组织在后来才出现，因为需要“保存”斗争在思想层面上取得的成果……
因此，在长期“阵地战”的假说中，工人阶级在组织起来的过程中得到了力量。
我们分析的是“不断斗争”和“工人权力”的立场。它们认为，自主组织是发展斗争的先决条件。自主被理解为相对工会和党的“独立”……
自主的发展被理解为与传统组织相对立的组织之发展。我们认为这一自主的观念是肤浅和局限的，按照这一观念，自主仅仅是发展斗争的工具和条件……在工人运动内部，对于1968—69年的群众自主斗争有两种基本态度：
—不理解进行决裂的必要，试图恢复和发掘“政治复辟”的潜力。
—尽管来自各派别，但都将无产阶级的自主作为今后开展政治工作的出发点……
站在后一立场的我们，坚持这是唯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够在欧洲大城市发展革命斗争的立场。
因为事实如此。与其立即取胜赢得一切（从“说”到“做”都很简单），不如在长期斗争中成长，利用运动中遇到的强大障碍，从群众的自发运动飞跃到有组织的革命运动。[10]
1970年间，“集团”正好得到了在斗争和当前形势下进行教育与联合的工具，它就是《无产阶级左派》。许多工厂中的斗争、在米兰麦克马洪大街和加拉腊特西社区发生的一些大型占屋运动，以及后来在“夺取交通”和“不花钱坐公交”的口号下开展的交通斗争运动，都是以它的名义来领导和声援的。
在韵律和内容上，这些口号承接了“不断斗争”在运动中——《无产阶级左派》也加入了——提出的“夺取城市”和“不交房租”。
此外，“集团”还对技术人员和学生工进行了系统性的干预，从而在工厂和社会斗争的扩展上得到了最强大的助力。
“技术人员”的问题，是由“集团”的成员和工人主义知识分子提出的。1968年11月，战斗中的米兰举办了一场科学院校的全国会议，会议对正在进行的技术结构调整、技术人员在新资本主义下的作用等等，进行了重要的分析。“工人力量”的弗兰科·皮佩尔诺[11]在长篇报告中，还分析了“核裂变”与“核聚变”的关系，超前提出了这个多年后“流行”的问题。但是，不仅是革命的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进行中的阶级对抗中的位置，使得技术人员的走向变得尤为重要……
尤其是在1969年初的全国技术人员罢工后，“城市政治集团”参与斗争，它得到了倍耐力委员会与西门子学习会的技术人员与职员的大力支持。同样在这一政治理论下，IBM学习会成立了，这家公司与奥利维蒂（Olivetti）共同跻身于生产技术的前沿。
“集团”—无产阶级左派在统一工厂与社会斗争的战略下，与“工人力量”和“不断斗争”在住房和交通问题上建立了广泛的同盟，它吸取了基层统一委员会的创造性经验成果（委员会里的学生工对结盟起到了重要作用），开始系统性地介入职业技术学院，那里的学生工人数最多，也是技术人员未来就业问题最突出的地方。
米兰是意大利学生工最集中的地方（1970年约有八万学生）。由于这是一座工业城市，学生工的骚动在学校和工厂斗争之间架起了一座天然桥梁。在1970年的头几个月里，学生工的斗争和运动完全由“城市政治集团”掌握，后者对学生工这一社会角色的职能进行了最全面的理论分析。学生工运动[12]汇集了来自各地（倍耐力委员会的成员、特伦多的学生等等）的积极分子，它在费尔特里内利技术学院占有主导地位并成为了典范。在集团与学工运的共同分析中，夜校被定义为工厂：
夜校是一种生产组织……它将人像货物一样生产。停学、休学、施压和开除……用这些方式，夜间工厂从生产过程中剔除了生产材料中的最杰出部分。因此，“筛选”无非是对产品的“质量控制”。这个制度根据自己对工人的需求，开办或关闭夜校。
但夜校同样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功能：质量控制的前提是，生产对于制度本身是“同质”的，于是老板需要建立“无产群众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共识”。简而言之，在工厂中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上的剥削，在学校里则表现为政治思想上的压迫。
对于我们来说，学习是一项真正的工作，因为它生产着一件实实在在的东西：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劳动力。夜校等于四小时的加班。有人表示反对：法律要求给夜班付钱。但这是什么法律？就和学校一样，法律也是属于老板的。
斗争是被剥削者的法律。
我们要奉行和实践的法律只有一件：反对剥削的不断斗争，而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企图使这种剥削成为正当的，因而也是合法的。[13]
红色旅的诞生
1969年秋季与1970年春季的斗争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引起了政权的真正危机。老板们和国家秘密机关曾想用扩大工会合法性、“炸弹战略”和暴力镇压来遏制工人与社会冲突，现在不得不寻找新的办法。阿涅利甚至预言了“工会和雇主必须共同来捍卫某些目标，甚至有可能是捍卫政治权力本身……”
在《劳动法》和工厂委员会上让步，也是想在新的游戏规则内，以新的代表形式来遏制运动。但是，工人自主行动无视了任何的游戏规则，它还采用了新的代表机构，几乎始终保持着自主性，并且独立于工会中央。
“工人力量”、“不断斗争”和集团（现在是《无产阶级左派》）对国家机器可能转向反动专制的分析变得越来越准确，这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建立自卫组织与（不仅是防御性，而且也用于进攻的）军事—政治组织的需要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红色旅的标志
出版商詹加科莫·费尔特里内利在六九年夏天发表了一本小册子，表达了他对“政变”危险的担忧。这本小册子的标题是：《六九之夏，意大利政变、彻底且专制的右转之迫在眉睫威胁》[14]，它引起了巨大轰动，而且附录中还引用了希腊小说家瓦西里斯·瓦西里科斯[15]的《希腊也不可能》[16]，小说讲的是一场政变，“上校们”在这场政变中被美国特务密谋推上台，血腥镇压了国内运动。
但导致运动出现武装组织的，不仅是对政变的担忧。在国家恐怖主义下，资产阶级挑起的军事冲突成为了诸多分析的主题，有力地推动了这些理论思想。关于拉美城市游击队（尤其是乌拉圭的图帕马罗[17]）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调节中心的大城市的话题被讨论得越来越多。基亚瓦里的“城市政治集团”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社会层面的斗争是斗争的高潮：普遍反抗压迫的斗争正是革命之时……资产阶级选择了非法手段。对它的回应只有在大城市进行革命长征。
它应当从此刻此处开始。……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大城市地区开展革命的意义，尚未被充分理解。过去农村地区的革命理论已经不适用了……
一：在北美和欧洲的大城市地区，步入共产主义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斗争的主要是为了创造主观条件……
二：体制与上层建筑越来越趋于一致，这导致今天的革命与全球化、政治及“文化”同进退。这意味着，群众运动与革命组织的关系应当彻底转变，组织原则亦然。
今天，城市是体制的心脏，是政治—经济剥削的中心，是资本发展的结晶，是推动无产阶级融合之处。但是，它也是体制最脆弱的地方：在此，矛盾得以最尖锐地表现，晚期资本主义的组织混乱也表现得最明显。
必须对这里，对体制的心脏发起打击。
必须要让越来越凌驾于群众之上的敌人，在城市中失去安全感。必须让敌人的每一举动都能被掌握，让所有不公都能得到伸张，让所有政治与经济的阴谋都能被揭露。[18]
另一方面，乌托邦的武装斗争似乎遍布了世界各地：在美国的一些地方，在拉美大城市中，在斗争愈发艰苦的巴勒斯坦，尤其是在欧洲的心脏地带，红军派[19]在德国极高效地开展活动。1970年10月出版的《无产阶级左派》最后一期写道：
游击队已经走出了最初的阶段……它不再仅仅作为引爆器……已经历史性地克服了旧的起义战略……渗透到大城市中，以共同的斗争形式和战略将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资本用它的反革命武装计划统一了世界，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在游击战下统一了起来。
意大利和欧洲也不是历史的例外。[20]
1971年2月，《无产阶级左派》的短暂生涯告终。创办它的同志们在短短接个月之内就退出了合法活动，自然是转入了地下。
另一方面，其他小组的分析似乎也表明，需要让对抗更进一步。尤其是和“工人力量”同样广泛分布在都灵工厂中的“不断斗争”，它更倾向用“无产阶级正义”来对付资产阶级，并有力地提出了工人反击的问题。这一时期，在游行中传唱的斗争歌曲也诞生了，它既能给游行者带来节拍，又能彰显斗争的意义：
菲亚特之歌
A·班德利（A.Bandelli）
雇主先生这次轮到你
事情的结果肯定会很糟糕
我们厌倦了等待
等待你把我们杀了
我们继续工作
工会来告诉我们
要空谈些什么
但从不谈论斗争
雇主先生我们醒了
这次我们要开战
这次我们要战斗
我们已经决定
看到工贼如何溜走
听到车间的沉默
也许明天你只能听到
炮火的轰鸣！
雇主先生这次轮到你
事情的结果肯定会很糟糕
从现在开始，如果你想谈判
你必须意识到这是没可能的
这次你不能再用
五个里拉来收买我们
如果你给我们十个，那我们要百个
如果你给我们百个，那我们要千个
雇主先生别欺骗我们
用你发明的代表
你的计划化为泡影了
我们斗争反对你
反对专业类别
我们想废除它们所以
区别已经结束了
生产线上我们都一样！
雇主先生这次
我们学会了斗争
在米拉费奥里
也在整个意大利
当我们走上街头
你等待的是一场葬礼
但想让我们睡觉的人
他做的不太好
我们真的见到那么多
罗马盾和警棍
但也看到那么多手
开始寻找石头
整个都灵的无产者
毫不畏惧地
回击警察的暴力
必须要来一场艰苦的战斗！
对官僚和老板说不
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要一切！
斗争在米拉费奥里继续着！
共产主义也将胜利！
对官僚和老板说不
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要一切！
斗争在厂内厂外继续着！
共产主义也将胜利！
是扛起枪的时候了
皮诺·马西[21]与皮耶罗·尼西姆[22]
全世界都在爆炸
从安哥拉到巴勒斯坦，
拉丁美洲在战斗，
在印度支那，武装斗争已经胜利；
全世界的人民开始觉醒
走上街头，实施正义的暴力。
那么，同志，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是扛起枪的时候了。
尼克松、阿格纽[23]和麦克纳马拉[24]的美国
在黑豹那儿挨了教训；
人民可不喜欢凝固汽油弹的文明，
只要老板存在，和平就永无可能；
老板的和平是方便老板的，
和平共处是骗局，只为安抚人心。
那么，同志，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是扛起枪的时候了。
西班牙和波兰的工人
教导我们：这斗争从未停止
反对联合起来的老板，反对资本主义，
就算它戴上社会主义假面具。
罢工的波兰工人
在游行中高呼：“盖世太保警察！”
他们喊：“哥穆尔卡[25]不会有好下场！”
他们前进，高唱着《国际歌》。
那么，同志，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是扛起枪的时候了。
欧洲群众也不再袖手旁观
斗争无处不在，停也停不下，
处处都是街垒：从布尔戈斯到什切青，
还有我们这儿，从阿沃拉到都灵
奥尔格索沃到马尔盖腊、巴蒂帕利亚到雷焦
艰苦的斗争在推进，统治者要完蛋啦。
那么，同志，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是扛起枪的时候了。
注：这首歌的曲调是60年代由巴里·麦圭尔（BarryMcGuire）唱红的美国著名反战歌曲《毁灭前夕》（EveofDestruction）。词曲作者是P.F.斯隆（P.F.Sloan）。
→《菲亚特之歌》视频版
→《是扛起枪的时候了》视频版
在1970年秋天开始活动的红色旅，刚开始没有获得什么反响。直到1971年1月拉伊纳特试跑道纵火案，他们才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1971年1月25日晚上，他们将八枚燃烧弹放置在试跑道上（用来测试倍耐力的轮胎）停放的汽车底下。三辆完全被毁，其他五辆由于生产缺陷（主要是受潮）仍然完好无损。在跑道入口留下的一张纸上写着：DELLATORRE-CONTRATTOTAGLIDELLAPAGA-MACMAHON-BRIGATEROSSE。（德拉·托雷—合同—麦克马洪—红色旅。德拉·托雷是倍耐力公司一名被解雇的工人，麦克马洪是米兰市区的名字，当时发生了占屋运动。）
口信上提到了倍耐力的一名工人，他在大规模占屋运动和厂内斗争期间被解雇。
《晚邮报》对这件事相当重视，为此撰写了五栏文章，（也许是第一次）称红色旅为“幽灵般的议会外团体”。
之前一直对红色旅的活动缄口不言的共产党和《团结报》，在专栏的一篇短文中谴责和贬低了这件事：“不管是谁（搞了这起袭击），就算用革命的辞藻躲在匿名小册子后面，这也是不被倍耐力工人接受的，它在公众眼里就是一连串的破坏行为。”[26]
根据意共的声明，工人必须首先摆脱这些奸细：“发生这些行为时，工人必须最先采取行动，以最理想的、与其行为本质相对应的[27]方式把他们从队伍中间赶走。”[28]共产党明确表明要以暴力维持秩序，再结合工会之前把红色旅称为“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寻衅枪手”的声明，这一态度就更加明显了。
另外，“不断斗争”也作出了消极的回应，将该行动定义为“典型”非群众性的挑衅行为。它在声明中写道：“正因为无产阶级群众无需理解暴力是必须的，这些‘典型’行为都是不必要的……群众的武装组织没能建立，就是因为一些团体在搞武装活动……（武装活动应当）建立在群众的稳定与自主的政治组织基础之上。”[29]
不管怎么样，红色旅的行动（尤其是在米兰）继续成倍增长，在《无产阶级左派》停刊后，《新抵抗运动》（NuovaResistenza）是捍卫红色旅最坚定的报纸。它的名称取自无产阶级左派（法）[30]的文章，后者是一个在被宣布非法前就在地下斗争的，法国五月风暴中最激进的政治组织。无产阶级左派（法）的纲领文件表明了它与《无产阶级左派》实践的紧密联系：“我们的方针叫做：‘新抵抗运动：游击队员的人民暴力斗争’……打游击的时候到了。”
《新抵抗运动》于1971年出版。在报纸的名字下面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旁边是《无产阶级左派》的标志：交错的镰刀、锤子和步枪。这份自称“新抵抗运动的共产主义报纸”最终在共产党的基层产生了吸引力。事实上，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无论是在五十年代还是后来，前游击队员和党员从未放弃过对抵抗运动的有限成就进行强烈批判，即应当继续进行广泛的阶级对抗，直到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出于这一目标，法西斯倒台后，还有许多游击队员没有交出武器。五十年代里，宪兵和警察在山区和一些工厂的地下室里，搜出了成千上百的步枪、左轮手枪和迫击炮。这些前游击队员自然已经带上了神话与幻想的色彩，但毫无疑问，至少在1960年7月，他们又重新武装起来走上街头了。达尼洛·蒙塔尔迪在他的《基层政治积极分子》（Imilitantipolíticidibase）中，将这一潮流称为“低声”（sottovoce），这是用工人俚语玩的文字游戏。其实“低声”指的是一种小酒（grappino），它在八点前不让卖，工人早上进厂前就喝它。
1971年4月及5月的《新抵抗运动》报
显然，基层党员受到它的影响，有了新的想法，而共产党与新资本主义以及中左翼政府的“合作”路线——它不断受到指责——也推动了这一过程。
战后初期在米兰和意大利北部活动的游击组织红色机动队（见上文）的故事也被口口相传。在北方各地也出现过和红机一样的游击队，尤其是在利古里亚和埃米利亚，这些地方拥有最强烈的共产党和游击队传统。而在雷焦艾米利亚，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战士们将在红色旅中走到一起。
在这些人当中，有阿尔贝托·弗朗切斯奇尼[31]（《无产阶级左派》的编辑），他来自雷焦一个拥有共产党传统的历史家族（他的祖母在1922年担任地区领导人，他的祖父是一名反法西斯战士，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里度过。他的父亲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逃出来后，便加入了游击行动小组[32]）。他们中间还有法布里乔·佩里（FabricioPelli）（他后来死在监狱中）和普洛斯佩罗·加里纳里[33]。其他诸如阿佐利尼[34]、罗贝托·奥尼贝内[35]和弗兰科·波尼索利[36]等人，脱离官方左翼组织后加入了“公寓小组”（Gruppodell’appartamento）。这个组织虽然也有正式名称（工人学生政治集团〔CollettivoPoliticoOperaieStudenti〕），但由于没有一个正式总部，很快就以“公寓小组”而闻名。
