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ets:
gotime
/
VC-LLM-Dataset

Dataset card Data Studio Files
xet
Community
1
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呜呼“与民更始”的段政府！（蔡振德，1925年9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蔡振德 呜呼“与民更始”的段政府！ 蔡振德（1925年9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共进》杂志第89期，1925年9月1日。 在陕人反对吴新田群情汹涌的时候，段祺瑞却乘着发大批疆吏命令的机会任命吴新田为陕西护军使。段祺瑞如此强奸陕西民意，实含有安福狗党阴谋祸陕的几个重大意义： （一）段祺瑞与张作霖虽系日本帝国主义的同宗奴婢，但他们终非有意义的结合；此次合作无非相互利用狼狈为奸而已。张作霖既扫平直系以后，即目段祺瑞为赘瘤，几次欲取而代之，郑士琦、卢永祥的下台就是很明显的例子。段祺瑞亦深感觉着自己地位的不可靠，于是拼命地扶持私人；吴新田的陕南护军使就是安福狗党处在风雨飘摇的时候，想维持他们的残喘局面。 （二）段祺瑞这个东西，口里念的是“阿弥陀佛”，做的是“男盗女娼”！狗口里长不出象牙，这是一句金科玉律的话。他这次既任孙岳为陕西督办，又派吴新田为陕南护军使。这样特别优待，并不是用分组工作的方法来治理陕西，实是安福狗党想用以破坏陕西。我们知道当吴新田陕南护军使的鸟令已下时，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即大肆活动，想博得此广大头衔，扩展他的地盘。如果陕北护军使亦实现时，那么三分秦土，割据之局成矣。陕西军民等政之统一，永无希望。 （三）张作霖目前唯一政敌就是比较与民众接近的国民军。张作霖不惟牵制着国民军不能顺利地向西北发展，反而处心积虑地想用武力扑灭以达他宰制全中国的幻想。这次段祺瑞的任命吴新田为陕南护军使，就是善解张作霖之意，使孙岳不能统一陕西。同时吴新田还可盘踞陕南勾结刘镇华等祸陕大盗作公开的反国民军勾当。 段祺瑞这种鬼祟阴谋，谁个都能一眼看穿。安福狗党及祸陕大盗吴新田的罪恶，路人皆知，无待我们再述。现在我们反对段政府的祸陕阴谋，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点： （一）我们认定中国今日军阀的跋扈，实由于军制造成，所以我们根本地反对什么护军使等的官制与设置，借此消灭陕西军人之野心。况且陕北陕南统一，无设护军使的必要。 （二）我们反对安福狗党的祸陕阴谋，我们更绝对地反对安福余孽吴新田再来宰制陕西。 总而言之，段政府此种分组工作治理陕西的特别优待，我们是概不欢迎；吴新田再来光顾陕西，我们更是不劳驾！陕西的同胞们努力反对段政府的祸陕阴谋！呜呼。与民更始的段政府！
奉系军阀安福政府摧残爱国运动之再接再厉（蔡振德，1925年9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蔡振德 奉系军阀安福政府摧残爱国运动之再接再厉 蔡振德（1925年9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共进》杂志第89期，1925年9月1日。 这次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猛烈发展，震荡得帝国主义者神惊魄散，尤其是上海香港各地之工人群众的具体斗争——总同盟罢工，更使帝国主义曾在华安如磐石的优越统治地位发生根本动摇的险象！虽然帝国主义曾用火炮机关枪的屠杀政策，从五卅残杀直至最近上海九七屠杀—―想扑灭这种革命运动，但是革命化的中国群众，却不因之退步畏缩。特别是工人群众能破釜沉舟地继续三月之久的罢工运动，反使帝国主义在华的工商业发生了绝大的恐慌！ 帝国主义的铁血政策不惟不能压倒他所谓野蛮人的暴动，反使这些野蛮人如中华人借重了文明绅士的机关枪火炮督促那种野蛮暴动日益普遍于全国。帝国主义恐慌极了，势不能不改弦更张。于是以华利华的妙策在帝国主义者的脑筋中旋转起来，而奉系军阀安福政府亦由部分帝国主义的忠仆连升几级而为国际帝国主义的最驯服最得用的猎犬矣。我们谁都知道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老雇佣，但在五卅惨杀以后张作霖欲乘火打劫，在长江一带发展他的势力，遂不得不献身于长江一带太上主人翁的英国，而为双料的奴婢。奉系军阀既负如此重大的使命哪能不加重分量地出卖祖国，以博得他新旧主人翁的欢心！于是在上海邢士廉封闭海员工会，工商学联会；在南京郑谦帮看英人压迫罢工同胞；在山东张宗昌奉了日资本家的命令枪毙工人王伦，封闭斋鲁书社；在天津李景林无端逮捕学生工人，竭力摧残反帝国主义运动；在石家庄某奉系小军阀强迫解散援助沪案的爱国团体。最近李景林又派其鹰犬蹂躏唐山工会，大捕罢工工人。在北京段祺瑞又派军警强迫赶散今日天安门爱国运动大同盟所召集的国民大会，毒打爱国学生。一切一切的蹂躏摧残爱国同胞的事件，真是数不胜数，这不过是最明显的几桩比较大者。总之帝国主义的侵略由这些卖国奴代拆代行，其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的形成实较帝国主义的屠杀政策更猛烈，同时帝国主义不用自己动手，即可由这些锐利的工具获得莫大的效果。 段祺瑞虽然不能与张作霖并驾齐驱地在他们主人膝下尽忠，但贼心不退，时时总忘不了要做些卖国勾当，献媚英日。当帝国主义屠杀政策无灵时，段祺瑞为安慰他的主人，遂发表了一篇令各省区严行取缔罢工运动的皇皇大令。那种奴气十足的滥调文章看了使人作呕十日肉麻一月！哪知此种卖国勾当竞首先实行于奉系爪牙密布的上海，开始向全国民众下总攻击矣！ 据本月二十日京报上海电载：戒严司令部巧（十八）晚布告，略谓奉执政及省长电令立予将总工会解散，其余各工会限令即日一律自行取消。查有李定三者，在沪假工会之名，宣传共产，鼓动风潮，应严拿法办，嗣后上课学生及复工工人，毋得再受其愚，致干严谴，又一布告，谓所有阻止上工不良份子等，应俟査明拿办。 这两个卖国奴——段祺瑞与邢士廉——此唱彼和，煞是好看，当然能得帝国主义者之充分嘉奖！但是全国被压迫的民众对于安福政府奉系军阀的变本加厉的进攻究应持何等的态度呢？吾人看了以上这个电讯，当能马上了解。无产阶级势力形成已使帝国主义心惊胆裂日夜不安！不能不唆使，渠们之工具拼命地摧残，用釜底抽薪的方法来消弭这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 我们知道处在国际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只有联合全国民众起来作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与打倒本国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这是谁个也不能否认的，除了帝国主义与军阀。但是哪一阶级是这运动的领导者与勇先锋呢？我们不迟疑地答道：只有革命的工人群众。这次运动就是我们各阶级革命与不革命分化的试金石。我们可以看出：大学者与商人阶级之妥协性，终于是不能改的；即较好的学生阶级亦免不了最后要落五分钟热度的旧套；真诚地忠于这次运动的当然要首推工人阶级。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只有工人阶级是我们国民革命的主力军，由工人阶级团结产生下的工会，不惟是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职业组织，干脆就是我们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而工人阶级的总同盟罢工更是我们向解放路上走的唯一武器！我们亟应深切了解奉系军阀安福政府帝国主义此种压迫，并不是单纯地要摧残工人阶级的职业组织，根本就是要扑灭我们求解放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不要把这事看作工人阶级的自身利害。全国被压迫的民众们切莫袖手旁观！ 这次运动得到的教训，更能使一般近视眼的民众们彻底了解，奉系军阅安福政府这一批汉奸的压迫民众摧残爱国运动实较帝国主义猛烈，毒辣！事实又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面前的敌人已不是五卅前之单纯了。我们亦应改弦更张，将反帝国主义运动变为国民革命运动；在外颠覆国际帝国主义，在内推翻安福狗党的鸟政府，打倒奉系媚外的鸟军阀，才能得着解放。 全国被压迫的民众联合起来努力呵！
基督教与山西学生（蔡振德，192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蔡振德 基督教与山西学生 蔡振德（1924年） 〔说明〕本文刊载于《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校友杂志》，1924年第3期。 基督教的妖焰已布满全国，基督教化的中国青年也日多一日；基督教的势力愈大，可是中国的地位愈危险了！什么缘故呢？因为基督教受了帝国资本主义家的使命，所以牧师们——帝国资本主义家的猎狗——专门来输送洋毒，买致青年，务期一般智识分子都笃信了基督教的“不该反抗，只要服从”的信条；然后帝国资本主义家即可肆所欲为，大摇大摆地来宰割中国！你瞧这种侵略又讨好的巧妙手段，够多么毒辣呵！ 近几十年来，英日法在中国各抢地盘，美国几乎插足不进；而且那些香港、青岛、威海卫等，又不能满美国的欲壑！于是美国政府唯一的对华政策，便是用基督教来侵略。就以山西而论，无处没有美人的足迹，到处都是洋毒流通的地方，青年会，救世军，教会学校处处林立，骗哄许多青年入教；利用什么洗浴室，运动场，图书室，查经班，补习学校……以买青年们的欢心，弄得许多不明真相的学生头昏眼花，对于美国发生莫名其妙地亲善好感！这种亡国的现象，够多么可怕呢！山西的学生诸君呵！你们还不了解帝国资本主义家的骗人机关吗？你们应当知道：基督教所要的这些手段，完全是笼络我们青年亲美的饼饵，也就是想要把我们中国作为美国附属国的媒介！ 山西的学生诸君呵！你们为什么信仰耶稣？你们为什么入基督教的青年会？你们应当把这些东西彻底了解，万勿马马虎虎地盲从，任人家哄骗！现在我们把这些没价值的东西姑且说说：耶稣这个东西，朱执信先生说得好：是个口是心非偏狭利己善怒好复仇的一个偶像！值得我们信仰吗？ 基督教的教旨是自由、平等、博爱，像他那迷信神授神定的天经地义的束缚的思想自由；利用神话笼络无产阶级不为资本主义家的奴隶的平等；欧洲中世纪十字军杀人流血和新旧教徒互相残杀的事的博爱，配我们崇拜吗？ 基督教的迷信桎梏性灵，障碍思想，在这思想发达的二十世纪，还能有存在的价值吗？ 基督教的“天堂”“地狱”的神话，在这科学昌明的时代，还能站立住吗？ 吃教的牧师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在这不做工不配吃饭的社会里，还能要这种蛀虫吗？ 总之，基督教自古及今所做的罪恶，真是指难胜屈，说来令人不寒自栗！在欧洲甘做资本主义的伥鬼，压迫无产阶级；现在又与美国帝国资本主义家狼狈为奸，奉了使命来做侵略中国的先锋军！ 山西的学生诸君呵！美国帝国资本主义家的侵略愈逼愈近了，中国的地位愈趋愈险了！亡国在即，你们还不猛省吗？我愿入教的诸君赶快脱了傀儡基督教的羁缚与未入教的诸君大家联合起来，猛烈地向美国帝国资本主义家反抗！更要把那些妖魔邪说！美国帝国资本主义家的先锋军，打出我们山西清静之乡！
致刘仁静的信（蔡振德，1923年11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蔡振德相关链接：刘仁静 致刘仁静的信 蔡振德（1923年11月30日） 〔说明〕录入自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太原党史资料汇编》，1986年12月出版，第15页。 仁静[1]： 上月本地方进行的事经前委员长已报告了，关于本月（十一月）份进行的事，摘其要者如下。本月共开大会一次，联会二次，执会四次，推定张秉铨同志分派中央及地方的一切出版物。伊的通信处前信已提及，故不赘〔述〕。此间中青编辑推定潘恩溥同志担任。本月新加入同志共有十六人、计印刷工人十二人，法专校学生二人，平中校学生一人，机器工人一人，先后共五十五人。带汾阳支部总共六十二人。此间有七支部，由执会观察各支部的环境与情形，已定以三种或四种至五种的活动方针令支部去工作。现各支部已着手进行，颇收效；汾阳支部已成立，本地方不日即派一同志去指导一切。各种运动委员会——教育及宣传、政治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等已组成，现在正进行，每会设正副主任各一人。苏俄革命纪念日此间民权曾出一特刊。中青各期此地代售处晋华书社均收到，唯学生中多有不知者，因而没卖许多，至经我们用油印了几百张介绍的传单向各校分散之后，现在已比从前卖的多了。 太原委〔员〕长振德[2] 十一月三十日 注释： [1]“仁静”即时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刘仁静。 [2]“太原委长”即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读了《算学与诗人》后的我见（蔡振德，1923年8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蔡振德 读了《算学与诗人》后的我见 蔡振德（1923年8月16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晨报副刊》，1923年8月25日。 本月六日副刊中有一篇桐伯君的大文，立意真是高超极了，最妙处是他末尾的两段结论，更是非“到老年还特别鲜健”的人，实在做不出来。——其实不然，桐伯君这两段结论，不但不通，武断，而且是信口雌黄地骂人哩！ 我要请教桐伯君，为什么幼弱年龄的人抛了代数几何买旧诗集，便是民族灭亡的征候呢？这种话教人看了，真是莫名其妙！我以为凡办任何事，最好是各尽其性，各取所长，你若勉强教他去干他性不近的事，他也是不去的，就是俗语所谓“好酒的人不入茶房”。这种实例，是我亲眼见的，我有许多同学就是好研究诗学和文学，而对于代数几何，他们却是不肯而最不乐意干的。这或者是他们还不知道抛了代数几何闹诗学的大危险哩！假使能得到桐伯君这种最武断的手腕，或者就可以把他们驱使得向不危险的道上去呢！进一步说：纵然少年人完全抛了代数几何买旧诗集闹诗学，桐伯君何以见得就是民族灭亡的征候呢？若照桐伯君这样说来，那么，我国古代诗学以唐朝为最盛，而当时醉心诗学的李白、杜甫等又不懂代数几何是什么东西！但是他们少年时作的诗，却是最漂亮的，难道唐朝的灭亡，就是受了李杜等闹诗学的影响吗？ 第二段结论，桐伯君何以见得不看代数几何，或化学几何考不及格的少年人，根本上不配作新诗，也不配做什么文学家呢？这些话看了，更教我不解！呵！是了！好了！莫非新诗上还要用代数上的方程式……和几何上的圆……吗？这真令我摸不着头脑了！还要高明的桐伯君见告。我以为勿论批评或讨论什么事，最好是拿上和平的态度和正确的理由来说；不然，理由不但根本上站立不住，而且所说的话，就失之于骂人了。况且在这种溽暑熏蒸的时候，何必要徒以一时之快而说出那种最不通，最武断的话。苦苦地来招许多人打笔墨官司哩！ 桐伯君不知受了哪儿的刺激，却不管青红皂白地来乱为一气！这种武断的口吻，就是少年人也不应当有，何况“到老年还特别鲜健”的人，更不应当有吧？ 最后我要声明一句：我不是替闹诗学的人和闹文学的人做辩护士，也不是数学考不及格的人，并且还是考得不很坏的。不过因为看了桐伯君的那篇武断大文，所以忍不住写出这篇小文来。我的主要宗旨，就是对于桐伯君的两个结论委实莫名其妙！还要请桐伯君赐教！ 民国十二年·八·十六于太原
托派刊物《动力》（193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力》（1930）相关：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DerMotor 动力 《动力》是中国左派反对派（“无产者”派）的外围刊物。由彭述之、吴季严等负责编辑，刊物文章大多由托派成员撰稿。该刊物共出版两期，1930年7月15日在上海创刊，后因发行商（神州国光社负责人王礼锡）的反悔撤资而被迫停刊。 【PDF】第一期（1930年7月15日） 【PDF】第二期（1930年9月30日） 第一期（1930年7月15日） 开场白（编者） 机械的唯物论与布哈林（吴西岑〔吴季严〕） 苏联五年来之哲学论战（彭苇秋〔彭桂秋〕） 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意义（普列汉诺夫著，魏芝〔杜畏之〕译） 康德、狄慈根、马赫与历史的唯物论（德国梅林著，苇森译） “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严灵峰） 垄断资本主义与经济学（阿特拉斯著，彭苇秋译） 马克思价值论的基点及其与李嘉图学说之区别（卢彬著，代青〔陈岱青〕译） 普罗文化与普罗艺术（托洛茨基著，迅雷译） 艺术断片谈（马克思著，剑青译） 马克思及其夫人的疾病与死亡（季子〔李季〕） 马克思给古盖尔曼的信（马克思著，寒光译） 第二期（1930年9月30日） 评陶希圣所谓“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刘光宇〔刘仁静〕） 再论中国经济问题（严灵峰） 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与近代自然科学之发展（恩格斯著，畏之〔杜畏之〕译） 论资本论（李季） 苏联关于价值学说的争论（彭苇秋〔彭桂秋〕） 马克思价值论的基点及其与李嘉图学说之区别（续）（卢彬著，代青〔陈岱青〕译） 世界股票行情低落问题——世界经济大恐慌的信号（高峰） 关于所谓“左翼作家”（托洛茨基著） 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一面镜子（乌里扬诺夫著，何畏译） 附录：关于托尔斯泰的论题 现代土耳其的经济状况（丹齐格著） 皮袍子引起的话（独清〔王独清〕） 感谢先知在1917收集、录入及校对
第一章一般经济和政治背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一篇第一国际（一八六四—一八七六年） 第一章一般经济和政治背景 ↘工业革命 ↘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巩固 ↘工业革命与工人 ↘早期的工会运动 ↘反对资本家的趋势 一八六四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急浪汹涌澎湃的情势下在伦敦创立的。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伟大航程的发现，大大地扩张了商业，培育了许多不同行业的地方手工业，因而给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巨大的刺激。特别在英国，工业革命更进一步地大大增强了这种普遍的冲激。这开始于十八世纪中叶；据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说法，它结束于一八三〇年左右。不过，资本主义却继续飞速地扩张着。这一全部发展过程，标志着以农商业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开始过渡到以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 工业革命 煤、铁和纺织工业以及铁路事业的异常迅速的发展和扩张，标志着以英国为中心的工业革命。这些发展以整整一系列的革命性的发明为基础。比较杰出的发明家中有这些人物：冶铁业的亨利·考尔特；设计纺织机的约翰·凯、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理查德·阿克赖特和塞谬尔·克罗姆普顿；发明蒸气机并把它运用到工业和运输业的汤玛斯·牛可曼、理查德·瓦特和乔治·斯蒂芬逊。这一系列伟大发明中的一个主要发明是一七九三年美国人艾莱·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它把便宜而可大量获得的棉花供给亟需原料的新兴的英国纺织工业。 下列所述是工业革命主要的经济后果：它把生产从手工基础上转变为机器生产，规模巨大的工厂替代了小型的作坊，它将原来用风和水的原动力变成了用蒸气原动力，在运输系统中来了个革命，铁路、运河和公路在陆地上交织成一个交通网，在海上是巨大的船队——起初借风力推进，但终于用蒸气发动——它将原来属于局部性的商业发展成为世界规模的商业。 由于英国可以大量供应廉价的煤并处于商业上的战略地位，它就成为工业化的主要中心了。一七二〇年到一八三九年间，它的铣铁生产从二万五千吨增加到一百三十四万七千吨。一七六四年英国输入供工业用的棉花是四百万磅，而在一八三三年它输入了三万万磅[1]。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英国生产着世界上全部工业品的大部分，它已经变成了“世界的工厂”。 工业革命从英国很快地传到了欧洲大陆。在早期，法国由于沾了有许多宝贵发明的光，与英国几乎保持着并驾齐驱的地位；但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主要由于缺乏煤的供应，法国已经远远落在英国的后边了。已成为重要工业中心的丹麦、荷兰等低陆国家，迅速地向前发展。到一八五〇年，德国也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过德国被它的不利的商业地位、许多遗留下来的封建影响和周而复始的战争限制住了。迟早总应当远远超过英国的美国，很快就感受到了工业革命的冲激。一七九〇年纺织工业在新英格兰诸州开始发展了；一八〇五年它大约有四千五百个纱锭，一八六〇年约有五百二十三万五千纱锭投入生产[2]。同时，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体制——铁、制鞋、木材、造船及其他——正在美国东北部成长起来。不过，在一八五〇年左右之前，大规模的工业化还没有在美国全面大力地展开。至于东欧，当第一国际创立的时候只有点滴的工业，而亚洲、非洲、澳洲和拉丁美洲几乎没有任何工业。 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巩固 由于工业和贸易的疾速发展，工业革命产生了一个富有的资本家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他们逐渐地从小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这个新兴的强有力的阶级，加紧了对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制度的剧烈斗争。资本家们在哲学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同势力雄厚的封建的土地所有者——国王、天主教皇、主教和贵族——开始了公开的战斗。这个斗争发展到高峰便形成了许多次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过程中贯串着异常猛烈的内战。 一长串的资产阶级革命终于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并且继续发展到我们这个时代。但是，当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这些革命中的最重大的革命，已经在下列国家中发生：英国（一六四二至一六四九），美国（一七七六），法国（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海地（一七九〇），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一八一〇至一八二六），巴西（一八二二），法国（一八三〇和一八四八）以及德、奥、意和匈牙利（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意大利（一八五九），以及美国（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这些终于使资本主义居世界统治地位的革命的总的影响，在这时已经使资本家们或多或少地控制着英国、西欧和北美。 与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平行并进和相互关联着的建设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的过程，也在向前发展。为了制服和剥削工人阶级，为了使自己取得对各个国家国内市场的统治并动员那些国家的军事力量从事战争，资本家需要更加完善的和组织良好的国家——共和国或君主立宪。封建主义所特有的不巩固的、有时是四分五裂的国家，例如德国和意大利，资本家是感到不满意的。新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导致对许多少数民族的横暴压迫（如英国的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并且也导致许多激烈的民族战争。这些战争包括十八世纪的英法战争，一七七六年和一八一二年的美英战争，一七九九年到一八一五年的拿破仑战争，一八二六年以后几次拉丁美洲战争，一八四六至一八四八年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一八五九年的法奥战争，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美国的内战和紧接着第一国际成立后的年代内发生的一八六四年普鲁士与丹麦之间的战争，一八六六年的普奥战争，以及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在战争和革命的血泊及泥沼里，遍地成长起资本主义制度。 工业革命与工人 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首先在英国的劳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了羊群的牧畜而被从自己土地上赶走的人数众多的农民和已往的独立生产者被成群结队地赶进了新的工厂，在工厂里他们变成了雇佣工人，很多独自经营或在小作坊中做工的手工业者逐渐被聚集在日渐扩大的工业企业中。现代工人阶级正在诞生。由于工业发展而产生无产阶级这一事实，发生在所有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国家中。 由于他们的社会制度具有贪得无厌的特性，资本家迫使男人、妇女和小孩工作而至于毁灭他们的地步。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比奴隶们好不了多少。每个工作日长到十二小时至十六小时，工资不足果腹，满了六岁的儿童就到工厂里做工，工厂里厂主独断横行地统治着没有组织起来的雇佣工人。一八三三年的一个国会报告说：“英国工人受到的摧残，几乎使美国奴隶制度的恐怖、爱尔兰的英国地主的权力以及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均黯然失色。”[3]恩格斯在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五年间写成的伟大作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他永垂不朽地刻划出这一时期工人的惊心动魄的境遇。在欧洲大陆上，举凡资本主义的魔掌触及之处，情况甚至比英国更糟，糟到不能再糟的程度。法国和德国西部新设立的工厂是情景凄惨的奴隶栏，马克思称比利时是“资本家的天堂”。在号称“自由人的国土”的美国，同样恶劣的境遇普遍降临到产业工人的身上，到底奴隶或雇佣工人谁生活得更坏，这是个有讨论余地的问题。方纳、康蒙斯和其他工人历史学家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本世纪最初几十年内年轻的美国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的特点：低得可怜的工资，无休止的漫长的工作时间，车间里老板的专横统治和对男工、女工、童工凶恶的剥削。当循环不已的经济危机在各个国家发生时，失业群众的贫困情况实非笔墨所能尽述。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抗击他们陷身其中的经济和政治奴役。他们曾积极参加欧洲和美洲的各次资产阶级革命，希望在这些斗争中争得一些资产阶级政纲中所列举的光辉灿烂的诺言——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是诺言中的鲜明例子。但是经验很快地证明了，这样的纸上的权利，只有当他们自己坚决斗争去争取它们的实现的时候，工人才能得到真正的权利。 为了对他们所受的难以忍受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进行斗争，工人们被迫依赖他们自己的阶级力量，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这种力量来。在英国，机器破坏党捣毁了机器、破坏了工厂，在各个国家中工人们发动了暴动——如一八一九年曼彻斯特的暴动、一八三一和一八三四年法国里昂的暴动以及一八四四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暴动。他们也跟随着资产阶级自由派努力争取政治改革，如一八三二年英国的选举斗争。他们建立互利社和合作社；尤其是工人转向了工会组织。凡是资本主义建立起来的地方，工人很快地就懂得他们握有罢工这一十分重要的武器能使工业陷于停顿，因此就暂时断绝他们剥削者的利润。 早期的工会运动 在资本主义之母的英国，早在一七五二年工会就开始形成了[4]。这些最早创立的工会主要是熟练工人团体，并且他们处于非法地位，不得不向凶狠的反结社法进行斗争。一八二四年这些法律在英国的部分废除使许多以前隐名为“友谊社”的工会公开了。这个运动疾速向前发展，结果在一八三〇年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保障工人全国协会”。这个团体是一八三三到一八三四年建立的英国和爱尔兰“全国统一大工会”的前驱，总共有会员五十万人。 一八三七年在“伦敦工人协会”的创议下发动了大宪章运动，“伦敦工人协会”是一年前成立的。宪章运动是一个广大的工人阶级政治运动，拥有工会广泛的支持，但不是一切工会都支持它，它并且吸引了大批的小资产阶级。它的最杰出的领袖是詹姆斯·波·欧勃莱恩、费尔哥斯·奥康奈尔、格·杰·哈奈、欧内斯特·琼斯和威廉·罗维特，它的主要刊物是“北极星”。这个运动终于在一八四一年形成了“全国宪章运动联盟”。 宪章运动的纲领——著名的“六点方案”或“人民宪章”——在一八三八年初就已在国会提出。它的主要目的是为工人争取选举权——当时在英格兰，六百万男人当中，仅仅八十五万人有投票的权利。“六点方案”要求男人有普选权、平等选区、议会每年开会、议会议员领取薪金、秘密投票和议会议员毋须财产限制。 为了支持这一基本纲领，宪章运动者在全国各地进行了一次广大的鼓动宣传。他们某些集会的参加人数竟达三十五万人。他们向国会递送了几个群众的请愿书，一个请愿书上约有五百万人签名，这些签名是从一千九百万人口当中征集来的。当反动的议会无耻地拒绝宪章运动者的群众请愿时，运动开始采取总罢工和总暴动的方式以实现它的要求。 议会拒绝了为争取“六点方案”的实现而提出的三百三十一万七千七百人签名的伟大请愿书以后，一八四二年发生了第一次重大的冲突。工人在许多地方开始罢工并且准备暴动。然而运动被镇压下去，约有一千五百个积极的工人和领导者遭到逮捕。一八四八年，在西欧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宪章运动复活了，不过它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当议会再次驳回它的群众请愿时，他们企图发动暴动；可是没有成功，主要因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犹豫不决，并因惠灵吞公爵动员了二十五万军队和警察从事镇压。一八五〇年间这个运动销声匿迹了。不过在三十年内，实际上工人们胜利地将全部“六点方案”都写成了法律。宪章运动——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广泛的全国工人政党的初次尝试，在运动中工人们体会到他们的巨大政治力量——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和最光荣的运动。 在这个动乱时期，在一八四四年初，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但在那时很少为人注意的工人运动事件，那就是英格兰洛奇达尔市少数纺织工人所组织的一个消费合作社。这个以“买货分红”为原则的小组织一般被认为是规模巨大的现代合作运动的开端。 在法国、比利时、瑞士、西班牙、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盛行着严峻的反对工会的法律，当第一国际诞生时，只存在着为数不多的地方工会。在反动政权统治的国家中，有许多地下革命政治团体，而互利（“友谊”）社和合作社是或多或少被容许存在的工人组织的唯一形态。 在美国，黑人处在最残酷的奴隶制度之下被弄得形容憔悴，白种工人享有较多的民主自由，工会运动也有很大的发展，按照不同职业组织了白种熟练工人。早在一七八六年，费城的印刷工人已经进行了一次有组织的罢工。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在杰克逊时期的大规模民主斗争运动中，工会得到了发展，并发生了多次罢工。一八二七年，费城的十五个工会组成了“工人工会联合会”。一八三一年成立了“新英格兰农民技工和其他工人协会”[5]，在以后的几年内，在很多东部城市里设立了地方中心机构。伴随着这一运动的整个过程而来的是在不同地区建立了工人政党——世界上最早的这样的组织。工人是为了争取较高的工资、十小时工作日、反对欠债关监牢、免费公立学校教育、自由占有土地和一个更加民主的选举制度而斗争。但是不久全国范围内的运动就停顿了一个时候，尽管还在建立个别工会。自一八三四至一八三七年，全国各业工会充当了年轻的工人运动中心的角色，自一八四五至一八五六年在所有重要工业地区有分支的产业大会满足了这个要求。在工厂生产发展的同时，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了。在美国内战初期，国内已有一些全国工会了。 反对资本家的趋势 英国工人不但为减轻他们身受的可怕剥削的具体祸害而奋斗，并且还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开始发动攻击。远在卡尔·马克思著文写作之前，负有盛名的宪章派领袖詹姆斯·波·欧勃莱恩以真正的天才对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表露出非常明确的理解。他在一八三二年说： “政府是猎取利润的人组成的，目的在保护他们的超额利润、租金和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赋税。是政府制定法律呢？或是相反的，由有势力的收取利润的人为了他们自己发财致富而制定法律然后要政府去执行呢？谋取利润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压迫者，政府是他们的守夜更夫，劳动人民才是被压迫者。”欧勃莱恩反对破坏机器的人，相反地他主张机器应归人民所有并应用来为他们谋利益[6]。 罗斯坦指出，欧勃莱恩的著作中存在着很多混乱思想和无政府主义。但是他对于欧勃莱恩的著作“与现代马克思主义非常近似一点”表示惊异。罗斯坦论到欧勃莱恩时说：“共产党宣言草拟之前十五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提出来了，不是支离破碎地提出，而是那样的系统化和完整化，以致直到今天还引起我们的感叹和钦羡。”[7] 移居伦敦的德国工人组织了“流浪者联盟”（一八三四—一八三六）和“正义者同盟”（一八三六—一八四七）。一个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威廉·惠特林——做零工的裁缝——猛烈地抨击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且在一八三八年和一八四二年出版的两本书中阐述了共产主义制度。马克思于一八四四年对后面一本书评价说：“德国资产阶级（包括它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什么时候能够指出一部拥护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著作能比得上惠特林的‘和谐和自由的保证’呢？”[8] 美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工人开始向资本主义制度进攻，并且设法逃避它的罗网。一八二九年纽约的出色的机械师托马斯·斯基德摩尔号召工人向“所有者有权保有他们财产的所有权的性质”挑战。他主张把所有现存的财产如土地、房屋、工厂、船舶以及其他东西平均分配[9]。具有杰斐逊主义精神的斯基德摩尔，像乔治·亨利·伊凡斯和当时许多其他的工人领袖一样，开了一张表现当时美国小资产阶级特性的灵丹妙方：工人如从政府所有的大量土地得到耕地的话，他们就能够逃脱资本家的剥削。这是一种反对土地国有的过程，但是英国宪章派的集产主义的谢帕尔和哈奈错误地反对这一过程，说它是反动的[10]。 残酷的资本家的剥削——工业革命特别加剧了这种剥削——也引起了大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的反对。这些抗议以各种形态的空想社会主义表现出来；就是设法用较为人道的和明智的政权替代野蛮的资本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人物在英国有罗伯特·欧文（一七七一—一八五八）；在法国有克劳德·赫·圣西门（一七六〇—一八二五）、查尔斯·弗·姆·傅立叶（一七七二—一八三七）和艾蒂安内·卡伯特（一七八八—一八五六）。空想社会主义者总的特点是，他们不以社会发展的真实规律为根据，反而凭他们自己的想像拼凑出理想社会的方案。空想社会主义者希望人民——包括资本家——会采纳他们的显然优越于现存政权的方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伟大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彻底地论述了这一运动的全部过程。 一个发展顺利的苏格兰纺织工厂厂主欧文，于一八〇〇年在苏格兰新拉纳克郡开设一个模范工厂，大大地改进了工人的各种条件，工厂仍然很赚钱。嗣后他拟定了一套工人分沾企业利润的制度。他希望这个计划不但为工人所接受，而且为资本家所接受。但是，资本家除了诋毁以外，对欧文的计划表示漠不关心。然而，欧文在工人阶级中获得了很多的追随者。他成为上面提到的“全国统一大工会”的主席。 圣西门、傅立叶和卡伯特也想出了理想的社会制度。他们对群众没能实现法国大革命的漂亮的民主口号表示失望和震惊，尖锐地批评了资本主义并打算建立基于公正和理性上的新社会制度。他们企图“发明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体系，并且用宣传办法，在可能时更用示范试验的办法，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现存社会”。[11]虽然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在法国引起了很大的注意，可是在那里他们却很少产生具体的结果。 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美国予以很大的注意，在美国供实验用的土地是便宜的，在美国盛行着较多的民主自由，在美国群众大都有进取的精神。欧文本人于一八二四年来到了美国，并在新哈蒙尼州、印第安纳州和其他地方组织了合作社移民区。包括这些杰出的人物如霍雷斯·格里莱、纳山尼尔·赫索恩、詹姆斯·鲁塞尔·劳威尔和其他许多名人等傅立叶的信徒们在一八四〇年以后十年间在大约四十个地方设立了“法兰克斯”或移民区，其中最闻名的是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农场。就在这十年间，卡伯特或伊卡里安运动在德克萨斯、衣阿华和米苏里等州也组织了许多移民区[12]。但是这些微小的理想主义的冒险尝试仅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大海中之点滴，并且它们全被吞没了。当第一国际登上历史舞台时，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在第一国际前一阶段的几十年内，几个其他重大的社会潮流也在发展，包括纯粹的工会主义、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这些主义在“国际”的历史上发生过重大作用，所以我们以后要加以讨论。不过，这几十年里，无可比拟的最伟大的革命跃进与工人阶级最重要的革命果实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1]“大英百科全书”，第一二卷，第三〇四页，一九五〇年纽约版。 [2]维特·鲍登著“工业革命”，第二一七页，一九二八年纽约版。 [3]西奥多·罗斯坦著“从宪章运动到工党主义”，第九页，一九二九年纽约版。 [4]寇尔、波斯特盖特著“英国的平民（一七四八—一九三八）”，第一五六页，一九三九年纽约版。 [5]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一一八—一三三页，一九五六年三联书店版。 [6]罗斯坦著“从宪章运动到工党主义”，第一〇七页。 [7]罗斯坦著“从宪章运动到工党主义”，第一二三页。 [8]恩格斯著“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9]托马斯·斯基德摩尔著“人的财产权”，一八二九年纽约版。 [10]罗斯坦著“从宪章运动到工党主义”，第一四〇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二二页，莫斯科中文版。 [12]莫里斯·希尔奎特著“美国社会主义史”，第四八—一三一页，一九〇三年纽约版。
致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致谢 我十分感谢很多同志在这本书的准备过程中给我的帮助。很多同志提供了意见，借给我重要的参考资料，细心地校阅这本书的清样，并提出了批评。我对他们宝贵的合作深表感谢。我特别对阿瑟·齐帕塞的广泛的和不可缺少的研究工作表示感谢。 威廉·福斯特
〔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一八四八年至一九五五年的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195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historyofthethreeinternationals: theworldsocialistandcommunistmovementsfrom1848tothepresent 三个国际的历史 一八四八年至一九五五年的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 〔美〕威廉·福斯特（WilliamZ.Foster） 1955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六一年·北京 译者：李潞叶周周敏仪金钧维全地 致谢 第一篇第一国际（一八六四—一八七六年） 第一章一般经济和政治背景 工业革命 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巩固 工业革命与工人 早期的工会运动 反对资本家的趋势 第二章科学的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 第三章一八四八年革命 法国革命 德国革命 资产阶级的叛卖 政治反动年代 第四章第一国际的成立（一八六四年） 第一国际的先驱者 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 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和组织规程 第五章工会主义、蒲鲁东、拉萨尔和巴枯宁 单纯工会主义 布朗基主义 蒲鲁东主义 拉萨尔主义 巴枯宁主义 第六章巩固时期：日内瓦大会（一八六六年） 国际工人协会的政治活动 日内瓦大会的工作 第七章第一国际影响的加强：洛桑大会和布鲁塞尔大会（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 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会和罢工 “国际”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 洛桑大会 布鲁塞尔大会 资产阶级攻击的增长 “国际”的发展 第八章巴枯宁主义和巴塞尔大会（一八六九年） 埃森纳赫派 巴枯宁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巴塞尔大会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 爱尔兰问题 普法战争的爆发 第九章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 法国共和国的成立 公社的诞生 “国际”和公社 公社的工作 公社的失败 公社的历史意义 第十章海牙大会上的分裂（一八七二年） 内部危机 伦敦会议 海牙大会 总委员会的权力问题 政治行动问题 “国际”迁往纽约 开除巴枯宁主义者 分裂后的余波 第十一章无政府主义国际（一八七二—一八七七年） 圣伊米也大会 无政府主义者的下坡路 继承巴枯宁的克鲁泡特金 无政府主义运动衰微的原因 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瓦解 第十二章迁往美国后的第一国际（一八七二—一八七六年） 美国的形势 国际工人协会和美国的阶级斗争 反对“宗派”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与拉萨尔分子 内在的危机与政治进展 第一国际的解体 第十三章第一国际的作用（一八六四—一八七六年） 各流派思想的破产 国际工人协会解散的原因 新的时代和新的任务 第二篇第二国际（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年） 第十四章第一国际的解散至第二国际的创立（一八七六—一八八九年） 工人运动的发展 哥达大会上的妥协 国际倾向的进一步发展 卡尔·马克思逝世 第十五章第二国际的创立（一八八九年） 大会的工作 大会上马克思主义的方向 右倾危险 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 第十六章布鲁塞尔大会、苏黎世大会和伦敦大会（一八九一—一八九六年） 滋长中的右倾机会主义 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 改良主义反对革命理论 左翼的斗争 恩格斯逝世 第十七章国际工会运动 单纯工会 马克思主义的工会 无政府工团主义 向着工会国际前进 第十八章帝国主义和米勒兰：巴黎大会（一九〇〇年） 米勒兰事件 巴黎大会上左派的失败 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 社会主义国际局 第十九章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阿姆斯特丹大会（一九〇四年） 德国党的内部斗争 反对修正主义的国际斗争 美国社会党内的白色沙文主义 左翼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的胜利 德莱斯顿—阿姆斯特丹决议 第二十章列宁。新型的党 列宁和他的活动 革命纲领的制定 俄国建党的最初步骤 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一九〇三年的伦敦代表大会 国际的调解 第二十一章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高涨的革命浪潮 孟什维克的策略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 革命高潮和反动势力 第二国际和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群众政治罢工的问题 第二十二章殖民主义和战争：斯图加特大会（一九〇七年） 殖民地问题 反对军国主义和反对战争 斯图加特决议 美国的沙文主义 第二十三章哥本哈根大会（一九一〇年） 反战决议 工会运动中的民族主义 合作社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思想 考茨基和列金 第二十四章战云密布：巴塞尔大会（一九一二年） 巴塞尔宣言 言行不一 第二国际的力量 世界大战前的右派和左派 第二十五章大叛变：第一次世界大战 大叛变 大叛变的发生 “保卫祖国” 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 第二国际的恶性循环 第二十六章第二国际的作用（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年） 第二国际早期活动的作用 机会主义的代价 第三篇共产国际（一九一九—一九四三年） 第二十七章齐美尔瓦尔得运动（一九一五—一九一七年） 第三国际最初的步骤 社会主义的反战会议 第—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 昆塔尔会议 爱尔兰一九一六年的起义 列宁的伟大的理论斗争 第二十八章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九一七年三月） 发生革命的原因 反动的临时政府 党的革命的纲领 走向革命的和平道路 斯德哥尔摩（齐美尔瓦尔得）会议 第二十九章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 夺取政权 苏维埃政府最初的措施 保卫革命 第三十章苏维埃制度 政治结构 经济基础 在苏维埃政权下的工会 第三十一章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 德国的苏维埃 革命被出卖了 资产阶级恢复全面进攻 匈牙利革命 第三十二章第三国际的成立（一九一九年） 第二国际的复活 成立第三国际的号召 莫斯科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的纲领 第三国际的成立 第三十三章革命的前途：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〇年） 青年共产国际的成立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二十一个条件” 第三十四章共产国际与殖民地世界 卡尔·马克思和被压迫民族 社会民主党的帝国主义 共产党人反对帝国主义 第三十五章革命的发动：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诞生 第二半国际的成立 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纲领 若干组织问题 妇女工作 第三十六章赤色工会国际（一九二一年） 在战时与和平时期的工会国际联合会 赤色工会国际的建立 赤色工会国际的纲领 赤色工会国际纲领的制定 新的革命的工会运动 第三十七章统一战线：第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 列宁和劳工的团结 三个国际的柏林会议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 统一战线的政策 第三十八章局部稳定：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 两个社会民主党国际的合并 德国十月的失败 代表大会与资本主义局部稳定 统一战线问题 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第三十九章阶级合作与阶级斗争（一九二四—一九二八年） 工业的合理化 英国的总罢工 中国的革命斗争 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反动派的斗争 第四十章共产国际纲领：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 共产国际的纲领 共产国际的政治展望 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地革命 几点组织事项 第四十一章世界经济危机（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 危机打击下的美国 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阶级斗争、法西斯主义、战争的准备 第四十二章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发展 希特勒取得政权 德国法西斯 罗斯福的“新政” 第四十三章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战斗争的发展（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 中国的革命斗争 法西斯在法国的失败 奥地利的武装斗争 西班牙的武装革命 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受审 第四十四章人民阵线：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九三五年） 法西斯是什么？ 国际和平阵线 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劳工力量的统一 新的策略方针 第四十五章行动中的人民阵线（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 中国的民族反帝阵线 法国人民阵线政府 美洲的人民阵线 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和内战 第四十六章慕尼黑：通向战争之路（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 罪恶的“绥靖政策” 苏联力量的增长 慕尼黑会议的出卖 扩军备战 第四十七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过程 战争的帝国主义阶段 苏芬战争 希特勒粉碎西方强国 战争性质的改变 不忠实的资本主义盟国 苏联粉碎纳粹德国 第四十八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游击队 苏联的游击队 中国的游击战争 东欧和中欧的游击战争 西欧的抵抗运动 第四十九章第三国际的作用（一九一九—一九四三年） 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 共产国际的历史作用 第四篇社会主义历史性的进展 第五十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劫后余殃 民主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 美国帝国主义追求世界统治权 “冷战”的基础 第二国际与“冷战” 第五十一章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 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 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类型 意大利的联合政府 法国争取民主的斗争 英国工党政府 德国和日本的军事镇压 第五十二章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扩大（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 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成立 争取世界工人团结的斗争 世界青年组织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 欧洲的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 第五十三章殖民地世界的革命（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 中国和印度的革命 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五十四章“冷战”初期的局面（一九四七—一九五〇年） 原子外交 “杜鲁门主义” “马歇尔计划”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 社会民主党和美国帝国主义 第五十五章共产党情报局（一九四七年） 铁托叛变 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分裂世界工会运动 世界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思想腐化 第五十六章中国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九年） 蒋介石发动内战 人民的胜利 中国的人民民主 毛泽东的领导 第五十七章华尔街要战争，全世界人民要和平 朝鲜战争 印度支那战争 氢弹 “欧洲防务集团”的垮台 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 第三次世界大战并非不可制止 斯大林逝世 第五十八章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 资本主义不能自动地复苏 不值一驳的凯恩斯主义 美国的统治权实现不了 帝国主义战争的疯狂性 第五十九章世界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前所未有的经济进步 社会主义解决了人民的问题 走向社会主义之路 第六十章社会主义的历史进展（一八四八—一九五四年） 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没落 工人阶级的前进 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 共产党人的世界影响的增长 InternationalPublishers NewYork,1955 根据纽约国际出版社一九五五年英文版译出，并参考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俄译本作了若干订正
一个跳河逃命者的自述（来件）（逸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一个跳河逃命者的自述 （来件） 逸鸥 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所以不能够怎样淋漓尽致的描写出来而加以形式上的构造，字面的点缀。不过，我是一个跳河逃命者，我在这里所说的话句句都是身临目击的事实。 我们前两次要到南京去请愿，最少总要在车站鹄立几个钟头。这一次是要示威的，为什么他却很温和的把头等车二等车送给学生坐呢？原因是这样，上海市党部被打了，市政府被包围了，市民大会开的时候闹得糊里糊涂了，上海诸帝国主义的租界似乎也危险了，假如不准学生进京，恐怕学生又闹起来而触犯了他们的主人帝国主义，为着要保存对于主人的好礼貌，他们也就不得已准学生们进京去，然后在那儿施行他们的手段给与主人一点信仰。不然，外埠的学生要扣车，躺在铁轨上，为什么上海的学生不呢？ 我们很舒服（当然亡国的预兆是关心于怀）坐头等车到了下关的时候刚是晨曦微明，再乘小火车进了南京。天气的严冻是大家所能想象出来的。那天因为是太疲惫了所以也就寄宿在国民会议议场休息。 次晨，我们的代表回来报告说，总指挥部议定今天游行不经过任何机关而只是要在南京巡巡马路。“上海的马路还比南京好，为什么要到南京来量马路呢？我们来的目的是要向政府示威，并不是要向马路的行人——南京的民众示威的。这样可以算是援助北平的学生吗？”大家都是纷纷的抗议、反对，甚至有的表示不愿参加。代表向学联提议了这个意思，于是在中大操场开临时全体大会。后来重新议决经过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但不进去提出任何条件。 到了中央党部，呵，中国国民党最高党部遇见了学生好像如临大敌似的把铁门锁闭，在内边又站在数十个守卫的兵士。青年的热血在这时候哪不有沸起来呢？谁能够再忍耐下去？复加以党部屡次压迫学生爱国运动更是我们愈咬牙切齿！于是有些学生迫于太忍不住遂把旁边的玻璃窗电灯打毁。诸君，也许可以说这是无理，但是更进一步想，这是可嘉的。中国没有这几些刚毅勇敢的青年，恐怕今天已是像朝鲜、印度一样了。 离了中央党部向国府而去，途经中央日报馆。学生看见了这几个大字越是火上加油，为着国家栉风沐雨不避劳苦而来，却被这报馆诬之为反动份子。不消说人人都是非打不可。我们直到现在才知道，政府准备屠杀学生乃是必然、明显的事情。当学生气愤攻打中央日报馆的时候，它便急急如律令的动员了依靠他们糊口的一般流氓，蒋介石的私人走狗——中央军校学生，这样还不够，又派一大队刺刀快枪雄赳赳的正式军队做殿军。一遇见学生便当头一棍。排列在后队的学生，最先被流氓冲散，运用木棍乱打。后来又把报馆围住，预备把被围在里面的学生个个给与惨酷的死刑。幸得有一位同学跑到前队喊救。（这时候学生的队伍已是断续混乱了），前队的复旦等同学大为愤激，不顾生死地冲回来援救，雇用于国民政府的流氓虽是手执木棍喊打，而对于爱国的学生总也有点惊心，一见学生冲回来便不打而散。可是还有后头持枪实弹的殿军呵！喇叭一响，尖锐的刺刀杀到学生们的身上来了！大家想一想吧，空拳打得过刀枪吗？爱国学生也就在这时候死伤遍地了！大批爱国青年，非死在日本帝国主义枪弹之下，而是死在青天白日旗下党国大人们闪闪银光的刺刀之下了！ 我从报馆里的后面跳河而逃。回到国民会议议场，看见许多同学负伤呻吟于地板上，死者失踪者还不知多少！满身痛疼的过了一整夜；翌晨四时许便被恫吓起来。这里还有一段很伤心的事！ 不知几千个的军队在天还没有黎明已把我们学生的住所团团围着，强迫我们收拾行装回沪。我们一提被捕同学还未释放，那长官们便出手枪向空开放示威。在这里我要多说一句，就是我们以群众力量、爱国热忱向政府示威，而政府却已枪炮向我们示威！我们在威胁之下无奈何整了行李被押出来。站在门前不久忽听见一个受伤的同学凄切地哀哭着，转回头看见一堆人不知围着什么。等我跑到时，流悲啼者不知多少人，原来是一个僵梗伸直躺在木板上的英专同学底死尸。我泪点已经凝在眼眶了，掀起盖被看见死者的眼睛还没有全闭，使我的心非常感动，不自禁地的如大雨似流着泪。我们扶了尸，守着尸痛哭，而那国民政府派来的飞机却在空中飞翔、散传单、贺喜！同胞们，这是多么痛心呵！ 我们请求许准我们把死尸抬回来，新军阀宋希濂去虎狼心肠的不睬我们。我们无力抵抗政府，可怜只打算抬尸于全国同学面前，给他们看一看统治者就是采取这种手段对付爱国的学生。暴日在东北屠杀我们的民众遗骸还可以给我们领回收埋，中国政府——所谓国民政府，屠杀中国青年学生，却连遗骸也要没收。这时候，同学们的哭声惊动天地，甚至兵士们也都低下头暗暗落泪。除非是狗狼心肠，谁能够在这凄惨万分，能忍住他的同情之泪呢。新军阀宋希濂眼看这种情况会激起兵士的奋慨，遂下令抢尸！唉，我们的国民政府剥削民脂民膏杀戳民众还不够，而偏要再抢夺死骸哩！残酷孰有甚于此？暴虐孰有甚于此？一个复旦的同学，因为不给死尸与护兵抵抗，反在当场被捆绑，又从而向空开枪给与警告。这种流氓强盗的政府，我们还需要吗？ 被押送到下关车站。路经过铁道部时，那里还是张灯结彩的欢迎什么西山派一流大人物们。诸君，我们的血就是他们的酒呵！他们喝酒，同时也吮吸我们的血呵！ 起来吧！中国的民众！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 创造我们民众的中国！
国民党往哪里去？（胡年〔刘仁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相关链接：刘仁静 国民党往哪里去？ 胡年〔刘仁静〕 人们曾热烈和迫切地的要求过宁粤统一，以为统一政府成立即可集中力量共御外侮。国民党的要人自己也口口声声说，“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现在国民党的宁粤由议和而各开其四全大会，而合开其一中全会了。可是事实如何与期望相反！国民党的四全大会开会之日正黑省中日鏖战最激烈之时，而国民党眼中睁睁的看着黑省断送，不唯不遣派援兵，连像国内私人或团体的捐款接济也没有。这还说是蒋介石独裁时代的罪过。现在统一的国民党开一中全会，正在锦州危急之时，他们所讨论的只是分配中央权位的问题，只发了一纸空命令，命张学良坚守锦州，一中全会已完，锦州的军队开始自动撤入关内。这样所谓统一后的国民党与蒋介石是同样无能，同样不抵抗。两个卖国政府统一起来不会成一爱国政府，两个屠杀民众的政府统一起来不会成一拥护民众利益的政府，这等于数学上负1+负1=负2不等于正2的一般明了。人民果能继续忍受国民党的欺骗么？ 国民党一中全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各派瓜分权位，所谓共赴国难，不过是一个幌子。他们于闭会时发表了一篇宣言，表示他们今后的大政方针。本来他们的大政方针，不用宣言，民众以目击身受，已是最明了的了。那些卖妻鬻子的灾民，所受的痛苦是因为国民党的官吏侵吞了治河筑堤的公款，农民的破产和工人的失业，年年增加，是因为国民党的官僚贪污、苛捐杂税和不断的内乱、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国民党杀死了成千成万的革命青年和民众，寡母、孤儿直到今日还为死者哭泣。各地工人的罢工失败是因为国民党帮助资本家，用仲裁的方式欺骗工人，或枪毙罢工者。各地的农民暴动是因为军阀官僚地主的搜括、敲诈、租税等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物价腾贵是因为国民党不能保护本国工业品，制造品和甚至原料和食品都要仰赖帝国主义国家的供给。五年来国民党的统治给了民众以空前未有的痛苦和灾难，此外还有什么？他们的宣言能够抹杀这些事实么？连他们自己也承认“国内生产日渐衰落，……社会经济逐渐崩溃……失业日多”了。这是谁的责任呢！ 寄生在军阀胯下的汪精卫等标榜民主政治，但是不能而且不敢动各地军阀的一根头发，他们历来是依赖各地军阀在它之下过官瘾、讨生活，军阀亦利用他们为欺骗民众的工具。国民党现在号称已统一，但各地仍设立政治分会、军事委员会，换言之，国家将比从前更分裂、更混乱，民众将来的担负愈增加。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精卫一声不响，三年前反对政治分会最激烈的陈公博，现在也赞成了。他们与军阀一样害怕民众，即害怕“反动份子”、“不良份子”。民众如果拥护这样的“民主主义者”，自己头上的绳索，不唯不能解脱，而且将比从前套得愈紧。 我们看国民党的“统一”“团结”，既是以国家更分裂的代价换来，统一的国民党又是怎样“共赴国难”呢？一中全会的宣言说：“暴日侵略东北，凶焰益张……本党……自卫之国防准备，……外交方策，均待世界公理为之判断”，换言之，即是蒋介石、张学良一贯的信赖国联与美国的政策，不因国联、美国劝“双方”撤兵，劝中国与日本直接交涉，帮助日本抑压中国而有所改变；“全国人民为之后盾”，换言之，人民不许走过国民党的前面，否则便是越轨，要“严厉”或“断然”处置，用枪或刺刀戳死人民，以免“友邦惶惑莫名”。（实在连驻华英使蓝浦森尚“对中国学生团之爱国运动，极表同情”，而南京政府必欲枪杀学生。国民党如此媚日，连英帝国主义也看不过眼，有点“惶惑”呢。）国民党统一后的“共赴国难”，仍不外蒋介石时代之旧政策，即对日攻锦不作抵抗准备，倾向直接交涉。新政府为日本鼓吹，“犬养毅为总理好友，彼对中国革命确表同情”（居正），以便“今后中日问题，将入于一新局面”，即入于一个月以前学生未示威时顾维钦进行直接交涉的旧局面。他们在进行直接交涉以前，必须取缔学生运动和民众运动，所以准备南京一二一七的惨案，杭州宣布戒严以禁止集会游行，各地公开或秘密解散义勇军。从此，国民要觉悟，零碎的示威，即使得到胜利，也是不够的、不稳固的，政权一日留在国民党的手中，它随时可以压迫、屠杀民众，而进行其媚日卖国政策。 国民党的训政引导中国走上了灭亡之路，在中国前面横着的是一无底的深渊。但是国民党毫不惭愧，他们认为中国的“组织政府之权”仍应“属于中国国民党”，谢谢他们的恩典，准备召集国难会议与国民救国会议。所谓国难会议，不过是找一些朝野名流，会集一党，通过国民党所提出的东西，他们在这“一团死水”与国民党要人“实为此死水中丛攒之蛆”的政治中，不会兴波作浪，可以断言。所谓国民救国会议，无非是国民党企图在社会上寻找更扩大的基础拥护它，由它认为可靠的，“而非奸人操纵的”、“合法的”“民众团体”选举一些代表，用人民的名义，在它所行的政策之下画诺、举手。这即是他们所谓的国民救国会议：国民党是中国的主人，中国的国民反而变成了政治权利被剥夺的奴隶，由“本党……与人民以参与政治之机会”。我们看，国民党说出这样的话，是何等无耻，民众应如何感觉侮辱？然而受国民党压迫屠宰的国民，国民党是可以肆意侮辱的。 国民党的一中全会开会，当强敌深入，在中国任意横行，帝国主义的列强正注视东北事变之结果，和准备急起行动获得新的均势之时。摆在中国前面的问题是“救国或亡国”的问题，但是执政的国民党对此问题不敢提出亦不敢回答。他们的宣言没有一字提到如何抵御外侮，与澄平时代的宣言没有多大分别。这样的党还有什么前途？它只成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众反抗之纽带。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国民党是保了险的，能长久执行这一任务，能逃过满清与北洋军阀在民众手中所逢之劫运。 而且国民党要人现在也失去了这种自信。无论孙科在国民党一中全会开幕时如何镇定说的这次全会“是从来所未有”，“是本党改组以来，没有哪一次：能如这次大会有亲爱精诚团结一致的伟大精神的表现”，但他的心中是空虚不安，对将来没有把握的，所以接着说，“本党如失去了领导民众的地位，结果我们的党必遭灭亡”。汪精卫也斤斤以“如果国民党与日本议和，则‘人们’可以加国民党以卖国之罪也是要灭亡的”为虑。不过汪精卫总企图以他那生花之词来阻止国民党灭亡的命运。不过我们可以说，国民党如早一日灭亡，民众早一日得到快乐与自由，得到一千种的幸福。帝国主义在现在无论如何不会灭亡国民党，亡国民党的将是奋起革命的工农大众。 “‘一致对外’为本党与全国人民共同之呼声”。好一个“一致对外”，政府没有给日本帝国主义一点损害，而一二一七惨案所流的爱国学生的血还没有干呢。现在它的目光又注意到“赤匪”了，认“赤匪”为“腹心之患甚于外敌”。不消说，南京政府即使把“赤匪”都杀绝了，中国仍然逃不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拥兵自卫者之不抵抗，中国的生产与社会经济仍逃不了衰落的命运。而且帝国主义的侵略就过去的历史看来，与共产党势力的消长成反比例。共产党的势力愈衰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因不逢着任何抵抗而益无忌惮。卑贱的中国国民党在帝国主义之前匍匐的投降，使中国年年扰乱不已，它以为救济中国的生产衰落是靠多多的杀人。 现在国民党的剿赤将遇着不可超越的困难。老实说，除了最反动的国民党企图以剿赤转移人民视线，掩盖其对日不抵抗与投降以外，大多数国民是不会为其欺骗成功的。从前最麻木的申报现在也知道将共产党与匪分开，认为“当前之问题，第一为如何以御外侮，……对外必须贯彻打倒帝国主义一政策之决心，……对内必须以痛苦大众之利益为前提”。国民党今日自己也承认学生为“共党领导”，它明日亦将承认工人运动为“共党领导”的。共产党将不仅在江西等地的苏维埃区域，而到了南京政府的四围，如在其前后，如在其左右。共产党竟愈来愈多，剿不胜剿。人民在过去几年已饱尝了国民党剿赤的痛苦，那些红军退出的区域，国民党有丝毫的改良与生产的恢复吗？民众会问自己说，还有什么势力比朽衰的国民党更坏的呢？他们不感觉得共产党是洪水猛兽，而只感觉得在军阀官僚豪绅的大集团的国民党统治之下，生活一天比一天的不能忍受。他们想，为什么不可以让共产党试一试呢？ 民众对于马占山的努力抗御日本，不惜竭尽能力甚至毁家的帮助款项，国民党政府的“努力肃清赤匪”，能得到人民自动的捐一文钱吗？从前那些热心为政府销公债的上海银行家，现在因公债基金动摇，总会觉悟他们帮助南京的十余万万，是化为烟和灰了，没有用于建设事业，他们再肯冒险资助政府讨赤吗？ 国民党日暮途穷，其最后希望为“应用国外资本技能以发展国家生产”。换言之，国民党想向帝国主义大借外债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不过帝国主义对于这一各派争斗完全没有缓和的国民党和从此更陷于分裂的中国是否信用，和放心投资呢？ 在今日，比任何时候都明显，国民党已失去全国各阶级的同情，支持他的统治的，只是军队。而我们知道，军队的情绪是随民众运动的高涨而改变的。整个的国民党，从蒋介石到汪精卫已在这次东北事变中信仰毁损得不堪，它的灭亡只是时日问题，中国自东北事变发生以后，又快走进以革命解决根本问题的时代了。革命的风暴在前面，人们准备着罢。 一月三日
反日声中上海工运问题（瘪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反日声中上海工运问题 瘪公 工人，特别是上海和广东省港工人，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的中坚力量，这一过去事实，谁都不能否认。国民党利用工农的力量得了政权，转过头来屠杀工农，特别是把工人看做它的唯一敌人，协同、帮助中外资本家，用枪尖、党部同法令，把革命的工人压迫得抬头不起，这便是日本帝国主义敢于进攻中国之一原因，同时也是此次反日运动软弱之一原因，并且是主要的原因。 现在全国学生反日运动已开始转向到反国民党运动，箝制并破坏全国人民组织之唯一凶物——国民党受了相当的打击，人民的组织力当然有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也就是反日运动有突然加强的希望。实际上，箝制破坏人民组织之凶物受了打击以后，上海工人运动的现状是怎样呢？我们可以分开几个问题来观察一下： 自由组织工会问题。群众离开了组织，什么力量也没有，国民党徒过去经验中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它所颁布的工会法，等于是一道解散一切工会的命令。这一工会法是捆绑工人群众的铁链，是工人群众的眼中钉，所以官僚工会的领袖们甚至国民党各下级党部，为和缓群众对他们的愤怒计，亦不得不出来说说“取消现行之工会法及一切劳动法规”（以邮务工会为中心的所谓“全市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明令废弃南京政府颁布之一切劳工法”（各区分部联合代表大会的决议）。但同时他们都主张由政府另行颁布什么“切实保障工人团体”或“适合于劳动者要求”之工会法，这便是他们的“枪花”了，能有一个工人会相信非工人的政府会颁布这样的工会法吗？真正工人群众是要求自由组织他们的工会，不受资本家过去未来的任何工会法之束缚。并且，商务印书馆工人和华商电气工人，都已举行群众大会自动手去强制接收了以前官僚领袖所把持的旧工会，这些新恢复的工会，如果仍为另一派官僚领袖所把持，如果不是依照产业的独立工会，而仍就是依照旧工会法的什么分区工会之分事务所，工人群众仍然要自动手把它改造过。当商务印书馆工人代表团于本月十七日接收出版业工会分事务所时，官僚领袖工贼后大椿、王昌源等即已雇集流氓多人，准备夺回，而为工人维持队所峻拒；二十六日后大椿等复率领武装流氓打手，于夜间占据会所，殴伤工友数人，并往湖州会馆军警团联合办事处，谎报有大批共党受日人利用在商务印书馆暴动，该办事处立派军队到厂捕去工友鲍阿昌等七人。次晨，工人群众入厂工作时，群向后、王等责问，后、王等又喝令爪牙，殴打工人，遂起冲突，后大椿、王昌源、严永泉均被殴伤，并有女工咬伤后头，会所暂由厂警看守。商务工人群众即令失掉一个会所，并无伤于组织，后大椿这班工贼，一再抢夺会所，一再利用流氓和军警对付工人，这种国民党的工会官僚，总算是最后破产了！ 总工会问题。推翻国民党的工会法之后，自然需要组织代表全上海工人的总工会。但工人群众所需要的总工会，必须是代表工人群众的意志与利益，为工人阶级利益奋斗而为群众所拥护的总工会，决不是代表空洞的工会机关为国民党做应声虫的总工会，后大椿、陆京士两个官僚领袖所操纵的南北两总工会（南会以水电业工会为中心，北会以邮务工会为中心，据他们成立的决议与提案，前者比占后者更加国民党化些），虽然合并起来，仍然是旧店新开，离开足以代表全上海工人的总工会，何止十万八千里！如果它的领导者（无论是名义上的或是实际上的）都像后大椿这班东西，那简直是一个工贼集团。久受国民党箝制的工人群众，现方开始活动起来，首先自然是充责各业工会，其次才谈得上代表工人群众的全上海总工会，现有的总工会，即仅仅这一组织形式，亦有它的意义，即是冲破了国民党的工会法；因此我们对于它，只要它能够排除后大椿这一类过份反动的领袖，只要它不继续做国民党党部的走狗，暂时不妨对它存一点“幻想”，即是看它怎样为工人切身利益而奋斗，怎样为反日运动而奋斗！ 工人防护切身利益问题。现在所谓为工人切身利益而奋斗的问题，尚未侈言向资本家进攻，而是指防御资本家向工人进攻而言。即官僚领袖所领导的邮务等七十余工会，最近所召集的紧急大会，《为资方借口压迫工友宣言》也说：“奈近来有少数（少数吗？）厂主，不明大义（？），屡借国难为护符，不惜施压迫之故技，或则停厂而解雇工人，或借故而开除工友，如大新染织厂之无故开除，又如大东书局之大批解雇工人，其他纠纷，不胜枚举。”此外如达华工业厂因工人向资方要求协助组织义勇军经费，工人代表被殴伤，工友七人被开除；永安纺织第二厂，因要求发给花红，枪伤工友多人；英商公共汽车前因工人罢工全体开除，现在新招的二百八十余工友，又因公司压迫过甚（如不掉红牌子、未到站开门等，均记过，满大过三次，即行开除）。且由捕房以煽惑罢工之罪逮捕一号售票员，全体工友，为要求释放被捕工友，由怠工而罢工，公司又将全体工友开除了；浦东日华纱厂，自东北事变发生以来，陆续无故开除工友达数百人，本月二十四日，又将布机间全体女工增加工作，平时管三部车者，现须管四部，平时每匹布织完，给工资五角六分，现减至五角，并令女走狗张富英、胡阿珍强迫工人工作，旋又诬报警所，拘去工友陆小妹、倪金秀二人，并开除工友四十一人。这一切一切，都另要一个总罢工来结束民国十七年以来整个资方进攻的局面。 秘密营业问题。秘密营业是全世界资本家对付工人的秘诀，同时也是损害生产的恶习，只有工人监督生产才能够防止这一恶习。例如厚生纱厂自民国十五年改组，加深滋记后，营业颇为发达，年有盈余，从未分过红利，去年冬季该厂忽以污蚀停歇，经该厂全体职员百余人，以刑事侵占罪控董事贝润生等七人，本月十四日，原告蒋仲和等当堂声明：“根据经理报告，十五、十六、十七三年共赚五十余万两。”此项诉讼，至今未有结束。又如吴淞蕴藻路永安纺织第二厂，今年因受抵货关系，营业甚为发达，因之该厂职员向厂方发给花红，厂方应允预借工资四个月，余俟年终结算。本月十九日，全厂工人亦推代表要求发给花红四个月工资，而厂方不理，工人遂举行罢工，并召集代表大会，向厂方提出条件，厂方忽于二十日贴出布告，略谓“此次工潮，似有捣乱份子参加，故即日起，宣布暂停工作”，同时复请公安局派警察大队及保卫团驻厂弹压。是日傍晚应班工人上工时，见厂门紧闭，群不知何故，移时聚集六七千人，守门警察向空放枪示威，工人遂破门而入，警察、保卫团齐向群众开枪并开放盒子炮数百响，群众退避不及，击伤多人，死一人，焦连英；三人重伤，一为男工李伦银，子弹自右肩穿过左肩；一为女童工，杨凤弟，子弹穿入头部；一为女工；此外还捕去男工五名，女工三名。又如沪西小沙渡大兴染织厂，曾借口原料缺乏问题，于十月十九日宣告停业，迭经社会局调解无效，市府仲裁准许全体工人仍在厂宿膳；乃厂方忽于本月二十八日上午九、十时召来武装探捕四十余人，用武力驱逐工人出厂，当被殴打重伤者，工人杨福庆、徐石清、朱祥云等三人；轻伤者，工人谢升祥等二十余人；杨福庆伤在肺部及腹部，徐石清伤在腰部，故生命垂危。这两个惨案，一个刚刚在南京军警屠杀学生后第三日，一个在其后十一日，像这些上海人所谓“烂小工”，他们的死伤更不足以引人注意了！上海以至全中国，这类事当然很多，即仅仅就这三案（一讼案，两惨案，均详见上海各大报）而论，已可见资本家是如何卑劣无耻和如何暴戾恣睢了；已可见损害生产的只有资本家而不是工人；已可见由各厂工人组织各工厂委员会来监督生产，以防止由厂方秘密营业所发生的种种纠纷与流弊，实为必要了，不但对于工人有必要，即对于社会经济也有必要。 因此，我们知道并且主张： 一、工人群众自由组织工会，推翻国民党工会法； 二、力争罢工自由恢复工人在上次革命中所得权利，以结束资本家向工人进攻的局面； 三、组织工厂委员会监督生产，是目前上海工人群众以至全中国工人群众斗争之主要目标；也只有在这些斗争的基础之上，工人群众才有力量使反日运动突飞猛进。 十二月二十八日
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相关：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热潮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 《热潮》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对外公开刊物，由陈独秀主编，并题写刊头。撰稿人有：陈独秀（顽石、三户）、彭述之（南冠）、刘仁静（胡年）、吴季严等。该刊物共出版七期。后由于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编辑部各成员在战火中失联，而被迫停刊。 1931-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而国民党当局对内独裁专制，对外卖国求荣，疯狂压制国内抗日民主运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风起云涌，中国托派在此种形势下，立即出版对外公开刊物《热潮》。其主要内容为：（1）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和英、美帝国主义偏护日本的暴行，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刻“对日宣战”；（2）揭露、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出卖民族利益和打压群众抗日运动的罪恶勾当；（3）指导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回击反动派对学生运动的攻击，同时指出必须将学生运动的上层（阻碍学生运动，主张相信政府，支持“蒋主席”、”汪主席”的分子）“挤到后台去”，这样“反日斗争才能向前发展”。《热潮》根本目的就是激励全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政府，掀起全国民众抗日救国的热潮。这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反响，极大增强了中国托派的影响力。 1931年第一卷 【PDF】第一期（1931年12月5日） 第二期（缺失） 【PDF】第三期（1931年12月22日） 【PDF】第四期（1931年12月29日）：“一二一七”血案专号 1932年第二卷 【PDF】第五期（1932年1月7日） 【PDF】第六期（1932年1月23日） 第七期（缺失） 1931年第一卷 第一期（1931年12月5日） 发刊词（陈独秀） 时事短评（陈独秀） 冤了欢送的人 日美秘密外交不已经公开的宣布了吗？ 中国的代表竟接受了国联的决定了吗？ 反了！反了！ 得到了什么答复呢？ 好一个双方！ 南京政府对黑龙江战争宣布中立了吗？ 党国百万军人在做什么？ 爱国者即反动分子！ 呜呼“包送终”！ 这样的党治！这样的训政！ 不与敌人拼命的义勇军！ 官僚奸商们眼中的爱国运动！ 呜呼“民气销沉”！ 有什么罕见罕闻！ 国联第二次决议后的局势（顽石〔陈独秀〕） 徘徊十字街头的学生群众（复初） 民主政治与军事独裁（胡年〔刘仁静〕） 反日与亲日（铮铮） 直接谈判之途径（三户〔陈独秀〕） 关于大东工潮的几句公道话（铮铮） 论对日宣战与排货（顽石〔陈独秀〕） 休矣冯庸！（瘪公） 虎头蛇尾的上海学生（瘪公） 第二期（缺失） 第三期（1931年12月22日） 真正的危机（顽石〔陈独秀〕） 蒋介石下野——群众直接行动的初步胜利（南冠〔彭述之〕） 论国民救国会议（三户〔陈独秀〕） 反日运动是“赤匪煽动”的吗？（瘪公） 民众应自起救亡（胡年〔刘仁静〕） 上海各大学第二次赴京请愿的真相（来件） 时事短评（陈独秀） 无耻的官僚！ 蔡元培是什么？ 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报纸！ 缓冲地带与避免冲突 由训政到绑票 骇人听闻的事还在后头哩！ 现在还是中华“民国”吗？ 戴季陶邵力子死了！ 第四期（1931年12月29日）：“一二一七”血案专号 “一二一七”与“三一八”（顽石〔陈独秀〕） “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三户〔陈独秀〕） “一二一七”惨案与蒋介石（南冠〔彭述之〕） “一二一七”惨案与南京政府之将来（胡年〔刘仁静〕） “一二一七”与今后学生的进路（复初） “一二一七”血案之一瞥（记者笔述） 宋庆龄宣言质疑（瘪公） 时事短评（陈独秀） 如法泡制的官电 工于迎送的“义勇军” 革命吗？吓我一跳！ 这才是“轨内运动”！ 彻底的“轨内行动”！ 什么是他们的“轨”？ 蒋介石张学良下野了吗？ 两个进步 杀几个便顺过来了！ 不抵抗而交涉！ 呜呼“哭泪团” 国难呢还是外交？ 戴季陶太不成人！ 张学良少说了一个“不”字 什么是反动？ 1932年第二卷 第五期（1932年1月7日） 谈谈“越轨行动”（顽石〔陈独秀〕） 日军进攻锦州与国民党的一中全会（南冠〔彭述之〕） 反日声中上海工运问题（瘪公） 国民党往哪里去？（胡年〔刘仁静〕） 一个跳河逃命者的自述（来件）（逸鸥） 时事短评（陈独秀） 国民党政府对于国难的态度 国民党政权的本质 国民党政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吗？ 蒋介石私有的军队还不只此！ 好一个爱护青年！ 麻木不仁的社会！ “反共产”就是这么一回事！ 两个烂污的“国民救国会” 又一个“反动”的解释！ 军阀走狗们口中的人民自由 学生示威团之功罪 请看国民党三民主义的督军团！ 请看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外交家！ 又要提前放假！ 正需要逾闲越轨啊！ 蒋主席与陶百川 革命吗？民主吗？ 第六期（1932年1月23日） 由反日到反国民党（顽石〔陈独秀〕） 关外义勇军英勇抗日的意义（南冠〔彭述之〕） 哈尔滨白俄暴动与其幕后阴谋（复初） 挤他们到后台去！（顽石〔陈独秀〕） 上海商人对于罢市的态度（南冠〔彭述之〕） 公债？（瘪公） 时事短评（陈独秀） 妙高台上的中国政府！ “仁者”即是丑类！ “国人”是什么？ 呜呼条约与赔款之庄严权利！ 统治者眼中的合法与非法 “非武力抵抗”与“不抵抗” 大商资产阶级的国际性 统治者眼中的犯罪与不犯罪 请看乘火打劫的资本家之增加生产！ 反蒋与迎蒋 张知本的不兑现支票 林森也居然有了将相！ 小小的罪状 人民的钱是不容易到手的呀！ 陶知行的一半真理 左的词句而已 无形瓜分中国快要开幕了！ 第七期（缺失）
第六章结束的开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六章结束的开始 一言论和行动 二议会党团和党 三俾斯麦的失望 一言论和行动 对社会民主党“回心转意”所抱的希望，使反社会党人法第二时期产生了第三阶段，这个阶段又延续了一年半的时间，即从1884年秋天到1886年春天为止。 俾斯麦在取得不完全的选举胜利以后，就尽力从新帝国议会这只柠檬里榨汁水，推行殖民政策，进行保护关税的新掠夺，同时，如果帝国议会不同意国家去掏人民的腰包，就按照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的榜样，准备一次新的竞选。1884年圣诞节，他就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第一次发了一顿小脾气，但却得到了可喜的成果，德国庸人同过去一样很容易就上了当。俾斯麦仍然估计有可能煽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他坐收渔人之利，这一点是较难理解的。为了自私的目的力图收买报刊的掌权者，往往自己也终于相信他们的雇佣文人的谎话，俾斯麦也是这样。半官方报纸希望至少有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变成“驯顺的家畜”，满足于工人保险的“稀牛奶”，这个希望在俾斯麦1884年11月26日的演说里得到反应。俾斯麦在这篇演说中希望社会民主党还得十二个议席，他称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因素”，没有这个因素就不可能有至今在社会改革方面取得的适中的进步。甚至普特卡默也对“被引入不很革命的轨道的”党，装出一副尽量友好的面孔，变换花样说，反社会党人法的矛头只指向无政府主义集团，这个集团为了直接用暴力推翻现行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当然，当扮演新角色的尝试只能引起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发笑的时候，普特卡默就又采用了刚刚停止的悲壮声调，庄严宣誓说，1885年1月，他的亲信之一、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密探头目卢普夫就是死在社会民主党磨快了的匕首之下的。 1884年12月，帝国最高法院对神秘的尼德瓦尔德谋刺案作了最后判决，但并没有揭开盖在上面的面纱。八个被告中，有三个人被判无罪，两个人被判长期惩役，三个人——赖因斯多夫、屈希勒尔、卢普施被判死刑。屈希勒尔和卢普施请求减刑，结果卢普施也減为终身惩役，而屈希勒尔心惊胆战地走上了处刑台。可是赖因斯多夫拒绝请求減刑；他不是以一个政治殉难者的态度，但是心情十分平静，唱着快活的歌度过了他的最后一天，行刑前他高呼：打倒野蛮制度！ 在这以前，卢普夫已经成为自己的杀人行为的牺牲品，这个谋刺行动没有密探参加，所以警察没有能够发现主犯。它只是收集了一些理由不充分的间接证据，控告鞋匠帮工利斯克，这些证据只能说明，利斯克可能知道这件事，但是丝毫也不能说明这件事是他干的。虽然如此，法兰克福陪审法庭却判利斯克有罪，结果利斯克被处死刑。他死得有丈夫气概，他的咒骂使他的控告人——国家检察官弗雷塞进了疯人院。普特卡默却让普鲁士邦议会根据一条将別的法律作出决议，卢普夫的继承人可以不折不扣地领到卢普失的全部薪金；在俾斯麦一普特卡默的时代中，能让哪个比在可怜的罪恶活动中丧命的密探头目更体面的英雄在政府里享受这样好的待遇呢！ 当时小小的瑞士用使人惭愧的方式，向强大的普鲁士一德意志帝国指出，怎样才能把无政府主义幽灵赶走。据说有人计划爆炸伯尔尼的联邦委员会大厦，这个计划促使瑞士联邦的总检察长对瑞士的“无政府主义阴谋活动”进行侦查，调查结果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只要能谈得上是这种运动）正在“迅速衰落”，莫斯特正用他疯狂的煽动手段，使工人日益强烈地反时“行动的宣传”，目前存在的无政府主义阴谋活动完全是由于徳国和奥地利残酷迫害工人而引起的。“非常法把无政府主义鼓动员赶到我们这里来，使他们在我国进行反对他们祖国的活动。”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没有警察就不能生活，所以警察始终是资产阶级的警察；于是瑞士把十二名无政府主义鼓动员驱逐出境，除去考夫曼和魏斯这样的德国密探以外，也有内弗这样的诚实的无政财主义者。可是联邦检察官提出严重警告说，不要用引起无政府主义危险的手段，即压制政治自由来消除无政府主义危险，瑞士警察在这一方面的做法同德国警察恰恰相反，同样在发现无政府主义的组织的技巧方面也与德国警察大不相同。德国警察不能防止其正的行剌，而在人为地制造行刺方面却很熟练。 俾斯麦的社会政治言论和社会政治行动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他在18844年11月对社会民主党所作的柏拉图式的爱的声明，是从很快就完全变了调子的双簧管里吹出的可爱的序曲。同1881年一样，1884年社会民主党选举胜利也唤起资产阶级的良心，而且这种胜利越大，这种作用就越强。教皇全权主义者不仅提出质问，而且还提出修订工人保护立法的议案。他们耍求禁止星期日劳动、限制女工和童工，给成年的男工规定每天最高劳动时数。 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也提出了类似的议案，只有太子党甚至不愿表面上触动一下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剥削，更不用说认真反对这种剥削了。在这一方面，它同俾斯麦是情投意合的。 就像唐·吉诃德用马刺踢他的罗辛南特[1]那样，这个世俗人也用马刺踢他虛弱的自由贸易派驽马。他在社会政治方面的惊人无知在不得已时可以为他辩护，比如他发表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遭到千百次驳斥的意见说，缩短劳动时间就必然引起減少工资，可是当他说规定每天最高劳动时数损害工人利益时，他的恶意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他说，比如规定每天劳动十四小时，那么至今对工人每天劳动十小时或十一小时就已经满意的企业主，也要让工人劳动十四小时。这种可悲的调言甚至使资产阶级政党感到轻微的战栗，又只有太子党欢喜得发抖地接受了天才政治家的有利的思想。从前的进步党人欧根•季希特尔声称，“帝国首相先生”说得这样合情合理，他可以依靠不屈不挠的人们的核心部队，从前的分离派分子鲍姆巴赫问，关于童工有什么好谈的呢？霍亨索伦的子孙也应该学习手艺啊。可是公正的人们也应该承认，以路德维希•洛厄佛和年迈的菲尔肖夫为首的自由思想党少数派开始反对过分无耻的追逐利润的行为。 俾斯麦没有实现法律上的工人保护，相反地，1885年3月13日，他在帝国议会讨论殖民政策的会议上，树立了培养百万富翁这面旗帜。他说，布莱希勒德和汉泽曼这些人也是可以要求保护他们财产的人，甚至是德国人：“我希望，我们能够立即在国内多培养几百个百万富翁”。正如俾斯麦一年前在普鲁士邦的权利中发现了“劳动权”一样，现在他以老霍亨索伦的重商主义政策为依据，“十九世纪的海克立斯”畐然比他当时的教养落后几个世纪，但是他始终处在自己的教养的最高水平上。实际上，他的培养百万富翁是从基佐的Enrichissez-vous〔你们发财致富吧！〕抄袭来的，只是他缺乏基佐的个人的大公无私。在新帝国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中，他提出了1879年的保护关税的放肆行为的再版，因为狼已经饿了六年，所以它们就贪婪地沖向消费的群众。谷物税增加了两倍，木材税增加了一倍，牲畜税和烧酒税提高了，许多工业税也提高了，在“社会改革”的旗号下开始的会议，以富人普遍掠夺穷人而结束，正如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发言人奥艾尔所说，以“对劳动人民的掠夺”而结束。 二议会党团和党 这个议会党团第一次强大到能在帝国议会中独立行动，它忠实于党的传统和维登决议与哥本哈根決议，它把议会活动的重心放在宣传鼓动方面，但是它也顺便利用了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可以利用的东西，而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功能不抱任何幻想。它没有参加所有委员会，没有参加预算委员会，因为它必须一劳永逸地反对军事国家的预算，但是它参加了许多委员会，如在其中可以保护工人阶级的重要利益的请愿委员会和投票检査委员会。 议会党团对于会议的三个主要问題自然而然地表示了态度。它坚决反对新的保护关税的魔女酒宴，而用一个范围很广的工人保护法草案，把资产阶级政党提出的修订工厂立法的陷于困境和已经失败的要求，提高到现代文化的高峰。它的草案的要点是，成年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少年工人八小时工作制，禁止星期日劳动和节日劳动，不可避免的情况除外，禁止儿童和妇女在上部建筑和地下劳动，禁止夜间劳动，对容许的例外要作明确规定，星期五付一周的工资，规定最低工资，建立由帝国劳动局监督劳动状况的、范围很广的，分门别类的体系，建立劳动局、劳动议会和仲裁法庭。这个草案不是每一点都是无懈可击的，在要求规定最低工资这一点上也是这样，这个问题在党团内部已经遭到激烈反对，可是总的说来，草案出色地向资产阶级政党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的明确而彻底的社会改革是个什么样子。这个草案当然受到普遍的欢迎：在人们长时间叫嚷社会民主党用这个草案抛弃了它的“革命空想”以后，草案的每个实际要求都被以“革命空想”的罪名否决了。 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像反对关税政策那样，反对殖民政策，而且不仅反对无利可图的殖民政策，还反对工人负担费用、资本家享受利润的一切殖民政策。除去几个小预算项目而外，俾斯麦开了殖民政策的第一张账单，要求每年支用四百四十万马克，以补助建立和维持同东亚、澳洲、非洲的定期邮船联系的费用。这一事业是委托企业主办理的。只要这个要求对殖民政策起促进作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就一致反对。可是这时在以奥艾尔、迪茨、弗罗默、格里林伯格为代表的党团的多数派同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少数派之间产生了一种意见分歧。[2]多数派认为，政府建议开辟的某些轮船航线，同殖民政策没有关系，而只为各国人民的国际交通服务，从而促进和平事业，这也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少数派并不反驳这种基本观点，却认为德国商船队没有补助金就已经壮大了，因此人们应该让纳税人置身于局外，补助金会产生不健康的税率，它同俾斯麦的“经济改革”是有关联的，因为它引起一种肮脏的竞争：通过国家补助来促逬贸易往来，将会招致新的危机。多数派考虑了这些看法，它试图挫败俾斯麦在航运补助金方面的一切阴谋诡计。 德国同东亚和澳洲的贸易有十二分之十一操在汉堡手中，而不来梅只大量输入稻米，俾斯麦想给不来梅轮船公司补助金，这样必然严重损害汉堡的商业，从而严重损害汉堡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德国最大的轮船公司不来梅轮船公司可以立即用旧船组成一支大商船队，而汉堡轮船公司如果要开辟一条新线，就要造新船，这样当时成千上万的吃不饱饭的造船工人就会有工可做。从这种考虑出发，多数派决定赞成开辟东亚线和澳洲线（萨摩亚群岛线除外》，为了贯彻对殖民政策的立场，反对开辟非洲线和萨摩亚群岛线，可是多数派表示赞成的条件是，雇用的船只是第一流的新轮船，而且必须在德国船厂里制造，如果这个条件遭到否决，或者帝国议会赞成多数派所否定的肮线，他们就反对整个提案。这两种情况都发生了，帝国议会原封不动地通过了俾斯表提出的议案，于是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一致投票反对整个航运补助金案。 在议会党团内部没有发生原则性意见分歧，对一个实际问题的不同判断，没有导致投票时的实际分裂。可是这个插曲在党内引起激烈争论，这是反社会党人法存在期间党内出现的最激烈的争论。苏黎世党员首先起来反对议会党团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报》也同他们的看法一致，接着伯尔尼，伦敦、布鲁塞尔、哥本哈根的同志，以及德国国内的莱比锡、罗斯托克、科尼斯堡的党员也跟着这样做。3月20日，议会党团发表了一个声明，其中指责这些攻击是“完全不适当的”，党报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反对对它的内容负责的议会党团，“不是报纸决定议会党团的态度，而是议会党团监督报纸的态度”。这个声明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引起了新的攻击，法兰克福的同志最激烈地反对“独裁处理”，反对革命工人运动不可陷入的“议会主义泥坑”。幸而议会党团和党报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4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和平协定：议会党团承认，《社会民主党人报》不是它的私人报刊，而是并且应该永远是全党的机关报，编辑部则同意，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维护党的统一和行动能力，议会党团在非常法的战争状态下担任领导期间，一旦做出一定的决议，应该绝对依靠全体同志的支持。这样当然还远不能使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内部争论甚至继续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进行，几个月以后这场风波才又平息。 双方都表现山敏感和过分激劭，这同争论的真正对象是完全不相称的。议会党团少数派把航运补助金当作俾斯麦计划的一部分加以反对，而多数派在反对提案以前，先把它放在批判的坩埚里考查，也是无可非难的。像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非常文明的党，有一切理由培养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地上就可以成长的交明的萌芽，因为所有这种萌芽在这个社会中都带有资本主义性质，所以资本主义利益同文明利益之间的正确界限很难划分，在航运补助金问题上同北海波罗的海运河问题上一样，这条界线是不容易看清的，虽然北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开凿起初也只为资本主义利益和军事利益服务，但是不久以后议会党团就表示赞同这一工程，并没有因此引起党内的反对。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多数派及其历史权利上的立场和议会党团所否决的决议，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尴尬的妥协。东亚线和澳洲线（萨摩亚群岛除外）的航运补助金将补偿企业主按契约规定向目的地的定期航行所造成的损失。这些船只必须完成邮政工作，在旅途中必须保持最低速度。除了规定的中间港而外，不能停靠其他港口，而过去作为货运航线，可以不管航行时间长短，停靠每个发货或收货的港口。、 这时候经验表明，旧的运货航线增强了，而在艰苦条件下开辟的受补助的德国邮政航线，却不是经常都获得利润，但是间接地对于贸易和交通发生了有利作用，特别是对于各国都利用和称颂的旅客运输起了有利作用。构造精良的船只、优秀的船员、充分的物质供应吸引了全体国际公众的注意。 迪茨在二读时语言同建筑铁路初期的情况相似，补助金作为利息保证是不够的，根本谈不到什么由于税款而得到加强的“肮脏竞争”。补助金仅仅是对任何一条航线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自愿承担的特殊工作的报酬，而邮政航线由于国际竞争已经成为必要，大西洋彼岸的交通和我国两大航线没有补助金而得到发展，是由于移民的垄断而实现的，只有移民给投下的资本提供可靠的保证。同航运补助金有关的真正的殖民航线，不久就开辟了，相反地海军根据地的换防士兵则用邮船运送，过去这些士兵有一部分必须花很多钱用外国船运送或者用运输船直接运送。过去和现在英国人给大英轮船公司，法国人给法国邮船公司，奥地利人给奥地利轮船公司也支付类似的补助金，可是德国邮政航线打败了所有竞争者。 此外还要考虑建船问题。过去几乎所有到美洲去的船只都是英国制造的。虽然施泰廷的伏尔康造船公司进行了在自己的造船厂打破英国专利的试验，但是结果不佳，只有一个可靠的收获：英国人减低了他们所造的船的定价，以致一个私人企业主不在英国用便宜价钱买好船，却在德国用高价买有问题的产品，他就是一个傻瓜。英国的船价减低很多，使欧洲大陆的造船业不能同它竞争。这时德国造船业发生了危机。木船制造逐渐停顿，而铁船的制造由于没有订货而不能发展。船坞里空空荡荡，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港口大约有两万名造船木工没有工作可做。虽然在施泰廷、卢卑克、汉堡、不来梅港建立了造铁船的船厂，但是它们只能造小船，大船要由英国船厂制造。 只有国家的强制能够有所帮助，社会民主党提议投入受补助的航线的所有船只都应是在德国船厂制造的新船，这个提案遭到否决，而且从帝国议会多数派的立场来看，也必然遭到否决，因为如果通过这个提案，受补助的各线的开辟就要推迟很长时间。俾斯麦了解这种情况，他在二读时宣称，社会民主党提案的思想是值得赞扬的，不过它用现在的形式是不能通过的。但是他愿意在联邦议会中主张，在受补助的航线上行驶的所有新船都必须在德国船厂制造，保守党根据这个精神立即提出的议案被通过了。不来梅轮船公司可以使用第一流的旧船，但必须在德国船厂制造新船。这样一来，德国造船业得到了意外的发展，代替从前两万名吃不跑饭的造船木工，今天却有了几十万必须组织起来用斗争来争取、而且也正在争取他们的利润份额的工人。 关于航运补助金问题的实际内容就谈达些。此外，这个问题只是同它有关的激烈而无聊的争论的机缘而不是原因。有人说，反社会党人法的“铁箍”使社会民主党结成一个整体，这是自由主义的廉价的一半正确的言论；同它水平相当的是另一种言论，即认为暴力手段不能镇压精神运动；德国自由主义常常以巨大的热情宣扬的它自己的历史，最能清楚地说明这种说法的相对的正确性。使社会民主党团结起来的，不是反社会党人法而是别的铁箍。的确，为了使这个法令失效，这个党更紧密、更牢固地团结起来，但是这种力量来自党的历史存在条件，而不是来自残酷的压迫，如果这种压迫也能起一定作用，那么它只能起破坏作用和造成混乱的作用。它究竟发生什么作用，要看被它压迫的阶级的本质而定；它对间接有关的资产阶级起削弱和麻痹的作用，对直接有关的无产阶级则起了使它激动和发怒的作用。关于航运补助金问题的争论，议会党团和党之间的巨大摩擦，就是在已经延续了七年的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必然自发产生的过分激动的一种征兆。 反社会党人法要求议会党团担任党的领导，要求德国唯一可以自由讲话的地方——帝国议会讲坛具有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本身不能要求的重要意义。议会党团没有犯任何严重错误，还在1884年选举以前，它毫不容情地把不遵守党团的严格纪律的年迈的里廷豪森开除出去。1887年选举以后，党团更积极地参加议会工作，只做它不能不做的事情，欧根•李希特尔抱怨党团在帝国议会里“疲疲沓沓"（264），这就最确切地表明，党团同议会迷毫不相干。一定的意见分歧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经过选举战的十分紧张的工作以后，议会工作没有成果引起了失望，这种失望在1881年选举以后，甚至早在七十年代的卓有成效的选举以后就以类似的方式出现了；另一方面，尤其是在反社会党人法对工人的压制最厉害的地方，却不断产生这种忧虑，即议会党团可能为了取得某些成就，而同资产阶级政党关系过深，并在议会活动中堕落下去。恰恰是党的最宝贵的财产一一最老、最忠诚的党员，保卫着党的至上的独立性；虽然在萨克森邦议会中已有五个社会民主党员，1885年春天又有两个社会民主党人进入黑森邦议会，但是当弗罗默和哈森克莱维尔主张参加普鲁士邦议会选举时，他们却遭到了顽强的反抗。 议会党团在帝国议会中提出的工人保护法很少受到反对，可是也引起党内种种摩擦。八十年代的经济状况是一种慢性的萧条，它被在这个十年的初期、中期和末期发生的个别波动所中断，也就是说，每次都出现工业的较大繁荣。这些复兴中的第一个复兴的标志就是新罢工运动和工会运动，反动派对这些运动没有完全置之不理，但是一般说来没有能够把它镇压下去。八十年代中期，当工业繁荣掀起一个较大的浪头时，运动正有力地发展着；发生了多次罢工，1885年，几乎所有行业又都有了工会组织，一部分是地方联合会，一部分是中央联合会，总共有八万多会员。这些组织通常是在罢工中自发产生的。比热雕刻工人的联合会是在柏林一次失败的罢工中产生的，木器工人的联合会是在斯图加特的一次罢工中产生的，卡尔•克洛斯十分英明地使这次罢工以胜利告终。当然在建立工会联合会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为了使官厅找不到任何干涉的借口，对组织形式进行了种种试验，中央联合会的所在地最好选在有较大结社权的小邦中，裁缝设在汉堡，烟草工人设在不来梅，手工业工场工人设在格腊，五金工人设在曼海姆。随着保险法的颁布，工会联合会失去了一个有力支柱，可是工人在迫切希望成立组织的情况下，也善于把坏事办成好事；他们纷纷成立了疾病互助会法允许的自由互助会；1885年这种互助会的会员有八十七万四千五百零七人，为五年前的十四倍。 这一年，女工运动也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分散性的发动以后，经历了它的第一次高潮。它甚至已经取得了一个小小的实际成果；当政府要想对缝衣服的线课税的时候，柏林现成服装业女工提出强烈抗议，以致帝国议会首先决定调査内衣制造业和现成服装业女工的状况。尽管政府进行的调査非常表面，也很不充分，但仍揭发了这个广泛剥削妇女劳加力的领域内的令人吃惊的情况。这次调査展开了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代替另一个的各种不同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的五色缤纷的样本图卷。同时并存的有：手工业、家庭工业、商人资本、血汗包工业[3]、股东和工厂主、大中企业、为国际市场生产的出口公司、满足乡村和地方需要的商号、根据订货劳动的小企业，手工和机器、工厂车间和作坊、地窖和阁楼中的活动，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妇女劳动力的敲骨吸髓的剥削，以致官方报告人也相当坦率地承认，得不到家庭支持的女工的唯一选择就是饿死或者卖淫。这幅可怕的图画对于官方的“社会改革”没有发生任何影响；而为了解脱大地主和大工业家的“困境”，俾斯麦有许多事情要做。 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保护法在工会运动和罢工运动中更加振奋人心了。有五十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帝国议会通过这个法令。同任何一次火热的斗争一样，在这些斗争中也产生了许多超过目标的希望。1885年以关于航运补助金问题的争论开始，而以李卜克内西同菲勒克之间关于正常工作日的意义的激烈论战结束。菲勒克幻想正常工作日会或多或少地吸收一部分产业后备军，而李卜克内西中肯地指出，尽管正常工作日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一个重大阶段，但它不能根本医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祸害。反社会党人法在这里也制造了人为的对立。《社会民主党人报》出于正当的理由，对工会运动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而《劳动权报》也岀于正当的理由，过分专门注意工会运动。于是两家报纸之间产生了某种对抗，这又引起赫希柏格和卡•奥・施拉姆再一次企图贯彻他们对现代工人运动的特殊观点。 赫希柏格为殖民政策的口号所迷惑，在《劳动权报》上表示赞成征收交易所税，条件是其收入用于建立工人生产合作社。《社会民主党人报》立即否定了这个建议，但并没有因此而忘记赫希柏格对党的功劳。1885年夏天，赫希柏格去世时，党报发表了充满感激心情的悼词。同企图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的施拉姆的冲突比较激烈。当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篇论洛贝尔图斯的一部遗著的完全适当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文章以后，施拉姆就挑起了一场完全多余的争论；遭到恰如其分的驳斥以后，施拉姆还在菲勒克的出版社里出版了一本论洛贝尔图斯、马克思和拉萨尔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为了换换花样，他又大捧拉萨尔，当然用的是假如拉萨尔本人活着一定会坚决拒施的方式。《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一组卓越的论文驳斥了这个小册子，施拉姆利用议会党团中的一些人对党报的余恨而进行拙劣的投机，但并没有改善自己的处境。他同这时与菲勒克分手而成为《新时代》的一个热心的撰稿人的雪恩朗克也发生争吵，结果第三次被人驳倒。 尽管有许多策略上的意见分歧，党没有再从辛辛苦苦地攀登上去理论认识的高峰上摔下来。相反地，它以矫健的步伐在被它占领的高地向前迈进。《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社会民主党文库中收集了较老的社会主义文献的杰出作品，而迪茨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国际文库中展开了新的社会主义硏究。现在，当谢夫莱开始胡说什么“社会民主党没有前途”的鬼话时，也许能使一些忧心忡忡的资产阶级分子安下心来，可是在党内，他所起的作用无非是，党了解了谢夫莱的《社会主义精义》一书的弱点，而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党对这本小册子还是十分赞赏的。 三俾斯麦的失望 尽管1885年党内发生的策略上和理论上的争论被资产阶级报纸所利用，来欢呼“社会民主党的分崩离析”，但是这些争论没有使实际的天才俾斯麦长期受到迷惑。有一次菲勒克把所谓“右翼”的纲领归纳成三点要求：废除反社会党人法、无条件的联合自由、按英国的榜样制定工厂法，对俾斯麦来说，这比公有制甚至更可怕，因为这些要求直接威胁着他心爱的利润，原来防止”革命暴行”只是反社会党人法的表面目的，而实际压制工人阶级才是它的真正目的！俾斯麦的思想家头脑渐渐认识到，以为德国工人阶级会被任何一个容克用鞭子和糖果打倒的想法是多么愚蠢。 “温和的实践”仍然继续，但是新的阴谋诡计的苗头已经露出来了。半官方报纸十分凶恶地攻击每次罢工，自由互助会受到一次又一次的阻挠，由于取缔五金工人联合会，反社会党人法第一次深入干涉同业联合会运动。在布勒斯劳，警察查封了西列西亚印刷厂，说它是一个联合会，实际上它是克雷克尔私人的财产，帝国委员会毫不犹豫地批准了没收这个印刷厂的财产的十足非法的行为。在比雷菲尔德甚至实行了几天大戒严，因为一个缝纫机厂的罢工工人被他们的“给面包的人”所激怒，在后者的住宅前面示威。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警察局长迈耶尔命令他的部下用闪亮的刀去砍给一个勇敢的社会民主党员送葬的人，没有任何理由，完全出于兽性。在这次可怕的墓地屠杀事件中有三四十人受伤，甚至最懒散的庸人也被激怒了；迈耶尔和他的几个同伙受到控告，最多被判三个月监禁。与此同时，阿尔托那的雪茄烟工人屈克尔哈恩因为在许多场合下散布《社会民主党人报》而被判三年半监楚。不仅如此，皇帝还立即赦免了迈耶尔和他的同犯，以免人们对这个著名的“法治国家”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除此而外，现在俾斯麦也开始要求司法做警察不能给他做的事情。为了祝贺俾斯麦七十诞辰，进行了一次为了某种崇高的民族目的的普遍募捐，在这种情况下，成千上万的贫穷的工人也被爱国的企业主榨去几分钱，可是，等到凑到两三百万马克的时候，俾斯麦就伸手拿了一大半，把他祖先卖掉的世袭地中的一部分再买回来。当这位天才命令对自由思想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帝国议会议员进行一系列的诉讼，以便根据普鲁士邦法律中的一项腐朽条文，把他们从党的金库领到的日薪当作“有失身分”的收入而夺去的时候，俾斯麦的崇拜者尙且为俾斯麦侵吞捐款一事感到羞愧。但是，这些案子中有七件在第一审里被宣判无罪，另一件对当时被拘留在基尔和明斯特尔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代表进行了几年的案子也遭到失败。帝国检察官拒绝了以叛国罪对那些代表起诉的企图，向一些地方法院对秘密结社进行的控告也没有得逞。萨克森司法大臣阿贝肯终于使开姆尼茨（1883年，福尔马尔曾住在那里）的国家检察官唯命是听，可是开姆尼茨的法院却不听他的话。开姆尼茨地方法院反而宣判所有九名被告一律无罪，因为人们提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这些人进行刑法意义上的秘密结社。 1885年11月，帝国议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俾斯麦不久就同帝国议会争吵起来。首先是因为以充实国库和装满容克地主腰包为目的的烧酒专卖。原浆烧酒不在专卖范围之内，应保证生产者得到每一百公升三十五马克（最低三十马克，最高四十马克）的平均价格，而市场价格每一百公升仅为二十四马克。在后波美拉尼亚庄园里每月能出九万公升烧酒的烧酒商俾斯麦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个措施给容克地主格来多少利润。但是，帝国议会的多数派对于讨厌的专卖感到不如意，因为这个议案没有通过的可能，所以连容克也不敢投赞成票，他们由于害怕愤愤不平的公共舆论而徒劳地做出这种丑行。1886年3月27日，烧酒专卖提案在帝国议会由于除三票外全部反对而遭到否决。 同时帝国议会必须对延长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作出决定，一些情况表明，俾斯麦很想借此机会立即废止这个法令。可是，如果他真有这个意图，那么他不久就会相信，资产阶级反对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对抗情绪。他们并不是没有越来越感到反社会党人法令人不能忍受；甚至像格奈斯特这样的民族自由党人也公开谈到废除反社会党人法的必要性！可是《社会民主党人报》说得对，它对所有这些议论冷冷地评论说：当反社会党人法像火似地烧着统治阶级的手指的时候，它们就会废除它，而在这以前，它们是不会这样做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得了老年人的精力衰退的病症；当时班贝尔格尔看到永远朝气勃勃和敢于斗争的社会民主党就用羨慕的口气说：他们是有信仰的啊！自由思想党人非常高兴，因为这次他们可以不受责备地发表他们长篇的陈词滥调了，而教皇全权主义者则满足于用他们的“修正提案”的震耳欲聋的炮声把延长这个法令所需要的援军轰走。骗术已经嶽骗不了任何人了；同平常一样，“修正提案”飞到桌子下面去了，同平常一样，政府答应把它建议延长的期限缩短了两三年。 因为实在制造不出重大的政治事件，所以政府也就以能够得到的为满足了。普特卡默只从大引文口袋里拿出一件小小的法宝——《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一篇用历史的真实性评论普鲁土国家的女圣人——路易丝王后的文章，此外就着重谈到虽然不在德国，但在比利时发生的工人骚动，俾斯麦则试图歪曲倍倍尔关于俄国状况的十分中肯的言论，似乎德国社会民主党宣扬杀人。因为俾斯麦提出，马克思有没有“培养杀人犯”并派来杀害他——伟大的俾斯麦，是值得怀疑的，所以马克思的活着的两个女儿公开声明：在她们的父亲看来，俾斯麦只是一个可笑的人物，至多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有时很可利用的非自愿的助手；认为像马克思这样的人可能从事“培养杀人犯”的工作的恐怖小说式的想像再一次表明，马克思多么有理由只把俾斯麦看作是虽然十分狡猾，但却非常愚蠢的普鲁士容克，他完全没有能力理解任何伟大的历史运动。3月31日，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被以一百六十九票对一百三十七票延长两年，即至1883年9月30日为止。 资产阶级反对派使俾斯麦一普特卡默政府幸免于难，可是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却是不好说话的。在关于小戒严到期的辩论中，津格尔揭发了一个密探——警察伊林，他化名机械师马洛夫混进柏林的一个工人协会，企图在这里通过粗暴地侮辱皇帝、散发无政府主义印刷物，通过挑起爆炸谋杀事件而起破坏作用。普特卡默用来俺饰过去的密探活动的一切美妙借口，这次都没有发生作用；伊林一马洛夫是编制内的公务人员，他奉了上级的命令，直接违反结社法，化名在反社会党人法允许存在的工人协会中进行特务活动。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有企图犯罪的嫌疑，这种嫌疑由于许多的确凿的证人而成为绝对的事实。 人们理解，普特卡默为了减少这一揭发的份量而装作十分傲慢的样子，正如一个自由思想党议员所称呼他的，纯粹是个戏子。可是，他坚决让遭到不幸的现存制度支持者支配国家的进行仲裁的权力手段，国家检察官不得不以诽谤罪控告伊林-马洛夫的原告——作家克里斯滕森和瓦工别尔恩特；在两级的法律审判中，这个密探的官方上司热心为他辩护。根据他们的宣誓证言，这个密探是一个最无可非难的高尙人士；他们宁可采取不够慎重的态度，也不能让伊林一马洛夫受到一点委屈，因为，他们怎么能够指挥这样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去干那种必须从早到晚说谎、说谎还是说谎的工作呢！他们津津有味地谈到伊林提供的“有价值的材料”，而伊林本人至少暴露出了一些小小的缺点：他在自己的经典报告中经常把马克思和莫斯特相混。正直人士的整个生存决定于这些无知之徒的谚语，这件事也给资产阶级世界一个深刻的印象。只有由地方法官巴尔迪（271）修斯任庭长的陪审法庭还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判处两个被告六个月监禁；在高级法院面前，由于人们提出一大批反对伊林的证明材料，整个官方机器陷于崩溃，被告被宣判无罪，因为他们所说的全是真话。可是这时普特卡默仍然坚持到底，并给已被法院定罪的密探以令人“惊异的满足”，发给他普通荣誉奖章，对于不久以后，在进行类似活动时被揭发的警官纳波拉也是这样。 虽然如此，当社会民主党敢于触动打了官方印记的密探的时候，对俾斯麦一普特卡默政府来说，发酸了的“温和的实践”的牛奶已经凝成烈性的毒药了。尽管在公开的场合还显出英雄气概，而在自己的寂静的小屋里，政策的执行人也承认同1881年秋天的赤裸裸的暴力方法已经破产那样，1886年春天的收买办法也同样破产了。 [1]M，唐·吉诃德所乘马名。——译者 [2]恩格斯对航运补助金问题提出了重要的策略建议，参阅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第103-106页和第118页。——原编者 [3]血汗包工业《Schwitzmeisterschaft)——来源于在英国流行的对某些中间人的一种称呼“Sweater”(榨取工人血汗的雇主)一词，这些中间人从大企业包下工程，然后以尽量少的工资雇工完成，从工人的血汗中榨取利润，因此叫血汗制度。——原编者
