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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大众工人”的诞生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
第三章“大众工人”的诞生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新的工人主体
↘宪法广场冲突的开端
↘从“野猫罢工”到不断反抗
↘工业发展与统一的中等教育
↘反对和造反的象征
↘游击队的步伐是弱小同伴的步伐
↘离开古巴前的号召
↘唐·米拉尼《给一位女教师的信》
新的工人主体
如果说，五十年代的特点是：技术工人高度政治化，共享抵抗运动的历史记忆，把社会的社会主义民主改造视为自己的政治使命，那么从二十年代（贝多[1]系统被引进生产过程的年代）起，工厂里就有了大量的非技术工人和未政治化的工人。在五十年代，尤其在都灵菲亚特，大量农民工涌入工厂使非技术工人在主体上得到统一。
这一主体对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是陌生的，他们没有经历过抵抗运动，长期以来保持着沉默，更被剥夺了身份。
到了六十年代，随着流水线的大规模引入，这类工人在工厂中成为多数。可以说，资本主义的“重建”已经完成，可共产党下的预言一个都没有实现：剥削越来越严重；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但还远远不够；社会主义的实现也越来越远。在这些背景下，由具体的物质需要引起的要求涨薪的集体冲突更频繁爆发。但是，如果说一方面，这些要求似乎有利于资本希望的“考核制度”，那么另一方面，它让意共及其影响下的技术工人持有的旧纲领破产了，其中预言的资本主义大危机，还有向社会主义无痛过渡的前景都没有到来。
但是，被定义为“大众工人”（obreromasa）的新主体，他们不尊重任何现有的罢工规则，甚至还发明了其他规矩。比如“口哨”（silbato）罢工，在发出随声附和的信号后，工作就被毫无预兆地停下了（历史上，这种斗争方式也被称为野猫罢工[2]）。共产党干部面对这种于他们的传统和策略非常陌生的做法，感到十分困惑。
资产阶级和共产党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尽管这一过程是它们自己促成的，却脱离了它们的控制。在坦布罗尼政府企图走向反动后，基督教民主党被迫与社会党进行长期对话，于是建立了第一个中左派政府，这是为了控制社会冲突，而打出的一张“改革”与社会民主主义牌。在中左派执政前的三年中（1960—1963），美国从中作梗，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
“党团”（partidodelgolpe）策略与（具有保守与反无产阶级职能的）秘密国家机关（例如情报处[3]）被曝光。多年后，罗贝托·法恩扎（RobertoFaenza）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原始文件编写的《恶行》[4]一书指出，美国人曾想阻止社会党进入政府的“左转”。情报处一案牵扯到了德·洛伦佐将军（情报处的指挥官）还有共和国的总统，但时任政府首脑阿尔多·莫罗[5]以“技术上解决了疏漏”和国家机密为由，将这件事瞒天过海。在保皇党和“意大利社会运动”的决定性支持下，当选的共和国总统安东尼奥·塞尼[6]措手不及，为保晚节选择退休。不顾这些阴谋，工厂斗争仍在以新的特点和方式继续蔓延着。“工厂的中心地位”成为了所有革命分析的基础。
汽车生产流水线
宪法广场冲突的开端
六十年代初，在那些生产过程矛盾激烈、关系紧张的地方——尤其是钢铁业——首先凸显了工厂的中心地位。当年，意大利雇主拼命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就是说，他们专门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调整了生产组织，还追加了投资。五十年代技术飞跃后，工作节奏加快了，雇主还试图完全掌控工人的生活与工作时间。在福特制流水线和不断的技术创新下，泰勒制时间碎片化的应用达到了顶点。
在大城市中，伴随着农民工居住条件的恶化，大工厂的工人也在整体上“去技术化”了。在那段时期，工厂的中心地位这一话题，也出现在关于工作制度与技术应用等问题的理论思考中。自六十年代以来，人与机器、工人阶级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问题，从未摆脱过对科学工作制度的矛盾立场。它们成为了意大利新左翼面临的关键问题[7]。拉涅罗·潘谢里的文章，他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机器的碎片”一章的诠释，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
潘谢里强调了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统治形式，即他称之为“资本专制”的问题。他表明了，资本如何将技术合理化作为统治工具，技术发展本身支配了劳动力，最终对劳动力实现了政治奴役。只有掌握了生产过程，工人才能成为政治主体，走出工会的“宿命论”，后者认为资本的固有秩序“客观”而“合理”，只需要（尤其是在制度上）稍加改良。于是潘谢里认为，必须重拾“工人调查”的政治工作，让工人阶级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来制定自身的斗争策略。
这些年里，在生产周期转变以及新阶级理论出现后，“大众工人”的形象完全成形了。到了1962年签新协议时，沉寂多年的他们一鸣惊人地登上了舞台，甚至令一部分预料到它的人，或至少有心理准备的人都感到惊讶不已。
从工人斗争的角度来看，可以将1962年的重签协议当时，划分为重建劳动纪律与阶级冲突重新爆发两个阶段。七年后，它将走向伟大的“火热之秋”。
另外，这些事件发生前，由于高强度的工作、从农村往北部工业中心的农民工潮，以及对劳动力（他们处在重建的生产纪律的阴影下）的无止境剥削，工厂和城市中都积累了强烈的矛盾。菲亚特的车间已经能用近两个小时的劳动来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实现了400%的剩余价值率。工会当然无能为力，因为它更关心共产党而非工人阶级的需要。另一方面，工会改革本是在六十年代经常被提出的问题，但它现在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了，由中左派主导的政治体制转型也一样。
那一年，以都灵的蓝旗亚和米其林两场大罢工拉开序幕。在罢工中，年轻工人与许多刚来的农民工也加入了厂里老一辈共产党员的队伍。庞大的游行队伍迅速涌入都灵的街道，1961年的头几个月里，街道都被挤得水泄不通。在罢工期间，意大利劳工联盟[8]曾试图私下与雇主谈和。后来，斗争蔓延到都灵的全部冶金工厂，它们都开始罢工了。6月13日有十万名工人罢工，但菲亚特仍然没有动静。它的工人“在空无一人的有轨电车上穿过罢工的都灵”[9]去上班。没过多久，菲亚特的工人群众在6月19日投入了战斗，这是他们在沉寂多年后的第一次动员。七千人参加了罢工：皮埃蒙特汽车公司斯图拉工厂（SPAstura）、菲亚特的铸铁、辅助、铸模、飞机与航空制造部门，还有高炉部门全都停工了。菲亚特各厂区里，到处都是工人纠察队和厂内游行。在它们的推动下，1962年6月23日，菲亚特爆发了一场六万人的罢工。
那时，都灵共有二十五万名工人罢工。在意大利劳工联盟单方面宣布与菲亚特公司签订协议后，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走上街头，人潮吞没了这座城市。这份协议激起了罢工，在后三天里（7月7—9日）酝酿了宪法广场起义。1962年罢工是抵抗运动后，工人罢工的第一波重大浪潮。同样，宪法广场事件也是继1960年7月热那亚事件（它具有伟大人民起义的性质）以来，抵抗运动与“重建”之后的第一场重大反抗。宪法广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962年7月7日，宪法广场起义
为了迫使资方签署协议，工会宣布在7—9日罢工，当时双方都很激动：工人这边是因为7月罢工的成功，以及整座城市多年之后再次停止了工作；资方则是相反，多年来，他们为了维持对工人的统治，可是费尽心思玩弄阴谋。菲亚特发动了最初的进攻：在罢工前夕，它与劳工联盟和意大利汽车工会[10]单方面签署了协议，工资提高了，但在工作时长、工作速度与纪律标准上不做任何让步。鉴于上次工厂选举中，劳工联盟与汽车工会赢得了63%的选票，菲亚特的战略家瓦莱托便认为，只要直接和它们签署协议就能阻止7月7日的罢工。然而，星期日早上的罢工没有落下一个人：整座城市都停摆了。快到傍晚时，人们开始聚集在位于宪法广场的劳工联盟总部周围，围堵着里面被警察保护起来的、背着工人签署协议的工会干部。最先到场发出嘘声的几百名工人，就是劳工联盟的会员。
后来，其他工会和所有工厂的人都到了。许多是年轻工人，正是他们在厂里发动了罢工……每过一个小时，就增多几千人。警察也从帕多瓦军营开着吉普车和卡车前来增援，准备到都灵对付由协议引发的罢工。7月7日星期六凌晨四点左右，警察开始冲锋，人们扔石头回击，开始近身肉搏、用棍棒对打，警察开始抓人和放催泪瓦斯。夜里晚些时候，都灵劳工工会（laCámaradelTrabajodeTurín）的书记尝试带离自己的会员，但不成功。没有人跟他走。就连吉安卡洛·帕耶塔[11]这位德高望重的工会领导，都说自己当时在宪法广场也无能为力。与此同时，爆发冲突的消息传遍全城，许多一开始就在场的人都赶忙叫上了不在场的同伴，大家一起回到广场，从下午六点开始，通往宪法广场的大街小巷中，人群队伍越来越多。警察和抗议者之间的冲突从下午七点一直持续到凌晨四点，且愈演愈烈，双方在广场周围展开了拉锯战。
7月8日星期日早上八点，数千人再次来到宪法广场。从威尼托和艾米莉亚调来的警察和宪兵也进行了大规模部署，为了驱散群众，他们多次突然袭击，但抗议者没有被冲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场冲突持续了很长时间，根本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这场冲突。7月9日星期一，这一幕再次发生了。工厂前的紧张局面导致警察和工人纠察队发生冲突，后来数千名抗议者再次集结到了宪法广场。从第三天的早上十一点到半夜两点，抗议者不断与警察发生交战，警方的冲锋越来越频繁，治安部队多次包围广场，冲进广场里面再向外发起冲锋，毫不吝惜催泪弹，整座广场也都被烟雾盖住了。
即便采取了严厉的手段和强硬的镇压（几乎所有被捕者到警局后都走了“过道”[12]），警察和宪兵还是没能在广场上站稳脚跟。经过三天的战斗，抗议者的队伍变协调了，他们非常灵活，被驱散了又重新集结，不停地搭起街垒，用投石索与警察战斗。7月10日星期二晚上，一大队警察和宪兵攻占了广场，守住了那里。宪法广场的冲突结束了。镇压非常激烈。如果这些还不够，你还会听到和读到更多有关宪法广场的故事。
从“野猫罢工”到不断反抗
1962年6月至7月的宪法广场事件后，1963年10月15—16日，菲亚特发生了新一轮的罢工。它由铸铁部门的六千两百名工人发起，很快就以“野猫罢工”的形式“自发”扩展到了厂里各个车间。10月15日星期二，四号车间的早班突然罢工，下午的班次也是。
罢工采取了“野猫罢工”的形式，就是说，工人在生产的关键节点突然“自发”停下手头的工作，因此，它是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来为自己服务的工人智慧。它是抗议斗争的对立面，具有局限，有力却无组织。它要求高度的工人凝聚力与活跃的自主组织形式。10月15日的野猫罢工具有历史意义，它表明菲亚特出现了一个能完全脱离官方组织来实现罢工的工人组织。这代表着旧观念已经失效了，以往认为，工人斗争只能由一个特定的内部核心来组织，由它来保持工人的抗争意识。它展示了这场斗争是怎样由工厂各部门的“工人大众”以统一的形式直接组织起来的。
工人在野猫罢工中的优势，首先是无论它发生的时间还是地点，都是“不可预料”的。野猫罢工可以在生产的任何关键节点发动攻击，由工人自己制定策略和做出决定。
为了实现野猫罢工，在工人当中要有能够建立相互联系的，只有在罢工发生后才可见的无形“组织”。野猫罢工的政治含义很广，因为它表达了在1962年的斗争中，从工厂中再次有力出现的特定冲突形式：不服从。
野猫罢工并没有放弃群众罢工或街头斗争，相反，它会采用各种斗争方式来推动斗争。
正如1962年宪法广场上的工人冲突采取了非传统的对抗方式，1963年的厂内野猫罢工也同样采取了能够表现阶级政治对抗的深度与广度的形式。
宪法广场的“不服从”以野猫罢工的形式进入了工厂。
这些密切相关的事件，将在走向“火热之秋”的岁月中，成为工人斗争的参考与典范。
到了六十年代，“重建”、生产纪律与想象的神话被用尽了。而这不仅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和大学。五十年代末，“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固有神话开始瓦解。那些国家爆发了非常猛烈的运动，它们反对的是以无产阶级之名实行的专制。
工业发展与统一的中等教育
教学制度始终是严格按照社会阶级和角色划分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学升学分为三个方向：职业技校、商科学校和普通中学，上什么学校就属于哪一阶级。从小学升入普通中学要通过入学考试，上技校和读商科则不需要。要通过入学考试很难，显然有利于资产阶级子弟。要是进不了中学，自然上不了大学。结果是，大学里几乎全是“知识分子”和老板的孩子。
另一方面，在当年的发展模式下，工业既需要由技校保证的大量技术工人，也需要从广大南方和不发达地区来的非技术工人。劳动力市场上的庞大产业后备军的绝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这些便是“大众工人”的基础。宪法规定的受教育权，即所谓到十四岁的“义务教育”基本上没有实现，未来多年也不会实现。
这种歧视性的教育制度造成了文化界的不安，也引起了一些最真诚的天主教学生的反对，他们当时正受到约翰二十三世的影响。话说回来，在坦布罗尼政府于1960年的反动后，基督教民主党不得不推动社会改良，特里斯塔诺·科迪尼奥拉[13]充当了教育的热情改革者。同时，动荡工业发展下的现代化进程也要求更加可塑、受过教育的合格劳动力，尤其是在第三产业（服务业、职员等等）。
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统一的中等教育”方案诞生了。它意味着取消另外两种学制和“漏斗式”的入学考试，让下层阶级的子弟更容易进入大学。当然，阶级歧视仍然存在，老师大都是精英主义和保守的（多年后“中产修女”的说法，也跟教师队伍大部分是女性有关）。工人阶级子弟很难和资本家的小孩受一样的教育，这将继续对“社会分层”产生深远影响（从小学到高考，有五六成的学生将无法升学，绝大多数是无产者家庭出身）。但至少在形式上，“受教育权”得到了法律认可，而阶级不平等后来将推动学生争取平等、团结起来反对雇主文化。
1968年，罗马学生第一次示威游行
反对和造反的象征
如果没有更广泛的社会事件，后来就不会有轰轰烈烈的造反。在国内，“大迁徙”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卢奇诺·维斯康蒂[14]用电影《洛克兄弟》巧妙地描绘了城市化的戏剧性，重现了南方农民文化的悲剧和情感——广大知识分子也越来越不肯在机关或政党中扮演“有机”角色，他们创办杂志，如《皮亚琴察笔记》和《十五》（Quindici），这些杂志后来发表了学生运动最重要的文件，或是在主流团体之外组织起来，如六三小组[15]，包括阿尔巴西诺[16]、埃科[17]、曼加内利[18]、桑吉内蒂[19]等人。
文学、艺术与电影也投入了这场新兴的民主文化革命，提出了“公民义务”的新视角，挑战五十年代的道德观念。六十年代首批关于离婚问题的电影问世。1963年，弗朗切斯科·罗西[20]拍摄了《城市上空的手》，这部电影是对房地产投机的严厉控诉，作为时代象征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
在国际舞台上，美国学生反对越南战争——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的独立战争——的盛大抗议活动引起了回响。
为汽车等产业供应石油的国有油气公司（ENI）的老板恩里科·马泰[21]在1956年创办了《日报》（ilGiorno），想抢《晚邮报》的市场份额，促进政治环境的现代化（它将是未来中左翼的官方赞助商）。《日报》鲜明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可能是为了搞好关系，便于日后开发撒哈拉的石油资源。这损害了“七姐妹”（英国、荷兰和美国的巨型石油公司：壳牌、埃索、英国石油等）的利益，马泰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私人飞机在飞行途中爆炸）。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殖民主义的反对，还让广大公众看到了幕后的多国势力，并将帝国主义的做法公之于众。
最初反对核武器与争取和平的示威游行（最出名的是激进的卡皮蒂尼[22]在阿西斯〔Asís〕街头组织的那一场），第三世界人民游击战的榜样，还有中国“文化大革命”话题的出现，将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形成的背景。
到处都是造反的伟大象征：非裔美国人马丁·路德·金和更激进的马尔科姆·X（两人都被暗杀），拉丁美洲的卡米洛·托雷斯，他是一名教士和游击队战士，曾影响了天主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长期对话。尤其是古巴革命胜利后，如果说菲德尔·卡斯特罗是第一领袖，那么指挥官切·格瓦拉则吸引了广大阶层的幻想和向往。他的英雄形象浪漫而迷人，身后有真正的胜利，他是一个为解放各民族而始终与一切不公斗争的鲜活榜样。“钢铁般刚强，紫罗兰般亲切，成熟谷物般无私。”这便是切·格瓦拉的生活和经历，这些情感能为生活赋予意义。1967年当他在玻利维亚死于中情局的阴谋时，便成为了集体的神话，由卡斯特罗和切的朋友费尔特里内利（GiangiacomoFeltrinelli）出版的“切活着”海报畅销了一百万份。
在西方和意大利，切·格瓦拉指挥官的形象和青年渴望深刻改变自身处境的愿望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他和毛泽东一样代表着六七十年代造反的最伟大象征。
虽然在现实中，他的活动与古巴革命的胜利密切相关，但他的形象到六十年代中期才有力地走上前台。古巴革命曾经被看成一个单一体，由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形象、著作和演讲综合而成。无论是古巴导弹危机引发的街头示威还是别的什么，都受到了它们的影响。而革命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不是古巴人，而是阿根廷人切·格瓦拉。但到后来，切才为人熟知。1964年12月11日和1965年初，他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GATT）上的两场演说产生了轰动影响。
1961年，吉安尼·波西奥主持的“前进”出版社出版了切的小册子《游击战》（Laguerradeguerrillas）。这本小册子是献给古巴游击队的杰出人物卡米洛·西恩富戈斯[23]的，后来他神秘死亡了（他搭乘的飞机失踪，下落不明），代表了一种无畏的反抗行动，那是当代革命者的主要话题。但由于发行量少，新的历史事件不断发生，它并没能让那一代年轻人熟知切的形象（而费尔特里内利在1967年将其重版后，畅销了数十万册）。
在上述演说之后，尤其是切动身去玻利维亚组织游击队和革命的消息传来时，人们对游击队的热情高涨。诸如“创造两个、三个、许多个越南”或“每个革命者的职责是干革命”的口号出现在游行中和街头涂鸦上。在许多年里，在战斗中倒下的切不仅是一个政治偶像，更成为了生活的理想。
游击队的步伐是弱小同伴的步伐[24]
切·格瓦拉
什么是游击队？
游击队是出色的人民军队，每个游击队员必须具备最好士兵的一切品质。游击队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纪律之上。如果说游击队没有采取军事生活的仪式，没有踢脚后跟，没有僵硬的敬礼，没有对上级的报告，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纪律。游击队的纪律是内在的。它来自个人的深刻信念，来自服从上级的必要，为的是保证参加的武装活动成功，也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不仅是守纪律，一名游击队员在肉体和精神上也非常灵活。游击战要求变通。一切都发生在晚上。游击队了解地形，他们在夜间行动、占领阵地、袭击敌人后撤退。他们不需要退得太远，只要能快速脱离战斗。
论暴力
我们说：暴力不是剥削者的特权，被剥削者也能使用暴力。不仅如此，他们必须在正确的时机使用它。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指出：“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在任何阶级社会里，国内战争都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则是必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意味着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25]这表明，要创造新社会，我们绝不能害怕暴力。只有当人民领袖找到有利的时机，才能够使用这种暴力。
在古巴革命胜利之后，切·格瓦拉作为革命理想的传播者走遍了世界各地（欧亚非和中东），将拉美人民从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愿望，重新从他的心中浮现。这便是“游击中心论”：一支小队与被压迫群众结盟，掀起风暴、瓦解敌人的势力。这是他对自己和菲德尔的承诺：输出革命！毛泽东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支小的久经考验的游击队可以带动被压迫无产者的反抗。带着这些想法，切留下了战斗的指示，动身前往玻利维亚。
口号：创造两个、三个、许多个越南
美帝国主义犯下了滔天罪行，它侵略了全世界。先生们，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同样有罪的是那些犹豫不决、不肯冒世界大战的风险捍卫社会主义越南的人，他们还把事情全交给美国佬决定。有罪的是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内讧以来（中苏的激烈论战和决裂），为不义战争推波助澜的人。
世界局势极为复杂。解放的任务仍落在旧欧洲的国家身上，这些国家足够发达，具有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因而非常脆弱，无法再沿着帝国主义之路走下去。这些国家的矛盾将在未来迸发……
而我们全世界的被剥削者，要扮演什么角色？三大洲的人民都在关注和学习越南的教训。当帝国主义以战争向人类威胁时，应当回应道：我们不害怕战争。要在每一条战线上开展猛烈、无情的进攻，这必须是各民族的全面战斗……
哪里有敌人，哪里就要战斗：在它的老家，在它松懈的地方。必须展开全面战斗。不让它在军营内外有片刻的喘息。无论它在哪里，都要发动进攻，让它到处都像一头困兽。于是它将士气低落。它会更加残暴，这离它的死亡更进一步。
其他地方需要我尽微薄之力
菲德尔：这时我想起了许多往事，包括我在玛利亚·安东尼亚家里与你的相遇，你要我同行之时，还有紧张的准备工作。
有一天他们来问我们，要是我们死了能告诉谁。听了这话，我们全都心头一沉。后来我们知道这是真的，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中，我们不是胜利就是死亡。许多同志倒在了走向胜利的道路上。
我已履行自己对古巴革命的一份责任，我向你们、向同志们，我向你的人民——同样也是我的人民——道别。
我正式放弃我的党内职务、部长职位、指挥官身份和古巴的一切。没有任何法律将我留在古巴，但有另一样牢不可破的纽带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正如我上面所说。
其他地方需要我尽微薄之力。我可以做你身为古巴领导人无法去做的事，现在是我们分别的时候了。
你要知道，我的心中悲喜交集：我将离开这里，我带着最纯洁的愿望建设的地方，我将要离开我最亲爱的人。这使我的灵魂倍感痛苦。到了新的战场，我将带着你给我的信仰，带着我们人民的革命精神，履行最神圣的职责：不管在哪里，都要与帝国主义斗争。这足以抚平我的痛苦……
我还有很多话要告诉你、告诉我们的人民，但没有必要：语言无法表达我想说的东西，就不必浪费笔墨了。
直到永远的胜利！祖国或死亡！
以革命的热情拥抱你
“切”
离开古巴前的号召
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对帝国主义的战斗号令，是对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人类的大敌——美国的号召。无论死亡在何处等待我们，我们都欢迎它的到来，只要我们的战斗号令传到谁的耳中、另一只手伸出来握住我们的武器，只要其他的人也准备以枪炮声和新的战争与胜利的呼声，奏出我们葬礼的歌曲。
直到永远的胜利！
神父和他的孩子们
唐·米拉尼《给一位女教师的信》
在意大利到处要求民主、渴望深刻变革的社会背景下，《给一个女教师的信》一书在1966年横空出世。这本书由一位不寻常的小神父和他在巴比亚纳·德尔·穆杰罗（BarbianadelMugello，托斯卡纳—亚平宁山区的一个非常贫穷的村庄）教区的孩子们一起写作的。这本书激烈控诉了教育制度、教育者的麻木不仁、伪善和空洞的“老板学问”。他别出心裁地引用了意大利统计局的年鉴，揭示了学校教育有利于老板的孩子，排斥工人子弟。不仅是教育制度的问题，（老板家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的）所学知识和语言使用本身也是精英主义和划分阶级的。
用简单而丰富的意大利语写成的《给女教师的一份信》由佛罗伦萨的一家小书店出版[26]，它对学生和教师都要求了责任。到1972年，它已经售出了一百万册，促进了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与作用的思考。艾尔维奥·法奇内利[27]在《皮亚琴察笔记》中提到，这是“一本中国书”（指其革命影响力），弗兰科·福尔蒂尼[28]也说自己“就像皮埃里诺（pierino，书中人物）[29]……”
米拉尼不仅在校园中，还在其他社会团体中活动，如军队（拒绝服兵役）和教会内部。他第二本书的书名《服从不再是美德》（L’obbedienzanonèpiùunavirtù）成为了一句流行口号，同时出现了拒绝“代表”与“权威”的普遍现象。唐·米拉尼的活动在政治和文化上影响了天主教世界，并为“进厂神父”树立了一个榜样，这些神父选择走入工厂，站在被剥削者的一边，到贫民窟去（比如佛罗伦萨的伊索洛特〔Isolotto〕）参与“穷人的教会”。显然，他们和主教与教皇的“世俗权力”不是一路人。工人基督教协会[30]也不断向左翼靠拢，终于在七十年代初，在里维奥·拉波尔[31]书记的领导下分裂。即便主教们向米拉尼施压，无论是在青年当中，还是新生的议会外团体中，他的作品并没有停止传播。
[1]贝多（Bedaux）系统是工业工作周期控制制度。——原注
[2]野猫罢工（Gattoselvaggio）。按西班牙语，更准确的词应该是野蛮罢工（huelgasalvaje），但它会产生歧义（后者包括所有不被调解机构或雇主承认的停工，或者所有“时间过长”的罢工），所以我们倾向于保留英语单词野猫（wildcat），而不是创造一个西语新单词“野猫”（gatosalvaje）。——西译者注
[3]武装力量情报处（SirviziodeInformazioniForzeArmate）成立于1948年，直接受参谋长的指挥。它的职能远超出了军事领域，曾参与针对工人与政治组织的行动。出于这个原因，它是重大丑闻的主题（其中最关键的是德·洛伦佐〔DeLorenzo〕指挥官写的内容与美国的干涉），这导致其于1965年进行了重组和改名。——西译者注
[4]RobertoFaenza,IlMalaffare,Milán,Mondadori,1978——原注
[5]阿尔多·莫罗（AldoMoro）也许是六七十年代基督教民主党（1916-1978年）的主要领导人。他曾多次担任政府首脑，并加入了与社会党的联盟。从1975年开始，在贝林格（Berlinguer）（时任意共第一书记）提出的历史性妥协（CompromisoHistórico）的理论和标签下，领导基督教民主党靠近共产党，建立了致命的反对基层社会运动的联盟。1978年他被绑架，随后被红色旅处决，这件事在本书按照时间结构的最具决定性的一章中。——西译者注
[6]安东尼奥·塞尼（AntonioSegni，1891年2月2日——1972年12月1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13年加入意大利人民党。1920年起在大学任教。1923—1924年任人民党全国委员。1926年暂时脱离政治活动。1943年发起成立基督教民主党。1955—1957年任总理。1957年发起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1959—1960年任总理兼内政部长。1962—1964年任总统。1972年逝世。————中译者注
[7]关于这个问题及后来出现的工人阶级的新形象，请参见：塞尔吉奥·博洛尼亚，《汽车工业史研究之中的意大利“大众工人”的理论与历史（在对戴姆勒-奔驰的阐述之后）》（Teoriaestoriadell’operaiomassainItalianellericerchedisotiradell’industriadell’auto〔dopolaletturadelDaimler-BenzBuch〕）——原注
[8]意大利劳工联盟（UnioneItalianadelLavoro，UIL）成立于1950年3月5日，由于共产党毋庸置疑的霸权，它由意大利工人总联合会以外的天主教徒和社会党人组成。它由一些社会党的小组组成，这一工会在国内没有多大组织，但在许多产业中较有影响力。它也始终与社会党保持着政治联系。——西译者注
[9]DarioLanzardo,LarivoltadipiazzaStatuto,Turín,julio1962,Milán,Feltrinelli,1979.这本书是关于宪法广场事件的最佳材料。它包含了对当时的一些参与者的一系列重要访谈，并对所给出的解释进行了详细分析。——原注
[10]意大利汽车工会（SindacatoItalianoDell'Auto，SIDA），菲亚特的工会。——译者注
[11]吉安卡洛·帕耶塔（GiancarloPajetta，1911年6月24日——1990年9月13日），出身于律师家庭。1927年加入意共，同年被捕并被判处2年徒刑。1931年流亡法国，并担任意大利共青团书记。1933年秘密回国，不幸被捕并被判处21年徒刑。1943年墨索里尼政府垮台后获释，参加了加里波第旅。1944年任北意大利全国解放委员会主席兼加里波第旅参谋长。1946—1990年任国会议员。1948年重新加入意共，在党内是右派。1984—1990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90年逝世。——中译者注
[12]原文是“走廊”（Galleria）。警察或宪兵站成一条长长的过道，被逮捕者必须从里面走过。当他们经过时，会受到侮辱和殴打。这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报复与损害尊严的行为，而它仍然在游行或公共冲突后的大规模逮捕中被频繁使用，比如2000年在热那亚。——西译者注
[13]特里斯塔诺·科迪尼奥拉（TristanoCodignola）的个人经历也许在意大利社会党里算是一个典型。作为政党领袖，他在共和国成立后加入了萨拉盖特的社会民主党。他是1953年《选举舞弊法》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并致力推动社会党独立于共产党和基督教民主党，要前者走出一条自己的政治路线。从七十年代末起，由于他不断批评政治腐败，受到贝尼托·卡拉克西的社会党领导层孤立，后于1982年去世。——西译者注
[14]卢奇诺·维斯孔蒂·迪·莫德罗内，洛纳泰波佐洛伯爵（LuchinoViscontidiModrone,contediLonatePozzolo，1905年11月2日——1976年3月13日），意大利导演、编剧。1936年起在巴黎开始从事电影工作，期间受“人民阵线”运动影响逐渐倾向于共产主义，并秘密参加了意大利共产党。回国后秘密参加抵抗运动。1944年在罗马被纳粹逮捕，不久经友人斡旋后获释。1948年起成为新现实主义电影代表人物之一。1956年反对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革命，但未退党。1960年凭借剧情片《洛克兄弟》（Roccoeisuoifratelli）获第2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特别奖，并得到了“红色伯爵”的绰号。1976年逝世。——中译者注
[15]六三小组（group63）是意大利的一场文学运动团体，因团体成立于1963年而得名。六三小组成员包括诗人、作家、评论家等，主张在文学作品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反对新现实主义。后期逐渐陷入精英主义的泥淖。1968年解散。——中译者注
[16]尼诺·阿尔贝托·阿尔巴西诺（NinoAlbertoArbasino，1930年1月22日——2020年3月22日），意大利作家、记者、诗人、戏剧评论家。1955年毕业于米兰大学。1957年起开始从事写作，在文学作品中惯用表现主义。此后曾参加意大利共和党。1983—1987年任国会议员。2020年去世。——中译者注
[17]温贝托·埃科（UmbertoEco，1932年1月5日——2016年2月19日），意大利作家、哲学家、翻译家、藏书家、符号学家。——中译者注
[18]乔尔乔·安东尼奥·曼加内利（GiorgioAntonioManganelli，1922年11月15日——1990年5月28日），意大利作家、记者、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新先锋派”代表人物之一。——中译者注
[19]爱德华多·桑吉内蒂（EdoardoSanguineti，1930年12月9日——2010年5月18日），意大利诗人、作家、剧作家、翻译家、散文家、文学评论家。1951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63年参加“六三小组”。1968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1976—1981年任热那亚市议会议员。1979—1983年任国会议员。2010年逝世。——中译者注
[20]弗兰切斯科·罗西（FrancescoRosi，1922年11月15日——2015年1月10日），意大利电影导演、编剧。1943年被征入伍，后逃走，秘密参加抵抗运动。二战结束后同维斯孔蒂合作。1958年凭借其处女作《挑战》（Lasfida）获第2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1963年凭借剧情片《城市上空的魔掌》（Lemanisullacittà）获第2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2015年逝世。——中译者注
[21]恩里科·马泰（EnricoMattei，1906年4月29日——1962年10月27日），出身于士官家庭。1943年起领导一支游击队反抗法西斯政权。1944年被萨洛共和国政治警察逮捕，不久在一名警卫的帮助下越狱。二战结束后短暂经商，并参加了基督教民主党，在党内是左派。1945—1946年任制宪会议议员。1947年创立意大利自由志愿者联合会（Federazioneitalianavolontaridellalibertà）。后创办石油公司，招致国外七大石油公司的联合抵制。1948—1953年任国会议员。1962年在西西里岛因飞机失事身亡，后世调查认为，法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合谋实施了谋杀。——中译者注
[22]阿尔多·卡皮蒂尼（AldoCapitini，1899年12月23日——1968年10月19日），意大利诗人、哲学家、教育家。1933年起参加反法西斯运动。1937年起领导自由社会主义运动，曾短暂被捕。1942年创立行动党（Partitod'Azione）。1943年被捕，不久获释。二战结束后，于1944—1946年任佩鲁贾外国人大学校长。1947年起参加宗教运动，反对天主教会。1961年起领导非暴力运动，得到了“意大利甘地”的绰号。1968年去世。——中译者注
[23]卡米洛·西恩富戈斯·戈里亚兰（CamiloCienfuegosGorriarán，1932年2月6日——1959年10月28日），古巴革命家。1948年起参加政治运动。1952年起参加反对巴蒂斯塔督察统治的活动。1953年移居美国，从事工人运动。1955年被捕并被驱逐出境，流亡墨西哥，同年6月回国。1956年再次流亡美国，同年9月赴墨西哥，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合作，参加游击队。古巴革命胜利后，积极参与土地改革和镇压叛军的活动。1959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逝世。——中译者注
[24]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游击战》。摘录的意文版本为费尔特里内利在1967年于米兰出版的一版。最近的西文是Hiru出版社于2004年的版本。（中文参照西班牙语版本翻译）——原注
[25]出自《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8卷，第88页。——中译者注
[26]唐·米拉尼（DonMilani），《一份给女教师的信》（Lettereaunaprofessoressa），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书店（Libreriaeditricefiorentina），1966年版。——原注
[27]艾尔维奥·法奇内利（ElvioFachinelli，1928年12月29日——1989年12月21日），意大利教育家、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中译者注
[28]弗兰科·福尔蒂尼（FrancoFortini，1917年9月10日——1994年11月28日），意大利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中译者注
[29]《皮亚琴察笔记》第31期，1966年。——原注
[30]意大利工人基督教协会（AssociazioniCristianeLavoratoriItaliani）是意大利的一个基督教工会团体，1944年成立。——中译者注
[31]里维奥·拉波尔（LivioLabor，1918年7月1日——1999年4月9日），意大利记者、工会活动家。1950年加入基督教民主党。1955—1957年任意大利工人基督教协会组织委员会书记。1957—1961年任协会副主席。1961—1969年任主席。1971年发起成立政治工人运动（MovimentoPoliticodeiLavoratori），次年大选失利后并入社会党。1976—1979年任参议员。1982—1984年任工人职业培训发展研究所所长。1999年去世。——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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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六十年代存在主义反抗之兴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
第二章六十年代存在主义反抗之兴起
↘大都市的形成
↘农民工
↘要做爱，不要作战
↘新的神话
大都市的形成
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的农民工涌向北方工业区（尤其是米兰和都灵）。他们主要来自南部地区和威尼托大区。工厂完全是泰勒制的，一百多万名新工人在里面以要命的速度工作。在城市的外围和内地建起了巨大的宿舍区，它们是劳动力的仓库。仅在米兰市区，人口就增加了五六十万，市郊也增加了差不多一样的人口。
五十年代末，米兰的房价超过了交易所的总值。房租始终是北方资产阶级的杀手锏，它不仅是致富的手段，也是通过阶级分层来对居住区进行控制与合理化的条件。大众阶层从旧中心被驱逐出去，给关键的第三产业活动的扩张让位，同时米兰为雇员阶层建造了居住区，也为无产阶级建造了边缘贫民区。
人与社会关系的纽带被瓦解。绝大多数手工艺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共同居住的街区都消失了。阶级之间的分离，收入和福利的不平等，在物质与地域上变得越来越鲜明。个人聚会和带有时代烙印的场所（酒吧、小酒馆、保龄球馆和舞池等）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街道生意的小型经济结构被取代，巨大的超级市场拔地而起，这也加快了分离的势头。街头帮伙的“传统”文化在短短几年间消失不见了。街道成为了劳动力向企业的传送带。
意大利工业资本似乎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模式：“汽车产业链”、生产“消费品”（尤其是家用电器）、向企业放开贷款、向工人提供分期付款以及扩大货币基数。对于工人来说，这意味着提高生产率和干活速度。
停不下来的“发展”由以下的基本要素组成：
—生产率和工作速率的提高，即交换商品生产的无限增加，因此也是资本的无限增长。
—收入与工资的增加与生产率挂钩的制度。
—与收入制度相关的消费扩大。
—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引进机器，让劳动者附属于生产过程。
大众媒体让这一过程取得了“共识”，创造了“福利社会”（它后来被称为“消费社会”）的形象。经历强烈认同危机的中小资产阶级，通过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1]的电影发现了“异化”。爆发了所谓的“经济大繁荣”，还有人提出了“期票共和国”的说法。
工业还依照工资水平，提供了差异化的商品：电视机保有量越来越多，菲亚特500也诞生了（一辆顶工人八个月的工资）。为了提高购买需求，广告（尤其是卡洛赛罗〔Carosello〕电视机的广告，为了增加听众，它还被植入了其他地方）成为了一个产业。万斯·派卡德（VancePackard）的文章《广告与宣传的隐藏方式》[2]，马上就被市场活学活用。
流水线
农民工
达尼洛·蒙塔尔迪
农民工在城里有工作。
米兰想变成欧洲市场的首都。
清晨从贝尔加马斯科（Bergamasco）进城的产业工人，每天在通勤和工作上要花十五到十八个小时，和1830年的织工没什么区别。住在科多尼奥（Codogno）的工人要准时赶到车间或厂门口，早上四点三十分就得起床。人们醒来时，城市的黎明也从远方升起。
傍晚，沿着周边街道，在这座产出超过意大利六分之一工商业利润的城市中，还能听到家庭小作坊私下运转机器的声音，里面是还想“达到更高生活水平”，或者单单是为了支付账单、房租和电费的厂里工人，因为米兰的生活成本要比意大利别处都高。
要在米兰工作，必须具备专业资格和技术。而清早进城的人们，他们大多数一无所有，也永远不会有。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工作着。
那些震撼战后米兰群众，甚至是这些人的理想，再次向这座城市屈服，人们重新投入生产。政权已经重建。米兰更能嗅到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气氛。工会的报纸指责了这些情况：“工作组织的新形式与大规模投资，让管理层拼了命节省时间。许多情况下都做过头了，比如通过职位调动就要省下近四成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在工人的支持下，厂内委员会通过干预制止了这些做法。如果考虑到公司有大约九十万个计件工时（其中五十万小时是简单劳动，另外四十万小时能通过八千种方式完成），我们就能意识到这些问题带来的巨大困难。”
在米兰，“时间”和“空间”的含义，与大学的人文主义观点所想的不同。时间和空间都不能留下一点“空白”。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自普利亚大区的某人，他把自己在里帕蒙蒂街的公寓租出去了两间房，里面有三位租客，每月付一万两千里拉的两位女孩，以及每月付八千里拉的一位年轻人。在罗马门街的一栋楼里，六层楼每层三间房，共住十八户家庭：也就是说，每个家庭住一间，还共用一套公共设施[3]。
在地铁车厢和隧道中，能听到意大利各地的方言：阿尔卑斯地区、马萨卡尼（massacani）与西西里口音。科尔杜西奥地铁站亦是如此，但市中心的米兰人却听不惯体力劳动者的语言。
某个不知名的野心家登上了垄断之丘的山顶，打通了去往全城财源的路。而在家里和地铁车厢中，仍然能听到关于工资和工作时长的政治话题。由于城市的节奏，到处统治着人们的沉默，成为了比起重建的压迫制度本身更为强大的甲胄。
为了争取更多的工资或空闲时间，到处爆发了自发的罢工。但它们都转眼间平息了。
这座城市永远不会停歇。到了晚上，单车轨道上燃起电焊的苍白火焰。一通电话就能叫人来开工。他们体内流淌的是当代拉斐尔的血。
1959年7月31日星期五，下午两点：在一个街区中，家庭作坊的窗户微微颤动，城里一所老房子举行了工人尼奇奥（Nicchio）的葬礼，享年六十。妇女们在蒂奇内塞门举着红旗，乐队演奏了国际歌。队伍朝热那亚的方向走去。身后是这座城市、这个工业与这个阶级的历史。
城市的边缘是道德最堕落的地区，习俗和传统都无影无踪。
高利贷横行。对应生产与消费者的等级，重建了不同的道德。
农民工来到这里，米兰。哪个意大利农民没做过来米兰生活的美梦呢？
农民工回答不出。但他们能讲述自己的故事。多年来，他们天天都来到这里。几乎每个人的希望都搁浅在了第十五、十六、八和二十八号航站楼，停留在了小旅馆和挤满人的脏乱城郊。
农民工的浪潮让米兰市不堪重负。有些人想追寻它们，以便了解它们。
米兰商业中心，意大利经济奇迹的象征
要做爱，不要作战
甜蜜而糟糕的六十年代不仅发生了论战。另外，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仅限于一部分读者（考虑到《红色手册》和《皮亚琴察笔记》最初几版的销量不超过一千册）。其实六十年代发生了激烈的工人斗争，战后警察惯于开枪镇压，社会结构也同样发生了巨大的扩展。
收入增加和消费扩大，虽然拉大了阶级差距，（尤其在青年中）它也引起了新的行为与需求。中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阶层似乎对变革的速度感到害怕。总之，中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已经开始。反动往往是剧烈的，各党派在选举计划中也要考虑到这一点。
从南到北，从城里到郊外，电视的普及对人们的想法产生了强烈影响。最早的电视转播在遥远的1954年实现。从第二年开始，类似麦克·伯尼奥诺（MikeBongiorno）导演的“收手还是加倍”（Lasciaoraddoppia）这样的问答节目，都能将成千上万的意大利人吸引到荧幕前。虽然绝大部分人不是在家里，而是在酒吧甚至电影院——为了保持上座率，电影放映前都会播电视节目——收看节目的。
公众都喜欢轻音乐节目（比如托尼亚奇〔Tognazzi〕与维亚内罗〔Vianello〕的“一二三”〔Unduetre〕），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观众，更偏爱维吉奥·萨贝尔（VirgilioSabel）的“南方之旅”（ViaggionelSud），或者萨尔维（Salvi）与萨特林（Zatterin）的“工作的女人”（Ladonnachelavora）这类节目。从未实现的“在统一国家之后，统一意大利人”这一古老想法，由电视做出了重大贡献：意大利语通过电视得到统一。这是头一回，从阿尔卑斯山到西西里岛，所有人都能理解同一种语言。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不是托斯卡纳语，而是带有伦巴第话的罗马方言。为大规模机动化而建立的巨型高速公路（1957年，意大利有一百三十万辆汽车开在路上；十年后则有八百万辆），也是意大利统一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
如果说五十年代的电影通过欲望和刻板印象，给美式大都市文化提供了基础，那么电视则刺激了北方城市对人们的吸引力。毕竟纽约很远，也许只在电影里，但米兰或都灵就近得很，触手可及。
辽阔的意大利外省贫困又落后，受着天主教的霸权统治。不仅如此，它一无所有，离工业发展还很遥远，更没有什么前景。但在北方三角城市区，不仅可以找到工作——人们感到那里有无穷的可能性——还能够寻求不同的机遇与经历。
习俗转变得非常迅速：从英国传来了玛丽官（MaryQuant）迷你裙，披头士的音乐（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还有留长发的时尚。同时，还有伯特兰·罗素反对战争的消息。这位英国哲学家的年轻追随者们提出了“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在电视上，可以看到在一个坐轮椅的面瘫老哲学家指挥下，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平包围核电站的画面。从美国传来了披头族（beatnik）文化和学生反对种族歧视以及帝国主义战争的抗议。
新的神话
大众媒体创造了三个重要标志：肯尼迪、赫鲁晓夫和约翰十三世。他们是“和平共处”的标志，但为时非常短暂，三人走向了不同的结局。肯尼迪被保守派密谋刺杀，虽然他因干涉古巴革命和放任越南冲突，多少失去了象征的意义。赫鲁晓夫在苏联高层的内部权力斗争中（无关他的功绩与过失）出局。然而，影响最深远的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行动，他在梵蒂冈会议上公开了轰动的、影响深远和更受欢迎的基督教义，庇护十二世充满宗教和精英色彩的任期翻篇了。后来，约翰二十三世的形象成为了“教会反对派”诞生的有力因素。
如果说，出色的工人主义知识分子发觉了“工厂的中心地位”，热情参与“大众工人”的斗争，帮助了其政治文化的形成。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中国的指导下，找到了新的方向，转向了革命的岩浆。战后头一回，西方世界（德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和美国）的绝大多数年轻人有了一种特别的想法，那是一种深刻批判现存事物的文化所赋予的“普世阶级”的命运。比起马克思和列宁，萨特和加缪的著作更多是以苦苦寻求脱离日常现实与文化为主的生活。意大利年轻人（美国则是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成为了一个“问题”，它后来不断受到社会学家带点伤感的关注。
正在重组的社会开始给自己寻找合适的外衣。政党制度与中左派打出了软改革（它唯一的突出成就却超出了立法者的设想：工人的孩子能和资产阶级子弟在一起上中学）和扩大消费的牌。
但是，在掩盖着不平等与不公正的“福利”与商品的社会下，生活只能是难以忍受和虚伪的。为了追求存在的意义，拒绝当时所有的生活方式，引起了对“伟大理想”的广泛需要。日常生活中出现了第一批自主管理实验……
[1]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Antonioni，1912年9月29日——2007年7月30日），意大利导演。1943年起担任导演。1964年凭借电影《红色沙漠》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1972年曾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1982年凭借电影《一个女人的身份证明》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1995年获奥斯卡电影节终身成就奖。2007年逝世。——中译者注
[2]1TraducciónalitalianoVancePackard,Ipersuasoriocculti,Turín,Eiunaudi,1958[ed.cast.:Lasformasocultasdepublicidadypropaganda,México,Hermes,1998].——原注
[3]《意大利晚邮报》，1959年2月27—28日。——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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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最初是城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
第一章最初是城市
↘从抵抗运动到重建
↘菲亚特的艰苦岁月
↘意大利，一九六〇年七月
↘穿条纹衫的年轻人从哪来？
↘“美国佬滚回去”
↘专业化和自我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一代
↘工人主义的起源：《红色手册》
从抵抗运动到重建
说实话，城市都不算特别大。在五十年代，米兰有一百一十万居民，周边地区要稍微多一些。工人社区与居民离城市中心比较近，很多时候工厂也是社区的一部分。生活在大楼间的空地和街道上进行着。时间从酒吧、社区的电影院和舞池里流过。
在相同的社会背景、青春期的情感纽带或者“街头帮派”的团结下，青年结成了一些小团体。而生活唯一的出路，似乎只是社会强加给他们的：工人的儿子将进入职业学校，成为“技术工人”；女儿进入商业学校，将来成为雇员；而资产阶级的子女会进入高等学校，以后接替统治阶级。在工厂中，工人拿着最低工资，却保持着最高生产率，这为“重建”的意识形态——它将资产阶级和共产党双方的计划结合在了一起——打下了基础。
意大利通过游击抵抗运动结束了战争和法西斯统治。一部分战士本来希望继续武装斗争，从“解放”走向革命，但共产党“放弃”了这一出路，选择与大工业定下协议，确保意大利在政党制度下，在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内恢复经济与生产。“被背叛的抵抗运动”导致战后立即出现了“红色机动队”[1]这一武装组织，共和国战后三十年的历史上经常会发生这种事。
战后第一代工人拥有强大的专业能力与政治影响（他们全都来自北方，享有强烈的反法西斯文化），工作伦理是他们的价值观，工人被认为是这个国家健康与生产的部分，腐败、无能又寄生的资产阶级则是他们的对立面。他们被困在工厂里，为自己的专业知识感到自豪，信任着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也相信工人阶级实现历史使命的保证在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抵抗运动以来的政治改良。但他们相信，实现民主进步（即使是资产阶级民主）是和雇主的需要不可调和的，争取民主的斗争也意味着为社会主义的斗争，同时，他们也准备好掌握社会生产。凭共产党的二百五十万成员和超过五百万张选票（就是说，它是一个有机的政党）和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工人阶级基础，陶里亚蒂[2]才能够在遥远的一九四五年提出萨勒诺转折[3]（以民主而非革命的路线夺取政权）。[4]
马歇尔计划给大工业提供了巨额资金，一方面用于巩固美国信任的政府，另一方面用于指导和调节发展目标（例如，75%的工业资金被投入钢铁业，这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米兰—都灵—热那亚三角工业区一直以来垄断钢铁业的局面）。
此外在五十年代末，工作伦理保证了最高生产率，工会的无能保证了最低工资，资本得以快速积累。为打入国际市场并增加国内消费，必须重建生产结构，使之同样成为一种控制手段，让工人和新的几代人对生活条件越来越麻木。为这一目标，需要大规模引进流水线和配套的非技术劳动力，于是大工业加快了对工厂的控制。
1943年3月5日菲亚特十万工人罢工
菲亚特的艰苦岁月
毫无疑问，抵抗运动——从纳粹法西斯手上取得解放的战斗，同样也在社会思想层面上，为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进行革命改造、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带来了强烈的希望。在战后的头几年里，城乡的广大无产阶级通过自发斗争，表现出了鲜明反对资本主义的持续不断的巨大压力。他们的做法与左翼政党的政策相矛盾。意共将“国家利益”提到首位，它应当由“进步”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之间的合作来实现，为了恢复法西斯主义破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争取（倾向社会主义的）民主路线和经济制度。陶里亚蒂的看法是，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国内外形势下，共产党只能采取温和的行动来换取充分的合法性，这使党受制于资产阶级，被迫在中长期的时间内做出让步，以调整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因此，陶里亚蒂认为，“首先要对工人提出要求，无论他们在何处工作，都要提高工作效率……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国家计划经济还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个人主动性都有广阔的用武之地。”事实上，这条道路将不可避免地巩固资本积累过程。
当时的都灵菲亚特工业园区不仅是工人阶级最觉悟的地区，在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制度下，主要政党也在那里活跃着[5]。
在战争结束后的八个月中，菲亚特由民族解放委员会[6]的代表进行领导。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离掌握生产就差一步，虽然生产还是由代表协调的。
从1943年3月的罢工传奇到之后的十年，菲亚特的工人阶级都大规模参加了带有强烈革命性的斗争。工人阶级听从了党的指示，感到了极大的挫败与无以言表的痛苦，因为资本主义不仅实行了重建计划，还完成了工厂自身的权力重组。工人本能地用行动表示拒绝：拒绝计件工作、拒绝加快工作节奏、拒绝等级制度与雇主的工作纪律。然而，工会和政党都接受了它们。都灵共产党的工会书记指责“结成非法小组的趋势……让我们没法解释我们国家的政治，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到底是谁。他们认为我们是莫斯科派来的，是奸细。党内有太多的工人主义。”工人的反抗尤其针对考核制度。在菲亚特和大量产业中，计时工作都遭到了反对。正从工人对资本加快工作速度的拒绝，以及对首次出现的作为“独立变量”的工资概念的拒绝中，我们发现了六十年代初群众运动的起源。它们是共产党无法容忍的阶级自发意识的最初表现。当时，都灵工人委员会在工会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阶级意识》的文章，上面将它称为“只保卫个别利益的‘错误阶级主义’（有时也被定义为‘工人主义’）。”
1953年，在臭名昭著的工程师瓦莱托[7]的领导下，菲亚特管理层对工人运动、金属工会[8]与总工会[9]的组织发起直接进攻。进攻从两个方向发起。在一方面，他们将整个工人阶级分为“建设者”与“破坏者”，极大限制了罢工的合法性；给“合作者”提供奖金（反罢工奖金）；威胁参与罢工就开除；还将恐吓与家长制结合在一起。再按照老一套，分发了几千本小册子，宣传服从公司利益的好处。另一方面，对更活跃的先锋队工会进行了系统性的排挤：赶走厂内委员会的共产党员，扶持“黄色”工会[10]。
从1953年到1962年，菲亚特工人群众放弃了罢工。为了继续斗争，金属工会的几百名共产党员仍然坚守阵地，但他们受到孤立，基本只能在地下活动。在那些年里，公司管理层公开对参与斗争和罢工的人进行了报复：警告、罚款、停职、解雇两千名工会会员（大多数属于金属工会—总工会和共产党），还将另外四千名工会会员转移到“隔离区”（比如，零件车间就因此被称为著名的“红星”车间）。厂内营造了军营般的氛围：人员禁止离开岗位、工人群众被密集的控制网络（由“热心”的车间领班和监工组成）包围。到1953年底，厂里甚至还设立了由公司高管和监工组成的法庭，审判不守纪律的工人，再把他们解雇。
不仅是最进步的车间，整个工人阶级在客观上都遭遇了巨大的困难，这使得如下信念在共产党内部产生并成熟起来：不仅在工厂里，只有动员全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宣布党的决心、接受国际社会主义的经验，才能重新夺取工人阶级的主动权。这绝非偶然，总工会为1955年大选建立了厂内委员会（最终一败涂地），它在宣言中就提出要“把眼光放到厂门外面”。总之，党对工厂事务的无动于衷，导致了六十年代初“工人主义”的诞生，这是一个虽有局限却适应现实需要的新政治理论，围绕它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一背景下，爆发了1960年7月的事件。
意大利，一九六〇年七月[11]
达尼洛·蒙塔尔迪[12]
十名工人在街头游行中被谋杀，“意大利社会运动”[13]的代表大会推迟，各个城市的示威激增，法西斯支持的坦布罗尼政府垮台[14]，更左的范法尼[15]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取而代之。这就是意大利六七月里的故事……
这是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吗？
看到这些就下结论是片面错误的，对于这一局面，需要提炼出比左派政党的说辞更深刻的东西。如今，一支新生力量走上了前台：他们是让资产阶级和左派政党都乱了手脚的，年轻的“大众工人”与学生。从传统政治组织中分离的团体为了传播并实践真正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观念所做的教育和宣传，已经为他们指明了道路。
在“意大利社会运动”得到召开大会的官方允许后，七月的热那亚发生了运动。
允许法西斯主义者开会，无非是政府在为“意大利社会运动”对坦布罗尼的支持还礼，但事实不仅如此。对于政府而言，这也是对必须作为主体而行动的热那亚人民的试探。热那亚是全国最“赤色”的城市，毫不夸张地说，在陶里亚蒂遇袭后（1948年7月25日）的四十八小时内，整座城市都被前游击队成员和武装工人占领了。这也是一座经常无视工会领导指示而发起斗争的港口城市。因此，热那亚是一面重要的镜子，它能为全国群众提供参考。政府在这座城市让法西斯开大会，为的是试探国家的温度，看看放开极右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而它并不担心会激起什么反应。
得到这种“经验”的政府，在1953年继续推行了合理化生产与强化国家的政策。它采取措施提高消费——提供信贷来增加销量，降低汽油价格——鼓励新的资本投资方向，促进公共生活的商品化，并通过私人、政治或公共机构控制工人。坦布罗尼政府自称是一个技术官僚的“社会休战”的政府，其实不过是更坚决一贯地执行上届政府的政策。
但是，无论是用“冰箱”[16]还是教区进行控制，都无法阻挡阶级斗争。从1953年到1958年，发生了一系列罢工，工会对它们进行了很好的协调与统一。1958年后，社会的紧张局势似乎已经减弱，但是，零星的、突如其来又暴力的运动在四处爆发：许多时候，北方收入较高的工人占领了工厂。南方农民也发起了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占领了市政厅，还用石头招呼让他们冷静下来的代表。
因此，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没有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但有艰苦的局部斗争，热那亚事件就是在当时发生的。
6月25日，学生、工人和青年组织了一场抗议集会，反对定于7月2日召开的法西斯代表大会。集会在一座广场上举行，码头工人和水手也聚集了过来。巡逻车鸣笛警告码头工人和附近厂里的工人，因为他们武装了铁棒和手杖，保护学生。这是头一回，不经共产党和工会的组织，学生与工人“为了做一些实事”而形成了真正团结。只在合法性之内反对召开大会的左翼组织，它们只接受反法西斯的口号，提案要求政府中止大会。较为年轻的成员很快意识到了组织缺少的东西。6月26日，一支由年轻人组成的代表团和两个小的反对派组织联系上了一些远离政治活动多年的人，他们曾在抵抗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并在之后的几年里反对主流左翼路线。此外，学生们绕开了官方工会，直接找上了工人。
总之在6月28日，此前一直在协商的左派政党宣布将在6月30日于热那亚和萨沃纳举行罢工。在罢工筹备时，热那亚集结了一万五千人的治安部队。左翼组织举行了一场集会，共有三万人参加，一位社会党的代表由于他热烈的演讲、宣布放弃他的议会赦免权并“和其他人一起上街”而被带下场。官方左派最终决定不在6月30日挑起事端。同时“煽动者们”聚在了一起：他们是学生、前游击队员、左翼反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团体。这些人走到了一起，表明学生和工人采取了共同行动。
1960年6月30日，法拉利广场的冲突
总罢工导致了治安部队与抗议者（他们用石头、轴承和铁棍反击）发生了极为暴力的冲突。在抗议者中，最坚决、最暴力的是年轻人。工会和政党领导人试图缓和局面。为了安抚局面，意大利全国游击队协会[17]主席亲自下场干预。抗议者撤退了：大家都在感慨手上没有武器，要求前游击队员参战。第二天（7月1日），抗议的领导者失踪了，后续没有抗议计划，但又自发出现了骚动。为了遏制运动，总工会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谈判正在进行中，法西斯的大会将被终止，抵抗运动委员会也威胁不向之后被捕的人提供支持。
6月30日，都灵举行了声援罢工。总工会制止了一些试图袭击警察的工人与学生团体。
7月2日，当局最后一次借助游击队协会平息动乱，但工人们已经下定决心，威胁说如果法西斯召开大会而不让他们行动，他们就会直接绕开自己的领导人。来自各地的武装起来的前游击队员和周围城市的年轻人，也都无视协会的指示来到了这里。
政府最终改变了主意。大会没有得到许可，法西斯分子也放弃了在别处举行大会的企图。
由于热那亚事件，左派政党考虑重新开展运动，以便于议会活动。它们到处组织示威活动。但是运动又一次脱离了他们的设想。7月6日在罗马，抗议者和警察进行了数小时的冲突。7月7日在雷焦艾米莉亚，警察开枪打死了五名工人。它导致了新的罢工，而这次罢工是全国性的。
7月1日在西西里岛，一名农业工人在要求加薪的游行中被警察杀害。7月9日在巴勒莫和卡塔尼亚，警察又开枪打死四名工人。
镇压与过激行为直接激起了反抗，坦布罗尼政府的日子到头了。他本人承认了中派与右翼新法西斯主义结合的失败。对危机的解决方案是，让范法尼回来当政府首脑，并让强硬的谢尔巴[18]担任内政部长。这样，资产阶级满意了：由范法尼安抚左派，而由谢尔巴保证公共秩序。
在六七月的日子里，意大利无产阶级作出了相当热烈的响应。“像东京一样干”的口号在热那亚口口相传时，在都灵和其他意大利城市里，工人们都说：“应该像热那亚那样干”。他们还说：“我们老板就是法西斯”。但是，不论在热那亚还是何处，工人和青年面对的不仅是压迫势力，他们的行动还受到左翼领导人的阻挠，后者想让群众以完全合法和无害的方式来行动。对左派的回应是非常严厉的：在热那亚，前来稳定局面的工会的一辆汽车被掀翻。在罗马，群众打破了一名意共干部的脑袋，因为他提议让人们冷静下来。左翼领导人在各地受到指责，甚至因他们的犹豫而受到嘘声。当然，不能说工人和他们的官僚领袖之间急骤地决裂了，但从那一刻开始，许多工人、青年和前游击队员明白了，问题不在于党的领导是强硬还是软弱，而在于更深刻的本质。必须强调一点：在七月里，工人和年轻人要求着传统组织无法提供的斗争形式。在各个城市取得过成效的斗争形式，由于自主团体和革命积极分子之间没能达成一致，最终没有能走多远。无论如何，这都不会改变什么，更不会在参与者的思想上留下痕迹。此外，必须强调七月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工人的行为表明，就算资本用高工资和“繁荣”来收买，工人也不会停止反抗。示威的主角是最“富裕”的工人，显然他们也是意大利最“团结”的工人。
但是，最重要的教训是革命团体的活动形式。这些革命小组都是“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团体，直到那时都只搞学术，活动只涉足理论，所以无法对斗争产生影响。城市年轻人已不再躲在小圈子里高谈阔论，而开始寻求与工人分享这些年的经验——无论是在政党还是工会中，在工厂还是日常生活中——也有效地干预了斗争。在实践上，这项工作需要工人与知识分子的紧密合作，需要编写文件和论文，后者反过来又成为了统一工人斗争与掌握经验的手段。
一些小组走上了这条道路。需要进行更多的协调与深入，以便在一个或近或远的明天，建设一支能够面对意大利工人群众当前问题与需求的有组织的先锋队。
穿条纹衫的年轻人从哪来？
新闻界是这样称呼蒙塔尔迪称为“热那亚冲突主角”的青年的，其他城市的年轻人也被这么叫。报纸上说，穿成这样也许是想表示他们外在于工人阶级，或者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似乎五十年代的社会无事发生，但战争期间出生的那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虽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人）表达了对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的不满和无法忍受。此外，如果必须在政治上做出选择，他们唯一的选择只有共产党。在六十年代中期之前，他们十五到二十岁时，就表现出了对工作伦理的厌烦，它太僵死了。他们对于官方的文化产物，对民主的文化（电影、杂志和音乐等）也是如此。大量进口的美国电影（虽然它们用吸引人的“美式生活方式”在“殖民化”）也提供了一个令人向往的、与他们的生活完全不同的前景。
进工厂的前途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在意大利北部，失业率急剧下降，由于新的工业订单，大规模引进的流水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一场“社会地震”让工厂，让劳动力及其年龄、出生和职能都乱成了一团。第二次从南往北的农民工潮开始了，它的规模更为庞大。第二代工人正在大城市中形成。
第二代南方人登场了，他们从农民文化中被连根拔起，这些人都经历过战后工人的重大失败，他们没有游击队抵抗运动的记忆，将工作视为“辛劳”而不是解放。他们处于生产关系最低下的位置，对自己的“工人角色”感到不满，大部分人往往选择住在广阔的大城市腹地，并试着改变居住环境：他们会给自己开一片菜园，将外墙涂成白色或黄色，在窗上种罗勒和迷迭香，打破并引发社会结构的矛盾，常在与另一方的冲突中挑起种族主义（尤其是在都灵）。
北方的年轻人察觉了变化。他们不断从进工厂的前途中逃离，逐渐开始讨论，相信一切都要改变。在1959年的斗争后，坦布罗尼政府表示自己是一个“社会休战”和重建纪律的政府。在青年的眼中，这个政府仍然是专制的。当时他们还没和新一代农民工、团结在一起，但北方青年给出了明显的信号：比如在都灵，一群天主教学生和工人纠察队站在一起，朝着警察挥动福音书。和费里尼（Fellini）的《甜蜜的生活》（Ladolcevita）这部电影巧妙地展现出资产阶级的“腐朽”一样，马龙·白兰度的《野性骑手》（ilselvaggio）表达了脱离刻板印象的可能性，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猫王）的摇滚乐则在身体与性上，展现了变化的节奏。同住一个社区的朋友结成“帮派”的时代因房地产投机而结束后，米兰首次诞生了“城市”帮派：糟糕又短暂的“泰迪男孩”[19]。
“美国佬滚回去”
八年后，鲁杰罗·桑格兰蒂[20]在他的《法西斯主义的漫长历程》（Illungoviaggioattraversoilfascismo）一书中，写了一些年轻的法西斯大学生参加抵抗运动游击队的奇妙经历，而他困惑（对于整个六八年代，以及战后青年的各种活动）五十年代末的、让人捉摸不透的那代人，是怎样进行“最初是世俗和政治的反抗，它带有暴力的特征，包括所谓‘穿条纹衫的’，还有不知道哪里来的人（当然，他们不都来自主流的反法西斯组织）搞的1960年7月，那时热那亚的街头暴动以非传统和反常规的方式蔓延到了各地。最怪的是，没人知道穿条纹衫的年轻人是哪里来的，他们很快无影无踪了。”[21]
从达尼洛·蒙塔尔迪的编年史可以推论出，即便是真诚的，各类的文化与分析手段也可能导致错误或遗漏。实际上，非传统和反常规的反抗形式将以不同的特点，在后来周期性地重演。都灵的宪法广场事件、后来的披头族叛逆、由乔万尼·阿迪佐内[22]之死引发的米兰游行，这些就是1960年7月所表达需求的周期性重演。
切和卡斯特罗
古巴革命对青年产生了显著影响，尤其是最政治化的那部分。1961年，肯尼迪扶持卡斯特罗的反对者干涉古巴。这场入侵在猪湾被击败。作为和平主义者与国际政治关系“新边界”倡导者的肯尼迪，他的形象受到了严重损害。国际关系再次紧张，东德一夜之间升起了一面墙，将柏林市一分为二。肯尼迪、赫鲁晓夫与约翰二十三世的历史性会面重新恢复了“和平共处”，同时太空第一人，加加林谜一样又祥和的面容（记者们说他像“蒙娜丽莎”一样迷人）也引发了激情，唤起了对未来的想象。在中左翼执政前夕，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了。美国人指责苏联在岛上安装导弹，于是进行了海上封锁。这场危机极其严重，战争一触即发。
共产党的一些基层支部在米兰发起了抗议活动，但警察只允许它在斯塔法诺（Stefano）广场进行。出于愤怒和对禁令的无视，最终约有三四千人自发参加了游行，他们穿过丰塔纳广场进入了大教堂广场。参加游行的主要是来自北方的工人活动家、学生工和青年无产者。坚定的反美口号带着加勒比音乐的韵律：“古巴，是。美国佬，不。”游行再次上路：起初，来自工人区的一些强硬派用扩音器“威胁”说：“谁离开队伍，就把他交给警察。”到处是牛仔裤、蒙哥马利衫、塑料雨衣、红旗和古巴国旗。在那个秋天的星期六，米兰的路人也目瞪口呆。当事人回忆道：
我感觉肯定会和警察起冲突，当看到他们在广场中间列队，还把街道的出口封锁时，我们的队伍乱了，但在他们顶上来之后，我们的队伍又凑了起来，集结在门戈尼路和集市路的门廊下。当时的警察没有多先进的装备。不像现在的催泪弹，他们把啤酒罐一样的东西扔过来，然后在地上滚。人们用手帕保护脸，不被气体伤到，也会抓住它们往前扔，这些罐子还不像后来的催泪弹一样会烫伤手。警察还没有盾牌，警棍比现在的要短得多。他们担心受到攻击，因为布雷达（Breda）和法尔克（Falck）公司的工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一般会带头盔和工作手套上街。他们的武器也是过时的。他们把卡尔卡诺91-38式步枪当做警棍来使用。但他们更喜欢从卡车上发起进攻。他们常常失去理智开枪，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年里发生了如此多的谋杀。无论如何，在阿迪佐内事件的那一天，我们被警察扣留了三四个小时。乔万尼·阿迪佐内被一辆开进人群队伍的卡车撞死了。在最初的冲突之后，警察不再下车，因为只要下车就会被人拿棍子一顿好打。他们全速开车，让别人抓着腰，从车上挥动警棍，打中了人们的牙和脑袋。人们抄起没有杀伤力的管子（就堆放在广场上）来回应，当卡车开来时，两三个人就拿它对准驾驶员，如果卡车翻倒了——当时翻过不少——我们就跳上车揍车上人员。在某一刻，上了岁数的共产党员想停下这场冲突，但我们不同意，一直坚持到晚上，从帕多瓦军营开来了我们没法对付的大卡车。除了阿迪佐内死了，还有很多人受伤，然后晚上我们把门戈尼路的名字贴上了，改成“被警察杀死的乔万尼·阿迪佐内路”。但共产党不想让这起谋杀案成为风波。当时是中左翼在执政，共产党希望在新政治格局中分得一杯羹。在这起事件中，法官认定阿迪佐内死于逃跑人群引发的意外，党也接受了这个说法。年底我就离开了党。
格拉齐亚·切尔奇[23]与阿尔贝托·贝洛奇奥（AlbertoBellocchio）在《皮亚琴察笔记》（losQuaderniPiacentini）中写道：
就在几年前，工人农民还在示威（当时在场的少数知识分子没发挥什么作用）……（左翼政党的）政治领导人将这些力量当做筹码，谢尔巴手下警察用棍子镇压了他们，让这些人空手而归。街头示威活动越来越少，坚持下来的人只是出于守旧，或者忠于职责。
但与此同时，一支预备队正在觉醒，积攒着力量。
学生们开始从精神上接近工人，声援工人的示威游行。起初，他们只有一小群人，也不总是受到工人们的欢迎，这既是因为工人本能地不信任他们，也是因为警察对学生会手下留情（为避免麻烦）。但在1960年7月的事件之后，他们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渐渐地，他们与年轻一代工人（农民工与本地工人）共同成为了骚动的主角。加入到游行队伍中的学生也让警察改变了做法。在放弃了幻想之后（年轻人在不可避免的“叛逆”之后，就会在资产阶级的队伍里安稳下来），警察给了学生和工人同样的对待：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打倒在地，打破头叫他们服软。古巴事件那一周的“骚动”，大部分是由学生组织的。一些人不巧被抓住，在受了警察几天的虐待后才被放回来。
这些年轻人和参与伯特兰·罗素[24]的反核游行的英国青年不同，他们不是克制的守法公民……
那些为和平进行示威游行的人在今天被称为极端分子，这是有原因的。当你知道到警察从1945年至今杀害了数百名市民，打伤了五千人时，还能有什么“克制”的示威吗？因此，将示威者定义为极端分子，是塔维阿尼[25]（当时的内政部长）想要拖延警察的裁减问题，同时拒绝对流血事件负责，这不是为了诋毁骚动，只是不肯承认它们的革命性质……[26]
可以看出，诸如警察裁减、学生与工人的团结、新的斗争队伍、国际声援，以及不久后暴力反抗与和平主义“反文化”的分离，早已鲜明出现在了遥远的一九六二年！
专业化和自我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一代
让我们回到五十年代末。斯大林去世几年后，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著名演讲中，揭露了他的罪行和错误。这场演说的矛头指向击败纳粹的独裁者和苏联国家领导人，而斯大林本人是将共产党员凝聚起来的有力因素。这一神话的破灭让党的“绝对真理”受到质疑。如果工人党员因为党的纪律而咬紧牙关，那么有机知识分子（就是服从党的领导的人）都陷入了危机。
由于历史的复杂性，还要提到苏联入侵匈牙利事件。在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里，工人们对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举起了反旗：共产主义的工人反抗了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它产生了剧烈影响，资产阶级新闻界大肆宣扬，反抗者被剿灭。共产党说它是一场美国从匈牙利旁边的奥地利组织的阴谋。数百名知识分子脱离意共。社会党从此不再与共产党保持一致、共同行动了，但党内也有许多知识分子看得更远，他们开始对党的角色、党和阶级的关系、自上而下的领导与基层积极分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
那些在六十年代出版杂志、建立不属于任何组织的新政治团体、创造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站在基层的立场反对领袖霸权、通过观察工人来理解资本转型的知识分子们：在六十年代活跃着的这一代人，都是由1956年培养出来的。
在这一背景下，达尼洛·蒙塔尔迪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并不出身共产党，而是来自国际团体（波尔迪加离开意共后，于二十年代建立的第三国际之外的组织）。战后的意大利，这些组织从没有活动空间。共产党认为它们就是特务（陶里亚蒂为了否认波尔迪加[27]与他断绝往来，甚至篡改了葛兰西的《狱中笔记》），其实它们是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受第三国际各政党歪曲前的列宁主义最勤奋的团体。同样，它们也对资本的转变、资本采用“革命性”方式决定工人行为（当他们不安定时）的能力，进行了细致而专注的分析。
蒙塔尔迪向意大利引进了《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ouBarbarie）、《工人论坛报》（Tribuneouvrière）和《团结报》（Solidarity）等等，还有对当时工人阶级处境的调查。他的工厂自传文学（《基层政治积极分子》〔Militantipoliticidibase〕）和有关底层阶级学校的纪实文学（精彩的《流浪者自传》〔Autobiografiedellaleggera〕）也做出了重要贡献[28]。他的全部工作都是对思想的不断发掘，同时也是理解历史与阶级生活的工具。他作为学者和积极分子的研究，经常是与工人阶级历史政党（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危机紧密相连的。尤其是未来从社会党出走的拉涅罗·潘谢里[29]和吉安尼·波西奥[30]，他们后来分别成为了《红色手册》与德马丁诺（DeMartino）学院的创始人。
《红色手册》会与工人运动的传统政党分享政治、外部或批判性的理解。从特龙迪[31]到里赛尔（Rieser），从朗萨多（Lanzardo）到阿索尔·罗萨[32]，还有更年轻的卡奇亚里[33]、博洛尼亚、内格里、弗亚[34]、阿尔夸蒂[35]……他们都曾受过革命杂志的教育。最初的基层自主组织的经验（比萨工人力量、威尼托—埃米利亚工人力量、“野猫”〔GattoSalvaggio〕和热那亚工人力量等）也是为了找到新的道路。虽然经历了不断的“分裂”，《红色手册》好比一棵巨大的橡树，革命杂志的历史像它的树根一样遍布六十年代的政治文化。
工人主义的起源：《红色手册》
在1956年事件后，脱离左翼政党的一些知识分子创办了《红色手册》。《红色手册》编辑部的理论研究与考察并不仅限于反对派知识分子的智力工作，虽然这也同样重要。这一组织迅速聚集了许多工人与青年团体，它们都认为必须尽快对工人和无产阶级状况进行更深入、更现实的重审。资本秩序和工人自身的组成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会和左翼政党似乎（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并不了解这些变化的发生。
六十年代初，资本主义在技术和生产两方面的重建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一点在政治上也很明显。它对整个工业和某些特定产业（所谓“北方问题”）产生了尤为巨大的影响，最终决定了整个意大利社会的走向。这个变化的基调是农业活动逐步减少，工业与第三产业活动明显发展。它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意大利的面貌和社会结构。
红色手册（QuaderniRossi）
“这一发展的‘轴心’在于工资的相对停滞。在劳动生产率指数从100（1953）增至140.6（1960）的同时，劳动收入指数仅从100增至108.9。这些数字戏剧性地反映了五十年代工会与工人运动遭受的失败，这场失败在菲亚特达到了顶点。”[36]五十年代末工人斗争的复兴，迫使总工会这样“听党指挥”的工会都重新开始讨论工会的职能，并意识到自己不能仅仅作为党的领导意志的代理人。
对产业转型的分析与政党代表模式受到了质疑，在这场危机之下，开启了对先前的理论工具与政治实践进行“修正”的风雨历程。另一方面，国家内部也在进行深刻的冲突与变革。政党制度中的“进步”一方开始迎合新资本主义的“制度化”，一再要求自己的工会参加“发展计划”的“宴会”。正是这些技术官僚推动了政治格局的转变，按照中左派的说法，只要工会提供合作，就能无视工人的反抗，推行雇主和政府的提案（“收入政策”或“斗争的货币化”）。用维托里奥·弗亚（他是《红色手册》的创办者之一）的话来说，就好像是要“工人对国家负责”，而不再是“对工人负责”。
“一开始是工会，接着是整个工人运动都在最后通牒前屈服：要么是在空谈‘最高纲领’，要么是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伸出手。”[37]但是，社会党反对这一做法，它认为国家可以作为“无主之地”，只能决定“发展”的战略方向。在这种战略抉择之下——加上1956年的“重大创伤”——社会党左翼产生了强烈分歧，导致中左派和议会外左派的诞生。
但是，让社会党左翼的知识分子（还有许多年轻的金属工会会员和共产党员）脱党的，不仅是政治争论，还有在分析工人阶级构成变化时的重大分歧，后者也是工会内部讨论的主要问题。在社会党代表大会为菲亚特问题准备的报告中（1961年1月）提到：“新的力量——例如在熟练工人中间——已经走上舞台……尤其是因为技术进步让他们的专业能力得到重用。这发生在年轻工人，特别是技术工人中间，还有来自菲亚特学校或天主教组织的工人中间。技术工人，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开始接手越来越复杂的任务，于是对技术进步和企业管理的问题产生了兴趣……”但最重要的是，它将目光放在了成千上万涌入工厂的南方农民工身上。这些“处女蜡”——农民工“被立即浸入生产过程中，他们为推广新生产条件做出了决定性贡献，负责各部分生产的工人成为了第三类机器。这些人在后来的一些著作中被称为‘大众工人’。”[38]
无论是北方的年轻技工，还是南方的农民工，都受到了工厂外社会文化氛围的强烈影响，成为了一股传统工人运动之外的力量。当时的社会党左翼机关报《新世界》周报（在统一社会党[39]诞生后，它将在新左翼的发展中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具体分析了新资本主义与工农业的关系。《新世界》的第一版刊登了《红色手册》的两篇文章，即维托里奥·弗亚的社论和乔万尼·莫图拉（GiovanniMottura）关于苏莎山谷（ValdiSusa）一万名棉业工人（她们大部分是女工，只有一成是工会会员）斗争的文章。
为了探索和理解“资本主义计划”与新工人阶级形象，在拉涅罗·潘谢里的推动下，《红色手册》小组日趋成熟。小组在都灵成立，那是意大利资本主义及其对立面工人阶级的发源地。加入编辑部的人拥有不同背景：“来自社会党、共产党或无党派，来自总工会或未加入工会的同志，他们有不同的政治背景，但对近年来的工人斗争持有相同的立场。”[40]“新工人阶级”的斗争成为了它的大学。
之前也有一些小团体曾尝试将少数派的经验（包括理论和政治方面）带入工人运动。在这些团体中，达尼洛·蒙塔尔迪小组的经验尤为独特。在蒙塔尔迪与《红色手册》许多成员的努力下，“左翼共产主义”（comunismodeizquierda）——比起古典列宁主义的“政党形式”，它更加接近无政府主义——的经验与成果得到了反思，它的研究与政治行动基于阶级自主行动，而非统治集团的行为。
研究、探索和“工人调查”是《红色手册》的工作重点。由罗马诺·阿尔夸蒂（当年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代表的一派（它被称为“共同调查”〔coinvestigación〕）改变了旧有的分析，它代表的是实践的分析。“就是说，首先要了解事情是怎样的：工厂的实际运作方式、工人的生产和工厂的管理方式，要提出工人调查的口号，和工人一起进行调查。这项调查和研究同时出于认知和实践的目的，为的是自下而上，不受党和工会的调解作用的影响，让工人开展斗争并发挥主动性。”[41]在这种方式下，知识与经验的交流能让知识分子和革命工人不断学到东西，尤其是以阶级的实际行动使理论不断更新和具体化，而非脱离真实的运动。
虽然《红色手册》在意共那里受到轻视，但它总结的经验迅速作为典范普及开来。在其他的大型工业城市中，如米兰、威尼斯（马涅拉港）和罗马——在那些地方，共产党的许多大学支部将都灵《红色手册》小组的经验传播开来，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
潘谢里为调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路。第一阶段，要和工会共同调查，要跟基层积极分子、工人和工会成员建立联系。值得一提，金属工会本想自己来调查，但鉴于绝大多数的斗争都是“自发”的，并且大部分也是在一直逼迫工人复工的共产党与工会之外进行的，工会在这里始终无力。而在“宪法广场”事件发生后，甚至连与党和工会的非正式合作也几乎不可能了。“已经没什么可做了：党和工会完全官僚化，一些领导人新提出的说法都是模棱两可的，为的是重新获得对工人的控制权，而不是开启新的斗争周期。”因此，有必要另寻途径来完善理论工具，并巩固与新工人阶级的联系。
……潘谢里对苏共二十大的解读，旨在为斯大林主义危机之下的左翼寻找一条出路，以免其陷入教条主义与改良主义。赫鲁晓夫的新路线被认为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克服，是工人运动真正复兴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在二十大报告中，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尽管它对过去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明确了通往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全民道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专断歪曲的根源仍然存在。换句话说，由掌握革命“真理”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仍是对群众利益唯一合法的解释。因此，他对赫鲁晓夫新路线的批判，旨在消解变革要求与专制教条之间的联系，推翻斯大林时代阻碍工人运动组织内部的民主发展的遗产。为了通过内部的自由讨论，对工人运动进行真正的政治革新，对意大利资本主义的传统分析（完全僵化且具有结构上的缺陷）必须适应以生产力高度增长为特点的当代资本主义现实。但是除此之外，在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危机中，最令人担忧的是党与工人、党与经济现实的日益分离。这种分离的原因在于党在政治战略与战术上的分歧，它将政权问题推到一个模糊不定的未来，绕开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完全凭经验来指导实践。党无力对生产问题给出真正的建议，因此将工厂范围内的事务交给工会，为自己的议会活动服务，从而使自己远离工人阶级的需要和矛盾。
[1]红机—加里波第旅—“游击队烈士”（LaVolanteRossa-BrigateGaribaldi-"MartiriPartigiani"），简称“红机”（VolanteRossa），是由二战期间参加抵抗运动的游击队和支持共产主义的工人发起成立的反法西斯准军事组织，1945年成立。Volante一词源自警方的“快速机动部队”，故为“红色机动队”。“红机”立场靠近意共，曾参加意共竞选活动，并暗杀了许多法西斯分子。1949年“红机”由于二十七名主要成员被捕而停止运作，意共将三名未被捕的领导人送往捷克斯洛伐克，随即与“红机”划清界限，宣称“不知道该组织的犯罪活动”。1951年“红机”主要成员均被判处长期徒刑。——中译者注
[2]帕尔米洛·陶里亚蒂（PalmiroTogliatti，1893年3月26日——1964年8月21日），生于热那亚，1914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1927年至1934年、1938年至1964年担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垮台后，曾于1944年至1945年任副总理，1945年至1946年任司法部长。——中译者注
[3]“萨勒诺转折”（SvoltadiSalerno）是陶里亚蒂于1944年提出的政策，鼓吹在反法西斯阵营、君主制和巴多格里奥政府之间达成妥协，并要求意共参加巴多格里奥政府，在战争结束后通过制宪会议决定国家政体。战后陶里亚蒂遭到了意共左派的猛烈攻击，被指责抛弃了共产主义立场。——中译者注
[4]意大利共产党于1921年诞生于利沃诺（Livorno)，在此之后，直到1962年宪法广场事件与工人斗争的复兴，它一直是体制的主要缓冲器。在它成立的第一个十年，曾担任总书记的葛兰西为他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理论与政治模板，在它组织游击队和“解放意大利”时被局限在合法性内，尽管意大利共和国以严厉的选举制度系统性地将其排除在政府之外，意共还是成为了西欧最大的共产党，有时是意大利的第一大政党。然而，从我们这本书中也能读到，陶里亚蒂时代（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担任了党的领导者）的党作为反对派不再那么活跃，它的战斗性要差得多。严格听从莫斯科的指示（比如1956年支持苏联干涉匈牙利）、其组织的官僚化以及其对六十年代工人的紧急情况的逐渐疏远，标志着它在意大利漫长的六八年代的政策。——西译者注
[5]“在意大利，菲亚特就是一切。”在三十年的“意大利奇迹”和福特制工业发展中，这句话可以说是接近现实。这家公司建立于1900年，工厂的所有权属于后来成为法西斯政权参议院的乔万尼·阿涅利（GiovanniAgnelli）。这家公司的家族性质一直保持至今。它是意大利大众消费扩大的主要动力与受益人，也是拥有超过十五万名员工的大雇主。尽管其工厂遍布意大利北部的主要工业中心，但公司的总部无疑是在庞大的工厂城市都灵。——西译者注
[6]民族解放委员会（ComitatodiLiberazioneNazionale），意大利反法西斯政治军事组织，1943年9月9日成立。成员包括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社会党、自由党、行动党、基督教民主党、无产阶级统一社会党、劳工民主党（PartitoDemocraticodelLavoro）等，以及许多游击队。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协调抵抗组织，在全国起义期间代行政府权力。1946年大选后将全部权力移交给制宪会议，1947年6月1日解散。——中译者注
[7]在法西斯意大利的漫长岁月中，维托里奥·瓦莱托（VitttorioValleta）担任着菲亚特的管理层。由阿涅利（Agnelli）任命，作为公司经理，他于五十年代负责工厂的重组和改建，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为大规模自动化生产做准备。在解放后，他将公司里强大的工人组织瓦解。此后担任公司总裁直到1966年。——西译者注
[8]意大利金属业工人及雇员联合会（FederazioneItalianaImpiegatiOperaiMetallurgici，FIOM），成立于1901年，是意大利第一个产业工会，属于意大利工人总联合会（总工会）但始终保有一定的自主权。它将金属业工人组织起来，其历史在意大利工会主义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比总工会更左倾，也更具有战斗性。但它无法摆脱工会的命运及其对意共的依赖。——西译者注
[9]意大利工人总联合会（ConfederazioneGeneraleItalianadelLavoro，CGIL），于1906年由不同的工会组织（lasCamaredelLavoro）成立，在成立的头几年里，它在某些工会的革命工团主义与领导层的温和社会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自1944年《罗马条约》（它为解放后的新国家立了宪）起的工会重建以来，它成为了几乎是唯一的工会势力。它有着巨大的社会合法性，完全掌握了工人阶级，但还是服从意共的领导，这导致了基督教民主党和后来的社会党从中脱离，以及新工会的建立，后者无疑加强了总工会在整个六七十年代作为“党的传送带”的地位，传达共产党的意志。——西译者注
[10]MasssimoPini,L’assaltoalcielo,Longanesi,Milán,1989.——西译者注
[11]Quadernidiunitàproletaria,num.1,1960.VueltoapublicarenSocialismeouBarbarie,vol.VI,num.31,1960-61,coneltítuloIlsignificatodeifattidiluglio.——原注
[12]达尼洛·蒙塔尔迪（DaniloMontaldi，1929年7月1日——1975年4月27日），意大利作家、散文家、翻译家。1944年参加抵抗运动。1945年加入意共。1946年因反对参加民族团结政府而退党。此后曾与波尔迪加派合作。1957年发起成立无产阶级统一集团（GruppodiUnitàProletaria）。此后从事左翼文化工作。1975年逝世。——中译者注
[13]“意大利社会运动”（MovimentoSocialeItaliano，MSI），1946年由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市民与军事寡头的残部所建立的政党。它在北部缺乏基础，但在地主的支持与帮助下，在南部获得了相当的势力，使其能够占有市政席位。因热那亚事件，与坦布罗尼的基督教民主党结盟的企图受挫后，该党陷入边缘化，即使这并不能阻止他们获得一定的选举权，但也让他们完全脱离了体制。在七十年代，该党的青年组织会成群与左翼激进分子发生武装冲突。“意大利社会运动”当前的主席是詹弗兰科·费尼（GianfrancoFini），他曾在九十年代末与意大利力量党（ForzaItalia）和北方联盟（LigaNorte）联合执政。——西译者注
[14]费尔南多·坦布罗尼（FernandoTambroni），基督教民主党的领导人，该政党是意大利在1946年至1992年间执政的主要政治力量，坦布罗尼曾在1954年至1959年担任内政部长。如文中所述，他试图在“意大利社会运动”的明确支持下，领导一个单一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但因导致13人死亡的热那亚事件的严重危机而受挫。——西译者注
[15]阿明托雷·范法尼（AmintoreFanfani）是五六十年代基督教民主党的核心人物。他组建了四届政府，最后一届是在1962年的中左翼联合执政，一些社会党成员加入了政府。——西译者注
[16]指生活水平提高，八十年代中国国内也会用大冰箱、大彩电形容日子过得不错。——中译者注
[17]意大利全国游击队协会（AssociazioneNazionalePartigianid’Italia）成立于1944年至1945年，大部分的前战斗人员加入了这一组织。不明确的目标、对1948年宪法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的捍卫，使它凝聚了所有反法西斯队伍的代表人物。协会在六十年代的威望，更多的是由于它作为参与解放运动的老游击队一代在道义上的代表。——西译者注
[18]马里奥·谢尔巴（MarioScelba，1901年9月5日——1991年10月29日），1921年加入意大利人民党（PartitoPopolareItaliano,PPI）。此后长期担任律师。1945年加入基督教民主党。1945—1947年任邮电部长。1946—1968年任国会议员。曾三度担任内政部长，在任期间残酷镇压工人运动。1954—1955年任总理。1983年退休。——中译者注
[19]在1960年到1961年间的几个月里，北方一些城市出现的一些青年团体被称为泰迪男孩（teddyboys）。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教区，学着电影《野性骑手》中的穿着（黑色皮夹克、牛仔裤和围巾）。奇怪的是，这个词来自一支英国青年乐队，而他们演奏的是爱德华时代的高雅经典。——原注
[20]鲁盖罗·赞格兰蒂（RuggeroZangrandi，1915年5月5日——1970年10月30日），意大利记者、作家、历史学家。早年支持法西斯主义，此后逐渐转向反法西斯运动。1939年创立意大利革命社会党（PartitoSocialistaRivoluzionarioItaliano）。1942年被捕。1943年被引渡到德国监禁。1945年柏林解放后获释。回国后加入意共，在文化领域工作。1970年逝世。——中译者注
[21]RuggeroZangrandi,Perchélarivoltadeglistudenti,Milán,Feltrinelli,1968.——原注
[22]乔万尼·阿迪佐内（GiovanniArdizzone，1941年？月？日——1962年10月27日），出身于药剂师家庭，后考入米兰大学。1962年10月27日在米兰大教堂广场参加了声援古巴的游行，在警方镇压时不幸中弹身亡。——中译者注
[23]格拉齐亚·切尔奇（GraziaCherchi，1937年7月19日——1995年8月22日），意大利作家、新闻记者。——中译者注
[24]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ArthurWilliam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英国文学家、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中译者注
[25]保罗·艾米利奥·塔维阿尼（PaoloEmilioTaviani，1912年11月6日——2001年6月18日），意大利记者、经济学家、历史学家。1943年参加抵抗运动。墨索里尼政府垮台后发起成立基督教社会民主党，并创立了利古里亚民族解放委员会。1945年4月23日领导了热那亚起义。1949—1950年任基督教民主党书记。1953年任外贸部长。1953—1958年任国防部长。1959—1960年任财政部长。1962—1963年、1963—1968年、1973—1974年三度担任内政部长。1963—1987年任意大利自由志愿者协会（Federazioneitalianavolontaridellalibertà）主席。1969—1970年任副总理。1972—1973年任预算和经济计划部长。1991—2001年任终身参议员。1994年加入意大利人民党。2001年退党，短暂参加了民主与自由—玛格丽特党，同年因中风逝世。——中译者注
[26]GraziaCherchiyAlbertoBellocchio,«Appuntiperunbilanciodellerecentimanifestazionidipiazza»,enQuaderniPiacentini,num.6,diciembrede1961.——原注
[27]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Bordiga）是意大利共产主义的优秀人物，共产党的创始人，1920年因左倾受到列宁批评，因在1930年，因对苏联的批判和对托洛茨基的辩护而被开除出党。波尔迪加拒绝服从斯大林主义，他的生涯和思想启发了基本处于少数和边缘化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组织活动，这些人则被称为波尔迪加主义者。——西译者注
[28]DaniloMontaldi,Militantipoliticidibase,Turín,Einaudi,1971;Autobiografiedellaleggera,Turín,Einaudi,1961.——原注
[29]拉涅罗·潘谢里（RanieroPanzieri，1921年2月14日——1964年10月9日），意大利散文家、翻译家、社会学家。早年参加社会党，曾任社会党西西里委员会书记和罗马委员会书记。1959年起逐渐脱离社会党活动，转向工人自主运动，被视为是“工人主义”的奠基人之一。1962年参加都灵广场起义。1964年逝世。——中译者注
[30]基安尼·波西奥（GianniBosio，1923年10月23日——1971年8月21日），意大利历史学家。1943年加入社会党。1944年一度参加了加里波第旅的活动。战后从事文化工作。1971年逝世。——中译者注
[31]马里奥·特龙迪（MarioTronti，1931年7月24日——），意大利哲学家。50年代参加意共。1964年创办《工人阶级》（Classeoperaia）杂志，支持工人主义，与意共保持距离。1981年以后多次当选为意共中央委员。意共嬗变为左翼民主党后，仍留在党内。——中译者注
[32]阿尔贝托·阿索尔·罗萨（AlbertoAsorRosa，1933年9月23日——），意大利散文家、文学史学家、文学批评家。早年参加了意共。1956年支持匈牙利革命。此后靠拢工人主义。1972年起在大学任教。1979—1980年任国会议员。2003年退休。——中译者注
[33]马西莫·卡奇亚里（MassimoCacciari，1944年6月5日——），意大利哲学家、政治评论员。1969—1973年期间参与工人主义运动。1976年参加意共。1976—1983年任国会议员，任满后退党。1993—2000年、2005—2010年任威尼斯市长。1999年加入民主人士党（IDemocratici）。2002年加入民主与自由—玛格丽特党（DemocraziaèLibertà-LaMargherita）。2007年加入民主党。2010年任满后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34]维托里奥·弗亚（VittorioFoa，1910年9月18日——2008年10月20日），意大利作家、记者、历史学家。1933年起参加“正义与自由运动”（GiustiziaeLibertà），后多次被捕。1943年越狱，参加了抵抗运动，同年加入了行动党（Partitod'Azione）。1946—1948年任制宪会议副主席。1947年加入社会党。1953—1976年任国会议员。1959年起支持工人自主运动。1964年退党，并发起成立了意大利无产阶级统一社会党（PartitoSocialistaItalianodiUnitàProletaria）。1972年创立无产阶级团结党。1978年创立无产阶级民主党（DemocraziaProletaria）。1987年加入意共。1987—1992年任参议员。1991年支持将意共改组为左翼民主党。1992年脱离政治活动。2007年加入民主党。2008年逝世。——中译者注
[35]罗马诺·阿尔夸蒂（RomanoAlquati，1935年2月11日——2010年4月3日），意大利散文家、社会学家。1960年加入《红色手册》杂志。1963年起鼓吹“大众工人”理论。70年代初期在大学中宣传工人主义。80年代起在大学任教，逐渐远离工人运动。——中译者注
[36]GiampieroMughini,«Cronocapolitica»enCulturaeideologiadellanuovasinistra,Milán,Comunità,1973,p.475.——原注
[37]VittorioFoa,«Lamonarchiadelugliodelcapitalismoitaliano»,MondoNuovo,num.29,1962.——原注
[38]QuaderniRossi,num.1,1962.——原注
[39]意大利无产阶级统一社会党（PartitoSocialistaItalianodiUnitàProletaria，PSIUP），是意共左派于1964年11月12日发起成立的政党，参与者基本反对1963年意共参加资产阶级内阁。1968年支持“火热之秋”。由于在1972年国会选举中溃败，在1973年7月13日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党内多数成员投票赞成返回意共，一小部分成员返回社会党，剩余的党员继续留在党内，并于同年12月改组为无产阶级统一党（PartitodiUnitàProletaria，PdUP）。——中译者注
[40]GhiampieroMughini,op.cit.——原注
[41]QuaderniRossi,num.2,1962——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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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
第一版序言
“铅弹年代”、牢狱之灾、国内动荡、颠覆与镇压、恐怖主义、紧急状态……或者相反，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日常生活的彻底转变、乌托邦、行将到来的共产主义、性革命、武装斗争等等。
不仅如此。还有披头一代、嬉皮士、情境主义者、学生运动、工人权力、不断斗争、毛主义者、“委员会”们、无政府主义者、自主运动……在这些背后，二十年来，成千上万人动摇了意大利社会原本不可撼动的支柱。在这些丰富而深刻的集体经历后，再没有任何东西是无法改变的了。
为了压制这场巨大的创造性、政治与存在主义的革命浪潮，战后历史上头一回，所有政党都要联合起来，需要调动整个战争机器，还要彻底推翻“法治”，将法律变为政治权力和工业（及非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世俗武器。
在媒体的共识下，世纪初的“政论记者”传统重新恢复活力。所有人都希望证明（为了让老一套秩序万古长存）：问题只是“处理”一小批无足轻重的空想主义者，这些人脱离了现实，被幕后势力操纵了。为了捍卫真理和权利，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也许无可替代的律师，这些“担保人”无私地加入了政治运动的队伍。
四万人受到指控，一万五千人被投进监狱，六千人被判有罪，而且还没办法为自己辩护。这就是光彩的捍卫“民主”。在这之下，是“特别监狱”、审讯与监禁，两代最优秀的人被迫沉默、被流放或背着污名“回到”社会。
如何不用抽象的定义讲述这一切，更不陷入意识形态的陷阱、不被困在细枝末节中呢。或许需要搜集历史的碎片，走近记忆的小径、展现每一条歧路。
因此，我们不是要讲述历史，这是一场思考的旅途，我们将收集财富与幸福，追寻悠长春天的源头。也许这本“不太一样的”书的价值，就在于它荒唐的主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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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文版本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
意大利文版本说明
塞尔吉奥·比安奇
本书的第一版发行已有十年。它很快售罄，但没有再版。本书继续以影印本的形式流传，近年来，它的一些片段也被传到网上。
在过去的十年里，无论是意大利还是世界都经历了时代转变，本书的作者与协作者大致预知到了这样的变化，这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历史回归，而以福特制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也走到头了。在新的生产与文化模式下，以群众斗争作为主角的历史阶段被整个社会的重组所瓦解。历史的飞跃已经完成，但我们仍无力解读它。
在第二版中，我们力求在理论和引用文献上，丰富有关重要的转型，尤其是生产和（不同目的与形式的）利益冲突方面的内容[1]。为此，保罗·维尔诺和塞尔吉奥·博洛尼亚关于六八和六九这两年工人斗争的文章具有相当价值。运动内部的理论争论方面，我们收录了桑德罗·曼奇尼（SandroMancini）的一篇文章，它讲述了所有工人杂志的先驱《红色手册》[2]在六十年代初的分裂。我们还收录了卢西奥·卡斯蒂亚诺（LucioCastellano）和来自威尼托的政治活动家论述当地“工人自主”激进实践的起源、发展与危机及其特别之处的文章。还有兰弗郎克·卡米尼蒂（LanfrancoCaminiti）关于意大利南部七七年运动的文章。
至于七十年代革命政治团体的历史与思想转变，我们引用了安德烈亚·科伦波[3]的一些文章。有关六十年代文化对运动的影响，我们引用了布鲁诺·卡托西奥（BrunoCaetosio）和切萨雷·贝尔曼尼（CesareBermani）的文章，第一篇是关于非裔美国人斗争经历的意大利通讯，第二篇是关于意大利新歌谣运动的精彩故事，它讲述了流行音乐的激进性。我们还引用了保罗·维尔诺一篇关于我国八九十年代主要历史事件的简短而深刻的总结。
在本书的附录中，罗萨娜·罗桑达[4]讲道，书中讲述的青年在冲突中取得的全部戏剧性成果，是如今的意大利掌权阶级无法抹去的。而参加这场运动的几百名战士，他们重获自由还要等到遥远的未来。
[1]以下内容大都未出现在中译本的编排中。——中译者注
[2]《红色手册》（QuaderniRossi）是由“新左派”工会活动家创办的杂志，1961—1966年期间出版。它为1968年的学生抗议运动和1969年“火热之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译者注
[3]安德列亚·科伦波（AndreaColombo，1954年11月22日——），意大利记者、作家、政治评论员。早年曾参加“大众工人”运动，后曾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报》（Liberazione）工作。2006—2008年任共产主义复兴党—欧洲左派（PartitodellaRifondazioneComunista-SinistraEuropea，PRC-SE）议会党团发言人。——中译者注
[4]罗萨娜·罗桑达（RossanaRossanda，1924年4月23日——2020年9月20日），意大利记者、作家、翻译家。二战期间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并参加了游击队。1947年加入意共，在“文化之家”工作。1963—1968年任国会议员。1969年因公开反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开除出党。1972—1974年期间在报刊《宣言》（ilmanifesto）工作。1974年发起成立无产阶级团结党（PartitodiUnitàProletariaperilComunismo）。1984年未跟随无产阶级团结党返回意共，随即脱离政治活动。2020年在罗马逝世。——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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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
新版序言
普里莫·莫罗尼[1]
1987年，在塞尔吉奥·比安奇的宝贵帮助下，我和巴雷斯特里尼开始编写《黄金暴徒》，当时马上要到六八的二十周年。我们从报纸上得知，有很多书将在二十周年之际出版，大部分是七十年代斗争重要人物的回忆录。电视上也都在讨论当年的冲突在政治与社会上取得的成就。总之，气氛非常活跃，电视上还重播了一些纪念“七七运动”周年的内容。
但是，我们对纪念和庆祝活动（目的本来就不恰当）将历史事件妖魔化或者神圣化，将“好”与“坏”区别开的做法并不满意。
按照它们的说法，评判标准在于是否使用暴力。这是肤浅的，对于这场持续了十年以上、涉及成千上万社会主体的冲突，不能仅用道德来评价它的斗争形式。显然，这是为了重建“体制”，同时将几百人继续关在第一共和国的监狱里（理由仍然充分得很）。
实际上，为了伪造那十年的历史，意大利自七十年代末就在建立一个庞大的机制，还赋予了那个年代“铅弹年代”（Añosdeplomo）这一沉重的名字。
如果说，为了维持合法性，恩里科·贝林格[2]的意共有伪造与隐瞒事实的主要动机，那么“议会外团体”的前“领导人物”同样也想否认和区分他们过去与现在的利益。
带着这些想法，我们开始写作《黄金暴徒》：这是关于六七十年代运动的一本书，它尽可能忠实于反映革命浪潮的复杂性。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尽量“客观”，虽然这本来也做不到。相反，我们将高尚地带着批判性站在“运动”这一边，反对权力、反对制度的历史观及其伪造的历史。因此，虽然这很难，但我们希望在“讲述”冲突的历史中尽量公正，不偏袒任何在那个历史时期的“体制外运动”中产生的无数思想与组织。
这样意味着，我们要将自己置于真正的迷宫——政治的实验室中，而“历史的”必然将二十世纪的各派革命运动汇集其中。
因此，我们开始整理书目，想找一种简单的方法来逐步说明运动的“灵魂”，它们使得这场运动不仅反对国家和体制内工人组织，而且还反对旧的左翼政党。
这本书在四到五个月内写成，最初我们在罗马，后来应芭芭拉（Bárbara）与塞尔吉奥·博洛尼亚（SergioBologna）夫妇的邀请，来到米兰写作。
在我们的房间里堆满了七十年代出版的、业已从市面上消失的书，以及来自卡卢斯卡（Calusca）书店历史档案和我们同志个人收藏的数百本杂志和文件。
我们每个上午都在和同志们（基艾罗·达基尼〔GiairoDaghini〕、弗兰科·贝拉尔迪和莱蒂奇亚·保罗齐〔LetiziaPaolozzi〕等人）交流，他们对定稿做出了重大贡献。一个月里，我们一个字也没有写，只慢慢定下了一些范围，除了从大堆文献中“取材”之外，我们也在这些范围中进行了一些叙事。
同时，我们将内容限制在了严格的时间范围内（1960年7月至1977年12月）。
很快我们意识到，靠文献（仅仅是引用“必不可少”的文献，也需要将近一千页的篇幅）来深刻地剖析历史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都不是历史学家），最好是结合“口述历史”和直接叙述的形式，再以最重要的证据和文件作为依据。
除了一般、完整与详尽的历史——这是我们当然要给的——之外，对那场非凡的存在主义与政治的反抗，我们还要考虑为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提供一幅足够广阔且简明的全景。同样，书中也详细解释了激起反抗的原因。因此，一方面它是工具，是在迷宫中行走的指南针；另一方面，尚未解决的矛盾曾对（工人运动的）历史胜利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它们又是不可或缺的“动力”。
那么，我们所要做的是，讲述和“重现”带头反抗的那一代人，他们曾参与的“革命运动”的复杂性。
我们从阿格奈什·海勒[3]和一些人所说的“存在主义反抗的一代”（五六十年代）来寻找“六八年代”的根源：从美国披头士到黑豹党；从反对“政党制度”和拒绝被“代表”，到去中心化的政治自我组织；从深入主体自治的必然，到拒绝生产“单向度的人”的社会；从尝试建立“阶级的制度实体”的条件和必然，到批判性反对；还有往往是暴力的、从形式民主到“形式制度”的变迁。
从根本上说，必须理解存在主义与政治自决的“全球化”过程，这一过程从对家庭的激进批判，延伸到了学校、工人世界、政党、“整个制度”和国家，最终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世界反对派阵营。从日常生活本身开始，它惊人地将“解放所有人是解放每一个人的必要条件”和将所有世界“南方”的解放斗争视为自己的斗争，这两者融合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反对派”在国际上得到统一。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分析：为了深刻的主观自决，迫切需要一场对权威与统治基础的反抗。一切都发生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意大利从战后工业重建（它像一幅农民世界和城市工人世界的旧拼贴画）发展到更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同时，福特制导致了工厂的大规模转型和从南方农村到北方工业区的大批农民工。
福特制是发展的必然过程，它带来了消费社会，将社会等级秩序“合理化”；它从工厂扩展到整个社会，甚至扩展到了政治代表形式。六十年代的意大利新资本主义正如其名，是一套包含民主创新与警察镇压的庞大体系。穷途末路的落后政治制度没能回应一个社会群体的具体需要，而这一群体被困在了对新生产纪律的拒绝与社会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之间。
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对“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统治方式的反抗倾向，另一种是“反文化运动”，也就是完全拒绝现实社会，企图“逃离”到一个理想社会的倾向，革命运动在其中晕头转向。
我们也在书中反复强调“反文化”与政治的割裂。1968年底，这种割裂业已形成，1976年的兰布洛公园（ParcoLambro）节上，曾有过一次无私却失败的尝试，想将两者合二为一，它是“七七运动”前的一个短暂而戏剧性的插曲。
1976年，兰布洛公园盛况
近年来，一些著名的民主主义历史学家为考察六八年代的起源做了重大的贡献。这么说，它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正如西德尼·塔罗[4]所言，在意大利漫长的反抗运动周期中，斗争对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塔罗在《民主与混乱》（Democraciaydesorden）一书中，对1965—75年间的约五千起事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反抗运动为意大利民主的发展做出了尤为重大的贡献：个人从想要代表他们的政党手上获得了更多自治权；新的政治主体走上舞台；还有1968—69年间达到高潮的运动的“过火要求”也通过一些改革得以实现。塔罗认为“一场巨大的浪潮席卷了一切，只留下一片狼藉”。因此，六八年代被重新定义为对现代化作出的重要贡献，而极具戏剧性的意大利的冲突，主要是由政治制度的落后所造成的。
从书里能够看到，与事后的伪造相反，意大利冲突的高潮是和空前扩大的个人与集体的自由在同一时刻发生的。这一点和过去几十年不同。尽管堕胎和离婚权等，已经在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实现，意大利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些权利的实现是由“自下而上”的“运动”获得的成就，而体制内左翼政党从来没有重视过它们。此外，意大利争取《劳动法》的过程和西方工人运动的历史也没有关联。
但六八年代古老乌托邦的最后一幕与塔罗的分析背道而驰。六八年代绝非为现代世界做出的重要贡献，它只不过是对一个未能实现的梦想的最后尝试。也就是说，六八年代的形象和它对社会极端主义与公共生活的坚持，是与它对基督教或共产主义等乌托邦的伟大理想结合在一起的。六八年代是作为理想社会的古老代表与现代化进行对抗的最后尝试。
但是，即便它们是“无私”的，我们也尽力避免倾向性的解释。我们试图强调的是七十年代的运动如何付出巨大努力，建立了一套与当代截然不同的观念。这些观念深刻地反对战后的消费资本主义模式，简而言之，反对追求效率的福特—泰勒制的等级模式及其本质，使它在社会和工厂中“被消灭”。
因此，运动就像是统治模式的镜像，是劳资冲突达到的成熟、彻底又不可复制的表现。
对运动各派倡导的政治出路，许多人感到不满，他们看到这些出路实际上带有资本主义的陈腐和偏见，但我们对那些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就像夺取冬宫——的运动给予了重点关注。七十年代运动很可能是自现代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其历史上的最后一次重大“爆发”。在历史及其矛盾中，运动以其全部的社会与政治智慧给福特—泰勒制的历史画上了句号。它们表明，这种模式并非永恒，它将在达到最终形态后从内部开始崩溃。
在这场冲突中，意大利的政治经济秩序经历了不可逆的变化。八十年代末“政党制度”（包括左翼政党）的衰落，不过是这场冲突的结果。工会和共产党的悲剧，恰恰在于它们没能理解和感受革命浪潮的非凡创造力。相反，它们和寡头资本与国家镇压机关结盟，严厉地压制了运动，这实际上也让它们走向了自我毁灭。
生产制度的重组或许是资本主义组织的历史要求，又或是国际资本在结构上的需要，即需要对福特—凯恩斯模式进行彻底改变。但这不能，也不应当意味着对“资本计划”的消极接受。尽管“运动”彻底结束并改变了历经五十年后已经行不通的资本主义周期模式，我们还是要强调，主流左派消极接受了它，并将生产与社会变革的主动权再交给了同一个资本。
在整个八十年代里，“例外”的做法成为了正常的统治模式。“例外”的逻辑终于打破并摧毁了第一共和国（1948—94）残存的民主秩序。整个“政党制度”也从根本上帮助建立了这个扭曲的统治形式。它将重大的司法与裁决权下放给了地方法院，还出台了“特别”法令——它本应是临时性的，却成为了“正常”的法律。其中批准以“特殊”方式建立十几座“特别监狱”，以完全违宪的方式运作。为此，以“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或其他社会现象为借口，越来越多的所谓“民主处在危险中”的说法被提出，而这些“危险”在任何情况下从未真正威胁到民主制度。
这条制度转型之路，必须面对改变了的生产环境，而粗暴打破“法治”是出于“新资本主义”的内在需要。这是显而易见的，无需再深入分析。但要指出，造成成千上万人被控告和被关押、数十人死亡（两方皆是）的意大利戏剧性的暴力冲突，本身就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当前的政治背景。
西方世界许多人正确地认识到，意大利的运动是解读资本主义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的最重要的社会与生产实验场所之一。新的阶段仍然难以定义：有些人称它为后福特主义，即“丰田主义”。另一些人将它称为后工业时代。
意大利刚过去的九十年代是一个黑暗动荡的时代。谎言掩盖了真相（包括“思想贫瘠”（ilpensierodebole）、“新文艺复兴”的滑稽戏、“让意大利成为一个伟大工业国家”等等）。国内与国际层面的资本重组早已完成多年，它的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人将其定义为真正的“革命”。
伴随这些“上层”过程的是毒品泛滥、“非法资本”扩张、思想堕落、城市青年“反文化”，最后是被困在工厂里的工人们，他们无能为力又饱受压迫，为自己的前途经受痛苦。
在一次对话中（1985—86），我记得有位老工人说了一句夸张但含有深意的话：“我们就像‘等候最终方案’的犹太人。”这句话可以命名为“工人的恐惧”。恐惧似乎成为了主导情绪，这些工人就好比时代的弃儿。他们的眼里只有毒品，而令人惊奇的是，他们接触毒品都是直接（显然是当中最年轻的人）或间接通过亲戚和熟人的（这也戳穿了毒品问题只涉及边缘化青年的谎言）。工作环境受到新兴技术的冲击，一夜之间，人力劳动被残酷地取代了。
从今天来看，我们当时的许多分析都有局限，尽管政治制度经历了“内部革命”，也许我们还不了解时代需要：我们没能完全理解，当时进行的是向成熟资本主义全面转变的真正时代变革。举个例子，要说“工人被打败了”，这是真的，但它有更深刻的原因，要抓住现实变革的政治意义，它过去是、现在仍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也全然是由生产方式的根本变化而引起的。如果与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相比，意大利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实现它，这主要是由于冲突和反抗运动的高度成熟，尤其是集中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强大组织与自主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意大利的转变比其他地方更具有戏剧性的色彩，这样就更好理解：为了实现转变，“必须消灭”反抗运动和工人阶级的集中。
如今的意大利，历史上饱受诟病的“政党制度”已被彻底粉碎，在过去的十年间，一切能够抵挡这种可悲转变的力量都已被击溃和压制。体制内左派无法给一条出路。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混杂的新“代表形式”，而七十年代运动的丰富遗产却被否定和遗忘了。
在这些背景下，我们希望这本书成为回忆的工具。然后，引用一位作家的话（顺便一提，我不喜欢他），也许这话也是不对的：“人与权力的斗争，亦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5]。
[1]普里莫·莫罗尼（PrimoMoroni，1936年6月17日——1998年3月30日），意大利作家、出版商、政治活动家。1951年加入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1956年加入意共。1960年参加了热那亚示威运动。1963年退党。1971年创办卡卢斯卡书店（libreriaCalusca），容纳波尔迪加派、情境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后逐渐成为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心。此后积极出版革命著作。1998年逝世。——中译者注
[2]恩里科·贝林格（EnricoBerlinguer，1922年5月25日——1984年6月11日），1943年加入意共，同年发起成立西西里共青团并担任书记。1944年6月2—16日担任全国反法西斯委员会副高级专员。1945—1946年任意共中央委员。1946年任意共青年阵线书记。1949—1956年任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书记。1949—1951年任世界青年民主联合会书记。1957—1958年任意共撒丁岛委员会副书记。1962—1966年任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1968年任意共拉齐奥省委书记。1968—1972年任意共中央第一副书记。1968—1984年任国会议员。1972—1984年任意共中央总书记，任内鼓吹“欧洲共产主义”。1984年因中风在帕多瓦逝世。——中译者注
[3]阿格奈什·海勒（AgnesHeller，1929年5月12日——2019年7月19日），匈牙利哲学家。1947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49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被开除出党。1953年纳吉出任总理后，恢复党籍。1955年起在布达佩斯大学任教。1956年支持匈牙利革命，因反对卡达尔的政策再次被开除出党。1958年被开除出布达佩斯大学。1963年起担任匈牙利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1968年支持布拉格之春，后抛弃马克思主义。1977年流亡澳大利亚。1986年移居美国。2019年因溺水逝世。——中译者注
[4]西德尼·乔治·塔罗（SidneyGeorgeTarrow，1938年11月3日——），美国社会学家，致力于研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5]应出自米兰·昆德拉，《笑忘录》。——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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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文版本前言
自《黄金暴徒》的西班牙文版面世以来，已经过了很久。不仅意大利运动的文献，还有大量六八年代经典又不可或缺的欧洲参考文献也急需出版。但对于九十年代的自主出版而言，这个计划的野心太大、过于昂贵又太过复杂，手稿不得不躺在壁橱里睡觉，直到梦贩出版社（TraficantesdeSueños）筹集了足够的资金来出版本书。
因此，为了将记忆传承下去，我们花不少功夫译制了这本书。无论这份记忆能留下多少，它至少能向我们展示，六七十年代西班牙的占领运动、自主团体和自我组织，都有过多么丰富的前人实践。
有人会说，对意大利没必要花太大功夫。然而，在阅读这本关于意大利的书时，我们惊奇地发现当中的问题与我们今天面临的完全一致。因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背景是相似的。这里只需举出主要的历史阶段。首先，两国都从六十年代开始出现了新的工人运动（1962年宪法广场和同年反弗朗哥的第一场大规模罢工浪潮），它们都是由农民工（都来自两个半岛的南部）和劳动力在泰勒制大工业中的应用而引起的。同样，六八年之后的重大工人斗争，都以自主性和激进性（从占领工厂到有组织的旷工和破坏生产），以及要求政治上与工资上的平等为主要特点。当然，破坏纪律的行为蔓延开来，最终通过各种“反文化”的形式，改变与革新了两个国家的日常生活。国家用“社会契约”让这一激荡的时代草草收场，而传统工人运动，尤其是共产党，也参与了一手，——意大利的历史性妥协，西班牙的过渡时期模式与《蒙克洛亚协定》——但一点好处也没捞着。最后是寻找社会出路的努力遭遇危机、社会对“无前途”的绝望，还有八〇年代青年的幻灭：正如保罗·维尔诺所说的“犬儒、投机与恐惧的岁月”。
显然，诞生了书中思想的运动现实与环境已经过去多年。全球化的兴起、农民工斗争的开始和新技术在政治上的运用，使得另一本有关七十年代意大利的文献（南尼·巴雷斯特里尼[1]的《看不见的人》〔losinvisibles〕）多少失去了参考价值，它曾是激进青年运动积极分子的生存指南，流传了许久。当初，社会中心与学生集会中的自主青年们曾从七七年代自主运动的群像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希望其他积极分子和社会活动家能够在本书中收获更多启发和看法。于是，我们为此出版了《历史》系列（或许这个名字太过宽泛？），那个年代的反抗和反文化占了其中大部分的篇幅。
梦贩出版社为这本书付出了诸多努力。《黄金暴徒》一书整理了一系列杂文，它们的作者正是八十年代——反叛和欢愉在那个漫长的冬天结束——的主角：保罗·维尔诺[2]、弗兰科·贝拉尔迪[3]、南尼·巴雷斯特里尼、毛里齐奥·拉萨拉托[4]；或者七七年后，在社会政治中心成长的第二代：桑德罗·梅萨德拉（SandroMezzadra）、阿历山德罗·德·吉奥尔吉（AlessandrodeGiorgi）、安东尼奥·孔蒂（AntonioConti）。这些文章在理论上连贯，并大胆革新了我们的政治想象与理解。正是丰富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思路和充足素材。
最后，在阅读本书之前，我们还要指出本书是集体工作的结晶，不仅是编辑团队付出了心血，这本书也是协作网络的劳动成果。庭娜·利蒙出版社（TintaLimón）与“集体情况”项目（ColectivoSituaciones），还有米卡尔拉·波卡奇（MicaelaBocazzi）在阿根廷协调了大部分翻译和编辑工作。除编辑团队之外，伊瓦伊·阿尔维德（HibaiArbide）、乔尔迪·波内特（JordiBonet）、帕布洛·伊格雷西亚斯（PabloIglesias）、茹安·瓜尔（JoanGual）、劳尔·桑切斯·塞蒂略（RaúlSánchezCedillo）和安娜·门德斯（AnaMéndez）均对本书的翻译做出了贡献。最后，我们想对所有参与讨论，以及帮助过出版工作的人们表示感谢。
编者，2006年7月
西班牙文版本
[1]南尼·巴雷斯特里尼（NanniBalestrini，1935年7月2日——2019年5月19日），意大利诗人、作家。早年参加了“新先锋派”活动。1971年出版了工人小说《我们全都要》，由此声名鹊起。1979年因卷入“4月7日审判”被迫流亡法国，后回国。2019年在罗马逝世。——中译者注
[2]保罗·维尔诺（PaoloVirno，1952年5月14日——），意大利哲学家、符号学家、政治活动家。1972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977年领导了“七七运动”。1979年被捕，在“4月7日审判”中被诬蔑企图推翻政府，后于1987年无罪释放。后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3]弗兰科·贝拉尔迪（FrancoBerardi，1949年11月2日——），意大利哲学家、散文家、传播学家、政治活动家。1963年加入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1966年因所谓“派系主义”被开除。1968年参加“大众工人”运动。1976年因卷入红色旅活动而被捕，后在群众压力下获释。1977年流亡法国，随后暂时脱离政治活动。2005年起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报》供稿。——中译者注
[4]毛里齐奥·拉萨拉托（MaurizioLazzarato，1955—），法国籍意大利哲学家、社会学家。早年就读于帕多瓦大学。70年代参加了工人自治运动。1979年因卷入“4月7日审判”而流亡法国，在大学任教。——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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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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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前言
用炉子烤出来的传统披萨很不错，意大利之行后，我再也没吃到过（嘿，说得我也想开店烤披萨了）。旅途中，穿行在古建筑间，使我着迷于此。我想，能在这隐居多好。相比之下，上海才真的是“劳动力的传送带”，整个城市像杂七杂八的部件拼凑起来的，毫无工业美感与设计感，而那些地标呢，连本地人都看不上[1]。
只因工人阶级退出了历史舞台，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拱手让给了俗不可耐的商业文化和老一套的工作伦理。文化背后自有社会根源，其生命力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前景。没有对社会前途的信心，何来新的想象。况且，你怎么能要求市场给你别的东西呢？
书中的文化背景与我们相距甚远，也的确是个复杂的课题。我没法把它完全捋一遍，但至少要提出自己的思考。不过，战后意大利的社会问题与我们今天遇到的出奇一致，这便于我们理解它。比如农村人进城务工、青年的文化现象、沉重的房租与通勤费用等等，城市发展引发的这类问题。而我们正走向下一阶段，即将迎来的挑战也需要它的经验。
战后意大利的革命史对于中国读者几乎是完全陌生的，我对那个时代的了解也仅限于这本书，它详尽生动地讲述了意大利六七十年代的故事[2]。书里的故事非常新鲜有趣，但在历史的巨大拼图中，只能勉强凑个轮廓。顺便一提，我发现自己的生活和蒙塔尔迪笔下五十多年前的米兰工人生活有点像，对未来的迷茫和“拒绝工作”现象在我身边相当普遍。不知道将来干什么，那就考公考研吧，反正外头也没啥好工作。一代人陷入苦闷无力，未老先衰了，似乎蓬勃的资本汲取了他们的活力。
有些话题在书中十分重要，但没展开讲。比如“工人主义”，从书中来看，可以理解为与党的“改良主义”相对的，支持厂内工人斗争的一种立场。二战结束后，意共和本国资产阶级走到一块，要求工人把已经掌握在手中的一部分社会生产的控制权还给资产阶级，还为工业发展牺牲了工人的福利和组织，甚至将工资和生产率绑在一起。自那时起，前进的工人群众很快和意共起了冲突，群众的动力在把斗争往前推，不断有战士和活动家与党分道扬镳——至于意共怎样融入国家，将党的议会席位盖过工人利益，那可一言难尽——这种自发倾向被表达为“工人主义”一词。书中提到它有局限，那么它的局限在哪里：是盲目相信“自发性”，没能主动把握工人斗争吗？它并不是意大利独有的现象，但在意大利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就像“拒绝工作”与“大众工人”的话题一样。
新一代青年反对旧的工作伦理，不再把为资本家劳动——党管它叫“发展经济”、“保卫不稳固的民主”——视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途径，凭本能看出了剥削和改良主义的骗局。我的理解是，“拒绝工作”一是拒绝工作本身的辛劳，流水线任谁都受不了，换我们今天也一样。二是拒绝劳动的异化属性，工作又不是为自己，也没啥意义。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它为何在当年是一个热门话题呢，为此搞出一大通晦涩的解读，我想，更多是出于摆脱旧工作伦理的需要。还说到教育，不管当年还是今天，它都是在培养对市场规律的认可，弄出不少刷履历的钻营分子。但当你“拒绝工作”时，你可以逃避现实，去搞“反文化”，表示对父辈的叛逆，或者说“撒娇”。你也可以加入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把不愿死去的旧世界送走。当然，我们今天啥也不行。而在“火热之秋”后，作为反动的结果，“拒绝工作”的矛盾发展到了底：要么彻底逃避现实，将自己边缘化，去搞不沾一点社会进步的“文艺”，表达绝望和社会倒退，要么由自己取代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走向盲目的武装斗争，直到阶级斗争被忘得一干二净。
随着流水线的引入，农民工涌入城市，新一代工人阶级也随之而变。被称为“大众工人”的一代成为了六九年“火热之秋”的主角，他们摆脱了主流左派的束缚，投身阶级斗争，自发采取了新的斗争方式，甚至取得了战后工人运动的首次成就。书中的片段描写了大众工人的工作与社会关系。但我想，这一定义只能解释这种现象，没法给出新的结论。工人阶级一直在变，要理解它们，只有从社会现实找答案，这一点不会变。它之所以在意大利成为话题，是因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步，都在意大利以最典型的方式发生，使之成为取材的源泉。对我们也一样，考察意大利就是考察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说“大众工人”是革命的因素，就和说“工人贵族”是反革命一样，没有往前进一步，无非是把现象当成原因。
在他们的斗争中诞生了各样的组织形式，从厂内小组到基层委员会，可以说，当中有一些就是苏维埃。而学生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学工结合在意大利很成功，学生融入了工厂生活和集会。不仅是由于火热的社会气氛，许多工人本身也是学生，和学生享有一样的文化。客观条件都利于学工结合，但对于主动促成它，却没提炼出什么值得参考的经验。它还是太费时了，革命时期分秒必争，拼的是阶级动员，希望历史经验能留下省时省力的好办法。还有提到《红色手册》时，工人和知识分子曾进行过共同的工人调查，是指工人阶级的处境吗？到底是怎么做的，书里也一笔带过了，然而这正是我们关心的。令人感慨的是，运动受到主流共产主义的阻力是如此之大，斗争的起点又是如此之低，连“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结合都要从头学起，这是必须花费的时间。
面对革命危机，意大利资产阶级只好打出最后一张牌——制造炸弹案嫁祸给无政府主义。它的腐朽也莫过于此，恐怕让它还没倒的，只有和国家一体的左派在死守“民主”。但革命者马上识破了骗局，当即揭穿了国家的阴谋，甚至发起反攻，掀起一场争取法院改革和反对国家恐怖主义的运动。顺便一提，那些扳倒国家阴谋、建立革命小组并引燃工厂斗争的青年，当时不过十几二十岁。他们证明了，人不是生而腐朽的。
国家挑起的内战行为——用炸弹案制造镇压借口、国内外法西斯政变的威胁，加上抵抗运动的游击队传统，引起了左派反击的思考和必要，由此产生了武装斗争的问题。革命小组对此采取了不同态度，但毫无疑问，最初的武装斗争正是为了推动阶级斗争，比方说，打击工人最痛恨的管理层；反击猖狂的极右翼活动；引起关注来宣传自己对事件的观点。游击活动要用来推动工人运动，直到工人阶级武装起来。反之，游击队和群众运动一旦分离，只有遭受失败。与其它地区一样，在革命退潮之后，武装斗争也按照自身的逻辑（不用说，肯定有特务从中作梗）走向孤立反对国家机器的道路。这必然是没有出路的盲目之举，也给镇压工人运动帮了忙。菲亚特的米拉费奥里造车厂后占领事件后，革命团体的瓦解也是革命未能更进一步的结果。“工人力量”转入地下，许多支持者转向意共；“不断斗争”加入青年运动，只保留了报纸；“工人先锋队”与“宣言”合并。七十年代意大利沦为暴力犯罪的温床，青年再次成为时代的牺牲品。最后的动力和重重矛盾在七七年爆发，随即消散。
那么问题是，为什么米拉费奥里占领事件让议会外团体和革命小组陷入了危机？这部分内容在书里显得没头没尾，没有足够展开。我认为是革命受挫，迫使积极分子另谋出路，质疑过去的组织方式。正好武装斗争引起了话题，这看似一条唯一可行的路，便扎堆加入游击队，放弃了做工人工作。本来革命就是不进则退的，六九年没能打开局面，运动就会从阶级斗争的锋芒离开，加上当时的社会环境，“武斗”趋势早已酝酿成熟，占领事件不过是个转折点。这是我的理解。
中文版采用编译，着眼于工人运动，略去了不直接相关的引文、文艺与哲学思辨。而且说实话，原文相当生涩，那一代的活动家为了把自己与主流共产主义影响下的工人运动相区分，作为历史的反动，套用了资产阶级的学术语言。由于原作者无力解读当年的事件，书中编入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原原本本交给后人。它将向读者展示从战后重建到“七七年运动”这段历史。六九年“火热之秋”和自主与武装斗争的章节基本上完整译出，我非常喜欢这部分。考虑到原书类似于合集，希望中文版的编排不会妨碍阅读，至少内容都“站在地面上”，读来不会有一脚踏空之感。
“历史性妥协”一篇后，关于女权、学生运动、知识分子的反思以及围绕七七年的思考，我大部分都没保留。首先是精力有限，其次在我看来，多元化社会运动不如工人运动值得关注。或者说，应当考察资本主义秩序重新巩固时，工人运动的动力怎样分散为个别的要求，化为零散的社会运动。在对西班牙七八十年代的考察后，可以看出“多元化”是资本对革命动力的缓冲，社会运动在秩序中各就其位，成为了资本主义现实的一部分。更何况，“多元化”是和镇压同时进行的。也许可以说，它就是工人运动被“打散”的结果。在拖跨了运动后，主流共产主义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没几年就苟延残喘了。因此，需要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它的规律。
翻译本书的初衷，就是把意大利工人斗争的经验介绍给国内的工人阶级。我从梦贩出版社的西班牙语版将它译成中文。二一年正好碰上疫情，我能有空闲做些事情。拖了一年多，这书还没定稿，每次就跟打补丁一样，多翻两篇加进去。这样可不行，至少得把译序写了。当然，这次的来势还要凶猛。本书多次再版，但不管是西语、意语还是英语版本[3]，书名都以“金帐汗国”作为典故，中文读者很难理解它，因此，我想将中文版命名为《黄金暴徒》，因为好听，也能表现体面先生和精致女士视群众为猛兽的感觉。感谢李星和吴季对译文表达的帮助，还有雪球编写的注释，我也尽可能将译文通俗表达。
那一幕落下后，工人阶级暂时退场，离开政治舞台。随后发生的一切，必须以此为出发点来理解。在历史上，它也许只是一瞬。在普里莫·莫罗尼的序言中，提到那场斗争是为了难以实现的“乌托邦”，但我仍相信，当年鼓舞人们奔向未来的那个理想是能够实现的，就靠我们的双手。
2022年3月22日
[1]这段话听起来，搞得我像是有那个钱和时间到处旅游，打卡发朋友圈，拿“主义”消磨时间的闲人。其实我混挺差的，算人生失败组。——中译者注
[2]据说在意大利的学校里也不教战后历史，想学自己选修。——中译者注
[3]在从西班牙语版本翻译这本书时，它的英文版还未面世。——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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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里奇和格卢霍沃人（佩·阿·霍洛多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专题〗传记·回忆·评论->《回忆列宁》（第四卷）
伊里奇和格卢霍沃人
佩·阿·霍洛多娃
1923年11月2日，我最后一次见到伊里奇。在他患病期间，我和五位同志（三位党员和两位非党同志）受代表会议能委托，向伊里奇赠送我们的小小的礼物——把十八株樱桃树送往帯尔克寓所的温室。我们不熟悉那个地方，沿途寻访，终于在晚上五点到达了目的地。哥尔克方面并不知道我们要去，所以伊里奇周围的所有的人看到我们都感到非常突然。开始时，他们显然有些为难。玛丽亚·伊里尼奇娜[1]和其他人不短道我们的来访对伊里奇的健康会有什么影响。最后，经与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2]商量，才决定让我们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但叮嘱我们同他在一起的时间不能太长。
我们被引进接见室。两分钟以后，我们听到门外传来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声音：“沃洛佳，有客人来看你。”门打开了，伊里奇面带笑容，向我们走来，身后跟着一位卫生员。伊里奇同往常一样，戴着他常戴的便帽——我不止一次见过他戴着这顶帽子。伊里奇走到我们跟询，用左手脱下便帽，放到右于里，然后用左于同我们握手。“你们到这里来，我真高兴，”他清清楚楚地对我们说[3]。我们欣喜若狂，象孩子般地欢呼起来。我们把工人们和工厂管理处的致敬信交给了伊里奇，并代表我们的地方组织说些向伊里奇致敬的话。我们同伊里奇在一起待了五分钟，告别时大家都热烈地吻了他。最后一个告别的是六十岁的工人库兹涅佐夫同志。他们相互拥抱，足足站了两分钟。老库兹涅佐夫噙着热泪一再重复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是一个工人，一个锻工。我是一个锻工。我们要锻造你所规划的一切。”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从伊里奇身边拉开。我们在伊里奇的寓所里过了一整夜。吃晚饭的时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详细询问了我们的工厂及其工产情况，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并要我们经常给《真理报》写文章。
第二天我们就走了。有一位护理伊里奇的同志告诉我们说，伊里奇阅读我们的信，直至午夜两点。我永远不会忘掉这幸福的几分钟。感谢同志们给我机会最后一次看到我们所热爱的领袖和导师。
载于《一周年纪念。1924年1月21日——1925年。列宁、列宁的一生和列宁主义》1925年《莫斯科工人》出版社版第219—220页
（顾柏林译张草纫校）
[1]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Ильинична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2]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3]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回忆录里也谈到了这个情节。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1965年莫斯科版第6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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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尔克谒见列宁（奥·亚·皮亚特尼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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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尔克谒见列宁
奥·阿·皮亚特尼茨基
1923年10月底，我在哥尔克谒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个星期六，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打电话给我说，可以在星期天去见伊里奇。
我焦急地等着汽车来接我。最后，汽车终于来了，里面已经坐着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1]，他也是到伊里奇那儿去的。
我们顺路去接了安娜·伊里尼奇娜[2]和魏斯布罗德[3]医生，然后同车前往哥尔克。
在一个树木成林的宽阔的花园里有一座两层楼房子的老庄园。屋子里陈设着陈旧的家具，墙上挂着古老的写生画和画像——显然是哥尔克庄园最后几位主人的祖先的肖像。
我焦灼地等待着可以上楼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刻。最后，我和斯克沃尔佐夫同志被叫上楼去。我们走进一间灯光暗淡的宽敞的房间，安娜·乌里扬诺娃和玛丽亚·乌里扬诺娃[4]两位同志都在那里。
我们刚走进眉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在门口出现了，他左手拄看拐杖，边看坚定的步伐向我们走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5]跟着他走进了房间。
伊里奇非常热情地用左手同我们握手问好，脸上带着微笑，他向来是带着这样的笑容欢迎老朋友和熟人的。
在国外出版的白卫分子的报刊上以及在小市民中间流传着谣言，说伊里奇憔悴不堪，已经完全不象过去的伊里奇了。
当我看到伊里奇时，我感到惊奇的是，伊里奇的脸容和他那一双颖慧、出色的眼睛依然如故。他的眼神，他的笑容，仍旧和过去二十年来我因党的工作成百次见到伊里奇时所看到的一模一样。
起先，我们也没完全觉察到伊里奇不能说话。伊里奇在接见人们时，通常很少讲话。他要求来访的同志讲。他听着同志们的话，一般只提一些意见和问题。熟悉伊里奇的同志，可以根据他的脸部表情以及他在听汇报时的注意程度，看出他对谈话所涉及的问题的态度如何。我和斯克沃尔佐夫同志在他那儿时，也是这样。
斯克沃尔佐夫同志开始向伊里奇讲述莫斯科苏维埃的选举经过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注意听。斯克沃尔佐夫同志汇报时，他一面望着说话的人，一面浏览着放在我们围坐着的桌子上的几本书的书名。可是，当斯克沃尔佐夫同志讲到各个工厂的工人对莫斯科市委的指令提出修正意见，要求改善工人和城市贫民居住区的照明设施、把电车线路延长至工人和农民居住的郊区、关闭啤酒馆等等的时候，伊里奇注意地听着，并且用唯一还能清晰发出的声音“噢，噢”表示自己的意见。他的声调仍旧象过去未生病时一样，使我们清楚地懂得，这些修正意见是正确的，是切实可行的，应该采取一切措施付诸实施。
斯克沃尔佐夫同总讲完以后，我不免有些激动地开始向伊里奇汇报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的工作情况和共产国际某些支部的状况。我向伊里奇讲了意大利波尔迪加[6]案件的情况和意大利共产党的状况；谈到了英国即将举行的竞选运动，告诉他英国共产党除在某几个选区提出独立的候选人以外，将支持英国工党。
他对我的这一切报道听得不很仔细。然而，当我的话题转到德国问题，谈及社会民主党的解体、德国工人悲惨的经济状况、千百万男女工人大规模失业和陷于贫困、工人大量退出工会、工厂委员会的作用和德国共产党在德国工人中影响增长等问题时，伊里奇活跃起来，非常仔细地倾听着。在我叙述德国情况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没有从我身上移开。他点着头，发出“噢，噢”的声音，表示对德国的事件有着莫大的兴趣。
我忘了我是在同生着病的伊里侖说话，不能让他激动。我仿佛觉得我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正在听取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报告，他的脸部表情、他的插话、他的专心致志的神情使谈话的人感觉到，他，伊里奇，对报告的内容很感兴趣。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问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列维[7]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如何。他们当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有组织的派别。
我回答说，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被看作比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更坏的工人阶级的叛徒，因为他们用左的词句在工人中间散布幻想，实际上他们奉行的是反对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噢，噢”的声音清楚地告诉我们，恰恰应该这样看待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而且他早已对列维之流的作用作过预言。
我们离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满怀着信心：伊里奇很快将回来工作。
从哥尔克回家的路上，我们还在谈论着，等伊里奇恢复工作以后，必须坚决要求他不要象患病前那样工作得那么多。
三个月以后，新的一次脑溢血从我们苏联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身边夺走了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最伟大的领袖的生命。
载于《列宁与国际工人运动。回忆录》第1卷1934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155—157页
（顾柏林译张草纫校）
[1]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Ива́нИва́нович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1870年2月4日——1928年10月8日），苏联历史学家、经济学家。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7—1909年期间参与了将《资本论》翻译为俄文的工作。1911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兼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24年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1920年参加了苏波战争。1921—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5—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年逝世。
[2]安娜·伊里尼契娜·叶利札罗娃—乌里扬诺娃（А́ннаИльи́ничнаЕлиза́рова-Улья́нова，1864年8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列宁的姐姐。1886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并被流放到喀山。1893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4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流亡国外，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89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后来参加了1905年革命。此后曾四次被捕。二月革命后任《真理报》书记。1918—1921年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此后曾担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研究员、《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书记。1935年逝世。
[3]鲍里斯·所罗门诺维奇·魏斯布罗德（БорисСоломоновичВейсброд，1874年10月22日——1942年8月6日），苏联医学家。1902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3年流亡国外。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年回国在医院工作。1918年列宁遇刺后，参与诊治。此后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工作。1939—1940年期间参加苏芬战争。1942年在鄂木斯克逝世。
[4]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Ильинична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5]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6]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Bordiga，1889年6月13日——1970年7月23日），高中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SocialistaItaliano），十月革命后转入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一起主持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Comunistad’Italia）。1923年2月被墨索里尼政府逮捕；1926年年底再次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1930年被开除出意共。1944年后将极左派组织为“国际共产党”（InternationalCommunistParty），继续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运动。
[7]保尔·列维（PaulLevi，1883年3月11日——1930年2月9日），生于黑辛根（Hechingen）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1906年参加社民党，同年开始当律师。1915年3月参与成立国际派，1915年4月被强征入伍，经绝食抗议后于1916年退役，随后他前往瑞士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活动。十月革命后返回德国，从1918年3月起担任《斯巴达克斯通信》编辑。1918年底参与创立德共，并当选为中央局委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牺牲后，列维担任德共中央领导，并在1919年10月的德共二大上将极左派开除出党。1920年率领德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三月行动失败后，因批判盲动主义而被开除出党。随后成立了共产主义社（KommunistischeArbeitsgemeinschaft），1922年春季随共产主义社参加独立党，同年随独立党返回社民党。1930年在病中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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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枯竭的精力（1922年5月底—11月）（莉·亚·福齐也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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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枯竭的精力[1]
（1922年5月底—11月）莉·亚·福齐也娃
长期侨居国外的艰苦岁月，枪伤的影响，非一般人所能忍受的紧张劳累，损害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身体健康。1921年年底他就得了严重的头痛病和顽固的失眠症。
1921年12月，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提议，亚·德·瞿鲁巴[2]被免除了他在粮食人民委员部的职务而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几个月之后，阿·伊·李可夫[3]也被委任同样的职务。
弗·伊·列宁在工作中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医生、亲属、亲密战友们请他注意自己的身体，但是他们的劝告和要求都未能奏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关心同志们的身体健康，注意让他们及时得到休息，坚持要工作过度、过分劳累的同志进行“大修”。然而，他坚决拒绝要他休息和治疗的一切请求，风趣地推托说，他暂时还满足于“小修”。任何办法都不能使他离开他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的事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继续从事着他那广泛的、多方面的活动。
1922年1月至5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名义上因病住在郊外休养，但实际上继续领导着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工作。任何一个原则性的重大问题，不论是经济问题还是关系到国内外形势的政治问题，都是在他直接参与或作出指示的情况下得到解决的。下述数字足以说明这一事实：仅在1922年1月这一个月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写的信件、便条和其他文件就达一百件左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精力和创造性仍旧象过去一样令人感到惊讶。对人民的高度的责任感，对祖国的热爱，帮助他战胜病痛。
在这几个月的“病假”期间，除了完成日常工作以外，列宁还撰写了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和政治意义的理论著作，如：
《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1922年1月1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个提纲，并于1922年1月17日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予以发表，随后由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草案》；这一草案于1922年1月16日经政治局批准，分发给各人民委员遵照执行；
未完成的文稿《政论家的短评（论攀登高山，论灰心的害处，论贸易的好处，论对孟什维克的态度等等）》；
极其重要的哲学论文《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该文发表于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倡导下创办的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三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郊外的博尔舍沃、科尔齐基诺，后来又住在哥尔克，但他多次来莫斯科做长篇政治报告，为召开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主持代表大会的工作，在大会上作了五次发言，其中一次是长篇报告——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报告；他积极参加对大会各项决议案的讨论，提出自己的建议。这样紧张的活动不能不影响到列宁的早已受到损害的健康状况。
早在1922年春天，医生们已建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南方去休养。在给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4]的信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请他代为挑选合适的休养地点……
这次旅行未能成行。
后来玛丽亚·伊里尼奇娜[5]回忆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6]本来打算去高加索，但由于“议论纷纷”，便决定去乌拉尔。一切准备就绪。可是，这次依然没有去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不允许他去旅行。
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痛病日益加剧，总的健康状况也不断恶化，医生们认为病因是列宁受伤后留在体内的子弹逐渐氧化，影响机体所造成的。因此，他们于4月23日中午十二点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施行手术，取出两颗子弹中的一颗。手术在波特金医院进行。取出了陷在锁骨部位的一颗子弹……手术做得很顺利。4月27日拆了线，当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主持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然而，手术并没有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起良好的影响。
到了5月下半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迫切需要立即接受长期治疗和休养。
然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根本不考虑完全停止工作。在准备去哥尔克之前，他采取一切措施，以便今后能够继续获得有关各机关日常工作情况的详细材料……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责成他的秘书们认真监督他提出的各项要求的执行情况。他们也必须向他汇报寄给他的书报杂志的名称，把其中最重要的寄给他，并附上其他书刊的目录。“俄文报纸要按时寄来的是：《真理报》、《消息报》和《经济生活报》。
要定期同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部联系，请他们把最重要的外国刊物寄来，特别是阐述当前问题的小册子。
国外出版的俄文刊物要寄的有：《前夜报》、《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的）、《曙光》（孟什维克的）、《现代纪事》（社会革命党人的）、《俄罗斯思想》及其他刊物、小册子和书籍的目录。”[7]
在哥尔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北边小楼二层楼一间陈设简朴的小房间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不同意搬到大楼去住。从1922年5月29日起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治病的医生阿·姆·科热夫尼科夫[8]回忆说，他在小房间里见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房间里有两扇朝西和朝北的窗子，窗前树木成荫。窗上装着防蚊子的铁纱。室内的陈设是：一张床、一只堆满了书的不大的书桌、一只五斗橱和衣橱、两三只不同式样和风格的椅子。地上铺着一块波斯大地毯。
一直到6月11日，医生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亲属才说服他迁进大楼去住。到那里以后，他可以在阳台上坐几个钟点，呼吸呼吸新鲜空气。6月1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迁进了大楼……
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治病的是一些优秀的俄国医生和外国医生。他得到朋友和家眷们的悉心照料和关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刚开始好转，他又急于恢复工作。
6月下半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有了一定的好转。这时，给他治病的医生克拉梅尔[9]、科热夫尼科夫和费尔斯特[10]认为，已经可以允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见最亲近的同志，条件是不进行事务性的谈话。这样的条件，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宁愿拒绝这种会见。
在这几天，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曾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秘书处去信告诉他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已经好转，他抱怨说躺得厌烦了，并请他们把他桌子上的抽屉锁起来，不要拿任何东西……
从1922年7月中旬开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恢复了政治活动。随着病情的逐渐好转，他的活动越来越频繁，研究的问题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在两个半月的时间内——从7月中旬到1922年10月21日他回莫斯科重新担任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直接领导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共写了七十多个文件。况且，现有的文件还远远不足以揭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几个月里的全部活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得到医生的许可之后接见了一些领导干部，他同他们进行的事务性谈话具有重大的意义。可惜的是，这些谈话的内容，以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和英明的意见，没有一一记录下来。现在只能根据保存下来的文件和少得可怜的回忆录窥其一斑。然而，毫无疑问，这些谈话涉及到国内外政策的所有基本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始终保持警惕，孜孜不倦地捍卫着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根本利益，用他的威信和影响确保最重要的政治问题都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7月上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然还没有恢复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工作，仍旧住在哥尔克，但已经在研究一系列极其重要的问题了。他收到了有关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工作情况的全部材料，还收到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他仔细阅读各次会议的记录，查询编号短缺的文件，通过电话同许多领导干部谈话，或者同到哥尔克来见他的人员当面交谈。他还收到各种信件、报告以及根据他的指示从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俄共（布）中央寄来的密封的保密邮件。他给政府机关布置任务，向各部门的领导人就具有重大政治和经济意义的各类问题作出指示：他要求给他寄苏联以及国外出版的书报杂志。他密切注视着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和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写了致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信，并且越来越多地亲身参与领导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日常工作……
在进行治疗和相对休息的这几个月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更大量地阅读了各种书报杂志和其他出版物……
现在还保存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22年夏秋两季在哥尔克使用过的某些书报杂志的远非全面的清单：报纸计三十二种，其中大部分是伦敦、纽约和加尔各答出版的英文报纸，另外一些是德文、法文和意大利文的报纸。杂志有：《共产国际》、《在马克思上义旗帜下》、《红色处女地》、《红色的书》、《书与革命》、《星火》、《鳄鱼》等等；另有一百三十七种英文、法文和德文杂志。书籍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两卷、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几部有关苏维埃国家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著作；还有文学作品，其中包括高尔基的《我的大学》，等等。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22年夏天在哥尔克收到的书报杂志上面，大多有他的批注，说明他是看过这些材料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某些语句、作者姓名和其他一些文字下面打了看重号或者划了线。对于他希望保存在自己办公室里的书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都用铅笔写上：“列宁用”……
某些材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需要存放在秘书处，对这些材料他一般写上：“存查”……
7月14日，十二时三十分，加米涅夫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会见持续一个半小时，其中半小时一起进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饥似渴地听着加米涅夫的话，不时提出问题，对一切都感兴趣。看来，特别使他高兴的是卢布的币值稳定和农作物丰收。谈话也涉及俄共（布）中央的工作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情况。
7月16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布哈林谈了话。
7月18日，费尔斯特教授允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星期天之前阅读5月、6月和7月份的报纸，并从星期天开始看新的报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此感到很高兴。
7月18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斯大林说：“请祝贺我：允许我看报了！从今天起允许看旧报，从星期日起看新报！”[11]
7月20日和2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阅读报纸，心情烦躁。
看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无疑更渴望立即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对报上报道的政治事件发挥自己的影响。他为被迫无所事事而深感烦恼。
7月2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修理他在城里的住房问题作了指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要求很简单。他写道，修理工作应该一次或分两次完成，根据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意见，房间之间的墙壁必须绝对隔音，地板必须绝对不发出响声，整个住房必须粉刷干净并安装通风设备……“如有可能，还要在所有的房间里开气窗（好比在墙上凿个洞），以便在冬天也能彻夜打开一点”。[12]修理工作给拖延了，因此，到了9月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回莫斯科之前又不得不重新提及这件事。
7月27日，费尔斯特和克拉梅尔来看病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报纸上关于杰马尔—帕夏[13]遇刺的消息使他深为忧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这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14]。
7月28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斯大林的来信，建议他接见一位美国记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予以拒绝。
7月30日，同斯大林会晤，会晤时间持续了一小时二十分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身体状况迅速好转，因此他越来越为无事可做而烦恼。
随着病情好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领导干部的会晤越来越频繁，会晤时间越来越长久。这种会晤往往具有工作汇报的性质，时间从一小时到两小时。自7月11日至10月底，来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大约有三十个左右。其中有些人来过不止一次。他们是：米·伊·加里宁[15]、格·伊·彼得罗夫斯基[16]、列·波·克拉辛[17]、约·维·斯大林、阿·伊·斯维捷尔斯基[18]、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19]、列·波·加米涅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尼·列·美舍利亚科夫[20]、尼·尼·克列斯廷斯基[21]、德·扎·曼努伊尔斯基[22]、费·埃·捷尔任斯基[23]、列·米·欣楚克[24]、格·叶·季诺维也夫、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25]、扬·厄·鲁祖塔克[26]、尼·伊·布哈林、格·雅·索柯里尼柯夫[27]、米·康·弗拉基米罗夫[28]、克·格·拉科夫斯基[29]、列·达·托洛茨基以及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领导同志，等等。
8月3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财政人民委员部关于财政政策的报告，还读了文艺作品。
8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执行主席受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宣布代表会议开幕时，告诉代表们，根据最有权威的俄国和外国医生们的诊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恢复健康，只需作短时期的休养。在最近两周内，政治局委员们有机会同他见了面，并同他交谈了一系列问题。
根据彼得格勒代表团的提议，大会一致通过了致弗·伊·列宁的贺信。
在8月5日晚上举行的会议上，约·维·斯大林报告说，他奉召去见列宁，列宁委托他向大会转达自己対贺信的谢意。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表示希望，他恢复工作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对这一消息，全体与会代表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8月7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略感不适，但还会见了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和尼·尼·克列斯廷斯基。
8月1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了阿塞拜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阿·阿加马利—奥格雷[30]，会见的时间不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他询问了阿塞拜疆的情况。
8月15日，斯大林来见列宁。一个小时的谈话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很疲劳。
8月16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写了一张便条，请他作出安排，为尔·鲍罗兹季奇提供物品并帮助他解决住房问题。尔·鲍罗兹季奇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哥哥亚·伊·乌里扬诺夫的同案犯，被流放了十二年。
8月17日，米·康·弗拉基米罗夫在列宁那里。半个小时的谈话具有汇报工作的性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十分满意。
8月2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列·波·克拉辛半个小时……
在逐步参加日常工作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关心的问题之一，是改进苏维埃机关工作的问题，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老的，但又永远是新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关心改进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寄重望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因为它是负责检查政府机关一切决定的执行情况和监督国家机关改组情况的机构。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前，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是斯大林同志。在斯大林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瞿鲁巴同志被任命为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同时他还兼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些新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工作，其中有些人过去曾同亚·德·瞿鲁巴在粮食人民委员部共事过。参加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工作的人员有：阿·伊·斯维捷尔斯基、列·伊·卢泽尔、尼·亚·烈斯克[31]和主管科学组织劳动局工作的叶·费·罗兹米罗维奇[32]等同志。1922年8月，亚·德·瞿鲁巴因患重病在德国治疗，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瓦·亚·阿瓦涅索夫[33]则在达沃斯（瑞士）医治结核病。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安排和工作方法都不能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满意。
8月2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问题写信给全体部务委员。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就已经在认真考虑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改组问题；在1923年1月至2月他写的最后几篇文章里，这一问题得到了详细的阐述……
8月22日，弗拉施米尔·伊里奇会见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李可夫[34]。
在8月的最后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注意《消息报》上关于美国机耕队在彼尔姆省工作情况的报导。早在1922年5月，美国“苏俄之友协会”为向苏维埃俄国提供技术援助，派出以哈罗德·威尔为领队、由二十二辆拖拉机组成的机耕队，来彼尔姆省基泽尔煤矿附近业已荒废的托伊基诺国营农场工作。机耕队在农民中间大力宣传使用拖拉机和其他农具集体种田的方法。1922年8月2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发表了署名为“哈·威·”的短文《对苏维埃俄国的实际援助》，简略地报导了拖拉机队开展的工作和遇到的困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这篇文章后，于8月底把剪报连同他写的一张便条寄给李可夫，请他格外注意这件事：
“……要核实（通过办公厅主任或秘书）。
如果属实，应全力支持。
鲁特格尔斯[35]那里有什么成绩吗？未必吧。
如果这里确有成绩，就应授予劳动红旗勋章，而且要给美国写一封信（以您或我的名义），……叫财政人民委员部或农业人民委员部赶紧制定出吸引更多拖拉机（今秋；现在就定出，为了能赶上用）的优惠条件。
看来，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榜样，一种实实在在的援助；而在我们这里，官僚主义——成堆！
请让秘书或办公厅主任给我一个简单答复。
您的列宁”[36]
9月1日，斯莫尔亚尼诺夫[37]同志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已经给彼尔姆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发去电报，请他了解该队在当地的工作情况，查明其需要并尽力予以协助。
由于未收到彼尔姆省的答复，斯莫尔亚尼诺夫同志于9月23日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再次给彼尔姆省发了电报，并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谈妥，通过党的渠道查询此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重视向苏维埃国家提供的这种援助，在这以后，他继续注视着哈罗德·威尔机耕队在彼尔姆省的工作，以及由美国“技术援助苏俄协会”组织的各个类似的机耕队在坦波夫省和敖德萨省的工作，而且在提供优惠贷款、供给燃料、建造住房、修理拖拉机等方面，给了全面的支援。1922年10月20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出了以下信件：《给美国苏俄之友协会》和《给技术援助苏俄协会》，对他们提供的援助表示深切的感谢。[38]
8月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显著好转。
8月2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了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
8月30日，科热夫尼科夫医生记录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情况良好。他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再等一个月回去工作是难以做到的。他挑选了本月读的书，收拾了准备寄往莫斯科的书。早上，他同斯大林交谈了有关国内外形势的各种问题。
8月31日，斯维捷尔斯基来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了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历时一小时二十分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寄给他的书感到满意。他在8月31日写信给我说：“书收到了，非常感谢。现在我这里书很多，准备分批送还。《复兴》收到了，也表示感谢。拖延了时间，不怪您，过错大概在柏林方面”。[39]
弗·伊·列宁8月31日的信生气勃勃，充满乐观情绪。他精神振奋，积极准备返回莫斯科。由于他预见到未来的工作将会十分紧张，所以很关心他的秘书处和办公厅工作人员的休假问题，让他们在他回来之前得到休息，因为他们将不得不非常紧张地工作。不久，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40]被送去休假，随后我也去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掌握文明的劳动方法和习惯，是摆在苏维埃人民面前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因此，他特别重视科学的劳动组织问题，把它视作达到上述目的的一个有效手段。早在1918年春，弗·伊·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就已经指出：“学会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应该以全力向人民提出的—个任务。”[41]……
在后来发表的演说和文章里，特别是在1921至1922年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多次提到科学的劳动组织问题。1922年8月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孟什维主义著名活动家奥·阿·叶尔曼斯基[42]（科甘）所著《科学的劳动组织和泰罗制》一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此书颇感兴趣，并在未写完的文章《白璧微瑕》里给予好评……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指出了该书的一个严重缺点，这个缺点妨碍它成为一本教科书：作前太罗嗦，毫无必要地一再重复同一个问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关心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劳动规范化局的工作。9月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即将结束在国外的治疗，准备返回莫斯科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瓦·亚·阿瓦涅索夫，谈了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劳动规范化局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示瓦·亚·阿瓦涅索夫说，必须搜集德国和美国有关劳动规范化的资料：
“凡是有点价值的，特别是文牍工作规范化方面的（公文交换程序；形式；检查；打印；询问和答复等等，等等），全都要搜集。
依我看，我们现在向欧美学一学是很有必要的。”
鉴于斯维捷尔斯基已把这件事委托给叶尔曼斯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不要一味依靠叶尔曼斯基而不加以专门检查，因为他是个孟什维克，
“而且从他的书中可以看出有一些恶意（尽管书仍不失为好书）……我认为我们应该制定出文牍工作的规范，然后全面推广。这是最重要的。如果在德国或者挪威能让您参观一个最好的机关，那么逗留一个星期是值得的。
主要的是规范（即多大的工作量由多少人完成）。往后我们责成中央统计局也给我们做这个工作。
此信用过之后，请转给亚·德·瞿鲁巴。他正在病中，我不想打扰他。”[43]
9月3日，《真理报》发表了弗·金的文章《专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的实际经验，把他们吸引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极其重视的一个问题。他坚定不移地号召苏维埃工作人员妥善小心地对待专家，向他们学习，吸取他们的实际经验和技术知识，同时帮助他们扩大自己的眼界。列宁教导说，应该象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的、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尽管他们在思想上还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44]
金的内容丰富的文章不能不引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兴趣。金写道，“专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专家，另一类将越来越多地与苏维埃政权合作。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是促进这种分化。金引用了他向二百三十名在苏维埃机关和托拉斯工作的非党工程师征询意见所取得的统计材料，他调查了他们对苏维埃政权、对自己的工作以及对贪污行为的态度，了解他们读些什么书，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前景有什么看法。在研究调查表的基础上，金把专家分成两个部分：（1）原企业主和曾在政府机关里担任要职的人员、大企业的经理、股份公司的董事等；（2）—般的工程师、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但绝大多数仍旧是资本家的忠实奴仆。
金的文章曾经引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注意，这是有案可查的：列宁准备在1922年12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在他的演说提纲中写着：“20．金的文章”。后来，在1923年2月病重期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委托亚·德·瞿鲁巴办理某项事务时再次提到了金的文章。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同她交谈时曾多次提到金的文章，请她同作者面谈，转达他的意见，并请她查明金在哪里工作。
9月3日，摄影师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拍了几张照片：在汽车里、在花园里、和孩子们在一起、在房间里。
9月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了捷尔任斯基。会见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明自己对同厄克特[45]签订租让合同的态度。厄克特是英国的一位大工业家，英国反苏集团的头目，俄亚联合公司的董事长，革命前该公司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拥有极其丰富的有色金厲资源。厄克特正在同我国派往伦敦的全权代表列·波·克拉辛举行谈判，商谈把该公司原有的产业租让给他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一开始就对这个建议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后来他坚决反对同厄克特签订合同。在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晤之后，捷尔任斯基立即用话传电报向斯大林转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下述指示：
“只有在向我们提供大笔贷款的条件下，才向厄克特实行租让。
政治局全体委员都应了解米哈伊洛夫委员会的简报内容，该委员会已到准备租让给厄克特的工厂进行过调查并表示了反对意见。
敌人指望我们的运输业和工业的固定资产遭到彻底破坏。必须筹集用以恢复这些资产的资金，办法是对所有必需品课税，而把食糖、啤酒之类的税额提到最高限度。
要考虑发行强制性的国内公债和征收所得税。”[46]
9月9日，在柏林谈判的克拉辛在同厄克特初步商定的租让合同上签了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反对予以批准，他于9月12日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写了一封致政治局委员的信：
“看了克拉辛同厄克特的合同，我不同意批准它。厄克特一面答应我们两三年后有收入，一面立即从我们这里拿钱。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委员会主席米哈伊洛夫专程去现场考察过租让给厄克特的企业，他证实破坏的责任不在我们，而在外国人。但我们却要付钱！！我们似乎若干年后才能松一口气，而马上自己就得先付钱！
建议否决这项租让。
这是奴役和掠夺。
我想提醒注意米哈伊洛夫娄员会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反对租让的。
没有增加什么重要理由。应当予以否决。
请您将此事通知政治局委员。
致共产主义敬礼。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附言：这是狡猾手段，似乎这项租让不会成为一种先例。
大概会，而且一定会成为先例。不管说什么好话和提出什么保证，事实上必然造成这种局面。
而且总的说来，米哈伊洛夫委员会揭露的一切根本没有被考虑进去。有大量理由反対这项租让。
列宁”[47]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9月18日致季诺维也夫并转全体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又谈到了厄克特的租让合同问题。列宁写道：
“关于厄克特问题，我不再犹豫了。已经有了美国的建议。巴库要重要得多，好得多。有了中央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斯米尔加[48]+安德烈耶夫[49]+克拉辛）的决议，这个决议被克拉辛直接破坏了。还有其他种种缺点（九十九年、规模太大以及其他）。
附言：请送政治局各委员一阅。
您的列宁”[50]
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审议了同厄克特签订租让合同的问题，并把问题提交俄共（布）中央十月全会讨论。10月5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否决合同的决议。10月6日，否决同厄克特签订合同的决议得到人民委员会的批准。
9月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派斯莫尔亚尼诺夫同志把他的一封信交给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李可夫，信中谈的是关于在同一天对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苏维埃职员进行一次登记的问题（这封信没有找到）。
这几天，前来访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增多了。
现在每天都有来访者。今天来访的是加里宁——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记录着。
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面之后，米·伊·加里宁在日记中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相当活跃，打算从10月份起开始工作，虽然他担心医生不允许。[51]
9月6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取得费尔斯特教授的同意，除每天阅读俄国报纸外，开始看外国报纸和俄国白卫分子的报纸。
这一天午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了全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管理委员会主席欣楚克同志，同他谈论了他写的小册了《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本小册子非常感兴趣，因为这是在合作社问题上对新经济政策进行总结的初步尝试。几天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欣楚克同志把小册子的校样（没改过的也可以）寄给他。接着，他问道：“可不可以（要不耽误出版才行；千万别耽误出版）——可不可以增加一些表格：
各季度交易额增长情况
乡村销售点的数目
（并按区标明）
乡村的销售额
开支所占的百分比（占交易额的）
职员人数
总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我认为必须掌握精确的材料，用来说明贸易普及农村的深度，广度以及具体方式……”[52]
9月17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收到校样后写信给欣楚克同志说：“校样已经收到，并已开始看，我原以为不用归还的。应该什么时候归还，请来信（如急用，就打电话）。”[53]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二天寄回校样时，请欣楚克同志把小册子的拼板样再寄给他，同时指出了一系列必须补充的问题，这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小册子的内容作了深入的研究，而且非常重视这本书。
“能否补充
（1）关于精简机构的详细情况？按工作部门谈？
（2）规范化的详细情况（据说，你们设了一个局）？
（3）各季度数字的详细对比？
（4）多少乡（及其所占的百分比）、多少村（及其占总村数的百分比）有销售点？
（5）茶叶的价格？不低吗？您是否意识到这是奢侈品？你们如何规定茶叶的可能的最高价格？
（6）产品按必需品和奢侈品分类的情况？
（7）农具也包括改良农具的销售情况？宣传这些农具的措施？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附言：小册子非常好。”[54]
欣楚克同志考虑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恵见。小册子于1922年末由全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出版。
此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问题仍旧吸引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根据秘书的记录可以看到，在1923年1月至2月列宁病重期间，他曾经打算口授一篇文章，题为：《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及其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意义》。但他没来得及这么做。
9月7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托斯莫尔亚尼诺夫同志把伊·别斯普罗兹万纳的两本小册子《按泰罗制建立的小型工厂企业的计划分配室》和《现代美国工厂组织法》寄给他，并查一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档案，这第二本小册子是谁批准或者送去出版的……[55]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次日收到了答复：该书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于1918年12月作为供工人阅读的通俗小册子付印出版的，印数一万册。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调阅国家技术出版社编辑委员会1918年12月21日关于决定出版该小册子的记录摘抄。这份摘抄随即给他送去了。后来，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莫斯科的前几天，他查询了讨论劳动规范化问题的代表大会的情况，他对这次会议的进程和结果极感兴趣。
9月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56]的来信，请他给即将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写一封贺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致托姆斯基的复信中写道：
“最尊敬的托姆斯基同志：我将非常高兴地履行您的要求。您是否有特定题目希望我在信中讲一下，请见告。我已经大大落后了，所以不知道仅仅一般地简单祝贺一下是否合适，也许应当多少详细些谈谈某个专题。
向主席团全体同志
致热烈的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57]
9月10日，弗拉基来尔·伊里奇会见了托姆斯基，会见时间一个半小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9月11日医生的会诊结果认为可以允许他自10月1日起开始工作。
9月13日，秘书处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寄去了：（1）政治局第二十五号会议记录，（2）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斯大林送来的几件密封的公文，（3）几幅农民交公粮的照片。同一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致工会代表大会的贺信草稿寄给斯大林，并在附条中请斯大林把草稿交托姆斯基一阅，如有必要，也给其他政治局委员过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请打印好，明天就还给我。
我将于16日大会召开前或者需要的时候寄去。”[58]
9月1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了寄还给他的信稿，信上有三位政治局委员（加里宁、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表示同意的签注和托姆斯基写的意见：“最好能把工人说得再突出些，就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这个问题再加上两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受了这个意见，对原来的草稿作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改，他提醒秘书说：“别忘了有两处修改。一处补充，一处修改。”
弗·伊·列宁在给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信中写道：
“1922年9月17日
亲爱的同志们：
这是我久病之后第一次向代表大会讲话，虽然是书面的。因此，请允许我只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并简要地谈谈我们工业和我们共和国的状况和任务”。
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到了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恢复我们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破坏了的经济的困难情况：
“我们的情况是特别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恢复固定资本，即恢复机器、工具、厂房等等的资金，然而要知道，这个工业，所谓‘重工业’，正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基础”。
弗·伊·列宁指出，目前我们还是孤立的，因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落在我们肩头是非常沉重的，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这个任务。最后，他用这样的话结束了他的信：
“让每个由于艰苦的生活条件或国家建设的过分缓慢而意志消沉的觉悟农民和工人，回忆一下不久以前的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吧。这种回忆会使他们重新获得工作的勇气。用一切力量从各方面来加强和改进工作，是工农政权的唯一道路”。[59]
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9月17至27日举行。列宁的信是在9月17日晚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宣读的。大会代表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聆听了这封信。信的最后几句话淹没在全体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之中。大会一致通过决议，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出了如下的回信：
“敬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怀看十分激动和异常喜悦的心情聆听了您的来信。我们和全俄国的工人们一起，忧心如焚地注视着有关您的健康情况的点滴消息，计算着还要多少日子，多少小时，您才能重新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去。您献身革命事业三十年，坚定地领导着世界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您在千百万劳动人民和贫苦民众的心田里占有如此重大的地位，他们不能不为您暂时离开工作而经受看内心的痛苦。我们知道，您不会长久地离开工作，因为斗争和革命创造是您的生命。只要我们想到您是和我们在一起的，只要我们看到您在掌着舵，我们的勇气就会倍增，而我们对最后胜利的信心就会变成坚定不移的信念。
全俄工会代表大会清楚地看到了俄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困难，并决心战胜这些困难。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务使我国的大工业在最近几年内恢复到远远超过战前的规模。对此，大会以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的名义向您庄严保证，我们的誓言将神圣地得到实现。
敬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接受来自共和国四面八方的代表们的热情问候，发自全体工人阶级内心的问候。我们将把关于您病体康复的喜讯和您的问候，带到我们伟大的劳动共和国最遥远的各个地方去，整个共和国将会响应您的号召，意气奋发地回答：‘我们必胜！’”[60]
当天晚上，这封信就被送往哥尔克交给了列宁。
代表大会以千百万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的名义拟就的信件，表达了他们对列宁的热爱和信任，以及他们决心战胜在恢复国民经济中面临的一切困难的坚定意志。这封信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受感动。
9月17日和以后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作做得特别多。他写了有关各种问题的事务性信件和便条……
9月18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便条里表示，他有条件地同意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并请他保证有人能代替他做。“我有权赖掉不作，但只在身体或事情不允许作的情况下，”[61]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9月下半月及稍后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致力于研究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如何解决顿巴斯煤矿工业的危急局面。
燃料状况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感忧虑。而顿巴斯则是燃料的主要产地。
1922年秋，顿巴斯出现了危急的局面。顿巴斯煤矿的采煤量甚至低于去年。然而，铁路和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得到顺利发展的制糖工业和轻工业，以及城市居民对燃料的需要量却增长了。9月20日，《真理报》刊登了《顿巴斯的灾难》一文。文章作者认为，造成灾难的基本原因是缺少工人。
早在1921年，列宁就在几次讲话中一再强调顿巴斯对苏维埃俄国经济的意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顿巴斯是我们全国工业的基地和大中心。1922年3月27日，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弗·伊·列宁列举了顿巴斯管理不善的例子，又一次指出了顿巴斯的重要意义：“……这是我国全部经济的中心，是它的真正的基础。如果我们不恢复顿巴斯，不把它提到应有的高度，那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恢复俄国大工业，也谈不上什么真正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没有大工业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我们中央委员会注意到了这一点。”[62]
弗·伊·列宁密切注意着顿巴斯的情况，并采取措施消除危机。
造成顿巴斯严重的持续性危机的基本原因是：由于缺乏流动资金，实行经济核算的条件还不成熟；矿井工人的工资过低，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在农村中——特别是在丰收的条件下——招工困难。需要有巨额的资金，才能使顿巴斯摆脱危急的境况。
9月17日，弗·伊·列宁从报上看到关于顿巴斯和巴库的情况极其糟糕的报道之后，写信给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李可夫，请他托人写一篇“简短的（不超过五至十行）介绍”，使他对情况有清楚的了解。列宁写道：“可否冒一下风险，从黄金储备中拿出几百万来？置之不理，坐视不救不就更糟了吗？”[63]
大概正是由于上述建议，列宁才在同一天，9月17日，通过斯莫尔亚尼诺夫把询问黄金储备情况的信件发给了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弗拉基米罗夫同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恢复顿巴斯是苏维埃国家的基本经济任务之一，在回莫斯科之后，他于1922年10月和11月还多次研究了这一问题。
9月17日至20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连写了几张便条，要求将铁路工程师尤·弗·罗蒙诺索夫[64]教授从柏林调回莫斯科工作，因为他所领导的驻外铁路代表团已决定撤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器重罗蒙诺索夫，认为他是铁路运输方面的一位优秀专家，打算让他在捷尔任斯基的领导下担任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实际工作。
9月18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罗蒙诺索夫去信说，他认为绝对必要的是，罗蒙诺索夫应立即返回俄国参加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在信的开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我还没有恢复工作，但是，很快（10月1日）就能回去。”[65]
9月1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了他要了解的关于战前茶叶价格的答复，以及有关燃料工业状况的简要报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准备返回莫斯科。他写信给斯莫尔亚尼诺夫说：
“请您选出：（1）决议，要刊登在报上的（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剪报即可；
（2）—部分记录，要特别重要的；
（3）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全会的）旧记录，所有的全要。
其次，美国人的石油租让合同的事，请您密切注意，请写便条并打电话给我妹妹[66]转告我。”[67]
由于未能很快收到索取的材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给秘书处写信：“格利亚塞尔同志：我至今没有收到剪辑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记录。我已经写信告诉过斯莫尔亚尼诺夫。请您同他说定。马上送来。
其次，请向斯维捷尔斯基打听一下，瞿鲁巴来信说了什么？如果他不知道，就问问斯大林。我需要知道确实的消息；让他们给我一份瞿鲁巴来信的摘抄，为什么他不回来？推迟多久？
敬礼！
列宁”[68]
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亚·德·瞿鲁巴推迟回国，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感不安，因为他正在计划安排副主席的工作，明确他们的分工职责，而且由于他自己即将回去工作，他认为这是一件特别紧迫和重要的事情。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多次询问亚·德·瞿鲁巴回来的日期。
9月20日，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了9月21日政治局会议的议事日程。
弗拉基兴尔·伊里奇收到了实现丰收特派员舍印曼[69]的报告和工作总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过这些材料后，写了一张便条给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告诉舍印曼，让他交来简单的用数宇表示的总结，说明情况现在怎样。”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委托尼·彼·哥尔布诺夫仔细阅读这些材料，如果需要，给他拟一个话传电报稿。[70]
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委托，向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71]发了一封信，请他谢绝记者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见他们的一切请求。
9月2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了契切林提交政治局表决的决议草案：正式委派瓦·瓦·沃罗夫斯基[72]为出席洛桑会议的代表团代表，但是，在拉科夫斯基抵达洛桑之后，建议沃罗夫斯基返回罗马，待情况需要时再去洛桑。弗拉基来尔·伊里奇在草案上签署了意见：“同意。9月21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加米涅夫那里收到了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哈拉托夫[73]的材料编制的关于1922—1923年公粮消费计划的报告，阅后在报告上加了批语。列宁看了评述布哈林所写的一篇论文的札记，并在上面作了批注：“存查（很快要用）。布哈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一文（1922年9月11日）的基本思想札记（波波夫和雅科夫列夫）。列宁”。
这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阿·弗·彼特里舍夫编的《柯罗连柯[74]。彼得堡文集》和《弗·加·柯罗连柯致伊·普·别洛康斯基[75]书简》，并在书上作了详注。
这第二本书的序言说，读了这些书信后，“当代人道主义作家的生活、工作和整个精神面貌将更清楚、更鲜明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在这位作家的晚年，祖国文坛一致授予他‘俄国社会的良心’的称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人道主义作家”、“俄国社会的良心”等词句下面划了线，并加了批语：“……他在1917年战争期间写的小册子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有关同德国签订贸易条约的材料，加了批示：“存查”。
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9月下半月加紧工作的情况，以及科热夫尼科夫医生的记录来看，列宁的自我感觉良好。科热夫尼科夫医生的记录说，9月21日早餐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心情很愉快。他同布哈林开着玩笑，常发出笑声。
9月2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便条给斯大林，要他报告中央处理各苏维埃共和国相互关系问题的情况。
9月23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了鲁祖塔克，历时两个半小时。晚上，布哈林来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准备于次日乘汽车去打猎——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
9月2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了皮达可夫[76]，同他谈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对于国家计委工作的领导组织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1年就作过研究，认为国家计委的领导不够坚强有力。1921年2月2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指出必须在国家计委内成立一个“非常坚强有力的主席团”，在国家计委主席团内，除了思想领导者外，还必须有行政负责人，以便使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摆脱行政工作。[77]
过了一年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22年2月22日又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在给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中再次指出，国家计委的行政工作无疑没有建立起来。[78]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人十分了解。他善于肯定每一个工作人员的优点，在考虑到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之后，分配他们担任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器重和尊敬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国家计委主席），但同时又看到，他完全不具备行政负责人的品质。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中，除了克尔日札诺夫斯基这样既具有扎实的科学技术知识、又善于把人们吸引到自己周囤的思想领导者以外，还必须配备具有行政工作经验、精于行政管理的工作人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皮达可夫就是这样的人选。
9月2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皮达可夫寄去了9月24日同他谈话的记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这就是我们昨天谈话的大致的记录。
（1）由皮达可夫同志负责国家计委的机构本身（或者说国家计委本身的机构）的组织工作（并按军队方式予以改进）；主要是通过办事可靠的办公厅主任去作。皮达可夫本人每天最多用上半小时左右就可以。
（2）皮达可夫同志的主要任务是：（a）侧重从整个机构的角度审查全国的计划，首先是经济计划；（b）精简机构，包括我们的托拉斯；（c）审查国家机关各部门的比例关系；（d）研究如何按照美国托拉斯的办法缩减国家机构的开支；不必要的开支——砍掉。
（3）使皮达可夫同志最大限度地摆脱国家计委的日常工作（每天大约工作一小时）。”
在信的末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请您考虑一下，把这封信交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一阅，并给我答复。”[79]
在这以后，聚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还一直挂在心上。12月27、28、29日，他病得很重，但还口授了《关于赋予国家计委立法职能》的札记，提到了国家计委组织结构方面的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催促司法人民委员部尽快制订出苏维埃政权的各项法典，以便提交预定于10月底召开的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审定。他写信给副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柯[80]说：
“你们为出版苏维埃政府法律汇编在做些什么？法典编纂处是在睡大觉呢，还是准备出点什么迎接五周年纪念日？
应该叫醒它，给我简复两句。”[81]
劳动法、土地法、民法和一般审判制度等法典，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审议，得到了通过。10月3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会上讲话指出，制订法典并在常会上予以审定，是苏维埃政权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证明。
1922年9月以及在这之后，直至1923年1、2月他还在工作的最后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十分关心对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苏维埃职员在同一天进行登记的问题，把这一工作看作是为改善苏维埃机关工作而进行的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要求进行登记，关心调查材料的编制工作。
9月2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写给斯莫尔亚尼诺夫的便条中提出了责问，因为他于9月5日通过斯莫尔亚尼诺夫给李可夫发出了一张关于登记问题的便条，但至今未收到回信，他认为这是斯莫尔亚尼诺夫的过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
“……李可夫当然是很忙的。您本该注意了解，要是有什么事，就把李可夫的意见口头转达给我。您现在这样是不应该的。”
与此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给李可夫寄去了一张便条，并委托斯莫尔亚尼诺夫立即取得回信。[82]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
“依我看，完全有必要在同一天对莫斯科市所有的官员和职员进行一次登记。我们过去搞过一次，但时间隔得太久了。
为了用最小的开支完成这项工作（仅仅花一些纸张费，而且这笔开支也可以从中央统计局总储备中提出一部分），应贵成所有从苏维埃政府和托拉斯领取薪金的人自行把情况（按照简要的调查提纲，这个提纲应由中央统计局会同工农检查院、国家计委及其他部门一起在一周内拟出来）登记在个人卡片上。在他们没有登记清楚以前，不给任何人发薪。
这样，我们很快就能收上来（迟交的和填写不合格的要罚款）。
我们的机构糟得这样，应当彻底整治一下。不进行一次登记是不行的。中央统计局理应受到严厉的批评，因为他们学究气十足：只是坐在那里编写‘巨著’，对迫切的问题却不加考虑。
请给我回信或把回信交给斯莫尔亚尼诺夫同志。
您的列宁
要进行动员，如果需要的话，就发一个专门的法令。把中央统计局的全体职员都动员起来，再加上一定数量的其他人员。”[83]
9月29日和30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提议，批准了于1922年10月对莫斯科市的苏维埃职员、辛迪加和托拉斯的职员进行登记用的调查提纲，并批准了对莫斯科市的职员在同一天进行登记的决议。
1922年10月3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上发表演说，在演说的最后部分谈到国家机构问题时，讲了这次调查的结果：
“1918年8月间，我们对莫斯科的机关进行了一次调查，当时莫斯科的国家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包括中央和莫斯科市的）共有二十三万一千人。不久以前，在1922年10月，又进行了一次调查，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已经精简了臃肿的机构，现在机构—定缩小了。原来它还整整有二十四万二千人。这就是整个精简的结果。这个例子还须要费很大的气力来研究和比较”。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再次强调了改善国家机构工作的任务，认为这是保证苏维埃政权取得成功的头等任务。
“1918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们可以说是在第一个改革的热潮中进行了这样的调查，说得直率一点，从调查的结果中我们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我们还顾不到这些事情，国内战争使我们腾不出一点时间。现在我们希望能够作好这件工作。我们的机构缺点很多，膨胀了一倍有余，往往不是为我们工作而是反对我们，这是实际情况，不必害怕说出来，即使在我们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的讲台上讲出来也没有关系，——我相信，我们的机构是会得到改善的。为了改善机构，需要拿出很多精力、很多办法……如果我们认真研究我们的机构，搞上若干年，那就会有很大收获，那就会成为我们成功的保证”。[8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概还打算在1922年12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谈这次登记的结果。在为这次大会准备的发言提纲（写于1922年上半年，发表时题为《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提纲》）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着：
“17．国家机关的职员有数十万。
人数增加了。
NB18．1922年（10—11月）的调查。
19．调查结果。
20．金的文章。”[85]
对于发言提纲中的这四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划了两道着重线，并标上了注意符号（NB），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发言提纲中的这一部分特别重视。
由于患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在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讲话。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继续关心着这个问题。1923年2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病重期间还委托秘书了解调查材料的编制情况并向他汇报。他查问，调查材料是否很快就将发表，要求把校样拿给他看。
9月下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了全俄国民教育工作者联合会中央全会扩大会议俄共（布）党团的大量材料，材料对共和国国民教育事业的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材料的编写者指出，对地方上的国民教育工作缺乏领导。材料特别强调了教育工作者，农村男女教师在物质方面的困难处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过这些材料，他作的批注“存查”可以证明这一点。如上所述，这一批注意味着，他认为应该把这些材料保存在秘书处。
众所周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始终把国民教育的任务放在重要的地位，每当这一领域产生实际需要的时候，他总是认真对待。在1923年1月病情严重的日子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研究了国民教育的需要。在1923年1月2日口授的文章《日记摘录》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全面地提出了必须提高农村教师的物质和精神水平以及城市支部帮助农村支部的问题。[86]
在1922年9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哥尔克的最后几天，他致力于研究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各独立的共和国的相互关系”。
9月2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了斯大林发出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和一封信。斯大林在信末写道：“星期二再详谈。”
9月26日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斯大林谈了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的共和国的相互关系问题。谈话进行了两小时四十分钟。
同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致加米涅夫的长信中就该问题作了原则性指示。
9月27、28和2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同一个问题连续会见了奥尔忠尼启则、索柯里尼柯夫以及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领导干部，并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由于这一系列的谈话以及列宁的那一封信，有关方面根据列宁的指示对《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各独立的共和国的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作了修改。决议草案于1922年10月6日提交俄共（布）中央金会审议并获得通过。这一决议草案为下一步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宣言和条约。弗·伊·列宁当选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9月27日，《真理报》刊登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央委员会主席瓦·普列特涅夫[87]的文章《在思想战线上》。文章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新的任务和工作方法。文章在宣传无产阶级文化的名义下，贩卖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文化艺术观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读了普列特涅夫的这篇文章，在文章上写了批判性的评语，而且当天就把剪报寄给《真理报》编辑部布哈林，并附上便条责备布哈林发表这篇文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给您寄去今天的《真理报》。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普列特涅夫用各种炫耀博学的时髦字眼来虚张声势的小品文这类昏话登载出来。我标出了两处，打上了许多问号。作者应该学习的不是‘无产阶级’科学，他应该进行普通的学习。难道《真理报》编辑部不打算向作者指出他的错误吗？要知道，这是伪造历史唯物主义！玩弄历史唯物主义！”[88]
10月24日，《真理报》刊登了雅·雅科夫列夫[89]的文章，対瓦·普列特涅夫的文章作了尖锐的批评。
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委托，普列特涅夫的文章从《真理报》上给剪了下来，并同其他几篇论述无产阶级文化的文章合订在一起。这几篇文章的作者是：娜·康·克鲁普斯代娅、布哈林、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等。[90]
9月28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了司法人民委员部克雷连柯同志关于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草案的信件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保密邮件。
9月2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早晨散步后收到了政治局专门委员会关于宗派活动的性质及其内部派别问题的记录、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停办国立第一莫斯科大学普通教育班的决定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应列宁9月17日的要求寄来的有关人力畜力劳役税的材料。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积极准备返回莫斯科。他在9月下半月写的信件，即使是最简短的便条，字里行间充满兴奋和高昂的情绪，洋溢着因即将返回心爱的工作岗位而流露出来的喜悦之情。可以感觉到，他得到了休息，恢复了健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连不断地发出信件、便条和指示，有时甚至忘了注明日期，可见其数量之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担心他的住所的修理工作会拖延下去，杂乱的环境将妨碍他的工作，所以坚决要求修理工作在10月1日前全部竣工。
在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91]的便条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请您务必向所有负贵修理房屋的管理员讲清楚（要非常认真），我绝对要求在10月1日之前把修理工作全部结束。一定要全部结束。务必请您在离开以前[92]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向他们宣读这封信。您自己再讲一讲。我决不允许违反这个请求。请从建筑工人中选出做事最麻利的人，并把他的名字告诉我。我将注意这件事。”[93]
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0月2日返回莫斯科之后仍然不能立即住在自己的住宅里。据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回忆，修理工作差不多已全部告竣，但房间里重新油漆的门窗散发出浓重的油漆味，因此列宁不得不暂时住在司法机关大楼另一头，位于瞿鲁巴办公室旁边的三间不大的房间里。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9月底写的最后几张便条中，有一张写给斯莫尔亚尼诺夫的便条：
“我于10月1日或2日回去。星期二，即10月3日主持会议。会议在五至九时举行，中间休息一刻钟。
请通知吸烟的同志。禁止吸烟。严禁。休息时（在隔壁房间）可以喝茶和吸烟。
瞿鲁巴没回来吗？他回来时，就开三位副主席的全体会议。
如果他回不来，就在星期一开个会，开两三小时：或者十一至二时；或者五至七时。
这一切您都应该安排好。
星期二早晨按全部议事日程为我准备好材料。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请了解一下讨论规范化问题的代表大会的情况。什么时候召开？您要尽可能参加。我极感兴趣。应从国家计委派一个非常关心这件事的人去参加。”[94]
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写便条给秘书处：
“格利亚塞尔同志：
我给斯莫尔亚尼诺夫写了信。
让他给您和所有的秘书都看一下。我10月2日（或10月1日）回去。请于星期二前把一切准备好。
中央委员会的记录已经收到。这些记录几乎是完整的（缺一些附录）。不过目前有这些也够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记录要是送来时最好是经过选择（剪报）并编排得便于阅读的。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95]
最后，我们终于在10月1日收到了他的喜讯：“我明天回去，请把一切都准备好：记录、书”。
10月2日，弗·伊·列宁回到莫斯科，精力充沛地开始工作。
次日，10月3日，在他的主持下召开了人民委员会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很多，有五十四人。到会的不仅有人民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和他们的副手，连那些勉强有权参加人民委员会会议的人也都来了。每一个人都想尽快地就近看到亲爱的伊里奇。同志们打算把这次会开得特别隆重。请来了摄影师，准备了贺词。可是，结果却完全不是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知不觉地从自己的办公室走进会议厅，在主席席位上就座后，不让任何人致词就宣布开会，并开始对议程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答应同大家一起照相，但要在工作结束之后。
在宣布开会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议通过一项关于把议案列入人民委员会议事日程的程序问题决议。决议重申了以前的规定：会议议案，除人民委员会或劳动国防委员会另有决定者外，均须在会议前七十二小时提出。小人民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提出议案的时间可暂时缩短到二十四小时。列宁提出这一提议，是由于他坚持不懈地要求整顿和完善把议案列入政府会议议事日程的程序。为了同一目的，还根据第二项议程通过了关于法典编纂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是根据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的报告通过的。
这一天人民委员会究竟审议了哪些问题呢？会议批准了支付给国家预算内企业、机关职工的10月份工资基金。决定指出，拨给工业的基金，除了个别明确规定的例外情况，首先必须用于重工业的需要。会议通过了关于免除拉德琴柯同志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并调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任用的决议。会议批准了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修改林业租让标准合同某些条款的决议，这种合同是供有共和国参加的股份公司签订的。会议批准了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在莫斯科于同一天进行登记的决议。会议还讨论了成立俄罗斯联邦渔业管理局的问题以及地方预算法草案。
会议时间不长。尽管讨论的问题和与会者的发言纯粹是事务性的，但会议的气氛却异常热烈。每一个人都感到：“我们的伊里奇又和我们在一起了”。这就成了一个大喜的日子。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自我感觉良好。科热夫尼科夫医生在这一天写道：
“我和克拉梅尔是在九点半列宁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之后看到他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精神饱满，心情愉快。他告诉我，他是昨天晚上乘汽车从哥尔克来的。路上他一点也不感到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自我感觉良好，只是有一只牙齿使他不得安宁。牙龈发炎，感到疼痛。会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感到十分疲劳，但是他觉察到了几个不大的差错，囚为他对主持会议已感到生疏，对情况还不够了解，对工作还不习惯”。
10月4日《消息报》刊登了报道：
“列宁同志开始工作”。
从此，我们的日常工作重新又充满了同列宁频繁接触的愉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永不枯竭的精力恢复了自己的活动。
医生们规定了严格的生活制度和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医生的规定并不表示异议，但用种种巧妙灵活的方法加以规避。根据医生的建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的工作时间应限定为五个小时，并安排如下：从十一点至二点，再从六点至八点，而且除星期天以外，每星期还必须有一天全部免除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选定了星期三。然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是在十一点而是在九点三十分就来到办公室，阅读他收到的所有报纸。我们听到办公室里有动静，就向室内探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含笑说：“我没工作，只是在看报”。
十点四十五分，他叫我进去报告收到的公文，指定接见名单，交代各项委托，这样，在医生严格规定的工作制度以外额外增加了十五分钟时间。从十一点起，紧张的工作开始了：接见来访者，同人们通电话，参加各种会议，等等。下午二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随身携带文件夹回家。晚上六点钟，他回到办公室，总会给秘书们带来许多口头指示或记在便条纸上的交办事项。
不久以后，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愿望，让他主持的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的开会时间由六点改为五点三十分。这样，他又把自己的“合法”工作日延长了半个小时。可以断定，在这些日子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并不比患病前少紧张些，他只是在主持会议方面对自己作了一些限制，不参加某些会议或仅仅在讨论某些重大问题时才出席会议。
10月、11月间，列宁致力于解决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同许多工作人员谈话，进行事务性的通信，主持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出席政治局、俄共（布）中央全会和各委员会的会议，在会上积极参加辩论，提出自己的建议；继续处理8、9月间在哥尔克休养期间已着手进行的事务，诸如厄克特的租让合同问题、美国机耕队援助苏俄的工作问题、顿巴斯的局面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与此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主持了土地法、劳动法、地方预算法等法典的编纂工作，以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96]常会审查。他还在研究船舶修理规划、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电力工业、巴库石油工业、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预算、米丘林[97]的试验、帮助亚美尼亚发展经济、卡累利阿经济建设、在格鲁吉亚境内建设水电站等问题。此外，他还在研究共产国际、工会国际、国际事务等各方面的问题。
没有一项重大的政治或经济问题，不是在列宁直接参与和作出原则性指示的情况下得到解决的。
从秘书的记录和其他材料来看，弗·伊·列宁在10、11月间写的信和便条不少于一百七十七封，接见的来访者达一百五十人。在这两个月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了七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五次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出席了七次政治局会议和一次俄共（布）中央全会，并作了三次公开的长篇报告。
这个枯燥的、远非完全的统计足以表明弗·伊·列宁在1922年10、11月是怎样紧张地工作着。
除此之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从事日常的业务工作。他同往常一样收到许多信件、报告、汇报和其他公文。为了把繁多的来文整理得有条不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22年10月又一次试图把公文按门类用文件夹分开。他在一张小纸条上写着：
类别：（1）共产国际。
（2）文献资料和札记。
（3）供阅读（苏）。
（4）备考材料。
（5）交福齐也娃。
医生们坚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会议的时间不能超过两到两个半小时。在这一时期，人民委员会每周于星期二举行一次例会。10月12日以后，每逢星期四和星期六又增加两次会议，在副主席的主持下审议第四季度的预算。
劳动国防委员会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于六时或五时二十分开会。政治局会议则于星期四十一时举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仍旧象患病前一样，一面听取发言人的讲话并枳极参加讨论，一面处理其他许多事务：浏览新书，阅读和签署文件，同与会的同志频频交换便条，而便条上涉及的各项事务往往与会上当时讨论的问题无关。
我从医生那儿了解到，这种分散注意力的做法会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疲劳过度，并再次损坏他的健康。于是，我请同志们把回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题的便条交给我，由我在会后转交给他。在这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未收到任何答复，他注意到便条全都集中在秘书席上，于是写了一张风趣的条子给我：“看来，您对我搞阴谋？回答我问题的便条在哪儿？”我不得不把便条全都交给他。这样，企图干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自己规定的工作方法的尝试，同以往一样，又归于失败了。
在开会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绝对保持安静和遵守纪律。会场上的窃窃私议、来回走动和其他声响，即使在过去也会妨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在患病以后他对此更不能忍受了。在10月24日举行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在会上值班的秘书写了一张条子：“委托你们严格监督，会议进行时不得私下交谈，对交谈者应加以制止。”[98]
根据列宁的这个委托，我于10月25日同他谈话之后，写了一封信给人民委员会全体委员，要求“务必立即向所有部务委员传达”。我在信上转达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说他完全不能忍受开会时有人私下交谈和来回走动，“就由于这一点他有可能重新病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一切与会议无关的活动都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感到疲劳，所以在人民委员会开会时“他要求实行军事纪律”。我提请大家注意，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会议时必须绝对遵守纪律：不得在房间里走动，不得交谈，不得打断别人发言，表决时应举手，等等。随信附有人民委员会委员的名单，他们都在上面签了字。
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见来访的同志们。秘书处根据他的指示按以下的格式进行登记：谁要求接见，哪一天接见，谈些什么，等等。每天早晨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登记的情况，他或者同意接见，并在自己的日历上作了记号，或者请他们去找别的同志。
1922年10月至12月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大接见的来访者有时多达十人，有代表团来到时人数尤其多。来访的同志在进他的办公室之前总是发誓般地答应不会超过规定的时间（十到十五分钟），但往往一坐就是半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要是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厅里正在举行人民委员会或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的话，弗拉里米尔·伊里奇总是低声说话，也不许别人提高嗓子，尽管在办公室通往会议厅的门上已根据他的吩咐挂了两幅门帘。
增加的休息日星期三，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也只是相对的休息日。这一天他往往是在工作中度过的，他把公文帯回自己的寓所，只是不主持会议或不参加会议而已。下面就是这样一个休息日的记录：“11月1日，白天：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开会。晚上：七点至八点接见两位意大利同志——彭巴奇[99]和格拉齐亚德伊[100]；八点十五分至八点三十分接见斯维捷尔斯基。八点三十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家。这是一个休息日”。
11月1日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自己的工作还有所限制的最后一个休息日。在这以后的星期三，他就全力以赴地工作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日理万机，工作劳累，但对同志和亲人依然关怀备至。他很挂虑亚·德·瞿鲁巴的健康情况。在人民委员会的一次例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递给他的一张便条纸上写道：“应该向您提出批评，您没有完全恢复健康……”瞿鲁巴在这张便条上回答说：“昨夜四时才睡，所以脸色不好。自我感觉良好”。
在10月4日致克拉辛同志的信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请他注意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运输器材局局长叶尔马柯夫[101]同志的严重病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我在国内战争时期见到过他两三次，当时他常常执行最困难、最重要而且最危险的任务。他是个杰出的人才。据了解他病得非常严重……这样是不行的。这样的人我们有责任给予治疗并把他治好。”[102]列宁建议把他送到德国去几个月，对家属给予补助。
10月2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艺术剧院艺术学校观看根据查理·狄更斯[103]的作品演出的戏剧《炉灶上的蟋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喜欢感伤主义的戏剧，在第一幕结束以后，就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回家去了。
10月3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上发表演说。在常会开会前的几天，他拟就了演说提纲。这是列宁在身患重病之后的第一次演说。人们心情异常激动地等着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很激动，他担心：他能不能获得成功？结果将会怎么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了二十分钟。秘书的记录说，对这次演说不仅大家都感到满意，他自己也这样，他说：“我说了我想说的一切”。
据《真理报》报道，这次会议是在大克里姆林宫安德烈耶夫厅举行的。各外交使团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列宁走进会场时受到暴风雨般的鼓掌欢迎。当大会主席请他讲话时，大厅里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
列宁在演说中祝贺红军把白卫分子的最后兵力赶进了大海，指出这也是我们的外交活动的功绩。接着，他谈了这次常会的工作。这次常会通过了劳动法、土地法、审判法等法典和法律。列宁把这些法典和法律的获得通过看作是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不容置疑的成就。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了人民委员会会议直至九时，即超过规定时间一小时。
11月13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这篇题为《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用德语做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极其缜密地准备了这次报告。11月10日，他要来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和他写的论述粮食税问题的德文版小册子。
11月11日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接见任何人，在准备自己的报告。
晚上，他接见了共产国际德国支部的一名编辑，就报告的问题用德语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真理报》写道：“大厅里挤满了听众，到会的人大大超过前几次会议。大家都把椅子靠讲台边移动，以便能听清每一个字……每一个人都想亲眼看到亲爱的伊里奇身上的每一个最细小的特征。”
“列宁同志出现，全场热烈鼓掌、欢呼，经久不息。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真理报》在第二天报道说。
弗·伊·列宁谈到了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基础上所获得的成就：在不借外债、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我们战胜了饥荒，消除了经济破坏，恢复了轻工业，在重工业方面也取得了成绩。我们在各方面实行节约，特别是精简国家机关，因而重工业得到了二千万金卢布的投资。这还是很少的，但总算有了一个开端。列宁指出，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列宁的报告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见了出席代表大会的德国共产党的代表，并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11月20日六点三十分，列宁在莫斯科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全会与区苏维埃委员的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
1922年11月21日的《真理报》报道说：“当列宁同志出现在讲台上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乌拉’声，代表们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呼声经久不息，几乎淹没了同样响亮、雄壮的《国际歌》歌声……列宁同志想开始讲话，但一次又一次地被热烈的欢呼声所打断，大厅四角响起了‘世界革命领袖万岁！’的口号声。”
列宁的报告通篇充满了对胜利的信心，坚信转入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维埃政权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用这样一句名言结束了自己的话：“……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成为社会主义的俄国”。
列宁于七点三十分回到克里姆林宫，径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接见了几位同志，然后于七点五十分回家。
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对群众讲话。
※※※
在1922年秋天的这些日日夜夜里，列宁从事工作的形象，历历在目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晚间，列宁坐在办公室的书桌后面，桌子上亮着台灯。如果没有来访者，列宁总要关掉吊灯，以节约电力。因为“俄国在黑暗中”……
列宁在看书、思、考，在办公室里踱步，给人打电话，写着什么……列宁在工作着。
我倾听着室内的每一个声响，听到铃声立即进去。如果能够出色地完成弗拉某米尔·伊里奇需要办的事悄，如果能够看到他的笑容，那该有多么高兴呀！……
有时，大吊灯照亮了办公室。有人来见列宁，他事先被告知说不能超过十五分钟……可是，要中断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话是多么的困难呀！有时，列宁自己谈得津津有味，留住了来访的同志。但这怎么行呢？！二十多分钟过去了！我走进办公室，帯着责备的目光指了指表……“我们没工作，只是随便谈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面带笑容说。有时他不露笑容，烦恼地说：“走吧，请别妨碍我们！”显然，谈话纯粹是事务性的。毫无办法，总不能妨碍他呀！
在这些日子里，无论是过度的疲劳，还是严重的疾病，都不能消损伟大的劳动者、革命家和共产党人——列宁所具有的永不枯竭的精力和意志。
载于莉·亚·福齐也娃《弗·伊·列宁的生活片断》196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172—234页。
（顾柏林译张草纫校）
[1]收入本卷时作了一些删节。——编者注
[2]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瞿鲁巴（АлександрДмитриевичЦюрупа，1870年9月19日——1928年5月8日），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至1921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至1923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5年至1928年任外贸人民委员。
[3]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Иванович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4]格里戈利·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年10月12日——1937年2月18日），昵称“谢尔戈”（Серго）。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小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外高加索革命，为建立和武装战斗队做了大量组织工作。1905年12月被捕。1906年5月被保释出狱，8月侨居德国。1907年1月回国继续从事党的工作，任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1907年11月第二次被捕。1909年2月被流放到叶尼塞省，后从流放地逃亡伊朗，在伊朗从事革命工作。1911年返回俄国。1912—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同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在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作。十月革命期间积极参与组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和粉碎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的斗争。内战爆发后，于1918年被相继任命为乌克兰特别事务专员和南部地区特别专员。1921—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6年任联共（布）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年7—11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2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1937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葬于莫斯科红场。
[5]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Ильинична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6]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7]《列宁文稿》第10卷第230页。——编者注
[8]作者的某些材料引自科热夫尼科夫医生的笔记。——编者注
[9]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克拉梅尔（ВасилийВасильевичКрамер，1876年2月21日——1935年4月24日），苏联神经病理学家。
[10]奥特弗里德·费尔斯特（OtfridFoerster，1873年11月9日——1941年6月15日），德国神经学家。1897年起开始行医。1922—1924年期间为列宁诊病。1924—1932年任德国神经病理学家学会主席。1938年退休。
[11]《列宁文稿》第10卷第236页。——编者注
[12]安·安德烈耶夫、布·潘科夫、埃·斯米尔诺娃：《列宁在克里姆林宫》1960年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82页。——编者注
[13]艾哈迈德·杰马尔·帕夏（AhmedDjemalPasha，1872年5月6日——1922年7月21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重臣。1890年入伍。1906年加入奥斯曼自由协会。1908年参加了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1911—1913年任巴格达总督。1913—1914年任伊斯坦布尔总督。1913年12月被授予“帕夏”称号。1914—1915年任海军部长。1915—1918年任叙利亚总督，在任期间参与制造了亚美尼亚大屠杀，并需对希腊种族灭绝和亚述种族灭绝承担责任。1918年同盟国战败后辞职，经德国流亡瑞士。1920年被土耳其政府缺席判处死刑。1921年赴第比利斯担任军事联络官，在阿富汗与苏维埃政府谈判。1922年被暗杀身亡。
[14]杰马尔—帕夏是一位著名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主张同苏维埃俄国接近，1922年7月21日途经梯弗利斯时被杀害。——编者注
[15]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Иванович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16]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ИвановичПетровский，1878年1月23日——1958年1月9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4年被捕，1915—1917年间被流放。二月革命后任雅库特民政委员会主席。1917年7月起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委委员、全俄立宪会议议员。1917—1919年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加入契卡。1918—1919年、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8—1919年、1919—1920年、1920—1938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兼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1920年任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38年任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193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38—1939年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39年受到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1940年改任革命博物馆副馆长，后退休。1956年受邀参加苏共二十大。1958年逝世。
[17]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БорисовичКрасин，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18]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斯维捷尔斯基（АлексейИвановичСвидерский，1878年3月8日——1933年5月10日），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为布尔什维克报刊工作。二月革命后任乌法《前进报》主编。1918年3—4月任乌法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18—1922年任粮食人民委员会委员。1922—1928年任俄罗斯联邦副农业人民委员。1922—1924年、1927—192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1929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1933年任驻拉脱维亚全权代表。1933年在里加因车祸身亡。
[19]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Ива́нИва́нович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1870年2月4日——1928年10月8日），苏联历史学家、经济学家。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7—1909年期间参与了将《资本论》翻译为俄文的工作。1911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兼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24年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1920年参加了苏波战争。1921—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5—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年逝世。
[20]尼古拉·列昂尼多维奇·美舍利亚科夫（НиколайЛеонидовичМещеряков，1865年3月9日——1942年4月3日），苏联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1885年加入民意党。1886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梁赞。1893年流亡比利时。1894年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01年加入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1902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并担任《火星报》代办员，同年被捕。1904年被流放到雅库特。1906年秘密返回莫斯科，不久再次被捕。1909年被流放到叶尼塞。二月革命期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委员会委员，随即移居莫斯科，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兼莫斯科工人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莫斯科苏维埃《消息报》编辑。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8—1922年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1920—1924年任国家出版社编辑委员会主席。1921—1931年期间在共产国际工作。1924—1926年任农民国际组织书记。1926—1927年任农民国际主席团成员兼《农民国际》杂志编辑。1924—1932年任《大苏联百科全书》副主编。1927—1938年任《小苏联百科全书》主编。1934年起担任《科学与生活》杂志编辑。1942年逝世。
[21]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廷斯基（НиколайНиколаевичКрестинский，1883年10月13日——1938年3月15日），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1919年当选为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21年3月任苏俄驻德国大使。在1923年至1927年间支持左翼反对派，但从1927年晚期开始逐渐与其疏远，1928年4月正式同左翼反对派脱离关系。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后获平反。
[22]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Захарович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年9月21日——1959年2月22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被捕，途中逃脱，1907年流亡国外。一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至1922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44年至195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53年退休。
[23]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Эдмундович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24]列夫·米哈伊洛维奇·欣楚克（ЛевМихайловичХинчук，1868年11月16日——1939年3月7日），189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17年3—9月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17年8月当选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1919年任粮食人民委员会委员。1921—1926年任苏联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主席。1926—1927年任苏联驻英国贸易代表。1927—1930年任副贸易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1934—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内部贸易人民委员。1938年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
[25]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ЕвгенийАлексеевич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1886年2月15日——1937年7月13日），出生于一个大主教家庭。1902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2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12月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其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3—4月任赤塔工兵代表苏维埃副主席。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工会讨论”期间是“缓冲集团”成员。1921—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及俄罗斯联邦财政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共产国际》杂志主编，1921—1923年任苏俄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苏联主要特许权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参与起草和签署“四十六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乌拉尔斯克。1929年投降，1930年1月恢复党籍。1931—1932年与伊万·尼基希奇·斯米尔诺夫组织左翼反对派地下组织。1933年1月再次被开除出党，12月重新入党。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1月再次被捕，7月13日遇害。1988年平反。
[26]扬·厄尔涅斯托维奇·鲁祖塔克（ЯнЭрнестовичРудзутак，1887年8月3日——1938年7月29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被捕。1909年被判处15年徒刑。二月革命后获释，并担任全俄纺织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内战期间任莫斯科经济委员会主席、全俄运输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俄共（布）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工会讨论”期间支持列宁。192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亚局书记。1924—1930年任铁路人民委员。1926—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5年平反。
[27]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维奇·索柯里尼科夫（ГригорийЯковлевичСокольников，1888年8月15日——1939年5月21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莫斯科武装起义。1907年被捕。1909年流亡国外，期间是布尔什维克调和派。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十月革命后回国，支持列宁，主张与区联派合并。1917年10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7年11月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7—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8年参加对德和谈，并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上签字，曾任第8集团军政委。1922—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于1923—1926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24—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5—1926年期间是“新反对派”成员。1927年初退出左翼反对派。1929—1932年任驻英大使。1932—1935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5—1936年任第一副木材工业人民委员。1936年被捕，1937年在第二次莫斯科大审判中被判处10年徒刑，1939年遇害。1988年获平反。
[28]米龙·康斯坦丁诺维奇·弗拉基米罗夫（Мирон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Владимиров，1879年11月27日——1925年3月20日），1898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5—1906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书记。1906年被捕。1907年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908年流亡国外。1911年加入“调和派”，随后脱离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1917年7月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内战期间曾任南部特别粮食委员会主席。1921—1922年任乌克兰粮食和农业人民委员。1922—1924年任俄罗斯联邦副财政人民委员。1924—1925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5年逝世。
[29]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科夫斯基（XристианГеоргиевичРаковский，1873年8月13日——1941年9月11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家，长期同托洛茨基合作。曾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同盟、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巴尔干地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923年后支持左翼反对派。1934年向斯大林屈服，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遇害。1988年获平反。
[30]沙美·阿格哈·阿加马利—奥格雷（СамедАгаАгамалыоглы，1867年12月15日——1930年10月6日），1888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4年加入“活力社”，随后加入孟什维克。1918—1920年任阿塞拜疆国会议员。1920年任阿塞拜疆农业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阿塞拜疆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22—1929年任阿塞拜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1930年任新突厥语字母委员会主席、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委员兼联共（布）高加索省委委员。1923—1930年任外高加索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0年逝世。
[31]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烈斯克（Никола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Реске，1887—1956），出身于贵族家庭。二月革命前曾任全俄地方自治局监察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国家审计署审计员。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驻乌法粮食采购代表。1920年任第1劳动军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任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会驻北高加索特派员。1921—1922年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会委员。1923—1928年任苏联国家银行董事会成员。1930—1937年任堪察加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捕，后被流放。斯大林死后得以平反。1956年逝世。
[32]叶莲娜·费多罗夫娜·罗兹米罗维奇（ЕленаФёдоровнаРозмирович，1886年2月26日——1953年8月30日），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4年流亡国外。1915年回国后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二月革命后任伊尔库茨克苏维埃委员，同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22年在工农检查院工作。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1—1933年任通讯人民委员会委员。1935—1939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1953年逝世。
[33]瓦尔兰·亚历山德罗维奇·阿瓦涅索夫（Варлаам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Аванесов，1884年3月24日——1930年3月16日），早年加入达什纳克楚琼。1901年加入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流亡瑞士。1913年回国。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18—1921年任民族人民委员会亚美尼亚事务专员。1919年加入契卡。1922—1924年任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2—192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0年逝世。
[34]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Иванович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35]塞巴尔德·尤斯蒂努斯·鲁特格尔斯（SebaldJustinusRutgers，1879年1月25日——1961年6月14日），荷兰共产主义者，大学期间开始接触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在美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5年成立社会主义宣传同盟（SocalistPropagandaLeague），这是美国共产党的前身之一，他是美国社会党（SocalistPartyofAmerica）左翼理论领袖之一。1917年俄国革命后前往苏俄，1922年至1926年在库兹涅茨克煤田地区领导建立“库兹巴斯自治工业侨民区”。
[36]《列宁文稿》第10卷第240页。——编者注
[37]瓦季姆·亚历山德罗维奇·斯莫尔亚尼诺夫（Вадим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мольянинов，1890—1962），1905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在斯摩棱斯克领导布尔什维克组织。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秘书。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21年任斯摩棱斯克经济委员会主席。1921—1924年任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兼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1929—1932年任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建设负责人。
[38]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42、343页。——编者注
[39]《列宁文稿》第10卷第240—241页。
《复兴》文集——1921年6月起在慕尼黑用德文和俄文两种文字出版——第1辑和第2、3辑合刊，是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要求，于1922年8月7日寄给他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0月间收到12月份的《复兴》文集后注意到了《被忘却的预言》一文；10月17日，他吩咐把该辑文集寄给《真理报》编辑部，建议转载这篇他感兴趣的文章。
《复兴》文集上以《被忌却的预言》为题，刊修了沙皇政府内政部长彼·尼·杜尔诺沃于1914年2月写给尼古拉二世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俄国同德国的战争将以在战败国，同时也在战胜国爆发社会革命而告终。——编者注
[40]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哥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Петрович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局长。1917—1920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1918—1919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军政治部部长。1923—1929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1928—1932年任苏联化工科学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卡尔波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苏联塔吉克—帕米尔探险队队长。1935—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秘书长。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41]《列宁全集》第27卷第237页。——译者注
[42]奥西普·阿尔卡季耶维奇·叶尔曼斯基（ОсипАркадьевичЕрманский，1867年7月28日——1941年？月？日），1888年起开始参与学生运动。1891年流亡瑞士，在瑞士结识了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查苏利奇、罗莎·卢森堡等人。1892年加入社会民主主义组织。20世纪初是《南方工人报》领导人。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一战期间是孟什维克国际派。二月革命后担任孟什维克机关报总编辑，是孟什维克国际派领导人。十月革命后主张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1918年任《工人国际》杂志主编。1920年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1921年退出孟什维克。此后在大学中任教。1937年被捕。1940年再次被捕。1941年死于流放地。
[43]《列宁文稿》第10卷第242—243页。——编者注
[44]《列宁全集》第33卷第164页。——译者注
[45]约翰·莱斯利·厄克特（JohnLeslieUrquhart，1874年4月11日——1933年3月13日），英国金融家、工业家。1902年起被派驻到巴库开发油田。1904—1905年任英国驻巴库副领事。此后长期在俄国从事石油生意。1921年起任俄罗斯英国债权人协会主席。1922年任英国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代表团顾问。1921—1929年期间同苏联政府就其原有在俄国产业的租让权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但没有成功。此后在澳大利亚从事石油生意。1933年死于伦敦。
[46]《列宁文稿》第4卷第382页。——编者注
[47]《列宁文稿》第4卷第383—384页。——编者注
[48]伊万·杰尼索维奇·斯米尔加（ИварТенисовичСмилга，1892年12月2日——1937年1月10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5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并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年任芬兰陆海军工人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年芬兰革命失败后回国。1919—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4—1927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是左翼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米努伊斯克。1930年投降并恢复党籍，并重新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捕。1937年遇害。1987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49]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АндрейАндреевичАндреев，1895年10月30日——1971年12月5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是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二大代表。1919—1920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2年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工会讨论”期间支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192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2—1927年任铁路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4—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1930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1—1935年任铁路人民委员。1935—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农业部门负责人，1937—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6年任苏联最高委员会联盟委员会主席。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43—1946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7—1962年任中苏友好协会主席。1962—197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顾问。1971年逝世。
[50]同上，第10卷第253页。——编者注
[51]见《列宁在莫斯科》，1959年《莫斯科工人》出版社版第227页。——编者注
[52]《列宁文稿》第10卷第247—248页。——编者注
[53]同上，第249页。——编者注
[54]《列宁文稿》第10卷第254—255页。——编者注
[55]见《列宁文稿》第10卷第244页。——编者注
[56]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ТомскийМихаилПавлович，1880年10月31日——1936年8月22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参加过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曾多次被捕流放，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被释放，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继续从事工会工作，鼓动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任莫斯科省工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与创立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总书记。同年起还先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委会、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等职。1919—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4月被撤销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1930年在联共（布）“十六大”上被开除出政治局。1932—1936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6年8月22日自杀身亡。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57]同上，第246—247页。——编者注
[58]《列宁文稿》第10卷第248页。——编者注
[59]《列宁全集》第33卷第332—333页。——编者注
[60]1922年9月19日《真理报》。——编者注
[61]《列宁文稿》第10卷第253页。——编者注
[62]《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3—264页。——编者注
[63]《列宁文稿》第10卷第250页。——编者注
[64]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罗蒙诺索夫（Юрий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Ломоносов，1876年4月24日——1952年11月19日），俄国铁路工程师。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1906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战斗技术小组成员。1905年革命失败后脱离革命运动。1907—1909年任凯瑟琳铁路牵引局局长。1909—1910年任塔什干铁路牵引局局长。1912年任铁道部长助理。1917年任铁道部副部长。二月革命期间阻止尼古拉二世的专列返回彼得格勒，随后被临时政府派往美国采购蒸汽机车。十月革命后回国，1919年起在铁路人民委员会工作。1923年起被派驻到德国工作。1927年叛逃到英国，后移居加拿大。1952年死于蒙特利尔。
[65]《列宁文稿》第10卷第252页。——编者注
[66]指玛·伊·乌里扬诺娃。——译者注
[67]《列宁文稿》第10卷第255页。——编者注
[68]《列宁文稿》第10卷第258—259页。——编者注
[69]亚伦·李沃维奇·舍印曼（АронЛьвовичШейнман，1886年1月5日——1944年5月22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月革命后任赫尔辛福斯苏维埃主席。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任副财政人民委员。1918—1919年任苏俄驻瑞典财政专员。1919年被瑞典政府驱逐出境。1919—1920年任粮食人民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1925—1926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1—1923年、1925—1928年任苏联国家银行行长。1923—1925年任贸易人民委员。1928年移居德国，曾任苏美贸易公司董事长。后移居英国，领导“旅游者”外国旅游国家股份公司（Интурист）驻伦敦办事处。1939年叛逃到英国。1944年死于伦敦。
[70]见同上，第256、593页注280。——编者注
[71]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ГеоргийВасильевичЧичерин，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是普希金的远亲。大学毕业后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处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大力资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参加孟什维克。一战爆发后采取反战立场，逐渐接近布尔什维克。1917年因在英国进行反战宣传，被英国政府拘禁。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用一些英国人质将他换回。1918年初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参加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谈判。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后，由契切林接任，从此活跃于外交界，曾率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洛桑会议，签订了《拉巴洛条约》。1930年因病退职。
[72]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Вацлавович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
[73]阿尔特米·巴格拉托夫维奇·哈拉托夫（АртемийБагратовичХалатов，1894年4月15日——1938年10月27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7—1929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74]弗拉基米尔·加拉克托维奇·柯罗连柯（Владимир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Короленко，1853年7月15日——1921年12月25日），俄国民粹派作家。
[75]伊万·彼得洛维奇·别兹康斯基（ИванПетровичБелоконский，1855年5月25日——1931年2月7日），俄国作家。19世纪70年代起参加民粹派运动。1879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889年再次被捕并被监禁八个月。1899—1902年任哈尔科夫地方自治局秘书。1903年参与创立解放同盟。1931年在哈尔科夫逝世。
[76]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ГеоргийЛеонидовичПятаков，1890年8月6日——1937年1月30日），又译“皮亚塔科夫”。中学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不久即逃脱，前往瑞士。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乌克兰，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1923年至1927年间是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期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做了忏悔后被重新吸收入党，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31年至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
[77]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474—475页。——编者注
[78]见《列宁文稿》第10卷第101页。——编者注
[79]《列宁文稿》第10卷第259—260页。——编者注
[80]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柯（НиколайВасильевичКрыленко，1885年5月2日——1938年7月29日），生于斯摩棱斯克。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期间当选为彼得堡苏维埃委员。1905年至1907年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曾因参加革命工作而多次被捕和流放。1916年被捕后被编入作战部队，在士兵中间进行革命宣传。二月革命后，当选为第11集团军士兵苏维埃主席。1917年4月担任全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十月革命后担任第一任陆海军人民委员。1918年3月起在苏联司法机关工作，是苏联法院和检察院的组织者之一。1922年至193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庭庭长、俄罗斯联邦检察长。1931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1936年起任苏联司法人民委员。在大清洗中含冤遇害。1955年平反。
[81]《列宁文稿》第10卷第260页。——编者注
[82]同上，第261页。——编者注
[83]《列宁文稿》第10卷第262—263页。——编者注
[84]《列宁全集》第33卷第355页。——编者注
[85]同上，第36卷第610页。——编者注
[86]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7—421页。——编者注
[87]瓦列里安·费多洛维奇·普列特涅夫（ВалерианФёдоровичПлетнёв，1886年9月3日——1942年4月？日），苏联作家、文学评论家。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十月革命后曾任莫斯科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1921—1932年任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主席。1924—1929年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1932年、1933—1936年任全苏电影和摄影协会理事会委员。1933—1936年任全苏电影摄影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41年参加民兵组织。1942年逝世。
[88]《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7页。——编者注
[89]雅科夫·阿尔卡季耶维奇·雅科夫列夫（ЯковАркадьевичЯковлев，1896年6月9日——1938年7月29日），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主席。1918年任弗拉基米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斯科金属工人局局长。1919年1月领导了哈尔科夫武装起义。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9—1937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37年7—8月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37年10月被捕。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
[90]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报纸上的文章，凡是他感兴趣的或者在某方面引起他注意的，通常都从报上剪下，粘贴在空白的纸张上，并按题分类，装订成册。——编者注
[91]阿维尔·萨夫隆诺维奇·叶努基泽（АвельСафроновичЕнукидзе，1877年5月7日——1937年10月30日），1894年起开始组织学生运动。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起成为职业革命家。多次被捕和流放。1916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1922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22—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34年任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4—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9年平反。1960年恢复党籍。
[92]叶努基泽将去休假。——编者注
[93]《无产阶级革命》1924年第3期第198页。——编者注
[94]《列宁文稿》第10卷第256—257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禁止吸烟”的严格要求，是由于1918年他受伤以后医生告诫他说，烟草的烟对他的健康极其有害，因此在有列宁出席的会议上是绝对禁止吸烟的。由于会议时间很长，有烟瘾的同志找到了一个办法：到窗户对面墙中央用磁砖砌的大壁炉后面去吸烟，这样就可以把烟从通风管排出去。在壁炉后面同时可躲两三个人。他们避开主席的视线，有时还低声交换意见。在会议过程中，极其微弱的声响都会妨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以他总是严格阻止交谈的人。在壁炉后面吸烟的同志所发出的轻微的响声也会妨碍他，但他不禁止在那里吸烟，并把那个角落戏称为俱乐部，只是偶尔对他们提意见说：“俱乐部里的同志，静一些！”——编者注
[95]《列宁文稿》第10卷第257—258页。——编者注
[96]此处原文误为第一次常会，应为第四次。——译者注
[97]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米丘林（Иван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Мичурин，1855年10月27日——1935年6月7日），苏联生物学家、园艺学家。
[98]《列宁文稿》第10卷第274页。——编者注
[99]尼古拉·彭巴奇（NicolaBombacci，1879年10月24日——1945年4月28日），一战期间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1921年参与创立意大利共产党，二十年代中期被开除出党，三十年代投靠法西斯阵营，1943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RepubblicaSocialeItaliana）后，他当上了墨索里尼的顾问，死心塌地效忠法西斯主义。1945年4月，在逃往瑞士途中被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抓获，并于28日被处决，次日与墨索里尼一起暴尸广场。
[100]安东尼奥·格拉齐亚德伊（AntonioGraziadei，1873年1月5日——1953年2月10日），意大利经济学家。1893年加入社会党。1910—1926年任国会议员。一战期间是党内左派。1921年参与创立意共，在党内是右派。1923—1924年任意共中央委员。1926年丧失议员资格。1928年因转向修正主义被开除出党。1945年任制宪国民大会议员，并返回意共，在大学任教。
[101]弗拉基米尔·斯皮里多诺维奇·叶尔马柯夫（ВладимирСпиридоновичЕрмаков，1888年7月15日——1960年？月？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8年两次被捕，获释后暂时脱离革命运动。1917年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东方面军交通部副委员。1920—1921年任国防委员会实行铁路军事管制和促进燃料供应特别委员会特派员。1922—1925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国家河流航运公司中央理事会主席。1927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到赤塔。1929年恢复党籍，并于1929—1935年再次担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委员。1938年被捕，先后流放到沙德林斯克、舒金和科米。1949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54年获释后恢复党籍并退休。1956年平反。
[102]《列宁文稿》第10卷第264页。——编者注
[103]查尔斯·约翰·赫法姆·狄更斯（CharlesJohnHuffamDickens，1812年2月7日——1870年6月9日），英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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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片断（玛·阿·沃洛迪切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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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片断
玛·阿·沃洛迪切娃
1922年12月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不再到自己办公室去工作了。他被禁止做任何工作，甚至和同志们会见，因为这些会见必然会触及事务性的谈话——不可能想象列宁会不进行事务性的谈话。
一天只有两次，每次几分钟，他可以写日记，由他口述，福齐也娃同志或我记下来。一般是在白天十二时左右，而更经常的是在傍晚六时左右。一到五时半，五时三刻——我已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中。
从1918年开始我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边工作以来，工作从早晨到深夜，甚至经常过半夜，这在我们已经成为惯例。
而在他生病期间，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对我们来说，就成了任何力量也没法把我们调开的地方。
一到六点，不是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到秘书处来，便是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家里打电话到秘书处来，于是我就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他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他旁边放着一张小桌子，我就坐在桌子旁边记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是很随便地，同志式地伸出左手高兴地向我问好，只是担心我值日的次数是否太多，为什么我脸色这么苍白，问我们是否确切遵守值日次序，并用挥动手指吓唬似的说：“您要当心，否则我……”如果失去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边工作的可能，失去经常看到他、听到他讲话的机会，即使是被派到最好的疗养院去休养，对我来说，仍然是最重的惩罚。
在我们的工作笔记里保留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拟定的文章篇目。在工作的过程中他经常询问，这些篇目是否都已完成或者还有什么题目没有详细研究过。据我现在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整个工作期间是按照这个题目次序的。
这样，列宁口述了1923年出版的最后几篇文章：《日记摘录》、《论合作制》、《如何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特别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傍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口述完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要我把全文读一遍，一部分他自己读，并指出，要在哪里进行哪些修改和补充。这天傍晚，他情绪很好，经常笑——一个人纵声大笑。他的笑声是那么爽朗。现在，当同志们在发言中提到这篇文章时，它必然使我联想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情绪很高的那个傍晚。当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担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超过了规定的工作时间而往房间里张望时，他这样开玩笑地为自己辩护说：“要知道我是在读，不是在口述，读是HerrProfessor[2]允许的！”
自1922年12月底到1923年3月初疾病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停止工作为止，在整个这段时间内他从不给人一种生病的感觉。他仍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日光这么敏锐地、不倦地遥望着远方、思想是这样的深邃、心脏为劳动人民而跳动着。他的精神力量给人的感染是这样强烈，以致使人觉得，他躺着口述，不是象往常那样在自己办公室里工作——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不大的障碍，毫无疑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快就能把它制服，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在人世了。
但我们的党吸取了他的精神。我们的党象钢铁一样坚强。它在打击下会变弯，但不会折断，决不会折断！
打击是很多的，将来还会有。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象列宁活着时我们完成他的指示那样，象他所教导我们的那样，“耐心地和顽强地”去完成列宁的党的指示。
载于1926年1月21日《真理报》第17号第5版
（瞿璋译张草纫校）
[1]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2]教授先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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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应该向列宁学习（格·瓦·契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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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应该向列宁学习
格·瓦·契切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名副其实的导师。和他的接触本身就起到了教育作用。他是用自己的榜样、自己的指示、自己的领导和自己的全部品格教育我们的。
我想简要地把他品格中的某些细小的特点记下来，以引起青年读者的注意。他们没有直接向列宁学习的幸福，然而，我指出的这些细小的特点也许能帮助他们懂得，应该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学些什么。
首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特点是对待自己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极端认真，并要求每个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也同样认真。每个论点都要有准确的根据，任何根据都必须准确阐明。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起工作的人马上会感觉到，没有确凿根据的一般口头的见解是一-钱不值的。准确的论据需要有名字、清单、数字、引文，总之，需要有经过严密检验的具体材料。宁可少研究一点，但必须做得条理分明，持之有据；宁可不说，也不要提出没根据的论点。最典型的例孑是弗拉基来尔·伊里奇根据发生的某些情况用便条方式寄出的那些问题。它们实质上包含了对所触及的问题的准确分析，并且确定了研究问题的范围。
让每个要向列宁学习的人记住：不下任何草率的结论！不提任何没有检验过的论据！不讲任何未经严格检验其准确性的不成熟的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维本身的准确性也是同这一点相符合的。不仅每个论据应该是从检验过的材料中得出的准确结论，而且，思维本身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仔细研究和锤炼的，其中不得有丝毫含糊不清，始终应该是十分明确的。把自己的思想锤炼到最完善的程度——这就是每个和列宁接触的人所要学习的。弗·伊·列宁经常以他的无法仿效的幽默来嘲笑任何一个含糊不清的、考虑不成熟的想法。和他谈话的人向他学习：人的每一个思维都必须是一项极认真的工作，而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自我欣赏或虚情假意。让每个人向列宁学习：思维是一种比情绪和本能更高级得多的东西。它必须在逻辑上达到完善的程度。
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起工作的人从他那里学到的第三方面是：必须首先看清客观存在的事实。每当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话的人开始进行理论上的推理或表示出对我们中间流行的演绎思维发生好感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向他提出一系列准确的、明晰的客观事实。在讨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时，他的这个特点清楚地显示了出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毫不掩饰的活生生的事实来对付不着边际的、理论性的议论。当别国的外交人员以几百年来养成的他们特有的一种技巧，用一大堆美丽的词藻、感情或令人愉快的论点来掩盖事情的真相和自己的真实意图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在他们面前提出一系列活生生的客观事实，只用几句话就把这一切变成一堆垃圾。就是这一点使他成了无与伦比的通晓政治的行家，成了其他国家最巧妙的外交能手的最可怕的敌人。让每个人学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个主要的原则：注意观察活生生的客观事实，不要用读到的理论或令人高兴的空想来代替它们。
第四方面，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起工作就意味着准确执行所接受的指示，——这些指示是以实际事实为根据的，是明确的、锤炼得很完善的思维。不仅要善于准确思维，不仅要善于看到事实真相，而且要善于绝对准确地去执行根据明确的思维和正确的指示所制定的一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器重这样的执行者，就是他们善于看清现实的情况，善于懂得，在这种情况下该做什么，并能不管任何障碍，绝对准确地去完成任务。例如，我记得他和一位同志通过直达线路进行的一次谈话。那位同志在协约国的大使们离开沃洛格达——曾经是白卫军真正的避难所和巢穴——以后，在沃洛格达采取必要措施捣毁了这个巢穴。他的几次汇报说明，他清楚、准确地看到了周围发生的事情，并把这一切情况作了清楚、准确的汇报。每当指示下达后，他就以充沛的精力，排除一切困难，着手去完成任务。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如何通过直达线路向他表示感谢的。这种与准确观察客观事物和准确思维相一致的准确完成任务，不仅应该表现在重大事情上，而且也要表现在最小的事情上。还应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学习的是：要十分严肃对待最小的事情，十分认真、仔细地去完成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善于把一切，乃至最琐碎的小事安排得井井有条，——这方面他大大超过了所有同他交谈的人，这也是我们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难于学到的一点。不论他在哪儿，他的全部工作、整个一天总是有条不紊地严格安排好。他的书籍、文件，总之，他的全部个人生活也都遵守着这种严格的秩序。在我们苏维埃的工作中他也是一位严格遵守条理的老师。他经常要求任何事情必须有条理，要严格编号，要遵守规定的格式。递给他的每一张纸条，他先要用批评的喂光看了看，并指出里面存在的格式上的缺点——不合现行制度规定的格式。在这方面他教导我们，没有小事，不应鄙弃任何小事，在每件事的最小细节中同样要贯彻工作的严格条理性。
他认为，在个人生活中也必须坚持有条不紊、周密考虑和合理性。他坚决主张，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要按时休息，要为保障自己健康采取必要的措施，他们的生活要安排好，要合理，要考虑周到，不应让偶然的事情和闲散占上风。一切都应经过周密的思考，不应松懈和马虎。一切都应有严格的目的性，这目的性应该控制情绪和本能——这就是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所要向他学习的。
工作上的考虑必须驾于个人的考虑之上，任何个人因素必须在事业的利益面前让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始终遵循这一原则，因此在和他谈到事业的利益时，我们简直不好意思提到个人的考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交谈的人不由地感到，在谈到事业的时候，考虑个人是可耻的。把个人意气带入工作中，用个人的攻击和意气代替实事求是的论据，该讲事情的时候讲个人的委屈或对某些参与工作的人说长论短——在这些场合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为恼火。在这种时候，允拉基米尔·伊里奇往往会说出最尖刻的插话或写下最不客气的纸条。只考虑事业，别考虑个人，让有意识提出的目的驾于个人的感情和个人的处境之上——这就是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所要向他学习的。同时，他対待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却态度很和气，他甚至善于把不愉快的事用温和、婉转的形式表达出来，使对方无法争辩。他要求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对周围同志也同样态度和气和婉转。国家的措施必须铁面无私地执行，必须严惩一切反抗、阻挠、怠工、闲散和懒惰；然而，由于大家并肩工作并能很好完成自己的任务，他要求对工作人员要态度和气，不允许有不耐烦和急躁的表现。
在事务工作中他最优秀的品德是，甚至当他认为集体错了的时候，他仍能自觉地服从集体。凭着他巨大的威望，他在大多数场合下能使苏维埃或党组织中的同志信服。但也有这样的场合，他的意见通不过，占少数。他完全地、无条件地服从组织。他从不凭借自己的威望，而总是以论据和说理来影响人家，他从不利用自己无可比拟的影响来压服意见不同的人，而总是提出论据，耐心说服，直至人家信服为止。我曾一连收到他几张写着新的论据的便条——他尽力要说服我。我记得他和一位有名的同志就纯属党内的一个迫切问题进行的争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摆出了自己的论据以后说：“我相信，在任何一次党的会议上我都可以证明你不对，并且任何一次党的会议都会同意这个意见的。”他从不认为，除了用自己的论据在组织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外，还能用什么别的方法来战胜持不同意见的人。
让成长着的一代学习他的活生生的事例。我们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位无产阶级文化代表者的无与伦比的榜样。这种文化是以知识的准确性、人的全部工作的合理性为基础的，总之，是以理智控制本性、由社会调整的生产控制盲目的自发性为基础的。
载于1924年2月3日《青年近卫军》杂志1924年第2—3期第17—20页
（瞿璋译张草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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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弗·伊·列宁（亚·瓦·别尔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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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弗·伊·列宁
亚·瓦·别尔马斯
我过去是个雇农，1917年我不再给富农干活，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而后加入了赤卫队。我们跟着列宁走，因为他的号召是唯一正确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国内战争结束后，我被派往红军指挥员训练班，在那里提前结业，又被派往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新成立的特工队。在这里执行各种任务的时候，我一直希望能见到列宁。不久这个机会来了。我被派去为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做保卫工作。弗·伊·列宁在一些比较接近的人和朋友们的陪同下来参加会议，边走边高声谈论。他一走进会议大厅，全体代表起立，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热情洋溢的欢呼声。我当时想，敬爱列宁的不仅是我国人民，而且还有全世界各族人民。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农大会召开的日期正好是苏维埃政权成立五周年的光荣纪念日。不同国家的五十八个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代表们集中注意力听取弗·伊·列宁用德语做的报告《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不久，在1922年12月，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员会委员阿·雅·别连基[1]（我是受他管辖的）把我推荐给费·埃·捷尔任斯基[2]去完成一个特殊任务。别连基同志介绍时这样说：“推荐给你的就是这位同志。”费·埃·捷尔任斯基跟我握手问好，并说：“我不认识他，但既然推荐给我，我不会反对。”然后问：“您是共产党员吗？”我作了肯定的回答。我记得他当时说，那里工作并不复杂，但责任很重，也很光荣，并说，应该做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分别时，他祝我在新的工作中一切顺利。我向捷尔任斯基同志保证，一定努力做到一丝不苟地完成一切任务。
我不知道要派我到哪儿去，只知道要立刻前往克里姆林宫听候彼·彼·帕卡尔恩[3]的安排，他会告诉我该做些什么。到傍晚我才知道被分派到弗·伊·列宁的警卫队去。我是多么高兴！因为现在我将每天见到列宁同志，并向他学习。
但非常遗憾，我和弗·伊·列宁一起在克里姆林宫的时间并不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发病，不久他就到哥尔克去了。不过，就在这不长的时间内我所见到的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工作和工活的情况，足以使我一辈子记住他那感人的形象。
我永远记得他那不高而结实的身材，高高的、有智慧的前额，灵活和慈祥的眼睛；胡子经常刮得干干净净，衣着朴素；衣服是旧的，但很干净。总之，他的外表是最朴实、最普通的。见面时，列宁总是先向大家问好。
在克里姆林宫列宁的办公室和住宅门口设有双重警卫哨：一个是我们警卫队穿便衣的工作人员，另一个是穿军装的哨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军事学校的学员。列宁有什么事情总是交给值班工作人员去办理，而不交给哨兵。
记得有过这么一件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到我跟前対我说：“同志，很快就有两个外国人——瑞士来的教授——要到我这里来。您放他们进来，什么也不要问他们。”我立正回答：“好，一切照办。”然后，他想了一下，问道：“您知道他们的外貌吗？”接着就提醒我：“记得吗？他们曾经到这里来过。”我感到不知所措。看到这种情况，列宁回到办公室去拿了张报纸，对我说：“这是他们的照片，仔细看看，什么也不要问他们。”直到他确信我已经弄清以后，这才离开。几分钟以后，这两个人走过长长的走廊直接进入他的办公室去了。
当时我想：为什么他不要我们检查他们的证件？后来我才知道，列宁从不喜欢给任何人制造多余的麻烦。让人家进来，首先就要求对来访者有礼貌和尊重。说实话，他不喜欢多余的警卫。所以，我们尽量做到少在他眼前露面。
离莫斯科三十五公里的哥尔克是列宁经常休息的地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病重时，经常在那儿。列宁在哥尔克度过他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那幢房子叫“大房子”。在花园里还有两幢小楼，一幢是哥尔克国营农场负责人阿·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我们——列宁的警卫——住的，而另一幢是莫斯科市委疗养院的食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伙食，也是在那里准备的。
哥尔克的“大房子”座落在一个美丽古老的花园内，正门对着同名的哥尔克村。这所房子革命前属于莫斯科市长雷因博特[4]，里面设备很好，和莫斯科有电话联系。那时郊区只有哥尔克是和莫斯科有电话联系的。
1922年12月，弗·伊·列宁又发病了。他被禁止读报，进行事务性会见和一般会见，甚至禁止和朋友们见面，因为担心他的健康会进一步恶化。1923年1月，健康情况略有好转，使他有可能口述自己最后的几篇文章：《日记摘录》、《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论合作制》等。
但病情仍在发展。1923年3月发生了第三次脑溢血。疾病使伊里奇停止了一切工作，后来证明是永远停止了工作。列宁瘫痪了，右半身已不能动弹；他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就剩了一对灵活的、忧伤的眼睛。5月，他被送往哥尔克，在那里一直到逝世。看来，伊里奇的铁的意志又开始战胜疾病，他练习用左手写字，练习讲话。每天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5]在阳台上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练习写字和说话。他的朋友们经常到这里来，要求获准那怕是透过窗帘看看伊里奇也好。他们稍稍拉开窗帘，只能看到他的背影。许多人想拜访病中的列宁，但难得有人被放进去见他。
疾病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苦恼；他想知道一切，但医生无论如何不允许他读书，不允许他谈论工作和充满令人不安事件的国内形势。那时资产阶级疯狂叫嚣反对苏维埃国家；收到了寇松[6]照会[7]，瓦·瓦·沃罗夫斯基[8]在瑞士被杀。对我们警卫员讲，要千方白计保护伊里奇，使他不要有一丝一毫的激动，因为这会引起严重后果的。所有周围的人都保护着列宁，都爱他；不仅是他家里的人或平时和他比较接近的人，连我们这些警卫员都非常爱他。我们每个人都愿毫不犹豫地为列宁献出自己的生命。
有一次，好象是在1923年夏天，由于我的疏忽，发生了一件事，幸而解决得还算顺利。我收到了信件和报纸，埋头在读《贫农报》上的一篇小品文，没有发现伊里奇扶着医士卡齐米尔·佐尔卡的肩膀正向值班处走来。他一看到我桌上的报纸（这些报纸我本来应该及时收藏起来的），眼睛里顿时闪出喜悦的光芒。
伊里奇走近桌子，跟我问了好，要求我把报纸全部给他。我吓呆了，不知怎么才好。玛丽亚·伊里尼奇娜[9]狠狠地盯了我一眼，仿佛说，看你干的好事！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却有着惊人的自制力和知道分寸，向伊里奇笑笑，温存地对他说：“好吧，沃洛佳，现在我们一起来读新闻。”她从桌上拿起全部报纸，并不走远，就在“大房子”旁边和他一起坐在长凳上开始读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消息是可以读给他听的。她读的是关于工厂的建设、装有马铃薯的列车运往莫斯科、某个企业里工人生活得到改善等等。她巧妙地避开了国际政治局势中的紧张情况，自己也编了一些。
对这次散步，列宁感到从未有过的满意。大家同他一样都很满意，散步回来时都高高兴兴。伊里奇很愉快，也有一点兴奋。大家都高兴，因此忘记了我的过失。连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也愉快地望了我一眼。从此，不仅读书，还读报给列宁听。
列宁喜欢散步；夏天在花园里散步，但更经常的是乘汽车到林子里去。他喜欢采蘑菇，更确切地说，是喜欢看别人采，并且把漏采的给指出来。我们到了林子里，找个合适的地方，扶着伊里奇走出汽车，让他坐在藤车里，我们警卫员中间有一个人推着车子。散步増强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命的活力。散步回来，他通常情绪很好，胃口也增加了。最后几个月他每天在户外要待两三个小时。
我们周围的人都坚信：到明年，1924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将恢复健康。医生建议送列宁到克里木去休养。我们打算在1924年春天送他到克里木去，那边气候好，我们的伊里奇稍微疗养一下，就将重新管理国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也期望着重新恢复工作能力。我记得，1923年秋，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寄来一辆漂亮的自动小车。那辆小车放在伊里奇和家属经常吃早饭的第一层楼里。把这辆车子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他朝小车望了一眼，摇摇头，推开医士，拄着拐杖，独自在厅里走了一圈，然后微笑着坐到桌旁。我们真是又惊又喜。
1923年10月，列宁突然决定要去莫斯科。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和医生们都劝他不要去，但他谁的话都不想听，就是要去莫斯科。
由于列宁的坚决要求，我们出发了。和他同去的有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和帕卡尔恩，我们警卫员分坐两辆汽车。到了克里姆林宫，那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军事学校的学员正在军训。汽车驶近学员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摘下帽子向他们致意。在克里姆林宫里他再一次看了看自己的办公室和住宅。经过劝说，他同意回哥尔克。顺路到农业展览馆去了一次——展览馆在现在的高尔基中央文化休息公园。很晚才回到哥尔克[10]。
新鲜空气和治疗对列宁很有帮助。说话能力开始恢复，他经常用左手练字，腿也有劲得多了。对他的护理开始使他感到拘束，他尽力自己在房间里走动，甚至上下楼梯（为此给他装上了特制的栏杆）。
1924年1月19日夜里我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边值班。早上，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伊里奇未出来用早餐。彼得·彼得洛维奇忧伤地走过来说：“伊里奇今天有点不舒服，不出去散步了。”隔了一会儿，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派我乘汽车到波特金医院去请费尔斯特[11]医生。屋子里重又笼罩着忧伤的气氛。大家情绪忧郁。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守在伊里奇的床边，寸步不离。从党中央、人上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经常来电话询问列宁的健康。屋子里气氛紧张，谁也不讲话。只有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一会儿来提出意见：谁的声音太响；一会儿来说，电话来得人多，或是谁的靴子走路太重……我穿上毡靴，使走路没有响声。
1月20日。夜里一时左右，列宁失去了知觉。大家非常难过。党中央来人了，为列宁治过病的医生全部来了，有克拉梅尔[12]、费尔斯特、罗扎诺夫、奥布赫[13]、格蒂耶、谢马什柯[14]等人。听说，病发作过了，但伊里奇体力很弱，从昨天起没吃过东西。
1月21日。电话铃不停地响着，气氛惶恐不安，大家都来询问列宁的健康情况。医生们守在他身旁，同医生们在一起的还有他的亲人——夫人和妹妹。她们已经三天三夜没离开过他了。
突然，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奔到电话机旁，惊骇地说：“列宁去世了！”她把电话听筒随手一丢，又奔进列宁的房间里去。我轻轻地把听筒搁好。不能相信！不，这不可能！列宁活着！这是哪一个医生给搞错了。电话铃声接连不断：“伊里奇怎样了？”我回答：“列宁活着。”电话一次又一次地不断打来。仿佛整个莫斯科都知道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大家都在问：“列宁怎样了？”还是那个回答：“列宁活着。”当时在哥尔克的《真理报》记者问，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在电话里讲了什么，伊里奇觉得自己怎样了。我回答：“伊里奇活着”。
隔了一会儿，警卫队长帕卡尔恩同志满脸泪水走到我跟前说：“去对大伙儿说一说，列宁去世了。”我去完成这最后的任务。走进房间，大伙儿问我：“怎么了……快说呀！”我回答说：“伙伴们，列宁去世了。”
这是个可怕的消息，大家都哭了。然后一起到国营农场花圃里采了鲜花。我们带了鲜花最后一次到列宁那里去告别。
宽畅、明亮的大厅，中间一张桌子，上面躺着列宁——我们最亲爱的人。我们放好鲜花，就在他旁边守灵。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坐在旁边，一刻不离。
接着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成员都来了，并参加守灵。就在这里的图书馆里，政治局委员商讨了殡殓的程序。
我站在自己的桌子旁边，无比悲痛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走了过来，简直认不出她来了，她在说着什么，嘴唇在动，但没有声音。勉强听得出她在说：“没有保护好。”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站着。给列宁治过病的医生们围着她在和她谈着什么。她满怀着痛苦和悲伤，而且还用带有责备的目光看着他们。我也在想：“难道你们这些科学权威不能救列宁吗？”
1月21日通宵及22日全天，附近农村的人民群众络绎不绝地来向列宁的遗体告别。
1924年1月23日把遗体运出哥尔克。“大房子”里挤满了人。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各机关的领导、工人、农民——大家都跟在伟大列宁灵柩的后面。灵柩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抬到格拉西莫沃车站（离哥尔克三公里）的。寒气凛冽，但人们都没戴帽子。
一列专车开到格拉西莫沃车站。灵柩安放在一节专门的车厢里。当列车开过拉斯托尔古耶沃、比留列沃、科洛缅斯柯耶等站时，到处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等着它，大家都想见弗·伊·列宁最后一面。
在莫斯科帕维列茨基车站的站台上，列宁的战友米·伊·加里宁[15]、费·埃·捷尔任斯基等人在等着安放弗·伊·列宁遗体的灵柩。他们当心地抬起灵柩，沿着新库兹涅茨克、皮亚特尼察等街道向工会大厦走去。送殡行列经过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尽管天寒地冻，但所有屋子都门窗大开；屋顶上、栅栏上到处是人，全体人民都在为敬爱的领袖送殡。共同的痛苦把人们团结了起来。街道上秩序井然，并不拥挤。不管酷寒，大家都出来和自己的领袖告别。整整四昼夜，人们秩序井然地来到工会大厦，街上燃着篝火。
这些日子我都在工会大厦，守在列宁的灵柩旁边。医生们紧张地忙着对因悲伤过度而失去知觉的人们进行抢救——人们失去了敬爱的领袖和导师，他们的悲痛是巨大的。
载于《历史文献》1958年第2期第159—163页
（瞿璋译张草纫校）
[1]阿布拉姆·雅科夫列维奇·别连基（АбрамЯковлевичБеленький，1882年（或1883年）？月？日——1941年10月16日），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流亡法国，在法国参加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回国。1917年12月加入契卡。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期间一度与捷尔任斯基一道被捕。1919—1924年任列宁警卫队队长。1930—1934年任格别乌主席特别全权代表。1938年被捕。1939年被判处5年徒刑。1941年7月7日改判死刑，10月16日遇害。1956年平反。
[2]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Эдмундович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3]彼得·彼得洛维奇·帕卡尔恩（ПётрПетровичПакалн，1886年？月？日——1937年6月21日），1919年加入俄共（布）和契卡。1922—1924年期间担任列宁的保镖。列宁逝世后曾长期担任斯大林的安全负责人。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4]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雷因博特（АнатолийАнатольевичРейнбот，1868年2月4日——1918年2月4日（或1920年？月？日）），1888年入伍。1905—1906年任喀山省省长。1906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06—1907年任莫斯科市长。一战期间曾任西北阵线后勤部队司令、第17师团司令、第40师团司令。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处决（一说获释，随后参加白军活动，死于1920年）。
[5]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6]乔治·纳撒尼尔·寇松，第一代凯德尔斯顿的寇松侯爵（GeorgeNathanielCurzon，1stMarquessCurzonofKedleston，1859年1月11日——1925年3月20日），早年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1886—1898年任下议院议员。1891—1892年任印度事务部次官。1895—1898年任外交事务部次官。1888—1894年期间多次游历亚洲各地。1899—1905年任印度总督。1907—1925年任牛津大学校长。1908—1925年任上议院议员。1916—1917年任航空委员会主席。1916—1919年、1924—1925年任枢密院议长。1916—1924年、1924—1925年任上议院领袖。1919—1924年任外交大臣，在任期间在苏联和波兰边境线上划分所谓“寇松线”。1925年逝世。
[7]乔治·纳萨涅尔·寇松（1859—1925年）——英国政治家，保守党领袖之一。1919—1923年任外交部长。1920年7月12日，在协约国第三次进军遭到失败的悄况下，向苏联政府提出照会，要求红军停止进攻。1919年12月8日协约国最高会议所通过的作为波兰东方临时国境的界线，即所谓“寇松线”。——译者注
[8]苏联外交家，1923年5月在瑞士洛桑被法西斯分子杀害。——译者注
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Вацлавович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
[9]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Ильинична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10]作者记错了。弗·伊·列宁于1923年10月18日去莫斯科，19日才回到哥尔克。——编者注
[11]奥特弗里德·费尔斯特（OtfridFoerster，1873年11月9日——1941年6月15日），德国神经学家。1897年起开始行医。1922—1924年期间为列宁诊病。1924—1932年任德国神经病理学家学会主席。1938年退休。
[12]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克拉梅尔（ВасилийВасильевичКрамер，1876年2月21日——1935年4月24日），苏联神经病理学家。
[13]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布赫（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Обух，1870年3月25日——1934年6月14日），苏联医学家。1892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05年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二月革命后在赤卫队工作，参加了十月革命的活动。1919—1929年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1931年任莫斯科第二医学院教授。1931年退休。
[14]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谢马什柯（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емашко，1874年9月8日——1949年5月18日），1893年起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1年毕业于喀山大学医学院。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8—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对外局主席。1917年9月回国，担任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区苏维埃主席，积极筹备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1921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21—1949年任莫斯科大学医学院社会卫生学系系主任。1927—1936年任《大医学百科全书》主编。1930—1936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0—1949年任全苏卫生学会主席。1949年在莫斯科逝世。
[15]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Иванович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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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同志在休养中（短文）（约·维·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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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同志在休养中（短文）
约·维·斯大林
我觉得不应当在现在来写《列宁同志在休养中》的文章，因为休养日期即将结束，列宁同志很快就要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了。此外，我得到的印象是这样丰富和宝贵，如果按照《真理报》编辑部提出的要求，把这些印象写成一篇短文，那是不十分恰当的。可是我必须写，因为编辑部坚持这样做。
我在战线上遇到过老战士，他们往往连续打仗，“一连”几昼夜，不休息，不睡觉，然后象鬼似的从战地跑回来，象割下的麦杆倒在地上，一睡就是“接连十八小时”，起来后精神焕发，又想去打仗，不打仗，他们就“不能活”。7月间，当我和列宁同志别离一个半月以后第一次会面时，他留给我的正是这种连续打仗后疲劳万分，休息后精神焕发的老战士的印象。虽然精神已经恢复，但是还看得出疲劳过度的痕迹。
列宁同志讽刺地说道：“我不能看报，不能谈政治，我竭力躲避桌上的每一片纸，因为我怕它是报纸，怕因此违反纪律。”
我哈哈大笑起来，极力称赞列宁同志的纪律性。同时我们把医生们也嘲笑了一通，他们竟不了解，既允许职业政治家们会面，他们就不会不谈政治。
列宁同志那种如饥如渴地打听各种问题的精神，急于要做工作的不可遏止的热情，简直使我惊讶。显然他已经渴望好久了。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今年年景，工业和财政状况，——所有这些问题都一一提出来了。他并不急于表示意见，埋怨自己已落后于事变；他主要是打听情况，把情况记在心里。他听说年景很好，就非常高兴。
一个月以后，我所看到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一次，列宁同志周围堆满了书报（医生已准许他看报，也不限制他谈政治了）。不再有疲劳过度的痕迹了。急于要做工作的神经质的热情也没有迹象了，——饥渴已经过去了。他完全恢复了镇静和自信。我们的列老眯着眼锐敏地瞅着同他谈话的人……
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谈话也更为生动了。
国内情况……收成……工业状况……卢布汇率……预算……
“情况是困难的。但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丰收会使情况根本改善。有了丰收，工业和财政状况一定会好转。现在问题是使国家免除不必要的开支，精简我们的机关和企业，改善它们的质量。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必须特别坚决果断，这样我们就能冲出窘境，并且一定能冲出窘境。”
外部状况……协约国……法国的行为……英国和德国……美国的作用……
“它们都贪得无厌，彼此深恶痛绝。它们会打架的。我们不必急。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主张和平协议，但我们反对奴役和帶奴役性条件的协议。必须紧紧地掌着舵，走我们自己的路，决不要上别人阿谀奉承或恫吓讹诈的当。”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进行疯狂的煽动反对苏维埃俄国……
“是的，他们一心要诽谤苏维埃俄国。他们帮助帝国主义者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斗争。他们已跌入资本主义泥潭，滚到深渊里去了。让他们去打滚吧。在工人阶级看来，他们早就死去了。”白匪报刊……亡命徒……他们详细描写列宁逝世的无稽的神话……
列宁同志微笑着说：“让他们造谣和自己安慰自己去吧，用不着夺走垂死者的最后一点安慰。”
1922年9月15日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783—7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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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仁慈的人（伊·尼·哈巴罗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专题〗传记·回忆·评论->《回忆列宁》（第四卷）
最仁慈的人
伊·尼·哈巴罗夫
1918年6月的一个夜晚，我，铁路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在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管理局值班。
当时在我们这条线路上进行着把兵团从库尔斯克向东方调遣的工作。沿路下达了命令：“给军用列车让路。”
夜里二时许，报务员慌慌张张进来对我说：
“哈巴罗夫同志，有一个人不停地发报找军事革命委员会，但又不理会我的回答……”
我走到电报机旁。最后弄清楚了，是切尔尼站在呼叫。发报的是一个报务员。从他不连贯的叙述里了解到这样的情况：第一列开往东方的军用列车进了站，在那里被征粮队拦住了，要检查所有车厢内的东西。征粮队开始搜仓的时候，红军战士在睡觉。
“我们是往前方去的，却被怀疑搞投机。”红军战士都愤怒了。双方吵了起来，很快就开了火。几颗子弹射进了车站的窗户，车站值班员跑了。只剩下一位年轻的报务员守在岗位上。他吓得爬到桌子底下，从那里伸出手来打电报找军事革命委员会。
我们立即采取措施把列车打发走。我把发生的情况向交通人民委员涅夫斯基[1]作了汇报。
早上，人民委员来电话说：
“十一点我来找您和铁路工会委员会主席，你们把夜间冲突的全部材料收集好。我们一起到克里姆林宫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们去。”
去克里姆林宫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马上就要见到列宁了，心里很激动，真不知该怎么才好，也不知该说些什么。但结果却再简单也没有了。
在人民委员会的会客室里，涅夫斯基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是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上有人要见他。
几分钟以后，我们被请进了办公室。那里除了列宁，还有斯维尔德洛夫[2]。
我们走进办公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都站起来和我们握手。
“你们好，你们好。”列宁说，“请坐。”
我们坐在桌子旁边的小沙发里。
“请讲吧，你们铁路上情况怎样？机车和车厢修理得怎样？主人们的情绪怎样？每天发多少面包？……”
我看到伊里奇关心的是我们的切身问题，并想和我们谈心，这才定下心来，详详细细地汇报了铁路上的情况。
“有时候没有面包，我们就分发葵花子当口粮，”我坦率地说，“工人们认识到粮食困难，照样干活。当然，也有破坏劳动纪律的情况——有人擅自离开岗位到外省去搞粮食……”
伊里奇仔细听着我讲，不时往笔记本上记。最后，我详细讲述了切尔尼站上发生的冲突。
我谈完后，伊里奇转身对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说：
“您看，库尔斯克铁路上有多么好的群众！不过，他们的纪律不完全……“
然后，他对我们说：
“同志们，请提高铁路工人的纪律性，这样，你们就不会发生象切尔尼站那样的不愉快事情。你们自己知道，那里发生了令人气愤的事情！我们应该和白卫军作战，但在你们切尔尼站，自己人打了起来，这都是因为纪律松懈的缘故。要是切尔尼站站长比较守纪律，他就不会屈服于征粮队拦住列车的非法要求，也就不会发生冲突，不会妨碍列车开往前方。”
“而您，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列宁对涅夫斯基说，“请多多帮助库尔斯克工人们，他们处境困难，他们那条线路上集中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投机商、粮食贩子、白卫军。单靠库尔斯克工人们来维持秩序是困难的。”
于是我壮大了胆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铁路上的征粮队影响我们的工作……”
列宁注视着我问道：
“您看怎样，能把他们撤掉吗？”
我看到，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听到这问题时微微一笑。我意识到，我“说漏了嘴”，目前撤消征粮队是不应该的，我就说，无论如何应该限制他们的职权，让他们不要妨碍铁路工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沉思了一会，就给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打了个电话说，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工作人员对征粮队有意见，并要求整顿他们的工作。
列宁和我们分别时说：
“同志们，请你们尽快加强铁路工人的纪律性。”然后，仿佛是无意地，俏皮地微微眯起眼睛说：
“希望你们不要把切尔尼站站长处分得太厉害，要好好分析情况……”
以后几次我再见到列宁是在1922—1924年。
1922年6月，莫斯科市委派我到哥尔克去工作，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那里休息和疗养。
我在那里主管技术部门——发电站、自来水设备、暖气。
7月，我们开始检修、准备过冬的暖气。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办公室里，我们发现放热器的部件坏了，需要调换。
我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3]说了这件事。她回答我说：“我这就去和伊里奇谈。”说罢，就走到他办公室去了。
几分钟以后，她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起走出来。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把我介绍了一下。列宁问我：
“您干吗要把我迁出去啊？您为什么要这样？要知道，冬天谁也不会住在这屋里，您为什么要对房屋供暖呢？”
我解释说，不供暖，房屋会损坏。
“那你们到哪儿去取燃料呢？”列宁问。
“我们在森林里已经储备了一些掘起的树墩。”
“嗯，如果是当地的燃料——那是另一回事。你们不让我住在屋里要多久啊？”列宁微笑着问。
“最多一天。过夜无论如何总得在自己家里……”
“好吧，拿你们有什么办法，”列宁叹了口气，“技师是倔强的人。什么时候要把屋子空出来？”
“不需要空出来”，我回答说，“明天早上您出去散步的时候，我们把放热器拆下来，拿到工场去修理，您晚上散步的时候，我们把它装好。”
伊里奇十分惊奇。
“这么快？”
我表示一定能做到。
“工作效率很高啊。”伊里奇说。接着他想起了什么，就问我：
“您的脸我好象有点熟，我们在哪儿见过面吗？”
我告诉伊里奇，1918年在他办公室里我们曾经见过面，伊里奇俏皮地微笑着说：
“现在大概征粮队不再妨碍铁路工作了吧……”
9月的下半月雨季开始了，屋里又冷又潮湿。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到发电站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开暖气，因为屋里冷，她担心伊里奇会感冒。
我回答说，马上就可以生火。
“不，”她说，“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行不行。要等伊里奇同意以后，才能生火。要说服他同意可并不容易。要找个理由，使他感到不是为了他才这样做的。”
我建议她这样说，要试验一下暖气管是否有毛病，这是技术规章的要求。她认为这个理由是充分的，建议我晚上到他们那里去，把她叫到外间，并坚持要试验暖气。
我就这样照办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走出来以后，我故意提高嗓子，使饭厅里喝茶的人都能听到，开始了预先商定的谈话。她回答说：
“好吧，我去问问伊里奇，看看他有什么意见。”
列宁走出饭厅，向我问了好，用探索的目光看了我一眼说：
“您怎么啦，老兄，一会儿是技术上的需要把我从办公室里赶出去，一会儿又是技术上的需要——要来烤我吗？”
我一本正经地向他解释，暖气试验是绝对必要的。
“那末，好吧，”伊里奇说，“我知道反正说不过您，不过要这样：您得教会我，要冷一点或热一点时，这暖气管是怎样控制的。我要自己来调节，否则，弄得不好，你们会把我烤熟的……”
我开玩笑说：
“您干吗要抢我们的饭碗？您自己调节，那末，我们做什么呢？”
“您怕没事干？”列宁笑了起来。“不，老兄，我们很快就会有许多事情，那时候，不但不会没事干，并且还会人手不够……好吧，既然您不想让我自己调节，那就劳您驾，让我房间里的温度不要超过十四度。”
在10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4]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回莫斯科去了。一个夏天，列宁休息得很好，健康得到了恢复。
但到了冬天列宁又病了，这次病得很厉害。在5月，伊里奇被送到哥尔克时，病情很严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医务人员，谁也不准接近伊里奇。采取了一切措施为病人创造绝对安静的环境。列宁开始很快康复，不久就让他乘着车子到花园里来散步。
在这以前给他送来了散步用的电动小车。我的责任是把它保养好，并给蓄电池充电。
医生不准大家和他谈话，但伊里奇总是很高兴看到大家，笑着，亲切地挥挥手，脱下帽子。
他的健康情况一天天好转。到10月，他的自我感觉已经那样好了，甚至在农业展览会闭幕前夕要人准备汽车到莫斯科去。
尽管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一再劝他放弃这次外出，他仍坚持己见。
伊里奇开始能够稍稍走动了，甚至上二楼。最后医生允许列宁参加一些娱乐活动。
从莫斯科送来了流动电影放映机，我开始放映电影，列宁很高兴地看了。他对美国福特工厂生产拖拉机的一部技术片特别感兴趣。在放映有些镜头时，他甚至要求放慢电影胶帶的转动速度。
为了迎接新的1924年，决定在冬季花园的房子里举行枫树晚会。把疗养院职工及国营农场工人的孩子们都叫来了。
列宁也来参加晚会，见到这些孩子，他是多么高兴啊！他和孩子们一起玩，抚摸着他们的头……
列宁的身体好起来了，健康正在恢复，我们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们期望着他很快回去工作，去领导党和国家……
1月19日，我本来要继续放映福特工厂生产拖拉机的影片。
我去了，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说，影片不要放了，因为伊里奇的眼睛不好，不断淌着泪水，如果明天医生同意的话，影片隔两天再放。
1月21日，星期一，傍晚，我被叫到屋子里去，我以为是要谈放影片的事。走上二楼，我见到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我一看到她的脸色，就感到心头很沉重。她说：
“列宁已经离开我们了……”
我立即意识到，世界上发生了极大的灾难。
列宁逝世的消息闪电般的传开了。第二天早上，从附近的村子里来了成批的男女农民，好多人手里抱着小孩。当安放着列宁遗体的灵柩运往火车站的时候，两公里半的路上站着密密麻麻的人群。
灵车开往莫斯科的路上，不仅在车站上，而且沿铁路线、在田野里站立着无数人群，送别敬爱的导师、朋友和同志。而在莫斯科就更不用提了！
殡殓以后，1924年整个冬天，我在多莫杰多夫斯克乡的各个村子里巡回放映影片《列宁逝世》。在人们的脸上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真诚的眼泪！不仅是妇女，连老大爷都放声大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大家都感到亲切的人。
人民对列宁的爱是无穷无尽的。
载于1957年4月22日《汽窗报》第96号第3版
（瞿璋译张草纫校）
[1]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ИвановичНевский，1876年5月2日——1937年5月26日），1894年起从事民粹派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历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担任铁路人民委员、立宪会议议员。1918—1919年任副铁路人民委员兼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期间是“工人反对派”。1919—1921年任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22—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月革命历史委员会副主席。1928—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被捕。1937年遇害。1955年平反。
[2]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Михайлович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3]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Ильинична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4]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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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分子的慈父般的关怀（阿·德·奥奇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专题〗传记·回忆·评论->《回忆列宁》（第四卷）
对知识分子的慈父般的关怀
阿·德·奥奇金
1922年春天，弗·伊·列宁进了莫斯科医院（现名波特金医院），去动手术——取出被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1]暗杀时遗留下来的一颗子弹。子弹陷在颈部前面上层的肌肉组织里。手术是在局部麻醉下由弗·尼·罗扎诺夫[2]教授做的。手术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不要给他派专门的值班人员，以免破坏医院常规。
弗·尼·罗扎诺夫教授、手术助理克·姆·格烈什诺娃和助手（本文作者）经常去给他裹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毎次见到我们，总是那么热情、那么亲切，给人一种非常随和的感觉。我们给他裹伤时，他十分关心我们的工作和医院的生活，经常用简短、明确的语言提出一些问题。尽管有许多重要的国家大事要处理，但弗·伊·列宁仍能抽出时间和我们谈话。
弗·伊·列宁经常很乐意，也很随便地向我们讲述当前重大的政治问题，要我们注意机关中还存在的墨守成规的情况和守旧思想。
对我们——苏维埃知识分子的一员来说，几乎每次谈话都是生动的一课，使我们弄懂了一些本来不理解的现象。每次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交谈以后，我们离开的时候，都觉得自己仿佛长高了一头似的，认识又提高了一步。弗·伊·列宁有善于识别人的本领，他能很快地使听的人完全信服，使听的人永远钦佩他。
弗·伊·列宁对学者、对苏维埃知识分子特别同情，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令人感动地关心弗·尼·罗扎诺夫，尽量不使这位教授感到有什么短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随和、诚恳的态度经常使我们忘记：在我们面前是一位人类伟大的天才。
跟他在一起我们觉得象和一位年长的同志在一起一样，并且舍不得和他分手。总是想尽对能多地听他讲，想看看他那敏锐的、洞察一切的目光，听听他提出的简明的问题和把“р”音稍稍拖怪的、富有特色的话语。
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弗·伊·列宁的美德——关心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问起，医院的工作人员生活怎样，伙食怎样。这些问题在当时粮食困难的时期，有很大的意义。应该说，由于弗·伊·列宁的关怀，医院食品供应状况得到了大大的改善。他还吩咐在医院四周的空地上划出大块土地种植马铃薯和各种蔬菜。[3]
这件事在当时来说是新奇的，全体医务工作人员热情地、很乐意地干了起来。收效很快。我们的蔬菜和马铃薯都获得了丰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弗·伊·列宁在以后并没有忘记关心菜园的命运。他经常问弗·尼·罗扎诺夫和费·亚·格蒂耶教授：事情怎么样了？谁在劳动？谁在照看栽植的作物？
他不仅是一般地关心人，而且关心每一个具体的人。在致力于党和国家的重大工作的同时，他从不忘记所谓的“小”事，总要设法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
弗·伊·列宁是伟大和平凡的化身。
载于《医务人员回忆列宁》1964年莫斯科医学出版社版第182—184页
（瞿璋译张草纫校）
[1]范妮·叶菲莫夫娜·卡普兰（ФаниЕфимовнаКаплан，1890年2月10日——1918年9月3日），1905年革命期间加入了无政府主义者，后被流放。流放期间与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相识，转变为社会革命党人。二月革命后获释。1918年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8月30日刺杀列宁未遂，当场被捕，于9月3日被处决。
[2]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罗扎诺夫（ВладимирНиколаевичРозанов，1872年10月3日——1934年10月16日），苏联外科医生。1922年曾为列宁做手术，取出列宁体内的子弹。1925年曾为伏龙芝做胃溃疡手术，因伏龙芝在手术后逝世而不再进行临床手术。1929—1934年任克里姆林宫医院外科主任。1931—1934年任中央高级医学研究所外科系主任。1932年被授予“劳动英雄”称号。1933年获列宁勋章。
[3]见《列宁文集》俄文第36卷第234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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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质朴而谦虚的人（叶·阿·涅奇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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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质朴而谦虚的人
叶·阿·涅奇金娜
人们经常问我：伊里奇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每次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是一个质朴而谦虚的人。会见过列宁的同志和我的老同事曾多次跟我讲起劳动人民的亲爱的领袖和朋友——列宁的生活经历。他对革命和人民的敌人严酷无情，但对朋友，对普通的人们，却关心体贴，热情爱护。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种卓越的品质，我在1922年春有幸同他一起度过的一段短暂的时间里，是深有体会的。
事情是这样的。4月23日上午，有一辆汽车驶到我们医院第二幢楼的门前。走出汽车的是列宁，还有几个伴送他的人。我们很快就得知，他到这里来是为了动手术，把子弹取出来。这是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1]在原米赫里松工厂行刺列宁时留下的子弹。
当天就为列宁做了手术。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做完手术后，伊里奇被安置在一间装备着一般医疗设备的不大的病房里。我预先得到通知，我将在这间病房里值班。
我做了十多年的护士。在这段时间里，我积累了不少护理病人的经验。可是，当我得知交给我的是这样一个值班任务的时候，不免胆怯慌张起来。这还用说吗？他可是千百万人思慕向往着的、最伟大的政治和国务活动家列宁啊！象他这样的人，历史上还从未有过。
可是，我的紧张是多余的。从我认识伊里奇的第一分钟起，一切胆怯和疑虑顿时烟消云散。他那爽朗的微笑，亲切地眯缝着的洞达人心的眼睛，把一切都驱散掉了。
我记得，列宁还具有另一个特点。他很快就由于被迫停止工作而发起愁来，经常从病床上突然跳起来。他坚决要求不为他提供特殊照顾。
使我惊讶的是，伊里奇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出非凡的活力，他动作敏捷，生气勃勃。他倾听每一句话，对一切都感兴趣。到了晚上，病房需要通风的时候，伊里奇走进食堂，在椅子上坐下来。我也在他旁边坐着。他就开始问我医院里的情况、工作条件和病人伙食等问题——总之，他关心医院生活方面的一切。我尽量详细地回答他的问题。
伊里奇突然凝视着我问道：“为什么您这么瘦啊？”
我被这个突然提出的问题窘住了，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伊里奇亲切地笑了笑，沉思起来。那时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第二天，我又去值班。列宁看到我后感到很惊奇，他说：“您还在这里？这是怎么回事？您昨天工作了一整天，一整夜，今天又……”
在住院期间，列宁一直很担心，不要由于过多地照顾他而使其他病人受委屈。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手术之后，伊里奇只枕一只枕头，另一只枕头按照医生的意见暂时拿掉了。后来，这只枕头送到病房里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拒绝接受，因为他以为，要是他收下了，哪一位病人就会没有枕头。我们解释了好久，才使列宁相信，所有住院的病人都使用两只枕头。
还可举另一件事。在列宁住院的第二天，我给他送来了罗扎诺夫[2]教授家里做好的早饭。
“这是怎么搞的？您不是说过病人的早点是稀饭和茶吗？”伊里奇问。“那么，也给我稀饭和茶吧”。
我又不知如何是好。幸亏这时教授走了进来，总算解决了这场误会。
一天午间，列宁出院回去了。他精神饱满，神采奕奕，急切地想投身到工作中去。他同他身旁的每一个人都热情亲切地告别。“谢谢您的巨大的关怀，”他向我告别时说。“谢谢您的关心和照料……”。
五天之后，我收到了谢马什柯同志的话传电报。我到他那里去了。他把伊里奇在1922年4月25日写给他的一张便条拿给我看。便条上写着：
“谢马什柯[3]同志！
请您安排索尔达钦柯夫医院的护士叶卡特林娜•阿列克谢耶夫娜•涅奇金娜到克里木的一所疗养院去治疗和休养。
请把您关于此事的指示抄送给我。如果您在满足我的请求时遇到什么障碍，请来信告诉我障碍在哪里。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4]
他们随即通知我说，已经为我准备好了去克里木疗养的证明，问我愿意在什么时候到那里去治疗和休养。
列宁对一个普通人的关怀，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激动万分。他还没完全痊愈，又忙于国家大事，可是他还能想到我，抽出时间关心我的身体健康。伊里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见到列宁的情景，他的光辉的形象，他的亲切体贴、平易近人的品质，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载于《医务人员回忆列宁》19&I年莫斯科医学出版社版第176—181页
（顾柏林译张草纫校）
[1]范妮·叶菲莫夫娜·卡普兰（ФаниЕфимовнаКаплан，1890年2月10日——1918年9月3日），1905年革命期间加入了无政府主义者，后被流放。流放期间与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相识，转变为社会革命党人。二月革命后获释。1918年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8月30日刺杀列宁未遂，当场被捕，于9月3日被处决。
[2]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罗扎诺夫（ВладимирНиколаевичРозанов，1872年10月3日——1934年10月16日），苏联外科医生。1922年曾为列宁做手术，取出列宁体内的子弹。1925年曾为伏龙芝做胃溃疡手术，因伏龙芝在手术后逝世而不再进行临床手术。1929—1934年任克里姆林宫医院外科主任。1931—1934年任中央高级医学研究所外科系主任。1932年被授予“劳动英雄”称号。1933年获列宁勋章。
[3]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谢马什柯（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емашко，1874年9月8日——1949年5月18日），1893年起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1年毕业于喀山大学医学院。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8—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对外局主席。1917年9月回国，担任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区苏维埃主席，积极筹备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1921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21—1949年任莫斯科大学医学院社会卫生学系系主任。1927—1936年任《大医学百科全书》主编。1930—1936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0—1949年任全苏卫生学会主席。1949年在莫斯科逝世。
[4]《列宁文稿》第10卷第193—194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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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艺和漫游时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学艺和漫游时期
你究竟想干什么？我现在的监护人，我的一位舅父，这样问我。“我想学习矿业！”“那么你有学习的钱嗎？"经这一问，我的空想打銷了。
我所以想要学习矿业，是因为五十年代初兰河通航达到维茨拉，维茨拉一带的铁矿开采大为发展。原先因运費高昂，利用矿砂无利可图，以致大量矿砂堆积在坑道外面，几乎像废物一样。我既不能学习矿业，就决定去做旋工。有一个白铁匠师傅提议收我做学徒，但我对他沒有好感，而且他是个有名的酒徒，我拒绝了他。我所以要学旋工，只是因为我母亲的一个朋友的丈夫是旋工师傅，他是本城有名的能干的人，他愿收我在他那里学艺。事情就这样办了。他根据很奇怪的理由，同意了我的请求。据他说，是他的妻子告诉他，我在教堂里应坚信礼的宗教考试，成绩很好，于是他认为我在其他方面也应该是个有用的小伙子。我诚然不是笨貨，但是，如果我说我在旋工这一行里成了一个名手，那就不是实话了。那种人自然也有，我的师傅就属于那种人之列，我虽用尽至力，却并沒有超过一般水平，不过这也无碍于我在三年学艺期滿时的职工作业得到第一等成績。
我的体力工作能力受了身体羸弱的影响。我是一个特别孱弱的青年，自然也是因为营养缺乏的緣故。多年来，我们的晚餐每日都是一块不大的面包，塗上薄薄的一层奶油或果子酱。如果我们诉苦——我们天天诉苦——，说我们还餓着呢，母亲照例回答说：“有些时候，袋子虽沒有装滿，也要把袋口捆起来的。”一不做，二不休。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有可能就偷偷地切片面包吃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事马上就被我的母亲发觉，惩罰是免不了的。有一天，我又做了这种犯罪的事。我虽竭力模仿母亲所切的整齐刀痕，但到晚上这事还是被她发现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怀疑到我的弟弟身上，立即用父亲遗留下来的长米达尺打了他几下。我的弟弟抗议，声明不是他做的，可是母亲认定这是謊话，于是他又挨了第二次打。我当时想承认是我做的，但又觉得这是蠢事，我的弟弟已挨过打了，说不定我会再挨一頓比他更厉害的打。后来当我的弟弟埋怨我不承认自己的罪过时，我也用这个理由安慰他。多年来我的理想就是能好好地飽吃一頓奶油面包，这是可以理解的。