在1970年间，“公寓小组”与库西奥和《无产阶级左派》建立了密切联系，在建立红色旅时走到了一起（虽然不是组内所有人）。从党的传统中走出了游击队，这种事尤其发生在米兰和都灵的工人阶级社区，还有诺瓦雷斯（Novarese）的一些积极分子当中。
在其短暂生涯中（三个月发行了两版），《新抵抗运动》让自己成为了所有自主或地下团体的代言人，它们都认为必须用暴力回应资产阶级武装反革命。在这份出版物上，红色旅和其他小组联合发表了声明，当中就有游击行动队[37]。
费尔特里内利（GiangiacomoFeltrinelli）
行动队与费尔特里内利
1970年末至1971年初，地下小组实施的一系列暴力活动通常都被当做是红色旅干的。法西斯主义者和警察试图将一些更肮脏和挑衅性的事件归咎于红色旅，一般是“塑胶炸弹”袭击，爆炸现场也留下了红色旅的小册子。但红色旅否认用过炸弹，从下面的话就能看出这一点：“显然，炸药的使用不仅会吓到敌人，还会无差别波及无关群众，它也会让左派和右派做出最荒唐的解释，正因为这一点，反动派大量使用了炸弹。”
红色旅对“塑胶炸弹”袭击发表了大量的声明，称其明显是警方授意的法西斯活动。这份声明具体说明了其中的逻辑与目的：
我们袭击了暴君、老板的走狗，袭击了工人阶级在工厂中最厌恶的人，这已经成为了必要，因为他们正在进犯我们的同志。
我们袭击了法西斯分子，因为他们是今天资本反对工人斗争和无产阶级夺取权力的军队。
我们始终在袭击人民的敌人，始终在斗争的广阔运动中发动袭击。
因此在一方面，我们相信没有同志会落入这些“自称”我们的法西斯分子用行动设下的陷阱，在另一方面，我们警告反动势力：
玩火终将烧到自己手指……
你们难逃惩罚！
警察和法西斯分子，你们听好了：对你们不会有半点怜悯，无产阶级正义的铁拳将痛打在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阴谋家身上。
阅读，传播，化为行动
红色旅统一突击队[38]
但是，这些自称红色旅的行动都被归咎于红色旅。在罗马便是如此，《新抵抗运动》将当时出现的一个小组称为“罗马的红色旅”。这个小组一直活动到1971年中，主要是对法西斯分子及其据点发动袭击（最出名的是对朱尼奥·瓦莱里奥·博尔盖塞[39]的袭击，他是一场滑稽的未遂“政变”的参与者）。反法西斯战争的问题也被尖锐地提出。虽然立场不同，红色旅还是接受了行动队的行动。
朱尼奥·瓦莱里奥·博尔盖
1970年4月16日，在“国家的屠杀”仅四个月后，游击行动队就大张旗鼓地出现了，当时全国一片混乱，法西斯分子在警方的“掩护”下越来越嚣张。晚上8点33分，一个声音闯入了正在播新闻的电视频道上。它在热那亚引起了剧烈反响。接着在其他地区（例如特伦托和米兰）也出现了“人民广播”。游击行动队的广播稿发表在了《工人力量》（它也发表了红色旅的声明）和《新抵抗运动》上。报上还详细说明了红色旅和行动队在政治意见上的分歧。
在那段时期出现的团体中，只有红色旅与行动队站稳了脚跟。他们懂得如何逃避警察的追查，并通过行动和“广播”引起政治讨论（政治小组“不断斗争”对武装团体的行动也越来越重要）。
除了广播外，行动队还对资产阶级权力中心（美国领事馆、基督教民主党总部、工厂、伊格尼斯仓库、加罗内精炼厂等等）发动了一系列袭击。他们在声明中表示，这些做法本质上是防御性的，沿用了抵抗运动中的游击战模式：他们想仿效的不是“城市游击队”，而是古巴的山区（那里能够更好更久地防御）游击队。对于行动队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右翼政变。1970年12月7日的未遂“政变”给行动队的战士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当时，朱尼奥·瓦莱里奥·博尔盖塞（亲王兼臭名昭著的法西斯第十轻型鱼雷艇分舰队[40]指挥官）带着一队法西斯密谋者，企图渗透并占领内政部。这本该是走向政变的道路。但出乎意料的是，密谋者们接到了取消行动的命令。一定是高层发生了什么情况。在后来对未遂政变的调查中，发现它又牵扯到一个叫做“风之玫瑰”[41]的右翼组织的另一个“密谋”，还涉及了军队的高层军官，导致维托·米切利[42]将军被捕，他曾主持过三年北约安全办公室和四年国防情报处（最重要的国家情报机关）。
对于这件事，红色旅和行动队的看法截然不同。红色旅认为，军事政变不是眼前的危险，瓦莱里奥·博尔盖塞不过是个小棋子。“更重要的是，政府和修正主义者想利用这些幻想。三年来，工人阶级不断在进攻。无路可走的政权必须在群众的眼皮底下，藏住它每天都在恶化的麻风病，于是编造了‘黑王子’（政变）的寓言，向公众舆论兜售。”[43]在红色旅看来，修正主义者（共产党和工会）想借此引诱阶级先锋队接受议会的把戏，遏制他们的战斗意志。
行动队的看法截然不同：“政变即将来临”。“工人力量”和“不断斗争”发表了文章强调：“国家军事力量和法西斯准军事力量的角色日益突出……只因消息泄露，才在最后一刻避免了一场……成百上千名军官、宪兵士官、意大利金融和产业资本，还有美帝国主义的代表……精心策划的政变……”[44]
自然，两个组织对修正主义分子的分析也不同。在行动队看来，“以意共为代表的传统左翼……日益担心地看到自己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小”。因此，它向共产党员号召：“工人阶级，工人们，大家都在要求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老板和帝国主义的广泛阵线与政策……党员同志们不加入革命的反法西斯阵线吗？”[45]
这段话听起来很像工人运动的历史话题：从第三国际的“人民阵线”策略，到武装保卫民主（比如游击队抵抗运动）。它与红色旅具有深刻的差异，这同样反映在了詹加科莫·费尔特里内利（后来发现他是行动队的创始人）的个性上。
自五十年代末以来，费尔特里内利一直是文化争论的主角。他的出版社和书店是意大利社会文化与政治复兴的一个重大典范。费尔特里内利书店于1950年成立，从此为工人运动的历史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左翼文化的重大空白。作为共产党员的费尔特里内利也逐渐把目光放在第三世界革命斗争上。
“费尔特里内利书店的小册子”相当及时地提供了正在发生的解放斗争和学生斗争的内容。费尔特里内利也越来越靠近革命左翼。他曾支持“镰刀与锤子”[46]脱党，最重要的是，他试图从共产党中找出从未放弃夺取政权、仍然想要抗争与革命的那些人。很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在一些曾有游击队活动的环境下（尤其是利古里亚，据推断行动队就是在那成立的），诞生了最初的游击行动队。
在六八年代，费尔特里内利为了出版业务（他出版了切·格瓦拉和许多拉美重要小说家的作品）频繁访问拉丁美洲，同时为当时的游击队提供支持。他曾在玻利维亚被捕，为了争取他的释放，甚至还惊动了意大利总统。这位卡斯特罗和雷吉斯·德布雷[47]（他曾在玻利维亚和切在一起）的朋友越来越确信意大利资产阶级无法掌控社会冲突，它将被迫诉诸专制（同样由于意大利在西方军事联盟中的地理位置）。
费尔特里内利认为，这是“政变和游击战”的阶段。他在一系列小册子中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意大利一九六八：游击队政治》（Italia1968:guerrigliapolitica）、《政变的威胁仍在》（Persistelaminacciadiuncolpodistato）和《一九六九年夏季》（见上文）。他还出版了的埃德加·马赛尔·辛布（EdgardMarcelSimbu）关于刚果游击队的《雄狮之血》（Sanguedeileoni），后面附上了一本有用的城市游击战手册，它将成为运动的“秘传书”。
《雄狮之血》（Sanguedeileoni）1965年版和1969年版
对革命实践和问题的不断宣传与鼓动，让费尔特里内利成为了保守新闻界的眼中钉，后者没有放过任何机会来暗示他参与了各种行动。此外，警察和法官也频繁对他调查与审讯。自1970年初以来，费尔特里内利待在国外逐渐比待在意大利的时间还多。他从各地给意大利杂志寄来采访和文章，当中表明了自己的决定。他给《同志》（Compagni）杂志的一篇通讯中，表明了他的一些政治思考：
只有无产阶级先锋队走上战场进行战斗，才能阻挡反动派的进攻。如果说，过去我的政治活动总是以出版为媒介，那么从今天起，我承诺将不再置身事外。[48]
1971年，费尔特里内利被怀疑参与谋杀汉堡的玻利维亚领事罗贝托·奎因塔尼亚（RobertoQuintanilla）。这位前玻利维亚秘密警察头目（他参与了谋杀切）被一名女子开枪暗杀，然后女子丢下了武器，是一把柯尔特蟒蛇.38，这把手枪是费尔特里内利的个人物品，他说他把这把手枪弄丢了。
1972年3月15日，一个农民在米兰郊外，塞格拉特（Segrate）一处高压塔下，发现了詹加科莫·费尔特里内利的尸体，死于爆炸。费尔特里内利之死及其带来的猜想，成为了那些年的一个主要话题。“民主派”和“运动派”的合作开始破裂，“内部敌人”的妄想症产生了。
最初，民主派认为费尔特里内利之死是“紧张战略”的结果，他死于“国家的谋杀”。当时众说纷纭，有许多猜测和矛盾的调查结果。民主派和议会外团体确信这是一场挑衅。“工人力量”第一个打破了谜团，它在一期报纸中揭示了费尔特里内利属于游击行动队，他的代号是“指挥官奥斯瓦多”（comandanteOsvaldo）。
在议会外左派中，费尔特里内利的死重新激起了关于地下组织的讨论，“不断斗争”在论战中为“工人力量”辩护。“工人先锋队”和反国家恐怖主义全国斗争委员会指责“工人力量”和“不断斗争”：“它们对意大利的局势和运动的任务做出了错乱的分析，致使它们把行动队和红色旅当成了同志。”
除了争论之外，“民主派”与“运动派”的合作彻底破裂了。同样在议会外团体中，丰塔纳广场案后建立在激进民主的认同上，为了揭露“国家之谜”而建起的团结也瓦解了。
同志们的反应有两种：第一是寻求民主形式（参加选举、大选等等）。第二种非常普遍的做法是将自己孤立，退回到传统政党中。在这两种倾向下，他们都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虽然有些人还留在组织里，他们都淡出了，并且越来越关注地下武装团体，这引发了一场关于“武装斗争”必要性的广泛地下讨论，这场讨论将持续很长时间，导致议会外团体的基层组织四分五裂。
地下活动、思想与组织
在费尔特里内利死后，行动队的一些战士加入了红色旅，而在《新抵抗运动》停刊后，红色旅失去了半合法的代表，完全进入了地下。1971年9月，为了宣告他们的决定，他们散发了秘密小册子，包括这一本在内，多年后他们还将发表一系列的“理论反思”。
在这篇自问自答的文章中，他们强调民主制度已经露出獠牙。红色旅的政治思考似乎经历了突然而深刻的加速。老板和资产者处在千禧年的氛围中：历史在翻开新的一页，革命正有力地敲响大门。
这一思想上的加速是受到戴高乐在法国“搞政变”产生的印象与镇压气氛的影响。它的基本错误可能在于，认为“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整个无产阶级，而不仅是——即便是群众的——最进步的自主组织）感受的镇压气氛，与将反对压迫作为主要的、始终的、迫不容缓的目标的革命左翼感受到的程度是一样的。”[49]
纯粹意识形态上的阶级分析和对政权回应能力的低估，使得红色旅放弃了它——在诞生后的很长时间内还算是——正确的理论阐述。矛盾的是，它回到了费尔特里内利与行动队的立场，对意大利“转向反动”的必然性深感不安。
在这篇自问自答中，当问道：“你们认为法西斯是否会卷土重来？”红色旅回答：
问题不是玩弄词句……戴高乐在法国的“搞政变”和现在的“戴高乐法西斯主义”都打着民主的幌子。短期来看，这无疑是最不合适的模式。但是，如果指望经济和社会形势能够在革命斗争运动中保持稳定，那就太天真了……除了多年前，早被革命左翼批判的改良主义道路之外，我们还有两条路：参照无政府主义或第三国际的经验走工人运动的老路，或者将其与当代的城市革命经验相结合。[50]
于是，红色旅在武装斗争中走得更远了，“它不是手无寸铁的群众运动的武装，而是统一的高潮。这不是要开启武装斗争，因为不幸的是，资产阶级已经单方面开始了武装斗争。”[51]
自然“没有理论，就没有革命”，红色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大城市游击运动的丰富经验”为参考[52]。于是，长期的“武装宣传”开始了。他们开展了一系列以儆效尤的行动，尤其是针对“工头”和法西斯分子，这是为了获得群众的支持。
在1972年间，当时的政治气氛是那三年中最“火热”的时候，红色旅进行了意大利历史上的首次政治绑架：他们绑架了工程师伊达尔戈·玛奇亚里尼（HidalgoMacchiarini），米兰西门子最遭人痛恨的管理层。这场行动是在强烈的社会对抗气氛中进行的。当年一月，工人们将马盖拉港封锁了整整两天。二月，“丰塔纳广场”案开庭，这场审判很快就变成了对“国家阴谋”的严厉指控。细致的反信息工作和以“释放瓦尔普雷达！恐怖主义是国家！”为口号的大规模运动，推倒了由法院和国家机器捏造的谎言之城。3月11日在米兰的一场人们记忆里最暴力的街头示威中，这座城市“停转”了好几个小时。人们还用“莫洛托夫鸡尾酒”对《晚邮报》报社发起了暴力袭击。
工程师玛奇亚里尼被用枪指着，绑到了一辆卡车上，经过二十分钟的“政治审判”后被释放。在“开庭”时，红色旅用了国家机器的语言：“审判”、“逮捕”和“缓刑”。当然，使用这种语言是为了讽刺，但它反映了一种趋势，这一趋势将在红色旅的武装活动中日益突出。它将变成自己的“对立面”，成为一个集权的等级制组织、一个官僚的“政党机关”，再演变出“人民监狱”、“无产阶级审判”，甚至作为地下活动的必然结果，进行真正的“处决”。这一趋势预示着不经讨论就执行的铁的规则、好斗与服从。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趋势将使红色旅越来越像国家的镜像，更难被运动所理解。
无论如何，这起最初的绑架在工人群众和一些议会外团体中，得到了普遍同情。“工人力量”在一份声明中做出了积极的分析：
在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历史上，一支工人队伍实现了第一起绑架。我们只需注意到，这一行动在工人阶级当中得到了肯定。这次行动中的新斗争方式也是值得肯定的。……在米兰工人阶级，也就是今天整个运动的先锋队看来，群众与先锋队的行动已经合二为一……[53]
对拉伊纳特的行动（在试跑道纵火）持消极态度的“不断斗争”也在声明中表达了支持：“我们认为，这一行动符合群众的普遍意愿，即将斗争带入暴力与非法的领域。”[54]
在玛奇亚里尼被绑架的同时，法国也发生了类似事件。雷诺公司的高管罗伯特·诺格雷特（RobertNogrette）于1972年3月9日被新人民抵抗运动（NouvelleResistencePopulaire）绑架，这是已解散的无产阶级左派（法）的武装组织。这起绑架在四十八小时后，以不流血的方式结束，它受到了“不断斗争”的热烈拥护，后者还给它用了一个半页的大标题：“西门子和雷诺管理层的绑架案：革命的正义开始造成恐惧。革命正义万岁！”[55]
从1972年底至1973年初，围绕红色旅和“自发武装”问题进行过许多讨论。无疑，人们对红色旅产生了浪漫主义和普遍同情的情绪。打动积极分子，同样也打动基层工人的，是他们对工厂问题的干预、他们迅速有效的“工人调查”、他们有限度的暴力（直到1974年6月，红色旅没有在行动中打死过人，当他们在帕多瓦打死两名法西斯分子时，也会将其作为“工作事故”进行自我批评）以及他们讲起理论也通俗易懂。同样是1973年，红色旅在都灵工人组织中扎下了根。这一年里，法西斯的意大利全国工人工会联合会[56]的干部拉贝特（Labate）和菲亚特的人事主管埃托雷·阿梅里奥（EttoreAmerio）被绑架。这两起绑架案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是在议会外团体与菲亚特管理层的激烈争论中发生的，当时发现了大量的文件证明菲亚特指使警察和“法西斯代理人”对厂内先锋队进行“收买”、控制与镇压[57]。
工人们嘲弄般地散发了“审讯”阿梅里奥的“记录”，而法西斯工会干部拉贝特被绑在米拉费奥里门前的柱子上，晾在那里没人管，等警察来解救。
1973年菲亚特的重大占领与米拉费奥里派[58]的斗争，改写了革命左翼的全部格局。它一方面促使“有组织的自主运动”诞生，另一方面让红色旅不仅作为激进活动的标榜，更是成为了自主运动和革命团体的政治出路。这一过程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明显。
无产阶级武装核心与犯人斗争
1974年10月31日，佛罗伦萨的墙上到处都有一篇宣言，署名“无产阶级自主—圣十字自主集团与杰克逊集团”（AutonomiaProletaria-CollettivoAutonomoSantaCroceeCollettivoJackson）。上面宣布了“共产主义战士和革命的无产者”卢卡·曼蒂尼（LucaMantini）的葬礼，他与塞尔吉奥·罗密欧（SergioRomeo）死在对佛罗伦萨储蓄银行的一次失败抢劫中。