第五章鞭子和糖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五章鞭子和糖果[1] 一救济穷人和奸细挑拨 二太子党和它的瓦解 三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 四占领巴伐利亚 反社会党人法的第二华时期的第二个阶段也延续了一年半的时间，即从1883年春天到1884年秋天。皇帝提的问题和无产阶级作的答复在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在原则上完成了的事情，在第二阶段则在实际上完成了：俾斯麦搞他的“社会改革”，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对此作了回答。 这一阶段反社会党人法的执行情况，同前一阶段差不多完全一样，只不过是鞭子下得更慢一些，糖果分得更多一些。对柏林工会总委员会的控告没有产生恶果，艾瓦德和他的同志被判处轻微罚金，同业联合会并没有被查封。1883年，当柏林工人第一次参加地方自治机关选举时，没有受到很大阻挠。这个选举虽然也是按三级选举制进行的，但同邦议会选举有所不同，那就是各阶级都选举自己的代表。普特卡默神气活现地回答进步党人的不体面的抱怨说：“如果第四等级在地方自治机关选举中共同合作，以便能够申诉他们的一定的疾苦，那么谁给我们权利，把这些人置于反社会党人法第一条和第九条之下呢？这样做，就是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自从1884年1月以来，工人的报纸《柏林人民报》也能每天出版了。①可是，另一方面1883年在柏林有四十六次工人集会被解散，而1884年甚至有八十次工人集会被解散。同首都相仿，鞭子和糖果的政策在全国执行。 工人对这种政策的反应，同俾斯麦和普特卡默的愿望是完全相反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指出这种政策的特点说，政府要想驱使工人先作为绊脚石反对自由主义，然后，如果他们碰了壁，便又俯首帖耳。可是，正是这种反复无常，随心所欲的统治比一贯执行的、虽然还很严酷的迫害，更使工人气愤。对于一个无情的敌人，人们至少可以对他的诚实表示尊重。“可是，如果敌人不是力图消灭我们，而是想收买我们，如果他剥夺我们的权利，使我们的家庭遭受贫困，并不是因为在他看来我们的目的是不道德的和有害的，而是因为我们不被他们收买，那么我们的憎恨不仅更加强烈，而且除了憎恨还有鄙视：我们鄙视俾斯麦及其仆从，我们鄙视他的严酷，我们更鄙视他的宽大。”在社会民主党的传单上，下面两句话成了流行语：他的糖果——我们鄙视，他的鞭子——我们粉碎。 那位被谄媚者团团围住的“世俗人”，丝毫也不了解工人们的这种语言。他仍然希望，利用施舍的社会主义争取“被引入破途的群众”，利用奸细的挑拨使“罪恶的首领”陷入绝境。他把资产阶级反对派推入左右为难的境地，要么利用“瓦解活动”进行共同事业，从而在本阶级面前身败名裂；要么对反社会党人法不管不顾，从而失去群众的一切信任。如果资产阶级反对派能像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那样立场坚定，那么俾斯麦这时就失败了。反社会党人法的第二个时期的第二阶段的中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反对派是否坚持立场。 一救济穷人和奸细挑拨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以后，帝国议会终于完成了疾病保险法，虽然俾斯麦为了使意外灾难保险法在议会通过，又发布了一个皇帝告谕，但是帝国议会再一次把这个法案推到一边去了。直到1884年，这个法令的第三个草案才获得通过，这个草案放弃了国家补助，其他方面也是按照大工业家的指示制定的。政府和帝国议会为了完成几个“社会改革的”法令，用了整整一个立法时期，很难说，这些法令中哪一个法令更不完善。 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这乏味的讨论中采取了哥本哈根决议规定的立场。从原则上说，这些法令同社会改革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们也没有接触到现代工人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而是在救济穷人这方面打圈子，早在现代工业出现以前，即自从产生穷人的阶级社会出现之日起，这个问题就存在了。把济贫工作的偶然的改善冒“社会改革”，是资产阶级方面也早已指出过的两面手法；十年前，阿尔伯特•朗格写道：“为了维持和巩固工人对上层阶级的依赖或精神上的从属地位，而对工人状况进行少许物质上的改善，凡具有这种倾向的一切政治措施都应遭到唾弃。”而疾病保险法和意外灾难保险法，恰恰具有阿尔伯特•朗格所说的“绝对遭到唾弃”的倾向。它们不是“社会”改革，而是乞食改革，因为它们想用保护有病或遭到不幸的工人不致求乞的可疑许诺，把工人阶级再置于资本的压迫之下。对于德国工人来说，这方面的一切自我欺骗早就被排除了，社会民主党议员曾经预言，按照它们的制定者的意图而制定出来的这些和类似的法令，对革命的工人阶级不会发生任何影响，此后十几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个预言是正确的。 可是，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济贫工作根据情况可以做得好些，也可以做得坏些，就不排斥一种实际的合作。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把自己放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它主张，意外灾难保险应该是企业主的事，他们不应让国库或工人自己出钱，疾病保险是工人的事情，他们不向国家也不向企业主恳求施舍，而只要求对社会所有其他阶级都是理所当然的事：独立自主地管理自己的疾病保险金。社会民主党发言人这样明确地详细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专门知识远远超过了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的发言人，然而他们的建议仍然遭到否决。 对统治阶级来说，改进济贫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们所关心的是，端上一碗只能看不能吃的菜来迷惑工人，使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且尽可能还要他们付钱。即使在最无能的官僚中，也不是完全没有能干的人材，做最后必须由每个统治阶级做的事情。对工人保险真正有所了解的几个普鲁士商业部的枢密顾问，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把工人保险办得合理一些，枢密顾问洛曼更是这样。他迫切耍求国家对工厂进行严格的监督，要求企业主有义务立即公布他们的企业中发生的所有意外灾难，耍求颁布技术保护条例。事实上，这是认真实行意外灾难保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可是正因为如此，“它们给工业添了麻烦”，就使俾斯麦感到嫌恶。他尽量压制刚刚露头的国家对工厂的监督，让普鲁士商业部拟定的、关于企业主报告意外灾难的义务的法令草案和一个专家委员会拟定的很不坚决的保护条例，从联邦议会里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官方的“社会改革”的实质，不可能再暴露得更清楚了。政府和帝国议会的资产阶级多数派以最不适当的方式，把疾病保险和意外灾难保险结合起来，以便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一官僚的奇怪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官吏和企业主的权力大，工人权力小。自从现代工人问题出现以来，具有社会改革精神的“合作组织”，无论何时何地都被看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才在进行剥削的资本中发现了，“人民生活”及其“道德基础”的“实际力量”（皇帝的告谕庄严地谈到这些词句），并在官僚庇护之下，为这种资本建立一个新的组织，这就是俾斯麦的划时代的功绩。 倘若社会民主党议员因此而受到欺骗，那么他们就为了几个银币出卖了无产阶级的不可放弃的权利。他们既反对疾病保险法，也反对意外灾难保险法，俾斯麦一再企图借此使他们处于困境，可是连一个工人也没有上他的当。由于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反对按照警察和行会的观点把工业法规往回修改而对它进行的指控，也没有达到目的。自由贸易派的一切表面的和实际的弊害，都抵不上落后的警察统治的大弊害，并且德国工人阶级从来就不喜欢要靠帮工和学徒的汗水养活自己的顽固的手工业行东。 正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日益成长壮大，超过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时候，德国的无政府主义日益受到挑拨分子的欺骗，这并不是因为德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完全由流氓和吹牛家，或者只是由落后的工人组成的；其中也有热情性急的人，他们犯了从心理上可以解释的、在政治上害处很大的错误，即认为只有用暴力才能打退对工人阶级的暴力镇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真正危险，恰恰存在于霍尔斯坦的木器工人内弗这样一些人的身上，他们随时准备为了自己的信念牺牲自由和生命。他们的忠实可靠的性格使他们获得了工人的信任，而他们的热狂的狭隘性使他们接受了奸细的怂恿。然而无政府主义宣传没有能在德国工人中广泛展开。莫斯特自从被从英国监狱释放以后退居纽约，在那里也出版《自由》，写的文章比过去更狂妄，对德国工人更不发生影响。无政府主义者的金库仍然空虚，因为进行无政府主义战斗也需要钱，所以“社会革命派”策略的一种新形式——卑鄙的图财害命得到发展，这个形式立即得到打进来的警探的细心照料。 早在1882年7月，维也纳的鞋厂厂主梅尔施塔林格就被无政府主义者用哥罗仿麻醉过去，抢走了一千古尔登①。在这个罪行的聪明的主谋人中，有一个叫霍策的，逃到了美国，而奥地利政府并没有要求引渡他。奥地利政府担心，霍策不会被引渡，因为他所策划的抢劫是有政治背景的，可是华盛顿政府解除了奥地利政府的顾虑，它表示愿意引渡这个普通罪犯，可是多瑙河畔的救国者仍然疑虑重重。到了1883年秋天，即在苏黎世举行的一次无政府主义代表议会以后，图财害命的策略才得到更大发展。参加这种活动的有：西里西亚的鞋匠施特尔马赫（《自由》在瑞士出版期间才，他曾任该报编辑）和两个奥地利人——装订工人卡梅雷尔和木器工人库米茨，但也有奸细施勒德尔―布伦瓦尔特和另一个德国警探机械匠考夫曼。图财害命的案件接二连三发生：10月22日杀害了斯特拉斯堡的药剂师林哈尔特和一个哨兵；10月29日，在法兰克福警察大楼进行了爆炸；11月21日，杀害了斯图加特的银行家海尔布隆纳尔；终于，12月15日，在维也纳枪杀了警官赫卢贝克；1884年1月10日，为谋财而杀害了票据经济人艾泽特和他的两个儿子；1月25日枪杀了警探布洛希。 这些罪行的主犯没有完全查出来。在法兰克福警察大楼进行的没有发生很大损害的爆[2]炸，可能是正直的卢普夫的一项私人娱乐。可是库米茨、卡梅雷尔和施特尔马赫参与了大多数的罪行，这是人所共知的。当施特尔马赫在维也纳受审时，无政府主义策略又出现了另一种变形。施特尔马赫曾给米尔豪曾的警察局督察卡尔腾巴赫和驻伯尔尼的奥地利公使写信，表示自己愿意充当密探，并不是打算真正执行这一职务，而是为了用这种方式骗钱，他的同志也同意他这样做。施特尔马赫一直到上绞架态度都很倔强，死的时候仍然坚信自己的事业，可是，既然一种事业的界限已经完全湮没在最卑鄙的罪行和最低劣的密探行径之中，那么这种事业又能产生什么结果呢！施特尔马赫被处死以后，在瑞士出现了许多要求为他报仇的恐怖的招贴，这些招贴是德累斯顿的洋铁匠魏斯张贴的。当这个小流氓因此而在利斯塔尔受审时，他也暴露出自己是一个德国警探。他的揭露使米尔奈曾的警察局督察卡尔腾巴赫得了一场致命的中风症。这个可怜的爱国者在为神圣财产进行的斗争中也倒了大霉。与此同时，苏黎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还揭发出德国警探弗里德曼，他常在无政府主义的集会上慷慨激昂地声称：我们的皇帝，我们的皇帝应该上绞架。 1883年秋天，在爱北斐特一巴门发生了另一批无政府主义“行动”。这些行动的领导人是排字工人奥古斯特・赖因斯多夫，他出生于莱比锡郊区，1877年就因进行无政府主义阴谋活动，被社会民主党开除出党。很长时间以为他是警探，其实他不是，他也没有像卡梅雷尔和施特尔马赫那样从事卑鄙的犯罪活动，可是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按照警察的喜好活动的阴谋家。他周围有五六个信徒，他们几乎全是不成熟的靑年，他就指使这些人进行爆炸谋杀活动。这种活动进行了三次，没有伤害一个人，在最重要的一次尝试中，爆炸的也不是硝化甘油炸药。患了严重的肺病躺在医院里的赖因斯多夫把鞍匠卢普施和排字工人屈希勒尔派往吕德斯海姆，打算在9月27日，趁德皇及其随从为尼德瓦尔德的徳国女神纪念碑揭幕时，把他们炸死。据赖因斯多夫自己说，这个远征队的经费大部分都是警察供给的，这种说法所以没有在文书上肯定下来，只是因为捐了可疑的四十马克的织工帕尔姆不但没有受到控告，反而出庭作证，他对经费来源一句话也不肯说。帝国最高法院对这个在案件结束后就公然为警察效劳的“证人”的宣誓未加考虑。谋刺的方式十分幼稚，以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虽然如此，这个谋刺行动是怎样被“发现”的，为什么平时不断宣扬“社会党人的谋杀”而在“发现”这一谋刺事件后没有大肆宣扬，这一点后来在帝国最高法院审判时，仍然没有弄清。 如果由于帝国议会反对延共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限，因此不得不解散它的话，进行巨大的选举欺骗，看来是不利的。为了给延长该法的有效期限制造必要的情绪，密探们提供了足够数量的谋刺案件。 二太子党和它的瓦解 反社会党人法于1884年9月30日满期，不多几个星期以后，帝国议会的委任期限也到期了。俾斯麦企图利用这次会议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半年前，8月里的一个美丽的早晨，当自由思想党出人意外地出现在角力场上的时候，他的这个企图得到了一个新的动力。这个党是由进步党人和分离派秘密组成的，而这两派中的任何一派都认为，征求选民的意见的努力是没有价值的。这个党的意义当然不是一个秘密，对俾斯麦来说，尤其不是这样。这个新党首先受到皇太子的祝贺，因此好挖苦的人就立即称它为太子党。当时年近九十的皇帝不久于人世，皇太子希望有一个自己即位时可以依靠的“自由派大党”。 可惜，这个大党本身除去依靠“自由派”的皇太子以外，没有任何支柱！1881年以来，自由党反对派执行了一种无比软弱的政策。甚至南德人民党也是这样，这个党同心胸狭窄的进步党人的区别，最多只是它更会说空话而已；在这两个党内，必要时能够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并受到真正的党的领袖嫉视的人，是屈指可数的。分离派无非是“被激怒的自由贸易主义者”。这个反对派的唯一功绩也就是，反对进一步提高关税率；分离派甚至对新财政关税问题也不是很有了解的。新党的纲领代表了活动资本的阶级利益，并用自由、国民福利等等一般词句装饰门面；为了有面奏皇帝的资格，进步党人取消了他们的旧纲领中的最进步的几条，或者加以修改，使得对王朝毫无损伤。进步党的选民对此发出了一些怨言，党的领袖为了安慰选民，提出保证说，分离派美人在结婚时带来了值钱的嫁妆；新联盟的盟员将不赞成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限。 自由思想党的纲领中确实写着：不论任何人任何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且一切还有一点远见的自由党人都想废除反社会党人法，这也不是不可置信的。在资产阶级的有教养的阶层中，已经有人为这个“不幸的法令”叹息，只有时髦哲学家冯•哈特曼公然赞扬这个法令的“教育作用”，哈特曼想用自己的例子证明，黑格尔死后五十年，资产阶级哲学的确已经腐朽透顶了。谁也不能要求自由资产阶级，为了革命的无产阶级而损害它的觐见资格，可是反社会党人法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堕落，使它受的害处最大。非常法给它带来了损失，却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利益。如果它要想保持觐见资格，如果它要想给皇太子提供一个可靠的支柱，它就必须尽速取消这个“不幸的法令”。 俾斯麦十分殷勤，在这个新党刚成立不久，他就请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他要求帝国议会把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再延长两年。3月20日和21日就对他的提案进行了第一读，同时还对继续在柏林、汉堡和莱比锡实行小戒严的问题进行了辩论。政府当然把无政府主义者的罪行当作主要王牌，其实应该对这些罪行负责的只有政府自己。倍倍尔说：“只是因为有了反社会党人法，所以才可能产生无政府主义者，反社会党人法的制造者也就是无政府主义行动的制造者，哈森克莱维尔、格里林伯格和李卜克内西也根据同样的精神发了言；他们毫不费力地指出，当代历史的每个内行的观察家都知道，社会民主党不但不赞助罪恶的无政府主义，反而是防止无政府主义的可怕蔓延的唯一堤坝。普特卡默拖出那个装满引文的大口袋，来反对社会民主党本身。可是他从这个无穷无尽的宝库中，除了拿出从倍倍尔《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中摘出的而且还加以歪曲的几段引文而外，变不出任何别的东西。甚至忠实的《国民报》对这件事也发了牢騷。这家报纸认为，既然在旗布反社会党人法时，某些事情已被固定下来，那么就不应禁止倍倍尔在他的著作中进行的抽象推论的尝试。俾斯麦就天主教会是否对社会民主党进行坚决抵抗这个老问题，同文特霍尔斯特进行了争论。亨内尔认为反社会党人法的害处是，资产阶级政党忘记保持彼此间的“一定联合”以反对共同的敌人——社会民主党。太子党的这个供状，并没有使自己非常光荣地成为“反动的一帮”，资产阶级反对党没有干脆反对政府的草案，却把它推给一个委员会，这就是改变主张的第一步。尽管如此，第二天祝贺皇帝八十八岁诞辰的帝国议会代表团还受到了严厉的责备，听到这样的威胁：皇帝将把否決政府提案看作是对他个人的打击。假如人们过去对俾斯麦的意图还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现在这种怀疑就不存在了，如果帝国议会不屈服，谋刺案那年的选举就要重演。 在这种预示下，委员会的会议形成了一场十分卑鄙的戏剧。文特霍尔斯特提出了自己的“修正建议”，这些建议可能便警察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可以比过去更多地摆脱法律的克缚。亨内尔主张加重普通法，这就使无产阶级逃出狼窝又入虎口。这些只要颁布非常法他们就“坚持反对”的人，现在想方设法要赞成这个常常遭到诅咒的法令。进步党人走了一步比较巧妙的棋，他们提出了神秘的尼德瓦尔德谋刺案，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政府的选举计划，可是他们没有就这件事对密探的挑拨行为进行有力的批判，反而提出了炸药法，恐怕这是现代国家的立法所做的最不合理的行为。所有恳求和悲叹足以使石头人动心，可是普特卡默接受了俾斯麦的最严格的命令，他简单地宣布：注意，先生们，这里是障碍，你们跳吧！ 他们确实跳了。半官方的选举机器已经完全开动起来，太子党经不住这种压力。这个党的内部斗争在蒙森写给他的科堡选民的一封信中忠实地反映出来。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在这封信里用值得赞扬的敏锐眼光不仅指出反社会党人法是没有用处的，而且也指出这个法令是非常有害的，可是最后却说：如果政府坚持这个法令，我也赞成，一切祸害都落到它的头上。教皇全权主义者中有三十九人、自由思想党人中有二十七人改变了主张；因为欧根・李希特尔对和平还没有信心，所以他就叫他的助手奥托•海尔梅斯给从前的进步党人写信说，你们在帝国议会里参加表决是不必要的。这些信件的原文具在，海尔梅斯也承认这些信是他受李希特尔之托而写的。如果李希特尔为自己寻找借口说，撤销命令不是“根据党领导的命令”进行的，那么这种说法就同普特卡默的说法同样高明：普特卡默说，没有一个密探是“根据政府的命令”培养起来的。仿佛这些事情任何时候都是官方所作的，如果这两位“伟大的政治家”希望为自己的热烈的誓言找到深信不疑的公众，他们对于人类轻信的扩张能力一定有独特的理解。此外于李希特尔还为他的二十七个党员临阵脱逃辩护，正好像一个女子硬说自己还是一个处女，因她只生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他说：一次不能算数，将来我们一定更坚决地反对应该诅咒的非常法。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可是由于他们动摇不定，他们从没有能够对这个法令作出决定。5月10日，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两年的议案以一百八十九票对一百五十七票通过。 在二读和三读的会议中，阴谋的实质明显地暴露出来。俾斯麦声嘶力竭地向太子党挑起激烈的战斗，刚刚毁灭了自己的党的前途的李希特尔同样激烈地回答说，下次选举将保证自由主义的前途。两只好斗的公鸡只是附带地谈到反社会党人法，可是俾斯麦趁此机会扔山了劳动权的诱饵，说普鲁士邦的法律保证无产阶级享受这种权利。德国的教授们立即写关于矛盾的意味深长的论文，而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对这件事只是表示鄙视；它提出了一个讽刺性的提案说，希望俾斯麦尽快提出一个实现劳动权的法律草案。社会民主党议员一向保持自己的尊严，坚持实事求是地参加辩论，在这些辩论中，剥夺工人权利必然为同反社会党人法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个人的和政治的权力问题作卑劣的幌子。他们仅仅驳斥了敌人们的事实上的虛伪，三读结束时，通过李卜克内西宣读的一个声明，确定了事实。 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限延长以后不久，资产阶级反对派提出、普特卡默雅致地加以美化的炸药法也通过了。刚才还明争暗斗的多数派各党，现在齐心毋力地反对社会民主党对它们共同的拙劣作品的批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因为它不能表达自已的现点，所以它在投票时弃权。哈森克莱维尔代表议会党团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在声明中确定这个奇怪的法令是不能接受的，至于政府想用什么办法制服它自己培养的无政府主义，那是政府的事。大家知道，炸药法没有触动无政府主义犯罪分子一根毫毛，却使许多无辜的工商业者遭到不幸。 如果说太子党曾经希望利用自己在政治上受屈辱，至少挫败俾斯麦的竞选活动，那么它在这一点上也犯了错误。延长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限的提案通过以后，俾斯麦就已经打出了一张新王牌——殖民政策。在这以前，他是这个政策的坚决反对者。1871年3月，谣传俾斯麦想取得法国殖民地来补偿军费，俾斯麦说：“我不要任何殖民地。殖民地只能起供给基地的作用。对于我们德国来说，这种殖民地就像没有衬衫的波当贵族家庭的绸面黑貂皮衣服一样。”七十年代的危机以后，资本主义集团中产生了一种殖民热狂，而俾斯麦仍然置若罔闻。这种殖民热狂的目标是农业殖民地，为的是通过有组织的移民，防止所谓社会苦难的主要源泉——人口过剩，同时保证德国工业有新的富裕的购买者，俾斯麦不听这一套，有一次他在帝国议会中说，“我不赞成移民，在我看来，一个把自己的祖国当作一件旧上衣扔掉的德国，已经不是德国人了”。人们怎么能够要求这个经常是所有狠心的地主中最狠心的易北河以东的容克，赞成没有产业的雇农移居国外呢？移民必然使农业无产阶级的工资上涨。可是现在，当资产阶级为商业殖民地，即为最严重的剥削的新场所开始宣传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1884年4月，俾斯麦令人惊奇地打电报给驻开普敦的德国领事，叫他把一个不来梅商人在西南非洲的居住地安格拉•贝昆纳置于德意志帝国保护之下。同时他派总领事纳赫提加尔乘德国军舰到喀麦隆和多哥去，在那里升上德国旗帜。然后半官方的和甘心效劳的报刊就用一切高压造成班贝尔格尔曾怀着镰恶的心情嘲笑过的“射击比赛的情绪”。事实上，俾斯麦使太子党的几块柱石（一方面是大船舶业、大商业，另一方面是啤酒桌上的庸人）发生了动摇。他在帝国议会中说，王室的商人应该管理那些帝国花了很少的钱就得到的新殖民地。这样就打消了庸人对自己的钱包的顾虑。俾斯麦用一番讽剌话激起了庸人的经常存在于饭桌以外的无限的事业欲，他说，到现在为止，德国人是闭门不出的人，他们在图林根山上会餐，把背脊朝着海。这时自由党反对派所培养的民族陶醉感并没有反抗。 当太子党不敢原则上反对殖民政策的时候，它的处境就更恶劣了。它是一个地道的资本家政党，每只资本主义公猫嗅到利润的气味，都高兴得咪咪叫。这是它的不可消除的本性。班贝尔格尔和李希特尔仅仅指出，俾斯麦的殖民政策是一项不利的买卖，赚不了钱，却要花很多本钱，不能增加民族光荣，反而减少民族光荣，使帝国的对外政策受到许多“责难”。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可是1884年夏天，这股冷水不能使昏昏沉沉的庸人清醒过来。俾斯麦的交易所朋友布莱希勒德之流拿出几百万马克，建立剥削新殖民地的公司，无数的雇佣文人用美丽的词藻描写了据说埋在非洲沙漠和泥沼中的无穷无尽的宝藏。这样就在大资产阶级，特别也在小资产阶级中引起一种醉意，仿佛一个新的滥设公司欺骗的时期又开始了似的。 在这次竞选中，俾斯麦没有提出烟草专卖和类似的口号。他就热中于社会改革和殖民政策，反对所谓要使德意志民族失去这种光荣地位的卖国的自由思想。保守党人唱着同一个调子，自由思想党建立后、在海德尔堡会议上断然投靠政府的民族自由党人也是这样。自由思想党的竞选策略已经够可怜的了，为俾斯麦制造热狂的煽动者的民族自由党的竞选策略却更加可怜。太子党没有以牙还牙，它没有在自己的旗帜上写：打倒俾斯麦！而只是悲哀地呻吟：我们是这样善良的爱国者，人们怎么可以叫我们卖国贼呢！这个党的许多领袖，如福尔肯贝克预定今后也投票赞成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限，这就给了这个党以致命的一击。它失去了四十个议席，其中有三十个以上为老保守党所得，民族自由党人得到了叛徒应得的报酬，从猎获物中只得到很少一点，同一个巴结的奴仆所得到的酒钱相仿。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给保守党一教皇全权主义者多数派铺平了走进帝国议会的道路口。 这不是俾斯麦的全部希望，因为除了保守党一教室全权主义者多数派以外，还没有形成保守党一民族自由党多数派。可是一个保护关税的多数派已经形成了，因为老皇还平安无事地活下去，所以进行了第二次袭击，取得了更好的成绩。无产阶级的坚定、勇敢的态度使容克地主受到沉重的打击，资产阶级只要撞他一下，他就倒了，可是资产阶级不但没有撞倒容克地主，反而被快垮台的容克地主弄得完全垮台。这是三月革命后在德国常常发生而且今后还要常常发生的事情。 三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 10月28日是社会民主党的胜利日。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后不久，倍倍尔在汉堡第一区的一次补选中获胜，因而在这个立法时期结束时，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就有了十三人。在改选中，社会民主党共得二十四个议席，五十四万九千九百九十票，比1881年多二十三万八千零二十九票，由总票数的百分之六点一上升到百分之九点七，对党来说所得票数更为重要。 竞选的准备工作是根据哥本哈根决议进行的。议会党团成立了一个中央选举委员会，由奥艾尔、倍倍尔，格里林伯格，哈森克莱维尔和李卜克内西组成，散发了一百五十万份竞选宣言，取得了很大效果；宣言用不多的篇幅指出，保护关税论者、行会拥护者、殖民狂人以及其他庸医（不管他们叫什么名字）的疗法，都不能医好病态社会，只有采取科学共产主义指出的途径，社会才能恢复健康。宣言使用了明确、平静，令人信服的语言，毫不夸张，但也不含糊。揭露了一切非法的选举阴谋的指导性小册子也起了很好的作用；而且现在工人对反社会党人法已经习惯了，不那么容易被人吓呆了。 在这次选举中，工人们没有受到像1878年和1881年那样严重的压迫。在投票检査中，帝国议会对于同一切法律概念毫不相容的、令人愤慨的警察专横行为或到有点羞愧，并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将来发生类似情形。帝国议会决定，由社会民主党人申请举行的选举集会，甚至在申请时提到有社会民主党员在这个集会上发言，也不应用反社会党人法禁止这种集会。此外，帝国议会还在营业法规中加上这一规定，即选票不是反社会党人法中所说的印刷品。这样就撤销了帝国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因为普特卡默曾令人动心地抱怨说，缺乏一种手段来禁止利用选票进行选举宣传，之后帝国最高法院就宣布选票是反社会党人法上所说的印刷物。当然许多警察机关不理帝国议会的决议；如果在一个有资产阶级法律习惯的国家，工人在1884年选举中所受到的警察压迫和其他压迫，仍然是一种极端专横的行为；可是按照普鲁士一德意志的概念，社会民主党的宣传是一种自由的活动。 同过去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活动在三个戒严区取得的胜利最大。在初选中取得的新胜利中，有五个是辉煌的；柏林第四区（津格尔），得二万五千三百八十六票，汉堡第一区（倍倍尔，得一万二千二百八十票，汉堡第二区（迪茨），得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六票，阿尔托那（弗罗默），得一万零二百六十六票，莱比锡郊区（菲勒克）得一万五千二百三十八票。柏林的六个选区共得六万八千二百七十五票，汉堡的三个选区和阿尔托那共得四万六千五百五十票，莱比锡市区和郊区共得二万四千九百一十四票。在柏林，施特克尔和瓦格纳的社会蛊惑使出了一切欺骗伎俩，在汉堡，所有工人集会都受到阻止，在莱比锡，没有一份报纸是用一种起码的公正态度对待工人的。人们不知道，谁应该受到嘉奖，《社会民主党人报》用赞扬的口气写道，应该受到嘉奖的是德国西北部的密集方阵，帝国首都北部和东南部的坚强堡垒和莱比錫市区和郊区的社会主义工人营。 在主要选举中获得的其他四个议席分布在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党的老根据地：格劳豪一梅朗内（奥艾尔）、茨维考一格里米乔（施托尔）、开姆尼茨（盖泽尔）和罗伊斯长系（布洛斯）。此外，党参加了二十四次复选：在柏林第六区和汉堡第三区（这个大商业城市的郊区），在莱茵区和萨克森的旧根据地：爱北斐特一巴门，佐林根，德累斯顿旧城、奥尔巴赫一赖辛巴赫，在七个普鲁士的地方中心：布勒斯劳第一区和第二区、科尼斯堡、马格德堡、卡塞尔、汉诺威，基尔，在三个北德或中德小邦：不伦瑞克第一区、哥达、罗伊斯幼系，在美因郜的五个选区：法兰克福、达姆斯塔特、奥芬巴赫、美因茲、哈瑙，最后在南德的三个选区：纽伦堡，慕尼黑第二区和法兰肯塔尔一施派耶尔。 在许多地方，参加复选的是资产阶级候选人，党必须采取抉择。从前的选举多次表明，虽然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一般建议在这种场合放弃投票，可是哪怕是资产阶级左派的一个比较像样的候选人参加复选，社会民主党员的战斗热情就控制不住。这次中央选举委员会也不得不向这种潮流让步；10月30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发表了一个宣言，作了这样的规定：敌对党派进行复选时，社会民主党员只有当敌对党派的候选人是下述人物时才参加投票，这些人坚决、明确地表示有责任投票反对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限，反对加重刑法，反对侵犯或限制普选权，反对延长立法时期，反对采用劳动簿，反对新关税和新生活必需品税。 复选在11月中旬结束。社会民主党在复选中得了十五个议席：柏林第六区（哈森克莱维尔）、布勒斯劳第一区（克雷克尔）、布勒斯劳第二区（哈森克莱维尔）、马格德堡（海涅）、汉诺威（迈斯特尔）、佐林根（舒马赫）、爱北斐特―巴门（哈尔姆）、奥尔巴赫-赖辛巴赫（凯塞尔）、不伦瑞克（布洛斯）、哥达（博克），罗伊斯幼系（勒迪格尔）、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萨博尔）、奥芬巴赫（李卜克内西）、纽伦堡（格里林伯格）和慕尼黑第二区（福尔马尔）。哈森克莱维尔在奇勒斯劳第二区，布洛斯在不伦瑞克就职。在补选中，柏林第六区（普方库赫）和罗伊斯长系（维麦尔）都保住了。党丧失的选区有：弗赖贝克、米特魏达和哈瑙；夺回的老选区是：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阿尔托那、格劳豪一梅朗内、奥尔巴赫一赖辛巴赫、莱比锡郊区和爱北斐特一巴门；第一次占领的选区有：不伦瑞克第一区、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哥达、汉诺威、马格德堡、罗伊斯幼系和慕尼黑第二区。 虽然社会民主党领导选举的机关在复选中尽可能支持自由思想党人，但是遭到失败的太子党却力图用自己的特殊方式缩小工人党的选举成果，这个党硬说，社会民主党在复选中得到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的支持。当然其目的首先是要冲垮自由的坚固堡垒即太子党；除了由于“背叛”而外，欧根・李希特尔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多的打击（如果人们相信他自己所说的话）。在1884年的复选中，在许多选区，如汉诺威、马格德堡、慕尼黑第二区，民族自由党人，甚至保守党人投了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票，这是事实。《科隆日报》也说，在某些情况下，社会民主党议员同进步党议员相比，是较小的祸害，马格德堡警察局长也说了类似的话。不管由此得出什么反对民族自由党人或保守党人的结论，但是不能不考虑到，这样就贬低了社会民主党在竞选中取得的胜利。即使这个议席或那个议席是由于反动派的未经请求的、不受欢迎的帮助得来的，也远不能消除社会民主党议席数和得票数之间存在的明显的不成比例的情况，这种情况当时存在，以前和以后也经常存在，并且自由思想党英雄同“最阴险的反动派”的同盟不断地制造这种情况。在1884年的复选中，假如社会民主党在某个地方，用某种方式向反动党派献媚，那么它才做了有失体面的事。但是这种事情从未有过。 相反地，在这些复选中，“反动的一帮”的没有主见是令人吃惊的。在李卜克内西同一个民族自由党人竞选的奥芬巴赫，民族自由党散发了一份传单，那上面写道：“杀人犯赫德尔、诺比林、卡梅雷尔，施特尔马赫的名字带有敌人即社会民主党的特征，社会民主党公开宣布，它的道路是从鲜血和死尸上通过的，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可是，在迈斯特尔同汉诺威王党分子布吕埃尔竞选的汉诺威，民族自由党人却恭顺地跟着社会民主党人跑。他们宣称，迈斯特尔“本来”是俾斯麦的“社会改革”的拥护者，虽然社会民主党的竞选宣言中说：“民族自由党，这个没有节操的党、政治伪善的党死了，而且已经腐烂了……它仅仅是一群小丑……德国的反动派所以变得如此强大，应该归功于这个党的可的怯懦和没有节操……帝国议会至今制定的社会政治法令（疾病保险法和意外灾难保险法）十分恶劣，以致我们的代表不得不投反对票……今天政府和保守党人所实行的国家社会主义纯粹是一种骗局》”尽管如此，民族自由党人仍然把迈斯特尔当作俾斯麦的“真正的”拥护者，投了他的票，这样人们就可能怀疑，是更应该敬佩这些绅士的厚颜无耻呢，还是更应该敬佩他们的爱真理的精神。可是这种怀疑也适用于自由思想党一人民党的报纸，这些报纸面对这些事实，大谈所谓“反动派和社会民主党”的同盟。 比如《法兰克福日报》为它热爱的，但已无可挽救地失败了的宗纳曼发表了一个竞选宣言，这家报纸在它的本地消息中用赞扬的口气谈到这个宣言时说，这个宣言是由法兰克福工商业界、法律界的最杰出的代表发出的，这些人大部分属于民族自由党，也有一部分属于保守党和教皇全权主义者党。在这一号的政治评论中，报纸又厚颜无耻地说，“保守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本来就是兄弟，他们追求同一个目标，同甘共苦，是一对可敬的兄弟。”《社会民主党人报》对这种说法作了尖锐的批判，它说，这家商业报纸大概估计到，只有傻瓜才读它的政治评论。 人民群众开始厌恶资产阶级政党的行为，这是1884年选举的明显的特征之一。如果我们查一查关于选举的官方统计，就可以看到，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前，工人运动已经深深扎下了根的地方，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数都大大增加了。在萨克森王国，以十二万八千一百二十四票达到了1875年的水平；在贝尔格一马尔克工业区，在美因郜，在不伦瑞克和汉诺威，在萨克森省，在西里西亚和图林根，都得到了同样好、甚至更好的成果。即使在小资产阶级或小农观点占统治地位的地区，紅旗也开始重新在风中快活地飄扬着。 这样一来，回溯到德意志帝国成立的最初几年的一种发展又重新开始了。这种发展被反社会党人法的突然冲击和资产阶级社会蛊惑的诱骗所打断，只有现代大工业无产阶级才能一开始就对这种打击和诱骗进行同等程度的坚决反抗。如果社会民主党的宣传现在又在工业扫帚还没有扫平的土地上前进，那么同十年前相比，情况已经有利得多了。人民群众的失望比七十年代初期更彻底、更持久。他们领教过资产阶级医治社会贫困的药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自由党的自由贸易制度和反动的行会制度，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们之中最健全、最能干的阶层开始认识到，只有社会民主党的根本疗法对他们有所帮助，或者至少看到，一切受苦人和被压迫者只有在这个原则明确并忠于原则的党身上，找到可靠的支柱。不仅保守党的和自由党的欺骗已经完全失效，而且教皇全权主义者的期骗也开始失效。为了掠夺群众，文化斗争越是堕落，中央党的内在反动性质就暴露得越明显。恐怕没有一个选举结果像教皇全权主义者的要塞科伦和慕尼黑受到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袭击而动摇这样引人注目了。 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均衡地克服了各种各样的障碍，因此这种宣传的扩展就更有重要意义。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在勃兰登堡、梅克伦堡、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斯坦打退了封建容克地主，在巴登和维尔腾堡打退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在亚尔萨德斯一洛林，社会民主党得了三千一百十一票，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从曼海姆到科尼斯堡，横穿整个帝国，几乎已经形成了一条党的连续不断的哨兵线。德雷斯巴赫在曼海姆得了五千多票，不久以后在一次补选中以约七千票进入复选；他和另一个同志当选为市议会议员，在市民委员会中，有十六名社会民主党人代表第三等级。对科尼斯堡根本没有抱什么希望。根据1882年的职业调查，同所有大城市中比较起来，这个城市的工业最少，而独立的小企业却得到特殊的发展。到1878年为止，科尼斯堡的社会民主党主要由几个受约翰•雅科比影响的、激进的思想家组成，而绝大多数人又都受到反社会党人法的迫害。1881年选举时，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只得了二百八十四票，这支小小的队伍是钳工师傅果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集结起来的。果道由于参加社会民主党，被东部铁路工厂开除出厂；他到別的地方找工作，也因同样的理由遭到拒绝，结果他只得当小行东，亲身体会到小手工业的一切痛苦，他善于用动人的言词教育不是它自己的意向而是苦难把它推进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学术界的先锋战士不如这个真正的无产者，他虽然患了无产者病，身体口益衰弱，可是他仍然充满了求知的欲望。现在党在科尼斯堡已经得到四千三百四十九禀，这首先是他的功劳。 可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可遏止的分化日益把一切历史任务（解决这些任务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转嫁到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宽肩上，这个事实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在德意志帝国的第二大邦——巴伐利亚表现得这样清楚明白。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产生之日起，它在巴伐利亚就有拥护者，可是，在巴伐利亚有一支利用合法手段发展队伍的全党的一个侧翼，却是1884年选举以后的事。 四占领巴伐利亚 反社会党人法在巴伐利亚虽没有完全按照柏林的方式执行，可是一幵始就是雷厉风行的。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是天生的残忍而不是阴险的打算，如果阴险的打算也起了作用，那么它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温和的实践”的高级权术，而是别的东西。慕尼黑的可以说是自由派的内阁，为了使自己成为有精神病的国王的不可缺少的、卓有成效的赤色幽灵驯服者，对继续不断地迫害社会党人十分关怀。同时柏林和慕尼黑之间还有一定程度的冲突，菲勒克在巴伐利亚首府就善于为自己的政论工作利用这种冲突。巴伐利亚政府根据下述原则来看待菲勒克向巴伐利亚以外的德国各邦发行的内容大同小异的报纸，这个原则是：圣弗洛里安，请您保护我的家，去烧別人的房子吧；可是当巴伐利亚政府査禁了威胁它本身的《南德邮报》的时候，帝国委员会却违背它的其他实践，取消了这个禁令。 在莱茵河左岸的普法尔茨，反社会党人法一度完全蹂躏了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的一切活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除了由曼海姆组织的夜间散发传単这一活动外，工人运动没有其他鼓动手段。可是这种强有力的地下工作很快就表现出最令人高兴的效果。1882年，埃尔哈特由曼海姆迁居路德维希港，普法尔茨成了一个独立的鼓动地区。1884年选举运动，当普法尔茨无产阶级试图通过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夺得集会权时，有八百名士兵被派往路德维希港，可是由于工人采取了既坚决又冷静的态度，挑起一场血战的企图没有得逞。相反地，工人们在法兰肯塔尔-施派耶尔选区（路德维希港就在这个选区内）以四千八百二十二票进入复选，“进行惩罚的巴伐利亚人”不得不夹着尾巴逃跑了。从此以后，普法尔茨的运动不断发展。 在莱茵河右岸的巴伐利亚，纽伦堡一菲尔特仍然是三个法兰克尼亚行政区的运动的中心。当然主要是一块受到波涛四面拍打的岩石，而不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大网的汇合点。国家的官僚、自由思想党的地方上的警察和一些无政府主义分子这个可爱的三人小组，使纽伦堡的工人过着痛苦的生活，因为这些工人是格里林伯格式的硬骨头，所以他们立场坚定，可是对他们来说，即使只在法兰克尼亚本地求得进展，也是十分困难的。1884年2月，格里林伯格企图把上法兰克尼亚的被最可怕的实物工资制剥削得一贫如洗的家庭编篮工人组织起来，首先在施派耶尔成立一个编篮工人的同业协会，可是上法兰克尼亚政府赶快令人难以置 信地歪曲法律，宣布这个协会是一个政治协会，作为一个政治协会，它就不能吸收未成年者和妇女参加，而且不能同其他协会发生联系；这样，编篮工人对他们的剥削者的非法行为的合法的反抗就被官厅镇压下去了。可是对手无寸铁的工人的这种令人气愤的迫害，间接地为社会民主党做了最有效的宣传，不久社会民主党在上法兰克尼亚的编篮工人中有了几千个拥护者；向其他法兰克尼亚选区进攻，甚至向纽伦堡附近的中法兰克尼亚选区进攻，更为困难，因为那里居民的生活条件、工业和城市的缺乏、尖锐的宗派矛盾以及其他情况，很少能给像纽伦堡工人那样的现代大工业的高度发展的无产阶级提供结合点。 在土瓦本行政区，可惜奥格斯堡没有或者还没有起纽伦堡在法兰克尼亚行政区所起的作用。奥格斯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如果工人阶级再一次从社会主义认识的高地跌落下来，它就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曾经用有力的打击战胜过巴伐利亚上院的社会民主党的重镇，变成了最可悲的工业城市。每个工厂都有互助会、消费合作社和储蓄所，工人工资低微，完全受他们的剥削者控制；一个被开除的工人，在其他地方也找不到工作。工人们感觉到自己是无产者，但是他们也具有受到有计划的压迫、被占统治地位的工业剥削的人民阶层的缺点；他们把力量完生消耗在庸俗的娱乐中，消耗在彼此间的喧哗、叫嚷中，而对他们的上司却不敢显示自己的力量。不过奥格斯堡的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一千五百五十张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毫不含糊地表明，纪律和毅力重新在奥格斯堡无产阶级身上觉醒，现在又很快加强了。 可是，不是法兰克尼亚和土瓦本地区，而是老巴伐利亚地区即上巴伐利亚、下巴伐利亚和上普法尔茨行政区能够成为把南德最大的邦投进社会民主党群众运动的涡流的杠杆。这些地方养育着古老的德意志民族中的比较起来最不沮丧的民族，并且最明显地带有作为农业区的巴伐利亚邦的性质。事实上只有慕尼黑及其周围地区有大工业，就在那些地方，手工业也相当兴旺，还有几个中等矿，此外，在小城市和农村，工业的萌芽刚刚露头，渐渐出现了锯木厂、水泥厂、铁工厂、造纸厂等等。剩下的就是农业和林业，除去范围不大、政治上没有力量的大地主以外，主要是中农和小农，这里没有受到普鲁士容克地主那样的巨大灾害，并不是从法国革命前以后才是这样，而是从中世纪起就是这样，在中世纪教会就是最大的封建主，人民的古老经验证明，在主教权杖下比在容克的鞭子下生活得好些。上巴伐利亚的贵族大多是山修道院理事堂会员形成的，当巴伐利亚公爵很早就威胁上巴伐利亚贵族，农民对贵族怀有正当的、彻底的不信任的时候，贵族就更难得势了。同贵族地主一样，大资产阶级也没有占有优势，自由主义纯粹是一个脱离农村居民的“有教养者”的党。反犹太主义者也找不到市场，因为犹太高利贷还没有严重地剥夺农民，反犹太主义宣传最多在居民点和市场的最偏狭的小市民之中得到一些响应。天主教会具有决定性影响。 老巴伐利亚的人民群众生活比较富裕。他们还没有见识过资本主义仆从的唯一造福的节约福音，他们收入的任何增加都立即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收入的差別较比资本主义发达的德国为少；过奢侈生活的人较少，一贫如洗的人也较少，很少有阶级仇恨，彼此也没有隔阂和矜夸。老巴伐利亚的特点同这一点是有联系的，这个特点是，人民的不可动摇的力量、倔强、顽固、事业心不强、完全没有利欲，劳动热情平常，喜欢享受、没有一点奴才气。这是一个真正的农民阶级，没有钻牛角尖的举动和神秘旳思辨，对理论几乎没有兴趣，很少有受形式教育的欲望。在这些群众中，宗教起着习惯和艺术的作用，在政治方面，他们是坚强的感情民主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以柏林为榜样的“强有力”的政府是不能得势的。巴伐利亚的官吏远不像普鲁士官吏那样拘谨和恭顺。对社会党人的疯狂迫害，同这一点也不矛盾，这种迫害仅仅证明，巴伐利亚工人也不是慕尼黑政府在其间来回摆动的推动力量之一，慕尼黑政府是经不住真正有力的冲击的。 同奥格斯堡一样，慕尼黑的年轻的工人运动也被教皇全权主的洪水所淹没，在这个邦首府，为了使精神错乱的路德维希国王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党人恐怖，警察当然用最大的压力进行工作。对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进行的法律诉讼和警察处分层出不穷，警察局长米夏埃尔•格雷特组织了一个不体面的告密系统，这样大胆地把他的密探的最冒险的发现放到自己的职务宣誓之中，以致各界（甚至资产阶级也是这样）送给他“发伪誓的米夏埃尔”这个亲切的外号。因为靠这个邦的其他地方来援助首府，暂时还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党内认为慕尼黑在很长时期内已经失去了，这样，1884年社会民主党在慕尼黑的两个选区中所得的大量选票就更使人惊奇了。 这个可喜的转变的功劳，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于福尔马尔。他是道地的老巴伐利亚人，在一个官吏和军官家庭长大，十五岁上就长得体格健壮，十六岁当了少尉，二十一岁在普法战争中受了重伤，躺在病床上过着无聊的生活。当严肃的科学硏究先把他引向民主主义、然后正确地引向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已经走过一段不平凡的生活道路了。福尔马尔在身体恢复健康后，立即献身于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反社会党人法颁布时，他在茨维考监狱里服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徒刑，在那里他写了一本论社会主义孤立国的著作。这个篇幅不大的著作在理论上有许多毛病，可是它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明了福尔马尔到处结合实除情況的倾向。因此他不大适合担任在国外出版的党报的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的第一年，他曾任该报主编），但在帝国议会的实际斗争中却幸运地找到正确道路。他的关于烟草专卖问题的著名演说是党的第一个议会声明，这个党在资产阶级以所谓社会改革掩盖阶级利益冲突的混乱状态中，采取了完全无可非难的明确立场。 可是，1883年，福尔马尔为了领导巴伐利亚的鼓动工作而回到慕尼黑时，他才找到了真正的用武之地。他考虑到，在慕尼黑机械地执行适用于大工业无产阶级的策略，不会得到很大效果，在老巴伐利亚其他地区则不会得到任何效果。他没有否定党的原则立场，却力图使这种立场适应巴伐利亚的特殊情況。他始终完全忠于社会民主党纲领，他把宗教同党派斗争区别开来，可是，正因为如此却更加明显地揭露了教皇全权主义者把宗教和政治混合起来的行为，以及个别教土和整个教会充当政治和社会的压迫者的事实。他在着重对巴伐利亚出生的感情民主派发生影响的同时，也竭力让这个民主派自己教育自己。 深入了解农民的疾苦也不违背党的原则和纲领，而且通过这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鼓动才能深入巴伐利亚人民群众。当然这里必须在下述两种农民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钱，一种农民是靠他的几个奴隶和雇工的汗水养活自己的，就像行东靠他的几个帮工和学徒的汗水养活自己那样；另一种农民是自耕农，他们同现代无产者的区别只是，他们还占有可怜的劳动资料。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同第一种农民，就像同行东那样没有什么联系，而后一种农民却是它的最亲密的同盟者，巴伐利亚的农民阶级中，有十分之九是这种自耕农。严格遵守这条必要的界线，经常需要许多实际的本领和机智，但是任务困难不能成为放弃任务的理由。中央党的愚蠢和不忠实越是彻底地医好自耕农的病（正如自由思想党的愚蠢和不忠实使自营的小行东明白了自己的处境那样），这个任务就越需要解决。 于是社会民主党的鼓动一直深入到一个古老的农业邦的最后一个角落。一般说来，老巴伐利亚各省最明显地带有巴伐利亚的特点，而在这些省中，以上巴伐利亚、在上巴伐利亚中又以帝国议会选区罗曾海姆一米斯巴赫一特尔茨最明显地带有这种特点。这个选区幅员广阔，人口稀少，沿着蒂罗尔边境，从瓦尔辛湖直到基姆湖。它几乎没有工业，只有一个城市和几个集市点，甚至居民较多的村庄也没有几个。大部分地方荒无人烟，住所分散，同时每个农家或小村落的所有耕地都在住所周围。有许多地产自古以来（从十六世纪以来，更远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纪），根据文书记载，就属于同一个家庭，尤其在上伊札尔塔尔和荒凉的雅亨劳以及湖边地区，有许多田庄本来是贵族的庄园。在这个选区中，即在这个高山牧场生活，农村私刑和偷猎制度的主要地区中，保守倾向和习惯深深扎了根；从理论上说，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对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更为不利的了。可是这个选区曾经是党在巴伐利亚的最好的选区。 占领巴伐利亚成为整个发展的最突出的标志，这个发展是德国历史的产物。如果人们要说明，为什么所有受苦的人民群众的健康的力量都开始聚集到社会民主党旗帜的周围，那么人们就必须说明，为什么大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德国这样迅速发展，以及为什么政治进步不能同社会进步保持同样的水平，为什么政府的权力掌握在落后和衰老的阶级手里，为什么资产阶级的许多阶层这样懦弱和怠惰，小资产阶级这样胆怯和不和。在这些前提条件下，就发生了现在发生的事情。当拉萨尔想把所有无产者都聚集在以大工业无产阶级为先锋队的社会民主党内的时候，他已经预见到这一点，他只是过高估计了历史发展的速度。 这样，德国社会民主党就面临新的困难任务。每当党胜利地进入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居民阶层中的时候，它就碰到这种危险：仍然被传统的成见束缚着的新入党的分子企图夺取党的领导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他们刚刚理解了初步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马上就想指挥这一斗争。恰恰在德国，在这个典型的小市民国家，在工业发展强制地、大量地消灭小市民阶级的时候，某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兴起就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社会主义虽然承认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把所有生产资料变为社会财产的要求是正当的，但是它说这个要求只有在实际上不可预测的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因此现在就依赖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 在一定情况下甚至赞同最反动的所谓“提高劳动阶级”的努力。这种社会主义经常在德国工人的健康的判断力面前遭到失败；社会民主党的党员虽然具有平等权利，但是从它的历史性质上看，它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党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党。它的历史核心是，就其整个阶级地位来说是革命的、现代大工业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是党的卓越战士，没有这个坚强的不可摧毁的支柱，党的纲领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无产阶级在党内虽不能享有不民主的特权，但是它应该享有同它的才能和力量相适应的地位。如果说历史发展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一个大乐队，那么小笛子也同低音大提琴一样有发声的权利，可是必须由现代工业无产阶级演奏低音大提琴，因为只有它才能胜任。 资产阶级政党怀着憎恨的本能看到，从某些观点来看，占领巴伐利亚也有它不利的一面。它们有几个星期之久幻想社会民主党“回心转意”，对于社会民主党选票增加这一事实，它们聊以自慰的是，至今团结一致的党可能发生新的深刻的分裂。这种分裂也确实在1884年产生了。可是资产阶级高兴得太早了，它们的希望以通常的失望而告终。1884年选举的结果给党提出的问题，对党来说实际上不成其为问题。如果有意识地堵塞党的日新月异的生活的源泉，就是走向宗派主义的第一步。党任何时候也没有想到这种慢性的自杀；党感到自己充分具有巨大的、原始的生命力，不用害怕由于使新分子服从党原来的伟大目标而产生的斗争和争论。毫无疑问，小农和小资产阶级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地区的党，同大工业无产阶级人口地区的党，外表上有些不同。人们只要比较一下两个最大的中等邦，就立即可以看出这种差別；在萨克森，“两个民族”之间的鸿海日益扩大和加深，而格里林伯格和福尔马尔在巴伐利亚成了该邦最受欢迎的人，成了各种居民阶层的有求必应的顾问和助手。可是党的统一对党的各个部分都同样重要，而且是它们的最高利益；离开树干的任何树枝都将枯死，成为枯木，只能给政治和社会的反动派生炉子。 在凯固的、不可摧毁的党的范围内，实际工作中的和策略上的意见分歧不会成为分离和破坏的因素，而只能成为令人鼓舞和振奋人心的因素。①这些意见分歧在1884年选举后立即出现，而且反复出现，今后也还会反复出现，可是它们只是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它由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生活中诞生，随着自己的任务的增加而成长，它恪遵诗人[4]的告诫：成熟就是一切。[3] [1]《柏林人民报》的第一期所谓试版，不是在1884年1月，而是在1884年3月30日出版的（参见爱德华‧伯恩斯坦：《柏林工人运动史》第2部，1907年柏林版，第210页和第128页）。——原编者 [2]货币名，一个奥地利的古尔登等于二马克。——译者 [3]在1884-1885年的党内争论中，恩格斯对于加强党的革命派有过重大贡献，对党内的一切改良主义倾向和资产阶级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参见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第99-100、107-108、109—110页。——原编者 [4]指莎士比亚亠——群者
第五章德国的工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 第五章德国的工会 一《民主周刊》和《社会民主党人报》 二汉堡代表大会和纽伦堡代表大会 三工会运动的分裂 如果说1857年的危机第一次（虽然起初只是间接地）推动了欧洲工人运动的复兴，那么1866年的危机，起的这种作用就强烈得多，直接得多。英国证券交易所纷纷倒闭，使得投机买卖完全陷于停顿。在流通普遍停滞期间，许多工厂不得不缩减生产或完全停止生产；工资下降，失业人数增加；1866年和1867年的歉收，使工人阶级不可缺少的粮食的价格猛涨。 在这种经济压力下，欧洲工人运动得到巨大发展。按照工人运动在各国所达到的不同规模，无产阶级对非人的生活状况的义愤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芬尼亚运动[1]席卷爱尔兰，比利时的矿工们在一次饥饿暴动中起来反对最可怕的困苦处境，这个资产阶级的模范国家只知道用枪弹来镇压这次暴动。在1866年的失败使德国资产阶级执掌政权的奥地利，立即形成了一个无产阶级反对派，当然这个反对派的实际力量同它外表上的威武姿态是不相称的。 在工人运动已经相当发展的国家里，对危机的鞭笞的反抗表现为多次的罢工，同时也就同国际建立了比较紧密的联系。1866年在设菲尔德举行的英国工会代表会议，“极为殷切地”劝吿这些组织参加国际，国际对伦敦机器制造工人、青铜器工人、裁缝、制篮工人和其他行业的罢工的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867年春天巴黎青铜器工人的一次罢工中，国际的援助保证这些工人能够享受刚刚获得的联合自由。1868年春天，当日内瓦建筑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而展开斗争时，国际又帮助他们获得了胜利。 在德国，经济危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碍，被同一个1866年带来的政治危机的影响所掩盖。德国资产阶级和普鲁士专制制度刚刚建立的友谊受到了第一次打击，因为他们对目前的危机应该由谁负责这个问题发生了有趣的争吵，在个别地区，如东普鲁士省，这种危机发展成为最可怕的饥荒。官方报刊宣布要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不幸的经济理论作殊死战，因为一切灾难都是这种理论造成的，而自由派报纸也毫不逊色地断言，普遍的危机是由于各邦政府不断地扩大军备，从而使战事危机不断增长而造成的，因为它们使生产和流通受到损害。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对正在争吵的两兄弟说，他们每个人可以想想自己的缺点，可是它们却认为这次失业的直接原因应由政府负责。《社会民主党人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能够造成导致群众贫困的生产停滞，可是政府的过错在于，在那个基础上发生了今天这个特殊的停滞，《民主周刊》也发表类似的看法说，铁血政策的种子在不景气、饥荒和国民贫困化中发芽成长了。 一《民主周刊》和《社会民主党人报》 尽管有这种相同的看法，可是自从《民主周刊》出版以来，全德工人联合会同萨克森人民党之间的对立不是缓和了而是大大加剧了。 其原因并不在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政治态度比较稳和。恰恰在这一时期，施韦泽激烈地反对普鲁士政府，以致受到控吿和监禁的两面夹攻，报纸则被警察没收，《人民报》甚至毫无顾忌地赞扬这种攻击的激烈程度。当然，《社会民主党人报》为了能够按时出版，不得不在对柏林政府的支柱的个人攻击方面有所保留，而莱比锡的《民主周刊》就不必采取这种态度。可是这种迫不得已的慎重决不会使《社会民主党人报》蒙受耻辱，而当它比《民主周刊》更有力、更通俗地论述迫切的政治问题的时候，就更不是这种情况了。它关于当时萨克森的出版自由所说的话，同莱辛在一百年前关于老弗里茨统治下的普鲁士出版由由所说的话①[2]差不多相同，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民主周刊》不会因为侮辱俾斯麦，而只有因为侮辱波拿巴而受到控吿。但是，总的说来它享有值得羡慕的出版自由，而《社会民主党人报》仍然是德国受迫害最厉害的报纸，莱比锡的报纸不应因为利用了它的有利形势而受到责备，柏林的报纸也不应因为它没有良讨苦吃而受到指责。 两个报纸的真正差别在于，第一，《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在北德意志联邦的基础上当反对派，而《民主周刊》要摧毁这个联邦，第二，《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社会科学的认识方面，远远胜过《民主周刊》。萨克森人民党的机关报估计不久的将来，1866年的产物就有被消灭的可能。它推动博伊斯特去反对俾斯麦，说博伊斯特正想“报柯尼希格累次之仇”，他在奥地利实行议会统治，解放报刊，实行结社权，把军队置于帝国议会之下，着手废除国家与教会的条约，《民主周刊》甚至还为臭名远扬的汉诺威王党军队辩护。相反地，它对《社会民主党人报》所采取的政治立场，尤其是社会立场几乎毫不了解。这家报纸说，全德工人联合会没有别的基础，只有“几句不断重复的拉萨尔关于国家资助的套语”，这个论断的顽固程度仅次于它的不公正的程度。《民主周刊》除了发表了两篇评论《资本论》第一卷的文章以外，没有发表同《社会民主党人报》不断发表的关于科学共产主义问题的许多论文有同等价值的文章。为了挽救“目前的物价上涨和失业”的局面，《民主周刊》甚至又一次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劳动纸币提出来讨论，在一组关于《国家资助和自助》的论文中，虽然它所持的见解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它却为这种见解提出了不正确的论据。它硬说，拉萨尔向群众提出国家资助这个口号，而没有说明，哪个国家能够而且应该帮助，并且还补充说，拉萨尔“当然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家”。 《民主周刊》对约翰·雅科比的评价比对拉萨尔的评价要好一些，它期望他运用适当的行动力量，使德国民主派得到新生。1868年1月，约翰·雅科比对他的柏林选民作了关于德意志人民党的宗旨的讲话，不久以后，这篇演说为他写给一个拥护者的一封信所补充。这两者都表明了他的本来面目，他是一个高尙、纯洁的人，但也是一个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毫无所知的唯心主义的形式上的政治活动家。他的普遍公式，如果应用到具体的日常问题上，可以表示某种很革命的东西，也可以表示某种很反动的东西。他要求每个民族、每个种族有同样权利要求自由和自决权，这个要求可能被好心人理解为民族革命；但像雅科比本人所理解的，作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和其他兄弟民族的自决权，这个要求却是十分反动的，它溯源于一个对破坏三月革命起了不少作用的现点，即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这样一些真正的革命者所经常坚决反对的观点。 雅科比的社会纲领也是不明确的。他要求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合理分配生产成果，限制大资本家和大地主滥用权力，对于工人则用他们在生产成果中应得的份额即全部的劳动利金，来代替难以维持生活的低微工资。这是唯心的空论，它可以表示一切可能的东西，可是正因为如此，也必然造成巨大混乱，而且也确实造成了巨大混乱。同雅科比一样高尙、纯洁的白拉克解释这种看法说，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合理分配生产成果和工人应该得到全部的劳动利金不是一回事；资本没有权利继续使用劳动力，而劳动（只有它才能创造一切价值）才应该得到全部劳动成果。相反地，宗纳曼这样解释雅科比的纲领，他说工资和利金是一回事，工资保证最低的劳动利金，问题在于，除了工资以外，保证工人在生产成果的余额中得到一份；这对工人有好处，对工厂主也有好处，因为工人知道他为什么劳动，就可以提高生产。到底是谁正确理解了雅科比的口号呢？是正直的社会革命家白拉克呢？还是企图更多地剥削工人的资本家宗纳曼呢？这是人的智慧所不能断定的。 《民主周刊》决没有否认，约翰·雅科比还不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可是它认为，他十分接近社会民主主义，为了建立一个大民主党，和在俾斯麦专制政治的领域内开展反对这种政治的斗争，就必须掌握住雅科比。撇开问题的原则方面不谈，这种看法在这一点上就是错误的，即它过高地估计了推科比的政治影响。雅科比身后除去一小撮资产阶级思想家而外，没有任何力量，这些思想家的机关报是古伊多·魏斯新创办的《未来》，这是资产阶级的最正直、最有才气的报纸，但也是读者最少的报纸。柏林的小资产阶级或者支持在资产阶级轨道上行驶的《人民报》，或者，在它开始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就吞下了又冒出头来的蛊惑家海耳特在《国民报》上扔给它的诱饵。对于同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结成可靠的同盟，柏林小资产阶级怀有旧日的恐怖心情。 施韦泽生活在这些状况之中，他善于巧妙地使海耳特的煽动失去作用，不惜同这个空想家进行公开论战，他对雅科比的纲领的看法比《民主周刊》要公正得多，但决不是不友善的。他指出了这个纲领的不彻底性，但是也“衷心”同意雅科比的说法：“人民党和工人联合会必须携手并进;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两者的共同目标，即人的高尙化”，只是补充说：“是的，我们愿同资产阶级的比较坚决的分子携手并进，可是我们要以有自己的原则的独立的工人党的身分这样做。”1868年7月19日，在沃耳芬比特耳附近举行的有很多人参加的民众大会上。根据白拉克的提案以及关于这个提案的解释，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认为雅科比的纲颔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之间在目的上没有原则差别，这时《社会民主党人报》才提出有力的证明。它十分确当地说明，接受雅科比的模糊的言论，会使欧洲社会主义倒退几十年，可是它却把这些言论叫做一个装模作样的资产者的愚蠢空论，这是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泼去的做法。像雅科比这样一种人是一点也不装模作样的。毫无疑问，他是真心要同工人友好的，虽然他并不了解，问题的关键何在；当人们对他的纲领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解释时，他始终保持沉默。 这一段叙述巳经足以说明《民主周刊》同《社会民主党人报》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了。今天高高在上地对此妄加评论是很没有意义的，正如从一方面来看完全是背叛，从另一方面来看完全是明智一样是没有意义的。还不如说，问题在于历史的对立，这些历史的对立没有得到历史的解决以前，必然继续斗争。在一定时期内，萨克森和南德的工人群众不了解《社会民主党人报》，正如柏林，爱北斐特、汉堡和整个北德的群众不了解《民主周刊》一样。 二汉堡代表大会和纽伦堡代表大会 工人运动的高涨既推动了萨克森人民党，也推动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不管《民主周刊》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现点相距多么远，可是德国工人在紧急关头所能依靠的毕竟只有这两个机关报。它们并不是像资本主义的或官方的御用文人异口同声所说的那样，用''蛊惑性言论”得到日益增长的影响，而是用世界上最正当的方式，即时工人阶级在各方面进行忠实帮助的方式获得这种影响的。 同1867年一样，1868年《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订户差不多增加了两倍，即由一千二百个订户增加到三千四百多个订户，分布在二百一十五个地方。汉堡仍然以八百零七户遥遥领先，其次就是柏林的二百二十四户，再其次是爱北斐特—巴门一百六十一户，汉诺威一百五十四户，埃森一百零七户，不伦瑞克八十九户，哈尔堡六十一户，阿尔托那六十户，卡塞尔五十八户，法兰克福五十三户，巴黎五十户。多年以来，在巴黎有一个拉萨尔拥护者的巩固而忠实的集团。其中魏特林的老同志彼特森和后来任巴黎公社劳动部长的列奥·弗兰克尔，由于有热情有见识而显得突出。 全德工人联合会完全没有狭隘的民族倾向。在这一方面它也只知道考虑什么是已经可能做到的，什么是还不可能做到的。当1867年底1868年初，奥地利工人运动得到巨大发展的时候，施韦泽向维也纳工人发表了一个卓越的宣言，说明了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共同的任务和目标。他强调使德国工人和奥地利工人联合起来的内部统一。“我们知道，我们是而且永远是一个民族。人们决不能使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站在维也纳的文化公园里或蒂罗尔的山上，就是在外国。说徳国话的地方，就是德意志祖国。”但是施韦泽并不讳言，在目前情况下，建立外部统一的任何尝试都威胁着内部统一。遗憾的是霍弗斯特腾在这一方面的空想更多一些。他为了创办一个工人报到奥地利去，引起了一场混乱，使德国和奥地利旳工人运动都受到损失。由于完全正确地预见到，维也纳资产阶级会诽谤他是“俾斯麦分子”和“普鲁士人”，霍弗斯特腾就化名参加了维也纳工人协会，当假面具掉下以后，这个步骤当然不仅更加引起他应该避免的事情，而且也使维也纳工人产生怀疑。施韦泽责备霍弗斯特腾的这种行为，但是对他的“最忠实、最可靠的朋友”采取最宽容的态度，并完全承认霍弗斯时腾对联合会机关报的功绩，这样施韦泽就履行了一件不可拒绝的义务。 现在联合会的内部组织巳经完全建立起来，并且很好地发挥作用。拉萨尔曾经希望把所有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组织在联合会之中，这个希望越来越幻灭了。甚至在有成千上万个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工人的爱北斐特—巴门和汉堡，联合会会员也只各有五百人；唯有伊塞隆，特耳克尽了最大的努力才把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所有工人差不多全组织起来；在这个较小的城市中，有七百名会员。联合会只是党的核心，可是一旦事关紧要，就有六倍、十倍、十二倍于此的群众很容易地加入到这个核心里来。1868年3月，在约有三百个联合会会员的埃森进行改选时，哈森克莱维尔在主要选举中得了二千零六十五票；后来在复选中败于保守党候选人之手，因为进步党选举人把反动的科伦警察局长看做是比老民主主义者哈森克莱维尔更有资格的代表。可是，1868年7月，当赖因克放弃议员席位的时候，累内普-梅特曼选区被保住，弗里茨舍在那里主要选举中得了三千二百二十三票，复选中战胜了舒尔采-德里奇推荐的、大多数进步党选举人通过弃权间接支持的保守党候选人。 在白拉克的周密管理下，联合会的财政状况也有好转。同从前一样，会费是每周半个银格罗中，在特别贫穷的地区，如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织工区为四分之一银格罗巾，可是各处必须把收到的会费的半数上缴给联合会金库。行政管理费用是非常节省的；柏林代表大会确定联合会唯一支薪的干部，书记的月薪为二十塔勒，并且只同意总共付给罗勒尔二十五塔勒，作为他自从不伦瑞克代表大会以来任职半年的报酬。1867年中期，主席每月为联合会工作所能支付的款项只有二十五塔勒，而一年半以后，每月已经可以支配三四百塔勒了。 收入的一大部分暂时被用来弥补联合会机关报的亏空，这个报纸由于霍弗斯特腾财力罄竭多次濒于深渊边缘，后来只得费劲地自力更生。为了维持这个报纸，施韦泽不得不在1868年2月向联合会会员发用一个非常募款的紧急号召。因为他不愿公开说出是怎么回事，免得使资产阶级高兴，所以他只是说，事关联合会的重大利益，他将在下届代表大会上，对募来款项的用途作必要的说明。虽然如此，号召仍然得到很好的结果。施韦泽作为联合会机关报的编辑拿的薪金同当主席拿的薪金一样多。可是，在霍弗斯特腾到了维也纳，同联合会领导有关的事务日益增加以后，施韦泽就聘请威廉·哈赛尔曼为助理编辑，哈赛尔曼是一个年轻的学化学的大学生。生于不来梅，幼年父母双亡，靠有钱的亲戚施舍度日，尝过同这个命运往往不可分割的艰辛。由青年时代的这些悲惨的经历，产生了敌意的沉默寡言的表现，这已经成了哈赛尔曼的外部举动的特征。他对资本主义无比憎恨，并且有一个灵活的头脑，不久他就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应付自如了。他的能力不及施韦泽，可是他是一个有才干的记者，尽管他的文章刺激的成分多，鼓励的成分少，但却是十分有力的。 经过三年苦斗，施韦泽终于达到他在拉萨尔死后给自己确立的目标。他在保持拉萨尔的组织和策略的同时，能把德国工人运动导入《共产党宣言》的比较广阔、自由的道路，他同马克思保持友好的关系。[3]1868年夏天，当计划降低铁关税，制铁工业家企图用煽动性言论，唆使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人反对这样做的时候，施韦泽就向马克思求计。然后他向工人说明，根据国际市场的情况，德国的制铁工业能够经得住降低铁关税，但是维持铁关税也不会妨碍制铁工业的发展。问题在于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冲突，这种冲突可以以某种方式起重大作用，而民族发展并不因此受到损害。因此工人必须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如果主张保护关税的制铁工业家要求工人支持，那么他们就干脆回答说：好，我们准备这样做，我们主张在降低铁关税以前对铁的生产情况进行调查，我们只提出一个条件，即这个调查的范围不仅包含资本家的利益，而且也包含工人的利益，特别是要包含生产铁的工人的工资、劳动时间和生活状况。根据施韦泽的这个指示，特耳克在哈根召开了一个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人大会，制铁工业家被邀参加这个大会。可是这些虚伪的人没有一个出席，于是工人大会作出决议说，降低铁关税并不损害工人阶级的总的利益，因此工人没有任何理由给主张保护关税的制铁工业家以所要求的帮助。 附带说一下，施韦泽利用独裁的全权，决定朕合会的社会政治态度，这还是唯一的一次。他明确指出，正确判断铁关税问题，首先要有专门科学知识，他曾经向“我们这一派的最重要的科学权成”征求意见。他决不企图执行一种具有主观专断意义的独裁；他清楚地知道，现代无产者不是盲目任人指引的羊群。当然警察和司法的无尽无休的迫害助长了可恶的独裁欲，这种独裁欲趋向越来越严格的集中。可是施韦泽经常十分重视，同代表大会完全协调一致，也同会员群众完全协调一致。虽然他有正式的职权，担是他所任命的全权代表，没有一个不是由有关地方的会员提出的。他所理解的独裁只是一种明确而迅速的有力行动。他把这种独裁看做是一把锤子，虽然一只手能够最有力地挥动这把锤子，但是必须由集体来锻造它。 可是事态的发展开始使这种有限的独裁受到压制。1865年，当罢工运动在德国露出最初苗头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采取了鼓励的和善意的态度，不过还完全根据拉萨尔的见解，这种见解认为，联合自由是工人阶级的一种好权利，但不是在较大范围内消除工人阶级疾苦的手段。后来，1867年在英法两国爆发的许多罢工，已经使这个报纸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硏究。它看到，现代工业达到一定高度的所有地方，不顾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的种种协定，不顾工人由于罢工而实际体会到的痛苦经验，都出现了具有威力的罢工；工人不可能这样固执、这样完全地看错自己的利益；罢工必然有一种内在的根据。《社会民主党人报》认为这种根据在于，无产阶致首先从工资状况上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受损害的和被压迫的阶级，首先把它的解放的杠杆放在这里，因此罢工有怎样高度评价也不为过的突出的特性，即把至今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阶级状况的工人从昏唾中推醒，使他们认识到他们在社会中受到轻视以及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可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坚决认为，罢工在经济上必然是得不到成果的，只是一个提高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手段，所以它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工人阶级已经公开为实现自己的最后目的而努力的地方，罢工通常是不可容许的。 然而，1868年施韦泽也从这种见解迈出了一步。在理论上他可能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学习到，工资铁律是他的障碍，在实际上，日常经验给他指出，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也不放弃罢工，罢工没有经济成果并不是不容置辩的教条。弗里茨舍在1865年底就建立了雪茄烟工人协会，接着在第二年中期成立了印刷工人联合会，现在寿普也建立了裁缝工会，吕普克尔特建立了木工工会。在像爱北斐特—巴门、埃森、汉堡这些社会民主主义的老家，爆发了多次罢工，取得了变化无常的，但一般说来至少并非不利的结果。经过斗争而得到增加的工资，大多只能补偿生活资料上涨的价格，在这一方面，工资的增加证实了工资铁律而不是否定工资铁律，但是它也恰恰指出，在一定情况下罢工是非常必耍的。 柏林的事件特别具有教育意义，笼罩着那里的灾难吹散了沙文主义的爱国狂热的最后烟雾，工人运动开始复兴，在工人运动早就停顿的布勒斯劳（拉萨尔的故乡），第一次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柏林，印刷工人和雪茄烟工人的工会组织都取得了显著成果：印刷工人取消了规定的星期日劳动，雪茄烟工人通过延续数月之久的光荣斗争，抵制一个工厂主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侮辱人格的工厂法规。面包师、瓦工、木工开始反对可怜的工资和无限的劳动时间，现成服装工业的惊人秘密的纱幕第一次露出了一点缝隙，这种工业在柏林盛极一时，并且已经夸口说这里是天下第一。 这种工业中的剥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致变得傲慢自负的资本家们甚至不怕把他们的骗人伎俩公之于世。他们往往把湿羊毛交给他们的女工，在加工过程中羊毛干了，交回成品时，重量不足就成为克扣工资或扣除交出的保证金的理由。有一家叫舒尔茨和济本马克的商号竟使出这样的手段，即向检察院吿发一个不甘心受它欺骗的工人侵占原料。可是法庭宣吿被吿的女工无罪，因为调査证据的结果表明，舒尔茨和济本马克商号有计划地欺骗被它敲骨吸髓地剥削的女工。这个令人惊异的案件使人们注意到柏林现成服装工业的状况，事实表明，这种工业的繁荣完全是以精神和肉体的衰亡为基础的，它利用这种手段戕害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女工的生命。 这些穷苦的人们如果要想多挣点钱不致很快就饿肚子，她们就必须从黎明劳动到天黑。当她们疲惫的眼睛在最微弱的灯光下（有钱人的娇生惯养的眼睛在这种灯光下连线也瞧不见）终于失去作用时，几小时的不安静的睡眠就是她们唯一的安慰，是她们生活中的唯一享受。她们吃这样多的辛苦，每天缝厚呢绒类最多挣十个银格罗，缝白麻织品约八个银格罗申，做刺绣工作约三至五个银格罗申。这些女工摆脱这种可怕的贫困的唯一出路就是卖淫，这条出路使她们受到警察的监视，把她们送进劳动院、监狱，遭到不名誉的死亡。 应该承认，当这种情况被公众知道的时候，瓷产阶级大吃一惊。甚至连最地道的自由贸易论者至少也起来谴责从现成服装工业的女工的吃不饱饭的工资中夺走几个可怜的分尼的欺骗行为。只有普鲁士警察完全站在资本主义犯罪掠夺方法的顶点。它解散了讨论现成服装工业的状况的工人集会，因为这些女工要亲自参加。根据普鲁士结社法，她们根本设有这种权利；普鲁士警察这样做的唯一动机是对“穷人中的最穷的人”的白血病感到十分愉快；“社会王国”只能有这种表现而不能有别的表现。 同三年前一样，《社会民主党人报》又以极大的毅力，不顾警察的没收。维护受到威胁的结社权。进步党的哲学家们从后面一瘸一瘸地走过来，当施韦泽在帝国议会中竭力要再提出去年关于实行联合自由的提案时，他们也只是没精打采地跟着跑。帝国议会中的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多数派，暂时不想参与其事，但是坚持明年实行联合自由，尽管只以保留的方式实行。不管警察用种种诡计迫害罢工的工人，自从1865年法庭在布尔克的织布工人罢工中宣判被控违反联合禁令的二百七十八个工人无罪以后，检察机关就不再为此进行起诉了。可以预料，在法律上承认联合自由将使罢工运动更加扩大，工人阶级的最近的未来将属于工会斗争。 施韦泽没有看错。他仍然把通过罢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叫做对任何社会主义者都不能得逞的、粗暴的欺骗，可是他看到，在工人群众没有通过实际经历认识到工人哪怕只要求最低限度地改善他们的状况，统治阶级是多么愤怒和无比憎恨以前，工人群众不会提高阶级觉悟，不施摆脱警察国家和金钱力量的监视。“总之一句话，罢工是通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完全统治的历史必然的过渡阶段。”由此自然得出结论，即通过正确地组织罢工，尽可能地缩短这个过渡阶段，防止工人群众中存在的运动的分散和分裂，至少尽可能地加强这个运动的力量，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维持它同政治鼓动的紧密联系。 施韦泽达到了这一步，虽然他没有走得更远。他不承认工会运动同政治运动有同等权利而且是独立的，在他看来工会运动只是给政治运动以更大力量的杠杆；他在一定程度上把工会运动看做是一个要塞，在它的墙后有新兵受训，迫不得已时，无产阶级的战斗部队也能找到一个避难所。虽然事情日益表明，政治组织只包括工人阶级的精锐部队，但是因此它也受到警察当局和国家检察机关的大力迫害，它们总是寻找而且也找到新的借口，对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责难。这个联合会的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组织又因为“建立联合会分会”而受到攻击；在某些地方，如在柏林本地，联合会在初审中虽然经过斗争被宣判无罪，可是检察官立即向高一级的法院提出控诉，高一级法院的判决至少是不可忖度的。1868年夏天，当施韦泽在汉堡召开联合会代表大会时，产生了一个不吉利的预感，即这第七次代表大会可能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是8月22日至26日举行的。施韦泽所以在汉堡召开这个大会，是为了向那里的会员致敬，“他们由于有最严格的纪律和对原则的忠诚、有行动力量和自愿牺牲精神而超群出众，可为整个联合会的典范”。为了对卡尔·马克思的巨著表示感谢，联合会理事会正式发出请帖请马克思以贵宾的身份参加代表大会。紧急的工作使他不能到会；他在一封回信中表示歉意，并"高兴地”确定，代表大会把一切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提到了公开会议的议程上，这些出发点是鼓动人们争取充分的政治自由、调整劳动日和工人阶级在它必须为全社会完成的世界历史性的伟大任务中的、有计划的国际合作。代表大会决定尽一切合法手段，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它宣称依法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是必要的，它指责剥夺工人的最后的休息日和最后的家庭幸福的星期日劳动是社会暴政的顶峰；最后大会作出决议说，只有各文明国家的工人行动一致，他们的努力才能取得成果，因此德国工人党就有义务同受同样原则指导的各文明国家的工人党共同前进。 代表大会的三次公开会议都是庄严的群众大会。汉堡工人表明他们无愧于旧日的声誉，他们提供了六千名值得感激的理解力很强的听众。在四次不公幵的会议中，处理了联合会的本份事务。三十六个代表，代表有七千二百七十四名按期缴纳会费的会员的八十三个地方，而大多是这一年才争取到的五十至六十个地方还没有派代表参加大会。代表大会同意，主席可以首先把余款用于维持联合会机关报方面，为此施韦泽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所有者，交一千塔勒给联合会作保证金。此外代表大会还决定，直到《社会民主党人报》收支平衡为止，不足的份数由联合会订来用于鼓动工作。但是代表大会否决了沃耳芬比特耳会员关于把《社会民主党人报》作为联合会财产经营的提案，也否决了杜塞尔多夫一个会员把编辑部同主席职务分开的提案，大会认为这两个提案是不适当的。人们估计《社会民主党人报》过两个季度就可以做到收支平衡，到了那个时候，朕合会的经费就用于派遣支薪的鼓动员（首先在萨克森王国和南德）进行有计划的宣传工作方面。为了组织这一工作，主席得到了必要旳全权。书记的月薪提高到二十五塔勒。 不公开会议所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联合会对罢工运动的态度问题。不伦瑞克的会员提议组织罢工。为此佩尔提议转入议程，而弗里茨舍却提出了两个议案，要求代表大会首先声明，罢工不是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的手段，而是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梧，冲破警察的监视，在正确组织的前提下把各种严重的社会弊端，如过长的劳动时间和星期日劳动从现社会清除出去的手段，第二个提案要求代表大会责成主席为成立总工会而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经过激烈辩论之后，佩尔的提案以三千四百一十七票对二千五百八十三票遭到否决，弗里茨舍的第一个提案以相同的多数票被通过，他的第二个提案以三千二百五十五票对三千零四十四票遭到否决。代表大会对罢工采取了原则上欢迎的立场，可是从联合会方面来看，罢工的实际组织是不必要的。 根据这个投票结果，施韦泽和弗里茨舍声明，他们将以帝国议会议员的身份召开一个工会代表大会。他们的声明又引起一明激烈的辩论，辩论的内容是，施韦泽和弗里茨舍的主张是否违反党的原则。施韦泽本人认为，亳无疑问代表大会有权制止主席做它认为有害联合会的一切事情。如果主席不服从，他就必须退出联合会。现在代表大会不同意联合会掌握罢工的组织（它这样做也许是有益的，可是它原则上是同意罢工的。由此他似乎得出结论，代表大会拒绝责成联合会主席召开工会代表大会，而不愿表示禁止参加这个大会。现在它可能作进一步的说明，可是他毫不讳言，如果代表大会禁止他召开工会代表大会，他就一定立即辞职，并退出联合会。按照他的见解，社会民主党作为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必须组织罢工运动；如果他意识到由于一种重大的迟误而可能使鼓动工作毫无生气，他就不能继续负责领导工作了。后来代表大会几乎一致声明，它不愿表示禁止；施韦泽和弗里茨舍以帝国议会议员的身份可以召开工会代表大会。 可惜关于这些讨论没有详细记录，因此不能看出，反对派在多大程度上受了实际困难或正统的拉萨尔主义的支配。这两点共同发生作用：佩尔在他提议转入议程的简短理由中只是强调指出财政上和形式上的反对意见，对施韦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篇论文中十分坚决地为自己辩护，反对认为召开工会代表大会就是背离拉萨尔传统的这种看法。作为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他完全正确地强调这一事实，即罢工运动存在于群众之中，而在拉萨尔在世时是没有这个运动的。发动这样一个运动，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同样也不是拉萨尔的任务，可是如果存在这个运动，那么每个社会主义者（拉萨尔还活着可能也是这样），必须念念不忘给它指出正确目标。代表大会一结束，施韦泽和弗里茨舍从汉堡向全德国的工人发出了一个宣言，定于9月27日在柏林举行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以便讨论和决定一切与罢工有关的事项，并在会上建立全德工人的广泛组织，利用罢工达到共同进展的目的。 十天以后，在纽伦堡举行了德意志工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自从格腊代表大会以后，倍倍尔以灵巧而有力的手腕对联合会进行了颔导，不久他就认识到，在向前进的和往后拉的分子之间进行明确的区分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他在写给阿伯尔特·朗格的信中说，宁可有十个可靠的协会，而不要三十个摇摆不定的协会。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在联合会内部以十分原始的方式发展，受到经济事实的不可杭拒的雄辩所推动，而不是像一般人所说，是受了李卜克内西的所谓说服术的推动，他和《民主周刊》一样，同联合会本身还没有关系。联合会自己有一个机关报，即在曼海姆出版的《工人会堂》。可是工人协会中的无产阶级分子越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联合会想起一点作用，它就必须对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的迫切问题采取一定的立场，联合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越积极地武装起来保卫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还占有的最后阵地。莱比锡总部9月5日在纽伦堡召开代表大会，并表明它的目的是提议把国际的章程中的要点当做联合会的纲领，这时双方立即为多派代表参加大会而大力进行宣传鼓动，资产阶级方面千方百计地人为地増加还跟着它跑的工人和工人协会的数字。 可是面对着贯穿工人群众的不可抵抗的潮流，它们没有成功。纽伦堡代表大会决定接受莱比锡总部提出的纲领，还决定成立集中的工会，否决了宗纳曼提出的一个议案，这个议案主张工人的救济会通过邮局来建立，也就是说使工人救济会成为受国家监督的机构。在重大的纲领问题付诸表决时，票数是七十二个协会的六十九票对三十七个协会的四十六票，资产阶级少数派还想使个花招挽救败局，它硬说支持多数派的工人协会会员还不到一千八百名，而支持少数派的却有八千八百名。倍倍尔立即在一个简单明了的声明中揭露了这种欺骗。虽然按照他的计算，少数派还有五千八百七十六个会员，而多数派只有六千四百八十个会员，但是不久事实就表明，立即退出联合会的少数派根本没有行动能力。少数派企图建立德意志工人同盟，可是始终没有超出发起阶段。少数派的协会或者加入了多数派，或者无散了；它们之中今天只有柏林工人协会仍然存在，当时这个协会分为两个协会，一个用旧名称坚持进步党的纲领，另一个用民主工人协会的名称参加工人协会联合会。 正如格腊代表大会一样。纽伦堡代表大会也意味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可是它还没有导致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联合会在形式上仍然存在，倍倍尔被选为主席，莱比锡被定为总部所在地。奥地利和瑞士的工人协会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代表国际总委员会的是埃卡留斯，刚刚参加过汉堡代奏大会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几个会员，希尔德斯海姆的基尔希纳和柏林的卡尔·希尔施以多数派的观点作了有力的发言。虽然如此，在多数派之中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是水火不相容的，像拉登多夫这样的老实人，宗纳曼这样的不可信赖的分子，德意志人民党中的各种狡猾人物，他们所以勉强接受国际纲领，是因为这个纲领对于工人阶级的民族政策还一点也没有谈到。德意志人民党正式派遣代表出席了纽伦堡代表大会，而纽伦堡代表大会也正式派代表参加德意志人民党于9月19日和20日在斯图加特举行的代表会议，经过三年的疼痛以后，这个会议终于产生了一个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纲领。 撇开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和汉诺威苟延残喘的奥古斯滕堡分子和汉诺威王党分子，撇开雅科比的几个拥护者，尤其是主要由工人组成的、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大力发展的萨克森人民党不谈，德意志人民党已经收缩成一个南德的党。可是假如德意志人民党面对着南德的软弱无能的政府，在整个欧洲的竞争的掩护下，开展一个有力的民主宣传《这种宣传是使柏林反动派烦恼的最可靠手段），那么德意志人民党在柯尼希格累次和色当之间的几年中①[4]，恰恰由于它的地域的局限性而获得一种历史意义。可是有利的时机白白地放过了，因为同德国革命的时期相似，偏狭的分立主义战胜了一切民主主义的和共和主文的空话，因为正如阿尔伯特-朗格沉痛地所说，德意志人民党的唯一动力是对普鲁士的有利于敌人的盲目憎恨。 德意志人民党在1868年秋天终于写到纸上的民族纲领，也无非是一种落后的、用关于自由和自决权的空话粉饰的分立主义，而它的社会纲领则还要更糟一些。德意志人民党原则上声明它“赞同纽伦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提出了像改进国民学校、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等一系列的社会要求，这些要求虽然在废除常备军和工人参加分纯利等点上，比北德自由派激进一些或狡猾一些得出资本主文结论，但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水平。这些要求同它们所“赞同”的国际的纲领和平相处，就像资本同劳动和平共处那样。人们根据这些作为就可以理解。