师傅和师母都是很端正而且受人算重的人。我是完全在他们家里吃飯的，伙食还算好，只是不大丰富。我的学习是严格的，工作时间长，早晨五时开始，直到晚上七时止，中间沒有休息。离开旋床吃飯，飯后又上旋床。每早晨一起床要从走五分钟才到的水井，为师母挑四担水，这样每星期给我四克略采，合十四芬尼。这是我学艺期间的零用钱。每星期很少许我出外，夜晚除特许外，几乎从不出外。星期天也一样，这一天是我们主要的售货日，农民这天进城来，买些烟斗之类的东西，并且请人修理物品。在傍晚或晚上，才准我出外二、三小时。在这一点上，我算是维茨拉至城受最苛刻待遇的学徒，在美好的星期天，看见朋友们和伙伴们都去游玩，而我立在店里，等候主顾，为农民们清理他们的肮脏烟斗，我常常气憤得哭起来。只有在星期天上午，在我不再上星期日学校以后，才许我上教堂。我对上教堂并不热心，于是利用机会来躲避教堂。为了保证安至免被识破，我总是先打听出唱什么诗歌，由哪位牧师讲道。但有一个星期天我遇到恶运。在吃晚飯时，师傅问我是否到教堂里去了？我大胆地回答：“去了！”他又间唱的是什么诗瞅？我报了号码，但同时发现那同桌吃飯的两个女儿巳忍不住要笑，不禁大吃一惊。当回答第三个问话：“哪位牧师讲道？”时，我双答错了，她们哄堂大笑。我上当了。原来我到教堂大门去得太早，敬堂职员还沒有把新的诗瞅号碼挂出，而关于牧师的名字我又得到假的消息。师傅干脆认为，我上教堂看来沒有什么意义，那么以后还是呆在家里吧。这样就把一种美好的自由丧失了。我现在以更大的热情埋头读书，无选择地读，大部分自然是读小说。早在学校时，我就因为帮助同学解答问题或让他们照抄作业，而对他们居于优越地位，我利用这种地位要求他们借书给我阅读，作为酬谢。我因此就读了像《鲁濱逊飄流记》和《湯姆叔叔的小屋》[1]等书。现在我用我的几分钱向租书处租书阅读。我所喜爱的作家之一是哈克兰德，他描写的和平时期的士兵生活使我稍稍降低对军事的热情。再进一步，我阅读瓦尔特·司考特的著作和斐迪南·司滔莱、路易士·米尔巴赫等人的历史小说。从父亲和继父的遗产中，我们保存了几本历史书。其中有一本很好的希腊和罗马历史概要，作者的名字我忘记了。此外还有几本普鲁士历史书，自然是经官厅检查过的，书中关于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君主、著名的将军、交战年月等項记載，我都记得烂熟，能够背誦。我痛切地期待学艺期滿，渴望能跑遍至世界。但并不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快。在我学艺期滿的那一天，我的师傅死去，也是死于当时在維茨拉流行的肺痨病。我就处于一个少有的境遇，在我刚成了伙计的那一天就做了经理。沒有另外的伙计，也沒有可以继续管理营业的儿子；所以师母就决意逐渐出清存貨，停止营业。师母是一位特别美貌的、在她那样年纪所不常见的精神健旺的妇人，她始终待我很好，我会为她赴湯蹈火。现在，我为她牺牲的精神，表现在过分努力来工作。从五月到八月，我是日出而作，一直工作到夜晚九点钟，有时还要晚些。一八五八年一月底，商店倒閉，我准备开始我的漫游。我向师母告别，她除给我每星期十五銀格罗申的应得工资外，还赠我一塔勒的旅费。二月一日，我冒着大雪，开始了我的徒步旅行，我的弟弟，他是学习木工手艺的，送了我一个钟头的路程。我们分別时，他痛哭起来，这种感情冲动是我以前没有在他身上见过的。这应该说是我同他最后一次见面。一八五九年夏季我得到消息，他患严重的关节风湿症三天就死了。我成了一家中的最后一人。
我最近的目的地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我从朗光搭乘火車，当天晚上到达法兰克福，投宿于卡尔亲王栈房。我还不愿做工作，两天后又乘火車往海得尔堡。我所乘的火車，用的是可以放下的纱布窗帘，而不是玻璃窗。当时还有强制携带护照的规定，就是说，手工艺徒必须带一漫游簿，写明拟旅游的地区并须由警察机关登记和签证，谁沒有签证，谁就要受罰。在许多城市，海得尔堡也是其中之一，当时还有明文规定，手工艺徒必须于早晨八至九时到警察机关受医师检查，特别是对于传染性皮肤病的检查。谁要是错过了检查时间，就必须等到次日才能起程，因为他沒有得到签证。我就遇到了这种情形，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規定，到警察局去晚了。我从海得尔堡步行往曼海姆，又由那里到斯派尔，在这里我找到工作。待遇好，伙食好而且丰富，只是必须在作坊里睡觉，在一个墙角里安上一张床。后来我在夫赖堡（在巴登）也遇到同样情形。当时手工业中还流行着这种习俗，伙计在师傅那里食宿，而住宿情况常常是极其恶劣的。工资也低，在斯派尔每星期一古尔盾六克略采，约合两个马克。当我对此提出意见时，师傅认为当年他在外乡的第一次工作岗位上所得的也不过如此。而那是大约十五年前的事了。有一个星期天，我在一个啤酒酿造厂里被人诱去打牌。我完全不懂得玩牌，在短时间內输去了十八克略朵，超过一个星期工費的四分之一。我很是气恼，发誓永不赌钱。我实践了这个誓言，只要春天一到，我就不再在这个作坊受苦了。四月初，我又像术语中所谓的远足，开始漫游。我经过普法尔茨，越过兰道，抵格尔梅谢姆，再渡过莱茵河，回到卡尔斯卢合，上行经过巴登——巴登、欧芬堡、拉尔到夫赖堡（在巴登）。在那里我又获得工作。那年春季，特別需要裁缝帮工；因为我走路轻快，外表看起来双很像人们所想像的裁缝，所以这次旅行中常常在城门口就有裁缝师傅向我攀谈，大约他们把我当作他们的剝削对象了。许多人竟不相信我不是裁缝，有些人又向我道歉说，“因为我的外貌完全像个裁缝。”
在夫赖煲我度过一个很舒服的夏天。就夫赖堡的环境来说，是德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它有迷人的森林，庄园山地是一小块美好的土地，四周有几十处风景秀丽的地方引人游览。但是对我来说，所缺少的是与志同道合的青年的适当结合。技术人员的联络当时还不存在，在我的作坊里我又是唯一的帮工。行会废止了，却还没有新的职工组织。人们以工人身份可能参加的政治性团体也沒有。在德意志，到处还都是反动势力的天下。对于单纯的娛乐团体，我既不成兴趣，也沒有钱。这时我听说有个天主教的帮工协会，在卡尔广场有它自己的会舍。当我确实知道它也吸收其他信徒参加时，我当时虽然是耶稣教徒，也参加了该会。
在我停留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期间，我在夫赖堡和萨尔斯堡都是天主教的帮工协会的会员，而且从未后悔过。文化斗争[2]在那时幸而还未发生。因此，这个协会对待异教徒十分宽大。协会主席向来是由神父担任。夫赖堡帮工协会的主席是后来在文化斗争中很著名的阿尔班·司透尔茨教授。全体会员选举一个工长做代表，他是主席以下最重要的人。协会有时举行演讲和讲授各门学科，例如法文。所以它是一种教育协会；至于这些协会后来变成什么样子，我就不能说了。会所备有大量的报纸，自然都是天主教的，但总可以由此得知世界上发生些什么事情。这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因为我在学校的末期和此后的学艺时期，正是克里米亚战争发生的时候，我已经很关心政治。
我与年纪相仿、奋发有为的青年交游的需要，在这里也得到了滿足。协会中一些特殊的人们，一些乐生的愉快的青年教士们，能够与年纪相仿的人们结交。我曾有几次同这些年轻的数士度过最快乐的夜晚。这样的晚会，我在一八六零年三月初从萨尔斯堡回来，路过嘉尼黑投宿帮工协会会所时，又欢度一次。会员如离开当地，协会发给游历簿一本，如果他向协会和神父请求补助，这游历簿可以证明他的身份。我至今还保有这样一本，其中第一頁是圣约瑟怀中抱着婴儿基督的像。圣约瑟是帮工协会的监护神。协会的创始人考尔平神父当时在科伦，如果我沒弄错，他在青年时代就是制鞋匠，我是在布赖斯区夫赖堡有一天听他的演讲而认识他的。一八五八年九月，我急欲继续漫游。我离开了夫赖堡，天气晴朗，程过赫伦谷，越过黑森林向纽斯塔特、多瑙辛根和沙夫好森前进。在那几天，一到下午就可见到一种奇观，天空中出现一个巨大的彗星（多那提彗星），发着罕见的光芒，拖着一个特别长的尾巴。在那时，黑森林还保持着它全部的庄严和壮丽。几十年后，斧头和锯子大片大片地砍伐了这个最壮丽的森林。这是近代发展的要求。在瑞士我是不准停留的。那时普鲁士政府禁止普鲁士手工匠在瑞士逗留。纽恩堡的争端在一年前才在不利于普鲁士政府的情况下告结束。此外，还因手工匠可能接受革命思想，这就必须为国家秩序的利益而加以防范。当我于一八五八年春季向驻卡尔斯卢合的普鲁士使馆申请在瑞士停留的许可证时，根据上述的禁合被拒绝了。
于是我由瑞士方面往君士坦茲，乘船经过波登湖往弗里德里希哈芬，途中遇到风暴，因而晕船。从弗里德里希哈芬步行前进，经过拉文斯堡、比貝拉赫、岛尔姆、奥格斯堡往慕尼黑。当时符腾堡邦各城市有一种制度，漫游的手工艺徒可以领取一种所谓城市赠金，照例是六克略朵，使他们避免行乞。这种赠金我到处都心安理得地领取了。自岛尔姆出发时，一个壮健的的罗尔人与我结伴同行，他看来像个屠夫，却是个裁缝。他不用“柏林包”（一个用漆布包裹的捆，一般像大香肠的形式，里面装着日用必需品），却背一个军用背包，穿一件麻布罩衫，这使他看来有点古怪。我们既然缺少金钱，而且一个手工艺徒流浪行乞，从来不算可耻，所以我们每经过乡村，往往敲门求乞。有一天中午，我们到了一个乡村，又作了个战略计划：“你取右面，我取左面！”当我来到一家向它求乞的时候，主人的女儿一面给我东西，一面警告我，要注意宪兵就在附近。我听取了这句话。但是到了村外，我看见一所富丽堂皇的房子，虽是在路的那面，看样子，那里的主人定会资助我们两个手工艺徒。我抵挡不住这种引诱，于是毫不迟疑地奔向前去。幸而当我走上六、七级石阶的时候，又把房子端详一番，使我大吃一惊，发现门上而挂着一个牌子，写着：王室巴伐利亚宪兵队部。我恭恭敬敬地走过，到村外躺在草地上晒着灿烂的阳光，等候我的旅伴。他终于迈着大步来了，径向那座房子走去，它原来是座落在分配给他的那面的。他不看宅子外面，直上台阶进里面去。我承认，我在这一瞬间不由地哈哈大笑。几秒钟后，那个的罗尔人由宅内冲出，从全部台阶上一跃而下，撒腿就跑。当我笑着问他怎么回事时，他说：他进去后，闻到厨房发出香喷喷的气味，一直向它走去，可是在那里站着一个沒穿外衣的宪兵，叱问他要干什么。他自然马上看出情况，飞也似的跑出宅子。
次日下午，我们到了达绍。我的旅伴提议，我们两人应该到裁缝师傅那里去探望，我因外表完全像个裁缝，所以不必有所顾虑。这里应说明，向本业师傅探访，所得的馈赠比乞讨所得的多，但負有一种道义上的义务，在探访时如师傅声称有工作要做，即应接受。想了就做。为谨慎起见，我让那位的罗尔人走在前面。立刻就显出这办法是聪明的。我们走上一家人家的阶梯敲门。的罗尔人一说：“两个新来的裁缝请求帮助"，接待我们的师傅就答道：“欢迎得很，您俩我都很用得着，请把您们的漫游簿给我。”当的罗尔人迟疑不决地把漫游簿从口袋里抽出来的时候，我赶快向右转，大踏步跳下阶梯，走出这小镇。我失去的罗尔人这个旅伴，深觉可惜，他是一个好朋友，可爱的伙伴。
从达约到幕尼黑，那时有一条笔直的大路，两旁长着茂盛的白楊树。大路的景色被慕尼黑圣母教堂的钟楼所截断，这就是亨利希·海涅所说的“脱靴器”，好像舉立在几里长的大路的尽头。正当我重头丧气地走着，从后面来了一个农民赶着一辆柳条車，一望而知是往慕尼黑去的。車内的东西用帆布盖着，路程还远，而天色将晚。我恭恭敬敬地探间可否许我搭乘。农民回答的是一口巴伐利亚的德路，我那时还听不懂，但听他的语气，我认为是同意了。于是我上了車子，泰然自若地在篷布上挪动，寻找适当位置。农民一再地向后看，并且对我说点什么，我还是不懂。后来我们到了慕尼黑。車子停在卡尔门一个商店前面。我跳下車来，脫下帽子，恭恭敬敬地为免费搭車而道谢。这时农民将篷布拉开，那布上面粘了一块好几磅重的奶油。原来我无意中把靴后跟转入一个仅由篷布盖着的奶油桶里。我一看到惹出禍来，滿面通紅，请求原諒，并声明甘愿賠偿损失。当时楼上窗口两个少女看着这个情景，也一齐发出一陣大笑。这使我更难为情。但是农民却立刻解脫了我的困窘，他对于我的请求賠偿损失粗鲁地回答道：“走你的路吧，你什么也沒有！”我不等他说第二遍，几步就跨过了纽好斯街的转角。后来我每次到了慕尼黑的卡尔门，我就又记起这件事情。
我到慕尼黑那天，适逄建城七百年庆祝大会閉幕，大会持续了一星期，紧接着是十月节。全城居民还陶醉在狂欢中，在玫瑰巷的旅舍中，那时还盛行着浓厚的行会习慣，十月节正在隆重举行。我受到亲热的欢迎，在慕尼黑逗留了整一星期，我感到非常称心滿意。只是我和我的同业虽然竭力寻找工作，却徒劳无功。所有的位置都有人占着，谁也不肯让。我就决定走向累根斯堡。我同一个也往那里去的旅伴先到伊萨尔河，看看能否乘到一个木筏到兰茨胡特去。据说：我们如愿在筏上摇桨，可以免費搭乘，而且供给伙食。前一半是对的，后一半就不对了。伊萨尔河那时水浅，河道又很曲折，我的旋伴——一个特里尔人——在前面摇，我在后面摇，他又摇得很笨，以致我们有几次擱浅在沙滩上，惹得掌筏人发脾气，破口大罵。换班时，我同乘客们——一些农民和一个牧师谈论起政治来，我谈得十分兴奋，掌筏人竟威胁着说，这“该死的普鲁士人”如果不停止辩论，就把他抛到伊萨尔河里去。我不再出声了，在这种十月天气去结识伊萨尔河水，我是沒有这种兴趣的。傍晚时，我们在离兰茨胡特几个钟头路程的摩斯堡登岸，走进了旁边的丛林。我们已经航行够了。
黑夜里，受狗的狂吠声的迎接，我们在一个乡村旅舍里找到住处。人们费在次晨是赶兰茨胡特的年度集市，所以各房间都巳客滿。我们必须在谷仓中睡眠，那里面已经橫七竖八地躺着男男女女几十个人。我们挨着冻刚要睡着的时候，又被吵鬧醒了。原来一个躺在干草上的妇人亲眼看到，她的丈夫如何用一些粗鲁的表愛举动向那拿灯能引他进仓住宿的使女致谢。她于是对她的丈夫用地道的巴伐利亚语加以教訓，把所有睡觉的人都吵醒了，并惹得哄堂大笑。早晨，天还漆黑，我们就从仓庫里挤出来，因为我们衣服单薄，寒冷不堪，原来我俩睡在一堆干草上面，夜里从相反的方面滚了下来。我们在院中井边盥洗后，又继续前进。先往兰茨胡特，从那里经艾克穆尔（这个地方以一八零九年拿破伦在那里战胜奧地利而出名）往累根斯堡。
在累根斯堡，我与一个由布勒斯劳旅行来的同业在一个作坊里工作。旅馆中有人劝我，不要接受那个工作，因为师傅是巴伐利亚出名的最粗暴的莽汉，这的确是非同小可的，但我并未因而气餒。
在累根斯堡的生活值得记述的不多。在与我来往的同行技工中，除那个布勒斯劳人外，沒有一个人有较高的精神需要。離酒喝得最多，就最受崇拜，竟有人在星期天和星期一喝完了一个星期的工资。这样我俩星期日晚上多半是到戏院观剧，自然是坐最便宜的座位，每位票价九克略朵。有一次我们在一星期中间想看某一出戏，但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放工时间恰好是戏院的开演时间。于是我们同厨妇说好话，请她把晚飯早开半个钟头，我们并把室内的钟相应地撥快。那时在南德意志和奧地利的师傅那里总是吃热晚飯的。飯后我们赶快换好衣服，奔向戏院。在我们从这边进去的一瞬间，师傅同他的妻恰好从那边进来，邻近教堂的钟也正在这时打七点。现在才是应该放工的时候。我们敗露了。奇怪的是，师傅次日对我们一字不提，只告诉厨妇说：“您听着，卡悌，对那些普鲁士人要多加小心，他们昨晚将钟撥快了牛点钟。”
在累根斯堡甘去游览烈士祠，祠在多瑙河上游一个高岭上，由此可以远眺平原。人所共知的是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一世，那个“脫意志人"[3]，纪念祠的创建者，当时祠中所立的名人半身像中沒有路德像。
一八五八到一八五九年的冬季很长很冷。严寒已经由十一月半开始。因与师傅发生争执，我于二月一日不顾塞冷和下雪，登上旅程。这个布勒斯劳人跟我一起走。我们先往嘉尼黑去，在那里寻找工作，又是无着。此后，我们继续前进，经过罗森汉，往庫夫施太因。奥地利的入境手续真叫我们头痛。当时在奥地利的边境上，入境的手工艺徒必须提出确有五古尔盾旅费的证明。可是我们沒有这笔钱。于是我们计上心来，利用铁路，由巴伐利亚的末站搭火車到庫夫施太因去。为了尽量打扮成紳士模样，我们把靴子和衣服刷得特别仔細，并且装上一条白领子。我们的詭计如愿以偿。我们整洁的外表，加上乘火車而来的事实，蒙蔽了边境官吏；未加留难，让我们通过了。在严塞的天气，一公尺深的雪中，我们徒步程过的罗尔。大雪严寒把羚羊从山里逼了下来，我们在黄昏行程中，听到它们哔哔的呼唤声。我们所十分詫异的是，在这里乞讨竟得到很多的钱，而且所得的是有我们现今二马克那么大的銅钱。第一天晚上进旅馆的时候，我们沉重地扛着得来的銅钱。可是当我们次晨清算我们这小小賬目的时候，必须把这种銅钱摊滿了半张餐桌。原来奥地利政府已发行新币，这种銅钱几星期后就要一文不值了。这样，关于这个慷慨大方的謎解开了，人们乐于把就要作废的銅钱开銷出去。
过了几天，我们终于经过菜欣哈尔径向藤尔斯堡出发，在一个艳阳天的下午到达。当我们经过一个不高的山脊（敏希斯山），看见眼前这个城市及其很多教堂和意大利式建筑当中高聳着萨尔斯堡耍塞的时候，我们站住，好像是着了魔。
我在后来生活中总觉得是个謎的是，在这些奔波中常常把衣服完全湿透，寒冷不堪，却沒有因而得过重病。我的衣着决不足以应付这些困苦，羊毛內衣或者一件外衣已是陌生的奢侈品，一把雨伞对于一个漫游的手工艺徒来说会成为嘲笑和諷刺的对象。我时常把头一天湿透了的、在早晨还有点潮湿的衣服穿上，第二天又有同样的遭遇。青春战胜一切。
在萨尔斯堡我找到工作，而我的旅伴在我用余剩的钱尽力帮助之下，继续往维也纳去了。我在萨尔斯堡停留到一八六零年二月底。大家知道，就形势来说，萨尔斯堡是德意志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因为它那时还是属于德意志，但它也以夏季多雨出名。一八五九年的夏天却是例外，必须承认那是特别好的夏季。但是一八五九年的夏季也是一个有战争的夏季。以奥地利为一方，以意大利和法国为另一方的战争，在北意大利爆发了。因此，当大批各兵种和各民族的军队歌唱着、欢呼着开往南的罗尔的时候，在萨尔斯堡的生活頗饒趣味。几个月后，这些军队重头丧气地战敗而回，后面跟着几百辆車载着受伤的和病弱的人。但是，最初却弥漫着必胜的欢乐信念。我对于这个政治事件异常兴奋，在别的日子既沒有钱也沒有时间，可是每到星期日，不把所有的报衹差不多全读完不肯离开托马塞里咖啡馆。一个普鲁士人当时在奧地利的处境是困难的。因为普鲁士迟延了对奥地利的援助，奥地利认为是背信弃义。我当时还算是一个好普鲁士人，我就试行为普鲁士的政策辩护，但因此遭到不幸。不只一次，为者免得挨打，我不得不离开旅馆的餐桌。但后来当的罗尔志顺狙击队从维也纳、上奧地利和下奥地利来到萨尔斯堡，也在这里設立招兵处的时候，引起了我冒险的乐趣。我就同另一同事——一个岛尔姆人，前往报名志愿参加，但答复是只收的罗尔人，不收别处人。在这里留下去既无益处，同时传闻普鲁士在动员，我就决定回故乡报名当志愿兵。我即刻写信给我的监护人，请他为这个目的给我寄几塔勒的旅费。过了些时，钱（六塔勒）寄到了，但我已经不再需要拿这笔钱作路费，因为这中间已经缔结了維拉法郎加和约。战争结束了。但我在次年春季回維茨拉的时候，这钱对我还是很有用处。
萨尔斯堡的工资，同各地的旋工工资一样，也是低微的，因而很难积蓄。我在深秋才以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了第一件冬服；而且作为一个诚实人，我不仅节约而且忍饥挨饿，才能每星期如约偿还衣价。除午餐由师傅供给外，我仅靠黑面包和牛奶雜持生活。届时心中惴惴不安：工作不多，我又是作坊中最年幼的一人，生怕在新年后遭到解雇。师母由同事那里知道了这种情形。在我向她和师傅拜年的时候，她安慰我，保证留我在那里一直工作到我回乡为止。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放下了。我不由得想起一年前奥地利公使馮·许布钠尔男爵在推勒里宫[4]参加新年招待会，会上拿破伦对许布精尔的谈话就意味着意大利战争的先声。[5]
萨尔斯堡有一个天主教帮工协会，二百多个会员中至少有三十三个是耶稣教徒，而且几乎全是北德意志人。根据前述原因，我也参加了。协会主席是当地神学院教授舍夫博士。他是一个年轻漂亮的人，而且性情十分和藹和开朗。据说他是属于耶稣会的。他当然知道他的协会中有相当数量的耶稣教徒。
有一次在大会上他公开声明，他最喜爱耶稣教徒，因为他们属于到会最勤者之列。每星期六晚上，他经常举行一个纯粹的道德演讲，听讲的人总是很踊跃，不论信仰什么，都可以无顾虑地参加。我和舍夫博士相识了，我常在星期日下午应他的邀请到他的住宅去，谈论德国和奥地利的情势，他发表了惊人的自由观点。
耶稣圣诞节快到了，协会照例要举行一个圣诞节庆祝会。会中组织了一个小音乐队和一个歌咏队。各队要借这机会极力表演一番。此外还照舍夫博士的建议，由一些属于德意志各民族的会员举行朗誦。我被选为莱茵区的代表，要朗誦一首诗《雪茄烟和人》。练习地点是在舍夫博士的住宅，他用啤酒和面包款待我们。在练习中发现我几乎每次都在末韵上犯一个错误，我所用的一个字虽合轍押韵，但与诗意不符。舍夫博士諄諄劝告我在庆祝晚会上可不要搞错了。庆祝会（十二月十九日）到了。显貴人士参加了这个会！有萨尔斯堡的侯爵主教、圣彼得修道院院长和其他教会人士，也有机关代表。终于轮到我表演了。在我快上场以前，舍夫博士再次关照我要特別注意，我十分郑重地答应了。但是强有力的时运不是永远助人的，噩运急速来到。我又犯了那个语言错误，舍夫博士在后面举起臂膀，拿拳头向我发恨。但是，不幸的事已经发生，我相信，人们多半沒有觉察到。此外，庆祝会进行得非常如意，我毫不介意，心滿意足地回家去。
三月里有圣约瑟纪念日，这在奧地利是个大节日。圣约瑟，如前所述，是天主教帮工协会的监护神。在节日的前几天，舍夫对协会的天主教会员作了一次悬切的讲话，号召在那一天要全体前往教堂。他说，他深知有些年轻人喜欢逃避，但这次是不行的，不要让我丢脸，因为皇后（斐迪南皇帝的寡妻，现在住在萨尔斯堡）对协会会多方帮助，对这一定会知道的。他接着微笑地说道，下午我们到马利亚平原朝拜去；原来这个朝拜的地方离萨尔斯堡足有一小时路程，教堂就在平原中问的小岗上，那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在那里由协会公賬負担一桶啤酒，第二桶由他个人开支，他断定，这就无人缺席了。全场发笑。我相信，他是对的。于是举行朝拜。我们非天主教徒至体欢天喜地地跟在工长举着的队旗后面前进，旗上繪着圣约瑟怀中抱着嬰儿基督的像。到马利亚平原后，我们瞻仰了那装饰非常华丽的教堂。而后开始喝酒。几桶酒很快就空了，很多人蹣跚地走回萨尔斯堡。队伍解散了。那面带着圣约瑟像的旗如何回到萨尔斯堡，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
舍夫博土、我和一个汉诺威人一同走回来。到城中后，舍夫把我们领到一个咖啡馆，在那里打了一盘台球。这在我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然是我们二人轮了，但仍是舍夫博士付賬。一八六零年二月底，我返回故乡。三十余年后，我接到一个普菲斯特的騎士由林嗣寄到柏林的信，信上说，他原拟前往柏林并借此把萨尔斯堡的大教堂住持舍夫博士对我的问候带给我，但因病不能成行，所以用信把它寄来。何以舍夫博士会记得我，到现在还是个謎。他决不可能料到那个十九、二十岁的年轻旋工——假如他还记得他——后来会作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我决不会给他这么深刻的印象。我猜想，大概是我曾将我在萨尔斯堡的经历順便对中央党的国会同事们述说过，他们把这事转告给大教堂住持了。当我在本世纪初重往久别了的萨尔斯堡的时候，舍夫博士已在数年前逝世了。他会终生保持他那快活、爽朗的性情和充沛的生活乐趣的。
我在结束我的侨居萨尔斯堡时期的叙述以前，还要提一下当时我们年轻人所说说笑笑的一件事。在那时，大家知道由于罗拉——蒙提荻事件[6]而退位的那位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夏季在萨尔斯堡附近的列奥波尔茨克伦宫内居住。这位国王身材瘦长，穿一身灰色夏服，戴一頂稍有损伤的大草帽，拿着一根沉甸甸的手杖，常由我们的作坊旁边经过，喜欢独自在萨尔斯堡四郊散步。有一天，他又在这样散步，看见一个男孩为取不下树上的苹果而苦恼。国王走到男孩跟前说：“瞧，你要这样办！”他把手杖扔到树枝中间，效果极好。这却被附近房屋里的农妇看见了，她那时愤怒得滿面通紅，走到门口，向她所不认得的国王叫道：“你这老野人，不害差，竟帮着孩子偷苹果！”国王拾起手杖就走开了。第二天早晨，一个僕人前来送给农妇一古尔盾，说明是賠偿昨天那位先生从树上打落的苹果的。当她间那位先生是谁时，使她惊訝万分的回答是：“国王路德维希。”
我在这里指责一位逝世的巴伐利亚国王的盗水果罪时，我要真实地附加一句，我在这方面也不无罪过。偷水果，随时都是我的弱点；这大概是由遗传得来的天性，我成了这一天性的牺牲。现在在萨尔斯堡又是这样。引诱我的是侯爵主教郁李园中的鮮美桃子。我在园中散步多次，每每不能自制而摘取几个果子。我以为我的盗水果罪对侯爵主教不会有所损害，而果实对我却大有好处。当我读了第四世纪末期米兰主教圣安布罗茲的话后，我的良心谴责也就烟消云散了，他说：
“自然界将一切财富一起给与一切人们；因为上帝创造万物，为的是使大家共同享用。这样，自然创造了公有的权利，而创造私有权的是不公平的霸占。”
对我的行为还能够有比这说法更輝煌的辩护，甚至言之有理的嗎？
[1]旧书《黑奴吁天录》。——译者
[2]一八七二——一八七八俾斯麦对天主教的斗争——译者
[3]脱意志人是德意志人的古代写法——译者
[4]法国皇宫——译者
[5]拿破仑第三当时说：“我很遗憾，我国政府和贵国政府的关系，已不如从前那样好”。——译者
[6]罗拉—蒙提茨是一个舞女，得到路德维希一世的重爱。他们这种关系在一八四八年初引起慕尼黑骚动，也是路德维希在三月革命开始时退位的原因。——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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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弗·伊·列宁（在市立赫尔姆霍茨眼科医院职工、病人、参观者大会上的讲话）（米·约·阿维尔巴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专题〗传记·回忆·评论->《回忆列宁》（第四卷）
忆弗·伊·列宁[1]
在市立赫尔姆霍茨眼科医院职工、病人、参观者大会上的讲话
米·约·阿维尔巴赫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的地方委员会要我在今天向你们讲一讲我个人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印象和回忆，因为我作为一个医生，曾经见到过他几次。做这样的报告我感到特别高兴，当我再一次谈到这个卓越的人物时，我感到异常的愉快。另一方面，我想，我能告诉你们的事情，你们是无论从什么地方都听不到，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你们到处都能听到作为一个英雄、战士、无产阶级群众的领袖、劳资斗争的伟大思想的代表者和体现者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你们中间有些人对此也许还有亲身的感受。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你们从我这里是听不到的。我要给你们讲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家里的情形，当他从事一天繁重的工作后回到家里，解开领口，脱下很紧的鞋了，与家人团聚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人；当他害了比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事理都要厉害的疾病的时候，当他为自然的力量所迫必须停止考虑外界的一切，而去考虑自己身体的时候，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你们或许会对我说：“我们干吗要知道这些呢？他的私人生活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他的社会活动必然会在全世界人民的生活中留下永不磨灭的痕迹。”在一定的程度上你们是对的。生活经验和対伟人生平的研究工作告诉我们，他们的私人生活在多数情况下不需要知道。但在讲台上和在家里，到处都表现得一样的人，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构成一个统一体的人，是不常有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那些卓越人物的私人生活看来也并不是十分有趣的，或者与其所起的社会作用截然不同。广大的群众，特别是那些眼界狭小，具有小市民庸俗心理的人们，不善于把人和思想区分开来，不善于原谅大人物也有一般人都具有的普通的弱点。因此，他们确实不应该知道那些起着社会作用的人们的私人生活。但在这里，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要重复说一遍，我敢于和乐于给你们讲他的私人生活。我十分放心，你们从我这里听到的东西，不仅不会在你们眼里贬低他的伟大，而恰恰相反，会使你们更加崇敬他，并且还会给你们心目中已经塑造好的崇高的、完美的形象增添某些动人的和美丽的色彩。
我第一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1922年4月1日。这还是在他得了致命的疾病的初期，那时他还在继续工作，作演说，但常常说头痛，睡眠不好，容易疲劳，不能想工作就工作，要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工作。那么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想法，需要做多少工作呢？关于这一点你们大概连想象都想象不到的。既不是脑力工作者的六小时工作日，也不是体力劳动者的八小时工作日。不，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艰难时期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希望能这样工作：在工作时间打个盹又继续工作。不过，这样的要求他只是对自己提出的，对别人则建议要多多休息，保重身体。
象前几次一样，这次请我去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检查眼睛，并不是他自己提出的要求（他对自己的眼睛十分满意），而是给他治病的那几个医生的意思。他们预料，我作的检查会得出如下的某一个结果：或者眼晴里偶尔发生一种会引起头痛的病变，或者通过眼睛，正如通常所说的那样，通过这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观察到人脑的小窗，获得解释人脑病变过程的线索，因为在最初阶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还完全是个谜。
在双方约定的时间，我被带领到列宁的住所。在第一间房间里迎接我的是与他同呼吸共命运，一分钟也不离开他、直到他永久安息的他的两位无限忠诚的朋友和卫士：他的妻子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天娜·乌里扬诺娃[2]和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3]。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时已经住进了原司法机关大楼内一所简朴的住宅里。我说“已经住进”，因为据说，这所简朴的住宅是他在住过各种设备简陋，条件很差的房间后给自己找到的最好的住宅……他对住宅很满意，房间不多不少，刚好够他自己和他的亲人们居住（他的亲人也担任着很重要的社会工作）。至于这所住宅的摆设，只要你一打开门，你马上就会感到，你走进了一个不爱讲究，但真正有文化的人的住所——一切都显得简朴整洁，东西都放得井井有条，毫不华丽，不摆阔气，没有任何奢侈品，没有任何用不着的东西，但却有着一个专门从事脑力劳动、勤奋工作的家庭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这种摆设的简单、朴实和合理并不给人以一种人为的，设想出来的，故意做样子给人看的印象。完全不是。弗拉星米尔·伊里奇生长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里，完全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宁愿将来不当杰出的学者或教授，而去为建立新世界从事地下活动，几乎一生不得不在艰难困苦中度过，因此他学会了过简单朴素的生活，而且感到称心满意……总之，这不是故意的节制，而是一种对不需要的东西无所要求的自然表现。
我还来不及向亲切殷勤的女主人们问好，弗拉某米尔·伊里奇已经从隔壁房间里走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从外表看上去他是个中年人，中等个子，身体结实，脸上流露出刚毅的表情，有着一双灵活的，同时却又是聚精会神的眼睛。眼晴里明显地闪耀着智慧和隐藏得很深的内在力量。虽然我由于自己的职业关系习惯于细看眼睛，注意它们的表情，但我必竟不是个相面家，而且也认为相面术毫无意义……经过短短的交谈以后，我感到这是一个具有卓越的、独特的智慧和坚强的潜在意志的人。不仅如此，我感到这种敏锐的智慧能用无形的眼睛洞察你的为人，猜透你的思想。凡是和列宁接触过的人都讲到他的智慧。费尔斯特[4]教授也有同样的看法，他由于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耽过一个很长时期，有可能进行仔细的了解……的确，无怪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些最亲近的朋友和老战友几乎把他看成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但是，把列宁的智慧仅仅说成是伟大，那是远远不够的。在他的智慧里，就象在他的眼神里一样，还可以察觉到某种别的东西，也许，我可以把它称之为调皮，机灵。在谈话中间你会感觉到，他想知道什么，而且最终或许还会促使你说出来，但自己却不说一句多余的话。至少是我，作为一个医生，在我和他见面时明显地感觉到他想从我这里了解到他认为其他医生没有对他完全说出来的话，但他了解的方式，并不使我怀疑他有这样的意图。
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特征，我再补充一个特别动人的特点。一个医生不可能不考虑到纯粹是个人的各种细小的生活问题。可是这个具有巨人智慧和灵活头脑的人在处理这种问题时却表现出某种完全是孩子般的稚气，异常的腼腆和特别的不知所措。但这并不是一个耽于幻想，不懂得眼前所发生的事情的德国老学究所表现出来的幼稚无知和惘然若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没有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工作认真的人对于生活琐事和他自身，从深刻的哲学观点来看，采取轻视和漫不经心的态度。但这仅仅是对他本人的态度。只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了解到他亲近的人或者同志和朋友有什么困难，他就表现出一种非常的毅力、注意、关心、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善于排难解纷的木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如果我不再多讲几句，说明他是用怎样的方式对待偶然到他住所来的人的话，那么在家庭生活中的他的个性特写是不完整的。我认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候，共产党掌握世界上最大国家的命运已经有四年了……但是从隔壁房间里走出来的，并不是一个给一亿三千万人民制定法令和人们必须倾听他的声音（有的人兴高采烈和满怀期望，有的人则怀着愤怒，但不管怎样全世界都在倾听）的政府首脑。不，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普通的，衣着朴素的人；他脸上帯着亲切的笑容，没有丝毫高傲的神情；讲话简练、化动，充满着幽默；说话时打着有力的手势，略微有一点分不清“р”和“л”，但声调悦耳动听；在待人接物时令人感到，他是个殷勤好客的主人，一心想使客人和他在一起不感到寂寞。很快我就觉得很随便，不受拘束了。如果说毕竟还觉得有点担心的话，那么这仅仅是因为你感觉到同你谈话的人智力大大地超过你，所以老是感到有点紧张。他的亲切殷勤和盛情周到真是没法说的。当我们分别时，他从不忽视礼节，对于这种礼节甚至连最讲究繁文缠节的客人也会原谅任何一个主人（特别是病人）的，不管主人的社会地位如何，都是如此。尽管你们大家都知道我的脾气是很固执和倔强的，但我却无法推却主人给我递大衣，把我送到一条很长很长的走廊的尽头。
现在我回过来讲我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检查眼睛的结果。在列宁的眼睛里并没有神经病医师们侦料我会发现的那些病变。从神经学的观点来看眼睛完全正常，既没有给弄清人脑病变提供任何线索，也不能作为头病以及其他神经失调的依据。纯粹从眼科方面来看，眼睛所提供的某些现象，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是意想不到的消息，并使他作为一个对医学并不在行的人得到不少的愉快。事情是这样的：小时候他被带到一个很好的俄国眼科医生那里去，这是当时在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名噪一时的喀山教授阿达缪克[5]（老阿达缪克）。显然由于不可能给孩子作准确的检查，而且看到他的左眼眼底有某些变化，主要是先天性的（视神经先天性裂孔和后圆锥），阿达缪克教授认为这只眼是先天性视力不足（即先天性弱视）。这只眼睛确实看不清远的东西。医生对孩子的母亲说，左眼生来就不好，没法治。就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认为他的左眼看不见东西，只剩下一只右眼。只是在最近几年他感到有点儿奇怪，所有同他年纪差不多大的人看书时开始将书放得远一些，而他则相反，要比平时拿得近些。很多象他那样年纪的人看书要戴眼镜，而他则根本不需要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般很少关心自己的身体，因此没有去考虑这件事，也没有去想法弄清原因。事实也是如此，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忙人要去作检查呢，既然他的视力能满足一切需要，甚至可以去打猎，看书可以随便看多少。经我检查后发现，那只原先认为没有用处的眼睛只不过是近视（屈光度4—4.5），并且在二十至二十五厘米距离之内看得很清楚，这对他来说是多么的惊奇啊。列宁是用这只眼睛看书的，而看远的东西很清楚的右眼，到我给他检查的时候已经老花了，看近的看不清。但只要给这只眼睛配上适当的镜片（这种镜片是一些上了年纪还能看得很清楚的人常戴的），这只眼睛也能清楚地看书。这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消息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感兴趣，也很高兴，但他对自己关心得这样少，以至在我们下一次见面时他已经把我给他的眼睛所做的“玩意儿”忘记了。
我们的分别同样能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特点。有一次他用一种别扭的、不自然的动作，不好意思地把诊疗费塞到我的手中，我不肯接受，他就开始说服我，说我在医院以外没有义务对任何人给予私人的效劳，并且在当前生活条件困难的情况下，没有理由为任何人免费出诊。他见我执意不肯收下，有点儿不知所措，好象无故得罪了我似的。后来我才知道，我坚决不肯收出诊费这件事使他久久感到不安，他不止一次地打听我有什么需要，以便能够关心我。我不能不强调指出，他对那些他认为给他个人多少花费了劳动或时间的人，特别客气和有礼貌。我在自己的一生中见过不少病人，他们的社会地位要低得多，我给他们做出了一些实际效果，恢复了他们的视力和工作能力，他们生的病并没那么严重，但他们认为对医生的工作给予应有的评价是有损于自己的尊严的。
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在大约一个半月或两个月以后，这是他病情更为严重的时候。这是在离莫斯科大约三十五——四十公里的一座庄园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送到那里去休息。在这之前一、二天发生了第一次（虽然是轻度的）脑中风。正在给他治病的原生们又把我叫了去，希望在他的眼睛里找到某种脑病的症状。在一座陈设得很好的大别墅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然又住在屋角上最小的一间房间里。这里要僻静些，不大受干扰，不太引人注目。要说服列宁作为一个病人搬到宽大而明亮一些的房间里去，对他周围的人来说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到我已经把我为作老相识了。他的记忆力很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异常和气，关怀备至，但显然有点激动，在寻找一切机会想和我单独在一起。我预感到会有一次对他说来是痛苦的、激动不安的谈话，所以千方百计想避免同他两人单独在一起，但这样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弗拉基来尔·伊里奇抓住了我的手，非常激动地突然对我说：“大家都说你是个好人，请你说实话——这是不是瘫痪，会不会进一步发展？要知道，我瘫痪了还有什么用？谁还需要？”幸而下面的话给走进来的护士打断了。我离开时心中感到沉甸甸的，不由得又想起了这个伟大人物对我的一切琐事关怀备至：他由于开始察觉到自己生命的终结，怀着难以忍受的痛苦明显地感觉到不可能看到自己一生饱经风霜而开创的伟大事业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同时又表现出他的伟大的心灵，甚至关心象我这样一个他仅仅知道姓名的人是否有茶喝，是否穿得暖和。
这一次我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眼睛里也没有找到任何能使神经病理学家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后来的一次见面又在城里，这是几个月后的事。这次见面仅仅是为了检查眼睛。这些神经病理学家依然想得到某种结果。这里，我要声明，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眼睛里有关神经病理学方面的症状始终没有找到。神经病理学家们不太相信这一点，因为后来要给列宁作检查是困难的，而且神经病理学家们对我所得到的结果的正确性可能有怀疑。然而，我的结论是正确的。检验脑髓的结果证明，虽然发现大范围的疾患，但整个视觉系统——视中枢和视径以及运动视径都没有损伤。
这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殷勤态度也使我非常感动。他的健康情况已经坏到了这般地步，如果他多考虑一些自己的身体，少关心一些别人，对他来说也完全是自然的。他很不满意地诉说，他们不让他工作，而且遗憾的是还要他遵守规定的制度。“他们劝我不要工作，要我用一两个钟点和好册友聊聊天。他们不懂得，我同外国代表谈上两个钟点并不比同刖友作短时间的交谈更累，而且得益也比较大。”
在这里又一次显出他的高大的形象，他除了工作以外，不能想象怎样来消磨时光。
我们后来又一次见面是过了几个月，在一次较为严重的发病以后。这次发病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条腿和一只手不能活动了，还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但神志还是清醒的。他躺在床上，旁边围着从整个欧洲请来的名医。情况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一个能用自己的言语引人入胜的人，能说服那些能言善辩的战士和领导人的人，一个使全世界都要对他的话作出某种反应的人，这个人现在不能表达最简单的思想，但他却什么都清楚。这是多么可怕呀！他的脸上流露出痛苦以及一种似乎是羞愧的表情。每当你理解了他的不用语言表达的每一个意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闪射出一种愉快和感激的目光。有一次我偶然猜对了周围的人们未能理解的一个愿望，我自己也领受了这种令人痛心的表示感激的目光。
在这以后，我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到非常不幸的结局的前夜。他又被送到城外。我得悉他的健康情况在慢慢地好转，他稍稍摆脱了最近一次发病所造成的某些失调现象。但同时我意识到，在好转的同时也出现了更为缓慢的，然而却是不治之症所带来的根本性的、不可避免的恶化。我并不否认，我很想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但我对他没有用处，由于我不知道，对我的这种无用的拜访他是否会感到愉快，我不敢向医生们以及他周围的人们提出自己的愿望。
因此，当1月20日，星期日，有人打电话到医院，要我到列宁居住的庄园去时，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一天的早上，一个护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医学院学生觉得列宁似乎在表示眼睛不舒服。有人向列宁建议把我找去，他高兴地同意了。这一情况使大家都感到很突然，因为最近一个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回避医生，对于给他作检查和进行任何治疗他都极不乐意。我想，他轻易就同意让我去，只不过是由于我是一个最没有什么害处的医生，既不折磨他，也不进行治疗，最多也只不过用自己的那些玻璃片给他解解闷。为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不愿见医生，最近已发展到一种病态的固执，对此曾有过很多推测。我想最可能的解释是这样的（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述能随意地清楚表达思想的时候，他曾多次作过这样的暗示，这一点也是他的一个特征）：他总认为医生不应该，也没有权利在一个病人身上花过多的时间，而在这些时间内他可以造福于很多人。过了相当一段时候，他确信自己的病已无法医治，他就坚决认为这些卓越的医生在他身边所耗费的时间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从那些经过医生努力可能获得更多的效果的人那里剥夺时间是一种罪过。因此，在他长期经受使人丧失自主能力的神经性疾病的折磨，不可避免地变得敏感和激动之后，终于对给他医治的医生产生了某种似乎是不友好的感情。我认为这样的一个伟人不可能对科学，甚至对医学采取否定的态度，他当然不会使用对生活感到失望的曼夫雷德的话：“知识就是苦难”。[6]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处强调指出，知识之树即生活之树[7]，反之也然。
我到达时已经很晚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上叫我到他那里去。从外表看上去他的身体很不差。至于担心他会怎样对待医生的来到，那么一下子就很清楚，他对我这个眼科医生的到来是很满意的。作检查是困难的，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难于用言语来回答我对他的要求。但检查进行得很愉快，很活跃，显然相互都满意。在列宁的眼睛里我又没有发现什么。我提出假设，早上的变化大概是轻度的头晕和脑充血所引起的。第二天发生的事证明这个假说是正确的。离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后，我就坐在另一间房间里，和他的亲人在一起。即使是现在列宁的作风还是始终不渝。他两次由那个大学生搀扶着走到我们坐着的食堂里来，很明显的是想来检查一下，是否好好地招待我了。
亲爱的同志们！对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样一位政治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态度……但凡是和他亲身接触过的人，不管政治信仰如何，都认为他具有巨大的智慧、取之不尽的力量和最高尚的心灵。
当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老师给我出了一个比较抽象的作文题“谁是我们心目中的真正的好人？”……说真的，那时我要写好这篇作文很困难。但要是现在给我做这样的作业，我会完成得很容易、很顺当。我只要描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活，只要用几根线条把他的精神上的、道德上的形象刻划出来就行了。
我感到很幸福，在我的晚年，在我度过我一生的最后几个年头的时候，我会见了这样一个人。这一会见不可能不对我的余生产生影响。不过，在我接近了共产主义的一些领导人后，我早已深信，一切敌视他们的人，以及即使在政治上采取旁观态度的人，对他们的描绘完全是不正确的。
载于1924年3月1日《真理报》第50号第2版
（金宗美译张草纫校）
[1]收入本卷时作了一些删节。——编者注
[2]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3]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Ильинична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4]奥特弗里德·费尔斯特（OtfridFoerster，1873年11月9日——1941年6月15日），德国神经学家。1897年起开始行医。1922—1924年期间为列宁诊病。1924—1932年任德国神经病理学家学会主席。1938年退休。
[5]艾米利安·瓦伦蒂耶维奇·阿达缪克（Эмилиа́нВалентиевичАдамю́к，1839年6月11日——1906年9月5日），俄国眼科医生。
[6]指拜伦的诗剧《曼夫雷德》（1817年）中主人公曼夫雷德的话。——编者注
[7]指弗·伊·列宁经常引用的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梅菲斯托菲尔的话：“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列宁全集》第10卷第19页；第20第534页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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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伟大和最谦逊的人（费·亚·格蒂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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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伟大和最谦逊的人
费·亚·格蒂耶
不管什么人，只要一生中哪怕能有一次见到列宁并和他讲过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会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感到幸福的是，有五年时间能十分经常地在弗拉卑米尔·伊里奇的家庭环境中，在他的家属中间度过，因而能直接了解他。在列宁患病期间我和他住在一起将近有八个月。我起初获得的深刻印象逐步扩大，变成対这个具有伟大精神和纯洁心灵的人的崇敬。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已经十一年了[1]，然而他的音容笑貌现在还在我的眼前，我能清楚地想象出他的身形，他的脸容，他的快乐的、亲切的、慈和的微笑，他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回翔，就好象几天前我还会见过他似的。
我已经成了习惯，在遇到每一件不平常的事情时，不管它是涉及到国家的，或是医院的，以及甚至是我个人生活的，自然而然就会在思想上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教，设想如果他处在这个地位，会怎样对待这件事，会采取什么态度，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我，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过去是，今后也永远是我们生活中和斗争中的典范……
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1919年认识的。我被请去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2]治病。介绍我去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密友弗·亚·奥布赫[3]。奥布赫本人对我了解得也很少。
很长一段时期，大概有一年光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只保持工作上的接触。我到他那里去，给病人作检查，给予治疗，并向他报告病人病情的变化，这样我每次的出诊也就结束了。显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仔细地观察我，只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比较随便地叫我费多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而不再一本正经地叫我“格蒂耶同志”。
同时我感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对我更亲切、更热诚了，而且除了正式的报告病情以外，我们开始谈起家常来了。我获得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任，一直保持到他逝世。
顺便提一下，这种信任表现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交给我些任务。这些任务就是：给这个或那个党员干部检查身体并告诉他，为了恢复健康要采取些什么措施。在多数情况下，正如我当时所说的，这是一种“苏维埃”病：我发现他们工作负担太重，劳累过度，神经衰弱。
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汇报。
“那么需要采取些什么措施？”他问道。
这个人需要暂时休息，要把他送往某地；要给那个人减轻部分工作，但他不同意，等等。
“不行，你说的话，他应该照办。”于是他马上写了一张纸条：免除某人某项工作，把某人送往某地……这些纸条很快送到了哥尔布诺夫[4]或者福齐也娃那里。
对待同志这样关怀备至，使我感到惊讶和感动，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关怀表现在对待亲近的同志，从事党的工作的同志。
但有一次我接到一个地址，要我去看一个病人，而且象往常一样还附有这样一些话：“我们将为他尽最大的努力：需要休息，就给他休息，需要送疗养地，我们就送，需要送往国外，就送他去国外。”
我照着地址去了。碰到的是一个我以前认识的化学教授，但忘记了他的姓。他感到惊奇。我对他说，我是列宁派来的。我详细地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谨慎地打听他是否很早就入党了，但得到的回答是：
“我是个非党人士。”
“你早就认识列宁了？”
“我本人和他不认识。”
列宁就是这样关怀那些非党的专家的！
过了不久，我又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委托去给另一个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的专家检查身体，他也是一个非党人士。
从上面列举的事实中，除了对工作人员的关怀外，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作如此繁忙，怎么会有时间和记忆力去记住和关心这些生活“小事”。
我再举一件与我个人有关的事。这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的。它使我非常惊讶和感动。1933年10月我从一个党员那里获悉，出版了一卷新的列宁文集（第23卷），里面收集了弗·伊·列宁在1921年期间就有关国家经济的各种问题与一些人的通信，那里提到了我的姓名。
我极感兴趣，设法弄到了这本文集。真的在里面（第331页）找到了与我有关的几行字。我把它逐字逐句地引在下面。
“谢马什柯[5]同志：
格蒂耶先生叫我采取措施让下列人员去治病：（1）伊万·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6]（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最好把他送到莫斯科附近的疗养院去……
（2）洛佐夫斯基[7]（最好送到国外，送到德国去）。他有心脏病，而且一到冬天就恶化。
您的列宁
至于格蒂耶本人，他不要钱。可是现在什么都得花钱。他在给很多人看病。是否可由中央委员会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他规定工资，每月多给一些？请以我的名义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并给我写封简短的回信。
12月9日列宁”[8]
我要重复一遍，关于列宁给尼·亚·谢马什柯的信一直到1933年为止我一点都不知道，因而在1921年12月接到克里姆林宫卫生管理处的公文，说根据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柯的命令任命我为克里姆林宫医院的顾问，我感到非常奇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从来也没有提到过，这是根据他的命令办的。
这最后一个例子，对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性格也是十分典型的：他为很多很多人做了很多事情，但总是让别人出面去做，而自己默默地退让在一边，以致有关的同志受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恩惠，甚至连自己也没有想到。
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别的例子，但我想，上面列举的事实已经足以表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对待人们的，是怎样对待工作人员的，不管他们是党员还是非党人士。
我感到遗憾的是自己没有写作才能，无法十分鲜明地刻划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形象。我们大家，凡是亲身接触过他的人，都应该把他一生中哪怕是最琐碎的事实收集起来，以便让未来的擅长写历史题材的艺术家能够为这个具有伟大思想和伟大心灵的人塑造出完美的形象来。
载于1935年1月21日《莫斯科工人报》第18号第3版
（金宗美译张草纫校）
[1]本文写于1935年。——编者注
[2]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3]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布赫（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Обух，1870年3月25日——1934年6月14日），苏联医学家。1892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05年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二月革命后在赤卫队工作，参加了十月革命的活动。1919—1929年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1931年任莫斯科第二医学院教授。1931年退休。
[4]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哥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Петрович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局长。1917—1920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1918—1919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军政治部部长。1923—1929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1928—1932年任苏联化工科学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卡尔波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苏联塔吉克—帕米尔探险队队长。1935—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秘书长。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5]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谢马什柯（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емашко，1874年9月8日——1949年5月18日），1893年起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1年毕业于喀山大学医学院。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8—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对外局主席。1917年9月回国，担任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区苏维埃主席，积极筹备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1921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21—1949年任莫斯科大学医学院社会卫生学系系主任。1927—1936年任《大医学百科全书》主编。1930—1936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0—1949年任全苏卫生学会主席。1949年在莫斯科逝世。
[6]伊万·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ИванИвановичРадченко，1874年10月10日——1942年5月1日），早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9年起成为职业革命家。1900年起在《火星报》工作。190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921—1922年、1923—1931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被判处25年徒刑。1942年逝世。1954年平反。
[7]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СоломонАбрамовичЛозовский，1878年3月28日——1952年8月12日），原姓德里佐（Дридзо），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一个贫穷的犹太教师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铁路工人中间开展组织工作。1903年移居圣彼得堡后被捕，被流放到喀山。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期间，在1905年10月因袭击喀山警察局而被捕，三周后获释，12月又在圣彼得堡被捕，逃亡哈尔科夫后再次被捕。1906年7月至1908年5月被关押在狱中，随后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但在押送途中逃脱，从此流亡国外。1917年6月回国，并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7月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理事会书记。1918年1月11日被布尔什维克开除出党。1919年12月重新加入俄共（布）。1921—1937年间担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37年改任副外交人民委员。苏德战争期间担任苏联新闻局副局长。1945—1948年担任苏联新闻局局长。1949年1月26日因卷入“犹太阴谋”而被捕，1952年7月18日被判处死刑，8月12日遇害。1955年11月22日平反。
[8]《列宁文稿》第9卷第735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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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里奇接见了我（伊·彼特鲁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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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里奇接见了我
伊·彼特鲁什金
1921年11月30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接见了我。
当我得到接见的通知时，真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我所感受到的巨大的喜悦。我仔仔细细地考虑着怎样才能把一切事情简短地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汇报；我感到非常激动。还便我感到不安的是，我不知道在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应怎样注意自己的举止行动。我正是怀着巨大的喜悦和忐忑不安的复杂心情迎来了这一接见的日子。
我向克里姆林宫走去。我在指定的接见时间之前几分钟来到了接待室。我再一次考虑着要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汇报：关于（受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派）去几个省[1]了解地政机关和播种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农业状况的问题，考虑着应该怎样更好地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转达农民们（贫农和中农）的要求。
我得到通知说，我可以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了。
我不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在哪里。我小心地打开了一扇门，原来这是莉·亚·福齐也娃的办公室。
莉·亚·福齐也娃回答了我的问候，对我说，我可以进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走着，开了门，心在蹦蹦地跳着，既高兴又激动。我用目光打量着这个房间。房间里空空的，没有家俱。正在这时，我看到有扇门打开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迎面走了过来。我站住了。当时我的心情真是难以用吉语表达。我一动不动地站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切地看着我，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到我面前，伸出手来问好。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向他问好，激动的心情马上就平静下来了。
突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当时因为很忙，所以不得不变更了接见的日子和时间，希望我能原谅他（在原定的接见日子的前一天，我得到通知说，接见改在11月30日）。我甚至不知所措起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弗拉基来尔·伊里奇说，是我的不对，因为我耗费了伊里奇的宝贵时间，并请他原谅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切地笑了笑，挽着我的手臂，于是我们一起向他的办公室走去。走进办公室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了指他桌子对面的一张圈椅，请我坐下，他自己也坐了下来。
在这一段时间，我仔细地凝望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想一辈子铭记住他的光辉形象和他的和蔼可亲的目光。我心中感到异常幸福和快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了笑，要我把一切事情详详细细地告诉他。我就将地政机关、播种委员会、贫农委员会的工作和农业状况一一作了汇报，还转达了农民们的要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注意地听着，有时向我提出些问题，还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一些什么；有时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走着。我们毫不拘束地开怀畅谈，谈话进行了将近五十分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対农村生活非常感兴趣，他对一切事情，甚至是一些细节，都问得清清楚楚。时间过得很快。电话铃响了，有人告诉伊里奇，劳动人民委员施米特来会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他现在有事。我立刻意识到，我耽搁他的时间了，就站起来说，我要说的话都说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放心，又叫我坐下来，要我继续将不想说的话说下去。我觉得有些窘，因为我觉得我真的什么都说了而且很坦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注视着我，而我默不作声。
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了笑，并且说他知道我还有什么话没有说。我感到惊奇和困惑。列宁指出，我想说的是农民没有盐，吃的是不放盐的汤。我回答说，贫农和中农吃盐确实很因难。
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指出，我想说的是农民没有焦油，因此大车的车轴是用牛肝菌擦的，所以车子发出轧吱轧吱的响声，象天空飞过一群仙鹤一样，说话时他还用手指头朝天花板指了指。我承认这是事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连煤油也没有，房间不得不靠木柴片来照亮。我说，这也是事实。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热情地、深信不疑地说，苏维埃政权一定能战胜经济困难，国家经济将会得到恢复，有朝一日，苏维埃国家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将成为世界先进国家，这样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转达了贫农和中农对他真诚的、深切的感谢——由于他们分得了土地，由于把余粮收集制改成了粮食税制以及由于对他们的关怀——，还转达了对他身体健康的祝愿。我保证说，贫农和中农将尽一切努力向国家供应粮食和食品。同时，我也转达了贫农和中农的要求。他们的基本要求有这样几个：（1）征收粮食税要考虑到土地的质量；（2）建立固定的土地使用制，这样不用每年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因为这并不给农民带来物质利益；（3）将与国家利益无关的过去属于农民的树林，转交给农民协会，使之在苏维埃政权的监督下，保护树木，防止滥砍滥伐。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托我转告农民们说，他们的要求会从对农民和国家双方有利的角度去研究并作出妥善的解决，同时还要我积极参加为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拟订一份关于巩固和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议草案。这件事我已完成（决议草案由农业人民委员部拟订，而我当时就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阐明了改造和发展全国农业的合作制计划的实质。他强调指出，将尽一切努力来巩固和发展工农（贫农和中农）之间的友谊，而对农村中的财主和富农，苏维埃政权是有办法对付的。
还提到了地方机关存在着胡作非为的现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表示，苏维埃机关中要清除坏蛋，党要清除混入党内的人。
列宁非常关心农村中成年人的扫盲工作，学龄儿童是否都上了学，对苏联的教师给以很好的评价。
坦率的、亲切的谈话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感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亲切和热忱的接待，感谢他对我的关怀，我衷心祝愿他身体健康，并保证完成他的一切委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站起来，向我伸出手，他感谢我对他的祝愿，和对他的真诚和坦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我一起走出他的办公室，到了隔壁一间房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走进接待室，穿上大衣，走到街上。我感到无限的高兴。就是现在，回忆起这次接见，我内心仍感到万分激动。这次会见是毕生难忘的……
在克里姆林宫圆柱大厅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非党代表会议上，我又见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告诉他，关于巩固和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议草案符合农民（贫农和中农）的期望，我将就决议草案的实质发言。
在这次会见中我又一次感受到伊里奇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怀，对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巨大关注。
是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为人民而生，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生的。
载于《人民教育》杂志1965年第4期第95—97页
（金宗美译张草纫校）
[1]伊·彼特鲁什金曾去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和雅罗斯拉夫里等省农村了解情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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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狄纳莫”工厂（格·莫尔古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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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狄纳莫”工厂
格·莫尔古诺夫
在“狄纳莫”工厂的生活中，最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就是弗·伊·列宁于1921年来厂作演说。可惜当时我们厂没有速记员，我们也没有想到从外面请一个速记员，以便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我们厂发表演说这样一件重大的事件记下来。
1921年11月6、7日，第二百五十一号《真理报》刊登了“狄纳莫”工厂工人于1921年11月4日在全厂工人大会上通过的给弗·伊·列宁的祝贺信。
“狄纳莫”工厂的工人在十月革命四周年前夕带着这封祝贺信到克里姆林宫去见列宁，并邀请他于1921年11月7日参加工人们的庆祝大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答应到“狄纳莫”工厂的工人那里去。
庆祝大会就在小型发动机厂房三楼（现在的工具车间）举行。晚上五点钟之前节日打扮的工人们和他们的家属陆续来到工厂。青年工人们爬上吊车轨架和悬架，以便能更清楚地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七点钟时工厂的领导打电话到克里姆林宫，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动身来了。
列宁来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了，没有警卫，也没有随行人员，就这么一个人来了。汽车停在厂门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出汽车，和我们问好，起初人家都往厂长办公室走去，想和列宁谈谈厂里的事情。在厂长办公室里和列宁在一起的有七、八个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连大衣也没有脱，靠着桌子站着，开始谈起工厂的事，谈到由于原料和燃料不足而引起的生产上的困难。他详细地询问工厂生产些什么，卡施拉发电站发电后供电情况如何。这些问题都由总工程师皮涅斯一一作了回答。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注意地听完了他的话，说道：
“首先，你们把需要的东西拟一个简短的报告，明天交给我，我们想办法帮助工厂。其次，你们为农业的电气化做些什么呢？”
那时我们做得不多。工厂生产“戈尔斯比”型石油发动机，但由于没有石油，只根据订货生产，产量有限。
后来列宁又问：
“你们从卡施拉变电站得到了哪些帮助？你们是否给了它什么帮助呢？”
皮涅斯说，工厂给变电站供应油开关和瓷高压绝缘器，至于卡施拉变电站给予的帮助，则使我们能做日班。
最后列宁提醒说：
“同志们，他们在等着我们呢，我们一起去开会吧！”
大家都走进院子，朝着厂房走去。工人们已经在那里等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
那时厂里有很多乌兹别克人。他们奔出来迎接列宁，喊着“乌拉！”。乌兹别克人很幸福，因为他们很近地看到了列宁。列宁的名字是与中亚细亚被压迫民族的翻身解放联系在一起的。
当弗·伊·列宁乘电梯到达小犁发动机厂房三楼时，鼓掌声、“乌拉！”“列宁同志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整个车间。
家都站着欢迎列宁，大家都想挨得近些看到列宁。后来大家都静了下来，鸦雀无声。
我们贪婪地、聚精会神地听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演说。列宁讲得通俗易懂，时常向我们提出问题，就象在和工人们谈家常一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站在讲台上，左手扯着上衣的衣襟，右手有力地打着手势，这神情我现在还觉得历历在目。
“如果我们不使整个国家电气化，就无法建成共产主义”，列宁说着，顿了一下，对着我们说：“你们应该开始生产电机，尽可能多生产一些！……如果你们有困难，来找我，就说你们是从“狄纳莫”工厂来的。”
接着列宁又向到会的人提出一个问题。
“同志们，你们能不能帮助农村实现电气化？”
工人们回答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努力去做。”
我们明白，列宁把我们厂看作实现电气化的一个基地。列宁同时还讲到有关工农结合、加强我们的工业以及合作制、红军、国际形势等问题。
弗·伊·列宁在讲话结束时说：
“我们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枷锁，同时确信地球上一切被压迫者一定能得到解放。”
全体听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列宁在参观“狄纳莫”工厂时，随时和工人们交谈着。有人对他说，要提高产量，铸造部门感到燃料不足。这句话是顺便说的，但列宁却没有忘记下命令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管经济事务的副主任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1]，要他给工厂调拨焦炭。
为此，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给莫斯科州燃料及森林工业托拉斯写信说：
“列宁同志于1921年11月7日视察‘狄纳莫’工厂时得知，由于焦炭供应量不足，工厂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弗·伊·列宁要我确切地弄清，是否有可能供给‘狄纳莫’工厂所需的焦炭量。”
瓦·亚·斯莫尔亚尼诺夫，而后还有莫斯科州燃料及森林工业托拉斯通知我们说，拨给工厂两百普特焦炭。这个问题就这样有效地得到了解决。
1922年10月21日工厂委员会写信给列宁：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狄纳莫’工厂委员会为了纪念工人阶级的几位领袖和领导人来厂视察，值此十月革命节之际，准备编一本‘狄纳莫’工人的《红色纪念册》，请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一个给我们的书题词，因为您于1921年了月革命节视察了我厂，并给我厂的工作增添了新的力量”。[2]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见了“狄纳莫”工厂工人代表团，热诚地欢迎他们。
在《红色纪念册》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题了词：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乌里扬诺夫（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答应于1922年11月7日再到“狄纳莫”工厂的工人那里来。在工厂委员会的信上他这样写着：“请在11月里提醒我。列宁”
但是，列宁身体不好，他没能第二次来见“狄纳莫”工厂的工人。
载于1963年4月20日《莫斯科晚报》第94号第2版
（金宗美译张草纫校）
[1]瓦季姆·亚历山德罗维奇·斯莫尔亚尼诺夫（Вадим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мольянинов，1890—1962），1905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在斯摩棱斯克领导布尔什维克组织。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秘书。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21年任斯摩棱斯克经济委员会主席。1921—1924年任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兼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1929—1932年任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建设负责人。
[2]“狄纳莫”工厂工人给弗·伊·列宁的信是在当天由“狄纳莫”工厂党支部书记和工厂委员会主席转交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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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伊·列宁参观电力耕地（瓦·扎·叶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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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伊·列宁参观电力耕地
瓦·扎·叶辛
1920年春天，彼得格勒市发电站的工人利用两个汽车底盘装了两台电动绞车，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部可换向的均衡犁，这样就在彼得格勒近郊的一块土地上进行电力耕地。这种电力耕地被拍成了短片。彼得格勒有位同志将电力耕地的初步尝试告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可能还将电力耕地的短片放映给他看了。
我猜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委托彼得格勒的同志们设计一种比较完善的电动绞车结构，并要他们向他提出一个制造电犁的计划，因为第一个由设计工程师和农艺师组成的研究绞车结构的小组就是在彼得格勒成立的。领导这个小组的是工程师弗·弗·科丘科夫和农艺师弗·德·巴丘什科夫[1]教授。
当电动绞车结构的草图和制造电犁机组的计划搞出后，又成立了一个混合的（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组成的）“电犁”委员会，它的职责是监督设计工作的进程，分配绞车、电犁以及一切电气设备的定货，组织电犁机组的使用。
电犁的各种部件是在国内很多工厂工产的：波罗的海造船厂生产绞车，布良斯克机车制造厂生产犁，“电力”工厂生产电气设备等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密切注视着工作的进展，常常把我们“电犁”委员会的委员们叫到克里姆林宫去。他还亲自直接和工厂联系，要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无条件地完成工作计划。我记得，布良斯克工厂电犁的交货迟了一点，伊里奇就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波格丹诺夫因指挥不力而给予严重警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电动绞车的结构和整个电力耕地系统并不十分满意。然而，他却满腔热情地、坚决地将采用电力耕地的问题推向前进。原因是什么？这里有很多原因，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几个：
一、众所周知，1920年年底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罗斯电气化计划，计划中写有“将电应用于农业”这一条。电力耕地，即使是采用尚未完善的机组，必竟实现了将电应用于农业的想法。
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然意识到电力耕地系统尚未完善，但这一系统将会随着电力耕地的发展而得到完善，将不断积累经验。
三、国家遭受严重的粮食危机。在大工业城市里粮食问题尤为严重。没有牲畜去开垦城市四周的空地。电力耕地对以弥补畜力的不足。计划规定开始阶段制造五十部电犁机组。每部电犁机组每年可耕地近两千公顷，五十部机组可耕地十万公顷左右。以马铃薯为例，在这样一块面积的土地上收成可达一亿普特。
就是这些想法促使电犁机组的制造加快进行，并尽快地对它们进行试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急切地等待着能实际应用于耕地的日子。
1921年10月，有一部电犁机组终于被运到了莫斯科近郊布蒂尔田庄的田野里，并定于1921年10月22日对第一部电犁进行试验。
这是十月的一个阴沉、凉爽的日子。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2]和他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3]一起来了。到试验地点来的还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部以及其他人民委员部和机关的负责人。
试验开始了，由钢索牵引的可换向八铧均衡犁往前移动着，留下八道很深的犁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跟在犁的旁边走着，象着了迷似地注视着整齐美观的八道翻起的泥土。我们这些“电犁”委员会的委员们请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离电犁远一点，因为钢索可能会拉断，犁可能会失去平衡从犁沟里跳出来，犁的尾部可能会打着人。但这些劝告都不起作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继续跟在犁的后面，从相隔大约四百公尺的一个绞车走向另一个绞车。遗憾的是，我们担心犁可能会失去平衡的话竟成了事实。这是因为布蒂尔田庄的土地纵横布满了人们踩过的小道。犁往前耕作时碰到坚硬的土地，即被踏结实的小道，就颤动起来，它的尾部刹那间从犁沟里跳了出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气地问道：“为什么你们的犁尾部会转动？！”
整整一天，一直到天黑，列宁是在布蒂尔田庄度过的。他详细地询问设计师，怎样使整个电线系统的结构简单化，使它适用于实行电力耕地的土地，怎样使电犁在工作时保持高度的稳定，不致跳出犁沟。列宁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否可以把电犁的结构改变一下，做到在平衡犁上即可开动电动绞车上的电动机，以便节省工作人员”。问题在于机组上的工作人员一共有五个：犁上一个，绞车上两个，变压器旁边两个。这一点列宁也注意到了。
后来，在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谈话中得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布蒂尔田庄回去时是不满意的。犁的结构以及整个耕作系统看来并没使他称心满意。
共制造了二十套电力耕作机组。这些机组曾在彼得格勒近郊中罗加特卡附近、科斯特罗马近郊顺根斯克合作社的马铃薯田里，中亚细亚的棉田里、外高加索的茶林场以及其他地方使用过。现代化拖拉机出现后，似乎使人们放弃了绳引电力耕地的想法。
现在，列宁关于把电用之于农业的想法已经实现了。但这是在采用于轻便的可曲电缆供电的电力拖拉机的基础上实现的。采用这种系统，就不需要用两部牵引缆绳的绞车，也不需要笨重的均衡犁。而且，最主要的是，在最新的电力拖拉机系统中，使用的仍旧是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所具有的那些耕作机和收割机……
载于《历史文献》1956年第4期第173—175页
（金宗美译张草纫校）
[1]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巴丘什科夫（ВасилийДмитриевичБатюшков，1868年4月14日——1929年3月31日），苏联农艺学家。
[2]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3]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Ильинична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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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里奇的指示（尼·亚·叶梅利扬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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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里奇的指示
尼·亚·叶梅利扬诺夫
在转到新经济政策以前，列宁常常和我谈起农业以及当前建设国营农场的事。在离开谢斯特罗列茨克兵工厂不远的哥里车站那里有一个国营农场，是执行委员会交给工厂办的。这个国营农场里工作搞得很糟糕，把马用绳子系在天花板上，母牛饿得站都站不起来。
我向伊里奇诉苦。他说：
“我们还没有培养出好的农业干部，这项工作我们目前搞得还很糟。”
我当时是个苏维埃主席。由于我在区委表示同意到国营农场去工作一段时间，况且那里很混乱（那是在1921年初），于是我就被派到那里去当了国营农场的场长。
我一直干到了秋天，农场的情况确实有了好转，马健壮了，奶牛也开始产奶了；我们还储存了一万普特马铃薯，一万五千普特干草，还有白菜、芜菁，猪也养了一大群，还有牛犊。总之，我们很快整顿好了农场，生活自给有余。
但这工作累得我筋疲力尽。因为我必须亲自去收割和播种，到处以身作则。
就在1921年10月里，我来到列宁的办公室。他对我看了看说：
“你怎么啦？病了？”
“没什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你怎么那样瘦？”
“我是国营农场场长嘛。”
“那么说，工作很忙罗？”
“得日日夜夜地干，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情况怎么样？”
“情况大有好转，”于是我就把自己取得的成绩一一向列宁作了汇报。“我夜里两点钟就起床，接着分配工作，我到处以身作则，去收割和耕地，工人们也就跟着我干起来了。后来我作出了一个规定：谁干得出色，谁一天能多得一磅面包及一瓶牛奶。”
伊里奇说：
“好极了，这个规定很正确。这就是你取得成绩的原因。应该鼓励。既然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较多的财富，那就应该给他多分一些。这是正确的。还有一点你也做得很对，那就是工作中以身作则……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榜样去把事情做好。”
“是啊，”他接着说，“应该工作得使你周围的人觉得你不是一个懒汉。是啊，是啊！大家都应该工作，等到大家都学会这样做，那时候我们就会好了。”
关于农业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谈了四十分钟左右。“粮食不足妨碍我们发展工业。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粮食，而小农经济又阻碍着我们的发展。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我们很快就会着手建设大规模的农业。我们夺回了很多可耕种的土地，”他说，“但被侵吞了。我们这里小偷和骗子还很多。”
接着，列宁要我详细叙述我在工作中注意到农业方面有哪些缺陷。
我将我看到的很多事情都给他谈了。
列宁接着又说：
“一方面是侵吞，另一方面是不会工作。我们还没有资金，没有所需要的大笔资金。我们还刚刚开始建设，但我们在这方面将取得巨大的成就。工人阶级在经历了两次可怕的战争后得喘一口气，然后再发挥自己巨大的力量，于是就将出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繁荣。”
我们现在在农业方面所做的一切，列宁都预见到了。
国家尚未完全巩固，在占地球六分之一的整个土地上还要为巩固工农政权而奋斗，因此伊里奇在1921年对农业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我们将学会管理从地主那里夺来的土地，农民们在这块土地上将开始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农业，这样的日子会到来的，而且就在眼前了。农民取得了地主的土地后会看到，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单干是很难胜任的，他们会懂得，照这样生活下去是不行的。于是农业革命的日子就会到来。但是，现在我们应当首先发展重工业，因为没有重工业，我们也无法搞好农业。”
“要多办些国营农场，把农民组织到集体生活中去，这是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的著作中所主张的。要尽快做到这一点，”我坚持说。
而伊里奇却说：
“是啊，是啊！但你太性急了。我们这里性急的人很多。急急忙忙的，有时我们太急急忙忙了。好象你想在手掌里见到社会主义一样，只消翻一翻，就煎好一个薄饼。我们还得经受很多因难。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办成的。我们常常看到，即使在一块很好的土地上也会长出杂草。要培养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新人，还需要很多时间，还要花很多力气。土地问题我们已经研究了很久，改造整个农业经济结构的时间也快到了。但如果象你这样性急，就会将事情弄糟，以至丧失一切。”
直到经历了一系列斗争以后，现在我才懂得，要使一些阶级退出历史舞台，而由另一些阶级去占领，需要一个多么复杂的过程……我懂得，伊里奇是多么的正确，而我们每个人又是多么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提高认识。
伊里奇开创了改造世界和全人类的真正的事业。这一事业需要时间和巨大的努力。
载于《农村青年》杂志1966年第4期第20页
（金宗美译张草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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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拖拉作风作斗争！（伊·叶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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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拖拉作风作斗争！
伊·叶若夫
我想根据我的回忆同你们谈谈我在国家工业部门工作的情形以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一部门工作的影响。
国家仓库里制度很不完善：价值几亿金卢布的物资储存条件恶劣并陆续被盗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这一情况，于是通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波格丹诺夫[1]吸收我参加这一方面的工作，并责成我每月直接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工作情况。在仓库里的东西盘点清楚和整顿就绪后（这些东西将近一千万普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找去并对我说：
“您已经完成了这一工作，把物资清点好了。如果我对您说，这批物资现在完全由您支配，您将怎样处理它呢？”
我稍加考虑后回答说：
“那我就把百分之九十的成品送到农民市场上去，百分之十留给城市，全部原材料经工厂加工后也同样处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快步走到我面前，一面对我说：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好几天了，我大致上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几次对我说：
“要是您碰到人家作风拖拉，事情办不下去，就写信给我或者用别的什么办法告诉我，不过信要写得简短，我来帮您的忙。”
当然，我很少这样做，因为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够忙的了，但有时还得跑去找他帮忙。我与交通人民委员部为一个大的仓库企业发生了争执，我一直不想拿这个问题去打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但他却知道了这件事，并通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波格丹诺夫把我找去，要我说明，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狠狠地责骂了我一顿，并用指头点了点表示警告。这样以后这家仓库企业的问题得到了最合理的解决。只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为了这件事情他给我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他在这封信中是这样写的：
“叶若夫同志！关于仓库[2]问题的文件我已经收到并看完了。
关于移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问题现在已经决定。
我等候您扼要但确切地报告：在仓库管理方面是否真正得到了某些改进，该仓库以及其他仓库是如何同盗窃行为进行斗争的。”
关于和拖拉作风斗争的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写了下面这些话：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和俄国共产党章程您是知道的。做到底就是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报告（如果不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在党内是向中央全会报告。
您一次也没有把事情做到底。
（1）给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写简短的、'电报式的'、但明白而确切的报告；
（2）给报刊写文章；
（3）发挥当地的或邻近的俄共支部的主动性，征求他们的意见，由他们在莫斯科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提出质询；
——这就是在同拖拉作风作斗争时必须采取的三项措施。
不用说，这种斗争是因难的。
但是困难并不等于不可能。……
仓库工作要求同拖拉作风进行极坚决的斗争，要求‘从下面’而且由‘下面的人’来进行检查，要求把检查结果在报纸上公布出来，要求反复不断地检查，等等。
希望您现在得到这次沉重的、悲痛的、但是有益的教训之后，下决心真正把这场反拖拉作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应该时常了解这一斗争的结果。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附言：除了关于斗争（反拖拉作风的斗争）进程的短而又短的报告以外，您是否可以想法送来关于你们机关情况的简短报告（工作人员的数目，其中共产党员有多少，各种干部如负责干部、纯粹业务人员、行政人员等等各有多少）和你们的简单的工作计划。
请写得简短些，采用电报文体，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另加附件。写长了我根本不看，一定不看。
如果有切实可行的建议，可以写在另一张纸上，要象电报那样写得极其简短，并附一份副本给秘书。
列宁”[3]
有一次，为了有利于工作，我需要给仓库工作人员发寒衣。但领到衣服至少要拖上两、三个月。我已经通过有关机关去打交道，因为我不想去打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但一个月后我确信，事情会拖下去，于是我到他那里去，告诉他，我需要什么。他回答我说：
“把衣服拿去吧，给我写个纸条，就说因某种需要而领取衣服，这就行了。”
我就这样做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什么都能照顾到，鞭策所有的人，给每个人作确切明白，切合实际的指示。直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病倒了，我们才明白，我们让列宁为国家生活各部门的工作过分地操劳，而没有及时考虑到这会消耗他的精力。而列宁自己则完全没有注意爱惜自己的精力。
载于1924年1月25日《经济生活报》第95号第2版
（金宗美译张草纫校）
[1]彼·阿·波格丹诺夫在1921—1925年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委员。——编者注
[2]指西蒙诺夫第八号仓库。——作者注
[3]《列宁全集》第35卷第523—524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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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瓦·斯莫尔亚尼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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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
瓦·斯莫尔亚尼诺夫
我很荣幸能在伟大的列宁直接领导下工作，担任劳动国防委员会负责经济建设事务的办公厅副主任。在这以前，我在斯摩棱斯克省担任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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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和他进行了事务性的谈话。当时人民委员会秘书处要我留在民族饭店“保持电话距离”，但等了不大一会儿，我就应召到克里姆林宫去了。
我得承认，当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我不甚理解其中的意义。后来，在办公厅工作期间我才弄清楚，在这不同寻常的用语里面包含着巨大的教育意义。事情是这样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习惯让别人等他（他认为这是对人不尊敬的表现），因此有时他请约他谈话的同志留在自己的住所，但必须做到随时能给他打电话请他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儿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保持电话距离”的涵义。
谒见弗拉呈米尔·伊里奇，对我来说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因此，完全可以理解我走近克里姆林宫原司法机关大楼时那种激动和不安的心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和人民委员会就在这座大楼的三楼。
我整了整衣服，尽力集中思想。今天，当我回忆这件往事的细节时，我得承认，实际情况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不需要事先准备好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话，一切都是那么的无拘无束，使人产生某种亲切的感觉。
这次接见，我没等多少时间。我刚向人民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问过好，就看到一位军人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里出来，紧接着就请我进去了。
当我走进弗·伊·列宁的办公室时，首先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间不大的房间布置得朴素整洁，似乎没有一件多余的摆设，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
我走进办公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热情地接待我，指着圈椅说：“请坐。”他自己也在桌子另一边的藤椅上坐下。他稍微向我挪近一些，和蔼地微笑着，略略眯起一只眼晴，仔细地打量着我，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我提了几个问题：我是什么时候到莫斯科的？住在哪里？有没有家？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问起我过去的工作来。我心中的不安和可以理解的拘谨顿时烟消云散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全神贯注地听着我的话，不时向我提一些启发性的问题。他非常感兴趣的是：我们省里是如何把一些小型工业企业收归国有的，工人和拥护苏维埃的专家又是怎样在这方面帮助我们的，在这些没有厂主的企业里我们是怎样进行管理的，劳动生产率怎么样，我们是否在学着用主人翁的态度进行核算，等等。当时，斯摩棱斯克省是采伐木材的主要地区之一，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比较详细地谈谈这方面的问题。他夸奖我们1921年春季的木材流送工作组织得很好，同时又指出，遗憾的是，木材在国家燃料平衡表中还占着很大的比例（约百分之四十左右），因此对木材的采伐工作仍需给予足够的重视。
当我谈到省粮食委员会在商品交换业务方面取得初步经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感到高兴。我们用盐换取粮食，农民很乐意做这种交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具体的数字极感兴趣，如：两车皮盐能换多少粮食，用什么做等价物，等等，可是我无法提供确切的数字。于是，他要我弄到这些材料，并叮嘱我一定得向他报告。他说，目前，随着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交换已成为我们经济的首要任务，成为新经济政策的基础。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可以使我们恢复经济，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巩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接着，弗·伊·列宁改变了话题，开始说明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的工作内容，周详细致地规定了我的职责范围。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顺便谈了自己对组织经济工作的一些想法。他着重指出，当前经济活动的中心应转到地方上去，很多问题将取决于地方的经济机构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新经济政策。
“很多很多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将取决于地方上的首倡精神……”
很多问题还将取决于地方经济会议的工作成绩。地方经济会议既是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机构，同时又应该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地方机构。
我们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同地方经济会议建立经常的联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强调了苏维埃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的重要性。
“您是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说，“对这个计划当然有一定的认识，但是您一定要经常到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1]那儿去，更详细地了解这个无比科学的重要计划的各个细节。建议您把有关电气化计划的著作当作案头必备的书籍。”
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了我们斯摩棱斯克省的代表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结束之后，在省内讲解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的情况。在农民聚会的屋子里点着煤油灯，但是农民们兴致勃勃地专心听着代表们的讲解，还提了许多问题。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在农业中应用电力的方法。
“这么说来，他们是认真对待这个计划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们相信这个计划，没有把它看作是纯粹的幻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必须首先全力支援卡施拉和沙图拉电站以及沃尔霍夫水电站等建设工程。
他快活地看我一眼，鼓励我说，必须不惜精力和时间，学会帮助这些建设工程克服“一大堆障碍”，不然这些工程就不能进行到底。“需要帮助时，一定要来找我，把一切困难都告诉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即写了派我去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工作的命令。
第二天，我就开始了新的工作。
我初步翻阅了公文，没有找到有关地方经济会议工作的材料。当时，经济会议还处在筹建阶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签发了一份电报指示：
“1921年4月29日通告
致各区域经济委员会
兹命令：
（1）将各经济委员会会议记录一式三份及时送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不得拖延；
（2）上交经济委员会记录时，须附上在解决各项议题时所依据的全部材料（书面报告、提纲等等），如会议有完整的速记记录，亦应附上。
（3）经济委员会及各经济机构出版的经济报刊，每种应送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三份。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2]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严格进行监督，以便及时收到指定的材料，并把任何延误的事例向他报告。
由于没有收到乌拉尔的材料，列宁给该州的经济委员会主席发出了如下一份电报：
“1921年5月6日叶卡特林堡
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卷宗里没有一份乌拉尔区域经济委员会和第一劳动军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要求速把全部记录及完整的附件，即1921年1月1日起有关经济问题的各次决议案，上报劳动国防委员会。今后应及时上报，不得拖延。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3]
各地经济委员会陆续把材料寄来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十分重视，常常亲自阅读这些材料或请人为他编制简报。
弗·伊·列宁特别关心顿巴斯、东南地区、彼得格勒、乌拉尔和下新城省等重要工业区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省经济委员会的材料是何等重视。下新城省经济委员会决定于1921年开采泥炭六百七十六万九干八百普特。
总的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重视泥炭的开采工作。他觉得这个数字不太可靠，于是他委托办公厅加以核实。
我们给该省经济委员会主席先后发了两份电报查询此事，但一直未收到回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敷衍塞贵的现象一贯强烈不满，因此他给下新城省发了一份内容如下的电报：
“1921年6月2日
5月7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给你们发出的第四百一十七号电报，内容为：‘下新城经济会议。请发电报告知，第九号记录载称1921年预定泥炭开采量为六百七十六万九千八百普特，此数确否。’
5月26日又向你们发出第四百九十一号电报催办此事。
鉴于迄今未收到对两封电报的答复，要求你们立即对拖拉的原因作出解释，对问题提出实质性回答，要求全俄肃反委员会调查拖拉的原因并惩办失职人员，将其姓名职务上报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电报产生了效果，不久就收到了该省经济委员会主席发来的书面说明。
应该说明的是，有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处分办法一般只要提出责问或警告就够了，但是他指出，对人们犯的任何一个过错都不能置若罔闻，以免产生可以不受处分和不负责任的想法。
1921年4月底和5月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全力以赴地为贯彻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各项重要决议而努力工作。在国内，那时正是由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急剧转变的时期。
当时，我们国内的形势是极其复杂的。全靠列宁的伟大天才和他的英明领导，我国人民才得以战胜史无前例的经济灾难、贫困和饥饿，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康庄大道，并取得历史上罕见的成就。
在这一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著名的小册子《论粮食税》。[5]
在同一时期（1921年5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极其重要的文件《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6]。
《指令》提交给劳动国防委员会立即进行审议。5月20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召开会议，委托由瓦·瓦·奥新斯基[7]担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对《指令》作最后的校订。副内务人民委员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8]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都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委员会加紧工作，因为必须在粮食收割运动开始之前把《指令》发送全国各地。
那时莫斯科正在举行两个代表大会：国民经济委员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吸收这两个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以保证让地方上的代表广泛参加各项法令的讨论。
委员会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接着是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汇报。
那几天列宁身体不好，住在哥尔克，需要作短时间的休息。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考虑到这问题极其重要，提出把全部材料送给他审阅。而且，他很快就把这些文件送了回来。
1921年6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这个《指令》。剩下的工作就是要把它印出来并分发到各地，“直至每一个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始至终关心着《指令》的印刷和分发工作。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收到他一很简短的便条。
“7月29日
请记下来并考虑，我们如何检查，是否所有的乡都有了？
列宁”
1921年7月21日，列宁致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真理报》、《贫农报》、《经济生活报》等莫斯科各大报编辑部：
“请你们注意1921年7月1日出版的《政府法令指示汇编》第四十四期中的《关于地方经济会议、其报告制度以及执行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问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
必须发表几篇文章，指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一决议的意义并加以详尽解释；尤应着重指出绝不容许设立任何报告机构，因法律已规定省和县统计局为唯一这样的机构。
应详细阐述地方经济会议以及公布周知的报告制度，对于执行新经济政策和正确进行经济建设所具有的原则性意义。
尤应强调商品交换问题，还有鼓励地方经济积极性问题，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以及吸收非党人士参加经济建设事业问题……
请莫斯科各报编辑部把按这个要求登载的文章从报上剪下送给我，也可送有关的几期报纸来，把写这个问题的文章特别加以注明……
人民委员部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9]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为各报一系列论述这些问题的文章提供了基础。
早在1921年5月20日，列宁就提议把《经济生活报》定为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机关报，他给编辑部提出了如下一些主要任务：“该报除刊登现时登载的那些材料之外，应遵照上述指令刊登有关地方经济工作的系统的综合资料。《经济生活报》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注意和研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部经济工作的实际经验，以及根据这些经验提出指导性的指示。
编辑部应挑选和扩充党和非党的地方通讯员，以便了解各地工作情况。
中央出版物供应社负责按期向侮个省、县和乡的图书馆寄送《经济生活报》各两份，而这些图书馆则负责将这两份报纸装订保存供全体居民使用。”[10]
弗·伊·列宁一直认为这张报纸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地方经济活动的经验，并通俗易懂地在报纸上阐明这些经验。
根据列宁的建议，报纸上开辟了《各地情况》专栏，并委任我为这一专栏的编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重视这一专栏。他详细了解专栏的情况，关心各地来稿的篇幅和内容，以及选登稿件的原则和报纸反映整个来稿材料的程度。
我曾多次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仅仅限于学会办好经济报纸是不够的，还必须组织好主要的工作——把报纸送到广大读者手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经济生活报》可能会分发到各乡，但却“被卡在领导干部的手里”。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广大读者都能看到报纸。
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指令》的规定，各地经济会议必须在1921年10月底至11月初上报第一批工作报告并提供能够说明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实现丰收的初步经验的材料。
对这个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极为关切，他认为，只有依据这些初步的总结，才能检验法律措施的正确性并据此作出必要的修正和补充。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县经济会议送来了第一份工作报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托办公厅给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同志写信表示感谢。他在信尾附言说：
“尊敬的同志们：
感谢你们最先送来了工作报告。务请今后也准时写好。
9月19日
列宁”[11]
他在第二封信的结尾写的是：
“尊敬的同志们：
你们最先送来了工作报告，对此我深表感谢，希望你们今后继续成为遵守报告制度的模范。
列宁”[12]
其他的工作报告未按时寄到，因此，列宁发了一份电报指令：
“给各经济会议的电报抄送统计局
劳动国防委员会规定的送交报告的时间是10月1日至11月1日，现在已经过了，但劳动国防委员会没有收到你们的报告。我对你们的不守制度和办事拖拉提出警告，并要求你们按期及时地送报告来。请将负责及时编制和寄送报告的人的姓名、职务立即上报劳动国防委员会，并将同样的指示转告各县。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13]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出电报之后不久，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便开始收到报告了。
于是，研究和使用这些报告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列宁首先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在1921年10月21日举行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提出了一份报告，其内容是关于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送报告和图表的问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问题极为重视。他为劳动国防委员会拟定了一个草案，题为《呈交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图表册》[14]。列宁的这份卓越的文件表明，他力求把范围极其广泛的问题列入《图表册》。国家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粮食、商业、工业、农业、运输、医疗卫生、国民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几乎都必须在《图表册》中得到反映。
劳动国防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为下次会议拟订一个决议草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规定了该委员会的任务，并要求列入记录：
“于一周内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关于各主管部门每月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报统计材料和图表的决议草案。这些材料应着重于对经济生活的综合分析，对各种报告的研究、整理，并作出切合实际的结论。”[15]
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拖延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关心我们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根据他的劝告和建议，拟定了一-个决议草案，于1921年11月21日由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
在决议中体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所有指示。其中，列宁特别重视在各人民委员部和其他机关挑选真正关心研究地方的总结报告并理解其意义的人员。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3卷1961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358—367页
（刘令仪译顾柏林校）
[1]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2]《列宁文稿》第9卷第109页。——译者注
[3]同上，第113页。——编者注
[4]《列宁文稿》第9卷第119—120页。——编者注
[5]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9—357页。——-编者注
[6]同上，第366—390页。——编者注
[7]尼古拉·奥新斯基（НиколайОсинский，1887年4月6日——1938年9月1日），本名瓦列里安·瓦列里安诺维奇·奥波连斯基（ВалерианВалериановичОболенский），出身于库尔斯克省的一个小贵族家庭，190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俄国国家银行总经理，1917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18年3月因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辞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一职，1920年成为民主集中派领袖，1921年3月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5年至1937年间曾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至1924年任苏联驻瑞典特使，曾参加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脱离了左翼反对派，1925年7月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年2月任中央统计局局长，1929年12月至1930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5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
[8]米哈伊尔·费多洛维奇·弗拉基米尔斯基（МихаилФёдоровичВладимирский，1874年2月20日——1951年4月2日），1895年发起成立莫斯科工人工会。1898—1899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899年流亡瑞士，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6年流亡法国。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3月16—30日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副内政人民委员。1922—192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25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5—1926年任乌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7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7—195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30—1934年任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会委员。1950—195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1年逝世。
[9]《列宁文稿》第9卷第198—199页。——编者注
[10]《列宁文稿》第4卷第29页。——编者注
[11]《列宁文稿》第9卷第409—410页。——编者注
[12]同上，第409页。——编者注
[13]《列宁文稿》第9卷第651页。——编者注
[14]同上，第4卷第280—283页。——编者注
[15]同上，第142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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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战争时期铁路的破坏和修复（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专题〗传记·回忆·评论->《回忆列宁》（第四卷）
国内战争时期铁路的破坏和修复
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
↘铁路交通人民委员部
国内战争时期，主要的铁路干线经常得而复失，数易其手。白卫军和外国干涉者遭到红军的打击而溃退时，总要破坏铁路，他们拆毁路轨，有时长达数公里，炸毁道岔、水塔、车站、转车盘、桥梁和其他铁路设施。
运输部门的工人竭尽全力抢修铁路干线，他们扶起被推翻了的机车、车厢，修复桥梁。
例如，我记得他们发挥了巨大的干劲修复了伏尔加河上的塞兹兰大桥。那已是深秋季节，初寒的降临将使全部工程停顿下来。但是为了加速完成这一艰巨的工程，一个由青年交通工程师组成的工作队宣告成立。
我们把经过挑选的工人集中到莫斯科，用特别快车把他们送到现场。修复线路所需的一切物资都随即运去。我作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密切关注着这些列车通过各交通枢纽的情况，并每入两次向弗拉基氷尔·伊里奇作汇报。
那时，由于早寒，伏尔加河已经冰封，施工十分困难，然而工程依然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工人们十分清楚地懂得修复这座桥梁的巨大政治意义，因为它能把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同中央各省的枢纽连接。政府给这项工程的工人发放高标准的口粮。铆接桥架必须在高空、烈风和零下十八度的严寒中进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样艰辛的条件下坚持一小时以上。
那时，酒是完全禁止出售的。我们接到电报说，必须向工人供应少量的酒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反对实行这项措施，他说酒精并不能暖和身子，只会使人感到寒冷，他还说，在瑞士山中登山时是完全禁止携带酒精饮料的，因为酒精会降低人的体温，从而使人冻僵。
“有人喝了酒会醉，爬到怕人的高空，万一失手摔下来，会摔伤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那我们可怎么办呢？如果发生这种不幸，那是由于我们决定分发酒精而引起的。”
经过长久的讨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同意给铆工和钳工发少量酒精，但必须在他们从高空下来之后发给，绝対不允许在他们登高之前发。同时下达了十分严格的指令，要求各部门的负责人作出书面保证，不违反供应酒精的规定。钏接工作一结束，酒精就停止供应。不久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碰见一位参加过修复塞兹兰大桥的工程师，便问他：酒精是否坏过事？工人有没有发生过不幸事故？
“你们是怎样向工人分发酒精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
“在工作之后，”工程师回答说。
“每人给多少？”
“每人半杯。”
“他们喝吗？”
“很乐意喝。”
“没有烧坏吗？”
“没有，没有烧坏过……他们用面包下酒。”
“喝醉过没有？”
“几乎没人喝醉过……工人说是为了‘暖和身子……’”
“‘暖和身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摇了摇头，沉思似地重复着这几个字……
“不过最好还是喝些热的肉汤，喝点稀粥或者茶……这些东西可以饱肚子，也能暖身子……而那种东西总是个不良嗜好，是偏见。”
他们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抢修铁路干线、桥梁、车站，交通运输稍微正常了些。这就有可能调运粮食和货物。可是恢复交通运输的工作还持续了很久。被毀坏的车厢要送进工厂修理。一直到1924年，我在矿水车站附近还看到有几十辆被烧坏的车头翻倒在地上，几百节被捣毁的车厢和车皮壅塞在好几公里长的备用线上。
几百节装载汽油、石油、火油和矿油的大油罐车，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象这样的铁路废物堆，当时就有好几百个。伏尔加河、奥卡河、卡马河、楚索河、第聂伯河、顿河等河流的情况全都如此，整个河湾塞满了被烧毁沉没的货轮、客轮、拖船、驳船、各种油船和其他船舶。遭受的损失实在无法统计。要把这一切全部修复是闲难的，因为既缺乏劳力和衣著，又缺少后勤服务人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复兴交通运输事业付出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在他的领导下，运输工作在他生前就已经有了很大的恢复。
铁路交通人民委员部
尽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全力支持、百般关怀，尽管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召开过不少会议，作出了不少决议，但交通运输状况还是时好时坏，问题依然不少。要使运输完全恢复正常，必须采取某些非常措施。需要一个意志刚强、行政工作经验丰富、在工人群众中享有威信、采取措施果断有力、贯彻决议坚定不渝的人，在与当时铁路线上经常发生的怠工、破坏和赤裸裸的流氓行为作斗争时，他还必须富有经验。把交通人民委员部的特别权力托付给谁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考虑了很久。原有的四个人民委员他一个也不满意，按照他的说法，他们在需要“施行权力而绝对不说空话”[1]时总是优柔寡断。
有一次，铁路上又出了事，没有完成政府下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知这件事以后说：“立即请捷尔任斯基[2]到我这里来。”
这种情况显然不能继续容忍下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心采取果断的行动。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很快就从全俄肃反委员会里赶来了。
“您必须把交通人民委员部管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往常一样对他所器重和尊敬的捷尔任斯基和悦而友好地打过招呼后说。
“发生了什么事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什么要我当铁路人民委员？”
他们马上就谈了起来。
捷尔任斯基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掌握的情况又补充了一些新的、刚刚收到并经过核实的材料：铁路上发生了怠工事件，铁路界的旧人员结成了集团，企图阻挠和百般破坏整顿交通运输的工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无须说服捷尔任斯基。只简短地交谈了几句，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就清楚地懂得非常需要他去抓运输工作。他当即提出了改组铁路管理局的几个关键性步骤和一开始就应采取的措施，他说三天以后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必要的情况汇报。
“最主要是物色负责的优秀专家，”他说。“不必苛求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只要认认真真地工作就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示赞同，他说：“说得对，交通运输部门跟其他所有的部门一样，没有精通业务的专家是不成的……”
“请您起草一份任命捷尔任斯基为交通人民委员的法令，”他对我说，“征询意见后马上签发。有关交通运输的全部文件马上送交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
这一决定是在克里姆林宫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里作出的。
费·埃·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这一法令的公布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三天以后，第四天上午十一时，费·埃·捷尔任斯基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接见。他呈交了报告以后，用平稳而镇定的语气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当然，我们要把我们的人员调去支援交通运输。我相信，怠工、破坏活动、流氓行为很快就会消失。最最重要的是要把运输搞好。要选派专家，在物质方面给以良好的保证。要千方百计地设法使他们免受落后分子和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影响。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3]所进行的完全不可理解的活动的纵容下，那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潮十分猖獗。这伙人将反对吸收老专家，但我们要扭转这种情绪，广泛进行解释工作，使觉悟不高的人懂得这一新措施对我们整个运输事业，对我们整个国家是极端必要的。”
“您打算物色谁？”
“我很想让著名的专家、交通工程师伊·尼·波里索夫[4]当我的副手。”
“可是您了解他吗？”
“关于他的情况，我们掌握有最最详细和准确的材料。他当然是个旧人员，有些抵触情绪，他看到运输部门无所事事、秩序混乱而骂遍所有的人，但他本人是个杰出的专家，而且最主要的是他热爱幽运输事业，很懂行。”
“可是，他会来工作吗？”
“这就需婆您同他谈一谈……您的话对他将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什么时候谈呢？”
“马上就谈……如果您同意的话，我马上派汽车去接。”
捷尔任斯基立即同全俄肃反委员会通了电话，他对听电话的人说：
“您到波里索夫那儿去，要非常有礼貌地请他同您一起到克里姆林宫来。对，对……您就这样对他说：去克里姆林宫，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的妻子在生病，可别让她受惊吓……”
“他的妻子在生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去打扰他是否妥当？”
“我想没有关系，他会来的；是否可以马上让办公厅去关心一下他的家：派个医生去，把他的住所收拾一下，送点劈柴去，他家里没有生火……”
“这么说来，他的境况很不好罗！……可是，我们至今一点也没有给予帮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安地说。
“是的，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没有做好……”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回答说。
“是否可以立即安排一下，给波里索夫工程师及其家属提供一些帮助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
“当然可以……”
我走出办公室，给我们的医院挂了个电话，要他们马上派一名主任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到波里索夫家去给他生病的妻子看病。另外，我还找来了一个后勤部门的职员，给他开了一张必需品的单子，其中包括烧茶炊用的煤和劈柴，吩咐他带上几个清洁工，立即去指定地点把住所全部打扫干净，把炉子生起来，并派一名女清洁工去照料波里索夫工程师及其家属。
“如果他冲着你们大家发牢骚，你们要忍耐，”我対他说，“要把各自的工作做好，回话要非常有礼貌，要说‘我们是遵命而来’。事情办完后，要问一下，是否还需要做别的什么事。每天要去那里看一看，一切情况都要汇报上来。”
我把这一切托付给来自“季安”号军舰的一个十分守职的水兵，我深信他会出色地完成任务的。
我刚把这一切安排停当，特罗伊茨基大门的门卫就给我打来电话说，波里索夫工程师到人民委员会来了。我就随即转告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捷尔任斯基，然后亲自出去把波里索夫迎进会客室。不用说，出入证是事先就为他准备好的。
我十分有礼貌地向波里索夫工程师表示欢迎。他迷惑不解地微笑着。我请他随我进去。
“您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他犹犹豫豫地问。
“去见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他找我干吗？”他一边以急促的步伐同我并肩走着，一边嘟哝着说。他上身穿着铁路制服，全身的衣着简朴陈旧，但很整洁。
穿过办公厅的内室以后，我带着他从人民委员会旧礼堂的边门走进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起身向他迎去。波里索夫环视了一下房间的各个角落，没找到圣像，便安详地画了个十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微笑着向他伸过手去。
“您好！是波里索夫工程师吗？”
“是的，是波里索夫工程师……”
“认识一下，这是捷尔任斯基同志，交通人民委员。”
波里索夫用眼睛瞟了一下捷尔任斯基同志，同他握了握手。
“请坐，就坐在这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着软皮圈椅说，同时他绕过自己的办公桌，在一张有藤垫子的木质硬圈椅上坐了下来。
“我刚刚听说，您的妻子病了，是吗？”
“是的，”波里索夫皱着眉头，断断续续地说，“快要死了……是斑疹伤寒……排队时给传染上的……”
“我们刚才给您派去了医生、护士和其他一些人……”
“谢谢，真没有想到。不过，我们大家都在受冻挨饿……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处境：或者被关在他的监狱里（他用手指指了一下捷尔任斯基），或者在挨饿，在死亡线上挣扎……”
“您属于哪一个党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突然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是十月党[5]人……”
“十月党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惊讶地说。“什么样的‘十月党人’？”
“怎么什么样的？……真正的十月党人……您记得霍米亚科夫[6]、罗将柯[7]吗？我们是同一个党……”
“记得，但据我所知，他们已经不起作用了……”
“这没有关系……他们不在这里……但他们的思想还在……”
“思想还在……真奇怪……真有趣……太有趣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但是您这位老十月党人可愿意干您的专业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眯缝着眼睛，盯着他问。
“当然……没有工作是无聊的……但是我不知道能否创造性地工作……因为现在一切都遭到破坏、捣毁……包括铁路在内……”
“哪儿话！我们现在可是在全力恢复铁路运输……”
波里索夫的眼睛盯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情况怎么样呢？”
“没见效……”
“没见效……应该见效，怎么会不见效呢？……”波里索夫固执地说。“需要人……”
“那末您有人吗？”
“当然有……”
“他们在哪里呢？”
“这我可说不上……我可以提出名单……但他们现在在哪里，我可不知道……很可能在他的监牢里……”他用温和的眼光看了看捷尔任斯基，笑着说。
“请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捷尔任斯基小声说。“我们马上把他们找来……”
波里索夫说出了四个人的名字。
“这些都是年轻人！……出色的年轻人……有知识，热爱工作。”
捷尔任斯基走进隔壁一间装有电话和交换台的房间。
“好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那末您同意工作了？……”
“你们要我干什么？”
“我们任命您为副交通人民委员。您将同捷尔任斯基一起工作……他会在各方面帮助您……要使全部铁路线畅通，越快越好……”
“你们想从哪一条铁路抓起？”
“先抓十月铁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这是哪一条铁路？”
“尼古拉铁路，”捷尔任斯基笑着逛进办公室，插了一句。
“先抓尼古拉铁路！……这是正确的。然后就该抓梁赞铁路和北方铁路……”
“您的那几位工程师马上就到这里来……”捷尔任斯基说。“他们都健康地活着，都在自已的家里。”
“奇怪，”波里索夫喃喃地说，“真是少有的事。我的家已经被搜查过三遍了……”
“怎么样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
“没什么……他们来了东找西寻，翻箱倒柜，接着就走了……”
“为了帮您迈开第一步，我们该做些什么？”
“把我的小车厢找来……”
“这是怎样的车厢？”
“以前在尼古拉铁路上总停着一节归我使用的车厢，里面装着各种装置，能把线路上的情况反映在图表上：哪儿枕木腐烂了，哪儿钢轨脱开了，螺钉坏了，等等。我和我的助手们总是乘这辆车巡视……这样，我们对铁路的情况就一直了如指掌……没有这个车厢就相当困难，而更重要的是工作进度会很慢……”
“得马上把它找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一下捷尔任斯基，很快地说。捷尔任斯基随即走出办公室，去下达相应的指令。
“您还需要些什么？”
“给我权力，使我能召见各车站的负责人，要他们汇报他们所管辖的区段、机车库、车库、修理车间等等的情况。”
“当然，您完全有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
“我要求有权解除、调整不称职的干部，任用新人，尤其要把扳道工、路警、修理工调离同他们的知识、经验不相称的站长、运输主任、工务段段长、修理车间主任这一类决定铁路全部命运的极端重要的负责岗位，让他们去做原来的工作。”
“去做原来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若有所思地重复着这句话。“说得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捷尔任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
“您同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就这一特别重要的问题详细商量一下，”他说，“他一定会给您调配几个助手，尽力协助您进行这一十分困难的工作。”
“那太好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您相信，”波里索夫说，“对我来说，只有一件事最重要：务使大家都精通业务，务使大家真正对自己的事业负责……至于个人的名誉、地位，我完全不感兴趣……”
“说得对！……太好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相信，对于这个使您如此激动的问题，您同捷尔任斯基也会协商好的。”
这时我得到通知说，四位工程师到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吩咐把他们请进办公室。
身穿铁路制服的四位年轻工程师走了进来。他们迷惑不解地向四周张望。
“我来介绍一下，”波里索夫把他们的姓名说了一遍。“都是优秀的工作人员……”
波里索夫向他们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要他们做好准备，明天就出发。
“我真想今天就动身，”他似乎带着歉意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但我的妻子却……”他低下了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他不必着忙，并对他说，我们将尽力为他生病的妻子作出一切安排，要他不必客气，他个人需要什么，可直接告诉人民委员会。
“谢啦，不过得赶紧。”
他同捷尔任斯基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后，就向我们告辞，同被召集来的工程师一起，坐上拨给他的汽车回自己的住所去了。
“这个‘十月党人’很特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不隐瞒自己右的信念，但他会很好地工作的。”
“我也相信这一点，”捷尔任斯基说。“关于领导干部的问题他说得很对……关于这些干部，全俄肃反委员会得到的情报真是骇人听闻。奇怪的是，我们的铁路怎么还在运行，火车还在奔驰，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完全停顿下来……”
“是啊，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坚决给予支持，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在那里进行全面的清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捷尔任斯基到他新接任的人民委员部去了。
医生来到波里索夫家里，目睹了他家异常糟糕的境况。隔壁的老太婆为他们开了门，宅内寒气袭人，既龌龊，又潮湿，真不堪入目。他们走到昏迷着的病人跟前，只见她的身上堆着被子、大衣和皮袄。要给她检查是困难的。她的病情显然十分严重……
没过十分钟，劈柴和食品就送来了。幸好，住所里有个荷兰式的取暖炉子，派来的淸洁工先把炉子生好，接着就开始人扫除。
根据医生的吩咐护士叫来了消毒人员，把室内所有的衣物都装进口袋，连同被褥、枕头、被单、垫子一起送去消毒，因为病人无疑是得了斑疹伤寒，必须保护新上任的副人民委员免受死亡的威胁。
病人苏醒过来了，她用惊奇的目光望着一切。
护士忙着给病人擦洗，整理床铺，给病人喂食……忠于职守的克里姆林宫医护人员用熟练的双手很快就做完了该做的事。但病人不久又昏迷过去了。
“季安”舰的水兵照料着一切，样样都办到了，他象惯于在自己的军舰上所做的那样，把什么都弄得干干净净。茶炊擦得亮亮的，里面的水已经烧开，摆在饭桌上，看来就只等住所的主人回来了。
房间还没有收拾完毕，一辆小轿车突然开来了，愁眉不展的主人在四位工程师的陪同下走进了自己的住所，他猝然停下步子。
“这是些什么人？”工程师用低沉的嗓音问。
“我们是执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命令，”水兵按军人的习惯报告说。
医生走到波里索夫跟前告诉他说，他妻子的病情十分危险。
“怎么办呢？”波里索夫问。
“我们已经采取，而且将继续采取医学上已知的治疗斑疹伤寒的一切措施，但是您自己当然也很清楚，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她的心脏又不好，处于衰竭状态……”
“是的，是的，这我清楚，很清楚！……”波里索夫几乎叫喊着说，他的身子沉重地倒在圈椅里。
那几位工程师站在一旁，忧郁地望着自己的老师。
波里索夫站了起来，踮起脚尖，轻轻地向妻子的房间走去，在那里见到了护士。
他看到妻子的房间里既整齐又清洁，简直惊呆了。妻子被梳洗得整整齐齐，穿着干净的衣服，躺在整洁的床上，盖着新的暖和的被子。
这时，他才发觉房间里已经不冷，炉子烧得暖洋洋的……他说：“我们这里也暖和了……”
看来，这一切使这位心情沉重的波里索夫工程师深受感动，原先他认为一切都完了，文化被消灭了，“荒凉野蛮”的时期到来了。可是，你瞧这里的一切都变了：原来布尔什维克也一心想着工作，想到必须修复铁路，这儿有文化，有对人的关怀，有科学，有一切，—切……这是怎么一回事？……这真是真正的“世界末日”……于是他虔诚地吻了一下妻子的手。他的妻子迷迷糊糊地用感激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又昏了过去……
尽管医生悉心治疗，但斑疹伤寒在继续危害已经遭到损害的机体。
四天以后，波里索夫的妻子去世了。
办完丧事以后，他立即带领他的小小的班子，同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一名代表出发去巡视了，他们先从十月铁路开始，在各条铁路线上整顿纪律和秩序。他对铁路上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把沿线所有的负责人都召到自己的座车里来，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他发现了一些不能容忍的混乱现象和赤裸裸的非法行为，便把许多有关人员撤职，换上别的人。
他就这样对一条条线路进行检查。客车正常运行以后，货车也在全国正点开行了。注意力首先集中在那些枢纽站上，不少枢纽站的铁路业务受到严重的破坏，那里交通阻塞，而且在不少地方这种状况是有人故意制造的，影响了列车的正常运行，特别是货车的正常运行。紧急待运的物资躺在仓库里好几个月，等着装车运出，几千节车皮停在备用线上，任遭盗窃。费·埃·捷尔任斯基立即使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整个机构都行动起来，派出了专门姿员会对各铁路枢纽进行调查。初步的调查结果是令人震惊的。现实超出了一切预料，超出了一切最离奇的想象。白卫军、破坏分子、匪徒和盗贼抢劫车站、仓库和装载货物的车皮。在莫斯科查获了专门收购盗窃物资的秘密商业机构。这里买卖仓库提货单，凭这些提货单仓库里的货物整车整车地彼运走。那里还伪造不受贿赂的人的签名和受理贵重物品的机关的签字和印鉴。后来查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交通部门和其他许多机关的某些负责工作人员，在接受一定的贿赂以后，不但自愿提供自己的签字，而且还加盖需要的印章。根据这一线索，在莫斯科破获了几所刻制各种橡皮、金属和铜质印章的秘密工厂。那出能制作所有最高负责同志，包括列宁、斯维尔德洛夫[8]和捷尔任斯基在内的签名的印鉴。在那里还查获了许多机关的公文用纸，包括伪造的仓库视察证、仓库检查证、搜查证以及查抄文件和贵重物品的证件。在富尔卡索夫斯基巷破获了一家办事处，它伪装成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合作社的管理委员会，大量倒卖各种盗窃物资，特别是用不注明货主的提货单提取物资，其中包括好几节车皮的青鱼和其他鱼类。这个办事处从私人企业主那里廉价买进几万普特的鱼，从阿斯特拉罕运来。他们想方设法不把套购来的鲜鱼交售给国营企业，把这些货物分藏在遥远的里海沿岸的仓库里，伺机卖给莫斯科的投机商。然后这些投机商转手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在私营市场上出售。
这一切都是在检查铁路时查获的。捷尔任斯基以铁的手腕坚决取缔了违法乱纪、厚颜无耻的资产阶级的这种猖狂的活动。
1943年于莫斯科
载于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著《回忆列宁》1965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版第248—259页
（张坚译顾柏林校）
[1]伊·阿·克雷洛夫的寓言《猫和厨子》的最后一句。——编者注
[2]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Эдмундович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3]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即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中央委员会。——编者注
[4]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波里索夫（ИванНиколаевичБорисов，1858—1928），苏联铁路工程师。1884年起参加铁路工作，先后负责多条重要铁路的工作。1905年10月因参加全俄政治罢工而被解职。此后参加了十月党。1910年起任国务委员，并担任中亚铁路负责人。1914年任铁道部铁路局局长。1915年起任枢密院委员。1916—1917年任新铁路网络发展计划部际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进入铁路人民委员会工作。1920—1923年任交通人民委员会总管理局局长兼最高运输委员会委员。1923—1928年任副交通人民委员。1928年逝世。
[5]十月党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政党，成立于1905年。它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内外政策。从1906年秋天起成为执政党。二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参加临时政府，积极反对俄国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后，疯狂反对苏维埃政权。——译者注
[6]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霍米亚科夫（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еевичХомяков，1850年1月19日——1925年6月28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895年任国务委员1906年发起成立十月党。1906—191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07—1910年任第三届国家杜马主席。1918年加入白军。1920年流亡塞尔维亚。1925年死于塞尔维亚。
[7]米哈伊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罗将柯（Михаил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Родзянко，1859年2月21日——1924年1月24日），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1877年参加陆军，1885年退役后，回乡从政。1905年参与创立十月党，1906年当选为省自治机构执委会委员。1907年当选为第三届杜马代表，1909年担任杜马副主席，1911年3月担任杜马主席，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917年10月6日。二月革命后曾担任临时政府总理。十月革命后逃到顿河流域，大力支持白军。1920年白军被消灭后流亡塞尔维亚。在贫困中死去。
[8]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Михайлович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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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统一是首要的问题”（伊·米·舍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专题〗传记·回忆·评论->《回忆列宁》（第四卷）
“党的统一是首要的问题”
伊·米·舍尔
1921年，在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我渴望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理想终于实现了。那时，我是来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党组织的大会代表。
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跨进现在被命名为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大厅的圆形大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主席台上就座以及他在大会上致开幕词时都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鼓掌欢迎。他在开幕词里号召全党保持团结和统一，不要有丝毫派别活动的痕迹。
我坐得离主席台很近，大会期间我一直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聆听他的全部报告和演说。
在大会过程中我看到经常有一些同志走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跟前同他谈话。我也这样做了。
听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做的各项报告，我对他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使之深入每一个听众心坎里去的非凡能力，感到十分惊讶。他就任何一个问题做的报告都清晰明了，即使对这些问题不完全熟悉的人听起来也能一清二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做报告时，不按预先写好的稿子照本宣读，使人感到，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出自肺腑，因此他所说的话能够取得听众的极大的信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珍惜自己的时间，而且也善于珍惜听众的时间。他认为自己也必须遵守大会的议事规程。尽管他的报告，包括关于党的统一、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等报告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但他总能按照大会的规定把问题准时讲完。
我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每次讲演之前，总要从口袋里掏出一只不大的金属表，放在左手的掌心里，然后用一根细带子把表绕住。他不时看看这只表，按时结束自己的讲话，而且总能畅所欲言，讲完要讲的话。
在大会通过了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为了顺利贯彻大会通过的措施，必需选用有经验的人才。他请代表们向他推荐一些精通农业，并且在群众中享有威信的农民，以便吸收他们参加农业人民委员部各级机关的工作。
在大会休息的时候，我和我们党组织的另一位代表恩·德·列乌申一起走上讲台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向他推荐了瓦·格·雅科文科[1]，并介绍说，他在坎斯克县的农民中享有威望，受人尊敬；他在领导西伯利亚游击运动时作了大量的工作；还谈了他在领导群众方面的卓越才干。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地听完我的话，然后向我们提了几个问题。我们马上明白了，原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早已了解瓦·格·雅科文科的情况，甚至可能看过他写的分析余粮收集制的缺点、要求改善与农民的关系的那本小册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们回答这些问题，为的是验证他已知道的事实。
使我感到万分惊讶和难以理解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肩负着十分繁重的工作，但是他竟然还能够在经济受到极度破坏、党内正在开展关于工会问题的激烈争论的条件下，克服与地方联系方向的巨大困难，了如指掌地掌握着这幅员辽阔的国家里所发生的一切情况，特别是长期来同中央隔绝的西伯利亚发生的事情，甚至还了解那里的个别工作人员的情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没有把有关瓦·格·雅科文科的情况记录下来。我们向他告别时，他说，我们所讲的一切他将予以考虑。
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非凡的记忆力和言行一致，我们很快就信服了。在我们还未从代表大会返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之前，瓦·格·雅科文科已奉列宁的调遣去莫斯科，被派往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后来又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党的统一对顺利贯彻代表大会通过的一切决议，以及对党的今后的命运，意义至为重大，因为从事派别活动的分子使党遭到十分裂的危险。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党的统一的所有发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努力要达到的首要目的，是在代表大会上取得完全的一致。
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倡议，在代表大会期间召开了老党员、地下党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非常尖锐地提出了党的统一问题，谈到了这场辩论给党带来的打击。
列宁以非凡的说服力和他特有的严密的逻辑性捍卫了自己的正确立场。他指出了各种偏向的危险性，因为这些偏向会使工人阶级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中所取得的全部成果丧失殆尽。
列宁竭力要使党摆脱意见分歧，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锻炼得更为坚强的党，准备为建成共产主义而进行坚决的斗争。列宁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和不容许进行派别活动的决议是建设列宁主义政党的基本原则。这些决议武装了党，使我们党获得了与各种机会主义潮流和派别进行斗争的武器。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900—1922年）》1963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592—594页
（刘令仪译顾柏林校）
[1]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科文科（ВасилийГригорьевичЯковенко，1889年3月3日——1937年7月29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4年入伍。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起领导游击队反抗高尔察克白军。1920—1922年任坎斯克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22—1923年任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1923—1926年任俄罗斯联邦社会保障人民委员。1924—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此后曾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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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印·亚·阿尔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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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印·亚·阿尔曼德
我要回忆的，主要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0年到1922年的一些情况。在这以前我也见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多次听过他在大会上的演讲，但只是从1920年10月起我才经常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去，也常到哥尔克去，对他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是因为，在1920年9月我的母亲印涅萨·费多罗夫娜·阿尔曼德[2]去世了。
印涅萨是一个女布尔什维克，从1903年起就开始参加地下工作。在国外时她多年来一直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列宁对她十分了解，对她这样一个党的活动家评价很高。况且，除此以外，从1909年起印涅萨就与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这一友谊一直保持到印涅萨生命的最后一刻。因此，母亲于1920年去世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就开始照管我的姐姐、弟弟和我（当时我的哥哥都在红军服役）。从此以后我常常能见到他们，并到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去玩。我们通常都坐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房间里聊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乎每次都来看我们，虽然总是来得很晚而且只待一会儿。他不坐下，照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详详细细地询问我们的生活情况。他要我们回答，我们是否都有最必需的衣服，吃得怎样，问我的工作是否太累，是否需要什么帮助等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善于关心周围的同志，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印涅萨·阿尔曼德的子女，也亲身感受到了他对我们的关怀、照料和亲切的帮助。
1920年11月至12月间，我和弟弟在莫斯科郊外的“海鸥”休养所疗养。我至今仍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来看望我们的情景。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我们姐弟俩为母亲的去世悲痛万分，所以，尽管他工作非常繁忙，又值严冬季节，他还是经常来看望我们，为的是从精神上鼓励我们，以亲切的同情来使我们得到慰藉。他时常在傍晚朋汽车来看我们。每次来到后总要和医生谈话，了解我们的治疗情况和健康状况，然后才到我和弟弟这儿来。他常问我在看什么书，爱给弟弟出一些棋艺方面的难题（然后自己加以解答）。他总嘱咐我们要多到户外去散步、滑雪，以增强体力。
临走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要到休养所的食堂里去，同在那儿休养的另外一些人说笑一会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看我们，使我们得到了莫大的欢乐和支持。
1921年夏天我应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邀请，住在哥尔克，准备考大学。起初我一个人住在那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偶尔于傍晚到那里去，这往往是在他感到非常疲劳，头痛，失眠的时候。新鲜的空气和宁静的环境使他恢复了体力，翌日清晨他得到很好的休息以后就驱车离去了。
那年5月，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突然提早从莫斯科来到这儿。“我要去打丘鹬，”他对我说。我虽然没有猎枪，但恳求他带我一起去。我们一行数人就出发去打猎了。除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外，同行的还有吉尔[3]、警卫队的一位同志和另外一个什么人。开始一段路我们走得并不十分愉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得疲劳不堪而且心事重重，一直默不作声地走在前面；看来，莫斯科的工作、问题依然萦绕在他的脑际。我们跟在他后面走着，也都沉默不语，即使说话也尽量压低声音。到了打猎地点之后，我们大家分散开来。傍晚，景色宜人，林中风光幽美，四下里寂静无声，春意盎然。只有偶尔几声鸟啼打破四周的宁静。可惜丘鹏并未投猎人之所好。只有一只丘鹬飞过，而且离我们甚远；不知谁放了一枪，但未命中。
于是我想，这次出猎不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定会不高兴。谁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出林子时却精神饱满，心情愉快：他得到了很好的休息，这是景色诱人的夜晚和浓郁的春意起了作用。在回家的路上他笑逐颜开，谈笑风生，尽讲些有趣的事儿。
1921年6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终于偕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到哥尔克来休养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4]也每天在那里。实际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休养期间工作也很多。他的作息时间通常是这样安排的：吃过早饭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单独留在他房间附近的一个露天阳台上，直至吃午饭；下午一般去散步，有时独自一人去，更多的是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去，有时他们还带上我去散步。弗拉里米尔·伊里奇喜欢在林子里蹓跶。在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建议下，我们曾两次出去采蘑菇。我们还乘汽车到远处的森林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河边去散步时，总要经过莫斯科市的休养所，在那里休养的人常邀请他到他们的花园里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喜欢无拘无束地和同志们谈心，所以常常到他们那边去。
很多回忆录都谈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活十分俭朴。对他这一方面的特点，我也有切身的体会。我还记得，在哥尔克的寓所里，原主人雷因博特[5]一家的全部陈设，包括挂在墙上的画像在内，仍然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这使我感到诧异之至。在我看来，尤其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房间里的那套摆设：闱房用的白色描金家具、窗户之间挂着的镜子，一定会使他无法忍受。有一次，我建议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把这房间里的家具全换掉。她笑了起来，说：“你倒自己去向他说说看”。我真的去说了。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了很生气，不准我掉换他房间里的任何东西。后来，在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闲谈时，我才明白，弗拉卑米尔·伊里奇所以要让哥尔克寓所里的一切都保持原状，是因为他想以此强调，克里姆林宫里那套简朴的住所才是他的家，他住在哥尔克就象住在休养所或疗养所一样，只是暂时的，哥尔克是国家的财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哥尔克休养期间，莫斯科的同志们很少来找他。必须让他放开工作好好休息。我记得，克拉辛曾来找列宁商量有关租让政策的问题，但印象特别深的则是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6]的那次来访。
大家都知道，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堡地下活动时期的老战友，又是乌里扬诺夫一家的朋友。因此，在喝茶的时候一家人都来到哥尔克寓所的阳台上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谈话。当时我也在那里。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谈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的实施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面听，一面激动而兴奋地在阳台上来回踱步。他不时迅速而又严格地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有时简单地插上一两句话。
他们不仅谈到了当前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而且还谈到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对国家未来的社会主义繁荣将起的作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纵谈形势，“部署兵力”（这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形象化的说法），展望着遥远的未来。那时正值1921年艰难的夏天，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敌人的进攻刚被击退，而饥荒和经济困难仍在全国蔓延。
我永远也忘不了列宁在那一天的神态。他生气勃勃，心情激奋，憧憬着光辉灿烂的未来。他是一个具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坚信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的领袖。
众所周知，列宁对年青一代关怀备至：他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和革命活动，并经常接见他们。我想谈谈1921年2月25日列宁会见国立高等美工实习学校[7]大学生的情况。那天晚上，我到克里姆林宫去看望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我们坐在克里姆林宫内她的房间里聊天。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来了。他同往常一样，一面和我们谈话，一面在房间里踱步。我记得，那天晚上他精神饱满，心情愉快，详细地问了我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接着他问起我姐姐瓦尔瓦拉·亚历山大罗夫娜·阿尔曼德的近况来。当时我姐姐是高等矣工实习学校的学生，住在学校宿舍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细地问了她的情况以及学生的生活条件：宿舍里暧和不暧和，食物够不够，学习情况怎样，等等。
我根据姐姐的话回答说：宿舍里的条件很好，她不需要什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带着怀疑的神情听着，后来突然向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建议说：“娜佳，让我们一起去看望瓦丽娅，同时也去看看青年们生活得怎么样。”那时已是晚上十一点钟，但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同意一起去。他们把我也带去了，在汽车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冲着我打趣说：“我们去检查一下，你讲的是不是实话！”
高等美工实习学校的学生宿舍座落在米亚斯尼克街（今卓洛夫大街）邮政总局的对面。
我们穿过一个黑糊糊的院子，登上因结冰而打滑的楼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警卫员走在前面，他一直在擦火柴照亮，因为楼梯上实在太暗了。“真糟糕，一开始就够戗！”我扶着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上楼梯，忧心忡忡地想着。但是，当我们一走进宿舍之后，我的担心顿时烟消云散了。
青年们兴高采烈地欢迎列宁。大家很快就把他围了起来，高兴地向他问好。不用多久邻近几个宿舍也知道列宁来了。学生们从四面八方跑来，把列宁团团围住。列亍显得快活、兴奋，为能与青年们会面感到满意。我们开始参观房间，列宁还摸了摸床铺。确切地说，这只是一些当床铺用的硬邦邦的木板铺。宿舍里几乎没有任何家具，但是四壁却点缀着标语、图画和墙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注意到一幅画着蒸汽机车的画，机车上涂着一些特别的“活动”线条。画的作者解释说，真正的机车就是应该这样着色；从他的话推断，这种色彩可以影响行驶的速度。他的这番说明把列宁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了挂在墙上的一条标语，这是马雅可夫斯基[8]的一句诗：
“我们把钢筋水泥扔往天空”[9]。
列宁笑着反对说：“为什么要扔往天空呢，我们地面上很需要钢筋水泥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与青年在一起显得随便、风趣，大家很快就毫无拘束地谈开了。他们谈论绘画、文学，也谈到了生活以及青年画家的学习情况。可惜的是，这次谈话的内容很多已经遗忘了，下面只能谈几件事。
不言而喻，谈话是从最能激动青年画家心弦的问题——造型艺术，首先是绘画开始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一致的意见是：大家都强调说，绘画应跟上革命的步伐，政治上尖锐泼辣，要走出博物馆到大街上去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对此大家观点相符，热烈拥护。但是，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艺术怎样才能跟上革命的步伐，对这个问题大家的见解各不相同，很多人竭力为未来主义者辩护，有些人反对架上绘画。
列宁非常喜欢青年人的热情、直率、对因循守旧的极端蔑视和要为革命服务的强烈愿望。然而，从这些围住列宁的青年画家们热情洋溢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对艺术今后发展的道路缺乏正确的认识。列宁为了捍卫现实主义绘画，同他们展开了辩论。当然，在二十来个人七嘴八舌，激动地争相发言的情况下要说服他们是不容易的事。
在这次谈话中，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大家谈得很多。一开始青年画家们就热烈赞扬马雅可夫斯基的著名的宣传画——罗斯塔之窗。对这些宣传画的革命意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欣然表示同意。接着话题转到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创作方面。青年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他们心爱的诗人及其诗歌的革命性，这显然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高兴。然而，围绕着诗歌创作的一些问题，他们又热烈争论起来了，因为在这一艺术领域里青年中间也有许多未来主义的崇拜者。
最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累了，他诙谐地说，他将要专门研究绘画和诗歌方面的未来主义问题，读一些有关的书籍，然后再到这儿来，那时准能把他们统统驳倒。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青年们，他们是否熟悉俄罗斯古典文学。谁知他们对古典文学很不熟悉，许多人甚至把它看作“旧制度的遗产”而加以全盘否定。列宁特别关切地谈到，应当熟悉并珍重革命前俄罗斯文化的优秀代表。他说他喜爱普希金，推崇涅克拉索夫[10]。“要知道，整整一代的革命者都是向涅克拉索夫学习的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诚然，列宁没有用讲演或者说教的方式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但在他的谈话、插话、提问和评论中都贯串着一个思想：必须批判地吸收过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然后在这基础上（而不是凭空地）建立我们新的苏维埃文化。
谈话的话题又转到大学生的生活问题上来。在列宁访问的那个宿舍里，学生是按公社的方式生活的。这是高等美工实习学校的先进分子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公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感兴趣地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自称公社，他们如何管理公共事务，如何保持清洁，等等。
然后，他问起学生的伙食情况，问他们定基够不够。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切都好。一个月至多不过缺少四天的口粮。”这样的回答使列宁感到异常高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详细地问到了学生的业务学习和社会工作情况，顺便还问他们是否每天晚上学习得很晚。他们回答说，他们不仅开夜车，而且常常通宵达旦地争论艺术、学习计划等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了很生气，贵备青年们说：“你们工作很多，伙食又差，而且还不睡觉。你们将一事无成。你们白白耗费精力，将来会有什么用处。应当爱护‘国家的财富’”。列宁又补充说：“我要下命令，夜里把你们宿舍里的灯都关掉。”
最后，大学生们邀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同他们共进晚餐。他们几乎把整个月的口粮都摆在桌上，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累了，他谢绝了他们的邀请，为了不使主人们扫兴，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尝了点端来的粥。
这时，时间已经很晚，该走了。为了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悄悄地离去，学生们没有送他们，因为，那是个动荡不安的时刻啊。
在驱车回家的路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沉默寡言，若有所思。他不时用一种特别的语调简单地说着：“是啊，是啊。”可以断定，他仍旧在回想刚才会见时的情景，思考看什么问题。
他没有跟我谈过这次访问的感想，但我听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列宁后来见到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11]时，用责问的口吻对他说：“你们那儿的青年很好，都很好，但你们是怎么教他们的？”
1922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患病期间，我没见过他，但我在9月份从休假的地方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写了一封信，问她，我是否可以再到他们那儿去。我想全文援引她的回信，因为这是一封很好的信：
“我亲爱的孩子：你两次来信我都收到了，为此我要热烈地吻你。总的说来，你是一个很傻的孩子，真是的，为什么你不能到我们这儿来呢？恰恰相反，今年我们将过得更‘富有家庭气息’，更‘好客’，因为弗·伊·一天工作不能超过八个小时，除此之外，一星期还必须休息两次，因此，他很欢迎客人来。我告诉他，你生病了，他很不放心，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日杰烈夫，询问你和莉迪娅·亚历山大罗夫娜的情况，请他关心你们。现在弗·伊·算是复原了，从星期一起（今天是星期六，9月30日，正好是我的生日）将开始工作，我们将搬到城里去住；由于我们的住所尚在修缮，我们将暂时住在别人的房子里，等你来时一切都会安排定当。
总的来说，一切都趋向正常，费尔斯特[12]（医生）回德国去了，住在这儿的那位医生也回城里去了。昨天晚上我们去看丘鹬（没带猎枪，但带了盛蘑菇的篮子），看到了一只丘鹬、四只越橘、十只老蘑菇和非常美丽的秋天的红叶……”
在信的末尾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急不可耐地渴望工作。“况且，人们已经个别地或成批地到他这儿来了。”
这封信提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我和莉·亚·福齐也娃写过一封信。这里我也要引述这封信以说明列宁对同志们的关怀体贴。他不只是笼统地托人关心同志，而且还对如何关心的问题作了具体的指示。在信的末尾，我们还可看到列宁式的“检查执行情况”的要求。他说，他等待回信。
下面就是他的那封信：
“9月9日
日杰烈夫同志：
请您照料两位病人：
（1）印涅萨·亚历山大罗夫娜·阿尔曼德，（2）莉迪娅·亚历山大罗夫娜·福齐也娃。
请您关心一下，让她们养好身体（提供好的伙食），住得好好的，等等。同时，我希望您带她们去看医生，问一下，她们是否可以进行浴疗等。总之，我希望您能暗中照顾他们，并请您写信告诉我，她们的身体是否已经见好。或许，您认为有必要将这封信给她们的医生看，并以我的名义请他关心她们。
预先向您致谢，祝您得到很好的休养和治疗。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列宁”
这封信是寄到克里木“久利别尔”休养所去的，当时我们都在那里休养。我不知道这封信对莉迪娅·亚历山大罗夫娜·福齐也娃有什么影响。至于我呢，说实话，可“遭了殃”啦。休养所的医生非常热心地为我治病，甚至还让我静卧了一个星期。
1922年10月至11月间，我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家里见过他好几次，还听了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和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发表的演说。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完全恢复了健康，他精力充沛，生气勃勃。尤其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见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曼努伊尔斯基[13]的那天晚上（当时我也在场），我对此更是深信不疑了。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善于维妙维肖地模仿许多党内同志的发言，逼真地摹拟他们的声音、手势和讲话的风度。那天，他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演了加里宁[14]、卢那察尔斯基和其他一些人发言时的模样。这是一种夸张而友好的模仿，当然极其引人发笑。列宁看着曼努伊尔斯基的表演，由衷地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他俏皮地眯起一只眼睛，说：“我听说您也模仿过我。来吧，来表演一下我讲话时的样子。”这一下弄得曼努伊尔斯基很窘，他只得支吾其词地搪塞过去，没有模仿列宁的模样。
后来，在喝茶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仍旧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他从事法律事务实习时碰到的一件趣事。有几个商人来找他当辩护人，他们分明是骗子手，但他不知怎样才能摆脱他们的纠缠，因而处境十分尴尬。整个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神情愉快，谈笑风生。谁会想到，不久以后，他又患了重病。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二次患病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1923年3月，我上柏林与丈夫相聚，从此我只能从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来信中了解他的健康情况。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朝夕相处，非常勇敢而忠诚地帮助他同病魔搏斗。
这是极其艰难痛苦的日子，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来信语气沉重，充满着悲伤的感情。
在5月的一次来信中她说：“每天早展，弗·看到我很高兴，握着我的手；有时我们也交换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尽管我们无法用语言交谈——这就是我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内容。”
可是到了秋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情开始好转，有了痊愈的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信中告诉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情正在逐渐好转，还给我谈了他的日常生活情况。下面是这些来信的摘录：
“我亲爱的印诺奇卡[15]，虽然我每天都惦记着你，可是好久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这是因为我现在整天陪着弗·，他正在迅速恢复健康。到了晚上，我头脑昏昏沉沉的，不能再写信了。他的病情好得很快——睡眠一直很好，肠胃也不错，情绪稳定，现在已能经常走路（有人扶着），也能扶着栏杆单独上下楼梯。正在给他的一只手臂进行浴疗和按摩，所以手也开始好转。说话能力方面进步也很大，费尔斯特和别的神经病理学家都说，现在看来说话能力肯定会恢复，最近一个月来所取得的成绩一般要几个月才能达到。他的情绪很好，现在他也看到，自己的病在渐渐好起来。我已经提出，让我当他的私人秘书并打算学习速记。每天我给他读报，每天我们一起长时间地散步和工作……”
“……你收到我的信和列·的照片了吗？病情继续在好转，可是进展慢极了。弗·的自制力很强，极力不让大家知道，他是多么难受。总之，病将会好到什么程度，这谁也说不上，也有可能完全复原。别无他法，只能忍耐。我们常常乘车到远处的森林去，一起读报，在花园里散心。”
“现在我们这儿已是秋天了，花园里空旷无人，冷落得很。夏天时人很多，现在却一个人也没有，弗·也寂寞得很，特别是在散步的时候。每天他总有一些收获……”
“我和弗·每天读各种报纸，他满怀兴趣地注视着德国事态的发展。他总能读到或探听到我们瞒着他的一切事情，如：沃罗夫斯基[16]的不幸遇害[17]，马尔托夫[18]已经死去[19]等等。有一些报纸登载了某些同志撰写的文章，对弗·伊·的健康情况作了极其不负责任的报导。为此，我们提请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杜绝这类情况。因此今后只公布医疗公告……”
举国上下，全体苏维埃人民都密切注意着有关列宁健康情况的公告。他的健康情况有所好转时，我们大家都满怀希望相信他能把病治好。但是，我们的希望未能实现。1月21日，列宁逝世了。1月28日，在他的安葬仪式结束之后，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给我写了一封信，把列宁逝世的噩耗告诉了我。现在，我就用这封信来结束我这篇回忆录。
“1月28日
我亲爱的印诺奇卡：昨天我们安葬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后一次他病了没有多久。星期天，我们还在一起工作呢。我给他念了党代表会议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有关报道。在他弥留之际，医生们完全没有料到，而且根本不相信他会死去。他们说他处于昏迷状态之中，但现在我已确信，这些医生什么也不懂。剖检表明是严重的硬化所致。情况要坏得多，也许会再次瘫痪……每一次发病都使我心头发冷。现在灵柩还未掩埋，还可以看一看伊里奇的遗容。他的脸是安详的，十分的安详。灵柩停放在工会大厦，那儿一切都很好，庄严肃穆，不同往常。人们（有七十五万人）日日夜夜在灵柩前通过，瞻仰伊里奇的遗容，泣不成声……室外寒风凛冽，但谁也不在意。街上挤满了人群，洋溢着革命的气息，完全是1917年那时的景象。我想，伊里奇的逝世将使全党团结起来，把工作推向前进。团结一致的党安葬了伊里奇，大家全都痛哭流涕。现在应该工作了！
我们暂时还将住在哥尔克。我负责把他的文章选编成通俗的小册子——把他的最重要、最本质的言论辑录成一个文集。我已经开始工作，我认为我一定能编成这个文集。以后我将去列宁研究院帮助整理材料，把自己的经历撰写成文。现在，我最想做的是缅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平，回忆他的工作，读他的遗作。
但也得做其他的工作。
所有的同志对我们都十分关心体贴。这些日子我们都住在工会大厦，这儿一切都很方便。
印诺奇卡，要不要寄一部《列宁全集》给你？我这儿有。他躺在灵柩里的照片拍得很好，以后寄给你。
紧紧地拥抱你，还有古戈和印涅索奇卡。热烈地吻你。
你的娜·克鲁普斯卡娅”
本文部分段落系初次发表。关于访问高等美工实习学校节选自《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3卷1961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378—381页
（刘令仪译顾柏林校）
[1]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2]伊涅莎·阿尔曼德（InèsArmand，1874年4月26日——1920年9月24日），法国裔俄国革命家。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比利时。1912年秘密回国，当即被捕。1913年获释后流亡芬兰。二月革命后随列宁一道回国。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妇女部部长。1920年在高加索因感染霍乱而逝世。
[3]斯蒂芬·卡兹米洛维奇·吉尔（СтепанКазимировичГиль，1888年？月？日——1966年1月5日），司机出身，1917年起担任列宁的私人司机，1918年曾亲历了列宁遇刺事件。列宁逝世后于1928年创作回忆录《跟随列宁六年》。1930年加入联共（布）。此后曾任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的私人司机。
[4]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Ильинична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5]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雷因博特（АнатолийАнатольевичРейнбот，1868年2月4日——1918年2月4日（或1920年？月？日）），1888年入伍。1905—1906年任喀山省省长。1906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06—1907年任莫斯科市长。一战期间曾任西北阵线后勤部队司令、第17师团司令、第40师团司令。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处决（一说获释，随后参加白军活动，死于1920年）。
[6]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7]1926年起改称国立高等美工学院。——译者注
[8]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Маяковский，1893年7月19日——1930年4月14日），苏联诗人、剧作家。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1910年退党，专心从事写作。十月革命后热烈拥护苏维埃政权。20年代起受到拉普的批判。1930年自杀身亡。
[9]选自《我们在前进Мыидем》一诗。——译者注
[10]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Некрасов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еевич，1821年11月28日——1878年12月27日），俄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
[11]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Васильевич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12]奥特弗里德·费尔斯特（OtfridFoerster，1873年11月9日——1941年6月15日），德国神经学家。1897年起开始行医。1922—1924年期间为列宁诊病。1924—1932年任德国神经病理学家学会主席。1938年退休。
[13]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Захарович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年9月21日——1959年2月22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被捕，途中逃脱，1907年流亡国外。一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至1922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44年至195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53年退休。
[14]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Иванович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15]印娜的爱称。——译者注
[16]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Вацлавович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
[17]苏联外交家，1923年5月在瑞士洛桑被法西斯分子杀害。——译者注
[18]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Осипович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
[19]孟什维克首领之—，死于国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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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的回忆（伊·阿·切库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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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的回忆
伊·阿·切库诺夫
我在1919年和1921年会见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好几次。每一次我都是以农民代表的身份为本村农业协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到莫斯科来的。
最后一次，我随身带着一份有关农业协会事务的长长的记录，上面记着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经济问题以及合作社的情况。农民们给我的任务是，要我把这份记录面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很快放我走：最后一次谈话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
今天[1]，在哀悼这位前无古人的伟人，全体劳动人民的领袖和朋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一周年的悲痛的日子里，我，一个老人，想起了那些幸福、愉快的日孑，想起了在接待室门口使我感到很不自在的激动和胆怯。
但是，我一跨进门槛，激动和胆怯刹那间就消失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平易近人，带看亲切的笑容走到门边伸出手向我问好：
“您好啊，切库诺夫[2]同志！”
他陪我到桌子边，让我坐下，然后他自己坐了下来，接着就问农民生活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受到什么委屈，对哪些事情感到满意。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解了农民的生活和经济情况以后，就开始介绍中央苏维埃政府在建设农村新经济生活中的任务和计划，并当即请我把他所说的话好好想一想，然后回答他，有什么错的地方，有什么地方要修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我提了很多问题，完全象我向他提问一样。
关于经济问题的谈话结束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话题转到政策方面，让我详细了解一切细节。
为了不拖长谈话时间，我四次站起身来，请他原谅我的打扰，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留住我，请我继续谈话。最后我不仅毫无拘束的感觉，而且感到仿佛是在同一位老朋友，老同志谈话了。我同列宁在1921年2月28日这最后的一次谈话，直至夜里十一点整才告结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我出来时要我别不告诉他就离开莫斯科：他要确定再次会见的时间。接着他请我把我们的谈话内容详详细细地写给《贫农报》。
对此我回答说，我未必能履行他的愿望。
“为什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
我说我在路上把眼镜丢失了，在市场上买了一副破烂货，几乎没有用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住我，回到桌子跟前，按了一下电钮。秘书进来了。
“请以我的名义转告谢马什柯[3]，明天就给切库诺夫同志配一副好的眼镜。”
我不同意，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说，这是他的愿望，而这个愿望一定要实现。
不用说，对这样的关怀和体贴，我只能表示感谢了。我说，这副眼镜对我来说将是十分珍贵的。
我含着眼泪告别了亲爱的伊里奇。
谁知，等我走后，弗拉展米尔·伊里奇还不满足于自己对秘书所作的有关眼镜的指示，他又亲笔写了内容如下的便条：
“致谢马什柯同志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伊万·阿法纳西耶维奇·切库诺夫同志正在我这里，他是一个很有风趣的劳动农民，他用自己的方式来宣传共产主义原理。[4]
他把眼镜丢了，花一万五千卢布买了一副破烂货！能不能帮他弄到好眼镜？
务必请帮忙，并请您的秘书告诉我，是否办到了。
您的列宁”[5]
信的原件保存在列宁研究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同我再次见面的愿望没有实现。他生病死了。但是死去的只是他的肉体。而他的精神不死，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在他的逝世纪念日我作诗悼念亲爱的伊里奇：
在英明睿智的脑袋上，
伊里奇给自己戴上的
不是缀满钻石的金冠，
而是劳动人民
用自己跳动着的心
给他编织的花冠……
载于1925年1月26日阿尔马维尔《劳动之路报》第20号第3版
（竺一鸣译顾柏林校）
[1]本文写于1925年1月。——编者注
[2]伊万·阿法纳西耶维奇·切库诺夫（ИванАфанасьевичЧекунов，1861—1929），俄国农民。1906年加入立宪民主党。1908年参加了全俄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二月革命前曾在地方自治局工作。1919年、1921年两次与列宁会面。此后曾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会议，并担任土地人民委员会委员。晚年担任记者，曾为《真理报》、《消息报》、《贫农报》供稿。1929年逝世。
[3]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谢马什柯（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емашко，1874年9月8日——1949年5月18日），1893年起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1年毕业于喀山大学医学院。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8—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对外局主席。1917年9月回国，担任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区苏维埃主席，积极筹备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1921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21—1949年任莫斯科大学医学院社会卫生学系系主任。1927—1936年任《大医学百科全书》主编。1930—1936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0—1949年任全苏卫生学会主席。1949年在莫斯科逝世。
[4]同伊·阿·切库洛夫谈话之后，列宁在来访登记册的页边上，在切库诺夫姓的旁边写着：“这个老人头脑消醒，因宗教信仰而没有参加党”（《星火》杂志1962年7月15日第29期）。——编者注
[5]《列宁文稿》第8卷第450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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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1年2月26日的工农妇女代表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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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1年2月26日的工农妇女代表会议上
↘一叶·伊·波德丘法罗娃
↘二玛·伊·格利亚塞尔
一叶·伊·波德丘法罗娃
在莫斯科省工农妇女代表会议上汇集了三千多名代表。代表会议开幕时工农妇女们要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参加会议。主席团答应邀请列宁来出席会议。会议第二天，代表们再次要求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会。主席团打电话给克里姆林宫，得到的回答是列宁不能来讲话，他正忙着。
于是，代表会议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列宁。代表团里有我和特鲁芭（伊克里亚尼斯托娃）同志。在去克里姆林宫的路上我同特鲁芭商量好，由谁同弗·伊·列宁讲话，讲些什么。
秘书好久没同意去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我们的要求，推说列宁很忙。
于是我们忘了该由谁讲话的约定，两个人一齐说了起来。我们的情绪很激烈，非常坚决地要求秘书去报告，并威胁说，如果不允许我们进去，那么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都将到这儿来，
秘书屈服了，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得到列宁同志将去大会讲话的答复以后，就飞也似地赶回代表会议会场。
我们走近会场时就看到弗·伊·列宁坐着汽车来到了。由于等代表团等得不耐烦了，大会直布休会，让代表们去吃午饭。但是，工农妇女代表们刚走出会场就看到我们这个代表团和坐着列宁的汽车。于是她们立即返回齐明剧院[1]，静静地在各自的座位上迅速处了下来。列宁同志手里拿着表走上了主席台。
列宁的讲话是这样开始的：
“工农妇女同志们，我可以给你们不超出五分钟的时间；我正在等土耳其代表团，将以政府名义同他们进行谈判。但我还是放下了我的工作来向你们的代表会议表示祝贺。
我通过报纸注视着你们的会议情况。我读到，在这儿发言的许多女农民说，工人阶级忘掉了农民，对他们的帮助很差。
但是，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忘掉过农民，也不可能忘掉他们，因为工人阶级自己也来自农民。
只有在男女工人和农民完全团结一致的情况下，我们才能从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中摆脱出来。
目前工人阶级从农民那儿拿走的一切东西，都是借用的，待我们的工业开始上升后，他们就能把这笔债务偿还给农民。我们虽然很穷，但是西方的劳动人民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是倾向于我们的。”
二玛·伊·格利亚塞尔
那是一个异常艰难的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繁重过度。粮食、燃料、原料发生危机，经济遭到破坏，加上闹饥荒（对这些情况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这一切把他的注意力完完全全的给吸引住了。每天若干次的紧张的会议活动，对各部门的工作毫不放松的监督，始终能够给予满足的没完没了的接见，总之很难用短短的几句话列举他一天的工作。仅仅在召开工农妇女代表会议的1921年2月这一个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二十二天内接见了七十多人，参加了四十个会议（大量的发言和所有其他领导工作还不计在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乎每天都亲自用铅笔计算，采办到了多少普特粮食和煤，有多少运进了粮仓和仓库，有多少送到了莫斯科和别的大工业中心；他几乎每天都召开会议，研究采取哪些最紧急、最坚决的措施来克服粮食、燃料和具他方面的危机。
1921年2月26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暂时放下非人力所能胜任的困难而紧张的工作，去向工农妇女们讲话。
2月26日这一天是特别困难的一天。当代表会议派出的代表团来到克里姆林宫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开会研究原料的问题。会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上要接见土耳其代表团（当时正在同上耳其进行谈判）；此外，许多同志已列入接见名单，接见将延续到深夜。
值班的秘书犹豫了很久，下不了决心把女工们的要求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劝她们“无论如何”别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参加会议。但是，正如波德丘法罗娃同志所回忆的那样，由于代表们的坚持，她“屈服”了，不得不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张条子，说代表会议的工农妇女们将一起来克里姆林宫，如果他不到她们那儿去哪怕只待五分钟的话。
就在这张便条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毫不犹豫地立即作了答复：“如果只需五分钟，那我可以在两点二刻去，如果你们能推迟接见土耳其代表团的时间的话”（我引的是他答复的原文）。
接见土耳其代表团的时间推迟了半个钟点，但是会议延长了一些时间，因此可以用在路上和在大会上发言的时间只剩下了一刻钟。
动身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秘书处查问代表会议的地址时，得知“拨给”他向女工们讲话的时间是那么的少，对此他非常不满，责问秘书说：“难道能在五分钟内讲什么有用的东西吗？”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整整一天直至深夜都排满了接见和会议。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723—725页
（竺一鸣译顾柏林校）
[1]现为轻歌剧剧院。——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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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领导我们复兴石油工业（亚·谢烈布罗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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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领导我们复兴石油工业
亚·谢烈布罗夫斯基
我要回忆的是1920至1922年石油工业的状况，以及作为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石油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在复兴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基础——苏维埃大工业的整个工作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关心石油工业。
当时，对外商品交换对石油工业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恢复油田所需的设备以及工人需要的一部分粮食、衣服、鞋子等，那时主要靠从国外获得。因此，在整个1921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支持我们石油职工为争取出口自主权而进行的斗争。
到了1922年年底，由于成功地实行了新经济政策，石油工业的状况得到了改善，才使我们有可能依靠国内的资源。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石油租让是振兴石油工业的一条道路，是新经济政策各种措施中能够使我们尽快战胜经济崩溃的辅助办法之一。
现在谁也不会怀疑，这条道路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那时候在党内，特别是在阿塞拜疆人中间，对租让问题存在着偏见和顾虑。为了消除这些偏见和误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一问题给我们阿塞拜疆人写过几封信，而且在1921年接见我时责备我不理解租让政策。
“您是个工程帅，”他跟我说，“不理解我们目前还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迅速恢复石油工业，这是应该感到惭愧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认为，壳牌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这两个世界石油巨头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这无疑会促使美孚石油公司接受租让，为的是利用从巴库和格罗兹内伊油田获得的石油对付它的全球性敌手德特丁[1]。
由于我了解美孚石油公司同巴库油田的关系，我担心两个石油康采恩会采取一致的立场来对付我们，以致于使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发展遭受困难、阻挠和延误。因为在它们看来，没有它们的帮助，我们永远也恢复不了石油工业。
我把我的担心告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的话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和注意，所以他支持我们巴库人到国外去出卖石油产品并从那里买回设备的愿望。为了使自己站稳脚跟，这样做在当时是必要的。而且，即使租让制[2]不成功，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恢复石油工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们的对外贸易看作是加强总的商品交换的一种形式。没有这种交换，石油工业就不会被纳入新经济政策的影响范围之内，也不会得到迅速的恢复。
下面我想谈谈在经济受到破坏的年代里巴库石油工业的发展情况，以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领导石油工业的复兴方面所进行的耐心细致的工作。我还要叙述一下，把油田的钻探和开采权租让给国际巴恩达尔石油公司的石油租让史。
这一租让给我们带来了某些好处，使我们学会了用旋转钻机钻探和用深井泵开采石油的方法。这个租让合同实际上变成了技术援助合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活到石油工业的繁荣时期，没有活到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力量恢复了遭到破坏的经济，并使苏联进入了社会主义经济得到巨大发展的辉煌灿烂的时期。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自己对未来的天才的预见中看到事情一定会这样，他在1922年10月写信给巴库工人们说：
“亲爱的同志们：我刚才听了谢列布罗夫斯基[3]同志关于阿塞拜疆石油托拉斯[4]的情况的简短报告。困难真不少。谨向你们致以热烈的敬礼，请你们千万把最近这一个时期坚持过去。在开头的时候我们总是特别困难。往后就会好些。我们必须取得胜利，无论如何要取得胜利。
再一次向你们致以崇高的共产主义的敬礼。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5]
这是列宁的预言。如同在我们所有的经济战线上一样，我们在石油战线上也収得了胜利。
1920年4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派我去巴库。我于4月30日带着由列宁签署的委任状抵达巴库，开始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进行工作。我作为石油总委员会委员和巴库石油委员会主席，担负着下列任务：
1．按照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规定的任务，在巴库地区组织石油工业，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2．领导石油及其产品的装运工作。
3．通过有关机关广泛、全面地吸收陆军、海军和民政方面的力量来达到这些目的。
为了实现这些任务委任状给了我广泛的权力。
这样，军事指挥部门有责任给我提供广泛积极的协助，特别是要提供足够的陆军和海军以保卫油船和油田、厂区的设施。
粮食人民委员部及其所属机关有责任从粮食征收站切实调拨十五万人的口粮，或者指定一定的地区供我们征收粮食。最后，根据委任状赋予我的权力，我可以把不执行我的命令，使我无法完成委托给我的任务的人送交革命法庭，同时我还享有在事务性联系中使用各种运输和联络工具的一切便利和特权。
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多谢尔[6]同志和我把阿塞拜疆所有的油田、工厂及其附属企业收归国有。成立了石油委员会，后来改组为阿塞拜疆石油托拉斯。油田的状况极其危急。设备、汽车、衣服都不够。工人的住房东歪西倒不能再住了。必须修理这些洞穴般的住房，囚为盖新的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
在送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报告中，我对1920年年底巴库地区石油工业的状况作了切合实际的说明。
这份报告于1921年2月23日转给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极其仔细地阅读了这份报告，在边上亲笔写了大量批注[7]。
报告特别注意到完全被巴库的石油工业所忽视的钻探方法问题，因为发展钻探技术对石油工业至为重要。报告指出，钻探方法上的缺点是由于使用所谓巴库钻探法所造成的，这种冲击钻探法方法陈旧，极不合算，一方面进钻缓慢，另一方面又得往地下打进大量金属。
报告接着说：“使用（美国的）回转钻探法可以消除这两个缺点。用这种方法八个月可打成三百六十沙绳深的钻井，井壁用两、三根套管（六——十二英寸）加固。在苏拉汉内有这种钻井。”
阻碍推广回转钻探的原因是，没有工人，也没有技术人员能使用这种方法。需要学习这种方法，与此同时当然也不能抛弃我们的冲击钻探法，而是要加以改进、发展，否则我们就不能提高我们的产量。
在报告中拟定了在各地段进行钻探的详细讣划，也制定了恢复现已废弃不用，但还能出油的原有生产井的计划。同时还说明了水淹地区的情况，并对这种现象作了解释。
1921年2月1日，人民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巴库和格罗兹内伊油田租让问题的决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花了大量的时间用来熟悉有关巴库油田状况的材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硏究石油开采的特殊问题时，把恢复巴库和格罗兹内伊石油工业的问题同巩固整个苏维埃国家大生产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在这个总的计划中，他把活跃石油托拉斯在国内外的贸易活动和实行油田租让，都看作是克服经济困难的辅助办法。
克拉辛[8]同志在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报告中对石油工业的情况作了悲观的描述。而且，克拉辛司志的报告缺少明确的目的性。他谈到水淹的威胁，谈到寻求外援的必要性，谈到油田设备在国内战争期间遭到很大的破坏，要恢复这些设备须在格罗兹内伊投资二至三亿金卢布，在巴库投资二亿半至三亿金卢布。
此外，克拉辛同志还提到运输瘫痪、技术材料缺乏和普遍存在的混乱现象等问题，认为这些问题是造成在油田现有的钻井中只有不多于三分之一的钻井在工作的原因。
克拉辛同志写道：“只有在非常勇敢和坚决的政策下……才能得到拯救。这种政策应该包拆：向三四个在世界市场上角逐的大辛迪加，也可以给意大利政府，或许也可以给法国、比利时政府，提供巴库、特别是格罗兹内伊高质量油区足以吸引人的油田……租让合同可以也必须同敷设输油符和增加铁路车辆联系起来”，等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阅读克拉辛的报告时，在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划了着重线[9]。与此同时，他也极其注意其他人的报告，其中包括多谢尔同志、古布金[10]同志和石油总委员会专家们的报告[11]。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文件，是古布金同志关于石油工业发展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比列·波·克拉辛的报告冷静得多了。他论证说，目前灾难还没有发生，但是情况危急，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防止即将临头的灾难，那么石油工业的确难免遭受毁灭的危险。
古布金指出，大量停工的钻井使油田遭到被水淹没的威胁。他解释了发生水淹的原因，并且说，必须立即扩大生产井的数量，用这样的方法来跟水淹的威胁作斗争。必须加强钻探工作，不然我们就没有后备的新钻井以增加石油的产量。
因此，古布金同志为改善巴库油田的工作拟定了两项措施：第一，扩大生产井的数量，使停工的井数下降到最低限度；第二，妥善利用一切力量来扩大钻探，获得设备和吸收国外的技术人员来参加工作。
同时，他也怀疑国外是否会有人愿意承租巴库的油田，因为石油工业的复兴取决于防止水淹钻井等十分困难和无利可图的工作，这种不能立即产生生产效果的不愉快的工作未必会引起承租人的兴趣。
因此，根据古布金同志的意见，油田工作的两个主要方面——钻探和钻井的开采，应该在没有外国资本的干预下进行。在这几句话下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了两道着重线，并加了注意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研究了克拉辛、多谢尔、古布金等同志和我的报告，而且还阅读了石油总委员会专家们的报告。在这之后，他拟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石油工业的措施[12]。其中的一部分措施为1921年3月29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租让合同的基本原则》[13]的决议奠定了基础。
然而，如果以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石油问题上所作的大量工作，只限于制订油田租让的原则，那就错了。从当时他同我进行的几次谈话中我很清楚，在这方面他的视野要广阔得多。我再重复一下，租让合同对他来说，仅仅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恢复经济的一个辅助办法。
为了保证石油工业的发展，除租让制以外，必须采取我们掌握的其他一些手段。
为了挖掘所有的办法和潜力，为了采取必要的措施，人民委员会建立了一个由在石油工业方面享有威望的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到了巴库，他们的建议于1921年7月由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从而大大促进了石油工业的恢复工作。
鉴于许多巴库人深信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恢复石油工业，因而对租让制采取否定的态度，为此人民委员会于2月1日作出决议，“委托斯大林同志查明，对于恢复我们的经济和巩固苏维埃制度的手段——租让制的问题，是否已向巴库和格罗兹内伊的工人们作了充分的说明，要不要专门派一位政治领导人到那里去。”
1921年3月29日，租让合同的基本原则获得通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4月2日专门就巴库的石油租让问题给我写了一封信。
“1921年4月2日
谢烈布罗夫斯基同志：
寄给您几份石油租让方面的材料。本来想让卡明斯基[14]同志把材料送去，但遗憾的是，由于他患病很重，只好让他在这里治病。
最重要的是，要让巴库的同志们对租让有一个正确的（而且是党的十大通过的，即党员必须具有的）观点。最理想的是把巴库的四分之一（甚至是四分之二）租让给承租者（条件是从国外既要得到粮食援助，也要得到设备援助，要超过承租者所必须提供的数额）。[15]只有到那个时候其余的四分之三（或四分之二）的部分才有希望赶上（然后再超过）现代先进的资本主义。任何其他的观点都会导致诸如‘把我们的帽子扔过去就能把它们压倒’、‘我们自己能搞好’之类的胡说八道，这种胡说八道愈是经常地披上‘纯粹共产主义的’外衣，就愈加危险。
如果在你们巴库（在工人中间和知识分子中间）还有这类最有害的观点和偏见的（甚至哪怕是很小的）迹象，要马上写信给我；你们是自己来彻底粉碎这些偏见并最忠实地贯彻代表大会（主张租让）的决议呢，还是需要我的帮助。您自己和所有的人都要牢牢记住：‘租让是最恰当的了。对于共产主义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共产主义的自吹自擂——我们自己能搞好——更为有害、更为危险的了’。
现在有了巴统，要尽一切力量抓紧以最快的速度用石油和煤油在国外换取设备。
为此巴库地区需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如果你们没有自主权，要明确电告，我们给你们自主权。
提出明确的建议，用电报和信件送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必须有一个对巴库和巴统等地负责的、能独立、迅速、毫不拖延地处理事务的地区经济中心。
我们这边不能帮助你们，我们自己也很穷。你们应该用石油和石油产品从国外换取一切必需品来帮助我们。
我等待着答复：用电报简短地答复……并写信详告。
正确处理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关系——绝对必要。这是主要的。
还有一个问题：从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相互配合的角度来看，巴库对石油问题的摆法是否正确？因为这个地方极其富饶：有森林、肥沃的土地（如果加以灌溉的话）等等。我们抽水（和石油），而又不把这些水用于灌溉，灌溉不是可以使饲草、水稻、棉花得到极大丰收吗？我们不能利用‘北风’来搞风力发动机吗？但主要的，当然还是粮食、灌溉。如果不发展巴库周围的灌溉和农业，能发展石油工业吗？有谁在认真考虑和研究这个问题吗？那份英国的灌溉计划怎么样了？
致共产主义敬礼！
列宁”[16]
这封信鼓舞了我们。我们在用石油和煤油向国外交换设备方面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我们得到允许可以通过巴统出国。获得这个去国外的通道，巴库工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1921年2月格鲁吉亚爆发起义之后，巴库工人起来捍卫起义者。几千个巴库工人前去修复通过第比利斯联结巴库和巴统的主要铁路干线上的波依林大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信中支持我们，他说必须让阿塞拜疆石油托拉斯向国外出口。后来对来自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指责我“暗中活动”的一切攻击，他都为我大力辩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识我多年了，他了解我在1905年的情况，也了解我在国外的情况。在旅居国外时，我在他的坚持下开始学习并成为工程师，因此他对我很信任。正由于如此，他对我“做买卖”方面的某些过失抱宽容的态度，而只是在我作汇报时善意地嘲笑我几句。在这方面，他的说话艺术是任何人也无法比拟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我们把巴库地区在同国外进行商品交换方面应该独立自主的想法用明确的书面形式送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审议。据此，我们打电报请求列宁正式行文，承认石油委员会有一定的自主权使其能用石油产品向波斯、土耳其和欧洲换取各种补给品和粮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到电报后，于4月1日写了一张便条给李可夫[17]、米柳亭[18]和列扎瓦[19]说，必须给石油委员会以一定的独立性，使其能在波斯、土耳其和欧洲用石油产品换取设备、供应工人的衣物和粮食，并请他们作出结论，共同商定决议草案交人民委员会审议[20]。
根据这张便条的精神，人民委员会于4月19日经过讨论，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制订相应的决议，以扩大阿塞拜疆石油托拉斯的职权范围，使其能用石油产品向国外换取工人的粮食和衣物。其结果是，我们阿塞拜疆人获准可以自主地去国外活动。于是我动身去君士坦丁堡进行商品交换的第一次联系，并把第一列满载石油和其他商品的货车预先发往巴统。
当时向国外出口的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在欧洲，两个世界巨头——美国的美孚石油托拉斯和英国壳牌石油公司正在进行斗争。这些强盗为自己的石油争夺市场，而正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刻，我们向市场抛出了头几船石油产品，开始进行后来被人们称作石油“海盗”的活动。
诚然，这是一种试图打入世界市场的最原始的做法，但是毕竟获得了成功，并在石油市场上引起了很大的慌乱。
我是乘第一艘油船去君士坦了堡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格鲁吉亚的）“乔治亚”号，它运去了第一批货物——贵重的巴库优质机油。法国人马上买了这批货，后来意大利和别国的石油公司开始向我们购货。他们没看到货物就预付了货款，并给予十分优惠的条件。于是我们从巴库开出了一列列装着润滑油和石油的油车，巴库—巴统的煤油输油管也恢复使用了。
我们把第一次在君士坦丁堡挣到的钱买下了存放在那里的设备。这些设备存放在土耳其海关里：当年石油业资本家置办了这些设备，准备经过巴统运往巴库，但是由于巴库已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些设备就搁置在君士坦了堡，放在海关里未被赎出。当我们有了资金，我们几乎没花多少钱就获得了这些设备。
土耳其人不希望让这些庞大的设备搁在海关仓库里，因此就廉价脱手了。除此以外，我们还获得了第一批衣服、鞋子和其他商品，并立即同君士坦丁堡的对俄通商工业金融公司建立了第一个合同关系。
关于同对俄通商工业金融公司订立合同的事，我们马上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汇报。可是，恰恰在这以前，东南经济委员会的一笔资金出了大娄子：法国轮船“安科纳”号给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运来了一批完全无用的商晶。这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因不慎而联系上的一些投机分子所干的欺骗勾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担心对俄通商工业金融公同同样会带来类似的不愉快事故，所以在6月6日打电报给奥尔忠尼启则[21]同志和我：
“能保证对俄通商工业金融公司不会诈骗吗？怎么能给他垄断权呢？我绝不反对阿塞拜疆对外贸易局、阿塞拜疆石油委员会同君士坦丁堡直接贸易，我准备支持巴库的相当广泛的自主权，但需要有保证。请立即回答我：谢烈布罗夫斯基在君士坦丁堡购买的全部货物的准确清单是否已由可靠的信使送出，何时送出的；合同详情报告送出没有，何时送出的。我责成谢烈布罗夫斯基每次派信使送信件时都要用电报通知信使的名字和出发日期。现已向对俄通商工业金融公司定购的究竟是什么……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22]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心毎一笔交易，亲自予以批准或否决。
譬如，他在5月19日打电报给我：“简短地、准确地报告，您为巴库工人弄到多少衣服和粮食。”[23]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密切关注着我们在君士坦丁堡的经营情况，要求在交易中尽可能保持谨慎。不言而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关怀提高了我们的警惕性，因此对俄通商工业金融公司无法欺骗我们：我们获得了合同上规定的我们需要的全部物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安科纳”号的不幸事件非常生气。他对同对俄通商工业金融公司签订的合同感到担心，所以委托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这一合同并作必要的修改。
这些修改写进了合同，并由我们贯彻实施，所以贸易进行得还不坏。从我第一次去国外至7月1日，我们从巴库向西方运去了一百九十九万七千普特石油产品，并在君士坦丁堡开始发售。
在第一艘轮船“乔治亚”号上我带去了三千一百四十普特机油、近一万普特的汽油和煤油，后来“波洛尼亚”号运去了一万六千普特汽油，二万四千普特煤油，二万普特机油，五千普特汽缸油和近四万五千普特石油类燃料。
数量虽然微不足道，但这仅仅是开始，后来的交易额就比较可观了。
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事情的确办好了，就打电报给奥尔忠尼启则：
“奥尔忠尼启则
谢烈布罗夫斯基不应对我在电报上用的语气见怪：我当时在为巴库的命运不安。我认为谢烈布罗夫斯基是一位极其得力的干部。要求您经常地并准确地报告改进巴库石油工业的情况，以及对外贸易业务的情况。此电报请交谢烈布罗夫斯基一阅。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24]
1921年夏天，我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见了我，那时他的气已经消了，而且对我们的工作感到满意。我向他提及他在4月21日写的信，他肯定了这封信，并说道：
“过两三年后我们在巩固工厂方面将大大前进一步，那就可以给巴库一切需要的东西。而目前还得用石油产品向国外换取一切需要的东西。您必须经常使我了解你们的各项工作和你们在国外的一切‘奇遇’。”
“您知道，我经受到来自您所知道的一些人对‘巴库的自由主义’的猛烈攻击，但是我信任您，了解您，因此对所有这些攻击不予注意。”
“您的行动要勇敢、坚决，做好买卖，但是要让我了解你们所做的一切。如果让别人来通知我，那又会产生不愉快的事情了。”
“您回到巴库以后就给我写一封短信，谈谈您将在巴库或为巴库采取的全部措施。”
“请您派一个能把一切情况都解释清楚的得力的人到这里来。”
我记得很清楚，当话题回到租让制问题上的时候，他说：
“您将再次出国；在国外您将同美国和别国的公司打交道。您知道目前石油市场上发生的情况，进行的竞争。需要利用这场竞争。您一定要加强您的‘海盗’政策，扩大石油市场上的惊慌情绪，狠狠地刺激他们。这一点您是会做到的，然后您去订立合同，顺便试探一下石油租让的可能性。您自己也明白，在目前这个阶段，不实行租让制不可能切实推动巴库向前发展。在我们当前的情况下，这是一种最为有利的途径，因此，我们必须用引进外国资本的方法加速我们大工业的恢复工作。”[25]
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别时，我记起油田正需要工人的事。这时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想从弗兰格尔的士兵中获得这样的工人，这些士兵当时滞留在君士坦丁堡，正希望回到祖国来。
我把我看到的这些士兵的情况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指示说，如有可能，经仔细挑选后送几千名士兵到巴库去。这样，—方面可以补充人手，另一方面又可以削弱由库捷波夫[26]和波克罗夫斯基[27]将军在君士坦丁堡收集起来准备反对我们的部队。
因此，在1921年7月我第二次来到君士坦丁堡之后，通过我们在士兵中间活动的一个不大的党支部的协助，我们向士兵们进行了返回祖国的宣传。结果有五千多人遣返祖国，他们到了巴库后，有义务在油田工作两年，然后才允许他们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后来，他们中间很少有人想离开巴库，大多数人都留在油田工作，许多人成了党员……
1922年11月6日，我又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我已不能同他多谈工作问题，因为玛丽亚·伊里尼奇娜[28]预先通知我说，我谈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谈工作。更重要的是，她要我高高兴兴的，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保持饱满的情绪。
当然，要做到这点很困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体不好，但我试着说几句笑话，最后他终于高兴了，为巴库的一件趣闻笑了起来。我离开时怎么也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
载于《列宁在经济战线上。回忆录》1934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57—79页
（竺一鸣译顾柏林校）
[1]德特丁·亨利（1866—1939年）是英国最大的石油垄断资本家，当时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即由他主管。——译者注
亨利·威廉·奥古斯特·德特丁（HenriWilhelmAugustDeterding，1866年4月19日——1939年2月4日），荷兰石油资本家。1896年起进入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工作。1900—1936年任荷兰皇家壳牌公司总经理。1920年获大英帝国荣誉骑士司令勋章。1936年因支持纳粹党被解除一切职务。
[2]众所周知，资本家们没有来接受较大规模的租让。资产阶级拒绝租让制，其原因是企图使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发展遭到闲难和阻挠。但是资产阶级的企图未能得逞。我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恢复被破坏了的经济。租让制没有得到广泛的发展，也没有取得很大的实际效果。但是列宁围绕租让制问题进行的工作、撰写的文章和札记，依然具有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意义。——编者注
[3]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谢列布罗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ПавловичСеребровский，1884年12月25日——1938年2月10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与了1905年革命。十月革命后和内战期间曾任商品人民委员会委员、红军供应特别委员会主席、炮兵工厂中央委员会主席。192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30年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1937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4]阿塞拜疆石油托拉斯即国营阿塞拜疆石油工业联合公司。——编者注
[5]《列宁全集》第33卷第335页。——编者注
[6]季诺维·尼古拉耶维奇·多谢尔（ЗиновийНиколаевичДоссер，1882年？月？日——1938年6月14日），1902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1905年12月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7年脱离革命运动。二月革命期间参加了石油工人工会。1917年7月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任巴库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0—1922年任苏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石油总委员会会务委员会主席。1922—1924年任全俄石油辛迪加经理。1924—1926年任全俄石油辛迪加驻中国代表。1926—1928年任驻意大利贸易代表。1928—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贸易人民委员会贸易司司长。1930—1934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供应局局长。1930—1938年任莫斯科邮政局高级经济师。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7]见《列宁文集》俄文第20卷第137—142页。——编者注
[8]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БорисовичКрасин，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9]见《列宁文集》俄文第20卷第126—127页。——编者注
[10]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古布金（ИванМихайловичГубкин，1871年9月21日——1939年4月21日），苏联石油地质学家。1909年起在地质委员会工作。1917—1918年期间赴美国考察。1919—1924年任主要页岩委员会主席。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1—1929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22—1930年任莫斯科矿业学院院长。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4—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化石燃料研究所所长。1936—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兼阿塞拜疆分院主席。1937—193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逝世。
[11]同上，第128—137页。——编者注
[12]见《列宁文集》俄文第20卷第148页。——编者注
[13]同上，第149—150页。——编者注
[14]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卡明斯基（ГригорийНаумовичКаминский，1895年10月20日——1938年2月10日），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图拉委员会主席。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内战期间任图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图拉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南方阵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任阿塞拜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巴库工人红军代表委员会主席。1928—1929年任全俄农业集体联盟主席，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1930—1934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书记。1932—1934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1937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35—1937年任苏联首席卫生检查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5年平反。
[15]昨天得到克拉辛的电报，对给他寄去的那些租让条件的草案作了答复：“基本上可以接受”。而克拉辛并不是从共产主义的小本本里懂得这件事的！
[16]《列宁文稿》第8卷第507—509页。——编者注
[17]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Иванович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18]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米柳亭（ВладимирПавловичМилютин，1884年11月5日——1937年10月30日），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萨拉托夫苏维埃主席。1917年7月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他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7年11月8日—11月19日任农业人民委员。1917年11月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关“左翼联合政府”的立场，辞去农业人民委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但11月29日即承认错误，撤回申请。1917年11月—1918年3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济部长。1918—1921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8年是苏联工农检查院成员。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共产主义学院副主席。1928—1934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7月26日被捕，10月30日遇害。1956年平反。
[19]安德烈·马特维耶维奇·列扎瓦（АндрейМатвеевичЛежава，1870年2月19日—1937年10月8日），1894年加入民粹派组织“民权党”，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特。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0年任苏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主席。1920—1922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32—1934年任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1933—1937年任苏联亚热带文化总局局长。30年代曾支持留京集团。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20]见《列宁文稿》第8卷第544—545页。——编者注
[21]格里戈利·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年10月12日——1937年2月18日），昵称“谢尔戈”（Серго）。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小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外高加索革命，为建立和武装战斗队做了大量组织工作。1905年12月被捕。1906年5月被保释出狱，8月侨居德国。1907年1月回国继续从事党的工作，任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1907年11月第二次被捕。1909年2月被流放到叶尼塞省，后从流放地逃亡伊朗，在伊朗从事革命工作。1911年返回俄国。1912—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同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在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作。十月革命期间积极参与组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和粉碎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的斗争。内战爆发后，于1918年被相继任命为乌克兰特别事务专员和南部地区特别专员。1921—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6年任联共（布）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年7—11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2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1937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葬于莫斯科红场。
[22]《列宁文稿》第9卷第16页。——编者注
[23]同上，第8卷第603页。——编者注
[24]《列宁文稿》第9卷第53页。这里引用的是电报全文。作者生前发表的电文有删节。——编者注
[25]为了把这次谈话内容转告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和其他巴库人，我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回来后作了笔记，以上的话均引自上述笔记。——编者注
[26]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库捷波夫（Алекса́ндрПа́вловичКуте́пов，1882年9月16日——1930年1月26日），1902年入伍。1904年参加了日俄战争。1914年参加一战。二月革命期间企图镇压革命，失败后返回前线作战。1917年12月参加白军。1920年3—11月任弗兰格尔白军第1军司令。1920—1921年任加里波利部队司令兼第1军副司令。1921—1922年任保加利亚第1军团司令。1922年被捕并被驱逐出境。同年流亡塞尔维亚。1922—1924年任白军副总司令。1928—1930年任“俄国军事联盟”主席。1930年在巴黎被格别乌特工绑架并处决。
[27]维克多·列奥尼多维奇·波克罗夫斯基（ВикторЛеонидовичПокровский，1889年9月14日——1922年10月8日），1906年入伍。一战期间任第12军航空兵支队司令。1918年加入白军，历任库班第1军团司令、高加索白军司令、库班志愿军司令。1920年兵败后流亡保加利亚。1922年在与保加利亚警方的冲突中被刺死。
[28]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Ильинична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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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从西伯利亚来的非党农民见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奥·伊·切尔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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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从西伯利亚来的非党农民见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奥·伊·切尔诺夫
我好不容易从西伯利亚来找他。一个普通的农民要从西伯利亚到他那儿去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从家里动身，路上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两个月中，我一直在寻找到列宁那儿去的道路。
在去见列宁的路上我闹了不少笑话。可是，在1921年2月的一个早晨我终于得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将在下午一点钟接见我。十二点刚过我去人民委员会：得打电话给秘书格利亚塞尔同志。我不会打电话，请值班的小姐代我说话；大家都笑我，但是值班的姑娘很客气地代我通了电话。她转告我说：一定要在十二点半到那儿。但是我知道，我还得弄到通行证，因此感到局促不安。好，进克里姆林宫大门的通行证有了，然后进大厦的通行证也弄到了。可是还要办各种各样别的通行证，所以我穿着又大又长的皮袄，象个疯子似的到处奔走。幸亏我的证件到处赢得人们对我的关心，我终于到了三楼。
迎接我的是一位秘书，他问我：“您是切尔诺夫吗？”“是的，是我。”“请坐。”
我这时才有些放心了，定了定神，集中思想考虑起问题来。我坐了大约十五分钟，这对我很有好处。
最后又出来了一位秘书，要我跟她走，我就来到一个地方，看来离列宁已很近很近的了。终于有人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儿出来；让我进去。那时我心里完全平静了，现在我还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站起来迎接我，仿佛迎接一位高贵的要人似的。他客气地打了招呼，问我：“您从西伯利亚带来了什么消息啊？”
我对他说：
“我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了，请允许我念一念。”
“您念吧，请坐。”
我和他坐了下来，不是面对面坐下，我处在桌子边上；他侧着身子瞧着我。
我在念的时候，不知怎的禁不住观察着他，注视着他的脸色。起先他的脸上好象显出淡漠、疲乏的神情，似乎在说，您的报告叫我讨厌。但是随着我往下念，他的脸色非常明显地起了变化，他不时眯起左眼，有些突然地向我转过身来，看看我，又眯起了眼睛。等到我快念完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头脑里正在决定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时间只持续了几分钟；我看到在这几分钟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高瞻远瞩，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决断。
我的报告谈的是要在我们西伯利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
念完后，他问我：
“您是什么人？”
我说我是一个被流放的苦役犯，由于参加了社会革命党被判服苦役，但现在我认为自己是个非党人士，在西伯利亚有自己的产业。
“您对累进税有什么看法？”
我讲了我的看法。他沉默了一下，仿佛在思索，然后转向我说：“您同意不同意把您的信登在《真理报》上？”我说：“同意。”他还问，如果要找我的话，怎么去找。我说，可以通过谢列布里亚科夫[1]。
“请您在自己的报告中补充一下，谈谈您对累进税的看法，以及您是怎样的一个人。”[2]
我们站了起来，他带我到办公室，吩咐给我钢笔和墨水。我说我钢笔不会使，于是他就笑着叫人给我一支化学铅笔，这样我们就分手了。
列宁的伟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伟大就在于：他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才听取我的意见，而是要通过我，听取全体农民的意见，通过我看到下层社会的全部复杂性。
在我到他那儿去之前，我和许多人谈过，他们是这样跟我说的：“你虽正确，但要按照你的意思去做终究是不可能的，”何况，在我之前已经有人带着跟我一样的意见去找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其中包括西伯利亚的弗·姆·索柯洛夫（我和他的观点完全一致）。
这一切仿佛说明，轮子还不到转向的时候。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与众不同，理论是束缚不住他的，他抓住生活、事件、革命中的问题，引导理论向前发展。
他犹如长者那样地实现群众的愿望，他是闪烁着一切智慧的群众的灵魂。
这就说明，为什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逝世对人民来说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损失[3]，为什么不仅仅是党员，就是我们非党员，也都为这一损失痛心不止。
然而，他的卓越的经验对我们来说是不会白白地消逝的。
在没有人奴役人的条件下进行集体劳动的遗训，我们一定要实现。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720—722页
（竺一鸣译顾柏林校）
[1]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谢列布里亚科夫（ЛеонидПетровичСеребряков，1888年5月30日——1937年2月1日），出生在萨马拉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曾在多地领导地下工作。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19—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兼南方阵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3—11月任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兼红军政治局局长。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局委员。1922—1924年任副铁路人民委员。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领导人，参与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塞米巴拉金斯克。1929年投降，1930年1月恢复党籍。1936年8月再度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7年1月30日被判处死刑，2月1日遇害。1986年平反。1987年恢复党籍。
[2]农民奥·伊·切尔诺夫的报告刊登在1921年2月11日《真理报》上，标题是《对西伯利亚农民这一社会因素的看法》。——编者注
[3]本文写于1924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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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弗·伊·列宁（路·卡·马尔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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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弗·伊·列宁
路·卡·马尔滕斯
我从美国回来后同弗·伊·列宁有过密切的接触。当时我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代表，在美国待了两年后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就在我到达莫斯科的那天（1921年2月18日）深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派汽车来接我，在克里姆林宫他的俭朴的住宅里接待我。我在完全家庭式的环境中度过了两个半钟头。他请我喝茶；桌上放着黑面包和一块干酪；没有奶油。
开始谈话以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请等一下，我马上去叫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她来了以后，他就详细地询问我，主要问了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派别活动的情况，在美国的俄国侨民的现状，苏维埃政权和美国政府之间建立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可能性，等等。
在谈话过程中他向我提了许多问题。他惊人地善于提出问题，也惊人地善于听取意见。我们亲切交谈，直至午夜过去很久才告结束。告别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我到前室，使我十分不好意思的是，他帮我穿上了大衣。
不久以后，我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派往顿巴斯。在向他报告我这次出差的情况以后，我被任命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五金工业总管理局局长。
弗·伊·列宁认为，把当时已下降降到空前低水平的冶金工业恢复过来，意义十分重大。因此，在当时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他千方百计地帮助我，向我提出建议或具体指导。在通电话的时候，或是在深夜接见我的时候，他反复跟我谈我们的冶金工业问题，帮助我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中辨识方向。
那是一个艰难的时期，我们遇到了无数的困难，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知道如何摆脱困境，所以经常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们指示。无论是什么问题，如果需要的话，都可以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或者跟他通电话。每一次我都感到他是一个最会体贴别人的人，从不拒绝给人出主意或作指示。
五金工业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关心的问题。他密切关注着这方面的主要问题，要求向他详细报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五金局，甚至某些工厂的工作情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尽管工作异常繁重，但对于向他提出的问题和请求从不置之不理。
比如，卡施拉工程处向他申诉说，他们得不到各种金属制品，他立即给我送来了如下的一张便条（1921年8月10日）：“卡施拉工程人员反映他们得不到订购的带螺丝帽和垫圈的螺丝钉。安装工作因无螺丝钉而陷于停顿；请采取紧急措施，于工周内满足卡施拉工程百分之五十的订货。”[2]
一批到苏维埃俄国来筹建缝纫厂的美国缝纫工人向弗·伊·列宁申诉说，他们得不到管道和其他金属制品。我又接到了他坚决要求给予援助的指示[3]。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乌拉尔五金工业的状况深为不安，因此我奉他的指令到乌拉尔去查清问题的症结所在。这是我在1921年秋天经办的事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关心库尔斯克的地磁异常现象，他看到这里面包含着振兴我们五金工业的巨大可能性。1922年初他委托我去库尔斯克，要我尽力查明这一异常现象是怎么一回事，有什么意义。当时对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一些人认为，库尔斯克的地磁异常说明，在较浅的地层中蕴藏着由地心喷出的大量纯铁。另一些人完全否定那里存在任何类型的铁矿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地磁界常是由库尔斯克省地区的巨大地质断层引起的特殊电流造成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解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他想尽可能充分地获得有关库尔斯克地磁异常的情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自己有义务回答向他提出的任何请求，不管这些请求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例如，我面前有一封五金局写给几位同志，其中包括弗·伊·列宁的信，请他们为准备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出版的一本文集写文章，阐述我国五金工业的状况。我们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这本文集写一篇题为《五金工业与国家》的文章。弗·伊·列宁对这一请求并没有置之不理；1921年12月1日，他把信退还给我，信上加了如下的话：
“马尔滕斯[4]同志：
非常抱歉，请原谅，我怎么也不行。
列宁”[5]
粮食问题是当时经济的中心问题。因此，不言而喻，弗·伊·列宁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我手头有一张1921年11月17日我写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便条，我在便条上向他报告，根据同美国承租人签订的合同第一艘运载小麦的轮船已从纽约启航。列宁收到这张便条后立即在上面写了批示，要我通知彼得格勒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因为不经过三次检查，就什么也搞不好，我们将因此而出丑。列宁建议将准备措施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讨论。列宁写的批示上标着他常用的“急”字[6]。
这里顺便提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求办事迅速。在他亲笔写的书信和便条上屡屡出现“急”、“紧急”、“火急”等字样，下面还划上两三条线，特别引人注目。
上面提到的美国承租人是头一批从我国获得租让权的外国人。我让美国的一家公司对承租乌拉尔阿拉帕耶夫斯克石棉矿的开采权发生了兴趣。在租让合同的条款中有一条规足，该公司有义务在极短的期限内给乌拉尔运送一百万普特粮食。
关于这件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21年10月19日给我来函说，如果承租人哈默[7]的计划是当真的，那么应该力求让这一切都具有条约或租让合同这种确切的法律形式。他写道，即使是虚假的，但仍然是承租……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让大家看到并在报上发表消息，说美国人已经参加承租了。这在政治上是重要的。”[8]
过了几天他又重新提到这个问题，并在10月27日写给我一张便条，指示我必须加快校订和通过两个合同[9]。
在我对弗·伊·列宁的回忆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对1919年在美国发生的俄国侨民运动的态度。这次运动的目的是返回祖国援助革命的俄国。十月革命后，在革命前从俄国侨居美国的几乎所有的工人和农民立即坚决表示要捍卫革命。苏联驻美公使馆将近两年来一直是在俄国侨民充分同情和普遍支持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
我们的公使馆刚开始工作就制订了一个计划，旨在利用这些侨民的同情和支持，吸收其中的优秀人物参加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恢复工作。1919年夏天驻纽约的苏联公使馆创建了第一个技术援助苏俄协会。这个协会不仅得到俄罗斯工人，而且还得到美国工人的巨大同情。协会发展异常迅速，尽管受到美国当局的迫害，到1920年年中已发展会员两千五百多名。
随着纽约协会的成立，在美国其他一些大工业中心也相继成立这种协会，建会的原则和宗旨完全相同。
但是，由于上述协会同苏维埃俄国完全隔绝，而且不可能同俄罗斯联邦的经济机关取得联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美国当局的迫害，协会的活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协会的会员常常受到殴打和逮捕。尽管如此，1921年加入这些协会的工人人数超过了一万人。
1921年美国爆发的工业危机严重影响到俄国侨民的处境，从而更加增强了他们对祖国的向往。由于完全无法调节从美国返回祖国的俄罗斯工人的潮流，苏联各机关又无接待侨民的准备，我们驻美国的苏联公使馆不得不尽力加以阻止，以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1920年最后几个月和1921年最初几个月里，俄侨未经苏联政府机关的同意自动离开美国去苏维埃俄国。在上述几个月内从美国迁来的移民，仅以经由利巴瓦入境的统计，就有一万六千人以上。
弗·伊·列宁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以他特有的雷厉风行的作风立即着手实施利用这一移民运动以恢复国家经济的计划。他同我讨论这个计划时，多次提出，要根据可能在我们的每一个县举办用美国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农业公社，为落后的俄国农民作出文明种田的榜样。在实现这项计划的道路上存在着许许多多困难。但是几十个这样的农业公社来到了苏维埃俄国，其中的一部分顺利地在全国各地定居下来。
在组织农业公社的同时，技术援助协会还开始建立工业合作社，并陆续派往苏维埃俄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我们年青共和国的困难局而、工业的遭到破坏、伏尔加河流域的饥荒深感痛心，因此，旨在援助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建议都会得到他的热烈支持。列宁仔细研究了美国产业工人移居苏联的可能性，积极支持利用希望返回祖国的美国俄侨的力量使当时许多停工的工厂恢复生产的建议。
弗·伊·列宁亲自起草了告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书，号召他们前来援助苏维埃共和国；还起草了告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农民书，号召他们援助伏尔加河流域挨饿的农民。他看到在美国各地成立技术援助苏俄协会的报道之后迅速作出反应，于1921年8月2日就这一问题给我来信说：
“我接到来自里加的电报说，据纽约《俄罗斯呼声报》[10]报道，7月初在纽约举行了美国和加拿大技术援助苏俄协会的代表大会。
电报说，代表大会向马尔滕斯和人民委员们拍来了致敬电，其中宣布代表大会决定立即着手组织派往苏维埃俄国的技术队伍。
我想，我应该给他们拍这样一封电报：
‘从纽约《俄罗斯呼声报》获悉你们召开代表大会并向苏维埃俄国发出致敬电的消息，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向你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以个人名义作如下补充：我们极需美国和加拿大的技术援助。如果未经事先商定住地及工厂等等即派来技术队伍，则需要为技术队伍准备两年的粮食及衣物等等。必须让每支技术队伍都做好从事农业和工业两方面工作的准备，最好先派代表到我们这里来就地察看住地、森林、矿山、工厂等等，以便承租。’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要有马尔滕斯和劳动人民委员部的签署，最好还有波格丹诺夫[11]和契切林[12]的签署。”[13]
1921年2月25日劳动国防委员会根据弗·伊·列宁的提议，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同一批美国工人签订关于把“阿莫”汽车厂[14]租让给他们的合同。但是，在移交工厂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磨擦。在1921年3月9日举行的全厂工人大会上，美国工人的代表格拉顿想向工人们解释租让工厂的意义和作用。当时，孟什维克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在落后的工人中有一定的影响，他们散布谣言说，来厂的美国人都是承租人，他们的目的是要奴役和剥削俄国工人。由美国工人提出的决议被否决了。这个情况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报告……
1921年下半年，以荷兰人鲁特格尔斯[15]同志为首的一批美国工人和工程师同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讨论了由他们经营西伯利亚库兹涅茨克一部分煤田的问题。为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21年9月拟就了一份措辞动人的保证书草稿，当时所有从美国来我国参加工业合作社和其他合作社的人都必须在这份保证书上签字。草稿全文如下：
“1．我们保证做到并集体担保，只让那些能够并准备自觉忍受大量艰难困苦的人到俄国来，因为这些艰难困苦是在一个十分落后而又遭到空前破坏的国家中恢复工业时不可避免的现象。
2．赴俄人员保证以超过资本主义标准的最大的劳动强度，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最强的纪律性进行工作，不然俄国就不能超过资本主义，甚至也不能赶上资本主义。
3．我们保证毫无例外地把一切争执（无论争执的性质如何）交由俄国最高的苏维埃政权机关最后裁决，并认真执行其一切决定。
4．我们保证不忘记：同我们这项工作有关的饥饿而又过度疲劳的俄国工人和农民存在着极端焦躁的情绪，并竭力帮助他们，以便建立友好关系，消除不信任和忌妒心理。”[16]
谈判是在弗·伊·列宁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最后于1921年11月26日以同这些美国人签订合同而结束。
对于他的战友和同他思想一致的人们，弗·伊·列宁是一位真正的同志，他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记在他们的心中。
载于《历史文献》1958年第5期第146—150页
（竺一鸣译顾柏林校）
[1]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2]《列宁文稿》第9卷第601页。——编者注
[3]见同上，第593页。——编者注
[4]路德维希·卡洛维奇·马尔滕斯（ЛюдвигКарловичМартенс，1874年12月20日——1948年10月19日），1895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苦役。1899年流亡德国，参加了社会民主党。1916年移居美国工作。二月革命后资助托洛茨基和其他流亡者回国。1919—1921年任苏俄驻美国全权代表。1921年被驱逐出境，随即前往俄国，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24—1926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副主席。1926年以后曾任列宁格勒柴油机制造研究所所长、莫斯科机电工程学院院长。1941年退休。
[5]《列宁文集》俄文第35卷第296页。——编者注
[6]见《列宁文稿》第9卷第660页。——编者注
[7]阿曼德·哈默（ArmandHammer，1898年5月21日——1990年12月10日），美国资本家、收藏家。
[8]同上，第526—527页。——编者注
[9]这里指的是石棉租让合同和向阿·哈默购买一百万普特粮食的合同（见《列宁文稿》第9卷第568—569页）。——编者注
[10]指《俄国呼声报》——用俄文发行的进步日报，1917年起在纽约出版。——编者注
[11]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波格丹诺夫（ПётрАлексеевичБогданов，1882年5月20日——1938年3月15日），1901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190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一战期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戈梅利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戈梅利市杜马主席兼赤卫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任戈梅利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1925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军事工业理事会主席。1921—192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1929年任北高加索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0—1934年任苏美贸易公司（Амто́рг）董事会主席。1935—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第一副地方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2]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ГеоргийВасильевичЧичерин，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是普希金的远亲。大学毕业后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处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大力资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参加孟什维克。一战爆发后采取反战立场，逐渐接近布尔什维克。1917年因在英国进行反战宣传，被英国政府拘禁。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用一些英国人质将他换回。1918年初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参加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谈判。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后，由契切林接任，从此活跃于外交界，曾率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洛桑会议，签订了《拉巴洛条约》。1930年因病退职。
[13]《列宁文稿》第9卷第250—251页。——编者注
[14]即莫斯科汽车厂，现改名为利哈乔夫汽车厂。——译者注
[15]塞巴尔德·尤斯蒂努斯·鲁特格尔斯（SebaldJustinusRutgers，1879年1月25日——1961年6月14日），荷兰共产主义者，大学期间开始接触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在美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5年成立社会主义宣传同盟（SocalistPropagandaLeague），这是美国共产党的前身之一，他是美国社会党（SocalistPartyofAmerica）左翼理论领袖之一。1917年俄国革命后前往苏俄，1922年至1926年在库兹涅茨克煤田地区领导建立“库兹巴斯自治工业侨民区”。
[16]《列宁文稿》第4卷第119—120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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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弗·伊·列宁的一次会见（阿·塔霍—戈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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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弗·伊·列宁的一次会见
阿·塔霍—戈季
我们是在哪一天会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因为当时没有记录下来。但是，在列宁研究院集刊上（1928年第3卷第124页）记载着：1921年2月12日中午十二点至十二点三刻，列宁接见达吉斯坦代表团，讨论有关达吉斯坦的形势问题。
我们作为达占斯坦的代表，在这革命的年代里，经过长期的国内战争第一次来到莫斯科，自然非常想见到列宁，向他汇报达吉斯坦的情况，告诉他在群山中进行的国内战争，以及达吉斯坦劳动人民同反革命、饥饿和各种各样困难作英勇斗争的情况。
我们是在1920年初刚从形形色色的敌人的统治下获得解放的。从1917年起在达吉斯坦作威作福的有：白色的山区政府，英国人的走狗比切拉霍夫[1]（1918年），然后是土耳其人和邓尼金[2]将军的志愿军。直至1920年4月，达吉斯坦才从最后一批白匪部队手里解放出来，那时邓尼金部队受不住来自北方的红军的强大压力和达吉斯坦红色游击队的袭击，被扔进了里海。我们怀着满腔的英雄主义激情和胜利的喜悦，要向伊里奇倾诉。
我们一行共三人：德·科尔克马索夫[3]、姆·希兹罗耶夫和我……
我们和伊里奇的会见是由斯大林同志安排的。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当着我们的面打电话给列宁，就立即得到了列宁的同意。于是他建议我们抓紧时间马上就去。盼望已久的会见出乎意外地得到这样简单和迅速的解决，甚至使我们感到措手不及。但是，为了抓紧时间，我们就上路了。
我们从斯大林同志的住所出来，走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厦，上了楼，通过克里姆林宫里狭窄的走廊。在去伊里奇办公室的路上，我们在几处楼梯口碰到了警卫。在这些走廊里我们觉得走了很长的路。到了秘书处后，我们马上被引进伊里奇的办公室。走进办公室时，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和蔼可亲、生气勃勃的伊里奇，以及放在几只书橱里的书本。使我感到特别的是，列宁完全不象大家都熟悉的照片上的样子……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中等身材、动作灵活、蓄着浅黄色短须的普通的人，他正亲切地迎着我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我们相互问好以后，让我们坐下，然后他自己坐到桌子边，我们就开始谈话了。
我们决定先让列宁了解达吉斯坦的情况和它的需要，谈一谈同白卫军斗争的经过。列宁以惊人的注意力听着，仿佛要把对他讲的每句话都印入脑海里，但他又不是默默地听着。他经常插话，好象是在帮助对方清理混乱的思路，并不断予以鼓励，间或还提一些问题和意见。
列宁听了我们的叙述，深受感动。山区农民的景况很困难，特别是妇女。由于布匹奇缺，山区的妇女衣不蔽体，只能偷偷地去打水。鉴于此种情况，伊里奇当即作了指示，专门给我们发放布匹。因此，在这次会见后过了两个半月，当我离开莫斯科回达吉斯坦时，我带去了送给红色达吉斯坦的礼物——装满一列总达货车的布匹，计一百五十万俄尺。伊里奇对我们同僧侣的斗争也很感兴趣：他听到我们同伊斯兰教的教士作了积极的斗争，再三追问，我们是不是真的从教士们手里夺回了土地，而且还常常插话说：“这太好了。”他询问从俄罗斯去达吉斯坦的红军部队表现怎么样，红色游击队是不是很多，有没有武装起来，还需要不需要武器。他还问哪一方面人数多：教士多还是游击队多，想必是在衡量敌人的力量有多大。
记得他还捉过这样的问题：“达吉斯坦人还是那么憎恨俄罗斯人吗？”他似乎想核查一下，对大国殖民主义者的憎恨在多大程度上由于习惯的缘故转到了所有俄罗斯人头上。当他从我们嘴里得知，达吉斯坦的贫农和红色游击队曾强烈而急切地等待红军的到来时，他非常高兴。他关心山区的医疗状况，还向我们征求有关建立两个自治共和国——哥里自治共和国和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的意见：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合理还是各自单独成立共和国合理。当他听到我们赞成各自单独成立共和国时，他说，他也认为暂时以各自单独成立共和国为好，今后如何到时候再看。
我们专心谈话，告别时几乎忘了把我们从达吉斯坦带来的几件小礼物送给列宁了。那是我们的一些手工业品：墨水缸、烛台、裁书刀、笔杆、吸墨纸，好象还有手工制的烟盒以及别的小玩意儿。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在他的书桌上时，他欣赏着，对工匠们的手艺非常赞赏，并要我们帮助手工业者保持他们的于艺，但他不想接受我们的礼物：“我怎么能一个人欣赏这些东西呢，”他说，“让大家都可以欣赏，应该把这些东西送到博物馆去。”我们最后终于说服列宁把这些东西留了下来，因为我们答应给博物馆送展品。（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们的礼物全都放在克里姆林宫列宁办公室的桌子上。）
我们邀请伊里奇去达吉斯坦，他答应工作允许时他就去。临别时，他再三请我们每个月至少给他写几行字，向他报道达吉斯坦的情况。当我们离开时，他又重复了这个要求。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履行他的要求：我们怕影响他的宝贵时间，没给他写过信。我们没有想到，伊里奇通过同当地人民的直接联系，获得了无数细小的事实，并巧妙地从这些事实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也向伊里奇提出了要求，为了纪念我们的会见，请他送给达吉斯坦一幅有他亲笔题词的像。他答应了。过了几天，我把一帼很大的全身像（伊里奇戴着鸭舌帽，在克里姆林宫里）交给了伊里奇。后来，我们通过福齐也娃同志取回了这幅像，像上有伊里奇的亲笔题词：“给红色的达吉斯坦。”
载于1935年4月22日《真理报》第111号第2版
（竺一呜译顾柏林校）
[1]格奥尔基·费多洛维奇·比切拉霍夫（ГеоргийФёдоровичБичерахов，1878—1920），1902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8年被捕。一战期间服役于西南阵线。二月革命后是左派孟什维克。1918年夏在捷列克发动叛乱，自任捷列克哥萨克和农民委员会主席，叛乱失败后投奔邓尼金白军，不久被白军政府逮捕。1920年白军溃逃时被红军逮捕并被处决。
拉扎尔·费多洛维奇·比切拉霍夫（ЛазарьФёдоровичБичерахов，1882年11月15日——1952年6月22日），1911年入伍。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同英国合作，在捷列克发动叛乱。1919年叛乱失败后流亡英国。1928年移居德国，领导“德国北高加索国家委员会”。二战期间同纳粹合作。1952年死于德国。
[2]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Иванович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3]耶拉勒—丁·阿谢尔德洛维奇·科尔克马索夫（Джелал-эд-ДинАсельдеровичКоркмасов，1877年10月1日——1937年6月2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06年任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同年被捕并被流放。1907年流亡法国，在法国期间接近青年土耳其党人。二月革命后回国，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并担任达吉斯坦土地委员会主席、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高地人协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兼达吉斯坦政府主席。1918—1919年任达吉斯坦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1920年任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国防委员会名誉主席兼俄共（布）达吉斯坦委员会主席。1920年任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革命防卫委员会主席。1920—1922年任达吉斯坦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1931年任达吉斯坦人民委员会主席。1922—193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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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与1921年的保健工作（尼·亚·谢马什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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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与1921年的保健工作
尼·亚·谢马什柯
列宁作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经常关心居民的保健问题。1921年，前线的医疗需要引起他特别的注意。当时军事保疗和民间保疗统一由保健人民委员部管理，囚此我常有机会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个别接见时或在会议上交谈有关的问题。
列宁十分了解保健工作对国防与和平建设的意义。大家都知道他在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讲的一句名言：“或者是虱子战胜社会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战胜虱子！”[1]
那时候苏维埃国家的卫生状况问题特别严重。西伯利亚的白军正在撤退；鄂木斯克来电说：白军留下了整整几仓库死于斑疹伤寒的尸体；周围的居民个个都被传染上了；传染病也传给了红军部队。哈尔科夫的白军被肃清了。卫生部队指挥员谢尔巴科夫同志马上发来了电报：白军留下的传染病在居民中间迅速蔓延，斑疹伤寒正在红军中传播。这样，在所有的战线上，白军留下的严重后果将危及苏维埃国家的国防和建设力量。
列宁非常不安，他注视着我们同斑疹伤寒斗争的全部过程；他在接见我时仔细听取我的汇报，常常把我们的报告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他严厉谴责疏于职守的行为，但每逢困难总给予热情的帮助。
有一次，我向列宁申诉，支援南方战线和乌克兰的铁路运行情况很糟。“第一七零零九次特急列车，”我写信给列宁说，
“在特别医疗委员会魏斯布罗德[2]同志领导下，向南方战线和乌克兰运送防治斑疹伤寒的物资，但运行十分缓慢。三天只走了一百十五俄里。不知是谁下的命令，使这次独立的紧急军用列车变成了混合货车，以至不得不在各站因挂车厢而停留很长的时间。在这样的条件下，支援南方战线和摧毁白军后获得解放的南方各地区的工作将会被耽误。请：（1）立即下令让列车通行无阻，（2）对该列车加以特殊关照，（3）调查阻碍列车运行的原因并把阻碍列车运行的那些人送交革命法庭审判。
保健人民委员尼·谢马什柯[3]”
列宁给人民委员会秘书作了指示：
“请打电话给马尔柯夫，告诉他，我坚决支持谢马什柯的要求。
列宁1月18日”[4]
列车如期向前行驶了。
按照列宁的指示，保健人民委员部每月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送一份书面报告，汇报在前线防治流行病的情况。对报告中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数字他都要求仔细核实。在那几年里，前线防治流行病效果不甚稳定，直到白军最终被击溃，迫使他们退却之后，这场斗争才有了起色。1921年8月26日，保健人民委员部在送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并转致列宁的报告中，就6月25日至7月25日部队流行病情况问题汇报说：“去年秋冬以来，寄生性斑疹伤寒的发病率于12月份达到了最高潮，在这一个月内红军中每一千人的发病率达百分之二十五点七。以后发病率逐渐下降，1月份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二，2月份为百分之十九，3月份为百分之十四点二，4月份为百分之七点三，5月份为百分之三点五，6月份为百分之一点七，而且最后这个百分比和6月份后来统计的百分比，都是以红军5月份的人数为基础计算出来的。”
但是，列宁丝毫不允许放松警惕。相反，他要求更坚决顽强地同流行病作斗争。1921年10月北高加索军区的情况十分严重。劳动国防委员会在由列宁签署的指令中责成保健人民委员部“在不属军事医疗总管理局管辖的北高加索军区各转送站和后送站组织医疗网”，即组织民间系统的医疗网；并要求保证向这些站供应口粮、燃料、机车、车厢。
军事行动行将结束。经受战争、封锁、饥饿折磨的居民迫切需要医疗服务。一部分军用物资可以在对国防毫无损害的情况下调拨给居民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何况军事医疗和民间医疗是由同一个组织统一管理的，保健人民委员部可以迅速改变工作方向并灵活地相机行动。
因此，劳动国防委员会于1921年6月15日作出决议：
“为了在军事行动再起时确保红军的医务人员和卫生物资，劳动国防委员会决议：
1．红军在和平时期必须保持原有编制百分之百的全部医务人员。
2．军事医疗总管理局必须在仓库里保持可供十四万只床位使用的医疗物资和军用物资作为紧急备用品，其中四万只床位用于一百辆卫生列车，十万只床位用于五百所野战医院，每所野战医院各两百只床位。
3．从军事医疗部门拥有的床位中调拨五万只床位给保健人民委员部以应人民的需要，其条件是：必须完整地移交医院（无权分散医院、改变编制和调动人员），使之成为积极的储备，以备军事行动再起时使用。”[5]
由此可见，问题解决得很合理：对居民的医疗服务大大地扩充了（有五万只床位）。与此同时，红军保持了全部医务人员，保持了大量的、可供十四万只床位使用的动员出来的储备品，而且禁止分散转交给居民使用的医院。这就充分保证了“军事行动再起时”的国防需要。
当时我经常在各条战线视察卫生部队。每一次视察列宁都给我由他签署的具有广泛权力的委任状（这些委任状至今还保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我记得，有一次我发现利斯基车站红军伤病员的医护工作混乱不堪：伤病员几乎没有食物，没有护理，也不后送；服务工作质量十分恶劣。回去后，我气愤地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了这件事。嘿，他当时是多么生气！结果医务人员和非医务人员都受到了处分。不少怠工者由于对待苏维埃国家保卫者的令人气愤的态度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民间医疗的问题通常由人民委员会处理。在这一领域内防治流行病的斗争，当时也引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极大的重视。1921年秋天，在黑海沿岸地区发生了鼠疫。地方当局过分注重纯粹的行政措施（检疫，在传染鼠疫的住房附近设立民警岗哨，等等），而不注意医疗措施（隔离病人，消毒，灭鼠——同传染病的媒介物作斗争，等等）。我多次向列宁报告这个问题。由于他热心的帮助（特别是由于劳动国防委员会于1921年11月30日作出了关于为防治鼠疫的措施紧急拨款的特别决议），迅速蔓延的鼠疫过了几个月就彻底消灭了。
我每次去见弗·伊·列宁都能从他那里带回极其珍贵的指示。他十分了解，如果居民没有文化和主动精神，要同流行病作斗争是很困难的（他不止一次地赞许我提出的口号“保护劳动人民的健康是劳动人民自己的事业”）。他一直坚持要为保持清洁、消灭虱子而进行不断的斗争。他同我和邦契—布鲁耶维奇[6]同志巡视了莫斯科的检查站。这些站设在莫斯科各个最大的车站里，其任务是让成千上万来莫斯科的人通过浴室、消毒室和洗衣室。列宁在视察时还提出了一系列极其宝贵的意见。有一次他跟我谈到了在工厂里建立保持卫生委员会的想法。“要多吸收女工们参加，”他向我建议说。在另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时，他提出要吸收共青团员来参加这项工作：“让年轻的、精力充沛的青年分散到各家各户去，您想，他们会搞得多么干净。”
1921年初夏，莫斯科发生了几起霍乱病例。我很清楚，任何流行病的蔓延（特别是霍乱）一定要在一开始就把它扑灭，过后就晚了，所以我立即发出警报。莫斯科的各个组织没有迅速行动起来支援莫斯科的保健部门。中央有些部门（财政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也如此。于是我就去找列宁。根据他的指示，关于这个流行病的报告被提到1921年6月15日举行的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加以讨论。劳动国防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所作出的决议，为坚决、妥善地同流行病作斗争提供了榜样。劳动国防委员会为这场斗争拨给了一大笔经费（当时的纸币十亿卢布）[7]。决议建议粮食人民委员部保证给打扫卫生、疏通阴沟、改善环境卫生的工人（八千人）供应口粮；此外，病人得到了病人食品；清洁卫生工作有了运输工具——汽车和马匹；防治流行病的医院网得到了补充扩大；医疗机构所必需的衣物、用品等等得到了充分的供应。当然，这个决议在通过前，它的每一条条款都会受到有关部门的反对。当时资金很困难，粮食和别的供应更因难。但是按照列宁的指示，一个个障碍都被克服了。这样，防治流行病的斗争有了保障，霍乱在一开始就被消灭了。
列宁对卫生工作不惜花费大笔资金，但他坚决要求把毎一个戈比都用在事业上。他写给我的下面这封信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谢马什柯同志！
我今天签署了小人民委员会关于拨给莫斯科清洁费二十亿（大概是这么多，对吗？确实数目记不清了）的决定，并且看了卫生人民委员部关于环境卫生周的《条例》（7月12日《消息报》），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的怀疑（整个这方面的工作安排得完全不当）加重了。
几十亿可以拿光、偷光、盗光，事情却办不成。
应当使莫斯科在清洁方面成为模范（或者开头至少也应该说得过去），因为简直不能设想，还有比苏维埃的‘一等’住宅中的‘苏维埃’污秽更不象样的东西。而在非一等住宅中又是怎样的呢？
请给我送来一份最简短的然而是确切的、实事求是的报告，说明卫生周内在什么地方得到了什么结果？有没有哪一个省有条不紊地做过一些事情？
其次，莫斯科正在做什么（已经做了些什么？）？谁负责这项工作？是否只是那些一窍不通、不明事理、只会签署公文的封有堂皇的苏维埃称号的‘官吏’？或者是些实事求是的领导者？究竟是谁？
必须做到个人负责，这是最重要的。
为实行个人负责制，已经做了些什么？
由谁检查？
由检查员吗？有多少人？他们都是谁？
由青年队（共青团）吗？有没有这样的青年队？有多少？他们在哪里？表现得怎样？
还有什么别的实际检查的方法吗？
花钱买了些有用的东西（石碳酸？清洁工具？买了多少？）还是养了一批不干事的新‘官吏’？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8]
这封信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列宁一贯坚持要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检查执行情况——全部工作、全部政治的关键就在于此，”他经常这样说）。
列宁特别关心疗养事业。他知道这项事业不仅具有医疗上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上的意义。事实确实如此，组织好苏维埃疗养地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事：工人、劳动人民在过去为富翁所有的别墅里疗养，贫农在沙皇尼古拉住过的宫殿里疗养。列宁最关心的是克里木的疗养地。在这方面起一定作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就是当时弗·伊·列宁的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9]是保健人民委员部在克里木疗养地的全权代表，他当然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过不少信，经常提到克里木疗养地的优美风景。
弗兰格尔[10]被撵入黑海之后，我立即取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同意，到克里木去查核疗养地的财产（宫殿、陈设），防止盗窃和整顿疗养事业。当时克里木所有的山里都盘踞着白匪和“绿匪”[11]，我冒着很大的危险走遍了所有的疗养地。疗养地的财富使我欣喜异常。回到莫斯科后，我圆睁着眼睛把克里木的美景讲给列宁听。弗拉基来尔·伊里奇仔细地听完我的汇报后说：“请您起草一份人民委员会的法令草案，但必须有政治内容，要使每句话都象歌词一样。”夜里我写好了草案，第二天交给了弗·伊·列宁。草案是这样开始的：“由于红军从弗兰格尔和白卫军的统治下解放了克里木，我们已经有可能利用克里木沿岸的疗养条件，让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在原先只有大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克里木的疗养院、疗养地里进行治疗和恢复劳动能力。从前由大地主、大资本家使用的优美的别墅和私邸，沙皇和大公的宫殿，必须供工人和农民作疗养院和疗养所之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赞同这个草案，但建议增写一条，即克里木疗养地也必须为其他国家的革命者，为那些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受伤或失去健康的革命战士服务。我试图反对，说：“这等一等再说吧，疗养地还未整理就绪……”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将会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于是，关于让外国革命者在克里木疗养地疗养的想法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写进了公令草案：“同时也供由国际工会委员会送来的外国工人使用”（1920年12月21日法令）。
同往常一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是正确的。克里木疗养地（“全俄疗养所”）很快就成为外国革命者休息的地方。记得在1924年，有一次我检查了这方面的情况，查实有八个国家的革命者在克里木疗养，其中甚至有印度的革命者。
从疗养地开始建立起，弗·伊·列宁始终对它很关心。他支持合理的创议，严厉谴责疏忽行为。有一次一位骨结核病人（这类病人最痛苦：他们往往要治疗很多年，从一个疗养地转到另一个疗养地，弄得心情急躁，常耍脾气，使工作人员也不得安宁）写信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控告疗养地工作混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写了如下一封措词尖锐的信[12]：
“谢马什柯同志：
我收到越来越多的意见，说我们在克里木和高加索的疗养地的情况极为糟糕：受贿，优待资本家，对工人的态度却令人气愤，主要是医疗搞得一塌糊涂，而最主要的是粮食毫无保障。
请速向我提供您手边现有的准确材料。
然后再较为详细地讲讲检查办法：有多少个疗养院（占总数的多少？）提出了准确的数字（粮食数量，病人用多少，职工用多少？等等），浴盆（泥疗）数目等等。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13]
我回信说，病人关于工作混乱的指控无疑是夸大其词：粮食确实少了点儿，但不存在盗窃、受贿、优待资产阶级、医疗搞得一塌糊涂和其他类似的糟糕情况。在这之前刚好有一个由党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代表参加的特别委员会检查了疗养地的工作，这个委员会并没有发现什么类似的糟糕情况。看来，我未能完全消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疗养地情况的怀疑，虽然他稍微放心了一些。
象过去和以后的岁月里一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1年也一直关怀着儿童们。
1921年年底，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保健人民委员部所属的儿童机关在用房问题上发生了困难。革命一结束，我们就把一些私邸、最好的别墅、宫殿供儿童机关使用；各工厂也腾出厂长、工程师的住房给孩子们居住。但是，由于战争和当时发生的各种事件，某些儿童机关的用房被压缩，有的被迫迁移。因此，我们去人民委员会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求保护。
1921年5月13日人民委员会作出由列宁签署的决议，当即把儿童机关的住房面积固定下来。决议规定，“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在发生军事行动的条件下”不得迫使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保健人民委员部所属的儿童机关迁移。不准使儿童机关的住房过于拥挤，如果这些机关占用的房屋符合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保健人民委员部共同规定的用房定额的话。相反，决议命令省执行委员会“把各市、各居民中心和过去的地主领地中最好的房屋”划归这一类机关使用。这些房屋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腾出来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保健人民委员部，以应儿童们的需要。还建议各经济人民委员部对这些房屋进行紧急修理。“自本法令颁布之日起，在一个月内，各省执行委员会必须向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保健人民委员部提出为贯彻本法令而采取的措施的相应报告，而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保健人民委员部必须在同一时期内向人民委员会提出报告。不执行本法令者应负法律责任。”
毋庸赘述，这一-法令使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保健人民委员部儿童机关网的发展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
1921年间，人民委员会讨论过许多涉及保健工作组织体系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保健人民委员部的纽织机构问题。要把医疗工作分散到各部门中去的倾向（我当时称之为“零星买卖”）又抬头了。又得全力以赴地去反对这种倾向，而且又是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支持了我们，苏维埃医疗机构在组织上的统一才取得了胜利。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作为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主席，就是这样处理居民的保健问题的。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767—775页
（竺一鸣译顾柏林校）
[1]《列宁全集》第30卷第197页。——编者注
[2]鲍里斯·所罗门诺维奇·魏斯布罗德（БорисСоломоновичВейсброд，1874年10月22日——1942年8月6日），苏联医学家。1902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3年流亡国外。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年回国在医院工作。1918年列宁遇刺后，参与诊治。此后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工作。1939—1940年期间参加苏芬战争。1942年在鄂木斯克逝世。
[3]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谢马什柯（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емашко，1874年9月8日——1949年5月18日），1893年起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1年毕业于喀山大学医学院。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8—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对外局主席。1917年9月回国，担任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区苏维埃主席，积极筹备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1921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21—1949年任莫斯科大学医学院社会卫生学系系主任。1927—1936年任《大医学百科全书》主编。1930—1936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0—1949年任全苏卫生学会主席。1949年在莫斯科逝世。
[4]《列宁文稿》第8卷第22页。——编者注
[5]众所周知，列宁在保健人民委员部成立之初就主张把医疗系统统一起来：他坚持把劳保医疗（伤病互助会）划归保健人民委员部；他坚持把妇幼保健工作从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划归保健人民委员部；他坚持把军事医疗列入保健人民委员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没有列宁的支持，我们未必能建立统一的医疗工作，因为最初有很多人反对这种主张。——作者注
[6]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ВладимирДмитриевичБонч-Бруевич，1873年6月28日——1955年7月14日），1892年加入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积极参与了1905年彼得堡武装起义。此后长期担任列宁的专职秘书。1918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列宁去世后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3—1945年任国家文学馆馆长。1945—1955年任苏联科学院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1955年逝世。
[7]尼·亚·谢马什柯搞错了。弗·伊·列宁于1921年10月24日签署了小人民委员会于10月21日通过的关于拨款二十亿卢布修理莫斯科住房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528页。——编者注
[8]《列宁全集》第35卷第528—529页。——编者注
[9]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ДмитрийИльичУльянов，1874年8月4日——1943年7月16日），列宁的弟弟。1893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1897年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图拉，后又流放到波多尔斯克。1900年起任《火星报》记者。1905年革命期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辛比尔斯克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暂时脱离政治活动。一战期间入伍，在军队中开展革命宣传。1918年任克里米亚地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19年任克里米亚人民委员会主席。1920—1921年任俄共（布）克里米亚委员会委员兼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起在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1943年在高尔基城逝世。
[10]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Николаевич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11]指在红军后方活动的反革命武装。——译者注
[12]弗·伊·列宁于1921年9月13日写了这封佶，因为他收到了玛·瓦·福法诺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赴克里木专门委员会中由农业人民委员部派出的成员）关于克里木疗养地严重情况的报告。尼·亚·谢马什柯在9月15日给列宁的回信中说明了保健人民委员部为改善克里木和高加索疗养地的工作而采取的措施。——编者注
[13]《列宁文稿》第9卷第397—398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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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伊里奇的会见（一个老矿工的回忆）（彼·梅什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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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伊里奇的会见
（一个老矿工的回忆）
彼·梅什柯夫
1920年12月底，这是一个多雪的严冬。我们几个顿涅茨矿工准备去莫斯科参加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我们坐的是加温车厢。当时正处在艰难的岁月里：战争遗留给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是极其严重的破坏。路上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在1920年12月从顿巴斯出发，到莫斯科已经是1921年1月中旬了。漫长的旅途我们是在热烈的谈话和争论中度过的，谈论的题目是，在国家转入和平建设和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我们的代表团是带着这样的意见来参加代表大会的，即坚决支持由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其他委员签署的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多数人的纲领。
到莫斯科之后，我们被安置在萨多沃—库德林斯克街的宿舍里。在大会召开前的日子里我们也一直在热烈争论……
1921年1月22日召开了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公议。会上宣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将在第二次举行的党团会议上讲话。听到宣布后代表们兴高采烈，长久地热烈鼓掌。次日，1月23日清早，会议就在工会大厦的一个大厅里开始。
就在这一天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席了党团会议。他的出现引起了暴风南般的欢呼声。每个人都想表达自己对伊里奇的热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欢迎他的矿工中间迅速穿过大厅，走到讲台边，脱下大衣，跟党团会议主席团的成员们一一握手问好，然后在桌子后面就座。当全场静下来之后，会议主席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话。可是过了很长的时间，他还不能开始讲话：全场都在鼓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举起一只手，但毫无用处。于是他从坎肩口袋里摸出表来，指指它，好象是要说：你们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也浪费了我的时间。大厅里这才静了下来。列宁开始作报告，我们每一个人尽力不放过一个字，大家都被他的报告吸引住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说，我们的工会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经营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工会必须用说服的方法进行工作，这样就能够发动全体工人起来医治战争造成的经济创伤，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对弗·伊·列宁的报告讨论了两天。在这两天内他跟许多代表谈了话，了解工人的工作条件，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状况，以及煤、石油、黄金和其他矿产的开采情况。
在一次会议休息时间里，我也走到伊里奇跟前。他坐在桌了后面，正在便条本上做笔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找您……”
伊里奇抬起头，移开便条本，握了握我的手，让我坐在他的旁边。他问我从哪个区来。我说，从顿巴斯来，从亚历山大—格鲁舍夫区来，我的名字叫梅什柯夫。
“那么说是您给我写的信？信中说你们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义务劳动挖了三万普特煤，要运交列宁转给莫斯科的无产阶级，是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我。
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伊里奇便开始问我煤矿的情况，工人的景况。他说，根据我们矿井工人的来信，已指示燃料工业管理总局和别的机关改善顿巴斯的粮食、工业材料、工作服和鞋子的供应。
谈话结束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便条本中撕下一张纸给我。纸上写着弗·伊·列宁的几位秘书的电话号码。
“代表大会结束后打电话给我，”伊里奇说。
我第二次会见弗·伊·列宁是在代表大会结束之后。矿工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阿尔乔姆[1]（费·安·谢尔盖耶夫）同志根据我们的要求打电话给弗·伊·列宁，转告他说，矿工代表很想同他一起照个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邀请我们全体代表到克里姆林宫去见他。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阿尔乔姆的带领下去克里姆林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矿工们问过好，就建议准备照相。当我们在长凳上和大门台阶上坐好之后，摄影师说，不可能一次把所有的人全部照进去；因此我们只好分成两批。
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了我，就对阿尔乔姆说：
“这是我的老相识了。我和他为给莫斯科工人运煤的事早有书信来往了……”
“彼嘉·梅什柯夫，”阿尔乔姆回答他说，“是我们代表大会主席团中最年轻的委员。代表大会给予他很大的信任，选举他为矿工工会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微笑了一下，拉住我的手，让我坐在他的旁边对我说：
“您回到顿巴斯以后，请代我向男女工人们为煤的事表示深切的感谢，并请告诉他们，列宁答应很快把煤运走。”
第一批代表照完相后，我站起来想走到一边去。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拉住我的手说：
“到哪儿去？还是主席团委员呢！您跟一批人照了相，却不跟第二批人照，代表们会见怪的……”
说着伊里奇又让我坐在他身边，只是换了一个位置。
回到顿巴斯后，我就大会的工作情况、同弗·伊·列宁的两次会见、列宁对矿工及其家属的父亲般的关怀、采矿工业的恢复工作等问题向男女工人们作了详细的汇报。我还向他们转达了列宁的问候，并代表列宁对他们送给莫斯科无产阶级的礼物表示深切的感谢。几天之后，我接到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发来的一封信：
“顿巴斯，亚历山大—格鲁舍夫区，第三国际矿井和第三联营矿井，彼·梅什柯夫[2]同志：
列宁同志请您代向顿巴斯亚历山大—格鲁舍夫区第三国际矿井和第三联营矿井的男女工人和职员们对他们的问候和祝愿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十分满意地接受转给莫斯科无产阶级的三万普特无烟煤的礼物。把这些煤运往莫斯科的指令已向燃料总委员会发出。
我们的国家目前正遭受到空前尖锐的燃料危机。粮食、运输和我们的经济建设等问题都有赖于这个危机的顺利解决。
红色莫斯科坚信顿涅茨的工人和‘全俄锅炉房’[3]将帮助苏维埃政权摆脱这个危机。”
不久，莫斯科的粮食供应问题更加尖锐化了。北高加索有粮食，但是要从那儿运出来很困难，因为机车用的燃料不够。因此，1921年5月，我们接到人民委员会的电报：
“列宁同志请你们把利用星期六义务劳动采掘的、根据……发货凭单应运往莫斯科的三十车皮煤，转交给向首都饥饿工人供应粮食的命脉——东南铁路。”
这样，根据弗·伊·列宁的要求，这批利用星期六义务劳动采得的无烟煤就转交给了东南铁路。铁路员工们得到这些煤后，从北高加索给首都的劳动人民运去了一千多普特粮食。
载于1954年1月21日《真理报》第21号第2版
（竺一鸣译顾柏林校）
[1]阿尔乔姆（Артём，1883年7月7日——1921年7月24日），原名费奥多尔·安德烈耶维奇·谢尔盖耶夫（ФёдорАндреевичСергеев），出身于农民家庭。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革命期间领导了哈尔科夫武装起义。1909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0年逃离流放地，后流亡澳大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国。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兼哈尔科夫省委书记。1917年11月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并担任哈尔科夫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17年12月任乌克兰贸易和工业人民委员。1918—192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内战期间在乌克兰和巴什基尔地区与白军作战。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年3—7月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兼全俄矿工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7月24日因飞机失事遇难。
[2]彼得·伊拉里奥洛维奇·梅什柯夫（ПётрИлларионовичМешков，1899年6月12日——1979年12月6日），苏联矿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0—1921年任顿巴斯区政治部指导员兼主任，参加了全俄第二次矿工代表大会。此后继续从事采矿业工作。1979年逝世。
[3]指顿巴斯煤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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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伊·列宁是领袖、同志、真正的人（摘自回忆录）（维·阿·卡尔宾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专题〗传记·回忆·评论->《回忆列宁》（第四卷）
弗·伊·列宁是领袖、同志、真正的人
（摘自回忆录）[1]
维·阿·卡尔宾斯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爱人民，爱普通劳动者。关于这一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列宁的追悼会上说得很好：
“他的心充满着对全体劳动者的热爱。”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苏维埃政府的领袖，但他很乐意跟工人和农民交谈。对他来说，了解工人、农民的意见和情绪，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了解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委员们的意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喜欢同工人们交谈。他把他的宝贵的想法告诉他们，同时也非常尊重他们的意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农民写给《贫农报》的信件给了很高的评价。
“要知道这才是真正的人的文件！这些意见我在任何一个报告中都是听不到的。”
当我，作为《贫农报》的编辑，拿着农民来信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儿去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跟我说的。他每次都用很长的时间仔细听着农村的情况及其关心的问题。有的信他还拿在手上读一遍。这时我不禁想起他当年热心地亲自审阅和修改工人们写给《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信件的情景。
1920—1921年冬天的一次谈话特别令人难忘。那时，局势非常困难：国内战争刚结束，劳动人民的牺牲和贫困达到了极点。农村给《贫农报》寄来了大量信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每一封信都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请看，信里写着，苏维埃政权比沙皇政权还坏。”
“比沙皇政权还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微微眯起眼睛笑着问。“谁写的？富农？中农？”
谈话结束时，他雯求我引用农民来信中的话提出一份关于乡村情况的详细报告。
经过挑选、研究，有五十多封关于余粮收集制和农民困难状况的信件摘录，编入了呈报给列宁的报告。不久我就看到，关于农民来信的综合报告并没有白写。当我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听到列宁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时，我在代表席上觉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报告中引用了农民来信的材料。
从那时候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贫农报》定期汇报。我还保留着一张小纸条，在这张纸条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细小工整的笔迹写满了字。下面就是它的全文：
“1922年1月26日。
卡尔宾斯基[2]同志！
可不可以给我写封短信（maximum[3]两三页），谈一谈：
《贫农报》接到多少农民来信？
在这些信中有什么重要的（特别重要的）和新的东西？
情绪如何？
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
可否每两个月给我写一封这样的信（下一次是1922年3月15日）？（α）来信的平均数字
（β）情绪
（γ）最重要的迫切问题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4]
虽然极其重要的党和国家大事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处于非人力所能负担的忙碌之中，但他还是抽出时间接见来访者。他亲自接待并和他们交谈，因为他把这件事看作是国家领袖的义务，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感到迫切需要与人民积极交往。
当时有一些由农民大会选出来的代表，从全国各地坐车或步行到莫斯科来找列宁。列宁甚至还特地规定了接见农民代表的日子。
他们在规定的时间穿着粗呢上衣、树皮鞋，背着背包来到克里姆林宫。他们把背包放在接待室靠墙的地板上，激动地低声交谈着，等人们请他们去见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不用等多久就叫到他们了。他们紧紧腰带，用手掌抚平头发，便庄重地走进列宁的办公室。这时列宁已经从桌子后面走出来，向他们迎了上去，他客气地跟每个人握手问好，请客人们坐下来。
“你啊，老大爷，请向这边靠近些，坐在圈椅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每一个人的姓名和父名，问他们从哪儿来。接着就开始了很随便的推心置腹的谈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记得每个人的姓名，在交谈时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和父名，这使代表们感到惊讶。更使代表们惊讶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竟然十分了解他们村里的贫困状况，熟悉他们的土地情况，有时甚至叫得出剥削他们的地主的姓名。农民们当然一点也不知道，列宁曾透彻地研究过国内每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
有一次在接见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代表忽然从座位上跳起来非常激动地说：
“列宁同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您知道他们把我们压得可苦啦，把我们压得可苦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茫然。
“请别激动，伊万·罗季奥内奇，”他说，“您好好地给我们解释解释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是谁？”
“怎么是谁？就是我们的村苏维埃工作人员呗！他们用苛捐杂税来折磨我们。”
“是谁把他们选出来的？”
“嗯，当然是我们……”
“那你们就把他们改选掉。”
“难道可以这样做吗？”
“可以而且必须这样做。苏维埃法律允许对任期未满但辜负人民信任的任何代表进行改选。真是这样，伊万·罗季奥内奇！”
经过这样的谈话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给地方上发布命令。而且，来自同工人和农民谈话中的材料往往成了颁布这个或那个决定的基础。
载于《列宁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代人的回忆》1965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441—444页
（竺一鸣译顾柏林校）
[1]全文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67年莫斯科版第815—835页。——编者注
[2]维亚切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卡尔宾斯基（ВячеславАлексеевичКарпинский，1880年1月16日——1965年3月20日），1896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起侨居国外。一战时组织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二月革命后回国，担任多家报纸的编辑。1917—193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62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65年逝世。
[3]最多。——译者注
[4]《列宁全集》第35卷第516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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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领袖的一次会见（谢·康·季莫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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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领袖的一次会见
谢·康·季莫申科
1920年，在乌克兰粉碎了邓尼金和马赫诺匪帮以后，我和伏罗希洛夫[1]、布琼尼[2]同志一起，被第一骑兵军团的共产党员战士推选为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我们极其兴奋地来到了莫斯科，希望能尽早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听到他的讲话。
我们在举行大会开幕式的大剧场里见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今实在难以描述当他在大厅里出现时我们那种激动和高兴的心情。
千百双眼睛注视看伊里奇。每个人都想把领袖的亲切的形象永远铭记在心间。代表们都站起来用雷鸣般的掌声和嘹亮的“乌拉”声欢迎伟大的列宁。
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代表们怀着万分爱戴之情倾听着他的报告。列宁的话深深地印入我们的心坎里。
我记得，当大会结束、代表们离开大剧场时，克利门特·叶弗烈莫维奇走到我跟前说，弗·伊·列宁请我们去吃饭。
我是那么激动，即使在最激烈的战斗之前也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我难以想象，怎么能到领袖那儿去赴宴。
但是，克利门特·叶弗烈莫维奇催促着。汽车已经等在下面了。得赶紧定。我们走出大门，驱车向克里姆林宫驶去。在莫斯科的寒冬中，我身上穿得未免单薄，敞篷汽车又开得飞快，刺骨的冷风在耳边呼啸，但我觉得很热——即将会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思想使我异常激动。
我们没受到任何阻碍就进了克里姆林宫。到了那儿我们才弄清楚，午宴不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儿，而是在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那儿举行。
我们登上三楼，穿过走廊，走进一间不大的房间。我们刚跨过门槛，列宁、加里宁[3]、斯大林、伏龙芝[4]和奥尔忠尼启则[5]等同志就向我们迎上来。
大家问了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走到布琼尼跟前问道：“嗯，您好吗？”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激动地回答说：“谢天谢地，还可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露出了豪爽、和气的笑容，对着我们大家说：“这么说，大家都好罗。”
然后，他在房间里走了一圈，向我们迅速环视了一下就对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说：“今天是几位骑兵，红军中最好的战士，来我们这儿作客，他们是不习惯于把时间白白地度过的。来，吃饭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挽着克利门特·叶弗烈莫维奇和我的手，让我们坐在他的身边。在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中间坐着斯大林，坐在我们对面的是加里宁、伏龙芝和奥尔忠尼启则。
进餐时列宁同志讲的第一句话是：“嗯，部队的情况怎么样？部队里的情绪怎么样？你们是怎样补充兵员的？”
克利门特·叶弗烈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回答了这些问题。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慢慢地也参加了谈话，最后我也加入了。我的拘束的感觉一下子消失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我询问我们优秀战士的事迹。我对他说，有好几次全都是战士们出主意才使我解决了复杂的战斗任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了这句话很高兴，他说：“是呀，要依靠他们，他们总是会出主意的。重要的是要和战士们在一起，要和群众在一起。”
沉默了一会儿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道：“有没有战士们不听指挥的情况？比如说，他们不愿意进攻？”
我回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这种情况我从未遇到过。我说，如果指挥员不命令战士们进攻，战士们就会把他抛在后边，自己去进攻敌人了。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弗·伊·列宁紧握着我的手说：“我们的战士能够主动地去进攻敌人，我们有这样的战士，好极了。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具有这样的素质。”
当大家谈到，如果正确发挥第一骑兵军团的作用，它将作出什么贡献的时候，伏罗希洛夫、伏龙芝、奥尔忠尼启则和布琼尼对成功地打击邓尼金[6]的第一骑兵军团的战斗素质作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要列宁同志相信，第一骑兵军团是一支威震敌胆的武装，随时准备出击并摧毁敌人。
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诫我们不要停留在既得的成绩上，要求我们提高军事纪律，在战士和指挥员中间进行政治工作。
午宴结束了，列宁同志跟我们亲热道别，他说：“你们以后到莫斯科来的话，马上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是永远很高兴跟你们见面的。一定要到我们这儿来。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会帮助你们”
我们走出了克里姆林宫。在回旅馆的路上伏罗希洛夫同志问我：“喂，季莫申科[7]，您对这次会见有什么感想？”
我说，列宁平易近人，跟我们谈话时亲切热情，使我深受感动。
夜里我久久不能入睡，重新回想着同列宁的全部谈话以及他的姿势、动作、脸容和声音。
从那以后许多年过去了，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令人难忘的形象总是栩栩如生地重现在我的眼前。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711—713页
（竺一鸣译顾柏林校）
[1]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Ефремович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0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
[2]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СемёнМихайловичБудённый，1883年4月25日——1973年10月26日），苏俄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骑兵统帅，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在波兰、德国和奥地利作战。二月革命后曾被选为连士兵苏维埃主席、团士兵苏维埃主席和师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后回乡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建立了骑兵游击队。内战期间曾担任著名的红军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内战后曾任北高加索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骑兵总监、莫斯科军区司令、副国防人民委员等职。
[3]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Иванович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4]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МихаилВасильевичФрунзе，1885年2月2日——1925年10月31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8月任雅罗斯拉夫尔军区军事委员，同年12月又被任命为第4集团军司令员。1919年8月改任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员。1924年3月被任命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并兼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军事学院院长。1925年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陆海军人民委员。1925年10月31日在一次手术中因药物过敏而逝世。许多人怀疑他是被斯大林暗害的。
[5]格里戈利·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年10月12日——1937年2月18日），昵称“谢尔戈”（Серго）。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小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外高加索革命，为建立和武装战斗队做了大量组织工作。1905年12月被捕。1906年5月被保释出狱，8月侨居德国。1907年1月回国继续从事党的工作，任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1907年11月第二次被捕。1909年2月被流放到叶尼塞省，后从流放地逃亡伊朗，在伊朗从事革命工作。1911年返回俄国。1912—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同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在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作。十月革命期间积极参与组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和粉碎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的斗争。内战爆发后，于1918年被相继任命为乌克兰特别事务专员和南部地区特别专员。1921—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6年任联共（布）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年7—11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2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1937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葬于莫斯科红场。
[6]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Иванович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7]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季莫申科（Семён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Тимошенко，1895年2月18日——1970年3月31日），又译为“铁木辛哥”，苏联军事家。1914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1937—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0—1941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46—1949年任南乌拉尔军区司令。1949—1960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1952—197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70年任苏联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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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片断（扬·厄·鲁祖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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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片断
扬·厄·鲁祖塔克
我想在这里回忆一下在伊里奇难得有的休息时间里和他见面的一些情景。
伊里奇谈工作时常有的那种严肃认真、要求严格的神情，连影子也不见了；他平易近人，亲切体贴，全然不顾个人的舒适。
有时，我同他在星期六晚上约好假日去打猎。早晨四点钟伊里奇就打电话来叫醒我。他脚穿毡靴，身著黑色小马皮短大衣，背看猎具，随身总带一个包，里面装几片面包、一小铁盒小块白糖和一撮茶叶。伊里奇每次都是在我起床的时候赶到我屋子门口。
1920年冬天，有一次我们打猎很不顺利，回家时天已经黑了。在离莫斯科六十俄里的地方，我们的自动雪橇坏了。我们决定步行到离我们两俄里远的波德索尔涅奇诺耶火车站，再从那儿搭火车回莫斯科。我们把猎具扛在肩上，费劲地在雪堆中间走着。我们顺道走进亮着灯光的当地的苏维埃，希塑同莫斯科通一个电话。苏维埃里的人想必已经认出了列宁，但是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就向我们要证件。我交验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个人证件后声明说，其他的同志是同我一起来的，我保证他们都是可靠的同志。即使如此，等我们走上街道，苏维埃也还是有一个人追上了我们，直率地问伊里奇，他是不是列宁。在得到肯定回答之后，这位同志就自我介绍说他当过红军战士，并送我们到了车站。在车站里，列宁亲自接洽我们下一段路的交通工具。交通人民委员部建议立即派火车头带一节车厢来接，伊里奇对这种“阔气”断然拒绝了。后来，他得知四十分钟后将有一列货车驶来，就要求给我们在货车上安排位置。
我们被安置在装着药品的货车中供列车护送人员乘址的加温车里。列车的护送人员立即借此机会向伊里奇求情：列车原有的二十几节车厢现在只剩下十节左右了，那是由于轴箱燃烧或其他各种原因一路上在各地陆续摘掉的。
我们还没有在加温车中间的白铁炉边暖和过来，火车就到了下一站，加温车里马上挤满了铁路工人，尽管那时已经很晚了（午夜十二点钟左右）。他们都来看“自己的伊里奇”。伊里奇不好意思地微笑着，握着一只只沾满油污和烟黑的手，相互问好以后就谈起话来，他们谈到为什么要组织征粮队以及禁运粮食使铁路员工的状况变坏等问题。伊里奇详尽地作了解释，他说如果允许铁路员工运输粮食，投机商就会利用这个机会，这样所有工人的状况会变得更坏。有些工人谈得津津有味，忘了下车，列车已经开动，就同伊里奇一起坐到了下一站。
※※※
有一次，大家在深雪中走得很累，在树墩上坐下来休息，讲起笑话和“猎人的故事”来。有一个猎人显然是讲得入了迷，声称他在克里木打死过一只两普特重的老鹰。我抓住这个可以嘲笑他一番的机会问道：这是不是某公爵别墅大门上的铁鹰。看来，伊里奇替那位同志感到很窘，仿佛他自己被揭发做了什么不体面的事一样，因而立即把谈话转到别的话题上去了。
※※※
一只兔子从围猎圈中跳出来，伊里奇瞄准一枪，就把它撂倒了。伊里奇没等围猎结束，就急忙跑到死兔子那儿去。这时，另外有一只兔子就在近边跳了出来，平安地窜进树丛消失了。我忍不住说：“哎呀，您去追死的，放走了活的。”伊里奇不好億思地说：
“是啊，真的，我做得不好。”
接着用和解的口吻补充说：
“下次不这样做了。”
※※※
一个冬天的傍晚。大家在一个农民的小木屋里休息。当在场的人还没全部拿到热茶之前，伊里奇坚持不先拿。他那装着糖的小铁盒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他关心地询问，有没有人冻着了，或者把脚给弄湿了。他和屋子的主人拉起家常来，问他们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政府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在哪些方面欺侮了他们，按照农民的意见，需要怎么做才能消除缺点。他不仅善于教育，也善于学习。因此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寒冬凛冽，当你听着这位伟大的、同时又是这样朴实而亲切的人的讲话，你似乎觉得，透过屋子的圆木墙壁，透过长年累月的黑暗，一束春天的阳光射进房间，一股淙淙发响、令人振奋的春天的溪水流过每一个人的心坎。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509—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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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欢迎的客人（库·瓦·美沙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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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欢迎的客人
库·瓦·美沙尔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1]来我们卡希诺村的那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
这是在1920年11月14日。从早晨起飘着轻柔的雪花。横穿我们镇上街道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坎坷不平，与乡间土路区别不大。在离这条公路不远的地方我们匆匆忙忙搭了个台。就在那儿埋了根柱子挂上了电灯。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来参加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兴建起来的电站落成典礼的。老实说，当时在群众大会上决定向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一份请帖给列宁时，许多人摇摇头说：
“这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他可忙着呢，”有一些人说。
“这是什么时候啊：战争，破坏，饥饿……”
“离我们可不近哪，整整有一百五十俄里。”另一些人说。
我们选定了村里最好的一座房——那是玛丽娅·尼基季奇娜·卡什奇娜的家。大家都希望把客人请到自己家里去，但是玛丽娅·尼基季奇娜的房子毕竞有两个房间，窗孑很多，屋面镶着薄板，房檐还雕了花纹。
当时我们还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可是我们想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吃饭。大伙儿选巴维尔·叶哥罗维奇·叶哥罗夫当厨师，派我给他当助手。
“库兹玛，你收下！”巴维尔·叶哥罗维奇不时对我叫着。
我们的妇女们送东西来了，有的拿来一只鸡，有的端来一盆黄瓜，有的捧来白菜、油、蛋。女主人玛丽娅·尼基季奇娜，还有瓦西莉萨·玛拉费耶娃，两个人熬了家酿啤酒。
这样，大约到了中午十二点钟以后，大家耐不住了，每个人都想第一个见到受欢迎的客人。邻近各村子里的人得知我们在恭候伊里奇，都涌到我们这儿来了。首先见到列宁的还是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沿着公路走到离村子很远的地方等待着。
弗·伊·列宁乘坐的汽车后面还跟着一辆汽车，这是我们沃洛科拉姆斯克县的汽车，里面坐着县的领导同志。所有的人都冲出屋子向汽车那儿奔去。
“公民们，你们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道。
我们挽着列宁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手臂走进屋子。屋子里摆着几张铺上白色粗麻布的桌子。
弦乐队奏起了《国际歌》。关于乐队的事我们早上就想到了。这些业余音乐家是从沃洛科拉姆斯克请来的。我们在挂衣处也安排了人。但是我们的安排是多余的。当我们的小伙子走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他客气地推开小伙子，自己脱下了大衣。他把大衣挂在角落出的衣钩上，然后亲自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脱长毛绒短大衣。
我们大伙儿都仔细端详着他。他有一双异常灵活的眼睛，时常用手掌擦擦凸出的前额和鬓角。他结实，强壮，脸上堆着笑容，他的健康使我们很高兴。
有人给他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每人端来了一杯家酿啤酒。
“不凶吧？”他问。
瓦西莉萨·玛拉费耶娃和玛丽娅·卡什基娜马上说，酒里没有放啤酒花。他喝了酒，擦擦浅色的胡子。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也把酒喝了。
我们在他俩面前摆上了肉冻和切成块的而包。
“块儿可真大，”他说着用刀子切起肉冻来。
他跟我们讲话很随便，好象他是农民的儿子一样。我们最初的拘束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
吃饭的时候，我们电站最积极的建设者们讲述了我们由于没有油点灯想到安装电灯的事儿。电线从一家家小木房和篱笆通过。伊里奇和我们大家一起为这件事高兴。后来，大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问了前线的情况以及印花布、火柴、粮食等等的问题。我们村里的一个农民站起来说：
“对我们庄稼人来说，最糟的是不清楚……”
“不清楚什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
“我说的是余粮收集制问题。农民种田，但不知道到了秋天会向他们拿走多少粮食。种得多，向他们也拿得多。可是种得少，对国家就不利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希望向所有的人回答这些问题，让那些没进屋子、穿着皮袄戴着帽子站在过道里或台阶上、往窗子里张望的农民都能听到他的讲话。
来了—位摄影师。他说是奉命来给客人们照相的。外面很快就要黑了。弗拉基米尔希望和我们一起照，于是所有的人都走到外面来。
在讲台上他脱下帽子，敞开大衣，讲话有力而清晰。刚才在吃饭的时候，他一面回答问题，一面微笑着，时常用手摸摸下颏。可在这儿，他挥动手臂，显得很严肃。他的讲话回答了我们所提出的问题。
他说，战争即将结束，情况将会好转。到那时候，苏维埃政权将得到巩固、经济状况将会好转、工厂将恢复生产。将会有布匹、粮食，还会有让庄稼人用机器耕地、让庄稼获得丰收的东西（当然，他指的是拖拉机）。他说，国家从农民那儿拿走的东西，到了和平时期将成百倍地偿还。
“说得真够味儿，”我们中间有人说……
他要我们跟工人阶级保持牢固的联系，并同他们齐步前进。
我们听着他的话，每个人的心里都好象给太阳照亮了。后来他离开我们到亚罗波列茨村去了。
载于1939年1月21日《社会主义农业报》第17号第3版
（竺一鸣译顾柏林校）
[1]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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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安·萨·卡尔波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专题〗传记·回忆·评论->《回忆列宁》（第四卷）
在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
安·萨·卡尔波娃
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于1920年11月1日召开[1]。我们开会的地方是在莫斯科小哈利通胡同的一座大楼里，这座大楼当时是教育人民委员部会议大厦，现在是苏联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的所在地。
这是一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式大厦。前厅富丽堂皇，大理石楼梯十分华贵，有一个天花板雕花的宽阔的厅堂，还有敞亮的休息室，会客厅和许许多多布满沉甸甸的家具、皮沙发和丝绒沙发的房间。那时大厦暧气供应不足，与会者常常穿着皮袄、大灰、毡靴，戴着手套开会，嘴里直冒热气。
主持我们会议的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2]。与会者传说列宁一定会来。可是，两天过去了，他并没有来。我们谨慎地问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但她不作明确的回答，总是把话题岔开，谈到宣传彼烈科普保卫战、胜利完成粮食征收任务、伊万诺沃纺织厂开工和国家电气化等问题的重要意义。我们意识到，共和国局势紧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肩负着领导国家的重任，很难放下国家大事来会见我们。但是，我们总不能甘心。说实话，我们来开会时带着的那种兴奋情绪有些低落了：我们想，这一次我们是见不到列宁了。
11月3日会议照常进行。白天，宣布短时间的休息后，大厅里人走空了。为了节约用电，电灯几乎全熄了。代表四下里走散，有的去活动活动两腿，有的去抽会儿烟，大多数人则到大理石楼梯另一边的茶点部，排队领取一杯热胡萝卜汤和两三块冰糖，暖和暖和身子。
铃声早已召代表们去开会了，但是昏暗的大厅里依然是空荡荡的。突然，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大厅里刹那间充满了急于就座的代表们的喧哗声。他们又神秘又激动地交谈着。我正要问是怎么回事，背后大厅入口处就传来了零落的掌声。掌声愈来愈响。我回头望去，坐在后排的代表们正从自己的座位上跳起来，向主席台奔去。他们拍着手，叫喊着，个个面露喜色，两眼放光。我向那高高的设着主席台的舞台转过身去。在由小房间和茶点部通向主席台的出入口左侧，一个个子不高、健壮结实的人边着坚定的大步迅速拾级而上。他穿着一件翻起领子、敞开衣襟的秋大衣，戴着—顶帽顶隆起的呢质便帽。他身边围着主席团的成员们，他们也拍着手，脸上喜气洋洋。
“列宁！列宁！”人们从四面八方叫喊着。
大厅里的灯一下子全亮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脱下便帽，回过头去看看有没有放帽子的地方。大家继续拍着手。列宁微微抬起头，咪起眼睛，不满地朝倾泻出耀眼光芒的电灯看了一眼，然后生气地向主席团扫视了一下。“多么浪费！”他仿佛说。“这是为什么？要节约用电！”
掌声经久不息。列宁不耐烦地朝会场瞥了一眼，猛地翻下领子想脱掉大衣。但是，看来那只受伤的手臂妨碍了他。他仍旧穿着大衣，继续用眼睛寻觅放帽子的地方，站到主席台前，用人们在准备讲话前常有的姿势，一只手扶住桌子旁边的椅子靠背，似乎想说：“不要浪费时间，事不待人哪！”
现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整个身形大家都能看到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女声喊道：“列宁同志万岁！”一个患感冒的男低音接着喊：“列宁——乌拉！”于是四面八方响起了喊声：“列宁！”……“世界革命！”……“列宁！”……“共产党！”……“乌拉！”……欢呼声连成一片。
我们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谦虚，不喜欢隆重的欢迎，但是我们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伊里奇不耐烦地用手摇了一下椅子，突然，他满意地笑了笑。原来，他终于找到了地方，把碍手的便帽放在椅座上了。他把空出来的手插进大衣里层的口袋，后来又摸摸大衣旁边的口袋，最后撩开大衣伸进上衣口袋，同时用责备的眼光望着主席团。这时主席团显然“很不称职”，对保持安静不采取任何措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手掌般大小的白纸，打开来给人家看。大家明白，这是一份发言提纲。现在已经掌声雷动。“这么说，”我想，“他不仅仅来祝贺，还要发表讲话呢。列宁为我们作了专门的准备，这就说明，他把我们的工作也列为国家大事了！”列宁举起纸条晃了晃，再次要求全场安静。会场里突然静了下来。所有拥到舞台跟前的人仍旧都站着，而坐在我们后面的人，都登上了椅子。我们就这样站着听伊里奇讲话。
“同志们，”响起了列宁的声音。他话音不高，微带嘶哑，这是从室外走进屋子时常有的情况。“咳，咳，”他清了清嗓子。
可以听到，有一本硬封皮的书从站在椅子上的某个人手里滑下来，轻轻的扑通一声掉在镶木地板上。
“同志们，”列宁重复说，声音比刚才响亮、清晰，大厅的各个角落都能听到，“请允许……我……”他慢慢地接下去说，象是在寻找字眼儿似的，“来发表……几点意见……这些意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力，每一个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不时看看手掌中的纸条，说得愈来愈清楚，愈来愈快了。
“会讲些什么呢？讲战争？医治战争创伤？还是国际形势？”“哦，一开始就谈我们的工作！”
列宁宣布了政府关于建立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决定。会场报以一片赞许的絮语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点了点头表示他明白大家的赞许。突然，他的眼睛里闪出一丝嘲笑。
“在苏维埃时期的经历，使我已经习惯于把各种名称看作儿戏”，他两眼闪闪发光，然后机灵地眯起了眼睛，用讽刺的口吻继续说：“本来每个名称也就是一种游戏。”
他停顿了一下。
“现在新名称已经确定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他张开双手，仿佛想补充说：“毫无办法——改变名称已泛滥成灾！……”
他往主席团那边看了一眼，似乎想探明他们是否理解他这段话的含义和用意。接着，他象猛然醒悟过来似的，继续讲道：
“这个问题既然已经决定，你们就把我的意见当作个人意见看待好了，”他用手势强调“个人”这个词。“如果事情不只是改变叫法，那只能表示欢迎。”
周围的人都露出了笑容，伊里奇的教导，尽管他是以嘲笑的方式说出来的，可大家都理解了。大家也理解了他的警告：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少追求外部的、表面的、形式的东西，多注意事情的实质。
弗拉基米尔·伊里命确信他的话已得到大家的正确理解以后，就用他习惯的动作，迅速撩开大衣，把左手插入裤袋，举起右手，把话题转到问题的实质方面去了。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一位同志，而且是一位导师。
我多次见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多次听过他的讲话，如今我心情不安地注视着这个熟悉的身形。啊，他消瘦了，脸色十分憔悴。但是，他还是那么精神。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坚怎，见解还是那么明晰、敏锐。他还是那么吸引着听众。吸引人的并不是他的美妙的口才，而是他坚定的信念，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钢铁般的逻辑，无情的真理。
我环顾同志们，看到他们容光焕发，眼睛里闪烁着由列宁唤起的新思想的光芒。
我们所听到的列宁同志的讲话收录在《列宁全集》里[3]，所以用不着在这里转述了。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我们有没有在自己的便条本上做笔记。大概我们只是听着，但我们全神贯注，就象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听列宁讲话时那样地听着。甚至现在，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我脑海里还保留着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文化教育工作所讲的话——当然不是具体的话，而是他的思想。
列宁的讲话结束了。人们又欢呼起来。他以迅速的步子向舞台左侧刚才进来的那扇门走去。他微笑着，一面走一面握着向他伸过来的手。代表们爬上舞台，成群地跟在列宁后面跑着，都想挤过那扇狭窄的门到楼梯那边去。
铃声响了。我们回到会场时个个喜形于色、精神饱满，好象从沁人心脾的泉源里喝了泉水似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们的劳动看作全国性的大事。听了他的讲话以后，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到，文化教育工作同国家的整个生活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设的关系是非常之大的。
弗·伊·列宁阐明的思想，这些年来一直指导着我们，并将在许多年内给文化教育工作者指明方向。弗·伊·列宁关于整个宣传工作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上的思想，难道在今天已经不再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了吗？文化教育组织能否取得成绩，至今仍取决于这些组织能否吸引千百万教师、工程师、医生、整个苏维埃知识分子的大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资产阶级所谓文化和教育可以“不问政治”、“脱离政治”的说法纯属伪善的思想，今天仍旧有着巨大的新的说服力。列宁说：“何况资产阶级还开动了全套宣传鼓动机器不断地诬蔑我们。”[4]因此，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任务依然是，用我们的真理来反对资产阶级的诬蔑，使人们承认我们的真理。
载于《文化教育工作》1957年第4期第2—4页
（竺一呜译顾柏林校）
[1]这次会议不是在作者所说的11月1日，而是在11月2日召开的，会议于1920年11月8日结束。弗·伊·列宁是在工作会议第二天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继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报告之后发表了讲话。——编者注
[2]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3]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29—338页。——编者注
[4]《列宁选集》第4卷第364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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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嘱咐（亚历山大·扎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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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嘱咐[1]
亚历山大·扎罗夫
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的那一天，是共青团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那天的情景我至今回忆起来，还是历历在目。
那是1920年10月2日。
寒秋的暮色笼罩着阴沉、萧索的莫斯科。
洛斯库特纳亚旅馆（在奥霍特内商场附近）的门上贴着好些传单与通令，其中有的号召大家为恢复濒于崩溃的经济而斗争，有的通知近来可能有斑疹伤寒流行。
街上川流不息地走过一群一群青年，他们个个斗志昂扬，兴高采烈，有的高声谈笑，有的纵情歌唱。
有一群团代会的代表正沿着特维尔大街走着。这条街就是现在的高尔基大街。当年，这条街的路面很窄而且是用圆石头铺的，中间还有电车轨道。很多代表没有走到拐弯处，便几步跳过坑坑洼洼的地方，穿到了街的对面。
在莫斯科苏维埃广场[2]附近，可以看到，在一群代表中间有一个头发蓬乱的小伙子，上身穿看一件皮制服。他挥动着有护耳的帽子，用刺耳的嗓子富有表情地朗诵着杰米扬·别德内依[3]的诗：
我们克服的还不是所有的障碍，
我们要预言斗争的结局为时尚早。
凶恶的豺狼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压来。
同志们，我们正受到火力的包围！
我们沿着被弄坏的人行道继续往前走，有时在全是宣传画的商店橱窗前站住脚步。用散文或者诗歌写成的宣传品号召大家打败弗兰格尔[4]，把武装干涉者从白俄罗斯赶出去。
“你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没有？”——
色彩鲜艳的宣传画上的红军战士对我们每一个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对于这个合情合理的问题，我们准备在代表大会上作出应有的回答。在那个年代里，这在共青团内是理所当然的。在普希金广场附近有人唱起了《同志们勇敢地前进》。在通往小德米特罗夫卡街（现在是契诃夫街）的拐角上，有人跳起了粗犷的舞蹈，一边跳，一边唱起了歌，唱的是经过改编的歌曲《沿着小河走呀走》的副歌，副歌的歌词是我们自己填的，其中唱道：
教士叫谢尔盖，教士叫谢尔盖，
助祭和诵经士也叫谢尔盖，
圣堂工友叫谢尔盖耶维奇，
敲钟的也叫谢尔盖耶维奇，
全村的妇女都叫谢尔盖耶夫娜，
还有一个叫玛特辽娜·谢尔盖耶夫娜，
他们都在一起嘁嘁喳喳地讲话。
所有的共青团员都唱这样简单的歌曲。就是我们这些未来的诗人，共青团的歌手也这样唱。不管是在欢乐的日子，还是在悲痛的日子，歌曲始终是共青团的伴侣。虽然我们感到又冷又饿，可是还是唱着歌，宁可苦中作乐一番。这是青年的特点，因为他们能够瞻望未来。难怪歌谣中唱道：
我们是列宁的战士，
决不会垂头丧气。
最后我们来到这次代表大会的会场，六号楼的大门前。门口正在检查证件，所以外面拥挤不堪，一时不能进去。这时只见一个快活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爬到一个高处，高声朗诵起马雅可夫斯基[5]的《向左进行曲》片断，他的声音传遍了整个街道：
在那里，
翻越过苦难的大山，
是一片阳光照耀的幸福天地！
越过饥饿，
越过瘟疫的大海，
千百万人大踏步前进！
一个穿着绗过的敞胸棉衣的共青团员，看来是产粮区来的代表，他用引入注目的动作从包里取出一块很大的面包交给水兵。
这个水兵激动地将这位慷慨的同志吻了又吻：
“谢谢啦，兄弟！这对咱们整个代表团来说简直是一顿丰盛的筵席罗……”
周围发出一阵哄笑，不知是谁在笑声中挖苦了一句：
“这里阳光尚未照耀，但却是幸福的大地啊！……”
※※※
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
选举了主席团之后，开始致祝词。当时关于共青团的情况大家了解得不很多。所以给共青团的祝词寥寥无几。共青团员不得不亲自出马来填补这个“空白”。
我们衷心地相互致祝词（所谓相互就是在两个代表团之间）。乌克兰代表团给莫斯科代表团致词，接着是莫斯科代表团致答词。然后，乌拉尔代表团与彼得格勒代表团，西伯利亚代表团与白俄罗斯代表团，中亚细亚代表团与伏尔加河流域代表团依次而行。
所有的祝词无一例外地表示向工人阶级的党致敬，因为共青团自成立之日起就宣誓要永远忠于党。革命青年在伟大的十月风暴激励下，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可是，我们青年的每一个希望，每一个理想，如果离开共产党的高瞻远瞩的英明领导，就会变成泡影。
列宁缔造的党的智慧是灯塔，没有这座灯塔，我们纵有最美好的激情也会一事无成，也会在黑暗中离开正确的道路而误入歧途……
这时，台上有一位淡黄头发的青年正围绕这个题目在作热情洋溢的演说，他大概是代表斯摩棱斯克代表团讲话的。
演说刚到一半，响起了掌声。蓦地掌声大作，然后转变为长时间的欢呼。这个场面与从斯摩棱斯克来的青年毫不相干。他明白这一点，便悄悄地离开了讲台。也许，他也看到列宁已经走近主席台了。我们坐在台下前几排，所以列宁的一举一动看得很清楚。列宁进来时，身穿丝绒小领子的秋大衣，大衣敞开着，头上戴着鸭舌帽。他脱下大衣和帽子，放在椅子上，然后坐在主席台最边上的一只位子上。他与主席团中的一个人交谈了几句，便俯身看起东西来，不知是书还是文件。
画家鲍·约甘松[6]和他学生一起创作的名画有一个毛病。画上，在离主席台不远的地方有一架黑色的，闪闪发亮的钢琴。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是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任何钢琴的。这在1920年是令人奇怪的。那时，在那个地方，在列宁身后不远，是几张供秘书记录用的小桌子。当时不知为什么没有女速记员。台上挂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幅象。大厅里灯光相当暗淡。所以毫不令人奇怪，有几十个共青团员从最后几排位子上通过场内几个过道一下子涌到舞台前面，想近一点看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令人奇怪的倒是，很多人，其中也包括我，一会儿之后竟然到了舞台上。有几个人甚至挤到了列宁的身边。
这个时候伊里奇正全神贯注地继续在做自己的事。他似乎既没有听到欢呼声，也没有听到“乌拉”的喊声，而且算我们运气，他也没有发现我们擅自从台下爬到台上所引起的明显的混乱。这个错误的行动不知怎的倒是自发进行的。这样做当然并非因为台下挤而台上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抬起头，笑眯眯地对我们这些主席团的不速之客慢慢地打量了一遍。
然后，他继续做着刚才停下来的事。伊里奇在发言之前的几分钟之内还在干什么呢？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他在画画。他画了一幢房子，有房顶，有烟囱，还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学校”两字。
当然，我们之中没有一个大会想到，这张图画的题目会与列宁讲话的题目有什么关系。那个时候的共青团员不可能对学校这样的机关发生兴趣。国内战争正在进行。那个年头，每一个共青团员在领到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证时，都同时会领到一支枪。年满十六岁的都上前线，不满十六岁的则拿着枪在后方和共产党员—起干：镇压反革命，剿匪，与破坏革命秩序的人作斗争。至于学校，真是无暇顾及。
※※※
列宁走到舞台边上。他只是在演说之后回答问题时才使用讲台。
代表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让伊里奇开始讲话：新的欢呼声不断地爆发，各个代表团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党的缔造者和领袖万岁的口号声经久不息。
场内有两三次唱起了《国际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到一边和大家一起唱。
然后他沿着舞台的边上走来走去。他停住脚步后，伸出一个指头对欢腾的会场做了一个警告的姿势。样子做得十分严肃，所以台下似乎开始静了下来，可是场内蓦地发出了哄堂大笑！
原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伸出指头警告全场时是严厉的，然而却不能把严厉的神色保持到底，他笑了起来。列宁的笑是与众不同的，它富有感染力。这个笑宛如一颗火星很快地传遍了每一排，燃成一场欢乐的大火，笼罩着整个会场。这个笑变成青年人友好、爽朗、豪放的笑，他们的笑声是无法控制，也无法止住的。这再一次说明，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因为我们亲眼目睹敬爱而伟大的列宁非常乐意分享青年人的幸福。
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背心口袋里取出怀表，举过头，用指头意味深长地指指表面，意即：时间不等人，孩子们，时间是宝贵的。
这是不言自明的。
于是场内变得肃然无声。我们听到了列宁的声音，他开始讲话时根本不是激昂慷慨，而是平静、温和，甚至使人感到好象在拉家常，与我们促膝谈心。