卢卡·曼蒂尼是“不断斗争”的成员，而塞尔吉奥·罗密欧只是一名普通犯人。起初，这个消息引起了一些困惑，但从电话亭里传来另外两名被捕者（皮埃特罗·索菲亚〔PietroSofia〕和帕斯夸莱·阿巴坦杰洛〔PasqualeAbatangelo〕）的身份后，困惑就消失了：
10月29日上午在佛罗伦萨，五名战士落入了宪兵的埋伏……中弹的同志是无产阶级武装核心（NucleiArmatiProletari）的战士。本次行动目的是筹备资金。他们的生命在弹片爆炸中消逝。两名同志死亡，另有两名受伤，其中一人重伤。另一人逃脱，目前处于安全状态。[59]
“核心”并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组织，但这件事发生后，它不幸地出现在了新闻的聚灯光下。此前，“核心”都在那不勒斯、米兰和罗马活动。行动的目标都是监狱：米兰的维托雷（S.Vittore）、那不勒斯的波焦雷亚莱（Poggioreale）和罗马的雷比比亚（Rebibbia）。这些行动基本就是传播消息、鼓动普通囚犯和政治犯的斗争。监狱和所有相关机构（未成年监狱和收容所）都是它的主要目标。
“核心”是由被监禁的左派积极分子与犯法的广大普通囚犯在监狱中建立的。他们是“大地上的受苦者”运动（《大地上的受苦者》是弗朗兹·法农的一本关于第三世界国家被压迫人民的知名著作[60]）的继承者，并从1970年起得到了“不断斗争”的支持。他们也是六十年代以来最著名的囚犯，桑特·诺塔尼科拉[61]（他是都灵的共产党员和作家，与一些人共同参与了数十起抢劫案，他的经历被记述在《不可能的逃亡》〔L’evasioneimpossibile〕[62]一书中）传奇的延续，后者当时仍在狱中。
在意大利地下武装组织中，“核心”属于最早的一批，很难给它的斗争策略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核心”最初的特点是，它诞生于南方的阶级社会中，也就是说，它诞生在一个以大量的非法边缘活动为特征（现在仍然如此）的生产与社会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下，在斗争和生活的选择上，在“有保障者”（通过关系得到稳定工作的工人）和“无保障者”（被从生产组织中驱逐出来，每天要出卖自己劳动力换取收入的工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这些阶层经常被称为“次无产阶级”、“边缘阶层”、“无保障者”和“法外无产者”，除了他们的生存条件不断将他们引向犯罪道路之外，他们还将监狱看做一条必经之路，看做对他们生活的一种调节。从七十年代初以来，在监狱的暴力与强制的关系下，最早一批普通囚犯的团体成立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已经成熟。该运动被称为“大地上的受苦者”，它受到了杰克逊兄弟（著名的《孤独兄弟》〔SoledadBrother〕一书）与弗朗兹·法农理论的强烈影响，并在“不断斗争”的活动范围内得到了合法性。
当时也是红色旅宣传“武装斗争”和建立“地下党”的必要性的年代。囚犯运动受到了复杂政治文化的强烈影响，于是决定不仅作为政治组织，也要成为真正的战斗组织。于是，为了自我代表，为了反抗这个造就了他们，又摧毁了他们的社会，无产阶级武装核心诞生了。因此，它的创建者都是监狱内外最坚定、最有决心的“法外分子”。在组织成立时，他们在一本小册子中写道：“要么反抗，要么死在监狱和贫民窟里”。这个戏剧性的生存选择，饱含着每个人经历牢狱之灾的痛苦与愤怒，而他们将在武装斗争中“脱胎换骨”。
“核心”接受了红色旅关于武装斗争和地下组织的理论，但他们舍弃了经典的第三国际工人组织模式。他们强调必须“摧毁监狱”，这正是因为，只有从监狱中才能诞生“法外”无产者的政治觉悟。他们短暂的斗争自然是在恐惧之下进行的。他们每个人的要求都经过了讨论。同时，他们在南方无产者中激起了极大的同情。这场转瞬即逝的悲剧，被批判国家恐怖主义的“民主进步人士”无视了。南方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被剥削者的宝库，是黑手党的后花园[63]，它背后的残酷历史不断折磨着意大利人的公民意识。甚至在今天，我们的统治者在摧毁任何变革的苗头后，为了推行“紧急状态”的立法，还准备用“有组织犯罪”的借口再次将南方无产阶级作为实验品。
在经历了七十年代的剧变后，监狱仍未改革，却再次成为了社会冲突的主要调节者。法外无产者没有别的选择：要么向犯罪组织或监狱认命，要么在政治底层地位忍受屈辱。但是，他们只能有一个立场：要么革命到底，要么什么都不是。
在其短暂生涯中，“核心”遭受了严厉的迫害，包括冷血的谋杀、残忍的酷刑、严酷的监狱与身心上的摧残。在佛罗伦萨事件（当时宪兵没有警告，毫无必要地向曼蒂尼一行人开火）之后，维塔利亚诺·普林西佩（VitalianoPrincipe）在那不勒斯被自己装的炸弹炸死，阿尔弗雷多·帕帕雷（AlfredoPapale）受伤，他的一只眼被炸瞎，身体也被爆炸撕裂，但他还是受了十四个小时的审讯。1975年，乔万尼·塔拉斯（GiovanniTaras）在袭击阿韦尔萨（Aversa）的啤酒节（matrimonio«lager»）时，死于爆炸中。同样在1975年，卢卡的姐姐安娜·玛利亚·曼蒂尼（AnnaMariaMantini）被警察杀害（警方称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1976年6月，有二十三名“核心”的战士被投入大牢，接下来的几年中还会有更多。在这些人中，阿尔贝托·布昂康托（AlbertoBuonconto）将因恶劣的监狱条件发疯，在出狱后自杀。布昂康托的父亲对儿子的遭遇，讲了以下的话：
我是阿尔贝托的父亲。我不能，也不想在这里讲出个人感受。不仅是作为一名父亲，同样也作为一个人和公民，我只想谈谈那些冒犯了我感情的东西。
我只想表达，每一天想念阿尔贝托时的疑虑和苦恼。
阿尔贝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一个真诚和忠实的人。
直到今天我还在想，为什么他受到了如此残忍、如此无情的对待，为什么在他被捕后，要在漫长的监禁期间对他动刑，正是这日复一日的折磨导致了阿尔贝托的毁灭。
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也许能让我稍感安慰的是，希望在我的儿子阿尔贝托身上发生的事不会在明天继续重演。不幸我们都很清楚，它今天还发生在其他孩子的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也想加入这本书的写作，它汇编了关于阿尔贝托悲惨经历的证言。
我不知道是否会有一天，其他法官能够审判或者谴责那些杀害我儿子的人。
在阿尔贝托被抓走的前一天下午，宪兵和几个特别处的人[64]来家里搜查。他们来了七个人，证明了自己的身份后援引了第80条（未经许可的调查），进到我们家翻找东西，顺走了一些阿尔贝托和他几个朋友的照片。我的妻子抗议说，法律没说过能让他们带走照片，我们只能用武力把照片拿回来，但代价会是什么呢？
在经过了非常仔细的，但其实根本没用的搜查后，他们要求我和女儿宝拉跟他们上警局。我的妻子就待在家里。
疲惫的宝拉要求乘电梯，他们却挑衅说，狱里可没有电梯，这差不多是在暗示她也有罪。
他们让我们在一个房间里待了几个小时，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官员来问，我对儿子都了解些什么。为什么不给他家里打电话？他离开那不勒斯多久了？为了弄明白我有多了解我的儿子，他们假惺惺地问我这些。这些问题都是陷阱，因为阿尔贝托已经在他们手里了：他们正在殴打他、虐待他。我当时还没发觉这些。
后来，我从律师和报纸那里得知，阿尔贝托受伤了。他们说不知道是谁做的。不知道是谁！他是在公家的办公室里受伤的，如果他们想的话，很容易就能查到是谁干的。
从那天起，我们都陷入了绝望。我的儿子在反对不平等与不公正的斗争中，献出了他的生命。总有一天，我的儿子，我的阿尔贝托和其他许多像他一样的人，将向那些造成压迫、欺凌和杀戮，手握权力的冷血的家伙算账。
要算的账还有很多。[65]
释放所有人
（皮诺·马西）
有很多同志
从我们身边被夺走
因为这正义
要他们入狱
但他们并肩着
要在监狱里
度过一生的
其他无产者
他们正组织起来
为了让囚犯们
成为反对老板
的斗争基础
为此他们还
需要我们的保护
如果我们在外战斗
对他们将是帮助
释放所有人
就是继续战斗
就是继续组织
不浪费一个小时
猪头老板
这让你们激动
你们没有监狱
来把我们关起来
我们会让你们
让我们的剥削者看看
里面每有一个
外面每有千个在战斗
我们都是罪犯
但只是对于老板
我们都是同志
革命的同志
所有的改良主义者
充当告密者的人
和老板站在一起
我们就消灭他们
释放所有人……
→《释放所有的人》视频版
七十年代工人运动的问题
六九年底，工人运动的根本问题是组织和战略问题，以及对新社会形式的想象，还有围绕“拒绝工作”和阶级构成的概念。
第一个问题是厂内组织的形式。从新的自我组织运动的诞生起，工人普遍产生了觉悟，他们把批判的矛头转向工会。对工会的批判有不同的层面：首先是最简单和最直接的层面：工会具有系统性的调解作用（包括与雇主协商协议）。
第二个层面更为重要和复杂：它激进批判了工会作为调解机构，同时不言而喻，作为资本主义体制内部机构和制订劳动力售卖价格的工具的职能。
第三个层面将工会看做是被引入工人斗争中的一种进行控制、诱发分裂的政治手段。出于这三点，革命组织对工会表现出敌意。于是，新的组织形式在工会之外诞生，它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工会，并在与后者的对抗中发展了激进和破坏性的批判精神。
另一方面，工人主义杂志，尤其是《工人阶级》（ClasseOperaia）抱着这一态度进行了理论研究。《工人阶级》的立场很明确：自从工人斗争被分为经济斗争（由工会管理）和政治斗争（由党管理），雇主和资本主义国家就瓦解了工人斗争的变革潜力，让战后工厂的革命工人陷入无力和分裂。
为此，要让协议的胜利成为政治上的重大胜利，这意味着夺取工会的领导权。同样，还要让秋天的斗争运动去反对协议本身，反对这个给劳动力订价的制度。劳动力的价格以及使用（工资和工作条件）不应是每两三年由上层、由雇主组织和工会商定的东西，而应当成为不断动员、不断讨论的对象。从协议开始，必须彻底瓦解工厂制度、资本主义分工与雇主的统治。最终，从协议冲突开始，必须在工厂中建立工人权力。
工厂委员会就是夺回这些阵地，将对工会的批判转向能够表达基层意志的、统一组织形式的尝试。六九年秋天让委员会的经验传遍了各个工厂。从一开始，委员会就得到了响应，也遭到了反对。当然，它受到官僚工会的反对，因为一个由选举产生、广泛代表工人的机构，将会剥夺它在工人和资本之间进行交易与协商的作用。
此外，尤其是在最落后的地方，委员会受到了雇主的百般迫害，因为雇主看到了这些组织能够协调革命力量，而这些力量直到那时还没能组织起来，仍在盲目地消耗着。
然后，委员会还受到左翼的反对，尤其是靠近“不断斗争”和“工人力量”立场的工人和积极分子，还有自主集会与基层委员会的反对。这些人尤其批判委员会的两点：首先，它重新引入了代表制度，削弱了自我组织的压力，还有基层、部门与车间的压力（“不断斗争”以“我们都是代表”的口号来回应工人代表的选举）。其次，他们批判委员会和工会一样起阶级调解作用。
自六八年代以来，在分开斗争的原则下，自主斗争和工会谈判是严格分离的。这项原则为工人行动、新的组织与生产模式的设想，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这项原则使工人组织的命运不必与雇主的协议相连，在大多数工人对协议不满意时，也能够保持行动的自由。现在委员会又将战斗和谈判重新连结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恢复了工会对工人组织进行控制的条件。
关于委员会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没有得出定论。大部分革命群众认为委员会是一个重要的自我组织，于是便参与其中。一部分革命群众保持批判的立场参加了它。更激进的革命群众反对它，继续建设基层组织，正面反对工会。为了理解对委员会的批判，我们引用了发表于1973年的米兰阿尔法·罗密欧、倍耐力与西门子的自主组织的文件：
工会组织正所处的阶段要求它公开与改良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重建计划合作。目前老板势力的猛攻是为了将仍在反抗的左派釜底抽薪，迫使工人阶级屈服于资本计划。
说工厂委员会是基层的组织工具，它是工人阶级更加自主的结果，这是不准确的。相反，显然面对基层的推动、面对工人自主的发展，工人往往脱离了工会高层的控制，后者被迫向更基层的组织模式让步，但同时又得到了进行控制的更大可能性。如果我们回顾工厂委员会成立至今的情况，那么只能看到，它们始终受到工会的完全控制。它遵循工会的路线时，就被允许活动，反之，要是基层的要求占了上风，它就要被阻止。
在实践中，工厂委员会的确表现出了尖锐的矛盾：一方面，按照战斗性工人的想法，委员会不仅是一个战斗的政治组织，还代表着实现社会构想的工具。但在另一方面，它成为了工会在工厂内部的分支，不让工人要求工人组织表现出革命性的强大冲动。
但在这里，不仅需要分析表面，还要深入本质。革命团体和基层自主组织提出了什么分析和理论？我们已经阐述了工人斗争浪潮——从六八年春天开始，在六九年秋天达到高潮——的目标。最重要的目标包括工资平等、降低工作速度和工作量、要求最低工资、反对有害工作环境以及要求降低物价。
但是，这些目标本身并没有一个全面的战略框架，或者一个完整而有机的革命计划。因此，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一个在那些年，甚至在整个七十年代都处于中心地位的概念上，虽然围绕着这个概念产生了许多谬误、曲解、歪曲与不恰当的表达，它就是拒绝工作。
拒绝工作（节选）
……为了理解“拒绝工作”，让我们来分析它的两层含义。首先，拒绝工作是无产阶级在先进工业生产周期中的直接行为，他们还未屈服于现代化工业，几乎是凭借本能在反抗。
受过教育的皮埃蒙特人认为在菲亚特工作是一种世袭的命运，他在奋斗价值观的熏陶下成长，也许能承受住汽车制造业繁荣那几年愈演愈烈的剥削。但在海滩和阳光下长大的卡拉布里亚人看来，这种狗屎般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卡拉布里亚人的认知是健康的，他能看出其中的不合理。从这个角度来讲，拒绝工作是一种直接的反应，但也是具有远见的：这种奴隶制不仅是工人无法忍受的，它对社会也无用。
在这里，我们来看拒绝工作的另一种含义，从“拒绝工作”来解读社会运动与历史转向。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的整个历史，都可以被理解为人类拒绝在物质再生产中，付出注意力、劳力、技术力与创造力的历史。这一拒绝产生了阶级的划分（一部分人拒绝工作，让另一部分人替他们工作、受他们奴役）。但是，在社会的集体智慧控制与指导下，“拒绝工作”能够利用技术和机器将人从雇佣劳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66]……
占领米拉费奥里与作为政治出路的自主运动
1973年标志着意大利无产阶级运动的历史与革命左翼组织形式的重大转折。最重大的事件无疑是工人占领了菲亚特的米拉费奥里工厂，这场协议冲突的戏剧性结局是自六八年代以来的整个自主斗争周期的高潮。
前几年（1971—72年）经历了议会外左翼团体的危机和工厂斗争的退潮。与此同时，活跃的社会团体开始在大城市出现。运动的重心正在从工厂转向社会。在这一转变中，占领菲亚特标志着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此外，米拉费奥里的占领宣告了革命团体的无力，它们已经失去了先锋队的作用。
在三月期间，都灵酝酿了给抵制协议的雇主最后一击的条件。工会方面要求建立一个统一标准，在待遇上实现平等，包括提供假期、实行五天四十小时（周六也休息）工作制、减少强制加班。工会在三月草拟了一份不令人满意的协议，受到了工人的强烈反对。菲亚特的工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自发斗争，在当月中旬坚定地发动了罢工，这场罢工很快蔓延到米拉费奥里的全部车间，其他工厂也都加入了进来。
各车间内部每天都搞游行，即便如此，27日还是传出了因为罢工时间过长（超过一百七十小时），管理层不打算接受协议的消息。29日上午，革命团体——尤其是“不断斗争”和“工人力量”——带着小册子来到厂门口，再次坚定地发动罢工。但工人那天早上来上班时，天气比预想的还要糟糕。然后，就在上工后不久，传来了决定占领工厂的消息。后来，在《新闻报》（LaStampa）宣布达成协议的同时，工人们走出去，在厂门口插上了红旗。
占领的组织过程对于所有人，甚至对于工人们自己来说，都是一个谜。但很显然，厂内发生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拥有新社会背景的工人已经让工厂的行为方式脱离了共产党的运动传统。这些行为方式来自于新一代无产者的日常生活。他们不是从农村被连根拔起、刚来到大城市的南方农民工，而是年轻的都灵人和上过学的皮埃蒙特人，他们在学生斗争的氛围和街道集会的经验中成长起来。占领米拉费奥里是第一次青年无产者争取解放的示威，在之后的几年里，他们仍在坚持斗争，直到七七年的爆发。