马克思把北徳的民族自由党人同南德的人民党人之间的冲突叫做“小事”了。恩格斯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第二年的历史证明，民族自由党人和人民党人之所以这样激烈争论，只是因为他们是同一种愚昧固陋的两个相反的极端。 当纽伦堡的多数派还同德意志人民党保持联系的时侯，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作出的决议更为一致。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于9月6日至1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有九十七名代表参加，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比利时代表，法国有十八名，英国有十一名，瑞士有八名，德国有四名代表出席大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和罢工对于工人阶级的意义所作的决议同汉堡代表大会所作的完全一样，国际代表大会第一次赞成土地公有制，当然只有主要由法国代表组成的有力的少数派表示反对。施韦泽接到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正式邀请，可是因为他不断地受到国家检察机关的迫害，必须注意几个开庭期限。他在答复邀请的回信中说，全德工人联合会完全站在国际的立场上，只是由于徳国结社法的阻挠，它才没有正式参加这个协会。 正在这个时候，结社法又被用来破坏作为民族组织的全德工人联合会。高等法院在第二审中判决，柏林的地方组织作为独立的分会加以解散。虽然不服还可以向最高法院申诉，可是9月16日，莱比锡警察局就下令解散了整个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次作为借口拿出了这条规定，即会员所缴会费的一半可以在各地用于地方用途，“由此可见各地的联合会会员不仅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而且也是有自己的出纳处的地方组织的成员”。因为问题只涉及到一个借口，所以施韦泽也没有用法律手段来对付莱比锡警察当局的命令，而只是简单地指示说，联合会必须立即解散，正如他给会员解释的那样，并不是“为了服从官厅的命令”，而是“因为根据目前情况，那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合理的事情”。施韦泽认识到而且也公开表示，在莱比锡进行的打击是从柏林来的；他想避免最高法院对“独立的分会”事件作出有法律效力的、因而所有普鲁士法院必须遵从的判决。他采取自动解散联合会的办法，保留了立即又以排除一切可能有的指摘的形式，建立新联合会的可能性。 三工会运动的分裂 尽管有其他种种分歧，汉堡代表大会和纽伦堡代表大会都服从似乎为德国全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开辟共同行动领域的两个决议，一个是加入国际，另一个是成立工会。《民主周刊》对形势的理解也是这样。它在9月12日的一期上写道：“在汉堡、纽伦堡和布鲁塞尔有共同的努力，共同的目标：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劳动，取消阶级统治和工资奴隶制度，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国家。”同时《未来》上也发表了一篇莱比锡通讯，其中说，民主的工人协会同全德工人联合会在一定程度上的圆满合并只是时间问题。 这种统一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可是人们却在离开所追求的目标很远的道路上做这样的努力。《未来》的莱比锡通讯中就“前者和后者”由于个人原因阻碍德国工人的团结。《民主周刊》变得更加粗鲁了，它在第一版上承认汉堡代表大会的民主决议，而在同一期的第二版上却绝对要求“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处罚联合会的一个汉堡的会员，鞋匠普腊斯特，因为据一个人民党-汉诺威王党报纸说，他在汉诺威纪念拉萨尔忌辰的集会上称赞普鲁士的兼并。可是甚至没有确定，这个一年以后从施韦泽一边转到李卜克内西一边的普腊斯特是否真正犯了违背原则的错误；在汉诺威王党的庇护下，为争取德国的统一和自由而斗争的这家报纸的断言，不能被认为是确凿的证明。《民主周刊》的这篇论文立即也被《未来》转载了。 在这以前，施韦泽没有计较《民主周刊》对他私人的和政治上的完美无缺进行的一切攻击。现在他回答《民主周刊》说，全德工人联合会不能对某一个会员的言论负责；主席也不能像法警和检察官似的站在演说人身后；如果有人要想知道，他本人对那个汉堡会员的所谓言论有什么看法，那么他说，“无论是普鲁士的兼并、军事、警察行动，或是在中小邦中被‘人民党’和被驱逐的王侯的工具挑起的、对普鲁士的偏狭、可恶的憎恨，都不能使我们所追求的德意志人民国家早日实现”。对于《未来》的莱比锡通讯，施韦泽声称，全德工人联合会将同纽伦堡协会的多数派携手前进，正如它同一切意气相投的友好党派携手并进那样。可是合而为一是谈不到的，除非纽伦堡协会在它们受到欢迎的时侯参加全德工人联合会。可是拉萨尔建立的严格的组织决不能为了给一种“含糊的谬论”让位而有所改变。 这种表示肯定是很不客气的，不过同九个月来施韦泽不得不听《民主周刊》说的那些坏话相比，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粗野行为。无论如何，施韦泽所说的“含糊的谬论”是不容误解的。他不是指他本人刚刚表示赞同的国际的纲领，而是指纽伦堡协会对德意志人民党的暖昧的关系。虽然如此，《民主周刊》还是发生了误解，它说施韦泽的不客气的话“只”能针对马克思的学说，拉萨尔的学说同马克思的学说的差别仅在于，前者使后者钝化。因此施韦泽再一次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和民主的事业的叛徒”。 此后，只剩下工会运动还是它们共同活动领域。可是纽伦堡协会没有派代表参加施韦泽和弗里茨舍于9月27日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正如李卜克内西后来所锐，并不是因为在施韦泽宣布纽伦堡协会不可参加代表大会以后，再去参加就破坏了纽伦堡协会的名誉。事情是这样：全德工人联合会被莱比锡警察局解散以后，《社会民主党人报》声称，根据结社法规定，政治团体彼此不能结合，考虑到这一点，“像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纽伦堡多数派这样有政治纲领的工人团体”，不能派代表参加大会。就这整个指示来看，只涉及一个使代表大会免遭警察干涉的形式问题；最多纽伦堡少数派的协会有理由表示不满，它仍没有政治纲领，可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一个注释中补充说，这个少数派也不能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因为否则事实上一个政党受到了优先待遇。代表大会对于已经存在的一切工会的代表，各行各业的会议和一切工人会议的所有代表毫无限制是表示欢迎的。 对施韦泽和弗里茨舍的责备提出更早，人们责备他们支持工会代表大会的召开，他们不先等待纽伦堡代表大会的发展，然后再同胜利的多数派的总部共同进行工会运动的组织工作；事情并不特别急迫，因为联合自由还要过一年才实行。可是施韦泽和弗里茨舍有确实的理由趁热打铁。他们希望在斗争的信号发出以前，就已经把他们的队伍组织好，把他们的军事金库充实起来。面对着自己党内的反抗（这种反抗从对纽伦堡代表大会的结果的很成问题的思辨中只会得到新的养料），对他们来说，尽快地制造一个既成事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重要的是要制止进步党的阴谋活动，它现在正着手控制无产阶级罢工运动，并把它引上错误的道路。 有人说，在麦克斯·希尔施为了研究英国工会并把它移植到德国来，而到英国去以后，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就着手建立工会了，这纯粹是捏造。李卜克内西在流亡英国期间对英国工会了解很深，回到德国以后，做过许多报告，使德国工人注意英国工会，而早在麦克斯·希尔施想到这个漂亮的主意——用拙劣地模仿英国工会的办法使还有进步思想的工人看不清自己的真正利益——以前，施韦泽至少几年以来就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论述过有关问题。麦克斯·希尔施为了了解合作事业到英国去，到了英国他才由于真正研究过英国工会的卢约·布伦坦诺的指引，注意到英国工会；对于麦克斯·希尔施的“研究”，有一个确当的考验，在他已经有几个星期之久，在德国工人面前颂扬仲裁办法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灵药方以后，却向布伦坦诺求援，请求布伦坦诺使他摆脱困境，因为他自己“可惜没有一点”关于英国仲裁机构的“材料”。如果说驳斥关于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可能从麦克斯·希尔施那里学习了一点东西的这种极端无知的说法是必要的，那么由于麦克斯·希尔施企图匆匆忙忙地着手建立德国工会，因此尽快地阻止他的活动就是更加必要的了。 在这期间，施韦泽和弗里茨舍的号召在德国工人中得到了热烈响应。有二百零六名代表出席了9月26日开幕的工人代表大会，这些代表代表一百一十个地方的十四万二千零八个各种行业的工人。代表人数最多的当然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基地柏林，计二十七人，包括附近的布兰登堡在内共四十二人，其次是汉堡-阿尔托那二十二人，爱北斐特-巴门十一人，布伦瑞克七人。可是从南德，如奥芬巴赫、曼海姆、海德尔堡、弗赖堡、施派耶尔、斯图加特、奥格斯堡、符次堡等地来的代表为数也不算很少，此外，萨克森王国、德累斯顿、弗赖贝克、格劳豪和莱比锡也有代表参加。 于是进步党大失所望。它只能在代表大会开幕前两天召集还跟着它跑的机器制造工人的最后残余，约四、五百人开会，而在这些人之中已经产生了这样的意见：人们不能因为一件好事是由社会民主党方面发动的，就不参加。舒尔采-德里奇本人不得不发表一篇演说来应付这种危局，他自夸是天生的工人领袖，叫嚷什么“坏蛋们的高谈阔论”。这个会议选举了以麦克斯·希尔施为首的十二名代表参加工人代表大会，抗议“组织社会战争”。当然破坏代表大会的这一企图没有得逞；麦克斯·希尔施在第一次会议上说了一些讨厌的废话以后，他和他的党羽就被赶走了，而舒尔采对施韦泽的一个使者与其说老实还不如说是慎重地否认，他所说的“坏蛋们的空谈阔论”是指施韦泽和弗里茨舍的宣言。这种胆怯还给他带来代表大会的一个有力的决议，同时代表大会宣称，它把柏林机器制造工人看做是自己的兄弟，驱逐他们的代表只是反对有意识的捣乱者。可惜这个善意的声明没有能够宽慰柏林机器制造工人的受到伤害的团结精神，他们现在又更紧密地站到进步党一边去了。 除此而外，工人代表大会进行得非常顺利，经过四天讨论，建立了十个Arbeiterschaft[5]和一个Arbeiterschft联合会。人们所以选用”Arbeiterschaft”这个名词，是因为大多数代表害怕Gewerkschaft[6]这个名词可能在许多工人中引起对行会活动的不愉快的回忆。立即组成十个工会是鞍匠、裁徒、瓦工、面包师、五金工人、伐木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工厂工人、装钉工人、马具工人、矿山工人、冶金工人和制盐工人，最后还有染工、搬工和手工业工场工人。代表大会为各工会起草了示范章程，由各工会决定接受、修改或拒绝接受；它们的义务只是作为联合会的成员遵守该会的章程，只要它们一满五百人就可以参加联合会，联合会本身是根据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样子组织的一个争取胜利进行罢工斗争的团体。由三个委员和两个候补委员扭成的主席团，由全体会员普选产生；代表大会由各工会派当地代表参加，各个代表所掌握的票数为他所代表的地方的工会的会员数；每个工会有一个全权代表参加委员会，工会每有五百个会员，它的代表就有一票。可是这个委员会的职权比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相应机构理事会的职权大得多。尤其是它可以单独决定：是否要宣布一次罢工是联合会的事情；它是一个决策机构，而主席团只是一个执行机构。 在已经成立的工会中，裁缝工会临时加入联合会，因为它还不知道它的代表大会是否赞同，而雪茄烟工人和木工的代表宣称，他们要迫切劝告他们的代表大会参加。相反地，印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拒绝参加，因为他只有权赞成各工会的一般的联合而无权赞同各工会的集中的结合。有人提议等各工会组成以后再建立联合会，然后召开一个新的代表大会，其理由是要照顾到人们不可冒犯的“其他社会主义分子”，不过经过深入讨论以后，这个提案被否决了，同时多数派的发言人认为，代表大会可以代表德国工人阶级的各个派别，如再召开新代表大会将花费巨大费用，而且必须堵塞资产阶级敌人进行新阴谋活动的一切可能性。这次代表大会也就是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且设立了第一届主席团，由施韦泽、弗里茨舍和爱北斐特的工厂工人克莱因组成。第一任委员会也立即成立起来，愿意参加工会的各行业的代表各选出一个全权代表。《社会民主党人报》被选为联合会的机关报。 施韦泽就代表大会问题，在9月15日和10月8日给马克思写过信。这两封信的原文迄今没有发表，可是马克思于10月13日写给施韦泽的回信[7]已经发表了。从这封回信的内容推断，施韦泽希望马克思审查他向代表大会提出的议案，并就工会运动问题，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纽伦堡协会之间进行调解。马克思说他准备充当调解人，并答应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是公正的；他还说，他曾经以国际的德国书记的身份一再号召和平；他得到的回答（为此引证了《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话）是施韦泽自己挑起了这场战争，他声明说，在这场决斗中，他应起的作用，仅仅是充当公断人。人们不可能说得比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更公平的了，可是这次他对德国的情况也没有确切的了解。施韦泽没有挑起战事，马克思从人们给他寄去的“引证”中可能也看到这一点，这些引文说明施韦泽制止挑衅；否则恐怕他就很难以这样友好的态度给施韦泽写信。正是在这封信中，他承认施韦泽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绝对的毅力和智慧”，这一点同《民主周刊》大不相同，《民主周刊》在几周前还几次指控施韦泽背叛民主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对施韦泽是怀着善意的，而且也是公正的。他并不讳言，工会联合会的章程有原则性的错误。选出的组织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是极其有用的，但是和英国工会的本质相矛盾。即使这种组织是可能存在的——他认为它不可能存在——它也是不适宜的，在德国尤其是这样。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训戒，相信权威，相信上极机关，所以在这里首先就应当培养他们独立活动。而且章程也不能促进施韦泽所计划的“迅速行动”；代表大会、委员会和完全多余的主席团，这三个来源不同的独立机构，到处都引起冲突；在英国工会那里，多半是围绕着钱的问题兜圈子，在这里任何独裁都将宣告结束。尽管如此，马克思承认，这种组织错误大概可以通过合理的实践或多或少地消除掉。 马克思责备施韦泽要求阶级运动服从特殊的宗派运动。这种责备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那就是施韦泽想把工会运动当作第二级政治组织的辅助手段加以控制。然而这种责备在这一点上是不正确的，即马克思在这封信里把拉萨尔说成是一个宗派创始人，把全德工人联合会视成是一种宗派运动，假如马克思（这一点他没有说，也许也没有这种想法，可是在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所谓的德国无产阶级的专有的阶级运动就是指纽伦堡协会和萨克森人民党，那么他的责备就加倍不正确了。德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实际情况是，同纽伦堡协会和萨克森人民党相比，全德工人联合会是阶级运动的更为进步的形式。就在马克思在伦敦写这封信的这个10月13日，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一篇施韦泽写的论文，完全根据马克思的见解，说明了国际的概念和性质。文章说，谁属于全德工人联合会，谁也就属于国际，正如乌利州的公民也就是瑞士公民那样。因为在各个文明国家中存在着巨大差别——而且只要存在着这种差别，工人的本国组织就是必要的。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必须考虑到这些差别，可是发展的方向是（而且必须以这种精神推动这种发展），国际的中央领导能够日益代替工人运动民族中心的作用。这肯定不是一个宗派领袖的见解。由于马克思指责施韦泽犯了他没有犯的错误，施韦泽必然无意地被诱致低估马克思的正确指责的份量。如果他始终认为工会运动是从属于政治运动的辅助手段，那么他的工会是考虑得彻底的、合乎逻辑的，而且因为他的进步党敌人承认，如果问题在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战争，他的工会联合会就是一个很好的组织，所以施韦泽也比较容易忽略马克思的反对意见。 工人代表大会结束以后，进步党人自己立即着手根据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利益的协调这一有名的原则组织工会。协调使徒希尔施将代替完全破产的节约使徒舒尔采。如果在工会中组织起来的英国工人在仲裁处被工厂主当作平等的人看待，应该归功于他们几十年的付出巨大牺牲的艰苦斗争，麦克斯·希尔施抹煞这一事实，自以为或者装做自以为英国工会唯一赖以取得成就的战争是一个巨大错误，英国工厂主摄于工会力量而屈就的社会和平的差强人意的状况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状况。进步党工会的示范章程模仿英国工会的章程，只是前者折断了后者的脊梁骨；这些工会同样友好地邀请工人和企业主参加，麦克斯·希尔施宣称，“他的”工会决不“专门”保证“工人的权利和利益”，而且同样保证工人的剥削者的权利和利益。创立这种工会的实际见解基于这一估计，即德国企业主自愿给与“善意的”工会以英国工会从英国企业主手里强夺过来的东西。第一个被用作例证的工厂主是博尔济希。机器制造工人进步党工会要求他解雇一个打工人耳光的工长，可是当舒尔采-德里奇和麦克斯·希尔施为此去见机车大王时，他却用精神的耳光把他们赶出来。 可以预见，进步党的工会不久就会陷入绝境，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一派以正统的方式恪守拉萨尔的词句，对工会运动进行反抗，这种反抗是不起多大作用的。如果要避免这个运动的分裂，问题就在于，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否同纽伦堡协会和萨克森人民党联合。马克思遵守他的诺言，进行了调解；《民主周刊》以它自己的方式比较友好地对柏林代表大会进行了评论。然后倍倍尔以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在这个报纸上发表了由他起草的德国工会章程，这个章程处于施韦泽和麦克斯·希尔施所走的两条道路的中间，而且是正中间。它不是在山墙上，而是在基础上开始建筑，放弃了工会的一切独裁的集中，而为了面对资本保证会员的利益和权利，把各工会组成有力的联合会。它由于简单而没有过分的要求，比施韦泽的巧妙砌成的建筑，更比进步党章程的偏狭、暧昧的言论给人以较好的印象。熟悉英国工会的一个英国人说，这个章程比另外两个章程更有工人气派。 同时，11月26日在倍倍尔主持下召开的莱比锡工会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主张，在不同进步党工会进行任何合作的情况下，施韦泽的工会和纽伦堡协会的工会经过磋商，为联合和统一召开代表大会，在这以前彼此建立契约关系，首先在经济方面互相支持，可能还选举一个共同的临时委员会。对于这个又是首先在《未来》上发表的建议，工会联合会的主席团和委员会于11月29日也通过一致的决议，严加拒绝。决议说，工人的团结是工会发展的首要要求。建立第三个工会组织只能促成分裂；倍倍尔先生和李卜克内西先生可以不必利用契约关系的建议恢复被他们破坏的团结。如果他们真正不想破坏工会运动的团结，那么他们就有义务加入工会联合会，在这个联合会内部进行他们认为合适的改革，并在任何情况下都服从大多数人的决定。 这样，工会运动的分裂就确定了。分裂的责任不应由这一方或那一方单独负担，换句话说，产生了种种不良影响的分裂是由实际情况造成的。即使谋求团结的努力取得比实际更大的成就，这些努力或早或晚也会遭到失败。德国工人阶级之间的裂痕太深，因而医生还不能在一天之间就把它缝合起来。在它从内部彻底愈合以前，它必须先完全止血。 [1]芬尼亚运动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的反英运动。以小资产阶级秘密革命组织“芬尼亚社”为核心。1865—1867年间曾发动过一些地方性起义，但均被英国镇压。1870年后，活动渐停止。—译者 [2]梅林这里指的是莱辛于1769年8月访日致弗塞徳里希·尼古拉的信中所说的话：“此外关于您的柏林的思想和写作的自由，您什么也没有吿话我。这种自由只限于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说出反对宗教的无况的话。正直的人很快就会以运用这种自由为耻。可是请您让一个人在柏林试一试，自由地写别的东西，而不写宗伦费尔斯在维也纳所写的东西；请您让那个人试一试，对高贵的宫廷仆从说真话，而不像他们对他所说的那样；请您让一个要想为了臣民的权利发表反对压榨和专制的言论的人，在柏林像现在在法国和丹麦那样行动，那么您很快就会体验到，那个国家到今天为止还是欧洲最卑贱的国家。”（《莱辛全集》，共十卷，鲍尔·里拉编，第9卷，1957年柏林版，第327页.）——原编者 [3]梅林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和施韦泽之间根本谈不到存在什么友谊。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8年的通信；比如5月6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5月7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7月29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9月19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9月21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9月23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9月24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0月10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等等（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译者）。梅林在写《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时还没有见到这些信。——原编者 [4]指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之间的几年。——译者 [5]德文Arbeiter意义是工人，加后缀schaft变成集合名词，Arbeiterschaft一词的意义，此处即为工会。——译者 [6]德文Gewerk原意是手工业、行会，而Gewerkschaft一词的意义是工会。——译者。 [7]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7-231页。
第三章自上而下的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 第三章自上而下的革命 一哈布斯堡同霍亨索伦的冲突 二普奥战事前的工人阶级 三普奥战事后的工人阶级 四普选权的最初尝试 五社会民主党议会活动的开端 一哈布斯堡同霍亨索伦的冲突 1864年10月的维也纳和约使易北河公国成为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共同财产以后，这两个大邦立即为掠夺物发生了争吵，在专制独裁、举行政变的欲望方面和完全缺乏民族意识方面，柏林内阁和维也纳内阁可以互相媲美。不过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上，俾斯麦比他多瑙河边的同样发动的竞争者有较大的王牌。 由于盲目的妒嫉，并且毫无根据地害怕"革命”，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刚一发生的时候，维也纳的政策走进了普鲁士的圈套。因此它伤害了中小邦的分立主义，危害了它对德意志邦联的霸权的最可靠的支柱。而当他拿这个不受欢迎的礼物没有办法的时候，共同占有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对它就更不是一种补偿了。因此它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悔恨地回到老政策上去，决定让邦联议会去处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这就等于说易北河公国应该交给奥古斯滕堡僭位者。 这件事不得到共同占有者普鲁士的同意是行不通的，俾斯麦不想为了奥古斯滕堡家族的利益，装做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他最多想让孤立无援的僭位者做普鲁士的臣仆，可是他把他在1865年2月的条件下端上来的汤，做得这样无味，以致对于奥地利的妒嫉心来说，这汤是不堪入口的，他通过自己的雇佣文人给这汤加了讽刺嘲笑的调料，因而对于奥古斯滕堡家族和其他奉天承运的小邦国王的自负来说，也是不堪入口的。普鲁士的外交为霍亨索伦王权服务，奥地利的外交为哈布斯堡王权服务。这两个王室都没有什么德意志民族观点，它们互相攻讦，说对方推动“革命”，双方的这种攻讦都只能认为是一种滑稽行为。俾斯麦的有利一面只是，保持邦联议会的职权和在易北河公国建立一个软弱无力的小国同德国的一切经济利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此普鲁士的并吞政策和暴力政策就更加得势。 1865年夏天，事态已经发展到使奥地利和普鲁士完全决裂的地步。可是两个对手暂时都感到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进行决战。他们又用加斯泰因条约勉强粘合了这条裂缝，保留了北同占有权，并决定霍尔斯坦公国归奥地利管辖，什列斯维希公国归普鲁士管辖。谁都知道，这样做只能赢得一个苟安的机会，对这一点，任何人也没有订条约的人知道得更清楚。双方都寻找同盟者，而俾斯麦又掌握了较大的王牌。由于普鲁士政府曾经参加镇压波兰起义，俄国被普鲁士争取过来了，波拿巴由于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处于窘境，不得不又把威尼斯当做一块食物扔给意大利运动，而无论是用金钱或用好话交换，奥地利都是不肯放弃威尼斯的。1865年秋天，俾斯麦到法国谒见波拿巴，请求这位“各民族的”崇高的“保护者”恩准“德意志统一”。为了王朝的侵略目的同外国勾结，是旧普鲁士的政策，当俾斯麦企图通过得到波拿巴的善意庇护的普鲁士-意大利反奥同盟，一跃而成为“民族英雄”的时候，他对于老弗里茨的光荣传统，决不是不忠实的。当时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说他负担了一定的义务，即取得胜利时，要割让一部分德国领土给法国，这种说法在形式上可能是过甚其词；不过他长期助长了波拿巴侵占德国领土的野心，这是肯定的，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的“德意志爱国主义”的特征。当然不能忽略，所有别的“德国国务活动家”，不管是维也纳的、慕尼黑的、德累斯顿的，还是其他任何地方的，在同样场合也不会有别的做法。为了王朝的目的牺牲民族利益，是他们一贯喜欢使用的伎俩。至多他们没有俾斯麦欺骗波拿巴的才能，在道德上他们都是半斤八两。俾斯麦比他们乃至他的塞纳河畔的好朋友高明的地方是，他具有在政治上十分重要的两种特性:首先他有一种意志，其次他有一个目标。 俾斯麦的邦联改革计划同波拿巴的保护和意大利的同盟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他对从意大利到柏林来谈判的高封纳将军说，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很容易引起一场战争，可是这个问题还小，不足以引起一次大战。一般的德国问题必然被扯到这一事件中来。事关巨大的民族利益，欧洲就更安静地作壁上观。俾斯麦在这里所说的欧洲是指波拿巴，俾斯麦的邦联改革迎合了波拿巴的阴谋。1866年4月8日，在普意两国对奥地利的攻击同盟缔结以后，4月9日，普鲁士政府向邦联议会提出一项提案：召集一个由全国直接选举和根据普选法产生的议会（会议日期需要进一步确定），以便接受和讨论德国各邦政府关于改革邦联制度的议案，这些议案在开会以前，通过各邦政府彼此间的协商提出。 这个提案的表面理由照例包含长篇废话。一切波拿巴主义常常用这种废话来掩盖自己的没有理想、玩弄阴谋的政策。普遍、直接的选举权被说成是保守党的原则，是从保守党的立场出发，宁愿采用普遍、直接的选举权而不采用任何别的以巧妙的配合为基础的选举形式。目前的邦联制度在欧洲巨大危机期间，不是把德国交给革命，就是把它交给外国统治；为了避免这两者，有必要进行一次邦联改革，根据1848年的经验，无论是各邦政府的片面行动，或是民族的片面行动都不能实现这一改革；只有双方齐心协力，才能在旧邦联的基础上并在它的范围内，产生一个新的能够存在的创造物。俾斯麦提出革命年代的议会在这上面栽了跟斗的著名的协商原则，说它是解决德国纠纷的不可缺少的灵丹妙药。要末他就是真正出于一种可笑的误解（他在分析历史事件时，他那偏颇的头脑往往产生这种误解），耍末为了掩盖自己的真正目的，少量废话在一定程度上对他是无足轻重的，因此许多事件可以由他的政策得到说明。 他的官方的和半官方的报纸的言论毫不含糊地说出了这些真正的目的。以波拿巴为榜样，俾斯麦玩弄两面手法，也就是两种两面手法，即在王朝与民族之间两面讨好和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两面讨好。《十字报》对中小邦政府说，把你们还能得到的东西拿走吧；俾斯麦给你们的东西，你们将来任何时候都不会再得到。单是你们，决不能控制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如果你们想用议会制度的武器打击它自己，你们就需要一个德国议会。当然这议会里更会发生骚动，可是“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可以制止这种越轨行为，那就是不管这种事情。最近六年的普鲁士历史最确切地证明，这是可能的。”相反地《北德总汇报》说：“普鲁士不得不遗憾地觉察到，目前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德国各邦政府仿佛利用武力反对国家改革。维尔腾堡、汉诺威、萨克森、黑森-达姆斯塔特和邦联其他各邦，不愿出于对奥古斯滕堡王子的爱而投身于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人们断言，备战的各邦政府引起了反对普鲁士的大战，同时也就用武力反对实现哪怕是最起码的民族要求，那么人们就大大接近了真理。”然后这个半官方的主要报纸就几乎毫不掩饰地以“革命”相威胁，也就是说利用普鲁士暴力推翻反抗的小国君主。 除去在王朝与民族之间两面讨好以外，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两面讨好。半官方的《地方通讯》用幻想诱惑进步党说，通过统一集中德意志军队，所谓的邦联改革将把普鲁士的军事负担转嫁到全徳国身上，就用这个办法消除宪法纠纷。全官方的《国家通报》给资产阶级端上一碗美味的菜肴，它列举了许多经济改革作为邦联改革的要点，如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统一的帀制和度量衡制、在国外对德国贸易的保护，德国领事和其他答应彻底取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障碍的许多经济改革。 如果资产阶级仍然不听这一套，那么就用普遍、直接的选举权诱惑无产阶级。俾斯麦认为现在可以打出这张王牌。他考虑到易北河东的农村群众，在他们的精神的黑夜里还没有露出政治认识的曙光。俾斯麦希望，像他通过废除等级选举扩大选举权那样，通过拒绝发给议员日薪，在同样程度上限制被选举权，然后他仍然在关于“君主主义者”拉萨尔的美梦里生活。可以吵醒这场舒服的小觉的许多闹钟，已经响过了；后来柏林警察厅在一个官方报吿中直截了当地承认，起初它把全德工人联合会当做一种“冷静的合法的宣传活动”，所以尽管它违反结社法第八条（政治团体的联合），仍然容许它存在，可是在科伦集会事件中，警察厅才睁开了眼睛，于是就急忙封闭柏林支部。然而平庸的警察所理解的东西，天才的政治家还没有理解。这时俾斯麦还认为可以玩火。 政府在关于联合自由的辩论中准许成立的工人问题商讨委员会于1865年夏天召开会议，可是经过几次不着边际的辩论以后又散了会，除去一堆没有价值的废纸，用普鲁士官僚的话来说，就是“有价值的材料”而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必须更严厉地镇压红色鬼怪。1865年10月，布赫尔写信给马克思，请他担任官方的《国家通报》的撰稿人。[1]当他遭到马克思的拒绝以后，他就向当时刚刚发表了一[1]些国民经济学的著作而为人所知的私人讲师欧根·杜林，提出同样的请求。杜林又拾起西斯蒙第的关于劳动阶级消费不足的旧观点，把它当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弊害，然而他不像洛贝尔图斯那样，通过国家实行的正常工作日制医治这种弊病，而想通过工人在自山联合的情况下，争取到较好的劳动条件，而发挥独立自主的首创精神来医治这种弊病。杜林担任了《国家通报》的撰稿人，可是不久就同编辑部闹翻了。虽然如此，1866年4月。瓦盖纳还去找过他，约他写一个关于如何能够“为工人做点事''的建议书，以备内阁“直接使用”。杜林也交出了这篇作业。5月9日泽施韦泽被假释了，冬天他因为有病就提岀过许多医生证明，可是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从1866年年初起，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终于又以十倍的力量恢复了她从没有完全停止的煽动。她昏头昏脑地把普鲁士的邦联改革理解为实现拉萨尔的民族纲领，她的蛊惑活动使得全德工人联合会成为俾斯麦的工具，不管她同“伟大的大臣”的关系是近是远，也不管她花的许多钱是她自己的财产，还是从别的基金中弄来的。 自上而下的革命就是这个样子。它非常强大地武装起来反对邦联议会的不幸统治。如果要镇压这个革命，那么只有自下而上的革命才能做到这一点。可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想革命的工人阶级不能革命，能革命的资产阶级甚至早就不想在口头上革命，更不用说实际进行革命了。一旦事态开始严重化，曾被吹得天花乱坠的进步党的团结就化为一片混乱。普鲁士分立主义利用民族的华丽词藻在某一个人身上发生了效力。特韦施腾声称，“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普鲁士政策遭到失败”，齐格勒对他的布勒斯劳选民高呼，民主派的心经常寄托在国家的旗帜上。其他一些人又声嘶力竭地抱怨即将爆发的战争威胁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也同样声嘶力竭地咒骂破坏国内和平。民族联盟在这一方面做得更为突出，它也庄严谴责俾斯麦的邦联改革。卞尼格先一伙为“普鲁士的领导”做过很多工作，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而现在却大喊救命，因为“普鲁士领导”暴露了它的本来面目，而它只能是这个样子，不会是别的样子。 德意志人民党构成了第三个小组，这个党认为进步党和民族联盟的政策没有成功的希望，一年以前就开始脱离这种政策。人民党中有许多正直和能干的民主主义者，如毕希纳、埃卡尔特、拉登多夫、普福等人，但也有一些值得怀疑的分子，如法兰克福的宗纳曼之流的狭隘共和主义者，奥古斯滕堡的和汉诺威王党的分立主义者，后者由于他们的世袭君主的特权受到威胁所洒的眼泪，即使不比他们为俾斯麦的其他暴行所洒的眼泪更为辛酸，也是不相上下的。1865年9月，当德意志人民党在达姆斯塔特举行成立大会时，事实立即表明，在当代的两个重大问题，即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上，党内是不可能取得一致的。分立主义者死抱住他们所喜爱的联邦原则不放，而对这个原则又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从君主主义观点，有的从共和主义观点看问题。交易所民主主义者反对社会改革的要求，而毕希纳和埃卡尔特则想通过这些要求同全德工人联合会接近。德意志人民党的机关报，曼海姆的《德意志周刊》声称，要把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当做没有解决的问题加以讨论。 只要“中小邦的联合”能够成为德意志的统一和自由的萌芽，在最迫切的问题上，就会达成一种谅解。路德维希·普福在一份特别的传单中说明，这并不是重提鼎足三分的老主意，即把德国分为奥地利、普鲁士和中小邦联邦三个部分；这种鼎足三分思想是“一个三头怪胎，是由教授的幻想和对君主的屈从在受到侮辱的革命之床上生产出来的”。德意志人民党所追求的中等邦的联盟，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其他枝节可以聚集在它周围的第一个核心。而埃卡尔特却在《德意志周刊》上发表意见说，人们指责德意志人民党。说它既打着正统主义的旗帜，又打着共和主义的旗帜。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矛盾。党员是共和主义者，可是他们却认真对待中小邦的联盟，这是德国人民对他们的君主的最后一个请求。如果君主希望有一个君主制的联邦国家，德意志人民党将号召人民支持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要这种国家，他们就必须心甘情愿地被俾斯麦所吞并。既然德意志人民党的最正直、头脑最清楚的分子，在这种确实认真对待，但却模糊不清的观念上打圈子，这个党就没有本领解决德国问题。 年轻的工人党必须在对立的利益和意见的混乱状态中寻找自己的道路。 二普奥战事前的工人阶级 自从发表论俾斯麦的文章以后，《社会民主党人报》始终不渝地追求这种德国政策，只是避免用来装饰论俾斯麦的文章的、容易被人误解的词藻。《社会民主党人报》曾在那些文章中谈过俾斯麦的“卓越的”政策，这次却严厉批评俾斯麦到波拿巴王宫去朝觐，并为“可怜的普鲁士”叹息，它为了用“出卖德国”博得波拿巴的恩宠，而“满载它的伟大计划”，赶到“巴黎去”。《社会民主党人报》同瓦尔德克和齐格勒一伙的旧普鲁士民主派毫无共同之处。它说，普鲁士领导就是普鲁士领导，如果它装做隐蔽的反动派，装做假自由主义，目前的混乱还要严重得多。就其内在的性质来看，普鲁士是一个专制国家，从来没有存在，也决不能存在什么自由主义的普鲁士。“等待它将来可能发生变化，那就是期待某种本质上不可能的事物。”要是这样，人们也就有理由希望土耳其的教法说明官和宗教学者宣扬基督教。 《社会民主党人报》像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那样尖锐地反对“奥地利同天主教缔结协定”。它说，奥地利是德国分裂的保护者，因此中小邦的反动政府都站在它那一边。可是，如果说德国的奥地利化和普鲁士化是损害公共利益的、可恨的，那么任何形式的“鼎足三分”都是可笑的和不屑一顾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欢迎德意志人民党，说它是德国现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的最值得赞扬的组织尝试，也欣然表示，只要工人阶级的利益需要，就在策略上同它合作，但是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它在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上的模糊观点。《社会民主党人报》强调，现在要想装扮成“纯德国的国务活动家”的博伊斯特和达尔维克一伙以及中小邦的其他政治家，是“最残酷的极端反动时代的大臣，是王侯的彻头彻尾的奴仆”，报纸用一句简单的话驳斥了德意志人民党所追求的“中小邦的联盟”，它说，“如果事态严重，比如某些君主必须最终地和不可更改地决定，他们是为了人民还是为了一个大王室而放弃他们的全部主权，这些君主宁愿呻吟着匍伏在他们同侪的脚边，也不愿在人民的欢呼声中走过他们首都的街道。” 《社会民主党人报》认为通往德国统一和自由的唯一道路就是德国革命。因为德国的大邦的武装冲突造成许多机会，给德国革命带来最后一线希望，所以报纸不赞成资产阶级的和平叫嚣。阿尔伯特·朗格也在《下莱茵使者》上写道，由于比较深刻的理由，真正希望俾斯麦由于企图执行他的纲领，而使共和党有可乘之机的人，现在最好让他为所欲为，一直到他不能回头为止。在进步党人和民族联盟分子在莱比锡举行的一次大会上，人们对于即将爆发的战争发出沉痛的叹息，倍倍尔作为唯一的反对者在大会上宣称，不要这样害怕；战争将会发生同作战双方所想像的完全不同的情况。人民将在适当的时刻起来，按照自己的意志结束战争。做好战斗和行动的准备，待机而动。不信任任何人，但信任自己，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在1866年的危机中向工人阶级推荐的政策。 它把俾斯麦实行普选权的这一措施，看做是进行实际干涉的第一个机会。当然它没有误解俾斯麦的动机，对于半官方报纸的诱惑反驳说：“至于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既不要大普鲁士，也不要大奥地利，而是要一个自由、统一的德国，根据民族愿望而实现自由和统一的德国。如果普鲁士愿意帮助缔造这个德国——好，它可以尝试一下，那就要它变成一个同它至今恰恰相反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它使它的事业成为我们的事业，我们愿意暂时合作，但是在别的意义上，我们决不这样做……我们觉得工人的情绪正好表明工人对普鲁士政府及其权力欲所采取的合适的态度，这对大普鲁士主义没有什么好处。其他一切都是官方的愿望和幻想。”《社会民主党人报》公开声称，俾斯麦“不是出于自愿，而是为形势所迫”才采取“不彻底和没有力量的召集议会”的步骤的；它也公开声称，如果工人因此受到欺骗，那就是“一切事情中最悲惨的事情”。但是它建议利用普鲁士首相的窘境。从来还没有一个历史上的进步，是由于当权者的好心造成的，可是巧妙地利用他们的窘境，往往会造成历史的进步。工人阶级应该利用现有的武器，“不是按照那些人的愿望，而是按照我们的愿望”。因此《社会民主党人报》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我们参加选举（我们不是因为俾斯麦召开了这个议会而参加选举，虽然他召开了这个议会，我们也不选举，我们所以选举，是因为我们反对袖手旁观的懦弱政策，因为我们要参加社会事务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只是因为我们，——工人党能够阻止怯懦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最近出卖人民的事业。”同时，《社会民主党人报》建议，为了推动俾斯麦在他勉强走上的道路上前进，而为普选权进行最有力的宣传活动。 这里简单扼要地说明的策略，像一根红线贯穿着《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施韦泽被捕前后发表的论述德国问题的文章。政府可能出于某种打算才把他假释出狱，可是施韦泽却没有付出政府所希望的报酬，就像马克思对待布赫尔的拉拢那样。在这个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也找不到一句话，是为了直接或间接推动普鲁士的暴力政策而写的。毫无疑问，假如拉萨尔还活着，他向工人阶级推荐的政策，就是施韦泽向工人阶级推荐的政策。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弱点不在于它当时的策略，而在于它当时的组织。它还没有巩固到使闯进来的战争风暴不能把它吹得摇摇欲坠的程度。许多德国工人还没有阶级觉悟，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对他们的阶级利益还不明确，就被卷入漩涡之中。德国事件在这个漩涡里趋向普遍的灾难。联合会的老核心部队是够勇敢的，但是不够坚强，不能控制自上而下的革命引起的愤慨的浪潮。 在德国，没有一个地方像萨克森王国那样，在狭小的地区内，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发生如此严重的冲突。在这个工业高度发展的小邦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直接对立，现在这个小邦夹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中间，有成为战场的危险。萨克森政策的主宰是亲奥地利派的博伊斯特，他也许是那些侏儒外交家中最能干的，无论如何是最恶劣的一个，这些外交家的手上还涂满白色恐饰的血污，却乱喊德意志民族的口号。博伊斯特的备战引起萨克森资产阶级的不满，萨克森资产阶级决不愿看到自己的买卖受到损失，尤其是该邦的大工商业城市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对于小邦的狭隘守旧感到厌倦，希望为普鲁士所并吞。因此，萨克森的无产阶级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它不能进行革命，但它也不能像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的无产阶级那样容易地采取一种待机攻击的立场，因为战火已经烧到它的手指了。 本来，这个时期萨克森无产阶级正处在蓬勃发展阶段。萨克森工人教育协会形成了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核心和骨干；德累斯顿协会在鞋匠克内弗尔的领导下蓬勃发展，倍倍尔使莱比锡协会保持原有的水平，在这个协会的教师中，李卜克内西特别活跃，他被逐出柏林之后，就定居在莱比锡。尤其应该感谢倍倍尔的努力的是，萨克森工人教育协会组成了一个地方联合会，二十九个协会共有四千五百七十九名会员，由他们举办的合作组织有：五个储蓄所、两个信贷合作社、五个消费合作社、一个消费面包房、四个疾病互助会、两个残废互助会、两个丧事互助会和一个织工合作社。在这些协会同全德工人联合会萨克森支部之间已经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两个组织常常共同举行大规模的民众大会，正是现在，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十分坚决地同《人民报》的进步党-自由贸易派的宣传活动断绝了关系。起初民族问题也不是造成意见分歧的原因。4月28日，在德累斯顿举行了一个有二千五百名工人参加的大会，这个大会由弗尔斯特林和克内弗尔召开，并在他们共同主持下进行讨论。大会要求召集一个德意志制宪议会，这个议会以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为基础，进行秘密投票，被选举权不受限制，这样做不仅为了调整政治关系，也为了着手解决社会问题，大会还要求全民武装，以支持这个议会。这个决议在原则上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它直截了当地说出，只有德国革命才能拯救德国的统一和自由。当然，关于无产阶级对于交战国的策略态度，一点也没有谈到。 当莱比锡资产阶级在市当局的领导下，要求萨克森内阁立即停止备战，并开展与普鲁士友好的宣传活动的时候，问题就变得紧迫了。为了对抗这个宣传活动，5月8日在莱比锡举行了一个有将近六千人参加的民众大会，也同德累斯顿大会一样，萨克森无产阶级的两派都参加了这个大会。弗里茨舍、乌特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出席了大会；大会主席是继弗里茨舍之后，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莱比锡支部的施坦纳。这个大会在对资产阶级的俾斯麦倾向提出正当抗议方面，超出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努力保持的界限。1848年的老民主主义者认为，博伊斯特的过去，有许多地方是应该反对的，可是现在他同奥地利一样，站在德意志的立场上。倍倍尔提出的一个决议案，就其主要内容而言，还以德累斯顿决议为圭泉，但也已片面宣布反对普鲁士侵略政策，赞同博伊斯特内阁的备战，认为它是“防御措施”，而由乌特克提出的一个决议案则等于毫无保留地鼓励博伊斯特的政策。在除了原提议人和其他一些人之外，弗里茨舍和李卜克内西也表示赞成以后，两个决议就一致通过了；这样就造成了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政策的第一次严重背离。 美因郜的情况同萨克森王国相似，只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这里还没有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彻底搅乱了德国状况的风暴，在德国西南部揭开了小市民的底。5月20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一个有三千人参加的民众大会，虽有工人参加（比如工人教育协会的倍倍尔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韦尔凯尔），却被德意志人民党的首领所控制。这个大会的决议同德累斯顿和莱比锡的决议有十分显著的差别。它专门反对俾斯麦破坏和平的政策，把任何中立都叫做怯懦和出卖。它一方面无条件地否定普鲁士的邦联改革，一方面要求立即把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组成一个特别国家，此外还要求“一个有必要权力的制宪议会”，但一点也没有提到选举权问题，最后表面强硬地要求“各邦政府依法实行全民武装”。韦尔凯尔已经十分坚决地表示反对这个决议，而倍倍尔还表示赞同并参加了起草反对普兽士统治欲的纲领的人民党委员会。这个不久就发表的纲领以法兰克福大会的决议为依据，不过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些让步，即除了反对普鲁士领导而外，也明确反对奥地利领导。它希望在自决权的基础上，把德意志各邦组成邦联，以实现德国的统一，它主张邦联成员在战争中不执行王朝政策而执行民族政策，以此在奥地利一方缓和战争危机。这个要求本意很好，可是向博伊斯特及其一伙提出，实际不能起别的作用，而只等于要求盗墓贼不亵渎陵墓，而像羔羊一样在草地上吃草。 这一年，由于时局不稳定，德国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没有举行，可是6月10日委员会在曼海姆开会，结果少数人倾向亲普鲁士的立场，多数人则赞同人民党的立场。此外对于工人教育协会的冷淡态度的怨言越来越多，它们之中的大多数，迟迟不缴会费。德国无产阶级中的混乱状态显得这样严重，以致阿尔伯特·朗格都不再希望起到有益的作用。他使《下莱茵使者》停刊，在6月29日的最后一号中说，他不断努力推动工人团结一致，认真思考，有计划地使用自己的力最。而现在群众受到追求完全不同的目的，似乎拥有大量资财的代理人的挑拨。秋天，朗格迁居瑞士，可惜他直到病得要死的时候，才从那里回到德国来。 《社会民主党人报》也对拥有大量资财的代理人发出了许多怨言。不过它直言不讳，并揭发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给这些代理人撑腰。她企图利用工人对发财致富和有一个有权势的保护人的幻想争取工人，可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不应忘记，它是一个德意志民主党，对这个党来说，自由和平等同样重要，没有自由也就不可能达到平等。因为伯爵夫人不能把她的真正意图告诉工人，所以她就抓住两个表面现象不放，其一是，全德工人联合会所在地莱比锡的警察署，在特耳克证明他被剥夺普鲁士国徽、但并没有丧失公民权以前，不肯承认特耳克被选为主席；其二是，把主席和书记的职务合而为一，违背了联合会章程。3月12日，伯爵夫人和特耳克在爱北斐特附近的福文克尔会谈，她劝他举行一次“拯救性的政变”。她叫特耳克以主席的身分发布一道命令，宣布杜塞尔多夫代表大会以来，联合会中发生的一切完全无效，并声明自己是拉萨尔的直接后继人，维尔姆斯是联合会的书记。这样，伯爵夫人就答应消除莱比锡警察署对选他做主席一事的反抗。特耳克坚持立场，但是为了尽可能消除伯爵夫人重新争吵的一切借口，在3月29日发布了一项命令，把主席和书记的职务重新分开，并任命哈森克莱维尔为联合会书记。5月1日，哈森克莱维尔就要迁到特耳克的住处伊塞隆去；为了薪金问题，两个人达成了“不影响财政状况的协议”。此外特耳克还任命汉堡的全权代表佩尔为副主席，任期直到警察当局承认他是主席为止。 这一切当然不能使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满意。她在同特耳克会谈时，虽然特别指责希尔曼是使联合会发生财政困难的罪人，但是现在她又来了一个大胆的转变，使这个罪责严重的人成为自己的丈夫，希尔曼担任了这个不值得羡慕的角色。只要官厅不承认选举特耳克当主席，特耳克就不能以主席的身份发布合法的命今；联合会的唯一有资格的代表仍然是希尔曼，法兰克福代表大会曾委托希尔曼领导直接选举，经过直接选举，特耳克才当上主席的；希尔曼、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和莱比锡警察署就这样得出了结论。 这个官署的态度是非常模糊的。普鲁士十一月政变的不公正的法律剥夺了许多正直人士佩带国徽的权利，齐格勒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常常喜欢取笑摘掉他的这个宝贵的装饰品的行为。普鲁士容克请求齐格勒不要常常用这种他们不愿意重提的旧事嘲笑他们，而像莱比锡警察署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市政机关，却用这件陈案给特耳克拧了一条道德的绳子。特耳克徒然地利用法律判决证明，即使他过去确实没有公民权，他也早已恢复公民权了。莱比锡警察署要伊塞隆警察署开一张证明，可是特耳克的死敌，许尔斯曼市长拒绝发给证明。不仅如此！莱比锡警察署越是热心地在特耳克的眼睛里找木片，就越是忽略希尔曼眼里的横梁。一年以来，希尔曼就处在破产的境地，按照萨克森结社法，他连一个政治团体的成员也不能当，更不用说当主席了。莱比锡警察署的奇怪态度也许可以由乍看之下使它显得双倍奇特的那种状况来解释；作为市政机关，它受到市议会和这时正对俾斯麦政策讨好的市议员的约束，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就是这样，她用她对莱比锡警察署的影响来自夸，是决不为过的。 5月10日，希尔曼进行了特耳克拒绝进行的“政变”。他定于5月20日由各支部会员选举新主席，6月3日在巴门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并任命维尔姆斯为联合会书记，同时让现在终于应该付给维尔姆斯的拉萨尔的遗赠发出金光。特耳克用5月21日在汉堡召开理事会会议的行动，回答这个政变。于是不可救药的混乱发生了。老会员虽然忠贞不二，5月20日，只有个别支部遵照希尔曼的命令选举主席，但是现在事实再一次表明，可悲的财政状况多么严重地削弱了联合会的行动力量。4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不得不改每日出版为每周出版三次，因为会员不断地抱怨订费太贵。金库里的钱越来越少，而伯爵夫人却大量挥霍钱财；特耳克连到汉堡出席自己召集的理事会会议所需的旅费都筹措不到。到会的理事根本不够可以作出决议的人数；只有六名理事出席，他们大多是汉堡本地的或汉堡附近地方的：除去奥尔多夫和佩尔以外，有哈尔堡的约克、不来梅的德克维茨、布伦瑞克的白拉克和德累斯顿的弗尔斯特林。 施韦泽以联合会机关报代表的身份从柏林来开会，同时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也来了。她现在公开拿出了自己的计划。她答应，只要选举希尔曼担任主席，她就使联合会摆脱一切困难，主席和书记的薪金都由她掏腰包。到会的大多数理事都用《奥尔良的姑娘》[2]中的利昂涅尔的话回答伯爵夫人说：“夫人，您回家去吧！我们要用好武器取胜，而不用女人。”可是伯爵夫人争取到德克维茨，尤其是联合会司库弗尔斯特林，他不久就到莱茵省希尔曼和维尔姆斯那里去了。现在联合会没有一个干部的权利名义是可以不受攻讦的，从这一点来说，它的组织已经完全瓦解了。 在这种情况下，施韦泽和忠直不二的理事们在向莱比锡警察署的看法让步方面取得一致意见。他们估计大多数会员不会被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明显的阴谋所欺骗，可是，如果代表大会拒绝选举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宠臣当主席，那么这种严重的混乱状态就可以最快地得到制止。因为特耳克没有到汉堡参加会议，不能同他进行协商，于是决定由《社会民主党人报》公开建议佩尔为主席候选人，不愿使联合会落到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及其教唆者手中的所有会员所投的票必将集中到佩尔身上。《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执行这个任务的同时，使工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们必须设法为联合会建立合理的财政制度。依靠捐款和遗赠过日子，对他们说来是不体面的。如果说他们在至今在联合会占统治地位的“前所未有的货币经济”的情况下，不愿牺牲自己的金钱，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建立和维持一个良好的财政组织也是必要的。英法两国的工人联合会从没有由于这种可怜的障碍而遭到失败，德国工人运动也不应由于这个障碍而失败。 强有力的干涉正在发挥作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和她的傀儡又企图赢得时间进行阴谋活动；他们要求代表大会由6月3日延至17日举行，而当大批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人同希尔曼断绝关系的时候，他们又要求大会由巴门移至莱比锡举行。可是左迸右跳都无济于事。6月17日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莱比锡举行，赞成佩尔到年底为止担任主席的有六千零八十二票，而赞成希尔曼担任主席的只有三千一百四十票。出席大会的代表共十二人，代表三十四个地方。如果不是到西部去的铁路交通已经中断，以致几乎全部赞成佩尔的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各支部只有巴门有代表出席大会的话，佩尔得的票数还要多得多。希尔曼答应服从大多数人的决定，接受了大会对他的态度表示的谢意，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和他的女保护人在第二天就又开始了新的煽动。 由于哈森克莱维尔和维尔姆斯都被征当后备军，关于书记职位的争执，就失去了实际意义。于是临时任命汉堡的J.列文为书记，爱尔福特的J.M．希尔施为会计。希尔施虽是一家酒店的经理，却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一个织麻布的工人，仅仅四岁，希尔曼就坐在纱桄旁边工作了，他嗜尽了由于机器生产而无产阶级化了的织工们的一切苦难，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到酒店（先当小伙计）为止。 这样，联合会暂时又得到巩固，又可以考虑政治行动了。在延缀几星期之久的混乱期间，《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政治活动陷于停顿状态。它说，只要全德工人联合会不由一个游戏联合会和吵架联合会变成一个严肃的行动党，推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就是可笑的，它就用这种痛心的话中断了论《哈布斯堡、霍亨索伦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组论文。有人说，施韦泽被假释以后，一半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一半在全德国的鼓动旅行中，为俾斯麦的政策进行背叛活动，这是鬼话。6月里，他一共发表三次言论，一篇论文刊登在6月6日至8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一篇演说，是在6月11日对爱尔福特的一千五百名工人发表的，还有一篇演讲，是6月16日在举行代表大会的前夕在莱比锡发表的。这些言论既证明他为人正直也证明他很有才华。 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论文对信贷银行发表了评论，这个银行是普鲁士政府于6月中旬建立的，其目的是发行二千五百万塔勒的证券，所有国家机构都必须按票面值接受这种证券，在私人来往中，并不强迫接受它。银行的目的据说是“满足信货的需要”，政治危机越是带来经济危机，尤其是小市民就越感到这种需要。就这一点而言，信货银行毫无疑问是俾斯麦政策的一个辅助手段。保守党和自由党报纸，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夸大它的作用。按保守党报纸的说法，成立信贷银行仿佛是政府的一项令人惊叹的天才行动，政府想用它来根本上消除群众的经济困难。而自由党报纸警告不要接受“伪币”，因为政府是否有符合宪法的权力建立信贷银行，至少是很值得怀疑的，它决不会得到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的众议院的追认。此外它还断言，信贷银行只应帮助大资本，现在正直的自由贸易派突然在信贷银行面前表现得惊恐万状。 在左右两边所进行的蛊惑面前，施韦泽履行了政论家的首要义务即揭发欺诈，对群众说明对他们最重要的问题——新货币是怎么回事。它首先研究了新货币发行的财政技术条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张纸决不是货币，而只能代替货币，但是信贷银行的证券同普鲁士国家的一般纸币同样可靠。一种纸币是根据宪法发行的，另一种纸币不是根据宪祛发行的，这与金融无关，金钱往来比人类社会中的其他任何事物都更多地注意实际情况，而不注意纯理论的争论，而普鲁士宪法纠纷早就成为这种争论了。如果普鲁士的情况良好，接受信贷银行证券就没有什么危险，在相反的情况下，当然缺乏一切保证，因为在困难时期，各邦政府就草草应付它们所负扭的义务。 关于信贷银行本身，施韦泽说，它不是什么天才的启示，而是各邦政府在大危机时期为了稍稍缓和困境而常常使用的一种手段。它不能改变整个经济状况。现在的经济危机应该由那些为了王朝的利益而造成战争危机的人负责；信贷银行不能消灭危机，只能使它稍稍减弱。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终于都对大资本有利的时候，信贷银行才对大资本有利；在这个一般的前提条件下，信贷银行主要对小资本有利，“当然其方式是只有在现在的情况下才可能的、不十分令人欣慰的”。至于工人，他们是受资本剥削的，不管受大资本剥削还是受小资本剥削都是一样；对他们来说，信贷银行只可能有这样一种好处，那就是仍然选择继续受剥削的可能性，而不选择简单地饿死。如果进步党反对信贷银行的宣传鼓动能够保证人民代议机关的批准预算权，那么工人就必须站在斗争者的前列，可是，在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怯懦早就放过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正确时机以后，就没有一点这样做的希望了。 6月11日，施韦泽在爱尔福特做的报告论述了社会主义和土地私有制。他极为通俗地说明了地租的性质，粉碎了土地改革论者今天还抱有的妄想。他指出，只有社会化生产才能消除土地私有制给劳动阶级带来的可怕弊害。这个报告不仅是施韦泽的最好的业绩之一，也是论述土地问题的社会主义文献所提供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恐怕还没有人这样清楚明白地在这个狭窄的范围内论述过这个问题。 最后，施韦泽在莱比锡所做的报告论述了社会民主党目前的任务。他扼要地叙述了《社会民主党人报》所阐明的关于德国问题的观点。无限悲惨的、也就是形势的无可名状的祸害就是，问题仅仅在于，应该由普鲁士，还是由奥地利在德国进行统治，在这个时刻以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第三种情况是不可能有的。刚刚成立了几年的年轻的工人党不能用魔法改变这种状况，它在这种不幸的时刻只能确定，如果人民不能起来反抗王朝，应该由自由派的，尤其是小德意志派的资产阶级哥达派负责。工人党既不能热衷于普鲁士专制主义，也不能热衷于奥地利的愚化政策，它只能把力量放在使困难的政治形势迫使普鲁士政府对工人阶级所做的让步成为真正的成就方面。“首先在整个普鲁士国家，其次在全德国我们影响所及的地方，必须召开群众大会，强制地，甚至用威胁手段向普鲁士政府要求普选权，把它看做是人民的不可缺少的当然权利。”如果人们终于要问，工人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争执中应不应该表示态度，回答是：“还不！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在向我们让步的道路上，把普鲁士政府继续向前推动——如果事态变成这样，即我们的作战基地只能在普鲁士，而在奥地利，我们仍像过去一样被捆住双手——那么，我们就表示态度，不是像说谎者和头脑简单的饶舌家所说的，反对民族的权利和自由，而是反对奥地利的统治和邦联制度；然后我们就希望（并且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不是奥地利军队取得胜利，而是普鲁士军队取得胜利，不是贝奈德克的军队取得胜利，而是俾斯麦的军队取得胜利。”第二天，代表大会就根据这种见解决定，毫不懈怠地尽一切力量进行争取普选权的宣传活动，不仅德国议会应该根据普选法选出，就是各邦的邦议会也应该根据普选法选出。 当这个决议做出来的时候，德国人民的命运已经不可改变地决定了。 三普奥战事后的工人阶级 几个星期之内，情况完全改变了。普鲁士军队很快就打败了奥地利的和在紧要关头站到哈布斯堡王朝一边的中等邦的军队。被打败了各邦政府，包括维也纳宫廷（卡尔斯鲁厄宫廷除外），都投入波拿巴的怀抱乞求援助，以此来表现它们的德意志爱国主义。法国的抗议阻止了普鲁士军队的胜利前进，根据法国的建议缔结了和约。自上而下的革命在这一方面也证实了它的性质，当它被一个外国专制君主的命令所阻止的时候，它就必须在半路上停止不前。 因此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奥地利放弃对德国事务的任何干涉，可是这样一来，它的德国各省也就不属于德国了。美因河以北的各邦组成了一个联邦，使得由于并吞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汉诺威、黑森选帝侯国、拿骚和法兰克福而大大加强了的普鲁士王权，十分沉重地压在一群小藩臣的头上。而美因河以南的各邦，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和黑森-达姆斯塔特的一部分却悬在半空中；它们可以个别地或共同地充当欧洲国家，也可以同北德意志联邦发生“民族的联系”，一切都随它们的便。 一开始就很明显，这种状况是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事实上，也没有人相信它会长期存在下去。虽然同过去一样，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即通过在普鲁士军队取得重大胜利以后，被推得比1848年三月事变以来更远的革命，才能得到包括德意志-奥地利诸省在内的德国的统一，可是不管美因河线如何适合普鲁士政治的传统，不管它在俾斯麦同波拿巴的会谈中能起多大作用，自从奥地利被逐出德国以后，它就失去它旧日的叛国的意义了。在柯尼希格累次[3]附近得胜的不是普鲁士的学究（当时有一种流行的恭维话，要想宣布这是撞针[4]的胜利），而是三十年来创造了巨大的经济领域的关税同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每天都在这个经济领域内征服新的地区，这个经济领域的经济需要就是产生统一国家的要求的真正土壤。使得这个经济领域同奥地利结合起来的政治纽带越是成为束缚它的经济稳固的枷锁，就越容易被扯断，而它自己的经济联系更不会由于拘泥于国家法律而被拆散。南德各邦不能扮演欧洲国家的角色，它们也不能成为法国和奥国的藩臣，除非三十年来共同成长的、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阶段的大经济领域被分为上千的碎块，而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 俾斯麦了解形势，懂得用不可否认的技能使自己的政策适应这种形势。现在他正在执行1864年他对俄国枢密顾问艾维尔斯阐明过的或者可能阐明过的纲领：“我要收买一些人，吓倒一些人，打击一些人，最后我领着他们大家反对法国，把他们都争取过来。”俾斯麦抑制着国王的贪心，本来人们用尽一切力量才把国王推入战事之中，而现在国王却威胁说，如果他不能按照旧普鲁士的习惯并吞同他目前的力量相适应的土地和人口，他就退位。同奥地利一样，南德各郊也在非常温和的条件下得到了和平，俾斯麦由它们那里得到的暂时保守秘密的攻守同盟，对他说来比巴伐利亚或士瓦本的若干平方里的土地更有价值。俾斯麦根据“用一个半流氓对付一个流氓！”这句谚语来对付现在低声探问“补偿”的憨直的波拿巴。从这时起他扮演德意志荣誉的严格的保护者，并不是出于他和他的国王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的德意志的意向，而是为了普鲁士政策的十分明显的利益。他仍然用对波拿巴对德国领土的野心“暂时不理”的办法，得到这种利益，这种办法只是引锈狐狸进入陷阱的诱饵。 资产阶级也以它的方式（可是也只是以它自己的方式）了解了形势。战争爆发以前，俾斯麦解散了众议院，这次他对民族神经的投机比1863年有较好的成果。在进行普奥战争的主要决战的那个7月3日，众议院的进步党多数派在初选中消失了，至今进行统治的党也分裂了。从旧封建党中分离出一个自由保守党，它了解，不对资本主义作某些让步，就不能实现德国的普鲁士化，从进步党里则分离出一个民族自由党，只要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得到满足，这个党就毫无怨言地放弃资产阶级的政权要求。当俾斯麦要求议会追认过去几年的没有预算的财政时，民族自由党深受感动；众议院里的绝大多数议员不了解或者不想了解，政府多么需要这种追认，也没有企图修改宪法第九十九条，使得将来众议院的批准预算的权力得到明确的保证，他们就同意了追认法案，以致后来国王就说，他在同样的情况下，经常像在宪法纠纷的那几年里那样行动。瓦盖纳解释这种追认说，它不是纠正政府的过错而是证实政府的正确，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假如从进步党的保留旧名称、坚持旧纲领的残余分子中至少产生出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就好了！可是这一点也谈不到。在逐渐消失的进步党中，分子非常复杂；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而外，还有像克拉森-卡佩尔曼这样的立宪主义懦夫，像瓦尔德克和齐格勒这样的热狂的普鲁士人，像欧根·李希特尔这样的大资本的狡猾的佞臣（也是布莱希勒德家族的天生的代理人，由于职业不适合感到烦恼而产生了不幸的思想），扮演着党的领袖和政治活动家的角色。旧进步党中只有一个人无视胜利的掌权者，仍然正直而勇敢地想把资产阶级的理想放在崇高的地位上；约翰·雅科比用罗马十二铜表法中的话说：contrahostemaeternaauctoritasesto〔你应该是反对敌人的永恒的权力〕，人民有权要求反对自由的敌人。 无产阶级不能像资产阶级这样执行这种悲惨的政策。德国的变革根本没有接触到它伟大的最终目标，问题仅仅在于，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是不是改变了。这个问题也立即得到了解答，因为普鲁士的胜利也就是反对派的胜利，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没有政治自由，无产阶级就不能达到它的社会目标）变得更加困难也更加必要了。剩下来要决定的问题只有一个，即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怎样才能最有效地进行：是以新情况为基础呢，还是站在这个基础之外。问题在于正确评价柯尼希格累次的那一天是一个历史性的决断呢，还是一个冒险政策的偶然胜利，它给德国的发展指出一条新的道路呢，还是使德国陷入一条死胡同，不得不首先从这条死胡同里走出来。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使德国工人阶级发生了几年的纠纷，因而为德国悲惨的分裂状态付出了最后的代价。 全德工人联合会决定在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斗争。战争期间，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决定的争取普选权的宣传活动波澜壮阔。根据暂时迁居柏林的新主席佩尔的指示，西里西亚的会员首先召开了大会，这些大会于7月的第一周在恩斯多夫、德拉杰希胡本、郎根比劳、彼得斯瓦尔道、施坦塞弗尔多夫、施托尔贝斯多夫、维斯特-吉尔斯多夫举行，以在维斯特-瓦尔特斯多夫举行的西里西亚工人会议结束。7月的第二个星期里，北德的几个支部召集工人在汉堡、阿尔托那、基尔、平纳贝克、埃耳姆斯霍恩、格吕克施塔特、伊策霍、不来梅、哈尔堡、汉诺威、布伦瑞克、马格德堡、施泰廷等地开会；这一系列的大会以在汉堡举行的北德工人会议为其顶峰。7月下半月，中德和南德的各支部以同样方式在下列各地举行集会：莱比锡、童贝克、施忒特里茨、诺伊斯塔特、奥贝尔肯德勒、格林那、普劳恩谢尔、格龙德、格罗森海因、格劳豪、德累斯顿、来斯涅希、伯伦、瑙姆堡、阿波耳达、贝尔费尔登、爱尔福特、美因兹、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奥芬巴赫、奥格斯堡、波希米亚的阿什；在莱比锡举行的中德和南德工人会议给这些大会做了终结。最后轮到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各支部在下述地点集会：科伦、巴门、爱北斐特、容斯多夫、雷姆夏特、佐林根、瓦尔特、韦默耳斯基尔兴、杜塞尔多夫、盖雷斯海姆、希耳登、德伦多夫、杜伊斯堡、梅德里希、丁瓦尔特、米耳海姆、阿耳特钠、哈根、伊塞隆、赫尔德和其他许多地方；在巴门举行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工人会栽，结束了8月里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 这时候，硝烟已经逐渐消失，可以对战争的结果作一个概观了。在德国，没有一个报纸像《社会民主党人报》这样看得清，看得远。它无情地鞭责了奥地利内阁和“卑贱的”小邦可耻地匍匐在波拿巴面前，同时也在接连被警察没收的三期中，谴责了《十字报》和《国家报》协调一致地为美因河线进行的宣传。“如果你们只是为了把我们祖国的可耻的分裂状态，变成更为可耻的分裂，而要求铁和血，那么很明显，你们为了可怜的王朝利益使我国人民流血流汗，是没有良心的。”在缔结和约的前夕，《社会民主党人报》既抑制了关于现在已经造成的美因河线的反普鲁士叫嚣，也抑制了关于现在已经建成德国统一的亲普鲁士叫嚣。“新德国不是以美因河为界的德国……根据情况，计划中的南德联盟在已经巩固的北德力量面前，只能像一个影子似的存在着，简直难以想像真正同普鲁士对抗，那里的民族活动也必然被吸引到普鲁士周围。整个南方将成为一个附庸国，它本身带有同主要国家联合的倾向。”可是，即使不谈习惯意义上的美因河线，普鲁士政府也应该受到同样严厉的谴责。如果不是从这次战事中产生一个真正民族的创造物的话，它可以不对流掉的鲜血负责。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抵要求停止为建立一个包括整个德意志的国家而进行的宣传活动，认为不进行这种宣传就是履行了爱国义务。“可是，这里要考虑的不是什么事情使普鲁士政府及其官报感到舒服或不舒服，而是民族的不变的和未失时效的权利。我们没有得到美因河线，这是事实，可是，我们没有争得统一的德国，这也是事实。不到完整的伟大的德国屹立于欧洲的心脏，民族的宣传活动就不可停止。” 约翰·雅科比在普鲁士众议院发表了一篇演说，抗议德国的新局面，《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对这篇演说的批评中最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社会民主党人报》把这篇演说登在报纸的显要地位上（因而又被警察没收），并且补充说：“这篇演说怎能不使我们敬佩呢！在绝望逃跑、土崩瓦解的情况下，我们听到了一个人的有力的声音，这个人不为在他眼前发生的一段世界历史的深刻印象所迷惑，不为自己阵营内部的背叛和堕落所迷惑，发出了争取自由的旧日呼声——他的漫长的一生的战斗呼声。”雅科比说，他不能为普鲁士的胜利感到高兴，这些胜利甚至比从前的邦联议会和战前的状况，把人们所渴望的德国统一和自由的目标推得更远，《社会民主党人报》不同意雅科比的这种说法，它认为必须防止一种误解。普鲁士的胜利肯定是可悲的，因为德国的统一是通过一次王朝战争，不是通过独立的和普遍的民族起义开始建立的。“可是决定性的结果产生了，我们不能使世界历史倒退。德国的两个大邦为了争夺对我们祖国的统治进行了战斗——胜利在普鲁士一边——今后只有一个德意志大邦。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解决办法，但是它是一种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事实上已经存在。如果情况是这样，即仅仅是奥地利同普鲁士之间发生争执，而不是民族同它们之间发生争执，那么德国的自由派分子，尤其是工人阶级一定为普鲁士胜过维也纳，而不为奥地利胜过柏林而感到高兴。我们希望人们正确地领会我们的意思：仅仅是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之间发生争执，是很值得遗憾的事，而这并不是我们——刚刚成立的工人党的过错。可是，当问题已经这样摆着的时侯，普鲁士得胜比奥地利得胜要好一些。哈布斯堡的胜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那就是其有旧日的缺点的新成立的邦联组织，德国对外没有防御力量，而国内的情况却是可笑的、卑劣的，此外还有耶稣会的教义，沉重的压迫和腐化堕落。我们也知道，普鲁士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好东西，可是这里还有改善的希望，德国的一切民主主义分子现在正应该为实现这种希望进行宣传鼓动。不，我们决不比实行邦联制时期，离开德国统一更远一些。” 毫无疑问，这种见解符合在工人群众中，尤其在北德工人群众和中德和南德的部分工人群众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由于邦联议会的统治给无产阶级带来许多苦难，因此情况的一种转变只要能使他们至少呼吸到一点自由的空气，即使得不到什么真正的改善，他仍也认为这是较小的祸害，这是十分自然的。从全德工人联合会里没有发出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场的声昔，可是有许多言论比《社会民主党人报》靠近普鲁士得多。被征当后备军，住在奥古斯滕堡家族的祖遗城堡中的哈森克莱维尔，在弗伦斯堡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致统一缔造者俾斯麦的诗，特耳克在一组论文中阐明了党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奋斗目标是“在有完全的政治自由和营业自由的霍亨索伦帝国统治下的德国的完全统一”。施韦泽在这里，也像对待工人对进步党的厌恶那样，不是进行鼓励而是进行抑制。 他在论《我党纲领》的一组论文中反对特耳克的意见，他说，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劳动从资本束缚下的解放比政治状况的一切变化都重要。德国社会民主党只能要求人民国家来解决工人问题，德国工人决不能成为有统治欲的容克阶级的工具，这也是十分明显的。普鲁士对奥地利的胜利，使普鲁士的反动分子比过去更为强大，争取自由的事业完全停留在旧日的斗争的地步，而统一问题只发生了一点变化，那就是德国的两强对峙的局面终止了。“普鲁士统治的功绩在于，它创造了一个民族力量的核心，这个核心虽然还不是权力的基础，但是可以而且应该成为这个基础，如果民族尽了它的力量，就将成为这个基础。”因此人们不可不了解，普鲁士统治是为了专门的普鲁士制度的利益进行的，它对德国统一的所谓关怀只是一个空洞的保证。可是这些欺骗在政治上是十分有害的；为了使这些欺骗为人所信，必须做点什么。因此普鲁士政府建议在普选权的基础上选举德国议会，通过事变的过程，这个计划只剩下一些残缺不全的东西，可是，甚至同变得如此强大的普鲁士政府相比，这样弱小的一个手段——北德意志议会，也必须被工人阶级用来为民族事业服务；在一定情况下，北德意志议会也能成为一个力量。但是，民族的任务不能是，使1866年的事件不发生，恢复旧日的两强对峙的局面，或者用更加反动的奥地利集团代替反动的普鲁士集团。 柏林是权力中心，为了建立德国统一，必须对它发生影响。“不仅南德各邦必然被现存的这个核心所吸引，而且德意志-奥地利（只要那里说德国话），也属于我们，将来也属于我们。”必不可少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不是一个邦联。在一个邦联中，一个邦的力量比其他所有的邦加在一起还强大，这个邦联内部就经常存在矛盾，所谓邦联也就是公开的谎括，它比统一的国家对自由事业尤其有害。因为一个过分强大的邦的统治，事实上掌握了一切权力，而同它对峙的人民力量却很不自然地被分裂了。“当然可能在一个小邦里，可以比在首要的邦里说话说得更响亮（这一点使许多人产生了错觉），可是我们应该考虑到，那里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工人阶级支持普鲁士政府，反对分立主义的和哈布斯堡-二元论的努力，在同喜欢干涉的外国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尤其如此，这里也表现出充沛的爱国热情。可是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应该坚决不同自由的人民政权对立，不为掌权者的欺骗性的赞美所迷惑，处处警惕地保持一切真正的人民党的那种保证：民主主义的怀疑。 当施韦泽发表这个纲领的时候，萨克森工人已经在战争的影响下，根据1866年8月19日在开姆尼茨“萨克森民主派全邦大会”所讨论和通过的另一个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参加这个大会的全是，或者主要是萨克森工人协会的代表，其中的大多数，如罗斯梅斯勒、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克内弗尔、施腊普尔律师和弗赖塔克兄弟都是工人教育协会派出的，少数是德累斯顿、莱比锡、格劳豪、林巴赫和开姆尼茨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支部派出的。经过六小时讨论，通过了一个纲领，这个纲领虽然也主张参加北德意志议会的选举，可是其目的的只是同战争所造成的状况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完整地保持大德意志-民主主义的统一倾向，为召集一个制宪议会而努力，这个议会里应该有包括德意志-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各邦的代表。 开姆尼茨纲领的其他要求都归结为国家的完全民主化，如根据普选法选举一切公共团体、用国民军代替常备军、自由出版和自由集会结社权、村镇自治、司法独立、学校同教会分离、教会同国家分离、国民学校的改革以及其他类似事项。为无产阶级提出的要求有：从一切压迫和束缚下解放劳动和劳动者、改善劳动阶级的状况、迁徙自由、营业自由、普遍的德国居住权、促进和支持合作事业、尤其是生产合作社，以此来消除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所有这些要求在表面上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纲领都是一致的，可是同它的根本差别在于，这些要求是按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精神提出的。它们既不把普选权理解为工人阶级对国家权力的统治，也不把国家扶助生产合作社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变革。罗斯梅斯勒曾经十分激烈地反对拉萨尔的纲领，现在当然也老老实实地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反对拉萨尔是不对的，在他的主持下对开姆尼茨纲领进行了讨论，这个新党自称萨克森人民党，自认为是德意志人民党的一个分支。 当然，因为这个党的骨干是工人，所以它不会一开始就陷入像德意志人民党那样混乱的境地。德意志人民党在达姆斯塔特和法兰克福发动了混乱的攻击以后，仍然不知道自己在民族问题上和社会问题上需要什么。它仅仅在维尔腾堡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在这里，它的士瓦本分立主义开放了十分奇特的花朵。它的主要机关报《斯图加特观察家》利用魏玛邦议会削减了公爵几千塔勒的王室费这一不重要的事实，“以国民指导人的身份”向南德君主指出，北德意志联邦对他们是一种威胁；报纸说，如果南德君主决定同德意志人民党一起为共同事业而努力，建立一个议会-军事的南德联盟，那么“人民就由于考虑到动摇王室的经济基础没有任何可能”，而负有一定的义务。萨克森人民党当然不会受这种“三元制的把戏”欺骗。纲领里的论点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它对德国问题的立场：“利用民主的国家形式统一德国。不要世袭的中央权力——不要由普鲁士领导的小德意志、不要由于吞并而扩大了疆土的普鲁士、不要由奥地利领导的大德意志、不要三元制。民主党坚决反对这些和类似的只能导致不自由、分裂和外国统治的王朝－分立主义企图。”这种见解原则上也就是全德工人联合会所持的见解。差别仅仅在于，1866年的变革是否要求改变策略这个问题上。开姆尼茨纲领给了否定的答案，而《社会民主党人报》则给了肯定的答案。 参加讨论开姆尼茨纲领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向联合会机关报报道了这一方面的情况，机关报在为报道写的一些编辑部按语中劝他们要“慎重”；报纸说，谁对工人怀有好意，谁就可以干脆参加社会民主党。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公开争论。两个组织也能很好地并存。萨克森王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但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恰恰在这里同该国的工业发展很不相称，远不如汉堡和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发展得那样壮大。如果人们要想利用这一点来解释这种现象，即萨克森工人觉悟很高，因而遭到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所谓亲普鲁士性质和宗派性质的排斥，那么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恰恰是德国工人运动的真正亲普鲁士的和真正宗派的形式，即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正统的拉萨尔主义，这时在萨克森安家立业，在这里得到的新的拥护者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如果人们推测（其他许多事情也证明这是真的），一方面萨克森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还很健康，能使比较进步的工人阶层依附于自己，另一方面萨克森无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家庭工业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比较起来还很不发展，那么这是接近事实的。 如果这种推测是正确的，那么萨克森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分子在一个纲领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就是一个可喜的进步，这个纲领就其内容来说，充满了无产阶级精神，只要把资产阶级形式去掉就可以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纲领完全吻合。必须把民族问题上的偏离策略看做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因为开姆尼茨纲领的观点，毫无疑问适合萨克森以及许多中德、南德工人团体的观点。真正严重的倒是，萨克森人民党清楚地知道它自己不能进行大德意志革命，而企图同德意志人民党发生联系，其实它同德意志人民党除了憎恨普鲁士的纯粹消极的特性而外没有任何共同之点。而且这种憎恨的来源在双方也又大不相同。在萨克森人民党那里主要是出于民主主义的革命意向，在德意志人民党那里主要出于分立主义的狭隘观念或者其他把大德意志纲领用作掩盖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假面具的动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对于宗纳曼和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类似敌人集合于其周围的那面旗帜，具有明显的，同时也有道理的厌恶心情。 开姆尼茨大会后两星期，国际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地点在日内瓦，约翰·菲利普·贝克尔在那里为国际的德国支部建立了一个组织中心，并从1866年初开始出版《先驱》，它是一个月刊，是说德语的各支部的中央机关刊物。在德国，仅在西里西亚、萨克森、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和莱茵河畔有国际的分散的小支部。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举行的代表大会，总共有60名代表参加，其中有3个德国代表、7个英国代表、7个法国代表，而大多数是瑞士代表，这是理所当然的。 代表总委员会的主要是奥哲尔、埃卡留斯和钟表匠荣克；由荣克主持代表大会的会议。国际的纲领和章程在做了一些不重要的修改后，最后被通过了，法国代表团曾经提议，只让体力劳动者参加协会，这个提案被多数人所否决。详细叙述代表大会会议是国际历史的事情，这里只能谈一谈代表大会的那些给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解放斗争确立了共同目标的决议，而代表大会的重心也就在这些决议上。 对现代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一般统计的决议，起初只有起到一种有效的鼓舞作用的学术性价值。代表大会根据成立宣言的精神对合作社问题作出了决议：合作社的伟大意义在于指出，资本对劳动的压迫不是生产的目的所必需的，但是合作制本身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为了防止合作社蜕化为资产阶级的商店，代表大会建议合作社把总收入的一部分变为一种宣传基金，凡在合作社工作的工人，不管他是不是股东，都分给他同样的红利；作为暂时的措施，代表大会容许按照股份给股东以低利。 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决议是关于工人保护法和工会的决议，对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这两个武器，英国工人佑价过高，法国和德国工人又估价过低。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原则，即工人必须为争取工人保护法而斗争。“工人阶级实施这些法律，并不巩固统治力量。恰恰相反，它把现在用来反对它的力量，变为自己的工具。”利用这种一般立法，它就能实现孤立分散的努力所不能实况的事情。代表大会提议把缩短工作日当做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无产阶级谋求自身解放的一切其他努力都必然归于失败。为了恢复工人的体力和健康，为了使他们有可能增进学识，进行交际，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缩短工作日是必要的。代表大会建议把八小时作为工作日的法定界限，这八个小时必须安排在白天的一定时间内，这个时间包括八小时劳动和吃饭的休息时间。八小时工作制对所有成年人，不管男子或妇女都适用，凡满十八周岁的就算成年。夜工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必不可免的例外情况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尽量严格地不让妇女做夜工，也不让她们做有害妇女健康的或有违女性品德的劳动。 大会认为现代工业吸引男女儿童和少年参加社会生产的倾向是有益而正当的进步，虽然在资本统治下，实现这种进步的方式是可恶的。在合理的社会状态中，每个儿童毫无差别地从九岁起都必须成为生产工人，同时没有一个成人可以置身于要吃饭先做工这个一般自然规律之外，而且不但用脑劳动，还要用手劳动。在现社会中最好是把儿童和少年分为三级，分别待遇：九岁至十二岁的儿童为一级，十三岁至十五岁的儿童为一级，十六岁至十七岁的男女少年为一级。无论在工厂或家内，第一级劳动时周不得超过二小时，第二级不得超过四小时，第三级不得超过六小时，同时必须给第三级保留至少一小时的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可是，儿童和少年的生产劳动只有同教育结合起来，才是可以允许的，所谓教育就是：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技术教育传授一切生产过程的一般科学原理，同时使成长中的一代学会实际使用各个劳动部门的简单工具。 日内瓦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决议认为工会活动不但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工会是无产阶级用以反抗资本所集中的社会权力的手段，是无产阶级所占有的唯一社会权力，也就是它的数量。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工会就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还必须通过国际联系使工会活动普遍化。工会在自觉地反对资本的无限肆虐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成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正如中世纪的地方自治体变成市民阶级的组织中心一样。在进行劳资之间的每日斗争的不息的游击战中，工会更重要的作用是，它将成为废除雇佣劳动的有组织的动力。过去工会过于专门注意反对资本的直接斗争，将来工会不应远离本阶级的一般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如果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相信，工会的目的不是狭隘的、自私的，而是要争取被践踏的千万人的普遍解放，那么工会就会大大发展。 正当招来一个“铁和血”的新时代的战争的轰鸣还在欧洲发出回响的时候，现代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国际会议用远大、坚定的眼光为人类解放做了准备工作。 四普选权的最初尝试 尽管俾斯麦取得了很大胜利，他也不能设想把自己在战前打出去的那张普选权的王牌收回。他需要一滴民主的油，在欧洲面前把自己涂抹成民族意志的实现者，同时抑制那些门户的噪音，北德的中小诸侯要通过这些门户进入德国统一的殿堂。 同时他也不是没有根据地估计到，在胜利战争的影响下，普选权可能给他提供一个比现在的普鲁士众议院更加听话的议会。这个可敬的人民代议机关也有同样的看法，它削减了北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职权，比俾斯麦要想削减的还要多，它想用这种办法来保存自己；它剥夺了北德意志帝国议会的“协商”权，它保留各邦议会批准或否决帝国议会决议的权利，从而只给帝国议会以审查核定的职权。对于这一点，俾斯麦举双手表示赞成。现在他更加不受北德意志帝国议会的约束了，作为一个狡猾的政治家，他当然清楚地知道，如果各邦政府同一个由普选选出的议会对于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取得一致意见，各个邦的检查代表机关就不能对此作任何变动。 对工人阶级来说，问题仅仅在于，俾斯麦所给与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权能否成为实现工人阶级目的的有用武器。《社会民主党人报》强调指出，北德意志帝国议会没有抵抗力量，没有把人民的革命力量集中在自己周围的希望，面对着一个在国内外取得胜利，掌握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大国的一切其他权力手段的政府，一个没有任何实际力量的议会是不容易存在的。虽然如此，工人必须参加选举，首先因为无所作为和袖手旁观则一事无成，其次因为工人在一个正规的政治团体中提出自己的要求，从而打破敌人的压制言论和造谣污蔑的阴谋，是十分重要的，第三因为使议会变得没有权力的局势，虽然没有很大可能发生变化，但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口号是参加选举，不仅仅参加选举，而且要先进行充分的准备。 施韦泽参加了这项准备工作。战后颁布的大赦使他免受剩余的徒刑和许多新的控告，他又可以自由活功了。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支部被警察解散了的地方，如柏林，他建立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协会，为了给联合会筹备一点基金，他在菩提树街的一家豪华的旅馆里做了六个关于资本和劳动的报告，入场券卖一个塔勒一张，来听报告的也有许多资产阶级人士。可是这些和其他一些补救手段就像滴在热锅上的一滴水。战争的破坏性后果，十分沉重地压在工人阶级身上，使它不可能为了选举募集大量捐款。这个时期对于改组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很不适合的，加之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还用同样的力量继续进行煽动。她宣称选举佩尔当主席是不合法的，因为这次选举是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的，没有经过会员的直接投票。虽然会章中的清楚明白的规定同她作对，但是为了把原文的意思变得恰恰相反，并不需要最巧妙的解释。今天没有任何必要来评论她的诡辩和穿凿；事实上伯爵夫人所关心的，就是选举她的宠臣当联合会主席，可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还有许多比每个正统派的神学家可能都感到羡慕的解释术更为有效的手段。 她的力量在于，在并多工人眼里她是拉萨尔的老朋友，是所谓最确切地了解他的意志的人，因而具有一定的威望。她的力量还在于她有经常得到补充的作战经费，她利用这笔经费争取到运动中心的个别有影响的鼓动家，如莱茵区的希尔曼、萨克森的弗尔斯特林、西里西亚的弗洛里安·鲍尔，还有汉堡的个别会员。依靠他们的帮助，她把一个竞选纲领散布到群众中去，并得到工人大会的批准，这个纲领同拉萨尔的某些言论有正统的联系，一半是空想的革命纲领，一半是狭隘的民族纲领，它的实际要点就是：通过统一求得自由！可是它同民族自由党的纲领一模一样。这时伯爵夫人希望在由佩尔召集于12月27日在爱尔福特举行的正式的代表大会上，终于达到她所追求的目的，即选举弗尔斯特林为联合会主席。 可是第四次代表大会表明，联合会的老骨干分子是不可动摇的；代表二十六个地方的十二名代表，其中有奥多尔夫、埃尔纳尔、特耳克，不想跟着伯爵夫人的口哨跳舞。伯爵夫人的侍从，出席的有六个人，其中有弗尔斯特林和德克维茨。他们立即看到自己的打算失败了，他们拒绝把他们据说由不来梅、汉堡、德累斯顿和开姆尼茨得来的委任证书交付审查，他们硬说，佩尔根本不能召开合法的代表大会。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本人也到了爱尔福特，在代表大会开会以前，施韦泽就同她进行了友好的商谈，对她作了很大的让步。他同意今后主席不领薪金，书记的薪金同拉萨尔在世时一样定为四百塔勒；尤其是在施韦泽的推动下，代表大会通过了伯爵夫人散发到群众中去的纲领，只作了一些虽不是彻底的，但无疑是有益的修改。然后十二名代表同伯爵夫人的六个拥护者进行讨论，奥多尔夫提议，反对派在把他们的委托证书交付审查以后参加的主席选举，还应该提交联合会全体会员复决。经过几小时讨论以后，弗尔斯特林及其一伙带着这个建议到伯爵夫人那里去，可是一直到半夜也没有回来，随后代表大会就选举佩尔为主席，奥多尔夫为书记，J.M.希尔施为司库。因为选举弗尔斯特林为主席一事毫无希望，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也就不再为此进行活动了。 施韦泽向代表大会建议的策略，无疑是很冒险的。它使《社会民主党人报》失去了“老社会主义者”中的最后一个撰稿人，到那时为止这个人是始终忠实于这个报纸的。莫泽斯·赫斯反对爱尔福特竞选纲领。事实上，这个纲领的第一条要想废除一切联盟、联邦，通过一种内在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国家统一，把德意志各邦联合起来，从统一走向自由，对于在“这个主要问题”上，想同无产阶级同心合意的各种奇特的工人朋友来说，这一条有一种可疑的吸引力。他们也认为，竞选纲领的其他各点——给所有德国议会支付日薪的普选权，自由的国民权利的保证，北德意志帝国议会不仅有讨论的职权而且有作出决定的职权，根据拉萨尔的原则组织自由的工人合作社等为解决社会问题开辟道路的措施——“基本上”可以接受；他们最多只做这样的保留，即国家对工人合作社的资助不是刻不容缓的。这里肯定有一个重大的危险，这件事本身就是令人不愉快的，那就是年轻的工人党打着一面有问题的旗帜走上第一次竞选的战场。不过施韦泽把在竞选斗争的前夕，提出一个刀枪不入的竞选纲领在无产阶级中引起兄弟之争，看做是一个更大的危险。他认为带着已经瓦解的队伍走上战场是一件更不愉快的事情。如果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坚持自己的纲领，那么可以利用这个纲领进行的资产阶级诱惑伎俩，碰到联合会的经过训练的核心部队就会自然而然地失败，这是意料中的事情。而且施韦泽还向工人提出一个高明的建议，先不问资产阶级的工人之友对爱尔福特竞选纲领的态度，而先问他们愿不愿意代表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如果他们避而不答，就再上不理他们。 幸而施韦泽对工人的常识的信任发生了作用。爱尔福特竞选纲领没有造成任何实际的错误，相反地它使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在选举期间的宣传鼓动完全陷于停顿。于是她用一种不体面的手段来表示她对这件事的怨恨，她试图在施韦泽有希望当选的两个选区进行破坏，使进步党和反动派候选人大为高兴。在爱北斐特-巴门，她煽动希尔曼反对施韦泽，在这个选区中大量散发在日内瓦出版的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毫无根据地给全德工人联合会加上一些罪名。在赖辛巴赫-诺伊罗德，她的代理人甚至毫不隐讳地反对施韦泽，支持地方长官奥拉茹斯。施韦泽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可是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却丧失了她至少还在莱茵和西里西亚工人中享有的最后一点威信。 由于她那无穷无尽的阴谋诡计，全德工人联合会几乎毫无装备地走上了竞选的战场，用赤裸裸的身体对抗政府的长矛和棍棒以及金钱力量的千百种看不见的、但更为危险的武器。工人们企图用一种真正的火一般的热情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外部物资。很晚，政府才把选举日期定在1867年2月12日，决战集中在几个星期之内。社会民主党在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取得了最大的胜利，它在那里得了大约一万八千票。在阿尔腾纳-伊塞隆，哈森克莱维尔得了一千一百二十四票，在哈根，赖因克医生得了一千五百八十九票，帕因克医生的舍己为人的行动，博得工人的热爱，他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为社会主义信念服务的。还保留着一些三月革命前的社会主义的空想倾向、把人民的直接立法看做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杠杆的里廷豪森在科伦得了一千零九十五票。施韦泽在杜塞尔多夫得了六百六十四票，裁缝寿普在莱茵河畔的米尔海姆得了一千零五十九票，铁路工人柏梅在杜伊斯堡得了一千六百八十六票，马丁尼在佐林根得了一千四百三十七票，奥多尔夫在累内普-梅特曼得了四千零二十四票，施韦泽在爱北斐特-巴门得了四于六百六十八票。 在爱北斐特-巴门，施韦泽同保守党候选人俾斯麦，自由党候选人普鲁士众议院议长福尔肯贝克竞选。百分之七十的有选举权的人参加了轰动全德国的这一斗争。保守党报纸，尤其是自由党报纸对施韦泽的咒骂超过了一切限度。它们不仅宣扬他青年时期的性的过错到令人作呕的程度，同时还指责他是骗子和小偷。他的资产阶级敌人的一切愤恨恐怕还抵不上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和她的工具的诽谤和攻击。可是爱北斐特-巴门的工人一刻也没有不知所措；他们简单地宣称：哪忙施韦泽是杀人犯和强盗，我们也选他。他们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候选人受到这些攻击。在莱茵区做了两年最受欢迎的鼓动员的希尔曼，作为同社会民主党竞选的候选人，只得了五十二票。当然工人还不能稳操胜券；施韦泽甚至没有资格参加复选，因为俾斯麦得了六千五百二十三票，福尔肯贝克得了六千一百二十三票。 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活动在德国西北部取得了仅次于莱茵省的巨大胜利。在汉堡市的两个选区中，佩尔共得三千二百二十三票，约克在哈尔堡得了三千六百六十票，萨克森作家瓦尔斯特在布伦瑞克得了二千二百六十七票。在这九千票以下是西里西亚的四千票，其中施韦泽在赖辛巴赫-诺伊罗德得三千一百零九票，联合会的一个热心的老会员织工亨利希·施纳贝尔在瓦尔登堡得了八百九十一票。 在萨克森王国，维尔克特作为莱比锡市的候选人，弗里茨舍作为莱比锡地区的候选人各得一千票左右，维尔克特多一点，弗里茨舍少一点。此外，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萨克森还得到了六千票，其中德累斯顿八百票，开姆尼茨一千三百票，弗赖堡三千零八十一票，不过这些票大多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拥护者所得。在萨克森人民党的候选人中，倍倍尔在格劳豪-梅朗内，施腊普斯在茨推考-格里米乔都是经过复选才取得了胜利。李卜克内西这次在施托贝克-施内贝克就遭到了失败，估计是因为他由于尝到了“德国统一”的第一个苦果，因此没有能够进行有效的宣传鼓功。普鲁士颁布大赦令以后，他到了柏林，在排字帮工协会中讲了话；因此以违犯禁令罪被捕受审，被判三个月监禁，他在监狱里一直待到刑满的那一天。甚至法官对于这个可耻的判决也感到有点羞愧，在申述理由时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托辞，可是对李卜克内西来说，市监狱的臭气并没有因此变成德国统一的清晨的空气。