事实上，列宁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就其性质来看，确实就是谈心，是一次严肃的、推心置腹的谈话，他告诉年青一代，他们一生中最主要的使命是，建设并且建成在此之前人类最杰出的人物只能设想的社会。
“同志们！今天我想谈的问题，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什么……”[7]列宁开始讲道。
他接着指出，青年的基本任务可以用一句话来表示，全场听了为之一惊。当弄清这一句话就是要学习时，我们更为震惊。学习？？？那么怎么收拾当时还盘踞在克里木的弗兰格尔呢？怎么教训当时还在白俄罗斯为非作歹的皮尔苏茨基[8]的波兰白卫军呢？我们本来认为，我们第三次代表大会要学习历届共靑团会议的做法，全体代表奔赴前线，为彻底打垮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敌人出一份力。
可是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却只字未提。这就是说，他毫不怀疑，即使没有我们直接的帮助，敌人也必定会被粉碎。这就是说，党对粉碎敌人这一仗已经有所准备。党高瞻远瞩，比我们看得远。列宁看到的是和平时期，新时期的生活和新的任务。
列宁说，支援工农政权用武装斗争打击资本主义强盗是共青团的任务，我们对此理解得很透彻。他的这种说法是一种表扬。
但是，他补充说道，当前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
当前应该理解下一阶段的新任务：经济的、建设的、文化的任务。光是理解还不够，还应该刻不容缓地做好思想准备，投身于完成这些复杂任务的事业中去。
※※※
我们是第一代共青团的代表，工农的子弟，很喜欢唱：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但是，说实在的，做天下的主人这种可能性的具体概念我们是没有的。
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想法本身，令人感到一方面是不够谦虚，另一方面又是责任重大。
或许，成为一个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而命斗，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的战士总够了吧？
不，不够。
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要求我们能够成为工程师、作家、学者、音乐家、教育家、艺术家，同时仍要不失战士的本色。为此，不仅应该有天才，而且应该有知识。
当时，在对旧文化的态度方面，我们头脑中的思想尤其混乱。革命初期，甚至在号称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中间，对于旧文化抱无政府态度的也大有人在。旧文化被叫做破烂货呀，垃圾呀，旧文化被认为是应该受嗤笑，应该给砸烂的东西。某些剧团的导演肆意歪曲俄国和外国戏剧中的古典作品，他们那些极左的荒诞不经的处理手法却博得一片叫好！
在我们共青团的大小晚会上经常可以听到诗歌朗诵者的表演，他们朗诵的诗歌都充满着鄙视旧文化，鄙视古典遗产的狂热。
这样的朗诵很少会遭到应有的反击。
我们被叛逆的狂热所陶醉，
“你们是美的刽子手”——随他们去乱叫，
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要把拉斐尔烧掉，
把艺术之花踩在脚下，把博物馆砸掉。
弗·基里洛夫[9]这种蛊惑人心的诗句，我们之中的某些人粗粗看来可能甚至认为它是革命的。
弗·伊·列宁来出席我们的代表大会，是为了要阐明对待旧文化的态度以及建设新文化等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的。
他深刻地、令人信服地给我们解释，没有扎实的知识，不批判地掌握过去的文化，任何新文化都是建设不起来的。
原来，完全不应该否疋拉斐尔，不应该鄙视博物馆的宝藏。
这一点我们是从列宁的讲话中认识到的。
我们还认识到，在艺术的花朵中应该“踩在脚下的”仅仅是散发着腐朽、堕落气息的资产阶级伪艺术的假花。
原来，为了我们共产主义的明天，我们应该发奋学习，掌握人类在整个历史中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
不做到这一点，不可能顺利地建设新社会。列宁说到这里，同时严厉地批评死读共产主义本本的做法。
列宁号召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使教育和学习的每一个步骤与劳动人民的日常斗争，与人民的生活和疾苦紧密地结合起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回答一个问题时，补充说明了这一思想。
问题是这样的：
“列宁同志！请您谈谈，农村里为什么没有车轮润滑油供应？”台下很多人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幼稚，不适当，所以都笑了起来。
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说，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共产主义者应该是怎样的人的谈话有直接关系。共产主义者应该会回答，为什么镇上没有车轮润滑油、钉子、煤油、火柴供应。这还不够！共产主义者应该千方百计地帮助搞好我们的生产，其中也包括车轮润滑油的生产。掌握理论时，不要脱离生活，脱离人民的需要。共产主义者就应该是这样的人！
列宁还作了关于共产主义教育、对待共同劳动的态度、竞赛、道德等方面的指示，不是一代而是几代共青团员，苏维埃青年遵循列宁的英明指示在成长，学习，取得成绩，夺取胜利。
列宁的指示，他给青年的遗训奠定了共青团纲领的基础，同时对每个正在踏上生活、想使生活变得无比美好的胄年男女来说，成了伟大的嘱咐。
列宁给党的遗训是，要时刻关心人民的福利，使我国每个劳动人民的生活愈来愈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在执行这个神圣的遗训。目前，党正扎扎实实地在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在国内创造丰富的产品以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福利。
共青团是共产党最直接的助手，今天正十分积极地参加到完成这一崇高任务的事业中去。
我们是英明的党的继承人，
我们的权利是为青年争光。
英勇劳动，为团增光，
亲爱的人民会感到欢欣鼓舞。
列宁点燃了我们的理想之火并且指明了实现这种理想的道路。
“我们要把俄国这个穷困贫瘠的国家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10]伊里奇说。这时，他满脸笑容，仿佛请我们大家相信他的信念：这一定会实现的。
我们开始抱着这种同列宁一样的理想，因为我们懂得，理想实际上是一种任务，要使这个任务得以完成，只有依靠能够预见未来的科学，即马列主义。
成为列宁那样的理想家，意味着成为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战士，成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积极参加者，成为劳动和创作的革新者，成为探索未来的坚持不懈的先锋。
不是一代而是几代苏维埃青年遵循党的英明指示，牢记伊里奇在1920年给共青团员的嘱咐，正在成长、学习，在斗争和劳动中取得成绩。
1920年……
百业凋敝，饥馑，寒冷。
秋意正浓，炮声隆隆。
我有幸出席莫斯科的第三次团代会，
看到伊里奇，感到无上光荣。
青年人的心儿全都飞向他，
人声鼎沸恰如蜜蜂嗡嗡……
伊里奇
今晚不谈国家大事，
而是描绘未来的宏图。
他用那伟大的思想谨慎而勇敢地
引导我们穿过阴霾、度过严冬，
前面豁然开朗，
伊里奇把我们带到春光明媚的新天地，
带到共产主义大厦的门前。
我们从他这里第一次听到：
在那严酷的年代里和平已经在望。
我们风华正茂，
为了搞好学习和共同劳动
必须全力以赴。
几十年岁月并未蹉舵，
我们亲爱的人民
正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列宁向我们宣告的美好的春天
已在前方向我们亲切地招手。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3卷1961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304—311页
（吴克礼译张草纫校）
[1]本文经作者重新审阅，增订。——编者注
[2]即苏维埃广场。——编者注
[3]杰米扬·别德内依（ДемьянБедный，1883年4月1日——1945年5月25日），原名叶菲姆·阿列克谢耶维奇·普里德沃洛夫（ЕфимАлексеевичПридворов），苏联诗人、作家。191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30年代起遭到斯大林批判。1938年被开除出党。1945年逝世。1956年平反。
[4]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Николаевич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5]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Маяковский，1893年7月19日——1930年4月14日），苏联诗人、剧作家。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1910年退党，专心从事写作。十月革命后热烈拥护苏维埃政权。20年代起受到拉普的批判。1930年自杀身亡。
[6]鲍里斯·弗拉基米罗维奇·约甘松（Борис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Иогансо́н，1893年7月25日——1973年2月25日），苏联画家。1914年起开始作画。1922年加入俄罗斯革命艺术家协会。1931年起在大学任教。1943年加入联共（布）。1951—1954年任国家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馆长。1953—1958年任苏联艺术学院副院长。1958—1962年任苏联艺术学院院长。1954—1957年任苏联艺术家联盟组委会主席。1965—1968年任苏联艺术家联盟党委第一书记。1966—197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3年逝世。
[7]《列宁选集》第4卷第344页。——编者注
[8]约瑟夫·克莱门斯·皮尔苏茨基（JózefKlemensPiłsudski，1867年12月5日——1935年5月12日），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1885年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因密谋暗杀沙皇被捕，后被流放。1893年参加波兰社会党，逐渐成为该党领袖。1905年革命后，波兰社会党分裂，他领导党内右派。一战期间组建波兰军团，与同盟国一起对俄作战。波兰独立后任国家元首，1923年暂时下野，1926年5月发动军事政变，成为法西斯独裁者。
[9]弗拉基米尔·季莫费耶维奇·基里洛夫（ВладимирТимофеевичКириллов，1890年10月2日——1937年7月16日），苏联诗人。1905年起参加革命运动，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入伍。1919年在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和艺术组织工作。1921年发起成立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并担任主席，同年因反对新经济政策而退党。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7年平反。
[10]《列宁选集》第4卷第358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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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亚·别兹缅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专题〗传记·回忆·评论->《回忆列宁》（第四卷）
列宁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1]
亚·别兹缅斯基
↘开幕之前
↘代表大会在等候列宁
↘代表大会聆听列宁的演说
↘在休息的时候
↘列宁回答纸条上提出的问题
开幕之前
从喀山到莫斯科的路上我们花了五个昼夜左右。从车站到卡列特内商场的路上我们花了五个小时左右。
可是，说实话，我们感到这五个小时比五个昼夜的时间述长。我们到莫斯科来所坐的毕竟是司令部的车厢，分配给我们代表团的还是三个“软”席包房，旅客也没有超额。虽说一路上速度很慢，而且有一次为了使司机能把列车开到下一站，我们不得不同所有的旅客一起到森林里去砍柴，不过这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乐趣。
到首都的时候正是晚上。这是个寒冷的秋夜，下着瓢泼大雨。碰上这样的天气，乘着三辆马车在街上走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三辆四轮马车挤得满满的，连篷也撑不起来。谁也动弹不得。没有丝毫乐趣，因为到了这种地步，即使要讨论个什么问题也变成不可能的了。雨不停地下着，而我们的马车一直在往前走呀，走呀，走呀。
直到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那时车夫载着我们在兜圈子，因为他们是漫天要价，所以，不这样做这个价钱会使我们感到无异于拦路抢劫。这里说的车钱不是1920年时的几百万纸卢布，那个年头这些区区小数目是不值得一提的。我们应该付给车夫的是一磅盐。他们赚这磅盐是耍滑头的，不过耍得很高明：他们尽可能让我们走遍了莫斯科的大街小巷。
车夫用嘶哑的嗓子告诉我们，到了我们宿舍的大门了。我们大家凑了一磅盐，付给车夫，然后拿起自己不多的行李走进院子。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第三苏维埃宫，好几次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的摇篮，激烈争论和炊歌狂舞的无声见证人。它听到过多少次重要的讲话，多少次战斗性强的演说，多少次充满各种理想的发言啊！即使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可是每次看到这幢宽敞而不高的建筑物，心里就高兴；挤满了许许多多喧闹的共青团代表的走廊和房间就油然浮现在眼前。向你致敬，第三苏维埃宫，亲爱的石头老人，我们青年时代好客的朋友。
我领到代表证之后，被安排在彼得格勒代表团的房间里。里面放满了一排排的硬板床。中间是一张桌子，连回旋的余地几乎都没有。桌上有一架打字机，非常引人注目，我们就是用这架打字机在代表大会期间出版了共和国第一份讽刺性的报纸《脖儿拐》。
我们确定了各自的住处之后，便涌到食堂去，每人可以领到八分之一磅面包，放糖精的茶，鱥鱼汤（一千卡路里），炒鱥鱼（一千八百八十卡路里）和菜单中称之为“甜食”的东西。食堂和宿舍的房间好象是辩论俱乐部。大家争论的吵闹声简直可以压倒尼亚加拉瀑布的响声。正在讨论的问题是制定团的纲领和章程的问题。
翌日，我们获悉，主要的报告将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来做，我们的激动和高兴真是难以言表。
夜里，在宿舍所有的房间里，大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在议论列宁将要做的报告。
“是国际形势报告吗？太好啦！”
“不会的！是谈时局的。”
“有什么区别呢？”
“反正列宁是知道的。”
代表们都争先恐后地猜测报告的内容：
“这下子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叛徒要遭到彻底揭露了吧！”
“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他大概主要还是谈波兰和弗兰格尔[2]问题。”
“根本不可能！中心问题是我们团（共青团）的分歧。”
“这个问题在国际形势报告中谈吗？”
“那又怎么啦？所有的问题我们难道不是都在世界范围内解决的吗？”
我们从前线来的战士中有一个小伙子，长着一对明亮的眼睛，一只手用吊带吊着。他说：
“照片倒看过不少，可是当面还没有看到过。大概，他是个高个子，简单地说，是个非常魁伟的人。是啊，列宁不是这个样子，还能是什么样子呢？”
夜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然而从早晨到代表大会开幕的这段时间过得却慢极了，比我们从车站来的四轮马车还要慢。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呢？什么时候呢？
我们等待着，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激动、又是心焦，这种心情我们之中是没有一个人会忘记的……
代表大会在等候列宁
代表大会定于小德米特罗夫卡街（现在是契诃夫街）六号的大厅内召开，我们在开幕前几小时就聚在那里，等列宁来。主席团的—位成员每隔半小时跑去打一次电话，每次回来总是告诉大家，政治局正在开会，等会议一结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便来。
舞台上，主席台前的地板上坐满了代表，我也在其中。舞台怎么能容纳这么多的人，真是难以理解。时而有人坚持要“腾出舞台这块地方”，让我们到台下去，但是我们装作什么也没有听到的样子。台下即使我们不去也已经无处立足了。所有的过道都挤得水泄不通，连窗台上也坐满了人，沿墙也站满了人。当然，谁也不肯动弹一下，挤出位子来让给我们。
会场里人声鼎沸。代表们在第三苏维埃宫的走廊里、在宿舍的房间里、在发代表证的桌旁一见面就开始的争论，现在正在继续着。有时，处在会场不同角落里的人们也争论起来，他们拼命喊叫，想压倒所有其他的人，所以在这种争论达到高潮时，会场里就象波涛汹涌的大海。
不过只要主席团里有人叫一声：“静！”，喧闹声就会戛然而止，全体代表的视线都集中在舞台的右角，愣在那里。列宁将在那里上台。
场内只见一片灰色的军大衣和黑色的皮夹克。楼下没有衣帽间，而且几小时之前大厅里还很冷，因此大部分代表没有脱掉外衣就在场内入座。起先，许多人连帽子也不肯脱，所以会场上戴毛皮高帽者有之，戴奇形怪状的便帽者有之，戴扁平的鸭舌帽者也有之。后来暖和多了，毛皮高帽和鸭舌帽便不见了。至于军大衣与皮夹克，共青团员却不忙着脱，也许是为了保持战斗的姿态吧。
他们的姿态倒也确实是富于战斗性的。大部分代表不是刚从前线归来，就是准备奔赴前线的。仅仅在一个月之前（9月4日）他们还同全国人民一起参加了为庆祝国际青年节而组织的全俄劳动青年星期六义务劳动。他们中间不少人是武装征粮队的领导和队员。很多人组织了小组和小队帮助农民，首先是红军家属，收庄稼、做家务、修房子。
舞台右边的前几排坐的全是彼得格勒代表。左边是莫斯科代表，他们之后是乌克兰代表，乌拉尔代表，图拉代表，弗拉基米尔代表。其余的代表团成员分散在会场各处。
彼得格勒代表首先想到要唱歌，于是《小苹果》、《我们勇敢地去战斗》、《红旗》等的歌声一下子响彻整个大厅。
这时我往舞台的右角看去，心脏猛地仿佛停止了跳动。双眼由于喜悦的泪水而变得模糊了。那里站着一个人，个子不高，满脸笑容，穿着一件黑丝绒领子的深色大衣。我真想冲到前面去，靠他近一点；真想在此时此地干出一番英雄的业绩，让他知道，我们是多么爱戴他：真想再喊得响一点来表达充满整个身心的欢乐。
在舞台入口处站着的是列宁。
他出其不意地来到这里，很快地走上舞台，以至于在门口警卫的几个同志也来不及赶在他的前面。从休息室里传出几声欢呼声：“列宁！”，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全体代表都看到了伊里奇，大厅里顿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
事先准备好的所有的致敬词和口号已经忘得一干一净。全体代表犹如一人在齐声高呼：
“列宁！列宁！列——宁！”
伊里奇在一排排挤得很紧的代表中间磕磕绊绊地向主席台走去，一边走一边脱大衣并向熟人点头致意。他把大衣放在椅子上，然后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显然是发言提纲），马上准备讲话。
但是欢呼声却有增无已。会场内掌声雷动。所有的代表都情绪激动，他们不想，也不可能安静下来。大家同时在说话，似乎地球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制止我们。这是一种空前绝后的激情。每一个人都在高声说看心里话：最衷心、最亲切、最真诚的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会儿注意地看看自己的提纲，一会儿转过身来看着主席台，他全身的姿势农明，他请主席让台下听众安静下来。执行主席终于使劲地摇起铃来，可是在全场的欢呼声中，铃声几乎听不到。这时列宁把左手的拇指从旁边插进背心，右手做了几个请全场安静的手势，很显然，要求大家让他开始作报告。然而欢呼声依然继续不停。列宁从背心口袋里拿出怀表，用指头指指表。可是，这样做也无济于事。
执行主席弯下腰来，身子探过主席台，在我的头上竭尽全力地叫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的讲话题目是什么，怎么向大家宣布？国际形势报告？关于时局的报告？”
列宁将手掌放在耳朵后，想听得清楚一点。执行主席把自己的问题重复了一遍。
“不是的，不是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摇了摇头，脸上露出调皮的微笑，“不是那个题目……不是那个题目……我要谈的是共青团的任务。不过宣布题目是多此一举。是的，是的，多此一举……”伊里奇扫视了一遍会场，重新稍稍举起手来。这一次场内全静了下来。执行主席想讲些什么，但是他却什么也没有“宣布”成。大厅里变得肃静之后，列宁立刻开始讲话，开始得如此平静、如此有条有理，仿佛他在与代表大会谈话，而且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开始了。
代表大会聆听列宁的演说
“同志们！今天我想谈的问题，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什么，以及社会主义共和国内一般青年组织应当是怎样一种组织的问题。”
代表们友善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共青团的任务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应该打倒资本家。我们打败了克拉斯诺夫[3]，打败了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4]，打败了波兰的地主老财，还要打谁呢？……
列宁在舞台的一块很小的空地上来回踱步。因为我们围着一个很小的圈子坐在舞台的地板上，所以为了不碰到我们，列宁起先走得很小心。走了一圈之后，对这个独特的“讲台”熟悉了，于是演说家走得愈来愈快，时而还激动地做着手势。有时，他不知怎么地一下子停住脚步，将右手伸向前方来强调某个特别重要的思想。有时，他反背着手走得很慢，似乎在推心置腹地同人谈话。
“如果根据这一点来看青年的任务，就应当说，一般青年的任务，尤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其他一切组织的任务，可以用一句话来表示：就是要学习。”
列宁在说“学习”这个词儿时，似乎是把这个词独立于整个句子之外一般，语气严肃、坚定。
全场大为震惊。
听到这个在当时不同寻常的词儿，不可能不震动啊！要转过弯子来，研究新的课题，深入领会它的精神。这个新课题来得太突然啦！
应该学习！但是为什么偏偏现在开始提出这个问题呢？那么前线呢？遭到破坏的经济呢？
应该学习！几百万男女青年渴望得到知识。学习的愿望是十分良好，非常旺盛的。但是列宁说这个词儿时语气是特殊的，他特别强调这个词儿，使这个词儿获得新的含义。难道团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此吗？
场内出现的反应使列宁不仅没有感到不安，反而感到明显的高兴，他身子微微向前倾着，平静地继续讲道。
“当然，这仅仅是‘一句话’，还没有答复主要的和最重要的问题——学习什么和怎样学习。”
“我应当指出，看来首先的和极其自然的回答是：青年团和所有想走向共产主义的一般青年都应该学习共产主义。”
大部分代表心头都感到一松。学习共产主义，这比一般的学习容易理解。可是为什么是“看来”呢？难道这里还有什么文章吗？难道在前线打资本家，不就是学习共产主义最好的方法吗？所以应当赶快把话题转过去，分析分析军事形势吧！
然而列宁的讲话并没有转入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感到十分费解。伊里奇必须克服我们思想上巨大的惯性。他懂得这一点，因此稍稍放慢了讲话的速度，用语调强调某些词和某些句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我们简单明了、由浅入深地阐明了一连串符合实际的结论，以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发展和证明自己的思想。
“为了学会共产主义，我们究竟需要什么呢？为了学到共产主义知识，我们应该从所有的一般知识中吸取哪些东西呢？”
列宁脸上带着挖苦的讥笑指出，如果以为学习共产主义就是领会共产主义著作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就是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伊里奇尤其着重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
“离开工作，离开斗争，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因为这种书本知识仍然保持了资本主义旧社会中最令人厌恶的特征，即理论与实践脱节。”
场内的反应十分高兴。每次提到“斗争和工作”这些词时，全场感到，一切都变得比较明确，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提出斗争和工作的要求，比提出学习的要求更加容易理解，更加感到习惯。
“这样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结合这一切来学习主义呢？”
报告人的语调令人不容置疑。结合！这就是主要的。这就是纲，纲举，才能目张啊！
显然，问题就是如此。列宁谈起了旧学校，分析了应该学习什么，应该吸取什么、按弃什么的问题。
这个出乎意料的题目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列宁控制着我们的思想，将我们还不成熟的、摇摇摆摆的思想引导到他所希望的轨道上去。
伊里奇列举出一个又一个的论据，循循善诱地用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来反复说明他的基本思想。
“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列宁的话虽然简单但很有说服力。这些话所宣告的真理使论据变得无比有力。列宁的声音有时充满着人类能够战胜一切的激情，有时因为富有经验而显得坚定有力，有时流露出他对他自己和其他所有人为之献身的事业所怀有的真挚感情，有时表现出他作为天才人物提出要求时的严格态度，有时使人感到象坦率的慈父那般亲切，有时可以听到他在以理服人时那种循循善诱的口气。
全场屏息凝神地听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出紧张思考的神色。
代表们一声不响地往主席团传递纸条。在列宁开始讲话后的十到十五分钟之间，他总是亲自接受纸条，有的塞在口袋里，有的放在主席台的台角上。有几张条子他甚至一边讲，一边展开看了。可是，因为他并不马上回答纸条上的问题，并且大家一秒钟也不想打断伊里奇，所以纸条便开始递给坐在舞台上的人。
而列宁在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他用语调和手势强调指出，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领会这些知识，必须废除死记硕背的方法，必须善了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使我们学到的共产主义不是死记硬背的东西，而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的东西，是从现代教育观点上看来必然的结论。
全体代表愈来愈明白，“学习”这个任务本身包括什么内容。我同其他很多代表一样仔细地记录着列宁的讲话，特别仔细地记录着列宁强调的那些话。
我全神贯注地听着，记下了他讲话的第一部分，这里虽然措词不同，但多次强调的有以下几点：“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不是生吞活剥，而是深思熟虑”、“积极主动的精神处处可见”，“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马克思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不要强迫纪律，不要死记硬背，而要工农的自觉纪律”。当谈到马克思，谈到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批判过时，列宁着重指出：“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我清楚地记得，列宁在讲到这些话时都重复过一遍。
“我们知道，如果不恢复工业和农业（而且必须不按旧方式来恢复），那末共产主义社会是建设不成的。必须在现代最新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恢复工业和农业。你们知道，这样的基础就是电气化……你们完全了解，不识字的人不能实现电气化，而且仅仅识字还不够。只懂得什么是电气化还不够，还应该懂得怎样在技术上把电应用到于农业中去，应用到工农业的各个部门中去。每个人必须学会，并且必须教导一切劳动青年都学会。”
列宁到现在所论述的一切都通俗易懂。他举的这个例子使我们得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代表们兴奋地相互看了又看。全场欢声雷动，掌声不绝。场内又是人声鼎沸，不过与刚才的迥然不同……
列宁继续讲道：
“你们不只是应当团结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援助工农政权击退资本家的侵犯。这一点你们应当做到。这一点，你们完全了解，每个共产主义者都非常清楚。但是这还不够。你们应当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这五句短短的话使我们非常激动。在这战火四起、满目疮痍、贫困不堪的年头，列宁教导我们的不仅是目前如何打仗，而且是如何把共产主义变成我们实际工作的指针，如何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从这时开始，已经很难再作记录了。列宁的伟大思想驾驭着全体代表：当他伸出右手时，大家本能地注视着前方；当他反背着手在舞台上来回踱步，畅谈自己的想法时，大家都紧张地思考着。列宁给我们指出的是几十年的工作纲领。不，岂止几十年啊！
“一切男女青年都应该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而你们就应当是千百万青年建设者中的第一批。”
“你们应当把自己培养成共产主义者……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
未来是属于青年人的，这句话在群众大会上已经讲过多少次了，在文章中已经写过多少次了，可是，只有在列宁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感到，这句话是多么的正确，它所包含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啊！列宁代表党要求我们在思想和行动上成为青年的带头人，要求我们将自己和全体青年培养成共产主义者。我们为自己这一代负有这样迫切的使命而感到自豪，我们为自己能够这样生活、斗争和建设而感到无比的兴奋，现在这两种感情正愈来愈强烈。
列宁的号召不仅是对全体代表，而且是对每个个人的。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感到，伊里奇仿佛就是同我在交谈。代表们由衷地感到，列宁所说的既涉及到所有的人，也涉及到毎个具体的人。全体团员都应当这样行动、学习和思考，你个人也是如此。
他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观点宛如一个环节，这些环节连成了一根完整的链子，变成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结论，变成写在团旗上应该永远捍卫的口号。
列宁对于场内代表们的每次欢腾都报以微笑，因为他懂得，他触动了代表们心灵中最珍贵的心弦。列宁已经不再看发言提纲了，甚至想把它塞在口袋里，可是没有塞成，于是把这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换到左手，依然拿着。
突然，他停住脚步，站在舞台的边上，又微微向前倾着身孑开始指出，现在十五岁的这一代人，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全体代表鸦雀无声。大厅内仿佛豁然开朗，大厅四周的墙壁一下子消失了。整个世界成了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议厅！
舞台上这块小小的空地，顷刻间变成世界上最高的瞭望台，那里站着一个人，他微微眯着双眼，伸出右手说道：
“所以，现在是十五岁，再过一二十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的这一代青年，应当这样安排自己的全部学习任务：在任何乡村和任何城市里，每天都能实际解决共同劳动中的某种任务，哪怕是最微小、最平常的任务。要保证共产主义建设成功，就要看这个工作在每个乡村里进行得怎样，就要看共产主义竟赛开展得怎样，就要看青年组织自己的劳动的本领怎样。”
全体代表一动也不动。想鼓掌，想高呼：“乌拉！”然而要打破这种充满激情的沉寂是万万不能的。
在这充满激情、紧张的沉寂中响起了朴素而严肃的话：
“只有根据共产主义建设的成绩来检查自己的每一步骤，只有经常问问自己：为了成为团结一致的自觉的劳动者，我们是否做到了所要做的一切，——只有这样，共产主义靑年团才能把自己的五十万团员联合成一支劳动大军并且赢得普遍的尊敬。”
列宁将提纲塞进口袋，用手摸了摸额头，出乎大家的意料，转过身向主席台走去。讲话到此结束。
在休息的时候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在主席台最边上的一个位子上，利索地从口袋里取出纸条来。条子多极了。可是主席还是一个劲地将台下刚递上来的纸条转给列宁。面对这一大堆纸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滑稽地举起双手拍了拍，但是他显然还是非常乐意地看完了所有的纸条，并且在自己面前把它们分成几堆。然后他要了一张纸，把按各个问题分类的纸条重新看了一遍，便开始拟写提纲，准备回答纸条上的问题。
我们都困惑不解。列宁是有问必答的，难道还需要提纲？不过，我们这个想法只持续了一会儿。很快我们就懂得了，这件普普通通的事情显示出，他对人是多么尊敬和爱护，对己是多么严格。天才的伟大表现于他的一言一行之中啊！
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伊里奇。所有在舞台上的代表，不管是坐着的还是站着的都留在原地没有动。有的人想从台下爬到台上来。不行，没有位子啦！
然而，对于真正的爱来说，确实不存在任何障碍。一位沃罗涅什代表穿着一件很怪的女式敞胸短上衣，两边肩上还有“鼓起的褶子”，他口中不住地说着“对不起”，小心地跨过我们的脚，慢慢地往列宁那儿走去。他除了伊里奇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象是着了魔似地走着。还在列宁讲话的时候，我就看清了这个人的脸，并且懂得，这个坐着的人只有一个想法，只有一个感觉：他的面前是列宁。即使就为这一点，他忍饥挨冻地生活和斗争也是心甘情愿的。他的面前是列宁。只消这一点就是对他所经历的一切的最高奖赏。尽管应该并且也想听到列宁的每一-句话，然而即使没有全部听到也是情有可原的。当然这个过失是巨大的，可是他的面前是列宁啊！列宁，请讲得长一点吧，你的话讲得愈长，我今后读到它时，能从中找到的美好想法就愈多。不过，我现在请你讲得长一点，是为了有可能多看你一会儿。你是当今和未来最伟大的真理的化身。你是列宁。
沃罗涅什代表走到主席台边上，站在列宁背后。有人拉拉他的袖子要他走开，但是他没有走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背后有人用专注的目光在看着他，便回头看了一眼。一会儿之后，列宁放下铅笔，转过身子，看着这个走到他旁边的人，等他提问题。
果然，沃罗涅什代表用嘶哑的、激动得断断续续的声音说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难道我？……我？……我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
列宁的双眼迸射出光芒。
“能，能！”他大声激动地说。“您，就是您，亲爰的同志！”
沃罗涅什代表象小孩似地举起双手一拍，唰地转过身去，忘记了坐在台上的人，拔腿就往前跑。他一边跑，被他踩痛脚的代表一边大声喊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严肃、仔细的目光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直到他消失在台下。之后，列宁粲然一笑，重新拿起了铅笔。
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安起来，他先摸摸桌上的东西，再在口袋里找什么东西，然后他一只脚跪下来，往桌子、椅子下面张望。
“什么事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脱口问道。
“一张条子掉了，”列宁一边继续在自己周围找，一边答道，“一张条子掉了……一张很好的条子，是个好同志写的。应该给予回答……”
我们大家都起劲地开始帮他找。纸条终于找到了，列宁感到非常满意。他衷心地感谢我们之后，思考了一会儿，在提纲里写上些什么。
而我们都乐不可支地看着他——列宁，看着这位各族人民的领袖，看着这位对每个好同志的每张好纸条都希望回答并且能够回答的人。
列宁回答纸条上提出的问题
“现在请列宁同志回答纸条上提出的问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提纲看了一眼。
“纸条很多，不过我还是尽可能对其中的大部分给以答复。很多纸条都问我目前共和国的军事和经济形势。遗憾得很，我今天不可能再给你们作第二个报告……”
伊里奇微微一笑，又加了一句：
“特别是用嘶哑的嗓子。”
全场报以异常的活跃。
“有些同志问我农民的情况……”
列宁简单明了地介绍了农民的情况以及他们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斗争的经验。列宁谈到帮助农民的问题并且提出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农民的任务。
有很多条子问列宁，共青团应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他说，共青团的骨干应当由工农青年组成，但是一定要同知识分子一起工作。
全场热烈地鼓掌。
“我们组织的名称是共产主义青年团，而不是青年共产主义团，也就是说是俄国共青团，而不是俄国青共团，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念道。
列宁将纸条在手里翻动了一阵，困惑不解地耸耸肩膀说：
“名称的问题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
代表们感到震惊。曾经激烈争论过的问题，列宁竟然认为是无关紧要的。
“这个问题引起原则性的分歧。”执行主席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耸了耸肩膀，毫不含糊地说：
“两者的区别我看不出来。”
这使我回忆起1918年伊里奇同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谈话的情景。那时，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自傲地向列宁汇报，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命名我们的团体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满以为伊里奇一定会非常高兴。可是他只是笑了笑，很快地回答说：
“问题不在于名称。”
有人立即大声说道：
“可是我们决不辜负这个名称！”
“那就很好嘛，”他随即回答道。
“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下一张纸条中问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如果青年团确实想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话，那末应该遵循共产党的总的指示。除了遵循这些指示，共青团在完成任务时，还应该使它的活动对于全体青年来说，是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表率。但是主要的还念于，团在实际工作中不要关起门来自己搞，而应当让所有四十万团员成为全体青年的名副其实的领导，成为全体青年名副其实的榜样。
列宁的最后两句话被“向共产党致敬”的热烈欢呼声所淹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将一堆堆纸条从身旁推开。他手里只剩下一张纸条，显然是最后一张了。
“请问，战争会很快结束吗？”
这个问题引起哄堂大笑，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笑了起来。他回答说，如果他能安慰我们，他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可是他自己也不得而知。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愈早打败弗兰格尔，这场战争就结束得愈快，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也愈近。
场内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等圧严的《国际歌》歌声结束后，列宁拿起大衣，在一群青年的簇拥之下向舞台的出口走去，一边走，周围的青年一边又向他提出好多新的问题。他沿看小楼梯的梯级慢慢地往下走，一直走到休息室。我跟在他的后面，想尽可能听清他说的话。在陪列宁出来的路上，有人问他：
“您为什么不谈谈我们团内的分歧？”
列宁甚至停住了脚步。
“怎么？”他惊奇地问。“您搞错了。所有的问题我都回答了。”这句话使这个代表无话可说，列宁重新迈开步子，从他身旁向前走去。
噢，是呀！当然，他是回答了！青年团应该遵循共产党的指示。他应当完成的任务是，培养全体团员成为全体青年的名副其实的领导，与此同时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全体青年。不要关起门来自己搞。要成为群众性的组织。团的骨干应当是工农青年。可以有限制地吸收知识分子入团，但是一定要同他们一起工作。必须掌握过去的知识和文化的全部宝库，不过应该用批判的态度对它加以审查。应该学习。应该打击敌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回答。
我们来到主要的楼梯前面，沿着宽阔的梯阶而下。列宁一边频频挥手回答青年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一边加快步子往下走去。然后，他坐进汽车，而人行道上站看一大群穿看战士军大衣和黑皮夹克的青年。
最后，大家终于得以异口同声地发出欢呼声，欢呼声伴随着渐渐远去的汽车：
“列——宁万——岁！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万——岁！”
我们久久地站在大门旁……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3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644—657页
（吴克礼译张草纫校）
[1]本文经作者重新校阅。——编者注
[2]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Николаевич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3]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ПётрНиколаевичКраснов，1869年9月10日——1947年1月16日），1889年入伍。1900年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年参加了日俄战争。参加了一战。二月革命后曾任第3骑兵军司令，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协同克伦斯基进行武装叛乱，叛乱失败后被捕，在承诺不再反对苏维埃政权后获释，流亡顿河流域，继续参加反布尔什维克活动。1918—1919年任顿河哥萨克阿塔曼。1919年在邓尼金的压力下辞职，参加尤登尼奇白军。1920年起先后流亡德国、法国。二战期间支持纳粹德国。1943—1945年任德国哥萨克部队总司令。1945年德国投降后被英国军队逮捕，后被遣送到苏联。1947年被处决。
[4]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Иванович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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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代表在列宁身边（瓦·尼·索柯洛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专题〗传记·回忆·评论->《回忆列宁》（第四卷）
西伯利亚代表在列宁身边
瓦·尼·索柯洛夫
↘一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
↘二“应该想办法解决！”
一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
1920年。克里姆林宫。一个夏天的早晨，阳光灿烂。人民委员会大厅旁边一间不大的房间，今天成了我们这个委员会的会议室。1919年作为自治国独立的哈萨克斯坦的勘界会议定于这里举行。新成立的国家要确定疆界，问题复杂而微妙。墙上挂起的地图就说明这一点。地图上，在草原游牧区中间凡是有人定居的耕地都已一一标明。这些原来属于哈萨克族的土地，后来是俄国的哥萨克人和移民在此聚居之后把它开星成耕地的。
今天，会议将要解决一个由历史造成的难题：这些土地应该划归哪个国家？是留在西伯利亚境内呢（按民族来说，现在的居民是俄罗斯人），还是划归哈萨克斯坦。
预计要发生激烈的争论。西伯利亚革委会反对把额尔齐斯河沿岸地区和移民地区移交给新生的共和国。可是中央在西伯利亚革委会里的代表却持相反的观点，主张应该将这些土地从西伯利亚划出去。
昨天在筹备委员会里，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已经交了锋，但并未取得一致，所以今天继续讨论。今天要作出最后的决定。
现在房间里还是空荡荡的。时钟的大指针离开会时间几乎还有半个圈儿。房间里这时只有一个人，即将召开的会议主席——列宁。这是他的习惯——不让人家等他。
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国家的最有权威的领袖，竟然在做自己办公室里普通工作人员的事儿，竟然担任基层委员会的召集人，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岂有不感到奇怪之理的呐！
对最早来开会的那几个人，他欢迎说：
“同志，请！请进，请坐！”
邀请时态度亲切、随和，就象主人在家里招待客人一样。
他自己却不坐，只是从容不迫地从桌旁走到地图跟前，然后又踱到门口。他身体结实，穿一件旧的外套。他那细心、深邃而能洞察一切的目光以及亲切、友好的谈话，使这个办公的环境蒙上一层非官方的、家庭的气氛。
“是从西伯利亚来的吗？路上顺利吗？住宿安排得怎么样？坐吧，开会的人一会儿就到。”
列宁说话很快，但吐字清晰。他的手势和动作也是如此不剧烈，然而准确、利索、没有一丝一毫的忙乱。侮一个动作都坚定干脆、简单有力。
列宁说话时，Р这个音发得不太清楚，这正好掩盖了话里这种刺耳的声音……列宁这种说话的特点，使他的尖锐的语气变得缓和。
“您反对我们的草案。为什么您要欺负这样好的人民呢？”
列宁口中的“您”，并不是对我——西伯利亚人[1]——一个人说的，显然还指派我来的以及我所代表的那些人。西伯利亚人也明白。这句话使他一下子离开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变成了客观观察这个立场的人，而这个立场也获得了独立的，不是立足于个人，而是立足于公众的意义，原来所没有的新的意义。这个立场即使对他本人来说，也变得更加容易认识，而且是从一种不同寻常的、新的、列宁所指示的角度去认识的。
西伯利亚人是原先流放在西伯利亚的犯人，他身材矮壮，长着一把大胡子，看到这一切，感到又惊又喜。他事先知道，会议将由列宁主持，但根本没有料到，列宁会第一个到会场。列宁是从哪儿了解到他的观点的？他就这样同志式地直截了当地谈论着这个观点了……
西伯利亚人在家里得到过严格的指示：保持西伯利亚领上的完整。因此他当即准备投入战斗：
“不是欺负……而是想防止哈萨克族和西伯利亚哥萨克族之间民族仇恨激化的可能性。”
“就因为这样，你们才建议在这两个民族之间筑起一道沙文主义的藩篱，是吗？”列宁激动地说。“但是这才恰恰是民族仇恨激化的根源呐！你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吗？”
列宁停下脚步，猛地转过身来盯着西伯利亚人看。他那坚定、锐利同时又含有嘲讽的目光，由于脸上友好、宽容的微笑而变得温和。列宁这种充满生命力的目光并不是照片上的那种，它是这样的陌生但又令人觉得亲近，使西伯利亚人感到窘迫。西伯利亚人—时间答不上来。问题重新出现在他的面前，它是从另一个方面——不是从鄂木斯克而是从莫斯科方面提出来的，不是为了辩论、不拘泥于形式，而是实事求是地提出来的。可是西伯利亚人仍然坚持他接受的指示的立场。
“历史造成的土地纠纷，”他在寻找适当的措词，“迫使我们必须……”
“无稽之谈！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大西伯利亚主义，这倒是非常危险的呀！”
列宁高兴地眯起眼睛，看着西伯利亚人，似乎想说：“老兄，你怎么啦，这一点你没看出来吗？”
他的语气和微笑与刚才一样，是宽容、和蔼的，然而说的话却是严肃的、毫不含糊的。毫不含糊的问题要求毫不含糊的回答。这种要求打乱了西伯利亚人早就准备好的辩护方案，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问题。
列宁好象猜出西伯利亚人的心思，好象看出他内心的慌乱。列宁对他友好而溫和地说：
“看问题不应该从西伯利亚的瞭望台上看……甚至也不应该从大伊凡钟楼上看。也许，要从喜马拉雅山上看吧？”列宁微微一笑。“当然不是英国人的望远镜罗！”
所谓英国人的望远镜是暗示英国在印度的两个世纪的统治，这给西伯利亚人对这个问题的固定看法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一时无言以对。
会议室快要坐满了。参加会议的人正陆续到来。他们知道这位主席的习惯，都在开会之前纷纷赶到。他们比平时显得更加严肃，更加谨慎小心。到会的人各自规规矩矩地入座之后，只是轻轻地交谈了几句。
与会者几乎没有变，还是昨天那些人——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和地方的代表。新参加会议的只有主席一个人。还有，房间也换了一间，比昨天的小一些，简朴一些。
列宁接待每一个到会的人都是同样的仔细：他都微笑着、象是熟人似地注视着対方，亲切地向他问好。列宁同有些人，就象同西伯利亚人一样，就今天讨论的问题简短地交换两三句话，似乎想检查一下他自己了解到的情况，或者对方是否持有这种观点。
他的话往往是出乎意料的、不同寻常的；普通的话语听来觉得不是一般的拉家常：独特的词汇搭配、说话的语调，揭示出这些话语所包含的一种新的，比通常深刻的含义。
现在他一眼看到一个刚进会议室的人：这是一位年轻人，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戴着一副圆眼镜。他走路时步子稳重，两眼直视前方，不注意周国的人。西伯利亚人认识他，这是他的主要对手坎塔罗夫——站在最“左”的立场上的人。
一刹那之间列宁收起了嘴角的笑容，仿佛在欣赏他。然后猛地，所谓单刀直入地对他提出问题，发起进攻：
“今天您対额尔齐斯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坎塔罗夫不是哈萨克人。但是大家都知道他的方案是：强迫所有的俄罗斯移民迁出哈萨克斯坦。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额尔齐斯吗？毫无疑问，收回自古以来就属于哈萨克的土地，归还给哈萨克人。”
“那么移民呢？俄国的哥萨克人呢？”
“到阿尔泰去，那里有的是土地嘛！”
“……自古以来不也是属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吗？”列宁接过他的话头说。他并不掩盖自己的讽刺一一他说话的语气中充满着强烈的讥讽，两眼放射出嘲笑的光芒。
围桌而坐的代表都很感兴趣地侧耳细听着。坎塔罗夫岿然不动：
“历史上的正义，”他固执己见，“应该重新得到伸张！”
“正义是从头脑中来的，”列宁指出。“而实际上，这是对群众的一次新的强制性行为，您说是吗？”
主席这样的接待显然不会使任何人感到委屈，也不会使任何人感到难堪。相反，大家作为积极的办事人员，一方面各门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却能立即了解事情的情况。事情的另一方面会展现在他们的面前，这个方面他们在此之前可能是没有注意到的或者是没有予以足够重视的。他们变得相互更加容易了解，更加接近，似乎不是来出席正式会议，而是来促膝谈心的。
大概，列宁是经常担负起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工作的，而且不仅是在特殊的场合下才这样做的。委员会有了他的参加，看来，到会的人比往常多，也比往常全。可是，会场上，乱糟糟的场面，想必却反而少了，一切都变得有条不紊，富有成效。有列宁在，似乎任务本身与完成这个任务的时间都显得非常紧凑。
这时有一个哈萨克人在门口张望了一下，小心翼翼地侧着身子走了进来。这位哈萨克人已经不那么年轻，长着一-张黑黝黝的麻脸，宽额骨，一对仔细的小眼睛，穿一套朴素的西装，看得出，他早就脱离游牧生活了。在他之后，又进来一个人，也是这样小心翼翼的，但走路的步子却很坚定，他穿着哈萨克人的长袍，戴看有耳罩的狐狸皮帽子。
列宁兴奋地向他们问好：
“瞧，我们的主角！你们好！请先告诉我们：哥萨克人当你们的家，还是你们当哥萨克人的家，哪个好？”
加利姆·塔日巴耶夫稍微碰了碰皮帽子，対全体到会的人环视一周，莫名其妙地摊开双手。可是他塑了望列宁之后，满脸漾开了笑容。
“我不知……两个都不好！我是这样考虑的，干吗谁当谁的家呢？应该一起来当家嘛！”
列宁听了非常满意，便哈哈大笑起来。他用目光找到了西伯利亚人，然后把视线转到坎塔罗夫身上。两眼放射出高兴的光芒，这是出自内心的笑。
“还应该学习，是吗？学习管理……同朋友和睦相处，对吗？”说罢，以主席的身份看了看表……
“好象，大家都到了吧？同志们，开会吧？”
大家把椅子拉近会议桌，皮包被熟练的动作弄得啪啪地响了一阵，轻声谈话的人也都静了下来。没有一个人发现，坎塔罗夫和西伯利亚人彼此看了一眼。昨天他们两人相互狠狠地厮杀了一阵。所以现在他们仿佛在用目光互相询问：“喂，今天怎么样？”
“谁作报告？”主席宣布开会。“谢尔哥[2]同志……请吧！简短一点，谈最本质的问题。”
主席将表从背心的口袋里拿出，放在桌上。这是做地下工作时开会的老习惯：分秒必争。
除了从外地来开会的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列宁的“简短一点”意味着什么。这绝对不是要大家匆匆忙忙地讨论，然后草草收场。这句话的含义是要求大家集中注意力，准确地表达思想。这实际上是一个建议：不要追求华丽的词藻而使内容含糊
西伯利亚人坐在额尔齐斯的哥萨克人加米多夫身旁，他们两人的观点是相同的。他们一起到这里来开会，得到相同的指示——决不让额尔齐斯脱离西伯利亚。沉默寡言的加米多夫习惯于西伯利亚辽阔的草原，而不习惯于坐着开会，所以感到很不自在。刚到莫斯科的那些日子里他斗志昂扬，后来却日趋消沉。从昨天起西伯利亚人发现，他甚至在“额尔齐斯”的领土问题上也缺乏信心，表现出动摇的态度。现在加米多夫正全神贯注地看着列宁。
作报告的人没有拖拖拉拉。他知道，问题的来龙去脉大家都清楚。沙皇政府为了保持贵族的领地，抢夺弱小民族的土地而且对其他人的这种做法也给予同意。有成千上万的农民从俄罗斯移居到这些土地上。哈萨克民族与其他弱小民族一样，迫于沙皇的暴力不得不挤在剩下的土地上忍受屈辱。他们的反抗常常发展成为起义而被疯狂地镇压下去。
仅仅在四年前还镇压了最后一次哈萨克民族的起义，数以百计的起义者被处死，被判去服苦役[3]……
“哈萨克民族对沙皇制度的仇恨，”作报告的人指出，“被沙皇暴吏们引到俄国移民，也就是农民和哥萨克人的身上。民族之间的敌对行为变成掩护压迫者的烟幕，以及他们转嫁民愤的形式。”
作报告的人站了起来，他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
“我们的任务，”他说，“是教育各族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相互友爱。至今一直受压迫的民族建立起的独立的国家，是各民族之间友谊的最可靠的先决条件……”
他走到地图跟前，扼要地介绍了确定新成立的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领土的实际规划：原来属于哈萨克的土地，鉴于由俄国的哥萨克人和移民占用着，所以依然让他们占用。但是必须将这些土地划入哈萨克斯坦的境内。必须划归哈萨克斯坦的还有，与它接壤的一部分土地，包括居住在此的俄罗斯和其他民族的居民，行政、经济、文化设施：城市、工厂企业，试验站，种畜繁育站、国营农场……
“外部的国界，”报告人解释说，“一定会消除内部的民族之间的隔阂，从而也消除民族之间的紧张状态和仇恨心理。不同民族的居民实际上将会处于同一个国家的同样的法律地位。这种新型的自由的政治关系会很快地改变人们的存在和意识。”
报告人的话完了。主席往他那个方向看了一眼。
“完了？谁要补充？请吧，简短一点。”
发言的人都照主席的要求做，发言时没有开场白，也不故意哗众取宠，也没有多余的手势，大家讲话时都简短、明了，不重复人家的话。每个人只谈其他人没有谈到的内容。
主席把身子俯在桌上，很少抬起眼睛。他一直在手边的纸上写着什么，但是很注意地主持着会议，是啊，是名副其实地主持着，引导着会议。人家的每一句话他都听到，并且细加体会，有时还立即恰如其分地作出反应……
“请允许我发言！”坎塔罗夫用手摸了摸自己那头浓密的头发，这个动作是他的决心和克制着的激动的表现。
主席一瞬间抬起眼睛看了看他：
“请您说吧。”
出席会议的人都开始屏息凝神地听着。
“我还是应该提请大家注意，”发言的同志不慌不忙，郑重其事地说起来，“我们刚才在报告中听到的提法，是对于历史上不公正做法的一种妥协，这种妥协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那您认为应该怎么办呢？”主席没有抬头，只是插进来提了个问题，不过稍稍强调了人称代词。
“这是我下面马上准备谈的。”
“请继续谈吧。”主席扔给西伯利亚人一张纸条：“移民对哈萨克人（在经济、文化方面）有什么影响，您是否知道……可以谈谈吗？”
当西伯利亚人看完纸条在分析和考虑问题时，炊塔罗夫已经说出结论，结束了发言。虽然让外来移民从哈萨克斯坦迁到西伯利亚这个结论西伯利亚人早就知道了，但是他还是仔细地听了发言人毫不含糊的措词。现在他应该进行反驳，可是，他感到懊丧，不知从何说起。
“还有谁要谈？……最好有人谈谈经济形态的相互影响问题——现在是谁向谁学习？”
主席的目光又回到纸和铅笔上。可是西伯利亚人感到，这个问题就是向他提的。
他与全体与会的代表一样明白，这里说话应该简单明了。事先准备好的意见还没有说出口，就已经变得根据不足，即使说出来也是多此一举。在家里时觉得是无法反驳的观点，在此地变得苍白无力，就象折断的树枝上的枯叶那样不堪一击……可是现在来考虑这一点为时已晚，因为列宁等着对他的纸条的回答……
“在有俄罗斯移民居住的地区内，”西伯利亚人对纸条上的问题回答说，“游牧经济能够较快地变成定居的农业经济。农民村镇建立得愈早，哈萨克农民在村镇周因定居的愈多。因此哈萨克帐篷中文化要求也愈高。”
“那么农民木房子里哈萨克雇农有没有增加呢？”主席带着嘲弄的口气很快地插进来问。
“不光是雇农，还有剥削哈萨克人的富农、商业等其他形式，”西伯利亚人毫不迟疑地回答说，“都同样在增加。”
“有趣的自白，”列宁赞许地微笑着。“对您个人还有一个问题，”他问西伯利亚人：“如果把这些地区并入俄国（譬如说，并入西伯利亚），那么这不是在鼓励和加深这种剥削吗？”
“毫无疑问，这是会的，”西伯利亚人说。“这等于在政治上给它撑腰！”（“你怎么没有能早一点看到这一点呢？”西伯利亚人同时在心里责备自己）。
“问题就在这里！……”主席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望着西伯利亚人。
直至此刻西伯利亚人才恍然大悟，他不知不觉地在主席面前放弃了西伯利亚指示的立场。现在连他自己也不会感到惊奇，昨天为“额尔齐斯”土地之争，眼下显得多么落后于时代，多么没有必要呀。坚持将这块土地划给西伯利亚的立场现在显得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但是此时此地没有一个人在作如此痛苦的思想斗争。所以会议并不因此而停下来，工席也并不因此而停止讨论。下一位发言的是加利姆·塔日巴耶夫，他是新生的哈萨克斯坦利益的捍卫者。
“那位同志，”他往西伯利亚人的方向点一点头，“说得对：哈萨克人吃了俄罗斯商人不少苦头……自己的老财也好不了多少。老财对哈萨克的贫苦农民控制得更紧。老百姓穷得很。牲口没有饲料会饿死的，只能拿到很少的粮食。应该自己种，冬天用来喂牲口。应该学习，向俄罗斯农民学习……”他环视全场，似乎想看一看，他说的意思，大家是否懂了。
“报告人的话非常正确：没有额尔齐斯我们不行！……我们也不同意放哥萨克劳动人民和俄罗斯农民到西伯利亚去……”
他一时语塞，似乎在寻找适出的字眼。脸上显出紧张的神色。发言人的思路突然断了，由于激动连近在嘴边的话也说不出而讲不下去，这是常有的事。
主席温和而小心地给他提示，帮他把断了的思路再接起来。
“你们需要额尔齐斯是为了学习生产吗？”
“对，对！”他高兴地回答说，“冬天总要饿死很多牲口。哥萨克人会储备干草，应该向他们学习！”
“这些老师虽然不好，”主席鼓励他说，“你们也不希望他们搬走，对吗？”
“为什么要让他们搬走呢？”加利姆激动地说。“不应该让他们搬走。应该让他们留下来，哈萨克人能从他们那儿得到的好处可大呐！”
“噢，这倒不坏啊，”列宁说。
于是加利姆又恢复了信心，找到了所需要的字眼。他看到并感到列宁和全体与会者对他的关心。列宁亲切地笑着，不住地点着头，做手势让他明白：主要的内容加利姆已经谈到，现在没有必要再停留在这个问题上了。
主席和加利姆·塔日巴耶夫相互之间这种无声的呼应，对于西伯利亚人和坎塔罗夫来说是一种责备。也许，事实上主席的这种无声的表示与其说是针对刚才发言的这位缺少经验的哈萨克人的，不如说是对着他们两个人的。
西伯利亚人俯身对加米多夫说：
“怎么样，”他问加米多夫，“继续斗争还是鸣金收兵？”
“唉，我也搞不清……”加米多夫犹豫不决地说。“说实在的，他们确实什么都没有，城市呀，工厂呀，学校呀都没有。稀稀落落地分散在各个游牧民族聚屈的地方。住的地方才那么一丁点儿……应该帮助他们啊！”
“简单一点说，关于‘额尔齐斯’土地问题我们不提了吧？”
“嗯，我是这么想的。”
他们两人默默地决定违反西伯利亚的指示。之后，两人如释重负。他们都感到，今天一碰头，列宁已经知道西伯利亚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不切合实际的。当然，对于两位西伯利亚代表思想上的诚实，列宁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信任他们，相信他们在正确的结论面前是不会准备坚持错误的。
他们现在难道能够为了保持形式上服从指示而辜负这种信任吗？
讨论结束了。对于全体与会者来说，决定是不言而喻的。
主席却始终按会议的规程主持会议。
“同志们，全明白了吗？”他问全体参加会议的人。“我们表决吧？……”
没有一个人同意把“额尔齐斯”这块土地从哈萨克斯坦分割出去。
二“应该想办法解决！”
1920年夏季，西伯利亚革委会决定委派一名委员到莫斯科去见列宁，请列宁撤消关于从西伯利亚撤出一个师的决定，因为当时在那儿驻防的只有两个师。
那个时候对于西伯利亚苏维埃来说是个困难时期。日本军队正集结于贝加尔湖一侧对我虎视眈眈。以谢苗诺夫[4]为头子的匪帮在外贝加尔地区胡作非为，恩琴[5]之流从蒙古那儿来骚扰边境，杀人放火。
当然，为苏维埃政权担心还大可不必，因为高尔察克[6]的下场在西伯利亚人的头脑里还记忆犹新。可是，按照西伯利亚俗话“行事谨慎者，上帝保佑之”来做，应该尽可能确保自身的安全。
不管怎么说，有两个师在手总比只有一个师要放心得多。当时西伯利亚革委会就是这样考虑问题的。
这个任务委托我来办。我刚刚视察了西伯利亚，印象新鲜，去莫斯科介绍这里的情况能够更加全面。
早在到达莫斯科之前很久，我已经在激动地准备这次谈话。我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对西伯利亚有兴趣。事实上，还远远不止于此：他的兴趣正在发展为国家对于这个富饶地区的建设的巨大关怀。
想到这一点，我感到放心而且还抱着希望。
面前就是列宁的办公室……不十分宽敞，只有两扇窗。两边沿墙是一溜儿的大书柜。书柜之前是一张很大的办公桌，上面堆满了书和报纸。办公桌的位置使坐在它旁边工作的人使用书架十分方便。办公桌近旁有一只可以转动的书架。桌子对面，门两旁的墙上挂着几幅大地图。
这是最深刻的思想家、最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占陆地六分之一的大国政府首脑的办公室。
在这里工作的是他——殚精竭虑、胸怀世界的伟大而英明的领袖。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分析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
当您一跨进他的办公室，他站起来伸出手欢迎您说：“您好。路上好吗？”的时候，所有这些感觉顿时油然而生。
您的窘迫、激动之情马上为之一扫，随之而来的是纯朴、轻松、镇静的感觉。
“请坐到这儿来。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
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动作，甚至没有一点点影子使您感到，您打断了他的重要工作。
我把我们西伯利亚的请求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了，态度诚恳而认真。
他没有打断我，默默地听着。这使我既不感到拘束也不感到委屈。从他那张消痩、憔悴的脸上看得出，他思想十分集中。毫无疑问，他在注意地听我说话，而且不无反应。他有时往我望望；时而点头，时而微笑；偶而还发出一声感叹，或者提出一个简短的问题。
“游击队的思想状况怎么样？”
“有点儿牢骚，不过是善意的。他们给前线的骑兵旅补充武器，还自力更生地供给骑兵旅粮草。”
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了自已视察西伯利亚各区的情况，介绍了直接同游击队员谈话的内容，并且转达了游击队员希望能够更加积极地参加国防和建设的愿望。
“他们要求同意他们召开代表大会，谈谈家里和前线的形势。”
“嗯，这倒也许不坏。你们是不是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在西伯利亚革委会里议论一下。”
关于游击队的这些愿望我曾经与西伯利亚革委会“一把手”[7]交换过意见，但是对此我只能避而不谈。因为他对于这种会议连听也不想听。
我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面前只字不提我们西伯利亚内部的分歧，避免有背后打西伯利亚革委会“一把手”的小报告之嫌。
这样一来，我不禁窘了起来。列宁盯着我看，非常仔细，非常严肃，我不可能不明白：他猜到（可能甚至知道）“一把手”对这件事的态度，并且用敏锐的目光在检查我真诚的程度。
为了转移列宁的注意力，我谈起了那次视察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军官俘虏营的情况。
“在1905年那个时候，我和您没有这么近（他手伸过桌子比划了一下）谈过话，”列宁打断我说，“您说是吗？”
“1906年3月，”我回答道，“在皮麦诺夫斯卡亚街的寓所里，我向您汇报过中央在列斯纳亚街的莫斯科地下印刷厂的情况。”
“嗯，嗯……您那时想暂时把它从那儿运走？运走了吗？”
“全部安全地运走了。”
“我打断您了，请原谅。您刚才谈起了俘虏营。请继续谈吧。”
十五年前在皮麦诺夫斯卡亚街上的会面是我终生难忘的。列宁当时在莫斯科是秘密的，根本不象列宁……他正急匆匆地赶着去开秘密会议，只是在路上顺便简单地问了我两三个关于印刷厂的问题。
然而在他的头脑里显然留下了这次短暂晤面的某个细节。现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弄清了这个细节，便不再谈论这个问题而建议我回到西伯利亚俘虏营的问题上来。
在这个问题上就象在游击队问题上一样，也反映出西伯利亚白卫军的特点：沙皇职业军官（除了将军）的核心是非常软弱的。准尉一级的大部分是办事员、教师、林区管理员，他们担任的是文职的“领导”职务，因而被迫招募为军官。这些军官远非赳赳武夫，在高尔察克被赶出鄂木斯克之后，他们那些在非常安宁条件下养成的职业习惯产生了作用。所以在俘虏营召开大会之后，愿意在苏维埃机关内工作的倒大有人在。
“那里看来不少是小知识分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道，“教师、统计员不少吧？”
“很多。第一批已经有几十个人在我们的地政机关里工作了。”
“您相信，他们是诚心诚意地在工作吗？”
“违反自己保证的现象暂时还没有发生。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们大多数在打仗的时候都是些无能之辈。”
谈话突然一下子离开了西伯利亚问题：
“看过今天的报纸吗？我们在西线的情况您知道吗？”列宁很感兴趣地问。
“我刚才碰到布哈林正在看最近的战报，他很有把握地说，这一、两天里就可以拿下华沙。”
列宁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影。他摇摇头，仿佛自己对自己说：
“有的人往往忘记，数量一多，会引起新的质变。乐观主义弄得不好，可能会变成轻率。”
很难理解，这番话的矛头所向：是对布哈林，还是对最近的战报，还是兼对两者的。
“最近中央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写了一封信，要求你们选派共产党员上克里木前线[8]，您在那里时，这封信收到了吗？”列宁问道。
“没有，后来才收到的。我是在这里才看到这封信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报纸拖到自己面前。
“我要对您说的是，”他拿起铅笔，在报上划出什么东西。“陆海军人民委员现在不在这里。您向他的副手了解一下我们西线战况。我个人想补充一点：应该想办法解决！”
从克里姆林宫出来后，我就去陆海军人民委员部。路上回忆起刚才结束的谈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脑海中重新浮现出列宁那张脸，虽然神色憔悴，然而是多么严肃、诚朴、和蔼啊！
又回想起自己对他说的话，回想起他注意听我说话时的姿态：克制着自己体力上的疲劳，笑着频频点头。我一边回忆，一边重新仔细地体会他的话，领会这些话的内在含义……
“应该想办法解决！”
我顿时站住了脚步，这才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是多么的简单明白呀！想到这里，我身不由己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为听到这句话时不能立即领会它的意义而羞得面红耳赤。
我们的要求是从极端狭隘的地方主义立场提出来的，是毫无道理的，列宁关于报纸和前线的问题就是对这种要求直接和毫不含糊的回答，这难道还不清楚吗？这个问题表明，除了西伯利亚利益外还有整个苏维埃的、全俄罗斯的、全国的利益，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中难道还没有强调吗？他提到的游击队和俘虏营的问题说明，利用自己西伯利亚的力量和潜力是可能的并且也是必要的，这一点难道还不明确吗？
至此，我对这次来莫斯科的使命——为把那个师留在西伯利亚进行活动——有了新的认识。我们陷入了地方主义的泥潭。全局被撇在了一边而看不到了。今天我们西伯利亚要求靠大家的力量来保证自身安全的错误想法，其根源不就在于此吗？外线——南线和西线——吃紧，这一点我们根本没有看到。
列宁并没有因此而狠狠地训斥我们（事实上理应如此！），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利己主义，因为我们不会利用本地的力量和条件而指责我们，相反，却亲切地、婉转地启发我们懂得，还有全局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
“应该想办法解决！”
在这句普通的，人人明白的话中包含着整个纲领——伟大而原则性的指示。
在陆海军人民委员部里还能说些什么呢？
那里也不得不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且那里要解决的问题，比要求我们在当地解决的问题要困难得多。
我没有再到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去。没有完成任务可能会引起西伯利亚的不满，这个想法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张消瘦、憔悴然而亲切的脸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它可靠地保护着我。列宁说得对：“应该想办法解决！”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900—1922年）》1963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549—559页
（吴克礼译张草纫校）
[1]西伯利亚人是瓦·尼·索柯洛夫为了用第三人称叙述方便而采用的笔名。——编者注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索柯洛夫（ВасилийНиколаевичСоколов，1874年2月8日——1959年1月25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叶尼塞。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跨贝加尔湖地区委员会主席。1918年任跨贝加尔湖地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兼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委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诺夫哥罗德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年任《新村》出版社社长。1925—1929年任莫斯科动物技术研究所所长。1945年退休。
[2]指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编者注
[3]指1916年在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格尔迪·伊马诺夫领导下的一次起义。——编者注
[4]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谢苗诺夫（Григо́рийМиха́йловичСемёнов，1890年9月25日——1946年8月30日），1911年入伍。参加了一战。1917年支持临时政府。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战败后流亡中国东北地区，在满洲里建立所谓“外乌拉尔临时政府”。1919—1920年任高尔察克政府西伯利亚陆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高尔察克被处决后，于1920年1—11月任“东俄罗斯赤塔政府”首脑。1921年兵败，先后流亡美国、加拿大和日本。1934年赴“满洲国”，参加流亡白俄活动。1945年日军投降后被捕。1946年被处决。
[5]罗伯特·尼古拉斯·马克西米利安·弗赖尔·冯·恩琴—施滕伯格（RobertNikolausMaximilianFreiherrvonUngern-Sternberg，1886年1月10日——1921年9月15日），德裔俄国军事领导人，白军名将。1902年入伍。1905年参加日俄战争。一战期间在奥地利、东普鲁士、高加索等地作战。1917年8月担任远东临时政府总理。十月革命后追随谢苗诺夫成立白军。1920年击溃北洋军阀部队，占领蒙古，被封为亲王，自任“开国大巴图鲁司令”。1921年8月20日战败后被捕，9月15日被处决。
[6]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Васильевич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
[7]当时西伯利亚革委会主席是伊·尼·斯米尔诺夫。——编者注
[8]可能指俄共（布）中央于1920年8月19日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的电报，中央要求选派共产党员上抗击弗兰格尔的前线，以提高红军部队的战斗力。——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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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活在我心中的列宁（康斯坦丁·费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专题〗传记·回忆·评论->《回忆列宁》（第四卷）
永远活在我心中的列宁
康斯坦丁·费定
一
1919年初，我在莫斯科第一次见到了列宁。反革命谋杀使列宁身负重伤，那时他刚恢复健康，开始外出。
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克里木桥畔原贵族学校的大楼里，列宁在等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1]。他穿着皮大衣，没戴帽了，在狭窄的前厅里大门和楼梯之间的过道上来回踱着步。楼梯一侧的小桌子旁边坐着一个看门人。
从楼上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列宁的头部——形状宽大，非同寻常，叫人看一眼就忘不淡黄色的卷发垂在皮大衣的领子上。轮廓清晰的前额、头顶和后脑在他的整个外貌中显得异常突出。这一特点加上其他一些特征，使他的容貌与历史上或当代任何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富有生气的人物形象相比，都迥然不同。这种外貌是这位伟人——列宁所特有的。他一只手拿着帽子，反背在身后，踏着匀整而细小的步子来回走着。他全神贯注，一直没有打乱这一有节奏的动作，只是偶尔抬起头来向上看看。
虽然早已到了下班时间，屋子里只剩下少数几个工作人员了，但是列宁来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各个房间。我记得，打字员们从各个科室里奔出来，伏在楼梯的栏杆上看列宁。当列宁抬起头来时，她们就跑掉了。
列宁在忙着弄开水的看门人旁边踱步，在他的周围，为强烈的好奇心所驱使的工作人员随随便便地走近又离去——此情此景第一次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列宁是一个多么豪爽朴实、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人！
二
1920年7月，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列宁在一群来自各民族的与会代表的簇拥下进入乌里茨基宫的大厅。全场顿时响起了雷鸣一般淹没一切的掌声，热烈欢迎列宁的到来。这时，一篮篮的红色石竹花从四面八方送进大厅，人们开始向代表们分送花束。
列宁快步穿过整个大厅，头部略向前倾，仿佛要劈开向他迎面涌来的气流，又象是想尽快隐匿起来，让代表们停止鼓掌。他登上主席台就座，场内欢呼声依然不断。就在这时，他人不见了。
人们静下来以后，他突然又出现在大厅里，沿着梯形会场座位中间的过道迅速向上走左。代表们没有马上发现他，但是当大家看到了他之后，又鼓起掌来，并纷纷涌向过道。这时，列宁正飞快地沿着过道走去。当他走近一位老人时，愉快地含笑伸过手去。我不知道，这位老人是谁。从他同列宁握手问好时那种庄重甚至尊严的神情来看，他一定是列宁的一位农民朋友。
当列宁登上讲台作报告的时候，他获得了第三次、也是最热烈的惊天动地的欢呼声。他站在讲台上，久久地翻弄着讲演稿，然后举起手来挥着稿纸，想使沸腾的大厅安静下来。他用严肃、责备的眼光扫视大厅，突然掏出怀表，用手指叩打表面，指给代表们看，——但仍然无济于事。于是他只得再次翻看起稿纸来。鼓拿声持续良久才慢慢平息卜来。
列宁在讲演的时候，他的手势烘托着语言，彼此融成一体，他用优美的身姿把讲演的内容传达给听众。形体的动作恰到好处地配合着言语，把熊熊烈火一般的思想倾注到人们的心炊里，仿佛熔化了的金属注入了可以铸成各种形状的模型。列宁不时看他的讲稿，经常引用数字，但是他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变成单调无味地照本宣科的教授，自始至终不失其为伟大的鼓动家。
列宁向代表们提问说：为什么全世界形成了象彬彬有礼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府所说的那种“不安宁”的局势？这时，他以嘲弄的姿势描绘了这种使资产阶级感到不舒服和难以对付的“不安宁”。于是，在全场代表的面前，世界政治就成了鲜明的漫画式的形象了。
在新闻记者席里，同我并排坐着一位画家。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列宁，努力想捕捉列宁的生动的形象，并把它再现在画纸上。可是，列宁的手势、动作难以捉摸。这位艺术家不得不换了一个座位。后来，我看到他又变换了两三次位子。各种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的镜头同画家们一起，紧紧地追随着生气勃勃、举止豪放的列宁。
会议结束以后，列宁和高尔基一起，随着代表们走出了乌里茨基宫。就在这里，乌里茨基宫的大门口，摄影师为他们照了相。这就是那张著名的照片：列宁和高尔基在乌里茨基宫的圆柱旁。
三
蔚蓝色的天空阳光灿烂。人们举着一个用橡树枝和红玫瑰编成的三公尺宽的花圈，前往革命烈士广场，敬献到先烈们的墓前。烈士们的一生在暴风阳中象橡树一样坚挺不拔，象玫瑰花一样鲜艳纯洁。
列宁走在大会代表们的前面。同他并肩走着的人不断变换着，其中有外国人和俄国人，老年人和青年人。
他没穿大衣，敞着上衣，一双手时而抄在背后，时而插在裤袋里。他的神态使人感到，他不是在街上，不是在庞大的建筑物中间行走，而是在久已住惯的房间里或者自己的家里：在团团围着他的人群中间，他丝毫没有异样的感觉；在人人瞩目、个个渴望同他接近的情况下，他始终举止从容，神态自若。
在这一行列中，列宁同一个人的交谈最为有趣。
但是，说到这里必需简单地补叙一下情况。有一位在不伦瑞克领导过三天“独立”共和国（后被诺斯克[2]所摧毁）的德国人来到了彼得格勒。我在劳动宫碰见了他。我们一起在阳台上俯视宫前的庄严的广场。广场上还可以看到不久以前为击退尤登尼奇[3]的侵犯、为保卫彼得格勒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所留下的痕迹。
这位不伦瑞克人对苏维埃的商品分配制度表示忧虑。这个背有点驼的德国人突然把两只细长的胳膊高高举起，用忧郁、绝望的眼睛环视了一下广场，说：
“你们的小商店为什么都关掉了？要是我的纽扣掉了，我到哪里去买呢？”
这位不伦瑞克共和政体者的职业是裁缝……
现在，在去革命烈士厂场的路上同列宁谈话的人中间，就有这位不伦瑞克人。
列宁微侧着头，以便听清楚这位身材矮小的人的谈话。起先，列宁的脸色很严肃。后来，他露出了笑容，微微眯起眼睛，急促地摇着头。最后，他猛一挥于，离开了不伦瑞克人，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不伦瑞克人继续打着手势，滔滔不绝地论证着什么。列宁抓住他的手臂说了两三句话——简洁明了、斩钉截铁，无可置辩。但不伦瑞克人激烈地争辩着。这时，列宁突然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把手指插入背心两边的袖口，哈哈大笑起来。他一边走，一边笑，笑得前仰后合，接着加快了步伐，再也不回头看这位引人发笑的人了。
这位倒霉的不伦瑞克人是不是又谈起了纽扣的问题？当然可能是这么回事。
这一情景只延续了两三分钟，但使我有机会看到了欢畅愉快、发出爽朗笑声的列宁，观察到了他在热烈争论时的姿态：迅速变化着的脸部表情，神秘地眯缝着的眼睛，不断变换着的意义深长、充满激情和意志的手势……
在经历了这三次对我来说异常珍贵的一刹那之后，天才的列宁永远活在我的记忆和心坎里了。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530—533页
（顾柏林译张草纫校）
[1]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2]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Noske，1868年7月9日——1946年11月30日），生于哈菲尔河畔勃兰登堡（BrandenburganderHavel），1884年参加社民党，1892年当选为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主席。1902—1918年担任开姆尼茨的《人民之声》主编。1906—1918年当选国会议员。基尔起义后，骗取了基尔水兵的信任，当上了基尔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年12月30日出任人民全权代表。1919年1月利用自由军团和国防军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并指使自由军团杀害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1919年2月13日——1920年3月22日任国防部长。1920—1933年任汉诺威省总督，纳粹党上台后被撤职。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事件而被捕，被监禁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后来被盟军解救。1946年死于汉诺威。
[3]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尤登尼奇（НиколаНиколаевичЮденич，1862年7月30日——1933年10月5日），俄国步兵上将，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白卫军首领之一。生于莫斯科。1881年和1887年先后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校和总参学院。1902年起任团长、旅长，参加过日俄战争。1907年起历任军务总监、喀山军区和高加索军区参谋长等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高加索集团军参谋长，1915年1月任高加索集团军司令。同年晋上将。1916年参与指挥埃尔祖鲁姆战役和特拉布宗战役。1917年3月升任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5月退役。1918年侨居芬兰，后迁居爱沙尼亚。1919年7月任白卫军西北集团军司令，两次率部进犯彼得格勒。同年11月被红军击溃，其残部退到爱沙尼亚后被解除武装。1920年流亡英国。1933年死于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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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纺织厂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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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纺织厂的代表
↘一瓦·安·叶梅利扬诺夫
↘二谢·沃尔柯夫
↘三克·谢·奥弗相尼科娃
一
瓦·安·叶梅利扬诺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首都最大的纺织企业三山纺织厂选举出来的莫斯科市苏维埃常任代表[1]。
伊里奇是深受三山纺织厂工人欢迎的常客。现在是列宁文化宫的地方，过去是普罗霍罗夫食堂。1920和1921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在这里向三山厂的工人发表演说。
1920年那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5月1日到三山厂来的。他在1921年11月6日，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那天发表的演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那次会议是我主持的。柯伦泰[2]同志正在作有关苏维埃共和国国内外形势报告。突然有人通知我：
“伊里奇来了。”
原来，列宁是从院子里进来的。为了不打断报告人的发言，他谦虚地站在幕布后面。
柯伦泰同志得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来到大厅，急忙结束了自己的报告。
“现在请三山纺织厂的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列宁同志讲话，”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大声宣布说。
此时此刻，大厅里的情景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全场响起了异乎寻常的暴风雨般的欢呼声。
我们认真聆听了领袖的演说，生怕漏掉一个字。他的每一句话都讲到了我们的心坎上，激励我们朝着同一个方向——为攀登共产主义高峰而前进。
二
谢·沃尔柯夫
正值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际，劳动人民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看望我们了。
十月革命三周年被宣布为劳动的节日。全厂工人都必须有组织地到工作场所去清理劳动人民的财产。
我们的任务是清理某座仓库里公家的军需物资（大约在莫斯科郊外十俄里的地方）。男女工人们到齐后，于七时整步行去郊外，午后三点钟左右才返回工厂。
我们知道，伊里奇这一天要到我们这里来发表演说。实际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提前四十分钟来到，他耐心地等待工人吃饭、休息，因为我们才回来不久。
他问我们：“工人的情绪怎么样？”我们说：“我们在离莫斯科八俄里的地方劳动。”他：“怎么，是走去的吗？”我们回答说：“是的。”
他对我们说：“很少有人责备你们，可是你们有应受责备的地方。大概有家庭负担的女工也参加了吧？”我们回答说“是的。”“这样，他们家里的小孩就无人照顾了，可是你们就是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
工人们确实在大声议论，他们相互争论着说，把他们派得那么远，而实际劳动时间却很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在那里，仔细听着工人们的谈话。最后，他给我们提了几个问题：“你们厂里参加生产的妇女占多大比例？积极参加苏维埃建设的妇女多不多？在支部里有多少俄共党员？有没有女党员？”
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的问题，我们一一作了回答。这时，我们结束了谈话，因为开会时间到了。
当伊里奇向大家祝贺十月革命三周年的时候，工人们脸上露出了愉快的神色，大家忘记了所有的委屈和苦楚。伊里奇非常简明扼要地描述了我们的形势。
我们厂里进行苏维埃选举时，我们每次都选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莫斯科市苏维埃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张贴在最显眼的地方，工人们看了名单说：“伊里奇的名字放在第一位，说明这张名单是正确的。我们的苏维埃代表们决不会玷污伊里奇的名字，我们将一致投票赞成这张名单。”每当宣读候选人名单的时候，大家都聚精会神地谛听着，一听到列宁的名字，立即响起了掌声。
伊里奇患病后，工人们不断打听他的健康情况。
在最后一次选举大会上，我们决定亲自把当选的证书给他送去。我们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它的任务是给列宁送证书，并邀请他参加我们的大会。可是，由于伊里奇病重，我们最终没有能见到他。
伊里奇——我们的代表，我们的领袖逝世了，但他的事业和学说是永存的。他给我们留下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全体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武器。列宁主义万岁！
三
克·谢·奥弗相尼科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三山纺织厂工人大会上作过多次演说。那时，我们经常在“大食堂”里集会，这个地方就是1905年工大战斗队司令部的所在地。
那几年，我住在索斯诺夫卡的女子宿舍里。有一天晚上，我听到走廊里有人在喊：“列宁来了！”我披上头巾，飞快地奔到街上。那时，所有的楼梯都响起了匆忙的脚步声……伊里奇来得出乎大家的意料，事先没有通知，可是没过几分钟，会场里就挤得水泄不通。伊里奇并没有发表演说，而是在跟工人们交谈。他的话是多么的亲切，多么的温暖！他的一切——他的言谈举止，他的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们感到他同我们工人亲密无间。
我记得，伊里奇非常仔细地倾听着工人的话。他教导全世界的人们认识真理，而自己还向群众学习。
伊里奇对人非常关心。有一次，他还跟我谈过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十月革命三周年的时候。一清早，我们步行到莫斯科郊外的霍罗绍沃银色松林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晚上，我们在“大食堂”集合。伊里奇早就来了，可就是不让宣布这件事；他在什么地方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一直到工人们休息好，吃好饭。
我坐在第一排，手里抱着年幼的儿子。伊里奇正在向工人们了解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况。突然，他朝我看了一眼，便便问：
“同志，您也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了吗？”
“是的，去了，”我回答说。
这时，伊里奇关心地问，我在那里有没有吃东西。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后来，伊里奇对大家说：
“你们看，一位妇女，一位有幼儿的母亲，而且还怀着孕，为了帮助国家，步行了八俄里路。有这样的工人，我们一定能够很快地战胜遭到破坏的经济！”
我没想到，由于我参加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竟然会受到伊里奇的这番赞扬。这些话我永远牢记在心！
列宁在历次演说中，对当前我国面临的巨大任务——搞好国民经济的问题——讲得很多，他表示深信，如同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一样，我们在劳动战线上也一定会取得胜利。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600—603页
（谢载福译顾柏林校）
[1]历届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选举以后，弗·伊·列宁都领到第一号代表证。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第一号代表证，至今仍然为列宁保留着，发给其他代表的代表证从第二号开始。——编者注
[2]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伦泰（АлександраМихайловнаКоллонтай，1872年3月31日——1952年3月9日），出身于沙俄将军家庭，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15年9月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十月革命后任公共福利人民委员，提倡改革社会风俗，鼓吹自由恋爱、改善妇女处境、提高妇女地位。1920年参加工人反对派。1922年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3年起先后任苏联驻挪威、墨西哥、瑞典大使，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她被后世的女权主义运动奉为女权主义先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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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列宁同志（格·科罗廖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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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列宁同志
格·科罗廖夫
我是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干部，在那里我一直工作到1921年5月。我曾多次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经常向他报告伊万诺沃工人的疾苦、需要和喜悦，而从伊里奇那儿我给工人带回他的问候和他从物质上改善工人暂时困难的措施。全体伊万诺沃工人在为失去伊里奇而共同悲痛的时刻，深感这一损失的无比巨大。我们伊万诺沃工人现在和将来都要把他记在心里，永志不忘，因为在我们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时刻，他不仅用话来安慰我们，而且还以实际行动来帮助我们。
1920年春，我们的红军部队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圈，扩大了俄罗斯联邦的领土。我们工人和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干部马上考虑到恢复工业生产的可能性。土耳其斯坦已在苏维埃人手中，这就是说，我们将有棉花。格罗兹内伊、顿巴斯也在苏维埃人手中，这就是说，我们将有燃料——煤和石油。如果开动脑筋，我们就能从必须关闭的工厂里抽调一些设备，集中到完好的工厂。为了使这种想法付诸实施，伊万诺沃的纺织工会召开了几次工人和经济部门工作人员的会议。会上大家认为，只有组织一个拥有广泛自主权的省管理局，取代省内现有的十个联营社管理委员会，才能实现这种想法。必须对各个工厂现有的全部资财进行精确的清点，指定比较好的工厂去进行筹备工作，然后再进一步实现这一设想。
伊万诺沃的工人组织毫不迟疑，立即派出十八名优秀技术人员分赴全省各地进行调查。一个月以后，他们取得了材料，证明在上述条件下，只要中央稍加支持，六个月内就能为共和国生产一亿两千万俄尺棉布。
我带了这个方案到中央去。遗憾的是，纺织工业总管理局和纺织工会都不同意，他们对方案抱着悲观主义的态度。另外一些工业总管理局对我所讲的理由不予重视；可是，要我放弃业已开始的工作却又于心不甘，何况国家非常需要棉布。最后一线希望就落在列宁同志身上了。
我记起了我第一次见到伊里奇的情景，那是在1917年的全俄工会代表会议上，我当时是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党团的成员。于是，我要求见列宁同志。最后，他接见了我……我简要地向伊里奇说明了我此行的目的和找他的原因。伊里奇走近我的身边，用手搭着我的肩膀对我说：“科罗廖夫[1]同志，你们真能生产一亿多俄尺棉布吗？”我回答说，我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弗·伊·列宁朝我手里厚厚的材料夹瞥了一眼，叹了口气说：“材料也许很好，可是目前有谁会去看它呢？”又说：“粮食人民委员部今年准备供应居民八千万俄尺棉布，能够在六个月之内再得到一亿二千万俄尺，那太好了。”他接着说：“现在请您到办公室去，把你们的要求扼要地写下来呈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审阅了我的十八点方案，原则上表示同意。第二天，召开了有关部门的代表会议。当天晚上，我作了简短的报告以后，这个问题就转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审议。我们大家都应该学会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样珍惜时间。他对一切都考虑得很周全：事先向我了解开往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列车什么时候开出，把我的问题列为第一项议程安排，在晚上七点钟讨论，请秘书给我要了一辆汽车。这样，到七点四十分，我就怀着对伊里奇的感激心情，高高兴兴地乘上加温车厢离开了。我回到伊万诺沃以后，立即在工厂食堂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几千名到会的工人一致感谢伊里奇的关怀。
两个月过去了。工人的组织尽了最大的努力：把工人集中到各个工厂，建立各厂党支部，动员苏维埃机关中百分之二十五的职员到工厂参加生产。工人们逐日提高生产率，但是当时对伊里奇负责的一些中央部门的代表却严重失职。于是，我只得再去莫斯科。在各工业总局又一次碰壁之后，我去找伊里奇求助。
1920年11月15日，列宁同志接见了我们三人——阿·谢·基谢廖夫、尼·安·日杰烈夫[2]和我。他见到我们时，劈头第一句就说：“同志们，向你们祝贺胜利。”原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刚收到我军攻克彼烈科普和缴获大批战利品的无线电报。在这之后，我开始向他叙述伊万诺沃工业方面的需要。弗·伊·列宁仿佛并不在听我的汇报，先后向我们提出了好几十个似乎与我的汇报内容毫无关系的问题：“工人们在菜园里收获了多少东西？他们是怎样安排菜园生产的？他们用什么耕地？住的问题怎么样？”他也没有忘了关心工人子弟的情况[3]，他说：“宁愿自己受苦受累，但一分钟也不能把孩子们忘掉。”他问到我们那里地方报纸的销售情况。我记错了数字，说我们的《年鉴》发行了三千册，他立即纠正说：“不是三千册，科罗廖夫同志，是五千册。”原来，他桌上放着一本我们发行的手册，封底上印着：“印数五千册。”列宁同志指出，报纸的发行量不足，由于缺乏纸张，只印了八千份。因此，他指出，不必在《年鉴》上耗费那么多纸张。后来我谈到工人耕地没有耕畜，只得用人力代替，由十至十五人拉一只犁，弗·伊·列宁当即给农业人民委员谢烈达[4]同志写了一张便条：从彼得格勒进口的二十部电犁中调拨三部给伊万诺沃的工人……
在与列宁谈话的时候，我想，我的汇报落空了，伊里奇忽略了主要的问题。可是，在谈话结束时，我终于明白，他对我讲的话一个字也没漏掉，并且已经作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这种办事的才能使我惊讶不已。那次谈话，由于高尔基在约定接见的时间还未来到，所以我有充分的时间畅所欲言，倾吐了一切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弗·伊·列宁情绪很好。他善于吸引住你，使你说话时毫不拘束，说出要说的一切，至于你忘掉了什么，他会用提问的方式启发引导。那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之久。两天以后，我回到伊万诺沃，把谒见伊里奇的结果向工人们作了汇报。
伊里奇要我每次去莫斯科时都一定要去看他，并向他汇报我们的成绩，因此，那年冬天，我又不止一次地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由于伊里奇的支持，我为伊万诺沃的工人取得了这样一些权利，例如：向他们提供在本地区征集粮食的专用列车；依靠自己的力量修理车厢，数量不限；组织运输粮食和石油的直达货运列车；从莫斯科领到二十辆卡车，用来运输棉布，等等。工人子弟的口粮也得到了增加。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永远不会忘记，列宁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刻是怎样帮助他们的。他善于珍惜大家的首创精神和工作热情，而工人们也决不会辜负他对大家的信任。因此，在规定的六个月内，尽管中央在原料、燃料和其他物资的供应方面只完成了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他们却为国家提供了一亿一千八百万俄尺棉布……
伊里奇为伊万诺沃的工人做了许多事。在特别艰难的时刻，他经常支持他们。比如，在伊里奇的帮助下，伊万诺沃工人的口粮定额于1920年提高到莫斯科、彼得格勒工人的标准。谢烈达的工厂缺少泥炭，眼看都要停工，伊里奇认为可以从科斯特罗马省科斯梅尼诺沼地调运泥炭供应这些厂；舒亚的工厂燃料不足，伊里奇决定动用储存在附近的三千立方泥炭供这些工厂使用。当时正在动员钳工等专业人员到铁路和军事部门去工作，伊里奇提请有关方面免除伊万诺沃省的上述义务。从国外运来粮食以后，伊里奇就调拨一部分给伊万诺沃工人：由于列宁的关怀，在最危急的时候，我们获得了一车皮一车皮、甚至整列列车的粮食。伊里奇不止一次地帮助伊万诺沃工人克服经济上的困难。这样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在弗·伊·列宁生病之前，我还跟他见过几次面。在经济会议议事条例编制委员会里，我曾与列宁同志一起工作过两个星期。当我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疑问时，他总是对我进行详细的解释。我认为把我调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是不合理的，为此我给列宁写了一张便条，不久就收到了他的书面答复：
“中央关于设特派巡视员的决议是中央全会的决议。
就是说，是不容争辩的。
（我个人完全赞同这个决议。）
我觉得，您本人也务必要到各地走走。
（1）中央机关需要加强，需要密切同地方的联系。
（2）您在省里的工作，应由您的那些副手接替，要发挥年轻人的作用。
（3）您能够（而且也应当）经常亲自到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去，检查并帮助他们工作，同组织局协商，提拔新干部等等。
（4）不需要当理论家。做一个共产党员就够了。您是搞经济工作的。而我们正是［需要］有一批搞经济的人（代表中央）去督促、检查、指导地方。”[5]
1924年1月22日，加里宁[6]同志在全俄苏维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的噩耗，象晴天霹雳一样使我们万分震惊。我这个历尽艰辛的工人，不由得喉咙发哽，眼泪夺眶而出……
1月23日，我在伊里奇的灵柩旁守灵十分钟，我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伊里奇的亲切的面孔。在我有生之年，我将永远把他铭记在自己的心里。在这里，我再一次宣誓，永远忠于他的遗训；如果需要的话，为了正义事业，为了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以及他们的彻底解放，我将献出自己的生命。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3卷1961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88—292页
（谢载福译顾柏林校）
[1]格里戈里·库兹米奇·科罗廖夫（ГригорийКузьмичКоролёв，1884年10月12日——1927年3月14日），早年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4年起在工厂参与地下活动。1920—1921年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俄共（布）科斯特罗马省委书记。1923—1927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1927年期间在纺织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1927年逝世。
[2]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日杰烈夫（НиколайАндреевичЖиделев，1880年5月14日——1950年8月7日），1898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领导了纺织工人大罢工。1907年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议员，杜马被解散后被捕并被判处5年苦役。1913年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二月革命后当选为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市杜马议员。十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委员会委员，随即移居彼得格勒。1918年进入契卡工作，并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委员。1918年1—7月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苏维埃主席。1918年7月在战斗中被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俘虏，后设法逃走。1921年起先后担任苏俄小人民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26年以后负责毛皮采购和销售工作。1937—1941年任社会保障人民委员会个人养老金司司长。卫国战争期间领导“伊万”侦察小组潜伏于莫斯科。1950年在莫斯科逝世。
[3]列宁特别爱孩子，每次我去莫斯科办理省里的事务时，总要向我详细询问孩子们的生活情况。——作者注
[4]谢苗·帕夫柳耶维奇·谢烈达（СемёнПафнутьевичСереда，1871年2月1日——1933年5月21日），早年参加民意党活动。1889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同年被捕。1891年被流放到奥廖尔。1896年起在地方自治局工作。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梁赞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17年9月任全俄民主会议议员。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7年10月任梁赞苏维埃副主席兼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1921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3—1927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7—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中央统计局局长。1930—1933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逝世。
[5]《列宁文稿》第8卷第647页。——编者注
[6]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Иванович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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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心发明和发明家（阿·马·尼古拉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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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心发明和发明家
阿·马·尼古拉耶夫
↘与柏林进行无线电通话试验开展无线电话工程建设
↘使用无线电通讯的两个事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重视技术上的新成就和新发明。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忙于至关重要的国家、政治和党的大事，还能抽出时间来关心技术的发展，其中包括无线电技术的发展，甚至过问―些琐碎小事，而这些小事往往被某些部门陷于事务堆的领导所忽视。他看到一切情况，了解一切情况。
正由于如此，人们把大量新的设计、发明和合理化建议寄给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许多设计方案转寄给了我。其中有的确系发明创造，但也不乏荒诞不经的建议和无法实现的方案。我至今仍然记得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次谈话，那时我给他谈到了这样的建议。可是，列宁坚持要我认真阅读这些信件，一定要我从中挑选一部分予以答复，只要这些信件中哪怕只有很小的有益成分。列宁在谈到一项发明时对我说：“发明家是特殊人物，他们有自己的怪脾气，我们往往不了解他们。我们应当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我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委托，在1920年跟一位发明家打了整整一个夏天的交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接见他，实际上也只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能如此耐心地同他保持一年左右的联系，直至这位发明家自己承认彻底失败为止。这件事值得扼要地说一说。
大约在1920年4月间，有一个党内的青年技术员提出了一项电力技术方面的发明。[1]列宁邀请这位党员到他那儿去。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对这位发明家进行“考察”，参与他的工作，观察并了解他的发明的奥妙所在，然后向他汇报。
发明家分到了一套住房，还为他派了警卫。我作为“专家”和有权了解发明家全部秘密的代表，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被派去帮他料理各种事务。发明家起初不愿意让我知道他的“秘密”。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他请去，专门跟他进行了一次谈话，对他说，我是奉列宁之命到他那里去的，他应当毫无保留地把一切告诉我。发明家领到了衣服和住房以后，要求专门给他一节车厢装运器材，他说，他曾利用这些器材在高加索进行过多次成功的试验。车厢拨给他以后，他到北高加索去了一趟，把家眷和一个绘图员都带来了。至于器材，我感到奇怪的是，他运来的尽是些老物理实验室里最常用的器材：普通的伦可夫[2]感应线圈、螺线管，好象还有一只电流表。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靠“发明家”运来的那些器材是无法进行他提出的试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发明家”想必在耍滑头，欺骗我，给我看的不是他运来的器材。“耐心等待，不要急躁。”
配备警卫的“实验室”设在莫斯科近郊的一所别墅里，我也住在那里。我们弄到了一套小型发电设备，安装以后，拉好电线，别墅就有了电灯照明……可是，发明家突然改变了主意，不想在别墅安装试验设备了，他要求拨给他一节备有发电机的专车车厢。车厢是给了，只是没有发电机。我们自己通了电，准备好了试验用的—切。但是，到了预定进行试验的那一天，发明家却说缺少了什么东西，试验还要延期，又得到北高加索去取缺少的器材零件。我到莫斯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耐心等待：“让他去吧，或许他确实在高加索藏着真正的设备。”发明家又到高加索去了一次，运来了一只沉甸甸的箱子，把它锁进密室，加上了封条。然后他声称，等绘图员把图纸画好以后，再过两天就可装配和试验。我试图弄清楚影响试验的原因究竟何在，绘图员绘制的是什么图纸，这些图纸有什么用处，安装图到底是怎么个样子，可是，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发明家避而不答，尽说些闪烁其词的话，拖延时日，迟迟不进行试验。我把他一再拖延试验的事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书面汇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通过另一位同志对他紧紧催促。
试验工作一直毫无进展。我不信发明家会成功，因为他始终不能有条有理地対我说出他的发明的实质。又过了一段时间，试验的“成绩”依然如故。在一次会议上，我请求列宁免除我监督试验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手指点点我，以示警告，并随即写了一张便条给我：“您的辞呈我不予接受，您应该干到底。”[3]隔了一段时间，我们征得列宁的同意，决定把发明家送往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给他提供各种方便和顺利进行试验的一切条件。在实验室里他还可以向室内最优秀的技术人员质疑。我经常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发明家的工作情况，可是“我们那位任性的人”[4]——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这样称呼他的——依然无所建树。
临近秋天时，我因邮电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需要，准备出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我：“发明家交给谁？”我建议委托给工程师、电学家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5]。我们就这样办了。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也跟这位发明家忙和了几个月。根据发明家的愿望，他的“实验室”从下新城迁到了博哥罗茨克（诺金斯克）。在那里发明家又“胡闹”了一阵子，最后这件事以停止“试验”而告终，“发明家”则被安置在某处工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件事情中所表现出来的耐心、气度和毅力着实令人惊异。发明家提出的设想是十分可贵的，而且也不能说完全不能实现。这样的发明在当时（1920年）对我们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定尽一切可能以求达到一定的结局：要么发明家最终承认他无法完成这项试验，要么或多或少取得一些成就。“要做到使他（发明家）不至于责怪我们妨碍了他的工作。”
与柏林进行无线电话通话试验开展无线电话工程建设
1920年秋天，无线电实验室着手在霍登卡装设无线电话发射机。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辅助设备已开始安装。可是发射机还在下新城。邦契—布鲁耶维奇[6]和他的助手沙波什尼科夫在实验室的条件下，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试验，把人的声音送得越来越远。
俄罗斯联邦各地不断给下新城发来电报，报告他们已经收听到了无线电话。邦契—布鲁耶维奇致力于提高传话的可闻度。每天，从更为遥远的无线电台传来收听到无线电话的消息，无线电实验室的全体工作人员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每当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新成绩的时候，他也和人家一样喜形于色，并催促我们在霍登卡建立固定的装置。
除这项工作以外，邦契—布鲁耶维奇还在研究扬声器——列宁称之为“扩音器”。
有一次我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诉他邦契—布鲁耶维奇在研究“扩音器”。从此，他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经常打电话或通过莉·亚·福齐也娃了解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有时，他还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写便条询问这种未来的“不要纸张的报纸”的情况。有一张1920年6月25日写的便条，上面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批示“存档”。它的内容是：“何时可用无线电话通话？通往何处？扩音器何时制成？（多少？）”我在这张小纸条的背面回答说：“第一次将同柏林通话。扩音器正在研制，一俟有了完善的样品，将开始成千架地大量生产。”
我出国的日期快到了。邮电人民委员部决定请德国邮电部协助我们进行莫斯科—柏林无线电话双向通话试验，因为我们认为，德国人应该有这样的无线电台。到了柏林以后，在德国著名无线电科学家阿尔科[7]伯爵和邮电部官员的盛情协助下，我获准在柏林郊外格尔托夫的政府无线电台试验我们的发射机。
在预先约定的那天晚上，莫斯科应该于六点开始用无线电话发话。
六点钟之前，我和阿尔科伯爵、“特莱福肯”公司的经理沙彼罗以及一批工程师来到了格尔托夫。在六点还差几秒钟的时候，我们人家都戴上了耳机。约定的时间六点钟到了，我们理应收听到莫斯科的声音。五秒……六秒……十秒过去了。接收室里鸦雀无声……我只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时间过去了，可是没有听到说话的声音。我觉察到了工程师们的讥讽的目光。又过了几秒钟，在屏息凝神的寂静中，这几秒钟简直长得可怕。我羞愧得脸上火辣辣的。难道试验没有成功？莫非出了什么妣漏？六点过了几分钟，我们终于听到了电台台长清晰可辨的声音：“喂，喂！我们是莫斯科无线电话台。”接着，他们就用德语讲话……我简直高兴得忘乎所以。有人向我握手……有人向我祝贺。讲话人的声音非常清楚，我甚至可以说出从莫斯科发话的同志的姓名。
这样，我们在1920年创造了无线电话远距离传输的世界纪录。不要忘记，这是在封锁时期，我们不可能仿造外国的器材。何况，在那个时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仿造的。德国无线电话台始终没有给莫斯科答话。沙彼罗对我说，他们的设备坏了，需要掉换零件，他答应过一两个星期再回话。但是，那年我根本没有收到德国无线电话台的回话。
我国的无线电实验室及其技术领导人邦契—布鲁耶维奇在无线电方面的国际竞赛中获得了世界荣誉。我不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知这一成就时的心情怎样。我很希望尽快地亲口向他汇报试验的全部悄况，可是，由于某些原因我耽搁了两个月。从朋友的来信中我才获悉，人民委员会于1921年1月27日通过了关于开展无线电话工程建设的决议，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签署的有关无线电工程建设的第五个法令。法令的前几行谈到了无线电实验室的成就：
“鉴于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在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1920年3月17日决议交给它的研制和装置远距离播送半径无线电话台的任务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人民委员会决定：
委托邮电人民委员部在莫斯科和共和国最重要的地点建立互通电话的无线电装置……”，接着，决议委托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负贵用无线电器材装备邮电人民委员部设立的电台，首先是博哥罗茨克的特兰萨特兰特电台、莫斯科电台、儿童村电台、哈尔科夫电台、察里津电台、塔什干电台、鄂木斯克电台和塞瓦斯托波尔电台，并根据无线电工程建设总规划逐步装备其他地方的电台。
决议还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适当扩大和装备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的工场”。
因此，根据这个决议的精神，无线电实验室必须转入大规模的生产，而实验室的附属工场按照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规定的任务，必须发展成为工厂。这样，全面贯彻1918年法令的条件逐步成熟了。这个法令规定了无线电实验室的宗旨和任务，指出，无线电实验室“作为组织中心”，应该“统一和联合整个俄国的无线电工业”。
无论是以前的几项法令，还是最近颁布的这项极其重要的法令都指出，建设无线电话网的各项工程“对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无论工程在哪里进行，都应该看作“极其迫切的”工作，都应该“当作重点项目”来抓。决议责成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劳动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尽快为无线电工程建设人员制订用实物（粮食、衣服、鞋子和生活必需品）支付工资的条例，不受“一般奖励条例”的限制。
最后这一项决议所规定的各项工程的组织工作和监督工作，则由当时的共和国无线电网建设特别委员会负责。我是该委员会的主席。根据这项决议，对委员会成员作了增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分别派出有表决权的代表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交通人民委员部是为了建设本部专用的无线电台网而参加该委员会的。
人民委员会的历次法令为建设者提供了各种特权和优惠待遇：免服兵役，奖励实物，增加口粮；还拨给他们汽车，有权在客车和快车上附挂车厢。但是，在无线电工程建设者所享有的这些优惠待遇中，最珍贵的莫过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対无线电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照顾和关心——他对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这件大事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毫不间断地关心并领导着苏维埃无线电事业。他经常指导这一方面的工作，并且通过向各部门发布命令，或由劳动人民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作出专门决议的办法为它提供直接的帮助。这一切为苏维埃无线电事业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
无线电事业中发生的细小障碍，工程建设中出现的短暂停顿，都会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不安。在这种时候，他总要立即打电话或写信催问邮电人民委员部。
例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得知无线电话台工程进展不顺利的消息之后，立即于1921年9月2日给邮电人民委员多夫加列夫斯基[8]同志写了一封信：
“请您向我汇报一下，我们的无线电话情况如何。
（1）莫斯科中央台是否在工作？如果在工作，每天几个小时？播送范围可达多少俄里？
如果没有工作，缺少什么？
（2）是否在制造（制造多少？）能收听莫斯科广播的收音机和
（3）能使整个大厅（或广场）听到莫斯科广播的扩音器和装置准备得怎样了？
等等。
我很担心这方面的工作又‘睡起大觉来了’（俄罗斯的奥勃洛莫夫们有一个可恶的习惯，他们总是把所有的人、把一切的一切都弄得昏昏欲睡”。[9]
有一段时间，无线电实验室吹玻璃工场的石油气和玻璃供应中断。劳动国防委员会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主持下举行会议，为实验室谋求援助，并于1921年6月24日通过了这样的一项决议：
“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保证于1921年向无线电实验室供应彼得格勒原里廷赫工厂生产的玻璃和‘石油瓦斯’工厂住产的石油气。供应量为：每月十普特玻璃，五十瓶石油气……”
可是，这项决议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就决定派一个小组去调查玻璃和石油气供应情况不良的原因。劳动国防委员会根据这个小组的报告，于1921年11月9日通过了一项决定：
“鉴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未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6月24日的决议，特此予以警告；奥斯特里亚科夫同志未及时上报该委员会不执行决议的情况，同样予以警告处分……”
由于接收台缺少收音员，劳动国防委员会又于1921年6月24日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下举行会议，给予支援：
“责成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教育管理总局于1922年3月1日之前培养六百名二级无线电收音员。”
军事工业因军火工产的负担过重，难于完成邮电人民委员部提出的高频器材的定货。
于是，劳动国防委员会在6月24日的那个决议中责成“军事工业委员会把定货列入规划；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金属局采取紧急措施，组织生产沃洛格丁教授设计的高频器材的零件（圆盘和轴）……”
我们要在沙鲍洛夫卡架设无线电铁塔，可是缺少铁。我们的人了解到，在某军事部门所属的斯摩棱斯克仓库里储藏着大量槽铁，而且使用不当。我就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们的困难情况告诉他。他说：“请您在人民委员会下次会议上提出来。”为了获得铁，我们同已故的斯克良斯基激烈争吵了一场。最后，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支持下，沙鲍洛夫卡无线电台终于从军事部门的储备中弄到了一万普特铁。沙鲍洛夫卡无线电铁塔就这样建成了，它高耸在莫斯科河南岸，把布尔什维克的莫斯科装点得更加美丽了。
要是无线电工程建设者们在粮食供应方面发生困难，弗拉慕米尔·伊里奇就委托哥尔布诺夫[10]同志写信给哈拉托夫[11]同志。哥尔布诺夫同志在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
“哈拉托夫同志亲启”（1921年12月10日）“无线电实验室的工作仍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告诉过您……在上述条件下，对我国这个唯一的技术机构的工作人员改变现行的粮食供应制度是极其不合时宜的；况且，这只涉及到数量极少的特种口粮……请您下达指示恢复无线电实验室原有的供应办法，不要改变您以前规定的定额标准。”
我还可以举出无数类似的例子来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无线电通讯事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他预见到这一事业在今后的作用，立即给予应有的重视。
使用无线电通讯的两个事例
对于通讯（电话、电报、无线电通讯）工作中的故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反应往往十分强烈。不管是电话坏了还是直达电报出了毛病，都会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恼火。在所有的通讯器材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注重无线电技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实践中深信，无线电具有独特的优点，比有线通讯来得优越。我记得发生过两件事，在这两件事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竭力主张发展我国的无线电建设事业。第一件事发生在“左派”祉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叛乱期间（1918年7月）。波波夫[12]的部队占领了电话局。我奉命从克里姆林宫带一队拉脱维亚士兵去夺回电话局。我们登上架着机枪的卡车向电话局进发。在那里，我们自称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撤换”了波波夫的部队，守在电话局里。经过争执，我迫使主任工程师科罗鲍夫切断整个电话局的线路。我手中有一份极其重要的“我们的”电话号码录，这是波德别尔斯基[13]同志在克里姆林宫交给我的。按照这份电话号码录，我们开始逐个接通线路。整个电话局的线路被切断以后的第一架电话“复活”了，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电话室里的电话。我接通了那里的电话……听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喂……喂……”的答话声。我向他报告我们已经占领了电话局，并告诉他，现在只有他的电话可以使用，其他的都不通。“请您立刻按照电话号码录接通我们的所有电话。请您接通莫斯科司令部的电话。”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然后按照号码录检查“我们的”电话是否都已接通。电话局政委，原社会革命党人普普科想进行捣乱。我把他赶出了电话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来电话说：
“尼古拉耶夫[14]同志，社会革命党人占领了电报局。请您立刻同霍登卡无线电台联系，并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通令各接收台：匪徒们已占领中央电报局……从某时起，一切电报命令均应视作敌人的阴谋。”
我匆匆起草了一份无线电报稿，在电话里取得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同意，然后给霍登卡的值班报务员打电话：
“我是尼古拉耶夫。请您拍发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的通令，现在我给您口授通令。”“不行，我怎么能确定您是尼古拉耶夫同志呢？声音可能相似；我们这里已经接到过电话，所以我不能在电话里接受命令。政委不准我这样做。”我请他叫政委听电话，政委不在。最后，我突然想到：今天我到过电台，给一位党员报务员交代了一件秘密任务，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知道。我就请这位报务员来接电话。幸好，他在电台值班，为即来听了电话。看来，已经有人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因此，他马上对我说，电话里不能转达这样的命令。“难道您听不出我的声音吗？”“听起来似乎象，但万一是敌人的阴谋呢？”于是，为了消除他的疑虑，我向他暗示了我们之间的那次秘密谈话。“现在您总该相信是我了吧！”“对，现在相信了。”“那么，请立即毫无保留地接受无线电报的电文，并尽快拍发出去。”
我打了个电话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他报告我在执行他命令时所遇到的困难。他夸奖了报务员，并对我说他将打电话给莫斯科司令部，命令他们派遣一支队伍去保卫无线电台。他说：“电台将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接着，他指示我怎样接通电话号码录以外的电话。他说，克里姆林宫将有三个人值班，包括他自己在内。“声音您都熟悉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熟悉的。”“您要把每一只通报户名的电话告诉克里姆林宫。我们将通过莫斯科司令部查核用户的情况，然后再通知您接通线路。其他问题您自行处理。”
就这样，我们差不多干到天亮才把“我们的”电话一个个接通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从克里姆林宫的电话里一会儿听到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15]的声音，一会儿又听到不知疲劳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声音。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电话联系完全被掐断了。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谈起这件事。他指出，由于使用了无线电通讯设备，他才及时地把社会革命党人占领中央电报局的消息通知各地执行委员会和党组织的代表。他令人信服地强调说，我们必须利用一切资源，动员所有的无线电专家，来发展无线电通讯事业。
第二件事发生在德国革命时期。
“假如没有无线电，我们会长时间不了解德国的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过无线电收听到关于德国革命的第一批消息时这样说。
关于这件事的经过情况我至今记忆犹新。霍登卡截听到德国无线电台拍发的电报，获悉德国的革命工人和士兵奋起拦截火车，武装工人正在向德国首都挺进。晚上，霍登卡方面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我，我立刻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了电话。他要我到他那里去，并直接到他办公室旁边的电话总机室去找他。我去后，他要我详细叙述截听到的无线电报的内容，为此，我建议直接给电台通电话，把报务员听到的内容记录下来。我们就这么办了。我跟无线电台联系上以后，得知他们又收到了来自德国的最新消息。他们在电话里向我转述收听到的内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则在旁边作记录：“武装起来的前线战上和工人的队伍拦截火车”……接着是武装冲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高呼起来：“这是我们的七月[16]！”我清楚地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高呼声和他那容光焕发的神情。后来，他忍不住说：“把听筒给我，我自己听，自己记，这样快一些。”我懂得，他想直接从无线电台听到这些对世界革命命运具有巨大影响的历史性事件。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二十分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张小桌子上记录看德国无产阶级取得初步胜利的振奋人心的消息。他一手拿着铅笔，一手拿着电话听筒，全神贯注地记录着。他不时抬起眼睛，炯炯有神地望着我，嘴里重复着无线电报中最精采的语句，好让我听到。有时，他插话说：“其他人会跟他们走的”，“一切都很好！”写了几句后，他又说了这太好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脸部表情反映出他的全部内心感受：大胆而坚定的信念、欢乐、兴奋……突然间，他皱起了眉头。我想：“不要有什么不祥的消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停止了记录。我疑惑不解地望着他，他打断了向他口授的报务员的话，说：“同志，请等一等。我听不清楚，请把前面的那句话重复一遍”……每当听到来自德国的新的好消息时，他就兴高采烈。他在小桌子上写字非常不方便，坐在椅子上很不舒适。我一直在等他站起来，在这小房间里快步走动，搓搓手，谈谈展现在我们前面的远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高声读着无线电报的某些段落。我被他的兴奋情绪所感染了，目不转睛地望看他。永世难忘的领袖啊，你那充满激情的脸庞是多么的美好！
“完了吗？谢谢你，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着话筒讲。然后，他对我说：“无线电报收录完了。”接着，他要我在截听到德国的任何新消息时，随即打电话给他。我们还讲定把电台收听到的所有国外消息都立即转送给他。此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急于要走了。我知道，他想尽快把这振奋人心的最新消息告诉他的亲密战友们。我多么想听到他对德国事件的评价！这场革命必定会加速和深化我国的革命，巩固我们初步取得的胜利！可是，我不便留他。“是啊，这是德国人的七月！我们等着瞧，他们将如何向十月革命过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出了我的心思才这么说。临行时他又补充说：“无线电真是个绝妙的东西……”
上述两件事发生以后，列宁对无线电工程建设和无线电通讯事业更加重视了。他毫不间断地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常常作出极其珍贵的具体指示予以指导。他是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实际领导者。他有时也责备我们疏于职守，但他从不忘记鼓励这个困难重重的部门中成绩卓著的优秀工作人员。
载于阿·马·尼古拉耶夫著《列宁与无线电通讯事业》1938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3—36页
（谢载福译顾柏林校）
[1]指斯·伊·博廷和他试图利用电磁波进行远距离爆破的试验。但是，他的试验没有取得成功（见《列宁文稿》第8卷第142—144，165、223、261—262、271、296页）。——编者注
斯捷潘·伊万诺维奇·博廷（СтепанИвановичБотин，1892—1937），苏联电气工程师。1920年曾研究用电磁波远距离引爆问题，但实验没有成功。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
[2]海因里希·丹尼尔·伦可夫（HeinrichDanielRuhmkorff，1803年1月15日——1877年12月20日），德国物理学家。
[3]根据回忆转述。——作者注
[4]《列宁文稿》第8卷第165页。——编者注
[5]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6]米·亚·邦契—布鲁耶维奇——苏联无线电工程学家，从1918年起领导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编者注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Михаи́л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онч-Бруе́вич，1888年2月21日——1940年3月7日），苏联无线电工程师，无线电技术奠基人之一。1906年起参加无线电工作。1912年入伍。1918年创建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1921—1922年期间设计了莫斯科共产国际广播电台的建造方案。此后曾任教于下诺夫哥罗德大学、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和列宁格勒通讯工程学院。1940年逝世。
[7]格奥尔格·威廉·亚历山大·汉斯·格拉夫·冯·阿尔科（GeorgWilhelmAlexanderHansGrafvonArco，1869年8月30日——1940年5月5日），德国物理学家、电机工程师。
[8]瓦列里安·萨弗拉耶维奇·多夫加列夫斯基（Валериа́нСаве́льевичДовгале́вский，1885年9月11日——1934年7月14日），苏联外交家。1904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6年被捕并被判处终身苦役。1908年越狱并流亡比利时。1908—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列日小组书记。1911—1914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图卢兹小组书记。1917年回国。1918年加入红军。1919—1920年在铁路人民委员会工作。192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委员。1921—1923年任邮电人民委员。1923—1924年任副邮电人民委员。1924—1927年任驻瑞典全权代表。1927年3—10月任驻日本全权代表。1927—1934年任驻法国全权代表。1934年在法国逝世。
[9]《列宁全集》第35卷第519页。——编者注
[10]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哥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Петрович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局长。1917—1920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1918—1919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军政治部部长。1923—1929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1928—1932年任苏联化工科学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卡尔波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苏联塔吉克—帕米尔探险队队长。1935—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秘书长。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11]阿尔特米·巴格拉托夫维奇·哈拉托夫（АртемийБагратовичХалатов，1894年4月15日——1938年10月27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7—1929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2]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波波夫（ДмитрийИвановичПопов，1892年？月？日——1921年5月1日），1914年加入波罗的海舰队。1917年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并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年加入契卡。1918年7月领导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并策划了刺杀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的行动。叛乱失败后逃往乌克兰。1919年加入马赫诺运动。1920年被契卡逮捕。1921年被处决。
[13]瓦季姆·尼古拉耶维奇·波德别尔斯基（ВадимНиколаевичПодбельский，1887年11月25日——1920年2月25日），出身于流亡革命者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年流亡法国。1907年回国。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15年起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二月革命后担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和莫斯科市杜马议员。1917年10月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任邮电人民委员。1920年因血液中毒逝世。
[14]阿基姆·马克西莫维奇·尼古拉耶夫（АкимМаксимовичНиколаев，1887年8月8日——1938年3月？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先后流亡瑞典和瑞士。1908年秘密回国从事地下工作。1910年起先后流亡瑞士和法国。1919年秘密回国，在士兵中开展革命宣传。1918—1924年任邮电人民委员会委员兼无线电委员会主席。1918年7月参与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25—1927年任驻挪威副商务代表。1927—1930年任驻法国副贸易代表。1929—1931年任电器设备进口公司经理。1931—1936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6—1938年任全苏对外文化协会副主席。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7年平反。
[15]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ВладимирДмитриевичБонч-Бруевич，1873年6月28日——1955年7月14日），1892年加入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积极参与了1905年彼得堡武装起义。此后长期担任列宁的专职秘书。1918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列宁去世后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3—1945年任国家文学馆馆长。1945—1955年任苏联科学院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1955年逝世。
[16]指1917年7月俄国彼得格勒工人反对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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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和高尔基（玛·伊·格利亚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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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和高尔基
玛·伊·格利亚塞尔
我在弗·伊·列宁的秘书处工作期间，曾经多次一睹列宁和高尔基会晤的情景。
每当高尔基来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候，我们这些在秘书处工作的同志都感到莫大的欢乐。这种欢乐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异常兴奋的情绪感染给我们的。他总是急切地期待着高尔基的到来，他对这位亲密的朋友——把伟大的天才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尔基——怀有深厚的感情，这是大家都能感觉得到的。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通常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家里作客，但有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他。在高尔基从彼得格勒来到这里的前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要把秘书叫去，非常热情兴奋地说：“高尔基明天早上就要来了，请您派我的汽车到车站去接他，并请照料一下，要在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来到之前，把他住所里的一切都安排妥当。再了解一下，那里是否暖和，是否有木柴。要跟他约好，什么时候派汽车去接他。”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不善于照管自已这一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知道的；他无微不至地关心高尔基，为他的生活提供一切方便，在当时国内战争的年代里，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在高尔基来访的那一天早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提早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并且立即叫秘书来汇报，是否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有没有通知克里姆林宫大门口的警卫，叫他们不要拦阻高尔基进来？”半小时以后，他又从办公室打电话来问，汽车派去了没有？
非常遗憾的是，在那几年里，我们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待客人、交办事务以及他的演说等等都没有作过系统的记录。因此，很难回忆起列宁和高尔基历次会晤的日期，但是，这些会晤的情景，对我来说依然历历在目。我记得只有过一回，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没有遇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是在1919年，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突然在晚上到来，而列宁那天正好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这样他不得不在我们秘书处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来。通常高尔基不用等一秒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会亲自出来迎接他，向他问好，拥抱他，按照自己的习惯盯着他的眼睛看，并立刻询问他的健康情况，然后把他领进自己的办公室。
高尔基在列宁那儿作客时，我们的工作就多起来了，因为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常常带来一大堆使他操心的问题，有事务性的，也有关系到人的，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认真对待，不让一件事得不到解决，或得不到澄清。这时列宁就给我们各种指示，要我们提出质询，起草信件和电报，并且一定要我们向他汇报对这些信件和电报的回音。
有时，高尔基来访时正巧碰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急事在身，或者正在接待有要事的来客。遇到这种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事先提醒我们说：“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一到，就马上让他到我办公室里来，即使我有事也没有关系。”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在高尔基在场的情况下继续工作，办完紧要的事情。
高尔基也以同样的深情厚意对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在他们会晤之后立即跟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谈一下，弄清楚他对某些事情的请求和申诉，并详细记录下来。高尔基无法掩饰自己在这些会晤后的激动心情，常跟我叙谈自己的感受，讲得如此生动，好象又一次在同列宁谈话……
收进《列宁文集》[1]的便函和电报，可以用来说明列宁和高尔基最后几年的相互关系，以及列宁对高尔基的亲切关怀。高尔基的病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感不安。高尔基患病后，列宁恳切地邀请他到自己的别墅里来休养，建议他搭乘宣传船沿伏尔加河旅行，并亲自为他作了安排。
1921年，高尔基开始咯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再劝说高尔基去国外治病，最后终于说服了他。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不愿在自己的全部工作尚未完成之前出国，列宁就分别写信给有关机关，要求迅速解决高尔基提出的问题，以免耽搁他的行期。高尔基参加工作的某个出版工作委员会需要两辆小汽车。当时汽车很少，他们的要求没有及时得到满足。为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缅任斯基[2]同志写了一封专函，里面有这样几句话：
“应当尽快帮助高尔基，因为他为了这件事才没有到国外去。而他正在咯血！”[3]
1936年，娜·康·克鲁普斯卡娅[4]发表了高尔基于1930年5月16日寄自意大利的一封信的片断。高尔基在信中说，德·伊·库尔斯基[5]到他那儿去过，两人谈到了列宁，“我彻夜不眠，默念着：‘一颗智慧的巨星殒落了，一颗伟人的心停止了跳动！’”[6]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高度评价伟大的语言大师、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始人之一——高尔基，认为我国的所有文学家都应该向他学习。列宁关心“现代（从普希金到高尔基）俄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并希望它能早日出版，这就是列宁高度评价高尔基的最好的证明。《列宁文集》第二十卷[7]收集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许多便函。从这些便函中可以看到，他坚决要求教育人民委员部尽快编纂这部词典，并极为关切地排除当时存在的许多障碍，以促进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逝世前不久还请人给他朗读马·高尔基的《我的大学》，详细询问了高尔基的情况。当他从报上看到高尔基身体不好（那时高尔基在意大利）的简讯后，感到十分不安。
载于1940年4月22日《文学报》第22号第4版
（谢载福译顾柏林校）
[1]见《列宁文稿》第7卷第494页；《列宁全集》第35卷第407页；《列宁文稿》第9卷第281—282页。——编者注
[2]维亚切斯拉夫·鲁道利弗维奇·缅任斯基（ВячеславРудольфовичМенжинский，1874年8月19日——1934年5月10日），190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起侨居国外，期间是“前进”派，曾在卡普里党校教学。二月革命后回国。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国家银行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19年任乌克兰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19—1923年任契卡副主席。1923—1926年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副主席。1926—1934年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3]《列宁文稿》第9卷第70页。——编者注
[4]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5]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库尔斯基（ДмитрийИвановичКурский，1874年10月10日——1932年12月20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4年入伍。二月革命后任罗马尼亚阵线第4军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1928年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1919—1920年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2年任苏联驻意大利全权代表。1932年逝世。
[6]涅克拉索夫悼念杜勃罗留波夫的诗句。——译者注
[7]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487页；《列宁文稿》第8卷第587页；《列宁全集》第35卷第492、501页；《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3卷第205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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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和青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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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和青年时期
要想对于一个人作较为精确的判断，就必须熟悉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历史。人的出生是带着某些天赋和特性的；这些天赋和特性的发展，主要以这个人周围的情况为转移，而且可以由环境的教育和榜样来促进或阻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抑制。此后，错误的教育或被抑制的特性是否发挥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是以这个人后来生活中的各种情况，并且常以他的毅力为转移的。这往往需要进行一番艰苦的自我斗争，因为一个人在童年和青年时代所承受的印象，对于他的感觉和思想影响最大。不管在后来的生活中各种条件把一个人变成什么样子，他的青年时代的印象对他总发生着好的和坏的作用，并且常常决定他的行为。
我至少必须承认，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印象和经历，时常这样地控制了我，使我吃力地去抵抗它们，但是我从沒有完全摆脱它们。人总要有个诞生的地方。
命运使我在一八四零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杜伊茨一科伦的暗堡。我的父亲约翰·哥特洛普·倍倍尔是第二十五步兵团第三连下士。我的母亲威廉明娜·约翰娜，娘家姓西蒙。我的洗礼证书上写的出生地不是杜伊茨——那时还是一个独立行政区——，而是科伦，这显然是因为那时杜伊茨警备区还是属于科伦要塞，而且是同属一个教区的缘故。
在我出生后所见到的“世界之光”是一盏锡制的油灯所发出的暗淡灯光，它无力地照亮着暗堡里一个大房间的灰色墙壁。这间房屋是卧室，同时也是起居室、会客室、厨房和工作室。据我的母亲说，我出生是在夜晚正九点钟，也算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那时恰巧号手在暗堡前面吹着归营号，人们都知道，这个号声“自古以来”就是催促兵士们就寝的信号。
天性好作预言的人也许会从这件事实断定，这预告了我后来对于现行的国家制度所持的反对态度。严格说来，在正当下合肃靜的时候，我这么一个普鲁士下士的小孩的呱呱声震动了国王暗堡的这个房间的四壁——据说我一生下来就有很宏亮的嗓音——，那是违犯军规的。
但这样推断是错了。这种暗堡里的生活和后来青年时期的印象把我束縛在偏见的枷鎮中，后来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问我才从这些偏见中解脫出来。
在这里把我的父亲和母亲略述一下，并不是多余的，因为这对于判断我自己是必要的。我的父亲生于波森省的欧斯特罗沃，他是箍桶匠约翰·倍倍尔的儿子。我认为必须假定倍倍尔族是约在宗教改革时代由德国西南部（符騰堡）迁到东部来的。我所能确定的是，早在一六二五年在克略茨堡（西里西亚省）就有一个姓倍倍尔的。直至今天，这一族在德国西南部还很繁庶。倍倍尔一族自宗教改革时代起，即任公职，因此知名于世。我记得《詼諧录》的作者一人文主义者亨利·倍倍尔是杜宾根的教授，于一五一八年逝世。此外，巴塞尔城还有一位出版家约翰·倍倍尔，于一五一八年出版了托马斯·莫尔的《烏托邦》。一六六九年前后有一个巴尔塔沙尔·倍倍尔教授居住在阿尔萨斯的斯特拉斯堡。一七九二年前后，又有一位医学博士弗里德里希·威廉·倍倍尔住在符騰堡的那哥耳。倍倍尔姓氏在德国南部也有，但被訛传为别倍尔。我的父亲从东方迁往西方，是因为在一八二八年同他的孿生兄弟奧古斯特来到波森步兵团，大约是第十九团入伍。之后，一八三零年，波兰人起义爆发，普鲁士政府认为应当把波森兵团从该省调开。我的父亲服役的那个步兵团，因为是普鲁土联邦卫戊军的一部，于是奉调改驻联邦要塞美因茨。因此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得以彼此认识。
我的母亲生于旧日的直辖自由市維茨拉的一个老住户、不甚贫穷的小市民家庭里。她的父亲是面包师兼农夫。家庭人口很多，因此，我的母亲仿照着稚茨拉别人家女儿们的先例，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在那里充当使女。她从法兰克福到邻近的美因荚，邀结识了我的父亲。后来，当那个步兵团调回波森省时，由于我父亲照顾他的未婚妻，或许也因为他对莱茵区比对他的故乡更为爱好，于是就退出原来的步兵团，而加入驻防科伦一杜伊茨的第二十五步兵团。他的孿生兄弟奧古斯特——我的教父，也照他的榜样转入了当时在美因茨驻防的第四十步兵团（第八莱茵区轻步兵团）。
当时一个普鲁士下士的家庭生活是很困苦的。薪餉远不敷用。在当时普鲁土军界和官场，口粮不足，几乎每人都必须为上帝、国王和祖国而勒紧裤带，忍饥挨餓。人们設曾鲁士是餓大了的，这话倒有点真实。普鲁士所以时时刻刻垂涎他国较好的土地，大概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的母亲得到许可，得以开設一个小卖部，那就是说，她有权利将各种零星必需品售给暗堡内的兵士们。我们这个仅有的房间就作为小卖部。直到如今，我心中还浮现着她每晚怎样在煤油灯下把热气腾騰的带皮马给薯给兵士们装进磁缽，每份六个普鲁士芬尼。
我们小孩子——一八四一年四月我得了第一个弟弟，一八四二年夏季又得了第二个弟弟——在暗堡中的生活是充滿欢乐的。我们在暗堡里跑来跑去，受到下士们和士兵们的撫爱和调笑。他们出操的时候，住室都空了，我就走进一个房间，把溫特曼下士（也是我的教父）的六弦琴从墙上取下来，拿它作音乐演习，直到沒有一根弦是完整的为止。为了把这样一种难以约束的音乐演习及其恶果适当地扭转过来，他用一块木板给我雕成一个形似六弦琴的乐器，把肠弦张在上面。此后，我就同我的弟弟几小时几小时地坐在杜伊茨大街一个院子的门檻上，尽情地撥弄琴弦，这就使住在对门的龙騎兵上尉的两个女儿那么“喜欢”，以致她们常常为了我们的普乐演奏而款待我们些点心或糖果。当然，这种晋乐演习妨害不了我的军事操练。对于军事操练的鼓励，确是到处都有，简直是弥漫于大气中。我一穿上第一条裤子和第一件上衣（不消说两件至是由父亲的一件旧军大衣改做的），就带上必要的武装，站到在暗堡前面空地上操练的兵士旁边或者后面，模仿他们的动作。像我的母亲后来时常很幽默地对我说的，我居然能把那种使兵士们流了许多汗的向左转、向右转的动作做得十分熟练，有时指挥官或伍长竟让我去给他们作示范动作。
我的父亲对于军队生活的看法渐渐地与他的儿子不同了。像我的母亲常常对我们说的，他固然同他的兄弟一样是一个非常忠实、认冀和精明的军人——一个所谓模范兵士，而且曾有一次由少校在检阅时当着至营嘉奖过的——，可是他在那时巳担負了十二年以上的兵役，终于如俗语所说，吃够了士兵生活的滋味。这种事务，当时比现在还要煩琐，还要拘泥。繁文耨节的勤务，当时正在十分盛行。我的父亲显然不乏独立精神和反抗精神，当时莱茵省正是这种精神的适当园地。因此，他常常在盛怒之下，嘴里咒罵着由操场回到阴郁的暗堡。一八四零年，在路易·菲力浦和他的梯也尔内閣统治之下，普法之间有发生战争的危险，据说有一天他极为憤激地冲进屋子，他认为一个年青的军官侮辱了他，他对我的母亲喊道：“妻，若是打起仗来，我射出的第一顆子弹是对一个普鲁士军官发的！”“普鲁士军官"这个词从一个普鲁士下士嘴里说出来，是使人詫异的，但是不难理解。当时以及以后很久，在普鲁士的莱茵区，居民把每个军官和官吏简单叫作：“普鲁士人”，菜茵区的居民觉得自己并非普鲁士人。若是一个年轻人要入伍当兵，就筒单地说成：他要做“普鲁士人”（低地德语作“普律士人”）。甚至由此产生了一句粗野罵人的话。一八六九年春季，我为了政治事务同李卜克内西去到爱北斐特，在我们住的旅馆里，有一个客人看见街上一个军官走过，就对另一个人说：“那个普鲁士军官在这里究竟要干什么？”爱北斐特在那时和现在一样沒有驻军。
上面所说的显然也是我的父亲所常抱的看法。一八四三年和一八四四年，当他服兵役十五年后，他身罹重病，成年累月住在军医院中。眼看着死巳临头和家庭的贫困，他再三用强调的语气请求母亲：他死后千万不要把我们这些孩子送进军人孤儿院，因为这样一来，就负有后来在军队中服役九年的义务。想到母亲可能在不得巳时还会那样做，他以那种因病而增高的激动一再喊叫道：“如果你竟然那样做，我会在连队面前把孩子们刺杀的”。在激动中，他忽略了自己以后就不再在人世了。
一八四三年春季，我的父亲被派为他早巳报名申请的边境稅警，这对于他总算是一个教命的转机。他接受了这个职务，全家一部分人步行，一部分人乘坐装家具的貨事——当时那个地区还沒有铁路——，迁往与比利时交界的海曹根拉特。可是我们在这里也居留不久。三个月试用期还未滿，我的父亲就因紧张的夜间勤务而身染重病。我的母亲说那是肌肉炎，我猜想那是关节痛风湿症，双加上了肺结核。我的父亲因未滿试用期，所以仍未脱离军队关系。我们只得伴着一个重病人以来时的方式由原路回到科伦去。这对于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事情。
到科伦后，把父亲送到军医院，我们遊照指示又在杜伊茨暗堡得到一个房间，这次是靠着后面城濠的房间。父亲病了十三个月之后死了，年三十五岁，而且沒有赋与母亲领得恩给金的权利。父亲死后不久，我们便须离开暗堡。如果不是父亲的攀生兄弟奥古斯特·倍倍尔把母亲和我们收留下来，母亲就会被迫迁回她的故乡維茨拉。为了更好地尽到这种责任，他在一八四四年秋季决定同我的母亲结婚。
我的这位继父是在一八四一年九月因完全残废免役，脫离了第四十步兵团，每月领取恩餉二塔勒[1]。殘废的原因是由于喉头炎而失音，不能喊操，嗣后也同样转为肺痨。他放弃步兵团的职务后，在美因茨军医院充当警察下士将近二年，此后在科伦的布劳委勒省立反省院充当临时看守人。他原想在邮局謀一职位，但这在当时并不那么简单，按照习慣须先有一个在职人员死亡或退休，別人才有任用的希望。当时邮政如何，可以一事表示它的特征：一八四四年夏季，我的继父为要取得必要的官厅发的结婚证，曾写信到欧斯特罗沃给他的弟弟，在这封偶然落到我手里的信的住址上，他注明：“发信人请求迅速投递。”由此可见，当时邮件的投递显然是稀少而且迟缓的。我的继父盼望在邮局当一个邮差，等候多年之后，终于在一八四六年十月他正躺在灵床上的时候，把这个职位给了他。
一八四四年夏末，我们迁居到布劳委勒。我当时的父亲在这里的省立大反省院的工作一定是极其繁重的。他也兼作监獄的看守人，狱里是些在反省院里犯了过失而被判拘禁的苦力。反省院是由许多房屋和院落组成的，里面也有园地。这一切都圈在一道高墙之内。院里的成年男子、妇女和青年人都被互相隔离开。我们的住处就在拘押室，要到那里去，必须经过许多由沉重的、鎖閉的大门隔离开的院子。这样，拘押室就与人世隔绝了。每晚，一到黃昏，就有几十只大大小小的猫头鷹，发出呼嘯和尖明声，围繞着房屋飞翔，吓得我们这些小孩子心惊胆战。这些猫头鷹的巢穴在附近教堂的钟楼上。这个住处，即使不是这样，对于我们小孩子们本来就是不愉快的，对于我们的父母大概也是如此。我的父亲的工作从早晨五点钟开始，一直继续到深夜，是一件非常吃力而且可恼的工作。那时候对待犯人的方式是残酷的。我不只一次从旁看到，被判处特别重刑的幼年人和老年人，不得不受可怕的曲身，上綁的刑法。这种刑法是使犯人腹部向下躺在獄室的地上，而后用手銬脚鐐把右手与左脚，左手与右脚从背上梆在一起。这还不够，还要用碗布棉成绳连胸带臂勒紧，在背上打成结子。这样，犯人就被捆成一个活肉球，腹部贴地躺着，持织二小时之久。然后把他的鐃銬卸下来，但在几个钟头之后，又开始用这种刑法。受酷刑的人的叫喊和呻吟响彻了整幢房屋，这自然给我们这些小孩子们造成一种恐怖的印象。
在布劳委勒，一八四四年秋季我刚刚四岁半，就进了乡村小学，因为年纪小被收为“志愿生"。由学校回家，我们必须通过反省院的一个大门，大门是由一个哨兵开门的。有一天，当啃兵开门的时候，我们看见戴在他头上的不是一向用的军帽，而是一頂高高的、晶亮的铜盔，我们都吓呆了。这种最早的鋼盔同现时的鑭盔比较起来，其是一个怪物，而且相当沉重。直到那个哨兵向我们厉声嚷道：“孩子们，赶快进来，要不我就把你们关在门外了”我们才从惊愕中清醒过来。
我们小孩子们在这个反省院里的生活，是很少有变化的。全部生活主要是在反省院的部分围墙里面度过。同时我们的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人，他有的是煩恼，越来越容易激动，这种激动由于他当时发生肺病而更加剧烈起来。母亲和我们孩子们因此大吃其苦。当父亲在无限的激动下对我们施行沉重的体罚时，母亲不只一次地抓住父亲的臂膀。如果棒打是教育智慧的最高流露，那末我就一定成为一个真正的模范人物了。但谁敢这样主张呢？无论我成个什么样的人，是与棒打不相干的。
另一方面，父亲也是尽最大努力为我们謀幸福的，无论如何，他总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例如，每逢耶稣圣诞节、新年或者复活节，他总是尽其所能，就那有限的財力所许可的限度来使我们欢度佳节。我们的財力也实在是有限得很。父亲每月除住房（两个房间）、取暖和照明免费外，可领到工资约八塔勒。这点钱必须维持五个人，后来是四个人的生活，因为我的最小的弟弟，一个美丽如画的小孩，父亲的寵儿，在一八四五年夏季夭亡了。
此时，我父亲的病症迅速加剧，于一八四六年十月十九日，在他结婚后约二年逝世了。我的弟弟和我把继父的死亡看成是沉重压迫的解除。他以可怕的严厉来惩罰我们似乎不合他意的生活表现，这种严厉使我们一见到他就浑身发抖。他引起我们对他的恐惧，而对他亲爱的感觉是我们所沒有的。我的母亲如何忍受她的第二个丈夫的亡故，我不知道；但她在他身边所过的，决不是幸福的婚姻生活。现在她在三年内作了第二次寡妇，我们又成了无父的孤儿。母亲从这大婚姻也沒有得到享受国家补助的权利。现在别无他法，只有迁回她的故乡维茨拉。十一月初，再次把全部家当装在一辆車上，登上往科伦去的旅程。天气坏得很，寒冷，又下雨。到科伦后，把家具卸在菜茵河岸露天的石子路上，以便从那里搭船到科布伦茨，再从科布伦茨搭車循兰河谷上行往维茨拉。当我们夜晚十时登上开往科布伦茨的船时，艙内已经人滿，烟气弥漫，使人窒息。因为无人给我们让出地位，我们两个儿童疲倦得要死，倒在紧靠鬥边的地板上便睡着了，只有疲倦的儿童才能那样睡。到了第五天或第六天，我们终于到达维荚拉。在那里，当时还住着我的外祖母和母亲的三个已结婚的姐妹和一个弟兄。
现在，我们在这里度过我们的真正青年时代了。维茨拉是个风景美丽的小城，当时有一所十分好的国民小学。我们俩最初进了一个贫民小学，学校設在从前属于德意志騎士团的一座大房子——德意志大厦。在寬大的前院左方，有一座二层楼房，歌德所著的《少年稚特之煩恼》中的女主人公夏檾蒂·布芙曾在这里住过。恰巧后来我的一个表兄弟充当游览这个夏綠蒂·布芙故居的向导，我因而在这里住过多次。我还记得哥德百年寿辰（一八四九年）庆祝会，会是在微尔巴荷泉水附近举行的，那里还有歌德手植的菩提树。那个泉水从那时起改名为歌德泉。十年后，我又在萨尔斯堡的市立剧院参加了席勒的百年诞辰庆祝会。
数年后，贫民小学并入国民小学，我们叫做免费生；德意志大厦撥为女生校舍。
我同学校和教师大体上相处得都很好，只有唱歌教师不喜欢我。我属于最优秀的学生之列，这就使得我们的几何教师，一个短小而非常好的人，对我和另外两个同学特別照顾，使我们窺得了数学的秘密。我们还学习用对数来计算。我喜爱的科目除了算术和几何，还有历史和地理。对于宗教，我不感兴趣——我的母亲是一个开明的、具有自由思想的妇女，在家中向来不拿宗数来折磨我们——，我学习它，只因为不得不学习。我在这里也诚然是第一流的学生，不过在牧师长的宗教间答課时，我不免有时回答得不合規格，因而受到小小的谴责。
在其他方面，我们的牧师长是一位极可钦敬的人，完全不是伪信徒之流；但是，順便说说，这还是挡不住有一天，更正确些说是有一夜，有人同他开了个玩笑。那时维茨拉有一种风俗——也许现在还流行着——，把深秋或冬季宰好的鹅挂在外面冻一夜，据说这样会使味道更好。人们把鹅挂在高高的地方，一般是挂在窗子前面。牧师长也照样做了。但次日一早，鹅不见了，而到了第三日早晨，一副啃得非常干净的鹅骨架，却在大门的拉给绳上高悬着，骨架上系着一个纸条，上面写着美丽的诗句：
老表先生早晨好！
昨日我肥今瘦了！
维茨拉全城都笑了，因为在一个小城里，这类事情是很快就传遍各处的。我料想牧师长也会发笑。
我既然学习勤奋，在能力上也处处都居前列，那么在恶作剧方面——这是有较大活动自由的青年们所不可避免而且是理所当然的——多半也是我带头。这就使我在“操行”方面声名狼籍。尤其在我们的唱歌教师那里，我享有恶名。他主持对外部门的事，就是说，凡是外面向学校报告的各种恶行，都由他来处理犯人。为什么不是由校长而是由他来主持，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他资格较老，或者因为他身体肥胖，或者因为一种习慣法規定他主持此事。他也很会用那种不易模仿的风度十分有效地挥舞戒尺。当他用他那一双小小的、胖胖的手在我们的脸上左右打击时，虽然劈啪作响，疼痛倒是轻些。可是，甚至在这种时刻，我仍不能不欣赏那一双小小的、胖胖的手。
我们的主要活动场所，有数堂的周围附近，有昔日最高法院的房舍（它的寬敞房间，近年来充作旅馆的堆栈），还有近郊的卡尔斯孟特大堡的遗址，有加本亥姆大道旁的山岩群——加本亥姆地方也有纪念歌德的建筑——，在岩石的平顶上我们建筑了我们的“碉堡"，还有古老的城墙，尤其是位于高原上的加本亥姆了望台，在秋天我们的劫掠队从那里出发到马给薯地里去劫取马给薯来烤着吃。因此，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忍受一家农户一个多钟头的包围，但我们终于胜利地冲破了包围。这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人们从碉堡里早先作过大胆的练习才能爬到碉堡外边。加本亥姆了望台后来改为所谓的俾斯麦堡。歌德曾经在往来加本亥姆的散步中，常由这个了望台所在的高地经过，因为从这里看去，兰河谷的景色尽入眼底。共他的消遣就是经常到森林和郊野去游玩，在那些地方我们也做了些毁鸟巢和取岛卵的顽皮勾当。
我们所谓的“拋索摘果”，是我们夏秋两季最喜爱的一种活动，因为在維茨拉周围，水果非常丰富。兰河是一条值得重觀的河流，夏季给人所想望的游泳机会，冬季给人滑冰运动的可能。有一次在滑冰的时候，我的弟弟在我的近旁把薄薄冻结的冰踏开了一个洞，如果不是他无意中张开两臂把自己在冰上撑住，他无疑会陷在冰下而惨遭灭頂。一个同伴和我把他从水中拉出来，把他带到加本亥姆大道旁的石坡上。在这里，他必须脫下衣服，我们把我们的几件衣服借给他，然后把湿衣绞干，放在那二月里异常溫暖的日光下曝晒。几个月后，母亲才知道她的老二的意外事件，这只是因为我们的衣服是由自己洗的，井且尽可能自己来缝补，以免母亲发现这些损坏。
次年，在相似的情形下，我相帮救了我的一个比我大几岁的表哥的性命。他是一个出色的滑冰家，有一天他以飞快的速度向下游的水闸冲来，冰面光亮如镜，所以他沒有看见闸前是一片沒有冻结的水。我惊慌地大声叫他调头。他听到了，但为时已晚。当他转弯的时候，跌了下去。他极度紧张地坚持在冰上面，但他一试图把一条腿拔上来，就又陷下去。当这时候，我赶快把我的长毛钱围巾从脖子，上取下来（那时代一般都披围巾），又从我旁边一个同伴那里取下一条，把两条结连起来，把一头丢给我的表哥，他幸而接到了。我们才慢慢把他拖到坚固的冰上。他得救了。
我的坏名声在我们的唱歌教师那里渐渐地根深蒂固，他以为一切发生的恶事自然而然地都有我参加。有一次为使一个同学苑受不公不的责罰，我挺身为他辩护，就无情地被视为共犯，尽管我不曾絲亳参与其事，也一同受到了处分。后来党内的同志因为我这种不惜任何代价来主张公道的性格，戏謔地把我划为维护公道的人。当然，我们的唱歌教师常常有正当的理由来制裁我。因此，有一天我为模糊地追求“名背”的心所驅使，把我的姓名、出生地点和出生日期用刻石体字刻在教堂进口的紅砂石台阶上。一个大釘子作凿子，一块石头当錘子，就是我所使用的工具。这种坏事自然会在下个星期天上数堂时被大家发现，也被唱歌教师发现。后果是几个耳光，并且中午留校三次。这就是说，由上午放学到下午上学时止，我必须耽在“禁開室"里，直到第二次放学才准回家，这样我就沒有午飯吃了。幸而还好，唱歌教师有一个軟心肠的女儿。第二天中午，我站在禁閉室的窗前，恬靜地观察院中成群的吱吱喳喳的麻雀的自由的时候，她站在她的未婚夫身旁注意到我。她同情我的遭遇，立即到她的父亲那里为我求得完全赦免，亲自来宣告我的自由，开释了我。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受到敖免。如果常有这样的永存的女性的关怀来决定我的命运，那末，我相信，我许多次就会较好地从困难中脱身了。
可是，我也有懂事的一天，我自己对自己说，从现在起你要作个正经的人了。于是就这样办。在维茨拉驻防的狙击营少校的几子摩里茨·封·格·，是参加我的许多恶作剧的伙伴。学校考试到了。居民中可以参加旁听的只有少校一人，他是一个体格魁梧的人。考试完毕，宣读成績。奇怪的是，这次成繢完全按照操行而定的。全班学生都已得到了自己的成绩，只剩下摩里茨和我。单单我们两个人的成積是戊等，就是说这是所有成绩之中最坏的。那位少校父亲脸上沒有什么表情，但是我有理由相信，回家后摩里茨决不会得到寬恕的。从那天起，我沒有再看见他，他在那次事件之后，直接进了士兵学校。到九十年代，我得悉他在K城充任高级军事职位。可见顽童秉性对他如同对我一样，是沒有什么损害的。从那时起，我端正起来，就是说，我不再做招致处罰的事。所以在下次考试我的成绩是丙等，再下一次即我参加的末次考试是甲等。如果当时取决于全班的情緒，我会是两个得奖者中的一个。当校长要提出第二个优秀学生的名字时，全班喊出了我的名字。但是校长认为我虽然改好了很多，却还沒有达到得奖的程度。于是我沒有得奖就走上了諜生的道路。
我们的物质状况在維茨拉不能有所改善。我的母亲不能要求恤金。她后来从国家得到的唯一补助，是我们两个幼儿每人每月的十五銀格罗申[2]。这是她不顾她的第一个丈夫的劝阻，而仍申请把我们弟兄二人作为波芙坦军人孤儿院的候补生才得到的。她为困苦所迫，不得不如此。她固然由于当时她的母亲逝世，继承了分散在雜茨拉四周各边界的五、六小块田地。她也曾为应急需，卖掉其中的几块来维持生活。但这事使她痛心。她的一切打算都集中于为我们保持存留下的财产，使我们不至于贫无立錐之地。一个母亲所能为她的儿女牺牲的，我由我自己的母亲身上体验到了。有几年，我的母亲为她的表兄弟——一个手套工人——缝制白色军用皮手套，每双工价六克略朵，约合二十芬尼。但是，每天所完成的不能超过一双以上，这份收入，活命不足，却累死人。可是甚至这件工作，她在几年后也不得不放弃了，因为她这时也染上了肺痨，在她在世的最后几年任何工作都不能做了。作为长子，我必须把料理家务琐事，整理大小房问接替过米。我必须煮咖啡，清理房间，每星期六还要作扫除；还必须擦拭锡器銅器，鋪床叠被等等，这些活动在后来我做手工学徒和当政治犯时很有益处。此后我的母亲也不能作飯，我们弟兄两个每人到一位姨母家吃午飯，她们表示乐于作这种友爱行为。我们輪流由情况较好的亲戚家里为母亲带回一点点她所必需的食物。为着略微改善我们的处境，我决定去充当九柱球的植柱童。每天放学后就到一个花园飯店中的九柱球场道上作植柱工作。通常每晚在将近十点钟时从这里回家，星期日要晚得多。但是，由于这种长时间的曲背弯腰，腰背疼痛异常，每晚都是呻吟着回家。我不得不停止这种工作。另一种我们弟兄俩都参加的工作，是秋季到我们一个姨母的田里去收马给薯。这种工作，如遇雾天，又湿又冷，自早晨七点钟到天黑，其不是件舒服事情。但引诱我们的，是一大袋借以过冬的马给薯作为报酬；此外，我们每晨到田里去时，每人得到以姿鼓励的一大块李子糕，这是我们二人非常喜爱的。
当我十三岁、我的弟弟十二岁时，军人孤儿院来通知，我的弟弟可以进院了。根据医生检查，我因为身体太弱，不能进院。这时我的母亲勇气消沉了；她感觉到她的末日将临，她认为，对于我的弟弟经二年军訓后有义务服九年军役的事，已不能負起责任。“你们如果愿意当兵，那么等将来你们去志愿参加，我不負这个责任”，她这样对我们说。于是我的弟弟进军人孤儿院的事擱置了，这在当时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惜。
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的革命运动引起了我的热烈天真的兴趣。维茨拉的多数居民由于本城的传统而傾向共和政体。这种思想也感染了青年学生。在有一次关于我们个人的政治见解的讨论会上——这一类会是青年学生们所常开的——，表明只有一个同学和我是倾向君主政体的。我们二人因此换了一顿打。如果说现今我的政敌对于我的“反爱国主义的”思想表示憤慨，因为照他们的意思，君主政体和祖国是同件事，那么，他们从上述这件事实可以看出——也许使他们成到滿意——原来当他们的父亲和祖父在青春时代天真烂漫地属于反爱国者的时候，我巳为祖国受过苦了。在莱茵省，至少在那时；大部分居民是醉心共和政体的。
那时，我的父亲服军役所在的第二十五步兵团的一营，我想它是由巴登战役回防，路过維茨拉小驻，我的母亲的单调生活却因而得到短暫的调剂。那个营里还有相当数量的军士是我的母亲原先所认识的。现在他们来拜访我们。由于他们的悬求，我的母亲允许为他们做一頓午餐。她自然不会有什么赚头。有一天，当两个客人离去时，我听到他们在楼梯上谈话，他们很赞美这餐飯，并且对于我的母亲怎能以这样廉价供应，表示惊奇。
我们青年很威兴趣的事，是那几年中在維茨拉区所发生的农民起义。那时的农民还必须履行封建时代遗留下的种种义务。现在既然一切趋向自由和平等，那么他们也要解除这些負担了。他们聚集了几千人，向布伦菲尔的苏尔木·布伦菲尔侯爵的邸宅出发。队伍照例以一面黑白色的大旗为前导，这表示人们宁愿属于普鲁士，也不愿属于布伦菲尔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扛着各种口径的火枪，但大多数是拿着鐮刀、粪叉、鋤头、斧头等。在这曾多次发生而从未流过血的队伍后面，照例跟随着維茨拉驻防军来保护侯爵，如果他们不是事先巳经出动的话。关于农民傾袖和侯爵的会晤在雜茨拉流传着很有趣的传说。维茨拉人民的反抗情绪保持了很久。当一八四九年或一八五零年，普鲁士亲王，就是后来的皇帝威廉一世，由当时的第八莱茵军团司合希尔施菲尔将军陪同作检阅旅行时，也来到維茨拉，在城门前面有人拿骯髒东西抛到他的座車上。我有一个亲戚曾因匆忙地乘机大敲警钟，被判徒刑三年。在维茨拉的革命运动期閏，也成立了市民保卫团，虽然我有许多亲戚参加在内，我对它的感觉只是轻视。这也因为他们在演习中的姿势缺乏军人气概。随着反动势力的恢复，市民保卫团就消失了。
一八五三年，我和我的弟弟都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六月初，我的母亲去世。她以英雄气概正视她的死亡。在她去世的那天下午，她感觉到她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她命我们去把她的姐妹们请来。为什么请她们来，她沒有说。她的姐妹们到后，她打发我们到房间外边去。我们怀着悲哀的心情长久坐在楼梯上，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最后将近七点钟时，她们由房间里出来了，告诉我们，我们的母亲刚才死去。就在当天夜晚，我们必须收拾起我们的一切什物跟姨母去，对于死去的母亲不得再见一面。这个最可怜的妇人在她的婚姻和寡居生活中沒有过几天好日子。但她总是保持乐观和好兴致。她在三年以内死去了两个丈夫，此外她还死了两个孩子，即除我的小弟弟之外，还有一个生在我前、我不曾见过的姐姐。对于我们两弟兄，她也一再地使我们度过沉重的疾病。我在一八四八年患伤寒症，在生死之间徘徊了许多星期。此后几年，我又患自发性跛行，不过腿还是长好了。我的弟弟九岁时，在谷仓内玩耍，由梯子的頂层跌到打禾场上，头部受了重伤，脑受了震荡。他也幸免于死亡。我的母亲自己患肺病至少七年。几乎沒有一个母亲忍受比这更多的困苦和煩恼了。
我现在来到一个姨母家里，她在维茨拉有一个世世代代租用的水磨。我的弟弟到另一个姨母家，她的丈夫是面包师。我现在必须在磨坊中辛勤干活。特别使我高兴的是，用我们所有的两头驴把面粉运到乡问交给农民，再运回从他们手里取得的粮食。我最喜欢的，就是只有少量粮食运回来，于是我就可以騎着一头驴回到城里。这也是我们那头有耐性的牲口黑驴所容许的，但是我们那头口轻性躁的灰驴就另有一种想法。它显然具有一种像是等级意识的东西，因为它除了所习慣的負荷外，不让任何陌生的东西放在背上。有一天我刚騎在它的背上，它立刻撒颶就跑，把头伸到两条前腿之间，两条后腿用至力向外踢出去。转眼间我就以一个圆弧形飞到街边阳沟里去。我幸而沒有损伤。它达到了它的目的，此后我不再干扰它了。
除两头驴以外，我的姨母还有一匹马、许多母牛、一些猪和几十只鸡。因为她还种地，尽管除她的儿子外，还雇了一个磨坊长工——这是当时伙计的称呼——和一个使女，但事情还是做不完。如果伙计沒有工夫，我就必须刷洗马和驴，有时还要把马騎到洗马场去。鸡埸的管理完全交给我来做。我还要管喂鸡，从鸡窩或随便什么下蛋的地方拾取鸡蛋，还要清理马棚。这样干到一八五四年的复活节。接着，我离开了学校，这决不是我所欢迎的，如果能继续留在学校，那我就最称心了。
[1]德国旧时货币，一塔勒约合三马克。——译者注
[2]银币名，每格洛申合一二·五芬尼。——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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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列宁托付的任务（尼·亚·米柳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专题〗传记·回忆·评论->《回忆列宁》（第四卷）
执行列宁托付的任务
尼·亚·米柳亭
1919年8月，我被任命为劳动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小人民委员会委员，因而我十分有幸地获得了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和他一起工作的机会。我还保存着好多次谈话的笔记。
尽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也严厉批评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但他总是说：
“这是我的第一助手。”
有时，他嘲笑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工作，而且接着说：
“这是我对人民委员会事务‘管理’工作的修正。”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善于根据工作报告中的某个细小问题迅速抓住事情的实质。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
众所周知，苏维埃机关一直在进行精简。但是，各人民委员部总是想方设法规避紧缩编制的决定。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委托中央统计局的帕·伊·波波夫[1]负责调查紧缩编制的情况，并对各苏维埃机关精简前后的实际工作人员进行统计。波波夫把这件事交给自己的机关去办理。他们编写好一份报告，并附有表格和图表。
根据这份材料帕·伊·波波夫在会上做了报告。从报告看来，工作人员似乎已大量精简。比如说，通讯员精简了百分之五十，稽查员精简了百分之七十，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飞行员甚至精简了百分之一百。
当波波夫谈到总行员时，仔细听着报告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断了他的话，说：
“帕维尔·伊里奇，农业人民委员部里是些什么样的飞行员？”
“防治害虫方面的。”
“可是他们以前在农业人民委员部里干些什么呢？要是在田野上，那倒也罢了，但是他们却呆在人民委员部里！他们在那里消灭了什么呢？”
“他们闲坐着，所以把他们精简掉了。”
“真有意思。那么，他们原来有多少人？”
“请等一下。”
波波夫开始翻寻装着详细材料的文件夹。
“好……这是……农业人民委员部……有了！飞行员……‘原有’栏：一人，‘精简’栏：一人，‘保留’栏：零，‘精简百分比’栏：百分之一百……”
大家哄堂大笑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得比谁都欢畅。帕维尔·伊里奇透过眼镜莫名其妙地望着大家。他的目光从一个人民委员的脸上移到另一个人民委员的脸上，最后自己也笑了起来。
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飞行员问题揭穿了中央统计局工作人员的全部把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顺藤摸瓜，迅速查明了问题的实质。原来，稽查员虽然精简了五、六百人，视察员却增加了一千人。
“精简”人员的结果，工作人员的编制反而扩大了。
当时，劳动人民委员部由于对这种怠工行为疏于检查，遭到了多么严厉的申斥啊！
确定编制的工作交给了工农检查院办理。此外，由劳动人民委员部负责制订各人民委员部固定的口粮定额。定额标准不以现有工作人员的数目为依据，各部的人民委员受权按工作人员的才干（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口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竭力反対平均主义，这可以从以下的事实中得到证明：他热烈支持按劳动手册办理粮食供应，根据出工次数分发粮食的建议。他成立了一个以费·埃·捷尔任斯基[2]担任主席的委员会，负责研究把粮食供应事宜从居住地点划到工作地点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把这种做法称之为“官僚主义的妄想”。但是，生活本身表明，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不仅节省了大量的粮食，而且还向按劳动情况供应粮食的制度迈出了第一步。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弗拉基来尔·伊里奇热心支持把加班工作的工资提高一半的建议，并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把这一建议作为首要的议程加以讨论。他还支持实行奖金制度的建议，并在草案中增补了一系列规定，以增进工人对劳动成果的关心。
季诺维也夫提出了与这些措施相对立的纲领，主张通过由工人直接、平等参加分配企业利润的办法促使工人关心生产。不言而喻。这种办法不能促使工人关心劳动生产率的最大限度的提高，何况这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原则是根本不相容的。
这里有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小事。当我汇报粮食委员会的工作结果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担心我们会不会忘掉独身老人的问题。
伊里奇说：“要是我们把他们忘了，就没有人为他们说话了。”虽然我对他说有专门的条款规定对老人的供粮办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是再三提到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细节。我们的草案规定，对资产阶级不发给粮食供应卡。我们认为，既然不予供应，就不必浪费纸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同意这种做法。他建议把供应卡发给所有的人，但按劳动情况供应粮食。
“没什么关系！当然，我们目前不向他们供应粮食，将来怎么办以后再说。但是供应卡应当发，这有道义上的意义。而且从原则上讲，不能剥夺任何人获得粮食的权利。迫使所有的人工作——这是我们的权利，甚至也是我们的义务。”
※※※
还应当说一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对待各人民委员部之间时常发生的本位主义纠纷的。
由于工人医疗（劳保医疗）事务是市劳动人民委员部掌管的，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卫生人民委员部之间经常发生“内战”。对这两个人民委员部进行调解的工作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种经常不断的摩擦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不胜厌烦。有一次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他建议让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卫生人民委员部的委员们到隔壁房间里去争论，在双方未达成协议之前，不论他们闹到什么地步，都不准他们出来。一个小时以后，他们终于达成了协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重视纪律的作用。而且他认为，执行者首先必须了解并贯彻最高机关的指令。在这个问题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托洛茨基及其副手斯克良斯基[3]和加米涅夫经常发生争论，因为他们认为，对执行者来说只有顶头上司的指示才是必须执行的。
由于某个紧急情况，人民委员会发出了调用莫斯科市内汽车的指令。莫斯科市苏维埃的车库也必须派出若干辆汽车来。然而，当时任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的加米涅夫竟然命令车库主任拒绝派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这个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讨论，以便用实际事例警诫全体人民委员。车库主任（一位军人）被召来了，他报告说，他是遵照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的直接命令行事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议：责成全俄肃反委员会把未执行人民委员会命令的车库主任拘禁一个月。
斯克良斯基激烈反对这一提议，他要求处分加米涅夫，而不是车库主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风趣地笑了笑说：
“问题很清楚，同志们，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不受我们管辖。让斯克良斯基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加米涅夫的不法行为提出报告，而由我们来处分违反人民委员会命令的直接当事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同志们体贴入微，但在必要时态度又十分坚决。这从下面一件事情中可以得到证明。
有一位箸名的工作人员，列宁的最亲密的助手之一恩·同志受命负责某项非常重要的行政和经济工作。然而，恩·同志在工作中却完全依赖他周围的那些坏蛋。
人民委员会开始收到令人不安的消息。有人把这些消息转告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召见了恩·同志。他们谈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只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托小人民委员会主席选派（不通过正式手续）一位同志进行秘密调查，而且事先向他提出人选。我们选定了一个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未表同意：
“这人冷冰冰的。”
换了一个人，但还是不合适：
“法学家，会把一切都搞乱的。”
选了第三个人，结果依然如此。最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委托我来办这件事，因为我是一个新手，当时来到莫斯科还不久。
我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给我讲了这件事。末了他补充说：
“他们都这么说。我怕有些情况是事实，但也有可能造恩·同志的谣。我同他谈过话。嘿，他哭了起来，他说，要是情况属实，他就要自杀。这是给您的委任状，需要多少人，可以到陆军人民委员部去要，您就动身去检查，但不要让他受委屈，不然的话，他说不定真的会出什么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边说，一边把授权调查的证书交给我。这件事竟然涉及到会不会委屈人的问题，我感到很奇怪，因此我把委任状退还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他另派一位同志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果他真的犯了大家指控他的那些错误，我恐怕未必能不委屈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眯起眼睛，说：
“原来是这样。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我的话的，但也许我确实不客观。您认为怎样正确，就怎样办吧。只是有一个条件：您写的一切东西，首先要给我过目。如果碰到什么不顺利的情况，请及早告诉我。您可以在任何时候到这儿来。”
我站起来，收下了委任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离开桌子，把双手搁在我的肩膀上，用一种特别亲切的语气说：
“您不能让犯错误的人不受委屈吗？难道您永远只跟不会犯错误的人打交道？这是可能的吗？”
他接着补充说：
“个人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请您把查明的一切真相告诉我，但不要委屈恩·。我十分了解他。他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是，谁能知道，一个人会作出什么样的蠢事来！好，再见吧。请您早些儿回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如何对待人的问题上给我上了一堂很好的课。毋庸讳言，许多同志认为，下级犯错误时，越是提高嗓门，严加斥责（有时甚至辱骂），越是能迅速有力地在他们身上产生效果。诚然，懒马不能不加鞭策，但是把这种方法当作一成不变的手段，那是不行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善于教育人。这是他的基本方法。在他看来，惩罚只能起提供实例、教训和警戒的作用。我不知道他有过为细小的差错生气的情况，尽管他始终认为小事是大事的某种反映、某个部分和方面。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人始终是运动的目的。但是，他从不把人放在集体之外，离开消灭剥削的斗争任务来加以考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只是不要过分！
与此同时，从这一事例中，我看到了切实进行自我检查，并使自己的私人感情服从于公共事业的典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然十分坚定地信任自己的同志，但一旦发生疑问，就得进行检查。
事实上我不用作什么调查。全部情况一目了然。只要记录下五件最典型的“中等程度”的丑事就够了。我起草了一份简短的报告，平心静气地叙述了我所发现的情况。在报告的结尾部分我指出，把不合适的干部派去担任这项行政和经济工作的人对此应负主要责任，因为这些干部对这项工作本来就一知半解，不甚了了。
我带着这份报告首先去见恩·同志，心平气和地用近乎诙谐的语调，象讲趣闻轶事般地向他描述了他的工作情况以及他的助手们的欺诈行为。但是，我决没有把事实说轻了，而是恰恰相反。他带着诧异的神色听着，眉毛越竖越高。
“真是混蛋，恶棍！居然干这样的事！太岂有此理了！”
我把报告交给他看了。报告从我详细列举的各种事实中只就事论事地提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主要的是还指出了那些不善于正确使用干部的人的过错，因此，这位同志感到十分满意。我问他，他是否同意报告述及的全部内容，是否需要作什么修改，他认为应该怎样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这件事。
“一切都很好。我完全同意报告的内容。不用作任何修改。我可以写上自己的意见：完全同意。”
他当即在我的报告上签署了意见：完全同意，情况属实，结论正确。
他热烈地握了握我的手，我们就这样友好地分手了。于是，我去见伊里奇。
“啊，情况怎么样？调查的结果如何？”
我一一作了汇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皱起眉头，全神贯注地听着。最后，我把报告交给他，说：
“这是我写的一些情况和结论。”
接着，顺便提起似地说：
“恩·同志完全同意这份报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吃惊地抬起头，说：
“怎么？您把报告给他看了？”
“是的。他看了报告并写了‘完全同意’几个字。”
“真怪！”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先看了恩·的意见，然后开始读报告。在阅读报告的过程中，他不时把报告翻过来看恩·的意见，一边说：
“这一点他也同意！……还有这一点！……真奇怪！”
看到最后，他欢快地笑了起来，高声说：
“哈，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现在全都明白了！一切都是我的错，所以他高兴了：我不该派他去担任他不合适做的工作。妙极了！由两个人负责可以轻松些——他情绪还好吗？”
“很好。他说，他自己会来找您。”
“请您马上转告他，让他晚上务必来见我。您把报告留在这里，由我来办该办的一切。请您通知小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件事以后由我负责处理……您想得可真巧妙！我怎么也没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实际上我并没想出什么好主意。我只是把我看到的情况以及我对这些情况的看法写了下来。”
“好吧，这样更好。”
过了一段时间，恩·同志被解除了职务，而且处理得很稳妥。起初指派他担任另一工作，让他离开原来的岗位，最后他得到了新的任命，被解除了原先的职务。
※※※
我还想讲一讲在1919年到1920年之间发生的几件有趣的事。
夜里的会议结束之后，人们用一辆象公共汽车一样的大马车把我们送回家去。这辆马车摇摇晃晃，叽嘎作响，但好歹总能把我们分别送到家里。有一天，已是午夜两点了，我们在炮王[4]附近踱着步等候马车。突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人民委员会的大门里快步走了出来。他匆匆忙忙地同我们一一握过手，就向右转朝主教陵墓走去。在大伊凡钟楼附近，他穿过马路，迅速走向斯帕斯克门。
大约过了一分钟，一位拉脱维亚步兵从同一个大门里奔了出来。他就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受伤以后一直护卫着他的警卫。
“你们没看到列宁同志吗？”
“看到了，他朝圣母升天大教堂走去了。”
这位同志朝指给他的方向跑去四、五分钟以后，他慌慌张张地回来了。
“怎么啦？”
“糟了。我只离开了他一会儿，突然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办公室里的门开了。我看到他已经走近大门口，赶紧抓起军大衣追了出来，奔到鲍罗维茨克门，但门口的警卫说他没从那里经过。我又奔到这儿来，也不见人，真象是钻到地底下去了！”
我们不禁为这位同志的失误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敏捷失笑起来：他竟骗过了自己的警卫。在他负伤之后给他派了警卫人员，这一点他说什么也不能容忍。
有一次，我因事到列宁的秘书处去。突然我听到从办公室里传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爽朗洪亮的笑声。过了一会儿，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娜塔莎·勒柏辛斯卡娅飞也似地从办公室里奔了出来，她涨红着脸，差一点没哭出来。经我一再追问，她才将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
雕塑家阿尔特曼[5]那时正在为列宁塑造一尊泥塑头像。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同意，雕塑家可以在列宁的办公室里工作，条件是：不能打断列宁的工作。雕塑家停止工作时，用一块湿布把塑像包起来，不让它干掉。
阿尔特曼离开办公室时，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晚上把布湿一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叫来了娜塔莎，让她拿一壶冷水来，他自己仍然坐在桌子旁全神贯注地工作着。
娜塔莎把水拿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放下工作，吩咐说：
“请浇在我的头上。”
娜塔莎不解其意，茫然不知所措。她提着水壶，畏畏缩缩地走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背后，犹疑不决地楞住了：到底是浇还是不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转过头去，惊讶地望着娜塔莎，最后终于捧腹大笑起来：
“不是浇这个头，是那个！”
他指指头像，笑声更响亮了。
※※※
1920年9月，根据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6]的提议，许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包括我在内，被派往各地组织征收粮食的工作。我领到了一份权限非常广泛的委任状，调了五位同志作自己的助手，第二天就动身去奥廖尔。在那里，我看到了一幅非常可悲的图景。征粮计划只完成了百分之十一，而且当地的人们还认为，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我们不得不催促省执行委员会和党委会抓紧行动。我们对党员进行了动员。同军事委员会经过一番激烈争辩之后，还给征粮队增派了红军战士。
工作开始取得顺利的进展。几百万普特小麦、燕麦、土豆正在向莫斯科起运。铁路无法容纳我们运往车站的全部物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于11月初来到了莫斯科。
在我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副粮食人民委员转告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见我。我不免怀着不安的心情前去见他。我做得对不对？也许没必要组织武装征粮队？也许富农的粮食征收得太多了？由于贫农委员会已经解散，我把我的全部策略建立在分化农村，扶持贫农，用武装对富农施加压力的基础上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态度严肃地接待了我，一眼就能看出，他显得十分劳累。
“啊，您那儿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看来还不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征收到了三百万普特粮食。粮仓都装满了，有的地方还把燕麦储存在教堂里。只是土豆没法处理：没地方放。铁路不接受，我们自己安排货运列车，自己装运，但怎能全部运完呢！我们让酒精厂开了工，把土豆堆成堆，可是天气这么冷……”
“听您这么说，问题都是土豆造成的罗！确切地说，问题全在于征粮前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夏天没有考虑到储存的问题。今后应当加以注意。您谈谈，您是怎样使农民交出农产品的。”
我谈了建立区特派员制度、成立司令部和征粮队以及亲自检查地方上执行命令的情况等措施，特别详细地汇报了分化农村，用粮食接济红军家属和贫农等策略问题。
“那么，那边的人对您的态度怎么样？他们都很年轻，你们一定吵架了吧？”
我用幽默的语气讲了我们之间的摩擦，并忍不住抱怨军区机关说，每向他们调用一名红军战士我都得费九牛二虎之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即打电话给斯克良斯基，请他通告各军区军事委员：目前粮食决定一切，必须切实支援征粮工作人员。
我鼓起勇气，提出了使用武力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似乎立即警觉起来，他没回答我的问题，反而问我在地方上是如何行动的。我讲了新别廖佐夫卡发生的骚乱，以及我和奥京措夫[7]一起去平息这一事件的经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说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只是咒骂、吵闹了一阵子事情就过去了，这时他的脸上现出了喜悦的神色。最后，他甚至笑了起来，因为我告诉他说，我们“有条件地”没收了村苏维埃主席——一个富农的全部牲畜，并答应把牲畜归还给他，假如全村能在三天之内完成征粮任务的话，于是他就十分卖劲地干了起来。
我们接着谈到了农村的策略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赞同分化农村、孤立富农、用一部分征得的粮食支援红军战士和贫农的路线。他当即打电话给粮食人民委员部，要他们准许把一部分征得的粮食分发给贫农，并证实说，他赞同我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
我们的话题又回到征粮队的活动方面来。我叔述了克罗梅县一个匪徒为非作歹的情况，以及利夫内县的“娘儿们”造反的经过。这起骚乱也没经过流血就平息下去了。对于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未发生任何伤亡事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然感到满意。可是，他最后补充说：
“别由此得出结论，以为枪杆子只是一种摆设而已。斗争毕竟是斗争。在非极端必要的情况下最好能这样，但是，一旦情况不可避免，征粮队的战士态度必须坚决。在坦波夫省，娘儿们缴了征粮队战士的枪去武装匪徒。这就发生在你们附近。安东诺夫[8]匪帮也可能转移到你们那边去。”
我说，我对自己的征粮队，一般说来是放心得下的。至于娘儿们的问题，我们那边也发生过两起苗子，但指挥员们都出色地对付过去了。
然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问到了农民的情绪、他们对苏维埃的态度等一般性的问题。我向他汇报说，在我们省的某些地区，有相当的一部分农民在挨饿，我自作主张运去了一些粮食，给贫农的孩子们吃。对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赞成。他又给粮食人民委员部打电话，要他们在省内缺粮的地区开办公共食堂，并派有经验的人员去办这件事。
这些食堂在那年冬天起了巨大的作用，大大巩固了我们在奥廖尔省的地位。有些地方，人们故意把食堂办在教堂里，因为那里的神父曾经作过宣传，反对向国家缴纳余粮。富农被孤立起来了。农民们开始公开给我们指点富农埋藏粮食和土豆的地窖。
最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了几个有关秋播的问题。我很惭愧，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他，但我答应去过问这项工作。
我临走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您推动了省里的工作，向城市提供了粮食，这很好。眼下这是最主要的。但是，有时间的话，您也要展望一下未来。以后您再来莫斯科时谈谈您的想法。”
当我离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时，我心里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对今后应当如何行动充满了信心。
※※※
1920年11月13日，奥廖尔省完成了征粮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时，我收到了任命我为沃罗涅什省粮食会议主席的电报。同时，我奉召去莫斯科。
启程之前，我派了几个人（化名）去沃罗涅什研究那里的形势。那儿的情况不妙。粮食委员会机构松散，省执行委员会和省党委掌握在托洛茨基分子的于里。省里匪徒们的活动此起彼伏，北方有安东诺夫，南方有科列斯尼科夫[9]。在巴甫洛夫县，有大批逃兵结伙活动。在泽姆良斯克县和卡拉切耶夫斯克县，局势也不安定。征粮工作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二。
鉴于上述局势，粮食人民委员部决定授予我无限的权力。
我带着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党中央的名义草拟的委任状去见中央委员会书记。他没说什么话就在委任状上签了字。由于这件事非同寻常，他建议我去见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地看了委任状，说：
“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同意签署这个文件，但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署名以及斯克良斯基的副署。不然的话，可能会引起各种各样令人不快的议论和误会。”
“难道斯克良斯基会签署这样的文件吗！”
“是的，他大概会反对。让我们这么办：我先签名，然后您去请执行委员会书记签署，大家都签了名之后，您再去找斯克良斯基。那时他就难以拒绝了。不过，假使他仍旧拒不签字的话，您就让他马上打电话给我。不论情况如何，您在动身之前到我这儿来一次。”
在斯克良斯基那里果然费了一番唇舌。他坚持要附加一个条件：委任状不适用于军事训练学校。我则坚决维护在必要时无条件地调用军训学员的权力。最后两人商定，从喀山调给我三个骑兵团、一车厢步枪、若干支机枪：在非极端必要的情况下，我不动用军训学校的力量。
在出发之前，我又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向他详细介绍了沃罗涅什省的局势。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仔细考察工作人员，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并谆谆嘱咐我要依靠苏维埃基层机构。
“您是要离开的，可是他们仍将留在那里。必须克服地方主义的倾向和情绪，必须迅速和果断地行动，但应当做到使居民们感觉到地方政权的存在，学会听从地方政权的指令。听说，奥廖尔省在开展征粮运动之后，各级苏维埃都得到了巩固。要是在沃罗涅什省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就解决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当然，粮食是主要的。遗憾的是，很多时间白白地过去了。要告诉地方上的人应当怎样工作，要激励士气，推动他们前进！”
在沃罗涅什省，我们无法全力以赴地从事征收粮食的工作，而不得不致力于击退安东诺夫、马赫诺[10]、科列斯尼科夫和其他匪帮的进攻。除此以外，我们还同隐藏在各个机关里的反对派、官僚主义分子和盗窃犯进行极其紧张的斗争。我们凭仗列宁的威信，依靠优秀党员和无产者的团结，终于在那年冬天在省内获得了胜利，粉碎了所有的反革命势力，瓦解了托洛茨基反对派，消除了怠工行为，扑灭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公开叛乱。征粮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二。
在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我们最终完成了这场斗争，建立了各级播种委员会，把群众的意志和经过更新的机构引导到创造性工作方面去。
在这段时间内（从1920年12月至1921年3月），我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儿去过两次。他特别关心农民的情绪。我对我们在农民中间重新分配农产品的政策是否正确表示了我的怀疑。我没有想到粮食税的问题，但是我指出，我们的做法有点不对头，抑止了提高收成的刺激因素。
这次谈话的结果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我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再征收农民的全部余粮，放弃重新分配农产品的政策，那么我们对贫农该怎么办？
“您现在对农民已有所了解。您要好好地考虑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就告诉我。”
我于3月初来到莫斯科，直接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他提出了一个关于建立农民互助委员会的完整的方案。我说我在一个县（奥廖尔省的姆增斯克县）进行过类似的试验，収得了良好的结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详细地问了我一些问题，答应考虑我的建议，并要我先同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几位工作人员商议。
不久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来电报召我去莫斯科。第二天我就到了他那儿。
“是这么一回事：您马上坐下来起草一份关于农民委员会的简短的提纲。但必须切合实际，具体明确，不超过一页半或两页纸。明天您把提纲交给粮食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然后您来找我。事先打电话给我，免得您久等。不过您要尽量写得短些，不要任何开场白和论证，只要写清楚，依您的意见该怎么办就行了。”
次日晚上，我们约定了会面的时间。一清早我就来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儿。我至今仍记得他那张严肃而若有所思的脸容。聚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的报告看了两遍，闭上眼睛沉思起来。最后，他断然站起身来说：
“把报告交给福齐也娃同志，让她暂时保存起来。您先这么办：到莫斯科工会理事会去要几个人，把他们分派到农村去，不要太远。事先您要给他们指示，告诉他们如何照您的想法办好这件事。让他们去召开农村会议，用自己的语言讲一讲农民委员会的问题。人们在会上所说的一切都要记录下来。农民的意见很重要。您自己不用去。地方上应该让普通工作人员去办理一切事务，您只要做说服人的工作。您不是差不多把我也说服了吗？一个星期以后，您把他们召集起来，好好了解一下农民们都说了些什么意见。然后您来告诉我。”
一星期以后，我把几个农村会议通过的关于成立农民互助委员会的决议交给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仔细看了这些决议，然后问我派了哪些人去，他们讲了些什么。他要我根据他的关于粮食税问题的报告精神起草一份法令草案。“不过要简短扼要！”他吩咐我把法令草案交粮食人民委员部审阅，让他们签署后拿来。
“他们了解农民，不把农民理想化，而且往往相反。是啊，关于农民的问题，我们也许还得花上六年左右的时间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到最后一句话时，从桌子那边探出身子，眼睛紧紧地盯住我。我回答说，也许得花上十年时间，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农村中的愚昧无知和因循守旧，特别是私有观念的倾向。对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谁知道呢，以后再看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我，我对农村的社会保险问题有何意见。我回答说，农村中应当举办财产保险和赈济贫农。在那里办社会保险可能是一种误解。
“也许是欠考虑吧？”
“好吧。您一定得把法令草案交给维诺库罗夫[11]同志过目。他的意见很重要。您可知道他对农民社会保险的意见吗？”
“依我看，他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持反对的意见，虽然我并没专门同他谈过这个问题。”
“别忘了把您的法令草案也交给财政人民委员部看一看。喔，您那里有电站？”
“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住在车厢里。”
“您得留在莫斯科。您要好好安排一下，您的脸色似乎不太好。”
“是的，我有点儿不舒服。在沃罗涅什感冒了。”
“要当心自己的身体，您的肺部好象是有病的。一定得去找医生看看。”
关于农民互助委员会的法令是1921年5月15日签署的。
在这之前不久，我被任命为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
我首先抓了农民互助委员会的工作，建立了委员会的中央机构。在新的条件下开展的社会赡养工作遭到来自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内部的强大阻力。只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积极于预，并更新了部务委员会之后，才有可能广泛地开展这一工作。
※※※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社会赡养问题始终很关心。
在列宁因病不能出席会议的情况下，加米涅夫在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取消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的决议。为此，他遭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严厉谴责，那个决议也被撤消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热情支持关于建立专门的残废者合作社的建议，而且他指出，残废者的工作时间应该缩短，应该给他们分配较好的房屋，并免除他们的全部税务。
“目前我们很穷，但我们会富起来。劳动对于残废者来说应该比所有的人更早地成为一种乐趣。这就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
在讨论方便残废者参加学习的问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电话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卢那察尔斯基，坚决要求在残废者进训练班和高等学校学习方面给予各种优待，并保证让他们比其他大学生优先享受助学金。除此以外，他还提议为残废者建立专用宿舍，以使他们得到照料和帮助。
※※※
与列宁一起工作的欢乐，他的亲切关怀，他所独有的非同一般的温厚和人道——是我一生中最为光辉的记忆。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478—492页
（顾柏林译张草纫校）
[1]帕维尔·伊里奇·波波夫（ПавелИльичПопов，1872年1月3日——1950年5月26日），1896年起参加革命运动，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乌法。1898年起在地方自治局工作。1906—1909年任哈尔科夫地方自治统计局副局长。1909—1917年任图拉地方自治统计局局长。1917—1918年任农业人民委员会统计司司长。1918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统计部部长。1918—1926年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局长。1922—1928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4年加入俄共（布）。1926—1928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计划部部长。1928—1929年任中央统计局联合研究所所长。1929—1931年任工会农业学院主席团成员。1931—1948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农业部部长。1948年退休。
[2]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Эдмундович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3]埃夫莱姆·马尔科维奇·斯克良斯基（ЭфраимМарковичСклянский，1892年8月12日——1925年8月27日），出身于一个犹太中产家庭，1913年7月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6年应征入伍。二月革命后曾当选为第38师士兵苏维埃主席和第19军士兵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至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0月22日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内战期间为红军的组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托洛茨基誉为“俄国革命的卡诺（Carnot）”。1924年3月被解除一切军事职务，改做贸易工作。1925年担任美洲贸易公司（Amtorg）经理，在出访美国时因轮船事故不幸遇难。
[4]保存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一尊大炮（十八世纪铸成）。——译者注
[5]纳坦·伊萨维奇·阿尔特曼（НатанИсаевичАльтман，1889年12月10日——1970年12月12日），苏联画家、雕塑家、舞台艺术家。
[6]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瞿鲁巴（АлександрДмитриевичЦюрупа，1870年9月19日——1928年5月8日），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至1921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至1923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5年至1928年任外贸人民委员。
[7]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奥京措夫（АлександрВасильевичОдинцов，1895年7月20日——1940年9月26日），1916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奥斯特委员会书记。1919年、192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切尔尼戈夫省委书记。1920年任乌共（布）基辅省委书记。1921—1922年任乌共（布）敖德萨省委书记。1923—1931年任全俄农村合作社理事会主席。1932—1933年任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兼乌共（布）中央委员。1934—1937年任亚速海—黑海土地管理局局长。1937年被捕。1940年遇害。
[8]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安东诺夫（АлександрСтепановичАнтонов，1889年6月26日——1922年6月24日），1907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08年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改判20年苦役。二月革命后获释，加入了左派社会革命党。1918年7月起领导一支战斗队反对布尔什维克。1920年发动了坦波夫叛乱。1922年被红军击毙。
[9]伊万·谢尔盖耶维奇·科列斯尼科夫（ИванСергеевичКолесников，1894—1921），出身于农村家庭。一战期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20年12月在沃罗涅日领导农民叛乱。1921年4月28日（一说5月12日）在与红军的交战中被击毙。
[10]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НесторІвановичМахно，1888年10月26日[新历11月7日]——1934年7月25日），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在乌克兰组建了代表落后农民的“黑军”，既反对红军，也反对白军。1921年，黑军被红军粉碎后，流亡国外。
[11]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维诺库罗夫（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Винокуров，1869年7月28日——1944年11月9日），189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3年发起成立莫斯科工人工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3—1917年任《保险问题》杂志编辑。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市杜马议员。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市杜马主席。1918—1921年任社会保障人民委员。1924—1938年任苏联最高法院院长。1938—1944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44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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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对外贸易（列·波·克拉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专题〗传记·回忆·评论->《回忆列宁》（第四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对外贸易
列·波·克拉辛
在我国对外贸易的初创时期，疾病迫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放弃了对国家工作的实际领导，这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极大的不幸。诚然，当我们开始扩大进口外国商品贸易业务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在主持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但是，当我们建立和发展出口贸易（我们的进口也有赖于出口的发展）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不再有可能密切注视国家机器的运转。
起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我们的对外贸易，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对于我们能否胜任这一任务，多少持有怀疑的态度。有一次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描述我们的计划，我说，将有几十或几百艘轮船将我国的原料运往国外，出口贸易的发展将保证我们获得源源不断的外汇收入，经过五年左右我们将做到经常出超，保持枳极的贸易平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习惯地眯起一只眼睛，不时斜视着我，不以为然地挥挥手，有时用他那亲切明快令人难忘、Р音稍许有些含糊的语调插话说：“我们算是什么商人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所以持怀疑态度，是因为无论哪位布尔什维克当着他的面宣扬自已的实际成绩时，他总要流露出慈父般的讥讽神情表示他的不信任。除此以外，他还估计到了国外的客观条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资本主义世界极端不信任，随时准备他们制造各种困难和进行捣乱。虽然协约国最高会议于1920年1月已通过决议解除了对苏维埃俄国的封锁，但是这种封锁事实上依然存在，所以，对能否毫无阻碍地进行对外贸易抱有怀疑，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疑虑重重，有一个时期他甚至怀疑我们能否用黄金在国外购买货物。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问我：“我们是否有可能花掉我们的黄金去购买有用和必需的商品？请注意，别耽误了时间！”不用说，我竭力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放心，在动用黄金方面永远也不会有来不及的危险，相反，倒是有必要采取最严格的措施防止过快地消耗我们的黄金储备。显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黄金的怀疑”在人民委员会的一些决议里是有所反映的，譬如，1920年3月我赴英国进行贸易谈判期间，人民委员会决定给交通人民委员部拨款三亿金卢布用于购买机车和其他铁路器材。大概就是这次拨款为后来开放黄金贷款以增加在瑞士的定货（由最初定购的一百台机车增加到一千余台机车）提供了依据。
由于资产阶级政府和银行相互勾结，我们最初在国外购货时遭到了“黄金封锁”的困难。没有一家公司或银行同意接受我们的黄金作为定货的付款。这充分证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我们对外贸易的担心是十分正确的。这种“黄金封锁”给我国造成了大约四千五百万卢布的损失。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21年3月我们与英国签订商务协定时才告结束。
在我国同国外进行交易的初期，对外贸易的作用首先是为我国交通运输和采掘工业的最重要的部门迅速供应最必需的材料、备件和工具，遭到国内战争破坏的铁路车站所需要的电报机、水泵、电线、钉子、斧头、锯子、锯条、工具钢、皮带等等。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预下制订的基本原则是：只购买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尽量少买消费品。
1921年灾难性的干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伏尔加河流域和其他几个省的饥荒，迫使我们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原则。当我在1921年夏天由伦敦返回莫斯科，来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时，我看他焦躁不安，不时抬起头来仰望阳光灼热、溽暑蒸人的天空，显然他渴望能看到期待已久的雨云。他多次问我：“我们能在国外买到粮食吗？协约国会允许把粮食运入俄国吗？”
我们的整个进口计划被推翻了。在我再次去英国以后，我们不得不大规模地购买粮食和种子（当然只能动用黄金储备，因为我们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出口贸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乎对每—艘从国外开出的轮船都亲自过问，而且一再给我们发来电报和信函，要求尽一切可能迅速帮助受灾地区。
这里我不准备详细叙述，我国的对外贸易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只是在与英国签订商务协定，并在那里通过几个法律程序保证我国商品和货币的完整和不可侵犯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口货物。只是从那时开始，我们才有可能出口木材、亚麻、大麻、毛皮和石油产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外贸易的垄断问题就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在此以前，对外贸易垄断制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这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质必然产生的结果。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不可避免地要提出是否需要垄断的问题。但是，只要还没有出口贸易，那么这个问题主要只牵涉到外国商人的利益。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采取敌对的态度，因此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比较容易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対外国商人要求对苏维埃俄国自由出口商品，而且也比较容易得到党和苏维埃组织的支持。
然而，一旦出现了向外国出售俄国原料的可能性以后，情况就起了急剧的变化。几乎每一个组织，包括经济的和许多非经济的人民委员会都储有亚麻、毛皮、猪鬃和其他出口物资。正在恢复的私人贸易和整个新经济政策开始向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施加巨大的压力，企图冲破外贸垄断制的约束。人们普遍热衷于发展贸易的口号形成了某种特殊形式的苏维埃重商主义。他们的口号是，使用一切方法和手段最大限度地发展贸易，不仅是国内贸易，还包括国外贸易。为了新经济政策以及许多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的实际利益，他们还给自己找到了“理论”根据。与此同时，国内的压力也在增加。在国外，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政府和银行，下至中、小经纪人和转手贸易商，当然都反对対外贸易垄断制。在西欧资产阶级眼里，对外贸易垄断制就象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一样是“布尔什维克的怪物”。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问题苏维埃报刊也开展了讨论，刊登了不少主张自由贸易的文章，要求即使不是取消，至少也要放宽外贸垄断。[1]党内也同样议论这一问题。到1922年年底，这种倾向在一些相当有影响的机构所作出的初步决议里也有反映。他们要求大幅度地放宽外贸垄断，以致我在—次评论这一建议的讲话中不得不把这种做法比作在系留气球上戳一个洞。他们虽然没有要求取消垄断，只是要求建立让某些货物自由进口和出口并自由开放部分边境的办法，但是，这样做最终必然会导致我们整个外贸体制的垮台，就象有谁在球上戳一个小洞，气球必然会掉落地面一样。
情况十分危急，几乎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事至今日除了求助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能找谁呢？
众所周知，自1922年10月初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重新主持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仍然时常生病，我来到他的住处，得知他患龈脓肿，不能出门。可是就在第二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着他特有的对大小事情都非常关心的精神亲自打电话给我，指定了谈话时间。在我详细汇报了情况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摊开双手，承认情况非常严重：“应当行动起来。”这时我明白，对外贸易垄断制得救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审阅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材料，请要求实行新外贸制度的同志把自己的观点写成提纲，同时也给了我同样的任务，并且答应专门写一封信来支持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立场。
在这封信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往常一样，一下子就抓住了事情的本质：“问题在于我们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是为耐普曼工作呢，还是为无产阶级国家工作。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为了这个问题是绝对可以而且应该在党代表大会上展开斗争的。”[2]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所谓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无能的问题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因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无能不多不少正象我们所有人民委员部的无能一样，是它们的一般社会结构造成的，这要求我们长期地进行极顽强的工作来提高教育和一般水平。”[3]
外贸人民委员部为了捍卫对外贸易垄断制，反对让私人资本参加商业交易，特别在农村采购供出口的原料，认为这样会人为地把最恶毒的剥削者——做投机买卖的收购商，使用类元、英镑、瑞士克郎的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带到农村里来。主张自由贸易的人反驳道，我们允许外国资本以租让的形式存在，既然允许租让者存在，那么根据同样的理由也应该允许出口收购商存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批驳这种论调说：“租让决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因为在租让时我们不仅规定了地区，而且特别规定了只许买卖几种特别物品，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掌握着租让的这些或那些物品的买卖……”[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确评价了关税保护和边防的作用。同时指出，我们的边境与其说是靠关税保护或边防军守住的，不如说是靠存在着的对外贸易垄断制而守住的。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将对外贸易垄断制描绘成“闭店总管理处制度”。对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反驳说：“马克思当时曾用‘庸俗的自由贸易制’的字句来回敬过一种字句，而‘闭店总管理处制度’同那种字句的性质是一样的，因为它也不过是十分庸俗的自由贸易的句子罢了。”[5]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针对建议加强关税保护以代替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反对派成员[6]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国与国之间贫富悬殊得惊人的时代，任何关税政策都不能生效。布哈林看不到这一点，这是他最惊人的错误，而且是纯理论性的错误。”他（反对派）“几次提到关税保护，但没有看到，在上述条件下，任何一个富有的工业国都能够把这种关税保护完全摧毁。要作到这一点，它只要在我们课以高额关税的那些货物输入俄国的时候给以出口奖金就行了。这方面所需要的钱，任何一个工业国都是绰绰有余的；采取这种措施之后，任何一个工业国都一定会把我们本国的工业摧毁。”[7]
这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极其深刻的思想指出，任何关税保护，任何税则都不能保护我国工业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只有对外贸易垄断制才是我们的堡垒，只有它能使我国的工业复兴起来，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
工人同志们，你们应该记住伟大导师的这些话，记住他的遗训：只有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才能保护我国正在恢复的工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继续写道：
“所以说，布哈林关于关税政策的一切议论，实际上就是要使俄国的工业完全失去保护，就是要在一层薄薄的面纱的掩盖下改行自由贸易制。对这种作法我们必须竭力反对，要把这个斗争一直进行到党代表大会上去，因为现在，在帝国主义时代，除了对外贸易垄断制以外，任何真正的关税政策都谈不到。”他接着写道：“实际上，布哈林是在保护投机者、小资产者以及农民上层分子，而反对工业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业保护是绝対不能恢复我国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这里的工业保护指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制，决不是什么关税政策。在目前俄国的条件下，任何关税保护政策都是十分空虚的，都是纸上谈兵，对无产阶级一点好处也没有。因此这个斗争对无产阶级及其工业具有最根本的原则的意义。”
“我再补充一句，局部开放边境实际上会在外汇方面造成极严重的危险，使我们陷入德国那样的处境；会使国外小资产阶级和形形色色的代理人潜入俄国，而我们又丝毫不能控制他们，这也是极端严重的危险。”[8]
反对派指责主张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人不了解加强国内市场商品流通的全部重要性。弗拉基来尔·伊里奇认为，成立合营公司的主张就足以驳倒这一指责。“因为这种合营公司所追求的目的正是加强流通，保护我们俄国的工业，而这种保护是实际的，不象关税保护那样是空虚的……合营公司的制度是能真正改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这个坏机关的唯一制度，因为实行这个制度，外国商人和俄国商人就会在一起工作。如果我们在这种条件下还不能学会、学好、学通，那么我国人民简直就是毫无希望的傻瓜了。”[9]
上面这些话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22年12月13日口授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完全彻底地解决了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的强有力的论据使过去一度在这个问题上动摇不定的同志心悦诚服。虽然他不能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但是，在对外贸易垄断制的问题上已没有人再表示什么怀疑；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也用党代会决议的形式最终确定了下来。
同时，在对外贸易方面，这一年[10]也没有白白地过去。我们不仅使进出口贸易额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由于越来越深入地贯彻生产的原则，从质的方面改善了进口和出口的结构，在去年就做到了使出口大大超过进口，达到了积极的平衡。而且要做到明年的出口超过进口也是完全有保证的。我们的外贸机构正存逐步地、但是不断地完善，我们一举在世界粮食市场上占据了光荣的地位。我们各方面的出口在质量和数童上都有了发展。现在，与我们有贸易往来的西欧工商界可以证明，我们正在学习和学会对外贸易业务。
载于1924年1月26日《消息报》第21号第2版
（叶灵春译顾柏林校）
[1]在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上，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完全公开地站在投降主义的立场上。弗·伊·列宁在1922年12月13日写给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信件《论对外贸易垄断制》中，尖锐地批判了这种投降主义立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因病未能出席这次全会（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2—415页）。——编者注
[2]《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2页。——编者注
[3]同上。——编者注
[4]《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3页。——编者注
[5]同上。——编者注
[6]作者指的是布哈林。——编者注
[7]《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4页。——编者注
[8]《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4、415页。——编者注
[9]同上。——编者注
[10]本文写于1924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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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里奇永在（波·索·魏斯布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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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里奇永在
波·索·魏斯布罗德
我曾有幸见到列宁并与他交谈。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了[1]，但在我的脑海里还深刻地保留着许多印象和回忆。我想加以叙述的，可以说不是往事的回忆，而是一种感觉，是列宁散发的温暖的感觉，这种感觉过去没有消失，将来也永远不会消失。
对于革命的敌人，列宁的憎恨是非常强烈的，但对于那些他认为对党的事业和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他的爱护和关怀却是巨大的，无微不至的。我亲身感受过伊里奇的这种关怀。
1919年10月，国防委员会委任我为土耳其斯坦和西南战线防治流行病非常委员会主席。列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就委员会面临的工作，跟我详尽而周密地谈了半个小时。他交给我一份由他亲自签署的委任状，并决定采取措施，使我便于执行任务。所以，除了正式的委任状之外，他还给了我一封他的亲笔便函。一旦出现困难，这封便函会给我提供方便。
我们告别了。我正准备启程，可是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某个机关去。到了那里以后，我遇到了一个裁缝，原来他得到指示要给我量尺寸赶制一套皮衣。最后，我才弄明白，这是列宁考虑到我当时的工作条件，才吩咐这样做的。
临别时，伊里奇嘱咐我，要我在碰到困难时立即通过直达电报跟他联系。但是，尽管我在前线的防疫工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难，我可不愿轻易利用他的许诺，尽量在以后的工作中就地解决一切问题。
有一天，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情况，因此我决定从萨马拉打电报给列宁，向他报告医务人员，特别是中级医务人员严重缺乏的问题。不久，我被叫去看一份直达电报。狭长的电报带上写着，列宁答应采取紧急措施来帮助我们。根据他的指示，立即动员了一批牙科医生充当中级医务人员。此外，还让卫生人民委员部派出一批医生去前线工作。前线很快得到了必需的医务人员的增援。
在这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前线防疫工作方面的其他一切要求，同样也是很关心的。其中一个例子是，根据列宁的指示，我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备用物资中领到了十一车厢供病人使用的被服。
有一天，我们要开赴南方战线[2]，正当我们全体委员坐在车厢里，等待列车从喀山车站出发的时候，突然有人叫我到站长那儿去听电话。那是充满节日气氛的一天，委员们不免惊慌起来。出了什么事了？莫非这次行动取消了？实际上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原来是伊里奇打来了电话。他想了解一下，我们安排得怎样，是否单独给了我们一节午厢，车厢里是否舒适，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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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里奇比任何人都善于关心周围人的健康。列宁忙于国事，领导着千百万人的斗争，同时还敏锐地、慈父般地关注周围的人们，每当他发现某人有患病或劳累的迹象，他就提请他注意。
“魏斯布罗德同志，他的脸色不大好，您最好去看他一下，”列宁请我去看某一位同志的时候这样对我说。“您去了解一下，他那里需要些什么。我给您派一辆汽车。”
我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经常听到这样的话。
“您是国家的财富，您这样轻率地对待自己，您可要负责任！”伊里奇常常对苏维埃工作人员这样说。
列宁对别人关怀备至，可是他本人的生活却非常俭朴。
伊里奇被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3]恶毒地打了一枪，受了重伤，多亏他偶而一扭头，才使自己幸免于难。不言而喻，我们这些守护在病床旁边的医生，为这位伟人的生命是多么的提心吊胆，惶惶不安，每一个劳动者都心甘情愿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
列宁看到并感到了这一点，他尽力宽慰我们，让我们相信，他的身体已经好转，不需要医务人员的特别护理。
“你们干吗坐在我旁边，难道医院里没事干了吗？”列宁说。
列宁的健康恢复得很快。每天都有专门的公告向全国报告他的健康情况。人民的爱戴和不安的浪潮涌向抢救领袖生命的病房。他们成千次地来信或打电话，要我们不断回答他们的问题，发布新的公告。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列宁拿起一份即将发布的医疗公告，亲笔在上面补充说，他自我感觉良好，请不要过多询间，以免打扰医生。
这件事说明，列宁尽力使他的护理人员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劳动和麻烦。
为列宁的健康状况大大好转以后，我回到我的市第一医院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医院的工作十分关心。他经常问我医院里的情况怎么样，病员的营养品够不够，从哪里弄到的，怎样弄到的，等等。
列宁刚感到自己的身体已经不错，就不顾医生的劝告，立刻恢复了紧张的工作。就在列宁受伤之后不久，有一天夜里，我应玛丽亚·伊里尼奇娜[4]的请求，给人民委员会会议厅挂了一个电话，请他们催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离开会场。
“对他毫无办法，”雅·米·斯维尔德洛夫[5]同志回答说，“唯一的办法就是马上结束会议。”
有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热爱孩子的事情讲得很多，写得也很多。我经常看到这种爱的流露。但是，如果仅仅说列宁爱孩子，那么，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
在我们国家里，爱孩子的人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正确对待孩子，一味用哄和逗的办法来博取他们的信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菲常懂得孩子的心理，他善于用对待成人的严肃朴实的态度对待孩子。
1920年在哥尔克发生的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在花园里散步。一个小女孩迎面跑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停了下来，默默地用赞美的眼光注视着她。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对孩子的爱抚的神情。小女孩也停住脚步，睁大眼睛，不声不响，一本正经地望着列宁。我突然叫了她一声，要她走过来；这样做自然把害羞的小女孩吓跑了。可以看到，列宁是多么懊伤地目送着孩子的背影离去。他责备了我这种看来是细小的，然而是粗暴的教育方面的错误。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474—477页
（谢载福译顾柏林校）
[1]本文写于1940年。——编者注
[2]1920年1月6日。——编者注
[3]范妮·叶菲莫夫娜·卡普兰（ФаниЕфимовнаКаплан，1890年2月10日——1918年9月3日），1905年革命期间加入了无政府主义者，后被流放。流放期间与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相识，转变为社会革命党人。二月革命后获释。1918年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8月30日刺杀列宁未遂，当场被捕，于9月3日被处决。
[4]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Ильинична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5]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Михайлович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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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文教工作的一个遗训（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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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文教工作的一个遗训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列宁对党外专家和教师的评价是众所周知的。
列宁对大科学家极其尊重。吸收大量的党外科学家参加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各个机构的工作，就是根据列宁的倡议采取的，在当时看来，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措施。
列宁对教师也非常尊敬。记得有一次，我在电话里给他读一份十分令人忧虑的电报，里面讲到西北几个省某些地方教师所处的困境。电报最后说：“‘施克拉勃’在挨饿。”列宁问：“谁？谁？”“‘施克拉勃’，”我回答说，“这是对教育工作者的新的称呼。”他极其不满地对我说：“我以为是鱼缸里的什么螃蟹[1]，用这样难听的字眼来称呼教师，真是太不象话了！他们有自己的光荣称号——人民教师。这个称号，他们应该保持不变。”
列宁一再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总靠共产党员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在教育方面他专门作过书面和口头指示，指出必须把五十多万教育工作者吸引到我们这方面来。
在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论这方面的问题时，我经常听到他这样的劝告：
“应当使教师、教育界人士成为既是一般文化，又是共产主义思想在广大农村中的传播者；在城市里，更不用说了。要区别对待他们，选拔积极分子，帮助他们上进，经常注意合理提拔教师到领导岗位上去，把积极的、最有文化修养的教育工作者当作自己的支柱。然后让他们去组织别人。要吸收他们参加你们省的国民教育局和我们的机构，直至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工作。当然，在备种专家和有名望的教师中间还存在着黑帮、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派别。要同这些派别作斗争，有时斗争是无情的。然而，许多人是可以教育过来的。我们有正确的思想，我们取得了胜利。应当让那些动摇不定的教师从敌人的影响下摆脱出来。对其他领域的专家也必须这样。要知道，仅仅依靠共产党员是成不了大事的。当然，在共产党员，特别是在共青团员中，培养先进的文化工作干部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成为强有力的、高质量的文化干部的时代一定会到来，而且来得越早越好。但是，在近期内，仅仅依靠共产党员办教育的局面，无疑是达不到的。问题不仅仅是要让非党人士担任基层的工作人员，而由党员来加以领导。完全不是这样。还应当在你们司令部内使用正直的、同情我们的、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教育界力量。”
可是，他又补充说：
“如果你们听任我们的共产主义原则逐渐丧失作用，如果你们在非党人士中间把自己和他们混同起来，那是极大的犯罪。但是，如果你们囿于宗派小集团和胜利者的帮派之中，以至于引起大多数群众的怀疑和憎恶，到头来还推托说他们是市侩，他们是异己分子，阶级敌人，那时，我们将依据严峻的革命法纪向你们问罪。”
这时列宁笑了，但同时又非常严肃地伸出手指告诫说，
“你们必须十分清楚地懂得，我们的工作是要在这一领域中赢得越来越多的同盟军；谁做不到这一点，谁就不配去搞建设事业。”
载于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短文和回忆录集》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43—45页
（谢载福译顾柏林校）
[1]俄语中“教育工作者”的简称шкраб（施克拉勃）与“螃蟹”краб（克拉勃）的读音相近，因此引起列宁的不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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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纸张和“没有距离”的报纸（彼·阿·奥斯特里亚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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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纸张和“没有距离”的报纸[1]
彼·阿·奥斯特里亚科夫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
↘第一座无限电话台
米·亚·邦契·布鲁耶维奇[2]在完成了无线电话发射机的线路图之后，着手解决另一个任务——制造电子管。这种电子管的阳极采用了块状体结构，所以能够耗散较大的功率。1920年1月11日在无线电实验室进行了播送无线电话的第一次试验。四天以后，即1月15日，用二十瓦功率的天线，由下新城向莫斯科作了试播。
无线电实验所工作中遇到的一系列困难，迫使米·亚·邦契—布鲁耶维奇直接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求协助。本文作者来到莫斯科，把邦契—布鲁耶维奇的一封信通过邮电人民委员部的一位部务委员呈交列宁，并带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复信回到下新城。这就是所有的苏维埃无线电工作人员现在都已十分熟悉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20年2月5日的信件。
在这封信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天才的预见评价了无线电话的前景：
“现在借此机会，对于您在无线电发明方面所进行的工人工作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枳极的赞助。您所创造的不要纸鞭、‘没有距离’的报纸，将是一件大事。对您的这一工作以及这一类的工作，我一定全力协助。”[3]
一个半月之后，即1920年3月17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签署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议。决议中写道：
“1．委托邮电人民委员部下新城无线电实验所在不超过两个半月的时间内尽快建立收听半径为两千俄里的中央无线电话台。
2．确定莫斯科为安装地点，立即开始准备工作。”
政府的这一决议使邦契—布鲁耶维奇面对一项复杂的任务。虽说发射机的线路图实际上已经解决，但大功率电子管的问题使这一任务看来好象根本无法解决。
铝质块状体阳极不能耗散强大的功率，因此，解决不了问题。是否采用大量小功率电子管的办法？在解除封锁后从国外收到的文献中可以看到，马可尼公司采用的正是这种办法。这个公司设在卡那封的电子管发射机装上了一百多只电子管。美国人也如此，他们在阿林顿的无线电台用了三百只电子管。不，应该走和他们截然不同的道路。
“如果有耐熔的锂或铜的话，就可以制造耐高温的阳极，提高耗散功率，”邦契—布鲁耶维奇这样考虑。“但是，俄国还不能冶炼和轧制这些金属，并且我国正遭到封锁，要从国外得到这些金属是毫无希望的。”
可是，在无线电实验室邦契—布鲁耶维奇的桌子上放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那封信，这封信他早已背得滚瓜烂熟。信里讲的是不要纸张和“没有距离”的报纸。这就是说，列宁交给的任务应当完成，这就是说，应该找到代用品。不能由于缺少钢而灰心丧气，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说任务无法完成！
那是一个做任何工作都困难重重的时期。一到夜间，城市就隐没在呎尺莫辨的黑暗中。不仅没有铜和钽，连面包和燃料也不足。邦契—布鲁耶维奇穿看大衣、戴着帽子坐在实验室里反复思索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的任务。你想想看，列宁在极端繁重的工作中，在忙于解决各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还挤出时间亲自给他，邦契—布鲁耶维奇写信！列宁亲自过问无线电话的问题！列宁亲自在考虑这件事！这就是说，这项任务与列宁正在思考的各种问题具有同样的重要性。领袖的愿望无论如何要实现。于是，国绕着缺少钽和由此而产生的复杂情况，邦契—布鲁耶维奇苦苦思考起来。
※※※
1920年底，一辆载重卡车沿着霍罗绍沃公路驶过瓦甘科夫墓地。在濛濛细雨的暮色中车上的东西看上去象剧院的布景。实际上车上装运的是在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组装的五千瓦功率发射机样机的胶合板底座。从事试验的人们也蜷缩在车上，他们正驶向霍登卡无线电台，将通过电台的铁塔用发射机样机向柏林试播无线电话。在那里“特莱福肯”公司的工程师将接收这次试播。他们还没有可用的无线电话台。大家对这次试验的成功深信不疑，因为两个月前鄂毕多尔斯克和塔什干都曾成功地收听到发射机播送的无线电话。
过了一昼夜，发射机样机安装完毕。离中欧时间七点钟还差半小时，人们突然想起了播送的内容问题。从邮电人民委员部来的译员想了解，究竟要翻译和播送些什么。于是，这次试验的全体参加者开始了集体创作。尽管这些人绞尽脑汁，但由于大家心情过分激动，提供讨论的电话稿看上去都象是查波罗什哥萨克致土耳其苏丹的信[4]。由于争论电话稿，播送的时间推迟了五分钟。在这段时间里，在德国的收听地点——格尔托夫电台同“特莱福肯”公司的工程师们待在一起的邮电人民委员部代表不由得羞愧满面，而公司的工程师们则深表同情地安慰他。过了五分钟，他们的地位起了变化。现在轮到邮电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来安慰他们，而他们则面露窘色地为自己辩解。
同柏林的单向通话是邦契—布鲁耶维奇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他没有辜负列宁的信任，完成了列宁的任务，证明不要纸张和“没有距离”的报纸是可以实现的。
鉴于霍登卡无线电台取得的试验结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示邮电人民委员部准备一份关于在莫斯科建设无线电话台的法令草案，推荐这项工程的负责人人选。在法令草案准备就绪、本文作者被指定为工程负责人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21年1月26日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写道：
“……这个邦契—布鲁耶维奇（不是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的亲属，只不过和他同姓），据各方评论，是一位大发明家。这件事十分重要（不要纸张不要电线的报纸，因为利用扩音器和经过邦—布鲁耶维奇改善得很容易成百架生产的收音机，整个俄罗斯都可以听到莫斯科当天读的报纸）。
（1）特别抓紧这项工作，和奥斯特里亚科夫[5]联系一下，并打电话和下新城谈谈。
（2）加上的法令草案迅速交小人民委员会通过。如果不能很快获得一致同意，一定要在星期二以前准备提交大人民委员会会议。
（3）关于工作的进行情况，每月向我报告两次。”[6]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出了这封规定工作日程的便函以后，他就在1921年1月27日签署了关于无线电工程建设的法令。法令中写道：
“鉴于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在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1920年3月17日决议交给它的研制和装置远距离播送半径无线电话台的任务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人民委员会决定：
委托邮电人民委员部在莫斯科和共和国最重要的地点建立互通电话的无线电装置。”
法令接着规定了无线电话工程建设的大规模计划，强调这一任务对国家具有极其重要和迫切的意义，并把它列为重点项目。
制造大批无线电发射机和接收机的任务又交给了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负责采取紧急措施，以扩大和装备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的工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规定建成莫斯科无线电话台的期限为六个月。这是一个很紧的期限。米·亚·邦契—布鲁耶维奇在制造功率强大的发射机之前，首先要改进他的用水冷却的电子管。他顺利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使阳极的功率耗散达到了一点二千瓦。无线电发射机的振荡器部分用八只电子管组成，调制器上也要装上同样数打的电子管，振荡器的输出功率要求达到十至十二千瓦。这在当时不仅是苏联，而且也是世界上功率最大的无线电台。西方和美国都没有功率强大的振荡管，因此也没有大功率的电台。
然而，电台建设者们的工作进行得不够顺利。他们要在莫斯科建造电台建筑物和天线塔，同时又要保证下新城实验室的工作。当时情况愈来愈困难：由于国内战争造成的后果，城里缺乏燃料，下新城发电厂停了工。此外，真所谓祸不单行，彼得格勒“石油瓦斯”工厂也停止了生产。根据瓦·尼·波德别尔斯基[7]的建议，这个工厂从1918年起就用邮政车厢将压缩煤气罐运到下新城供实验室使用。
可是，制造发射机和大功率电子管的工作既不能停顿，也不能拖延。因此，必须建造自用的小发电站和小型煤气“工厂”。但这一切都急需资金。
立即从儿童村电站运来了两台一百五十匹马力的发电机，开始在实验室院子里建造电站厂房。眼看墙就要砌好，工程就停了下来。继续施工缺乏资金，因为这项建设是预算以外的工程，邮电人民委员部当时的领导本来就认为，实验室不需要有自己的电站，可以等到市电站运来了燃料再说。因此，向邮电人民委员部，以及后来向财政人民委员部提出的申请都没有得到结果。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跑遍了莫斯科的各级机关，试探了各种可能性，最后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座落在大德米特罗夫卡（现为普希金大街）二十二号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莫斯科分室。事情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到处都斩钉截铁地表示拒绝。可是，为了继续施工急需三万五千卢布。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直接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说这个想法有些荒唐，但这是唯一的办法，于是我就决定直接向列宁求助，当然最好还是先给他写一封信。
我从学生练习本上撕下两张纸，动笔写信。写信的时候我心情十分激动。越往下写，越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结果一口气写了整整四页。我无法把它重读一遍，因为我的神经实在太紧张了。
我封好信，写上地址，跑到街上雇了一辆马车，就向练马场附近的克里姆林宫特罗伊茨克门驶去。我把信投进收发处的小窗口，然后步行回到大德米特罗夫卡。这时大约是中午两点钟。
大概过了一小时，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我是人民委员会的秘书，是您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信？”
“是我！”
“请您马上到克里姆林宫来，他要接见您。”
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使我感到手足无措，怎么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我毫无准备。我集中思想，好歹写了一份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汇报的简要提纲。我决定带上瓦·彼·沃洛格丁[8]在下新城制成的高频发电机上的一块冲压钢片，由这种不到一毫米厚的钢片组成叠片，再由叠片组成定子。这种钢是瓦·彼·沃洛格丁在乌拉尔一家工厂轧制成的。我还带了一些电子管零件。
现在我又来到特罗伊茨克门，然后走进人民委员会秘书处。秘书让我稍等片刻。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从一扇门里走出一个农民，看样子是位请愿代表。从来访者激动的脸色和发光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列宁就在这个房间里。我想得没错，秘书叫我进去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我伸出手说（不用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办公室来回走动时讲的头几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如果您下次再给我写信，请用打字机打出来。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读完您的信。”
我回答说，我对这封信是否能到他手里，本来不抱太大的希望。
“那您为什么要给我写信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无言以对。
“好吧，请讲一讲，你们那里出了什么事？”
我简单地讲述了发电站的施工情况，对为什么需要发电站，什么叫电子管，电子管有什么用处等问题作了说明。我拿出了零件和高频发电机的钢片给他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地听我讲完，拿起电话听筒，接通了财政人民委员部。关于资金的问题当即得到了解决。第二天我就拿到了钱。
这次谈话用了二十来分钟。我站起来准备告辞，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住我，问我是否知道发明家蔡科。我回答说知道。
“您对他的发明有什么看法？”
我说，照我看这件事大概是投机取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以为然地看了我一眼，皱起眉头，让我详细说明，为什么我这样想。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上面提到的这些事情发生之前不久，这位发明家蔡科被派到了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据他自己说，他发明了利用电磁波进行远距离爆破的方法。在无线电实验室里他的工作是保密的，因此我们没有接近他。但是，根据他从仓库领取的器材来看，显然他不能发现什么新大陆，更不用说远距离引爆了。正由于如此我才对这项发明提出了这样尖锐的看法。
但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要求下，我不得不比较详细地说明了我的理由。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据我看，要用电磁波进行远距离爆破可以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将电波束射向爆炸物，如硝化棉，其频率应足以引起硝化棉的分子，甚至原子结构产生某种振荡。这种方法存在着物质的电子结构的微波、微振等问题。第二种方法是把光束，也可以是热光束，导入硝化棉块，不通过谐振效应，而纯粹用强制方式使其燃烧，然后爆炸。但是，硝化棉并不一定会爆炸。
至于发明家蔡科，他并没有研究这种潜在的可能性，这从他使用的器材上可以看得出来。
当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陈述这一切的时候，我不得不涉及到电子理论、物质结构、电磁波等问题。列宁的插话有时使我迷惑不解。“他从哪里了解到这么许多东西？”我脑际不时闪过这样的想法。
只是过了若干年，当我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经典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是每个工程师都必须阅读的书——之后。我才发现，我当时跟列宁讲述电子理论完全是多余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为理论物理学家，和他作为社会学家一样，知识都非常渊博。
第一座无线电话台
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谈话就到此结束。我受命向他报告下新城发电站工程和不久即将开工的无线电话台工程的进展情况。我收到了一张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笔签署的委任状，发证日期是1921年2月18日，编号为第一五零五号。委任状上写着：
“无线电话工程建设是一项极其重要和紧迫的任务。为此：
1．责成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委员会主席奥斯特里亚科夫利用他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尽快完成无线电话台的施工任务……”
发电站和煤气厂如期建成。但是，规定的六个月的期限已经过去，无线电话台却并未建成。莉·亚·福齐也娃审查了不能如期完工的原因。她面前坐着建台工程负责人——本文作者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工程完工的期限推迟了。但是，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对建台工程负责人延误完工期限，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未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分别给予警告处分。
我读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的上述报道后，忧郁地回忆起，我在青年时代，因在工程学校盥洗室为邦契—布鲁耶维奇的蓄电池充电而被罚额外做三次勤务的情景。我想，这显然是命中注定，和自己的保护人一起工作总要吃点苦头。但是，在无线电话台建成以后，我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读到了这样一条消息：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对建台工程的一些领导人和参加者，包括我在内，表示感谢并发给奖金。
无线电话台就这样于1922年在莫斯科建成了。它座落在库尔斯克车站后面的沃兹涅先斯克街（现为无线电街）上。1922年8月21日电话台开始使用；1922年9月17日举办了有娜·安·奥布霍娃[9]和苏维埃共和国其他优秀演员参加的大型音乐会。从此，这座无线电话台开始不间断地播送“不要纸张和‘没有距离’的报纸”。
在电话台开始播音前几个月，即1922年5月1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邮电人民委员说：
“读了今天《消息报》上的报道，得知下新城市苏维埃向全俄中央执委会呈请授予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劳动红旗勋章，并将邦契—布魯也维奇教授和沃洛格丁教授登上光荣榜。
请您发表意见。从我这方面说，我认为应当支持这个申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封信里还请邮电人民委员把邦契—布鲁耶维奇的意见寄给他，意见要写得尽量简短，说明他对试制向广大群众广播无线电话内容的扩音器的工作进展情况是怎样看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再一次提醍说：
“这项工作对我们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试制成功（邦契—布鲁耶维奇早就保证过一定会成功），将会给宣传鼓动工作带来极大好处。”[10]
大约过了一星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一次谈到无线电广播的问题。1922年5月19日他用电话口授了给约·维·斯大林的一封信，请他将这封信交政治局全体委员传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邦契—布鲁耶维奇关于无线电广播工作的报告后写道：
“斯大林同志：
……我附上的这一报告的作者邦契—布鲁耶维奇，是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一个极优秀的工作者和发明家，是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
从这两个报告中可以看出，我们的技术完全有可能通过无线电广播把一个人的生动的语言播送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也完全有可能安设千百个收音机，使共和国内千百处远离莫斯科几百俄里、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远离几千俄里的地方收听到莫斯科的演说、报告和讲课。……
因此我以为，在完成无线电话通讯设备上，在生产安全适用的扩音器上，绝对不要吝惜资金。”[11]
在同一天补写的信件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再一次强调指出，在无线电实验室最大限度地加速研究改进和生产扩音机和收音机的条件下，可从黄金基金中拨款给无线电实验室。
1922年9月19日，即莫斯科无线电话台开始使用以后，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获得了政府的最高嘉奖：劳动红旗勋章。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同一决议里，特别表彰了实验室的科学领导人米·亚·邦契—布鲁耶维奇、瓦·彼·沃洛格丁和亚·费·绍林[12]的工作。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701—710页
（叶灵春译顾柏林校）
[1]彼·阿·奥斯特里亚科夫的回忆录全文载于：彼·阿·奥斯特里亚科夫《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1953年莫斯科国家无线电和通讯书籍出版社版。——编者注
[2]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Михаи́л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онч-Бруе́вич，1888年2月21日——1940年3月7日），苏联无线电工程师，无线电技术奠基人之一。1906年起参加无线电工作。1912年入伍。1918年创建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1921—1922年期间设计了莫斯科共产国际广播电台的建造方案。此后曾任教于下诺夫哥罗德大学、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和列宁格勒通讯工程学院。1940年逝世。
[3]《列宁全集》第35卷第435页。——编者注
[4]见列宾的名画《查波罗什人写信给土耳其苏丹》。该画描绘的是查波罗什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拟写书信，嘲笑土耳其苏丹的情景。——译者注
[5]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里亚科夫（ПетрАлексеевичОстряков，1887年12月16日——1952年2月24日），苏联无线电技术专家。1918—1927年期间工作于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1921年领导建设了莫斯科共产国际广播电台。此后参与设计和建设了许多广播电台。1945年加入联共（布）。1952年逝世。
[6]《列宁全集》第35卷第471页。——编者注
[7]瓦季姆·尼古拉耶维奇·波德别尔斯基（ВадимНиколаевичПодбельский，1887年11月25日——1920年2月25日），出身于流亡革命者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年流亡法国。1907年回国。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15年起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二月革命后担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和莫斯科市杜马议员。1917年10月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任邮电人民委员。1920年因血液中毒逝世。
[8]瓦伦丁·彼得洛维奇·沃洛格丁（ВалентинПетровичВологдин，1881年3月10日——1953年4月23日），苏联高频技术科学家。
[9]娜杰日达·安德烈耶夫娜·奥布霍娃（Наде́ждаАндре́евнаОбу́хова，1886年2月22日——1961年8月14日），苏联歌剧歌唱家。
[10]《列宁文稿》第10卷第209—210页。——编者注
[11]《列宁全集》第33卷第322—323页。——编者注
[12]亚历山大·费多洛维奇·绍林（АлександрФёдоровичШорин，1890年11月23日——1941年10月21日），苏联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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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回忆片断（雅·金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专题〗传记·回忆·评论->《回忆列宁》（第四卷）
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回忆片断[1]
雅·金丁
↘小人民委员会的领导者
↘粮食供应问题
↘关于国家机关的问题
↘工资问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工作的严格要求
↘对专家的态度
↘第二次谒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对科学成果的态度
↘对周围同志的关心
小人民委员会的领导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除了主持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以外，还领导着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当时，小人民委员会每周举行三次会议，审议提交人民委员会的大部分提案。小人民委员会的委员选自十个最大的政府部门，并由人民委员会批准委任。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由阿·谢·基谢廖夫[2]担任主席。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重视小人民委员会的作用，认为它是一个由积极的负责干部纽成的、能够反映各重要部门的利益又可以大大减轻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机构。小人民委员会有准确的会议记录，委员们必须在每项决议下面签字。如果意见有分歧，记录里必须附主持不同意见的委员的书面意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在会议（小人民委员会会议时常在深夜一、二点钟甚至三点钟结束）后的第一天，仔细审阅会议记录，并在决议上签字。如果他不同意会议决定或者附和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的看法，他就将决议转交大人民委员会审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签署的决议具有法律的性质，并且作为人民委员会的法令予以公布。这一类决议占多数，大抵说来，约占全部决议的百分之九十。有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同意某一项决议，或者怀疑它是否合理，他就在纸条上写下若干意见、问题和新的建议，用大头针别在有疑问的地方，把决议退回小人民委员会复审。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的总是一些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但却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
必须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待立法机关的工作极其严肃认真，而且要求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也持同样的态度。因此，不仅在有他出席的大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而且在没有他出席的小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我们也全都认真工作，仔细审议各项提案；因为我们始终想到，我们的工作明天将受到领导的缜密检查，任何问题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任何错误都得不到他的宽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具有非凡的工作能力，他自己做了难以置信的大量的工作，也要求别人多做工作[3]。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日常生活中善良亲切、经常面带笑容，但在工作中却非常严肃认真，对破坏秩序的现象，即使极其轻微，也要厉声制止。在这方面，他不允许有任何例外。我记得，有一次人民委员会正在开会，列·波·克拉辛[4]突然来到。这是他第一次去伦敦后刚回来，世界各地的报纸都报导了他和劳合—乔治[5]首次会晤的消息。有几位人民委员急忙上前问候，向他问长问短。担任会议主席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毫不客气地打断他们的谈话，批评他们破坏会场秩序。直到午夜十二点钟以后，人民委员会会议宣告结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露出高兴的神色，奔向克拉辛，极其亲切地和他讲起话来，并把他带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可是，那已经是将近深夜一点钟，会议业已结束，“公事”处理完毕之后的事了。
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听取汇报某项任务的执行情况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来不承认有排除不了的障碍，他一贯要求人们去克服各种困难。当有的同志说，未收到某省或某地区的消息时，他马上反问道：“那么电话、电报、直达电报、信使等是干什么的？”在这种情况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期限放宽一、两天，但力争丝毫不差地完成交办的任务。
粮食供应问题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英明地领导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的整个时期，粮食问题和供应无产者、陆军、海军以及全体劳动人民口粮的问题，如同保卫共和国的问题一样，几乎一直是我国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在国内战争和遭到封锁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因此，不言而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重视和关心这个问题。在1919年至1920年这一段时间内，粮食供应问题始终是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议事日程上经常要讨论的议题。除了关心与当时的余粮收集制有关的一些问题以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警惕地关注着采办、运输、装卸粮食的过程，并不断提出调整粮食资源分配制度的问题，进行讨论。这是一项极端困难的工作，因为粮食少，而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靠国家供应粮食的消费者则多达三千五百万人。那时，经常发生水陆交通中断、敌人抢劫储备的粮食、大雪阻塞、零星的叛乱等事件，使我们每前进一步都遭到罕见的困难，这就使我们的任务更加复杂化了。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再强调说，在这种条件下，“合理分配粮食是一项极端重要的，然而是异常困难的任务”。
1920年初，有一次在处理粮食人民委员部和有关部门争论不休的粮食供应定额问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注意到，粮食人民委员部当时实行的定额标准几乎有三十种之多，诸如“特种口粮”、“加量口粮”、“红军口粮”、“前线部队口粮”、“科学院口粮”、“人民委员会口粮”等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粮食人民委员部提出减少定额标准的法令交人民委员会审核。于是粮食人民委员部提出了有关的方案。但是必须承认，许多同志从本部门的利益出发对待这个方案，往往使讨论带上了本位主义的色彩。他们考虑的是，方案将提高或降低各该部门——包括部队（陆军人民委员部）、工矿企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运输业（交通人民委员部）、邮电业（邮电人民委员部）和行政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等部门工作人员的粮食定额。讨论结束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将方案转交中央工人供应工作委员会修改，同时建议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作出若干原则性的指示。除此以外，他还给我们委员会写了一张便条，简单扼要地勾划了整个粮食供应制度，建议彻底改变原来的供应办法，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原则，并据此卓越地规定了基本的供应方法。正如后来人家所看到的，这些方法在当时极其复杂的形势下是唯一正确的、符合无产阶级国家利益的方法。
便条的大致内容是：制定法令时必须把劳动和供应切实地、真正地联系起来。只有劳动才能得到面包。我们不供养投机分子、寄生虫、懒汉这一类人。定额种类和标准要减少到最低程度。这张便条（一张小纸条）为由中央工人供应工作委员会制定并提出的统一的劳动口粮法令奠定了基础。1920年4月30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这一法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们当时的十八个委员部、各界人士和各机关部门都写过这样的便条，其数量少说也有几百份。每一张便条的每一个字都闪烁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全部智慧。如果把这些便条汇集在一起，那么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列宁的领导方法在这一方面的全貌，而且也可以为我们今后长时期的工作提供一整套纲领。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正在出版的每一卷《列宁文集》都能证明这一点[6]。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现了特殊的领导艺术和才干。一方面必须考虑各部门的利益，特别是象当时的粮食供应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粮食资源不足，无法满足各部门的需要，不可能与他们的意见完全协调一致。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两方面的因素妥善地结合起来了。
举例来说，1920年11月，哈拉托夫[7]向人民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各部门年度粮食供应计划。众所周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重视工作中的计划性。因此，这个计划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巨大兴趣，特别是因为这个计划是我们的初次尝试，其目的是要把困难重重、经常中断的不稳定的粮食供应问题列入严格制订的计划。而且计划期限长达一年，这在当时是很长的了。同时这个计划还规定了这一年（1920—1921年度）计划征收的全部粮食收入。
会议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调集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材料，详细地熟悉并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核实各种数字。然后以他特有的精力和热情积极地着手去实施这一计划。为此，他决定召开劳动国防委员会特别会议来审议粮食计划，并吩咐邀请全体人民委员出席会议，不管他们是不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委员。除此以外，他还邀请了中央委员会委员来参加这次会议。
召开这次非常会议的原因，首先是粮食计划作为一个经济问题应当由劳动国防委员会来审议；其次，劳动国防委员会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机构，不易受某些部门的影响，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保证迅速讨论和通过这个汁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整个国家的利益出发，力求做到这一点。如果由人民委员会开会讨论，那么由于不能满足某些局部的、纯属本位主义性质的要求，整个提案有可能被否决掉。但是，由于这项计划涉及各部门的根本利益，所以决定邀请全体人民委员出席会议，让他们参加讨论（仅仅参加讨论，不参加表决），使他们能够充分申述自己的需求并加以辩护。与此同时，全体人民委员和中央委员都出席会议，可以使会议的决议拥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从而使任何申诉都徒劳无益。而且，这还可以避免把提案转交某部门审核以至于延误时日的可能性。
于是，在全体人民委员和很少出席会议的加里宁同志以及其他中央委员的密切关注和积极参加下，1920年11月28日召开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特别会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担任了会议主席。这次会议一直延续到半夜以后。经过仔细的审查，作了一系列修改以后，将在下一年度实行的第一个苏维埃粮食计划被通过了。这个计划为我们各部门的全年工作奠定了明确的、坚定的基础，在当时工作十分忙乱的情况下，这个计划是我们工作中的一大进步。
当然，通过计划并不等于完成计划。可是，尽管会议讨论问题的时间长达七、八个小时，而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和大家全都疲惫不堪，但列宁在会议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热忱和坚强意志使人感到，他早己认识到，只要周密制定计划，充分估计实施过程中的各种现实因素，并且满怀信心坚定不移地去贯彻执行，那么计划一定能够实现。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在审议行将结束，计划肯定可以通过，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情绪明显地振奋起来了。当报告人斯特卢米林[8]针对某部门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了一些俏皮话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便异乎寻常地在会议上纵声大笑起来，笑声是那样的亲切可爱。
在这之后，会上审议任何有关粮食问题的提案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要援引这份业已得到批准的计划，查清讨论的问题在计划中有无明文规定，并且要求同这份计划完全取得一致。有时，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提出非常有力的理由，才能使列宁离开这份计划的规定或者同意作某些修改。在当时的条件下，每个部门都千方百计地企图摆脱这份计划，为各自的利益离开相应的规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则坚定不移地要求执行并实施批准的计划。他的坚定态度必然使所有负责贯彻这一计划的同志也走上坚决彻底地实施这个粮食计划的道路……
关于国家机关的问题
精简苏维埃机关人员，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一有适当的机会，他就提出这个问题。不论谈论的是粮食供应问题，还是国家财政情况、工资制度或国家机关工作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要提到精简我们臃肿的机构的必要性。那时莫斯科的国家机关共有职工三十万人。这个数字使他感到震惊。某些部门的领导人因循守旧，思想僵化，往往不愿意精简机构，有时甚至还阻挠这项措施的实施。弗拉里米尔·伊里奇不仅经常无情地鞭挞我们机关的缺点，而且还严厉抨击因循守旧、反对精简机构的人。在实施集体供应制度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抓住时机，将精简苏维埃机关人员的问题放到了首位。粮食问题困难再大，也阻止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实行集体供应制度的决定，只要这个制度能够导致精简机构并改进工作。
我永远不会忘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予我的无限宝贵的热情支持。有一次，他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支持我针对某一位报告人的发言。那位报告人汇报了莫斯科试行集体供应制度头几个月的结果，并断言在工人中取得的结果比在职员中好。我援引人民委员会以前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报告人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工人方面实际上只涉及某一些企业。那里确实已经实行了集体供应的办法，但是精简人员的工作还只在酝酿之中。职员中的情况则相反，己按法令规定精简了百分之三十，而集体供应制度当时却还没有实行。因此很难从集体供应制度对改进机关工作有何影响的角度来判断实行这一制度所取得的成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赞成我的意见，尖锐地责备报告人无视这一事实。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各种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因而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到这方面来，得出了全体与会者怎么也意料不到的结论。其结果是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制订和贯彻各种措施，以便使工厂摆脱混进企业单位的非劳动者和非生产人员，并使集体供应制度能够在机关里得以实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热烈主张尽力精简我们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与此同时，他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领导着整个国家机构，有责任减轻各部门的工作，领导这些部门并使它们摆脱各种形式主义的干挠，不让某些部门的工作遭到不良的影响。因此，他不允许未经与部门领导协商，或撇开他们强制实行机械式的精简机构的措施。
1921年年底，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建立了一个负责精简机构工作的所谓“拉林[9]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报纸上宣布它将对苏维埃机关来一次“大砍大杀”，并声称可以不通过人民委员会，径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直接实施自己的方案，因为人民委员有可能在不同意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意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一位人民委员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知道了这件事，就十分警觉起来。他立即建议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把审议“拉林委员会”提案的时间放在人民委员会对这些提案进行讨论之后。同时，他用严厉的责备口吻指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库尔斯基[10]出席当晚举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并在会议上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提出这个建议。于是，主席团通过了相应的决定，而拉林的报告，后来经过小人民委员会和大人民委员会讨论之后才获得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批准。这一事例特别有力地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毫不妥协地反对任何不符合客观形势、违背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发展规律的轻率的试验和空洞的措施。
工资问题
如上所述，人民委员会在通过重要决议之前先与有关部门协商一致，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工作中一贾遵行的原则。同样，他还主张让相应级别的机构分别处理各种不同的问题。但是，如果有必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善于确定何时有此必要）的话，也可以用越级的办法，把问题直接提交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讨论，以取得迅速、彻底的解决。当然，这种做法通常只涉及事关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例如，1921年7月，小人民委员会在阿·谢·基谢廖夫主持下，听取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所作的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在苏维埃政权刚宣布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制定工资政策的一些原则问题。从报告的内容来看，报告人无视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似乎并不打算对工资政策作认真的修改。然而，这个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加以审查和修改。因此，小人民委员会决定组成一个委员会对整个工资问题进行全面的审查，并拟出具体的建议。委员会的成员有基谢廖夫、金丁[11]、别洛夫以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我们开了两次委员会会议，经过详细的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工资政策应该建立在与过去的原则截然不同的新的原则基础上。这些原则是：必须把工资和劳动成果联系起来，同时考虑实物支付和现金支付等各种不同的支付形式，规定固定的最低生活费，大幅度扩大级差比率（我们建议一比十六）等等。
我们用提纲的形式写下了这些建议，经基谢廖夫和金丁签字后，分送人民委员审阅，并提交小人民委员会和大人民委员会审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出席会议。在连续几年紧张工作以后，他大概是第一次去哥尔克休养。小人民委员会的记录和公文几乎天天都送到他那儿去签字，因此我建议基谢廖夫把关于工资问题的提纲草案送到哥尔克交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审阅。他照此办理了。在简短的发文公函中，我们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了草案的产生和讨论通过的过程，请他过目并提出意见。不到两天，福齐也娃就打电话通知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吩咐立即把我们的草案报请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审定。几天之后，我们就看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决议赞同我们的草案，并作了某些修改，同时委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拟订相应的具体措施提交人民委员会审定。关于工资的法令经拟订、定稿后，于1921年11月12日得到人民委员会的批准。当我回想起在处理工资问题初期所遇到的无数障碍和困难的时候，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予以特别关注、积极干预和坚决支持，那么这个方案可能会耽搁很长时间，得不到通过。“伊里奇的嗅觉”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这个特点有时能使他注意到某些极不成熟的想法。而且完全可以相信，由于他一心一意关怀着无产阶级的命运和愿望，因此凡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的明智的建议，一定会被他所接受并立即加以实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工作的严格要求
在讨论某项问题时，与会者有时会提出未经核实的申诉和材料，如果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加的会议上出现这一类情况的话，他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他经常要求与会者引用经过严格核实的材料，提供具体的事实，提出根据确凿的申诉。如果对某项申诉的可靠性稍有怀疑，人民委员会就委托库尔斯基（司法人民委员部）或阿瓦涅索夫[12]（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对事实进行周密的调查核实。
有一次，哈拉托夫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申诉，指责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没有及时呈报工业用粮的材料，以至妨碍了人民委员会的任务。我当即声明，材料早已报送，问题可能只是材料不足。对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未经会议讨论就提议作出决定：指派库尔斯基调查哈拉托夫和金丁两个发言中矛盾的原因，并向人民委员会作出汇报。第二天我和哈拉托夫必须为各自的发言写一份详尽的说明。而库尔斯基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也按惯例列入了人民委员会的议事日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各部门工作中暴露出来的弱点、缺陷和疏漏也抱着同样严厉的态度。遇到这类情况，他的批评异常尖锐，对缺点的抨击毫不留情，不管他对部门领导人的关系有多好。例如，有一次，劳动国防委员会开会听取欣楚克[13]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工作报告。欣楚克谈到了妨碍商品交换迅速发展（那是在1921年）的一系列困难，其中包括粮食部门没有及时向合作补交纳商品粮、各项指数不相符合和其他一些原因。结果他说，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粮食储备了。许多同志发言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激昂的语调令人信服地驳斥了欣楚克推卸责任，强调各种不利条件的做法，责备他未采取措施以消除不利因素，同时着重指出，尽管国家为改进合作社的工作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耗费了大量的资金，但取得的成绩却微乎其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一次的批评毫不留情，因为当时合作社工作中的缺点特别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粮食状况。他的态度异常坚决，所以欣楚克的申辩毫无用处。
对专家的态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重视改善科学家待遇的种种措施。早在1918年他就批准成立了一个以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4]为主席的所谓“科学院口粮”委员会。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必须作出艰巨的努力，才能从我们微不足道的粮食储备中拨出必要的粮食来提高共和国内有特长的科学工作者的供应标准。只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经常关怀和干预下，这种供应才得以维持下去。1920年12月，他指示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哈拉托夫召集有关机关的人员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拟订最大限度地向有特长的科学工作者供应生活资料的措施，统计所需的物资及其数量，并在两天内向人民委员会汇报。两天以后，人民委员会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常设机构——中央改善科学家生活委员会。委员会的委员有：哈拉托夫、谢马什柯[15]、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基帕里索夫[16]、金丁和诺维茨基[17]。人民委员会责成该委员会从各方面关心和改善科学工作者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工资、供应粮食和物品、颁发奖金等等），筹建休养所、疗养院，向国外订购图书等。与此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提出，必须在全苏维埃共和国范围内推荐一批对国家特别宝贵和有益的高级科学工作人员，并尽最大的努力筹措物资以保证他们的生活条件。那时，物资极其有限，情况非常困难。为了给专家们以物质保证，有时不得不削减工人和红军的供应。正如1923年11月召开的第一届全俄科学工作者大会所指出的，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严密督促及其崇高威望推动下，中央改善科学家生活委员会才有可能在彻底改变我们科学家的物质生活条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不仅仅表现在他直接协助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经常把它的报告提交人民委员会讨论，支持对它的拨款，督促有关部门履行对它承担的义务。即使有些问题未经他直接处理，他的作用依然能够显示出来。在遭受武装干涉，人民饥寒交迫、生活贫困的最困难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委员会的成员聚集在一起，为了使学术界最宝贵的人才免遭饥馑之难，尽最大努力调拨必需的物资时，都感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件事的关切，相信可以凭借他的威望来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尽管这种障碍在当时的条件下似乎是无穷无尽的。
我也记得，在1921年的春天，正当粮食危机严重尖锐化的时刻，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在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取消某些工作人员若于优惠供应办法的决定。由于这项决定，某些科学工作者担心他们的生活条件会急剧恶化。可是，当人民委员会审核这个问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如既往地宣布，支援有特长的工作人员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应该关心的首要问题之一。因此，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对莫斯科苏维埃全会的决定作出特别规定，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密切进行监督，保证科学家的物资供应工作不致中断。
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科学家生活条件的巨大关怀，几乎使所有的部门都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尽管国事艰危，困难重重，但仍然使共和国一万多名科学家、文学家、演员和艺术家获得特殊的“科学院口粮”，把他们的工资提高到一定的水平，实行了特殊的“科学院”级供应标准和奖金制度，建立了若干处（现有最好的）休养所和疗养院，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还采取了其他许多措施。虽然这些措施都是在哈拉托夫积极参与下，由中央改善科学家生活委员会制订、协调和实施的，但必须明确地说，这项工作的主要功绩应当归结于卯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顽强的毅力、崇高的威望和坚定的意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热烈主张扩大地方机关的权力，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加强苏维埃基层机关的独立性，但是他始终坚持和严格遵守国家整体利益高于地方局部利益的原则。地方主义的倾向总会遭到他的坚决回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反对地方上的代表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削减本省余粮收集任务，保留现有库存等一类要求。有一次，人民委员会开会讨论关于建立“育种”协会的方案。提出这个方案的奥新斯基[18]和为他辩护的许多著名专家都指出，这一协会将把我们业已衰落的良种畜牧业提高到应有的水平，同时还可以用提成和会费的形式为国家提供一定的物质上的好处。协会成立以后，原来分散在各省的某些国营农场，连同农场的良种牲畜都调归协会管辖。内务人民委员部多次反映说，有一个省的地方机关反对移交所属国营农场和良种牲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如果人民委员会委员实质上不反对这个方案，从而肯定了这个方案的合理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不理会地方机关的反对意见。由于国营农场为地方机关提供粮食，地方机关自然会反对移交农场。这恰恰是最明显的地方主义倾向，我们应该同它作最坚决的斗争。
第二次谒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谋远虑，明察秋毫，但他总是满怀兴趣地倾听别人的意见，贪婪地从交谈者的思想中汲取明智、正确的东西。在交谈中，他通常采用说理开导的方法，说服多于命令。对于交谈者提出的理由他也很重视。对这一点，我在第二次谒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印象特别深刻。我是同粮食人民委员部从事工人供应工作的工会工作者代表团一起去的。
促使我们去谒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原因，从表面上看似乎无关紧要，但实际上却有着深刻的意义，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将严重影响工人，尤其是军工部门工人的供应工作。由于这是在1920年冬季，因此不言而喻，军工部门的供应工作同红军的供应工作一样，是我们工作中至为重要的环节之一。
从1919年末起，人民委员会专门设立了中央工人供给委员会负责管理工人的供应问题。委员会由哈拉托夫领导，委员有诺根[20]、波格丹诺夫[21]、哥尔茨曼[22]、我以及交通人民委员部的一个代表。全体委员都由人民委员会批准任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关心我们委员会的工作进展情况，经常把委员会的有关报告提到人民委员会讨论，并要求向他报告工人供应工作的情况。地方上的供应工作出现特别尖锐的问题时，他还亲口过问。由于委员会成员的紧张工作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全力支持，曲人民委员会建立的中央工人供给委员会，在它成立后的第一年年底就显著地改善了共和国工交部门工人的生活条件，使他们有别于一般的消费者，并为他们保留了一定的粮食储备，确定了固定的供应标准。
经过一年的工作，这个委员会还使粮食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我和诺根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代表的身份参加这个委员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之间在工作中团结合作，协调一致。担任委员会主席的哈拉托夫同志是粮食人民委员部分管粮食分配工作的部务委员，这种恰当的兼职大大促进了各部门间的协作。可是，到了1920年年底，人民委员会批准任命了新的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哈拉托夫没有入选。在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的第二天我们得知了这一消息。我们这些跨部门的委员会的成员，以及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派往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工会工作者都十分清楚，这种情况会严重影响到经过极大努力才稍微得以改善的工人供应状况。哈拉托夫在这一部门工作积极，和我们各个部门的代表配合密切，撤换他少说也是不合理的。如果他不再担任粮食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那么他留任中央工人供给委员会主席也无济于事，因为我们将不能迅速实施我们的措施，而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当时条件的紧迫性来看，却要求我们迅速行动。
因此，这个消息使我们深为忧虑，所以在得悉人民委员会决定之后一小时，我们委员会的成员和在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的许多工会工作者便聚集在诺根的办公室里。经过短时间的讨论以后，我们一致认为，必须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说明所有这些情况，请求改变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为此，诺根打电话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他为此事接见我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托姆斯基已打电话告诉他了，他定于明天上午十二点钟接见我们和工会工作者。我们一行五人（诺根、金丁、冯杰尔利赫、谢纽什金、奥尔洛夫）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可是当我们来到他那儿的时候，已经有八个人在那里了。他们大部分是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为了同一件事到这儿来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人民委员会会议厅里接见我们全体人员。他亲自主持会议，让我们依次发言。大家非常热烈地发表了意见，因为谈到的内容实质上都涉及工人供应工作和整个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断扩大问题的范围，向来访者详细询问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它对地方机构的领导以及部内某些领导干部的情况。同志们利用这个机会详尽地说明了情况，并严厉抨击了这个机关的缺点。但是，几乎人人都提到了哈拉托夫在工人供应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全神贯注地听着发言，当某些工人谈到他们担心工人供应政策会有改变时，他显得特别关切。当我顺便提到军事部门拒绝改变大幅度提高机关职员供应标准的做法，而我们不得不进行斗争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断然主张把这个问题提到下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去讨论。谈话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乎让所有的人都畅谈了自己的意见。最后他指出，哈拉托夫未被任命为新的部务委员，是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紧缩各部务委员会成员编制的决议所决定的，而且他没想到，这件事对工作会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同时，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援引了军事部门的类似情况说，有许多高级干部领导着整个军区和方面军的工作，但他们不一定都非得成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不可。但是他说，他已经注意到大家在这里提出的意见，因为他认为这么多干部一致提出意见，说明情况相当严重。
诺根申述说，最近由于我们作了异常巨大的努力，才使工厂的供应不致中断。因此，如果中央工人供给委员会的上作受到削弱，工业将首当其冲地受到威胁。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不论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对工人供应工作的关心一分钟也不会削弱，同时他将把在这里听到的所有意见都提交中央委员会仔细审议。谈话结束的时候，一位到会的老工会工作者发言。他又讲了哈拉托夫在工作上的一些特点，然后他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必须改变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他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我们请您向中央委员会转达我们的意见，并改变这个决定。”对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第一点我一定照办，第二点我现在不能答应。”
一个星期以后，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哈拉托夫重新被任命为粮食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
对科学成果的态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善于把当前的工作同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遥远未来的任务结合起来。他的远见卓识使他能够高瞻远瞩，放眼未来。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在孜孜不倦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始终注视着未来，展望着远景。
我们在小人民委员会经常收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来的便条，要求我们从速审批某项拨款申请（如工资或采购毛皮的拨款）或者给某机关提供办公楼一类的申请。除了这些日常事务以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提出必须从速为如下一些项目拨付经费，如库尔斯克地磁界常现象[23]的研究工作（他同拉札烈夫教授谈论过这个问题，认为这一研究工作对我们具有重大的意义）、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工作（他同基尔皮奇尼科夫教授详细讨论过这件事，认为它将发挥无可估量的作用）、卡施拉电站的末期工程（他从工程负责人兼工程师瞿鲁巴[24]那儿直接了解工程的进度情况）、沃尔霍夫的电站工程（他从格拉弗蒂奥[25]工程师那儿了解工程的进度情况）、等等。在这一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如既往，总是提出请求，进行说服，很少发号施令。当然，不用说，这些写着请求和指示的小纸条较之冗长、严肃的命令更有效力，更能引起极大的注意并得到最迅速的处理。必须指出，由于那是我们最艰苦的时期，日常必需品短缺，室内时常不生炉子取暖，口粮不敷发放，某些人的工资不能按时发给，因此要拨款给库尔斯克地磁异常现象的研究工作、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研究工作、电气化计划以及卡施拉、沙图拉和沃尔霍夫等电站工程，自然会遇到难以置信的困难。许多机关领导干部对这些拨款都持动摇、怀疑、甚至阻挠的态度。而只有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天才能够透过浓重的云雾看到遥远的未来，坚信乌云即将过去，迷雾即将消散，届时解放了的无产阶级一定能够看到自己在艰难岁月里历尽千辛万苦播下的种子所结出的果实。
每当我们回忆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积极紧张的工作，他在各个领域中表现出来的旺盛的工作热忱，他那孜孜不倦感人至深的工作态度，我们总是惊叹不已，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度过的一天一夜所包含的二十四个小时跟我们的二十四个小时是一样的吗？
试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积极领导着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亲自研究并领导国家生活中极其重要的部门的活动，而且述积极参加外交人民委员部、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燃料工业机构、科学研究所和其他许多机关的工作。与此同时，他又在许多集会、群众大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和国际会议上发表震惊世界的演说，并且从未中断写作活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就事论事地处理各项事务。在他经手的事务中，凡是他签署的文件，不论是致某国政府的照会，给地方粮食机关的电报，为党代会起草的决议草案，写给伦敦克拉辛的信函，写给某个工作人员的便条，还是党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或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或者给特命全权大使的委任状——所有这些文件，除了他的签署以外，全都深深地打上了列宁工作作风的印记，以简明扼要、直言不讳、内容深刻、形式鲜明而令人信服。在大多数情况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亲自动笔，而且他写的东西都具有他独特的风格——深刻、简洁、准确、明了。
与此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抽出时间过问下面这样一类事情。1920年冬天，我曾到过离莫斯科不远的农业人民委员部所属的种马场。种马场里还保存着几匹革命前留下来的稀有良种马。由于那时还没有赛马的活动，必须由国家花钱来饲养这些马匹以发展和改良马的品种。那儿还饲养着其他一些稀有的良种人家畜。在严重的粮食危机时期，饲养这些牲畜非常困难，饲料的供应量少到极点。然而这些牲口却极其珍贵，只要举这么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外国人愿意提供几乎可供种马场使用一年的饲料来换取一匹这样的马。种马场场长当时告诉我说，不久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泰奥多罗维奇[26]伴同下曾来到这儿，详细询问了种马场怎样维持下去的问题。不言而喻，他在这样艰难的时刻来这里视察，大大鼓舞了忠于职守的全场职工，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干劲，促进了维护珍贵的良种马的工作……
对周围同志的关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然工作十分繁忙，但总能抽出时间极其热诚地关怀周围同志的生活。我记得，那个时候各人民委员会的委员和各机关的领导干部常签收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要求他们别在某一段时间内请示或打电话给正在休养或治疗的某一个政治局委员或他的某一位助手，如瞿鲁巴同志。更不用说，通常总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坚持下，这些同志才被送去休假或养病的。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瞿鲁巴同志的无限关怀，各人民委员会委员当时曾签收到一份决定，规定由瞿鲁巴同志主持的会议不得超过预定的会议时间。尽管瞿鲁巴同志提出异议，但鉴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崇高威望，人民委员会办公厅还是达到了在规定的时间内结束会议的要求。有一次，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话时向他反映，哈拉托夫同志的工作负担太重，这将会严重影响他的健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已让哈拉托夫同志去休假，但前两天在克里姆林宫又遇见了他，所以已下令强迫他离职去休假了。克尔日札诺夫斯基[27]同志也向我谈起过他自己的一段类似经历：有一次，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命令，他几乎是被押送去休假的。
可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周围同志的关怀是多么体贴入微。有时，同志们向他提出申请和要求，他更是满怀同情地予以仔细考虑。然而，对于自己他却从不遵守任何规定——他不计工作时间，不顾劳逸结合，工作无休无止，不受任何有关决定的限制，终于渐渐地、无可挽回地损害了自己的健康。而他的健康对于整个被压迫人类是极其宝贵的，因为他始终不渝地为被压迫人类的解放奋斗了一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其浩繁的工作、始终旺盛的精力和全部英勇的革命斗争业绩，为我们作出了最光辉的榜样，教育我们如何以实际行动，为工人阶级的利益鞠躬尽瘁，献出自己的一切。
载于雅·金丁著《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玛·伊·乌里扬诺娃作序》1933年莫斯科版
（胡国安译顾柏林校）
[1]收入本卷时作了一些删节。——编者注
[2]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基谢廖夫（АлексейСемёновичКиселёв，1879年？月？日——1937年10月3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4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历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苏维埃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1919年、1921—1923年、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任土耳其斯坦人民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任苏俄小人民委员会主席。1923—1924年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3—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4—193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3]关于这一点，有一次玛·伊·乌里扬诺娃对我说：“不，在多数情况下，也总能宽容别人。”我想，这是完全正确的。——作者注
[4]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БорисовичКрасин，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5]戴维·劳合·乔治（DavidLloydGeorge，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任首相、财政大臣、军需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要职。
[6]本文写于1933年。——编者注
[7]阿尔特米·巴格拉托夫维奇·哈拉托夫（АртемийБагратовичХалатов，1894年4月15日——1938年10月27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7—1929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8]斯坦尼斯拉夫·古斯塔沃维奇·斯特卢米林（СтаниславГуставовичСтрумилин，1877年1月17日——1974年1月25日），苏联经济学家、统计学家。1897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2年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03年流亡国外，加入了孟什维克。1918—1919年任彼得格勒劳动委员会统计司司长。1919—1923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1920年退党。1921年起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加入俄共（布）。1932—1934年任全苏国民经济核算中央理事会副主席。1942—1946年任苏联科学院分院理事会副主席。1943—195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科学技术专长委员会委员。此后在大学任教。
[9]尤里·拉林（Ю́рийЛа́рин，1882年6月17日——1932年1月14日），原名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里叶（Михаил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Лурье）。青年时代参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1—1902年领导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组织，1903年起是孟什维克，同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04年流亡瑞士，1905年潜回俄国，在多地开展地下工作。1913年再次被捕，但因健康原因被释放，随后流亡到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被驱逐到瑞典。二月革命后回国，此后立场急剧左倾，1917年8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工会工作。十月革命后在最高经济委员会工作。1917—1921年是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1年11月参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并担任主席团成员。1923年担任犹太工人土地管理协会（OZET）主席。新经济政策期间，出版了有关农业和私人资本的着作。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10]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库尔斯基（ДмитрийИвановичКурский，1874年10月10日——1932年12月20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4年入伍。二月革命后任罗马尼亚阵线第4军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1928年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1919—1920年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2年任苏联驻意大利全权代表。1932年逝世。
[11]雅科夫·伊萨科维奇·金丁（ЯковИсаковичГиндин，1891年？月？日——1937年10月30日），原姓金兹堡（Гинзбург），1905年起进厂做工。1917年3月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1919年任劳动人民委员会劳工市场部副部长兼秘书。1919年4—10月任东线第28师政治委员。1918—1921年任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全权代表管理局劳动处处长兼苏俄小人民委员会委员。1922—1923年任乌克兰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乌克兰小人民委员会委员。1923—1930年任劳动人民委员会委员。1930—1932年任供应人民委员会委员。1932—1934年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会委员。此后在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12]瓦尔兰·亚历山德罗维奇·阿瓦涅索夫（Варлаам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Аванесов，1884年3月24日——1930年3月16日），早年加入达什纳克楚琼。1901年加入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流亡瑞士。1913年回国。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18—1921年任民族人民委员会亚美尼亚事务专员。1919年加入契卡。1922—1924年任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2—192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0年逝世。
[13]列夫·米哈伊洛维奇·欣楚克（ЛевМихайловичХинчук，1868年11月16日——1939年3月7日），189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17年3—9月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17年8月当选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1919年任粮食人民委员会委员。1921—1926年任消费者协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6—1927年任苏联驻英国贸易代表。1927—1930年任副贸易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1934—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内部贸易人民委员。1938年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
[14]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МихаилНиколаевичПокровский，1868年8月29日——1932年4月10日），生于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891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1907—1917年侨居国外，1909年参与“前进”集团，同时参与了“召回派”、“造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活动。1911年退出“前进”集团。1913年同托洛茨基合作，试图调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1917年8月回国参加莫斯科武装起义，并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8年参与布列斯特谈判，一度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32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21年任红色教授学院院长。1918年起为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0—1932年是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15]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谢马什柯（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емашко，1874年9月8日——1949年5月18日），1893年起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1年毕业于喀山大学医学院。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8—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对外局主席。1917年9月回国，担任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区苏维埃主席，积极筹备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1921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21—1949年任莫斯科大学医学院社会卫生学系系主任。1927—1936年任《大医学百科全书》主编。1930—1936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0—1949年任全苏卫生学会主席。1949年在莫斯科逝世。
[16]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基帕里索夫（ФёдорВасильевичКипарисов，1886年4月17日——1936年12月19日），苏联语言学家、考古学家。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后因病退党，从事考古工作。20年代恢复党籍。1920—1929年任全苏教育工作者协会中央理事会副主席兼主要政治委员会主席。1929—1932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1933—1935年任《科学院俄语词典》编辑。1934—1936年任国家物质文化史学会第一副主席。1936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7年平反。
[17]亚历山大·阿道福维奇·诺维茨基（АлександрАдольфовичНовицкий，1894—？），苏联财政工作者。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1年起任俄罗斯联邦预算局局长、金本位制委员会秘书、小人民委员会委员、财政人民委员会驻劳动国防委员会代表。1922年任财政人民委员会驻乌克兰特派员兼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委员。后任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起担任财政人民委员会财务监督管理局局长。其后的情况不详。
[18]尼古拉·奥新斯基（НиколайОсинский，1887年4月6日——1938年9月1日），本名瓦列里安·瓦列里安诺维奇·奥波连斯基（ВалерианВалериановичОболенский），出身于库尔斯克省的一个小贵族家庭，190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俄国国家银行总经理，1917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18年3月因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辞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一职，1920年成为民主集中派领袖，1921年3月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5年至1937年间曾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至1924年任苏联驻瑞典特使，曾参加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脱离了左翼反对派，1925年7月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年2月任中央统计局局长，1929年12月至1930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5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
[19]作者第一次谒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1918年8月29日。——编者注
[20]维克托·巴甫洛维奇·诺根（ВикторПавловичНогин，1878年2月14日——1924年5月22日），1897年起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6—1907年任莫斯科工会中央局主席。1910年起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1917年4月同加米涅夫、李可夫一道反对《四月提纲》。1917年9月17日—11月14日任莫斯科工人代表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期间是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工商业人民委员。1917年11月4日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米柳亭一道支持“左翼联合政府”，辞去工商业人民委员的职务，但三周后即承认错误。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24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21]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波格丹诺夫（ПётрАлексеевичБогданов，1882年5月20日——1938年3月15日），1901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190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一战期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戈梅利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戈梅利市杜马主席兼赤卫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任戈梅利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1925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军事工业理事会主席。1921—192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1929年任北高加索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0—1934年任苏美贸易公司（Амто́рг）董事会主席。1935—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第一副地方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22]阿布拉姆·季诺维也维奇·哥尔茨曼（АбрамЗиновьевичГольцман，1894年12月24日——1933年9月5日），191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4月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1920年任五金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2—1925年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电气委员会主席。1925—1933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30—1933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1932—1933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民用航空总局局长。1933年因飞机失事而逝世。
[23]库尔斯克地磁异常现象发生在库尔斯克省及其邻近地区。1919年起按照列宁的指示，对该地区进行了地球物理勘探，发现了磁铁矿。——译者注
[24]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瞿鲁巴（АлександрДмитриевичЦюрупа，1870年9月19日——1928年5月8日），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至1921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至1923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5年至1928年任外贸人民委员。
[25]亨利希·奥西波维奇·格拉弗蒂奥（ГенрихОсиповичГрафтио，1869年12月26日——1949年4月30日），苏联动力学家。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二月革命前负责铁路工作。十月革命后参加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工作。1918—1920年任沃尔霍夫水电站建设工程副总工程师。1921年因卷入“战术中心案”一度被捕，后在列宁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干预下获释。1924—1925年任列宁格勒电工研究所所长。1938—1945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会水力发电厂建设行政督察。1949年在列宁格勒逝世。
[26]伊万·阿道夫维奇·泰奥多罗维奇（ИванАдольфовичТеодорович，1875年8月29日——1937年9月20日），1894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5年组织了莫斯科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工人工会”。1900年起成为职业革命家。190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05年夏越狱并流亡瑞士。1905年年底回国。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下诺夫哥罗德。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7年8月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后任粮食人民委员。他支持季诺维也夫等人主张的建立“左翼联合政府”的提议，为此辞去一切职务，但不久后又收回辞呈。1922—1928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26—1928年任国际农业研究所所长。1928—1930年任农民国际主席。1929—1935年任苦役政治犯及流放移民协会会长。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27]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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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至1922年间弗·伊·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情况（格·列普列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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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至1922年间弗·伊·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情况[1]
格·列普列夫斯基
参加过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的有很多是老辈的革命家，也有不少是年青的新干部。他们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领导下全都真正地接受了最标准、最出色的管理国家的教育。
人民委员会的例会每星期二举行一次。经常还得召开紧急会议，因为现实生活不断会提出需要立即解决的新问题。
劳动国防委员会每星期二举行预备会议，每星期五举行全体会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分秒不差地在六时整宣布开会。在这两年里，我记得，开会的时间一次也没有推迟过，即使是稍微推迟一会儿也从未有过。不管出席的人数有多少，总是准时宣布开会，这样势必就要人民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在规定的时间到会。会议开始时，先讨论议事日程，某些问题要从议程里取消或者暂缓讨论，而原来没有列入议程的新问题却被提了出来：这样，人民委员会或者劳动国防委员会迟到的委员，就丧失了参与决定议程的机会，因而也丧失了发挥自己的作用争取把关心的问题列入议程或从议程里取消的可能性。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记录里，关于人民委员会委员迟到的情况都有记载，而且还准确地指明迟到了几分钟。当迟到的人民委员会委员走进会议室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是予以批评，就是责备地连连摇头；如果某个委员老是迟到，那么列宁就严词警告说要通报批评他。
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有多么严格，自然就不必多说了。
我记得，在人民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布留哈诺夫[2]（人民委员会里最准时的委员之一）迟到了半个小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他说明迟到的原因。布留哈诺夫先请求原谅，然后解释说，他是在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严肃地向他指出，不管任务是谁布置的，人民委员会委员都不得以此作为借口推卸迟到的责任，今后对于迟到的人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一次患重病之后，于1922年10月开始恢复工作。从那时起，开会的时间从晚上六时改为五时。作出这样的改变，是因为医生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制定的作息制度要求他较早地结束工作。1922年10月3日举行第一次人数众多的会议（这次会议的照片后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出席这次会议的许多人因为不知道上述的改变而迟到了。但是大多数人迟到的时间并不多。很多工作人员怀着想看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强烈愿望，兴奋而激动地集中在走廊和报告人接待室里。他们不知道开会的时间已经改为五时，所以还指望在开会之前相互交流一下思想呢。
在1921到1922年这段时间里，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很少有超过十时结束的。可以明确地说，到了十点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感到非常疲劳了。他主持会议时，由于思想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因此在会议结束时就显得体力不支了。这明显地反映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脸上，也反映在他那抑扬顿挫的语调和音色上。
有时会议也要拖到午夜十一至十二点钟。在我脑子里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次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会上讨论的是克尔日札诺夫斯基[3]所作的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情况的第一个总结报告。
劳动国防委员会的预备会议负责研究不太重要的问题。会议通常由阿瓦涅索夫[4]主持，有时则由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身份参加劳动国防呑员会的安德烈耶夫[5]代替。劳动国防委员会预备会议的记录，与小人民委员会的记录一样，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二天审批，一般是在上午十时到十二时之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哥尔克休养期间，记录是送到那里由他签署的。
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一直是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的。有时还有这样的情况，人民委员会或者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在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把某个复杂而又紧急的问题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预备会议讨论，预备会议讨论这样的问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从自己的办公室里出来，坐在会议厅内那把普通的圈椅里（这是一把配有藤坐垫的木椅子）。从1918年到1922年，在人民委员会会议厅内召开的所有会议上，他是一直坐在这把圈椅里的。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加了会议，劳动国防委员会的预备会议就变成了全会，这立即对会议的整个气氛产生了影响。
给报告人发言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三到五分钟。例外的情况不多，例如，关于重大问题的报告或者人民委员部的总结报告。但是，即使如此，也不会超过十到十五分钟。而且这样的例外是非常少的。一般都十分严格地遵守硬性规定的会议规章：报告人的发言时间为三到五分钟，持反对意见的人和参加辩论的其他人为二到三分钟，然后立即作出决定。
在报告人中间当然常常会有一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不认识的新来的人。碰到这样的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递纸条给福齐也娃，向她了解部里来的陌生的报告人的姓名和工作地点。这类便条是要求立即回答的。福齐也娃经常亲口或委托她的助手去询问人民委员会的那些委员或者小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因为小人民委员会的主席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必须熟悉来自各部门和各组织的大批人员（在小人民委员会的每次会议上报告人不下于六十人，有时还更多一些）。而且，每一个新来的工作人员，只要能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首次作出出色的，深思熟虑的提议或者提出正确的，言之成理的意见，就会引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密切注意。这时，他把食指放在耳朵后面，“注意听”发言人的话。难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喜欢用的口头禅是“应该注意听”了。这样的新人后来登上政治、工会、国事活动的广阔舞台的有多多少少啊！
虽然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厅内总是秩序井然、鸦雀无声，但是那里不时会响起愉快的说笑声，爆发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种使人精神振奋的亲切而响亮的笑声。有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笑声感染了全体到会的人，无一例外。了是，在短暂的一刹那之间，所有的人似乎都忘掉了辩论的题目和引起这阵笑声的原因。
引人发笑的原因有时是报告人用词不当，或者引文有错，或者答非所问。有时，某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或者人民委员会委员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追根究底”的盘问，问他针对机关里的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歪风采取了哪些措施，这时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无所作为的思想、不愿意把问题呈报上级机关的做法、不能正确处理问题的状态不是象犯罪那样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严厉的谴责，就是遭到有益的讽刺。
会上的辩论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拖得很长。一般在三、四个人发言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便开始讲话，有时报告人的话一结束，他立即就发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或者提议按议程继续讨论或者分析正在讨论的问题，更多的是提议停止辩论，尽管希望继续辩论的压力非常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停止辩论的提议都能获得通过。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即用罕见的、闪电般的速度向女速记员口述语言优美、措词精确的决议，并且还非常注意地问道：“听清楚了？来得及记下吗？”根据他的要求，女速记员往往当即把记录读一遍，而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说：“如果记录不正确的话，我要严加追究；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有什么疑问的话，请提出来吧。”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意决议的措词后，人民委员会转入下一个问题的讨论。一分钟也不能白白浪费，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会议的原则。
在辩论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面注意地听别人发言，一面翻阅放在他手边的报纸、书籍、杂志，或者写很多条子给会议的参加者并且阅读他们的回条，或者递条子给福齐也娃、哥尔布诺夫下达指示，而且所有这些事情他总是能够用一种令人不能理解的方法同时予以完成。有时，看实使人难以置信，惊讶不已，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讲话时总能正确而尖锐地指出某些同志发言中的优缺点。
他的简短的发言和插话中包含看大量的见解、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指示。但是极为遗憾的是，报告和辩论没有作速记记录。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规定。我们每一个人在倾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讲话时，都深信不疑，任何一个细节都不会被他那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所忽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18年受伤后，医生禁止他在抽烟抽得烟雾腾腾的房间里工作，因此会议厅内严格禁止吸烟，没有一个同志敢破坏这个规矩。大家轮流躲在炉子后面抽烟，把烟吐在炉子的通风口里。会议厅内，始终精神抖擞的主席执行着铁的纪律，所以会场里一直肃静无哗。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会议厅内有人讲话，他总是建议他们相互用纸条来交换思想，无论如何不能破坏会场的秩序和安静。如果有人破坏秩序，他就打断他们的话。在那肃静无声的会议厅内不止一次地响起过他那生气的嗓音：“违反秩序的人我要毫不客气地请他离开会议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按最严格的次序让出席会议的人发言的，他把发言的次序记在专门定做的小便条本那狭长的纸条上。在这些纸条上经常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也由他一丝不苟地按这个最严格的次序记在那里。我不记得有过违反这个硬性规定的例子。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心地注意着参加会议的人员，绝対不容许根据规定无权参加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的人出席会议。享有这个权利的有人民委员、与人民委员部同级的中央机关的领导同志、他们的副手和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特邀的报告人只参加讨论他应邀前来讨论的问题。一俟这个问题讨论完毕，报告人应立刻离开会场。
有时，某个报告人的发言引起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特别的兴趣，或者他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新的，颇有意义的问题，可是发言的工作人员却在这时表现出犹豫或胆怯的心情，碰到这种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带着高兴的微笑提高嗓音对他说：“说下去，说下去！”这是他惯用的鼓励人家的话。
人民委员会为解决某些有争论的或者复杂的问题通常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根据这些委员会的报告作出决定。他在听完委员会主席的报告后，一定会问：“您说说，委员会是由哪些同志组成的，”在报告人回答他的问题时，他一边从大拇指开始扳着指头，一边重复着那些名字：“瞿鲁巴[6]、列扎瓦[7]、阿瓦涅索夫、拉德琴柯[8]”……显然，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对某个决定作出较为恰当的评价。
有时，某个人民委员会委员不准备发言，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倒认为必须听听他的意见。大家都以为辩论已经结束了，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提议：“我们再听听瞿鲁巴的意见，然后结束辩论。”瞿鲁巴总是有点不好意思地声明说：
“我没有要求发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带着狡黠的微笑回答他：
“我们请您发言。”
地方苏维埃的代表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也经常被召来参加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邀请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这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主席团来参加讨论地方上关心的某些问题。
粮食储备的分配、木材的采伐、地方燃料资源的使用、城市公用事业等问题始终是人民委员会关心的问题。不用说，这些问题与地方的利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地方工作人员的意见和他们的发言，毫无疑问，具有不小的作用。所有这一切使地方苏维埃参加政府的立法工作变成了刻不容缓的问题。因此，从1922年起，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的成员开始成为小人民委员会的委员。而且，不论是大人民委员会还是小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往往也邀请各少数民族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来参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全神贯注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他常常问，我们的宪法（这还是在苏维埃联盟成立之前的事）如何确定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但是，人民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都十分清楚，在粮食、燃料和运输等问题上必须采取绝对集中的措施而各个地方苏维埃在贯彻某个法令时必须遵守严格的纪律，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提出的关于宪法的问题听起来就有讽刺和嘲笑的意味。当地方工作人员流露出有害的、纯粹的地方主义的倾向时，这种意味显得尤其强烈。
这里有必要特别强调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大批经常应召前来参加会议的各部门和机关的工作人员所表现出来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注意使他们在接待室内等候报告的时间尽可能缩减到最低的限度。有不少写给哥尔布诺夫[9]、斯莫尔亚尼诺夫[10]、福齐也娃、小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条子都谈到这个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些便条里指出，必须制定召见报告人的制度，以便尽可能地减少报告人等候召见的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积极主张这样的办法：不要预先把报告人召来，而是让部门的报告人继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工作，一旦需要时，能够通过电话及时把他们召来。
各个部门根据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上讨论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法律草案，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会上抓住这些法案实质的方法。他总是以令人惊叹的速度找到这个草案的中心要点，草案中最突出的部分，更多的是指出草案中最薄弱的部分或政治上不正确的条款。不管草案的篇幅有多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能一下子找到并指出那些不需要的，不恰当的和有害的条文并当场选定正确的恰到好处的措词。
必须指出，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政府机关所通过的法令和决议数量繁多，为此而提出的草案往往在文字上有很大的缺点并与先前颁布的法令缺乏联系。随着国家转入新经济政策之后，编纂、审定工作的必要性问题变得特别尖锐。因此，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多次提出搞好人民委员会文字编纂工作的思想。1921年11月1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研究工资政策的问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议：“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物色一人，让他参加大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专门从文字编纂的角度检查提出的法案。库尔斯基[11]同志应于下星期二提出有关人选的报告。”
11月8日，人民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听取了库尔斯基的报告。从记录中可以看到，会议最后决定征求米哈伊洛夫[12]的意见（当时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11月22日，库尔斯基提名伯恩施坦[13]为候选人，他的提名得到了人民委员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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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中，制定会议议程的工作尚未臻于完善。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议程是根据参加会议的人民委员，副人民委员或部务委员的要求当场在小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制定的。议程总是被大量的问题塞得满满的。有时，小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预备会议议程上的问题可达四十五到五十个之多。不论是在大、小人民委员会内还是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内，在开会前根据事先制定的议程分发材料的做法是从未有过的。现在，举行任何一种政府会议，没有参考资料和事先分发的材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在当时却什么也没有。为贯彻这一源则的斗争持续了相当长久。这件事的进展碰到很大的困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件事（分发阐明问题实质的简单材料和有关人民委员部的意见）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经他一再催促，这种制度才得以逐步确立起来。在这之后，会上就能经常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材料本身的实质问题提出尖锐批评了。在最初的阶段里，因为杂乱无章和办事无方而引起的差错为数不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嘲笑和批评这些缺点，并且作出切实可行的指示以改进工作。