占领米拉费奥里时，工人表现出了激进的立场，自发拒绝了劳动义务。拒绝工作已经成为了一场自觉的运动，但还没有在工厂内建立自己的组织关系。在被占领的日子里，米拉费奥里是一座攻不下的城堡，国家不敢轻易下场。但这并不关键。老板屈服了，工人在基本的平等问题上（假期、规定和减少加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但是问题不仅如此。运动必须有另一个方向和新的视野。随着石油价格上涨，危机的征兆露出水面，紧接着是通货膨胀、失业、整个产业的衰落、黑色产业链的扩大，这些都是城市化的恶果。第一批大城市的原住民、系着红领巾的年轻工人，发出了无意义的口号、不带威胁和誓言的呼喊，这些声音宣告了意大利革命运动新一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没有什么进步思想、没有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没有对民主制度的任何感情，也没有对无产阶级革命神话的尊重，它仅仅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正是在这样的转变中，工人自主的新政治文化现象得以形成。
“工人自主”是工会和革命团体泛用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工会自主。在六十年代，工会独立于政党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但它还带有模糊的改良主义与工人斗争去政治化的含义。而工人自主应当意味着脱离工会与左翼政治控制的斗争的自我组织。
但在1973年，“工人自主”一词有了新的意味，一种更激进的含义。它开始表示工人阶级自己，即团结的无产阶级能够集体组织交换与生产的社会条件，以及在资产阶级合法性下实现自主。人们还要由自己来交换、分配时间与财产。自主的原则完全实现了：无产者在资产阶级的领地确立了自己的规则与实践。这场运动迅速蔓延开来，让议会外团体陷入危机。
在革命团体中，有一些小组意识到了这场危机的意义。葛兰西小组[67]曾批判过列宁主义领导模式和小组的组织形式，并寻求通往社会解放的基层组织形式。“工人力量”验证了米拉费奥里的教训，三月的几个月后，它决定将组织解散。同样，“不断斗争”也从内部开始瓦解，并在1976年10月急剧分裂。
11月宣布解散的“工人力量”在报纸上讨论了米拉费奥里的教训：“3月29—30日在米拉费奥里，里瓦尔塔（Rivalta），在整座菲亚特发生的坚定罢工变成了一场武装占领。面对老板和工会从1969年9月至今的所有压迫，工人们以这种方式，直接由自己接管了权力。米拉费奥里派证明了，资本主义的镇压和技术重建的手段都是徒劳的……”
历史性妥协
“历史性妥协”的说法出自1973年，当时的共产党高层对智利法西斯政变进行了反思。但不要认为这一说法是什么新鲜东西，它不能算作意共的政治转向。
相反，“历史性妥协”仅代表意共自1946年以来的战略改变了政治术语。随着时代的不同，这一战略又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例如“意大利通往社会主义之路”、“新多数派政治”，它们的共同点在于，不断在改良主义实践与革命辞藻之间寻求平衡。
陶里亚蒂去世后的几年里，越来越多年轻的共产党员（主要是学生）因两大事件脱党。第一个事件无疑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既让旧的斯大林主义干部反对赫鲁晓夫，也对新的学生党员产生了强烈影响，让他们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斯大林主义倾向，比如：“少数人之所以受到尊重，是因为真理往往站在了他们一边。”
第二个事件是工人斗争的回归，它表明了战后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变，与党的传统文化没有太大联系的人们往往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陆续来到北方工厂的南方农民工。
六八年代后的意共处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潮流之间。一方面，它通过选票和社会影响力，得以利用学生运动的动力。另一方面，它在新的革命群众中丧失了权威与主导权。六九年，头一会出现了独立于工会和党领导的、群众性的工人自主斗争。
在六十年代中期，工人阶级和党的关系问题多次被重新提出，尤其是在六六年的热那亚代表大会，党在这场会议上决定重建自己在工厂中的地位。这正是共产党的根本问题。由于党在政治行动中以国家经济整体利益为准绳，任何反生产主义、平等主义和激进反资本主义的动力在党内都无法找到适当的表达。
面对新的工人阶级形成，还有随之而来的农民工和年轻工人的登场——他们与共产党政治传统，与歪曲了葛兰西主义的“生产主义”神话，尤其与主流工人运动的国家主义文化格格不入——共产党越来越快地失去了对工人斗争的掌控。
对于工人的激进态度，意共采取了与中产阶级结盟的政策。直到六十年代，它的政策都是为了夺取文化领导权与政治主导权，在六八年代以后，甚至在“火热之秋”后，它的政策似乎只是出于一种共识：打击工人的政治力量。
1973年无疑是革命群众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的关键一年。这是出于两个对立的原因。在米拉费奥里的占领之后，工人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得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信号：无需党和工会，他们就能自主占领意大利最大的工厂。而党和工会是明确反对这些做法的。
意共则从智利政变中收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信号：即使成为了多数派，也没法与资产阶级正面对抗，因为这会引起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因此，需要与资产阶级最大的政党妥协，因为后者代表了全国的所有社会力量。整个社会的紧张局势加剧。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之间的分歧演变为了彼此的分裂与暴力对抗
但在1973年后，党和先锋队之间的分歧呈现出了其他形式，它们比单纯的政治纲领上的分歧更加深刻和戏剧性。城市无产阶级在社会中的两大部分开始分裂，有保障的无产者与无保障的无产者之间产生了划分，这是七七年代导致左派危机的最重要原因。
当我们说无保障的无产者的时候，指的不仅是失业者、学生、正在找第一份工作的年轻人，也包括新的劳动力中，受到重组和裁员影响最大的那些人，这是七十年代起的生产力发展与技术改造的必然结果。
例如，危机在饱受争议的因诺琴蒂事件中浮现，当时雇主解雇了三分之一的员工，他们都是年轻工人，许多人和自主政治组织有关系。1976年秋天，被解雇的工人（他们想和几百名自主积极分子和学生一起回到工厂）和意共的老工人（到那时为止，雇主都没有动他们的工作岗位）之间发生了冲突。
面对无保障者运动（它在七七年代迸发出全部的规模与破坏力）的出现，共产党与它针锋相对，还采用了挑衅的方式，间接煽动革命团体中的一些重要人物走向武装斗争。
1976年选举的胜利，加上有大量奴性十足、专门应声附和官僚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共产党甚至提出了最疯狂的自杀口号：工人阶级成为国家。当危机正摧毁着工作岗位，国家准备向不安分的失业工人发起进攻的时候，做出这一声明、提出这一口号，无异于在运动内部、在左派和无产者中间播下分歧的种子。后来七七年代发生的一切，也是这一政策造成的结果。但是为“历史性妥协”和“工人国家化”战略付出最大代价的，还是意共自己。
共产党带着偏见拒绝了任何无保障的自主运动无产者的建议，不加批判地将自身与意大利资产阶级——其试图通过重组来摆脱危机——的需要相结合，拒绝了工人斗争本身的要求，拒绝了往失业者与青年要求的方向——缩短普遍工时——进行斗争与变革。
在七七年代，当最初的工人自主集会发起时，在运动的要求下，在全国工人大会上（四月在里利科举行）以及工会的广大部门中提出了口号：“少干工作，一起工作”，“减少工时，同工同酬”，共产党把它当做是对自己的挑衅，于是拒绝了它们。
它最终为自己的闭塞和对雇主的奴性付出了代价，仅仅三年之后，阿涅利——由于共产党帮他把工厂里的“桶底”（这是反工人的共产党员阿达尔贝托·米努奇[68]的说法）都赶了出去，他才能抬起头来——就赶走了四万名工人，摧毁了工人组织和共产党自己的全部势力。从那一刻起，意大利共产党走上了绝路[69]。
[1]BrigatteRosse,cit.——原注
[2]同上——原注
[3]补助资金管理局（Cassaintegrazione）意大利中央福利机构，几乎无期限地保证了相当于失业前工资的失业救济金。在整个七十年代，为了推动自我组织与涉及拒绝工作的社会关系的形式，许多个人和集体的试验有意识地将这些收入形式作为工具来使用。显然，从七七年的失败后，管理局变得更为慷慨，它被明确而有效地用作了控制与瓦解动员的工具。——西译者注
[4]同上——原注
[5]同上——原注
[6]同上——原注
[7]同上——原注
[8]同上——原注
[9]雷纳托·库尔乔（RenatoCurcio，1941年9月23日——），意大利散文家、社会学家。1961年起参加左翼运动。1969年参加了“火热之秋”。1970年创立红色旅，并策划了多次行动。1972—1974年任执行委员会委员。1974年被捕。1975年越狱逃走。1976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28年徒刑。1993年获假释。1998年获释。——中译者注
[10]同上——原注
[11]弗兰科·皮佩尔诺（FrancoPiperno，1943年1月5日——），意大利记者、散文家、物理学家。早年参加了意共。1968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出党。1969年参加了“火热之秋”，同年参加了“大众工人”运动。1978年莫罗被绑架期间，试图撮合双方谈判，但未果，被迫流亡法国和加拿大。回国后被判处2年徒刑，此后脱离武装斗争活动。2006年曾被提名竞选总统。——中译者注
[12]不要将它与缩写词相同的1975年米兰国立大学的学生组织相混淆。——原注
[13]见《红色旅》。——原注
[14]《六九之夏，意大利政变、彻底且专制的右转之迫在眉睫威胁》，ESTATE1969.Laminacciaincombentediunasvoltaradicaleeautoritaritariaadestra,diuncolpodistatoall’italiana。——原注
[15]瓦西里斯·瓦西里科斯（ΒασίληςΒασιλικός，1934年11月18日——）希腊作家、外交官。出身于政治世家。早年担任记者。1967年政变后，相继流亡意大利、法国和美国。1981—1984年任希腊国家电视频道（ET1）主任。1981—1984年任印第安纳国家石油公司副总经理。1994年回国。1996—2004年任希腊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2019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16]《希腊也不可能》，AnchenoinoncredevamocheinGreciafossepossibile。——原注
[17]图帕马罗（Tupamaros），全名图帕马罗民族解放运动（MovimientodeLiberaciónNacional-Tupamaros，MLN-T），是20世纪60至70年代期间乌拉圭的一支左翼游击队。早年从事政治绑架活动，70年代初开展游击活动。1972年被乌拉圭军队击溃后瓦解，主要领导人基本被捕。1984年获大赦。——中译者注
[18]同上——原注
[19]红军派（RoteArmeeFraktion），是联邦德国的一个极左翼准军事组织，1970年成立。红军派成立后即针对联邦德国军警人员从事暗杀和袭击活动，并曾接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训练。1972年其主要领导人悉数被捕，被捕后在狱中绝食抗议，多数领导人在1976年遇害，红军派暂时转入地下。1977年红军派再次开展大规模袭击活动，并于1977年9—10月制造了“德国之秋”，期间曾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合作进行绑架活动。1984年在各方打击中大部被捕，少数成员逃往民主德国。1985年起恢复行动，但力量大不如前。1993年制造了最后一次袭击。1998年宣告解散。——中译者注
[20]同上——原注
[21]皮诺·马西（PinoMasi，1946年1月26日），意大利吟游诗人。早年即参与工人运动。1966年起在歌剧院演出。1970年起参加新左派运动。1972年为帕索里尼的电影《十二月十二日》配乐。1975年起对新左派运动悲观失望，脱离活动，专心创作。——中译者注
[22]皮耶罗·尼西姆（PieroNissim，1946年2月5日——），意大利音乐家。——中译者注
[23]斯皮罗·西奥多·阿格纽（SpiroTheodoreAgnew，1918年11月9日——1996年9月17日），美国政治家。1941年入伍，二战期间随英军在巴伐利亚作战。1947年加入共和党。1951—1952年期间参加朝鲜战争。1967—1969年任马里兰州州长。1969—1973年任副总统。1973年，因在马里兰州州长任上私自收受工程承包款回扣一事曝光，被迫辞职，随即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24]罗伯特·斯特兰奇·麦克纳马拉（RobertStrangeMcNamara，1916年6月9日——2009年7月6日），1940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43年参加美国空军。战后进入福特汽车公司工作。1960—1961年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1961—1968年任国防部长。1968—1981年任世界银行行长。2009年逝世。——中译者注
[25]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Gomułka，1905年2月6日——1982年9月1日），1926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32年被捕并被判处4年徒刑。1934年获释后流亡苏联。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2年加入波兰工人党。1943—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中央总书记。1944—1948年任波兰副总理兼返乡部长。1949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波兰统一工人党。1951年被捕。1954年获释。1956年平反。1956—1970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总书记。1970年12月14日在格但斯克血腥镇压罢工，12月20日被解除一切职务，被迫退休。——中译者注
[26]同上——原注
[27]这里的粗体是我们加的——原注
[28]同上——原注
[29]同上——原注
[30]无产阶级左派（LaGaucheprolétarienne〔GP〕）是法国的一个极左翼政治团体，1969年成立。组织成员大部分来自于共产主义青年同盟（马列）（Uniondesjeunessescommunistesmarxistes-léninistes），支持毛泽东主义，既反对法共，也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无产阶级左派成立后即被禁止合法活动，多次发起地下斗争。1973年11月宣布解散，部分成员继续在《解放报》工作，部分成员另行组建国际旅（Brigadesinternationales），残余成员参加了毛主义共产党。为了将无产阶级左派（GaucheProletarienne）与《无产阶级左派》（SinistraProletaria）相区分，在这里分别将它们简写为无产阶级左派（法）和无产阶级左派。——中译者注
[31]阿尔贝托·弗郎切斯奇尼（AlbertoFranceschini，1947年10月26日——），出身于共产党人家庭。早年参加了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团。1969年退党。1970年加入红色旅。1974年4月18日参与了绑架检察官马里奥·索西（MarioSossi）的行动，同年9月被捕并被判处60年徒刑。1982年脱离红色旅。1987年获假释。1992年获释。——中译者注