在推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施腊普斯为候选人的三个选区里，家庭工业对机器劳动进行可怕的垂死挣扎；在格劳豪-梅朗内的家庭织布工场中，1863年共有三万零七百台手织机，1860年只剩下三千一百九十四台；在十几年的时间内，在这一个地区，动力织机至少使四万人成为“多余”的人。萨克森人民党在1867年2月的选举中到底得了多少票，谁也举不出一个比较确实的数字，因为当时这个党还没有精确地记载自己取得的成就的机关报；根据一些分散的记录估计，它大概得了一万二千票至一万五千票。 可是它得到了两个议席，而得了四万张选票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却一个议席也没有得到。只有奥多尔夫一个人在累内普-梅特曼参加了复选，而在其他一些地区，如杜塞尔多夫、爱北斐特-巴门、赖辛巴赫-诺伊罗德，社会民主党选举人必须在保守党候选人和自由党候选人之间进行抉择。《社会民主党人报》为选举提出过口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进行选举妥协，在只占最少的少数，毫无胜利希望的情况下，宁可按照自己的原则投自己的候选人的票，也不牺牲原则，进行一种不自然的联合。可是，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它认为同别的党派进行协商是可以允许的，即在不损害双方的原则的情况下，工人可以在某个选区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候选人的票，其条件是，这个党有义务在另一个选区保证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这种可能性在初选的时候根本没有，可是在复选时却是很值得重视的。1867年2月的情况很简单。如果进步党人在累内普-梅特曼支持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反对俾斯麦党人济贝尔，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就可以在杜塞尔多夫、爱北斐特-巴门和赖辛巴赫-诺伊罗德反对保守党候选人，而使进步党候选人当选。然而正直的进步党人当时就已经信奉（从这时起几乎经常是这样）一种奇特的观点，即如果他们在复选中宁可选最没有理性的反动分子，而不选最有理性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坚强的男子心胸”也决不受玷污，相反地在复选中不支持进步党的社会民主党选举人就给自己打上了“反动派的雇佣”的烙印。进步党人在累内普-梅特曼决定选举济贝尔而不选奥多尔夫。 于是社会民主党选举人在复选中不得不独立行动。在杜塞尔多夫，他们投进步党候选人的票，因为政治自由对人民福利十分重要，尤其是工人阶级活动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可是在爱北斐特-巴门，他们决定在复选中弃权，囚为工人党根据原则不能投保守党候选人的票，而由于进步党采取无比可恨的态度，这次也不能同它走一条路。这两个决议都是由施韦泽提出和执行的，在杜塞尔多夫和爱北斐特都遭到工人的激烈反对，进步党的工厂主使工人遭到饥饿的折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宁愿选举保守党候选人。可是爱北斐特决议也是很有道理的。不管是俾斯麦，还是一切都按照他的意志行事的、他的“好朋友”福尔肯贝克坐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里，比较起来是无关紧要的；可是工人党迫切需要摧毁进步党仍然用来使工人阶级中的一大部分人不接受社会民主党宣传的一套谎言。赖幸巴赫-诺伊罗德的情况同爱北斐特-巴门相似，两个地区的不同之点在于，西里西亚工人真正弃权，或者甚至给了自由党候选人特韦斯腾一些帮助，使他战胜了奥拉茹斯，而莱茵省的工人却投票选举俾斯麦，没有选福尔肯贝克。 除去对于进步党的选举策略感到十分愤怒而外，这个决定恐怕还受了这种考虑的影响，即俾斯麦已经在一个老马尔克选区当选，他的胜利必然引起一场新的选举斗争。施韦泽把工人的这一决定叫做“不幸的步骤”，但也说它对进步党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不管它是一张证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的肮脏诽谤和对普选权的可耻阻碍的收据，还是对首相（不是对保守党侯选人）表示的一种敬意，因为首相自动地归还了自由党反对派这样执拗地不肯要求的人民权利。俾斯麦的确拒绝接受委托，于是进行了第二次选举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施韦泽以四千九百十九票，自由党候选人格奈斯特以四千二百九十一票参加复选。这时保守党人自己消除了认为他们可能对工人友好的一切幻想，他们使格奈斯特取得了胜利。于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在第一届北德意志帝国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的最后希望消失了。可是工人们在爱北斐特-巴门竭尽全力工作了八个星期并不是徒劳无功的。正如施韦泽在对他的选举人发表的告别词中所说，他们看到了两种情况，一方面，进步党利用一切手段，甚至最恶劣的手段，极力企图压制工人的事业，另一方面，保守党不管说得多么好听，到了紧要关头就不照自己所说的话办了。 关于普通落选问题，《社会民主党人报》写道：“等待了很久、渴望了很久的2月12日已经过去了。我们在各处都遭到失败。我们之中有少数人可能已经预料到这种情况，可是肯定有不少人会把这个结果看做一个难解的谜。所有这些声势浩大、振奋人心的成功的集会，群众中的这种汹涌澎湃的运动——这一切都失效了，在少数地方光荣地失败了，在多数地方不光彩地失败了。”这种痛苦失望的感情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说甚至在光荣失败的地方，选举成绩同合理的期望不符，那么在德国有许多这样的地方，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几年以来在那里已经生根，大规模的选举集会似乎可以保证胜利，可是在选举的这一天，这个党脚下的一片土地却像流砂那样松软。比如在图林根行政区，在美因郜这些曾经有过许多胜利的地方都是这样。在法兰克福，韦尔凯尔得了可怜的一百五十票，而相当于这个数目四十倍的票数集中在一条金牛犊身上，资产阶级政党的混合体用这条金牛犊一一路特希尔德来同韦尔凯尔对抗。在柏林的失败更为可叹，那里的工人两年以前就已经开始聚集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周围了。不愿跟着进步党跑的所有柏林工人团体的共同侯选人，印刷工人法斯特尔在六个选区共总得了约七十五票。 当然为了辩解和解释可以举出许多理由。在柏林的庸人中，正流行着一种可恶的沙文主义，反动派提出由于1866年的战争而得到好处的大臣和将军做它的侯选人；为了至少阻止他们取得胜利，许多工人在最后关头决定投进步党候选人的票。在莱茵河畔以及其他地方，狡猾的选区几何学发挥了它的作用；奥多尔夫所以在累内普-梅特曼遭到失败，主要是因为符佩尔塔耳的织工村，不是像普鲁士众议院选举时那样，同佐林根合并，而是同手工业还有相当牢固基础的雷姆夏特合拜。加之选举人名簿有巨大缺口，警察施加压迫，工厂主用饥饿威胁工人，官僚和资产阶级在选举实践中使用其他可耻手段。可是同选举失败后到处寻找原因，就是不在自己本身寻找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相反，无产阶级反对派始终遵照值得称赞的原则，如果它没有达到它想达到的目的，经常首先打扫自己的门前。它懂得认真总结自己的缺点，并使自己明白，它正面临抉择。 无产阶叛反对派因为没有一个可以贮藏所得财富的仓库，所以四年以来它所取得的许多成果，不断地在它手里消失了。保守党支配着有古老的牢固基础的政权组织，自由党支配着看不见的、但到处存在的社会金钱势力的活动。如果工人党要想在同这样强大的敌手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它就必须也建立一个持久力量的牢固组织。这一方面进展极小，以致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所有的唯一的大钱袋使工人运动成为人们的嘲笑对象达几年之久。老前卫仍然集合在其周围的旗帜有降下的危险。《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少量资金几乎已经耗干了，如果全德工人联合会不最终站在稳固的财政基础上，报纸就要停刊。破坏拉萨尔的组织是不行的，因为由于有了这个组织，联合会至少获得了精神力量，相反地要实现这个组织，以便用政治力量做精神力量的后盾。 由物及人，就无非是拉萨尔死后，施韦泽所享有的精神独裁必须变成政治独裁。工人对施韦泽的嫌恶已经渐渐消失了。在这一方面，资产阶级报纸对他进行的诽谤，起了同预期根反的效果。施韦泽很聪明，他并不认为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可以长期受个人独裁支配，可是联合会会员也很有见识，他们认识到，在当时各方面都蕴藏着危机的情况下，暂时的独裁还是必要的。正如特耳克所证实的，甚至对拉萨尔的独裁已经感到不满的彻头彻尾的民主主义者约克，对暂时需要实行独裁的时间估计得比施韦泽还要长一些。任何独裁对于独裁者本人来说都是最坏的命运。施韦泽也遭到这种命运，他用自己的名望这个崇高的代价来补偿自己的过错。可是这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即1867年联合会的最老、最忠实的会员认为他的独裁是必要的。 事实上，他已经是选举运动的领导人，选举结束后，他通过主席佩尔于5月l9日在布伦瑞克召开了一个非常代表大会。大会有代表四十五个地方二千五百零八个会员的十八名代表参加。会员的数目很少；它还不到一年前莱比锡代表大会所代表的会员人数的四分之一，可是，只要对于缴纳会费没有严格的监督，这些数字的价值就很成问题。 第五次代表大会首先通过了一个驱逐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追随者的纲领。它的要点是统一的、自由的人民国家；共同的社会生产；为创造新的社会状况，根据斐迪南·拉萨尔的原则成立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各文明国家工人利益的共同性；实行直接、秘密投票的、支付日薪的、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以影响社会力量。根据这个纲领，应该审查会员名单，把所有不是毫无保留地同意这个纲领的会员开除出会。然后重新选举所有全权代表，他们的任期限于一个正式的代表大会到另一个正式的代表大会中间的这段时间。主席仍然有权批准选出的全权代表，甚至表面上主席有任命全权代表的无限权力，因为警察把选举全权代表当作一个“独立的联合会”的标志。可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它接受对主席的可能有的告发，向下一次代表大会报告。此外，为了防止警察迫害，也取消了“成立分会”的一切意图，废除了把地方组织叫做支部的规定，确定了联合会的统一和团结的性质，联合会会址设在莱比锡，受萨克森结社法的约束，而在各个地方只可举行会员的集会，这是在柏林和其他地方取得了一时成果的预防措施，可是在德国结社法有扩大性和不完备的情况下，就不能长期防止警察的专横行为。为了保证良好的财政管理，其中规定，地方上所收的会费至少上缴一半给联合会金库，司库应该每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公布到期不缴会费的地名。担任司库的是J.M.希尔施，可是不久以后他就因为发表第一本社会民主党的歌曲集被捕，被判了好几个月的监禁，于是白拉克接替了他的职务。施韦泽当选为主席，办公处设在他居住的地方。第二年奥多尔夫到俄国去了，速记员罗勒尔接替了他的工作。 这次改组的第一个效果在于，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完全脱离了关系。现在她以拉萨尔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名称建立了一个特别的宗派。她夺去了旧联合会的约六分之一的成员，即萨克森王国的大多数会员和基尔-不来梅和其他地方的个别会员。她让费尔斯特林当选主席，辅佐他的是伯爵夫人的得力助手，年轻的弗里茨·门德，这人缺乏一个工人领袖的活动所应具有的最简单的智力特性和精神特性。伯爵夫人损伤她的亡友的遗物的这种做法，是无法辩解的。她的行为已经没有什么危险性了，因为可以预料（而且已经成为事实），被她用拉萨尔的名字所迷惑的几千正直的工人，不久就有了正确的认识，回到老联合会，或者参加了萨克森人民党。可是，令人十分痛心的是，资产阶级有好几年能够利用伯爵夫人所做的这件蠢事，锻炼它的挖苦才能。 全德工人联合会做出布伦瑞克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后，又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名列前矛了。关于这一点的一个试金石是不久以后，9月的第一个星期，在洛桑举行的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六十四名代表，其中瑞士代表最多，此外有六名德国代表，六名英国代表，十七名法国代表，两名意大利代表和两名比利时代表。德国代表中有阿尔伯特·朗格、路德维希·毕希纳和拉登多夫。 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说，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同它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争取政治自由是绝对必要的首要措施。这同布伦瑞克纲领完全一致。可是在国际的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关于全德工人联合会早就明白的土地公有制的严重意见分歧。这个社会主义的要求没有直接列在洛桑代表大会的议程上，可是它有了好几个出现的机会。它在大会再一次讨论的合作社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说，只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合作社就构成十分可怜的第五等极）上出现过，在大会所肯定的运输工具和交通工具是否需要国有化这个问题上也出现过。尤其是法国代表热烈拥护土地私有制，而其他赞成公有制的人，如拉登多夫，同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观点是有很大距离的。几乎只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盟员，现在是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的埃卡留斯和列斯纳，才像施韦泽一年半以前在爱尔福特演说中那样彻底和明白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一个月以后，德意志工人协会在格腊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现在，在讨论过程中，代表们的意见越来越明显地发生分歧。乌利希提出了一系列的决议案，根据这些决议案，应该按照“人类灵魂的永恒法则”建立国民学校，宗纳曼用一个有趣的通知使与会者大为惊讶，他说，他终于解决了社会问题，在法兰克福社会印刷厂建立了一个生产合作社，他在那里是排字工人的普通“协作者”，五年以后，这些排字工人将同他友好地共同占有这个企业。不言而喻，这是一种资本主义活动；今天法兰克福社会印刷厂是一个有几百万资金的企业，“工人之友”宗纳曼同任何一个资本家一样，剥削“他的”排字工人。同这些可恶的宣传相反，倍倍尔雄辩地叙述了卢郜[5]煤矿惨案，那里有一百多个工人成了资本的罪恶的追求利润的贪欲和萨克森矿山警察的严重失职的牺牲者，织布工人莫特勒在一个动人的报告中，叙述了工厂童工的无可名状的痛苦。两个人都要求政府对资本剥削进行无情的干涉。工人协会中的比较坚强的分子，不可遏止地趋于团结，这种团结比迄今通过分散在全德国的委员会所达到的更为紧密。这里也必须用种种细微的区别，来回避德国结社法的陷阱。一个较大的协会受到委托，处理代表大会的一般事务；这个协会的地址成为代表大会的召集地点；代表大会的委员会仍由七个委员组成，主席由代表大会本身选出，其余六个委员由主要协会从自身选出。其实，问题在于，代表大会是想继续受资本主义监护呢，还是想在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的情况下发展。在选举主席时，倍倍尔和麦克斯·希尔施被提名为候选人。倍倍尔以很大的优势取得胜利，这样，协会就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这时，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改组正在积极进行。11月22日，在柏林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代表三千四百零八个会员的二十名代表。会员数仍然是不确实的。代表大会这次还没有实际执行布伦瑞克决议，根据这个决议，只有对联合会金库尽了自己的义务的地方的代表才可以参加代表大会。可是白拉克已使金库情况大大好转了。从这年年初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订户差不多增加了两倍，即由四百五十个订户增加到一千二百个订户；订报不足十份的有八十三个地方，不足二十五份的有二十五个地方，较多的是法兰克福约五十份，爱北斐特-巴门约一百七十五份，尤其是汉堡大约订了三百七十五份。一致再选施韦泽担任主席是很自然的。代表大会对会章进行了重要的修改，这个修改在布伦瑞克就曾计划进行，可是当时又推迟了。这个修改是：今后主席必须在每次正式的代表大会以前至少六个星期，由会员投票选出。决议以二千二百六十四票对八百三十八票通过，而施韦泽掌握的三百零六票弃权。反对派中主要有汉堡和伊塞隆的会员。使主席的实际独裁尽可能地民主化，这是对的，可是这个决议对双方都不利；它加强了主席对联合会的其他干部和机构的权力。 在已经恢复了的团结上，暂时还没有出现阴影。经常注意推动工人独立思考的施韦泽，在这次代表大会期间第一次举行了一个公开会议，讨论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议程有点过于丰富了；需要讨论的问题有普鲁士和德国问题、普选权、高利贷取缔令的废止、女工、感化院的劳动、粮食搀假和广告、正常工作日和英国工厂立法。许多片面的和肤浅的论断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演说者和听众的铁一般的坚持力，也使资产阶级的比较有见识的报刊大为敬佩。它们写道：对这些社会民主党人表示敬意！到现在为止，有谁为了讨论改革问题，在很不暖和的房间里，坚持十一小时之久呢？在各种科学的代表大会上，人们可以使自己舒服一些，适时地恢复体力，来减轻精神上的紧张。 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了第一次议会战役，虽然不是没有损失，但是也获得了荣誉，这对提高这次代表大会的情绪并不是没有帮助的。 五社会民主党议会活动的开端 2月12日选出的帝国议会同北德意志联邦的各邦政府共同讨论的宪法，是完全根据俾斯麦的指示制定的。这件事应该由被吞并的或还未被吞并的中小邦的、向往统一的大经济区的美景的资产阶级负主要责任；过去它向已经解散的民族联盟提供过最嚣张的吹牛家，现在他用同样的“国务活动家”给普鲁士专制制度提供了最不敢声张的变节分子。老进步党的残余分子在一个官方文件中，虽然还像平常那样昏乱，但有理由气愤地发出悲叹说：“新宪法给政府的和从人民那里夺走的权利比他们现有的都多。”尽管俾斯麦使长期拒发日薪成为一个内阁问题并且已经实行，可是至少普选权是得到了。工人们说，我们决不让我们的议员挨饿，当1867年8月31日北德意志帝国议会选举的时候，工人们重新鼓起勇气进行工作，新联邦宪法规定，帝国议会有三年的立法期限。 补会民主党这一次的选举成果，从数字上看还远远落后于它在二月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就。除去埃森区和汉诺威市第一次各以一千一百票走上了战场以外，其他没有占领新的阵地，除去施韦泽在爱北斐特-巴门在第一仗中得了六千一百一十票以外，其他地方没有达到六个月以前那样高的票数。甚至推举书商奥古斯特·盖布为候选人的、久经考验的堡垒汉堡也只有二千票多一点。可是联合会正对正在进行的有效改组抱有希望，因此并不特别沮丧，加之其他党派都抱怨更大的不振，它就更不沮丧了。同在爱北斐特-巴门一样，施韦泽在赖辛巴赫-诺伊罗德也进入复选，虽然他在这个地区只得到了2月他在这里所得选票的一半。此外，哈森克莱维尔在埃森进入复选，他的对手是保守党地方长官德芬斯，赖因克在累内普-梅特曼进入复选，对手是年迈的卢道夫·康普豪森。夏天，赖因克曾在威斯特伐利亚报纸上同进步党人哈尔科特，关于社会主义的权利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论战，从而得到工人的怀着威激心情的赞扬，他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的许多选区（除去在累内普-梅特曼以外，还在杜塞尔多夫、米尔海姆、杜伊斯堡、佐林根和哈根）被提名为社会民主党侯选人。受布伦瑞克代表大会委托，领导选举的施韦泽徒然地促使工人注意，不要这样害怕竞选。他说，有人认为工人没有足够的威望当议员候选人，这是一种“可恨的偏见”，是必须彻底去除的，因为统治阶级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向工人灌输这种偏见。正如常见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实际经验也应该表现为有效的教师。 施韦泽为复选发出了口号：在一切情况下一一即使只有两个资产阶级候选人竞选，工人也应该参加复选。从原则来看，是因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工人总是关心哪个候选人当选对自己有好处，从实际来看，是因为一个政党应该利用一切机会发挥作用。工人应该支持哪个竞选的政党的问题，首先以这些政党（尤其在主要选举中）对工人的态度而定。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必须首先站稳脚跟，粉碎旧党想用来压制它的中伤和诽谤。在二月选举时，工人在杜塞尔多夫使进步党取得胜利；可是在杜塞尔多夫出版的《莱茵报》整个夏天净是发表恶毒咒骂工人运动的文章。自由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斗争方式必须制止；在他们犯这种错误的地方，工人在复选中一定选同他们竞选的候选人；促进党的事业，比其他任何考虑都重要。可是，在自由党人用光明正大的方式同工人党进行斗争（这当然是他们的权利）的地方，工人就在复选中选举自由党侯选人，可是所谓民族自由党人不能算自由党人。他们不过是披着自由派羊皮的伪善的反动分子，对社会的危害比公开的保守党人还要大。 在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人们就是根据这些观点来对待复选的。在杜塞尔多夫，工人帮助俾斯麦派的米谢利斯取得对进步党候选人毕尔格尔斯的胜利，而一部分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选举人在爱北斐特-巴门使施韦泽取得对进步党候选人洛厄佛-卡尔贝的胜利。社会民主党所遵守的这一策略当时受到各方面的猛烈谴责，这个策略肯定是有不妥之处的。不过，说它以同保守党和政府的某些秘密的和背叛性的协定为基础，是错误的。相反地，在主要选举以前很久，《社会民主党人报》就公开发表了这个策略，不过它不是一个原则上正确的，而是一个原则上不正确的，但在一定的困难情况下为进步党的无原则的不体面的政策所迫而采用的策略。无论如何，它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目的的优点。只要进步党看到，工人不是没有意志的投票机器任人踢来踢去，它也就规规距距了。经过双方协商，社会民主党选举人在哈根和佐林根投进步党候选人的粟，进步党选举人在埃森和累内普-梅特曼投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实际结果是，哈尔科特在哈根，赖因克在累内普-梅特曼取得胜利，而哈森克莱维尔在埃森和欧根·李希特尔在佐林根落选。在赖辛巴赫-诺伊罗德，施韦泽为自由党候选人特韦斯腾击败。 于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取得两个议席。而萨克森人民党不仅保住了格劳豪-梅朗内和茨推考-格里米乔两个选区，而且还得到了两个新的议席；李卜克内西在施托贝克-施内贝克，圭茨医生在莱比锡地区取得胜利。在并非完全没有疑问的情况下，弗尔斯特林在开姆尼茨选区取得胜利。他在复选中同一个大德意志派的民主主义者进行了斗争，据说弗尔斯特林在复选中比主要选举中多得了三千五百票，其中一部分是工人的敌人投给他的，因为这些人希望弗尔斯特林当选帝国议会议员能够损害社会民主党的事业。 不管这是真是假，总之当帝国议会于9月10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弗尔斯特林在奏折辩论中就不用头脑，机械地重复拉萨尔著作中的片言只话，使自己失去了议员的作用。可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也失去了一个议员，因为赖因克随意利用一个机会否定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且宣称社会主义的任务决不是促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互相斗争，而是互相和解。联合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同这个议会代表断绝关系，这件事是在柏林代表大会上进行的。圭茨和施腊普斯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他们很快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凶恶敌人，而倍倍尔还处在由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观点向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转变的阶段。因此在议会中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主要是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而在他们之间，关于正确策略的旧争论又立时发生了。 李卜克内西认为北德意志联邦是一个暴力的、非正义的反动组织，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摧毁的。为了不加强北德意志联邦的力量，他反对给帝国议会的立法任务以任何实际帮助。对他来说，议会讲台只是他能够从那上面向群众表示他对德国新形势的抗议的地方。相反地，施韦泽把北德意志联邦看做是一个很讨厌的、很不受欢迎的，但又是不可取消的事实，如果社会民主党要想保持政党的身份，它就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并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准备做一个极端的反对派。李卜克内西嘲笑他是“瓦盖纳的影子”，而他并没有说，李卜克内西为被废的君主和奥地利政府服务，或者为了他们的利益工作，而是说，他不能同意李卜克内西的立场，因为在资产阶级投入俾斯麦的阵营以后，除非利用外国的暴力，不能摧毁北德意志联邦，而这就是逃出虎口又入狼窝。根据施韦泽的见解，工人阶级必须同本国的一切其他阶级团结起来对付波拿巴的阴谋活动和被提升为奥地利首相的博伊斯特的复仇心，而李卜克内西把波拿巴和博伊斯特压迫俾斯麦，看做是强暴的侵略政策的必然命运。 因此，10月17日，讨论关于兵役义务的联邦新法令时，李卜克内西发表意见说，历史将无视北德意志联邦这个暴力机构，它不表示别的，只表示德国的分裂、削弱和奴役，历史也无视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它无非是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李卜克内西反对常备军，说它是俾斯麦所执行的暴力政策的工具；他所以没有提出关于仿照瑞士的榜样成立国民军的决议案，只是因为他在企图提出这个决议案时，中了议会规则的圈套。李卜克内西的演讲以无情的鞭笞，击中了自上而下的革命的一切要害，统治阶级的十足的爱国者，对演说人发出可怕的喧嚣声，这就加倍赞扬了他的勇气。不过一种批评的纯洁性和尖锐性，还不能在各方面保证它的正确性。如果说李卜克内西预见到，俾斯麦要同波拿巴较量，那时北德意志联邦的命运就处在战争运气的天平上，那么施韦泽根据历史发展的整个情况看得更远，他预料这个天平将在有利于俾斯麦的一边下沉。 李卜克内西发言以后，施韦泽要求发言，以便指出他同李卜克内西的意见分歧。当时还用发言人登记簿，施韦泽在簿上登记反对议案。后来有人提议结束讨论，在表决前，念了发言人登记簿，结果施韦泽在表示反对法案的发言人之中名列第九，而表示赞成法案的只有两个人登话发言。施韦泽为了得到发言的机会，就转到赞成法案的发言人一边，这是在使用发言人登记簿期间，所有党派为了发表并不接触本来的讨论对象的简短订正和解释，在该会中常用的一种手段。假如这个完全无关紧要的插曲不是从那时就成为施韦泽的所谓背叛的主要证明，今天就毫无叙述的价值了。他“拥护”普鲁士军国主义；当时的国会发言人登记簿提供了文字证明。 事实上，施韦泽既没有发言，也没有投票赞成关于兵役义务的联邦法案。他只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有理由说，他是代表选他为领袖的几千工人发表这个声明的。这个声明的意思是说，他同李卜克内西虽然都是反对北德意志联邦的内部状况的反对派，可是他并不同意摧毁联邦本身的企图。他特别强调，他和他那一派的工人站在普鲁士一边反对外国。如果说他当时使用了不妥当的表达方法，说他不想对去年敌方惊叹地承认的普鲁士的特性乱加评论，那么这种夸大是由李卜克内西的夸大——在外国，北德意志联邦比去世的邦联议会还要受到蔑视－一一引起的。今天他们的对立早已成为历史了，在这个人或那个人所谓的话里挑毛病，都是不公平的。可是李卜克内西认为，每个同施韦泽一起承认铁血政策的创作的人，同社会民主党之间有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点只有这样改才是正确的，那就是当时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之间横着一条鸿沟，但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还不到十年，这条鸿沟就被填平了。 实际上，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的新争执可以溯源于他们旧日的意见分歧。李卜克内西的演说是一种纯粹的宣传性发言；在战争期间，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热衷于瑞士的国民军时，恩格斯带着轻蔑的口吻写道：“人们所想像的那种形式的民兵，目前对于一个拥有一千八百万人口而且边境完全没有设防的国家来说是不行的；即使在另外的条件下，所能实行的也不是这种形式的民兵。”[6]李卜克内西肯定对这一点也很了解。他主要只是进行民主理想的宣传。相反地，施韦泽认为，一个工人政党必须执行实际的政策，当然并不是资产阶级所考虑的实际政策，而是从无产阶级的原则立场出发的实际政策。他投票反对军事法案，可是他认为，为了使工人阶级得到一点好处，不应该把议会的杠杆放到这上面，而应该放在别的地方。 北德意志联邦的重心不在军事方面而在经济方面。这个软弱的议会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即普鲁士的军事力量伸展到中等邦萨克森和参加北德意志联邦的几十个小邦。不过议会在制定一定程度上清除封建-行会残余的经济法令时，可以发表意见。资产阶级把它的政治理想出卖给俾斯麦的代价，就是满足它的物质利益。俾斯麦必须付出这个代价，他也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按照施韦泽的见解，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应该执行的实际政策，就是立即用工人阶级的不从时效的要求阻碍资产阶级开辟更彻底地剥削无产阶级的道路。 在废除高利贷取缔令方面，施韦泽按照英国立法的榜样，提出了一个提案说，一百塔勒以下的贷款禁止收取重利，并且发表了一篇在德国议会中第一次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些主要观点的杰出演说，来说明自己为什么提出这个议案。同时他也很好地为进步党要求取消结社禁令的提案作了辩护。可是他在短期的议会会议期间的主要工作，乃是草拟反对资本，保护劳动的法令。这个法令草案共有四十七条，其中一部分是由普鲁士立法关于禁止童工和实物工资制度已有规定的条文综合而成，此外还要求所有成年工人都实行十小时工作制，设置有十分适当的职权的工厂观察员，最后还要求成立一个议会常设委员会，以“调查和确定在北德意志联邦范围内的城市工人和农村工人的状况”。这个法令应该扩及到雇用十个以上的雇佣劳动者的一切企业，而且不仅适用于狭义的工厂，也适用于农庄、码头、铁路、轮船，最后也适用于家庭工业。根据英国工厂立法的经验，施韦泽把重点放在设立一个有效的工厂监督机构方面，同随意写在法令汇编的纸上，冷眼旁观的最广泛的禁令和惩罚条例相比，这种办法起的作用更大。施韦泽曾把他的草案读给几个进步党议员听，这几个人高傲地说，这不算什么，他们将提出加重的修正案。对这些人了如指掌的施韦泽冷冷地回答说：那我很高兴。 首先他在由工人选出的议员中，征求提出草案所需要的十五个人的签名。可是弗尔斯特林和赖因克拒绝签名，李卜克内西为自己和他的同志声明说，他们不能在旨在通过重要设施保护北德意志联邦的提案上签名。于是施韦泽去找进步党的明智的批抨家，他们答应签名，可是第二天根据一个党派决议，他们又取消了自己的诺言。民族自由党人也玩了同样的把戏，先答应，后党派决议，最后拒绝。保守党人表示愿意签名，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把农业工人除外，这一点施韦泽当然不能同意。在做了很大努力以后，施韦泽做到使进步党人、民族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答应，如果主席提出有没有人附议的问题，他们就各出五个人。可是主席西姆桑是一个道地的资产者，他对无产阶级的议会代表始终抱有毫不掩饰的偏见，这时他说，他不能表示满意，他要看到十五个人的签名。于是施韦泽又作新的尝试，各党派又找新的借口，主席又重新坚持，直到短期会议结束，吓得出汗的爱国者得救为止。 后来，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一些人指责说，施韦泽企图利用这个草案，使俾斯麦掌握工人运动，同瓦盖纳勾通一气。草案完全以英国工厂立法为根据，它不包含在后来的社会民主党工人保护法草案中也没有完全重复的条文。俾斯麦本人当时也同平常一样，始终顽固地反对合法的劳工保护，各邦政府的代表机关，新的联邦议会丝毫也不关心施韦泽的草案，甚至暂时把帝国议会通过的进步党的关于废除结社禁令的议案扔到字纸篓里。施韦泽就附议问题同进步党人和民族自由党人商谈，而且也同保守党人商谈，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并且他本人立即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做了详细的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同瓦盖纳进行了商谈，也是十分可能的。可是他宁可放弃保守党的支持，也不愿用违背原则的让步来换取这种支持，因此看不出他应该受到什么指责。 施韦泽不过是按照前一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意见行动的，代表大会宣称，工人保护法并不加强统治阶级的力量，而是把这种力量变为工人阶级的一种工具。 [1]参阅1867年12月7日，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原编者（载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1962年版第45页。——译者） [2]指德国作家席勒的剧本《奥尔良的姑娘》(1801)。——译者 [3]捷克城市，在布拉格以东，现名赫腊德次-克腊洛佛，1886年7月3日，普奥两军在这附近决战，普军得胜。——译者 [4]普奥战争中，普军用的是优于奥军老式枪的撞针发射枪。——译者 [5]德国城市，在卡尔-马克思城（开姆尼茨）西南。——译者 [6]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1页。
第二章拉萨尔的继承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 第二章拉萨尔的继承人 一存在的矛盾 二意见之争 三工人的决断 四策略和组织 拉萨尔的遗嘱也遭到了笼罩着他的末日的不幸。拉萨尔赠送给几个朋友的巨额租息是为了使这些人能够自立，并且能使运动得到发展，可是他们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布赫尔成了俾斯麦的官吏，家庭教师阿列克西成了虔敬主义的反动分子，吕斯托夫虽然始络是一个正直的民主主义者，但是没有进行什么宣传活动。 仅仅是这一点，损失还不大。直接涉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遗嘱的规定显得更为有害。拉萨尔建议联合会选举法兰克福的全权代表伯恩哈特·贝克尔为他的后继人，他郑重嘱托贝克尔，坚决维护把联合会导向胜利的组织，这些指示显就是针对瓦尔特希反对派而定的，不过，它们并没有解除旧的纠纷，只是制造了新的纠纷。遗嘱中另一条规定也有类似情形，这一条规定每年赠送联合会书记维尔姆斯五百塔勒，五年为期——“作为他为人正直的报酬”的、他个人每年收入的一百五十塔勒在外——使得他可以为了联合会的宣传活动，按照自己的意见慎重使用这笔钱。 拉萨尔的棺材还没有盖上，他的母亲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之间就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他的父亲在不久以前已经去世，剩下的家属，母亲、姐姐和姐夫（拉萨尔恨入骨髓的商业顾问弗里德兰），在他去世的时候表明，他们在拜金主义的泥沼里陷得多么深。经及详细商谈，达成了协议，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担负一万法郞的费用，并负责按犹太人葬礼行事，拉萨尔的家属就把拉萨尔的遗体交给她，埋葬在柏林。伯爵夫人打算使棺柩经过联合会的大支部所在地，到处都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可是她的计划只存在美因兹得到光辉的实现。当装在轮船上的棺木到达科伦时，警察当局受拉萨尔家属的委托扣留了它，把它送到布勒斯劳，他的家属立刻草率地把它埋在犹太人墓地里。当最后一个土块落到棺木时，弗里德兰笑嘻嘻地说：现在伟大的斗争被埋葬了。 可是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表明，它在工人阶级中已经扎下了深根。所有支部都严肃、隆重地举行了拉萨尔的追悼会。为人爱戴的领袖的突然去世，没有使任何地方的会员气馁，而是到处都增加了对胜利的坚强信心。对拉萨尔个人的崇拜有时稍稍过分，但是一般说来，没有超过在当时情况下可以理解和原谅的程度。这种崇拜最明显地表现在路德维希·维尔克特的几首歌里，这些歌向“圣经、教会、主”表示忠诚，或者更明显地带有滑稽画的色采，可是它们都有一个坚固的核心。 路德维希·维尔克特是三月革命前的民主派的老战士，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他在萨克森王国做了二十五年最优秀的传教师，后来由于出色地参加了五月起义，被判四年惩役，现在经营萨克森旅馆，莱比锡工人不久就称它是“公道的下处”。作为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为人称道的著名人物，维尔克特一直相信关于拉萨尔是反动分子的鬼话，一份民主派报纸的悼词才使他大吃一惊，那里面说，拉萨尔是“我们”的人。这时维尔克特阅读了拉萨尔的著作，这位老革命者才如梦方醒，于是他就常常在他的旅馆的大厅里对拥挤的听众谈论拉萨尔，并且写诗歌颂这位去世的天才，这些诗的虔诚的比喻是由老神学家的语言，而不是由群众的宗教感情产生的。除此而外，在为了追悼拉萨尔而发表的诗文中，都充满了完全世俗的战斗精神；在汉堡的追悼会上，第一次响起了年轻的雅科布·奥多尔夫的工人马赛曲，此后它那朴实的歌词在无数次的工人大会上鸣响，而把海尔维格精心雕琢的联合会之歌完全推到一边去了。 拉萨尔死后不久，也发生了几件幸事，假如他还活着，他本人一定也会感到非常高兴。德国工人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定于1864年10月在莱比锡召开，同月2日，美因郜的工人大会在奥芬巴赫举行，以便研究将在莱比锡讨论的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人宗纳曼阐述了一切只要工人甘心做资产阶级的唯命是从的奴仆就会碰到的好事，可是工人并没有再用惯常的掌声来报答他那惯常的口号。相反地，工人们冷冷地说，他们为了普选权将放弃一切美丽的诺言。宗纳曼反驳说，法国的例子表明，普选权对工人没有什么帮助。相反地，只要时间一到，他就准备同工人一起登上街垒。不过这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被爽朗的笑声淹没了，于是美因郜委员会带着痛苦的教训退却了，这个教训就是，直截了当地欺骗工人的日子已经快结束了。 在莱比锡的代表大会上，对资产阶级说来，黄昏已经来到。一个不妙的预兆已经显露出来。在关于所谓代表一万七千名工人的去年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一个据说有一千五百名会员的佐林根的工人协会也被作为参加者计算在内；这时，佐林根仅有的两个工人协会对莱比锡代表大会提出了严重抗议，它们宣称，说它们“同可敬的宗纳曼先生和威尔特先生曾经通过信”，乃是一种“可耻的谎言”，佐林根工人站在拉萨尔一边，所谓舒尔采-德里奇在那里有一千五百名拥护者，乃是幻想的创造物。10月22日和23日举行的莱比锡代表大会，有来自四十个工人教育协会的代表参加，其中只有很少几个是工人。 第一天讨论了迁徙自由的问题，关于这个所谓治疗工人疾苦的药剂的陈词滥调用陈旧的方式讲个不停。可是代表莱比锡的一个雪茄烟工人协会的弗里茨舍起来指出，迁徙自由虽然作为一个自然的、人所共有的天赋权利必须实现，但是它同社会改革毫无关系。唯一能够报助工人的，就是普选权。弗里茨舍的雄辩的发言博得了与会的工人代表和讲台上的听众的掌声。为了不让弗里茨舍第二次发言，人们不得不借助会议规则，采取巧妙的预防措施。第二天，阿尔伯恃·朗格做了关于消费合作社的发言。他说，消费合作社决不是万应灵药，但却是完全有利的机构，其前提是要由工人，而不由资产阶级的学者创办和管理，这些学者不这么多地干涉工人的事情，可能还好一些，因为工人自己对这件事了解得比他们清楚。代表大会的幕后操纵者越来越感到不安，当弗里茨舍要想在一次关于生产合作社的讨论中发言时，他们就利用一个及时提出的结束讨论的提议，打断了他的发言。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为双方所尊重的阿尔伯特·郎格费了很大力气才使这场争论平息下来。当然他也不能真疋解决这个争端；弗里茨舍退出了代表大会，并发表了一个书面抗议，反对对言论白由施加“不体面的强暴手段”。他的冲击并不是没有成果的。虽然宗纳曼和麦克斯·希尔施又被选入代表大会委员会，可是阿尔伯特·朗格和倍倍尔也选上了。抵制革命浪潮的堤防现出了头几道裂痕。 这时炸弹也在美因郜爆炸了。在为了听取关于莱比锡代表大会的报告，于11月27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的一个工人大会上，拉萨尔的拥护者占绝大多数。他们罢免了美因郜的旧委员会，先选了一个临时的，后来又在12月18日举行的有很多人参加的一个工人大会上最后选出了一个新委员会，它的九个委员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韦尔凯尔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埃尔纳尔和奥贝文德尔被选为秘书。同时工人大会宣称，舒尔采-德里奇、法赫尔、宗纳曼和麦克斯·威尔特没有能力做工人领袖，因为他们不追求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而是到处招摇撞骗。 正当拉萨尔的原则这样日益深入地渗透到工人阶级之中，新的支部不断成立的时候，下述问题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工人党的组织是否能像拉萨尔在世时那样维持，它的策略是否也能照样继续实行。时间越久，这种组织和策略就越适合于他个人，其他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他，尤其是拉萨尔推荐为他的后任的那个人代替不了他。伯恩哈特的学问和才能都不超比最普通的中庸之材，他所依赖的仅仅是他当时的名望。 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拉萨尔想到他了。拉萨尔对于使徳国工人阶级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伟大政党的希望，已经大大降低了，因此他可能认为现在还不是让一个工人担任联合会领导的时候，既然他放弃了这一点，他的选择就受到很大限制。他同李卜克内西不和，施韦泽在工人群众中很不得人心，否则他可能选他做自己的后继人。达姆尔担任莱比锡的全权代表表现平常。除了贝克尔以外，未必有第二个人能像贝克尔这样把法兰克福支部的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并且坚决地排斥瓦尔特希反对派。拉萨尔只能对他死前的情况作概括的观察，他可以认为比较起来这个选择是最好的，可是结果表明，这是一个十分不幸的选择。 起初联合会尊重它的创始人的最后愿望。瓦尔特希被开除出理事会，表决时梅茨内和约克曾反对这一提案。如果说瓦尔特希的反对派仍然带有某种派系的顽固性，那么现在他一声不响地适应他那不公平的命运，对联合会没有采取敌对的行动，这就是他受人敬重的地方。选举主席一事还碰到一些形式上的困难，不过到11月1日为止，大多数支部已经进行了选举。大家都投票选举伯恩哈特·贝克尔，在拉萨尔的主席任期未满以前担任主席。11月2日，从这时起脱离运动的副主席达姆尔把联合会的领导权交给了贝克尔。 然而真正的困难才由此开始。当1864年和1865年之交，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杜塞尔多夫举行，新的联合会机关报的最初几期出版的时候，关于组织和策略的争论就爆发了。 —存在的矛盾 按照资产阶级的看法，拉萨尔死后几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个人争吵和无谓的纠粉。如果人们只看事物的表面现象，那么这种看法似乎也很对。在互相指责、互相归罪的情况下，要辩明是非是不容易的。可是，如果人们对事态本身作精密的了解（否则历史学家就决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那么很快就认识到支配事态发展的合理规律。 对于如何清算拉萨尔的政治遗产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答案。最简捷的意见是，完全按照拉萨尔去世时的样子，把鼓动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是这种主张的最热心的拥护者。在她看来，运动就是拉萨尔，拉萨尔就是运动。在她对于亡友的哀痛中含有大量的感情成分，这种感情感人至深，可是在政治上却不起好作用。伯爵夫人使拉萨尔的每句话都成为不可动摇的福音，由于她不是通过社会民主主义皈依拉萨尔，而是通过拉萨尔皈依社会民主主义的，所以这种死板的信仰，必然更把她引入歧途。假如拉萨尔的策略转变没有引起她的同情和爱好（拉萨尔本人却远不是这样），那么她就不成其为天生的贵族了。被拉萨尔视为棋子的“伟大的大臣”成了她的理想。 作为拉萨尔的“最好的和唯一的朋友”，伯爵夫人自以为是他的天生的继承人。因此选举贝克尔对她恰恰是适当的。她希望能够随意支配这个偏狭的人，为了这个原故，她牢牢抓住拉萨尔的策略，并且以同样程度牢牢抓住拉萨尔的组织。联合会应该是贝克尔的工具，正如贝克尔是她的工具那样。贝克尔本人“以最尊敬和感激的心情”颂扬伯爵夫人是联合会的救星，要是没有她的帮助。联合会已经垮台了。伯爵夫人为了维持拉萨尔的创造物的生命，尽了很大的力量。而且也毫不吝惜地花了许多钱，这是事实。可是，如果她的企图得逞，拉萨尔要想建立的工人党就一定会变成一个热狂的宗派，这也是肯定的。 相反地，施韦泽想把联合会变成社会民主党，他的聪明足以理解人亡政息的道理。施韦泽非常迅速地在社会主义理论中找到头绪；他不是一个独立的理论家，可是他在革命工人运动中活动期间，比德国境内的任何人都正确而明晰地代表科学的共产主义。他甚至超过伟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地方，就是他对当时德国状况的精确了解和他用来评价这种状况的敏锐的政治眼光。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德人，他用可能使旧普鲁士的民主主义者羡慕他的深谋远虑，立刻了解到旧普鲁士兵营的情况。施韦泽没有拉萨尔的磅礴的热情，而且也不会被这种热情吸引。一个政治活动家很少像他这样清楚地了解，怨恨在政策中找不到任何东西。他没有鼓动家的火一般的热情，在他的鼓动言论中，有时发出痛苦的声调，可是他能够通俗地、明晰地但又决不浅薄地向工人群众说明一种政治局势或一个社会问题，这种能力是人所不及的。 施韦泽完全没有拉萨尔在他一生的最后几个月中迷恋的幻想。他坚决认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是绝对必要的，而且也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个组织只有走拉萨尔所走的道路才有可能，他继续前进并且承认，拉萨尔的策略转变是环境的力量逼迫而成的。他不完全放弃这种策略转变，但是用一种排除一切误解的方式对它加以限制。尽管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逼迫，施韦泽也不再赞成拉萨尔临终所扱定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决议。他十分明确地强调，进步党一旦认真淮备实现资产阶级的自由，工人就应该跟着进步党跑。可是，只要进步党干脆违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盲目地攻击无产阶级比攻击政府还厉害，施韦泽就坚持这样的立场，即工人党无论对资产阶级还是对容克阶级都必须保持完全独立，它应该警醒地注视着，能从压迫阶级的倾轧中为自己得到什么利益。 冷静沉着的施韦泽任何时候也没有妄想，能够用计谋或谄媚从封建反动派手里取得资产阶级自由。然而他指望俾斯麦被迫实行普选权，也许还实行朕合权[1]，他认为这对等于完全缺乏党组织的合法手段的工人阶级有很大好处。三级选举制削去了工人阶级所有的选举权的一切锋芒，几乎所有地方都没有联合权，出版权和结社权成了警察的无限专横的牺牲品。工人运到如果要发挥自己的政治力量，首先就必须加强。并为自己创造一个合法的基础，以便在这个基础上活动。在资产阶级反对派不起作用的状况下，按照施韦泽的见解，这件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那就是工人运动原则上维护自己的完整的独立性，策略上利用资产阶级同容克阶级之间的斗争，不管进步党抱怨它为反动派服务，也不管反动派抱怨它被进步党牵着鼻子走。因此施韦泽想在拉萨尔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建设，首先坚持已经获得的阵地，冷静地估计进行社会民主主义鼓动的实际可能性。为了按照拉萨尔的精神，日益巩固和深入地开展无产阶级运动，他准备放弃拉萨尔的一些言论。 为了这种努力，他试图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取得谅解。施韦泽和霍弗斯特腾为了出版联合会的新机关报已经移居普鲁士的首都，在那里取得了普鲁士公民权和柏林居住权。还在拉萨尔逝世以前，施韦泽就到李卜克内西那里去过，谈到“老社会主义者”对拉萨尔的鼓动工作的冷淡态度。李卜克内西向他说明了拉萨尔的老朋友所存在的疑虑，后来李卜克内西说：“施韦泽先生似乎明白了这一点。”拉萨尔死后，施韦泽立即建议，由马克思担任全徳工人联合会主席。马克思拒绝了，因为他不愿同拉萨尔的运动同流，在现时的政治形势下，他不愿回到徳国来。山于施韦泽的迫切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愿意为联合会的新机关报撰稿，当然他们答应得很勉强，只是在李卜克内西明确保证，可以信赖施韦泽的忠诚的情况下他们才答应的。李卜克内西本人参加了该报编辑部。 碰在一起的这对夫妇的秉性大不相同，人们不需要很大的识别力就可以预言，这件婚姻必将不欢而散。李卜克内西是1848年的革命者，同反革命进行过武装斗争，在艰苦的流亡生活中怀着旧日的应有的憎恨，他是一个热情的鼓动家，一个伟大的目标照亮了他前进的道路。施韦泽则相反，他比李卜克内西足足小十岁，他所生长的那个时代同李卜克内西的完全不同，他是一个组织家和政治活动家，用考察的眼光衡量工人阶级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这两个人在关于一般观点的学术性的讨论上可能取得一致意见，可是他们在日常的实际行动中，不可能保持同一步调。李卜克内西很想完全推翻拉萨尔的事业，毫不考虑德国的具体政治状况，从根本上重新开展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后来他说明当时的企图时说，他想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范围内，用国际代替全德工人联合会，也就是说，把拉萨尔和施韦泽的工人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一个宣传协会。 施韦泽对国际从没有抱敌视态度；他在联合会新机关报的头几期上就刊登了国际的成立宣言。在回答从这个新协会中找不到明确的纲领、统一的目标和一定的手段的弗里茨舍的质问时，施韦泽完全切合实际地说，国际是欧洲所有文明国家编成的一条带子，这些国家的情况虽然基本上是同一性质的，但不是完全一样的。应该提出什么直接目的，应该争取哪些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要以各国的特殊情况为准则，而国际在彻底维护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联合会的独立性和特殊性的时候，只追求一个目的，即通过一切欧洲文明国家普遍建立社会民主主义分子的合作，这个目的的根据是，所有文明国家的人民利益的共同性。施韦泽的这种看法是无可指责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作为一个团体，由于徳国结社法的阻挠。不能参加国际，这对一个国家的工人党的政治组织和策略还不起任何决定作用。德国工人一旦只限于作为个人——他们只能这样做—参加国际，为国际的原则而工作，他们就不再是准备和能够在本国土地上进行战斗的一个政党。 李卜克内西没有提出任何适合于德国情况的政治行动纲领。后来他大概反对过“迷信普选权”，十分惋惜地说，拉萨尔没有宣布拒绝纳税，拒绝纳税是能够制伏封建反动派的唯一手段。可是拉萨尔在他的宪法演说中就根据最确切的理由指出，在德国的特殊情况下，拒绝纳税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这个证明也从来没有遭到反驳，相反地一切了解德国情况的人都承认它是不可反驳的。1863年秋天，约翰·雅科比逬行了没有必要的尝试，在一篇引人注目的竞选演说中要求拒绝纳税；全部效果就是，雅科比本人被判六个月监禁，恰恰是两个拒绝纳税的纳税人，东普鲁士的约翰·赖腾巴赫-普利肯和莱茵河畔的阿尔伯特·朗格被依法追缴。李卜克内西建议用三人团代替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这个建议也没有接触到关键问题。联合会的整个组织是适应独裁领导的；如果要取消独裁领导，就必须彻底改革整个组织；在某些情况下，三个人的独裁比一个人的独裁更不恰当。可是李卜克内西很难根据这个突然出现的思想，提出一个经过仔细考虑的组织计划，而他的见解本身是毫无矛盾的。 拉萨尔曾经希望德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在风暴中被激发成为一个不可抵抗的力量，事实表明这是一种幻想。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共同行动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也直截了当地说过这一点。他在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创立纪念大会上说，德国资产阶级太怯懦，不会执行自己特殊的纲领，当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要求工人同资产阶级一道推翻专制制度的时候，他当然期待德国资产阶级至少同英国资产阶级做同样多的事情。现在李卜克内西指责促使执政党互相厮杀是一种不可容许的策略，事实上这不是别的，只是赋与德国工人运动以一种就像十几年前共产主义者同盟那样的社会主义宣传团体的形式。因为德国无产阶级要末还没有，要末只有在纸上具有党组织的合法手段：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联合权和选举权。 二意见之争 拉萨尔死后，在年轻的工人运动中发生的矛盾，最初通过贝克尔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之间的意见分歧爆发了。当资产者的报纸对“围裙主席”的讽刺和其他种种细小的原因，使得贝克尔这个可怜虫从他那偏狭的头脑刚刚开始陶醉于其中的虚荣迷梦中醒来的时候，他对伯爵夫人的过分的谦恭，就转变为过分的憎恨。这时贝克尔向拉萨尔的母亲寻求支持，并且还为联合会向她乞讨了二百塔勃，由于拉萨尔家庭的无礼态度，这个步骤不仅激怒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也激怒了所有敬重拉萨尔的人。除了企图争取拉萨尔老太太以外，贝克尔可能还有进一步的企图。拉萨尔老太太维护她儿子的遗嘱，当贝克尔为了自己，对拉萨尔为了联合会的鼓动工作遗赠给联合会书记维尔姆斯的为期五年的五百塔勒的租息苦苦思索的时候，她的恩宠对他就有更大的价值了。 在拉萨尔的所有遗嘱条文之中，这一条即使不是最不幸的，也是最不可理解的。他知道贝克尔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而联合会还不能给主席支付薪金；虽然如此，他却不把一百五十塔勒的长期私人租息，还有为了联合会的工作而使用的那笔赠款送给他所推荐的主席，却送给每年已经有四百塔勒薪金的联合会书记，那么他就必须承认，这样他就使联合会书记具有超过主席的危险力量。也许拉萨尔的计划是，记他所尊重的维尔姆斯实际上领导联合会，而贝克尔只得到主席这个名誉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个缓冲器，可以减弱其他工人对维尔姆斯的妒嫉心。可是，即使这样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当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64年12月27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时候，这种混乱状态也没有消除。 这次代表大会有代表三十四个地方的二十名代表参加。梅茨内代表柏林，埃尔纳尔代表法当克福，希尔曼代表爱北斐特，勒维代表杜塞尔多夫，佩尔代表汉堡，约克代表哈尔堡。弗尔斯特林代表德累斯顿，弗里茨舍代表莱比锡。联合会金库有三十九塔勒的现款。一系列的提案，没有经过深入的讨论就被通过。这些提案是，所有支部都隆重地纪念拉萨尔的忌辰，西里西亚织工区的会员由于贫困，减免他们一半会费，把拉萨尔的阶级组织扩展到整个联合会，在较小的支部则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简化。最重要的决议是，把书记和主席的职务合并，确定主席年薪五百塔勒。这个决议是根据弗里茨舍的提议作出的，梅茨内、约克、佩尔、勒维和弗尔斯特林都同意，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毫无疑问，这个决议是必不可少的。让主席依靠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或拉萨尔夫人的恩宠过日子，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在这种立场面前，一切其他顾虑（不管它们有多么严重）也必须退居次要地位。这些顾虑肯定很多而且也很重要。这一决议是对会章的明显违反，根据会章，书记和主席的职务不能合并，并且在三年以内不能修改会章。主席的权力更提高了，贝克尔的能力同他应该完成的任务之间的距离加大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得到了一个合适的借口，以组织受到严重损害为理由，把贝克尔当做不合法的僭位者看待。联合会的最老、最坚固的堡垒之一的佐林根支部，终于破坏了这个决议。维尔姆斯不能埋怨任何正式的不公正行为；他在书记任期期满以后恰恰没有再当选，他明确承认，这并不是对他投不信任票，而只是屈服于环境的无情压迫。但是他没有瓦尔特希在困难得多的情况下所具有的克己精神，由于他的朋友克林格斯站到他这一边，在佐林根支部中就形成了一个激烈的反对派，接着又扩展到汉堡、莱比锡和其他支部。 存在的矛盾在联合会的新报中更为明显地暴露出来。这个报纸的名称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试版第一期于1864年12月15日出版，该报的所有者和编辑是霍弗斯特腾和施韦泽，撰稿人有伯恩哈特·贝克尔，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恩格斯、海尔维格、赫斯、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吕斯托夫和乌特克。该报纲领只限于三个主要观点，即整个文明世界的民族利益和人民事业的共同一致；整个强大的德国是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废除资本统治。试版第二号于12月21日，第三号于30日出版，从1月4日起，报纸就按期，即每周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出版了。 编辑部的领导人是施韦泽，他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第一篇社论叙述了拉萨尔对工人阶级的功绩，第二篇社论论述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文章认为，在现状的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办法，不论是奥地利或普鲁士保持被征服的国家，还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期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对于民族来说，是同样悲惨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德国的积弊，两个大邦的分立将会加强，在后一种情况下，又注定小邦的不幸。如果普鲁士并吞这个国家，那么这至少是一切不幸中的一种安慰，全民族的唯一机构，邦联议会的最后一线生机被扼杀了，那么这些情况必将促成重大变革和民族的最后奋起。 在国内政策方面，施韦泽强调社会民主党的完全独立。在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无产阶级的力量虽然应该供资产阶级利用，但是如果资产阶级自由党对待人民党的态度不比君主专制党对待人民党的态度好，甚至更坏，那么人民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根据当前的情况，为了个别的目的，在一定的具体问题上，同这个或那个党合作，其前提始终是：“为了个别目的而进行的这种合作丝毫也不”伤害“人民党的独立的原则立场”。施韦泽驳斥了自由派报纸关于“同反动派的联系”的叫嚷，他说，这些无用的谰言根本不是用严肃的态度说出来的，“因为这些驯顺的教授和高傲的富豪以及他们的雇佣文人清楚地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他们自己的党，如果世界历史的铁的进程早已战胜了现在不可一世的东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就成为民族生活的血和肉。 施韦泽从1月27日至3月1日发表的论俾斯麦内阁的五篇社论，使得自由派关于“同反动派的联系”的叫嚷达到高潮。事实上，这些社论不过证明，施韦泽的政治眼光比进步党报刊要清楚得多。人们今天阅读这些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显得非常平凡，这是因为事实早已证实了施韦泽当时所预见到的东西，而那时德国只有很少几个人能够对政治形势有同样深刻的理解。 施韦泽在论俾斯麦的文章中从历史上硏究，在德国问题上，究竟哪些因素是有行动能力的。他发现只有两个，即普鲁士的刺刀和德国无产者的拳头。他指出，邦联议会、奥地利、中小各邦在德国问题上表现得软弱无力——不论好坏都是这样。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办法。要末德意志民族通过一次革命来挽救自己。这是按徳国精神解决徳国问题的办法，每个民主主义者都认为应当这样做。要末普鲁士邦忠实于它的历史传统，吞并德国的其他各邦，目前俾斯麦极有成效地为这样解决德国问题而努力。“这种努力同全民族进行的那种努力——建立一个基本上以现代思想为基础的德意志人民国家——是有根本差别的。表面上，两个努力有其共同之点，即德国至今分裂的部分应该统一起来；可是骨子里它们的不同之点在于，在一种情况下，统一只是为王朝—分立主义利益服务的手设，在另一种情况下，统一是民族本身的最高目标。”普鲁士主义是德意志主义的敌人，但它也是德国“现存势力”的敌人。 施韦泽根据普鲁士的历史论述，普鲁士的分立主义是对于国家发展最有害的分立主义，因为它是最有力量的分立主义，它同列支敦士登和利佩-德特莫耳特分立主义，甚至同巴伐利亚和土瓦本分立主义都有不同的意义。一个曾经接受普鲁士邦的旧传统的普鲁士大臣将被事态本身的力量拉着往前走，不能在这条道路上回头。进步党的德国政策的缺点是，它既不悬普鲁士旳，也不是德国的。它要求以普鲁士为首的徳国的统一，而不了解，徳国的统一只有通过德国的革命才能实现，普鲁士的首脑地位只能造成一个大普鲁士。如果我们今天还要证明这一历史硏究的敏鋭性，那就是画蛇添足了。 可是施韦泽论俾斯麦的论文也有一些地方是不适当的，他认为普鲁士分立主义是一个特别的东西，人们应该根据它的历史起源条件和历史存在条件去理解它，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可是他却用近似歌颂的生动笔调来描述这些条件的特殊性质。施韦泽谈到俾斯麦的“卓越政策”，这还是最不足道的。阿尔伯特·朗格在同一时期，认为这个政策具有“敢作敢为和某种了不起的单纯性的特色”；聪明人对于民族联盟为了制伏普鲁士大臣而进行的愚蠢的儿戏的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施韦泽把普鲁士邦说成是“能干的君主”的事业，他赞扬老弗里茨的“伟大的天才”说他是“在各方面都是足以令人敬佩的人物”，以及其他等等，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政治上这都是不妥当的。恶毒的敌人（施韦泽应该知道，他必须同非常恶毒的敌人进行斗争），只要从整篇文章中抽出几个句子，就足以引起这样的看法，仿佛年轻的工人运动应该普鲁士化。尤其是在前两篇论俾斯麦的文章中，施韦泽的这个错误表现得很明显，在后三篇文章中就很少有这种情况。在这期间，他受到了一次很严厉的训斥，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反对他的政策。 这两个人不愿参加《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工作是有充分理由的。既然他们对拉萨尔的鼓动工作抱有疑虑，既然他们不愿亲自领导德国工人运动，那么对他们来说，让事态像拉萨尔在世时那样发展，是最合适的。仅仅在机关报担任撰稿人，负一半责任，必然引起种种磨擦。施韦泽有一个正直的意图，就是把宣传活动放到适合《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的更广泛的原则基础之上，这一点可以由下列事实得到证明，那就是他在受到宣言的作者们的严词拒绝以后，仍然执行自己的计划。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信任他，李卜克内西的报告很快就加深了这种不信任。既然李卜克内西也像他事后立即公开说出的那样，往英国写信，那么即使报告人主观上是诚实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德国当时的人物和状况，也得不到一个客观上确切的图象。此外，在对易北河东的事物的见解中，他们从来没有完全摆脱莱茵省生人的立场，1848年他们对波尔恩和当时柏林和莱比锡的工人运动的评价，使人有这种感觉，现在他们对拉萨尔及其鼓动工作的评价，也使人有这种感觉。 《社会民主党人报》论拉萨尔的第一篇社论一发表，马克思就指责它是“阿谀崇拜”[2]，这是一种过分严厉的批评，虽然人们也乐意承认，这篇文章并并非每个字都可以放到金秤上去称的。施韦泽请他忍耐一下，事情会渐渐好起来的。蒲鲁东在1865年1月死后，马克思应施韦泽的要求，立即写了一篇论蒲鲁东的文章[3]，可是在这篇优秀的论文中，并不是没有把“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说成是对“简单的道德感”的违犯，同时恩格斯寄去了他翻译的一首古丹麦农民之歌，他在注释中着重指出德国工人必须同容克地主进行斗争。[4]当然施韦泽毫未修改地刊登了这些稿件。可是接着马克思义对赫斯寄自巴黎的一封信和施韦泽对当时德国开始发展的争取朕合权运动的态度进行新的责难。施韦泽又一次请他忍耐。2月15日，他写信给马克思说，一切理论阐明，他都怀着感激心情当作教导加以接受，可是为了判断目前的策略的实际问题，人们必须站在运动的中心。他补充说：“您也不要忘记，全德工人联合会是一个固定的团体，它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它的传统的约束。事实上任何事物在发展中总碰到一定的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于2月23日从伦敦和曼彻斯特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5]，作为答复，声明说《社会民主党人报》所遵循的策略使他们不能继续参加该报的工作。他们一刻也没有忽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困难处境，因此没有提出过任何不适合柏林当局的要求。但是，他们一再要求，对内阁和封建专制政党，至少也要像对进步党人那样大胆发言。他们对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的看法以及工人政党对这种欺骗所采取的正确态度，1847年他们巳在《徳意志-布鲁塞尔报》上阐明过，现在他们仍燃认为他们当时声明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同时李卜克内西退出了编辑部，几天以后，海尔维格、吕斯托夫和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也声明同该报脱离关系。在公布的撰稿人之中，只有赫斯和乌特克始终忠实于这个报纸。 资产阶级为这一冲突而欢呼，宗纳曼的机关报从它的古代道德的崇高立场向“有民主思想的工人"指山，他们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首领”应该如何看待，虽然拉萨尔已经向反动派献过媚，但是他们仍然首先同《社会民主党人报》发生了关系。施韦泽对于这一巧妙的攻击发表意见说，虽然如此，拉萨尔的鼓动的最恶毒的反对者仍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行动是不彻底的，人们对于这种战术掩护不必严格分析。可是施韦泽说，人们所以退出，是因为人们看到，在党内不能起首要作用，这种中伤是很不适当的。马克思在当时由古伊多·魏斯主编的《柏林改革》[6]上，对此作了尖锐而中肯的答复。除此而外，施韦泽则尽力跨过“这种个人的纠纷”，尽快转入政治议程。可惜不幸的伯恩哈特·贝克尔没自做这种打算，他企图表现自己是拉萨尔的毫不逊色的后继人，要用大棒打倒联合会的敌人，当然这种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3月22日，贝克尔对汉堡工人发表了一个长篇演说，其中充满了对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的人身攻击。 这件事在柏林支部中引起最激烈的争论。李卜克内西虽然在原则上已同伯爵夫人断绝了关系，但却侠义地在贝克尔的攻击面前为伯爵夫人辩护，并反驳贝克尔从福格特的小册子和类似的资料中收集来的、对他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可恶诽谤。根据他的提议，柏林支部几乎一致通过把伯恩哈特·贝克尔开除出朕合会的决议，因为他是“撒谎者、诬蔑者和不可救药的白痴”。在火热的战斗中，李卜克内西也起了增加混乱的作用。他在工人运动的恶毒敌人，《莱茵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其中说到，拉萨尔的学说不是别的，只是他和他的朋友多年所主张的原则的“模糊不清的仿制品”。在这以前不久，马克思曾经用下面的话驳斥过在反对工人运动方面同《莱茵报》志同道合的吹牛家布林徳：“我不打算向这个除了自己的影子以外一无所有的荒唐的小丑说明拉萨尔这样一个人的作用，以及他的鼓动的真正意图。相反，我深信，卡尔·布林德先生凌辱一只死狮，仅仅是执行大自然和伊索赋与他的使命。”[7]毫无疑问，这样就出色地画出一条只要面对资产阶级来谈论拉萨尔个人及其事业，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的界线。 在这次不揄快的争吵期间，出版了一个论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徳国工人党的小册子，这是恩格斯在公开冲突以前起草的，大概也是在这以前写成的。虽然这个著作的最后一节是在不断注视着施韦泽的策略的情况下写成的，但是丝毫没有进行论战。在头两节中，恩格斯从政府和资产阶级的立场来说明普鲁士军事问题，用的是科学硏究者的历史公正的态度，这是像赫斯和吕斯托夫这样的人（更不用说自由派政客了）都不能理解的。第三节硏究了无产阶级对政府和资产阶级发生的宪法纠纷所采取的立场。它汇合成下面几句话：只要现时的情况许可，首先使工人党保持为有组织的政党；只要可能就推动进步党，使它真正进步，逼迫它使自己的纲领更加激进并遵循这个纲领，坚持不懈地谴责它的一切不坚决性和弱点，并使它们成为笑柄；让真正的军事问题照它本来的样子发展，要意识到，工人党将来也会建立自己的德国“军事组织”；用古代《希尔德布兰特之歌》中自豪的话语来回答反动派的伪善的引诱：我们要手持长矛来接受你的礼物，用矛头对付矛头。 严格说来，这个纲领没有一点是同施韦泽的见解背道而驰的。施韦泽甚至可以引证恩格斯的著作来反对海尔维格的指责，他怪《社会民主党人报》没有接受吕斯托夫寄给他的论普鲁士军事问题的论文。吕斯托夫在这个问题上站在比较激进的、但实质上同资产阶级相同的立场上。海尔维格也十分坚决地对恩格斯进行了攻击，其激烈程度不下于对施韦泽的攻击。如果人们要想发现恩格斯和施韦泽之间的意见分歧，那就必须仔细硏究一下恩格斯为得出自己的结论所说的一些话。 他描述了普鲁士政府的波拿巴主义的鬼脸，并认为，如果普鲁士政府恩赐普选权，它一定对普选权加以限制，使它不成其为普选权。他指出法国的经验，在德国，这种情况还要更坏一些，徳国无产阶级不像法国无产阶级那样集中，也没有它那样长期的斗争经验。可是在德国不是小农而是大地主占优势；如果说三分之一的德国无产阶级受资本家统治，那么它的三分之二就受封建地主统治。“……在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一定得不到丝毫成功，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武器，而是陷阱。”[8]恩格斯和施韦泽之间的真正意见分歧就在这里。恩搭斯接着谈到，德国的整个工人运动只有在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它扼死的情况下，才可以存在，施韦泽不仅没有反对恩格斯的这种论点，而且这种不可辩驳的事实恰恰是他的策略的推动力。而且他也从未反对，如果反动派出于对资产阶级的憎恨而做一些社会让步（如联合权、工厂监督、标准工作日等等），工人阶级并不反感反动派，他也不反对，如果资产阶级叛卖了资产阶级自由，工人应该不管资产阶级，继续进行争取出版自由和结社权的宣传活动。 施韦泽企图尽力摆脱贝克尔在汉堡的肮脏演说使他陷入的十分讨厌的境地。为了不使残局变得不可收拾，施韦泽就不能反对贝克尔，于是他又努力尽快消除私人争眇。联合会刚一克服危机，他就停止一切私人攻击，始终尊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卓越的理论家，只是否定他们对德国运动的实际可能性的正确判断。危机期间，对《共产党宣言》中论德国社会主义一节仍然耿耿于怀的赫斯，在一封巴黎来信中顺便对恩格斯的著作进行了攻击，施韦泽让它通过了。危机过去以后，施韦泽本人切实而郑重地做了答复，正如恩格斯没有提他的名字那样，他也没有提恩格斯的名字。 施韦泽说，对普选权有两种反对意见。第一种意见是说，即使正直和正确地行使普选权，由于人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实际教育程度，普选权就会成为反动势力的支柱。反驳这种意见的要点是，就目前来说，问题不在于在人民代议机关中占多数，而在于使人民的舆论在公认的、具有正式权力的国家机关中发生作用，这在实行三级选举制时期几乎是做不到的。如果工人党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即使人数不多，也是一个大胜利，一个很大的胜利。 第二种反对意见是说，如果普选权不用出版自由和完全的结社自由加以适当的补充，它就不促进人民的事业，而促进压迫者的事业，施韦泽认为这种意见事实上不是什么反对意见。不言而喻，工人党要求的普选权只是包含在自由国家这个概念中的一切权利的彻底扩大；没有这些权利的普选权就会是藏在民众外衣之下的、与人民为敌的君主专横统治的危险礼品。当然，这时还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同现行的选举法相比，是否应该把这种选举权也当做一个进步，当做一个较小的祸害加以欢迎。 施韦泽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有肯定和否定两种答案。如果人们考虑到，在群众特别顽强的情况下，这种选举权就是一个重要的武器，那么就给这个问题以肯定的答复。如果人们考虑到，一种权利的绝大部分只是假象，它对群众的发展可能比直截了当地压制一种重要权利更危险，那么就给这个问题以否定的答案。“我们也确实相信，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的不同看法。可是其中有一点——在这里这是主要问题——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如果一个政府在某个地方实行普选权，而不同时保证其他相应的人民权利，那么人们就应该首先把这种选举权专门用在争取和保持那些别的权利方面。因为我们首先需要自由——自由。”恩格斯说过，普鲁士政府颁布的普选权不是武器而是陷阱，施韦泽则认为，它虽是陷阱，但是可以成为武器。这就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一方，以施韦泽为另一方的意见分歧的症结所在。 三年半以后，1868年10月13日，马克思写信给施韦泽说：“我绝对承认您在参加工人运动时宽捷的才智和毅力。我在任何朋友面前都没有隐瞒我的这一看法。”马克思还补充说：“我不会忽视您的处境的困难，并且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受环境的支配甚于受自己意志的支配。”[9]这样他就用不同的话说出了施韦泽在1865年2月15日请求他宽恕的那个思想，那就是，事实上任何事物在发展中总碰到一定的障碍。施韦泽在他十分困难的处境中，没有始终遵守他的策略的正确界钱，比如在论俾斯麦的文章的个别论点中就是这样，可是事态的历史进程证实策略本身是正确的。 关于工人党的任务的最后一次意见争论，同一时期在阿尔伯特·朗格[10]和施韦泽之间展开。朗格在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莱比锡代表大会上采取了调解的立场，加之他又被选进委员会，送就促使他系统地对工人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以免受到立场模糊的谴责。他的小册子对于工人运动有许多精采确切的评论，可是其根本缺点在于，他牢牢抓住马尔萨斯的人口律不放，这个人口律通过达尔文的正在流行的理论，似乎得到了最后的证实。朗格的自然科学知识给他的社会科学思想设下最后一道木栅，因此他没有得出庸俗经济学家由马尔萨斯的理论中得出过并且正在得出的腐朽结论。 在实际要求方面，朗格接近拉萨尔远甚于接近舒尔采。他要求工人运动完全独立，工人阶级首先在政治方面，其次在合作社方面独立行动，教育活动服从于这些更为迫切的目的，通过毫无限制的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通过一切国民所共有和必需的事物方面的普遍的、免费的社会教育，通过从经济上和法律上促进生产合作社，尤其是促进农业的大规模经营，来使国家民主化。朗格不像拉萨尔那样相信普选权的作用，但是他承认，只要群众要求，普选权就一定会实行，而且也承认，对于实现社会理想来说，没有更好、更合理和更有希望的鼓动手段了。由于提出这个纲领，朗格就为资产阶级所摒弃，而且他更为痛心地感到“这本著作在工人及其领袖中完全不为人注意”。事实上，施韦泽用一种同这本著作的精神意乂不兼容的相当轻蔑的方式，评论了这一著作。当朗格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杜伊斯堡支部做了一个报告，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好像也没有受到特别友好的对待。 朗格的这种不应有的遭遇有一部分可以由此得到解释，那就是他的著作恰恰是在联合会的危机深深刺激了人们的情绪的时候出版的。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朗格要想调和不可调和的东西，尽管他很有信心地保证说，他没有任何调和的企图。当时，他谈到“柏林新普鲁士的伪造的社会民主主义”，后来他又经过适当考虑。在可能范围内同施韦泽取得谅解。 从1865年秋天到1866年夏天，朗格在杜伊斯堡出版一个每周出三次的报纸：《下莱茵使者》，他在这个报纸上责备拉萨尔有一个根据当时的情况虽然大可原谅的缺点，那就是拉萨尔按照舒尔采的小资产阶级的狭隘观点，过分片面地看待合作社事业，忽略了真正社会主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英国、法国，部分也在德国的工人合作社中已经扎下了根。“当犹太人从流放地回来，建筑自己的庙宇时，他们一手拿剑，一手拿镘刀。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合作社就应该保持这种关系。它们的任务不同，但它们是互相补充的。”正如朗格论工人问题的著作已经表明的那样，这是他讨厌拉萨尔的宣传活动的真正症结所在。朗格并不是要无原则地抹杀矛盾，而是要把很可以结合起来的事物结合起来。可是他忽视了那种没有它就没有伟大实际行动的片面性， 施韦泽欣然承认，拉萨尔的所谓缺点有它有害的一面。可是唯其如此，它乃是他的鼓动纲领的一个重大优点。“相反的缺点最多只能引起一些专家的纯理论的论战，而不能引起火热的工人鼓动。”施韦泽接着说，朗格所指责的缺陷，在实践中将得到调整，并且已经开始得到调整。可是决不可因此而产生还没有充分反对和消除的幻想，即认为以所谓"自助”为基础的合作社能够长期地、彻底地改善无产阶级的阶级状况。朗格对此作答说，这种说法也许有点道理，只是必须注意，工人群众并非对自助估价过高，而是干脆不愿意参加。恰恰是参加了真正的合作社的工人，比毫不关心的群众，已经接近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活动。 同时朗格也反对宗纳曼对这次讨论发表的一些孟浪的意见。这位资产阶级思想家硬说，德国工人协会的代表大会是同英国、法国、美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完全一致的真正的社会民主党，而全德工人联合会却飘浮在空中，它那幻想的未来政策一方面要求普选权，即多数人的统治，另一方面却要给这个多数规定一个固定的社会主义纲领。朗格驳斥他说，德国工人协会同美国、英国和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没有充分一致，这种一致刚以脱离舒尔采的怯懦的片面的领导开始，在这一方面应该感谢拉萨尔的鼓动的间接影响。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政策并不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一个议会是用普选权选举出来的，拉萨尔的拥护者就很难指望取得全面的胜利，“但是可以断言，即使只有半打坚决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参加议会，议会的整个性质也将改变。从这时起，报纸上对于社会问题也将有不同的对待。”可是这件事已经具有某些意义了，尤其是三级选举制不会让这一派的任何人当选，否则选举就会随意中止。 施韦泽可以满意地记下朗格的这些意见，他同朗格的讨论和他同恩格斯的讨论达到了同一点，这又一次证明，这一点是拉萨尔死后发生的整个争论的重心，这个争论在理论方面还没有停止，工人们在实际方面却早已做出了决断。 三工人的决断 马克思和恩格斯退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声明，发表在该报第二十九号上。只经过短短的时间，这棵小树就长得非常结实，可以经得住狂风暴雨了。 1864年末给工人事业带来的胜利，在1865年初不断地继续下去。伯恩哈特·贝克尔不是一个老练的鼓动家，可是当他1月间访问西里西亚织工区时，他的出现就为联合会争取到一千多个会员；那里不久就有了十个支部，其中一个有五百会员，一个有四百会员，大多数支部都超过二百会员。美因那的新委员会于2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在美因兹的选帝侯大理石大厅召开了一个大会，会上有二千名工人欢欣鼓舞地表示拥护拉萨尔的原则。事先，希尔曼已经向雷姆夏特、哈根、伊塞隆进行了突击，取得了辉煌胜利；在新争取到的会员之中有哈森克泰维尔和特耳克。 伊塞隆的事态发展，吸引了远远超过联合会范围以外的社会人士的注意达几个月之久。一个官僚一旦决定随意扩大警察的专横权力，事实表明，他的随意是没有止境的。市长许尔斯曼简単地决定，不让伊塞隆的工人运动得到发展;当他以为看到工人运动的一点苗头的时候，就拼命禁止、迫害、逮捕。比如他曾经命令，进行监视的警官应该解散一切谈论“工人”或“工人联合会”的集会。高级官僚当然满意地把目光落到这位意志坚定的干将身上。可是特耳克却有办法驯伏他，尽管有时是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 比如，3月22日，特耳克叫“伊塞隆工人协会”发出一个祝贺威廉国王诞辰的贺电，当天晚上召开了一个会员“联欢会”，迎接国王的回电。蒙国王厚恩，回电准时到了，可是警官禁止工人们朗读电文，因为收电报人是“工人联合会”，根据市长的命令，这个名词是不准公开说出来的。于是行政区长官不得不亲自赶到，他不敢禁止朗读电文，只得违背自己的意愿把忠实奴仆许尔斯曼狠狠训斥了一顿。要把特耳克使市长受窘的妙着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1865年9月，这位没头脑的市长竟达到完全疯狂的地步，他给伊塞隆的饭店和酒馆下了一道命令，“只要容许前私人司书，现失业者卡尔·威廉-特耳克在营业人的店房里逗留，或以任何方式供给他饮食”，立即撤销该店的营业执照。可是这个命令没有考虑到由于不认识特耳克这个人而违反命令者应该免罪。对这个命令的申诉虽然是可以容许的，但是那些感到受了委屈的人，都被“作为没有为正式营业提供充份保证的人”，禁止继续营业。这种海外奇谭甚至能使普鲁士警察笑死。不久特耳克就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登出他收到的威斯特伐里亚大香肠和其他礼品的收条，这些东西都是幽默的市民朋友怕他饿死寄给他的。 这时，鼓动工作首先在柏林开始扩展。拉萨尔在他的容斯多夫演说中就曾说过，柏林工人协会开始对进步党采取强硬态度了。人们说他是吹牛，可是他死后的事实表明，不是吹牛。大工业越发展，工人就越迫切需要联合自由；假如进步党接受了好建议，那么它就会及时拥护它自己的自由贸易学说的这一结论。可是由于它惯常的不彻底性，它却像1848年的庸人那样，希望建立一个有大公的共和国。1864年10月，由自由贸易派控制的、那个有名的劳动阶级福利中央协会决定进行宣传活动，争収联合自由，但却是争取有限制的联合自由：应该颁布特殊条例惩罚滥用这种自由的人。参加这次讨论的工人大概觉察到这种意图，可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表示他们的不满，值得尊敬的格奈斯特就用营业法规的奸计突然袭击了他们，中央协会赞成名不符实的联合自由。对于这件事情的不满情绪在工人中蔓延，1865年1月22日，柏林工人协会在音乐堂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抗议中央协会的决议，尤其是抗议不是由一般国家法令所规定的、对联合自由的任何限制。 《社会民主党人报》十分巧妙地同这个运动发生了联系。它认为联合自由是工人阶级不可缺少的权利，同时也不讳言，朕合自由是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简单结果，同社会主义毫无关系。进步党议员被邀参加1月22日的工人大会，可是出席的只有二十人左右，在这些有品望的大人物之中，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使工人感到温暖的话。他们企图把中央协会的主谋者捧为高贵仁慈的人，他们说，如果进步党还代表工人利益以外的其他利益，工人不应感到惊奇。工人们在自己的发言中清楚地表明，工人对于进步党的领导已经渐渐感到厌倦了。报告人迪特曼声称，迷信高贵的人民之友就是偶像崇拜，工人不愿再受特别法的统治了，拉萨尔对普选权的估计可能过高，可是普选权毕竟是工人的权利，权利必定始终是权利。说这话的这位工人，不到两年以前，还主持过审判拉萨尔的秘密法庭。大会一致通过迪特曼提出的抗议，这时舒尔采和法赫尔确实自卑身价地在众议院提议。1845年普鲁士营业法规的第一百八十一和一百八十二条应该废止，前者是禁止企业主联合的，后者是禁止工人联合的。 这时《社会民主党人报》起来揭发这个议案是拿工人开毫无价值的玩笑。舒尔采和法赫尔对营业法规的第一百八十三条和第一百八十四条一字不提，前者用罚金和监禁威胁工厂工人、帮工、助手、学徒的联合，后者用同样手段威胁工人的民法上的违反契约以及严重的不服从和坚决反抗。伯恩哈特，贝克尔指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全权代表，到处召开大规模的工人大会，让它们作出决议，说舒尔采和法赫尔的提案不能满足工人阶级的正当要求，工人必须要求没有限制的联合自由，要求废除一切营业法规中所包含的违反他们的利益的例外法的规定。 提出议案的人企图为他们的阴谋诡计辩护，正好比火上加油。舒尔采说，第一百八十三条已被宪法废除了，宪法允许成立一切其宗旨不违反刑法的社团；明确地废除它，就是怀疑宪法的法律有效性和侵犯人民的最神圣的基本权利。这种遁辞最多只是可悲地证明，这些人敢向工人提出何等无理的要求。根据最高法院的、不管多么应该排斥，但形式上合法的裁判，宪法的一般原则没有废除起限制作用的特殊法令。废止第一百八十三条，没有触犯“神圣的基本权利”，只是清除了使无产阶级的结社权比资产阶级的结社权变得更为渺茫的障碍物。舒尔采还说，第一百八十四条可能是令人厌恶的，可是它不能随便废除，而只能同那些还违反个人自由的限制一起废除。如果说舒尔采真正愚昧，竟然老老实实地说出这种遁辞，那么《人民报》无论如何还更为老实，它宣称，进步党要想保持对破坏契约者的刑事惩罚，当然仅仅是对工人。它仁慈地承认，第一百八十四条可以在它的惩罚条文方面从轻修改，可是破坏契约的工人犯了错误，犯了错误就应该受到惩罚。只有“无知的煽动者”才会硬说，对破坏契约的刑事惩罚同联合自由有某种关系，“看吧，看吧，看吧，工人们，你们被这样一些人煽动，皮对沉着而慎重地维护你们的事业的学识渊博的人”。 在这种道义上的愤慨爆发的那一天，那些“学识渊博、沉着、慎重的人们”决定做“无知的煽动者”所要求的事：讨论了舒尔采-法赫尔提案的众议院委员会把这个提案扩大到第一百八十三条和第一百八十四条。《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鞭子的响声使进步党的护民官从资本主义的睡椅上惊醒过来；法赫尔叹着气承认，“运动的危险的扩展”不容人再踌躇不决。2月中旬，众议院进行了为时三天的著名的关于联合自由的辩论，在这个富豪代表机关中，引起了建造巴别之塔[11]的语言混乱。舒尔采喊叫：请你们不要给野兽解开绳索，法赫尔说TradeUnions〔工会〕是中世纪行会的反动残余，列翁诺尔·赖辛海姆装扮成一个受迫害的无罪的人，颂扬西里西亚纺织工厂主是受苫的人类的最仁慈的恩主。进步党的第四位英雄许愿说，舒尔采的合作社将使工人全部成为富裕的市民，第五位英雄说的却相反，他说个别工人可以得到帮助,但不是整个工人阶级，第六位英雄用幽雅的诙谐引起朗朗的笑声，他说，阿尔伯特·朗格同拉萨尔的关系就同克尼佩尔多林同穆罕默德的关系一样。享受了这些口头上的胜利以后，进步党的多数议员就想通过委员会的提案，可是当他们仔细检查自己的工作时，才发现他们误解了主席十分清楚地提出的问题，只决定废除了第一百八十一条和第一百八十二条。工人们怀疑这个可笑的事故是一次阴险的突然变卦，这悬十分自然的，这时《社会民主党人报》来安慰他们。它写道，在一个工人大会中，当然不会发生这种错误，可是这次工人的有力行动，把进步党人的恶意彻底排除了。大议员们只是要表明，他们的恶意在哪里停止，他们的无能也就在那里开始。 保守党和政府在关于联合自由的辩论中没有得到比进步党人更好的结果。瓦盖纳高唱他那被等级制所破坏的普选权的陈旧理论，提出一个要求政府主动解决社会问题的美妙提案。俾斯麦幻想十六世纪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尼德兰贵族的国王，霍亨索伦家族从一开始就应该证明自己是这样的人。可是商业大臣伊岑普利茨发表了一个官方声明，说政府准备实行联合自由，不过这样做还远远不够；应该在有业主和工人参加的情况下，成立一个委员会。以便讨论促进近代的合作社事业，促进消费合作社、信贷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工人阶级的主要物质状况”。《社会民主党人报》认真对待这个声明，或者做出认真对待这个声明的样子，以便用它来对付进步党人，这就是马克思对施韦泽对争取联合权运动的立场感到不满的原因。除此而外，这个立场完全适合马克思时常表明的观点。 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找不到一点宗派倾向。它处处结合工人阶级的实际活动，坚决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哪里开展争取较好的劳动条件的斗争，《社会民主党人报》就在那里出谋划策并用实际行动进行帮助，比如对布尔克的织布工人、阿波耳达的织袜工人和莱比锡的排字工人都是这样。尤其是1865年春天，莱比锡的排字工人罢工引起人们的极大重视；这是德国的第一次罢工，共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是因为这几年以来，在萨克森王国有了一定程度的联合自由。排字工人为提高工资而进行斗争，经过十个星期的苦斗，增加工资的目的只达到一半；由于印刷厂主找来了足够数量的罢工破坏者，因此罢工者的力量受到挫折。《社会民主党人报》差不多是德国唯一没有反对和咒骂罢工的排字工人的报纸，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唯一坚决而巧妙地赞成他们的事业的报纸。报纸十分雄辩地教诲工人，罢工破坏者的行为多么可恶，这件事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那时宗纳曼和类似的工人朋友已颂扬破坏罢工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事情，比如他们就曾赞扬充当工贼而破坏了巴黎蹄铁匠的罢工的法亚克福蹄铁匠。 事态的发展充分说明，为什么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群众赞成施韦泽的策略。没有任何对他个人的偏爱在这里起作用。同过去一样，工人们并不喜欢施韦泽；在幸运把他抛弃以后，他没有被杜塞尔多夫代表大会再选进理事会，承认《社会民主党人报》是联合会机关报一事，也不是毫无障碍的。工人群众仅仅受他们自然的阶级本能支配，才承认施韦泽的策略是最适合无产阶级利益的策略。所谓“向反动派献媚”吓唬不了他们。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在无产阶级中造成对这个党派的嫌恶，以致施韦泽当时和以后可以有理由驳斥对他的指责（说他煽动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他可以正确地说，他没有挑起对进步党的憎恨，反而时常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抑制这种憎恨。 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人大会作出了第一个对他的策略有利的决断，这个大会是3月12日在巴门举行的，参加大会的有杜塞尔多夫、爱北斐特、韦默耳斯基尔兴、佐林根、伊塞隆以及几个较小的支部的代表。大会决定，工人们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场感到满意，因为它完全维护工人党的独立性；也应该赞同，先等政府提出对工人问题的建议，然后再对此作出判断；政府废除三级选举制，实行普选权，也不是不可能的。在赞成这个决议的三名发言人中，有两个是《新莱茵报》时代的老革命者：希尔曼和勒泽尔，勒泽尔没有像同他一起在共产党人案中被判刑的贝克尔和毕尔格尔斯那样，抛弃共产主义事业。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的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逐渐得到所有支部的赞同。1865年5月23日在法兰克福举行了联合会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有三十二个支部的代表参加。这次大会很是庄严隆重；同吋《社会民主党人报》宣布，从7月1日起每天出版。 固然，还有一个反对派，它使柏林、阿尔托那、科伦、佐林根，美因兹和其他许多地方，产生了特殊的反对派支部。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机关报，就是受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支配的《北极星报》。如果人们今天还要找一个可以说具体的证据，说明施韦泽的策略为什么必然胜利，那么人们只要把1865年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北极星报》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就行了。前者所表现出来的，是当时工人们的一切生活和活动，充满了新鲜活泼的气息，而从后者，人们只能看到一些阴暗模糊的影像。拉萨尔说过，群众的精神（同他们的地位相适应），始终朝向客观的、实际的目的，不安的、自私的个别人的声音没有被人听见就在这个和音中消失了，这几句话有其深刻的含义。在《北极星报》里，有多少这样的声音消失得无影无踪啊！只举几个比较有名的人说说，比如海尔维格和吕斯托托夫的声明，越是没有什么道理，就越高傲自大。从来没有为联合会操过心的马丁尼，是不是现在为了声明退出，才第一次动笔，对工人来说也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正直的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在好几期里用来攻击“小伯恩哈特”的“率直的话”，时间一久，也就使人讨厌了。这位老战士至少企图组织反对派支部。可是他的努力的唯一结果，就是现在这些支部完全瓦解了。他曾计划用一个三人团代替联合会的主席，这个三人团又受一个由十一个委员组成的委员会的监督，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十分激烈地反对他这个计划，在莱比锡举行的、没有得到任何成就的一次或两次代表会议以后，事情就停滞不前了。不久，反对派的残余大多又回到旧基础上去。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参与这一切。可是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反对派支部中不久就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拥护者发生了冲突，他同他们当然是不能合流的。此外，他在印刷工人协会做了几次关于农民战争的报告，《社会民主党人报》对这些报告表示赞扬，并做了公正的评价。1866年夏天，李卜克内西被逐出普鲁士，差不多同时伯恩哈特·贝克尔也被逐出境。封建反动派经常像母亲那样细心，对工人运动的不同派别施以同样残暴的手段，以便使它们明了牢固团结的必要性。 四策略和组织 众议院的资产阶级反对派不仅在关于联合自由的辩论中得到奇特的荣誉。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事件上，它也根本没有纲领，而在宪法纠纷上更没有纲领了。甚至它也不说过分激烈的话。当格奈斯特把“违背誓约的污名”送给陆军大臣，罗恩冷冷地回答说，格奈斯特是“无耻的”汉子的时候，犯罪者恭顺地表示悔悟，正在执行职务的副议长翁鲁满足于像听见打雷的公猫那样，做出一副惊愕的面孔。 被诱进圈套的齐格勒老人在这种悲惨境况中感到热血沸腾，他在这些场所所做的最动人的演说中向进步党说了阿尔芒·马拉斯特的痛心的话；“邪恶进入了你们的头脑，你们已不能仔细思考。”古伊多·魏斯在《柏林改革》上关于这个演说写道：“这篇演说以温和的言词开始，舒适地散散步，甚至在经历者的彩色图象中徘徊，它突然跳起，到了微笑的听众的上方，用利爪抓他们——我们不知道是深入他们的胸部，还是只及于他们的腹部。”哎，听众没有把这些话放到心里去。《人民报》用令人不能理解的文字使这个演说没没无闻，一位官方议会记者在《爱北斐特报》上发表意见说，齐格勒是议院的一个滑稽人物，虽然不起很大作用，但是是有趣的，这个陷入泥坑的人已经不能活动了，即使用鞭子抽他，也动不了了。 6月，邦议会会议在传统的争吵中结束以后，进步党像平常一样，为祝贺它没有做过的功绩而碰杯。可是这次俾斯麦使它的打算落了空，也许因为他不能控制天生的暴行（在他身上经常可以达样假定），也许正如当时许多人所说的，因为他本人对这个反对派的悲惨状况感到痛苫，要想梢稍推动它，使得他的救国活动对国王更加成为不可缺少的。7月11日，科伦警察局长禁止定于7月22日和23日在莱茵省首府举行的议员集会。这个禁令纯粹是警察的专横行为，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甚至连表面上的根据也没有。看来，进步党终于要振作起来了。以市议员克拉森—卡佩尔曼为首的科伦集会委员会公开声明，在任何情况下，集会都要举行，被邀请的二百五十名议员中，有一百六十人答应出席，有一部分议员是在措辞严厉的信中表示这种态度的。 《社会民主党人报》急忙号召工人在进步党要想实际维护民权的情况下，有力地支援它。7月23日，德国凡有全德工人联合会组织的地方，都根据伯恩哈特·贝克尔的命令，举行了盛大的工人集会，工人们在会上表示，在维护依法存在的结社权方面，对进步党表示充分的同情和有力的支持。在柏林大会上，根据施韦泽的提议，成立了一个常设委员会，商计进一步的措施。代表柏林所有工人协会的这个委员会，7月30日在阿尔汉布拉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在这期间，《社会民主党人报》几乎每天被警察没收，柏林和马格德堡的支部由于所谓违反结社法而被解散，伯恩哈特·贝克尔接到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普鲁士国境的命令。可是参加7月30日的群众大会的人比预期的还多；大会强硬抗议驱逐贝克尔和李卜克内西，以及对结社权的任何侵犯。 资产阶级反对派远没有这种坚强精神。答应参加集会的一百六十个议员，实际到科伦去的只有八十人。尤其是众议院的议长没有出席；格拉博夫寄来了一个四十五磅重的半身塑像，代替他本人受人欢呼和祝酒。同客人一样，主人也没有首脑：克拉森—卡佩尔曼由于害怕可能被捕，在两天集会期间到比利时去了。这种英勇的逃脱行为公然受到粉饰，说什么拘捕受民众爱戴的人可能引起流血事件，而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须避免的；占卜者们有一点是暗中一致的，那就是克拉森—卡佩尔曼被捕以后，出席的几十个议员也会偷偷溜走。科伦的宴会由于军队和警察阻碍未能进行。第二天，参加集会的人到了奥贝朗斯坦，在那里举行会餐，没有受到拿骚军队的阻挠，因为军队到得太迟了。他们没有对警察当局提出抗议，只是给克拉森-卡佩尔曼写了一封致谢信，也只有四十六名议员敢在这封信上签名。南德的一个民主主义者埃卡尔特教授，为了景仰进步党人应许的英雄行为到了科伦，他半揶揄、半气愤地写道：“俾斯麦，安安静静地睡小觉吧！这些先生不干革命，他们想安分守己地举行集会，安安静静地吃饭，发表漂亮的演说，使自己的名字登在报纸上，至于对你进行反抗——他们不干，至少决不用武装，而只用愤怒。”当时住在国外的自由派历史学家鲍姆加尔腾写得更为痛切：“我希望举行这种集会的先生们，今后几个星期在外国就是欧洲各国人民谈论德国时表示的轻蔑态度的证人。”谈论德国，这就是说谈论德国资产阶级。 德国工人充分尽了自己的责任，他们不要求，也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感谢，对这一点他们并不介意。在柏林，《人民报》到处诉苦，说工人中的舒尔采的拥护者同拉萨尔的拥护者为了一种共同利益也共同行动。在科伦，憨直的市民撕下邀请参加工人抗议大会的街头通告。在法兰克福，宗纳曼带着明显的幸灾乐祸的心情写道：“社会民主党人孤注一掷，必将失败。”资产阶级胆小鬼最害怕他们投到报纸上的资本受到损失，他们所谓的赌博失败，可能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短时期内接连被警察没收了十二次，而且也受到差不多同样次数的根据一切可能的弹性条文提出的控告，负责的主编施韦泽被判十六个月监禁，剥夺公民权一年。从政治上来说，这一斗争却胜利了，大大胜利了。在德国没有一个报纸哪怕只有一点点像《社会民主党人报》那样坚决而勇敢地保卫受到威胁的结社权；在这次斗争中，像在以前争取联合权的斗争中那样，工人们找到《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个比所有进步党报纸都可靠的指路人。他们的观点的变化，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10月1日，当柏林工人协会邀请舒尔采-德里奇在阿尔汉布拉做一个公开报告的时候，他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答应的，这个条件就是不要对他的发言进行讨论。 为了防止任何不愉快的反驳，舒尔采只用一句文雅的话结束了他的报告：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该进疯人院。接着，施韦泽召集柏林工人于10月8日和15日也在阿尔汉布拉开会，在完全自由讨论的情况下，向他们阐明社会主义纲领，以便证明社会主义纲领不是像舒尔采所说的那样荒诞可笑。参加这个大会的工人很多。他们不久就觉得，放在他们面前的是同舒尔采的陈词滥调大不相同的食品，他们的兴趣迅速增长，因而在科伦集会事件中成立的那个工人常设委员会，定于11月6日在阿尔汉布拉召开一个群众大会，来讨论“社会问题中的两条主要路线”。委员会一方面邀请舒尔采-徳里奇、法赫尔、普林斯-史密斯和米谢利斯，另一方面也邀请施韦泽和乌特克参加。舒尔采和法赫尔到外地去了，乌特克有别的事情不能参加，米谢利斯和普林斯-史密斯以高傲的态度拒绝到会。在这个异常拥挤的大会中，施韦泽找不到一个哪怕只能同他稍稍周旋的敌手。他十分正确地对他的胜利作了估价，他说，面对着统治阶级所散布的偏见垃圾，用正规的方式使工人了解社会主义原则是困难的，可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些原则就以不可战胜的力量取得永远巩固的统治。除去这些一般的工人集会以外，施韦泽还代替被警察解散的支部，举行社会民主党工人的自由集会，参加的有四、五百人。