※※※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始终十分仔细地逐点阅读小人民委员会的记录，并要求每一点都由小人民委员会出席会议的全体委员签署。持反对或保留意见的小人民委员会委员，可以另附条子在记录之后表明自己的意见。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记录和草案中发现某些缺点时，总是用狭长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纸条附在各点之后，作出非常珍贵的，十分需要的指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些条子里经常无情地批评缺乏具体内容的提案，抽象的议论，空洞的计划以及动辄采用行政措施的做法。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记录不确或措词不当的地方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小人民委员会的记录通常由小人民委员会的秘书送呈列宁批阅。但是，如果送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审批的法律草案是复杂的或者是重要的，那么他就会召见小人民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来报告情况。他还经常召见那些持保留或反对意见的小人民委员会委员。
1921年上半年，小人民委员会还保留着实行多年的程序：小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即使只有一名小人民委员会的委员表示反对，也不能送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审批，而要提交大人民委员会审议，并必须有持反对意见的小人民委员会委员参加。这种程序极大地妨碍了通过决定所必需的速度，常常显得很不合理。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往往会带来害处，使紧急的事务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基谢廖夫提议：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制定小人民委员会新的议事规程问题，规定小人民委员会采取以多数通过决议的程序。小人民委员会委员若要保留自己的意见，可以把它附在记录之后。至于把反对意见转交大人民委员会审议的权利，只归小人民委员会主席所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立即同意新的程序，他征求了许多工作人员的意见，经过一、二个月的时间之后，最后才同意如下的规定：小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只有遭到人民委员会、劳动国
防委员会某个委员或者小人民委员会主席反对时，才可以送交大人民委员会讨论。
小人民委员会内一些主要的工作人员提议，把那些根据工作性质与任何部门都没有联系的工作人员吸收为小人民委员会的委员，这个提议也是一大创新。按部门推选小人民委员会委员的原则也是多年来不可变动的原则。虽然从形式上看，小人民委员会的每个委员在某个问题上不一定会受自己那个部门的意见所约束，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投票反对他所代表的那个部门。但是，毫无疑问，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小人民委员会委员总是维护他们所代表的那些部门的利益的。这不时能保证这个制定政府决定和进行大量起草工作的重要机构正确、客观地处理各项事务。
关于增选两、三名不代表任何部门的小人民委员会委员的提议，得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同意。这个提议也得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人民委员会的助手亚·德·瞿鲁巴的大力支持。
所有这些新的提议在小人民委员会新的议事规程里都得到了反映，这个新的议事规程于1921年10月18日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下由人民委员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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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想就我记忆所及谈谈弗拉里米尔·伊里奇与小人民委员会工作有关的一些情况。
1921年5月30日，小人民委员会委托司法人民委员部调查各部联合组成的没收外侨仓库和资产委员会的活动情况。该委员会当时从属于产品分配总局。
调查由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侦杳员瓦西里也夫负责。9月16日，小人民委员会在听取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报告之后，认为瓦西里也夫对待工作的态度不够谨慎负责，因此作出决定：“建议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免除侦查员瓦西里也夫的这一职务，另外派人接替这一工作。”小人民委员会的这一决定在小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中间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但还是以多数委员赞成少数委员坚决反对而被通过。正因为如此，而且全俄肃反委员会也坚决表示反对，这个问题便转交大人民委员会审议。
这个问题在大人民委员会内讨论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1月8日，会议根据我的报告进行了讨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讨论某个重要的细节时，善于先把细节问题提高到重大的原则高度，而后再来解决那些重大的问题。在讨论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同样体现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一才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问题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详细地询问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代表克雷连柯[14]和温什利希特[15]，他们这么坚决地反对小人民委员会决议的理由是什么。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侦查员瓦西里也夫，他是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温什利希特的要求而被准许来参加会议的。克雷连柯和温什利希特坚持认为，免除全俄肃反委员会侦查员的职务不在小人民委员会的权限之内，因此小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是非法的。这个说法遭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坚决反对。他以无比权威的口气解释道：小人民委员会根据自己的职权范围有权听取任何一个部门的报告，并在得到人民委员会的批准之后撤销或者改变任何一个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在这番解释之后，克雷连柯和温什利希特提出了另一个理由：在侦查过程中调换侦查员是不合适的。会上虽然相当活跃地交换了意见，但是未能作出最后的决定。人民委员会决定，暂时保留侦查员瓦西里也夫的职务，把问题移至下次会议讨论。
从11月8日的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作出的决定是暂时保留侦查员瓦西里也夫的职务。这个决定规定瓦西里也夫的工作具有“暂时性质”，这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准备在下次会议上坚持小人民委员会的决议。
11月10日，大人民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第二次进行讨论。在这次会议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仍然全神贯注地听取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情况，深入研究，并权衡了赞成和反对两方面的全部理由。
不言而喻，在人民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上，我心里很清楚，这个关于侦查员的问题，本来虽不重要，但现在已经变成了更为共同的问题，即各个国家政权机关的权限问题。因此我对我曾经捍卫过的立场（保留瓦西里也夫的职务）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追根究底地盘问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萨弗拉索夫。萨弗拉索夫是为了加强司法机关和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联系，代表司法人民委员部参加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的。萨弗拉索夫就自己以司法人民委员部代表的身份参加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工作的情况作了解释，但是他的全部解释丝毫也不能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满意。他要求萨弗拉索夫准确而清楚地回答下列问题：萨弗拉索夫作为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在什么时候，在哪些问题上对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非法行为表示过反对？关于这些反对的意见和申诉他向谁作过书面汇报？事实上，这种书面的反对意见和申诉从未有过。萨弗拉索夫申辩说，由于他所处的地位，他不可能对侦查机关的某些行为表示反对。萨弗拉索夫遭到了严厉的指责。接着，由库尔斯基解释和回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最后，根据列宁的提议，人民委员会委托库尔斯基于下星期二提出一份综合报告，其内容如下，“（1）在対普通法院中的侦查机关以及对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侦查机关实行监督方面，苏联法律中有哪些法规？特别是有关司法人民委员部代表参加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工作的意义和法律地位的规定，（2）这些法规是否需要补充和修改，（3）如果必须修改，请提出草案来。”
然而，会上决定把小人民委员会关于免除侦查员瓦西里也夫职务的问题移至下星期二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审议，届时应由人民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同时务必让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报告人出席会议。在这第二次会议上，小人民委员会关于免除瓦西里也夫职务的决定也没有获得人民委员会委员多数的赞成。粮食人民委员布留哈诺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而这个问题与他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各部联合组成的委员会是隶属于粮食人民委员部的。
人民委员会第三次讨论这个问题是在11月15日。这天早晨，我接到人民委员会秘书的电话，他通知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我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的所有细节，并就整个问题提出更为详细的报告。我十分仔细地准备了这份报告。
参加人民委员会这次会议的，除了出席上两次会议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代表外，还有内务人民委员兼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16]。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加里宁[17]也来到了会场。这个问题在会上讨论得非常热烈。捷尔任斯基也十分积极地参加了讨论。开始投票表决时，捷尔任斯基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允许他离开会场，因为他想让自己的两位副手（代表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弗明[18]，和代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我）来投票表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人民委员可以留在会议厅而不参加表决，在这种情况下，当然由他的副手参加投票。对这个问题投票表决的结果是：七名人民委员会委员投票赞成撤销小人民委员会关于免除侦查员任西里也夫职务的决议，六名委员投票赞成批准小人民委员会的决议。
在那次会上，库尔斯基就苏联法律中有关对侦查机关实行监督的现行法规问题提出了报告，据此，会议一致通过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提案，决定成立研究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司法机关关系问题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先后由库尔斯基和捷尔任斯基担任主席，并一直工作到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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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4月26日，大人民委员会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参加下讨论了司法人民委员部所属的宗教局的问题。这个局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政教分离局。
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司法人民委员部内设立政教分离局。”那次会议还委托小人民委员会“检查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政教分离工作中有没有重复和摩擦的现象，并在两个月之后（7月1日）向人民委员会提出报告”。
1922年年底，小人民委员会在审查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条例时，认为撤销这个局的时机已经成熟。当时，小人民委员会的主要出发点是，随着旧教会的开始瓦解以及宗教界新教派（新生教会等）的出现，监督宗教活动的任务大为扩大，因此应该促使这些新的教派和团体尽一切可能进行斗争，加速瓦解教会的权威并消除教会对居民中落后群众的影响。小人民委员会认为，司法人民委员部宗教局不能解决这些新的任务。
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这是他在人民委员会这座大楼的工作岗位上度过的最后的时日。
克拉西柯夫[19]对小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表示不满，以个人的名义写信，并请福齐也娃转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此，在1922年12月5日——就我记忆所及，正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最后那些日子里——我应召去见他。我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厅内等候接见。没等五分钟，办公室的门就开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穿着卡其上装走进了会议厅，他看上去疲惫不堪，脸色灰白，病容恹恹。他走到我跟前，向我问好，当即表示谦意说，只能在这里而不能在他办公室里交谈（他正在办公室里接见某人）。说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便转入正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让我向他详细介绍小人民委员会委员以及我本人在作出撤销司法人民委员部宗教局的决定时所依据的全部理由。我清楚地记得，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我不想用详细的报告和细节占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间）尽力把小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的理由解释清楚。我说，政教分离的过程应该认为已经结束，而这正是克拉西柯夫这个局的主要任务；为了掌握宗教事务中出现的新倾向，需要一个新的，远为强大的国家组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平静和审慎的语气说服我，并让我转告小人民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如此醉心于革命的最高纲领主义有时会比革命的最低纲领主义更加有害（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原话），这种最高纲领主义往往是缺乏治国的经验以及希望摆脱不利的现状的结果。他用婉转，但是十分坚决的口气断然拒绝关于成立专门的国家宗教事务组织的提议，并且说，宗教局的机构虽然不大，但已经相当熟悉自己的业务，而且在这些年里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要寻找一个更加完善的机构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一种含蓄的嘲笑口吻指出：
“至于政教分离的过程已经结束的看法，也许是这么回事：我们已经把宗教和政权分离开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把宗教和人民分离开呀。”
我坐在那儿一声不响地思考看，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刻打断我的思路问道：
“您打算如何处理这件事？”
我回答说，今晚要举行大人民委员会会议。我会前先向小人民委员会各个委员介绍这里谈话的结果，然后在会上代表小人民委员会声明必须撤销小人民委员会的决议。我事先征得了小人民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同意，晚上开会讨论议程时，我就这么做了。人民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未加讨论作出如下的决议：“撤销小人民委员会1922年11月28日的决定（会议定期记录第九百五十六号，第七节），保留司法人民委员部所属的宗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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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袖和政府首脑的惊人的嗅觉，在大小事务中都会表现出来。1921年年底，在进一步贯彻和巩固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整个形势，促使我们寻求制定稳定的通货的途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提出试行预算纪律的创始人。当时很少编制预算，这些用天文数字般的纸币计算的长期的部门预算，实际上是建立在仓猝、匆忙制定的在所有需要资金的单位之间分配纸币的计划上面的。大多数部门或者说几乎所有的部门，都还不会、也不知道，怎样编制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年度预算。预算工作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与此同时还雷厉风行地精简过于臃肿的国家机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热情地捍卫和支持小人民委员会有关实施预算纪律和精简机构的一切决定。有时，在大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人民委员一致反对小人民委员会关于预算和编制问题的提案。人民委员会委员的这种立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称之为“人民委员同盟”，并竭尽全力地维护精简机构和各部门必须编制预算这一坚定不移的方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止一次地公开提议小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反对大人民委员会有关上述问题的决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向人民委员提出了预算的问题，这从下述事例中可以得到证明。1921年7月5日，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提议，人民委员会责成各部门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预算和月度申请书，不执行者拘留三天。大多数部门都没有遵守规定的期限，鉴于上述情况，1921年7月12日，人民委员会听取工农检查院的报告，检查了各人民委员部执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违反政府规定期限的人给以拘留处分决议的情况。结果只有四个人民委员部执行了人民委员会关于拘留逾期者的决议。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财政司司长因为违反政府决议而被我拘留了三个昼夜。其他的人民委员坚持不肯采取这项措施，为此人民委员会重申7月5日的决议，并指示阿瓦涅索夫继续监督上述决议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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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商业开始繁荣起来。地方商品的流通范围逐步扩大，商业开始越来越具有全俄罗斯的性质。束缚商业发展的一切障碍和阻力，均被新的立法所扫除。
开展商品流通的障碍之一是，公民必须经过批准才能从一地去另一地的制度。众所周知，这种制度在每个行政中心都执行得相当严格，毫无通融的余地，其目的是为了与投机倒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为了保护当时处于严重状态的交通运输。
在大人民委员会通过铁路运价法，规定客货运输由免费改为收费之后，小人民委员会讨论了私人货物收费法令草案，研究了与这个法令草案有密切关系的关于私人货物运输和旅客往来须经批准的制度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激烈和持久的争论。
根据我的回忆，小人民委员会比较一致地通过决议，撤销了批准制度。弗拉基米尔斯基[20]代表内务人民委员部反对小人民委员会的这一决议。
7月5日，在大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注意地听取了法令中涉及是否需要继续保留批准制度的那个部分，然后十分有说服力地发言捍卫上述决议。结果，本来打算坚决要求撤销小人民委员会决议的弗拉基米尔斯基没有要求发言，而在表决时弃了权。
两三天之后，弗拉基米尔斯基同我一道亲自去通行证发放站和车站，目睹排着长队的旅客就地过夜，等待领取外出证明的现象。弗拉基米尔斯基自己在实地询问了铁路员工、旅客并详细弄清情况之后，对我说，他现在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迟迟不取消发放外出通行证的制度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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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立法实践中这样一件事。小人民委员会在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的参加下一致通过了《房屋管理条例》。这个条例按照惯例送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审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批准这个条例，把它发还给小人民委员会重新研究，并作了专门的指示：“考虑一下，是否需要这项法令。”小人民委员会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肯定了原先作出的决定。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対通过《房屋管理条例》的必要性表示异议，并把条例退还给我们，还附上一张措词激烈的条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张条子也写道，目前的问题完全不在于需要有一个《房屋管理条例》，我们的房屋肮脏不堪，极不卫生。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的脑子里深深地印下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样一句话：我们的房屋肮脏不堪，令人恶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议给某些房屋管理员以行政拘留处分，并将此公诸于众，还要求小人民委员会抽调一两名委员专门负责这项工作[21]。
下面再谈一下列宁在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问题，是很有意义的。由于列入议程的问题过多，有时自然就不可能围绕某个重要问题展开充分的辩论。在这种情况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让某个人民委员把自己的不同意见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去解决。在投票表决时，偶尔会出现票数相当的情况，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亲自提议把问题提交最高立法机关解决。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专门写信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书记，这些信件无论从形式还是从文体来看都是无懈可击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类信件和便条里要求给争论双方至少二十分钟的发言时间，而且总是在二十这个数字下划上两三道杠子。这种做法表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此特别重视。有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些信件中简要地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并要求把通过的决定通知人民委员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対改善国家机关的工作向来十分关心。1922年中，他注意到最高立法机关工作中的不正常现象：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周围出现了大量的临时和常设委员会。某些同志在这些委员会里的工作负担十分沉重，处于这种状态势必谈不上正常的部内工作了。而现实生活却不断地提出合理使用工作人员的时间以及合理安排各部门工作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定首先从中央政府机关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他在给亚·德·瞿鲁巴的信中提议对人民委员会现有的一切临时和常设委员会进行一次审查。亚·德·瞿鲁巴以他所特有的一丝不苟、一抓到底的精神开始这项工作。他组织了由阿瓦涅索夫、哥尔布诺夫和列普列夫斯基[22]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对现有委员会进行审查。在一百二十个委员会中认为必须撤销的有一白零四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对于最高立法机关工作的改善、精简和合理化具有巨大的意义。因此，他认为必须在自己的政治报告中把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结果向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汇报。他说：
“近几天来把各委员会整顿了一下。各种各样的委员会总共有一百二十个。有多少是真正必要的呢？只有十六个。而且这还不是第一次整顿。人们不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不把决议提交人民委员会，不知道自己有这个责任，反而躲藏在各种委员会后面。在这些委员会里，乱七八糟，一塌糊涂，谁都弄不清楚是谁负责；结果，作出决定由大家共同负责”。[23]
在撤销人民委员会附属的这么多的临时和常设委员会之后不久，亚·德·瞿鲁巴根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倡议提出重新安排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工作的问题。他在很多有关工作人员的参加下制定了大、小人民委员会的新的会议规程，并通过立法程序制定了接受各人民委员部提交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审议各种问题以及在政府会议上研究这些问题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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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铁路运输改为收费制、公用事业实行收费制以及在工业等部门贯彻经济核算原则等重大问题，对于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领导艺术，具有重大的意义。假如能够详细阐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用战前的卢布编制第一个预算所起的作用，更是意义重大。这里的材料十分清楚地说明，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后来在1924年进行的整个币制改革预先作了多少准备工作。在建立稳定的金本位制后，党的经济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成绩我们应该归功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非凡的远见和及时的倡议。
但是，为了阐明新经济政策时期党和政府如此重大的措施，需要仔细研究原始文件，而目前我还没有这些文件。
载于《列宁在经济战线上。回忆录》1934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80—105页
（吴克礼译顾柏林校）
[1]收入本集时作了一些删节。——编者注
[2]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布留哈诺夫（НиколайПавловичБрюханов，1878年12月16日—1938年9月1日），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1年任副粮食人民委员。1923—1924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4—1926年任副财政人民委员。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1—1932年任副供应人民委员。1937年退休。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3]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4]瓦尔兰·亚历山德罗维奇·阿瓦涅索夫（Варлаам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Аванесов，1884年3月24日——1930年3月16日），早年加入达什纳克楚琼。1901年加入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流亡瑞士。1913年回国。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18—1921年任民族人民委员会亚美尼亚事务专员。1919年加入契卡。1922—1924年任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2—192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0年逝世。
[5]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АндрейАндреевичАндреев，1895年10月30日——1971年12月5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是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二大代表。1919—1920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2年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工会讨论”期间支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192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2—1927年任铁路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4—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1930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1—1935年任铁路人民委员。1935—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农业部门负责人，1937—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6年任苏联最高委员会联盟委员会主席。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43—1946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7—1962年任中苏友好协会主席。1962—197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顾问。1971年逝世。
[6]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瞿鲁巴（АлександрДмитриевичЦюрупа，1870年9月19日——1928年5月8日），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至1921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至1923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5年至1928年任外贸人民委员。
[7]安德烈·马特维耶维奇·列扎瓦（АндрейМатвеевичЛежава，1870年2月19日——1937年10月8日），1894年加入民粹派组织“民权党”，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特。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0年任苏俄中央消费协会主席。1920—1922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32—1934年任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1933—1937年任苏联亚热带文化总局局长。30年代曾支持留京集团。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8]伊万·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ИванИвановичРадченко，1874年10月10日——1942年5月1日），早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9年起成为职业革命家。1900年起在《火星报》工作。190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921—1922年、1923—1931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被判处25年徒刑。1942年逝世。1954年平反。
[9]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哥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Петрович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局长。1917—1920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1918—1919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军政治部部长。1923—1929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1928—1932年任苏联化工科学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卡尔波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苏联塔吉克—帕米尔探险队队长。1935—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秘书长。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10]瓦季姆·亚历山德罗维奇·斯莫尔亚尼诺夫（Вадим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мольянинов，1890—1962），1905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在斯摩棱斯克领导布尔什维克组织。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秘书。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21年任斯摩棱斯克经济委员会主席。1921—1924年任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兼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1929—1932年任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建设负责人。
[11]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库尔斯基（ДмитрийИвановичКурский，1874年10月10日——1932年12月20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4年入伍。二月革命后任罗马尼亚阵线第4军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1928年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1919—1920年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2年任苏联驻意大利全权代表。1932年逝世。
[12]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米哈伊洛夫（ВасилийМихайловичМихайлов，1894年12月7日——1937年9月26日），早年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17—1918年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和莫斯科契卡主席。1918—1920年参与红军的政治工作。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中央组织局委员，1922—1923年担任俄共（布）莫斯科省委书记，1925—1929年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和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主席。1929—1932年担任第聂伯河水电站副建筑经理，1937年被开除出党，同年遇害。1956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13]伊利亚·约诺维奇·约诺夫（ИльяИоновичИонов，1887年8月13日——1942年？月？日），原姓伯恩施坦（Бернштейн），苏联诗人。早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苦役。1913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十月革命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和教育组织（Proletkult）工作。1924—1925年任苏联国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社长兼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8年赴美国，在全俄纺织集团工作。1928—1930年任《土地与工厂》出版社董事会主席。1928—1932年任学术出版社董事会主席。1932—1936年任国际图书出版社董事会主席。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捕。1942年病逝于流放地。1956年平反。
[14]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柯（НиколайВасильевичКрыленко，1885年5月2日——1938年7月29日），生于斯摩棱斯克。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期间当选为彼得堡苏维埃委员。1905年至1907年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曾因参加革命工作而多次被捕和流放。1916年被捕后被编入作战部队，在士兵中间进行革命宣传。二月革命后，当选为第11集团军士兵苏维埃主席。1917年4月担任全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十月革命后担任第一任陆海军人民委员。1918年3月起在苏联司法机关工作，是苏联法院和检察院的组织者之一。1922年至193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庭庭长、俄罗斯联邦检察长。1931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1936年起任苏联司法人民委员。在大清洗中含冤遇害。1955年平反。
[15]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温什利希特（Иосиф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Уншлихт，1879年12月31日——1938年7月29日），1900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1907至1911年任波兰王国—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州委委员、罗兹区委委员、总理事会成员。多次被逮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布尔什维克六大代表，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1919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和立陶宛—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同年4月至12月任第十六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12月至1921年4月任西方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兼任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3年任契卡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供给部长。1925年至1930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27年起并兼任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3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至1935年任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局长，1935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院书记。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6]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Эдмундович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17]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Иванович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18]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弗明（ВасилийВасильевичФомин，1884年4月2日——1938年9月1日），早年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奥伦堡委员会委员，同年被捕并被流放。一战期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明斯克委员会委员兼《红星报》编辑。十月革命期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加入契卡。内战后曾任最高运输委员会副主席、副铁路人民委员、内河航运公司中央局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1—1935年任副水运人民委员。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19]彼得·阿尼耶维奇·克拉西柯夫（ПётрАнаньевичКрасиков，1870年10月5日——1939年8月20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多次被捕。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胜利后领导了推广无神论教育的活动。1924年起担任最高法院检察官。1933—1938年任最高法院副主席，反对维辛斯基。193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39年逝世。
[20]米哈伊尔·费多洛维奇·弗拉基米尔斯基（МихаилФёдоровичВладимирский，1874年2月20日——1951年4月2日），1895年发起成立莫斯科工人工会。1898—1899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899年流亡瑞士，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6年流亡法国。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3月16—30日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副内政人民委员。1922—192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25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5—1926年任乌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7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7—195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30—1934年任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会委员。1950—195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1年逝世。
[21]见《列宁文稿》第9卷第277—278页。——编者注
[22]格里戈里·莫伊谢耶维奇·列普列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МоисеевичЛеплевский，1889年5月1日——1938年7月29日），1905年加入崩得。1909年退党。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兼戈梅利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1920年任萨马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20—1923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组织和指导部副部长。1923—193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行政和财政委员会主席。1934—1938年期间担任助理检察官。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7年平反。
[23]《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2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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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伊·列宁的国务工作方法（莉·亚·福齐也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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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伊·列宁的国务工作方法[1]
莉·亚·福齐也娃
苏维埃国家机器有条不紊的工作和对苏维埃领导干部的培养，对于前线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起了巨大的作用。
从苏维埃政权的最初时期起，在担任苏维埃国家领导人的整个工作期间，列宁为巩固和完善苏维埃国家机器，改进其实际工作和培养苏维埃工作人员，进行了顽强的、不懈的斗争。
列宁经常考虑改进苏维埃机关工作和克服苏维埃机构中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的方法，并从各个方面对此采取措施，他不断探索进行这一斗争的新的形式和方法，发动党的、国家的和工会的各个机关和组织来做这件事。同时他还提出教育、组织和文化方面的任务，使苏维埃工作人员能够毫不妥协地反对一切违反法制的行为和形式主义的、麻木不仁的工作态度。
这方面鲜明地体现了列宁的工作作风所具有的最本质的特征之一——顽强不屈的意志和不达到目标决不罢休的坚持不懈的精神。在顽强地克服困难，反复试验未获预期效果的措施，并不断寻求新方法的过程中，列宁总是鼓励丧失信心的工作人员，向他们指出，不应当因失败而灰心丧气。
弗·伊·列宁的指示及其有关苏维埃机关工作问题的文件，目前仍具有巨大的意义，依然是整顿苏维埃机关和改进具工作的指南。与此同时，这些文件为研究列宁的国务工作作风提供了最丰富的材料，因为它们反映了弗·伊·列宁在这个领域里有计划、有目的的工作。
列宁为严格遵守革命秩序和法制进行了系统、顽强的斗争。他兼用说服和强制的办法教育人们切实尊重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尊重苏维埃共和国宪法……
1919年，司法人民委员部立法提案司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要求出版了一本题为《请执行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的小册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为它作了校订。小册子号召劳动人民坚决执行苏维埃政权制订的法律。这本小册孑按照列宁的指示分发给全体人民委员。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列宁总是把它放在自己面前，引用它的内容，并提醒人民委员们予以注意。
为了捍卫革命法制，列宁同贪污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斗争……
如同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进苏维埃机关等所有的工作中一样，在反贪污斗争中列宁也重视发挥党员的巨大作用。在1921年10月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列宁阐述党员在反贪污斗争中的作用说：“如果政治教育工作者回答说：‘这不是我们管的事情’，‘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出版了小册子和布告’，那末人民就会对你们说：你们是坏党员。这固然不是你们管的事情，这些事情有工农检查院管，但是，你们也是共产党员呀！’”[2]
在1922年3月1日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一位部务委员的便条上，列宁写道：“对受贿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国家政治保卫局能够而且应该进行斗争，并经过法庭处以枪决。”[3]
列宁就是这样愤怒地谴责受贿行为，把它称作沙皇制度的可诅咒的遗产。
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苏维埃政权的某一个决议或命令没有得到执行时，他一定要求惩罚当事人。同时他指出，惩罚也可以不那么严厉，有时候只予以警告就够了，但是必须打破那种认为犯罪可以不受惩罚的普遍信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直接接受任务而未予完成的人固然有错，但因政府决定未被执行而使工作蒙受损失的那个机关的麻木不仁的领导人对此也负有责任。列宁指出这种领导人的错误在于，他不报警，不申诉，不向有关机构提出声明。例如，如果人民委员会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向某一企业的工人紧急供应口粮，而这个企业的领导人不及时反映情况，说明人民委员会的决议没有得到执行，那么列宁认为这个领导人与粮食人民委员部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
即使对日常的行政命令列宁也不允许采取马虎草率、敷衍塞责的态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养伤后恢复了工作，医生坚决主张不要让他在有人抽烟的房间里工作。在会议厅里吸烟是绝对禁止的。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的炉子上，根据他的建议挂着一张大字告示：“禁止吸烟”。然而，到办公室里来的同志不一定都能执行这个要求。有一次，在会议结束之后，办公室里烟雾腾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说：“命令应当取消”。接着又补充说：“如果我们不能使命令得到执行，我们就应当取消它，免得糟蹋了命令。”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当弗·伊·列宁在人民委员会或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发现政府的某一决议没有得到执行时，他就指示把当事人禁闭两到三天，同时补充说：“逢假日禁闭，非假日释放，以免工作受到损失……”
列宁获悉由老党员巴达耶夫[4]同志担任主席的彼得格勒消费公社没有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议，于是，在1921年7月23日向政治局提出了如下建议：“提请政治局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1）由于不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命令，给予巴达耶夫及其最密切的两个助手以禁闭一个星期日的处分。
（2）警告他们三人：如果再犯，一定将禁闭一个月并且撵走”[5]……
列宁教育苏维埃工作人员，要他们坚决遵守纪律。他不放过任何一件他了解到的破坏纪律的事例。1921年4月23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宣布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某一委员会的成员提出严重警告，因为他们没有出席定于星期日早晨召开的委员会会议。同时他还警告说，如果重犯的话，有关人员将送交法庭处理。
列宁特别严格地要求共产党员和负责工作人员遵守纪律和法制，对每一件违法乱纪的事例都要进行追究，不管违法乱纪者职位如何……
下面就是列宁对共产党员从严要求的一个特别鲜明的例子。针对莫斯科苏维埃中央住宅管理处某些负责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以及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对他们的纵容姑息，列宁于1922年3月18日满怀义愤地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建议：
“……2．由于对共产党员的姑息……，给予莫斯科委员会严重警告处分。……
3．向所有省委重申，凡有一丝一毫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员罪责的人，中央都将开除出党。
4．通令司法人民委员部（抄送各省党委），法庭对党员的惩处须严于非党员。凡不执行此项规定的人民审判员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应予撤销职务。
5．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报刊上对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严词训诫。
3月18日
列宁
附言：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执政党庇护自己的‘坏蛋’！！”[6]
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是苏维埃国家机关工作中的一大祸害。
苏维埃政权摧毁了旧的、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的、以劳动群众广泛参加国家管理为基础的苏维埃国家机器。这是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一个巨大的成就。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纵然我们的国家机关非常不好，但它还是建立起来了，已经有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7]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苏维埃机关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有文化的干部不足。年轻的苏维埃干部还没有从事国家工作的经验。盘踞在各部门、各机关里的沙皇时代的旧职员、顽固不化的官僚，常常有意怠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导说：要彻底战胜官僚主义就必须吸收全体人民来管理国家，必须普遍提高文化水平；而达到这一目的需要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因此就更需要对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的每种表现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
每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有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形式主义和麻木不仁的工作态度，他就坚决加以制止。他要求提高工作效率，迅速准确地执行苏维埃政权的命令，并且坚持不懈地同官僚主义者、文牍主义者、违法乱纪者进行斗争，反对他们用形式主义、因循守旧和拖拉作风来代替生动活泼的工作。列宁用具体的事实，通过错误和失职的事例教导年轻的苏维埃干部应当怎样工作……
在给司法人民委员部、革命法庭等机关的一系列信件中，弗·伊·列宁要求把有关拖拉作风的案件提交法庭审理。在1921年11月4日给库尔斯基[8]的信中，列宁写道：“……在1921年秋季至1922年初，务必将四至六起莫斯科的拖拉作风案件提交莫斯科法院审理，要选择‘比较引人注目的’案例，并使每次审判都成为有政治意义的大事……“[9]
1921年10月20日，弗·伊·列宁就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拖拉作风问题给莫斯科革命法庭写了一封信，信末说：
“附言：无论从党的还是从政治的观点来看，为了贯彻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拖拉案件的审理应该是最庄严、最富有教育意义的，而判决则应该给人以强烈的震动。这一点极为重要。”[10]
为了说明官僚主义的危害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财政人民委员部说：“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我们还在考虑指令、机关。错误就在这里。现在问题的全部关键在于要有实践家和实践……现在问题不在机关，而在人才和检查实际经验。”[11]
在改进国家机关工作方面，列宁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是：将每一件事进行到底，“达到实际的结果”，而且要检查执行情况，“检查实际得出的结果”。列宁就是这么说的。他要求各部门、各机关以及党和苏维埃的全体工作人员对苏维埃政权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切实的监督。
在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整个工作期间，列宁经常考虑对党和政府决议的执行情况组织监督的问题。
列宁认为，实行监督的机关首先应该是工农检查院。他指出，必须吸引广大工农群众，“必须吸引妇女而且是全体妇女参加这一工作”。[12]
在1923年1月至3月间列宁口授的最后一些著作中，列宁关于实行监督的思想最终形成为改组工农检查院的计划。其办法是把工农检查院同吸收了七十五至一百名来自工农的新委员而扩大了的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典范的、高水平的和有威信的工农检查院联合机关。这个机构将成为进行实际监督的有效工貝，同时也将成为其它机关的榜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托自己的秘书处对政府决议能否如期执行进行监督。为此目的，1922年在他的参与下制定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卡片。他指示，卡片上只开列必须填写的项目。凡是填写有困难因而实际上人们不会填写的项目，一概不列入卡片。他把这项工作委托给一个专门的工作人员，并且告诫这位工作人员，他将亲自监督这项工作。有关的机关在执行决议的过程中如果发现不能按规定日期完成，必须在事先规定的期限届满前申请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每月两次向他呈送一份简短的、用电报体写成的报告，汇报检查执行情况的工作进行得怎样。
你们应当抓住不执行决议的人，列宁说。不认真执行决议的人必须予以逮捕或者撤职。“任务是使各个人民委员部养成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而把不认真执行任务的人送进监狱和驱逐出去。”他认为这一工作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在命令也写道：“没有成绩就撤职”[13]……
不论对各个机关还是对各个工作人员，列宁一贯要求他们能够独立工作。他尖锐地谴责碌碌无能、无所作为和推卸责任的行为，坚决反对某些工作人员和机关部门企图将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或转给某一个委员会去解决。列宁要求人民委员们对其主管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提高责任感，要求他们亲自参加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而不是由他们的副手来代替。
弗·伊·列宁认为，正确组织苏维埃机关工作的最基本、最必需的条件之一，是明确划分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都知道对所受的委托应负的个人责任。
十月革命一年之后，列宁在总结苏维埃机关已积累起来的丁作经验时拟就了《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案》。
这个文件尽管十分简短，却似一份纲领，阐明了列宁在组织和整顿苏维埃机关工作问题方面的具体的、实际的要求。它以深思熟虑、卓有成效而令人折服。在这些要求中，没有一条后来被生活推翻，也没有一条被列宁自己放弃。
《草案》由三部分组成。在第二部分中，弗·伊·列宁提出了每个人对所做的工作严格负责和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要求。
“苏维埃机关中的一切管理问题应该通过集体讨论来决定，同时要极明确地规定每个担任苏维埃职务的人对执行一定的任务和实际工作所担负的责任。”
列宁写道，这一条规定“必须立即绝对执行”[14]，因为不实行这一条，就不可能对所委托的工作的执行情况进行实际的监督，也不可能为每一件工作正确地物色人选。
所有的苏维埃领导机关都应当改组自己的工作，以便把实际监督中央政府和地方机关决议执行情况的工作放在首位。
弗·伊·列宁对于他所知道的任何一件对工作不负责任的事例，即使情节轻微，从不漠然置之。他得悉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电梯将有三天不能使用之后，于1921年9月19日给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写了一张便条说：
“有人通知我，9月20、21、22日三天电梯停开。
这太不象话了。有一些患心脏病的人，步行上楼会损害他们的健康，而且危险。我要你们注意管理电梯并且指定负责人员，这个话都讲过一千次了。
现在对您提出严重警告。责成您查明没有及时防止事故的失职人员：请您再次将负责人员的名单和处分他们的办法通知我。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15]
列宁同形形色色的，甚至是细小的官僚主义性质的缺点进行顽强的斗争。例如，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年里，来访者为了进克里姆林宫会见列宁，必须通过好几个岗亭：克里姆林宫大门的警卫、“楼上的”警卫、“楼下的”警卫，来访者往往就在哪一个地方给卡住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实行这样一种制度，使前来见他或去人民委员会的人不致浪费时间，如果秘书处已经命令放行的话，秘书则有责任注意让来访者通行无阻。如果来访者没有按时来到，列宁就派人去了解，来人是不是在克里姆林宫里寻找去人民委员会的路，或者被哪里的警卫给拦住了。列宁曾经给卫队长写过几份书面命令，警告说，如果这方面的制度不整顿好的话，他将采取惩办性的措施……
1921年11月26日列宁通知克里姆林宫卫队长说，警卫阻拦了前来找他的人：
“……我已多次要求过克里姆林宫卫队长，现在我再一次要求您建立一种制度，使来找我的人，即使没有任何通行证，也能不受阻拦地从克里姆林宫大门和人民委员会正门跟我的秘书处和三楼交换台的女话务员通电话。
我向您提出警告，因为您对我的要求采取了漫不经心的态度。”[16]
接着，列宁详细指示，应当怎样安排这项工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严格要求自己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办事干练迅速、有条不紊、令行禁止、准确无误，即使事情只牵涉到发一封信这样的问题。
我记得，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和一位来访者谈话，他把我叫了去，委托我发一封信。但过了几分钟，他又把我叫去，对我说，这封信不要发出去了。可是信已经发出。我永远忘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到这一情况时的脸部表情。这表情中既有轻度的懊恼（因为他想扣发的信已经发出），又有明显的快慰（因为他的命令被迅速执行了）。
但是，有时也发生差错。
有一天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电话给值班秘书说：“我要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全休部务委员”。他指的是全体部务委员的名单，而她却以为是要召集全体部务委员，就开始打电话叫人。于是引起了一阵骚动，大家全都紧张起来了：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列宁要紧急召见？而且要召见全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等了几分钟，又打电话问秘书，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把名单给他送去。她明白自己搞错了，就立即把名单送给列宁，接着打电话撤消紧急通知。有些同志是在半路上拦回去的。
这时我来到人民委员会，看见值班秘书正在伤心地哭泣。我问明情况后大笑起来。于是我含笑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可是他一见我就批评道：“你们那儿太乱了，我要一份小小的材料，十分钟还不能给我送来。”在了解了延误的原因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没有象我期待的那样大笑起来，而是不好意思地说：“这是由于我说得不确切而造成的吗？！”列宁就是这样的公正。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我们整个工作的文明性方面，在文明地对待来访者和一切因事来找我们的人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礼貌——这是他一贯的要求。有时候，他不能或者认为没有必要接见某一个要求同他见面的人，那么他在委托我们拒绝接见时总是说：“拒绝他，但一定要有礼貌”。
十分突出的是，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不存在过于细小而不值得他注意的事情，如果它能够产生有益的实际效果的话。这可以用象发信这样的小事为例来说明。我们曾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下列指示：在未了解收信人目前在何处（在开会，在办公室，在家里等等）之前，不要派通信员去送信；在确切了解到收信人在何处之后，才把信装入信封封好，如有必要，则缝住封口，亲手用火漆封好。还有：一定要在信封上写明：“旁人均不得启封”。而且还得叮嘱通信员，收信人必须在信封上签字；通信员在把信交给收信人并得到了他的签字之后，得把信封交回秘书处，签了字的信封要交给列宁过目。这样就能充分保证用最少的时间把信件送交收信人木人，而不致积压在办公室的某个角落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拖延发送他的信件的事都要严加追究。
1921年9月13日，列宁发现他的一封信没及时发出，就写信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
“昨天我发现，我交福齐也娃……的急件原来是按‘普通’信件，也就是说用蠢笨的办法[17]送去的，因此耽误了好几小时，我要是不一再过问，可能要耽误好几天。
这样做办公室工作是不行的，如果再发现即使是一次这种典型的拖拉和贻误工作的现象，我将给予严厉的处分并撤换工作人员。”[18]
1921年7月1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克里姆林宫卫队长：
“送到特罗伊茨基大门门岗处的全部给我的文件，都绝对必须立即送交人民委员会秘书处，不得有稍许拖延；否则一定要严加惩处。波格丹诺夫[19]派信使于四时给我送来的一封文件，直到现在还没有交给我。直至波格丹诺夫同志于七时提及此事后，才发现文件仍在门岗处……
附言：请将您为此下达的命令抄送一份来，并且确切地说明您所采取的措施。如果今后再发生五分钟后我仍未从门岗处收到文件这种事，我一定要给您处分。”[20]
列宁认为，注意小事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他深信，“注意小事能使苏维埃机关成为真正民主的（不是形式上民主的，而是无产阶级民主的）机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过劳动人民的许多来信。他们坦率、真诚，象对父亲一样把自己所遇到的困难告诉列宁，或者向他告发地方政权的非法行为，要求帮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即对申诉和要求作出反应，向当地发去指令，要求调查，惩处犯错误的人并向他报告处理结果。
有一次莫斯科来了一个共产党员、红军战士谢米扬尼科夫，他在顿河地区目击了当地粮食工作人员的非法行为。他写信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反映了那里的情况，接着说，他将在三天内等待列宁的决定，要是他收不到任何答复，他就要离开人世。这封信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激动。他这时正在生病，不能接见谢米扬尼科夫，但给了我书面指示：立即找到谢米扬尼科夫，接见并安慰他。列宁写道：“……告诉他我在生病，他的事一定催促办理。（2）把他的来信交打字员复制数份：送莫洛托夫[21]一份，送中央监察委员会索尔茨[22]一份。（3）在把该信送莫洛托夫时，请以我的名义增添几句话：建议派出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名委员加十名（或二十名）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员（把写信人也带上）组成的检查委员会去顿河并将所有被揭发有盗窃勒索行为的人就地枪决。[23]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中央国家机关、尤其是地方国家机关的工作中存在着严重错误，所以他责成秘书处工作人员审阅所有的申请书和控告信。在1919年1月18日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特别指示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规定，收到的书面申诉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口头申诉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向他汇报。他还要求认真监督关于他对这些申诉所作的批示的执行情况。
后来，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成立了人民委员会接待室。接待室设在克里姆林宫外面。按照他的指示，写给人民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所有信件都送往这个接待室。人民委员会接待室的秘书负责处理这些信件，并且每两个星期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一次情况。
1921年1月20日在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24]谈话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示他说：外面的接待室刚开始工作时规模要小些，接待室要同各人民委员部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并在工作中利用他们的机构；首先要研究并学会利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工农检查院的机构；要利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作为信箱，对来信、查询和申诉作出答复；要在报纸上刊登文章、短评，讨论工人和农民在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来信中提得最多的问题；预先要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商量；对于所有的信件都要通知写信人，事情已经转到某处；工作要避免重复，并且要同其他机关中的这种现象作斗争。[25]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关注人民委员会接待室的工作。为了使接待室的工作取得最大的效率，他注意到采用“活的联系”[26]的好处。1921年12月3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一问题写信给几位因职务关系经常同劳动人民的申请和申诉打交道的工作人员：费·埃·捷尔任斯基[27]、维·阿·卡尔宾斯基[28]……
在上面提到过的《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案》中，弗·伊·列宁对接待劳动人民的组织工作作了详细的规定，使接待工作真正有助于消除拖拉作风，揭发滥用职权的行为和清除混入苏维埃机关内部的不诚实的负责人员。为此，必须保证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有可能丝毫不受阻碍地向各个机关工作人员，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提出自己的申诉和要求。
列宁写道：“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张贴关于接待群众来访的日期和时间的规定，不仅贴在屋里，而且贴在人人可以看到的大门外面。接待室必须设在可以自由出入、根本不需要什么出入证的地方。
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有登记簿，把来访者的姓名、意见要点和问题性质最简要地记下来。
星期日和假日也要规定接待时间。
国家监察部的负责人员有权列席每次接待，并有责任随时巡视接待工作，检查登记簿，编写有关巡视、检查登记簿和群众询问内容的报告”。[29]
弗·伊·列宁极其重视接待来访者和毫不拖延地处理他们的申诉和要求的工作，并且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再提到这个问题……
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一新的、极端困难的工作中，研究实际工作的经验和交流经验具有特姝的意义。弗·伊·列宁坚持不懈地要求各机关、组织和个人写汇报。按照列宁的指示，汇报应当包含准确的、经过核实的材料，要简短精练、不加粉饰地报导工作情况。冗长的汇报在列宁看来是怠工的一种形式，因为正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任何人都不可能，也不会去阅读它。弗·伊·列宁十分器重简单明了地在纸上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并教导工作人员学会这样做。
弗·伊·列宁要求得到全面真实地反映各地情况的情报和有具体事实材料的报导，断然制止任何吹嘘、空谈和唱高调的表现……
列宁在担任苏维埃国家领导职务的活动中，严格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然享有巨大的威信，但他从来不以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单独决定与集体有关的问题。他鼓励每个工作人员的首创精神，不是用自己的威信去压服别人，而是说服别人。阿谀逢迎，谄媚取宠在列宁的周围是不可思议的事。在人民委员会或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每一个发言的人都可以对讨论的问题畅所欲言。问题通过表决来决定。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论，有时候人民委员会成员以多数通过列宁所不同总的决议。他无条件地服从多数。然而，如果问题有原则性的意义，列宁就在符合党和苏维埃准则的范围内坚持自己的意见，把问题转给上一级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中央全会，有时甚至提到党代表大会上去。列宁对别人不使用压力，而是以理服人，他跟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谈话，在会上发言，写文章，以求正确解决问题。
例如，列宁曾顽强地为在生产管理中实行一长制而斗争，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工会和经济机关中占据了重要职位的“民主集中派”分子坚持绝对的委员会制度。列宁多次发表意见反对他们，保卫一长制，证明一长制最能保证人尽其才并对工作执行情况进行实际的，并非口头上的检查。
关于一长制问题的讨论吸引了广大工会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的注意。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会议、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水运工作者代表大会等会议上，列宁的建议都没有得到支持，但他深信自己是正确的，就把问题提交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讨论。
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民主集中派”作了新的、徒劳的努力，企图通过自己的决议。但是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所坚持的决议。
列宁在解决许多问题时都要与有关部门通电话协商。可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十分注意倾听对他所提出的决定的反对意见，哪怕只要有一个人民委员会成员或劳动国防委员会成员不同意，他也要把问题提交集体（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政治局等等）解决。
甚至象改变开会日期或时间这样一类似乎是十分细小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不单独决定，而是委托秘书询问人民委员会全体成员的意见，并做好询间记录，虽然在这种场合从未有过反对意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档案室保存着这样的询问记录。记录上排列着人民委员会全体成员的姓名，每个姓名的后面都标着同意的记号。
在最初一段时间，列入人民委员会议程的问题特别多，有时候一次会议竟达六十个左右，而且在1918年会议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其原因部分地是由于苏维埃机关还没有积累起国务工作的经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反对把琐碎的小事提交人民委员会解决。他把这一类问题从议程上去掉，退回各部自行处理。在提交人民委员会审议的问题中，有些往往没有作好准备，也没有与有关部门协商。这样的问题也按照列宁的指示退回各部门，待准备就绪后再予以听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对提交讨论的问题必须做好如下的准备工作：提供简短的说明（不超过二至三页），拟好人民委员会或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议草案和各有关部门对草案的意见，以及某部门因不同意该草案而提出的反提案。所有材料必须事先由秘书处散发给人民委员会的全体成员。1917年12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拟定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其中规定：要求每一个想把问题列入人民委员会议事日程的人民委员“事前提出书面申请，说明：
（1）是什么问题（简要地）〔这个说明不能只是一句引语（‘关于什么什么’），而应当说明问题的内容〕
（2）究竟要人民委员会做什么？（批钱；通过什么什么决议等等；明确说明提出议案的人希望什么）
（3）所提问题是否涉及其他委员主管的部门？是哪些委员？是否有他们的书面结论？”[30]
这个草案当天就得到人民委员会的批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引用它，不断明确对各人民委员部和人民委员会秘书处的要求。
要改进这方面的工作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始终在考虑这个问题，坚定不移地克服来自人民委员们的阻力。他们常常在会议开始时设法把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额外地塞进议程，声称自己的问题特别紧急……
为了反对人民委员们把大量细小的问题列入人民委员会议事日程，早在1917年的一次会议上就通过了一项提案，决定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议列宁所说的“琐碎”的事务。人民委员会的记录上这样写着：“建立‘琐碎事务’委员会以审议细小的，‘琐碎’的事务。”后来这个委员会改组为小人民委员会[31]，而且在它存在期间又经历了一系列改组。小人民委员会的成员与大人民委员会的成员不同，他们不是人民委员，而是各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和司长。主席由一位特别任命的同志担任。起初，小人民委员会的记录在大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如无异议就作为大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列入记录。后来，人民委员会委托列宁代表人民委员会批准小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有在小人民委员会一致决议的情况下才予以批准。如果小人民委员会成员或人民委员中有人反对，或者他本人不同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把问题提交大人民委员会审议。例如，小人民委员会于1921年2月3日通过的关于把俄罗斯联邦所有的建筑工程企业联合起来的决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没有批准，而把它捉交给大人民委员会审议。
弗·伊·列宁关注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并防止它仓促作出决定。
在1921年8月27日给小人民委员会的信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他们“对于起草法令条文时必需的更谨慎、细致和周密的态度予以高度的重视”。
“无尽无休的修改是不能容忍的"，他写道，“我也有这样的印象：小人民委员会最近的一系列法令是匆忙发布的。
为了不致引起居民的严重抗议和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对小人民委员会的批评，必须对这种不正常现象采取最有力的措施。”[32]
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中也有类似的制度。为了处理细小的问题，劳动国防委员会建立了预备会议的制度。但是，与小人民委员会不同的是，劳动国防委员会预备会议与全体会议的差别仅仅在于，全体会议的主席是列宁，而预备会议的主席通常是瓦·亚·阿瓦涅索夫[33]。有时候，在预备会议上讨论的某项议案看上去象是小问题，但经过讨论却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大问题，这时就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来（他的办公室紧靠着会议厅），于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这种会议就被宣布为全体会议。在这个问题讨论结束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返回自己办公室，会议厅里又继续开劳动国防委员会预备会议。这种制度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记录里也有反映。
劳动国防委员会预备会议的决定，只有在劳动国防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全体成员中没有任何人持有异议的情况下，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代表劳动国防委员会予以批准。否则这些决定将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
人民委员和他们的副手有权出席人民委员会会议。人民委员缺席时副人民委员有表决权。部务委员出席会议只有发言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力求做到会议上没有多余的人，以便把会议开得切实有效，尽量少花时间。他始终不渝地反对让各人民委员部的报告人大量涌入会议。起初，报告人很多。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是为了应付不时之需而来出席会议的，唯恐突然需要查询什么材料，而人民委员或他的副手却又一无所知。这遭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反对，因为这种做法既妨碍会议的进行，又使工作人员耽搁工作。他要求人民委员或其副手为他们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提供一切必需的材料。在小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人特别多。
有一次，人民委员会晚上举行会议，在讨论某一问题之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吩咐让等候在隔壁房间里的报告人全都进来。于是一大帮子报告人，约有二十人之多鱼贯地进入会议厅。最后几个人还未进门，会场里早已哄堂大笑了。就在这一天，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坚持下，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把列入议程的每项议案的报告人限制为每个部门一至两人。即使这样，人数还是太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不到报告人候询室去。有一天晚上，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已经开得很晚，他偶然走过这个房间，看见一屋子满面倦容，疲惫不堪的人，坐在阵阵烟雾之中（有的在下棋，有的在看报），等待着叫他们到会场上去。有时直到会议结束的时候才得到通知说，问题延期讨论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气愤。由于这种荒唐的制度，他训斥了我们，并立刻对如何整顿这件工作作了指示。他要求作出规定，让报告人在审议问题前十五分钟到达。为此，在会议开始时必须先审查整个议程，决定哪些问题应当留在议程上，哪些问题应当撤消，而且还要确定审议问题的先后次序。先讨论需要有报告人的问题，后讨论不需要报告人的问题。秘书必须在会前同报告人取得联系，了解他在会议开始时将在什么地方，同他约定，让他准备好汽车；待议程顺序确定后，通知他大概将在什么时间听取他的报告。如果在会议过程中发现问题需推迟讨论，那么报告大会得到通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这种做法称作“同报告人保持电话距离”。
1921年10月13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作了如下的书面指示：
“请您在同小人民委员会主席进行适当商议（并向秘书们说明）之后，
把通知报告人出席会议（无论是在大人民委员会还是小人民委员会）的制度加以修改。
现在报告人只是笼笼统统地被召来开会，一等就是几小时。这太不象话，简直是胡闹。
必须做到使报告人在一定的时刻出席会议。
要打电话再次查问清楚：是否需要报告人，需要什么样的报告人；只要正确地安排一定的会议事项（需要报告人的和不需要报告人的），就能够（而且应该）做到使报告人等候的时间不超过十五分钟。
请您把这一制度加以周密考虑，立即制定出来，并把小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通知我。”[34]
弗·伊·列宁要求所有的人在工作中做到有条不紊，具何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而且他自己在劳动的高度文明化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榜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活动领域十分广泛，工作异常繁忙，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务，进行频繁的接见和电话谈话，尽管如此，他从不急躁烦恼，匆促忙乱。他冷静地进行工作，并且总能及时完成预定要办的事情。列宁比任何人更懂得时间的价值，因而善于爱惜时间。他不会白白浪费一分钟的时间。每天早晨，他在家里吃过早饭以后，总是在同一个时间来到办公室，阅读许多报纸和文件，给秘书作指示，接见同志们，主持会议，四时正回家吃午饭。午饭后休息一会，在六点钟前精力充沛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一直工作到深夜。但即使在午间休息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从不停止他的创造性的思想活动。他随身从家里带来许多写在便条本上的字条，委托秘书去办理他想到的一系列事务。这些事务必须立即去办。
还应当指出，列宁工作的地方一切都井井有条。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里，每一件东西都有固定的位置，什么都用不着寻找，用不着回想东西放在哪里，只要顺手伸向习惯的地方，便能拿到需要的书、文件、参考材料和工作中需用的其他一切用品。
工作井井有条，善于爱惜时间——这是列宁的工作作风所具有的重要的本质特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善于爱惜自己的时间，而且也善于爱惜别人的时间。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从不迟到。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开会时，他总是准时或提早几分钟到达会场。列宁主持的会议，不管出席人数多少，总是按预定时间准时开始。迟到的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姓名，按列宁的指示记入会议记录，并注明迟到了几分钟。对于再次无故迟到的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众提出警告，并告诫他，今后如再重犯将在报刊上提出公开的警告。
1920年4月，人民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关于不准时出席会议的处理办法》的决议。决议规定，出席人民委员会会议迟到超过十分钟者，给予警告处分并载入会议记录；第二次迟到者，作旷工论处，扣除一天的工资；三次迟到者，在报刊上给予公开警告的处分。连续迟到超过三次者，“通过相应级别的机关决议，予以撤职处分，并不准他担任负责的职务。[35]
弗·伊·列宁善于掌握会议。他在主持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时，总是尽量缩短讨论的时间，要求发言人只谈实质问题，不要扯到题外去。如果问题已经清楚，他要求发言人只提供数字和实际建议。他认为，在会上作长篇大论的发言是浪费时间。在迅速弄清楚所讨论的问题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面听讨论，一面做别的事情。列宁的著名短评《论纯洁俄罗斯语言》就是在一次会议上写成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括号里给这篇短文一个副题：《在空闲时即听了一些会议上的讲话后想到的》。[36]
然而，会场上任何轻微的噪音、走动，特别是谈话，都会妨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因此他要求绝对保持安静和遵守秩序。
1919年4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人民委员会一次会议上写了一张条子给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
“是建立人民委员会一般议事规程的时候了。
1．给报告人的时间是十分钟。
2．给发言人的时间，第一次是五分钟，第二次是三分钟。
3．发言不得＞[37]两次。
4．对议程赞成和反对的每次表决，占一分钟。
5．例外情况按人民委员会的特别决议处理。”[38]
1919年4月5日，人民委员会根据库尔斯基同志的报告批准了议事规程。在限定的时间内很难把话讲完，因此，有的人民委员会成员为了争収哪怕一分钟的时间，常常要求“对议程”问题发言。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阻止他们说，这不是议程问题，而是无纪律的问题。
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一位党外军事专家的报告。由于问题很重要，这位军事专家得到了二十分钟的发言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提了一系列具体意见之后，突然对他说：“您明天中午一点钟到我这里来，我来教您怎样做报告”。次日，这位工作人员在约定的时间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他谈了整整一个小时。在他走了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带着满意的微笑，走到秘书处来，一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面说：“只要愿意，就能做好报告”。原来，这位军事工作人员彻夜未睡，已经根据列宁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指示，重写了自己的报告。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工作中有什么缺点的时候，他是十分严格的。但是，对每一项实际的，即使是微小的成绩，他都感到高兴，从不会忘记加以表扬。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不打断别人的发言，除非发言人破坏了规定……
接见来访者，特别是接见来自地方上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工人和农民，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弗·伊·列宁没有固定的接待日，他几乎每天都要接见两、三个人，但是有时候，接见的人数可达八个或十个，来访的是代表团的话，人数尤其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预定的时间准时接见每个人。他一贯认真遵守时间，从不让来访者在接待室里等候。同时，如果来访者迟到，他也十分不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都事先知道谈话的题目，并能在他预定的时间内结束谈话。偶尔也有这样的情况，他来不及结束谈话，而接见别的同志的时间已到，那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委托秘书向等着他的人表示歉意，请他稍等片刻。
这种仿佛是细枝末节的小事，体现了列宁在工作中具有高度的文明性，体现了列宁对人的尊重。
尊重人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突出的特点。他会严厉地斥贵和处罚疏于职守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从不贬低和侮辱任何人。他自己具有高度的自尊心，也善于尊重和爱护每个人的自尊心。他尤其认为，粗暴无礼地对待地位较低因而不敢回嘴的人，是卑鄙的，是与苏维埃人，特别是共产党员的身份不相称的。
每一个来见列宁的人都很激动，但一跨进列宁办公室的门坎就立刻感到轻松自在。预先准备好的一套话在英明而平易近人的列宁面前就毫无用处了。
当来访者或代表团走进办公室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都站起来，走近门口，亲切地微笑着，同每一个人握手问好，并请他们在他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列宁仔细地听看，不时提出问题和意见，总是巧妙地把谈话内容引导到问题的本质和主要方面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兴趣的是，地方上的情况怎么样，工人或农民生活得怎么样，他们关心的是什么，对什么事情满意或者不满意。他在脑子里把得到的材料同以前的材料进行对比，加以检验分析，综合概括并从中作出结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人怀有坚定的信心。他甚至能够在一个最平凡的工作人员身上发现这个人有时连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力量和能力。有的同志初次担任管理国家或领导国民经济某一部门的工作，对工作不习惯，不熟悉。对于这些同志的心理状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个个都了如指掌。有些同志往往在过于沉重的工作负担面前灰心丧气，失掉了对自己和自己力量的信心，焦燥不安，委靡不振地来找列宁，但是只要听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几句话，看到他的关切的目光，紧紧地握握他的手，他们的情绪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因工作困难而降低要求，相反，他提出更困难的任务，描绘出广阔的前景，帮助他们找到克服困难的途径。他的谈话整个地体现出他对同志的力暈和能力充满信心。每个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列宁这么跟我谈话，说明我还是能有所作为的！”列宁善于激发每个人对自己力量的信心，他在这方面的才能是惊人的。我们，作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人员，不止一次地怀着激动的心情看到，进门时垂头丧气，委靡不振的同志，一个个都变得精神振奋，容光焕发，象长了翅膀似地离开接待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处理党和国家的巨大工作的同时，还能够记住和关心他了解到有困难的每一个人。他在这方面的表现着实令人叹服。这种关心亲切细致，体贴入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写便条给有关机关的领导人，指出必须帮助这个或那个同志，而且总是具体指明必须给予哪一种帮助。例如，在给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39]的便条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他把索尔达钦柯夫医院的护士叶卡特林娜·阿列克谢也夫娜·涅奇金娜送往克里木的一所疗养院进行治疗和休养。他最后说：“请把您关于此事的指示抄送给我。如果您在满足我的请求时遇到什么障碍，请来信告诉我障碍在哪里。”[40]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种场合从不下命令，而只提出请求，因为他认为不应该干预机关领导人的职权。又如，他请莫斯科市苏维埃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编辑、老地下工作者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41]同志安排在莫斯郊外“尽可能有一个菜园子”的地方休息，他请谢马什柯同志给农民切库诺夫[42]配一付好的眼镜，等等，等等。
替列宁治过病的科热夫尼科夫医生叙述说，1922年11月7日他在列宁那里。他对列宁说，他打算上克里姆林宫城墙观看游行和检阅仪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上问他穿得暧和不暧和。当列宁得知医生穿的是秋季大衣时，就坚持要医生带上他的皮大衣。科热夫尼科夫医生又激动，又不好意思，一再推辞，但是在列宁的坚持下，他只好同意，穿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皮大衣在克里姆林宫城墙上站了几个小时……
有一次，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中央统计局局长波波夫同志提出申请，要求拨一辆小汽车给他使用。会议决宦给他一辆汽车。但是会议结束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当然，汽车是应当给他的，可是这样的问题不必提到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来讨论。同志们在忘我地工作，但在安排自己生活的问题上往往无能为力，应当帮助他们。他们太忙了，顾不上生活问题。您要关心这方面的事。您应为是每一个人民委员的母亲、姐妹和保姆。”
确实，他经常委托我关心同志们，甚至亲笔写过一份手令，要我关心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43]的健康，注意他的饮食、休息，要他及时到疗养院去休养并听从医生的嘱咐。
在给瞿鲁巴的一封信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您对待国家财富的态度已完全不能令人容忍了。”[44]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说的国家财富，指的是工作人员的健康，这里指的是亚·德·瞿鲁巴本人的健康。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让某一个同志去长期治疗时，他总是说，应当送他去“大修”。
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倡议设立了人民委员会食堂。国内发生了饥荒。领导工作人员的伙食要比其他人略微好一些。有一次，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同志昏过去了。请来的医生诊断说，他昏倒的主要原因是饿坏了。在这之后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你仔细看看同志们。有些同志瘦得简直不象样子了。请您办一个食堂，先供应二十个人左右的伙食，把最虚弱的，饿得最历害的人请到那里去吃饭。”食堂就办在克里姆林宫内卡瓦列尔大楼里，起初只接纳二十个“最虚弱”的人用膳。后来食堂逐步扩大，最后从克里姆林宫迁出，交由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处管理了。
中央委员会的医疗委员会也是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创议成立的。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一个同志工作过度，积劳成疾，医生们坚决要求他立即休息和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坚决执行医生的命令。但是，工作过度的同志总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一离开，工作就会停顿下来。这些同志们不听医生的话，过度地消耗精力，损害健康。遇到这种情况，弗·伊·列宁就把问题提交政治局并委托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去贯彻通过的决定，让有关同志离职去休养和治疗。可是要贯彻这样的决定大多是困难的——人们是这样专心致志、舍己忘我地工作！为了这些事，中央委员会秘书处花费了许多时间，增加了工作负担。于是，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建立了中央委员会医疗委员会。
尽管工作繁忙，任务过重，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仍然是一个十分热情的人，一个非常关心别人的同志。他善于用最贴切的出自肺腑的话鼓励遭到不幸的同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处得知作家绥拉菲莫维奇[45]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他就在1920年5月21日给他写了一封长信：
“……您的作品和妹妹的叙述唤起了我对您的深厚同情，我很想告诉您：工人和我们人家是多么需要您的工作，您现在是多么需要坚强的意志来战胜沉痛的心情，强使自己回到工作上来。”[46]
劳动人民无限热爱列宁。人民对自己的伊里奇的深情厚爱表现在工人和农民写给他的大量来信和向他提出的请求中……
克林采呢绒工厂的工人，在十月革命五周年的时候写信给弗·伊·列宁说，他们决定用列宁的名字命名自己的工厂。他们写道：
“值此节日之际，我们向你致以衷心祝贺，并寄上我们生产的一件小小的礼物。
如果你，我们的导师和领袖，穿上用我们的双手生产出来的服装，我们将感到幸福。请你穿上它吧，伊里奇。你知道，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
忠于革命和你的
克林采列宁同志工厂全体工人
1922年11月3日于克林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热忱地回答了这一祝贺：
“亲爱的同志们！
衷心地感谢你们的问候和礼物。我秘密地告诉你们，不要送礼物给我。恳请你们把这个秘密的要求尽量告诉全体工人。
十分感谢你们，向你们致敬，祝你们好。
你们的弗·乌里扬诺夫（列宁）”[47]
上述那封信，以及劳动人民的大量来信，不仅反映了人民对自己领袖列宁的热爱和借任，而且也说明人民对列宁就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亲密无间。
米·伊·加里宁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4月）上的发言中，谈到即将到来的弗·伊·列宁五十寿辰时说：
“工人们十分尊敬和钦佩列宁的天才，除此之外，他们对他还怀着深切爱戴的感情。
甚至当你不同意他的时候，你也不会停止爱他。
列宁是这样一位绝无仅有的领袖，你承认他比你自己高明十倍，但是在同他交谈的时候，你会感到你是在同亲人交谈，你会象爱一个普通的人一样地去爱他。”
载于莉·亚·福齐也娃著《弗·伊·列宁的生活片断》1967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71—117页
（许贤绪译顾柏林校）
[1]本文经作者删节。——编者注
[2]《列宁全集》第33卷第58页。——编者注
[3]《列宁文稿》第10卷第125页。——编者注
[4]阿列克谢·叶戈罗维奇·巴达耶夫（АлексейЕгоровичБадаев，1883年11月4日——1951年11月3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2—1914年任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1914年4—11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4年11月被捕并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1917年11月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20年任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22—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5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0—1931年任俄罗斯联邦消费合作总社主席。1931—1935年任莫斯科消费合作中央总社主席。1935—1937年任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7—1938年任俄罗斯联邦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8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8—1944年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主席团主席兼苏联武装力量主席团副主席。1944年因酗酒被解职。1951年逝世。
[5]《列宁文稿》第9卷第20页。——编者注
[6]《列宁文稿》第4卷第342页。——编者注
[7]《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7页。——编者注
[8]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库尔斯基（ДмитрийИвановичКурский，1874年10月10日——1932年12月20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4年入伍。二月革命后任罗马尼亚阵线第4军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1928年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1919—1920年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2年任苏联驻意大利全权代表。1932年逝世。
[9]《列宁文稿》第9卷第628页。——编者注
[10]同上，第531—532页。——编者注
[11]《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2—553页。——编者注
[12]《列宁全集》第30卷第269页。——编者注
[13]《列宁文稿》第10卷第215页。——编者注
[14]《列宁全集》第28卷第329页。——编者注
[15]《列宁文稿》第9卷第416页。——编者注
[16]《列宁文稿》第9卷第685页。——编者注
[17]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紧急公文都是直接由通信员送定的。这件公文是交收发处发出的。——编者注
[18]《列宁文稿》第9卷第398—399页。——编者注
[19]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波格丹诺夫（ПётрАлексеевичБогданов，1882年5月20日——1938年3月15日），1901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190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一战期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戈梅利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戈梅利市杜马主席兼赤卫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任戈梅利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1925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军事工业理事会主席。1921—192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1929年任北高加索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0—1934年任苏美贸易公司（Амто́рг）董事会主席。1935—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第一副地方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20]同上，第161页。——编者注
[21]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Михайлович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1902年参与革命活动。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一战后去莫斯科重建党组织，1915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1916年潜回彼得堡，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俄罗斯局委员。十月革命后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4月在俄共（布）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1年3月在俄共（布）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1928年兼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书记。1930年出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起兼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1941年6月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改任苏联驻蒙古大使。1962年退休。
[22]阿朗·亚历山大罗维奇·索尔茨（Арон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ольц，1872年3月10日—1945年4月3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真理报》编辑部成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主张对德战争。192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1934年是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1—1937年任苏联最高法院成员。1935—1937年任苏联副总检察长、最高法院法学院主席。1937年公开抨击维辛斯基，1938年被解职。1938—1945年被关押在精神病院。1945年逝世。
[23]《列宁文稿》第9卷第166页。——编者注
[24]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哥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Петрович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局长。1917—1920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1918—1919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军政治部部长。1923—1929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1928—1932年任苏联化工科学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卡尔波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苏联塔吉克—帕米尔探险队队长。1935—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秘书长。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25]见玛·伊·格利亚塞尔：《弗·伊·列宁在两个月内的工作》1934年党的出版社版第27页。——编者注
[26]即亲自同地方上有相当影响的某些党的同志打交道，以减少在通常的机关程序中不可避免的拖拉现象。见《列宁文稿》第1卷第172页。——译者注
[27]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Эдмундович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28]维亚切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卡尔宾斯基（ВячеславАлексеевичКарпинский，1880年1月16日——1965年3月20日），1896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起侨居国外。一战时组织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二月革命后回国，担任多家报纸的编辑。1917—193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62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65年逝世。
[29]《列宁全集》第28卷第330页。——编者注
[30]《列宁文稿》第10卷第375—376页。——编者注
[31]小人民委员会是从属于人民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会。——编者注
[32]《列宁文稿》第9卷第329页。——编者注
[33]瓦尔兰·亚历山德罗维奇·阿瓦涅索夫（Варлаам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Аванесов，1884年3月24日——1930年3月16日），早年加入达什纳克楚琼。1901年加入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流亡瑞士。1913年回国。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18—1921年任民族人民委员会亚美尼亚事务专员。1919年加入契卡。1922—1924年任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2—192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0年逝世。
[34]《列宁全集》第35卷第525页。——编者注
[35]见《法令汇编》第32卷第156页第19、20条。——编者注
[36]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266页。——编者注
[37]多于。——编者注
[38]《列宁文稿》第7卷第359—360页。——编者注
[39]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谢马什柯（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емашко，1874年9月8日——1949年5月18日），1893年起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1年毕业于喀山大学医学院。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8—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对外局主席。1917年9月回国，担任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区苏维埃主席，积极筹备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1921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21—1949年任莫斯科大学医学院社会卫生学系系主任。1927—1936年任《大医学百科全书》主编。1930—1936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0—1949年任全苏卫生学会主席。1949年在莫斯科逝世。
[40]《列宁文稿》第10卷第193—194页。——编者注
[41]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Ива́нИва́нович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1870年2月4日——1928年10月8日），苏联历史学家、经济学家。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7—1909年期间参与了将《资本论》翻译为俄文的工作。1911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兼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24年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1920年参加了苏波战争。1921—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5—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年逝世。
[42]伊万·阿法纳西耶维奇·切库诺夫（ИванАфанасьевичЧекунов，1861—1929），俄国农民。1906年加入立宪民主党。1908年参加了全俄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二月革命前曾在地方自治局工作。1919年、1921年两次与列宁会面。此后曾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会议，并担任土地人民委员会委员。晚年担任记者，曾为《真理报》、《消息报》、《贫农报》供稿。1929年逝世。
[43]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瞿鲁巴（АлександрДмитриевичЦюрупа，1870年9月19日——1928年5月8日），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至1921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至1923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5年至1928年任外贸人民委员。
[44]同上，第7卷第221—222页。——编者注
[45]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奇·绥拉菲莫维奇（АлександрСерафимовичСерафимович，1863年1月7日——1949年1月19日），苏联作家。1883年起开始参与马克思主义活动。多次被捕和流放。一战期间担任战地记者。1917年拥护十月革命。1926—1929年任《十月》杂志主编。1934年起是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1949年逝世。代表作有《铁流》。
[46]《列宁全集》第35卷第446页。——编者注
[47]《列宁全集》第33卷第374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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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片断（波·米·沃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专题〗传记·回忆·评论->《回忆列宁》（第四卷）
回忆片断
波·米·沃林
任何一部伟人传记——从“传略”到最详尽的“正传”，如果没有同时代人——亲属、同志、朋友和战友们的回忆，都不可能是真正的传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传记尤其如此。无论文件记载得多么详尽，多么明白，还要靠对他的种种回忆，伟大列宁的生动形象才会显得格外鲜明，才会充满魅力。
在列宁的文集和选集里，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丰富的档案里，保存着大量的便条、信件和其他文件。这些材料生动地证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尽管担负着非一般人所能胜任的工作，仍然对共产党干部，对党内外的同志们，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亲自给予极大的关注。我没有看到过，有人给列宁打电话，写便条，或者通过别的什么方式来找列宁，而他会置之不理的。列宁对一切都是有求必应的。在一切事情上都表现出他那布尔什维克的体贴入微，他那令人感动的随和态度。
※※※
激烈的国内战争正在进行。富农起来暴动，土匪活动把我们的工作搞得混乱不堪，还必须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思想上和在行政管理方面进行斗争。粮食、燃料、衣服、药品，一切都感到不足。同中央的联系不正常。这些问题都必须很快解决。
尽管起初我们没有领导党和国家工作的实际经验，但我们在各地方的工作大体上搞得不坏：我们有同沙皇制度、资产阶级及其仆从进行斗争的长期而又艰苦的经历，这是极其宝贵的。党和苏维埃的于部充满布尔什维克的精力和革命的积极性，他们懂得，必须同人民群众一起进行工作，应当为人民群众而工作。但尽管这样，面对复杂而困难的环境，我们还是经常会一筹莫展。
于是，自然只有一条出路：到莫斯科去，当然是去找列宁。此外，平时我们也常到莫斯科去参加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一年一度（有时一年几次）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大会期间要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弗·伊·列宁、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米·伊·加里宁[2]和其他同志是必然参加的。
我们到莫斯科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在当天或者在第二天就接见我们。
列宁对地方干部的需要，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关心，我要说的是一种主动的关心。下面有两个我牢记不忘的例子，可以表明，我所说的列宁的主动关心究竟是指什么。
1918年底，正在为迎接俄共（布）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紧张地进行筹备工作。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将要通过新的党纲，而且，大家都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的农村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对中农的态度问题，深刻地阐明了新的口号：“善于同中农达成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只是牢牢地依靠贫农……”[3]而在结束语中他提出了同中农的相互关系的著名口号：“决不可发号施令！”[4]
这时期，在奥廖尔省利夫内县发生了激烈的富农暴动。有许多事情必须向伊里奇汇报，有许多问题要听取他的解释和建议。我当时是奥廖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市党委书记。按照同志们的一致决定，我搭乘最近的一班货车（当时客车行驶得极不正常）去莫斯科。
列宁马上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述我们那里党和苏维埃的种种“病症”：县里和乡里的舞弊行为、地方上欺压中农的情况。谈到必须从两个首都抽调党的久经考验的新干部充实到省里去，要更大胆地吸收靠拢我们的正直的党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来参加地方苏维埃的管理工作。
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我们向他汇报的那些情况，在谈话过程中他自己提出了新的问题。说出了新的想法。
所有的问题都研究过以后，我站起来告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突然留住我说：
“慢点回去！关于你们要采取的一切措施，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会有更好的意见。”
“更好的！”……可是我的头脑里已经装满了伊里奇的建议和指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电话给雅·米·斯维尔德洛夫：
“沃林[5]同志现在在我这里，你知道，他是我们的‘奥廖尔省省长’……他马上来见您。请您把一切必要的都告诉他……”
过不多久，我就到了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那儿。我们坐在一张破旧的、皮的长沙发上，长时间地谈论当时党和苏维埃建设中的迫切问题。
1919年春天，党中央委员会派我到布良斯克去工作，在那里我被选为俄共（布）布良斯克省委书记。
在布良斯克工业区（当时叫布良斯克—马尔采夫斯基）有具特有的困难。大批工人骨干都加入了红军。乌克兰被德国占领军切断了，因此工业城市和市镇几乎没有粮食了。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企图利用当时的困难，在这里进行着猖獗的活动。局势有时是很危急的。然而党组织是坚强的，进步工人在党内占着很大的比重。因此，在莫斯科—喀山铁路于1919年5月10日发起群众性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影响之下，我们在铁路枢纽站和布良斯克市内也进行了多次成功的星期六义务劳动。
我们决定，由我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他详细汇报我们这个地区的情况，汇报我们的成绩和困难。
列宁接见了我，开始询问地区的情况，怀着特殊的热情倾听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个不平常的新措施的一切详情细节。他一定要我把大后方工人英勇劳动的事迹写一本附有纪录照片的通俗小册子。我答应了，但却无法履行自己的诺言，因为在仲夏奉召到莫斯科，被派到从下新城沿伏尔加河行驶的“红星”宣传舰（宣传舰的政委是维·米·莫洛托夫[6]）上去当党中央的代表（指导员）。
我们的谈话最后转到了战争的题材——各条战线上的局势。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
“要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刚从前线回来的同志会向您讲述得更好，更确实。”列宁就用一个熟悉的动作拿起听筒，叫这位同志听电话，对他说：
“布良斯克的沃林在我这里。他马上来看您，请您把前线的情况讲给他听。”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建议和说明是完美无缺的。他要使从地方来的同志听到多方面的消息，得到各方面的指示。因此，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不管他多么繁忙，他毫不吝惜精力和时间，给予同志们最大的帮助。
我们难道不经常是这样的吗？你被接见了，你作了汇报，对你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作了解释——这样就完了！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是这样的：他接见你，仔细地听你讲，他让你把他需要知道的情况全部讲出来，对你所有的问题作了最详细的答复，另外再亲自安排你同能够作补充、从新的角度阐明问题的同志见面。列宁就是这样的！
※※※
有关各地方情况不佳的一切报道异常迅速地传到列宁耳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要听到过一次，就能把最细小的情节都记住，有时，过了很多时候，他还会回过头来处理这件事情，作出看来完全出乎意料的决定。
1919年夏初，在南方同格里哥里耶夫[7]匪徒的斗争中，我的朋友和同志——我的妹妹，枳极的布尔什维克——牺牲了。全家都非常悲痛。我接到电报，要我赶紧回去。于是我得到党中央的准许，离开布良斯克到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现在的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去几天。在返回途中，经历了很大的困难（邓尼金[8]在进攻），才到达哈尔科夫，当时苏维埃乌克兰的首都。
哈尔科夫使我非常奇怪，那里感觉不到紧张的战斗气氛，感觉不到离前线很近，感觉不到邓尼金进攻的危险，没有因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进行捣乱而产生恐慌。私人贸易很繁荣，咖啡馆和酒店里充满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音乐声震耳不绝，人行道上直到深夜还有许多无拘无束的年轻人在游荡。我走进省党委会——没有任何守卫，无忧无虑，一种同局势不相适应的安乐气氛。
在省党委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了解到哈尔科夫苏维埃和党的整个领导成员几乎完全是由“民主集中派”组成的（萨普龙诺夫[9]是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博古斯拉夫斯基[10]是省委书记，索斯诺夫斯基[11]是报纸编辑，拉法伊尔[12]在省工会理事会等等），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并不掩饰自己对党中央的敌意。
我怀着沉重的忧虑离开了哈尔科夫。到达布良斯克后，我把看到的一切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给弗·伊·列宁。
过了相当长（按照当时的尺度）的时间。我在布良斯克又工作了一段时间，在秋天，我接到了调往科斯特罗马的任命，在那里被选为省执行委员会主席。
有一次，在1920年早春，我被唤到省执行委员会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密室里去接“直达电报”。这样唤去接电报是常有的事。
“是列宁发来的电报，”报务员说。
“沃林同志，您关于乌克兰情况的报告极好。速来莫斯科参加政治局会议。详细情况来后再谈……”
说实在的，由于那几个月中发生的许多令人不安的事情，我已经把自己到过乌克兰、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过报告的事情逐渐遗忘了。然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什么也没有忘记。
到莫斯科去的旅程中有很大的困难必须渡过伏尔加河，而伏尔加河已经开始流冰了，然后再搭乘行驶得象爬一样慢的货车到莫斯科。
我一走进政治局开会的办公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大声说：
“啊，他就是在讨论关于哈尔科夫局势的材料时我读给你们听的那封信的作者。”
在出席会议的人中间，我看到有格·伊·彼得罗夫斯基[13]——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拉科夫斯基[14]和乌克兰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干部。会议快结束了。列宁对讨论的问题作了总结，其中提到：
“我们要解除民主集中派组成的全部领导成员的职务，派沃林同志到哈尔科夫去担任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和报纸编辑，我们这样经常地改变他的党和行政工作的地点，希望他不要因此而见怪……”
怎么能对列宁的建议提出异议呢？当然，科斯特罗马的森林里尽管也并不安宁，但在那些日子里总要比乌克兰的草原平静得多。然而，布尔什维克是不应该到比较平静的地方，而是应该到更需要的地方去的。
接着是同弗拉基来尔·伊里奇进行谈话（不止一次）。列宁说，我的报告帮助挑穿了哈尔科夫已形成的危险的脓疮。
“必须把地方上发生的情况更经常地向我们报告。不然的话，怎么能领导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呢，”列宁说。
※※※
脑海里浮现出1920年的春天。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它的开幕式是在大剧院举行的，大会和闭幕式是在克里姆林宫一间从沙皇时代起一直空关着的、陈设简陋的大厅里进行的，那里的讲台是用木板做的，一块红布帷幕把主席团同打字员分隔开来（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这个大厅以斯维尔德洛夫命名；现在是豪华的斯维尔德洛夫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或副主席通常在那里代表政府授奖）。
代表大会开得热烈而紧张。“民主集中派”分子——“民主集中派”反党集团的成员（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15]、尤烈涅夫[16]、布勃诺夫[17]、皮达可夫[18]和其他人）对代表大会的工作制造混乱。他们竟然对列宁进行人身攻击。
我被选为代表大会的秘书，坐在主席台上，仔细地注视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怎样对付这一切。他有时冷笑几声，眯着眼晴，一句也不进行反驳（根据我当时和以后的观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来不打断别人的发言），把反对派所说的关于党中央的组织路线、一长制和集体领导制、“一小撮党内寡头”等话都记下来。
后来我根据自己的记录发言。在那些年代里（以及以后的许多年中），我们事先都不准备发言稿，发言前也并不打印，而是根据会上当时所作的简单记录对发生的事情进行评论。于是我开始说，反对派的发言毫无疑问使人感到痛心。大厅里开始喧闹起来，发出踏脚的声音，“工人反对派”的席位上大声呼叫着。但反对派没有能打乱我的发言。我讲完以后宣布休息。主席团的成员都走散了。“民主集中派”分子对我进行谩骂和施加威胁。当一切都安静下来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到我面前，说：
“您对这些空谈家批得很好。我要按自己的方式向他们进行清算。”于是他在以后的几次讲话中按伊里奇特有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了认真的清算……
代表大会接近结束了（在1920年4月5日）。列宁说出了最深刻的信念，他说，六十万共产党员，依靠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全体苏联人民，一定能够象他们以前解决军事任务一样，顺利地解决经济任务；在代表们和来宾们的热烈掌声中他结束了简短的闭幕词。
担任会议执行主席的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刚要宣布大会闭幕，代表们都拥上了讲台，宣布列宁五十寿辰即将到来，他们相继作了激动人心的发言，充满了对伟大领袖和导师的热爱和感激之情……
列宁开始带着戒备的神情听看，后来明显地不耐烦起来。他的整个面部表现出很大的不满。他从主席团的桌子后面走出来，跨着很快的步子离开了主席团，经过秘书处走到三层楼他自己的办公室里。
发言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进行着。从列宁那里递来了一张表示反对的简短的便条。突然墙角的电话铃响了。我走过去拿起听筒。
“请您叫执行主席来听电话，”列宁说，他的嗓音里带着明显的激动。
我不安地叫格里哥里·伊万诺维奇。过了几秒钟，彼得罗夫斯基没精打采地回到主席团的座位上，等会场静下来以后，他告诉人家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他“训斥了一顿”，坚决要求“刹住”这种“胡闹的行为”，停止这种“滔滔不绝的歌功颂德”。
然而这种“胡闹的行为”自然还是在继续下去。上台发言的有米·伊·加里宁、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19]、费·雅·柯恩[20]和其他许多人。这一次谁也不愿意顺从列宁的要求。热情洋溢的话语发自大家的内心，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祝愿来自四面八方。
在第九次代表大会结束时提出了出版列宁全集的决议，不过这一决议并没有记录下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态度谦逊，他一贯不希望自己处在受人瞩目的地位，他毫不掩饰地厌恶哪怕对他有一丝一毫的个人“迷信”，教育我们的干部要保持布尔什维主义一贯的优良传统。
过了一段时间，莫斯科市委想为他祝寿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个特点又非常有力地表现了出来。在那里我是作为来宾出席会议的。
那时候国内不仅没有出版过哪怕是最简短的列宁传记，甚至连叙述他生平和活动的小传单也都不曾有过。因此，对许多同，甚至莫斯科的党员积极分子来说，根本不知道4月22日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五十寿辰。
莫斯科市委领导决定在党员的小范围里组织一个晚会，庆祝列宁五十寿辰。向列宁祝寿——当时称为“共产主义晚会”——定于4月23日在大德米特罗夫卡的莫斯科市委大厅（位于现在的普希金街，目前这座大厦是苏联检察院所在地）里举行。
与会者都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没有看见列宁，为什么开幕时他没有出席。事情是这样的。关于举行晚会的事情，莫斯科市委书记亚·费·米亚斯尼科夫[21]是在晚会开始以后才通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拒绝出席正式的庆祝会。直到很多人，其中包括阿·马·高尔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22]、米·斯·奥里明斯基[23]、约·维·斯大林等同志发过了言，会间休息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在欢呼声中到来了，这使大家感到很突然，很激动。大家请他讲话。他作了简短的发言，开始就两件事情向与会者表示感谢：第一，感谢他们对他的祝贺，第二，他说，“更”感谢他们“没让他听祝寿演说”。这几句话引起了掌声。接着，他看来为了竭力制止这种接连不断的祝贺（在祝贺中，大家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他——党的领袖——身上），就马上转换话题，宣布说，他想略微谈谈“布尔什维克党的现状，”[24]
这是列宁最短的一次讲话。整个内容都是讲布尔什维克党，旨在反対吹捧，反对骄傲自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警告同志们——所有个别的布尔什维克和作为一个政党的全体布尔什维克，不能陷入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骄傲自满。这种状态，他说，“是十分愚鑫、可耻和可笑的”[25]。
列宁在这次讲话中极有分寸地指出，一个布尔什维克应该是怎样的，对本国人民，对劳动人民负责的我们整个党应该是怎样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时，再也没有庆祝过他的生辰。
※※※
1920年12月底。在莫斯科召开有历史意义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按照列宁的意见制定的、由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26]提出的苏维埃俄罗斯电气化计划——箸名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计划。
在苏维埃共和国极端困难的这一时刻，正当它要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完成从战争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时刻，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工人反对派”的参加者、“民主集中派”分子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其他敌人向党发起了进攻，强迫它进行辩论，即众所周知的工会辩论。
列宁把党内形成的状况名之为“党内危机”。因此，毫不足怪，除了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就一些根本性问题起草决议以外，在这些日子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得在代表大会的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多次发言。在这些会议上，反对派分子的反党行为和情绪表现得最猖狂。
甚至连我们，代表大会的代表，都工作得体力劳累，精神紧张。可以想象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花的精力有多大。他什么时候休息过？有一天晚上，在会间休息时宣布，出席代表大会的全体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会后请到党中央开会。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们——我们一共二十人——来到俄共（布）中央所在地的沃兹德维任卡（现在的加里宁街）。当我们看到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旁边坐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惊奇。
会议开始时已经很晚。我们开会的房间灯光很暗，经常断电。大家都穿看外套，有的穿看皮的短大衣，有的穿着军大衣。由于党内辩论，以及由于要为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过渡到能使各地的苏维埃机关进一步在组织上得到巩固的新的形式、过渡到建立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基础作准备工作，列宁和加里宁要我们详尽地讲述各省、各县、各乡的情况，农民的情绪，工人的状况，“地方主动精神”的具体表现。从我们方面说，我们尽可能详细地回答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提出的问题。虽然列宁经常引述加里宁的话，他说，由于加里宁经常到各地去视察，因此情况了解得比他清楚，但我们所有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伊里奇对情况非常熟悉，他的判断非常正确。
这次谈话是毫无拘束的，然而谈到最热烈的时候，我们忽然想起，已经过了半夜。加里宁建议散会，因为明天还有紧张的工作。
我走到街上，摸索着走到莫霍夫街，想往左拐弯，到第一苏维埃宫（“民族”饭店）去。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突然在前面的拐角处看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知怎么的，他单独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会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怎么能在这样的黑夜里独自一个在莫斯科的街上行走？！”我大声说。
列宁停住了脚步。
“怎么，沃林同志，因为我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我听到他带有讥笑的语音，“我就被剥夺工作为共和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吗？”
“嗯，可怎么能没有护送的人！”
“看来我没有人护送就不行了，”他仍旧带着原先的讥笑语调说。
整个这次简短的谈话是在沃兹德维任卡和莫霍夫街的拐角上进行的。我们穿过雪堆，来到了特罗伊茨克门。我松了一口气：弗拉基米尔·伊峑奇已经安全无恙地站在站岗的红军战士身边了。
但事情并不象我所想象的那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扶着我的手臂，拉着我往左走，朝看亚历山大罗夫花园走去，同时对我说：
“忙什么！我们一起散散步。”接着又风趣地说：“看，多美好的夜晚……”
这夜晚一点也不美好，那时刻我简直觉得是不祥之夜。但我已不再反对了，于是我们默默地在亚历山大罗夫花园旁边走着。我们在旁边走，是因为公园里堆满了垃圾和瓦砾，甚至白天也无法进去。
列宁首先打破了沉默，开始谈会议中断时我们所谈的话题——富农暴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想起，在奥廖尔省利夫内县发生暴动时他曾经拍给我一份电报，提到住在利夫内的一位右派社会革命党的“农民”作家伊万·沃尔诺夫[27]，要我搭救他的性命。
“怎么，救成功了？”伊里奇问。
我回答说，电报到得很及时，沃尔诺夫被释放了，虽然他看来是同富农暴动有关系的。
接着我讲述我担任科斯特罗马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时发生的乌伦暴动的情况，以及我走进关押着暴动的为首分子的小屋时所看到的情景。
“您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说，“都是些农民和农妇，身强力壮，皮肤黝黑，古代近卫兵[28]的苗裔，仿佛是从苏里科夫[29]的名画《近卫兵临刑的早晨》上直接走下来的。”
列宁甚至停住了脚步：
“难道那里有过近卫兵？他们怎么会到那里去的？”
于是我把从当地的一些同志那里听到的故事讲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暴动者的祖先是被彼得大帝充军到科斯特罗马森林里来的近卫兵。
这样我们走到了斯帕斯克门的红军岗哨那里。我又松了一口气，准备告别。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仍旧没有松开我的手，笑着说：
“送佛送到西天，劳您驾，把我送到家门口吧。“
于是我们穿过斯帕斯克门和克里姆林广场，过了丘多夫教堂，走到一处台阶上，那里有楼梯通到三层楼伊里奇的住所。这时我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好象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开好会，叫一辆汽车，但列宁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要这样做。他谦逊地、悄悄地走出大厅，一个人走回家去。
过了好多年以后，我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起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有一次她回想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一面笑一面给她讲我们在莫斯科阴暗的风雪之夜“旅行”的情景。
※※※
从1921年春天起，我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领导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工作。我担任《俄罗斯通讯社宣传员》的编辑。
那时候正在进行清党工作。清党工作的某些总结大家已经知道了。需要有一篇列宁的讲话。
我记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说过，如果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有事情，可以去找他，我就通过克里姆林宫的“楼上的交换台”请他听电话。当我听到他的声音，就激动地冲口而说，请他为《俄罗斯通讯社宣传员》写一篇关于清党工作的文章。说实在的，我并不很有把握能得到他的同意。大家都知道列宁是有求必应的，他愿意满足一切合理的请求，但我想，他可能会由于工作极端繁忙而不同意写，不过至少他也会答应请中央的某位同志写一篇这样的文章。然而列宁并没有拒绝。
“好的，沃林同志，”他说，“这样的文章确实是需要的。我一定写，写好后让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转交给您……”
过了一、两天，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转交给我一篇由“尼·列宁”署名的《关于清党》的短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转告，”她说，“如果这篇文章同时在《真理报》发表，他希望，您不会反对吧！”
《关于清党》这篇文章当时在《俄罗斯通讯社宣传员》和《真理报》同时发表。
※※※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列宁的平易近人，他对同志们的态度十分随和，他非常富有同情心。
十月革命五周年快到了。我当时是俄共（布）莫斯科市委机关报《工人莫斯科》（现名《莫斯科真理报》）的编辑。我们的一个艺术家为报纸纪念专号的头版画了一张画：以地球为背景，画着列宁向前方伸出一只手。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在这张画下面加一个“弗·伊·列宁”的签名。列宁的亲笔签名是很多的，然而，如果能请他在这张画上亲自签一个名，那有多好啊！
我打了个电话给人民委员会议秘书莉·亚·福齐也娃，把编辑部的请求告诉了她。福齐也娃同志回答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现在在主持一个会议（根据一切情况判断，这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在讨论落实农作物产量、向顿巴斯拨款、向彼得格勒工人供应粮食等问题），况且他身体不太好，不过她还是答应把报纸的这个请求转告列宁。这张画很快就送到了克里姆林宫。第二天早晨，报纸的全体工作人员兴高采烈地看到，图版上列宁用红墨水亲笔题的词——“国际万岁！列宁”，已经到了我们手中。
1922年11月7日《工人莫斯科》出的纪念增刊，第一版上刊登的就是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文献。
※※※
只消翻阅一下收录列宁苏维埃时期文章的那几卷列宁文集，从《生平和活动年表》部分中可以看到，列宁经常要做报告。只有他强健的体质，异乎寻常的工作能力，才使他能够担负起这种简直是无法胜任的重责。列宁经常要每天做报告——不仅在各种各样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全体会议、协商会议、例会和国际会议上发言，还要直接在工厂和俱乐部里对工人讲话。大家都知道，他还要对农民和红军战士讲话。可以看到，有好几次列宁一天要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报告，而在1920年5月1日，他在红场上检阅游行以后，还在莫斯科河岸上的劳动解放纪念碑（那里以前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纪念碑）奠基典礼以及莫斯科河南岸区、巴乌曼区、勃拉古舍—列福尔托夫区和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工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
1918年列宁做报告的次数特别多。
例如，1918年8月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布蒂尔区群众大会、华沙革命团军人大会、莫斯科河南岸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还在霍登卡红军战士大会上作题为《苏维埃共和国在危急中》的演说。
有一个时期，莫斯科市党委实行“星期五群众大会”的制度。每星期五，党中央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民委员、莫斯科市委委员和许多其他的领导干部从俄共（布）莫斯科市委拿到演讲证，向劳动人民做一次或两次报告。发证之前，莫斯科市委不同任何人商量，也不征求任何同志的同意。
列宁也同其他人一样，经常拿到演讲证。
列宁拿到的这种“星期五群众大会”演讲证还保存着。下面就是列宁的演讲证：
“给列宁同志。六点三十分开始。
演讲证
1918年8月30日的群众大会
题目：《两种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人
（1）巴斯曼区加夫里柯夫广场原粮食交易所大楼；
（2）莫斯科河南岸区希波克街米赫里松工厂。”
列宁从不认为可以不去完成莫斯科市委的任务，譬如说，叫自己的秘书把这一点通知签发演讲证的人。列宁是执行党的纪律的模范，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定期向劳动人民——党员或党外人士、工人、农民、红军战士、知识分子——作报告的重要性。
有一次，在三月的一个夜晚——我记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春，——我拿到莫斯科市委的演讲证，到原先富商大贾进出的“豪华”的“亚尔饭店”的大厅里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纺织女工作报告。这家饭店座落在彼得格勒公路上（几年前，这幢大楼改建为“苏维埃旅社”）。大厅里挤满了穿得鼓鼓囊囊的女工——天气潮湿而阴冷，巨大的窗子有些还没有装上玻璃，天花板上挂着的几盏积满灰尘的灯射出暗淡的光线。
我已经讲了很多时间。突然，整个大厅骚动起来，大家热烈鼓掌。我不由自主地回过头去。在讲台的阴暗处，我左边靠近墙壁的地方，站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30]。我停止了发言，往后面退了几步，让位给列宁。
“不，不，沃林同志，”列宁走到我身边高声说。“你讲下去吧，把你的报告做完。不过要真正地做完。”
大厅里哄堂大笑。
我喃喃地说，我已经讲了很久了。我还能怎么办呢？我没有“真正地”做完报告，而是“三言两语，草草结束”。
于是列宁走到台前。他穿着大衣，手里拿着帽子。女工们又热烈地鼓掌和欢呼起来。列宁对自己的迟到表示歉意，然后开始讲话，在成干女听众愉快的欢呼声中作了一个短短的发言。
我们一起走出大厅。列宁要我坐他的汽车，把我送到莫斯科市苏维埃。在路上才搞明白，由于莫斯科市委的一个工作人员的错误，我们两人拿到了在同一个群众大会上做报告的演讲证。而且按照列宁的演讲证的规定，他在这以前还在另一个群众大会上做了报告，所以才迟到了。
由于这个“误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哈哈大笑起来！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坐在汽车的角落里，却愁闷地保持着沉默——她知道得很清楚，那时候要列宁在两个群众大会上做报告，得付出多大的代价……
※※※
作为《工人莫斯科》的编辑，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会议。代表大会是在克里姆林宫的大厅里举行的（后来，这个大厅经过彻底改建，成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会议厅）。当时这个大厅比现在的要狭小得多，大厅的中间有几根呈麻花状的金黄的细柱，还有一个临时的讲台。
大会开幕式是1922年11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后来，正式会议转移到莫斯科来开。11月13日早晨大会听取弗·伊·列宁的报告《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虽然列宁在这以前一直在生病（从1922年5月到10月他一直住在哥尔克），到11月初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可以不必在有代表五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和组织的四百多个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言。
人非常多。除了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外，出席的还有意大利社会党、冰岛工人党、蒙古人民革命党、青年共产国际、工会国际、国际妇联书记处、国际工人援助会和美国黑人组织的代表。
列宁面前放着几张手写的发言提纲，他是用德语作报告的。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得到，这需要他花多大的精力。代表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怀着激动的心情，屏住气息，倾听他整整一小时的报告。
列宁讲到，布尔什维克党怎样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苏维埃俄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列宁对共产国际的同志们讲得非常坦率，作出了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的榜样。他说：“……我们过去干了而且将来还会干出许多蠢事来。这一点，谁都不能比我判断得更好，看得更清楚。”[31]代表们怀着热爱和尊敬的心情望着列宁，听到这里都笑起来了。列宁开始详细解释这些“蠢事”的客观实质。这些蠢事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刚刚开始学习，但我们是在有步骤地学习，我们深信，我们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成绩。”[32]列宁老谋深算地向听众看了一眼，开始指出，在谈到这些“蠢事”的时候，还应当谈一谈我们的敌人的一些情况；“如来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干了许多蠢事，那我要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干的蠢事跟你们干的蠢事到底是完全不同的……”[33]并且用高尔察克[34]和凡尔赛和约的例子来证实这一点。
列宁的报告结束的时候，大厅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和世界上各种语言的热烈欢呼声：“我们的列宁同志万岁！……”
疲惫不堪的、同时由于大家的同情心而感到十分激动的列宁，结束了自己的报告。
这是他对进步人类最有组织、最先进的阶层的代表们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
一星期以后，1922年11月20日晚上，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和莫斯科各区苏维埃全会的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莫斯科苏维埃在进行事务性会议。列宁一来，大家报以愉快的欢呼，高唱《国际歌》，经久不息地鼓掌。
莫斯科苏维埃几个星期来一直在说，列宁可能要对首都的劳动人民代表做一次报告。列宁由于自己拖了很久才能到来开始向代表们表示歉意，并且解释说，生病以后，从1921年12月起，他不得不把这次报告一星期又一星期地拖延下来，因为，他风趣地指出，“用行家的话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失去了工作能力……”[35]然而，尽管身体不好和感到疲劳，列宁并不认为可以拒绝莫斯科苏维埃要他在全会上做报告的要求。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到，讲台上的人几乎全部走掉了：原先那里坐着会议主席、女速记员，我作为市苏维埃代表和《工人莫斯科》的编辑，也坐在主席台上。同志般地握着他的溫暧的手是多么的愉快啊！他的好奇的、稍稍显出疲乏的眼晴里带着笑意。
我感觉到他比上次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更显得疲惫了。在这里，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我第一次看到列宁穿褐色的军便装，觉得很不习惯（在最近一次生病以前他从来没有穿过军便装）。列宁这次作报告，象往常一样，没有用打字机打好的现成的文稿：他手里拿着几页草草写就的发言提纲。
尽管列宁身体有病，他的报告却充满着朝气蓬勃、热情洋溢的乐观主义精神。报告经常被赞许的欢呼声和掌声打断。
列宁讲述苏维埃俄国粉碎武装干涉后的形势。他说，我们的国家站在一条勾画得非常明确的道路上，它在世界各国面前保证了自己能取得成就。他有点不同寻常地讲到国内的任务，解决这些任务要采用与过去不同的方式。他的下面几句话对听众产生了菲常深刻的印象：“从前一个共产党人说：‘我要献出生命’，他觉得这很简单，虽然往往并不那么简单。现在摆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的任务却完全不同了。我们现在一切都要精打细算，每一个人都应当学会精打细算。”[36]
他充满热情地讲到了共产党。他特别温暖地、象慈父般地把党——与全国人口相比只是一小部分人——称作“种子”，它的任务是要改造一切。“它会改造的！”列宁向听众扫视了一遍，满怀信心地重复了一句。
那时候，1922年11月20日晚上，正当新经济政策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列宁说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名言，每一个人都高兴得心花怒放。我们已经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它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的问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鼓舞人心的、意义深远的话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他说：“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表示一个信念：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以内，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37]
市苏维埃的委员们热烈地鼓掌，而他——一个伟大而又平凡的人——站在台上，用炯炯有神的、稍稍有点疲惫的目光扫视着人民莫斯科——劳动者的城市，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的代表们……
※※※
对我们来说，列宁永远是一个关切的朋友，他随时准备给予我们帮助。他接见我们，或者我们去同他商量的时候，心里从来不会感到怯懦，尤其不会感到害怕。列宁给我们作出了谦逊和朴实的伟大榜样。我们伟大的领袖在任何事情上从不显出自己高人一等。每一个人在同他见面以后都会向自己提出问题：难道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吗？难道我就是同他，同列宁，象同朋友、同志一样，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同他并排站在他办公室的窗子旁边，―起谈过话吗？这个思想至今还是激动人心的。人们愉快地想到：列宁比所有的人更亲近，比所有的人更容易接近，比所有的人更坦率，比所有的人更平易近人……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441—458页
（张草纫译顾柏林校）
[1]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Михайлович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2]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Иванович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3]《列宁全集》第28卷第173页。——编者注
[4]同上，第29卷第182页。——编者注
[5]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沃林（Бори́сМиха́йловичВо́лин，1886年6月1日——1957年2月16日），苏联记者、科学家。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年流亡法国。二月革命后回国，并担任莫斯科市杜马议员。十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兼《真理报》编辑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俄共（布）奥廖尔委员会主席。1918—1919年任奥廖尔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此后一度在报刊工作。1924—1925年任驻巴黎大使馆一秘。1926—1927年任《消息报》副主编。1927—1929年任维也纳塔斯社主任兼外交人民委员会新闻部主任。此后在报刊工作。二战后在大学任教。
[6]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Михайлович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1902年参与革命活动。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一战后去莫斯科重建党组织，1915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1916年潜回彼得堡，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俄罗斯局委员。十月革命后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4月在俄共（布）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1年3月在俄共（布）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1928年兼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书记。1930年出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起兼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1941年6月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改任苏联驻蒙古大使。1962年退休。
[7]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格里哥里耶夫（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Григо́рьев，1885年？月？日——1919年7月27日），早年参加了日俄战争。一战时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调往西南方面军，并加入了社会革命党，支持乌克兰中央拉达。1918年组织游击队与德军作战。1919年1月加入乌克兰社会革命党（斗争派），并与彼得留拉决裂。2月份正式与红军结盟，同白军作战。5月破坏联盟，屠杀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在被红军击败后投奔马赫诺。他主张与邓尼金结盟，遭到马赫诺的拒绝。7月27日被马赫诺处决。
[8]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Иванович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9]季莫菲伊·弗拉基米尔·萨普龙诺夫（Тимофе́й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Сапро́нов，1887年？月？日——1937年9月28日），早年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19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主席，内战期间在哈尔科夫与邓尼金部队作战，1920—1921年任哈尔科夫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起是民主集中派领导人。1921—1924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兼小人民委员会主席。1922年随团参加了热那亚会议。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4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领导人。1926年成立“十五人集团”。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克里米亚，流放期间继续坚持斗争。1935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37年再次被捕并遇害。1990年平反。
[10]米哈伊尔·所罗门诺维奇·博古斯拉夫斯基（МихаилСоломоновичБогуславский，1886年5月1日——1937年2月1日），1904年加入犹太社会党。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5年加入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内战期间曾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乌克兰国防人民委员。1922—1924年任莫斯科苏维埃副主席。1924—1927年任俄罗斯联邦小人民委员会主席。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成员，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0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1987年平反。
[11]列夫·谢苗诺维奇·索斯诺夫斯基（ЛевСеменовичСосновский，1886年？月？日——1937年7月3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9年回国，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多次被捕。二月革命后任乌拉尔地区委员会主席。同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9—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俄共（布）哈尔科夫委员会主席。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宣传委员会主席。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是左翼反对派成员，先后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和《八十三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捕，被判处3年徒刑。1934年投降。1935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捕。1937年遇害。1958年平反。
[12]拉法伊尔（Рафаїл，1893—1966），原名拉法伊尔·鲍里索维奇·法尔布曼（РафаїлБорисовичФарбман），出身于犹太人家庭。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二月革命后获释。1917年任基辅工会理事会主席。1918年任全乌克兰中央工会局副局长。1919年3—6月任哈尔科夫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18—1920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1919—1920年任乌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0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二书记。1920—1921年期间是民主集中派。1922—1924年任莫斯科苏维埃公共教育部主任。1924—1927年任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主席。1927年因支持联合反对派被开除出党。1930年获释。1932年恢复党籍，同年秘密参加伊·尼·斯米尔诺夫领导的左翼反对派组织。1933年再次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956年获释。1966年在莫斯科逝世。1989年平反。
[13]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ИвановичПетровский，1878年1月23日——1958年1月9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4年被捕，1915—1917年间被流放。二月革命后任雅库特民政委员会主席。1917年7月起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委委员、全俄立宪会议议员。1917—1919年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加入契卡。1918—1919年、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8—1919年、1919—1920年、1920—1938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兼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1920年任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38年任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193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38—1939年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39年受到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1940年改任革命博物馆副馆长，后退休。1956年受邀参加苏共二十大。1958年逝世。
[14]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科夫斯基（XристианГеоргиевичРаковский，1873年8月13日——1941年9月11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家，长期同托洛茨基合作。曾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同盟、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巴尔干地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923年后支持左翼反对派。1934年向斯大林屈服，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遇害。1988年获平反。
[15]尼古拉·奥新斯基（НиколайОсинский，1887年4月6日——1938年9月1日），本名瓦列里安·瓦列里安诺维奇·奥波连斯基（ВалерианВалериановичОболенский），出身于库尔斯克省的一个小贵族家庭，190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俄国国家银行总经理，1917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18年3月因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辞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一职，1920年成为民主集中派领袖，1921年3月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5年至1937年间曾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至1924年任苏联驻瑞典特使，曾参加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脱离了左翼反对派，1925年7月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年2月任中央统计局局长，1929年12月至1930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5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
[16]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尤烈涅夫（Константин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Юренёв，1888年？月？日——1938年8月1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3年成为“区联派”领导人。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并率区联派并入布尔什维克。1921年起先后任苏俄驻布哈拉、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全权代表。1925—1927年任苏联驻波斯大使。1927—1933年任苏联驻奥地利大使。1933—1937年任苏联驻日本大使。1937年6—10月任苏联驻德国大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7]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АндрейСергеевичБубнов，1884年3月22日——1938年8月1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2—1913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军事反对派”。1918年7—11月任全乌克兰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年1—9月任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副内政人民委员。1921年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1921—1922年是民主集中派。1923年一度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2—1924年任俄共（布）鼓动和宣传部部长。1924—1929年任红军政治局局长。1924—1934年是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9—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8]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ГеоргийЛеонидовичПятаков，1890年8月6日——1937年1月30日），又译“皮亚塔科夫”。中学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不久即逃脱，前往瑞士。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乌克兰，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1923年至1927年间是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期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做了忏悔后被重新吸收入党，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31年至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
[19]埃米扬·米哈伊洛维奇·雅罗斯拉夫斯基（Емелья́нМиха́йловичЯросла́вский，1878年2月19日——1943年12月4日），出身于一个犹太移民家庭。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起担任《火星报》记者。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19年任莫斯科军区政委。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俄共（布）彼尔姆省委书记。1921—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3—1934年任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43年任武装无神论者联盟中央理事会主席。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1935年任苦役政治犯及流放移民协会会长。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9—1943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兼苏联科学院院士。1943年逝世。
[20]费利克斯·雅科夫列维奇·柯恩（ФеликсЯковлевичКонь，1864年5月18日——1941年7月30日），早年加入波兰社会党，和民意党有联系。1884年被捕并被判处10年苦役。1891年获释。1892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897年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1904年返回华沙。1905年革命期间在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工作。1906年当选为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同年将波兰社会党改组为波兰社会党（左派），将毕苏斯基开除出党，并担任党主席。1906年再次被捕，后越狱逃往加利西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二月革命后回到俄国。1918年加入俄共（布），并担任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19年任苏俄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1920年任波兰临时工人革命政府委员。1922—192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1928年任《红星报》编辑。此后从事二线工作。1941年逝世。
[21]亚历山大·费多洛维奇·米亚斯尼科夫（АлександрФёдоровичМясников，1886年1月28日——1925年3月22日），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18年任俄共（布）西北地区委员会主席。1918—1919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局主席。1919年任白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1年任亚美尼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军事人民委员。1922年任亚美尼亚工会理事会主席兼俄共（布）外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3—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年因飞机失事而遇难。
[22]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Васильевич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23]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奥里明斯基（МихаилСтепановичОльминский，1863年10月3日——1933年5月8日），1879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84年加入民意党。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此后曾在《明星报》《真理报》担任编辑。二月革命后曾担任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报》、彼得格勒《真理报》编辑。同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莫斯科委员会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代表和主席、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曾任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立宪会议议员。1918—1920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1920年发起成立俄共（布）中央党史委员会。1922—1931年任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主席。1924—1928年任俄共（布）中央党史委员会主席。1933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24]《列宁全集》第30卷第484页。——编者注
[25]同上，第486页。——编者注
[26]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27]伊万·叶戈罗维奇·沃尔诺夫（ИванЕгоровичВольнов，1885年1月3日——1931年1月9日），俄国作家。1903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5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奥廖尔，在奥廖尔参加革命运动。1908年赴顿巴斯组建武装小分队，不久再次被捕。1909年被流放到叶尼塞。1910年流亡意大利，开始从事写作。二月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参加科穆奇人民军，反对布尔什维克，后被白军政府逮捕，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斡旋下获释。1919年起多次被苏维埃政权逮捕，不久逐渐与白军运动决裂，专心从事写作。
[28]近卫兵部队是俄国最早的装备火器的常备军。彼得一世时近卫兵发生过数次叛乱，彼得一世把他们解散，建立了俄国正规军。——译者注
[29]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苏里科夫（ВасилийИвановичСуриков，1848年1月12日——1916年3月6日），俄国画家。
[30]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Ильинична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31]《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7页。——编者注
[32]同上，第388页。——编者注
[33]同上。——编者注
[34]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Васильевич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
[35]《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3页。——编者注
[36]《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8页。——编者注
[37]同上，第100—101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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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约·斯·温什利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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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
约·斯·温什利希特
我第一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在1907年的伦敦代表大会上。我参加的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是赞同布尔什维克观点的，这使我能够不仅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而耳还在党团会议上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讲话。
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十分疯狂地攻击列宁，散布种种诽谤的言论，借马尔托夫[2]之口拼命反对把列宁选入大会主席团。列宁给予他们猛烈的回击，他从容不迫地、一针见面地、无情地揭露他们取消派的、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坚定地捍卫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猛烈批评孟什维克中央及其策略纲领。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做的关于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报告。
他经常用自己的发言鼓励代表大会，使与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变得积极主动起来，把一些动摇的代表吸引到赞成布尔什维克决议的一边。
1912至1913年间，由于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派（“分裂派”）的党内事务，我经常要到克拉科夫去[3]。在这几年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住在那里。他清楚地知道分裂的过程和原委，并且完全支持我们。
每一次到他那里去，我总是去向他求助，听取他的建议和指示。每一次这样的谈话，都给予我们进一步开展工作的宝贵材料，指出我们的错误，使我们越来越接近布尔什维主义。
在这期间，我有可能了解列宁的生活方式。
家具是最简陋的。生活方式是最朴素的。整个房间里摆满了书，桌子上堆着杂志、材料和手稿。列宁总是在埋头工作。但这并不妨碍他仔细倾听来访同志们的谈话，提出问题，帮他们出主意，给予具体指示，或者由于他们动摇不定而责备他们。
他的工作能力、工作有条不紊、对同志的热情，使我深为感动。
1917年4月，我看到过他同群众建立密切接触的才能。在他从国外回来的那天在彼得格勒火车站、以及在五一节提出“绝对不要支持、不要信任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时，我听到过他的演讲，他讲得热情洋溢，扣人心弦，生动有力，有条不紊。我听到过他在党的四月（彼得格勒和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伟大的领袖当时正在组织党和无产阶级群众进行武装起义——十月战斗——的准备工作。由于我在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工作，所以我能直接体验到他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力。他在工作中热情奋发，用他可靠的、老练的双手驾驶着革命的航船走向十月的胜利。
历史性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1917年10月25日二十二点四十五分召开的。大多数代表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
全部政权都拿握在苏维埃手中。孟什维克唐恩[4]代表第一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代表大会开幕。他在简短的开幕词中责备我们布尔什维克变节、背叛，并宣称他同他的那些“在冬宫冒着枪林弹雨，忘我地履行中央执行委员会赋予他们的部长责任的”同志们完全团结一-致。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除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外，都退出了代表大会会场，以示抗议……
这是一出不折不扣的滑稽戏，完全是一种可笑的表演。
第二天晚上九点钟，列宁走上了代表大会的讲台，受到经久不息的鼓掌欢迎。好象是电流传遍了整个代衣大会。在布尔什维克队伍里是完全的团结一致。我们并不孤立，跟随我们的有千百万工农群众。我们有久经考验的统帅。列宁作了关于和平和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报告。全体代表以空前的热情一致通过了和平法令和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法令。代表大会选举了工农政府——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
发生了一件巨大的事情，一件伟大的事情，从古至今从未见过的事情。所有出席大会的人都感觉到，自己进入了新的生活，成了另外的人，大家都顿然意识到自己对地球上六分之一的无产者和农民，对世界无产阶级负有责任，那就是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革命斗争的胜利完成，为全世界受压迫和受奴役的人们的命运而进行斗争。
所有的目光都盯着列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大家都深信不疑，在他的坚强领导之下，我们一定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他一定能领导我们走向彻底胜利。
1918年，我作为中央俘虏和难民事务委员会[5]主席，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由于遣返战俘，经常要同德国人发生磨擦。要在铁路运输瘫痪的情况下把数十万人运往德国，要给他们吃东西，要收容数十万从德国俘虏营返回的士兵。德国人起初企图装出战胜者的姿态。全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直接领导，我们不仅能顺利地进行遣送工作，而且巧妙而又体面地対普鲁士人傲慢无礼的态度给予坚决的回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在白天，而且经常在夜里打电话给我，就遣返战俘的问题给予明确的指示，检查执行情况，指出遵守发车时间和保证列车得到一切必需品的重大政治意义。
在国内战争的年代里，我在西方战线工作。我经常到莫斯科去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我们向华沙进军的进程。他非常熟悉战场上的情况，充分发现我们的错误，指出我们的弱点和失败的原因。
以列宁为首的我们的党，坚定而一贯地执行和平政策，它向波兰政府发出了建议缔结和约的照会。而波兰司令部却在1920年3月5日开始进攻莫齐尔，作为对我们的建议的答复。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这个西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拍来了电报：“看来，波兰人是要打了。我们尽一切时能加强防卫。同时应当特别加强用波兰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需要的话，可以支援你们人力、钱和纸张。”[6]
列宁清楚地预料到波兰地主和资本家的意图，知道他们的宿愿是要恢复波兰在1772年的版图，他们最近的计划是侵占乌克兰，因此预先就采取坚决的措施来加强我们的防御能力，同各条战线保持直接联系，给予明确的指示，密切注视着自己的战斗命令完成的情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候，总是预先仔细地收集必要的资料，向能够提供重要材料的同志们征求意见，在认真地研究了所有材料以后，才坚决果断地、百折不挠地把这个决定付诸实施。1920年7月中旬，我们对波兰白军的反击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只有列宁这样的天才人物，才能够孜孜不倦地开展这样宏伟而纷繁的工作，这样迅速地处理各种不断发展的事情，善于吸引不同年纪的同志们一起来解决重大的问题，使大家确切、迅速而又积极地完成他的指示。
从1921年起，我作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尤其经常地，几乎毎天都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联系，不是直接接触，便是通电话。捷尔任斯基[7]同志由于搞运输工作，接着又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因此，领导一切具体业务工作的任务，全部落在我的身上。
从1907年到1922年这一段时期中，我多次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面。使我经常感到激动、并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的，是他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力，旷古未有的工作能力，把最复杂的问题叙述得确切、清楚而又简洁的才能，坚强的信念，不屈不挠的意志，思想上的不妥协性，伟大思想家所特有的谦逊，对同志热情、随和、关心而又严格的态度。
※※※
现在我来谈谈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我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的情况，并根据保存下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的信件和便条，尽力描绘出我党和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苏维埃国家的首脑的形象。
在1921年12月俄共（布）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要求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确立“革命法制的严格原则”。[8]
这个决议的最后几句话是这样的：
“应当使同国家机关有合同关系的公民和团体深信自己的权利是会受到保护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司法机关应当提到应有的高度。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所属机关的职权和活动范用应当适当缩小，而该机构本身也应当改组。”[9]
在这个决议的基础下，中央于1921年12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必须从限制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职权和活动范围的角度来考虑其改组方案。
1922年1月18日，我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寄去一份由全俄肃反委员会部务委员会拟订的全俄肃反委员会新条例草案。这个草案的内容包括：（1）把我们的职能限制在同反革命活动作斗争的范围之内，（2）保留全俄肃反委员会惩办的职能，（3）保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旧称，（4）全俄肃反委员会仍旧隶属人民委员会。
我在同草案一起寄去的一张便条中十分坚决地为这个草案辩护。几天以后，1月26日，我又寄去一张便条，说明全俄肃反委员会部务委员会提出的草案，是以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谈话为根据的，并指出中央成立的专门委员会拟订的草案，同我们的草案有根本的分歧。在这封信中我同意作一些让步，但非常坚持保留我们的惩办职能。
列宁不同意我的论据，给我复信说，我的建议可以而且应当通过中央成立的专门委员会所拟订的草案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我的方法来实现，接下去还说：
“革命法庭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公开审判；要派‘你们的’人去加强各级革命法庭，要加强它们同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联系（各种形式的）；要加强革命法庭实行镇压的效率和威力，要使中央委员会多过问这些事情。匪帮活动等等稍有抬头，就应立即宣布戒严，将他们就地处决。只要您能及时呈报，人民委员会定会迅速给予批准，用电话报告也可以。
请再同斯大林谈一下。如果您认为必要，可以把这封信给他看看。”[10]
列宁在这封信的结尾指出，按照政治局专门委员会的决议行事，“能够而且应该达到提高镇压的效率和威力的目的”。
在中央委员会审查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草案的前夕，我请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席这次会议。
我接到了一张便条：
“1月31日
致温什利希特[11]同志
实在不能去参加政治局会议。我的病情恶化了。
我认为，我不去参加也可以。
现在要研究的只是一些纯技术性的措施，以便使我们的法院加强（并加快）对孟什维克的镇压。
不仅是法院，而且包括人民委员会或全俄中央执委会都应如此。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列宁”[12]
在对全俄肃反委员会进行改组时，他一方面要求在肃反工作人员的队伍中要有严格的纪律，另一方面总是高度评价他们的忘我工作，对埋怨全俄肃反委员会残酷无情的那些党员的庸俗心理给予无情的打击。
早在1918年11月7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的一次大会上，对来自敌人方面和来自朋友方面的对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攻击作了以下的回击：
“不仅敌人而且我们的朋友也常常攻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这是毫不奇怪的。我们负起了艰巨的任务。既然我们担负了管理国家的工作，我们自然就难免犯许多错误，肃反委员会的错误自然就最引人注目。庸俗的知识界抓住这些错误，而不愿深入研究问题的本质。在指责肃反委员会错误的叫声中，令我奇怪的，是他们不善于从大处着眼提出问题。我们有些人抓住肃反委员会的个别错谋，大哭大闹。
……我考察了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把它的工作同人们的攻击对照了一下，我说：这些攻击是一文不值的庸俗论调。……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在于肃反委员会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无法估计的。要解放群众，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其他办法。肃反委员会就是做这个工作，它对无产阶级的功绩也就在这里。”[13]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强调指出全俄肃反委员会对革命的一切功绩，说明没有这个机关，芳动者的政权就不对能存在，同时还指出，形势的改变要求缩小它的活动范围，最后说：“我们的政权愈稳固，民事流转愈发展，就愈加迫切需要提出实施更多的革命法制的坚决口号，就愈加需要缩小那些回答阴谋者任何打击的机关的活动范围。这就是政府在过去一年内经过试验、观察和考虑而得出的结论。”[14]
全俄肃反委员会所担负的战斗任务，也要求对它的执行者进行专门的挑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注意肃反干部的问题。每一个肃反工作人员都必须具备无限的忠诚、诚实、勇敢、坚忍不拔、久经考验、高度自觉等美德。
他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就合作社问题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好党员同时又是一个好肃反工作人员”，[15]这句话可以说明，他对肃反工作人员的称号评价是多么的高。
……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列宁对寄给他的上告信是多么的关注，他对改变全俄肃反委员会这个或那个决定的一切指示，都是在仔细研究事情本质的基础上作出的。
1921年5月2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寄来了下述便条：
“我个人从1917年就了解雅拉瓦[16]同志，我可以证明，他毫无疑问是诚实的，请下令把没收他的钱立即退给他。请把您的命令抄送一份给我，写上负责执行的人的名字。
其次：我要求把有关搜查雅拉瓦同志的全部文件都要上来，并寄给我。附件请退还。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列宁”[17]
这张便条是由于下述情况而写的。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在雅拉瓦同志家里进行了搜查。在他那里搜到了一些外币，并且没收了。
雅拉瓦同志就是1917年列宁处于地下时冒着极大的危险、毫不犹豫地同意把列宁打扮成司炉工用机车送到芬兰去的火车司机。
雅拉瓦同志对革命的忠诚和毫无自私目的，列宁是毫不怀疑的，然而他仍旧想对自己的看法进行一次检验，因而索阅有关搜查的材料。[18]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下命令释放某一个人以前，总是要求给他看审讯记录以及同案件有关的材料，如杲全俄肃反委员会不同意他的意见，坚持要拘留，他就会把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决定。
列宁从来不忘记他布置的任务，而且不仅严格地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还随着新的情况的发生而对任务作某些改变。我引用下面这封信作为例证：
“
机密
1922年3月18日
温什利希特同志：
我有一次写信告诉您，不要让罗伯特·爱德华多维奇·克拉桑的儿子出国，您还记得吗？据我现在查询的结果此事已无必要。也就是说，我这方面对他出国不再阻拦了。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19]
克拉辛[20]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申诉说，由于斯维尔工程案件，“逮捕了数十个工程师和担任各种其他职务的人”。按照克拉辛的意见，这个案件“显然并不严重”。他要求把两个工程师立刻释放，而且要赶紧审理整个斯维尔工程案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赶紧把意见告诉他。
全俄肃反委员会于1921年8月17日在汇报中写明了斯维尔工程案件的主要情节。在汇报的末尾，同克拉辛报告的情况相反，我们确定在负责人中间毫无疑问有反革命分子，工程是按照显然不妥当的计划进行的，因此，毫无疑问，存在着工程技术上的反革命。还开列了在这个案件中被判刑的人的名单。
8月1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汇报中作了以下的批示：
“温什利希特司志：
请叫人给我写一份材料，说明每个人还需要在牢里坐多长时间，请送还此件并附上补充说明。
此案是否要提交法院？也许不用，那么是什么原因？（准确的判决词呢？）
8月19日
列宁”[21]
批示中没有一句话说逮捕的证据不足，说我们的论断不正确。相反，对全俄肃反委员会部务委员会作出的判决没有表示任何反对。
1921年的歉收成了全俄罗斯的灾难。党中央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救济饥民，为了消除歉收造成的后果，成立了专门的全俄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隶属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加里宁[22]担任主席，同时还通过了（十月革命以前时期的）所谓社会贤达提出的关于成立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23]的决议。
经过观察，全俄肃反委员会确定，以普罗柯波维奇[24]、库斯柯娃[25]、基什金[26]（普罗库基集团）为首的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的一批委员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使命，他们力图利用伏尔加河流域人民遭到的灾难来组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和阴谋，把实现自己的图谋同新的武装干涉联系起来。
我们把掌握的材料经常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汇报。
8月26日，捷尔任斯基和我在列宁那里，向他报告情况，并且建议，利用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机会，在委员会的委员和他们周围的人们中间进行搜查和逮捕。
列宁不同意立刻作出决定：这样的逮捕将会有巨大的政治影响，而且将会引起强烈而疯狂地反对我们的运动。在发布的命令中应当有确凿的事实证据。应当仔细地研究所有的材料。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要求，材料在当天晚上就送给了他。
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会议定于8月27日十五时召开。
当天举行了被无政府主义者杀害的肃反工作人员的丧礼。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全体部务委员都参加了丧礼。
十二时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电话到全俄肃反委员会，要我听电话。他听到捷尔任斯基和我都去参加丧礼了，便命令立刻派汽车去接我们。
我们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对我们说，研究材料的结果，使他相信我们的建议是有充分根据的，并且同意进行搜杳。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了。
我们必须立刻以战斗的方式准备对所有出席会议的人进行搜有，行动必须出其不意，要人不知鬼不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交给我们一份关于解散普罗库基集团的政府命令。
尽管全俄肃反委员会能够支配的时间非常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命令终于完成了，使他非常满意。
逮捕和捜查完全证实，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利用赋予他们的权利忙于同苏维埃政权进行政治斗争，他们同活跃的社会革命党人有联系，在国外有自己的代表，同国外的白匪组织和资本家集团有联系。
以胡佛[27]为首的美国组织美国救济总署[28]提出建议，表示愿意为救济灾民的工作效劳。
苏联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制定防范措施，以免它利用饥馑来达到敌视我们的政治目的。
列宁密切注视着美国救济总署人员的工作，要求我们定期汇报情况，经常给予严格的指示，提醍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和要有分寸，不能无根据地随便逮捕人。
农业人民委员部对由于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案件而逮捕种猪专家舍普金[29]一事提出申诉。舍普金参加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的反革命活动是不容置疑的，但鉴于可以利用他的一技之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
“依我看，应当立刻假释。
把您的结论告诉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迅速而明确地执行他的命令十分关心。这里我引述几封书信。
“
急
密
8月19日
温什利希特同志：
请您责成有关人员向我提供：
（1）纳兹万诺夫[30]（彼得格勒）和舍列赫斯[31]（莫斯科）案件的准确材料，包括说明有哪些罪证的材料以及
（2）某次或各次审讯记录抄件。
关于此事我已写过信。应该警告有关人员，今后不得再有延误。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32]
还有几个例子对以说明，列宁怎样仔细地倾听对全俄肃反委员会不正确行动的申诉。
“外交人民委员部
全俄肃反委员会
有人向我报告说，化学发明家格里戈里·谢苗诺维奇·彼得罗夫[33]出国一事受到阻挠。
彼得罗夫有沃伊柯夫[34]1921年3月29日签发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No．1554（A）012号证书。
有发明创造评委会1921年2月9日关于发给彼得罗夫一千五百万卢布奖金等等的决议（是米哈伊洛夫斯基签署的）。
请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作出立即准许出国的决定。如果此事仍受阻碍，请立即向我报告。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35]
地质学院教授尼·雅科夫列夫[36]在8月15日写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37]的信中，对逮捕他在地质委员会的三个同事，腐泥煤（沼泽中形成的植物燃料）研究委员会委员，捉出申诉，认为逮捕他们是没有根据的，请求赶快释放他们。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这封信，就在信上写道：
“地质学院教授。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就认识他，知道他是一个正直的倾向革命的人。他的儿子是共产党员。
温什利希特同志：
请您下令检查一下。似乎应该释放这些科学家。
腐泥煤对我们的经济是很重要的东西。
8月23日
列宁”[38]
対一些急不容缓的重大事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通过劳动国防委员会发出文件以后，还以个人的名义下达指示，要求严格调查。
下面有一个例子。
“致温什利希特同志
劳动国防委员会获悉，莫斯科海关堆放着从国外为卡施拉工程进口的设备。
此事已由斯莫尔亚尼诺夫[39]同志转全俄肃反委员会经济部作为今年10月19日第14717号案件进行调查。
请下令作严格的调查。
调查结果请报告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40]
考虑到粮食、燃料和日用必需品的严重情况，列宁亲自关注着这些物品的迅速运送。
至今还保存着如下的一份话传电报：
“全俄肃反委员会温什利希特同志
交通人民委员部弗明[41]同志
粮食人民委员部布留哈诺夫[42]同志
实行最严格的监督，保证以最快速度把布匹从莫斯科运往哈尔科夫，供乌克兰做商品交换用。
沿铁路线下达指示。问题极为重要。请报告执行情况。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43]
文稿是用打字机打的。“请报告执行情况”这句话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笔写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觉察到反革命势力蠢蠢欲动的最微小的迹象，就向全俄肃反委员会发出危险警报，要求立刻查核材料，报告行动计划。他常常给予具体指示。下面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温什利希特同志：有人报告说彼得格勒的情况很糟。说社会革命党人在加紧活动，而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对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竟一无所知！说他们都是新人，秘密工作搞得很出色，有自己的情报机构。
说可不要睡大觉，再出现第二个喀琅施塔特。
请您多加注意，今天就给我写几行字来。
要不要从这里派些经验丰富的肃反工作人员去彼得格勒？
据说，社会革命党人正把具有社会革命党观点的农民派到彼得格勒去？
您的情报和您的计划？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44]
※※※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少关心自己，却经常关怀老党员和负责干部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条件。
捷尔任斯基在南方进行治疗。他非常疲惫，感到身体不适，但急于回莫斯科来工作。列宁在政治局通过一个决定，不准他在身体完全复原以前回来。他不指派别人，而是亲自把完成这个决定的任务担当了起来，他写信给我说：“……请向别连基发一份密电：‘用密码加急电报把捷尔任斯基治疗和休养的过程，以及医生对完全复原还需要多少时间的确切结论告诉我。’”电报立刻拍去了，但别连基却迟迟不回答。列宁要求赶快答复，而对别连基的拖延给予处分[45]。只有象列宁那样，身上堆满了党和苏维埃的工作，才会记住要让同志们恢复健康和保持充沛的精力，不仅是记住，而且还关心自己所下的指示的执行情况。
还有一件很典型的事例。
1921年11月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欠佳，决定立刻到莫斯科近郊去休息。只是要快，而且要找一个非常清静的地方。这样的地方马上就找到了。别连基和我陪着他去。天气非常冷。刚下过一场大雪。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心情沉重地坐在自动雪橇里，陷入沉思之中。我们保持肃静。半路上，自动雪橇陷进雪里。列宁和我们所有的人都下来帮助司机。我脚上穿着轻便靴，雪一直陷到膝盖。
虽然冻得够呛，我装作并不感到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朝我看了看，怀着他所固有的关切心情问我，为什么出门不穿毡靴，劝我马上到自动雪橇里去坐着，免得着凉。
我们到了目的地。可以看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需要完全安静，他不想说话。我和别连基决定马上返回莫斯科。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定要我们喝了茶，暖和暖和身子，然后才让我们走。
上面引述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书信和便条说明什么呢？
这些便条的内容既包括具有全国意义的重大问题，也有比较细小的问题。这一切都是具体领导的典范。
这些信件指导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新经济政策，贯彻革命法制的原则，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经常不断地检查党和政府的决定的执行情况，学会具体领导，细心处理对政权机关不正确行动提出的申诉。
在出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的时候，我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怎样凭借自己的威信使出席会议的政府成员遵守秩序，大家都肃静无声地、全神贯注地听他发言。他掌握会议的技巧也是令人吃惊的。在讨论的时候，如果扯得离开了主要问题，他能很快地把话题拉回来，他能轻而易举地把最复杂的问题分析清楚，综合讨论意见，作出适当的结论，把提议和决定归纳成文，叫人记录下来。
在讨论过程中，他倾听一切细小的情节，倾听发言者提出的极小的意见，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就一些刻不容缓的问题写便条给与会的同志，提醒他们有些决定还没有完成。
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缔造者、创始人和鼓舞者。他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共产国际的奠基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在光荣的十月革命中赢得辉煌胜利的伟大的劳动者大军的统帅，最伟大的组织者，杰出的宣传鼓动家。他是党和苏维埃历届代表大会的主要报告人。他是最伟大的理论家和实际工作者。
尽管他非常忙，尽管他经常要到清晨四、五点钟才能睡觉，有时甚至通宵工作，他还是挤出时间接待许许多多同志，同他们就当前迫切的问题进行交谈。前来见他的有负责干部，工厂的工人，农民，代表团。他仔细地倾听他们所有的人的意见，有时提出问题，有时给了指示，纠正他们的错误和偏差。
他挤出时间在无数的群众大会上发言。
然而，管理国家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了。阶级敌人并没有睡觉。必须集中更大的精力，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必须行动迅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顾惜自己的精力和健康。
狂热的工作，不眠的夜晚，消耗了他的精力。甚至他强壮的身体也支持不住。
1918年社会革命党匪徒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谋害，对他的健康状况也有影响。
1921年末发现了严重疾病的最初症状。
但列宁仍旧继续工作，在3月份主持了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他越来越感觉到容易疲劳。必须马上得到安静和休息，必须改变环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终于没有能等到如此必需的休息。
1922年5月26日发生了第一次脑溢血。夏天稍有好转，10月，列宁重新开始工作。这段时期我在他身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大地变了样。他形容消瘦，面色憔悴。我记得他在分别时对我说的话：“我体力上感到很好，但已经没有原先的那种清新的思考力了。”
11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这次发言需要他集中极大的精力，看样子，他已经没有气力做完报告了，随时都可能倒下去。
1922年12月16日，发生了第二次脑溢血，引起右臂和右腿瘫痪。
疾病取得了胜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得躺在床上，但他并不屈服。他口授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政治性指示，指明了党今后的发展方向。然而病势逐渐加剧了，损伤了他强壮的身体。
1923年3月9日[46]，又是一次脑溢血，他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之后又出现了一丝好转的微光。出现了恢复健康的一线希望。
不仅是我们苏联，而且还有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都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关注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
1924年1月21日六时五十分列宁在哥尔克逝世。最伟大的思想家，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奴役人民的敬爱的领袖与世长辞了。
载于《苏共历史问题》1965年第4期第94—102页
（张草纫译顾柏林校）
[1]本文写于1934年。——编者注
[2]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Осипович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
[3]1912年初，由于党内问题的分歧，促使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两派：一派（即所谓“总执委会派”）支持党的总执行委员会，对取消派采取调和主义路线，而实际上则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反布尔什维克派别，另一部分人（所谓“分裂派”）依靠华沙和洛兹党组织，与布尔什维克保持接触，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编者注
[4]费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Ильич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
[5]中央俘虏和难民事务委员会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18年4月28日的法令成立的。——编者注
[6]《列宁文稿》第8卷第74页。——编者注
[7]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Эдмундович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8]指1921年12月19日至22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党在恢复经济方面的当前任务》。——编者注
[9]《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142—14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编者注
[10]《列宁文稿》第10卷第54—55页。——编者注
[11]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温什利希特（Иосиф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Уншлихт，1879年12月31日——1938年7月29日），1900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1907至1911年任波兰王国—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州委委员、罗兹区委委员、总理事会成员。多次被逮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布尔什维克六大代表，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1919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和立陶宛—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同年4月至12月任第十六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12月至1921年4月任西方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兼任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3年任契卡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供给部长。1925年至1930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27年起并兼任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3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至1935年任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局长，1935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院书记。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2]同上，第61页。——编者注
[13]《列宁全集》第28卷第151、152页。——编者注
[14]同上，第33卷第149页。——编者注
[15]《列宁全集》第30卷第442页。——编者注
[16]胡戈·埃里克维奇·雅拉瓦（ГугоЭриковичЯлава，1874年2月3日——1950年4月28日），1889年起进厂做工。1905年革命期间任芬兰铁路工人罢工委员会主席。1906年加入芬兰社会民主党。1917年七月事变后协助列宁流亡芬兰，同年退党。1918年参加了芬兰革命，并担任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秘书，革命失败后回到彼得格勒。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0年起在卡累利阿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卫国战争期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铁路工作。1947—1948年期间在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部长会议工作。1948年退休。
[17]《列宁文稿》第8卷第610—611页。——编者注
[18]当天，约·斯·温什利希特命令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主席谢苗诺夫立即把根据诬告材料进行搜查时所没收的钱和东西退还雅拉瓦，并派人把他的案卷送到莫斯科。这项命令的抄件转交给了列宁。列宁接到了有关雅拉瓦案件的来往信件后，于6月11日写了一张便条给尼·彼·哥尔布诺夫，要求把结果通知他：“（1）钱是否已经退还？（2）雅拉瓦服的是什么刑、是何时期满的？”（见《列宁文稿》第8卷第777页，注530）。——编者注
[19]《列宁文稿》第10卷第144页。——编者注
[20]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БорисовичКрасин，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21]《列宁文稿》第9卷第310页。列宁所要的材料，全俄肃反委员会在1921年8月23日寄给了他。——编者注
[22]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Иванович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23]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成立于1921年7月21日，它同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1年2月17日决议成立的、隶属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并存。参加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的反苏维埃分子（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等），企图利用这个机构达到反革命的目的。1921年8月21日，在全俄贩济饥民委员会大多数委员拒绝执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把主要力量分派到各地去救助饥民的建议以后，全俄賑济饥民委员会被解散了。——编者注
[24]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普罗柯波维奇（Серге́йНикола́евичПрокопо́вич，1871年？月？日——1955年4月4日），俄国经济学家。早年参加民粹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世纪90年代末转向经济派。1904年加入解放同盟。1905年发起成立立宪民主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08年起在大学任教。一战期间任莫斯科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委员。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贸易和工业部长、食品部长。十月革命后被捕，获释后发起成立救国和革命委员会并担任主席，不久再次被捕，但很快获释。1918年加入俄罗斯复兴同盟。1921年再次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境，相继流亡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1955年在日内瓦病逝。
[25]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库斯柯娃（ЕкатеринаДмитриевнаКускова，1869年11月23日——1958年12月22日），俄国自由主义活动家、作家和出版商。1891年起参加革命活动，加入了民粹派组织“民权党”。1894年转向马克思主义。1896年移居国外，加入了“国外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1899年出版《信条》，成为经济派领导人，在此期间公开支持伯恩施坦，被开除出联盟。此后转向自由主义。1903年发起成立俄罗斯解放联盟，支持司徒卢威领导的“左派”。1905年革命期间反对《10月17日宣言》。同年当选为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1912年发起成立共济会组织“俄罗斯人民东方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支持临时政府。反对十月革命。1922年被驱逐出境。此后流亡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二战期间支持苏联。1958年在日内瓦病逝。
[26]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基什金（НиколайМихайловичКишкин，1864年11月29日——1930年3月16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是立宪民主党左派领导人。1905—1908年、1913—1917年任莫斯科市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在莫斯科政府工作。1917年9月25日至10月26日任临时政府卫生部长。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期间，受命担任彼得格勒事务专员，企图镇压革命。冬宫解放后被捕并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1918年获释，参加了俄罗斯复兴同盟。1919年被捕。1921年发起成立全俄援助饥饿委员会，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23年起在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1930年死于莫斯科。
[27]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ClarkHoover，1874年8月10日——1964年10月20日），美国政治家。1895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1914—1917年任比利时救济委员会主席。1917—1918年任食品管理局局长。1921—1928年任商务部长。1929—1933年任总统。
[28]美国救济总署成立于1919年，其宗旨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害的居民给予援助。美国救济总署在苏联的活动是在1923年6月终止的。——编者注
[29]米特罗法·米特罗法诺维奇·舍普金（МитрофанМитрофановичЩепкин，1871年3月24日——1921年11月21日），俄国畜牧学家。早年曾任莫斯科杜马议员、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地方自治局金融委员会委员。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1907—1920年任莫斯科农业学院院长。1920—1921年任莫斯科高级动物技术学院组织委员会主席。1921年8月27日因参加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而被捕，10月10日在列宁和奥新斯基的干预下假释出狱，11月21日病逝。
[30]米哈伊尔·康德拉季耶维奇·纳兹万诺夫（МихаилКондратьевичНазванов，1872年？月？日——1934年8月12日），苏联制糖工业工艺工程师。1919—1921年先后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生产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担任顾问。1921年在彼得格勒因卷入反革命阴谋案件而被捕并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同年12月17日获释。1922年起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国营白海北部地区森林工业联合公司营业经理。1934年去世。1991年平反。
[31]雅科夫·萨维利耶维奇·舍列赫斯（ЯковСавирьевичШелехес，1874？—1921），原俄国珠宝钟表商店的老板。因盗窃国家珍品被捕。1921年被最高军事法庭判处枪决。
[32]《列宁文稿》第9卷第311页。温什利希特在1921年8月20日回信说，有关雅·萨·舍列赫斯（被控盗窃珍品）和姆·克·纳兹万诺夫（因彼得格勒反革命阴谋案件被查办）的材料已送列宁，审讯记录将于8月22日和24日寄出。——编者注
[33]格里戈里·谢苗诺维奇·彼得罗夫（ГригорийСеменовичПетров，1886年10月14日——1957年10月29日），苏联化学家。
[34]彼得·拉扎列维奇·沃伊柯夫（ПётрЛазаревичВойков，1888年8月1日——1927年6月7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战斗队。1907年流亡瑞士。一战期间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1917年回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1917年11月任叶卡捷琳堡苏维埃主席。内战期间曾参与处决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1921年参与签署《里加和平条约》。1922—1924年任苏俄驻加拿大全权代表。1924—1927年任苏联驻波兰大使。1927年6月7日在华沙被一名流亡波兰的立宪民主党人鲍里斯·索弗洛诺维奇·科弗达（Бори́сСофро́новичКоверда́，1907年8月21日——1987年2月18日）暗杀身亡。
[35]《列宁文槁》第8卷第557页。——编者注
[36]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НиколайНиколаевичЯковлев，1870年4月15日——1966年6月19日），苏联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1899—1930年任列宁格勒矿业学院教授。1916—1940年任全苏古生物学学会主席。1923—1926年任全俄地质委员会主席。1940—1966年任全苏古生物学学会名誉主席。1966年逝世。
[37]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38]《列宁文稿》第9卷第324页。
1921年8月25日温什利希特告诉列宁，一名地质学家已被释放，其余的人由于已断定确与他们同彼得格勒反革命组织有联系而不能释放。——编者注
[39]瓦季姆·亚历山德罗维奇·斯莫尔亚尼诺夫（Вадим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мольянинов，1890—1962），1905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在斯摩棱斯克领导布尔什维克组织。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秘书。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21年任斯摩棱斯克经济委员会主席。1921—1924年任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兼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1929—1932年任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建设负责人。
[40]《列宁文稿》第9卷第585页。——编者注
[41]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弗明（ВасилийВасильевичФомин，1884年4月2日——1938年9月1日），早年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奥伦堡委员会委员，同年被捕并被流放。一战期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明斯克委员会委员兼《红星报》编辑。十月革命期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加入契卡。内战后曾任最高运输委员会副主席、副铁路人民委员、内河航运公司中央局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1—1935年任副水运人民委员。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42]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布留哈诺夫（НиколайПавловичБрюханов，1878年12月16日——1938年9月1日），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1年任副粮食人民委员。1923—1924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4—1926年任副财政人民委员。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1—1932年任副供应人民委员。1937年退休。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43]同上，第8卷第646页。——编者注
[44]《列宁文稿》第10卷第451—452页。——编者注
这封信列宁大概是在接到列·波·克拉辛1921年7月4日的来电之后写的。克拉辛来电报告说，俄国的反革命分孑（保皇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1921年6月末在巴黎召开了代表大会，会上通过决定在7月末或8月初任喀琅施塔特和彼得格勒组织暴动，以推翻苏维埃政权。为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7月7日责成全俄肃反委员会采取必要措施，同时还决定派金属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去彼得格勒。——编者注
[45]1921年10月25日，温什利希特报告列宁，政治局的决定已经通知捷尔任斯基，别连基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医生的诊断意见也很快要来了。——编者注
[46]根据核实的资料，列宁的又一次发病是在1923年3月10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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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经济战线上的领袖（伊·伊·拉德琴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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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经济战线上的领袖
伊·伊·拉德琴柯
↘1917年
↘1918年
↘1919年
↘1920年
↘1921年
↘1922年
我从1900年起就在普斯科夫认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教我革命工作的组织艺术。在他出国以后，从1900年到1902年，我继续收到他给我的巧而指示。[1]我当时是《火星报》“技术工作”的组织者。他教我如何夹带材料通过芬兰边境，如何组织工人小组，如何在反对经济派—工人事业派分子的斗争中贯彻当时党的总路线。此外，他还教我如何使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职业革命家组织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好准备，那时我是《火星报》国外组织的代表和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的成员。可惜，我自己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因为1902年11月4日在普斯科夫举行组织委员会会议时，我和潘·尼·勒柏辛斯基[2]同时被捕。[3]
在彼得堡的拘留所和彼得—保罗要塞被关押了八个月以后，我被流放到雅库茨克州。我于1905年8月逃出流放地，来到日内瓦，以便从负责安排布尔什维克出版物运输工作的国外中心获得指示（在流放时我就自称为顽固的布尔什维克）……
在1905至1907年期间，我在彼得堡《新生活报》、《浪潮报》等布尔什维克报纸和杂志的各种大小会议上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还在库沃卡拉（他住在那里）就上述出版物的有关事务会见他。在这一时期内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07年年底，为的是安排他的出国事宜。从那以后直至1917年，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然通过瓦·瓦·沃罗夫斯基[4]和其他能见到他或与他保持通信联系的同志，我随时能了解到他的工作情况。
1917年
在那暴风雨般的多事的1917年，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1月间在斯莫尔尼宫的会见，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唯一一次会见。我受莫斯科市自治机关的委托，为组织莫斯科省的泥炭工业去中央寻求贷款。工业、运输、城市公用事业、医院、诊疗所以及居民的燃料供应异常紧张，迫使我们去搞这种当时不大为人知道、也很少为人使用的燃料。因为我在博哥罗茨克“送电”发电站（即今克拉桑[5]发电站）泥炭采掘场有五年的实际工作经验，这件事就委托给我来办。
我获准进入斯莫尔尼宫，在走廊里遇到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6]。她领我去见弗拉基来尔·伊里奇。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我见他坐在一张小桌子旁，旁边放着一张为来访者准备的木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亲切地接待我，详细地问我最近几年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当他得知我在搞泥炭开采工作并且熟悉这项工作时，他表示满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比起遥远的顿巴斯煤和巴库石油来，就近可取的泥炭有着巨大的意义。他兴致勃勃地说，将来会有一系列象我刚才提到的博哥罗茨克“送电”发电站那样用泥炭作燃料的大型发电站。当我提出，如果把我调到别的工作岗位上去是否对革命更有利的时候，他坚持要我留在这条极其重要的燃料战线上，因为我是这方面为数不多的苏维埃专家之一。
他个人认为，有必要为莫斯科提供为组织泥炭工业所需要的贷款，并答应把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审议。在问题获得解决之前，他让我去找施略普尼柯夫[7]和古科夫斯基[8]，前者是当时的贸易和工业人民委员，后者是财政人民委员。
在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话的过程中，我向他问起一吐同志的情况，顺便也提到列·波·克拉辛[9]，问他是否见到过克拉辛，为什么克拉辛没有参加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
“能见到他……我象对小姐那样向他献殷勤……他不愿意……不过他迟早会到我们这边来的……”
1918年
我至今还保存着1918年区杜马委员会办事处1918年2月19日发的一张证明：“兹证明市泥炭开采场场长工程师拉德琴柯和工程师文特尔[10]，确系奉莫斯科市公用局派遣去彼得格勒出差。”[11]
就在我和文特尔出差期间，政府为组织苏维埃泥炭工业采取了另一个步骤，而在政府迁到莫斯科以后，这一工作获得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在建立其他各个部门的总委员会的同时，也成立了燃料总委员会，下设煤炭总委员会、石油总委员会和泥炭总委员会。关于泥炭总委员会的条例是1918年4月20日发布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积极的参与下进行的。在建立泥炭总委员会时，我们曾经同农业人民委员部作过斗争，因为他们想把泥炭工业的管理权抓到自己手里。他们认为泥炭应为归于泥土一类，不属于矿藏。这种做法既象社会革命党人的争权夺利，也反映了旧的部的衙门习气因为革命前为数不多的泥炭采掘场是由农业部管理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解决了这一争论。在1918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建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燃料局泥炭总委员会的条例》中作了明文规定：
“第5节所有泥炭沼泽就其地面场地而言归农业人民委员部管理。
第6节如泥炭总委员会认为某一矿藏适宜于工业开采，泥炭总委员会可向农业人民委员部提议将该矿藏交给它使用……
第9节泥炭总委员会的委员应包括农业人民委员部一名有表决权的代表……”[12]
苏维埃时代在泥炭开采方面的初生儿是沙图拉泥炭采掘场。可是在1918年，那里只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因为，要开发这一巨大的资源，需要有一大批泥炭工人和相应数量的粮食，然而把这些粮食供应给生产已上了轨道的老采掘场却更为合算。直到秋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8月份受伤康复后，才给沙图拉采掘场拨发了粮食和贷款。我至今还记得他康复后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手上缠着绷带，憔悴的病容使我大吃一惊……
我记得，在审批开发沙图拉泥炭的预算会议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过一次有代表性的发言。这事发生在1918年4月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发言，反对泥炭总委员会为盖泥炭采掘工人住的工棚所编造的预算。他捉出把申请的款项削减一半左右。记得按我们计算，当时盖一座工棚需四千卢布。
我收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的一张便条：“你盖过工棚吗？你确实知道需要四千卢布吗？”
我就在这张便条纸上作了肯定的回答。
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众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然后又问了不同意我们预算的那位同志。那位同志惊讶地回答：“没有，没有盖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问题交付表决。他归纳道：“有两个提议。第一个是以前盖过工棚的同志提出的：每间工棚造价四千卢布。
第二个，是没有盖过工棚的同志提出的：每间造价两千卢布。”
第一个提议被绝大多数通过。
1918年整个年底，我们都在为取得燃料、为加强和整顿燃料开采工作而进行斗争。12月1日国防委员会讨论了燃料问题。4日决定动员居民参加采伐木材的工作。
12月12日我收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封内容如下的便函：
“致拉德琴柯同志
附件是一个著名诚实的商人的建议，这个商人熟悉木柴业情况，他断言以这种方式能够而且也应当揭露大量盗窃和舞弊行为。
请急速讨论（先同沃尔柯夫斯基讨论，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马上就在林业委员会里讨论）并立即将您的结论告诉我。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13]
可惜我不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到的那项建议的内容了。[14]
12月15日国防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来检查中央木材采伐局和林业总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和规划。我当即收到了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签署的委任状，被任命为调查和改进中央木材采伐局和林业总委员会工作的临时委员会主席。
22日，国防委员会又一次讨论了调查林业总委员会的临时委员会的工作。
国防委员会几乎每天都要讨论运输和采伐木柴问题、工人的供应问题、动员城市居民（义务劳动）问题以及与开小差作斗争等问题。
正是孜孜不倦、不辞辛劳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了这些问题，推动并促成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没有一个决议不是在他的积极参与下作出的。
“当伊里奇代你思考，亲自代你做工作的时候，你就不由自主地成了奥勃洛莫夫”，我有一次给年幼的儿子写信时这样说。
由于进行了顽强和紧张的工作，采伐木柴燃料的工作得到了整顿和加强。木柴供应保障了铁路运输粮食和士兵、民房、医院、诊疗所取暖以及工厂生产国防产品的需要。
1919年
1918年年底和整个1919年，泥炭总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为泥炭采掘场，其中也包括沙图拉泥炭采掘场提供粮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积极参与这项工作，尽一切可能给予帮助。1919年2月6日人民委员会作出了《关于用直达货车为泥炭采掘工业运送粮食的决定》。4月14日国防委员会讨论并决定发给泥炭工人劳动组合从工人居住地向工作地点运送粮食的证书。关于泥炭工人的粮食问题，国防委员会在4、5两个用内又讨论了四次。
现在还保存着当时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15]同志给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的公函，要求对泥炭总委员会的特派员在乌克兰单独征集粮食的活动给予大力协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公函上亲笔作了批示：
“我完全支持瞿鲁巴同志的要求。请尽力协助拉德琴柯[16]同志和其他特派员。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19年4月17日”
4月19日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发给我一份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瞿鲁巴、克拉辛和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签署的、措词十分有力的证明书。证明书要求乌克兰各地政府和组织大力协助我们采购和装运猪肉、咸肉、油脂等食品，并毫无阻拦地迅速运送这些食品到目的地。
我详细引述这些文件的内容，为的是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既可作燃料，又可作电力照明、电动机能源的泥炭是何等的重视。
有一次，在个别谈话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心地问起，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以便把泥炭工人留在采掘场工作。他建议免除他们服兵役和从事无偿劳动的义务，发给他们棉布、靴产、镰刀等日用品作为奖励。
当博哥罗茨克“送电”发电站（克拉桑电站）当时觉悟不高的泥炭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计件工资时，人民委员会开会研究了这一问题。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提议，于5月27日作出了决议：
人民委员会于今年5月27日议决：
“（1）明晨由捷尔任斯基[17]同志向沙图拉泥炭采掘场[18]派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代表一名任政委，拉德琴柯和卢托维诺夫[19]以专家身份随同前往。
（2）委派的政委担负的任务是：在必要时使泥炭工人军事化，并按全俄工会理事会规定的条件恢复生产。
如有必要政委有权在邻近各点指定助手。”
这项决议是在晚上十一时作出的。我和卢托维诺夫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建议，马上到捷尔任斯基那儿去。阿·弗·艾杜克[20]被指定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代表。翌日清晨，我们三人就动身去“送电”发电站，在那里解决了争端。
1919年11月11日下午一时，泥炭总委员会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去了关于刚结束的泥炭生产运动的总结报告。这是一份纯粹公事性质的报告。当天晚上十一时，我们就收到他的来信：
“致泥炭总委员会
1919年11月11日
关于寄来的1919年总结报告
（1）希望在《经济生活》上把总结刊登出来（并送我一份）。
（2）具体问题的表格很多，但没有总结性的表格：
——1918、1919年及更早的生产情况的比较（天数？运转的机器的百分比？等等）
——略图？或到火车站的距离？
——开动全部机器的条件？
——关于生产同消耗（食品和纺织品）的比较资料？
列宁”[21]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快就熟悉了这一项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工作。他深入地了解这项工作的详细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建议，做到了象俗话所说的那样，“抓住了牛鼻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快就对我们的报告作出反应，这一点正说明他对泥炭工业的重视。
1920年
在这一年里，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得最多的，是如何为泥炭采掘场供应粮食和设备，如何改进技术工作和组织工作等问题。虽然国内战争造成了许多困难，泥炭采掘场还是不断扩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沙图拉电站建设的各个阶段都非常关心。我不止一次邀请他到建设工地去，他每次都回答说：
“我很乐意到你们那儿去。沿沼泽地漫步该有多大的乐趣！”
但是，他始终没有成行，我也没有坚持，因为我清楚，当时我们的道路和交通工具很不完善而且经常不能通行（有一条铁路和轨道车把我们和沙图拉连接起来）。
1920年2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派我以泥炭总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去乌拉尔，调查和组织该州的泥炭工业。此外，我还作为第一劳动军、林业总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受命协调和指导乌拉尔省各林业委员会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这次出差十分重视，在2月5日发给我的两份委任状上都有他的亲笔批示：
“请给予我所熟悉的拉德琴柯同志一切必要的协助。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动身前，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过三分钟的会见。在这二分钟里我们具体谈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我直接感受到了他的伟大以及他给我增添的无限力量和决心。
1920年，我们开始应用泥炭水力开采法。这种方法的发明者是卓越的苏维埃工程师罗伯特·爱德华多维奇·克拉桑。他依据加里福尼亚用强水流冲洗旧河床里的金矿沙的原理，创造了这个方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热情地支持利用水力开采泥炭的设想，认为这是使泥炭工人十分繁重的劳动实行机械化方面首次取得的显著成就。由于他的有力的支持，这个当时不足月的产儿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成长起来，克服了不对避免的“幼稚病”，从而成为工业上卓有成效的方法。
在泥炭水力开采法的历史上，1920年有三件最重要的事：
（一）10月27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克里姆林宫出席观看克拉桑放映的介绍泥炭水力开采法的影片。我还记得，他们在相隔二十五年之后第一次见面时的有趣场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见面就对克拉桑说：
“您还记得吗，您当时是怎么怀疑的？可是革命终究发生了。”[22]
（二）10月28日向许多人分发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起草的信件。现将信件全文引述如下：
“（1）给李可夫[23]同志（如果病还没好，就给米柳亭[24]同志）
（2）并给泥炭总委员会，伊·伊·拉德琴柯同志
抄送：（3）罗·爱·克拉桑（通过拉德琴柯可找到），
（4）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克尔日札诺夫斯基，
（5）斯克良斯基[25]（第4项）和托洛茨基，
（6）列扎瓦[26]和罗蒙诺索夫[27]，
（7）电影局，
（8）索斯诺夫斯基[28]，
（9）沙图诺夫斯基[29]（总运输委员会）。
1920年10月27日给许多党员观众放映了电影，影片记录了使泥炭开采机械化的新型泥炭水吸机的（罗·爱·克拉桑工程师的）操作方法，跟旧方法做了比较。
为此，克拉桑工程师、泥炭总委员会代表伊·伊·拉德琴柯及莫罗佐夫[30]同志、沙图诺夫斯基同志（代表总运输委员会）和我交换了意见。
这次交换意见表明，泥炭总委员会的领导完全同意发明人对这项发明的重大意义的看法。泥炭开采的机械化可以使苏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全国电气化的整个事业以现在无法比拟的高速度，更扎实地、更广泛地向前发展。因此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系列措施以发展这项事业。
请立即讨论这个问题并立刻向我报告你们对昨天初步交换意见时提出的下列建议有什么意见（修改、补充、相反的建议等等）。
1．肯定泥炭水力开采法的应用对国家具有头等重大意义、因而是特别紧急的工作。此事在星期六，10月30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
2．要求各有关总委员会（及其他机关）派出自己的代表（最好是共产党员，或者至少也是确实认真负责的和精力特别充沛的人）经常参加‘水力开采泥炭委员会’（属于泥炭总委员会）；该委员会能否取得成绩主要取决于上述单位的协助。要特别责成他们尽快地完成该委员会的订货和请求，毫不拖拉。把这些代表的姓名、住址报给人民委员会。
3．对于和这项事业有关的几个最重要的工厂也要这样办。把这些工厂列出一个清单。
4．指示海运总部派一个十分熟悉该总部物资储备和技术设备的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
5．对于同这项事业迅速取得圆满成功直接有关的那些人员，要发给红军口粮；同时要提高他们的薪金，使他们能全力以赴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指示‘水力开采泥炭委员会’将这些人的名单（准确名单），注明薪金、奖金等等的标准，送交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
6．立即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讨论一下：应该马上向瑞典和德国工厂提出什么订货（也许要从那里雇用一个或几个大化学家），使我们能在1921年夏季前得到必需的东西，以便更迅速、更广泛地采用水力开采法。此事可利用罗蒙诺索夫同志几天后即将去瑞典和德国的机会。
7．指示电影局（教育人民委员部？）十分广泛地（特别是在彼得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莫斯科和泥炭开采地区）上映水力开采法的影片，并一定要念讲解泥炭开采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巨大意义的简单通俗的传单（请索斯诺夫斯基同志来编写）。
8．我指定‘水力开采泥炭委员会’于1920年10月30日在人民委员会就这一问题作第一次报告。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31]
（三）10月30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法令。
在这一年的整个年底，我们为落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关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建议而紧张工作。为了实现我们在泥炭技术方面的第一项重大发明，尽管当时战争带来的破坏尚未消除，我们仍不吝惜一切力量和极其有限的资金。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克拉桑的催促下，在莫斯科指定专门的机器制造厂，原米歇尔逊工厂（即今伊里奇工厂）制造五套泥炭水力采掘联动机。得到充足口粮供应的一千多名工人和两百余位专家，为实现这一发明而进行工作。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2月22日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对泥炭水力开采法的高度重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我应当指出，我们在燃料方面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采用了泥炭水力开采法。泥炭是我国蕴藏量非常丰富的一种燃料，但是过去由于开采的工作条件令人难以忍受而无法加以利用。所以这种新方法将帮助我们克服燃料荒，燃料荒是我们经济战线上的严重危险之一。如果我们依然用旧的经营方法，那末，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不能摆脱这种困境。我们的泥炭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曾经帮助两位俄国工程师把这项新发明进行到底，他们已经使这种新方法差不多就可以完成了。总之，我们已经处在大革命的前夕，这一革命在经济上将给我们很大的支持。不要忘记，我们有无限丰富的泥炭。但我们不能加以利用，因为我们不能派人去做这种苦工。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派人去做这种苦工。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做这种工作迫于饥饿，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就不能派人去做这种苦工，如讲自愿，任何人都不会去。资本主义制度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上层，它是不关心下层的。
应该在各地更多地采用机器，应该尽量广泛地采用机器技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顺利改进的泥炭水力开采法，已使我们能够大量开采泥炭，不必吸收受过训练的工人，因为用这种方法，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也可以工作。我们已经生产这种机器了，我个人建议代表同志们去看一看关于泥炭开采工作的影片，这部片子在莫斯科已经放映过，现在可以为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放映。它会使人们具体地了解这是克服燃料荒的胜利基础之一。我们制造了用新方法来操作的机器，但是这些机器造的不好。我们已派人到国外去安排同国外的商品交换，虽然我们的贸易关系是半公开的，但还是会帮助我们从国外得到这些由我国发明家设计而在外国制造的优良机器。这些机器的数目，泥炭总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成绩，将是衡量我们经济方面的一切成绩的尺度，因为不克服燃料荒，就不能取得经济战线上的胜利。在恢复运输业方面能否取得重大成就，也与此有关”。[32]
1921年
在整个这一年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关心泥炭水力开采法，解决围绕这件事产生的争论，帮助它克服“幼稚病”。起初，技术人员和有实践经验的泥炭职工认为，这种泥炭开采法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技术上不成熟，不完善，而且怀疑它是否有经济价值。他们觉得，不要急于采用水力开采法，至少不能象发明者所提议的那样大规模采用。在动工制造这些大型的、昂贵的机器之前，还须对水力开采法全套设备的结构进行认真的计算。而发明者克拉桑和基尔皮奇尼科夫却急不可耐地往前冲。英明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双方进行调解。一方面，他显示出革命的果敢性，而另一方面，在决定技术经济的问题上，又表现出必要的审慎和郑重。
1921年初，克拉桑奉派出国，考察泥炭技术方面的最新成就，吸收一切对我们有价值、可以采用的东西。他在3月23日从柏林写信给副外贸人民委员列扎瓦报告在国外考察的情况。这封信至今还保存着。在信的正文和边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蓝色铅笔划了线，写了批语。报告中特别引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注意的有如下几处：
1．克拉桑写道，他宣传的泥炭水力开采法引起了丹麦、芬兰、德国泥炭技术界的注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下面一些地方划了着重线：
“……成立了一家大的德国公司，该公司现已着手在我们的最新成就的基础上生产最完善的机器。我认为这对我们是很有利的，因为他们将在秋季以前就同德国最大的机器制造厂合作，制出所有的零件，并能为他们自己也为我们造出非常完善的机器”（着重线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加的）。
2．在描述德国机械压榨含水泥炭法的地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做了许多记号，划了许多着重线，克拉桑写道，经过改进的“马德卢克”法[33]可以使泥炭开采由季节性主产转变为长年生产。这—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上了许多问号。
3．在谈到生产供生火用的泥炭粉以代替使用不方便的泥炭砖的工厂那一段话下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划了着重线。
4．克拉桑建议，订购外国设备的工作全部由列·波·克拉辛负责（他当时是外贸人民委员），而他只负责纯属技术的部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里打上了“NB”符号[34]。
5．克拉桑计算出，一座机械脱水工厂需要我们总共付出二千一百万——二千二百万德国马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里也划了着重线。他还在页边上做了如下的计算：30×30/900（千）每月
由此可见，他对这件事在经济上是否合算表示怀疑。
这份报告于4月16日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手里[35]。当天我就收到他的一封信：
“1921年4月16日
拉德琴柯同志：刚才列扎瓦把克拉桑的报告（3月23日的）给了我。抄件（或原件？）已寄给泥炭总委员会，即寄给您了。
请予以特别重视，并立即回答我：您什么时候能提出最后的正式结论？
应当抓紧，以便赶在克拉桑离开德国前作出答复。
等待答复。
您的列宁”[36]
泥炭总委员会在4月16日晚上六时收到这封信。我们委员会的成员立即集中起来，讨论了三个小时，当晚九时就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的结论送去。
在此以前，泥炭总委员会曾于4月6日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协助，让我们能尽快地派一个由十人组成的泥炭专家科学考察团出国，以便全面考察国外这方面的情况。当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全俄肃反委员会送去了相应的公函[37]，但实际上，出国的不是十人，而仅仅只有三人。
稍后，克拉桑在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合作者工程师基尔皮奇尼科夫未同我们商量，径直打报告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申请派他出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这份报告交给我，让我提出意见。我回答他说，依我看基尔皮奇尼科夫无需出国，因为克拉桑已在国外办同一件事；我们应当节省我们的黄金储备，而不为基尔皮奇尼科夫和其他水力开采法专家的任性的要求浪费这些储备。
6月5日我收到他给我的复信：
“拉德琴柯同志：对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不要过于苛求。这项工作已被法律承认是极端重要的。
泥炭总委员会应当将这条法律付诸实施，不是出于畏惧，而是自觉自愿。
这是一项重大的发明。对发明者，即使他们有些调皮捣蛋，也应善于同他们共事。
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调皮捣蛋的情况。
基尔皮奇尼科夫是发明者。应当放开他，派他出去。反対的意见只对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如果您有反対的意见，请用密件告诉我。
如果没有，请务必派基尔皮奇尼科夫出去。
我非常清楚并高度评价您主持泥炭总委员会工作的功劳。您工作得很好。我恳切希望您：别犯错误，不要对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吹毛求疵。
敬礼！
列宁”[38]
在我更详细地书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之后，我于6月7日又收到了一封信：
“
（密）
泥炭总委员会拉德琴柯同志
6月7日
亲爱的伊万·伊万内奇：
……但不管您的愤怒心情怎样合理，您还是应当别犯错误，不要让这种情绪支配自己。
那些发明家不是我们的人，但我们必须利用他们。最好是让他们尝尝甜头，赚点钱，捞一把；但也为我们把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业推向前进。
让我们来更详细地研究一下给予这些人的任务吧。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计划：
（1）允许基尔皮奇尼科夫去出差，但以完成某些明确指定的任务为条件；把这些任务开列清楚。
（2）派两三个政治上可靠的人（工人、我们的工程师之类），作为‘政治委员’跟他同去，给他们以明确的指示。
上述两项，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协商后我们再定下来。
（3）在我们俄国建立一个特别中心，为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订购最好的机器，用这些特别的机器来装备这个特别中心，即特别企业，要求这个中心以独特的方式推进这项工作。
能找到办这件事的人吗？
（4）由泥炭总委员会拿出一笔钱（至三万金卢布）到加拿大和德国去出重赏征求水力开采泥炭脱水的最好方法和最好的机器样品。
您的列宁
附言：我感到奇怪，克拉桑竟没有到德国去悬赏，虽然我们跟他谈过此事。他是否在从中阻挠？可否直接通过泥炭总委员会来办？在这件事上是不该吝惜钱的。”[39]
从这封信里又一次可以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善于深刻了解每一件事的实质，仔细考虑所有的具体细节；他从使我们贫穷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历史预见出发认识到，为实现泥炭开采机械化而耗费从当时来说为数可观的资金是可取的。
我还保存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例会上听取辩论时写的一张狭小的便条：
“拉德琴柯同志：这个材料想必已收到？如尚未收到，请您读读这一份。看来到货有推迟的危险。又误事了，又耽搁了！请指示您的专家拟一封催促、提醒的信（也许，要指定一个人负责在德国催促？），由我送给斯塔尔科夫[40]和斯托莫尼亚科夫[41]。无论如何要争取完成并在1922年4月按时运到。
10月28日
列宁”[42]
这里谈到的是向国外订购“马德卢克”法泥炭人工脱水设备的问题。
还有一份1921年12月17日写的正式函件：
“外贸人民委员部拉德琴柯同志
抄送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基尔皮奇尼科夫同志
请您用一页，最多不超过两页的篇幅，最扼要地回答我几个问题，以便我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能够更确切地阐明有关部分，并援引一些最有说服力的数字。
请用不超过一页的篇幅，准确地说明一下，究竟为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从德国订购了些什么。这些东西到1922年开春时能否备齐，这将为1922年的整个泥炭开采运动开创怎样的前景。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43]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样为他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收集材料。在这篇报告中，他在谈到我国各方面所获得的初步成就时，用下面这一段话提到了泥炭问题：
“现在再简略地谈谈我们泥炭采掘工作的成绩。1920年我国的泥炭采掘量达九千二百万普特，1921年已达一亿二千九百万普特。这也许是我们唯一大大超过战前水平的部门。在泥炭方面，我们拥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没有的无限富源。但是，在这方面曾经有很大困难，而目，现在也还有一些困难，一般说来，这种工作是艰苦的，在俄国尤具艰苦得可怕。泥炭总委员会的拉德琴柯、缅施科夫[44]和莫罗佐夫三位同志发明的泥炭水力开采法减轻了这种工作。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1921年共用两台泥炭泵，这种用水力开采泥炭的机器，可以使工人摆脱苦役般的劳动，因为直到现在开采泥炭就象服苦役一样。现在我们又在德国订了这样的机器，年内就可以供给二十台。我们同先进的欧洲国家的合作已经开始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发展这种合作的可能，不合作是不行的。俄国沼泽多，泥炭蕴藏量比任何地方都丰富。过去只有少数工人而且也只有少数工人能够作开采泥炭的工作，现在已经有时能把这种苦役般的劳动变成比较正常的劳动了。目前我们同现代的先进国家德国有了实际的合作，因为那里的工厂已在制造减轻这种劳动的器械，造好后大概在1922年就可以使用了。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加以重视。只要我们加紧努力，实现劳动机械化，俄国就比其他任何国家有更多的可能摆脱经济危机，如果我们大家懂得并且宣传这个道理，那我们在这方面就能够作出很多很多的事情。”[45]
1921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关心泥炭水力开采法的同时，仍然帮助和支持老式的、在技术上十分不完善，但在经济上行之有效的用提升机开采泥炭的方法，因为当时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泥炭是用这种方法生产的。实际上，泥炭水力开采法还刚刚结束科学技术试验的阶段，而使用提升机开采法的工人却有六万人，所以，这种方法还没有失去它的实际意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仍旧坚持不懈地关心着这支劳动大军的粮食供应问题，而这在饥馑之年是异常困难的事情。我曾向粮食人民委员部审请暂借五千普特油脂供泥炭工人食用，他支持我的申请，写信给哈拉托夫[46]说：
“这件事应当办到。根据列扎瓦的汇报来看（今天，4月22日，已送给您了），这样的债务我们可以从国外购买的东西来偿还。
4月22日列宁”[47]
最后，还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卢那察尔斯基[48]的一封耐人寻味的信。这封信清楚地表明，列宁十分重视整个泥炭工业对苏维埃俄国的作用。
“致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
抄送泥炭总委员会
为了提高泥炭开采童，应当广泛进行宣传——利用传单、小册子、流动展览会、电影，印发教科书；在普通学校和高等技术学校增设关于泥炭开采的必修课；编写教科书；每年向国外派逍考察团。
具体地说，必须：（1）责成国家出版局在4月15日以前印十万本小册子《泥炭》，篇幅为一个半印张，原稿已由泥炭总委员会于今年2月8日递交鼓动部莫尔德文金同志；此外，还要再付印泥炭总委员会的三种小册子和传单，5月1日以前出版；一万五千册必须交由泥炭总委员会发行。
（2）责成电影局于5月份在泥炭总委员会指导下拍摄十二部关于泥炭开采的影片（供应俄罗斯、乌克兰、乌拉尔、白俄罗斯和西伯利亚）。
（3）责成职业教育管理总局与泥炭总委员会一起在6月1日以前定出普通学校和高等学校泥炭开采必修课的草案。
请把您指示的抄本和有关机关与个人的答复（并注明日期）寄给我。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49]
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未看到任何明显迹象，表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所属机构广泛宣传泥炭业的命令或愿望已得到执行。
还有一封他在1921年5月23日写的信。他在这封信中除了帮助沙图拉工地同地方当局和彼得格勒某一组织滥用职权的各种现象作斗争以外，还严厉指责我和文特尔不善于合理编写公文。这里，除了我们确实有这方面的过错外，毫无疑问地反映了他的过度疲劳。
下面是他的信：
“泥炭总委员会
伊·伊·拉德琴柯
列宁寄
拉德琴柯同志：
这就是您违背我的劝告的一例。
关于沙图拉工地的材料您是4月14日发出的，篇幅太大了。没有单独列出来的明确建议。
我当时很忙，没法看；结果压到了5月23日。
而您却默不作声！
这太不象话了！
本来应当附上两份材料：
（1）就说你们请求取消‘政治部[50]’因为它根本不中用（写五行字就够）。并写上有关文件已转交列宁。
（2）就说你们请求签发一份这样的电报（或话传电报）：为什么不发给人家那两（四）个锅炉，要讲明原因，不准拖拉。列宁。
然后把这两份材料都抄送福齐也娃，好让她提醒我。
这样做，就能把事情办妥，而我大概在4月15日或16日也就能签发了。
今后只能这样办。
附上两三份五行字的短材料，加上给福齐也娃的抄件，这并不难。具体结论应当由您自己提出，而不应该迫使我从几十页材料中去抽取五六行具体的结论。
将这封信念给文特尔听听，并给我寄来您和他的回执，说明这些指示你们两个人都明白了，并决定执行。
1921年5月23日列宁”[51]
虽然我挨了这样严厉的责备，但我记得，我当时一点也不觉得委屈，反而为他这种严格的、然而是同志式的、师长式的正确态度感到高兴。值得深思的是，我们（可惜，远不止我们）总是用一些琐碎的小事去麻烦他，使他那极其珍贵的大脑更加疲劳过度！
要是我们当时能够明白并且想到，这样会造成什么后果就好啦！但是，在紧张的工作、斗争、创造中，我们却对这些最初的危险信号视而不见……
在1921年间，我有时也为外贸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交谈。这是因为，由于克拉辛的坚持，我于7月16日被任命为外贸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我反对这一兼职，考虑到这项工作可能对我在泥炭总委员会的本职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关于我的任命的决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这样写的：
“任命拉德琴柯同志为外贸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同时保留他在燃料部门的各项职务和在燃料总委员会的所有工作。如杲他的兼职工作影响到他在燃料部门的工作，则应立即让他回到燃料工作方面去。”
那是签订第一批外贸合同的时期，实际上也是苏维埃对外贸易的初创时期。当时，确实很需要这方面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因为许多“共产主义商人”同志，不懂得外贸垄断的全部意义，竞相为自己代表的组织和机构单独在国外做买卖。顺便提一句，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何这一切对极端主张外贸垄断的克拉辛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了支持他，我必须进部务委员会。他终于说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在那里兼职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我在燃料部门工作，为了给各燃料机构订购机器设备，必须经常与国外保持联系。
在対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期间，我有不少机会亲眼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何认真仔细地关注每一件事，甚至是看来与他关系不大的那些事。我至今还保存看他在1921年10月至12月间亲手写给我的一些信和条子[52]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如何尽力用推荐工作人员——经过考验的同志的办法来帮助开展工作。
下面引述其中的两张便条：
“1921年10月19日
拉德琴柯同志：
向您介绍持信人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叶梅利扬诺夫[53]。请让他到国外出差半年，使他摆脱彼得格勒苦役般的劳累，得到一点休息并变换一下工作。
我个人对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非常了解，我相信，这样一个同志，一个十分正直、非常忠诚的共产党员，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工厂和党的工作经验的人，可以而且应当任用来负责清理一下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派驻国外的官员们肆行盗窃和怠工的肮脏马厩。请您今天就给我打电话。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54]
另一张是1921年11月10日写的便条。
“拉德琴柯同志：
这是党内的一位老同志。
对于同驻国外的那些不老实的家伙作斗争，这样的人无疑是有用的。
他没有搞过商业，但在有经商经验的人的指点下，是能够带来好处的。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无疑是能带来好处的。
请给他安排工作。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55]
我不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推荐的究竟是谁了。[56]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推荐这些老同志，一方面是为了推进工作，另一方面也出于他对这些同志的关怀……
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去查看列扎瓦的住房（有人告诉他，列扎瓦的住处是潮湿的板棚）并供给他燃料。
令人十分惊讶的是，他日理万机，怎么还能够挤出时间和精力来关心同志们的生活疾苦！
现在还保存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关苏维埃贸易的形式和方法问题的信件。
我前面已提到，反对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实行外贸垄断的同志，要求允许外国商人和贸易公司为进行各种贸易活动而自由进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根据马尔滕斯[57]同志的推荐，我们破例允许美国“哈默[58]和米歇尔”公司同我国进行贸易，以取得经验。下面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21年10月27日写的信，表明了他对这种事的态度。
“拉德琴柯同志：
马尔滕斯同志给我送来了您和美国公司（哈默和米歇尔）签订的合同。
我认为，作为贸易的开端，这个合同具有重大的意义。
您应对切实履行我们的各项义务给予特别的注意，这是绝对必要的。
我相信，如不了以极大的压力和监督，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您要采取种种预防措施，检查执行情况。
请告诉我，任命谁为这项工作的负责人，你们正在准备什么样的商品，是否要特别挤一挤国家珍品保管库中保管的那些精英的物品，等等。
每月要向我做两三次报告：什么东西运到了港口。”[59]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另一张便条中写道：
“拉德琴柯同志：
出口储备应该由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小额采购员、经理人和代办人筹集。
他们的工作应按一定的百分比分成。
此事是否这样办的，还是另有办法？
列宁”[60]
在这饥馑之年，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主要活动是在国外采购粮食（其中一部分是油脂和其他食物），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例会上，我收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关这个问题的条子：
“对于按一卢布四十戈比的价格购买粮食一事，有何看法？”
我在条子反面回答：
“应为购买，此事正在进行。
一卢布三十五戈比到一卢布四十戈比的价格，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是知道的，弗鲁姆金[61]同志已从我们这里得悉这一价格，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伦敦正在购买粮食。今天重要的是应该让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拨款二千万金卢布的决定。”
列宁又把条子递给了我，他在上面加了一句话：
“列入议程了？”[62]
我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只工作到年底。我觉得我不适合做这项工作，何况我又不得不为此而忽视泥炭方面的基本业务工作。此外，我感到为难的还在于，克拉辛和列扎瓦一直在国外，国内的工作担子就全部落在我这个新手身上。最后，对于俄罗斯联邦的外贸垄断问题我与克拉辛在理解上也不完全一致。据我看来，他把垄断片而理解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一个机构的垄断。我多次向他指出，只靠一个机构是办不好这件事的，应当在这个机构的领导和监督下发挥集体的、共同的主动性。
在此期间，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由欣楚克[63]出面，坚决要求取得进入外贸市场的自主权。他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克拉辛的副手接连不断地发来信件、公函。我们征求在国外的克拉辛和列扎瓦对这件事的意见。克拉辛十分激烈地表示反对。
就在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下面这封信：
“拉德琴柯同志：
请设法弄清列扎瓦到达的准确日期（并不是要惹得克拉辛歇斯底里大发作）。
我认为，如果克拉辛以歇斯底里作为回答，那只好拒绝他的要求。
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您是什么时候向伦敦发出决议（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以及该社参加对外贸易工作的决议）的？向柏林呢？那边是什么时候收到的？您是什么时候收到答复和意见的？
11月10日列宁”[64]
应当指出，列·波·克拉辛曾屡次从伦敦写信给我，并让我把他要求辞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职务的申请书转交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转交了他的申请书。为此列宁笑着对我说：
“工农政府里没有辞职，只有解职。就这样转告克拉辛。”
12月底我以上面讲到的那些情况为理由，请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解除我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此外，我补充说，鉴于泥炭总委员会已改组成中央泥炭工业管理局，其职能已有所减少，因此如果要我兼任两项职务，那最好还是让我兼任对我更为合适的业务工作——负责办好糖业托拉斯，那里早就要我去了。当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与此事有关的人员发了书面指示。12月29日我就离开了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接手管理糖业托拉斯。
1922年
整个1922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继续关心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工作。
1922年2月，在我长期离开莫斯科期间，克拉桑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去一份报告。他抱怨中央泥炭管理局没有拨给他必要的资金以最后完成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技术装备。他示意说，竞争规律在起作用，因此请求把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从中央泥炭工业管理局分出去，并给它提供四百万金卢布作为最终的拨款。这笔款子使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有可能从明年起“在纯商业的基础上”与旧的泥炭开采法竞争。
2月10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此给尼·彼·哥尔布诺夫[65]写了“关于帮助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便函：
“哥尔布诺夫同志：请给予最严重的注意。我看，申请的钱，即：400万卢布×0.2（？）＝8000亿，应如数满足。这是第一。
第二，不要从中央泥炭工业管理局分出去（既然拉德琴柯不在，就应该问问莫罗佐夫和缅施科夫）。何必分出去呢？应该在中央泥炭工业管理局内部给予自主权。对此作出明文规定，并由劳动国防委员会加以确认。
第三，关于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是重点单位以及其他等等，劳动国防委员会作过一系列决议嘛。显然都被‘遗忘’了。太不象话了！要把那些犯‘遗忘’罪的人查出来，送交法院。一定！（请把结果告诉我：都干了些什么。）
2月10日列宁”[66]
显然，哥尔布诺夫认为对此应该负责的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燃料总管理局的皮达可夫[67]、泥炭总委员会的莫罗佐夫以及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扎克斯[68]和他自己。2月27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红墨水亲笔写了封措辞激烈的长信，对他们四人提出了严厉的警告。他认为，他们的主要过失是，“遗忘”了人民委员会1920年10月30日决议，“这个决议要求所有人民委员部都在实际上承认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对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向该局提供‘一切便利’……”
有人可能说我们没有这么大的一笔款子，对此列宁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应当召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等人民委员们开会，制定一个方案，决定谁拨出多少，在预算之外追加多少，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规划压缩多少。
此外，他还责备扎克斯和哥尔布诺夫，来文的形式也是草率的：
“……既没有查对法律条文，没有简述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申请，也没有注明行文和我批注的日期。”
在信的结尾，他提醒所有失职的人：
“有觉悟的革命者除了履行自己的职责以外，还应当考虑考虑是哪些经济原因迫使人民委员会承认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对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69]
他处理好这件事之后，于3月2日写信给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致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同志们
由于我的帮助，你们现在获得了你们工作上必需的东西。尽管我们十分贫穷拮据，但我们除已经投入的资金外，还是给你们拨了巨款。
必须严格注意：
1．不要做徒劳无益的事；
2．不要超出投资允许的范围，把规模搞得过大；
3．要使你们进行的试验获得最可靠的结果，能对新法开采泥炭是否切实可行和经济上是否有利，作出最后的结论；
4．特别注意：使用拨给你们的经费要记账。
账目应能反映出开采出来的泥炭价值多少。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70]
这最后一封有关泥炭事业的信，应当看作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泥炭工作者，也是对全体经济工作者的遗训。
1922年4月27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后一次对泥炭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这一天，我给他送去了一封寥寥数笔的短信，请他促成出国考察和购置新式泥炭机器之议的实现。当天他就通过劳动国防委员会作出决议，并让福齐也娃当晚打电话到我的住处，把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告诉我。
决议的内容是：
（1）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储备基金中拨出七千金卢布用于向国外采购开采泥炭的机器；
（2）建议拉德琴柯同志根据规定的出差费用提出应该出国的工程师人数的申请书，并从上述储备基金中给予额外拨款。
※※※
从1922年3—4月开始我再也没有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没有任何个人接触。直至1924年1月22日在哥尔克的灵床上我才见到了他。但是，直到今天我的整个身心还感觉到他那巨大的精神力量。他通过每一次接见，每一封信——不论他是赞扬还是表示满意，或者相反，是生气还是批评某些过失和错误——把这种力量感染给每一个工作人员。
我们不是政治领袖，而是普通的经济工作者，可是这位巨人给予我们的影响竟然是如此的巨大，其秘密何在呢？为什么他能如此振奋人们的斗志，激发人们的工作热情，努力去克服当时存在的严重因难呢？是他从来不用困难来吓唬人，过多地提及这些因难吗？是他即使在严厉批评别人的时候，也从来不侮辱人，不把他一棍子打死，而是让他保持自信，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能够改正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吗？他待人委婉体贴，关心爱护，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能给人以同志式的帮助，这一切即使对于软弱无能、委靡不振，对自己缺乏信心的工作人员也是一种鼓舞。他以自己的饱满精神和坚定信心感染他们，以他的勇敢果断、敏捷的思想和行动、对执行情况的检查，而主要的，以他对正确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正确途径的预见，鞭策他们前进。
他那强有力的、多方面的个性影响了我们所有的人，使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勇敢地去同一切“客观原因”作斗争，使我们的斗争卓有成效而且取得了胜利。
载于《列宁在经济战线上。回忆录》1934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7—35页
（叶灵春译顾柏林校）
[1]见弗·伊·列宁给伊·伊·拉德琴柯的几封信（《列宁全集》第36卷、《列宁文稿》第5卷）。——编者注
[2]潘蒂利蒙·尼古拉耶维奇·勒柏申斯基（ПантелеймонНиколаевичЛепешинский，1868年3月12日——1944年9月30日），188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起在《真理报》工作。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同年流亡瑞士。1917年回国，参加了十月革命，革命胜利后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国际革命战士援助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历史博物馆馆长。1935—1936年任革命博物馆馆长。1944年逝世。
[3]参加会议的其他一些人（克拉斯努哈、克拉西柯夫、林格尼克、列文、斯托帕尼）有的幸免于难，有的晚些时候被捕。——作者注
[4]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Вацлавович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
[5]罗伯特·爱德华多维奇·克拉桑（РобертЭдуардовичКлассон，1868年2月12日——1926年2月11日），俄国动力工程专家。19世纪90年代参加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运动，并曾参与彼得堡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此后专心从事动力学研究。十月革命后支持苏维埃政权，并积极参与制定了电气化计划，曾任莫斯科第一发电站站长。1926年在最高经济委员会一次会议上逝世。
[6]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Ильинична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7]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施略普尼柯夫（АлександрГавриловичШляпников，1885年8月30日——1937年9月2日），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8年流亡西欧，1916年返回俄国，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当选为彼得格勒五金工会和全俄五金工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劳动人民委员、高加索—里海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后来与柯伦泰一起组织工人反对派。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7年遇害，1988年平反。
[8]伊西多尔·埃曼努洛维奇·古科夫斯基（ИсидорЭммануиловичГуковский，1871年5月25日——1921年？月？日），俄国革命家、石油工业家。早年曾任药剂师。1894—1898年任彼得堡地方自治局统计局副局长。1898年加入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革命工人党”。1899年因参加罢工被捕。1900年被流放到叶尼塞。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期间任《新星报》编委会书记。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908年脱离政治活动，转向经营石油企业。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司库。十月革命后任副财政人民委员。1918年3月21日至8月16日任财政人民委员。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任驻爱沙尼亚全权代表兼贸易代表。1921年因肺炎在塔林逝世。
[9]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БорисовичКрасин，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10]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文特尔（Алекса́ндрВаси́льевичВи́нтер，1878年10月10日——1958年3月9日），苏联动力工程学家。1900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901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巴库，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沙图拉煤炭发电站建设主管。此后参与建造了沃尔霍夫水电站和第聂伯河水电站。1932—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44—194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副所长。1958年逝世。
[11]引自伊·伊·拉德琴柯的文件。——编者注
[12]《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9年俄文版第2卷第148页。——编者注
[13]《列宁文稿》第7卷第268页。——编者注
[14]列宁在给伊·伊·拉德琴柯的信中附去的一份不知何人所拟定的、加速运走存放在私营商行、银行、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各局等单位的仓库里待运的粮食和木柴的计划。——编者注
[15]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瞿鲁巴（АлександрДмитриевичЦюрупа，1870年9月19日——1928年5月8日），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至1921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至1923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5年至1928年任外贸人民委员。
[16]伊万·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ИванИвановичРадченко，1874年10月10日——1942年5月1日），早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9年起成为职业革命家。1900年起在《火星报》工作。190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921—1922年、1923—1931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被判处25年徒刑。1942年逝世。1954年平反。
[17]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Эдмундович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18]决议有误，此处应作“送电”发电站泥炭采掘场。——编者注
[19]尤里·赫里桑佛维奇·卢托维诺夫（ЮрийХрисанфовичЛутовинов，1887年？月？日——1924年5月7日），俄国工人革命家，出生于卢甘斯克（Луганск），当过金属工人，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活跃于金属工会。1907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春担任卢甘斯克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俄国金属工会中央理事会委员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委员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等职务，内战结束后担任过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曾组织和领导了工人反对派。1924年5月7日自杀身亡。
[20]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艾杜克（Александр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Эйдук，1886年？月？日——1938年8月28日），1903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1906年流亡德国。1908年流亡奥地利。一战爆发后被奥匈帝国政府逮捕并被监禁于集中营。1918年获释后加入了红军和契卡。1919—1920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外国代理处处长。1923年因酗酒和赌博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1934年进入古拉格工作。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21]《列宁文稿》第7卷第596—597页。——编者注
[22]列宁于1895年住彼得堡见过罗·爱·克拉桑。——编者注
[23]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Иванович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24]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米柳亭（ВладимирПавловичМилютин，1884年11月5日——1937年10月30日），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萨拉托夫苏维埃主席。1917年7月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他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7年11月8日—11月19日任农业人民委员。1917年11月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关“左翼联合政府”的立场，辞去农业人民委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但11月29日即承认错误，撤回申请。1917年11月—1918年3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济部长。1918—1921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8年是苏联工农检查院成员。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共产主义学院副主席。1928—1934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7月26日被捕，10月30日遇害。1956年平反。
[25]埃夫莱姆·马尔科维奇·斯克良斯基（ЭфраимМарковичСклянский，1892年8月12日——1925年8月27日），出身于一个犹太中产家庭，1913年7月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6年应征入伍。二月革命后曾当选为第38师士兵苏维埃主席和第19军士兵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至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0月22日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内战期间为红军的组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托洛茨基誉为“俄国革命的卡诺（Carnot）”。1924年3月被解除一切军事职务，改做贸易工作。1925年担任美洲贸易公司（Amtorg）经理，在出访美国时因轮船事故不幸遇难。
[26]安德烈·马特维耶维奇·列扎瓦（АндрейМатвеевичЛежава，1870年2月19日——1937年10月8日），1894年加入民粹派组织“民权党”，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特。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0年任苏俄中央消费协会主席。1920—1922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32—1934年任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1933—1937年任苏联亚热带文化总局局长。30年代曾支持柳亭集团。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27]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罗蒙诺索夫（Юрий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Ломоносов，1876年4月24日——1952年11月19日），俄国铁路工程师。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1906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战斗技术小组成员。1905年革命失败后脱离革命运动。1907—1909年任凯瑟琳铁路牵引局局长。1909—1910年任塔什干铁路牵引局局长。1912年任铁道部长助理。1917年任铁道部副部长。二月革命期间阻止尼古拉二世的专列返回彼得格勒，随后被临时政府派往美国采购蒸汽机车。十月革命后回国，1919年起在铁路人民委员会工作。1923年起被派驻到德国工作。1927年叛逃到英国，后移居加拿大。1952年死于蒙特利尔。
[28]列夫·谢苗诺维奇·索斯诺夫斯基（ЛевСеменовичСосновский，1886年？月？日——1937年7月3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9年回国，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多次被捕。二月革命后任乌拉尔地区委员会主席。同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9—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俄共（布）哈尔科夫委员会主席。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宣传委员会主席。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是左翼反对派成员，先后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和《八十三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捕，被判处3年徒刑。1934年投降。1935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捕。1937年遇害。1958年平反。
[29]雅科夫·莫伊谢耶维奇·沙图诺夫斯基（ЯковМоисеевичШатуновский，1876年10月21日——1932年9月18日），苏联数学家。1911年获斯特拉斯堡大学数学系博士学位。1918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20年起任劳动国防委员会运输总委员会委员。1921年起任科学方法研究所所长。1921—1926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业科科长。此后在红色教授学院任教。
[30]德米特里·格奥尔基耶维奇·莫罗佐夫（ДмитрийГеоргиевичМорозов，1888年10月18日——1963年6月10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15年入伍，在罗马尼亚阵线作战。十月革命期间当选为第6集团军士兵代表委员会主席。1919—1922年期间在伊万诺沃和萨马拉契卡工作。1923—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29年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联共（布）雅罗斯拉夫尔执行委员会书记。1932—1937年期间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1937年退休。
[31]《列宁文稿》第8卷第291—293页。——编者注
[32]《列宁选集》第4卷第393—394页。——编者注
[33]“马德卢克”是一家机械压榨脱水公司。——编者注
[34]即“注意”。——译者注
[35]见《列宁文集》俄文第20卷第239—240页。——编者注
[36]《列宁文稿》第8卷第539页。——编者注
[37]见同上，第514—515页。——编者注
[38]《列宁文稿》第9卷第17—18页。——编者注
[39]《列宁文稿》第9卷第26—27页。——编者注
[40]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斯塔尔科夫（ВасилийВасильевичСтарков，1869年11月25日——1925年4月26日），1890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1895年加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同年12月被捕。1897年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此后在发电厂工作。1905年革命失败后脱离革命运动，但同布尔什维克保持联系。十月革命后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1921—1925年任驻德国副商务代表。1925年在柏林逝世。
[41]鲍里斯·斯皮里多诺维奇·斯托莫尼亚科夫（БорисСпиридоновичСтомоняков，1882年6月15日——1940年10月16日），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革命期间在比利时负责运送武器。1910年脱离革命运动。1915年加入保加利亚军队。1917年返回俄国，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0—1925年任苏联驻柏林贸易代表。1926—1934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34—1938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8年被捕。1940年遇害。1988年平反。
[42]《列宁文稿》第9卷第576页。——编者注
[43]同上，第10卷第324页。——编者注
[44]叶夫根尼·斯捷潘诺维奇·缅施科夫（ЕвгенийСтепановичМеньшиков，1883—1926），苏联工艺工程师、泥炭业专家。1921年起创建和领导了泥炭实验站。1922年起任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教授。
[45]《列宁全集》第33卷第142—143页。——编肴注
[46]阿尔特米·巴格拉托夫维奇·哈拉托夫（АртемийБагратовичХалатов，1894年4月15日——1938年10月27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7—1929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47]《列宁文稿》第8卷第556—557页。——编者注
[48]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Васильевич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49]《列宁全集》第35卷第482页。——编者注
[50]“政治部”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县级机关，此处指沙图拉工地肃反委员会。——编者注
[51]《列宁文稿》第8卷第612—613页。——编者注
[52]可惜，这仅仅是一小部分，而我们每一个人又毁掉了多少珍贵的、用细小工整的字体写在小纸片上的列宁的便条！——作者注
[53]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叶梅利扬诺夫（Емельянов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71年12月20日——1958年8月13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七月事变后参与掩护了处于通缉中的列宁和季诺维也夫。1917年11月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9年任谢斯特罗列茨克苏维埃主席。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此后从事经济工作。1932年因支持季诺维也夫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斯大林死后获释。1956年平反并退休。
[54]《列宁文稿》第9卷第528页。——编者注
[55]同上，第644—645页。——编者注
[56]便条中提到的是拉·萨·里夫林。弗·伊·列宁推荐他到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设在国外的机构工作。——编者注
[57]路德维希·卡洛维奇·马尔滕斯（ЛюдвигКарловичМартенс，1874年12月20日——1948年10月19日），1895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苦役。1899年流亡德国，参加了社会民主党。1916年移居美国工作。二月革命后资助托洛茨基和其他流亡者回国。1919—1921年任苏俄驻美国全权代表。1921年被驱逐出境，随即前往俄国，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24—1926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副主席。1926年以后曾任列宁格勒柴油机制造研究所所长、莫斯科机电工程学院院长。1941年退休。
[58]阿曼德·哈默（ArmandHammer，1898年5月21日——1990年12月10日），美国资本家、收藏家。
[59]《列宁文稿》第9卷第568—569页。——编者注
[60]《列宁文稿》第9卷第581贝。——编者注
[61]莫伊塞·伊里奇·弗鲁姆金（МоисейИльичФрумкин，1878年？月？日——1938年7月28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9年任莫斯科中央工会局主席。1918—1922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1929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8—1930年期间是右翼反对派。1932—1935年重新担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62]《列宁文集》俄文第23卷第160页。——编者注
[63]列夫·米哈伊洛维奇·欣楚克（ЛевМихайловичХинчук，1868年11月16日——1939年3月7日），189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17年3—9月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17年8月当选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1919年任粮食人民委员会委员。1921—1926年任苏联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主席。1926—1927年任苏联驻英国贸易代表。1927—1930年任副贸易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1934—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内部贸易人民委员。1938年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
[64]《列宁文稿》第9卷第645页。——编者注
[65]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哥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Петрович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局长。1917—1920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1918—1919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军政治部部长。1923—1929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1928—1932年任苏联化工科学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卡尔波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苏联塔吉克—帕米尔探险队队长。1935—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秘书长。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66]《列宁文稿》第10卷第73—74页。——编者注
[67]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ГеоргийЛеонидовичПятаков，1890年8月6日——1937年1月30日），又译“皮亚塔科夫”。中学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不久即逃脱，前往瑞士。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乌克兰，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1923年至1927年间是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期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做了忏悔后被重新吸收入党，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31年至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
[68]格里戈里·达维多维奇·扎克斯（ГригорийДавыдовичЗакс，1882年？月？日—1937年12月29日），1904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曾任彼得格勒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区苏维埃主席、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契卡副主席，同年7月因反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而另立民粹派共产党。同年加入俄共（布）。1919—1920年任西部阵线政委。1924—1925年任驻爱沙尼亚武官。1935年被开除出党。1937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2005年完全平反。
[69]同上，第109、110—111页。——编者注
[70]《列宁文稿》第10卷第126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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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和革命家（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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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和革命家
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
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识有三十年之久。所以，不难理解，我有机会就各种问题和他见面。如果我说，最后五年我们交谈的内容侧重于技术问题，大概是不会错的。换句话说，他首先把我看作一位技术专家，而且是一位他有兴趣就他关心的问题与之交谈的技术专家。至于他写给我的具体涉及到某一发明或某一发明家命运的许多便条和信函，那就更不用说了。现在[1]有大量材料表明，有很大一批人的个人命运，曾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真正同志式的关怀。在他们中间不少人无论在个人交往或党的工作方面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作为某个行之有效的技术设想的创导者而受到注意，特别是，如果这一设想顺利实现以后能够起到革命性的推动作用的话。
每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利用有限的休息时间和我无拘无束地亲切交谈的时候，我知道，要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摆脱对繁重事务的操心最好办法莫过于同他谈论科学上的新闻，特别是最新的技术成就。当然，最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兴趣的，是那些在我们俄国能直接应用的最新成就。从本质上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集深刻的思想家和最积极的革命家于一身。革命家的品质不断促使他把事业进行到底，摧毁横阻在实现正确思想的道路上所遇到的任何障碍。斗争恰恰是他的最大的乐趣，在斗争中他可以自由翱翔。他能够轻而易举地从看来抽象的议论中抓住某个环节，使之成为雷厉风行的实际行动。根据我们的客观条件，我们过去和现在都需要有这种雷厉风行的实际行动。
十月革命使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工作者成为真正的开拓者。革命刚刚把辽阔的国家从千年的沉睡中唤醒。对于我国的口然资源我们只知道一些皮毛。我们看到，列宁对此一清二楚，而且由于他具有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权威，可以果断地把正确的理论转变为必要的实践，而这正是减少苏维埃俄国诞生时的阵痛的最好的办法。今天，当我十分仔细地翻阅我和列宁的来往书信，追思往事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在工作中高瞻远瞩，具有天才的预见，他对真理十分敏感，并能妥善处理全局中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而有些看来是他弄错的地方，却正好是我们——他的同事们的过失。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善于迅速领会十分复杂的技术问题。为此，我常跟他开玩笑说，由于命运的安排他在大学里攻读的是法律，而不是技术，使我们大家损失非浅。但是，他不仅能够迅速抓住技术问题的本质，更主要的，首先是他具有积极的个性，时刻准备斗争并摧毁不只会使胆怯的人望而生畏的那些障碍，——正是由于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对国家技术改造满怀希望的技术人员来说，他的合作是多么的珍贵！如果说，一个真正的技术专家首先是不倦的战士，那么，毫无疑间，在列宁身上同样蕴藏着技术创造的巨大可能性。
我想，艰难的饥馑之年——多灾多难的1921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受的最后一次考验。这次考验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
1922年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恶化，痛苦的失眠当时已损害了他的身体。必须认真考虑让他长期休假，进行严格的气候治疗。正确的计划也拟订好了。但令人十分痛心的是，我们来不及把它付诸实行。疾病发展迅猛，赶在我们的前面。尽管如此，1922年4月6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动身去休养的前夕还给我来信说：
“昨天马尔滕斯[2]告诉我，库尔斯克省有空前丰富的铁矿一事已‘得到证实’（您说是‘近乎得到证实’）。
果真如此，是否今春就需要——（1）在那里敷设必要的轻便铁路？
（2）在最近的一个（或数个？）泥炭沼泽做好开采前的准备工作，以便在那里建立发电站。
这些意见如果您不认为是多余的，就请函告马尔滕斯（也给我一个简短的答复）。
马尔滕斯打算三个星期后到那里去……
此事必须加倍努力去办。我很担心，不经再三检查，事情就会停滞下来”[3]……
我面前还有一份有代表性的文件。著名的泥炭水力开采法的发明者罗·爱·克拉桑[4]（在九十年代就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识）给外贸人民委员部写了一封七页纸的长信，并将信的副本抄送泥炭总委员会。他在这封信里，对妨碍实现他的计划的一系列阻力表示不满。他叙述了他出国访问的情况以及他在德国看到的泥炭开采新技术。他特别提到了“马德卢克”[5]的压榨装置。这种设备能用机械脱水的方法获得含水量为百分之六十的泥炭。这封信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转给了我。可以看到，他在七页信纸上划满了一条线或两条线的着重号，页边上写了许多批语并打上了不少惊叹号和问号。大概克拉桑本人也料想不到，他信中的每一个字列宁都会仔细推敲。从批语上可以看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克拉桑的意见相反，认为德国公司向我们提出的要价是非常高的。但是，他不顾我的劝阻，坚持要在莫斯科附近试验这种压榨泥炭的方法。我记得，他曾详细问我，为什么百分之六十的含水量可以算是一大进步；为什么克拉桑断定，泥炭的进一步脱水就比较容易做到了。值得指出的是，这封信是克拉桑在1921年3月25日从柏林寄出的。那是不幸的一年，我们正处在春播工作完全无法进行的紧张时刻。据目击者说，在那些日子里由于春季罕见的酷热，列宁带着焦虑的心情越来越频繁地抬头仰望不祥的无云的晴空……
大家都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俄罗斯国家电气化的倡导者和鼓舞者”。这不是溢美之词。全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努力，关于俄国电气化的报告才被列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议程。他有一次在同我谈话时明确地指出，要办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报告应当成为党的新的纲领。这些话引起了轰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宣称，在今后的代表大会上，工程师和农艺师——苏维埃俄国建设事业的参加者——登台作报告，将成为平常的现象，对此代表大会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实行电气化的思想，在我们技术界早已酝酿成熟。实际供电的增长和历届全俄电气技师代表大会上的大量报告，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莫斯科郊区利用博哥罗茨克县[6]的巨大泥炭田建造大型区发电站的设计工作早在1912年就完成了。我本人于1915年在泥炭开采工作者和莫斯科郊区煤矿开采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也作过专门的报告，阐述了建设用泥炭作燃料的区发电站的意义。同年，工程师埃·布赫格伊姆撰写的很能说明问题的小册子《论俄国的经济解放》出版问世。书中指出，这种解放要通过“全国电气化”来实现。我们还可以在书中读到这样一段话：“俄国电气化迟早将成为提高全民生活福利和全国生产率的刻不容缓的迫切需要……”
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通过实现电气化来推动我国经济各方面发展的思想，早在战前[7]就已深入人心。
但是，毫无疑问，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电气化视作社会主义统一经济计划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则完全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并且其规模和质量也是十月革命前的电气化完全不能比拟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主张实行电气化，但与此同时，他对我国落后的经济和极端缺乏资金也有足够的估计。他看到这一切，而且对此有很现实的认识。只要翻阅一下他写的一系列著作，看一看他对各种最原始的俄国统计材料有多么深入的了解，问题就一清二楚了。然而，他也知道，社会主义革命的犁刚开始耕耘我国的原野，只要这一工作在进行，那么技术的作用无论如何也不会估计过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既有革命的胆略，又比任何人更能脚踏实地地站稳在现实的土壤上，甚至可以说，他扎根在它的深处。因为在他的同时代人中间，没有谁能够象他那样，具有洞察千百万群众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感情的才能。他和群众情同手足，血肉相连。这也表现在列宁的语言特色上：朴质无华，富于鲜明的人民性，善于用简练的词语表达深刻的科学思想。
我们作为技术专家都十分清楚，大胆创造和满怀信心对于我们的工作意义至关重大。我想，这两者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上是兼而有之。这促使他喜爱技术工作，对技术人员怀有好感。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邀请在克里姆林宫度过的一个晚上。那天放映了一部介绍泥炭开采方法的影片。影片对老的泥炭开采法和水力开采法作了比较。那天晚上我们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促膝谈心，他详细询问我们在解决泥炭问题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他心情愉快，神情活跃，对我们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这一切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总而言之，泥炭问题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解电气化的问题起过一定的作用。在1919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我向他详细分析了泥炭对实现我国燃料平衡的潜在意义以及开采泥炭对电力供应的作用。我回家后只过了几个小时就收到了他给我的便条，他写道：
“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8]！
您关于泥炭的汇报使我很感兴趣。
可否就这个问题给《经济生活报》写一篇文章（以后再印成小册子或在杂志上发表）？[9]
必须把问题拿到报刊上来讨论。”[10]
便条上面还有列宁草拟的文章提纲。
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愿望，我写了一篇小品文刊登在《真理报》上。
1920年1月下半月我给弗·伊·列宁送去了一篇论述工业电气化任务的文章，并在1月23日收到了他的回信：
“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
文章已收到，读过了。
好极了。
需要许多这样的文章。那时我们就印成小册子[11]。我们缺乏的正是有魄力或‘有远见’的专家。
应该（1）暂时把注释取消或缩减。对报纸来说，注释太多了（明天我和编辑谈一谈）。
（2）不能补充一个计划吗？不是技术的计划（这当然要很多人来做，并且不能很快做好），而是政治的或国家的计划，即无产阶级的任务。
大概：在十年（五年？）内修建二十——三十个（三十——五十个？）电站，使全国布满以四百俄里（或二百俄里，如果不能搞更大的）为半径的发电中心，其中有的用泥炭，有的用水力，有的用页岩，有的用煤，有的用石油（把整个俄国大概地、粗略地划分一下）。现在就开始定购必要的机器和样品。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就能使俄国‘电气化’。
我想，这样的‘计划’——再说一遍，不是技术的而是国家的计划——计划草案，您是能够提出来的。
计划应该现在就提出来，要通俗易懂，一目了然，以便用清晰明确的（有充分科学根据的）远景来吸引群众：干吧，在十——二十年内我们就会使整个俄国，不论工业和农业，都实现电气化。我们将制造出多少（几千或几百万马力或千瓦？？天晓得）机器奴隶等等。
如果再附上一幅有发电中心和供电范围的俄国略图不是更好吗？或者现在还做不到？
再说一遍，必须用十——二十年的伟大纲领来吸引工人和觉悟的农民群众。
我们在电话里谈吧。
您的列宁
1月23日
附言：克拉辛[12]说，铁路电气化，我们是不能办到的。真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再过五——十年也许可以吧？在乌拉尔也许可以吧？
能否写一篇专门论述电站网的‘国家计划’的文章？文中应该附有电站分布图或电站的大致规划（数目），以及能够集中全国动力的发展远景。
接信后，请来电话，我们再谈。”[13]
收到这封信后，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编写了《俄国电气化的基本任务》这本小册子。而邦契—布鲁耶维奇[14]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催促下只得匆忙把它付印出版。不用说，这样匆忙编写出来的小册子只能临时起到鼓动性传单的作用。因此，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我附上他写的序言时，我不愿意把他的名字同这样粗糙的小册子联系在一起，所以坚决表示反对。
从1920年2月底起，由我组织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开始工作。当然，这个委员会之所以有可能存在，完全应该归功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员会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亲自结识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而且通过我准确地了解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他非常担心我们的工作会局限于某些狭隘的问题或只由少数几个人来做，因此坚持要我们在开展工作时用适当的方式宣传电气化的思想。
请同志们回忆一下1920年初我国的情况。当时战争还在进行，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对解决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带来了重重困难。这副重担首先落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肩上。只要事关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他随时准备以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眉负起任何重担。
这一年冬天的晚上他多次邀请我到他那里，讨论我们工作进程中的各种问题，而且十分注意地听取我关于西方同类工作的情况介绍。请回想一下著名英国作家威尔斯[15]关于他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论俄国电气化问题的一段回忆。这位作家确信，电气化对英国这样的国家是适宜的，至于对荒漠连绵的俄国，那只是一种幻想而已。不过，他也承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坚定信念动摇了他的看法。他甚至认为，只要列宁来抓这件事，在俄国实行电气化是可能的。
事情确实如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除了对科学和技术的力量有足够的估计以外，还对俄国劳动群众被革命旋风激发出来的巨大力量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有多少次当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这样的谈话离开他的时候，我心里增添了新的力量，更加坚信我们的斗争必定胜利。1920年年底，我执笔起草全俄国家电气化委员会预定向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序言，当我写到生活的真正的建设者们的强劲的双手时，在我脑际掠过的不仅是千百万工人农民的行列，而且也出现了对他们的创造力充满坚定信心的，大胆果敢、雷厉风行的领袖的形象。
有一次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到美国白炽灯泡的产量。就美国一亿人口而言，电灯照明已经全面普及。记得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出了共同的结论，认为经过了来年极端艰苦的初创时期以后，在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下，我国科学技术成果的普及应用，其速度将远远超过美国。我们的事业取得成就的关键可以归结为一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象我们一样，在贯彻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任何思想的过程中，与最广大的群众保持直接的、无条件的、真诚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卡·马克思阐明的普遍规律——任何历史事件的效果与它所吸引的人民群众的数量适成正比——在经济建设中同样起着作用。毫无疑问，有时我们的法令的意图超越了实际建设的情况。但是，我们不正是有意走在前面，把法令不仅看作枯燥的法律条文，而且是生动的宣传语言吗？
这次谈话之后过了几个星期，我收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封典型的信件：
“格·马·！我有这样一个想法。
必须宣传电的知识。如何宣传呢？不仅是口头的，而且要用实例。
这是什么意思呢？最重要的是把电的知识普及起来。为此必须现在就制定一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毎一幢房屋再用电照明的计划。
这要很久才能做到，因为无论是二千万——（——四千万？）个灯泡，无论是电线或其他器材，我们在长时间内都会感到缺乏。
但是，目前仍然需要一个计划，尽管要许多年才能实现。这是第一。
第二，应当立刻制定一个简略的计划，然后，第三（这是最主要的），应当善于激起群众的竞赛和主动性，使他们立即行动起来。”[16]
这几行字对其雷厉风行的作者来说是多么典型！这几行字也说明为什么在我国广大农村都把电灯称为“伊里奇的灯”！
为了在九个月内完成电气化的报告，我们的委员会不得不拼命加紧工作。有时整章整章未经任何校阅，直接从打字机上取下送交印刷厂。而我们面对的第一位读者却是个十分认真敏锐的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把校样送一份给他。回想起来，我在那些日子里一直惶惶不安，焦急地等待着日夜盼望的电话通知。我最担心的是农业问题这一章，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这方面最大的行家，而专门从“电力”角度来阐述农业问题却又非常困难。但是，直至今日，当我回忆起他对我们同心协力的集体创作所抱的态度时，我还依然感到高兴。
这本书有不少疏漏和缺点。但是，我们对这本书的命运并不担心，因为它的第一位读者和批评者是这样的一个人，甚至连他的敌人也不怀疑他目光敏锐，明察秋毫。这本书也说明，是同一个天才的头脑，同一双有力的手，掌握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盘和新兴技术的巨大的火车头，而这两者的紧密结合必将创造出光明、欢乐、团结友爱的新生活。
※※※
我们热爱才华横溢的人，而当这个人是热爱人类的天才中罕见的典型代表人物时，则尤其如此。
弗·伊·乌里扬诺夫—列宁正是这样的一种人，他淳厚质朴，对周围的最广大的群众平易亲切，对劳动者和受压迫者充满自我牺牲的热爱。
如果你问我们这些有幸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直接接触的任何一个老人，在他身上有没有可以变得更为美好的地方，我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你：任何所谓“更为美好的”东西都是真正美好的敌人……
只要和他稍一接触，就会感觉到他具有特别能鼓舞人心的力业，具有热情机警、博学多才、百战不殆的战士所特有的精力。他那天生的巨大智慧闪耀着伊里奇独具的全面敏锐的天赋和杰出的“全部洞察力”。
大家知道，匈牙利音乐大师李斯特[17]曾经劝告俄国作曲家亚·波·鲍罗廷[18]说，首先要记住，成大器者不怕保持自己的个性。
只要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见面，这种真正的、毫不掩饰的个性立即会呈现在你眼前，而进一步的交往更会加深这种卬象。
不论是去出席党中央或人民委员会的重要会议，还是去某个大工厂在车间群众大会上向广大工人发表演说（对他来说这是特别激动人心的演说），不论是准备到大剧院去做报告，还是在克里姆林宫这些令人敬仰的房间里等待来访者，我们看到的总是同一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精神异常饱满，随时准备与一切妨碍人们过真正的人的生活的现象作斗争。他是那样的平凡，但他的话却又令人信服，无可辩驳。
而他所讲的正是期待着他的人们所特别需要的东西，而且他的话总是同占主导地位的生活的真理相吻合。他直言不讳，即使在他的听众中有人可能会由于面对真理而感到不自在。
众所周知，雅各宾党人罗伯斯比尔十分注意自己的衣着，试图在群众中造成印象，似乎这是罗伯斯比尔所特有的衣着。
路易·勃朗[19]第一次来见卡尔·马克思时，在前室对镜修饰，刚好让马克思看到，从而遭到马克思的鄙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绝对不会做这种事。他的衣着十分简单朴素，没有任何矫饰的痕迹。
同这样的大会见，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大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革命活动是我们祖国的最大的幸福。今夭，全人类正处在—个伟大而又危急的时代，列宁已成为越来越广泛的千百万人们心目中的光辉天才，成为人类进步不可阻挡的潮流中最具希望的因素。
对人们的最好的忠告，莫过于请他们经常阅读列宁的著作，研究他的作品和他的一心为人们留下的不可估量的财富。
阿·马·高尔基非常确切地指出：
“他有一种磁力吸引着劳动人民的心灵和同情”。他接着写道：“他的笑是富有魅力的，这是一位善于洞察人间的愚蠢丑恶和阴谋诡计，又能在‘心地单纯的人们’的孩子似的天真中找到欢乐的人的‘诚挚的’笑。
老渔夫乔凡尼·斯巴达洛谈到他时说：
‘只有正直的人才能这样笑。’”[20]
记得有一次，我和当时一位经常同我闹矛盾的人民委员冲进列宁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就在人民委员会会议厅隔壁，这一天列宁让别人担任会议主席——相互指责，各不相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尽力想听清楚我们的话。可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他涨红了脸，眼中闪出愉快的光芒，爽朗地放声大笑，以至于流出了眼泪。他冲着我们说：
“哈，你们看，他们象放连珠炮似的，还以为我能听懂什么呢！”
这时，两个互不相让的对手，也只能跟他一起嘲笑自己了。
确实，他是一位象磁铁一般的人。
如果我们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设法把博学多才、精力充沛的人聚集在自己周围，那是不够的。他实心实意地准备为这些人“服务”，为他们的成就感到高兴，有时原谅他们的许多“弱点”，尽管这些“弱点”照理是逃不过他那双敏锐的眼睛的。
如果有谁当着他的而议论某位同志的“不良品质”，那他会毫不客气地打断这种庸俗的做法：
“你最好还是告诉我，他政治上的行动路线怎么样？”
同时，他又是多么体贴入微地关心同志，向他们提供及时的帮助！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馆里保存着多少份记录着这颗伟大的心的异常温暖的文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书和写作的速度非常快，并且都具有列宁的美好的特点。
他字迹清晰，不涂涂改改，书法秀丽，形同“珠玉”。他喜欢在他觉得特别重要的词句下面划线（尤其是在私人性质的便条中）：划上一条线，有时甚至两条线……这常常是一种告诫，一种友好的，但却是明白无误的告诫：别在这个地方摔倒了！
他读书的方法也别具一格：炯炯有神的眼睛迅速滑过书页或手稿；这双眼睛确实能“洞察一切”：什么东西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如果我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拿起一本什么新书，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微笑起来……经验告诉我：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我知道，作者任何故弄玄虚或拾人牙慧、随波逐流的做法都要遭殃了。
如果这本书属于伊里奇私人所有，他就会不客气地用铅笔写上简短的、击中要害的评语。
他先在下面划上线，打上两个问号；行了。作者已经被当场抓住了。再在旁边写上意味深长的伊里奇式的叹语“唔，唔”——这意味着，只要在这里略加探究，作者的真面目就暴露无遗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火一般热烈的天性，表现在他那迅速而协调的动作中，表现在从他那双美好的眼睛里闪射出来的犀利、揶揄的目光中，表现在他整个心身经常保持着的某种很自然的“激昂情绪”中，表现在他对周围的一切所具有的特殊敏感中……
在他工作的最后几年中，我有一次问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哪怕稍许听一点优美的音乐？”
“我不能，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音乐对我的作用太强烈了。”
从这里可以感觉到，这个对周围的人们具有无比威力的人，对自己有着威力更大的自制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种“修养”，自然应当归功于他那友爱团结、广有才学的美好的家庭给他的影响，归功于他投身于我们祖国的革命而经受了的一系列伟大事件的战斗锻炼；但是首先，而且主要地应当用功于他自己，用功于他那种钢铁般的意志力。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少年时代起就具有的品质，而且一直保持到他自己一生的终了。他所以能够严格要求别人，就是因为他对自己无限严格。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容易被把某人笼统地称作“好”人的含糊不清的评价所激怒。“这个‘好’是什么意思？”他评论说。“您最好还是讲一讲，他行动上的政治路线怎么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党员同志，在这方面没有人能与他媲美。在他生前，我们大家都感觉到，他那双友好的敏锐的眼睛不倦地注视着我们，并且只要确信同志们处境困难，他立即会极其委婉地提出帮助。在亲密的朋友中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快就会成为他们的中心人物。只有在他的身旁，才能够听到最热情的话语和最愉快的笑声。他十分了解每个同志的特点，并且非常能够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去接近他。同马克思一样，只有一点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能容忍的，那就是：虚伪、做作和空谈。
他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服务，耗尽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他用紧张的思考绞干了自己富有天才的脑汁。有一次，他生病刚好，——这是在他最后一次致死的疾病发病之前不久——带着不好意思的微笑对我说：“是啊，我觉得，我给自己挑的担子太重了……”他是用一种带疑问的语气说这句话的。临终前他还在怀疑：他付出了一切，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样做是不是够了？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658—670页
（叶灵春译顾柏林校）
[1]本文写于1956年。——编者注
[2]路德维希·卡洛维奇·马尔滕斯（ЛюдвигКарловичМартенс，1874年12月20日——1948年10月19日），1895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苦役。1899年流亡德国，参加了社会民主党。1916年移居美国工作。二月革命后资助托洛茨基和其他流亡者回国。1919—1921年任苏俄驻美国全权代表。1921年被驱逐出境，随即前往俄国，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24—1926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副主席。1926年以后曾任列宁格勒柴油机制造研究所所长、莫斯科机电工程学院院长。1941年退休。
[3]《列宁文稿》第10卷第171—172页。——编者注
[4]罗伯特·爱德华多维奇·克拉桑（РобертЭдуардовичКлассон，1868年2月12日——1926年2月11日），俄国动力工程专家。19世纪90年代参加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运动，并曾参与彼得堡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此后专心从事动力学研究。十月革命后支持苏维埃政权，并积极参与制定了电气化计划，曾任莫斯科第一发电站站长。1926年在最高经济委员会一次会议上逝世。
[5]德国的泥炭机械压榨脱水公司。——译者注
[6]现为诺金斯克区。——编者注
[7]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注
[8]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9]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文章发表在1920年1月10日的《真理报》第5号上，题为《泥炭与燃料危机》。——编者注
[10]《列宁全集》第35卷第428页。——编者注
[11]格·约·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小册子《俄国电气化的基本任务》于1920年2月出版。——编者注
[12]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БорисовичКрасин，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13]《列宁全集》第35卷第433—434页。——编者注
[14]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ВладимирДмитриевичБонч-Бруевич，1873年6月28日——1955年7月14日），1892年加入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积极参与了1905年彼得堡武装起义。此后长期担任列宁的专职秘书。1918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列宁去世后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3—1945年任国家文学馆馆长。1945—1955年任苏联科学院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1955年逝世。
[15]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GeorgeWells，1866年9月21日——1946年8月13日），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16]《列宁全集》第35卷第465页。——编者注
[17]弗兰茨·李斯特（FranzLiszt，1811年10月22日——1886年7月31日），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
[18]亚历山大·普罗菲耶维奇·鲍罗廷（АлександрПорфирьевичБородин，1833年11月12日——1887年2月27日），俄国作曲家、有机化学家。
[19]路易·让·约瑟夫·勃朗（LouisJeanJosephBlanc，1811年10月29日——1882年12月6日），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记者、历史学家。1834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43年任《改革报》编辑。1848年革命期间任卢森堡宫委员会主席，临时政府成立后被解职。1849年流亡英国。1854年加入共济会。1870年第三共和国成立后回国，反对巴黎公社。1871—1882年任国民议会议员，期间领导了为巴黎公社社员争取大赦的斗争。1882年在戛纳病逝。
[20]高尔基：《列·伊·列宁》，见《回忆列宁》第2卷第286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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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安·安·安德烈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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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
安·安·安德烈耶夫
↘列宁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列宁在讲台上
↘列宁在会议上
谁在一生中哪怕只见过一次列宁或听过一回他的讲话，他就会永远记住列宁的光辉形象，因为列宁给人留下的印象无比深刻，永不磨灭。当然，那时的详细情节可能已经淡忘，很难确切地加以描述，但是，人们见到过的列宁的形象是不可能被遗忘的。
在1917—1922年期间，我有幸在群众大会、代表大会和其他各种会议上多次见到列宁，听到他讲话，并且多次和他直接交谈。有些事情以及事情发生的前后情况，至今依然历历在目。现在我想简要地谈几件事……
列宁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
1920年3月，代表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莫斯科参加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国内战争已进行了两年半。在这期间，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必须战胜从四面八方向它进逼的资产阶级、地主和富农的反革命联合势力，击退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进攻。
世界资本主义已武装起来反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企图镇压已经推翻了资本家政权的我国工人阶级。局势确实很严重。只要看一看1918—1919年各条战线的形势图，就足以想象局势的严重性。煤、石油、金属的产地——顿巴斯、乌拉尔和高加索粮食产地——乌克兰、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地区都被切断。敌人包围了中部地区，并已逼近莫斯科。而在国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正在策划各种阴谋和暴动。但是，工人阶级在农民的支持下粉碎了他们的进攻，到1920年初，东方的高尔察克[2]，南方的邓尼金[3]，西方和北方的尤登尼奇[4]和其他敌人都已被击溃。外国武装干涉者从苏维埃国土上被清除出去了，他们可耻地滚回去了。诚然，弗兰格尔[5]还在克里木，英国人和在他们卵翼下的孟什维克还在外高加索，但这些家伙到了1920年底也彻底完蛋了。
在我们被迫进行的国内战争中，国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如今，它终于初次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有可能整顿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建设了。党在国内战争中受到了锻炼，壮大了力量，党员人数增加了（她已拥有六十多万党员）。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的。
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党的各个工作部门。列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不知怎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大会期间，我又见到了列宁，听到了他的讲话。我已好久没见到他了——1917年底我被派往乌拉尔搞党和工会的工作；在1920年初以前，我仅在两次工会代表大会上见过列宁，听过他的讲话。
列宁在致开幕词时说，本届党代表大会是在极具重要的时刻召开的。我国革命的内部发展已经使我们在国内战争中对敌人取得了极其重大的、迅速的胜利，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这些胜利正是苏维埃革命対联合起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在国际方面，我们的地位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有利。我们可以大胆放心地执行和平经济建设的任务。我们一定能善于用已经获得的经验教训来解决更加困难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
在选举大会主席团和确定议事日程以后，列宁在代表们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开始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说实在的，这位伟大的人物，每当受到人们欢迎的时候，总感到局促不安。在这种时候，他在讲台上简直茫然不知所措了。他时而指指自己的表，向代表们示意：时间在过去，但掌声反而更响了；时而掏出手帕来，尽管他根本用不到它；时而在背心口袋里找什么东西……这种窘态是列宁所特有的，显得很自然。这一切表明，他既是一位天才，又是一位非常质朴和谦虚的人。
列宁的报告是从分析苏维埃共和国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原因开始的。
列宁说：在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们看来，我们是无法完成国内战争任务的，俄国落后，又被削弱了，既然西欧革命迟迟未发，那么俄国就不可能取胜。所以那时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且以十分坚定的态度，保持绝对的信心说，我们一定能胜利，必须实行“一切为了胜利！”“一切为了战争！”的口号。这样，我们终于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个被削弱了的贫穷落后国家为什么竟能战胜世界上几个最强的国家？发生这一历史奇迹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他回答说：我们看到，根本原因就在于集中制、纪律和空前的自我牺牲精神。资本主义私有制使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发生分裂，而我们则把全世界千百万劳动者越来越多地团结起来。各国资本家，尽管拥有军事实力，创立了“国际联盟”，但他们是分裂的。他们的统一是彻头彻尾的虚构和骗局。
列宁接着说道，尽管在我们面前有着许多困难和障碍，但是，全世界千百万劳动群众将会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来。根据这一点，我们确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深信十月革命必然胜利。我们知道，我们有同盟者，我们必须善于在这一个负有历史所赋于的光荣、艰巨任务的国家中表现出自我牺牲的精神，使这些空前的牺牲获得百倍的补偿。