[32]游击行动小组（Squadrediazionepatriottica，SAP）是二战期间意大利的一支游击队，1944年成立，积极参加了抵抗运动，并与加里波第旅保持密切联系。1945年5月，同加里波第旅一齐解散。——中译者注
[33]普洛斯佩罗·加利纳里（ProsperoGallinari，1951年1月1日——2013年1月14日），出身于农民家庭。早年参加了意共。1969年退党，参加了“公寓小组”。1970年加入红色旅。1974年因参加托斯卡纳银行抢劫案被捕。1977年越狱逃走，同年11月2日实施了对基督教民主党人普布利奥·费奥里（PublioFiori）的未遂刺杀。1978年3月16日策划并实施了绑架莫罗的行动，5月9日支持处决莫罗。同年12月21日参加了对基督教民主党人乔万尼·加洛尼（GiovanniGalloni）的未遂刺杀。1979年5月3日领导了对基督教民主党总部的袭击行动，同年9月24日在与警方交战中重伤被俘。1983年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狱中坚持斗争。1996年获假释。2013年逝世。——中译者注
[34]劳罗·阿佐利尼（LauroAzzolini，1943年9月10日——），早年参加了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团。60年代末加入意共。1974年加入红色旅，曾任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红色旅的后勤工作。1978年被捕并被判处终身监禁，后获假释。——中译者注
[35]罗贝托·奥尼贝内（RobertoOgnibene，1954年8月12日——），1968年加入意共。1969年退党，并发起成立了“公寓小组”。1970年加入红色旅。1974年6月17日参与袭击了“意大利社会运动”总部，10月15日在与意军交战中重伤被俘。1975年被判处28年徒刑。1979年在阿西纳拉监狱（Carceredell'Asinara）发动起义，起义失败后改判13年徒刑。1983年脱离红色旅。1990年改判18年徒刑。1993年获假释。——中译者注
[36]弗兰科·波尼索利（FrancoBonisoli，1955年1月6日——），1977年加入红色旅。1978年3月16日参加了绑架莫罗的行动，10月1日被捕。1983年被判处4年徒刑，此后脱离红色旅，并获假释。——中译者注
[37]游击行动队（GruppidiAzionePartigiana，GAP），又名游击行动队—人民解放军（Gruppid'AzionePartigiana-EsercitoPopolarediLiberazione），是加尔尼亚诺侯爵，贾詹科莫·费尔特里内利（IlmarcheseGiangiacomoFeltrinellidiGargnano）于1970年创立的一支游击队，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格瓦拉主义，试图寻求苏联支援，推翻资产阶级政府。1970年春开始活动。1972年费尔特里内利遇害后解散，其余成员大部分参加了红色旅。——中译者注
[38]同上——原注
[39]朱尼奥·瓦雷里奥·博尔盖塞（JunioValerioBorghese，1906年6月6日——1974年8月26日），意大利将军。1922年入伍。1937—1939年期间参加西班牙内战。二战期间曾指挥袭击了直布罗陀。1943年墨索里尼另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萨洛共和国）后，出任第10军军长，残酷屠杀游击队员。1945年向美军投降。1949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旋即改判为12年徒刑，并在陶里亚蒂的指令下获释。1951年加入“意大利社会运动”（MovimentoSocialeItaliano），并于1951—1953年担任名誉主席。1968年成立极右翼组织“国民阵线”（FronteNazionale）。1970年在美国默许下发动政变，企图恢复法西斯主义统治，政变失败后流亡西班牙。1974年在加的斯暴卒。——中译者注
[40]第十轻型鱼雷艇分舰队（DecimaMAS/MotoscafiArmatiSiluranti）是二十世纪初组建的意大利海军的一个单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中由博尔盖塞领导，它并被指控对游击队开展了大量行动，谋杀了许多人。因此，博尔盖塞被判入狱一段时间，不久后被释放。后来他成为了新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社会运动”的主席。1970年，他显然与未遂政变有关。政变失败迫使他出逃到西班牙，于1974年在那里去世。——西译者注
[41]“风之玫瑰”（RosadelosVientos）是意大利的一个新法西斯主义秘密组织，成立时间不晚于1961年。曾被怀疑策划1961年南蒂罗尔“大火之夜”（Nottedeifuochi）。1973年起与北约情报部门和意军建立联系，企图发动政变推翻政府。1973年10月阴谋泄露后，组织成员相继被捕。1974年瓦解。——中译者注
[42]维托·米切利（VitoMiceli，1916年1月6日——1990年12月1日），意大利将军。1934年入伍，参加了埃塞俄比亚战争。二战期间在东非作战，被英军俘虏并被囚禁于印度。二战后回国，后进入北约工作。1969—1970年、1970—1974年任意军国防信息服务部主任。1972年接受美国资助，企图同新法西斯主义团体“风之玫瑰”（RosadelosVientos）合作推翻政府。1974年被捕。1978年获释。1976—1987年任国会议员。1980—1982年任特拉帕尼市议会议员。1990年在法国治病时暴卒。——中译者注
[43]同上——原注
[44]同上——原注
[45]同上——原注
[46]镰刀与锤子（FalceMartello）是一个在塞斯托-圣乔万尼（SestoS.Giovanni）地区有1500名成员的意共组织，它在后来建立了意大利共产主义同盟（马列）（UnionedeiComunistiItalianimarxisti-leninisti），后成为“为人民服务”（ServirealPopolo）。——原注
[47]茹勒·雷吉斯·德布雷（JulesRégisDebray，1940年9月2日——），法国作家、哲学家。早年曾加入法国共产主义学生联盟。1965年跟随格瓦拉前往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1967年被俘，在遭受残酷虐待以后被判处30年监禁。1973年在萨特、阿连德、聂鲁达等人的斡旋下获释回国。1979年赴尼加拉瓜，参加了推翻索摩查政权的起义。1981年、1988年两次支持密特朗参加总统选举。1982—1992年任太平洋共同体秘书长。2002—2004年任欧洲宗教研究所所长。2009年支持成立新反资本主义党。2010年支持左翼阵线。——中译者注
[48]VV.AA.L’affareFeltrinelli,Milán,StampaClub,1972.——原注
[49]BrigateRosse,cit.——原注
[50]同上——原注
[51]同上——原注
[52]同上——原注
[53]同上——原注
[54]同上——原注
[55]同上——原注
[56]意大利全国工人工会联合会（ConfederazioneItalianaSindacatiNazionalideiLavoratori，CISNAL）成立于1950年，它是“意大利社会运动”（MSI）的工会。1966年，它改名为工人总同盟（UnioneGeneraledelLavoro，UGL）。——西译者注
[57]1971年，菲亚特被发现曾在五十年代收集了上千份工人档案，用以解雇、敲诈和威胁工人。这些情报的收集得到了警察、宪兵和特务机关的帮助。——中译者注
[58]“米拉菲奥里派”（partidodelaMirafiori），指政治团体陷入危机后，推动厂内自主集会的、菲亚特工人在斗争中形成的复杂工人政治结构。－－中译者注
[59]AlejandroSilj,op.cit.——原注
[60]Ed.cast.:Loscondenadosdelatierra,México,FCE,1963(ysucesivasreimpresiones)——西译者注
[61]桑特·诺塔尼科拉（SanteNotarnicola，1938年12月15日——2021年3月22日），意大利诗人。早年参加了意共，后退党，转向无政府主义。1963年起参与了18次抢劫。1967年在袭击那不勒斯银行失败后被捕并被判处终身监禁。后在狱中积极参与“火热之秋”。1976年企图越狱未遂。1995年获假释。2000年获释。2021年因新冠肺炎引发的并发症在博洛尼亚逝世。——中译者注
[62]SanteNotarnicola,Laevasioneimpossibile,Milán,Feltrinelli.——原注
[63]战后的南方黑手党和资产阶级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黑手党帮助基督教民主党的竞选和政治活动，作为交换，黑手党得到当地的合同、得到从事非法活动的许可、能够参与走私、垄断农业用水和土地投机。例如，历届政府指定给西西里的大笔基金和地方征税都被用于黑手党的毒品生意。——中译者注
[64]一般调查与特别行动处（DivisioneInvestigazioniGeneralieOperazioniSpeciali，DIGOS），意大利警察机关，负责恐怖和政治活动的情报与镇压。——西译者注
[65]FrancaRame,Nonparlarmidegliarchi,parlamidelletuegalere.——原注
[66]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拒绝工作”一是对剥削的拒绝，二是对异化劳动的拒绝。“拒绝工作”在战后成为了普遍现象，这对于今天的国内读者来说也不难理解，因为它是雇佣劳动固有的特点。——中译者注
[67]葛兰西小组（ElGruppoGramsci），成立于米兰，成员有来自北方地区和瓦雷泽的工人、教授和知识分子。——原注
[68]阿达尔贝托·米努奇（AdalbertoMinucci，1932年3月4日——2012年9月21日），意大利记者。1950年加入意共。1955年当选为菲亚特米拉菲奥里工厂工会代表。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担任意共都灵地区领导。70年代曾任《复兴》（Rinascita）杂志编辑，并担任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3—1992年任国会议员。1991年意共嬗变为左翼民主党后，仍留在党内。1992—1994年任参议员。1993—1997年任奥尔贝泰洛（Orbetello）市长。1998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人党（PartitodeiComunistiItaliani），并为党刊《左翼复兴》（LaRinascitadellasinistra）撰稿。2012年在罗马逝世。——中译者注
[69]1978年3月16日，红色旅在罗马市中心绑架了阿尔多·莫罗，击毙了他的5名保镖，将他扣押了55天后处决。莫罗是意共进入政府铺平道路的关键人物，红色旅的目标是意共及其“历史性妥协”的政策。目的是阻止意共加入政府后，资产阶级国家的强化。结果却加剧了这一过程，因为革命危机已经过去，即使阻止意共反映了运动的愿望，工人阶级也无力削弱国家。详见下文。——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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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六九年代：火热之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
第六章六九年代：火热之秋
↘基层统一委员会：以工人阶级为主体
↘倍耐力基层统一委员会的文件
↘紧张战略
↘国家的屠杀
基层统一委员会：以工人阶级为主体
在过去的两年中，不论对于左翼政党还是工会的政策，工厂斗争都表现出了工人行动的强烈自主性。金属工会曾试图领导斗争（有时办到了），但工会的不断分裂（有意大利劳工联盟、意大利工人工会联合会和意大利劳工总联合会）加上工会上头只听命于政党，使工会无法充分理解基层工人表达的新要求与内在紧张关系。
另一方面，在1965—67年间，作为反对党的意共主导着中左派，它仍希望制订一个“政治计划”，以便“规划”和“安排”新资本主义的政治、生产与经济发展。它延续着战后“意识形态重建”的路线，与中左派在行动上的唯一区别，就是要求一个“民主计划”，即要求共产党和工会参与资本主义发展战略的制订。
在工会和党的知识分子中间，始终有这样的说法——其实它从未消失过，相反，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它的声势更大了——“让工人阶级成为国家”，让工人通过发展生产力来解放自己。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工会的整个战略甚至都鲜明地将对工资增长的要求与对生产力提高的要求结合在一起。从中左派建立以来，共产党为了让自己与社会党有所区别，对它持温和的反对态度，还将它的“政治计划”视为“工人阶级应当且能够领导斗争，使‘政治计划’成为实现各种目标的工具”，认为“生产率不是，也不会是与工人阶级无关之物，后者应当广泛地将目标与生产力提高结合在一起。”
不难理解，这样构想的政治战略与工人的本能倾向背道而驰——他们长期处于分裂和地下状态，但有时会突然登上舞台、采取行动，也倾向于打破集体协议的死板规定、打破工资与生产力的联系、制订脱离传统的斗争形式。虽然六十年代初以来，大量的工厂工人转向了共产党，但它拿不出可行的政治出路。
另一方面，不管是不是农民工，年轻无产者都必须在工厂的专制下维护自身权利，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相信工会，却要忍受后者在自己的要求与管理层之间的“调解”。“由于厂内阶级斗争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工会斗争，厂里唯一的日常组织就是工会。”[1]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工人阶级一直都看不到自己的要求与想要代表他们的人（政党和工会）的政策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为了打倒工会领导层而进行的不断反抗，就再明显不过地表现了这一矛盾。对于经常谈起“党利用工人”或“工会利用工人”的“工人主义”知识分子，这也不是一个愉快的理论问题。实际上，所有新的斗争形式（野猫罢工、轮班罢工和间歇停工）都超出了工会传统，并伴随着“阶级自主活动”的缓慢形成。
自1965年以来，工人的压力越来越强大，往往与治安部队公开冲突。政府在米兰、罗马、那不勒斯和许多工业中心都派出了警力镇压工人。1966年，在米兰的阿尔法·罗密欧，工人和警察打响了真正的游击战（最终双方在“交换战俘”后停火）。而在米兰博览会开幕式之际，即便工会领导人施加了重大压力，还是有成千上万的工人罢工，他们跑到博览会想对萨拉盖特[2]（当时的共和国总统）起哄，他肯定是察觉到要出事，明智地留在了罗马。
“在1966年重签协议时，诞生了首个基层工人民主组织，它是六十年代米兰西门子的第一个工厂委员会：由各部门代表组成的‘罢工委员会’。由于工会选择谈判造成的严重破坏和别的原因，‘委员会’没能持续多久，但这一迹象还是表明，工人的要求已经让他们走向了新的组织形式。”[3]正是在这些工人的自发反抗中，诞生了最初的新兴革命左翼团体。毫不夸张地说，平等主义和反生产力至上的观点，也将对先锋队和工会产生显著影响。
另一方面，意共的政策纯粹是寻求执政，它要求工会（为党的需要而服务的工厂“传送带”）扮演党与政府以及“新资本主义精英”进行协商的有力“社会角色”。于是，工会统一的客观需要（由于政治背景不同，分别有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工会）被当作一场野心勃勃的行动，为共产党入阁执政打基础。
在这一背景下，与资本主义制度合作成为了主导因素，总工会也在“工会统一”的名义下，退回到比起其他工会更“合作”的立场。这就解释了，比方说，为何金属工会领导了1965—66年的斗争，它的成员人数却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工人阶级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年轻工人产生了新的观念，他们的处事方式与过去大有不同，他们大多数与诞生于抵抗运动的工人传统脱节，对于厂内等级选拔标准也十分冷漠，此外，在他们身上反映着更普遍的要求平等和反对专制的气氛，这主要来自厂外——对于这一切，工会领导既不理解，也不想理解。