可惜很有成功希望的鼓动工作，由于施韦泽被捕而中断了，11月下旬，他第一次被判罪以后就被捕了。 进步党对这一切却感到十分恐惧。拉萨尔死后，进步党的领袖（正如阿尔伯特·朗格所证明的那样），就发出使工人运动没没无闻的口号，可是在这一方面，他们没有很大进展。然后他们就想用谣言—说封建集团为施韦泽和霍弗斯特腾进行募捐——来抵消工人党保卫结社法在全德国造成的深刻影响，进步党报刊上刊载了两篇匿名文章，也就是进行了两次可怜的诽谤。施韦泽被捕以后，勇敢的欧根·李希特尔就接受了进行第三次诽谤的任务，他从全德工人联合会危机时期发表的一些个人声明中摘取片言只语凑成一套肮脏言论，以《斐迪南·拉萨尔死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为题匿名出版。这个诽谤著作同他的作者的性格一样阴险恶毒，可是进步党却花了很多钱印出来，寄给所有它可以接近的工人协会。后来在咒骂工人阶级方面成了欧根·李希特尔的有资格的伙伴的弗里德里希·施特方尼，当时以郊区手工业工人协会主席的身分拒绝在工人中散发给他免费寄来的一包肮脏著作；他在一个公开声明中，除了对作者作了别的恭维而外说：“这个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史的特色就是对社会民主党的个别人，尤其是对现在坐在监牢里，因此不能为自己辩护的施韦泽编辑的虽不是令人作呕的，但却是令人很不偷快的诽谤。”既然工人的假朋友都这样说，那么就很容易理解，如果这种肮脏著作落到真正的工人手中，将会遭到什么命运了。 如果“社会王国的国王”还要使工人产生尊敬的心情，他就必须对社会主义进行“科学的”反驳，差不多在拉萨尔的《巴师夏一舒尔采》一书出版两年以后，舒尔采-德里奇才以《拉萨尔先生废除营业上的风险》为题，发表了对上述著作的答复，可是这不起什么作用。俗语说“大器晩成，”可是这次“晚成”的却不是“大器”。舒尔采虽然吹毛求疵地对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进行了这种或那种驳斥（因为拉萨尔的这个要求还带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最后残余），但是就是这一点点胜利，这位节约使徒也只有通过虚构才能得到，他说拉萨尔是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以资本和投机为基础的个人经济的世界而提出他的要求的。除此而外，作为舒尔采的著作的基础的两种“思想”，像马戏团的两个小丑互相飨以清脆的耳光。为了颂扬他的自助，舒尔采声称，个人的经济命运主要决定于个人的能力和才干；为了挽救企业主利润，他反过来说，把劳力和财产放到一件事业上的人，经常有失去两者的危险，必须用资本利润来弥补这种绝对不可避免的风险。资产阶级报刊当然把这本拙劣著作捧为对拉萨尔的“卓越的反驳”，可是在它本来应该发生作用的地方，它却受到致命的批判。 在社会民主主义的鼓动的精神影响下，工人教育协会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1865年8月在斯图加特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它们就已经作出每个工人都必须为争取普选权而努力的决议。工人教育协会的机关报，科堡的《工人报》经常勇于咒骂拉萨尔，说舒尔采的好话，可是这次却把舒尔采的新作说成是不可救药的狭隘性和阴险的虚构的混合物。它在结束这一评论时说：“的确，就是没有私人关系的批评者，也必须严格控制自己，才能在非常正当的无限愤怒爆发时，在谴责有计划的背叛时，不把自己受到侮辱的正义感发泄出来，可是，舒尔采先生究竟怎么会做出这些触动人的良心的事情呢？一个至今受到尊敬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没有良心呢？一定是脑子里有一种错误思想，使他的心灵发生了混乱。我们只看到一个谜底：舒尔采先生盲目地站在企业主的立场上，丝毫也没有想到有这样的情况，即今天个别资本的竞争、从这种行业到那种行业的投机行为、几百万塔勒之间的战争将要停止。虽然舒尔采先生不可思议地经常对工人讲话，但是他可以不理工人，而且连一句话也不说……关于同雇佣劳动斗争中的大资本的重大问题，他连最起码的知识也没有；他对十九世纪的较大危机也没有初步理解。他在次要问题——手工业怎么能够抵抗正在侵入的大工业呢？—上挑毛病和添枝加叶，这是他的特殊本领，人们在哪里让他过关，他就在那里不麻烦任何人。如果舒尔采先生仅仅满足于自己的成就，如果他不经常硬说什么，谈谈“工人问题”甚至解决工人问题，那就好了！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评价使他终于认识自己，将来只在国家警察的有益和有效措施方面发表发表意见，而小心谨慎地毫不沾染社会问题。因为，即使拉萨尔是他那个时代的最大的傻瓜，舒尔采-德里奇也不会因此而变得比较聪明一点。”最忠实的侍臣就这样开始反抗“社会王国的国王”了。 在资产阶级方面做了准备工作以后，施韦泽本人就来演奏《死舒尔采反对活拉萨尔》这支舞曲。这本书是施韦泽在狱中所写的一组杰出的论文，是他的经济著作中唯一的（可惜是唯一的）、由于特别重印今天还为较多人所知的一组论文。在这个著作中，他把重心放在社会化生产的现实性和它的巨大优点方面，并把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仅仅看做是过渡手段；换句话说，他主要以拉萨尔的《巴师夏-舒尔采》为依据，而不是以它的《公开的答复》为依据。因此他总是努力，按照拉萨尔的精神，去除拉萨尔的言论里可能包含的一切可以攻击的和误解的东西。有人认为施韦泽是拉萨尔的模仿者，因为他把外壳误看做是核心，这种看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只要翻一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旧的合订本，这种看法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并不是说施韦泽在理论上超出拉萨尔，也不是说他已经把握了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阐明的观点。在这一方面只能说，施韦泽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有许多比拉萨尔正确的认识。在同《北德总汇报》的一次较长时期的论战中，他刊印了马克思在1859年的著作[12]的序言里写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性纲领，并且懂得巧妙地用它来历史地说明法国大革命的特点。因此他也按照马克思的意思说，拉萨尔常用的一个名词“工人等级”是不精确的，旧的历史等级在现在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失，阶级代替了它们的位置。可是在马克思后来才在他的主要著作中说期的那些问题上，在工资铁律、剩余价值的道德-法律观以及类似的问题上，施韦泽仍然走着拉萨尔的路子，只是他一直向前，追求这些道路的革命的最终目标，这个目标在《共产党宣言》里已经提出来了。 施韦泽认为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是分裂资本主义社会，给社会主义社会开路的楔子。他注意防止认为生产合作社可以创造新的富裕的小市民阶级的误解，特别强调，根据拉萨尔的原则建立的生产合作社，同根据舒尔采的原则建立的生产合作社不是大同小异，而是有原则差别的。资产阶级想为工人建立的生产合作社是普通的营利事业和金钱投机，没有什么更深刻的意义。而无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生产合作社是实现伟大的文明理想的、影响全人类的社会尝试。 在同一家保守党报纸论战时，施韦泽就拉萨尔的一亿计划写道：“每个有理智的和公正地下判断的人知道，拉萨尔举出这个数字只是要说明，用较少的款子就可以开始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他从来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如果人们给他一亿，他就接收这笔线，并把它用于这个目的。”因此，施韦泽也始终重视，对普选权和拉萨尔所要求的国家资助进行正确解释。他既不讳言，瓷产阶级民主派所要求的普选权，同社会民主派所要求的普选权完全不同，也不讳言，有产阶级的国家同无产阶级的国家完全不同。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即有产阶级民主派来说，普选权是平权和个人自由的要表，对于社会民主派，即劳动阶级的民主派来说，普选权是对一切国家权力机关的直接统治。对于有产阶级来说，国家是控制无产阶级的手段，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国家则是废除一切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手段。因此，有产阶级对于强大的国家权力很感兴趣，而劳动阶级却不是这样。劳动阶级所关心的是，不要有一个首脑，尤其是不要有一个不负责任的首脑担任国家的领导，而是自己通过负责的机构处理国家事务，使国家同社会完全适应。君主立宪制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最适合有产阶级利益的国家形式；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是社会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不是一个有特权的社会阶级，而是人民掌权），或者是一个强大的独裁的王国，这个王国严防财产占有优势，在群众中寻找自己的支持。当然这样一个王国不能消除阶级矛盾的基础，不能给予政治自由。这一点只有通过建立纯粹社会的人民国家，理想国家才能做到，劳动阶级必须为争取这种国家而战斗。 只有一次，施韦泽不是防止由拉萨尔的精神遗产产生容易被人误会的口号，而是增加了一个容易被人误会的口号。在拉萨尔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他把拉萨尔对柏林工人演说的草稿付印了。这篇演说中说：“我对反动派采取最敌对的态度，我只有当进步党同反动派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时候，才反对进步党，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以从一个反动议员瓦滕斯累本伯爵最近在议院发表的一个声明中十分简捷地推断出来。菲尔肖夫把诽谤（说我同反动派勾结在一起）带到议院里来。对此，瓦滕斯累本伯爵声称：’拉萨尔不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也不认为他是进步党的同盟者。他是站在门外的、我们的共同敌人。’这一声明的真实性是不容反驳的。瓦滕斯累本伯爵把我叫做他们——反动派和进步党—的共同敌人，这个敌人已经站在门口，他们必须共同抵抗。平时使反动党和进步党分开的那些差别和对立，在我面前消失了。尽管有这种差别，可是它们在我面前巳经堕落为一个共同的反动党了。”随后一个时期，《社会民主党人报》几乎每天受到进步党的诽谤和警察的迫害，因此它就时常引用拉议尔的这些话。由此渐渐发展成为工人党以外的其他一切党派构成“反动的一帮”的口号，后来这个口号的真正起源被人遗忘了，很不正确地被理解为拉萨尔政策的一个原则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引起了种种误解。当然主要是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实践中，因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很难不在某个时候对工人运动表示友好，这种友好至少同它经常对封建反动派表示的同样强烈。 施韦泽运用他的策略在一年之内取得了重大成就，而并没有损害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美因郜和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的无产阶级完全充满了社会主义倾向。宣传活动由汉堡扩展到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由德累斯顿和莱比锡扩展到开姆尼茨、格劳豪，一直深入到厄尔士山区。在不伦瑞克，一个小支部在威廉·白拉克的细心培植下，极有希望地发展着，白拉克是一个年轻的商人，他从纯粹的理想主义出发，热心于穷人和无产者的事业，他善于把幻想的热情同实际的活动结合起来。在普鲁士的萨克森省，全德工人联合会分布到马格德堡、瑙姆堡、爱尔福特，又从这里进入图林根的小邦，分布到阿波耳达、魏玛和耶拿。在易北河东，西里西亚的支部发展成为联合会的日益强大的支柱，在施泰廷，出现了第一批会员，尤其是在柏林，展现出最可喜的前景。比联合会的直接发展几乎更有意义的是，无产阶级运动有日益强烈地向社会主义方面靠拢的动向。 在实践中，由于工人群众的任何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的行动都遭到资产阶级的顽强反抗，因此他们体会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在理论上，他们在同他们的社会民主党的伙伴的争论中，受到了教育，这个争论是资产阶级想方设法地使他们进行的。进步党人硬说，只有无产阶级的无用的渣滓才渴望拉萨尔的国家资助的金雨，这种说法日益表明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谎言。现在某些比较有眼光的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承认阿尔伯特·朗格立即认识到的事情了，那就是给恰是最有才能、最坚强的无产者参加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发展起来的力量同在舒尔采的无关宏旨的教育协会和消费合作社中发展起来的力量完全不同。同时，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也是有力的鼓动手段；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在它活动的初期就懂得向衰老的资产阶级表明，政党应该怎样举行它们的集会。在普逋工人的致词中，显露出精神力量的萌芽；1865年秋天，在奥格斯堡纪念拉萨尔忌辰的一个集会上，一个十分年轻的剪布工人瓦尔（可惜第二年他就患胃癌去世了）所做的演说，也引起资产阶级人士的极大重视。 虽然有这些进展，但是拉萨尔的死所提出的任务才解决了一半。年轻的工人党的组织没有达到它的策略所达到的高度。的确，联合会旳严格的中央集权在争取集会自由和结社权的政治行动中表现出很大的优越性，以致谁也不能设想去触动它。它所产生的精神影响远远超过联合会实际上能够发挥的力量。可是精神影响不管多么巨大，仍然不是政治力量；除去能做阐明和说服工作的精神而外，工人运动还需要一个能够行动和战斗的躯体。 在这一方面看来情况是不妙的。全徳工人联合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始终还没有站稳脚跟；尤其是它仍然缺少一个良好的财政支柱。《也社会民主党人报》依靠霍弗斯特腾私人出钱维持；它只有几百个订户，远不能弥补它的开支。拉萨尔的个人独裁，到了贝克尔手里变成了一幅讽剌画。贝克尔发布的几项合适的命令都是施韦泽给他策划的；在他企图独立行动的时候，他几乎经常惹祸。他对联合会的唯一功劳仍然是1865年1月他在西里西亚织工区所做的鼓动旅行。正如他通过私人干涉，毒化了马克思和施韦泽之间的争论那祥，他也使联合会当众丢脸：他装模作样地以“人类的主席”自居，他在法兰克福作为不速之客出席了进步党人的一个宴会，造成了一件不愉快的地方丑闻，他在不伦瑞克（有白拉克作证）表现出来的粗野举动使刚刚争取过来的工人大吃一惊。因此工作不能继续开展。联合会只有清除一切宗派性的东西，只有扩大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党，尽管在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情况下，但是这个党有很好的组织，万一主席无能也不致使它瘫痪，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辛辛苦苦夺来的阵地。这就是施韦泽的见解，许多最有才干的会员，如奥多尔夫、白拉克、弗里茨舍、约克等人都或多或少赞成这种意见。 贝克尔被逐山柏林以后，住在法兰克福，他坚持定于1865年11月25日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举行，这时联合会主席同联合会机关报编辑部之间的对立就公开爆发了。他作出这个决定，表面上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却是利用宗派破坏联合会的又一步骤。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后来成立纪念大会，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非正式的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举行，而现在，当东北部正在酝酿一个大规模的政治事变，同时在它的中心柏林，工人运动开始掀起巨浪的时候，第二次代表大会又要在西南部举行。这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使联合会离开政治决战的射程，同时使贝克尔的无能独裁至少延长一年。正是在法兰克福，他由于过去工作较好，有一些拥护者，而且可以预见，如果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从外地来参加的人就不多。尤其是不能期望贫穷的藤克森支部和西里西亚支部，一年之内第三次花很多钱派代表到这么远的地方开会。可是为了改组联合会，需要召开一个有尽量多的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因此施韦泽要求会议在莱比锡奉行，这个地方在各方面都比法兰克福适当。 然而他给贝克尔提的书面意见没有结果，贝克尔先用空洞的遁辞，后用威胁来代替回答。于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在11月19日公开要求代表大会改在莱比锡举行，它这样做只是因为它考虑到在莱比锡开会是公平合理的。它的要求得到许多支部的热烈赞同。然而贝克尔却在11月21日宣布代表大会无限期延期，并辞去了主席职位，把自己的职权交给副主席弗里茨舍。 贝克尔不是一个英明果断的人，因此更难肯定地说，他这样做是因为感到失望而永远放弃职位呢，还是企图制造混乱，给自己带来胜利。不管怎么样，他制造了一场巨大的混乱，由于施韦泽在这几天被捕，混乱的程度更增加了。为了从贝克尔手里接收联合会公文，11月26日，同意施韦泽的计划的弗里茨舍到了法兰克福，在这里遇到了几个来参加已经延期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促使弗里茨舍决定11月30日在法兰克福召开一个新的代表大会。这个举动是很不合适的，因为弗里茨舍召开的代表大会甚至缺少贝克尔原来召开的大会所具有的形式上的合法性。决定来到法兰克福的代表们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有些人，如哈森克莱维尔和特耳克认为，联合会的存在受到了威胁，对它的存在的关怀应该压倒一切其他要求。另一些人，如希尔曼，从他们后来的态度来看，似乎是出于反对联合会的彻底改组和与此相联系的消除财政紊乱状况的不值得称赞的动机而这样做的。弗里茨舍提议对会章作必要的修改，没有得到响应，11月30日，当他主持由他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时，立即有人对他表示不信任，提议另选一位主席。弗里茨舍把副主席的职权交给希尔曼以后，就退出了代表大会，回到莱比锡，以便在那里辞去全权代表的职务。这时他主要致力于建立一个雪茄烟工人工会，这个工会的筹备工作已经进行了一些时候了。 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于11月30日和12月I日举行。有代表五十八个地方的九千四百二十一名会员的二十名代表参加了大会，这些代表大多来自美因郜和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经过激烈辩论以后，作出了一系列的决议，这些决议同时也是一种妥协和应急措施。代表大会对《社会民主党人报》表示“坚决不同意”，因为它公开批评了贝克尔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合理合法的行动，可是大会选举特耳克代替贝克尔担任主席，任期一年，不过这一选举需经会员大会认可。在召开会员大会以前，会务由副主席希尔曼处理。弗尔斯特林代替勒维被任命为联合会司库。这些决议在许多支部中引起了剧烈的争论，因为它们的合法性是很成问题的。然而首先维持联合会的存在的愿望战胜了一切顾虑，1866年1月1日特耳克接替了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因为会员大会已经同意由他担任主席。 《社会民主党人报》也承认，为了使联合会免于分裂，必须暂时承认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决议。可是它补充说，应该尽快地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会，讨论联合会改组的问题，它继续按照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一个集合体的精神，准备改组工作。这时同杜伊斯堡的联合会会员关系极好的阿尔伯特·朗格，在《下莱茵使者》上确切地解释整个危机说，《社会民主党人报》致力于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和消除阻碍这种努力的那些片面性，而它的敌人却认为使联合会类似一个宗派处于隔绝状态是必要的。因此佐林根的一个宗派主义分子指责朗格是“工人的敌人”，而12月17日在杜伊斯堡举行的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联合会会员大会却给朗格恢复了名誉。瓦尔特希对这一情况的看法同朗格相似，他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寄去一个简短的声明，表示愿意在下一次的代表大会上或在联合会机关报上，说明他在同垃萨尔的冲突中的态度。希尔曼把刊登这个简短但很有价值的声明，看做是“对我们伟大的老师拉萨尔的可耻咒骂”，认为可以借此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可是却得到了关于“主席的高压手段和宗派热狂”的十分确切的答复，因而他放弃了进一步的讨论。但是，他在担任副主席的最后一天，断然剥夺了《社会民主党人报》自称联合会机关报的权利。不过这对这个报纸却是十分合适的；从1865年最后一期起，它就自称为“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了。 特耳克的就职给结束混乱带来了希望。他是一个坚强而干练的人，是用同贝克尔不同的材料制成的。他是拉萨尔的忠实信徒，十分尊重严格的中央集权，还不能同意施韦泽的比较高超的见解。他在他的第一个声明中立即答应除去紧急状况而外，重要命令经常要征得理事会的同意。他也同意修改会章的计划，并且由理事会作出最后决定，承认《社会民主党人报》是联合会机关报。现在，建立一个能把策略的成果送进谷仓的组织，是大有希望的。可惜，要使联合会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力量，还需要做许许多多的工作；当特耳克担任联合会领导的时候，联合会金库里还有整整六个塔勒。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弥补贝克尔担任主席期间所耽误的事情，而在这个时候，每一天都是很宝贵的。 因为在政治地平线上集聚着浓密的阴云，在自下而上的革命的幼芽能够受到牢固的木栅的保护以前，自上而下的革命已经像一股挟着泥沙的洪流向这些幼芽冲来。 [1]德文是Koalitionsrecht，指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为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而联合行动（如罢工等）的权利，这种自由叫联合自由（Koali-tionsfreiheit）。—译者 [2]参阅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7页。还可参阅1865年2月5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59页。 [3]即1865年1月24日马克思致约·巴·施韦泽的信，议《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8—166页 [4]指恩格斯译的古丹麦民歌《基德曼老爷》，载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38—440页。——译者 [5]指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声明，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74-175页。 [6]1865年3月15日的声明载3月19日出版的《柏林改革》第67期.——原编者（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笛95-98页。——译者） [7]卡尔·马克思致《观察家报》编辑的信。载1864年12月10日《北极星报》。——原编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7页。《全集》中印的不是“荒唐的小丑”，而是“荒唐马志尼-斯嘉本”。——译者）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3页。 [9]见约·巴·施韦泽：《政治论文和演说》，1912年柏林版第279页。——原编者 [10]参阅1865年3月29日恩格斯致弗·阿·朗格的信，和1870年6月27日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80—183页和258—260页。 [11]见《旧约全书》创世纪第11章，耶和华看到诺亚的子孙要在示拿地造一座塔通到天上，就下来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造不成塔，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译者 [12]指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译者
第三章拉萨尔死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 第三章拉萨尔死前 1864年5月8日，拉萨尔开始夏季旅行，这次出门以后，他就没有能够回来。这次他不需要发表一个道歉声明，来抖落鞋上的柏林尘土了。冬天的空前劳累完全摧毁了他的健康。他在2月就给联合会的全权代表们写信说：“我疲乏得要死，虽然我的组织是强大的，可是它已经处在摇摇欲坠的状态，我非常激动，以致夜间不能入眠，住床上帐簿反侧，一直到五点钟为止，起床时成到头疼，浑身无力，我工作过度，过分紧张，过分疲劳，其程度是惊人的”，在同一时期写给洛贝尔图斯的信中说了类似的话：“我由于工作过分紧张，神经受到过分刺激，以致我的神经就像绕在身上的绳索一样松垂下来。”拉萨尔的寿命屈指可数了，根据杜塞尔多夫的医生诊断，前一年在他发表鼓动演说时使他受到很大痛苦的喉病，只允许他在世上活很短时间了。 可是只要地平钱上还闪耀着希望的火花，他就不愿退却。他仍然指望，迫使政府实行普选权，这个想法日益成为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内的思想和言论的推动力。因为他追逐鬼火，所以他离开正路越来越远，虽然从没有远到不能随时回来的程度，达个时期发表的言论带有极为严重的身心交瘁的痕迹，可是拉萨尔本人从没有消失在这些痕迹之屮，他丝毫也没有不忠于自己的事业。他的原则始终如一，尽管他的策略往往发生特殊的变化。 拉萨尔利用5月这个时间重新检阅了他的队伍。这次阅兵从莱比锡开始，然后主要又扩展到莱茵地区，1864年5月22日在容斯多夫举行的联合会成立纪念大会是这次阅兵的顶峰，拉萨尔在这个大会上发表的演说，通常就叫容斯多夫演说，他于5月9日在莱比锡，14日在佐林根，15日在巴门，18日在韦默耳斯基尔兴已经发表过这个演说（不过内容大多比较简要），到处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欢呼，他陶醉在也许可以补偿他的无限痛苦的胜利之中。他那干渴的心贪婪地吸收充分的胜利阳光，而永远的黑夜根快就要降临。在莱茵区群众的难以形容的欢呼声中，他自以为是一个满意地、安静地站在他的人生旅程的终点的浮士德[1]。他始终有这样一个印象：在创立新的宗教时一定是这种情况。今天谁能同一个垂死的人的这几句话进行争辩呢？ 一般认为容斯多夫演说，是拉萨尔发表过的所有鼓动演说中最差的一个。它的弱点有一部分可能在于，它不是一气呵成的。本来它应该是“对内的评论”，正如前一年的阅兵演说是“对外的评论”那样。它应该鼓舞会员的正当的热情和精神，接着简单扼要地叙述一下政治形势。由于在拉萨尔出发旅行前不久，国王接见了西里西亚织工代表，这个插曲似乎给拉萨尔的策略转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击门，拉萨尔对演说落稿做了重大的修改。这个演说原来的题目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鼓动和普鲁士国王的诺言，这就说明它已经成为“对外的评论”了。拉萨尔撇开工人，对“柏林的几个人”说话，去年他就曾经企图用他的阅兵演说来影响他们。 可是他的策略的王牌越大，它的根本错误也就暴露得越明显。一方而，拉萨尔想把国王牢牢钉在他用来欺骗织工的空洞诺言上；“我们想看一看，王室是否遵守这个诺言，它答应劳动阶级的话是否兑现。”拉萨尔使国王成为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宣誓证人，他说，答应依法处理工人问题，也就是答应实行普选权；由等级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议机构决不会同意拨款帮助工人脱离苦难，如果人们附带考虑到，拉萨尔用一种很不礼貌的姿态，对待官方新闻机关交给织工代表的国王答复的印本，那么某些落后工人也许对拉萨尔对王室的嘲弄发生误解，可是工人群众在任何情况下都知道，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另一方面通常谁也没有比被嘲弄的对象更快地了解这种嘲弄行为，拉萨尔怎么能希望，容斯多夫演说（他命令联合会书记把这个演说慎重地交给俾斯麦）会使一个放出所有的狗的权术家上当呢！ 拉萨尔在这个演说中对于他的鼓动成果的叙述，主要以柏林的几个人为对象而不是以莱茵工人为对象。这些叙述犯了严重夸大的毛病。他的宣传活动的效果的确很大，可是起初还摸不着，看不见，因此拉萨尔在这种宣传活动的摸得着、看得见的成果根本不存在，或者以远非如他所说的那种程度存在的地方，寻找这种成果。他画了一幅讽刺画，严重地伤害了自己；这种有时几乎是荒诞无稽的奇谭同他实际给过的伟大的历史推动相比，是多么低下啊！他理应从那时起就受到责难的一件事，是他怂恿美因兹的主教来对付进步党的自由贸易派，这个“教公诸侯”，“在莱茵河畔几乎被视为圣人”，“多年以来，他就从事学术硏究”，现在他“在内心里”感到有必要，在工人问题上发表意见。如果说克特勒尔主教在一本无关紧要的小册子中，为了激怒自由派资产阶级而承认工资铁律，同时为了镇压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而硬说财产是神赐予的，那么他是在进行一种僧侣的煽惑，这种煽惑可以使舒尔采-徳里奇这样的人“几乎以圣人”的面貌岀现。恰恰是在莱茵区的工人面前（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还受着教皇全权主义的精神朿缚），拉萨尔本来可以做得好一些，那就是剥下这只狼的羊皮，而不是把他奉为大有问题的权威来反对资本主义。 直到容斯多夫演说的末尾，拉萨尔才又把他的辩才提高到旧日的高度。他把自已所受到的迫害叫做胜利的最后标志。他用夸耀的口吻回顾他用利剑战胜了的审判，但是他以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有深刻了解的人士的身分补充说，单个的人不管如何有力量，在一定的愤恨面前就要失败。当他说出他的复仇的愿望的时候，死神的翅膀在他头上发出响声，他的听众通过热情的欢呼，向他表示这个强大的民族文化运动不会随着他个人的死亡而死亡，只要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还在呼吸，他燃起的烈火就会继续不断地蔓延开去。 从5月底到6月底，拉萨尔住在埃姆斯治疗喉病。在这里，他写了一篇文章反驳瓦盖纳为《十字报》写的一篇对《巴师夏-舒尔采》的评论。在坚定的封建党人中，瓦盖纳最热心于用普选权诱人；他利用怯懦的资产阶级来夸耀自己，说资产阶级为了拯救自己的钱袋而把政治财富和自由扔进暗室。可是瓦盖纳本人要想挽救的，是“基督教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旳“政治财富和自由，他想加在普选权身上的等级畸形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只不过是富豪的三级选举制的封建版，三级选举制的实行也被加以粉饰，据说它维持了“普选权”的寿命。 瓦盖纳十分仇恨资本主义，对它有详细的了解。他知道恢复封建—行会社会组织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同老浪漫主义者格尔拉赫发生了现显的对立，格尔拉赫曾经把封建社会主义的秘密吿诉瓦盖纳，现在由于事态急迫，他宁愿用舒尔采-德里奇而不用拉萨尔来装门面。瓦盖纳也不像俾斯麦那样，认为拉萨尔有“君主主义意向”；他非常清楚地看到，具体的普鲁士国家同拉萨尔的抽象的国家理想，儿乎没有什么关系。可是面对着像《巴师夏-舒尔采》所包含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条有理的阐述，瓦盖纳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他对这部著作的评论充满了关于基督教国家的基础，关于保持中等阶层是资本和劳动的唯一正确的结合。先于其他类似口号的陈词烂调。瓦盖纳甚至不顾羞耻地从最流行的自由贸易士义那里进行剽窃，他说，总收入的增加至少同总收入的其他方式的分配同样重要，他的王牌——工人也不尽是有道德的人，资本家也不尽是罪人——能在《十字报》上夸耀，也能在《人民报》上夸耀。 拉萨尔在柏林同瓦盖纳有私人来往，据瓦盖纳在他的回忆录里笑嘻嘻地说，拉萨尔曾经恭维瓦盖纳，说普鲁士的三个最聪明的人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拉萨尔、俾斯麦和瓦盖纳。如果拉萨尔真正说过这句笑话，那么他对瓦盖纺的精神才能一定没有作过高的估价，瓦盖纳对他的《巴师夏-舒尔采》的评论，肯定不能使他对这个封建派的先锋战士有较高的评价。虽然如此，他还是决定详细予以答复；反驳的内容表明他想对实行普选权一事给予新的推动。他毫不费劲地驳斥了瓦盖纳的不像样子的误解；他说，现实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还是用革命方法实现，完全决定于现存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代表者；他激烈反对生产合作社的一切小规模试验，他给普选权找根据说，广大群众是最有组织能力的，他们的健全头脑是最聪明的。这肯定是很正确的，只是这番话必然使他想争取的那些人大吃一惊。因为不管俾斯麦和瓦盖纳怎样“聪明”，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狡猾的代表就像害怕瘟疫那样害怕群众的智慧和群众的组织。 为了在上诉法庭上，为前一年的阅兵演说而受的控吿进行辩护，拉萨尔于6月底到了杜塞尔多夫。他的辩护发言中所谈的政冶问题，乃是容斯多夫演说的余韵。后来拉萨尔在法兰克福和普法尔茨住了两三个星期，主要是为一个定期出版的联合会报纸做准备工作。时常有人提岀这个问题，即拉萨尔为什么不早一些着手来弥补他的装备上的这个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因为《北极星报》越办越坏，这个答案很简単，那就是到那时为止，他为了完成更紧血迫的任务，必须拿出三个人的力量。从冬天起，他就计划创办联合会机关报；1864年夏天作岀最后决定，并进行准备工作。报纸的编辑将由施韦泽和约翰·巴普提斯特·冯·霍弗斯特腾担任，后者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前任少尉，有一些财产，为人温和、亲切，但没有什么才能，而且有点喜欢幻想，他完全受着施韦泽的精神影响。新报纸的出版地点规定是柏林。 7月中旬，拉萨尔为了进行乳清疗法，到了里吉-卡尔特巴徳[2]，起先他仍然忙于联合会的事务。由于他迫切希望对“事件施加压力”，当时他计划秋天让汉堡工人做出一个决议，要求俾斯麦违背奥地利的意愿，并吞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这时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战争已经结朿，在伦敦会议垮台以后，普鲁士军队于6月29日占领了阿耳斯岛，7月10日整个日徳兰半岛已被奥普军队占领，7月20日，丹麦政府表示愿意进行和平谈判。拉萨尔表现出是一个很好的预言家，因为他预见到，奥地利和普鲁士将会为了争夺共同的卤获物而厮杀起来，在这一方面，他看清了一场外交纠纷，在这一纠纷的过程中，俾斯麦必然会打出普选权这张王牌，当然这一点并不能说明，他想建议汉堡工人做出的决议是正确的。相反地，如果这样做，那么这个决议将是拉萨尔由于转变策略而采取的一切错误步骤中最错误的一个步骤；它决不是“对事件施加压力”，而只是为了普鲁士侵略政策的利益，暴露工人运动的弱点。不过，这个决议是否像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和其他人后来所断言的那样，在拉萨尔是一件已经决定的事情，还是大有问题的。正如他在他的信中谈到这个决议的情况表明，这一天他把它当作“一个伟大的、很伟大的、也许事实上很重要的手段”，寄予过高的希望，第二天就又说他本人对这件事不抱很大希望，看来这个决议多半是在密信或密谈中发泄出来的、神经受到过分刺激的情绪的流露，而不因此就架起了由思想到行动的桥梁， 拉萨尔在里吉-卡尔特巴德主要是忙于同瓦尔特希的争论，而不是忙于这个还完全不着边际的计划。他们之间的不和在准备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问题上爆发出来，根据会章，这个大会应在1864年年底以前召开。会章对代表大会的组成作了如下的规定，在举行大会的地方，所有出席大会的会员都投票，其他地方则选举代表投票，这些代表所投票数同他们所代表的地方的会员总数相等。会章中对于代表的旅费没有作出规定。因此，拉萨尔同达姆尔（拉萨尔在离开德国期间又任命他为副主席）取得一致意见，企图把坏事变成好事，是完全切合实际的，而且也不违反会章。他们建议，那些不能或不愿为特派代表募集旅费的支部，可以让住在召开代表大会的地方的或其附近的会员做它们的代表。当然普遍实行这个建议必然大大降低代表大会的意义，可是在许多支部经济困难，人数很少的情况下，没有其他办法举行代表大会并满足会章的相应规定。无论如何，这个建议并不限制会员的权利，因为每个支部只要能够和愿意给代表募集旅费，它就可以派遣自己的代表。 这时，瓦尔特希以联合会理事的身份反对拉萨尔和达姆尔的建议。他断言，这样一来，各支部在选举代表方面受到了限制。只有代表的旅费由联合会金库或由向联合会会员征收的特别费来支付，瓦尔特希才承认代表大会是“照章召开”的。可是撇开联合会金库已经有了很大亏空，以及会员在缴纳正常的会费已经不按吋的情况下，特别费将成为镜花水月这一点不谈，连会章也不能给瓦尔特希帮忙，会章上并没有规定，代表大会代表的旅费由联合全支付。在形式上和实质上，瓦尔特希的提议都是不正确的，而拉萨尔和达姆尔的建议是正确的。而且，瓦尔特希声述他提出这个意见的理由时，带有虽不是憎恨，但却含有敌意的语调，这种语调本身完全能激怒拉萨尔，当事实表明，瓦尔特希的行动又是他的地方分权活动中的一个环节的时候，就更能激怒拉萨尔了。 虽然如此，只有拉萨尔的身体有病和精神受到刺激的状况才能解释，为什么他在7月27日写给全体理事的长篇通知书中，提出了他同瓦尔特希之间的重大问题，他用几乎并不委婉的言词威胁说，如果理事会不把瓦尔特希开除出联合会，他就辞去主席职务。下述几种伴随现象使得这种很不民主的行为变得更不漂亮：至今等于没有发生过任何作用的理事会第一次就要以差役的面貌出现，同时拉萨尔还使伯恩哈特·贝克尔和施韦泽当上了理事（他知道他们会同意他的见解），最后他命令联合会书记，把通知书立即发给瓦尔特希以外的其他理事，而当维尔姆斯先到德累斯顿，好好教训了弗尔斯特林，能在德累斯顿和萨克森所有支部防止瓦尔特希的“阴谋”的时候，再把通知书寄给瓦尔特希。不幸的是，拉萨尔为联合会进行的活动，却以这种刺耳的噪音结朿。 前一天，海伦·冯·德尼格斯到了里吉-卡尔特巴德，引起拉萨尔在8月31日去世的一场戏迅速展开了。事件过程本身同徳国社会民主党更没有直接联系，而且也常常有人谈到，因而没有再叙述一遍的必要。只有在对那个女子的感伤的同情发生作用，而有损拉萨尔的情况下，简单地说明一下事件的过程才是必要的。 徳尼格斯小姐自动地来到里吉-卡尔斯巴德，伪善者可能指责说，拉萨尔有病，长期以来被山上的恶劣气候所束缚，为工作和忧虑而精疲力竭，却不避开这种远道的迎合。这个妇女喜怒无常地粉碎了拉萨尔经过思考的巧妙的追求计划，她在日内瓦的一家旅馆里使他面临抉择，要末像一个傻小子那样在夜间把她拐走，要末像一个可敬的庸人那样，把她带到她的父母家里去。拉萨尔后来十分懊悔，他没有选择逃走，却选择了“高雅的和资产阶级礼貌的喜剧”，可是这并没有否定，拉萨尔在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了首先符合他的人品和地位的事情。有人说他这样做，大大损伤了一个毫无顾忌地献身的妇女的心，只有德尼格斯小姐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中让人看到哪怕一点点被伤害的妇女的心，那么这种说法才是可以讨论的。事实上，毫无这种迹象。根据吕斯托夫和罕勒律师的一致证言，拉萨尔的所谓牺牲者在这个剧的最重要的一场中所采取的态度证明了拉萨尔的一句话的主观上的正确性，拉萨尔为了迫使这个妇女的父亲以及她的先已解除婚约、这时又恢复婚约的未婚夫进行决斗，而用这句话来证明这个妇女的资格。 肯定，拉萨尔为了实行他的意愿，为了避免对可笑的失败诅咒，而严重地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他像憎恨死亡那样憎恨任何严重的失败，对他来说，失败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他在巴伐利亚外交大臣那里并让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在美因兹主教那里采取的措施，拉萨尔甘愿接受的决斗（虽然他原则上是反对决斗的），他在这些动荡的日子里发表的谈话和文章，是不能为自己辩解的。尽管人们举出种种辩护理由，仍然给人留下一个不快的印象，这些理由是：拉萨尔有责任保护一个为他而受到虐待的妇女，只要他认为，她愿意受到保护，德尼格斯一家的高傲态度有意识地伤害了他正当的自尊心，他当时的每一封信都十分真实地谈到的他的身心力量的毫无希望的瓦解。竝萨尔本可以死得更光彩一些，可是，如果由于死者生活内容丰富，可以推论他在去世时思想安静的话，那么他也可能把这种死亡当做解救者加以欢迎。 他不是为了生命而喜爱生命；他嫌恶迟钝的老年，他在四十岁上就已经看到老之将至，他开始进入老境。他的最近的将来在他面前是不肯定的，不明确的。有些人说，他总有一天会像他的朋友布赫尔那样为俾斯麦效劳，这些人说这话，就像瞎子在谈颜色。只要拉萨尔为将来制定了一定的计划，就会在他在最后几个星期同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谈话中表露出来。根据这个老自由战士的报道，拉萨尔说过，他已经精疲力竭，他必须停止活动。他认为一年之内社会主义运动可以出现，但是他看到，这件工作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他的精力不够，尤其是他不能熬过即将执行的徒刑。这些话帯有真实的印记。由于贝克尔的建议，拉萨尔打算在日内瓦住两年，取得那里的公民权，假如他能活得长一些，这个计划多半会得到实现。如果这样，他就成了一只断了翅膀的鸟儿，也许他认为自己是伟大的，宁可快死而不长期受疾病折磨。 近来有人说，拉萨尔通过致命的决斗，进行“间接的自杀”，因为他害怕秋天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举行会议，这个会议使他面临抉择：要末停止和撤退，要末同老朋友进行殊死的斗争，这种传说也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在现有的一切文件中，找不到关于这次会议的任何迹象[3]；相反地，拉萨尔6月29日给维尔姆斯的一封信毫不含糊地表明，他当时完全不了解马克思对他的鼓动有什么看法。把这种传说的一切心理方面的和其他方面的不可能性列举出来，是没有必要的。可是，如果人们要确定一个既侮辱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侮辱拉萨尔的前提——这样一个秘密法庭已经确定开庭——，那末拉萨尔没有任何理由用“间接自杀”的办法逃避这次审判。他可以在任何人面前，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前直截了当地为他的鼓动辩护。他启发了徳国工人的阶级觉悟，给他们开辟了通往巨大的斗争和胜利的道路，这些德国工人可以为他作证。半年以后，当拉萨尔和他的老朋友之间的意见分歧公开暴露出来的时候，他们，首先是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的工人，其中也有从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也纷纷麦示拥护他们已故领袖的主张。 我们把随意揉捏他们的拉萨尔的工作交给资产阶级的奇谭制造家吧，他们一会儿把他说成是一个虔诚的德国奴仆，必恭必敬地跪在霍亨索伦王座前面，一会儿把他说成是一个凶暴的怪物，人们利用他把幼稚的爱国者吓得躲到床下：历史上的拉萨尔往往引起对历史真实性的粗暴歪曲，但是他的青铜立像并不因此而被吹倒。他是一个有病的垂死的人，虽然如此，他在瑞士死得还是过早。瓦拉几亚[4]的贵族地主的枪弹似乎毫无意义地夺去了一个如此伟大的生命，但是它只是杀害了思想家和战士拉萨尔身上的必死的东西。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从拉萨尔已有的成就来看，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他的炽热的灵魂已经停止呼吸，剩下的只是过分具有人性的激情。他的忠诚的拥护者认为，他是为工人的事业而牺性的，即使在这个完全错误的看法中也包含着确切的意义。马克思在写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慰问信中也说：“他死得年轻——在胜利中——好像阿喀琉斯[5]。” 德国工人阶级始终机警地拒称在拉萨尔墓旁扮演判官的角色；它对他保持着深刻的、不可破坏的忠诚，这种忠诚是拉萨尔的光荣，也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光荣。 [1]浮士徳是中世纪徳国的一个占星家、江湖医生，歌德话剧《浮士德》的主人公，他追求真理，努力求知，认为“活动是生活的基础”。一一译者 [2]瑞上中部的风景区。——译者 [3]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回忆卡尔·马克思》（1869年纽伦堡版）第112页上，谈到1864年秋天拉萨尔计划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会晤。——原编者 [4]罗马尼亚南部地区名，同拉萨尔决斗的拉科维察（海伦·冯·徳尼格斯的求婚夫）是该地的贵族地主。——译者 [5]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其母预言其寿命短促而光荣，否则冗长而无聊，他选择了前者，后来战死于特洛伊之役。——译者
第二章拉萨尔的策略转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 第二章拉萨尔的策略转变 一莱茵的阅兵和对柏林的冲击 二拉萨尔和俾斯麦 三拉萨尔同司法和警察的斗争 四《巴师夏一舒尔采》 五拉萨尔和工人 一莱茵的阅兵和对柏林的冲击 拉萨尔9月20日在巴门，27日在佐林根，28日在杜塞尔多夫有计划地检阅了莱茵区工人的队伍。他孤独地在海滨散步时，打好了对工人演说的草稿。这篇演说把集会、报刊和法兰克福议员会议当作社会思想的三种征候加以讨论。 在这一方面，拉萨尔联系到他的鼓动的政治根源，联系到反对在那三种征候中又得到新的证实的资产阶级的昏庸。至于进步党的集会和它的报刊，如果资产阶级想给熊洗澡而不弄湿它的毛皮，那么它举行集会的方式，它的报刊在出版令面前屈服的样子，司它的整个政策完全一致，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如果拉萨尔指责这种政策是怯懦的和孤立无援的，那么他对进步党的集会和报刊进行尖锐的讽剌，在逻辑上也是正确的。 政治反对派的集会的正当与否，完全决定于举行集会的反对派的本质。如果这些集会是一种善于行动、善于战斗的政策的伴随现象——按照歌德的话“白天的工作，傍晚的客人，辛苦的周日，愉快的假日”的精神——，那么它们就是有效的鼓动手段，毫无疑问是正当的。可是，如果它们代替了政治工作，如果它们用大声喧袭的祝酒致词掩盖了完全缺乏行动力的缺点，那么它们就是破坏手段，是怎样严厉反对也不为过的。1865年科伦的议员集会应该证实，拉萨尔对1863年科伦议员集会一句话也没有多说。 拉萨尔对进步党的以及整个资产阶级的报刊的攻击，在某些方面更不是无懈可击的。如果人们十分看重拉萨尔在他的阅兵演说中对待这种报刊的可以说是具体的不公正，比如重视他对像《人民报》的伯恩斯坦这样在许多方面有功的人的过分严厉的评论，那么这就叫捡起芝麻，丢掉西瓜。即使把所有这种不公正综合起来，它也达不到资产阶级报刊，尤其是伯恩斯坦对拉萨尔的不公正行为的十分之一。他决不要求把自己归入基督教的善于忍耐的人之列，有人打他们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假如拉萨尔在抵挡难以置信的咒骂时，经常遵守客现上正确的界限，那么他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了。而且，他可以有根据地说，他对资产阶级报刊的否定的评论，不是由他受到的侮辱引起的，早在反对朱里安·施米特的文章中，他就鞭笞过资产阶级报刊的弊害了。 可是，他对这种弊害理解得太片面了，因为他谴责报刊是同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分离的精神堕落的专门的代表。诚然，资产阶级报刊是一种“工业的投资和投机”，可是作为破坏国民精神的工具，它不是唯一的，有时甚至不是主要的。资产阶级不仅有报刊撰稿人，而且，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也使“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受它雇用的仆役”[1]。拉萨尔在阅兵演说中，以及在平时鼓动学者反对报刊，这些学者作为一个阶级同新闻界的“精神无产阶级”同样地，或者比它更坏地生活在永堕地狱之中。这样的时代总要到来，那时顽固的教授们在国内兜售俾斯麦进行大量掠夺的计划，要想利用拉萨尔骂自由派报刊的话，来镇压工业资本主义报纸的相当正当的反抗。 还有，拉萨尔认为资产阶级报刊腐朽的根源在于广吿业务，这种判断也太片面。一个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土地上的报刊，不管它刊登不刊登广吿，必然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可是这主要是一个理论上的片面性的问题。对于首先要谈到的德国报刊来说，广吿业务当然是走向深渊的道路。拉萨尔死后不久，开始创办完全没有立场的商业报刊的是广吿代办所，这种报刊像油斑似的扩大，它的地位还远在受到拉萨尔鞭笞的六十年代的报刊之下。此外，拉萨尔建议由国家办理广吿业务，把报刊的真正使命交给报刊，这是一个很有道理的想法，当然不是对今天的国家来说的，而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来说的（拉萨尔所谈的只是这种国家），是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把资本主义社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来说的。 阅兵演说的重点在第三节，即对法兰克福议员会议的批判上。拉萨尔明确指出，1849年的帝国宪法是一个决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旗帜的反动空想。可是他补充就，进步党人和民族联盟分子既然选择了这面旗帆，就不应由于“不完全否定”奥池利的邦联改革计划这种矛盾性而使自己成为可笑人物。“进步党人为了使俾斯麦先生害怕，而向诸侯送秋波。他们希望用向德国诸侯献媚的办法，把俾斯麦吓倒。这就是这些最可怜的人的手段！如果我们同俾斯麦先生作战，那么。正义要求我们还在齐射的时候就承认，他是一个男子汉，而那些人却是一老婆子！老婆子还从来没冇一次向别的方面献媚而吓倒一个男子汉。”因此，俾斯麦已经用解散众议院回答了进步党人。 拉萨尔对工人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的态度作了精确的说明，他说，工人对选举的结果并不大感到兴趣。普选权还不存在，或者不再存在，普鲁士宪法还没有一天合法地存在过。这个宪法以一系列的违法行为为基础，王室就利用这种手段废除了1848年的四月法令。对这个宪法所作的誓言是无效的，正如某种法律上的理由取消了起过誓的婚姻时，在祭坛旁边所作的誓言是无效的那样。自从1849年的修改宪法的议院以来，在普鲁士还没有一个合法的代议机构；普鲁士议院是一群邦法的篡夺者。当然，自由派的议院英雄们为了把人民实际仍然保有的权利，用作重获其他国民权利的武器，也可以在非法的议院集会。可是，这样他们在议院每次开会时就应该确定它本身的非法性，并把国民权利的还没有赎回的影子召来。 因此，工人既对斗争的对象——普鲁士宪法，也对进行斗争的人——反动分子和进步党人（工人同这两种人都没关系），都不大感到兴趣。可是，进步党同反动派之间的斗争继续下去，对他们倒有很大的策略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他们在进步党的胜利还不绝对可靠的一切地方，就投这个力量较弱的党的票，反动派同进步党之间的斗争的继续，对工人有利，并不是使得一个人戕害和殴打另一个人，而是正如路德起来反对教皇时，胡登所说，让他们互相戕害和殴打。 拉萨尔对于卞尼格先和舒尔采-德里奇在法兰克福议员会议上的演说还说，资产阶级郑重其事地宣称，它不要革命，它不断威胁说，如果工人敢于执行独立的阶级政策，它就退出战场，它从来也不同意改善工人阶级的社会状况，它宁愿放弄自己的政治自由，也不愿意欣然把普选权交给工人。他告诫工人，一旦发生激变（“不管它是怎样产生的”），不要忘记进步党人和民族联盟分子，一直到最后关头都宣称，他们不要革命。 除了这些话以外，拉萨尔对工人说，资产阶级同反动派一样，也是同工人敌对的，工人所关心的是这两个党派的互相磨擦，是利用从统治阶级之间的争执中获得的一切利益。一旦发生激变。（“不管它是怎样产生的”），工人就用自己的力量取得普选权，或者俾斯麦通过政变颁布普选权，在任何情况下，工人都不应该考虑从来也不关心普选权的资产阶级的私利。 拉萨尔并没有用他论证策略转变的言论，否定他过去的任何原则性观点。早在论意大利战争的著作中，他就指出1849年的帝国宪法是一个反动的空想。他在论费希特的政治遗产的文章中就已经说过：“同联邦和国家统一这个大矛盾相比，甚至君主国和共和国之间的矛盾，也降为比较次要的矛盾，我们完全确信，甚至那些希望有一个完全废除了三十五个下级君主权的、世袭君主制的统一的徳意志帝国（即使它帯有大学生协会时代的一切装饰纹、璎珞和伤感性）的人，也还站在比我们的联邦共和主义者高得多的、智力和政治真理的阶段上。”根据费希特的见解，拉萨尔把联邦制度理解为空洞的原则；他在阅兵演说中用美国内战这个事实来反对联邦制度，同时忽略了，国家政治形式最终是由产生它们的经济状况决定的，由于经济状况的不同，联邦制度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国家形式。可是这又是纯理论上的片面性；正如马克思早在《新莱茵报》上指出的那样，恰恰在德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同联邦制度是不兼容的。拉萨尔把民族联盟分子向奥地利分立主义的邦联改革献媚，看做是向在一般民族问题上埴反动、最陈腐的立场献媚，而加以谴责，他这样做是完全忠实于自己的。 事实上，俾斯麦比进步党老练而有条理地击退了法兰克福诸侯会议的“联邦制度的阴谋”，拉萨尔所做的男子汉和老婆子的鲜明比喩实质上是完全确当的。假如进步党同俾斯麦进行一场真正的斗争，他这样做在策略上就不合适了。可是进步党恰恰不这样做。就拉萨尔关于普鲁士宪法的价值所说的一些话而论。他完全停留在他从前的宪法演说的立场上。现在他也毫不讳言，普鲁士王室的违法行为，如果进步党要想胜利进行争取批准预算权的斗争，它就应该考虑拉萨尔对它说的话。 阅兵演说虽然遵守策略转变的界限，但是它却导致使拉萨尔越过政治机智界限的一个偶然事件。莱茵区的工人没有使他失望；他们热烈欢迎革命年代的老同志和反动年代的忠实朋友。拉萨尔在巴门对两三千工人讲话。自由派工厂主和他们的走狗企图闹事破坏大会，结果完全不能得逞。捣乱分子很快就被揭露出来。同时，正如瓦尔特希的报道所说，许多挥动的椅子和扔出的啤酒杯加速了他们的退却。 大会给阿尔伯特·朗格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给法兰克福的《南德报》写了关于大会的报道。在匿名发表的，但无疑是朗格写的文章中说，有人硬说拉萨尔是反动派的工具，甚至是盲目的工具，这种无聊的论断根本不值一驳。反动派帮助他而不是他帮助反动派。他的拥护者的人数以及他们的热狂不断增长。这种执弟子礼的方式同合作社社员对舒尔采·徳里奇的沉默的、天真的皈依，本质上完全不同。在巴门，向撤退的进步党人扔去的啤酒杯不是普通的粗野的武器，在工人从来就有愤激情绪的佐林根，人们估计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拉萨尔把他的行动称为阅兵，这不是一种浮夸。将来是否有一支射击协会和体育协会会员的队伍为了宪法走上战场，还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的话，拉萨尔的一支工人队伍不会让德国的现行宪法保留一点原来的样子，至少不会保留王笏、王冠、星和其他玩具，这一点是肯定的。 朗格预言，巴门的事件将在佐林根重演，而且还要变本加厉，这个预言首先得到证实。为了听拉萨尔的演说，成千上方的莱茵区工人涌到佐林根。练习射击的城堡的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在大厅门前还有密集的人群挤来挤去。进步党人在拉萨尔刚一开始讲话就企图打断他，这种企图刚一露头就遭到失败，可是有几个工人怒不可遏，用刀子刺伤了几个被派出的捣乱分子。拉萨尔讲了半小时以后，佐林根市长带了十二名武装警察来到会场，解散了大会，理由是有几个进步党的骚扰分子受了伤。干是拉萨尔在武装警察的簇拥下，在不断向他欢呼的成千的工人的包围下，赶到电报局，给俾斯麦发出一个急电，请求首相对“进步党市长”没有任何法律根据解散了大会，“依法”予以“最严格、最迅速的损害赔偿”。 这个电报是拉萨尔的一个严重错误。人们不能在魔鬼的祖母那里控诉魔鬼。一个革命者更不可央求十几年来极可耻地压制过而且现在还在压制结社权和集会权的封建反动派的代表，为一个进步党人或其他任何人对这种权利的破坏进行赔偿。俾斯麦当然没有给予所请求的损害赔偿；封建官僚决不否定一个利用警察为所欲为的自由派官僚予反而经常把他当做悔过的罪人大加欢迎。如果说，拉萨尔被进步党激怒了，做了未经深思熟虑的举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原谅了作为人的拉萨尔，那么作为政治活动冢的拉萨尔就更不应该给自己的死敌办事。进步党终于有了一张纸，可以为拉萨尔同俾斯麦的同盟作表面上的证明。 不久，拉萨尔本人就充分体会到这个错误的严重后果。在佐林根大会以后，他还在杜塞尔多夫发表了演说，没有受到干扰，后来，由于声力完全枯竭，他不得不放弃同汉堡的拥护者会面的企图。10月7日，他又回到柏林。并且正确地认为他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掌握这个城市。他散发了一万六千份吿柏林工人书，他用这个讲话开始向柏林冲击。 进步党起初打算使拉萨尔在莱茵区取得的胜利没没无闻；前共产主义者贝克尔根据这种精神努力劝说从前的制革工人，现在已经当上哈根的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小报编辑的威廉·哈森克莱维尔。当封闭消息的企图不能得逞时，进步党的报纸（仿佛它们想证实，阅兵演说谈它们不是谈得太多）就散布谣言说，拉萨尔在佐林根在对他的煽动感到愤怒的工人面前，受到警察的保护中尤其是在柏林工人中读者最多的报纸，《人民报》和《柏林改革》扬扬得意地进行这种欺骗宣传。拉萨尔就从这一点谈起，以便给柏林工人指出，他们受到进步党报纸的欺骗多么大。他利用朗格致《南德报》的信证明，进步党人对自家人是说真话的，而且强调了他的宣传活动的革命性。他又一次说明，进步党人所以恨他，并非因为他们预料他反动，而是因为他们预料他革命。他说拥护普鲁士宪法是反动的，而拥护普选权是革命的。他嘲笑进步党内那些摇摆不定的人，他们这时认识了在法兰克福议员会议上所犯的错误，热狂地反对奥地利分立主义的邦联改革。拉萨尔问道，有些人8月间跟着奥地利跑，10月间跟着普鲁士跑，在最重要的民族问题上，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不能吿诉工人，工人应该做什么，工人拿这些人该怎么办呢？ 拉萨尔特别严厉地抗议他向国家要求国家援助的这一说法。他预先就对俾斯麦后来的“社会改革”下了判决，因为他坚决反对这种想法，即工人应该从国家手里领养老金，应该为了一笔施舍而牺牲他们的独立和自主。他不要求多，也不要求少，只要求未来的、由于实行普遍、直接的选举权而复生的民主国家，通过它很容易办到的信贷运用，把成立生产合作社所需要的资本预借给工人。这种国家援助同自助并不矛悟，相反地，乃是大规模的“社会自助”，只有它才给工人提供自助的可能性。拉萨尔提醒柏林工人，想到1848年8月的伟大的死者，并警吿他们说，如果他们再犹豫不决，那么对自己，对他们的兄弟、对整个历史将负有重大责任。德国最重要的中心已经胜利了，普鲁士莱茵区正在大踏步前进，再加上柏林，运动将成为不可抗拒的。 这篇讲话写得很好，可是等于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当时，柏林无产阶级正处在一种混乱状态，这种状态在前一年就对它不利而使它同莱比锡无产阶级有所不同。普鲁士的首都以飞快的速度发展成为一个大工商业城市，主要是因为以它为中心的铁路网日益密集。它从普鲁士偏僻地区的居民中吸来大量的劳动力；从1860年到1867年，柏林人口由近五十万人增加到七十万人以上。工人人数到处急剧增长，他们受到新分子的强烈影响，这些新分子到那时为止对政治就像对月亮上的人那样不了解，现在以为在大城市里首先可以找到岀产金子的地方，他们经历了最初的失望，结果却更加死抱住最后的希望不放。同时，几乎没有任何组织把混乱的群众组织起来。 除了专门或者主要以教育为目的的大手工业协会和舒尔采的政治堡垒，柏林工人协会以外，只有三个名副其实的工人协会：由一个鞋匠领导的老帮工协会，印刷工人协会和自称郊区手工业者协会的奥兰宁堡郊区的机器制造工人协会。最初，这些协会参加拉萨尔的运动的情况是令人十分惊异的，在吿柏林工人书末尾表示愿意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名册上登记的五个（连瓦尔特希是六个）工人中，有四个或五个鞋匠，一个排字工人，机器制造工人却一个也没有。如果人们考虑到，制鞋业是正在没落的手工业，印刷业是工场手工业，机器制造是现代大工业，那么看来柏林工人所处的工业发展水平越高，他们就越持拒称态度。 然而要说明这种奇怪现象的内在联系是很简单的。制鞋业从来就因为资金少容易进行而是一门过剩的手工业，从四十年代起，大部分就已经变成受资本剥削的家庭手工业；从那时起，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的贫民救济活动里，带着一大群孩子的吃不饱饭的鞋匠就居于显著地位。六十年代，机器操作突然袭击了这种手工业。1867年巴黎工业展览会报吿得意扬扬地宣称：自从法老的时代以来，三千多年，人们都同样用手做鞋，现在已经能够完全用机器制作了。在普鲁士军鞋厂里，就用柏林一家工厂以每台二百塔勒的代价交付的机器做鞋。在这个手工业中，人们说：能逃命的就逃命吧！行会运动的领袖是一个鞋匠师傅，舒尔采的二百个原料合作社中，由鞋匠师傅组成的不下八十个；拉萨尔的首要的、最热心的拥护者也是像瓦尔特希、梅茨内、阿伦特、霍伊茨、福格特这些有才智的鞋匠帮工。 印刷工人的境遇又不一样。新闻事业迅速繁荣而且受到地方的限制，反动派对学校的破坏限制了这个需要较高文化水平的行业的劳动力竞争，在这个行业中暂时不会采用机器以及其他许多情况，使得印刷工人特别倾向于工会组织，根据他们的正确估计，这个组织会对提高他们的工资有一定影响。有六百名会员，包括柏林所有印刷和排字工人的一半的柏林印刷工人协会已经要求柏林各印刷所的老板，修改在反动时期强迫工人接受的工资额，现在这个工资额同生活资料的不断上涨的价格已经不成比例了。协会当然遭到断然拒绝，因此现在就转而拥护拉萨尔的适合于自己的原则。它要求国家帮助，它向内阁递交了一个要求废除禁止工人联合的法令的请愿书，在拟定这份请愿书时，它引用了工资铁律，可是还有所保留，即利用工人联合可以达到“大致抵销企业主对没有资产的工人的优越地位”的目的。拉萨尔在印刷工人晩会中得到的只是半心半意的皈依。 机器制造工人对他的鼓动采取完全拒绝的态度。当时机器制造业蓬勃发展，机器制造工人工资很高，是一个强大、活跌、真正现代的工人阶层，他们在内心深处憎恨一切政治和经济的反动。他们从工厂的最近的近旁看到普鲁士官僚和行会制度拥护者，由于前一年工人运动的领导人，而且还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暴露出充当政府的工具的真正面目，因此他们变得非常多疑。所以从五十年代起就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人民报》能够比较容易地使他们讨厌“国家援助”。加之，进步党的机器厂厂主又请求政府度除禁止联合的法令，虽然进步党的态度很快就表明，这只是笼格柏林无产阶级的最重要部分的一个花招，但是暂时并不是没有影响的。除此而外，还有拉萨尔的那份打给俾斯麦的倒霉的电报。机器制造工人始终忠于进步党，他们的态度对柏林无产阶级群众起着决定作用。 拉萨尔在柏林资产阶级人士中争取到几个拥护者，医生艾斯纳和诺伊曼，书商莱因霍徳·施林格曼，家庭教师阿列克西。还后一年前从英国回来的李卜克内西也在这时参加了拉萨尔的组织。李卜克内西在《北德总汇报》工作了一个短时期，这个报纸是由1848年以来就是一个道地的共和主义者的奥古斯特·布拉斯创办的，本来是大德意志民主派的机关报，可是很快就投靠了俾斯麦。李卜克内西一看破这点，就立即辞职，又开始在柏林街头进行争取生存的艰苦斗争，这种斗争，他在伦敦街头已经进行过十二年了。据他自已说，推动他参加全徳工人联合会的，是为了实现光荣义务，是在进步党报纸的攻击面前表示同情联合会。此外，他对拉萨尔的鼓动的看法同马克思一样，根据他刚从布拉斯那里得到的痛苦经验，拉萨尔的策略转变是不合他的资的，甚至引起他的怀疑，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他不了解德国的情况，他错误地认为，拉萨尔作为老共产主义者，却被诱入进步党民主派的方向和1859年的大普鲁士的拿破仑热狂之中。因此正如李卜克内西正确地估计的那样嫌恶是双方面的。 拉萨尔用来向柏林进攻的微弱力量遭到了优势力量的抵抗。进步党自称，社会主义在柏林抬头了，它也一定在柏林遭到迎头痛击。为了获得这样尊贵的荣誉，进步党并不拒绝警察的帮助；在拉萨尔由于给俾斯麦打了电报而做了一次错事以后，进步党就不惜做三次错事。它的第一种手段是驱逐，在这一方面警察可以帮很多忙，第二种手段是捣乱，在这一方面警察又可以帮很多忙。拉萨尔根据在莱茵区的经验，先举行不公开的会员座谈会，以训练他的拥护者的牢固核心。可是就在10月22日举行的第一次座谈会上，就有十一个进步党人被赶了出去，他们为了进行捣乱，以欺骗手段在联合会名册上登了记。在11月2日的第二次座谈会上，一群捣乱分子闯进了大厅，随后进行监视的警官急忙解散了会议。11月10日的第三次座谈会进行得比较顺利；只有两个进步党暴徒被赶出去，也们请求警察帮助，甚至遭到拒绝。于是拉萨尔就想毅然打开难局，在黄金国大厅召开公开的大会。可是他由于得了很厉害的咽喉炎，没有能够岀席这个大会，进步党人扬扬得意地说，他由于害怕而偷偷溜走了。可是，11月22日，当拉萨尔又在黄金国召幵一个新的公开的大会，并亲自出席的时候，却有一群警察闯进来，用暴力驱散了参加大会的人，并且逮捕了拉萨尔，说他利用吿柏林工人书，准备进行叛国活动。参加大会的进步党人，遗憾的是也有被进步党蒙骗的工人，发疯似地喊好。 三天以后，拉萨尔被保释了，可是他看出，他对柏林的冲击失败了。工人由于他被捕而叫好，证明他还不能发动足够的力量，粉碎进步党和警察的联合反抗。为了面子，他还举行了一两次会议，没有受到干扰，也许进步党剩下的一点羞耻心复活了，也许是它以为现在工人保险不会出问题了。随后，拉萨尔就放弃了在柏林的鼓动。在这些剧烈的斗争中，柏林的联合会全员曾增加到二百人，后来又很快地降到三、四十人，拉萨尔生前，这个数字就没订上升过。 二拉萨尔和俾斯麦 在此期间，尽管俾斯麦尽了最大努力施加压力、采取措施，众议院的改造仍然给进步党帯来新的胜利。虽然保守党议员也由十二人增加到三十六人，似是受到损失的不是进步党，而是老自由派的和其他中间派小集团。新的众议院立即废除了出版令，俾斯麦放弃了它。他对民族神经的投机暂时没有成功，可是碰巧，他乂能够立刻怀着更大的成功希望，重复了这一投机。 11月15日，丹麦国王去世，没有男性子嗣，11月18日，颁布了丹麦总宪法，违反伦敦议定书把什列斯维希公国并于丹麦王国。这样就把十几年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德国的耻辱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国内发生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在几百个民众大会上，人们表示愿意牺牲生命财产，从丹麦的桎梏下解放这两个公国，并决定为这个目的而募捐和召募志愿军。德意志的大邦，奥地利和普鲁士粗暴地反对这个运动，同时，它们严格遵守偏袒丹麦王位继承人的、用暴力废除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继承法的伦敦议定书。它们宣称，所以要干涉丹麦，只是因为它没有履行伦敦议定书上规定的、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义务，可是这样恰恰是承认了民族运动热烈要求撕毁的这个文件在法律上是有效的。马克思在1848年，拉萨尔在1859年要求的解放什列斯罗希—霍尔斯坦的革命的民族战争的前提就是这种情况。 可是德国资产阶级很快就同中小邦的外交手腕配合，把民族运动引进一条死胡同，即承认奥古斯滕堡家族的继承权，这是一种君主的特权，它的合法性写在中世纪的一张羊皮纸上，它的道义上的不可侵犯性和政治权利却骂在一张完全不同的纸上。奥古斯滕堡王位继承要求者属于充斥德国的、品格和才智同样低劣的平庸王子之列；他以致路易·波拿巴的一封乞求的信，开始他争取所谓的权利的斗争。在德国，他的最热心的先锋战士，一个是科堡—哥达公爵，那是在欧洲成为笑柄的狂出风头的人，还有一个是萨克森大臣博伊斯特，他对德累斯顿五月战士进行的可耻行为成为欧洲的丑闻。 尽管这种同盟关系并不美妙，德国资产阶级却急忙利用它对德国人民的一切影晌，为奥古斯滕堡的宣传服务。大小德意志派为这个崇高的任务联合起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的一个新议员大会成立了一个三十六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企图用一个振振有词而内容空洞的声明，使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与外界隔绝。不久，事情就发展到，资产阶级中的激进分子对于讨厌的暄嚷感到愤慨的地步。当“纯德国的”大臣博伊斯特由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事件的功劳，据说要得到一项国家赠礼时，民族联盟的周刊就在几篇文章中揭露了瓦尔特海姆监狱的可怕的秘密，来扭转这种过分毁坏名誉的行为。当普鲁士进步党为奥古斯滕堡家族效劳的时候。它的左翼并不同意。瓦尔德克反而声明，普鲁士众议院没有任何理由，叫这样一个僭位者迷住了；与其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边界地区设龙一个软弱无力的小邦，还不如把这个地区合并于普鲁士更为合理。这正是俾斯麦所追求的暂时保守秘密的最后目标，他用的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内阁政策的错综复杂的办法，可是进行得也很巧妙，胜过了中小各邦的外交手腕以及大小德意志派资产阶级共同的政治才能。 拉萨尔对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梦想”也同马克思当时对于受海洋冲洗的廉价热情那样，采取否定态度。民族运动只要有真正的内容，它就能够掌握工人；尤其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距离这两个成为争论对象的公国很近的汉堡的会员发表了一个宣言，号召为了“徳国的正当权利”募捐和募兵，同时这样做并不是追随进步党的尾巴政策，而是谋求工人阶级的独立行动。很显然在当时情况下，这样一种行动只能给统治阶级提供一个值得欢迎的机会，来扼杀年轻的工人运动，于是拉萨尔及时制止了这个迫切的危险。他起草了一个决议，指出俭敦议定书是一种暴行，正统的君主特权是一种错觉。德国各邦政府的义务是，把两个公国从丹麦王室的暴力下解放出来。可是在派出志愿军和体育协会会员到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去以前，必须先提岀最严重的警吿，人民将因此失去最有牺牲精神的先锋找上，这些人的团结一致比过去任何时候所要求的都更迫切。同在德国国内必须解决的巨大的中心任务相比，只要在德国有三十几个君主进行统治，是否其中有一个是外国君主这个问题，就是很不重要的了。被正统的君主特权迷住了的进步党人，似乎想利用什列斯罗希-霍尔斯坦这个机会，转移人们对国内状况的注意力，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不去解决他们无法解决的矛盾。可是人民不应忘记，德国有了统一和自由，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即可自行解决，而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任何胜利都不能保证德国的统一和自由。 各地联合会都接到这个决议。汉堡的会员（拉萨尔承认他们放的第一把火是很光彩的）也逐渐平静下来。住在汉堡的两个理事中，奥多尔夫一开始就是冷静沉着的，而佩尔还接到拉萨尔特别写给他的一封信，迫切警吿他不要为成立志愿党做任何事情。毫无疑问，在当时情况下，拉萨尔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的见解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才拉萨尔差不多同时在波兰问题上做出的决议也是这样。 这个决议承认1863年的波兰起义对欧洲是有贡献的，它摧毁了泛斯拉夫主义的幻想，同时使得从前许多德国爱国者对拿破仑和沙皇在民族原则的幌子下桔成联盟的恐惧成为不可能，这样就为欧洲民主的团结政策作了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如果德国为自己的改革利用波兰起义，波兰起义就为德国立下特殊的功绩，即为建立德国统一扫除了一个最大的外部障碍。重建一个在德国保护下的独立的破兰，是德国的最光荣、最正当的外交任务，为这个目的而进行战争，是徳国的最直接的利益，是弥补参加瓜分波兰而犯的错误的唯一办法，同时也是真正把自己从东方和西方加在它身上的压力下解放出来。拉萨尔斯做的唯一保留涉及用和平手段把波兰国土德意志化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估价比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对它的估价高些，差不多同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对它的估价相同。拉萨尔把这看做是一个需要进行专门硏究的实际问题。他的波兰决议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决议的原则性内容，从共产主义的革命立场来看是无可非难的，这两个决议也确实得到轮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的认可。 1863年和1864年之交的冬天的政治发展大体上就是这样。普鲁士众议院否决了俾斯麦为了对付丹麦而要求的一干二百万塔勒的公债，又在1864年的预算中勾去整编重队的经费。因为俾斯麦一开始就声明，他不理会这些决议，所以雅科比建议，否决政府的整个预算；根本不应该委托一个故意地、原则性地违反宪法的内阁，来处理国帑。他是坚决要求这样做的。可是进步党的多数派认为，否决整个预算纯粹是幻想，由于完全得不到预期的效果，会使反对派的状况恶化，除非纳税人拒终纳税，而这是不可想象的，进步党的多数派在这一方面也是坚决的。因此，人们就从约一亿三千五百万塔勒的预算中，削减了还不到六百万塔勒，就是这样，俾斯麦也已经胜利在握。1864年1月25日，他对众议院进行了很不客气的训斥，把邦议会送回老家，同时正如他自己所约定的，哪里有钱，他就在哪里挪用。目前他有足够的财源可以弥补成为问题的较少的亏额。2月12日，他公布了一个内阁决议，规定财政管理要有一定的严格限制的标准，以此来安抚国家债权人。这些事实又一次证实了拉萨尔的看法，即完全解散立宪机构，是反对派使政府失去活动力的唯一手段。如果众议院继续谈来谈去，它就会堕落到根本不能靠做政治力量的地步。 可是不仅如此：众议院简直成为它的敌人的一个仗恃。由于法兰克福诸侯会议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危机，俾斯麦陷入封建派和宫廷的“磨擦”的交叉炮火之中，他清楚地知道，它的德国政策越暴露，这些磨擦就会越来越复杂。奥古斯塔王后是歌徳的学生，是一个有教养的妇女，从不喜欢易北河东的容克；王太子夫妇有自由主义思想，而且更多地倾向奥古斯滕堡家族；去世的国王的很有势力的王后害怕同奥地利有任何争执，容克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也害怕这一点。所有这些影响袭击着国王的怯懦的心灵。当时有一句据说是俾斯麦说的话流传很广，把老白马往沟边赶，它就吓得猛烈地往回跳。虽然如此，还使俾斯麦得到国王的宠爱的，是他赖以战胜抗命的众议院的胆大妄为。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他在国王面前驱除3月18日的阴影，他按照自己的说法，把国王比做英国的査理一世，把自己比做斯特拉福，把只想用剪利息单的剪子把“非生产的”军事开支削减一点的温和的直由贸易派比做只想喝血的克伦威尔派。 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上，他同奥地利一起，都根据伦敦议定书行事，这时奥地利由于担心民族运动，而且，根据奥地利大臣几点慎重的暗示，也由于对俾斯麦本人的暗中猜疑，而愿意同他打交道。俾斯麦不再为邦联议会的多数派和三十六人委员会的破坏性的决议操心了。他说，政治问题就是权力问题；德意志的大邦是保护徳意志邦联不受欧洲风寒的温室；普鲁士不能被代表两三百万人的一个多数派所打败。他最多在外强面前利用三十六人委员会的漂亮的决议，就像他在国王面前利用普鲁士议员的漂亮的演说那样；他这样做，仿佛德意志大邦要不至少根据伦敦议定书干涉丹麦，那些声明就能挑起德国革命似的。当然三十六人委员会又战胜了这种骗人的奇谈，它发表了一个新的声明，在这个声明里，它对自己以前的失败感到自慰的是，它“竟然把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敌视民族的光荣事业，以它们同民族潮流的原则对立而自负的大邦赶到什列斯维希去”。 1864年1月，奥地利和普鲁士要求丹麦废除新的总宪法，否则它们就要干涉；如果丹麦用武力反抗它们的干涉，那么战争就取消一切条约，就要一般地讨论伦敦议定书。丹麦不肯屈服，于是就发生了战争。4月18日，普鲁士军队进攻迪佩尔堡垒[2]。然后在英国的策动下，在伦敦举行了一个国际会议，企图进行新的调解，这时俾斯麦舍弃了伦敦议定书，同时在普鲁士国内以及在两个公国本身，涌现出许多奏章，这些暂时羞羞怯怯、含含糊糊地要求合并于普鲁士的奏章呈给了国王，而且被国王很高兴地接受了。关于这件事，俾斯麦给他的一个心腹写信说，在他看来，“把所有想叫的狗都放岀去”，是有好处的；“猎犬的所有吠声”共同发挥作用，使外国感到由丹麦来统治这两个公国是不可能的。奥古斯滕堡人和“所有直到柯尼骚河[3]的永远合而不分的人”必然惯于考虑普鲁士政府不能给他们提出的纲领。奏章应该纠正两个公国把自己看做是德意志家庭屮的过生日的孩子，普鲁士必须以自己的生存，保证它们的特殊利益的“妄想”。为了“说明局势”，俾斯麦“最后”补充说，对他来说，两个公国合并于普鲁士虽不是最高的、必然的目的，也是最合适的结果。 在这种政治发展时期，拉萨尔和俾斯麦进行了私人会谈。关于会谈的情况，人们是从以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为一方，以俾斯麦为另一方于1878年所做的报道中得知的。[4]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说法是不一致的。究竟谁是会谈的发起人，就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根据哈茨费尔特伯辞夫人说，是俾斯麦，据俾斯麦本人说，是拉萨尔。对于这一点还不能肯定，而且也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因为俾斯麦承认，他愿意接见拉萨尔，而拉萨尔如果认为有必要或有好处，就同俾斯麦会谈，他不会像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后来所断言的那样，对一个形式的礼节问题这样看重。会谈是像俾斯麦所说的只进行了三四次，或者像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所说的进行的次数要多得多，也同样不能确定，而且也是无关紧要的。在第三点上，俾斯麦的说法比较可靠。据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说，因为俾斯麦拒绝立即授与普选权，所以拉萨尔断绝了他们的关系，而据俾斯麦说，他们的关系并没有断，因为拉萨尔一直到他快死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把他的宣言送给俾斯麦，所以俾斯麦的说法是可信的。可是在一个重要得多的问题，即在这些会谈的内容上，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回答无疑是正确的，那就是谈的是政治问题。俾斯麦断言，他同拉萨尔、就像同一个聪明的领地邻居那样愉快地聊天，这只能是一种可笑的遁辞。 最可笑的莫过于俾斯麦企图给自己的断言找根据。关于这一点，他在1878年说：“我们的关系完全不可能具备一种政治会谈的性质。拉萨尔能够要求我什么，又能给我什么呢！他没有任何后盾。在政治会谈屮，尽管人们有时为了面子不说。骨子里就是doutdes（欲取㚲予）这么一个问题。可是人们心里一定说，你这个穷鬼能给人什么东西？他没有任何东西能给作为大臣的我，他所有的，是很能吸引作为个人的我的东西，他是曾同我交往的最聪颖、最亲切的人们中的一个，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决不是共和主义者；他有很明显的民族的和君主主义的意向，他所追求的理想是德意志帝国，我们的接触点就在于此。拉萨尔是野心勃勃的，德意志帝国是以霍亨索伦王朝结束，还是以拉萨尔王朝结束，也许在他还是一个疑问，可是他的思想彻头彻尾是君主主义的。”这几句话表明，从个人对个人来说，在这几次会谈中，促斯麦是一个可怜虫，正如拉萨尔所预言的那样，他想利用社会主义吃樱桃的企图，以得到樱桃核而吿终。 正如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所说以及俾斯麦所承认的那样，他们的会谈围绕着普选权和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这两个问题。可以补充说一句，对拉萨尔来说，普选权是个主要问题，对俾斯麦来说，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是个主要问题。最近一位热心的教授把迪斯累里、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奉为皇家社会主义的三位古典代表，同时迪斯累里，甚至波拿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如果人们要想谈论什么俾斯麦的社会主义，那么就必须把它叫做慈善社会主义或奴仆社会主义。俾斯麦不仅顽固地反抗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解放斗争（这是不言而喩的立而且也反对一切能够提高在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上的工人阶级状况的社会改革，他的这种不可纠正的顽固性是人所共知的。在前一世纪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剥削者比俾斯麦更露骨地把工人的星期日休息叫做危险的礼物，或者谴责合法地调整工厂里的儿童劳动是对家庭内部重要事务的可恶干涉。俾斯麦的所谓社会主义全部包括在他对一个心腹人所说的作为官方扼杀工人问题的主要指示的一番话中：“谁对老人和残废者的养老金抱有希望（即使这种希望很小），他就感到比较舒服，对自己的命运比较满意，对待这种人比对待瞻望不确定的未来的人要顺利和容易得多。比方您考察一下一个私人的用人和官厅的听差或宫廷的侍从之间的差别，后两种人所做的事要多得多，因为他们比前一种人对自己的职务的依赖性大得多，因为他们可以期待养老金。”俾斯麦的社会主义（如果人们要想滥用这个名词的话），永远在于，用周济迷惑工人，使他们像宫廷侍从一样容易对付，并且做更多的工作。 俾斯麦也从这个天才的观点来理解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他的波拿巴主义的伎俩在内阁中遭到一定程度的反抗；顽固的旧官僚还不熟悉这种新方式。俾斯麦就更多地在别的方面寻找好办法。他自己的经济学识是对建的中世纪残余和庸俗经济学开端的阴暗的混合物，适合一个开始懂得谋取资本主义利润的容克地主的地位，当然拉萨尔任何时候也不会像俾斯麦错认为他有君主主义倾向那样，错认为俾斯麦有社会主义倾向。拉萨尔看破这种慈善的和奴仆的社会主义时的惊异心情充分反映在他从这时起屡次对用他的生产合作社的建议做试验的强烈抗议中，他最多只是利用俾斯麦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干的蠢事，比如1864年春天，当三个西里西亚织工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到了柏林，请求国王帮助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时候就是这样。 当时，西里西亚织工的慢性困苦由于棉花危机转变为一种急性的灾难。早在1862年8月，赖辛巴赫区的工厂主就提醒地方长官奥拉茹斯注意“危险的情况”，请他采取措施使得织工在这年冬天不致陷入困境。奥拉茹斯回答他们说，全体工厂主肯定将尽一切力量，用自己的资财对付面临的困苫状况；一般说来，他们的状况改善了，而工人的状况仍然停留在悲惨的境地。当工厂主提议为失业的织工建立一个劳动院时，奥拉茹斯以讥讽的口吻拒绝说，这个建议将会“不是没有理由地”给它的倡议者帯来工人的憎恨。劳动院能使许多无辜陷入贫困的居民不致挨饿吗？这些居民几乎从来也剩不下一个分尼以备急需，他们用自己的劳动使别人发财致富。这位地方长官是一个最小的波拿巴，因此他是适合不久以后即1862年9月成为普鲁士首相的小波拿巴的心意的人。这件事引起人们相当密切的注意，也使议会为此进行了辩论。郞根比劳和波得斯瓦尔道这两个织工的大村庄所在的赖辛巴赫区是一个蕴藏着火焰的地方，那里的工厂主中有个进步党颁袖列翁诺尔·赖辛海姆，他在维斯特-吉尔多夫有一家大纺织厂，是四十年代海外贸易公司建立的、汉泽曼在1848年用极便宜的价钱卖出去的那些工厂中的一个。赖辛海姆是个普普通通的资本主义工厂主；他不用茨万齐格尔兄弟的方式嘲笑被他剥削的工人，却用舒尔采的节约处方来安慰他们，不知报恩的织工也把这种事情理解为辛辣的讽刺。他们回答得很真实：我们从哪儿节省钱呢，难道我们该把嘴吊起来吗？ 1864年春天，织工弗洛里安·鲍尔和两个同志，受了大多被赖辛海姆雇佣的三百个织工的委托，从维斯特·吉尔多夫来到柏林，向国王伸诉。织工们很可能是受了封建派的唆使而采取这一步骤的。否则就不能理解，他们怎么会对王室发生信任，二十年前王室曾用枪弹、用皮鞭、用苦役和锁链来惩罚他们对于史无前例的剥削的反抗。地方长官奥拉茹斯正式声明，他不能促进也不能阻止织工的意图。这位正直人士没有主意了，因为他的顶头上司内政大臣以及执行工商业政策的商业大臣不愿使用波拿巴主义的伎俩。经过四个星期的时间，俾斯麦才实现了他的愿望，使织工代表能够朝见国王。 在这段时间里，织工们仔细看了看柏林的工人区，会见了既参加了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也参加了舒尔采的柏林工人协会的当时很有名的工人卡尔·普罗伊塞。进步党人硬说，普罗伊塞是瓦盖纳的密探。并企图由此搓一根绳子来捆拉萨尔，因为织工们是在拉萨尔家里会见普罗伊塞的，从今天对这种说法进行审査的情况来看，它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怀疑。当时的报刊关于柏林工人运动的报道中引用的普罗伊塞的许多讲话，使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喜欢饶舌的，但也是一个好心的联合会管事，这种人到处管闲事。但也到处得到善意的谅解。当进步党人为进一步证明他们的断言，想叫人把普罗伊塞开除出柏林工人协会的时候，大多数会员阻止这个秘密判决，他们宣称，普罗伊塞是一个怪人，可也是一个正直的人。普罗伊塞对请求他帮助和出主意的西里西亚织工说，他本人不是学者，他们可以去找拉萨尔、舒尔采-德里奇和瓦盖纳，他们真正是工人问题的学者，当织工们说，他们对舒尔采的处方暂时不成兴趣的时候，他就没有给他们介绍这位节约使徒而介绍了柏林工人协会主席，排字工人迪特曼。 织工们对拉萨尔比对迪特曼和瓦盖纳抱有更大的好感。弗洛里安·鲍尔成了维斯特-吉尔多夫的全权代表。赖因巴赫区不久就成为全徳工人联合会的最有力的支柱之一。相反地，当俾斯麦介绍织工代表去见国王的时候，他完全扮演着可怜由的角色。国王答应织工“立即依法处理问题，从而帮助他们解除困苦”，这是一个永不兑现的诺言，这样“社会王权”就彻底丢了脸为了调査织工提出的困苦而成立的一个官僚主义的委员会认为一切都很正常，列翁诺尔·赖辛海姆从这个事件中获得殉难者的荣誉。在这期间，他对当地的织工进行了严厉的审查，俾斯麦从王国的金库里拿出一点钱塞给被解雇的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可是这件事进行得也不顺利，因为这个由地方长官奥拉茹斯领导，以便发挥他的政治家才能的示范机构一年之内就光荣地破产了。关于俾斯麦为了使西里西亚织工变成宫廷侍从而花的救济款额，有不同的记载，最少是六千塔勒，最多是一万二千塔勒。 俾斯麦以蛊惑者的身份关心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而拉萨尔则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关心普选权。他敢于用这个武器同进步党和反动派作战，他同俾斯麦会谈就是谈这个问题。他正确地预见到俾斯麦或早或晚要实行普选权，但是他的错误在于，他希望利用他个人的辩才，使这个时刻提前。俾斯麦以一个狭隘、狡猾的商人的方式，对拉萨尔感到失望，拉萨尔以一个伟大的、目光远大的理想主义者的方式，对俾斯麦感到失望，这个理想主义者想象他的对手有某些观点，其实这些观点与他的对手风马牛不相及，正如黑格尔哲学与南太平洋的岛民那样。 拉萨尔为了促使俾斯麦实行普选权所说的一些话，可以从他后来的演说中相当可靠地推断出来。拉萨尔从普鲁士宪法一天也没有合法地存在过这一见解出发，把实行普选权不看做是违反法律，而是恢复法律，如果人们在无数次的违法行为（这个奉天承运的“法的国家”就以这些违法行为为基础。）以后，以这样一片好心谈论普鲁士的法律的话，这也是完全可以容许的。可是这个论证是白费气力，对俾斯麦和他的国王没有发生作用。这两个人盘加的违法行为是这样多，以致对他们来说多一件少一件道法行为是无关紧要的，正如不久以后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也确实是无关紧要的。同样，他们对于拉萨尔对“最有教养和最有才能的人”和王室的呼吁也是没有好感的，那些“最有教养和最有才能的人”在他们同资产阶级的争论中，认为召唤人民是“摆脱最高历史裁决的办法”，那个“由原来的面团”捏成的王室，仍然倚靠它的宝剑存在。对俾斯麦和他的国王来说，这又是道道地地的梵语。现在他们认识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他初期还没有认识的人民，这个puervobustussedmalitiosus(强壮而不怀好意的男孩)在1848年3月18日用有力的双手搓揉正统王室的“原来的面团”，并折断了普鲁士亲王的剑。他们极其慎重，决不过早地喊这男孩上台。事实上，拉萨尔在这个论证中忘记了他自己的两个论点，即个人受人欺骗，阶级决不受人欺骗这个论点，以及进步党宁要来自上面的专制主义，而不要来自下面的革命这个论点。俾斯麦不仅是一个人，而且也是一个阶致，他清楚地知道，在紧急关头，他可以比较容易地掌握资产阶级，而要掌握无产阶级却要作很大的让步。 在最近几年，三级选举制除了它的反民主性而外，它的反封建性也清楚地显露出来，俾斯麦决不喜欢三级选举制，不久他就把三级选举制称为“最可怜的、最不合理的“选举制度。他也没有忽略普选权对容克阶级有利的一面，只要农村无产阶级在容克阶级的统治之下。可是俾期麦的阶级意识很强烈，不会过早地试验双刃斧头。进步党在宪法纠纷中所采取的温和、怠惰的方式对他暂时是完全适合的。他不仅没有任何迫切的理由，而且不久的将来也没有任何理由，在普鲁士实行普选权。没有人比拉萨尔更明确地证明进步党反对派的没有希望了。 只是在德国问题上，俾斯麦才打出普选权这张王牌，这个问题在俾斯麦反动的内阁政策的十分混乱的初期还深深潜伏着，拉萨尔无法使它成为一个令人注目的问题。俾斯麦完全是一个旧派的外交家，他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在桌面上玩拉萨尔要求他玩的激烈的牌戏。有时他为了更好地掩盖自己的狡猾而表现出来的坦率同那种“无须隐瞒它的打算（因为这些打算都是以铁的必然性为根据的）的最有力的外交手腕”相似的程度，就同骆驼和马，或者自上而下的革命和自下而上的革命相似的程度一样。俾斯麦所追求的大普鲁士最不迫切需耍的，就是拉萨尔断言普选权可以给与的、民族的“崇高的精神生活”和“无限的扩展力”。 拉萨尔在同俾斯麦的会谈中，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引诱他走上这条道路的是过分的自信和唯心主义地过低估计了现代阶级斗争本身的重量。拉萨尔肯定懂得在反动派面前完全自由行动，他永远可以说，他掌握反动派而不是反动派掌握他。可是用计谋攻入用暴力还不能占领的要塞的企图，使他说了许多容易被人误会的话。 三拉萨尔同司法和警察的斗争 普鲁士官厅对拉萨尔本人和他的宣传活动表示愤怒，拉萨尔本可以从这一事实推出，旧普鲁士国家是很难用计取胜的。俾斯麦并不庇护他；即使俾斯麦想这样做，他也很难办到。警察国家有自己的头脑；它本能地感觉到，想使群众脱离它的统治的一切尝试。粗野的警察想使无产阶级离开拉萨尔，走向舒尔采-德里奇，他们仍然执行着自己的任务。 可是拉萨尔同司法和警察斗争的方式，使他得到极高的荣誉。为一根稻草而极力活动，拿荣誉作赌注，这是他在这个斗争中的口号，他时常发表德国自由主义从没有理解的意见：只有每个人尽一切力量，打消一切顾虑把他所遭遇到的任何违法的暴力都充分公之于世，每次又重新诉诸国内公共的法律意识，那么警察国家才能变成一个法律国家。不管这个思想说得多么玄虚，它比那些因为不能对抗而适应任何警察专横的讲求实际的人的行动要实际得多。假如资产阶级反对派从来就赞成拉萨尔的原则，那么普鲁士的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早就会比宪法上的一纸具文要强一些。自由主义不这样做，却对警察企图用来镇压年轻的工人运动的一切阴谋诡计公开或不公开地报以掌声。更值得尊敬的是，拉萨尔心力交瘁地企图保护自由，哪怕因此引起别人对他的憎恨（作为个人长期下去他必然遭到失败）也在所不惜。 拉萨尔反对无法无天的专横行为的斗争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典范。虽然如此，详细研究这个斗争的细节是不可能的，或者正因为如此是不值得的。拉萨尔和他的拥护者所受到的警察迫害，今天还很普遍，无须详细叙述。谁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战斗过，谁就亲身体验过这种迫害。搜查住宅、逮捕、没收和撤销营业许可，解散和禁止，一切都根据已经给警察的胡作非为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天地的法令执行，可是在这些法令给警察规定了一定界限的地方也被它毫不犹豫地越过了。这些就是警察所使用的崇高手段，其目的是反对为了劳动阶级的利益实行普选权的和平、合法的宣传活动，执行它的维护社会和国家的任务。 警察的集中体现是司法。撇开只是警察国家的没有意志的工具的检察官不谈，法官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这个国家。他们从统治阶级中得到补充，受严厉的纪律法的统治，甚至他们之中较好的人也被普鲁士刑法典的弹性条文所迫，把他们的阶级偏见作为审判的基础。阶级司法无须用拉萨尔是个反动分子的鬼话来欺骗自己或别人。它乐意为他证实，他与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小人不同。在反革命通过一系列杀害无辜的可耻行为而得到巩固以后，它适应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缓慢速度，没有操纵被它收买的司法，越过一定的界限。在五十年代，根据刑法典的弹性条文提出公诉的情况较少，进行的惩罚也较少。由于侮辱，由于挑起仇恨和蔑视，由于诽谤国家机关等等而被判监禁，在当时就是一件大事，如果判处监禁，刑期也只以天数计，最多以几个星期计。当工人鼓动家拉萨尔出现在社会舞台的时候，这种情况一下子就改变了。检察官急忙对他起诉，这种控诉使人很难说出到底是起诉理由之幼稚，还是量刑之重，更使人惊奇。九个月监禁，两年监禁，三年惩役，一年之内刑期迅速增加，法官们并不十分缓慢地使司法成为受到威胁的阶级特权的复仇之剑。 拉萨尔受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审判，是由《工人纲领》引起的，据说这个著作挑拨没有产业的阶级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蔑视。拉萨尔先在市法院后在高等法院为自己进行辩护的发言，不仅是辩护发言中的杰作，而且也是他的社会政治鼓动的武库中的有价值、有效力的武器。同他1849年的辩护发言一样，他在发言之前就先付印。这些发言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丝毫勇于战斗的朝气，仔细的准备也没有损害令人惊奇的机智，他在审判的一切变动中依靠这种机智都能找到正确道路。在市法院进行的初审很是激烈。拉萨尔作为杰出的辩论家不顾庭长的一再打断，仍然坚持发言，这种方式同他对检察官谢林的惩罚同样是典型的，他引证了检察官的父亲，哲学家谢林的著作使检察官受到道义上的谴责。 当然，无论是检察官或者是法官都不能攀登《工人纲领》的科学高峰。他们求助于胡言乱语，也就是拉萨尔在极为尖锐的辩护发言中谈到的，一句话吞下另一句话。像苍蝇粘在胶水上一样，他们粘在革命这个字眼上，他们只懂得把这个词用“干草叉[1]的意义”来解释，只懂得把它理解为杀害和击毙。他们根据普鲁士“法治国家”的精神毫不讳言，平常可以随便说的话，在工人面前不能说。他们据以进行可以说是合乎实际情况的攻击的唯一的一点，就是对间接税不成比例地压在劳动阶级身上这一事实的争论。当然拉萨尔后来在高等法院可以说：“恰恰为了这一点而受到惩罚是严酷的、令人愤慨的。三百年来，这个问题在科学上已经载在许多书中，甚至每本入门书中，所以受到惩罚，只是因为检察官和法官从没有看过国家经济学纲要。”由于这种无知，拉萨尔在检察官建议判九个月监禁以后，被判四个月监禁。拉萨尔请求法官为了历史将记下他们的姓名，而宣判他无罪，法官不答应，他们宁可把自己的名字——皮尔辛、科尔克和冯·符尔芬——写在不公正的法官的黑榜上。检察官谢林的道义上的破产由于官运亨通而得到安慰。他一直当到普鲁士的司法大臣和德国司法国务秘书。 拉萨尔给他的第一审的辩护发言冠上《科学和工人》这个标题。它的最精采的部分是这样一种主张：“对历史有比较深刻了解的人都知道，社会生活的一切状况处于普遍衰亡之中，只有两样东西是伟大的，只有两样东西在渗透欧洲生活的一切血管的私欲的慢性痨病中保持朝气并且继续生殖，这就是科学和人民，科学和工人！只有这两者的联合才能赋予欧洲状况的嫩芽以新的生命。科学和工人，社会的相对的两极，如果它们拥抱，就能用它们的铁臂粉碎一切文化障碍，它们的同盟就是我的目标，只要我活着，我就决定把我的生命献给这个目标。”在《公开的答复》发表前不久，拉萨尔为《工人纲领》辩护而发表的这一演说，是完全无愧于《工人纲领》的。这个发言中还有许多空洞的理论，其中恰恰有真正拉萨尔的东西，但是还没有令人忧郁的愤慨，它是一个战士的图象，在战场的尘土还没有扬起以前，明朗的阳光再一次照射在他闪亮的武器上。 在拉萨尔在高等法院为抗议市法院的判决而做的伟大发言中，已经沾有一点这种尘土了。这个发言谈到间接税和劳动阶级的状况，它证明，间接税是把捐税负担由有产阶级身上转到无产阶级身上的一种手段，他在过去和以后都没有像这次证明得这样彻底和不可反驳。这个发言在这一方面具有永恒的价值，仅仅是这个发言就足以驳斥，拉萨尔在经济学方面是外行的谬论。拉萨尔同样确切地反对错误对待“革命”一词。他再一次给革命下了定义，说它是代替现状的一种新的原则，不管它用不用暴力，同时他给这个有名的名词补充说：“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相信将来要发生革命。如果人们有头脑，决心适时地、自上而下地进行革命，革命就会完全合法地，带着和平的一切恩泽到来，不然革命就会在某个时期内，在暴力的一切振动下，穿着铁屐，披头散发地闯进来。无论如何，它将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到来，如果我远离日常的喧嚣，深入历史之中，我就听到它的脚步声。”拉萨尔用辛辣的讽刺，鞭笞阶级的司法，这种司法不判断所说的内容，只判断说这些话的人和地方。他可以引证，普鲁士统计局局长、枢密顾问思格尔与他发表《工人纲领》同时在合唱协会的资产阶级公众面前做过一个内容完全相似的报告，没有受到控告。他可以宣读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恩格尔勇敢地向他证实了这种一致性，并用容易理解的暗示补充说，在由专门学科引起的一切诉讼中，也像在由工商业引起的诉讼中那样，重点应该放在专家的鉴定上。因此，在拉萨尔的这个发言中，重要的和伟大的方面是主要的，可是在个别地方，人们感到这个发言是他在1863年春天，对进步党对他进行的诽谤保持着最初的新鲜印象的时侯写的。 尤其是他突出了这个非常正确的思想，即间接税的大量增加是资产阶级历史时期的有特征的标志——这个时期既包括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包括现代专制制度——，他把自由贸易派资产阶级同他在其法官面前进行辩护的国家处于对立地位。他对法官们说，他们不属于自由贸易派，不属于那些现代的野蛮人，这些野蛮人憎恨国家，不是憎恨这个或那个一定的国家形式，而是憎恨一般的国家，正如他们有时明确地承认的那样，他们很想废除一切国家，想把司法和警察包给索价最低的承包人，并利用股份公司来进行战争，使得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还有道德，从那里能对他们的用资本武装起来的剥削欲望进行反抗。“先生们，不管使你们和我分开的分歧有多么大，面对着这种瓦解一切道德的行为，我们手搀手地站着。我同你们一道保卫一切文明的古老的灶火——国家，反对那些现代的野蛮人！”这是一个危险的论证，它很容易被反动的蛊惑所利用，而且也确实被利用了。那是在十五年后，那时高等法院所服务的那个国家把一种间接税的可怕的新负担压到被它用暴力钳制着的工人阶级肩上，只有“现代的野蛮人”（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反对这种压榨群众的行为。拉萨尔本人通过高等法院的判决马上就知道，这个国家是多么不算一个国家。高级法院虽然同低级法院一样害怕暴露自己，因此把惩罚减为一百塔勒的罚金，但是它没有推翻第一次判决这个司法怪物，而且也给《工人纲领》判了死刑。 检察官谢林进行报复，他根据拉萨尔第一审的辩护发言而控告拉萨尔犯了诽谤罪（这个案件以判处拉萨尔一个月监禁而结束），并且控告《告柏林工人书》为叛国。拉萨尔非常冷静地应付这个控告。他给达姆尔写信说：“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事件，它的根源只在于检察官谢林个人的报复心”。这个案件于1864年4月12日在国事法庭审理，拉萨尔被控为旨在用暴力改变普鲁士国家制度的活动做了准备工作，事实上这个案件以拉萨尔被宣判无罪而结束。可是由于诽谤国家机关和侮辱内阁而对他进行的、另外两个与此有关的控告，由特别法庭转到正式法庭，同时又根据某些弹性条文对拉萨尔的辩护发言再提出一次新的控告。因此事情就停留在这个漂亮的原则上：由每个毁灭性的控告中，生出两个或三个新的控告。拉萨尔在叛国案中所做的辩护发言的第一部分毫不费力地驳斥了检察长阿德隆的司法谬论，第二部分则考察了控告的政治方面，同时发表了根据拉萨尔的见解，可以促使国王和俾斯麦通过实行普选权、强行改变普鲁士国家制度的意见。 关于这一方面所要说的，和关于拉萨尔同俾斯麦的会谈所要说的相同。拉萨尔在这个发言中对进步党攻击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厉害。他称进步党是一个想用王室用恩宠给它做成的项圈勒杀王室的集团。无论如何不可忽视，这种看法本身是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性的，拉萨尔经常持这种见解，其所以经常遭到非议，是因为拉萨尔恰恰在这个时候以这种形式发表了这一见解。自由派政论家亨·伯·奥本海姆比较委婉地说过同样的话，他写道：“普鲁士宪法不是全副武装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它的革命根源的标志早被磨灭了，这个宪法得到王室的雄厚力量承认的印记在反动年代已经在它身上打上了。”由于进步党使自己的所谓争取自由和人民权利的斗争，限制在这个宪法的畸形儿身上，它同拉萨尔之间的分歧就产生了。拉萨尔在国事法庭的发言中也一再强凋：我是推动者，政府里的那些人是被推动者；假如他们不做他所要求的事情，他就毫不客气地谈论他们的“无能”。布赫尔曾经请求他对表达方式要慎重一些，他拒绝了这个靖求，现在他也冷冷地回答：布赫尔请求他，在法院讨论期间离开，以便假如他们被判处检察长所建议的三年惩役，就可以逃走，这是不适当的。 第三个重大案件是由拉萨尔的在杜塞尔多夫被没收的阅兵演说所引起的。因为这次审判是在自由主义的莱茵区的一个法庭上进行的，而检察官则用进步党报刊上的材料来充实自己的长篇发言，所以特别值得提一提。除此而外，无论在控告和判决的不公正方面，还是在建议和判处的刑罚之重方面，这个审判同拉萨尔在易北河东的法庭上所受的审判没有什么差别。这个案件比其他案件几乎给拉萨尔带来更大的麻烦。第一审的缺席以判处拉萨尔一年监禁而结束，由于他在上诉时自己进行辩护，使刑期减为半年，可是在这里也不缺乏加演节目：根据辩护发言提出新的控告。在对付拉萨尔方面，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司法确实都是“反动的一帮”。 拉萨尔的死使一大堆可怜的案卷成为废抵。可是在他的死的部分已经逃出阶级司法之手以后，它还不倦地追究他的不朽的部分。因此1865年2月15日，柏林市法院根据挑拨仇恨和蔑视的条文判决消灭关于科学和工人的演说。司法和警察仍然用长枪和棍棒攻击拉萨尔的精神；而诗人的话在他和它们身上都已经实现了： 然后他将作为一个崇高的人 从法警中间穿过。 四《巴师夏-舒尔采》 拉萨尔在这些恼人的事件之中，抽出时间和精力来写他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著作，这是一本理论著作，作为工人鼓动家，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最后的结论。 这本于1864年1月岀版的书在同舒尔采论战方面，同反对朱利安·施米特的著作的情况一样：它对舒尔采这个人有时批评得过分，因为它使一切不好的东西都在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来。当然舒尔采十分得意地接受了人们委托他的“社会王国的国王”这个任务，准备用自己的名字来掩盖资本主义的一切腐朽，因此在这一时期拉萨尔在论战上的任何过分之处都可以得到原谅，同论敌的罪过相比，这种过分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为了拉萨尔本人和他的事业，他应该做得更好一些，那就是把他对舒尔采的人身攻击抹去一半，剩下的一半可以由激烈的语调压低为温和而轻蔑的语调。