所有我们的敌人，不管他们在形式上是如何统一，实际上却是分裂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腐蚀他们，使他们互相敌视，把他们从同盟者变成野兽。然而，我们却锻炼得更加坚强了。我们有全世界的基础，有比以前任何一次革命都广泛得多的基础。我们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它是任何地方都没有记载下来、没有任何手续的，从“国家法”观点来看，它是毫无意义的，而实际上，在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却有无所不包的含义。归根到底，就是这个基本的和最深刻的原因使我们获得了最可靠的胜利；这个原因今后仍旧是我们力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最主要泉源。
资本主义列强的领袖们向全世界高喊过：“我们永远不会同布尔什维克这些篡权者、强盗、夺取政权和反对民主的人停战！”他们也曾同俄国各种白卫分子订过几十次条约，但结果他们却落得个一场空。我们的敌人原来深信自己是一种力量，现在他们完全崩溃的情形却表明他们丝毫没有力量，只不过是一小群互相争吵、根本没有力量奈何我们的资本主义野兽。被当作海外奇谈的布尔什维主义成了世界现象。苏维埃制度已经成了全世界的历史现象。
列宁继续说，只因为党时刻警戒，因为党纪律严明，因为党的威信统一了一切，使几十、几百、几千以至几百万的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号一致行动，只因为有这一切，才使目前的奇迹能够发生。只因为有这一切，我们才能在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多次的进攻面前获得了胜利。从这一方面得出的教训是：没有纪律，没有集中制，我们决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当我们在向另一个战争不流血的经济战线上的战争过渡的时候，我们应该时刻记住关于我们为什么能获得胜利的分析和教训。
列宁在评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地位时说：现在我们所处的国际地位比任何时候都更巩固，但是我们対待国际危机应当非常小心，应当准备随时应付任何突然事件。我们的政策首先要求审慎小心，因为我们的敌人自己也不知道他今后究竟怎么办。列宁在谈到苏维埃政权的和平政策时指出，我们应该双手抓紧媾和建议，和平是可能的，但是在走向和平的同时，我们必须进行军事准备。
列宁在讲到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经济建设的任务时说：现在的任务是要把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的绝对统一所能集中的一切力量都投到经济建设的和平任务上去。
众所周知，在大会前和大会期间，反党集团企图以实行集体领导制为幌子来反对工业管理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个集团的提议实际上会导致不负责任和无人负责的现象。托姆斯基[6]、李可夫[7]等人支持这种提议。他们认为，这是实行工人群众参加生产管理的形式，是实行工人阶级统治的形式。列宁在他的报告和闭幕词中把这种理论上混乱的、极端无知的有害论调批驳得体无完肤。他说，如果我们在国内战争军事工作的基本问题上哪怕只有十分之一这种理论上的混乱，那我们就早被人打垮了，而且被打垮也是咎由自取。
在这一方面列宁指出，我国革命和以往的历次革命及其宪法有着深刻的区别。他说，我国革命和以往的历次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它没有空想成分。资产阶级宪法明文规定了自由、平等。这是谎言。只要还存在着劳动者和私有者，就无平等可言。在饱食者和挨饿者之间无平等，在投机商和劳动者之间也无平等。以往的一切宪法，乃至最讲共和、民主的宪法的基本内容都归结在一个私有制上。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废除了、并彻底破坏了生产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工人阶级的统治就体现在这里。谁要是把阶级统治问题同民主集中制问题联系起来，那他就会造成混乱，从而使任何工作都不能顺利进行。
列宁说：我们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基本经济计划是我们注意的中心。我们应当记住，这个计划是预定用很多年来实现的。斗争将比在军事战线上更加困难，它要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一切力童，要求意志统一。
代表大会一致同意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并通过了以全国电气化任务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建设的决议。
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对经济建设、合作社等议题也发表了讲话。
在代表大会期间，我个人第一次有机会和列宁认识，并同他交谈。
代表大会即将结束。已经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我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事先已决定让我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在休会的时候，好象是在通过大会决议以前，在彼得格勒就认识我的米·伊·加里宁[8]来找我。
“列宁想见见你，”他说。
可以想象得到，我这个二十四岁的党的年轻的工作人员那时是多么的激动。当我们进入主席台后面一间房间的时候，列宁正在和一位同志谈话。加里宁向他介绍说：“列宁同志，这就是我们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安德烈耶夫[9]同志。”
列宁立即转过身来：“这太好了，让我们认识一下吧。”他先是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亲切地，慈父般地，仿佛早已熟识我似地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开始在堆满了椅子、长凳和布景的房间里来回走动（这座楼的大厅当时是红军的俱乐部）。
“您大概是从乌拉尔来的吧？”列宁问。接着马上向我提出了一大堆问题：乌拉尔的工厂都开工吗？高尔察克被击溃以后，农民的情绪怎么样？给不给我们粮食？还问了其他许多问题。开始时，我很激动，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后来一切又是那么自然，我毫无拘束地向列宁谈了乌拉尔的情况。只有列宁才能做到使初次和他见面的人对他产生亲切之感。列宁在详细询问了乌拉尔的情况之后（他从来不满足于一般的回答，而总是要听详细的情况和事实），对我说：
“这样吧，现在您得留在莫斯科，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
就在这时，有人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并提醍说：会议开始了。
初次和列宁会见的情景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使我终生难忘。在和这个伟大而又非常普通的、善于关心别人、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亲切的人初次接触时，我感到了那么巨大的吸引力和同志间的温暖！
尽管所谓的民主集中派集团起来反对，代表大会仍然一致通过了全部决议。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时，列宁指出，这种一致对完成当前的重大任务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征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关心的是党内的情况。他一直十分重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列宁在闭幕词中讲到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时指出，党的队伍在迅速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并不是始终和党内的教育工作水平相适应的。这在当时是一种现实的危险。他说，我们工作的基础应该是党员的高度的独立思考、自觉性和对党的忠诚。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实行一种比其他国家的纪律高得多的纪律。因此，我们应当记住，我们当前的任务与其说是扩大党，不如说是从改善我们党的成分方面来加强内部工作。应当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能够胜任党所肩负的任务，胜任意义重大的国际和国内的任务。
列宁说，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执行代表大会所赞同的经济建设计划。这个任务是每个农民都理解的。我们应当记住，我们在军事上之所以取得了胜利，创造了奇迹，就是由于我们总是集中力量来解决主要的、基本的问题。靠着党的教育，我们一定要运用代表大会的决议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全部力量、纪律性和精力集中起来恢复我国的经济。我们完成了军事任务，现在各国工人都看着我们，都期待着我们，看我们能不能解决经济建设的困难任务。列宁说，我相信，只要我们全党象一个人一样地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工会组织和经济机关，我们一定能够象完成军事任务那样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
列宁的讲话和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总结了国内战争的经验，规定了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的任务。这对党的工作有重大的意义。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我是我们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团的成员，因此，有机会见到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组织者和领袖、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列宁。
列宁是个热忱的爱国主义者，他无限热爱自己的人民，热爱我国的工人阶级。我国的工人阶级在短时期内卓有成效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经验，并在三次革命的实践中把这个经验同俄国革命的伟大气魄相结合，举起了起义的大旗，反对—切形式的阶级压迫，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胜利。列宁热爱俄罗斯民族的文化、语言和文学，并引以自豪。与此同时，列宁又是一个最彻底的、始终不渝的国际主义者；他一贯把我国革命的任务，布尔什维克党的任务，同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联系起来。
卡尔·马克思不遗余力地创建了第一国际，列宁和马克思一样，深知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重大意义。早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他就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以代替破产了的，实际上已经瓦解了的第二国际的问题。当时，他已经在努力聚集革命力量，这一点可以从他积极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代表会议，从他的许多发言和信件中看出来。
列宁在1917年4月回到俄国以后，认为我们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创建新的共产国际。虽然内战、经济封锁、外国武装干涉造成了重重困难，但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大会）终于在1919年3月召开了。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只是树起了共产主义的旗子，革命无产者的力量应该聚集在它的周围。由于共产党力量薄弱和遭到经济封锁，仅有几个国家的少数代表能够出席这次大会。过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建立共产党的运动规模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充满革命情绪的工人群众的压力下，一些国家（法国、德国等）的社会主义政党被迫退出第二国际。战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革命运动高涨起来，而资本主义各国却处在危机之中。
为了帮助各国年青的共产党认清自己的错误，并尽快地纠正这些错误，列宁早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就已经写了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列宁的这部著作成了各国共产党人的必读书籍，成了他们的行动指南。
列宁在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里，根据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根据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并注意到各国的具体特点，天才地阐明了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的基本问题。当然，他并不谋求提供某种一劳永逸的药方，规定共产党人应当在什么地方行动，如何行动。在这一方面，列宁一贯指出，必须认真考虑具体情况；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列宁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基本原理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意义。
列宁在这本书里最关心的问题，是要建立联系群众的、有战斗力的共产党。不这样做，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胜利。列宁教育共产党员要到有群众的地方去，要到处做群众工作。他告诫党要特别注意宗派主义和学理主义的危险。
这本书的另一个突出之处是，列宁提供了应该如何在政策和策略方面理论联系实际的天才的范例和方法。他书中的每一个论点都用引自现实生活的大量事例加以说明，有的则直接来自实践和历史经验。列宁的这部著作对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1920年7月召开的。三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的开幕式是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列宁和代表们一起到达那里。
彼得格勒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摇篮。那里的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来迎接自己的领袖和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冬宫广场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列宁讲了话。我现在还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胸前佩带着红色花结，钮孔上插着一朵石竹花，兴奋、愉快地和代表们一起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看来他非常满意，因为他的理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新的、革命的国际联合组织——终于实现了。走在他旁边的是马·高尔基。
代表大会是在塔夫利达宫召开的。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当时在场的苏联优秀画家勃罗茨基用自己的画笔出色地反映了当时的气氛。各国代表团分组坐在大厅里，他们中间有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黑人、阿拉伯人……人们用各种语吉交谈。有些代表（尤其是意大利人和法国人）还唱起了本国的歌曲。
好象是在选举主席团（列宁也被选入主席团）以后，在确定议事日程和会议规则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注视着大厅，突然从主席台上站起来，就在大会庄严的气氛中，匆忙穿过大厅，向后面走去。原来，他看到了坐在远处的一位老朋友。我现在已记不清是谁了，好象是列宁的老朋友和老同志舍尔古诺夫[10]。列宁向他奔过去，紧紧地拥抱他，吻他。全场代表都站了起来，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谁也不觉得奇怪。要是别人这样做了，那一定会引起大家的惊奇。但对列宁这样一位质朴、热情的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典型的、自然的事例。
在米·伊·加里宁代表苏维埃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向大会致贺词以后，就由弗·伊·列宁做国际形势报告。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用各种语言发出的“列宁万岁！”的欢呼声。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尽管列宁一再要求大家静下来，但他仍然良久不能开始讲话。
报告一开始，列宁就分析国际形势。他对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以及战后帝国主义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作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列宁根据这一分析得出了结论，并向加入共产国际的无产阶级政党提出了任务。
弗·伊·列宁说，目前整个国际形势的基础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在二十世纪已经完全确定了。帝国主义最突出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资本的数额十分巨大，大规模的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少数垄断资本家不仅在个别国家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控制了整批的工业部门。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少数大银行、财政大王、财政寡头的空前未有的统治。
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不仅各种原料产地和生产资料已被最大的资本家瓜分了，就是殖民地也已经初步分割完毕。
列宁说，由于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统治的建立以及少数大银行（每个国家只有两三家，最多不过四、五家）左右一切，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次战争是为了重新分割世界，为了决定哪一个大国集团有可能和有权利来掠夺、扼杀和剥削全世界。这次战争的结果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空前尖锐化了。我们可以看到殖民压迫和军事压迫又重新抬头，而且变本加厉了。不但殖民地、战败国陷于从属地位，就是在战胜国里，矛盾也尖锐化了。工资和物价的严重失调也说明了这一点。工人们根据经验认识到，资本家靠战争发了横财，而一切经费和债务却要由工人来负担。一小撮人大发其财，穷奢极欲，而工人阶级则日益贫困。
列宁为了证实自己的论点，援引了英国外交家凯恩斯[11]的话。凯恩斯虽然极端仇视布尔什维主义，却不得不承认，在战后和凡尔赛和谈以后，欧洲和资本主义世界正在走向破产。他们在每个问题上都互相拆台。为了瓜分领土和市场，他们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争吵。这个危机的经济根源就是共产国际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原因。
列宁接着说：现在我们来谈谈作为我们革命行动的基础的革命危机问题。这里首先必须指出两种常见的错误。一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这种危机描绘成单纯的“不安宁”。另一种是革命者有时力图证明危机是绝对没有出路的。这是错误的。绝对没有出路的情形是没有的。资产阶级活象一只野兽，既不讲廉耻，又丧失了理智，接连不断地干着蠢事，使情况尖锐化，加速着自己的灭亡。所有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决不能由此证明，资产阶级绝对不可能用微小的让步来麻醉一小部分被剥削者，绝对不可能来镇压某一部分彼压迫被剥削群众的某种运动或起义。企图预先证明绝对没有出路，就是无谓的学究行径，或者是玩弄概念和字眼。在这种问题上，只有实践才是真正的证明。
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制度正在经受危机。现在各国的革命政党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有足够的觉悟和组织性，他们与被剥削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足够的决心和本领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列宁在报告中揭露了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12]的资产阶级妥协主义立场，辛辣地嘲笑了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之一——奥托·鲍威尔[13]，并对帝国主义国家里机会主义势力活跃的原因提出了深邃的理论根据。他说：资本主义国家靠剥削十亿被压迫的人民来生活，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利用这种条件来创造自己的文化的。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从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那里掠夺来的东西大大超过了掠夺本国工人而得的利润。从这几十亿超额利润里，资本家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这几十亿超额利润就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列宁说，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了。
列宁在报告中继续说，有不少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始，但重要的是已经开始了。这次代表大会，已经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那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革命群众，同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联合起来了。一旦各国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击败了市侩分子的反抗，肃清了一小撮工人贵族上层分子的影响，同迄今还站在历史外面、只被看作历史客体的亿万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发动革命攻势，世界帝国主义就一定会灭亡。列宁在结束报告时表示深信，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他的结束语淹没在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和《国际歌》的歌声中。
列宁的报告使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列宁讲话以后，法国工人代表罗斯默[14]同志、波兰工人代衣马尔赫列夫斯基[15]同志和其他国家的许多代表在大会上致贺词或作简短发言。
代表大会后来在莫斯科继续举行。列宁在大会上就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作了非常重要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特别强调指出，我们的提纲中最基本的思想应该是，指明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列宁说，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有意识地掩盖这种区别，而我们却和他们相反，是强调这种区别。
他说，全世界的政治事件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这个中心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苏维埃共和国理所当然地应该把各国先进工人的运动以及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都聚集在自己周围。
列宁在报告和提纲中明确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同时，他还发展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过渡到共产主义。
在代表大会上德国独立党和意大利社会党人的代表发了言，他们企图为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辩护。列宁无情地抨击了他们的立场，指出他们的观点和我们的任务丝毫没有共同之处。在这一场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列宁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原理，指出共产党人和机会主义者在对待诸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问题、土地问题、在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情况下进行革命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区别，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其他重要原理。
机会主义者在大会上表演了一番，受到了列宁的严厉驳斥。他们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申请被拒绝，只能一无所得地滚回老家去了。列宁对他们的评价是正确的。克里斯平[16]、迪特曼[17]先生和他们的同伙很快就站到了营垒的另一边，开始同共产主义作斗争。
列宁极其关心无产阶级的行动一致。他批评了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左派分子”，批评了他们在工会工作和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问题上的错误立场以及宗派主义和疏远群众的倾向。
列宁关于共产党的作用问题的发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在自己的发言和提纲中指出，我们不需要第二国际类型的党，我们需要新型的党，始终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党，善于领导群众的党。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善于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然后通过本阶级而跟被剥削阶级的全体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完全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一切势力的最无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
另一方面，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发挥自己进行革命冲击的全部威力，才能使被资本主义腐蚀的极少数工人贵族必然采取的冷淡态度和部分抵抗不起一点作用；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这种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得不可估量。
列宁说，一切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必须竭力实现“更深入群众”和“更密切地联系群众”的口号，这里讲的群众，就是指受资本剥削的全体劳动人民，特别是那些最无组织的、最没有受过教育和最受压迫的劳动群众。列宁说，必须学会特别耐心地、特别慎重地对待群众，以便能够了解每个阶层、每个行业等等的群众的心理特点。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更迅速更彻底地克服它们。
列宁关于政党的各个原理，对各国共产党，也包括对我们党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
列宁的不同寻常的积极性和对各个国家和政党内部情况的深刻了解，使大家惊奇不已。列宁几乎就议事日程上的全部问题作了发言，并参加了代表大会许多委员会的工作。他仔细倾听别人的发言，间或插上一两句话，回答提出的问题。人们可以看到，他随随便便地坐在主席台的台阶上，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他掌握好几种外语，有些发言他是用德语或法语做的。
列宁在开始主要报告时就说，他不打算重复自己提出的提纲，因为提纲已印发给了代表们。但应该说，这份关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提纲是一份具有特殊意义的文件。
列宁还写了关于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提纲、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这些提纲和基本任务的提纲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文献。这些提纲明确而有力地阐明了共产党的任务和策略。从这一点上讲，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些提纲就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共产党宣言》。
很难对这些提纲作简略的叙述。为了正确估价这些提纲的巨大的历史意义，必须全面地去阅读和研究它们。这些提纲对帝国主义作了透彻的评论，对无产阶级专政下了精辟的定义，对阶级力量和无产阶级可能的同盟者作了估计，指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必要性，明确地制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战略和策略。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提纲，对各国共产党和整个工人运动有着巨大的意义。可以坦率地说：如果不了解或不反复阅读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提纲和发言以及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那就不能很好地认清和理解当前国际形势中的许多问题。
列宁在讲台上
我觉得有必要再讲讲列宁是怎样的一位演说家，讲讲他演说的风格和特点。
就拿他在党的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及在党的代表会议和共产国际的几次会议上的报告来说吧。他一般只讲一个小时左右，很少有超过的。他的演说言简意赅，每次都使人感到他已畅所欲言。而那些他只是顺便提到或者根本没有谈到的问题，则都是些次要的问题。这是因为他讲话一贯能把握要点，抓住应该集中注意力的基本环节。他的讲话犹如天生的巨石、熔铸的金属，结构严整，浑然一体。在提出基本问题时，他也触及其他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都和主要话题紧密相连，有着直接的关系。论点之间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他发言时通常不用讲稿，或者手里只拿着一张小纸片，上面扼要地写着发言提纲、要点或想要讲的问题。列宁走出来做报告了；他随身带着简短的提纲，可是，他在讲话时却很少看它。尽管如此，从各方面来看，他的报告不是即兴发言，而是预先大量思索的结果。对所有的基本论点他事先都经过深思熟虑，至于他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在讲台上产生的。列宁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他知识渊博，是一位杰出的辩证法专家。因此，他演说流畅，有严密的逻辑性，善于全面概括各个事件，并预见到它们的发展。这一切都令人惊叹。
他讲话的格调不是提纲式的。他的语言十分生动，尖锐，击中要害，始终具有很强的原则性。理论上的阐述同具体的设想和论据揉和在一起。他在讲话中大量引用实例、对比，很少用数字。他在论证自己的理由时，经常使用恰到好处的字眼和流行的民间俗语。在这一方面，看来，准也不会象列宁这样善于运用丰富的俄罗斯语言。
在论战时，如果有人成了他“讥讽的对象”，他就特别活跃。对于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思想上的敌人他用富于逻辑性的论据和讽刺了以毁灭性的打击，并且用尖锐的、一针见面的词句来嘲笑他们。同时，在论战时，他经常能信手拈来似的提出深刻的、独创的见解。如果列宁认为某一个问题极其重要，他就不嫌重复，在整个发言中利用各种场合多次问到这个问题上来。
我想，每个人在阅读列宁著作时都会体验到莫大的享受。那么，能够想象，在听列宁讲话的时候，人们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在讲演时，他精神饱满，不时定动。他通常离开讲台讲话，因为讲台限制了他的行动。他走到讲台前作报告，但讲了开头几句话以后就离开了讲台。他整个身子倾向前方，来回走动着，一边讲，一边生动地打手势，随着思路的发展，时而俯身，时而后仰，尽力把自己的论据扎扎实实地灌输到听众的头脑中去。他浑身充满毅力和巨大的内在力量。
不论列宁在哪儿演说——在代表大会上还是在群众大会上——他一开头就能把听众完全吸引住；大家的视线和全部注意力自始至终都集中在列宁身上。这是因为他开头的几句话就说明了问题的重要性和他的率直，同时也使人们感到了真理的力量、深刻的说服力和洋溢的热情；何况这一切是同列宁本人的巨大魅力和人们对他的信赖结合在一起的。
他的极其惊人的真理的力童使敌人害怕。直到现在，列宁的话还使社会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敌人胆战心惊。但是，对全世界普通人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异常亲切和慈祥的人。他的讲话在形式上都很简朴，然而在内容上却很深刻，并和实际情况，和亿万人所关心的问题密切相联。因此，他的讲话立即会被最普通的人所接受。
没有一个人能象列宁那样深刻研究并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全部著作，但是，一般地说，他在他的报告和发言以及大部分著名的文章中，几乎从来不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录。只有在某些理论性的箸作中，当他必须同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进行辩论和揭露他们的时候，才构成例外。
列宁反对死啃书本。他不止一次地说，要成为一个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意味着必须死记碾背和逐字逐句地重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原理，而必须汲取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深刻涵义，经过自己头脑的加工，以便把这一伟大的学说运用到实际环境和生活中去。
在他的讲话中，如同在他的文章中一样，找不到抽象的推理和议论。列宁所提出的理论总是和生活相联系的。他总是用生动的事例来阐明这些原理。在他的每一次讲话和每一篇文章中都含有某种新的、独特的见解，即使是先前提到过的观点也会以新的形式或在另外的情况下再现。
他在发言时能不看提纲，但不会忘记经常看表，他总是把表拿在手里，看看自己的发言是否太长，如果他觉得时间已过，就明显地开始加快速度。
他的讲话抑扬顿挫，缓急有致：有时候他在呼吁，有时候他只是随便谈话和发表议论。当他谈到我们在十月革命期间或在国内战争中战胜了世界资本主义，谈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任务的时候，他的语调高亢热烈，充满激情。但这种激情不是演说家所特有的激情，其中没有丝毫的夸张。列宁不能容忍虚伪、堆砌空泛词藻的习气和矫饰的激情。他演说中的激情是无产阶级革命伟大胜利的真实反映。同时，他总是直率地说出我们在完成某项任务时应该克服的缺点和困难。
很难给列宁的演说找一个确切的评语。他的演说热情洋溢，富于号召力。不论他讲成就，讲缺点还是讲任务，他总能激励人们前进。每次听了列宁的演说以后，人们总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满足，心里顿觉敞亮舒畅，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列宁在会议上
最后，我还要谈谈1920—1922年间我在日常工作中，在列宁主持的党中央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所看到的列宁。
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不多，只有十九名委员。中央委员会经常开会。除此以外，我还时常出席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劳动国防委员会每周至少举行一次会议，由列宁担任会议主席。委员会由主管经济事务的几个主要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十至十二名组成。我有--段时间（1920—1921年）曾经作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参加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
在那个时期，开会迟到是一大祸害。列宁很准时。他总是在规定的时间来到会议厅或在会场隔壁自己的办公室里边工作、边等待法定人数到齐。
列宁掌握会议是很严格的：说实在的，这并不特别需要，因为人们对列宁的无限崇敬就足以保证会议开得井井有条。中央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规则规疋发言和汇报的时间为三——五分钟；列宁首先以身作则，自己严格遵守这一规定。他面前总放着一只有秒针的表，如果有人超过了规定的时间，列宁马上把表拿给他看。他严格禁止抽烟。有时候，会议桌旁的同志要比壁炉通风口前的少，因为吸烟的人很多，为了遵守列宁的规定，都聚集到炉子前抽烟去了。在这种场合，列宁深表不满，要求吸烟的人回到座位上来。他很关心大家，尽量不使大家在会上过于疲倦。记得有一段时间，根据列宁的吩咐，会议厅里安装过一种净化空气的设备。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棵绿色的大棕櫚树，几乎占了办公室三分之一的地方。
会上尽管要求严格，秩序井然，但应该说，开会时大家丝毫不觉得拘束，会场上充满了舒畅的同志式的气氛。列宁对人要求严格，但是他对别人从不轻易发怒或侮辱人格。毎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不用担心会受到粗暴的阻止。可以同列宁就任何一个问题进行自由的辩论，这是常有的事情。他从不认为自己的意见是不容置辩的，总是仔细听取别人的理由。
列宁从不使出席会议的人有任何一种拘束的感觉；甚至可以说，他提出的启发性问题能促使大家发挥主动精神和畅谈自己思想。当别人讲到任何一件有趣的事情时，他总是仔细倾听。然而，他却不放过任何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当事情触及到原则性问题时，他对任何一个企图放弃我们的立场、破坏布尔什维克原则的人都是无情的。在这种时候，他不管这些人的地位有多高，也不考虑他们在工作中有多么密切的关系。
列宁具有强烈的幽默感，他笑起来很有感染力。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米·伊·加里宁（别看加里宁虽然外表朴实，他可是党和国家最聪明能干的活动家之一，很少有人能象他那样集高度的文化修养、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实际生活的智慧于一身，）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总喜欢插入一些别出心裁、耐人寻味的话，使得人家，特别是列宁，哈哈大笑起来。列宁常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一再重复说：“怎么，您怎么讲的，加里宁同志？”随着又是一阵感人的笑声。这一切往往是间杂在讨论国内外政策的重要问题时发生的。
在开会时，列宁有时靠在藤椅背上沉思着，有时低着头迅速写着什么，或打些记号。看来，他的思想已经离开了眼前的事务而集中到其他什么问题上去了。
在中央委员会会议开始之前，列宁有时喜欢怀看坚定的信心和希望，同已经到会的中央委员们畅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方向和革命的最后胜利。他经常手里拿着铅笔走近世界地图，指着中国和印度以及苴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说，在这些国家里蕴藏着将同资本主义进行决战的巨大的社会主义力量，在这里帝国主义将再一次遭到致命的失败。
现在，弗·伊·列宁的这些理想，或更确切些说，他的科学预见已经实现了。殖民地体系正在崩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独立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正在瓦解。帝国主义殖民地里的极大部分人民已经为自己争得了自由，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殖民主义者将要从其他一些目前还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受苦的国家里被赶出去。波澜壮阔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已经，而且将更紧密地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一起组成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
弗·伊·列宁很节约时间，不喜欢把时间花在高谈阔论上。他自己讲话简洁，有时只限于口头提出建议，要不就在开会过程中把这些建议匆匆地写在小纸条上。
如果他在别人的发言中听到了正确的结论，他从来不象一般会议主席那样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而是马上对发言人说：“请把您的建议口述一遍。”作为会议主席，他向来不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最后的定论。在中央委员会或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只要意见或建议稍有分歧，照例就得进行表决。列宁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始终是想使大家都懂得并相信，得出的结论或提出的任务是正确的。这一点永远应该作为正确的决定的基础。
无论形势有多么困难，无论列宁的健康情况如何，我从来没有在会上看到他愁眉苦脸或现出严峻的神色。这就是列宁乐观豁达的天性。但是，当他得知有人没有执行决定，对待工作敷衍塞责或破坏党和国家的纪律时，那他就会怒形于色。对这样的工作人员，他严加斥责，并要求给予严厉的处分。
那个时候，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涉及粮食、燃料、工业、运输、供应、部队和其他许多方面的问题。那是一个艰难的岁月。要关心每一车皮粮食的运行，要分配每一节车皮的粮食、燃料和原料。在经由劳动国防委员会审核的项目单中，除了建设第一批苏联发电站——伏尔霍夫电站和卡施拉电站的问题以外，还包括象供应红军树皮鞋这样一类的问题。
列宁一贯要求呈报的材料准确无误，要求无条件地执行通过的决定。因此，有时候会议一开始就先检查执行决定的情况，汇报粮食征集和供应工作以及火车运行等方面的实际情况。那时的统计工作做得不好，因此，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粮食人民委员部和运输部门的工作人员，经常由于没检查执行情况或呈报不准确的材料而受到列宁申斥。列宁对办事拖沓或疏于检查的现象经常严词斥责，使与会者心里感到火辣辣的。
列宁在听取汇报或利别人交谈时，最讨厌空洞的漂亮话和不着边际的议论。他喜欢认真、准确，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要有事实。他首先要求的就是这一点。坦白地说，我白己有一次也陷入了非常难堪的窘境。1921年，在列宁主持下召开的一次党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我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汇报工会的工作和任务。当我讲到工会在参与组织生产和推选工厂厂长方面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工作时，列宁插问说：“请您讲一下，工会推选了多少厂长？您有哪些材料？”当然，我没法提供这样的材料，因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没有做这一方面的统计工作，于是，我这个汇报人就陷入了尴尬的处境中，尽管工会当时在这一方面是做了大量的工作。谁也不能象列宁那样，甚至在对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看法以后，还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他微微眯起一只眼睛，俏皮地看着对方，脸上露出微笑。
大家都知道他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每一句话或毎一个建议部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当然，他自己也知道这种情况。但是，在做出最后的结论之前，他总要仔细听取别人的意见。不通过中央委员会，不经过中央委员会的讨论，对于重要的问题，他从不擅自作出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中，列宁一贯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
我还应该补充的是，不论在会议上或报刊上，列宁都不允许对他个人或他的功绩作任何颂扬或夸张，他反对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个人迷信，只要稍有这样的苗头出现，他就非常气愤。在评价历史事件和解决当前的任务的时候，列宁一贯把党和群众放在首位。列宁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表现出极其谦虚的羌德。不言而喻，他丝毫没有虚荣心；他超脱于这个人类的弱点。
和列宁一起工作的人不敢对他说类似颂扬的话，因为，不然的话立即就会遭到列宁的反对。甚至当列宁很熟悉的同志和朋友完全有理由、出自内心地想讲讲列宁所从事的活动的意义时，他也表示愤懑。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列宁如何由衷地不喜欢人们谈论他对党、对工人阶级所作出的贡献。
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前的一次会议上，许多代表一开始就提出要把这次会议用来庆祝过几天即将到来的弗·伊·列宁五十岁生日。这个建议博得了全体代表的热烈掌声。列宁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表示不同意，站起来提议说：“同志们，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唱《国际歌》吧！”据我回忆，代表们齐声唱起了《国际歌》。但是，大会接着仍然转入了关于弗·伊·列宁的生平和活动的发言。尽管大家要求列宁留下来，但他马上站起身来，退出了会场，并从办公室里不断写条子，打电话催促大会主席团尽快结束这一类发言。这次会议通过了出版弗·伊·列宁全集的决定。
再举一个例子：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莫斯科市委于1920年4月23日举行布尔什维克会议庆祝弗·伊·列宁五十诞辰。会上有几位同志发了言。列宁请求不要让他在致贺词时出席会议，直到会议临近结束时才来到会场。他在发言时，一开始就希望改变这种庆祝会的性质，接着谈了党的任务。他着重讲到了我国革命的辉煌成就和胜利，同时也指出了骄傲自大的危险。对这种危险全体布尔什维克，无论就个人或整个政党来说，都应加倍地估计到。列宁说，我们面临着极其繁重的工作，要求我们比以往作出更大的努力。在发言结束时，列宁希望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使我们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党的地步。这就是他在庆祝会上的发言，这个发言充满着对党的关切。
为了说明列宁是多么不能容忍各种形式的歌功颂德和个人迷信，还可以举下面一个例子。我记得，列宁为了马·高尔基写的一篇文章曾有过一次严肃的谈话。这是在1920年发生的事。《共产国际》杂志发表了高尔基关于列宁的一篇文章。高尔基以赤诚的感情，怀着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切的爱戴写了这篇文章。然而，文章是用高尔基特有的风格写成的，富于艺术、哲理的手法。列宁在读了这篇文章以后，立即要求把这篇文章从杂志上去掉，或是没收这一期杂志。由于杂志已经发行，没收的问题当然就谈不上了。但是，列宁要求了中央委员会作出严格的决定，指出登载这类文章是极不妥当的，今后不得在杂志上刊登[18]。根据列宁的提议，中央委员会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列宁不喜欢讲排场。他十分平易近人，但是经常回避各种大型宴会和晚会。尽管这种宴会和晚会很少举行，也很简单，只是为了欢迎出席代表大会和其他会议的同志或由于其他缘故偶而为之。他通常是在自己的人数不多的家里或老朋友中间度过工作之后的余暇。但列宁不是一个严峻的隐士。他喜爱艺术，也到剧院去看好的剧目，喜欢听优美的音乐。但是，当他休息的时候，他更喜爱大自然。根据曾旅居国外的同志的叙述，列宁喜欢旅行，独自一个人或由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9]陪同，在山上长时间的散步。他在莫斯科的时候，只要身休还健康，有时也外出打猎。据和他一起打过猎的同志说，列宁虽然不是一个热心的猎人，但是他能很守纪律地在严寒中守候在自己的位置上打野兔和狐狸。对列宁来说，出去打猎主要是想到大自然中去走走。
一说起列宁的惊人的工作能力，就可以说个没完没了。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大部分重要决定和指导性文件通常都是他亲笔拟就的。
1921年4月，列宁亲自草拟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这个指令后来得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这份缜密制订的文件的中心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发挥地方工作的主动性问题。
在党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整个工作中，弗·伊·列宁特别注意发挥和鼓励地方在各方面的主动性。他反复说：“我们这个国家幅员辽阔，我们在中央不能看到一切，了解一切，不能估计到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一切对能性。”他高度赞扬地方主动性的任何表现，关心来信和各种刊物，向人们了解地方上的首创精神，并询问他们对解决某些问题的意见。
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1920年夏天，奉劳动国防委员会之命，我和刚被任命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彼·阿·波格丹诺夫[20]一起前往图拉，因为那里的工厂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困难。当时，图拉是红军武器的主要供应基地。在我们出发前，弗·伊·列宁向我们说明了这次出差的目的，他叮嘱说，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去代替地方组织，不是到地方上去发号施令，而是要帮助发动和组织地方上工人、党、苏维埃和工会组织改进企业工作的积极性，并为此发掘地方上的潜力。
列宁解决问题、起草文件都很快，也从不拖拉。举一个例子来说吧。1921年底，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结束以后（在这次争论中，我因过于看重工会在生产方面的作用而采取了错误的立场，这件事虽已过去多年了，而且我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立即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但迄今回想起来仍不免感到沉痛），中央全会又一次讨论了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工会的任务问题。全会推选列宁、鲁祖塔克[21]和我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起草决议。我们等着列宁召集委员会开会并就制订提案的问题作出指示。大概只过了两、三天，我们就收到了他在全会以后马上拟好的篇幅很大的决议草案；他在电话里要求我们把修改意见通知他。我们看了草案以后，认为文件写得非常全面，根本不需要作任何修改。列宁的提纲经过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后来得到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赞同和通过，成为大会的决议。这个决议成为今后整个工会工作的基础。
为什么列宁不委托别人而亲自动手写了关于工会问题的提纲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他一直很重视工会的工作，把工会看作群众的组织，真正的共产主义学校。列宁在全俄工会历次代表大会上，在各行业工会的许多次代表大会及其他会议上都讲了话。谁要是反复阅读列宁所写的提纲，谁就会深信，提纲中有关工会工作的许多基本原则在目前的条件下仍然极其重要。
列宁非常关心青年，可以说，他对青年有一种特别的爱。这首先表现在他经常关心学校和教师的情况这一点上。这些问题不止一次地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作过专门的讨论。我记得，在1921年初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列宁指出，必须认真抓好改善儿童生活的工作，并提议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这一问题。列宁建议由费·埃·捷尔任斯基[22]负责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以便使肃反委员会的干部也参加到关心流浪儿童的工作中去。以后他在开会前碰到费·埃·捷尔任斯基时，经常问他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得怎样，为改善儿童生活做了哪些工作。
在1920年10月召开的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精彩的报告。这报告表明，他十分重视共青团的工作，非常关心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在报告中，列宁简单明了地回答了这样一些问题：应该如何理解共产主义教育和怎样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什么叫共产主义者，他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在这次讲话中，他通过简单的事例勾划了共青团工作的具体纲领，阐明了苏维埃学校工作的安排问题。
还应该讲一讲列宁的另一个特点：他富有同情心。人们随时可以同他本人商谈问题，或请他在各种会议上讲话。他在人民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事情已经是够多的了，而且他还忙于理论问题的研究，但他几乎从不拒绝人家这方面的请求。1920年，我曾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参加全俄矿工工会成立大会。在会议过程中，代表们对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我们决定去找列宁同志商量，我打电话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见我们——代表大会派出的代表团，他立即同意了。
列宁在接见代表团的时候，和每个代表紧紧握手问好。大家在桌子旁边坐定以后，列宁对我们说：“好吧，同志们，请你们谈谈，代表大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能帮你们什么忙？”我们简要地向他汇报了大会的情况和产生的分歧。我们在他那里大约谈了三个小时左右。他听完了有关领导成员人选问题的各种意见，就谈了自己的看法。后来代表大会一致同意了他的意见。
这次谈话的大部分时间列宁用来向来自产煤区的同志了解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他从办公桌那边探出身子，专心地倾听着代表们讲述地方工作的情况。他感兴趣的问题是多方面的：采煤的情况，人们的生活情况，人们的思想状况；还详细询问了经济和其他部门的工作情况。起初，代表们回答得很笼统，也很简单。但是，代表们看到列宁对最简单的问题也很感兴趣，他们就讲开了，主动把各种情况详细地告诉他。谈话结束时，代表们请列宁到大会上去讲话。他一口答应，并且去大会讲了话（我已记不清是当天还是在第二天）。
总之，列宁经常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上、在各个工厂企业里发表演说：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迫切的需要。通过在大会上、在座谈会上和群众的接触，他不断吸取综合问题所需要的材料。
人们不禁要问：列宁何以能从容自如地领导党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从事理论问题的研究，关心国际事务，注意经济、科学、技术领域中所发生的一切，同时又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发表演说呢？这个问题答案只有一个：列宁一直全力以赴地工作，从不怜惜自己的身体和力量，除此以外，他是一个善于合理安排工作的人。
明睿的思想，迅速判明一切问题的洞察力，原则性，严格遵守同志间和集体工作准则的精神，非凡的敏感，迅速分辩是非的能力，处理问题的胆略和魄力，善于统筹全局、权衡各种情况、把注意力引向最主要方面的特殊的才能——概括地说，这就是在会议上和在日常生活中的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深邃的理论才智和处理各种实际问题的非凡能力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善于概括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性大事，善于正确预见未来历史演变的基本趋势。他既有始终能正确估计具体情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冷静、审慎，又具有革命家的伟大的胆略和坚定性。这可以从如下一些事实中得到证明：1917年列宁制订了从二月革命过渡到十月革命的卓越的策略，在战后国家为破坏和饥饿所困的情况下提出了全国电气化的大胆的计划，1921年他筹划了从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急剧转折。
列宁既是一个善于吸引住听众全部注意力的热情的鼓动家和宣传家，同时又是一个为了实现既定任务而能够预先考虑到一切细节的组织者。
在列宁身上体现了领袖的无可比拟的英勇无畏、坚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钢铁般的意志。我们不能想象列宁有什么安闲的时候。他无时无刻不在同劳动人民的阶级敌人作斗争，同偏见、缺点作斗争。他跟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毫不妥协，他憎恨无产阶级的敌人和各种形式的奴役，但与此同时他对人民却关怀备至，表现出罕见的人道主义。
这就是列宁。
※※※
我尽了一切力量来重现列宁的形象，追溯我见到他并听他讲话时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当时的情景。他讲话的有些要点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所以只能借助于他的著作简略地加以叙述。
我们有许多描绘列宁形象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其中有的犁造得很成功，有的不太成功，也有根本失败的。可以这样说：要想知道列宁是一个怎样的人，要想了解他的活动和伟大的功绩，就应该阅读列宁的著作——他的文章、书籍和言论。在这些著作里他的形象得到了完整的反映。阅读他的著作时要注意他的思想的实质和发展，注意他叙述问题的方法，注意他的思维的严密逻辑性和惊人的辩证的思维方法。他的形象就存在于他的著作中。热情的天性、革命家一往无前的气概、非凡的精神力量——这一切他全都倾注在自己的作品里。
在我的一生中，我极其幸福地多次见到过伟大的列宁并聆听他的讲话。我经常反复阅读他的著作，每次总能对当前的许多问题找到答案。列宁的著作是思想和生活的取之不尽、永不枯竭的源泉。
列宁对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对我们整个运动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每一个工人和农民——而且不仅是我国的工人和农民——都知道得很清楚。
卡尔·马克思逝世以后，他的朋友弗·恩格斯写道：“这个人在理论方面，而且在一切紧要关头也在实践方面，对我们究竞有多么大的意义……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23]
我们同样可以把这样的话献给列宁。诚然，在形成了一定的原因以后，历史的必然性一定会为自己开辟道路。历史是群众，而不是个别人创造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工人阶级实现的。但是，正是由于有列宁领导着运动，我国人民、工人阶级和他的先锋队共产党，经历了准备十月革命的全部过程，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国内战争，随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毫无疑问，这一切要比在没有列宁的情况下进行得更为顺利，错误犯得更少一些，牺牲也更少一些。这是可以肯定的。
列宁对我们来说，对整个人类、对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列宁不仅正确指出了工人阶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任务，而且以天才的侦见科学地制定了包括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内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任务。因此，对我们的党、我国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来说，手中有了列宁主义这一武器，要取得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就容易得多了。
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的吹鼓手屡次图谋埋葬列宁主义。为了阻止列宁主义思想的传播，资产阶级及其走狗——机会主义者们用尽了各种手法。但是，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住，也不可能阻挡住列宁的伟大思想在全世界胜利传播。
列宁主义存在于我们共产党的事业中，并不断取得胜利。我们的党已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任何一次历史事件都受到我们党的影响。我们的党密切联系群众，为共产主义事业忘我地进行斗争，因而获得了群众的信任，在群众中享有威望，这使它有可能组织群众、带领群众，在短时期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困难的任务。
列宁主义体现在我们党的队伍的坚定的统一和团结之中，体现在中央委员会的列宁的政策之中。
列宁主义明显地体现在我们党的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文件中，体现在1957年和1960年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中。
列宁主义是反对任何停滞不前的学说，它日益成为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并不断用群众的革命经验丰富自己，用我们的党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丰富自己。
列宁的鲜明的形象，他为人类摆脱一切奴役而战斗的一生，他的不朽的思想，现在依然活着，并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将永远鼓舞我国人民和整个进步人类为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为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而斗争。
载于安·安·安德烈耶夫著《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版（增订版）1965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3、26—61页
（瞿璋译顾柏林校）
[1]收入本集时作了一些删节。——编者注
[2]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Васильевич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
[3]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Иванович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4]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尤登尼奇（НиколаНиколаевичЮденич，1862年7月30日——1933年10月5日），俄国步兵上将，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白卫军首领之一。生于莫斯科。1881年和1887年先后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校和总参学院。1902年起任团长、旅长，参加过日俄战争。1907年起历任军务总监、喀山军区和高加索军区参谋长等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高加索集团军参谋长，1915年1月任高加索集团军司令。同年晋上将。1916年参与指挥埃尔祖鲁姆战役和特拉布宗战役。1917年3月升任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5月退役。1918年侨居芬兰，后迁居爱沙尼亚。1919年7月任白卫军西北集团军司令，两次率部进犯彼得格勒。同年11月被红军击溃，其残部退到爱沙尼亚后被解除武装。1920年流亡英国。1933年死于法国。
[5]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Николаевич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6]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ТомскийМихаилПавлович，1880年10月31日——1936年8月22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参加过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曾多次被捕流放，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被释放，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继续从事工会工作，鼓动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任莫斯科省工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与创立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总书记。同年起还先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委会、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等职。1919—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4月被撤销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1930年在联共（布）“十六大”上被开除出政治局。1932—1936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6年8月22日自杀身亡。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7]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Иванович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8]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Иванович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9]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АндрейАндреевичАндреев，1895年10月30日——1971年12月5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是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二大代表。1919—1920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2年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工会讨论”期间支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192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2—1927年任铁路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4—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1930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1—1935年任铁路人民委员。1935—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农业部门负责人，1937—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6年任苏联最高委员会联盟委员会主席。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43—1946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7—1962年任中苏友好协会主席。1962—197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顾问。1971年逝世。
[10]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舍尔古诺夫（ВасилийАндреевичШелгунов，1867年8月8日——1939年4月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894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加入老布尔什维克协会。1924年退休。
[11]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逻辑学家。
[12]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农场工人家庭，1885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SocialDemocraticFederation），1893年参加独立工党（IndenpendentLabourParty），1900年任工人代表委员会（LabourRepresentationCommittee）书记，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同年麦克唐纳被选为下院议员，并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一战爆发后因反对英国参战而辞去党主席职务。1922年重任党主席，1924年组织了首届工党内阁，出任首相，1929年至1931年再次出任工党内阁的首相，1931年因同自由党、保守党组织联合内阁，被工党开除，此后担任联合内阁首相至1935年。
[13]奥托·鲍威尔（OttoBauer，1881年9月5日——1938年7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期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年11月在东线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9月返回维也纳。奥地利革命后任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兼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罪恶勾当，1920年至193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几个中派主义政党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国际。1934年2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巴黎。
[14]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Rosmer，1877年8月23日——1964年5月6日），本名阿尔弗雷德·格里奥（AlfredGriot），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4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后接近托洛茨基，虽未参加第四国际，但为国际托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
[15]尤里安·巴尔塔扎·马尔赫列夫斯基（JulianBaltazarMarchlewski，1866年5月17日——1925年3月22日），出生于波兰，当过染料工人。1888年成为地下活动家，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社会民主党，1893年移居德国，继续同卢森堡合作。他参加了斯巴达克派，1916年至1918年间被监禁，后来作为俄国公民被释放给苏俄政府，成为苏俄政府的客人。1919年2月返回德国，后来又逃回俄国，然后去了波兰，在那里成为了共产党领袖。1921年拒绝了担任德共领导的邀请。后来定居于莫斯科，担任国际工人救援总会的领导。
[16]阿图尔·克里斯平（ArthurCrispien，1875年11月4日——1946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当过油漆工、装修工，后来当了记者。“国际派”成立时即参加了这个集团；1915年被捕并被征召入伍。中派反对派成立时即参加该派，独立党成立时即参加，并成为党内右派的领袖。1918年11月至12月间任人民委员。1922年回到社民党。1933年流亡瑞士，最后在瑞士逝世。
[17]威廉·迪特曼（WilhelmDittmann，1874年11月13日——1954年8月7日），家具木匠，1898年参加社民党，1899年当上记者，1912年当选为议员。反对一战，特别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独立党创始人之一，曾与水兵莱希皮奇有联系。在1918年1月罢工之后，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五年。1918年10月获赦免，11月和12月间任人民委员。在独立党内是右派领袖，1922年返回社民党。1933年流亡瑞士，1951年回国。
[18]见《列宁文稿》第10卷第435页。——译者注
[19]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20]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波格丹诺夫（ПётрАлексеевичБогданов，1882年5月20日——1938年3月15日），1901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190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一战期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戈梅利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戈梅利市杜马主席兼赤卫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任戈梅利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1925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军事工业理事会主席。1921—192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1929年任北高加索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0—1934年任苏美贸易公司（Амто́рг）董事会主席。1935—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第一副地方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21]扬·厄尔涅斯托维奇·鲁祖塔克（ЯнЭрнестовичРудзутак，1887年8月3日——1938年7月29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被捕。1909年被判处15年徒刑。二月革命后获释，并担任全俄纺织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内战期间任莫斯科经济委员会主席、全俄运输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俄共（布）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工会讨论”期间支持列宁。192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亚局书记。1924—1930年任铁路人民委员。1926—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5年平反。
[22]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Эдмундович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55，45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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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第十五章
↘联合国背书的新思维宪章
↘引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阿列克谢·列文森的《戈尔巴乔夫与第三次世界大战》
↘政治体制改革
↘主权示威和法律之战
↘八月政变
↘拯救苏联的最后努力
↘摧毁苏联的秘密行动
↘他们为何如此匆忙
↘现代世界对于改革的更多争议
↘总结的尝试
联合国背书的新思维宪章
尽管改革在国内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巨大的挑战，但它在全世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和信任。在这方面，1988年是一个分水岭。
我在2月宣布苏联将在5月1日起的十个月内从阿富汗撤军。不久之后，阿富汗、苏联和巴基斯坦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根据这次会议达成的一项正式协议，这项计划得到了确认。
5月下旬，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我在上文已经提到了这件事。10月，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访问苏联，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在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访问期间，我们也同样得到了公众对改革的支持。顺便说一句，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将基督教传入俄罗斯的一千周年纪念定为欧洲和世界历史及文化中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国际媒体赞扬苏联政府与教会关系的巨大改变。苏联举行的这次纪念活动具有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深刻寓意。此后，新的教区开始设立，教会开始恢复活动。教会的各个教派代表参加了苏联《宗教信仰与宗教组织自由法》的制订。教会成为功能齐全的社会组织，参与精神和道德教育以及抚慰、慈善和维和方面的活动。
11月下半月，我第二次出访印度。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与我再次见面，我们是朋友和可靠的政治伙伴。我们赞同《德里宣言》，两国政府都在积极地加以实施。我们11月会谈中的一个特别重要方面是对华关系问题。甘地与我都认为是积极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时候了，我们应尽最大努力确保中国不会对苏印两国的密切关系感到担心，而两国关系一直在不断加强之中。
在这方面，印度朋友同意我9月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提出的观点和建议。我主张缓解紧张局势、消除对抗（包括核武器部队、海军和空军的对抗）、冻结或削减武器和军事基地，强调机会的紧迫性和可行性。我们提议讨论设立一个谈判机制，以应对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启动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苏联、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谈判。
12月初，我在莫斯科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我们就范围广泛的国际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进行了讨论，特别是专门商讨了两国领导人会晤的重要问题。莫斯科和北京都极为重视这次会晤，通过这次会晤将可能实现两个全球性超级大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我特别想讲述在莫斯科与社会党国际主席维利·勃兰特[1]的会面情况。他对因妮娜·安德烈耶娃文章引发的围绕反改革运动的事件感到忧虑，要亲自确定改革还在向前迈进，而且我们不会在内外政策上放弃改革。勃兰特允诺，社会党国际在对苏关系中要采用改革路径。他注意到尽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仍然存在，但社会党国际与苏联之间的分歧正在缩小。社会党国际1952年版纲领受到了冷战、反共和反苏立场的严重影响，勃兰特说新版的社会党国际纲领将与之大不相同。
我和勃兰特一同与里根、科尔、甘地、密特朗和其他欧美亚政治领导人的会谈，为更积极和更广泛地推动我国对外政策各个领域的新思维原则，提供了充分的正面依据。改革变得越来越适应现代世界，特别是我国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那些反对“改革者”的各种投机和谩骂行为，声称改革者只是为了获得人们的接纳和适应需要，都无疑是无稽之谈。顺便说一句，这些行为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这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现代世界在性质上代表了更广大的国际范围内新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在这个得到整合的世界里，新增长、新机会与新风险、新冲突并存，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问题对所有国家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独自解决。生活需要合适的制度和规范，我们需要为此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并向这个新秩序迈进。
这就是党的二十九大决定批准苏共领导层的国际活动的原因。这些活动基于新的思维和苏联对国际维和政策的积极参与，因此十分重要。
苏联国内出现针对新思维的反对派，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理性。事实上，即使是最有经验的美国战略家，了解新思维的必要性的唯一途径就是经受灾难性的失败打击，而且许多人还在经历的过程之中。出现这种短视的原因是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意识形态化。
1988年，虽然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改革显然已经取得了成就，特别是在社会和政治民主化的进步方面。在此基础上，我们决定向国际社会提交我国对于国际秩序的详细总体计划，辅之以实际措施，而且由于其创造性和可行性，应当得到1988年12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考虑。我们准备在思想上和实践中比以往采取更加彻底的政治和军事行动。
11月，政治局审议了军工联合体在现代环境中的运行情况。我要谈一下与年轻人的一次会面。当时那些年轻的党员问我：“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庞大的军队，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坦克？”党的二十九大给我们制订了主要原则：我们最需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重大决定的时间已经到了。事实上，我国在军事方面的人均开支比美国多150%。如果我们在公开性下继续这种做法，那么我们所有的新思维都将毫无作用。但这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如果继续保持军队的现状，将不能达到改革的目标。我们需要立刻削减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存在，需要与我们的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
我国外交政策推动力的基本要素是国内的改革和对于变革的理解，这种变革提供了新的思维。如果认为戈尔巴乔夫去联合国是因为我们走入了死胡同，那是幼稚的想法。改革为我国的现代化铺平了道路，回应了我们日益增加的需求，这将使我们过渡到新的和充满希望的和平时期。
所有的问题都牵涉到裁军问题，这件事由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负责。除了关于裁减军队和武器的建议之外，我们还在人道主义方面采取进一步措施。我们已在讨论释放“政治犯”和那些被不公正地采取强制措施的对象（改革前受到“惩治性心理治疗”的受害者）的问题。我们取消了对公民出国旅行强加的不公正和专断的限制。一个委员会继续为那些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定罪的无辜者平反。
简言之，我们在积极地工作，继续推进我国公共生活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平反工作、民主化和人性化。
随着世纪之交越来越近，我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主要目的是要国际社会将注意力集中到我们对国际政治问题崭新的认识，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建设性解决方案之上。我们起草和提交了意义重大的概要计划，这是一个政治计划，但不是宣传材料，目的是将这个机会和危险并存的世界上的对抗转化为合作。这个计划是我们的和平宣言或和平宪章，其潜台词是为了替代丘吉尔的那个对抗性演讲，而那个演讲标志着冷战的开始。
我们用在国内外的实际行动支持这个宣言，宣布对抗在现代世界是徒劳的和致命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和分歧不应当带入政府间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平等合作基础之上建设性解决国际和全球性问题的机会和前景。这是一份经过缜密思考的、详尽的邀请书——邀请世界进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建设性转折和面向21世纪的文明突破。
20年后回过来看这份发言稿，我必须承认它是有道理的，不含有任何虚伪的谦虚。的确，难道那些在1988年12月7日提出的原则和思想不再具有典型意义或不再前景光明了吗？
现代世界里，国际安全最重要的成分和保证，就是各国政府在尊重国际法的情况下进行合作。所有国家，尤其是强国都必须自我约束，彻底放弃在国外使用武力。一个非暴力的世界应当成为现代的理想。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不应当、也不能是外交政策的工具。
加强军事力量并不能使超级大国无所不能。（这个道理要到很久之后才明白。）
——全球经济已经成为单一生物体，任何国家，甚至是最高层次的经济体都不能在这个生物体外兴旺发达。
——这将创建一个推动全球经济运行的全新机制列入议事日程。（考虑到2008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我一语切中要害。）
——一个国家自由选择自己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原则是世界在多样性基础上达成一致的基本条件。
——在政府间关系中去除意识形态因素是从各种对抗的经历中得出的现代结论。每个国家用语言、宣传和实际行动，而不是暴力来证明其制度、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性。
——当今世界的现实需要采取有力的行动，实现政治对话和谈判进程的国际化，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联合国是唯一有能力将不同国家利益及其双边、地区和全球的努力汇集到一起的组织。
——在呼吁实现国际关系的非军事化方面，我们希望看到用政治和法律的方法去解决所产生的问题。我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由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这些国家的对外政治行动都要遵守法律。
——当今世界自我肯定的多面性质，使得某些国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其他国家的做法站不住脚，而且某些国家还试图向其他国家讲授“自己的”民主样式。（昨天可以这样写，甚至今天也可以这样写。）
——当局势失去控制和陷入混乱时，就会陷入僵局。国际社会必须学会控制和引导进程，这样才能保护文明，保护每个人的安全和正常的生活方式。
结束发言时，我向联合国大会讲述了苏联在削减武装力量和武器装备，以及从几个东欧国家和华沙条约成员国（即东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撤军方面采取的具体步骤；介绍了苏联采取的一些民主举措，如我上文提到的允许苏联公民去国外旅行等。这引起了许多人的热烈反应。
联合国大会的会议大厅里坐满了听众，他们十分用心地听取了我的发言，然后为我起立鼓掌欢呼。《纽约时报》社论指出：“也许自从伍德罗·威尔逊于1918年提出他的‘十四点’或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温斯顿·丘吉尔于1941年发布《大西洋宪章》以来，没有任何一位世界级人物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昨天在联合国那样发表高见。”另外几个国际媒体也对我的发言给予肯定的评价。
但今天我将着重强调，我的信念是对整个世界做出的重要“回应”，即使是在20年后的今天其价值犹存。我指的是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2010年5月发表的美国需要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的讲话。奥巴马宣称，美国不可能独自在外交承诺的基础上打造一个世界新秩序。他说，与国际社会相脱离对美国从来都没有好处，因此必须加强现有的联盟和寻找新的伙伴。我认为美俄关系的“重启”也在这个战略中产生了作用。
伽利略在受到审判，发表改变主张的著名讲话时说：“但是，它在移动！”我将用他的话来表述新的思维方式：“但是，它在前行！”
引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阿列克谢·列文森[2]的《戈尔巴乔夫与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俄罗斯，人们不记得我们是否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们肯定知道我们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心里感到压抑，好像我们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80年代后期，这差不多相当于一代人的在世时间，苏联人并不希望下一次战争爆发，但感到这场战争正在逼近。
“苏联阵营的解体当然是20世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摆脱了苏联的严格控制之后，东欧国家急忙去追赶欧洲。整个世界的政治架构无疑发生了变化。在政治上分为西方和东方已经不再有任何重大意义。许多人一度开始以为世界将保持一致，因为经过改革的苏联决心要‘返回欧洲家园’和‘欧洲各民族之家’。
“……外部世界对于戈尔巴乔夫和平的变革表示感谢，将此举视为一个重大成就。不过，有理由相信，当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获得最高权力时，如果他当时拥有上文提到的自由共产主义思想，那么这些思想是为了加强其地缘政治体系，而非看到这个体系崩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他没有能够完成他梦想的使命，他甚至没有想到过最终的结果。
“……外部世界……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感谢。在他领导的国家之内，他因‘制度的崩溃’而受到指责，而不是褒奖。在短时间的声望高涨之后，戈尔巴乔夫不再得到他的国民的爱戴，这种状况从那时起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人们给予正面评价的名单（约有30名受到人们‘信任的’政治家）上，戈尔巴乔夫排名倒数第三。
“只有在考虑了以上提到的一切之后，人们才能完全了解2010年7月列瓦达中心进行的民意调查的结果。对俄罗斯人提出的问题是，他们今天如何看待‘1980年代末国家对外政治路线的变化’结果——这里的精确提法是‘路线’，但在俄罗斯，这被称为叛国、叛变、退让和失败。根据这个逻辑的回答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在与西方的对峙中失败了’——27%的俄罗斯人选择了这个回答选项。
“……那么对于戈尔巴乔夫历史变革的看法中，数量最多的那部分人是怎么看的？多数人（43%）选择了这个回答选项：‘在对峙结束时我国与其他国家同样获胜。’57%的接受调查的中层和下层管理人员同意这个回答选项。以这样的间接方式，国家对戈尔巴乔夫表达了感谢。
“因此，我们最终没有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不过，半数俄罗斯人相信我国仍然面临着外部的威胁，只不过这种威胁的来源不再仅仅是西方了：32%的人认为制造威胁的是西方，29%的人认为是伊斯兰国家，16%的人认为是前苏联国家。超过50%接受调查的管理人员认为伊斯兰东方是最危险的威胁。不到10%的管理人员认为西方是目前的威胁。实际上，这些接受调查者的回答表明他们并不同意国家领导层的看法。国家领导层过度夸大西方的威胁，同时低估东方的威胁。这是新出现的‘思维趋势’。”
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二十九大所做的讨论和决定对于改革具有不同凡响的重要性，特别重视社会上头脑清醒的力量对于改革的支持。负责重大政治改革的委员会极大地丰富了改革，并赋予改革思想的力量。这个做法开拓了改革的视野和前景。基本上，我们所说的是要确保由一个大权独揽的政府，非暴力地、和平地过渡到真正权力属于人民和苏维埃的政府，而根据《宪法》，掌握权力的就应当是人民和苏维埃政府。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里还要再说一遍：这是一项极为复杂和痛苦的任务，但很有必要性。这需要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面对这个困难和复杂进程的力量。我要强调的是，作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我始终以党的民主活动原则为指导，直到最后的时刻。所有的决定都在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上得到了自由讨论和集体讨论。坦白地说，同事们并不总是理解我的做法，他们已经习惯于做出那种迅速的、强制性的和任意的决定。
党的二十九大之后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是1989年3月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
选民的投票率很高，候选人的竞争（15至17名候选人争夺一个代表席位）十分激烈。数千个非正式的协会和组织参与了竞选活动。如同真正的自由选举的通常情形一样，选举结果众说纷纭，而且无法预测。
当好几名党的高级干部尽管拥有行政和宣传资源，但还是落选的时候，党内的权贵集团感到震惊。在莫斯科，特别是在列宁格勒，几乎所有的市和地区党委负责人均落选。在伏尔加、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许多工业和科技大城市，在乌克兰的南部和东部，在波罗的海的加盟共和国和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党的干部在选举中也受到重创。与此同时，文化、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杰出人士纷纷当选，而且有几位之前不为大众所知的非官方活动人士都是新面孔，也成功当选。85%的当选代表是苏共党员。选举使得“普通”党员所占的比例大大超过了党内权贵集团。许多共和国和地区党的领导干部特别难以接受选举的结果，产生了痛苦的、失败主义的态度，匆忙做出了改革失败的结论。
我在选举之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我当时这么说，现在也这么认为：改革和人民赢得了重大的政治胜利。人民不仅向世界证明我国举行全国自由选举具有可能性，而且还成为了现实。政府的上层结构已经通过民主与合法的途径得以建成。真正议会制政府的基础已经得到奠定，这毫无虚言。而这个成果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切尔诺贝利灾难后果、亚美尼亚地震、阿富汗战争、石油价格的下跌、国际冲突和许多其他的天灾人祸。
我更加清楚地看到：如果苏共要对这些进程产生影响和引导其发展，就需要从这个矛盾的选举结果和存在的事实中得出结论，这个存在的事实就是，新的民主权力组织和新的政治团体已经产生，包括反对派组织在内。在放弃了大权独揽之后，党需要改变，努力成为社会的道德先锋队。这需要以不断增加的多元化观点和公共利益为指针，需要学会集合党内外最优秀和最活跃的力量，需要听取人民的呼声、用言论和行动赢得他们的信任，需要与公共团体和政治组织进行合作。
政治变成了向公民及其团体和政党开放的公共领域。政治不再是“最高层”个人和派系狭小的圈子所独享的领域，也不是“普通”人禁入的内斗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普通人的作用只是齐声附和的机器齿轮而已。这是为国家和人民生活建立新的文明标杆道路上取得的重大社会和政治转向和突破。
然而，对于那些人数可观和影响颇大的中高级党内官僚而言，改革走得越远，就越被视为负面和敌意的信号。保守的权贵集团对改革的抵抗变得更加明目张胆。
1990年夏，我得知了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和工人的状况。我仍然能够记得工人们在全体大会上不断地向我提出相同的问题：“我们的党组织出什么事了？现在群情激荡但党委却在保持沉默或酣睡不醒。”人民受到了忽视，没有采取任何处理严重问题的措施。党委提出要求：“保护我们免遭大众媒体和群众不满的攻击！”许多地方政权基本上已经瘫痪。在各共和国和地区，虽然还有大量可使用的土地，但地方领导人顽固地阻止将土地出租利用。农场方面也表达了不满，有时农场被纵火，工人们已经准备要搞垮集体农场。权贵集团则幸灾乐祸地搓着手，好像在说：“我们可是爱莫能助啊。我们被夺走了权力。这就是改革给你们带来的后果！”这些人似乎要把我们逼入死角，这样我们就会失去理智，用大棒击打周围人的头部。
地方层面对改革的阻挡和抵抗并不是自发行为。相当一部分权贵集团、激进的跨地区代表集团和民主俄罗斯积极地培植和支持这些阻挡和抵抗行动。叶利钦的手下阴险地利用矿工们改善劳动条件的正当要求，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罢工席卷全国，矿工们提出的政治口号是要求苏联政府和苏联总统下台。[3]参加罢工的还有钢铁工人和运输工人。铁路和其他运输通道被切断了，港口被关闭了，那些装运食品、消费品和其他急需产品的火车和轮船无法开动。
激进分子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给已经陷入危机的经济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雷日科夫政府通过努力与矿工达成了妥协性协议，但是叶利钦却猛烈抨击这个决定，指责雷日科夫只是干了一件半吊子的事，应当立即彻底“折断行政和命令体系的脊梁”。
国内存在着成千上万的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非官方组织，其主要的政治分野就是看谁“支持”还是“反对”改革。
在这样的形势下，苏共和最高苏维埃推出了在政治制度中设立总统制的建议。起初，我认为总统制难以与苏维埃制度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是，面对社会和政治经济紧张局势的加剧和数个政党建立的形势，必须立刻加强政府的权威，特别是行政权或总统权的权威。相关决议于1990年3月获紧急召开的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苏联宪法》第六条被废除。这样，多党制获得了国家《宪法》层面的合法性。这是推进政治改革的关键一步。不出所料，同样一批左翼和右翼激进分子反对实现总统制，也反对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统。
不幸的是，人民代表大会设立的总统制立即受到了各加盟共和国同样设立总统制的削弱。这并不是我的计划，正如后来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这个举措被苏联的反对者用来削弱和摧毁整个国家制度。严峻的社会经济局势造成了总统由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直接选举产生的事实，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去准备和举行竞选活动。事实上，第三次代表大会作为一次紧急代表大会并非出于偶然。绝大多数代表都要求在大会上选出总统。
总统制遭到削弱的一个原因是部长会议保持原样。根本没有时间去设立一个强大的司法权力机构和执法系统。这样做需要大量的复杂工作和至少好几年的时间。
随着国内激进经济改革的放缓，政治局势也愈加紧张。我看到了一个化解苏共面临危机的机会，即在新的政治平台上召开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由于多党制社会的出现，以及已经改变并且仍在改变的政治体制，我党需要一个新的平台来开展活动，因为党现在已经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自身、邻居和周围的世界。
我相信在这样的社会里，苏共能够重振精神和影响力，得到人道民主社会主义的指引。在此基础上，我认为我们可以与所有健康的社会力量，与年轻人、科技界和人道主义知识分子重新建立和发展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党与这些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由于党之前与民众的联系方式而疏远了。
但是，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党内富有进攻性和阴谋性的保守派的存在，前景并不美妙。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截然不同。这帮人将在党的二十八大上表面同意建立新的平台，然后秘密和公开地动手清除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的改革派，从而为他们以极端措施建立“秩序”铺平道路。
主权示威和法律之战
由于政治改革推进到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政权的层面，支持和反对改革的战斗以一种新的紧急状态进行。在上层（国家层面），我们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基本上筹划、建成和运转了真正的议会制政府机制，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下一阶段在加盟共和国层面进行的政治改革，也需要同样的重视和努力。
这样，我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均具有历史重要性，某些过失，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在1991年8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政变之前存在的被动和混乱状态，也许就是对国家产生最严重后果的一些关键因素。
然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和新的最高苏维埃证明，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个人参与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在这里，我特指的是跨地区代表集团的代表们。这个组织类似于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其最初起的作用是提出极为严厉的批评，现在却成为了建设的反对派，号召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口号下进行德米特里·萨哈罗夫所称的根本改革。有几位代表是知名的科学文化界社会活动家。毫无疑问，他们在议会提出的议案和通过的法律都是颇有用处和富有成效的。
我感到大部分跨地区代表集团的代表都是些可以与之一起工作和需要与之一起工作的正常人，但有些喜好冒险的极端革命分子和政治妓女也依附于这个组织。
在我看来，1989年12月萨哈罗夫的去世对跨地区代表集团造成了极大的负面作用。他以他的卓越才智、无私精神和宽宏大量而著称，绝不卷入那些见不得光的阴谋活动。而且，萨哈罗夫充满了政治浪漫主义，是人们所称的名副其实的苏联和俄罗斯民主派的旗帜。他的名字、威望和活动使得跨地区代表集团获得了特殊的道德和政治地位。由于萨哈罗夫去世，一大批跨地区代表集团的成员转而支持叶利钦这个反对苏共、戈尔巴乔夫和改革的“急先锋”。在此之后，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里的对抗增加了；抨击和破坏代替了建设性举措；改革受到了党内官僚反对派的阻碍；毁灭性的大罢工席卷全国，打出的政治口号是号召政府和总统下台。
当然，这样的政治路线不会加强跨地区代表集团在政治架构或苏共，包括领导层改革派内的威信。跨地区代表集团开始四分五裂，其最激进的成员抱团参加了选举阵营，接着就加入了追随叶利钦的民主俄罗斯运动。
对于由一个新出现的“果敢决断”和“意志坚强”的领导人来取代戈尔巴乔夫的疯狂下注，最终改变了民主俄罗斯运动。正如加夫里尔·波波夫所说的那样，这个政党从民族运动的先驱变为了新的权贵集团和寡头政治政权的追随者。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很晚才承认那种民主浪漫实际上已经被那些民主俄罗斯运动成员用作争夺权力的烟幕弹。
1990年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选举最高权力机构期间，激进的民主派打出了主权牌，甚至堕落到支持民族分离运动，并公开或秘密地与民族分裂分子直接勾结的地步。叶利钦及其支持者扮成中央机关中俄罗斯公民利益的最强大保卫者，并声称俄罗斯是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供养者”。与此同时，他们充分利用所谓的科学数据，宣布俄罗斯联邦将在摆脱苏联的枷锁和供养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负担之后，在今后几年里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这是冒险主义的论调，正如后来几年的状况所证明的那样，这对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本身的改革前景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这与苏联领导层中的改革派路线相冲突，与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紧急和建设性建议所提出的两个主要和相连的目标相冲突。其中的一个目标是将苏联事实上的单一国家架构变为真正的民主联邦共和国。这个目标的基本含义是我当时所主张的方案，即“强大的中央和强大的共和国”。
另一个继续推进改革的紧急目标是在全国实施激进的改革，将国家经济及经济关系在不造成社会动荡的情况下转变为市场关系。
要推进改革就需要完成极为复杂的任务，而最大和最危险的障碍就是俄罗斯激进民主派的抵抗。这些人用毁灭性的基于共和国主权的理念为武器，将俄联邦的法律置于苏联法律之上。叶利钦的追随者们直接从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最激进的民族分裂分子那里照搬这个理念。他们引用1939年《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来证明这个理念的合法性。但是这个与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相关联的理念导致了它们退出苏联，而将这个模式用于俄罗斯联邦则导致了苏联国家的毁灭。这就是叶利钦及其追随者开始推行的理念，得到了莫斯科和俄罗斯其他地方的极端革命派知识分子的支持。
苏联共产党在提名候选人参加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方面产生重大失误，所以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委员会主席的选举中遭遇失败。我对大会代表们公开提出警告：要反对叶利钦当选这个职务，因为我预料到这将会引发与中央政府的危险对抗。但是，显然是出于事业的诱惑和“诋毁戈尔巴乔夫”的意愿，有好几名俄共代表投了叶利钦的票，使得叶利钦以4票的多数当选。而且，俄共党员代表还帮助《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权宣言》获得通过，规定俄联邦法律高于苏联法律。一枚毁灭性地雷已经埋在了改革和苏联的下方。
《宣言》中决定将俄罗斯联邦作为新联盟一个组成部分的表述，只是为了暂时安抚许多俄罗斯共产党的代表。叶利钦一年半之后就粗暴地取消了这个决定。
在加强主权的口号下，其他加盟共和国也进行了选举。面对经济困难的局面，当地的精英急于维护自己的立场，毫不迟疑地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不过，许多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和大多数民众都认识到与整个苏联保持关系的重要性，需要保留改革中心的存在，这也符合加盟共和国自身的利益。在这里，我发现存在着一个机会：能够将单一制的苏联转变为由主权和独立国家构成的真正联邦，并充满活力地继续前进。这个过程受到了民族冲突爆发的困扰，许多这样的冲突是由当地统治阶级和黑手党故意挑起的。卡拉巴赫、苏姆盖特和巴库的情况就是如此，鉴于当地政权陷于瘫痪的现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不得不在这些地方宣布实行紧急状态。
处理国内外问题上遇到的失败和挫折，还存在着其他的原因。在波罗的海国家，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不知道如何与民众中间的温和派团体建立建设性关系，只是一味地退让，将整个政治舞台都让给了分离分子和极端分子。1989年4月，第比利斯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当地的共产党领导层未能与人民进行对话和开展实际工作，而是动用军队驱散集会。事实上，这个集会是在背着共和国最高领导层的情况下，秘密地得到了当地政权和“莫斯科有关当局”的批准和鼓励。根据谢瓦尔德纳泽的说法，这项政策的副作用就是已经很难将加盟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书记与那些跨高加索地区的某个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分子区分开来。
俄罗斯联邦采纳《共和国主权宣言》的行动引发了连锁反应：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均举行了“主权示威”。在俄罗斯之后，乌兹别克斯坦、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最高苏维埃都宣示了国家主权。自治共和国，甚至连个别的边疆区和地区，比如说伊尔库茨克也采纳了主权宣言。
狂热的主权运动由于叶利钦而进一步升温，他大声宣布了要在仅仅两年之内确保人民改善生活的政治诺言。叶利钦说俄罗斯联邦的经济项目与苏联的经济计划不同，是基于500天一个时段，允诺要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是提高价格。他宣布“如果我们不能在两三年内完成我们的项目，人们只需操起手中的家伙，把那些没有能力掌权的人赶走就是了”。这是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煽动的典型例证，俄罗斯联邦的新领导人就是这样在1990年夏四处乱窜。当我在1996年参加俄罗斯联邦总统大选时，人们一直在问我：“为什么叶利钦没有兑现他的诺言？他不是说如果没能实现对俄罗斯人民做出的承诺，他就卧轨吗？”我的回答很简洁：“也许是因为铁路中断运行了。”我认为人民已经知道一切了，叶利钦只是由于前所未有的选举舞弊才赢得了“胜利”。
在无视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叶利钦对所有人许诺要打一场俄罗斯经济闪电战。1990年秋，他到我这里来，提出一个建议：俄罗斯领导层与苏联领导层进行合作，实行激进的市场改革，但要将雷日科夫的政府排除在外。事实上，叶利钦宣扬的“500天”项目离开了俄罗斯联邦政府与苏联政府的合作就无法实施。这个项目的制订者最初将项目的适用范围确定为整个苏联。我对项目的建设性和活力感兴趣，但反对其中包含的与苏联政府进行政治对抗的内容。其后在列昂尼德·阿巴尔金院士的直接领导下，制订了另一个项目。我认为能够在这两个项目之间达成妥协。在我们长达5小时的谈话中，叶利钦说：“让我们一起工作吧。让我们自信而果断地采纳宏观政策。我们不能进行对抗。”
到10月中旬，在我的协助下，著名的经济学家阿贝尔·阿甘别吉扬、斯塔尼斯拉夫·沙塔林[4]、列昂尼德·阿巴尔金和还很年轻的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5]制订了一份妥协性文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主要战略》。专家们认为这份妥协性文件是以“纯粹专业经济方法”为基础。但是，这份文件却出乎意料地引起叶利钦极为尖锐的反对。10月16日，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他宣布一场针对俄罗斯主权的攻击已经开始。然后，叶利钦就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他的条件能够得到满足，即雷日科夫政府下台，要么权力、政府要职、财产，甚至军队都要分家。他以举行街头大规模抗议和暴乱相威胁。我必须指出叶利钦的这些好战举动在当时并没有获得各加盟共和国的同意，更不用说赢得其支持。恰恰相反，这些举动引发了惊慌。
很显然，激进的经济改革已经成了叶利钦及其追随者政策的人质，这些追随者来自民主俄罗斯运动最激进的积极分子。在这个组织10月21日的成立大会上，所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当俄罗斯主权受到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总统的任何“损害”时，民主俄罗斯运动将“寻求俄罗斯联邦退出苏联，并将共和国领土上的苏联财产国有化”。
叶利钦10月16日发表了引起争议的声明，宣布激进的民主派对经济改革并不像他们对其他目标那么感兴趣，这甚至令密特朗这样的欧洲资深政治家感到担心。如果戈尔巴乔夫拒绝了雷日科夫政府下台的要求，那就意味着总统损害了俄罗斯主权。为此，除了发动主权示威之外，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还进行了针对苏联的法律之战。1月24日，俄罗斯联邦最高委员会通过了一部史无前例的法律《关于苏联法律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上的法律效力规定》。该法不仅确认了俄罗斯法律的优先地位，还规定对遵守那些未经俄罗斯联邦批准的苏联法律的公民和官员予以惩处。正如民主俄罗斯运动所计划的那样，《关于确保主权经济基础》的法律于10月31日获得通过，规定俄罗斯联邦领土上的所有国有设施，包括苏联的财产，均被宣布为俄罗斯联邦的财产。
俄罗斯联邦1991年预算法从根本上损害了制订苏联预算的原则，从而伤害到了苏联。俄罗斯领导层单方面削减了对苏联1000亿卢布的拨款，因而削弱了我们给其他加盟共和国拨款的能力。由于缺乏必要的财政补贴，这些加盟共和国便削减提供给中央政府的产品。这造成了棉花的短缺，干扰了棉织品的生产。俄罗斯当局单方面提高了肉类、石油、石油制品和其他产品的批发价。这些措施都通过民粹主义的口号获得了合法性。民粹主义者声称俄罗斯生活正在迅速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事实上，经济关系的不平衡恰恰造成了相反的结果。
法律之战、主权和预算之争均由俄罗斯联邦领导层挑起，蔓延到了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整个国家的宪法框架、基本法治和全部经济关系和治理体系都受到了损害。
与此同时，苏联立法机构正在举行有关《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主要战略》的建设性讨论。我们在苏联政府的层面上通过了战略性文件，但政府的权威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11月，我向叶利钦强调由我们来共同承担国家命运，以此来缓和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不久之后，我就发现来自另外一个方向的压力。极左派的抵抗正好与保守派的攻击同时发生。联盟集团通过立法机构的保护而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在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这个保守派组织要求将罢免我的总统职务的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左右翼的极端分子都投票赞成这个要求，但只得到了400张赞成票。叶利钦、波波夫[6]和斯坦科维奇[7]都投了反对票。
大会批准了我提出的一项宪法修正案：设立部长内阁以取代部长会议以及其他几项加强行政权力的措施。考虑到当时国家日趋严重的危机，采取这些举措是必要的。由于辩论和冲突火药味十足，影响到了国家的统一、苏联的命运和新的《联盟条约》，我强烈建议将这个重大问题交由人民来决定。大会接纳了我的建议，通过一项法令：举行全国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保留经过改革的平等主权国家联邦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存在。
进入1991年，国家没有得到预算的批准。俄罗斯行政当局阻止了预算的通过。制造业的下降速度加快了（与1990年第一季度相比下降了5%）。加盟共和国的地方问题，特别是俄罗斯当局的行动阻碍了部长内阁的工作，内阁总理为瓦伦丁·帕夫洛夫。新成立的苏联政府也犯了错误。苏联企业进行的零售价格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被中央政府将财政杠杆交给加盟共和国的做法所抵消。由于不平衡的工资上涨，加盟共和国的通货膨胀迅速加剧。不过，当时苏联层面的货币和财政改革并没有采取“休克疗法”，并没有取消对于大部分民众的最低生活保障。但是，左右翼激进派继续争权夺利。
1月12日夜里发生在维尔纽斯的事件，对于国家的政治和情感都是极大的考验。军队拒不执行苏联总统下达的命令，而是听从了据称是驻地指挥官的命令，攻占了由支持独立的民众守卫的电视台。而苏联总统的命令是要用政治方式而非武力来解决立陶宛首都日益加剧的冲突。14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这个令人极为遗憾的悲剧性流血事件被用于纯粹的政治目的。很难让人摆脱这样的想法：有人非常想让苏联总统对这次流血事件负责。我竭力避免危机的升级，拒绝对立陶宛实行总统直管，因为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我重申不能允许有人不经宪法程序，而是使用武力或通过军方“未经授权”的行动去夺权。
与此同时，叶利钦立即飞到塔林，与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导人会面，在发给联合国的一份通报中将维尔纽斯事件称为“苏联对立陶宛的侵略”。在号召驻扎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人保持克制的时候，叶利钦发表了体现其固有的挑衅风格的宣言，称“很显然已经不可能在没有俄罗斯军队的情况下捍卫主权”。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我强烈谴责这个前所未有的、意义深远的宣言，这实际上是提出分裂军队的威胁。
在莫斯科和其他几个城市，激进反对派组织了成千上万人参加示威游行，要求苏联总统辞职，指责苏联总统制造了维尔纽斯悲剧。民主俄罗斯运动领导人直接导演了这场反戈尔巴乔夫的运动。1991年2月，叶利钦在电视上直接对戈尔巴乔夫宣战：“我断绝与总统本人及其政策的一切联系，要求他立即辞职。”他的目的具有极大的毁灭性——砍掉中央和改革的头颅，唆使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起来反对总统。这种局面将会造成动荡，而这正合各种各样的激进派的心意。苏联政府采取的任何维持公共秩序的行动都被说成是侵犯民主和政权的行为，是在发出实行专制的威胁。我记得当时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8]坚决反对叶利钦的号召，“是的，这是一场深重的危机，但他把它弄得更加严重”。叶利钦的号召受到了民主俄罗斯运动中大多数具有远见的成员的谴责和反对，他们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并没有被民众的狂热冲昏头脑。
随着3月17日苏联公投日期的临近，叶利钦领导的反对派势力急剧提高了反戈尔巴乔夫和反苏的调门。3月初，民主俄罗斯运动支持的政治罢工再次在库兹巴斯矿山和其他地区发生，要求苏联政府下台。整个国家的经济，特别是钢铁工业和农业再一次遭受重大损害。5个炼焦炉组和20座高炉在1991年的最初几个月被关闭。
规模浩大的反戈尔巴乔夫抗议集会在莫斯科市中心的马涅什广场举行。类似的示威游行在俄罗斯城市举行，号召公民们在公投中反对保留苏联和改革苏联。当时的很多媒体都掌握在反对派手中，没日没夜地播出苏联历史上最为困难和悲剧性的事件。
传单、招贴画和电台广播都在不停地号召人们不要去参加公投，或者是投反对票。叶利钦授意的反对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口号标语更是到处散发。但是，由反对派挑唆的矿工大罢工并没有达到其组织者所期望的目标。反对派未能破坏公投，也未能争取到超过半数的反对保留苏联的票数。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民众参加了公投，号召保留和改革苏联。毫无疑问，公投结果不仅是苏联总统的巨大道德和政治胜利，而且是人民对于保持国家统一和改革国家的意愿的表达。
这个成功是在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面临国家崩溃的威胁的条件下取得的。利用这个成功，我邀请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领导人一起召开一次参加人数受限的秘密会议，以起草一项落实专门的建设性行动计划的方案。
会议是在我的提议下召开的，于4月下旬举行，被称为新奥加廖沃9+1会议。叶利钦也参加了会议，他那个时候希望为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创造有利的条件。在新奥加廖沃这个总统郊外住宅，我们通过了一项联合声明，决定立刻采取措施来稳定国内形势和克服危机。我们明确声明：主要的稳定方法就是尽快签署新《联盟条约》。
新奥加廖沃达成的协议起到了抵挡攻击总书记行动的作用，当时党内的官僚集团正在筹划此事。他们在表面上接受党的二十八大做出的决定，同时并没有放弃从党的领导层中驱逐戈尔巴乔夫和所有改革派的计划。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将在4月中央全会上展开。以筹备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五十周年为掩饰，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布列斯特、刻赤、摩尔曼斯克、新西伯利亚、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和图拉的市委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在斯摩棱斯克开会，达成了撤销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职务的协议。在确定了这些目标之后，俄罗斯共产党再一次策划了召开紧急党代表大会的主张。正如在俄罗斯全会和二十八大发生的那样，反对派试图将四月中央全会变为某种对戈尔巴乔夫和改革的审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市委书记，以及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以威胁和狂妄的口气发表言论。他们要求进入紧急状态。
作为回应，我宣布将辞去总书记职务，以腾出空间来。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我会采取这个行动。有超过70名中央委员刚刚准备好了一份声明，宣布支持总书记和要求召开紧急党代表大会。经过三个小时的辩论，政治局要求我从讨论议程中撤掉关于我辞职的请求。纳扎尔巴耶夫和其他仍然保持清醒头脑的中央委员严厉驳斥了针对总书记的毁灭性攻击。
总之，我要说的是，当时在党内进行一场战斗就如同在饥荒中享用一顿大餐一样奢侈。有关党的理论和政策问题这样的重大讨论，将不得不等到讨论党的二十九大新党章草案时再着手进行。最终，中央全会通过了十分平衡的决议。
新奥加廖沃协议的达成有助于帕夫洛夫领导的政府与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一道起草一个综合性的反危机方案。波罗的海的加盟共和国也表示要非正式地参与方案的落实。6月5日，我批准了这个方案。这个名为“关于苏联内阁与主权共和国政府将摆脱国家经济危机作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部分的联合行动方案”得到公布。下一个月，这个反危机方案已经在贯彻落实之中。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与联邦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将作为经过改革的苏联的一部分。这个宣言被采纳一年之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选举于1991年6月12日举行。叶利钦获得了较大幅度领先的多数选票：有40%拥有选举权的俄罗斯联邦公民投了他的票。其他候选人雷日科夫、瓦迪姆·巴卡京[9]、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阿尔伯特·马卡绍夫[10]所得票数都远远落在叶利钦的后面。苏共支持的候选人在所有的主要城市全军覆没，而城市是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这是伊凡·波洛兹科夫的俄罗斯共产党和每一个负责指导工作的政治局委员的失败。
但这里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有关“退出苏联”，更不用说解散苏联的问题并没有在投票支持叶利钦的绝大多数人那里听到过。我不记得在总统候选人本人的竞选计划或演讲中听到过这样的口号。是的，诸如独立、主权和俄罗斯从“中央的专制”以及苏共官僚的手中解放出来、其他加盟共和国和国家是“乞丐”和“搭便车者”的口号声在每一个街口都能听到。既然人民合法地选举叶利钦为俄罗斯联邦总统，我感到有必要承认他的当选，与他就签署新的《联盟条约》的程序问题达成协议。我们最终同意了新条约的文本，将8月20日定为条约的签署日期。
7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在原则上批准了新党章草案，规定苏共将转变为一个主要具有社会民主导向的议会政党。
我的反对派和诽谤者曾在四月中央全会上吵闹无比，但这次却能在文明的范围内行事，唯一的例外只有他们在卢基扬诺夫发言之后的大声喝彩。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妥协具有欺骗性。极端措施的鼓吹者未能使这些措施付诸实施，也未能使用合法手段迫使总书记下台，因此他们决定采取不同的手段。
这样，到1991年中期，苏联中央政府与大多数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之间在国内形成了相对的政治平衡。当然，由于经济基础受到众所周知的主观和客观因素的损害而大为削弱，这种平衡十分脆弱。不过，作为9+1模式一部分的相互理解为共同努力达成新的妥协创造了机会。新的表示愿意合作的信号正在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浮现。结果，关键领域里新的具有协调性和建设性进步的前景也出现在视野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于7月30日会见了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此时距我去克里米亚的福罗斯度假仅有几天时间，我准备在那里专门考虑安排签署《联盟条约》的筹备工作。这是一次非正式的交谈，我们秘密讨论了一旦《联盟条约》签署之后，我们联合采取的下一个政治步骤以及可能采取的行动。我们暂时同意举行苏联总统选举，也许还要对苏联内阁人事和地位做出调整。
事后发现，克格勃监听了这次会议，这促使几个高级官员做出了参与策划和发动政变的决定。无论如何，据称国防部长亚佐夫在是否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11]的问题上原本犹豫不决，但会议录音提到亚佐夫名字的事实促使他加入了政变者。
八月政变
预定于8月20日签署的新《联盟条约》本能够也应当成为整个国家历史上的新里程碑。仅仅是签字行为本身就能给社会和世界发出可信的信号：大部分领导人——9个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和中央政府领导人——已经决定共同工作来稳定国家的局势。《条约》还将为确保苏联的国家统一提供法律框架。其目的是通过发展联邦关系而实现民主的更新。《条约》将在共和国与中央之间创建真正和合理的利益平衡，同时为进一步的民主改革留下空间。在8月14日的一次电话通话中，叶利钦抱怨说他受到民主俄罗斯运动领导人越来越大的压力。我做了简洁的回答：“你被批评为‘帝国的捍卫者’，而我被批评为它的毁灭者！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
仅仅三天之后，我面对面地遇到了新《条约》的其他敌人。一伙政府和党的高级官员切断了苏联总统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将我、我的家人和助手隔离在福罗斯的疗养地，递给了我一份最后通牒：我必须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将总统权力移交给副总统亚纳耶夫，或者辞职。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所有要求，告诉他们只有在得到人民代表大会或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的情况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才能在我国成立，任何其他的做法都是鲁莽的犯罪行为，都需要为此承担责任。我用通常所说的“俄罗斯行为方式”把这些来访者踢出去。说句实话，我希望我的断然拒绝能够让这些阴谋者清醒过来，迫使他们放弃企图。
由于未能得到同意，反而被我严词拒绝，阴谋者派来的信使慌慌张张地退了出去。但是，通讯联系仍然被切断了，连接我别墅的路也被封锁了，隔离措施被加强，这些都表明他们的阴谋计划还在继续推进中，而且囚禁总统和夺取权力都是事先计划好的行动。
政变者提供了以下（牵强和虚假的）政变借口：苏联总统因身患重病不能再行使职责。这一点，很快就能得到医学证明书的确认。不难想象这个已经夺取紧急权力的“强势政权”将如何“确认”这一点。据事后泄露出来的消息，克格勃主席亲自下命令，要求医生开出苏联总统患有重病和失去工作能力的“证明书”。医生们没有屈从。由于我们医疗队伍的正直，所有人都没有向压力屈服。
在发生政变的日日夜夜里，数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开上了莫斯科街头。对于我国的公民、新的民主制度和全部的改革思想，政变就是真相大白的时刻。
改革作为社会和政治进程，其目标和方式是以和平的、非暴力的途径实现国家的复兴和民主化，是要弥合人民与政权之间的鸿沟，而政变却在破坏和诬蔑改革。这就是政变使社会大幅度倒退到改革前时代的原因。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在克里米亚和莫斯科的所作所为暴露了其真正的企图和计划。人民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行动是建立在谎言之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没有能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或其他任何城市或加盟共和国赢得公众的普遍支持。恰恰相反，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政变。莫斯科市政府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采取了值得称赞的政治立场。在苏联总统拒绝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要求之后，其成员试图与叶利钦合作，但叶利钦予以公开拒绝。
我拒绝与阴谋者合作的行动剥夺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合法性，挫败了他们的阴谋，使他们陷入了混乱、纷争和难堪的境地。遭遇莫斯科的大规模抗议和许多军队指挥官拒绝参加攻打白宫[12]之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走向失败，8月21日终于彻底崩溃。改革和民主似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政变损害了苏联政府的权威，也极大地损害了苏联总统的地位。其原因在于，总统“内圈”的最高级国家和党内官员谋反，企图颠覆《宪法》、法律和民主秩序。这些人中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此时他竭尽所能来洗刷他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关系。但是，根据我们对他这些天行动的掌握，假如不是他采取反叛立场的话，克留奇科夫和其他人就不敢参与政变。
由更新的中央政府与正在成为主权国家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建立互相理解和采取共同行动的进程、在建立真正的联邦关系基础之上开展合作的进程，现在都毁于一旦。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甚至在政变之前就迅速宣布独立，给国家权威投上新的阴影。国家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了。事实上，苏联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了。我将详述我从福罗斯返回之后的情况，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我自己是一个不同的人了……
我对于这次背叛深感震惊，因为我以为很理解这些背叛我的人，但他们却背着我谋反。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辜负了我的信任，欺骗和背叛我，事实上也是我欺骗了自己，我自信满满地过高估计了这些人的道德和政治素质。可以说，就在改革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就在改革克服困难，开辟新的地平线的时候，我提拔的人却在阴险地背叛民主目标和理想，而这些目标和理想构成了国家和社会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他们选择了武力和恐吓加欺骗的政策，更不用说滥用权力的犯罪行为。一种令人惊愕的短视占了上风。
许多中央书记没有反对这些阴谋者，甚至还支持他们，这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许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同志例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建议自行解散中央委员会。与此同时，我坚决否认数百万共产党员与党内官僚犯下的罪行和恶行有染，也坚决反对那些对苏联共产党全部历史和行动的诬蔑之词。不幸的是，党内官员长时间大权在握，已经完全沾染上了与过时的行政命令体制相关的官僚主义及其负面品质。八月政变之前和期间发生的事情验证了我的看法。
我必须指出叶利钦在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斗争中的不妥协作用。假如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举措取得成功，那么国家将会倒退，产生无法预料的消极后果。但是，硬币也有另外的一面：在对那些企图让国家开倒车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采取了强硬的举措之后，叶利钦无法停止他的狂热举止，转而与苏联对着干，他将苏联视为对俄罗斯主权的主要威胁。
政变期间及之后，当我从福罗斯返回之后，叶利钦跨越了宪法界限，签署了多项法令，将苏联政府机关置于俄罗斯政府机关的从属地位上。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代表被派驻到苏联政府机关中去，负责指导、取消或修改所发出的指令。我发布了一项法令（上文已提及）批准俄罗斯总统在政变期间采取的行动，但命令叶利钦停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们所做的就是加强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俄罗斯急忙将在其领土上的苏联公司和机构“私有化”。
无论如何，叶利钦继续以篡权者的方式行事，启动了摧毁苏联的使命。
拯救苏联的最后努力
我想到并且认为有必要积极推动新《联盟条约》的签署，此时需要将已发生的变化和新的权力平衡考虑在内。我回到克里姆林宫工作的第一天，就与9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开会。我在会上强调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大多数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都持有一致的立场：签署新《联盟条约》既有可能，也有必要，表示愿意共同为之努力。叶利钦表达了相同的立场，至少在会场上是这样。
9月2日，在紧急召开的苏联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纳扎尔巴耶夫宣读了由苏联总统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起草的声明。声明宣布国家根据法律选举产生的最高领导人，即苏联总统，与各加盟共和国总统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即需要由“自愿加入的各共和国起草和签署《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根据该《条约》，每一个共和国均有权独立确定其加入联盟的方式”。所提出的主张是建立一个经济联盟、一个由各共和国人民代表组成的代表委员会、一个苏联国家委员会和一个共和国间经济委员会。《过渡时期国家权力和政府组织法》这部苏联法律获得通过。
在我的指导下，新《联盟条约》的起草工作重新开始进行。虽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起草工作在逐步推进中。为了共同的事业，我设法与所有参与方达成相互谅解，形成共同立场。首先，我与纳扎尔巴耶夫做到了这一点，他希望尽快签署新《联盟条约》。但是，叶利钦是主要障碍。虽然从来没有公开拒绝参与新《联盟条约》，但他总是延搁和阻止，不停地要求对已经达成一致的条款进行修改。他的目的是要在条约草案中删除有关建立一个“统一的联盟国家”的关键条款，用界定不清的“国家联盟”的概念来取代“苏联国家”的概念。
激进民主派将政变的失败看作是彻底废除苏联国家机构，使他们自己摆脱苏联及对苏联承担责任的大好机会。在1991年9月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他们试图说服叶利钦继续大力推进这个行动，当时叶利钦离开了莫斯科的事务纷扰，去索契休养。这些人十分惊恐地看到戈尔巴乔夫能够继续进行有关新《联盟条约》的工作，新的苏联架构正在恢复活力，起草经济协定的工作也在亚夫林斯基的指导下积极地开展。
10月15日，在国家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叶利钦宣布在启动改革之前要“彻底地摧毁”中央政府，他说：“一个月之内我们将关闭所有苏联部长的账户，我们已经不再使用他们的服务。”
10月18日，苏联总统和8个加盟共和国（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除外）的领导人根据9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尽管如此，叶利钦立即发表声明说：“现在的任务是铲除单一帝国架构的残余，建立流动的和商业形态的共和国间的架构。”他确认“俄罗斯已经停止向苏联各部提供款项，只有国防部、铁道部和原子能工业部除外”。
10月底，叶利钦宣布将把苏联国家银行变为俄罗斯银行，将苏联外交部的人员编制削减90%（“俄罗斯不需要这样的外交部”），裁撤80个苏联部级机构等。在对中央政府实施这些新的打击的同时，叶利钦大声许诺要在1992年春实现财政稳定，在那一年之后开始实现经济恢复。当时，阿巴尔金院士对这些疯狂的计划提出了批评，他的预测是通货膨胀将会大幅度加剧，而且经济危机和社会分化将会加深。
叶利钦的宣布令各加盟共和国和西方感到震惊。1991年秋，苏联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西方恢复正常的金融和经济关系。这方面的关系由于经济危机而受到了削弱，由于政变而受到了损害和阻碍。我们的西方伙伴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并不急于给我们提供真正的帮助，宁愿在一旁等待。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整个秋天，从9月到11月，一直敦促他们采取实际行动的原因。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与外国领导人联系，其中包括约翰·梅杰[13]、赫尔穆特·科尔、弗朗索瓦·密特朗、乔治·布什、朱利奥·安德雷奥蒂[14]、费利佩·冈萨雷斯和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反应最积极的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方面。
当时担任七国集团协调人的梅杰首先于9月来到莫斯科，讨论伦敦协议的落实问题。他告诉我七国集团和欧洲共同体已经同意在11月提供11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计划[15]。已经达成的一项协议同意接纳苏联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系国，不久之后接纳为正式成员国。11月20日，我在莫斯科会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16]，讨论了该组织帮助苏联促进经济改革的问题。
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在担任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的职位上赢得了很高的声望。11月23日，他向我汇报说起草有关《经济共同体条约》主要领域及其落实问题的特别协定和争取各加盟共和国批准的工作，已经提前完成。
亚夫林斯基认为《经济共同体条约》于1991年内生效极为重要，而剩余的问题都是政治方面的问题。但经过最后的分析，我们发现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签署新《联盟条约》之上。
按照政变后起草的条约草案，这个统一的联邦国家将拥有共同的民选机构——议会和总统；拥有共同的军队和货币体系；实行双重国籍制度：公民拥有所在共和国的国籍和联盟国籍。中央政府负责制订战略层面的内政外交政策，负责国际条约的有关问题……所有出席11月4日国家委员会会议的领导人都在原则上同意了这个条约草案，但有某些保留。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同意一旦他们的有关意见被列入条约草案，他们就会在所在加盟共和国推动该草案的批准工作。
直到那个时候，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17]都是叶利钦的一个积极合作伙伴，但愿他不是叶利钦的犯罪伙伴，叶利钦正在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搞垮苏联。克拉夫丘克不仅反对新《联盟条约》，而且宣布如果《经济共同体条约》包含任何设立中央机构的内容，乌克兰就不会予以批准。此外，任何将各加盟共和国连接成一个整体的中央政府都绝不能存在……
这个在当时恰巧处于事件中心位置的人的态度，成为了叶利钦的某种救生圈。叶利钦清楚地知道，单方面公开摈弃苏联是不得体和有风险的行动。这就像是说：嗨，我不反对联盟的主张，但你看，克拉夫丘克和乌克兰不想加入进来，离开了他们，联盟怎能建立呢？结果，在11月14日的国家委员会会议上，叶利钦参加了对于新《联盟条约》的讨论，根据加盟共和国提出的意见做了修改，但他坚决反对已经达成一致意见的关于建立联盟国家的建议。
会后，有记者问：“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我请叶利钦来回答这个问题。叶利钦说：“我们同意这是一个联盟——一个民主联邦国家。”
但是，克拉夫丘克没有出席11月25日的国家委员会会议。叶利钦在会议开始时就声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大部分成员都不同意“一个民主联邦国家式的联盟”这样的国家形式。叶利钦还提出了另一个反对意见：“没有乌克兰，什么样的条约都是不可能的。不会有什么联盟，我们还是等一下乌克兰。”
我用我的观点加以反驳：不应当跟随分离主义者的脚印走入死胡同，而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将他们拉出死胡同。我建议将已经达成一致意见的条约文本提交最高苏维埃审议。叶利钦说他不能将目前的条约文本提交上去……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都像叶利钦那样拒绝提交条约草案。我对这种不讲诚信的行为感到愤怒。由于穷尽一切方法都不能使叶利钦同意他先前已经同意的文本，我说：“我已经受够了，我不会参与摧毁苏联的行动。你们可以自己待在这里做出决定，你们将要对此负全部责任。”说完这些话之后，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会议参加者晾在那里。
过了一会儿，叶利钦和舒什科维奇[18]来到我这里。他们带来了一份草案，包含11月14日会议同意的关键词语：“主权国家联盟——一个民主联邦国家”。我对国家委员会决议的文本做了一些修改，叶利钦和舒什科维奇都表示同意。然后，我们回到会议厅，继续开完这次会议。11月25日会议的所有参加者都签署了根据国家委员会会议的结果形成的一份联合声明，同意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一个民主联邦国家》草案提交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这份条约草案于1991年11月27日公开发表。
对于新《联盟条约》草案中关键的国家形式问题，叶利钦极其虚伪地耍弄手腕。
11月30日，在乌克兰举行公民投票的前一天，叶利钦打电话给乔治·布什总统。值得注意的是，他要求布什保守这次谈话的秘密，直到乌克兰公民投票结果公布为止。克拉夫丘克和舒什科维奇通知美国总统，他们将与叶利钦在白俄罗斯会面。
顺便说一句，叶利钦就苏联问题与布什总统有过其他的秘密联系。叶利钦一直在重复他将在新条约的基础上保留苏联的存在。
乌克兰的全民公投并没有提出乌克兰是否离开苏联的问题（根据苏联法律的规定，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程序中需要提出这个问题），更不用说提出是否要终止苏联存在的问题，而且1991年8月24日的《乌克兰独立宣言法案》也没有提及以上问题。乌克兰独立宣言在原则上并没有排除加入一个新联盟的可能性，特别是不排除加入采用联邦体制的新联盟。将这次公投说成是一次支持脱离苏联或终结苏联的投票，温和地说是不公平的。而事实上，这是造假和欺骗。在那些狂热的日子里，随处可见激进的民族主义标语：“俄罗斯正在偷我们的东西；如果我们与俄罗斯分开，将过得比法国还好；乌克兰将在两三年内经历经济奇迹”等等。
12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同一天，我呼吁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支持正提交给他们审议的新《联盟条约》草案。“这样随着这份文件的签署，国家也许能够最终缓过气来，站稳脚跟，共同前进。”这个讲话反映了1991年3月全国公投的结果。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别拉韦日会议的前夜。
摧毁苏联的秘密行动
1991年12月，叶利钦向我简要通报了即将到来的明斯克之行。他隐瞒了其中最重要的事情：俄罗斯总统和乌克兰总统，加上白俄罗斯议会主席舒什科维奇秘密准备签署一份文件：宣布取消苏联存在的法律和政治基础，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以此作为终结苏联的借口。
这次高度机密的会议在别拉韦日密林内的韦斯库里政府宾馆里举行，有特种安全部队提供警戒保护。这里离波兰边境不远，叶利钦后来回忆道：“我们不间断地连续工作，心情激动而兴奋，会议的紧张气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加强。”[19]（他在习惯性地制造紧张气氛——他是这方面的老手。）布尔布利斯、盖达尔、科济列夫[20]、沙赫赖[21]为俄罗斯总统提供咨询服务。他们拼命地通宵苦干：“很清楚，所有的协议都必须在那里签署，决不能拖延。”[22]
这些文件声称：“签署新《联盟条约》的谈判走入了死胡同，共和国与苏联分离和建立独立国家的客观进程已经成为现实。”但是，这距11月15日苏联7个加盟共和国将条约草案呈交所在国立法机关审议仅仅过去了几个星期而已。即使是他们突然走入了死胡同，为什么不在莫斯科的苏联国家委员会会议上说这些话？国家委员会的会议是按照新奥加廖沃协议的精神召开的，并建立在这个精神的基础之上。答案很清楚：因为在莫斯科，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代表，首先是哈萨克斯坦的代表，直到最后时刻都支持建立“联邦式联盟国家”，而不是其他的什么白日梦。
尽管别拉韦日阴谋者散布了希望人们相信的那一套说辞，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共和国都离开了苏联。是谁编造了这个“事实”，又是如何编造的？是谁授权“三驾马车”发表这个声明？对这些问题，当时没有，现在仍然没有令人信服的回答，更没有基于法律的回答。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及其领导人从来没有宣布他们与苏联分离。虽然别拉韦日的分离分子宣称这是事实，但加盟共和国在政变之后宣布独立这件事本身，并不能排除法律和事实上的可能性和正当性，即这些加盟共和国自愿留在苏联之内和建立一个联邦式联盟国家。而且对于绝大多数苏联人来说，建立这样的国家在客观上是有利的，在精神上是可以接受的。
《别拉韦日协议》“发现”：“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的苏联已经停止存在。”这是发生在苏联人民在1991年3月17日全民公投中投票赞成保留国家之后。
借用医学方面的术语，别拉韦日密林以匆忙、秘密和欺骗方式干的勾当，其实就是将一个身受重伤但仍然活着的生物进行肢解。俄罗斯总统是施行这次手术的主刀。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当时相信：“如果不是俄罗斯的话，别拉韦日文件就不会出台；如果不是俄罗斯的话，苏联就不会解体。”（《独立报》，1992年5月6日）
根据亚夫林斯基提供的证言（叶利钦抛弃了亚夫林斯基的团队，选择了盖达尔的团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23]和他的内圈持有某些置于优先位置的政治主张，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予以实施。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仅想在政治上，而且想在经济上肢解苏联，一举取消所有现存经济协调机构，包括那些财政、信贷和货币方面的机构（我要说的是这些都发生在一天之内）。他们还要使俄罗斯完全与所有其他加盟共和国脱离，包括那些在当时不愿意这样做的共和国，如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这是政治命令。”（《文学报》，1992年第44号）[24]
肢解和终结苏联的命令来自叶利钦和民主俄罗斯运动的极左翼，他们被全能的自由市场的乌托邦蒙住了双眼，急于将它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地上。
这里还有一个证据：早在1990年，民主俄罗斯运动就确定了这样的目标：要实现“将权力从目前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层转移”到“平行的权力机构”，这个机构将能够“挤走”苏联现任领导层，为未来的共同体奠定基础。
然而，这件事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克拉夫丘克承认在别拉韦日密林，他“没有经过任何讨论或协调，仅用一个晚上就很快签署了文件”（基辅《工人报》，1991年12月11日）。克拉夫丘克还承认他们不能肯定“公众是否能够妥当地理解我们的决定，文件是否看上去具有合法性”。[25]“但是，我们认为所采纳的文件缺乏足够的合法性。”[26]对此，很难存有争议。《别拉韦日协议》及其达成的程序和所做的大肆宣传，都经不起合法性的推敲。但是，对权力的渴望、个人的政治和其他日程设置，压倒了法律问题和质疑。
他们为何如此匆忙
由于担心苏联总统会说服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相信新联邦国家有发展前景，阴谋者感到必须加紧其终结苏联的行动。我一直在集体会议和双边会议上向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强调：共和国之间的双边协议和关系绝不能取代苏联中央政府。这个新的、民主的中央政府不仅不会是共和国独立的障碍，实际上还能发挥共同行动的长处、增加发展机会、加强其安全和在世界上的声望。叶利钦的心腹和“俄罗斯转盘”最冒险的玩家布尔布里斯负责密切监视苏联总统的一举一动，他很有理由这么说：“我的印象是他成功了。”[27]
我记得苏联解体五周年纪念日有一个电视节目，发表讲话的有沙赫纳扎罗夫、舒什科维奇、布尔布里斯和其他人。
主持人问布尔布里斯：
“这么说，独联体方案失败了吗？”
他回答：“是的。”
“那么，如果没有建立独联体的话，会建立什么呢？”主持人问。
布尔布里斯答道：“最有可能的，将会是戈尔巴乔夫所主张的松散版苏联。”
我认为他是在耍滑头、摆姿态和误导公众。布尔布里斯多年来一直在怂恿叶利钦去搞垮苏联，他在为此竭尽全力。
本来，振兴和保留苏联存有可能性，我为此坚持到最后。但这令苏联的反对者们感到害怕和不自在。
1991年11月，谢瓦尔德纳泽重新担任苏联外交部长。这向加盟共和国和世界释放出一个信号：苏联总统将在各个方面重新启动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这项任命旨在缓释和抵消科济列夫主管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奉行的单边性亲西方路线。换言之，尽管那些反对保留苏联的人声称苏联已经不再存在或已经解体了，但我仍在继续“积攒弹药”为苏联而战，直到“弹尽粮绝”为止。
在这样的形势下，叶利钦的领导团队决定推进其分离主义和终结主义的计划。叶利钦背着苏联总统，利用他与苏联国防部副部长格拉切夫将军、苏联内务部长维克托·巴拉尼科夫[28]将军和苏联国防部长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的密切私人关系，争取他们对他准备实施《别拉韦日协议》的支持。我能对这些曾经宣誓忠于苏联的将军们的行为说些什么呢？
由于已经在别拉韦日宣布了苏联的“寿终正寝”和率先向美国总统通报了这件事（！？），这三个加盟共和国主管人物仍然害怕在预定的12月9日来克里姆林宫会见苏联总统。克拉夫丘克和舒什科维奇根本不敢来莫斯科，而叶利钦则要求我保证他的安全。
一个已经被宣布不存在的苏联的总统能做些什么？以公然反宪法的罪名将叶利钦及其党羽全数逮捕吗？但是，苏联总统已经失去了对安全部队和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不仅如此，如果我争取到了部分军队的支持，这将导致紧张的政治对峙，很有可能造成流血事件和深远的负面影响。我不能这么做，否则的话我就不是我自己了。但是，只要拯救苏联的一丝机会尚存，我就不会“放弃”苏联，所以我为此而战斗。
12月9日，我宣布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主权国家联盟条约》和《别拉韦日协议》。由于这份协议涉及到了不同的国家形式，这方面的问题属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主管范围，所以我宣布有必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而且不排除就这个问题举行全民公投。
对此，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领导人的反应是通过撤回其大会代表的方式阻止代表大会的召开。各加盟共和国立法机关对新《联盟条约》的审议也受到阻挠。12月10日，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立法机关的代表以多数票批准了《别拉韦日协议》。
俄罗斯领导人费尽心机来确保《别拉韦日协议》能够以明显的多数获得立法机关的通过。哈斯布拉托夫甚至准备为此目的借用久加诺夫的力量。对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包括那些对别拉韦日阴谋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人民代表）施加的政治、心理和其他方面的压力收到了效果。在总共201名人民代表中，对《别拉韦日协议》投赞成票的有188名，投反对票的6名，投弃权票的7名。投票反对终结苏联的只有谢尔盖·巴布林[29]、弗拉基米尔·伊萨科夫[30]、伊利亚·康斯坦丁诺夫[31]、谢尔盖·波洛兹科夫、帕维尔·利索夫和尼古拉·帕夫洛夫[32]。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和决定，对于国家来说十分重要，是在那些获胜的极端爱国主义者的高压氛围中匆忙进行和做出的。叶利钦和《别拉韦日协议》的其他制订者在人们的讲话中宣称应当从苏联中央政府那里解放出来，俄罗斯将能够与其他共和国建立起更加平等和可靠的关系。不少代表提出的所有怀疑和疑问均被置之不理。宇航员萨沃斯季亚诺夫是共产党员，号召所有代表都投“赞成票”，以“除掉”戈尔巴乔夫。投票结果获得了代表们的起立鼓掌，这就是激进民主派与某些共产党人如何联手埋葬了大俄罗斯，而苏联就是其事实上的继承者。不到两年之后的1993年10月，叶利钦总统将用更加野蛮的方式来解散最高苏维埃：直接用坦克进行炮击。
事实上，关于到底有多少人在这个事件中死亡的问题，直到今天尚不清楚。死者被迅速用拖车运走，没有留下埋葬地点的记录。叶利钦害怕对所发生的事件承担责任，于是做了这样的交易：不对炮轰立法机关的悲剧事件进行调查，以换取对受到最高法院立案审理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赦免。
这些人达成的是具有犯罪性质的交易。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我相信仍然有可能建立新的独立国家联盟，但是这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最近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等组建关税同盟，这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1991年12月23日我在胡桃厅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在雅科夫列夫在场的情况下，向叶利钦交接总统事务。我们同意苏联政府机关将在12月30日停止运作。
我应当提及的是，有一个专门考察苏联——波兰关系中所谓的“盲点”的苏波联合委员会。到1990年的时候，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苏联学者和档案学家已经发现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监狱看守部队的文件，与其说间接地，倒不如说令人信服地直接表明了贝利亚[33]、梅尔库洛夫[34]和他们的部下参与了卡廷的犯罪。
1990年4月13日，波兰总统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35]访问莫斯科期间，我公开宣布苏联历史学家已经发现了隶属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战俘和囚犯管理总局的名册和其他档案材料，其中包括1939年——1940年间被关押在科泽尔斯基、奥斯塔什科夫斯基和斯塔罗别利斯基集中营的波兰公民名单。1990年4月13日，塔斯社发布了一项政府声明，苏联方面对卡廷事件表示深深的遗憾，指出“卡廷悲剧是严重罪行”。同时，军事总检察院接到第159号令，开始了刑事调查。
1991年12月23日我与叶利钦见面时，将这些关于卡廷事件的“特别卷宗”中的文件拿给他看，朗读了其中的内容，并把这些文件移交给了他。我也是那天早晨才从档案工作人员口中得知了这些卷宗的存在。我和叶利钦同意将这些卷宗交给波兰方面。我说：“这是你的任务了，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但差不多在一年之后的1992年10月，叶利钦的班子安排了“宪法法院审理苏共案件”，披露有关卡廷事件的，“特别卷宗”（确切说是副本），还声称这些卷宗是“偶然”发现的，而戈尔巴乔夫把它们藏了起来，不让波兰人看到。不过，今天仍然健在的工作人员完全了解这件事的是非曲直。
至于叶利钦为什么没有在1992年5月把这些卷宗交给来访的波兰总统莱赫·瓦文萨[36]，而是在同年10月将卷宗副本交给波兰方面，这还很难说清楚。但他们毫不迟疑地对戈尔巴乔夫横加指责，却证据不实……“卡廷案件”已经在1994年停止调查，有关材料被归入保密范围。在2010年春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37]因飞机失事遇难之后，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宣布了有关决定。因此，我相信完全有可能对这个案件的内情和涉案人员继续进行调查。
我想提及的另一件事涉及到一个说法，据称我在与叶利钦的工作谈话中，向他提交了一份“一长串要求清单”，内容包括享有各种特权待遇和免除刑事和其他起诉的特赦待遇。事实上，这次见面的确涉及到了苏联总统停止行使职权之后的身份问题。比如说，他作为一个知道国家机密的人，如何保证其安全。在这方面，我并没有为自己提任何要求。叶利钦则说了带有威胁口吻的话，称我作为苏联总统在退休之后不存在赦免问题，而如果我觉得有罪的话，最好在我仍然是总统时坦白出来。
从那时起几乎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时光，我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的总统赦免保证，当然我从一开始也没有提出过这个要求。我已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从极不讲道理的要求在24小时之内搬出总统公寓和乡间别墅，到禁止出国旅行（包括禁止参加我的朋友维利·勃兰特的葬礼）；从戏剧性地对苏共和戈尔巴乔夫进行纽伦堡式的审判，到可耻地封锁和污蔑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以及禁止我在大众媒体上露面和出版我的著作。更不用说将我的养老金缩水到只有两美元，还有那些俄罗斯新老权贵集团及其上司玩弄的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各种伎俩和手段。
这些只能说明“别拉韦日文明”使得国家堕落到了何等的地步。叶利钦板着脸写他的回忆录时，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们打算为前国家元首过上无拘无束、放松和平静的生活创造先例，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困难重重，我们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这个先例。”这就是为我创造的“先例”，这就是“创新”，完全是蛊惑人心的花招。
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叶利钦）通过一项特别法令，被授予了不受起诉和法院审判的豁免权。圣彼得堡一座用纳税人的钱建造的图书馆，用他的名字命名。而叶利钦基金会将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一座十分优美的建筑物内。这的确是“别拉韦日文明”的一大进步。
在离开克里姆林宫前的最后几天里，我与科尔、密特朗、梅杰、布什、布莱恩·马尔罗尼[38]和我的其他政治伙伴通了电话。他们对我的观点、评估和预测很感兴趣。虽然我认为事情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但我向这些领导人保证，我将竭尽全力来促进独联体的活力和效率。我提醒他们：假如解体继续深入，最糟糕的事情就会发生。因此，重要的是不要听任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强调西方对独联体，特别是俄罗斯提供支持的重要性，还强调提供财政和食品援助的紧迫性。他们询问了我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的打算。我要他们确信，我将不会躲藏到深山老林中去，也不会离开政治或公共生活。在新的环境中，我将尽我的最大努力继续支持由改革运动启动的民主改革。
我必须说的是，我的老熟人和老伙伴们的关心、保证和良好祝愿令我的低落心情有了一些好转。我对伟大事业的命运感到十分焦虑——在此毫无虚言，这是我与志同道合的同事们共同开创的事业。当看到我为振兴国家、社会和同胞们的生活所做的事情和将要全力去做的事情，这种焦虑方才有所减缓。
当我仔细思考对全国同胞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内容时，我拒绝了不要触动那些独联体创立者敏感神经的建议。我决定现实地分析事件演化的轨迹及其结果，突出国家解体的危险性和捍卫改革成就的重要性。12月25日，在我宣布辞去苏联总统的声明中，我表达了反对肢解国家的立场，但同时表示将尽我所能来确保阿拉木图协议能够达成真正的社会和谐，确保改革进程能从危机中恢复过来……
从改革伊始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这给了我更多的理由说这句话：“时至今日，我对1985年春天开始的民主改革的历史正确性坚信不疑。”从那时起过去的这些年不仅验证了国家民主复兴的历史正确性，而且还显示出其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同时，这些年还验证了我1991年12月25日全国讲话中关键段落的意义：保住民主改革的成果极为重要，这些成果“不能在任何情况下或以任何借口随意抛弃。否则，一切有关美好未来的希望都将万劫不复”。
民主改革的成就甚至安然度过了八月政变，而此时在政变失败之后却要经受新一轮的考验：这一次的考验是来自由个人权力和“家族”权力构成的政权。这个政权营造民主标语掩饰的假象，得到了激进民主派和新老权贵集团的支持，受到了民主俄罗斯运动的自由头领们的纵容。所有事关人民切身利益的决定都背着人民做出，而且都以人民为代价。典型的例证是“休克疗法”和一面倒私有化，这让大部分人口深陷贫困和悲惨的境地之中，导致了空前的社会多极化，其留下的深刻后果一直在俄罗斯社会挥之不去。这就是第一个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遭受的命运——1993年10月叶利钦下令进行炮击。这就是车臣战争爆发的原因，战争陷入了极为惨烈的漫长的流血冲突之中，其痛苦的后果至今仍然能够感受得到。这就是在几乎要被取消的1996年总统大选中的那场作秀。竞选中贿赂选民、投入数百万美元的非法竞选经费、进行公然的舞弊，而且当局滥用其“在任总统的优势”。
通过不惜一切代价的方式获取了权力并抓住权力不放，激进民主派变成了激进自由派，全然不顾民主和社会责任。结果，甚至连“民主”和“改革”理念也失去了公众的信任。我认为，这还不是1990年代“精英们”犯下的主要错误。当然这些错误是不容置疑的，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当下，世界的其他国家正在汲取全球危机的教训和努力达到新的文明水平。显然，我国领导层已经看到并了解了这个问题。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号召实现现代化的行动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然而，如果未能在更积极的公民社会方面取得新突破，那么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当然，我们这里是指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而不是指某几个制造业领域的技术革新。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应当是社会现代化的焦点。改革目标是个人解放、将人从“机器的齿轮”变为社会和政治进程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有能力做出个人选择，影响他们所在国家的个人和社会命运及生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目标已经实现。无论如何，主要工作是在七年改革时期中完成的。改革的主要成果是新的人民大众风起云涌地开展社会、政治和革命活动。这些新的人民大众包括整整好几代人，各种年龄段都有，特别是包括了年轻人。
改革年代出现了公民社会的觉醒和成长的现象。诚然，这是一个有着过分的举措、过多的政治集会和大量鼓动行为的进程。但俄罗斯公民恰恰不愿自己的国家倒退到改革前的年代，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然而，一旦挫败了政变者之后，俄罗斯公民未能迅速识破那些充满幻想的煽动者和玩弄阴谋诡计的权贵集团头目布下的政治圈套。“当机立断的领袖”和胜利的陶醉与民主并不兼容，而且从一开始就是相互排斥的。
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我和我的同志们在改革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尽管许多反对派成员都不相信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本身能够得到改革，但我持不同意见。我们本能够，而且应当更早、更快和更强硬地（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做很多事情。最后，改革的一个战略错误是低估了国家陷入的财政和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我们本能够，而且应当更早和更强有力地开始实施社会导向的、基于市场的经济体系。甚至在1990年——1991年，我们仍然有可能通过采取必要的步骤，包括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来阻止和避免消费市场的崩溃。
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各国领导人为什么没有能够用“更早、更快和更强硬”的方式来完成所有这些使命呢？改革所启动的对前苏联这样一个巨大的多面性的国家所进行的深刻复兴进程，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取得成功。而不到七年时间的改革在被打断之前，只走完了不到一半的预定路程。改革的敌人，无论其社会目标存在着如何的差异，都采取了一致和协同的行动。一些人阻碍推进的速度和破坏国家的复兴；另一些人则要求加速前进，“冲到”前面去，损害了苏联的结构。在打击保守主义的借口下，他们“折断了”苏联中央政府的“脊梁”，摧毁了余下的一切。1991年，改革和整个苏联沦为两大阴谋的牺牲品：8月的政变和12月的别拉韦日密谋。事实上，这两大阴谋都是不折不扣的政变。尽管其动因和组织方式不同，但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
首先，两者都是秘密策划、掩人耳目的阴谋。
第二，两者都公然违反了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宪法。
第三，两者都是以谎言和欺骗为基础。
第四，两者都是针对戈尔巴乔夫（前者是蓄意的，后者是客观上的），但导致了国家毁灭。
但两场政变最显著的相似性也许是其代表的都是权贵集团的利益。在前一场政变中，政变者害怕失去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在后一场政变中，政变者依靠共和国的新政权去将他们掠取的财产“合法化”。而这些财产应当属于“整个国家”、“全体人民”和“整个苏联”。
第一场阴谋和政变失败的原因是公众很快就识破了政变者退回改革前年代的企图。第二场政变成功的原因是由于政变者营造了高举改革民主大旗的假象，做出了尽快克服危机和继续推进民主发展的承诺。换言之，旧权贵集团未能骗过人民，而以叶利钦为首的权贵集团则在一开始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人们很快就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1991年8月没有胆量炮轰白宫内的俄罗斯立法机关；而叶利钦在1993年10月却毫不迟疑地下令炮轰这个立法机关。在这里，一个十分重要和典型的“细微差别”出现了。叶利钦的“果敢”不难解释，这位俄罗斯总统事先得到了西方主要领导人的同意和支持，他们很快就原谅了他的炮轰行动，或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行动。
现代世界对于改革的更多争议
谈到这个问题会令我们的一些民主“教师”和“导师”感到不舒服，但我不能回避另一个涉及面更大的问题——西方对于我国改革的争议问题。
我们国家和改革的命运当然首先并主要是在苏联国内决定，首先并主要取决于我国社会和经济所处的条件以及各种国内政治势力的平衡——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苏联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国际形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与邻国和大国的关系以及我国在整个世界的地位方面都是如此。改革满足了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紧迫变革需要，肯定会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这就是世界各国密切注视由改革开启的社会政治进程的原因。起初，西方认为改革只不过是另一场宣传运动而已，美国确实也持有这种看法。
1987年10月，美国专家开始发现对戈尔巴乔夫领导层最突出和最可耻的反对者是叶利钦。1989年9月，叶利钦出访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39]将军在他的白宫办公室接见了他。好像是出于巧合，乔治·布什进来小坐了15分钟，而叶利钦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不过，根据后来面世的出版物，美国情报界的高级官员和国防部长迪克·切尼[40]本人，都开始坚持要美国总统收回将“单一的”赌注下在戈尔巴乔夫身上的做法，转而支持叶利钦。他们认为叶利钦的政治计划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立场更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叶利钦的政治计划是肢解和终结苏联，在俄罗斯实行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戈尔巴乔夫寻求“放松”国家社会主义和向市场经济过渡，虽然这是一种“监管之下”的市场经济。[41]
“中央情报局是叶利钦的另一个支持者，但不是通过大量语言，而是通过一系列评估来表示支持。其评估报告突出了叶利钦在俄罗斯国内外广受欢迎的情况，以及他的改革方案和对待国内其他民族的方式。”盖茨[42]这样写道。[43]
根据后苏联时期公布于众的一些美国“专家”的说法，情报机构拼命“推销”叶利钦，以至于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甚至在谈论“中央情报局内的叶利钦粉丝俱乐部”。
美国政府内最为保守的官员和他们在布什内圈的代表人物，最终连美国总统本人都把赌注压在叶利钦身上。叶利钦的目标——肢解和终结苏联——与美国领导层的目标正相符。很显然，美国人已经认定叶利钦领导下的更加羸弱的俄罗斯，比戈尔巴乔夫竭力实现复兴的苏联更加符合美国利益。而且，这种认定的前提显然是出自美国的传统战略逻辑：“胜利或失败”。美国国防工业、情报界和石油垄断公司的代理人能在塑造美国对苏态度和对叶利钦态度的过程中发挥如此积极的作用，这绝非出于巧合，而且其目的就是要摧毁苏联。这些代理人包括切尼、拉姆斯菲尔德[44]、盖茨等人。
我认为那种将冷战结束解释为美国和西方对苏联和东方的胜利的说法，同样来自这伙人。但是，难道这样纯粹实用主义的评估（受到这些集团和人物的利益支配）是唯一可能的、最为理性的和真正高瞻远瞩的评估吗？同时这个评估又是来自冷战结束后处于新世界的美国领导层的见解吗？苏联解体后的这些年表明，美国一旦认为自己是冷战的唯一胜利者，就开始在国际场合以“赢者通吃”的可疑原则行事。但这个态度对美国加强其世界地位并无裨益。正相反，反美情绪在几乎所有地方都变得日益强烈，直到掀起的恐怖主义浪潮正面冲击美国的心脏地带。2001年史无前例的“9·11”恐怖袭击触发了全世界对美国表示同情和支持的潮流。但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违反了国际准则，而且完全无视联合国的存在，这无助于美国加强领导地位的努力，甚至连美国的一些盟国也不支持其做法。同时，叶利钦时期的美国对俄政策也无助于美国声望的提高。
在叶利钦担任总统期间，美国领导人似乎根本没有看到叶利钦炮轰立法机关的行为、引起公愤的“休克疗法”、强制实行的私有化（顺便说一句，美国顾问参与了这件事）或掠夺性寡头制度的缺陷。总体而言，西方鼓励叶利钦采取激进——自由主义的进程，但不重视俄罗斯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声望。尽管莫斯科提出了抗议，但轰炸贝尔格莱德又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他们对俄罗斯总统的古怪举止暗中窃笑，却故作亲切地拍着他的后背，欢呼他是“真正的俄罗斯民主人士”。这种对俄罗斯缺乏诚意的做法，无助于提高俄罗斯公众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尊重和信任程度。所以，叶利钦时期反美情绪在俄罗斯明显加强，完全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由于苏联的解体而遭到削弱，无力继承苏联在改革年代所扮演的建设性国际角色。而且，由于冷战结束而产生的促使国际社会走向新经济秩序的机会——如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45]所说的更加稳定、公平和人性化的世界——在很长时间内就这么失去了，这也绝对不是巧合。
与此同时，改革创造了建立一个大欧洲、共同的欧洲家园和泛欧洲进程的有利机会，但好几年时间都白白浪费了，而这个机会并没有能够兑现。
最近发生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证明，国际社会需要回到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和建设性变革的道路上去。这种变革始于改革时代，并与那个时代紧密相关。
世界将会见证，并且已经在见证：需要在世界和民族或国家层面上创建新水平的文明。这必将是一种“新现代化”。其目标不是仅仅回到危机前的时代和以往的状态之中，而是要转变到一种新全球发展模式。我相信在这方面，发掘改革在各个方面的经验，也许是有趣和有用的做法。
总结的尝试
人们不应当依据改革无法完成或尚未完成的方面来对改革做出判断，而是应当依据改革对俄罗斯数世纪之久的历史造成的转向规模，及其对整个世界造成的影响来对改革做出判断。
首先，改革是对存在着种种问题和矛盾的苏联社会的紧迫需要所做的反应。同时，改革也反映了与上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世界发展相关的更广泛的进程。改革将我国带回到世界的主流进程之中，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共振效应，推动了充满希望的潮流。
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汇入了“第三波民主革命大潮”。这波大潮在1970年代横扫欧洲（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然后在此后的十年里波及到整个西半球。改革接过了接力棒，返回此前被“铁幕”封死的东欧地区。
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国家都发现面临着进行调整的需要，以应对新的全球挑战。
每个人根据其历史、文化、精神和能力，都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是多样性发展选择的前提。不应当对任何人的自由选择加以限制。这就是我所谓的“修正主义”的本源：我认为民主的命运不能由自由选择和多元主义之外的原则所决定。
无论改革的敌人和反对派今天会说些什么，那仍然是一个十分美妙的时代……
我们开辟了继续前进的道路。我们做了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给予了自由、公开性、政治多元主义和民主，给人民带来了自由。我们在公民自由的环境中，给予了自由选择和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
改革废除了意识形态的垄断，纠正了斯大林主义，终止了政治和思想压制。数十万无辜的受迫害者获得彻底平反。
人们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自由出国旅行，能够公开批评上级和政府。尽管并非所有的权利和自由都得到落实，但改革启动的这个进程已经不可逆转。
改革的经济日程表遵循着一条主线推进：逐渐取消行政命令制度和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向混合型经济和各种所有权平等的过渡已经开始，企业家精神和租赁运作已经形成势头，发行股票和私有化也进入实施阶段。《土地法》的施行使得农业出现复兴，私营农场主开始出现。数百万公顷土地划拨给了城乡居民。
对多民族国家改革方式的探寻和将这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转变为一个真正的联邦国家的努力，促成了新《联盟条约》的签署。《条约》的基础是承认每个共和国均拥有真正的主权，同时保留最为重要的共同经济、社会和法律空间以及共同国防和外交政策的原则。
国内变革不可避免地需要和导致外交政策的转向。新的改革政策促使我们放弃了过去僵硬的对抗方式、将世界划为“我方”和“敌方”两大阵营的做法和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整个世界的意愿。改革政策还帮助我们重新评估国家安全的核心指标和确保安全的途径，鼓励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原则而进行范围广泛的对话。
尽管面对着国内外各种各样的挑战，改革的外交政策受到了新思维的鼓舞，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结束冷战。这个世界历史上具有潜在毁灭性的漫长时期终于结束了，当时整个人类都时刻生活在核灾难的威胁之下。
与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的关系都建立在正常化和非对抗的基础之上。一个机会出现了：通过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和军备负担，可以将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发展民用制造业。经历了1941年而幸存下来我国人民饱含激情的梦想——决不让同样的战争再次发生——已经变为现实。
向新的国家和社会转变的进程避免了流血冲突，内战没有发生。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程度。时至今日，许多人仍然弄不清楚在如此庞大和复杂的国家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这些就是改革的主要成果。甚至一份远远不够详尽的改革成就清单也足以能驳斥改革失败的说法。
二十年后回过来指出什么是改革期间出现的失误，什么是犯下的错误和什么只是运气不佳造成的后果，这并不难。
改革所产生的巨大矛盾现象源于我们所继承的遗产：考虑到改革时期的环境，对我国而言，敢于做出变革的风险很大，但不做出变革的风险更大。
回顾过去，我们能够较容易地指出苏联社会难以改革的根本原因。长达七十年的苏联时代积累下的种种诉求和矛盾在民主化过程中迸发出来了，并呈不断加强之势。那些不知羞耻的意识形态老手和不负责任的政客对此巧妙地加以利用，为其争夺最高权力服务。
但是，这样的做法也不可取：将改革的戏剧性终结的原因仅仅归结于客观方面因素、悲剧性意外事件、俄罗斯的特性或苏联历史的特殊性。在保守派、激进派和民族主义分子的围攻之下，领导层耗尽了时间，因而犯下了错误，做出了误判。这些反对派最终联合起来结成单一战线，旨在推翻中央政府。
我们没有能够做到充分利用公众最初无条件的支持。我不能确定权力是否能够永远确保获得如此真诚和广泛的支持，但我们开始逐渐失去了这些支持。我们没有及时地解决价格和市场问题。我们本应当平衡消费市场、更大胆和更强硬地将国防工业转变成为人民提供高质量产品的制造业。任何人在当时本来都没有误导人们的能力。
我们改革苏联的时间过晚，转变为现代民主政党的时间过晚。这就是我们犯下的两个最大的错误。
众所周知，苏共和苏联政府拥有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党的削弱自然而然地造成了国家的削弱。党已被权贵集团所把持。但如果历史具有象征意义的话，那么正是这个权贵集团要搞掉改革派。权贵集团将改革派排挤出去，将大有前途的变革潮流扼杀在萌芽之中。就在这样的悲剧性矛盾之中，我们无法着手发展这个“苏共国家”。而立即对其施行整体切除手术就意味着置国家于险境之中，因为权贵集团已经把持了各级权力。
对于现存矛盾的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就是由苏共领导层对党进行现代改革。领导层确实在1991年7月的中央全会上这样做了，决定于同年11月召开特别党代表大会，对苏共进行改革。一个具有社会民主色彩的新党章已经制订出来，本应当提交给特别党代会。但是，八月政变和此后的《别拉韦日协议》彻底破坏了这个计划，连同新《联盟条约》也一笔勾销。
政治局和党内高层强大的保守派的存在，时常耽搁了我们采取紧急措施的时间。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改革派在改革时代取得的历史成就，还体现在他们发动激进的和已被延误的改革，努力采取民主的改革方式。改革派在当时唯一可以选择的制度框架内逐步推进改革，扩大自由和变革的规模和深度。改革成功地改变了社会，赋予其民主的特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改革出现的各种错误都不能抹杀改革的主要成就。
改革是作为两个历史极端之间的选择：一个是自私的基于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另一个是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改革是自发的，同时又是有意识和目的性的运动，旨在综合两个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最佳特色。
就其本身而言，改革是彪炳历史的丰功伟业。无论如何，苏联社会用自身的力量摆脱了极权主义，为其他国家和民族开辟了自由民主之路。尽管对改革本身存有争议，我们的同胞们直到今天仍然受益于改革的成就，主要是指公民和政治权利及自由方面，但他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多达70%——80%的俄罗斯人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改革带来的基本民主价值观。对改革时期外交政策主要成果的赞同率一直居高不下。在国际事务方面，改革时代与后改革时代的差异十分明显。
进入21世纪，人类从过去承载下来的负担和未决问题将会面临新的全球性挑战。要迎接和应对这些挑战，就需要建立一种名副其实的民主世界制度。改革创造的先决条件和开辟的机会并不仅仅是“向未来主张权利”；它们仍然是防止世界滑向新冲突的重要因素，是在解决最具挑战性的国际问题方面真诚合作的典范。
[1]维利·勃兰特（WillyBrandt，1913年12月18日——1992年10月8日），原名赫伯特·弗拉姆（HerbertFrahm）。1929年加入社会民主工人青年团。1930年加入社民党。1931年退党，参加了社工党。纳粹党上台后流亡挪威，领导社工党青年组织德国社会主义青年协会。1936年秘密回国，与转入地下的社工党成员取得联系。1937年赴西班牙报道内战情况，支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40年挪威沦陷后短暂被捕，获释后流亡瑞典。1945年回国，并返回社民党。1946年参与报道纽伦堡审判。1949—1957年、1961年、1969—1992年任联邦议会议员。1950—1971年任西柏林市议会议员。1955—1957年任西柏林市议会主席。1957—1958年任联邦委员会主席。1957—1966年任西柏林市长。1964—1987年任社民党主席。1966—1969年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69—1974年任总理，在任期间推行新东方政策。1974年因间谍丑闻被迫辞职。1976—1992年任社会党国际主席。1977—1980年任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主席。1979—1983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92年逝世。
[2]阿列克谢·格奥尔基耶维奇·列文森（АлексейГеоргиевичЛевинсон，1944年5月3日——），俄罗斯社会学家。
[3]叶利钦的“民主分子”与矿工联手行动的诡计被一个独立的矿工工会代表团彻底揭露出来。该代表团于1998年访问了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公开而苦涩地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受到欺骗，被利用去反对戈尔巴乔夫和政府的经过。
[4]斯坦尼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沙塔林（СтаниславСергеевичШаталин，1934年8月24日——1997年3月3日），苏联经济学家。出身于政治世家。1959年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65年进入苏联科学院工作。1970年起在大学任教。1989—1991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1990年领导“500天计划”工作组，旨在全面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同年协助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苏联解体后转而经商。
[5]格里戈里·阿列克谢耶维奇·亚夫林斯基（ГригорийАлексеевичЯвлинский，1952年4月10日——），俄罗斯经济学家。出身于军人家庭。早年从事劳工问题研究。198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7—11月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1991年8—12月任苏联国民经济运行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兼总统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1993年创立俄罗斯联合民主党（“亚博卢党”，又名“苹果党”），并于1993—2008年任党主席。1994—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05年起在大学任教。2011—2016年任圣彼得堡立法议会议员兼亚博卢党议会党团主席。
[6]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波波夫（ГавриилХаритоновичПопов，1936年10月31日——），俄罗斯经济学家。195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7年、1960—1961年任莫斯科国立大学共青团团委书记。1963年起在大学任教。1973—1974年任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所长。1988—1991年任《经济问题》杂志主编。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党，参加了“民主俄罗斯”党。1990—1991年任莫斯科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91—1992年任莫斯科市长。1992年辞职。1993年创办莫斯科国际大学，并于1993—2015年任莫斯科国际大学校长。1995年起担任总统政治协商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2001年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当选为社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2002年起任普列汉诺夫基金会主席。2011年起任莫斯科市长顾问。
[7]谢尔盖·鲍里索维奇·斯坦科维奇（СергейБорисовичСтанкевич，1954年2月25日——），俄罗斯历史学家、政治学家。198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8—1989年期间领导莫斯科人民阵线（Московскийнародныйфронт）。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2年任莫斯科人民代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91年八一九政变失败后，悍然下令拆解捷尔任斯基纪念碑。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3年任总统政治问题顾问。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5年因受贿丑闻辞职，流亡美国。1996年流亡波兰。2000年回国经商，参加了右翼力量联盟。2002年当选为右翼力量联盟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2016年加入“成长党”（Партияроста）。
[8]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НурсултанАбишевичНазарбаев，1940年7月6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8—1979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卡拉干达省委第一书记。1979—1984年任哈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4—1989年任哈萨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1年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任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1991年任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于8月29日退党，抛弃共产主义，不久将国名改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1991—2019年任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1991—2022年任哈萨克斯坦安全理事会主席。1995—2021年任哈萨克斯坦人民议会主席。2006—2007年、2015年任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主席。2007年创立“祖国之光”党，并于2007—2021年担任党主席。2019年辞去总统职务。2019—2022年任宪法委员会主席。
[9]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Вади́мВи́кторовичБака́тин，1937年11月6日——），196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3—1975年任苏共克麦罗沃市委第二书记。1975—1977年任苏共克麦罗沃市委建设部长。1977—1983年、1987年任苏共克麦罗沃市委第一书记。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巡视员。1985—1987年任苏共基洛夫省委第一书记。198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0年任内政部长。1991年公开反对八一九事件。1991—1992年任克格勃主席。1992年以后从事经济工作。
[10]阿尔贝特·米哈伊洛维奇·马卡绍夫（АльбертМихайловичМакашов，1938年6月12日——），1957年入伍。1985—1989年任外高加索军区第一副司令，在任期间于1988年任亚美尼亚军事指挥官，1988—1989年任纳希切万军事指挥官。1989—1991年任伏尔加乌拉尔军区司令。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1991年因支持八一九政变而被解除一切职务。1992年4—6月任德涅斯特河左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总统军事顾问，后因作战不力而被解职。1993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同年9—10月任国防部副部长，在十月事件中支持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后被捕，1994年获大赦。1995—1999年、2003—200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
[11]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Крючков，1924年2月29日——2007年11月23日），1943年加入共青团。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6年任共青团斯大林格勒市委第二书记。1954—1955年任外交部第四欧洲司三秘。1955—1959年任驻匈牙利大使馆三秘。1959—1965年任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部部长。1965—196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助理。1967—1971年任克格勃主席助理。1971—1974年任克格勃第一主要总局副局长。1974—1988年任克格勃第一主要总局局长。1978—1988年任克格勃副主席。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1年任克格勃主席。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1991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同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并担任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委员，政变失败后被捕。1993年获释。1994年获特赦。2007年逝世。
[12]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译者注
[13]约翰·梅杰爵士（SirJohnMajor，1943年5月29日——），英国政治家。1959年加入保守党。1979—2001年任下议院议员。1981—1983年任下议院私人秘书。1983—1985年任保守党党鞭助理。1984—1985年任财政部秘书长。1985—1986年任社会福利部次官。1986—1987年任社会福利部国务秘书。1987—1989年任财政部库务司司长。1989年任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1989—1990年任财政大臣。1990—1997年任首相兼保守党党魁。1997年在下议院大选溃败于工党后下台，短暂担任反对党领袖。2001年退休。
[14]朱利奥·安德雷奥蒂（GiulioAndreotti，1919年1月14日——2013年5月6日），1939年加入意大利天主教大学联合会。1942—1944年任天主教大学联合会主席。1943年曾为法西斯刊物撰稿，同年参加了基督教民主党。法西斯政权覆灭后，于1945—1946年任意大利王国国民议会顾问。1946—1948年任制宪会议议员。意大利共和国成立后，于1946—1991年任国会议员。1947—1951年任总理府国务秘书。1954年任内政部长。1955—1958年任财政部长。1958—1960年任1960年罗马夏季奥运会组委会主席。1959—1966年、1974年任国防部长。1966—1968年任工业、商业和工艺部长。1972—1973年、1976—1979年、1989—1992年任总理。1974—1976年任预算和经济规划部长。1983—1989年任外交部长。1987年任社区政策部长。1990年7—12月任欧洲理事会主席。1991—2013年任终身参议员。1994年加入意大利人民党。2001年加入欧洲民主党，但一年后即退党。2013年去世。
[15]叶利钦和盖达尔在叙述这个时期时很省心地“遗忘”了这件事。
[16]米歇尔·康德苏（MichelCamdessus，1933年5月1日——），法国经济学家。1984—1987年任法兰西银行行长。1987—2000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17]列昂尼德·马卡洛维奇·克拉夫丘克（ЛеонидМакаровичКравчук，1934年1月10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5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0年进入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1980—1991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0年任乌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中央思想部部长。1990年6—9月任乌共中央第二书记。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乌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退党，同年8—12月任乌克兰最高拉达主席，并于12月8日参与起草并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4年任乌克兰总统。1994—2006年任最高拉达议员。1998年参加了乌克兰社会民主党（统一）（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Украины(объединённая)），2009年退党。2020—2022年任解决顿巴斯局势联络小组主席。
[18]斯坦尼斯拉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舒什科维奇（Станислав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Шушкевич，1934年12月15日——），1966—1970年任明斯克无线电工程研究所副所长。196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6—1990年任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副校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当选为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并于1990—1991年任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副主席，八一九政变后代理主席一职。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4年任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1994年1月被迫辞职，随后在当年6月举行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失利。1995—1996年任白俄罗斯议会议员。1996年支持宪法法院弹劾卢卡申科，随后于1996—2001年担任由反对派组建的“白俄罗斯最高委员会”副主席。1998年创立白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民村社）（Белорусская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Грамада），并于1998—2018年担任党主席，2018年起改任名誉主席。
[19]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日记》，莫斯科：1994年，第150页。
[20]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科济列夫（Андрей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Козырев，1951年3月27日——），1974年进入苏联外交部工作。197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9—1980年任外交部国际组织司随员。1986—1988年任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参赞。1988—1989年任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1989—1990年任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1991年参与起草《别洛韦日协议》。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5年继续担任外交部长。1993—1996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1993—2000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加入俄罗斯民主选择党。2000年起经商。2012年退休，移居美国。
[21]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沙赫赖（СергейМихайловичШахрай，1956年4月30日——），1982年起在大学任教。198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委员会公共顾问。1990—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期间于1990—1991年任立法委员会主席。1991年12月参与制定《别洛韦日协议》。1991—1992年任俄罗斯国务参赞、国务院委员兼总统国家法律司司长。1991—1992年、1992—1994年、1994—1996年任副总理。1992年11—12月任北奥塞梯和印古什临时行政当局主席。1992—1993年任国家政治委员会主席。1992—1996年任安全理事会委员。1993年创立俄罗斯统一和谐党（Партияроссийскогоединстваисогласия）。1993—1994年任联邦和民族国家委员会主席。1993—199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任民族和地区政策部长。1996—1998年任总统驻宪法法院全权代表。1998—2000年任总统法律问题顾问。2000—2004年任俄罗斯联邦会计委员会副主席兼系统分析国家研究所所长。2003—2004年任俄罗斯纳税人联盟理事会副主席兼执行秘书。2004—2013年任俄罗斯联邦会计委员会主席。2005—2009年任俄罗斯全国羽毛球联合会主席。此后曾任俄罗斯律师协会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莫斯科国立大学第一副校长、深圳北京理工大学—莫斯科大学董事会主席兼第一副校长等职务。2018年起任《自然科学与技术史问题》杂志主编。
[22]同上。
[23]叶利钦的名字。——译者注
[24]我认为正是由于亚夫林斯基的这个关键立场，他遭到了其他一些第一代激进民主派的攻击。这种对俄罗斯最杰出科学家和公众政治人物的直接污蔑，即使在今天也不能饶恕。
[25]《联盟可能会被保存》，第443页。
[26]同上，第457页。
[27]同上，第291页。
[28]维克多·巴甫洛维奇·巴拉尼科夫（ВикторПавловичБаранников，1940年10月20日——1995年7月21日），1961年入伍。196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3—1988年任内务部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司司长。1988—1990年任阿塞拜疆内务部第一副部长。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内务部长。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于8月29日至12月26日担任最后一届苏联内务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1月15—24日短暂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1992—1993年任安全部长。1993年7月被解职，同年在十月事件中支持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并因此被捕。1994年获大赦。1995年去世。
[29]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巴布林（Серге́йНикола́евичБабу́рин，1959年1月31日——），198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1—1983年期间服役于苏军，曾在阿富汗作战。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1991年底创立俄罗斯民族联盟。1993年10—12月任鄂木斯克国立大学法学院院长。1994—200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6—2000年、2004—2007年任国家杜马副主席。2002—2012年任俄罗斯国立贸易经济大学校长。
[30]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伊萨科夫（Влади́мирБори́совичИса́ков，1950年3月17日——），俄罗斯法学家。早年在大学任教。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于1990—1991年任共和国委员会主席兼宪法立法委员会主席。1991年反对签订《别洛韦日协议》。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担任立法委员会主席。1996—2002年任国家杜马管理局法律司司长。2002—2003年任全俄工业商会立法部主任。2003—2011年任全俄工业商会副会长。
[31]伊利亚·弗拉季斯拉沃维奇·康斯坦丁诺夫（ИльяВладиславовичКонстантинов，1956年12月28日——），俄罗斯经济学家。1989年参与创立列宁格勒人民阵线。1990年参与创立俄罗斯民主党，同年年底参与创立俄罗斯自由民主党。1990—1991年任民主俄罗斯列宁格勒代表委员会委员。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反对苏联解体。1993年十月事件中，组织了一支战斗队保卫白宫，事后被捕，1994年获大赦，同年短暂参加了社会爱国运动。2001年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2006年加入社会正义党（Партиясоциальной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并于2006—2008年任意识形态书记。2008年加入公正俄罗斯党，并于2008—2011年担任中央委员。2011年退党，参加了俄罗斯民族联盟。
[32]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帕夫洛夫（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Па́влов，1951年6月30日——），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反对签订《别洛韦日协议》，同年年底参加俄罗斯民族联盟。1993年参与创立救国阵线并当选为联合主席。1994年加入俄罗斯民族共和党（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аяпартияРоссии）并担任中央政治书记。1996年返回俄罗斯民族联盟。2001年加入人民联盟。2003—200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
[33]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ЛаврентийПавловичБерия，1899年3月29日——1953年12月23日），生于格鲁吉亚苏呼米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3月参加布尔什维克，1920年进入契卡工作，1926年担任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1年11月至1938年8月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1938年8月至1945年12月担任内务人民委员，1953年3月5日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同年6月26日被捕，12月23日被判处死刑。
[34]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Все́володНикола́евичМерку́лов，1895年11月6日——1953年12月23日），1916年入伍。1918年复员。1920年加入契卡。1925年加入俄共（布）。1929—1931年任阿扎尔格别乌副主席。1931—1934年任联共（布）外高加索省委副书记兼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34—1936年任联共（布）外高加索省委贸易部长。1937—1938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工业和交通部长。1939—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40年策划实施了卡廷事件。1941年、1943—1946年任国家安全人民委员。1941—1943年任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47—195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海外财产总局局长。1950—1953年任监察部长。1953年9月18日因贝利亚案件被捕，12月25日被处决。
[35]沃伊切赫·维托尔德·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WitoldJaruzelski，1923年7月6日——2014年5月25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39年移居立陶宛。1941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43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华沙战役。1947年加入波兰工人党。1962—1968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64—1990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1965—1968年任波军总参谋长。1968—1983年任国防部长。1970—1971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1—1990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81—1985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81年12月13日发动政变，血腥镇压团结工会运动。1981—1983年任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1981—1989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985—1989年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89年抛弃共产主义，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并于1989—1990年任波兰共和国总统。2014年去世。
[36]莱赫·瓦文萨（LechWalesa，1943年9月29日——），早年参加了波兰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农村青年联盟。1970年12月领导了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罢工。1971年加入五金工人工会，但于1976年被开除。1980年参加团结工会。1981年被捕。1982年获释，随后几年逐步驱逐团结工会左派。198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8年领导“圆桌会议”。1990—1995年任波兰共和国总统。
[37]莱赫·亚历山大·卡钦斯基（LechAleksanderKaczyński，1949年6月18日——2010年4月10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年幼时担任电影演员，曾于1962年凭借电影《偷月二人行》而名噪一时。1971年起在格但斯克大学任教。1977年起参加自由工会运动。1981年起进入团结工会工作。1988年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罢工期间，担任工人顾问。1981—1989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89—1991年任参议员。波兰人民共和国嬗变为波兰共和国后，于1991—1993年任众议院议员。1992—1995年任最高检察院院长。2000—2001年任司法部长。2001年创立法律与正义党，并于2001—2003年任党主席，2006—2010年任名誉主席。2002—2005年任华沙市长。2005—2010年任总统。2010年因飞机失事身亡。
[38]马丁·布莱恩·马尔罗尼（MartinBrianMulroney，1939年3月20日——），加拿大政治家。1955年加入保守党。1964年起担任律师。1976—1977年任加拿大铁矿石公司执行副总裁。1977—1983年任加拿大铁矿石公司总裁。1983—1993年任保守党党魁兼加拿大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83—1984年任反对党领袖。1984—1993年任总理。1993年退出政坛。
[39]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1925年3月19日——2020年8月6日），1947年参加美国空军。1972—1973年任总统军事助理。1973—1975年任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4年升中将军衔。1975年退役。1975—1977年、1989—1993年任国家安全顾问。2001—2005年任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2020年逝世。
[40]理查德·布鲁斯·切尼（RichardBruceCheney，1941年1月30日——），1969—1970年任经济发展局局长特别助理。。1971—1973年任白宫生活费用委员会特别助理。1974—1975年任总统助理兼白宫副幕僚长。1975—1977年任白宫幕僚长。1979—1989年任众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87—1989年任共和党会议主席，1989年任共和党党鞭。1989—1993年任国防部长。1993—1995年任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1995—2000年任哈里·伯顿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2001—2009年任副总统。
[41]R.M.盖茨：《阴影之下》（R.M.Gates，FromtheShadows），纽约：1996年，第496页。
[42]罗伯特·迈克尔·盖茨（RobertMichaelGates，1943年9月25日——），1966年加入美国中央情报局。1986—1989年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89年任总统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89—1991年任总统助理兼副国家安全顾问。1991—1993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2002—2006年任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校长。2006—2011年任国防部长。
[43]同上，第503页。
[44]唐纳德·亨利·拉姆斯菲尔德（DonaldHenryRumsfeld，1932年7月9日——2021年6月29日），1954—1957年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1963—1969年任众议院议员。1969—1973年任经济机会办公室主任。1970—1971年任总统顾问。1971—1973年任生活费用委员会主任。1973—1974年任驻北约大使。1974—1975年任白宫幕僚长。1975—1977年、2001—2006年任国防部长。
[45]约翰·保罗二世（PopeJohnPaulII，1920年5月18日——2005年4月2日），原名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KarolJózefWojtyła），1978—2005年任梵蒂冈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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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第十四章
↘高层的分歧
↘宣示信条
↘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庆
↘叶利钦事件
↘意识形态的激进派和保守派，“反改革宣言”
↘内心的革命
↘党为了人民的大讨论：“改革飞机应当飞向哪里，谁应当在飞机上？”
高层的分歧
1986年——1987年的标志是新思维精神的其他重大事件，我将在下文中做更多的叙述。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处理有关国内事务和改革进展方面的问题。
1986年5月，在党的领导层部分成员的压力下，我们通过了加强打击非法收入的决定。这些决定的打击对象是那些侵吞公款者、受贿者和敲诈勒索者。同时，这些中央文件没有涉及（本应该涉及）扶持自雇就业问题。权贵集团推动了这些片面性文件的通过，其中许多人并没有接受党中央的路线。我们只是对此视而不见，此后不得不再做调整。
私人注资农业和园艺业与自雇就业一样，能创造新的收入来源，这具有启发意义。
我们取消了一些限制规定，因此，向这类农业和园艺业提供土地以及向公众销售建筑材料的做法得到推广。我们发现在自雇就业问题上，赢得党政机关，特别是地方党政机关的支持十分困难。在讨论私有财产、私有化领域及其作用时，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有关自雇就业问题的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
然而，财政专家们提出对“私有”收入征收极高税收以阻碍这方面的进展。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问财政部长：“你要继续扼杀人们的开创精神还是给他们一条活路？不要害怕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勤劳致富！”
反对者们声称，若允许私有因素发展，将会损害制度的基础。我们不得不重新讨论这个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个人劳动行为法》于1986年11月19日获得通过。这部法律反映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社会和国家领导层中间的分歧。
改革的发动者希望更快地消除贫困。1985年——1986年，国家对社会领域的投入比五年计划规定的数额多了近400亿卢布。1987年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关系，但由于来自党政机关保守势力的抵制而受阻。人们的收入增加速度提高了，但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在1988年后放缓，最终陷入停顿。
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困难，特别是不利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造成了消费市场的扭曲，进而形成了当时的状况。
更具体的，我是指世界石油和石油产品价格出现了三分之二幅度的下降。价格的下降极大地影响了硬通货收入、国家预算收入以及在世界市场上采购极为重要的商品。商品与货币供应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起初是550亿卢布，后来为600亿卢布，最终扩大到700亿卢布。
所有这一切使得国家经济形势，特别是货币和财政方面发生严重的恶化，继而造成了社会局势的急转直下：全国各地都在为购物而排长队。
最终，政治局会议上迸发出情绪。中央书记尼古拉·斯柳尼科夫是一位很聪明和正直的人，他尖锐地指出了这个问题，要求采取决定性的紧急措施。雷日科夫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政治局内爆发了激烈的争执。我赞同斯柳尼科夫的立场，但看不到解决办法。这样的事情本不应该发生。
我可以回想起当时的局势，我们不能相信所发生的情况。我们不得不妥协让步，我们已经做成了一些事情——毕竟，这正是人们从政的目标——我们已经发动了改革。
如果人生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做出决定！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做出困难的决定。但是我们还没有下定决心逆潮流而上，不能采取大胆的措施使市场情况恢复正常。首先，我们需要立即调整价格政策。但甚至连那些最近赞同这个主张的人都反对这样做。我们也未能决定暂停实施某些社会政策或削减政府开支，尤其是削减国防开支。
我们害怕抗议行动，但最终造成了更多的抗议行动，开始失去人们的信任。
由于害怕犯错误，我们渐渐变得只关注企业的成本核算。我们在提高质量方面除了加强国家监管之外找不到更好的方法，虽然国家监管的方法在军工企业很有效。很快，这些措施都失败了。这是我们需要重建经济机制，而非只是解决行政方面问题的又一个信号。
这一切标志着改革时代最为戏剧化阶段的开始。
1987年年初的情况很糟。工业生产增长率出现下降，土木工程、金属业和化工业的情况不佳。1987年的计划很有可能无法完成。
但是，我们设法避免了崩溃，并且在此后的两年里确保经济不会陷入危机。
然而这反映出改革进程的弱点。我们想方设法为土木工程、电子工业和其他工业部门找来的财政资源未能获得必要的收益。我们在产生新技术方面也缺乏运气，甚至还出现了好几个新企业使用旧技术的案例。政府部长们不愿分权给企业，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所有的指标系数都指向了体系崩溃。
考虑到当时的形势，我们于1987年年初决定举行一次有关经济问题的中央全会，筹划经济改革的总体方案。受命准备全会报告的有雷日科夫、斯柳尼科夫、雅科夫列夫和梅德韦杰夫，此外还有来自学界的阿贝尔·阿甘别吉扬[1]、列昂尼德·阿巴尔金[2]、亚历山大·安切舍金、尼古拉·佩特拉科夫[3]、斯蒂潘·斯塔扬、弗拉基米尔·墨金、加夫里尔·波波夫和瓦伦丁·帕夫洛夫[4]。
《企业法》草案于2月份公布于众，目的是要加强民主管理原则。该法被视为新经济体制的框架。《企业法》草案得到了工人的强烈支持，但其出炉却经过了激烈的辩论。所有人都同意需要有一部法律来解决基本问题，并制订政府的执行细则以配套。
过去，有关讨论是在改革的支持者与自主决策的拥护者之间进行，而现在分界线只是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程度方面。持反对立场的是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特别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运输委员会和财政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和党的机构。没有人公开表示反对改革，所有人都支持改革，但他们提出半心半意、模糊不清的决议案，为回到过去留下余地。
我发现雷日科夫受到以前单位同事的压力，一直被灌输这样的观点：人们要求政府的国民经济管理更有效率，却被剥夺了真正的管理杠杆。雷日科夫有时显得犹豫不决和前后不一。
我相信雷日科夫，完全信任他，说服他坚持改革者的立场。
但是，在4月3日举行的筹备1987年6月中央全会的报告及摘要的会议上，第一次意见冲突发生了。当时正在举行为时4个小时的意见交流会，这是一次非正式的、畅所欲言的会议。
雷日科夫认为我们的改革不能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之外进行，以此为他自己的立场做辩护。
我回答说：“我们应当在社会主义框架内进行改革，但不能停留在造成社会走下坡路和扼杀人们创新精神和热情的框架之内。”
在这样的环境中，要起草一个能够达到社会期望值和目标的报告已经十分困难了。5月初，全会报告摘要分发给政治局讨论。报告摘要第一次提及了国家即将发生危机的前景，尽管“危机”这个词没有直接出现。报告摘要指出了经济管理重组的主要方向，呼吁创建控制过度支出的机制。
报告摘要强调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进行，但同时指出改革思想与1930年代采用的模式的许多特点并不相同。报告摘要尖锐地批评了诸如财产国有化、贬低集体和个人劳动、将计划等同于集权和忽视民主管理及自我管理方式的做法。
报告摘要还宣布：新型经济企业和联合体将是拥有完全自主管理权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有关计划的信条也改变了：计划将逐渐降格为发出有关建议和预测的指导性文件。改革的焦点是要过渡到一种新价格体系，其基本内容是将市场机制与国家管理相结合。
5月14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详细讨论全会报告摘要。不出所料，会上一片赞扬和称颂之声。雷日科夫、利加乔夫、塔雷津、沃罗特尼科夫等人任评论员和批评家。因为这份报告摘要被认为出自总书记之手，所以批评都很有限度，即使是对基本问题的不同意见也被说成是个人意见。
利加乔夫在没有深入探讨解决改革问题的情况下，突然提出不能将改革视为民主化。他说民主化只是改革的杠杆，改革的目的是加强社会主义。他还号召软化对过去的批判。叶利钦对报告摘要的深度和原创性做了评论，表示赞成其中加强党的工作的部分。
所有这些讨论似乎都预示着未来有关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将会是合乎常规和建设性的。
5月和6月，政治局继续讨论经济改革问题。随着对全会文件的各个部分的不同意见越来越多，我的期望完全没有实现。在讨论关于改善各共和国政府和管理机构工作以及重组各部及机构的规定草案时，争论变得尤为激烈。雷日科夫大力捍卫高层机关干部的利益。被问到在新的条件下哪些部级职能将被取消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完全没有。”
最后，为了达成一致意见，我邀请雷日科夫到沃林斯科耶2号，这里离斯大林原先居住的别墅不远。参加谈话的还有雅科夫列夫、斯柳尼科夫和梅德韦杰夫。雷日科夫带着政府、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来到这里参会。争论十分激烈，焦点集中在政府各部、国家采购委员会和后勤部门的权利等问题上。最终，我们设法达成了妥协。
1987年6月25日，我宣布中央全会开幕，做了关于苏共在全面重组经济管理方面的目标的报告。这是改革时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报告论述的出发点是民主化，这是改革的目标和处理最棘手问题的战略。命令式管理和执行方式正在延缓我们的进步。惯性是主要存在的问题。人们口头和书面表示，在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城乡看不到任何改革。
报告将食品、住房、商品和服务置于优先位置。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说：全国的严重问题只有通过激烈的改革才能够解决。我特别强调如何去实现社会、集体和个体劳动者之间利益的平衡，如何去利用合作提供的机会。通过这样的问题，我要引导全会的与会人员摆脱狭隘的实用主义，为严肃的讨论定下基调。
全会再次确认了民主化进程和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方式。这样，全会架起了通往下一阶段改革的桥梁。我讲了关于全苏第十九次党代会的事宜。
在全会上，我们还解决了拖延已久的人事问题。政治局候补委员斯柳尼科夫和雅科夫列夫成为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尼科诺夫新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库纳耶夫被免去政治局委员的职位，国防部长索科洛夫被免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位（由于马蒂斯·鲁斯特[5]驾驶小型飞机降落在红场的事件）。新任命的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1987年和现在，我都将这次全会的文件视为妥协的产物。但是，在那种程度的群众意识的环境中，这些决议是激进的，也有人说是革命的。重要的是开始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同时生活将会揭示出改革需要改变的内容和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和中央经济管理机构。不幸的是，他们的行动相对于变革本身显得迟缓。他们将全会通过的决议视为对改革者的过分让步，或至少视为我们从中央集权化的计划管理体系后退的界限。
中央全会之后，我们必须对《企业法》草案做出修正。蹊跷的是，这部法律后来遭到了反对改革者的严厉批判，他们指责该法是走向经济崩溃的第一步。这部法律并不十分理想，对民主精神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的一些措施，如选举厂长、经理，很快就被废弃了。但是，由于经济自主权原则在企业实施时不一致，造成了该法的一些缺点。
对我而言，最出乎意料的是雷日科夫立场的变化：“如果我们允许企业订立自己的计划和过渡到自给自足的状况，那么五年计划就失去了全部意义。”尽管1986年——1987年的执行结果已经清楚表明我们无法完成五年计划，这位部长会议主席仍然在捍卫其“神圣性”。
我不想将自己与雷日科夫区隔开来；毕竟，我们一起行动，虽然我们经常争吵。
由于试图设立冠以“国家生产协会”这样隶属于部长会议的官僚机构体系，同时还要保持人员超编和碍手碍脚的各部和行政机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我们只是在政治局进行了认真的谈话之后，才消除了对于改革的分歧。简言之，这是不同立场之间的战斗。我们走得越远，改革就越陷入无尽的泥潭和“本能的”及故意的破坏之中。
宣示信条
两年多之后，公共生活在新思维及其政策的影响下开始发生变化，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鸿沟开始扩大。我感觉到人民不能了解我们领导层或我本人。事情已经发生了，但公众没有看到其中不同于以往的新颖之处。领导层内部第一次出现分歧。根据国外方面的判断，改革将受到严厉的批评。
我们想要做的是要以某种方式澄清所有这些问题。我决定写一本书，特别是在重要的日子——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就要到来时。我向同事们通报了我的计划，表示支持的只有切尔尼亚耶夫[6]。其余人（伊凡·弗罗洛夫[7]，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建议我做系列讲演或发表系列文章。切尔尼亚耶夫支持我写书的想法，在政治局会议和其他内部会议上大量引用我的讲话内容，而这些都是公众无法知晓的。这就是公众对我们的政策、实际计划和路径缺乏了解的原因。
这个夏天，尤其是在克里米亚的时候，我一直忙于手稿的撰写工作。为此，我甚至在克里米亚多住了十天。我将书的初稿分发给利加乔夫、雷日科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和弗罗洛夫，要求他们提供反馈意见。梅德韦杰夫提供的反馈意见最为扎实，我汲取了其中的大部分意见。其他人只是称赞一番。
该书在苏联、美国和世界其他多国出版，发行面很广，总共有160个国家用24种文字发行了500万册。
该书的基本内容是关于改革启动的经过和我的改革观的建立过程。我运用我本人的思想和看法来描述改革进程，而我的思想和看法则构成了我国的国内改革和外交政策的基础。这就是书名《改革：关于我国和世界的新思维》所包含的思想内核。这也许显得不够谦逊，但这些正是当时我想要说和面对的问题。这本书在苏联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响；在西方则遭到了质疑和讥讽，被称为是不现实的理想主义和又一种宣传而已。几乎没有人会真正相信仅仅在几年之后，我们将走向核裁军，结束冷战，而同时不会斩断或至少松开戈尔迪之结[8]。
我受到的批评还包括对材料的选用不够严谨、对某些问题的叙述不够全面等。但我要再次强调：这本书激发了极大的兴趣。当然，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表明这样的事实：本书的作者就是改革的发动者。
简言之，我的第一本书是对改革信条的第一次详细宣示。
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庆
问题出现了：应当用什么标准来作为评价我们所选择道路的基础？
距七十年大庆的日子越近，有关讨论就越活跃。人们在党内、学术界和全国各个地方进行辩论。国内主要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没有反对社会主义选择，但人们越来越多地思考有关社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9]
我知道人们将期望总书记的报告涉及到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特别是对改革问题的评价。
如何去构建十月革命后开始的新生活？我重新阅读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最初几年里写的全部著作，一篇也不遗漏。在他1918年的文章《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是如何展望新生活的发展、改革背后的逻辑和指引他的方式。
人们可以在他接下来的著作中感受到内部斗争的氛围。对于革命命运愈加强烈的担心贯穿了他1921年——1923年的著作。列宁担心在无情打击反革命的斗争中采用的措施会立足生根。
列宁对于“重新理解社会主义”的希望与他拒绝接受内部斗争的遗产相关。这种新的理解的基础是拒绝有关暴力万能的信念，依靠改革并采用人民了解的传统方式，再逐渐地更新和补充新的内容。
列宁的疾病阻碍他完成这次深刻的重新理解，这原本可以产生一整套与斯大林在全国推行的完全不同的发展思想。斯大林竭尽全力利用列宁的权威和他在激烈的内战时期发表的声明、评论和判断。新经济政策已经为社会所接受，而且推动了国家的恢复，却遭到那些在列宁逝世后上台的党内官员的终止。市场、自主企业和思想及政治上的多元化萌芽均被铲除。最终，那种以政府为基础的（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占据了支配地位。
取代新经济政策和食品税的是斯大林领导下打击农民阶级的严厉政策，包括强征食品和强迫集体化。一种类似封建主义的机制得以创立，并存在了好几十年。在“资产阶级包围”时期开始采用和具有合法性的命令方式和对异己分子的镇压和压制成了制度的组成部分。一个以国家所有、思想垄断为基础的政权支配了国家。
出于某种原因，我的同事们参加了1987年4月底的一次小型会议，我们在会上讨论了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典上的报告起草问题。我的讲话是对这次会议最好的注脚：“我认为这一届领导的命运是要么毁灭，要么推行改革。”
这也许与经济困难的持续加重有关。工业过渡到成本核算、自主解决融资和管理问题等造成的动荡使得局势更加严峻。一些人将这些困难视为质疑改革进程的机会。人们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当心你的民主！”在讨论和谈话中已经很难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关切、什么只不过是幸灾乐祸而已。
令人失望的是，许多党的管理干部没有做好在这个民主化、公开性和向新经济形态过渡的环境中开展工作的准备。人们在会议上发出同样的请求：“告诉我们该做些什么：给我们下命令吧。”即使是在那个时刻，我们看到了党出现危机的普遍症状，而党就是为了担负困难的使命而创建的。我感到惊讶的是，在开始改革的三年时间里，党员队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那些新党员却充满了惯性，毕业于苏维埃意识形态“学派”，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前辈的工作方式。
9月28日政治局会议的主题是对改革进程做出诊断，会从清晨一直开到夜晚。的确，我们到达了改革的关键阶段，改革的进展十分缓慢。
不过，领导层还在处理其他问题。当时，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1930年代及后来的镇压问题。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委员有雅科夫列夫、切勃利科夫、卢基扬诺夫、拉祖莫夫斯基、博尔金和马列学院院长格奥尔基·斯米尔诺夫[10]。这标志着重启对受到不公正定罪的个人的平反工作，恢复公正和历史真相，而这一切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被打断。
1987年末和1988年初发生的事件将会决定此后几年将要发生事件的性质和焦点。这恰恰是我要说的事情，即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庆。
1987年11月2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我做了题为《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引起了听众的兴趣。但不容否认的是，报告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我们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弄懂，还有许多心理障碍需要克服，还有许多盲点需要处理。
报告本身四平八稳，没有任何极端的言辞。但结果表明，报告没有让两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极端”感到满意。一些人将对过去的批判性分析说成是“污蔑”或是动摇根基的行为。另一些人则表示他们期望报告能够更加毅然决然地与过去切割开来。
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见到这些反应，我在报告中并没有认真对待每一个问题。总之，在过去，总书记的报告都是下达行动指示。我的目标不是要遮掩，而是要打开遮住过去的全部纱幔进行调查，促进思考和提出许多问题。这是总书记第一次拒绝做出结论性的“裁定”。我相信做了重要的事情，为历史学家、理论家、政治家和整个社会打破了讨论过去的禁忌。我们需要研究我们漫长和复杂的历史进程；不应当只是将这个历史进程抹去。
媒体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已经公布了大量的历史材料，但现在，大量的文章发表出来，其中存在着捏造、歪曲和直接冒犯苏联人民的现象。
那两天（11月4日——5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几乎所有外国来的宾客（不仅仅是来自共产党国家）都乐意参加会议。这样的“多元化”会议在改革前是不可思议的。会议提供了展开有趣讨论的场所，与会者对国际和苏联形势发表了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
在会上发表讲话时，我提出了以下观点：历史发展的多种不同演变路径指出，两种制度并不是势不两立的。我宣布自己意识到，有必要拒绝对真理的垄断，这几乎是要号召人们发表不同意见。
在政治局讨论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庆的报告时，利加乔夫发表了有意思的讲话。他声称尼古拉·布哈林、阿列克谢·李可夫[11]和米哈伊尔·托姆斯基[12]最先提出了放慢工业化的建议，这将会限制国家向社会主义迈进。叶利钦个人问，现在就提出为布哈林平反的建议是否还不够成熟。
我的思绪回到了那个时候，在我看来这两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似乎是在真枪实弹地比拼，看谁能够占上风。讨论总是归结到一个问题上：我们已经迟了，赶不上预定的安排了。最后期限、最后期限——这是我们永远的痛。此后所有有关改革的讨论都会涉及到最后期限。
本质上，问题在于到底是革命还是演进，再就是关于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如何。当然，就其国内意义而言，改革是一场革命。但就其实施方式而论，改革是一场演进，是一个以改革为中心的进程。（我和其他人经常说：“这将要用上20到30年时间。”）
至于人们所说的“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和行动迟缓”问题，我的答复是，这是一个有关改革的步伐问题和对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之间相关性的理解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要比只涉及戈尔巴乔夫本人的问题复杂得多。当有人通过提出问题和进行指责的方式令我不胜其烦的时候，我会说：你知道，如果戈尔巴乔夫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大笨蛋的话，那么再说他也不起任何作用啊。
我记得与历史学家莉莉·玛尔古的一次有趣的谈话，她是一位认真的研究人员。玛尔古是法国人，写了很多有关俄国、苏联和斯大林的书。现在到了该给戈尔巴乔夫写本书的时候了。在一次与她见面的时候，她问我：“许多人指责你犹豫不决和行动迟缓。我认为你为改革确定的步伐令苏联社会追赶不上。我很了解贵国人民。你的看法如何？”
我的回答是，在一些情况下，我们显得冒进；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又落在后面。“我了解这些，”玛尔古说，“你告诉我，我在总体上是对的吗？”我必须承认她非常可能是对的。
事实上，要对苏联社会进行改革是极为困难的，更不用提苏联过度的军事化、重工业等等。我再重复一遍：玛尔古是对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接受有关犹豫不决的指责。毫无疑问，在推进改革进程时，我有时不得不用左桨划船，有时又不得不用右桨。一切都取决于当时的形势。
无论如何，我认为在改革的初期，我们本来能够也应当用更强硬的手段来推进学术界所称的“工业化政策”，我们完全可以动用我们的权力和共产党的力量，而这些权力和力量在当时是无比强大的。改革进程中有太多的矛盾，事件本身可以展现出一个方面、两个方面，甚至第三种场景。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我们将变革的赌注下在演进路径上以及我对于这个路径的承诺，实际上表明我了解社会的复杂性和我们想要在改革进程中避免出现混乱。总的来说，演进路径起到了作用；至少它成功地避免了政变的发生。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完成一切使命的同时避免流血，同时还要尽力向前迈进，以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总之，在此之前我国历史上的革命都是流血革命。设法避免流血对我和与我志同道合的同事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此外，我在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场合所采取的那些行为方式，是因为我全身心地致力于民主。对我提出批评的人有的龟缩在右翼的角落里，有的则是“狂热的”左派。他们都想获取权力或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完全忘记了自由和民主，拼尽全力来保护自己。
但不幸的是，我国直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许多人情愿支持这些头脑发热的人，甚至毁掉整个社会也在所不惜。难怪会有许多人将我国历史上最凶的领导人视为英雄，继续在街上举着他的画像行进，甚至将斯大林比作俄罗斯的化身。
叶利钦事件
正是在这几个月里，叶利钦事件发生了。事件是一步步发生的，这源于他的工作方式，包括他对待人事问题的方式。
鲍里斯·叶利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莫斯科不仅是本市官僚，也是俄罗斯和全苏官僚关注的焦点。一个人必须具备政治上的成熟度和意志力才能在这个城市担负改革的使命。
我曾希望叶利钦能够搞定莫斯科的工作。起初，他全身心地投入首都的管理工作。按照惯例，我站在他的一边，即使开始得知有关他的擅权行为时也是如此。
他的工作有两个特点：依赖行政手段，而全然不顾改革的民主性质；再就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他的也是我们的不幸所在。但由于这种民粹主义，莫斯科人才会把他扛在肩膀上。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你能够从莫斯科发生的事想象出全国所处的状况。
叶利钦还特别记恨一个事实：作为全国最大的党组织——莫斯科市党委的一把手，他并不是政治局委员。这伤害了他的自豪感和虚荣心。但正是他在莫斯科的形象使他无法获得晋升。他很明显缺乏自制力。
回过来讲夏天的事。当时我正在克里米亚度假，叶利钦寄给我一封信，表达了对中央书记处，特别是对利加乔夫的不满，称利加乔夫将他当小孩一样看待。
我必须说，叶利钦在这里遇到了对手，利加乔夫也是个很难对付的人。也许，我最好在这里先谈谈我与利加乔夫的关系。利加乔夫是一个极为活跃的人，具有政治家的素质。他坚持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很有文化涵养。他与他的家庭，尤其是妻子季娜伊达的关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季娜伊达的父亲是在肃反时期被枪决的40位军团司令之一。要是换成另外一个人，这也许就是分手的借口，当时他们还是年轻的学生。但是，利加乔夫没有离开她。相反，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他给了她支持。我相信他是一个真正从一而终的人，这件事能够很充分地反映出他的为人。
利加乔夫对人开诚布公，但他也已经习惯于大权在握的感觉，极有野心而且专制。也许，这是因为他参加政治局工作之前在托木斯克地区党委担任第一书记达18年之久，之前他还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过。总之，他是一匹需要套上缰绳的烈马。
叶利钦经常不顾我的立场在背后搞小动作，比如在我们就有关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和其他几个人事问题做出决定时就是如此。他感到我看低了他，但他错了，我当时尊重他，直到今天仍然尊重他。
这样，叶利钦在信中严厉抨击政治局。他要求在我度假之后返回时与他见面，要与我讨论所有问题。我告诉他我们肯定能够见面，但是他需要等一段时间，因为我正在忙于准备我在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庆上的讲话。
但是，叶利钦等不及了，在10月21日中央全会讨论报告时，他挑起了一场争执。
中央全会批准了报告，提出了几点建议，会议就要结束了。主持会议的是利加乔夫，正要宣布结束辩论。剩下的事情只是投票。就在此时，我看到叶利钦举起手来。利加乔夫也看到了，于是请他发言。
叶利钦说他在政治局参加了对报告的讨论，他的建议也已经被采纳，他对报告表示支持。但是，他还没有机会说这些，他更愿意谈谈他对党的领导层的看法。（他的确挑了一个绝佳时间来说这个。）
每一个人都十分震惊地听到他说，他怀疑党的领导层正在逐步地树立起个人崇拜。他所说的是总书记，就是我本人。
他的发言十分怪异。他说由于没有得到支持，特别是没有得到利加乔夫的支持，他感到在政治局工作十分困难。因此，他请求免去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叶利钦的发言充满了桀骜不驯的口气，就像是最后通牒，引发了激烈的反应，但与他期望的反应不同。讨论随之展开，根本无法停下来，也没有理由停下来。发言中最常用的术语就是“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和“膨胀无度的野心”。
24人在这场辩论中发言，有人要求将叶利钦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我坐在我的位置上注视着叶利钦，尽力要弄明白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他的表情交织着恼怒、茫然和后悔的成分，包含了一种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具备的所有特性。那些发言者，包括昨天还赞扬他的人，现在却在无情地斥责他，我们就是擅长这一套。气氛变得十分热烈。
然后我说：“我们来听听叶利钦自己怎么说。请他讲讲对于中央委员发言的看法。”
会议厅里发出声音：“不需要那么做。一切都很清楚。”
但我坚持允许叶利钦讲话，指出我们正在建立党内民主，应当从中央委员会做起。
叶利钦走上讲台，开始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他承认他做错了。我扔给他一个“救生圈”，建议他收回关于辞职的请求。他极为紧张，但还是回答道：“不，我仍然请你解除我的职务。”
中央全会审议了叶利钦的讲话，建议政治局连同莫斯科市委共同解决党委第一书记的问题。
11月3日，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叶利钦发给我一封短信，请求我给他继续工作的机会。顺便说一句，叶利钦出席了11月7日的游行，与其他领导人一起站在列宁墓上，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11月9日，我突然得到消息，称莫斯科市委出事了。人们发现叶利钦倒在休息厅的血泊里，由叶夫根尼·恰佐夫院士率领的医疗队正在那里抢救。后来才弄清楚原来是叶利钦假装自杀，用一把剪刀割伤了自己。医生说只是伤到了表皮，他没有生命危险。但叶利钦住进了医院。
我不得不立即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我们决定按照我们在中央全会上做出的决定采取行动。过了一会儿，我打电话给叶利钦，告诉他我已经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将在他身体恢复后举行莫斯科市党委全会。全会于11月12日召开。
在那些天的一次谈话中，叶利钦问我他是否能够退休并拿到退休金。最后，我们决定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职务，甚至还任命他担任苏联国家建设和住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正部级）。
后来，许多人好几次责备我没有把事情做绝。“你要是把他赶出中央委员会，再发配到外省的某个偏远的地方去就好了。假如你觉得过意不去，就任命他去某个橡胶共和国当大使，事情就会了结了。”人们这样说。我还不止一次听到人们说：“承认吧，这是你犯下的弥天大错！”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罢人官职不是我的性格，这与我在党内大力提倡的精神和态度相抵触。我不憎恨他，也不想复仇。甚至在他开始用下流的语言指责我时，我也没有让自己卷入让人颜面尽失的争吵之中。
那么，最终的结果如何？！是的，我想无论如何我是犯下了错误。
回过头来看这件事的时候，我想引用我最近与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的一段谈话，他与叶利钦关系密切。波尔托拉宁说，叶利钦的计划是他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将是一枚炸弹，许多与会者会支持他。但他打错了算盘。
叶利钦在担任国家建设委员会负责人的时期并没有干什么实事。但随着改革面临的困难增加以及人们对于改革结果的不满增多，叶利钦诉诸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能力派上了用场。这使他得以驾驭这股潮流重返政坛，其余皆成为历史。
意识形态的激进派和保守派，“反改革宣言”
在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庆之后，公众的活动大为活跃起来。在全国各地，人们对我们的过去展开争论，公开讨论目前存在的问题。那些人们在过去不敢提及的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的著作，被从档案馆和图书馆藏书库里翻出来阅读。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努力在他们的研究和知识领域去除斯大林主义造成的影响，“根据真理和自由思想”来评价历史和我们的社会。
实际上，公众已经躁动不安，情绪高涨。我们不得不采取措施防止改革锅炉的炉盖被炸掉。
有关社会主义的性质和社会价值观问题是关注的焦点。人们会问：“既然我们拥有最先进的制度，为什么我们在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方面都落后于许多其他国家？如果我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那么为什么人们被剥夺了思想自由，没有获得影响政治进程的机会？”
这些问题都被公开地提出来，人们不再害怕会被扣上“煽动反苏”的罪名。
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举行之前，有关最受争议的出版、广播和电视节目的辩论越来越多。利加乔夫感到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媒体的控制，将这个责任推到德米特里·雅科夫列夫的身上。索洛缅采夫、切勃利科夫和亚佐夫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雷日科夫不久也加入进去。
很显然，我们需要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预定于次年2月举行的中央全会将研究讨论学校改革问题。利加乔夫准备了一份报告，我尽力不去干预他的这项工作。会议议程并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但要改变议程为时已晚，所以我决定在全会上讲一下意识形态问题。
我们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改革。公开性已经揭示出我国现实的许多缺陷，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改革。但是，在有关改革的目的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我们表面上的团结掩盖了直接的意见冲突。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认为只要对现存制度稍做调整即可，而替代这个制度（但愿不会发生）是没有必要的。当我试图弄明白“稍做调整”的确切含义时，我发现这是指一种粉饰修补，就像在重大节日前我们对主要街道的外墙墙面进行粉刷。但是，墙面的后面是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不受遏制的激进主义会培植出极端保守主义。昨天的异见分子现在成了具有创造性的知识界的一部分。他们下决心要硬挤入“重大时刻”的政治之中，挑头扩大“所允许的架构”。这些人完全拒绝他们昨天还在赞扬的那些相同的价值观，要求立即废除整个制度，而不管可能产生的反弹——暴力和动乱。然而，他们谈论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仍然不甚明了。
我在中央全会的讲话中提出警告：不要对我们的历史和社会做庸俗和粗陋的评价，毕竟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已经建立了70年。一系列的血腥罪行不应当是我国历史的全部内容。我们不应当讥讽人民的记忆、无私的工作和为未来做出的牺牲。
事实上，改革本身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一个特殊的否定阶段，我们以此来扫除阻挡我们进步的一切障碍。由于这些改革，我们从社会主义中去除了被歪曲的部分，回到了它的本源，并朝着历史的新边疆迈进。
不过，当我现在重读我在全会上的讲话稿时，我发现了好几处矛盾的地方。我们当时相信国家的灾难与制约我国制度的内部规律无关，而所有在经济、政治和精神领域积累的矛盾能够在制度的框架内得到解决。
然而，二月全会后对思想的“启蒙”并没有发生，人们之间的分野更为明显。对那些感到天正在塌下来的人来说，国家的变革就意味着他们个人地位的丧失。超过100万人的权贵集团的代表更加在乎自己的地位，而不是人民大众。
这就对不久之后发生的事件做出了解释，而这件事将会载入改革的史册。
3月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我不能放弃我的原则》的文章，作者是列宁格勒的一位讲师妮娜·安德烈耶娃[13]。文章在思想、风格和用词方面都是一篇公开的反改革宣言。作者捍卫斯大林和与他相关的一切。由于《苏维埃俄罗斯报》是苏共中央机关报，这就等于是对我制订和经过二月全会批准的路线的直接挑战。
对于一部分地区党委书记甚至是政治局委员读过这篇文章的反应，我感到失望。在与同事们就这篇文章的首次交谈中，我吃惊地听到部分政治局委员竟然赞同作者的观点。雅科夫列夫回忆了3月23日集体农庄大会期间会间休息所发生的事，以下是切尔尼亚耶夫的记述，事情发生在克里姆林宫的主席团大厅，当时国家领导人均在场。（我证明以下是我助手的抄写稿。）
沃罗特尼科夫：《星火》杂志把那个恶棍（科学家瓦西里·）索尔福又拽出来了。我们对这个出版物要做点什么？需要采取措施啊。
戈尔巴乔夫：有什么问题吗？这家杂志刊登了科学家反对前面那篇东西的文章。你们需要些什么？一些人愿意这样做，另一些人愿意那样做。他们都是科学家。这是他们的工作环境，让他们做就是了。你们紧张什么？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做事了。
利加乔夫：媒体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需要吃耳光了……《苏维埃俄罗斯报》上有一篇好得多的文章，一篇很棒的文章。这符合我党的路线。
沃罗特尼科夫：对的！一篇真正的、合适的文章。就应该那样做。事情已经完全失控了。
葛罗米柯：是的，我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它恢复了事情的真相。
索洛缅采夫开始发表类似的意见，而切勃利科夫正准备说话。
戈尔巴乔夫：我在去南斯拉夫之前扫过一眼。
（戈尔巴乔夫被其他人打断了讲话。他们继续说这是一篇值得一读的文章，还说戈尔巴乔夫应当好好读一遍。）
戈尔巴乔夫：是的，我回来后已经读过了。
（其他人争先恐后地称赞这篇文章。）
戈尔巴乔夫：噢，我有不同的看法。
沃罗特尼科夫：哦，我永远不会有！
戈尔巴乔夫：你什么意思？“哦，我永远不会有”？！
（尴尬的沉默，每个人都面面相觑。）
戈尔巴乔夫：那么，如果你们都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政治局去讨论。我看到了不良的倾向，有那种分裂的味道。你什么意思，“哦，我永远不会有”？这篇文章反对改革，反对二月全会。我从来不反对人们表达他们的意见，无论是用出版物、来信或文章。但引起我注意的是这篇文章被当作指导方针。有的党组织已经把这篇文章当作政策来讨论。一些人要写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但遭到禁止。这样，事情的性质就不同了。
但在二月全会上，我读的并不是“我的”报告，我们讨论和批准了这个报告。这是政治局的报告，全会予以批准。现在却出现了另外一条路线……我不害怕失去我的职位，但只要我还在这里，还在这个职位上，就要捍卫改革思想……不！这不行。我们将在政治局讨论这件事。
第二天，3月24日，政治局结束了正式日程之后，戈尔巴乔夫讲了几句十分严厉的话。脸色苍白的利加乔夫不得不先发言。
利加乔夫：是的，（《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瓦伦丁·）奇金来[14]见过我。我喜欢这篇文章。但我和这篇文章没有其他任何关系。
葛罗米柯已经准备好说些不够连贯的话，但意思是清楚的：他不会选边站。
沃罗特尼科夫极力想补救前一天的那句“哦，我永远不会有！”，但他还想通过抱怨媒体来解脱自己，称媒体已经失去控制了。
沃罗特尼科夫发言之后，雅科夫列夫站起来发言：“我讲了20分钟，逐行逐句地指出了这篇文章的全部含义，包括其思想和语气。每一个段落都反对戈尔巴乔夫、反对二月全会。这是一篇反改革宣言。当我结束发言时，时间已经很晚了，大约是晚上十点钟。戈尔巴乔夫说：‘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继续。’”
雷日科夫第二天首先发言，用严厉而无情的语气坚决反对这篇文章。这是最为有力的发言。
“我对这篇文章有两个印象，”雷日科夫说，“文章问这场改革是什么？！既然这场灾难已经发生了，就需要尽最大可能加以限制和压制。”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雅科夫列夫记述道：“谢瓦尔德纳泽强烈和严厉地谴责了这篇文章。梅德韦杰夫以决定性和理性的方式谴责这篇文章。斯柳尼科夫和马斯柳科夫义愤填膺地用简洁和坚定的语言批驳这篇文章。切勃利科夫在前一天差点就说了错话，此时平静地讲了一句谴责文章的话。”
亚佐夫将军嘟哝了几句关于媒体的评论，称媒体已经失去了标准，但他总的来说是站在总书记一边。
索洛缅采夫、尼科诺夫和卢基扬诺夫解救了利加乔夫。扎伊科夫专门从度假地赶回来，发表的意见空洞无物。拉祖莫夫斯基讲得很好。
当然，政治局做出了一致的决定：谴责这篇文章，指示《真理报》发表一篇反驳文章。
雅科夫列夫在对切尔尼亚耶夫结束叙述此事时说：“这是改革历史上的转折点。（雷日科夫甚至建议解除利加乔夫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职务！）”
我们发现，许多地区党委书记下令地方报纸转载这篇文章。其中有些地方第一把手是出于纪律方面的惯性，另一些则是因为赞同文章阐述的立场。还有一些地区党委书记认为这篇文章不是“指导方针”，所以拒绝转载。
我们在一个十分危险的时刻处理了这件事；我们差一点就陷入了巨大的麻烦之中。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与地区党委书记们举行一次能够交心的谈话。在3月和4月对党内干部的三次讲话的主要精神是，那些还没有想通的干部，要把问题想通，自己把问题理清楚；那些赞成“妮娜·安德烈耶娃”的思想的干部要离开干部队伍。
我对书记们说：“我对你们说的是，几十万（多至100万）共产党活动家被枪决，300万人被关入集中营。这个数字甚至不包括受到集体化影响的数百万人。按照其逻辑，妮娜·安德烈耶娃就是在号召我们重演一遍1937年。作为中央委员，你们要这样做吗？我们应当把精力放在国家的命运上。我们拥护社会主义吗？拥护！但是哪一种呢？我们不需要斯大林统治下的那一种。”
按照政治局的指示，《真理报》发表了一篇严厉批判“妮娜·安德烈耶娃事件”的文章。
围绕这篇文章发生的许多事证实了我先前的疑虑：我的每一位同志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我与他们一起真心实意、团结一致地发动了改革并采取了最初的步骤。改革进程遇到的困难和危险扑灭了人们最初的热情，许多人只是满足于对现存制度做化妆式的调整。
内心的革命
妮娜·安德烈耶娃文章的发表，在改革时期汗牛充栋般的各种出版物中绝非偶然。实际上，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行动。我很快就得知，这篇文章的出笼直接牵涉到利加乔夫手下的工作人员，并得到了他本人的批准。因此，这篇文章被看作是直接来自最高领导层。
当然，我很介意这一切背着我干成的勾当。但是，我坚决拒绝了以下建议：调查这个行动背后的机制并严惩罪魁祸首和始作俑者（包括《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瓦伦丁·奇金）。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人民是否完全了解党的路线；在于党的路线是否得到自觉和建设性的贯彻执行。因此，我感到有必要面对面地确认党内高级干部的见解，其范围包括所有担任加盟共和国和中央委员会书记、边疆区党委书记和地区党委书记的干部。令我很感兴趣的是，我的同志们主张将全党和全社会都更有效地纳入到改革进程中来。
这些问题可以在面向全国人民的全党讲坛上得到解决，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就是这样一个论坛。我感到这次代表大会的重点，是要准备进行针对整个政治制度的重大改革。我必须承认的是政治制度的许多方面仍然带有斯大林时代打上的行政命令体系的深深印记。从党内高级干部到普通党员的政治觉悟和全体人民的思想意识都存在着局限性和顽固性，我认为那些历史印记是根本的原因所在。这就是改革最重要的，也许是最困难的难题。我与党的书记们的交谈最终给我带来了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取得进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懂得我们需要变革和改革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我们需要这样做以解决严重影响到人民和国家实际生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实际上早就应该解决了。
从1985年3月开始的三年多时间里，改革、公开性和民主化开始越来越多地解放了人们的公共意识、视野和思维行动。人们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关注人民和公民正常和有尊严地发展的可能性。民主革命发自人们的内心，不可能被压制和禁止。那些具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创作的新闻作品、书刊、戏剧和演讲以及一些非官方青年组织及人权、环境和其他方面的非政府组织的出现，都从日常事务的角度显示出这方面越来越多的证据。
这些人和组织当然不会都从事创造性的活动，但起初都打着支持改革和继续推进改革的旗号。一些目标可疑的组织也出现了，还有那些具有破坏性的激进组织和保守组织，比如臭名昭著的“纪念”组织。
这些新出现的组织的合法性问题，特别是与民族关系相关的时候，越来越成为麻烦的事情。这再一次强调了加强民主和法制以及建设法治国家的必要性。
很显然，公共意识和社会已经从冷漠和麻木中清醒过来。我们如何才能将这些进程变得具有建设性和创造性呢？苏联共产党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和应当做些什么，如何去做呢？
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从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得到。
党为了人民的大讨论：“改革飞机应当飞向哪里，谁应当在飞机上？”
围绕妮娜·安德烈耶娃反改革宣言所迸发的政治激情反映出有关改革政策、社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分歧。这种分歧不仅存在于苏共领导层，也存在于党的基层党员之中。对于改革进程的结果和前景的怀疑以及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甚至是斯大林时期的怀念，不仅只是深深地根植于权贵集团和官僚集团的自私利益之中，而且也根植于已成为教条的群众意识之中。这种群众意识来自数十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斯大林时期建立的行政命令体系和垄断性的绝对权力，这些都转化为渗透于整个社会的官僚机构。这使得绝大多数被剥夺了权利和所有权的人变成了“机器上的齿轮”，只得完全听由官员的支配和摆布。要向人们提供不再做“机器上的齿轮”，而是成为公民和他们自己人生、命运和国家的主人的机会，并向他们提供展示创造力的空间，必须改变他们社会存在的实际条件。实际上，这就是改革的主要意图和目标。
我想实现改革的目标会需要好多年，就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至少要花上二三十年的时间。改革的停滞造成了恐慌，确实存在着倒退的可能性，而倒退到过去将会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
生活需要紧急建立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政府保障，以深化社会和制度改革。这种制度在过去许多年里都被公认为“真正的”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但其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歪曲和死路。不，这不能成为样板。我们需要持续地和坚决地加以摈弃，避免回到罪恶之中。如同我的许多生于60年代的朋友和同事一样，我确信社会主义可以是人道和民主的。
1988年，在春新的危险岔路口上，我看到了避免领导层内发生混乱和争斗的机会，看到了团结一切力量来巩固社会的机会和联合各个方面的公民以推进社会自我完善和改革的进程的机会。这就是我关于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计划。
这次代表大会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形象地说，人们正在等待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政权内部发生了什么？政权的计划是什么？政权要把国家引向何处？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已经提前刊登在《真理报》上。媒体对这些建议以及大会代表的选举情况做了讨论。
顺便说一句，我不得不规劝莫斯科市党委领导人要克制对一些大会代表候选人，比如尤里·阿法纳西耶夫[15]和亚历山大·格尔曼[16]的偏见和排斥。
讨论十分热烈，代表们实际上争先恐后地拥向讲台。著名的作家尤里·邦达列夫[17]将改革比作一架飞机，“已经起飞了，但不知道在哪里降落”，结果获得了具有保守倾向的大会代表的鼓掌支持。他的反对者，作家格里戈里·巴克拉诺夫[18]的发言被嘘声淹没了。叶利钦代表那些当时的所谓左翼激进派批评了党的领导层。他宣称自己是“领导人主义”最激进的反对者和真正民主的最强大支持者。叶利钦要求那些“已经在政治局坐了10年到15年，现在还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那些提名重病在身的契尔年科担任总书记的人和那些将国家带入目前严峻状况的人，要对所造成的现状负责任。他还评论了总书记，称总书记似乎不受批评。他要求大幅度削减中央政府和莫斯科政府的官僚队伍，而莫斯科黑手党的活动依然猖獗。当叶利钦宣称要将社会不平等连同那些特殊福利、特别食品配给、特权医院和特权疗养院一同取消时，会场产生了很大的轰动。这位未来的“鲍里斯沙皇”说：“情况应当是这样，当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短缺时，每一个人都应当均等地感受到这种短缺，无一例外。”听众对此热烈鼓掌。[19]
总之，叶利钦要求“在他的有生之年恢复他的名誉”和无条件撤销10月中央全会通过的重要决议。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激进派知识分子将叶利钦的发言视为他为了人民的公正事业决定重返最高层政治、掀起批评浪潮、与党的官僚做斗争的信号。
这样，代表大会显示出批评和反对改革的势力的加强，其中一方面是保守派的权贵集团阵营，另一方面是左翼的激进派集团。但依我之见，代表大会的主要作用是彻底巩固了党的领导层，领导全党做了急转弯，奔向了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改革。代表大会决定达成一项原则协议，继续推进改革，旨在对各级政府进行真正自由（不是形式上的）选举的基础上，改革政府和社会。代表大会批准彻底将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分开。政府将由人民通过选举产生。
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向人民做出保证：不仅要喊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政府”的口号，而且要将它落实到位。代表大会的决议称：“苏共将绝不重复个人崇拜时期和停滞时期的类似做法，而这些做法给社会主义社会留下了深深的创伤，阻碍了社会在几十年内的发展，造成了生命的巨大损失以及思想和道德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根据代表大会的精神和决议，中央政治局注入了新鲜血液，焕然一新。索洛缅采夫、杰米切夫、多尔吉赫和其他几位都去领养老金了。党的机关进行了重组和瘦身，而且由于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处理党的主要工作，中央委员的集体领导得到了加强。中央书记处和其他按行业设立的部（农村工作部除外）被逐步撤销。领导干部提拔的标准也做了改变，现在选拔干部已经不再看资历，而是看水平。
代表大会提议制订一个时间表，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立法，对《苏联宪法》进行民主改造，举行旨在对候选人进行挑选的选举，宣布建立法治政府和进行立法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代表大会还强调需要进行重大经济改革、对经济机制实现现代化、从根本上重组地区的经济关系。
大会决议及其贯彻执行极大地促进了公开性以及公众、党和政府事务的民主化，这些都是改革的重大成就。国家的政治制度做了重大调整。新的公民团体和先前被排挤到政治生活之外的整整好几代人获得了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机会。
新生力量参与政治的现象极大地改变了公共和政治生活的构成与场景。新的“改革领班”、改革之友俱乐部和支持改革人民阵线的出现大大增强了民主化、改革社会和抵制保守派的力量。但另一种现象也变得越来越明显：许多缺乏经验和政治头脑的政治新人常常变成了返祖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是毫无耐性的激进多数派，准备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惜一切代价地推翻共产党政权。但是，当许多人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
社会和国家的真正民主化是苏联共产党经历过的最严峻的考验。
不幸的是，在苏共掌权的几十年里，许多党的干部已经忘记或从未学过在不依靠国家和行政资源支持的情况下，如何去开展政治、思想和组织工作。直到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党的干部仍然在提出通过采取行政和法律措施来加强党的机关权力的要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大多数党的领导人——至少是相当数量的党的领导人，从中央委员到地方党委领导干部都有——参与国家紧急委员会的政变为止。但这只是一个特别的话题和问题，我们将在下文中涉及。
[1]阿贝尔·盖泽维奇·阿甘别吉扬（Абе́лГе́зевичАганбегя́н，1932年10月8日——），俄罗斯经济学家。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2年起在苏联科学院工作。1985—1989年任苏联科学院生产力和自然资源研究委员会主席。1986—1989年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1985—1991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经济顾问。1989—1991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学院院长。苏联解体后，于1991—2002年继续担任俄罗斯政府国民经济学院院长。
[2]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阿巴尔金（ЛеонидИвановичАбалкин，1930年5月5日——2011年5月2日），苏联经济学家。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在大学任教。1976—1985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主任。1986—1989年、1991年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88—1990年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1989—1991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5—12月任总统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1—2005年任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2011年去世。
[3]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佩特拉科夫（НиколайЯковлевичПетраков，1937年3月1日——2014年1月9日），俄罗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5—1990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经济事务助理。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总统经济事务助理。1991—2014年任俄罗斯科学院市场问题研究所所长。苏联解体后，于1994—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
[4]瓦伦丁·谢尔盖耶维奇·帕夫洛夫（ВалентинСергеевичПавлов，1937年9月26日——2003年3月30日），苏联经济学家。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6—1968年任财政部重工业融资司副司长。1968—1969年任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1979—1986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成本和价格司司长。1986年任财政部第一副部长。1986—1989年任国家价格委员会主席。1989—1991年任财政部长。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全苏经济学会主席。1991年1—8月任总理。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3日被捕。1993年获假释。1994年获大赦。此后从事经济工作，曾任自由工作协会副主席。2003年去世。
[5]马蒂斯·鲁斯特（MathiasRust，1968年6月1日——），德国业余飞行员。1986年获飞行员执照。1987年从汉堡出发驾驶小飞机一路畅通无阻地飞进苏联领空，降落到红场，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红场飞行事件”，当场被捕。1987年被判处4年徒刑。1988年获特赦后回国。
[6]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Анато́лийСерге́евичЧерня́ев，1921年5月25日——2017年3月12日），苏联历史学家。1941年加入红军。1942年加入联共（布）。二战期间参加了解放波罗的海国家的战役。1946年退役。后在大学任教。1961年进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1970—1986年任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国际事务助理。苏联解体后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工作。
[7]伊万·季莫费耶维奇·弗罗洛夫（ИванТимофеевичФролов，1929年9月1日——1999年11月18日），苏联哲学家。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5—1968年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副书记。1968—1977年任《哲学问题》杂志主编。1977—1978年任《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执行书记。1980—1986年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科学委员会主席。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7年任《共产主义》杂志主编。1986—1989年任苏联中央电视台《哲学对话》节目主持人。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7—1989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思想助理。1987—1991年任苏联哲学学会主席。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9—1991年任《真理报》总编辑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7年任俄罗斯哲学学会主席。1992—1999年任俄罗斯科学院人类研究所所长兼国家生物伦理委员会联合主席。1993年任第19届世界哲学大会组委会主席。1993—1999年任国际哲学学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8]源自古希腊传说，指难以解决的问题。
[9]关于这一点的证明，请见《选择而非强加》（AlternativenotGiven，Progress，1988）。这本论文集收录了亚历山大·阿达莫维奇、亚历山大·鲍文、达尼尔·格兰宁、谢尔盖·扎利京、塔季扬纳·扎斯拉夫卡娅、尼基塔·莫伊谢耶夫、加夫里尔·波波夫、安德烈·萨哈罗夫、尤里·切尔尼先科、阿列克谢·雅布罗科夫等人关于改革的尖锐问题的文章。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阿达莫维奇（Алекса́ндрМиха́йловичАдамо́вич，1927年9月3日——1994年1月26日），苏联作家、编剧、小说家、文学评论家。1957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87—1994年任莫斯科电影研究所所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1991—1992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联合主席。
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扎斯拉夫卡娅（ТатьянаИвановнаЗаславская，1927年4月9日——2013年8月23日），俄罗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195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0—1985年任新西伯利亚经济与社会学院院长。1986—1991年任苏联社会学协会主席。1988—1992年任全苏舆论中心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退党。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俄罗斯总统最高协调委员会委员。1993—2013年任俄罗斯社会科学跨学科学术中心联合主席。
尼基塔·尼古拉耶维奇·莫伊谢耶夫（Ники́таНикола́евичМоисе́ев，1917年8月23日——2000年2月29日），俄罗斯科学家。1942年加入红军。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9年起在大学任教。1967—1985年任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副主任。1992—2000年任国际独立环境与政治科学大学总裁。
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切尔尼先科（Ю́рийДми́триевичЧерниче́нко，1929年8月7日——2010年7月14日），苏联作家、记者、散文家、社会活动家。196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6—199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兼书记处联合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任俄罗斯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苏联解体后，于1993—1995年任联邦委员会委员，在任期间担任土地政策委员会委员，并曾任俄罗斯农民党主席。2010年去世。
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雅布罗科夫（Алексей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Яблоков，1933年10月3日——2017年1月10日），俄罗斯生物学家、动物学家、一般生态学家。1988—1991年任绿色和平组织苏联分会联合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在任期间担任生态委员会副主席。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家生态与健康顾问兼国务院委员。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3年任总统环境和健康问题顾问兼环境政策委员会主席。1993—1997年任安全委员会环境安全跨部门委员会主席。2005年加入亚博卢党，并于2006—2008年任党的副主席。2008—2017年任亚博卢党政治委员会委员。2017年去世。
[10]格奥尔基·卢基奇·斯米尔诺夫（ГеоргийЛукичСмирнов，1922年11月14日——1999年11月29日），苏联哲学家。1943年加入联共（布）。1962—1965年任《共产主义》杂志哲学部编委兼编辑。1969—1974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71—1982年任苏联记者联盟理事会委员。1974—1983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1983—1985年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1984—1987年任苏联哲学学会副主席。1985—1987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思想助理。1987—1991年任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所长。1989—1991年任《消息报》编委。
[11]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Иванович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邮电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12]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ТомскийМихаилПавлович，1880年10月31日——1936年8月22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参加过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曾多次被捕流放，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被释放，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继续从事工会工作，鼓动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任莫斯科省工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与创立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总书记。同年起还先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委会、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并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等职。1919—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还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4月被撤销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1930年在联共（布）“十六大”上被开除出政治局。1932—1936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6年8月22日自杀身亡。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13]妮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安德烈耶娃（Ни́на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Андре́ева，1938年10月12日——2020年7月24日），196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2年起在列宁格勒理工学院任教。1979年因揭露校内的欺诈腐败现象而被开除出党。1981年平反并恢复党籍。1988年在《真理报》发表《我不能放弃我的原则》一文，公开抨击戈尔巴乔夫改革，事后被开除出学院。1989年创立“团结—保卫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全工会，并担任其协调委员会主席，1990年任政治执行委员会主席。1991年起在苏共领导“布尔什维克纲领”派。苏联解体后，于1991年11月创立“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并担任总书记，此后不久退休。
[14]瓦伦丁·瓦西里耶维奇·奇金（Валенти́нВаси́льевичЧи́кин，1932年1月25日——），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4—1986年任《苏维埃俄罗斯》报副主编兼国家出版、印刷和图书贸易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6年起任《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俄罗斯局委员。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3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93—2016年任国家杜马议员。
[15]尤里·尼古拉耶维奇·阿法纳西耶夫（ЮрийНиколаевичАфанасьев，1934年9月5日——2015年9月14日），俄罗斯历史学家。195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2—1981年任共青团中央高等学校教务副校长。1986—1991年任莫斯科国家历史档案学院院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党，领导“民主俄罗斯”运动。1991—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3年退出政坛。1991—2003年任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校长。2003—2006年任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主席。2015年去世。
[16]亚历山大·伊萨科维奇·格尔曼（Алекса́ндрИсаа́ковичГе́льман，1933年10月25日——），俄罗斯剧作家、编剧、诗人、小说家、散文家。1954—1960年期间服役于苏联海军，期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0—1976年任列宁格勒剧作家工会委员会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期间参加了区域间副集团。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退党。
[17]尤里·瓦西里耶维奇·邦达列夫（Ю́рийВаси́льевичБо́ндарев，1924年3月15日——2020年3月29日），苏联作家。1942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4年加入联共（布）。1951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7—199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委员。1971—199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86—199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主席团成员。1988年参加苏共第十九届中央全会，严厉抨击戈尔巴乔夫改革。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1990—1994年任俄罗斯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
[18]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维奇·巴克拉诺夫（Григо́рийЯ́ковлевичБакла́нов，1923年9月11日——2009年12月23日），苏联作家、编剧。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41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2年加入联共（布）。1956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86—1993年任苏联作家协会机关报《横幅》（Знамя）主编。
[19]毋庸置疑，任何人都不会知道在叶利钦的后苏维埃俄罗斯，政府官员的人数将比苏联政府官员的人数多50%——100%。而叶利钦本人则在三四年之内就带头沉溺于沙皇式的荣耀和特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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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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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新的世界观：人性不再永恒
↘日内瓦精神受到威胁
↘回到1986年
新的世界观：人性不再永恒
从我担任新职务开始，我就认识到除非创造出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则就不能进行重大改革。我们需要消除压力，而这些压力来自我国参与军备竞赛、卷入世界各地的冲突，同时还需要清除阻碍新世界之路的冷战残余。我们需要同时做这两件事情。要寻找旨在带来国际关系变革的解决办法，而这样的变革刻不容缓。这将成为我国政治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人们问我制订改革战略的深层动机和依据是什么时，我总是强调国内因素的重要性。但是国外因素同样重要，尤其是核威胁有可能给国家和整个世界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这是一个现实。
爱因斯坦最早表示在核武器时代，人类需要一种新思维。人性不再永恒。人类价值观和利益成为维持地球上生命的首选。
在这个问题上，我听到的肆意中伤数不胜数！目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铺开和世界范围内互动和相互依存的增加，越来越多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和有文化的人认识到了人类价值观在加强世界秩序中的重要性，这也是苏联新领导层广泛论及的话题。
到1980年代中期，世界受到核战争的威胁迅速增加。国际社会在这方面走入了死胡同。核军备竞赛的地狱列车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行驶，很难想象能停下来，或者至少是慢下来。
尽管任何一方都不想做出发动核战争的政治决定，但控制系统的失灵有可能引发一场核战争。必须采取相应措施。
一旦我们能够正确地了解我国的自身利益，这种新思维就能与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这就创造了与其他国家进行富有成效合作的机会。
由于发动了改革，而改革的主要思想就是赋予人民自由，所以苏联领导层必须承认其他国家拥有相同的权利。在此之前，我注意到我国已经放弃了作为对外关系原则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停止干预华沙条约内“友好国家”的内部事务。这是与斯大林主义做区分的最重要步骤。说到底，莫斯科继续恪守所做出的承诺。
我确信苏联领导层做得很对，决定不再干预中东欧国家正在发生的变革。时至今日，我仍然被指责为“放弃这些国家”。但如果说我们将这些国家给了什么人的话，那就是给了这些国家的人民。
改革新原则和新路径还在德国统一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次统一的主导者是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而且，这是我们相互理解和合作的最为可靠的基础。
众所周知，我国与法国之间的接触是促成1970年代缓和的主要推动力。这也使得我就任总书记后决定正式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法国。我曾经说过，我们都居住在一个家里，但一些人从一个入口走进家门，而另一些人从另外一个入口走进家门。我们需要合作，在家里建立起交流关系。于是，“我们共同的欧洲之家”的说法开始出现了。
我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讨论了这个问题，在这次会见后与他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一年之后，密特朗与我在莫斯科会面，他向我表述了已经十分清晰的主张：“欧洲需要再一次成为自己历史的主宰者，这样欧洲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平衡和稳定因素。”
1980年代中期是冷战最为紧张的时期。美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已经六年没有见面了。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之后，整个世界的局势比以往更加紧张。为此，必须采取行动。我认为生活需要相互之间做出妥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必须恢复。假如眼下的状况延续下去，情况只会进一步恶化。必须举行两国领导人的会晤。
1985年末，两国领导人在日内瓦举行会晤，全世界对这次会晤寄予很大的期望。前来报道这次“峰会”的记者多达3500人。我们做了十分充分的准备。在新任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的领导下，外交部出面协调这次会晤的准备工作。会谈纲要草稿也已起草完毕。
顺便提一句，人们也许不知道这些会谈纲要是由外交部、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初步拟定的。如果会谈内容涉及到经济问题，那么国家计划委员会、著名的专家学者也会参加这项工作。之后，政治局委员列夫·扎伊科夫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将会接手会谈纲要的拟定。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政治局将审阅这些会谈纲要。
我刻意详细描述这个过程，是因为有许多人想知道决策过程。政治局具有批准或否决政策建议和下达新指示的最高权力。政治局负责听取和审议有关报告初稿的重要建议和批评性意见。
在日内瓦的谈判和会晤共延续了约十五小时。里根与我进行了五六次一对一的单独会晤，每一次我们都没有理会“日程”。
我与里根的第一次会晤是在激烈争执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在谈判中都不愿退让。我们吵得面红耳赤，都指责对方进行军备竞赛，将世界带到了核冲突的边缘。
里根用了很长时间谈论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事务的干预，称此举造成了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我回答说，苏联没有“输出革命”的计划。与美国一样，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根本利益行事，同时支援我们的朋友。
我记得在第一次会晤之后，苏联代表团成员围住了我，想要知道我对里根的印象。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里根都被称为“鹰派”。当时，我对同事们说，里根是一个具有极端保守思想的人物，但这样说还不够，他是真正的恐龙。
不久之后，我在《新闻周刊》上看到，里根的随行人员对我抱有同样的兴趣。据《新闻周刊》报道，里根说，戈尔巴乔夫是“死硬的布尔什维克分子”。
不过，讨论的气氛逐渐冷却下来。我告诉里根，我们没有待在阿富汗的计划，我们赞成政治解决阿富汗冲突。还有一次，我告诉总统，我们不准备与美利坚合众国发生战争。
同一天午餐后，我们开始讨论军备控制问题，里根开始发起攻击。他强烈批驳核威慑理论，称这个理论引起了军备竞赛。里根接着试图说服我削减进攻型武器，然后过渡到防御性系统。在这方面，他称“战略防御计划”是“最好的方式”，苏联不应当害怕它。
里根说了很长时间，试图改变我对战略防御计划的态度，要我相信它是一个纯防御系统。我的回答十分坚定：战略防御计划完全是将军备竞赛扩展到太空的行为。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担保”不会令我们上当。我说如果美国不接受我方对于战略防御计划的观点，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以牙还牙。
双方的会晤和谈判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我再次重申：我提出的对抗战略防御计划的警告绝不是虚张声势。我们已经制订了相应的计划。
由于我看到美国方面不相信我说的话，我对里根说，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要更相信美国而不是自己？我们的谈判似乎陷入了僵局，我说道。之后就出现了令人尴尬的沉默。
“我们为什么不去散散步？”总统提议道。
里根邀请我到进行谈判的别墅旁边的一座小房子里去，我们的“炉边谈话”就这么开始了。顺便说一句，改革年代有好几位谈判伙伴都曾像这样邀请我在壁炉旁交谈。很显然，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我们在椅子上坐下来后，里根立即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递给我。纸上开列着军备控制的建议，共有九条内容，所用的文字是俄文。
我看了一遍后说，我的第一印象是不能接受这些建议。最重要的是，接受这个“一揽子建议”就意味着允许美国继续实施其战略防御计划。
谈话又进行不下去了。屋里的气氛温暖而亲切，壁炉里的木柴噼啪作响，但是气氛对谈话本身并没有改善作用。我们离开小屋，回到别墅里去。在回程的路上，里根邀请我访问美国，我马上回答说他应当到苏联来，邀请均被接受。
这样，一些令人鼓舞的东西，开始缓慢和艰难地从我们针锋相对的谈判中呈现出来，这也包括双方代表团成员。当天，里根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怎样看待美国方面的一个建议，即我们两国在受到来自太空的共同威胁之下进行合作？”
我回答说：“我们会接受你们的建议。我希望你们国家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是的，那当然。”里根回答。
第二天的会谈集中在人权问题上，这是里根喜欢讨论的问题。他说如果苏联想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那么就必须改善有关个人自由的名声。我解释了我在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上的观点。同时，我强调说，美国不应当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
那天晚上，我们在里根租来与我交谈的那个屋子里共进晚餐。专家们继续忙着准备最后公报的草稿，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否会起草和接受这个文件。
我们正要喝咖啡，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格奥尔基·科尔尼延科、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1]进来汇报最终文件的进展情况。舒尔茨通常十分平静、沉稳、深明事理，但突然与科尔尼延科激烈争辩起来，后者当时在汇报进展情况。科尔尼延科提高了嗓门。他站在我的身后，就要扑向舒尔茨，像一枚导弹要向他发射似的。我转过身来，眼前是我们第一副外长涨红的面孔。这完全不像是外交场合的意见交流。
舒尔茨向我求助，说道：“总书记先生，看看我们的工作是如何进行的。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怎么能够取得成果呢？”
里根总统答道：“让我们用拳头捶桌子吧。”
“就这么干。”我说。
于是，我们用拳头捶起来，但捶在一架黑色的钢琴上，而不是桌子。然后，我们就在夜色中分开了。我邀请同事们与我同行，问道：“是怎么回事啊？”
根据科尔尼延科的语气和行为来判断，人们一定会以为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别斯梅尔特内赫汇报说，分歧只是在遣词造句方面。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还有什么问题吗？”我问道。
“没有了。”他答道。
就这样，十五分钟之内，这些“不可逾越”的障碍就被清除了。
这就是我国的外交风格，至少是外交部一些部级干部的风格。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显示强硬，即使是根据政治或实际理由需要采取另外的做法也不予理会。
最后的签字仪式在第二天上午举行。苏联和美国国旗并排插在那里，记者们都在场。我们走上签字台，签署了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这份声明宣布“永远不要诉诸核战争：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这就是说核军备竞赛是毫无意义的，我们需要抛弃核武库。
另一点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双方将不寻求军事上的优势。”这份文件还表达了双方在人员交流上的共同意愿，特别是关于两国青年之间的交流和联系。
里根和我都发表了讲话。因此，这次会晤的成功举行具有重大意义。双方都声明要建设一个无核化世界。所有人都同意需要采取向前迈进的重大步骤。于是，“日内瓦精神”诞生了。
我们在核裁军方面取得的成就是20世纪后期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日内瓦精神受到威胁
日内瓦会晤之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苏共二十七大提出的新思维观念和1月15日关于逐步裁军的声明，以及与其他几个国家领导人的会晤和谈判，这些都体现了苏联方面的良好意愿。与此同时，华盛顿突然掀起了新一轮狂热反共潮，里根本人亲自打头阵。
一支美国舰队出现在克里米亚海岸附近的海面上；美国在内华达举行了核爆炸试验；美国方面突然宣布将我国在纽约的外交官人数削减40%。我们从情报系统得到情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会议，一些官员在会上称苏联新领导层推行的外交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必须予以制止。于是，问题出现了。
同时，在里根和沙特阿拉伯国王的合谋下，石油价格下跌到10美元——12美元一桶。
顺便说一句，几年之后里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麦克法兰[2]确认了这件事。
1986年夏季，我收到了里根的一封信。谢瓦尔德纳泽打电话告诉我（当时我在克里米亚）外交部已经起草了回信。回信的内容只是简短的例行公文。如签署这封信就意味着接纳美国关于国际事务的逻辑，而且同意美国方面在日内瓦谈判[3]中表述的关于核裁军的立场。
我与谢瓦尔德纳泽、雷日科夫、利加乔夫和其他人交换了意见：美国人在与我们玩一场重大而危险的游戏；他们想要驱使我们离开我们已经执行的路线，而这个路线已经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在全盘考虑了当前的形势之后，我决定提议立即与里根总统会晤。我们不能同意日内瓦会谈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会谈只是美国施放的烟幕弹，在其掩盖下其实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全世界都受到了耍弄。我们不能允许美国削弱我国在全世界消除核威胁和增强安全性方面的努力。
我的同事们赞成这个立场。我发了一封信给美国总统，建议立刻举行会晤，这样我们就能给予日内瓦会谈以新的推动力。我将伦敦、雷克雅未克和巴黎列为会晤的候选地。
里根同意会晤，选择了雷克雅未克作为会晤地点。准备工作进展迅速。
在政治局会议上，我提议采取以下的路径：核武器的战略质量存在着一种平衡。我方提议将所有三种核力量（陆基核武器、核轰炸机和军舰及潜艇发射的核武器）均削减一半。这三种核力量的每一种均削减一半。这将是一次影响重大的核军备削减。
里根总统来到雷克雅未克，十分坦率，目的是来为他的篮子采摘果实。
会晤从一对一的会谈开始。我们对形势交换了意见，然后我提出了我方的建议。我必须说，里根对此毫无准备，大吃一惊（这是我第一次披露此事）。看到这种状况，我提议让谢瓦尔德纳泽和舒尔茨加入会谈。他们来了之后，会谈变得更加正式。接着，苏联空军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4]和其他专家也加入进来。
我们的目标是打破削减军备的僵局。我们同意削减一半陆基核导弹，但也不是没有回报：美国方面必须削减一半核潜艇和战略空军，他们在这些方面比我们强。美国人希望将我们逼入军备控制方面的角落，他们以为我方不会接受他们的严苛条件，但他们错了。
某种莎士比亚式的情感确实弥漫于那时的雷克雅未克。双方代表团的成员和专家都休息了一下，然后又回来工作。他们都考量和调整了对所有问题的立场。这样，我们距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但是，战略防御计划[5]成了巨大的障碍。谈判进行不下去了，气氛变得十分怪异。里根开始讨价还价，只愿满足我方一般的要求，人们可以看到美国人是怎么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我努力要他看到，他离成为彪炳史册的创造和平的总统只有一步之遥了。不过，我重申，在安全方面我不能要求他同意接受使美国陷入更不安全境地的建议，而他作为总统也无权要求我接受使我国陷入同样境地的建议。
会谈结束了，里根与我离开了会场。外面天已经黑了，气氛十分压抑。里根指责我说：“你从到这里来的一开始就已经计划好了，要将我置于这样的境地！”
“不，我的总统先生，”我回答道，“假如你克制住将太空军事化的计划，我马上就回到屋里签署我们已经达成的协议。”
“十分抱歉。”里根回答说。
我们相互道别。里根前往军事基地，乘飞机回国。我预定在40分钟之后举行记者招待会。我当时想的问题是对媒体和世界讲什么。
记者会在一个巨大的飞机库里举行，里面能容纳约1000人。我从举行会谈的建筑物走向这座飞机库，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们都在那里等我，此时我的头脑里迅速把所有问题都过了一遍。我一直在想：我们已经就战略导弹和中程导弹问题达成了协议，这是新的情况。那么，我们难道为了一时的宣传上的胜利而牺牲所有这一切吗？我心里的感觉是不能这样做。
我来到记者们的面前时，他们都默默起立，现场有一种焦虑的气氛。我看着数百人的目光，惊奇地发现，站在我面前的如同整个世界。
就在这一刻，我想明白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和我将要怎么说。许多记者和政治人物已经对我的讲话发表了评论，但我不打算在这里加以重述。讲话的关键句子是“尽管雷克雅未克会晤有着种种戏剧色彩，但这并不是失败。这是一个突破。我们的目光第一次越过了地平线。”人们好像从梦魇中清醒过来，一下子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每个人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一位记者后来写道：“当总书记将雷克雅未克的失败说成是胜利的时候，赖莎·戈尔巴乔娃就坐在大厅里，十分倾慕地仰头望着她的丈夫，热泪夺眶而出。”
这样，我们捕捉到了世人的普遍愿望，挽救了变革进程。几乎是在相同的时间，舒尔茨国务卿称雷克雅未克会晤是一个失败。但在他回到美国，看到了我的讲话后，改变了他的说法，也开始说这是一个突破，并谈论这方面的未来工作。雷克雅未克会晤表明苏联方面的确想要解决裁军问题，表明达成协议具有可能性。（最近，舒尔茨访问了莫斯科，与我见了面。我们在一起谈了几个小时，回顾了雷克雅未克的经过。他承认他当时在评价这次会晤时出了差错。）
一年之后，我们签署了《美苏销毁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双方共同同意销毁某一个类别核武器的协议。无论如何评价这个举措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不过，我在这里不得不提及我们今天还能听到的不负责任的嘀咕，那些胡说八道的人想要将下面的说法强加给公共舆论：戈尔巴乔夫只不过是迅速地签署了摆到台上的协议文本，他只是接受预先做好的决定而已。这样说的人完全不知道协议是如何准备的、每一个细节是如何起草的、每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是如何加以考虑的。
现在，我认为相反的说法才是对的——协议的准备工作十分复杂和艰难。公众并不知道细节。所以，有人得以信口雌黄一番。
在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方面，有许多艰难的工作要做，还要为此而战斗。我们的基金会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改革时期外交政策的著作。该书完全以事实材料为依据，其中包括2000年对维克托·基塔耶夫[6]的一次采访。基塔耶夫曾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负责处理国防事务。他讲述了关于裁军问题的来龙去脉（克格勃、外交部、国防部之间的争执）和列夫·扎伊科夫委员会的设立（扎科夫将该委员会称为“五巨头”，这是一个天才的发明）。[7]
当你像国家领导人那样了解实际情况，特别是知道潘兴II式导弹只要两分钟就能飞到明斯克，三分钟就能飞到莫斯科，五分钟就能飞到伏尔加的时候，你就能明白这就像是有一支枪抵在了国家的脑门上。这样，你就会采取一切措施来消除这个威胁，最好是完全销毁这个威胁。
雷克雅未克会晤后不久，我会见了伊塞克湖论坛的与会者。该论坛的发起者是卓越的公众人物，作家钦吉兹·艾特马托夫。我在论坛上对与会者发表了两项声明。我说：
“首先，未能考虑到人类命运的政策就不是值得尊敬的、合乎道德的政策。因此，我同意你们在讲话中所表达的主张，即政治人物和当代文化界代表人物需要合作和经常交流观点。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矛盾，但必须为生命和人民捍卫文明。人性将最终消解矛盾。
“第二，存在着阶级和民族利益、集团和公司利益，但仍然存在着普遍的人类利益。我们应当将人类利益置于优先位置上，因为在面临着核威胁和全球环境危机的情况下，我们所论及的是人类的生命。”
我过去曾说过这些；我现在要再次强调继续坚持这些信念。
毫无疑问，雷克雅未克会晤及达成的销毁一个完整类别核导弹的条约，是现代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不仅仅是为削减核武器打下了基础，还表明只要能够互相信任并承担对人类的道义责任，协议就能达成，甚至是在最为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上，包括在核武器这样的极为重大的问题上也能够达成协议。
这里有几段不同性质的回忆。赖莎在雷克雅未克有她自己的日程安排，到冰岛各地参观游览。她告诉了我她的许多印象。赖莎去参观了冰川和农民的家。在这座雷克雅未克小镇，人们带她参观她感兴趣的一切。结果发现冰岛是保存12世纪文本的宝库，冰岛人直到今天一直使用当时的语言。
我对冰岛囚犯的人数大吃一惊。我们出访期间雷克雅未克监狱里的囚犯只有一人。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名犯人白天去工作，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晚上到监狱去服刑。
我们还对这个国家的天气变化之快感到惊奇不已。每半个小时，天气就会变化一次，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风向决定和支配了一切：岛屿国家和岛屿气候带来了反复无常的天气。
我问赖莎：“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了什么吗？”
“哪个国家？”她问道。
“不，我讲的是另外的事情。这让我想起了女人的天性。”我说。
“你是在说我吗？”她回敬道。
“不是的，我只是在谈论女人，但你是其中一员。”我说。
在雷克雅未克期间，苏联代表团住在“格奥尔格·奥茨号”轮船上。一位塔林的艺术家将这艘船画在一幅有塔林背景的画上，寄给了我们。这也是纪念杰出的歌唱家格奥尔格·奥茨[8]的纪念品。奥茨在苏联时期广受欢迎，今天也是热度不减。
关于1987年我与里根在华盛顿的会晤，这里还有两段回忆。在第一次会谈中，里根在我讲话时就像是一位老师，或更像是一位检察官。我听他讲了一两分钟，打断他说：“总统先生，对不起，我有话直说：我不是被告，你也不是检察官。我不是学生，你也不是老师。我们在此代表两个大国，全世界很多事情都取决于这一点。所以，让我们平等地做事吧。”
里根愣了一会儿，然后解释说我误解他了。当然，这就是他试图建立我们的对话和合作的方式。
顺便说一句，稍后里根建议如果我不反对的话，我们可以用名字称呼对方。他说：“叫我罗尼。我将称呼你米哈伊尔，如果你允许的话。”
我对他说我欢迎这样做。这不仅是我们之间友谊的象征，也界定了我们一起工作的气氛。从那时起，我们相互之间就直呼其名。
1987年我在白宫见到里根时还有一个喜剧性插曲。那天晚上，在露天进行了一个节日气氛浓厚的招待会。范·克莱本[9]与我国杰出的艺术家叶莲娜·奥布拉茨索娃[10]和祖拉布·索特基拉瓦[11]也表演了节目。招待会上，副总统乔治·布什坐在赖莎旁边。奥布拉茨索娃演唱时，布什问道：“这位歌手是谁？如此美丽的女士拥有如此美妙的歌喉！”
赖莎调侃地回答道：“副总统先生，小心点哦。别忘了你的公职。”
晚宴和音乐会之后，我们与美国人一道在白宫的走廊里愉快地散步。两位美国将军走在我们身后。在走过林肯总统的画像时，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假如林肯能看到这些——白宫大门外面悬挂着带有铁锤和镰刀的红旗、白宫里面唱响《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知作何感想！”
我们访问结束时的这个招待会为双方共同努力的重要阶段做了最后的润色。里根总统在他的所有讲话中，都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很欣赏合作的氛围。“但与此同时，我们记得有一个美妙的俄罗斯谚语：‘信任，但有待验证！’”他说。
1988年，里根访问苏联期间，我们再次在莫斯科见面。莫斯科给南希·里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还参观了俄罗斯的其他地方。美国代表团安排了紧凑的日程，包括几次公关活动。我们完全没有妨碍他们。他们出访了圣彼得堡和亚斯那亚——波利亚娜。晚上，我和里根还到老阿尔巴特大街散步。当然，他们还参观游览了克里姆林宫和红场。
回到1986年
1986年有许多事情需要关注和解决。在谈雷克雅未克会晤的时候，已经提到下一年的事，但我还要回到1986年。
我与里根总统在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不久，就启程前往印度访问。作为对雷克雅未克精神的某种延续，拉吉夫·甘地与我于1986年11月27日签署了有关建立非暴力世界原则的《德里宣言》。
拉吉夫全力投身于他的外祖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他的母亲英迪拉·甘地[12]开创的事业。他人生的目标就是印度的复兴。他在很短的任期内取得了很多成就：他开启了将带来累累硕果的现代进程。
我们之间立场相近，产生了相互信任。就我方而言，我们感到有责任和义务来帮助印度解决其国内问题。不过，我方也得到了印度方面对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巨大支持。
我记得与拉吉夫·甘地的一次谈话，当时他刚刚从英联邦国家会议上返回。他对英国高层的反苏行为感到震惊，那些颇具影响力的高层人士毫不掩饰他们反对苏联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新思维政策。
《德里宣言》是两个伟大国家签署的真正的和平协定。
《德里宣言》宣布了建设新世界的几项原则：
——人类生命必须被公认具有最高的价值。
——非暴力应当是人类社会的基础。
——每个国家政府的组织和经济独立权利必须得到承认和尊重。
——广泛的国际安全应当取代恐怖平衡。
当时和现在，我始终认为《德里宣言》是了不起的文献，其重要性超越了特定的历史时刻。
1986年5月，西班牙总理费利佩·冈萨雷斯[13]访问了苏联。我们举行了会谈，为对话奠定了基础。我认为这个对话对我自己和我们两人都很重要。后来，我多次回想起那次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的会谈。从冈萨雷斯身上，我看到了新一代社会党国际领导人的代表，一位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这确定了我们之间关系的性质。
[1]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斯梅尔特内赫（Александ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ессмертных，1933年11月10日——），1957—1960年任苏联外交部新闻部讲师。1960—1966年任联合国秘书处翻译。1963年加入苏共。1966—1970年任外交部长一秘。1970—1983年任驻美国大使馆一秘兼参赞。1986—198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88—1990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90—1991年任驻美国大使兼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任外交部长。苏联解体后曾任俄罗斯外交政策协会主席等职务。
[2]罗伯特·卡尔·“巴德”·麦克法兰（RobertCarl"Bud"McFarlane，1937年7月12日——），1959年入伍。1965—1971年期间参加越南战争。1971—1976年任白宫研究员。1979年退役。1981—1982年任国务院参事。1982—1983年任副国家安全顾问。1983—1985年任国家安全顾问。1985年辞职。1986年伊朗门事件曝光后试图自杀，但被救回。1988年被判处两年缓刑。1992年获特赦。
[3]这是指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与美国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战略武器控制的谈判。
[4]谢尔盖·费多洛维奇·阿赫罗梅耶夫（СергейФёдоровичАхромеев，1923年5月5日——1991年8月24日），1940年加入红军。1943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1972—1974年任远东军区参谋长兼第一副司令。1974—1979年任苏军总参谋部主要作战局局长兼副总参谋长。1979—1984年任苏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1981—1983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3—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4—1988年任苏军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副主席。1988—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顾问。1988—1991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1990—1991年任总统军事顾问。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并担任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委员，政变失败后，于8月24日自杀身亡。
[5]战略防御计划又称星球大战计划，旨在创建防御核导弹攻击的系统，因而挑起了更加激烈的军备竞赛。事实上，这是讹诈，因为美国根本没有创建这个系统的技术能力。
[6]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基塔耶夫（ВикторВасильевичКитаев，1939年8月12日——2008年11月24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2—1985年任苏共秋明汉特曼西斯克区委第一书记。1985—1990年任苏共秋明省委书记。1990年代理苏共秋明省委第一书记。
[7]参见：A.S.切尔尼亚夫、A.B.韦伯，编：《对时代挑战的反应：改革的外交政策文件资料集》（RespondingtotheChallengeoftheTimes.TheForeignPolicyofPerestroika：DocumentaryRecords.BasedontheminutesofM.Gorbachev’stalkswithforeignleadersandothermaterials），戈尔巴乔夫基金会，2010年，第306页。
[8]格奥尔格·卡尔洛维奇·奥茨（Гео́ргКа́рловичОтс，1920年3月21日——1975年9月5日），苏联流行歌手、歌剧和轻歌剧抒情男中音演员。194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4—197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9]小哈维·拉文·“范”·克莱本（HarveyLavan"Van"CliburnJr.，1934年7月12日——2013年2月27日），美国钢琴家。
[10]叶莲娜·瓦西里耶夫娜·奥布拉茨索娃（Еле́наВаси́льевнаОбразцо́ва，1939年7月7日——2015年1月12日），苏联歌剧演员。
[11]祖拉布·拉夫连季耶维奇·索特基拉瓦（Зура́бЛавре́нтьевичСоткила́ва，1937年3月12日——2017年9月18日），苏联歌剧歌手、音乐教育家。
[12]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尼·甘地（IndiraPriyadarshiniGandhi，1917年11月19日——1984年10月31日），尼赫鲁的女儿。1941年肄业于牛津大学。50年代担任尼赫鲁的私人助理。1959年参与解散喀拉拉邦的共产党政府。1959—1960年任尼赫鲁的幕僚长。1959—1962年任国民大会党主席。1964年起担任上议院议员。1964—1966年任新闻和广播部长。1966—1977年第一次担任总理，在任期间，于1967—1969年兼任外交部长，1969—1970年兼任财政部长，1970—1973年兼任内政部长，1975年兼任国防部长。1969年被开除出党，随即另立国大党（甘地派）（IndianNationalCongress(Requisitionists)）并担任党主席。1975年因选举舞弊被法院宣判解除一切职务，为此大规模逮捕反对派，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1977年在大选中战败后下野。1980—1984年第二次担任总理，在任期间于1980—1982年兼任国防部长，1984年兼任外交部长。1984年起大规模迫害锡克教徒，同年10月31日被锡克教卫兵枪杀。
[13]费利佩·冈萨雷斯·马奎斯（FelipeGonzálezMárquez，1942年3月5日——），出身于牧场主家庭。1962年加入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团。1964年加入工人社会党。1965—1969年任社工党塞维利亚省委委员。1969—1970年任社工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70—1971年任社工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74—1979年、1979—1997年任社工党总书记。1977—2004年任国会议员。1982—1996年任首相。1989年1—6月、1995年6—12月任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2004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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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第三篇改革是如何完成的
第十二章
↘开辟变革之路的时间到来：3月和4月中央全会
↘反酗酒运动：做出决定和处理后果
↘又一次巧合
↘对公开性的考验：切尔诺贝利的震撼
↘背后一刀……
↘警示信号
开辟变革之路的时间到来：3月和4月中央全会
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离改革开始已经过去了25年，也就是四分之一个世纪。现在人们再次谈论改革问题，那么改革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哪些期望实现了，而又有哪些方面令我们失望？有些人认为改革是在党和国家的条件成熟时开始的，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在对国家的形势——人民面临着无法满足最基本需求的困难——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之前，我们的社会必须进行思考、反思和遭受磨难。
首先，政治局的组成需要做出调整。这项工作是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开始举行的，一直延续到我当选总书记之后。
加入领导层的新成员有尼古拉·雷日科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叶戈尔·利加乔夫、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维克托·切勃利科夫、格奥尔基·拉祖莫夫斯基[1]、鲍里斯·叶利钦，后来又有维克托·尼科诺夫[2]、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尼古拉·斯柳尼科夫[3]、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4]、亚历山德拉·比留科娃[5]、尼古拉·塔雷津[6]、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7]、安德烈·古伦科[8]、瓦连京·法林[9]、加林娜·谢苗诺娃[10]等等。
替换干部的工作还包括对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地区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书记的调整。另外，部长和政府机构负责人也在调整之列。
现在，4月中央全会被确定为改革的开始，但有些人经常会问那为什么不是3月中央全会呢（新领导人是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当选）？无论如何，前者的观点是正确的。新政策的概念是在4月中央全会上确定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已经在上文中提到，中央全会和许多与普通民众的见面会一个接一个地举行。我从莫斯科人那里了解了很多东西。
我视察了利哈乔夫汽车厂、居民住宅区、一所医院和一些商店。但最重要的谈话是在利哈乔夫汽车厂的会堂进行的。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说我国已经从1970年代开始越来越远地落在发达国家之后，而增长率的下降加剧了经济、社会和国防方面存在的问题。
从西伯利亚北部和远东获取新的资源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人口问题更加糟糕。当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低70%以上，而农业增长率要低80%。与世界标准相比，我国的生产率只达到21%。很显然，苏联在科技进步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的距离更大。他们在见面会上公开讨论各种问题，表现出很大的担心，这也是非同寻常之事。
见面会无论在何地举行，都能得到活跃的反馈。当然，与其说人们是想借机向新任总书记表示尊重，倒不如说是为了聚焦于实际问题。人们期望能变得更好。
他们希望迅速发生变革。我的列宁格勒之行十分有趣。列宁格勒人民是4月全会通过的决议的坚定支持者。
在这里，会见将从莫斯科大街开始。数百人聚集在那里，我将在那里停车，下车来与他们见面。
然后，我将视察一些大工厂，如伊莱克特罗希尔电子厂、基洛夫工厂、斯韦特兰娜——布尔什维克工厂。我与参加“强化——90博览会”的技术学院的教师和学生见面。
我的列宁格勒之行在斯莫尔尼宫研究院结束。斯莫尔尼宫就是苏维埃政权于1917年建立的地方。
人们等待着关于3月全会和4月全会通过决议的第一手信息，以及新领导层打算做些什么。在对列宁格勒这座伟大城市及人民所做的贡献表示敬意之后，我公开讲了该市面临的许多问题。在讲话结束时，我要人们仔细考虑一下我的讲话。
当我登上返回莫斯科的飞机的时候，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列夫·扎伊科夫[11]将我在斯莫尔尼宫讲话的录像带给了我。一回到家，赖莎和我就从旁观者的角度回看这次见面会。我不想隐瞒：我们为会议的整体气氛和在斯莫尔尼宫发生的一切所折服。
我立即将录像带送到叶戈尔·利加乔夫那里，要他看一遍，并考虑一下如何报道列宁格勒之行。利加乔夫很快就给我打电话，说他和米哈伊尔·基米亚宁已经看了录像带，认为应当在国家电视台不加剪辑地播放。
我认为斯莫尔尼宫讲话在许多方面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为此类会议树立了先例和定下了基调。
6月和7月，我去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我们又举行了会议和直接对话。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这些公共场合倾听人们的意见。显然，人民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金属工厂发表讲话时，我望着人群问道：“也许你们有人会问：我们是不是走得过远了？你们认为如何？”
“这是正确的行动。就应该这么做。”人们回答道。
“这是个别人的说法，还是所有人的想法？”我问。
“这是所有人的想法！”人们用友好的语气反驳道。
乌克兰之行的尾声，我们在基辅举行会议。参加会议者有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地区领导人和各部部长，以及科学界、文化界和学生代表。当我讲到乌克兰人取得的成就和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的时候，会议厅里的气氛很好。但是，我在第一次正式视察乌克兰时，也想告诉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有关乌克兰发展的消极方面。在好几年时间里，乌克兰处于勃列日涅夫的支配之下，不能完全掌管自己的事务。我认为参加这些会议的人们能够听懂我讲话的意思。
许多年来，我与白俄罗斯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白俄罗斯人民在战争中英勇抗击德国入侵，我对他们表示钦佩。所以，我直接去了明斯克。白俄罗斯人在我们的所有会议上都表达了支持。我满怀激情回到了莫斯科。
长期以来，我一直想到西伯利亚东部去，亲眼看看那里的人们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还要找出油气生产状况如此糟糕的原因。
9月4日，我休假之后立即动身前往秋明地区，同行的还有多尔吉赫、叶利钦、巴伊巴科夫和天然气工业部长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12]。我们从油气产区的首府——下瓦尔托夫斯克出发。然后，我们去了北极圈内的新城市——乌连戈伊，那里的主要建设正在进行之中。我们参观了苏尔古特正在修建的发电厂，还参观了城市的郊区。
我与石油工人的谈话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政府和人民都关注这里恶劣环境中的生活。在这个聚集了成千上万新移民的地区，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落后于生产的发展。
常识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在一个新的欠发达地区上马重大工程，就必须首先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住房、电灯、供暖、学校、医院、图书馆和体育馆。简言之，要具备人们正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我对乌连戈伊的视察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一座新城市出现在北极圈的旁边。城市还在建设之中，一大批居民来到街上与“首长”见面。对话显得严厉而刺耳。
“我们怎么能够就住在棚屋和火车车厢里？我们什么都要用光了。没有定期航班飞来这里，或飞去首都和国内其他城市！结果就是苏联和欧洲需要天然气，但是没有人需要我们？！”
我们发现尽管当地的奶牛场可以在一个月之内扩建生产设施，但生产能力却远远不够。满目皆是愚蠢加愚蠢。
机械工程师向北方发运设备都是小批量的，而长久以来，苏联使用装配厂以及向偏远和难以到达地区提供主要零部件的做法已经十分普及。结果，人们必须在当地建立自己的装配车间。这需要额外的人力，也就需要额外的住房和其他东西。
在秋明与石油工人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我感受到了人们的反应：他们已经听厌了一般的政策宣示，希望能得到实际的帮助。我代表政府宣布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供救助。
在回莫斯科的路上，我问赖莎：“所以，作为一个西伯利亚人，你的看法如何？你的印象是什么？你的感觉如何？”
她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
“很有意思。这给我带来了儿时的记忆：那些一模一样的火车车厢、棚屋、白雪、风暴和一家人晚上在一起的吵吵声。”她答道。
“你怎么看呢？”赖莎问我。
在经历了这些所见所闻之后，我的想法已经截然不同了。我简单地说：“我们回到莫斯科之后，我还要重新考虑一遍。”
对最紧要的问题，我们立即做出了决定，向西伯利亚西部地区发运了管道、水泥等建材和设备。我们立刻提供了物资，对住宅建设计划和服务部门做了调整。石油生产停止了下降，事实上还出现了些许上升。唉！政治热潮很快将席卷全国，我们将无法完成我们已经开始的这些工作。
我在利哈乔夫汽车厂举行的会议以及在列宁格勒、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对一些公司的视察，都使我确信加速科技进步的观点激起工程师和工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想象力。
不久，中央委员会召开关于科技进步的全国性会议，距勃列日涅夫提出召开关于科技进步问题的特别中央全会的建议已经过去十五年了。
会议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关键的问题和最重要的步骤是要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对国家的工程类工业实现现代化。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十分困难，但我们还是想办法解决了资金问题。对工程类工业的投资增加了80%。
对于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回转式输送装配线、机器人、生物技术和遗传工程等方面的科技进步项目，我对设定的目标抱有很高的期望。这些项目要求对投资政策进行重大修订，并扩大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司和西方企业的广泛合作。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人们对此已等待多年。
反酗酒运动：做出决定和处理后果
我采取的第一批政策措施中的一项就是反酗酒运动。这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对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许多人还对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之后立即做出这个决定感到震惊不已。
情况是这样的。勃列日涅夫还在当政的时候，政治局就在公众的巨大压力下做出了制订反酗酒计划的决定。这项工作在安德罗波夫的领导下得到了延续。政治局和政府听取了有关汇报，下达了指示。契尔年科当政时采取了同样的举措。
改革开始之后，这项计划起草完成，提交政治局讨论。在进行讨论之前，政治局与国内排名前二百位的企业工人举行了研讨。在会上，我们与工人们就有关反酗酒问题的建议进行了公开的讨论。
我真的很想找出这些会议记录，它们一定还存放在某处。我能清楚地记得其内容，我不会这么快就忘掉它们。人们一致要求立即采取严厉的措施打击酗酒。人们发言时的语气饱含痛苦和不解：为什么政府完全无所作为？酗酒和醉酒影响到各个方面——遍及整个社会的道德和生产体系。这些恶习正在毁坏家庭，对正在成长的儿童具有负面影响。
我在阅读这些文字时不能不对以上问题表示关切。我们建议在几个地区禁酒，将之称为“禁酒令”。在苏联建国之初的几年里，由于国家需要财政来源，禁酒令被取消了。赫鲁晓夫当政之后，采取强有力的举措根除这种恶习，提高酒类价格和限制销售。但这些举措渐渐地废弛了。
情况逐渐演变到令人不安的程度。在反酗酒运动之初，国内登记在册的酗酒者的人数为500万人。每年由于酗酒造成的损失高达约800亿卢布——1000亿卢布。人均（基数包括婴儿在内）纯酒精消费量为10.6升！
顺便说一句，俄国于1914年实施“禁酒令”时，人均伏特加的消费量为1.8升，卫国战争之后上升到2升。
一天，葛罗米柯告诉我他与勃列日涅夫的一次谈话。他们两人驾车从勃列日涅夫在扎维多沃的家返回，当时是勃列日涅夫自己开车。葛罗米柯根据他得到的资料，对勃列日涅夫说，酗酒问题已经达到了灾难的程度，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影响。他其实是在问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勃列日涅夫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答道：“你知道，安德烈，一个俄国人活着不可能不去喝上一杯……”
要明确指出造成当时严重的酗酒问题的原因并不容易，但我认为有这么几点：传统、数百万人窘迫的生活条件、不确定的生活本质、没有文化、压抑的社会环境。政府则过于抬举这种“恶习”，产生了负面的作用。公众最终也开始对醉酒现象表示宽容。这方面的笑话俯拾皆是！
不过，据称最尖锐的笑话出现在改革年代，这里是其中的一个：
排队买伏特加的队伍长度超过了一公里，人们都在骂当局，骂得最多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其中一个人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大声说道：“我现在就要到克里姆林宫去把他干掉。”
“好的，你去吧。”排队的人们窃笑着说。
这个人直奔克里姆林宫而去。一小时之后，他回来了。队伍向前推进了一点，但离商店仍然很远。
“这么说，你把他干掉了？”人们问道。
“没有，那儿也排着队呢。”他回答说。
好吧，这让我怎么说呢？这个笑话对一些人来说并不怎么好笑，但俄国人就是非常喜欢。
人们现在会问，打击酗酒是谁的主意啊？一些毒舌声称这个主意来自之前已经“喝够了”的政治局委员，但这纯属捏造。这个主意是来自下面。党和政府的机构收到了大量的来信，主要是来自那些妻子和母亲们。作家和医生也发出同样的声音，要求推出禁酒令。
政治局进行了十分活跃的讨论，决定不颁布禁酒令。所采取的措施包括逐步减少高酒精含量酒类的生产，增加果酒、啤酒和非酒精饮料的产量，用其他方面的收入来弥补失去的税收和销售额。
起初，虽然有些人认为难以接受，但公众赞同这个决定。然而，随着运动的进行，人们开始感到迷惑，接着是感到厌倦和不满，甚至是愤怒。
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的解释是这样的：决定本身是出于社会现实和责任感，但一旦开始实施，情况就陷入了混乱，良好的意愿化为泡影。反酗酒运动再次表明，那种相信通过政府自上而下地下达命令并与行政热情相结合就无所不能的信条，是足以毁掉一切的。
出于来自上面的压力，酒店和酒厂很快就关门大吉了。一些地方的葡萄园甚至也被砍掉了。果酒的生产逐步停止，从捷克斯洛伐克得到的昂贵的啤酒生产设备被放在那里生锈和报废。最严重的是，私酒生产十分普遍。食糖开始从商店里消失，而食糖的短缺严重阻碍了甜点的生产。人们为了一个庆典，需要花上几个小时排队去买一瓶酒，感到恼怒和受辱。他们立即大肆抨击当局，尤其是抨击总书记，因为根据传统，这个人是要对所有事负责任的。就这样，人们给我起了绰号：“矿泉水书记”。
当然，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努力控制局势，但没有成功。而事实上，我们本该能够对付这个问题的。
有意思的是，同时也是那些到今天仍然对戈尔巴乔夫反酗酒运动耿耿于怀的人特别应当知道，我们采取的措施降低了负伤率和死亡率，减少了工时浪费，让行为失常的发生频率和与酗酒相关的离婚率走低，预期寿命和出生率均有上升。
在俄国，反酗酒问题需要在日常事务的基础上予以处理，更多的是将这个问题作为文化问题来解决。目前的情况更加危险了。据报道，人均酒精消费量已经超过了17升。人们再次想到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去降低灾难的规模。
改革年代之初，在落实反酗酒运动的具体措施方面犯下了大错，我们今天仍在为此付出代价。
又一次巧合
1985年底，我的全部时间都用在筹备党的二十七大上。我们必须系统地制订改革政策，具体确定需要开展实际工作的领域。按照惯例，总书记要在代表大会上做主旨报告。但这一次，我们决定我将做政治报告。这样就能避免对“我们已完成工作”做例行分析（这是通常的做法），而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战略问题上。
到12月底，一个工作小组为报告准备好了关键资料。我与这个工作小组一起去了黑海疗养地皮聪大，继续报告的起草工作。在我的要求下，工作小组还提交了由学术机构完成的针对具体问题的计划。在汇总所有资料的基础上，我和同事们除了要对世界总的形势，还要对我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做出新的评估和结论。
国内政策聚焦于加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我们谈到改善制度。当时我们相信改善制度是可行的，认为给予人民自由将会鼓舞他们。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改革政策遇到了重重障碍，一些人将它视为又一场很快就会失势的运动。
重要的是，我们要打消人们的疑虑，使人们相信这项政策的必要性。报告特别强调公开性这个主旨。而懂得党在改革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我于1月中旬向政治局提交了报告初稿。在我们的讨论中，我充分感受到意识形态教条主义是何等强大。我的朋友们只是考虑如何才能避免成为“异端邪说”，或是担心从中不能产生什么正面的东西。总之，他们被某种恐惧压倒了。
在政治局1月23日举行的报告初稿讨论会上，我说了以下的话：
“我们已经抓住了最重要的事情——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且以此为基础起草了我们的政策。重要的是我们要避免在大趋势和大方向上犯错误。我们不是上帝，也不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我们在上层能够掌握比公众更多的信息。我们深知做一次大的转向是必要的。我们需要在筹备代表大会时将此牢记在心……我们需要与志同道合的人们团结起来，他们与我们面临同样的形势，准备从中取得突破。”
生活中发生的巧合很有趣。我们将1986年2月25日定为二十七大开幕的日子，这纯属巧合。无论如何，这个日子与二十大的三十周年纪念日是同一天，而二十大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大会代表们饶有兴趣地听取了政治报告，但是以往形成的惯性仍然支配着大会的讨论：自我检查接着自我检查，还大做承诺。当然，尽管对领导人大加奉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总书记还是受到了赞扬。我对此感到不快。
当我听到列夫·库利贾诺夫[13]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二位均为广受尊敬的著名人物）的讲话内容时，我打断讨论，要求他们“降低调门”，“不要总是提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名字”。这看上去不算什么，但为大会定了基调。代表们都开怀大笑并热烈鼓掌。
从此，大会的讨论更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强调的重点也有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些代表对国家当前的形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聚焦于追究前任领导人的责任。另外一些代表则肯定了上几代领导人的作为，要求继续他们的原有政策。最终，这些不同派别并没有在大会上发生公开的冲突。
二十七大闭幕之后，我们需要关注大会决议在实践中的贯彻情况。我清楚地记得4月的古比雪夫（今天的萨马拉）和陶里亚蒂之行。这个地区分布着航空、化工、金属和食品工业，农业也很发达，此外还有著名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以及河运和科研中心。
这次视察历时三天，我的第一印象是时间机器让我倒退到了过去的时光。地区党委书记和市委书记们对他们的下属举止傲慢，规定了人们“允许”与总书记互动的方式。他们会用手势阻止那些奔上前来的人与我直接讲他们所关切的问题。他们会打断“不必要的”谈话。当地的负责官员对我与人民交谈的方式感到十分震惊，以至于他们不择手段地加以阻止。我不得不公开阻止他们，说：“是我在这里讲话，不是你。”我看到他们气得满脸通红，他们那专断的颈部和面部热血充盈。
我亲眼目睹了人民对变革的强烈意愿和对当局的漠视。
回到莫斯科之后，与前往其他地区视察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开会，我的担心进一步加重了。会议上得出的结论是形势飘忽不定，改革政策尚未进入到城市和工厂的生活当中。
中央委员会不断收到来信（每天约3500封——4000封），大多数来信对当地政府按兵不动表示关切。一位来自我的家乡斯塔夫罗波尔的男士称他最近带着提高生产的计划去见一位国营农场场长，但是他被那位场长赶了出来，说他是多管闲事。我收到一封发自高尔基的来信，写信人是我在莫斯科大学的同学，也是一位哲学博士。信中说：“要记住，米哈伊尔，高尔基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
1986年4月24日，政治局继续讨论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汇总各种各样的说法，主要原因是庞大的政党和政府机器已经成为改革和各种变革的巨大障碍。这不仅仅是误解问题。我从一份出版物上摘引了一段能够反映我们讲话主题的文字：“这部机器折断了赫鲁晓夫的脖子，现在也会干同样的事情。”
对公开性的考验：切尔诺贝利的震撼
改革年间，仍然有大量的对于公开性的讨论。比如说，我对索尔仁尼琴的说法感到惊愕。他说：“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一切。”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重复这句话，我决定不再对他的说法置之不理。我在莫斯科举行的报纸总编国际峰会上就这个问题说：“尽管我对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表示尊敬，但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没有公开性就不会有改革，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就不能开始民主进程。”
但是，大多数苏联人和现在的俄罗斯人以及西方民主社会的人都能认识到公开性作为自由的条件和作用。对于苏联领导层而言，这就是说必须对人民讲有关国家和世界的实情。但最重要的，公开性是解释新的政治路线的工具，它也是发动人民积极、独立和有意识地改善社会的主要方式。
由于已经将改革作为一个民主革新的进程，我们必须确保改革的实行也采取民主的方式。
基本而论，公开性成为使人民参与政治和促使他们创造新生活的途径。
公开性是改革的一项巨大成就。
著名的电视节目《改革聚光灯》就是诞生在公开性时代，并受到了它的影响。聚光灯的光线并没有暗淡下来，而是更加明亮了，照亮了黑暗的角落和邻近地方。
在公开性时代，社会开始摆脱恐惧感。
政治局并不是总能够经受住公开性的考验。一些政治局委员认为公开性“挑唆人们对我党和我国历史滥加批评”。我的同志们经常（特别是在非正式场合）对媒体的大胆直言和记者的恣意举止感到不快，指责他们污蔑那些过去曾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著名人物。
为此，政治局要求我们让媒体噤声，批评媒体以高压方式充当法官的角色，称媒体以自由和轻松报道为时尚，对事实和事件的分析缺乏责任感。
实际上，这些严厉的批评不无道理。瓦茨拉夫·哈维尔[14]曾经说过：“言论自由总是充满了危险，因为善的自由总是与恶的自由如影相随。”
公开性还将环境问题引入公共舆论的视野范围。如果将环境问题列为此前的讨论禁忌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斯大林时代，有人撰写了关于森林面积减少和在“伟大舵手”的指示下建成防风林的重要性。在赫鲁晓夫时代，发生过针对土地水渍和盐碱化问题的抗议活动。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也曾公开发表过多份有关贝加尔湖、咸海、拉多加湖、里海和亚述海的严重环境问题。
但是，还存在着绝对不准逾越的严格界限。人民能知道的信息十分有限，完全不知道由于野蛮对待大自然所造成的巨大灾难。
著名作家参与了保护大自然的战斗：瓦伦丁·拉斯普金[15]保护贝加尔湖；谢尔盖·扎利京[16]保护伏尔加河；奥尔扎·苏莱曼诺夫[17]保护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的核试验场；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18]保护西伯利亚的森林与河流；瓦西里·别洛夫[19]保护俄罗斯北部的森林；伊凡·瓦西里耶夫[20]保护非黑土地地区——“黑钙土”（他的文章的主题是农村的灭亡就意味着国家的灭亡）。公开性揭示了社会上盛行的掠取大自然的心理：本世纪的资源足够用了。
公开性让公众了解到90个城市，实际上包括苏联所有的大工业中心的大气污染量超标。当人们发现他们的基因库受到损害的时候，全国各地弥漫着痛苦和不满。
此时，我们不得不决定首先停产和关闭约1300个污染源企业。当然，尽管遇到经济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反对，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府站在公众一边。那些生产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公司，获得了采取应急措施以达到环境要求和标准的机会。不过，其中的不少工厂被永久性关闭。我们还避免采取过激行动。显然，不能武断地出台牵涉到土地的决定。一些狂热人物要求停止一切灌溉工程。我对此表示反对，表示我们不能走火入魔。人们对我们的警示十分正确：我们对自己面前行动的长期后果一无所知，但上帝告诉我们要合理地用水。美国的气候比我国温暖，灌溉面积多出2500万公顷。我们反对野蛮的灌溉方式，而不反对灌溉本身。
公开性还意味着对以前查禁的影片和受到严厉批判的出版物开禁，并允许出版所有异见人物和流亡者的文学作品。
第一批获准出版的有阿纳托利·雷巴科夫[21]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22]的《穿白衣的人们》和亚历山大·贝克[23]的《新的任命》。[24]
我想专门提一下田吉兹·阿布拉泽[25]的影片《忏悔》。[26]这部影片的摄制得到了谢瓦尔德纳泽的支持，首映在电影宫举行，观众都经过挑选，然后在内部电影院放映。影片就像一枚炸弹，它不仅是一个艺术现象，而且是一个政治现象。政治局就这部影片是否公映进行了讨论。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当由制片人和创作协会来解决。这也是他们所期望的。于是，这就创立了一个先例，所有被审查者束之高阁的作品都予以解禁。出版社开始自由出版瓦西里·贝科夫[27]、瓦西里·格罗斯曼[28]、钦吉兹·艾特马托夫[29]、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瓦伦丁·拉斯普金、鲍里斯·莫扎耶夫[30]和其他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超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回归到了由批判现实主义创立的民族文学伟大传统。尼古拉·卡拉姆津[31]、谢尔盖·索洛维约夫[32]、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33]、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34]和其他历史学家的著作开始大量出版。俄罗斯流亡者伊凡·布宁[35]、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36]、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37]、叶夫根尼·扎米亚京[38]和马克·阿尔达诺夫[39]的经典作品也紧接着出版。同时，革命后遭到放逐的伟大思想家也到了回归祖国的时候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我不会将所有人的名字都列出来，只列举我知道其作品的思想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40]、尼古拉·费多罗夫[41]、尼古拉·别尔嘉耶夫[42]、帕维尔·弗洛连斯基[43]和伊凡·伊林[44]。
正如许多人一样，我没有办法在学生时代读完所有这些作品。我们这一代被剥夺了精神感知力，只能进食官方意识形态的贫乏食物，被夺走了比较和对比不同哲学思想和做出自己的选择的机会。
对公开性形成重大考验的时刻就是切尔诺贝利事故以及对这场事故的态度。切尔诺贝利确实打开了我的视野，包括我国科学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核问题对于我国安全的影响和核工厂工人的能力如何等。
切尔诺贝利暴露了我国在中型机械制造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中型机械制造是我国经济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承接了主要的国防和核武器订单。这个行业的工人和干部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导致了不愿做自我批评和责任感缺失的问题。
听取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有关消息的第一天，政治局遭遇了那些负责人轻描淡写的态度。
苏联科学院院长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45]和中型机械制造部部长艾菲姆·斯拉夫斯基[46]在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说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之前也有工业反应堆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他们都解决了。为避免核辐射，就需要多喝水、吃东西和睡好觉。”这种十分不靠谱的“个人经历”与他们杰出科学家和管理者的身份极不相符。
当时，我们仍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发生了爆炸、核物质被抛向了天空，还是发生了事故或火灾？总之，情况是如此不清楚，以至于我们在最初两天无法对公众披露任何事实。但我们采取了行动，知道切尔诺贝利工厂发生了特别危险的事情。
我们成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成员包括核电厂和辐射学方面的专家、医生和环境监测组织的代表。苏联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但迟至4月27日，我们从委员会收到的情况报告仍然包含着许多推诿，都是临时性的推测，没有任何结论性的东西。雷日科夫、利加乔夫和谢尔比茨基都在事故发生后的前几日到了事故地区视察。关于事故的更多细节开始披露出来。很显然，最重要的是要确保人的安全。
包括超过20万儿童在内的100万人获得了医疗救助，普利皮亚季市的市民被撤出重新安置。第一张辐射污染图绘制完成后，科学家断定污染区内已经不适于人类生活。大撤离开始了，最初是从半径10公里的区域内撤离，然后扩大到半径30公里撤离。居民并不愿意撤离，必须采取强制措施才能完成撤离工作。5月的最初几天，撤离的人数大约为135000人。
最为麻烦的是被毁的反应堆本身。
我们必须防止放射性物质由土壤渗入第聂伯河，为此派出了防化部队，运来了必要的设备来进行封闭反应堆的作业。起初，我们最担心基辅和第聂伯河的命运。之后，我们得知白俄罗斯受到的打击最大，尤其是莫吉廖夫市。
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其他城市的科研机构必须连轴转来解决数十个非同寻常的难题。许多人主动要求被派到切尔诺贝利参与救援。在十分煎熬的最初几天里，就像我国历史上经历的其他困难时刻一样，人们显示出了最优秀的品质：无私、博爱、同情和在紧急情况下乐于助人。
用于减缓爆炸直接影响的费用为140亿卢布，此后用于善后工作的费用更多。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并未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我们已经采取了有可能做的必要措施。
平心而论，在最初的几天里，我们并不清楚这场灾难所造成的影响到底是国内范围的还是国际范围的。这种情况不明的状况导致谣言四起和惊慌蔓延。当时和现在，人们一直在批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中央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对受到影响的居民的遭遇表现出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未能及时采取一些行动的话，那也更可能是由于信息和效率的缺乏。对紧急情况未能做好反应准备的不仅仅是政治家，还有科学家和专家。
1986年7月3日，政治局会议详细讨论了切尔诺贝利事件。
在会上，我做了以下发言：
“30年里，我们从你们——科学家、专家和部长们——那里听到的是，这里一切都很安全。你们认为我们会把你们视为上帝，但一切均以失败告终。结果表明部长们和科研中心都毫无控制能力。整个体系都弥漫着奴性、谄媚、宗派主义、打击异己、文过饰非和领导者中的私人和裙带关系。”
5月中旬，我发表电视讲话，对受害者表示同情，谈到了已经采取和将要采取的措施，对事故发生后勇敢地参加清除工作的抢险人员表示敬意。好几个国家的政府、公共组织和公司运来了消防设备、机器人和医药用品。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团结之战。与苏联公民并称为切尔诺贝利英雄的有美国医生罗伯特·盖尔[47]、保罗·特里萨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汉斯·布利克斯[48]。
但是，国外还有不少人利用切尔诺贝利悲剧污蔑我们的政策，尤其是信息披露方面的政策。
政治局内部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有关信息应当逐步公布出去，以免引起恐慌和造成更大的损失。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收到的信息应当立即、全部公布于众，不加任何限制，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后一种意见最终占了上风。
在7月3日举行的同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说（原谅我引用自己的讲话）：
“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隐瞒实情，无论是关于正在处理的实际问题，还是我们对工作所做的解释都是如此。我们要对情况的评估和得出的结论负责任。要在人民和世界的注视下做我们的工作。我们决不能只是采取折中的做法或是隐瞒真相。对于事故全面信息的披露是十分必要的，而懦夫的政策是可耻的。”
雷日科夫、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都坚决支持这个立场。
以上这些仅仅是我国公民、政治局和部长会议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的初期所采取举措的一部分。
对于我而言，这是改革时期的重大关头之一，也是我人生的重大关头之一。我们必须忍受艰难困苦，进行反思，得出结论，面向未来。可以这么说：我的人生分为两大时期，即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前和之后。
现在，确保能源供应再次成为中心问题。非再生能源已经到了即将耗尽的边缘。科学还没有找到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建设核电站的热潮。
长期以来，我反对发展核电。但现在，我对形势有了理解，也就是说我已经详细地看到了国际社会无法离开核能而生存下去的现实。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考虑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所有经验，就需要建设核电站。这关系到反应堆本身、管理系统、安全系统，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些十分重要、复杂和危险的设施中工作的人员。核电站还必须能够防备恐怖分子可能发起的攻击。
正如上文所言，切尔诺贝利暴露了我国的许多病灶：隐瞒灾难和负面事件、无责任感、粗心大意、工作懈怠和酗酒成风。然而，我知道这些问题不会通过使用行政压力、纪律或严厉措施就得到解决。
背后一刀……
在我国社会和政府受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巨大冲击之后，国家的财政状况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起来。石油价格下降到了每桶10美元——12美元，这对我们的打击同样沉重。正当我们努力完成1986年——1990年的发展计划时，现金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二。
1986年，一些主要方面的改革计划和外交政策都已拟定出来。同年6月，我们讨论了关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草案。那么，其中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常规做法。如果我们谈及五年计划，那就是指下一阶段的国家发展。
但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是在不同的条件下起草的，包含了新的路径，目标是实现社会质的变化。
第十二个五年计划雄心勃勃，号召将所有工业转变到新的经济管理模式，包括增加企业的经济自主权、加强企业的作用和责任，以及掌握经济管理方法。
这些新的要求并没有达到大幅度改变经济战略的程度。五年计划的目标是根据“加速发展总体规划”确定的。而且，实现更快的生产增长、加速科技进步、实行主要工业部门（特别是机械工业）的技术重组，全都需要资金的投入。
由于提高教师、医护人员和文化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而增加了预算开支，财政状况变得更加复杂。这笔预算开支增加的数额超过了100亿卢布。反酗酒运动减少的财政收入也有好几百亿卢布。最后，《养老金法》规定增加养老金开支450亿卢布。基本情况是，所有事都在同时发生了，我们必须思考如何采取行动。也许，我们应当公开讨论整体局势，修改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目标，推迟实施最近批准的法令，因为那需要增加预算开支。
这几个月里，我一直对如何行动迟疑不决。我几乎就要提出降低新五年计划目标的建议。我知道这个问题也令雷日科夫和那些了解财政状况的干部感到困扰。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雷日科夫问我：“我们要做些什么？是坚持现有的五年计划，还是对它进行修改以适应当下的形势？”
我们考虑了对这个问题的支持观点和反对观点。但我们两人最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们将不会偏离已经制订的五年计划。
我现在回顾这件事时发现，在已经认真制订了未来的发展计划之后，我们被改革之初的局势弄得无所适从。这些计划都符合实际。但一旦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决定改变发展路径，政策就变得不符合实际了。
简言之，没有回头路可走：人们期望变革。当然，我们还可以选择更好的经济管理方式和更高效地使用资源。总而言之，我国的单位国民收入的物质消耗（特别是水泥和能源消耗）要比发达经济体高50%——100%。因此，在获得更高的效率和生产率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在改革开始之初，我们担心调整计划会引发严重的反作用。
警示信号
全国各地的信件如潮水般涌来，带来了警示信号：地方政府都在那里按兵不动，企图以此来赢得时间。
在1986年7月视察远东之前，我会见了地方报纸的总编们，斥责他们摇摆不定和不敢出声。但他们以抱怨的口气加以反驳：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将你刚刚对我们说的话对地区党委、市委和区委的书记们再说一遍。我们的报纸实际上掌握在党委手中。”
因此，在我看来，问题是出在上层，这一次是出在党的干部身上。也许，党的干部是导致地方实际工作迟缓的主要因素。
减速的趋势已经成形。
这就是我动身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和哈巴罗夫斯克时的印象。结果表明总编们是对的。我发现他们对人民的生活漠不关心，冷酷无情。人们痛苦地抱怨他们的变革希望没有得到管理层的回应，高级官员们破坏了改革，根本不愿意解决哪怕是最简单的问题。
说一个小插曲：最近我看了一部有关我国海军及其历史和苏联解体后的状况的影片，发现在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潜水艇厂工作的工人们期望戈尔巴乔夫能支持建造新型潜水艇。但是，他来到这个城市后只是去了一个家具公司，关注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