“大众工人”是六十年代新一轮工人斗争浪潮的主角，它是无产阶级的新政治形象，具有新的特点与目标，采取了新的斗争形式。这一形象被定义为“典型的南方人，十八岁到五十岁的南方穷光蛋，啥工作都愿意干，就算有文凭，也没有一技之长，多半要到北方打工。他没有稳定的工作，天天打零工，或者被迫从事各种职业。”
这一形象是在政治上完全自发诞生的：它处在传统组织、政党和工会之外。它摆脱了以往的一切政治传统，独立自主地活动着，真正站在事实上，在现实斗争中重新建立起全部的政治实践。
正是这一无产阶级的新政治形象，扮演了整个欧洲过去二十年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角。他们从意大利南方农民工过来：从菲亚特、大众到雷诺，从比利时矿山到鲁尔。他们是近代伟大工人斗争的主角。他们颠覆了一切，将意大利拖入危机。他们让资本（无论是在工厂还是整个制度中）陷入了绝望。今天，他们迫使雇主使用经济危机这一极端武器，甚至让后者为了给自己的敌人进行决定性的打击，不得不摧毁自己的财富。
雇主的敌人是南方无产者：他们一无所有，从事着千百种生计，“背井离乡者、失业者、农民、被赶出门的佃农、没有土地的短工、没找到工作的毕业生。这些就是中低技术流动劳动力的预备役。”他们在南方找不到工作，就到都灵、米兰、瑞士、德国或欧洲各地。为了挣房租和钱，他们接受了最艰苦、最累人和最不人道的没人肯干的工作。
当然，在这一阶段，他们的政治行动还不是由阶级意识决定的。他们只是处于资本主义计划之内，即资本主义积累法则之内，完全受资本的支配。
但最关键的是：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资本对这一无产阶级形象，对（正如上面定义的）“大众工人”的统治，已经被打破和粉碎了。这不是因为这一形象因要求权力而产生了新思想、从而得到了新觉悟。正相反，它是在这一无产者形象的物质要求中，在冲突的现实需要中被打破的。资本的统治在斗争中被粉碎，在六九年的菲亚特被粉碎，因那些年势不可挡的斗争而在全意大利被粉碎。
六九年及之前的斗争，和今天的斗争完全不同。这些斗争诞生在发展的中心。这一工人形象诞生在资本的劳动力使用上、在资本发展过程与积累计划之内。突然之间，曾经资本的基本法则——使用南方劳动力作为自身飞跃发展的保证——在其自身的发展中，暴露出了彻底的矛盾。因为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创造财富的无产阶级，同样也在整个欧洲创造财富。这类无产者在与资本的关系中，完全基于自身的物质需求展开他们的政治行动。
这些工人即“大众工人”，与旧的共产党传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们是由与建立共产党的工人完全不同的工人阶级所组成的。
意大利共产党诞生于北方的都灵，它在十月革命和苏联成立的影响下，诞生于工厂委员会运动。它的基础是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工人，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要求权力。他们懂得如何完美地制造“巴利拉”（Balilla）这款车型，也以生产财富的名义，要求对这同一笔财富进行管理。
当年的先锋队，其实就是工人实行管理的委员会，它们受到工厂职业的影响，试图取代雇主，由自己来提供领导。但是，为了打击这些组织的进攻，引起了后来资本主义的反动。客观来看，苏联的经验与委员会运动引起了反动，导致作为生产过程主角的专业工人被摧毁，并被生产周期吸收。
资本通过各种手段导致了传统工人的失败：法西斯主义、技术飞跃与1929年的经济危机。它必然导致专业工人被摧毁，并被另一种生产劳动力取代。
于是，出现了一种新型工人取代了技术工人，他们在生产关系与生产组织上具有截然不同的角色。这些流水线工人是非专业的、无技术的、流动的又可相互替代的。他们是二三十年代伟大技术飞跃的福特制与泰勒制流水线的工人。时至今日，工人与机器和工厂的关系完全改变了。[4]
1969年的火热之秋，金属工人示威
虽然这一主观文化仍模糊不定，但显然，它表达的是拒绝将生产力与工资挂钩。这种文化是不被理解的，例如（金属工会的前领导人）特伦廷[5]在文章中写道：“所有人都平等的工资增长，是小资产阶级的平等主义思想”。这位工会领袖（他甚至在左翼知识分子中间还享有很高声望）的十足愚蠢，还是被高歌猛进的“火热之秋”给无情戳穿了。
此外，不仅是“工人的政治构成”经历了急骤转变，技术人员、职员和服务业工人（邮局、电话局、医院和运输业等行业的工人）的境遇与职能也在不断变化着。尤其是在六十年代的生产周期中，雇员与技术人员的传统处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技术重组过程中，技术部门极大地扩展了，行政文员的职能则大大缩减。
在习惯上总是加入（白领）工会、在社会和心理上倾向于将自己和工人阶级区分开来，屈服于雇主的威信与效率的神话，在个人和日常消费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职员，他们在文化和政治上，无力理解新资本主义周期的动力。他们时常把票投给中派或者保守派。由于意共的社民化及其对中产阶级的征服，他们也受到意共的压力。地位与声望不断丧失后，他们看到自己的购买力也在逐渐下降。他们被新型管理技术（自动化与打字设备）所取代，在广泛的现代化过程中，又有成千上万的富有斗争性的年轻人成为职员。
因此，自身条件的“无产阶级化”将他们带进了阶级斗争的中心。“工人和职员在斗争中团结”的口号开始在游行队伍里流传，打破了一直以来的分裂。当然，许多技术人员在工厂中有“工头”的职能，负责“工作速率与工时”，少数有特权的职员还有一定的管理职能。这些人已经准备好面对工人的反抗和怒火了。
在这一背景下，当学生抗议活动在工厂外爆发时，基层工人马上意识到，工会的角色是与敌对阶级进行政治合作。从那时起，反对工会政策的斗争就在工厂中发展起来了，而对共产党的批评也直接反映在了对总工会的批评上，因为后者显然是由党主导的。
反对工会合作主义政策的斗争，采取了多样的形式。从仅在“工会内部”进行斗争——为了纠正（被认为整体上可行的）战略框架下的错误——到建立“独立组织”来为没法通过工会进行的群众行动，打下阶级基础。在后一种方式下，出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小型工会，基层统一委员会（ConfederazioneUnitariadiBase）登场了。
1968年春天，在反对“工资限额”和争取养老金的大罢工中，最初的基层统一委员会诞生了。两场斗争都证明了它的高度成熟。“工资限额”是分裂工人阶级的工具。因各自为战、地域与合同差异而产生的工资差别，只是雇主的把戏：斗争应当是统一的、全国性的和全产业的。但不仅如此，工人还要求把握他们在工作与剥削之后的生活。他们眼见了这个阶级的状况，他们的父母、亲人和朋友在工厂辛勤劳动了三四十年后，只能拿微薄的退休金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知道有无数人工伤致残或死亡，要求改变这一切。
从那时起，“工资限额”被废除，养老金制度也开始改革。成百上千的工人走上街头，常常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在瓦尔达尼奥——马佐托（Marzotto）伯爵的领地——工人们推翻了统治该地区的家族创始人雕像，学生们也经常聚集起来参加游行，而老板的报纸（很多时候，共产党的报纸也一样）一直在胡说八道：是“中国人的小团体”在搞鬼。警察的暴力行径与规模无法控制的工人示威活动震惊了当局，迫使工会和共产党去领导工人骚乱，官方也把解除警察武装，再将确保公共秩序的任务交给工会等等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在警察高层和特务机关中引起了强烈的不安，可以说，后来被称为“紧张战略”的战术，从那时起就被使用了。1968年8月30日（12月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一枚炸弹被放在米兰的“文艺复兴”百货，最终没有爆炸。警方负责人阿莱格拉（Allegra）（他在国家恐怖主义时期成名）在一份机密文件中写道：“爆炸物是无政府主义者安置的，他们在放炸弹之前给警察总部寄了一份信，署名大写的拉瓦肖尔无政府旅[6]。”
不用说，一场事先报警的袭击也太夸张了。后来，没人再提“文艺复兴”百货的炸弹案了，只是一段时间后，有人企图把它嫁祸给詹加科莫·费尔特里内利的一位同志，整个过程跟“炸弹”案一样蠢得要死。这起案子被法院驳回（同时，议会必须专门讨论解除警察武装的问题），但从1968年开始，为了防止任何的民主转型，一个独立的国家机构网络已经搭建起来了。
让我们回到基层统一委员会的问题上，可以看到，在不同的背景和产业下，委员会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它们的扩展在1969年秋季达到高潮。由于工人集中在北部，基统会主要出现在北方地区，那里曾与工会的策略经历过复杂的对抗关系。这种现象发生最多的地区是米兰、帕维亚、特伦托、马尔盖拉港和博洛尼亚。然而，在意大利中部（佛罗伦萨、比萨和罗马）与撒丁岛（托雷斯港）也不乏类似的经验。在南方，基统会仅在那不勒斯出现。1968年间，基统会试过相互协调，但没能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学生们的意识形态太强烈，有时他们还把持了自己的基统会。
基层统一委员会最重要的典范，无疑是米兰的比克卡（Bicocca）倍耐力委员会。1968年春天，在罢工七十二小时后，公司即将签署协议时，倍耐力成立了委员会。一群工人（当中也有共产党、总工会和工人工会联合会的成员）张贴了告示，反对签署这份协议。没有哪一派进行过指导，委员会就这样自发成立了（它是组织斗争的核心，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机关）。
在倍耐力，劳动力更迭是一个剧烈且漫长的过程。具体来说，1967年后，合同工的平均年龄远远低于三十岁，许多是学生工。这些工人与前些年进厂的成千上万年轻无产者具有相同的特点。与六十年代初招来的年轻农民工不同，他们几乎都有更高的学历、丰富的大城市经历以及复杂的精神需求。除了缺乏工会与政治经验、对官僚主义与工会合作主义表现出明显的反感，他们还对学生斗争更加敏感。正是这些年轻工人在倍耐力和其他工厂中，与进入工厂鼓动的学生建立了第一批联系。
在工厂外面开会的基统会欢迎学生和厂里工人一起开会，也经常会有一些技术人员和职员到场。斗争的首要目标既是签订新的合同，也包括工资不变，减少工作时长。“工会无法……对经济计划发动全面进攻”，根据委员会的说法，工会作为协商的角色，客观上就受到限制。“目标不能自上而下提出，应当在基层的讨论中确定，再予以推动”，“斗争是工人的唯一武器”。委员会的创建者们在1969年3月的《十五》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下文收录），总结了他们的初期经验。文中介绍了工人在反抗资本主义计划的斗争中所有成熟的关键因素，许多因素将推动六九年“火热之秋”的斗争。
1969年倍耐力工人示威
倍耐力基层统一委员会的文件
斗争的新方向，组织起来
对签署协议的不满非常强烈。首先，是工人对工会的愤怒（当时不少工人撕了会员证），原因一是工会干部争着把协议算做自己的功劳。其次，工会大量的自我批评不过是想挽回信任，在大会上也想方设法要求工人克制。但对于工人来说，教训是清楚的：这场协议骗局的产生，来自于工人缺乏对政治问题的洞见、缺乏不断斗争与直面老板的觉悟，它是工人寻求妥协的结果，而工会中央的路线（它只关注权术野心，丝毫不在乎基层工人的“政治”立场）也准备以“与上层统一战线”的名义，牺牲任何基层的需要。
为了给自己的不满找出政治出路，工人们提出了最初的建议，开始重视工人阶级的斗争问题，对其进行讨论，想要找出斗争的方式。在工厂外面，来自各个工会的工人，以及其他打工者，聚在一起讨论该怎么办。在这种气氛下，倍耐力基层统一委员会诞生了。
委员会成立的头几个月很艰难：工会向会员施压，让他们回到工会，而不是在工会外面活动。工会领导人最初也参加了委员会的会议。但是，委员会与工会领导人的讨论，以及委员会与党和工会在路线上的直接分歧，都清楚地表示它的做法和工会在本质上不同。
与此同时，虽然刚起步，米兰的学生斗争已经出现了工学联合的主张。尤其是在因诺琴蒂，学生运动的加入提高了斗争的烈度、提高了战斗性，帮助工人达成了一份出乎意料的协议。
倍耐力委员会的工人现在看到了与学生搞政治合作的可能性。他们与看上去比较有毅力的学生取得了私下联系。于是，委员会就由工人和学生组成了。
关于学工结合
由于学生运动的出现，基层统一委员会成为了一种新的工会。自然，学运克服了山头主义的局限，而学运斗争的反资本主义性质，把许多学生带进工厂——资本诞生之处，亦是最露骨展现其矛盾的地方——进行政治工作，为的是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系、瓦解体制。但在六八年米兰工人斗争（比如在因诺琴蒂与马瑞利〔Marelli〕）中，学生只起到了纯粹工具性的作用：协助分发小册子和参加纠察队，这显然是缺乏远见的。在委员会中，学生不再属于从属地位，而是作为工人参加工作，这项政治工作不允许搞特殊。此外，学生们也一直保持着工厂中的活动，这既是学生斗争的反资本主义目标的需要，也因为工厂是资本的诞生之处。
因此，要在工厂委员会内部建立正确关系，需要建立对等的责任，这意味着对策略、手段与斗争时机，进行集体的制定与决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委员会坚决地摆脱了以下几点：一，工人主义：“工人即自己”的说法让学生畏手畏脚，限制了他们的参与和行动。二，学运与工运的“各自管一摊”：这是共产党和总工会定下的，为的是保住它们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权，阻止学生与工人在组织中的统一，因为这将威胁到它们的地位。
至于意共主导的学运，它们也尝试过与工人合作，虽然大多收效甚微，只在个别场合才取得成果（游行或纠察队），这是由于学运的组织结构和思想认识（更不用说一边高呼“学工团结”的口号，一边对倍耐力情况无知又自命不凡的学生“领袖”了）并不能达成委员会的目标：学生与工人共同分析、决策与发挥政治作用，只在偶然的情况下，委员会才会分配任务。因为前者具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与行动力，可以更好地保证组织效率，后者更了解工厂的情况，也有更好的立场来分析事实、给出具体建议。
另一方面，委员会始终欢迎学生的参与，也欢迎一切认可委员会的做法、愿意出一份力的“外部势力”，即其他工厂的工人和左派积极分子。
委员会的工作方针
委员会没有建立在任何的意识形态上，它诞生于对资本主义计划的分析，这一分析无关其总体形势，而是关乎厂内的具体事务。委员会政治讨论的基础是对工厂内剥削的分析。对倍耐力工人的条件进行讨论，就能掌握何时能够动员。
它要表明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要素，工作速度、计时制和有害环境等等，无非是剥削的要素。剥削不是光说说的，它是工人在厂里的切身现实。因此，委员会总是先从分析工人的具体情况开始，从表达不满到直面剥削及其根源。
从小组到共产党的左翼，许多人（红色手册、“工人先锋队”〔AvanguardiaOperaia〕、工人力量〔PotereOperaio〕、工人阶级〔ClasseOperaia〕、马列派〔marxistasleninistas〕以及意共〔马列〕[7]等等）都尝试过介入工厂斗争。
委员会批评过这些组织的介入（而它们从来无法理解为何挨批）：不管意图如何，它们的行动都是“外来的”，因为它们从既定的理论分析或某种政治思想的需要出发，再试图引入不受工人欢迎的斗争路线或纲领。
委员会认为，工人阶级无法回应左翼组织的类似干预，因为真正的斗争出发点必须是让工人从具体现实认识到资本主义剥削。行动和理论都无法取代这一点，否则将会陷入空想与教条。
斗争的经济要求与政治目标
委员会意在根据工人的厂内情况，制定其政治方案，按照工人的觉悟水平检验其斗争方式。这并不意味着“只顾眼前”或局限于工团主义：委员会的实践，显然也是政治化的过程。
委员会旨在夺取“工人权力”。总之，如果要对老板发动进攻，必须经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当工人认识到自己的任何一个经济要求，不过又是换来一场更大的骗局时，朝向老板的矛盾才会爆发，因为他的经济要求只有夺取权力的全面斗争才能满足。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老板制订每一项决策时，他的权力都受到了质疑。
纯粹的经济斗争，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唯一能够打破现状的是政治主张。政治主张也要求改良，但它与日常意义的改良不同。
反之，必须始终寻找能够推动政治斗争的经济需要与改良要求。
例如：不是为争取计件工作制或改善工作环境而斗争，而是通过抗议计件工作制或反对有害环境，对老板的决策权提出质疑（在斗争之前，制定工作速率和有害环境标准的是倍耐力公司。在斗争中，工人自己就能决定工作速度、拒绝有害工作等等）。