假如他这样做，这本著作中的一些占较大比重的章节（在这些章节中，他的辩证法的全部制胜力量又一次发挥比来，有时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吸引力），还会得到胜利。这些章节就其性质来说，是积极批评的真正范例。在舒尔采的《德国工人问答》一书中，有几章把巴师夏的含糊的话说得更含糊，要想从中获得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确观点，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可是拉萨尔能把这件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变为可能。他在序言中所表达的希望就可以说是正确的：他的命运引他走上比较顺利的道路，因为它迫使他用论战的形式来叙述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的展重要的基本原则，假如命运允许他，在一部系统的著作中有步骤地阐明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的纲要，那么这种形式就远不如上一种形式有效果而且生动。对于彻底解决这个任务来说，拉萨尔过于是一个法学家和哲学家，他的经济学著作同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相比，就象是一只木头战船靠着一艘远洋装甲舰，而《巴师夏-舒尔采》开到这艘远洋装甲舰面前，却象是一只敏捷的鱼雷艇，它常常在敌人舰队的被虫蛀的老船中间进行严重破坏。 拉萨尔在《巴师夏-舒尔采》中扯碎了自由贸易派和历史学派工以不同的方式掩盖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所有面纱；这就是彷佛这种社会状态是人类永远的自然状态的狭隘观念，关于使各个自食其力的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自助的骗人鬼话，为了资产阶级的较高的荣誉有计划地歪曲经济学范畴，硬说资本只有通过节俭才能产生，企业主利润是脑力劳动或道德克制的报酬以及当时作为最纯粹的科学成果在街头巷尾兜售的十几种类似的故意揑造的鬼话。拉萨尔在分析批判这些鬼话中，阐明了事实真相；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历史范畴，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他同样明晰地叙述了这个阶段的产生和消亡，他论述了资本同工人交换职务的历史过程，那就是资本把活的工人贬为死的劳动工具，而把自己——死的劳动工具发展为活的增殖手段。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集中在这一方面，而且只有整个社会的大生产又把资本贬为死的服务性的劳动工具，打开社会财富的新泉源，这些矛盾才能解决。资本主义所有制恰恰是一种混乱的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上分配财产的一种制度，是对社会关系的误解，由于这种误解，社会关系作为粗暴的自然力进行报复，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成一种球戏和赌博，劳动阶级的背脊成了投机家和企业主在上面决一胜负的赌台。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在经济范围内废除个人的责任，而社会主义恰恰要合理考虑人类社会中的公共事物和有连带责任的事物，以便建立人的自由和负责能力。 《巴师夏-舒尔采》在个别地方含有一些从今天的科学认识的现点来看，好像是有反驳余地的，或者是站不住脚的东西，总的说来，这本书在它出版的当时，在历史上和理论上是一部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写得更好或同样好的著作。没有什幺东西比罗雪尔企图用一堆十分怯懦、无聊的模糊概念和内容空洞的评论来蔑视“小品文作家”拉萨尔更站不住脚的了。《巴师夏-舒尔采》对整个资产阶级学术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此它受到了应该受到的报复。三十年来，报复者企图证明政治经济学史上还没有像拉萨尔这样明显的和多方面的剽窃者。 遗惬的是，首先说这种不怀好意的蠢话的，是拉萨尔的最亲近的朋友。齐格勒硬说，拉萨尔的全部理论是从傅立叶主义者图赛奈尔的著作中窃取来的，布赫尔表面上从拉萨尔的遗著中销毁了，事实上是隐匿了一个鼓动计划，因为根据洛贝尔图斯鉴定，这个计划是从蒲鲁东的著作中剽窃来的。各种各样的人大吵大嚷地说，拉萨尔模仿洛贝尔图斯。另外一些人说，拉萨尔纯粹是毕舍，还有人说他纯粹是巴扎尔，还有另外许多人则说他纯粹是路易·勃朗。至于拉萨尔除此而外还剽窃了马克思的著作的说法，则是很有前途的私人讲师们的平庸智慧的产物。他们之中的比较大胆的人物确实看出，现在终于到了给旧词配新谱的时候了。因此他们就说，拉萨尔剽窃了马克思在拉萨尔死后几个月才发表的一篇论文。有人说，拉萨尔善于剽窃别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不仅剽窃他们在拉萨尔生前出版的著作，也剽窃他们在他死后出版的，或者将要出版的著作，这种天才的说法，确实给资产阶级硏究的虚荣心开辟了天才发现的无限广阔的天地。 这种硏究的方法同它的结果同样美妙。因为自从圣西门，甚至自从托马斯·莫尔以来的社会主义都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害中产生的，并且要想消除这些弊害，所以这个根源和目标的共同性，给近代所有社会主义者以某种共同的思考方向。在这种共同性之内，各个社会主义者的态度、活动和愿望决定于他的天赋。他所受的教育，决定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阶级斗争的不同发展，决定于社会主义认识已经达到的高度，总之，决定于他在其中思想、行动和说话的整个历史环境。如果人们要确定，某一个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应该占什么地位，就必须研究这一切。如果仅仅根据现代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一般轮廓来判断这个人，那就会像一个自然科学家硬说，狮子、绵羊、老鼠和鲸鱼，因为它们都有哺乳动物的特性，所以是相同的动物那样昏瞶。不过应该承认，历史批评的这种不合理的方法，有其合理的原因。一个社会主义者对一个一定的社会攻击得越具体，越尖锐，这个社会的粉饰者就越是想方设法地把他说成是从所有角落里收集各种一般的口号的一个抽象的幻影。还没有一个德国教授或私人讲师否认拉萨尔的没有传播到群众中去的科学理论著作的独创性。相反地，马克思的伟大理论著作越是成为驻众的公共财产，就出现越多的大学著作聊以自慰地指山，马克思同拉萨尔一样，也是一个可怜的抄袭家， 拉萨尔本人从没有自称是先驱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甚至没有断言自己是把新思想介绍给群众的社会主义鼓动家。恰恰相反！他不厌其烦地重复说，他只想给工人以绝对确定的和容易证明的东西，他对他们说的全部是在科学中早就确定了的东西以及科学家们早就知道的东西。如果说拉萨尔在这种时候喜欢引用资产阶级权威的著作，并不是因为他想以此掩盖从社会主义先驱者那里盗窃来的东西，而是出于他本人完全公开说过的原因，他利用这些权威能够更加有力地打击资产阶级敌人。他的鼓动的历史重点不在他的个别的要求和思想是否已由别人或多或少相似地说过，而在他是否正确地认识到，必须组织德国无产阶级的政治阶级斗争的历史时刻，以及他是否懂得正确地组织这个斗争。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才可以谈到拉萨尔在自己的鼓动著作中是否经常对给他以教益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代表给与公正的评价。 事实上，拉萨尔从空想社会主义那里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那里得到一点好处，可是从现代科学共产主义那里得到的好处却很多。他在借用三月革命前的法国社会民主派的个别思想或用语时，是否每次都要注明出处，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根据情况而定。如果要真正决定这个问题，所花费的劳动和精力就会远远超过这个问题本身的价值。从事情的实质来看，拉萨尔所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派同路易·勃朗及其同志的法国社会民主派有根本的不同；拉萨尔必须随时随地注意不给阴险的敌人以新的歪曲的机会，他有充分的正确理由，不援引法国社会主义，假如他援引，只能很表面，很有保留，而他不援引，在最坏的场合只是不客气，而不是不公正。 拉萨尔同现代科学共产主义的关系却完全不同。要是没有马克思的精神上的准备工作，他的鼓动，尤其是《巴师夏-舒尔采》是不可想象的。拉萨尔在他的主要经济著作中引用过一次马克思1859年发表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他不仅引用了它，而比给它加上许多最生动的赞语，他一口气说它是极为重要的、杰出的、优秀的、划时代的、卓越的著作。同这种虽然不是夸大，但却是夸张的赞扬相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却说，拉萨尔在引用他在1859年的著作中关于价值量和价值实体所做的说明时，发生了“严重的误解”，这种行为显得多么冷酷无情。马克思《enpassant》（“附带”）做的补充，更不客气：“斐·拉萨尔经济著作中全部的一般的理论命题，例如关于资本的历史性质，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关系等等，几乎逐字剽窃自我的著作，甚至连我所创造的专门名词在内，而没有注明岀处，他这样做，多半是由宣传考虑决定的。当然，我这里说的，不是他的详细叙述和实际应用，这些是与我没有关系的。”[5]给拉萨尔写传记的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就这一点说，马克思个人远远离开拉萨尔，就像一个迟钝而顽固的人往往远离一个敏捷而有口才的人那样。这是对于马克思的毫无根据的攻击，我们只要让事实本身说话，就可以得到一个解释，对他们两个人各自做出公正的评价，而不对一个人或两个人有不公平之处。 拉萨尔经常十分重视同马克思合作，一直到1862年夏天，他还表明要同马克思一起在德国开始对工人进行鼓动，这就表明拉萨尔决不会偷偷地用马克思的文笔来装饰自己。但是，如果马克思不想同拉萨尔的“详细叙述和实际应用”发生任何关系，如果他用另外一些话责备拉萨尔认为应该赋与徳国工人运动的特殊形式，那么拉萨尔显然处在迫不得已的状态。他既不能在他从马克思学来的东西中否认自己的科学信念，也不能引用马克思的著作而不在他们不一致的问题上引起公开争论。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拉萨尔的行动的才肯定是“宣传考虑”，而且看来差不多是这样，仿佛他在认为同马克思的看法完全一致，可以引用他的著作的时候，就想用许多赞语来弥补他在另一些地方必须十分不快地放弃的东西。但是马克思不仅在拉萨尔生前，而且在他死后，也注意到这种“宣传考虑”。当拉萨尔在他引用马克思著作的一个地方，大大伤害了马克思的观点的时候，这就更加严重了。马克思在也资本论分第一章屮再一次总结了他从前关于商品和货帀所做的论述，并且尽可能地通俗化，恰恰考虑到使拉萨尔陷入窘境的“严重的误解”，这时马克思才说明这种关系。 事实上，这种误解归根于拉萨尔和马克思之间的最深刻的分歧，也就是法哲学观点和经济学—唯物主义观点之间的分歧。拉萨尔在《巴师夏-舒尔采》中，严厉批评了巴师夏和资本利润的其他诡辩家转嫁给英国经济学的价值论的服务范畴。他又根据李嘉图的学说，完全恢复了价值论，李嘉图认为一切价值都分解为劳动量，而劳动量又分解为劳动时间。然后拉萨尔根据马克思的见解阐明，在个人不是创造使用价值而是创造交换价值，不是为自己的需要而是为其他所有人的需要劳动的社会里，不是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形成和衡量商品的价值，而是只有当它体现通过货币而获得独立存在的一般社会劳动时间的时候，才是这样。可是拉萨尔以为，用这个关于作为衡量价值的单位的货币和社会劳动时间的叙述，已把马克思关于价值量和价值实体的论述的“思想的神髄”提示出来，这个估计中的确包含着“严重的误解”。他从马克思所发展的价值论中只取出适合他的法哲学世界观的东西：他指出构成价值的一般社会劳动时间使社会共同生产成为必要，以便保证工人得到他的劳动的全部收获。可是对马克思来说，他所发展的价值论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包含的一切谜，沿着这条线索可以追究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形成，这种形成是必然使资本主义社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世界历史过程。拉萨尔忽略了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之间的差别，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用一次详细帮助了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双重性，他把它当做了解政治经济学的钥匙。拉萨尔在马克思开辟的这条新道路上走了一段，然后又用他对价值论的道德-法律的叙述堵塞了这条道路，不言而喻，当马克思企图续成他的1859年的著作时，必须清除这个障碍。 今天有些多愁善感的人为马克思对待拉萨尔的行为抱不平，这些人肯定不了解马克思，更不了解拉萨尔。拉萨尔是一个非常诚实而严肃的科学信徒，他欢迎明白指出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即使这对他不利，也无不如此。也许他认为马克思索回自己的精神财产，是使他从一种迫不得已状况下解放出来。马克思不想同他的“详细叙述和实际应用”发生关系，他可能更加满意。这种叙述和应用是拉萨尔用来装备德国无产阶级的武器，正如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所说，在徳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以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6] 五拉萨尔和工人 在1863年和1864年之交的这个冬天，拉萨尔需要完成许多艰巨的工作，而他最大的负担是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关怀。如果这个联合会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就达到了主要目标，其他目标是否达到就是次要问题了。如果没有这样发展，按照拉萨尔的看法，他就丧失他投入几乎超人的精力的巨大押注。在他看来，他在开始进行鼓动时所抱的希望没有实现。 事实上，联合会的发展规模是很可观的。1863年秋天仅有一千会员，差不多过了一年就增加了四倍。可是联合会仍未脱离拉萨尔所嫌恶的儿戏状态。加之这种发展又是这样艰难痛苦，以致拉萨尔在郁闷的时刻就变得“十分厌倦，很是厌倦”。事实上，事态的外貌同拉萨尔在纸上所描绘的完全两样。一夜之间从地底下“涌出一支团结一致的工人队伍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拉萨尔的鼓动是由个人的功名欲引起的，是错误的；那么，说拉萨尔只从历史-科学上关怀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至少是夸大。现在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证明，他对工人阶级具有深厚的同情，他同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感受和感情。可是他基本上生疏的，是工人阶级作为群众的内在生活，同贫困和灾难、同日常琐事的艰苦斗争（通过这个斗争，工人阶级必然努力上升到它的现代阶级意识的可靠基础），以及同这种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徒劳的袭击和痛苦的重蹈覆辙。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在任何时侯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像拉帕斯·雅典娜[7]那样从一个大胆的思想家脑袋里产生出来，拉萨尔对于“它的最初尝试的不彻底性、艰苦性和弱点”没有正确的了解，至少没有马克思和思格斯那样清楚的了解。 德国无产阶级开始觉醒，随着在它身上也就产生了必然鼓舞它的解放斗争的自觉的纪律和团结的精神。拉萨尔的火热的辩才善于在突击中夺取这种精神，可是在迅速地沸腾起泡之后，紧接着就是同样迅速地撇去浮泡。在屏息静气地谛听拉萨尔讲话的几千人之中，最多只有几百人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名簿上登记，而这几百人之中，几乎只有几十人履行他们入会后的义务。因此，拉萨尔感到十分失望，而事实上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就其后果而言是有益的过程。现代工人阶级为了永远有力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自己锻造自己的命运；现代工人阶级必然要经过，而不能跳过它最初的有力的奋起同组成能征善战的持久队伍之间的过渡阶段。 因此，拉萨尔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自己的鼓动的作用。他所散布的火星落在湿木头上，因为不能马上成为熊熊烈火，他便认为这些火星已经熄灭，这是很不对的。他交给群众的东西，所起的作用决不止一小时、一天乃至一年。主要工作他已经完成了：他为一支强大的工人队伍创造了坚固的骨架。像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样一支核心部队是不会被打倒的，在最凶恶的风暴中也没有被打倒。差不多同时，仅仅两三个月以后，当拉萨尔抱怨“深刻而痛苦的失望”和工人群众的冷淡和迟钝所引起的“内心的强烈愤怒”的时候，当他咒骂使他气得要死的métierdedupe〔愚蠢的行业〕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不能发泄这种怒气，而必须在内心把它掐死，往往还必须坚持相反的主张的时候，阿尔伯特·朗格这样一个聪明而公正的观察家写道，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培养工人阶级领导人物的非常有效的学校”，他补充说，真正同工人交往的人很容易看出，这个联合会的影响比它的会员名册大得多；在莱茵区的工人中，舒尔采的拥护者已经寥寥无几了。 当然在这里的工人中，联合会的会员也比其他地方都多。在1864年秋天的四千六百十名会员中，有一半以上在莱茵区，在这一半之中又有一半以上是在爱北斐特-巴门和以符佩尔塔耳为老家的、由于技术进步和世界市场的繁荣而不断革新的纺织工业的农村前哨，尤其是在容斯多夫和韦默耳斯基尔兴。爱北斐特的全权代表胡果·希尔曼不倦地走遍整个地区，他是一个天生的鼓动家，在流亡伦敦期间，曾无缘无故地被人认为是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其实决不是这样，可是个人在经济情况不佳时，在选择补救手段方面决不是严格的，因此常常受人攻击。拉萨尔气愤地回答联合会司库对希尔曼的怨言说，他同希尔曼就像拿破仑一世同达乌的关系一样，假如他有两个这样的人他就要枪毙他们之中的一个，可是，因为他只有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需要他。 除去爱北斐特-巴门以外，有五百会员的佐林根是莱茵区运动的中心。这里的卡尔·克林格斯和爱德华·维尔姆斯是拉萨尔的热心的拥护者。佐林根的工人教育协会完全合并于全德工人联合会，佐林根的消费合作社公开声称，成立一年半以来，它始终反对“简直可笑的和夸大的观点”，即认为通过消费合作社可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它始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证社员不受零售店的暴利和越来越普遍的粮食掺假的影响。佐林根的研磨工和剪刀工人，磨剑工和造剑工几十年来受到资本的沉重鞭答，因而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理解得容易而迅速。在雷姆夏特、哈根、伊塞隆，手工业的观念还给宣传造成严重障碍，莱茵河左岸的克雷费尔特的情况也差不多。相反地，在工业人口很多的杜伊斯堡，运动的进展却很顺利，杜塞尔多夫也是这样，因为人们对拉萨尔在莱茵河畔的生活的回忆在那里起着作用；这两个城市各有会员二百五十人左右。科伦的进展较慢，因为莱茵资产阶级在那里的反抗最为强烈。1863年12月，莫泽斯·赫斯回巴黎去了，接替他担任全权代表的人不能利用个人的才能弥补地区的不利。 莱茵区以下，联合会的主要堡垒就是汉堡和它附近的哈尔堡。两个城市共有会员约七百人。德国大商业的这个典型城市给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提供的有利条件同德国大工业的典型城市提供的差不多。汉堡工人教育协会还是1848年成立的，它在反动年代的灰烬中保存了继续发光的革命火星，此外，五十年代在汉堡成立了德国最大的两个消费合作社。当民族联盟这股潮流涌入教育协会时，在它之中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领袖是教育协会的总干事于尔根·吕德尔斯，主要发言人是奥古斯特·佩尔，他原来的职业是律师的司书，后来有一个消费合作社任用他管帐。由于他是反对派，所以被开除出教育协会，于尔根·吕德尔斯被撤销总干事的职务，随后他就开设了一个小旅馆，佩尔和他的拥护者在这里见面。1862年11月，年轻的雅科布·奥多尔夫加入了他们这个集团，他是一个钳工，在虎钳旁边和铁工厂里度过了五年艰苦的学徒生活，后来又在德国、瑞士、巴黎、伦敦流浪了五年，有过很多经历。他有着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血液，他比佩尔接近群众，虽然佩尔并不是一个没有才能的人，后来甚至成了博士，当了律师，可是因此也就脱离了工人运动。联合会驻哈尔堡的全权代表是泰奥多尔·约克，他是一个勇敢、顽强的无产者，当保证工人运动的独立性成为必要时，他对于别人指责他倔强顽固是不放在心上的。一个年轻的木器工人古斯达夫·德克维茨把运动从汉堡带到不来梅，可是市议会把他吓倒了，市议会把不来梅没有结社法这个事实解释为在不来梅不允许成立政治社团。于是德克推茨就限于进行一种秘密的鼓动，只争取了二三十个会员。 萨克森王国的会员人数同这个王国的工业地位不相称。它总共只有汉堡和哈尔堡那样多的会员。其中有一半是在莱比锡及其工业郊区孔纳维茨、施忒特里茨和童贝克。在1863年秋天瓦尔特希移居柏林以前，他在格罗森哈因、格罗斯布克、诺伊格斯多夫、罗斯瓦因进行了鼓动，起初效果不小，可是很快就逐渐消失了。来自诺伊斯多夫的一份报告关于这件事是这样说的：“会员不敢公开拥护拉萨尔，因为害怕受到迫害。很久以来一个织工每天最多只挣到三个银格罗申六分尼。瓦尔特希先生受到欢迎的原因就在于此。一般工人都认为，为了改善状况必须开始斗争。”没有什么比一个工人的这几句朴实的话，对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家庭工业的可怕影响，描述得更为明确了。不足推持生活的低得可怕的工资使得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的精神生活在奴隶的恐怖和野蛮的报复之间摇摆不定。 在萨克森王国不像在莱茵河畔那样破产的资本主义激进派，在比较发展的工人阶层中仍然有很大影响。人们不能一下子就把密布在易北河左岸的萨克森地区的工人教育协会之网扯碎。在德累斯顿，联合会会员人数几乎不到一打，其中铜匠弗尔斯特林主要是由于热心而不是由于有才能而显得突出。在莱比锡，乌特克仍然忠于联合会，给会员做关于法国社会主义的报告。据报道，他没有受到很大欢迎，原因是他的表达能力没有达到他的学识所达到的高度。莱比锡的全权代表是达姆尔，他是一个有三百塔勒收入的青年学者，有一个人口迅速增多的家庭，受到个人争取生存的斗争的严重压迫；因此鼓动工作主要落到弗里茨舍的强有力的手中，他是德累斯顿五月战士的老前卫之一。 在西里西亚织工区，事态的进展比萨克森织工区顺利，不过在拉萨尔死后才是这样。拉萨尔在波希米亚的阿什[8]争取到为数不多的会员，这件事使他感到许多很有充分理由的愉快和吃了许多没有真正成果的辛苦。拥护他的是大约一百个织袜工人和织布工人，他们是被机器抛到街头的勇敢而正直的人，他们把“饿死”看做是眼前的“这种世界喜剧的结局”。可是只是就他们的虔诚的意向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革命意向来说，他们可能是（正如拉萨尔所说）“老胡斯教徒的后裔”。被拉萨尔任命为阿什的全权代表的织袜工人马丁写道：“不论贵贱必须按照圣经行事，这正是拉萨尔主席先生和他的头脑清楚的拥护者的意图”。这种十分模糊的看法充分表明，阿什的会员不是运动的真正的树根，而是一个野生的幼苗，当然拉萨尔为了保护那里的会员不受官厅和工厂主压迫而做的种种努力，并没有因此而每下愈况。 在南德，运动所占的地盘很小，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运动起源于普鲁士，一方面南德的小资产阶级还占很大优势。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海曼和泰奥多尔·缪勒虽然对联合会的事业表示同情，但是没有接受联合会的任何职务。法兰克福的工人教育协会也继续存在，因为穆勒要想首先开展对工人的教育工作，而拉萨尔由于考虑到缪勒对他有过不少贡献，因此尊重他的这一愿望。由于宗纳曼在苏黎世工人大会上进行阴谋活动，拉萨尔想让人把他从协会中开除出去，可是由于两票之差，没有成功。一开始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法兰克福有六十七名会员，这个数字虽然增长很慢但却不断增长。其中有一半是裁缝，此外是别的手工业工人，如制黄铜器工人弗里茨·埃尔纳尔和纸架工人维尔凯尔，也有个别文人，如伯恩哈特·贝克尔和年轻的亨利希·奥贝文德尔。可是拉萨尔并没有利用施韦泽来贯彻自己的意志，后来施韦泽经他介绍成了莱比锡的会员。在法兰克福最初的全权代表，雪茄烟商人施特劳斯表现出不可靠以后，伯恩哈待·贝克尔接替了他的职位。美因兹的情况比法兰克福坏得多，那里的钟表工人谢普勒很快又回到进步党的怀抱中去了。美因兹的事态过程是现代工人运动初期常有的朝盛暮衰现象的一个特别确切的证明。拉萨尔的辩才似乎一下子就掌握了美因兹的工人，然后就发生了一个彻底的倒退，到拉萨尔逝世为止的一年半时间内才又有了十至十二个会员；可是当拉萨尔的遗体经过美因兹时，该城工人像对一个国王那样，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 在小市民的典型地区莱茵普法尔茨、巴登、维尔腾堡，运动没有能够站稳脚跟。相反地，斯图加特、埃斯林根、乌尔姆、海耳布朗、哥平根、罗伊特林根、格明德、康斯塔特等地的维尔腾堡工人教育协会，在1863年6月组成一个特殊的邦的联合议会，一年之后在哥平根举行了第一次全邦的大会。在这些协会的理事中，有工厂主、教授、教员、药剂师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可是工人却极少。巴伐利亚的情况有一点不同。巴伐利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邦，在工业立法方面非常落后，可是在奥格斯堡、慕尼黑和纽伦堡有几个金属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中心，有几千个产业工人。尤其是奥格斯堡的大规模的纺织厂、织布厂和棉布印花厂吸收了大批工人。奥格斯堡的工人受到的训练并不坏，因为纺织巨头在建厂初期为了培养本地工人，从阿尔萨斯和瑞士招来一批外国工人；而且在奥格斯堡也有许多工人参加过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还具有深刻的反抗精神。可是巴伐利亚的资产阶级为了把工人群众投入政治生活，在这里花的力气也最多。巴伐利亚的资产阶级开始感到自己的存在，并同教皇全权主义，即同用这种名义活动的容克阶级和僧侣阶级发生了关系。它尤其希望打破工商业立法和关税立法的限制，因为这些限制给它参加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增加了困难。奥格斯堡的纺织业大王，今天是保护关税论者，当时却是积极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他们答应被他们剥削的工人享受自由贸易的千年王国的一切天堂之乐。有时他们可以用这一点来欺骗无产阶级，可是在最进步的工人中也不是没有产生比较正确的见解。当一个在汉堡参加拉萨尔的运动的奥格斯堡工人，机器匠弗里德里希·迪尔回到他出生的城市的时候，争取到几十个会员。可是事情进展得不很顺利，因为缺少演说人材，而且已自由派报对拉萨尔的中伤在工人中还有很大影响。 总的说来，在拉萨尔逝世的时侯，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德国散布到五十多个地方，其中有三分之一多一些，只是空有其名，在另一个三分之一的地方，有一百多个会员。在国外，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表示愿意参加，可是拉萨尔对待它却很慎重，因为他认为伦敦的情况是最困难、最复杂的。很可能他想避免同马克思发生可能的冲突。在瑞士，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表示拥护拉萨尔，可是却抱怨得不到成果，因为手工业工人还完全耽于舒尔采的幻想，每个人都把自己看做是一个赚钱的合作社的未来成员。 联合会分布的地区范围远远落后于拉萨尔的期望，而它的内部发展也是这样，或者更为不妙。拉萨尔刚在这里播完种，就想在这里收获。由于全权代表的报告不定期，会员缴纳会费不按时，并且往往完全停交，由于年轻的联合会的生活中颇不缺乏的“进步党”式的摩擦、琐事、阴谋、争论”，拉萨尔感到非常焦急。“联合会儿戏”逼得他咒骂了无数次。尽管他不知疲倦地用请求、提醒，在最严重的场合甚至用威胁推动全权代表，但是他没有看到他所创立的组织发挥正常的功能。联合会的金库一开始就有很大亏空，而且不断增加，由于拉萨尔的捐款、他的鼓动著作的稿费、几个富裕的会员的自愿贷款、司库的预支以及其他财政措施，亏空有所减少，但是没有完全补足。甚至爱北斐特的希尔曼、汉堡的佩尔和莱比锡的达姆尔都不能按期结算帐目和提出报告，那么怎么能够期待那些只有很少会员的全权代表，作为普通的工人在每天的艰苦劳动以后，进行宣传活动，还要算账或者写字呢？像他们这些人是不习惯同笔杆儿打交道的。 为了提高联合会的内在生活能力，拉萨尔采取了一些旨在扩大会员的独立性的措施。首先他指示在爱北斐特、巴门和容斯多夫各设一个由当地会员选举产生的特别的财务管理机构。它由两个司库和两个检查员组成；此外还有两个监督员，他们的任务是到到期未交会费的会员那里去催交会费。可是只有全权代表有权处理当地的开支，其标准是，不经主席特别批准，开支不得超过每月收入的一半。过了一些时候，拉萨尔又为那三个地方以及杜塞尔多夫、佐林根和韦默耳斯基尔兴规定，当地的会员选举三个全权代表候选人，由主席最后由决定由谁担任全权代表。一开始就规定这两项制度将在整个联合会中推行，这是对民主原则的让步。不过它们似乎没有促成很大的改进，因为缺点主要在于，组织本身还很幼稚，而不在于它的弱点已经显露出来。 虽然有这许多幼稚病，但是联合会仍然表明，它是一个很健康的孩子。会员对拉萨尔表示忠诚和赞同的许多事例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一再缓和了他的焦躁心情，可以使他得到很大满足，自觉自愿地承认他是自己的领袖的，是德国无产阶级的精锐部队。同时事实早就表明，联合会并不是一个对大师唯命是从的宗派，而是一个很快就开始接受独裁领导的发展迅速的党。有人说，拉萨尔要求他在柏林的拥护者答应，在秉承天命的王室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支持王室，反对资产阶级，结果遭到这些拥护者的强烈反对，这种说法是不足置信的。这个要求同拉萨尔的一切可信的言论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它（加之又是经过第三手流传下来的）应该被流放到童话的国度里去。可是遗憾的是，在另一种情况下，拉萨尔却醉心于对莱茵工人的革命意向提出很不合理的要求。两个叫莫尔的佐林根研磨工人和一个叫洛茨的爱北斐特的工人，在1864年春天被判四个月监禁，因为据说他们用刀子刺伤了两三个拉萨尔在佐林根发表阅兵演说时捣乱的进步党人。这时拉萨尔建议，被判刑者应该向国王呈递一个有大批工人声明支持的请愿书，请求恩赦。可是这几个勇敢顽强的人坚决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们认为，即使被判四年监禁，向国王乞求恩典，也是违背他们的意志的，他们的同志也赞成他们的意见。拉萨尔的建议遭到坚决反对，不过他至少老实承认，能够领导这样一些人，使他感到自豪。当然他还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意见，因而提出不递请求赦免书而递交一份申诉书的第二个建议。 同佐林根工人的这一抗议相比，瓦尔特希反对拉萨尔就很没有理由了。1864年2月1日，瓦尔特希辞去了联合会书记的职务，因为他同拉萨尔合不来；同拉萨尔非常亲密的佐林根的爱德华·维尔姆斯接替了他的职位。瓦尔特希移居德累斯顿，担任那里的全权代表。这时他就致力于联合会的地方分权，同资产阶级的比较坚定的派别发生比较紧密的联系，同时竭力批评联合会名存实亡、主席的非常危险的欺骗，以及发表其他包含明显对拉萨尔进行人身攻击的意见。无论如何，瓦尔特希的这些做法是错误的；他自己曾经体验过，工人投靠进步党会得到什么结果。如果说联合会的中央集权不能实现的原因是，工人们还不适应一个政党组织，那么地方分权就是干脆给整个运动判处死刑。拉萨尔有理由不把这看做是结束的开始，而是看做结束本身，如果联合会真正必须解散的说，这就是解散联合会的一个巧妙的借口。假如瓦尔特希不相信得到成果，那么根据他过去的情况，他就应该脱离联合会而不是破坏联合会，拉萨尔对于瓦尔特希的反对越来越感到难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尽管如此，这种敌对也含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因。很久以来就有人对于拉萨尔给工人运动确定的组织提出许多不公平的，或者至少是严重夸大的责难；比如拉萨尔在他的命令中，开始把地方经组织简称为支部[9]。这种把一个冗长的名称按原意加以简化，被视成是宗教的宗派精神，其实这种简化不过是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对它的地方组织使用过的一个名称。不过在拉萨尔的中有形成宗派的危险，这是无可争辩的，因此在联合会内部很早就发生的对拉萨尔的反抗，是内部力量的一个标志，不管它起初像佐林根工人那样采取了正当的形式，或是像瓦尔特希那徉，采取了不正当的形式。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存在期门，这种对立从没有完全消除，只有当它所反对的危险，即同一切个人独裁结合在一起的危险消失时它才会消失。 拉萨尔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把权力和自由统一起来，把这看做是未来社会形式的典范，这是有很大意义的。毫无疑问，只要关键在于唤醒无产阶级的强烈的阶级意识，消除由进步党带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的群龙无首的散漫现象，个人独裁也是有益和有用的。然而在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个人独裁就由动力变成障碍，非被取消不可了。一个意识到自己的革命意志的、历史上上升的阶级，把权力和自由在本身统一起来，无须把自己的意志像一把锤子似的交到一个人手里。拉萨尔所执行的个人独裁的真正权利，在于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像约克、瓦尔特希和佐林根研磨工这些进步的工人很早就发挥自己的意志，反对拉萨尔的独裁领导，这就证明了运动的独立的推动力量。 在个人独裁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以前，还要经过好几年，它的瓦解过程不止一次地导致激烈的震动。可是这里只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那个不显眼的过程，这个过程使敌人得到廉价胜利的值得欢迎的机会，直到事实表明，它是革命的不可遏止的胜利的一个条件为止。 [1]《马克国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9页。 [2]丹麦为保卫阿尔斯岛在日德兰半岛南部的迪佩尔村建立的堡垒。——译者 [3]什列斯维希和日德兰半岛的界河。——译者 [4]古斯达夫·迈耶尔在他所著《拉萨尔和俾斯麦。他们的通信和谈话》（1928年柏林版）一书中发表了有关拉萨尔和俾斯麦之间的关系的全部材料。——原编者 [5]《资木论》第1卷，参阅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Ⅸ页。 [6]见马克思于1868年10月13日致约·巴·施韦泽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8页。 [7]希腊神话中司智慧、技艺、战争的女神，从最高的天神宙斯的头颅中诞生。——译者。 [8]捷克斯洛伐克的城市，位于赫布西北。一一译者 [9]德文是Gemeinde，原意是地方团体，也有教区、教会等意。——译者
第一章拉萨尔和莱比锡中央委员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 第三部拉萨尔的鼓动 第一章拉萨尔和莱比锡中央委员会 一1863年前后的德国无产阶级 二进步党的工人政策 三无产阶级的独立活动 四莱比锡中央委员会 五拉萨尔的《公开的答复》 六拉萨尔的会战计划 七最初的成败 八法兰克福大会 九全德工人联合会 一1863年前后的德国无产阶级 三月革命以后，德国工业发展迅速，在这种情况下，劳动阶级发生了巨大变化。 可是农村无产阶级的人数仍然远远超过工业无产阶级。普鲁士农业中的独立劳动者有三百五十万人，而大工业中的独立劳动者只有七十五万人。而且在工业人口中，手工业多于工厂工人；在普鲁士，手工业中的独立劳动者有一百万人以上。在德国的普鲁士、萨克森、黑森选帝侯国、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和巴登这几个邦中，手工业工人共有二百万人以上，而工厂工人还不足一百五十万人。同时我仍不可忽略，一般说来这些数字只是一个约数，具体来说，在所谓的手工业者中包括许多在经济现实中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家内劳动者。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德国绝大部分地方，手工业者超过工厂工人，而农业劳动者则超过它们两者的总和。只有一个德意志邦，即萨克森王国的情况与此相反。这个王国以飞快的步伐发展成为一个建筑面积广阔的大城市，只在边境上有较少的农田。普鲁士的杜塞尔多夫行政区的工业发展水平同它不相上下。此外，六十年代初期的统计虽然很不完全，也能给认为旧时代美好而留恋的人以安慰：德国要成为一个大工业国还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可是，假如有一位博学之士在耶拿会战之后硬说，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下的普鲁士根基稳固，因为那时还没有一个法国兵踏上易北河右岸，同这种说法相比，上面所说的安慰的意义实际上也不过如此。大局已定，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大工业迅速发展。成千上万人的牺牲开辟了大工业的胜利道路。从前有几十万手工纺纱工人，1849年剩下八万四千二百八十六人，到了1861年减为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七人。大工业在哪里站稳脚跟，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就在那里提高劳动强度，立刻发挥破坏作用。仅在普鲁士绵织业中，由于采用动力织机，从1846年到1861年，手织机由七万五千六百六十六台减为四千七百七十七台，工人由八万二千一百九十三人减为一万二千五百四十一人。这只是大工业战报中的几个数字。 在大工业走过的地方，引起死亡和毁灭，在它未到之处也产生了极大的恐怖，手工业吓得浑身身战抖。即使在还没有直接受到大工业威胁的地方，手工业也怀着忧郁的心情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到了，感到大工业通过改变一切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摧毁了它的基础。1858年至1866年，在普鲁士的一份官方报纸上发表的许多地方的报告中，充满了对于手工业不可遏止的衰亡的悲叹，甚至在像波森省这样暂时离开火线很远的地方也是如此。 破产是小资产阶级的常客。这个阶级不能离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地，而这个社会的突发的抽搐使它一刻也不能安静，小资产阶级执行的政策同它的社会地位一样充满矛盾。道道地地的小市民仍然迷恋于中世纪的幻想。1862年，他们在魏玛建立了一个有行会纲领的手工业者同盟，就在这个时候，经济发展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摧毁了巴登、维尔腾堡、萨克森的行会制度的最后残余，由于对普鲁士营业法规向坏的方面修改，普鲁士手工业受到的严重损害是十分明显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这一派的领导者是鞋匠师傅潘赛，它的庇护者是易北河东的反动派。容克兄弟无限温情地拥抱手工业兄弟，教士兄弟庄严地宣称，手工业者是一个受到神的恩惠的等级，它同上帝的关系特别亲切。胡贝尔耸耸肩膀用圣经上的一句话刻划了这种鬼怪活动：难道瞎子能给瞎子带路吗？ 胡贝尔本人也热烈赞成举办合作社，不附带任何政治企图，但也没有在舒尔采-德里奇的合作事业鼓动中存在的巨大幻想。六十年代初期，合作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小商业中，和在大工业一发展就在它的庇护下迅速成长而又迅速衰落的小资产者集团中很快发展起来。在个别例外情况下，舒尔采-德里奇建立的信贷合作社和原料合作社使得小生产者能够把他们的企业扩大成为工厂；这些合作社给这个阶级本身的帮助，只能是延长它垂死挣扎的时间。在这些合作社里，人们找不到一条改革性的社会原则。它们是纯资本主义的缓和剂，不顾舒尔采的一切警告，只要发展成熟，它们就落进资本主义投机的魔掌。它们的崩溃不止一次埋葬了整个小城的幸福。可是小资产阶级中有很多人仍然相信这张药方，对着在显著地位上写着这个药方的进步党的旗帜宣誓。 手工业帮工同手工业行东一样，也站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可是帮工们对经济自主所抱的希望越渺茫，他们就越靠近无产阶级。反动派给了他们许多宗教的安慰，以弥补他们失去的世俗的幸福。在具有伪善倾向的福音派的男女青年会（尽管它们比较起来为数甚多）中，牧师们只召集了象流砂一样变动无常的很少一部分人，可是从前的鞋匠帮工，传教师科尔平1849年创立的天主教帮工协会，已经较早地出现在社会上了。天主教帮工协会主要遍布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天主教会很聪明，它不对这些协会进行宗教宣传，年轻的副堂神父宁可同帮工们一起很好地娱乐、交谈，而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因而也有许多耶稣教的手工业帮工加入了天主教帮工协会，为的是在这死一般沉寂的时代满足他们对于精神交往的迫切需要。 对于社会上已经觉醒的人来说，这些协会当然只能是一只解渴的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使德国手工业工人得到荣誉的东西，在六十年代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他们了解到自己的阶级已经处于绝望状态，在堕入无产阶级之先就认识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强迫流动日益成为帮工们可以充分利用的高级学校，他们把比“工厂主权杖”现实得多的财富装在自己脑子里带回来，根据他们的进步党的有权力的恩主的好心保证，他们应该在自己的旅行包里带着这个“权杖”。 这种善意的许诺在工业无产阶级中所起的作用还要小得多，工业无产阶级非常集中，他们终于理解到该干什么。他们的苦难越来越不能忍受。英国工人在大工业的狂飙突进时代所经历的生活，没有一点不在六十年代的莱茵工业找到它的写照。工厂主的正式代表机构，亚琛商会干脆说亚琛行政区工人的状况是悲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证明，在爱北斐特的纱厂中，面色苍白、骨瘦如柴的工人在狭小、不通风、响声很大的屋子里每天劳动十五小时，连吃饭的一点点休息时间也没有，而是在脖子上挂着一个洋铁罐，利用出现断纱的那几秒钟用匙子从洋铁罐里拨一点食物吞下去。女工和童工大量增加。莱茵商会的报告恬不知耻地公然对义务教育提出它们的“有理由的”申诉，因为义务教育妨碍它们剥削正在成长的一代。 1853年的工厂法规定给在工厂劳动的儿童每天上三小时课，事实上这条规定也只是一纸具文，甚至这张纸也被最高法院的判决戳了好些窟窿。比如，普鲁士最高法院就曾费尽心机找出一条理由说，佐林根的蒸气研磨业是所谓的手工业，不受工厂法的约束。为了节省安全装置的费用，这些工厂里的姑娘不得不脱下她们的飘动的长衣，穿上男孩的服装劳动，这就造成令人最不愉快的状态。当工厂视察员提出轻微的抗议时，地方长官和全部资产者对这种落后的情感表示十分愤慨，经过好几年的斗争以后，这种弊端才得清除。此外，俾斯麦内阁还给资产阶级剥削扫除一切障碍。它的社会改革活动和救国活动是以消除在它的前任执政时期还存在的、国家对工厂的监督的轻微痕迹开始的。 尽管所受的苦难相同，可是六十年代的德国无产阶级有一点还不如四十年代的英国无产阶级，那就是它几乎没有任何自由活动的可能性。不仅政治方面的强制法令束缚着它，在经济方面，封建行会组织的残余也处处阻碍它。德国的经济立法比德国地图上的色彩还要杂乱。一大片上地上充满瓦砾堆，几乎到处都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石块，阻挡着工人阶级走向独立斗争，只有很少地方铲成平地，无产阶级可以在那上面同资产阶级进行大规模战斗。虽然工业无产阶级开始成立自己的队伍，可是在这个队伍内部，阶级觉悟的程度却大不相同。甚至全德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虽然这个先锋队的先进分子已经在决战场上展开，可是他们的群众才以不同的速度十分费力地从封建行会的窄路中走出来。 甚至在莱茵无产阶级内部也有十分明显的差别。在亚琛行政区，工人们恭恭敬敬地站在用饥制服他们的工厂主先生面前，和用地狱制服他们的神父先生面前。这些无产者是逐渐地、缓慢地、没有急剧的变化，在迷信的压力下形成的；他们对现时代没有任何了解；他们受到骄横的企业主的折磨，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就砸烂他们的压迫者的窗子或者砸坏厂主的机器，然后又陷入旧日的昏睡之中。1857年的商业危机和1859年的严重的蚕病使克雷费尔特的织工从宗法的行东迷梦中惊醒；他们被信贷机构这条沉重的“金錬子”捆住，接受了老板的一切要求，用政府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处在与前几个世纪的农奴制相同的从属状态。可是他们依然不能理解，他们是家庭工业的雇佣劳动者，仍然是没有组织的群众，不能进行任何顽强的反抗。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最高，三月革命的传统在那里也最有力量。这里1849年五月起义的许多领袖在工人中活动，比如爱北斐特的胡果·希尔曼，他流亡国外十一年，回来后开了一家酒馆，再如伊塞隆的卡尔·威廉·特耳克，他在三月革命以前是法院的一个小职员，参加过伊塞隆的街垒战，陪审法庭宣判他无罪，可是一个博学的法庭却判处他罚金并剥夺他佩带国徽的权利，借口是在审前羁押期间发现他经管的一笔款子有所谓的“亏空”。现在他作为一个令人害怕的“小讼师”（还不如说是群众的真正辩护人），同恶毒的官厅进行既有趣又有效的小战。 在东德，白色恐怖统治扼杀了一切革命传统。最多在个别大工商业地区燃着几股小火。在汉堡，工人组织的轻微迹象在无害的教育组织或合作社的掩护下继续存在着；雅科布·奥多尔夫在这里忠心耿耿地紧握着旧日的旗帜，进行争取生存的最艰苦的斗争，并以同样的精神教育他的几个儿子。正如奥多尔夫从前是通过魏特林皈依共产主义的那样，莱比锡的工人和手工业帮工也从魏特林的著作中汲取营养。比如烟草工人弗里德·威廉·弗里茨舍、鞋匠尤利乌斯·瓦尔特希和其他人就是这样。不过人数还是不多。汉堡和莱比锡的工人群众的思想同其他地方的工人同样模糊。 加之，对三月革命的回忆不能、魏特林的共产主义更不能在完全改变了的情况下成为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口号。为了把工人推入政治运动，需要其他的动力，而资产阶级提供了这种动力。 二进步党的工人政策 资产阶级经常训练工人进行政治斗争，在这个斗争中，资产阶级最终必然被工人挫败。没有群众的帮助，资产阶级不能战胜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至于它在多长的时间里把无产阶级看做与自己并立的同盟者，或者经过多么短暂的时间，它又把无产阶级看做与自己对立的敌人，这要看它聪明还是不聪明。 六十年代初期，情况对德国资产阶级是非常有利的。在德国有这么多的陈年垃圾需要清除，因而它本可以长期保持同工人的可靠的同盟。普鲁士宪法纠纷的坚决勇敢的斗争，对普选权、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的真诚拥护，总之毫不顾忌地建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来可以使德国资产阶级不会这样快就被恶梦中的某个“未来国家”的阴影所吓倒。推动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策略的，纯粹是封建专制反动派，因为在普鲁士宪法纠纷的最初阶段，它就已经开始向工人献媚了。这里似乎不存在什么工人会被这种温柔的媚眼迷住的危险，而且恰恰相反，因为工人丝毫也不想在同反动派的斗争中抛弃资产阶级，所以进步党应该下定决心，在较大程度上履行自己的历史义务，同时为了取得对反动派的胜利，而且暂时同无产阶级结成同盟，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可是进步党不愿付出这个代价，它向工人提出的要求，不是推迟而是加快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分离过程。民族联盟怀着猜疑之心，注意保持一个清一色的资产阶级组织。它不允许分期缴纳每年的盟费，用这种侮辱人的方式把工人排挤出去；卞尼格先和他的同伙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外交活动受到无数多数派的干扰，如果采用按月缴纳盟费的办法，在代表大会中就可能形成许多多数派。相反地，民族联盟以工人的好心的施恩者自居，正因为它是好心的施恩者，必然很快就使正直的无产者受到侮辱。 在经济方面，资产阶级根据舒尔采的观点，颂扬合作社是医治无产阶级一切苦难的万灵良药。它宣扬私人意义上的自助，说每个工人都应该通过节约，自己克服困难，可是它又皱起眉头反对政治意义上的自助，即工人阶级必须自力更生，它污蔑这是一条不幸的迷途。对于这种理论的经受考验性的任何实际试验，必然使工人深信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尽管资产阶级为它的万灵良药大肆宣扬，舒尔采的合作社并没有得到工人的特殊赞赏。空空如也的口袋自动禁止工人参加信贷合作社和原料合作社，主要为工人组织的消费合作社始终远远落后于其他那些合作社。1863年，舒尔采本人知道有五百个信贷合作社，二百个原料合作社，而消费合作社还不到一百个。到了1864年，只有九十六个消费合作社，其中有三十八个给舒尔采写过报告。这三十八个合作社共有七千七百零九个社员，即平均每社有二百零二个社员。因为并不是消费合作社的所有社员都是工人，可见舒尔采的合作社比较起来在当时的无产阶级中很不普及。工人们对于工厂主办的消费合作社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而合作事业的“有教养的”领袖对于工人组织的消费合作社则又不屑一顾。 1860年前后民族联盟组织的工人教育协会在无产阶级中扎的根子比消费合作社要深得多。从数字上看，1863年工人教育协会才有一百零四个，而反动派所掌握的福音派青年会还有三百六十八个，天主教帮工协会还有一百八十八个。可是工人教育协会相当迅速地在德国扩展开来，尽管资产阶级在这些协会中胡闹，它们还是得到比较活跃的工人阶层的喜爱。为了确实证明它们是资本主义的嫡子，给它们安上了“为获得和增加会员的精神资本的团体”这个名称。有一种由专家为了这些协会的统计工作而拟定的一种表格，提出了一切可能提出的问题：这些协会教不教课，它们有没有图书馆，它们举行不举行家庭会议、远足、音乐会、戏剧演出、圣涎节赠礼，但是没有一个问题接触到同工人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有关的事情。这些协会的资产阶级恩主所赐与的“教育”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正因为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达到一定水平的德国国民学校，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受到反动派的破坏，所以说用关于乌兰德德和德国浪漫主义，关于莎士比亚和莱辛，甚至“关于塞缪尔·约翰逊和他的传记作者马考莱”的肤浅的废话“教育”工人正确运用普选权，这对工人完全是一种讽刺。最后甚至有一个工厂主在民族联盟的周刊上反对这种做法。他说，工人们就是因为博学连亲爹都不认识了，甚至连自己也不认识了；他们的记忆力已经完全丧失了，因而他们越来越笨，对于最普通的事情，一句话也不会说或者净说些荒唐的话。 这个激烈的论断在两方面作了夸大。资产阶级在工人教育协会中虽然想使工人对于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愚昧无知，可是它并不、或者毕竟不完全使工人什么也不懂，如果它想这样做，工人也决不会使自己成为傻瓜。 资产阶级需要——与想喝孩子血的工厂主无关，他们当然憎恨一切学校教育——许多有文化的工人骨干，在正统教会的统治下的国民学校不能给它提供这种骨干。因此它想把对工人有好处而且确实有过好处的专业学校和补习学校尽可能同工人教育协会结合起来。如果资产阶级能用这种办法把自己的精神灌输到工人中的优秀人物中去，而这些资产阶级的部下又把这种精神带到工人群众中去，那么这对资产阶级就有双倍好处，这个目的肯定也起作用。莱比锡的市长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曾经说过老实话，他说工人教育协会的目的是培养工人贵族，这个著名的海港城市的市政当局每年以大量津贴支持那里的工人教育协会，直到它以感激心情放弃一切“贵族的”性质为止。可是也有不少资产阶级思想家不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或者误认为通过教育工人可以消除阶级对立，因此他们努力工作，使工人教育协会保持一定的水平，不使它蜕化成单纯的玩物或者更坏的东西。 尤其是有才干的自然科学家为这些协会建立了值得赞扬的功绩，这些人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泰奥多尔·缪勒，达姆斯塔特的路德维希·毕希纳，莱比锡的罗斯梅斯勒。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是民主主义的政治活动家，可是对于事物的片面的、自然科学的见解妨碍他们对社会状况有清楚的认识。罗斯梅斯勒常常对工人说：教育协会使你们能对自然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你们全都可以成为发明家，然后就可以过富裕的生活。这些人之中只有一个人把基本的自然科学教育同基本的社会科学教育结合起来，这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朗格出生于威斯特伐利亚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以坚韧顽强的精神由一个农奴和马车夫熬成东正教的神父和神学教授。他在苏黎世大学教过一个时期书。阿尔伯特·朗格在瑞士得到他青年时代的重要印象。当他在莱茵区城市——科伦、波思、杜伊斯堡，有时在文科中学，有时在大学执教时，他用自由的、公正的眼光观察德国的生活。他是一个耿直的年轻人，表露出诚实和坦白，他有那种真正的好意，并不是把一切给所有的人，而是把每个人所应得的给每个人。他是一个天生的教育家，有充沛的精神力量，同时又擅长各种体育活动，一个博学的研究工作者，但决不是一个不喜外出的书呆子，在科学理论和实际活动方面，他是全面的。他是一个均衡发展的人的形象，能够解决生活给他提出的一切任务。 他勇敢地解决了这一切任务。当他由于不服从米勒大臣的不体面的选举令，科布伦茨教育厅的官僚分子要对他进行“最严厉的斥责”时，他把杜伊斯堡中学教师的职位扔到这些官僚分子脚下。当他看到资产阶级把促进自己的物质利益高高放在争取人民权利的政治斗争之上的时候，他也毫无顾忌地同资产阶级决裂。他毫不畏惧地拥护工人的事业，当时这种坦率的表白给一个资产阶级分子还会带来重大的牺牲。但是阿尔伯特·朗格没有完全摆脱刻在罗马的最后一个德国教皇的纪念碑上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的厄运：任何时代都有优秀人物倒下，这件事多么严重！ 他那和谐的性格缺乏在必须作出倒向一边的决断时所有的那种严格的单面性。朗格在他的《唯物主义史》中尖规地批判了五十年代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他只承认它是“自然研究的可用的原则”，而斥责它是“假哲学”。但是他没有向历史唯物主义前进，却回到康德，一切认识在他那里都化为一种“最高的、最后的怀疑”。虽然他做过许多思想丰富的研究，但是他的主要著作并没有达到最终目标。哲学家朗格保留着最后的怀疑，社会政治活动家朗格也是这样。他对拉萨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用比德国学术界的任何其他代表了解得都早；他多次非常仔细仔细认真地评论了他们的著作，结果又令人难以理解地误解了他们的著作。朗格完全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私偏见，可是福音派牧师家的唯心主义教育，始终使他的思想受到一些束缚。他决不是一个一般类型的懒惰的调停人，但是他在一定程度上承受了这些调停人的很快被人忘却的命运，因为当历史的伟大转折要求直截了当地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时候，他还为怀疑而花费精力。 罗斯梅斯勒、朗格和与他们类似的一些人所以在工人教育协会工作，是因为他们受了资产阶级精神信念的推动，对于进步党来说，这种信念本身就带有嫌疑的嫌疑。这两部分人之间决不存在友好的关系。进步党给工人提供的领导人也完全是另一种类型。尽管它对工人教育协会在某种意义上是真正关怀的，可是它不能进一步克服资产者的自负，以致它认为它的优秀分子有足够的能力教育工人。除了全盘接受了社会问题的舒尔采-德里奇，还有对大柏林手工业者协会的教育事业有贡献的弗兰茨·敦克尔以外，进步党的领袖都把同工人交往看做是有失体面的事。它把这部分政策交给第三流或第四流的鼓动者去执行，而这伙人是非常复杂的。 宗纳曼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做国民教育工作，他是一个银行家和一家报纸的老板，这家报纸尤其在南德有很大的而且不断增长的影响。麦克斯·威尔特也在那里用内容贫乏的自由贸易论欺骗工人，他是巴师夏的一个应声虫，他赞扬冒险家的血腥侵略是特别艰苦的，因此也是特别有利的工作，这样，他就用他自己的方式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波拿巴化做了准备。自由教区传教师乌利希在马格德堡教育工人，他的品格值得尊敬，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个糊涂虫，辅助他的是出身于一个大粮食店的年轻人麦克斯·希尔施，一个好人和坏音乐家，对于无产阶级并非没有一种微弱的关怀，因此经常给资产阶级指出一些轻微的缺点，可是他太好虚荣，不肯加入工人阶级的队伍，远远不够自觉，进步党一皱眉头他就害怕得要死。甚至拉萨尔在那里做过《工人纲领》这一报告的柏林郊区手工业老协会的主席弗里德里希·施特方尼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在学术界失意后，向工人献了几年媚，后来又为资本家的报刊服务，骂工人运动骂了几十年。 不管进步党对工人教育协会居心多么好或者多么坏，这些协会毕竟给工人提供了了解自己的利益的第一批活动场所。德意志邦联的反动立法也同几乎所有各邦的反动立法一样，特别阻碍工人成立政治组织，使他们的工会组织等于不能存在。因此工人们就在进步党给他们开辟的操练场上练习。工人教育协会的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对他们同样有启发作用。专业课程引起了现代无产者身上潜在的求知欲，而他们由于认识不断提高，很快就对在工人教育协会里常常听到的一些空话感到厌恶。他们的阶级意识缓慢地，但不可遏止地觉醒了，它在模糊的冲动中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工人们从进步党的赠品中接受适合自己的东西，而不适合他们的东西使他们对好心的施舍者更加猜疑。进步党在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支政治上有力量而没有意志的增援部队这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上栽了斤斗。虽然孵出鸭子的母鸡只愿领着鸭子在岸边散步，可是鸭子总是要下水。 三无产阶级的独立活动 1862年，几个主要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促使德国工人开展一个独立的运动。 民族联盟曾经派十二名工人去参观伦敦世界博览会，它只拿出一笔很少的经费——一千二百塔勒，但是却为此大做广告，还要这些工人回国后向自己的同事报告他们的见闻。后来在魏玛举行的行会会员代表大会引起觉悟较高的工人的反抗，因为这个大会在反动的经济要求中翻斤斗，尤其是要求恢复行会规章，在德国绝大部分地区至少这种行会规章的最露骨的形式已经被取消了。在行会规章还以中世纪的光辉形式存在的巴伐利亚，11月1日在纽伦堡召开工人大会，对行会会员大会表示抗议。 8月25日，柏林工人第一次集会，听取被派往伦敦世界博党会的工人们的报告。在这次集会中已经有人提出召开全德工人大会的要求。在柏林各个市区举行的一系列的工人集会都赞成这个主张，在10月7日的结束会议上成立了一个由二十五人组成的委员会，为工人大会做准备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油漆匠艾希勒，他在由自由主义者翁鲁所领导的铁路器材股份公司做工，他的专门任务是在铁路车辆的门上写号码。10月7日，艾希勒以委员会的名义请求萨克森内阁准许他们11月在莱比锡召开代表大会，10月28日接到批准的通知，不过附带一个明确的前提条件，就是按照萨克森结社法的规定，代表大会应由萨克森国民召开。 在这个批示公布以前，柏林的委员会已于10月22日在柏林《人民报》上发表宣言，定于11月18日在莱比锡召开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准备共开六天。列在大会议程上的问题有：全德国的经营自由和迁徙自由，全体工人的合作社和残废者互助会，在柏林举行一次世界博览会，最后还有参加伦敦世界博览会的工人关于工业方面的报道。在这个宣言里，这些报道和魏玛的行会会员大会被说成是召开这个代表大会的动机；此外只是说，国民的各个阶级在新生活的温暖阳光照耀下觉醒过来，采取新的行动，新生活的太阳必然也唤醒意识模糊的工人，工人的事情已经有了妥善的安排，就是工人们要想干预同他们最有利害关系的问题，也不起什么作用。宣言没有任何反对资产阶级的话；相反地，它规定参加代表大会的单位向柏林自由派报纸的编辑部报名。在报名期间，人们宣布代表大会在莱比锡召开，只有合法的代表可以到那里去，但是对于这种合法性，对于代表的选举并没有作任何规定。 虽然这个宣言根本不会触怒资产阶级反对派，但是《人民报》只把它登在广告栏内，而在同一期报纸的编辑栏里发表了施特雷克富斯写的反对工人代表大会的论文。施特雷克富斯说，在争取普鲁士宪法的思想斗争中，工人运动完全失败了；它虽然不是自觉地，但却是不自觉地为反动派服务，因为它给反动派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使反动派能够用红色共和国这个鬼怪吓唬忠于宪法的党中的动摇分子，使他们走进它——反动派的圈套。利用这种完全不合时宜的运动，究竟要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载在筹备中的工人代表大会的纲领上的这些问题，受到国民经济代表大会和德国各邦众议院中的科学和实践的最重要人士的拥护；这些人受到人民的支持，他们一定能够得到胜利，但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工人代表大会”对此不能有所帮助。可以理解，这篇论文在柏林和莱比锡的工人中是不受欢迎的。 这时在莱比锡也产生了一个独立的工人运动。1861年2月，这里建立了一个工人教育协会，它以“产业教育协会”的名称从属于由独立的工业经营者组成的工业技术协会。这个协会的资产阶级创始人拿1854年反对工人社团的反动的邦联法令为采取这种形式的理由或借口，可是他们立刻引起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的有力抗议。虽然这种抗议起初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是他对与会的工人发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给年轻的车工倍倍尔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民众大会。 倍倍尔是一个普鲁士士兵的儿子。他的父亲随军由奥斯特罗沃来到邦联的要塞美因兹，在这里当了下士，娶了一个生在韦次拉尔的姑娘。后来他调到科伦，奥古斯特·倍倍尔就生在那里，两年以后，他的父亲就死了。后来母亲改嫁给她丈夫的当监狱看守的兄弟，第二个丈夫也死得很早，她就回到故乡韦次拉尔。倍倍尔在这个小城的贫民学校里读书，在他还不满十二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又死了，以后他就领孤儿基金的助学金。十四岁那年他到一个车工师傅那里去当学徒。他天资聪明，禀性活泼，力图继续求学，可是，即使他平均每周二十格罗申的工资，扣除了在师傅家的伙食费和宿费以外还允许他有什么特殊进展的话，在那个可悲的庸人窝里，他也没有任何继续深造的可能。 1858年2月到1860年3月，倍倍尔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以及瑞士的一部分地方做流动的手工业工人。他在布莱斯郜的弗赖堡、累根斯堡和萨尔斯堡工作的时间较长，在这些地方，天主教的帮工协会在精神上和社交上都给他以鼓舞。他的爱国心还没有减弱。当他逗留在萨尔斯堡时爆发了1859年的战争，他就报名参加蒂罗尔猎兵志愿军，可是因为他不是蒂罗尔生人，而遭到拒绝。普鲁士一开始动员，倍倍尔就急忙回到祖国，志愿报名参军，由于很快缔结和约，他的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第二年他该服兵役了，可是由于“体格全面虚弱”而被延期征集，他当兵的打算永远落了空。这时他就到莱比锡去找工作，结果找到了。 他的才能在产业教育协会很快得到发展。他从小得到的精神印象以及他那永无止境的求知欲可以说明，为什么他对协会的教育工作特别热心，却不参与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对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温和人物不断进行的鼓动工作。1862年春天，瓦尔特希在成立纪念大会上的演说使现有的对立公开爆发，在新选的理事会（这时倍倍尔已被选为理事）中，实力相等的两派对峙着。可是在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被多数派所击败，于是就建立前进协会，这个协会放弃了教育的目的，专门从事宣传工作，尤其也举行一般的工人集会，讨论当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后来同柏林的情况相仿，由这些集会中也产生了一个委员会，它的特殊任务是召开一次全体工人大会。 10月23日，即柏林委员会发表了请派代表参加工人代表大会的宣言后一天，艾希勒同这个委员会取得联系。他本人来到莱比锡，以便对那里的工人说明他奇异地发现的“原则”，他认为，刚刚执政的俾斯麦内阁是关心工人的，只要工人背离进步党，俾斯麦内阁就会立即为工人的事业尽力；俾斯麦准备先给机器制造工人一笔巨款，建立一个生产合作社。资产阶级的民族联盟的封建对称物普鲁士国民联盟同一时期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对这些奇特的言论作了说明。俾斯麦的两个亲密的朋友在这里讲了话，布兰肯堡说，工人运动将通过要求普选权使进步党经受一次严重的考验，瓦盖纳说，不可把钱袋看得比血税还重，为了建立一个按等级组成的真正的人民代议机关，必须实行普选权。 可是莱比锡的工人对艾希勒的“原则”决不满意，在他们通过10月30日的一个全体大会，加强了他们召开工人大会的意图以后，他们就派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到柏林去，阻止艾希勒的阴谋活动，认真地同资产阶级反对派协商。 这时资产阶级反对派已经从施特雷克富斯的粗野攻击对工人产生的影响中学到很多东西，如果它想拔掉工人运动的每一根刺（这是它一贯的目的），它就必须更慎重地对待工人运动。莱比锡工人通过揭露艾希勒实际证明，他们决不想在进步党同俾斯麦斗争的时候，从背后攻击进步党，这时资产阶级反对派在这一方面一定更加得到加强。的确，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发现进步党的领袖在翁鲁家举行的一次预备会议上还是沉默寡言，但是仍然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的方式是由11月2日举行的工人大会产生的。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宣称，他们将在反对封建专制反动派的斗争中支持资产阶级反对派。他们在这次集会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显得比柏林工人高出一头。柏林工人只要发言，不是对政治毫无所知，就是干脆想跟着进步党跑。相反地，舒尔采-德里奇认为任何民主都是空论，它不能提高工人生活的物质基础，使许许多多的工人能够以代表者的身份参加政治运动。当然他也提醒人们行动要慎重，同时他也像施特雷克富斯那样提到资产阶级内部的那些怯懦人物，这些人实际上对工人运动抱有一种虽然完全没有根据但暂时却不能克服的反感。不过舒尔采还提出反对任何卤莽的另一理由，达个理由工人一定也了解。显然柏林委员会对召开代表大会采取不关心的态度。舒尔采认为，如果几百个工人来开会，毫无准备地研究这样重大的问题，这就会成为以一片混乱而结束的奇事；工人代表大会需要充分的准备，工人们不必因为从有能力的人们那里接受教导而感到惭愧；他自己提出要给工人做关于资本和劳动的报告。11月2日的会议仍然决定举行代表大会，不过会期要推迟一个时期，代表大会根据柏林纲领进行，只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从这个纲领里勾去了在柏林举行世界博览会这一条，准备工作由莱比锡委员会进行，萨克森内阁的批示已经为此提供了可能性，而这样做又可以阻止柏林反动派制造新的障碍。 《人民报》用如下的叹息来结束关于这次会谈的报道：编辑部网罗工人的努力徒劳无功。反动派好像也有相同的看法，同它的失望可能有关的是，两天以后，即11月4日，在拉萨尔的《工人纲领》没收后四个月，对它正式提起控诉。俾斯麦和他那一伙人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工人们不愿再理睬他们的帮手了。虽然艾希勒还担任了11月2日的工人大会的主席，但是11月7日他就不得不发表一个闪烁其词的声明，反对对他的怀疑，责备“莱比锡的代表先生”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摘。甚至艾希勒引证了粗野的翁鲁把他赶出大门这一不必要的凶恶行为，也没有能够在工人中恢复自己的名誉。 四莱比锡中央委员会 这时莱比锡中央委员会抓紧时间进行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委员会由十人（一说十二人）组成，委员的名字现在已经不能完全确定了。除去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以外，有奥托・达姆尔，他是波美拉尼亚的一个年轻的自然科学家，在产业教育协会里做过关于化学方面的报吿，还有钢琴厂主多尔格，他是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由于参加徳累斯顿五月起义被判死刑，后来他坚决不肯请求任何恩典，被判长期徒刑，在瓦尔德海姆度过了可怕的六年。后来成了民族自由党帝国议会议员的铸造厂主圭茨也是委员会的成员。此外还有几个“受托人”，委员会根据柏林协议的精神通过这些人使自己得到补充，他们是：高级教师阿尔布莱希特，律师文特尔，尤其是年迈的罗斯梅斯勒，1848年，他是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在反动年月里站在被迫害的工人一边。他是一个忠贞不二的人，他对国民教育的理解比所谓有教养的资产阶级要真实而深刻得多，他在政治上也比平庸的进步党人激进，虽然如此，仍然受资产阶级观点的限制。 11月中旬，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告徳国工人书。它根据莱比锡工人10月30日的决议，柏林工人11月2日的决议以及纽伦堡工人大会11月1日的决议，要求派代表参加执行柏林纲领的工人大会，为了这个目的，它主张成立地方委员会，举行有教育意义的报告会，最后还有建立互助会，以便“按照英国的榜样，不使受委托者个人受到损失，充分“完成广泛的准备工作。地方委员今必须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2月中旬以前要把筹备工作的结果报吿莱比锡；然后尽快地召开工人大会。此外，中央委员会还在11月22日请求薛克森内阁许可把11月没有召开的代表大会延期到3月召开，并取消1855年发布的命令，这个命令禁止退职的地方法官舒尔采（当时在徳里奇，现在在波茨坦）公开讲演。 同时，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个纲领性文件——罗斯梅斯勒11月18日在音乐堂一次工人集会上讲的、后来印成小册子的演说。这篇演说开始“明确地”确定，薛克森王国政府通过10月28日的批示，“原则上”允许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虽然这本来是不必要的，但是却有极大的意义。然后他建议工人求得正统教会领导下的国民学校不让他们得到的教育和知识，但是他同样有力地强调，工人把自己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要畏惧与此相连的牺牲。“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必须永远掌握在你们手里，只有在你们之中绝对缺少合适人选的个别情况下才有例外，自己的事自己办！如果整个工人运动对你们有些价值，那么就不要害怕与此结合在一起的牺牲。否则宁可完全不搞工人运动。”同这种自由旳见解相适应的是，罗斯梅斯勒想把运动的重点放在工人集会上而不是放在工人结社上，由于反动的结社法，这两者已经不能互相勾通了。 可是罗斯梅斯勒也警吿工人不要采取“越规的政治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回到施特雷克富斯的老调上去，他还特意引用了施梅雷克富斯的“著名的、但被人严重误解的”论文。他尤其不想理会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差别，他认为从法律上看，这种差别已被帝国宪法和1849年的帝国选举法消除了；有了争取恢复这个宪法和这个选举法的斗争，就做了工人在政治方面要做的一切，除非他们在各邦也想实行普选权。否则行东和帮工之间，独立的和不独立的劳动之间就没有什么区别；工人的经济独立性甚至比许多行东大得多，生活状况也自由得多。但是最大的行东（为了他们的荣誉，这是值得希望的）也不会放弃工人这个光荣名称，尽管他们不是根据现在开展工人运动的意义这样做的。 尽管作者的愿望很好，这个著作最后还是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同时莱比锡中央委员会还传播了另一个内容完全不同的著作，即在柏林被没收后，在苏黎世重新出版的拉萨尔的《工人纲领》。达姆尔由于他熟识的、后来当了进步党议员的路德维希·洛厄佛的介绍，注意到拉萨尔的著作，但是拉萨尔个人还没有和中央委员会发生关系；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到柏林去的时候，拉萨尔恰巧不在柏林。现在，当一个工人组织推销拉萨尔的著作的时候，工人对这一著作也有很不相同的反应。在汉堡，人们怀着很大的兴趣读它，认为比由于价钱便宜而销售较多的罗斯梅斯勒的著作“有效果得多”。可是1863年2月25日，当时最活跃的无产者之一，哈尔堡的木器工人泰奥多尔・约克给莱比锡写信说：“至于小册子，我必须承认，罗斯梅斯勒的很受欢迎，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比另一本著作可靠得多的效果，许多人对另一本著作完全不了解，实际上现在还不能把它介绍给广大群众。”可是，参加伦敦世界博览会的工人代表之一的约克，已经在伦敦参加了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不过，如果人们考虑到，拉萨尔的著作和罗斯梅斯勒的著作在前提和结论上虽有天壤之别，可是甚至莱比锡中央委员会也同时散布这两种著作，那么我们就不能由于约克的动摇而责怪他了。 实践很快就打破了模糊的理论。由于考虑到反动的结社法，罗斯梅斯勒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先例建议，不把运动的重点放在工人结社上，而放在工人集会上，换句话说，放在工人群众上。可是由此马上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谁是工人，对于这个问题，罗斯梅斯勒只会用空话作答，在这种空话的迷雾的掩盖下，行会手工业者，甚至资本家都可以算做现代无产者。 尤其是在汉堡，由此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以前从那里的在自由教区传教师巴尔策的领导下完全跟着民族朕盟跑的工人教育协会中，已经分出一个激进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最有名的成员是：奥古斯特·佩尔，他是汉堡两个消费合作社中的一个当时德国最大的消费合作社里的会计，还有机械师雅科布・奥多尔夫，他的和他同名的父亲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已经参加过活动。这个集团热烈欢迎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并根据这个宣言的精神立即召集自由的工人集会，选举地方委员会。相反地，汉堡工人教育协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同汉堡消费合作社，同一个工人救济会，一家人民银行，还有阿尔托那工人协会联合起来，准备派代表参加工人大会。佩尔和他的同志们为了团结，企图同这个委员会取得谅解，可是，他们的条件——只派靠别人给的工资和面包生活的代表到莱比镐锡去一一遭到断然拒绝，本想谋求团结，结果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因为佩尔集团援引了达姆尔代表中央委员会同意他们的见解的信，所以巴尔策就向罗斯梅斯勒发牢骚，罗斯梅斯勒也就立即向达姆尔宣战。罗斯梅斯勒要求宣布达姆尔的看法纯粹是他个人的事情；中央委员会同意罗斯梅斯勒的著作，因此它对谁是工人这个问题已经作出不同的决定。于是中央委员会面临着一个可能使它分裂的重大问题。一个协议很费劲地把结构的裂缝暂时粘上。瓦尔特希根据罗斯梅斯勒打的草稿，给巴尔策写了回信，信中说，达姆尔没有提出原则性的问题，他只想作实际努力，使不独立的工人作为人民中最受压迫的阶级在工人大会上有其足够的代表，这同罗斯梅斯勒的看法并不矛盾。至于派谁参加代表大会，必须由各城市的工人决定，中央委员会不作决定。可是，达姆尔同意佩尔及其同志的策略行动，那是完逢正确的；巴尔策应当尽快地同佩尔团结一致，召开全体工人大会，选举一个得到各方面承认的地方委员会。 当然，无产阶级的乐队在其他地方都不像在汉堡这样由当时工人运动的潜在的混乱中发出尖锐声音，而这种混乱本身削弱了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力。它的宣言在许多地方得到反应，可是这种反应或多或少停留在精神上同情的阶段。施韦临的老民主主义者徳姆勒尔差不多最诚挚地做了答复，可是他怎么能够召集梅克伦堡的工人呢？甚至同柏林和莱比锡一样是运动发源地的纽伦堡也宣称无能为力，一方面因为警察从中阻挠，另一方面因为纽伦堡的工人为了开工人大会花了一百二十塔勒而经济拮据了。也许资产阶级影响在这里已经起了作用；不管怎么说，布勒斯劳的手工业者协会就根据舒尔采-德里奇的意见办事，他在12月5日给莱比锡写了一封带讽刺口吻的信说，人们觉得那里总是十分忙，地方委员会到底应该干什么昵？是收集统计呢，还是做别的事情呢？资产阶级很快就看淸了形势，并且毫不迟疑地行动起来。一开始，它就收起苦脸，强作欢颜；它参与工人代表大会只是为了使这个大会失败得更加彻底。它有认识自己的阶级利益这个优点，而且充分利用了这个优点。 12月初，黄鼠狼就幼稚而自负地推荐自己照看鸡雏；舒尔采-德里奇给“最善良的瓦尔特希先生”写信说：“按照您确定代表大会会期的情形，也许我有可能在这无限重要和艰巨的事业中给您做一个报告，也可以说是当您的报告员。”舒尔采在柏林已经做那些由于拉萨尔后来的反驳文章而博得悲惨名声的报告；这些报告企图利用空洞的谬论使工人看不到自己的阶级利益。接着，在民族联盟的大本营科堡成立了一个新的工人教育协会，这年年末或第二年年初，周刊《全德工人报》的试刊也在那里出版，这个报纸是由民族联盟的业务领导人，施特赖特律师编辑和发行的。施特赖特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大槪是司徒卢威一派，因此比柏林的进步党人激进；他在自己的新报上发出的反对容克和教士的声调比其他资产阶级反对派通常的声调都激烈，他对莱比锡中央委员会也抱友好态度，甚至“友好而恭顺地”同拉萨尔通信，不过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在政治上工人仍然由资产阶级牵着走，并且满足于舒尔采-德里奇给他们开的社会处方。新报创刊不到一星期，科堡工人教育协会在1863年1月8日向莱比锡写报告说，对工人代表大会的种种顾虑，在许多通讯，尤其是南德的通讯中发生了影响，这些顾虑无论如何是值得考虑的，而且也必须十分慎重地交换意见。可是后来，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奥芬巴赫、博肯海姆，弗勒尔斯海姆、博恩海姆的在美因郜组成一个联合会的工人教育协会中央委员会，同时还以美因兹和曼海姆协会的名义，于1月30日报吿说，在奥芬巴赫举行的一次会议决定：一、莱比锡中央委员会应延期举行工人代表大会；二、它应该同工人教育协会举行一个预备会议，预备会议可于1863年8月前后在一个屮心地点，如爱森纳赫或哥达或魏玛举行，以便筹备召开全德工人大会。科堡的协 会和报纸立即对这个提示表示异常关心。 这样一来，资产阶级手里的牌已经完全亮出来了。它想夺取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权力，把它交到还完全依赖它的工人教育协会手里。如果工人代表大会由于奥芬巴赫决议已被推迟，那么资产阶级对于在爱森纳赫或哥达或魏玛举行计划中的预备会议，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恰恰相反，如果工人教育协会互相联合起来，那么面对着德国的结社法，它们的处境还要困难得多，它们的整个存在还要更多地依靠各邦政府的恩典，资产阶级就更容易在痛心地抱怨该死的反动派的情况下，防止工人“政治上的越轨行为”。 正当汉堡的争论揭露了屮央委员会本身的刚刚冒头的分裂的时候，关于奥芬巴赫决议的消息传到了莱比锡。在这个严重的情况下，瓦尔特希起草了一个宣言，企图消除委员会的第一个宣言引起的“种种混乱和怀疑”。这个宣言开始就明确宣称，工人教育协会不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接合点；“工人运动的唯一机构只能是由自由的工人集会选举的委员会”。宣言在回答谁是工人这个问题时很不坚决，用的是回避要点的语句：“”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绝大部分是不独立的工人，也就是不是把自己的劳动成果交给广大公众而交给个别雇主的一些人，一小部分是在许多方面同前者接近的人”。因此中央委员会首先依靠它的同志。 然后宣言谈到，一个工人大会的纲领提出也得到资产阶级拥护的、在许多国家早已实现的要求，这个工人大会还有什么意义的问题。瓦尔特希回答说，工人们要想在这些对他们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发表自己的意见。当人们至今根本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的时候，他们就更想这样做；大家越不相信他们已经成熟，他们就想更有力地证明这一点。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他们不受任何琐屑的顾虑所支配。代表大会决不是对魏玛行会会员大会的示威；工人根本不同这个半死不活的敌人打交道，他们要求对内对外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们想在已经得到的迁徙自由和经营自由是否真正够了这个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要想知道，对于合作事业，工人成熟到什么程度，以及加快这种成熟性到什么程度。“我们了解我们的同志们的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贫困，我们关心他们；朋友们，我们希望你们终于说明，压在你们身上的这种贫困多么沉重，代表大会将成为你们的喉舌。它要证明，德国工人阶级已经成熟，它感到自己有责任解决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即使做不到这点，也应该鼓励和推动人们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它把清楚的理智，丰富的感情、慎重而坚决的行动集于自身，因为它既没有英国人的发财致富的唯物主义，也不懂法国人的自成系统的唯心主义，因为它能够而且也想在现有条件下沉着地继续经营，辛劳地争取自己的精神解放和物质解放。”这一段话是这个宣言的重点，此外宣言再一次鼓舞人们大力筹备代表大会，选举地方委员会，尤其是进行筹款。宣言也提出了一个在当前情况下对双方都很不利的建议，即延揽“受托人”；提建议的人在这个建议上能够找到真正的关犍，这至少是一件幸事。 这个宣言没有发表，肯定地说，即使发表也不能使中央委员会摆脱它由于资产阶级的背叛政策而陷入的窘境。宣言已经流露出使资产阶级有理由害怕的、现代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阶级意识，可是还没有流露出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的一切阴谋诡计的、现代无产阶级的明确的阶级意识。有斧头还没有斧柄。工人们痛心地但也正确地感觉到，他们所要求的宣吿自己成熟的声明被资产阶级否定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在一个政治—社会纲领中说明自己的要求。工人为了能够参加民族联盟，正式请求联盟把一年的盟费改成按月檄纳，这件事是这时发生的。还是前一个时期发生的，现在已经不能完全确定了。联盟不同意这样做的答复是人所共知的，它的理由是，工人们可以把自己看做是“精神上的名誉盟员”，最好工人协会给它们的主席缴一年的盟费，这样工人协会通过它们的主席可以在民族联盟中有自己的代表。 资产阶级用类似的方式回避普选权的要求。民族联盟以它要求包含普选权的1849年的帝国宪法来证明它拥护普选权；正如罗斯梅斯勒在他的文章中所说，此外还特别要求普选权，是没有意义的。普鲁士进步党确实已经原则上把普选权从自己的纲领中勾掉，不过它在工人面前还支吾其词；比如舒尔采·德里奇说，“当然”，作为权利平等的要求，普选权肯定是可以给与的。只是为了正确地使用它，工人群众必须先受教育。指出第二帝国时期关于普选权的经验，给进步党人帮了大忙，恰恰也在最觉悟的工人中间为他们帮了大忙。1863年2月，倍倍尔表示反对普选权，约克也在同一时期给莱比锡中央委员会写信说：“在现实条件下想为普选权尽力，是异常危险的，首先是因为这样做目前得不到效果，其次，我认为普选权是损人不利己的，只要像现在这样，只有少数人受教育，它就很容易被用来反对自由。”因此，这样直率地树立普选权的旗帜，不是给中央委员会的处境减少困难，而是增加困难。瓦尔特希在新宣言的草稿中甚至都没有提到普选权。 中央委员会没有发表这个宣言，而是去找一个真正的“受托人”，在全德国只有这个人能够帮助它。现在拉萨尔的《工人纲领》已经逐渐发生作用了。1863年2月初，屮央委员会的两位主席瓦尔特瓦和达姆尔动身到柏林去同拉萨尔商谈。商谈在拉萨尔的住宅进行，路德维希·洛厄佛也在座。他们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这个成果表现在中央委员会2月10日所做的决议里。中央委员会在科堡工人报上发表了一个宣言，坚持要召开代表大会，但反对操之过急；只有在大多数的德国工人同意甚至要求这样做的时候，才可以考虑召开代表大会。“我们希望召开一个有充分准备的代表大会，并希望有对一切问题都完全清楚的德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参加这个大会。”宣言没有谈到任何原则性的问题，可是中央委员会大槪同时正式请求拉萨尔，用任何一种他认为合适的形式，关于工人运动及其可以利用的手殷，尤其是关于合作社对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的价值发表自己的意见。 拉萨尔用《公开的答复》一文作答，这篇文章上写的是3月1日的日期，大约在3月中旬公之于世。 五拉萨尔的《公开的答复》 《公开的答复》是从这一点出发的：认为工人根本不必关心政治和工人应该给进步党充当无私的合唱队和共鸣板，这两种看法同样是错误的。工人只能从政治自由中期待自己的正当利益的实现，但是进步党通过它在普鲁士宪法纠纷中的态度表明，它完全没有能力哪怕只促成自由利益的最小的实际发展。工人等级必须组成独立的政党，使平等、直接的普选权成为这个党的原则性口号和旗帜。工人等级在德国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机构只能在政治方面满足自己的正当利益。为此利用一切合法手段开展一个和平的、合法的宣传活动，乃是工人党的政治纲领。这个党对进步党的策略是不言而喻的；它必须到处表现为一个独立的党，虽想它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支持进步党，但是只要进步党离开了共同利益，就坚决背离它，反对它，正是利用这种手段迫使进步党要么向前发展，提高进步的水平，要么越来越深地陷入它现在已经陷得很深的不起作用、没有权力的泥沼里。 然后拉萨尔来回答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给他提出的社会问题。他说，关于迁徙自由和经营自由的讨论，不应列入工人代表大会的议程。这种讨论至少有迟来五十多年这个缺点。人们一声不响地在一个立法机构中宣吿迁徙自由和经营自由，可是人们不再加以讨论。储蓄会、残废者互助会、急难互助会、疾病互助会可以减轻工人个人的贫困，可是对于改善工人等级本身的正常状况来说，它们却是毫无力量的手段。拉萨尔引用胡贝尔的相同见解，以便通过这个在政治上站在同他完全相反的立场上、在经济上站在同他完全不同的立场上的人的证言，最简捷地消除这种怀疑：似乎他不重视这些互助会只是早已存在的政治倾向的结果。 现在来谈舒尔采·德里奇的合作社！拉萨尔没有批判政治活动家和国民经济学理论家的舒尔采，以便热情地同“德国合作事业的父亲和创始人”握手。可是对于舒尔采的合作社能否改善工人等级的状况这个问题，拉萨尔十分坚决地给予否定的答复。信贷合作社和原料合作社最多能使没有资产的手工业行东同本身已经不能经受大资本和工厂大批生产的竞争的有资产的手工业行东处于同等地位。它们可以延长小手工业者垂死挣扎的吋间，从而增加这种垂死挣扎的痛苦，可恶地阻止我们的文化发展：它们根本不接触在大工业中劳动的、日益壮大的真正的工人等级。 相反地，舒尔采的消费合作社当然可以包括整个工人等级。不过它也完全不能改善工人等级的状况。要想帮助作为消费者的工人，而不在他真正受压迫的一面（作为生产者）帮助他，这已经是完全错误的。工人作为消费者也处在不利的境地，他必须零星购入自己的必需品，因而遭受零售商店的剥削，消费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期限内可以消除这个弊害。但是这个次要的损害同压在工人身上的主要的严重的损害毫无关系。 拉萨尔阐明了“铁的经济规律”，这个规律在今天的条件下，在劳动供求的支配下，决定工资，它使平均工资停留在一个国家中根据习惯为了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限度上。“工资不能经常超过这个平均数，否则由于工人的状况有所改善，就会增加结婚和出生率，增加工人人口，从而增加了又把工资降低到从前的水平，甚至降低到那个水平以下的人手的供给。工资也不能长期落在必要的生活费用下面，因为，那样一来就会产生移民、不结婚、节育，最后由于贫困而产生工人人数的减少，因而又减少人手的供给，又使工资恢复到从前的水平。因此真正的平均工资处于变动之中，经常在它必须不断地落回的重心周围旋转，有时比它高些（所有或个别劳动部门的繁荣时期），有时比它低些（多少带有普遍性的困难和危机时期）。” 拉萨尔说，自由经济学派本身发现和证明了这个规律，他能够为此举出同国民经济学中的伟大而著名的人物一样多的证人。他建议工人去问每个要想改他们的处境的人，是否承认这个规律，如果他不承认它或者不知道怎样消除它，就把他当作一个空谈家而背离他。他把这个规律的作用总括如下：“从劳动收入（生产）中首先扣除了工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一部分（工资）并在工人中分配。生产——劳动收入——的整个剩余落到企业主的手里。”工人是无产者阶级，因为他们甚至不得不被由于文明进步而增长的生产力，也就是被增长的劳动收入，被他们自己的劳动的增长了的收益能力排除出去。给予他们的，经常是生活必需品，给予企业主的，经常是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的由劳动创造的一切。 拉萨尔承认，如果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许多工业产品价格大大下降，同时进入了一个人手需要增加的较长时期，在一个国家中根据习惯属于生活必需品的东西的范围扩大了，如果人们把不同的时代互相比较，工人等级将来的状况可能比过去好一些。他稍稍离开正题来讲这个问题，是因为这种偶然发生的、微不足道的改善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始终是那些要想欺骗工人的人仿照巴师夏的先例用廉价而空洞的言词反复谈论的问题。在各个世纪中。工人等级的整个状况是否真正不断得到改善，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很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学术性的研究，而那些不断地用“前一世纪的棉布多么贵，现在他们能用多少棉布做衣裳”这番话来安慰工人的人即使概略地进行这种研究也是不可能的。他也不能进行这种硏究，因为他不仅要给工人绝对确实的东西，而且也要给他们很容易论证的东西，可是假定这种改善已经发生，无论如何这就是顚倒了有关的问题。人们愚弄工人，欺骗工人。 如果工人谈到他们的状况改善，那么同一时期的生活习惯就是它的尺度。而人们都把他们的状况同前几个世纪的工人状况作所谓的比较，以此来安慰他们！当然，今天工人的处境比波多苦多人[1]和吃人者要好一些，这是确定的事实。可是，人的任何满足永远只取决于满足手段同在一个时期已经习惯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比例，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的最少的增长也造成前所未有的苦难和匮乏。“如果波多苦多人不买肥皂，他缺少什么呢，如果吃人者不穿讲究的上衣，他缺少什么呢，如果在发现美洲以前工人不抽烟，他缺少什么呢，如果工人在发明印刷术以前，他不能买一本有用的书，他缺少什么呢？”即使必需的生活条件的水平在各个不同时期确实已经提高了，工人的人的处境在这些不同时期还是始终不变，即永远在各个时代习惯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最低水平周围变动，有时比它高一点，有时比它低一点。 于是拉萨尔把他对于消费合作社的评价做了如下的总结：只要工人中仅仅有个别集团参加消费合作社，只要消费合作社不接触一般的工资，它们就只能使入社的工人以消费者的身分，通过比较便宜的消费，稍稍改善贫困状况。可是一旦消费合作社开始包括整个工人等级，工资铁律就使得工资由于生活费用通过消费合作社变得更便宜而必然同样下降，这样一来，到那时为止消费合作社给个别工人集团所带来的微不足道的利益又化为乌有了。 因此，舒尔采的所有组织对工人等级本身没有什么帮助。“怎么回事？难道工人个人的自由联合的原则不能改善工人等级的状况吗？”对此拉萨尔回答说：“当然能够——可是只有把这个原则应用和扩展到工厂的大规模生产上才行。使工人等级成为自己企业的主人——通过这种手段，而且只有通过这种手段才能消除那条规定工资的残酷的铁律！如果工人等级成为自己企业的主人，那么工资和企业主利润之间的区别就消失了，从而单纯的工资也没有了，劳动收入作为劳动的报酬代替工资的位置！”用最和平、最合法、最简单的方式，即工人等级通过自愿的联合以自己企业的主人的身分组织起来，取消企业主利润，这是工人等级状况的唯一真正的、唯一合乎它的正当要求的、唯一不是幻想的改善。 可是怎么做呢？拉萨尔又接着说，看一看铁路、机器厂、造船厂、棉纺厂、织布厂等等，看一看工人的空空如也的口袋就可以知道，如果工人仍然仅仅作为个人孤军奋战，他们就决不可能自己经营大工业。“正因为如此，国家的事业和任务就是使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即把工人等级个人的自由联合的伟大事业抓到自己手里，促进它，发展它，使它成为自己的神圣义务，向你们提供自己组织和联合的手段和可能性。” 拉萨尔这时指出，有人说国家的任何这种干预取消了社会的自助，这是把人引入迷途的叫喊。如果国家给青年聘请教师，设立学校和图书馆，那么它并不妨碍青年自修。可能有个别人没有利用教师、学校和图书馆而受到教育，可能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工人的个别集团尤其在英国通过仅仅由于他们自己的努力而成立的合作社，在大生产的某些较小的部门，在某一个小范围内使他们的状况得到一些改善，那么这些例外只是证实这条规则，即对于整个工人等级说来，只有逋过国家帮助才能真正改善它的状况。 同样，工人也不愿受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廉价的空论欺骗。”离开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远的莫过于这个要求。即劳动阶级完全同今天一样，保持它们的个人自由，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个人的劳动报酬，同国家的关系无非是通过国家得到它们办合作社所必需的资本或必需的贷款。可是，促进和介绍人类文化的巨大进步，正是国家的任务和职责。这是它的使命。它为此而存在，永远为此服务而且必须为此服务。”拉萨尔证明了这一点，他没有举可以举的关于运河、公路、邮局、邮船航线，电报、地租银行、农业改革、新生产部门的设立等等成百个例子，而深入地谈了谈国家对于铁路工程的利息保证。他说，这种利息保证是国家的极为强烈的干与，是有利于富裕的有产阶级的，这些阶级本来就掌握一切资本和信贷，可以比工人容易得多地抛弃国家的干与，可是它们还是要求这种干与。这是完全可以允许的，可是，如果问题在于国家为了受苦的阶级，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参与其事，那么这种干与就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管铁路引起的文化进步多么大，它同劳动阶级的联合达到的最巨大的文化进步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拉萨尔在一个注解里对此作了说明：关于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及整个工人等级的合作社所需要的资本（说得更确切一些是所需的贷款）很容易得到的问题，在对货币和信贷的社会职能作过金融理论方面的讨论以后再谈。此外，所有这种有关执行方法的讨论完全是多余的、不起作用的；如果实现要求是用以想象的，这种讨论才有实际的价值。拉萨尔暂时停留于下面的指示：“这些合作社当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遍及整个工人等级。它们将从由于雇佣的工人最多而最适合联合的工业部门开始。它们将从那些地区开始，那些地区由于它们的经营活动的方式、由于它们的人口密度以及由于居民自愿联合的意向——这是三个通常同时出现的因素——比其他地区适合联合。一旦成立了一批这样的合作社，一切其他企业部门和地区就越来越容易地建立合作社，因为一切由国家帮助建立的合作社必须而且也将参加一个信贷联合会。除去信贷联合会以外，一个保险联合会可以包括各种不同的合作社，这个联合会通过分配补偿可能发生的营业损失到微不足道的程度。国家决不会终于在这些团体中起独裁者的作用，它的职权只是确定或批准章程和为了保证国家利益所需要的对营业的监督。每周先发给工人适合该地该企业水平的工资，年终把合作社的嬴利作为红利分给工人。”为了证明成立这些合作社的实际可能性以及证明它们的存在会带来很大利益，拉萨尔提到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合作社，这些合作社虽然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帮助和支持成立的，完全依靠孤立的工人的努力，但是却得到很大的发展。所有这些合作社确实是未来的先锋，它们用坚强的手开辟道路，不顾与它们对抗的不可能性，取得了可信的实际结果，这说明，如果国家帮助克服这种不可能性，就会得到大不相同的结果。 可是到底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呢？1851年，普鲁士王国国家统计局根据官方税册公布了居民如何根据收入分担赋税的计算法。拉萨尔把这个计算的结果用原话和原来的数字再说了一遍，然后把它总括了一下：“百分之七十二又四分之三的居民的收入不足一百塔勒，即处于最贫困的状态！其他百分之十六又四分之三的居民的收入在一百塔勒至二百塔勒之间，即处于几乎没有改善，仍然贫困的状态，其他百分之七又四分之一的居民收入在二百塔勒至四百塔勒之间，即仍然处在困难状态，百分之三又四分之一的居民收入四百塔勒至一千塔勒，一部分处在勉强得过的状态，一部分处在富裕的状态，最后有百分之零点五的居民是大大小小的富豪。仅仅两个最低的、最受压迫的阶级即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九，如果人们（人们也必须这样）再把仍然没有资产的、受压迫的第三个阶级的百分之七又四分之一加上去，那么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六又四分之一的人处在受压迫的贫困状态。国家属于你们，受苦的阶级，而不属于我们，较高的等级，因为国家是由你们组成的。国家是什么？我提出这个问题，现在你们从很少几个数字屮比从几本厚书中看得更明显：你们贫穷阶级的大联合——这就是国家！”为什么工人的这个大联合不应该对他们的较小的联合发生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呢？ 拉萨尔还特别提出一个例证，说明不依靠国家的资助、利用自由联合改善工人等级的状况而想用其他任何方法都是不可能的，这时他谈了谈英国工人合作社中最有名的一个，罗奇德耳[2]的开路人。他强调指出，在那个合作社中产生过一个旨在使那些不同时是股东的工人得不到营业利润的运动；有工人资产和雇主思想的工人，罗奇德耳的开路人就变成了这幅令人讨厌的讽剌画。此外，合作社的工厂有一千六百个工人股东，而在那里劳动的工人只有五百人；如果人们不干脆想象工人就是富人（如果是这样，一切问题都在幻想中解决了），那么在本工厂中劳动的工人就永远也不能从自己口袋里掏岀工厂所需要的投资。为此需要多得多的不在工厂劳动的别的工人股东。两者在罗奇德耳的开路人那里的比例是一比三，这甚至是很顺利的，只能用十分特殊的例外情况来作解释，此外这个比例必然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大大增长，因为文明的进步恰恰在于，每天有更多的死的自然力，即机器代替人的劳动，因而投资额对人的劳动的数量的比数每天增长。如果合作社扩及整个工人等级，哪里找到三倍或者更多倍数的、现在还必然支持在工厂劳动的工人的工人股东，来给这些工厂投资呢？ 因此，用这种办法，通过工人等级的成员作为孤立的个人的努力，解放工人等级，从数学上看是完全不可能的。工人等级脱离苦海的唯一道路就是自由的个人联合，通过国家的推动和援助可以做到这一点。可是，怎样使国家能够参与其事呢？答案立即十分清楚地摆在大家面前：只有通过直接、普遍的选举权才能办到。如果德国的立法机关是由这种选举权产生的（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就能规定由国家履行这个义务。“然后在立法机关中提出这个要求。然后这种参与的范围、形式和手段可以借助理智和科学来讨论，然后你们可以放心——了解你们的情况，献身于你们的事业的人，就能够用科学的锋利武器武装起来，站在你们一边，保护你们的利益！如果而且只要你们的事业的代表仍然只占少数，那么你们，社会上的没有资产的阶级无论如何只能归罪于你们自己和你们的选举不当。”普选权不仅是工人等级的基本政治原则，也是它的基本社会原则，是一切社会援助的基本条件。 那么怎样使普选权得以实现呢？拉萨尔指出反对英国谷物税的五年多的鼓动工作，谷物税终于被托利党内阁废除了。“你们自己组成一个全德工人联合会，为在德国各邦实行普遍、直接的选举权而进行合法的、和平的，但是不倦、不断的宣传活动，从这个联合会哪怕只包括十万德国工人的时刻起，它就会是一个力量。任何人都不得不加以重视。”工人应该把这个号召传播到每个作坊、每个村在、每间茅屋中去。城市工人应该把他们的较高的见识和修养灌输给农村工人，应该随时随地、不断不停地讨论普选权的必要性。工人们应该建立互助会，这些互助会虽然资金很少，但却是进行宣传活动的巨大财力，利用这些互助会可以创办公开的报纸，散发传单，派出代表。你们应该每天不倦地重复这一点，再重复这一点，永远重复这一点。“取得实际成果的一切艺术在于任何时候都把一切力量集中于一点，集中于最重要的一点，不向右看也不向左看。你们不要向右看也不要向左看，对于一切不叫作普遍、直接的选举权或者与它没有联系，不能导致它的东西都不要听。”如果在不多几年内能够实现的这个号召，确实被传播到构成社会上的贫穷的、没有资产的阶级的、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九到九十六的人们中去，那么人们就不能长期反对它。 各邦政府可能同资产阶级为政治权利斗气、争吵。它们甚至可能用对政治权利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拒绝工人的政治权利，从而拒绝普选权。“可是普选权已被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九到九十六的人理解为一个生存问题，因此它也被热情地传播到整个民族中去——先生们，你们可以完全放心，没有任何力量会长期反对普选权。这就是你们必须树立的标志。这就是你们胜利的标志！对你们说来，别的东西是没有的！《公开的答复》就是这样结束的。 六拉萨尔的会战计划 拉萨尔的《公并的答复》对《工人纲领》的关系，就同战术对战略，会战计划对战役计划的关系那样。它是为德国无产阶级的伟大解放战争的第一次会战所做的战斗部署。拉萨尔作为工人鼓动家在《公开的答复》中提出的不是结论而是导言。他知道，他要想投入战争的群众是由没有受过训练的新兵组成的，他们的看法和理解力极为偏狭，必须在炮火中受到锻炼。