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啊？当然，我到这个城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了解新型潜水艇的建造情况。这种型号的潜水艇用特殊材料建成，能够潜得更深，因此能将噪音降低到最低程度。这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指标，而且也达到了。我大力支持这种潜水艇的制造，甚至施加压力确保进度的加快。当然，这是我最重要的日程，但媒体无法得知这个情况。
我离开工厂之后到城里漫步，与市民见面。我得知了一些令人羞愧的事情：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的儿童们在盛夏时节吃不到冰淇淋，居民要跑很远很远去购买家具。他们分配到了公寓，却无法为新家添置家具。军工企业每天都派货机飞到塔什干，但是没有人想到给为国家建造军舰的工人们捎点水果蔬菜回来。
当下，播出纪录片的主要电视频道都接到了指导准则：要尽量少地反映改革时代的成就，尽可能多地暴露其缺陷。但人不能下贱到这种地步：胡说八道、胡编乱造，就是为了取悦那些掌权者。
我心事重重地回到莫斯科，然后与家人去克里米亚度假。我的心情确实不好。我决定立即进行人事调整，制订新的领导人任命规定。但即使是在那个时候，我也想到，这不仅仅是那些掌权者个人的问题，而是由于他们身处现有制度的严格限制之中。这个制度几乎没有给创新留下空间：计划由上面下达、资金依靠划拨、企业缺乏自主权等等。
我缩短了假期，前往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我想与人们交谈，检验我的思想，但奇迹并没有发生。情况似乎是这样的，人人都支持改革，但什么变化都没有。我想，这到底是无法以新的方式行动，还是采取了一种天生的自保行为呢？
人们看到了这一切，不假思索地利用公开性来批评政府。他们声称政府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愿意以新的方式发挥作用。所以，社会状况并没有改善。
中央委员会收到越来越多的来信，人们在信中不安地汇报正在发生的情况。一位白俄罗斯作家在信中直接提出要求：“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直接下命令开枪吧！”他确实还主张采用某些外来的标语口号。这就是公共舆论中的那些评论和理解。我不认为这位作家真的希望有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毕竟，我们已经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具备了公开性和民主化。而现在他们竟要我们开枪。不过，我们不会因为这些言辞而觉得受到了冒犯。这是一种真实的恳求，证明人们已经不相信目前掌握权力的干部能够进行变革。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干部身上，还存在于管理体系之中。
总之，这些旅行使我确信关于变革的指示没有在管理干部那里得到合适的回应。高级干部正在破坏改革，不处理人民生活中最简单的问题。我回到莫斯科时，对此感触极为深刻。而且，同事们对形势表现出同样的关切。
到1986年末，我强烈地感到我们需要举行一次有关人事问题的中央全会。工作人员开始准备材料，但全会报告的起草工作一再拖延，全会被迫推迟了两次。谣言开始在国内外流传，称政治局出现了分裂，戈尔巴乔夫无法得到一些政治局委员的支持。
12月1日，我们总算能够开始讨论报告初稿。尽管政治局委员们的立场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但报告的主要内容获得了赞同。
我前往总书记在莫斯科郊外的住处——扎维多沃，同行的还有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和博尔金，我们将对报告做最后的润色。
事情的推进速度很慢。我们很难向前迈出一步、两步或三步，从而为社会，特别是为经济创造新的机会。我们一度陷入僵局，发生了争吵。我向同事们建议停下目前的工作，各自分开，独自考虑这些问题，两天之后再见面。
这两天里，赖莎与我几乎都在森林里散步，但我们不在一起吃午饭。当时的情况是，我考虑也许我该把这批干部全都撤换了。然而，我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选择不这么做。
一旦头脑冷静下来，工作就继续进行了。我们很快就重要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我们达成的第一个结论就是：除非放弃从现有官僚中任用干部的机制和政策（关键职务的安排局限于从党内行政精英中选拔任用），坚持对党和社会民主化的道路，否则国家的人事状况不可能发生改变。这个结论是基于对当时形势的分析。
我记得雷日科夫告诉政治局委员：在60名部长当中，尽管许多部长任职已有多年，而且明显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但没有一位部长提出辞呈。总体而论，干部队伍结构和水平都不适于进行重大的改革。根据之前有关全会的谈话，我完全相信能得到雷日科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支持。
通过与沃罗特尼科夫的私下交谈，我感到有些担心。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态度如何呢？他们会支持民主化的主张吗？毕竟，这意味着官僚人事选拔机制的终结。任命制将被选举制——真正的选举制度所取代。一种新的、重要的因素将注入人事制度，这就是公民和党员的意见和意愿。
无论如何，报告初稿于1987年1月19日提交给政治局。现实情况超出了预期，几乎每一位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都赞成报告初稿。葛罗米柯定下了基调：“报告初稿十分深刻……有一些干部没能证明他们自己的能力，还有一些干部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问题在于，这样的国家是否还能继续存在？”
雷日科夫注意到“批评是严厉的，但绝望并不存在”。由于民主化问题与经济问题相关联，所以对民主化的支持是十分明确的。我建议对包括部长在内的干部职务限定任期，通过不记名差额选举的方式选出党的书记。
利加乔夫发现报告初稿中没有包含组织部预备的、经过他批准的那些套话，但他还是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他讲了关于政治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才能避免这些造成不可估量损失的周期性危机。我确信民主化是必不可少的。”
谢瓦尔德纳泽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这样评论阿富汗战争：“集体领导受到破坏，决定只由少数几个人做出，甚至没有征求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更不要说征求中央委员和中央政府机构的意见了。”他说，现在“所采取的一系列制度性措施是为了确保不会重犯错误。这是一场道德革命”。
由于叶利钦没有表示要发言，所以我问他是否要说些什么。他一开始就说“支持报告提及的大多数问题上的立场”，同意对过去问题的批评意见。他还说要对改革时代给予明确的评价。他说的另一件事是前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应当为国家发展的停滞和减速受到指责，他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做个人检讨。
回顾这几个小时的讨论时，我注意到中央全会的主要目的是要挖出导致目前局面的根源和支持改革进程，而当时改革的推进可谓举步维艰。我反对将这个问题缩小为只是对过去的领导层和中央委员做出鉴定。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得出政治结论和为未来汲取教训。改革进展缓慢，报告指出这是由于干部队伍及其结构造成的。
我们必须推行能够允许新生力量注入的政策，但我们不能以情况需要为借口迫害干部和敲掉他们的饭碗。进行改革的目的是要在社会和党内确立民主原则。我们不能用不民主的策略来实现这个目的。
在我讲话之后，叶利钦感到茫然和沮丧。当时，首都有很多人抱怨他举止粗鲁、持有偏见、待人无情。我充分了解莫斯科的领导工作很不好干，叶利钦也许比其他人更多地感受到党内和经济界的权贵集团对于改革政策的抵制。他再次发言：“这对我是个教训，我认为这正是时候……”
在讨论行将结束时，利加乔夫反驳道：“最困难的是接受现实，这也可能会波及我们……”
政治局会议达成的另一项结论是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向人民提出这个报告，这令我们感到快乐。
在77位登记在全会上发言的中央委员中，有34位发了言。他们都批评了官僚主义，都（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举双手支持民主化。
然而，这次中央全会在会场气氛和讨论深度方面与以往的中央全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立场。所有人都对党包揽任命干部权力的合法性坚信不疑。发言者都避而不谈如何将自由选举与权贵集团机制相结合的问题。
这部基于权贵集团的强大权力机器深谙“游戏规则”，政治局是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过，大部分党员还没有做好变革的准备，他们只能在后面拖后腿。总书记拥有巨大的权力，但他并不是无所不能。
作为总统，我仍然同意保留总书记的职务。我有离开这个领导岗位的借口，但很难说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无论如何，我有方便行事的权力，能够解除那些以为有资格决定国家命运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重要职务。
但是所面临的局面具有一定的脆弱性。那些权贵集团成员甚至早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就盘踞高位，要撤换他们的准备时间很短。我们要到哪里去招募那些真正主张改革的新干部呢？党的历史上斯大林主义将具有自由思想的人物均排除在选拔干部的范围之外。
总而言之，要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说，有些人建议将党分成几个部分，或者从党内挑选出真正的改革派，这都很困难。客观上，事情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移动的速度远远慢于国内快速发展的形势。
1987年1月的中央全会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其原因在于公开性的矛盾第一次暴露在世人的眼前。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书记伊凡·波洛兹科夫[49]习惯性地对报告说了几句，然后说道：
“今天的年轻人喜欢读些什么？什么样的作品能够给普通人带来快乐？是《火灾》《断头台》《悲情侦探》和其他一些作品。剧院的情形也差不多。平面媒体的情况与之相似，我们的疮疤被无情地揭示出来。但如何做才不至于搞垮我们的精神呢？确实还有一个办法，这就是拒绝反映现实，但我们还要坚持理想！难道现在不是我们认真对付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吗？”
曾经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著名纺织工人瓦连京娜·戈卢别娃[50]的发言令我大吃一惊：“我认为通过批判和审视来揭露缺陷的过程拖得太久了。我们需要将建设性批评与空谈和时常出现的用心恶毒的批判完全区分开来……我们一直在谈论缺陷，但对正面经验的涉及少之又少。每件事都要有一个合理的分寸。现在存在着最终走向反面极端的危险。”
正如预期的那样，公开性成了为自由而战的第一个战场，那些愿意接受挑战的中央委员们登场了。
我觉得，在内容和感染力上最为强劲的发言来自伟大的表演艺术家、已故的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51]。
“最重要的是，公开性、民主和自治正被引入公共生活之中。我认为这三大支柱能够揭示出今天我国人民和我们党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条件是这些支柱还没有被削弱，被包装，或者被改变得已适应我们的标准。公开性是粗糙的、未经梳理打扮的，民主是自上而下的，而自治是由人民参与的。做机器里的齿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没有什么问题。人们管理自己政府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报告明确指出我们面临着大量的问题，改革的进展显得缓慢和困难，这与我们的预期有出入。这真实地反映了党所处的环境。我们不应当这样写吗？或者我们应当写形势一片大好？我们应当担心会冒犯一些人吗？我们已经这么做了。我想这些都是很危险的迹象，新闻媒体的记者没有看出这些迹象吗？难道我们要给他们施加一点压力吗？”
中央全会批准了报告，同意报告对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以来国家危机产生原因的认定，支持民主化主张，赞同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提议。
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许多中央委员没有做好准备迎接全会报告宣布的变革。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对党的其他机构工作人员和人数更多的权贵集团抱有期望呢？
总之，1986年末和1987年初，改革遇到了第一次严峻的危机。公众期望能够发生良好和轻易的变革，但没有预见到保守派的顽固抵抗和激进派的咄咄逼人所造成的困难。
[1]格奥尔基·彼得洛维奇·拉祖莫夫斯基（ГеоргийПетровичРазумовский，1936年1月19日——），1959年加入共青团。196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7—1971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组织部长。1971—1973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党部工作部副部长。1973—1981年任克拉斯诺达尔执行委员会主席。1973—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副主席。1981—1983年任部长会议行政部农业司司长。1983—1985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85—1988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党部部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党建和人事部部长。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2年任驻上海总领事。
[2]维克托·彼得洛维奇·尼科诺夫（ВикторПетровичНиконов，1929年2月28日——1993年9月17日），195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1—1967年任苏共鞑靼省委第二书记。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7—1979年任苏共马里省委第一书记。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9—1983年任农业部副部长。1983—1985年任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长。1985—1989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198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退休。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
[3]尼古拉·尼基托维奇·斯柳尼科夫（НиколайНикитовичСлюньков，1929年4月26日——），195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0—1965年任明斯克拖拉机备件厂厂长。1965—1972年任明斯克拖拉机厂厂长。1972—1974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明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74—198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83—1987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198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1988年任苏共中央经济部部长。1987—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1990年退休。
[4]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卢基扬诺夫（АнатолийИвановичЛукьянов，1930年5月7日——2019年1月9日），出身于军人家庭。195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6—1961年任部长会议法律委员会高级顾问。1961—197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高级助理。1976—1977年期间参与起草1977年苏联宪法。1977—198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85—1987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85—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7—1988年任苏共中央书记、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兼中央法律行政事务委员会书记。198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9日被捕。1993年获假释，同年参加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4年获大赦。1994—2000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94—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5—1999年任立法、司法和法律改革委员会主席，2000—2002年任国家杜马主席。2019年去世。
[5]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比留科娃（АлександраПавловнаБирюкова，1929年2月25日——2008年2月20日），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8—1985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1—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1986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副主席。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社会发展委员会主席。1991年退休。
[6]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塔雷津（Николай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Талызин，1929年1月28日——1991年1月23日），苏联科学家。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5—1970年任通讯部副部长。1970—1975年任通讯部第一副部长。1975—1980年任通讯部长。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0—1985年、1988—1989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常驻经济互助委员会代表。198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1988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85—198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8年2—10月任部长会议社会发展局主席。1989年退休。
[7]弗拉基米尔·安东诺维奇·伊瓦什科（ВладимирАнтоновичИвашко，1932年10月28日——1994年11月13日），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3年起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哈尔科夫省委书记、中央委员会书记等职务。1987—1988年任乌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89—1990年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副总书记兼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八一九政变爆发后，于同年8月24日至11月6日代理苏共中央总书记。1992年退休。
[8]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古伦科（АндрейНиколаевичГиренко，1936年3月16日——2017年12月28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6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4—1967年任乌克兰共青团克里沃罗格市委第一书记。1967—1970年任乌克兰共青团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70—1972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72—1975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75—198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赫尔松省委第二书记。1980—1987年任乌克兰共产党赫尔松省委第一书记。1981—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副主席。1987—1989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克里米亚省委第一书记。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
[9]瓦伦丁·米哈伊洛维奇·法林（ВалентинМихайловичФалин，1926年4月3日——2018年2月22日），苏联外交官。1952年进入外交部门工作。195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8—1959年任苏共中央新闻部助理。1959年兼任外交部工作。1961—1966年、1968—1971年任外交部第三欧洲司司长。1966—1968年任外交部第二欧洲司司长。1971—1978年任驻西德大使。1976—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8—1982年任苏共中央国际新闻部第一副部长。1983—1986年任《消息报》政治专栏作家。1986—1988年任诺沃斯蒂通讯社董事会主席。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8—1991年任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89—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移居德国，在汉堡大学和平与安全研究所任教。2000年回国。2011—2018年任“国际俄罗斯”运动国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席。2018年去世。
[10]加林娜·弗拉基米罗夫娜·谢苗诺娃（ГалинаВладимировнаСемёнова，1937年8月24日——2017年11月19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3—1965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火星报》编辑部部长。1974—1981年任共青团中央刊物《共青团生活》主编。1981—1990年任《农村妇女》杂志主编。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局委员，反对八一九政变。苏联解体后从事二线工作。
[11]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扎伊科夫（ЛевНиколаевичЗайков，1923年4月3日——2002年1月7日），195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5—198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3年任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主席。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副主席。198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84—1986年、198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85—199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1989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9—1990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休。1990—1992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委员。
[12]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切尔诺梅尔金（ВикторСтепановичЧерномырдин，1938年4月9日——2010年11月3日），196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3—1978年任奥伦堡天然气加工厂厂长。1982—1983年任天然气工业部副部长。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5—1989年任天然气工业部长兼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2年任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5—12月任俄罗斯联邦政府燃料和能源综合体副主席。1992—1993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92—1998年任安全委员会常务委员。1993—1998年任总理。1995年创立“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党，并于1995—2006年担任党主席。1996—1998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99年4—10月任总统南斯拉夫问题特别代表。1999—2001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01—2009年任驻乌克兰大使兼总统对乌克兰贸易和经济关系特别代表。2009—2010年任总统顾问。2010年去世。
[13]列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利贾诺夫（Лев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Кулиджанов，1924年3月19日——2002年2月17日），苏联电影导演、编剧。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3—1964年任部长会议电影委员会摄影艺术系主任。1964—1986年任苏联电影摄影师联盟组织委员会主席。1965—1986年任苏联电影委员会第一书记。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
[14]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Havel，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捷克剧作家、导演、编剧、演员、持不同政见者。1955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57—1959年期间服役于捷克斯洛伐克军队。1967年被开除出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1968年任独立作家俱乐部主席，鼓吹在国内推行多党制。1968—1970年任捷克斯洛伐克笔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977年参与起草并发表《七七宪章》，此后多次被捕。1979年被判处四年半监禁。1983年获假释，旋即被软禁。1988年参加捷克赫尔辛基人权委员会。1989年1月再次被捕并被判处八个月监禁，同年5月获假释，同年11月创立反对派团体“公民论坛”（Občanskéfórum）。1989—1992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在任期间全面抛弃共产主义。1993—2003年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在任期间于1999年支持北约轰炸南斯拉夫，2003年支持伊拉克战争。晚年继续从事戏剧创作。2011年去世。
[15]瓦伦丁·格里戈里耶维奇·拉斯普金（ВалентинГригорьевичРаспутин，1937年3月15日——2015年3月14日），俄罗斯作家。1966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67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77年、1987年两次获苏联国家奖。1989—1990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反对改革。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2007年起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10—2015年任东正教族长文化委员会委员。2015年去世。
[16]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扎利京（Серге́йПа́вловичЗалы́гин，1913年12月6日——2000年4月19日），苏联作家、教育家、水文学家。1969年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1986—1990年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1986—1998年任《新世界》杂志主编。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苏联解体后，于1991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93—1995年期间短暂参加了俄罗斯环保党。2000年去世。
[17]奥尔扎·奥马洛维奇·苏莱曼诺夫（ОлжасОмаровичСулейменов，1936年5月18日——），哈萨克斯坦诗人、作家、外交官、文学评论家。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1—1981年任哈萨克斯坦作家协会主席团书记，期间兼任苏联亚非国家关系委员会副主席。1980—1984年任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81—1984年任哈萨克斯坦电影委员会主席。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4—1992年任哈萨克斯坦作家协会第一书记兼苏联作家协会书记。1989年起领导内华达—塞米巴拉金斯克人民反核运动。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5年任哈萨克斯坦人民代表大会党主席。1994—1995年任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5—2001年任哈萨克斯坦驻意大利、希腊和马耳他大使。2002年起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
[18]维克托·彼得洛维奇·阿斯塔菲耶夫（ВикторПетровичАстафьев，1924年5月1日——2001年11月29日），俄罗斯作家、编剧、散文家、剧作家。1942—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58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3年十月事件中支持叶利钦。2001年去世。
[19]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别洛夫（ВасилийИвановичБелов，1932年10月23日——2012年12月4日），俄罗斯作家、诗人。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
[20]伊万·阿法纳西耶维奇·瓦西里耶夫（ИванАфанасьевичВасильев，1924年7月21日——1994年12月31日），苏联作家。1942年加入联共（布）。1972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
[21]阿纳托利·瑙莫维奇·雷巴科夫（АнатолийНаумовичРыбаков，1911年1月14日——1998年12月23日），苏联作家。1933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流放。1941—1946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7年开始从事写作。1960年平反。1987年出版《阿尔巴特街的儿女》。1989—1991年任苏联笔会中心主席。199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1991—1998年任俄罗斯笔会中心荣誉主席。1998年死于纽约。
[22]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杜金采夫（ВладимирДмитриевичДудинцев，1918年7月29日——1998年7月22日），苏联作家。
[23]亚历山大·阿尔弗雷多维奇·贝克（АлександрАльфредовичБек，1903年1月3日——1972年11月2日），苏联作家。
[24]杜金采夫的小说《穿白衣的人们》被查禁了20年之后于1987年获得出版。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写于1960年代，于1987年出版。其续集《1935年和其他年》于1985年出版，小说《恐惧》于1990年面世，《尘灰》于1994年出版。贝克的《新的任命》写于1965年，第一版于1986年在苏联出版。
[25]田吉兹·叶夫根尼耶维奇·阿布拉泽（Тенги́зЕвге́ньевичАбула́дзе，1924年1月31日——1994年3月6日），苏联电影导演、编剧。1956年凭借短故事片《玛格达娜的毛驴》获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情短片奖。1976—1991年任格鲁吉亚电影摄影师联盟理事会书记。197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7年凭借电影《忏悔》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费比西奖、天主教人道精神奖和评审团大奖。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4年在第比利斯逝世。
[26]阿布拉泽的影片《忏悔》拍摄于1984年，成为苏联国产电影的里程碑。
[27]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贝科夫（Василий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Быков，1924年6月19日——2003年6月22日），白俄罗斯作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942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7年退役，开始从事写作。1959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72—1978年任白俄罗斯作家协会格罗德诺支部书记。1978—1989年任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1988年创立白俄罗斯人民阵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兼白俄罗斯笔会主席。1990—1993年任世界白俄罗斯人协会主席。1996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签订一体化协议前夕，领导了所谓的“明斯克之春”抗议活动。1997年起先后流亡芬兰、德国和捷克。2003年5月回国，6月22日死于明斯克。
[28]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СемёновичГроссман，1905年11月29日——1964年9月14日），苏联作家、记者。1902年加入崩得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36年被捕，被判处3年劳动改造。1941年入伍，作为战地记者报道卫国战争。60年代初遭到苏斯洛夫迫害，他的书被禁止出版。1964年病逝。死后他的书被偷运到国外发行。
[29]钦吉兹·托瑞库托维奇·艾特玛托夫（Чинги́зТореку́ловичАйтма́тов，1928年12月12日——2008年6月10日），苏联吉尔吉斯斯坦作家、外交官。195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等职务。1990—1994年任驻卢森堡大使。1994—2006年起历任吉尔吉斯斯坦驻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法国、北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2008年死于纽伦堡。
[30]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莫扎耶夫（БорисАндреевичМожаев，1923年6月1日——1996年3月2日），苏联作家、编剧。
[31]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НиколайМихайловичКарамзин，1766年12月12日——1826年6月3日），俄国诗人、散文家、历史学家。
[32]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索洛维约夫（СергейМихайловичСоловьёв，1820年5月17日——1879年10月16日），俄国历史学家。1871—1877年任莫斯科大学校长。
[33]瓦西里·奥西波维奇·克柳切夫斯基（ВасилийОсиповичКлючевский，1841年1月28日——1911年5月25日），俄国历史学家。
[34]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科斯托马罗夫（НиколайИвановичКостомаров，1817年5月16日——1885年4月19日），俄国作家、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民族志学家、泛斯拉夫主义者。
[35]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ИванАлексеевичБунин，1870年10月22日——1953年11月8日），俄国作家、诗人、翻译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95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03年、1909年两次获得普希金奖。1917年反对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19年移居敖德萨，支持邓尼金白军。1920年流亡法国。193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53年死于巴黎。
[36]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Дми́трийСерге́евичМережко́вский，1865年8月14日——1941年12月9日），俄国作家、诗人、翻译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宗教哲学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80年起开始从事写作。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7年支持二月革命，但反对十月革命。1919年流亡波兰，1920年流亡法国，继续参加白卫分子的活动。1934年流亡意大利。1936年返回法国。二战爆发后，支持纳粹德国向苏联开战。1941年死于巴黎。
[37]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纳博科夫（Влади́мир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Набо́ков，1899年4月22日——1977年7月2日），俄国作家、诗人、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昆虫学家。出身于政治世家。1919年流亡英国，就读于剑桥大学。1922年流亡德国。1937年流亡法国。1940年流亡美国，在大学任教。1960年流亡瑞士。1977年死于瑞士。
[38]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ЕвгенийИвановичЗамятин，1884年2月1日——1937年3月10日），俄国作家、编剧、工程师、文学评论家。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0年脱离布尔什维克。1911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拉赫塔。一战爆发后持国际主义立场，1914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凯姆。1916年被派往英国工作。十月革命后回国。1918年加入全俄作家联盟，曾任列宁格勒分会主席。1918—1924年任《世界文学》编委兼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内战期间曾批评俄共（布）的政策。1920年出版反乌托邦小说《我们》。1922年被格别乌逮捕，一个月后获释。1929年退出全俄作家联盟。1931年在斯大林的允许下出国，先后移居拉脱维亚、德国和法国。1934年经斯大林批准参加了苏联作家协会。1935年参加了反法西斯作家保卫文化大会。1937年在巴黎逝世。
[39]马克·阿尔达诺夫（МаркАлда́нов，1886年11月7日——1957年2月25日），原名马克·亚历山德罗维奇·兰道（Марк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Ланда́у），俄国散文家、哲学家、化学家。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19年参加了共济会和劳动人民社会党，随即被派驻到法国。1922年流亡德国。1924年返回法国。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二战结束后返回法国。1957年死于尼斯。
[40]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ВладимирСергеевичСоловьёв，1853年1月28日——1900年8月13日），俄国诗人、文学评论家、宗教思想家。
[41]尼古拉·费多洛维奇·费多罗夫（Никола́йФёдоровичФёдоров，1829年6月7日——1903年12月28日），俄国哲学家、教育家、宗教思想家。
[42]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尔嘉耶夫（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ердя́ев，1874年3月18日——1948年3月23日），俄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903—1904年期间参加了解放同盟。1913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十月革命后，于1919年创立精神文化自由学院。1920年因战术中心案被捕。1922年再次被捕并被驱逐出境，先后流亡德国和法国。1948年死于法国。
[43]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弗洛连斯基（Па́вел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Флоре́нский，1882年1月21日——1937年12月8日），俄国东正教牧师、神学家、宗教哲学家、诗人。早年即鼓吹反犹主义。十月革命后持君主派观点。192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下诺夫哥罗德。1933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处决。1959年完全“平反”。
[44]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林（Иван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Ильин，1883年4月9日——1954年12月21日），俄国作家、哲学家。出身于贵族家庭。早年曾支持1905年革命。1906年起立场急剧右倾，转向右翼立宪民主党。1922年被驱逐出境，流亡德国，并成为白卫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之一。1934年起遭到纳粹的迫害。1938年流亡瑞士。1954年死于瑞士。
[45]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亚历山德罗夫（АнатолийПетровичАлександров，1903年2月13日——1994年2月3日），苏联物理学家。1919年参加弗兰格尔白军。1930年起从事物理研究。1946—1955年任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所长。1955—1960年任苏联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1958—1966年、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0—1975年任苏联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196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5—1986年任苏联科学院院长。1986年因应对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不利而被解职。
[46]艾菲姆·巴甫洛维奇·斯拉夫斯基（Ефи́мПа́вловичСла́вский，1898年11月7日——1991年11月28日），1918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内战期间服役于第1骑兵军。1936年一度被开除出党。1940—1941年任扎波罗热第聂伯河铝厂厂长。1941—1945年任卡缅斯克—乌拉尔斯基乌拉尔铝厂厂长。1945—1946年任副有色冶金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部长会议第一总局副局长。1953—1957年任中型机械制造部第一副部长。1957—1963年、1965—1986年任中型机械制造部长。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3—1965年任中型机械制造国家委员会主席。1986年退休。
[47]罗伯特·皮特·盖尔（RobertPeterGale，1945年10月11日——），美国医生，曾于1986年受苏联政府邀请，开展对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受害者的医疗救援工作。
[48]汉斯·马丁·布利克斯（HansMartinBlix，1928年6月28日——），瑞典外交官。早年参加了瑞典自由人民党。1978—1979年任外交大臣。1981—1997年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2000—2003年任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执行主席。2003年起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委员会主席。2006年起任世界联合国协会联合会主席。
[49]伊万·库兹米奇·波罗兹科夫（ИванКузьмичПолозков，1935年2月16日——），195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9—1972年任苏共库尔斯克省委副书记。1972—1973年任里拉执行委员会主席。1985—1990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克拉斯诺达尔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3年以后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工作。
[50]瓦连京娜·尼古拉耶夫娜·戈卢别娃（Валенти́наНикола́евнаГо́лубева，1949年3月9日——），苏联织布工，曾于1977年、1984年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87—2002年任大伊万诺夫斯卡亚制造厂总经理。198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
[51]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乌里扬诺夫（Михаи́л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Улья́нов，1927年11月20日——2007年3月26日），苏联戏剧和电影演员、导演。1950年起登台演出。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6—1987年任俄罗斯联邦戏剧工作者联盟主席兼苏联电影摄影师联盟理事会书记。1987—1996年任瓦赫坦戈夫剧院艺术总监。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2007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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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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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一丝希望……
↘意向
↘1985年3月之后的最初步骤
一丝希望……
在明斯特大学医院的第一个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担心和希望。赖莎顽强地经受了化疗，产生了一些效果。这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治疗将会取得成功。
7月下旬，我和赖莎飞往明斯特，我们的女儿伊琳娜得在莫斯科待一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赖莎的妹妹柳德米拉到莫斯科抽血，医生要检验一下她是否能够成为捐献者。要将血样送到国外十分困难，而只有这样才能做最后的血液分析。俄罗斯政府工作人员巴伦蒂娜·马特维延科[1]和根纳季·奥尼先科[2]救了我们，他们帮助我们很快地登记好了所有必备的文件。
伊琳娜与我们的外孙女克谢尼娅和阿纳斯塔茜娅一起来到明斯特，同我们一起在这里度过了余下的三周暑假时间。只有克谢尼娅被允许去探视外祖母，而且只有一次。我们感到要带最小的外孙女去探视的话，对于这个小女孩来说太难了。阿纳斯塔茜娅不断给外祖母写诗和便条，我们保存至今。
赖莎的外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治疗本身就十分艰难，化疗又会产生副作用，炎症接连发生。她实际上全天都在接受静脉注射，仅此一项治疗就会令病人痛苦不已。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潮水般涌来，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有些日子，我们一天就能收到上百封信函、传真和电报。我们将它们全部存放在卡伦·盖拉格兹延[3]的房间里。当然，我们实际上不能每一封都读，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陪住院的赖莎。医生不许赖莎接触外面来的东西，所以我们为她朗读文章和信件。赖莎哭着反复说：“难道我真的要患上这种可怕的疾病，送了命，人们才会理解我吗？”
在我当选总书记的最初几天里，赖莎问我：“我需要做些什么？我需要怎么做？”
“我们不会改变任何事情，也不会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我们会像以往那样去行事。我们会像以往那样采取行动。总之，文明世界中那些总统和总理的夫人们需要承担各种各样的公共职责。”
赖莎一直想弄清楚她应当做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家始终忙于处理国内外的种种事务。所有那些声称赖莎自行做出政治决定或对我施加压力的说法都是信口雌黄。她甚至不知道政治局的工作方式和内容。她更加关注的是报纸和电视上正在讨论的问题。
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社会对于“第一夫人”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有着各种不同的反应。虽然我们会用讥讽的口吻使用这个称呼，但我从来没有对此感到担心。
但赖莎在生死线上搏斗的时候，我和全家人都站在她的身边。我想人们应当能够理解我们所分享的真挚和深厚的感情。正如《新报》所写的那样，人们立刻看到了“我们相互深爱着对方”。
……对我来说，赖莎是我深爱的妻子。我们是朋友。我们在所有方面都相互支持。
第一个不祥的征兆出现在克里米亚的度假胜地——福罗斯，我们曾在1991年8月18日被关押在那里，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赖莎发了重度脑血管痉挛或是轻度中风。她一度失去了说话能力，右臂也失去了知觉。我记得她当时的眼神（我现在还能看得到），充满了恐惧和祈求。
由于医生（伊戈尔·鲍里索夫教授和尼古拉·波库特尼教授）以及我们的女儿伊琳娜和女婿阿纳托利（他们也是医生）的救治，我们度过了这场危机。但回到莫斯科后，赖莎立即遵照医嘱卧床休息，然后她就一个接一个地请医生看病。她的一只眼睛视网膜出血，另一只眼睛视力严重下降，还患有失眠症和抑郁症，一时间可谓疾病缠身。
1991年秋天的艰难时光、国家的崩溃、我失去总统职务以及对我的家庭特别是对我本人的诽谤污蔑，使赖莎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
她是如此爱我、如此关注我的命运！1996年，我决定参加俄罗斯总统大选。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我这样做。赖莎是唯一理解我的人，她知道我并不是要争夺权力，而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在竞选中公开表述我要说的一切。在那些年里，我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无法对人民讲话。这种情况直到普京总统接管国家领导权之后才发生改变。
赖莎几乎出席了我在俄罗斯22个地区的全部竞选集会。
1996年总统竞选的自始至终，我都受到了来自“叶利钦军团”的前所未有的骚扰。
我刚在选举委员会登记作为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候选人，对我的特别指导规范就立即下达到各个竞选总部。
最高层发布了“将戈尔巴乔夫干掉”的指令。当我去各个地区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州长要么是“太忙了”，没时间见我，要么就是外出了。为数不多的例外情况是，伊尔库茨克州长尤里·诺日科夫[4]、克麦罗沃州长米哈伊尔·基斯留克[5]、克麦罗沃州立法会议主席阿曼·图列耶夫[6]、伏尔加格勒地区行政长官伊凡·沙布宁[7]和萨马拉市长奥列格·瑟苏耶夫[8]与我见了面。不过，所有人都严格控制竞选的全部过程，将局势搞得更加混乱，让我犯难，还直接进行阻挠，破坏我与选民的见面活动。
一群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人一路跟着我。这群人会在举行活动的建筑物入口处等着我，高喊同样的口号：“犹大，叛徒！”照例，安排给我的设备总是最差的，有时候根本就没有。在弗拉基米尔，他们给我安排的房间只能容纳不到十分之一来参加活动的人。我只有在室外，使用载我来这里的汽车上的扬声器对选民发表讲话。
圣彼得堡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9]也被迫遵守俄罗斯总统的非法要求。在大学，大礼堂“正在修缮”。学生们聚集在好几个楼层的楼梯上听我讲话。如今，我一提此事，圣彼得堡的朋友们就会怒从中来。我去新西伯利亚的一所大学会见不同年龄的选民，当局不给我安排适当大小的大厅。想要听我讲话的选民人数很多，结果发生了踩踏事件，人们打碎了门窗。大厅里挤得满满当当，我发表了讲话。
学生们认真地听我讲话，站起来为我欢呼。同样的情形出现在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伊尔库茨克、萨马拉、叶卡捷琳堡和乌法。这些集会彻底粉碎了年轻人政治冷漠的说法。我确认成千上万的公民想要了解我对改革和国家状况的看法。
叶利钦的亲信们显然害怕这样的集会。我从总统的正式和非正式工作人员那里收到了数不尽的请求，恳请我与叶利钦一同竞选，或是退出竞选转而支持叶利钦，这就是明证。一旦这些手法未能奏效，他们就破坏我与选民的见面会。这些人严重违反了选举法和保持社会文明标准的基本准则，但他们就是肆无忌惮，这是赤裸裸的犯罪行为。
在奥姆斯克，列昂尼德·波扎耶夫[10]州长是叶利钦的党羽，在我到那个地方时溜到其他地方去了，他安排接待我的副州长也溜掉了。人们聚集在门外，我出去与他们见面。这时，一个身高两米的大汉跳过来要袭击我的后脑勺。这是一个退伍伞兵，处于“精神不稳定”的状态。我的保卫人员用臂膀挡住了击打，他只是击中了我的颈部和肩部。我没有受什么伤，也没有失去知觉。
我没有取消与选民的会见，告诉了大家刚才在走廊里发生的事。顺便说一句，奥姆斯克的内务局长正端坐在家里等着这件事发生，然后他露面了。总之，这是一伙流氓策划的袭击阴谋，他们在新政权中保留了原先的位置。这些都是懦夫和恶棍的劣行。
不久之后，我得知这次袭击是由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11]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策划的。在日里诺夫斯基的五十岁生日庆祝会上，一个来自奥姆斯克党部的代表醉醺醺地说：“这是我们在奥姆斯克为戈尔巴乔夫组织的一种‘集会’！”
日里诺夫斯基听后坐在那里无动于衷，但五分钟之后，那个人被带走了。
得知这个情况后，我向检察院发出了要求调查此事的信函。不幸的是，我只收到一个“正式的”答复。检察院同样属于忠于当局之列，而不是忠于法律。
我觉得要去伏尔加格勒一趟。作家安德烈·辛亚夫斯基[12]和夫人玛丽亚·罗扎诺娃[13]与我一同乘飞机去。辛亚夫斯基曾因写了几本“煽动反政府的”书而受到打压。我劝他们不要去，告诉他们这是一次艰难的出行。但他们想亲眼看看人民是如何迎接戈尔巴乔夫的。
我们到了一个很大的会堂。一个铜管乐队一直在窗外演奏（集会从头到尾没有停过）。在会堂里发表讲话和进行问答需要花费很大气力。集会结束时，全场起立欢呼。但是，国家电视台只报道了一些人在集会开始时喊口号的愚蠢行为。我在选举总部的同志们告诉我这是事先策划好的行动。辛亚夫斯基感到愤怒，写了一篇有关此事的长文。
我要专门提一下一个特别事件。当我在圣彼得堡时，我收到了来自伊万哥罗德居民的一个请求。这座城市坐落在与爱沙尼亚交界的边境上。城市被一分两半，一半属于爱沙尼亚领土，一半位于俄罗斯境内，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城市的代表请我到那里去访问。
一大群居民前来参加集会，坐满了一个容纳900人的电影院，还有至少900人聚集在外面。当我到那里时，人们让出了一条路让我通行，进入电影院。迎接我的是令人恶心的侮辱性标语。
这相当于20世纪的“冲过夹击线”。不管怎样，我走进了电影院。有人坐在那里，有人在台上走动着。我一走进会场，人们就高呼我在外面听到的那些口号，时间长达五到十分钟之久。他们不让我开口讲话，斥责和谩骂像暴风骤雨似的从四面八方袭来。
最终，我说道：“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请我，我来了。要么我先讲话，你们再提问题；要么我们可以直接进入问答环节。”
人群继续大声叫喊，我打断了他们：“你们要做些什么？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吗？好吧，来钉吧。”
突然间，我听到一个女性的声音答道：“你是什么意思，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是俄罗斯人！”
我竭力击退攻击。我讲话之后，人们开始提问，情况恢复正常。
那些想破坏会场的人没有得逞。我离开会场时，人们起立欢呼。我被一群刚才喊口号的人围住了，原来他们是原先的政府工作人员，他们一点都不在乎民主。他们只是对前苏共中央总书记进行报复。
我问他们：“你们想得到些什么？”
他们开始敦促我加入以根纳季·久加诺夫[14]为首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队伍。
“我不能加入久加诺夫的队伍，因为我与他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我说，“你们应当把刚才对我喊的那些话讲给他听，因为久加诺夫和他的亲信在1991年规劝俄罗斯代表赞成‘别洛韦日协议’，当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正在商讨这个协议。我不能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如果你们要投久加诺夫的票，就去投吧。你们是从改革政策获得投票权的。”
突然，他们喊道：“但那要久加诺夫当总统又有什么用处？！”（我同意他们的说法。）
一份圣彼得堡的报纸刊登了有关这次集会的文章，任何人都能读到这篇文章。文章作者注意到电影院里坐满了人，剩下的空间只是挂吊灯的地方。
还有一个关于圣彼得堡的故事：我去了一家专门造船的军工企业。我饶有兴致地参观了企业，听到人们是如何适应新生活的有趣情况。
但我回来时，一个同事对我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一个年轻女记者跟了你半天，只想你回答一个问题。”
“好吧，我会回答她的问题。”
她提出问题：“你现在还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吗？”
我看着她：她很年轻，有人指使她这么做，给了她任务，现在她在执行任务。
我回答道：“是的。”
“但为什么？”她问道。
“因为他们付很多的钱。”我说着就转身走开。不过，整个经过都在同一天的圣彼得堡广播电台上播出。我希望人们能够明白这只是一个廉价的挑衅，蒙蔽乳臭未干的人干这种事。
当然，我还必须讲一下我在伊尔库茨克大学的集会情况。集会在大礼堂举行，普通选民——学生和教师们——聚集在那里。我在发表讲话后接受提问，有很多人提问。其中一个拎着大手提箱的男子，自称是马列系的副教授。
这个人指责我出尔反尔，说我某一年说或写一件事情，两三年后就在说或写不同的事情了。“你说过这个吗？你想抵赖吗？”
“我不会抵赖。”我答道。
“那么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他问道。
他的眼里冒着火焰，正在感受着一次真正的“政治高潮”，因为他以为已经将戈尔巴乔夫逼入死角了。
“那么，好的。现在我要当着礼堂里所有人的面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前说，无产阶级将通过民主的方式获取权力，用民主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号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921年，在当时国家形势的压力下，列宁建议改余粮征集制为新经济政策。与此同时，他说布尔什维克走了错误的道路，人们的看法需要予以彻底的反思。新经济政策使得国家的发展到1926年时达到了自19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我想你是站在列宁一边的？”
“当然。”他答道。
“那么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能给列宁改变他的立场、倾向、结论和政策的权利，但你拒绝给我这个权利呢？”我问道。
礼堂里的人们鼓起掌来，这个人转过身走了。
我利用我的竞选活动向尽可能多的人讲述改革及其成就。我还告诉选民，叶利钦那些最野蛮的资本主义政策，以及旨在掠夺人民和摧毁国家的私有化政策，都是些不计后果的货色，来自错误的思维，我们现在将为此付出代价，还将在很长的时间内付出代价。
……这一切均始于1991年12月25日我的电视讲话，我宣布我不再行使我的总统职权。我的讲话甚至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叶利钦就准备好爬到克里姆林宫的屋顶上去尽快降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旗。
他和我约定在我的电视讲话结束之后立即在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办公室见面。我等着他，他却没有露面。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我的讲话触犯了协议，因为讲话与我曾承诺的内容相差甚远。现在，叶利钦已经不在人世，我也到了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我要说的是，我从来没有对他做出过什么承诺，我也不会这么做。叶利钦建议在一个“中立地带”见面，即在我们通常会见大使的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大厅见面。我告诉他可以从哪里走（我对此不否认）。我还下达了转交权力的苏联总统令，并送达给他本人；指示国防部长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15]将“核公文包”立即交给新主人。
在我与叶利钦会面的时候，我们确定了转交权力的程序。我们同意苏联总统权力将于1991年12月30日停止行使。但在12月26日一大早，叶利钦、伊凡·西拉耶夫[16]、根纳季·布尔布里斯[17]和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18]就闯入我的办公室，开始饮威士忌庆祝他们的胜利。叶利钦是这方面的“大师”。我也许是错的，但我认为许多俄罗斯人都喜欢他的这个风格。我认为我在这一点上没有弄错。
回溯到1991年12月23日，我们签署一项法令，准许为我提供条件建立一个基金会。叶利钦问道：“这么说，这是你的基金会，是要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吗？”
我答道：“不是的。如果你能继续我们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一起做的事情和同意的事项，我甚至会支持和捍卫你，因为我仍然对俄罗斯负有责任。但如果你推行的政策是我不能接受的，或者是我认为有害于国家的，那么当然，我会提出批评。我会公开和直接地这样做，而不会进行密室策划和阴谋活动。”
我对最后一点的强调是因为搞阴谋乃叶利钦的嗜好之一。现在，每个人都可以从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19]和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20]撰写的书中，去了解他们是如何组织对我和我的家庭的诽谤，以及向公众散布这些诬蔑之词的。
由于断然拒绝改革苏联、实行渐进的社会变革和保持苏联国体的主张，叶利钦急于动手摧毁国家和社会的结构和机制。他打开国门引入竞争，而俄罗斯并没有对此做好准备，因此注定会在竞争中败北。他这样做，实际上是从背后下手将国家夷为平地。而且他采取这样的手段是要向所有人表明他是一个如此坚定的反共人物。
我想他是使尽手腕来做到这一点的。但所有人都知道1990年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什么。不幸的是，今天俄罗斯仍然有不少人无法看到坚定与疯狂之间的差别。
1992年3月——4月，我对叶利钦的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些政策只是得到了那些对苏联解体感到高兴的人的大力欢迎，而他们并不在乎俄罗斯会遇到同样的命运。我当时在宪法法院经历一个缓慢的政治审理程序。我被剥夺了出国旅行的权利，只是在我打算访问的国家——意大利——的民众举行街头抗议和其他国家对俄罗斯新政府的行为进行谴责之后，我的出国权利才得到恢复。
当我在同一年的下半年对叶利钦再次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下达了没收基金会所在建筑的决定，试图使基金会的工作陷入瘫痪。那天早上，我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来上班时，发现基金会所在建筑被手持机关枪的防暴警察包围了……叶利钦肯定没有对其他人使用同样的手段。
俄罗斯政府此后与一家美国公司签订了一个金额为500万美元的合同，委托这家公司查出戈尔巴乔夫在美国的秘密银行账户。后来我发现这家公司提交了22人名单。这些人都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21]政府内部的人员或与他关系密切的人。
主要的电视频道不许出现戈尔巴乔夫的图像。一名记者因为在电视上对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一分半钟的采访，被禁止在电视业工作。这方面实施的是全面查禁。
在一次出访圣彼得堡期间，索布恰克市长安排我住他的宾馆，我的预定日程中还包括与他见面交谈。但是，我后来得知，他接到了叶利钦打来的电话：
“你打算跟着谁干，是我还是戈尔巴乔夫？”他问道。
这样，索布恰克让步了，所有的计划日程都改掉了。自然，看到叶利钦是如何行动，以及他是如何对待苏联总统的，那些“新精英”也加入了他的攻击行动。
顺便说一句，我必须对弗拉基米尔·普京表示适度的尊敬，我就是在这次出访中遇到他的。他当时是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负责我的接待工作。他与我见面，带领我游览这座城市。他总是那么得体、真诚和好客，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不仅限于它所存在的问题，还具有更广阔的视野……
意向
在口述本书的这一章时，我谈到了我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问题，这时我的助手伊琳娜·巴吉纳正在处理稿子，突然大声说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今天是3月11日哎！”
的确，是3月11日，我的选举纪念日，但那一年已经是2009年了！！
我国社会对改革年代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些认为改革是必要的并且需要发动改革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只是在十年之前，持这种观点的人还处于少数地位。然而，还是有不少人（约占三分之一）仍坚持认为改革绝不应进行。不过，在改革开始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支持改革人数的增加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特别是在考虑到政客们在叶利钦年代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况更是如此。政客们千方百计地避免触及改革话题，尽量对它加以贬低，另一方面却对1990年代大唱赞歌，现在则越来越多地对普京总统的统治大唱赞歌。
人们经常问我：改革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我的回答是，改革破灭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扼杀了。但改革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改革战略被旨在摧毁苏联政府、经济和社会服务体系的战略所取代。这是在瞬间发生的变故，让国家发展倒退至少十年。
现在，在一段时间之后，我能够更清楚地审视自那时起的许多事情和事件，知道的情况也更多了，但我的基本立场没有变化：假如我必须重新来一遍的话，我会为同样的目标——更多的民主和更多的社会主义——而战斗。我相信我们可以给社会主义带来第二春。我自己的思想以及与安德罗波夫的交谈使我得出了这样的观点：“更多的民主”就意味着“更多的社会主义”。这个公式能够追溯到列宁的晚年，他当时认识到国家出了些问题。
改革的主旨是要克服极权主义并向自由民主迈进。改革必须应对这些痼疾和受到其感染的社会。
这是理解改革发动者意向的关键所在。改革的信念是，如果苏联人民获得更多自由，他们就能发挥创造性，而创造性能量又能够推动改革者的进取心。
“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的口号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底蕴。一个具有良好教育的社会，会因为不自由而窒息。这个国家等待着、期待着改革的诞生。这个时期，西方发生了深刻的结构变化。尽管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西方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技术时代，正在获得更高程度的效率。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制度已经被证明无法应对这个新文明时代发展的挑战。我们在历史层面上错失了时机，遭受了失败。国家的根基开始发生动摇。1970年代，增长率开始出现下降，而这是我国赶上当时的最发达国家和缩小生产水平差距的唯一途径。正如我上文所提到的，安德罗波夫开始执政时，国家的增长率为零。
至于我国产品的质量，除了国防部门和能源部门之外，我国的产品不具有竞争力。此外，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不能解决本国公民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简单问题。许多产品发生短缺，提供给妇女、年轻人、儿童和老人的用品不足……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创造力、智慧和兴趣变为行动。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这样做，所秉承的理念就是人们能够自由、直接和民主地参与公共和政治发展。
我们现在思考一下列宁在革命后的做法。现在对列宁极为严厉的指责比比皆是，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我看来，列宁的价值在于将共产主义与思想进步和吸收所有人类知识的需要相结合。即使那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但列宁仍然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在国家陷入巨大灾难的边缘之时，列宁冒着风险承担起领导国家的责任。除了他的决心和革命热情之外，列宁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思考他自己过去的经验以及对未来的构想。
列宁敢于反对传统的观点，包括他自己的和党内同志的传统观点。
我们要回到列宁的创造性活动被打断的地方。当需要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理念之外冒险探索时，我们也需要参考列宁。这是实话。改革始于列宁被打断的地方，我强调，这在历史方面是完全能够解释得通的。内战和政治论战促使布尔什维克掌握权力，使用强势手段进行治理。党和国家的官僚化就发源于此。
当然在改革之初，我们并没有看到、理解或深刻思考过任何事情。在一开始，我们（包括我自己）说改革是十月革命的继续。现在我可以说这个说法既有对的成分，也有错的思考之处。现在我再将十月革命与改革进行类比时会更加小心谨慎。
我的信条是社会应当被改造为自由、人道和民主的社会，应当以人民自己的行动和意识为基础，而不是以强制力为基础。这将有助于他们成为公民，能够避免整个20世纪中人民被不同集团的“牧羊人”所“吞噬”的情况重演。
我的演变过程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寻找和构建理念及适当的政策、贯彻计划、改革本身，以及在改革中做出新发现和得出新结论。所有的这些经历使我得出了以下结论：人们在沿着改革和渐进发展的道路前进时，能够利用自由带来的益处。选择剧变就会导致混乱、破坏，还常常会出现新的不自由。
1985年3月之后的最初步骤
是否存在着改革计划？这是讨论改革的中心问题。
与今天的那些“评判者”和“批评家”宣称的相比，我们对改革的理解要深入得多。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个：相信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一切，实事求是，认识到生活高于理论，遵从生活的道路及其逻辑，不再将我们自己视为笑柄。
在1985年3月中央全会之后，我们开始采取具体、“简单”的步骤，逐渐推出和落实，这使得我们能够向前迈进，并让社会为新的步骤做好准备。这些新的步骤将必须包含新的、自由的生活和治理准则。
最初的改革计划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我们需要改革，我们需要在广泛分析社会现状和整个经济形势的前提下做大量的工作。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由专门研究工业的研究机构和进行跨行业研究的研究机构提供的报告。我们要求这些研究机构提供对局势的看法。我们对所看到的结果感到震惊：实际上所有人都感到不满，甚至连众所周知的处于特权地位的军工行业的工人都感到不满。
这就是我们当时所说的一切都有可能在明天或后天崩溃的原因所在。这样说的依据不是情绪所致，而是源自非情绪化的、负责任的分析。是开辟变革之路的时候了。我们在经受了艰难坎坷之后，应当进行改革了。事实上，国家期待着变革和改革。3月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产生的新领导层需要积聚起力量。
目前，已有好几本书面世，包括一本名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书，内容基于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22]、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和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23]在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所做的记录。[24]这本书的第二版已经出版，披露了政治局、政府和个人的行事方式。
切尔尼亚耶夫的日记《共同作用的结果，1972年——1991年》尤为有意思。梅德韦杰夫也详细研究了改革，写了好几部研究著作。
这些著作和由其他改革过程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撰写的著作，真实反映了实际的局势和领导层内部的情况，以及我们是如何从一开始在全国落实改革的方式。
随着公开化的扩大，改革进程开始加速进行，社会的觉醒成为更积极的进程。冷漠和漠不关心不复存在，就像清晨，太阳升起驱散迷雾一般。
我们需要打碎顽固和强大的命令式行政体制。我们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在生活的所有方面注入新生力量。我们需要给予人们自由。这就是国家需要政治改革措施的原因。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对苏联改革（特别是开始阶段）和中国改革进行的比较。
中国与苏联在结构和发展水平上存在着不同。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和他的接班人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过，中国还有不少人处于贫困之中。今天，环境和能源安全问题成为关注的重点。
总之，我一直坚持，并将继续坚持改革应当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方进行：在中国就应当以中国的方式进行改革；在俄罗斯就应当以俄罗斯的方式进行改革；在拉丁美洲，就应当在考虑到这个大陆的主要特点的情况下进行改革。那些不尊重这些经验的地方不仅会陷入停滞，而且会产生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威胁。
我认为对我国而言，只有当新的一代走上苏联最高领导岗位时，才能发动社会的根本性变革。
我记得与安德罗波夫的一次谈话，当时他还没有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而我还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在谈话中，我说了我的看法：政治局似乎并不怎么关注由谁来替代现任领导层。
安德罗波夫很警惕地笑了一下：“如果我们不关注国家和人民，那么我们关注什么？”
我的想法不同，直率地表示：“噢，比如说，去年11月7日国庆时的领导人照片。我要说的是，当我看这张照片时，我感到十分焦虑。几乎所有人都是70岁或70岁以上了。”
然后，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不久就要全部进棺材了。”
“什么，你打算要把我们全都埋葬吗？”他问道。
“当然不是，尤里。我不是那个打算要埋葬你们的人，只有生活才能做到。正如东方的智者所言：生命的本质就是‘人的出生、受苦和死亡’。最高领导层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不可能逃脱第三个阶段。我认为我们应当尽快考虑在国家领导层中注入年轻的新鲜血液。这种局面需要加以纠正了，包括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在内。”
“你要知道，米哈伊尔，我在这里要告诉你的是，”安德罗波夫说，“当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寻求跻身于最高领导层的时候，他们会左突右撞地向上努力，这样的领导人就会犯错误。一匹老马是不会踩坏犁沟的。”
“哦，是的，您说得对，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但是，需要新的犁沟的时间仍然会来到的，而老马却仍然会以旧的方式犁地。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列宁的观点，他说：‘我们需要有经验的、久经考验的人员与青年人员相结合。’年长的领导人保护年轻人，向他们传输经验，以避免他们行为鲁莽，而年轻人则使老干部们保持警觉。这种结合能够创造正确的环境和取得正确的成果。”
“我也赞成列宁的观点。”安德罗波夫微笑着说。
“但正如我们所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参天大树始于一粒树种。”
这些话一直留在安德罗波夫的脑海里，他直到最后都不时地提醒我要注意。
3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之后，我们开始认真地起草专门的行动纲领，并决定将它提交给下一次中央全会。这个行动纲领获得了1985年4月中央全会的批准和采纳。
4月中央全会后，我在莫斯科召开了多次会议，然后前往列宁格勒、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列宁格勒之行标志着公众公开讨论有关过去、现在和将来问题的开始。
这些最初的步骤和公开化为改革打下了基础。
[1]巴伦蒂娜·伊万诺夫娜·马特维延科（ВалентинаИвановнаМатвиенко，1949年4月7日——），1972—1977年任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彼得格勒区委第一书记。1977—1978年任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书记。1978—1981年任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第二书记。1981—1984年任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86—1989年任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兼苏联最高苏维埃妇女、家庭保护、母婴委员会主席。1991年任驻马耳他大使。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4年任俄罗斯驻马耳他大使。1994—1995年任无任所大使。1995—1997年任外交部联邦、议会和社会政治组织关系司司长。1997—1998年任驻希腊大使。1998—2003年任副总理。2003年3—10月任总统驻西北联邦区全权代表。2003年起任安全委员会委员。2003—2011年任圣彼得堡州长。2004—2005年、2009年任国务院主席团成员。2009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2011年起任参议员和联邦委员会主席。2012年起任国务院委员。2013年起任独联体议会间大会理事会主席。
[2]根纳季·格里戈里耶维奇·奥尼先科（Генна́дийГриго́рьевичОни́щенко，1950年11月20日——），俄罗斯流行病学家。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2—1983年任莫斯科地铁首席卫生医生。1983—1988年任苏联铁道部中央卫生防疫站站长。1988—1991年任卫生部检疫感染总局副局长。苏联解体后，于1993年加入俄罗斯生态党“绿党”。1993—1996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家卫生副首席医生兼国家卫生和流行病监测委员会副主席。1996—2004年任俄罗斯联邦首席国家卫生医生兼卫生部第一副部长。此后参加了统一俄罗斯党。2004—2013年任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人类福利监督局局长。2013—2016年任总理助理。2016—2021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担任国家杜马副主席兼教育科学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3]我的助手和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工作人员。他还是我们在明斯特期间出色的德语翻译。
[4]尤里·阿布拉莫维奇·诺日科夫（ЮрийАбрамовичНожиков，1934年2月17日——2010年6月15日），196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3—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88—1991年任伊尔库茨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91—1997年任伊尔库茨克州长。1994—1996年任联邦委员会委员。2010年去世。
[5]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基斯留克（МихаилБорисовичКислюк，1951年4月30日——），197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9—1991年期间领导库兹巴斯矿工工人运动。1990—1991年任克麦罗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兼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加入俄罗斯民主党。1991—1997年任克麦罗沃州长。1995年加入“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党。1996—1997年任联邦委员会委员。1997—1998年任运输关税监管委员会主席。1998—2003年任政府办公厅顾问。
[6]阿曼·古米罗维奇·图列耶夫（АманГумировичТулеев，1944年5月13日——），1964年起进入铁路部门工作。196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8—1990年任克麦罗沃铁路局局长。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兼克麦罗沃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90—1991年兼任克麦罗沃执行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3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5—1996年、2018年任克麦罗沃立法议会主席。1996—1997年任俄罗斯联邦独联体成员国合作部部长。1997—2018年任克麦罗沃州州长。2000年退出俄联共。2003年、2009年两次担任国务院主席团成员。2005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2018年因重大火灾事件而引咎辞职，随后出任库兹巴斯职业教育发展研究所所长。
[7]伊万·彼得洛维奇·沙布宁（ИванПетровичШабунин，1935年10月9日——2006年9月20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5—1985年任伏尔加格勒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兼伏尔加格勒执行委员会主席。1991—1996年任伏尔加格勒地区行政长官。1995年加入“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党。1997—1999年任独联体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2003—2006年任伏尔加格勒市长顾问。
[8]奥列格·尼古拉耶维奇·瑟苏耶夫（ОлегНиколаевичСысуев，1953年3月23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91—1997年任萨马拉市长。1995年加入“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党。1997—1998年任副总理。1998—1999年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1999年起任阿尔法银行董事会第一副主席。
[9]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索布恰克（Анатоли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Собчак，1937年8月10日——2000年2月20日），1965年起在大学任教。198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党。1990—1991年任列宁格勒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91年创立民主改革运动。1991年8月参与镇压八一九政变。1991—1996年任圣彼得堡市长。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制宪会议主席。1994年再次退党。1996年参加“我们的家是俄罗斯”党。1996年1—6月任联邦委员会委员。1997年因腐败丑闻遭到指控，随即流亡法国。1999年回国。2000年去世。
[10]列昂尼德·康斯坦丁诺维奇·波扎耶夫（Леонид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Полежаев，1940年1月30日——），196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2—1987年任卡拉干达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90—1991年任鄂木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91年8月退党。1991—1995年任鄂木斯克州行政长官。1993—2003年任联邦委员会委员。1995年加入“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党。1995—2012年任鄂木斯克州长。2001年任国务院主席团成员。此后参加了统一俄罗斯党。
[11]弗拉基米尔·沃尔福维奇·日里诺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ВольфовичЖириновский，1946年4月25日——2022年4月6日），1970—1972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83—1990年任和平号出版社法律部部长。1988年参与创立“民主联盟”。1989年创立苏联自由民主党。1991年参加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在选举中排名第三，后支持八一九政变。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将苏联自由民主党改组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并担任党主席。1993年起担任国家杜马议员。1996—2008年任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俄方代表。2000—2011年任国家杜马副主席。2022年去世。
[12]安德烈·多纳托维奇·辛亚夫斯基（АндрейДонатовичСинявский，1925年10月8日——1997年2月25日），苏联作家、文学评论家、持不同政见者。1943年入伍。1952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60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在《新世界》杂志工作。1965年被捕。1966年被判处7年徒刑。1971年获释。1973年流亡法国。1997年在巴黎逝世。
[13]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罗扎诺娃（Мари́яВаси́льевнаРóзанова，1929年12月27日——），俄罗斯作家、出版商，辛亚夫斯基的妻子。
[14]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Генна́дийАндре́евичЗюга́нов，1944年6月26日——），1963—1966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6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2—1974年任共青团奥廖尔省委第一书记。1973—1978年任奥廖尔市最高苏维埃代表。1974—1983年任苏共奥廖尔扎沃兹科伊区委书记兼奥廖尔省委第二书记。1980—1983年任奥廖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思想部副部长。1990—1991年任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积极呼吁戈尔巴乔夫下台，并参与签署《致人民的信》。1991年底参加俄罗斯民族联盟（Российскийобщенародныйсоюз）。1992年参加救国阵线，鼓吹红褐合作。1993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在十月事件中支持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同年12月当选为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起担任俄联共国家杜马党团主席。1996年起担任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委员。2001年起担任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并于2001—2014年期间兼任理事会主席。2012年起担任国务院主席团成员。曾于1996年、2000年、2008年、2012年四次参加总统大选。
[15]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沙波什尼科夫（ЕвгенийИвановичШапошников，1942年2月3日——2020年12月8日），1961年入伍，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9—1984年任喀尔巴阡军区空军副司令。1984—1985年任敖德萨军区空军副司令。1985—1987年任敖德萨军区空军司令。1987—1988年任驻德国集团军空军司令。1988—1990年任苏联空军副总司令。1990—1991年任空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期间还兼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支持叶利钦。1991—1992年任国防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3年任独联体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1993年6—9月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1994年参加统一社会民主党（Объединенноедвижение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ов）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95—1997年任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1997—2004年任总统助理。2003—2020年任“苏霍伊”飞机总干事顾问。2020年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去世。
[16]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ИванСтепановичСилаев，1930年10月21日——），俄罗斯外交家。195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1—1974年任高尔基奥尔忠尼启则航空厂厂长。1974—1980年任航空工业部副部长。1980—1981年任机床工具工业部长。1981—1985年任航空工业部长。198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1990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兼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91年8—12月任国民经济运行管理委员会主席，11—12月任州际经济委员会总理。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常驻欧洲共同体代表。1994年创立国际机械工程师联盟。1995年加入俄罗斯生态党“绿党”（Российскаяэколог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Зелёные»）。1998—2002年任拉美经济合作促进全国委员会主席。2002—2007年任俄罗斯机械工程师联盟主席。2008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
[17]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布尔布里斯（ГеннадийЭдуардовичБурбулис，1945年8月4日——），1964—1969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7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3年起在大学任教。1989—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行政和自治发展小组委员会主席。1990年1—7月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全权代表。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务秘书兼第一副总理。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国务秘书。1993—1999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副主席。2000—2001年任诺夫哥罗德州副州长。2001—2007年任联邦委员会委员。2009年以后在大学任教。
[18]鲁斯兰·伊姆拉诺维奇·哈斯布拉托夫（РусланИмрановичХасбулатов，1942年11月22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8年起在大学任教。1990—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兼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1991—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1992—1993年兼任独联体议会间大会理事会主席。1993年十月事件后被捕。1994年获大赦。
[19]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波尔托拉宁（МихаилНикифоровичПолторанин，1939年11月22日——），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5年进入《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工作。1986—1988年任《莫斯科真理报》主编。1987—1991年任莫斯科城市联盟执委会书记兼苏联记者协会理事会委员。1988—1991年任诺沃斯蒂通讯社专栏作家。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新闻和大众信息部部长。1991年7—11月任国务院委员。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新闻部长。1992年2—11月任副总理。1992—1993年任档案特别委员会主席。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参与创立俄罗斯民主选择党。1996年以后从事电视工作。
[20]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Алекса́ндрВаси́льевичКоржако́в，1950年1月31日——），1969年入伍。1970年加入克格勃。197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1—1982年期间在阿富汗作战。1985—1987年期间担任叶利钦的保镖。1989年被开除出克格勃和苏共。1990—1991年期间担任叶利钦的警卫局长。1993年十月事件中亲自逮捕了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1994年参与迫害对叶利钦进行负面报道的电视工作者。1995—1996年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主要安全局局长。1996年3—6月任总统第一助理兼安全局局长，同年6月20日因竞选丑闻被迫辞职，从此与叶利钦决裂。1998年被勒令退役。1997—2011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2003—2007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2000年加入“祖国—全俄罗斯”联盟。2001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2007年退党。2011年议员届满后退出政坛。
[21]叶戈尔·季穆罗维奇·盖达尔（ЕгорТимуровичГайдар，1956年3月19日——2009年12月16日），俄罗斯经济学家。198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7—1990年任苏共中央经济政策司司长兼《共产主义》杂志主编。1990—1991年期间在《真理报》工作。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总理兼经济和财政部长。1992年任财政部长兼第一副总理。1992年6—12月代理总理一职。1992—1993年任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所所长兼总统经济政策顾问。1993年9—12月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93—1994年任第一副总理兼代理经济部长。在任期间推行“休克经济”，在俄罗斯大力推进私有化，使俄罗斯经济遭受沉重打击。1993年创立民主选择党，并于1993—2001年任党主席。1993—1996年、1999—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期间也从事商业活动。1999年参加右翼力量联盟，并于2000—2004年任联合主席。2008年退出右翼力量联盟。2009年死于莫斯科。
[22]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Анато́лийСерге́евичЧерня́ев，1921年5月25日——2017年3月12日），苏联历史学家。1941年加入红军。1942年加入联共（布）。二战期间参加了解放波罗的海国家的战役。1946年退役。后在大学任教。1961年进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1970—1986年任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国际事务助理。苏联解体后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工作。
[23]格奥尔基·科斯罗耶维奇·沙赫纳扎罗夫（ГеоргийХосроевичШахназаров，1924年10月4日——2001年5月15日），出身于亚美尼亚王室。卫国战争期间入伍，参加了解放塞瓦斯托波尔战役、解放明斯克战役、解放立陶宛战役和柯尼斯堡战役。1964—1972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顾问。1972—1988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1973—1990年任苏联政治学协会主席兼苏联国际协会副主席。1987—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8—1991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国际事务助理。1990—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兼最高苏维埃立法小组委员会主席。1991年任总统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2—2001年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全球问题中心主任。2001年去世。
[24]《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基于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和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所做的会议记录（1958——1991）》。第二版，重新修订版，戈尔巴乔夫基金会，2008年（第一版于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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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第十章
↘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的450天
↘“你到了我的年纪就会明白的”
↘纪念列宁的讲话
↘出访加拿大
↘家庭
↘安德罗波夫的离去
↘契尔年科：一个病人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
↘契尔年科去世
↘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的450天
事实就是如此，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时间加在一起是850天。对于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时长为28个月的痛苦过渡期，为苏联领导层的换代铺平了道路。
如果对克里姆林宫的密谋未作详述的话，就很难理解我如何能够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我将尽我所能就过渡时期所发生的事进行阐述，表明这些事件是如何对未来产生影响的，并对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去世之后有可能发生的局面做推测。由于我深度介入了这些事件，所以我完全能够做到这些。
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的最初几日里显得异常兴奋。他必须给许多人打电话或亲自接见他们。而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决定讲话稿的内容，而这个发言稿最初是为勃列日涅夫准备的。显然，讲话稿的内容应当体现新任总书记的最初思想和计划。但是，他担心讲话稿会透露出一种傲慢的野心：“看吧，他仅仅任职一个星期就已经把这件事搞定了！”
我向安德罗波夫提出了我的看法：
“当然，你无法在一个星期之内提出一个完美的蓝图。但是你完全有可能提出和强调一些要点，按照你的思路清楚地提出解决方案，并做进一步考虑。”
我知道安德罗波夫也与其他官员讨论了发言稿的事宜。
中央委员会全会于1980年11月22日举行。安德罗波夫作为新任总书记所做的主题发言十分成功。尽管充满了那个时代十分典型的陈词滥调，但他的报告的确提出了一些新思路。安德罗波夫谈到了苏联经济的严重缺陷和连续两个五年计划都未能达到目标，还谈到需要改善经济管理和计划体制，给予国营企业更多的自主性，为提高劳动效率提供动力，打造企业的主动性和企业精神。在当时，他的这些思想具有相当的新意，并得到了与会人员的称赞。他特别强调了要实行严格的标准，加强纪律性和控制政府的决策过程。他无法再容忍当时存在的自满情绪。
虽然安德罗波夫仅仅是稍微提及了许多重要问题，但这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对报告初稿进行审议时，所有人都认为需要就经济管理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但我们并无具体的建议。因此，安德罗波夫亲自对报告做了修改，以表明他本人对所有问题并无现成的答案。这实际上是对全党和全体人民发出了参与讨论的邀请。
安德罗波夫对我们说：除非他的讲话对某些政府部长持续的渎职行为提出批评，否则他将不出席全会。于是，报告文本做了修订。对交通、金属制造和建筑部提出了批评，这些部在许多年里都未能满足苏联经济的需求。紧接着，相关的部长均被解职，他们是帕夫洛夫斯基[1]、卡扎涅茨[2]、诺维科夫[3]。
安德罗波夫与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4]（外交事务专家）、亚历山大·鲍文（知名政治评论家）、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5]（外交官和勃列日涅夫的顾问）一同撰写了报告的外交政策部分。在报告初稿的主体部分完成之后，安德罗波夫给我看了报告的这一部分。
在谈到西方媒体担心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苏联外交政策将变得更糟时，安德罗波夫用讥讽的语气提到这些媒体就在不久之前还在谴责同一个外交政策。我应当说的是，多年以来他参与了制订苏联外交政策的工作，支持缓和政策路径，现在他公开宣称此时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稍纵即逝的时期，而且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列宁很久以前所论述的那样，一个没有武器的世界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关于思想的战斗绝对不能导致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冲突。
在阐释苏联关于裁军谈判的立场时，安德罗波夫说，在他看来，不能像西方的伙伴们那样，只是把目标聚焦于目前的裁军问题上。对于我们而言，谈判是促使各国能够共同努力以取得互利的途径。他谈到了控制军备竞赛和冻结核武库的必要性，但不能是单边的行动。他还提出要改变与中国的关系，这要求我们去克服“一成不变的偏见”。
他讲话中的这段话赢得了掌声。
在最初的数日和数星期里，所有人都密切地注视着这位新总书记所采取的最初实际步骤。安德罗波夫决定利用“他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对党的工作人员重新洗牌。
那个夏季的早些时候，勃列日涅夫外出度假之时，我就经济政策问题起草了一份文件。我建议成立一个政治局经济政治委员会。将这份文件送交在克里米亚避暑地的勃列日涅夫之前，我让安德罗波夫看了一下。他对此做了一些修改，并说他支持我的建议。随后，我与契尔年科本人和勃列日涅夫的助手讨论了这份文件。他们接受了这份文件，但从此没有下文。不久之后我听到一个传言，称有人再次认为我的行为是企图接管苏联政府。
诸如此类的猜测和怀疑不断增多。大家不再关注手头的工作，而是将这种行为视为获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但是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我以总书记的名义对文件的草稿做了修改。直到此时这份文件才送交勃列日涅夫本人。他从克里米亚的宅邸给我打来电话：
“我已经看了你的备忘录。你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但结论是错的——要求我们建立另一个委员会。我讨厌这些委员会。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空谈而已。天知道到底有多少委员会，现在你要增加另一个委员会。那么，我的建议是在中央委员会设立一个经济部，你去考虑一下这个部门的领导人选。我们需要一个聪明的家伙能够投入全力去领导这个部门。”
我做梦都想不到我的提议能够获得如此美妙的结果。
当我与安德罗波夫讨论这个部门的领导人选时，我坚持要挑选一个不折不扣的局外者。所选择的人选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6]。我认为由于雷日科夫对于技术思维的偏好，他有能力看得更远，并且能够接受新思想。在1982年11月22日的中央全会上，雷日科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雷日科夫与安德罗波夫相处得十分融洽。雷日科夫崇拜安德罗波夫，富有激情地与他交谈。雷日科夫来到中央委员会工作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进行了持续的合作。安德罗波夫密切关注我们之间的合作，因为他要确保他的团队成员具有相似的思想，而且还要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
这个时候，安德罗波夫决定推动中央委员会负责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变化。一般而论，这些部门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捍卫勃列日涅夫：他的人格、他的领导作风和政策。1976年起，中央委员会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基米亚宁[7]，他升任这个职务得到了契尔年科的支持。他们两人的关系十分密切。
起初，我期望安德罗波夫能对意识形态政策做大幅度的改变。他此前已经多次表示是认真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了，还提及了他提交给勃列日涅夫的有关备忘录。
之后，安德罗波夫将这份备忘录发给我看。说实话，备忘录令我感到失望，完全缺乏新意。备忘录指出要改变宣传的整体风格，废除过时的教条。但备忘录没有提到需要在理论上重新思考新的现实。而且，由于这份备忘录来自克格勃系统，所以反映出那个系统的特色，强调要“加强纪律性”，在意识形态方面要采取“更加进攻性的立场”。
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对意识形态方面的真正变化甚小这件事并不感到惊讶的原因。基米亚宁保住了他的职位，宣传部长加热利尼科夫[8]于1982年12月被鲍里斯·伊万诺维奇·斯图卡林[9]所取代。当然，斯图卡林是个更加谨慎的人，但他过于小心，不敢有任何独立思考。换言之，安德罗波夫试图在不改变意识形态体系及其原则的情况下调整其组织架构。
S.P.特拉裴兹尼科夫[10]负责领导另一个关键部门（同样由基米亚宁主管）——科学与教育部，他于1983年夏被撤换。1965年，完全是由于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支持，特拉裴兹尼科夫被任命为科学与教育部长，他曾在摩尔多瓦与勃列日涅夫共事。而他能在这个职位上待那么长时间也是因为得到了总书记和契尔年科的支持。在他任职期间，他将中央委员会与苏联科学院之间的关系弄得十分紧张，在科学界和知识分子中名声很坏。
苏联科学院院士会议两次阻止了特拉裴兹尼科夫试图成为通讯院士的尝试。只是在第三次获得提名后，因为来自中央委员会的压力，他才如愿以偿。但在下一次的苏联科学院选举中，他成为正式院士的提名遭到了压倒多数票的否决。这些挫折清楚地表明了特拉裴兹尼科夫顽固的教条主义和思想上的苛严所造成的后果，他的那些思想和做法具有斯大林主义的色彩。读了特拉裴兹尼科夫的《历史巨变关头》，我绝对有把握说：唯有那些绝不主张任何变革或改革的人才会将他这样的一个人放在负责科学工作的最高行政官员的位置上。
对于经济部门掌门人的人选，我提议由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11]来担任。我与梅德韦杰夫自70年代就认识了。作为一位具有创造性和进取精神的专家，他在经济学界同仁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安德罗波夫让我去找梅德韦杰夫谈这项工作任命。梅德韦杰夫当时任苏联社会科学院院长，对中央委员会提供的这个职位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在科学研究上，而不是在管理工作上，对党内仕途丝毫没有野心。我要唤起他强烈的责任感，表示至关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位意识到需要进行全面变革的科学部门的领导者。说服工作收到了效果，梅德韦杰夫表示他同意在党的新领导班子之下担任这个重要职务。
这次谈话之后，梅德韦杰夫去见了安德罗波夫，给后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安德罗波夫确认了对梅德韦杰夫的任命，在谈到特拉裴兹尼科夫的那次丢面子的选举时，他开玩笑说：
“我非常强烈地要求你不要立刻推动科学院的院士人选问题。”
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玩笑。党的官员机构，包括中央委员会在内的官员对于最高学位的追崇已经成为一种大规模流行病。有不少党的工作人员通过诚实的能力获得学位，但还有更多的人通过他们的政府官位得到学位。一些官员将学位视为他们职业生涯出现变数的安全阀，这样他们就能从容地退居研究所和大学的管理岗位。
还需要更换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门的负责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托诺夫，此人是勃列日涅夫的影子和使党的组织政策陷入停顿的主要工具。我记得他时常会到我的办公室来，无助地抱怨道：
“我为那五个必须要被更换的人的报告已经忙了很长时间了，但我不知道勃列日涅夫是否会批准。”
很少有人像他这么优柔寡断。卡皮托诺夫参加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时，紧张地捕捉任何气氛上的微小变化，辨明方向所在，并尽可能地取悦所有的高层领导人。
当考虑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人选时，我说我们所需要的是像伊戈尔·利加乔夫这样的人。我喜欢他的充沛精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我在中央委员会工作时，与利加乔夫之间有常态化的工作关系。当时他担任托木斯克地区党委书记，我发现他真心为他领导的地区多做实事，尤其是在食品供应方面。利加乔夫在地区党委书记中高出一筹的地方，不仅仅是他果断地解决问题的工作作风，而且还体现在他深厚的知识和文化底蕴上。
葛罗米柯与我的看法一致，他说曾与利加乔夫一同出国访问，对后者强大的思维能力和道德上的正直感印象深刻。
“那为什么要找一个‘像利加乔夫’的人，”安德罗波夫笑道，“如果就有利加乔夫本人在此。”
他告诉了利加乔夫关于他的工作安排，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利加乔夫立即表示服从安排。因此，几天之内，事情就这么定了。1983年夏，他被任命为部长，12月26日，中央全会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决定是要更换苏共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帕夫洛夫[12]，他自1965年起就担任这个职务。凡是对苏共权力组织体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总务部长是最有影响的人之一，他能够对党的所有物质资产进行集中控制。安德罗波夫所做的调查发现了多项滥用权力和管理不善的案例，包括诸如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大街的十月酒店和克里米亚南方疗养院这样的大型建筑工程。调查还发现了《真理报》印刷厂的严重渎职事件，该单位归总务部管理。
要在帕夫洛夫继任者的人选上取得一致意见并不容易。契尔年科需要安排他所信任的人选，我则坚持要任命我已认识多年的克鲁奇纳[13]。克鲁奇纳十分诚实、能干、具有远见，而且十分谨慎和高度负责。他十分可靠，是我信任的对象。
部长级的人事变动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我已经提到安德罗波夫当选总书记之后，坚持要撤掉三名部长。在勃列日涅夫实施了二十年的“干部稳定”政策之后，即使要罢免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废物也被视为不可能的事。最碰不得的部长就是建设部长伊格纳季·特罗菲莫维奇·诺维科夫，如果有人谈论建筑业存在的问题时，他就会以明白无误和不容置疑的口气正告这些批评者：
“顺便说一句，你是否知道勃列日涅夫读书的时候与我是同桌？”
位于伏尔加顿斯克的原子能设备制造厂的建筑突然倒塌，表明其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存在着巨大过失。此事令诺维科夫受到调查。政治局对此事的讨论如常进行：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个事故，然后就调查结果做出决定。
安德罗波夫打断了讨论，说这一切都是他不能忍受的废话，都是些惯常的不负责任的言论。他提议立即撤掉诺维科夫。但是，后来的调子调低了很多：诺维科夫本人提交辞呈，然后宣布退休。但是，所有人都记住了安德罗波夫的勃然一怒，而人们平时的印象则是他的老练。
1982年12月更换内务部长晓洛科夫的决定造成了范围更广的反弹，甚至说是更强烈的震动。安德罗波夫此前多次谈到警察队伍的腐败、与黑社会组织日益增多的联系和内务部当时的状态已无法对付日趋严重的犯罪。不过，那个时候安德罗波夫没有挑战晓洛科夫的权力，后者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保护。
安德罗波夫同样不满意克格勃的新老板费多尔丘克的工作。当勃列日涅夫还掌权的时候，我问安德罗波夫对他的继任者的看法，他勉为其难地答道：
“你知道，只有他给我打电话我才搭理他。而他很少打电话。他们说他在质疑我对克格勃组织的重组。所以，他正在显示出他的独立性，虽然我听说他与乌克兰领导层抱成一团。但我不会插手克格勃的事务，这是总书记的范围。”
这事不难理解，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直接对总书记负责。而且，费多尔丘克担任这个职务也是勃列日涅夫的个人选择。现在，安德罗波夫以一石二鸟的方式解决了这两个难题：撤掉晓洛科夫，任命费多尔丘克担任新的内务部长，以避免与乌克兰和谢尔比茨基发生冲突。克格勃主席一职交给安德罗波夫此前的第一副手维克托·切勃利科夫，他在一年之后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变化横扫了苏联政府的最高层。
1982年11月22日的中央全会也结束了另外一段漫长的历史：让中央委员会书记基里连科退出政治局。基里连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患上了失智症，已经到了失去正常能力的程度。在1981年3月的苏共二十六大上，他负责宣读中央委员会新任委员候选人的名单，尽管专门为他准备了最大字号的文本，但他还是念错了许多候选人的姓。这在听众中引发了困惑和窃笑。这件事刻在了人们的脑海里，比任何政治报告给人留下的印象都要深刻得多。
然而，尽管出了这样的差池，勃列日涅夫仍然出于他们的悠久情谊而将基里连科纳入新一届政治局之内。但是他的病情日趋恶化，显然已经无法进行完整的对话或认出自己的同事。最终，勃列日涅夫要安德罗波夫找基里连科谈话，劝他提交辞呈。
安德罗波夫后来向我叙述了他与基里连科的这次敏感谈话的内容。他来到基里连科的办公室，策略而坚定地直奔主题：
“安德烈，你是明白的，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我代表所有尊重你的同志对你讲话。我们达成的共同结论是你的状况已经越来越影响到你的工作。你患上了重病，需要适当的治疗。必须对此采取一些行动。”
基里连科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顿时泪如雨下。很难继续跟他谈下去，但安德罗波夫没有停下来：
“请你理解，安德烈，我们只需要做出原则上的决定。你将休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短假，你需要多长时间都可以。你将保留你的一切：你的轿车、别墅、医疗待遇，所有的一切。现在我们像朋友那样交谈，但仍然需要你自己做出决定。你记得柯西金吗，他的身体状况要好得多，但他自己写了……”
“好的，尤里，”基里连科最终说道，“假如我不得不……帮我写辞职信，否则我会弄得乱七八糟的。”
安德罗波夫迅速写了一个简稿，基里连科十分吃力地亲自抄了一遍。他的任务完成了。辞职程序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的11月中央全会上最终画上了句号。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盖达尔·阿利耶夫[14]当选政治局委员。后来我问安德罗波夫选择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原因，他不情愿地、含糊地说这原本是勃列日涅夫的决定，他不愿意对此提出挑战。
毫无疑问，阿利耶夫是一个有能力的政治人物。他聪明、意志坚定，总是事先考虑好要采取的行动。起初，看到他在阿塞拜疆开展的反腐败运动，我完全相信他能够大力打击腐败和地下经济。他采取许多有力措施推动阿塞拜疆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实施了一大批项目，的确值得肯定。
但是，在更清楚地掌握了阿塞拜疆的情况之后，我意识到正在发生变革的背后动机存有争议。有些人会说评价政治成就时应当忽视内在动机，因为结果才是有意义的。我完全不同意这个说法。在我的全部人生经历中，我看到好的结果被自私的动机侵蚀殆尽。加盟共和国政府原先的官僚集团已经罹患癌症一般，被阿利耶夫以腐败和低效之名而清除掉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称之为“纳希切万集团”的新集团。与以往的情况如出一辙，政府关键职位被他的亲戚所把持。通过建立这样的以裙带关系为基础的严密支持网络，阿利耶夫不是在领导或管理共和国，而是在君临共和国。各种各样的公共讨论、游行、记者会、与公民的会面和其他民主的展示仅仅是表面文章，对他的政府的本质和原则没有任何作用。
现在，这样的人物被请来加入政治局。当然，这与对勃列日涅夫所做的承诺没有任何关系。阿利耶夫长期在克格勃工作，将安德罗波夫视为不可挑战的权威，而不仅仅是原先的上级。将阿利耶夫招入政治局是为了加强安德罗波夫个人的地位，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出于类似的原因，安德罗波夫提拔了格里戈里·罗曼诺夫[15]，尽管他了解后者的狭隘心胸和权威主义的手段，这可以从罗曼诺夫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得到展示：他很难提出有见地的看法和建议。然而在1983年6月，安德罗波夫将罗曼诺夫从列宁格勒调到了莫斯科，建议中央全会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到那时为止，国防部门（包括政府和党的机构）的最高权力一直集中在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的手中。安德罗波夫感到军事权力如此集中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应当为了国家和乌斯季诺夫本人的利益而削弱其权力。但这也需要按照乌斯季诺夫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进行。
“我不希望惊扰德米特里，”安德罗波夫对我说，“因为他不仅是我的盟友，也是我的同志。”
苏联领导层正在考虑负责国防工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的人选，这个人选将来自党内高级官员。安德罗波夫希望乌斯季诺夫不会反对罗曼诺夫成为这个人选，事实上他并没有表示反对。
政治局还发生了其他变化。1983年，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16]被从克拉斯诺达尔召到了莫斯科，取代索洛缅采夫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6月，中央全会选举他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2月他成为政治局委员。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则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主席，也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政治局委员。
最高层的人事变动引发了不同的反应。一些人感到乐观，认为这些新的人事任命呈现出未来改革的迹象。另一些人则感到沮丧和困扰，主要是对自己的事业前景感到不安。
契尔年科就感到不安，并对此毫不掩饰。在形式上，他是“第二书记”，但是他并没有参与做出许多重大决定。感到不安的还有吉洪诺夫、谢尔比茨基和弗拉基米尔·多尔吉赫[17]。
多尔吉赫是我国最为出色的“工业主管”，严肃、苦干和知识丰富的专家，十分忠于职守。他在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之后，于1972年分管重工业，一贯强调重工业是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他表示其他工业部门也在做出贡献，但如果没有重工业，一切都会崩溃。
多尔吉赫与负责其他经济部门的书记据理力争，强烈维护自己的立场，赢得了对他坚定不移风格的尊重。但是，他时常做得有些过头，似乎心中深藏着一种野心。只要可能获得政治上的认可和晋升，他就会千方百计地承担任何任务。他于1982年5月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总是自豪地展示他的身份，甚至在非正式的谈话中也不会忘记提及他的级别。
人们开始谈论要在中央委员会设立经济部，多尔吉赫毫不怀疑自己有机会成为这个部的负责人。除自己之外还能有其他什么人呢？他变得十分活跃，在每次全会上都要发表冗长的讲话或详尽的报告。突然之间，这个令他垂涎的官位给了雷日科夫。多尔吉赫将此视为对自己声望的打击，特别是他曾与雷日科夫在一起共事。
安德罗波夫与谢尔比茨基的关系很僵。谢尔比茨基在乌克兰，特别是在乌克兰党组织内的名望很高。毫无疑问，他为人正直，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技术干部。谢尔比茨基在乌克兰的政策中推行他的个人路线，把重点放在工业部门，特别是煤矿业和钢铁业之上，同时不忘发展农业。更重要的是，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负责任的态度灌输到地方政府系统之中。
谢尔比茨基无法容忍民族主义的存在。与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一样，他抱怨缺乏由中央政府授予的权力，因此“甚至于给日夫科夫[18]（保加利亚领导人）发一份电报也需要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但是，他通过谴责他的前任谢列斯特的“民族主义摇摆和调情”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谢尔比茨基本人一直坚持这样做。他的国际主义假如不是那么极端的话，本来是值得欢迎的。比如，他与乌克兰作家亚历山大·贡恰尔[19]就他的争议小说《大教堂》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这场争论触及了当地人的敏感神经，损害了与部分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关系。
在工作人员的人事变动方面，谢尔比茨基也是难以对付的讨价还价者。他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政治人物，将他的部下都治得服服帖帖的。甚至在体型上，他看上去都是十分壮硕，坚如磐石一般，增加了几分威严，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
不幸的是，勃列日涅夫将谢尔比茨基视为他的接班人的言论令后者信以为真。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前不久，谢尔比茨基变得十分活跃，竭力跟踪克里姆林宫的事态发展，定期致电和会见原乌克兰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
安德罗波夫当选总书记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未受干扰，但人们总是能够感觉到对抗和相互反击的暗流。双方都不愿意在改善关系方面迈出第一步。否则的话，人们就没有办法解释这样的事实：只要是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谢尔比茨基就从不会走进总书记的办公室。我注意到他们两人之间还很少通电话。
至于吉洪诺夫，他牢记在心的是他在使安德罗波夫成为最高领导人方面的功劳要超过所有其他人，因此觉得完全应当获得安德罗波夫全部的、毫无保留的支持。结果，他的行为如果不是粗鲁无礼的话，那么也算是咄咄逼人的。
“你看，”吉洪诺夫会这样对安德罗波夫说，“你了解行政体系、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的一切。那么经济方面就由我来管了。”
安德罗波夫要求雷日科夫、多尔吉赫和我开列出有关经济管理、计划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亟待处理的问题清单。此时，吉洪诺夫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我们“三人”直接联系各位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国家计委的专家们。这种做法立即制造了紧张状态。为了缓和紧张状态，安德罗波夫在一次会议上说他信任和支持吉洪诺夫。不久之后，他对我说：
“米哈伊尔，请小心不要弄砸了与吉洪诺夫的关系。你知道这个关系此时此刻对于我而言是多么重要。”
我意识到安德罗波夫担心吉洪诺夫会加入到契尔年科的队伍中去。
安德罗波夫需要控制形势，当时的关键就是确保力量平衡。通过提拔阿利耶夫、沃罗特尼科夫、切勃利科夫和利加乔夫，安德罗波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与此同时，在与契尔年科、吉洪诺夫、格里申和谢尔比茨基的关系中，他尽力避免带来任何不利或令人不快的影响，以确保领导团队的所有成员都能够参与他的政治日程，并对此做出贡献。
“你到了我的年纪就会明白的”
我在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之初的几个月与他一起工作的经历，进一步拉近了我们的关系，我感觉到了他的信任。
安德罗波夫上任之后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十分紧急。不久前，在勃列日涅夫的主持下，政治局为应对预算方面的困难提高了面包和棉织品的价格。附有信函的密封文件已经送达各个地区，现在均放在各地区和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保险箱里，预定于1982年12月1日之前的一天启封。
安德罗波夫要求我和雷日科夫审读这个决定，报告我们的结论。为了深入地了解情况，我们请求安德罗波夫让我们看一下预算报告。但他笑着说：
“你们开玩笑吗！我绝不会让你们看预算报告。”
人们一定听说过苏联的预算总是小心收藏起来，而我只是在担任总书记和苏联总统之后才对此有所理解。但我知道主要的“秘密”：我国的预算存有巨大赤字。因此必须经常从个人存款中借债和增加国内债务来弥补。官方的预算报告总是吹嘘拥有预算盈余和支出平衡。
雷日科夫和我的结论是：若将提高面包和棉织品价格作为单一措施，那就不会起作用。安德罗波夫起先听不进这个结论。很显然，他认为这个措施将显示领导层的决心和勇气，而且“人民将会理解和支持”。
我们仍然坚持相反的观点：提价不能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好处。在听取了所有的利弊之后，政治局同意取消先前的有关决议。
我们需要处理的下一个问题是粮食进口问题。与往常一样，我们遇到了政府方面的反对。可以理解的是，苏联的现金不足，但可以看到的更好选择根本不存在。总书记必须拿定主意，最终，安德罗波夫在听取了双方的主张之后，提出从国外购粮的建议。
面对诸如此类的严峻经济困难，安德罗波夫有时的反应显得情绪化：
“哦，你的那份《食品纲要》！”他会这样说。
“这是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纲领，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难道不是我们共同战斗使之获得通过的吗？”我答道，我对这份纲领的关切一点也不比他少，“纲领规定的措施只是还没有能够发挥作用，现在还为时过早！”
“我能够理解，”他表示同意，“但是将工厂现代化、增加肥料供应和提供机器需要很长时间……”
“您以为我不想尽快看到结果吗？”我说。由于不能很快见效，安德罗波夫便采取了一些步骤，我对此存有疑问。我指的是全国范围内加强纪律和秩序的运动，警察突袭地铁、商店、理发店和桑拿浴室，扣押那些工作时间不上班的人。这场运动的特点是安德罗波夫主要依靠克格勃和警察，而不是其他群众组织。他相信这是更有效率的捷径。
在我与安德罗波夫的对话中，我有时表示我不知道这些措施的意义。
“你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就会明白的。”他会这样答道。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许多事情已经从记忆中消失或只留下模糊的印象，但仍有不少人能记得这场“为纪律的斗争”。
纪念列宁的讲话
1983年3月，安德罗波夫打电话给我说，他将在政治局建议由我在纪念列宁113周年诞辰纪念日发表正式讲话。
我多次查阅列宁的著作，认为起草讲话稿并不困难。我开始考虑要说些什么，好像所有的一切都被别人说过和写过很多次了。我不想重复别人的陈词滥调。我和助手们一起完成了第一稿，但读起来同样是空话连篇，大家听了都感到倒胃口。我第一次建立我的讲话概念的尝试显然已经失败了。
然后，我再次阅读列宁的著作，特别是他在十月革命之后写的那些文字，我跳跃着阅读。我读着读着就被革命后的事件吸引住了，开始想象如果要解决列宁面临的问题，那么我将会做些什么。
是的，也许我过于投入了，但读书的确有用。我反复思考列宁的晚期著作，特别是他评估苏维埃国家历史全部历程的文章和讲话，列宁公开承认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他认为重要的是公开承认政策的缺陷，因为过去的错误能够通过新的政策来弥补。如果不从旧政策中汲取教训就不能提出新政策。
我们都感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在直觉上，我们拥有这种感觉已经很长时间了）。重新阅读列宁的著作，让我看到他对许多年来为之奋斗却未能实现的目标感到痛苦。我尽力理解他的困扰是什么，他最后的著述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这些著述对公众保密的原因是什么？很显然，有令人担心的事情，一个危险的实情……
在1985年和之后的几年里，我回顾了在重新发现列宁的过程中产生的许多想法。但我的1983年讲话恪守了当时的政治和思想传统，并没有提到要修正“旧政策”的事。然而，根据苏联和国际媒体的反应，其中的一些观点引发了活跃的讨论。
那些能够在当年读懂政治话语字里行间含义的人们，应当会注意到我说的需要建立社会生产架构，以支撑重工业的进步和创建最先进的消费工业。我所说的有关改变经济结构的看法，是指造成经济畸形的膨胀的军工联合体。
这个讲话还开启了个人在现代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的讨论：当代工业的特性对劳动力的文化和专业方面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包括其技能和纪律，以及我们所说的经济方面的人力因素。这些内容在学术文章中十分平常，但在政治讲话中却完全不同。用吨位和公里而不是用人的因素来作为是否成功的标准是旧的固有习惯做法，这种做法在当时仍然十分流行。
听众期望从我引述列宁的讲话之中寻找隐藏着的事实和风向，我引述了列宁对匆忙做出经济和社会决定的警告、关于财政自给自足的原则以及物质与精神刺激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作用、基于更广泛地理解经济规律和运用市场概念的经济政策，甚至还包括将民主集中制解释为最大限度地发挥主动和独立精神的概念。
当然，只有那些了解我国现状的含义的人才会这样看待我的讲话。大多数人只是注意到了我被挑选发表主旨讲话的事实，他们会想到一年之前发生的类似情形：安德罗波夫就被挑选发表主旨讲话，而他成为了党和政府的二号人物。而现在，他意味深长地要我发表这个主旨讲话，从多方面对我表示支持。这一次，他仿效勃列日涅夫的做法给我提供了向全党发表讲话的机会。一方面，这是一种表示支持的姿态；另一方面，他鼓励我发表对于局势的想法和理解。
出访加拿大
1983年5月中旬，我受加拿大政府邀请，计划出访这个国家。这个邀请是由加拿大农业部长尤金·惠兰[20]于1981年10月访问莫斯科时转达的。出访的时间定为十天。但是，当出访的日子临近时，安德罗波夫突然表示反对：
“去加拿大？现在没有时间出国访问。你可以很方便地略去加拿大行程，我能肯定。”
“但我不能。”我坚持道，“首先，这是政府的正式邀请。其次，我必须会见加拿大农业部长。在粮食种植面积和气候方面，没有其他任何国家与我国如此相像。最后，我需要从乱局中解脱至少十天时间。我在之后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天太长了，”安德罗波夫说，“最多七天。”
5月16日，我抵达加拿大。我国大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21]已经十分出色地安排好了行程。加拿大方面也十分重视这次访问，当时我们两国之间的联系并不多。我还注意到，加拿大方面对我这个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带有一定的好奇心。
这次访问的收获很大。我会见了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22]。与往常一样，他身穿藏青色西服，纽孔上带有象征自由党的玫瑰花标志。开始，他显得有些矜持，但很快我们就投入到交谈之中，以至于我们的讨论超过了预定的时间。
自那时起，我与特鲁多就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且，加拿大报刊声称在西方“发现了戈尔巴乔夫”。
不过，我对加拿大七天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四处走访，看看该国经济是如何运转的。
首先，我们乘车去渥太华附近参观国家畜牧研究中心、温室、农场、农产品加工厂和温莎附近的重型卡车生产厂。从那里，我们去了多伦多，然后再去阿尔伯塔省——加拿大最大的农业地区。我们参观了卡尔加里附近的一些大牧场，牧民们全年在室外牧场放牧牛群。
在观看当地牧民劳动时，我努力要搞清楚他们取得如此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们参观的是一座2000公顷大的阿尔伯塔牧场，每头奶牛的牛奶年产量是4700公斤。牧场的一个大棚子里有装备齐全的专门机械和维护设备。还有铝制粮食储藏罐、两座房子和几辆汽车。这是一位成功的牧场主，我与他进行了交谈：
“你有几个工人？”我问。
“两三个固定工，收获季节再雇用更多的人手。”
在参观了整个牧场之后，我提出了我的主要问题：
“看，几个月前，上一个年份就结束了。你一定知道过去这一年的成本和收入。底线在哪里？”
这位牧场主用征询的目光看着农业部长，好像是在问他是否应该对我说。惠兰大笑起来：
“跟他说实话。”
“说实在的，”牧场主说，“要是没有补贴和贷款我就不能生存下去。”
我向他提出的度假问题让他感到困惑。什么假期？我们有农牧场节日，有骑马和骑公牛的竞赛。我们只是全家出去一两天，这就是我们的度假。我们不在时没有人替我们打理牧场。这是一种“自我约束”。我当时就在想我国有多少集体农庄的农民和机师愿意像他们一样受到这种约束。
在保持大型集体农庄的福利的情况下，很难吸引农民回到单干农业中去。
“为什么会是这样？”我问惠兰，“为什么如此高的粮食和奶产品产量还需要补贴？”
“米哈伊尔，”部长说道，“今天的农业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就不能在任何国家存在下去。我们的农业贷款有好几百亿，美国有好几千亿。这就是原因。顺便说一句，我们通过出口粮食来弥补成本。”
因此，土地所有制的推动还需要国家的支持！
第三天，我们的日程中有一个令人愉快的安排。农业部长惠兰邀请我们代表团到他家作客，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他的农民朋友们。在场的大约有40人。晚饭后，讨论继续进行，话题包括出名的盘子大小的牛排，当然还有威士忌。这是一次有趣而有成效的讨论，一次十分亲切的聚会。但是，第二天早上七点，当我们还在睡觉时，加拿大广播电台播出了令人震惊的消息，说我在部长家里参加过招待会之后突发心脏病去世。
这则消息显然是要说戈尔巴乔夫成为了加拿大盛情好客的牺牲品。惠兰和雅科夫列夫一道在上午八点钟公开否认了这则错误报道。但是，这则消息还是传遍了加拿大。在下一个记者会上，有人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告诉他们有关我们之间的开放和有趣的讨论、美味佳肴和诚挚的干杯，我们那晚睡得很好。
在回答有关这个事件的问题时，我引用了马克·吐温的著名词句：有关我去世的谣言被极端地夸大了。加拿大人对我轻描淡写应对这个令人尴尬的事件表示感激。
但还有更难的问题我必须回答。加拿大电台（后来才发现这是一家美国电台）要求做一个简短的采访。惠兰与我一同前往，我说：
“你可以问你的问题，但时间很短。”
“好的，那么我只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在这里的报刊上读到这样的消息：现任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正在推荐一位接班人。这次派你到加拿大的原因是要让你看看世界，看看其他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你对此有什么评论？”
我的回答十分简洁：
“那些追求轰动效应的记者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和明确。贵国的农业部长访问了苏联，去了很多地方，看到了很多东西，并与我们的人民交谈。作为答谢，加拿大政府邀请我访问贵国，我就接受了这个邀请。”
我知道这个具有挑衅性的采访会报告给安德罗波夫。所以，回到莫斯科之后，我认为最好由我自己向安德罗波夫汇报此事。他微笑着做了一个不去管它的肢体语言。我明白他已经知道事情的所有经过。
在与加拿大议会议员会见的过程中，我与议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其中一位议员原为检察官，肆意谴责苏联大使馆的活动。他称苏联大使馆为间谍的巢穴。他还呼吁其他议员不要相信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说辞。
我站起来回答道：
“我对这个抨击感到震惊。我国大使馆在加拿大的工作取得了成功，有助于扩大我们两国的合作。至少，这是特鲁多总理的看法。因此，恕我直言，那样的说法是一种间谍狂躁症的症状。”
接着，我说道：
“在我国的历史中，我们已经听到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抨击。大家知道中亚共和国有种说法：‘犬吠、风吹，队伍前行。’这就是我给检察官先生的回答。”
在加拿大议会的这次讨论或交火（我甚至愿意这样称呼它）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当时正值冷战冲突达到极为紧张和激烈的时刻。
回到国内，我应邀到社会科学院做一个讲座，听众是各地区农工部门的代表。由于我没有时间准备一个关于农工问题的完整讲座，所以我着重列出了几个主要问题。我还被要求讲一下对加拿大的访问。这次访问引发了我许多的思考，我与听众分享了我的几点结论。我讲到了在提高产量和高效管理资源方面经济刺激措施减弱的情况，讲到了缺乏高效的经济机制，讲到了由于各自为政和相互冲突的政府机构造成经济管理协调性差。我尤其强调了农业与工业之间交换的不平等现象。我的结论是：“没有可持续的、技术先进的农业部门，就没有国民经济的稳定。”
我对加拿大讲得很少，因为我不愿让听众感到不安。我们两国之间在历史、经济条件、农业技术和农业效益方面的差距十分巨大。
家庭
工作不仅让我分身乏术，而且也影响到了我的家人。赖莎和孩子们并不是仅仅旁观我的追求和努力。他们看到了我所克服的挑战，并给了我全力的支持，帮助维持“我们城堡”内的和平、和谐和理解。
当然，我的家庭并不完全围绕我的政治生涯运转。我们的家庭还要忙其他的事情，经历人生种种的甜酸苦辣。
我们最快乐的时刻是我们的大外孙女克谢尼娅于1980年出生。与赖莎和伊琳娜一样，克谢尼娅也是在1月21日出生的。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正如一位诗人所言：“在孙辈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生命的重生。”
赖莎收到邀请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村庄做新的社会调查，她曾在那里为她的博士论文收集资料。这些邀请函语气恳切，提出的建议也很吸引人，但我们在莫斯科的忙碌生活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做社会调查的空间。
我们很难从莫斯科分身，我们一直请我的母亲和赖莎的父母来莫斯科与我们同住。起初，他们来得十分频繁，也很高兴，但他们的年龄逐渐影响到了他们的行动能力。由于疾病和衰弱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每次来莫斯科也变得愈加困难。我们竭尽全力帮助父母，提供接待、医疗、钞票、衣服和食品，为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一切。这就是我们家的“前线”，范围从我们的外孙女到我们的父母。而最重要的是要照顾赖莎的弟弟热尼亚，他的身体状况由于酗酒而每况愈下。
如上文所述，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从医学院毕业。
阿纳托利被分配到V.萨韦利耶夫[23]院士领导下的莫斯科市立医院外科工作。他在进医院的初期经历了许多艰难的考验，但他逐渐掌握了必要的技术和知识，开始承接研究项目。最终，他在职获得了博士学位。
简言之，我们的家庭越来越融入到苏联大都市的生活之中。我们的朋友圈子越来越大，我们也越来越感到自己是莫斯科人。
安德罗波夫的离去
1983年夏，我们对于变革的最佳期望正在化为泡影。安德罗波夫突然身患重病，他的肾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一段时间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他的身体状况。但随着他的健康程度急剧变坏，从外表上已经能够看得出来病情了。他的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嗓音也沙哑起来。就在不久之前，当有人进入他的办公室时，安德罗波夫就会站起身来，绕过桌子来到来访者面前握手欢迎。而现在，他只能坐在他的座位上伸出他的手，走路对他来说越来越困难了。
他必须定期接受透析治疗以净化血液，每星期一次，然后每星期两次，再后来次数更多。他的病情已经掩盖不住了，因为在接受治疗期间，他的胳膊上需要留一些管子，而大家都能看到这些固定在腕部以上的管子。
一个恶毒的谣言在党的机构中到处流传：“他已经没治了。”对于那些高级干部来说，安德罗波夫患病如同天赐良机，他们纷纷从各处探出头来。开始他们只是在角落里偷偷地低声议论，很快他们就不再掩饰他们那幸灾乐祸的预言。他们在争取时间，这在1983年6月中央全会的筹备期间变得十分明显。
关于召开一次有关意识形态政策的中央全会的建议是由安德罗波夫提出的。他对苏联社会中政治、思想和道德的沦丧感到担心，希望举行这样的高层讨论能够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影响力。
根据克里姆林宫的等级制度，契尔年科负责主管意识形态，因此也负责起草主旨讲话。由于总书记的病情不再是秘密，以基米亚宁为首的“意识形态集团”在契尔年科的支持下信心大增。他们更加巩固和坚强，将这个讲话视为正式重申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宣言书。
政治局没有插手讲话的起草工作。当讲话稿传阅时，我看过之后立即去见安德罗波夫：
“这是不可接受的！在上一次讨论意识形态的中央全会二十五年之后，竟然要发表这样的讲话吗？”
最糟糕的是，讲话稿故意大量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安德罗波夫的讲话或文字。这样，他的名字和政策就与勃列日涅夫的陈腐统治和基米亚宁集团打上的类似印记联系到一起了。我将这个讲话稿视为一次明白无误的挑战。
我建议如果安德罗波夫不反对的话，我应当去找契尔年科谈话，但无论这次谈话的结果如何，安德罗波夫都应在全会上发表讲话。我与契尔年科见面时，十分策略地说出小心翼翼的暗示：
“这份讲话稿确实汇集了丰富的资料，但当你阅读文本的时候会发现与我们近几个月所做的事情之间缺乏逻辑联系。最重要的是，讲话稿未能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做彻底和坚定的讨论。也许这份讲话稿删掉三分之一并集中讨论关键问题的话，就会更加有力。”
唉！这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最像外交辞令的表达了。我希望契尔年科至少会让我参加对讲话稿的定稿工作。但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
“感谢你读了这份稿子，”他说道，目光十分冷淡，“我已经考虑过许多的版本，但我决定用这个版本。我会考虑你的意见。”
就这样结束了，什么都没有改变。我的建议被忽略，后来还听说了这样的评论：我的拜访被视为傲慢之举，目的是要教训和点拨一番。我再次请求安德罗波夫发表讲话，以挽救这次全会。
契尔年科宣读讲话稿时，我观察了安德罗波夫的反应。当读到基米亚宁撰写的废话连篇的部分时，安德罗波夫的表情暗淡下来。这时他给我打手势要我过去，对我说：
“中间休息后，你坐到我这把椅子上来主持会议。”
只有那些在当时深知担任会议主席含义的人，才能知道这对契尔年科的打击是多么沉重。中间休息之后，他坐到最边上的座位上去，不再听会议的讨论。直到他被要求主持第二天的会议时，他才从丢面子的感觉中恢复过来。
安德罗波夫和我讨论了全会的结果，我们都认为其过程完全是按照契尔年科团队的安排进行的。换言之，全会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
这次中央全会是政治上的里程碑，在此之后我们开始再次失去强劲的势头。
9月，安德罗波夫去克里米亚度假。我与他保持固定的电话联系，感到他的身体好像正在恢复之中。一次，我给他打电话，得知他移到山上的另一座别墅去了，那个地方叫杜勃拉瓦。
我对此丝毫不感到吃惊，因为我们一起在基斯洛沃茨克度假时就知道他很喜欢高山而不是大海。此外，医生不许他沐浴和游泳，安德罗波夫下水时会感到过度紧张。
两个小时之后，安德罗波夫亲自给我打电话：
“你打电话了吗？”
“是的，我想向您简单汇报一下情况。”
“我搬到了杜勃拉瓦，要住那么几天。这个地方真不错，天气也棒极了。”
我从他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他的精神状况很好，在很长时间里已经不是这样了。显然，山间的空气和大自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我很难想象他再也不能像这样轻松快乐了。
两三天之后，我得知安德罗波夫病情加重。我不清楚治疗情况的细节，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他是如何患上感冒的。安德罗波夫被紧急送到他在克里米亚的别墅，然后又用飞机送到莫斯科，接着直接送到总医院（为苏联精英服务的主要医院）。这样，一段最为痛苦的阶段开始了，度过每一天都十分艰难……
首先，安德罗波夫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看到他的情形不禁让人感到心中不忍。我们有规律地通电话。如得到医生的允许，我会去医院探视他。几乎所有党的领导层成员都到他的床边探视，每个人来的次数多少不等。一些人是来支持他，另一些人是来看看他存活的机会。10月和11月就这么过去了。当他意识到克里姆林宫情况的变化和正在上演的密谋活动时，安德罗波夫的病痛加剧了。
考虑到总书记的病情，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会议由契尔年科主持。安德罗波夫只是派我主持了为数不多的几次书记处会议。我想吉洪诺夫曾试图主持政治局会议，但没有成功。他的尝试主要是由于安德罗波夫的干预而受到了约束。总书记虽然身患重病，但他的头脑十分清楚。
不久之前在克里米亚，安德罗波夫在电话里告诉我必须在预定于11月召开的中央全会的发言讨论之后做总结发言。
“我真的需要这么做吗？”我问道，因为我意识到政治局同事们对此十分敏感。
“你必须这么做，”安德罗波夫坚持道，“去撰写为总结全会讨论而专门预备的讲话稿。我回去后我们把它过一下。”
我开始筹划我的讲话，分析过去九个月的政治和现实成果。就在那个时候，吉洪诺夫度假归来。当他听说我将在全会上讲话时，他立即给安德罗波夫打电话，说既然戈尔巴乔夫将发表讲话，他也要发言。
“我怎么去对他说？”安德罗波夫在电话里说道，“我说如果你愿意发表讲话，我们表示欢迎。准备好去讲吧。”
围绕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的勾心斗角，为初见端倪的权力斗争染上了丑恶的色彩。政治局的谈话和闲言碎语留下了不佳的余韵，感觉好像将人活埋似的。所有这些最终导致了安德罗波夫的愤怒爆发。
12月的一天，我刚进办公室，雷日科夫就闯了进来：
“安德罗波夫刚给我打来电话，他发火了。他说：‘这么说你们已经在政治局决定要更换总书记了？’我说：‘根本没有，我们没有讨论这样的问题。’但他不能平静下来。”
我立即给医院打电话，获准第二天探视安德罗波夫。
我走进房间，安德罗波夫坐在安乐椅上，吃力地对我微笑。我们相互致意并像朋友那样拥抱。自从上一次见到安德罗波夫以来，他的变化令人惊讶：面如土灰、目光黯淡。他几乎没有抬起他的眼皮，而且坐在安乐椅上也似乎很费劲。我不得不尽力不去避免与他的目光对视，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掩饰我的震惊。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安德罗波夫。
他的助手，主要是拉普捷夫[24]和沃尔斯基[25]，几乎每天都来看他。也许他们建议起草了安德罗波夫的讲话稿，发给中央委员会委员传阅。
安德罗波夫亲自修改了讲话稿，亲手写道：“考虑到我的重病和国家的利益以及党和国家领导工作延续的需要，我提议由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主持书记处工作。”
中央全会召开前，安德罗波夫的讲话稿发给各位中央委员。但总书记亲自加上的书写内容不见了（！）。
全会听取了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巴依巴科夫和财政部长瓦西里·加尔布佐夫所做的报告，批准了年度计划和预算，选举沃罗特尼科夫和索洛缅采夫为政治局委员、切勃利科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利加乔夫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吉洪诺夫和我在讨论环节发表讲话。
那些从总书记亲手交办的讲话稿中删除和增添建议的人们，已经意识到我们就要挑选党的新领导人了。
安德罗波夫的去世使我感到十分难受。苏联领导层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与我的关系是如此亲近。我始终感受到安德罗波夫朋友般的支持和信任。在他与我的关系之中，他从未摆出那种对人施恩的傲慢架势，而久经历练的政治领导人长期以来早已习惯于决定人们的命运。我不能说他完全对我公开和分享他的想法，但他从未回避我提出的问题。
即使是在政治局内，对总书记去世的反应差别也很大。一些人面带悲痛之色，另一些人则难掩欣慰表情。一些中央委员会书记显得兴高采烈，不在乎别人看到。
毫无疑问，尤里·安德罗波夫具有杰出的、英雄般的、孕育于大自然的个性，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坚定不移地与我们称之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所有一切进行斗争，包括偏袒、密室阴谋、内斗、腐败、马虎松懈和严重的官僚作风。他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公众的期望。
实际情况是，我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厌恶官僚主义和抗拒一切权威的氛围，勃列日涅夫晚年的统治更是强化了这种氛围。这就是安德罗波夫极为强硬的举措能够带来希望的原因。
安德罗波夫的举措被视为更广阔和更深刻改革的开端。国内对改革的热切期望被称为“安德罗波夫现象”。根据我的理解，这是指全国范围的期望和希望，由新领导人的上任以及对勃列日涅夫时期所有消极方面的否定而激发出来。
关键问题在于，如果安德罗波夫的命运发生了不同的变化，那么他是否会走得更远，是否会对国家进行激进的变革？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他会，但不大可能实行激进的改革。
我时常在想，安德罗波夫对斯大林暴力的了解超过任何其他人，那么为什么他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呢？他看到勃列日涅夫试图恢复斯大林的名誉及其社会秩序的模式，但他甚至没有尝试干预一下。而且，安德罗波夫在匈牙利事件、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和阿富汗战争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在压制不同意识形态的时期，甚至谈论自由和人权都被冠上刑事犯罪的罪名。
也许，安德罗波夫长期在克格勃任职的经历，以及这个被严重洗脑的系统，给他的性格和价值观打上了不可消除的印记，造成了他的生性多疑，他在一定意义上注定要为这个制度服务。
不。安德罗波夫不会越过界限去进行赫鲁晓夫式的激进变革，后者未能对制度进行改革。也许，命运决定了他要在遇到那些问题之前离开人世，这些问题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他本人理想的破灭，也将造成人们对他的期望破灭。
安德罗波夫的当政时间不长，但给人带来了希望。我常常会想起北高加索山峦下基斯洛沃茨克温泉镇的那个南方夜晚：天空群星璀璨，眼前篝火正旺，安德罗波夫盯着火焰陷入了梦幻般的沉思之中。他身边的磁带录音机播放着苏联歌唱家尤里·维兹伯尔的歌曲，安德罗波夫非常喜欢这首歌曲：
谁需要？没人需要。
谁在乎？没人在乎。
契尔年科：一个病人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
我认为乌斯季诺夫是当时继任安德罗波夫职务的最合适人选，尽管他已经75岁了。
原因是什么？乌斯季诺夫也许是能够延续安德罗波夫政治进程的唯一人选。他们两人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乌斯季诺夫能够维持和继续安德罗波夫发动的变革。此外，他是党和国家具有很高威望的人物。
我（尽我所能）拥戴乌斯季诺夫，因为我看不到其他的人选。一些人没有这个能力，而其他人则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去承担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责任。乌斯季诺夫能够迅速做一些有用的工作，同时准备对党的领导层做新的调整。
后来我得知，讨论中的人选还包括我自己。
安德罗波夫葬礼后的两三天，赖莎去探访了安德罗波夫的遗孀塔吉扬娜。塔吉扬娜病倒了，情绪不稳。她坐在床上，大声地抱怨道：“他们为什么选契尔年科？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尤里选的是米哈伊尔。”
赖莎让她平静下来，打断她的话头。
在一定意义上，这个事情与当时流传的一种说法形成了共鸣，即安德罗波夫在12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稿被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修改过了。
还有另一件事情。有一个与我一起共事多年的同事回顾了他与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格奥尔基·科尔尼延科[26]的一次谈话。科尔尼延科引述葛罗米柯的话说，安德罗波夫去世之后，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和契尔年科立即开了一个“私下”会议，但据称他们没有办法就新任总书记的人选达成一致意见。与此同时，据称乌斯季诺夫说要由政治局做出决定。至于他本人的意见，乌斯季诺夫说他将提名戈尔巴乔夫。
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但还有另外一个证据。
这次私下会议在总务部副主任办公室举行。谈话结束后，契尔年科留在办公室里没有出来。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吉洪诺夫来到走廊，他们的助手和保卫人员都在那里等待，当时都无法控制住他们的好奇心。幸运的是，吉洪诺夫的听力不行，就像其他部分丧失听力的人一样，会比普通人说话的声音大一些。所以，按照在场的人的说法，吉洪诺夫突然大声说话，引得走廊里的所有人都向他看去。他说道：“即使如此，我认为我们采取了正确的行动。米哈伊尔还年轻，他能否堪此重任还不清楚。科斯佳[27]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要再一次强调我不知道这些版本中的哪一个与事实最为接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私下决定了对契尔年科的提名。不过，乌斯季诺夫后来亲口告诉我，他和安德罗波夫支持对戈尔巴乔夫的提名。他没有费心解释为何出了不同的结果。当然，我从未去问这个问题。
无论如何，选举新任总书记的过程极为简单，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平淡乏味的事。吉洪诺夫极为活跃的做派决定了一切。契尔年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宣布政治局会议开始，吉洪诺夫为防止乌斯季诺夫采取任何出乎意料的行动，提出了议程问题，立即提议选举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为总书记。
也许，乌斯季诺夫指望契尔年科因自己的身体原因会表示拒绝，退出选举。契尔年科本应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无力承担管理国家的重任。但事情的发展不是这样。按照传统，这样的政治局特别会议不会对有关动议提出反对意见。所有人都赞成吉洪诺夫的提议，对契尔年科投了赞成票，包括我自己。这样做的正当理由很简单：重要的是不能出现分裂。
“科斯佳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吉洪诺夫曾说过这句话。对于吉洪诺夫的举动，可以这样理解：吉洪诺夫曾希望他本人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任总书记。不过，具有特殊个性的契尔年科成为一个伟大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这件事，令观众感到震惊。但愿新领导人会是另一位更有活力或更加年轻的人，但情况不是如此。
政治局会议之后的几天里，乌斯季诺夫显得心情沮丧。他本来是个心情开朗和热爱生活的人，难得有什么事情能够改变他的乐观秉性，但他此时变得沉默和退缩了。在中央全会上，我看到了与会者脸上的不同表情。那些到了退休年龄的人和那些已经退休但还保持中央委员身份的人，似乎都克服了恐惧，度过了安德罗波夫的革新时代，欢呼给他们带来希望的时代又回来了。这就是平静和稳定的时代，换言之就是勃列日涅夫的时代。
我们把什么样的人放到总书记这个岗位上了呢？伟大的超级大国不能只是由一个身体虚弱的人来领导，这个人已经重病在身，所有的打算和目标都毫无用处。这对所有人而言都不是秘密，这在所有人的眼里都再明显不过了。他的虚弱、呼吸困难（他患有肺气肿）和气短都无法隐瞒下去。陪同玛格丽特·撒切尔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的医生，在不久之后就预测了契尔年科余下的生命时间，他的误差只有几个星期。
安德罗波夫的去世和契尔年科当选总书记，给了那些反对任何形式改革的人以新的希望。他们不再掩饰他们的目的，对契尔年科施加压力，要求停止安德罗波夫倡导的做法，摈弃他的工作作风。
包括我在内的安德罗波夫的支持者，比其他人更先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对此，我并不感到吃惊。早在1983年，安德罗波夫的身体状况就已经大不如前，我听说有人忙着搜寻对戈尔巴乔夫不利的材料。甚至连一些行政机关也参与了这场“搜寻”。后来我成为总书记后，从新任内务部长亚历山大·弗拉索夫[28]那里得知了所有细节。
所以，我从精神上做好了应对这些阴谋活动的准备，知道有人企图实施策划已久的除掉戈尔巴乔夫的计划。这在首次政治局会议开始讨论分配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责时就凸显出来了。
总书记全面掌握大权和负责领导政治局的工作，这当然不成问题。我被授权负责主管书记处的工作。吉洪诺夫将自己想象为一个仲裁者。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让戈尔巴乔夫负责书记处，”他十分粗鲁地说道，“你们知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是主管农业的。我担心书记处会忙于农业问题，他会将书记处作为施加压力的工具。矛盾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了。”
我就坐在那里听，没有讲话。
乌斯季诺夫不同意吉洪诺夫的说法，指出戈尔巴乔夫已经在主管书记处了，并没有“矛盾”出现。吉洪诺夫没有能力立即将戈尔巴乔夫排除出去。格里申和葛罗米柯则开始回避问题的解决，基本上是站在吉洪诺夫一边。但他们仍然未能清除主要的障碍——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试图说些什么，也试图坚持些什么，但他看上去已感到疲倦。我感到这出戏里的角色已经预先定好了。契尔年科担任总书记期间，任命我负责书记处的决定从来就没有正式获得通过。
事实上，我继续承担着主管书记处的工作，并始终向新任总书记汇报。我们定期举行书记处会议，讨论许多党务、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而且，随着书记处开始更加卓有成效地发挥作用，对其组成人员的期望也在提高。这使得吉洪诺夫感到懊恼，也使得外交部，尤其是总书记的仆从们感到不快。
吉洪诺夫不断地坚持进行削弱书记处的活动。他试图讨好利加乔夫，但好像不怎么成功。对于弗拉基米尔·多尔吉赫，吉洪诺夫采取了观察考验的手法，当面允诺他继任部长会议主席。此时，多尔吉赫将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部长会议主席“领地”内的没完没了的会议和对话之上。
无论如何，在不到三个月之内，书记处已经在党内，特别是在中央、在莫斯科显示了其存在。一些人千方百计地想来参加会议，另一些人则害怕参加会议。吉洪诺夫感到愤怒，表达了他的不满，并且不信任书记处的工作。
在这段困难时期里，乌斯季诺夫一直支持我，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我还必须提到从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那里得到了实际的和道义上的支持，我们还一起卓有成效地工作。甚至基米亚宁也与我经常见面，建设性地解决问题。
总之，我信心十足，以哲学的路径处理所有问题。我不再提出已经正式载入政治局决议的有关我在书记处的工作岗位问题。我遵循我长期以来恪守的原则——生活将会化解一切问题。
契尔年科突然在4月30日邀我去见他。我以为我们将讨论就要来临的五一节问题。但是，谈话立即就使人感到很不舒服。他说话的思路并不连贯，称他不打算再耽搁在一些问题上做出决定。他说他感到了压力，这造成了政府工作的分裂和不协调。
我问道：“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你在说些什么？”
“关于书记处的领导问题。”他答道。
“您不用为此担心。既然我们在这里谈论信任，我们可以在政治局解决这个问题。我要听同事们谈谈我的缺点和失败，因为他们都具有智慧和经验。现在的问题不会是我是否留在政治局之内的问题吧？”我问道。
“不是，你在说些什么？”契尔年科不解地嘟囔着。这时，我的情绪上来了，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独白：
“如果事情就是这么办的话，那么我有权知道我的对手们想要我怎么样、对我的批评是什么。我们需要对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工作做出评价。有些人对于书记处重新发挥作用的事实感到不快。作为总书记，您应当考虑所有这些问题，并做出决定。我能看到有人是如何抢班夺权的，其结果可能非常危险。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应当解决问题的原因，但是我们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家领导层正面临复杂的形势，我们大家都需要进行坦率的讨论。问题不会自行消失，我们不应当视而不见。”
契尔年科要我重新把我的想法讲一遍，但要讲得慢一点，他要做笔记。我们同意在5月3日举行政治局会议，互祝五一节快乐，然后就道别了。我离开的时候心里感到苦涩。考虑到总书记犹豫不决和动摇不定的立场，我发现不可能预测事情发展的结果。
那天晚上，乌斯季诺夫打来电话，祝我节日快乐，建议我早点回家。领导层的好几位成员——乌斯季诺夫、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和其他人每天工作12小时——14小时，晚上也工作到很晚。我对他表示感谢，由于还在想刚才的那件事，我对乌斯季诺夫说了与契尔年科谈话的事。
乌斯季诺夫感到震惊，将此事视为一个巨大的阴谋。他赞成我的立场，建议我要坚定地坚持住，不要担心，因为他认为这些反对我的阴谋都注定会失败。
我们于5月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议程上的所有问题。但是，我与总书记讨论的问题并没有列入议程。结果，乌斯季诺夫提议契尔年科不要听信吉洪诺夫及其同伙的谗言。
两三天之后，契尔年科告诉我：“我考虑了这个问题，决定不把它提出来讨论。继续做你现在一直承担的工作就是了。”
我记得是在1989年，吉洪诺夫给我写信请求宽恕，表示愿意参与经济改革。但是，那些年通过契尔年科给我施加的压力并没有停止。这就是我乐意抓住一切机会离开莫斯科到外地去巡视的原因。
在整个1984年，中央的整体环境中充满了阴谋、密谋和流言蜚语。契尔年科的病情不断加重，政治局的情况越来越糟，内部争斗日趋激烈。我不想描述当时的是非曲直，没有必要这样做，大家都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不过，苏联意识形态问题工作小组会议显示出了这些阴谋的形式。
契尔年科亲自确定了会议的主题：贯彻1983年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通过的决议。由于我负责意识形态工作，所以基米亚宁要我做主题报告。意识形态工作原本属于契尔年科的负责范围。
总务部给我发来了起草报告用的材料，我读后深感失望。这些材料都是些典型的基米亚宁式的陈词滥调、惯常的意识形态说教、一堆常见的准则和其他空洞的说辞。看样子他们只是想打击我的名誉，但这反而给了我更大的动力。
我组织了一个小组，成员包括瓦季姆·梅德韦杰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当时任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内尔·比克宁[29]和瓦莱丽·博尔金[30]。我要抓住这个机会超越6月的中央全会，那次全会在我看来是灾难性的。在筹备会议期间，我们对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很感兴趣，这些问题包括财产、我国社会中工业关系的性质、利益的作用、社会公正、商品——货币关系等等。我们的工作很出色，最终收录了一些有意义的、严肃的材料。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感到高兴。基米亚宁感到心烦意乱，借此大做文章。我把报告的文本给他的时候，基米亚宁没有发表什么有意义的评论，只是建议我更加突出党在现阶段的领导作用。但在此后与梅德韦杰夫的谈话中，基米亚宁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份报告被搞砸了。
会议代表已经抵达莫斯科，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会议召开之前的下午4点，契尔年科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会议必须取消。
契尔年科对我说，由于党的代表大会很快就要召开，我们需要做准备和收集建议，所以他认为并不适宜举行意识形态会议。我从他讲话的语调中可以听出还有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我认为不管这个人是谁，他都在努力确保我们羸弱和犹豫的掌门人能够坚定地站稳立场。
对于这个出乎意料的变故，我感到愤怒。我以十分激烈的方式表示抗议。也许我显得缺乏自制，但总书记身边的那些亲信玩弄的阴谋令我怒不可遏。我提醒契尔年科，参加会议的代表已经从全国各地来到首都。我说我看不出有任何人能够解释会议取消的原因。这样做是没有借口的，因为这会挑起公众的争议。
我在结束讲话时对总书记提了一个问题：“到底是谁在误导您？”
“好吧，那么，”契尔年科说道，“会议照开，但不要对这事小题大做了。”
会议照常举行，并取得了成功。在会议报告中，我详细阐述了社会民主化的主题。这次会议与前些年的那些只是充满了意识形态鼓动性的讲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在这次会议上，我的讲话具有路径的新颖性，讨论也具有创造性。甚至报告的标题《关于至关重要的人民的创造性》也是发人深思的。
会议代表坚持要求将会议报告公开发表，我告诉大家我们将会这样做。但是，唉，《真理报》只是发表了短短的报告提要。为了抵消会议的影响，契尔年科迅速撰写了一篇文章，立即在12月号的《共产党人》上发表。
1984年发生了另一个引起巨大反响的事件。
6月12日，我作为苏联代表团的正式成员正出席经互会成员国的一个经济会议时，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一个通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31]去世了。他在出席一次公共集会时毫无征兆地死去。
我们决定苏联共产党将派出代表团参加他的葬礼，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鲍里斯·波诺马廖夫表示他将前往意大利。但是，波诺马廖夫与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的关系很不好，他的到场将引起巨大的争议。总书记的助手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和国际部干部瓦季姆·扎格拉金[32]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清楚地说明了这个情况。在与意大利方面商量之后，苏共中央决定派我去参加葬礼。
我没有与贝林格单独会见过，但我清楚地记得他在苏共党代会上发表的演讲。他的语调十分平稳，没有典型的意大利人的那种抑扬顿挫，但在他的演讲中，他总是显得“毅然决然”。
在我们去罗马的航程中，我与扎格拉金和顿涅茨克地区党委书记瓦西里·米罗诺夫[33]对此和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的准备工作十分仓促，甚至没有来得及收到政治局的任何特别指示，但政治局要求我们从总体上讨论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
我们在罗马的所见所闻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意大利进行了全国性哀悼，数十万人参加了葬礼。我们与贾恩卡洛·巴叶塔[34]站在中央委员会大楼的阳台上，悼念队伍从我们面前走过，特地向苏共中央代表团表示敬意。
有人当时向我提问：“你看到意大利人安葬贝林格的情景有何想法和感受？”
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至少在当时是这样。整个意大利和所有政治组织的领导人都来向贝林格做最后的告别。国家总统亚历山德罗·佩尔蒂尼[35]代表全国向这位反对党领导人的陵墓鞠躬。这对我们的思维方式而言是非同寻常的行为，而且是不同的政治文化。
6月13日当天晚上，我们在苏联大使馆的别墅会见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成员，包括保罗·布法利尼[36]、赫拉尔多·基亚罗蒙特[37]、阿曼多·科苏塔[38]、阿达尔维托·米努奇[39]、贾恩卡洛·巴叶塔、雨果·佩奇奥利[40]、安东尼奥·鲁比[41]和齐奥瓦尼·瑟韦提。
我们进行了诚挚的谈话，但是话题讲着讲着又绕回来了。最终，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说道：“没问题。你们已经说了一百万次了：你们是自由和独立的，你们不承认任何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领导或任何中央权威的存在。我们已经确认两百万次了：你们是自由和独立的，而且没有所谓的中央权威的存在。好了，下一个话题是什么？”
我们的意大利朋友们窘迫地看着我们。
“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开会了。”我建议道，“我们可以共同分析世界上已经形成的新形势，一起考虑这些问题，相互交流看法。”
谈话彻夜进行，当我们在早上道别时，我们似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相互理解。
第二天，6月14日，我会见了佩尔蒂尼总统。我十分吃惊地看到他的民主特性、对我国人民的真挚感情和对苏联所取得的反法西斯胜利的尊重。佩尔蒂尼本人也参加过抵抗运动。我对于他的和蔼风格和直率看法印象深刻。总统号召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进行合作。这是一次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会见，我们拥抱道别时的情感是发自内心的。
同一天我们飞回莫斯科，巴叶塔和鲁比陪同我们前往机场。很显然，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前一天已经确立了立场。我们坐在桌前，巨大的玻璃窗外面传来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我们互相握手道别，同意我们两党需要建立友好关系，进行合作和相互交流。
我提交给政治局的有关此行的报告中也贯穿了同样的精神。
1984年底，我到英国访问，这是在莫斯科意识形态会议后不久。我率领一个最高苏维埃代表团于12月15日抵达伦敦。代表团成员包括院士叶夫根尼·韦利霍夫[42]以及两名外交官列昂尼德·扎米亚京[43]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这次访问之前，类似的代表团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没有访问过英国。由于两国的关系在那些年里十分复杂，所以需要这样的访问。
我们总是把议会机构的访问视为礼节性和形式上的访问，所以外交部的官员显然没有特别重视我们的访问。
但是，意义完全不同的事件发生了。
正是在英国议会，我第一次将这几年来我一直思考的有关外交政策和世界秩序的观察和想法做了正式的阐述。
我的讲话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过，但我只是想重述几个要点：核世纪决定了对“新政治思维”的需要；今日之战争威胁的确存在；“冷战”是非正常的关系状态，制造了战争威胁；任何一方都不能在核战争中取胜；任何一方都不能以威胁另一方为代价来构建本方的安全；我们与我们的西方伙伴一样准备就限制军备和裁军进行谈判，特别是就削减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
在我们代表团访问英国的第二天，我与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会见得到了媒体的大量报道。我们在首相的夏季乡村别墅会见，首相与她的先生丹尼斯[44]和其他大臣们在那里等候我们。我们在入口处碰上了记者们，我们四个人在那里拍了合影（撒切尔夫人很客气地打手势告诉我们站的地方和姿势）。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后来对这张照片做了不同的解释，声称撒切尔夫人是在仔细地察看赖莎的外套。
我们的会见由共进午餐开始。玛格丽特和我坐在桌子的一侧，丹尼斯和赖莎坐在我们对面的另一侧。一切都是那么体面和气派，但午餐时的对话却变得尖锐起来。
当时，我对玛格丽特说：“我知道你是一位坚持原则和价值观的人，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但你要记住坐在你旁边的是同一种类型的人。此外，我应当告诉你的是，我没有接到政治局任何有关要劝说你加入共产党的指示。”
我说到这里时，她会心地大笑起来。原先的正式、客气和有些尖锐的谈话变成了开放和有趣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话题集中在我次日要对英国议会发表的讲话上。
午饭后，正式会谈开始。扎米亚京和雅科夫列夫参加了会谈。开始，我们都使用事先准备好的文稿，但后来我将文稿抛到一边，撒切尔夫人则将她的文稿扔回包里。我在首相面前摊开一张画有1000个小方格的图表。我们制造的核武器都平均分布在这些小方格里。这些武器的千分之一就足以摧毁地球生命的基础。
撒切尔夫人的反应显得富有表现力和激情，我认为这是出于她的真心。无论如何，会谈已经转变为有关核武器和核安全的政治对话。
在正式会谈举行期间，按照礼宾规定赖莎由三四位政府大臣负责“接待”。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赖莎与他们谈论英国文学和哲学，这是她一直感兴趣的问题。在我与撒切尔举行会谈的整整三个小时里，赖莎一直没有停止谈论。伦敦的报刊显然对“克里姆林宫的夫人们”抱有成见，却在第二天的报道中极为详尽和赞许地对此事做了报道。
我于12月18日在英国议会做的演讲很成功。不过在一开始，议员们试图以对抗的姿态来进行对话，但我及时予以阻止，说道：“如果这就是你们想要的谈话方式，那么我就会取出我带来的文件材料，开始逐一列举英国在过去反对苏联和反对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所有行为。但是，有谁能从中受益呢？”
之后，谈话变得具有建设性和十分友好。
我们还会见了大臣、政党领袖和商界代表。我们参观了奥斯丁——罗孚汽车厂、约翰——布朗公司总部、吉洛特——希尔研究中心、英国商会、大英博物馆和卡尔·马克思纪念图书馆。
只是出于偶然，我未能找到马克思的陵墓，代表团的一些团员找到了。
英国报刊大量报道了我们的访问。至于苏联国内媒体对访问的反应，有人下令尽可能不予报道。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45]是我国驻美国大使，他告诉我美国媒体对这次访问极为感兴趣。他发了两封电报给外交部，对主要媒体报道访问的内容做了详细的摘要。这些材料通常都是发给领导人传阅，但这次没有传阅。
多勃雷宁回到莫斯科后，葛罗米柯斥责了他：“你是有经验的政治家、有智慧的外交官和相对成熟的人。你发了两份电报报告一个议会代表团的访问！难道这个很重要吗？”
在伦敦的时候，我收到了令人痛心的消息——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去世了。我提早结束访问，返回莫斯科。乌斯季诺夫的去世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这在1984年底的困难时期显得尤为沉重。这一年给政权留下的只有巨大的痛苦。
简言之，十分需要一个强大的积极政策，而……国家领导人的状况十分糟糕。
由于总书记的健康不佳，甚至连政治局每周例会的召开都成了问题。情况经常是这样：会议已经做了安排，但契尔年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到会。于是，在会议开始前的15分钟到30分钟，我会接到电话通知由我来主持会议。
政治局委员对这种状况的反应各不相同。一些委员十分平静，一副安之若素的样子。另一些委员感到心烦，难以掩饰他们的厌烦之情。
到年底时，由于契尔年科完全不能再工作了，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了。政治局是主要的领导机关，需要发挥领导作用。但是，对于指定主持政治局会议的人选——戈尔巴乔夫、吉洪诺夫或其他人，依然没有定论。
我确信我的一些同事，特别是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就这个问题向契尔年科提出了建议：由戈尔巴乔夫“临时”主持会议。与此同时，总书记的内圈建议他保留这个主持权。因此，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十分复杂的局面之中。这不仅仅涉及我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行政工作都造成了直接影响。而这种状况却让各种各样的阴谋者感到十分受用。
考虑到整体环境，我决定遵守以下几项规则：第一，我将默默地工作，提出问题时要坚定不移，对于那些“亲信”，即使是级别很高的亲信也决不让步；第二，我将忠于总书记，与他协调好所有的重大问题；第三，我将促进政治局的团结，防止权力中枢出现崩溃；第四，我将确保中央委员会书记与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党委保持情况通报的顺畅。中央书记需要掌握局势的严重性，了解他们工作的环境条件。
我认为这些方法奏效了。从狭义的行政管理的角度看，我努力与同事们掌控日常事务，这样我们就能做出行动决策和其他决策。我们继续调整工作人员队伍，这在当时并不容易。我们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一次是春季的学校改革全会；另一次是10月的开垦荒地项目全会，吉洪诺夫在这次全会上做报告。
接着，罕见的寒冬袭来。许多地区纷纷向莫斯科发来求救的电报。乌拉尔地区强风吹起的雪堆切断了所有的交通联系。不是数十列，而是数百列运载着货物和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的火车无法运行。经济生活存在着发生瘫痪的实际危险。
政府被迫竭尽全力来克服困难。当时，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盖达尔·阿利耶夫负责处理政府的日常运作。我下令利加乔夫参与这项工作，而他本人也对这些工作感兴趣，因为这与他的工作作风相吻合。利加乔夫很不满意共和国和地方政府处理问题的方式，他要证明他有能力承担这项任务。此外，鉴于总书记的身体状况，中央委员会正在采取行动本身就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利加乔夫与其他人一起努力担负起这个使命。
契尔年科住院之后，开展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了。人们会引用与契尔年科的谈话来为他们的立场辩护。（“就好像任何人都会去向他提问题似的！”）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在同一个问题上，一个人说是这么回事，另一个人说是那么回事，意思完全相反，而他们都引用了总书记的话来证明他们的立场。领导层和管理层内部出现了分裂。一部分人竭力将我的工作复杂化并扰乱我的决定，而另一部分人——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则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政策。
我必须采取策略步骤。“长期延搁”的关于召开科技进步问题的中央全会这个计划就是这方面的案例。按照安排，我将在全会上做报告，为此成立了专门的报告起草小组，工作进展得很快。
我们收到了两个版本的报告文稿：一个由弗拉基米尔·伊诺泽姆采夫[46]院士起草，另一个由中央委员会机械制造部起草，两个报告都包括从档案里找出来的上个十年的所有计划。在勃列日涅夫关于科技进步问题的著名讲话之后，党在多年之前就准备召开这次中央全会。我思忖着，这么长的时间被耽搁了。在这段时间里，许多国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推动了他们未来的强劲发展。
但是，离全会召开的时间越近，我就越感到契尔年科、吉洪诺夫、格里申和葛罗米柯想要推迟全会。简言之，他们反对召开全会，而且对此不加隐瞒。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决定去找契尔年科谈谈，由我自己提出此时召开这次全会是不适宜的。利加乔夫和我前往医院探视总书记。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我们正在准备党的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召开有关科技进步的中央全会的时机也许已经失去了，您认为呢？”我问契尔年科。
我已经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所以很容易地获得了他的同意。
政治局第二天开会。会议一开始，我就平静地说道：“伊戈尔和我昨天去见了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他感觉好一些了。我们进行了交谈，向他汇报了正在发生的情况。”
一出哑剧接着上演了，在场的许多人也许在思考：“那么，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去见了契尔年科。当其中的一个人去见总书记时，已经是大事了，那么要是两个人一起去呢？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注意倾听。
“你们知道，我征求了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的意见，我们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即最好将有关科技进步的中央全会从日程中拿掉。”我说。
所有人一致同意这个提议。我甚至要说他们对此感到兴奋不已。这样，解决国家发展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的中央全会被再次推迟。直接说一下后来的事，这件事最终得到了某种补偿。1985年6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加速科技进步的大会，我在会上做了报告：《关于党的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
契尔年科去世
终点来得很快，也无法避免，所有人都对此不存有任何的怀疑。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至少维持一种表象：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仍然处在政治生活之中。
契尔年科已经几乎说不出话来，呼吸困难，更不用说工作了。我看着他的时候，心中浮现出同样的问题：什么才能够使他抛开他的工作，专心关注自己的健康呢？是什么迫使他承担起治理国家的这个沉重负担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明确。
是的，毫无疑问，一个人失去权力之后，就会感到很不舒服。换个温和的说法，他就会像个多余的人。而在我国，没有人会自愿放弃权力。
但是，如果只是说“他很虚弱”，这还是不够的。问题要比这个复杂得多。即使公众已经知道国家是由那些身体健康无法支撑工作的领导人来领导的，也没有任何意义。毕竟，我们缺乏权力交接的正常民主机制，即使领导人已经罹患绝症甚或精神失常，他仍然能够居于金字塔的顶端。没有人胆敢打破这个秩序，但突然之间，这种不健康的做法被几个政治人物泄露出来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格里申。于是，社会接触到了其所有的弊端。
这件事发生在1985年2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之中。根据多年以来形成的传统，政治局委员都会在选举的前一天到所在选区与选民见面。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为了发表讲话的次序而争得不可开交的情况。每个人都争取在最后讲话，只是在总书记讲话之前而已。因为人们相信那些政治局委员出来见选民的次序越靠后，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就越高。如果有一位政治局委员是倒数第二位出来讲话，那么他就会被普遍认为距总书记仅一步之遥，而总书记总是最后一个讲话。
选举定于2月24日举行。候选人已经完成了与选民的见面活动。由于契尔年科无法参加见面活动，我们又不能取消，于是决定在尽可能减小政治损失的情况下自行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为契尔年科准备一份书面讲话。选举委员会组织见面会，并在会上宣读这份书面讲话。因为事关总书记，所以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需要到场。
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格里申插手干预，单独与契尔年科进行了谈话。此举已经打破了规矩，是不可接受的，而且他的行为含义深刻。无论如何，他制造了似乎不会发生的政治混乱。显然，格里申已经确认时机到来了，他不能错过这个时机。
很显然，格里申并不是在单独行动。有些领导层成员对他的评价很高，尤其是那些认为“需要阻止戈尔巴乔夫”的人。格里申深深地依靠那些与契尔年科关系很近的人，他们相信下一任领导人必须是“正确的人选”，这样他们就能在总书记去世之后保持原有的高位。此时，一些知识分子，尽管人数不多，开始“描绘”格里申的动人形象。
当时，由于我负责主持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格里申意识到不可能绕过我，所以给我打电话称基于总书记的指示，他将组织与选民的见面会和宣读契尔年科的讲话稿。我没有给契尔年科打电话，而是向他的助手求证此事。他们证实了格里申所言不虚。
2月22日，担任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的格里申在选民见面会上扮演了政府掌门人的角色，宣读了契尔年科的讲话稿。我与利加乔夫、葛罗米柯、基米亚宁和库兹涅佐夫[47]坐在台上，对于置身这场做作的表演感到十分恼火。格里申以他乏味和单调的语调读着，试图显示出一点韵律、热情和激情。整个事情显得十分怪诞，但我不能阻止，因为这是契尔年科的意愿和他最后的要求。
不过，这只是格里申计划中的悲喜剧的第一幕，下面还有两幕戏要演：契尔年科要出面将他的选票投入选票箱，然后他还要被授予一份确认他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的证书。
2月24日，选票箱被运到契尔年科病房的隔壁房间内，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此时尚不清楚的是，契尔年科是否会来投票。当契尔年科被带到投票箱前对着电视摄像机投票时，看上去极为困难和悲惨。站在他身旁的是格里申、总书记的助手维克托·普里贝特科夫[48]和莫斯科古比雪夫区党委第一书记尤里·普罗科菲耶夫[49]。格里申实现了他的目标：他向电视观众展示了总书记的良好状况。
这就是那些声称是契尔年科亲密朋友的人，他们的玩世不恭和道德败坏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实际上，这些人只是念念不忘自己的私利和前程。
假如这还坏得不够彻底的话，那么他们还给了这位病入膏肓的领导人一份稿子，要他在接受当选证书时宣读。同样，这也要在电视摄像机前进行。甚至到现在，我的眼前还能浮现出那个双手颤抖、俯身驼背的身影，当他号召加强纪律和无私工作的时候，声音低落下去，稿子从手中滑落。我知道他实际上就要摔倒了，幸亏被叶夫根尼·恰佐夫院士（一位著名的心脏科医生，多年来任苏联卫生部第四司司长）扶住了。当然，这些场面没有在电视上播放。
所有这一切都遭到了恰佐夫的反对，但在格里申和内圈的敦促下，得到了契尔年科本人的同意或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这些惊险的特技表演在2月28日上演，但在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了。
……我刚刚下班回到家里，接到了恰佐夫的电话，向我通报了契尔年科去世的消息。我与吉洪诺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联系，决定在晚上11点钟举行政治局会议。
我想见葛罗米柯，感到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毕竟，我们作为政治局委员所肩负的责任十分重大。
结果发现葛罗米柯当时在谢列梅捷沃机场。我们通过他车上的保密通讯设施对话。我告诉他契尔年科去世的消息，还告诉他晚上11点政治局开会，请他提前半小时到会场。
我们按照事先的约定见了面，进行了时间不长的谈话。我对他说这件事的发生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既然事情已经发生，我们需要做出负责任的决定。我们不能犯错误。
“人们希望变化，这已经是拖延已久的事了。我们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尽管很困难，但我们需要找到解决方法。我认为我们需要在目前的局势下联合我们的力量。”我对他说。
葛罗米柯平静地而坚定地回答道：“我同意你的评估，接受你的建议。”
“好的，就这么定了。”我说。
这对于他或我都不是容易的事，这是为了合作而采取的困难步骤。即使是在这些事件尚未发生时，那些能够看到发展趋势的人将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外，我们两人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两人都没有冲到前面去做一些抛头露面的事，但我们都认识到了密切合作的重要性。
3月10日晚上11点，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按时到达会场。
我宣布会议开始，讲了已经发生的事。每个人都起立默哀。然后，我们听取了恰佐夫关于契尔年科疾病和去世的简要汇报。我们做出了为总书记举行葬礼的决定，还决定于3月11日举行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全会。
这些就是我们做出的决定。利加乔夫、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克拉夫季·博戈柳博夫[50]和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51]接到指示，要在铁道部和空军的帮助下确保中央委员按时抵达莫斯科。
我们组成了包括所有政治局委员在内的治丧委员会，但在决定委员会主席的问题上遇到了小的麻烦。按照惯例，新任总书记担任为已故总书记举行葬礼的治丧委员会主席。
突然，格里申说：“我们为什么在主席的问题上这么纠结？情况都是明摆着的，应当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序曲！）
我敦促大家不要急于做出决定，确定次日的政治局会议下午2点召开、中央全会下午5点召开。我对大家说有一个整夜和半个白天的时间把所有事情都想清楚，考虑自己的选择。我们将在政治局做出决定，然后将决定带到中央全会。
我们就这样做出了有关决定。中央委员接到紧急会议通知，开始陆续抵达首都。我们成立了会议工作小组来准备会议文件。梅德韦杰夫、雅科夫列夫、我的助手瓦莱丽·博尔金和我就我在中央全会上讲话的设想达成了一致意见。
契尔年科担任总书记的时间只有十三个月。现在的问题当然是新任总书记的人选。最终，我必须问自己在头脑里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我听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各样的消息，我的名字也越来越多地被作为可能的人选而提及。但直到最后的时刻，我都相信当时间到来时什么都清楚了，但我承认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毕竟，我花了大量时间来负责处理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事务，我获得了特殊的经验。我在与人们打交道时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人们也加深了对我的了解。
尽管存在着一些恶意的阴谋，时间最终以客观的方式，而不是以显而易见的方式倾向于戈尔巴乔夫作为总书记人选。
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3月11日约凌晨4时，我回到了家中。赖莎正在等我，我们一起走到别墅的院子里去。自从我们来到莫斯科之后，我们在进行重要的谈话时从来就不在公寓或别墅内进行——你从来都不会知道。我们沿着院子里的路走了很长时间，讨论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及可能产生的后果。
现在很难复原我们谈话的细节了，但我仍然能够清楚地记得那天夜里说的最后几句话：“你看，我来到莫斯科，既希望也相信我能做些什么，但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能够做多少事。所以我确实想做些改变，我需要接纳建议，当然如果有人提出建议的话。你自己都能看得出来：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利加乔夫一大早就打来电话，称他实际上处于第一书记们的围攻之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询问政治局对于下一任总书记的看法。
我动身前往中央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中央全会开会的时候了。
甚至在今天，一些有关这些事件的谣言还在流传着。据称，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有好几个候选人争夺总书记的职位，政治局委员们在去参加中央全会时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些都是故事和猜测，所说的那些事根本没有发生。这些事件的所有直接参与者，其中一些现在还健康地活着，知道我说的是事实。
勿容置疑，契尔年科身体状况的迅速恶化意味着继任者的问题需要加以讨论。有些人将目光盯在了继任者的人选上面，试探他们的机会如何。这是中央委员会办公厅那些日子的工作内容。
整个领导层存在着不同派别的活动，这完全不是秘密。
还有些人不愿看到我当选。在总书记逝世之前很久，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切勃利科夫就告诉我他与吉洪诺夫之间的一次谈话。吉洪诺夫试图说服切勃利科夫，戈尔巴乔夫不应该当选。切勃利科夫还注意到他没有提及任何其他人的名字。
“我想了一下，他是不是自己想得到这个职位呢？”切勃利科夫这样告诉我说。
与此同时，打压我的人必须要知道公众的态度和地区第一书记们的立场：他们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不能允许政治局拉出另一个年老多病或体弱的人来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
有好几批地区党委第一书记过来看我，他们敦促我要表明立场，承担起总书记的职责。与其中一批书记们的谈话中，他们告诉我他们组织了一个核心，不能允许政治局在不考虑中央委员意见的情况下，在这样的问题上做出决定。
我一直信赖从乌斯季诺夫那里得到的支持，但他已经不在了。
我要强调的是，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包括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在内，明确地表明我的态度。为什么呢？我需要将所有问题都考虑清楚，事实上，我知道危险何在，知道国家处于何种状况，知道在任命领导人方面需要做些什么。但是，假如我只是以50%加一票的方式当选（如同他们所说的那样），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情况以及选举没有能够反映普遍意愿的话，我就不能对付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说句心里话，假如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发起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我本来会退出总书记的选举，因为对我而言事情已十分清楚，即我们需要“向前跨一大步”，这句话引自我们的意大利朋友。
下午2点，我坐上主席的座位。这是我通常坐的座位，宣布开会。我说我们需要代表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提交关于新任总书记人选的建议，我还强调每位委员都得到机会考虑选择和深思熟虑。
葛罗米柯立即站立起来，提了我的名，并简短地叙述了他提名的理由。他后来在中央全会上又重述了同样的意见。然后吉洪诺夫发言同意葛罗米柯的提名。每个人都支持我。政治局委员们表示我们基本上一直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工作，这就是我们需要带到中央全会的决定。
后来在二十九大上，利加乔夫说：
“必须讲明所有的真相，那是些令人感到担心的日子。完全有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决定，真实的危险确实存在。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由于政治局内切勃利科夫、索洛缅采夫、葛罗米柯同志和一大批地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坚定立场，中央委员会的3月全会做出了唯一正确的决定。”
我不知道他这样说的含义是什么。也许，我的当选要归功于他和他提到的那些人，而且正是他们消除了国家迫在眉睫的危险？为了辨明真相，我在此收录了政治局会议记录的摘录，不加任何评论。
安德烈·葛罗米柯：“我将会开诚布公。当你考虑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人选的时候，当然就会想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当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不否认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很难向前看了，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晰的长期视野，这样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允许我们的团结受到损害。我没有权利让世界看到我们关系中哪怕是最小的不和存在。我要再一次强调的是，戈尔巴乔夫具有丰富的知识和大量的经验，但这些经验必须因我们的经验而成倍增加。而且，我们承诺将向新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提供一切支持和协助。”
尼古拉·吉洪诺夫：“我能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问题上说些什么呢？他是一个合适的人。可以与他讨论问题，在最高的层次上讨论问题。他是第一位精通经济的中央委员会书记。”
维克托·格里申：“当我们昨天夜里得知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去世的消息时，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预先决定了这个问题，即同意任命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为治丧委员会主席。在我看来，他最符合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要求。”
金姆哈梅塔·库纳耶夫：“我要告诉你们，不管这里的讨论情况如何，我已经得到指示在政治局会上说：哈萨克共产党将选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格里戈里·罗曼诺夫：“他是个知识丰富的人。比如说他能够迅速弄清楚与科技进步相关的复杂问题。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提到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改善经济机制委员会的工作。我相信他能确保我党领导的连续性，完全有能力承担所面临的任务。”
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生活的逻辑使得我们做出了这个决定。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责任感、倾听别人的能力和他的总体知识。这就是他能够在党内赢得巨大声望的原因。我们的所有同志（我今天不得不会见了大批来自俄罗斯地区党组织的代表）都要求选戈尔巴乔夫同志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鲍里斯·波诺马廖夫：“我们最近的大量工作都在新的《党章》上，我个人相信他具有很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能够理解最困难的政策问题。”
维克托·切勃利科夫：“当然，我已经与同事们商量过了。我的部门不仅充分掌握了有关外交和政治方面的情况，也详细了解了国内和社会方面的问题。因此，考虑到所有的这些情况和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事要求我提名戈尔巴乔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弗拉基米尔·多尔吉赫：“我们都相信他的身上不仅具有丰富的经验，而且具有伟大的未来。”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我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开始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之前就认识他了。我有话直说：国家和党期望有今天的这个决定。”
叶戈尔·利加乔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过人之处是他对工作的热情、他对解决各种问题的意愿和他的组织才能。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对党及组织工作而言极为重要……戈尔巴乔夫受到了全党、工会、青年组织、核心党小组和人民大众的高度尊敬。”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我们正在经历艰难和关键的时期。我国经济需要强劲的推动力。我国民主和外交政策需要强劲的推动力……总之，我将我的任务视为与你们一起寻找新的解决方法和推动我国前进的方式……我们需要推动力，继续向前……”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当时正在率领一个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美国，在中央全会开会前赶了回来。与他同行的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院士说，谢尔比茨基立即决定回国，表示他将支持戈尔巴乔夫。
中央全会还没有举行，很显然，中央委员们都根据我与同志们所交换的意见形成了支持提名我的立场，每一位中央委员都想在中央委员会感受到这种气氛。
中央全会于下午5点举行。安德烈·葛罗米柯代表政治局提名我担任总书记。我的印象是，他是在发表即席讲话，显得特别真诚，掀起了强大的情感冲击。
我深受感动。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的言辞和如此高的赞扬。
以下是葛罗米柯讲话的节录：
“政治局一致投票推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他）在党的工作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他起初在地区一级工作，然后到这里的中央委员会工作，先担任中央书记，然后再进入政治局。正如你们大家所知道的，他主管书记处的工作。他还在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请假的时候主持政治局会议。他的工作干得十分漂亮，这毫无夸大之辞。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具有敏锐和深刻的思维能力。任何一个认识他的人或与他至少见过一次面的人都能证明这一点。
“也许与其他同志相比，我对此的感受更深一些，这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的缘故。他能够准确而迅速地抓住发生在国外的国际事件的本质。他能够很快和准确地抓住事情的核心并得出结论，我经常对此感到惊叹不已。没错，这是党的决定。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教育和经验方面具有广博的知识……他不仅能够很好地分析问题，而且能够做出适当的推导和结论。有时候，政治需要的不仅仅是协调和存档——这样问题就没有得到处理——而且还需要得出结论，这样这些结论就能用到我们的政策上。他在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上已经多次展示了这方面的能力。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所做出的判断，总是能够凸显言语能够表述出来的最大程度的成熟和坚持。
“因此，政治局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和杰出的领袖，他将带着尊严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
每个人都在等着听新任总书记的讲话。当然，预想到中央委员会全会的选举结果，我已经构思好了我将要发表的讲话。至关重要的，是要立即强调继续奉行加速国家社会经济进步和改善人民各方面生活的战略。只有将经济转变到运用科技进步成就的集约发展轨道上，我们才能实现上述战略。
我列举的最主要的目标之一是需要改善经济机制和整个管理体制。我们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更加重视社会政策和建立民主及社会意识。
除此之外，我表示不能忽视加强秩序、纪律和法治。
在外交政策上，我的立场十分明确：我国政策的目标是要维持和平。“我们主张停止而不是继续军备竞赛，”我说，“因此，我们建议冻结核武库，停止进一步部署导弹。我们主张切实大幅度削减核武器，而不是制造更多的新武器系统。”
“最后，我向人民宣布苏联共产党是一支能够团结全社会和鼓舞社会应对巨大变革的力量。这些变革是必要的，也是早就应当进行的。我说，我们正面临着严峻的抉择，国家领导层采取了十分坚定的态度。”
读者们也许会想，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说的这些话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当然，从事后的角度来看，讲话可以被视为那个年代的套话而已。但这是事后的看法。而当你了解到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事实后，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印象。
我希望我提出的所有建议都会有反响。中央全会支持我在国内和政治问题上的立场，也赞许我的全部讲话内容。
在契尔年科葬礼期间，我会见了外国来的“关键玩家”。我决定让外交部长参加这些会见活动，并付诸实施。会见具有实质性内容，举行了很多场。我会见的外宾有：乔治·H.W.布什、乔治·舒尔茨[52]、赫尔穆特·科尔[53]、弗朗索瓦·密特朗[54]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我还与中曾根康弘[55]进行了有意思的谈话。
尽管当时存在困难，我还是决定单独会见华沙条约组织各成员国领导人。我感到有必要告诉他们：他们可以期望我们尊重友邦的独立和主权。各成员国的执政党领导人将负责为他们的党和人民制订和实施他们自己的政策。我们将继续保持和扩大我们之间广泛的联系与合作，同时重申我们已经做出的承诺。重点是我们将不会干涉他们的事务。这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当时，我发现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一些领导人，似乎将我的讲话和立场视为在我之前的历任苏共总书记发表的同样套话。但生活本身和后来的事件将会对此做出验证。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相信一切都会像以前一样保持不变。然而，一直到最后，并且在我的整个任期里我们都坚守诺言，将国际关系民主化并结束冷战，包括这些国家发生的重大变化……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苏联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了三位总书记，以及三位国家领导人和一些地位最重要的政治局委员。阿列克谢·柯西金，1980年年底去世；米哈伊尔·苏斯洛夫，1982年1月去世；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去世；阿维德·佩尔谢，1983年5月去世；安德罗波夫，1984年2月去世；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1984年12月去世；契尔年科，1985年3月去世。
所有这些变故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停滞和衰老的血液不再具有任何活力。
我深知我肩负的重担。
在家里，我受到了热烈的接待。每个人都十分激动，但也感到担心。赖莎在她的书中（记载在她的日记里）回忆道，我的外孙女克谢尼娅对我说：“外祖父，祝贺你啊。我祝愿你健康和幸福，喝很多的粥。”
是的，粥已经熬好了，我得喝粥了……
在中央全会召开前的那天夜里，赖莎与我讨论了我获得总书记人选提名的可能性，她说：“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一件好事呢，还是一件坏事。”
此时此刻，我告诉了她此前一直没有跟她说过的事。我先前与安德罗波夫的一次谈话中，他突然对我说：“你不应当将自己局限在农业事务上。你应当参与处理所有的内外政策问题。你的工作应当根据一种假定来做，即所有的责任会突然落到你的肩上，也许就在明天。”
我对他的话语如此直率和直接感到震惊不已。
安德罗波夫然后问我：“你听明白我讲的是什么了吗？”
“我听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些？”我问道。
“这是我们之间的谈话。”他答道。
“好的，我懂了。”我说。
赖莎对我显露出惊讶的表情。
出于偶然，最近制作的一部关于德国总理科尔的电影，有他与我交谈的场面。科尔所做的一些回忆，我闻所未闻。在一次对苏联的正式访问中，这位总理与安德罗波夫举行了会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安德罗波夫仍然在执掌大权。科尔问安德罗波夫谁是他在培养的继任者，谁的希望最大。他这样提问的口气似乎在暗指安德罗波夫的身体状况。然后，科尔发现自己失言了。所以，他又说道：“我的意思是，我们都在上帝的手里。今天我们活着但明天……”
我度过了担任总书记的最初几天。我的家庭环境也立刻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再看看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必须在随后的岁月里应对这样的环境，因为整个社会都在盯着我和赖莎以及我们家里的所有人。
在发生这些事件之前，赖莎正考虑她博士论文的事情。她已经联系过同事了，计划提交论文的开题报告已获得通过。1985年3月之后，这个问题也需要得到解决。我们是继续执行这个计划，还是予以推迟？赖莎自己得出了结论，对我说：“我意识到我需要将这些事情延后，直到更恰当的时间到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决定要做的事情。
[1]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帕夫洛夫斯基（ИванГригорьевичПавловский，1922年7月5日——2007年7月22日），194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2—1977年任铁道部副部长兼交通总局局长。1977—1982年任铁道部长，1982年安德罗波夫上台后被解职。1977—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1984年任驻经济互助委员会第一副代表。1984年退休。
[2]伊万·巴甫洛维奇·卡扎涅茨（ИванПавловичКазанец，1918年10月12日——2013年2月15日），1944年加入联共（布）。1953—196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斯大林省委第一书记。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0—1963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61—1963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3—1965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1965—1985年任黑色冶金部部长。1985年退休。
[3]伊格纳季·特罗菲莫维奇·诺维科夫（ИгнатийТрофимовичНовиков，1907年1月2日——1993年12月25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26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3年任联共（布）萨拉托夫省委书记。1956—196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8年任电厂部副部长。1958—1962年任发电厂建设部部长。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年任能源和电气化部长。1962—198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建设委员会主席。1962—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5—1980年任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组委会主席。1983年被迫退休。
[4]格奥尔基·阿尔卡季耶维奇·阿尔巴托夫（ГеоргийАркадьевичАрбатов，1923年5月19日——2010年10月1日），苏联历史学家。1939年加入红军。1943年加入联共（布），参加了卫国战争。1949—1953年任外国文学出版社高级科学编辑。1953—1957年任《哲学问题》杂志主编。1957—1959年任《新时报》主编。1959—1960年任《共产党人》杂志顾问。1960—1963年任《和平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专栏作家。1963—1964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64—196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顾问。1967—1995年任美国和加拿大RAS研究所所长。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1997年任联合国援助协会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6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2010年去世。
[5]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АндрейМихайлович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гентов，1918年3月26日——1993年4月12日），苏联外交官。1940—1942年任塔斯社驻斯德哥尔摩记者。1942—1947年任驻瑞典使团外交官。1947—1961年任外交部长顾问。194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1—196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助理。1963—1966年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国际事务助理。1966—1986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国际事务助理。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3年去世。
[6]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НиколайИвановичРыжков，1929年9月28日——），出身于矿工家庭。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0—1971年任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制造厂厂长。1971—1975年任乌拉尔机器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9—1982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198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经济部部长。1985—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1991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86—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5年重返政坛。1995—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领导“民主”党团，并担任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98—2011年任援助国内生产者协调委员会主席。2003年起担任联邦委员会参议员，在任期间于2006—2011年任联邦委员会自然垄断委员会主席兼俄罗斯—亚美尼亚议会间合作委员会联合主席。
[7]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基米亚宁（МихаилВасильевичЗимянин，1914年11月21日——1995年5月1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6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46—1954年、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7年任白俄罗斯教育部长。1947—1956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52—1956年、196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6—1958年任驻越南大使。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60—1965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6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65—1976年任《真理报》总编辑。1966—1976年任苏联记者联盟主席。1976—1987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退休。
[8]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加热利尼科夫（ЕвгенийМихайловичТяжельников，1928年1月7日——2020年12月15日），195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1—1964年任车里雅宾斯克国立师范大学校长。1964—1968年任苏共车里雅宾斯克省委书记。1968—1977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68—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7—1982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82—1990年任驻罗马尼亚大使。1990年被解除一切职务。
[9]鲍里斯·伊万诺维奇·斯图卡林（БорисИвановичСтукалин，1923年5月4日——2004年7月28日），1942—1946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3年加入联共（布）。1961—1963年任苏共中央局宣传鼓动部部长。1963—1965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新闻委员会主席。1965—1970年任《真理报》第一副主编。1970—1972年任部长会议新闻委员会主席。1972—1982年任国家出版、印刷和图书贸易委员会主席。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1985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85—1990年任驻匈牙利大使。1990年退休。
[10]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特拉裴兹尼科夫（СергейПавловичТрапезников，1912年2月19日——1984年3月12日），苏联历史学家。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5—1942年任联共（布）奔萨省委书记。1942—1944年任联共（布）奔萨省委农业部长。1948—1956年任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党校校长兼《摩尔多瓦共产主义》杂志主编。1956—196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助理。1960—1965年任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1965—1983年任苏共中央科教部部长。1966—198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4年退休。
[11]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ВадимАндреевичМедведев，1929年3月29日——），苏联科学家、经济学家。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8—1970年任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书记。1970—1978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76—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8—1983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1983—1986年任苏共中央党校科教司司长。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部部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思想委员会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苏联解体后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和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12]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帕夫洛夫（ГеоргийСергеевичПавлов，1910年12月5日——1991年10月6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0年任联共（布）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50—1951年任联共（布）车里雅宾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51—1954年任科斯特罗马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4—1955年任苏共科斯特罗马省委书记。1955—1956年任苏共科斯特罗马市委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苏共科斯特罗马省委第二书记。1957—1963年任苏共马里省委第一书记。1958—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3—1965年任苏共中央党和国家管理委员会、部长会议部长。1965—1983年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长。197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年退休。1991年八一九政变失败后自杀身亡。
[13]尼古拉·叶菲莫维奇·克鲁奇纳（НиколайЕфимовичКручина，1928年5月14日——1991年8月26日），194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9—1962年任共青团中央农村青年司司长。1962—1963年任共青团新切尔卡斯克市委第一书记兼苏共中央农业部指导员。1963—1965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采林尼省委书记。1965—1978年任哈萨克斯坦策利诺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8—1983年任苏共中央农业部第一副部长。1983—1991年任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于8月26日跳楼身亡，但亚佐夫和波尔托拉宁等人则认为是被人谋杀的。
[14]盖达尔·阿利扎·奥格鲁·阿利耶夫（Гейда́рАлирза́оглы́Али́ев，1923年5月10日——2003年12月12日），1944年加入格别乌。1945年加入联共（布）。1956—1960年任巴库克格勃副局长。1964—1967年任阿塞拜疆克格勃副主席。1967—1969年任阿塞拜疆克格勃主席。1969—1982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4—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副主席。1976—198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2—1987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2—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1988年任部长会议顾问。1988年被迫退休。1990年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并返回阿塞拜疆。1991年退党。1991—1993年任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议会主席。1993年任阿塞拜疆议会主席。1993—2003年任阿塞拜疆总统。2003年因病放弃连任，同年12月12日死于美国。
[15]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罗曼诺夫（ГригорийВасильевичРоманов，1923年2月7日——2008年6月3日），1941—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4年加入联共（布）。1957—1961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基洛夫区委第一书记。1961—1962年任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书记。1966—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0—1983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71—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3—197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76—1985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被迫退休。苏联解体后，于1993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08年去世。
[16]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ВиталийИвановичВоротников，1926年1月20日——2012年2月19日），194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7—1971年任古比雪夫执行委员会主席。197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75年任苏共沃罗涅日省委第一书记。1975—1979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9—1982年任驻古巴大使。1982—1983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83—1988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83—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90—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
[17]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多尔吉赫（ВладимирИвановичДолгих，1924年12月5日——2020年10月8日），1941—1944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2年加入联共（布）。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9—1972年任苏共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7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2—1988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75—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4年任苏共中央重工业和能源部部长。1982—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8年退休。苏联解体后，于2011—201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13—2018年任莫斯科市政府驻联邦委员会代表。2014—2020年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州长顾问。2020年去世。
[18]托多尔·赫里斯托夫·日夫科夫（ТодорХристовЖивков，1911年9月7日——1998年8月5日），1929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1932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曾多次被捕。1935年因被指控“左倾”而被开除出党。1942年恢复党籍。1943—1944年期间参加游击队。1944—1945年任索非亚人民警察局长。1945—1948年任保共中央候补委员。1945—1990年任保加利亚国民议会议员。1948—1949年任保共索非亚市委第一书记兼祖国阵线索非亚市委主席。1949年5月27日至10月8日兼任索非亚市长。1949—1950年任保共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1950—1954年任保共索非亚市委书记。1950—1966年任保共中央书记。1954—1989年任保共中央总书记。1962—1971年任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1971—1989年任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1989年11月被解除一切职务，同年12月13日被开除出党。1990年被捕并被判处7年徒刑。1996年改判无罪释放。1998年初参加保加利亚社会党，同年8月5日病逝。
[19]亚历山大·特伦蒂诺维奇·贡恰尔（АлександрТерентьевичГончар，1918年4月3日——1995年7月14日），苏联乌克兰散文家。1946年加入联共（布）。1959—1971年任乌克兰作家协会主席。1959—1986年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兼乌克兰舍甫琴科国家奖委员会主席。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90年退党。
[20]尤金·弗朗西斯·惠兰（EugeneFrancisWhelan，1924年7月11日——2013年2月19日），加拿大政治家。早年参加了自由党。1962—1963年任安大略省埃塞克斯郡监狱长。1962—1984年任加拿大议会议员。1972—1979年、1980—1984年任农业部长。1983—1985年任联合国世界粮食理事会主席。1996—1999年任参议员。1999年退休。
[21]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Яковлев，1923年12月2日——2005年10月18日），俄罗斯历史学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941—1943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3年因伤退役。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5年起就读于多所院校。1958—195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培训，期间秘密倒向反共阵营。1965—1973年任宣传部第一副部长。1966—1973年任《共产主义》杂志编委会委员。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3—1983年任驻加拿大大使。1983年与戈尔巴乔夫结识。1983—1985年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85—1986年任宣传部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7年1—6月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1—7月任总统高级顾问。1991年9—12月任国家特别任务顾问兼总统政治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任期间大力推行“公开化”改革，开展反共活动。苏联解体后，公开鼓吹反共主义，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诬蔑列宁为“德国间谍”。1992年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副主席。1992—1993年任政治镇压受害者康复委员会主席。1993—1995年任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局局长兼俄罗斯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主席。1994—1995年任文件解密委员会委员。1995年创立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于1995—2000年任党主席。1995—1998年任俄罗斯公共电视台（CJSC）主席。1998—2001年任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名誉主席。2000—2002年任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名誉主席。2005年死于莫斯科。
[22]约瑟夫·菲利普·皮埃尔·伊夫·埃利奥特·特鲁多（JosephPhilippePierreYvesElliottTrudeau，1919年10月18日——2000年9月28日），加拿大政治家。二战期间持反战立场，反对在海外征兵。1943年毕业于蒙特利尔大学。1949年参加了魁北克石棉矿工罢工。50年代大力反对魁北克民族主义。1965年加入自由党。1965—1984年任加拿大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68—1984年任自由党党魁，1979—1980年任反对党领袖。1967—1968年任司法部长。1968—1979年、1980—1984年任总理。1984年退休。
[23]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萨韦利耶夫（ВикторСергеевичСавельев，1928年2月24日——2013年12月25日），俄罗斯医学家。
[24]帕维尔·巴甫洛维奇·拉普捷夫（ПавелПавловичЛаптев，1928年3月2日——2011年2月19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助理、苏共中央总书记秘书、苏共中央综合部部长等，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25]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沃尔斯基（АркадийИвановичВольский，1932年5月15日——2006年9月9日），出身于教师世家。195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经济助理。1984—1986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8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8—12月任国民经济运行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苏联解体前后，于1990—2005年任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主席。2005年去世。
[26]格奥尔基·马尔科维奇·科尔尼延科（ГеоргийМарковичКорниенко，1925年2月13日——2006年5月10日），苏联外交官。出身于农民家庭。1943年加入格别乌。1948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59—1960年任外交部美洲国家司副司长。1960—1964年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二秘。1964—1975年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1975—1977年代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7—1986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1988年退休。1989—1996年任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国际问题首席专家。2006年去世。
[27]指契尔年科。——译者注
[28]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弗拉索夫（Александр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Власов，1932年1月20日——2002年6月9日），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0—1961年任共青团伊尔库茨克省委第一书记。1964—1965年任伊尔库茨克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65—1972年任苏共雅库特省委第二书记。1972—1975年任苏共中央巡视员。1975—1984年任苏共车臣—印古什省委第一书记。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7—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4—1986年任苏共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86—1988年任内务部长。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经济部部长。1991年退休。
[29]纳里·巴里耶维奇·比克宁（НаильБариевичБиккенин，1931年9月20日——2007年4月20日），俄罗斯记者、哲学家。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3—1966年任《共产主义》杂志哲学系顾问。1987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87—1991年任《共产主义》杂志主编。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解体后曾任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2007年去世。
[30]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ВалерийИвановичБолдин，1935年9月7日——2006年2月14日），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1—1987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7—1991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88—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兼总统办公厅主任。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2日被捕。1994年获大赦。2006年去世。
[31]恩里科·贝林格（EnricoBerlinguer，1922年5月25日——1984年6月11日），1943年加入意共，同年发起成立西西里共青团并担任书记。1944年6月2—16日担任全国反法西斯委员会副高级专员。1945—1946年任意共中央委员。1946年任意共青年阵线书记。1949—1956年任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书记。1949—1951年任世界青年民主联合会书记。1957—1958年任意共撒丁岛委员会副书记。1962—1966年任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1968年任意共拉齐奥省委书记。1968—1972年任意共中央第一副书记。1968—1984年任国会议员。1972—1984年任意共中央总书记，任内鼓吹“欧洲共产主义”。1984年因中风在帕多瓦逝世。
[32]瓦季姆·瓦连蒂诺维奇·扎格拉金（Вади́мВаленти́новичЗагла́дин，1927年6月23日——2006年11月17日），俄罗斯政治学家。1964年进入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书记。1980—1990年任《法国年鉴》杂志主编。198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1年担任戈尔巴乔夫的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起担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主席顾问。2006年去世。
[33]瓦西里·彼得洛维奇·米罗诺夫（ВасилийПетровичМиронов，1925年1月16日——1988年6月11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1—1976年、1982年任顿涅茨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76—1982年任乌克兰共产党顿涅茨克市委第一书记。1976—198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81—198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4—198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年逝世。
[34]意大利共产党资格最老的和最有权威的领导人之一。
贾恩·卡洛·巴叶塔（GianCarloPajetta，1911年6月24日——1990年9月13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自幼同情共产主义。1925年加入意大利共青团。1927年被捕并被判处两年监禁。1931年流亡法国，并担任意大利共青团书记兼驻共产国际代表。1933年秘密回国，旋即被捕并被判处21年徒刑。1943年墨索里尼下台后获释，参加了加里波第旅。1944年当选为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并兼任加里波第旅参谋长兼副总司令。1945—1957年任意共中央宣传部长。1946—1948年任制宪会议议员。意大利共和国成立后，于1948—1990年任国会议员，1979—1990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56—1966年、1972—1989年任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60年代起是意共改良派领导人。1966—1990年任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1990年任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90年病逝。
[35]桑德罗·佩尔蒂尼（SandroPertini，1896年9月25日——1990年2月24日），原名亚历山德罗·朱塞佩·安东尼奥·佩尔蒂尼（AlessandroGiuseppeAntonioPertini），早年参加了工人运动。1915年被征入伍。1918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20年退役。1923年毕业于摩德纳大学。1924年脱离社会党，随即参加了统一社会党。1926年流亡法国，参加反法西斯运动。1929年回国，密谋刺杀墨索里尼，不久被捕并被长期监禁。1930年在狱中参加了社会党。1943年墨索里尼下台后获释，并策划了统一社会党与社会党的合并。同年10月被德国党卫军逮捕并被判处死刑，但未执行。1944年越狱后继续参加抵抗运动。1945年在米兰领导了旨在推翻萨洛共和国政权的总罢工，同年8—12月任社会党政治书记。1946—1947年、1949—1951年任《前进报！》编辑。1946—1948年任制宪会议议员。1947—1968年任热那亚《工作报》（IlLavoro）主编。1948—1953年任社会党党魁。1953—1978年任国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63—1968年任众议院副议长，1968—1976年任众议院议长。1978—1985年任总统。1985—1990年任终身参议员。1990年去世。
[36]保罗·布法利尼（PaoloBufalini，1915年9月9日——2001年12月19日），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1937年加入意共。1941年被捕，随即被强征入伍，送往南斯拉夫作战。1943年秘密帮助南斯拉夫游击队，但被德军发现并被送入奥地利集中营。二战结束后获释。1949—1950年任意共阿布鲁佐地区书记。1950—1957年任意共西西里地区副书记。1958—1965年任意共罗马联合会书记。1960—1962年任罗马市议会议员。1963—1992年任参议员。1991年支持将意共改组为左翼民主党，但未留在左翼民主党内。1992年议员任满后退出政坛。
[37]赫拉尔多·基亚罗蒙特（GerardoChiaromonte，1924年11月29日——1993年4月7日），意大利记者、作家。1945年参加了米兰起义，随即参加了意共。1947—1952年任意共坎帕尼亚区域书记。1960—1991年任意共中央委员。1963—1968年任众议院议员。1968—1993年任参议员，在任期间于1983—1986年任意共议会党团主席。1972—1975年任《重生》杂志主编。1975—1983年任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6—1988年任《统一》杂志主编。1987—1992年任议会反黑手党委员会主席。1991年支持将意共改组为左翼民主党。1993年去世。
[38]阿曼多·科苏塔（ArmandoCossutta，1926年9月2日——2015年12月14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43年加入意共，并参加了抵抗运动，随即被德国党卫军逮捕。1945年获释。1945—1951年任意共米兰市政书记。1951—1959年任意共伦巴第市政书记。1959—1964年任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64—1991年任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72—1994年、2006—2008年任参议院议员。1981年公开反对欧洲共产主义，在意共党内属于左派。意共嬗变为左翼民主党后，于1991年2月创立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并于1991—1998年担任党主席。1994—2006年任国会议员。1996年支持普罗迪政府。1998年退出重建共产党，另立意大利共产党人党，并于1998—2000年任共产党人党总书记，1998—2006年任党主席。1999—2004年任欧洲议会议员。2006年因反对与重建共产党合作而辞去党内一切职务，2007年退党。2008年议会选举失利后退出政坛。2009—2015年任意大利全国游击队协会副主席。2015年去世。
[39]阿达尔维托·米努奇（AdalbertoMinucci，1932年3月4日——2012年9月21日），1950年加入意共。1983—1992年任众议院议员。1991年意共改组为左翼民主党后，仍留在党内。1992—1994年任参议员。1993—1997年任奥尔贝泰洛（Orbetello）市长。1998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人党。2012年去世。
[40]雨果·佩奇奥利（UgoPecchioli，1925年1月14日——1996年10月13日），1943年参加反法西斯运动，同年被捕，获释后流亡瑞士。1944年回国，参加了加里波第旅。1955—1970年任意共皮埃蒙特组织书记。1960—1970年任都灵市议会议员。1972—1994年任参议员。1991年支持将意共改组为左翼民主党。1996年去世。
[41]安东尼奥·鲁比（AntonioRubbi，1932年7月4日——），出身于农民工家庭。早年参加了意共。1976—1992年任众议院议员。
[42]叶夫根尼·巴甫洛维奇·韦利霍夫（Евге́нийПа́вловичВе́лихов，1935年2月2日——），苏联理论物理学家。1970—1978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197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6—1986年任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院长。1978—1991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80—1985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83—1988年任苏联科学家保卫和平、反对核战争委员会主席。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兼民族委员会能源委员会主席。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89—1992年任国家研究中心主任。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6年任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1992—2015年任国家研究中心“库尔恰托夫研究所”所长。2005—2014年任俄罗斯联邦公民委员会秘书。2010—2012年任国际实验聚变反应堆理事会主席。
[43]列昂尼德·米特罗法诺维奇·扎米亚京（ЛеонидМитрофановичЗамятин，1922年3月9日——2019年6月19日），苏联外交官。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6—1948年任外交部第三欧洲司随员。1952—1953年任外交部第三欧洲司司长助理。1953—1957年任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1957—1959年任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副代表。1960—1962年任外交部美洲司副司长。1962—1970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1970—1978年任塔斯社总经理。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8—1986年任苏共中央对外信息部部长。1986—1991年任驻英国大使。1991年退休。
[44]第一代男爵丹尼斯·撒切尔爵士（SirDenisThatcher,1stBaronet，1915年5月10日——2003年6月26日），英国商人，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丈夫。
[45]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多勃雷宁（АнатолийФёдоровичДобрынин，1919年11月16日——2010年4月6日），苏联外交家。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58—1959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59—1962年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长。1962—1986年任驻美国大使。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8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8—1991年任戈尔巴乔夫的国际事务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2—2010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顾问。2010年在莫斯科逝世。
[46]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伊诺泽姆采夫（ВладимирГригорьевичИноземцев，1931年6月29日——2003年10月9日），苏联机械工程师。196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5—1985年任全苏铁路运输研究所副所长。1985—1997年任俄罗斯交通大学校长。1992—2003年任俄罗斯联邦交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去世。
[47]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ВасилийВасильевичКузнецов，1901年1月31日——1990年6月5日），1920年加入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44—1953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46—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46—1952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局委员。194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3年任驻华大使。1953—195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5—1977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7—198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82—1983年、1984年、1985年三次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代理主席。1986年退休。1990年逝世。
[48]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普里贝特科夫（ВикторВасильевичПрибытков，1935年10月10日——2020年12月12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0—1972年任共青团中央劳动青年部副部长。1976—1984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助理。1984—1985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5—1991年任部长会议新闻保护国家秘密总局局长。
[49]尤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ЮрийАнатольевичПрокофьев，1939年2月20日——），1957年加入共青团。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5—1986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宣传部长。1986—1988年任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书记。1988—1989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1989—1991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苏联解体后转而经商。2006年创立全俄社会主义人民运动“祖国”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2012年更名为“祖国”党并继续担任党主席。
[50]克拉夫季·米哈伊洛维奇·博戈柳博夫（КлавдийМихайловичБоголюбов，1909年11月11日——1996年11月11日），1938年加入联共（布）。1963—1965年任部长会议国家新闻委员会副主席。1965—1968年任苏共中央总务部副部长。1968—1982年任苏共中央总务部第一副部长。1971—198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副主席。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1985年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长。1985年退休。
[51]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索科洛夫（СергейЛеонидовичСоколов，1911年7月1日——2012年8月31日），1932年加入红军。1937年加入联共（布）。1938年参加了哈桑岛战役。1941—1944年期间参加了卫国战争。1965—1967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66—1968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7—1980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68—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0—1985年任国防部驻阿富汗作战组组长。1984—1987年任国防部长。1985—198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1989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苏联解体后，曾任独联体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顾问、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顾问、国防部总督察处总督察等职务。2012年去世。
[52]乔治·普拉特·舒尔茨（GeorgePrattShultz，1920年12月13日——2021年2月6日），美国商人、经济学家。1942—1945年期间服役于海军陆战队。1948年起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962—1968年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1969—1970年任劳工部长。1970—1972年任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1972—1974年任财政部长。1982—1989年任国务卿。1989年退休。2021年逝世。
[53]赫尔穆特·约瑟夫·迈克尔·科尔（HelmutJosefMichaelKohl，1930年4月3日——2017年6月16日），1946年加入基民盟。1959—1969年任化学工业协会顾问。1959—1976年任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63—1969年任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1960—1970年任路德维希港市议会议员。1966—1974年任基民盟莱茵兰—普法尔茨组织主席。1969—1973年任基民盟副主席。1969—1976年任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总理。1973—1998年任基民盟主席。1976—2002年任联邦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76—1982年任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1982—1998年任总理。1998—2000年任基民盟名誉主席。2000年因卷入财务丑闻辞去基民盟名誉主席的职务。2002年退休。
[54]弗朗索瓦·玛丽亚·阿德里安·莫里斯·密特朗（FrançoisMarieAdrienMauriceMitterrand，1916年10月26日——1996年1月8日），出身于一个天主教资产阶级家庭。1934—1935年期间参加极右民族主义组织“火十字团”。1939年入伍，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被德军俘虏。1941年越狱。1942年起参加抵抗运动。1943年流亡阿尔及利亚。1945年加入民主社会主义抵抗联盟。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成立后，于1946—1958年任国会议员。1947—1948年任退伍军人事务和战争受害者部部长。1950—1951年任海外部长。1952年任国务部长。1953年任欧洲事务国务秘书。1953—1965年任民主社会主义抵抗联盟主席。1954—1955年任内政部长。1956—1957年任法务部长。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后，于1959—1962年任参议员。1959—1981年任希农堡城市长。1962—1981年任国会议员。1964—1981年任涅夫勒省总理事会主席。1965年创立民主社会主义左翼联合会，并于1965—1968年任党主席。1971年重建法国社会党，并于1971—1981年任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1981—1995年任总统。1995年总统任满后不久逝世。
[55]中曾根康弘（なかそねやすひろ，1918年5月27日——2019年11月29日），出身于木材商家庭。1942年加入日本海军，参加了爪哇岛战役和莱特岛战役。二战结束后，于1947年加入民主党。1947—2003年任众议院议员。1950年加入国民民主党。1952年加入改进党。1954年加入日本民主党。1955年加入自由民主党。1959—1960年、1972年7—12月任科学技术厅长官兼首相府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长。1967—1968年任运输大臣。1970—1971年任防卫厅长官。1972—1974年任通商产业大臣。1980—1982年任行政管理厅长官。1982—1987年任首相。2003年退出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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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第九章
↘入侵阿富汗和食品问题
↘农业部门是黑洞吗？
↘宫廷筹谋
↘“大炮与黄油”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的拔河
↘勃列日涅夫去世
入侵阿富汗和食品问题
在完成了农业口子的工作任务后，我于1979年12月去皮聪大度一个时间不长的冬假。这个时候，领导层的所有成员都已经结束了夏天的度假和秋天的海边度假之后回到了莫斯科。
在度假地，我会见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晚饭后，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在水边散步，谈论我们的生活、当时的局势以及党和国家的事务。我们已经相识很长时间了，在共青团工作时就认识了，但关系并不密切。那天晚上，我们的相互了解上了一个新层次，友情进一步加深。
谢瓦尔德纳泽曾十分真诚和充满感慨地说：
“从上到下都烂掉了。”
“我同意你的说法。”我说。
这是我们关系中的关键时刻。
……第二天早上有消息传来，我们的军队已经入侵阿富汗。一个很奇怪的局面出现了：谢瓦尔德纳泽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已经好几年了，我也是新当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没有人想到将出兵阿富汗的决定通知我们，更不用说征询我们的意见了。简言之，我们只是从媒体报道上得知这次重大行动，它将对国家和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谢瓦尔德纳泽紧急飞回第比利斯。我必须承认，我花了一整天时间思考我们受到了何种对待。赖莎明白此事的形势，她保持沉默，既不劝我冷静下来，也不和我谈论此事……
整个世界为之震惊。美国和其他国家采取措施对抗苏联。美国甚至切断了先前已签署协定同意提供的粮食供应。这个抵制行动令我们的粮食短缺了1700万吨。
我赶回了莫斯科。
很快，勃列日涅夫就召见了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我。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这个内圈。首先，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十分乐观地详细讲述了阿富汗局势。我报告说食品供应形势已经告急。
这令所有在场的人都十分关切。我接到指示要准备具体的建议，说明维持生存的储粮最低限度，以及对外交部和外贸部下达什么样的指示。这是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需要制订一个不再依靠进口粮食的计划。我没有将它称为“食品纲要”，但这基本上就是一个食品纲要。
这次谈话之后，总书记在政治局讲话的文本也准备好了。我提出的建议得到批准，决定组织计划委员会、各部和研究机构拟定《食品纲要》。
从那时起，众多的部门和机构开始了拟定《食品纲要》的工作。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首先要确定计划的目标，然后要确定贯彻计划的途径和方法。通过对各个方面提出的问题和疑点进行激烈的讨论之后，我们构建出了赞成这项计划的有说服力的事实依据。
通过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边疆区研究中心的500个实验农场所做的考察，得出的结果很有意思。这些农场就像全国农业的缩微模型，代表了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它表明如果全国的农场都能达到这些实验农场的粮食和牲畜产量，那么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局面。那时的问题就会是怎么样来处置这么多的农产品。这意味着至少会生产出2.6亿吨粮食，比收成最多的年头还要多至少5000万吨。这样，我国就不需要进口任何粮食了。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有必要逐步处理一系列问题，诸如向农场提供农业机械、肥料、除草剂、优良种子和纯种牛，当然还需要改善农村社会和文化基础设施。这样，我们就能期望取得明显的进步。
还有一件事。实验农场在生产和销售方面享有很大的自主权。与此同时，国内大多数农场的经营缺乏对经济效率的刺激，因此产生了反效果。
简言之，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农业政策。
推出《食品纲要》之前，我们必须扭转忽视农业的趋势。最常见的不实之词就是称农业是没有希望的、总是亏损的生产部门，只会消耗大量资源却很少得到回报。在对这个领域的讨论之初，人们就倡导恢复农业的基本秩序。
就在最近，我掌握了一些评估今日俄罗斯食品生产潜力的材料。科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能够推广优良品种、采用新技术和化肥，俄罗斯就能生产出供应8亿——10亿人口所需的粮食和畜产品。
农业部门是黑洞吗？
我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由计委牵头，成员有科学家、党的工作人员和农业工作者。其任务就是明确关键问题：农业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在论证中出现了许多意见冲突。最终，委员会做出结论：农业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为28%。农产品和农业原材料加工成的产品占国营和集体所有零售业销售额的三分之二。所有这些材料均发表在《共产党人》（1980年第1期）杂志上。公布了这些数据之后，我的对手们不再将农业部门说成是“无底洞”。这使得重提公平制订农产品价格问题成为可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巴依巴科夫[2]加入了讨论。
巴依巴科夫是一流的技术官员。但是，他对与人相关的一切问题也十分敏感，因此能够同他进行开诚布公的谈话。同时，他第一个向我解释国家存在的许多问题，包括农业拨款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只要其他部门没有“超支”，特别是国防开支没有超支。
我必须说，军事开支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但从来没有人提过这个问题。
“你会提出这个问题吗？”在一次会后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直截了当地问道。很显然，他是在说他的美丽梦想。
“不，我不会。”我答道。
“哦，你只能这样了，我也不会提。”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失望地表示。
这是总书记不可触及的超支范围。
党的二十六大预定于1981年2月召开。我希望大会的报告能够包括国家综合食品纲要方面的内容，以确保食品供应。如果总书记在代表大会上阐述这个计划，那么各级官僚就不能推翻或阻碍这个计划。苏共二十六大决定有必要制订《食品纲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而且首先是一个政治步骤，因为食品问题已经越来越影响到国内的生活。
苏联人很早以前就忘记什么是饥荒了。但是，国内食品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从国外进口肉类和许多其他食品，特别是粮食。而粮食是人们主要关心的问题，因为这影响到国家安全。
一旦党的代表大会决定要制订《食品纲要》，那么关键的任务就是要立即行动起来。我举行了许多次会议，参加者有科学家，其中一些是农业部门的首席科学家，还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主任和场长、农学家和其他专家。会议讨论的结果是达成了以下共识：《食品纲要》应当聚焦在土地上生活和耕种的人——农民。
后来，我越来越确信集体化年代发生的事情从来没有在此后的年代里得到纠正。农民中能力最强的部分被直接消灭了。这些人就是富农，被冠以吸血鬼和各种各样其他的名称。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驱离自己的土地，其他人被纳入集体农庄，用来维持农民生活的所有东西——耕牛和所有农具——都成为共同财产。很多人在革命后从苏维埃政府获得了土地，成为能干的农民，由贫农上升为中农，但还有很多贫困户。集体化的必要性首先在于确立对农业的全面控制……
尽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我们确定了《食品纲要》的主要内容，制订了拨款规定。农村社会基础设施被置于最优先的重点之上，决定为此拨款1400亿卢布。分项计划包括住房、道路、学校、幼儿园、医院和图书馆等等。这些目标看上去显得有些不切实际和过于雄心勃勃……
在着手制订《食品纲要》时，我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我们需要创建农业和工业联合体。以前，存在着人为的分割，即分为“三个领域”：田里的农业生产和牲畜养殖场；提供农业机械的工业生产部门；将“大自然礼物”变为食品的食品加工工业。这在市场经济中并不重要，因为生产伙伴之间的关系按照特定的游戏规则来进行，并受制于市场本身。在计划经济中，这“三个领域”由不同的部和机构主管，由党中央委员会的不同部门、政府和计委进行监督，相互之间没有有机的联系。管理工作十分困难，每一个“管理者”都想扩大本部门的利益，结果就是各个管理者的目标重叠，缺乏协调，大量浪费资源。这些就发生在所谓的计划经济中。
当我看到这不仅是某个地区的现象，而且是全国现象时，我开始意识到这种混乱、失衡和差异的实际规模。说实话，我一度感到恐惧。人们感到惊奇的是这样的体制竟然没有崩溃。我认为唯一的原因是要归功于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党的整个机制做出的努力。
“我是否能改变任何事情？”我越来越经常地问自己。但是要走回头路已经太晚了。
经过漫长的讨论，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农工联合体应当包括农机制造和食品加工企业——农机公司、农业化工局、采购部、土地开垦和水资源管理部等。这将会形成一个强大的联合体。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个联合体将包括国家基本生产资产的38%，能够产出国家财政收入的40%。
农工联合体的领导机关是国家农工委员会，但地区协会将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些地区协会将被授予足够的自主权，不再需要采取每个一般性举措时都去征得莫斯科的批准。
为稳妥起见，我们召开了与科学家、农场负责干部和各级党委书记的会议，并更多地听取专家意见，检验计划中的重组。
这些会议创建了“支持基地”。对于私营农村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将它们视为有害和敌对的“私营部门”，而是视为农工联合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起到了补充作用。
来自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支持尤为珍贵。他们的承诺和参与通过许多会议得到体现，为定于1982年5月召开的中央全会的成功举行带来了希望。
宫廷筹谋
在成立农工联合体工作走向高潮的时候，我在其中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最高层的形势变得复杂起来。苏斯洛夫于1982年1月25日去世。他的去世导致政治领导层内部争夺职位的行动。在许多年里，苏斯洛夫从来没有觊觎总书记的职位，完全忠于勃列日涅夫，起到了稳定领导层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不同派别和个人之间的冲突。许多人在评价苏斯洛夫在国家历史上的作用时遗忘了这一点。关于苏斯洛夫，有一种广泛流传的陈词滥调。由于他在意识形态方面持有强硬的立场（事实的确如此），他被视为是强硬派和保守派。
此时，苏斯洛夫已经不在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填补他的位置。事实上，这是提名勃列日涅夫接班人的问题。“第二”书记按惯例到一定时候就会成为“第一”书记。他在总书记还在世的时候操持权力杠杆，逐渐获取领导权。
当然，要做出决定就要在许多方面仰仗勃列日涅夫。但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病得很重，以至于他不能充分地掌控局势。契尔年科当时紧随勃列日涅夫左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当时就问过，现在仍然在问这个问题：契尔年科和他手下的人是如何对总书记施加如此巨大的影响的，原因是什么？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花了更多的精力树立勃列日涅夫作为杰出和不可或缺政治家的形象。团结在契尔年科周围的人确定了大众媒体、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和中央委员会的调门。
这些人使得下面的这些称呼家喻户晓：“全世界公认的领导人”、“伟大的理论家”、“不可动摇的权威”、“杰出的和平进步卫士”。由于勃列日涅夫在晚年一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这样就需要制造一种他精力充沛的表象。契尔年科在这方面很在行，勃列日涅夫对他的做法十分欣赏。
在分析苏斯洛夫去世后的力量重组时，需要估量几位政治局委员（特别是库纳耶夫和谢尔比茨基）的机会如何。勃列日涅夫的一位助手曾告诉我他目睹勃列日涅夫接见谢尔比茨基时的一件事，谢尔比茨基时任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向勃列日涅夫汇报乌克兰发生的许多有趣事情。毫无疑问，乌克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加盟共和国。勃列日涅夫听到谢尔比茨基讲的事情后，感到十分动容和高兴。他们在道别时，勃列日涅夫指着他的座位说：
“沃洛佳，我走了以后这就是你的座位了。”
那是在1978年，谢尔比茨基刚刚60岁。勃列日涅夫说这句话不是开玩笑，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看中谢尔比茨基已经很长时间了。勃列日涅夫掌握最高领导权后立即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把他召回，先前是由赫鲁晓夫将他派到那个地方的。勃列日涅夫任命谢尔比茨基为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后来将他选为政治局委员，以压制谢莱斯特。谢尔比茨基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满怀信心地治理他的加盟共和国。最重要的，如同本人所称，他是“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坚定追随者（即支持并入俄罗斯）。此举大受称赞。
苏斯洛夫的去世也在其他政治局委员中激发出了期望、希望和想法。一次，安德罗波夫在电话中用激动、吃惊甚至迷惑不解的语气给我讲述了葛罗米柯打给他的一个电话。他们两人是老朋友了，但这个电话令安德罗波夫感到意外。葛罗米柯毫不隐讳地试探他接替苏斯洛夫职位的可能性。平心而论，葛罗米柯有理由提出这个要求，他在许多方面经验丰富，最突出的是在外交政策方面。
安德罗波夫告诉我，他给葛罗米柯的回答并未做出任何承诺：
“安德烈，这事得由总书记来定。”
我本人认为安德罗波夫获得这个职位的机会最大。我曾经对他说：他主管国家安全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是回到他本来的领域的时候了。
安德罗波夫在苏斯洛夫去世后不久告诉我：总书记建议他调任中央委员会书记，主管书记处和国际部的工作。但他又加了一句：
“我仍然不知道总书记的最终决定将会是什么。”
当然，还有第三个人有自己的想法，这个人就是乌斯季诺夫。我当时认为，现在仍然这样认为：乌斯季诺夫以为他有可能会被提拔到那个职位上。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盯着总书记的职位，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将愿意让安德罗波夫接替苏斯洛夫的职位。
契尔年科也有自己的计划。但在我看来，勃列日涅夫在3月中旬就已经做出了决定。让我产生这个看法的原因是勃列日涅夫安排安德罗波夫在纪念列宁诞辰112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根据“克里姆林宫观察家”使用的衡量标准，这表示勃列日涅夫已经定下来了。
安德罗波夫的报告十分成功。这么多年以来，一个常规的讲话第一次激发了对现实生活的认真思考。安德罗波夫当时说：“我们并不了解我们所生活的社会。”
对安德罗波夫的选择也许出于另外一个没有人注意到的考虑。当调任安德罗波夫到党务部门时，勃列日涅夫任命了一个绝对忠于他的人——费多尔丘克[3]主管国家安全。安德罗波夫对费多尔丘克持有负面看法，提议切勃利科夫[4]接任他的职务。不过，勃列日涅夫直接问安德罗波夫谁来成为他的继任人，安德罗波夫说：
“这由总书记决定。”
勃列日涅夫提议费多尔丘克，安德罗波夫没有表示反对，支持总书记提出的人选。
这一段时间内，这些宫廷筹谋耽搁了《食品纲要》，时间已经很紧了。
“大炮与黄油”
《食品纲要》的主要问题是要确保款项和资源的支持。这令我感到头痛。我开始考虑向中央全会提出拨款问题之前先确定最低的拨款额度。财政部和国家计委都不愿谈论这个话题。事实上，巴依巴科夫和加尔布佐夫[5]与吉洪诺夫开了个会，吉洪诺夫明确表示：
“不要给戈尔巴乔夫任何财政资源上的承诺。”
即使如此，我逐渐与加尔布佐夫和巴依巴科夫加深了相互了解。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需要加一点推力，否则所有事情都会悬而不决。我提出下列建议：对农业的一部分投资要用在发展农业机械制造上。但是，主要的问题——提高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处理。
一次偶然的对话促使我寻求与勃列日涅夫紧急见面。事情是这样的，我召集一个讨论财政问题的会议，但财政部长加尔布佐夫没有来参加。我亲自给他打电话：
“瓦西里·费多罗维奇，我们都到了，就等你呢。”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财政部长央求道，“我不会来的。”
“为什么啊？”
“我来的话就死定了。”他说话的时候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听上去是真的。
“等一下，你是说我办公室里发生的事令你痛苦吗？”
“这倒不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加尔布佐夫说，“您会再次逼我掏钱，但根本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去拿钱。我的心脏不好，在您的办公室已经发作了一次，您的助手给我做了急救。”
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弄钱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想到了动用无偿贷款机制。大家都知道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换是不平等的。机械、建筑材料和燃料的价格很高，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很低。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造就了避免农业破产的补偿机制。国家贷款就是这样的一种机制。
集体和国营农场每年都会得到这些贷款，但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全额还贷，因为根本还不起。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既然你们把收购价压得这么低，因此我们也没有办法正常地生活和工作下去，请发发善心给我们一些贷记，然后把债务清零。没有其他方法，因为国家需要食品。”
我的分析显示每年的贷款额为150亿卢布——170亿卢布之间。所以，无偿贷款只是对家庭和国营农场提供补贴的另一个名目而已。为什么不用同样多的款项去提高收购价呢？如果价格公道，农民们就会考虑增加生产，考虑实际成本和节约。我认为这就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但我没有立刻说出来，决定对这个问题做详细的研究。
最终，委员会中的激情得到平复，讨论宣告结束，《食品纲要》的主要条款也制订完毕并得到批准。随着中央全会召开日期的迫近，需要面见勃列日涅夫。我相信，这个《纲要》必须由总书记本人提出。
我们见面了，我向总书记汇报了我的方案，他显得踌躇不决。我觉得他还没有打定主意。即便在不久前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也是付出了巨大努力才做了报告。但在接着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同意了，现在必须让他介入此事。
勃列日涅夫始终对两件事感兴趣：农业和军事，我认为顺序也是这样的。我记得一次与他谈话，讲到要把庄稼收进来，按照惯例派军队卡车提供协助。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是一个聪明、精明、坚毅和坚持的人，但最后他十分合作。他表示他深知把庄稼收进来的重要性，因为“大炮与黄油”是密不可分的大事。我觉得我想要做一个更正，更有力地主张“大炮与黄油”的公式，勃列日涅夫表示支持，微笑着对我说：
“戈尔巴乔夫在这里可能是对的。”
如此，“大炮与黄油”出炉了。
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总书记必须要考虑加强国防力量以及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最终后果的问题。在过去的几个五年计划中，国防开支的增长速度比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快1.5倍至2倍。这个可怕的摩洛神[6]已经吞噬了辛勤劳动的成果，无情剥夺了我们的生产能力。而我们的生产能力已经落后，急需现代化，特别是在机械制造和矿产冶炼部门。这甚至是我当时就有的想法。
由于没有办法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情况变得更复杂了，因为所有关于国防工业的数据都是严格保守的秘密。假如有人提出某个军工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乌斯季诺夫就会严厉斥责这个“无知的批评者”，政治局里没有人敢挑战他。危机正在敲门。只有新的外交政策决议和与美国的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但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旧的政策得到推行，其遭遇的挫折也愈见频繁。
当时的领导层无法选择改革之路（我特别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权力机器关注的重点就是不要损害制度。这就是所有领导人都抓“目标计划”的原因，这种做法在当时十分时髦。它们成为挽救某个特定部门的救生圈。
国家正陷入减速之中。社会正在丧失其能量，政策正在走入死胡同。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无论是我还是我当时的同事都没有将当时的总体局势视为制度的危机。但是关于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和预感危机即将到来的认识正在加强。
意识形态机器高速开动，但越来越难以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社会中日益增长的不满，越来越难以粉碎对手的攻击。当时的剧院里出现了提出我们生活中主要问题的剧目，如米哈伊尔·沙特罗夫[7]的《我们将会赢》、阿扎特·阿卜杜林[8]的《第十三任主席》、维克托·罗佐夫[9]的《聋人之家》等。许多地下出版物在社会上流传，人们推出非正式的艺术展览，批评现存制度、经济管理方式，有时甚至是批评整个社会制度。
勃列日涅夫住进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医院进行例行体检的时候到了。他的病区里除了医疗用房外，还有一个办公室，他就在那里接待来客。
这是一个很舒适的饮茶交谈的地方。一天，契尔年科、吉洪诺夫、安德罗波夫和我来到这间办公室。
列昂尼德·伊里奇很高兴见到我们，他的兴致很高，似乎要向我们表明他的身体很好。事实上，他看上去不像是个病人。他没有穿病员服，而是穿了棕色拉链夹克和时尚长裤。只有那些已经与他熟识并且记得他曾经何等精力充沛的人，才能发现他的行动有点迟缓。
我们互致问候，围着桌子坐下，谈论一些普通的话题、身体状况和时事等。然后勃列日涅夫问道：
“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如何？”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的身上。
“我们在准备中，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部纲要和一组相关的决议。至于确定的目标，都很实际。我们还没有就财政拨款来源达成共识。”
勃列日涅夫突然表示：
“中央全会必须召开。只有一件事情：你一直在说服我做主题报告，但你还没有在财政来源方面达成共识。这是不是说要我口袋空空地走上讲台？”
“不，不是这样，列昂尼德·伊里奇。”契尔年科从他的座位上蹦了起来。
“一切都没问题，我们会解决这件事。”吉洪诺夫应和道，尽管他听上去不是那么真诚。
安德罗波夫平静地坐着，一言不发，静观情况的演变。他已经知道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将选举他为中央书记，成为党和国家的二号人物。吉洪诺夫也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在谈话过程中以焦虑的目光扫过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感觉到他不会是苏斯洛夫的接替者，因为勃列日涅夫从没有提到他，所以显得坐立不安、相当紧张。
我们如何做好中央全会的组织工作，以方便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呢？我们决定事先把《食品纲要》以及相关的全部决议发给中央委员和来宾。总书记只需在简短的讲话中提及主要内容。这样决定后，我们相互道别。
契尔年科和我共乘一辆汽车由格拉诺夫斯基大街前往老广场。我感谢他支持我。契尔年科沉浸在他的思绪中，回答道：
“重要的是你采取行动时不要回过头来东张西望。”
我知道契尔年科不喜欢吉洪诺夫，他暗指的就是他。
“如果已经确定了立场，”我回答说，“我认为任何人都不会从中阻拦。但是您也要做好准备，我想您的电话铃已经在响了。”
……与吉洪诺夫最后谈话的时候到了。我对前景不是很乐观，但没有他的支持，计划就会遇到危险。
谈话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持续了4个小时之久。我已经准备了对全部问题的过硬分析材料，我的论据也是“天衣无缝”的，但当我谈到用160亿卢布来提高收购价时，吉洪诺夫不愿再听下去了。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10]，你是经济管理专家[11]。你知道如果没有钱，计划就是废纸一张。”
“不，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吉洪诺夫不愿让步，“我没有那笔钱。”
此时，我介绍了无偿贷款的问题。
“请看一下备忘录：近年来集体和国营农场每年获得170亿卢布贷款，他们并没有偿还这些贷款。”说着，我将材料摆到吉洪诺夫的面前。
“这是什么意思？”
“无偿贷款与拨款是一回事，而且更糟。农场没有挣到钱，但只是收了贷款后不用偿还。这会在农业中产生一种攫取心态，正如你说的那样。只要这种情况延续下去，你就无法期望农业能够有序发展。”
热茶端上来了。吉洪诺夫的表情依然是神秘莫测，很难猜测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谈话继续进行，我的所有经济论点都被驳倒了，也提不出新的论点。吉洪诺夫还是毫不松口，更糟的是他一言不发。怎么样才能跟他讲道理呢？想到我们一起拜访总书记的经过，我将温和的说理变为强硬地坚持立场。
“这是与列昂尼德·伊里奇谈话之后我为政治局起草的备忘录。我要你与我一起在上面签字，你作为部长会议主席，我作为农业的主管。然后我们将一起向政治局提交这份备忘录。”
吉洪诺夫保持沉默。
“不过，如果你不签的话，我将单独签字，提交给政治局，让政治局来做出决定。我已经提醒列昂尼德·伊里奇拨款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但契尔年科和你都向他保证所有问题都能达成一致。”
吉洪诺夫不作声地听我讲话，他在思考这个问题。热茶又端上来了，又出现了冷场。
“我肯定，”我说，“政治局将会支持我。根据我召开的会议来判断，这是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见。让我们共同行动吧，我不愿我们僵在这里。”
最后，他说道：
“把你的所有材料都给我，我要看一下。”
他拿起备忘录、参考材料和计算数据，平静地将文件整理好，然后他显然已经做出了决定：
“我会带走所有这些材料，再看一下。但现在让我们马上拟好设立国家农工委员会的条款。需要在地区一级设立，而不是在中央设立。否则，这像是第二个政府。”
“哦，我绝不应该，”我心里想到，“坐在这里四个小时，却只字不提令部长会议主席感到内心受折磨的事。我真笨啊，我听上去就像是做经济分析和科学论证……”
稍早之前，中央委员会农业部主管卡尔洛夫[12]告诉我说，有人在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工作人员中传播谣言，称戈尔巴乔夫出于控制一半国民经济的个人目的而设立农工委员会。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还有更长远的计划，即想要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当时，我将这些谣言视为官僚们司空见惯的嚼舌头，但这确实触及了某些人的神经。作为抗衡措施，部长会议决定设立自己的农业委员会。
“绝不反对。”我毫不犹豫地对吉洪诺夫说，立即将准备提交给政治局的备忘录中有关农工委员会的部分删去。
吉洪诺夫长舒了一口气，心情愉悦起来。所以，我们达成了所谓的“交换协议”。
所有人都怔住了。“戈尔巴乔夫压倒了吉洪诺夫。”没有人相信吉洪诺夫会做出让步。我的那些“祝福者们”都相信戈尔巴乔夫斗不过吉洪诺夫。但我根本不去管这些废话。对我来说，令人筋疲力尽的马拉松已经结束了。1982年5月24日，中央全会听取了勃列日涅夫《关于至1990年苏联食品纲要及实施措施》的报告。《食品纲要》及农工联合体相关方面的一组决议均获得批准。现在，这些决定要得到农民、场长主任和整个社会的接受。《共产党人》（1982年第10期）刊登了我的文章：《〈食品纲要〉及实施任务》。秋天，《世界马克思主义》刊登了我的一篇关于党的农业政策的文章。
同年8月，我在哈尔科夫举行的一次全国农业专家会议上发表讲话，敦促放弃“粗放型”农业经营方式。由于追求饲养牛的头数，我们被迫繁殖生产力不高的牲畜，消耗草料但出肉率低。通过培育优良牲畜品种、采取科学的饲养方法和其他集约型经营方式，我们将能提高肉类和奶类生产，同时减少牲畜的存栏数。
毛病出在哪里？当谢尔比茨基提到我的讲话时，他勃然大怒：
“这种乱七八糟的说法都是些什么玩意？总书记号召要提高牲畜的数量，我们却谈到了相反的号召。这会把所有人的思想搞乱。”
许多党的干部和经济方面的负责人都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们关于农业生产的衡量标准十分简单：耕种土地的面积和存栏牲畜的数量。他们十分关注这些数量指标。因此，贯彻《食品纲要》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艰苦的斗争。
一些读者，特别是俄罗斯的读者会问：“那么，《食品纲要》的用处是什么？”食品供应情况如果说没有变得更糟的话，至少也没有任何改善。为什么要如此详尽地叙述《食品纲要》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曲折的斗争？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口上承认，这个纲要只不过是另一个乌托邦，是立刻就被忘掉的许诺，这难道不是更好吗？
我在这个方面仍然坚持我的立场。第一，我要给读者介绍我担任中央书记时的决策过程；第二，制订这个庞大的纲要是使制度在重要的食品领域发生作用的又一个竭尽全力的尝试。是的，我们必须出一些成绩才行。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86年——1990年）与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81年——1985年）相比，粮食平均年产量增加了2660万吨，牛肉增加了250万吨，奶制品增加了1000万吨以上；亏损农场的数目从25000个减少到4000个，这个数字不到农场总数的10%。
第三，按照《食品纲要》取得的成效表明：稳定食品市场不仅与农业有关，而且与国家的整体财政状况有关，与收入增长和支出增长之间的平衡有关。我已经讲过在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二书记期间（1968年——1969年），我必须处理肉类和黄油过剩的问题，因为居民不买这些食品。当时的人均消费水平是每年42公斤，比1990年几乎少100公斤。
那么，为什么要重提这些旧事？是的，当我今天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所有的食品都应有尽有。但与1990年的消费量相比，已出现下降。这是一个悖论吗？完全不是。人们的收入被通货膨胀所吞噬，人们买不起所需食品。他们当然可以去逛商店。但当局声称他们已经解决了食品问题，似乎商店里有什么食品比人们确实消费了什么食品更加重要。
我最近在报纸上看到只有17%的人口去“第七大陆”这个层次的超市购买食品，而大多数顾客喜欢去市场和小摊贩那里购物，或是去科佩卡、皮亚乔洛奇卡或至多去欧尚大卖场购物。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的拔河
尤里·安德罗波夫成为党的二号人物这件事影响深远。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拔河继续进行，争相从总书记那里争取信任。契尔年科试图成为勃列日涅夫的把门人，声称只有他才能从精神上理解和支持总书记。他不遗余力地加强自己的个人地位。
尽管安德罗波夫在中央全会之后搬入了苏斯洛夫的办公室，但他并没有收到主持书记处工作的正式通知。这是否故意为之，我并不知道，但有时是契尔年科，有时是基里连科利用这种不明朗的局面，出面主持书记处的会议。
这种局面延续到1982年7月，当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一切都尘埃落定。在书记处的会议之前，与会的书记们通常在前厅会合。一天，当我走进前厅的时候，安德罗波夫已经在那里了。等了几分钟之后，他突然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说：
“好的，我们都到了吗？开会了。”
安德罗波夫领头走进会议厅，立即坐上主席座位。契尔年科看上去像泄了气似的，重重地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他实际上是倒在椅子上了。我目睹的这一切，使我想到了果戈理剧作《钦差大臣》里的“宫内政变”场景。
安德罗波夫以他惯常的充满精力和自信的方式主持会议，这与契尔年科令人乏味的主持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将会议搅成一锅稀粥。
当天晚上，我给安德罗波夫打电话：
“祝贺您！我想我们目睹了一件大事。我注意到您在书记处会议前显得紧张不安。”
“谢谢你，米哈伊尔，”安德罗波夫回答道，“我有感到紧张的理由。列昂尼德·伊里奇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我为什么把你从克格勃调到中央委员会机关？只是为了让你出现在那里吗？我要你指导书记处并负责人事工作，你为什么不去做呢？’事情就这么定了。”
我知道总书记当时的健康状况、他正在衰退的意志力以及不愿与契尔年科发生争执的态度，所以我能肯定勃列日涅夫本人不会打这个电话。很显然，如同往常一样，有人立在他的身边，严密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这只能是一个人：乌斯季诺夫。根据他不顾外交细节就能够制服强人的能力以及他与安德罗波夫的长期友情，我有很大的把握说这个话。不过，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从没有对我透露过这件事。
新的“稳定”就此得到建立。我们的讨论通常是事务性的，而非正式的，通过的建议也更为具体。最重要的是，一种严厉和较真的态度占了上风。在个人所承担的责任方面，安德罗波夫给予的批评十分严厉，尽管被批评方似乎应当受到这样的批评，你也未免会动恻隐之心。
我的感觉是安德罗波夫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也许与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恶化有关，与他的部下密谋活动的加剧有关，但这种局面也可能造成权力的彻底瘫痪。很显然，安德罗波夫决定采取措施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表明尽管总书记的身体越来越差，但权力本身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任何意外都不会发生。这个信息传达给了全体政治局委员。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1982年夏看到了安德罗波夫下达的出乎预料的干预举措。当时，安德罗波夫与我留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看家”，乌斯季诺夫留守国防部。我们当时要找出莫斯科在生产和消费旺季没有蔬菜水果供应的原因。我们成立了一个“救援队”，负责首都的供应工作。但莫斯科的零售组织直接拒绝接收任何此类产品，借口是他们没有零售商店。在这个时候，我决定介入此事，给莫斯科市政府施加压力，敦促其采取措施。
时任莫斯科市党委书记的格里申在那天晚上给我打来电话：
“我们不能在几乎不信任市党委的情况下，让政治局在我们的头顶上做出有关黄瓜的决定。我肯定不喜欢这样做。”
我打断了他：
“听着，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13]，我认为你说话的口气是不对的。你把一个纯粹的实际问题说成是一个政治信任问题。现在的全部问题是在盛夏时节莫斯科居然没有蔬菜水果。但产品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要讨论如何解决问题。我负责监督工作。”
说起格里申，他看高自己和他的权力。就像许多此类人物一样，他对“下面人”讲话时，一副老板的口气，听他谈问题的确是种折磨。除了总书记本人，格里申不接受其他任何人的批评和评论。即使是总书记本人发话了，他也会说是有人向总书记误报信息，有人在设计陷害他。
至于“黄瓜问题”，他没有进行反驳，立即采取了行动。数千个蔬菜摊点在莫斯科很快设立起来，问题得到解决。莫斯科的权力走廊悄悄地流传着一个说法：安德罗波夫很严厉地着手恢复秩序。
但是，这个事件的背后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领导层为权力在幕后角力的复杂情况下，格里申在一些人看来是一个可能“登位”的人物。这个谣言被透露给了外国媒体，安德罗波夫当然知道这件事。因此，安德罗波夫插手干预莫斯科蔬菜供应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需要表明莫斯科的老板连本市的问题都搞不定，更不用说去解决全国性的问题了。
在此期间与安德罗波夫的一次谈话中，他好像很随意地说道：
“列昂尼德·伊里奇要我们更加关注人事问题。我认为我们要更加密切地盯住那几个变得十分讨厌的人。”他用锐利的眼神看着我说，“你觉得麦杜诺夫怎么样？”
“与我一两年以前跟你说的一样。”
有关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严峻事态传到了中央，当地的度假胜地存在着强大的黑社会组织，并且直接打通了当地党的机关。
我向安德罗波夫重提了当时我与麦杜诺夫的谈话以及我给他的建议：第一，不要与那些行为不端的人物打交道；第二，密切注视这些人，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麦杜诺夫当时没有把我的劝告当回事。他会听勃列日涅夫的，也许会听苏斯洛夫或基里连科的，但不会听其他人的。他认为我干预了他的权力范围，编织了一个针对他的密谋网络。
在向安德罗波夫讲述了这件事之后，我说：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您必须向列昂尼德·伊里奇汇报这件事。我们应当预先想好谈话的内容。”
“我知道，”安德罗波夫答道，“但这是一个事关全党和全国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把它弄清楚。我要你考虑给麦杜诺夫安排另外一个工作。”
我建议的这个工作职务是蔬菜水果收购部副部长。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是蔬菜水果的主要产区。
中央委员会和所有地区党委第一书记都对麦杜诺夫被撤的这件事感到震惊。人们都知道他得到了总书记本人的支持，被认为是“不倒翁”。然而，突然之间……安德罗波夫的权力地位迅速上升。
如果更详尽地考察一下安德罗波夫的行动方式，就可以发现他的行动是一次性的，很大程度上只是摆出姿态而已。那时的停滞局面极为严重，即使这些行动只能打开一扇小窗户，但也制造了新鲜空气的幻觉。不幸的是，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积累下来的问题过多，只是采取一些孤立的行动根本无济于事。
由于勃列日涅夫的病情过于严重，无法采取任何主动行动，所以其他政治局委员也不得采取类似行动，这样就可以避免总书记显得缺乏行动能力。勃列日涅夫也不再能够在国内旅行。所以其他政治局委员也缩短了他们视察工作的行程，即使这些视察工作具有必要性。
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制造出总书记依然在思想和组织工作中精力充沛的形象。勃列日涅夫不再能够产生新思想，不再能写作或发表讲话，所以他委托其他人，如助手和顾问，代表他发表讲话。他们在起草各种各样的报告、备忘录、传阅信件和电报方面显示出了高超的技巧。每一次“历史性的”讲话都需要产生广泛的反响，以体现出他的主张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共鸣。
同时，如果你深谙这个制度的运作方式，你有时就能够将成熟的决定付诸实施。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缺乏新的思想和主意，如果他们收到一份备忘录，建议以总书记的名义提出和解决某些问题，他们通常会抢着去抓住这个机会。
如我所说，患病的总书记领导下的“稳定”正对许多领导人的胃口，因为这使得他们能够在各自主管的方面自主行事。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和一些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在这样的稳定中拥有自己的利益，因为我们自己的幸福有赖于这样的稳定。每个人都深知新任总书记肯定会进行人事调整。
在这样的局面下，权柄和管理权自然越来越多地落在官僚们的手中，这种权力转移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它不仅会摧毁尚存的党内民主因素，而且会为官僚的密谋行为铺平道路。这种密谋行为经常能够在政治决策中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新的人事任命方面。
在那个时期，传达下来的总书记的观点和立场通常并不是来自总书记本人，而是来自那些对总书记施加影响的人。
在勃列日涅夫的晚年，政治局的状况令人遗憾。一些会议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20分钟，这样总书记就不至于累着。等待开会的时间要长于开会的时间。契尔年科事先与我们说好：一个问题在会上提出之后，就要有人马上说“都清楚了”。被邀请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各种人士从走进会议室到离开的时间，也就在1分钟之内，但总是假定所涉及的问题在政治局已经得到了适当的讨论。
如果国家的重大问题需要讨论，唯一的希望是政府在此之后会着手处理。但在政府，有关的讨论也是流于形式。标准的态度是这样的：“我们的同志们已经研究了这个问题，并预先交流了看法，专家也应邀参加了，有任何评论吗？”没有评论。那些敢插嘴和提问的人肯定会受到契尔年科的眼光奚落。
即便在勃列日涅夫感到身体好一些的时候，他也很难听懂讨论内容并做出总结。所以，当主要问题排上议事日程后，勃列日涅夫总是第一个发言，读一下预先写好的文稿。这样，会议就不好再讨论了，于是就能听到人们说：“赞成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意见……我们应当批准。”有时，勃列日涅夫本人会指出进行某些删节并建议改变一些重点。这时候所有人都会兴高采烈地表示赞成，于是讨论宣告结束。
至于谈论的时间长度和强度，政治局有关批准年度计划和预算的会议是例外，这是因为负责某个经济领域或某个地区的政治局委员存在利益方面的考虑。这种类型的会议也是由总书记首先讲话。他读完稿子后，讨论就开始了。
每一位发言人都有自己强调的某个重点。谢尔比茨基谈论顿巴斯地区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的需要，“否则，这个地区的钢铁工业和煤矿将使加盟共和国和全联盟的电力工业感到难堪。”库纳耶夫[14]则借助处女地的状况和埃基巴斯图兹能源枢纽的发展，要求得到更多的政府拨款。格里申总是以油滑和空泛的腔调讲话，不外乎为首都争取更多的拨款。拉希多夫反复讲同样的话题：中亚的不均衡发展、失业问题、需要更多的工作岗位，还有更多的灌溉。
尽管这些都是重要的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但政治局并没有进行讨论、交换意见或争论。在我的记忆中，计划和预算草案没有一次被退回去重新起草。说实话，这一切充斥着表面文章和自我欺骗。
最终，超过二十个常设和临时委员会负责起草有关具体问题的决议，政治局只是对这些决议加盖橡皮图章。这些委员会中有中国问题委员会、波兰问题委员会、阿富汗问题委员会和关于其他国内和国际问题的委员会。各委员会均在中央委员会大楼里开会，从不到其他地方开会。这样契尔年科就能够监督它们的活动。事实上，这些委员会开始成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补充。政治局会议越来越多地讨论解决实际问题的动议。
这个时候正是国家的许多负面进程应当停止以及社会改革应当启动的时候，但时间就这么溜走了。生产、通讯和日常生活方面，科技革命的影响使得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给社会生活带来剧烈的改变。因此，其他国家通过痛苦的实验和犯错过程来迎接挑战，而我国拥有引以为傲的“进步理论”、计划和系统的模式以及管理的科学方法，拒绝接受任何新潮流，抵制文明演进的总体方向。
勃列日涅夫去世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突然去世，这听上去是一个很奇怪的表述。考虑到电视的作用，整个国家都知道他的身体状况。
198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勃列日涅夫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最高统帅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检阅了阅兵式。在接着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他宣读了讲话稿。简言之，一切都照常进行。
11月10日，我接见一个来自斯洛伐克的代表团。我们正在愉快的交谈当中，突然有人递给我一张纸条：“安德罗波夫要立刻见你。他知道你正在接见一个代表团，但是他要你表示歉意，立刻中断接见，去他的办公室。”
我走进安德罗波夫办公室，看到他十分平静。但同时，我能感觉到内心的巨大紧张感。安德罗波夫以平稳的语调说勃列日涅夫的夫人维克多莉娅·彼得罗夫娜[15]请他通报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消息，并要他去扎莱切尔的别墅，彼得罗夫娜不愿见任何其他人。安德罗波夫去了那里，与恰佐夫[16]院士和保卫人员谈了话。勃列日涅夫是当天早上去世的。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说：
“那么，对于老广场（中央委员会）这是极为紧要的时刻。必须做出决定，我认为这与您个人相关。”
安德罗波夫没有回答。我们之间的关系使得我不必绕弯子，而是直截了当地问他：
“您在‘内圈’开过会吗？”
他点点头。是的，他们已经碰过头了，同意了安德罗波夫的候选人资格。他提到了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吉洪诺夫，但没有提到契尔年科的名字。所以，我不能肯定契尔年科是否在场。
我说：“无论发生了什么，您都不能拒绝。”
同一天，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成立治丧委员会，安德罗波夫任主任委员。政治局还决定召开中央委员会特别全会。吉洪诺夫提议尤里·安德罗波夫应被任命为总书记，获得政治局一致通过。契尔年科将代表政治局宣布这一项任命。
坦率地说，勃列日涅夫的去世虽然突然，但并没有使我们感到震惊或不知所措。而且，尽管有大量的宣传，他的去世也没有被认为是社会的巨大损失。那些天里，我们当然都在思考未来、国家的状况和国家的发展前景。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已经存在着对于巨大变革的期望。
对于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停滞时期，已经说过和写过很多了。我觉得需要按次序对此做更深入的考察，特别是考虑到近来某些保守势力和正统主义势力企图为勃列日涅夫主义重新正名。
在政治上，勃列日涅夫主义只不过是对赫鲁晓夫改革努力的一种保守反应。赫鲁晓夫要改革的是存在于这个国家的威权主义模式。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反应始于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这就解释了他的国内外政策自相矛盾的原因。赫鲁晓夫在对党和国家机关的压力做出妥协的同时，不愿意放弃他的改革努力。正如我已经用文字表述的那样，赫鲁晓夫在后期对党和经济管理所进行的混乱改革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到他希望削弱党和国家行政系统的无限权力。行政系统不喜欢这样的领导人，于是他被废黜了。
勃列日涅夫十分清楚党和国家精英的想法和军工联合体的愿望，他依靠他们，并在推行基本上就是“强硬的新斯大林路线”时得到他们毫无保留的支持。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出了有关民主的空头支票，以隆重的方式推出了一部新宪法。与此同时，出现了一场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前所未有的运动，一些人被捕入狱，另一些人被关入精神病院，还有一些人被赶出国境。使人们感到恐惧这一屡试不爽的手段得到运用。
那个时代也讲了很多话，要让“经济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加强生产，推动科技进步，给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但是，即使是十分有限的和拘谨的1965年“柯西金改革”也遇到了激烈的反对，被废弃不用。关于科技进步的中央全会年复一年地推迟，结果从未召开过。经济沿着宽广的和浪费的道路走向破产。
在大规模的国际缓和宣传运动的掩饰下，军备建设继续进行，甚至在花了巨大代价取得了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对等之后也没有停下来。“布拉格之春”被践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军队第一次在阿富汗卷入军事冒险，但不可能取胜。
然而，评价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关键之处是其无法应对时代的挑战。它紧抓着旧的教条和思想不放，否认科学技术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生活条件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人的活动以及地区、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活动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而这标志着一种新文明的诞生。这为我国的变革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已经走入死胡同，注定会处于落后状态并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
勃列日涅夫的去世造成了一些问题：是否一切照旧？我们的社会是否继续走下坡路？是否会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政治领导层中？由于我国是这个世界架构的基石之一，这个问题不仅引起我国公民的关注，也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
回想我对那段时期的印象，我必须说在主要领导人中存在着两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将勃列日涅夫变为另一个“经典”，一个伟大的“权威”，所以围绕着他的人就能够保住他们的职位，为新领导层划出严格的界限。另一个趋势是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评价持有保留意见，为变革创造机会。
如同以前一样，这些趋势没有反映在公开讨论或冲突之中，而只有那些有经验的人才能体验出微妙的差别。
由契尔年科负责安排的葬礼十分隆重。契尔年科在11月12日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是很合时宜的后续安排。他认真朗读了由他的助手们起草的充满溢美之词的稿子，诸如“列宁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具有一切天才和美德的“杰出的理论家”。
领导层缺乏流动性和年事已高被视为勃列日涅夫的最大成就，是他一手造就了这样一个睿智的、极为能干和有凝聚力的政治领导集体。至于有一种说法称安德罗波夫吸收了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作风和人事问题上的周全考虑，这是对安德罗波夫的一种令人怀疑的恭维。契尔年科满怀信心地表示勃列日涅夫的集体领导作风将会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得到加强，这发出了一个清楚的信号：我们将一起治理国家。
社会上有这样的看法：国家不仅需要变革，而且做好了变革的准备。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颂歌就有些过头了。在那些日子里，我在安德罗波夫的身边工作，我看到他已经意识到必须抛弃那些带有“勃列日涅夫时代”特征的东西。他十分担心他最初采取的步骤将被如何评价。
安德罗波夫在选举他担任总书记的中央全会前所做的讲话中并未做出明确表态，没有公开的挑战。与勃列日涅夫去世相关的事情，他所有的话都很得体，并未多说什么。在这次讲话之后，契尔年科变得垂头丧气，但必须要说的是，安德罗波夫在个人关系上以很宽容大度的态度对待他。
根据事先的安排，中央委员会全会将于11月15日举行，讨论下一年国家计划和预算草案。安德罗波夫感到他在全会上有必要超出原先安排的议程，至少要概述他的未来政策。于是，全会推迟一个星期举行。
[1]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Эдуа́рдАмвро́сиевичШевардна́дзе，1928年1月25日——2014年7月7日），1946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3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库塔伊西省委第二书记。1953—1956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库塔伊西省委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57—1961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61—1963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姆茨赫塔区委第一书记。1963—1964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比利斯佩尔沃迈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64—1965年任格鲁吉亚公共秩序保护部第一副部长。1965—1968年任格鲁吉亚公共秩序保护部长。1968—1972年任格鲁吉亚内政部长。1972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1972—1985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8—1985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5—1990年任外交部长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年辞去一切职务并退党。1991年任对外关系部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返回格鲁吉亚。1992年3月10日至11月4日任格鲁吉亚国务委员会主席。1992—1995年任格鲁吉亚议会主席。1993年8月6—20日代理总理。1993年9—10月代理内政部长。1995—2003年任总统，在任期间大肆贪污腐化。2003年被推翻下台。2014年去世。
[2]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巴依巴科夫（Николай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Байбаков，1911年3月7日——2008年3月31日），1935年加入红军。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4年任副石油工业人民委员。1944—1946年任石油工业人民委员。1946—1948年任南部和西部地区石油工业部长。1946—1950年、1954—1962年、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1955年任石油工业部长。1952—1961年、196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5—1957年任部长会议国民经济规划委员会主席。1957—1958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8—1963年任克拉斯诺达尔经济委员会主席。1963年任北高加索经济委员会主席。1963—1965年任国家化学和石油工业委员会主席。1965—1986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86年退休。1986—1988年任部长会议顾问。
[3]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ВиталийВасильевичФедорчук，1918年12月27日——2008年2月29日），1936年入伍。1939年加入格别乌，参加了卫国战争。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0年任莫斯科军区格别乌主席。1950—1954年任驻奥地利中央集团军群格别乌主席。1954—1955年任驻奥地利中央集团军群格别乌副主席。1955—1958年任莫斯科军区克格勃副主席。1958—1963年任莫斯科军区克格勃主席。1963—1966年任驻德国苏维埃集团军克格勃副主席。1966—1967年任驻德国苏维埃集团军克格勃主席。1967—1970年任部长会议克格勃第三局局长。1970—1982年任乌克兰克格勃主席。197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年5月16日至12月17日任苏联克格勃主席。1982—1986年任内务部长。1986—1992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1992年退休。
[4]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切勃利科夫（Ви́кторМиха́йловичЧе́бриков，1923年4月27日——1999年7月1日），1941年入伍。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沃罗涅日战役、哈尔科夫战役、库尔斯克战役、捷克斯洛伐克战役等。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6年退役。1958—196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委第二书记。1961—1963年任乌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67—1968年任克格勃人事部部长。1968—1980年期间任部长会议克格勃副主席。1971—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5—198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中央法律政策委员会主席。1989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89年退休。
[5]瓦西里·费多洛维奇·加尔布佐夫（ВасилийФёдоровичГарбузов，1911年7月3日——1985年11月12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0—1952年任乌克兰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2—1953年任财政部副部长。1953—1960年任财政部第一副部长。1960—1985年任财政部长。1961—198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8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5年逝世。
[6]古代近东地区一位神的称号，与火祭儿童相关。现代语言中，指需要极大牺牲的人物或事业。
[7]米哈伊尔·菲利波维奇·沙特罗夫（Михаи́лФили́пповичШатро́в，1932年4月3日——2010年5月23日），苏联剧作家。
[8]阿扎特·哈马托维奇·阿卜杜林（АзатХамматовичАбдуллин，1931年6月26日——），苏联巴什基尔族剧作家、作家。
[9]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罗佐夫（Ви́кторСерге́евичРо́зов，1913年8月21日——2004年9月28日），苏联剧作家。
[10]吉洪诺夫的名。——译者注
[11]吉洪诺夫任部长会议主席前，任黑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12]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卡尔洛夫（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еевичКарлов，1914年3月25日——1994年10月2日），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1年任苏共斯大林格勒省委书记。1951—1953年任苏共斯大林格勒省委第二书记。1954年任苏共巴拉绍夫省委第二书记。1959—1960年任苏共加里宁省委第一书记。1960年任苏共中央局副书记。1960—1962年、1976—1986年任苏共中央农业部长。1961—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65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5—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农业部第一副部长。197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年退休。
[13]格里申的名。——译者注
[14]丁穆哈迈德·艾哈迈多维奇·库纳耶夫（ДинмухамедАхмедовичКунаев，1912年1月12日——1993年8月22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5年任哈萨克斯坦科学院院长。195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5—1960年、1962—1964年任哈萨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1960—1962年、1964—1986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1—198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6年退休。1987年被解除一切职务。
[15]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勃列日涅娃（ВикторияПетровнаБрежнева，1907年12月11日——1995年7月5日），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妻子。
[16]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恰佐夫（ЕвгенийИвановичЧазов，1929年6月10日——2021年11月12日），苏联心脏病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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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第八章
↘重返莫斯科
↘处于巅峰的勃列日涅夫
重返莫斯科
这样，在将近二十五年之后，我重返莫斯科。
赖莎和我在莫斯科郊外一座面积不大的乡村住宅——别墅——安顿下来。这样的房屋还有几座，是供刚刚上任的国家领导人临时居住的地方。
我的第一印象是：我们好像轮船遇险之后被困在了荒岛之上。后来，我们会回忆起我们的这个暂住地。1978年——1979年的冬天很冷，温度下降到零下40摄氏度，这样的低温在莫斯科也不多见。
当天晚上，按照习惯，我们穿上暖和的衣服出去散步。冰冷的霜冻令我们感到呼吸困难。我们出去散步的一个原因是要单独分享我们的第一印象。
我认为我熟知“沙皇宫廷”的运作方式。但直到我来到首都之后，才发现其中的情况要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弄明白“最高层”关系中的复杂和微妙之处。所以，我的心情并不轻松。
那些日子里，赖莎反复问同样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的情况到底会怎么样？”
为了让她放心，我说道：
“记得我们来到斯塔夫罗波尔生活时的情形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未来多么难以捉摸，我都不会拿今天的生活与我们在斯塔夫罗波尔最初十年的生活相交换。”
赖莎同意我的话：
“我也不会。但最近事情都找到你身上来了，你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我本来在安心地写我的博士论文，但现在我不知道我的工作和论文写作会发生什么变化。也许现在的确该抓紧我的论文写作了，你认为呢？”
我实事求是地回答道：
“我的想法不同。我们将有一个新家，你会用很多时间来安顿新家。”
不久，我们就搬到修谢夫大街被称为“缙绅之家”的公寓楼里。我们还分到了另一座别墅。我们不再是新来者，而成为永久居民了。别墅位于索斯诺夫卡，在环线以内，靠近克里拉茨基耶山，跨过莫斯科河就是沙滩湖。当时，这里是一片松树林，现在已经成为了高层住宅区。我去基金会的路上会经过这里，从远处看，就像是曼哈顿的天际线。
我们要搬入的这座别墅，1930年代时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1]曾住过，最近刚刚从这里搬走的是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这是一座陈旧的，甚至是破旧的木结构房屋，但很舒适，建筑风格也很引人入胜。你能够感觉出来这座房屋的年代，只要踏上通往一楼的台阶，就能听到吱吱作响的声音，好像台阶就快要塌下来似的。
12月底，赖莎去斯塔夫罗波尔接伊琳娜和阿纳托利过来，同时把值得运来的家具运过来。
我的建议是：“东西尽可能扔掉，或送给邻居，图书捐给图书馆。”
她接受了我的建议，运来的家具中包括两把很结实的椅子，是我在赖莎1955年来到斯塔夫罗波尔之前购买的。
我很高兴她把椅子拿回来了。
“干得漂亮，你带回来这些椅子。”
赖莎运回来的另一样东西是一块色彩明快的垫子，这是她妈妈送给她的。那两把椅子后来遗失了，但我依然保存着这块垫子。
赖莎为公寓和别墅选择的都是现代风格的家具和装饰。她不喜欢地毯，因为地毯“吸聚灰尘”。基于同样原因，她也不喜欢厚实的窗帘和厚重的家具，总之不喜欢那些与过时的舒适理念相关的东西。
赖莎与孩子们在新年前夜来到莫斯科。我们一起在家迎接1979年新年的到来。当克里姆林宫大钟敲响的时候，我们举杯共同庆祝乔迁之喜，祝愿大家一切顺利。
从一开始，我就投入到工作中去，每天工作12小时到14小时。伊琳娜和阿纳托利转学到第二医学院。在面谈中，副院长查看了斯塔夫罗波尔医学院的学生成绩册，说道：
“你们只是在这个学院里得到了高分。我不知道你们能否在我们学院学得一样好。”
“我们会看到的。”伊琳娜回答道。
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继续读研究生，完成学业后留校任教。伊琳娜写了一篇有意思的研究论文，包含社会方面和医学方面的内容。她的学位论文题目是《莫斯科市工作年龄段男子的死亡原因》。这个论文题目及论文本身属于保密范围，之后也从未解密。
我忙得一塌糊涂。
赖莎很高兴我喜欢我的工作。她起初忙着安顿家里的事情，然后开始探访我们青年时代喜欢去的地方。首先，她遇到了一生的挚友妮娜·利亚基舍娃。这是我第三次在本书提到她，她就是在我们的婚礼上把她的白色舞鞋（当时的确很漂亮）借给赖莎的那个女生。赖莎走访了哲学系，见到了以前的老师。她对研究工作感兴趣，对我说：
“也许我应当拿博士学位？所有人都知道我到这里来了，而且他们都知道我在社会学方面的研究。”
我的反应是务实的：
“时间将能说明一切。”
赖莎同意我的看法。的确，我们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和重新审视。我的工作很忙，留给家里的时间有限（因为我不仅在工作日很忙，而且星期六也要上班），但我尽力使我们的生活能在首都安顿下来并且建立新的关系。很自然，我想了解我同事们的生活环境，只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他们。不过，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即使是会见和探望老朋友也受到劝阻。不管怎样，人们从来也不明白……
在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中，勃列日涅夫在家里只会招待很少几位圈内的成员：葛罗米柯[2]和乌斯季诺夫[3]，来得少一些的有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1979年夏初，令我十分意外的是，苏斯洛夫邀请我们全家用一整天时间共度周末，一起到被斯大林废弃的乡间别墅前的庭院里散步。我们一整天都在一起散步、交谈和饮茶。苏斯洛夫是莫斯科的老前辈，欢迎一个来自斯塔夫罗波尔的年轻同事的到来。领导人内圈的关系很有意思。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相互之间用较为亲近的“你”来称呼，在正式会议上也是如此。其他政治局委员称呼勃列日涅夫和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时，则用更为正式的“您”。
另一件事情使我感到吃惊。我在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时，无论什么时候遇见苏斯洛夫，我们相互之间都会用较正式的“您”。对我来说称呼苏斯洛夫为“您”是很自然的事，而他也用正式的“您”称呼我。当我担任中央书记之后，苏斯洛夫开始用较亲近的“你”来称呼我，而我仍然用较正式的“您”称呼他。
被用较亲近的“你”来称呼表明我已经被接纳到内圈。
另一段记忆与此相关。几年之后，我已经是政治局委员，搬到了安德罗波夫隔壁的一座别墅。一次，我自作主张邀请安德罗波夫来吃中饭。我想起这件事时仍然感到窘迫不已。
我打电话给他，请他与他的夫人塔吉扬娜·菲利波芙娜一起到我们家来：
“我们今天准备了斯塔夫罗波尔的佳肴，就像以前的好时光一样。”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以平静和平稳的语气回答：
“是的，那些好时光。但是现在，米哈伊尔，我不得不拒绝你的邀请。”
我大吃一惊：
“为什么？”
“因为只要我们往你们家的方向去，那么明天，事实上是立刻，流言机器就会开动：谁去见了谁，为什么见，他们讨论了什么。”
“哦，不会这样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我十分诚恳地回答道。
“事情恰恰就是这样，米哈伊尔。塔吉扬娜·菲利波芙娜和我只要一离开我们家走到你那里去，就会有人报告给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只是要你知道。”
从那时开始，我们不再邀请内圈的任何成员参加类似活动，也不想被邀请。我们继续会见老朋友和结识新朋友，邀请他们到我家里来，也到他们的家里去，但与我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同事就没有这些来往。
赖莎很难适应这种新的关系模式。她在那个被称为“克里姆林夫人们”的特别群体中从来没有亲近的感受。她与任何一位夫人都没有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夫人们的圈子是她们的丈夫们的等级制度的一种折射，还掺入了一些女性的微量元素。在参加了这样一些女性聚会之后，赖莎对那种氛围感到惊愕：傲慢、粗鲁和谄媚。
这已经到了十分荒谬的程度。1979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政府按照惯例为外国宾客和本国杰出妇女举行招待会。所有领导人的夫人都要来当招待会的主人。赖莎前来参加这次活动，这是她第一次参加正式活动。她到得比其他人早，找了一个空座位坐了下来，没有意识到必须严格遵守的尊卑次序。
当赖莎发现她站在一位重要的夫人——基里连科的夫人身旁时，后者向她转过身来，用她的手指指着说：
“你的位置在那边末尾的地方……”
赖莎事后不断重复一句话：
“真是太怪了。”
在这个“特定的”圈子之外，情况就轻松得多。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与同学们打成一片，很快就结识了很多新朋友。赖莎恢复了与莫斯科大学和哲学研究所的同事们的关系。她开始参加学术会议和社交聚会，还开始学习英语，后来她的英语能力派上了很大用场。
在我们开始新生活的最初几个月里，只要我们有空，就会乘车去游览这座城市。我们最初的游览目的地是我们十分珍视的老地方：莫霍瓦亚、红门、克拉斯诺谢利斯卡亚大街、索科尔尼基及其给人印象深刻的消防塔、卢萨科夫俱乐部，当然还有斯特罗门卡大街……我们跨过亚乌扎河，往普里奥布拉任斯卡亚广场的方向去，在曾经是索科尔尼基区婚姻登记处的建筑前停了下来。
一切都变了。我已经提及大格鲁吉亚街和小格鲁吉亚街是如何变化的。普里奥布拉任斯卡亚广场也变了，列宁山的地貌同样变化很大。我们年轻时，莫大的大楼和莫斯科河边的滑雪跳台在周围的空地和低矮房子的衬托下显得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那里曾经有一个切廖姆什金村，建筑工人就住在那里，我们也到那里的邮局去取家里人寄来的包裹。现在那里是一片现代住宅区。
我们看到这些变化时，心情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因为我们学生时代的那些老房子及其周边环境都消失了。同时，现在人们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我们怀念旧时的莫斯科。
离莫大在莫霍瓦亚大街老大楼不远的一条街是著名的老阿尔巴特大街。当时我们经常走过周围迷宫似的小街小巷，现在它们被新阿尔巴特大街取代，街上都是高楼，通往库图佐夫斯基大街。沃兹涅先斯基将新的综合性建筑描述为“莫斯科的假牙”。
我们漫无目的地开车在莫斯科游览，希望更加了解新的莫斯科和老的莫斯科。不久后，我们想到将莫斯科的景观按不同世纪划为不同类别：如14世纪——16世纪、17世纪——18世纪等等。赖莎抓紧时间结识了一些莫斯科历史方面的专家，我们出去游览时通常请一位与我们同行。
后来，我们的教育游览扩大到了莫斯科周边地区。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莫斯科河两岸的景观。我们以前听说过科洛缅斯科耶庄园，但亲眼看到时还是被震慑住了。升天教堂直刺云天，通往上帝之处。法国作曲家柏辽兹[4]就是这样描写这座教堂的。闲暇时间，我不得不说我们最终得以完全沉浸在对于戏剧的旧时激情中了。当然，我们此前来莫斯科短暂停留期间，设法观看了所有有意思的戏剧。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在塔甘卡剧院观看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和《反世界》，以及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的芭蕾舞剧《斯巴达克思》。
我们在莫斯科定居之后，成了戏迷。
处于巅峰的勃列日涅夫
当时，对我来说最出乎意料的事还是发生在中央委员会。我的固定工作岗位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每个星期召开例会，书记处的工作职责就是监督中央决议的贯彻落实和重要干部的选派任命。这是一个强大有效的机制。政治局确定政策指导方针，批准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及各部起草的决议，书记处则是控制所有这一切，特别是与意识形态相关方面的有效机制。
一开始，我在书记处的工作和会上讨论问题时所付出的努力，使我受到了身边同事的冷遇。他们几乎都不拿正眼瞧我，有些人认为我是自命不凡的家伙。但是，我拥有在一个规模较大的党组织工作的经验，所有的决定都经受住了现实生活的考验。
我竭尽全力避免日常工作受阻，但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这种行为方式很难推行。我寻求推动符合改革需要的决定，问责废弃重要文件的原因，但这样做的时间还没有到。对那些拥有骄人工作业绩但脱离了新形势的人，我将予撤职。但这是以后的做法。
在书记处的会议上，我时常感到受到约束和不舒服。在斯塔夫罗波尔担任第一书记时，我拥有的自主权比在最高领导层要大很多。
我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时间为9年，占据了政治的优势。我早期从事政治工作时，有时会有这样的想法：也许我最好从事科学研究方面的工作。但是，我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的经历使我确信我做了正确的选择。政治压倒了我的其他偏好和意愿。
我将最好的年华奉献给政治，品尝到了政治的味道。政治占据了我的全部，但我从来不是政治的奴仆。
回过头来谈我在书记处的工作……我到书记处工作时，苏斯洛夫是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是他的权力范围。只有在苏斯洛夫出差或休假时，基里连科才负责书记处的工作。
我认为苏斯洛夫是负责书记处工作的合适人选。他的经验十分丰富，44岁就在斯大林时期开始担任书记处书记，而且一生都位居党的领导层内。他擅长的领域是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为人谦逊，对钱财丝毫不感兴趣，穿衣着装别具风格。人们称他是“穿橡胶套鞋的人”。他到中央委员会上班，要到楼上的办公室，他在上电梯之前脱下他的胶鞋。
大家都知道苏斯洛夫的那件灰色长风衣。1974年的一天，苏共中央在哈萨克斯坦召开一个庆祝开垦处女地运动20周年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包括所有参加开垦处女地的地区（不仅有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还有罗斯托夫、斯塔夫罗波尔和其他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皮聪大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5]之后于深夜时分抵达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和地区党委书记们到切利诺格勒机场迎接他。我们这些北高加索的代表站在欢迎队伍的末尾。勃列日涅夫来到每个人的跟前握手。他来到我们面前时问道：“你们过得愉快吗？”
“我们过得很愉快，看了一部在哈萨克斯坦拍的电影。”
“什么电影啊？”
“一部新拍摄的纪录片，展现了您接见处女地人民的许多场面。您穿着一件灰色大衣。”
“就像苏斯洛夫的那件吗？”
所有书记都说像。
说实在的，勃列日涅夫尊重并极为信任苏斯洛夫。在勃列日涅夫为中央全会或其他重要会议准备报告的过程中，报告的初稿会发给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传阅，让大家发表评论或提出修改建议。报告的起草人员熟知勃列日涅夫的不变指令：“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意见必须百分之百接纳，其他同志的意见需要讨论。”
我来到莫斯科工作时，党的最高领导层已经进行了重组。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得以掌权是由于废黜赫鲁晓夫的不同派别之间妥协的结果。勃列日涅夫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很突出的人物，所有人都认为他将会轻易地受人摆布。结果证明他们是错的。通过精心安排的行动，勃列日涅夫巩固了他的地位，从此无人再能对他形成挑战。
撤换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的举措表明勃列日涅夫此时已经拥有绝对的权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勃列日涅夫的“个人权力”越来越强大时，他却逐渐失去了控制权，他行使实际权力的时间并不长。勃列日涅夫的变化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他比以往更加精力充沛，也更加民主；他喜欢保持正常的人际关系，鼓励辩论和讨论，甚至在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上也是如此。
197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的身体状况变差，他本应当在那个时候就离开领导岗位。这对他本人和国家都有好处。根据安德烈·葛罗米柯的说法，勃列日涅夫本人有好几次提出要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没有候选人脱颖而出，所以勃列日涅夫只得留在他的岗位上。
严格遵守尊卑次序是为了维持微妙的平衡：每一位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不想有所僭越。有的时候，这种从属次序显得十分荒谬。一个例子就是政治局会议室的坐席排列。我不是在开玩笑。
人们也许认为在同事和同志们开会的时候是没有特权存在的。事情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人在桌前都有一个固定的座位。勃列日涅夫的座位在桌首，他的右边是苏斯洛夫，左边是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柯西金退休后是吉洪诺夫[6]。苏斯洛夫旁边是基里连科，再过来依次是佩尔谢[7]、索洛门切夫[8]、波诺马廖夫[9]和杰米切夫[10]。桌子另一侧柯西金以下依次为格里申、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最后是戈尔巴乔夫。
有好几次，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开会时无法集中注意力。起初我感到意外，甚至震惊。但通过观察同事们的行为举止，我也学会了如何去做。
为了来点喜剧效果，放松一下，我讲一个关于勃列日涅夫的笑话。
……一天，勃列日涅夫请他的母亲到他住的地方来看看他的生活情况。他先请母亲到莫斯科库图佐夫斯基大街的公寓，然后到了环线附近扎莱切尔的大院和他的主要住地——别墅。最后，他带她去了扎维德沃的乡间住宅，这是他度过休息时间的地方，常常出去打猎。后来，全家人前往克里米亚度假，住在总书记的南方住宅里。最后，勃列日涅夫问他的母亲对她看到的一切有什么看法。“是的，列昂尼德，我很喜欢所见到的一切。但是我想知道，如果共产党重掌政权，你怎么处理所有这些家产。”
我早期工作的重点是掌握农业方面的情况，以评估解决现存问题的机会并且从总体上制订农业政策规划。
令我感到意外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例如，当时苏联与欧共体的粮食产量持平。但苏联的饲料消耗约为1亿吨——1.1亿吨，欧共体仅为0.74亿吨。欧共体国家生产的畜产品远远多于我国。
原因何在？原因是西方国家除了使用粮食作为饲料外，还使用了0.3亿吨的蛋白质添加剂。这就造成了巨大的差别，饲料的营养平衡，作用明显。在欧共体国家，草场能够满足35%——47%的草料需要，我们的草场只能提供17%——20%。结果，西方国家每头牲畜获得的饲料要多50%——100%。当然，牲畜品种的筛选也有影响。西欧重视培育高产的牲畜品种，我国重视牲畜的数量，而不重视质量。当时，西方国家广泛使用工业技术，这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善了农民的工作条件。
这些问题的存在，促使苏联在牲畜品种培育方面做出改变，但并不是所有的西方经验都适用于我国的情况。
说实在的，我了解的实际情况越多，对我国农业就越担心，对我们执行的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就越怀疑。
我必须处理那些错误决定给我国环境造成破坏所带来的后果。建造大型水电站是我们感到自豪的事，却淹没了超过1400万公顷的良田和成千上万的村庄、房屋、教堂和祖坟。不同时期建设的现代工业企业排放未作处理的废水，造成河流的污染。结果，淡水资源和淡水鱼资源大幅度减少。对森林的无序砍伐和其他鲁莽行动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计划经济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应当能够为处理好自然因素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提供很好的机会，并且能够发现解决关键经济问题的途径。实际上，所有的情况都不一样：在这么大的国家里，过于中央化的管理体制造成了许多问题。为适应官僚体制的规则，各个层级的官员都在为自己争取利益。许多财富被侵占或偷盗，金钱不知流到了谁的口袋里（有些情况下知道其流向！）。
我从上任之初就面对着这些问题。1979年的收成比上一年好。通过对情况的分析，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农产品增收目标是不现实的，其中的差距需要通过向国外购买粮食的方法来弥补。我准备好预测和建议，写入一份备忘录，交给政治局委员批阅。
这份备忘录是导致我与柯西金发生第一场冲突的诱因。其发生的环境也不同寻常。国家领导人齐集克里姆林宫，给完成长时间（175天）航天飞行的宇航员V.A.利亚霍夫[11]和V.V.留明[12]颁发奖章。在叶卡捷琳娜大厦的入口处，发生了一次很平常的谈话。与往常一样，勃列日涅夫问我收成的情况。我说需要向哈萨克斯坦派出更多的运粮卡车。突然，柯西金对着我插话道：不要乞讨，你必须自行解决。
我惊呆了。勃列日涅夫打断他的话，赶紧打圆场：
“听着，你不知道农村地区的收成如何。那个问题必须处理。”
柯西金显得越来越暴躁：
“政治局委员从中央委员会农业部门收到一份备忘录，由戈尔巴乔夫签署。他和他的部门只考虑他们自己，我们没有硬通货去购买粮食。与其放任不管，我们更应该下大气力去完成收购目标。”
这些指责的分量很重，我受到了伤害。我说，假如我存在着不足，那么就请部长会议主席告诉他的手下去迫使农民交粮食，去将粮食征收运动进行到底。
顿时陷入了一片沉默……一个活动组织人员来救了场：
“列昂尼德·伊里奇，”他大声说道，“都准备好了，请进去。”
我们都跟随勃列日涅夫进入叶卡捷琳娜大厅。
向宇航员颁奖仪式结束之后，我回到办公室，心情坏透了。不仅仅是由于发生了冲突，还因为是与我十分敬重的柯西金发生冲突。在这样的时刻，我总是设法保持冷静，认真地检查一下我是否出了什么错。15分钟之后，我接到了勃列日涅夫打来的电话。
“感到不开心吗？”他问我。很显然他想让我振作起来，并安慰我。
“是的，”我回答道，“我不能接受我的立场是错的。”
“你做的都是对的，别担心。政府应当更重视农业。”对话就在这里打住。几个小时之后，我接到了另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柯西金打来的，他说话的口气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
“我想把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13]，”我平静地回答道，“也许在这个最后的阶段您想采取一些举措。对我来说这是第一个丰收年。除此之外，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年头。”
让我意外的是，柯西金说：
“我再次看了你的备忘录。我完全同意。将它提交给政治局。”
他的声音里毫无恼火的迹象，他没有责备我，也没有向我道歉。嗯，我认为……
与柯西金发生冲突这件事却对我产生了意外的影响。一些资深领导人显然认为我在与柯西金的个人关系上固执己见。我之所以想到这点，是因为苏斯洛夫有一次与我聊天时无意中说了这样一番话：
“那天我们讨论了一次。我们就要开中央全会了，曾经有个建议要选举你进入政治局。但我想让你知道：我对此表示反对。我们将推荐你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更好的选择。有些书记已经在他们的岗位上工作了五年、十年、十五年。为什么要制造不必要的紧张呢？”
他所言极是。
[1]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年10月12日——1937年2月18日），昵称“谢尔戈”（Серго）。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小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外高加索革命，为建立和武装战斗队做了大量组织工作。1905年12月被捕。1906年5月被保释出狱，8月侨居德国。1907年1月回国继续从事党的工作，任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1907年11月第二次被捕。1909年2月被流放到叶尼塞省，后从流放地逃亡伊朗，在伊朗从事革命工作。1911年返回俄国。1912—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同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在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作。十月革命期间积极参与组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和粉碎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的斗争。内战爆发后，于1918年被相继任命为乌克兰特别事务专员和南部地区特别专员。1921—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6年任联共（布）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年7—11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2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1937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葬于莫斯科红场。
[2]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Андре́йАндре́евичГромы́ко，1909年7月18日——1989年7月2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美洲国家司司长。1939—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馆顾问。1943—1946年任驻美国和古巴大使。1946—1948年任苏联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46—1949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46—1950年、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3年任驻英国大使。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7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打倒莫洛托夫“反党集团”。1957—1985年任外交部长。1958—1987年任《国际事务》杂志主编。1964年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活动。1973—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1985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5年因病放弃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转而支持戈尔巴乔夫。1985—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8年退休。1989年逝世。
[3]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乌斯季诺夫（ДмитрийФёдоровичУстинов，1908年10月30日——1984年12月20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18年进厂做工。1922年加入红军。1923年参与镇压巴斯马奇叛乱。1927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6年任军备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军备部长。1946—1950年、1954—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8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7年任国防工业部长。1957—196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军事工业问题委员会主席。1963—1965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5—197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1984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4年任国防部长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4年逝世。
[4]艾克托尔·路易·柏辽兹（HectorLouisBerlioz，1803年12月11日——1869年3月8日），法国作曲家，法国浪漫乐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5]乔治·让·雷蒙德·蓬皮杜（GeorgesJeanRaymondPompidou，1911年7月5日——1974年4月2日），早年曾短暂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0年入伍，法国沦陷后退役。二战结束后，于1946—1949年任旅游委员会主席。1954—1958年期间在罗斯柴尔德银行工作。1959—1962年任宪法委员会委员。1962年加入新共和国联盟。1962—1968年任总理。1965—1969年任洛特市议会议员。1967年加入共和国民主联盟，1967年、1968—1969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69—1974年任总统。1974年去世。
[6]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Тихонов，1905年5月14日——1997年6月1日），1940年加入联共（布）。1950—1955年任黑色冶金部管道工业总局局长。1955—1957年任黑色冶金部副部长。1957—1960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经济委员会主席。1960—1963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科学和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3—196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65—1976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66—198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6—1980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8—197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9—1985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1985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85年退休。1986—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顾问。
[7]阿尔维德·亚诺维奇·佩尔谢（АрвидЯновичПельше，1899年2月7日——1983年5月29日），苏联历史学家。1915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随后参加了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参与筹备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年加入契卡。1919年参加拉脱维亚革命，革命失败后返回苏俄。1919—1929年期间在红军从事教学工作。1941—1959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委员会书记。1946—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9—1966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1—198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6—1983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年逝世。
[8]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门切夫（МихаилСергеевичСоломенцев，1913年11月7日——2008年2月15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33年加入共青团。1940年加入联共（布）。1954—1957年任苏共车里雅宾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57—1959年任车里雅宾斯克经济委员会主席。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9—1962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卡拉干达省委第一书记。196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64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64年因出轨丑闻被迫辞职。1964—1966年任苏共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7—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83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3—1988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退休。
[9]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诺马廖夫（БорисНиколаевичПономарёв，1905年1月4日——1995年12月21日），1919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32—1934年任红色教授历史党组织研究所副所长。1934—1937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党史研究所所长。1936—1943年任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政治顾问和执行委员会主任助理。1944—1947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国际信息部部长。1948—1955年任对外关系部第一副主任。1957—1986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62—1985年任苏联科学院科学委员会主席。1972—198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6年退休。