任何主张都可以用来推动斗争，如果斗争变成政治性的，就有可能成为颠覆性的斗争，创造出革命斗争的地点与时机。但众所周知，在目前形势下，工会领导的经济斗争仍然与工人政党领导的政治斗争相分离。
但是能够引起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恰恰是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统一。经济斗争只有在政治层面上战斗才会有成果，反过来说，为了不让政治斗争陷入无力，它也不能与经济斗争相分离。此外，工人认识到自己在工作场所的利益与权力，就能推动社会的全面斗争，反之亦然。
如果继续现在这样，政治斗争都由党来领导，而经济斗争都由工会来领导，工人阶级就有疏远这两者的危险。更不要说党和工会的领导人早已蜕变成官僚了。
委员会旨在让工人阶级重新成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角。
1969年，倍耐力工人在米兰工厂前罢工示威
与工会的关系
综上，委员会从未想过取代工会，也未针对工会进行分析或批判，相反，它对工会的客观作用提出了质疑，在工会的纲领文件中这样写道：“因此，在（资本）这一层面的工会，应当以工会的手段将斗争约束起来。工会必须越来越客观地发挥协商作用，必须首先进行协商，然后才是斗争（这点被经常提到，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讲到它）。厂内委员会必须服从工会中央，积极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劳资代表人数相等的委员会已经失去意义，它们是反对工人的武器，因为它们只在显然不公正的场合出面，几乎都处在老板的掌控之下，因为里面的一半代表是管理层，另一半代表才是工人，但我们知道，总有几个无耻之徒是被收买的。”
工会负责协商，总是用斗争来换取协商，或者将斗争放在协商之后。工会没有走出资本主义的逻辑，因为它会为了协商，转而削弱和压制工人的战斗性。
委员会并未寻求与工会的对抗或合作，因为它在另一层面行动：它在问题的政治表达和斗争的政治领导上，真正克服了工会的领导。
但是，虽没有寻求对抗，委员会还是与工会领导倍耐力斗争的方式产生了分歧。委员会指出，（工会领导的）罢工仅仅是示威性的，它是为了达成协议而进行的示威罢工，这些罢工就像安排好的一样，它们是无害的，无法引起老板权力的危机。
委员会成为了战斗性罢工思想的传播者，即罢工要表现出工人的战斗性，以及他们改变厂内力量对比的能力。
这种罢工的观念也使倍耐力工人阶级克服了当前阶段，目前的斗争几乎都是由老板的挑衅引起的。因此，我们仍处于防御阶段，但正在转向进攻，从“生产罢工”中就能看出，没投入斗争的工人也不想参加任何谈判，于是决定减少产量。
因此，委员会与工会产生了分歧，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有时被工会接受，有时又遭到工会的攻击和拒绝，但它没有指责工会是“工人阶级的叛徒”，而是相反，它强调了工会活动的固有局限，并且指出斗争的自主政治领导是克服其局限的工具。
除了公开攻击之外，工会还对委员会的个别成员（包括工人和学生）进行了人身攻击，企图夺走工人（至少是进厂“融工”的革命学生）的同情。这都是白费力气，它最终被迫承认了委员会。
值得一提的是，《团结报》几个月以来都没有提过委员会。只有当倍耐力罢工发生后，它才承认了委员会的存在，但只把它作为“助力”。波河电台（GazzettinoPadano）声称工会在这些罢工中毫无作为，污蔑委员会是“外部势力”，在厂里制造紧张关系。这也是《意大利晚邮报》在文章中（1968年12月12—17日）的态度。
紧张战略[8]
六九年初起，学生和工人的反抗蔓延了整个半岛。尽管由不同的原因和需要引起，漫天遍地的抗争已经不可控制了，尤其是在中北部地区，但南部也受到影响。1968年间，警察部队在政府和报纸的支持与掩护下，频繁进行粗暴的干预。同时，治安法官也在背后支持警察的行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即1966年10月至1968年6月，就有将近一万名工人、学生和农民被指控煽动暴力或被羁押。
“警察到处肆意妄为。1968年6月，他们突袭了电影节，逮捕了二十人，控告了三百多人。同一天在阿布鲁佐的兰奇亚诺，他们袭击了罢工工人。7月10日在巴勒莫，他们袭击了贝利切的地震受害者，这些人当时正游行前往当地政府。一名军官下令袭击，他大喊道：‘给这些流氓一点教训。’男女和儿童遭到暴力殴打。1968年12月2日在阿沃拉，警察向农民开枪，打死两人，还有多人受伤。”1969年4月9日，警察在巴蒂帕利亚向游行者开枪。在整个意大利，示威游行都伴随着长期的暴力冲突。同时，警察配备了更好的镇压装备。透明盾牌（俗称“罗马盾”）在巴蒂帕利亚首次出现。萨拉盖特总统间接参与了这些事件，还在佛罗伦萨的保守派会议上给出了“信号”：他谴责“难以想象的暴力”，还说“走向进步的每一步都是艰辛、疲惫与痛苦。”
报纸立即煽风点火，把话解读为“总统对所有纳粹—毛主义反对派明确警告，表示反对令人不安的‘极端反对派’的秘密协议”[9]。“极端反对派”的话题将在之后很长时间里，成为基督教民主党的王牌，执政的社会党则完全充当了反动势力进攻的帮凶。
1974年8月4日，艾米利亚-罗马涅的伊塔里库斯火车站遇袭，12人死亡，105人受伤
在这样的气氛中，4月25日（抵抗运动的周年纪念日[10]），两枚炸弹在米兰爆炸，一枚在中央车站，另一枚在博览会上的菲亚特展台，后者造成二十人受伤。5月12日，发生三起爆炸案，两起在罗马，一起在都灵。不久之后，同样是在都灵，学生和工人的示威游行变成了示威者与警察的恶战，双方一直交战到深夜：七十人受伤、二十九人被捕、一百六十五人被起诉。7月，《景观》（Panorama）杂志发表了右翼政变的传闻。新法西斯团体号召动员，共产党严阵以待。7月24日，在米兰的司法宫里，发现了未爆炸的疑似与都灵和罗马爆炸案相同的炸弹。8月8—9日凌晨，铁路受到了八处袭击（当晚有两枚炸弹未爆炸），造成了大量的损失及人员受伤。[11]
在上文扑朔迷离的文艺复兴百货炸弹案后，政权在六九年初改变了战略，包括调动警察部队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滥用暴力，而最大的变化在于，政权开始利用新法西斯团体和“独立机构”（情报部门之类），治安法官也开始大量援引法西斯法典（一直没被废除的《罗科法典》[12]），旨在限制言论与结社自由（针对“不断斗争”、“工人力量”与马列派的领导人和成员），再滥用职权指控左派，最后营造一种紧张的气氛，以便压制一切形式的斗争和冲突。
米兰博览会上的炸弹案可以证明，这些事情是早就计划好的。在文艺复兴百货炸弹案近一年后，他们毫无证据就把无政府主义者“判决”为主谋。很快，无政府主义者布拉奇（Braschi）、法乔利（Faccioli）、德拉·萨维亚（DellaSavia）、普尔西内利（Pulsinelli）、诺奇亚（Norscia）与马赞蒂（Mazzanti）被定罪，包括皮埃特罗·瓦尔普雷达（PietroValpreda）在内的数十名同志受到审讯。
此案在警察首长圭达[13]的指挥下，由米兰的警方高层，主要是卡拉布雷西（Calabresi）、帕内萨（Panessa）、帕尼奥奇（Pagnozzi）与穆奇利（Mucilli）负责调查。无政府主义者被“判决”为炸弹案嫌犯，但拿不出任何证据。对于政治警察来说，“无政府主义等于炸弹案”是一个经过历史证明的、用不着解释的道理。那些被捕者也同样被指控为前几个月几乎全部袭击事件的主谋，他们被当成了凶恶的恐怖分子。有一份发给利沃诺（保罗·布拉奇的出生地）和比萨总局的电报，里面提到了布拉奇、法乔利和德拉萨维亚，它能使我们看得更明白些：“事实证明，保罗·布拉奇是一位活跃的炸弹恐怖分子，他在维琴莱昂内·埃利亚内（VincileoneEliane）的明确指示下，前往意大利的多个城市进行恐怖袭击，他本人也是去年12月袭击司法宫的主犯。他的同谋是出生于博萨诺的比萨大学生法乔利·保罗，后者于该市发动了恐怖袭击。我司成功对布拉奇·保罗和法乔利·保罗进行了正式调查与逮捕。此外，还询问了布拉奇是否知道德拉·萨维亚·安杰罗·皮奥特罗（DellaSaviaAngeloPietro）的下落，此人为炸弹恐怖分子且为上述两人的朋友。”[14]事实证明！证明了谁？证明了什么？什么都没解释！
展览会爆炸案的审判将持续很长时间，期间将诞生一类新的律师群体，他们自发地站在了被告的政治犯这一边：六九年前后，律师—同志的角色诞生了，更确切地说是同志—律师。被告的无政府主义者当然对真相一无所知，但这项警察与法院的协同行动，代表着紧张战略的新一步。就算是施展了这些阴谋，工人与学生的斗争似乎并没有退潮。
7月26—27日，在都灵的体育宫举行了基层委员会与集会的全国大会。这是过去一年诞生的自我组织进行统一的首次尝试。但它没能实现。但是，这场大会掩护了战术和组织决策的部署，它们将迅速成熟起来，从秋季开始，“不断斗争”和“工人力量”的小组也将通过各自的机关报和组织中心投入到斗争中。
9月初的都灵，秋天到来，敌人的进攻也开始了。最富战斗性的车间，尤其是五十四号车间，恢复了各车间的分批罢工。作为回应，阿涅利[15]以生产被中断为借口，不给其他车间的数千名工人派工作和发工资。这引发了第一个斗争高潮。短短几天后，争取协议的最初斗争开始了。局面非常紧张，到处出事。10月19日，罗马拉丁路的贫民窟居民点燃了自己的棚屋以示抗议。10月27日，在比萨发生的冲突中，一人死亡，另有一百二十五人受伤。
乔万尼（詹尼）·阿涅利与菲亚特工人
秋季运动的主要动力，是由革命与工会这两种不同冲突逻辑所交集（和对立）形成的。
工会试图组织大型游行示威（五万人在米兰角斗场参加了示威）来削弱革命群众对北方大型工厂的影响，孤立他们推运动更进一步的想法：在10月10日那天，“不断斗争”的工人小组一时间占领了米拉费奥里（Mirafiori）造车厂。
从10月到11月，经历了罢工、强硬纠察和货物封锁。政治势力、警察机器和治安法院都对工人领导的群众自我组织过程毫无办法，这些自我组织从城市到城市、从街道到街道，建立了分散型权力网络的组织与文化基础，它们将在未来十年发挥重要作用，深刻地改变意大利社会。
政治气氛正在升温，斗争的工人和学生不断控制着街道。虽是出于战术目的，工会也开始提出工人的要求，当局也在制定《劳动法》，以便为冲突赋予新的合法性，就算不考虑它的政治意义，那也将是工人在全欧洲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
当然，即使在政府内部，专制与改良的两派也有矛盾，不管怎么说，政权看来无法再用恐吓来阻止“工人与人民的前进”了。仅在三个月中，就有超过一万三千人被控告：有短工、工人、学生、公务员和警察。“庞大的镇压网络覆盖了整个国家，它在电视广播的掩护下，将男女老少、工人和工会成员、退休老人和无产者困在其中。”[16]“反共救国”让政府机关、大众媒体以及资产阶级的广大部门站到了一起。曾经支持1963年政变的《时代》杂志，摆出了三色的头版和一个沉重的标题：意大利将发生什么？
11月19日，住房问题引起了一场总罢工。米兰发生了暴力事件，警察无故冲击从剧院散场的抗议者。在事件经过中，安纳鲁玛（Annarumma）警官身亡，他极有可能是被一辆警车撞死。照片和目击者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便如此，责任还是落在了抗议者身上。圣安布罗吉奥广场的国家警察[17]新警察局以安纳鲁玛命名。与此同时，萨拉盖特总统写了一封电报，上面写道：“年仅二十岁的安东尼奥·安纳鲁玛被野蛮行径谋杀，于捍卫民主法律时牺牲……冒犯了意大利人的良知……这项丑恶的罪行应当激励所有人，让我们孤立和消灭杀人犯。”
在每一座工厂中，争取协议的斗争都是讨论的主题，但那时，革命团体开始认为，它已经碍手碍脚，甚至阻挠了从工厂到工厂的、不断增长的自主性。他们认为必须快刀斩乱麻，避免队伍的分散。11月28日在都灵，“不断斗争”的传单写道：“工人们想要结束这场斗争，它历时太久、经历了太多阴谋……工会完全出局了。工人们的口号是‘受够了协议！’。”
在协议初步敲定时，革命组织的回应非常关键。在11月底签署新协议时，“工人力量”分发了题为“这是第一个骗局”的小册子。革命先锋队低估了协议的作用，对争取协议带有成见。任何工厂中的条件改善都被视为骗局：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改良措施没有扎下根，不足以打破雇佣劳动的奴役，以及“用命换工钱”的现实。
这种激进性并没有在讨论中减弱：它渗入了工人的文化，使之与工业进步主义、社会主义的工作伦理，以及在文化上服从于西方文明的命运背道而驰。在那个火热的秋天，工人们变得狂野了。这就是当时的文化革命。劳动的目的及其历史的必然，终于受到了质疑。工人们开始感到自己与西方文明的历史是格格不入的。
同样在秋天里，革命组织发生了转变，或者说，又给自己定了位。“不断斗争”与“工人力量”彻底分成了两个团队与两个独立组织。都灵是两个组织在论战与共同调查中走得最近的地方。别的地方各有不同：罗马的学生运动几乎由“工人力量”包揽，帕多瓦和佛罗伦萨也一样。另一方面，“不断斗争”主要在特伦多、比萨和帕维亚活跃，但也在米兰的许多工厂中扎了根。
那个秋天中最复杂的情况，或许在米兰。虽然产业工人当年在政治上尤为重要，但倍耐力、西门子、阿尔法·罗密欧工人群众的声音，还是没能真正传入学生运动中，后者仍然陷于国立大学城内的山头教条之争。
虽然米兰的民族资产阶级以戏剧性的方式参与了六八年代和工人之秋（米兰新闻界在七十年代的所有出版物都能表现这一点），但它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文化。它始终在被迫转变，而它本身是不懂得转变的。
国家的屠杀[18]
1969年12月12日下午一点，在丰塔纳广场上，下帕达尼亚[19]的农民按照惯例与邻省的农民做买卖。历史悠久的农业银行也设在这个广场上，它在下午开业。下午4时37分，一枚重磅炸弹在银行的中庭引爆，造成十六人死亡，八十人受伤。同时，罗马也发生了炸弹案：下午4时55分，一枚在国民劳动银行爆炸，造成十六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下午5时21分，一枚在祖国祭坛处爆炸。下午5时30分，又一枚在复兴运动博物馆入口附近爆炸。同时，第五枚炸弹在斯卡拉广场的米兰商业银行大楼内被拆除。
无论是对于革命左翼的形成、对于工厂还是社会舆论，它都产生了轰动的影响。人们都觉得，将有大事要发生。最初的分析纷乱而不知所措，萨拉盖特则是煽动暴力之火，宣称：“米兰的袭击事件是悲剧性的恐怖活动链条的新一环，为了保卫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打断它。”国外的看法截然不同，有人在一月份就写道：“萨拉盖特总统的党和产业家都对工人阶级统一的前景感到恐惧。恰巧米兰发生了爆炸案，这似乎是一种政治行为，它是对一个正在自然更新的社会的恐惧。”
但在意大利，少数知识分子立即意识到，这是国家为了遏制斗争而施展的阴谋。革命左派在几个月内就意识到了，丰塔纳广场炸弹案就是国家恐怖主义，于是一场值得纪念的“反信息”战斗开始了，1969年12月19日在米兰街头能读到署名“国际之友（情境主义者）”的传单，标题是“国会大厦又起火了吗？”，这显然指的是1933年把希特勒推上台的国会大厦纵火案。一开始大家不以为然，但传单上的分析令人惊奇的透彻。情境主义者们写道：
同志们，
意大利革命无产阶级的运动回不了头了——无论是对于我们还是敌人。当所有回到“常态”的可能性不断瓦解时，双方为了赢得未来而冒险的必要性也成熟了。
面对革命运动的兴起，尽管新旧“左派”官僚和工会都在有条不紊地扑灭运动，对于政权来说，压轴戏是请回秩序的旧喜剧，本次登场的是虚伪的恐怖主义，因为它不想让自己的阴谋暴露在革命的光芒之下。
1921年无政府主义者的袭击，是当时失败的革命运动幸存者的绝望之举，它正好为意大利资产阶级以法西斯主义建立整个社会的紧急状态提供了理由。
在无力时想起往日教训的1969年意大利资产阶级，无需对革命运动抱有多大的恐惧，也不用等从失败中汲取力量。今天，已经不需要老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来为它的极权政治寻找理由了，它为自己制造了理由，将新一代无政府主义者困在警察的闹剧中，或者用挑衅来操纵无知者。更何况，无政府主义者身上有着满足政权需要的最好条件：刻板印象和运动本身的思想，以及他们在运动中的极端属性，这些使其成为了打击“极端主义”的靶子。
米兰的炸弹案是反对无产阶级的
炸弹案是为了惊动不那么激进的阶层，让它们和政权结盟，再号召资产阶级“猎巫”：袭击农民（农业银行）和在资产阶级中间散播恐怖（商业银行），这两起案件绝非偶然。袭击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正中它们的下怀。
在过去，不管是落后条件下革命暴力的幼稚原始的表现，还是在革命失败后绝望的暴力，恐怖行为始终只是不彻底的反抗，因而带有局限性：它是对政治本身的拒绝。而在当前形势下，面对新革命时期的来临，为了巩固极权，这个政权拒绝了政治，它使出了恐怖主义。