拉萨尔也必须仔细注意他行军所经的地形，注意他所冲击的堡垒的构造和形势，注意发射的敌炮的口径。现在他必须实际上克服一切革命行动的辩证矛盾，他曾经使这个矛盾成为他所创作的悲剧的可悲思想。问题在于把原则的全部坚决性同政策的必要的片面性结合起来。 拉萨尔不能（至少不能像马克思所要求他的那样）保持“同过去的工人运动的天然联系”。几乎没有哪两个时代的差异比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代同发表《公开的答复》的时代的差异更大的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际无产阶级的精锐小部队说话，这支小部队几年乃至几十年以来住在欧洲交通的中心称纽，熟悉了德国哲学和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的最困难的问题，它团结在一个秘密的宣传协会之中，在革命的前夜做准备工作，在欧洲的扰攘不安的群众中为共产主义进行宣传。相反地，拉萨尔对一个经济和政治上还很落后的国家的工人阶级说话，这个阶级还远没有摆脱凶恶的反动妖魔，通常革命的炮火洗礼会使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但是在最近时期内这种迅速提高是没有希望的；这个阶级应该作为群众性政党，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战斗，可是连它最进步的成员对于这个社会的本质也几乎亳无所知。假如对当时的德国工人只能被他们最切身的利益吸引住这一点有所怀疑，那么对拉萨尔来说，他的《工人纲领》所受的待遇必然消除了这种怀疑。《工人纲领》虽然也已经使《共产党宣言》的思想适应德国的状况，但是它在工人阶级中没有引起反应。 拉萨尔不愿根据一个纯理论的处方，预先规定德国工人运动的进程，而是完全按照马克思的见解，只要徳国存在真正的阶级运动，就把它当作自己的宣传活动的现实基础。他从普选权和合作运动，这两个开始推动德国无产阶级的思想出发。他向德国工人说明，对他们来说，普选权是夺取政权的唯一手段，不掌握政权，他们决不能满足自己的阶级利益，这样他就立即使普选权的要求具有原则的全部坚决性。四十年的德国历史给拉萨尔证实了，他在这一方面对德国状况判断得多么正确。当他使普选权成为工人运动的口号的时候，普选权没有享有最高的声誉，因此应该对他的功绩作出更高的评价。资产阶级群众出于多疑的阶级本能反对普选权，而另外一些人（不仅有朗格和洛贝尔图斯，也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第二帝国时期实行普选权的经验对普选权表示怀疑。 诚然，拉萨尔对普选权作了过高的评价。虽然一开始他就说，普选权不是魔法杖，虽然他认为普选权不是立即而是长期下去才能发生重大作用，但是他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测定这个期限。在这一方面拉萨尔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也是这样）大胆而眼光远大的思想家的那种错觉。可是这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即拉萨或尔正确地认识到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普选权是一个武器，德国无产阶级必须而且也将用这个武器进行斗争，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虽然这个见解遭到这样激烈的而且是来自这样有影响的人士的反对，事实的力量却不断地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推向拉萨尔预先给它规定的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正是以普选权作为它最适合、最有效的武器而成长壮大的，关于这一点任何人也没有恩格斯在他的最后著作中说得更有说服力了。[3] 然后拉萨尔谈到合作社问题。他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工资规律粉碎了关于工人阶级的这个所谓万应灵丹的一切幻想。他用无产阶级压迫者自己的武器打击这些压迫者。拉萨尔在后来的演说和文章中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即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切著名的代表人物都承认他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规律。可是正是他十分强调的这个规律的“铁的”性质被社会主义经济学证明为站不住脚的，因此重要的是，要研究拉萨尔是否相信这个规律存在并根据什么历史权利相信这个规律存在。 首先，马克思后来在一个极不愉快的时刻所写的东西是不正确的：“……如果我接受带有拉萨尔印记因而是拉萨尔意义下的规律，那么我就不得不连同他的论据一块接受下来。这个论据是什幺呢？正如朗格在拉萨尔死后不久的言行所表明的，这就是（朗格自己宣扬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但是，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了一百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规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规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经济学家们五十多年以来正是以此为根据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时分布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4]可是拉萨尔并没有陷入这个矛盾之中。他不是像朗格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对待马尔萨斯的理论，他比他们两个几乎更明确地指出了马尔萨斯理论的特征。他指责这种理论的真正核心，即认为人口繁殖的速度有超过生活资料增加速度的倾向，是一个“早就遭到反驳的错误”，他嘲笑由这个错误所引出的关于“明智地节制”生育的理论是幼稚的、不道德的、不合人情的、不自然的，“完全是胡说八道”。同马尔萨斯相反，拉萨尔说：劳动的人手越多，财富就越多；如果今天的情况还不是这样，那么缺点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对抗作用”。因此，拉萨尔在《公开的答复》中强调指出“在今天的条件下，在劳动供求的支配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工资规律是有效的。他不是像马尔萨斯主义者那样把它看做是一个自然规律，而是看做一个社会规律，因此他可以毫不矛盾地说，社会的另一种组织可以取消这个规律。 显然这种看法同马克思和恩格期在他们的包括《共产党宣言》的早期著作中所发表的关于工资规律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中就说过，人口并不在自然界中威胁生活资料，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威胁就业手段；在这个社会中，劳动力的生产受竞争规律调节。恩格斯在他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说明工资规律所用的话与拉萨尔在《公开的答复》中所用的差不多相同，事实上恩格斯也承认拉萨尔像他自己和马克思在四十年代所理解的那样引用了工资规律，即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规律，不是作为马尔萨斯主义者所认为的自然规律。大概朗格也没有说，拉萨尔用马尔萨斯理论证明工资规律，相反地他责备拉萨尔忽视了这个理论，像马克思那样，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引出他的规律。 可是，即使在这种限制下，工资规律的“铁的”性质仍然遭到马克思的驳斥，说得更确切一些是用科学上不可争辩的方式证明，它对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现代工业及其有规律的周期变动不是通过人口的绝对运动，而是通过相对的过剩人口，通过资本根据自己的伸展或收缩而吸收或推回的产业后备军来调节它对劳动力的需要。“但在由于工资上涨，实际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能够积极增加之前，恐怕已经再三经过了这样一个时期，在其中。必然有产业战进行着，厮杀着，并且要打出胜负来。”[5]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起支配作用的工资铁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鼎盛时期变成一个有伸缩性的工资规律。它的上限是资本的利用需要，它的下限是工人所能忍受的目前不致饿死的贫困的程度。在这些界限内，工资额不是由人口的自然运动决定的，而是由工人对资本尽可能从劳动力中榨出无偿劳动的经常倾向进行的反抗来决定的。如果这种倾向碰不到任何反抗，那么它就发展成为不是铁律的作用能再提高的低微工资。如果这种倾向遭到反抗，那么它就按照这种反抗的力量和程度而被消除，因此，工厂法、工会以及其他能够增强工人的反抗力的东西决不是螳臂当车，而按照工资铁律的理论，却应该是这样。可是资本的不断积累，产业后备军的不断增加，从而无产阶级阶级状况的不断恶化，这是工人的一切反抗都不能制止的。“使……产业后备军常常与积累的范围和能力保持均衡的规律，又把劳动者牢牢锁在资本上面，比火神黑伏士把普罗米修斯锁在岩石上，还要钻得坚牢。这就引起一个与资本的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的积累。在一极有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对极，那个把自己的产品当作资本来生产的阶级，就有穷困、劳动折磨、奴隶状态、无知、粗暴及精神颓废等等的积累。”[6]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即在拉萨尔死后三年）所阐明的那样，这是大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工资规律。 如果说拉萨尔在他提出工资铁律的时候有理由说，它是一个在科学上不容争辩的规律于毫无疑问，他相信这个规律是正确的，那么当然还要补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年代就已经指出产业后备军和它对工资所施加的压力，他们预言了无产阶级不可遏止地下降到赤贫的境地，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屮正是由此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再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再使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般的生活的水平了。拉萨尔在后来的著作，尤其是在他的主要经济著作《巴师夏—舒尔采》中，确实毫无顾忌地论述了使现代无产阶级的状况比从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状况更坏的这种生存的不稳定性。他之所以不在《公开的答复》中就强调指出这一点，是因为他在这里只想提出“绝对确定的和容易论证的东西”。因此他完全不谈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人的状况是经当改善还是经常恶化的问题，而只谈即使人们作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较有利的假定，工人的状况还是不能忍受的这一事实。 当然这一事实也不因马克思所阐明的工资规律而有任何改变。恰恰相反！现在举一个数字为例来说明问题，拉萨尔的工资铁律这样说：资本主义社会欠无产阶级一百，而马克思的有伸缩性的工资规津说：不，资本主义社会欠无产阶级一千。资产阶级抱怨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了工资铁律，而不对它在这样长的时期内依靠拉萨尔的“引入迷途”的权威，对资本主义社会施加的“不公正行为”表示忏悔，这种抱怨是没有理由的。比较严肃的指责是，拉萨尔被工资铁律的结论所牵制，低估了工人保护法和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只要它不是没有实际目的的）的意义。工会运动在德国暂时还不能开展，并非由于拉萨尔的理论错误，而是因为德国差不多所有邦政府和人民代议机关都死抱住禁止工人联合的法令不放。不通过威胁性的群众运动从这些高级官厅手中夺取工厂法，却为此向它们苦苦哀求，这是拉萨尔即使确实没有低估工人保护法的意义，也不能做的一种儿戏。 对当时的实践来说，拉萨尔从工资铁律中为消费合作社引出的结论可能是重要的。他认为要想帮助作为消费者的工人就是本末倒置，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管这种帮助多么微小，它也不像拉萨尔根据工资铁律所认为的那样渺茫。可是他也不是劝吿工人不要参加舒尔采的合作社；他反而对他们说，只要这些手段能给个别工人或工人集团以某些帮助，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手段。拉萨尔不是反对合作，不是反对自从圣西门以来作为社会主义中心问题的合作生产和合作消费，他只反对在五十年代的反动时期资产阶级对合作思想的摧残。在估计这种思想仍能有反作为方面，拉萨尔不是走得不够远，而是走得太远，他对英法两国的工人合作社的评价以及热情地同“徳国合作事业的父亲和创始人”握手就说明了这一点。 那种摧残在于，使合作思想脱离了政治方向，出于好心或恶意，劝吿工人说，为了自己的解放，他们不需要政权，而可以作为个人自己帮助自己。拉萨尔用“国家帮助”来反对这种“自助”。他教诲工人说，他们只有组成政党才能走上脱离苦海的道路。这肯定不是标新立异，而只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复兴，正如这个斗争在四十年代不自觉地发展起来，后来《共产党宣言》根据它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各个方面做了说明那样。可是正因为如此，它也不是从毕舍或路易·勃朗或其他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代表那里剽窃来的，这个代表要想根据某个人为的建筑计划建设一个新社会，而不了解人类社会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必须掌握它那个时候的运动规律，才能支配它。由此可以看出，拉萨尔是怎样看待“所谓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乌托邦的。 在合作问题上，拉萨尔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1864年拉萨尔死后，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写道：“1848至1864年的经验毫无疑问地确定，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但只要它没有越出个别工人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那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按着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苦负担……为了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国家财力。”[7]1866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同样的精神根据大概是由马克思起草的提案，作岀决议：“个体的雇佣劳动者通过他们的联系所能给与合作运动的发展形式是不健全的，这种合作运动不能通过自身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自由和合作的劳动的一个巨大而和谐的体系，就需要普遍的社会变革，一般的社会条件的改变，而没有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这种变革就决不能实现：必须从资本家和地主手里把政权夺过来，由工人自己行使。”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提到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也谈到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采取种种措施，把信贷集中到国家手里和建立国营工厂。 可是在这个问题的一点上，拉萨尔从现代科学共产主义的观点退回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现点中去了。不过并不是鼓动家打乱了理论家（按照洛贝尔图斯的说法是，“公开的”拉萨尔打乱了“隐秘的“拉萨尔）的计划，而恰恰相反。假如拉萨尔仅从鼓动工作考虑，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历史上所担负的各种各样的任务中，恰恰把生产合作社提到首要地位，那么这件事情本身也是无可非难的。因为舒尔采—德里奇本人宣布生产合作社是一切工人合作社的“顶点"，所以简単指岀，他虽然经过十年努力还没有能够建立生产合作社，或者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值得一提的生产合作社，对他就是最确切的反驳。舒尔采虽是一个精神上的侏儒，在德国却被认为是“社会王国的国王”，如果德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运动开展起来，他就必然要退位。可以说明当时情况的特色的是，舒尔朱是在莱茵省的首府被宣布为那种国王的，而且是由马克思的两个老同志宣布的：一个是格奥尔格·荣克，他曾在《莱茵报》工作过，另一个是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他本人还当过《新莱茵报》的编辑，在共产党人审判案中被判了好几年要塞监禁。 可是拉萨尔并没有，或者并不单单出于鼓动的原因而把工人的注意力首先引到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上去。他想给工人提供一些实际的、具体的东西，不能把他的最终目标——消灭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写在他的旗帜上，而不使他的进步党和自由贸易派的“乌合之众”的敌人得到他们所渴望的、在还完全没有觉醒的群众面前巧妙地把他当作一个没有头脑的空想家而击败的可能性，因为拉萨尔还不能公开自己的目的。所以他选择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作为一个完全渗透了目的的本性的手殴。他已经在《公开的答复》中间接地，在《巴师夏-舒尔采》中直接地谈到，有必要用社会的共同信贷经营其共同的事业，把生产的收益按照参加生产者的劳动成绩进行分配。“这一方面的过渡手段，最方便、最温和的过渡手段就是国家资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这还不是‘解决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需要好几代时间，然而它是有机的、不可遏止地趋向一切进一步发展的、使这种发展由自身展开的芥菜子。”拉萨尔在为这几句话写的一个注里说，正因为他的过渡阶段是这样温和和实际可行，而自身又包含着一切进一步发展的有机萌芽，所以它激起资产阶级的那种无名怒火，假如他提出某个进一步的抽象要求的话，资产阶级会平心静气地把他当作没有危险的异教徒置之不理。理论上的成就和他通过他的《公开的答复》而开始的实际鼓动在一点上有一个完全相反的规律。理论上的成就越是完全地引出在它本身发展的原则的一切结论（哪怕是最后的和最没有关系的结论），这种成就就越好。相反地，实际的鼓动越是先集中于一点，然后推论出其他一切，这种鼓动就越有力量。不过这一点必须是本身已经包含其他一切结论的一点，这些结论必须由这一点以有机的必然性发展。 拉萨尔在致洛贝尔图斯的信中也正是这样说的。他在这里明确地说，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在他只是达到目的，即生产社会化的手段，如果洛贝尔图斯对于同样的目的有更好的办法的话，他将欣然受教。但是他自己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他深信国家给工人合作社的贷款不是主要的，但它一定根据自身发展的活动的结果，逐渐地（当然要经过一二百年）导致土地和资本私有制的消灭。 因此关于拉萨尔提出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这个要求时的纯正动机，无需再作说明。他认为这个要求很有实现的希望，起初只为它辩护，这也是有道理的。可是这时候他犯了一个理论错误，犯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错误，认为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可以取消商品生产的规律。如果人们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当作前提，那幺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属于“这样一些措施，它们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8]这就是说，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不能自发地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它们听命于自身发展的活动的结果，它们生产商品，必须服从商品生产的规律。布赫尔曾经说过，它们只制造新私有者，洛贝尔图斯说，对于生产的社会化来说，这种新团体所有制甚至是比资本家的私人所有制更难克服得多的一个障碍。当然拉萨尔答辩说，他根本不要求土地、资本和劳动产品应归工人所有，他要求这种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即个人的“劳动成果”是整个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部分，这个份额决定于个人的劳动量同全社会劳动量之比。虽然这是他的最终目的，可是他没有看到他的手段对于这个最终目的是不适用的。工人在依靠自身发展的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中变成“他们自己企业的主人”，他们的“劳动成果”，如洛贝尔图期所说，将是地租+资本利润十工资，因此，如布赫尔所说，对占有的化学特性没有任何变动。 人们可能认为，拉萨尔的这个理论错误终于成为一场无聊的争论。假设工人像《共产党宣言》和《公开的答复》以同样程度假定的那样，先夺得了政权，那么他们早就学到这么多的逻辑，或者事实的逻辑很快就给他们说明，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不是在《公开的答复》的意义上，只有在《共产党宣言》的意义上才是解放本阶级的一种手段。可是拉萨尔的错误也有实际的后果。如果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是“一切进一步发展的有机萌芽”，那么哪一个国家来培植这个幼芽就是无关紧要的，这样就给一切可能的反动活动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拉萨尔的资产阶级敌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阴谋诡计知道得十分详细，马上就能认出拉萨尔的装备上的弱点。假如他们的进步的长腿不靠着一根棍子，他们在这一点上甚至会比他们实际所做的更凶恶得多地逼迫他。为了彻底揭露拉萨尔的错误（他们，恰恰是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坦率得超过对他们似乎有利的范围，显露“各界优秀人物”的美点，于是他们满足于根本没有或者十分表面地接触问题核心的指责，以致拉萨尔要击退这些指责是相当容易的，当然这又加强了他的错误现点。 此外拉萨尔是一个头脑清楚、目光敏锐的思想家，不会这样由于外来影响而突然想到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这个念头，也不能够这么直截了当地摆脱这个念头。相反地，它同他的全部经济思想纠缠在一起。拉萨尔把地租和资本利润正确理解为劳动产品的扣除，可是他只把这看做是对工人阶级的“诈骗”；他把剩余价值的形成理解为一个法哲学的问题，不像马克思那样理解为一个提供了解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钥匙，能使整个经济学发生革命的经济事实。不管拉萨尔怎样站在《共产党宣言》的基础上，他也没有完全割断三月革命前的社会主义对他的束缚立在《工人纲领》中以及在拉萨尔后来的鼓动著作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法国社会主义有一定程度的依靠。 这种一定程度的依靠之所以不可忽略，是因为它往往被夸大到最可怕的程度。拉萨尔有一切理由推测，他的和路易·勃朗的“国民樫济学观点可以很明显地各奔东西”；他的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同路易·勃朗的社会工场是这样的不同，以致只有曾经被判定为见树不见林的德国教授才能把这两者混为一谈，而阿尔伯特·朗格在1865年就已经提醒人们不要这样做。拉萨尔赞同四十年代法国社会民主派的意见，可是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并不放弃对他的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他也批判地克服了它的幻想，只剩下一点残余，这个残余还给经济问题披上法学的、哲学的和一般思想的伪装。剩余价值作为经济杠杆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可是作为“对工人的诈骗”，它不会被想象得如此美好的国家所废除。拉萨尔在他的法学和哲学观念方面，也从同法国社会主义者完全不同的观点出发，并得岀同他们完全不同的结论；他渊源于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毕舍则渊源于圣西门，勃朗渊源于傅立叶。可是拉萨尔在为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辩护时，卷入了有时像毕舍有时像勃朗的一系列矛盾之中，并不是因为他剽窃了他们的著作，而是因为解决同一不可解决的矛盾的一切尝试必然有某种相似的地方。 拉萨尔从普鲁士的收入统计中引出的错误结论同对社会和国家的唯心的，形式的了解也有关系。他已经证明了他本来要想利用这个统计证明的东西，尽管有无数有道理的和没有道理的责难，有的是针对他的主观的解释，有的是针对他所报道的数字的客现正确性。一切可信的和不可信的算术都不能推翻这个事实，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的国家里，大多数人过着不同程度的贫困生活，相当少的少数人过着大体可以糊口的生活，占全人口绝对或相对极小比例的人过着不同程度的富裕生活。正如拉萨尔在他的一次辩护发言中所说，一切统计资料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悲惨命运，“有产者只像几根孤零零的柱子矗立在绝大多数人的阴暗潮水中，仿佛是为了表示，那股潮水多么阴暗，多么深邃”。可是，拉萨尔从他的数字中得出结论说，几年之内，就可以把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九到九十六的贫穷的、没有资产的人民聚集到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旗帜周围，这个错误甚至使他感到最难受的失望。 四十年代的法国社会主义提出来和资产阶级对立的“人民”，同《共产党宣言》提出来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现代工人阶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拉萨尔忽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结构。他忽略了，现代工业的雇佣工人只是没有资产的阶级中的一个相出小的部分，而在这个相当小的部分中又只有一个相当小的部分有了无产阶级阶级觉悟，构成全人口的贫穷群众的各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即农村无产阶级、婢仆、小农、小官吏、小手工犯者乃至一部分帮工都对工业雇佣工人的解放斗争抱敌对的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些不同阶级的见解和思想决定于它们的特殊的阶级地位，为了使它们领会经济的辩证法（起初最有说服力的雄辩术也不能使它们体会这种辩证法），需要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全不同的变革。拉萨尔想用思想的推动力完成只有经济的推动力才能完成的事情。 因此，《公开的答复》有不少缺点和片面的地方，但恰恰是这些缺点和片面的地方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它的直接影响。工资铁律、对剩余价值的道义和法律上的判决、收入统计及其动人的数字使几十万颗高贵的心燃烧，使几十万支坚强的臂膀受到锻炼。这样说并没有任何辩护的意思，而只是为了说明问题。假如拉萨尔把理由不充分的论点传播到群众中去，并非因为他认为它们是正确的，而只是因为他认为它们能起作用。那么他就不应受到辩护，而因为他认为它们是正确的，所以用人就无须为他辩护。可是，正如《公开的答复》中的片面性和弱点乃至一切都出于一个根源，即拉萨尔还没有认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律的全部活动一样，这些片面性和弱点的强烈影响也可以由当时德国根本还不存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得到解释。没有可以据以衡量拉萨尔的论点中的错误的实际尺度，同资产阶级用来网罗无产阶级的迷人的蜘蛛网相比，他还是三倍正确，即使在按今天的科学认识的水平来看不正确的地方也是如此。他正是德国工人阶级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所需要的开路人。因此他在他的弱点方面也是强有力的。 而且，《公开的答复》的缺点比起它的优点来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啊！拉萨尔在工人运动的第一个会战计划中就提岀了一个正面广而纵深大的部署，一开始就堵塞了一切宗派的歧途。为了进行政治的阶级斗争，他把队伍组成这样密集的方阵，使得队伍永远只能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平地上行军和作战。他的理论的片面性阻碍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前进的时刻必然要到来，可是长期下去，这些障碍就被伟大的思想家和战士所组织的军队的脚步踩碎了。 当拉萨尔用《公开的答复》同路德反对赦罪的论纲相比的时候，他对自己的鼓动不是估计过高，而是估计过低。论纲点火比较快，也比较直接，可是只像一个火星落到一个开口的火药桶里，通过一次激烈的爆炸把十六世纪的德国群众投入一个混乱的运动之中。同论纲相比，拉萨尔的答复是一个火把，它给十九世纪的德国群众运动指出了几十年的道路和目标。路德为他的行动的成果感到惊奇，拉萨尔却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什么。他希望利用自己的宣言使工人从内心里了解他们的经济状况，使他们能够抵抗一切谎言、幻想和欺骗。拉萨尔在写给同他交好的杜塞尔多夫的商人勒维的信中说：“全文读起来是这样容易，以致工人一定会马上感觉到，仿佛他早就知道，任何人也不能从他那里把它夺去，或用谬论和诡辩把它除去”。可是他又补充写道：“一般说来，工人等级也许认识还不能明确，如果是这样，我当然是一个无用的人，进步党可以欢呼我摔倒了。”拉萨尔敢作敢为，可是他不敢轻器妄动，而是受伟大的历史义务的约束。 当布赫尔和齐格勒在最后关头还想拽住他的胳臂的时候，他答复他们说：“一个工人运动已经存在，即使要掉三十三次脑袋，也必须给它提出理论认识和实际口号。”拉萨尔用这一番话保证了他在同时代人中的权利和在后世的荣誉。 七最初的成败 3月17日，莱比锡中央委员会讨论了拉萨尔的纲领性文章，虽然罗斯梅斯勒、多尔格和以来宾身分出席的施特雷克富斯表示激烈反对，仍以六票对四票通过它为德国工人运动的宣言。少数派之中，有两个人只愿意有条件地表示赞同，另外两个人想向工人简单地介绍这个文件。这两个人〔其中有多尔格）退出了中央委员会；罗斯梅斯勒和文将尔也辞去了“受托人”的职务。由于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赞成拉萨尔的宣言，他们就放弃了执行柏林纲领的工人代表大会，主张建立一个奉行拉萨尔所阐明的纲领的大规模的工人联合会。于是中央委员会就解散了。正好隔一天，即3月18日萨克森政府发布了一个命令说，由工人大会选出的委员会应被视为社团，必须遵守结社法的规定，不得同其他社团有事务上的联系。 3月24日，中央委员会把自己的权力交给在音乐堂举行的一个全体工人大会。多尔格和罗斯梅斯勒又提出警吿，而进步党人席尔特巴赫讲的话比他们还激烈。大会还是以一千三百五十票对两票决定赞成拉萨尔，并成立了一个新委员会，筹备大规模的工人联合会。 此外，《公开的答复》像一个炸弹似的落下来了，不过赞成的远比反对的为少。人们对拉萨尔，也对莱比锡中央委员会倾泻了无数的责难。3月28日在一次全体工人大会上就同意莱比锡决议的勇敢的汉堡工人首先支持拉萨尔和莱比锡中央委员会。佩尔和奥多尔夫用这个大会的名义给科堡工人报寄去一个精采的声明，无情地揭发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玩弄的阴谋诡计。他们在声明最后说：“我们通过这个声明向你们，莱比锡的勇士，伸出结盟之手，你们也把普遍和直接的选举权写在你们的纲领上，你们也为（虽然也许是徒劳的〕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而努力，请接受我们衷心的谢意。但愿我们的这一赞扬能够补偿别的方面对你们的忘恩负义行为。即使你们和我们的希望暂时不能实现，你们也获得了首先发动运动的荣誉，但愿这个运动不再死去，而是〔也许在将来）产生伟大的生命。”《科堡日报》至少给这篇有两栏长的声明打开了它的“谈话室”，当然只是为了把它埋葬在编辑部的九栏的评论里，这些评语是表面善意和内心愤怒的混合物，最后来了一个明显的暗示，一字不易地搬出了1854年的邦联法。 接着。4月11日杜塞尔多夫的一个工人大会表示赞同拉萨尔；他们寄到莱比锡的表示赞同的决议上有六十个参加者的亲笔签名。同一天，佐林根工人教育协会也做岀了同样的决议。第二天，即4月12日，在科伦举行了一个省的手工业者和工人会议，把莱比锡决议列入议程；这个会议有科伦、杜塞尔多夫、佐林根、爱北斐特和四个小地方的代表参加；佐林根的代表带来了信鸽，以便能够立即向故乡报道人们以紧张的心情等待的结果。在这个会议上几乎只有已经参加过革命年代的工人运动的人互相争论，这些人是：毕尔格尔斯、里廷豪森、同拉萨尔交好已有十五年的杜塞尔多夫商人勒维，还有胡果·希尔曼。这时毕尔格尔斯已经后退为温和的进步党人，向拉萨尔发动攻击，用傲慢的态度对待里廷豪森，把他当做一个用意很好，但把作废的药方又拿来重用的人，他还不了解，人民的直接立法是万应灵丹。只有勒维和希尔曼坚决拥护拉萨尔，并终于取得胜利，当然票数只是六十四对五十七。4月19日，由希尔曼任主席的爱北斐特的符佩尔塔耳工人联合会也表示赞成莱比锡决议。 可是这也就是一切，而表示反对的大会却多得多。3月20日，路徳维希·洛厄佛向莱比锡工人报道说，舒尔采—德里奇通过施特雷克富斯知道了3月17日的决议，“舒尔采对你们非常生气，他很希望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继续存在下去，希望那里，甚至在委员会中发生分裂，他将向奥芬巴赫、法尔次海姆和纽伦堡发令，反对拉萨尔的小册子。”纽伦堡工人协会也马上积极活动，并于4月12日宣称，拉萨尔是“反动派收买的一个工具”，在资产阶级的比较狡猾的人物看来，这种说法当然太笨拙了。相反地，他们赞成1863年4月从施泰廷到卡尔斯鲁厄作出的工人教育协会的十几个愤怒决议，说什么拉萨尔的小册子是一个“不合理的拙劣作品“，假如不是所谓的菜比锡中央委员会轻举妄动，在工人运动中，“有意或无意地为一切自由发展的敌人立下无比的功劳”的话，人们根本不用注意拉萨尔的小册子。 资产阶级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马上就知道这件事对他有什么关系，它毫不迟疑地在全线向拉萨尔发动攻击。在徳国前所未有的迫害开始了。资产阶级报纸卓有成效地证明，它的斗争方式比十年前封建报纸的告密者用来迫害它自己的英雄的不体面的斗争方式强。 比较起来，舒尔采-德里奇同拉萨尔最适当、最体面地进行了和解，虽然拉萨尔完全有理由谈到舒尔采的“悲惨的回答”。舒尔茨用非骑士的方式回答拉萨尔的骑士式的挑战；他痛骂“走江湖的骗子”及其“吹牛术”和“仙丹“，自负地认为“拉萨尔先生的全部大胆妄为和一知半解”都属于这一方面，以便断言国民经济学的一切权威都承认工资铁律。可是舒尔采还很宽厚，容许拉萨尔有可能作为不自觉的工具为反动派服务，他至少在这一点上正确地复述了拉萨尔的见解，即工人阶级必须先夺得政权，然后才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做出这种姿态，仿佛拉萨尔想急急忙忙地把工人扔进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用低下的国家奴隶身分消灭他们做人的尊严。可能事实上不能脱下小资产阶级那层皮的舒尔采不是有意歪曲的；不管怎么说，由于一个粗暴的误解，他恰恰在他的论战能够最先伤害敌人的地方，折断了这一论战的锋芒。他比拉萨尔更正确地估计到在德国工人阶级当时的发展情况下，它的合作组织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如果他想作出任何证明的话，他就应该专门致力于这一点。可是他的基本论断，即个体工人的小资产阶级经营是工人阶级的比它的政治行动更好的教育手段，却简直是可笑的。这个论断也是不严肃的，因为舒尔采起了这样的作用，仿佛拉萨尔劝吿工人什么也不要干，只是不时地出一点捐款做选举基金，或者把一张选票投到票箱里，这样烤好的鸽子自己就会飞到他们的嘴里。 舒尔采在攻击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时，以类似的方式使自己的武器变钝了。作为实际了解资本主义社会情况的专家，他知道在这个社会基础上的这些合作社必然也受竞争规律支配，它们将冒无计划的生产方式的危险，从而预先规定了它们的成员的特点，这些成员宁愿做狡猾的交易所之狼，而不愿做革命的无产者。可是，因为他不能承认，拉萨尔的错误在于没有进一步抓住祸害的根源，所以他沉溺于这种光荣的思想，宣布资本主义的冒险是一切人类自由和一切人类幸福的总和。他认为，因为拉萨尔建议的生产合作社被国家夺去了冒险性，它们必然导致参加这些合作社的工人的道德败坏和整个商品生产的全部下降。舒尔莱背弃他较好的过去声称，科学不知道有“像企业主利润这样一种东西”。人们所谓的这种东西，首先是企业主的工资，其次是风险的报酬。企业主是做事最多，最重的工人，所以也应该拿较多的工资，他把过去劳动的成果——资本冒损失的危险投入新的企业，所以他应该为此得到报酬。“社会王国的国王”就用这些高超的思想打击社会的“走江湖的骗子”拉萨尔。 舒尔采对拉萨尔的政治纲领的攻击也是同样高超的。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进步党和民族联盟用什么方式把工人压低为政治上的奴隶，现在他敢说，拉萨尔通过他对进步党的批评，侮辱了工人，工人“不是”这个党的“附庸，而是又大又重要的一个部分”。不过他还指出，1848年无产阶级的独立发动“有因或无因地把有产阶级和有教养阶级”推入反动阵营。这个微妙的论据，当时却是进步党反对拉萨尔的政治上的主要王牌，不管它是被作为或多或少婉转的威胁或者作为使人流泪的悲歌提出来的。罗斯梅斯勒叹息说：现在普鲁士资产阶级终于起来反对王室和容克地主了，可是，当工人开始实行独立的政策时，它就又改变主意了。善良的人们以此证实拉萨尔在发表《公开的答复》时写给勒维信中的话：“请相信我，我在这里对进步党作了十分详细的砒究，它的首要原则是：宁可要来自上面的专制主义，也不要来自下面的革命。”在这个范围内，这两部分是一致的。问题只是，正如拉萨尔在一次辩护发言中所说，几十年来德国经历了巨大的动乱，是否只是为了翁鲁先生和芬克先生能够同国王和大臣争吵，能够自以为是重要人物。资产阶级坚决肯定这个问题，拉萨尔同样坚决地否定这个问题。 根据密尔采的这些行为，要说他在拉赫尔的敌人之中还以有礼貌和态度好著称，听来就觉得奇怪了。可是事实就是这样。进步党报纸干脆说拉萨尔是一个来路不明的无用人，不会读统计数字，想在裁缝魏特林的翻过来的裤子里，恢复在1848年已经失败的路易·勃朗的社会工场，他喋喋不休地谈论李嘉图的陈腐的、早巳遭到反驳的工资规律，而对国民经济学却毫无所知。或者它们更概括地揭发他是一个变节者，是一个想把工人阶级出卖给俾斯麦内阁的叛徒，是反动脉所收买的工具。它们把拉萨尔的“国家帮助”歪曲为工人卖身给国王和容克所得的低微报酬，它们企图用这种办法刺激它们自己也十分敬畏的、现代无产阶级的民主神经，来反对拉萨尔，转移对自己的注意。拉萨尔说，上百个排泄管每天向他倾泻闻所未闻的谎话、歪曲和谰言，这是一种完全正当的愤慨的流露。 幸亏拉萨尔和莱比锡委员会都没有显出被这种骚动吓呆了的样子。他们用一切力量反对这股逆流，可是当自由派报纸对工人还有影响的时候，他们的前进是困难的。他们向四面八方拉出去的线，除去《公开的答复》立刻在那里的工人中发出威力的六个城市以外，几乎全都没有接上。洛贝尔图斯写给莱比锡委员会的信是最初几周的唯一重要成果。洛贝尔图斯虽然承认他赞成拉萨尔为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说的一切，但是他不仅反对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而且尤其迫切地劝阻拉萨尔所认为的头等重要问题——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他对于普选权本身并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可是如他所说，他不想承认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洛贝尔图斯劝吿工人不要走政治弯路，而是直截了当地组成社会党，明明白白地要求较好的社会地位，在他们的新朕合会中讨论，他们怎样能够得到这种较好的地位。如果只有国家政权的一般法令能够帮助工人，那么这个法令必须在所有其他阶级的同意下以最和平的方式颁布。 毫无疑问，洛贝尔图斯确实认为他的主张是从他二十年来的信念产生的。他的公开信在任何情况下也是一件勇敢的行为，它在进步党人面前，确切地指出自由贸易期骗的本来面目。可是这个援助者用一只手给予拉萨尔的鼓动的，只是他用另一只手拿走的东西，这两个人在两三个月内书信往来频繁，可是并没有使他们接近一步，虽然他们互相都很同情。因为洛贝尔图斯小心翼翼地保留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空想，所以拉萨尔从没有完全了解，使他们分离的对立多么深，乌托邦主义者洛贝尔图斯对无产阶级的政治阶级斗争的反感多么不可克服。他长期认为，用他热烈的辩才和亲切的友情完全前以争取这个“沉默的合作者”，而当他的一切爱的努力付诸流水的时候，他就相当气愤地割断了这种联系。可是，如果说洛贝尔图斯至少按照自己的看法做了真诚而明确的证言，那么莱比锡委员会的其他询问所得到的成果就更小；布赫尔暂时一言不发，乌特克用一个表示同情的一般声明作答，这个声明虽然没有洛贝尔图斯所做的保留，可是也没有洛贝尔图斯对自由贸易派和进步党政策的严厉批评。 拉萨尔本人根据委员会的愿望，起草新组织的联合会的章程，亲自交给莱比锡工人。他在4月16日举行的一次大会上，驳斥了敌人对他的《公开的答复》提出的指责。他用从亚当·斯密、李嘉图、斯图亚特·穆勒、扎伊尔、罗雪尔的著作引来的不容置辩的引文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通过它的最杰出的代表承认工资铁律。他揭露了说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于1848年按照与工人为敌的精神建立的国家工场同路易·勃朗的社会工场或他自己的生产合作社是同一性质的东西的谎言。他粉碎了国家不可干涉经济问题的谬论，根据英国的历史指出这种理论的空洞浅薄，徳国的自由贸易派特别喜欢援引英国史中这个所谓的榜样。当时由美国内战引起的棉花危机给英国纺织工业区和德国纺织工业区带来巨大灾难，拉萨尔可以指出，正是英国的自由贸易派用震耳欲聋的叫声要求国家参与，以便阻止失业的工人移居国外。结合洛贝尔图斯的见解，他强调他的鼓动的高度文明的性质，这种鼓动旨在完全用和平方式取下工人的脚镣，他提醒人们不要仇恨和蔑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本身也是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状态的无意志的产物，可是同裕贝尔图斯不同，他承认自己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只是因为进步党表现出它无力取消反动派，所以他攻击它。只要进步党反对反动派，他就支持它，他想推动进步党，使它离开它犹豫不决的立场。这篇演说发生了效果，赞成拉萨尔的有一千三百票，反对他的只有两票。他的会章草案也印出来了，也同《公开的答复》一样得到广泛的传播，新联合会成立大会的日期原定6月，后来确定为5月28日。 可是在莱比锡大会三天之后，即4月19日就发生了强烈的反击。柏林的一个工人大会决定反对拉萨尔。这个大会是由进步党领袖召开的，根据它的报吿有一千二百名工人参加了大会，而别人却认为这个数字不确。排字工人迪特曼担任大会主席，博尔济希工厂的一个名叫哈塞的职员做了关于拉萨尔和舒尔采-德里奇之间的争论的报吿。看来，进步党的比较有名的代表人物觉得亲自担任这样的角色有点难为情，而必须由这位平常并不出名的哈塞为他们来执行这个任务。哈塞认为“拉萨尔先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傻瓜，说国家帮助是对个人自由和一般伦理的暗杀行为，博尔济希工厂是通过国家最慷慨的帮助而发展起来的，这个工厂的一个职员说出这番话就特别中听，哈塞用愤怒的呼声反对工资铁律：想娶一个忠实的德国姑娘的忠实的德国男子一定会考虑，他每天的工资是比一个银格罗中多还是少。然后进步党的这位愉快的先锋战士说，拉萨尔过去被控盗窃文件匣虽经莱茵陪审法庭宣判无罪，可是人们知道，甚至最聪明的法学家也不能奈何“拉萨尔先生”，再者，人们也还不能说明，拉萨尔同一个妇人的关系有多么深，最近在他家附近有人为二十五个塔勒对这个女人进行抢劫谋杀，热狂的群众对这一切发言都高声喝采。不言而喻，又一次想抓机会恢复自己的名誉的艾希勒，在台上大嚷大叫，可是民主主义者路德雄希·洛厄佛甚至没有为拉萨尔的理论辩护，只想保护拉萨尔个人的人格，不受报吿人的中伤，随着激烈的争论，有人喊：揍他！把他轰出去！于是洛厄佛变得哑口无言了。拉萨尔的真正拥护者，艾斯纳医生提议，大会应该暂时拒绝评论社会问题，而至少表示拥护普选权，但是这个提案干脆就没有被采纳。所谓人民法庭反而判决人民的诱惑者拉萨尔有罪，柏林报纸用了嘹亮的大喇叭声把这种高尚的文明行为宣扬出去。 丑恶的喜剧使布赫尔摆脱了胆怯的克制状态。第二天，他引用这个喜剧写信给莱比锡委员会说，柏林提供的这个威胁与会者、欺骗未与会者的例子使人加倍有必要表明自己的立场。他答应在莱比锡做一次报吿，证明曼彻斯特学派的理论——国家只应保障个人的安全而不管所有别的事情，在科学、历史和实践面前是站不住脚的。这封信刚刚发表，资产阶级就把套在布赫尔脖子上的绳子抽紧了。4月26日，布赫尔就给拉萨尔写信说，给莱比锡委员的信给他招来“很大麻烦”。他不得不放弃同拉萨尔的友好交往，否则他就会陷入迫使他自行投入的纠纷之中。他答应必要时干脆承认，他是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弱点而后退的。对莱比锡委员会，布赫尔表示不做报吿，因为报吿不能把问题谈清，而只答应给它写一篇短文，据说这篇文章已经在写，但是从来没有发表，这样，布赫尔就完全退出了运动。后来他又恢复了同拉萨尔的私人交往，可是正如许多文件所证明的那样，他从没有再对拉萨尔的政治决策有过什么影响。 纯粹从人情的立场出发，拉萨尔似乎认为，布赫尔的过失一大部分应该由资产阶级的拷问本领负责。拉萨尔对他的朋友始终是最忠实的，他是一个大理想主义者而没有知人之明，直到最后，他对那个软弱的人还寄予个人的很大信任，可惜却没有得到好报。 八法兰克福大会 柏林大会后一天，拉萨尔给《人民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明，他的两个熟人本来受他的委托要声明，他准备向柏林工人说明他的建议，如果他们要求他这样做的话，换句话说，如果他们肯安安静静地听他发言的话，可是这两个人根本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同时拉萨尔重复了他的要求，如果工人愿意听他讲话，他就在柏林发表演说，可是进步党领袖很怕这个危险的试验，而不敢冒险从事。 可是他们在柏林办到的，同一个时候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却没有得逞。4月19日的柏林工人大会把拉萨尔在东德的鼓动弄得无声无息，同一天，勒德尔海姆的一个工人大会也要为西德完成这个任务。虽然美因郜联合会的工人教育协会中的多数派已经表示反对拉萨尔，但是宗纳曼和麦克斯·威尔特认为让联合会本身再一次对拉萨尔宣吿破门是适当的。同时，根据他们的提议，美因郜委员会应该使莱比锡委员会处于瘫痪状态，其办法是，美因郜委员会执行从前在奥芬巴赫制定的决议，根据进步党和自由贸易派的精神集中工人教育协会。为了这个目的，在勒德尔海姆召开工人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很多；哈瑙、奥芬巴赫、法兰克福、博肯海姆、吕塞尔斯海姆、达姆斯塔特和奥斯特霍芬派出约二百名代表出席了大会。 这个狡猾的打算有一个漏洞，或者甚正有两个漏洞。首先，并不是所有在勒德尔海姆开会的工人教育两会的主席都随着主谋者的口哨跳舞。领导达姆斯塔特工人教育协会的路徳维希·毕希纳和领导法兰克福工人教育协会的泰奥多尔·缪勒就不愿意盲目地跟着宗纳曼和麦克期·威尔特跑。这两个人只是对于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的拉萨尔了解得很不够，对于拉萨尔本人，他们甚至感到可恶，而不是感到可亲。可是他们很有修养，对于工人教育事业很有诚意，不赞成进步党对拉萨尔的迫害。泰奥多尔·缪勒两年后就死于肺病，他不是一个战士，而是一个温和的人，可是在名誉问题上却很坚定；他阻止他所领导的协会对拉萨尔口出恶言，他毫不顾忌地反对要想暗害拉萨尔的可悲的手段。在勒德尔海姆大会上担任报告人的路德维希·毕希纳也持类似的态度。拉萨尔的战斗号召的铿锵之声吓得他后退，他看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决裂使工人教育协会受到严重威胁，他对拉萨尔的建议提出一长串的、大多是外行的反对意见。可是他却忠实地复述了这些建议，他警吿工人不要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口号所吓倒，建议他们非常严肃地考察《公开的答复》。他说，无论如何拉萨尔表现出对人民的关心，他为了一件好事而甘愿承受一切危险和不愉快事件，这就更值得称赞。他的缺点恐怕仅仅在于，需要几百年，至少几十年准备时间的事情，他想一下子就办到。 第二，在勒德尔海姆集会的工人中，有一种严重反对民族联盟的情绪。同时这还牵涉到一种对立，它比南德的大德意志倾向同民族联盟的小德意志纲领之间的对立还尖锐。美因郜的现代工业发达的程度远不足以促使工人群众具有无产阶级阶级觉悟，比如法兰克福就是一个金融城市，而不是一个工业城市。可是从1848年以来，这个城市就被认为是德国的精神上的首都；一切纪念大会和会议都喜欢在这里举行；当时的政治生活在这里表现得最为活跃，至少吵得最厉害。在1848年工人运动达到一定高度的地方，如莱茵河畔地区、汉堡、莱比锡等地，社会主义传统又活跃起来，而在德国西南部，巴登一普法尔茨起义的小资产阶级传统也活跃起来。起初民族联盟自以为可以利用这种热情，1861年，在海德尔堡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它决定成立培养“适当的专门人才”的国防协会，同时为建立一支德国舰队而募捐，为了不管普鲁士国王愿意不愿意，要使他同徳国统一的事业结合起来，这次募捐所得预定交给普鲁士政府。不顾死活的资产阶级赞扬这个决议是“德国的网球场宣誓”[9]，当然有一个没有明说的保留条件，那就是吕内布克荒地的米拉波——卞尼格先先生决不能够效法他的法国典范的顽强性。 可是这又是孵鸭子的母鸡的故事。民族联盟的决议促使德国西南部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建立了许多射击协会、体育协会和国防协会，这些协会对“炮弹亲王”十分了解，不会妄想用几个酒钱把普鲁士政府哺育成徳国统一的先锋战士，可是它们一向是见好的就要，愿意听从民族联盟的建议，为了它们的训练和装备罗致“适当的专门人材”。它们认为吕斯托夫是这样的专家，吕斯托夫给它们一个实际的忠吿，国防协会首先必须有武器。这个建议正合国防协会的心意；它们越来越活跃，在1862年法兰克福射击大会上，有几个国防协会起誓，明年要打起“孤独的兄弟民族”的模糊的旗帜，反抗丹麦压迫者。这种誓言是这样幼稚，吕斯托夫的意见是这样错误（他认为可以而且必须用推翻南意大利的波旁统治的同样手段推翻德国的邦联议会统治），可是整个运动表现岀终于要从空谈的泥沼中走出来的良好愿望。拉萨尔也对这个运动表示了一时的关怀，1862年夏天他给施魏格尔特上尉写了一张见马克思的介绍名片，施魏格尔特上尉曾在加里波第和吕斯托夫部下服役，这时为了给国防协会买几千支步枪，在英国筹款。 可是使得热心的人们对于国防协会感到兴趣的事情，却使民族联盟的领袖们感到十分惊慌。在他们控制下的所有报纸都接到指示，大力反对射击协会、体育协会和国防协会中的“不成熟的青年”搞政治活动；可以允许他们做的，是体格锻炼和使高等学校的“有教养的青年”变成白痴的那种愚蠢的狂饮习惯。1862年秋天，在海德尔堡举行的国防协会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公开的分裂，吕斯托夫和民族联盟的几个首脑参加了这个大会。吕斯托夫要求把为建立德国舰队募集的钱用于购买武器；把这些钱交给普鲁士政府，是“对理性的背叛”。出席大会的民族联盟的国务活动家要求收回这种“侮辱性”的词句，当吕斯托夫拒绝这样做时，他们马上就离开了会场。随后，民族联盟在它的科堡全体大会上。对射击协会、体育协会和国防协会的“爱国行动”还表示了一种空洞的关怀，却小心翼翼地拒绝“一切进一步的提案”，在它看来，这种谨慎小心任何时候都是更勇敢的表现。 这些以及类似的事件在德国西南部的“未成熟的青年”中造成一种在勒德尔海姆工人大会上十分明确地表露岀来的情绪。毕希纳的报吿受到热烈欢迎，而当宗纳曼、麦克斯·威尔特和民族联盟的其他勇士向拉萨尔发动攻击时，工人们非常冷静地发表意见，决不给人以可乘之机。法兰克福的木器工人海曼说，先生们最好抑制一下自己的感情，因为不管他们认为自己多么晦明，也还可以向拉萨尔学习许多东西，美因兹的钟表工人谢普勒补充说，拉萨尔至少有把德国人从民族联盟的永远迷梦中唤醒的功劳。激烈的争辩吿诫那些经过筹划的人民法庭的导演们，这一次他则拉幕拉得太早了。他们急忙装出一付笑脸来对付这尴尬的局面。宗纳曼收回他为了消灭拉萨尔而提出的议案，假装生气地问，能不能相信像他和他那一伙这些无可指责的正直人，会进行意外的袭击。工人大会没有解决这个难题，就决定5月17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一个新的工人大会，并遨请拉萨尔和舒尔采-德里奇参加。 舒尔采借口有议会工作，拒绝了这个邀请，很难说是，因为他认为不值得费力同拉萨尔争辩，很可能是因为他有理由害怕靠近拉萨尔的刀口。相反地拉萨尔立即答应参加，虽然他所有的朋友都劝吿他不要在一开始气候就对自己不利的地方应战。他正确地观察了形势。他给洛贝尔图斯写信说，他清楚地知道，这种舌战不能决定任何问题，可是从柏林工人喜剧用来反对他的方式来看，他需要树立声誉。他要抖动他旧日的革命长鬃，为争取胜利而付出一切力量。地点的不利将提高他的胜利，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可以减轻失败的痛苦。 拉萨尔所以接受邀请，决不是因为在勒德尔海姆形成了有利于他的半个转变，这半个转变与其说是有经济动因，还不如说是有政治动因。关于他的反动打算的谰言是进步党人大多在工人面前对他进行的诽谤。现在当反动报纸开始对他的宣传活动表示很可疑的关切的时候，这种诽谤就更加危险了。美因郜的民主工人使他分享胜利者的光荣的斗争，能够有力地推动停顿的运动。 可是，除此而外拉萨尔在各方面都需要树立声誉。他的宪法演说、《公开的答复》、莱比锡演说、《工人纲领》案的辩护发言都包含许多最有教益、最动人的鼓动材料；这些论著中的最小的一个对社会和国家的本质的了解也比进步党的所有贤人所能了解的还要深刻。虽然拉萨尔善于出色地令人易于理解地论述最困难的问题，但是他用小册子和演说进行的战斗乃是一个携带重装备的士兵同无数每天发起新的攻击向他进迫的轻装潘都尔兵痞[10]的战斗。尽管他的工作力量无尽无竭，他的炮击只在测量过的屮间地帯轰鸣，消失在进步党报纸每天向他发射的哒哒的步枪声中。 拉萨尔没有为打这种非正规战而装备起来。有一两次他迫使敌人的报纸发表了他对它的攻击的反驳：在《福斯报》上，他明确指出年老的劳教授坚持异议，这位权威人士表面上反对工资铁律，可是事实上却给它做了证明。唯一有几分愿意接受拉萨尔的稿件的自由派报纸是莱比锡的《德意志总汇报》，它的出版人布罗克豪斯曾经出版过《既得权利体系》一书。拉萨尔特别利用这个并非由于政治上的同情，而是由于私人感情而对他开放的、因此也是根不宽敞的谈话室，来确定关于1848年法国国家工场的文件的真实性，由于严重无知或恶意歪曲，不断有人非难法国国家工场，说它是他的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的前车之鉴。此外，拉萨尔还能利用几种地方性的、读者不多的小报，这些纸纸要么像汉堡的《北极星报》，莱比锡的《时代精神》和纽伦堡的《法兰克尼亚人民报》已经气息奄奄，要么像法兰克福的《人民之友》、斯图加特的《土瓦本人民报》和埃斯林根的《格拉道斯》，企图同工人保持一半的友谊，苟延残喘下去。利用这些软弱无力的政论的辅助手段，是不能同自由派出版界的暴徒相抗衡的，如果拉萨尔使他们之中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在道义上破产，他们也不以为意。资产阶级不乏新的雇佣文人，甘心为了重金牺牲自己轻微的名誉。拉萨尔必须更加重视有效的成果，在敌人阵营内部战斗时，一切谎言也不能把它消灭。 因此，正如毕希纳没有特别夸大地所说的，半个德国的眼睛都注视着5月17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的工人大会。美因郜的委员会为了一开始就保证打败拉萨尔而采取了种种措施。法兰克福工人教育协会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这个协会的主席泰奥多尔·缪勒不上圈套，刚从英国回来的一个1848年的逃亡者伯恩哈特·贝克尔在会员中用写文章和谈话的方式为拉萨尔进行宣传。为了对抗，人们又很快地组织了几个雇佣工人的新协会，在决定性的那一天，让他们痛饮一阵，然后为了资本的神圣事业去进行斗争。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不得进入举行会议的大厅楼下，这些工人教育协会大部分已经表示反对拉萨尔，被任命为大会干事的宗纳曼的一个编辑负责防止鱼目混珠。没有参加协会的工人只得在廻廊里徘徊，没有投票权，却有每人岀六个铜币以充大会开支的义务。正如毕希纳所说，“事先已经”有十五个演说人登了记，以便等拉萨尔一说完，就用进步党的道地的激烈言论，把拉萨尔说得一钱不值。当然美因郜的委员会有合法权利按照自己的心意组织由它召开的会议，可是拉萨尔说宗纳曼和威尔特大概不可能更非法地使用他们的合法权利，这实际上是正确的。 当然他不会这么轻易上当，他在认为必要的范围内进行自卫，并要求毕希纳答应，他想说多久就可以说多久，不得打断他。他可以信赖毕布纳的诺言，为了相信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命运，他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他的长篇演说正好适合这个机会。这篇演说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大部分只是拉萨尔在《公开的答复》和莱比锡演说中所谈内容的进一步发挥和论证，然而它也有许多确当的用语，必然能够争取被引入迷途的听众，并且解除阴险的敌人的武装。 一开始，拉萨尔就使会议大吃一惊，他指出麦克斯·威尔特曾经在一本可以说是“科学的”著作中宣布工资铁律是不容置辩的真理，可是这位正直人几个星期以来又骂它是毫无价值的幻惑物。“先生们，你们看到，我认为一个雇佣工人是很值得尊重的，而一个雇佣文人，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帯着辛辣的讽刺的口吻补充说，他没有读麦克斯·威尔特的那本著作，当他在它出版时翻了一翻，马上认识了“没有思想的剽窃者”的时候，就不高兴地把它扔到一边了。可是一个朋友让他注意看了看麦克斯·威尔特承认工资铁律的地方。这个朋友就是洛贝尔图斯，拉萨尔用更使不幸的麦克斯·威尔特感到屈辱的形式对洛贝尔图斯表示感谢。委员会的幕后操纵者徒然地企图用结束演说的叫嚷为他们出席大会的伙伴报仇。大会对这些捣乱分子表示严重的抗议；他们都想继续听这个有趣的演说人的讲话。 然后拉萨尔为《公开的答复》中的统计数字辩护，有人对这些数字表示“十分怀疑和愤怒”，因为这些人为了不让没有资产的阶级知道自己的力量，所以不愿吿诉他们有多少人，拉萨尔尤其抨击爱北斐特的一个小文人，瓦克纳格尔，这个人以前和以后都没有什么成就，而当时却被捧为统计学的权威，因为他对拉萨尔的数字，除了提出两三点主要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内容上确切的指责以外，企图利用大胆的修饰取消这些数字。拉萨尔接着利用其他的“更精确的官方统计证明，基本上仍然是他在《公开的答复》中确定的结果，同时利用无产阶级的可怕的死亡数字回答了毕希纳的非难，毕希纳说，如果官方的统计是正确的，那么普鲁士的一半人口没有早就饿死，简直是不可理解的。拉萨尔对此叹了一口长气说：“你们德国工人真是一些怪人！在法国和英国工人面前，人们必须辩论，怎样能够改善他们的悲惨境况，可是对你们，人们还必须先证明，你们是处在悲惨境况之中。你们只要还有一段坏腊肠和一杯啤酒，就根本觉察不到，也不知道你们缺点什么东西。这是由你们的可恶的节欲引起的。”在大会的已经不受干扰的鼓掌声中，拉萨尔阐明n对于印庭的苦修僧和基督教的修士来说，节欲是一种美德，可是对于把一个民族的不断增长的需要看做是对它的发展和文化的刺激的历史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来说却不是这样。 拉萨尔像在莱比锡那样，详细论述了国家帮助的原则，不过还更深入而确切地证明了自由贸易派的陈词烂调的精神上的贫乏。在回答国家从哪里拿资本或贷款给工人生产合作社的时候，他说，为此并不像舒尔采所说的那样，需要“几十亿”，在初期，有一亿塔勒供四十万工人组织合作社之用已经绰绰有余了。他明确地举岀这个数字，只是作为一个例子，但这并不妨碍敌人此后为了使这个思想本身成为可笑的而滥用这个例子。有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人，叫欧根·李希特尔，当时以资本主义的忠实奴才的身分开始写作，不久以后他又假装工人写道：“未来的大臣们为自己选拔的四十万工人，将来每人可以从一亿塔勒中借到二百塔勒（要付利息），难道为了这笔钱，他必须在生产合作社里，在警察监视下劳动吗？就是这样吗？谢谢吧！”这个所谓的工人说，如果他运气好，有好亲友，才能从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大臣那里借二百塔勒，算做国家的援助，而据他计算，他在舒尔采的消费合作社里，七年零四个月就可以节省二百塔勒，而这就成了他的自由财产。“因此，人们还应该牺性自由，在警察监视下劳动吗？这太愚蠢了！”李希特尔对拉萨尔的论战确实是太愚蠢了；假如这些喜欢争论的著作家，虽然很不老实，但还有一点脑筋的话，他们就应该反对拉萨尔的信贷运用，在这一方面具有同他的生产合作社相似的缺点，这个缺点就是想用公债建设一条新铁路，也想用公债建设一个新社会。可是这确实是这些天才思想家的不幸，甚至当拉萨尔有一次不对的时候，他们仍然有三次不对，因此他能用下面的话胜利地打垮了他们关于国家不可能帮助工人阶级的谵语：“'你们十分粗糙、十分错误地想象这件事情，你们想象，国家必须把一亿塔勒拿到桌面上来交付。先生们，现在还没有进行过一个没有花费两倍于这个数额的战争呢，为什么事情没有引起过战争呢？在前一世纪还为了情妇的喜好，在本世纪还为了君主的征服欲或者为了资产阶级的有限的销售利益而进行战争。四十年代，英国对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至少花费了上述款项的两倍，进行这个战争，只是为了让中国人抽鸦片，也就是为了资产阶级的非常特殊的销售利益。为了世界上的一切，为了有产阶级的有限的销售利益以及为了君主的情绪都可以花两倍于一亿塔勒的款子；难道只是涉及到解救人类这个问题时，突然这些钱就拿不出来了吗？” 拉萨尔谈到这一问题时，博得越来越多的掌声，这时敌人知道最大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了。大会对子拉萨尔的讲话越来越感兴趣，在他作了已达四小时的演说以后，其他演说人再发言的希望就不大了。虽然拉萨尔已经声明，为此他将出席一个新的大会，向他的反对者答辩，但是他们可能害怕（这种害怕不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拉萨尔的演说能够顺利地发生作用，他们就彻底失败了。于是他们煽起一阵骚动，打断了拉萨尔的发言。在同拉萨尔作了简短的商谈以后，海曼在讲台上宣布，两天以后拉萨尔在工人教育协会大厅继续讲完。 第二天，法兰克福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硬说，“许多”工人一面喊舒尔采—德里奇万岁，一面离开了大厅。可是正直的泰奥多尔·缪勒没有参与其事，他在一个公开声明中揭发于“几个虚假的数字”。会后，美因郜委员会把工人教育协会的一千三百名会员写在记录上，而根据精确的计算只有五百二十七人出席了大会。到大会结束时，只剩下二百五十人至三百人，其中最多只有六十人是喊着舒尔采万岁离开大厅的。拉萨尔有理由给洛贝尔图斯写信说，洛贝尔图斯大概不会为自由派报纸的不真实的报道所迷惑，那些报道中的数字没有一个是真的。相反地，这是一个重大胜利，如果不是敌人极尽阴谋诡计之能事，这个胜利就接近它的顶点。 事实上，5月19日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以四百票对四十票表示拥护拉萨尔。他在演说的剩余部分中，主要讨论问题的政治方面，一个耳闻目睹的人报道说，法兰克福的体育协会会员们不是受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而是受青年的热情驱使，保证了这一胜利。这个报道是完全可信的。拉萨尔用火热的语言说，正是他的运动的政治方面必然促使工人向他的运动欢呼。“如果你们不是民主主义者——为什么我要向你们讲话？我没有兴趣也没有义务向别人讲话？而只向民主主义者讲话”进步党庸人的运动不会有结果，如果人们愿意为此等几个世纪，乃至地质学的整个时期的话，也是如此。自从各邦政府变得十分狡猾，满足了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以来，这个阶级就不再为政治自由而赴汤蹈火了。有些阶级以最大热情支持反动派，为此投入了全副力量。除去少数几个思想家和热心人以外，没有一个阶级支持政治自由。政治自由的最大利益就是把阶级利益、社会利益放在政治自由之后，而且这也正是在人数和力量方面占无限优势的没有资产的阶级的利益。谁指责他为反动派服务，谁就是有意识地、可耻地颠倒黑白，并非像自由派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它害怕他变成反动派，相反地，它害怕在两三年的过程中，由这个运动中将产生反动派的劲敌。“你们给我五十万参加我的联合会的德国工人——我们的反动派就不再存在！”拉萨尔用这番凿凿有据的话在法兰克福大会上取得胜利。 随后，他以同样的论证在美因兹的一个大会上取得胜利，在那个大会，七百名工人一致表示拥护他。 九全德工人联合会 这时候，拉萨尔赶到莱比锡去，1863年5月23日，在那里成立全德工人联合会。据说，拉萨尔曾经说过，假如他在法兰克福和美因兹得不到胜利，他就要退出自己的事业，人们只要稍具普通的机智就可以理解这一点。按照拉萨尔的性格，他不会这样快地让他曾经升起的旗帜落下来，同渗透他的整个本性的革命顽强性相比，在消耗精力的斗争的压力下，他可能或早或晚激动地谈到个别的推动的或反抗的感觉，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在他一生的决定性行动中，这些感觉并不支配他，而是伴随着他。即使没有法兰克福的胜利，他也会在已经走上的道路上前进，不管这个胜利对他有多大鼓励，他也不致因此而忽略还有巨大的困难在等待他。 联合会在万神庙举行成立大会。有代表十一个城市的十二名代表参加：瓦尔特希、达姆尔和弗里茨舍代表莱比锡，奥多尔夫和佩尔代表汉堡，约克代表哈尔堡，勒维代表科伦和杜塞尔多夫，希尔曼代表爱北斐特、巴门和佐林根，伯恩哈特·贝克尔和海曼代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钟表匠谢普勒代表美因兹，在会议进行期间，德累斯顿的鞋匠勒济希终于来到，起初德累斯顿只有很少人拥护这一事业。此外还有二三百名莱比锡工人参加，人数比参加冬天在音乐堂举行的工人大会少得多。关于这一点，资产阶级报纸开了廉价的玩笑，它们把开会的地点叫做“群魔宫”，说地点选得不好。可是会议不是在晚上而是在下午举行的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莱比锡工人参加人数较少的原因。 会章的第一条说明了联合会的宗旨，即采取和平和合法的途径，尤其是争取社会舆论，为实行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而努力，这种普选权是能够充分代表德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利益和真正消除社会中的阶级对立的唯一手段。 规定会章的组织条例比说明原则碰到较大的困难。拉萨尔曾同齐格勒（他很尊重齐格勒的组织才能）商讨过工人保险总公司的计划，这个计划失败后，在组织政治-社会鼓动的联合会时，他仍然坚持齐格勒草拟的章程的基本思想。尤其是坚持不是一开始就把联合会束缚在太严格的条文之中，而是给它的领导尽量多的自由，至少保证主席有较长的任期和巩固的地位。不可否认，第一任主席具有尽可能独裁的全权（不管这种全权是否适合拉萨尔的个人喜好），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连对反动结社法的顾虑，在这里也不起主要作用。差不多在德国所有各邦都有反动的结社法，它们的共同之点在于，禁止各政治团体互相交往，因为不能组织分会，全体会员不管他们住在什么地方，都必须直属设在莱比锡的联合会，所以联合会就形成严格的集中。 撇开这一切不谈，那么问题不在于建立像从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那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宣传协会，而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党，这个党思想统一，行动统一，尽快地把工人群众作为团结一致的队伍投入政治斗争的战场。根据当时的情况，只有通过一个能够高瞻远嘱地认识和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人的独裁领导才能做到这一点。新运动所能指望的最好的新参加者还是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也就是多年以来习惯于最空洞的社团游戏、必须先学习行动和战斗的工人。拉萨尔不得不适应现状，这里主要问题也是，在特殊情况下同时适应事物的永久核心，即那种像呼吸必须有肺一样，适应任何无产阶级运动所必须有的民主精神。当拉萨尔组织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时侯，他给这个斗争以比较容易和迅速地粉碎暂时的形式的力量，起初他只能用这种形式进行组织。没有谁比拉萨尔更雄辩地唤醒潜藏在现代无产阶级中的自我训练的力量了。他的遗产主要是，德国工人阶级深深体会到必须要有一个巩固的组织，以及这个组织在最严重的时刻，没有外来的援助能够发挥作用。用过分盲目相信拉萨尔的会章的词句而引起的、暂时的，总之是转瞬即逝的混乱换取这样宝贵的遗产，肯定代价并不算太高。 这个会章作了如下的规定：每个工人只需简单地声明入会，就可以成为有完全平等表决权的会员，而且随时都可以退会。在发生怀疑时，由理事会决定某人是不是联合会所谓的工人；理事会也有权接受不是工人的人入会，或把恶劣的会员开除出会，除非这些会员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在入会时，每个会员交两个银格罗申的入会费，从那时起，每周交半个银格罗申的会费。理事会由一个主席和二十四个理事组成，其中有一个会计和一个拿四百塔勒薪金的书记。他们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席须获得绝对多数票，其任期为一年，但第一任主席任期为五年。理事会处理联合会事务，有过半数通过即可决定，主席可以立即发布紧急命令，不过在三个月内要得到理事会的追认。代表大会每年必须举行一次。时间和地点由主席决定，如果多数理事或六分之一的全体会员向主席提出书面建议，主席必须在六个星期内召集代表大会。同样，主席规定理事会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可是，如果多数理事提出要求，就必须在四个星期内召开理事会会议。主席对财务工作不进行任何监督，会计有责任按主席的指示支出一切费用。联合会的书记处理日常行政工作。各地方会员由理事会任命的全权代表领导。理事会有权在任何时候撤换全权代表，主席有权暂时停止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职权是，吸收会员，向金库缴纳入会费和会费，向书记报告工作，召开和领导当地会员的公共集会。联合会存在的期限规定为三十年，在联合会存在三年后才可以修改会章，并且必须由代表大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票决定。 很明显，这些规定赋予主席很大的全权。理事会其他二十四个成员对于他的权力可能有的限制不起多大作用。他们分散在全德各地，因此他们的行动力受到很大阻碍。所以不言而喻，一开始理事会就把任命全权代表这个重要职权交给了主席。可是值得一提的是，在制定会章的会议上，就已经有一个民主反对派起来反对主席的过分没有限制的权力。尤其是还不认识拉萨尔本人的汉堡和哈尔堡的代表，表示了这种意见。奥尔多夫提议第一任主席的任期不是五年而是三年，在这个议案遭到否决以后，约克投了未记名的一票，反对选举拉萨尔担任主席，并不是因为他本人不信任拉萨尔，而是因为伯恩哈特·贝克尔说，当然，拉萨尔应该当选为主席，这句不审慎的话引起约克的不满。 拉萨尔在下列两个条件下担任主席：第一，选举他当主席这一点，要在有代表参加成立大会的城市中，经过投票批淮；第二，他有权任命一个副主席以代替自己，副主席的任期和任命次数由他决定。勒维当选为司库，瓦尔特希当选为书记。除了他们以外，理事会的成员有莱比锡的达姆尔和尼德尔来，德累斯顿的勒济希，汉堡的佩尔和奥多尔夫，哈尔堡的约克，美因河畔的雪茄烟商施特劳斯，美因兹的谢普勒，杜塞尔多夫的排字工人，拉萨尔的老朋友基希尼亚维，爱北斐特的希尔曼，最后还有佐林根的两个制剑工人克林格斯和维尔姆斯，他们两个是一个工人教育协会和一个消费合作社的领导，曾推动这两个组织同拉萨尔的运动发生联系。下余的理事名额留给新参加的城市，理事会有权，只要有半数以上通过就可由这些城市补充理事名额至二十五人。这样，后来考克门的马丁尼律师和柏林的鞋匠帮工梅茨内也参加了理事会。 联合会成立以后，拉萨尔在柏林，瓦尔特希在莱比锡为联合会的发展进行积极活动。起初从表面上看成绩极小。瓦尔特希把《公开的答复》寄送到似乎提供了一线希望的所有地方，可是大把大把地撒出去的种子，几乎到处都落到龟裂的土地上。工人群众的不成熟性和企业主用来使他们疏远拉萨尔的鼓动的高压手段起了抑制无产阶级的重大作用。6月19日，拉萨尔任命了十六名全权代表：有十一名是参加成立大会的城市中的，其中德累斯顿几乎还没有半打会员，美因兹已经开始退会了，新参加的城市有五个，那就是：阿尔腾纳、柏林、布勒斯劳、希尔德堡豪曾和纽伦堡。在阿尔腾纳和纽伦堡只有一个全权代表，可是没有会员，布勒斯劳也是这样，由长期要塞监禁获释的诺特荣克担任了那里的全权代表的职务。希尔德堡豪曾大约有十来个会员，在柏林差不多只有鞋匠表示了一点同情。理事会的理事梅茨内和柏林的全权代表阿伦特都是桂匠。 联合会的政论武器也是很不充实的。在垂死挣扎，要求支援的小报之中，汉堡的《北极星报》被选为联合会的临时机关报，拉萨尔捐了一笔钱增强了它的力量。在这以前，这个小小的周刊处在海因岑、金克尔、布林德和其他与社会主义为敌的流亡者的精神影响之下；这个刊物编得很坏，编辑布龙是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阴谋分子，曾被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出盟。转到全德工人联合会名下以后，《北极星报》也没有好转，资产阶级报刊的吵闹的乐队完全压倒了这管甚至没有按照正确的节拍吹奏的脆弱的短笛。 拉萨尔本人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争取尽量多的名人和有教养人士参加他的鼓动方面。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很小，毫无疑问，他在一定程度上过高估计了这些新参加者的作用。早在法兰克福大会以前，他就曾经企图用有点突发的方式为自己的目的给胡贝尔公开发表的论工人运动危机的信作解释；这样他就给了胡贝尔的判断以一种作用，当胡贝尔发表了一篇次击拉萨尔比攻击舒尔采要尖锐得多的、论工人及其顾问的短文的时候，这种作用就反过来反对他本人。而且胡贝尔对拉萨尔的攻击也是很肤浅的，有一部分是很轻率的，这种轻率的程度同胡贝尔以拉萨尔和舒尔采的公断人自居的高傲程度相仿。事实上，他应该受到不过分亚于可怜的瓦克纳格尔的惩罚，当时拉萨尔正为了一件新的嘲讽，用鞭子把瓦克纳格尔抽回家去。 可是拉萨尔写信给胡贝尔说，他本来应该“严厉地”回答，但是他决不能因为自己暂时受到不公平对待而严厉对待胡贝尔这样一个人，多年以来他就由于许多文章而敬爱胡贝尔，胡贝尔对工人充满热爱和真诚的好意，他是这样大公无私和富于牺性精神。拉萨尔企图同胡贝尔取得谅解，给他指出社会王国的幻想是一种理论上很漂亮、实际上不可能的东西。后来这些话被拉萨尔的一个老同学，俾斯麦的新闻署长哈恩所歪曲，他说拉萨尔是一个社会王国的空想家。可是胡贝尔的保守思想根深蒂固，拉萨尔的辩才也说服不了他，如果视胡贝尔的这种偏见就其方式来说，至少是正直的，那么胡贝尔在拉萨尔死后又做了一件别的事情，即献给“喜欢玩弄阴谋的人物”和“拜金主义的幸运儿”一个不漂亮的悼词。在私交上，拉萨尔始终同胡贝尔保持亲切而坦率的关系，这是完全有利的，可是在政治上要把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黑人洗白，却是白费力气。 从逻辑上说，拉萨尔是可以争取1848年的老民主主义者的。假如这些人的情况不是这样就好了：精华已去，糟粕犹存！加之，拉萨尔争取到的少数人也没有达到他的期望。他把马丁尼参加联合会看做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实”；他不仅把这位新皈依者选进理事会，还任命他为东普鲁士省的总全权代表。可是马丁尼始终是一个光杆司令。还有海尔维格也是这样，拉萨尔虽然没有把他选进理事会，也任命他为瑞士的总全权代表。经过半年的催逼，拉萨尔才费劲地从海尔维格那里弄到一个联合会会歌，即有名的《祈祷吧，工作吧》，这支歌并不是没有才华，可是过分模仿雪莱的一首著名的诗，因此有几节虽很动人，却从没有在德国工人中广泛流传。拉萨尔的一个朋友，未来的音乐家汉斯·聪·毕洛夫给海尔维格的诗作了曲，乐谱难唱可能也是不易普及的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拉萨尔吸收资产阶级有教养分子参加他的运动的努力仍然有其值得重视的一面。当莫泽斯·赫斯做了关于劳动权的报告，表示拥护新运动，并担任了科伦的全权代表的职务时，拉萨尔写道：“不是一切都由我一个人来说，这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否则，在蠢货们看来，运动就采取了单个人的形式。”虽然碰了很多壁，但是拉萨尔也找到了在他突然死后能够继承他的事业的人，也许比他本人继续这项事业要有利一些。这个人是美因河畔的一个律师，约翰·巴普斯提特，冯·施韦泽，还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施韦泽出生于法兰克福的一个古老的望族。他是在叔本华的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可是早在1861年就发表了关于时代精神和基督教的范围广泛的研究著作，在这本书里，他背离了叔本华的非历史的寂静主义，面向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虽然还没有社会主义精神，但却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那样的思想革命的精神。这本书是一个年轻人的著作，本身有其重要意义，它的目标还不明确，因此内容不免略有空洞之处，可是对许多问题的观察却很精确，证明作者才学兼备。同时，施韦泽也倾向民族联盟的鼓动，在1862年法兰克福射击大会时期，编辑官方的会刊，此外他担任科堡公爵的副官也很出色，当时科堡公爵正以宣传的姿态扮演未来的德国皇帝的滑稽角色。 施韦泽在进行这次活动时，就有人暗中造谣，说他贪污了大会的款子。这件事从没有得到证实，当资产阶级只要有一点可能，就不惜付出很大代价使施韦泽身败名裂的时候，甚至也没有人企图证实这件事。因此人们可以没想，那个谣言只是施韦泽很快就认识到民族联盟的内容空洞的活动的一个证明。法兰克福射击大会以后不久，他由于引诱一个青年做了一件猥亵行为而激起公愤，在曼海姆被判两个星期的监禁，这时他的名声受到更沉重的打击。大资产阶级社会把他赶出去，同时这种估计又得到证明，即施韦泽主要是因为他的民主思想而不是因为性的过失而受到处罚的；恰恰是大资产阶级社会只要犯罪人心地善良，通常就为这种过失准备了一个宽大的爱情的外衣。到这时为止施韦泽在民主主义的体育协会和国防协会中有很大影响，可是现在这些组织也出于更为空洞的理由，不愿理睬他了，因此，当施韦泽同拉萨尔发生联系并请求拉萨尔推荐他写的一部社会小说的时候，法兰克福的工人不欢迎他，是可以理解的。 拉萨尔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施韦泽，反对法兰克福的工人。他坦率地对施韦泽谈到后者的“令人遗憾的、为他的趣味所不理解的喜好”，他直截了当地向法兰克福工人承认，施韦泽的性的爱好是一种“违反自然的错误”，可是他认为这种错误同一个人的公正和对信念的忠诚，同他的政治品质毫无关系。古希腊对于男色丝毫也不反对，伟大的希腊思想家也知道什么叫做道德。拉萨尔认为法兰克福工人反对同施韦泽在政治上合作，是确切而又令人气愤地证明，德国人陷入伪善者的境地还很深，他们不懂得把政治同私人的事情分开。施韦泽把他的长篇小说《路金德或资本和劳动》献给拉萨尔，拉萨尔毫不犹像地接受了，当该书第一卷在1863年夏天出版时，他很高兴。一个公正的批评家当然不会同意他的热情的评论。从美学观点来看，施韦泽的小说是一个不定形的怪物，是冒险的浪漫主义同工人问题的社会政治讨论、拉萨尔鼓动著作的大量摘录和法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叙述的奇异的混合物。其中最好的部分是对民族联盟的生活和活动的讽刺描写，这种描写首先得到拉萨尔的好评。根据活生生的手本描绘的一些图画十分成功，比如宗纳曼所接近的自由派银行家伊津格尔，可是作为诗的乐章，这部小说是失败的。 这时拉萨尔夏季旅行的日子快要到了。6月27日，他发出一个公告，任命达姆尔为副主席，在他离职期间担任联合会的领导工作。这个通告引起了敌人的嘲讽，在拉萨尔的拥护者之中也引起许多人摇头。不管怎么说，错误主要在于通告的形式（拉萨尔通知“工人们”，他“到瑞士的温泉地区去旅行”)，而不在旅行本身。几年以来，拉萨尔的身体就不太好，过去一年的繁重的工作和斗争使他的健康状况更为恶化，为了来年的更为繁重的工作和斗争，他需要彻底休养一下。此外拉萨尔并没有想到，在空闲时间什么也不干；在旅行中他带着舒尔采给柏林工人所做的、现在已经作为德国工人问答的一章、公开出版的报告，以便在对它们进行驳斥时，为他的鼓动工作写一本理论著作。 拉萨尔先到瑞士，那里有一个并非不严重的失败在等待着他。进步党执行了把始终忠实于它的工人教育协会更紧密地集中起来的计划；1863年6月，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成立了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参加这一工作的有倍倍尔、罗斯梅斯勒、欧根·李希特尔和海尔曼·贝克尔，贝克尔同毕尔格尔斯一样，由共产主义者变成了温和的自助者。这个工人大会表明，绝大多数的德国工人协会还跟着进步党跑；连倍倍尔和罗斯梅斯勒这样的人，也没有被选进新联合会的委员会。宗纳曼和麦克斯·希尔施在那里起领导作用，民族联盟从自己的金库里，给联合会拿出一年的经费。7月19日和20日，瑞士的三十六个德国工人协会将在苏黎世举行一个中央大会，在这个会上也要讨论德国工人运动的问题。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都接到邀请。被任命为瑞士的总全权代表的是海尔维格，因此他有责任代表联合会出席苏黎世中央大会，而且那时他又住在苏黎世。可是，无论是他自愿承担的义务，或是拉萨尔的恳切请求，都不能使这个懒散的人履行他的职责。他以某些偏狭的顾虑作借口，宁愿使事业受到严重损失，也不肯让自己的贵体经受也许很硬的过堂风。“整个工人事业，归结起来就是这些卑微的丑事，我们两个人不适合做这种事情”，他的朋友吕斯托夫这样高尚而爽朗地说。 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派到苏黎世去的宗纳曼却比较敏捷。他通过一个恶毒的报告，促使由已经完全变成木乃伊的格奥尔格·法因担任主席顺便举行的瑞士工人大会，发表了反对拉萨尔的经济理论的尖锐声明，后来这个声明又被德国资产阶级报纸恶毒地用来反对所谓的反动分子拉萨尔。苏黎世大会同法兰克福大会情况相似，瑞士工人对大工业的情况还很不了解，因而他们不能赞同拉萨尔的社会目标，可是他们对于拉萨尔在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死气沉沉极表同情。正直的目击者拉登多夫描述宗纳曼的举动是“十分可笑的”，苏黎世中央大会委员会在瑞士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在这个声明中，海尔维格的谴责——不能期待瑞士工人协会作出不偏不倚的判断——和这些协会同宗纳曼的所谓一致都遭到驳斥。声明说，协会只表示反对拉萨尔的经济观点，没有提出任何有利于进步党的议案，更不用说通过它了。拉萨尔的敌人决不会在他们对拉萨尔所犯罪行方面得到宽恕；他们空前傲慢地大声叫嚷把一切反对意见压下去，这只能消除那些对事业本身还有些犹豫的人们剩下的最后同情。可是这个声明没有在德国发表，因此在瑞士的德国工人不理拉萨尔的这个坏印象依然存在。他本人对这种不幸的肇祸人表示了他对朋友常有的那种宽容；他在一封诚恳的信中，还企图使海尔维格脱离耽于幻想，无所事事的状态，不过没有任何效果。 也许拉萨尔比较容易地摆脱了这个糟糕的事件，因为一切只决定于一个问题，即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否会在德国国内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他在离开德国以前就给瓦尔特希写信说：“我们只能通过广大群众前进。一个群众运动只有民族联盟那样多的成员是可笑的。我们必须有七倍于民族联盟盟员的会员。否则我们就会遭到可笑的失败。”当瓦尔特希告诉他，从外表来看，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他又从恩加丁写信给瓦尔特希说：“我觉得这里面有个限制，从内部来看——关系到会员人数——事情进行不很顺利。这是最糟糕的事！……如果运动不能掌握群众，即工人阶级，那么不管怎么样它总要失败。如果我们至迟在一年之内不能吸收大量会员，那么不管我们能够取得多少精神上的胜利，也是完全没有力量的。”因为敌人还过高估计运动的成绩，说它有一万会员，所以瓦尔特希想命令各全权代表向外界肯定这个数字，对此，拉萨尔回答说：“如果工人像您所描述的那样，那么尽管我作了种种努力，我们也会丢脸。这是肯定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全权代表说假话。我们大概有一千会员，就不能说有一万会员。对这个问题可以保持沉默，而说谎对我们是不合适的。”可是在联合会成立以后三个月，即8月底，瓦尔特希十分气馁地给当时住在奥斯坦德的拉萨尔写了信；因为联合会只有约一千名会员，所以瓦尔特希建议解散联合会，或者把它放到别的基础上。 他说，如果就一个社会主义宣传协会而言，这么多的会员是非常可观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从没有这么多的盟员。可是对于一个政党来说，这个数字就太小了；不但没有超过民族联盟盟员人数的七倍，而且只达到它的盟员人数的二十分之一。8月29日，拉萨尔十分沉痛地回答说：“在我们整个联合会里约有一千会员！就目前来说，这是我们活动的成果！这是我写得手指发酸，说得声嘶力竭而取得的成果！亲爱的瓦尔特希，群众的这种冷淡造成了绝望，是吧！对这个完全是为了他们、完全是为了他们的利盆而存在的运动这样冷淡，对在精神方面不可度量的鼓动手段表示这样冷淡，而这些手段过去已经用过，在法国已经取得过巨大的成果！这个愚昧的民族什么时候才能终于摆脱麻木不仁的状态呢！”可是拉萨尔并没有气馁。“像您所说的那样，解散联合会吗？决不可能！它所经历的时间还太短，连冬天都还没有过去。如果这样做，对于我们的民族和党来说，就太不光彩了。人们必然深以为耻！而且这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也是一个莫大的错误！如果情况像现在这样，我就不扔掉手中的剑。诚然，人们可以说，只有一千会员，这柄剑是木头做的，可是，只要这把剑在剑鞘里，由于它的柄，看起来就像一把剑，人们用少数人就可以吓倒敌人。在来年春天或夏天以前，不管情况如何，我决不解散联合会。”然后拉萨尔考虑到扶助联合会的手段，尤其是亲自在莱茵地区进行鼓动，并用下面的话，击退了投降思想：“那时我还要拿出三倍的力量来工作。有勇气就行！” 使他本人能够勇往直前的，除了对运动的新手段的信赖以外，还有1863年夏天德国政治的发展。 [1]巴西东部的印第安人，十六世纪起，尤其是1790—1820年间，被葡萄牙殖民者用种种卑鄙手段屠杀，至二十世纪初只存一万多人。——译者 [2]英园中部工业城市，1844年在这里成立了第一个消费合作社（罗奇德耳的诚实的开路人）。——译者 [3]恩格斯的最后著作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这个导言写于1895年3月。同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了这个导言的摘要，却删去了一切革命的言词，以致把恩格斯（如他于1985年4月1日考茨基的信中所说）弄得“无论如何总是站在温和的合法性崇拜者的地位”，使他感到十分愤慨。可是在《新时代》上以及作为小册子发表的导言也不符合恩格斯的原文。因为政府正在重新制定一个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法令（所谓“颠覆法案”），所以柏林党执行局请恩格斯删去导言中的一些激烈的词句。恩格斯不得已同意了。他在3月25日写信给考茨基说：“由于我在目前情况下必须考虑的、我们的柏林朋友对于颠覆法案的一些顾虑，我的文章蒙受了一些损失。”因此这次发表的导言虽然暂时——在一定的情况上——得到恩格斯的同意，但是对议会活动却给与了比他真正的看法要肯定得多的评价。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在恩格斯死后竟厚颜无耻地在为自己的议会迷病症作辩解时，引证恩格斯为《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当作对单纯议会主义的赞扬和恩格斯的政治“遗言”。梅林当然没有看过恩格斯导言的原文，以为可以援引恩格斯的“最后著作”来说明拉萨尔的观点正确。恩格斯写的这篇导言的原文第一次在苏联发表。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6—229页。——原编者 [4]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7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参阅人民出版社1963版第701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参阅人民出版社1963版第710页 [7]梅林在这里引的不是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并且成为许多新版本的根据（如《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所载）的马克思翻译的成立宣言的译文，而是利用了威廉·艾希霍夫经马克思认可后在他1868年出版的《国际工人协会》一书中发表的译文。——原编者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0页。 [9]1789年6月20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封闭会场阻止国民议会的召开。第三等级的代表们临时改在宫廷的网球场集会，一致宣誓：“非待宪法制定完成，决不散会”，这就是著名的“网球场宣誓”事件。——译者 [10]潘都尔兵是十七、十八世纪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役的匈牙利步兵，以残暴和不守军纪著称。——译者
第三部分。3．党成立时的组织原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3．党成立时的组织原则 白萌译、赤心校 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重申党的成立大会通过的决议《党内形势和党的性质》[1]，全文如下： 社会主义工人党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有明确的纲领，它的目标是组织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它的一切活动，一切方法，一切内部体制都要服从于这个目标，并为之服务。 只有能够自觉行动和具有批判精神的党员，才能锻造和巩固这样一个政党，并利用集体智慧、集体讨论和集体经验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因此组织的队伍中应施行最广泛的党内民主。 革命党组织领导的夺权斗争是有史以来最残酷、最不可调和的斗争。一个结构松散、成分驳杂、纪律涣散、又未经训练的组织是完全不能担负起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如今所面临的世界性历史任务。鉴于我党目前极其困难的处境以及所遭受的非同寻常的迫害，这一点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党无条件要求所有党员在党组织的所有公开活动和行动中完全遵守纪律。 领导层和集中领导是任何持久的、有纪律的行动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对于以领导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斗争为目的的政党来说，尤其如此。若没有一个强大而坚定的中央委员会，若其没有权力以党的名义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并无一例外地监督、协调和指导党的一切活动，一个革命党的理想就会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笑话。 基于以上考虑并结合上世纪全世界工人阶级斗争的全部经验，我们得出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即民主集中制。同样的经验还表明，没有什么能绝对保证贯彻民主集中制，也没有事先制定好的一成不变的公式能够在任何环境下应用民主集中制。只有从一定的基本观念出发，在斗争运动的考验和经验中结合具体情况，以党的领导机构与普通党员最健康和最富有成效的关系为基础，才能解决如何在斗争的不同条件和不同阶段下灵活运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领导的责任 党的领导必须在全体党员的约束之下，允许普通党员在合理的界限内以适当的形式对党的政策进行批评、讨论和提出整改意见，允许罢免或改组党的领导机构。鉴于领导机构在斗争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党员有权要求并期望领导人承担最大的责任。选拔同志担任领导职务，意味着赋予其非同一般的责任。领导人必须不断地证明有能力担任这一职务。树立责任、奉献、牺牲的最高榜样，完全认同自己的党和党日常的生活和行动，是每个领导人的义务。每个领导人必须在党员面前展现出捍卫本党政策的能力，以及在广大工人阶级面前捍卫党的路线和全党的能力。 党的活动要想持久，不被突然的改变而打断，不因迷失方向而中断，前提条件是，不仅要有连续且系统发展的政策，还要有连续的领导层。一个严肃坚定、切实参与阶级斗争并富有成效的政党，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从党员队伍中选拔多多少少有能力的同志，检验他们是否坚韧不拔以及是否可靠，从而通过任用这样的干部来保证领导层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领导层的连续并非指其自动的自我延续。通过不断吸纳新的党员并在必要时替换掉不合适的党员的方式不断更新党员队伍，这是党拥有的唯一保证，只有这样才能使领导层不受干腐病的影响，不为枯枝所累，避免保守主义和浅薄业余的腐蚀，不会成为新老党员冲突的目标，让老基层干部的精神面貌因为党注入的新鲜血液而焕然一新，整个领导层不会成为脱离党的真正生活和基层活动的纯粹官僚主义的“委员”。 党员的责任 与领导的身份一样，党员的身份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确定的权利。党员身份赋予党员在党内最充分的讨论、辩论和批评的自由，仅受党本身或党的职能机构作出的决议和规定的限制。入党之后，每个党员都享有本党所有决策会议（从支部会议到全国大会乃至国际大会）的民主代表权，并享有在党的纲领、政策和领导方面决定性的最终投票权。 除了享有党员权利，党员还要履行一定的义务。党的纲领决定了党的理论及其政治特征，是革命党区别与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团体和倾向的标志。党员的首要义务是忠诚拥护党的纲领，长期隶属于党的某个基层组织。党要求每一位党员遵守党的纪律，按照党的纲领、党的大会通过的决议以及党的领导层制定的政策开展活动。 党员身份意味着对组织百分之百忠诚，拒绝队伍中其他敌对团体的所有特务，对党绝无二心。党员在党的指导下，要保证在合适的组织单元中完成最低限度的活动。党员要完成党分配的任务。党员有义务根据自己的能力为党组织作出实质性贡献。 一个革命工人的党 从以上来看，党力求把所有拥护本党纲领、纪律严明、积极参与革命运动、具有革命觉悟、阶级意识、激进的工人吸纳入党。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拒绝共产党内出现的专横行为和官僚主义，还要拒绝托马斯-泰勒-霍恩的社会党的虚假和具有欺骗性的“包罗万象”。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这种“包罗万象”只会瘫痪全党，尤其是革命左翼，对后者进行打压和官僚主义式的追击，对右翼却放任自流，让其以社会主义和党的名义犯下严重的罪行。社会主义工人党只在这个意义上寻求包容：接受那些拥护本党纲领的人入党，拒绝那些反对本党纲领的人入党。 以上所述党员的权利并不意味着整个党员群体，即党本身，不拥有自己的权利。党作为一个整体有权要求其工作不受干扰，井井有条，并有权采取其认为一切的必要措施来保证党正常的运行。党员个人的权利明显次于党员的整体权利。党的民主不仅最严格地保护某个特定少数派的权利，而且保护多数派的控制权利。因此，党有权组织讨论并决定讨论的形式和范围。 所有党内讨论都必须按照以下观点来组织：我党是纪律严明的革命行动党，不是一个在任何时候就任何问题进行无休止辩论的聊天俱乐部，这种俱乐部无法达成有约束力的决议，以便组织采取行动。因此，通常情况下，党不仅有权利根据具体情况组织讨论，而且必须给党的下级组织赋予权利，去约束不守纪律的党员，乃至可以把他们清除出党，这是与破坏党的工作和党内纪律涣散作斗争的需要。 全国党代会的决议对所有党员都具有约束力，无一例外，决议对所有有争议的问题做出最终的裁定。任何党员违反大会决定，或未经党的正式授权而企图重新讨论大会的决议，就是把自己置于与党对立的位置，就是放弃自己党员的资格。各级党组织都有资格按照规定为此采取任何有必要的行动。 [1]在1937年12月-1938年1月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前讨论中，伯纳姆和其他人提出了孟什维克的组织原则，在与之斗争的过程中，坎农和沙赫特曼起草了这份决议，后来在大会上通过。在1939-1940年的斗争中，沙赫特曼在组织问题上投向伯纳姆的立场，与他一道全面攻击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维持旧的原则，随后重申这份部分由沙赫特曼起草，反对整个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在组织问题上的观点的旧决议。——编者