[10]彼得·尼洛维奇·杰米切夫（ПетрНиловичДемичев，1918年1月3日——2010年8月10日），1937年加入红军。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6—1958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1959—1960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1959—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0—1962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主持了将斯大林灵柩移出列宁墓的行动。1961—1974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4—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4—1986年任文化部长。1986—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88年退休。
[11]弗拉基米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利亚霍夫（ВладимирАфанасьевичЛяхов，1941年7月20日——2018年4月19日），苏联宇航员。曾于1979年、1983年、1988年三度乘坐宇宙飞船进入太空。
[12]瓦列里·维克托洛维奇·留明（ВалерийВикторовичРюмин，1939年8月16日——），苏联宇航员。197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曾于1977年、1979年、1980年、1998年四次乘坐宇宙飞船进入太空。
[13]柯西金的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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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第七章
↘为生存而战
↘紧急呼叫
↘我的第一次讲话
↘对我的考察
为生存而战
我再一次想起了赖莎的最后时光和她经受的痛苦。我应当做些什么或不做些什么来避免灾难的降临？赖莎在预定的骨髓移植手术两天之前去世了，她是那样强烈地感受到那些患有同样疾病的患者，特别是患癌儿童的痛苦，她是那样强烈地同情他们和帮助他们，而她自己却成为了癌症的受害者。
疾病的发现和发展像闪电一般，十分迅速。1999年5月，我们从澳大利亚返回国内，这是一次十分疲劳但很有意思的旅行。我们很高兴这次旅行能够成行，因为在此之前澳大利亚政府和主张环保人士已经多次邀请我们去访问，但我们均没有答应。
令我们改变主意的是一份民意调查结果的报告。这份民意调查的问题是要澳大利亚人提名20世纪的世纪人物，结果超过75%的澳大利亚人提名戈尔巴乔夫。我对此感到吃惊。接下来的访澳邀请的确是我无法拒绝的。这是我对整个澳大利亚的回答，我下定决心出访这个国家。
我们访问的日程包括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讲话和访问澳大利亚西部最大的城市——珀斯，然后访问墨尔本，先后参加了多次集会，并发表了讲话。这次访问给我们留下了极佳的回忆。一天，我们前往悉尼郊区，在桉树林里漫步。桉树林是澳大利亚的著名吉祥物考拉生活的地方。考拉常常是一副微醺的样子，我们特别喜欢它们，这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国家。
回国的旅程十分漫长和艰难，但一切似乎进展顺利。直到今天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这使得赖莎体内的病程加剧和恶化。她在那年年初做了全面的体检，结果一切正常。7月，当我们讨论度假计划时，赖莎感到身体不舒服，说感到背痛。我们以为这只不过是感冒或坐骨神经痛。然后，我们决定认真地查一下，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她的病因还是查不出来，症状却在加重之中。她感到越来越痛，行动困难。
检查赖莎的骨髓发现她患有血癌。更糟糕的是，对这种血癌的种类和治疗方法都所知甚少。我向克林顿总统和格哈德·施罗德[1]总理寻求帮助，同一天他们都邀请赖莎前往治疗。我们决定飞往德国，因为她的感觉很不好，最好不要长途旅行。在明斯特的世界癌症中心，他们使用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我们都相信赖莎的病能够治好。
经过一系列检查，特别是血液检查之后，化疗开始了。赖莎以极大的勇气去承受一切，尽管她变得有些迟钝，想退缩到她自己的世界里去。我们从没有让她独处，即使是一个小时也没有。早上，伊琳娜过来帮助她打理一切必要事宜。下午，我过来陪她一直到深夜。在夜里，值班的医疗人员护理她，我们的朋友卡伦·卡拉格江和住在德累斯顿的一位同胞也轮流照料赖莎，他们都会说德语。在两个月里，安全官员瓦莱丽·佩斯托夫和奥列格·克里莫夫一直在德国陪我们，从未间断过。我们都很感激他们。
明斯特的医院是一家专科医院，对患者、访客和医生都有特殊的要求。治疗癌症的药物不仅攻击癌细胞，也会影响正常细胞。人的免疫力就会失去，患者实际上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任何感染都可能是致命的。因此，医院病房均是无菌病房，空气参数必须稳定地保持和控制，患者必须得到保护。访客进入病房之前，必须戴上无菌口罩，衣服和双手都必须消毒。数不清的医疗设备一直监控着心脏和全身的身体状况。
赖莎很高兴我们能陪在她的身旁。她身受病痛的折磨，很难支撑自己的身体。一次，她要我帮她一把。我扶着她的臂膀时，她感觉就会好一些，然后就会平静下来，打起瞌睡来。有一次我悄悄地抽回我的双手，但赖莎说道：
“不要走，不要离开我。再扶我一会儿。”
我说：
“我想歇一下，我的后背支撑不住了。”
她机灵而幽默地说：
“戈尔巴乔夫，你曾经有一次用双臂抱着我走，现在你甚至都不能扶着我了。”
“确有其事。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要轻一些，我也要壮一些。”
赖莎身体正常的时候，闲暇时间里她一般看书或备课等。在医院里她不能做这些事，也没有时间做。住院之初，她尽力写一点笔记。笔记很短，几天后她放弃了，病情在加重。
一组德国专家来到明斯特医院，对治疗效果进行复诊，制订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他们的讨论持续了三个小时，讨论围绕化疗展开。赖莎的主治医师巴克纳教授计划与其他同事讨论第一阶段治疗的效果，副作用如何，以及下一步怎么做。事实上，他想与他们讨论治疗方案。医生们让我参加他们的讨论，如我所说，时间长达好几个小时。
我回到赖莎病房时，看到赖莎十分焦急，立刻想知道医生的话：
“你们谈话的时间很长啊。情况不好吗？你一定对我隐瞒了什么事。他们也许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我打断了她，说道：
“等一下，你感到好一点了，是吗？”
“没有的事，告诉我，你们三个小时讨论了些什么？”
“最好的专家来了。第一阶段治疗之后，他们讨论骨髓移植的选择。他们的决定是赞成采用这种治疗。我们必须为它做好准备，增强你的体力，将一切准备好。第一，我们必须叫柳德米拉（赖莎的妹妹）过来：你们的血液参数100%相配。”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浪费时间呢？”
“这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必须评估你的情况，做好所有准备，特别是增强你的体力。他们给你的治疗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知道如果没有希望的话，他们就不会决定进行移植。你不要耗费体力去担惊受怕。”
赖莎平静了下来，闭上双眼，也许在回味我们刚才的对话。我坐在窗户旁边，心里很乱。赖莎突然睁开眼睛，不再提刚才的对话，说：
“过来，把你的手放到这里来。”
她像往常一样，把我的手放到她的心口上，几乎立刻就打起瞌睡。我就这样坐在那里几个小时……她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伊琳娜像往常一样过来了，与医护人员一起做一些必要的处置。我来的时候，赖莎看上去很平静。但一旦就剩下我们两人时，她的眼泪流了出来：
“我要回家。将会发生什么，发生什么呢？”
我没有想到赖莎会这样。她的话令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她的真实感觉。
她又一次说道：
“你听到我的话了吗？我要回家，我要躺在我们卧室的床上。我讨厌这一切。”
我坐在床边，握住她的双手。赖莎还是泪流不止。
“赖莎，亲爱的，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你知道我也是多么讨厌医院这个地方。但我们是在其他医院或我们家都不能替代的医院里。在我们回家前，必须完成你的治疗，完成你的骨髓移植。记得不久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吗？我战胜了它。”
大约一年以前，我患上了过敏症，病程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症状发展得很快，从头到脚都发了红色的丘疹。有时，我都不能出现在公共场合。而且，我还出现了一些并发症。阻止病情扩散的强效药也不起作用。然后，过敏消失了。我告诉赖莎，对于她帮助我摆脱了疾病是多么感激……
我无法救她，当时我就有罪恶感，现在仍然有罪恶感。我不仅心如刀绞，而且羞愧无比。我感到羞愧的是，在我们发生争吵时我表现粗鲁。但事实上赖莎没有办法以另外的方式行事，她的神经不能忍受必须经历的一切。我感到羞愧的是，我能看到她的心里一样难受，但不是总能够控制住自己，还责备她，惹她生气。我一想到她哭着问我“我就应当受到这样的惩罚吗”，就会心痛不已。
赖莎对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行为感到错愕。几乎没有人敢出面公开指责对我们两人进行的有组织的无情嘲讽。只有电影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鲁欣[2]一人例外，他是位正直和直言不讳的人。他在红普列斯尼亚电影中心的一次会议上说：
“我知道戈尔巴乔夫总统和赖莎·马克西莫芙娜今天在座。我对我匆忙下结论的做法向所有人和全国表示道歉。请原谅我。”
我记述戈沃鲁欣时，想起另一次会议。在同一个会议厅里，他们表彰歌唱家约瑟夫·库布松，赞扬他的成就和美德。当然，约瑟夫有许多值得自豪之处。尤里·卢日科夫[3]在会上的讲话令我惊愕不已。他在讲话时变得极为兴奋，显然他感觉到了“某些”听众中的“温度”。卢日科夫大谈那些能够指引国家走向未来的人物。听众们站起身来对他的讲话鼓掌欢呼。这个“非同寻常”的会议进入到了第四个小时。此时，约瑟夫提醒听众，像是在顺便提醒，戈尔巴乔夫总统及其夫人在会议厅里。他颇有信心地用最大声喊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能站起来吗？你在害怕什么？”
在这个时刻，我开始失去控制了。我站起来走向讲台，在靠近时我说道：
“首先，我不害怕任何人，不要搞错了。这是对约瑟夫和所有听众说的。其次，我要讲几句话。”
我登上讲台，从库布松手里拿过话筒（他一开始不愿意把话筒给我，顺便说一句）。他是个头脑灵光的家伙，感觉到戈尔巴乔夫可能会“弄砸派对”。当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做。我对着话筒说：
“我对你在这里获得的表彰表示祝贺。我还要加上几句，我祝贺你，约瑟夫，我十分欣赏你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这是货真价实的成就，人们和整个国家都很欣赏。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你记得电影《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改行》吗？那么，我想让你不要改行。”
（当时莫斯科流传着一种说法，称库布松将经商。）
我看到库布松对我的讲话感到紧张，但他保持沉默。
“我还想提及你将人们拉到一起的特殊才能。比如，这些天我很少与卢日科夫见面，他刚刚在这里讲话。我们在正式场合只见过一次，但我们在一起对你表示祝贺。最近我与卢日科夫的对话是在法院进行的。莫斯科市长办公室起诉了我三次，起诉的事由是我的批评讲话，特别是对莫斯科腐败问题的批评。三场官司我都输了，包括最近的一场官司。毫无疑问，莫斯科不存在腐败。”
听众一片寂静。卢日科夫试图就这个话题开个玩笑。
“我们需要钱。莫斯科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约瑟夫试图改变一下气氛，对我说：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想献一束花给你。”
“我会把花转给赖莎·马克西莫芙娜。谢谢！”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承受赖莎和我在我们共度的最后日子里所承受的那一切。我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就是我不能抢救我最亲爱的人的生命，不能避免灾难的降临……
紧急呼叫
……突然，伊琳娜从明斯特医院打来电话：“母亲让你早点来。”我担心也许有什么其他事情已经发生，赖莎想要我第一个知道——我们在一起生活时总是这样。
我很快穿好衣服赶往医院。我们两人一见面，赖莎就说：
“我们两人要多见面交谈啊。”
这句话让我一愣，赖莎这样说似乎是受到了一种预兆的驱使。
于是我们开始谈我们过去的岁月。我们回忆了在大学，在斯特罗门卡大街学生宿舍的第一次见面。我们都还记得我们的家人送我们上大学的情景：赖莎离开在斯捷尔利塔马克的家，我离开在普利沃诺耶的家。她携带了一只木箱，一半是装吃的，一半是装自己的其他东西。这个箱子很重，几乎有赖莎那么大。我是父亲送我的，我的箱子与赖莎的差不多，只有一个区别：里面装的全是吃的。
我们回忆起乘火车的经过，那时候很少有人乘飞机。我们有时会乘卧铺，但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无奈地乘三等车厢的坐席。俄罗斯的长途火车旅行会发生许多故事，这些我们都娓娓道来。我们第一次感到我们是这个流动的世界的一部分。
一次，赖莎问我：
“你能记得你第一次吻我吗？”
“是的，我记得，不可能忘记。但我要说的是我们本应当更早就这样做了。是谁的错啊？”
“当然是你的错啦。”赖莎说着，大声笑起来。
我记得这件事的经过。我们当时经常去索科尔尼基公园（那是在1952年）。像往常一样，我们边散步边吃冰淇淋。那天相当闷热，我记得很清楚。突然天阴下来了，越来越黑，人们向公园出口跑去。公园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叫作驯鹿池塘。我说：
“来吧，我们去游泳。”
“你是说真的？”
当时天很热，事情就这么定了。我们脱去衣服，下到池塘里。不到十分钟，一场吓人的雷暴雨倾泻而下。另一场雷暴雨接踵而至，似乎要追随着我或陪伴着我一辈子。我记得赖莎的脸庞被闪电照亮，看到了她惊恐和疑虑的眼神。我用双臂搂着她，开始吻她，笨拙而富有激情地吻着。
我们继续“测验”，我问赖莎：“你为什么那么早就要断绝我们的关系？”
“我的室友盯着我说：‘你刚刚与阿纳托利分手，就跟另一个男生交往了。’你记得埃尔韦拉吗，那个阿塞拜疆女生？”
“我当然记得啦。”
“她对你有好感，我夺了她的所爱。”
“所以你就放弃了？”
“如你所见，我没有啊，我们在一起了。”
“假如我没有锲而不舍地追求并且坚决不肯分手呢？”
“噢，我知道你会这么做的。”
“这就是你所说的女性逻辑吗？”
“是的，你们男性以为一切都是按照你们的计划进行的。”
“那么，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告诉我，我们是什么时候成为夫妻的？”
“按照法律是在9月25日。”
“完全正确，但事实上呢？”
赖莎回答道：
“在列宁山。”
“什么时候？”
“我不记得了。”
“你看，可我记得，那是在1953年10月5日。”
是啊，我们之间有着充满激情的关系，我们不愿分开。我们的朋友对我们说：“只要能手拉着手在一起散步就足够了。”但是……我们确实是在结婚以后才真正成为夫妻。
在我们的人生中，不论是在什么地方，赖莎与我总有说不完的话。我担任总书记和总统之后，每天我不在家的12到14个小时里，都会相互打两三个电话，或者是我打给她，或者是她打给我。
每天早上，我们都会锻炼身体（在别墅）：她在她的房间锻炼，我在隔壁的房间锻炼。有时，我会听到她喊我（我们的房门都开着）：“迈克，迈克，你过来！”
“好的。”
“我很喜欢这种锻炼。”
说着，赖莎就做了头手倒立，将很大的重量压在她的颈部。我认为这并不好。
“听着，有可能会弄断你的脖子。”
“我迟些日子会开始教你锻炼。医生说你这个拖拉机手的肌肉需要经常注意。”然后，她说道：
“把你的手给我。”
“哎哟。”
“握紧我。我们还有大量的时间：对你不会太晚，对我也一样。”
我们一起去淋浴，然后去卧室……
赖莎急切地想知道我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在改革时期，她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
说说另外的事。赖莎有一些新的衣服和饰物需要试试。我是唯一的评审员。她穿上新衣展示给我看。赖莎喜欢漂亮的衣服，我一直对她表示鼓励，虽然我们的财力有时达不到。当她问我“那么，你觉得怎么样？”时，如果我稍加迟疑的话，她就不再穿那套衣服，就会把它处理掉。
赖莎是一个天生丽质的女子，这不仅是在我的眼里：她十分优雅，富有魅力和绝妙的女性气质。她具有天生的贵族风范，端庄高贵。那些见到赖莎或是仅仅打过一次交道的人会感到她不容易接近。但对她更了解的人会欣赏她的周全、体贴和热心的个性，会发现她是一个认真和有趣的交谈者。
赖莎喜欢那些具有幽默感的人。她能够熟练地应对各种事情。她在与朋友来往时很敏感，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悟性很强。她愿意敞开心扉进行讨论，但容不得任何造谣诽谤，她受不了这个。
还有一件事：我们的女儿伊琳娜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发低烧，每天的体温都是37.8摄氏度。我们在斯塔夫罗波尔和莫斯科查找病因，但就是查不出来。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夏天我们带她去海边度假。游泳、海上的空气和阳光对她有很大好处（至少我们认为如此）。
按照往常的习惯，赖莎和女儿去了克里米亚。一次，她们到克里米亚的格来汗[4]宫参观游览。导游详细解说和复述了那些传奇，打开了已经消失的宫廷生活的一扇窗户。他们来到了先前的后宫，自然所有人都很感兴趣，特别是女性。赖莎告诉我，人人都对格来汗拥有妻子的数目感到吃惊。也许这是现代人的一种批评性反应，也许是其他的什么反应，我不想妄加猜测。
当她们游览完毕和品尝当地十分有名的“切布莱基”肉馅饼后，回到了疗养院。伊琳娜当时10岁，突然问道：
“妈，为什么格来汗有那么多妻子，而爸爸只有你一个？”
赖莎起初吓了一跳，但连忙加以掩饰，不动声色地说道：
“回家后问你爸，让他告诉你我是不是他唯一的女人和为什么。”
伊琳娜记住了这些话，她回来后问我：
“爸，我们去看了格来汗的宫殿，结果发现他有很多妻子。为什么你只要妈妈一个妻子？”
当时我遇到了点麻烦，我不得不回答。我们家的规矩是如果知道答案就必须说实话。如果这个实话里面含有孩子听不懂的事情，那么就必须找到含有某种信息的回答方式。如果我和赖莎都不知道问题的答案，我们会如实回答：我们不知道，但会查找出答案来告诉孩子。
就这样，伊琳娜向我提出了她的问题，眼巴巴地看着我，我给出了回答。我以为这是我一生中给出的最好回答之一，我已经不得不回答了许多问题。我说：
“你要知道，格来汗有许多妻子，但没有一个是哲学家。”我的诙谐回答已经成为了我们家的典故之一。
我的第一次讲话
在我当选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和我们搬到莫斯科之前，发生了好几件事，从中折射出政治局的情况、任命干部的方式以及最高层的内部活动。
就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之初，我去莫斯科出差，到过中央委员会，与库拉科夫见面交谈。在我们谈到具体问题之前，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问我：
“你去见过总书记吗？”
“没有。”我说。
“为什么不去见呢？”
“我没有要问总书记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浪费他的时间？”
“听着，我无法相信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一书记已经上任，但他不想与总书记讨论任何问题。不管怎么样，他也许会问你一些问题。勃列日涅夫接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你从来没有要求安排见面事宜。”
“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这方面的需要啊。”
“哦，不论怎样，好好考虑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提示。与总书记保持接触就意味着一切。顺便说一句，勃列日涅夫定期给第一书记们打电话，包括给我打电话。很显然，当你来到中央委员会的时候，就应当与总书记联系。从那一天起，我再也没有对总书记表现出如此“傲慢的态度”。
后来，我们之间有大量的联系。每当我需要中央对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给予支持时，我们就会通电话，单独见面。1977年末，我与费奥多尔·库拉科夫进行了一次相当紧张的长谈。与其他地区书记一样，我来和他谈一些日常事务。
在谈话中，库拉科夫说非黑土地带（俄罗斯中央地带）的情况很好。
“我需要大手笔的投资。”他说。
显然，他需要争取地区领导干部的支持，这是他向我提起这件事的原因。
我说在这方面需要找到额外的资源。我们不能拿走库班地区、罗斯托夫或乌克兰的资源。它们的资源也不够用，对这些地区的投资能够带来更快的回报。
库拉科夫打断我的话：
“我不能同意你的话。投资并不总是投向能够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历史上的情况也是如此。非黑土地带是我们国家诞生的地方。我们不能对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的困境视而不见。”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接着谈到了农业的经济问题。我争辩道，农产品的收购价不应当保持在目前的低水平上。我说，我们从国外购买粮食的价格要比我们付给农民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价格高好几倍，因此，即使是通过应用技术和降低能耗的方式提高生产率，农业生产也无法从中获利。
我们从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中看到了什么？这是一个良好的和成功的时期。突然，化肥、燃料和润滑油、建筑材料和新机械的价格就出现上涨。
总之，农业已成为一种“内部殖民地”，为工业发展提供补贴。现在的情况没有发生改变。
库拉科夫十分生气。我甚至对我如此直率和不顾情面地向他提出这些问题感到后悔。
作为中央委员，我知道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全会将于第二年召开，我认为我们的谈话十分及时。在我们讨论行将结束时，库拉科夫说：
“那么，如果你是这么聪明的话，把你今天说的所有内容写一份备忘录给我。”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希望我最好表示拒绝，但我说：
“很好，我马上就写。”
1978年1月1日，我将写好的一份72页的备忘录送给库拉科夫本人。
不久，库拉科夫打电话给我：
“你是否介意把你的备忘录发给全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传阅？”
这令我大吃一惊，说道：
“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这只是给你本人看的。如果你要将它发给委员会全体委员，我觉得还需要再下些功夫才行。”
说实话，我在备忘录中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建议，委员会可能会认为我傲慢。我对备忘录做了修改，做了更多的论证，删除了不准确和情绪化的部分，将文本变得更短一些。
我将定稿的54页版的备忘录送给库拉科夫，他发给各位委员会委员。这份备忘录在我的生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很高兴我没有转弯抹角地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许多严重的问题。其他一些同事也带来了他们的建议。结果是全会汇集了大量的材料，足以做出重大的决定。
我被问到是否准备做一个发言。显然，这与那份备忘录有关。在这里，我必须重述一个奇怪的情况，我或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理解或解释。
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委员将近九年了。我经常想参加针对不同问题进行的辩论，但我从来也没有获得过发言的机会。
我认为（虽然我不能肯定情况就是如此），他们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来“教育”我，安排我“在侧翼等待”。我并不认为这是对我的羞辱。但是，他们要求我退到一旁。我认为我也许是对的。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最高层在选拔干部方面遇到了困难。在全会召开的前夜，我被问到是否想要发言，这对我是某种提醒。这种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显然，某种决定已经做出了。我回答说，我愿意发言，特别说明我想在我的备忘录提出的思想的基础上发言。答复十分简洁：好的。我认真为全会做好准备。
全会工作和决定的内容引起热烈的讨论。在全会上，我的邻座是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长列昂尼德·弗洛伦提耶夫[5]。我把我的发言稿给他看。他看了以后说：
“我认为这个发言不错。”
但他建议我删除一些我认为很重要的部分。
“为什么要把事情都挑出来讲？”
“为什么不讲呢？这不是官样文章；这是我们的经验，能带来巨大的收益。”
但这位部长坚持道：
“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做。”
我走上主席台开始发言，一开始与往常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中央委员们在看报纸，政治局委员们坐在我的后面听。突然之间，听众中的声响不见了，我感觉到有人在我的身后讲话。事实上我听到勃列日涅夫问道：
“他在讲些什么？”
我的心里闪过一个想法：弗洛伦提耶夫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仍然把我的发言稿读完。有些人喜欢我的发言，有些人不怎么喜欢。全会做出了我所期望的决定：确定了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的目标。
我再提一下那份在1978年7月苏共中央关于农业问题全会前夕拟就的、我所“中意的”备忘录。我担任总书记之后，还记得这份备忘录，问它放在什么地方了。当然，我的私人文件集里有一份打印稿，但我想知道原件在哪里。工作人员到处寻找，最后发现放在中央委员会赤塔分部的档案里了。我后来将它收录到我的著作全集之中。
对我的考察
两个星期之后，库拉科夫去世了。我要求中央委员会批准我出席他的葬礼。我的要求得到了批准。我开始构思我的讲话。库拉科夫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下，葬礼在列宁墓前面举行。这是我第一次站在陵墓上面发表讲话。
我已经谈到了一些我觉得离奇的地方：出于某种原因，苏斯洛夫和其他在度假的政治局委员没有出席库拉科夫的葬礼。直到今天，还有一种传言称有人要除掉库拉科夫，因为他是部长会议主席职位的竞争者。
我在与安德罗波夫的一次谈话中，感到这样的传言也有不同的说法。当我提到库拉科夫晋升的可能性时，他回答说：
“你知道，库拉科夫担任的职位很合适。”
换言之，安德罗波夫排除了库拉科夫被提拔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最高层在这方面有所考虑。
库拉科夫去世后，最高层开始挑选接任这个重要职位的人选。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的工作十分特别，需要主管许多部，需要与全国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在不同程度上还要与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党委书记们保持这种联系。库拉科夫受到总书记信任，相信他能够贯彻他的政策。
夏天，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烈·基里连科来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度假。我们陪同他在边疆区内旅行，讨论了很多问题。我发现他了解我的兴趣比了解边疆区的兴趣还大，尽管我们早已认识，而且之前也相互联系过。说实话，我不喜欢他的工作方式或他的行为方式。我对此未加隐瞒，他则感到不快。
在同一个夏天，安德罗波夫给我打电话，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去哪里度假。我说：
“像往常一样，在基斯洛沃茨克，庄稼收割完成后就去。”
“很好，我将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去，我们在那里碰头吧。”
“不胜荣幸。”
他从来没有在他度假前给我打电话，虽然我每一次都能在那里遇见他。根据规定，地方负责干部需迎送来访的政治局委员（干部必须尊重和协助上级）。
在那次度假期间，安德罗波夫与我见面的频率远远高于以往。我们一同散步，而且交谈的时间很长。我们讨论的问题各种各样。根据他与我谈话的方式，我发现他是在考察我，尽管他已经熟知我的一切。那个时候，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
在结束度假的那一天，安德罗波夫中午打电话给我：
“听着，米哈伊尔，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将去阿塞拜疆。他们将在那里举行一个大规模庆祝活动。地区党委书记将会在沿途对他致意。你也许应当参加这次活动。”
“好的，当然了，但没有人通知我，没有人打电话给我。”
“我现在不是在告诉你吗。我们一起去。”
约晚上9时，我们去矿水城火车站。在南方，黄昏很快就会变为黑夜。星光灿烂，兹梅卡山、莫修克山和热勒支纳亚山这些岩盖山矗立着。初秋的夜晚，万籁俱寂。
专列停下来了，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走了出来。我们四人用了30到40分钟（也许1个小时）在月台上来回散步和交谈，只是聊聊惯常的话题。我向勃列日涅夫汇报收成情况（那是一个丰收年）和运河建设的进展情况。后者是他一直问我的问题。我说他缩短了度假时间，本应当有更长的休息时间。勃列日涅夫挥了挥手，好像在说：这没有什么。然后，他们与安德罗波夫简单交谈了一会，于是我们就分开了。
这次会议似乎就是一次普通的会议：勃列日涅夫乘火车出行时，总是要召开一次所有地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但回想起来，许多人关注的焦点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齐聚在一个火车站上。这四位在苏联历史的末期都曾担任总书记。
安德罗波夫对这次见面感到很高兴。他在当时和后来从来没有告诉我，那次会面的目的是要考察我。麦杜诺夫（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邦达连科[6]（罗斯托夫地区）都很想当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谈话的对象还有波尔塔瓦地区书记费奥多尔·莫甘[7]。那年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召开的时间较晚（11月17日星期天）。我的会外日程只有一个，即探望我的朋友马拉特·格拉莫夫。他就要50岁了，和我是斯塔夫罗波尔的同乡，从共青团共事时就成为朋友了。
中午我要了一辆车，去马拉特的家。但是，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不久就在到处找我，他们将电话打到了车队。他们想知道我去了哪里，与什么人见面。他们还将电话打到了格拉莫夫的公寓，要找戈尔巴乔夫。马拉特的儿子接了电话，说对方打错了。我认为他并不是不想叫我接电话。直到晚上6点钟左右，契尔年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才找到了我，嘴上在不停地骂我。我马上去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老广场。我表示歉意，说我在参加一个老朋友的生日聚会。契尔年科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一直在等你，但他刚刚离开。”
“有人应当事先通知我。”
“我们不能去告诉总书记需要做些什么。列昂尼德·伊里奇让我告诉你：他将在明天的全会上提议你作为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的候选人。”
“我不知道我是否胜任这个职务，也许其他人可以。”
“记住我说的话。你的回答必须简单而明确：这是我的荣幸。这就行了。至于你是否胜任这个职务，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重要的是列昂尼德·伊里奇信任你。明白了吗？”
“是的，当然，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8]。”
这就是我如何得知苏共总书记明天上午将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提名我担任重要职务的经过。第二天，在讨论了我的候选资格和情况之后，中央委员一致投票表示赞成。
会议中间休息时，我走到列昂尼德·伊里奇的跟前，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他听后对我点了一下头。
第二天，我到克里姆林宫去拜访勃列日涅夫。我立刻获得接见，但我感觉不出任何特别的友情存在。他只说了一句话：
“库拉科夫的事真是太不幸了，他是一个好人。”
当时我就在想，一定是那些人把我强加给了他。全会期间，柯西金走到我跟前说：
“祝贺你。我很高兴你现在是我们的圈内人了。”
安德罗波夫与我有力地握手，说道：
“出土幼苗长成参天大树了。”（他是指我们的一次谈话，下文将做介绍。）
中央全会之后，我去了老广场，我在那里的办公室已经准备妥当。
为我配备了保卫人员和一辆吉尔轿车。工作人员告诉我，我的固定住处一旦决定，就会立即通知我。这个决定来得很快，我不需要排队等候分配公寓。
我坐在办公室里的时候，安德罗波夫打来了电话：
“你忙吗？”
“还不忙。”
“你能来一下吗？我在工作……”
我前往安德罗波夫在卢比扬卡的办公室。他给了我一个建议：
“我们是同志，我希望我们一直是同志。但我必须告诉你，米哈伊尔，莫斯科就是莫斯科。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列昂尼德·伊里奇和他的支持。”
“没有问题，我与你的立场一致。”
“很好。只是想提醒你，对你最重要的是在任何问题上都得到总书记的支持。顺便说一句，我看到柯西金对你咧着嘴笑向你祝贺啊。”
简言之，安德罗波夫给我提示了主要的注意事项……
当选中央书记三天之后，我去了斯塔夫罗波尔，在那里主持了边疆区党委全会。全会选举弗塞沃洛德·穆拉霍夫斯基[9]为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他是我的好朋友，曾一起在团和党组织共事。他严谨而聪明，参加过二战结束时远东战场的作战行动。
我看着与我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长期共事的朋友们和同志们——区党委书记和市党委书记，他们争先恐后地向新当选为边疆区党委书记的穆拉霍夫斯基表示祝贺。我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成为了中央书记，老板被调走了。于是，穆拉霍夫斯基现在成了他们真正的老板，这就是他们的心态。
至于穆拉霍夫斯基，他对工作十分投入，继续实施我与他和其他党委委员共同启动的那些工程。到一定时候，这些工程就能带来财政、粮食和畜产品方面的红利，并促进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
穆拉霍夫斯基与我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
[1]格哈德·弗里茨·库尔特·“格德”·施罗德（GerhardFritzKurt"Gerd"Schröder，1944年4月7日——），1963年加入社民党。1994—1998年任社民党下萨克森州组织主席。1999—2004年任社民党主席。1980—1986年、1998—2005年任联邦议会议员。1986—1998年任下萨克森州议会议员，在任期间担任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并于1990—1998年任下萨克森州总理。1998—2005年任德国总理。2005年退休。
[2]斯坦尼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戈沃鲁欣（СтаниславСергеевичГоворухин，1936年3月29日——2018年6月14日），俄罗斯电影导演、演员、编剧、制片人。1991年参加了俄罗斯民主党（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России），1993年退党。1994—2003年、2005—2018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2011—2018年任文化委员会主席。1999年参加“祖国—全俄罗斯运动”（Отечество—ВсяРоссия）。2005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2013—2018年任全俄人民阵线中央司令部联合主席。2018年去世。
[3]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卢日科夫（ЮрийМихайловичЛужков，1936年9月21日——2019年12月10日），1941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5年退役。196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7—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兼莫斯科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90—1991年任莫斯科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91—2001年任莫斯科市政府总理。八一九政变后，于同年8—10月任国民经济运行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苏联解体后，于1992—2010年任莫斯科市长。1998年发起成立祖国—全俄罗斯联盟，并于1998—2002年担任联盟主席。2000—2010年任国务院委员，2000—2001年任国务院主席团成员。2001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并于2001—2010年任统俄党最高委员会联席主席。2010年被解职，随后与统俄党决裂。2010—2012年任莫斯科国际大学大城市管理学院院长。2012年起经商。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中，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19年在慕尼黑因心脏病手术引起的并发症去世。
[4]哈吉一世格来·天使（Хаджи́IГера́йА́нгел，1397？—1466），成吉思汗十一世孙，拔都的弟弟秃花帖木儿的九世孙。1441年起负责管理克里米亚地区，反对金帐汗国的统治。1443年创立克里米亚汗国，并担任第一任大汗至1466年。
[5]列昂尼德·雅科夫列维奇·弗洛伦提耶夫（ЛеонидЯковлевичФлорентьев，1911年12月24日——2003年2月8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3年任马里农业人民委员。1943—1944年任联共（布）马里省委书记。1944—1946年任古比雪夫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土地局局长。1946—1947年任乌里扬诺夫斯克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47—1948年任乌里扬诺夫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48—1949年任部长会议保护造林总局副局长。1954—1955年任阿尔泰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55—1956年任苏共阿尔泰省委第二书记。1956—1965年任苏共科斯特罗马省委第一书记。1958—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5—1983年任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长。1966—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年退休。
[6]伊万·阿法纳西耶维奇·邦达连科（ИванАфанасьевичБондаренко，1926年6月5日——2009年2月16日），1943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柏林战役。195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4—1966年任罗斯托夫执行委员会主席。1966—1984年任苏共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4年退休。
[7]费奥多尔·特罗菲莫维奇·莫甘（ФёдорТрофимовичМоргун，1924年5月12日——2008年7月7日），1943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9—1972年任吉尔吉斯斯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副主席。1972—1973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巡视员。1973—198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波尔塔瓦省委第一书记。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89年任国家自然保护委员会主席。1989年退休。
[8]契尔年科的名。——译者注
[9]弗谢沃洛德·绥拉菲莫维奇·穆拉霍夫斯基（ВсеволодСерафимовичМураховский，1926年10月20日——2017年1月12日），1945—1950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46年加入联共（布）。1954—1956年任共青团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1959—1961年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市委书记。1961—1963年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省委宣传与鼓动部部长。1963—1964年任斯塔夫罗波尔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64—1965年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科教部部长。1965—1970年任苏共基斯洛沃茨克市委第一书记。1970—1974年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1974—1975年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省委书记。1975—1978年任苏共卡拉恰伊—切尔克斯省委第一书记。1978—1985年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1989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农业工业委员会主席。1989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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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第六章
↘其他国家人民如何生活
↘再见，斯塔夫罗波尔
其他国家人民如何生活
我在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之前很久就开始去国外旅行。1966年，我去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69年9月去了保加利亚，同年11月去了捷克斯洛伐克。
当时，东德正在实验新的计划和管理方法，采用激励机制，给企业更大自主权。在两天时间里，我们听讲座，抽空游览柏林。
即便在战争结束二十年之后，来到这座城市也让人神伤。眼前的柏林让人陷入了回忆。被摧毁的房屋和纪念碑、帝国总理府原址的空地上成堆的瓦砾、勃兰登堡门和象征着战后世界划分的柏林墙赫然在目。在门的右边、墙的后面矗立着已经消亡的那个帝国的国会大厦。在我的记忆里，这个城市给人的印象是昏暗颓败。但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城市、企业和村庄——与普通人相见时的气氛都显得友好，尽管并不特别热情。很多事情已经忘记了，但有几件事情还留在我的脑海里。在德累斯顿，我们参观了城市的戏剧艺术遗迹。这座城市在战争就要结束时遭到盟军的空袭轰炸。与这场悲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德累斯顿美术馆欣赏《西斯廷圣母像》时的美妙体验。
星期日，我们在科特布斯区参观了索伯斯拉夫人社区，他们很久以来一直住在下萨克森。参观过程中，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像所有旅游者一样，我们登上人工划桨的游船，桨工是一个身穿民族服装的索伯斯拉夫妇女。周围的景色十分优美，但有些事却显得有些离奇：健壮的男子闲在那里，而妇女们在用力划桨。这一天是星期日，所以运河里游船如织。我们发现人们对我们讥讽挖苦，嘘声连连。我们立刻要求离船上岸。
我们的行程中包括波茨坦。我们参观了盟国领导人在战争胜利后开会的地方——无忧宫。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谁坐在哪里，还说一个记者从斯大林坐过的椅子上削了一块下来作为纪念品，当然还讲了杜鲁门[1]在会上的举止，特别是他接到关于原子弹试验成功的电报时说的一句话：“婴儿诞生了。”
我们在民主德国的时候是乌布利希[2]当政，五年后被昂纳克[3]所取代。即使在当时，昂纳克在我们代表团离开之前对我们发表讲话时已充满了自信。
我们的参观访问结束后，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对民主德国的改革经验引起高度重视。
我对保加利亚的访问是按照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与保加利亚帕扎尔吉克地区之间的联系项目进行的。我们到达的时候正赶上社会主义的保加利亚成立25周年庆典。我们参加了许多会议、大会，发表讲话，表达了良好的祝愿和永恒的友谊。我们还商谈了业务事项，包括进行合作的可能性。我们发现保加利亚的地方政府拥有比我们更大的自主权力，因为我们连蝇头小事也要得到莫斯科的批准。不久将担任地区党委书记的德米特里·茹廖夫[4]在出访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时确实对差异感到大吃一惊。后来，他出任保加利亚驻苏联大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1974年，我再次访问保加利亚，去了索菲亚、普罗夫迪夫，参观了希普卡纪念碑，还访问了许多其他城市和村庄。在两次访问之间，这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建了许多新住宅区，特别是独栋住宅、工业建筑、温室和道路。葡萄和蔬菜种植采用了新的方法，到处是如海的鲜花和花园。这个国家的变化就发生在眼前，我认为保加利亚选择了正确的方向。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在寅吃卯粮，不久将为此付出代价。
1969年11月的捷克斯洛伐克之行是最为困难的一次出访。代表团成员有托木斯克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利加乔夫[5]、共青团中央书记帕斯图霍夫[6]和苏联教育部副部长祖拉夫勒娃。我们计划就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运动的未来交换意见。在我们访问时，这个国家有17个青年组织，都不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在布拉格、布尔诺和布拉迪斯拉发，我们参加了许多会议，就政府如何赢得该国青年人信任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是，想要完全撇开1968年8月21日行动之后这个国家的形势来讨论问题是不可能的。说我们感到不舒服或不高兴并不足以描绘我们当时的感受，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到人们谴责和拒绝这次行动。
布拉格处于一种半瘫痪的萎靡状态。我们的（捷克）同事认为不可能带我们去会见工厂工人。事实上，他们自己也避免这样的会见。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去与基层打交道。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先要分析形势，然后才会下基层。”他们不仅没有什么可讲给基层民众听的，而且还害怕他们。
学生节前夕，我们在布尔诺。东道主鼓起勇气带我们去了一个大工厂——斯布若约夫卡军工厂。当我们来到工厂时，没有人愿意搭理我们；工人们对我们的问候不予作答，故意转身而去。这是一种可怕的感受。工厂党委的大部分委员很不赞成苏联的行动。我们发现，这个工厂的工人在1968年8月支持杜布切克[7]政府，军队被派到工厂里来镇压他们的抗议。1969年8月，布尔诺发生了更多的反对政府和苏联干涉的群众抗议活动。总之，形势是紧张的，我们代表团得到了武装人员的全天候保护。
在布拉迪斯拉发，我们对城市的景观感到震撼。事实上，市中心的所有房屋都有弹孔痕迹，墙上都涂有反苏涂鸦。代表团受到了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斯拉维克的接待。会见在一开始显得平和，但当我方有人回忆列宁虽然赞成建立联邦制国家，但坚决反对在党的建设中实行类似方式时，这位第一书记站起身来，走了出去。早上，没有任何党的领导人来接我们。一个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的熟人来救了我们。中午时分，我们登上德文山，这里埋葬着为解放斯洛伐克而牺牲的苏军士兵。我们默哀向他们表示敬意。这是一个温暖的晴天，山下多瑙河波光粼粼，可以看到远处维也纳教堂的尖顶。我离开布拉迪斯拉发时，头脑里思索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种忧心忡忡的感觉。
1970年代，我还去过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都是受到所在国共产党的邀请，或作为代表团成员访问，或前往度假。
度假的时间要比访问的时间长，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国家和人民的生活。
所有的这些出国旅行，无论方式如何，我都十分感兴趣，因为国外的信息十分难得而且都是经过筛选的。报纸、刊物、图书和电影受到严格的控制，无线广播受到干扰。苏联旅游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准许去东欧国家。如果有人想去西方旅行，就必须通过非常严格的思想审查。“铁幕”不仅仅是修辞上的一种比喻，它成为了现实，其中起作用的有“另一方”，也有我们一方。
再见，斯塔夫罗波尔
离开斯塔夫罗波尔是一段令人十分痛苦的经历，这样说毫不夸张。说心里话，我热爱这片土地，它的草原、深谷、树林，当然还有丘陵和高山。我和我的家人一有时间就会到那些地方去。我最喜欢的地方有阿基兹、多姆贝、皮亚季戈尔斯克、基斯洛沃茨克和热列兹诺沃茨克。我们与这片土地已经密不可分。有人也许会认为那片占边疆区总面积44%的干草原没有什么用处。干旱对农民来说肯定是灾难。
但在春天、初夏和秋天，草原上的景色美不胜收：那些色彩、气味、恬静和无边无际的广阔空间。到5月初，从萨尔斯克、卡尔梅克草原方向直到伏尔加草原都铺上了一层宛如地毯似的天蓝色郁金香。更多的时间是冬季，嘎斯越野车也会陷在雪堆里动弹不得。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还有许多小河，人们可以轻易地找到惬意的地方坐在芦苇丛旁读书，甚至还能钓鱼。马内奇湖及其支流都消失在沙地里，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这里是一个自然保护区，是北方候鸟喜欢来的地方。
夏天的晚上，我和赖莎喜欢到斯塔夫罗波尔外面的森林地带去。6月，这些森林周围环绕着麦穗的海洋。我们喜欢倾听鸟儿在夜晚歌唱。尽管这不是音乐会，但我必须说比今天的许多音乐会要动听许多。
我人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草原上度过的。斯塔夫罗波尔市坐落在斯塔夫罗波尔高地上，其最高点是海拔831米的斯特里扎蒙特山。有一种味道很苦的哥萨克传统药物所需的17种草药都生长在这座山上。
我内心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斯塔夫罗波尔。每个人都有一个叫作家的地方。对我而言，在世界地图上、在整个地球上，这个地方就是生我养我的普利沃诺耶村。我在村里长大的那座棚屋已经不在了，踪影全无；那里离萨尔斯克草原的边缘只有几码的距离。
当我撰写我的第一部回忆录时，我急于用语言来表达记忆中我长大的院子和房屋，这些记忆已经深入到我的内心和灵魂之中。一次，我重返普利沃诺耶村，来到村子的边上。那里的土地已经耕种，生长着谷物和青草。我们家的棚屋不见了，我儿时的奇幻院子也不见了……
在村里的墓地，我的爷爷安德烈和外祖父潘捷列伊、祖母斯捷潘尼达和外祖母瓦西里莎以及他们的子女们都葬在那里，我父亲和母亲也葬在那里。我母亲比我父亲多活了18年，在莫斯科去世。我答应将她安葬在父亲的身旁，我在1994年兑现了我的诺言。母亲在复活节前夕离世，葬礼在村里的小教堂里举行，这座教堂是村里在我的帮助下建成的。
现在我再去普利沃诺耶村，已经有许多人不认识了，但我与他们的母亲、父亲、祖父和祖母很熟。小辈们已经长大成人，这就是自然规律，而我自己已经79岁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活这么长。同时，我还没有准备离开这个世界。当然，这并不取决于我。“我的日程”已经由“上天”决定，没有人知道我会活多久。但我相信我们应当把今天当作我们的最后一天来过。这就是为什么我急于要写完这本书。实际上，自赖莎离世的那一刻起，我已经在头脑里开始动笔写了。
对于伊琳娜和她的第一个丈夫阿纳托利来说，离开斯塔夫罗波尔似乎不像我们那么痛苦，但这也许是我的误解。莫斯科在召唤他们；从他们的低声交谈和不耐烦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心已经飞到了莫斯科。他们已经在医学院学了四年，现在他们希望能在莫斯科医学院完成学业，获取学位。他们的生活刚刚开始。
我在斯塔夫罗波尔生活的那些年对我的意义非同寻常。不仅是农业、工业，连度假村、教育、卫生和文化都与我休戚相关。
我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集体事业并且推广新生产技术，这些举措大大有利于发展。到1990年，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已经不存在任何亏损的农场。许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账户余额达到1000万卢布——1500万卢布。
……我开始走上工作岗位的时间正值斯大林去世之后国家发生巨大变化之际。我直接卷入其中。我将那段时间称为我的“小规模改革”。这检验了我的力量，意识到落在我肩上的重大责任。所有这些给了我信心，决定了我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之后所做出的反应。
在我们离开斯塔夫罗波尔的那一天，赖莎和我决定与这座城市道别。我们上了我们的汽车，驾车穿过市中心的历史街区驶入新市区，城市在这里突破原有的市区界线向森林伸展。我们接着驶向“俄罗斯森林”自然保护区，我们对那里了如指掌。赖莎与我一样热爱大自然。在我人生的重要关头，大自然总是能给我带来救赎——我总是能消除我的不安、愤怒和疲劳，恢复心灵的平静。对我而言，大自然绝不仅仅是我生活的环境。我总是能感觉到心中与大自然的天然联系，我可以明白无误地说：造就我的不仅仅是人和社会，还有大自然。
1992年，全球论坛邀请我出任国际绿十字会的创始主席，我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个邀请。我认为这并非出自偶然。驿动的内心无疑发挥了作用。全球论坛在里约热内卢与一个联合国主办的环境保护峰会同时举行。从1993年至今，我一直在着手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从中获得的乐趣一点也不比担任国家最高职务少。有什么样的事业能够比为了当代和后代的利益而将生命奉献给保护自然的事业更加崇高呢？
[1]哈里·杜鲁门（HarryS.Truman，1884年5月8日——1972年12月26日），美国政治家。1935—1945年任美国密苏里州参议员。1945年1—4月任美国副总统。1945—1953年任美国总统。
[2]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Ulbricht，1893年6月30日——1973年8月1日），出身于莱比锡一个裁缝家庭。当过木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反对战争，在莱比锡参加了由舒曼领导的李卜克内西组织。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7年曾被监禁两个月。十一月革命后获释。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1年6月担任图林根地委书记，支持布兰德勒，1923年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同年汉堡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前往维也纳和布拉格工作。1928年至1929年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3年台尔曼被捕后接替了他的工作。1937年流亡苏联，在二战期间参加了自由德国委员会的工作。1945年返回德国，1946年统一社会党成立时担任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时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0年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60年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71年辞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1973年逝世。
[3]埃里希·恩斯特·保尔·昂纳克（ErichErnstPaulHonecker，1912年8月25日——1994年5月29日），1928年加入德国共青团。192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30—1931年期间在苏联接受培训。1931年回国，并开始担任德共全职干部。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短暂被捕，获释后流亡萨尔盆地。1935年1月流亡法国，同年8月秘密回国参加抵抗运动，12月4日被盖世太保逮捕。1937年被判处十三年监禁。1945年3月越狱逃走。1946—1955年任自由德国青年联合会主席。1950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1958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起任民主德国国防委员会书记。1961年发起建造柏林墙。1971—1976年任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1975—1989年任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1976—1989年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1989年被迫辞职。1990年被捕，随后因病获释。1991年流亡苏联。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被迫回国。1993年因病获释，随即流亡智利。1994年在智利病逝。
[4]迪米塔尔·亚历山德罗夫·茹廖夫（Димитъ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Жулев，1925年5月26日——2008年5月26日），1944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并参加了游击队。1969—1972年任保共帕扎尔吉克和布拉戈耶夫格勒区委第一书记。1971—1990年任保共中央委员。1972—1986年任保加利亚不管部长兼驻苏联大使。1987—1991年任驻英国大使。
[5]伊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ЕгорКузьмичЛигачёв，1920年11月29日——2021年5月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4—1946年任共青团新西伯利亚捷尔任斯基区委书记。1946—1948年任共青团新西伯利亚宣传与鼓动部长。1948—1949年任共青团新西伯利亚省委第一书记。1953—1955年任苏共新西伯利亚文化部长。1955—1958年任新西伯利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8—1959年任苏共新西伯利亚市委第一书记。1959—1960年任苏共新西伯利亚省委书记。1961—1965年任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副局长。1964—1965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65—1983年任苏共托木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部长。1983—199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5—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土地政策委员会主席。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休。1991年支持八一九政变，但未参加政变。苏联解体后，于1993年创立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Союз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партий—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СоветскогоСоюза），并于1995—2005年任该党中央副主席兼中央书记，2006—2014年任该党理事会书记。1993年参加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于1993—2013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1999—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21年去世。
[6]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帕斯图霍夫（БорисНиколаевичПастухов，1933年10月10日——2021年1月19日），195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2—1964年任共青团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64—1977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1978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7—1982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78—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1986年任国家出版、印刷和图书贸易委员会主席。1986—1989年任驻丹麦大使。1989—1992年任驻阿富汗大使。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6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副部长。1996—1998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98—1999年任独联体事务部长。
[7]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Dubček，1921年11月27日——1992年11月7日），1939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斯洛伐克傀儡政权建立后回国，开展地下工作。1944年参加斯洛伐克民族起义。1949—1951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特伦钦省委第一书记。1951—1952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班斯卡—米斯特里察省委第一书记。1951—1955年任斯洛伐克国民议会副主席。1958—1960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布拉迪斯拉发省委第一书记。1960—1969年期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书记、中央第一书记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副主席、主席。1968—196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期间大力推行改革，出现了“布拉格之春”。1969年苏联领导华约组织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将其逮捕被押回苏联。后在两国斡旋下获释回国。1969年被解职。1969—1970年任捷克斯洛伐克驻土耳其大使。1981年被迫退休。1989年积极参加天鹅绒革命。1989—1992年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主席。1990年发起成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1992年因车祸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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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第二篇登顶之路
第五章
↘我的小规模改革
↘党委书记体系中的一员
↘邻居在做什么……
↘安德罗波夫、柯西金、库拉科夫
↘对峙
我的小规模改革
1970年4月10日，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全会一致选举我为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时年39岁。毫无疑问，各位党委委员非常了解我，也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多年来这个领导职务第一次由斯塔夫罗波尔本地人而不是“外地人”担任。
我的当选造成了一种奇怪的局面：边疆区党委所有其他书记的年龄都比我大，其中有些书记更有理由当选第一书记。但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只考虑唯一的人选。
在此，我想分享一下我对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地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看法。实际上，这些一把手是由最高层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和政治局任命的，他们是政权的中流砥柱。通过这些第一书记，数不胜数的不同部门和行政级别的党组织、国家和社会组织被捏成一个整体。这些干部构成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他们的表决票对选举总书记至关重要。仅在这个意义上，其地位就十分独特。
这种制度通过对工业和农业企业、科学和学术机构以及各个社会集团和阶层的党员干部进行考察和筛选，从中选拔出积极的、精力旺盛的领导干部。一旦成为党政要员，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
第一书记在本地区实际上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们选任本地区的领导班子，甚至包括通过选举产生的机构成员。第一书记对所有人事任命都有最终决定权。即使是最基层的行政干部也受地区党委人事部门的管辖。对于部属企业或单位的干部任命，有关的中央政府部长也不能越过第一书记直接任命。
总之，第一书记是一种特殊现象，是苏联的关键掌权者。其职位和巨大的权力并非通过公开选举而由人民授予，而是由莫斯科、苏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总书记本人授予。这使得第一书记的职位不够稳固和明确。这取决于莫斯科对他们的看法是否有变化，特别是总书记是否继续信任他们。
苏共中央总书记对第一书记的任命拥有最终决定权。在我本人的任命过程中，与我面谈的先后有卡皮托诺夫[1]、库拉科夫、基里连科、苏斯洛夫[2]，最终才是总书记本人。只有到了总书记那里才会听到最后的决定：“我们推荐你。”
我与勃列日涅夫的第一次会见和谈话以及受到信任的氛围，一直让我记忆犹新。这次会见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我很喜欢。我在这里需要提醒读者的是，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勃列日涅夫与晚年疾病缠身的勃列日涅夫完全不同。
在我们开始谈话时，勃列日涅夫说中央委员会推荐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过去，他们推荐的都是外地人；现在他们将推荐本地人。”
勃列日涅夫回忆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曾到过我家乡所在的地区。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正撤往新罗西斯克，饮用水严重不足。
“我从没有见过人们从屋顶的积水槽里收集雨水。这是在1942年7月和8月，天气特别炎热，找不到水来解渴。”
就在此时，我十分唐突地说道：
“我们去年的收成很不好。有100万公顷的庄稼颗粒无收。我们努力克服困难保住了畜牧业，但我不认为可以在没有国家救济的情况下撑下去。我很抱歉向您提出这个问题。”
勃列日涅夫的反应十分有趣，他到会议厅把库拉科夫叫来，以一种近乎开玩笑的口吻说：
“听着，费奥多尔，我们要推荐担任斯塔夫罗波尔第一书记的是什么人啊？他们还没有选他呢，他已经在跟我要草料供应了。”
库拉科夫投他所好：
“这样的话，列昂尼德·伊里奇[3]，要放弃他作为人选还不算晚。但是，不管怎样，戈尔巴乔夫是对的，我们必须帮助他的地区。”
我必须说的是，一旦有关帮助我们度过冬季的指示下达，70000吨饲料就到手了。
我于1955年下半年来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仅仅十五年之后的1970年，我就当选边疆区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国家最高的职位之一。接着，我被选入苏联最高苏维埃，下一年党的代表大会将我选入苏共中央委员会。
我的面前摆着机会。在边疆区党委主席团不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向同事们转述了在中央委员会与总书记的谈话。然后，我提出两项重要提议：第一，每位领导干部必须专门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完全独自做出决定，只有需要第一书记或主席团批准的重大问题除外。我不会逼迫大家做事，边疆区领导班子成员已经得到了人民的授权，他们应当自由和自信地行动起来。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我欢迎他们与我讨论。除此之外，我们每星期开会一次以交流情况。
也许，这种工作方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立即收到了效果。后来，我作为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总统，采用了相同的工作方法，除非需要做出紧急决定。下文将更详细地加以叙述。
第二，我建议我们制订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的规划，要在其中使用工业技术，提高生产专业化和集约化，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
起初对此存在着争议，但最终我们采纳了边疆区苏维埃行政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博森科的建议：要深入学习和讨论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表达的思想。
这项行动汇聚了科学家、专家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制订完成的农业发展规划于1970年秋获得边疆区党委全会的批准。我用了十年时间贯彻落实这个规划，但直到我离开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时，仍然觉得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
第一件事就是要采用技术，以确保在我们边疆区的恶劣气候条件下能有稳定的收成。
边疆区研究所提交的关于过去一百年的研究报告表明，1952年发生旱灾，1975年庄稼歉收。总之，这是一个高风险农业区。
我记得下面一件事。
1974年，庄稼的长势使人们对大丰收抱有很高的期望。在庄稼就要成熟时，库拉科夫来到我们边疆区看望他的选区选民（他是该选区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我们陪同他前往他的选区所在的草原地区。当他看到那里的庄稼时，以一种不满足的口气说：
“你为什么把庄稼给我藏起来了，我的朋友？”
“我们没有把它们藏起来，我们正在给你看呢。但庄稼将会发生什么则是另一个问题。你知道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只要有两天坏天气就能把收成全毁了。”
不过，库拉科夫相信庄稼实际上已经成熟了，所以有必要派至少10000辆卡车来装运收上来的粮食。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宣布：“斯塔夫罗波尔今年将是一个大丰收年。”
不幸的是，我们的担心成为了现实。6月29日至7月2日，仅仅在四天之内，先是下雨接着是热浪。受到干热风的影响，每公顷的收成只有15英担。这就是我们强调要解决收成稳定问题的原因。
首先，我邀请苏联土地开垦与水源管理部长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夫斯基[4]到我们边疆区来，让他了解我们增加土地灌溉面积的计划。我们计划开掘一条从库班地区到卡尔梅克草原的运河，灌溉面积为80万公顷，供水面积为300万公顷。
“那么，”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在讨论了我们的计划之后说，“现在你们必须向总书记汇报，你们可以从我这里得到支持。”
正如此前经常发生的那样，幸运女神降临了。阿塞拜疆建立苏维埃政权50周年庆典就要举行，各加盟共和国的来宾受邀到巴库参加庆典，我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勃列日涅夫前来参加庆典，他在阿塞拜疆受到爱戴和崇拜。我仍然能够记得欢呼的人群从主席台前走过的场景，时间长达几个小时。勃列日涅夫总书记、阿塞拜疆领导人和我们这些代表都在主席台上。当勃列日涅夫退到后面稍作休息的时候，我走近他说：
“我能跟您说句话吗？我只需要五分钟。”
“就那么点时间？”他开玩笑说。
“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第一次谈话中讨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干旱问题的后续工作。我们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和建议，已经得到了阿列克谢耶夫斯基部门的批准。”
他同意安排时间见我。12月，我去见了总书记，他认真听我的汇报。勃列日涅夫查看了所有的预算和计划文件，问了我很多问题，让我把材料留给他，包括过去100年干旱和收成的图表。不久，政治局召开会议。我甚至未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因为是由勃列日涅夫亲自做介绍。我事后听说他这样讲：
“我们应当支持年轻的新领导干部，他提出了重大的国家问题。”
1971年1月7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加快建设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和灌溉、供水系统。该项目得到巨额拨款，定为全苏共青团重点项目。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大批机械拥入本地区。挖掘三条隧道的任务交给了莫斯科市。工程进展迅速，到1974年，我们庆祝了工程的阶段性成果：4月份，克里姆吉尔耶夫斯基高地下的隧道完成；11月份，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的第二标段开通。
计划正在成为现实。现在的问题是选择一个适应本地区条件的农业体系。斯塔夫罗波尔人民要特别感谢边疆区研究院及其科学总监亚历山大·尼科诺夫，他后来担任列宁国家农业科学院院长。不过，在干旱频发的草原地区采用新灌溉方法的是内福特库姆斯基区的集体农庄主任尼古拉·捷列先科。
看到他的名字，就想起了他的故事。我是从边疆区党委主席团听说他的事迹之后逐渐了解他的。在库拉科夫时期，他被指责对集体农庄管理不当，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威胁。被派到落后的集体农庄之后，捷列先科这个年轻的农学家采用了非传统的方法来改善集体农庄的条件，提高干旱频发的草原地区的产量。
但是，村民们还有困难，集体农庄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有人偷拿集体农庄的财物。特别令捷列先科感到气愤的是村民们在夜里偷拿草料。他采取了极端的措施：他开着嘎斯吉普车巡逻，用小口径步枪射击村民用来偷草料的驴子。
主席团成员感到困惑，认为必须进一步调查这件事，然后再做出最终决定。
库拉科夫指示我：“到现场去弄清事实。”
我到了那个集体农庄，在那里住了几天。事情得到了证实：捷列先科在偷盗行为泛滥成灾时使用了不可接受的手段。他的神经已经承受不住了。我的结论是：应当软处理这件事，支持年轻的集体农庄主任的工作。
“我们如何支持他？”在我向主席团会议汇报了调查结果后，库拉科夫问道，“这个集体农庄有什么可以拿出来宣传呢？”
“有啊，”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们灌溉土地方面的经验。”
会议做出了一个我未曾预料的决定：召开一个区领导参加的现场会，交流高效灌溉土地的经验。捷列先科的休耕田耕作法能保证更加稳定的粮食生产，提高产量，他的经验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
捷列先科的管理方法很简单：将粮食作物由灌溉田移到非灌溉田[5]种植。他还通过让农田休耕和施肥的方法大幅度增强地力。休耕的灌溉田用来种植草料。
这个实验取得了成功。但这个方法并不符合1966年苏共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决议给我们下达的任务是考察和证明某个集体农庄种植方法的有效性，然后向整个地区推广。
运河正在建设之时，我们掌握了如何在本地条件下更好地种植灌溉田的方法。带着所有的分析和评估结果，我前往中央委员会面见库拉科夫。他仔细地听完汇报，看着那些材料说：
“我能对你说些什么？如果你能得到列昂尼德·伊里奇的首肯，然后他会问我的意见，我会在改变农业体系的问题上支持你。”
我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论据是1975年至1976年的严重干旱。在与库拉科夫面谈之后，我给勃列日涅夫寄出了一份备忘录，他当时在克里米亚度假。一两天过去了……然后我在夜里接到边疆区党委值班干部的一个电话：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一份你的重要加密文件。”
结果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每一位地区党委书记都收到了由国家农业科学院院士们发来的备忘录，认为具备扩大冬季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条件。事实上，夏季的雨水提供了这样的条件，但我提交给勃列日涅夫的备忘录建议减少冬季农作物种植面积，让农田休耕。当然，库拉科夫在农科院的备忘录中起了作用。那么，我该怎么办呢？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一两天之后，我接到了总书记的电话：
“我看了你的备忘录，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经过考虑并且咨询了一些人。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了我曾工作过的哈萨克斯坦。特伦提·马尔采夫（来自库尔干的一位杰出农学家）对我说必须留出一定面积的休耕田。所以，你可以实施你的计划。我会支持你。”
党中央机关对休耕田持有严重的偏见。我想勃列日涅夫一定是再三考虑之后才决定支持斯塔夫罗波尔的计划。
我再次飞到莫斯科，与中央委员会农业部门主管弗拉基米尔·卡洛夫和农业部一道，共同为政治局和政府起草了一份有关采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非灌溉种植法体系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很快得到通过。但决议油墨未干，一些人就来设置障碍。首先采取阻碍行动的是俄罗斯部长会议，不久政治局又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在全国各个地区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我决定坚持我的立场，因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站在我的一边。
在接下来的1977年，农业收成很好，这不仅仅是由于休耕田和新收割技术在起作用。1978年，农业生产取得了创纪录的产量：人均两吨，已经使用的非灌溉农业技术产生了效能。这种耕种方法现在仍然在使用，我近期重访了我的家乡，很高兴地看到边疆区粮食产量达到780万吨，2009年更是达到创纪录的900万吨。捷列先科后来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在苏共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
这些成就很重要，但只是综合性项目的一部分。关键的是牲畜的草料问题。所以，在继续按照新的体系加强粮食生产的同时，运河建设工程必须尽早完成，草料种植必须转移到灌溉田进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再一次向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伸出了援手。他一再询问运河挖掘的进展情况，我汇报说在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一次，当我做同样的汇报时，他说道：
“听着，斯塔夫罗波尔运河是世界上最大的吗？”
“不，当然不是，列昂尼德·伊里奇。”
“那为什么你们挖啊挖啊，总看不到尽头？”
这个问题让我猝不及防。但我决定利用总书记的话来推进我的事业。首先，我向库拉科夫汇报了这个对话。他的反应令我吃惊：“不要等到列昂尼德·伊里奇把这个话再说一遍。”我听懂了他的意思，立即去见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6]，接着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联土地开垦部。我取得了他们的支持，运河工程进展顺利。事实上，在这些谈话中，有人对我说我如果要解决灌溉问题，就应当从谢巴耶夫（萨拉托夫地区党委第一书记）那里汲取一些经验。他们认为我的成本过高，比谢巴耶夫高两倍半到三倍。我表示我们严格按照设计施工，不会允许任何浪费现象发生。
萨拉托夫地区是怎么建设和管理灌溉区的？我担任中央委员会农业书记后才得知其做法。萨拉托夫将许多公顷的灌溉田列为不适于农耕的土地。他们的方法十分简单：他们安装水泵从伏尔加河抽取河水灌溉农田和草原。得到灌溉的田里的草料作物确实长势不错，但基本上属于装点门面。不要多长时间，土地就失去耕种价值。部分原因是土地受到水的浸泡，部分原因是土地盐碱化，结果土地就毁掉了。需要花很高的代价才能让这些土地再次适于耕种。
回到勃列日涅夫提出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运河工程？我们集中所有力量，将建设工期缩短了一年。在库班河水引入斯塔夫罗波尔运河的地方，树立了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布尔什维克怎么说，库班河水就怎么流。”引入的河水用于灌溉斯塔夫罗波尔的干草原地区。
未等运河及其灌溉系统全部完工，我们就在可以使用的河段开始了灌溉作业。我们有机会对草料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以出产细毛羊而著称。为了让读者了解生产规模，我可以这么说，本地区的细羊毛产量占整个俄罗斯联邦细羊毛产量的27%。初春时节，农民将细毛羊放到草原上去，你可以看到约有1000万只之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勃列日涅夫能记住这个数字，但这个数字显然与我们地区相关。每次我与勃列日涅夫进行单独谈话或与其他地区书记一起谈话时，他总是着重问我运河工程进展如何。勃列日涅夫的第二个问题是：“绵羊帝国”的情况如何？所以，我在成为总书记之前就当上了一个“帝国”的元首。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培育出了细毛羊新品种，还供应给其他地区。我们边疆区细毛羊育种场给其他地区供应种羊的原因是这些新品种细毛羊比当地原有品种细毛羊的羊毛产量提高了50%——100%。
闲话少叙，我们设法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并使得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以下决议：《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细毛羊品种培育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的决议》。
1970年代后期，数十万只细毛羊销售到外地。这些优良品种的细毛羊还销售到印度、中东欧国家和阿拉伯、亚洲国家，带来可观的利润。羊毛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羊的品种培育也成为一个盈利的产业。
另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是肉类生产和供应。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曾提出向其他地区供应生肉及肉制品的宏伟目标。那些年头肉类产品市场的情况十分严峻，不仅是大工业中心城市，诸如库班、顿河和斯塔夫罗波尔等地区中心的粮食、肉类、奶制品、蔬菜、水果的供应也受到影响。我们边疆区供应外地的肉类食品为产量的75%，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为80%，罗斯托夫地区为56%。目标定得很高，以至于要实现目标就必须向家庭农场购买牲畜。什么都要交上去，因为监管十分严厉。同时，当地人口的肉类食品供应量不断减少。我到城镇乡村去巡视时，有人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涅温诺梅斯克化工厂的工人指责我为了讨好中央，把所有吃的东西都运到其他地区去，不顾对本地人民的责任。
不满情绪在发酵之中。经过对局势的思考，我决定写一份备忘录，提交给苏共中央委员会，要求整顿食品供应秩序。库班地区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由苏斯洛夫主持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讨论了两份备忘录，要求俄罗斯部长会议对形势进行考察。在谈话中，索洛缅采夫对我说：“你的要求是很有依据的，但俄罗斯政府没有办法帮助你。”事情又回到了原点。
我们自己对此必须采取一些举措。一个建议是在未来的一年半到两年时间里在28个养殖场集中进行禽蛋孵化作业，提高肉禽产品的产量。禽类养殖场的产品将弥补其他肉类生产的不足。同时，私人经营农场的产品将通过合作社供应给居民。我的计划是先获得对禽蛋孵化计划的批准，然后再争取草料就不成问题了，因为禽蛋孵化是俄罗斯政府优先扶持的领域。是不是很聪明的策略啊？也许是。不过，我的内心很平静，因为本地区向国家上交了大量的粮食。
我们得到了俄罗斯部长会议副主席尼古拉·瓦西里耶夫[7]的坚定支持。他大力主张将工业技术用于农业。我们提出的计划在两年内得到实施。边疆区党委暂停了许多建筑工程，以使建筑企业腾出手来建造禽类养殖场的房屋。边疆区内的一些市镇也参与进来。当我到莫斯科工作时，肉禽产品的产量已经从11000吨提高到44000吨，后来又提高到75000吨。与此同时，我们实施的另一项计划是支持家庭农场和在城市周围创办蔬菜生产合作社。其产品均供给当地人口。这样，供应情况恢复正常，并保持了许多年。
那些年大力推动的主要领域还有工业化。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成为电子、电气工程、化工、水泥、机械制造工业汇集的地区。新建发电厂和对旧发电厂的改造，结束了经常缺电的历史，还有能力向周边地区提供电力。当然，我应当提到，我们在乡村地区铺设了输气管道，修筑了连接各个区中心和大部分村庄的公路。我们还实施了对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进行现代化的举措。
政府各部和各个机构的代表汇聚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寻求获准创建新企业和扩大原有企业，我们则要求他们承诺帮助解决社会问题。于是，我们需要制订有预设目标的计划，我们与首都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这提高了我们的工作质量，确保我们边疆区的政策更加科学，有助于我们规避判断错误。
我们还需要解决矿水城度假胜地的种种问题。要接待数目庞大的游客是一个挑战。官方组织来的游客人数是250万人，自费游客的人数还要多一倍。这个度假胜地满足不了巨大的服务需求，基础设施也需要增加和修缮。在阿列克谢·柯西金、基里尔·马祖罗夫[8]和工会委员会的支持下，我们做出了有关这个地区的重要决定。这改变了度假胜地的面貌，提高了基础设施的水平，引发了名副其实的“度假热潮”。新的疗养院和度假村大批出现，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也已到位。矿水城机场投入巨资进行了重新装修，成为国内最大的机场之一。
我写了这么多技术细节，讲到了庄稼、干旱、灌溉、道路、度假胜地，还有数不清的计划、备忘录、全会、致中央的信、争取高级领导干部等等，不知道是否令读者感到乏味。
即使是在那个时代，我有时也在想如果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依靠“老板”，依靠他的力量和意愿，那么这是不是一种合理的制度。为什么任何一个满足公共需要的动议都会遭到怀疑，甚至是直接拒绝？谁能解释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体制抵制变革和排斥所有新鲜事物？
我还接受了其他一些“异端邪说”，但我没有时间去认真思考它们。我与斯塔夫罗波尔人民一道，日以继夜地工作，实施我的计划，尽快地发展本边疆区。主要的任务是为未来奠定基础。许多事情取决于我的行动，但是如果我只是单独行动的话，那么我的所有主张只不过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我与下属一起工作的方法是给每个人证明自己的机会。其中一些人能发挥他们的潜力，而另一些人感到他们难以应对新的挑战，要求调走或辞职。我很难确定每一个个案的具体原因，但边疆区各个方面的干部及工作人员都在不断替换之中，我认为这个过程进行得很迅速，也没有造成不快。
很显然，需要对各个市和区的党委第一书记进行大换班。我决定不要把这件事拖到下次边疆区党组织选举。我无法宣称这个过程进行得毫无瑕疵。开始的时候，此事延缓了工作的进度，但后来都超额补回来了。党委的各位书记分担了我决定干部人选的痛苦，许多人不仅非常支持我的工作，而且在生活中还与我成为很好的朋友。
在整个党的组织体系中，市或地区第一书记受到的挑战最大，担负的责任也最大。第一书记必须是一位政治家、实干家、导师、组织者、称职的经济管理者、策略家，甚至是战略家，虽然只是在地区层面上。最为令人吃惊的是，从来不会有人教第一书记什么是主要的领导技巧，什么是交流技巧，或者什么是共事技巧。一切取决于这些地方领导者的内在能力，取决于他们理解人们只有在未被强令、未被强迫的情况下，在他们感兴趣和被当人看的情况下，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地区党委书记必须具备以上所有德行，这样的人很不容易找到。
党委书记体系中的一员
苏联共产党中存在着“特殊的”信息管道，每个人都能感觉得到这个具有特殊影响集团的存在。有一个“快速反应集团”深得总书记的信任。它的成员包括伏尔加格勒书记库利琴科、萨拉托夫书记谢巴耶夫、图拉的尤纳克[9]、克拉斯诺达尔的麦杜诺夫[10]、库斯塔耐的鲍罗廷[11]、阿尔泰的格奥尔吉耶夫[12]、奥伦堡的科瓦连科[13]和萨哈林的列昂诺夫[14]。每次勃列日涅夫需要支持或权谋时，这个“快速反应集团”就会被召来。集团成员在党的全会和大会上一律能获得先于其他人的发言权；而当他们批评政府或提交动议时，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后台是谁、他们在为谁的利益服务。
我的邻居——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书记G.S.佐洛图欣[15]是麦杜诺夫的继任者，他将我介绍给这些书记们。此事发生在莫斯科大饭店。佐洛图欣与我一走进豪华套间，我就意识到我到了什么地方。介绍的方式与彼得一世时代的方式一模一样：有人先递给我满满一杯伏特加，然后被邀入见面会。我抿了一小口酒，将高脚杯放在桌上，这个举止似乎引起了在场每个人的狐疑。
“嗨，不是这样的。”科瓦连科毫不掩饰他的不快。
“我有我自己的酒风，”我回答道，“慢而稳。”
每个人都大笑起来，看上去都显得十分轻松。同时，我的饮酒风格十分简单：我并不怎么喜欢喝伏特加，但如果到了场面上，我可以跟任何人干杯。
桌上的交谈继续进行，他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与列昂尼德·伊里奇相处得如何？”
“我想我们相处得很好。”
然后，他们欢迎我作为国内最年轻的第一书记加入他们的集团。话题集中到了政府，特别是柯西金以及最高苏维埃，即尼古拉·波德戈尔内[16]身上。很显然，这就是我进来时他们正在谈论的话题。这是柯西金在政治上被“埋葬”的时期，所有勃列日涅夫的圈内成员受到鼓励去批判他。
就是在那些年里，我开始彻底了解指令经济和中央官僚化国家的决策体系。无论什么问题，均需呈报国家计划委员会，均需得到数十个部委和数百名官员的批准。这需要无数次地进京、开会和申辩，而那些不同部门的官僚则处处阻挠。要办成事，就要不厌其烦地“讨好”莫斯科的官僚们。这是一个请示者和批准者的国度。人们也许以为在计划体制之下一切都是合理配置的，但实际情况迥然不同。
这个过度中央集权化的制度是由中央管理这个庞大的国家，遏制了整个社会的能量。任何最细微的偏离和超越所设界限的企图都会遭到无情压制。
战后，工业合作社开始发展，在国有企业薄弱的地方作用尤其明显：小规模生产、服务行业和公用事业。工业合作社的许多产品出口到国外。但是，正是其流动性和灵活性、经济和财政上的独立性以及局限性遭到了制度的拒绝。所以，中央下令关闭工业合作社。
许多人还记得1960年代早期哈萨克斯坦处女地的“合同与奖金”工资制，这个实验流产了。尽管《共青团真理报》记者和加盟共和国干部支持这个新制度，并且保护实验者（众人皆知的“胡佳科夫案件”），其中一些人还是被捕入狱。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再敢进行类似的实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希切基诺化工厂的实验中。政府部门不能容忍企业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将这些尝试扼杀在襁褓之中。
在我看来，制度拒绝所有的创新是我国经济中的一种疾病，需要下猛药治疗。那么，最高层的想法如何呢？其中不少人持有相同的想法，但不愿意冒险。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已进入第二个任期，开始考虑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一开始，我倾向于认为巨大开支未能收到理想效果的原因是人的懒惰和不称职、管理部门的缺陷和立法上的差距。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证据。但我逐渐发现这些不是造成低效率的全部原因，真正的原因还要复杂得多。
到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当情况确实出现恶化时，精英及其宣传机器却在吹嘘成就。中央政府期望地方官员能够上报迅即和显眼的成果。当然，只要有需求就肯定会有供给。每年年初，地区党委就会将本地区企业十分醒目的生产计划弄到中央报刊上刊登。这些目标一经宣布就被中央和制订目标者扔到脑后去了。那些说大话的人被当作英雄来对待。那些埋头苦干的人让人觉得可怜：哥们，你干得不怎么样啊……
如果“想法”是从上面传下来的话，执行者就不会受到惩罚。如果有人自己提出什么创意，那么这个人的前程就会被打上问号。要是严格遵照上面传达下来的决议和指示办事，就无法完成任何有用的事。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创意是要受罚的”。
一个很出名的集体农庄主任曾带着我在田里做长距离的考察。
“你喜欢灌溉吗？”他以漫不经心的语气问我，好像我就要离开似的。
“是的，当然啦。但水要从很远的地方输送过来。你从哪儿弄到水管的？”
主任沉默了一会，他的眼光飘忽不定，然后勉强承认道：
“哦，我从‘自由市场’买的。”
“也许是偷来的。”我给他施加压力。
“嗯，有可能的。”主任回答道，挠着他的后脑勺，“我不在乎这些水管是从哪儿来的……”
有时，这样干的集体农庄主任会遇到麻烦，来寻求我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边疆区党委书记可以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对检察官说：
“不要拘泥于条文，要看本质。”
这些话在当时很管用。不过，那些有能力和诚实的集体农庄主任常常会站在法律上错误的一边，甚至会成为被告。在这种制度中，一切细枝末节都由计划和拨款支配，创意和企业精神没有立足之地。与此同时，“上面”对低回报表示不悦，通过人事洗牌或任命新的管理层来解决事情。已经十分笨拙的管理架构变得更加臃肿不堪。
我越是沉浸在真实生活中，就越是会产生思考、疑问和怀疑。
邻居在做什么……
在我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期间，我的兴趣也在发生变化。起初，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本地问题上，后来我开始关注国内和国外事务。我需要获得更全面、更真实的信息，我需要与同事、科学家和文化人士交换看法。我抓住一切机会了解其他地区的情况，包括去参加会议、研讨会、庆祝会，有时甚至是去度假。不过，我必须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才能离开本地区。多年以来，我去过的地方有列宁格勒、巴库、塔什干、阿拉木图、克拉斯诺达尔、罗斯托夫、顿涅茨克、雅罗斯拉夫尔和其他城市、地区。我发现我从了解列宁格勒的社会规划、雷宾斯克的科学劳动组织和顿涅茨克的城市支援农业的经验中获益匪浅。
1975年，我应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沙拉夫·拉希多夫的邀请，携赖莎去那里度假。我们在塔什干受到热烈欢迎，我们的私人旅行具有了半官方性质。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拉希多夫设宴接风，邀请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主席团的所有成员和所有书记出席，这出乎我的意料。晚宴上，一切都围绕拉希多夫进行，我和赖莎被安排坐在他本人和夫人旁边，享受着主人的款待。我们第一次品尝到可口的乌兹别克煎饼、新鲜水果和干果、油炸和盐津果仁、乌兹别克肉饭等。
第二天，我们在塔什干观光游览。这是一座美丽的大城市，在1966年可怕地震的废墟上重建而成。壮观宏大的建筑物、喷泉和鲜花……“光明的塔什干，东方的星辰，和平和劳动的希望。”但我也看到了另一个塔什干——破旧、昏暗、拥挤、肮脏、缺少卫生设施。
我们在加盟共和国各地的旅行以造访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开始。我的朋友们，包括在共青团工作时的老同事卡尤姆·穆尔塔扎耶夫[17]，很自豪地向我们展示古代建筑杰作。穆尔塔扎耶夫当时任布哈拉地区党委书记。我们被告知，布哈拉曾经是一个独立国家，在沙皇统治时期享有特殊地位。在撒马尔罕，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东方集市：那里的甜瓜、葡萄、大西红柿、提子、杏干和其他水果、蔬菜等堆积如山。
穆尔塔扎耶夫很高兴见到我们，但他却偷偷扫了一眼按照拉希多夫的命令陪同我的乌兹别克中央委员会书记。当卡尤姆得到与我单独讲话的机会时，他惊恐地描述了乌兹别克的局势，称拉希多夫是一个危险和虚伪的人，不值得信任；他和他的手下收拾了具有才华和独立思想的人……不久之后，被视为乌兹别克领导人潜在对手的穆尔塔扎耶夫成了他不忠行为的牺牲品。他被调到塔什干任劳动储备委员会主席，被赶下了政治舞台。此后，他处于被孤立的境地，身体状况受到严重损害，过早地去世了。多年之后，我遇到了他的儿子阿克拉姆·穆尔塔扎耶夫[18]，他与德米特里·穆拉托夫[19]一道让《新报》“站立起来”。儿子们接了父亲们的班。
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后，我们又参观游览了扎拉夫尚和纳沃伊。这两个城市是新建城市，市内建有军工和其他战略工业。纳沃伊是位于沙漠中的城市，靠近一座金矿和工厂。我们参观了传送带，看到了提炼黄金的矿石。我们乘坐飞机和汽车穿过红沙沙漠。沙漠中有一些小规模绿洲，我们在靠近一口水井的地方看到了一群羊和简陋的棚屋。
在那次旅行中，我还造访了一些乌兹别克人家。这些人家的条件一般，但家庭成员很多。按照习惯，每户人家建有两座比邻而立的平房，屋顶使用的材料有石板、沥青毡和泥土。房屋之间有一个走廊相连接。年长的一辈住在一座房子里，年轻的一辈住在另一座房子里。许多房屋建在柱子之上，以便在热天保持通风。我记得途中与普通人的谈话，他们没有办法弄明白为什么他们供应整个国家所需的棉花，却无法得到稳定的食品供应。“我们用我们所有的土地种棉花，所以他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的需要。”
我还在斯塔夫罗波尔市党委工作的时候，见到了顿涅茨克地区党委书记弗拉基米尔·戴格提亚耶夫[20]。戴格提亚耶夫是当时很突出的政治人物，他的能力和眼光至少不逊色于谢尔比茨基[21]。后者是老资格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但是，我发现戴格提亚耶夫与谢莱斯特[22]的关系很密切。谢莱斯特倒台后，他的前程也就黯淡了。他先被调到一个工业岗位上，然后就退休了。
我们无论何时见面都会进行长时间的“交心”讨论，我们两人无话不谈。他和我都为同一个问题担心，我们都看到我们的社会正在失去能量。我们需要采取行动，但是我们的手脚都被过时的教条和指示束缚住了。
“你知道，”戴格提亚耶夫总会这样对我说，“我故意违背一些愚蠢的指示，否则这些就是绊脚石。”
我对他表示同情。顿涅茨克地区是国中之国：拥有500万人口、2300万吨钢产量、1亿吨煤产量、大型机械制造工业、发达的农业和航运业。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如住房、食品、环境、衰败的矿业城市等。而最大的问题是，虽然生产能力很强，但不能动用本地生产的任何产品来满足自身的需要。
一次，在中央委员会全会的会议休息时，戴格提亚耶夫邀请我到克里姆林宫的空地上一同散步。我们聊着天，突然他问我：
“听着，米哈伊尔，这些苏维埃、行政委员会和数不清的国家部门和加盟共和国的部门都有什么用？所有的决定都是由中央、加盟共和国和地区的党委会做出的。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党组织，而将其他那些机构全部撤销呢？”
我与他一样对臃肿不堪的治理体系感到恼火。新的机构像毒蘑菇似的纷纷冒出来，哪怕是解决最简单的问题也是一场痛苦的折腾。不过，戴格提亚耶夫的主张似乎有点太激进了。
“到那个时候，中央委员会和地区党委还没有得到全体人民的授权。事实上，它们会篡夺权力，这意味着政党专权。如果解散苏维埃，那么最终的后果就是党组织需要由人民选举，这怎么可能呢？”
安德罗波夫、柯西金、库拉科夫
我是在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时与安德罗波夫相识的。也许是由于1968年8月的事件，他无法在习惯的时间度假，所以出乎预料地于1969年4月来到了热列兹诺沃茨克。
因为安德罗波夫礼貌地拒绝了第一书记叶夫列莫夫的拜见，所以后者就把这个任务给了我。
安德罗波夫这位克格勃领导人，住在橡树林疗养院的一个三居室豪华套间内。我按照预定时间到达，被要求等待。40分钟后，他从里面出来，热情地欢迎我，对延误表示歉意，因为“与莫斯科进行了很重要的谈话”。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已经选举古斯塔夫·胡萨克[23]为第一书记。”按照安德罗波夫的观点，这意味着稳定回到了捷克斯洛伐克。
在那之后，我们还遇到过好几次。有两次，我们是同时度假，他住在红石疗养院院子里的一座豪宅内，我住在疗养院内。我们两家人到基斯洛沃茨克周围去散步，到山区远足。有时，我们会燃起一堆篝火，坐在边上烧烤肉串，直到很晚。安德罗波夫与我差不多，不喜欢喝醉酒大声喧哗。那是南方一个宁静的夜晚，一堆篝火，一次闲适的交谈。
安全官员带来了一台磁带录放机。后来我得知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24]很喜欢音乐。度假时，他喜欢欣赏1960年代的歌曲，特别是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25]和尤里·维兹伯尔[26]的歌曲。他喜欢他们的歌曲，他自己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歌手，他夫人塔吉扬娜·菲利波芙娜的歌也唱得很好。有一次，他提议进行一个比赛，看谁知道的哥萨克歌曲更多。我贸然同意比赛，但输得很惨。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童年时代是在捷列克河畔的哥萨克人地区度过的。
我们之间的关系密切吗？也许是这样。我说这个话是带有某种迟疑的，因为我后来发现在最高层的生活里，留给单纯的人类情感的空间极小。由于安德罗波夫是一个沉默含蓄的人，所以我感受到了他对我的友善和宽宏的态度，即使是在他对我发火和批评我的时候也是如此。
他比许多其他领导人都更加了解国家和社会的状况。但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只要挑选正确的干部人选和执行纪律，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他对意识形态问题十分敏感，对经济问题不怎么感兴趣，甚至对改革逐渐失去作用的原因也不去理会。
我与柯西金的关系有所不同。毫无疑问，他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和有趣的人物。我对他的记忆力佩服至极，他能轻松地脱口说出国内外的人物和局势。他曾来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会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主任和场长，显示出对乡村生活的极大兴趣。我觉得他想弄明白农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农业总是落在后面的原因是什么。他十分讨厌地方官员的阿谀奉承，不喜欢“礼节性”的官方活动，也不喜欢参加社交聚会和空谈。他感兴趣的是与人见面，处理文件，读书和散步……
柯西金十分简朴，可以说到了严苛的程度，他的苦行主义让我想起了苏斯洛夫。他去度假的时候，在红石疗养院从来不住那座豪宅，而总是住在主楼里。这再次凸显了他的简朴作风。不过，这种简朴有些怪异，因为在疗养院他和他的工作人员会占用一个楼层。他从来都不规避与其他度假者打交道，他的行为方式显得放松从容。
即使我与柯西金单独相处的时候，他也不像安德罗波夫那样愿意说心里话。他与人总是保持那么一段距离，即使是在开诚布公的交谈中也是如此。人们能够理解他的含蓄和谨慎……他位居最高领导层已经很长时间了，曾与沃兹涅先斯基[27]和库兹涅佐夫[28]共事，他们两人均在1950年的“列宁格勒案件”中被处决。柯西金也许是那个杰出领导集团中唯一幸存下来的人。他不愿意谈论斯大林时代，但有一次话题突然落在这个问题上：
“一般而言，我可以告诉你生活很难，总的来说这是指道德层面的，或者说是指心理层面的。我们处于完全的监视之下，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29]痛苦地总结道，“你永远也不会落到视线之外。”这些话出自这个国家最高领导层成员之口，他曾是斯大林的幕僚之一。
自从我们相识以来，多年里我们一直在时断时续地讨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已经提及多次，即经济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和对人的行动的激励问题。
“是这样的，本人作为中央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肩膀上担负着巨大的责任。但我没有权力和财政资源去处理哪怕是最简单的问题。”我语气强硬地争辩道，“企业和居民所交税款的大部分都上交中央。在得到批复的工资盘子内，我甚至不能变动任何工作人员，不能录用几个称职的工作人员和支付他们像样的工资。结果，我只能有15名低工资的工作人员，总是不能形成一个很好的团队。莫斯科在所有方面都定下了严格的规章。最终，政府机关就变得难以胜任其工作。”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安静地听着我的讲话，偶尔对我自以为是的样子发出微笑，但他并不怎么愿意与我讨论这个问题。柯西金有保持沉默的特殊方式。我可以看出他虽然不讲出来，但他同意我的观点。我很感激他的理解。
我们实施灌溉田耕种方式后，朝鲜人来找我们，提出与我们签订种植洋葱的合同。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方面每公顷土地能够获得45吨洋葱，其余归朝鲜人的种植队。朝鲜人从地区以外招募种植队工人。在整个季节里，种植队就住在田里的帐篷里，不管天气如何都没日没夜地干活，他们的收入很高。我们斯塔夫罗波尔的一些人也想加入这些种植队，但他们坚持不了一个星期。不久以后，苏联检察院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插手干预，指责我们违反了社会主义原则，沦为了“巧取豪夺者”。一些场长主任受到批评和处分。一句话，朝鲜人被赶走了，所有的联系都切断了，我们只有自己种植洋葱了。
此事发生后不久，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来我们这里度假。他一早到达，中午时分我们就在基斯洛沃茨克见面了。我请他吃饭，在餐桌边坐下，蔬菜里就有新鲜的洋葱片。“你们的‘洋葱事件’是怎么了结的？”柯西金突然问我。
“很成功，”我摆出一副很欢快的样子，“现在一切都很好了。”
“你说的‘很好’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朝鲜人在斯塔夫罗波尔的时候，我们地区不仅能满足本地的洋葱需求，而且能输送15000吨——20000吨到其他地区。现在我们把朝鲜人赶走了，一切恢复如常。要知道，我们现在从乌兹别克购入洋葱，因为我们种的洋葱还不够自己消费。”
柯西金有滋有味地咀嚼着洋葱，不再提问，因为不再需要提任何问题。他知道经济问题不能通过设禁的方式来解决，也知道我感到遗憾的并不是野蛮的“朝鲜生产方式”，而是如何能找到既有效又文明的劳动刺激方式。
有时，我们的谈话能够产生实际的成果。他想看涅温诺梅斯克化工厂，于是我们到了那里，巡视了一圈后与一些专家见面。部长会议主席突然感受到了当地人的强大压力，特别是对化工部长推广“晓基诺经验”的负面态度。回程的路上，我选择了一个话题，谈到其他领域的经济。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医疗的情况很困难。上面下达的低工资标准导致了联合诊所和医院医生短缺，尤其是护士和辅助医护人员不足。病人无法得到治疗，这个问题需要解决，而解决办法是能找到的。让医院院长自己在现有工资总额之内决定工资标准，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你看，工资总额的30%并未使用，因为人们不愿为如此低的工资而工作。一些院长自己冒险这么干了，于是问题也就解决了……”
几个月之后，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有事去找柯西金。
“你知道吗，”他微笑着说，“就在不久之前有两位莫斯科医生，一男一女，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们都是大医院的院长。我对他们说：你们的部长想要提高中层医护人员的工资，幅度为10卢布——20卢布，但有些人建议更好的办法是允许医院院长在规定的工资总额限度之内自己决定工资标准。你们倾向于哪个选择？那位女院长立刻说她赞成后一个选择。那位男院长思考了一下，也表示同意。他们医院每年的缺员率为25%，从来也没有用完工资总额。我已经与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30]谈过此事，我们将在莫斯科进行试点。”
我看到他对这个小小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即使只是在首都的范围之内。但相应的全国性决议从未得到通过。而这只是在医疗卫生领域！不用说，这对于化学工业而言是想都不要想的事，这个工业部门与无所不能的军事工业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什么使得苏联政府如此无能？显然，存在着引起连锁反应的担心。制度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还记得另一次谈话，话题是关于劳动生产率。我告诉他，我在法国访问时看到一家企业的雇员人数只是我国规模相当企业的几分之一。
“我们的生产车间并不落下风，”柯西金说，“我们的机床操作工完全能与外国同行相抗衡。我们落后的原因是工厂内部的运输组织、仓储管理不善，我们的生产文化在总体上是有问题的。主要的挑战是在自动化辅助设备和流程设计方面。这就需要进行重大的变革，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提出了一个“决定性”问题：
“你为什么退让，听任你的改革被废弃？”
他沉默了一会，反而提出另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作为一个中央委员，你不在中央全会上为改革公开辩护呢？”
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随着我考虑得越来越多，我也不断提出这个问题。这就是下面这件事发生的原因。1977年秋，经过五个小时的讨论，库拉科夫建议就农业政策写一份备忘录提交政治局。我表示同意，将主题定为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的经济关系以及相关的管理问题。
即使是并不精通经济问题的人也能懂得，除非不同部门生产者之间确立价格对等原则，否则受损失的一方就会面临破产。农业的情况就是如此，政府收购价定成那个样子，结果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得越多，损失也就越大。
在我的记忆里，曾有两次进行调整的尝试：一次是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一次是在1965年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之后不久。一旦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得到更大的经营自主权、收购价更加接近成本，农业生产就能加速发展。但这两次尝试都只是昙花一现。一两年，最多三四年之后，对价举措不复存在。农民出售产品的价格极低，却要为购买工业产品付出高价。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经济每况愈下，陷入低潮。
在我的备忘录中，我引用的数据表明在过去的十年（1968年——1977年）里，燃料价格上升了84%，而拖拉机和播种机所用燃料价格上升了一倍半到两倍，有时上升的幅度甚至达到四倍。同时，农业产品的收购价保持不变。结果，尽管已经提高了产量并降低了劳动力开支和燃料实际消耗，但粮食和畜产品的成本大幅度增加，大多数农场的利润很低或处于亏损状态。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而为了防止劳动力离开农村，却推行了保证工资制。这摧毁了农业中“成本——核算”经济关系保有的一切因素，削弱了劳动刺激要素。
备忘录的要点是必须放弃关于农村是“内部殖民地”这一根深蒂固的看法，否则对于国家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在我的同意下，这份备忘录分发给出席1978年筹备农业问题的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柯西金的反应十分强烈：“这是一枚重磅炸弹。”
我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围绕备忘录展开。我的一些同事建议我“不要卷入”和“不要出头”。我没有接受他们的劝告，认为全会必须认真和实质性地讨论这个问题。我的期望未能实现，最初的设想也大打折扣。全会的决定变为制订更多的农业机械生产目标，经济方面未能提及。真正是虎头蛇尾啊。
中央全会于1978年7月4日闭幕。紧接着的7月5日是库拉科夫夫妇40周年结婚纪念日，赖莎和我应邀参加在他们乡村别墅举行的社交聚会。这个聚会按惯例举行，等级次序鲜明。出席者依次向女主人和男主人敬酒，最后就是惯常的“干杯”。在那个时候，库拉科夫的身体已经很难应付他的生活方式和工作任务（1968年，他动了部分胃切除手术。）
全会后仅两个星期，库拉科夫死于心脏停搏。我听说在最后一天，家里发生了激烈争吵，那天夜里他独自睡在一个房间里，早上被发现时已经死亡。
库拉科夫刚满60岁就与世长辞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更加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决定不提前结束度假，竟未出席葬礼，显得十分引人注目。这也许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那些由于命运而汇聚在最高层的人们之间的距离是多么远。
对峙
在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期间，我结识的圈内人物明显增多。与他们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是我在这些年里最大的收获。
事实上，这些关系有时会因不同原因而破裂，其中一些是因为原则问题。与内政部长N.A.晓洛科夫的关系破裂正是这个原因。
1973年，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犯罪情况变得十分严重。如果从数据上看，情况似乎还算可以。在全部72个地区中，本地区的登记罪案数排在第11位。当年秋天，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发生了几起恶性凶杀和强奸罪案。局势已经达到了危险的临界点。人们感到惶恐不安，有充分的理由质问：边疆区还有政府吗？与执法部门进行的有关犯罪局势和需采取措施的讨论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所以，我召集了一些资深的退休律师和我信任的独立人士，请他们查清此事。他们投入工作，很快就有了结果：他们发现了边疆区内务机构的大量违法行为。一切都真相大白：掩盖、不上报罪案和滥用权力。调查者发现了超过2500起未登记的犯罪行为。
虚假的犯罪数据和掩盖犯罪的做法使得边疆区内务部门的主管官员洋洋自得。我看到凡对犯罪行为不加惩处的地方，必然导致罪案的飙升。
在这里，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情况。晓洛科夫[31]在勃列日涅夫的直接支持下，对内务系统做了大规模的重组，扩大了人员编制，改善了他们的装备。情况随之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位雄心勃勃的部长急于在控制犯罪方面收到显著的成果。当他发现他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时，晓洛科夫决定篡改犯罪数据，走上了掩盖和做表面文章的道路，对于他认为的轻罪不予上报。
我们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促使有关方面采取严厉措施：内务局的三名将军被撤职。犯罪侦查处、反贪处、调查处和其他处的人员进行大换班。一切都真相大白了：调查处长被发现犯有严重的滥用权力罪，企图开枪自杀。三分之一的市和区的警察局长被撤换。这是一次确保合法性的严厉打击行动，首先在执法部门内部展开。不少单位和共青团组织参与了加强法律和秩序的行动，一个月之内社会局势变得平稳起来。边疆区在俄罗斯登记罪案数的排名从第11名掉到第67名。
斯塔夫罗波尔的行动刺痛了晓洛科夫。他由于傲慢而在中央委员会不怎么受欢迎。他也不把苏联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放在眼里。这位部长变得烦躁不安，采取了一波疯狂的行动。他先是打电话，接着就派出由他的副手B.T.舒米林[32]率领的内务部调查队到我们边疆区来执行调查事实的任务。我认识舒米林，对他的印象很不错。舒米林的论断更加令人感到吃惊，听上去更像是讹诈：“怎么会是这样？其他地方都是井然有序，唯独这里被你弄得一团糟。受到指责的肯定是边疆区党委。”我毫不客气地答道：“不要搞错了，鲍里斯·提克霍诺维奇，我不会退让。你可以这样告诉晓洛科夫。”舒米林感到不安，但他继续试图说服我。俄罗斯副检察长维克多·奈焦诺夫参加了会议，对我表示支持。当奈焦诺夫在库班地区严厉打击犯罪分子时，由于受到麦杜诺夫在最高层后台的压力而被解除在检察院的职务。我担任总书记后，提名奈焦诺夫担任苏联仲裁法院院长，他同意了，但到任前突然去世。
有意思的是，由于受到我们边疆区情况的警示，俄罗斯（而非苏联）检察院下令在其他地区进行调查。更加恶劣的犯罪行为被揭露出来，包括掩盖杀人罪等。连锁反应随之发生……编造虚假数据的时代结束了，“晓洛科夫系统”垮台了。
[1]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托诺夫（ИванВасильевичКапитонов，1915年2月23日——2002年5月28日），1938—1940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1—1952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二书记。1951—1963年、1967—198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4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52—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4—1959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195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4—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6—1959年、1964—1969年任苏共中央局委员。1959—1964年任苏共伊万诺沃省委第一书记。1965—1983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和党部工作部部长。1965—198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个人养老金设立委员会主席。1988年退休。
[2]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МихайлАндреевичСуслов，1902年11月8日——1982年1月25日（或26日）），绰号“灰衣主教”。1920年加入共青团。1921年加入俄共（布）。1938—1939年任联共（布）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39—1945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0年任《真理报》主编。1956年参与镇压了匈牙利革命。1964年参与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79年参与发动阿富汗战争。1947—1982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55—198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主管意识形态工作，推行“新斯大林主义”政策，大力镇压持不同政见者。1982年在莫斯科逝世。
[3]勃列日涅夫的名。——译者注
[4]叶夫根尼·叶夫根尼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斯基（ЕвгенийЕвгеньевичАлексеевский，1906年3月20日——1979年1月3日），早年参加了俄共（布）。1948—1950年、1953—1958年任乌克兰农业部副部长。1950—1953年任乌克兰棉花种植部长。1958—1960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水资源总局局长。1960—1963年任乌克兰水资源管理委员会主席。1963—1965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灌溉农业和水资源管理委员会主席。1965—1979年任土地开垦和水资源部长。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6—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7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9年逝世。
[5]这是指位于灌溉区以内的农田，但农作物生长期间不用水灌溉。
[6]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缅采夫（МихаилСергеевичСоломенцев，1913年11月7日——2008年2月15日），1940年加入联共（布）。1953—198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7—1959年任车里雅宾斯克经济委员会主席。1959—1962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卡拉干达省委第一书记。196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64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64—1966年任苏共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71—1983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3—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党部主席。1988年退休。
[7]尼古拉·费多洛维奇·瓦西里耶夫（Никола́йФёдоровичВаси́льев，1916年12月5日——2011年6月6日），1940年加入红军。1942年加入联共（布）。1961—1964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64—1971年任苏共别尔哥罗德省委第一书记。196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79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9—1989年任土地开垦和水资源部长。1989年退休。
[8]基里尔·特罗菲莫维奇·马祖罗夫（Кири́ллТрофи́мовичМа́зуров，1914年4月5日——1989年12月19日），1936—1938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1年任共青团戈梅利市委书记兼白俄罗斯共青团布列斯特省委第一书记。卫国战争爆发后重服现役。1942年转入地下，1942—1943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地下中央委员会书记。1943—1944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44—1947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49—1950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明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50—1953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明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0—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56年任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1956—1965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8—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65—197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8年退休。1986—1989年任全苏战争和劳工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同年逝世。
[9]伊万·哈里托诺维奇·尤纳克（ИванХаритоновичЮнак，1918年3月19日——1995年7月31日），1944年加入联共（布）。1954—1961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60—196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1961—1985年任苏共图拉省委第一书记。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5年退休。
[10]谢尔盖·费奥多洛维奇·麦杜诺夫（СергейФёдоровичМедунов，1915年10月4日——1999年9月26日），1939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2年加入联共（布）。1951—1959年任苏共雅尔塔市委第一书记兼克里米亚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59—1969年任苏共索契市委第一书记。1969—1973年任克拉斯诺达尔执行委员会主席。1973—1982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76—198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1985年任果蔬经济部副部长。1985年退休。
[11]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鲍罗廷（АндрейМихайловичБородин，1912年10月15日——1984年7月9日），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2—1953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农业部副部长。1945—1953年兼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畜牧部副部长。1953—1957年任哈萨克斯坦农业和采购部第一副部长。1956—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7—1959年任哈萨克斯坦农业部长、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兼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农业部长。1959—1981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库斯塔耐省委第一书记。1966—198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1年退休。
[12]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格奥尔吉耶夫（АлександрВасильевичГеоргиев，1913年6月6日——1976年4月9日），1944年加入联共（布）。1957—1961年任苏共阿尔泰省委第二书记。1961—1976年任苏共阿尔泰省委第一书记兼中央委员。1962—197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年逝世。
[13]亚历山大·弗拉索维奇·科瓦连科（АлександрВласовичКоваленко，1909年11月25日——1987年11月2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2—1934年期间服役于黑海舰队。1955—1956年任别尔哥罗德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57—1960年任别尔哥罗德执行委员会主席。1960—1964年任苏共别尔哥罗德省委第一书记。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8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4—1980年任苏共奥伦堡省委第一书记。1980—1986年任国家物资储备委员会主席。1986年退休。
[14]帕维尔·阿尔乔莫维奇·列昂诺夫（ПавелАртёмовичЛеонов，1918年8月26日——1992年3月27日），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60—1978年任苏共库页岛省委第一书记。1961—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8—1985年任苏共加里宁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退休。
[15]格里戈里·谢尔盖耶维奇·佐洛图欣（ГригорийСергеевичЗолотухин，1911年11月21日——1988年9月20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1—1955年任苏共坦波夫省委第二书记。1955—1966年任苏共坦波夫省委第一书记。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8—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6—1973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66—1988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3—1985年任采购部长。1985—1987年任粮食产品部长。1987年退休。
[16]尼古拉·维克托洛维奇·波德戈尔内（НиколайВикторовичПодгорный，1903年2月5日——1983年1月11日），1917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1944—1946年任乌克兰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40—1942年任苏联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42—1944年任莫斯科食品工业技术学院院长。1950—1953年任乌共哈尔科夫省委第一书记。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1953—1957年任乌共中央第二书记。1954—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3年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0—197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3—196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4年参与推翻赫鲁晓夫。1965—197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77年被迫退休。
[17]卡尤姆·穆尔塔扎耶维奇·穆尔塔扎耶夫（КаюмМуртазаевичМуртазаев，1926年8月14日——1982年5月25日），1942年加入共青团。194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47—1948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青团费尔干纳市委第二书记。1948—1950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青团费尔干纳市委第一书记。1950—1951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青团费尔干纳省委第二书记。1951—1952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青团费尔干纳省委第一书记。1952—1958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4—1962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1958—1960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60—1965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塔什干市委第一书记。1965—1977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哈拉省委第一书记。1977—1982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劳动和社会保障委员会主席。1982年逝世。
[18]阿克拉姆·卡尤莫维奇·穆尔塔扎耶夫（АкрамКаюмовичМуртазаев，1951年8月11日——），俄罗斯记者。1975—1987年期间在《共青团真理报》工作。1987—1990年任《真理报》特约记者。1993年参与创立《新报》（Но́ваягазе́та）。此后曾任《新消息报》总编辑、《莫斯科通讯报》总编辑等。
[19]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穆拉托夫（ДмитрийАндреевичМуратов，1961年10月29日——），俄罗斯记者、人权活动家。1983—1985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87年起在《共青团真理报》工作。1993年参与创立《新报》。1993—1995年任《新报》副主编，期间兼任驻车臣战区特约记者。1995—2017年、2019—年任《新报》主编。2004年加入“亚博卢”民主党。2013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公共委员会委员。202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20]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戴格提亚耶夫（ВладимирИвановичДегтярёв，1920年8月19日——1993年10月16日），1945年加入联共（布）。1957—1962年任乌克兰共产党顿涅茨克省委书记。1962—1963年任顿涅茨克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2—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3—196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顿涅茨克工业区委第一书记。1964—1976年任乌克兰共产党顿涅茨克省委第一书记。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乌共中央委员。1971—1976年任乌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1987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工业和采矿业安全监督委员会主席。1987年退休。
[21]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谢尔比茨基（ВладимирВасильевичЩербицкий，1918年2月17日——1990年2月16日），1931年加入共青团。1941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在外高加索阵线作战。1954—1956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1955—1957年、1963—1965年任乌克兰共产党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5—1989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6—199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57—196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63年、1965—1972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1961—1963年、1965—197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1—198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2—1989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89—1990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逝世。
[22]彼得·叶菲莫维奇·谢莱斯特（ПётрЕфимовичШелест，1908年2月14日——1996年1月22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加入联共（布）。1936—1937年服役于红军。1950—1954年任基辅473号工厂厂长。1953年兼任基辅市苏维埃第一副主席。1954—1957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基辅省委第二书记。1957—1962年任乌共基辅省委第一书记。1958—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3—1964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3—1972年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64—1973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197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2—197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73年退休。
[23]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ávHusák，1913年1月10日——1991年11月18日），1929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33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46—1950年任捷克斯洛伐克众议院议长。1950年被指控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1951年被捕。1954年被判处终身监禁。1960年获释。1963年平反。1968年支持杜布切克。1968年4—8月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副总统。苏军占领布拉格后转变立场，支持勃列日涅夫。1968—1969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9—1971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1—198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75—198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89年“天鹅绒革命”后辞去一切职务。1991年逝世。
[24]安德罗波夫的名。——译者注
[25]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维索茨基（ВладимирСемёновичВысоцкий，1938年1月25日——1980年7月25日），苏联诗人、作曲家、戏剧和电影演员。
[26]尤里·约西福维奇·维兹伯尔（Ю́рийИо́сифовичВи́збор，1934年6月20日——1984年9月17日），苏联演员、记者、小说家、编剧、剧作家、诗人。
[27]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еевичВознесенский，1903年11月18日——1950年10月1日），1919年加入共青团和俄共（布）。1934—1939年任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列宁格勒城市规划委员会主席兼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8—1941年、1942—1949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38—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41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41—194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6—1949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7—194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因“列宁格勒案件”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50年遇害。1954年平反。
[28]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Алексе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Кузнецов，1905年2月7日——1950年10月1日），1925年加入俄共（布）。参加了卫国战争。1945—1946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46—1949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49年2—12月任苏共中央远东局书记。1937—194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50年遇害。1954年平反。1988年恢复党籍。
[29]柯西金的名。——译者注
[30]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格里申（ВикторВасильевичГришин，1914年9月18日——1992年5月25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38—1940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6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二书记。1952—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4—198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67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兼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1961—197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3—1987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67—1985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71—198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6—198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国务参赞。1987年退休。
[31]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晓洛科夫（НиколайАнисимовичЩёлоков，1910年11月26日——1984年12月13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1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41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卫国战争胜利后，于1946—1947年任乌克兰地方工业部副部长。1947—195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工业委员会副书记。1951—1952年、1965年任摩尔多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7—1958年、1962—1965年任摩尔多瓦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5—1966年任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66—1968年任公共秩序保护部长兼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8—1982年任内务部长。1968—198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84年12月7日被开除出党，12月13日开枪自尽。
[32]鲍里斯·提克霍诺维奇·舒米林（БорисТихоновичШумилин，1922年5月25日——2003年5月15日），1940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3年加入联共（布）。1965—1967年任白俄罗斯内务部长。1967—1983年任苏联内务部副部长。1983年以上将军衔退役。1986—1990年任苏联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1990—1996年任俄罗斯联邦内务机构和内务部队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1996—2003年任全俄游击队、地下工作者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参与者委员会主席。2003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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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第四章
↘我们的生活再次改变
↘困难时期
↘又一次巧合
我们的生活再次改变
叶夫列莫夫寄希望于二十三大，心中焦急万分。他仍然认为他能保住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的位子，希望能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有所表现。
但奇迹没有发生，叶夫列莫夫没有得到表现机会。作为边疆区党委书记，他仍然是中央委员，但他无法得到更高的职位。实事求是地说，他被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问题弄得不能自拔。
1955年到1970年代是一段不可思议的困难时期。我所叙述的这些年对于我和赖莎来说确实是非常困难的时光。在这些年里，我们挣扎着维持生计，当然还要保住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我的7年时间用在青年政策工作上面，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就不难理解，那些能够在那段时间有所作为的人和在某些方面证明自己价值的人，同样能够在“重大时刻”的政治中做出一番事业。
接下来的8年里，我在党的机关中担任不同的职务。如果没有这段宝贵的经验，我很难晋升到后来的高位。
赖莎的事业则平稳地发展，一直在大学任教。这是一段十分费心劳神的经历。她始终不变的目标和我的支持终于确保了她在事业上的成功。
赖莎通过了副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完成了哲学毕业论文，并在莫斯科教育学院顺利完成论文答辩。她在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这个学院攻读研究生。
这是社会学在我国的黎明时分。在多年被禁之后，由于根纳季·奥西波夫[1]和列宁格勒的雅多夫[2]教授的巨大努力，社会学正在复兴之中。奥西波夫同意做赖莎的论文导师。1967年，赖莎成为哲学副博士候选人。两三年之后，高等职称认证委员会授予她副教授职称。
我将在下文中更详细地叙述赖莎的研究和毕业论文情况。
事业上的步步登高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终于有了一套正规的公寓。我们的财政状况也发生了变化。经过十年工作，我每月工资是300卢布；赖莎成为哲学副博士和高级教师后，她的工资是每月280卢布。她晋升副教授之后，工资已经超过我了，达到每月320卢布。在当时，这已经是笔可观的收入了。我们开始添置家具，能够买得起更好的衣服了，也能购买更好的食物。
与此同时，我们家年龄最小，也是最重要的家庭成员正在长大。无论我们出去走访朋友还是到乡间漫步（我们的主要爱好），我们的女儿总是跟在我们后面。我们家与亚历山大·布季卡和丽达·布季卡一家以及米哈伊尔·瓦萨夫斯基和英娜·瓦萨夫斯基一家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朋友关系。按照赫鲁晓夫于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上做出的派遣专家去农业地区工作的决定，亚历山大和米哈伊尔来到了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
后来，我邀请亚历山大·布季卡到苏共中央农业部门工作。他是个优秀的工作者。我的同事们提议提拔他担任粮食与采购部部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府领导岗位。
在莫斯科，我们只要有空就会与布季卡一家来往。我们的交情延续了30年之久。但在1990年，当我们家经受沉重的打击，处于最困难的时刻，突然之间两家发生冲突。很显然，丽达在电话中深深地刺痛了赖莎，以至于她浑身发抖。
十年之后，1999年春，丽达哭着给赖莎打电话，请求原谅。赖莎再次感到震惊。她告诉丽达很高兴能接到她的电话，但不需要再说了。通话时间很短，她们同意再见面。赖莎将接到丽达电话的事告诉了我。
“我很高兴丽达打来电话。这些年里，我们之间的绝交一直压在我的心头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最亲密和最好的朋友，知识分子怎么会在不同的时间这样对待我们？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再见面。我不敢肯定能说服自己去与她见面。我还没有准备好……”
那年的7月，赖莎患病，不久便离开人世。丽达寄了一封信到蒙斯特，这是一封来自挚友的信。我们不知道她的丈夫亚历山大已经去世。丽达最后一次见到赖莎是在遗体告别仪式上。
我们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但在莫斯科的朋友不多。
……现在我来谈谈赖莎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所做的研究和她为毕业论文查找资料的情况。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苏联有很多关于苏联农民家庭和生活的书籍出版。当时，2.5亿总人口中有1亿多人住在农村。为了理解和获知人们的思想情况和生活状况，获取他们的有关信息十分重要和有趣。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除了社会学调查方法之外，没有其他方法能够获取信息。由于我答应帮她研究，赖莎决定试着承担这个项目。
赖莎一直记得她搭乘嘎斯吉普车或摩托车去村里做社会调查的事。调查的对象是两个基层单位。一个是叫作格利高里波利斯卡亚的哥萨克人村庄，一个是奥特卡兹诺耶村。一个村子在本地区的西部，另一个村子在东部。
革命之前，格利高里波利斯卡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城市，人口为两万人。内战之后，其人口减少一半。一部分人死于交战，一部分人被饿死，一部分人则搬到其他地方去了。
赖莎做研究要写的那本书的书名是《集体农庄——农民的共产主义学校》，前后花了好几年时间。这本书后来由莫斯科的一家大出版社出版。当然，这本书只有得到学生和农村教师的帮助才得以完成，我在其中也出了力。赖莎从这项研究中收获很大，因为这使她直接接触到农村生活。
我将讲述她参加的两次让她一直无法忘记的会面。
一天晚上，在那天的社会调查就要结束时，赖莎访问了一位独居的妇女。她的未婚夫在战争中阵亡，她一个人生活。那位妇女十分好客，先做饭招待赖莎，然后讲她的生活情况。当赖莎结束提问和填好调查问卷后，那位妇女说：
“那么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于是，赖莎在她的《希望》一书中记述的那次著名对话开始了：
“你为什么这么瘦？”
“你这样认为吗？我认为我是正常的……”
“我敢打赌你没有丈夫。”
“我有丈夫啊。”
她叹了口气：
“他可能酗酒。”
“不……”
“他打你吗？”
“哦，不，我的丈夫人很好。”
“你为什么对我说谎？我已经是有年岁的人了，人要是幸福的话就不会走门串户。”
在这次相互的“社会调查”中，这位妇女也许不会相信赖莎说的话。
赖莎的另一个故事是在一个晚上与一位挤奶工的谈话，当时这位挤奶工刚刚给奶牛挤完奶。她是一个活泼、聪明和精力充沛的姑娘。赖莎很喜欢这个哥萨克姑娘。她长得很漂亮，能说会道。赖莎在填写调查问卷，问她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维持你的家庭和婚姻的？”可选答案有：爱、友谊、对孩子的关爱等，还有一个答案是“性”。此时，那个姑娘问赖莎：
“什么是性？”
赖莎解释道：
“这是指你与丈夫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听上去更加复杂了。
“嗯，你知道，夫妻之间存有私人关系。哦，没关系。”赖莎说道，试图就此打住话头。
“不，”这个姑娘说道，“把这个词写下来，一个男人要是没有性还有什么用处呢？”
赖莎收集了一些关于革命前农民生活的资料，特别是关于哥萨克人村庄的资料。这为她提供了可以对比的材料。沙皇曾给予哥萨克人许多特权，包括拥有土地的面积、拥有马和牛的数量等。哥萨克儿童享有受教育方面的特权。但习俗也是很严苛的：一个哥萨克人不能与其他城镇的人结婚。如果违反这个习俗，就会被赶出哥萨克人的社会组织。从登记生死的簿册中，人们也可以了解许多东西。比如，有些条目是关于当时医疗条件的内容。所登记的死亡原因过于简略：“死于上帝的慈悲”、“死于咳嗽”、“死于肚子疼”等等。
通过阅读革命前科学家关于农民的著作，可以看到有关斯塔夫罗波尔省旱灾频繁的数据。很显然，旱灾每隔一年就会发生一次。有时，横扫整个地区的沙尘暴会毁掉所有的农作物。还有的时候，这样的自然灾害连续几年发生，造成各种严重后果：农作物在冬天被冻死，4月是沙尘暴，接下来是夏季的旱灾。农民们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通常不再回来。在一些年头，该省的人口下降20%。
结果，赖莎收集到了如同一座小山般的资料，足以完成一篇博士论文。但她没时间做博士论文。赖莎搜集的资料使得她能够对比城市和农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及文化环境。这些资料对我也很有用处。
她的论文工作十分困难，需要去莫斯科4次：与导师商讨论文、提交论文摘要、准备论文答辩。她的论文答辩顺利通过。
当赖莎不在家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形成了一种模式。女儿回家吃中饭，那一年她10岁。我计划好我的工作，这样就能在她回到家的时候一起做饭。伊琳娜什么事都喜欢参与进来一起做。我给她一些事做，伊琳娜总是很乐意把事做好。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我们去看电影，一次连着看两三部片子。
赖莎的论文工作完成后有两次庆祝活动。一次在一家餐馆举行，赖莎的同事应邀出席。我参加了这次活动，一切进展顺利，我们大家都很愉快。
第二次庆祝活动在家里举行，邀请我们的好朋友参加。赖莎下班回来，请她的两个朋友——丽达·布季卡和内丽·索科洛娃一起来为晚餐帮厨。她们开始做饺子、沙拉和其他食物。她们从隔壁的商店买回肉类和其他食品。简言之，晚上7点，餐桌上已是琳琅满目。论文答辩的艰苦辛劳值得用这顿大餐犒劳。
提到那些年里食品的丰盛，我想起几年之后我担任苏共中央农业书记时的一件事。一天，政治局会议讨论食品供应问题。勃列日涅夫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食品到底出什么问题了？我们的食品零售情况越来越糟，肉类供应情况尤其糟糕。我们的所有食品都到哪里去了？”他希望能够得到答案。我尽我所能回答道：这个问题始于60年代，当时没有地方储存肉类食品，冷库不足。城市拒绝接受肉联厂加工的肉制品。事态严重到一些肉联厂厂长不得不将肉制品储存在厄尔布鲁士山的山麓中或北方的冰川里。当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我自己都不能相信其真实性。顺便说一句，这并不是因为人均肉类消费量比勃列日涅夫时代更高。不是这样，1980年代时，肉类消费量达到人均52公斤——54公斤，而1960年代时不到50公斤。问题是，1960年代的商店里肉类食品充足，而到勃列日涅夫时代人们要排队买肉。
我记得勃列日涅夫对此很吃惊：“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原因在于人们的收入增长很快，对零售业造成了不同的影响，需求超过了供给。但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控制。
再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辉煌之夜。
我们住在同一幢楼里的邻居是一对来自本边疆区克拉斯诺格瓦德斯基区的夫妻，与我是老乡。他们的名字是帕维尔·拉里奥诺夫和玛丽亚·拉里奥诺娃。这就是1957年我们要去串门，但赖莎突然要分娩的那家人。现在，他们与我们住同一幢楼，但楼层不同。他们比我们年长，但我们的生活有许多共同之处。玛丽亚是克拉斯诺格瓦德斯基区我的母校校长，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她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学校就是她的一切。玛丽亚十分诚实和直率，好像并不适宜担任她的职务。至于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我自从加入共青团就认识他了，当时他担任区团委书记。他是个退伍军人，参加过远东的作战行动。总之，我们是老朋友了。
当他们下班后过来时，我们的聚餐已经进入高潮。我走过去将帕维尔带入当时已经十分喧闹的聚餐现场。帕维尔加入到我们的喧闹中。他上过前线，知道前线的一些事情。但是，当他的妻子玛丽亚看到我们吵闹的样子，就大声说道：
“赖莎，怎么会这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这副样子。你是有文化的人。米沙，你应当为你自己感到羞愧。你到底对你的妻子做了些什么？”
“玛丽亚，这是一生中难得的时刻，大家在一起畅快地开心一下。我们来喝一杯。”
她大声喊叫起来，但第二天对我说：
“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聚餐。”
同一年，即1967年，我也从农学院的农业经济系毕业。1961年，在得到库拉科夫的友好提示下，我报名就读这所学院。当时，边疆区党委开展了培训农业人才的运动。函授学习得到鼓励。所以，我参加了这个新成立的系的函授学习。系里的教学安排还没有完全弄好，所以第一年系里将农学专业和经济专业合在一起。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我是个认真的学生。库拉科夫的建议迟早会有用处。那个时候，我对经济学很感兴趣，暂时取代了我此前一直喜欢的哲学和关于国家和法律的理论。
这是我人生的又一个重大步骤。
我们很忙，以至于没有时间去买电视机。我们故意不买电视机。
当时我的起居生活是这样安排的：5点钟起床做作业，开始学习农业经济。7点钟，我叫醒赖莎和伊琳娜。她们喜欢晚睡晚起。
8点钟，早饭后我去上班。我中午不回来吃饭，经常不吃中饭。结果是我晚上九十点钟步履蹒跚地回到家里时，我吃得总是过量。很快我就发现我的体重增加了。1971年，我已经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我与赖莎和其他一些中央委员去意大利度假。我对意大利通心粉的喜爱又使我的体重进一步增加。我照镜子时都感到害怕，于是决定减肥。第一年，我减了10公斤，第二年减了7公斤，第三年减了3公斤，三年中一共减了20公斤。我终于恢复原来的样子。但这是几年后的事情。
我通常也会在星期六工作。有空时，我们就会到乡间、到斯特里扎蒙特山及其支脉——内德勒曼纳亚山（位于斯塔夫罗波尔高地的中央位置）去远足。只要时间足够，我们就会在那里待一整天。通常是我们三口之家一同出行，有时也会邀上几个朋友。有些时候，我们会步行20公里——25公里，都感到筋疲力尽。
我担任总书记和总统时，研发出我自己的最佳“健康管理系统”。在莫斯科，我的体重只比我大学毕业时重3公斤。由于保持散步和锻炼的习惯，我的身体很好，足以应付繁重的工作日程。
我在读书期间和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期间不注意定时吃饭，使得我患上了胃溃疡，但没有发作过。在莫斯科大学，我有一年时间没有进过食堂，每天都吃一些三明治和馅饼，这些食品可以在课间休息时到拐角的小店里买到。我患了胃炎，到一定程度就变为胃溃疡。
我认识到生这个病不是开玩笑的事，改为饮用麦片粥和其他粥饭。我还到高加索山脉著名的疗养地——热列兹诺沃茨克和叶先图基去休养。40岁的时候，我的身体恢复正常。
困难时期
我工作的边疆区中心——斯塔夫罗波尔市直到1960年代初期几乎都没有什么工业，所以十分困难……一般情况下，城市里建有许多新企业，就有新的机会去解决住房问题，修建自来水和下水道系统等城市基础设施。而斯塔夫罗波尔市有许多年都没有发展。其落后状况加重了社会问题，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年轻人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
总的来看，斯塔夫罗波尔市是一个外省的落后地方，实际上没有下水道系统。城市的丘陵地貌适合建造各种建筑物，但在下暴雨时就会造成严重的问题，一些地方就会被水淹没。只有少数几座新建公寓大楼装有自来水。大多数市民从街头的压水泵和地面供水网络取水。但即使是这些设施，也不是全市都有。该市的向外扩展主要是通过建造单栋房子的方式来进行，而政府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
在我成为市党委负责人的时候，苏共二十三大确立了国家目标：要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大多数俄罗斯居民居住在这类城市之中。
这次大会对中小城市的振兴给予了巨大的推动力。斯塔夫罗波尔市的地理位置是一个重要因素。南方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政府部门和游客。
这一切要归功于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叶夫列莫夫。他是经验丰富的经济管理领导干部，在莫斯科熟人很多，与他们有直接的联系。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对叶夫列莫夫有很高的评价，这非常重要。
我们在市党委工作的人感受到了风向的转变，提出了本市在未来二十五年的总体发展规划。该项规划得到了莫斯科的批准。规划明确划出了工业区、城市特色建筑专属开发区和住宅区。文化、教育和体育机构设施均放在了市中心地带。
我喜欢市委书记这份工作。我很享受某种程度的自主权，当然不可能是没有限度的自主权。比如说，市里要在市中心新建一个现代化的公共厕所，市苏维埃就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
本市的总体发展规划还附加了一个对某些工业部门进行投资的计划，这些工业适合中心城市的发展需要。这些工业都是各种条件相叠加的结果，是一种巧合。总之，正像我注意到的那样，我生活中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纯属巧合。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绝对机会这回事，有的只是绝对的先决性。
我们从创办建筑工业起步。首先，我们推进住宅建造厂的现代化，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将住宅建设工业化，并且提高了住宅质量。这项工作十分及时，当时电气工程企业和电子企业正开始兴建，国内最大的发光和化学试剂厂、机器制造厂也开始兴建。
紧接着，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为这些企业培训工人。不久之后，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工地。一方面，这是令人振奋的现象；另一方面，城市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自来水、下水管管道在铺设之中，无轨电车和电话线也在到处架设。市内的交通实际上已陷入瘫痪。居民们逐渐丧失耐心，他们开始对城市当局管理经济的混乱行为表示愤怒。不过，这也是一段十分美妙的时期，到处充满了创新的气象和对变化的期望。党组织是应对这个复杂进程的神经中枢。出于各种打算和目的，市党委成为了宏大建设工程的指挥部。其他机构必须要应对挑战，只有党委能够调动人力资源并且提出作为要求。这是制度的本质所在。
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建起来了，技术学院的一个系科建成，后来时机成熟后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机构。市中心的破旧建筑物被拆掉，现代化的新建筑群出现了，包括一家书店、一家剧院、一个游泳池和一个圆形广场。本市的历史博物馆重新整修一新，隔壁的一个旧市场被拆除，新建了一个宽银幕电影院。新建了一个销售集体农庄农副产品的室内市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已经初见端倪。我大学毕业后来到斯塔夫罗波尔时人口为127000人，现在已经超过了350000人。
我们家也发生了变化，搬进了一套宽敞的三居室公寓，购买了现代家具、一台电冰箱和一台电视机。我们将过去的生活抛到脑后，当时我们正濒临贫困的边缘。伊琳娜在学校表现很好，有探索新事物的好奇心，喜欢读书。到那个时候，家里也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图书室。在参加二十二大期间，我定购了一套十卷本的《世界历史》、一套两百本的世界文学选集和一套五卷本的普列汉诺夫著作。
赖莎和我决定向我们的女儿介绍文学作品，因为我们觉得是这样做的时候了，但我们发现还是太晚了。我们把文学作品讲给伊琳娜听，她耐心地听讲，然后说：
“你们讲的这些我已经读过了。”
我们发现在我们上床休息之后，伊琳娜没日没夜地看书。她15岁的时候已经把家里图书室的书全部看完了。
伊琳娜正在长大。赖莎和我尽量不去给她说教，以免打搅她。不过，她看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对她最好的教育。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唉！我与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叶夫列莫夫的关系出了麻烦。并不存在什么客观原因，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些私下里流传的闲话和诽谤。我们十分了解对方，因为我在边疆区党委工作过好几年，一直是边疆区党委主席团成员，而且作为市党委书记需要一直与边疆区党委保持工作关系。肯定不会是其他原因，我设法保持一种相互理解和相互合作的气氛。由于许多在斯塔夫罗波尔市设立的企业属于国有企业性质，所以边疆区党委十分关注这些企业，我对此表示理解。在边疆区党委方面，他们也尊重市党委和我的意见。但是，有人告诉叶夫列莫夫，我经常通过政府安全电话内线接到库拉科夫的电话，库拉科夫当时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和政治局委员。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讨论些什么。每次这样的电话过后，叶夫列莫夫都要通过边疆区党委的某一位书记来弄清楚谈话的内容，以及戈尔巴乔夫不让他知道电话内容的原因。
最终，我不得不告诉叶夫列莫夫我真的没有什么可向他汇报的内容。电话是库拉科夫打来的，而且完全是私人话题。我们从来没有提及过边疆区党委的工作，更不用说是叶夫列莫夫的工作。这个回答令他更加生气，但是，我确实不适宜向他汇报，因为这些电话经常是纯私人性质的交谈。
我们的关系在党组织领导人员选举过程中变得紧张起来了。在边疆区党委主席团的会议上，我对某些市委书记和区委书记的候选人提出批评意见。我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我一直非常清楚这些党组织机构中的情况。讨论突然变了调门，叶夫列莫夫说我多管闲事。我当着边疆区党委主席团所有成员的面，生气地用我最高的嗓音做了回答。我说我拒绝这些指责，如果边疆区党委书记和主席团成员不在乎我的意见，那么就不需要邀请我来开会以便在公众场合羞辱我。
突然间，叶夫列莫夫让步了，他意识到他已经做得太过分了。经过这么多年共事之后，我们的关系出问题了。我再一次在内心中想我似乎不适合做党务工作，我还没有具备正确的素质。这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溜须拍马和阿谀奉承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并不缺乏外交技巧和灵活性。但一旦受辱，我绝不能容忍。同时，在我的人生中，我努力避免去羞辱他人，即使我在解除不称职的人员职务时也是如此。
在发表过上述讲话之后，我决定继续我的论文写作，通过副博士的剩余考试。我觉得我在学术界会感到更加适应。在那里，我能够用到我的精力、我对分析的喜好和我的好奇心，使我自己和所有其他人都从中受益。
在那个时候，受过大学教育的教师和教授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地位要比大多数其他行业高。他们享有更多的自由，这在那个时代是指言论自由。
平心而论，在边疆区中心担任市委书记职务，的确给了我很大的空间。当然，我的决定权受到上级党委以及计划、拨款和中央指令性投资的严格限制。制度无处不在，甚至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对此我不否认。但是，只要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还是能做许多事情。在开始担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委书记的时候，恰逢通常被称为“柯西金改革”的经济改革开始实施。我对此很感兴趣，改革在我看来提供了采用新管理方法的机会。这种新管理方法不再依靠发号施令，而是依靠提供经济刺激，通盘考虑工人和企业双方的利益。改革允诺会进行社会基础建设，首先是住宅建设，资金来源是所获利润。我必须说的是，尽管改革在初始阶段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但改革赢得了热烈的支持。
我们举行了市党委全会，讨论工程技术人员在改革中的作用。为此，我们举行了许多会议和民意调查，报刊也支持我们的全会。而且，全会开得很成功。
又一次巧合
我担任的市委书记职务突然中止，这一次又纯属巧合。区委最高领导人出了丑闻。卡拉查耶沃——塞卡希安区委第一书记尼古拉·利任离开了他的家庭。卡拉查耶沃——塞卡希安区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个自治区。他将行李装入行李箱，拖着它走过城市，去了他的新欢那里。每个人都被他的行为激怒了：这是一种傲慢和冒犯。经过一个暴风雨般的过程之后，边疆区党委主席团决定撤销他的职务。
利任曾希望通过解释他的婚姻已经破裂来赢得边疆区党委委员的同情。但当他开始做解释时，得到的反应与他希望的正相反。关于撤销他职务的决定获得一致通过。
当时流传着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许是真的。列宁格勒的一个区党委会讨论一名党的干部要求离婚的行为。这名干部给的离婚理由是他与妻子之间已经没有了爱情。
他被明确告知：
“如果你离婚，就将你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
但他继续发出相同的抱怨：“我不再爱她了，你们明白吗？”
一名主席团成员说道：
“不要跟我们说：我不爱她了，不爱她了。你认为我们都爱我们的妻子吗？但我们还是与她们一起生活。”
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费奥多尔·波米斯特罗夫受荐接替利任的职务。谁来继任波米斯特罗夫的问题出现了。这是仲夏时节，我与赖莎已经计划好了去索契度假，几天内就出发。但是，叶夫列莫夫把我扣下了，他说原因是领导班子的调整问题。我等了一天、两天、三天，最终对他说：
“我已经预订了一家疗养院，请放我去吧。”我决定开诚布公地摊牌：
“我知道你不会提拔我。我会支持你提出的任何人选，但让我明天走吧。”
“你的度假可以等。”
几年之后，我才得知叶夫列莫夫提了不同的人选。但是党中央认为应当由戈尔巴乔夫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因为他已经显示出了能力，具有潜质（在今后）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然后是担任苏共中央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
1968年8月5日，我当选为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叶夫列莫夫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观点”支持我当选：即中央委员会希望看到一个有经验的干部与青年干部相结合的领导班子。
我的度假泡汤了。叶夫列莫夫自己去度假了，留下我“看家”。但我坚持要他与我保持正常的电话联系。8月21日，华沙条约组织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委员会送达了一个小红本，内含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情况通报。情况表明西方的意识形态敌人在寻找华约国家中的薄弱环节，这促使友好国家领导人采取行动。意识形态敌人不敢直接进攻社会主义国家，正竭力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进行侵蚀。
我不认为这个解释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在苏联国内，把军队开进友好的“兄弟”国家的行动，引发了各种不同的反应。我给叶夫列莫夫打电话，讨论需要立即采取的措施。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叶夫列莫夫表示要召开主席团紧急会议，以通过支持苏共中央和领导层政策的决议。我表示同意，在24小时之内召集了边疆区党委主席团会议。然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许多人谴责这次入侵行动，称之为无端的干涉行为，但没有出现严重的抗议活动。
党委迅速行动起来，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一名记者和一名哲学教师的行为，决定就他们的“意识形态错误”进行惩处。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我就有理由认真地思考我国对“布拉格之春”的评估是否正确。我已经说过，我于196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时开始产生怀疑。在那里我看到了普通民众对五国行动的态度。我意识到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对此事的感受是多么强烈。
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通过与其他党内同志交谈，我们颇有同感。所得出的结论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唤醒的改革精神尽管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和动力，但正开始弱化。勃列日涅夫必须使用高超的手段来应付政治局内的不同集团。他本人也是小心翼翼地掩饰他自己的保守立场。
地方党委对创新持有越来越怀疑的态度。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巴拉科夫案件”就是一个突出案例。伊诺肯提·巴拉科夫是格鲁吉夫斯基农业部门的主管领导。
他精力充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是具备改革思想的经济学家利斯奇金的朋友和坚定支持者。他持之以恒地“软化”中央计划生产体制，扩大集体农庄出售产品的权力，主张在特定条件下可以销售产品。当他开始实施他的主张时，巴拉科夫受到边疆区党委主席团的警告，后来被指责“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受到撤职处分。
巴拉科夫的讲话和行为具有强烈的堂吉诃德色彩，他挑战的是最为神圣的制度本身，这是不可能一举成功的。
一段时间之后，边疆区党委主席团讨论沙基科夫一本书的严重错误。沙基科夫是斯塔夫罗波尔农业学院哲学系副教授。赫鲁晓夫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柯西金[3]的改革给人们带来了期望，他的这本书正是受此激励而写成。他提出的一些思想直到后来的改革阶段才会受到关注，而这是十五年以后的事了。而在当时，沙基科夫的思想被视为“异端邪说”。
莫斯科下了一道指令，要求“处理”该书作者。边疆区党委主席团开会，对沙基科夫进行了批评，他受到解聘处分。我在发言中也对他做了严厉的批判。虽然沙基科夫没有被开除出党（叶夫列莫夫和我都不赞成将他开除出党），但他被解除哲学系主任的职务，离开斯塔夫罗波尔。
改革精神迅速衰减下去。一股风气又在党内和社会上盛行起来，即害怕说错话、做错事。
……一次，我到莫斯科出差，有人私下里告诉我，叶夫列莫夫可能应他本人的要求调到莫斯科工作。回到斯塔夫罗波尔之后，我问叶夫列莫夫：
“你要离开我们吗？”
叶夫列莫夫看上去十分吃惊：
“谁告诉你的？”
“我在莫斯科听说的。”
“你在莫斯科可以听到很多东西。”
他看上去十分恼火。我又重新考虑了是否应当提及这个触痛他的话题。事实上，莫斯科流传的谣言并不少。
不过，叶夫列莫夫不久就被任命为苏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席。
[1]根纳季·瓦西里耶维奇·奥西波夫（ГеннадийВасильевичОсипов，1929年6月27日——），苏联哲学家、社会学家。
[2]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雅多夫（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Ядов，1929年4月25日——2015年7月1日），苏联社会学家。
[3]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АлексейНиколаевичКосыгин，1904年2月8日——1980年12月18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8—1939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9—1940年任纺织工业人民委员。1939—198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3—1946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46年3月15—23日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46—198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年2—12月任财政部长。1948—195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8—1953年任轻工业部部长。1953年3—8月任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长。1953—1954年任消费品工业部长。1953—1956年、1957—196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9—196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60—1964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0—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4—1980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66—198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8年起推行“改革”，在苏联国内推行资本主义。1980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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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第三章
↘回到斯塔夫罗波尔
↘人们不相信这个
↘基辅——莫斯科
↘费奥多·库拉科夫
↘利奥尼德·叶夫列莫夫
回到斯塔夫罗波尔
1955年7月末，我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开始在边疆区检察院工作。我的实习期始于8月5日，同时来的还有好几个法律专业毕业生。在夜晚，我在城里漫步，逐渐了解这座城市，还需要找一套房子住。城里郁郁葱葱的绿色和典型的省城外观令我感到震撼。建筑大多数是只有一层或二层，三层或四层的楼房点缀其间，周围都是些附属房屋。建筑风格与当时的许多俄罗斯省会城市的建筑相似：显得奇怪和五花八门。
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从市中心向山坡下延伸到堡垒的东大门（斯塔夫罗波尔最初就是堡垒）。当时，东大门被称为第比利斯门，因为门下的道路通往第比利斯……当地的另一个“地标”是教育学院门前的大水塘。我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书记时，将它填掉了。尼兹尼市场坐落在我住的埃尔布鲁斯酒店隔壁，里面的蔬菜水果价格十分低廉。人们只要花费几个戈比就能买到半篮子西红柿。当时我正在存钱，因为我需要在赖莎到来之前租一套房子。
这是我第一次租房子。经过最初的三五天敲门尝试，我一无所获。检察院的同事建议我去找中介。中介人员均在检察院和警察局登记。办公室的人给了我一个中介的地址，她是一个有经验的中介，住在伊帕托沃街26号。当我到她那里的时候，她马上就发现我并不是来查禁非法交易，而是来寻求帮助的。她收了我50卢布，给了我三个租户地址。其中的一个位于哈萨克亚街，将成为我们今后几年的家。
房东是一对和善、文雅的退休教师，他们有一个女儿——柳芭，还有女婿沃洛佳。后来，他们的外孙出生了，起名为阿纳托利。他们租给我们一间11平方米的房间，其中三分之一的面积被一座火炉占了。三个小窗户俯瞰下面的一个很老的果园。窗户无法关紧，因为窗框已经倾斜了。家具包括一张又长又窄的床，床上的铁网十分松垮，几乎碰到了地面。房间看上去破旧不堪，但这是我能够租得起的房间。我们说好，房间的租金是每月250卢布（1961年之前的价格）。我们需要自己购买柴火、煤炭和煤油。我从莫斯科作为“慢件”托运来的大胶合板木盒完好无损地运到，我们将它当桌子和书箱使用。我做了一些衣架，在赖莎到来前买了两把椅子。家具就是这些了。
房东尽其所能让我们在这个小房间里能过得舒适一些。但他们能做的事情并不多。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好意，并十分感激。有时，我们会一起坐在桌子周围聊天，谈谈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家庭的男主人是格利高里·瓦西里耶维奇，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但喝了几杯伏特加后就会健谈起来。几杯酒下肚之后，他总是规劝赖莎“要清醒地看待生活”。他家女婿沃洛佳在边疆区报社工作，女儿柳芭是一名化学教师。在这样的场合，他们经常会吵起来。沃洛佳一旦喝醉，就会行为异常。有时为表示不满会爬到树上去。房东在这个时候会为女婿的举止感到羞愧，但我们表示理解。隔壁住着一个前白军上尉，一个带有行伍仪态的老人，有一副修剪整齐的灰色八字胡，完全是贵族的做派。他是位真正的绅士，十分欣赏赖莎。也许赖莎使他想起了他的过去或者是他从未实现的梦想。
我们在斯塔夫罗波尔过的第一个冬天来到了。我们的房间十分寒冷。靠我的工资生活和支付房租十分艰难。我们的生活十分拮据，挤出点钱来支付生活必需品：暖和的衣服、鞋子和耗煤厉害的火炉。
我在苏联检察院受到的拒绝、他们对我家庭情况的视而不见和我工作分配的离奇经历，使我对此时的司法工作产生动摇。我在斯塔夫罗波尔最初七天的实习也没有能够打消我的疑虑。我决定离开检察院。
我联系了边疆区共青团委员会。我去见了一些过去曾打过交道的团干部，我们交换了看法。莫斯科大学的牌子和我在共青团工作的履历明显起了作用。我应邀与边疆区共青团第一书记维克托·米罗年科[1]见面，我们相互自我介绍，做了交谈。我接受所提供的工作岗位，担任边疆区团委宣传动员部副部长。
事情的进展似乎一帆风顺，但只是表面看起来是这样。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我必须到我的分配单位——检察院报到，并承担被指派的工作。我必须把边疆区检察院的事情处理妥当。米罗年科提供了很大帮助，安排好了我在边疆区团委的工作。即使这样，我知道必须要告知边疆区检察长，就此事进行商量。瓦西里·佩图霍夫是一个名气很大的人，以独立和正直而著称。
“这完全由您来决定是否放我。但如果您能满足我的愿望，我将表示感激。”我在结束向边疆区检察长恳求时以这句话收尾。
同一天，我写信给赖莎：“与边疆区检察长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谈话。”第二天，我写信给她通报情况：“他们与我进行了又一次谈话。在训斥了我之后，同意我到边疆区团委工作。”
几十年之后的80年代，我收到了佩图霍夫的两本书，书中的题字是：“每当我想到我没有阻挡你的前程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就感到十分欣慰。”
尽管整个边疆区只有两个人持有大学哲学学位，赖莎的工作安排却没有什么进展。哲学课程的教学工作由历史系毕业的教师承担。赖莎一开始不得不在边疆区图书馆工作，负责外国文学部的管理事务。
我的工作需要经常下到边疆区的基层。到基层村庄去会见共青团积极分子要花费很长时间，只有两种交通方式可供选择：要么步行，要么搭便车。当地团干部会安排我住在村民家里。餐食十分糟糕，即使你有钱也买不到吃的。
战争结束已十年之久，人们依然很穷，许多人处于赤贫之中。一些年轻人不满这种贫困的条件，愿意到任何地方——发电厂、工厂、公路和河道的建筑工地去做任何工作。但大多数人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他们只有忍受艰难困苦，希望情况能够好转。
1955年11月，我下的第一个基层单位是新亚历山德洛夫斯基区的戈卡亚——巴尔卡村。这个村庄沿着深谷延展20公里。这个村庄实际上没有砖墙瓦顶或金属屋顶的房屋，都是些泥墙草顶的茅屋。清晨，当地的团干部与我一起去一个养殖场。从一个小山丘上，我看到杂乱分布的棚屋，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我吃惊地看到了一个冰冷刺骨的世界。只有狗吠声打破了宁静。我问陪同我的干部：
“年轻人在哪里聚会？有没有类似村庄俱乐部的场所？”
“没有，有一个无人居住的棚屋，我们在那里开会。年轻人有时也在那里聚会。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在家里相聚。他们渴望春天和夏天的到来，那时候他们可以在户外享受生活的乐趣。”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养殖场。也许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们到这里时，青年妇女刚刚在劳动几个小时后在这里休息。我自我介绍了一下，说明了我此行的目的：
“来看一看你们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
我说这是我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出来。我讲话时的谦逊口吻给她们留下了好印象。有一个姑娘，很显然是她们的头，很严肃、忧愁和痛苦地说道：
“没什么可看的，每天每年都是一样的。”
“你们所做的对人民的生活十分重要。”
“我们知道。”
总而言之，她们是些快乐和富有激情的姑娘。年轻时，一切好像都是美好的。青年时代是人的生命中最幸福的阶段。唯一的问题是青春的流逝十分迅疾。
“给我们说说，你是哪儿人，你怎么到莫斯科的。”
我说我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本地人，来自边疆区西北部的普利沃诺耶村。中学毕业后，我继续我的学业。我向她们讲述了在莫斯科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我听说你们许多人在学校上完七年级后就不愿再上学了。”
结果表明，她们很愿意继续上学。
“为什么你拒绝干检察长的工作？”
“我很高兴我接受了法律专业教育。但在大学时，我参加了团的工作。我带回来了大学学位和妻子。我们自己住，共同干一番事业。我们住的房间很小，几乎入不敷出。我的妻子还没有工作。”
她们很吃惊地听说拥有莫斯科大学学位的人竟然会没有工作。
“你告诉我们应当读书，是吗？那么为什么还要学习？”
“一切都将会发生变化，生活也会发生变化。我们刚刚从一场可怕的战争中恢复过来。很多方面已经发生变化。你们中间与我年龄（24岁）相仿的人都能记得艰苦日子是什么样子。情况正在变好，虽然离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与妻子的共同经历深深地触动了她们。与我交谈的姑娘大多数都还没有结婚。在那个年代，这个岁数的姑娘应当成家生孩子了。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忍不住问她们：“你们有男朋友吗？”
她们一下子大笑起来。
“不过，你们还年轻，还有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小伙子没有在战争中阵亡。”
“你在哪里能看到这些小伙子？他们都走了，一些人到部队当兵，一些人到北方和西伯利亚的建筑工地干活。”
我很讨厌我们的谈话以这样令人扫兴的话题结束。在我们道别之前，我问能为她们做些什么，我十分希望能帮助她们。
她们的回答令我感到意外：
“有时间再来看我们。”
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她们与我一样了解生活的实质，任何人都无法生活在所处的时代之外。人们必须忍耐，希望情况能够逐步改善。1956年初冬，我来到了阿颇隆斯基区的著名集体农庄——“共产主义灯塔”。它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21年。在好几十年里，集体农庄的主任是赫赫有名的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朱赫诺。到处都能感受到他的权威存在。他有专家和许多年轻人为自己工作。住宅区是刚刚新建的，道路条件很好。集体农庄还有学校、幼儿园、来访者餐厅和供我们住宿的招待所。
我的陪同是区团委书记，名叫尼古拉·卓洛托帕普。一个通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内容是明天所有共青团员都要参加一天义务劳动，从田里清走牛粪。尼古拉和我决定明天早上到田里去与团员们一起劳动。在一起劳动时，我们开始相互认识起来，我们向大家通报了我们的身份。
“你们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就是为了参加今天的义务劳动吗？”
“当然不是。我们到这里来是要考察一下，这样我们就能告诉其他人你们的团组织是怎样活动的。”
“我们紧跟着我们的主任，我们帮他干所有事情。他也为我们做许多事。我们这里有许多年轻人，没有一个人离开集体农庄。集体农庄花钱送我们去深造。学成之后作为专家回来工作。演员们也经常到我们这里来，集体农庄还花钱请电影放映队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免费电影，尽管来的次数还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多。”
当我们问到对团组织的看法时，所有人都是众口一词。大家对共青团书记格利高里·多布罗斯科金表示十分不满。
“我们的书记在恋爱方面一塌糊涂，在年轻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大大小小的麻烦数不胜数。”
第二天，我们与多布罗斯科金见面。当我们转告他前一天的事情和团员们的反映时，他看上去十分窘迫，没有说任何话为自己辩护。
“你必须辞职，你不配当团的领导者。要么你自己辞职，要么我们把你撤掉。”
“我自己辞职。”
当我与朱赫诺会面时，我告诉他我此行的目的和在田里与团员们谈话的情况。他说：
“帮我找一个新的共青团书记。我们这里有许多年轻人，需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我非常在意团组织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
然后，他转向卓洛托帕普，说道：
“尼古拉，你为什么不留下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将一道工作。”
事情就这样定了。
简言之，我回到斯塔夫罗波尔时并不是要汇报这个先进的集体农庄是如何管理的，而是要提如何帮助这个著名集体农庄的团组织的建议。
在早期下基层的工作中，我感到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并不喜欢我对青年人问题提出的坦率看法。其中一些领导还向边疆区党委就我的行为“打小报告”。结果，边疆区党委约我谈话。我告诉他们我是如何做的，他们都赞同我、支持我。
人们不相信这个
1956年初发生的一件事令整个国家震惊不已：党的二十大以及尼基塔·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讲话。登载着更详细大会报告摘要的小红书发到各个基层党组织。一同发来的还有供思想工作者作宣传工作用的宣讲材料。人们对赫鲁晓夫讲话和二十大的反应各有不同。
我是被派到基层去宣讲二十大成果的干部之一。从来到新亚历山德洛夫斯基区的第一天起，我发现尽管我引用了事实和赫鲁晓夫讲话的原文，但人们并不相信我的宣讲内容。我将我的这种印象汇报给区党委书记尼古拉·维瑞坦尼科夫，他对我说：
“米哈伊尔，我把你看作是我的朋友，告诉你实话：我们不知所措。人们不相信我们。”
我们同意在那个星期余下的时间里去维修车间、养殖场和工作队，举行小规模的会议。
我按照这个计划去做。渐渐地，人们开始对此感兴趣起来，他们提出问题，表达他们的震惊。
在一个会议上，我说：
“你们自己都很清楚。在我出生的克拉斯诺格瓦德斯基区，也就是你们的邻居，1930年代，无辜的人们受到大清洗的迫害。你们需要姓名吗？你们认识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死掉了，另一些人坐了很长时间的牢。”
一个妇女站起来为斯大林和大清洗辩护：
“他们是咎由自取：他们这些人把我们赶入集体农庄，欺压人民。斯大林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
各省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使得对斯大林的评价做了一些调整。最高层领导或根据直觉，或出于主观意识，认识到对斯大林的批评就是对制度的批评，这威胁到制度本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人们开始问现任领导人：当时你们都在哪里呢？
多年之后，我在高加索度假时遇到了尤里·安德罗波夫。我们的对话转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上。他给我讲了一些他的有关记忆。二十大之后不久，他当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应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2]的邀请，参加狩猎活动。拉科西会说俄语，私下里对他说：
“这不是做事的方式。他不应当这么匆忙。你们在你们的大会（二十大）上制造的混乱是一场灾难。贵国和这里将会发生什么，目前尚不够明了。”
面对国内广泛存在的误解，共产党领导层开始“倒车”：《真理报》转载了中国《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称斯大林“表达了人们的意志，是马列主义的杰出捍卫者”。
6月下旬，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指出“斯大林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声称没有任何“个人崇拜”能够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
简言之，二十大启动了对我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再评价和对历史事实的评论，但过程却是矛盾重重和十分痛苦的。
尽管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以不同形式继续进行，但个人崇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复活，一种后斯大林意识形态正在形成之中。斯大林再次受到赞扬。虽然党的二十大给“1960年代”带来活力，为我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重建、民主化和新政的实施过程放慢下来，到1970年代初期则陷入停顿。
这就是当时的形势，我政治生涯开始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实际情况与之完全吻合。顺便说一句，近年来我在向大批公众发表演讲时，经常说我的社会和政治生涯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948年。当时，我在克拉斯诺格瓦德斯基区的几个不同村庄完成八年级学业后，与其他同学一起去边疆区中心上中学。共青团组织的第一次活动是选举共青团书记。每个团小组推举自己的候选人，普利沃诺耶村团小组提出的候选人就是我。
会议决定推举的七名候选人需要发表讲话。演讲人一个接一个地起立发言，一些人讲笑话，另一些人十分严肃。然后，轮到我了。我也讲了一些东西，但具体内容已经想不起来了。当我要坐下来时，有人将我的椅子抽掉，我一下子跌坐在地上。人们哄堂大笑。然后进行无记名投票，我当选为共青团书记。我的公共活动就此开始。从那时起，我总是建议人们不要怕趔趄或摔倒。你必须站起身来，汲取教训，继续前进。我的做法将会得到印证，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
……二十大以后，我在斯塔夫罗波尔的生活开始发生巨大变化。1956年8月，我当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共青团第一书记。那一年，我和赖莎结识了许多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不过，我在边疆区中心是一个新人，我的获选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件意想不到的事，更不用说别人了。
但对于赖莎和我而言，最大的新闻是赖莎怀孕了。我们感到既高兴又担心。问题来了，我们该怎么办？赖莎在斯塔夫罗波尔感觉不错，所以我们决定生下这个孩子。这加重了我的负担。
我们的生活条件十分简陋，我们必须从室外的压水泵取水，劈柴火，从地下室将煤搬上来。我不让赖莎搬任何重物，每天晚上我自己干。我们住的屋子离市中心不远，但要去市中心并不容易，因为屋子位于山脚下，如果爬山或下山时跌倒，这对赖莎就会造成灾难。那时候我想，幸亏我在市里工作，上班不用走很远的路。当然，我的工作时间很长。即使如此，我还是能够更多地照顾赖莎。
……那些年里的最大问题是失业问题。不管是不是团员的年轻人聚集在市团委周围，这里成了年轻人的“工作招聘会”所在地。当时，我们呼吁解决年轻人的失业问题，我必须承认没有收到什么有用的回复。标准的答复是：“我们很希望能解决，但我们没有工作岗位可提供。”然后，我们开始收集有关工作岗位空缺的信息。我们发现这些空缺都是以不公开的方式填补的。我考虑用什么方法才能让经济部门和党的官员考虑共青团组织的要求。我们决定仿照早年苏维埃政府时期的共青团组织，创建一支“轻骑兵队”。这个基层组织为年轻人在本市的事务中寻求发言权。当然，这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不会妨碍其他人的才干。我们创办了一份报纸——《请勿袖手旁观》，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工具。“轻骑兵队”的活动包括对生活各个方面的种种不文明行为进行拍照和曝光。这份报纸张贴在市中心的各个路口。所有人都不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被曝光。因此，领导们努力与市团委处好关系。
当时，我们也从官僚层那里收到一些威胁。他们在不同的场合指责我们不干共青团的正事——宣传教育和组织闲暇活动（年轻人一旦无所事事就会出问题）。他们宣称地痞流氓在城市街道上、公园里和其他公共场所招摇寻衅，而团组织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有人建议成立“共青团行动队”，打击这些地痞流氓。在我们的坚持下，市领导机关同意为行动队提供交通工具。市党委决定行动队可以随时调用车辆。当行动队对地痞流氓采取行动时，市团委的人和警察均一同前往。行动队的成员均为表现良好的青年人。结果，治安情况出现好转。
很显然，针对青年人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均需改变。这完全是因为二十大的缘故。当时提出的一个主意是市团委建立一个讨论俱乐部。后来到了1960年代，这样的俱乐部和“口述杂志”在许多城市出现。不过，当我们与教育学院的一位系主任伊拉里昂·鲁登科一起创办这种俱乐部时，它还是新鲜事物，至少在我们边疆区是这样。俱乐部不仅在年轻人中间，而且在本市所有有思想的市民中间产生了反响。我们竖起了一个公告栏，公布公共讨论的题目，“让我们谈一谈品位”，立刻就得到人们的响应。一些具有警惕心的市民给党委打电话，提醒道：“市中心的公告栏……是一个明显的挑衅行为。”
第一次讨论就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争论的过程相当活跃、具有进攻性，而且常常声音很大。俱乐部的会议一个接一个地迅速举行。人们对我们讨论话题的兴趣如浪潮般汹涌。人们会来坐在走廊里或是台阶上。我们不得不找一个更大的讨论场所。我们看上了警察俱乐部。
我主持了俱乐部的所有会议。我记得其中一次会议的情形。那次是讨论文化问题。讨论涉及到了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一个年轻人看上去特别紧张，开始谈论社会主义文化。他说文化毕竟是关于人本身及其长期的历史，而我们将它缩小到仅仅是意识形态。那些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到我们头脑里的东西是对文化概念的歪曲。
这显然已经走得太远了。鲁登科和我急忙出面“维护社会主义”，我们争辩道：社会主义已继承了人类的所有精神财富，使得文化能够走进上亿人的中间。我们还提出许多其他我们认为站得住脚的论点。听众们都很认真地听讲。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是公共辩论中的新手，年纪太轻，所知有限。他不可能知道的是，我们是一个由党控制的封闭社会。长话短说，我们赢得了辩论。
当时我最大的担心是我们所看重的讨论俱乐部会被关闭。我们的俱乐部成为市内有思想的年轻人喜欢的聚会场所。学生和工人开始举办类似的讨论，讨论的话题范围不断扩大。在此之前，共青团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我们将它视为我们的社会责任。尽管党时时刻刻注视着我们，监控着年轻人的心态以及团委的做法，但我们设法让党相信我们。
我和赖莎在家里迎接1957年的到来。市团委与教育局和学生委员会一道组织了许多庆祝会、音乐会和联欢会。不过，我们在期待着我们孩子的诞生，日子已经很近了。1月5日我们去看朋友的时候，赖莎出现了分娩的征兆……几天之后，赖莎成功分娩，我去妇产医院接回赖莎和我们的女儿，我很高兴。现在我们是一个家庭了，赖莎甚至更加高兴一些。我们担心一切能否保持正常。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体验。事实上，我们对新的生活还没有做好准备。
我请我的母亲过来几天，帮助照料婴儿。我记得她第一次给孙女洗澡的情形。我们感到祖母的手脚有些过重。我们两个人，特别是赖莎在澡盆边上喋喋不休地说着。当然我们不应当插一杠子，因为祖母知道如何给婴儿洗澡。在我们这里住了一个星期之后，母亲就回到普利沃诺耶村去了。
赖莎必须回去工作，因为我的工资养不活一家人。我们不得不去找保姆。我们的熟人替我们在城外的一个村里找了一个。赖莎的日子过得很难。她必须中午赶回家给孩子喂奶，还要留下乳汁晚些时候再喂孩子。那个时候没有婴儿食品，我们不得不东拼西凑。我们什么都不够用，实实在在地在挣扎之中。
团委的同事们了解到我们的困境，向领导反映，提出应当分一套新房子给我们。不久之后，我们在所谓的“行政——宿舍楼”分到了两个房间。之所以有这个名称是因为二楼和三楼设计为住宅公寓，而按当时的标准，公寓的条件很好。一楼则是办公用房。由于市里的住房不足，办公楼层就改为一个有九个房间的合住公寓，住户共用一个盥洗室和厨房。
莫斯科人和大城市人都很熟悉合住公寓，我们也是这样。住在这个合住公寓的住户为气焊工一家、退役上校一家、服装厂机修工一家、一个酗酒的单身汉和他的母亲，还有四个单身妇女。每家人和每个住在这里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癖好。由于狭小和不方便的环境，人们分享一切，包括怨气和怒气，当然还有互助精神。一句话，苏联集体主义在发挥作用，这里有友谊、争吵、借还、和解、一起庆祝生日和节日，还有晚上在一起玩多米诺骨牌游戏。
我们在这个合住公寓里住了三年，然后我们得到了一套独立的公寓，面积为38平方米，另加12平方米的厨房、洗手间和走廊。这是一套很不错的公寓啊！我们似乎得到了我们梦想中的一切。就像童话故事里说的那样：“从此我们生活在幸福之中。”我们的女儿一天天长大了。由于找保姆不容易，我们不得不送她到托儿所，稍后又送她到幼儿园。
与此同时，我们的生活还发生了其他一些变化：我成为边疆区团委第二书记，赖莎调到医学院哲学系任讲师。我们实际上被分开了，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女儿。我们晚上接她回家。有时，我很晚下班回到家时，看到赖莎在哭。她明天有课要上，但她没有办法让女儿停止哭闹和上床睡觉。她有时要在单位开会，很晚才能下班，这样女儿就要在幼儿园里等到很晚。如果赖莎来得晚了，伊琳娜就会不停地哭，没人能哄她停下来。赖莎会急匆匆地跑到幼儿园，女儿把鼻子紧贴在门玻璃上，她的脸上满是泪水，眼睛都哭肿了。这的确让赖莎感到伤心。我尽力帮助她，但并不总是有时间这样做，我需要出差。1958年是个大丰收年，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上交国家的粮食（主要是小麦）为1.02亿普特，边疆区因此而获得列宁奖章。
10月，赫鲁晓夫亲自来斯塔夫罗波尔颁发奖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他是一个十分外向的人，举止随和，乐于跟每个人交流。“赫鲁晓夫风格”成为一个模板，许多底层干部都想模仿他。
麻烦在于，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不高，这种模仿使得领导人常常举止粗俗。这种反复无常与随和朴实的风格有时会发展成为粗鲁的言行，更不用说遣词造句方面的错误和酗酒。
1958年，在粉碎“反党集团”之后，布尔加宁[3]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职务，“流放”到我们边疆区，任边疆区经济委员会主席。他在斯塔夫罗波尔受到了热烈欢迎。布尔加宁早上来上班时，经济委员会大楼前经常有好几百人聚集在那里等他。这使效忠于赫鲁晓夫的边疆区党委书记列别杰夫[4]十分恼火。
“耍弄人民？”他在边疆区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对布尔加宁大声斥责，“你到这里来是为了传播民主吗？”
列别杰夫羞辱布尔加宁，抓住每一个最小的差错狠狠地整他，最终做出撤销他的边疆区经济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派他到一个小工厂当厂长。赫鲁晓夫本人进行了干预，避免了布尔加宁的“工作调动”。
列别杰夫无法控制的火爆个性最终导致了他的倒台。1958年末，赫鲁晓夫为当年的农业大丰收所陶醉，公开宣布要在人均牲畜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他向党的干部明确表示，他要看到迅即和壮观的成果。无论他的动机如何，通过设定一个完全不现实的任务指标，赫鲁晓夫在鼓励人们以不顾廉耻的方式来造假。
那些阿谀奉承者不顾一切地要实现任务目标。农民们被迫出售他们的牛，政府到邻近地区去采购牲畜。梁赞地区党委书记拉里奥诺夫[5]特别狂热。1959年，梁赞地区超过年度肉类收购目标的三倍，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超过了两倍半。但代价如何呢？绵羊、马和野生动物都被杀掉。农民的自留地都荒废了。
报刊为“第一批成就”而欢呼，敦促其他地区向先进地区学习。这种做法很快就真相大白了。拉里奥诺夫开枪自杀，列别杰夫则于1960年1月被撤销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书记的职务。他在52岁时，就被强制退休。令人震惊的是，列别杰夫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里竟被授予三枚列宁奖章，但还是因犯有严重错误被撤职。至于“肉类生产运动”，它对国家的打击很大，其后果直到现在还能感觉得到。
取代列别杰夫的是N.I.别利亚耶夫[6]。他原是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哈萨克斯坦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他到我们边疆区来任职之前，铁米尔套发生了一个严重事件，军队被派去镇压工人的抗议活动，还动用了坦克。别利亚耶夫的任命其实是属于“流放”性质。他给人的感觉是他已经失去了方向，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别利亚耶夫6个月后就离开了我们边疆区。几天之后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是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库拉科夫[7]，他的原职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粮食部长。
与许多人一样，我对二十大在我国社会中的作用抱有很高的希望，将它视作我自己和同事们的一个新机会。与此同时，我意识到变革将是困难的、不连贯的和间歇性的。随着库拉科夫的到职，边疆区的情况有了改善，我也从中获益不少。
基辅——莫斯科
1961年，我们家遇到了又一个难题。赖莎被派到基辅参加社会科学教师培训。她当时在农学院马列系任教，职位十分稳定，而且她作为教师的美誉度很高。但她必须提高自己的任教资格，而其他教师已经在基辅参加了培训。我们的女儿4岁，赖莎不愿离开她，任何甜言蜜语和争吵都不能令她回心转意。但赖莎必须去基辅，女儿也不得不送到普利沃诺耶村的奶奶家去住几个月。
赖莎在基辅的时候，一直要我更经常地去看女儿。但我不是总能做得到。一次，我到父母家的时候，发现伊琳娜出水痘了，脸上都是红疙瘩。我大吃一惊。我知道我不得不写信给赖莎告诉她这件事，但我没有这样做。不久后我再次去普利沃诺耶村，看到伊琳娜已经痊愈了。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在伊琳娜长住普利沃诺耶村的时候，祖父祖母偷偷地给她做了洗礼。为什么要避人耳目呢？因为共产党员不允许参加诸如洗礼、宗教婚礼、葬礼和出生的教会仪式。任何党员如果被发现触犯禁令，就会被开除出党。与此同时，人们继续保持传统做法。
同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举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真正的代表大会，而且我是以正式代表的身份与会。
我请求库拉科夫允许我提前两天离开斯塔夫罗波尔，这样我就可以借道基辅去看望赖莎，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她了。库拉科夫同意了我的请求，这是我第一次去基辅。这是在10月中旬，一个温暖的“小阳春”。到达基辅之后，我到酒店登记住宿，然后去见赖莎。她正在上课，但知道我已经到了。我们相见了，我期待着与她在酒店一起度过三天。但事情很难随心所愿。苏联的权力很大。它控制一切，从幼儿园到代表和中央委员入住的酒店。由于赖莎所持的是基辅临时居住证，所以她不能与我住在酒店里。我一下子怒不可遏，我说了我的身份，我是在出席党的代表大会的路上，顺道来看望我的妻子，她正在参加培训课程。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想要我们给他们点好处。回想起来，我敢肯定他们是想索贿。不过，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找到了乌克兰共青团第一书记尤里·叶尔钦科，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赖莎搬进了我的酒店房间，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三天。感觉上我们好像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一起了。我们沿着克莱希查提克街散步，参观了弗拉基米尔山，还去了大学给赖莎租的房间。
当然，我们谈论了许多关于伊琳娜的事。我不得不告诉赖莎，伊琳娜出了水痘，但现在已经完全好了。一开始，赖莎对我隐瞒这件事很生气，但我将她拥入怀中，给她讲我的道理。这是我的主要争论方式，对于女性这比任何验证方法都管用。
赖莎给我讲了她的学习生活。
“这里的生活激动人心……许多人来过了又来。他们在这里交朋友，期待着下一次‘晋级课程’开课。对他们来说，这6个月是一种‘美妙的自由’，不需要与他们的孩子和配偶待在一起。”
……最终，我启程去参加党的二十二大。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批判个人崇拜，这就是这次大会的全部工作。大会将审议通过赫鲁晓夫的二十大报告，再次确认二十大精神。但有些方面引起了我们的警惕。首先，对党的头号人物大唱赞歌，特别是在讨论新党章的时候。
不少全国知名党员争先恐后地赞美和颂扬赫鲁晓夫。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阿洪多夫将赫鲁晓夫的讲话比作“雄壮的交响曲”。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夫[8]称赫鲁晓夫是“一位杰出的列宁主义者和坚定的和平捍卫者，能洞察生活的基本过程”。
我们这些普通的大会代表如何呢？我们拍手鼓掌，尽管我们感到不安。
人的记忆是动态的，特别是在受到媒体操纵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每个人都记得“玉米传奇”[9]或者是赫鲁晓夫用皮鞋敲打联合国大会讲台的情形[10]，当然还有在马涅日展览大厅与艺术家的冲突[11]，这个事件给人们的印象最深。但是，历史不会忘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
赫鲁晓夫所做的就是将极权主义问题缩小到外部成因和独裁者的个人品性上。当然，这是错误的。这样做十分容易，而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不幸的是，它未能揭示这个现象的真实根源。
即使如此，赫鲁晓夫的政策在历史和世界政治方面具有长远的影响。对斯大林——这个政权化身的批评，所揭示的不仅有整个社会的可怕状况和正在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扭曲性质，还包括合法性的完全缺失。这种批评从道德上破坏了苏联制度的声誉，产生了变革的希望，推动了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生活的新发展。这必须归功于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
对斯大林的揭露生动地表明了赫鲁晓夫在历史上扮演的矛盾角色。一方面，他表现出胆略、勇气和决心以及逆流而上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他的政治思想受制于旧的束缚，不能或不愿揭示这个他与之斗争的现象背后的原因。
赫鲁晓夫无意分析极权主义的原因，也许他永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摒弃他所信奉的信条。
不过根据我的观察，考虑到他的观点和意图，赫鲁晓夫如果不是受他采取行动的环境所限，本可以走得更远。在我看来，尽管存在着矛盾的特性，赫鲁晓夫还是大力坚持推行主导路线。当然，赫鲁晓夫绝不可能挑战党的作用，他只是想使之现代化，减少对各方面权力的垄断。但他遇到强大的抵抗，最终导致他的失败。
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预先考虑到了下文将详述的事件。我认为在改革年代里我们应当更加重视赫鲁晓夫的经验。
过去已经有足够多的说法来论证1964年“宫廷政变”中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正当性。但是，尽管口头上声称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那些推翻赫鲁晓夫的“将军们”和“官员们”受到保住官位动机的驱使。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挑战“反党集团”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在1964年10月同样将他打倒。
综上所述，我认为赫鲁晓夫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12]要使用制度本身的方法来使制度发挥作用。但制度并没有对他的创新做出反应，而实际上是在抵制这些创新。在叙述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活动时，我将更详细地阐述这个问题。即使如此，正是赫鲁晓夫在摧毁极权主义政权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在将我们的社会引向民主方面作了最初的尝试。
新的党纲——赫鲁晓夫提出的《建设共产主义纲领》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这部党纲是二十二大的重点所在。当然，党纲提及了普通人民的需求和他们对于世界和平的愿望。但在那个时候，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这个“项目”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方法显然不够。
读者也许会问：但是你——戈尔巴乔夫也投票赞成这个党纲，是吗？是的，我是投了赞成票。对此，只能有一个解释。我相信即使党纲的三分之一得到贯彻，那么在解决迫切问题上也是巨大的进展。
赖莎在大会期间给我写信，问道：
“你准备做些什么，通过所有这些决定吗？社会处于动荡之中。你也许对这一则消息感兴趣。在大会决定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来之后，人们将舍甫琴科大学前广场上的斯大林半身塑像移走，用（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13]的半身塑像取而代之。几天之后，有人在山墙上刻上了这样的词句：
伙计们，伙计们，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你们把我放在了
格鲁吉亚的屁股上。”
是的，当时表现活跃的不仅仅是共产党的宣传。大会闭幕后，有关苏联建设纲领的笑话立刻流传开来。我记得其中的两个笑话，都与公开宣讲大会决定，尤其是党纲有关。这些宣讲吸引了大批听众。第一个笑话是这样的。在宣讲之后，一位老妇人与其他人一起鼓掌，然后问宣讲人：
“孩子，我们很快就能开汽车和乘飞机从我们的城市到任何其他地方，我这样理解你的话对吗？”
“对的。”
“太棒了！”
“为什么？”
“嗨，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乘上飞机飞到有黄油、肉类和其他东西卖的地方去了。”
另一个笑话的主角是一位老人。
“谢谢你，你讲得太好了。我们这些老家伙也许能活着看到这一天的到来。我只有一个问题。你在演讲的结尾说：‘幸福的黎明已经上升到地平线之上。’地平线到底是什么？”
宣讲者回答说：“这是想象中的一条线，也就是天空与大地相交的地方。我要补充一句，这条线当你接近它时就会离你远去。”
老人：
“现在我懂了。”
费奥多尔·库拉科夫
……库拉科夫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仅仅任职四年，42岁时当选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给人们留下了美好和温馨的记忆。他为党管理干部的生活和活动树立了新风。库拉科夫工作努力，十分称职。他的工作风格激动人心、友善可亲。他懂得欣赏别人的善良，也对他们存在的困难表示同情。但是，他也会对你工作上的失误进行批评。
我对此有切身体会。一次，当着八百名全边疆区党的积极分子的面，库拉科夫对我和另外几个同事提出批评。我们都负责斯塔夫罗波尔市附近三个区的农业工作。这三个区是主要的农业种植区，很难进行管理。因为它们邻近市区，而市内的工业正在恢复之中，所以许多人搬到市区来工作，造成农业劳动力，特别是青年劳动力的不足。
库拉科夫的批评是不公平的，没有给我回应的机会。当然，我感到很紧张。开完那次倒霉的会后，我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前“蓝工装艺术家”[14]和俄罗斯杰出农学家弗拉基米尔·察钦。他看到我由于思想负担而显得沮丧，这不是我平常的样子，所以问道：
“我能看得出来，你心里不舒服。”
“是的。我不明白是什么让他在公开场合抨击我。”
我的事业多亏有库拉科夫的提携。我认为他对我的批评完全是出自他的计划：在公众场合对我的批评将绝对使我受益，同时给其他人以教训。如果我们的书记不放过他自己的心腹，那么……察钦比我年长24岁，也比我聪明得多，他说：
“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假如给你机会，你就会与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争执起来。要是那样的话，你能得到什么？库拉科夫深知你的脾气，没有给你机会，他做得很对。你想一想，米哈伊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是错的，而你这个年轻人是对的，这在我们党内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你是党委候补委员，这也不行。我不能想象任何这样的事情发生。事情就应该如此，不用担心。”
我勃然大怒：
“听着，你这个穿过蓝工装的家伙，难道你忘记了你的青年时代，你现在不用你的脑子说话了吗？”
库拉科夫仍然对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具有耐心，支持和提拔表现积极的年轻人。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库拉科夫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工作的4年里，我有两年与他密切共事，担任边疆区党委组织部负责人。我接受了他安排的各种各样的工作任务，都以超出预料的成绩予以完成。我陪他走遍了边疆区的各个角落。这真是没有课堂的教育。
库拉科夫很快就与普通人、专家和干部找到了共同语言。他善于抓住事情的要害。库拉科夫原本是位农学家，但除此之外，他很有天分。
他也有缺点，但所有人都会谅解他。依我看来，他对手下职位较高的干部十分亲热，喜欢在他的内部圈子里起哄喧闹。有时也喜欢多喝几口酒，但他是上司，总会没事的。党委第一书记就是沙皇，他比我们这个时代的州长的权力要大得多。他要做的就是正确地站在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一边。党委第一书记由他们任命，而且无论干得好坏都是他们的主要依靠力量。我记得政治局委员的人选总是得到地区党委书记全体会议的支持。白俄罗斯党委是个例外，曾反对由苏共政治局提出的人选。白俄罗斯共产党有勇气这么做，因为许多党委委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游击队员。
边疆区党的干部要花很多时间下到基层。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监控党组织之内、经济方面、社会和文化领域以及其他各个方面所发生的一切。我认为这是有用处的。监控就是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制度正常运作。这意味着所有产生的问题都要立即予以处理、查出瓶颈所在、改正当地政策和选择合适人选。
当然，另一个有道理和有作用的方法是相信和支持人民，而不是取代人民或干预他们的工作。根据我的经验，尤其是在不久之后，这种工作方法最终会在实践方面和领导层创造的环境方面产生更好的效果。人们不需要出于恐惧而工作，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他们的责任所在。必须牢记在心的是，这种工作方法要以不妥协和开诚布公的态度做出决定，特别是在必要的人事问题上做出决定。我更喜欢这种工作方法。事实上，我将它运用到我的党务工作中。
……库拉科夫和其他地区党委书记接到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秘密通知，到克里姆林宫隔壁去集合，同时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内开会，讨论赫鲁晓夫问题，决定提交一项动议：撤销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职务，让他退休。
1964年12月，库拉科夫调到苏共中央委员会之后，我们仍然保持很好的关系。但有一件事涉及到库拉科夫和我的家庭，在此我想说一下。它表明人类的弱点在党的干部身上也是十分常见。有些读者读过以后也许会说：“恰恰相反，这证明了他的力量所在。”正如上文所说，我必须经常到边疆区内的许多地方去出差。有时在开展重大经济运动期间，每次出差的时间会长达一星期，甚至两星期之久。一次，我出差回来，到家就冲了一个淋浴。我想我可以稍微歇一下，所以没有立即去党委报到。我决定先理一下思路，说实话想先休息一会，补补觉。
赖莎问了我许多关于出差的事……她听着听着，突然说道：
“我们也有新闻。”
“我们是谁？”
“我自己。”
“比如说？”
当时是夏天，她正在放假。
“费奥多尔·库拉科夫那天给我打电话。”
“有意思，你们说了些什么？”
“他要跟我约会。”
“你没有告诉我这事。”
“是的，的确没有。我说：‘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15]，你知道我与米哈伊尔是什么关系。’”
“‘我知道，’库拉科夫说，‘我不会干扰你们的关系。’”
“‘这不是我们关于家庭生活的概念。’我回答道，随即挂了电话。”
“一次有意思的对话，我会问他这事的。”
“不要问。我回答了他，我也告诉了你。现在这对你已经不是新闻了。”
但是，当机会到来时，我问库拉科夫：
“你最近给赖莎打过电话吗？”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试图摆脱窘境。
“当时我正在找你。我以为你已经回来了。我想知道你对下面情况的看法。”
这是我第一次披露这件事。时间已过去了很久，而库拉科夫也不在人世了。
列奥尼德·叶夫列莫夫
库拉科夫调到中央委员会去了，那么谁来继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呢？派来的继任者是列奥尼德·叶夫列莫夫。全体会议当然投了他赞成票。叶夫列莫夫在党内和国内都很有名。他多年担任古比雪夫（今萨马拉）地区第二书记和行政委员会主席以及库尔斯克——高尔基（今下诺夫哥罗德）地区第一书记。1962年，他担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第一副主席。主席由赫鲁晓夫本人担任，但日常事务由他的副手——叶夫列莫夫和基里连科[16]负责处理。他们的级别相同，均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叶夫列莫夫没有卷入1964年10月的“宫廷政变”。他事后告诉我他当时正在乌兰乌德或诸如此类的地方出差。他没有收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通知。当他得知开会的消息时，立即赶往机场，但被告知他乘的飞机出故障了，航班延误。很显然，这是一次人为制造的延误：大家都知道，叶夫列莫夫是赫鲁晓夫的坚定支持者。在这之前，赫鲁晓夫曾到俄罗斯的一些地区视察，叶夫列莫夫陪同前往。在有关这次视察活动的一部纪录片中，人们可以看到叶夫列莫夫时常出现在赫鲁晓夫身后。许多人都记住了这些画面。
有一种说法称有人去他办公室请示公事时，叶夫列莫夫就会从他办公桌上整齐排列的赫鲁晓夫演讲集中取出几本，演讲集的内页上已经标上了重点，还画了很多下划线。他接着就会朗读其中的段落。对话通常是这样的：
“这是赫鲁晓夫同志刚刚就这个问题做的指示，你应当按照他的指示办事。”
根据叶夫列莫夫本人的陈述，他回到莫斯科之后，参加了众人对赫鲁晓夫的批判。但是，像米高扬一样，他希望保留赫鲁晓夫的职位。这也许是赫鲁晓夫被撤职后中央委员会的看法。此时，中央委员会将叶夫列莫夫派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保留他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的职务。1964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取消边疆区工业党组织与边疆区农业党组织之间的分割。12月1日起，叶夫列莫夫成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负责重新整合党组织系统的机构负责人。每个人都为生存而战，不仅是为了个人利益或一份工作，而且也是为了手中的权力。许多人十分看重对党的事业的影响。
叶夫列莫夫任命我担任组建农村党委系统的负责人，要我提供负责重新整合边疆区党组织系统的机构成员建议名单。他看了我带去的名单，吃惊地发现我的名字不在其中：
“你想做什么工作？”
我回答说我想回到区里或市里去工作。
“好吧，我们再看看。”叶夫列莫夫说道，让我带着这些材料去莫斯科。
我到了莫斯科，刚进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门的门，那里的工作人员就对我说：
“叶夫列莫夫刚刚打过电话，要你回电话给他，然后再谈事情。”
我拨了他的电话号码。
“你还没有见任何人吧？”叶夫列莫夫问我，“很好，我要你记住，我们同意你将担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党委书记。”
“这对我太合适不过了。”我回答道。
在这次对话之后，我去办理人事任命的审批手续。当天夜里，叶夫列莫夫又给我打来电话。
“米哈伊尔，听着，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决定我们将一起工作。”
“当然，我说过了，我们将一起工作。”
“不，你没听懂。”他打断我的话，“我的意思是你将担任边疆区党委组织部门负责人。”
“为什么？”
“你知道，这里搞得乱七八糟，我人都要被撕碎了……”
我眼前出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边疆区党委办公室里，干部们正在对叶夫列莫夫施加压力，而他在一次次的谈话之后显露出犹豫不定的样子。
“列奥尼德·尼古拉耶维奇[17]，”我说，“不要这样做，我求求你，不要动摇啊。”
“够了。”叶夫列莫夫打断了我，“这个问题就这么定了。我已经获得所有的批准了。”
1964年12月22日，边疆区党代表大会选举叶夫列莫夫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一书记。原边疆区工业第一书记博森科[18]被选为第二书记。我当选主席团成员，负责组织部领导工作。
我与叶夫列莫夫一起共事的初期是我们相互了解、相互适应对方和密切关系的时期。叶夫列莫夫具有广阔的政治视野，十分博学，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他无疑具备出色的个人品性，同时也是制度培养出来的优秀干部。在这个意义上，我与他共事可谓获益匪浅。读者也许会问，在什么意义上获益？
由于被派到外省工作，叶夫列莫夫感到很痛苦。这也许是他为什么花了很长时间才开始管边疆区事务的原因。他仍然在幻想勃列日涅夫很快就会把他召到莫斯科去。所以，他一开始更加关注首都的事态发展而不是本地的情况。
在去叶夫列莫夫办公室请示工作或签署文件之前，我通常会先打个电话。但有一天我没有预先打电话就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坐在办公桌前，双手托腮，直愣愣地盯着前方。我走到办公桌前坐下，但静默并没有被打破。他深深地陷入沉思，并没有看到我的到来。
“列奥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怎么回事？”我小声问道。他回过神来，但继续陷在思绪里，下意识地说：
“怎么会这样？你知道我是支持基里连科的，但他从没有替我说一句话。”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说道。
这时，他方才清醒过来，急促地笑了一下，挥了挥手。
“不去管它……我刚刚回想了一下1964年10月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会议……人生的确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米哈伊尔。”
[1]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米罗年科（ВикторМихайловичМироненко，1929年3月11日——2018年6月4日），1944年加入共青团。194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8—1959年任全苏列宁主义青年团中央共青团部部长。1959—1961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61—1963年、1964—1965年任苏共卡卢加省委第二书记。1965—1979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兼部长会议贸易和消费服务部副部长。1991年退休。
[2]拉科西·马加什（RákosiMátyás，1892年3月9日——1971年2月5日），原姓罗森菲尔德（Rosenfeld），出身于犹太零售商家庭，一战期间在俄国被俘，十月革命后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回国后参与成立匈牙利共产党，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于1919年3月至4月任商业副人民委员，4月至6月任社会生产人民委员，7月任赤卫队全国司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奥地利，1920年起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21年至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利沃诺代表大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德共中央局进行干预，导致了党内危机和列维的辞职。1924年年底回国重建匈牙利共产党，并在1925年的匈牙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年9月被匈牙利法西斯政府逮捕，被判处八年半苦役，刑满后再次被判处终身苦役。1940年被苏联政府用囚犯交换回苏联。1945年1月返回匈牙利，同年2月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之后任总书记，1952年至1953年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6月被迫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1962年8月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永远开除出党。1971年于苏联逝世。
[3]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улганин，1895年6月11日——1975年2月24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契卡。1918—1919年任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铁路契卡副主席。1922—1927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电工技术委员会主席。1931—1937年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7—1938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8—194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8—1940年、1940—1945年、1958年3—8月任苏联国家银行行长。1944—1946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6—1947年任苏联武装力量第一副司令。1946—194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7—1949年任苏联武装力量司令兼苏联部长会议第二委员会主席。1947—195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195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0—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2—1958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3—1955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55—195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一道组织“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于195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58—1960年任斯塔夫罗波尔经济理事会主席。1960年退休。
[4]伊万·科诺诺维奇·列别杰夫（ИванКононовичЛебедев，1907年？月？日——1972年11月24日），1928年加入联共（布）。1938—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4—1949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49—1952年任联共（布）奔萨省委第一书记。1952—1955年任苏共鄂木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5—1956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6—1960年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
[5]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拉里奥诺夫（АлексейНиколаевичЛарионов，1907年8月19日——1960年9月22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4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8—1940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三书记。1940—1942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二书记。1941—194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6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1946—1948年任联共（布）中央人事部部长。1948—1960年任苏共梁赞省委第一书记。1952—196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9年使用欺诈手段，三度“超额完成”了地区肉类和牛奶生产计划，制造了“梁赞奇迹”，事情败露后，于1960年因“心力衰竭”去世，党内多人认为是开枪自杀的。
[6]尼古拉·伊里奇·别利亚耶夫（НиколайИльичБеляев，1903年1月19日——1966年10月28日），1919年加入共青团。1921年加入俄共（布）。1941—1943年任新西伯利亚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43年任阿尔泰执行委员会主席。1943—1955年任苏共阿尔泰省委第一书记。1946—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5—1958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1957年任苏共中央局副书记。1957—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兼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0年1—6月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同年6月退休。
[7]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库拉科夫（ФёдорДавыдовичКулаков，1918年2月4日——1978年7月17日），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5—1953年、1957—197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0—1955年任奔萨执行委员会主席。1955—1959年任俄罗斯联邦农业部副部长。1959—1960年任俄罗斯联邦粮食部长。1960—1964年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1961—1978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4—1976年任苏共中央农业部长。1965—1978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71—197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8年逝世。
[8]沙罗夫·拉希多维奇·拉希多夫（ШарафРашидовичРашидов，1917年11月6日——1983年10月31日），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41—1942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4—1947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撒马尔罕省委书记。1949—1950年任乌兹别克斯坦作家协会主席。1950—1959年任乌兹别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9—1983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1—1983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3年逝世。
[9]1950年代后期，尼基塔·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艾奥瓦州的农场之后，发动了一场在苏联全境种植玉米的运动。
[10]据赫鲁晓夫《回忆录》，这个事件发生在1960年10月，当时联合国大会正在讨论殖民主义问题。
[11]1962年12月1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到马涅日展览大厅参观抽象艺术展览，对参展艺术家大加训斥。
[12]赫鲁晓夫的全名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13]塔拉斯·格里戈里耶维奇·舍甫琴科（ТарасГригорьевичШевченко，1814年3月9日——1861年3月10日），俄国乌克兰诗人、画家、小说家、思想家、民族志学家。
[14]这是1920年代——1930年代初赋予当时流行的那些年轻业余戏剧演员的称呼。有关“蓝工装艺术家”的一切均与文学、艺术团、评论、小喜剧、合唱和舞蹈相关，这些艺术反映了工业和社会生活以及国际事件。
[15]库拉科夫的名。——译者注
[16]安德烈·巴甫洛维奇·基里连科（АндрейПавловичКириленко，1906年9月8日——1990年5月12日），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1年、1944—1947年任乌共（布）扎波罗热省委第二书记。卫国战争爆发后，于1941—1942年任南方面军第18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4—1947年兼任乌共（布）扎波罗热市委书记。1947—1950年任联共（布）尼古拉耶夫省委第一书记。1950—1955年任乌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0—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6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55—1962年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6—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1—1966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起义。1962—198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1982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2年因病退休。
[17]叶夫列莫夫的名。——译者注
[18]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博森科（НиколайВасильевичБосенко，1918年3月22日——1995年？月？日），1941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2年加入联共（布）。此后曾历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省委农业部副部长、苏共新亚历山大省委第一书记、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工业委员会第一书记、苏共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二书记等，并多次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68—1973年任斯塔夫罗波尔执行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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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第二章
↘母校
↘社会工作
↘共青团事务
↘第一次相见
↘学生婚礼
↘前途何在？
母校
我生命的许多方面都与莫斯科大学相联系。假如没有大学，我的生活将会不同，对此我坚信不疑。假如没有我在大学获取的知识，假如没有我在拥有巨大文化和精神财富的首都的生活经历，我的生活轨迹将会不同。
1950年，我中学毕业，获得银质奖章。当时我19岁，是应征服兵役的年龄，所以我必须打定主意。我还记得完成中学学业后与父亲的谈话。
“你准备做些什么，是去读大学，还是我们继续在一起工作？”
“我要试一下……”
事实上，我已经打定主意，要继续我的学业。这是我和许多同学的共同态度。结果，我们中学两个班的毕业生都进入高等学校深造。
考虑到国家正在恢复和建设的事实，这样的态度是能够理解的。工程师、农学家、医生和教师短缺的现象十分普遍。所有毕业班的学生都决定上大学。
我的梦想是能够进入莫斯科大学。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喜欢物理、数学、历史和文学……我向鲍曼学院、能源学院和钢铁学院发去了问询函。人们也许认为我以前与机器打交道的经历，有可能促使我选择相近专业。但经过思考之后，我决定选择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我向招生委员会提交了入学申请，然后静等回音。时间正在过去，但我还是没有收到回复。
与此同时，我继续在联合收割机上工作。未能收到大学回复这件事令我心神不宁，我征得父亲同意，去邮局给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发出一封回电已付的电报，请他们讲清情况。回电很快就来了：“你已被录取，并安排了住宿楼。”
换言之，我被直接录取，甚至没有面试，也不需要参加笔试。显然，决定问题的关键是我的“工农出身”、我的工作经验、我的预备党员身份，当然还有我获得的政府奖章。另外，我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情况也许起了作用：我是学校的共青团书记、边疆区团委委员。说到底，我是能够“优化”学生的社会品质的合适人选，那个时代就是这样。
我满心喜悦，作为联合收割机操作员的艰苦不再让我感到困扰。我头脑里持续回响的一句话就是“我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我去莫斯科的旅途值得一提。这是年届20的我第一次乘火车出行。在此之前，我从未离开过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旅途的开端就有历险的味道。父亲和我搭便车前往提考茨卡娅火车站。他将我送上车，直到我在三等车厢找到一个座位，他才满意地下车。我们相互说再见的时候是如此动感情，以至于父亲忘记把火车票给我了。
我发现我是无票乘车，而且不久检票员就出现了。要不是所有乘客都站在我的一边并对检票员进行解释的话，我不知道我会出什么事。“他父亲送他上车的，一位胸前满是勋章的退伍老兵。你知道你在干些什么吗？”检票员不得不退让，但仍然在下一站强迫我购买了去莫斯科的车票。这是一笔未曾预料的开支，但别无选择。我从普利沃诺耶村到莫斯科之旅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平生第一次与各种各样的人近距离相处。车上有不少乞丐，其中一些是战时伤残人员。他们待在车上没事，因为每次检票员要“照章办事”时，旅客们就会出面为他们讲话。战争结束仅仅是几年前的事而已。
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我顺路去了罗斯托夫、哈尔科夫、沃洛涅什、奥廖尔和库尔斯克。战争的遗迹随处可见，这些毁灭性伤疤让人看得怵目惊心。有好几次，我专门搭乘经过斯大林格勒的列车，我一早到达这座城市，傍晚或夜里离开去莫斯科。我在城里漫步，登上马马耶夫山，造访发生激烈战斗的战场。甚至是在战争结束后好几年，土壤里仍然密布弹片。我捡起一些弹片，保存了很长时间。这座饱受蹂躏、但未被征服的城市的另一个地标就是巨大的胜利电影院。如果能挤出点时间，我一定会进去看部电影。
回过来再谈谈我的第一次首都之旅。一路上每当列车停站，当地人就会拥上前来兜售酸奶酪、腌黄瓜和煮土豆。我并不需要这些食物，因为母亲已经为我带上了吃的东西。但旅客们喜欢吃午餐时喝上几杯，纷纷购买腌黄瓜和泡菜。
这一切从我的记忆中蹦跃出来，讲述旧事也会荡起旧时的情感涟漪。显然，如果一件事是人生的第一次，尤其是这件事意义非凡，那么它就将永远留在记忆中。
我将行李箱存在卡赞斯基火车站的寄存处，直奔位于莫霍瓦亚大街的大学。莫斯科令我折服……行人告诉我如何前往莫大。我第一次乘坐莫斯科地铁的经历既尴尬也有趣。第一次登上自动扶梯，我觉得快要跌倒了。回想起来，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我根本没有看看自动扶梯是什么样子就一步站上去了。不仅是在莫斯科，而且我去世界各地也是这样。但是那个时候……
开学之前，我接到通知去系主任办公室，我想他们要对我做一番考查。我受到法律系的热烈欢迎，并被告知各种注意事项。我看到了课程表，看了所有关于一年级新生的通知，还作了笔记。正要去坐落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学生宿舍，几个记者要我花几分钟跟他们走一趟。我们来到马涅日广场，那里已经聚集着一群来自其他院系的新生。记者们以马涅日广场和克里姆林宫为背景为我拍照。这张照片刊登在9月1日的《共青团真理报》上。我保留这张报纸作为我新生活开始的纪念。
对我最为新鲜的也许就是在首都居住。这里充满了新奇事物。我来自一个没有电、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话的村庄，那里的南方夜晚总是突然降临，星星大得像明灯一样悬挂在空中，春夏季节空气中散发着花朵、树木和庭院的气味。突然间，有轨电车隆隆作响而过，电灯将夜晚照得雪亮，一簇簇人群举目皆是。莫斯科的拥挤和喧闹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我写下这些文字，然后想到：是的，情况确实如此，但那远远不能与今天的街道相比，汽车和人群将街道挤得水泄不通。
人们的印象是，那时候人是重要的，而现在人却造成了种种不便。这使人们产生逃避的渴望。确实有人逃离城市，回到他们原来的乡村中去。而且，世界上大城市已经出现居民人口减少的现象。但情况并不相同。墨西哥城正在扩张之中，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住在这座城市及郊区。当你乘坐“子弹头列车”从东京到京都，你的印象是东京永远不会有尽头，到处都住着人。
起初，我必须认得从宿舍楼到索科尔尼基地铁站的路，这个地铁站距离莫斯科大学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宿舍楼最近。然后，我乘地铁从索科尔尼基站到奥克浩尼——利雅得站。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开始与同学们一起探究莫斯科这座城市。我们行程中的气氛，特别是学生团体中的气氛简直是棒极了，相互之间十分友好。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红场、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大剧院（我在这里第一次观看歌剧和芭蕾舞剧）、特列季雅科夫美术馆、普希金美术博物馆，我第一次乘船游览莫斯科河，去莫斯科地区远足，第一次参加十月革命日的游行……每一次新的发现都令我极为振奋。
但我记忆中最为深刻的是我们在索科尔尼基的那座不起眼的学生宿舍楼。每天，我们到母校的出行距离是7公里，需要乘坐地铁、有轨电车和步行。不过，在莫大学习的五年里，我们只去过莫斯科不到一半的地方。但是，我能记得大学周围的所有街道和小径、居民楼周围群岛一般分布的学生宿舍、鲁萨科夫斯卡亚街的莫洛特电影院、卢萨科夫俱乐部、普里奥布拉任斯卡亚旧广场（可惜只有很少的部分留存至今）的独特风味、布克沃斯托弗斯卡亚街的旧公共浴场、索科尔尼基公园等。当然，还有高尔基公园——莫斯科人喜欢去的公园。
我记得在我遇到赖莎之后不久，我是这样成为笑柄的……公园里有许多游乐设施，其中一些提供了展现年轻人力量的机会。我身体强壮，很想在女朋友面前露上一手。事情进展得不错，直到我们来到一部奇特的游乐设施跟前，我必须两脚站在脚蹬（如同可以上下蹬踏的马镫）之上，但不是向下踩，而是要向上提，设施上的仪表就能测出你的提升力量有多大。我以为能向赖莎展示我的强壮，但是……我把腰给闪了，直不起身子来。我十分尴尬，赖莎笑个不停，但我一点都不想跟她一起笑。于是，我们只得直奔地铁站而去。
大四那一年，我和其他学生搬到莫大在列宁山的一幢新宿舍楼，两个学生合住一个单位。莫大的这幢新楼被称为“乡村大宅”，我们甚至一两个星期都没有离开过宿舍。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宿舍楼，大一新生20个人住一间，大二11个人住一间，大三6个人住一间。
新宿舍楼内有一个餐厅和一个茶吧，在茶吧喝一杯茶只要几个戈比。每张桌子上都摆放着一盘盘面包，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如果加上一点芥末酱和盐，面包的口味更佳。还有一家理发店和洗衣店，但我们通常自己洗衣服，因为没有那么多钱。莫大拥有本校的综合医院，这对我来说也是新鲜事物，因为我们村里没有这种医院，只有一名助理医务人员。学校的图书馆里有十分宽敞的阅览室和一个俱乐部，俱乐部可举行各种业余体育活动。这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世界，学生联谊会拥有自身的不成文法律和规章。
如同所有学生一样，我们的生活十分拮据。人文学科院系的助学金是220卢布（1961年之前的价格指数）。的确，我有一次获得580卢布的奖学金，以奖励我的杰出学业表现和社会工作。这种奖学金的名称是加里宁奖学金。每到月底，我们必须勒紧腰带，食用从店里买来的豆子。尽管如此，我们会把最后一个卢布花在电影票上，而不是购买食品。
从一开始，我就对大学学习充满热情。学习占用了我的全部时间，而且让我兴趣浓厚。来自莫斯科的同学会嘲笑我，因为对我来说新鲜的东西却是他们自上学开始就早已司空见惯的。我并不介意去学习和发现许多新事物。莫斯科人却害怕被人视为无知。到大三阶段，我能够在学习讨论中与班上最好的同学抗衡。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杰出的教授，其中大部分撰写法律学方面的教材，而且写作范围不仅仅限于法律学。讲授刑法学的教授是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老师。他的讲课极为出色，我们从大一开始就喜欢他。有时我们甚至会逃课去听他的课。这位教授的嗓子不好，讲课时会感到喉咙发干，这是一种职业病。所以，他总是在桌子上放着他的水瓶和水杯，开学、上课和参加集会他都是这样。两个小时的课结束时，水瓶里的水就会下去一半。但有一次……
课已经上了一会儿了，这时门吱呀一声开了，清洁女工走了进来，将水瓶和水杯放到教授的桌上。她比平时晚了一些。我们已经是大四的学生，感觉是系里的老资格了，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当那位清洁女工送来水瓶时，学生中出现了一些骚动。教授察觉到了发生的事：
“同学们，即使是讲最好的课也需要加点水。”
我跟着萨克提副教授学了一年半拉丁文。他是一位年长的老牌教师，讲课充满激情，每次上课都会拖堂。当我们没有听懂或是提问时，他就会显得急躁和紧张。他在大声朗读西塞罗的演讲辞时会进入情绪无法自控的状态。
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位教授，我们都喜欢萨克提。我们决定给他送生日礼物。有人问道：“你们看到他的公文包了吗？”这是一个大号公文包，已经陈旧、磨损和变形。我们共同出钱为他买了一个漂亮的大号公文包。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我以优等成绩从母校毕业，得到“红色毕业证书”。但我有两个4分，比最好成绩少一分，都是拉丁文课的成绩。萨克提副教授看到我的其他课程全是5分，只有拉丁文课程是4分的时候，他的反应十分有趣：
“戈尔巴乔夫同志，怎么会这样？”
“我不知道，一定是你的错。”
我们都发出会心的大笑。
因此，看到贴在毕业证书上的成绩单，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萨克提副教授的身影。
我们的法律系有多棒？法律系提供宽领域、多方面的教学。我十分赞赏系里的一组历史学课程：国家与法律的历史与理论、政治学说史、外交史。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讲授与经济系相同，哲学史课程的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有逻辑学、拉丁文、德语。最后是一组法律学课程：刑法与民法、犯罪学、法医和精神病学、刑法与民法诉讼、会计学和行政法、金融法、集体农庄法、婚姻法和家庭法，当然还有国际公法和私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与法律等等。
课程体系的内在逻辑是，学习法律学就必须具备现代社会经济和政治运作方面的坚实基础，因此必须掌握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
对我而言，大学是科学殿堂，是汇聚国家感到骄傲的高端人才之地，是青年人能量、动力和探索的源泉。在这里，学生能够接触到历史悠久的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高等教育的民主传统，这个传统历经艰险延续下来。许多著名科学家和科学院院士都将能在莫斯科大学任教和讲课视为一种荣耀，其中许多人担任理科院系的院长和系主任，都出版了几十本署名专著和课本。老师们的讲课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些范围广阔的人类知识是我前所未闻的，为我们传授了科学思维逻辑。即使是在最为萧瑟的时期，社会生活的脉搏依然能够在莫霍瓦亚大街的大楼里触手可及。“追求真理”和有益批评的精神延续下来，即使有时不得不采取隐秘的方式。
当然，人们不应该美化大学的真实状况。我在莫大的前三年处在“晚期斯大林主义”时期，出现了一股新的报复浪潮，不受限制地开展了反对“无根基世界主义”和“谄媚西方”的运动，还有臭名昭著的“医生案件”……
当时处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环境之中。整个社会都处于1938年斯大林有关共产党历史的教科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既定方案的支配之下，该书被赞为最高阶段的科学思想。大学主管干部和苏共规定的学习过程从第一个星期起就抑制青年人的思想，向他们的头脑中灌输一整套坚不可摧的教条，避免他们受到独立思考、分析和对比的诱惑。意识形态流毒渗透到各个层面的授课、讨论课和学生团体的辩论之中。
我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对一个教授关于某个问题的分析提出批评意见。我的室友是一个战争复员军人，在我们年级中年纪较长。他对我说：“你应当留着你的话，等到你通过考试以后再说。”我没有接受他直率的规劝，但接下来就是考试。我开始回答得十分自信，但答到一半时我错引了一本书。教授显现出错愕的表情，我立即改正了错误，但已经太晚了。
他坏笑了一下，在记录本上写下几行字，然后就不再听我的回答。考试结束时，他掩饰不住高兴，说道：
“哦，戈尔巴乔夫，是不折不扣的4分。”随即将分数填到我的成绩册上。
我决定不参加重考，尽管我的其他课程成绩都是5分。这使我失去了个人奖学金，对我的个人声誉尤其是我的钱包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打击。
我认为大学——教授和学生——受到严密的监视。人们能够感觉到顺畅运作的思想控制制度的存在。对官方路线的细微偏离或缺乏信仰的企图，至少会冒风险，在团的会议或党的会议上受到训斥。
对教授实行一场新清洗的说法传到我们的耳里。对他们提出的指责如此站不住脚，以至于学校当局不得不予以撤回。例如，一生都在研究基辅罗斯的著名学者尤什科夫[1]被贴上“无根基世界主义”的标签。
在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上，尤什科夫准备接受批判。他身着十分寒酸的装束。他站到讲台上，并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讲了一句话：“看着我。”面对人群的是一个身穿“托尔斯泰衬衫”的人，腰上系着一根绳子而不是皮带，手上拿着一顶破旧的草帽，一个遵纪守法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房间里的人大笑起来。人们没有进行空洞的假科学批判，常识向激动的人群传递了一个简单的想法：“要是认为他是世界主义者的话，我们一定是疯了。”尤什科夫的案子被取消。
我们喜欢尤什科夫教授的讲课。他的讲课不像是正式的授课，而像是“轻松的谈话”，内容包括那些很早以前的激动人心的故事，那些有关我们祖先的生活。尤什科夫教授对纪律的要求十分严格。尽管如此，我们有时还是可以开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玩笑”。比如说，我们这样问他：“教授，你为什么不在讲课中引用马列主义的经典论述呢？”他会立即打开他的大号公文包，拿出一本书来，戴上眼镜，查找相关的语录。
如果说大学生所受到的大规模宣传没有留下任何影响，那么我就不够诚实。我们是时代的孩子。现在回想起来，一些教授只不过是在“走过场”，我们学生还是真心对待我们所学的东西，虽然我们只掌握了一些表面知识。
教育体制似乎千方百计地防止我们学会批判性思考。但即使这种体制存在，随着我们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从大约三年级起，我们开始认真思考我们所学和所接受的东西。
法律系中自由思考仍然存在的证明体现在讽刺短剧里，该剧的内容是对奥斯塔普·本德的模拟审判。本德是两本著名的讥讽小说《十二张椅子》和《金牛犊》中的主要角色。我们在1946年上演这部短剧，当时那几本十分著名但长期被禁的小说首次付印。我们的短剧模仿真正的审判。剧中有法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还有奥斯塔普·本德。法庭上各方的激辩和对奥斯塔普·本德“生活和活动环境”的评判，导致法庭判决他无罪，并得到确认。用本德的话来说就是他“遵守了刑法”。所以这一切的结果是“庭审”参与者被大学开除。
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利用反“世界主义”运动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这预示着一场意识形态逆行浪潮的到来。但是，获取新知识的过程，特别是在莫大这样以民主传统著称的大学，在我们年轻人的心中激起波澜。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对新的世界知识的获取本身就改变了我们。对于纪律的态度，尤其是对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是国家和党所强调的方面。我们透彻地学习列宁的著作，这使我们获益良多，因为我们必须了解列宁的观点。但这也使我们熟悉了他的反对者的思想。根据学术研究的规则，列宁在他的著作中大量引用他们的观点。
列宁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俄国特色”，这使他更加具有激情。“列宁主义”对原始的马克思主义作了一些增补，特别是几乎被遗忘的马克思早期思想和他的人类学探索……
我记得玛丽亚·卡扎丘克副教授开过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讨论课。她急于要我们相信斯大林对“马列主义”的官方解释是唯一正确的解释，消除了对布尔什维克党史各个时期的存疑之处。
作为一个来自乡村的人，我发现书本上有许多关于农民政策的叙述让人感到难以理解。事实上，那个时候农民的地位等同于农奴地位。他们甚至不能持有国内护照，不能在自己国家里自由旅行。税收政策更是十分严苛。每个农民家庭，无论是否饲养家畜，都必须向国家交纳20公斤肉和120升奶。荒唐至极的是，财政部长兹维列夫[2]通过法律，对每棵果树征税。这位部长不知道或不想知道果树并不是每年都结果。结果，农民们开始砍伐自己的果树。
斯大林政权把农民当作农奴来对待。因此，农村人比城市人更加怀疑现存秩序的公正性，这就不是巧合。与我的城市同学不同，诸如“集体化”和“集体农庄制度”概念对我来说不仅仅是理论，而且是现实。我通过亲身经历认识到集体化和集体农庄制度是多么不公正。
当然，所有这些都对我们年轻的心灵造成困扰，因为许多人都有相似的观察、经历和背景。
在此绝无夸大之处。我可以举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奥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列莫夫[3]的例子。他与赫鲁晓夫一起工作过，但是他们两人都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候补委员。叶夫列莫夫是出席1952年苏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之后立即举行了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选举苏共最高领导层。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演了一场戏：他说自己年事已高，打算辞去职务。叶夫列莫夫回忆道，在那个时刻，斯大林迅速扫视在场的代表，查看他们对他表态的反应。反应是“正确的”，几位代表（包括马林科夫[4]）冲上讲台，劝说斯大林继续担任国家元首[5]，称人民不能理解与此不同的结果。然后，领袖摆出姿态，好像在说：好吧，你们说服了我。
接着，（也许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斯大林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批评政府官员，特别是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阿纳斯塔斯·米高扬[6]。他批评米高扬对待农民过软，称他为“后来的弗鲁姆金[7]”。弗鲁姆金是党的老干部和科学家，他反对列宁去世后推行的农民政策。斯大林概括了他对农民的态度：“我们永久性地给了农民土地。农民就永久性地欠了我们的债。”这就是农业政策。
正如上文所言，当我在莫大读书时，安全部门虚构了臭名昭著的“医生案件”[8]。
这个案件引发了新的反西方宣传浪潮、反犹攻击行动和对犹太人叛国行为的指控。这是不公正和不道德之举，制造了社会的不满。
简言之，社会现实已经渗入到我们的学习过程之中，对我们从课本上学到的“最公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各族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和“敬爱的共产党”等观点产生了影响。1952年——1953年冬发生的一件事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我的一个朋友——伏罗迪亚·利伯曼是一位战争复员军人。一天上午，他没有来上课，几小时以后才现身。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如此沮丧和慌乱。“怎么回事？”我问道。他放声大哭。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有轨电车上的乘客嘲弄他，边羞辱边咒骂地将他扔下了车。我感到十分震惊。
我在思想上已经成熟起来，所以要弄懂周围发生的一切，内心里对教学中的繁琐哲学和教条主义产生异议，那些做法有时看上去很像是思想上的洗脑行为，其中包含着侮辱和羞辱的成分在内。
记得在1952年秋，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之后，一位老师认为在课上朗读全文是最好的教学举措。我认为这太过分了，递上一张纸条给他，指出我们均已读过这本著作，只是在课堂上机械地朗读该著作是对学生的侮辱。
这个教授即刻做出反应，顿时勃然大怒，说某个狂妄自大的人甚至不敢在纸条上留下名字，自以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斯大林同志著作中的所有内容和结论”。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说纸条是我写的，一下子闹得不可收拾……这件事被汇报给共青团和党组织，上报给莫斯科市党委。当时，我担任本系负责思想工作的共青团副书记（书记是鲍里斯·斯皮里多诺夫，后来担任莫斯科大学党委书记）。最后，这个事件被软处理了。我想“我的工人阶级——农民出身”又一次起作用了。
多年之后，在十分困难的1991年12月，我会见了作家贝尔亚耶夫，他与我同一时期在莫大学习。我们回忆了这个事件。他说在那些年里，用现在的话说，戈尔巴乔夫几乎被认为是一个“异见分子”。当然，我不是异见分子，尽管我对当时的情况持有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态度。
总之，我了解斯大林统治时期的真实生活和一些正在发生的情况。我感到我并不孤立。在严格意义上，我们不是异见分子。更确切地说，我们是“修正主义分子”，因为需要恢复“真正的”社会主义。
我曾经读过安德烈·萨哈罗夫[9]写于1953年3月的信件。这里，只引用其中的一段文字：“我受到伟人去世的影响。我想到了他的人性……”人们可以想象到他在当时的感受。但是，那些在斯大林时代生活并了解一切的人们又是怎样呢？他们试图找到斯大林存在问题的答案，又为何带着斯大林的画像到街上游行呢？
无论如何，斯大林去世后，我们法律系的一些学生决定前往圆柱大厅向斯大林告别。排队的人群从早到晚以蜗牛般的速度缓缓向前，好几个小时停步不前。我们抄背街小巷，绕过特鲁布纳亚广场。那天，这个广场发生拥挤踩踏，造成多名悼念者死亡。我们在黑夜里向前走过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最终到达了灵柩跟前。
在此之前，我参加节日游行时远远地见过斯大林几次。现在于圆柱大厅之内，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已经去世的斯大林。
“将会发生什么？”我的同学和朋友泽德内克·米利那[10]问道。“米沙，将会发生什么？”这些都是他的肺腑之言。我认为这不仅表达了他的情感，还反映出他看到斯大林代表了一个完整的体制。
我的大学时代不仅极为有趣，而且十分紧张。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对缺乏自尊而感到痛苦。我学习新东西的速度很快，为了打下扎实的基础，我不得不细读范围很广的课外文献。顺便说一句，这就是在综合性大学学习和在许多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学习的区别。
我是个善于交际的人，与许多同学保持着同志般的关系，还认识许多其他院系的学生，这也是出于我做团组织工作的需要。一个相对较小的朋友圈子形成了，他们是：尤拉·托皮林、瓦列里·沙普科、瓦西里·祖布科夫、瓦洛佳·利伯曼、泽德内克·米利那、鲁道夫·科尔恰诺夫、利昂亚·塔拉韦季耶夫、维克托·维什尼亚科夫、瓦洛佳·利哈乔夫、娜塔莎·博罗夫科娃、娜佳·米哈廖娃、莉娅·亚历山德罗娃、萨沙·费利波夫、柳夏·罗斯洛娃、埃拉·基列耶娃、瓦利娅·雷洛娃、加利娅·达纽舍夫斯卡娅和瓦洛佳·库兹明。我与这些同学和其他未提及姓名的同学一起走进一个新的、前所未知的广阔世界。
社会工作
我从大一开始就参与社会工作。分配给我的第一个社会工作是在莫斯科市克拉斯诺普莱斯内斯基区的国内选举运动中心任副主任。这个区包括莫斯科两条最古老的街道——大格鲁吉亚街和小格鲁吉亚街。这份工作极有意思，能够很有收获地了解莫斯科人和莫斯科这座城市。
全国正在准备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从那时起，我参加了许多选举运动，特别是在改革时期，当时我已是苏共领导人。但是，在莫斯科选举运动中心之一的工作和第一次选举，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记得与选区成员的谈话。我邀请他们到投票站或选举运动中心来，回答他们没完没了的问题。有时，我不得不记下这些问题，将它们分门别类，再提供答案。
那时的大格鲁吉亚街和小格鲁吉亚街与今天的状况相去甚远。现在，街道上都是些具备一定舒适度的现代楼宇，如商店、文化设施、咖啡馆和餐馆等，生活十分便利。而在那个时候，街道两旁房屋墙壁的状况很差。墙的内外两面均用木板制成，外墙面质量还可以，但内墙面是用粗糙的劈材板和拼装板制成。木板之间的空间用矿渣填上。经过一些年头之后，墙体就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但是，没有人在乎房屋的外观如何，他们更在乎怎样才能使房屋保暖。人们用油灰或棉花、羊毛塞住墙上的裂缝。天花板的问题最为严重，需要进行维护修补。
自来水和取暖设施方面问题重重，而且水电气供应设施的资金十分吃紧。
我们设法解决了一些小问题。但说实话，真正的问题是这些房子都已破旧不堪，与住户的对话都是这样收尾的：
“请向政府转达：水电气设施都有问题，而且许多年了也没有解决。这些都不是房子，只能是棚屋。除非我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我们不会去投票。”
我看到了莫斯科人的真实生活和他们的生活条件。这是一幅令人沮丧的画面。当然，在我的大学时代，我还去了莫斯科的不同地区，参观了不同的住宅。
与我同在共青团任职的一个同学名叫维克托·布利诺夫，他父亲是吉尔汽车制造厂的工长，住在高尔基大街。政府为他们家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新居住区提供了一套公寓，条件相当不错。我出席维克托的婚礼时去过他的家。他家的邻居是著名的女演员——薇拉·马列茨卡娅[11]。显然，这是供精英居住的公寓。
此外，我还去过娜佳·米哈廖娃和莉娅·亚历山德罗娃的家，那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与普通莫斯科人完全不同的世界，居住条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几年之后，我来到莫斯科出席共青团代表大会。我一有空余时间，就来到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原宿舍楼。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重访我们的“光荣”之地。然后，我漫步于在选举期间所“负责”的那些街道——大格鲁吉亚街和小格鲁吉亚街，我已经认不出来了，街道的外观已经焕然一新。
校友们有一个传统，毕业后每五年到莫斯科重聚一次。我们大多数同学都是莫斯科人，但许多同学在外省工作。时光留下痕迹，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还能像以往那样年轻和精力充沛。这些重聚带给我们的既有欢乐也有伤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同学中的老大哥沙普科，他会告诉我们在过去的五年中每一个同学的情况。
我们最近一次的同学聚会在2007年举行，大多数同学已经到了75岁的年纪。老大哥的情况介绍并不令人感到舒服，至少40%的同学已经过世，不能再来参加同学聚会。我们同意同学聚会的次数再增加一些，下一次聚会是在2010年。
共青团事务
在1950年——1951年期间的值得回忆的选举运动中，我的积极工作获得了朋友们的认可，在法律系读大一时就当选为共青团书记。法律系的规模不如其他院系那么大，但共青团员人数很多，超过2500人。后来，我当选本系负责思想工作的共青团副书记。对于团的工作情况，我已记不清了，学习占用了我的大部分精力。院长办公室不会因为共青团工作就降低对学业的要求。团组织的一项任务是要监察学生的政治情绪表达情况。那是在斯大林时期，莫斯科大学及其最具活力的部分必须加以特别密切的关注。
共青团的主要工作是过组织生活。除了学习之外，我们还要负责业余活动：参观博物馆、组织看电影和戏剧、安排远足活动等，所有这些都由团组织操办。这是那些年里一支真正的力量，在大学里可谓无处不在，但没有实权。大学里发生过种种事件，有时情况会变得十分微妙。
在这里，我通过一个事件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理科院系学生和文科院系高年级学生搬到莫大在列宁山的宿舍楼，这里的条件比斯特罗门卡大街宿舍楼的条件要好很多。但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受到了侮辱性的对待，引发了与校长办公室的冲突。显然，校长和他身边的人十分注重我们的道德情况。女生住在一个区（想一下“区”这个用语，听上去像个监狱），男生住在另一个区。这些区确实像监狱里的区，不允许来访者进入。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是个难题。做个比较的话，我可以说今天出国都比那时去另一个住宿区容易。
在从斯特罗门卡大街搬到列宁山之前不久，我与赖莎结婚。她的宿舍在“G区”，我的宿舍在“B区”（分别坐落在同一幢大楼的两翼）。尽管我们已是夫妻，而且已经正式登记结婚，但我必须在晚上11点之前离开赖莎的宿舍。如果我在她的宿舍多停留一点时间，比如说十分钟，电话铃就会想起，警示声就会传来：“你的房间里有陌生人，这违反了规定。”我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均告失败，当时的所有人都是这种待遇。
这样的宿舍安排给组织宿舍活动制造了很大的问题，因为学生并不是按照院系安排住宿，而是按照校长办公室的规定方式安排住宿。
我必须说，我们很喜欢我们的校长伊凡·彼得罗夫斯基[12]院士。前任校长是内斯梅亚诺夫[13]（院士，在当选苏联科学院院长之后离开莫大）。彼得罗夫斯基是一位研究数学的著名科学家，十分善良，关心他人。然而，如此善良的人却能听进去各种歪主意，造成这样荒唐的隔离状况。
这个学生住宿制度一直存在到当年12月份共青团报告和选举大会召开为止。这是我记忆中冲突最为激烈的一次年度大会。校长办公室、院系负责人和地区、市的教育主管们均由于他们的傲慢和不尊重学生而受到严厉抨击。在大会召开期间，一个名为《蓟丛》的墙报问世了，上面贴有用讥讽口吻讨论和描写共青团生活的纸片。当大会代表们在中间休息时间走出会议大厅时，他们能够收到大量的写有讥讽文字的纸片。
我记得门厅的柱子上贴着一幅漫画，画着校长的长筒靴践踏结婚证的场面。大会猛烈抨击学校领导，要求对年初搬到列宁山后的安排做出改变。校方的反应十分迅速：寒假后学生住宿重新按照院系安排，生活重返正轨。
列宁山是莫斯科一个十分美丽和出色的地区。我无法对建筑风格做出评价，但在我看来，这里与按照斯大林的指令建造的其他几座高耸的大楼一样，具有明显的特征。顺便提一下，莫大这个“共产主义建设项目”主要是由犯人建造的。建筑工地是古拉格的一部分。
我于1952年入党。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在填写入党申请书时如何填写祖父和外祖父，他们都是镇压的受害者。虽然外祖父从没有被定罪，但他被监禁了14个月。而祖父则未经审判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当我申请成为预备党员时，没有人在乎这些问题，因为家乡人了解我的一切。我给父亲写信，因为我知道他入党时必须填写相同的问题。但我们在夏天见面时，父亲说：
“我没有填写任何表格。在前线，我们在参加战斗前入党，没有时间填表格。我们面临着死亡。这就是我的答案。”
这样，我，他的儿子，需要先后接受苏共莫大党委和列宁区党委的严格审查。
第一次相见
莫斯科大学是一个具有不同心态、不同背景和不同民族的师生的汇聚之地。不仅如此，人们在此生活打交道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通常能够在今后的许多年里让大家互相保持联系。学生们聚会相见的地方是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学生俱乐部。
这是一座简朴的建筑，原先也许是军队营房，对我们来说是一处真正的文化殿堂。著名的演员和歌唱家都到这里来表演过，比如列梅舍夫[14]、科兹罗夫斯基[15]、奥布科娃、扬申、马列茨卡娅、莫尔德维诺夫[16]和普里亚特[17]等。他们都是莫斯科戏剧界的精英，将演出视为一种光荣的义务，向年轻人介绍艺术和美感。这是艺术界知识精英的优秀传统，植根于革命前的时代，但这种传统在今天几乎已经失传了。我们这些来自伟大国家城乡的学生，在这里观看演出，接受真正艺术的熏陶。
如我所言，俱乐部里有许多业余活动小组，包括讲授炒鸡蛋的方法、缝补衣服裤子的窍门和学跳交谊舞等，当时的年轻人对此相当痴迷。俱乐部经常举行舞会，我很少到场跳舞，更愿意把时间用在学习上。但我的同学经常去跳舞，回来后还谈论他们舞伴的风采。
195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宿舍里为讨论课做准备。突然间，我的朋友尤拉·托皮林和瓦洛佳·利伯曼冲进屋来，显得十分兴奋，邀请我与他们一起去俱乐部。
“让你的学习见鬼去吧，来俱乐部会会新来的漂亮女生吧。”
“世界上的女孩多得不得了，你需要学习以外的东西。”
“忘掉那一切吧。”
“好的，好的，我去就是了。”
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到俱乐部去。我完全不知道我的命运将会就此注定。我寻找我的同学，走近他们。他们在谈论着什么，与他们的女朋友一起大笑。我发现他们大笑的原因是两米高的退伍军人尤拉·托皮林。他们在谈论谁做他下一支舞的舞伴。尤拉想要与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生跳舞，朋友们都取笑他：
“不可能，你们看上去会很别扭。”
事实上，那个苗条、娇俏的金发女生与尤拉形成强烈的反差，其他男生也在邀她跳舞。出乎我的意料，这个端庄、冷静的女生说：
“我会与尤拉跳舞。我们是同事，都是宿舍委员会的委员，我会跟他跳舞，我们有事要商量。”
我站在边上，等着这支舞曲结束。音乐一停，我就被介绍给了赖莎·季塔连科。我必须承认，在我们第一次相见时，她并没有看中我。我装作并没有对她一见钟情的样子。我们没有机会交谈，因为舞会在下一支舞曲停止后就结束了。
几天之后，托皮林邀请赖莎和哲学系的其他女生来到我们的宿舍。我们一起喝茶，时断时续地交谈着。赖莎没有注意到我，不久她就说要走了。顷刻间，话题转了，女生问我们的岁数和在哪个前线作战。实际上，我的大部分室友都在前线打过仗。我也被问道：“你呢？”
“没有，我从未上过前线。”
“为什么？”
“战争结束时我只有14岁。”
突然，赖莎说道：
“我从来没有想过你只有20岁。”
我的反应显得很白痴：我把护照拿出来给她看。我事后后悔这样做，感到很丢面子。当时我只能这样说：
“噢，我并没有问你的年龄，这不礼貌。”
“但我还是要这么说。”
“我想我们一样大。”我说。
“不，你比我大。”她答道。
我们的第二次相见就这样结束了，之后我好像丢了魂似的。我想见到赖莎，想看到她的眼睛。这并不难，宿舍楼人流如织，学生们每天都会在门口、餐厅和图书馆碰到好几次，其中在图书馆碰到的几率最大。
我被赖莎吸引住了。虽然她穿着朴素，但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一天，她头戴一顶小帽子，还戴了面纱。我想弄清楚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她很介意自己给人们留下的印象。
一次我看到赖莎与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头男生在一起。他在请她吃巧克力，我向她打招呼，她也回了一个招呼。这就是我们的第三次相见。我请尤拉去弄清楚与赖莎在一起的那个家伙是谁。尤拉回来告诉我，他是物理系的，名叫阿纳托利·扎列茨基。尤拉说：“你知道，米哈伊尔，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据我所知他们就要结婚了。”“哦，”我自己思忖道，“我已经失去机会了。”
大约两个月之后，我去俱乐部听一场音乐会。俱乐部里已经挤满了人。我沿着走道向前走，希望能找到一个空座位。突然，一位身穿带圆点花纹的蓝色外套的姑娘站到我的面前。这是赖莎。
她问我：
“找座位吗？”
“是啊。”
“你可以坐我的座位。我走了。”
我至今都不知道是什么使我灵机一动，我想大概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冲动。我说道：
“我送你回宿舍。”
她没有反对。我感到她很沮丧。我问道：
“为什么要走啊？”
“我没有心情而已。”
事实上，她看上去情绪低落。我们从俱乐部走出来后，我说：
“我们去散散步吧。”
“我不介意。”
“那么，你最好去穿上暖和点的衣裳。”
我们在十分钟后碰面，出去散步两个小时，在亚乌扎河与索科尔尼基地铁站之间来回行走。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散步。天气很冷，但我们的感觉却越来越好，我们谈论学生事务，大约晚上11点回到斯特罗门卡大街。
我们的宿舍在不同的楼层，但相距不远。我送赖莎到她的宿舍房间门口，说道：
“这次散步很愉快，我很喜欢。”
“是的，是这样。”
“你明天晚上做什么？”
“我不知道。”
“也许我们可以去看电影，你的下课时间与我的一样。”
“好的。”
“这么说，我五点钟来接你。”
“很好。”
第二天，我们去看电影，一起吃冰淇淋，平静地说这说那。我应当说一些凡人琐事。我认为这些凡人琐事在当时的环境中十分重要，至少比出示我的护照要好得多。
从那天起，我们几乎每天都出去散步。一个晚上，赖莎邀请我到她的宿舍，她的朋友也在宿舍里，我都认识她们。她们都是些精力旺盛的女孩，嘴尖舌快。我头脑里的声音敦促我最好保持沉默，只是被问到时才回答，而且只是挑一些问题回答，但我自己并没有提任何问题。
当然，赖莎在她们中间还是十分出众的。她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美人，但她魅力四射，十分迷人。活泼生动的面庞和眼睛，苗条优雅的身材。她在上大学的最初几年一直练体操，直到一次从吊环上摔下来才停下来。她的声音让人陶醉，至今仍在我的耳际回响……
赖莎的室友是妮娜·利亚基舍娃、丽雅·茹西诺娃和另一个妮娜。她们的男朋友也是哲学系的学生——尤里·列瓦达[18]和米拉·玛马达什维利[19]。列瓦达后来成为教授，创建了社会学研究中心，现在这个研究中心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在不久前去世。
玛马达什维利是一个高个头的格鲁吉亚人，长得十分英俊。他在当时已表现出他的卓越才智。后来他成为苏联的杰出哲学家。很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
她们问我对于玛马达什维利的印象，但我们与他和列瓦达的相处时间很短，很难说出个人的看法。当1990年代初格鲁吉亚陷入动乱之时，米拉所说的话不仅在格鲁吉亚回响，而且还传遍了苏联：“如果我的人民投票选举加姆萨胡尔季阿[20]，我就会起来反对我的人民。”
这件事要在很久以后才发生。当时，我们三人都各娶了同一个宿舍的女生。事实上，只有赖莎和我一直在一起，米拉与妮娜离婚了，后来尤里和丽雅也分道扬镳。赖莎去世以后，我收到米拉的妻子妮娜的一封手写长信。我保留了这封信，以纪念我们的学生时代。最近，这封信被收入赖莎的一本书——《肖像饰缀》。[21]
法律系与哲学系都在莫霍瓦亚大街上，比邻而立。下课后，赖莎与我经常在院子里的拱门下碰面，在莫斯科城内进行长距离散步。途中总会有两到三个电影院，我们在一起很开心。一开始，我们肩并肩向前走，不久就改成手拉手了。这已不仅是我们的习惯了，通过手的接触，我们相互在身体上感觉到对方的存在。
我们陷入热恋之中。我的同学开玩笑说：“我们失去米哈伊尔了。”托皮林和利伯曼也成了赖莎的朋友。他们认为他们对我们的相恋劳苦功高。
冬季的一天，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与往常一样，我们下课后在莫霍瓦亚大街的院子里会合，打算散步去斯特罗门卡大街。很奇怪的是，赖莎保持沉默，不愿回答我的问题。我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我们不要再见面了。这些日子我很愉快，我感谢你。但我的感情已经被伤害过一次。我与我所信赖的人分手了，我不想再有这样的体验。最好在分不开之前现在就分手吧……”
我们都沉默了很长时间。当快到斯特罗门卡大街的时候，我对赖莎说我不能依从她的这个要求，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这就是我的爱情表白。
我们走进宿舍楼，将赖莎送到她的房间。在道别时，我说两天之后会在大学院子里的老地方等她。
“我们不应再见面了。”
“我会等你的。”
两天之后我们又见面了，再也没有分开过。
很快，赖莎就把她的事讲给我听。
“我与阿纳托利·扎列茨基交朋友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已经在考虑结婚问题。他的父母住在立陶宛或拉脱维亚。他的父亲是波罗的海铁路局的局长，一个管理铁路的大老板。他的母亲是个雄心勃勃的人，给人印象深刻，而且很吸引人。他安排了我们之间的会面，他母亲搭乘铁路专用私人车厢前来。我受邀去见她，但他母亲不喜欢我。阿纳托利无法让他母亲改变主意。我们只好分手。我十分痛苦，受到沉重打击。我的生命也失去了意义。我的一个朋友说：‘你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男人？’”
研究生们和物理系、数学系的学生都知道了赖莎与阿纳托利分手的事。突然之间，许多人开始追求赖莎，直到我们见面，正如我已经讲述的那些经过。我们两人都做出了我们的选择。赖莎轻易不与人交朋友，但她是一个忠诚的朋友。对我来说，她是一个忠诚的朋友和亲爱的妻子。
夏天的一个夜晚，在斯特罗门卡大街宿舍楼前的广场上，赖莎与我一直谈到凌晨。那个晚上，我们同意将永远在一起。
暑假期间，我回到普利沃诺耶村的家里，将我的结婚计划告诉了父母。他们没有见过赖莎，不认识她，但都没有特别反对这桩婚事。在此之前，我已经写信给拖拉机站站长，请他让我担任联合收割机司机助手，即我原先承担的工作。我对他说我的生活将发生重大变化，我需要钱。站长同意了我的要求。赖莎去巴什基尔过暑假，但她没有跟她的父母讲我们的事。
这样，在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我们做出了有关我们生活的最重要的决定。我带着一笔钱来到莫斯科，比赖莎回来得早，就是为了去接她。我们在卡赞斯基火车站相见时是何等快乐啊！十分美妙和无法忘怀的日子开始了……婚纱礼服需要订做，我平生第一次订购了一套藏青色（被称为“突击手”的颜色）西服。在结婚登记之前，我们在基洛夫斯卡亚地铁站附近的照相馆拍了我们的照片。这些是我们的照片簿里最好的照片。
婚礼预定在11月7日公假日举行。我们没有急着去领取结婚证。但有一天，我们走上横跨亚乌扎河的大桥，前往普里奥布拉任斯卡亚广场。索科尔尼切斯基区的婚姻登记处就在大桥的另一端。我对赖莎说：“我们进去看看。”“好的。”
我们进去查询了领证需要提供的证明文书，填写了申请表。
1953年9月25日，在一群好朋友的陪伴下，我们重新踏入这个庄严的机构，领取了结婚证，号码是：PB047489。结婚证上的文字为：公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生于1931年，公民赖莎·季塔连科，生于1932年，依法成婚，由以下附加签字者为见证人，并在本证书上加盖印记。一切都是那么朴实无华，与今天婚礼的情形不同。从那以后，我们每年都庆祝这个日子，无论是在家里、在火车上、在度假中，甚至在飞机上都是如此。我们不仅仅是庆祝这个日子，我们觉得这样做的感觉更为美妙，让人十分快乐。
一次我们在基斯洛沃茨克度假时，庆祝了这个私人的重要日子。这是在1973年，我们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我在一家能够俯瞰全市的餐馆预订了座位。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满是度假者，到处是音乐、舞蹈、干杯、再干杯。我点了一瓶香槟、一瓶红牌伏特加和当地的高加索菜肴。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以至于没有发现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当时的心情就是要把点的酒全部喝光。赖莎饮了一杯香槟，剩下的全由我来包圆。我再也没有这么畅饮过。
1990年代初，当我“赋闲”之时，我们决定去莫斯科的剧院餐馆庆祝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赖莎说她要一杯高品质干邑白兰地。我们都喜欢干邑白兰地，又要了第二杯。音乐响起，我们俩都很高兴。但出了点小麻烦，我们要的干邑白兰地“路易十三”很贵，所以接到账单时，我几乎付不出。我把身上的所有现金都拿了出来。如果不是事前有所准备，那将会是十分尴尬的事。
……我们家的一个典故是我们一起生活后不久赖莎做了一个梦。
她梦到我们在一个又深又黑的井底，可见的光亮高高地悬在我们上方。我们相互帮助，试着爬出去。我们的双手满是伤痕，流血不止，疼痛无比。赖莎抓不住井壁了，但我抓住了她，我们继续慢慢地向上爬。最后，我们爬出了黑色的井口，精疲力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笔直、洁净和绿树成行的道路。在天际线处，是一轮明亮的巨大太阳，道路好像一直通往太阳里面，消失不见了。我们走向太阳。突然间……令人恐惧的黑影投射到我们的前面和道路两侧。这是什么？森林声音低沉地回答道：“敌人，敌人，敌人。”我们的心向下一沉……我们手拉手继续向天际线、向着太阳走去……我们在1953年9月25日进行婚姻登记，但直到10月初我们搬到列宁山宿舍楼之后才成为夫妻。当时，莫大学生要去莫扎伊斯基区挖土豆。一天晚上，我回来后，赖莎在她的宿舍为我们两人举行了一个婚礼派对：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一切和永恒。
学生婚礼
我们的婚礼派对于11月7日在斯特罗门卡大街宿舍楼的餐厅举行。我们邀请了同学和朋友参加。餐食都是当时的传统样式和种类：俄罗斯沙拉、咸鲱鱼、煮土豆和红牌伏特加。此外，我想还有一些肉和肉排，总之这是我们能拿出来的一切。赖莎身穿一件雪纺绸婚纱礼服，十分合身。她穿上婚纱礼服到镜子前面整理和打扮了很长时间。我问道：“你喜欢吗？”
“我很幸福。”
赖莎喜欢漂亮的衣服。她有独特的过人之处，来自偏僻省份的贫困家庭，进入大学读书。即使是在大学阶段，她也与其他大部分女生不同。我心里常常将她与别人作比较，她是真正的公主，这绝无夸大之处。我很高兴她喜欢保持漂亮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的收入不高，仅能维持日常开支。但是，只要有一点点机会，我们就会给赖莎添置一些新衣服：一条裙子、一件上衣或一块大衣布料。我能记得用一块绿色布料做的大衣，腰部收紧，配上小高皮领。赖莎穿了八年之久，直到一侧磨破了。她穿什么都很合身，时时注意自己的体重。当她的眼睛下面出现皱纹时，她马上采取行动。我并不是说她要浓妆艳抹。不是这样，读者们也许会对此感到吃惊：她30岁之前从来没有化过妆。她总是两颊红扑扑的，也许她的血管比较靠近皮肤表层。有一次，一位教授在莫霍瓦亚大街拱门下的学生餐厅排队时，排在赖莎的后面。他看到她取了一杯番茄汁，说道：“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你的面颊总是玫瑰色的了。”
赖莎从内心里就有一种要在任何场合都保持漂亮的推动力。在我们一起生活的岁月里，她每天早上露面时的发型总是一丝不苟。伊琳娜和外孙女们都继承了这个特点。外祖母是外孙女们保持典雅气质的榜样。
现在回过来说说我们的婚礼派对。如我所说，赖莎不得不向她的朋友妮娜借鞋子。当然，我们大家一起畅饮、唱歌、跳舞。大家一再祝福我们，齐声大喊“苦的！”这就是说要我们相互接吻来变为“甜的”。接吻对赖莎来说是一个难题，她认为这是一件很私密的事，只能在我们两个人之间进行。但是……
我们喝得很痛快。我们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宿舍里过夜，30个客人都挤在一个房间里。
赖莎与我开始进一步了解对方，日子过得愉快。我们不再小心翼翼……直到我们意外地发现赖莎怀孕了。我们很想要一个孩子，但医生坚决不准赖莎这样做。原因是她患有风湿病，各处关节经常肿胀，躺在那里脸色白得像纸一样，动弹不得。她发病时是在斯特罗门卡大街，我和朋友们必须用担架把她送到医院。所有这些——疾病和治疗对她的心脏产生了严重副作用。医生表示：我们不能保证她能平安分娩，你可能要在保母亲还是保孩子之间做出选择。
我们完全不知所措。赖莎哭泣不止，我对她说：“我们会有孩子，但现在你要听医嘱。”她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妇产科诊所做了一个手术。
我们对此毫无经验可言。没有任何人在中学、大学或医院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做，也读不到这方面的书籍。手术结束后，我问医生：“您的建议如何？”回答十分简洁：“你们必须避孕。”“您建议采取何种避孕方法？”“最有效的避孕方法就是禁欲。”我们得到的建议就是这些。
我们的婚姻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一方面我们有很多快乐和欢笑，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被束缚住了。医生建议我们到一个气候条件不同的地方去。我们去了我家乡的村庄（下文还有更多的记述），这对赖莎的身体帮助很大。1957年1月6日（俄罗斯的圣诞节），赖莎在25岁时生下了我们的女儿伊琳娜。
赖莎于1954年大学毕业，我还需在大学再读一年。我们决定守在一起，不论是在莫斯科还是一年后我毕业被分配到其他地方都不分开。人们建议赖莎读研究生，但不走运的是，她没有被哲学系录取，而是到莫斯科列宁教育学院哲学系读研究生。我们还有一年时光，几乎没有去想今后的发展方向如何。这是年轻人的典型做法。
那一年我们的计划是去普利沃诺耶村看望我的父母。我们需要做一些“外交”工作以恢复我们的名声：我已经粗略地对我的父母讲了我们的结婚计划，而赖莎根本没有对她的父母讲这件事。1954年夏，我们动身去普利沃诺耶村。我不记得路上的具体情形，能记得的只是先乘火车，然后就是搭便车到家。
到了村里之后，在回家之前我们先去看望了外祖母。我每次经过她的家门总要进去看看。1953年秋末，我的外祖父潘捷列伊去世了。我记得他们送我去莫斯科上大学时的情景。我跳上卡车的车厢里，向后看到外祖父站在那里流泪。从来没有人在此之前见过他哭泣，他是个十分内敛的人。全村的人都很尊敬他，大多数村民冒着冷飕飕的秋雨，参加了他的葬礼。
外祖母看到我们很高兴。她打量着赖莎，走到她的跟前，用双臂搂着她说：“你长得这么瘦啊，真漂亮。”外祖母很快就喜欢上了赖莎。以后，我们每次回家乡都会去看望外祖母。每次，赖莎都会给外祖母一小笔钱，这样她就能去教堂祷告，点上一支蜡烛。在重大宗教节日，外祖母会来斯塔夫罗波尔看我们。直到今天，我都能记得她从家里走到教堂的样子，她在路上跟每个人打招呼。这在普利沃诺耶村是合乎礼仪之举。
当我们到父母的家中时，情况有了一些不同。
父亲从一开始就喜欢赖莎，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这可能是因为他只有儿子，也可能他是一个热情和宽厚的人。他对赖莎的好印象一直没有改变。母亲并不这么看，这远远不是一次亲切的见面。简言之，她很嫉妒赖莎带走了她的儿子。母亲那一次对我说：
“你带回家来的是什么样的媳妇啊？她什么都帮不上手。”
我说赖莎有大学文凭，将成为一名教师。
“那么谁来帮助我们呢？你为什么不娶一个我们当地的姑娘？”
“妈，我将对你说的话你最好记住。我爱她，她是我的妻子。我不想再听到你对她讲这样的话。”
母亲开始哭泣，我觉得对不起她。但这事必须要讲清楚，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一直应该持有的立场。赖莎感受到了她婆婆的不友好态度，当然感到紧张。一次，母亲要赖莎去井边取水来浇后院的菜地。父亲迅速掂量了一下情况，对赖莎说：“我们一起去浇水。”母亲大发脾气，过了一段时间她的怒火才逐渐平息下来。后来，当她对赖莎的了解增多之后，她的态度变得温和起来。孙女诞生了，我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在经济方面接济我的父母，给他们盖了一座新房子。
但在当时，看到赖莎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一怒之下冲动地说道：
“妈妈，不是你自己结婚。我们把话讲清楚，这个问题已经结束了，请息怒。”
有一次，因为一些小事，情况又紧张起来。为避免与我母亲吵起来，赖莎离开家，在外面待上很长时间。我来到河边，发现她在那里。
“怎么回事？”
“没什么。”
“很好，这心态不错。”
一天，我们去拜谒外祖父的墓。我长时间地站在这位对我很亲的人的墓前，回想着他一生中经历的艰难时光。
前途何在？
我在莫大的学习就要结束了。最后一个学年，我被安排到莫斯科的莫斯科沃茨基区法院和基辅斯基区行政委员会实习。法院的聆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个关于一伙年轻人恶性犯罪的案子。聆讯进行了很长时间，对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是一个真正的教训。我能记起检察官与被告之间的激烈对峙。一位瘦瘦的、衣着邋遢和面色紧张的检察官面对着一群口才出众、十分自信的辩护律师。我必须承认我完全站在这位检察官一边，不信任那些辩护律师。但是，他们的辩术十分出色。
对我来说，实习最有意思的部分是被安排参与基辅斯基区苏维埃及其行政委员会的工作。首先，这项工作为我的毕业论文《群众参与管理国家问题：基于地方苏维埃的考察》提供了资料。第二，这项工作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将我所知道的苏维埃生活与莫斯科的一个地方苏维埃的生活和活动进行比较。最后，这项工作给了我做实际工作的机会，而在区法院我只是作为旁听者参与。
我按时提交了我的毕业论文，成功地做了答辩，获得优秀成绩。论文的主要内容是显示社会主义民主对于西方民主的优越性（以在基辅斯基区苏维埃的工作为例）。要理解基本民主原则的普世内涵，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苏维埃俄罗斯报》曾刊登过一篇文章，声称我在国外的一次讲话中说赖莎和我在年轻的时候就计划从内部毁灭共产党。如果说有这么一个说法的话，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所说的一切都是胡说八道，是我的“信徒们”多年以来散布的子虚乌有之物。
事实上，即使在那个时候，学生们也会对宣传所描绘的有关世界的简单化黑白画面提出问题。一个未曾预料的事件使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1955年6月，印度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访问莫斯科。我在列宁山莫大礼堂参加了他与教授和学生的会见活动。他是个十分出色的人，气质高雅、睿智且目光敏锐，带着友善和令人释怀的笑容。我对他的印象十分深刻。我记得他对母校师生发表的热情洋溢的讲话，以及对莫大培养出具有“伟大心智”的青年男女所怀有的希望。他期望莫大学生成为“良好意愿与和平的使节”。
这位印度客人将和平问题与以下问题联系起来：保护和促进人类文明、利用最新的科技知识为人类发展服务、消除一切阻碍我们的观念和精神进步的障碍。
对于那些坚持用“社会阶级方法”来研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来说，他说的这些话是非同寻常和令人不安的。许多年之后的1986年12月，我在有关无核和非暴力世界的《德里宣言》上签字时，我想起尼赫鲁的这些话。我的名字就签在尼赫鲁的外孙、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22]的旁边。
赖莎比我早一年从莫大毕业，进入研究生课程阶段学习，通过了副博士资格考试，正在撰写学位论文，准备在莫斯科从事学术研究。
我也收到了一份被录取为集体农庄法课程方面研究生的通知书。但出于原则问题，我表示拒绝。长期以来，我对于“集体农庄法”的态度早已形成。
我并不需要为我的未来职业前途过分担心。作为共青团书记，我是工作分配委员会委员，我知道我不需要为工作操心。我是12名被分配到苏联检察院工作的毕业生之一（其他11名毕业生都是战争退伍军人）。
这是一个开始对斯大林恐怖时期受害者进行平反的时期，我们将会在一个新成立的部门中工作，负责监督指导国家安全机关处理这些案件。我将我未来的工作描绘成正义的进军，这正符合我的政治和道德理念。
我于6月30日通过了最后一门考试。回到宿舍楼时，我从邮箱里拿到一份政府信函，通知我到未来的工作单位——苏联检察院报到。在去报到的路上，我兴高采烈。我期望将有一次有关我未来工作的谈话，我在心里对我的建议做进一步的润色。当我带着笑容和兴奋走进信函所指定的办公室时，坐在那里的官员用干巴巴的语气通知我：“苏联检察院没有录用你的可能性。”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政府发出了一条秘密指令，严禁法律系应届毕业生到中央司法机关工作。这个指令的背后原因是：据称发生1930年代大清洗的原因之一就是决定人们命运的大权被授予许多“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他们缺乏专业方面和生活方面的经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就是生长在一个大清洗受害者的家庭，却不经意地成为“恢复社会主义合法性进军”的一个受害者。
这一下子毁了我的所有计划。当然，我可以在莫大得到一份舒适的工作，留在莫斯科。我的朋友已经给我提出一些工作选择，但我不想这么做。当时供我选择的工作岗位有：托木斯克检察院、布拉戈维申斯克检察院、塔吉克共和国检察院、首都附近的斯图皮诺镇副检察官，附加政府提供的一套公寓。赖莎和我决定不去花费很多时间考虑这些工作岗位。为什么要去陌生地方和异域疆土碰运气？如果我们想要西伯利亚的森林或中亚的酷暑，我们都可以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轻易找到。
一个决定就这样产生了。因此，他们将政府工作分配通知书上“苏联检察院”中的“苏联”画掉，写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
这样，我将回到我的老家——斯塔夫罗波尔。不过，我们不得不先去看望赖莎的父母，以当面“赔罪”。
在这里，我应当说一下赖莎的家庭。她父亲在1920年代后期离开乌克兰，前往阿尔泰边疆区参加修筑切斯克公路。他在那里遇到了赖莎的母亲——亚历山德拉·佩特罗夫娜，她的家庭来到西伯利亚的时间更早一些。他们结婚后，亚历山德拉19岁时生下赖莎。在赖莎见到光线几分钟之后，她的父亲将她捧在掌心。他记得她十分纤弱，就像是天堂的苹果。所以，他给她起名为“赖雅”（赖莎的昵称），因为这个名字听上去像俄语中的“天堂”发音。他一辈子都很喜欢赖莎。赖莎的父母都是乌克兰人。父亲一家来自切尔尼希夫省，母亲一家来自波尔塔瓦省。母亲出身于一个富裕农民（富农）家庭。在集体化期间，赖莎的外祖父被剥夺了所有财产（根据国家消灭富农的政策），家庭成员分散到全国各地，一部分去了哈萨克斯坦，一部分去了远东，还有一部分去了阿尔泰边疆区。一个家庭变得四分五裂。外祖父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做点零活。但在1930年代政策收紧之后，他被指控为托派分子，被捕入狱，未经审判就被处以死刑。他的孩子们都长大成人。儿子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河流港口担任主管。赖莎未来的舅妈玛丽亚·佩特罗夫娜从医学院毕业，成为医学专业人士。
赖莎的父亲马克西姆·安德烈耶维奇40年的时光都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山区、巴什基里亚、乌克兰内津斯克附近和顿涅茨克地区修筑公路。他参加了库班地区的铁路电气化工程，然后按规定退休。他的坟墓在克拉斯诺达尔。亚历山德拉·佩特罗夫娜长眠于乌法，只比我的母亲晚了三四个月去世。
很有意思的是，生活将人们聚在一起。赖莎的父母在普利沃诺耶村见到我的父母。两位父亲很快就相互欣赏对方，他们的个性十分相像，立刻成为朋友。两位母亲也相处得很好，她们在一起长时间交谈。这也难怪，她们是同一代人，有许多共同的记忆。她们在散步时模仿赖莎和我的调皮样子。我们成为了一个大家庭。现在，我的父母和赖莎的父母都已经作古，而赖莎也不在了。
回到1955年，赖莎和我前往巴什基里亚的叶莫拉耶夫卡村。赖莎的弟弟热尼亚和妹妹柳德奇卡来接我们，他们刚刚中学毕业。当我动身去斯塔夫罗波尔时，与柳德奇卡同行。车到乌法，她在那里下车。她要在那里上医学院。后来她从那个医学院毕业，以医生为终身职业。
马克西姆·安德烈耶维奇是个慈祥的人，但我与赖莎母亲的关系却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理顺。一次我醒来，走进厨房，见到赖莎母亲正在做饭烧菜，弄出很大的声响。我对她说：“赖莎在睡觉，不要弄得那么吵。”那一天赖莎与我外出散步时，她对我说：
“有人在说你的不是。”
“说些什么？”
“母亲说你告诉她不要在厨房里弄出响声，以免打扰我睡觉。”
赖莎的睡眠不好，患有失眠症。赖莎说：
“你知道母亲是怎么对我说你的吗？‘你给我带回个犹太人。’”
赖莎和我并不将这些话当作批评，而是当作最高的赞扬，因为犹太男人以善待妻子而著称。
不久之后，我成为了她喜欢的女婿。是的，我有时跟岳母开玩笑，提醒她一开始是怎么对我的。
两位母亲都长得壮硕，但模样好看，而且眼里都揉不进沙子。
赖莎的弟弟热尼亚从奈克希莫夫海军学校以班级的第一名毕业，被送到列宁格勒高级海军学院深造。他是个天赋很高的人，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十分耿直，嫉恶如仇。他的个性给他带来麻烦，被海军学院开除，送到北方舰队服役。在那里，他开始写作，作品得到发表和出版。退伍之后，热尼亚进入莫斯科文学研究所工作。他创作了几篇短篇小说和两三本儿童读物。他还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其中的一部名为《地陷》，讲述一次矿难事件，描写人们的死亡和矿工们被击倒的情形。我读过这部小说手稿。此后，他将很多时间用于创作长篇小说——《拜火者》。两部小说都没有出版，手稿也散佚不见。热尼亚很小就离开家庭，早早就开始酗酒，最终为他的生活酿成悲剧。赖莎很喜欢她的弟弟，多次努力要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帮他戒酒，但都没有成功。
在这方面，我们的弟弟好像都不走运。我的弟弟亚历山大是一名陆军上校，也有酗酒问题。他在火箭部队服役，在莫斯科周围的地下防御圈值勤。他在那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亚历山大比我小16岁，却卒于2001年。我们家的这些事都在我们的心里留下深深的伤疤。
……我让赖莎再陪她父母一个月，自己返回莫斯科。7月的美好时光都用在整理我们的行李上。需要打包的行李并不多，我们的所有杂物装了两个行李箱。我的主要财富是书籍，为此我买了一个大盒子，用书装得满满当当，租了一辆卡车将它运到火车站，然后作为“慢件”托运到斯塔夫罗波尔，这样运价可以低一些。我本人将在那天晚上动身。我回到列宁山的宿舍，冲了一个淋浴，躺到床上闭上眼睛。也许是第一次，我在问我自己，后来我还一次又一次地问过：莫斯科大学在我的人生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当然，家庭对我确立基本道德观非常重要。当然，中小学和老师在形成我的性格方面作用巨大。我很感激比我年长的工友们，那些拖拉机手帮助我懂得了工人的价值观。但是，莫斯科大学为我提供了牢固的知识和精神上的动力，这在我以后的人生中指引着前进方向。我能够很有把握地说，假如没有那五年的大学教育，就绝不会有作为政治家的戈尔巴乔夫。大学确立的思想标准使我不会傲慢和自负。它帮助我在困难的日子里坚定我的立场。
正是在大学里，我遇见了赖莎。赖莎还在世时，我经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她说，她有我作为丈夫是她的幸运。她反驳道我有她作为妻子是我的幸运。现在这场争论暂时中止了。我希望我们再次见面时将会继续这场争论。我们在一起真幸福。
[1]绥拉菲莫·弗拉基米罗维奇·尤什科夫（Серафим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Юшков，1888年4月16日——1952年8月14日），苏联历史学家。
[2]阿尔森尼·格里戈里耶维奇·兹维列夫（АрсенийГригорьевичЗверев，1900年2月18日——1969年7月27日），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1年加入红军。1937—1938年任副财政人民委员。1937—1945年、1949—195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8年、1948—1960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39—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0年退休。
[3]列奥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列莫夫（ЛеонидНиколаевичЕфремов，1912年6月7日——2007年6月24日），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6—1949年任苏共古比雪夫市基洛夫区委书记。1949—1951年任苏共古比雪夫市委第二书记。1949—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1—1952年任古比雪夫市工人代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1952—1958年任苏共库尔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2—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8—1962年任苏共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59—1965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2—1965年任苏共中央局第一副书记。1962—196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4—1970年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1970—1988年任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71—1989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8年退休。
[4]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Георгий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Маленков，1902年1月8日——1988年1月14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0年加入俄共（布）。1939—195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39—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人事部部长兼中央委员会书记。1941—195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3—1947年任苏联雷达辐射委员会主席。1944—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9—1950年参与捏造了“列宁格勒案件”。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1953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46—195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团成员。斯大林死后，于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1957年任苏联电站部长。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领导“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阴谋泄露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61年被开除出党并勒令退休。晚年抛弃共产主义，皈依东正教。1988年逝世。
[5]原文如此。——译者注
[6]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АнастасИвановнчМикоян，1895年11月25日——1978年10月2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库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18年领导一支游击队救出巴库公社26名委员，但随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捕，1919年获释。1919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东南局书记。1923—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4—1926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1930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供应人民委员。1934—1938年任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5—196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38—1949年任对外贸易部长。1938—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5年任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1943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9年起遭到批判。1953年3—8月任内外贸部长。1953—1955年任贸易部长。1955—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此期间与赫鲁晓夫密切合作。1956年反对镇压匈牙利革命。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工人起义。196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5年因支持赫鲁晓夫被勒令退休。1965—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8年逝世。
[7]莫伊塞·伊里奇·弗鲁姆金（МоисейИльичФрумкин，1878年？月？日——1938年7月28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9年任莫斯科中央工会局主席。1918—1922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1929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8—1930年是右翼反对派。1932—1935年重新担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8]一个关于一些著名医生的刑事案件。一些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的医生于1952年被捕，被指控与美国情报机关有联系和谋害苏联领导人。一份揭露和逮捕这些“医生破坏分子”的报告刊登于1953年1月13日的《真理报》上。该案件在1953年3月初撤销，4月初被捕医生获释。
[9]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АндрейДмитриевичСахаров，1921年5月21日——1989年12月14日），苏联原子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1960年以后是苏联人权运动领导人。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0年被捕，被流放到高尔基城。1986年返回莫斯科。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同年12月14日因突发心脏病在莫斯科逝世。
[10]一位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1968年“布拉格之春”领导人之一。
泽德内克·米利那（ZdeněkMlynář，1930年6月22日——1997年4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1946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随后就读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成为戈尔巴乔夫的舍友。1964—1968年任捷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书记，鼓吹“民主社会主义”。1968年起成为杜布切克的幕僚，领导“布拉格之春”。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后，于1970年被开除出党。1977年参与签署了《七七宪章》，同年流亡奥地利。1989年天鹅绒革命后短暂回国，领导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派，随后因灰心失望返回奥地利。1997年在维也纳病逝。
[11]薇拉·彼得罗夫娜·马列茨卡娅（Ве́раПетро́внаМаре́цкая，1906年7月31日——1978年8月17日），苏联戏剧和电影演员。
[12]伊万·格奥尔基耶维奇·彼得罗夫斯基（ИванГеоргиевичПетровский，1901年1月18日——1973年1月15日），苏联数学家。1951—1973年任莫斯科国立大学校长。1962—197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13]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内斯梅亚诺夫（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Несмеянов，1899年9月9日——1980年1月17日），苏联有机化学家。1939—1954年任苏联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8—1951年任莫斯科国立大学校长。1950—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1—1961年任苏联科学院院长。1980年病逝。
[14]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列梅舍夫（Серге́йЯ́ковлевичЛе́мешев，1902年7月10日——1977年6月27日），苏联歌剧演员。
[15]伊万·谢苗诺维奇·科兹罗夫斯基（ИванСемёновичКозловский，1900年3月24日——1993年12月21日），苏联歌剧演员、男高音歌唱家。
[16]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莫尔德维诺夫（Никола́йДми́триевичМордви́нов，1901年2月15日——1966年1月26日），苏联戏剧和电影演员。
[17]罗斯蒂斯拉夫·亚诺维奇·普里亚特（Ростисла́вЯ́новичПлятт，1908年12月13日——1989年6月30日），苏联戏剧和电影演员。
[18]尤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列瓦达（Юри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Левада，1930年4月24日——2006年11月16日），俄罗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
[19]梅拉布·康斯坦丁诺维奇·玛马达什维利（Мераб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Мамардашвили，1930年9月15日——1990年11月25日），苏联哲学家。
[20]兹维阿德·康斯坦丁诺维奇·加姆萨胡尔季阿（Звиа́д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Гамсаху́рдия，1939年3月31日——1993年12月31日），1956年参加格鲁吉亚三月事件，当场被捕，1957年获释。1958年再次被捕并被关押在精神病院半年。1970年加入格鲁吉亚作家协会，1977年被开除，同年1月发起成立格鲁吉亚赫尔辛基集团，同年4月再次被捕。1979年获释。1989年创立“自由格鲁吉亚”圆桌会议（Круглыйстол—СвободнаяГрузия）。1990—1991年任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代表，并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格鲁吉亚共和国总统，在任期间长期陷于武装冲突之中，1992年被推翻下台，流亡亚美尼亚。1993年9月24日回国，领导“流亡政府”，以阿布哈兹为根据地与格鲁吉亚政府作战，同年12月31日兵败身亡，其私人保镖及其避难寄宿物主认定其为开枪自杀，但后世调查推翻了这一判断。
[21]赖莎·戈尔巴乔娃：《肖像饰缀》，戈尔巴乔夫基金会，2009年。
[22]拉吉夫·拉特纳·甘地（RajivRatnaGandhi，1944年8月20日——1991年5月21日），印度政治家。出身于政治世家。1981年加入国大党。1981—1984年任国会议员。英迪拉·甘地遇刺身亡后，于1984—1989年任总理。1991年在参加国会竞选时，在一名泰米尔猛虎组织成员制造的自杀式袭击中被炸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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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2）
第一篇我的大学
第一章
↘我的故乡
↘战争
↘返回学校
↘在父亲身边
我的故乡
在我人生的80年中，有42年是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度过的，其余时间则住在莫斯科。长期以来，高加索以北地区一直是不同文明、文化和宗教的交汇之地。其多样性历史始终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当俄罗斯国家正在形成之中时，高加索各族人民在面对多个征服者时寻求前者的保护。1555年8月，由伊凡雷帝派往北高加索的安德烈·谢佩托夫与阿迪格人的使节一同返回莫斯科。沙皇宣布帕亚提戈斯克王国从此而且永远将置于俄罗斯统治之下。俄国开始在此构筑城堡防线。叶卡捷琳娜二世构筑七座城堡，形成亚速海——莫兹多克防线。其中之一就是斯塔夫罗波尔。最早在这里驻防的是来自沃洛涅什——古伯尼亚（前苏联时期俄罗斯的一个省）的霍皮奥尔河哥萨克和弗拉基米尔团（弗拉基米尔省）的掷弹兵。
随着时光的流逝，哥萨克村庄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地冒出来。俄罗斯农奴逃往南方，追寻自由。后来，农奴被强行放逐到这里定居。斯塔夫罗波尔省的区域是我早年负责领导的地区，它在俄罗斯帝国是一个相对新的行政单位。迟至1748年，斯塔夫罗波尔才获得省的行政建制。其首府斯塔夫罗波尔坐落在一片平坦草原（约450公里长、200公里宽）中央的一块高地之上。斯塔夫罗波尔省与高加索之间隔着捷列克河流域居住的哥萨克人的区域，位于西南侧的是库班哥萨克人居住区，这部分尚武的哥萨克人是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击败之后从乌克兰强迁到北高加索的。西北侧居住着顿河哥萨克人，东北侧则是阿斯特拉罕省。
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一片相对闭塞的陆地。其东面与车臣接壤，14%的土地是沙质土壤，30%的土地是干燥的草原，其余土地是褐色和黑色的沃土。
冬季十分严酷，气温有时会下降到摄氏零下30度——零下20度。而最大的麻烦是干旱时节的干风和沙尘暴以及能冻死庄稼的霜冻。据资料记载，这些灾害在过去的数百年里十分常见。根据历史资料，1898年4月，一场暴风雪夺去了20万头牛的生命；1948年春的一场沙尘暴卷走了土地表层；1975年至1976年则发生了暴风雪和严重的旱灾（当时我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
在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前夜，斯塔夫罗波尔省的人口为100万人。俄罗斯人占多数，乌克兰人占三分之一，接下来依次为诺盖人、土库曼人、卡尔梅克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希腊人、爱沙尼亚人、犹太人和波兰人。此外还有日耳曼人，他们住在草原地区富庶的大农场里，与外界不打交道。一些俄罗斯富人的庄园也分布在这里，当时在斯塔夫罗波尔十分出名的一座庄园的主人，恰巧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同属一个家族。全省土地的40%由游牧人占用，其中主要是诺盖人、土库曼人和卡尔梅克人。事实上，北高加索的山地民族（卡拉柴人、切尔斯克人和阿巴扎人）居住区直到苏联时期才划入。
该省有2个城市（革命前夜，斯塔夫罗波尔人口为4万人）和133个村庄，其中10个是城市社区（每个社区人口不超过15000人）。该省还有8个定居点、177个私人庄园、11个火车站、9个邮电局和21个邮政支局。全省持有政府执照在城市行医的医生人数为22名，加上22名独立开业的全科医生和数名乡村医生、18名接生员。在仅有的几家医院里，每家医院的病床数仅为5张。中学的数目为5所，合班上课的学校有313所。斯塔夫罗波尔市内的书店仅有3家。
斯塔夫罗波尔的经济属农业类型，出产谷物和牛羊。农产品“出口”到彼得堡、莫斯科和巴黎。
当地工业包括4座磨坊、制蜡厂（以及蜡烛制造）、菜油生产厂、酿酒厂、制革厂和制砖厂。总之，斯塔夫罗波尔省的一切都表明这在当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省和乡村省。
社会结构呈现出当时外省的典型特征：贵族的人数可观，包括大地主、职员、各种商人等；资产阶级则包括公务员、政府官员和地主；农民占人口的约90%（每个农民耕作的土地为2俄亩——5俄亩，每俄亩相当于1.1公顷）。另外还有劳工（包括不少农场工人）以及社会流民和无业者。
这就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时的实际情况。
当地历史上发生过很多事件，一些事件仍然具有传奇色彩。经过了解，我得知参加1825年12月起义的25名军官曾被流放到这里。其中许多人在高加索战争期间与高地人的持续冲突中阵亡。在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中有诗人亚历山大·奥多耶夫斯基[2]，他应和普希金关于十二月党人的文字时写下了这么一行诗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奥多耶夫斯基的日记存于皮亚季戈尔斯克的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博物馆。那些褪了色的页面上满是我们在俄罗斯学校课本上得知的那些人名。奥多耶夫斯基在这里与莱蒙托夫的关系密切起来，也是在这里他遇见了赫尔岑的朋友——欧加列夫[3]。当我在学校课本上读到“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的句子时，我将此视为与我熟知和热爱的人之间的生动纽带。这些人就曾生活在我所在的土地上。当参观这座博物馆时，我毫无例外地被欧加列夫的诗句所打动：
假如我还能再活很多年头
直到腰弯背驼两鬓染霜，
仍能回想起那年轻的兴奋
那些顿时眼前一亮的时光……
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层层山峦
展示着无比的雄伟和苍茫，
青春友谊的希望和梦想啊
构建成神圣理想的铁壁铜墙。
我尤其为切尔尼戈夫团和其他团普通士兵的命运所打动，他们卷入了1826年由联合斯拉夫协会策动的这场密谋行动。他们被位于斯塔夫罗波尔的白采尔科维军事法庭判决入狱监禁。切尔尼戈夫团六个连的士兵被迫在75天内步行超过1200俄里（约等于1200公里）。当他们在萨尔斯卡亚和斯塔夫罗波尔草原穿行时，经过了莱特斯尼考尔村。就在这个村庄的教堂里，我的祖父安德烈于1931年为我施行洗礼，将我出生时起的名字维克托改为米哈伊尔。切尔尼戈夫团士兵还走过麦德夫岑尔村。我出生的村庄——普利沃诺耶就坐落在莱特斯尼考尔村和麦德夫岑尔村之间。
总之，我将切尔尼戈夫团士兵当作我的同乡。在斯塔夫罗波尔的中心地带，存有一座古堡的遗址。附近一座残破不堪的平房是守备营房，直到不久前还能看到。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都曾造访过这里。不幸的是，当城市重新开发时，这座平房和市场都被拆掉了，为中心广场和一座综合大楼腾出地方。
就像一条刚刚发过洪水的河流会在河岸上留下或大或小的水塘（我们家乡将之称为莫卡基）一样，人们的迁徙和移动也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草原和丘陵留下了许多痕迹。当你开车前行时，你会看到熟悉的俄罗斯地名——莫斯科夫斯考尔、科斯卡亚、沃隆索沃——阿莱克桑德罗夫斯卡亚，而且也会多次看到源自蒙古的地名——安图斯塔、扎尔加、塔克塔，或者是表明突厥来源的地名——阿奇库拉克或阿兹基尔。
世界上很少在一块如此小的地方能够看到如此丰富的民族混合现象，语言、文化和宗教在这里汇合在一起。在我生活的年代，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人口中，除了占83%的俄罗斯人之外，还有卡拉柴人、切尔斯克人、阿巴扎人、诺盖人、奥赛特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土库曼人，这个民族名录还可以不断增加。每个民族不仅有自己的语言，还有自己的习俗、观念、服饰，甚至还包括特有的建筑风格和庄园结构特色。今天，社区的外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当说更加千篇一律了。但是，迟至20世纪初，人们还可以看到不同风格的村庄毗邻而立，如高加索人村庄里的萨克利亚茅屋和石墙，哥萨克人和俄罗斯人村庄里用黏土、稻草和牛粪建成的茅屋，屋顶上是稻草或茅草，还有按规定设置的柳条篱笆。我曾是编制这种柳篱的高手。我还会做稻草屋顶，也知道防止小鸟钻入屋顶的方法。
当地居民擅长与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更倾向于做出妥协，因为北高加索地区各个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生存的最重要条件。多民族和多语言环境下的生活打造出宽容和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尊重的态度。侮辱一个山区民族成员就意味着树立了一个死敌。而尊重他的尊严和习俗就等于交了一位挚友。我有许多这样的朋友，因为即使是在我还很小，还不精于遣词造句时，我已经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只有宽容与和谐才能在人们之间建立和平。
我在高加索听到过一个寓言，后来还将它说给山区来的朋友听。这个寓言称山区人离开客人就活不下去。招待客人对山区人来说就是呼吸空气。但是，如果客人停留的时间过长，山区人就会感到窒息。听到我说这个寓言的人都不相信，说“这不是真的”。
但我仍然认为这里面含有真实的成分，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在每件事上有分寸感。
在我的家乡，我上了关于国际主义的第一课。这不是理论，而是来自北高加索生活经历的基本原则。不同民族的居民混居在一起，同一个村里有许多民族，他们相互帮助、串门，寻找共同语言，一起劳作。
当我成为苏联总统时，需要面对民族问题。我对此已不是一知半解，我会自然地按照北高加索精神文化在冲突中选择妥协。这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懦弱的表现。北高加索从来就不缺少反叛者。许多真正的民粹主义运动领导人——康德拉提·布拉温、伊格纳特·涅克拉索夫、斯捷潘·拉辛和叶梅连·普加乔夫到这里来招募兵员和发动远征并非偶然。据称西伯利亚的征服者叶尔马克[4]也是来自这个地区。
古代连绵不断的入侵和最近持续多年的高加索战争都令众多人失去生命。上个世纪的俄国内战也令这个地区血流成河。
苏维埃政府从罗斯托克方向来到斯塔夫罗波尔。我们这里是前进路上的第一站，也是红军部队最先到达的地方。广为人知的是，弗拉基米尔·列宁向梅德韦津斯基前线发了致敬信。
1918年1月1日，苏维埃政权在斯塔夫罗波尔宣布成立，随即组建了苏维埃共和国和人民委员会。新政府将土地分给50万农民。政府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工人管理企业的制度和免费教育制度。但早在3月，战斗就在梅德韦津斯基地区打响了，作战的敌方是科尔尼洛夫[5]将军的部队；4月敌方则是阿列克谢耶夫[6]将军的志愿军。1918年7月，斯塔夫罗波尔共和国与库班——黑海及特斯卡亚共和国合在一起，组建为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一直存在到1919年1月，被邓尼金[7]和舒库罗[8]将军的白军攻占为止。
北高加索地区的战斗极为激烈。一些来自外地的哥萨克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加入了红军。
1918年下半年，南部战线参加作战的有14个哥萨克团，后来这些团编成旅和骑兵部队。我们家乡的老人声称斯塔夫罗波尔人在布琼尼[9]和伏罗希洛夫指挥的声名远扬的第一骑兵军中占到40%。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加入白军方面。当顿河地区发生哗变时，克拉斯诺夫[10]在德国军队的帮助下，建立起军事独裁统治，大约45000名同情苏维埃的哥萨克人被枪决或绞死。但是，红军方面也以牙还牙。克尼加[11]将军讲述的事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
1967年庆祝苏维埃政权成立五十周年时，许多参加内战的老兵讲述了那段时间的经历。他们前往城市与乡村，会见当地居民，特别是学生和年轻人。内战英雄瓦西里·克尼加将军受邀造访了他在该省北部的出生地，他曾在那里为苏维埃而战。将军没有表示反对，但出人意料的是他要求派卫兵陪同前往。他们问道：“你为什么需要卫兵，瓦西里？”
“我需要他们。内战期间我们将整个村子的人斩尽杀绝了。”
“你说什么？”
“是的，我们把他们都杀了。”
“一个不剩吗？”
“哦，也许不是吧。所以我担心的是，假如有人活下来了还记住这件事怎么办？”
到底有多少村庄像这样被屠村？双方相互残杀，杀他们自己人。克尼加将军是职业军人，他对死亡的见解与常人不同。但很显然当他来日无多的时候，他只要想起那些日子，内心就不会平静，他受到良心的折磨。
有一首名叫《上尉》的歌曲，描写内战时期的北高加索，歌中唱道：
你要去战斗
为了人民政权
对自己人不留情。
我很多次听到这样的话：走向新社会的行动不仅使暴力具有合法性，而且存在必要性。事实上，革命期间要避免流血通常是不可能的。但是，将暴力视作解决问题的普遍手段和为了某些所谓“崇高的”目标而使用暴力，如将自己人“斩尽杀绝”则是毫无人性之举。
戈尔巴乔夫家族在19世纪后期农奴制废除之后迁移到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我的曾祖父莫伊塞·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三个儿子阿列克谢、格利高里和安德烈到普利沃诺耶村边上定居，这座村庄已经有年头了。普利沃诺耶村、莱特斯尼考尔村和麦德夫岑尔村都是根据1824年3月22日法令而从1825年起供农民定居。19世纪下半叶，奥廖尔、图拉、沃洛涅什、切尔尼希夫和其他省的被解放农奴来到这里定居。起初，戈尔巴乔夫家的所有人——共18人都住在一起，这是一个大家庭。隔壁人家也姓戈尔巴乔夫，是或远或近的本家亲戚。后来，建造了供儿子及家人居住的茅屋。那个时候我的祖父安德烈已经娶了我的祖母斯捷潘尼达，分家自己过。1909年他们的儿子（我的父亲）谢尔盖出生了。
与普利沃诺耶村的戈尔巴乔夫家族及其本家亲戚住在一起的还有潘捷列伊·叶菲莫维奇和瓦西里莎·卢基亚诺娃·戈普卡洛。前者来自切尔尼希夫地区，后者来自哈尔科夫地区。显然，他们与戈尔巴乔夫家族同时来到这里，在村边定居下来。他们有一个女儿（我未来的母亲）玛丽亚。
1929年我的父母结婚，当时父亲20岁，母亲18岁。根据家里的说法，母亲并不愿意嫁给父亲，但祖父和外祖父定了这门亲事。父亲十分喜欢母亲，一辈子爱她、呵护她。父亲禀性宽厚，他每次出去都会给母亲带回礼物。
“俄国人”这个词对我的祖先、我的祖父和外祖父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作为俄国人意味着归属于我们的国家、东正教和俄罗斯文化。至于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这并不重要。斯塔夫罗波尔或库班地区的人会唱乌克兰歌曲或俄罗斯歌曲，自幼就能够轻松地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这不是巧合。
成家之后，我母亲搬到街对面我祖父安德烈的家中，家里有五个孩子。1931年3月2日，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正如上文所言，我在莱特斯尼考尔村的教堂受洗。受洗之后，我被用山羊皮包起来，抱回普利沃诺耶村。后来才知道，这样做并不是要保暖，而是取一个好兆头，认为这样做我就能发财。
祖父安德烈家的屋子东西排列，长长的一排，分为三个部分。最东面的第一部分是“亮屋”，这是祖父母住的地方。屋子东面的角上是一面很大、很漂亮的圣障。泥土地面上覆盖着手织地毯。第二部分是家庭共用部分，有一座俄罗斯炉灶（砖砌暖炉），附带有一座“小炉子”。靠墙的窗前摆放着餐桌和长凳。面包在大炉子里烘烤，其余饭菜在小炉子上烹制。孩子们在炉顶上用砖头砌成的炕上睡觉。
我父母结婚后，这个部分的屋子隔出一块地方供他们居住。旁边的一间是泥屋（沾上泥土的衣服和鞋子就放在这间屋子里）。再过去就是屋子的第三部分——储藏室，存放着面粉、种子和饲料。一袋袋干面包悬挂在天花板上。很小的时候，我喜欢到这个屋子的阁楼上待着。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很舒适的角落，在里面打盹。一次，我发现了两个装着彩色纸头的袋子。后来才知道袋里装的是“克伦券”（kerenki），即1917年由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发行的纸币。这些纸币放在那里已经很长时间了，显然祖父以为这些钱也许还能用。这就是农民的思维习惯。
屋子的第四部分[12]是供饲养家畜所用。这里存有草料和燃料。这就是我家屋子的情况。多年之后，我的母亲对她的大孙女伊琳娜说了我出生时的情形。当感到要生的时候，母亲被移到储藏室里。他们在地上铺上草，上面再铺上床单。所以，我是在居住间和家畜间之间出生的。伊琳娜长大后回忆起这件事，说道：
“听我说，爸爸，你就像耶稣那样出生的。”
“是啊，要记住。但不要告诉其他人……”
现在我要说一下我的祖父和外祖父。他们的命运反映出农民在苏维埃政府下的命运。我的外祖父潘捷列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土耳其前线返回，我的祖父安德烈则从奥地利前线回到家中。两家都是贫穷的农民家庭。外祖父潘捷列伊在13岁时就失去了父亲，下面有四个弟弟妹妹。他的性格平稳，但勇于变革，先是建立了一个农民公社，然后又建立了一个耕地合作社。
“苏维埃政府救了我们，给了我们土地。”我听到外祖父这样说过很多次。这决定了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当合作化开始后，他组建了一个集体农庄，担任农庄主任。
祖父安德烈恰恰相反，拒绝加入集体农庄，继续当单干农民。我的父亲站在他岳父一边，加入了集体农庄，然后成为一名拖拉机手，在某种程度上与祖父脱离了关系。
1930年，我的父母搬到街对面的一座被遗弃的小茅屋去住。那年秋天，他们去分配一起播种的玉米收成。收成很好，他们将玉米运到祖父家后院晾干。母亲当时已经怀孕，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屋里。但她时常到外面去，特别是在晚上，坐在外墙边上凸起的坎上。一天夜里，她看到她的公公家后院正在发生的事情。原来，祖父未经父亲同意就动手分配和贮藏玉米。母亲十分着急，将她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
于是，父亲走到祖父跟前，看到玉米堆已经明显缩小。他直截了当地问道：
“爸爸，玉米到哪儿去了？原先的玉米比这多不少呢。”
祖父粗暴地回答说这不关他的事。父亲不管祖父说些什么，走进储藏室，用梯子爬上阁楼，在那里发现了一堆玉米。祖父在他后面紧追不舍，还掐父亲的脖子。外祖父看到这个情形，跑去喊我母亲：
“玛丽亚，快！你公公想要谢尔盖的命！”
不过我父亲已是成人，用力气制服了祖父，将他的双手拧到身后。父亲的心眼并不坏，他要息事宁人，不想把事情闹大。于是，玉米收成作了“公平的”分配。
所发生的这一切更将父亲推到外祖父一边。外祖父潘捷列伊被选为集体农庄的主任，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很高。不久后，他成为地区土地局局长，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
祖父安德烈也干得不错。他向政府提出了耕种和上交粮食的任务目标，并予以完成。简言之，两家人的情况都在改善之中。
接着，1933年恐怖的大饥荒发生了，祖父家受到沉重的打击。孩子们没有饭吃，其中的三个孩子在冬天饿死了。春天到来时，没有种子可供播种。但是，当局认定祖父的行为是破坏农业生产，将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伐木。由于表现很好受到几次表扬，祖父在1935年提前回到家乡。那几张奖状还用镜框装起来，挂到圣像旁边的墙上。从流放地返回后，祖父加入了集体农庄，在那里劳作直至去世。
另一场灾难于1938年降临，我的外祖父潘捷列伊被指控为托派分子，突然遭到逮捕。他们调查和折磨他长达十四个月之久。外祖父出狱后才告诉我他们在里面是如何对他的。他从未再提这件事，以为斯大林并不知道这些事，所有的错误都是当地内务人民委员会所为。外祖父一直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但还是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处以死刑。案子被提交给地区检察长，他的工作是核准死刑的执行。检察院没有发现犯罪证据，决定结案。外祖父获得释放。
当外祖父被捕入狱时，外祖母瓦西里莎搬来与我们同住，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邻居们不再来串门，万一要来也选在夜里。家里的房屋被打上“人民之敌房屋”的标签而置于监控之下。这些都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家里人都不愿提及这段可怕的日子，我从不知道事情的细节。提问是不恰当之举。后来，我意识到他们那样做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要忘掉它，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议论此事。此类议论受到苏维埃当局的严厉禁止。
在将近二十年时间里，我从未离开过普利沃诺耶村。只有一次我与一些拖拉机司机乘坐拖拉机到过斯塔夫罗波尔，在那里我们由于劳动成就而受到政府嘉奖。更早的一些时候，我与姨妈姗娅去过一次派恰诺考尔火车站附近的粮食转运站，将粮食交给政府。
啊，这是多么激动人心啊！这是我第一次到村子以外的地方，在草原的一口水井附近过夜，所有人都在那里露营。我们在一起吃晚饭，睡在装满粮食的马车上。在火车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蒸汽火车。
对于1933年的大饥荒，我只有零星的记忆，如同稍纵即逝的火花。我看到祖父用一个大罐煮青蛙给全家人吃，但我记不得自己是否吃过青蛙。1976年，与赖莎一道在巴黎市中心的河流乘坐游船时，我们边欣赏有关巴黎的音乐，边品尝蛙腿，味道真的很好。
但在大饥荒期间，普利沃诺耶村多达40%的村民死亡，当地人就是这么对我说的。
我们在渐渐长大，玩各种游戏，但战前我们玩战争游戏时具有特别的热情。我们躲在花园里、干草堆里和大饥荒后空空如也的破房子里。
我四岁时生了一场大病。当时我真是命悬一线。母亲后来告诉我说他们在我的床头点了一支蜡烛，一直就这么哭，完全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多年之后，我问母亲我得的是什么病。母亲用恐惧的声音回答道：“淋巴腺结核病”。在过去，这个病名通常是指绝症。
母亲告诉我一位妇女曾建议给我喝一些蜂蜜。我记得我床边的窗台上放着一小壶蜂蜜。我拿过小壶一饮而尽，听到壶盖掉在地上的声音。我只记得这些。
三天之后，我的呼吸有了改善，浮肿消退了，再过几天之后我的病好了。唯一落下的后遗症就是耳部的感染，这一直影响我的生活。
我在外祖父母家住过很长时间。他们搬到邻近的一个村子，外祖父在那里的集体农庄当主任。当时的情况不仅对我和外祖母（她在38岁就当外祖母了）来说令人满意，而且对我的父母而言更是如此。有时，父母要我留在普利沃诺耶村，但我很想到外祖父母那里去。每当我父母不让我去时，我总有办法来对付。我会跟在外祖父的马车后面跑上1公里甚至更远，直到他允许我爬上那辆马车。
外祖母后来会回忆我们的“友谊”，说我是如何把她锁在家里，就因为她不给我吃足够多的糖，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事。不过，我一直是她一生中最喜欢的外孙。
战争
1930年代快要结束时，日子开始好过起来。休息日去草原或林地野餐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人们全家出游，或乘马车或乘牛车，假如距离不远也有人步行。每个人都在享受和平，孩子们打拉普塔球（俄国一种用球拍打球的球类运动），或踢自家制作的球。母亲们在一起拉家常，父亲们谈论“男人们”的话题。他们喝酒、唱歌，假如喝多了有时就会失去控制，开始动手打架。只有女人才能将他们拉开，所用的方法是全力扑到他们身上。
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在这样的一次出游之中，一个男人骑马奔驰而来，高喊：“战争！”他下达指令：每个人都必须在12点到普利沃诺耶村的中央广场集合，莫洛托夫[13]将发表广播讲话。由于普利沃诺耶村没有收音机，所以他们专门为此带来了一台收音机。
男孩们对这个新闻的反应与铁青着脸的成年人不同。我们毫不迟疑地表示：“我们要把法西斯踢回老家。”接着，战争动员开始了。到秋天，一些家庭开始收到家里男人阵亡的通知书。按照规定，这种通知书在夜晚投递。我们站在那里听，以猜测骑马的信使会在哪家房屋前下马。阵亡者都是青年男子——我们的父亲、兄弟和邻居。
我们现在知道最先向法西斯开火的是边防军，都是些1921年——1922年出生或稍微大一点的小伙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未能从前线回来。那个年龄段的男人活下来的只有约5%。母亲们、妻子们、孩子们和恋人们的悲痛难以言表。
我的父亲和几个拖拉机手接到留守的命令，因为需要他们去收割庄稼。但他在1941年8月3日还是被征召入伍。我参加护送另一队运送征召入伍新兵的车队。一些人坐在车里，另一些人在车旁行走，最后一次与那些生死未卜的新兵交谈。
普利沃诺耶村与地区中心的距离为20公里。我们在中午到达征兵站。父亲给我买了一个冰淇淋，这是我一生中吃到的最好的冰淇淋。那天的天气很热，冰淇淋很快化了，我吃了整整一大杯。父亲还给我买了一把俄罗斯三角琴。多年之后，他从前线回到家里时也是在这个地方。
这样，战前年代结束了。经过所有的世界动荡和内战、集体化和镇压，人们才开始恢复过来。日子正在缓慢的改善之中，人们能够买得起简单的鞋子、布料、食盐、某些家庭用品、鲱鱼、卡姆萨鱼、小咸鱼（有时还不新鲜）、火柴、石蜡和肥皂。此时，俄罗斯再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是事关生死的考验。
我仍然能够记得当时的困惑：为什么我们的军队不断后撤，而法西斯军队却越来越深入我国的腹地？我们这些孩子们像大人一样感到焦虑。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现实上演的戏剧，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到1941年——1942年冬季，德军已经抵达莫斯科郊外，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27公里。而且德军也进抵塔甘罗格附近，离我们村子约200公里。
父亲多年来都订阅本地的一张小报和《真理报》，我们继续收到这些报纸。尤其是在秋天和冬天的晚上，女人们会聚集到我家的屋子里来，我将报上有关前线的报道读给她们听。她们还用纸牌算命，我躺在炉顶上打量她们。我不明白她们在争吵些什么，也不知道纸牌会“预测”什么。对话都是关于她们丈夫的内容。
1941年的冬天十分严酷。我们所在的南方，10月8日下了第一场雪。这是前所未闻的事。降雪和大风持续了好几天。暴风雪过去之后，人们从屋子里爬出来，相互帮助清除积雪。有好几天没有收到邮件，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断了。与此同时，生死之战在莫斯科的近郊打响。后来我们得知德军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败。莫斯科城巍然不动。我们收到的一份报纸附带了一本小册子，讲述一名年轻的共青团员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14]的英雄事迹。这本小册子的名称是《塔尼娅》，我一遍遍地读给母亲们听。每个人都对德军的残暴行为感到颤栗。
同时，越来越多的家庭收到他们家的男人在战争中牺牲的通知书。战争毁灭了一切：生命、城市和乡村。国家的大片地区被法西斯占领，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列国、摩尔多瓦和俄罗斯西部。
我在那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冬天。大地在春天到来前都覆盖着积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雪国”，但这个王国里的生活十分艰难。不过，粮食的情况还过得去。这只是在1941年，还有一些存粮。但我们没有木材，所以人们砍伐果园里的老树。如何养活家畜也是一件麻烦事。集体农庄牲畜的草料尤其缺乏，所有干草都在地里没有收上来，大雪封住了道路。但人们必须在冬天的恶劣条件下取回干草。这些活都由青年妇女来干，包括我的母亲在内。
冬季的一天，母亲和另外几个妇女去取干草，但没有回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她们还是没有回来。第三天有消息传来，称这些妇女被抓起来了，关在当地监狱里。后来才知道她们迷了路，从政府采购机关的干草堆上取走干草。卫兵将她们逮捕。考虑到时代背景，她们也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使她们获救的是所有的“盗贼”都是现役士兵的家属，都是孩子妈，所取的干草也不是要喂自己家的牲畜，而是集体农庄的牲畜，况且这也是事出偶然。
总之，妇女们在这些年所经历的痛苦很难用语言表述。她们在集体农庄拼命干活，打理家里家外的事务，应对物资短缺的困难，抚养衣不遮体和饥肠辘辘的孩子们，还要为她们的丈夫担惊受怕。
时至今日，我在阅读米哈伊尔·伊萨柯夫斯基[15]的诗歌时都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这首诗名为《献给俄罗斯女性》。
言语怎能表达啊，
你生活的那些年。
多么沉重的负担
压在女性的肩上……
对你的丈夫、兄弟或儿子，
那天早上你说再见。
只得单独留下，
面对你自己命运的考验。
与你泪水相伴的，
还有那无人耕作的田野。
你独自应对战争，
只得到处奔忙。
在家中和野外，
你独自哭泣和吟唱。
在那终日辛劳的征途上，
你将悲伤深深地隐藏；
为前线烘烤的面包，
从辽阔陆地排到无垠海洋。
父亲时常写信，询问许多问题。我有时按照母亲的口述，写信回答他的问题。但在大多数情形下，我自己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想父亲知道我信中的那些“不实之词”。
父亲上了前线，我必须承担家里的许多活计。从1942年春起，我们还需要耕种一块为家人提供食物的菜地。每天一大早，母亲就会起床，匆匆忙忙地做一下家务事，然后去集体农庄干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家里的一切全由我负责。我做的最重要和最困难的活计就是为牛找到干草和为家里提供柴火。
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战争期间的孩子们一下子变为大人，娱乐和玩耍都被忘却，学习也被搁置一旁。我独自一人整天忙家里的事。不过有时，在有些时候，一切都从记忆中抹去，这种感觉受到冬天的暴风雪和夏天园子里叶片沙沙作响的声响的强化，我的思绪飘向遥远的、虚幻的和梦寐以求的世界，飘向梦幻王国……
1942年夏，逃难的人潮从罗斯托夫汹涌而来，从我们这里席卷而过。第一波人潮是数千名从乌克兰撤出来的人员。他们长途跋涉，一些人背着包或背包，另一些人推着手推车。他们还赶着牛群、马群和羊群前行。
外祖母和外祖父将他们的东西装起来，运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村里的油箱阀门被打开，燃油都流入浅浅的叶戈利克河，剩下的粮食作物都烧掉了，什么都不能留给敌人。
第二波人潮在1942年7月下半月苏军撤离罗斯托夫后到达。这是一次毫无秩序的撤退。一群群面色严峻、疲惫不堪的苏军士兵步行后撤，每个人群的人数多少不等。他们的脸上流露出痛苦和负罪的表情。炸弹爆炸声和枪炮射击声越来越近。我们与邻居们一起在坡地上挖了一条堑壕，直通下面的河床。就在河边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喀秋莎火箭炮齐射的情景：一发发火箭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划破天际。
接着，一切都陷入寂静，长达两天的寂静。不见军人的身影，我军或德军都不见踪影。8月3日中午之前，骑着摩托车的德军侦察部队出现了。三天的工夫，德军已经挤满了村子。为了进行伪装，避免被轰炸，德军砍伐了果园里的所有果树，这些树的树龄已有好几十年。
德军在从罗斯托克到纳尔奇克的进军途中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苏军失去了组织性。但在纳尔奇克的前方，苏军阻击部队投入战斗，执行斯大林第227号令，即“决不后退一步”的命令。后撤部队迅速重新整编成部队建制，派往前线。德军费尽全力向巴库油田推进，但在奥尔忠尼启则（今天的弗拉季高加索）附近被挡住。后来的事实表明，德军再也不能向前一步。
在德军大部队东去之后，留下一小支守军在普利沃诺耶村驻扎。不久之后，另一支部队前来换防。我只记得他们衣袖上的臂章和讲的乌克兰语。占领之下的生活开始了。
外祖母瓦西里莎几天后回来了。她和外祖父步行到了斯塔夫罗波尔，在那里被向前推进的德军追上了。外祖父穿过前线，走过玉米地和沟壑。而外祖母带着她的行李回到我们这里，因为她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此时，那些从部队里溜出来的逃兵又露面了。其中大多数为德国人做事，一般是当警察。有一次，他们到我们家里来搜查。我不知道他们要找什么。随后，他们登上马车，告诉外祖母跟他们去警察局走一趟。这样，外祖母步行穿过村子。这样的安排是故意所为，因为外祖母是集体农庄主任的妻子。在警察局，她被盘问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他们想问出些什么，也不知道外祖母对他们说了些什么。但事情本身是明白无误的：外祖母的丈夫是共产党员和集体农庄主任，他已经撤离，而且他的儿子和女婿都在前线。
德国人在占领区推行强制劳动制度，母亲在参加这种强制劳动一整天后回到家里，她经常告诉我们一些村民会嘲弄她，说“这种待遇可与红色政权给的不同啊”。邻近城市发生集体处决的说法四处流传，（德军）用毒气车将人们毒死。（这个说法在解放后得到证实。）数千人，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在矿水城被枪决。普利沃诺耶村流传着一个说法，说对共产党员家属的屠杀就要开始了。
我们家人感到会被列在处决名单的最前面，母亲和祖父将我们藏在村外的一个农场里。屠杀本来会在1943年1月26日进行，但我们的军队在1月21日解放了我们的村庄。
那些日子给我留下了清晰的记忆。我认为我们的村子躲过了最坏的命运。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村庄的长老——年老的萨瓦提·扎伊采夫，被称为“萨夫卡老人”。村民们花了很长时间劝说他出任村庄的长老，最终取得了成功。不管怎么说，他是村里的长者之一。村民们都知道扎伊采夫竭尽全力使人们免受伤害。但德国人被赶走之后，他却被以“叛国罪”为名判处十年徒刑。村民们写信给当局为长老说情，称他成为村庄长老并非出于自愿，而且许多人能够活下来还欠着他的人情。但所有努力都没有任何用处。萨夫卡老人以叛国犯的身份死于狱中。
我能记得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母亲带着我偷偷溜出屋子，把我藏到离我祖父干活的村庄数公里远的一个农庄里。那天夜里的道路十分泥泞。起初我们以为走对了方向，但最终我们迷路了。到处是漆黑一片，看不到任何灯光，也看不见路。我们走啊走啊，希望我们能遇到些什么，但前面除了黑夜之外什么也没有。尽管是在冬季，突然间出现一道闪电，传来隆隆雷声。黑夜瞬间被照亮，我们看到农庄就在不远处。我在那里待了好几天。
德军匆匆撤离。他们的司令官害怕他们会钻进斯大林战役失败后的又一个死胡同，所以下令德军迅速从北高加索地区撤退。我无法表达我们在欢迎红军部队时的喜悦之情。我们不再害怕天上飞的容克飞机，它们一定是追踪向前推进的红军去了。
前线又一次横扫我们地区，这次是向西移动。日子必须恢复正常，集体农庄也必须恢复起来。但如何去做呢？所有一切都成问题：没有机器，没有牛群，没有种子。而春天来到了，农户用自己家的牛耕田。
然后，大家收集种子，尽可能多地向国家上交公粮。当然，1943年的收成不好。但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为了前线的需要，我们的收成几乎全部交给了国家。1944年冬春交接之际，饥荒开始发生。母亲和其他村民前往库班地区，在那里可以买到玉米，或者他们是这么听说的。我父亲的所有东西都从箱子里拿了出来：两双小牛皮高筒皮靴、一套从未穿过的西装，用来换玉米。我留下来看家。母亲离家之前，留给我几把玉米，每天一把。我把玉米磨成粉，做成稀粥。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母亲仍然没有回来。几天之后，她才带着一麻袋玉米回来了。
母亲告诉我她不得不用她父亲的东西换取了3普特（共重约50公斤）玉米。但在她动身之前就已经讲好了，每口人最多只能运回1普特玉米。我们家只有两口人，母亲和我，所以我们只能运回2普特，约32公斤玉米。母亲只得将多出来的1普特玉米在烂泥中拖着走。同村的人可怜她，允许她将多出来的玉米也放到马车上运回。母亲带回来的玉米救了我们。接着，家里的母牛也产下了牛犊，这样我们就有了牛奶和玉米，在当时已经是十分丰盛的了。我的小朋友们和邻居家的孩子经常到我们家来，默默地站在门道里。经过一番哼哼唧唧之后，母亲总会给他们点东西吃。
春天，好像是来自天意，雨水到来了，所有人都欣喜若狂。田里和后院的庄稼都开始生长。土地再一次拯救了我们。
另一个问题是，没有任何生活物资运到村里：没有衣服，没有鞋子，没有食盐，没有肥皂，没有石蜡灯，没有火柴，总之什么都没有。
我们开始学习如何缝补衣服和鞋子。当补丁累累的旧衣服实在不能再穿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另外的解决方法——种植麻类纤维植物。我们用手收割大麻，扎成捆，浸到河里，然后再晾干、打制，捻成麻线。我们将“祖母时代”的手工织机从阁楼上搬下来，每家每户都在纺线织布，然后将麻布漂白，做衣服穿。这种麻纤维衣服并不合身，往往下坠呈铃铛状。
我们梳理和洗涤山羊毛，捻线织布，供做外套用。动物皮用水浸泡，除去毛发，晾干锤打，再浸到燃油里。加工好的皮料用来制鞋。食盐则从离普利沃诺耶村55公里远的咸水湖里开采加工。人们弄来了烧碱灰，学着用它来制造肥皂。由于没有火柴，我们用燧石和棉花引火。我们还从反坦克手雷中挖出炸药，用来制成火柴。至于照明，我们用圣像前的油灯和用弹壳制成的油灯。但有石蜡供应时，我们动手制作石蜡灯。我们的人民具有令人惊叹的坚忍不拔的力量。1943年春，我的奶奶斯捷潘尼达去世了。她在这之前受了很长时间的病痛折磨。她十分牵挂远在前线的儿子，但没有活到儿子来信的那天，而那封信在她去世后没几天就来了。我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收到父亲的来信。我们还能祈求什么呢？我们活着，父亲也活着，母亲一再对上帝感激不尽。
1944年夏，一封意想不到的信函从前线寄来。我们打开信封，里面是文件和父亲离家上前线时随身带着的家人照片，还有一份十分简洁的通知书，称谢尔盖·戈尔巴乔夫中士在喀尔巴阡山地区英勇牺牲。当我成为苏联总统时，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16]送给我一份特别的礼物：我父亲所在部队战争期间的作战史。我带着震颤的心情阅读这部历史，而且还在反复阅读它。这使我更加深刻和敏锐地认识到战争之路是何等艰难、我国人民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高昂。
我本来很了解我的父亲：他在何处打过仗，打仗时他个人的情况如何等。此时，我面前摆放着一份文件。参军之后，父亲到了克拉斯诺达尔，在那里一所步兵学校组建为一个独立旅，科列斯尼科夫中校任旅长。该旅第一次参战是1941年11月至12月在罗斯托夫附近，当时这个旅归属第56跨高加索前线军。独立旅的伤亡情况令人震惊：440人阵亡、120人受伤、651人失踪（这通常是指死去）。父亲活了下来，直到1942年3月，他的部队沿米尔斯河坚守防线，伤亡情况依然严重。独立旅被调往米丘林斯克，重新整编为第161步兵师，然后开往沃洛涅什前线，加入瓦图林[17]将军的第60军序列。
该师参加了库尔斯克丘陵战役，在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和罗索暹斯卡亚参加军事行动，在赫梅利尼茨基附近跨过第聂伯河，坚守著名的布克林斯基桥头堡。
父亲曾告诉我是如何在频繁轰炸和猛烈炮火之下搭乘新手驾驭的船只、自己制作的筏子和任何能够漂浮的东西制成的渡船横渡第聂伯河的。父亲指挥一个班的部队工程兵，携带迫击炮搭乘这样的渡船过河。他们在枪林弹雨之中将渡船驶向右岸一个由闪光灯指引的岸边。尽管是在夜间，他仍能看到第聂伯河的河水被鲜血染红了。
父亲因横渡第聂伯河而获得勇敢奖章。他对此十分自豪，后来还获得其他战功勋章，包括两枚红星勋章。1943年11月至12月，他所在的师参加基辅军事行动，1944年4月参加普洛斯克罗沃——切诺维茨军事行动，同年7月和8月参加利沃夫——桑多莫斯克军事行动，解放了斯坦尼斯拉夫镇。这个师在喀尔巴阡山的战斗中阵亡461人，负伤超过1500人。一个在浴血奋战中活下来的战士，难道就是为了在喀尔巴阡山死去吗？
全家人哭了三天三夜。然后……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说他还活着，情况很好。
两封信的落款日期都是1944年8月27日。也许他在参加战斗前写好这封信，后来就阵亡了？四天之后，父亲的又一封信来了，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8月31日，因此我的父亲还活着，还在消灭法西斯。我写信给他，称我对寄发他的阵亡通知书的行为感到怒不可遏。在回信中，父亲站在前线的军人一边：“儿子，你不应该对士兵们出言不逊：在前线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父亲的话语在我心中一言九鼎。
战争结束后，父亲告诉我1944年8月所发生的一切。在发动进攻前夜，他们接到命令要摸黑在马古拉山上建一个指挥部。山上覆盖着森林，但山顶上光秃秃的，面向西侧的视野很好。于是，他们决定在那里修建指挥部。侦察兵继续向前搜索，其他人开始干活。父亲将装有文件和照片的包放在战壕胸墙上。突然，他们听到了声响，下面传来了射击声。士兵们四下散开，黑夜救了他们的性命，一个人都没有牺牲，这真是一个奇迹。父亲开玩笑说“他又出生了一次”。他写信回家分享他的快乐：我还活着，情况很好，详情不表。
那天早上，进攻打响了。士兵们发现了父亲遗留在山顶上的包。他们以为他在攻占山顶时阵亡了，于是将包里的文件和照片寄到我们家。
然而，战争给谢尔盖·戈尔巴乔夫中士留下了终身的烙印……有一次，他们潜入敌人战线后面发动袭击，清除地雷和炸毁敌人的通讯基地，几天几夜没有睡觉。返回之后，他们得到了一个星期的休息时间。他们从前线后撤几公里，先睡了一天一夜。休息地点是在一个树林里，周围十分宁静，士兵们十分放松。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好多架战斗机在他们头上的天空缠斗在一起。父亲和其他士兵仰头观看，结果却十分可怕。当一架德军飞机躲避我军战斗机的攻击时，将所带的炸弹全部扔下来。
炸弹呼啸而下，所有人立即卧倒。一枚炸弹在父亲附近爆炸，弹片切割了他的腿部。出于侥幸，弹片没有将他的腿完全切断，而且还没有伤着骨头。
此事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希策镇附近，父亲在前线的作战就此结束。他在克拉科夫的医院里接受治疗，然后就是胜利日——1945年5月9日的到来。
战争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是个可怕的悲剧。它毁掉了经过千辛万苦才取得的建设成果，扼杀了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希望。家庭支离破碎，孩子失去了父亲，妻子失去了丈夫，姑娘失去了恋人。
上前线的人遭受的苦难最大。全世界都要对这些男女军人表示敬意。父亲的一生都受到战争记忆的缠绕，挥之不去。他讲过许许多多的战争故事，包括战争初期的武器不足和士兵缺乏训练的状况。
在塔甘罗格附近，父亲的部队得到了增援：来自黑海舰队的数千名水兵。这些年轻人长得十分健壮，他们说：“你们这些步兵，我们会告诉你们如何打仗。”一天，在痛饮一番伏特加之后，水兵们集合起来，枪支上了刺刀，以密集的队形发起进攻。德军用机关枪和迫击炮予以迎击。几乎所有水兵都倒在了战场上，举目皆是身着黑色夹克衫和条纹海魂衫的尸体。
父亲参加了塔甘罗格附近的肉搏战。后来，他给我们讲述了这次战斗。当时他头脑里只想着一件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其他什么都不想。你必须像野兽一般刺杀、猛击和击毙敌方，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那些能够做到的士兵要花上几个小时才能恢复常态。我发现，甚至是在多年之后，父亲仍然觉得要讲述这段战事是何等艰难。
如同所有人一样，我在战争年代经历了许多事件，但每当话题触及战争的时候，我就会回想起那个梦魇般的场景。在1943年2月底至3月初的某一天，我和其他孩子一起到普利沃诺耶村和库班地区的村庄柏拉亚——格利纳村之间的林地去寻找战争遗留品。我们看到了1942年夏在那里阵亡的红军士兵的尸体。我们所见的一切很难用语言来描述：腐烂的尸体、锈蚀钢盔里的头骨、军服里穿刺出来的骨头。附近是一挺机关枪、一些手榴弹和弹壳。这些尸体都没有被掩埋，分布在满是烂泥的壕沟里，那些头骨眼部的两个黑洞在注视着我们。
那些无名士兵后来被安葬于合葬墓。我们从不将他们当作陌生人或外人。普利沃诺耶村的中央立着一座简朴的方尖石碑，上面刻有那些未能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的名字，其中有好几位的姓氏是戈尔巴乔夫。
战争结束时我14岁，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当时村庄的破败样子。没有像样的房子，只有泥土垒成的茅屋，凄凉和贫穷充满其间。我的一代是战争儿童的一代。战争给我们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铸就了我们的性格和对世界的看法。
我们儿童时期的经历也许能够解释，正是我们这些战争儿童决定要改变现存的生活方式。我们这些孩子当时要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可以说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大人。那些撕心裂肺的经历、生活和世界的扭曲和变化，我们作为见证人和亲历者，立即就从孩子过渡到成人。我们继续享受孩提生活的乐趣，玩少年喜欢的游戏。但在内心里，我们已经在用成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游戏。
返回学校
在中断了两年之后，我于1944年返回学校。我并不特别渴望学习。总之，我对学习的态度似乎不够“认真”。此外，我实际上没有上学的衣服。父亲给母亲写信说：把什么都卖了，给他买衣服、鞋子和书，我要米哈伊尔去上学。外祖父重复道：你必须学习。长话短说，我于11月7日公假日的前一天开始上学，那个学年的第一学期已经快要结束了。
我来到课堂上，坐下来听课，但什么都听不懂。我已经把原来学到的东西全都忘掉了。课还没有上完，我就回家去了，把唯一的一本书扔到地上，对母亲说再也不去上学了。
母亲开始哭泣，然后从家里拿了些东西出门去了。晚上回来时，她拿出去的那些东西不见了，拿回来的是一堆书。我还在说我不要再去上学。但是，我开始看着那些书，然后拿起来读，并开始感兴趣了。母亲已经休息了，我还在读啊读。早上起来之后，我就上学去了。那一年和接下来的学年，我的成绩全部是优秀。
一写到那些年的学校、老师和学生，我就心情难以平静。学校设在村里的几座房子内，这些房子本来不是学校。学校只有很少的几本课本、几张地图、几件直观教具和几盒粉笔，这些都是从各处好不容易采购来的。所具备的条件就是这些，其他的都要靠教师和学生自己努力了。没有练习簿，我就在父亲的农业机械书籍的空白处写字做作业。我们自己制造墨水。学校必须自己解决燃料问题，还要自己备齐马匹和马车。我记得我们都想方设法确保那些马不会在冬天饿死。那些马十分虚弱，连站都站不住。我们从各处找干草喂马。干草很难找到，整个村子都有同样的难题：保住自家的牲畜。集体农庄牛圈的情况更糟，每天都会从牛圈里拖出死牛。
战争期间，老师们的日子也很艰难，遭受寒冷、饥饿和孤独的打击。但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还在尽己所能来履行职责，并为此做出努力。正因为如此，在几年之内国家就培养出十分短缺的专门人才。
我想到一件事：在父亲伤情痊愈和战争结束之后（1945年夏），他调到驻扎在我们村庄附近的部队。他提出探亲两天的申请，获得批准，我们得以见面。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我正坐在后院做事，听到有人喊道：“米沙，你爸回来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下子怔在那里。接着，我朝他跑过去。
我们在相距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相互打量对方。父亲的变化很大：他身穿军装，胸口佩戴勋章，另外我也长大了。但最重要的是，父亲看到我是何等消瘦，看着我穿的自家缝制的衣裳，用饱含痛苦的声音吐出来一句话：“这都是战争造的孽。”这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村的学校是一所八年制的学校。几年之后，普利沃诺耶村建成了一所现代化的中学。但在这之前，我不得不到边疆区中心去上那里的学校，以完成九年级和十年级的学习。与其他来自我们村的孩子一样，我合租了一套公寓。每星期我骑车或步行回家一次，去取食物等生活物品，所以在高年级阶段，我已经十分独立。没有人监督我的学习。我已经长大，完全不需要别人督促就能够完成任务。这些年里，我只有一次劝说父亲来校参加家长会。
我对学习饶有兴趣，充满好奇，急欲深入探究所有问题。我喜欢物理和数学，也对历史，尤其是文学感兴趣。
记者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对我的影响最大。我会在不同的情况下给出不同的答案。一次，我脱口而出：俄国文学。回想起来，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回答。
在普利沃诺耶村，我从村图书馆借了新版的别林斯基作品集。我读后感到十分陶醉，重读了许多次。当我去莫斯科求学的时候，他们将这本书送给我，因为我是村里第一个进入莫斯科大学读书的人。
此时，这本书就摆在我的面前：“准印日：1946年12月28日。印数：100000册。”我看着那些我在七年级和八年级所作的标记，当时我是十六七岁。我到底对哪些问题感兴趣？从所作标记上，我发现我尤其是受到这位批评家的哲学判断的吸引。别林斯基在《智慧的痛苦》中号召要勇敢地面对现实，我对此印象深刻。
当然，与所有其他俄国人一样，我阅读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的作品，后来还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作品……年轻时，我对莱蒙托夫高超的浪漫主义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我阅读马雅可夫斯基[18]和叶赛宁[19]的作品。我仍然对这些年轻人如何能够在作品中对人类具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而感到惊叹不已。
那些年，每个人都参加业余戏剧和体育活动，尽管两方面的条件都很缺乏。我不仅参加所有的表演和比赛，而且作为共青团书记组织这些活动。学校体育馆，甚至门厅都当作舞台使用。我们为什么会被吸引到这些业余活动中来呢？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与同龄人打交道。我们都是些十八九岁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做些不同凡响的事情。这些爱好在我们学校十分流行，以至于需要等候加入戏剧社。我们都演些什么剧目？与专业剧团不同，我们从来不去纠缠我们是否有水平演哪部戏的问题。我们演各个时代剧作家的作品，其中大多数当然是俄国剧目。你可以想象演出的效果，但我们没有任何疑虑，也没有经历过“创作”的痛苦。我敢肯定的是，我们对此能做到全力以赴。显然，我们的演出还有点意思，因为成人也会来看我们的演出。一次，我们的戏剧社甚至到当地村庄去巡演，还出售门票。用这笔挣来的钱，我们为35个学童购买了上学穿的服装和鞋子。
不久之后，我们的戏剧社在斯塔夫罗波尔已经小有名气。一天，边疆区剧团的演员们未通知就来观看我们的演出。我们演出的是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展示了我们的演技。演员们表扬了我们，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有一个意见我还能记得。演员们说他们很喜欢我们演的莱蒙托夫剧中两位主要人物阿尔别宁和兹韦兹季奇之间的对话，但他们指出上流社会发生这样的冲突是不可能抓住对方的衣袖的，应当是其他的行为方式。（嗯！）