在这个压制一切个人权利的时代，运动卷土重来，政权不得不（甚至在有意识的行为中）发现，所有它杀不死的东西，都会使它变得更加虚弱。但意大利资产阶级是欧洲最可耻的资产阶级。今天，它无法在无产阶级中间制造恐怖，于是不得不将自己的恐惧，即它对无产者的恐惧传播给人民。它在以这种方式阻挠革命运动的发展、人为制造它所不具备的力量时，表现出的无力和背信弃义，可能使它两头落空。这就是政权中（内部或外部的、执政或在野的）“进步派”失败的原因。过分的软弱让意大利资产阶级过分依赖于警察手段，它开始意识到，为了避免自身的毁灭，唯有铤而走险。
因此，政权只好打出内战或政变（它也办不到）前的最后一张牌：那是一张双面的派，一面是虚伪的“无政府主义的威胁”（打给右派），另一面是“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打给左派），旨在隐藏意图，使它能够对自己的真正威胁——无产阶级发动进攻。此外，资产阶级在今天用来避免内战的行为，就是对无产阶级发动的内战第一步。因此，无产阶级不能逃避或接下它，而是要战胜它。
而无产阶级也开始领会到，不是通过恐怖行为，而是通过自觉的革命暴力，以及由工人委员会组织起来的工人全面武装，它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它懂得必须通过革命来彻底拒绝意识形态的暴力与暴力的意识形态。
同志们，不要停下步伐：政权及其盟友害怕失去一切，可我们不应害怕：“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枷锁，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工人委员会的绝对权力万岁！[20]
在这份情境主义者的传单上，他们的政治直觉和看法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成为集体的财富。但同时，尤其是在大城市中，各政治党派都采取了非常坚决的态度。虽然做法不尽相同，大多数主流政党都在公共秩序和“保卫体制”的问题上采取了严厉的立场，资产阶级广大阶层也通过报纸和电视要求采取“强硬手段”。
但是，即使是在资产阶级内部，也有少数站在革命左翼立场的知识分子反对镇压和系统性的伪造事实。由此诞生了“体制内反对派与体制外反对派”的同盟，它将持续数年。在这种合作的趋势下，法院内部的反对派“民主法院”（MagistraturaDemocrática）成立了，它为改革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将盎格鲁萨克逊的“批判犯罪学”引入我国，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律师—同志的人数激增，他们由民主派的少数新闻记者组成，这些人为打破反革命霸权进行了值得尊敬的战斗，他们还创办了《民主反信息公报》[21]，它于1970年5月首次出版，多年间致力于揭露安全部门的越权、强权之间的勾结以及警察手段的滥用等等。
他们还出版了《国家的屠杀》一书。它由萨维利（Savelli）出版社匿名出版，售出了一百万册，这本书成为了反对法院体系的基础。《国家的屠杀》讲述了一场为了维护被监禁者的、反击反动势力的集体斗争，它为“激进反法西斯”与建立捍卫社会运动空间的组织等话题打开了道路。
在这一背景下，红色救助会（SocorroRojo）成立了。它在律师、知识分子、艺术家（达里奥·福[22]和弗兰卡·拉梅[23]做出了重要贡献）、革命者、学生和工人的倡导下建立，它在七十年代上半叶，在支持社会与监狱斗争、提供法律援助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不能将它的民主与激进的两面混为一谈。前者是民主力量为保卫所谓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制”的无私尝试。而后者是一项具体的政治决定，反对的是作为“自由保障”的国家机器背后隐藏的阶级关系。不论是律师还是什么职业，参与赤色济难会活动的同志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内进行了反思，（从《红色手册》时代就开始）采取了拒绝自己的身份和技术专业的政治立场。在“拒绝身份”的立场之下，他们重新将“资本的学问”作为“敌对阶级的科学”，用以“揭露”压迫与统治的根源。于是“反信息”运动在意大利诞生了。
反国家恐怖主义与镇压全国斗争委员会（ComitatoNazionalediLottacontrolaStragediStato）为反信息运动奠定了基础，协调并凝聚了议会外左派的大部分力量。炸弹案发生后不久，警察就咬定是无政府主义者干的，从丰塔纳广场爆炸的那个下午，他们就开始搜查位于米兰市斯卡达索莱路的无政府主义者本部，皮诺·皮内利[24]（他是一名铁路工人，也是一位在运动中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他的同志塞尔吉奥·安德鲁（SergioArdau，很快他为逃避警察的迫害，到了瑞典避难）在那里被捕。警察专员卡拉布雷西（他可是挑衅能手）对这两位自由意志论者[25]说：“我知道和你们无关，都是瓦尔普雷达那个疯子干的。”可见，离炸弹爆炸仅两个小时，警察就认为瓦尔普雷达是犯人。
丰塔纳广场案开庭（右一为彼得罗·瓦尔普雷达）
12月15日，根据法西斯分子梅里诺（Merlino，渗透到无政府主义者中间的奸细）的情报，皮埃特罗·瓦尔普雷达在罗马被捕，同时皮诺·皮内利在米兰受到了“严酷审讯”，又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位出租车司机科尔内里奥·罗兰蒂（CornelioRolandi），他声称犯人乘过他的车，看到瓦尔普雷达的照片时，也咬定犯人就是他。正当新闻界大肆污蔑时（“逮捕了人类的残渣”、“人面兽心的暴行”等等），《团结报》记者阿尔多·帕伦博（AldoPalumbo）于12月16日凌晨0点04分走出米兰警察总部的新闻发布室时，听到了争吵声和内院的巨大撞击声。皮诺·皮内利残破的肢体倒在地上，他已经死了，是不幸从四层楼“掉”下来的。
关于“国家的屠杀”已经有太多的故事，我们只需再补充一点。瓦尔普雷达和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将无辜地在监狱呆上多年，真正的凶手却仍未找到，也没人能为“国家谋杀了皮诺·皮内利”给一个说法。由于这场令人难忘的民主激进运动，还有它展现出的力量与团结，瓦尔普雷达和其他无政府主义战士重获了自由。对皮诺·皮内利之死负责的卡拉布雷西专员，几年后被不知道是谁给暗杀了[26]。
朱塞佩·皮内利在无政府主义俱乐部
受国家恐怖主义阴谋打击最沉重的无政府主义，从一开始就让反信息战斗带上了它的激进烙印。因此，它也经常鲜明地反对与国内冲突的敌人恢复民主。从当时发行的《皮内利之歌》（BaladadePinelli）就能看出分歧。“不断斗争”的版本虽然是战斗性的，但更加温和。而无政府—情境主义者的版本明显更为激进，甚至一些歌词还带有“预言性”。后者由朱塞佩·皮内利俱乐部（CircoloGiuseppePinelli）发行，在它的黑胶唱片上写道：“只要不是想搞恢复民主的进步主义者或者制度的假敌人，都可以自由演绎、复制或改编此曲。”
皮内利之歌
无产者作词作曲
米兰的那个冬夜很闷热
抽烟的警官已经不耐烦
“宪兵中尉，去开一开窗户”
工人皮内利突然坠落
“警长先生，我全都说过了
再重复一遍，我是无辜的
安纳其不意味着炸弹
我们只爱平等和自由”
“别再狡辩了，嫌犯皮内利
你的哥们瓦尔全都招了
他就是那场爆炸的凶手
你一定就是他的同伙”
工人皮内利喊叫：“不可能！
安那其同志不干这种事
你得到老板堆里去寻找
是谁把那颗炸弹引爆
也许还会有另一颗炸弹
为了阻止阶级斗争蔓延
老板和国家官僚都知道
工人已经不准备谈判”
“够了！嫌犯皮内利”
卡拉布雷西蹦起来大吼
“洛格拉诺，去把窗户开开
四层楼下去，有你好受”
米兰的那个冬夜很闷热
热到警察要把窗户打开
只要有谁再推上他一把
皮内利就会不慎跌落
几天后，我们三千人汇集
三千同志站了你的葬礼
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忘记
他们在棺材旁发的誓
他们杀了你，摔断了脖子
把你推下去，这就算完事
警长大人照旧官复原职
但他再不能平安过日子
他们杀了你，想让你沉默
因为你明白老板的骗术
你已沉睡，再也不能开口
但是同志会为你复仇
进步人士和转向的叛徒
我们唾弃你们放的狗屁
为了皮内利，和我们全体
现在只有唯一的任务
工厂里面和外面的工人
就要宣判你们统统死刑
老板政权开始晃动不停
我们就要把正义执行
你们这一帮法西斯凶手
记住：来日方长，十年不晚
这里迟早要发生些什么
让皮内利被永远铭记
米兰的那个冬夜很闷热
热到警察要把窗户打开
只要有谁再推上他一把
皮内利就会不慎跌落
→《皮内利之歌》视频版
[1]Comitatiunitaridibase:originisviluppiprospettive,enIquadernidiAvanguardiaoperaia,Sapereedizioni,Milán,1970.——原注
[2]萨拉盖特（Saragat）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历史上的社会党领导人。他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参加了对萨洛（Salò）共和国的解放斗争。1947年与其他人成立了意大利社会党。他在1964年至1971年期间担任共和国总统，并且是与基督教民主党共同执政和大西洋联盟（laalianzaatlántica）的支持者，同样也支持镇压“火热之秋”期间的斗争。至少可以认为他是国家恐怖主义的同谋。——西译者注
[3]Comitatiunitaridibase...op.Cit——原注
[4]NanniBalestrini,Vogliamotutto,Feltrinelli,Milán,1973[ed.cast.:Loqueremostodo,Madrid,TraficantesdeSueños,2006].见《我们全都要》，龚义哲译，但因版本不同，文本有所出入，此处照西语版译出。——中译者注
[5]布鲁诺·特伦廷（BrunoTrentin）在1962年至1977年间担任意大利金属业工人及雇员联合会（总工会的金属业工会）的书记，后来在1988年至1994年间担任意大利工人总联合会的总书记。与其他工会领导人不同，特伦廷在哈佛和法国受过教育，还有丰富的游击队履历（包括在法国和意大利打游击），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六七十年代漫长的斗争周期中，就连远不如工人实际要求的工资与政治改善，都放弃了。——西译者注
[6]拉瓦肖尔（Ravachol，1859年10月14日——1892年7月11日），原名弗朗索瓦·克劳迪乌斯·科尼希施泰因（FrançoisClaudiusKoënigstein），法国无政府主义者。19世纪80年代起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多次被捕。1891—1892年期间针对警察局制造了多起爆炸案。1892年3月30日被捕，7月11日英勇就义。——中译者注
[7]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主义）（PartitoComunistad'Italia〔marxista-leninista〕），简称“意共（马列）”，是1966年从意共脱离出来的政党，支持毛泽东主义和霍查主义，认为意共已经倒向了修正主义。1968年曾来华访问。1969年起多次分裂，影响力日渐衰弱。1991年与反对将意共改组为左翼民主党的党员合并为重建共产党。——中译者注
[8]“紧张战略”的时期是从1969年（12月12日，米兰丰塔纳广场的农业银行遭到袭击，16人死亡，88人受伤）至1974年（8月4日，艾米利亚-罗马涅的伊塔里库斯（Italicus）火车站遭到袭击，12人死亡，105人受伤），但后来又发生了其他同样的惨烈事件（意大利情报部门和北约国家都参与其中），例如1980年，博洛尼亚火车站受到的袭击（8月2日，85人死亡，200人受伤）。——西译者注
[9]DomenicoTarantini,Lamanieraforte,Bertani,Verona,1975——原注
[10]4月25日是意大利解放日，这一天里纪念抵抗运动对纳粹法西斯军队的胜利。——西译者注
[11]DomenicoTarantini,op.Cit——原注
[12]法西斯统治时期由阿尔弗雷多·罗科制定的刑法中的所有反罢工条例都保留在了法令中，诸如“挑起阶级仇恨”、“举行煽动性示威”、“侮辱治安部队或政府”等罪名，这些条例显然是与新宪法不相容的，但意大利战后始终没有进行法院系统的改革。——中译者注
[13]马切罗·圭达（MarcelloGuida，1913-1990），生于拿波里，进入国家警察队伍后，于1937—39年先后任职于蓬扎岛和文托泰内岛的政治犯监狱，1943年调回罗马，据称在此期间有过援助抵抗运动的情节，解放后因"陶里亚蒂特赦"（AmnistiaTogliatti）免于先前的一切罪行，并保留其警察职级。1969年夏在都灵弹压菲亚特工人，被打伤头部后调往米兰，皮内利案后被晋升为监察长（ispettoregenerale），调回罗马直至退休。——中译者注
[14]GiulianoSpazzali,LaZeccaeilGarbuglio,MachinaLibri,Milán,1881——原注
[15]乔万尼·阿涅利（GiovanniAgnelli，1921年3月12日——2003年1月24日），又名詹尼·阿涅利（GianniAgnelli），绰号“律师”，阿涅利家族第二代领导人。1940年入伍。二战期间曾参加突尼斯战役。1942年毕业于都灵大学法律系。1944年参加抵抗运动。1945—1980年任维拉尔·佩罗萨（VillarPerosa）市长。1966—1996年任菲亚特汽车公司董事长。70年代曾参与了镇压红色旅的活动。1974—1976年任意大利工业总联合会（Confederazionegeneraledell'industriaitaliana）主席。2003年在都灵逝世。——中译者注
[16]DomenicoTarantini,op.cit.——原注
[17]国家警察（PoliziadiStato），相当于西班牙的国家警察（CuerpoNacionaldePolicía）——西译者注
[18]国家的屠杀（StragediStato），字面意思是国家的大屠杀或杀戮（matanzaomasacredeEstado）。这一词被用来表达国家恐怖主义和上述的紧张战略。在本章中，根据场合将其翻译为国家恐怖主义或屠杀。——西译者注
[19]帕达尼亚（padania）是波河流域及周边地区的称谓，下帕达尼亚大约为波河下游一带（伦巴第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北部），区别于上游的皮埃蒙特。——中译者注
[20]InternazionaleSituacionista,op.cit.——原注
[21]《民主反信息公报》（BoletíndeContrainformaciónDemocrática），此处的“反信息”指反对传统媒体的书面或电视信息中的宣传。——中译者注
[22]路易吉·安杰洛·达里奥·福（LuigiAngeloDarioFo，1926年3月24日——2016年10月13日），意大利演员、作家、画家、导演、剧作家、政治活动家。199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译者注
[23]弗兰卡·拉梅（FrancaRame，1929年7月18日——2013年5月29日），意大利戏剧演员、剧作家、政治活动家，达里奥·福的妻子。1950年起从事演艺工作。1968年起参加左翼运动。70年代起参加女权运动。1973年3月9日被一群新法西斯主义者绑架并惨遭轮奸。2006年获提名参加总统选举，后落败。2006—2008年任参议员。2013年逝世。——中译者注
[24]朱塞佩·皮内利（GiuseppePinelli），绰号“皮诺”（Pino），1928年10月21日——1969年12月16日），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1944年起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加入了马拉泰斯塔旅（BrigateMatteotti）。1966年起出版无政府主义报刊。1969年12月12日米兰丰塔纳广场爆炸案发生后，于当晚被捕，并被诬陷其制造了爆炸案，12月15日在警察局坠楼身亡。警方称其自杀，但许多人认为他是在被警方殴打致死后从楼上抛下，伪造了自杀现场。他的遇害对当时及其后的文化事业影响深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即以此为蓝本进行创作。——中译者注
[25]自由意志论者（libertario）与中文语境下的“自由主义者”不同，此指无政府主义者。——中译者注
[26]1972年，卡拉布雷西在家门口被左轮手枪暗杀，他的死为“铅弹年代”拉开了序幕。多年后，“不断斗争”的几位成员以谋杀卡拉布雷西的罪名被判处监禁。——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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