在父亲身边
与此同时，现实生活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包括我自己的生活也受到影响。父亲于1945年较晚的时候复员回家。他回到机械和拖拉机站，当联合收割机操作员。1946年起，每个夏天我都是他的助手。在普利沃诺耶村，学校离家只有不到2公里。放学后，我会先到村中央的外祖父家待一小会儿，然后就穿上工作服奔跑到机拖站帮父亲维修联合收割机。
晚上，我们一起下班回家。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内心激动不已……然后，收割粮食作物的季节开始了。从6月下半月到8月底，我们不得不远远离开家工作。即使是收割工作因为下雨而暂时停顿，我们也需要待在田地里，把机器调好，等待天气好转。在这些“闲暇”的日子里，我与父亲的交谈很多。我们谈论工作和生活，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父子关系，也是同事关系。父亲不把我当小孩子看，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父亲是位技术高超的好工人，教给我技术窍门。两三年之内，我学会了调整联合收割机的所有零部件。我尤其感到自豪的是，我能够只听发动机的声音就讲出联合收割机出了什么故障。我还感到自豪的是，我能在联合收割机行进的时候从任何一侧登上去，甚至是从刀刃翻滚发出巨响的一侧。
要说开联合收割机是一份苦活，这还很不够。这是件十分累人的工作：我们每天工作14小时，有时是20小时，直到我们干得筋疲力尽为止。如果天气干燥，能够脱粒的话，这就是抢时间的竞赛。我们不停顿地轮班工作，人停机器不停。天气炎热？这还不到困难的一半：感觉就像在地狱里一般，尘土飞扬，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人们打量我们时，只能看到我们的眼睛和牙齿。身体的其余部分都覆盖着灰尘与汗水和燃油的混合物。这就是联合收割机操作员的工作环境。有时连续工作15到20小时之后，我在收割机上就睡着了。早年，我经常流鼻血。男孩到十五六岁的时候，通常会增加体重和更加壮实。我却在长得更加壮实的同时，在每个收获季节减少至少5公斤体重。
农场工作十分辛苦，但这并没有让农场工人的家富裕起来。我们家面积很小的自留地让我们能够生存下来。我们种植各种各样的蔬菜，但不能全部自己食用，因为每家都必须交各种税，必须将部分收成上交国家。
多年之后，当我作农业政策报告时，我尽量不用严厉的措辞，因为我深知农民生活和农民劳动的含义。
我们家的情况比其他人家好一些，因为联合收割机司机能够得到现金和实物工资。事实上，工资收入并不高，我们不得不卖出自留地的一些收成来购买衣物和家庭用品。这样，我们就必须去罗斯托夫、斯塔夫罗波尔或沙赫特卖出买进。不出意料的是，短缺现象总是存在。甚至是在收获季节，送到田头的饭菜质量也很差。不过，如果能够在一天一夜之内收割脱粒30公顷的话，就能得到一个“包裹”。包裹里面装有特别的东西：一些奶酪卷、一大块卤肉、一罐蜂蜜和两瓶半升装伏特加酒。我对伏特加不感兴趣，但“包裹”本身真是天赐良物。而且，母亲偶尔会给我们送来家里做的食物，这真是一顿大餐啊。
至于伏特加，我们机队的工人搞了一个恶作剧。这件事发生在1946年。收割已经结束，司机们决定要庆祝战争结束以后第一个收获季节工作的完成。那年的收获并不好，但无论如何工作已经完成。他们购买了伏特加和一些纯酒。他们坐在小隔间里，吃喝侃大山。我们机队的工人都很年轻健壮，大多数参加过战争。父亲37岁，我年纪最小，只有15岁。我坐在那里边吃东西，边听大家聊天。
这会儿，队长转过身来对我说：“你怎么坐在那里不喝酒？收割已经结束了。来吧，是你成为真正男子汉的时候了。”我看了父亲一眼，他没有说任何话，只是对着我笑。他们递给我一个杯子，我以为里面是伏特加，但实际上是纯酒。要喝纯酒，就要掌握“门道”：先呼一口气，将纯酒一饮而尽，在吸气之前赶紧喝一口冷水，将纯酒送到肚里。那时，我完全不知道这个“门道”。工人们都放声大笑，笑得最厉害的是父亲。这个教训我并没有忘记，从那时起我不再喜欢喝伏特加酒。作为报复，我们给队长搞了一个恶作剧。我们在一个杯子里倒上纯酒，在另一个本应装冷水的杯子也倒上纯酒。队长呼出一口气，喝下第一杯，紧接着又喝第二杯……大家再一次哄堂大笑。但队长只是嘟哝一声，他真的很厉害。总之，大家的关系很好，因为日子很艰难，总是相互帮助，而且工作干得很出色。
我当上苏共总书记后，每次重返故里都会见曾一道工作的工友，那些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司机。他们已经有一把年纪了。我们见面不拘礼节，就像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一样。拖拉机队给我的灵魂打上了深深的印记。我一直把他们当作很亲近的人。但现在他们都已不在人世了。
那些年里，种植庄稼的成本很高。1946年，农作物歉收。国家的面包篮子受到旱灾的重创。根据官方统计数据，那一年的粮食产量只有3960万吨，而战前的1940年为9570万吨。情况已经十分明显，许多地区再次发生饥荒。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农作物同样歉收。1947年春，斯大林格勒方向拥来逃荒的人群。他们试图用各种各样的物品来换取粮食，但我们能拿出来的粮食也不多，我们仅能勉强糊口。就这样，我们仍然给了他们一些粮食。
1947年的粮食收成要好一些，共收获了6590万吨。战争刚刚结束时，人民获得许诺：将在一年之内取消食品定量供应。由于1946年的旱灾，食品定量供应不得不延迟一年。直到1947年12月，定量供应才予取消。这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我们几乎没有理由感到高兴。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农作物再次歉收，但无论如何，我们熬过了那个冬天。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1948年的收成上。接着，4月份该地区突发沙尘暴——旱灾的可怕衍生物。“又麻烦了，”父亲说道，“战争［结束］以来的连续第三年。”但几天之后，温暖天气带来的雨水开始降临了，一天、两天、三天，雨还在下……庄稼开始生长了。
这是第一个真正的丰收年。我们集体农庄的粮食产量是每公顷平均22英担，这在多年的歉收中是闻所未闻的高产量。按照194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凡用一部联合收割机收获10000英担者，授予社会主义英雄称号；凡用一部联合收割机收获8000英担者，授予列宁勋章。父亲和我的收获量是8888英担，因此父亲获得列宁勋章，我获得劳动红旗勋章。当时我17岁，这是一枚我到现在为止最为珍视的奖章。获奖通知在秋天送达，学校专门举行颁奖仪式。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我感到害羞，但十分高兴。我第一次发表了公开演讲。
1948年这一年如果不是十分完美的话，至少对我们家来说是走运的一年，对国家也是一个好年头：战后第一个没有食品定量供应的年度。尽管食品价格和消费品价格在取消定量供应后翻了好几番，但日子在渐渐地恢复正常。
1947年9月7日，我的弟弟出生了，当时我16岁。我记得父亲在凌晨时分将我叫醒，叫我到另一个房间去。我照着去做，重又睡着了。醒来时，父亲告诉我有一个兄弟了。我提议我们给他起的名字是：亚历山大。1948年起，我实际上已不住在家里，弟弟慢慢长大，受到父亲和母亲的全力呵护和爱护。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与我不同。这一切对他的性格和生活态度具有影响。亚历山大的生活与我的生活不一样。在我看来，事情对他来说更简单也更容易。我对此并不怎么高兴，试图将我的人生观灌输给他。在某种程度上，我取得了成功，亚历山大成为了一名军人。
战争期间，人们意识到必须保卫土地和国家，认为战争一旦取得胜利，就能过上幸福生活。但战争结束后几乎什么都没变，特别是战争刚刚结束的那几年。人们重新投入沉重的工作，重新梦想有一天我们将重建和恢复一切，最终过上人的体面生活。希望驱使着那些做最艰苦和最下贱工作的人。将工作注入意义，有助于人们忍耐苦难。
众所周知的是，最消耗一个人力量的事是与逆境作斗争。当生活的基本必需品短缺时，当所有命运与你作对时，你必须从累累伤痕之中从头再来。我经历过这一切，青年时代的许多精力都用在克服“逆境”上，对此我没有任何遗憾。我早年的艰苦岁月和日复一日的斗争锻炼了我的性格。我所说的是能够考验一个人性格的那些困难。因为一个人的真正本质、真正价值并不是在取得胜利和成功的时刻得到体现，而是在接受考验的时刻得到体现。这样的时刻包含着一切：痛苦、欢乐、悲伤、希望，反映出生活的内在矛盾性。今天，那些研究我们历史的人需要知道将每一个时期和每一个事实都置于广阔的背景之下。否则，你就无法弄懂那个时代的事件本身，也无法弄懂当时的人们。
回顾过去，我越来越清楚地坚信父亲和外祖父的责任感、生活经历、行为方式和对于工作、家庭、国家的态度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为我树立起道德楷模。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具有天生的智慧、好奇心和仁爱精神。这使他不同于其他的村民，人们尊重他，说道：“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在我年轻时，我不仅具有儿子对父亲的正常情感，而且我深深地爱慕他。随着我的长大，我越来越爱我的父亲。令我十分惊奇的是父亲对于生活持之以恒的兴趣。他对自己国家和其他国家存在的问题都很感兴趣。
我们的交谈通常会转为问答方式进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越来越多地承担回答的角色。我们会交换问和答的角色，情况就是如此。我敬佩他对我母亲的态度（正如我所写的那样）。这种态度不是表面文章，更不用说是刻意为之，恰恰相反，是一种含蓄的、质朴的和温暖的表达。这不是象征性的爱，而是发自内心的爱。父亲从一见到赖莎起就对她持正面的看法，总是很高兴见到她。他还对赖莎的哲学研究很感兴趣。我想“哲学”这个词本身令他十分着迷。伊琳娜出生时，父亲和母亲都很高兴。伊琳娜有很多夏天都是与祖父祖母一起度过的。她喜欢在野外乘坐二轮马车，就坐在祖父的身旁。他们一起去割草，在草原上露营。
父亲突患重病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当时我正在那里参加苏共二十五大。赖莎和我立刻乘飞机到斯塔夫罗波尔，然后乘车到普利沃诺耶村。父亲躺在村医院里，已经昏迷不醒。我们未能用语言相互道别。他只是抓紧我的手，这就是他能做的一切。
我的父亲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因脑部大面积出血而去世。他于1976年2月23日苏联建军节那天被安葬。父亲在这里出生、耕地、种植、收割，用生命保护它，此时普利沃诺耶的大地将他拥入怀中……
父亲的一生都在照顾他所爱的人，他离开这个世界时都没有因为他的病而麻烦任何人。十分遗憾的是，他的生命是如此短暂。1995年，我们在紧挨父亲的墓旁安葬了我的母亲——玛丽亚·潘捷列伊耶夫娜。我每次造访普利沃诺耶村，都要去他们的墓前拜谒。
我回想起一次与母亲的对话，那是在她去世前很久。我们坐在屋前的长凳上，这是她喜欢待的地方。突然，她好像是在回应内心中的想法，对我说道：
“我死后，将我葬在你父亲旁边。”
“你说什么，‘死’？那我们怎么办？”我说。
“米沙，我的时间到了。”母亲对我微笑着说，“我对你父亲说再见已经有好多年了……”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两年，她的身体很不好。我们得出结论：母亲需要高质量的医疗条件，我们需要劝说她到我们这里来，与我们同住。她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我们轮流去探视。
最后一次探视她时，就我一个人去的。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直到很晚才分开。我回家的时候很乐观，觉得母亲的情况正在好转。她在第二天的凌晨4点去世。在最后时刻，医生问她是否要给我留个话。母亲答道：“他什么都知道的。”
[1]亚历山大·伊萨维奇·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ИсаевичСолженицын，1918年12月11日——2008年8月3日），俄罗斯作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936年加入共青团。卫国战争后入伍。1943年授中尉军衔。此后对斯大林产生怀疑，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攻击斯大林。1945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1953年出狱，但已抛弃马克思主义，转向东正教思想。1956年获释。1957年平反。1959年出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3年出版《第一圈》。1966年出版《癌病房》。1967年起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领导人。1968年反对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因出版《古拉格群岛》被吊销国籍并被驱逐出境。1975年流亡美国，支持越南战争。1976年公开支持西班牙弗朗哥政权。1990年恢复国籍。1994年回国。在此期间公开反对叶利钦的政策。2002年以后支持普京。2010年逝世。
[2]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奥多耶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Одоевский，1802年12月8日——1839年8月27日），俄国诗人、作家、哲学家。出身于军官家庭。1815—1820年期间担任公务员。1821年入伍。1825年参加了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失败后自首，并被判处12年苦役。1826年改判为8年苦役。1827年被流放到赤塔。1833年向沙皇忏悔后获赦。1836年重服现役。1839年去世。
[3]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欧加列夫（НиколайПлатоновичОгарёв，1813年12月6日——1877年6月12日），俄国诗人、作家、记者、钢琴家、作曲家、哲学家、民粹派革命家。出身于政治世家。1832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834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奔萨。此后曾多次被捕。1856年流亡英国，开始参加民粹派运动，并领导“自由俄罗斯”印刷厂。1860年参与创立土地自由社。1873年逝世。
[4]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ЕрмакТимофеевич，1532—1585），沙俄哥萨克阿塔曼，西伯利亚征服者。
[5]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Георгиевич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
[6]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МихаилВасильевичАлексеев，1857年11月3日——1918年9月25日），1915年至1917年任俄军总参谋长，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3月至5月任俄军总司令。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反革命运动，1918年4月担任了顿河流域的白军司令，同年9月死于心脏病。
[7]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Иванович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8]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舒库罗（АндрейГригорьевичШкуро，1887年1月7日——1947年1月16日），俄国白卫军中将。1907年入伍。一战期间曾在加利西亚、罗马尼亚、乌克兰、高加索等地作战。十月革命后反对布尔什维克。1918年组织游击队与红军作战，并同邓尼金结盟，后参与了库班拉达的活动。1919年初在顿河流域与马赫诺作战并将其击溃。1919年底先后在沃罗涅日和新罗西斯克战败，军队濒于瓦解。1920年被弗兰格尔解职，此后相继流亡南斯拉夫、法国和德国。二战期间与纳粹德国合作。1944年加入党卫军并被授予中将军衔，训练游击队与盟军作战。1945年被英国逮捕并被引渡回苏联。1947年被处以绞刑。
[9]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СемёнМихайловичБудённый，1883年4月25日——1973年10月26日），苏俄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骑兵统帅，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在波兰、德国和奥地利作战。二月革命后曾被选为连士兵苏维埃主席、团士兵苏维埃主席和师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后回乡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建立了骑兵游击队。内战期间曾担任著名的红军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内战后曾任北高加索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骑兵总监、莫斯科军区司令、副国防人民委员等职。
[10]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ПётрНиколаевичКраснов，1869年9月10日——1947年1月16日），1889年入伍。1900年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年参加了日俄战争。参加了一战。二月革命后曾任第3骑兵军司令，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协同克伦斯基进行武装叛乱，叛乱失败后被捕，在承诺不再反对苏维埃政权后获释，流亡顿河流域，继续参加反布尔什维克活动。1918—1919年任顿河哥萨克阿塔曼。1919年在邓尼金的压力下辞职，参加尤登尼奇白军。1920年起先后流亡德国、法国。二战期间支持纳粹德国。1943—1945年任德国哥萨克部队总司令。1945年德国投降后被英国军队逮捕，后被遣送到苏联。1947年被处决。
[11]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克尼加（ВасилийИвановичКнига，1883年1月13日——1961年5月19日），出身于贫农家庭。1905年入伍。一战期间在高加索阵线作战。十月革命后退役。1918年加入红军，服役于第1骑兵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0年参加了苏波战争。卫国战争爆发后在克里米亚阵线作战。1942年在战斗中身负重伤。1943年转入预备役。二战结束后退役。
[12]原文如此。——译者注
[13]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Михайлович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原姓斯克里亚宾（Скрябин）。生于维亚特州库卡尔卡镇一个店员家庭。中学时期投身革命，190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6年至1912年曾担任《火星报》和《真理报》编辑。1915年被捕后，被流放西伯利亚，一年后逃回彼得格勒，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委员。1920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同年9月担任乌共（布）顿涅茨州委书记，1921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至1928年担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书记，1930年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至194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1949年改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总理，1953年至1956年再次担任外交部长，1957年因参加“反党集团”而遭到谴责，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调任驻蒙古大使，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1984年恢复党籍，1986年去世。
[14]卓娅·阿纳托利耶夫娜·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Зо́яАнато́льевна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ая，1923年9月13日——1941年11月29日），出身于神职人员家庭。卫国战争爆发后，于1941年10月加入红军。同年11月参与执行焚烧沦陷领土定居点的行动，11月28日被俘，并于次日英勇就义。1942年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
[15]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伊萨柯夫斯基（МихаилВасильевичИсаковский，1900年1月19日——1973年7月20日），苏联诗人。
[16]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ДмитрийТимофеевичЯзов，1924年11月8日——2020年2月25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41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波罗的海战役、库尔兰战役等。1944年加入联共（布）。1976—1979年任远东军区第一副司令。1979—1980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中央集团军群司令。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0—1984年任中亚军区司令。1981—1987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4—1987年任远东军区司令。1987年1—5月任国防部人事局副局长。1987—1991年任国防部长兼苏共中央委员。1987—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90年晋升为元帅军衔。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总统委员会委员。1991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2日被捕。1993年获释。1994年被勒令退役。1998—2008年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总局首席军事顾问兼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首席顾问。2000—2010年任纪念朱可夫元帅委员会主席。2008—2012年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2020年去世。
[17]尼古拉·费多洛维奇·瓦图林（НиколайФёдоровичВатутин，1901年12月16日——1944年4月15日），1920年加入红军。1937—1940年任基辅军区参谋长。1940—1941年任总参谋部行动处处长。卫国战争期间曾任西北阵线参谋长、远东军区总参谋部副主任、沃罗涅日阵线司令、西南阵线司令、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第1乌克兰方面军司令、1944年牺牲。
[18]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Маяковский，1893年7月19日——1930年4月14日），苏联诗人、剧作家。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1910年退党，专心从事写作。十月革命后热烈拥护苏维埃政权。20年代起受到拉普的批判。1930年自杀身亡。
[19]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Серге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Есенин，1895年9月21日——1925年12月28日），苏联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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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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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引自2000年9月21日日记
↘引自2001年1月5日日记
↘评论
引自2000年9月21日日记
失去赖莎的一年已经过去了。今天家人和朋友们一道为她的陵墓立碑。碑文的雕刻者是弗里德里希·索戈延。色彩斑驳的大理石板看上去就像鲜花朵朵的花圃。巨大的石碑上镌刻着碑文：“赖莎·马克西莫芙娜·戈尔巴乔娃[1]，1932年1月5日——1999年9月20日”。一位样子很像赖莎的年轻女子弯腰将一束野花放到大理石的石板上。
一年过去了，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年，我生命的意义似乎已被剥夺殆尽。有好几个月，我都无法恢复过来。我的救赎来自我的女儿伊琳娜、外孙女克谢尼娅、阿纳斯塔茜娅和朋友们的陪伴。赖莎去世之后，我的演讲之旅停顿了好几个月，所有时间都在别墅度过。在此之前，我从未感受过如此强烈的孤独。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赖莎和我一直在一起，不离不弃，从未感到厌倦，恰恰相反的是，我们十分快乐。我们都爱着对方，尽管我们很少用语言相互表达爱意，即使是在私下独处时也是如此。我们感到重要的是要加深相互之间从年轻时就产生的爱。我们两人心心相印，亲密无间。我对赖莎的去世具有负罪感。我尽力将这些情感注入我的回忆录：我为何不能挽救她的生命？我清楚地意识到事态十分严重，而赖莎在生命晚期所承受的负担如此沉重；为何那些毫无良知、不负责任之徒能够在国家占得上风？她时常会谈及此事，而当我回答不能再毫无休止地纠缠这个问题时，赖莎就会自我克制、沉默不语。我很对不起她，对她所受的痛苦折磨更是心如刀绞。
……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与赖莎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夜晚——9月19日至9月20日的那个夜晚。赖莎在1999年9月20日凌晨2时57分去世。由于她已陷入昏迷，因此她离世时并不痛苦。我们没有机会相互告别。赖莎离去了，两天之后她就能够从她的妹妹柳德米拉的骨髓里获取和移植干细胞了，在我们于莫斯科索科尔尼切斯基的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46年纪念日的五天之前离去了。
直到最后一刻我仍然相信赖莎的生命能够挽回，对她的离去我无法接受。伊琳娜和我无助地站在那里，“扎哈尔卡[2]不能走，你听到了吗？”我在她的床头握住她的手，希望她能对我的祈求有点反应，回捏一下我的手。但赖莎毫无动静，她就这么走了。
……赖莎生病之前时常与我谈论我们的未来。有一次，我曾听她说过：“我不想一个人留在世上，没了你我活不下去，你呢？你会再娶，继续过日子。”我听后大吃一惊：“你在说些什么？你为什么会这样想？谁愿意谈论死亡？你不老啊，照照镜子吧。听听吧，人们会这么说：你只不过是有点累而已。”
“我不想变成一个老太婆，”她总会这么说。当我们的孙辈出生时，问题就来了，他们应当怎么称呼我们？赖莎提议称她为“巴布莉娅”（字面意思是“小奶奶”）。她的解释是“巴布什卡”含有年老和衰老的意思，而巴布莉娅听上去更加充满朝气。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啊……
赖莎欣赏关于女性年纪的传统说法：“小姑娘、姑娘、大姑娘、小媳妇、媳妇、大媳妇、老太婆，终老而去。”
在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她经常梦到我们会失去彼此。我越来越频繁地注意到她的焦虑。有时，赖莎会对我说：“把行程缩短吧。”她感到越来越难以陪我长途旅行，但她自己独处更为艰难，我能看到她眼里的忧伤。
……那个晚上伊琳娜和我站在她的床边，完全是一筹莫展。
引自2001年1月5日日记
今天是赖莎的生日，要是活着的话，她有69岁了。在我们有关未来的对话中她时常说道：“我想要的只是活到新世纪，活到新千年。”她在这个日子到来的三个月之前离去了。我们曾经打算要将2000年变为一个会使我们永生难忘的年头。伊琳娜和外孙女们都没有去过巴黎，我们的打算是在这座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的香榭丽舍大街上迎接2000年新年的到来。我们都在期待着这次出游，但接着就是噩耗的降临。不过，我和女儿以及外孙女还是去了巴黎，这是赖莎送给她们的礼物。
……今天我们来到新圣女公墓，带来了大量的鲜花。圣诞节就要来到了。前一天夜里下了雪，我带来了赖莎喜欢的红玫瑰。那个无法忘却的画面仍然历历在目：白色背景中的红玫瑰和覆盖在墓碑上的皑皑白雪。
我们返回用餐，墙上挂着赖莎的大幅肖像照片。屋里摆满了鲜花、点燃的蜡烛，还有一棵装饰得很美丽的圣诞树，空气中弥漫着松树的气味。餐桌上摆放着赖莎招待客人的美食。简言之，这是俄罗斯大餐加上一些西伯利亚的菜式——饺子。还有艾文嘉德馅饼。这些馅饼由克里姆林宫的烤坊烤制，而且连馅饼名称也是赖莎给起的。我们起立举杯，陷入沉思之中……
晚餐后，我来到书房，立在窗前，没有开灯。夜灯的光辉洒落在别墅的地面上，周围是茂密的俄罗斯森林，雪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就如同莫斯科大剧院的《胡桃夹子》中的景色。按照惯例，我们全家会在每个新年前夜前往莫斯科大剧院观赏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然后回家。随后，我们会一起守夜，互赠弗罗斯特神父带来的礼物。尽管总统宅邸“戒备森严”，神父总能把礼物送进来。此时，耳际响起音乐和大家的祝福声……
所有这一切都是过去的生活写照，这是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光。
赖莎酷爱俄罗斯的冬季，喜欢在大雪中散步。这是当我们住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时养成的习惯。有一次，我们差点在大雪中迷路。在莫斯科，她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赖莎出生在阿尔泰，成长于西伯利亚。她的家庭是铁路建设者，还在北乌拉尔的针叶林地区住过几年。
她时常回忆起三个孩子一道身穿羊皮外套，乘坐雪橇前往一个新的去处：她自己、热尼亚和柳德奇卡。在西伯利亚的漫长冬季，他们做饺子，放在袋中，置于室外冷冻起来。饺子是赖莎喜欢的食品。
我想到她最后的日子……她卓有勇气地为生存而搏斗，坚毅地承受各种医学治疗。我不忍目睹这一切。在最为困难和难以忍受的时候，赖莎会盯住我的眼睛和女儿的眼睛，试图从我们眼里找到她没有说出来的问题的答案：我出了什么事？
7月19日，医生做出了诊断，让赖莎住院。当我走进病房时，她看着我的眼睛问道：
“医生怎么说？”
我已经知道她的病情，说道：
“他们说是一种严重的血液病。”
“是不是治不好了？”
“不。我们决定明天乘飞机到德国去做更多的检验，以了解全部情况。然后，他们将决定治疗方案。”
……我们飞到明斯特，希望赖莎能够痊愈。9月21日，我们飞回俄罗斯，赖莎已经不在人世。赖莎就这样结束了她的生命之旅。
……我决定写一本关于我们人生的书。在此之前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未能动笔。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赖莎准备为她自己的书所起的书名是《心痛何故》，“红色的笔迹”，这是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书名。
我不是已经将本书称为回忆与追思吗？？？我将这本书提供给读者，奉献给对赖莎的思念。
评论
我认为对于本书性质的某些解释是恰如其分的。本书与我以前的所有著作都不相同。这不是自传：我在多年以前就写了自传。当然，本书也含有自传的许多成分，但并不具有严格的架构。这不是小说，甚至也不是历史记述。这是本人记述的有关我们的故事。
那些由本人邀请阅读书稿和表述意见的人都说他们喜欢这本书。假如他们保持缄默，我也许会认为他们只是想要取悦我并表示支持。但除了对本书表示肯定之外，他们还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想法。我接受了其中的适当想法，在最后的定稿中得到体现。我认为此时此刻我成功做到了完整地讲述我的人生故事。对我的政治生涯最终产生决定影响的环境是怎么形成的，本书给出了答案。
[1]赖莎·马克西莫芙娜·戈尔巴乔娃（РаисаМаксимовнаГорбачёва，1932年1月5日——1999年9月20日），戈尔巴乔夫的妻子。
[2]这是我在家里对赖莎的爱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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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国读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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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国读者的信
很高兴我的回忆录将在中国出版。自己的书无论在哪个国家和读者相见，对于作者来说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要说和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在当今世界占有特殊地位的伟大国家的读者相见，对于我来说更是一件特别的大事。
读我回忆录的读者会发现，我在书中给予中国较多的关注。现在我重又回忆起在我领导苏联的那些岁月里，我们两个国家为关系完全正常化所走过的道路。这是一项巨大的、历史性的成就，这样的成果两国至今还在享用。当时我们不仅能够克服错误和走出历史造成的不正常状态，而且能够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有益于两国人民的稳固发展的轨道，我们今天仍为此感到自豪。
我之所以要重提此事，是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我们这两个国家——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毋庸置疑的是，这样的意义还将不断增长。21世纪世界政治的形成——是一道最为复杂的难题，要解开这道难题，只有通过各国的共同努力。遗憾的是，冷战结束之后出现的解开难题的可能性还远未得到充分利用。世界政治落后了，跟不上形势的急剧变化和飞速发展。这就是最近很多问题，包括安全问题，变得尖锐的原因所在。
我们两国能够在寻求摆脱目前困境的出路方面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让我高兴的是，两国在面临当今那些迫切的现实问题时，能够在所有方面都切实采取共同的或相近的立场，不仅在双边的基础上，也在联合国、金砖五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框架内，越来越积极地开展合作。
我们两国进行合作和对世界性事务发挥积极影响的潜力，取决于各自能否成功发展经济和解决好社会问题。我觉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一向对之抱有很大好感的中国人民一定能顺利完成当今时代摆在他们国家面前的烦难任务。
希望中国读者会有兴趣了解我一生历程的各个阶段，了解我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今天有什么让我激动的事情？
（冯一兵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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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在西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在西德
一、恩斯特·布洛赫
二、麦克斯·霍克海默、泰奥多尔·维森格伦德·阿多诺
三、于尔根·哈贝马斯
四、赫伯特·马尔库塞
五、埃里希·弗洛姆
六、列奥·科夫勒
七、恩斯特·费舍
西德战后的局势无论如何都不利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法西斯的现代野蛮行径使它最优秀的思想家们四散于世界各地，许多人甚至在集中营里死于非命。[1]这一虽然短暂，却是严峻和反理智的时期，在某些最重要的文化领域，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留下了一片真正的荒漠。但是，即使是战后时期，由于德国被划分两半，由于冷战和当时领导的明显的反共主义，以及由于恢复正常生活初期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也未曾为造就一代马克思主义的新人提供什么有利的条件，在大学里尤其是这样，在最初时期，马克思主义派出身的理论家根本不能在大学里活动。
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最近时期，虽然局势已经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领域的重大成果是由战前就或多或少已经著名的思想家取得的，首先是由被称为法兰克福团体或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取得的（霍克海默〔M.Horkheimer〕和阿多诺〔Th.Adorno〕在战后回到法兰克福并继续在大学和社会研究所工作），其次是由多半是在美国和墨西哥活动的马尔库塞（H.Marcuse）和弗洛姆（E.Fromm），以及一度认为在东德的斯大林主义制度下自由的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能得到发展的恩·布洛赫（E.Bloch）和列·科夫勒（L.Kofler）取得的。
然而，这些思想家们为他们的朋友和战友，马克思主义者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1892-1940）已不在人世而感伤。本雅明战前主要是在文化界小圈子里为人所知，在20世纪50年代特·维·阿多诺及其同事所编的书（《本雅明著作集》第1和第2卷，1955年德文版[2]）出版以后才为广大的舆论界所熟悉。
本雅明是一位感情十分脆弱和细腻的思想家，他的广泛的文学爱好和精细入微的分析，对他的朋友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影响，在这些朋友当中也有布洛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许多人。本雅明在一些通常论述文学艺术哲学的文章中（特别是在《德国悲剧的起源》〔Porijeklonjemačketragedije〕、《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Umjetničkodjelouvremenukadsemožetekničkireproducirati〕或者《暴力的批判》〔PrilogKriticisile〕等著作中）不仅在细节描述方面，在对个别现象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和做出意想不到的观察方面，而且在理解历史现象方面显示出巨大的才能。这种把一定现象同历史基础联系起来的才能，在他论述艺术作品的复制或论述总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感性观察时一贯得到表现。而这种才能同时又最好地说明他在分析文化历史现象时在何等程度上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历史赐给像本雅明这样的思想家的命运是无情的。起初，本雅明在法西斯上台之前流亡法国。后来他同一批流亡者打算经西班牙去美国，在西班牙的边境上，眼看有被送回到处在法西斯铁蹄下的法国之虞，瓦·本雅明，这位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便自杀了。
一、恩斯特·布洛赫
从研究的课题、注意到的问题，以及哲学研究的风格和方式来看，恩·布洛赫（1885-1977）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从自己的第一部篇幅较大的著作《乌托邦精神》（Duhutopije,1918年）起，布洛赫就已经注意到乌托邦现象、乌托邦和希望在人塑造自己的历史生活中的意义，因而这一直是布洛赫在哲学上最关注的课题。在《希望的原理》（Principnada，3卷本，1954-1959）这部巨著的论述中，这种关注获得最为全面的表现。
从最早的一些著作起，布洛赫就已经不仅批判地对待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而且也批判地对待经历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各种变形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表现；此外，布洛赫还一贯致力于研究人，尽管他力图给人设定一个独特的实在范围。但是，人的课题（它在乌托邦现象中也特别地得到表现）仍然是基本的课题，正因为如此，他才如此明显地追求马克思的独创的人道主义思想。[3]
乌托邦这个问题，是人的实质问题。在这当中，布洛赫并没有把乌托邦设想为“空中楼阁”，虽然这一因素在人“对未来的幻想”中也是经常出现的，而是设想为“具体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是历史的人的实质。乌托邦和希望是无所不包和包罗万象的，因此，布洛赫把自己的这个基本的哲学主旨贯穿在整部主要著作中，指明乌托邦现象存在于人们的一切表现形式之中，如政治乌托邦、艺术乌托邦、技术乌托邦等等之中。这部著作的价值正是在于：它只在一个方面——乌托邦方面，就能对人的创造性做出如此全面的分析。因此，“过去、现在以至将来也存在的哲学的基本命题，应当是尚未生成、尚未取得的诞生地，是在新旧事物之间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斗争中建立和形成的”[4]。
布洛赫首先关心的是揭示人的存在的时间结构，即人的存在的本质。布洛赫从人身上揭示本能的总和时，没有给任何一种本能以优先权，而认为人具有许多基本冲动，时而这些冲动，时而那些冲动得到更强烈的表现。而从消极的激情和积极的激情，即恐惧和希望来看，最重要、更为人所固有的期待激情是希望的激情，因为否定的期待激情，即苦闷和恐惧是消极的。“它们表现出来的恰恰是一些自我毁灭和虚无，其中，最后还掺有纯粹消极的激情。希望，即相反的一种期待激情，与苦闷和恐惧相反，是一切内心激动中最具有人性的、仅为人所固有的，从而同时又关联到最广阔、最明朗的地平线。”[5]
布洛赫由于发现和分析了这一人的存在原则，就与海德格尔（M.H）的存在就是烦和忧郁的存在主义观点发生内在的对立。与存在主义者的人的忧郁的存在相反，布洛赫实际上发现了人的本质的更为人性、更为根本的范畴，即这样的规定，这些规定恰恰也指出往往只是非人性的生活获得人性“表现”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希望，作为向未来开放的态度，作为如doctaspes，即被理解了的希望，如果只是普通的自发的乐观主义，那是没有意义的。“自发的乐观主义，对于每个比较根本性的决定来说，所含的毒素并不亚于绝对的悲观主义。”[6]这就是说，后者为公开的反动服务，目的是使人意志沮丧，前者为隐蔽的反动服务，目的是使人容忍和消极。实际上，希望是指“战斗的乐观主义”而言的，通过它，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不是去实现任何抽象的理想，而是去解放新的更富有人性的共同体的种种因素。在今天，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坚定性，是主观因素与经济物质趋向的客观因素相结合的坚定性。
正因为如此，实践这个范畴在布洛赫的著作中也占有中心的哲学地位，布洛赫同时也显示出他是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这个时期马克思的其他思想的最深刻的解释者之一。“这里，具体的决定始终处在反对静止的斗争中，但由于具体的决定不是暴动主义，而是战斗的，同样也是有根据的乐观主义，因此，它同那个破坏着僵死和静止的过程和平相处。人和过程，更确切些说，主体与客体，在辩证的物质的过程中因而也以同样的方式站在前沿（front）。同时，对战斗的乐观主义来说，除了前沿范畴所开辟的地方之外，不存在任何别的地方。这种乐观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地理解的希望的哲学本身，作为上述非熟思的东西的知识，研究历史最前列的片段，而且还是在研究过去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是在过去中研究尚未现实的未来的时候。因此，被理解的希望的哲学，按其规定来说，处于世界过程的前沿，也就是说，处于运动着的、乌托邦所揭示出来的物质很少被深思过的最前列的存在片段。”[7]
主体，即人，是前沿中本质的东西；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语）。因而布洛赫认为，“人性”在每个社会里并不是作为内在的、无声的共同性存在着，而是正处于艰难的过程中，只有到共产主义才能达到。人道主义这个珍贵概念，只有在无产阶级立脚点中才获得其真正的地位，并且，“社会主义愈科学，也就愈具体地把关心人当作中心，也就愈具体地把切实消灭自己的自我异化当作目的”[8]。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过去（更不必说现在）并不是古董的排列，因为历史不是普通的博物馆。对过去的片面解释，使每门科学失去了未来，而在具体生活中则使资产阶级科学家产生最不科学的阶级意识形态的偏见。这种对待过去的片面态度，在现在中只看到疑团，在未来中只看到未定形。因此，辩证的-历史的、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是以行动为目标的、中介性的未来科学。“只有未来的地平线（如同马克思主义所占领的）同作为前庭的过去的地平线一起，才使现实具有它的实在的尺度。”[9]
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的中心点是劳动的人，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全部十一条提纲就宣称，社会化了的人类连同中介的自然环境乃是作为诞生地的世界范围。世界是对某种东西的倾向，是对某种东西的趋向。只有抛弃了闭塞的、静止的存在概念，希望的真实的、原来的尺度才能显露。如果说存在可以从自己的“来路”去理解，那么它同样也可以从“去向”去理解。决定意识的存在和对存在加工的意识一样，归根到底只能从它的去向和目的去理解。“热望、期待和希望需要自己的释义学，在我们面前存在的东西的微明要求有其特有的概念，新奇性要求有自己的前沿概念。而这一切都服务于这样的一个目的：通过可能性的中介王国，使一条通向必然被想象到的东西的主要道路，终于能批判地铺设出来，并且目标明确，一往无前。被理解了的希望，恰恰明确表达了世界上不再离开这种希望的一个原则的概念。之所以不离开，是因为这个原则从来就存在于希望的过程之中，尽管它在哲学上是如此长久地被忽视了。既然根本不能自觉地创造历史，在历史的具有趋向的道路上，目的同样也不是一切，那么，乌托邦的-原则的概念，像希望和符合人的尊严的内容这些概念，从其最好的意义上说，在这里绝对是中心的概念。这个概念所表示的东西在已经展开，而且还继续展开的地平线中同正在产生的意识相适应。对尚未产生的可能性的期待、希望和向往，这不仅仅是人们意识的基本特点，而且，当它被具体而正确地提出和了解时，也是整个客观现实内部的基本规定。在马克思之后一直至今，根本没有对真理的任何可能有的探求，根本没有任何关于决定的现实主义态度，它能够回避世界希望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内容；有的只是陈词滥调和钻死胡同。哲学将具有关于明天的良心，对于未来的党性、希望的知识，或者将不再有任何知识。”[10]
机械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即作为一种从世界本身来对世界所做的解释，是正确的。但是，当机械唯物主义把世界看成是不完整的和狭隘的世界，认为世界处于无目的的运动、循环的运动之中，处于始终被同一条必然性锁链所制约的产生和消灭中的时候，它就不正确了。这样的世界，就不是具有作为进步泉源的矛盾存在的世界了，就不是具有更美好的生活、具有人成为人的生成过程、具有对我们有益的物和具有发展与进步存在的世界了。因此，“如果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哲学的，即跨进十分开阔的地平线的话，那么它将不成其为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跨进开阔地平线的活动，是反对异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也就是争取外化的外化、争取诞生地的出现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在诞生地，人和世界的内核或本质的东西终于能够开始表现出来。而且正是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方和我们的最终会产生的自由内容的王国之中。迄今的史前史，虽然对事情并无意识，也导向这里，但是，自觉创造的历史，在经常被思索到的、间接预测到的自由王国的全部内容上，占有自己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主题”[11]。
对布洛赫来说，存在着三个范畴：前沿、新奇性（novum）和物质，这些是辩证过程的中心范畴。前沿是接下来必将存在的那段时间。新奇性是尚未意识到、尚未产生，但却是哲学所指明的美好的新奇性，即自由王国的实在的可能性。物质不是机械的积木，而是辩证过程的现实可能性的培养基。这种现实可能性是与实在可能性相对而言的，它制约着历史上能够出现的一切。[12]后来，有人特别斥责布洛赫的物质概念的神秘性和他的唯心主义的目的论。然而，他在《希望的原理》最后一卷中曾逐字地解释道：“这种尚未，当然不是那种似乎在原子中或在次原子的物质‘分解’中，后来出现或将要出现的一切东西，都已按‘结构’化小，作为密包物存在着。这种对尚未的落后看法，正好掩盖或不理解向新奇性的辩证飞跃。同样，在物质过程辩证的、向新奇性开放的潜在倾向中，当然并无预先安排好的目的，也无按旧的目的论方式现成地规定好的目的，更无神话般地由上天对下界指引好的目的。但目的论的真正问题，当然并不因为那使人想到‘预知’的旧目的论而威信扫地，真正的目的、使命和意向范畴并不因此而完全地或教条地被排斥出世界。这种情况较少，因为倾向恰恰常常暗含有对目的的态度；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对目的的态度，进步就无法衡量，也不能成为客观的东西；因为如果在世界中没有对世界的能动的计划，没有能动的目的、使命和意向，世界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同时，目的论的真理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由现成的目的组成的，而是由那些只有在能动过程中才能实现的目的组成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目的又总是出现和丰富起来。”[13]
这样，我们就谈到布洛赫特别注意的另一个概念——进步概念了。布洛赫在一部关于这个问题的学术著作中，对这个概念做了敏锐机智的分析。这个概念用得很多，甚至可以说用得最多，但又从未得到明确确定。正因为如此，在理解上也就出现模棱两可和种种分歧。
布洛赫首先指出，成功的进步甚至同时也意味着某种东西的丧失，正如儿童在成长为青年人和成年人的同时，也在丧失无忧无虑、天真烂漫和纯洁无邪的本性，或如工业获得进步，而工人阶级却因此陷入非常困苦的境地一样。
因此，必须使进步概念摆脱那种把任何向前运动和向前发展都视为进步的“拜物教性质”。例如，疾病的进展只会给人带来害处，即损害健康；又如，朝向帝国主义的进步是一种“反常的进步”，因为它的运动不以人道为目的。这是一种虚假的进步，因为它追求不人道，追求否定性目的。
由此布洛赫考察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及在进步中已发现的差异和不协调。“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可能显出进步，而上层建筑在一定情况下不仅不去适应这一进步，而且以个别文化衰落与之相对立。”[14]布洛赫以灯的发展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古老的红木桌上的古老烛台发出的光不仅比较柔和，而且比较庄严，正如马克思就已经指出过的，古希腊高度的艺术发展和落后的技术发展之间存在差异。
考虑到这个问题，布洛赫对于划定某些“文化圈"的做法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把这种做法叫作“地理主义”，这种地理主义非常容易转变成为生物主义和种族主义，宣扬每种文明与生物机体相类似，具有三个自身完整的阶段（奥·斯宾格勒〔O.Spengler〕、阿·汤因比〔A.Toynbee〕）。布洛赫由此得出另外的结论。文化的某种隔离即间断（而何处无间断？），并不否定，而恰恰证明一种向人性社会（无阶级社会）的运动的统一性，因为“在社会关系的全部总和中，处处存在着人性的东西——从人类学的到人道的——，这一方面使社会关系的总和千变万化、五光十色，另一方面又使之统一起来。毫无疑问，在包罗万象的历史描述中，多种多样而无所不包的论证，比分期困难得多，因为论证，至少作为包罗万象的、历史的论证，要求某种多样性——而且在时间上也这样”[15]。进步概念丝毫也不会因此而受什么损失；相反，这一切向我们说明，这种文化的多样性表明，人性社会尚未找到，但到处都在寻找。而越多的民族走向社会主义，对于所有这些多样性来说，目的的统一也就愈广泛和愈有保障。
进步概念与时间概念有最紧密的联系。因此，对时间的分析，也是解释进步概念的前提。在这种分析中，布洛赫在区分出千篇一律的、量的、与内容漠不相关的、“浓度”到处一样的“钟表时间”时，特别强调不能用它来衡量历史过程。这就是说，历史时间是有倾向的、质的、浓度多种多样的，正如同各种音乐形式和文学形式（奏鸣曲、赋格曲、叙事诗、话剧）都有自己的时间一样。难道水流不断地、刻板地冲击着河岸的时间，真的与唯一浓缩的一年（1917年）同样“浓”吗？“一切时间序列（不仅是历史的时间序列），都必须结合历史物质事件及其倾向和内容的各种不同浓度的划分来理解。”[16]
但是，虽然自然时间与历史时间有区别，就像自然时间和通常的物理时间有区别一样，能否把自然界仅仅了解为某种史前史、某种发生过的东西、某种如十字军东征一样已经过去的东西呢？不是不仅存在着人对人的经常关系，而且存在着人对自然界的经常关系吗？荷马时代的太阳，不也同样地照耀着我们这一代吗？这就是说，布洛赫认为，有一种自然序列和自然进步不一定始终都表现在历史时间中。这样，我们不仅有“相对空虚的、缺乏未来的自然时间”，而且还有“实体的、充满未来的时间：两者不仅作为方法论上的两个方面，而且作为相互补充的两个实在的方面存在着”。[17]两者交织在一起，对它们来说也存在着多节奏，而后者特别与文化历史时间相联系。因此，历史的人类学的真正的“黄金时代”，如果没有新的人道主义的宇宙学的，同样是真正的“黄金时代”，它也就不可理解。
布洛赫论述的尾声，无论如何是有些奇特的。他认为人类历史的意义在于实现自由王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历史的革命力量的努力的基本意向，而在这当中，很清楚，不能对这种“自由王国”做静止的和非辩证的理解。
但是，布洛赫在这部著作中，并没有认为自由王国仅仅取决于人的能动性、人的创造性的历史实践，而是认为还取决于“一切历史事件最终汇流入的整个宇宙学内的积极的-可能的和可能的-积极的意向”[18]。因此，布洛赫的“人性”并不只是人类学的东西。“归根到底，没有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学，也就没有新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对人的深信和对世界的深信，这两者很久以来就在革命的历史中携手并进，并且不受机械论和与目的格格不入的态度所阻挠。而战斗的乐观主义，作为真正的进步的主观方面，也包含在整个客观方面对方向和目标的探讨，从而也包含对进步的存在的探讨，而没有进步的存在也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的意识。”[19]
布洛赫在《图宾根哲学导论》中也探讨了这同一个问题，他的考察最后得出如下几点：“1．进步概念对我们来说是最宝贵最重要的概念之一。2．因此，对进步概念，永远应当根据其社会使命，即根据其目标加以考察和研究，因为它也会被人滥用，并恰恰被殖民意识形态所歪曲。3．进步概念可以适用于生产力和基础，但相对地说不适用于，至少是不大适用于上层建筑，反过来说也一样。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在时间上相继的上层建筑（文化），尤其适用于艺术中的进步范畴。4．进步概念根本不能容忍什么‘文化圈’，在‘文化圈’内，时间被逆转地钉在空间上，但进步概念不是要求单线性，而是要求广泛的、灵活的、充满生机的多样性，即要求一种对历史的声音的长久的、往往是交响的对位。要公正地对待欧洲以外的庞大的材料，再也不能单线地工作了，再也不能没有序列的延伸，再也不能没有错综复杂的新的时间多样性（一种‘黎曼’〔G.Riemann〕的时间问题）。5．必须认识到，真正的进步所涉及、所促成的目标内容极其丰富和深刻，地球上各种不同的民族、社会和文化，尽管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自己的辩证规律是统一的，但在它里面，在朝向它的道路上，都占有自己的地位。因此，活生生的欧洲以外的文化，应当在没有欧洲对它们施加暴力压制，至少没有对它们的证明人类本性丰富的特有证据采取消灭措施的情况下，从哲学和历史方面得到描述。6．这一目标内容不是已经最后决定了的，而是唯一的一个还没有显示的，即一个具体乌托邦的人性。只有这样，不同的历史进程据以规定的前进的深刻关系，才可以同时被描述成一种极其宽广的深度，以至——在一个结构丰富的时序中——整个世界的有过程的事件都能找到位置。根据人性，即根据最后的、最重要的进步标准（它应当是不断发展着的），地球上的全部文化，连同其继承下来的基础，是试验，是变化着的重要证据。也正因为如此，它们都没有与任何一个现存的文化趋同，哪怕这个现存的文化是‘占统治地位的’、极其‘经典的’、本身（本身仍然只是试验性的）已是‘规范的’也罢。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化，只有与在任何地方都未充分表现过，但可以充分预知的人性趋同。7．与此相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与世界‘含义’相联系的历史‘含义’这个已充分论述的现实问题。可是，起着统一作用的人性——进步目标中的终极——在这里同已经表现出来的人类成果及其宇宙环境最不一致。它处在迄今被推向极其遥远的前方的人-自然的目标之的的延长线上。这就是说，它处在人和自然的现实可能性极其遥远的，但并不是科学预见根本不能达到的内在性中。”[20]
布洛赫在希望的现象中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深刻意义。他在分析这个现象时，以非凡的洞察力、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能揭示了人们的各种不同表现所包含的，但经常被掩盖的意义。他由此对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探讨，对“人”的研究，对这个永恒的人的命题和任务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他的研究，根本反对和否定了荒谬的斯大林主义公式化，这种公式化似乎命定只知道一味重复，就像那海水一味冲击海岸一样。至于布洛赫力图在宇宙中不仅寻找人类运动的相似现象，而且寻找人类运动的某种基础，则是很不必要的。
在1956年的事件之前，布洛赫受到极高的评价，而在匈牙利和波兰发生一种批判非人道的、冷酷无情的官僚主义的反抗之后，人们对他的评价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布洛赫的思想，本质上是人道的，从而是反官僚主义的和反斯大林主义的。他鼓舞了很多感到政治垄断和文化垄断在现代欧洲文明和文化的条件下是不堪忍受的旧时代残迹的人们，这是毫不奇怪的。因此，德国党的领导于1957年4月4日和5日仓促举行了关于布洛赫哲学问题的讨论，讨论后还出版了一本批判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的书。[21]
在布洛赫的这部巨著的论述中，可以找到各种至少可以有根据地对其提出批判性问题的因素。例如，从对希望现象所做的独特解释、一定的心理说，直到上述的宇宙说。然而，这一切毕竟没有使一种真正生气勃勃的思想努力及其成果有所逊色。但是，如果某种批评按照旧的处方进行，追求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把一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而是人道主义者的对手宣布为修正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那么，这种批评的正确性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不能像格罗普那样非难某个马克思主义者从人出发而不从物质出发，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种种极其不同的看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更不用说在尚待分析的关于人的问题上了。同一位作者还非难布洛赫没有把共产主义理解成“物质的社会制度”（！），而是理解成“所谓的社会异化的消灭”[22]，非难有些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只对异化和物化问题感兴趣[23]，这是辩护士的口吻，这种辩护士仅仅从官僚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人道主义问题，并认为哲学的任务是论证和解释一定的政治实践。
从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去研究人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一片未经耕耘的田野。布洛赫的著作，尽管可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在这个领域内却犁出了一条意义重大的沟。
布洛赫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是整个当代哲学的独特人物，他处于普通的哲学潮流之外。哲学对于他来说是对人类和宇宙的理智认识，它并不是只局限于自己的时代，它如果极为深刻，就能看到一切时代。
尽管晚年多半是思维能力锐减，意志尤其衰退的年代，加上曾经几番流亡漂泊，经历过几次世界大残杀和在各种制度下遭受过许许多多的悲惨遭遇，布洛赫晚年依然矢忠于自己的基本观点，自己关于人道化世界的基本预见。
这位战斗的乐观主义者在自己最后的一本著作中自豪地写道：“正在振作奋起的人和尚未完全限定的现实可能，对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学、哲学和实践的发展来说，无疑是最必要的范畴。”[24]
人的命运掌握在人的手中。只是为此必须昂首阔步。这是人们应当永远思索的一个思想！
二、麦克斯·霍克海默、泰奥多尔·维森格伦德·阿多诺
麦·霍克海默（1895-1973）和泰·阿多诺（1903—1969）这两位思想家以自己的活动在欧洲和囯际精神生活中留下了意义重大的痕迹。他们都是聚集在上述“社会研究所”和《社会研究杂志》周围的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人物。两位思想家合作撰写了一些极为著名的著作，因此，我们也就在同一章里来回顾一下他们的观点。然而，只要简单回顾一下战前出版的这份杂志就可以断定：无论如何，在当时给社会批判理论划定基本路线的人是霍克海默。
1933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流亡国外，并在国外建立了研究所的分支，先是在日内瓦，接着是在巴黎，最后是在美国，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霍克海默与自己的同事一起，出版有关权威和家庭问题的研究成果，而战后还立即出版研究偏见的论文，研究不同社会阶层中种族偏见的社会的、心理的和历史的原因和基础。
回到西德以后，霍克海默同阿多诺一起，重建了社会研究所（1950年），而从1955年起，出版《法兰克福社会研究论丛》，继续坚持战前的那一杂志的传统。当时，公众，特别是大学生，首先是通过听他们在法兰克福大学的讲课而了解他们的观点和他们对当代文明的批判阐述的。公众过去基本上不知道《社会研究杂志》的论文，因为在法西斯统治时期，杂志几乎全都被销毁了。公众可以读到的第一部较大的著作是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这是他们两人合作的成果。在这部叫作《启蒙的辩证法》的著作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极其扼要地阐述了自己在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对当代文明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所持的观点。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是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实质，这一文明从古希腊罗马时期以反对神话的斗争开始。作者同时认为，启蒙的自我毁灭正在进行中，神话本身就是启蒙，并且，启蒙正在重新变成神话学。[25]这个命题在《奥德赛》中的神话和启蒙的辩证法的第一个附录中得到了说明，《奥德赛》是古希腊罗马文明最早最典型的证明之一。而第二个附录是论述康德、萨德（M.deSade）和尼采（F.Nietzsche）这些彻底的启蒙完成者的。这一分析首先表明，屈从于主体统治的一切自然的东西怎样最终变成盲目的客体的东西、自然的东西的统治。
启蒙的纲领就是用知识来消除关于世界的神话，消除偏见。知识就是力量，无论是在奴役创造物方面，还是在讨好世界的统治者方面，它都不会有任何障碍。而技术是这种知识的实质。它追求的不是概念和图像，而是方法，是利用他人的劳动，是资本。“人们想从自然界那里学习的东西，就是利用自然界，以便完全统治自然界和人。不可能是别的。启蒙还无情地对待自身，把它自身的自我意识的最后残余也烧毁殆尽。”[26]
西方哲学在其中规定了自己永恒的自然秩序的各个范畴，表明了昔日俄刻阿诺斯（Oknos）和珀耳塞福涅（Persefon）、阿里阿德涅（Arijadne）和涅柔斯（Nerej）[27]曾经有过的地位。苏格拉底以前的宇宙学坚持转化的要素。湿度、空气、火等作为自然界元素，实际上是神秘世界观的理性化了的创造物，于是神秘魔鬼的多义性在本体论的实体的纯形式中获得了精神生活。通过柏拉图的思想，奥林匹克的诸神也被哲学的逻各斯所掌握了。
对于启蒙来说，凡是未受到预见和利用的一切，似乎都是可疑的。启蒙总是假定神话的基础是人神同一论，主观的东西对自然的投射。俄狄甫斯解答斯芬克司的隐谜时回答说“这是人”。这句话成了启蒙到处重复的固定不变的解释。启蒙仅仅承认可以作为统一体把握的东西才是存在和发生过的东西。它的理想是一种派生出一切的体系。在其中，它的理性的解说和经验的解说彼此并无区别。形式的众多归结为状态和秩序，历史归结为事实，事物归结为物质。形式逻辑是启蒙的理性的范例，并给它提供世界的可预见性的公式。“柏拉图在其最后著作中神话般地把思想与数目等同起来，这表达了对一切非神话化的渴望：数成为启蒙的法则。”[28]
同样的等同逐渐地也统治着资产阶级的正义和商品交换。等价统治着资产阶级社会。它把不等的东西还原为抽象的量而使之等同起来。在启蒙看来，一切不能还原为数的东西都是一种假象。统一依然是从巴门尼德到罗素的解决办法。人们坚持毁坏神和质量。“神话转变为启蒙，自然界转变为单纯的客观。人们增强着自己的权力，代价是使他们施加权力的对象异化。启蒙对待事物，犹如独裁者之对待人们。他承认他们，只要他能够操纵他们。科学的人承认事物，只要他能制造它们。因此，它们成为为他存在的自在物。”[29]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竭力要深入认识资产阶级文化的实质，因而力图不是在许多人所设想的方面，即不是用分析的方法，不是通过穷究最初的因素，不是通过沉思的猜解，而是在总体的性质上，在包罗万象的量中，在对预先已被决定了的（因为是数学化了的）过程的理解中，在作为对自然界从而也是对人的统治的基础的包罗万象的考虑中去探寻启蒙时代的实质和意义。在他们看来，在已获得启蒙的世界中，神话已转变为世俗。存在不仅是以人的异化为代价换来的，而且人们的关系，以及每个人对自身的关系也随着精神的物化而恶化了。正像他们所写的，人变成一种按惯例反应和运转方式的节点，这也是现实对人的要求。泛灵论使物精神化，工业主义使灵魂物化。商品统治着人，它通过无数批量生产的隐蔽机制和它的文化，把人们的行为的方式方法作为某种完全是自然的、合乎理性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强加给个人。个人还仅仅被规定为物，被规定为统计的因素。“启蒙的实质是抉择，它的不可避免性是统治权力。人总是必须在他屈服于自然界或自然界屈服于他这两者之间做出抉择。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的昏暗的地平线被思考着的理性的太阳照得雪亮，在这理性的冰冷的光柱之下，播下的新的野蛮种子走向成熟。”[30]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拿康德、萨德和尼采作为说明启蒙的命运的第二个例子。康德的概念是模棱两可的。理性作为先验的超个人的自我，包含有人的自由共同生活的观念，在自由的共同生活中，人们作为一般主体组织起来，并在整体的自觉团结中克服纯粹理性和经验理性之间的冲突。但是，理性同时又是思考着的思维机关，这一思维机关为了自我保存的目的使世界顺从，因而它只知道把对象从感性材料制作成征服的材料的职能。存在是从加工和支配的角度加以考察的。一切都成了自我重复和替代的过程，成了体系的概念模式的例子，甚至人本身也是这样。概念机关在感性达到感性经验之前就已经决定着感性；公民预先就把世界看作是他用以在那时构成世界的材料。康德曾经直观地假设过甚至好莱坞有意识地实现的东西；图像预先就已经在生产中根据理念的标准被审查过，在此之后才是可以让人们按照这一理念标准去看的。[31]
有一种社会学的意见认为，在客观的宗教中获得的支持的丧失、前资本主义结构的最后的瓦解、技术的和社会的专业化，导致了文化的混乱。这种意见每时每日都在表明自己是不正确的。今天，文化正在使一切都变得雷同。电话、电台、期刊等等构成一个体系，一切都异口同声、千篇一律。冠冕堂皇的管理机构和工业展览到处都一样，无论是在独裁国家还是在其他国家。整个大众文化因处在垄断之下而变得完全相同，这的确是人们不想隐瞒的事实。
替文化工业辩解的理由是工艺技术方面的，而标准似乎出自消费者的需求。实际上，这是操纵和起反馈作用的需求的循环，在这一循环中，体系的统一变得日益牢固了。而在这里，人们隐瞒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技术赖以获得统治社会的权力的基础，是经济上的最强者的统治社会的权力。工艺技术上的合理性，是统治本身的合理性。[32]
这种文化工业的风格，实际上是对风格的否定。在一般和特殊、常规和对象的特殊要求之间根本无须进行调解，因为各极之间的紧张对立根本不会发生：各极是相通的，并且转入一种模糊的同一之中。伟大的艺术家从来不是那些以最完善的方式表现风格的人。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把风格理解为对天主教徒式的痛苦的顽强抵抗，理解为否定的真理。甚至被称作古典的作品，例如莫扎特的音乐，也包含着追求与被它具体化的风格不同的东西的客观倾向。在勋伯格（A.Schönberg）和毕加索（P.Picasso）之前，伟大的艺术家对风格总是抱怀疑态度，而更多的是坚持事物的逻辑。表现主义者和达达主义者挑战性地认为，风格本身是非真实的。今天，他们的这种意见在走红的女影星的妖冶妩媚中，在因拍摄农村工人的可怜茅舍大出风头的摄影者的高超技巧中正大获成功。在任何艺术作品中，风格是一种许诺。[33]
从自由主义时代就传下来的文化垄断，把艺术家完全俘获在手心之中。从前，康德和休谟虽然署名“最恭顺的仆人”，同时却在做着破坏王位和祭坛根基的工作，今天，人们虽然对统治的达官贵人直呼其名，却任凭目不识丁的老板去摆布自己的艺术活动，屈从其偏见。托克维尔（A.C.Tocqueville）一百年前所做的分析今天依然有效：在私人垄断之下，专制统治让你躯体自由，却控制你的心灵深处。统治者在这里不会这样说：你必须同我一样想，否则你要死。他会这样说：你可以是自由的，不必同我一样想，你可以有自由、有财富等等，但是从今天起你是我们当中的异己分子了。谁不顺应潮流，谁就穷极潦倒，一败涂地。[34]
文化工业的总体性存在于重复之中。它不顾一切地总是追赶着娱乐。它的意识形态就是做娱乐生意。它的力量在于同已产生的需求一致。娱乐在晚近资本主义中是劳动的延长。寻求娱乐是希望逃脱一下机械的劳动过程，以便身心得以恢复，能再去经受这一过程。但是，机械化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它完全决定着娱乐商品的生产，使个人别无其他娱乐，只能是去模仿自己的劳动过程。娱乐变成了无聊，不值得为之花费精力。因此，娱乐必然是老的一套。“但是，生意和娱乐的原始亲和性表现在亲和性本身的含义之中，也就是社会辩护。满足意味着同意。要达到满足，唯一的可能办法是封闭自己，把整个社会过程拒之身外，使自己变得愚蠢，预先就放弃每一件作品，甚至是最微不足道的作品应具有的不可避免的要求——在自身的局限性中反映整体。满足意味着不要为此思索，即使有痛苦和烦恼，也要统统忘掉。这是彻头彻尾的无能。这实际上是一种逃避，但正如已经说过的，不是逃避恶劣的现实，而是逃避剩下的最后一点反抗思想。娱乐所许诺的解脱是抛却思想，是否定的解脱。”[35]
两位作者对当代技术发达的文明，即一切皆已物化和变成商品的世界的文化工业进行了透彻和激烈的批判。经过分析，他们最后断言，整个制度的生活在不断复制，没头没脑地一味往前撞。正常健全的东西就是重复着的东西，就是自然界和工业中的循环。人们在报纸杂志上看到的，老是咧着嘴笑的一个样子的婴孩，人们听到的，老是吵吵闹闹的爵士器械的打击声。表演技术上的一切进展，统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的一套。[36]
两位作者还对反犹太主义问题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在一些写得很简明扼要的片断中还提出了一定数量的问题。在这部著作中，他们力图找出西欧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红线，考察了从西欧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初期直到当代消费的和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荒谬、平庸，但又可怕的极权的和敌视任何个性和个人特点的观点，从而使这一著作在内容上和风格上都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丰富的著作。这一著作同他们的其他著作一起，给了新的一代莫大的帮助，使新的一代对整个意识形态化了的世界持批判立场；这个世界把一种标准化了的廉价商品和一种同样廉价的娱乐当作人类存在的最高成就和最大意义拿来款待人们。
在出版这一著作的同一年，即1947年，麦·霍克海默发表了自己的一部巨著《理性的黯淡》。他在这一著作中再一次广泛探讨了当代资产阶级世界中理性的形式化，同时阐述了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现象、科学的作用等等批判性的社会理论的一些主要题目。霍克海默指出，启蒙哲学家以理性的名义攻击宗教，但到头来他们不是消灭了教会，而是消灭了理性本身的客观概念——他们的全部努力的力量源泉。休谟抛弃了最后的一些一般概念，从而成了当代实证主义的真正始祖。[37]
“理性扬弃了自主性之后，就变成了一种工具。在主观理性的形式方面（实证主义所强调的方面），被强调的是它对客观内容的无联系性；在主观理性的工具方面（实用主义所强调的方面），被强调的是它对他律的内容的投降。理性完全被卷入社会过程。它的有效价值，它在统治人和自然界方面的作用变成了唯一的准则。”[38]
于是产生了观念的自发化和工具主义，语言被归结为当代社会巨大的生产机构中的一种工具。同时，语言似乎自食恶果，倒退到自己的魔术阶段。“正如在魔术盛行的时代，任何语言都被看作是能够摧毁社会的可怕力量，说话者必须为之承担责任。与此相应，寻求真理被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从而也就被钳制了。思维和行动之间的差别被看作是毫无价值的，因而任何思想都被看作是行动，任何反思都是命题，而任何命题都是暗号。每一个人都得为自己所说或没说的话承担责任。一切的一切都已分好类别和打上标记。”[39]
理性的形式化的后果不是一目了然的。衡量有意义和无意义、真理和谬误的合理标准消失了。在当代智力平庸的哲学家们看来，只存在一个权威：科学，而这个科学又被理解成事实的分类和可能性的计算。正义和自由总比非正义和压迫好这种说法在科学意义上是无法检验的，这与红色比蓝色好的说法一样毫无意义。[40]
同样，在今天，这一观念大部分已丧失了自己的合理的基础，接受了一种完全不合理的外表。任何哲学观念、美学观念和政治观念，都力求成为一种新的神话学的核心，而这也就是启蒙的进步在一定的点上就力图转回到迷信和癫狂的原因之一。“多数原则以任何事情都经过普遍的裁决的形式出现，以各种形式的表决和借助于当代通信技术加以实施，从而成了思想必须服从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新的上帝，但它不是伟大革命宣告者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上帝，即不是一种反抗现存的非正义的力量，而是抗柜一切不与之一致的力量。人们的裁决越是为各种利益所操纵，多数就越发充当文化生活的仲裁人，替各个领域的文化代用品，直至大宗大众文化艺术赝品辩护。科学宣传把公众舆论制造成黑暗势力的真正工具的规模越大，公众舆论就越发表现为理性的代替物。民主进步的这种表面的胜利，使民主赖以生存的精神实质丧失殆尽。”[41]
霍克海默在批判实用主义时运调，哲学在其客观主义阶段，力图成为彻底理解人的行为的原因和理由的一种手段。与此相反，实用主义力图把任何理智重新转变为单纯的行为。“实用主义力图把实验物理学变成一切科学的范例，力图按照实验室的技术来塑造精神生活的一切领域，因而与当代工业主义是一对姐妹。工业主义认为，工厂是人的存在的范例。工业主义按照传送带式流水作业或按照合理化的办公室活动来塑造一切文化领域。为了证明自己有权被理解，任何思想都必须提供为自己辩护的理由，都必须提供关于自已的实用性的确证。”[42]
霍克海默谈到杜威这样的一个思想，“要相信智力具有设想未来的力量，而未来就是对目前值得希望的东西的设计”，发现其实现的手段，我们就得救了。对此，霍克海默指出“对目前值得希望的东西的设计”根本不是什么解决办法。这是因为，第一，这里说的是人的希望。尽管人的希望实际存在着，却是受整个社会制度制约的。这就使人产生更大的怀疑：真的是自己的希望吗？如果这些希望是以非批判的方式被接受的，那么，市场调查和盖洛普（G.H.Gallup）的民意调查，就是比哲学更合适的确定这些希望的手段了。而如果杜威同意主观的希望与客观的希望可能性之间存在某种差别——而这意味着哲学分析的开始——，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实用主义是否愿意这样做呢？“今天，哲学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思想在这一抉择中是否还能自主，是否能准备好自己的理论决定；或者，思想是否必须满足于起着一种空洞的方法论的作用，起着一个耽于幻想的辩护士的作用，或者起着一种万应药方的作用，就像赫胥黎（A.L.Huxley）最新的广为流行的神秘主义一样，而这种神秘主义是像任何现成的意识形态一样好地适合这奇妙的新世界的。”[43]
霍克海默抛弃了对科学所做的实证假设，因为人们在这当中忘记了，自然科学，不管人们如何构想它，首先是一种辅助的生产手段，是不可能预先确定它在社会的真正前进和后退中起什么作用的。实证主义哲学根本上就是哲学的技术至上主义，因为它把科学看作是进步的自动的泉源，恰如柏拉图相信数学的威力一样。[44]
在考察个人及个人的浮沉问题时，霍克海默根据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现代的历史经验指出，如果个人退回到自身，脱离共同体及其问题和斗争，自由便是幻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将把一切个性的残余破坏殆尽。同样，个人的解放并不是摆脱社会的那种解放，而是把社会从自动化中拯救出来，因为自动化在集体化和大众文化的时期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回顾了个人在中世纪的各个时期和后来在社会发展的特别强调个性的自由主义阶段中的地位和特征，并指出，当前，巨大的垄断和强权左右一切，在这种形势下，个人采取功利主义的解决办法，仰仗垄断公司，迎合强权眼色。理性的个体主体日益枯萎凋谢，其未来日益不取决于自己的远见，而是取决于庞大势力集团之间在民族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的斗争。“从初学走路的时候起，个人就不得不看到，要想同这个社会和睦相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放弃完全的自我实现的希望。要同社会和睦相处，唯有模仿才有可能……屈从周围环境，模仿它，重复它，顺应自己可能隶属的一切强大集团，把人的本质变成组织的一个肢体，牺牲自己可能的机会，以便决心博取这一组织的满意和在这一组织中获得地位，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存活。他的存活，靠的是最古老的生物学的生存手段，这就是适应环境。”[45]
今天，人们处于工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极权之中，个人意见和个人反抗消失了，因此，朝人性进化越发困难了。霍克海默认为，尽管如此，这一切压迫并不是生产的纯技术要求造成的，而是一定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因此，在霍克海默的著作中，仍然存在着某种乐观的憧憬，他认为，当代所有这些过程，终会导致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终会导致个性的繁荣。[46]
最后，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哲学的基本任务究竟是什么呢？霍克海默认为，哲学思维的第一个特征是：“相信哲学意味着绝不害怕思维能力会枯萎衰竭。”[47]在这一意义上，霍克海默反对本体论的复活，反对当代文明的保守的批评家。哲学既不是工具，也不是技术方案。哲学只能描画进步进程的轮廓，而这一进程是由逻辑的必然性和事实的必然性决定的。“哲学没有定义。哲学的定义与哲学要说的话的明确表述是同一的。”[48]如果以为能够提供几句所谓的无时态的句子作为定义（正像在逻辑经验主义那里常有的情况一样），那是最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把每一个概念看作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真理的片段，概念只有在真理之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含义；由这些片段构成的真理的结构，是哲学最关注的东西。
霍克海默既疏远哲学唯心主义，也疏远把精神和自然界等同起来的自然主义。理性的失败归因于它用自然界制造出真正的客体，而又没有能力在这样的客体化中发现自己的踪迹。“今天，集体的疯狂从集中营起一直蔓延到表面上完全无害的大众文化之中。这种集体的疯狂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已经存在于原始的客体化之中，其时的第一个人就诡计多端地存心把整个世界视为猎获物。”[49]
虽然存在着理性与自然界的对抗和普遍的异化，真理的观念依然总是是可达的。哲学不能是否认或逃避矛盾的顺应时势主义。否定在哲学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不可导致怀疑主义，怀疑主义只是形式上的、抽象的否定。另一方面，客观唯心主义和理性主义固执地坚持一般概念和标准的永恒意义，而全然不考虑它们的历史的可派生性。哲学理论本身没有能力促使野蛮倾向或是人道原则在未来取胜。但是，正确地对待这一观念，哲学就能够对历史起校正作用，就能够照亮人类目前的进程，就能够在执行这一功能时成为人类的记忆和良心，从而防止人类进程类同于疯人院里的毫无意义的兜圈子。“否定的方法，谴责一切摧残人类和阻碍人类自由发展的一切，这是基于相信人类……现在，科学已帮助我们克服了对自然界中未知的东西的恐惧，而我们却是我们自己制造的社会压迫的奴隶。当我们需要独立地行动的时候，我们却呼唤典范、制度和权威。如果我们理解的启蒙和精神进步就是人类从对恶势力、魔鬼和仙女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从对盲目的命运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一句话，就是从恐惧中解放出来，那么，公开谴责今天被称作理性的一切，那就是理性所能立下的最大的功绩。”[50]
这位法兰克福学派最有影响的人物，以这样的信条结束了自己对当代文明的一些生命攸关的问题的思考。这些问题有：个人和个性的命运，非辩证的理性的历史悲剧；但同时还有：辩证理性，即唯一能够使人校正走入深渊的自发趋向的批判意识的日益黯淡的命运。在这一时期，在霍克海默的著作中，占上风的还是乐观地相信人类的进步力量，相信人类的批判意识和辩证意识的伟大力量。在他的生命的稍后时期，在当代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和极权主义的影响下，或者在社会主义冲动发生蜕变时期的官僚国家主义垄断的影响下，他越来越放弃自己先前的著作中的革命语调，变得听天由命，甚至产生这样的错觉，似乎人类除了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和“希特勒式的、斯大林式的或其他形式的法西斯主义”二者之间择一之外，再无其他选择了。[51]确实，经历了纳粹的野蛮洗劫之后，世界并没有获得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泰斗们所说的那种解放；技术至上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世界的另一面，由于拥有迫害和限制自由的巨大可能性而越发可怕。但是，这还远不意味着“各个人以及各阶级已经融为一体”[52]，还远不意味着由于有越来越大的个人表现自由（尤其是在思想自由领域），人们已经在维护资产阶级的世界，而只存有某些批判性保留了。今天，一切明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清楚，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官僚主义根本不是解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办法，甚至还是一种倒退。但是，解决办法不存在于保守住这一“自由世界”的某种历史优势，这是因为经验明白无误地告知我们，这个“自由世界”动荡不定，不断地受到霍克海默清楚知道和甚至可以明确指出的那些势力的威胁。解决办法在于克服这个所谓的“自由世界”，它无非是资产阶级世界，充满自私自利，孕育着反动的倒退，它一旦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就会使法西斯主义或其他类似的主义死灰复燃。这种克服虽然会引起或大或小的震荡，却会实现直接的民主，也就是实现欧洲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欧洲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能够实现的那些马克思的主要梦想。
应当指出，这种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较直接的联系保持距离的态度，在霍克海默最亲密的同事泰·阿多诺那里，无论是在风格还是在题材方面，也都有所表现。阿多诺的理论活动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世界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同它们展开论战。同时，阿多诺的兴趣所在，首先是他熟谙的音乐理论。[53]
在考察音乐和一般艺术的实质时，阿多诺首先强调其认识性质。他为音乐的先锋主义辩护，同意勋伯格关于艺术必须真实的论断，同时认为，“音乐否定假象和游戏而追求认识”[54]，“音乐意识到自己本身是认识，而伟大的音乐从来就是认识”[55]。另一方面，他把音乐理解为要素，理解为物化世界的存在部分；音乐因而努力维护自己的完美性，同时又从自身产生出与自身实质对立的一些特征。“新音乐的外表尽管使脱离制作的听众感到格格不入，但它不加掩饰的奇形怪状来源于听众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前提和人类学前提。不和谐的音调令听众惊骇，但述说的是听众自身的状态，唯其如此，才使他们感到不堪忍受。相反，过分熟悉的作品的内容，是如此远离今天笼罩在人们头上的命运，以至于他们本身的体验与传统音乐显示的东西根本互不沟通。”[56]听众在传统音乐中也只理解那些最粗俗的、“美的”地方，情调和联想。“在贝多芬的任何奏鸣曲中，在勋伯格的四部合奏中，都隐藏着构成作品内涵的音乐联系，但对于由电台训练出来的听众来说，在前者中隐藏着的，并不比在后者中隐藏的少，后者至少还提醒这些听众，尽管提琴能够奏出甜蜜的音调，但实际奏出的并不是欢乐的歌曲。”[57]
由此可以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阿多诺不可能把旧的音乐内容和形式纳入他和霍克海默如此清晰地揭示出其结构、矛盾和奇特现象的当代社会现实。阿多诺维护任何一个勋伯格、贝尔格（A.Berg）、韦伯恩（A.Webern）、雅纳契克（L.Janaček）或者巴尔托克（B.Bartok）的当代音乐表现，反对针对这种音乐表现提出的各种责难，特别是关于理智主义的责难；但他同时又指出，对传统的音乐频率的独特语言抱僵硬的不容态度是一种陋习，这种陋习背后隐藏着社会压力。“音乐频率的第二个特性是历史起源的表象。这一特性把自成一体和独一无二的体系的优点归功于嬗变的社会，这个社会自身的动力追求完整性，并且，一切音乐频率要素的完整性都极其深刻地与其可替代性相应。但是，新的音乐手段来源于旧音乐手段的内在发展，同时又通过质的飞跃从旧的音乐手段中独立出来。因此，断言新音乐的重要乐曲与传统音乐的乐曲相比，显得想象多些，感性少些，那纯粹是一种无知的推测。”[58]
阿多诺认为，新音乐的认知力量不在于它回到革命时期英雄的古典主义。新音乐的主体是晚近资产阶级阶段孤独的、实在的主体；这种实在的主体性和音乐素材，为勋伯格提供了美学的具体化的圣典。由于所有这些原因，音乐直至今天也只是作为资产阶级的产品存在着。“封建主义从来也没有产生过‘自己的’音乐，音乐总是由城市市民阶级提供的。无产阶级则是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统治的简单客体，它由于本身受压迫而具有的特性和它在制度中所占的地位，被剥夺了构成音乐主体的资格；只有在自由得到实现和不再有任何操纵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才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主体。”[59]
阿多诺认为，传统音乐的阶级性在于，它以恒久不变的内在性和令人畅快的外表宣告：根本没有阶级。新音乐则抛弃了这种和谐的外表。“激进的当代音乐的隔世孤立，不是由它的非社会的内涵，而是由它的社会的内涵造成的。它通过自己纯粹的质，而且是越鲜明就越显得纯粹的质，指出了社会的丑恶，而不是把社会的丑恶隐藏在某种似已存在的人性的幻象之中。它不再是意识形态。”[60]阿多诺以此指出当代音乐的悲剧性的存在：它在阐明一个荒诞的世界。它承担了这一世界的全部悲剧，它为自己找到的全部幸福就是认识不幸，它为自己找到的全部美好就是否认美好的假象。阿多诺在分析勋伯格的创作时最后写道：“无人愿意与之相联系，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它正在消失，无人问津，无人反应。在被听过的音乐周围，时间凝结成透明的晶体，而未被听过的音乐犹如一颗空子弹坠入时间的真空。机械音乐每时每刻都有这后一种体验；新音乐也获得这种体验，它自动停泊在绝对忘怀之岸，它是被抛入茫茫大海的密封浮瓶中的藏信。”[61]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阿多诺写了各种著作和论文，对最重要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和人物做了批判性的评述，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问题以及康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做了许多细致机敏的分析。[62]但是这些分析在解决问题方面并无任何重要贡献，甚至是毫无系统地、杂乱无章地围绕着人物和对象兜圈子，并充满某种晦涩的抽象议论。这种情况在最后一部著作《否定的辩证法》中尤为突出。
在这部著作中，他越来越没有批判性理论曾经有过并希望具有的那种批判倾向和历史共鸣。
三、于尔根，哈贝马斯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年轻成员当中，应当首先提到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1929-）。他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和社会学教授，一位富有批判精神和独立见解的英才。他以其具有创见的著述和对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的理论讨论的参与，成了最著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之一。[63]
最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系统地研究了公共领域结构的变化问题。他揭示了公共领域从其在封建社会中具有典型特征，经过其在17、18和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形式（报纸、刊物和俱乐部等），直至其在当代瓦解的整个过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公共领域在反对僵化了的封建关系体系的斗争中具有批判职能，但是在19世纪中叶，其批判意向已经丧失，因为这时资产阶级已经感到自己的政权相当稳固了。一个世纪之后，知识分子已同社会融为一体，成了文化部门、经营管理机构和官僚机关的收入丰厚的职能人员。但作为一种体制，知识分子仍然是一支先锋队；与其相适应的是在少数富有创造性和批判精神的专家及其抽象的艺术、文学和哲学作品同受大众报道和宣传媒介控制的很大一部分公众之间出现日益加强的离异。[64]
在当代，私人范围、私人垄断和国家结合在一起，公共领域结构的变化更为深刻，因为大众通信手段，不管其是否被私人掌握，预先就已经由追求完全是一定的阶级目的和集团目的的公共领域所操纵。在自由主义的公共领域模式中，发牢騷的公众机构由于掌握在私人手中而免遭官方权力的侵犯。一百年之后，事情已完全改变了。这些媒介日益商业化，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日益集中化，成了复杂的社会权力。这些媒介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恰恰给政论的批判职能带来更大的危害。与自由主义时代的报刊不同，大众通信手段已经获得远为广阔的活动范围，公共领域范围因而也扩大了。这些体制甚至已从公共领域侵入商品关系的私人领域，并日益服从个人或集体的私人利益。以前是报刊通过转述或渲染的方式表达作为私人群体的公众的牢騷，现在则由大众媒介来表达了。[65]“以前，新闻宣传必须反对专制君主的秘密政策：它竭力使个人或事物服从公众理智，从而使政治决策在公众舆论审定之前能够得到修正。而现在则相反，新闻宣传要借助于当事者的秘密政策才能实现：它使某一个人或事物获得公众威望，从而使之在非公众的舆论的气氛之中能获得一片喝彩声。”[66]
重大政治事件的相互关联性发展了。公共领域丧失了自己对私人范围以及对“世界公共领域”的界限。阶级的党成了某种形式的“一体化的党”，它时不时地要求自己的选民替自己喝彩捧场。今天，党的这种类型已是党的主要类型。对于这种类型的党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谁拥有实力手段和教育手段，能在选举中通过明里炫示实力或暗中实行操纵影响民众的态度。这样，党就成了制造意志的工具，但这种工具并不掌握在公众手中，而是掌握在那些建立党的机构的人手中。这样，议会的作用自然也改变了。议会从一个进行辩论的实体变成炫示实力的实体。讨论的基本目的在于向公共领域炫示党的意志。“在议会的职能变化上，显然，公共领域的质疑性质已为国家制度的组织原则所取代：公开批判（由公众进行的批判）原则已改变为一体化指导（由炫示实力的机构——政权当局或联合会，首先是党进行指导）的原则。”[67]自由主义国家变成社会法治国家，这种变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改变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和职能及与之有联系的一切现象，致使批判性的公共领域同以操纵为目的的公共领域处于经常不断的矛盾之中。这样，哈贝马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性分析，在公共领域现象方面指出了这样的内部过程，这些过程导致个人和个别自由集团的真正自由和批判职能的日益消失，导致机构和国家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力的日益增长。
哈贝马斯从事的另一部分研究是认识和兴趣问题。他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激进的认识批判只有作为社会理论才是可能的。[68]哈贝马斯以我们上面已经介绍过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位代表所特具的精神，考察了哲学的某些实质性问题，特别是考察了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意向。他在自己关于认识和兴趣的论述中分析了这些关系，并提出了如下几点观点。首先，先验主体的活动在人类的类的自然历史中具有自己的基础，因而认识同样也是自我保存的工具，如同它把纯粹的自我保存也先验化一样。[69]作为出发点的第三命题是：认识引导的兴趣在劳动媒介、语言媒介和统治媒介中形成。其次，在自我反思的力量中，认识和兴趣是同一的。最后，“认识和兴趣的统一显示在一种辩证法之中，这种辩证法从被压抑的对话的历史轨迹中重建被压抑的东西”[70]。
哈贝马斯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主要代表人物一样，以其对当代文明的分析，以其对当代操纵社会的非人化性质的批判性揭露，在促进青年一代批判地看待其自身地位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然而，近几年来，在左派运动的具体实践中出现了尖锐的分歧。这些尖锐分歧不仅存在于左派运动内部，而且存在于这一运动与其先锋部分和哈贝马斯之间。在估计革命时机、引起革命形势的可能性以及实行行动的手段方面，哈贝马斯针对学生运动提出了一系列批判性反思和责难，从而引起对话和或多或少的激烈反应。[71]
在一些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当中，我们还可以指出一位较老的代表人物，这就是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Pollock），他专门研究自动化问题。其次，我们还可以指出阿尔弗雷德·施米特（AlfredSchmidt）和奧斯卡·内格特（OskarNegt）。[72]
四、赫伯特·马尔库塞
一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以自己的哲学参与和理论参与，在20世纪60年代对一部分欧洲左派，特别是对大学生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就是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73]。他与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事们有着相似的生活道路。他的思想在战后德国的环境（我们已有机会从各个方面介绍过这一环境）中发展起来。在欧洲唯心主义通过舍勒（M.Scheler）、狄尔泰（W.Dilthey）、雅斯贝尔斯（K.Jaspers）、海德格尔和稍后的存在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通过布洛赫、本雅明、卢卡奇和科尔施（K.Korsch）日益注意探讨的问题上，马尔库塞显示出敏锐的目光。这就是哲学史问题和人类学问题。要探讨这些问题，自然必须重新研究最深刻的理论传统，即研究黑格尔和马克思。
因此，马尔库塞的思想探索，直至他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概念，或多或少带有上述思想家，特别是黑格尔、卢卡奇、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痕迹。[74]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的上述著作，以及稍后在《社会研究杂志》中写的文章都向我们表明，他是从掌握马克思的重要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转到独立分析当代文明的一位思想家。
马尔库塞的《理性和革命》（1941年）一书扼要地显示了他的研究成果。该书的初版在美国问世。他是1933年以后同其他人一样被迫流亡到这里的。[75]当纳粹硬说黑格尔（还有尼采）是德意志主义思想（其最高的化身就是最野蛮的法西斯主义！）最重要的奠基人，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思想家又宣布黑格尔是一位贵族反动派的时候，马尔库塞却用这一著作的很大一部分篇幅去阐述这位思想家，因为不了解这位思想家，也就不能了解这位思想家的伟大的、历史性的否定者——卡尔·马克思。
马尔库塞站在黑格尔-马克思这一路线上，不仅试图说明马克思的理论探求的意义，而且试图说明当代的历史分歧。马尔库塞坚定地维护“批判的社会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哲学概念是社会经济学范畴，而黑格尔的社会经济学范畴则是哲学概念。因此，“甚至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也不是哲学著作。它们表现出对哲学的否定，尽管用的是哲学的语言”[76]。马尔库塞的出发点是，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全部范畴完成于现存制度之中，而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全部范畴关系到对现存制度的否定。马克思的理论是这种意义上的批判：“一切概念表示着对现存制度的总体的指控。”[77]
马尔库塞在阐述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的同时，断言辩证法永远是“否定的辩证法"。任何事实永远高于纯粹的事实，任何事实都是现实可能性的否定和限制。雇佣劳动是事实，但也是对似乎能满足人的需要的自由劳动的限制。因此，马克思认为消灭私有制不是目的自身，而是消灭异化劳动的手段。“生产资料社会化，与任何其他经济制度一样，纯粹是经济事实。它要开创新的社会制度的要求，取决于人与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的关系。如果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并没有被利用来发展自由的个人和满足他们的需要，就会仅仅是使个人屈从于物化了的共性的一种新形式。如果自由的个人而不是‘社会’成为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的主人，消灭私有制才会开创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78]
马尔库塞认为，消灭了无产阶级，劳动也随之被消灭。这样，马尔库塞恢复了马克思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定的课题，认为共产主义不是解放“劳动”，而是消灭“劳动”。他认为，资本主义本身消灭了封建主义社会中把劳动的形式与阶级归属严格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社会强制，也就实现了自由劳动。
但是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设想未来的劳动形式与现有的劳动形式极不相同，因而在使用同一个‘劳动’术语去同等地表示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过程方面犹疑不决。他使用‘劳动’这个术语去表示他在最终的分析中实际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去表示在商品生产中创造剩余价值的活动，也就是‘生产资本’的活动”[79]。另一种活动不是“生产劳动”，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可见，劳动意味着“不让从事劳动的个人获得自由的和全面的发展，因而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解放同时就是劳动的否定”[80]。
基本问题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观念之中。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看来，真理存在于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所理解的否定的总体之中。在黑格尔看来，否定的总体是理性的总体，即最终与历史的理性体系同一的封闭的本体论体系。马克思则相反，他使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基础相分离。现实的否定性成为不能作为某种形而上学的状态实体化的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涉及的总体是阶级社会的总体，而作为阶级社会的矛盾的基础的否定性是阶级关系的否定性。“辩证的总体又包括自然界，但仅仅是在自然界进入社会再生产的历史过程并决定着这一过程的范围内。在阶级社会的前进中，这一再生产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形式，而这些形式构成全部辩证概念的范围。这样，辩证的方法按其本性成了历史的方法。辩证的原则并不是可以同等地应用于任何对象的普遍的原则。当然，人们可以对任何一个事实进行辩证的分析，例如列宁在著名的讨论中对一杯水进行的分析那样。但是所有这样的分析是被导入历史社会过程的结构中去的，并表明，这一过程对于被分析的事实是决定性的。辩证法把这一事实理解为某一特定历史总体的因素。这些因素不能独立于某―特定历史总体之外。”[81]
除了上述限制，即把辩证法限定为历史辩证法之外，马尔库塞还进一步限制辩证法的作用范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它涉及某一历史运动的特别阶段这个意义上才是历史的方法。黑格尔如此抽象地表述的发展仅仅是人类历史的某一特别阶段，即人类的产生史，阶级社会的历史，马克思称之为前史。“人类真正的历史将从这一社会被推翻的时候开始。黑格尔的辩证法提供前史发展的抽象的逻辑的形式，马克思的辩证法提供实在的具体运动。马克思的辩证法因此依然与前史阶段相联系。”[82]
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特征的否定性是阶级社会中人的存在所固有的否定性，因此，在马尔库塞看来，它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之中，因为否定性是在无阶级社会中改变历史运动的整个结构的前提。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依然反映着盲目的经济力量对历史进程的统治，这一阶级的历史进程的运动是辩证的，因为这一运动还没有由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自觉活动来支配，辩证的规律是对社会的“自然”规律的认识。[83]
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同阶级社会的历史联系起来的概念是必然性的概念。尽管马克思的理论同宿命的决定论没有联系，但是的确，唯物史观本身包含决定论的原则：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但是这种必然的依赖性在马尔库塞看来只适用于阶级社会。限制和扭曲人的可能性的生产关系，必然决定着人的意识，因为社会不是自由的自觉的主体。只要人还没有能力支配这些关系，这些关系就采取一种客观的独立的实体的形式，而这些关系所统治的意识就必然是意识形态的。“诚然，人的意识今后将仍由再生产着人类社会的物质过程来决定，甚至当人类已达到能够调节社会关系，使之能最好地促进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时候。但是，当这些物质过程变得合理，变成人的自觉的工作的时候，意识对社会关系的盲目依赖也就不复存在。当理性由合理的社会关系决定的时候，它就是自己决定自己了。社会主义的自由包含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的两个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导致本身的自我否定。”[84]
由此可见，马尔库塞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构想为历史的辩证法，这种历宋的辩证法只适用于阶级的历史。同时由此可见，马尔库塞还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看作是实现一个新的、没有阶级的和自由的人类共同体的可能性的假设。这特别表现在他论述弗洛伊德（S.Freud）的心理分析的内容十分丰富的著作中。在这一著作中，他不同意弗洛伊德那种不可能有“非压制性的文明”的论点。理由之一是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本身容许有这种可能性。理由之二是压制性的文明的成就本身创造着逐渐取消压制的条件。马尔库塞试图证明，爱欲原则和现实原则（弗洛伊德）之间的对抗来自一定的社会关系。从一定的社会劳动组织中产生出来的统治和异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实原则加给爱欲的强制。“由于工作日的长短是现实原则压制爱欲原则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工作日缩短至一定的点，使劳动时间量本身不再妨碍人的发展，这是自由的第一个条件。工作日的缩短本身肯定会使最先进的工业国家现有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但是，回到较低的生活水平（效率原则的破坏会导致这一状况），与自由的进步并不矛盾。那种认为越来越高的生活水平是自由的条件的说法很容易成为替压迫辩解的论据。用汽车、电视机、飞船和拖拉机给生活水平下的定义，是功效原则本身的定义。越出这一原则的支配范围之外，生活水平是用其他标准来衡量的；这些标准是：人的基本需要的普遍满足，无过无错，无忧无虑——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不管是本能的还是‘理性的’。”[85]
从这些理论基础出发，马尔库塞对当代文明进行了批判的分析。他在为《理性和革命》1954年版而写的跋中，就已提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绝大部分与这个社会一体化的论点。在这一著作中，对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体系的批判，由于考虑到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依存，而包含有新的特色。马尔库塞认为，十月革命后众所周知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巩固。中欧的革命失败使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陷于孤立无援，并走上依靠自身资源实行恐怖的工业化的道路。[86]马尔库塞认为，后来高度合理化和工业化的苏维埃社会的发展，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总动员和联合，国际的协调一致又增强了民族的协调一致，使顺应时势不仅对于个人，而且对于民族成了生死存亡的问题。辩证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所设想的另外的理性和自由的形式的观念又显得是一种空想。然而，“构成现今时期的历史内容的反对个人最终解放的总动员表明，这一解放的可能性是何等现实”[87]。
马尔库塞在其影响极大的《单向度的人》（1964年）一书中概括地论述了他关于现代文明的理论分析和看法。马尔库塞从分析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批判的基础今天已经改变了。虽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改变了“这两个阶级的结构和职能，致使它们不再是历史改革的荷负者。在现代社会最发达的部门，维护和改善制度化的现状这种超越一切的利益，使先前的对抗者一致起来。随着技术进步保证着共产主义社会的生长和巩固，质变的观念在非爆发性的进化这一现实主义概念面前让路了”[88]。
然而，马尔库塞认为，这并不是反驳质变比其他一切变化更必要这一此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考虑到实现发达工业社会的总的性质，在19世纪得到阐述的批判理论不再充当这一社会超验化的基础了。阶级、个人、私有等等范畴丧失其批判的内涵并倾向于变成描述性的和作业性的术语。马尔库塞以前主张在批判的理论中克服哲学的观点，根据自己的这一观点，他认为，那种要使这些范畴重新获得批判意图的尝试，是一种从与历史实践相联系的理论向抽象的思辨的倒退，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向哲学的倒退。
虽然我们只能部分地同意马尔库塞的这一观点，但我们要指出，马尔库塞承认，整个当代含糊不清的形势包含着更为根本的含糊不清。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从开始到结尾，正如他在导言中所说的，都在两个相互矛盾的假设之间摇摆：1．发达的社会能够阻碍质变，阻碍可预见的未来的形成；2．存在着能够破坏这种障碍并使社会革命化的力量和倾向。[89]
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盛行的是舒适的、宽容的、合理的、民主的不自由。这是技术进步的表现和后果，因为在技术进步之中，批判的思想和持反对派的态度的权利丧失了自己的活动基础，并且，社会看来日益能够满足个人的需要，这固然要根据社会如何组织而定。但是自由的主动性从整体上说从来都不曾是天赐之福。“如果是劳动或饥饿的自由，那么自由对于绝大多数居民来说就是辛苦劳累、朝不保夕和忧虑恐惧。如果个人不再被迫在市场上以一个自由的经济主体表现自己，那么，这种自由的消失便是文明的一个巨大的成就了。工艺的机器化和标准化过程能够把个人的能力释放出来，越过那必然性达到前所未见的自由王国。人的存在的内部结构就会发生变化；个人就会摆脱异己的需求和异己的可能强加于他的劳动世界，就会自由地在生活中运用独立自主，生活成了他自己的生活。如果对生产机构的组织和指挥能够从满足必要的需要出发加以考虑，那么，这一生产机构可以是极端集中化的；这样的一种监督并不会妨碍个人的独立自主，而会使个人的独立自主成为可能。”[90]
这是发达工业文明的可能条件，技术合理性的“目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倾向。这个社会随着它的技术基础的建立而趋向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并不只是一种社会的恐怖主义的政治一体化，而且是一种社会非恐怖主义的经济技术一体化，这种一体化通过传统的利益对需求的操纵产生作用。它这样防止着一种与整体对抗的有效的反对派的兴起。助长着极权主义的不只是一种特殊的政府形式或政党统治，而且还有一种特殊的，完全可以同党派、报刊和‘调解权力’的‘多元主义’相安共存的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91]
这是十分重要的观点和论断，许许多多的所谓“自由世界”的代言人对此还不明白。马尔库塞甚至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引起对新的经济、政治和理智自由观念的需要，因为与社会新的可能条件相适应的实现形式是必需的。而反对这种进步努力的最有效的武器是强迫人们接受使旧的生存斗争观念和形式永存的物质需求和理智需求。
这样，马尔库塞也论述到人的需求这个十分困难，同时又是根本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人的需求是历史的需求，于是，区别真伪历史需求的标准问题也被提出来了：“对压迫感兴趣的一部分社会势力强加给个人的那些需求是虚假的，因为这些需求使艰苦的劳动、侵略、贫困和不公正永久化。”[92]满足这些需求，对于人来说是令人愉快的，但是我们不应当维护这些需求，因为这些需求会抑制人的能力，使他不能认识整体的疾病，不能把握时机医治这些疾病。“绝大多数广为流行的、与广告上大吹大擂的宣传相一致的放松、消遣、修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恨等等需求，都属于虚假需求的范畴。”[93]
什么是真正的和虚假的需求，这只能由个人自己去回答，但是他只有在自已是自由人的时候才能做出自己的回答：如果他受到阻碍——他受人操纵时就受到阻碍——，他的回答就不可能是标准的，人们也就不应当把他的回答理解为他自己的回答。在现代社会中，形势非同平常：人与强加于他的存在同一，并在这存在之中找到自身的满足。异化已成为客观的，异化的主体消失在自己异化的存在之中。在这种形势下，意识形态的终结，如一些人所期待的，纯是幻想。发达的社会在一定意义上是比先前的社会更为意识形态的，因为意识形态存在于生产过程本身之中。技术的合理性、大批商品的生产、娱乐和信息的生产等等，使那些把消费者和生产者联系起来的规定的准则以及习惯、情感上和理智上的反应显露出来。“产品教训人和操纵人，产生一种不受人的错误影响的错误意识。当这些有利的产品到达更多的社会阶层中更多的个人的手里时，它们带来的教训就不再是广告；教训成了生活方式。这是好的生活方式——比以前的好得多——，并且，它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而抗拒质变。于是产生一种单向度的思维和行为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那些就其自身内容来说使现存的言论和行动的宇宙超验化的观念、追求和目标，不是被拒绝，就是被贬低为这个宇宙的概念。这些观念、追求和目标则由现有制度的合理性及其量的增长来重新决定。”[94]
科学的方法论只局限在物理学的操作主义、社会科学的行为主义这些过程的范围内。完全的经验主义是一般的特征。坚持这种方法，势必竭力去使思想和行为摆脱既定的现实。[95]批判的思维与现代新实证主义、语言哲学等等相反，竭力表明现有的合理性的不合理的性质，规定改变这同一个合理性的倾向。批判的思维本身为此发展了力量和可能，而这首先是日益增多的技术合理性的可能。“技术的变革同时是政治的变革，但政治变革只有在它改变技术进步的方向，就是说发展新的技术时才会转变为社会的质变。这是因为现有的技术已成为破坏性的政治的工具。”[96]
技术的主宰地位从个别的集团转移到新的国家和中央计划，这不是一种解决办法。技术依赖于内在地不是工艺学的目的。“工艺学的合理性越是摆脱自己的剥削者的特征，越是规定着社会生产，它就越是依赖于政治指引，依赖于这样的集体的努力——争取太平的生存，连同达到自由的个人自己给自己所定的目标。”[97]从太平出发改建社会基础，这意味着权力在量上和质上的缩减。这是不能以“废除劳动”的浪漫解释或“劳动成了游戏”的论点去达到的。富裕这个观念，在发达的文明中如同在中世纪那样，也是意识形态的。“因为人与自然界的斗争越来越是人与其社会的斗争，社会对个人的强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合理’，并因而更必要。只要必然性的王国继续存在，从性质不同的目的去考虑建立这个王国，不仅会改变社会必要生产的方式，而且会改变社会必要生产的规模。”[98]
马尔库塞认为，这一质变的前提是发达的生活水平中的量变、过度发达的缩减，因为这样的生活水平不是实现太平的生存的适宜的模式。今天的这种生活水平和富裕社会，人们是不值得为之做这么大的牺牲的。这种生活水平和富裕社会的实现，给人们带来的是使人迟钝的劳动的永久化，是意识的受操纵，是各种各样的沮丧。要达到人的真正的自我规定，取决于对生产和财富分配的有效的社会监督。而这在各种利益对立的社会自然是做不到的。除了社会基础的根本改变之外，“自我决定的实现要看群众在多大程度上溶解为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一切宣传、训练和操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认识和掌握事实、能够决断选择。换句话说，社会的合理和自由，要看社会在多大程度上由一个崭新的历史主体来组织、维持和再生产”[99]。
然而，仅仅有这一根本变革的必要性的意识还是不够的。没有物质的力量，即使最敏锐的意识也是无能为力的。“批判的理论的弱点恰恰就在于它没有能力在现存社会内部揭示解放的倾向。”[100]批判的理论产生于19世纪。在自己产生的时候，它面前曾存在这样的力量。今天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单向度社会的总体倾向使传统的道路和手段不起作用，甚至变得危险了，因为它抱住人民主权的幻想不放。这里面有某些真理，因为人民先前是社会变革的酵母，现在已变成社会统一的酵母了。“说实在的，在人民的保守基础的表面之下有被唾弃者和被排斥者——其他种族和其他肤色的被剥削者和被迫害者、失业者和丧失劳动能力者的培养基。他们生存于民主过程之外；他们的生活最迫切最实在地要求消灭不堪忍受的关系和制度。因此，他们的反对派立场是革命的，哪怕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的。他们的反对派立场从外部去攻击制度，因而不为制度所左右；他们的反对派立场是一种原始的力量，它破坏游戏规则，从而揭穿这是一种经过巧妙伪装的游戏……他们开始拒绝参加这一游戏这一事实，可能意味着一个时期结束的开始。”[101]
在这一著作中，马尔库塞还论述了否定，同时完全坦率地承认批判的理论没有找到解决目前形势的办法。在上述力量的冲突中，他既看到可能性，也看到悲剧性，因为社会的力量是强大的，但是他同时还看到历史的极端——人类最进步的意识和人类最受剥削的力量——重新结合的希望。“批判的社会理论并不拥有能够填平今天和未来之间的鸿沟的概念；它不做任何许诺，不显示成功，它依然是否定的。因此，它希望依然忠实于那些过去和现在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伟大的拒绝的人们。”[102]
马尔库塞在发表了这一著作之后不久，又发表了一部篇幅不大，但十分重要和受人欢迎的著作，一部献给他的布兰迪斯大学学生们的关于压抑的宽容的著作。在这一著作中，马尔库塞表明对目前形势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宽容概念如果与反对压制思想自由和政治解放实践有关，就可以成为党派性的、破坏性的和解放性的概念，另一方面，宽容概念也可以为征服的利益服务。
宽容是自我目的，因为尽可能地限制暴力和征服，使人免受侵略乃是人之常情。然而，在今天占统治地位的压迫社会中，进步运动在争取比较宽容的关系或争取始终利用现有的民主权利的斗争中也会招致相反的后果。它会给总体的统治造成有民主自由存在的假象，而实际上这种民主自由早已改变了自身的内容和失去了自身的作用。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自由的存在和利用，仍然是恢复其原先的反对派职能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只有在宽容确实是全面的，并且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主人和仆人、追捕者和追捕者的牺牲品都利用宽容的时候，宽容才是自我目的。只有任何真正的或所谓的敌人都不需要教育和培养人民进行侵略和残暴活动的时候，这种全面的宽容才是可能的。只要这些条件不具备，宽容的条件是‘有沉重负担的’，是由制度化了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自然与宪法的平等相一致）打上烙印和规定的，就是说是由社会的阶级结构打上烙印和规定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宽容实际上只限于在合法的暴力或压迫（警察、军队、形形色色的监督者）的基础之上，只限于在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及其‘靠山’占据关键地位的基础之上。”[103]
尽管宽容是进一步解放的前提条件，但从言行中表现出来的内容看，它并不是毫无差别地相等同的。它绝不能维护捏造的谎言和不公正的行为。这样的宽容在并无恶意的争论中，在学术辩论中，在科学和私人信仰中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社会不能在太平盛世的地方和在自由幸福尚成问题的地方同样行事，因为在后一种地方，某些事情不能说，某些思想不能表露，某些政治措施不能提出，某些行为不可能得到允许，宽容也就成了继续实行奴役的一种工具”[104]。
在这种社会里并不存在真正的宽容的条件。必须创造这样的条件，使宽容能够成为解放的和实行人道的力量。如果宽容首先用来维护和支持压制性的社会，如果宽容用来消除反对派和消除人们对其他的较好的生活方式的向往，那么，宽容就变得反常。在这种情况下，冲破错误的、意识形态化了的意识就成了关键。这种冲破是不可能立即在广泛的战线实现的，而首先只能在有限的地方实现。今天，解放的力量并不等同于某一社会阶级。这一力量分散于整个社会，进行斗争的少数或孤立的集团往往存在于反对自身领导的反对派之中。这样，马尔库塞再一次鼓励那些小集团，特别是大学生增强自己的历史参与的明确意识，增强革命行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明确意识。
马尔库塞在这一著作中力图指出发达的民主社会出现的变化，在这样的社会中，宽容的自由化功能也改变了。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力图削弱对反对派运动实行宽容的范围及加强保守和反动的势力。这样，他认为，被压迫的少数具有反抗的“自然权利”，具有采取法律之外的手段的“自然权利”，因此，合法的手段已经显得不够了。“法律和秩序到处是、永远是维护现有等级制的人的法律和秩序；对那些在这种法律和秩序下呻吟并反抗（不是为了私人利益和出于私人仇恨，而是为了成为人）的人诉诸这种法律和秩序的绝对权威，那是荒谬的。除了指定的当局、警察及其自身良心之外，没有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任何法官。当他们使用暴力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开始锻造任何新的暴行链条，而是打碎现有的暴行链条。这是因为他们会受到惩罚，他们知道这一风险，而如果他们愿意承担这一风险，任何第三者，至少是教育者和智者都无权训导他们节制。”[105]
由于这些著作和在欧美学生集会上的众多表现，马尔库塞成了学生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之一。他对福利社会、对发达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他揭露它的反面是全面的压制、不自由和操纵）的分析和批判，给新左派的某些主张提供的要素是最多的。
马尔库塞的批判，正如我们在他的著作《单向度的人》中所看到的，仍然主要是否定的。他没有提供解决办法。这种结果与革命运动出现某种危机相适应。正如我们往后将看到的，这种危机不仅表现在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已同现存社会一体化（虽然这种一体化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是附带很多条件的、暂时的和各不相同的）中，表现在新的社会结构的产生中，而且由此也表现在各个社会阶层的作用已经发生的变化中，表现在旧的斗争形式，特别是通过传统的党派进行斗争的形式的不再适用中；另一方面，危机也是对十月革命带来的革命激情的背叛的表现。
马尔库塞观点的许多解释者竭力指出，马尔库塞抛弃了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是革命运动的基础的思想，并且把历史行动的重心转移到尚未与发达社会融为一体的集团——学生、各种种族集团，甚至流氓无产阶级。人们丛他的《单向度的人》这一著作中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但是，马尔库塞在往后的一些著作中，根据革命运动，特别是欧洲的革命运动的一些经验，一再鲜明地与这种解释划清界限。1968年他在科尔丘拉夏令学园（Korčulanskaljetnaškola）[106]的一次集会上说道：“首先，我不认为学生本身就是这样的一种革命力量。我从未断言，学生今天可以取代工人阶级这一革命力量。这种说法是愚蠢的。今天的学生运动表现得根本不是一支背后有革命群众跟着迈进的先锋队，而是一个领先的少数派，一个斗争着的少数派，它清楚地表达了尚未表达的和绝大多数居民感到受压抑的东西。在这一意义上，今天，学生运动比任何一个孤立的运动，更是一种智力上的，并且不仅是智力上的先锋队；它首先是这样的一种历史力量，这种历史力量也许（我但愿它能如此）能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把被剥削的群众的需求和意愿清楚地表达出来。”[107]
同样，在一篇论述学生反对派和革命的文章中，马尔库塞重申：学生反对派运动今天只是在为能够摆脱机构化了的制度的普遍危机做准备，只是当代工业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代工业无产阶级在提出革命总号召方面根本未减本色。马尔库塞的深邃的思想，以其尖锐辛辣和毫不留情的批判，完全按照马克思辩证的和革命人道主义的意向，揭露了当代压制性的和国家主义的阶级社会的实质，认为这个社会的实质是一种敌视人类的文明。他揭穿了所谓的自由世界的回光返照式的幻觉，同时又指出了今天人类的现实的历史可能性。关于他对这一可能性所持的信念，他下面的话表达得最清楚不过了：“不，如果依然恭顺地甘愿受总体化了的、制度化了的对人的统治的束缚，那是不会幸福的，那是实现不了人的使命的，那是不可能完成真正的人的工作的。学生反对派是当今世界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它固然不是直接的革命力量，但它表现出的是一种动力，这种动力能够转变成为一种革命力量。由此，这些年的战略的最大必然性之一就在于国际大学生反对派的联合。但与此同时，又必然面临一个困难和复杂的任务——重新把理性同革命联结起来。智力无产阶级必须同今天的工业无产阶级在行动方面团结一致，具有共同的精神分母，必须使工人阶级恢复自己作为革命阶级的自信心。否则谈不上彻底实现社会主义，即人的精神、经济和政治的总体解放。”[108]
当今复杂的形势要求像马尔库塞那样，不仅要做出异常的理论努力，而且有时还要提出暂时的解决办法，甚至招致危险和犯错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革命地改变各种形式的垄断性的和国家主义的统治这一需要绝不会由于当今时代而成为多余的。
五、埃里希·弗洛姆
从弗洛姆（1900-1980）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就已经可以看出，论文作者研究的主要是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研究同马克思的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之间的紧张地带上的社会心理学问题。“人的本性”的问题是这些研究的中心。在弗洛伊德分析了人的本能的本性以后，人们必须对有关人的存在，无论是个人存在还是社会存在的各种规定的许多问题做出回答，而这就在今天也仍然是科学和哲学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弗洛姆早在德国就在柏林心理分析研究所开始从事心理分析研究和社会心理学研究。流亡国外以后，他在纽约和墨西哥市的大学里继续自己的工作，在那里他表现得同卡·霍尼（KarenHorney）和哈·斯·沙利文（H.S.Sullivan）的新弗洛伊德派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是，他由于接受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人道社会主义的观念，同他们又有显著的差别。
关于人的本性这个中心问题（进步的历史行动的可能性和意向性的观点无疑也取决于这个问题），弗洛姆主要是依靠弗洛伊德的成果，同时，他又力图避免弗洛伊德的生物学主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把弗洛伊德的成果同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解释联系起来。弗洛姆认为，这两位著名思想家的根本差别在于“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决定人的力量的本性本质上是生理学本性（力比多）或者生物学本性（死亡本能和生的本能〉。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力量是在人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演变出来的历史力暈”[109]
从这种看法中已经可以看出，弗洛姆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相一致，不是把人的本性设想为一种不变的东西；但是，他不同意人的本性有无限变化能力的论点。“如果人确实是有无限的变化能力的话，那么他事实上就可能不断被同他的幸福相对立的规范和设施所改变，而不会有调动人的本性所固有的力量去达到改变类型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人就只不过成为某种社会协议的傀儡，但是永远不会成为一种能动的存在物，这种存在物在其历史进程中提供了证明，他要不断同不符合他的资质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的极其强大的压力做斗争。因此，如果人只不过是文化类型的反映的话，那么从人的幸福的观点来看，事实上任何社会秩序都不能受到批判或者谴责，因为不会有‘人’的观念。”[110]
弗洛姆承认，尽管人类学和心理学向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事实，但是我们只有一个“人的本性的样图”；不过，他同样认为，对人的历史和人的行为的分析给我们提供的材料，足以在今天就能确定许多东西。如果我们把人的本性不会改变以及关于人的本性有无限的变化能力这种无法证明的论点全都加以拒绝，那么剩下的就是如下的事实，即人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历史状况和自然状况，比如说，也能适应奴隶制。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就将用削弱自己的智力素质和道德素质来做出反应。人能够“适应浸透着自己成员的相互不信任和敌视态度的文化，但他对这种适应的反应是他变得衰弱和精神创造枯萎。人可以使自己适应要求他抑制性欲的社会关系，但是，他的这种适应的结果是弗洛伊德所指出的神经官能症症状的发展。人能够适应几乎一切文化类型；但是，如果这些文化类型同他的本性相矛盾的话，那么就会产生精神的和感情的干扰，这种干扰会逐渐强迫他去改变这些关系，因为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本性”[111]。
在分析动物的存在和人的存在之间的差别时，弗洛姆强调指出了人的存在的矛盾性质。他认为，人并没有适应自然情况，因为人不仅生活在自然中，而且也生活在社会中。人用自己的社会性格超越了自己的自然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又超越自然，通过自己的意识，他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和无能、自己的社会界限和自然界限。弗洛姆在稍后的一部著作中写道：“我认为，当人们不是把人的本质定义为既有的质或者实体，而是把它定义为人的存在所固有的矛盾时，这种两难推论就会得到解决。”[112]弗洛姆认为，这种矛盾就在于，人是一种动物，而同其他动物相比，这种动物的本能是极其不充分的；但是，同时人又是一种对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具有自我意识和意识，从而也不是像动物那样被束缚于自然的存在物。这样一来，人就经常处于一种存在的矛盾之中，他被迫面对一种必然性，即必须找到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不断创造同自然、周围的人和他自己协调一致的更高形式；这种必然性“是推动人前进的全部心理力量以及他的全部情欲、感应和恐惧的源泉”[113]。所以，对于了解人的本性来说，分析从人的存在的条件中产生的人的需要是首要的前提。因此，弗洛姆以弗洛伊德的分析为出发点，首先着重分析了人的性格。正如弗洛姆自己所说，他的观点和弗洛伊德的观点之间的本质差别就是，他认为，性格的根本基础不在于组织的不同类型，“而在于人同世界发生关系的不同种类。人以下列方式同世界发生关系：一、通过占有和同化物；二、通过他同人（也同他自己〉发生关系。第一种关系称为同化过程，第二种称为社会化过程。两者都是‘开放的’，而不像在动物那里那样，是由本能规定的”[114]。
弗洛姆把这种人的关系的性格区分为非生产性取向（neproduktivnaorijentacija）和生产性取向（produktivnaorijentacijia）的性格，他在这里把这些概念理解为“理想的类型”，这些类型在单个人那里从来不会以这种纯粹的形式，而总是以复合的形式出现。[115]弗洛姆认为，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人身上存在各种不同的爱好：有一些爱好构成的取向的危险形式的基础，从而构成“衰落的症候群”，而另一些为生活所肯定的爱好，则构成“生长的症候群”。弗洛姆在他的著作《人的心脏》中对他的分析和叙述的方向做了如下的概述：“我将举出三种现象，在我看来，这些现象是人的最恶劣、最危险的取向形式的基础；这就是死亡欲、恶性自恋癖和共生乱伦欲。这三种取向如果汇合在一起，就会形成‘衰落的症候群’，它促使人为消灭而消灭，为憎恨而憎恨。同‘衰落的症候群’相反，我将谈一谈‘生长的症候群’；这种症候群由对生活的爱（同死亡欲相反）、对人的爱（同自恋癖相反）和独立性（同共生乱伦欲相反）组成。只是在少数人身上，这种或那种症候群得到了充分的发展。”[116]
弗洛姆认为，从对我们在这里必须加以探讨的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中，可以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说，人的本性有它自己的机制和规律。“人的本性的某些因素被确定下来，并且被看作是不可变的：满足受生理制约的欲望的需要以及避免孤立和道义上孤独的需要。”[117]因此，他认为，人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要求发展、扩大、实现各种可能性的意愿是人所固有的，从一定的社会形式和关系以及人在这些形式和关系中的地位来看，这种意愿可能表现为社会的（创造的或者破坏的）形式，表现为追求权力，或者，当他孤立、孤独的时候，则可能表现为卑躬屈膝。在弗洛姆看来，人的本性的这一切特性中最重要的特性就是“要求生长，要求发展自己和运用他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获得的各种能力，比如说，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有区别的感觉和感官知觉的能力的愿望”[118]。这些可能性中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动力，只要它在进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它就会力求表现出来。人们也可能抑制和妨碍这种愿望，这就会导致新的反应，导致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压迫的憎恨，因为自由是实现一切成长和一切进步的极其重要的前提。弗洛姆就是这样企图避开生物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概念以及社会学的相对主义的，因为社会学的相对主义把全部社会性格和个人性格都归因于社会环境。“人对自由和幸福享有的不可转让的权利，是建立在人的本质特性的基础上的，这些特性就是：生的欲望、扩大和发挥在历史进化过程中在他身上发展起来的能力的欲望。”[119]
弗洛姆考察了人的本性的性质，认为人的发展、扩大、创造的欲望是人的本性的最本质最重要的特性，同时在这些基础上把人的自由理解为人的存在的本体论的向度；人之成为人和自由从一开始就是不可分割的。[120]这些认识是大的存在和历史发展的推动力的重要前提，是更充分地理解那种特殊的人的东西的必要前提，而特殊的人的东西有其历史，而且它本身就是历史，对于阐明这一历史，卡·马克思做了最大的贡献。
特别是在《逃避自由》这一著作中，弗洛姆对人的发展的一些时期做了更加详细的分析；他研究人的本性的上述特征在特定的历史形势中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就是说，人对社会关系的一定变化是怎样做出反应的。他的首要前提是，人们能够从分析单个的个人中获得的结论也运用于对群体的心理学理解。根据这个前提，他在分析宗教改革时期和稍后的资本主义时期时确定，摆脱了中世纪社会的传统束缚的自由，给个人提供了独立的新鲜感觉，但是同时也在同等程度上提供了孤独的感觉，这后一感觉就是各种不同的新的非理性活动的原因。弗洛姆写道：“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指出，现代社会的结构同时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对人产生影响：人既是比较独立的、比较自信的、比较批判的，同时又是比较孤立的、比较孤独的、比较惊恐不安的。对整个自由问题的理解取决于看到事情的两个方面的能力，当人们密切注视一种迹象时，不要看不见另一种迹象。”[121]
弗洛姆关心的是，对近代历史上的一系列历史现象，特别是法西斯主义现象做出回答。在法西斯主义下，大家知道，人放弃了自己的个性，放弃了自己的自我的完整性。弗洛姆所持的观点是，个人在上述情况下感到孤独，面对着作为完全被分割的实体的外部世界，就必定试图克服这种无法忍受的无能和孤独的状态。有一种克服的方式是获得一种“积极的自由”，用爱和劳动，通过切实实现自己感情上和智力上的能力，去达到同世界的结合。另一种方式是放弃自由，从无法忍受的状态中逃走，一句话，逃避自由，这是人的异化的一种重要的形式。这种逃避是通过各种不同的逃避机制进行的。“第一种逃避自由的机制是放弃自己的自我的独立性，同某种身外的人或物相融合，以便获得个体的自我所缺少的力量；或者换句话说，接受‘次要的条件’以权充已失去的首要条件。这种机制的比较明显的形式【弗洛姆称之为极权主义】表现为对屈服的追求和对统治的追求，或者如我们说过的，受虐狂的和施虐狂的追求，正如人们在正常人和患神经官能症的人身上不同程度地会碰到的那样。”[122]
弗洛姆对施虐狂和受虐狂现象的说明不同于弗洛伊德的解释，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威·赖希（W.Reich）和卡·霍尼的说明相一致，后面两个人把这种个人的追求归结为个人回避无法忍受的孤独和无能的感觉的努力。在某种条件下，这种受虐狂的追求相对地是卓有成效的解决办法，虽然在几乎任何一点上都不会比任何一种神经官能症的反应更好些。如果个人找到了满足这种受虐狂的追求的某种模式，比如说，屈服于元首的法西斯意识形态，那么他就会在与数以百万计的其他具有同样感觉的人的融合中获得一定的安全。[123]
弗洛姆认为，另一种逃避自由的机制就是破坏，它同施虐狂和受虐狂的追求的差别在于，它既不倾向于积极的共生现象，也不倾向于消极的共生现象，而是追求消除客体。弗洛伊德认为，人身上有两种欲望：在很大程度上与性的力比多相同的求生欲望，和以消灭生命为目的的死亡欲望。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相反，弗洛姆认为，人们能够用前面提到的观点来解决这个问题，按照那个观点，生活具有它自己的动力，就是说，倾向于自己的发展和实现。此后，以肯定和展现生活为目的的能力就会转化为以破坏为目的的能力。“换言之，求生的欲望和破坏的欲望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彼此成反比的：生的欲望越是遭挫折和被禁止，破坏的欲望就越强大；人的定在越是能够展现出来，破坏的力量就越小和越稀少。”[124]
弗洛姆更加详细地着重谈到另一个逃避机制，他认为，这一机制首先在现代文明中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个人适应文明向他提供的一切。个人将像其他一切人那样存在，他的“自我”和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消失，而对孤独和无能的恐惧也随之消失。这种表面上的安全是从一定的行为机制中产生的，做这种适应的代价是很高的：它意味着失去个人的自我。
以前，西方各国的文化是朝着使个性的全面实现成为可能的方向发展的。有关于人身自由的哲学理论和政治理论相伴随的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创造了个人的彻底自由的幻想，也创造了关于这种自由的意识和感觉的幻想。但是，这只是适用于少数人。对于多数人来说，个人主义无非是一种外表，其后面隐藏着想要赢得个人的身份感的意图的失败。这种无能为力用真正的个人的身份感的各种代替手段做了补偿；民族、宗教、种族、阶级和职业就是用来确保这种身份感的。[125]
所有这些使个人机械般地活动的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加剧了普通人的无能为力和不安全状况，因此，普通人就情愿服从能给他提供安全并且解除他的疑惑的新权威。弗洛姆认为，正是这种权威的机制对于纳粹运动的大多数人——即德国的下层中产阶级——来说是典型的，因此，他们渴望并且甘愿接受纳粹的侵略政策和种族自大狂。弗洛姆分析了使法西斯主义的现象能够出现的这些心理学因素，进而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提出了自己对纳粹心理学的看法。他得出结论说：“可以把一种极权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功能同神经官能症的症候群加以比较。这些症候群是从无法忍受的心理学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同时它们又提供了使人能生活下去的解决办法。但是，这绝不是有助于人成为幸福的人、有助于个性健康发育的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使那些招致神经官能症的条件保持不变。单是人的本性的动力论就是一种重要的动力；只要存在和一旦存在可能，这种动力就会要求寻找并谋求其他的、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个人的孤独和无能为力、个人对实现自身具有的可能性的渴求、现代工业生产能力增长的客观事实，都是构成对幸福和自由的不断增长的要求的基础的动力。遁入共生现象也许能够暂时缓解，但是不可能祛除现代的疾病。人类的历史是日益增强的个性化的历史，同时也是自由日益增长的历史。对自由的追求不是形而上学的力量，它不需要用自然规律来说明。它是个性化过程以及文化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极权制度不可能消灭不断产生对自由的渴望的基本条件，不可能根除从这些条件中产生的对自由的渴望。”[126]
从前面所做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出，弗洛姆感兴趣的首先是对人的本性问题即个人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特征问题做出尽可能合理的回答，个人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特征虽然不能为我们对历史运动和发展的根本杠杆的问题做出回答，但是肯定能够对在一定历史情况中人的反应和行为的性质的问题做出回答。他认为，人是作为历史的存在物带着自己的欲望、愿望、利益、动力去行动的，因此，了解他的这种首要结构是对单个的历史时代及其各种不同的现象做综合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重要因素。从这种意义上说，弗洛姆的分析及其结果既对完善马克思对人和历史的解释，也对进一步的研究和认识提供了很重要的材料。
但是，弗洛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不仅详细地探讨了这些问题，而且还从这种立场出发，特别是在他的《健全的社会》一书中，批判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任何现代的异化制度。他的分析和论断在不少方面同我们已经熟悉的许多有名望的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相一致；因此，我们只着重谈一谈他的分析的一些较有趣的因素。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是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观点出发进行的。弗洛姆揭露了现代消费社会的自我满足状态是幸福的假象，这种幸福实质上局限于全面异化了的和受资本的利益所操纵的相对美好的生活。对于消费，弗洛姆也发现了这种异化的态度，发现这种异化态度也存在于设想不到的地方：在自由时间的利用方面。“如果一个人劳动而与自己的行动没有真正的联系，如果他以一种抽象的和异化的方式购买并消费商品，那么他怎样才能以积极的和有意义的方式度过自己的闲暇时间呢？他始终仍然是消极的和异化的消费者。他‘消费着’体育比赛、电影、报纸和画报、书籍、报告、风景，以异化的和抽象的方式，即以他消费他买到的商品的方式。他不是积极地参与，他要求‘占有’任何能够占有的东西，以占有尽可能多的东西为乐，占有文化和不能全部吞食掉的东西。其实，他没有空去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他的自由时间的利用，完全像他所购买的商品的消费一样，是由工业决定的；他的爱好是受他人操纵的，他希望看和听的，无非是人们预先规定好给他看和听的东西。娱乐工业是一种买卖，就像其他任何诱使顾客去买他所要买的东西比如衣服和鞋子的买卖一样。娱乐的价值取决于市场上的效益，而不取决于某种用人的尺度来衡量的东西。”[127]
弗洛姆认为，无论是现代的垄断资本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无论是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官僚社会主义，都不是解决这种全面异化的办法。计划经济和每个个人的积极参与虽然是一种矛盾，但也是解决当今世界根本问题的必要前提。但是，计划经济要求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同时也要求有领导这种中央集权制的大规模的官僚机构。相反，个人的积极的监督和参与则需要有强有力的分权制：“如果来自上层的计划不同来自下层的积极参加相结合，如果社会生活的洪流不是不断地从下层涌流出来的，那么计划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人操纵的复活。”[128]
弗洛姆认为，人类面临着决定性的选择并且处在十字路口。在当今的两种制度中，对人的操纵、异化和自动化的过程正在继续发展。因此，两种制度今天都正在变为经理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吃得好、穿得好，他们的许多愿望都得到满足，但是，他们自己却越来越变成自动机；他们制造机器，而机器扮演人的角色，他们生产人，而人作为机器进行劳动。这种异化和自动化导致了日益增长的病态，导致了没有意义和没有真正欢乐的生活。如果说在19世纪，问题曾经是上帝死了，那么今天的问题则是人死了。[129]
弗洛姆维护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原则，同时在个人的层次上维护这样的意见：“如果人活着，那么他知道什么可以做。活着就意味着成为创造性的人，不是要致力于达到一种超越人的目的，而是要在自己身上下功夫，使实际的存在具有成为人的意义。只要一个人以为，他的理想和他的存在目的在他的自我之外，那么他的这种理想和存在目的就是在过去或未来的云雾之中，他就生活在他的自我之外，并且将在永远不可能得到实现的地方寻求实现。他到处都将寻求解决办法和答案，只不过不是在能够找到解决办法和答案的地方——在他自己的自我身上。”[130]因此，积极的自由存在于整个个性的自发活动之中，存在于同世界结合的需要之中，为的是同时获得完整性和个性的感觉。这种激情和这种需要就是爱。“爱就是在保持自己的自我的独特性和完整性的条件下同自我之外的某个人或者某个物的结合。它是相互参与、共享圣餐的感受，它允许自己的内心活动充分展现。”[131]对于弗洛姆来说，爱是生产性的取向的一种根本形式，是人同其他人、同自己和同自然界的一种积极的和创造性的关系。[132]
在比较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弗洛姆主张建立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既能克服资本主义的追求利润的现象及其主要是消极的和悲剧性的后果，又能克服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劳动领域和统治领域仍然作为同一种异化的两个因素继续存在。对于弗洛姆来说，不存在在这两种社会形式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因为它们两者都把人变成机器人。二者择一就是在机器人制度和“人道主义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之间做抉择。[133]虽然弗洛姆认为，有许多事实说明，人将要选择的大概正是这条把人变成机器的道路，而这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可以称为不正常现象，或者甚至可以称为破坏行为，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动摇对人的理性的信念：只要我们能够考虑别的抉择，只要我们能够共同商定，那么就还存在希望。
在个性上，埃里希·弗洛姆是一个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的人道主义思想家，他试图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人的本性的一些规定是否符合马克思以及其他许多人道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设想为解决现代历史矛盾、愚蠢行为和荒唐现象的办法的人道意图。弗洛姆是那种把这个问题作为以马克思的理论成果为基础的历史观念内部的一个中心问题提出来的罕见思想家之一。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毕竟是一种开拓性的工作，这样说并不算过分。因此，弗洛姆的许多论点肯定是暂时性的，同样确定无疑的是，这些论点作为进一步更加深入地理解人和历史问题的重要认识和推动，是有意义的。
六、列奥·科夫勒
在比较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中，还必须提到列奥·科夫勒（1907-1995）。他在流亡瑞士时用斯坦尼斯拉夫·瓦林斯基（StanislavWarinski）的笔名发表了《关于社会的科学》（DieWissenschaftvonderGesellschaft,Bern1944）这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的一些基本思想受到卢卡奇的影响，他讨论了历史性问题，对20世纪头几十年研究这个问题的许多作者（例如李凯尔特〔H.Richert〕、麦·阿德勒〔M.Adler〕、S.马尔克〔S.Marck〕、威·桑巴特〔W.Sombart〕等人）持批判态度。
科夫勒在他的著作中继承了那种认为人和历史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批判的真正领地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因此，他有一部分研究专门用于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和论述历史研究的方法论。[134]而另一部分研究他则专门用于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以及一些与此有关的现象。[135]在这些著作中，他研究了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的起源和产生，在这里，他不同意那种认为计划经济必然导致中央集权制专政和官僚制的意见。科夫勒属于那样一类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持这样的观点，即在社会主义的这个发展阶段，计划经济仍然必须同自由市场和企业内的民主自治结合起来。[136]
在说明有利于形成官僚专政的苏联在革命后发展的许多情况和原因时，科夫勒把斯大林主义的精神官僚机构说成是“斯大林主义的异端裁判所”[137]。他特别强调指出了那些取消辩证法、奉行肤浅的经济主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做出非人化和庸俗化解释的做法。[138]
科夫勒所持的观点是，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状况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悲惨的[139]，因此，他主张革命的人道主义，认为这是解决当代问题的唯一办法。他以此激烈地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以及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同时，总体性的辩证思维（科夫勒认为，这是马克思的思维）也必须有一个经过认真拟制的人的图景，有一种作为“关于人的可变性的不可变前提的科学”的人类学。[140]科夫勒在上述这本书中研究了这些问题，他以马克思、卢卡奇、马尔库塞和布洛赫的观点为依据进行研究，并同意这些人的观点，认为发展人的存在的总体性的唯一现实的前景就是克服实行私有制的压制性的现代社会，以及克服压制性的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在这种意义上，他提出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必须既克服工人阶级和辛迪加组织的狭隘的事务主义，又克服知识分子的抽象主义和理论孤立状态。人的非物化（就是说，把人从屈从于满足需要的经济因素的状况下解放出来）和人的人化，是人的进一步解放的基本前景。
除了这些我们已经看到的多半在战前就已崭露头角的思想家以外，德国现实并没有产生具有国际意义的其他思想家。德国东部由于基本上是斯大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受到阻碍，在德国西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多半是斯大林主义的变种和实践）却主要是批判的靶子。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斯大林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为轻而易举地清算各种片面性、本体论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庸俗化并加以忽视的现象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141]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公众已经熟悉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领域内的一些问题的研究已经认真得多了，整个争论，首先由于有年青一代的登场，也更激烈、更客观了。[142]同样，在最近时期，在各个宗教团体内部也产生了重大的骚动，出现了一种强大的倾向：要求宗教教义的解释具有激进人道主义意义，要求不应该对现代各种命运攸关的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样一来，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也变得越来越接近实际，并且摆脱了旧的偏见。但是，这反过来又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各个宗教团体、教区和个人的状况，已经不再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状况了。[143]
七、恩斯特·费舍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提到，当代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人物，他们的特点是既对教条式的和制度化的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又力求对特定的问题有独立的解决办法。[144]其中恩斯特·费舍（ErnstFischer,1899-1972）在艺术问题研究领域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果。费舍属于当今这样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者之列，他们不可能轻率地容忍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那些无论如何不是有根据的和无论如何不是必然的变形、缺陷以及反社会主义的结构和行为方式，费舍指责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谨小慎微的尝试，他们在关于异化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争论的压力下虽然接受了这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范畴，但为的是要在以后断言，社会主义中的异化只是作为过去的残余而存在的。在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的当代过程时，费舍不是停留在弄清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上，这种异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做了充分的研究，相反，他断言，作为官僚制度和国家主义的结构的后果，在社会主义发展中也会存在和产生新的异化形式。因此，他彻底批判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国家主义关系及其对个性和人际关系的形成与艺术的发展的极坏影响，并且提出如下的看法，即克服这些结构，实行全体劳动者的自治和自决，是解决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的唯一可行的办法。[145]
至于谈到艺术问题，费舍赞同那些认为劳动、实践不仅是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艺术产生的根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人用自己的劳动改变着、神奇地改变着周围世界：他模仿某一式样把一块木头、一根骨头、一块燧石变成正是这一式样，变成所希望的工具；把各种物质对象变成符号、名称、概念；把人本身从动物变成人。这种存在于人的存在的根源之中，既产生力量意识又产生无能为力的感觉、既产生对自然的驯服又产生对自然的恐惧的魔术，就是艺术的本质。第一个使石头具有为人服务的形式的工具制造者就是第一个艺术家。第一个从巨大的自然界中抽出一个对象，用符号去标出它并把语言这种创造物交给人们的第一个给事物命名的人，也是伟大的艺术家。”[146]
费舍虽然在许多方面同卢卡奇相一致，但他更有力得多地强调艺术的这一本体论方面，而较少强调认识论方面。根据艺术的这种本体论观点，费舍就有更多的可能去理解和解释比如说现代艺术，这种现代艺术并不打算反映现实，而是打算改变现实，成为现实的一种模式和象征，并且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因此，他反对对艺术的控制（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从而也反对一种艺术方法的排他性。社会主义的作家不能迷恋于任何一种风格，而是必须在艺术作品中把各种不同的形式要素和表现要素融合起来，使艺术作品成为一种实际上无限多样的整体。任何教条式地束缚于某种艺术方式，不管这是什么样的艺术方式，都是同创造几千年人类发展的综合并以各种新的形式表现新的内容的任务相矛盾的。[147]
根据这种观点，特别是最近十年来，费舍积极主张克服当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艺术所持的教条主义的和片面的态度以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在布拉格举行的卡夫卡讨论会（1963年）上，他同罗·加罗迪（R.Garaudy）、E.戈尔德施蒂克尔（E.Goldstücker）、J.哈耶克（J.Hajek）、R.卡尔斯特（R.Karst）等人一道，坚决主张消除对欧洲现代派的这位著名作家以及对被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及其辩护士们谴责的其他许多艺术家所持的荒谬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由于这一切，费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不仅想提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主张，而且想从这种立场出发独立地并且独特地解决现代世界的错综复杂的现象的努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本身具有不同结构的新左派运动内部，有一种以前所未见的规模出现的历史现象特别值得注意，这就是大学生和青年运动。反对国家和整个社会制度的各种不同的过时的机构的群众示威游行和行动，这一切意愿的强烈程度以及迄今已达到的合理程度，人们是不能只用年青一代的浪漫的行动主义或者青年的失意来解释的。假如青年人的革命行动的对象不是当代文明的基本结构以及由这些结构所产生的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大量现象，那样的解释才会有说服力。
这种运动首先是在那些发达社会中和在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中发生的。我们已经看到并且以后还将看到，今天历史舞台已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和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做出什么样的努力，以便寻找新的出路。因此，人们用不着惊奇，没有特殊的政治经验和革命经验的年青一代不仅是参差不齐的，而且在行动中会陷入各种不同的毫无出路的情况和危机之中去。他们的危机只不过是现代世界的总危机的征兆罢了。
最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已经指出了把异化劳动永恒化的消费社会、国家垄断和资本主义垄断、普遍实行控制以及短暂而毫无价值的生活方式的荒谬。由于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缺乏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变化了的生活条件相适应的革命政策，这种情况还会加剧。有很大一部分共产党在最近那次战争以后的头20年中还受到斯大林主义的观点的拖累，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官僚化，没有能力独特地、创造性地处理各种新问题，没有能力对许多新产生的情况做出适当的反应，而旧的处方又已经不灵验了。
但是，这种危机并不是单方面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官僚主义和国家主义结构顽固地推行斯大林主义的心理学，顽固地奉行官僚主义精神及其有名的对一切有理智的和批判性的东西不能容忍的态度，根本不能对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发展的新情况和特点以及解放运动的性质做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因此，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对自身的状况和其他许多运动的态度，必然不仅经常产生冲突的形势，而且产生上述戏剧性的和悲剧性的冲突。
当今发达社会的这种危机的反面就是第三世界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革命斗争。从这种危机中就产生了青年的反抗，在还承受着战争、法西斯主义、集中营、顺从、重建正常生活条件等重负并且相应地感到失望的那一代人之后，新的一代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新的一代不再遭受这种梦魇，同时对于自己的神秘化的和异化的状况非常敏感。最初的比较公开一点的反应和要求就已经揭露出这些社会的许多已属时代错误和禁忌的沉积，而所有进一步的要求则揭露出一种基本上是压制性的宽容和用甜蜜的自由口号掩饰着的压制。
运动是在1964年由伯克利大学的美国大学生发动起来的，他们要求有在大学内进行政治活动，首先是同越南战争有关的政治活动的权利。这一运动逐渐在西方阵营和东方阵营的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中扩展开来。完全可以理解，一种像学生团体这样的成员参差不齐的团体，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在进行第一次反抗时，必定会表现出形形色色的方面。关于斗争目的和方法的观点的光谱过去和现在都是很广的：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到共产主义的各种不同色彩直到无政府主义的，从极左派的直到改良主义的和妥协折中的。但是，这一运动的思想上最自觉的和最发达的先锋部分，利用对当今文明（既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包括国家主义的官僚式的“社会主义”）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分析，又掌握了左派运动的若干历史经验，因此能够拟定他们活动的一些方针，虽然在不少问题上仍无把握。[148]
在批判并力图改变当今社会方面，老式的大学首先招致攻击，因为这种大学具有固定不变的等级结构，并把大学生看作只是科学的模型设计的对象。但是，大学也是总体形势的一个标志，所以，争取变革大学的斗争必然导致要求消除一切形式的垄断和压制，消除控制性的学校制度和舆论工具，以及消除各种不同的官僚主义结构，不管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开始到那些同自由生产者联合体、俄国的苏维埃、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以及类似的东西相联系的历史命题和经验中去寻找出路，这同样是合乎逻辑的。总而言之，人们可以说，运动的最自觉的和最革命的部分到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去寻找解决办法，这些观点应当是一种以克服首先是经济社会结构和关系中的异化的本质形式为主要目的的历史实践的理论基础。
运动在其实践和活动中从一开始就试图发现不同于古典政党斗争形式的斗争形式，在这里，同时认为，经验已经说明在以前的所有政党中官僚化和建立等级制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运动以这种方式指出了攻击现存制度的伤口处的巨大可能性，但是由于缺乏比较固定的组织，尤其是由于没有得到各个劳动阶层的必要的更加广泛的支持，很容易产生组织涣散和分崩离析的现象，产生倒退现象或者甚至无政府主义的破坏社会治安的行为和暴行，这一切也使那些现实的同盟者最终脱离这种努力。
任何新的运动，尤其是当问题涉及没有直接拥有大量历史经验和革命经验，并且处于一种可以说是意气消沉、思想偏执和不理智的状态中的青年的时候，必定要与自己的队伍中的唯意志论的和主观主义的意见发生冲突，与那种轻率地假定现代国家的镇压机构只是一种徒有其表的东西，只要有良好的愿望和坚定的决心，就能够创造出革命的形势的观点发生冲突。同样，那种把未经检验的特殊历史经验运用于完全不同的历史情况的倾向（例如，对中国文化革命或者切·格瓦拉【CheGuevara】的革命的向往，虽然后者通常更多的是人的意愿、牺牲精神和自我献身的象征），也令人迷惑。
但是，尽管有这种“左派幼稚病”，人们还是可以说，那些不是只具有短暂性质的特定行动，这些行动在20世纪60年代，在各个发达国家，是唯一重要的历史性革命的表现，是争取建立真正人的共同体的历史意识和兴趣的唯一表现，这些国家今天至少已经具备建立这种共同体的几乎一切物质前提了。争取取消大学现有等级制度结构的行动、反对在越南所犯的残暴的帝国主义罪行、反对施普林格尔的新闻垄断、反对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和扼杀下一阶段的革命的示威游行、反对西德实行紧急状态法的斗争等等，是把沉睡的一代代人从政治昏睡中唤醒的行动。运动的结果尚不是轰轰烈烈的。运动的未来也还不明朗。肯定会有不可避免的潮涨潮落。它的一部分很有可能将试图与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中不能容忍现存的各种历史荒谬现象的那部分人结成紧密的联盟。即使运动不转而采取它目前还要避免采取的更加固定的组织形式，它的行动也可能像火花一样在一个充满紧张气氛的世界产生影响。在制度发生更加尖锐而深刻的危机时，这些火花也许甚至可能引起历史上一场更大的熊熊烈火。
[1]正因为这个原因，尽管赫·马尔库塞和埃·弗洛姆时至今日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墨西哥，我们仍把他们归入本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原是德国人，并且早在1933年以前就在德国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
[2]后来又出版了两卷选集（也收入了第1版的许多著作）：《启迪》（Illuminationen,Frankfurta.M.1962）和《新奉告祈祷者》（AngelusNovus,Frankfuta.M.1966）。参见《论瓦尔特·本雅明》（ÜberWalterBenjamin,Frankfuta.M.1968），该书收有泰·阿多诺、恩·布洛赫、M.里舍尔（M.Rycher）、G.朔莱姆（G.Scholem）、J.泽尔茨（J.Selz）、汉·海·霍尔茨（H.H.Holz）和恩·费舍（E.Fischer）等人有关他的评论和回忆文章。
[3]《这一时代的遗产》（ErbschaftdieserZeit,1935）这部著作阐述了对资产阶级文化的继承和在方法论上应采取的态度。《作为革命的神学家的托马斯·闵采尔》（ThomasMünzeralsTheologederRevolution,1921）和《自由和秩序》（FreiheitundOrdnung,1946）阐述了乌托邦的基本问题。至于“乌托邦的”这个概念，应当把它同“空想主义的”概念明确区别开来。“仍然应当把空想主义同乌托邦区别开来：前者只是直接抽象地设想可能情况，以便能完全在头脑里去修改这些可能情况；后者无论如何还从外部考虑一些可能情况。在这当中，空想主义本身，即凌驾于现实之上去把握的抽象，当然也不必在某种纯粹经验的东西面前，即在仅仅以另一种方法在现实之下去把握的抽象面前感到尴尬难堪。只能从适当的立足点上对乌托邦进行批评，而不能用事实上的爬行去衡量，更不能用事实上的爬行去代替凌空飞翔。‘某种乌托邦的东西’——这在自以为特别精明的商人的口中是贬义，但这表明他们本来完全是坐井观天或对未来怀有恐惧。但是，正因为如此，必须从根本上把抽象的乌托邦同那些正在变得具体的乌托邦区别开来。”（E.Bloch,Tübingenskiuvodufilozofiju,Beograd1966,str.115）
[4]E.Bloch,DasPrinzipHoffnung,IBd.,Berlin1954,str.19.
[5]E.Bloch,DasPrinzipHoffnung,IBd.,Berlin1954,str.88.此外应该强调指出，布洛赫是以自己关于人和历史的观点对抗广为流行的人的本性不变的观点，因此，特别是在《自然权利和人的尊严》一书中，他同从古希腊的哲人到卢梭（J.J.Rousseau）的关于人的本性的形而上学的假定划清界限。他认为：“人就其素质和根据来说是一个X，就其历史的-道德的规定性来说总是社会关系的产物。”（NaturrechtundmenschlicheWürde,Frankfurta.M.1961,str.219）
[6]E.Bloch,DasPrinzipHoffnung,IBd.,Berlin1954,str.217.
[7]E.Bloch,DasPrinzipHoffnung,IBd.,Berlin1954,str.218.
[8]E.Bloch,DasPrinzipHoffnung,IBd.,Berlin1954,str.287.布洛赫把人的异化已被消灭这种历史状况称为“诞生地”。布洛赫说明了马克思的著名原理，并以下述观点结束了自己的主要巨著：“真正的创生不是在开端，而是在终结，而只有当社会和存在发生根本变革时，也就是当涉及根基的时候，创生才开始。而历史的根基是改变和征服现状的、劳动的即创造的人。当他在没有外化、没有异化的真实民主制中认识了自己和创立了自己时,，世界上就出现某种照耀着处于童年的整个人类和还没有人到过的地方：诞生地。”（DasPrinzipHoffnung,IIIBd.,Berlin1959,str.489.）
[9]E.Bloch,DasPrinzipHoffnung,IBd.,Berlin1954,str.310.
[10]E.Bloch,DasPrinzipHoffnung,IBd.,Berlin1954,str.16-17.
[11]E.Bloch,Subjekt-Objekt,Zagreb1959,str.388.
[12]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见：PhilosophischeGrundfragenI,ZurOntologiedesNoch-Nicht-Seins,Frankfurta.M.1961,str.31-33；还可以参见已提及的《图宾根哲学导论》。
[13]E.Bloch,DasPrinzipHoffnung,IIIBd.,Berlin1959,str.487-488.另参见ZurOntologiedesNoch-Nicht-Seins,str.14-15。在那里布洛赫特别强调可能性范畴的重要性。
[14]E.Bloch,DifferenzierungenimBegriffFortschrit,Berlin1957,str.13.
[15]E.Bloch,DifferenzierungenimBegriffFortschrit,Berlin1957,str.23-24.
[16]E.Bloch,DifferenzierungenimBegriffFortschrit,Berlin1957,str.35.
[17]E.Bloch,DifferenzierungenimBegriffFortschrit,Berlin1957,str.39.
[18]E.Bloch,DifferenzierungenimBegriffFortschrit,Berlin1957,str.41-42.
[19]E.Bloch,DifferenzierungenimBegriffFortschrit,Berlin1957,str.42.
[20]E.Bloch,Tübingenskiuvodufilozofiju,str.166-167.布洛赫最近又发表了《基督教中的无神论》（AtheismusimChristentum，1968）和《唯物主义问题、它的历史和实体》（DasMaterialismusproblem,seineGeschichteundSubstanz,1972）。
[21]ErnstBlochsRevisiondesMarxismus,Berlin1957.本书收有卢·奥·格罗普（R.O.Gropp）、罗·舒尔茨（R.Schulz）、鲁·罗赫豪森（R.Rochhausen）、迪·弥勒-赫格曼（D.Müller-Hegemann）、海·莱（H.Ley）、格·门德（G.Mende）、哥·汉德尔（G.Handel）、亨·施瓦策（H.Schwartze）、霍·恩格尔曼（H.Engelmann）、约·费尔斯特尔（J.Förster）、沃·费尔斯特尔（W.Förster）、鲁·赫罗尔德（R.Herold）、沃·舒巴特（W.Schubardt）和约·海·霍恩（J.H.Horn）的论文。
[22]R.O.Gropp,ErnstBlochsHoffnungsphilosophie—eineantimarxistischeWelterlÖsungslehre,inErnstBlochsRevisiondesMarxismus,Berlin1957,str.21.
[23]R.O.Gropp,ErnstBlochsHoffnungsphilosophie—eineantimarxistischeWelterlÖsungslehre,inErnstBlochsRevisiondesMarxismus,Berlin1957,str.29.沃·费尔斯特尔也以同样的精神认为，把异化概念运用到社会主义的条件中去是荒谬的！（ErnstBlochsHoffnungsphilosophie—eineantimarxistischeWelterlÖsungslehre,inErnstBlochsRevisiondesMarxismus,Berlin1957,str.217）
[24]E.Bloch,Tübingenskiuvodufilozofiju,str.285.参见拉西姆·穆米诺维奇（RasimMuminović）关于布洛赫的研究文章《恩斯特·布洛赫的哲学》（FilozofijaErnstBlocha,Beograd1973）。
[25]参见M.Horkheimer,Th.Adorno,DialektikderAufklärung,Amsterdam1947,str.10.
[26]M.Horkheimer,Th.Adorno,DialektikderAufklärung,Amsterdam1947,str.14.
[27]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四个人物。——译者注
[28]M.Horkheimer,Th.Adorno,DialektikderAufklärung,Amsterdam1947,str.17-18.
[29]M.Horkheimer,Th.Adorno,DialektikderAufklärung,Amsterdam1947,str.19-20.
[30]M.Horkheimer,Th.Adorno,DialektikderAufklärung,Amsterdam1947,str.19-20.作者们在他们的这部著作的这一部分中解释了《奧德赛》的第12章。这一章讲的是奥德赛及其同伴们绕过塞壬（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妖，以美妙歌声诱杀过往的海员。——译者注）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作者们已经看到了“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指出了启蒙辩证法的预兆：奧德赛被捆缚在桅杆上，木然地听着塞壬歌唱，但没有被歌声所诱惑。因此，他作为占有者，既没有参与劳动，也没有参与管理，而他的同伴们，尽管事到临头，却全无劳动的兴趣，因为劳动是被迫的，感官都被强行封住了。迄今没有任何统治能避免这一代价。（参见DialektikderAufklärung,Amsterdam1947,str.45-50；58-100.）
[31]M.Horkheimer,Th.Adorno,DialektikderAufklärung,Amsterdam1947,str.103.两位作者认为，只有马凯斯·德·萨德对这一切做过细致的描逑。萨德在其《朱丽叶的历史》（1797年）一书中描述了一个放荡不羁的公民主体，一个我行我素的理念。按照作者们的意见，萨德的著作揭露了十诚、父权和财产这些在宗教看来是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的原则的神话性质。萨德所宣告的极端个人主义在公共统治、共和国中完结；他从而最终想到国家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采取的最初的措施，是消灭圣茹斯特（Saint-Juste）和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
[32]参见M.Horkheimer,Th.Adorno,DialektikderAufklärung,Amsterdam1947,str.144-145。
[33]参见M.Horkheimer,Th.Adorno,DialektikderAufklärung,Amsterdam1947,str.155-156。
[34]参见M.Horkheimer,Th.Adorno,DialektikderAufklärung,Amsterdam1947,str.158-159。
[35]M.Horkheimer,Th.Adorno,DialektikderAufklärung,Amsterdam1947,str.172。
[36]参见M.Horkheimer,Th.Adorno,DialektikderAufklärung,Amsterdam1947,str.177。
[37]参见M.Horkheimer,Pomračenjeuma,Sarajevo1963,str.22。
[38]M.Horkheimer,Pomračenjeuma,Sarajevo1963,str.24.
[39]M.Horkheimer,Pomračenjeuma,Sarajevo1963,str.25-26.
[40]参见M.Horkheimer,Pomračenjeuma,Sarajevo1963,str.27。
[41]M.Horkheimer,Pomračenjeuma,Sarajevo1963,str.32.
[42]M.Horkheimer,Pomračenjeuma,Sarajevo1963,str.48.
[43]M.Horkheimer,Pomračenjeuma,Sarajevo1963,str.53.
[44]我们在这里不必详细叙述霍克海默对实证主义所做的批判了，因为在这个方面，所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是相同的。我们只需指出他针对常识哲学提出的批评意见：“许多专业科学家的过错不在于他们孤高自傲、不问政治，而在于他们为了所谓的常识的需要而牺牲思想的矛盾和复杂性。20世纪的人尽管训练有素，却保持着这种心态，这就是像洞穴人一样对外人持有敌意。这不仅表现为仇视不同肤色和不同服饰的人，而且表现为仇视异己的和异常的思想，更有甚者，仇视思想本身，仇视越出现存社会制度一定要求的界限去追求真理的那种思想。今天，思想不是以自己的真理性为自己辩护，更多的是被迫以自己对某一稳固集团的效用性为自己辩护。甚至在发现反抗贫困和紊乱是任何彻底的思维工作的一个因素的时候，思想在参与改革中的作用也不是真理的任何准绳。"（M.Horkheimer,Pomračenjeuma,Sarajevo1963,str.78-79.）
[45]M.Horkheimer,Pomračenjeuma,Sarajevo1963,str.125.
[46]霍克海默强调指出，法西斯的压迫和恐怖在某种场合能锻造人们的反抗意志。这种反抗永远是真正的个性的核心。“当代真正的个人是那些为反抗奴役和压迫而奔赴痛苦和屈辱的地狱的殉难者，而绝不是那些自恃高傲的大众文化人物，绝不是因循守旧的显贵。没有得到讴歌的英雄自觉地把自己的生存变成被暴政消灭的个人展示出来，而其他人则不自觉地在社会过程中遭受暴政的消灭。集中营里的无名殉难者是强烈求生的人类的象征。哲学的任务是把他们所做的一切译成一种听得见的语言，虽然暴政使他们最后的声音沉默了。”（M.Horkheimer,Pomračenjeuma,Sarajevo1963,str.140.）
[47]M.Horkheimer,Pomračenjeuma,Sarajevo1963,str.143.
[48]M.Horkheimer,Pomračenjeuma,Sarajevo1963,str.145.
[49]M.Horkheimer,Pomračenjeuma,Sarajevo1963,str.153-154.
[50]M.Horkheimer,Pomračenjeuma,Sarajevo1963,str.161-162.
[51]麦·霍克海默战前时期著作新版的《序言》，参见A.Schmidt,KritischeTheorie,Frankfurta.M.,str.13。
[52]A.Schmidt,KritischeTheorie,Frankfurta.M.,str.13.
[53]其中，我们可以举出他的如下著作：《新音乐的哲学》（PhilosophiederneuenMusik,1949）、《不谐音。被操控的世界中的音乐》（Dissonanzen.MusikinderverrwaltetenWelt,1956）、《乐音音形。音乐著作集》第一卷（Klangfiguren.MusikalischeSchriftenI,1959）和《幻想曲。音乐著作集》第二卷（Quasiunafantasia.MusikalischeSchriftenII,1963）。
[54]Th.Adorno,Filozofijanovemuzike,Beograd1968,str.69.
[55]Th.Adorno,Filozofijanovemuzike,Beograd1968,str.141.他在另一页上又写道：“所有的音乐形式，而不仅是表现主义的形式，都是沉淀下来的内容。以往被忘怀的东西和不再能直接说出的东西，都在这些形式里存活下来。以往在形式中寻找到避难所的东西，由于形式继续存在下来，它也隐姓埋名地存在于形式中。艺术形式记录着人类的历史，比文件记录得更为真实。浩气凛然的形式，无不充满对严酷生活的否定。”（Filozofijanovemuzike,Beograd1968,str.70）
[56]Th.Adorno,Filozofijanovemuzike,Beograd1968,str.38.
[57]Th.Adorno,Filozofijanovemuzike,Beograd1968,str.38-39.他在另一页上又写道：“它与社会过程有同样的起源，并且总是带有社会过程的痕迹。那些似乎是素材的纯粹自我运动的东西，在同一意义上与现实社会一样发展，甚至在两者已无任何联系或相互为敌的时候也是如此。因此，当作曲家研究分析素材的时候，他也研究分析社会，社会移入了作品之中，而不是作为纯粹的外在之物、他治之物，作为消费者或敌手来与制作相对立。”（Filozofijanovemuzike,Beograd1968,str.6138.）或者：“任何和弦‘自身’都不是虚假的，因为不存在和弦自身，因为任何单体都包含整体，包含历史的整体。”（Filozofijanovemuzike,Beograd1968,str.63.）
[58]Th.Adorno,Filozofijanovemuzike,Beograd1968,str.40.
[59]Th.Adorno,Filozofijanovemuzike,Beograd1968,str.152.
[60]Th.Adorno,Filozofijanovemuzike,Beograd1968,str.153.
[61]Th.Adorno,Filozofijanovemuzike,Beograd1968,str.155.
[62]这类著作有：《道德的最低值》（MinimaMorlia,1951）、《认识论的批判之批判》（ZurMetakritikderErkenntnistheorie,1956）、《真实性的行话》（JargonderEigentlichkeit,1964）和《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Dialektik,1966）。
[63]在这一讨论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研究，都发表在他的《理论与实践》（TheorieundPraxis,NeuwiedamRhein1963）一书中。哈贝马斯现在在马克斯·普朗克（MaxPlanck）研究所工作。
[64]参见JürgenHabermas,StrukturwandelderÖffentlichkeit,Neuwied1962,str.192-193。
[65]参见JürgenHabermas,StrukturwandelderÖffentlichkeit,Neuwied1962,str.207-208。
[66]JürgenHabermas,StrukturwandelderÖffentlichkeit,Neuwied1962,str.220-221.
[67]JürgenHabermas,StrukturwandelderÖffentlichkeit,Neuwied1962,str.227.
[68]关于这个问题，哈贝马斯在《认识和兴趣》（ErkenntnisundInteresse,Frankfurta.M.1968）一书中做了从康德和黑格尔起，经过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直至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历史考察，而他在法兰克福就职后首次讲授《认识和兴趣》（1965年）时曾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关于社会理论问题，还可参见他和尼克拉斯·卢曼（NiklasLuhmann）合著的《社会的理论或社会技术》（TheoriederGesellschaftoderSozialtechnologie,Frankfurta.M.1971）一书中他与尼·卢曼的讨论。
[69]参见JürgenHabermas,ErkenntnisundInteresse,inTechnikundWissenschaftals“Ideologie”,Frankfurta.M.1968,str.161-162。
[70]JürgenHabermas,ErkenntnisundInteresse,str.164.
[71]哈贝马斯的观点和新左派一些代表人物的答复，参见《左派对于尔根·哈贝马斯的答复》（DieLinkeantwortetJürgenHabermas,Frankfurta.M.1968）。
[72]弗·波洛克的主要著作是《自动化在美国。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考察》（AutomationinU.S.A.BetrachtungenzurzweitenindustriellenRevolution,Frankfurta.M.1955）。阿尔弗雷德·施米特发表了令人注目的著作《马克思学说中的自然界概念》（DerBegriffderNaturinderLehrevonMarx,Frankfurta.M.1962）和《历史和结构》（GeschichteundStruktur,München1971）。奥斯卡·内格特是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上述《左派对于尔根·哈贝马斯的答复》一书的出版者，他还出版了下面一些书：《暴力的复活。施普林格的封锁和在联邦德国的政治反动》（DieAuferstehungderGewalt.SpringerblockadeundpolitischeReaktioninderBundesrepublik,Hrsg.VonHeinzGrossmannundOskarNegt,Frankfurta.M.1968）、《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论政治、历史和道德的关系》（KeineDemokratieohneSozialismus.UberdenZusammenhangvonPolitik,GeschichteundMoral,Frankfurta.M.1976）。关于法兰克福派，可参见下列文献：MartinJay,DialektischePhantasie.DieGeschichtederFrankfurterSchuleunddesJust.FürSozialforschung1923-1950,Frankfurta.M.;GianEnricoRuschoni,Lateoriacriticadellasocietà,Bologna1970;A.Schmidt,ZurIdeederKritischenTheorie,München1974。
[73]马尔库塞于1979年去世，弗兰尼茨基发表此书时马尔库塞还健在，因此，他只标注了马尔库塞的出生时间。类似的情况在本书中还有很多，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一律直接补充相关人物的去世时间。——译者注
[74]马尔库塞如下的早期著作表明了这一点：《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现象学（哲学分册）》（BeiträgezueinerPhänomenologie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PhilosophischeHefte],1928）、《黑格尔的本体论和一种历史性理论的基础的奠定》（HegelsOntologieunddieGrundlegungeinerTheoriederGeschichtlichkeit,1932）、《辩证法问题》（ZumProblemderDialektic,Gesellschaft1932）。同年发表的、上面已提到过的对当时刚刚发表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点进行分析的文章《奠定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文献》（NeueQuellenzurGrundlegung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Gesellschaft1932），以及《论经济科学的劳动概念的哲学基础》（ÜberdiephilsophischenGrundlagendes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Arbeirsbegriffs,1933），明显地说明他是一位在理论上、思想上和品质上有条件进行更彻底、更具有独创性的理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75]马尔库塞起初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所成员，随后，1942-1945年在华盛顿任国务院的一个室的主任，后任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布兰迪斯大学教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
[76]H.Marcuse,Umirevolucija,Sarajevo1966,str.233.但我们认为，只有在把哲学仅仅理解为传统哲学的某些极端的表现时，这一论点才是有道理的。
[77]H.Marcuse,Umirevolucija,Sarajevo1966,str.233.
[78]H.Marcuse,Umirevolucija,Sarajevo1966,str.254.
[79]H.Marcuse,Umirevolucija,Sarajevo1966,str.262.
[80]H.Marcuse,Umirevolucija,Sarajevo1966,str.262.马尔库塞的这种说明是以他在—篇论述劳动概念的文章中的思考为根据的。他在那篇文章中得出结论说，经济和社会的分工，以及分工造成的具体的存在整体划分成相对立的存在方式，是异化劳动的原因。克服这种划分，是人的存在能够重新获得自己真正的劳动的前提，是劳动能够从异化和物化中解放出来，重新成为按其本质应当成为的东西的前提，即“整体的人在其历史的世界的完全和自由的实现”的前提。（ÜberdiephilsophischenGrundlagendes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Arbeirsbegriffs,KulturundGesellschaft2,Frankfurta.Main1965,str.47-48）马尔库塞在这里论述“劳动”这个术语时坚持同样的主张。
[81]H.Marcuse,Umirevolucija,Sarajevo1966,str.280.
[82]H.Marcuse,Umirevolucija,Sarajevo1966,str.281-282.
[83]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辩证法仅仅与阶级社会时期相联系。马尔库塞在同一页上也假定说，在未来时期，否定性和矛盾性也将不会消失。只有在未来时期，当自由的主体成为这一斗争中的主角的时候，辩证法才将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存在，从而人们才不能把前史的辩证法结构强加给人类的未来历史。（Umirevolucija,Sarajevo1966,str.282）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同的辩证结构还要求新的理论的辩证的说明。
[84]H.Marcuse,Umirevolucija,Sarajevo1966,str.284-285.
[85]H.Marcuse,Erosicivilizacija,Zagreb1965,str.124.
[86]H.Marcuse,Umirevolucija,str.379.应当指出，马尔库塞在这里和以后，无保留地加以概括的只是某些历史现象，在这里概括了美国社会（大部分是美国工人阶级）和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看法。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对斯大林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意识形态上的成见，但也有许多本能的社会主义要求。马尔库塞稍后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SovietMarxism,NewYork1958）一书中尖锐地批判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及其马克思主义的变种。
[87]H.Marcuse,Umirevolucija,str.380.
[88]H.Marcuse,Čovjekjednedimenzije,Sarajevo1968,str.13.马尔库塞在另一个地方主张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共有的关于自由生产者联合的论点。马尔库塞同意苏联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观点：苏维埃制度可以不必经过社会的基本制度的爆炸而进化，同时他指出，真理的另外一半在于：“量变会不断地变为质变，变为国家、党、计划等等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的力量的消失。只要这一变化不触动社会的物质基础（国家化的生产过程），它就只限于是一种政治革命。如果这一变化能导致在人的生存基础本身中，即在必要劳动范围内自我规定，它就会是历史上最激进和最完全的革命。”（Čovjekjednedimenzije,str.57）
[89]参见H.Marcuse,Čovjekjednedimenzije,str.15.
[90]H.Marcuse,Čovjekjednedimenzije,str.22.
[91]H.Marcuse,Čovjekjednedimenzije,str.22-23.
[92]H.Marcuse,Čovjekjednedimenzije,str.24.
[93]H.Marcuse,Čovjekjednedimenzije,str.24.
[94]H.Marcuse,Čovjekjednedimenzije,str.30.
[95]在这里我们将略而不谈对形式逻辑、对同一而不是否定的思维、对矛盾的十分彻底的批判，略而不谈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判。我们已经看到过，所有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共同进行了这种批判。
[96]H.Marcuse,Čovjekjednedimenzije,str.211.
[97]H.Marcuse,Čovjekjednedimenzije,str.218.
[98]H.Marcuse,Čovjekjednedimenzije,str.222.
[99]H.Marcuse,Čovjekjednedimenzije,str.232.
[100]H.Marcuse,Čovjekjednedimenzije,str.234.
[101]H.Marcuse,Čovjekjednedimenzije,str.236.
[102]H.Marcuse,Čovjekjednedimenzije,str.236.
[103]H.Marcuse,RepressiveToleranz,inR.P.Wolff,B.Moore,H.Marcuse,KritikderreinenToleranz,Frankfurta.M.1968,str.96.
[104]H.Marcuse,RepressiveToleranz,str.99-100.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市场对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其中，激进的冲动和对现实的抗议已丧失殆尽）的宽容，马尔库塞接着说道：“同样，对文学艺术的检查无论如何是倒行逆施。真正的艺术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是压迫的支柱，而假艺术（它可以是压迫的支柱）并不是艺术。”（RepressiveToleranz,str.100）
[105]H.Marcuse,RepressiveToleranz,str.127-128.
[106]科尔丘拉（Korčula）是原南斯拉夫，现克罗地亚的一个位于亚得里亚海滨的小岛，是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1963-1974年南斯拉夫实践派在这里连续举办了10次国际新马克思主义的论坛，称之为“科尔丘拉夏令学园”。——译者注
[107]H.Marcuse,Carstvoslobodeicarstvonužnosti.Jednopreispirivanje,“Praxis”1/2,Zagreb1969,str.20.
[108]H.Marcuse,Studentskaopozicijairevolucija,“Razlog”57,br.1/1968-69,Zagreb,str.11.参见《答赫伯特·马尔库塞》（AntwortenaufHerbertMarcuse,Ffm.1968）一书同马尔库塞的最近的一场辩论，该书是于·哈贝马斯及其同事在纪念马尔库塞诞生70周年时出版的，并参见下列文献：Jean-MichelPalmier,Marcuseetlanouvellegauche,Paris1973;JohnFry,MarcuseDilemmaandLiberation,Upsala1974。
[109]E.Fromm,BeyondtheChainsofIllusion,NewYork1962,str.112.我们再援引弗洛姆关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差别（他在其他著作的许多地方也谈到这些差别）的另一段话。他在这里指出了两个本质的差别：“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的存在及其意识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人本身是社会的一部分；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社会只是由于人所固有的生理学器官和生物学器官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才对人的存在产生影响。从这第一个差别又产生第二个差别：弗洛伊德认为，人能够克服压抑，而不必先发生社会变化。而马克思是第一个认识到普遍的和有充分意识的人只能与社会变化一起实现，而社会变化会导致人的新的和真正人道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思想家。”（E.Fromm,BeyondtheChainsofIllusion,NewYork1962,str.113）
[110]E.Fromm,Čovjekzasebe,Zagreb1966,str.31-32.
[111]E.Fromm,Čovjekzasebe,Zagreb1966,str.33.
[112]E.Fromm,TheHeartofMan,NewYork1964,str.116.参见BeyondtheChainsofIllusion,str.174-175；Zdravodruštvo,Beograd1963,str.45-50.
[113]E.Fromm,Zdravodruštvo,Beograd1963,str.48.
[114]E.Fromm,Čovjekzasebe,str.63-64.
[115]弗洛姆把性格分为两种主要类别：生产性的取向和非生产性的取向。他把积极的爱和思维算作生产性的取向，而把索取的、剥削的、积聚的和市场的取向算作非生产性的取向。参见Čovjekzasebe,str.67-115。
[116]E.Fromm,TheHeartofMan,str.23.
[117]E.Fromm,Bekstvoodslobode,Beograd1964,str.38.
[118]E.Fromm,Bekstvoodslobode,Beograd1964,str.262.
[119]E.Fromm,Bekstvoodslobode,Beograd1964,str.263.
[120]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写道：“只有当缺乏由本能规定行动的情况超过一定的点的时候，当对自然的适应失去其强制性质，而行为不再由遗传机制所确定的时候，人才开始成为人。换句话说，人之成为人和自由，从一开始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这里，自由一词我们不是在其积极的意义上即‘去做什么的自由’来使用的，而是在其消极的意义上即‘摆脱什么的自由’，就是说，人的摆脱是由本能来规定行为的自由来使用的。”（Bekstvoodslobode,str.47）在《人的心脏》一书中他又写道：“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不能被定义为‘按照对必然的东西的认识去行动’，而只能被定义为根据对可能的选择及其后果的认识去行动。”（TheHeartofMan,str.143）
[121]E.Fromm,Bekstvoodslobode,Beograd1964,str.106-107.
[122]E.Fromm,Bekstvoodslobode,Beograd1964,str.138.
[123]参见E.Fromm,Bekstvoodslobode,Beograd1964,str.150-151。弗洛姆也对施虐狂的欲望做了类似的解释。此外，他把共生现象说成是存在于施虐狂和受虐狂的本质之中的目的。
[124]参见E.Fromm,Bekstvoodslobode,Beograd1964,str.172。在《健全的社会》中，弗洛姆写道：“因此，就他感觉到要超越自己的渴望而言，他终于面临这样的选择：创造生活或者破坏生活——热爱或者憎恨。我们看到，破坏意志的巨大力量贯穿着整个人类的历史，而我们在当代又以如此可怕的方式成了这种力量的见证人。这种巨大的力量完全像创造的渴望一样扎根于人的本性之中。当我们说人有能力发展自己的爱和理性的首要禀赋时，这并不意味着天真的信念：‘人是善的’。破坏的癖好是一种次要的禀赋，同样扎根于真正的人的存在之中，它具有和我们的其他任何激情同样的强度和力度。但是——这是我们的论证的本质之点——它只不过是对创造的选择。创造力和破坏、爱和恨，它们并不是两种彼此独立的欲望。它们二者都是对想超越、想在生长发育方面超过简单的生物的同样的要求的回答，如果创造的渴望得不到满足，破坏的意志就必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创造兴趣的实现会产生幸福感；相反，破坏精神则导致痛苦，无论对破坏者还是对被破坏者都是如此。”（Zdravodruštvo,str.59）还可参见弗洛姆最新的著作《人的破坏欲望分析》（TheAnatomyofHumanDestructivness,N.York,Chicago,S.Francisco1973）。
[125]参见E.Fromm,Zdravodruštvo,str.80。
[126]E.Fromm,Bekstvoodslobode,str.217-218.
[127]E.Fromm,Zdravodruštvo,str.143.
[128]E.Fromm,Bekstvoodslobode,str.248.
[129]参见E.Fromm,Zdravodruštvo,str.335-336。
[130]E.Fromm,Čovjekzasebe,str.228.
[131]E.Fromm,Zdravodruštvo,str.53.
[132]③弗洛姆为了论述爱的问题，甚至写了整整一本书（《爱的艺术》[Umijećeljubavi]，1962），他在书中写道：“经济机器必须为他[指人]服务，而不是他为经济机器服务。他必须有能力参加分享经验、分享劳动，但不参加分享利润。社会必须这样被组成，以至人的能够去爱的社会本性不同人的社会存在相分离，而是人的这种社会本性和人的社会存在形成一个统一体。如果爱是对人的存在问题的唯一健全的和令人满意的回答这个观点，正如我试图证明的那样，是正确的，那么任何在一定程度上排除爱的发展的社会，由于它同人的本性的根本需要相矛盾，在较长时期内必定要落下去。谈论爱，并不是单纯为了谈论每个人的存在的最高的和现实的需要而‘胡扯充满幻想的故事’。即使这种需要被掩盖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分析爱的本性在今天意味着揭露爱的普遍不存在并且批判对不存在爱要承担责任的社会制度。相信爱作为社会的而不仅是个人的罕见的现象的可能性，这是建立在对人的本性本身的认识之上的一种合乎理性的信念。”（E.Fromm,Umijećeljubavi,Zagreb1965,str.165-166）
[133]参见E.Fromm,Zdravodruštvo,str.338。
[134]这首先是下列两部著作：ZurGeschichtederbürgerlichenGesellschaft（Halle/Saale1948）；GeschichteundDialektik（Hamburg1955）。
[135]科夫勒在下列著作以及上述其他著作中对斯大林主义做了全面的探讨：DasWesenunddieRollederstalinistischenBürokratie（Köln1952）；MarxismusundSprache（Köln1952）。
[136]参见LeoKofler,DasWesenunddieRollederstalinischenBürokratie,Köln1952,str.19。
[137]参见LeoKofler,DasWesenunddieRollederstalinischenBürokratie,Köln1952,str.51。
[138]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著作以外，还可以参见：MarxistischeroderethischerSozialismus?（BovendenbeiGöttingen1955）；PerspektivendesrevolutionärenHumanismus（ReinbekbeiHamburg1968）。
[139]科夫勒在他那本关于20世纪三个人间悲剧的小册子中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工人和小资产者的人间悲剧在于：一、人的总体性失去优良特性，二、必须用社会立法来保护，三、受本身什么也不是的财产的束缚，四、同工人的时代几乎没有差别的垂死的时代，五、自由时间的物化了的功能（参见DiedreimenschlichenTragödiendesXXJahrhunderts,Dortmund1960,str.21）。
[140]LeoKofler,PerspektivendesrevolutionärenHumanismus,ReinbekbeiHamburg1968,str.10.
[141]在价值各不相同和对马克思主义态度各不相同的其他著作中，对于这个时期我们可以提到两本关于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大部头著作，以及其他一些著作：J.M.Bochenski,DerSowjetrussischeDialektischeMaterialismus(1950);G.Wetter,DerdialektischeMaterialismus(1952);WalterTheimer,DerMarxismus(1950);E.Thier,AnthropologiedesjungenMarx(1950);HeinrichPopitz,DerentfremdeteMensch(1953);MaxG.Lange,Marxismus,Leninismus,Stalinsimus(1955);JakobHommes,DertechnischeEros(1955);IringFetscher,StalinüberdenDiamat(1956);IringFetscher,VonMarxzurSowjetideologie(1957);J.Bochenski,G.Niemeyer,HandbuchdesWelt-Kommunismus(1958)。
[142]为了使更广大的公众熟悉马克思主义，伊林·费切尔用他编辑的《马克思主义。它的历史文献汇编》（IringFetscher,DerMarxismus.SeineGeschichteinDokumentenI-III,München1962-1965）对此做了很大的贡献。除了这个时期的前面已引用的著作以外，我们还可指出下列一些论述马克思主义各种不同问题的成功的成果：ManfredFriedrich,PhilosophieundÖkonomiebeimjungenMarx,Frankfurta.M.1960;H.Klages,TechnischerHumanismus,PhilosophieundSociologiederArbeitbeiK.Marx,Stuttgart1964;I.Fetscher,KarlMarxundderMarxismus,München1967。为了纪念卡·马克思诞辰150周年，《马克思主义丛刊》（MarxisischeBlätter）杂志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特刊（MarxismusinunsererZeit）收录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除了上面提到过的积极参加当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的其他人物之外，还应该指出沃·阿本德罗特（W.Abendroth）、W.列昂哈尔德（W.Leonhard）、威-霍夫曼（W.Hofmann）、K.连克（K.Lenk）、赫·弗赖舍尔（H.Fleischer）；许多更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也已经脱颖而出。还有稍微年长一点的马克思主义者保尔·马提克（PaulMattick）的成果，如KritikderNeomarxisten,Frankfurta.M.1974。
这些年轻人的作品主要有：W.Leonhard,DieDreispaltungdesMarxismus;UrsprungundEntwicklungdesSowjetmarxismus,MaoismusundReformkommunismus,Düsseldorf1970;W.Leonhard,AmVorabendeinerneuenRevolution,München1975;HelmutFleischer,MarxundEngels,Freiburg-München1970;RudiDutschke,Versuch,LeninaufdieFüssezustellen,Berlin1974;AlfredOppolzer,EntfremdungundIndustriearbeit,Köln1974。赫尔穆特·赖歇耳特（HelmutReichelt）、君特·巴尔奇（GünterBartsch）等年轻人也以自己的著作崭露头角。
[143]例如，可参见TrutzRendtorff,EduardTödt,TheologiederRevalution,AnalysenundMaterialien,Frankfurta.M.1968。又如，在福音教会的马克思主义委员会内部以及它的出版物《马克思主义研究》内部，也开展了一场内容非常丰富和富有成果的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已经参加了这场对话。
[144]其中最著名的有：EduardMärz,DieMarxscheWirtschaftslehreimWiderstreitderMeinungen(1959);TheodorPrager,Wirtschaftswunderoderkeines(1963);FranzMarek,PhilosophiederWeltrevolution(1966),NorbertLeser。
[145]费舍在关于艺术和共处的著作中写道：“不仅有带到新社会中来的旧的自我异化，而且由于权力从革命民主主义的机关转入中央主管机关，由于制度化和官僚主义化，也会产生新的异化。克服这种新的异化的第一步，就是要承认存在新的异化，承认‘人民企业’、‘工农国家’是有魅力的名称，必须用实际的东西充实它，因为其前提是客观给定的。只有随着自治、共同决定，从而共同负责在生产单位乃至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不断增加，异化才可能消除。只有随着意识成为社会的意识，就是说成为受民主监督的，因而需要不断发展、修正和更新的意识，意识才能获得效力。”（E.Fischer,KunstundKoexistenz,ReinbekbeiHamburg1966,str.103-104）
[146]ErnstFišer,Opotrebiumetnosti,Subotica-Beograd1966,str.35.
[147]ErnstFišer,Opotrebiumetnosti,Subotica-Beograd1966,str.127-128.在前面提到的那部著作中，他写道：“不存在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段，但存在社会主义伦理学立场。从这种伦理学立场中产生艺术家在决定性情况中的态度，但是不会产生他对这个或那个艺术流派的归属性，不会产生对现实的被偶像化了的意识形态扭曲了的看法。”（E.Fischer,KunstundKoexistenz,str.62）
[148]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的著作，也是外国出版的著作有：U.Bergmann,R.Dutschke,L.Lefevre,B.Rabehl,RebellionderStudentenoderDieneueOpposition,ReinbekbeiHamburg1968;G.undD.Cohn-Bendit,Legauchisme-remèdeàlamaladiesénileducommunisme,Paris1968;J.Sauvageot,A,Geismar,D.Cohn-Bendit,J.P.Duteuil,Larévolteétudiante,Lesanimateursparlent,Paris1968;RevolutiongegendenStaat?(DieausserparlamentarischeOpposition-dieneueLinke),hrsg.VonHansDollinger,Bern-München-Wien1968;Kursbuchbr.13,Frankfurta.M.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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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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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
第二版序言
我的书在销售七万册后，需要再版，我除作了许多更正以外，还在正文中作了一些有价值的补充；因为我最近得到的信件和资料促使我来做这些补充。
我还要说明的是，我的回忆录的第二卷也将同第一卷的第二版一同出版。
苏黎世，一九一一年六月
奥·倍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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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者的话（白克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一期
发行者的话
白克孟
现在是一个充满了科学的奇迹，新的过程，理论上与实际上的新观念的时代，每一天，历史以一种急促的步子开展着。战争的威胁笼罩了全世界，一种新的普及世界的冲突，愈来愈近了，有扫除一切进步之虞。
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我们创办了《动向》[1]。发行者的目的不在于简单地给读者们多得一种杂志，而在于给他们一本种类不同的杂志：这杂志将以无所忌惮的态度，从各方面来探讨目前这个时代。我们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些关于现代国际政治、艺术、文学、科学与历史的具有权威的与令人鼓舞的文章。那丰富的，成为历史的过去，将不为人所遗忘，现在的事物将被记录，至于未来——虽然我们不是预言家——则借助于我们关于过去与现在的知识，行将加以描绘。杂志的内容将由胜任的中国作家来供给，且遇有适当的时候，还要登载一些从外国文里译来的作品。
华盛顿印刷出版公司在中国文学的地平线上是一个新的名字。在它几个月的存在期间，已经有好几种书由这公司的名义出版了。本发行人希望《动向》能信守本公司“读物具有目的”的格言。
华盛顿印刷出版公司
亚历山大·白克孟
附：
THELIVINGAGE
Todayisanagerepletewithscientificwonders,withnewprocesses,withnewideasboththeoreticalandpractical.Daybyday,historyunfoldsatabreath-takingpace.Themenaceofwarhangsovertheentireworldandanew,world-wideconflictdrawsinexorablynearer,threateningtowipeawayallprogress.
Intothisvibranterawelaunch"TheLivingAge."Itistheaimofthepublishertogivetoreadersnotjustanothermagazine.Ratherisittheaimtogivethemanewkindofmagazine:amagazinewhichfearlesslyprobesthecontemporaryerainallitsphases.Itisouraimtopresentauthoritativeandstimulatingarticlesoncontemporaryinternationalpolitics,art,literature,science,andhistory.Therich,historicalpastwillnotbefor-gotten,thepresentwillbechronicled,andwhatliesahead-thoughwearenoprophets-willbechartedwiththeaidofourknowledgeofthepastandpresent.ThecontentsofthemagazinewillbepresentedbycompetentChinesewriters,and,whenpertinent,translationsfromforeignlanguageswillbepublished.
TheAlexanderPublishingandPrintingCompanyisanewnameontheChineseliteraryhorizon.Initsfewmonthsofexistence,severalbookshavebeenpublishedbearingtheCompany'simprint.Thepublisherhopesthat"TheLivingAge"willliveuptothemottooftheCompany:“ReadingMaterialwithaPurpose."
AlexanderH.Buchman
AlexanderPublishingandPrintingCompan
[1]本杂志英文名为LivingAge，意为“活的时代”；今依华文名译为“动向”。——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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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7．禁止伯纳姆-沙赫特曼-阿本团体的活动（全国委员会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7．禁止伯纳姆-沙赫特曼-阿本团体的活动[1]
全国委员会的声明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呼声报》的读者已经熟悉了最近结束的我党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这些决议（于上周公布）对少数派领导人参与党的工作做出了极为宽松的规定。这些决议为他们提供了在《内部公报》和《新国际》上继续讨论以维护他们的观点的机会，条件是他们不发行反对党媒的独立出版物。
大会的这些决定遭到了少数派领导人的拒绝。这使得全国委员会别无选择，根据大会的指示，只能暂停少数派领导人的党籍，直到他们表示愿意遵守大会的决定。全国委员会在4月16日举行的会议上采取了这一行动，以保护党免受干扰。同时，该停职决定的条款留有余地，允许被停职的成员重新考虑问题并根据大会的决定回到他们在党的领导层和编辑部的位置。
[1]发表于1940年4月20日的《社会主义呼声报》——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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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6．关于组织问题的补充决议（大会通过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6．关于组织问题的补充决议
（大会通过的决议）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为了保证党员在最有利的内部条件下集中精力从事实际工作，维护党的团结，为少数派的党员权利提供保障，大会采取了以下特别措施：
1．党支部对有争议的问题的讨论，要以大会的决定和代表们对其支部的报告为准。只有在全国委员会的授权下才能恢复讨论。
2．为了使党的同情者和激进的劳工公众了解争议的所有方面以及双方的意见，全国委员会应以座谈会的形式发表关于俄国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最重要的文章。这些专题讨论会应是共同编辑的形式，每一方都可以选择它希望发表的文章。
3．作为目前情况下的一项例外措施，如果任何一方或双方的代表愿意，可以用文字形式继续讨论。涉及有争议问题的理论科学方面的文章可以发表在《新国际》上。政治讨论的文章将发表在《内部公报》月刊上，由全国委员会发行，由大会多数派和少数派共同编辑。
4．全国委员会应公布大会审议的所有决议，包括被否决的决议和通过的决议。编辑评论应限于为所通过的立场辩护。
5．党的大会的决定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被所有人接受。所有党员在行动中都必须严格遵守纪律。
6．不得因在党内讨论中表达的观点而对任何党员采取任何措施。任何人都没有义务放弃自己的意见。不禁止派别。少数派应在党的领导委员会中有代表，并保证有充分的机会参与党的各个阶段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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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5．关于纪律的决议（大会通过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5．关于纪律的决议
（大会通过的决议）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在听取了少数派代表向大会所作的声明后，即不论大会如何决定，少数派将出版一份自己的报纸，以反对党的报刊，大会指出：
1．这种威胁是小资产阶级少数派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党，反对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只有民主集中制才能保证革命战斗党的团结。大会断然拒绝少数派的最后通牒，并宣布任何试图执行该通牒，以及发行或分发与党的官方报刊相对立的出版物的个人或团体，都与其党员资格不相容。
2．指示所有党组织将违反本大会决定的任何一名或多名党员开除出党。全国委员会或其政治委员会经大会授权和指示，可开除可能参与此类违规行为的全国委员会或政治委员会的任何正式或候补成员。任何党支部或执行委员会对其管辖范围内的违反大会决定的党员，如不及时执行上述指示的，全国委员会或政治委员会受指示应立即予以开除和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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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4．目前讨论的组织结论（大会通过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4．目前讨论的组织结论
（大会通过的决议）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历史上唯一成功夺得和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社工党作为一个以在这个国家取得政权为目标的战斗组织，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形式和方法为榜样，自然要根据近年来的经验和美国的具体条件加以调整。
社工党作为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是以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中并被纳入共产国际前四次大会和第四国际各次会议和大会的基本文件和决议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基础的。
社工党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论者和对俄国革命失望的投降者的论点，即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有机联系。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修正是对民主帝国主义的屈服。在战争和革命的关键时期，它只能导致士气低落和失败。
伴随着斯大林主义在工人阶级运动中的灾难性进程而产生的世界范围内的反动的兴起，使所有中派主义团体和政党（洛夫斯东派，社会党，伦敦局）迅速脱离布尔什维克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所有这些团体都全部或部分地试图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等同起来。这些团体无一例外地都处于崩溃状态，并转到了阶级敌人一边。
小资产阶级传递怀疑主义
这种倾向（苏瓦林主义）在我们党（伯纳姆）的领导层和某些党员中表现出来。他们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怀疑性批评，表达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和对资产阶级舆论的依赖。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天然的传输带，将反动的理论带入工人阶级的组织。
那些试图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等同起来的人，关注的是寻求防止党和未来苏维埃政权不发生斯大林主义堕落的保证。我们拒绝这种追求保证的要求，因为这完全不符合辩证法也不现实。我们的党，首先考虑的是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因此要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斗争实现这一目标的党组织。无法通过章程来保证不发生堕落。只有胜利的革命才能为防止党和未来苏维埃政权的堕落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如果党不能贯彻和扩大革命，党的堕落是不可避免的。
目前就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堕落而言，只有通过教育党员坚定地坚持原则，并通过与党内所有个人和无原则的小集团联盟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保证。这种小集团形成的突出例子是阿本团体，它完全建立在对个人忠诚和回报那些忠诚于小集团的人以党内的荣誉和地位上。第四国际在我国的历史充分表明，这种完全无视原则的小集团会成为异己阶级影响的大本营，成为敌对组织的代理人，试图从内部破坏第四国际。社工党谴责阿本集团违反了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精神和方法。
革命的集中制
为了推翻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社工党必须在强有力的集中路线上组织成一个战斗的党。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对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了正确的解释。它将重点放在了这一原则的民主方面。自成立大会以来，党的领导忠实地维护了党员的民主权利。它给予所有持不同意见的团体和个人以最广泛的讨论空间。新一届的全国委员会的职责是执行大会的决定，这些决定是在最彻底和最民主的讨论后达成的，不允许有任何违反。
党的内外部发展的条件，要求我们现在就将党团结起来，加强党的活动，集中党的组织结构。为了深入工人群众运动的工作，为了即将到来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艰苦斗争，为了战时难以忍受的条件，必须要求每个领导人和每个党员尽最大限度的忠诚，最大限度的活动，严格遵守并严格执行。纪律
报刊
党的报刊是布尔什维克组织公共决策的鼓动性和宣传性的表现。报刊出版的政策是根据第四国际代表大会和会议的基本决议、党的代表大会以及与这些决议不相冲突的全国委员会的决定制定的。党的大会将新闻出版的控制权直接授权给全国委员会。编辑们的职责是忠诚地在报刊上解释大会的决定。
对公开讨论的控制
党的报刊是否开放给与党的正式领导层的观点或其纲领性大会决定相反的观点的讨论，必须由全国委员会控制，全国委员会有义务决定以强调党的路线的方式来管理这种性质的讨论。如果全国委员会认为任何公开讨论的要求有损党的最大利益，则有权利和义务否决这种讨论。
我们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要求赋予少数派权利，将报刊变成讨论截然相反的纲领的工具，这表明了这些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对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敌意。通过这种方法，它将从全国委员会手中夺走对报刊的控制权，使其服从于任何临时的、无政府主义的、时刻能发出声音的团体。
同样，小资产阶级反对派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公共机关报，阐述与党内多数派相反的纲领，这意味着完全放弃民主集中制，向诺曼·托马斯式的“兼容并包”党投降，这种党包括了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所有倾向。如果同意这个关于单独机关报的要求，就会破坏党的集中制，产生双重中央委员会、双重编辑部、双重财政部门、双重发行机构、分裂的忠诚和所有纪律的完全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党会迅速堕落为一个社会民主组织，或者完全从舞台上消失。大会断然拒绝了建立双重机关报的要求。
领导
为了建立能够夺得国家政权的战斗组织，党必须由一支职业革命家的队伍作为其总参谋部，这些职业革命家将自己的整个生命投入到党的领导和建设，增强党在群众运动中的影响。党的领导人员，即全国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必须以候选人的生活完全服从于党为条件。全国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全职参加党的工作，或者做好在全国委员会的要求下这样做的准备。
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党要求其成员作出最大的牺牲。只有从那些在斗争中表现出目标一致、对党无条件忠诚和革命品格坚定的人中选出的领导，才能以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激励党员，并领导党为夺取政权而斗争。
党的领导层必须不时地注入主要来自于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在工会运动及其罢工中的活动展现出希望和能力的工人，应该被提升到党的领导委员会，以便在领导委员会和工人运动之间建立更直接的联系，并培养工人布尔什维克从事党的指导工作。
党必须从年轻党员中挑选出那些合格的、有才能的、有前途的人，培养他们成为领导人。学生青年通向党的领导的道路决不是也不可能是从中学和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领导委员会。他们首先必须证明自己。他们必须被派到工人阶级地区，没有高大上的头衔，在无产阶级中从事日常工作。青年学生必须在工人运动中当学徒，然后才能被考虑作为全国委员会的候选人。
党的无产阶级化
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具有进步性和真正革命性的阶级。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能力把人类从野蛮中拯救出来。只有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为了夺取政权，革命党必须深深扎根于工人之中，它必须主要由工人组成，并得到工人的尊重和信任。
没有这样的组成，就不可能建立一个有着坚定纲领的、有纪律的组织，来完成这些宏伟的任务。一个由非工人组成的政党必然会受到由它的小资产阶级环境传递给它的怀疑主义、玩世不恭、沮丧精神和投降性的绝望等反动影响。
要把社工党转变为无产阶级行动党，特别是在目前的反动时期，光是继续开展宣传活动，希望通过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让工人涌向党的旗帜是不够的。相反，有必要在党的领导委员会的有意识指导下，做出一致的、坚定的和系统的努力，渗透到工人运动中去，在工会、群众劳动组织和工人社区中建立党的根基，并招募工人激进分子加入党的行列。
使党无产阶级化的步骤
为了使党的无产阶级化，必须采取以下步骤：
1．全体党员必须自身扎根于工厂，并把自己融入工会和工人群众组织。
2．那些不是工人的党员应被分配到劳工组织、工人社区和党的工人党组工作，协助他们并向他们学习。所有失业的党员必须加入并积极活动于失业工人组织。
在一段合理时间后，那些无法在无产阶级环境中工作并获得工人战士欢迎的党员，应从党员身份转为同情者。可以为此目的成立一个同情者的特别组织。
最重要的是，必须把学生和失业青年送进工业界，让他们参与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尽管就业领域有限，也必须作出系统的、特殊的和持久的努力，帮助我们的失业青年融入工业界。
由于未能或无法在工业界找到工作或加入工会而与工人运动缺乏联系，学生和失业青年受到了来自小资产阶级社会环境的巨大压力。社工党和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很大一部分青年成员采纳了第四国际的纲领，但随他们而来的却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培养和习惯，这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相去甚远。
这些学生分子只有把自己融入到工人运动中，并彻底与他们以前的环境决裂，才能把第四国际的纲领从书本和小册子上转化为自己和党的活生生的现实情况。除非他们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否则他们随时有可能回到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习惯中去，或者陷入完全的冷漠和悲观，从而在革命运动中陷入迷途。
3．为了吸引和留住党内的工人，必须对党的内部生活进行大幅度的改造。党内必须扫除讨论俱乐部的气氛，扫除对任务不负责任的态度，扫除对党的玩世不恭和自作聪明的不尊重的态度。
组织真正的运动
党的活动必须从拖沓的日常工作中解脱出来，并在运动的基础上进行重组，这些运动要在现实中适应工人运动的要求和方向。这些运动绝不能是从党的办公室里的某些专职人员的拇指中产生出来的，而必须是党与工人运动的联系和群众在特定情况下的指导的结果。
所有党的鼓动运动，特别是在下一个阶段，必须主要针对我们试图在其中站稳脚跟并吸引成员的那些工人团体和组织。针对整个工人阶级或一般公众的一般鼓动必须与这些具体目标有关。
出版物必须将它的鼓动工作配合在具体工人团体中进行的活动，以便把党报从一个文字工具变成一个工人的组织者。党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以及党向无产阶级组织的转变，对党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成功实现这种内部转变，比任何关于“为战争做准备的党”的空话要重要一千倍。事实上，这种转变是党唯一真正的战争准备，当然还要结合对组织形式作出必要的技术调整。
社工党必须坚持第四国际的原则和纲领，把自己转变成一个民主集中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把自己融入工人运动。在这个基础上，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党才能迎接战争的考验，在战争中生存下来，并向其伟大的目标前进——在美国建立工人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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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2．关于党的团结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2．关于党的团结的决议[1]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提议向党员发表联合声明，将由政治委员会中两派的主要代表签署。
由詹·帕·坎农代表全国代表大会多数派于1939年11月7日提交政治委员会。
鉴于有些同志担心目前的内部讨论会导致分裂，要么是多数派开除少数派的形式，要么是少数派自动退党的形式，双方的主要代表声明：
1．有必要对讨论进行规范，以消除分裂的气氛，并使党员放心，党的团结将得到维护。为此，双方同意在讨论中不会出现威胁分裂或开除的情况。
2．双方争议的问题必须在党和第四国际的框架内通过正常的民主程序加以澄清和解决。在经过必要的自由讨论之后，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协议，那么争议的问题将由党代会决定，一方不得因大会前的观点而被开除，另一方也不得退党。
3．在讨论期间，双方都有义务在党的日常工作中进行忠诚的合作。
4．内部公报将由双方各一名编辑共同编辑。
5．将成立一个由四人组成的对等委员会，每方两人。对等委员会的职能是调查讨论中可能出现的所有关于组织上的投诉、不满、威胁、指责或违反纪律的情况，并向政治委员会报告，提出具体建议。
[1]全国代表大会少数派（伯纳姆、沙赫特曼、阿本以及其他）当时投票支持该决议。对于决议的所有条款，全国代表大会多数派都严格地遵守和执行，但反对派的领导和成员则无耻而不忠诚的违背了他们。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致约翰·赖特（1939年12月19日）、致马克斯·沙赫特曼（1939年12月20日）、致全国委员会多数派的四封信（1939年12月26日-1940年1月4日）中有更多关于斗争这一个方面的细节和阐述材料。——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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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共产党左翼反对派：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公开信（1933年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希腊共产党左翼反对派：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公开信
（1933年7月）凡仁译
〔说明〕1933年7月2日，希腊举行议会大选。在萨洛尼卡市的选举中，希共没有及时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而是支持了代表金融资产阶级的自由党。选举结果是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人民党获胜，自由党控制了议会的元老院，共产党没有获得席位。作为国际左翼反对派希腊支部的马克思主义档案派就此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谴责希共背叛了工人阶级利益并要求共产国际承担主要责任。以下是该信的全文。
本文译自《革命史》（英文）1991年春季号。中译文录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2年第2期。
同志们：
在全世界工人阶级面前，在全世界数百万受压迫者面前，我们，国际左翼反对派希腊支部的布尔什维克一列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档案[1]），给你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机关，十月革命的正式代表——写信，谴责领导希共的那个腐败集团对无产阶级的最严重，最无耻的背叛，而这个集团是由你们任命的，他们的行为只能对无产阶级的敌人有利。
这一背叛的历史影响相当严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说，它的结果是极具悲剧性的，即使对那些责任者进行最无情的惩罚，也不能抹去在希腊十月革命这面英雄鲜血染成的旗帜上留下的污迹。
7月2日，在萨洛尼卡举行了第二轮议会选举。在今天对被压迫者来说是一种悲剧性的形势下，由于资产阶级阵营矛盾的急剧激化，选举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形式，资产阶级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相互冲突的顶点。受压迫的群众，在为资产阶级政党政治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特别是在最近一个时期，开始坚决地转向共产主义。
几次决定性的血腥战斗，1932年5-7月、1932年12月和1933年3月三次真正革命的起义，以及共产党人的影响持续扩大（在1932年9月选举中获55,000票，在1933年3月选举中获67,000票），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在当时处于一个革命运动高涨的新阶段。在这些有利的客观环境下，一条正确的共产主义路线，会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引向一个更高阶段。
在这些选举的条件下，希共得到了一个更紧密地接近被压迫群众，打出它的革命旗帜、提出它的革命纲领，赢得新阶层的信任，稳步发展，向前迈出重要步伐的难得机会。进步的工人和贫苦农民对他们的革命政党——一个在我国正式代表十月革命的党—―一直期待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机会。
但是，希共放弃了这一斗争的舞台。希共——在其领导层中有一个由你们未征求党的意见而任命的不负责任的、无知的集团——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革命，也背叛了它的旗帜。希共抛弃了它的思想，为大金融资本的党，为维尼齐罗斯[2]这个希腊工人的刽子手、革命工人的死敌，杀害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工农的凶手的党辩护；正是这个党过去在同一个城市萨洛尼卡曾多次对聚集在一些地方找工作的工人进行残暴的屠杀，遇害者数量之多、暴行之野蛮可谓史无前例；正是这个党对反共法案投了赞成票。正是这个党把共产党人投入监狱和流放到爱琴海的荒岛，甚至在狱中杀害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档案派成员潘帕科普洛斯就是在狱中被杀害的。
为了这个党，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实际上以一种愚蠢而又投其所好的方式退出了选举，在法律规定期限两天之后才提出它的候选人名单。为了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希共没有及时为工人留下共产党候选人名单。它的候选人是以“孤立的”和独立的个人参加选举的。为了这个党，希共背叛了工人。6,000张共产党人的选票投给了维尼齐罗斯的自由党，从而保证了它的胜利。
为什么？怎么会出现这种可怕的犯罪？
不仅在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的上层，而且在与希共上层密切合作的党派内，问题似乎是这样的：关于维尼齐罗斯党的农民代表索菲阿诺普洛斯，《激进报》[3]通常指责他为“农民法西斯主义者”，而现在却称他是与苏联大使馆和苏联贸易使团的一名法律顾问密切相关的“苏联之友”！
为了已经开始做交易的资产阶级反对党，他与希共领导人和苏联代表团进行了多次讨论，并在如下基础上达成一笔交易：维尼齐罗斯的政策转向接近土耳其和俄国。特萨尔达里斯[4]的政策转向法国。如果希共在选举中支持维尼齐罗斯，那么他们除了从中获得眼前利益，还将以此支持苏联的外交政策。围绕这一问题，现在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发起了一场诽谤运动，其矛头不仅对着希共，而且还对着共产国际和苏俄，因为它们被指责为对共产党人与维尼齐罗斯结盟直接负有责任。
这是怎么了，同志们？难道你们反动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使他们有可能这样做吗？尽管在我们面前有一个令人厌恶的事实，即苏联驻雅典大使馆的前任大使波特姆金同志，已经给维尼齐罗斯发来贺信，就“人民党人”策划组织暗杀他一事，感谢维尼齐罗斯的救命之恩——他以这封信对从最血腥、疯狂的希腊工人的刽子手的屠刀下拯救出这一“珍贵的生命”，表示十分欣喜，但我们不能相信这一事实。现在请你们对此表明你们的立场。
此外，和这个国家所有的工人阶级一样，我们也面临着最无耻的背叛，这一背叛已经玷污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希共中央委员会尚未对此作出解释，而且，其后果是骇人听闻的灾难。由于百万战士所开创的整个劳动时代已被摧毁并抛入泥潭。现在，“共产党人”一词已经变成了“叛徒”的同义语。
在一个全部客观条件正导致革命起义的国家，在一个即将成为新的革命战场的国家，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却受到了它自己的代表的最沉重的打击。中央委员会已经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论，把党引入了敌人的阵营。对工人来说，希共已经“背叛了”。希共以最可怕的方式把自己从工人阶级的思维中抹掉了。不管我们在为恢复共产主义旗帜付出非凡的努力，还是单独参加选举，都无法阻止工人阶级的动摇。
同志们！
你们要对这种局势负主要责任，不管你们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是否有过错。从1923年起，从你们自列宁和托洛茨基手中接过共产国际的领导权的时候起，你们就千方百计破坏它的声誉，并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挥霍布尔什维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资本。你们使各个共产党屈从于你们感兴趣的主观意志，他们的唯一义务，是支持和称赞你们经验主义的和灾难性的政策。你们压制他们的意愿，压制他们的思想，在他们的内部政权中建立一个不受基层控制的官僚机器，并摧残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任何敢于反对你们犯罪行为的勇敢的革命者，任何捍卫列宁的政治原则，反对你们集权政策的布尔什维克都被你们开除出党，而你们的政策不仅使得中国革命者作了不明不白的妥协并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还导致了“第三时期”的荒谬策略和在德国的可怕背叛。
你们开除了列宁最得力的合作者、十月革命的组织者和红军的缔造者托洛茨基。你们流放了拉柯夫斯基。你们杀害了布鲁姆金、津甘蒂埃、拉宾诺维茨、斯米尔诺夫、梁赞诺夫和佐乌洛基泽。你们把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抛入西伯利亚的贫民窟。你们迫害所有敢于发表意见的党，你们把那些最愚蠢、腐化、最爱猜疑、最爱冒险的人和投机分子作为自己依靠的基础，并利用你们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威望，把他们强加给这些党。
你们的做法带来了如下结果。继德国共产党之后，希共现在已深深陷入了最可耻背叛的泥沼之中。它成了反对反对派的内奸和叛徒的温床，现在它在群众中没有丝毫影响，而十月革命所赢得的群众，曾把党视为革命的代表，今天却把它看成是叛徒，而且这也是他们对与这个党连在一起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看法。要重建这些被毁于一旦的一切，需要进行新的激烈的斗争并付出无法估量的牺牲。
在工人的强烈抗议面前，在被玷污了的党的旗帜面前，这个叛徒的党不能再代表工人阶级了。它已经彻底腐烂了，再也无法挽救了
我们以被背叛的工人阶级的名义，以那些在阶级斗争中牺牲，用生命和鲜血浇灌共产主义之树的受难者的名义，要求召开一次有左翼反对派参加的希腊共产主义者特别代表大会。
首先，我们要求你们向我们国家以至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作出回答：谁对这次背叛行为负责？谁把萨洛尼卡的工人们交给了刽子手？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共产主义组织（马克思主义档案派）政治局
国际左派反对派希腊支部
1933年7月
译者注：
[1]因该派创办的杂志《马克思主义档案》而得名。
[2]厄琉特里伊斯·维尼齐罗斯（EleutheriosVenizelos，1864-1936），希腊自由党领袖，曾四次担任希腊首相，主张君主立宪，1932年下台后仍控制议会的元老院。
[3]当时希共创办的日报。
[4]特萨尔达里斯（Tsaldaris），希腊人民党领袖，温和的保皇派，1932年9月与1933年2月两次在大选中获胜。1933年3月任首相。执政两年半。1936年5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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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严灵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
严灵峰
解题
不幸得很！同时又是对不起得很！我们竟从开口闭口“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杂志上，找出一个想不到的疑题；这疑题便是新思潮社诸君，“诚恳地希望全国的青年学生之踊跃的投稿”的：“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我们将相信虽然这样的一个题目，会有许多青年朋友，在未看清题目之前便把文章做好的。
“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我们知道，形式逻辑中有这一个最通用的公式：“是——是和否——否”。在这一点上，便充分的证明了，新思潮社的根本精神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因为他们不曾在具体的研究问题当中提出这样的公式：“是——否和否——是”。假使抛弃“辩证法”观点的人来谈马克思主义，不消说会把马克思主义压缩在“机械唯物论”的圜栏内，使它消失一切革命内容！
自然，被列宁斥为“不懂辩证法”的布哈林之门徒们在中国问题中不但过去，或现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题目，陷于机械唯物论观点，即在将来，我们此地尚可预言，必定还有许多像《新思潮》一类的作家，将机械的举出许多“孤立”而“个别”的事实，来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和责难我们。因为他们的聪明处就在只知机械的应用经验；经验论者又像蚂蚁一样，他们只知搜集材料，随后贮存起来，加以消耗便算满足；他们不懂得先将所搜集的材料加以人工造作然后再来消耗，因此，始终是“食古不化”！这便是机械唯物论的特征，我们发觉了中国思想界中曾有这样一个挂“马克思主义”旗帜而其实是机械论本质的哲学体系之后，我们要探求这个体系思想上的病源便觉容易多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应明确地向读者诸君指出的。
现在再谈到“题目”。
为什么《新思潮》杂志那样的提出问题，乃非马克思主义，非辩证法的提出呢？
假使大家不是“机械”地了解问题，那便很容易懂得马克思主义的A，B，C。马克思在《经济学批评》序言中说：“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形成社会之经济的结构”。这就是说，社会之经济结构如何，要看社会内部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如何而定。但是社会愈发展，则其所存留在社会内部的各种生产关系也愈驳杂。这是历史上的事实。自然，更没有“单纯”的资本主义经济或“单纯”的封建制度经济。
列宁说：
“现在俄国有各别的社会经济层次的诸成分……
1，家长制的经济；即大部分自给的农民经济；
2，小规模的商品生产（这里大部分属于出卖面包的农民）；
3，私人经济的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
这样庞大和这样杂色的俄国，所有这些社会经济层次的各别形式在境内是交相错综的。这正是特别的情形。
若问到底哪一种的成分占优势呢？很显然的事体，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境内，也不能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要素占优势；多数和大多数的农夫就是小规模的商品生产者。”（《列宁全集》第十五卷P.264.）
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尚有五种经济成分的存在，这便证明苏联境内生产的关系不只一种或两种。我们能否说：“苏联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假使这样的提出问题，乃是以资产阶级的庸俗的形式逻辑来嘲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因为俄国除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外还有自给的家长制经济等等。俄国可以说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因为在国际范围内是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的地位，并且境内还有资本主义成分和其它非社会主义的经济；俄国可以说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因为无产阶级业已取得政权，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领导的地位。
中国生产关系的复杂当不亚于俄国；这当然，经济的结构也不会像《新思潮》诸君所想的那样简单，以为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便是封建制度经济，我们从其机械的系统中看来，也许《新思潮》诸君在《新思潮》杂志第五、第六期上会有这样的论文出现，即论文的结论是：中国是封建制度的经济；或近似于这种结论的。
但是，我们是否因为《新思潮》社之无马克思主义常识的提出问题，我们就不做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文章呢？不！决不！不过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因此，我们不得不换一个题目，以免马克思主义无辜遭人糟蹋！我们在下面就开始讨论中国经济问题。
一
我们要研究中国经济的结构，必须先了解一般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形。
马克思在《经济学批评》序言中，曾说：
“在一般说来，可以从亚洲的，上古的，封建的，及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为社会经济进步的各时代。”
这就是说，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必须适应于各种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对于社会形式关系具体的表现怎样呢？马克思又说：
“社会关系都是与生产力有密切联结的。人类获得新生产力时，即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而由生产方式，和谋生方式的改变，同时他们所有的社会关系也要改变的。用手推的磨子产生了封建主的社会；用蒸汽的磨子就产生了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哲学之贫困》）
因此，生产方式的改变主要的就是技术的改变。“由于新武器——铳炮——的发明，那军队内部的组织随着全部改变并且各军队间之彼此相互关系也同样起了变化的。”（马克思著，《工资劳动与资本》）
所以，我们要划分社会发展的各阶段，必须从事于研究历史的各时代所采用的劳动工具如何？马克思说：
“骨骼构造的遗骸，对于研究灭迹的动物的组织，有重大的意义；劳动工具的遗型，对于研究社会经济的组织，有同样的重大意义。”（《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编，第十章。）
我们先从一般的生产方式来研究中国经济的结构吧。
二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显然地受着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影响；但是，中国虽然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然始终不只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的。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中——还有许多资本主义前期关系的遗迹，与其他形形色色异常复杂的封建残余，这是很明显的。技术程度与经济形式的驳杂，实比革命前的俄国更为利害，新式技术最近的设备与洪荒时代的生产工具同时并存——有制造庞大汽船的造船坞，制电泡的工厂，以最高程度机械化的玻璃工厂，与那千百万从前时期遗传下来的木织机同时并用；有飞机、汽船、汽车，亦有马车、人力车、粗笨的单轮车；有用木头造成的犁锄，与古代的水车，亦有最新式的深耕法，有些地方灌溉还用电机的。
由上面生产技术的复杂自然反映社会内部有各种各式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层次。我们可说，从资本主义前期的原始家长制经济，中世纪奴隶关系的残余，到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又从各种非常复杂形式的手工业，到标本形式的手工工厂，再到新式工业与最后阶段的财政资本。
这里的复杂状况，简直令人目迷五色，我们又怎么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呢？
但是，我们此地也不妨依照列宁的方法，把现在中国各别的社会经济层次的诸成分分别列举于下：
1，原始家长制的自给经济（为自己生产的牧畜和农耕）等；
2，小规模的单纯商品生产（农民的谷物商品的生产，农业副业的商品生产，手工业的商品生产等）；
3，私人经济的资本主义（包括外国的，本国的，和中外资本家合资经营以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为基础的工商业资本）；
4，国家资本主义（由国家经营的矿山、铁道和其它交通机关）。
若问中国现在到底是哪一种成分占优势呢？我们也可以毫不迟疑的答复：小资产阶级的要素占优势；多数和大多数的农夫就是小规模的商品生产者。
那末，我们答复了一切问题吗？没有的，我们必需进一步来研究在中国境内现时，到底是哪一种的社会经济成分居“领导”的地位；然后我们才能了解中国社会经济上中心的问题。
可是，在我们尚未确定，那一种经济成分占统治地位之前，有许多重要和已经争论的问题必须提前解决的。
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的民粹派，以缺乏国内市场的论据。认定俄国资本主义的衰落；不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机械论者，也以帝国主义只是取得中国商品市场，保持封建势力的论据，来否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此间相去历史的篇幅虽不到一世纪，然我们的时代乃帝国主义的时代，竟有马克思主义的不肖门徒的反动思想与前世纪的民粹派后先辉映呢！
a．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根据。
马克思在一八四七年便已说道：
“资产阶级既激急的改良了生产工具，又不断的开拓了交通机关，于是把所有一切，甚至于野蛮的人民都推入于文明的道路上了。那价廉物美的射击力，就是中国的城壁也被打破了；就是极端排外顽固的野蛮人也只得降服了。世界各国为要免得灭亡的运命，也只得采用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它将所谓文明输入他们的社会，就是要把自己也变成了资本家。换句话说，资产阶级将按照自己的模型改造了全世界”。（《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这段的见解，可以概括如下几点：
第一，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需要国外市场，造成了国际交换关系。
第二，资本主义先进国的商品输入野蛮民族的国家将封建的城壁打破，并征服了封建势力。
第三，落后的民族要图自己的生存，不得不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使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照先进国的模型发展。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新修正派，怎样地修改了这个意见呢？他说：
“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极力扶持封建势力，压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李立三）
很显然地，列宁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和马克思一样，不从各国家分离的发展来看，而是站在整个世界立场上来考察。他说：
“这样看来，找寻国外市场之必要……是很明显地表现着资本主义之前进的历史任务，它破坏了旧时经济制度之独立与闭塞（同时也就破坏了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它把世界上的全体国家联结成为整个的经济单位。”（《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列宁这里更明显地指出，资本主义之前进的历史任务，不但要破坏旧时独立和闭塞的经济制度，并且同时还要破坏了在这种经济制度基础上的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换句话说，同时还要破坏旧时的社会制度。
这样便证明认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扶植封建势力乃是无稽之谈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荒谬修正！
实际上，自从世界历史发展到新阶段——帝国主义时代，恰恰相反，不但不保持封建势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列宁说：
“帝国主义是经济发展到这样阶段的资本主义，即在这个阶段中，垄断与财政资本已获得统治地位，资本输出有极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已开始瓜分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对于全地球的幅图已分割完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我们在这里只限于指出重要而关于本题的三点：
第一，依列宁的意见，帝国主义时代，全世界国家都卷入资本主义的漩涡。
第二，财政资本已获得统治的地位。这就是说，统治今日世界的已非单纯的工业资本主义。
第三，资本的输出已成为非常重要的事实。
这里的论据应用到中国来的，便可得到如下的结论，就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使中国经济加入于国际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经济统治权必定操之有财政资本的帝国主义列强之手；帝国主义在中国不但输入商品，并且还要输入资本。列宁还说：
“以前殖民地是商品贸易，但是，尚无资本生产，现在帝国主义已经变更，而益以输出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于是便极迅速地移植于殖民地了。”（《民族问题》）
这里也正是指出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在与殖民地只是进行商品贸易的时期，在殖民地尚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因资本的输出而引起殖民地极迅速地发生资本主义生产，这是说，殖民地在与帝国主义发生更密切的关系，更不能排脱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
在中国历史上也是这样，起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在中国只是起了破坏中国农村经济的作用，反使中国经济趋于停滞状况，自从建筑铁路和资本主义生产技术搬到中国来——尤其是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入直到现在都是促进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过这种发展，不是趋向民族工业完全独立的道路发展而是走向殖民地化的道路发展。就是，中国发展经济的真正领导权不是操之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之手，而是操之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手里。民族资产阶级只是处于或多或少买办的地位而依靠于强力的外国财政资本家。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只是相对地阻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而是绝对地要在他们领导之下。使中国向着更殖民地化的方面推动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前进。而成为宗主国经济不可分离的部分。不然，近代帝国主义之把“输出商品”变为“输出资本”的话便失丢意义。这就是从数量转变到质量之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经济中的作用。所以在殖民地国家内，外国资本的企业常比本国资本的企业为多。然而，不管企业的主人是谁，其在这个领土内的铁路，工厂，矿山等等之加多，无产阶级势力的发展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尤其是“经济不平衡的发展为资本主义世界绝对的公律”（列宁）。使殖民地在曲线的道路上得以达到发展。
修正派的意见怎样呢？恰恰和马克思列宁相反。他说：
“因为这些资本输到中国来，差不多完全为着榨取原料（建设初步制造原料的工厂）或者用在扩大交通，（现在美国的投资就是这样）借以便利商品与原料的运输，加紧对中国的束缚。”（李立三）
看吧！“建设初步制造的原料工厂”，这都不是工厂，都不是资本主义，不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是“原料”！不是“工厂”！因为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不是中国资本家开办的，因此，这样的工厂为的“榨取原料”？！
列宁的帝国主义的理论经过了修正派的翻译便成为不可思议的庸俗理论了。列宁说：“而资本输出且可造成了许多后进国也踏进国际资本主义的领域中去；在后进国中，最重要的铁道都已敷设或正在敷设之中；工业发展的根本诸条件都已经确立而存在了。”（《帝国主义》）呵！这是“便于商品与原料的运输”呀！“现在美国的投资就是这样”！中国可以便不便呢？纵使中国人不能享美国人所扩大的交通机关，然毕竟“交通”在中国地域内“扩大”了。列宁继续又说：“资本输出影响输入资本的国家资本主义之发展很大，且能促使其非常发展。所以，资本输出底国家的发展虽被阻于某种限度，但仍能使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大与尖锐化。”（同书）他又说：“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基础之一。”列宁这意见不适用于有特殊情形半殖民地的中国么？恰恰中国又是“后进国”，而“输入资本的国家”！
由上面研究结果，我们可说，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的资本与技术推动之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可向前发展，但是，要在帝国主义经济支配之下，而更趋于殖民地化。
b．事实上又怎样呢？
中国社会长时期是沉淀在半封建制度和商业资本长期侵蚀的进化过程之中。这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不曾起过技术的革命，因此，商业资本虽然发达，然始终不能转变为工业资本，只是在农村中不断地削弱封建制度的基础。到了中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接触之后，外国的商品便不断地深入中国农村更加速了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破产的过程，而引动了农村阶级的分化。然而在廉价商品输入的初期，也只是一般轻工业的商品罢了。这时期内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作用，不但不能够发展中国经济，并且用它的廉价的商品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关系，使民众中间发生了异常的变化。自从铁道建筑以后，中国资本主义才开始发展。固然，铁道的建设最初还是为帝国主义运输商品，然而，因为建设铁道的工程不得不输入种种进步技术，继而开采矿山筹设工厂等等，都是帝国主义输进新式技术之后才有可能的。有了新技术的帮助，和中国的廉价劳动与丰富的天然富源，不管原始积累的薄弱总能多多少少地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萌芽发叶。在一八九五年英国人在上海的纺织工厂达七万二千锭和七百架纺绩机；在一八九六年工厂的设立就到了九万六千锭和九百八十架纺绩机，基金已达五百万元。一八九七年成立上海工厂有四万五千锭和四百四十六架纺绩机，基金一百五十万元；一八九九年成立了“东洋”工厂，有五万二千锭。在这个时期内有五个英国工厂，共有三十万锭，纺绩机三千架。近代工业的开始最先是在上海。上海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
我们现在试举一些数目字来证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受帝国主义扶植封建势力的障碍而不能发展呢？
1．中国大工业机器进口的增长
年代机器价额
19134,600,000两
192022,300,000两
以上是各种工业机器的。
年代机器价额
1913112,000两
1916200,000两
19201,000,000两
19212,000,000两
以上是属于农村的机器,1921年特别是从美国来的特多。
年代机器价额
1918646,000两
19191,640,301两
19202,376,122两
19215,163,781两
上面是各种各式的发动机。
年代机器价额
1913930,000两
19142,000,000两
19161,600,000两
19193,700,000两
19207,000,000两
192126,000,000两
以上是纺绩机器，其进口之突飞猛进更是令人惊诧！
我们就上面各种机器的输入年年不断地以倍数增加，便是证明中国社会之如何迅速地采取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因为生产技术是测验社会经济结构的最好方法。
我们现在再举一个重要的统计，便可证明上列各表所指示的机器进口每年增加是与大工业的发展相符合而正确的。
中国轻工业的发展
工业部门企业数目
1915年1922年（中国的）1922年
制蛋工厂95032
饼干及罐头工厂83533
皮革工业174639
制纸工业111714
制糖工业62615
火柴工厂538975
制烟工厂157921
水泥砖瓦工厂76432
丝织工厂17，1913，361
由上表看来，无论在哪一部门都是长足进步的趋势。
至于纺绩工业的发达更是急剧
年份工厂数目纺锭数目织机数目
1891265,000
191217565,252
1918——642,000
191643272,9415,964
1918491,366,0006,197
1921632,838,00012,000
19261183,414,06225,934
从这里我们不但可以看到纺绩工厂不断的增加，同时自1921-1926五年之间几乎工厂的数目增加一倍；我们同样可以推论在这五年之间，其它轻工业部门在此同一的条件之下一定会有同一程度发展的。至于家庭工业年来不断的衰落已是表现新式资本主义企业占优越的地位。
至于重工业方面情形又怎样呢？
煤的采掘有22,700,000吨，比1905年的俄国15,000,000吨要高得多；而比1913年的俄国29,000,000稍差一点。
五金工业的出产量，没有充分统计材料，不过造船业比战前的俄国要发达得多。中国五十三个造船厂中，有几个可以建造整个很大的海船与汽船等等，毫不让于欧洲的造船业。军械工业亦占很大的意义。中国许多兵工厂，完全制造手枪、步枪、机关枪、野炮与过山炮、无烟火药，甚至制造毒气。
中国经济变动还有个显著的象征，就是电气厂的数目于1913年为十二个，到1925年增加到四百个。每年平均增加33三分之一。有两个制电泡工厂不仅供给大部分国内需要，并且做出口品。
农村方面在全国各地都可看见农业之日益发展而成为专门化，地域分工日见显著。而以种茶、植棉、养蚕等等为尤甚。汉口、南京、上海以及沿运河一带和其他各地均有很好设备的精制蛋糕、蛋饼等公司（且常有采用最新式康弗尔机器的）。机械磨米企业常有最完善的英国机器。各种各式的榨油厂，沿海一带之罐头工厂等等。都表现农村经济渐渐走进资本主义生产范围。我们虽然缺乏详密统计。但据上面农业机器入口之逐年增加，便不能否认农村生产方式日趋变化的过程。如满洲一带在日本帝国主义影响之下农村生产方法之资本主义化，更为一般人所公认。
我们在此地，并不着重于说明在目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登峰造极，如何顺利无阻，或与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媲美；而主要的在于证明，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或更确切些指出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虽然，中国受帝国主义的束缚日益坚固；虽然在有封建残余的条件之下；虽然，历年不断地国内战争的破坏。然而，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政治作用之扩大等等都是反映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成分的增高。
四
若以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发展或没有发展，这只是新修正派迂腐之谈；但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没有任何障碍，这也是误谬见解。我们记得，当普列汉诺夫还是革命的时代曾说过这样的话：“轻气球是向上飞腾的而不是向地下降的；这是事实，但这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不是说轻气球是不受吸引力定律的影响么？反之，只有它的作用才能说明轻气球的浮动。”（恩格斯著，《德法农民问题》序言）中国社会内部经济的发展，一样也要受历史发展一般定律的支配，这自然是毫无疑义的了。纵然，有任何的民族特殊情形，但终不能改变根本法则。许多反动思想从“五四”到现在，从国家主义到第三党的理论都是以中国国情来抹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今日修正派诸君已经向我们提出严重质问道：“那么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三大矛盾，——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束缚，和工农革命势力，资产阶级却未将他克服，资产阶级可以畅利的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完全有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么？”（李氏原意）我们的回答很简单：“运动乃一切之母”；“矛盾是向前进的”！
我们这里还可以反问道：“资本主义是否永不没落的制度？是否永无阻碍发展的才算资本主义制度”？
我们现在应转到几个特殊的问题来说。中国有否封建残余的势力呢？我们坚决地答复：“有的”！有的不但中国，即资本主义极发达的国家帝国主义的英国和日本尚有落后中国所无的“皇帝”呢！封建势力对于资本主义发展之带抵抗性和阻碍力亦如城会市行会制度的小手工业对进步产业一样；而且是必然的；这就是矛盾的表现，这个矛盾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发展与以解决；而不是由于保持封建制度来把这种矛盾压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可以解决得了的；这矛盾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愈趋紧张直至解决为止。其实在中国社会内部，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封建领主经济早就不存在了。纯粹的封建经济是怎样呢？恩格斯说：
“中世纪社会：细碎的小生产，生产机关适于个人使用，因此是原始的，细小的，效能有限的；但是因此往往为生产者自己所占有。生产是为供给生产者自己或其封建领主之直接消费。消费以外的剩余生产品才拿去出卖，才拿去交换；商品生产尚在初生状态。”（《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
据恩格斯的意见，封建制度只是建立在自给经济的基础上面，中国目前不论在城市或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绝对的证明此种制度之不能立脚。不要说一般小生产经济大部分是为市场的需要或供给国际市场而生产；任何一个政治上的统治者他都不愿直接消费其统治下的被剥削者的自然生产物，而是要坐美国式的钢甲汽车，睡着德国式的铜床。棉花、烟草、桑、豆、粟、丝茧、茶叶等等重要的农产品，大部分都是供国际市场的需要而表现一种国际分工的形态与外国进行交换；所以自然品佃租也不是像封建时代专供领主自己消费；而是由于商业化的地主、富农、高利贷者，或地主化的商业家、富农、高利贷者所集聚，运到城市去供给工业部门或出口。尤其是，在中国贫困农民占优势的情形之下，这种自然品佃租有可能保持相当的时期，因为“自然品佃租以最穷困的农民经济中为最发达”。但“租户要利用一切最小可能性以缴纳货币租金，俾可减低耕种别人土地的价值。”（《列宁全集》第三卷）这因为自然品佃租贵于货币地租，特别在佃农占优势的中国；一般贫困的农民往往因缺乏担保品与信用，借货币的困难，或不能等待生产品出卖后交付地租，或地主本身就要农民直接交纳生产品以应城市工业和国际市场需要。于是自然品的地租便可在交换经济发展的社会中立足。因为像中国这种自然品地租与自给的封建领主经济下的自然品地租在形式上即数量上虽然没有什么分别；但在质量上业已截然不同；因为此种自然品地租仅是表现地域的分区――即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自然分工；并不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反而，促进发展过程。一切都依赖于时间和空间的条件：“一个同一现象会因各有机体全部构造各不相同的缘故；会因它们各个器官各有差别的缘故；会因那些器官所依以作用的诸条件各各相异的缘故，会因其它种种的缘故，遵从一个完全相异的法则；举例说，马克思否认，“人口法则在无论什么时候和无论什么地方都是相同的那件事。”（《资本论》，第一卷二版序）这个论据恰好给我们可以用在中国的自然品佃租上面的。最主要的区别，就在前者的产品是专以满足领主和农民自己的需要为出发点，后者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准备交换为出发点。这种自然品佃租在中国正是表现特殊情形。
至于徭役制度在长期为商业资本侵蚀，自然经济崩溃的中国其残留的程度自应是微弱的；因为“自然经济与中农愈趋崩坏，则徭役制度将愈为资本主义所推倒。”（列宁）其实推倒中国徭役制度的还不只中国内部长期的商业资本，此外还有是以打破中国城壁的帝国主义廉价商品的。
那末，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又怎样呢？
马克思说：“由重利盘剥与商业构成的货币资本，因乡村封建制度与城市行会制度的阻碍，不能变成工业资本”。（《资本论》第一卷二十五章）这就证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不是属于封建制度的本身而是与封建制度相对立的。同时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达到处使生产向交换价值一方面发展，使生产范围扩大，使生产种类加多，使生产普遍化，并且使货币成为世界的货币。因此，商业无论在何处对于以生产使用价值为主要任务的种种形态的原来诸生产组织，多少发生一种使之解体作用。“商业对于旧生产方法所加以解体作用究竟达到何种程度，这首先是以这种生产方法的坚固程度及其内部结构如何为转移。”（同上）那末，商业资本不但与封建制度相对立而且使之解体。固然，“商业资本的发达，就其自身讲，尚不足以为一种生产方法过渡到别种生产方法的媒介与说明。”（同上）然而，这也只是说明商业资本的“自身”作用；是说“商业资本的独立及其优势的发达，就是指资本自身还没有支配生产”的时代商业资本而言：即指“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即在中古时代的西欧）是商业支配工业”的时代商业资本而言；但是，在“近世社会中是工业支配商业”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商业资本由它从前的独立的生存，降至一般投资中特殊的一种，而利润的平均化使商业资本的利润降至一般平均点；商业资本的作用从此仅为生产资本的经理者”。因为，“在古代世界中，商业的作用及商业资本的发展固是奴隶经济自身的结果。……反之，在近代世界中，商业资本的发达归结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毫无疑义的，在今日世界，尤其是帝国主义时代，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已是锦上添花，商业资本不能独立发达只是受工业支配。这就是说，商业资本愈是隶属于工业，则和一般经济发展，就不是成为“反比例”而恰成为“正比例”了。
中国农村的商业资本，不能不与城市的买办发生关系，城市买办，不能不与世界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家发生关系，即不能不依赖于近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中国的农村与城市和世界分立起来看，以为农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不普遍，就得出，商业资本尚可在中国独立发展的错误结论。殊不知帝国主义世界锁链一圜的中国，不能和百年前闭关自守时代的中国同日而语的！古谚说：“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商业资本，也是这样的。
4
高利贷资本更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前期原始积累的必需要素之一。而原始积累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出发点”。但是高利贷在农村的发展可否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一定是停滞呢？恰恰相反，“在资本主义生产就靠货币经济和大工业的媒介，结果了他（农民）的运命。……这样农民便一步步地降低到破产的地步了。赋税、荒年、遗产的分割，这样的行程，就会把个个农民都驱入于重利借贷者的虎口中去。负债一天天地成为普遍的现象了”。（恩格斯著《德法农民问题》）这是说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不能削弱农村中高利贷的势力，反而，“把个个农民驱入于重利贷者的虎口”。修正派先生们，千万不要错怪恩格斯写了这段话不能为他们留面子，应当怪历史不应这样的发展使他们机械式的理论破产无遗。恩格斯不过指出这历史发展的事实罢了。
最后，历来在国际帝国主义直接间接指挥之下的内战是否障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呢？是的，任何战争，革命，都是破坏生产力；可是，任何战争，革命始终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这种生产力发展之结果的战争，革命，对于生产力的破坏只限于暂时的，并不是以消灭社会生产力，并且经过这战争和革命之后，生产力更在新的更扩大的基础上面发展起来。马克思说：“暴力自身是一种经济的势力”！
矛盾呀！你尽管发展罢！看你自己解决自己！我们将要用主观的力量帮助你来解决！
五
赐我们在这里不作经院派式的讨论问题，来咬文啮字；说：“优势”呀！“领导”呀！“相持”呀！“稳定”呀！“失败”呀！“暂时失败”呀！“胜利”呀！“最后胜利”呀！等等字义来作详密地研究，因为我们这里探究社会问题，不是学作名辞学家。我们现在只确定某种经济在中国社会上在质量上占优势为“领导”作用；而在数量上占优势，纵然数量比其它各成分经济为多，而不能在社会再生产行程中起左右一切经济的作用的不能算为“领导”作用。
帝国主义时代的人类，假使对于一切政治经济问题不从国际的眼光去考察只是证明他的生活是孤立，是野蛮的种族。因为我们现在要用一枝缝衣针都要和外国发生关系的。帝国主义世界是整个的经济系统，各个独立的国家由于自然的和社会的分工所发生的交换关系的发展使整个世界生产打成一片。在世界经济领域内，国民经济乃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一切个人企业又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企业中各部门又是企业中的一部分。彼此都是结成不可分离的联系。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密切自亦不待言的；尤其是在近日海关改为金本位更证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连结之发展。因此，更因此中国是个农业国，所以，它和国际交换关系的发展，只是进一步证明它对于工业国工业品需要之增加，中国农村不得不经过各市镇和上海发生交换，各市镇不得不经过于上海和国际发生交换。乡村不能不与城市分工，亦如中国不得不与国际分工一样。在今日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时代，工业国不能不是农业国的领导者，农业国的城市又不能不是农村的领导者。换句话说，就是农村不得不依赖于城市，中国不得不依赖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小生产不得不依赖大生产。这样由帝国主义经济统治下的中国一面不断地使农村阶级分化农产品转成商品的过程日益扩大。另一面，家庭工业经过各大商店占买人的供给原料，并为之代售整批制造品。使在“实际上等于雇佣工人，在自己家里为资本家做工，这种占买商业资本，已变成为工业资本了。”（列宁）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早就是失去领主和采邑赐地形式的封建关系，只管有货币的人便可成为新的地主。于是商业家，高利贷者，富农多半是兼作乡村地主的。列宁指俄国“高利贷者，商人与富农是农村经济中的三位一体”。而中国农村资产阶级常常是这“三位一体”中兼作土地所有人。同时还直接间接与帝国主义的买办和城市工商业部门结成不解之缘。
托洛茨基说：
“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基本的农村经济中与封建形式的剥削发生了有机的和不可分离的联系，他们在上层与世界财政资本也是有机的不可分离。中国资产阶级同样不能解除农村中的封建形式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P.212）
因为中国“大中地主（按中国的规模）与城市资本（外国资本主义在内）是有最密切的关系的。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主阶级。农村中的一般最广泛的而极惨酷的剥削者就是富农和高利贷者，即城市银行资本的经纪人；所以中国的土地革命是反封建的，同时亦是反资产阶级的。”（同书P.28）。
这因为中国过去农业经济生产技术的落后，不能发展土地上巨大生产的组织；长期的商业资本之侵蚀农村，破坏了自然经济，削弱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土地商品化过程之不断地扩大，高利贷——尤其是外国财政资本家买办带入农村中的重利盘剥；不但使农民破产日益加剧，即封建式的地主亦摆脱不了破产的厄运。于是新式商业家，高利贷的地主便起而代之。另一方面关税不独立，使从乡村所剥削的农民血汗大部分流入帝国主义之手。因为“保护关税制度是使制造者从事制造，剥夺独立劳动者的产业，使国民生产工具生活资料变成资本并强制缩短中世纪生产方法到近世生产方法的过程之方法。”（马克思）外债之高筑，国家支付外债利息逐年之增加，一切正税的收入多半也归入帝国主义的荷包。使中国农村的富有阶级如高利贷者、富农、新旧地主，和城市买办、商业家，在转变为工业资本家之“蜕化”过程，一面必须多多少少借助于外国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家；另一方面还要加紧采取封建形式的剥削方法（如创设厘金企图抵补不自主的关税以挽救自己，巧立名目设立种种苛捐杂税等等）以促进原始积累最后的成就。同时中国重工业、银行、矿山、铁道等等都是直接间接操之帝国主义手里；更令拖泥带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因自己的幼稚和脆弱，不得不屈服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威力之前；不能以“自由竞争”的方法来摆脱自己危亡的运命，只有采取“依赖”帝国主义的道路以图苟存。所以无论中国任何一派的资产阶级都要或多或少带帝国主义经济经纪人的性质，在政治上不得不勾结帝国主义以自重使自己真正成为政治上的代理人。这由于世界强力的资本主义经济领导中国，由中国重要的工商业城市领导农村，反映到政治上，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城市，经过代理人——中国的资产阶级统治农村。然而，修正派还是大梦方酣，在那里大声疾呼：
“中世纪的封建关系在中国国内经济中和其上层政治建筑中都占统治的地位。”？！（共产国际纲领草案）
托洛茨基说：
“这是根本错误。什么叫做统治？按照受支配的人民数量而定吗？抑或按照在中国经济上起统治与领导作用而定呢？建筑在包罗全国的商业与银行资本基础上的国内工业，非常迅速的发展？重要农民区域之完全依赖市场；对外贸易之伟大与日益增长；中国农村之各方面隶属于城市；——所有这些都显出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的占优势和直接的统治地位。封建与半封建关系，无疑的是强有力的，其发生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封建时代所遗留的，一部分乃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农村人口过剩，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影响而新形成的。然而这并非“封建”的（更正确的农奴及一般资本主义以前的）关系的统治，而是资本主义的关系的统治。正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占主要地位，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说到中国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领导的远景，否则，岂不是首尾不相顾吗？
“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力量，都远过于其在全国人口数量中所占的地位，因为经济上无产阶级统治了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系统的中心和主脑，而且因为政治上经济上无产阶级代表资本主义下广大劳动群众的真正利益。因此，无产阶级虽于其全民中占少数时（或者自觉的和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占全民中之少数时），能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从半无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吸收许多同盟者到自己的方面来，这些小资产阶级于先时是不会赞成无产阶级的统治的，而只有在以后继续的经验中，才使它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正确性及自然性。”（《列宁全集》十四卷P.158.一九一九年写的）
中国无产阶级在生产中的作用，早已极大了。在最近几年，此种作用必然继续增大，即在政治上的作用，据长年事变的证明可算是极伟大的。（《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第二集P.69-71）
喂！封建势力统治，资本主义不能发展，无产阶级又可领导革命！无产阶级的势力从那里来的呢？从天下降呢？苏联派来的呢？或是雇佣来的呢？！
六
a．否认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或发展可能性并且以为帝国主义维持中国封建势力；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新修正派的最反动思想的论据。这样必然推论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不能发展，或如陈公博一流人否认中国有资产阶级存在，即存在亦是极少极少；和前时代封建势力可以复活。且必然会把农民的革命作用看做高过于无产阶级的水平线，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幻想代以其它政权来履行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和忽略国际的阶级关系。关于资本主义在中国可否发展问题，我们在上面业已详细答复，我们这里只说一句它是历史进化必然的阶段。马克思说过：“对的，社会要随于自身发展天然法则的足迹……它却不能把那个天然的局面飞跳过去，也不能够由指令的结果把它除去；不过，它却可以缩短和减少分娩的痛苦罢了。”（《资本论》一卷序言）至于发展到若何程度，或在何种速度进行，则要看整个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来决定。至封建势力的复活或复辟，则我们可坚决地加以否认！因为在国际范围内，不管从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是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和统治地位；封建势力只是成为过去历史的残骸；决不能重新在中国恢复旧观的，即目前中国封建的残余势力的抵抗，正是表现一种“回光反照”的作用。人们若反问我们说：“为什么说苏联新兴资产阶级有复辟（即走“特尔米图”的道路）的可能呢？难道苏联社会的进化特别“要开倒车吗？”我们肯定的回答：“假使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急速到来，整个世界还是资本主义统治着是有可能的！”因为苏联不能离开国际市场的关系而孤立存在。所以，纵然境内有社会主义经济，但比起整个世界经济看来是受资本主义势力包围之中。
b．中国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我们在中国范围内以质量的关系便可决定的；譬如列宁说俄国小生产占优势，然而在境内却是社会主义成份的经济居领导地位。中国小生产一样占优势，然而在境内都是资本主义成份占领导地位。举个实例说：中国很僻远的农村中都要购买洋油、火柴等等日常生活工业品，假使这种工业品在城市发生恐慌马上便引动到农村去的：然而，农村的农产品或米谷发生恐慌，城市一时还可得到国际市场的接济避免危险。这便证明乡村再生产行程不但靠城市的再生产行程，并且依赖于国际市场交换的顺利进行。反之，我们可看到年来中国边境不断的灾荒，不但不足以影响到伦敦、巴黎、纽约，即上海亦不至受重大的影响；而一九二五年，“五卅”，上海、香港大罢工，不但影响到全国如大难将至，而且影响到英国、日本等等国家。一旦世界大战暴发或美孚、亚细亚煤油公司倒闭，我们以为不但上海、汉口、广东、天津，要发生问题，即极偏僻的农村都要起骚动的。所以中国农村的农业经济的再生产行程要依赖城市工业的资本主义经济再生产行程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c．中国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各种矛盾和障碍是有的，并且是必然的！正是有矛盾有障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才能发展。这是宇宙间一切辩证法的进化过程。
末了，我们要说一句：
“人能委弃真理，然而，真理永远不会消灭的！”
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于上海。
上文业已付排，而经过一星期忽然得读《新思潮》杂志No.5。本拟把上文整个改作，将“应征”的形式变为“批评”的形式，但事实上已是不可能的了。惟是上文也有不少地方预先指出“新思潮派”的错误观点——尤其是指出他们否认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占支配的地位。所以即不改作亦无伤大体。现在因出版时间匆促，只得关于中国经济领导权问题，对于“新思潮派”的错误和矛盾的理论加以简单的指摘。至于详细问题以后再当另文论及。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日——作者附识。
王学文君说：“……或在说，中国资本经济已经在中国经济占得支配的地位，这种见解，我们不能不说他是盲目，不认识中国经济现状是什么。”（《新思潮》No5.P.19）
他在另一地方又说：“……这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是在中国经济占支配的地位。”（同上P.17）
这位作者已经肯定的结论是：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和半封建的！
潘东周君说：“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所以这些半封建关系在农业经济中的优势，实际就占领了整个中国经济中的优势。……就整个中国经济关系来说，城市的资本主义确已占领了领导的地位，整个经济发展的趋势确已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但是，在全国经济生活的比重上，半封建关系仍然站着比较的优势。……什么叫做城市经济领导着农村呢：就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它将要随着城市经济发展的方向而前进。城市既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农村经济一定也是走向资本主义，但是就它发展的方向说，绝不是就它本身的性质。……但无论如何，在中国的全国国民经济中，封建的关系仍然站着极强度的优势。……说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我们不能不记住帝国主义是占着绝对的优势……筑铁路也好，开大港也好，建筑新式的工业也好，但若保持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银行、外债、航业、工厂、矿山及一切政治与经济的特权，则中国无论如何，不能跳出其它的经济发展的方向——走上殖民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民众将要长受帝国主义的剥夺，长受现在这些封建关系的束缚。”（同上P.P.17——20）
这样混乱错杂的思想，简直是表现对于经济问题没有一点研究和了解！
我们现在只得把上面所引证的话归纳如下各点来说；即据“新思潮派”的意见：
1，中国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是封建的和半封建的经济。
2，帝国主义在中国是占绝对优势。
3，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加紧了封建的束缚，加紧破坏中国国民经济。
我们在这里仍是照上文的假定关于“优势”与“领导”当作数量与质量的优越而言，那么，所谓“支配”者不得不是“领导”的作用。然而，潘东周君所理解的那种“领导”，简直是我们闻所未闻的新鲜“解释！固然，“名无固宜”，我们可把“领导”，改为“支配”、“统治”、“优越”，亦无不可；我们把“马”叫做“鹿”、“哈叭狗”，把史大林称做“滥用权力”，或无论什么菜都要用胡椒的厨子等等亦无不可；但要社会上一般生活习惯所公认；并且还要加以正确的说明。潘君的解释也可以说不能使人承认的荒谬绝伦的解释！因此我们先就“领导”一名词的意义来说。
据东周君的意见，“领导”是指经济发展的方向而言，不是就它本身的性质：那就是说永远没有乡村领导城市的事实。因为社会发展始终是向前进的。如果，潘君的意见是正确的，那末我们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说，苏联是占现在整个世界经济的“领导”的地位；因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始终要向社会主义方向走的，这岂不是太滑稽吗？假使问题是这样的简单，我们老早便不须提出在经济生活中城市对农村的“领导”作用的问题了；我们可说，共产主义的经济领导一切，因为社会总是走向共产主义方向去的！我们为什么多作此学院派的推敲字义之无谓的一举呢？
事实上，经济上的领导作用，本来就是质量的问题，就是说那一种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中占支配的地位即有左右全社会再生产的可能。在古代世界，交换经济初期，一般单纯交换的商业都会是在农村支配和领导之下的。因为这时代的主要的是农业生产，农业经济社会生产的基础本来就建筑在农村之上。领主和农奴在某种时期之内，可以离城市而生活，而绝不能离开农村土地而生活的。这时城市发生重大的事变虽然可以影响农村，但决不能破坏整个农村的经济基础；农村如果生产发生危机，人口过剩，天灾水旱等等马上便影响城市，立时随着而发生恐慌。在资本主义社会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我们所认为“领导”作用，应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同时，我们不能承认，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或欧洲先进资本主义经济，在此刻能够领导中国云南、贵州山谷间不与外来发生交换关系的苗族经济生活；因为彼此之间此时尚无若何经济的联系。
所以，我们不管潘东周君是否愿意这样来了解“领导”的意义，我们始终是这样了解和这样解释的。
第一，关于封建经济是否能够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问题。
“新思潮派”诸君为要垂怜中国资产阶级起见，一致把一切罪恶归到封建势力身上，坚决地承认，封建经济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支配的地位。最可怜的理论则莫过于潘东周；他一面说：“城市的资本主义确已占领了领导的地位。”同时又说：“但是，在全国经济生活的比重上，半封建关系仍然站着比较的优势。”随后又说：“但无论如何，在中国的全国国民经济中，封建的关系仍然占着极强度的优势。”最后又说：“说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我们不能不记住帝国主义是占着绝对的优势。”观念的糊涂再没有比此更甚的！岂有在同一的历史阶段内一个国民经济系统中忽而“资本主义领导”，忽而“半封建关系占比较优势”，忽而“封建关系占极强度的优势”，忽而“帝国主义占绝对优势”。若说领导只是指经济发展的趋向而言，我们试问：“当着资本主义还没有在城市占领导地位时候的经济状况是怎样？那时代有否领导当时经济生活的其他经济成分？”若说“优势”只是指数量之多而言，那问题便容易解决多了。譬如说在小农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国家小生产者必然在全人口的数量上比重为多；但是小生产者必然地要隶属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的；或趋于破产。然而数量虽多，在经济生活中不能起“领导”或“支配”的作用。我们不能说，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小生产便一定居支配的地位。假使说，封建经济占优势便是居支配全国经济生活，那就是说，中国的国民经济要视封建的经济成分作用如何为转移。
在上文我们业已说过，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因为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商品的侵蚀，早就将封建领主自给的经济基础严重的破坏。农民的贫困与破产就是促使农村经济陷于停滞，生产力衰落唯一的表现。封建势力唯一的基础是靠农村的土地生产，农村经济的衰败便证明地主阶级经济基础的削弱，愈促成农村依赖于城市的过程。我们现在再就中国国民经济系统中再生产而言，假使城市资本主义工业中生产停顿和恐慌，马上便立刻影响到农村中去。在今日中国的农村生产中，虽然没有普遍的采用资本主义式的技术，但在农村经济中再生产行程，所需要于城市资本主义部门生活资料如：棉纱、缝衣针、布匹、火柴、煤油等等的供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甚至在粗笨生产工具上的铁器也要在城市资本主义式的手工业工场购买的。一旦城市与农村交换的关系断绝，农村的生产便是束手待毙的。而城市资本主义工业则不然，它虽然在轻工业和食料和原料要靠农村经济的供给，但农村不能封锁城市使之决绝地马上发生危机，因为城市在相当时期内还可以得到世界市场的救济。尤其对于重工业的影响更为微弱。这就是说农村经济，（即说封建经济吧！）虽然可以影响城市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不具第一等的意义。而且农村经济只有一天天扩大与城市进行交换而愈趋于隶属的地位。就是说农村要受城市的领导，而城市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为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命脉。在中国现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正是如此。承认中国封建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新思潮派诸君！请回答我们一个问题：“现在中国的农村是否支配城市呢？”
固然，城市假使绝不与乡村进行交换，那末，不但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并且也是不能生存；可是，城市受农村的影响最少最少也要说比较有程度之别；最少最少也要承认城市比较农村为优越罢。国际交换的发展表现国际分工与隶属于帝国主义之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之唯一的而重要的表现。乡村农业经济之依靠与城市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品而再生产而生存。这便是资本主义关系支配农村的一种表现！我们不能像机械唯物论者那样笨重，将乡村和城市分开，又将中国和外国分开，来讨论问题说：“中国农村中还缺乏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吴黎平的意见），因此，照马克思主义不能发生资本主义关系！？中国城市比农村数量为少，于是封建关系占支配地位！？固然，在水锅下面未曾架火时，冷水不会增加热量的；但我们若从别处弄来的开水冲进去，难道这时锅内原来的冷水不会起变化吗？难道还是原来的冷水自冷水，后加的开水自开水，各不相犯而截然分开地并存于一锅之内吗？”
马克思主义简直被不肖门徒糟蹋比“教条”还要无用！
第二，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问题。关于这点，幸好新思潮派诸君也承认，“帝国主义是占绝对的优势”，帝国主义是什么？它是“资本主义最后的阶段”。（列宁）它是最发展的资本主义；它不但在中国占绝对的优势，并且在全世界占绝对的优势。它势力所能达到的地方，一切经济都要受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支配；中国的国民经济不外就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一个单位。中国国民经济不能离开世界市场而生存，正象中国农村不能离开城市而生存一样。帝国主义既然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绝对的优势”，何以在中国居支配地位的又是封建关系呢？难道帝国主义的关系是“外国人”的资本主义关系不算数吗？要中国资本家开的工厂才算得资本主义的关系吗？这是很难索解的一个疑谜！
第三，就是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和封建关系的影响问题。
我在上文业已说过，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是使中国愈趋于殖民地化，即愈使帝国主义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愈占绝对优势和支配地位。我们绝不能因中国之更沦为殖民地，而否认在中国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与势力的发展；我们不能将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把帝国主义在华的工厂、企业、矿山、铁路等等推到国民经济系统以外。只有最无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叛徒才会说：“筑路也好，开大港也好，建筑新式的工业也好，但是保持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银行、外债、航业、工厂、矿山，及一切经济挽救，则中国无论如何……长受现在这些封建关系的束缚，”？！承认帝国主义只是在中国维持中国封建势力阻碍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留着最难堪的污点！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固然在中国要阻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但同时不得不在他自己的卵翼下培养一部分中国买办，半买办式的中国资产阶级；所以，帝国主义之破坏中国纯粹民族工业，只是相对的，但它在中国势力的发展要绝对的破坏封建势力和关系，促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进化的过程。难道，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开办的工厂、矿山、建筑铁路，等等不是增加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难道不是在中国领域和国民经济生活中，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吗？何以还要“长受现在这些封建关系的束缚”呢？若果如“新思潮派”诸君所说帝国主义占绝对优势，而帝国主义又勾结封建势力；而封建关系在中国又极强的优势又占支配地位，那简直不但中国民族工业不能发展，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厂、矿山、筑路，也是无从进行的，何以，帝国主义的新式工业又可以在中国会发展呢？帝国主义不怕中国这么利害的封建关系吗？中国民族工业何以又这样的怕封建关系呢？其实，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不怕封建势力，他们所怕的乃是拥有雄厚的财政资本和操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帝国主义和他们竞争呵！欧战时期中，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便是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怕中国封建关系而怕“外国人”！
若果一面说，占绝对优势的帝国主义在中国永远维持占支配地位的封建关系，另一方面又说：“中国从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工业革命的过程确实已经开始。经过世界大战的影响以及最近几年的变动，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在城市中确是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并且在农村中已经孕育了他的种子。”（同上P.17）这不是以自己之矛攻自己之盾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存在，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的两大桎梏”。（同上P.22）这两“大桎梏”一种“桎梏”是“占绝对优势”，一种“桎梏”是“占支配地位”。这样不但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发展，并且会使中国资产阶级的运命渐趋灭亡，难道中国资产阶级一天天会消灭了吗？帝国主义既不算数，难道中国会发生没有资产阶级剥削的无产阶级吗？
我们最后还希望“新思潮派”诸君要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中国民族工业”弄个明白！
末了，我们承认：中国社会经济中是资本主义成分占“支配”或“领导”的地位。
我并引王学文君的话来作为对他们的总评：
“那种见解，我们不能不说他是盲目的，不能认识中国经济现状是甚么。”
（附注）以上关于“新思潮”中国经济专号是忽促中作一个简单的零碎的批评。在本志第二期当为有系统的详细的解释。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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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白（编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开场白
（编者）
我们相信历史的车轮是往前进的，但是必须有适当的“动力”。
自然，归根究底说来，历史的动力乃是一定时代的新生产力及代表该时代新生产力之新的阶级；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新的“Ideologie”亦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实动力之一，所以“没有革命的力量便不能有革命的行动”。
现在中国的思想界似乎带着新的元素而活动起来了，新的Ideologie已在萌芽而开展了，自然这不是偶然的，自有其社会“内在”的原因。但是同时新的紊乱和曲解亦正在随着而来，例如：人们表面上高呼拥护“辩证唯物论”，而暗地里却是有意无意地发挥其各种各样的修正论调，特别是“机械论”；人们表面上高呼拥护“普罗文化”或“普罗文艺”，而实际上买的却是各种各样的“小市民”的货色。这样的“鱼目混珠”难道不障碍历史的前进吗？
我们希望我们的“动力”能够作到“名副其实”的地位，能够尽到它推动历史前进的使命；自然首先要“清除道路”，扫除历史的障碍物；因此我们的主要精神是在“批评”，因为批评乃是“拨开云雾见青天”之唯一手段，当然也要努力于“建设”，但是真正的建设只有从不断的严格的批评中才能创造出来。自然，“批评的武器决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评，物质的武力必须由物质的武力去破坏”，但是“理论一经抓住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武器”。
最终，我们希望：“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导”！！
1930.3.22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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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政治生涯中鲜为人知的一页（塔·萨尔塔纳特，199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
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
——政治生涯中鲜为人知的一页
塔·萨尔塔纳特1991
张佩珍译
译者注：列夫·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的流放生涯，是其生平中最少有人研究的一个侧面。1991年第12期《卫星》杂志上的一篇报道根据国家政治保安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材料披露了不少这方面的情况。
所谓“调动工作”
1928年1月份，托洛茨基被提名到阿斯特拉罕去“领导计划工作”，他拒绝了：假如确实是去工作，那么最合适的地点应是莫斯科或列宁格勒，如果是流放，就直说了吧，何必遮遮盖盖呢？他不同意去的理由是那里的气对其妻子的健康有害。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如有可能，希望流放到加格拉或基斯洛沃茨克。但得到的答复却是到国家政治保安局去报到。他未去，给中央打了两天电话，没有联系上。后来中央组织部通知他到阿拉木图去从事苏维埃工作。托问：“具体点说，究竟去做什么工作？”答曰：“做什么都行！”托笑着说：“还得在地图上找一找，这地方在哪里”。“很远，在中苏边境”。托说要考虑一下，过几天给回音。但两天后，即1月12日，送来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亚戈达签署的文件，要他于16日启程去阿拉木图。
16日这天，车站上聚集了三千多人，主要是职员和学生，工人很少。人们以为托洛茨基已在某一节车厢里，因而在月台上高呼：“托洛茨基万岁！”，“托洛茨基主义万岁！”送行者与保安人员发生了冲突，一人受伤，一批人被捕。
但那天托洛茨基并未在火车上，因为三天准备时间不够，他请求把行期推迟两天，结果只批准推迟一天。17日保安人员用化名把他送上列车，以免再次出现冲突事件。就这样，经过十一天的长途跋涉，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纳塔莉娅·伊万诺夫娜、儿子列夫·谢多夫于1月28日被“护送”到了阿拉木图。
初到阿拉木图
到达目的地后，先在当地保安部门填了一张表格。“参加过什么党派”一栏是由保安人员填写的：“托洛茨基反对派领袖”。后被领到一个旅馆的两间套房里。有保安人员值班。
几天后，托洛茨基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明仁斯基和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发了一封电报，诉说住在旅馆里简直就像关在监狱里一样，生活极不方便，伙食也差，住宿费和伙食费贵得惊人，根本无力支付；要求分配一套带厨房的住房。不久，他终于获得了一套住房，不过是紧靠政治保安局的。
托洛茨基爱好打猎。有一天他问保安局长是否允许他去打猎。局长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他是流放到这儿的，不是来休假，不准到郊外去。于是他又打电报到莫斯科；抱怨政治保安局限制他的行动，并拒绝出示有关书面证据；全家仍然住在旅馆，后来分配的住房没有厕所，厨房也已倒塌，况且位于政治保安局旁边；可以在莫斯科把他监禁起来，为什么非要流放到四千俄里之外呢？托洛茨基在给处境相同的朋友的信中愤慨地写道：“我原本打算在这里打打猎，多读些书，校对一下马克思著作的译文。但地方当局竭力违背莫斯科的一切许诺。尽管并非所愿，但不得不经常同他们争吵。”
莫斯科很快就回了电报：要求当地保安局立即取消对托洛茨基的一切限制，为他提供合适的住房，允许出去打猎。署名仍是亚戈达。原保安局长虽被撤职，但新任局长却又接到命令：在托外出狩猎时要进行有效的监视，“防止他乘机逃跑，同当地居民特别是同反对派的参加者以及工人群众进行接触”；要向居民讲清楚，托是工农大众的敌人，而不是朋友。
有一次，全家去打猎。托去找野禽，其妻则与政治保安局办的国营农场的场长聊天，还发了一顿牢骚，说他们一家在这里生活得很艰难，这里的气候对他们特别是对他丈夫的健康很不利，他经常发疟疾，不得不服奎宁，但这种药又不能多吃，他肠胃不好，还说“他并不是党和人民的敌人，只不过是有人不喜欢他的那种列宁式的直率而已，要是列宁还健在，列夫·达维多维奇就不可能有这样的遭遇”。
还有一次，托打猎归来以后向政治保安局长表示抗议：在狩猎途中，有几名“不期而遇的同路人”一直跟踪着他。保安局长向他解释，这仅仅是为了他的安全，是为了保护他。局长索性把一名叫阿·尼基廷的保安人员介绍给托，并说今后由他专门负责托的安全。后来尼与托表面上相处得很融洽，尼却暗中把托的所有情况都向上级作了汇报。
在当地引起的反响
托洛茨基到来的消息传遍了全城，众说纷纷，有的说，他是前来负责整顿地方工作的，因而食品供应好转有望了；也有人说，他在国内战争中杀了那么多的无辜者，现在得到报应了……把他开除出党是对的，不应再让这样的人掌权，他只会争权，想当领袖，但他是个什么样的领袖啊！
然而在这座小城里，想要见见并听听他讲话的大有人在。有一位老者溜进了旅馆，托亲切地接待他，并为他向加里宁写了一份有关养老金的申诉，但嘱咐他请人转抄后再寄出，因为一个流刑犯为人写申诉是不合适的。托在接待来访的印刷工人时甚至还说过：“靠联共（布）永远也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因为中央委员会头头们的生活太奢侈，而工人们却仍然收入微薄，跟以前一样贫困。”
畜牧专科学校的一些学生前来访问托，在他们看到托与儿子一起清扫积雪和砍柴时，他们说：“这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领袖！从现在的人民委员中未必还找得出这样的人”。
但是更多的来访者运气不佳，没有得到保安人员的准许去见托洛茨基。
所有这些情况都被以书面形式逐级上报，于是，赞扬过托的学生受到了惩处：一名被开除，两名被捕。为此，省委还在非公开的会议上对于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对托洛茨基的关心和同情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作出了关于要在军人和青年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决定。
但这些措施未能使人们对托的访问停止下来：有人从农村赶来，邀请他去打猎，并顺便在村会上作讲演（托未应邀）；档案馆和图书馆的一些工作人员也主动表示愿意为他提供帮助。后来又有一些外地的崇拜者前来看望他。从列宁格勒来到这里的一些女大学生对他说：列宁格勒有很多人支持他，有人散发他的著作和照片；他的姐姐奥丽伽·达维多夫娜也受到人们高度的尊敬。有些从哈尔科夫来的大学生同样顺利地见到了托，托同他们谈了很久。
托来到阿拉木图的消息也传到了当地的中国领事馆，又通过它传到了中国。当时的新疆省省长委托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乌德扎尔与托建立联系。在档案材料中，还发现中国领事想把一名厨师安插到托洛茨基家里去。
某些政治活动
托以前的两名秘书擅自来到了阿拉木图，但随即被捕并被押回了莫斯科，后又以反对派成员的罪名被流放到别处。因而托在阿拉木图的助手基本上仅是他的儿子谢多夫一人。他按照父亲的吩咐很快便与反对派的成员们取得了联系，向他们分发信件，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各种建议。但谢多夫往往是以个人的名义来做这一切的。
流放期间，托有四名打字员。其中有个名叫阿纳斯塔西娅的姑娘说，托收到和发出的信都很多，他写的东西简直多极了，而他的思想表达得那样地完美，以致于她真想留下一份副本作为纪念，但又不敢；她还抱怨工作量太重：“天晓得列夫·达维多维奇的工作量有多大。真是没完没了——刚刚打好一份一百页的材料，马上又要开始打另一份稿子，而且规定当天一定要完成。叫我怎么吃得消呢？”其他打字员也常常抱怨，但同时又因能替这么一位大人物工作而感到自豪。
1928年春夏间，根据托掌握的情报，又有三百多人被流放到哈萨克、中亚和西伯利亚，因此托的工作特别紧张。他要对国内外的形势作出分析。当然，这种分析是同对联共（布）中央的方针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有很多朋友（包括国外的友人）帮他准备资料。仅仅在一个月中，他就收到各种各样的出版物四十多种。他经常收到的报纸有俄文的、英文的、德文的、法文的。有一部分资料还是通过秘密渠道获得的，其中包括新来的流刑犯为他捎来的资料。
在托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名叫尼古拉·柯舍尔的速记员。他为托所做的第一件工作是记录托口译的一篇用德文写的关于瑞士的俄国政治侨民生活的报导。有一次，托对柯说有件紧急的工作要做，并警告他：“千万别把内容浅漏给任何人，这是一份很重要的党内文件”。那天他口授了反对派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交的声明书：“……反对派怎么会去支持右派反对现在掌权的中央委员们，去帮助右派推翻他们，为了那些毫无理由的迫害、粗暴和违法的行为，为了那个第五十八条以及其他不正当的做法而去向他们报复呢？尽管左派与右派的这种联合在革命中曾经有过，但它毕竟给革命带来了危害……我们认为，如果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态度明朗地劝说联共（布）中央机关立即废除对付反对派的那个以欺骗、虚构、捏造为基础的第五十八条，那么这次代表大会就一定会大大地有助于恢复党的统一。而恢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即反对派）在党内的地位，是真正转向列宁主义道路的必要的政治条件……”
托在得知代表大会就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声明书作出：“托洛茨基集团已滑到孟什维主义立场上去，它客观上已变成反苏维埃政权的工具，因而把他们开除出联共（布）是正确的和不可避免的”这一结论以后，又写成并散发了一份新的文件：“在这次代表大会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对我们严加防范。我们不得不在国际战线上转入全面进攻。只有那些不可救药的糊涂人才会以为（但装腔作势的权贵们会肯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意味着反对派的末日已经来临。不，离结局还远着呐！这仅仅是开始……”。
二十年代末在莫斯科确实建立过一个地下的托洛茨基分子的中心。它由于害怕被取缔而经常变更地点。托本人与这一秘密机构保持着固定的联系。他对这一中心的工作、对反对派的思想宣传效果很不满意，因而常常焦躁不安，希望通过工作找到某种安慰。他一直紧张地工作，有时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为他工作的一位打字员向当地的主教诉苦：她经常不得不昼夜不停地工作，当时在打托口授的一本关于准备进行一次新的革命的著作。她还对一个熟人说：“托预言现政府一定会垮台，因为在上层领导中尽是酗酒和腐败现象，粮食收购不到，最优秀的人们都退了党……”。这次谈话后，这位女打字员很快便不见了踪影，听说到莫斯科去了两个月，但再也没有回到阿拉木图。
在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的日子里
五一节即将来临，给托洛茨基的贺电雪片似地飞向阿拉木图：“致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致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
五月给托的一家带来了欢乐。小儿子谢尔盖从莫斯科赶来看望父母和哥哥。遗憾的是，带给父亲的两个手提箱遗失了。这两个手提箱真是多灾多难，在托本人年初离开莫斯科时就已经遗失过一次，后来政治保安总局通知找到了，但里面的东西却缺了很多。这次又失而复得，东西倒未少。（谢尔盖6月下旬离开阿拉木图，以后再未来过。1937年被捕，后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和人民的敌人被枪毙。）
到了十月革命十一周年前夕，贺电又像雪片似地飞向阿拉木图：“致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列宁最亲密的战友……”、“致十月革命的鼓舞者、红军胜利的组织者、载入史册的布尔什维主义最优秀的追随者……”“……您天才的远见、卓越的领导能力、坚强的意志将重新把党从胜利引向胜利……”
11月7日那天，托过去在克里姆林宫时的司机来看望他。这位司机出差到阿拉木图，便决定登门拜访向托祝贺十月革命节。
在喝茶时司机对他说：“别净磨嘴皮子啦，该出来好好地与国家领导人们一起工作了”。
托气愤地回答道：“伊凡，你要知道，你不应对我讲这样的话，不然你一定会被从你进入的那扇门赶出去。”（指开除出党——编译者注）接下来他又说道：“如今李可夫、加里宁和加米涅夫都已向右转，斯大林成了孤家寡人，看来他在中央委员会中只能待到下一次代表大会了。”
争取获释的斗争
来到阿拉木图后，托洛茨基一直在为争取解除流刑而斗争。这年年底，当地的流刑犯们为声援他而举行了罢工，拒绝去政治保安局报到，进而又宣布绝食。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此的回答是：对流刑犯要严加管理，并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和搜查。在这种情况下，托在给其拥护者的信中建议扩大争取释放他的斗争范围，扩展到流放地区之外。事情暂时朝着有利于托的方向发展。在戈梅尔市，木厂的工人们给总书记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我们获悉，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列·达·托洛茨基身患重病，深受恶性疟疾的折磨……这位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的久经考验的战士的生命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斯大林同志，我们不敢赞扬您对我们的领袖的这种态度……请把党中央和您身上的污点抹掉，把列·达·托洛茨基还给我们吧！”在基辅、莫斯科等地的一些工厂中，也出现了有关托洛茨基患病消息的传单。
有一次，拉·卡冈诺维奇参加工人集会。他对工人群众说：在阿拉木图，为托洛茨基提供的生活条件是非常好的，他的胃早就有病，但这并不妨碍他外出打猎；他每月可以从国家出版社获得三百卢布。
但是，当时托的家庭收支情况究竟如何？在档案中，从未找到任何资料可以确定他每月获得固定的工资，倒是他姐姐齐娜伊达·勃朗斯坦和儿媳（谢多夫之妻）每月寄来八十到一百卢布，有时他还收到被判流刑的其他一些同志的汇款。政治保安局只给过他五十卢布的补助，而他的家庭开支却不小。食品和柴草由政治保安局办的农场供应，其价格往往高于市场价。在档案中发现了谢多夫写给这个农场的一封信：“......我们家的木柴问题急需解决，家里简直冷得只能穿了很多衣服干坐着，因为根本无法工作。你们的木柴同集市的价格一样，我们实在没有能力购买……”。此外还找到了也是他写的一张九个月的总收支表，从表上看，入不敷出，收入3185卢布，支出4289卢布。
这一年12月的一天，托向政治保安局的人员诉苦：他妻子开始经常生病。那个人问：“您认为这件事有必要向省政治保安局长汇报吗？”托笑着说：“不，不用了，看来改变制度的时候该到了。”
第二天，从莫斯科来了一位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特派员。他强硬地命令托洛茨基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并威胁道，如不接受劝告，就给他换个地方，把他完全隔离起来。
1929年11月19日，《真理报》刊登了塔斯社的一条消息：“根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别会议的决定，列·达·托洛茨基因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被驱逐出境。按照其请求，他的家属与其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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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与子（娜塔莉娅·谢多娃，194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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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andSon
父与子
娜塔莉娅·谢多娃（NataliaSedovaTrotsky）
杨大本事翻译先知在1917校对（1941年8月）
〔说明〕本文刊载于《第四国际》（FourthInternational）第2卷第7期，1941年8月。文中的列夫专指列夫·谢多夫，列夫·达维多维奇专指托洛茨基。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sedova-natalia/1940/misc/x001.htm
“我可以说，之所以我会生活在地球上，并不是因为自己
与规则保持一致的步调，而是因为成为它的例外情况。”
——1940年6月8日，托洛茨基。
感谢先知在1917收集、录入及校对先知在1917收集、录入及校对
父与子
夜晚，一片漆黑。我醒了过来。苍白斑驳的光闪烁着，然后消失。我站了起来……枪声突然贯穿了我的双耳。他们在向我们的房间里射击。我一直都是一个浅睡眠者，在睡醒之后我能够很快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
列夫·达维多维奇在他年轻时就是个酣睡者。当苏联开始向反对派发起进攻时，当《真理报》的版面开始充斥着黑色的、无法想象的且荒诞的诽谤而令读者们目瞪口呆时，这使他首次受到失眠的侵扰。为了替自己辩护与辩解，诽谤者曾谎称：他们没有其他武器可供使用。
读者公众们会相信他们吗？既会，又不会。强烈怨恨的巨大浪潮席卷了他们，吞没了他们，使他们迷失了方向。他们对英勇的革命岁月感到疲惫，对被征服者的未来充满恐惧，于是，就像人们在衰退和躺平的时刻会相信奇迹一样，他们开始相信这种诽谤。我曾经看到，当他们手持着《真理报》巨大的纸张的时候，他们的手会颤抖；他们会把手放下，然后又举起来。
我们的孩子也失眠了。小儿子很困惑，就问我：“这是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爸爸？他们怎么敢？”[1]大儿子列夫，之前一直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现在变得紧张忙乱了起来。他面色苍白地告诉我他对青年人圈子的印象，以及他与污秽洪流的冲击作斗争的事情。“勇敢的小裁缝”（安徒生童话中的一名英雄），他父亲会用赞许的眼光看着他说。
“勇敢的小裁缝”为自己的健康感到骄傲，在那段时间里，他被突如其来的失眠弄得心烦意乱，但他并未屈服。他仍旧为自己的健康感到骄傲，直到生命中的最后两年，他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犬儒主义的莫斯科审判的黑暗岁月打倒了他，因为我们的儿子列夫，他虽然缺席，却是主要被告之一。罪行诽谤的毒液就像毒药一般侵入了他的身体。他的整个神经系统都受到了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穆拉洛夫、斯米尔诺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许多其他人被谋杀的影响。他幼年时就认识了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后来又认识了其他人。他知道他们都是诚实的革命者。他向他们学习，爱戴他们，尊敬他们，把他们同革命、革命英雄主义以及列宁和托洛茨基联系在一起。[2]
失眠的夜晚重临，他没有力量击败这种感觉。安眠药对他并不起作用，他只在临近黎明时才会打个盹儿。为了工作，他不得不在七点到八点之间起床，而格伯乌不眠不休的监视又使得他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据后来才发现，格伯乌的特务就住在他旁边，他在26号，而特务们在28号。
莫斯科审判期间的父与子
我们在挪威的被捕深深地刺激到了我们的儿子——他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启程前往墨西哥，在游轮上航行了三个星期，周围环绕的只有敌人，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致命的恐慌。当我们在挪威的格鲁姆——我们被监禁的地方——的时候，他给我们送来了用隐形墨水和代码写成的旅行指南。它没有被敌人发现，我们收到了它。他在法国把我们的朋友送了过来，但是没人被允许去见我们。我们的朋友都不允许陪伴我们。这三个星期的完全无法令人把握的局面对列夫来说是一项巨大的考验。
而他的父亲像笼中之虎一样勃然大怒。报纸对当时著名的、同时也是第一次在莫斯科举行的审判作的报道太迟了，以至他无法回答，更无法揭露那些说谎者们，这是对列夫·达维多维奇的最大折磨。为自己辩护而反对诽谤，这是他身上与生俱来的要素，是他生命中不可被分割出去的激情。他在激烈的劳动中与对所有可鄙的敌人的斗争中找到了庇护所。但在古鲁姆这个他注定要保持沉默的地方里，他病倒了。
我们的儿子列夫明白这一点：他的绝望是没有止境的。他致力于完成他父亲无法完成的任务。为了减轻后者的负担，他亲自揭露了“莫斯科审判”中那些卑鄙无耻的主宰者们，他给他们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并将其载入了最可耻、最令人厌恶的历史史册之中。列夫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在我们呆着的“监狱”里，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阅读着他的红皮书。“说得很对，说得很对，好孩子！”他的父亲用朋友般亲切的口吻说道。我们是如此地想要见到他，拥抱他！
我们的儿子除了从事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外，还专攻于他非常感兴趣的高等数学。他在巴黎设法通过了考试，而且梦想有一段时间致力于搞系统性的工作。就在他逝世的前夕，荷兰科学研究所还接受他为合作者，然后他开始着手研究俄国反对派问题的工作。他是青年群体中唯一一个在这一领域有丰富经验的人，而且他从反对派的起源之时就对它的整个历史了如指掌。
我们不稳定的经济来源使他十分担忧，他多么渴望经济独立啊！他曾经写信告诉我他的预期收入。前景一片光明，但他还没有确切的把握。“这将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即在科学研究院工作），他说，然后他开玩笑地补充道，“我将能够帮助我年迈的父母了”，“为何不做梦呢？”他问道。他的父亲和我经常带着爱意和柔情回忆着我们儿子的这些话。斯伯丁先生是斯坦福大学俄文系的副主管，他和我儿子在巴黎就未来的工作进行了一些谈话，以下是后来他对列夫的描述：
谢多夫的死讯令我震惊。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有能力和极富魅力的人，他的未来无疑是辉煌的。我们不清楚他的死因——一些消息来源向我们表明，这是由于医疗疏忽，或者甚至是更可怕的事情。您能不能写一篇简短的笔记，总结一下我去年十月（1937年）和谢多夫的谈话，包括我和他达成的临时协议？这样我就可以轻松地使用这样的笔记，从托洛茨基那里获得一些有关俄国内战和战时共产主义的确切信息。
列夫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直到生命尽头他都未曾离开过。他在童年时期对革命自发的忠诚，到后来发展成一种自觉的、坚定的忠诚。1917年夏天，有一次，他的一只手滴着血的从学校走到木工工会的办公室（布尔什维克），当时我担任木工工会宣传部的编辑和校对员。这正是激烈辩论的时候，辩论不仅在塔夫利达宫、斯莫尔尼宫和马戏团举行，同时也在街上、有轨电车、学校和工作场所举行。通常一大清早，一大群工人挤在我们工会的官员中间，讨论当前的问题，也就是：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包括无产阶级夺权的迫切性的问题与列夫·达维多维奇的人格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讨论了列夫·达维多维奇的演讲——在这些讨论中可以感觉到意志的统一和不可动摇，一种勇往直前的强烈意愿，召唤着一场具有不可战胜的胜利信念的决定性斗争。
孩子们被允许和我一同在工会的餐厅吃饭。当时，列夫·达维多维奇正被关押在临时政府的监狱里。当同志们问起他的手的情况时，列夫回答道，他被克伦斯基（总理的儿子）咬伤了。“为什么会这样？”“我打掉了他一颗牙。”我们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当时的劳动部长斯科别列夫的儿子也在同一所学校上学。打架斗殴是日常的事情。
在一次伏击造成的爆炸中，格伯乌斩断了我们的儿子和战友的生命线，而代价是十月革命历史的前所未有的升华。那些对它的衰落负有责任的人现在正对他们卑鄙的工作进行收尾。第二场十月即将来临，它将征服整个世界，它将对它自己的上一场的英雄和掘墓人作出应有的评价。
※※※
列夫·达维多维奇并没有认真阅读过共产党报《真理报》那肮脏的版面，只是快速地瞟了一眼，便厌恶地将其扔到了一边。
※※※
他们在射击……列夫·达维多维奇现在也醒了。我在他耳边低声说道：“他们在这里射击，朝着我们的房间里射击。”我紧紧地靠着他，非常非常温柔地推着他，和他一起从低矮的床上滚落到地板上。
※※※
“他们在射击。”我说出这句话时的感受，就跟我在1917年7月的感觉一样，“他们来了。”那时是在彼得格勒——后来改名叫列宁格勒——当克伦斯基政府的警察来逮捕列夫·达维多维奇时，我们当时就料到会被逮捕——这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的袭击同样也是我们预料到的，这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然而，与1917年的逮捕相比，1940年5月24日的晚上来得更出人意料。
当克伦斯基逮捕列夫·达维多维奇时
克伦斯基政府在当时取得了胜利，虽然时间不长，但它还是成功地逮捕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我回忆起临时政府对危机的解决方式。在塔夫利达宫美丽的圆柱大厅里，一场暴风雨正在进行。我坐在一个箱子上，离讲台很近，讲台上坐满了“里伯丹”人（这是德米扬·贝德尼在他的一首广为流传的诗中给孟什维克贴上的标签）。这时，突然传来了象征胜利的乐声，一支军乐队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欣喜若狂的问候声中步入宫殿。政府秘密将他们从忠于他们的前线兵团中调了过来，而且，正如将来所证明的那样，这些兵团是最后忠于他们的。但在当时，它们就已经足够了。当权者开始感到脚下的土地稳固了。我看到那些在讲台上“耕作”的人和征服者们，互相秘密地用手晃动着对方，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儿试图抑制喜悦的心情——他们喜形于色，环境决定了他们甚至无法让自己的神情保持冷静。
不出几天，逮捕行动就开始了。当时列夫·达维多维奇和我一起住在拉林同志的公寓一个小房间里。我们的孩子和一些朋友在特里约基。顺便说一句，列夫·达维多维奇在白色的彼得堡开了一整天的会，一直到深夜。
早晨五点钟，我听见院子里的柏油路上有一阵小心翼翼的脚步声，我跑到窗前，打开百叶窗上的一条缝，看见清晨的微光照着那些身着灰色制服的，胳膊上挎着枪的士兵。这是临时政府的一支军队。毋庸置疑，这是针对我们的。我碰了碰列夫·达维多维奇的肩膀说：“他们来了”。他跳了起来，迅速穿上了衣服。门铃响了。拉林同志有我的警告在先，没有立刻去开门。他们要找卢那察尔斯基，这是个借口，随后他们就发出了逮捕托洛茨基的命令。拉林并没有屈服，他迫使他们等待着。他试图给“里伯丹”负责人打电话，但是没有任何人接听。我们开始作别。列夫·达维多维奇想尽办法让我振作起来。他们把他带走了。整体形势非常严峻。时机已到，斗争已是公开的了，人们已然采取了直接行动。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但列夫·达维多维奇在被带走前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自信和挑战，那目光仿佛对我说：“我们且看谁将鹿死谁手。”
我们得安排人去监狱看望、送包裹等等。我得到了列夫和谢尔盖的帮助，他们负责送包裹（食物等东西），并把它变成了一项游戏——“谁先到达那里”。满员的有轨电车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但他们还是搭上了车，并且总能在约定时间到达监狱。
他们对父亲的第二次被捕大为激动，但是整个局势预示着迅速的解放和胜利。这与1917年在哈里法克斯，我们回俄国的路上被英国人从船上带离，然后被迫分开的时候大不相同。然后，男孩子们以囚犯的身份和我们待在一起，不是在监狱，而是被一起关到了一个俄国间谍家里的一间肮脏房间。但是，列夫·达维多维奇跟其他人一起被带走了，他们没有作任何解释。这种令人完全无法掌控的局面在当时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托洛茨基和妻子娜塔莉娅
未遂的暗杀
我们躺在地板上，在墙脚的边上，远离着射击持续了好几分钟的交火区。事情过后，我们数了数卧室墙壁和门板上的弹孔，总共60个。将身体紧贴在墙壁上，我们在等待着……我微微抬起了身子，想要保护列夫·达维多维奇，因为在我看来，子弹似乎是冲着他来的。但他阻止了我。“祖父！”我们俩都听到了睡在隔壁房间的孙子的哭声，而罪犯随即进了屋子。他的声音听起来既像是危险的警告，又像是呼救。我们的孙子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无论我如何给予他关于这件事的经历和回忆，他都想不起来，但这一声叫喊使我们如坠冰窟。一切归于寂静。“他们绑架了他。”他的祖父轻声地对我说。在将我们的卧室和我们孙子的卧室隔开的门口，一枚燃烧弹的光亮照出来了一缕轮廓：一顶头盔的曲线，闪亮的纽扣，一张细长的脸，就像梦中人一般闪过我的身旁，之后我就看不见他了。房间里的枪声停止了，我们听到庭院远处传来枪声。
我悄悄地、缓慢地穿过卧室，走进浴室，那里有扇窗户正对着院子，那间小房子可以看见我们的朋友和卫兵居住的地方。那里还有一棵巨大的桉树，他们就是从那里开枪的！后来我们了解到，敌人在这棵桉树旁安放了一挺机枪，这样，他们就用源源不断的扫射从战略上切断我们与卫兵的联系。后来，调查官在房屋内发现了装填有1.5公斤炸药的炸弹，在西奎罗斯袭击案的法庭记录中可以找到这份记录，西奎罗斯在1941年3月28日被释放——因为缺乏材料和罪证！多么缺乏公正啊！“苏维埃国度之主”、“人民之父”，等等等等，都是从无产阶级的国库慷慨地支付出来的。据调查显示，这枚炸弹有某些技术性缺陷，罪犯们无法使用它，但是调查表明，炸弹的威力足以炸毁整栋房子甚至波及到地基。
院子里的射击也停止了，之后，一片寂静……缄默……令人难以忍受的寂静。“我把你藏到哪里才算安全？”紧张的气氛和令人绝望的处境几乎使我失去了力量，他们随时都会过来干掉他。我把脑袋转了过来……突然，同样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是我们孙子的声音，但这次是从院子里传来的，听起来完全不同，勇敢、欣喜，像一段断续的音乐：“阿尔—弗雷德！玛—格—丽特！”它把我们带回了人间。就在片刻之前，我们还感受到了枪声停止后的夜晚的寂静，就像在坟墓一般，如同死亡本身一般……“他们都被杀了。”“阿尔弗雷德！”“玛格丽特！”不，他们还活着……活着！可是为什么没人来呢？为什么没人给我打电话呢？毕竟，其他人都走了。也许他们在害怕，害怕面对着无可挽回的事情。我抓住门上的把手，这扇门从我们的卧室通向列夫·达维多维奇的卧室。它是关闭着的，虽然我们习惯于不锁门。那扇门被子弹打得如同筛子一般，他们朝着卧室开了枪。透过缝隙，我可以看到天花板上的罩灯透出柔和的金色光芒，照亮了整个房间。我能看到桌子上堆满了整齐有序的手稿。书架上的书没有被动过，那里的一切都很平静；思想和创造力的支配性的背景就在那里。多么奇怪啊！——秩序、宁静、光明，桌子上的一切都完好无损……只有那扇被打出黑色弹孔的门能说明刚才所发生的罪行。我开始使劲敲门，奥托跑了过来，“门因为某些原因被卡住了。”我们联合起来的力量，推开了这扇门。我们走进了这个奇异的、且没有被侵扰到的房间。
罗伯特·谢尔顿·哈特
西瓦、阿尔弗雷德、玛格丽特、奥托、查理、杰克、哈罗德——他们都在那里。只有鲍勃·谢尔顿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可怜的孩子，他上夜班的时候被他们绑架了。他的一些财物、一些衣物还有部分设备还留在空空如也的车库里。这些事使得人心在痛苦地收缩着。有人想要问，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警卫出了什么事？他在哪里？他们对他做了什么？鲍勃身上那些覆盖着神秘的东西向我们说明了他的厄运。谢尔顿总共活了23年，有多少希望、多少理想主义、多少对未来的信念，以及为之奋斗的决心，都随着这个年轻的生命消逝掉了！异国情调的墨西哥使他着迷，那些五彩斑斓的小鸟吸引住了他，他养了少量的几只，把它们放在了我们的花园，悉心地照料着它们。二十三年，他们还缺乏生活经验，危险意识和紧迫的警惕意识还没被塑造成型，但他们是如此敏感，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这一切。谢尔顿喜欢散步，在他空闲的时候，他会在科约阿坎的周围散步，然后摘回几束野花。
在他抵达这里后不久，他就从列夫·达维多维奇那得到了教训。我们的住所正在重建，每隔15-20分钟就必须打开一次大门，以便让一名推着手推车的工人走到街上，然后再让他回来。鲍勃造了一个鸟笼，这让他忘乎所以，为了不使自己从工作中分心，他把大门钥匙交给了那个工人。这没能躲过列夫·达维多维奇的法眼，后者对他解释说，这是一种粗心大意的表现，并补充说：“你可能会成为你自己粗心大意的第一个受害者。”这句话是在鲍勃惨死前一个月或者六周前说的。
5月24日这一天对我们来说很早就开始了，充满了兴奋因素。我们越是对布满弹孔的墙壁和床垫进行了分析，越是能意识到自己所处的险境，也越发能感受到自己得了救。夜里的神经紧张使我们进入一种高度兴奋状态，由于竭力保持镇静，这种状态才得以被控制。这种摆脱了沮丧的情绪后来成为了毫无意义且无耻的“自残理论”的论据之一。当我向那天拜访我们的朋友们讲述格伯乌夜袭的事件时，我发觉自己几乎是怀着喜悦的心情来讲述的。但是那些惊恐地听着我讲述的人，都用害怕的目光望着墙上布满弹孔的两张床的床头，然后我会有理由对自己说：“但敌人终究是失败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越发坚信，我们的敌人在这一场合下遭受的失败，必须由他们自己补救，这场犯罪的始作俑者不会被吓倒。被拯救的喜悦被一次新的探访和要为之做出的准备浇灭了。
托洛茨基
列夫·达维多维奇过去几个月的工作
与此同时，列夫·达维多维奇正在参与对5月24日案件的调查。它缓慢的进度使得列夫·达维多维奇非常揪心。他耐心而不知疲倦地跟踪着事态的发展，向法庭和新闻界解释案情，作出超乎常人的努力，用着他特有的敏锐目光，强迫自己驳斥那些不言而喻的、糟糕透顶的谎言，不让任何细节逃过他的眼睛。他赋予每一件事物以适当的意义，然后把它们编织成为一个整体。
然后他越来越累，他的睡眠不好，一会儿打瞌睡，一会儿醒来，脑子里都是同样的想法。有时能听到列夫·达维多维奇独自一人时说出心里话：“我累了……累了。”一种极度惊慌的感觉捉住了我——我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但我也知道一些其他的事情——如果他能够安静地回到他真正的工作中，他将会感受到活力、灵感和能量的流入。他概述了他的一项关于红军的分析工作，并为之收集资料；另一项是关于国际形势的；还有一些是关于世界经济和战争的最新形势的。每天发生的事情和斯大林做出的交替不断的罪行，使这些任务有必要降到第二层面。
他撰写关于斯大林的书只是迫于外部环境——经济需求和他的出版商。列夫·达维多维奇不止一次地表述出他想要写一本他称之为“流行”书的愿望，目的是为了赚钱，之后休息时再研究他感兴趣的话题。但他不能实现这一点，他不能写“流行”的书。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愿意接受出版商的提议，但我们的朋友坚持要他接受。列夫·达维多维奇终于同意了，他计划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但他一旦着手这件事，就开始以他特有的认真态度、一丝不苟的精神和他经常向我抱怨的那种学究气息来对待这件事。尽管如此，他还是提议在1940年3-4月之间彻底完工。他没能做到。首先是我们党内的争议——它的美国部分——分散了它的注意力，然后是5月24日的事件。
列夫·达维多维奇的一个秘密和他最珍视的愿望是，描绘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友谊，他们的“浪漫”，正如他告诉我的那样，他从未调查过，他想要这样做。列夫·达维多维奇非常喜爱恩格斯，喜爱他的那整个深刻的人格。这两位伟大而性格截然不同的朋友为了一个目标而团结在一起，他被他们紧密的联系深深地吸引住了。
他计划出版的关于列宁的书
他不得不暂时放弃续写他那本关于列宁的书，这不是没有遗憾的。他内心深处的强烈愿望是要向世人展现列宁真实的一面，以对抗那些以自己的标准评判列宁的人。追随者们臆造想象的事物，无论多么精彩，都无法与原本的东西相媲美。列宁必须出现在历史面前，他完全有权利这样，展示他所有的天才和人类所会有的弱点。另一方面，追随者们赋予了列宁良好的本性，谦虚、朴素等等，但这一切对于列宁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们以“自己的形象”描绘了他，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不是那种被挤进普通模子里的人。列夫·达维多维奇也会要求我作最细致入微的、最微不足道，但与现实最符合的回忆。当我向他讲述或者为他记下各种他所不知道的细节，他就会很高兴，他能够从中辨别出真正的列宁。
1917年，在彼得格勒的斯莫尔尼宫，我们的公寓和列宁及其家人的公寓在同一条通道上，他们用着位于我们生活区的浴室。我们过去常常遇见对方。列宁总是精力充沛、兴高采烈而且彬彬有礼。有一次，他走进屋里来，看见孩子们，让他们并排站在一起，然后往后退了几步，双手插在口袋里，高兴地说道：“嘿，我喜欢这个！”孩子们的服饰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在那段日子里，纺织品难以获得，我从未想到得到一个特殊订单去获得一些做衬衫的材料。我们有一块天鹅绒的桌布，上面有花的图案，我把它洗干净，然后剪开缝成衬衫给孩子们。男孩子们不太高兴，“为什么要用地毯来给我们做衬衫？”我作出了解释，但没有任何效果。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穿着它们，但不是没有抱怨情绪的。听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赞美之后，孩子们这才安静了下来。
列夫·达维多维奇的健康状况
我们在苏联的十年里，列夫·达维多维奇的健康状况没有太大的变化，在流放期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移民期间，他的健康状况开始忽起忽落。在流放期间（阿拉木图），列夫·达维多维奇的生活被信件淹没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我们在莫斯科生活中的最后一段时期的延续。这里一直在讨论当前的政治问题和策略问题，我们收到的邮件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有时无法在白天看完所有信件。我们的儿子列夫·谢多夫之前答复了其中一部分，而他的父亲答复了大部分。众所周知，我们（在阿拉木图逗留）的最后几个月里，一切通信渠道都被禁止了。所以它流入了非法的渠道，而流量也大为减少。
在（土耳其的）普林基波，列夫·达维多维奇一开始觉得非常困难，无所事事和与世隔绝使他感到压抑，民生资金、警卫开支、国外反对派的资金的问题也随之出现。这一切迫使他接受了来自某个出版商的写他的自传的邀请。列夫·达维多维奇很难发自内心地投入这项工作，这与他平时的性格极不协调，他不得不强迫自己“回忆”，这扰乱着他的神经，他的整体健康状况受到了损害。
随着与志同道合的欧洲思想家们取得联系，他的精神和身体状况逐渐恢复。来自国外的访客、通信、为欧洲的反对派机关撰写政治文章——所有这一切使得列夫·达维多维奇恢复了他本体的元素。这反过来让他写自传的强迫劳动的强度减轻了一些。
在马尔莫拉海的餐桌上或钓鱼之旅的时候，没人会怀疑“退潮”。关于政治问题的谈话，笑话，让这个或那个沮丧的同志振作起来。所有这些无一不在证明，列夫·达维多维奇的情绪是平静的。只有我们的儿子，当他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猜出这并非如此。我是如此地喜欢“涨潮”的时候啊，在这段时期我是多么快乐呀！在这段时间里，列夫·达维多维奇又恢复了生机、年轻和喜悦。然后他热情地口授着政治信件，给朋友们提建议，口授他的自传等各种文章，到湛蓝的大海中钓鱼……他的情绪在狂热中沸腾。而所有这些都是完全孤立的。
在四堵墙后面
我们住在罗扬（法国）附近的大西洋岸边，朋友们租给我们一座孤立的别墅“海浪花”里，有着一个动荡的开始。每天都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和学者们去拜访列夫·达维多维奇，每天15-20名访客。列夫·达维多维奇每天会进行两到三次讨论。他充满了灵感、活力，和似乎取之不尽的精力，这让我们的朋友惊喜又高兴。
在法国，我们的经济问题再次恶化，那时处在低谷期。我不得不去巴黎接受治疗，列夫·达维多维奇坚持如此，而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在急剧变化。
有一次，列夫·达维多维奇在罗扬那里写信给我说，尽管他的健康状况很差，但他还是和一些抵达这里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儿子进行了一次讨论，而且进行得非常成功。“我看到了利欧维克，”他写道，“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他光芒四射。”讨论过后，列夫·达维多维奇很早就上床睡觉了，因为他太累了。他听见暴风雨下的海洋把水花溅在他房间的窗户上，把水珠溅到了窗户玻璃上。列夫进去跟父亲道别，那一夜他不得不返回巴黎，他们就刚刚结束的讨论热烈地交谈了几句。我们的儿子非常兴奋和激动，他走到父亲的床边低下头，“就像个孩子”，他的父亲后来写道。他紧紧地搂着他说：“爸爸，我非常爱您！”他们拥抱在一起，然后含泪分别。
海洋持续它的波涛汹涌，它在狂热中沸腾着，这位伟大的战士也许还存活着……。施暴者必将遭受复仇，而暴力本身也将消失殆尽，未来无数自由的人类也将低下头来纪念在暴力下献身的无数受害者。
注释
[1]小儿子谢尔盖长大后成为了一名科学家。当他的父亲在1929年被驱逐时，他留在了苏联。后来他在莫斯科审判期间被捕，从此杳无音信。——编者
[2]在高加索的一个不起眼的村庄里，列宁和托洛茨基被看作同一人，还写了一首关于他们的战歌，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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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关于中央特别委员会检查长江局、湖北省委工作的情况（蔡振德，1927年12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蔡振德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关于中央特别委员会检查长江局、湖北省委工作的情况
蔡振德（1927年12月23日）
〔说明〕录入自《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1927年-1930年）》，1985年11月出版，第164-169页。
中央政治局：
长江局已〔以〕往之各种会议和亦农巡视湖北工作以及最近湖北省委之扩大会议我统身历其境，同时C.Y代表曾在扩大会议提议予我以处罚，而特委更说我亦是犯有重大嫌疑之一人，因此我应当将我个人之意见以及搜罗的各种有关于此问题之材料和盘托出地供献中央：
1．我始终认为，如果特委真能很政治地很客观地检阅长江局及湖北省委之各种政治决议，则此问题早已水落石出。在特委认为，长江局及湖北省委错误之中心为唐生智溃退时停止暴动，甚至取消暴动，以外还硬说长江局曾经说过东南军阀尚可很稳定地统治湖北。事实怎么样呢？长江局的十月二十九日政治决议以及第二次通告中已经说过“新军阀战争的开始与扩大，革命潮流必然随之高涨，益愈促成军阀政权之崩溃”；又说“在群情汹涌时是可以发动夺取政权的暴动……创造一革命的大潮”（此统非原文。我只记得大意）。这些材料就是对特委很明显的答复，可是特委不在这些主要的文件中去检查，而只仅仅找着一封长江局致湖北省委书中的二、三句话，即认为是亦农错误指导的铁板证据。于是乎即将二、三句话在所谓查办长江局及湖北省委错误的政治决议中大书而特书，别的一概不提，在扩大会议中曾经三、四代表严重的抗议，特委始勉强在他们查办的决议案中所列之长江局致湖北省委书一段加了“及一切决议”的一句话。究竟长江局一切政治决议中有无所谓严重错误，特委大概是不愿指出。
在扩大会议尚未举行及他们的对于长江局及湖北省委错误的政治决议案尚未着手起草之前，我曾经致特委一函，兹录其原文于下：
特委：
顷读亦农的报告，中有关于十月三十日长江局致湖北省委的一封公函的问题，在这里我应有郑重声明之必要。
长江局系于十月三十日召集湖北省委常委会议，在这次会议中，亦农曾做一较长之结论，会毕之第三日又决定将此结论写为一公函致湖北省委。于是我才开始追忆及整理当日之记录，做成十月三十日长江局致湖北省委的那封公函。但此公函告成之日，即亦农匆匆赴沪之时，故此公函并未经亦农修改，即致诸湖北省委，因此这封公函在辞句上应完全由我负责。
党的敬礼！
十二月十二日晚
这就是当日公函发出之实际情形，现仍有原稿可据。但特委却在扩大会议中郑重地报告此声明书有严重的政治嫌疑。可是又不明白宣布，耐人寻味。愈想愈有趣，而C.Y代表更据此提议处罚我，更令我莫名其妙，特委的权威已是不小，真使人有动辄得咎之感慨呢！
2．我以为特委此次之行动及言论太不政治了，本来查办湖北省委及长江局是一个策略问题，但在特委（当然不是全体）的行动及言论使旁观者看来很像是私人的情感问题，中央不信，请看下列之事实：
A．特委的勇先锋贺昌同志抵汉之次日即找我谈话，首先即再三问我“亦农受处罚后是否态度表示不高兴？”以外在谈话中更似有探察亦农在长江局经过中有无私弊之意。他这一段谈话，不客气地说，反引起了我对他的怀疑，尤其不能不抚今追昔，中国的C.P究竟脱不了中国人的气味。
B．刘昌群曾经参加及同意长江局及湖北省委的各种政治决议，扩大会议中的代表曾提议吕群应与鄂省常委同样处罚，而贺昌同志则郑重地说：“对于吕群中央并未决定，故特委亦不能给以处罚。”后又经三四代表抗议，兆征同志始正式宣布取消了吕群的表决权以外，在各代表提议处罚吕群时，只有C.Y代表关向应、万嘉福首先反对，也就决定不能处罚了。C.Y同志玩的这一套把戏，真使识者笑掉了牙齿！
C．我始终怀疑特委的权威太太了。亦农同志系中央政治局委员，乔年系中央委员，以及其他省委委员，他们并未有反党之行动，为何既剥夺其大会表决权，又处处监视及禁止与其他同志接近，以外更于选举新省委时，贺昌同志即迫令乔年等出场。更可怪者，特委对于亦农之不能出席大会及匆匆令其返沪有三副面孔及三种语调：（一）对亦农说此问题现牵涉到中央之责任问题，你可以早日回去；（二）在大会宣布则为犯了了重大政治嫌疑；（三）内幕里则为恐亦农出席一争论则得不到他们所谓的好的结果。尤其可怪者，特委于十二日早即将船票买好，可是延至十三日晚七时半始面告亦农，并迫令即刻上船。特委的行动真有点神出鬼没！
D．特委曾发通告向各级党部搜集被查办人的罪状，于是应了中国人的一句古话，“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各级党部中有一些即抛开问题的中心而将个人骂得狗血喷头，什么唐生智的走狗，大知识分子，卖阶级的衣服，甚至有人提议应当枪毙陈乔年……这种非政治的口号及提议竟出之于C.P的机关，推其祸始，应当归咎于特委。
3．特委此次对于湖北各级党部真有“凡是反对长江局及湖北省委者，即是好同志”之倾向，更真正才有“一朝天子一朝臣”之倾向。这些都是由旁观而得出的材料，情愿负责说出。
4．在此次扩大会议中，完全没有讨论湖北以后的工作问题，即郭亮同志的一个中央政治决议的报告亦报告得一塌糊涂，使各处代表头昏眼花，莫明其妙，可以说大会给予各处代表好的教训很少，可是给了很多的不好的影响：
A．大会充满了工学界限的空气。有代表提议取缔知识分子入党，甚至完全不准大知识分子入党，更说党的中央党权纯由知识分子霸占，应当起而推翻，知识分子只准做技术工作。
B．特委对于选举新省委，事前并无准备，临时大都由贺昌手拿一个本子只拣曾发言反对省委及长江局者七凑八凑集拢来一大些人，至于所提之代表的能力好坏及占的区域重要与否统在所不顾。很明显的，凡是说公道话的——即一方面指出省委之缺点，别方面又代省委辩护者，统未被其提出（只有余茂怀是临尾被人提出）。如黄赤光系鄂中特委书记，亦系前鄂南特委负责人之一，曹祥华系汉口二区书记，张继渠系鄂西特委书记，熊映楚系蒲圻书记，这几人曾竭力代旧省委举出很多事实辩护，结果辩脱了三种罪名：一是军事投机，二是不相信群众，三是无“八七”精神。
C．大会中有些人大发怪论，尤其使出席的新入党的工农同志莫名其妙。
以上略举几种事实，除兆征同志很正确地对于工学界限解释几句外，整个的特委对于这些不好的倾向概未加以一字的批评。
5．我很替湖北担心，因为湖北固然有很好的革命环境，但是新省委目前具有下述之五大特点：
A．从十四日早直至十五日早，一栋楼房中装满四十余人，唧唧哝哝闹了一日一夜后，又经过二天，新省委仍坦坦然地将大会全部记录原文、各种决议案以及所有大会之文件存放该楼内，结果被官厅检剿得扫净无余。
B．特委曾大嚷长江局及省委经济不清，可是没有举出实据，不料想现在的新省委反将经济弄得一塌糊涂。例如两湖巡视费移交与特委之一千四百四十元美金，新省委却当作上海票大用而特用，我们曾亲眼看到付汉阳县委一百元即是如此。
C．新省委的接头处被官厅破获了，开扩大会议的四十号亦破获了，也许还有其他的。
D．新省委只顾搜求旧省委之错误，实际上耽误与停顿了不少的工作。
E．新省委以及常委固然有很多新的工农分子参加，但是马上即令其指挥全盘工作，恐无此可能，因之实际上只是贺昌、郭亮二头会议，别的实际上不过是配角而已！
听说文件被剿去及经济之紊乱二事，贺昌、郭亮统不让兆征同志知道。也许还有诸如此类之事实。
我这篇报告完全是根据亲眼看到的现实事实，和盘托出地写成。因之负责地贡献中央。
党的敬礼！
蔡振德
此篇报告请登载《中央通讯》湖北问题特刊中。我过去系长江局的秘书长，又系两湖巡视员之秘书。与湖北问题统有关系，故负责报告，并非旁观者空口说白话。
振德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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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共中央特委的信（蔡振德，1927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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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共中央特委的信
蔡振德（1927年12月12日）
〔说明〕录入自《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1927年-1930年）》，1985年11月出版，第165页。
特委：
顷读亦农的报告，中有关于十月三十日长江局致湖北省委的一封公函的问题，在这里我应有郑重声明之必要。
长江局系于十月三十日召集湖北省委常委会议，在这次会议中，亦农曾做一较长之结论，会毕之第三日又决定将此结论写为一公函致湖北省委。于是我才开始追忆及整理当日之记录，做成十月三十日长江局致湖北省委的那封公函。但此公函告成之日，即亦农匆匆赴沪之时，故此公函并未经亦农修改，即致诸湖北省委，因此这封公函在辞句上应完全由我负责。
党的敬礼！
十二月十二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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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长江局致湖北省委的信——目前斗争策略、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党的工作（蔡振德，1927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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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长江局致湖北省委的信
——目前斗争策略、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党的工作
蔡振德（1927年10月30日）
〔说明〕录入自《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1927年—1930年）》，1985年11月出版，第76-79页。
湖北省委：
听了你们各部报告以后，长江局认为湖北省委最近工作积极的，同时对于时局的应付，亦未脱离现实生活。不过长江局仍有几点意见申述，湖北省委应当格外注意与切实执行：
1．目前争斗的策略问题——长江局最近有一政治决议案。在决议案中，首先即说明现在革命是日益高涨而并未低落，但因敌人政权不能稳定，即是使革命潮流高涨之一个主要动力。湖北省委很能认识此一点，足见并未受失败后的小资产阶极心理的影响，革命潮流既然高涨，那么是否可以马上暴动呢？很明显的，目前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要决定暴动，必先将敌人与我们之力量估量清楚。现在宁汉虽然短兵相接，但唐生〔智〕决不甚〔至〕于马上崩溃，唐之退出安徽亦含有别种用意，即是一方保守湖北，另一方面则欲消灭二军，免除心腹之患，深况东南新军阀之攻唐者亦系偶然之结合，所以现在虽然有武汉工人的斗争与新军阀战争，可是马上要想实行夺取政权之暴动仍无此种可能。我们要明白两湖秋收暴动正是敌人政权动摇之际，同时亦是农民秋收交租之时，此时当站在贫苦农民之利益上而主张暴动是很适应环境的。现在经过失败，农民之革命兴味已较减低，而党在乡村和工厂的而力量又很薄弱，此时若要主张暴动，即是夸张。
我们的口号必须合乎时势，党在“八七”会议后主张暴动。但经过两湖广东之失败，总的暴动目前已不能重来，不过敌人并非同一阶级，他们亦没有统一之政权，加之新军阀之混战，未来的革命大潮必将卷土重来。广东两湖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党的策略没有深入群众中。现在是要实行土地革命之宣传，加紧工农的斗争，朝着暴动路上走，创造一新的革命大潮。
湖北省委的工作主观上尚紧张，工运亦较进步。目前亟应执行的工作，即是要举行一全省反新军阀的宣传周。在这一运动中，指明新军阀战争的内幕，发扬土地革命及解释苏维埃政权的意义，使群众彻底了解C.P的政纲，露出C.P的政治面目。
2．职工运动的问题——湖北省委的武汉工人行动大纲，大体尚好，惟提倡工人捣毁工厂一条是不正确的。首先党应当观察武汉工人的斗争现在到了何种时期，我们对于武汉工人中的工作做不好，农民暴动中如何能谈得上无产阶级之领导，武汉工人除了夺取政权外，说不上什么物质生活的改良，因为新军阀宰制，交通阻隔，财政紊乱，工商业衰弱，自然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加之武汉资产阶级是由商业资产阶级过渡到工业资产阶级中之很薄弱的资产阶级，更受不起上述之打击，在这种情形之下，若单提出加资减时的口号是不够的，必要在每次斗争中指明夺取政权才是工人阶级的唯一出路。
省委已提出占领工厂、反对停工之口号。占领工厂虽然不能维持很久，但这种行动能充分发扬工人阶级之阶级意识。在经济方面亦应提出发数月维持费之口号。至于毁厂是不对的，因为占而毁之，即有领导工人阶级走上无政府主义之倾向，反将阶级意识弄坏了。不过在群情汹涌之行动时期捣毁工厂乃是难免之事实。可是党决不能事先提出。现在应当提出的口号是：占领工厂，自己管理，免得受资本家之压迫。
在普通工人群众中，当然是普遍地发展经济斗争，在争斗中发扬阶级的意识，以建立党的阶级基础。省委现在应当有一总的行动，即是用老总工会和向忠发签字的名义发传单宣言。如此既可引起工人之阶级意识，尤能加紧反对改组委员会之工作。其次应当恢复一切旧的工会名义，各自提出经济的要求。第三，工会的组织，只有秘密工会仍是不够，现一面发展小组，同时应建立工厂作坊委员，组织罢工委员会，不论罢工之失败与否，此会是含有管理生产之性质的。第四，领导失业工人捣毁失业救济局，在艰难困苦中组织失业工人。
3．农民运动的问题——湖北省委应决心于二、三月后创造出一农民革命之大潮。其次应注重分区，每区包含若干县，如鄂西、鄂东、京汉、鄂南统可成区，集中党的人才去工作，同时每区要召集代表大会，省委派人指导与调查。外县各级党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农民运动。
4．党的组织与宣传——湖北省委并未纯全执行省委的决议，以后亟应实行自省委以至支部之彻底改变，经常召集各种代表会议，一月内应召集全省代表大会，其次在武汉尤应发展同志，在斗争训练一般同志，务使他们能了解党的政策，省委应经常派人出席支部报告，其报告之材料应由省委常委决定，以外必须经常召集积极分子会议和多发表刊物，务使下级统能随时明了党的策略与政治目的。
长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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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进社与陕西各阶级（蔡振德，192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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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进社与陕西各阶级
蔡振德（1925年10月16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共进》杂志第92期，1925年10月16日。
共进社是一个摧毁宗法封建社会遗下的一切传统思想和吃人的旧礼教荒谬绝伦的旧伦理道德并且发挥社会科学的一个言论机关，也是一个根据史实学说积极参加并指导社会各阶级切实地作国民革命的一个群众组织。总括起来说，共进社就是代表社会被压迫各阶级谋利益的一个团体。所以共进社没有本身别的利害，假使离开了社会被压迫各阶级全体的利害。
因为共进社是一部分陕西青年的结晶，所以共进社特别注重于陕西的社会各阶级。这种部分工作的进行，并不是自私的行动。我们知道如果此种地方的革命行动丰富起来，自然要汇合成功一个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中国社会各阶级目下所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双重严酷的压迫与剥削，算是登峰而造极了，特别是陕西各阶级民众日益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近来各地国民革命运动潮流的高涨，使如沉沉大梦中的陕西社会各阶级亦逐渐醒觉起来，这固然是客观条件的成熟，而新思想的输入亦有相当大的功绩。吾人大可借此已有几分成熟的时机，更进一步地到民间去作宣传组织训练的工作，使社会各阶级奋起，担负共同的历史使命，来促成全国的改造大业。我们现将陕西社会各阶级的痛苦和革命的潜势力分析出来，而连锁此革命的社会各阶级就是共进社今后首要的一件工作。
（一）共进社与农业阶级
陕西的农业阶级自洋货输入后，一般工业生产物价格增高率远过于农产物价格的增高率，破坏了一向平和简单的生活，使一般农民生活的困苦日益一日。近年来叠次荒歉，农产品平均每年仅能收获六七成，被军阀官僚强迫种鸦片而亏本者，亦层见叠闻。官吏舞弊，额外需索，或预征钱粮，使地税特别增加。此外，军阀捐款借款的吹吸，士绅官厅的剥削，兵匪的蹂躏。这几种环境都有驱使农民走上革命路子的可能，所以渭南一带交农运动、抗税运动就是明显的例子。我们都知道陕西的农民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国民革命之唯一的伟大势力，欲图中国革命运动早日成功，非先使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醒觉起来不可。共进社今后不惟要像从前那样援助交农运动等等的农民的经济斗争，并且要指导农民积极地参加政治运动，图一劳永逸之解决。同时农民亦应与共进社发生亲密的关系，切勿将共进社看成一个特殊阶级的组织。
（二）共进社与商业阶级
帝国主义束缚中国商业不能自由发展的唯一枷锁，就是关税不能自主。这是全国商人感受的普遍痛苦，陕西的商业阶级当然不能避免这条锁链。在国内，厘税机关遍地林立；本地军阀的剥削，官僚绅士的压榨。这些情形压抑的陕西商业阶级不惟不能向外发展，反因亏本过大日益破产！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进此阶级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共进社应将潜伏于此阶级中的革命势力运用得使他膨大起来，与其他各阶级的革命势力团结协力共进。我们知道在国民革命的成分中，雄厚的商业阶级亦是不可侮的一种力量。
（三）共进社与工人阶级
陕西新式产业工人为数虽少，但旧式的小手工业者却遍地皆是。此阶级之生活，较其他阶级更为困苦！而外货侵入破坏手工业经济日甚一日。此阶级之生产品因外货排挤不能畅销，甚至完全停顿，或改行别谋生活。所以此阶级亦富有反抗外国货侵入的革命性。共进社在国民革命的进程中，当不能忽视此种阶级。
（四）共进社与智识阶级
我们说的智识阶级，就是青年学生及中小学教员。此种人虽没有真正的经济基础，但卵翼此阶级的强半是农商业阶级。此种分子亲尝社会各阶级所受的痛苦，同时被理智凶猛地驱使，因此最早就投入革命运动中，革命性特别发达！现在及将来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商人农民工人固然是革命主动力，而智识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有相当的功绩。共进社以往即侧重于此阶级，因而收获之成绩当较优良于其他阶级。共进社今后更当深入人民间与陕西被压迫的智识阶级揽手，同时亦渴望革命化的陕西青年都来此共进社旗帜之下共同奋斗。共进社并不是一个贵族的高等的智识阶级的特殊组织，共进社甚愿全陕西的被压迫的青年共进社化，同时亦深望把共进社扩大而为全陕西革命化的青年担负重大历史使命的一个盛大组织。
总之，共进社在过去的历史中，自信对于陕西社会各阶级的国民运动或经济斗争随时总有相当的策划与援助。共进社就是陕西社会各阶级一部分的结晶体，并不是超然派们的贵族的特殊组织。共进社甚愿造成共进社化的陕西社会各阶级，陕西社会各阶级化的共进社。共同担负重大的历史使命，完成中国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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