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2） 第2卷 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2） 中央编译出版社 第三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建及其纲领《共产党宣言》的制定 （1847年1月至1848年2月） 138．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1847年1月20日） 139．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1847年2月） 140．关于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7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1847年2月8日） 14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共产主义者在普鲁士联合省议会召开以后的任务（1847年2—3月） 142．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给罗兰特·丹尼尔斯（科隆）的信（1847年3月7日） 14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3月9日） 144．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的信（1847年5月15日） 145．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6月） 146．章程草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1847年6月9日） 147．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1847年6月9日） 148．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1847年6月9日） 149．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给汉堡支部的信（1847年6月24日） 150．卡尔·马克思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1847年7月初） 151．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7月7日） 152．斯蒂凡·波尔恩关于他以特使身份而作的瑞士之行的回忆摘录（1847年7月底至10月中） 153．卡尔·马克思所作的关于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和区部的记录（1847年8月5日） 154．关于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成立和发展的报道（1847年8月底至10月底） 155．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8月30日） 156．《共产主义杂志》试刊号，第1期（1847年9月初） 157．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9月1日） 158．卡尔·马克思《〈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摘录（1847年9月5日） 159．安德烈亚斯·哥特沙克（科隆）给莫泽斯·赫斯（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9月5日） 160．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47年9月14日） 161．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成立两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1847年9月20日） 16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摘录（1847年9月26日至10月3日） 163．斯蒂凡·波尔恩《海因岑的国家》一书摘录（1847年9月底） 16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给卡尔·马克思（荷兰）的信（1847年9月28日和30日） 165．佩尔·格特雷克《论无产阶级及其通过真正的共产主义获得解放》一书摘录（约1847年10月至11月） 166．维克多·特德斯科（列日）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0月初） 167．奥托·吕宁（雷达）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0月5日） 168．莫泽斯·赫斯《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一文摘录（1847年10月10日） 169．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区部的信（1847年10月18日） 170．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反对卡尔·海因岑的声明（1847年10月24日） 17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0月25—26日） 172．卡尔·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摘录（1847年10月28日至11月25日） 17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至11月底） 174．安德烈亚斯·哥特沙克（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1月5日） 175．关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大会的报道（1847年11月7日和15日） 176．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1月14—15日） 177．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1月23—24日） 178．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告瑞士人民书（1847年11月29日） 179．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关于在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革命国际大会的报道（1847年11月29日） 180．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演说记录摘要（1847年11月30日和12月7日） 181．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 182．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回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 183．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1847年12月8日） 184．卡尔·马克思（伦敦）给帕·瓦·安年科夫（巴黎）的信（1847年12月9日） 185．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给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信（1847年12月初） 186．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1847年12月13日） 187．乔治·朱利安·哈尼（伦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2月18日） 188．关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一次会议的报道（1847年12月20） 189．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伯尔尼瑞士联邦议会的信（1847年12月21日） 190．关于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新年庆祝活动的报道（1847年12月31日） 191．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名单（1848年初） 192．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8年1月2日） 193．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1848年1月3日） 194．关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1848年1月9日） 195．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8年1月14日） 196．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8年1月17日） 197．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8年1月21日） 198．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决议（1848年1月24日） 199．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给法国无产者的信（1848年1月31日） 200．关于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八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1848年2月7日） 201．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委员会给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信（1848年2月13日） 202．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底） 第四章革命时期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及其在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活动 （1848年2月至1849年7月） 20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的革命》一文摘录（1848年2月27日） 20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布鲁塞尔的革命事件和威廉·沃尔弗的被捕（1848年2月27日） 205．共产主义者同盟阿姆斯特丹支部给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3月2日） 206．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关于将其所在地从布鲁塞尔迁往巴黎的决议（1848年3月3日） 207．《人民的要求》（科隆共产主义者的传单）（1848年3月3日） 208．关于巴黎的一次德国民主主义民众大会的报道（1848年3月6日） 209．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3月8日） 210．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8年3月8—9日） 211．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会议记录（1848年3月8日） 212．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会议记录（1848年3月9日） 213．《人民的要求》（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的传单）（1848年3月10日左右） 214．卡尔·马克思（巴黎）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的信（1848年3月12日左右） 215．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3月15日） 216．卡尔·马克思（巴黎）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的信（1848年3月16日） 217．燕妮·马克思（巴黎）给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的信（1848年3月17日） 218．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8年3月18日） 219．罗兰特·丹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8年3月19日左右） 220．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3月22日） 221．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总区部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3月22日） 222．格奥尔格·维尔特（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8年3月25日） 223．安得烈亚斯·哥特沙克（科隆）给莫泽斯·赫斯（布鲁塞尔）的信（1848年3月26日） 224．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848年3月27日左右） 225．卡尔·沙佩尔（伦敦）给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3月28日） 226．弗里德里希·安内克（科隆）给弗里茨·哈马赫尔（埃森）的信（1848年3月28日） 227．关于柏林工人俱乐部成立的报道（1848年3月30日） 228．共产主义者同盟某个盟员（巴登）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3月底） 229．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反对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声明（1848年3月底） 230．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埃蒂耶纳·卡贝（巴黎）的信（1848年3月底） 231．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从巴黎返回德国的报道（1848年3月31日） 232．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收付款单据（1848年4月2日） 233．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告全体德国工人书（1848年4月5日） 234．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参加伦敦宪章派的示威游行的回忆（摘自《1848年前后》1898年版）（1848年4月10日） 235．亨利希·楚劳夫（埃尔伯费尔德）给莫泽斯·赫斯（科隆）的信（1848年4月10日） 236．约翰·席克耳（美因茨）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8年4月14日） 237．科隆工人联合会给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的信（1848年4月14日） 238．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莫泽斯·赫斯（科隆）的信（1848年4月16日） 239．路易·海尔贝格（伦敦）给莫泽斯·赫斯（科隆）的信（1848年4月17日） 240．威廉·沃尔弗（布雷斯劳）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给卡尔·瓦劳等人（美因茨）的信（1848年4月18日） 241．弗·阿·贝格曼（雷根斯堡）给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4月21日） 242．共产主义者同盟美因茨支部给科隆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4月23日） 243．阿道夫·克路斯（美因茨）给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848年4月23日左右） 244．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以德意志工人联合会临时中央委员会名义给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信（1848年4月23日） 245．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给莫泽斯·赫斯（科隆）的信（1848年4月24日） 246．卡尔·马克思（科隆）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门）的信（1848年4月25日以前） 247．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门）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8年4月25日） 248．卡尔·沙佩尔（威斯巴登）给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4月26日） 249．恩斯特·德朗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9年4月29日） 250．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给科隆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4月30日） 251．恩斯特·德朗克（科布伦茨）给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5月5日） 25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门）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8年5月9日） 253．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区部会议记录（1848年5月11日） 254．斯蒂凡·波尔恩（柏林）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8年5月11日） 255．恩斯特·德朗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8年5月15日） 256．恩斯特·德朗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8年5月17日） 257．科隆工人联合会给哈瑙工人联合会的信（1848年5月20日左右） 258．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8年5月21日） 259．斯蒂凡·波尔恩撰写的社论（1848年5月25日） 260．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信（约1848年5月底） 26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 262．《新莱茵报》编辑委员会的声明（1848年6月1日） 26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法兰克福议会》一文摘录（1848年6月1日） 264．海尔曼·艾韦贝克等人（巴黎）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1848年6月5日） 265．《新莱茵报》刊登的《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派的纲领》一文摘录（1848年6月7日） 266．科隆工人联合会给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信（1848年6月12日） 267．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给科隆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848年6月18日） 268．《北极星报》刊登的关于《新莱茵报》出版的报道（1848年6月24日） 269．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邀请书（1848年6月26日） 270．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关于巴黎六月起义的《六月二十五日》一文摘录（1848年6月29日） 271．卡尔·马克思关于巴黎六月起义的社论（1848年6月29日） 272．《新莱茵报》刊登的关于科隆工人联合会领导人被捕的消息（1848年7月3日） 273．民主派兄弟协会关于六月起义的呼吁书摘录（1848年7月4日） 274．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信（1848年7月4日） 275．朱利安·哈尼为《新莱茵报》撰写的文章摘录（1848年7月5日） 276．亨利希·弥勒（科隆）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1848年7月5日） 277．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7月6日） 278．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1848年7月10日） 279．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7月13日） 280．关于卡尔·沙佩尔在科隆工人联合会作报告的报道（1848年7月17日） 281．《新莱茵报》对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纲领的看法（1848年7月25日） 282．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7月31日） 283．关于召开莱茵地区各民主团体第一届代表大会的通知（1848年8月4日） 284．关于卡尔·马克思在科隆民主协会全体会议上反驳威廉·魏特林的报道（1848年8月4日） 285．科隆莱茵省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摘录（1848年8月13—14日） 286．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8月17日） 287．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给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公开信（1848年8月17日） 288．汉堡圣乔治工人联合会授予卡尔·毕林参加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全权证书（1848年8月17日） 289．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8月28日） 290．关于卡尔·马克思在维也纳第一届工人联合会会议上作演说的报道（1848年8月30日） 291．关于卡尔·马克思1848年9月2日在维也纳第一届工人联合会会议上发表演说的报道（1848年9月2日） 29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比利时的死刑判决（1848年9月3日） 293．科隆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1848年9月3日） 294．巴黎德意志协会的呼吁书（1848年9月10日） 295．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9月11日） 296．关于在科隆法兰克广场民众大会和选举科隆安全委员会的报道（1848年9月13日） 297．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9月14日） 298．关于沃林根民众大会的报道（1848年9月17日） 299．卡尔·马克思《科隆革命》一文摘录（1848年9月25日） 300．《新莱茵报》刊登的关于科隆即将举行戒严的消息（1848年9月26日） 301．约瑟夫·莫尔（伦敦）给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信（1848年10月10日） 302．《新莱茵报》编辑部关于复刊的声明（1848年10月12日） 303．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10月16日） 304．科隆工人联合会给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信（1848年10月19日） 305．科隆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1848年10月22日） 306．卡尔·马克思（科隆）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日内瓦）的信（1848年10月26日） 307．社会问题委员会在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848年10月30日） 308．海尔曼·艾韦贝克（柏林）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1848年11月1日） 309．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11月2日） 310．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11月6日） 311．卡尔·毕林受德国工人汉堡地区委员会的委托给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11月12日） 312．卡尔·马克思（科隆）给斐迪南·拉萨尔（杜塞尔多夫）的信（1848年11月13日） 313．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关于拒绝纳税的呼吁书（1848年11月14日） 314．海尔曼·艾韦贝克（科隆）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1848年11月14日） 315．卡尔·马克思（科隆）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洛桑）的信（约1848年11月中旬） 316．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11月16日） 317．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1848年11月18日） 318．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11月23日） 319．雅科布·沙贝利茨（巴塞尔）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1848年11月25日） 320．卡尔·马克思（科隆）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伯尔尼）的信（1848年11月29日） 321．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约1848年11月底/12月初） 322．卡尔·布伦（汉堡）给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比尔）的信（1848年12月2日） 323．A．里德尔（列日）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8年12月5日） 324．洛桑工人联合会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出席伯尔尼工人代表大会的委托书（1848年12月8日） 325．瑞士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伯尔尼）给三月同盟理事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信（草稿）（1848年12月11日） 326．弗兰茨·施彭格勒（慕尼黑）给格奥尔格·基克（莱比锡）的信（1848年12月17日） 327．奥古斯特·格贝尔特（贝桑松）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伯尔尼）的信（1848年12月21日） 328．瑞士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伯尔尼）给沃韦工人联合会的信（草案）（约1848年12月25日） 329．弗·施洛特贝克（拉绍德封）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伯尔尼）的信（1848年12月29日） 330．卡尔·马克思的新年献词《革命运动》（1849年1月1日） 331．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9年1月15日） 332．约瑟夫·魏德迈（达姆施塔特）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9年1月22日） 333．尤利乌斯·李西格诺洛（曼海姆）给伯尔尼德国工人联合会的信（1849年1月23日） 334．《新莱茵报》关于布鲁塞尔民主派兄弟协会举行宴会的报道（1849年1月28日） 335．《新莱茵报》关于海德堡工人联合会地区代表大会的报道（1849年1月28日和29日） 336．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9年1月29日） 337．卡尔·马克思（科隆）给恩斯特·德朗克（巴黎）的信（1849年2月3日） 338．科隆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1849年2月4日） 339．《新莱茵报》关于缪尔海姆工人联合会举行宴会的报道（1849年2月11日） 340．卡尔·德斯特尔（莱比锡）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9年2月12日） 341．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9年2月15日） 342．关于汉堡工人教育协会成立4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1849年2月21日） 343．J．P．施米茨（宾根）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9年2月22日） 344．《新莱茵报》关于科隆纪念法国二月革命一周年宴会的报道（1849年2月24日） 345．科隆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1849年2月25日） 346．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9年2月26日） 347．恩斯特·德朗克（巴黎）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科隆）的信（约1849年3月初） 348．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科隆）给雅科布·沙贝利茨（巴塞尔）的信（1849年3月8日） 349．索林根民主联合会给马克思、弗莱里格拉特、恩格斯、沙佩尔和沃尔弗（科隆）的邀请信（1849年3月11日） 350．符腾堡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乌尔姆）给斯图加特工人联合会的信（1849年3月11日） 351．弗兰茨·施彭格勒（慕尼黑）给莱比锡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的信（1849年3月12日） 352．《新莱茵报》关于科隆为纪念三月革命举行宴会的报道（1849年3月19日） 353．威廉·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一书摘录（1849年3月22日至4月25日） 354．共产主义者同盟一支部主席（柏林）给奥古斯特·黑策尔（柏林）的信（约1849年3月底） 355．共产主义者同盟柏林总区部给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信（1849年3月底） 356．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摘录（1849年4月5日） 357．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决议（1849年4月11日） 358．关于民主协会莱茵区域委员会会议的报道（1849年4月14日） 359．科隆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决议（1849年4月16日） 360．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决议的摘录（1849年4月17日） 361．科隆工人联合会第一分会反对安得烈亚斯·哥特沙克的决议（1849年4月22日） 362．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工人联合会临时委员会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1849年4月24日） 363．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斯图加特工人联合会的信（约1849年4月底至5月初） 364．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9年5月1日） 365．乔治·朱利安·哈尼（伦敦）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科隆）的信（1849年5月1—2日） 366．《新莱茵报》告科隆工人书（1849年5月4日） 367．卡尔·马克思在汉堡为卡尔·布伦开具的前往布雷斯劳的介绍信（1849年5月6日） 368．《新莱茵报》关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参与组织埃尔伯费尔德武装反抗的报道（1849年5月10—15日） 369．卡尔·马克思关于《新莱茵报》被查封的文章（1849年5月19日） 370．《新莱茵报》告科隆工人书（1849年5月19日） 371．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9年5月21日） 372．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回忆科隆工人联合会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期间的活动（1849年5月中旬以后） 37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文摘录（1849年5月中旬至7月） 374．《新莱茵报》编辑部反对《西德意志报》的声明（1849年5月31日） 375．卡尔·马克思（巴黎）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凯撒斯劳滕）的信（1849年6月7日） 376．奥斯涅特·狄茨（弗兰肯塔尔—普法尔茨）给弗里德里希·卡尔·海特尔（威斯巴登）的信（1849年6月8日） 377．卡尔·沙佩尔在伊德施泰因全邦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849年6月10日） 378．科隆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1849年6月18日） 379．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9年6月22日） 380．关于科隆工人联合会纪念六月起义一周年宴会的报道（1849年6月25日） 381．弗·格吕伯尔（汉堡）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9年7月2日） 382．恩斯特·德朗克（巴黎）给约瑟夫·魏德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信（1849年7月25日左右） 38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沃韦）给燕妮·马克思（巴黎）的信（1849年7月25日） 384．彼得·格尔哈德·勒泽尔1853—1854年关于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供词摘录 注释 插图 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1月20日给约瑟夫·莫尔签署的授权书 1847年2月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载于《1848年民主手册》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首页）,1847年6月9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 卡尔·马克思1847年8月5日所作的关于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和区部的记录（片段）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出版的《共产主义杂志》试刊号首页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首页 斯蒂凡·波尔恩 波尔恩批评卡尔·海因岑的《海因岑的国家》一书封面 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47年10月18日给布鲁塞尔区部的信（首页和末页），信中邀请卡尔·马克思参加大会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维克多·特德斯科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7年11月23—24日给卡尔·马克思的信 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封面 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首页 1848年瑞典出版的《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所作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1848年3月8、9日会议记录 在巴黎首次印刷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48年4月2日的付款单据 约瑟夫·莫尔和亨利希·鲍威尔1848年4月2日的收款单据 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1848年4月5日告全体德国工人书 卡尔·瓦劳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区部1848年5月11日会议记录 恩斯特·德朗克1848年5月17日给卡尔·马克思的信 《新莱茵报》编辑 《新莱茵报》第一号首页 1848年7月《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关于选举约瑟夫·莫尔为联合会主席的报道 汉堡圣乔治工人联合会授予卡尔·毕林参加1848年8月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全权证书 弗里德里希·施洛特贝克1848年12月29日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 索林根民主联合会1849年3月11日给马克思、弗莱里格拉特、恩格斯、沙佩尔和沃尔弗的邀请信 弗兰茨·施彭格勒1849年3月12日给莱比锡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的信（第1页、第3页和末页） 1849年《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报头 1849年4月22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刊载的关于召开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决议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9年7月25日给燕妮·马克思的信（末页）
历史和偶然性对一名黑人共产主义者形成的影响（﹝美国﹞奥古斯特·尼姆茨（AugustNimtz），2019年10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历史和偶然性对一名黑人共产主义者形成的影响 ﹝美国﹞奥古斯特·尼姆茨（AugustNimtz）韩达译、红色指针校 原文链接：HistoryandContingencyintheMakingofaBlackCommunist 2019年10月8日，奥古斯特·尼姆茨在明尼苏达大学的办公室里。照片：EricMueller 如果我被芝加哥大学录用，当然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我可能最终会成为一名共产党党员。这就是共产党在黑人社区中的强大影响。安吉拉·戴维斯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英雄，围绕她的案件开展工作是1971年在芝加哥的工作的重心。但我最终去了明尼阿波利斯…… ——奥古斯特·尼姆茨 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城市之根 我父亲在新奥尔良长大。我对他出身于农村的状况毫不知情。我母亲出生在圣詹姆斯教区城外的一个农村地区。在上小学的某个时候，她的母亲奥克塔维亚（Octavia）和姐姐塞诺比娅（Zenobia）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搬到了新奥尔良。在夏日，我们经常去拜访住在农场的亲戚。考虑到种族关系，我们认为农村地区更加危险，因此会在城市里寻求庇护。 我出生于1942年，在新奥尔良的一个工人阶级社区——第七区长大，在那里，其特征是一种被称为克里奥尔人（Creoles）的黑人社会，即具有混合血统的人，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也可以被称为混血儿。新奥尔良曾经是居住融合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我住的社区的种族隔离日趋严重，但仍有一些白人。商业机构和租赁资产的所有者往往是意大利人。 一个政治家庭 我父亲年轻时曾在新奥尔良的泽维尔大学（XavierUniversity），一所由白人种族主义者修女开办的黑人天主教学院就读，这里就读的第一年他就帮助组织了一场抗议活动。他因此被开除了。我是在他晚年时才听他讲到这个故事的。我姐姐刚刚找到一篇硕士论文，上面提到我们父亲的父亲及其兄弟参与了一起铁路工人集体诉讼歧视案。我从小到大都对此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是，我父亲在新奥尔良的海关工作，他是一名积极分子，包括在实行种族隔离的美国关税联盟担任主席。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辞去主席职务的主要原因。当民权运动打击了种族隔离的工会时，他支持与全是白人的地方工会合并。当他不能说服大多数人支持合并时就辞职了。 我开玩笑地说，虽然他从来不是一个如同他儿子那样的革命者，但我父亲一直是一个反叛者。他为我奠定了激进思想的基础。 我母亲也同样如此。 我很幸运，成长在一个父亲尊敬其妻子的家庭。我的母亲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学位，父亲因母亲的教育成就而感到骄傲。当我的年龄到了可以陪伴他去其最喜欢的酒吧之一时，他的朋友们会说:“啊！你是玛格丽特的儿子。”他在朋友们面前给予母亲高度评价并且从来没有因此而嫉妒过她，而惟有自豪之情。 作为一名教师，我的母亲活跃在黑人教师工会中，一度担任当地工会的主席。她帮助组织了一个全校的抵制活动，而这也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政治活动。 每年5月1日，新奥尔良学校的孩子们都会去白人慈善家约翰·麦克唐纳的墓地，此人把通过奴隶制获得的资金捐给该市修建黑人和白人学校。白人学校的学生先去。当白人学生在里面进行缅怀活动时，黑人学生必须在外面等候。我上七年级的时候，我的母亲和其他老师、家长与黑人劳工活动家发起了一场黑人抵制运动，抗议种族隔离和这一公开活动的不平等性质。 抵制活动意味着我的母亲和其他老师向不赞成其行动主义的黑人校长发起挑战。这一行动具有全国性意义，帮助营造了推动最高法院在堪萨斯州托皮卡的布朗诉董事会案中所采取的决定的政治氛围。 两周后，我们七年级的老师巴恩斯夫人向我们报告了最高法院历史性判决的消息，所有人为此欢呼雀跃。我们认为一些重要的事情即将发生改变。五年后，我从一所实行种族隔离的高中毕业。 我们的老师都很了不起，激励着那些想要做到最好的人。但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享受到那些最好的白人高中提供给他们自己学校的学生的那些机会。那时我意识到，最高法院做出裁决是一回事；能否落实却又是另一回事。 我家里面订阅了许多黑人出版物：《匹兹堡信使》（thePittsburghCourier），新奥尔良的《路易斯安那周刊》（TheLouisianaWeekly）和《乌木》（Ebony）。我记得1955年在《黑玉》（Jet）上看到埃米特·蒂尔（EmmetTill）的灵柩的照片。我母亲为我提供了一条报纸递送路线，将《匹兹堡信使》卖给了我的小学老师们。我承认在销售方面她比我做得的确更多。 在1957年，当加纳获得独立时，我们为此庆祝。我父亲有一个在加纳国务院工作的朋友，他们能够传递有关该事件的消息。我的姐姐桑娜（Sanna）和我在母亲的指导下，在我们的高中举办了一次关于该事件的展览。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听说我母亲，当时她在她所在高中任副校长，组织了一场防御行动，以反对一群种族主义势力计划游行穿过学校的行动。她让学生们收集了一堆可乐瓶和其他东西，从三楼倾泻下来砸向种族主义者，以防他们试图入侵学校。学生们从未露面——这是一个“非暴力”民权运动的真实故事。 我的父母曾经想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我回应说这是拜他们所赐，因为我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活跃分子的那种价值观。他们对此无从反驳。 在新奥尔良的学校中的种族歧视 在2019年的民主党党内的拜登和哈里斯就校车计划展开了辩论之后，我回想起了我当时的高中经历。《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为这次论战增加了背景资料，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校车计划是美国教育系统的一部分。诸如人们反对的是校车计划而不是种族融合之类的观点始终显得有点虚伪。我坐了四年的公交车去我所在的那所种族隔离的高中。其间，我要经过白人学校去往我在新奥尔良市中心的黑人高中麦克多诺35中学（McDonogh35）。从那时起至今，当权者们从来没有控诉过我和其他人为了维持种族隔离的持续而被迫进行的日常校车演练。 1955年，新奥尔良的隔离式电车。照片：RobertFrank。《时代周刊》评选出的100张最具影响力的全球图片。奥古斯特·尼姆茨：“我可以一直在那辆电车！” 我们在学校学习了黑人的历史，了解了其中的一些英雄和其他的重要人物。我们的老师对此都有相当清醒的意识。我母亲在我所在的小学教书。一支名为小鹰队（Hawkettes）的乐队为我们的初中舞会伴奏——这也是后来世界闻名的内维尔兄弟（NevilleBrothers）乐队的首次公演。 由于种族隔离制度的存在，种族问题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在新奥尔良，由于肤色主义，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导致了黑人社区内部的歧视。一个假冒白人（passéblanc）是可以被接受的，也就是白天在工作时冒充白人，之后在社区里变成黑人的人。如果看看我八年级时的班级合影就会有所了解（见下图），那个站在我旁边的是我的好朋友阿尔文·麦凯纳（AlvinMcKenna，最左边穿着深色西装）。 1955年八年级班级照片。奥古斯特·尼姆茨是最左边穿深色西装的那位。 当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在小学的所有朋友都去了其他高中。我母亲有一个在我所在的高中教书的朋友E·贝尔菲尔德··········斯普里金斯（E.BelfieldSpriggins）。他和我母亲一起在教师工会工作，母亲让其对我多加关照。事后看来，我想斯普里金斯要不是共产党员就是亲共产党人士。他从未公开过这件事。请记住，因为这是在麦卡锡政治迫害时期。 （斯普里金斯先生为当地的黑人报纸写过一篇有关新奥尔良爵士乐的专栏，这是美国最早的此类专栏之一。他的姐姐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Armstrong）所在学校的老师，那所学校离我的高中只有几个街区。我真希望我早点知道这些。） 我怀疑并且不敢确定，斯普里金斯到底有没有开始在我身上做工作。每周有几天在放学后，他带我去市登记办公室。我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统计着登记的黑人选民的人数。他是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所提起诉讼的参与者之一。法院的命令似乎允许他查看登记名册。我真的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现在我意识到他是在招募我去参加后来被称为民权运动的活动。 影响我的高中老师斯普里金斯 斯普里金斯还带我参加了1955年的一场在左翼政治方面永远地影响着我活动。这是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SISS）在新奥尔良举行的关于黑人码头工人的颠覆行为的听证会——（HUAC的参议院版本）。听证会是由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主持的，他就是乔·拜登最近提到的那个人。伊斯特兰是典型的南方种植园主。他当时正在调查一名与共产主义者有联系的黑人工会成员。几十年来，我一直希望我能记住他的名字，因为他是如此的不屈服不妥协。他不会被吓倒，也没有用具有权威性的美国第五修正案作为为自己的辩护理由。2019年11月1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杰克·奥戴尔的讣告，表明他就是奥戴尔。 我认为，如果像伊斯特兰（Eastland）这样的种族主义者憎恨共产党员，那么共产党一定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青少年所具有的“敌人的敌人”之类的想法）。在那之前，我就把反共和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当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时，我对“约瑟夫叔叔”深表同情。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升空对我们这一代的每个人来说都意义重大。对我来说，这让苏联人的形象更加正面。这同时也改变了我高中的所有课程，使其更加侧重于科学。这是针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校系统中的跟踪制度的开始，并推动我们这群人进入大学预科课程。 我是一个好学生，但是也会尽情玩乐。通过我的女朋友乔斯林·查特斯，我认识了新奥尔良两位伟大的音乐家，阿尔文·巴蒂斯特和基德·乔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我们在乔斯林的起居室里听迪兹·吉莱斯皮的经典专辑《桑尼朝上》（SonnySideUp）时，他们脸上的表情。 我在班上排名第二。乔斯林排名第一。 家奴的特殊待遇 我一直都知道我要上大学，甚至是研究生。这种期望是来自于我的父母。我的舅公大卫·马拉切（DavidMalarcher）是我们家族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他拿到了棒球奖学金，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大卫·马拉彻（DavidMalarcher），黑人联盟棒球运动员，尼姆兹的曾叔叔 马拉切的母亲曾是一名家奴，奴隶主的孩子们教她读书写字。在奴隶制结束后，当公共教育进入路易斯安那州的农村之前，那些已经获得自由并能够读写的奴隶们在自己家里开办了“五分钱”学校。这就是她和她姐姐在圣詹姆斯教区所做的工作。 我十分重视地在自己的传记中指出了这一点。我是家奴特殊待遇的成果。在我的家族中，教育的重要性可以追溯到大卫·马拉切的母亲，她在教育理念方面领先于他人，而我正是这种理念的受益者。 在印第安纳的大学时光 我对理科感兴趣。最初天体物理是我的最爱，而我母亲读研究生的芝加哥大学是我的第一选择，但我落榜了。我去了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是因为那里有一个比我大9个月的表哥卢西恩。在普渡大学，我一开始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但微积分把我搞得够呛，这也是种族隔离的学校制度造成的后果之一。在一学期后，我转到国际关系专业。 当我第一次来到普渡大学时，我无法辨别白人学生。从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族歧视走出来的我对此没有任何的参照标准。他们看起来都一样，名字似乎也一样。我从未感到任何歧视，但更多却感受到的是孤独感和文化冲击。 普渡大学有25万名〔原文如此，疑有误——译者注〕学生，其中100名是黑人。在非裔美国学生中，有90名男性；因此，我没有太多的社交生活。我加入了一个叫做OmegaPsiPhi的兄弟会，其实质是一个黑人社交俱乐部，大多数成员并不关心政治。 如果我想进行政治讨论，则必须自己阅读相关资料。我对非洲的政治发展很感兴趣。在1960年3月，南非发生了沙佩维尔大屠杀，这对我影响很大。我在演讲课上做了一个报告，将南非与新奥尔良的种族歧视进行了比较。 我和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学长埃米科·阿莫耶（EmikoAmoye）成为朋友，他热衷于政治。他去纽约并带回了位于哈勒姆区的非洲国家纪念书店（AfricanNationalMemorialBookstore）的书籍，其中包括乔尔·奥古斯特·罗杰斯（JoelAugustRogers）的《非洲送给美国的礼物》（1961年），以及《我们指控种族灭绝：关于赦免美国政府对黑人所犯下的罪行给联合国的历史请愿书》（1951年）该请愿书由美国共产党的公民权利大会（CivilRightsCongress）秘书威廉·帕特森（WilliamPatterson）起草。 我的尼日利亚朋友对古巴革命兴趣盎然，他让我关注古巴革命的进展的最新情况。我对古巴十分了解。这是在港口城市长大的优势之一，这让我们拥有了全球视野。新奥尔良和古巴有着历史性的联系，从新奥尔良到该岛有定期的轮渡服务。我有一些来自古巴的朋友。我最喜欢的体育人物，小子加维兰（KidGavilan）是古巴人，并且我最喜欢的音乐是古巴音乐，特别喜欢佩雷斯·普拉多（PerezPrado）。对古巴的热爱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这让我明白在新奥尔良以外的地方，黑人并不是少数族裔。这一切都发生在古巴革命之前。 在印第安纳州西拉斐特的普渡，我们与现实相对比较隔绝。我们并不知道在1961年4月发生的猪湾入侵事件。然而在1962年10月，我们却非常关注古巴导弹危机。一些人认为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可能导致人类灭绝。 大约在1962年，普渡大学的肯·科夫梅尔（KenKofmehl）教授，在组织自由乘车运动（FreedomRides）时将黑人民权领袖詹姆斯·法默（JamesFarmer）邀请到校园。我记得我和其他学生在宿舍的食堂里见过他，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教授没有让我或其他黑人学生参与讨论，因此我未能认识到法默出席的重要性。 在夏天我会回到路易斯安那州的家中。在1961年或1962年的夏天，我参加了在新奥尔良举行的“伊斯兰国度”（NationofIslam）活动，并认识了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X.）。我的第一次纠察线活动是在1962年的夏天，呼吁废除在午餐柜台的种族隔离。纠察线设立在刚被拆毁的硬石酒店（HardRockHotel）的精确位置。 在普渡大学，我主持了一个每周广播节目，一个为时一小时的，在学生宿舍里播放的爵士乐节目。在四年的演出中，我们有幸采访了在校园内的贝西伯爵（CountBasie）、艾灵顿公爵（DukeEllington）、兰伯特（Lambert）、亨德里克斯（Hendricks）和罗斯（Ross）等大师。我仍然认为我的在节目尾声的唱片《贝西的小宝贝》（Basie’sLilDarling），是结束爵士乐节目最酷的方式。 （1966年，我和未婚妻马克辛，我的一个在杜克大学的表妹，收到了她表姐露丝送的结婚礼物:在纽约市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Center）顶层著名的彩虹屋里面的（RainbowRoom）前排的位置观看艾灵顿和其乐队的演出。我完全沉浸在当时的每分每秒当中，但我得承认，我并没有完全感激他们对我的款待。） 我的母亲，最早的“直升机式家长” 有一天，当我回到宿舍时，一个室友说他刚见过我妈妈。我不知道她来学校了，并且拜访了我的一些教授。正如她随后向我说道:“孩子，你当前是在和这些白人教授打交道。他们认为因为你来自南方，所以你很贫困且社会地位低下。我来这里是想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换句话说，她为她的到来给了我一个政治性解释。因此，她来看我时，我从不生气。 几年后，也就是在1979-1980年间，我在为纽约的《战士报》（TheMilitant）杂志工作。当时我在休长假，正在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报写作。我母亲突然出现了，想要参观位于西村的这栋五层建筑。她观摩了每一层楼，从五楼的图书馆开始，到一楼的印刷机结束。她对此印象深刻。当我们正要从一层离开大楼时，她对我说:“孩子，你要关注这些白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卫生间很干净。这显然和她儿子曾经参与的那些愚蠢行动区别鲜明。 塞隆尼斯·孟克（TheloniousMonk）是如何拯救了我 我获得了国际关系专业的学位。在我的教授的鼓励下，我弄到了一份外事处的工作。我在华盛顿特区参加了考试，但未通过，于是打算再试一次。有人告诉我说必须从头到尾阅读《纽约时报》才能通过考试。我认真对待并开始阅读起来。 在1964年春季的一天，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篇关于福特基金会的文章。该基金会提供了50万美元的赠款来招募黑人为美国大使馆工作。当时，华盛顿很难找到能通过他们的文化特权考试的非裔美国人。我把这个广告拿到了霍华德大学，当时我正在那里攻读非洲学硕士项目。他们证实这个项目正在筹划中，并且将在春季晚些时候进行面试。 我的面试时间是周六早上8点。但是孟克（美国爵士乐钢琴家和作曲家），就是塞隆尼斯本人已经在U街著名的波西米亚洞穴（BohemianCaverns）驻演了一个星期。带着刚刚收到的退税款，我连续四个晚上都很有规律地去仰慕这位钢琴天才和聆听他的四重奏，一边啜饮着我当时最喜欢的野火鸡威士忌。所以当到了周六早上面试的时候，我的状态根本无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用说，我把面试搞砸了。 因此，我永远感激孟克。他把我从帝国主义者的项目中拯救了出来。 （我无法告诉你波西米亚洞穴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在那里看到了很多爵士巨星，包括科尔特兰（Coltrane），我在演出间歇期间与他简单聊了几句。我以前与如此知名的音乐家的近距离接触是在芝加哥南部，我和兄弟会的弟兄布鲁克斯·豪威尔（BrooksHowell）搭便车从普度（Purdue）到麦基（McKeeFitzbugh爵士俱乐部）。我想那是1963年的春天，当时在麦基俱乐部的桑尼·斯蒂特（SonnyStitt），弗兰克·福雷斯特（FrankForester）和吉恩·阿蒙斯（GeneAmmons）通宵达旦录制伴奏乐，我似乎仍置身于由此而起的烟雾缭绕之中。我确信2007年7月7日那天我在拥挤的第一大道（FirstAvenue夜总会）看到了普林斯（PrinceRogersNelson），希拉·E（SheilaCeciliaEscovedo）和莫里斯·戴（MorrisE.Day）。音乐会凌晨两点开始——这是我一天中最适合的时间!我将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音乐会称作鲜为人知的二次降临（UnadvertisedSecondComing）。这些回忆唤起了我内心中的喜悦之情。） 1963年夏天，在黄金时刻观摩黑人斗争 在读研究生之前的那个暑假，我在印第安纳州北部的一家钢铁厂工作，跟我伟大的舅公大卫·马拉切住在芝加哥的南区。我们观看了马尔科姆·艾克斯和詹姆斯·鲍德温（MalcolmXandJamesBaldwin）的节目，而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马尔科姆本人在演讲时的样子。我被马尔科姆所描绘的一切所折服，一生中一直如此；大卫舅公也许对此有点怀疑，但我没有问他。 （1979年，我在纽约的《战士报》（theMilitant）杂志工作，在Mikell’s酒吧偶遇了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Baldwin），这家酒吧位于上西城（theUpperWestSide）的阿姆斯特丹大道与哥伦布大道97号交汇处。当时与雷·查尔斯一起合作的音乐家汉克·克劳福德在那里演出。在他演出间歇期间休息时，我和他聊了几句。鲍德温也加入了谈话，当夜晚些时候，他向我致意，我们相互之间会心一笑，我深感荣幸。我从2016年的电影《我不是你的黑人》（IAmNotYourNegro）中了解到，那是鲍德温开始写未完成的回忆录的那个夏天。 那年夏末，充满历史性的华盛顿大游行发生的时候，我当时正在新奥尔良。我和家人在电视上观看这一盛况。能够在全国新闻中获得如此的关注，这对于黑人斗争或者任何形式的街头动员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约翰·刘易斯（JohnLewis）的演讲，因为他批评肯尼迪政府在推进黑人权利方面过于软弱。我们现在知道他不得不修改他的演讲。至于马丁·路德·金，在他的演讲中能感受到有一种集体的自豪感。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一名南方人，一名能应付自如的牧师。 罗伊·威尔金斯的演讲也让我难忘。他在斗争中代表的是温和派。他提及到最近加入共产党的W.E.B.杜波依斯之死的实情，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1963-1965年在霍华德大学的研究生院，成为一名政治活动家 我对我的学生说我有世袭特权。我进入研究生院没有任何推荐信，也没有GRE成绩。在芝加哥南部的一家钢铁厂，我设法攒下300美元，这足够支付一学期的学费。第二学期，我用我在哥伦比亚特区（DC）的一家统治阶级餐厅当侍酒师的收入支付学费，在那里我见到了各种各样的统治阶级人物，包括密西西比州的种族主义参议员伊斯特兰。幸运的是，我不必为他服务。 我是在“向华盛顿进军”大游行一个月后抵达特区的。在九月中旬，四个女孩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所教堂被杀的几天后，我和表哥卢西恩（Lucien）开车经过了这里。当我们途径阿拉巴马州北部的一个加油站时，那里挂着一个标语:三k党今晚要开会。幸运的是，我们有路易斯安那州的车牌。拥有北方车牌会使你在与这些势力打交道时变得更加不安全。 我在霍华德大学的时候就盼着有机会和女人约会。我们把哥伦比亚特区称为“巧克力之城”，但愿这有益于我的社交生活。我攻读了非洲学的学位，以为自己将来会在美国国务院工作。 事实证明，我是在正值一个政治异常紧张的时候来到了哥伦比亚特区。为了让你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有一次我从离我住的地方很近的位于公园路和14街之间的一家华夫饼屋出来。停车场里站着马丁·路德·金，他正在做一个只有不到一百人参加的即兴集会，在我当时年轻天真的观点看来，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1964年春，曼德拉在南非受审。在霍华德大学，我一位教授叫做莱斯利·鲁宾，他是一个南非白人。他为此提供了详细信息。我们一群人决定在白宫前组织一个以曼德拉的名义而形成的游行队伍——这是我参与组织的第一个政治行动。我们要求释放曼德拉。而乔治·林肯·洛克威尔的纳粹组织进行了反抗议活动。当时，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意料之中的事。 事后我才意识到，1965年春天的那一次会议是对“南非运动”的抵制/撤资/制裁等一系列举措的开始。鲁宾教授为我们介绍了这次在宾夕法尼亚州第14选区著名的威拉德酒店举行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南非音乐家休·马瑟克拉（HughMasekela）和诗人纳特·纳卡萨（NatNakasa）。在我的未婚妻马克辛组织的一个会后晚宴上，我得以和28岁的纳卡萨交谈。在我看来，他并没有表现出抑郁之情。遗憾的是，在数月之后诗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南非BDS运动（英语：Boycott,DivestmentandSanctionsMovement，简称“BDS运动”）一开始就注定是要失败的，曼德拉及其战友被囚禁。我们所有人都觉得需要做些事情，而这与2005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失败而引起的情绪并无二致，后者引发了为了巴勒斯坦的21世纪BDS运动。 第一次针对越战的抗议活动于1965年4月在华盛顿举行。我没有对此多加在意，但在1965年2月马尔科姆·X在纽约被暗杀一事至今令人难忘。与此同时，1965年林登·约翰逊在霍华德大学发表了他著名的民权演讲。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后来的夸梅·图雷）在我开始读研究生的那年是霍华德大学的四年级学生。他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因为他和校园里SNCC（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NonviolentCoordinatingCommittee）的其他积极分子一样都穿了制服，与霍华德大学的“普通人群”截然不同。格洛丽亚·理查森这位令人难忘的人物是马里兰州剑桥市的一名真正的草根斗士，她于1964年在校园里发表了演讲。霍华德大学和哥伦比亚特区与我刚刚离开的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的政治根基正在被构建着。 在霍华德大学的那个时候，我就在离舞台几排的地方观看年轻的艾瑞莎·富兰克林（ArethaFranklin）在学生会演出。我还可以在霍华德剧院花上5美元就可以看到摩城明星和詹姆斯·布朗兄弟的演出。这种锦上添花的好事情，至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再也不会发生了。 我的投票史 我从来没有投票给资产阶级政治家。并不是我没有尝试过。 1964年夏天，我从霍华德大学回到家，试图在新奥尔良登记投票。我本来打算投给林登·约翰逊。澄清一下，我认为约翰逊曾是三k党成员，他的衣橱里还留着那件长袍，所以我曾试图投票给一个我认为是种族主义者的人。但种族主义制度不允许我这么做。 我还认为巴里·戈德华特是个会发动核战争的疯子，所以必须阻止他。这就是为什么我同情那些投票支持不那么邪恶的人，包括那些投票给川普的人。我知道你可能投票给一个种族主义者，认为他们不是那么邪恶。我理解那些认为他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更好待遇的工人。问题是选举制度迫使你投票给仇外者，希望这样能保住你的工作，保住你的房子。当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政党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1964年尝试进行投票的过程中，我参加了CORE（CongressofRacialEquality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组织的一个研讨会，目的是了解种族主义者用来阻止黑人投票的诡计。您必须填写很长的表格，这显然是一个充满障碍的过程。我以为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填写了表格，并将其交给了司法常务官办公室的好老弟。他指着一条线说： “你为什么不填这张表?”我说:“这对我不适用。” “好吧，你应该在它上面画一条线。两周后再来吧。” 两周后，我要回华盛顿，所以没去投票。 1968年，我在印第安纳州的布卢明顿。一个女性选民联盟的人来敲我的门并给我登记。我又一次准备把票投给稍微好点的那个恶魔汉弗莱，但我去了坦桑尼亚，忘了拿一张缺席选票。 1972年，我加入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就再也没尝试过为两害相权取其轻而投票了。 越南战争，爱国主义，以及偶然事件在我的历史中的作用 我的注意力仍然主要集中在学术上。1966年，我从霍华德大学转学到印第安纳大学，并宣布主修政治学。这其中很多选择都不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进入研究生院是避免服兵役的一种方法，这让我远离越南。 在布卢明顿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不得不报名参加义务兵役。我以为我是推迟了学业。我收到一张卡片说我应该去兵役登记处报到。我忽略了它，因为我认为他们搞错了，这可以说是历史上的意外事件。大约五年前，我在清理办公室，翻阅我的研究生论文时，发现了兵役登记署寄来的信。你瞧，我被征召入伍了!我是1A（Availableforunrestrictedmilitaryservice）。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和我的妻子玛克辛就会搬到加拿大去了。 当我看到肯·伯恩斯的《越南战争》这部纪录片时，我意识到自己没有受到爱国主义的影响是多么的幸运。我的同事娜塔莉已故的哥哥肯（Ken），通过假装自己是同性恋来逃避兵役。他总是为此感到内疚。在他去世前几年，我试图让他相信，他没有理由感到内疚。那么多参战的人都怀揣爱国之心。活动家加里·普雷沃斯特（GaryPrevost）提供了自己的见解。在战争开始时，他也很爱国，但在越南失去了一些朋友后，这使他成为了一名反战积极分子。 我由一位毫无爱国意识的父亲抚养长大，但我的两个叔叔却是爱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在种族隔离的部队作战。他们可能看过弗兰克·卡普拉（FrankCapra）在1944年拍摄的《黑人士兵》（TheNegroSoldier）。最近看完之后，我对我父亲所面临的挑战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父亲和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去往内华达州的一家国防工厂工作。当时我还是个婴儿，我妹妹后来也出生在那里。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年。我父亲记得当时看到满是日本家庭的火车前往拘留营。在那里，我父母帮助建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在内华达州的第一个分会，以打击基地和小镇上的歧视。这是一场成功的斗争，他们帮助释放了一名受到不公正监禁的年轻黑人妇女。 我怀疑我父亲缺乏爱国精神与他的父亲有关。我的祖父具有一半德国血统，一半美国土著血统。他认为自己是非裔美国人，因为照顾他的同父异母姐姐是黑人，他也因此受到歧视而感到恼怒。我父亲继承了这种敏感，十分讨厌虚伪。为什么要为一个把他当作二等公民的国家而战？ 他并不孤单。在他那一代的其他黑人，包括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HopeFranklin）也不会去参战。 成为一名革命者 我本来会即将成为一名学者。在政治上，我逐渐成为一名泛非主义者。我当时的妻子玛克辛·莱彻（MaxineLetcher）是一位有抱负的人类学家。我们都获得了奖学金和补助金去坦桑尼亚做研究。1968年秋天，我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伦敦做档案准备工作。作为有抱负的学者，我们非常专注，以至于我很惭愧地承认，我们拒绝了玛雅·安杰洛邀请我们去她那里做客的邀请。 在坦桑尼亚，是一次极富影响力的政治经历。它是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的非官方总部。我能够把它和形形色色的革命者混在一起。沃尔特罗德尼及其妻子帕特是我们的邻居。我去的时候是黑人民族主义者，回来的时候是共产主义者。我开始看到民族革命的局限性。我认为解决的方案应该就在非洲。我一直在想，如果这是非洲革命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那我们就有问题了。我认为非洲解放的未来将在与美帝国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来临。 1973年，在回坦桑尼亚的旅途中，我遇到了安吉拉·戴维斯。从监狱释放后，她正在进行全球胜利之旅。我三年前在坦桑尼亚见过领导这个组织的人，但他从未告诉我他是共产党的党员，当我们在达累斯萨拉姆偶遇时，他邀请我到他的酒店房间喝酒聊天。后来，当我告诉他我是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党员时，我们就相互的政治分歧开始友好地打趣。为了深入了解情况，我告诉他，我听说双子城的黑人领袖达木·史密斯被驱逐出境了。他并没有否认驱逐，只是在为驱逐的方式辩护。这时有人敲门，戴维斯走进了房间。他低声说:“别提我们在谈论什么；她还什么都不知道。”我缄口不言，但对他的要求感到惊讶。作为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我想她是中央委员会成员——不知道这起丑闻，这让我对该党的内部运作方式大开眼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明尼阿波利斯的激进政治 我获得了六份工作。我之所以来明尼苏达大学，是因为我喜欢这里的学术发展的那种潜力，并且能够与比较政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共事，包括鲍勃·霍尔特（BobHolt）、约翰·特纳（JohnTurner）和历史和科学哲学学者梅·布罗德贝克（MayBrodbeck）。多年以后，在我发现了革命政治之后，我半开玩笑地称自己是一个“恢复中的逻辑实证主义者”。 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第一个晚上，我和我的妻子马克辛去了Charlie’sCafeExceptionale，这是当时城里最好的餐馆之一。隔着几张桌子的是利伯拉斯。我后来才知道他来这里是受邀在州博览会上表演——这在明尼苏达州可是件大事。 我在这里举目无亲，并且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只知道我在研究生院的时候，遇到的一些最友善的人都来自明尼苏达州，比如来自Baudette的无与伦比的鲍勃·奥尔森（BobOlson）。到这里还不到一个星期，小贝特西·法利就在丁基敦（Dinkytown）卖给我一份《战士报》（TheMilitant）。 在印第安纳州，我曾与一群黑人学生一起筹划为安吉拉·戴维斯辩护。我被指派整理一份情况说明书。我在共产党的《工人日报》（DailyWorker）上看到了一些描述，并在《战斗者》周刊找到了更全面的报道。我不知道是谁发表的这篇文章。我认为这是一本女权主义刊物，因为他们有大量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文章。 如果我和玛克辛仍保持婚姻关系，我可能不会加入这个党。她对共产主义持怀疑态度。在很多方面上说，当我来到这里时，我能够重新塑造我自己，毕竟没人认识我。 在贝琪那里订阅了一份《战斗者》周刊后，我开始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论坛。我遇到了这些在三四十年代很活跃的老前辈，他们组织了明尼阿波利斯的卡车司机罢工。这让我印象深刻。1971年的一些学生组织具有某些轻浮而不严肃的特性。我不确定校园里的激进派有多坚定。我需要终身行动主义的模范。我邀请了哈里·德波尔（HarryDe'Boer）和杰克·库珀（JakeCooper）来我的课堂做关于社会运动的演讲。杰克曾是托洛茨基的保镖。他们俩都在沙岩监狱（Sandstoneprison）呆过一段时间。 我开始教授非洲政治、美国政府和城市政治相关。我的主要课程是“种族和民族政治:美国和南非的比较”。 1972年5月，反战运动占领了科夫曼工会门前的华盛顿大道。我知道要出事了，但作为第一年的非终身教授，我想最好还是去上课。当我到达我在13楼的办公室时，我可以从窗户看到密西西比河对岸的群众、警察和催泪瓦斯。我迅速离开，并尽可能地靠近现场。在去电梯的路上，我经过了政治学助教的办公室。那些埋头读书的研究生们的形象，与楼下的那地方上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反抗活动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幕令人难以忘怀；这是我对学术的第一次现实审视。 （不久前，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同事问我是否知道关于政治学的那句老话，我说不知道。这位同仁说道“政治学是为那些既对政治不感兴趣也对科学一无所知的人所准备的。”我回答说，我希望早点有人告诉我这一点。） 在这个由黑人学生组成的庞大的游行队伍中，我是唯一的黑人教师。我们顺着河边的道路开始走，经过山顶大道，到达了州议会大厦。就在那一刻，我接受了政治实践的教育。有色人种的学生或者用当时的术语，也就是第三世界的学生，他们决定组成独立的队伍以游行。在接下来关于黑人学生应该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的辩论中，我作为研究生院刚毕业一年的教员，加入了黑人学生团体。其中在当时建立下的许多关系延续至今。 我于1972年夏天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SWP）。这意味着首先要加入青年社会主义联盟（theYoungSocialistAlliance）。那时我30岁。那个时期的一个问题是有色人种在更广泛的运动中处于什么位置。黑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联系的话？ 我想如果我去别的地方，在那里我认识黑人社区的人，我可能不会加入社工党（SWP）。黑人对社会主义有很多质疑，因为社会主义看起来像是一场白人运动。但是，由于没有社交往来，我能够重新塑造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双子城党支部中唯一的黑人成员。我总是不得不为自己和白人一起工作而辩护。这是明尼阿波里斯市黑人活动家的核心辩论，包括与不同肤色的人建立私人关系。对我自己来说，我经常和黑人女性发生冲突，她们认为我和白人女性有私交是在背叛黑人社区。当我在这里的黑人社区工作和发展关系时，我必须学会面对现实。这并不容易，但也是一次经验教训；这要求我对自己的政治立场要保持清醒。我很幸运地与两位黑人女性合作，芭芭拉·韦斯特伯里和珍妮丝·佩恩·多里亚——真正的斗士——她们根据我的政治立场来评判我，而不是依据碰巧和我交往的对象。 南部非洲解放运动 作为社工党的一名党员，我所做的下一件大事就是构建与南部非洲解放运动团结在一起的双子城组织。 1972年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集会。我无法参加，但是我帮助组织了1973年在圣保罗举行的当地非洲解放日游行。那是一场所有非裔美国人的游行。在这种背景下，我结识了马哈茂德·埃尔卡蒂（MahmoudElKati）和塞图·琼斯（SeituJones）。这些关系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 现在存在这样一种分歧，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只和黑人一起共事，另一些人则认为我们应该是跨种族的。这个问题直到1976年索韦托起义（theSowetoUprising）才得到解决，这场起义迫使所有人走到一起，共同努力。在索韦托事件之前，不想与白人共事的人很容易维持这种立场。但是南非的起义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如何给南非学生带来团结的精神。在各自分散的小团体中工作有意义吗?我们无法超前于南非正在发生的事情。1976年的热潮是如此强大，它迫使那些想要分裂的团体联合起来。我们有一个巨大的联盟。共产党和社工党组成了一个联盟。（在明尼阿波利斯，左翼政党们确实围绕着反越战运动展开了合作，但在仍然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 当然，这充满了各种紧张气氛。我主持了许多会议，试图成为外交官，将人们召集在一起。我们抗议在南非开展业务的控制资料公司（ControlData）。我们本来打算在塞尔比和戴尔工厂前设置纠察线，但最后决定不这样做。该公司故意突出我们这些明尼苏达大学的“特聘教授”的身份。我们没有在工厂的大部分非裔美国人工人中做过必要的了解，他们与圣保罗黑人城市联盟的领导阶层一道，认为我们的抗议活动会危害他们的工作。我们决定取消工厂前的罢工纠察线，并在附近的HallieQ.Brown社区中心举行一次简单的集会。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具有启发性的时刻。 我的同事中有苏珊·盖格，她是纽约“南部非洲团结工会”的成员。当明尼苏达大学的非裔美国人和非洲研究系有一个教学职位空缺时，我成功地聘用了她。正如所希望的那样，她在我们这里的反种族隔离工作中被证明是一名忠诚的拥护者。我还曾与已故的詹妮弗·戴维斯（JenniferDavis）、诗人丹尼斯·布鲁图（DennisBrutus）、非国大（ANC）成员弗雷德·杜布（FredDube）和阿尔比·萨克斯（AlbieSachs）共事，后者后来在南非最高法院任职。 1978年的秋天，我在一艘名为“海上学期”的船上授课——这是非裔美国人进入种族隔离的南非的唯一途径。在一周的时间里，我游历了德班、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识到我的美国护照给予我的特权。根据南非法律，我是“荣誉白人”（honoraryWhite）。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我知道了“讨厌的家伙”（apainintheneck）的含义。每当我看到种族隔离的迹象，我就会想起新奥尔良的种族隔离法案。我确切地知道他们的意思以及他们会怎么做。 我一直在南部非洲工作，直到1990年曼德拉获释。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的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来庆祝他的获释。 在尼加拉瓜摘棉花 20世纪80年代，当桑地诺解放阵线革命发生时，我立即投入到了这项工作。我开始与尼加拉瓜团结委员会合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第一次与您（安妮·温克勒·莫雷）和中美洲资源中心合作。 1984年1月，我跟随一个工作队开启了第一次尼加拉瓜之行。由于我采摘过棉花，我半开玩笑地称其为我的寻根之旅，但实际上我认为摘棉花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新奥尔良的种植园全是甘蔗。人们不得不去路易斯安那州北部寻找棉花。我有亲戚在制糖厂工作并且有一个从事甘蔗收割的叔祖母。 你知道1619计划吗?我特别欣赏他们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的残暴可以追溯到奴隶制。其中包括一张有个人弯腰摘棉花的照片。在尼加拉瓜，我们摘的植物更高、品种更丰富，所以有时我们在摘的时候还能站起来。这相对来说更容易。尼加拉瓜最困难的事情是他们在作物上使用落叶剂——橙剂。 当桑地诺解放阵线（theSandinistas）在1990年的选举中失败后，我在社工党的倡议下开始从事古巴团结工作。我和共产党员阿普里尔·克努森（AprilKnutson）起草一封联名信，呼吁开会成立一个委员会。我们认为古巴需要被团结在一起。我们初次会面是在老布莱恩·赫伦（BrianHerron）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北部的锡安浸信会教堂。我想那是1990年4月，当时青年基斯·埃利森也在场。 退出社工党并致力于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深入研究 我于1995年退出了社工党，当然这并非自愿。因为我违反了一项规定，接受了由美国移民及规划局（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联合赞助的纪念马丁路德的公开活动上发表演讲。这个活动在布卢明顿的惠普尔大厦举办。我接受了处罚，并继续与党保持合作。 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个打击，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过来。小时候，我母亲曾开玩笑说，他们决不会真正惩罚我，因为我有一种自娱自乐的能力。我有这种化逆境为优势的能力。我被开除后就是这么做的。在党员乔恩·希尔森的敦促下，我继续在古巴委员会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我也开始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项目。我以一种更有见地的方式重新投入了共产主义运动，深入研读了50卷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 这项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是一本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它帮助我认识到社工党只是更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插曲。无论党派如何兴衰起伏，共产主义运动仍将继续。它帮助我把党和我的被开除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 权力在街头，而不是套房当中 2000年的大选对美国的选举政治现实来说是具有启发性的一课。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仅仅一个人就决定了谁会成为总统——一个没有经过选举且在办公室待了一辈子的人。我指的是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她在“布什诉戈尔案”（Bushv.Gore）的五票对四票中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当众议院的一些代表去参议院要求他们就法院的决定进行讨论时，参议院中没有人愿意这样做，甚至包括最进步的议员——威尔斯通和法因戈尔德。你可以在公共事务卫星有线电视网（C-SPAN）上看到相关全部内容。 作为参议院临时副主席的戈尔（AlGore）不想触及这一问题。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那些投票支持他的人不愿意走上街头挑战最高法院的裁决。美国选民愿意为了自己的政治倾向去登记，但不愿意接受其带给自己的多数的权力。 只有在美国才会发生这种情况。在第三世界的一个国家，群众会走上街头。这就是为什么对我来说，波多黎各刚刚发生的事情意义重大。（你是否知道20世纪20年代由佩德罗·阿尔比苏·坎波斯（PedroAlbizuCampos）领导的波多黎各运动，是由一位美国官员泄露的一封关于波多黎各的信引起的，这可能是你能够想象到的对一个民族最蔑视的言论之一？！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是惊人的。最近的起义也受到了泄密事件的启发。历史往往重演。） 最近有个记者问我对耶利米·埃利森的看法，以及一个更宽泛的问题:当一个人从街头活动家转变为政治家时，会发生什么？曾经有人问过我一个关于他父亲基思•埃利森（KeithEllison）的类似问题。 理解自由的力量从何而来是至关重要的。我不知道有多少学生来找我要过推荐信，希望能进入法学院，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次试图告诉他们这条路存在什么问题。我用了一个我经常在放在考试中的术语:走出街道，进入套房。他们中的许多人说，“如果我能打入内部……”他们相信权力来自体制内部，而不是来自街道、路障和纠察线。 除此之外，我评价卓越的革命领袖的一个经验法则是，看这个人是在追求个人的名望和荣耀，还是把自己视为更大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何塞·马蒂有句名言:一粒玉米可以容纳世界上所有的荣耀…… 当我在2007年接触到弹劾布什的运动时，它迫使我去思考该如何回应。那时，我说道，如果你不弹劾这个制度，白宫里就会有更糟糕的人。现在，特朗普又被弹劾了，我依然坚持己见。如果我们不弹劾这个给我们带来特朗普的体制，我们就会有一个住在宾夕法尼亚1600号的人，他会让特朗普相形见绌。 2008年奥巴马当选时，我是少数对竞选不感兴趣的黑人教师之一。我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讲古巴革命。我的学生认为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革命。我告诉他们，奥巴马的当选让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应用程序，而不是一个新的操作系统。这个类比似乎很恰当。 除了弃权者（2016年有43％的选民投的就不是2016年的那两个候选人）以外，我们都遭受着我所称为的“投票拜物教”之苦，这种错误的信念认为，在投票站发生的事情是政治的终极目标。如果你认为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投票，扪心自问一下:类似于我这样的人是如何获得投票的权利的？是因为那些像我这样的人和那些像我这样的人的盟友，走上街头，或者威胁要这么做。 投票只需要三十秒钟。它是独自完成的，没有什么比做一个简短而单独的动作更加能让人远离行使权力的了。行使政治权力需要很多的人以及很长的时间。当您投票时，您通过行使民主权利来对候选人或政策的倾向提出主张。要行使政治权力，我们必须通过集体行动推行我们的意志。因此必须夺取权力。 现在该做什么 我们正以各种方式生活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由181名首席执行官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Roundtable）最近发表声明称，他们要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而不仅仅是股东。这证明了在统治阶级方面日益增加的对大众的恐惧。他们的声明实际上驳斥了米尔顿·弗里德曼1970年对资本主义的辩护。正如我所写的那样，这些CEO们正试图“给猪涂上口红”。他们害怕反抗，想办法将其压制。当然，他们的新智慧只是表面功夫；但这就能说明问题。 我们今天拥有的机会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60年代的激进主义是富裕背景下的激进主义。在70年代，对我来说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并不需要很大的勇气。作为社工党的候选人，我在竞选市长时获得了终身职位…… 今天的年轻人面临着我们这代人不必面对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需要更强烈的意识投身于革命之路。另一方面，随着他们的机会开始减少，他们选择这样的道路所能失去的也将越来越少——这使得《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成为现实；他们“仅仅失去的是锁链”。 60年代的社会运动从未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提出质疑。今天，这个制度已经陷入了一场无法解决的根本危机。这是一场全球危机；想一想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越来越多的事情——几乎每一块大陆上的工人阶级群众都走上街头示威。 直到1980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一直在增长。在过去的三年里，它实际上已经减少了。自1918年全球流感大流行以来，我们还没见过类似这种情况。1915年以前，一个贵妇预期要比贫困女性多活3.5年。现在，这个富有的女人能够多活13年。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层面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再为人类服务的体制。人们深谙此道，想一想农民和退伍军人的自杀率吧! 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最好的东西已经在我们身后。这个制度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不会自行消亡；它必须被推翻；否则，它将继续对我们施加各种各样的恐怖，以拯救自己。 至于革命进程将如何进行，也许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教训。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俄国1905年的革命是1917年的一次彩排，而菲德尔1953年对蒙卡达军营的不成功袭击，是1959年革命胜利的一次预演。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彩排就不会有革命的决战。这需要多长时间开始，以及预演和“决战时刻”之间的具体时间是不可能知道的。 我们这边目前最大的不足，就是缺少革命的领袖，这也正是需要彩排的原因。真正的革命领袖是通过斗争产生的。除非我们通过斗争和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错误，否则我方不会为决战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只要有机会，我们就必须进入擂台，一决高下。美国目前的斗争实例包括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通用汽车罢工、麦克卡车罢工、西南部铜矿工人罢工、科罗拉多理工大学（CTU）教师罢工。正是在这样的日常斗争中，才会产生一个新的卓有成效的革命领导人。 我对结果不作任何预测，只是在这个时刻以一种符合人类利益的方式提供了解决社会压迫和不平等危机的可能性，这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我们现在还活着真是幸运。想想那些曾梦想着有这样一个机会推动我们前行的高尚而勇敢的斗士们吧。正如我在劳工团结集会上说过的，不是每一次斗争都能取得胜利；但是没有斗争就没有胜利。 黑人的生命很重要与种族排斥 “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运动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其具有多种族和性别特征。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警察暴行只发生在黑人身上。现在也有女性担任领导职务。这些变化是极其重要的。你不能发起一个基于性别或肤色而排斥人们的运动。这些发展标志着自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以来的进步。 我知道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都存在着关于将白人排除在运动中制定决策的权限之外的争论。我认为，在一场力求让每个人都有自我价值感和平等决策权的运动中，不应该有这样的政策。仅仅因为某人是黑人或“POC”（我被迫使用的一个术语），并不意味着他们是进步的。甚至可以说，奥巴马时代让我们明白一个人的肤色、性别或性取向并不能告诉你，当麻烦开始的时候，他们会站在阶级斗争的哪一边。 几年前，我们明尼苏达州古巴委员会在圣保罗的东区自由图书馆举办了一个论坛（幻灯片58），针对“黑人的命也是命”（BLM）活动人士，让他们了解古巴警察的现实状况。我试图在我的发言中传授古巴革命的教训。古巴人不得不对警察系统进行自下而上的彻底改造。在我们做到这一点之前，任何改革都不会改变警察暴行的长期存在，也不会改变贫穷的有色人种社区内的犯罪的持续存在——这是“我有我的，你有你的资本主义道德”的产物。马尔科姆·艾克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被一个采访者问到他的努力是否是为了唤醒非裔美国人对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压迫的意识。他马上回答道；“不，他们已经知道了。我只是想唤醒他们的自我价值。”这就是古巴革命能够为其人民所做的，也是我们所需要效仿的。这是克服所谓的“黑人内斗”犯罪的唯一途径。 关于平权行动及相关现实的一些思考 我对我这一代人有些不满。当我们为平权行动而战时，有一种倾向是让肤色充当进步政治的代名词。现在我们知道，随着社会阶层流动性的上升，无论社会出身如何，通常都会有政治权利的改变。 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我看到了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最明显的表现——当地统治阶级与无家可归者玩打地鼠游戏。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几年前，当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我已故的堂兄试图避免让我看到贫民窟的场景，那几乎是世界末日。比如那些像我一样成功的富人，对无家可归这种严重影响非裔美国人的社会现象，是一个他们宁愿忽视的令人不安的现实。 不幸的是，在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中，有一个曾经与我密切合作的好朋友克里斯·尼森（ChrisNisan）。直到大约一年前，我还会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遇到他。我担心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对于我们这些热爱克里斯并与之共事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痛苦的处境。克里斯可能是反警察暴行工作中最有效的领导者。 我遇到过一些曾经上过我的课的无家可归的人。 我有一些年轻的亲戚住在华盛顿特区，在那里的黑人无家可归的现象非常普遍。他们不知道，当我的表妹和我1960年代在那里学习的时候，到处都是黑人无家可归的现象根本就不存在。第一位非洲裔美国总统住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在步行可及之处看到那些像他一样的人在街上挣扎求生，这如何能够让人为此感到自豪呢? 对于越来越多的不同肤色和不同身份的年轻人来说，美国梦正在迅速消失。他们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在种族歧视法统治下对美国现实的怀疑。民调显示，在千禧一代中，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受欢迎，这让我很受鼓舞。而这是在下一次经济衰退开始之前，而下一次萧条肯定正在到来!你得回到30年代才能找到类似的观点。资本主义并不适合这一代人。我在课堂上和在我能够进行的讨论中都能听到类似的看法，这在十多年前是不可能的。 我的任务是提供一些历史的视角。 对五十年教学的思考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还不退休。那个时代的少数人还在坚持工作，算是濒危物种。这包括我最亲密的伙伴和朋友，艾伦·艾萨克曼（AllenIsaacman）和兰辛·卡巴（lansinKaba），他们在这里或者在其他地方。 我为什么想要退休？我很庆幸能够继续在大型公共机构做我的工作。考虑到我的政治立场，今天我很幸运能向年轻人学习当前的政治现实，并可能对他们产生影响。 我刚收到一位2015年毕业的思想保守的学生的短笺，希望获得一封推荐信。我们经常在课堂上有意见的分歧，他想知道我是否记得他。我回答说：“当然，我记得你；对于那些让我保持警惕的人，我总是会这么做。”他回答说，我的课是他在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ofMinnesota）上过的为数不多的几门课之一，“这门课不断地挑战我，让我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去思考，帮助我改变了对许多社会问题或不公正现象的观点。” 我尤其珍视这样的反馈——来自那些带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进入我的课堂的人，他们认为自己知道共产主义者是什么——经常把它与斯大林主义者或自由主义混为一谈。我期待着挑战他们的刻板印象，学习新的方式用来回应他们的担忧。几年前，明尼苏达大学校友会要求曾经在明尼苏达双子城大学学习过的学生说出一个对他们的学生经历有重大影响的人。令我又惊又喜的是，我的名字出现在8800名受访者提到最多的44名教员之列。我做梦也没想到能位列这么多杰出人物之中。 远离圣詹姆斯教区和新奥尔良。 我们根据历史经验做出预测并构建活动，但是，正如奥古斯特所表明的那样，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和集体努力中，地理环境（我们最终的所在）和突发事件（偶然性）也起作用。奥古斯特通过向我介绍了他对明尼苏达州娱乐消遣方式的新尝试结束了这次采访。 我的继女莉亚带我第一次去明尼苏达州的库恩拉皮兹大坝钓鱼。我们钓到了几条大鱼，度过了一段安静的时光。莉亚送给了我一份生日礼物，让纳塔莉和我作为VIP客人参加无与伦比的乔治·克林顿（GeorgeClinton）（又名议会/迷幻疯客）的音乐会，其中包括与这位传奇艺术家合影。 今年夏天，我的同事也是我以前的学生凯尔·爱德华兹（KyleEdwards）带我去看了我的第一场双城队的比赛。棒球的好处是:有很多休息时间——足够我们进行重大的政治讨论。 新冠肺炎大流行后的记录：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传染病所造成的，如此程度的危机。我非常幸运能有两个班级的45名年轻的忠实听众与我讨论，并帮助他们了解这个空前的时刻，即使我们不能以我真心渴望的那种方式进行面对面会谈。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场危机是如此的增长见识。我很荣幸能够在家工作；而许多朋友和家人却不能如此。十分庆幸我没有退休！ 乔治·弗洛伊德（GeorgeFloyd）被谋杀后的明尼阿波利斯暴动 摘录和编辑自：弗洛伊德（Floyd）逝世引起的愤慨是大规模和多种族的。 5月26日周二傍晚的抗议活动则有所不同。在明尼苏达州最大的城市，五千人的和平集会，决定发泄他们对明尼阿波利斯警方最近暴行的愤怒。尽管主流媒体关注的是群众动员结束时的愤怒暴力行为，但从那时起，重要的新闻是三个小时前发生的事情。这次动员是该市自1992年罗德尼金（RodneyKing）示威以来针对警察暴行的最大抗议的活动之一。 我们这一代的非裔美国人，仍然对今日种族多元化的反警察暴行的抗议活动感到惊奇。在20世纪60年代，白人几乎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抗议活动。但在周二，他们却占了多数。 2019年10月11日
结论新纪元的幻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结论新纪元的幻象 社会主义、野蛮主义与21世纪 一个普遍的阶层？ 对“进步是不可避免的”热情宣扬开启了20世纪，随后发生的一切似乎证实了伯恩斯坦对日益增长的民主化、平等和全面繁荣的预言。1950年代中期和1960年代初，这一主题再次主宰了安东尼·克罗斯兰等政治家、丹尼尔·贝尔等政治理论家和保罗·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的作品。1990年福山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直至1990年代末，安东尼·吉登斯依然坚持认为，左翼、右翼之分早已成为历史。如果身处所有可能的美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而一切还没有达到最好，那么只需一些微小的改变就会令其变得完美。 然而，对大部分人而言，20世纪的生活现实在许多方面就像历史上我们所知的任何一个时期一样恐怖。进步的步伐带来了鲜血横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30年代初期人民的生活贫困潦倒；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践踏整个欧洲；斯大林在苏联建起了古拉格集中营；日本在南京和上海肆意屠杀中国人；整个欧洲在1940-1945年间集体陷落灭亡；孟加拉发生饥荒；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从地球上抹去；持续近三十年的越南战争和长达九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令民众苦不堪言；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有一百万人死去，第二次海湾战争又夺走了二十万人的生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阿根廷的暗杀团杀死了数万人；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塔吉克斯坦、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塞拉利昂和阿富汗的血腥内战造成数十万人丧生。工业发展经常转化为机械化战争的工具——甚或更恐怖者，在大屠杀中变成机械化谋杀人民群众的工具。与20世纪中期相比，20世纪末也没有展现出一幅更有希望的图景。西欧和北美之外的整个世界，都在某种程度上希望在20世纪“追赶并超越”“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结果却发现梦想正逐渐远去，这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和俄国。整个非洲大陆的人均收入在三十年内持续下跌，从而被世界和历史遗忘。内战继续折磨着安哥拉、塞拉利昂、利比亚、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刚果-扎伊尔。随着1930年代纳粹的兴起，出现了“种族灭绝”的字眼，而1990年代的内战则创造性地添加了一种新说法：“种族清洗”。 就是在发达工业国家，曾对人民许下的社会允诺：拥有取之不竭的财富、永享无尽的闲适、阶级分野逐渐消散，首先于1890年代、继而于1950年代，已被先后证明不过是一种幻想。虽然大多数经济体在大多数年份里的经济产量都在持续增长，但其增长率只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长期繁荣时期的一半。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并没有转化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 在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美国，人们的时薪或多或少持续下跌。在欧洲，统计数字显示，虽然工资持续增长，但有充足证据表明，这些增长被改变工作方式造成的间接开支（从家里到工作单位的路途更长、交通费上涨、日益依赖快餐和冷冻食品、育儿开销越来越贵）完全吞没，“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从1950年到1970年代中期持续上扬，其后便开始下跌。[1]人民的生活当然没有得到实质改善，就像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那样。与此同时，工作时间却是越来越长，工作也是越来越难找，工作压力更是持续上升。1996年，美国人的平均工作时长比1976年多了一百六十四个小时，这相当于一年中多工作了整整一个月[2]；—个接一个的调查数据显示，人们感到工作压力持续加大。经济衰退和劳动力“裁员”反复出现，即使在“经济复苏”时期也是如此，致使自1930年代以来人们对不确定的未来产生了程度不一的不安感。在1970年代声称不安全感已被埋进历史故纸堆的主流政党，却在1990年代表示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这是“新的全球经济”的一部分，而所谓“新的全球经济”，不过是以往左翼用语“国际资本主义”未公开承认的变型而已。 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普遍贫困，以及西方国家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背后，还有事物的另一面。财富日益集中在统治阶层手中。1990年代末，三百四十八位亿万富翁的财富加在一起，相当于全世界人民总收入的一半。1999年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四年内，世界上最富有的二百名富翁的财富翻了一番。[3]1960年代末，世界上最富有与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的财富比是30：1，1990年这一比例达到60：1，到了1998年则为74：1。大部分富人都集中在发达国家。1980年，美国三百家规模最大的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们的收入，比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高二十九倍——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变为九十三倍。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即使在最贫困的国家，人数很少的统治阶层也在期望过上世界上最富裕国家富人的生活，他们在西方银行存入数百万美金，准备一旦祖国发生动乱，这笔钱可以成为其日后富足生活的保证。面对社会危机，世界各地的统治阶层往往都是不断地聚敛钱财，试图以此来保障自身与社会动乱绝缘，而不关注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否在这一过程中遭到破坏。某些人从国家税收中中饱私囊而致富，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引发危机的典型特征，这种做法只会加重危机的长期趋势。20世纪最后十年，从国家服务中谋取私利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征，而这则会产生无法避免的长期影响。 伴随着卷土重来的不安全感和反复发生的经济衰退，一种显然自二战结束后就已深埋地下的可怖之物：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各种变型，重又死灰复燃。这种情况开始变得日渐普遍，甚至是在“经济复苏”期间，法国的勒朋和奥地利的约克·海德尔等极右翼分子还得到了15%的选票——在下一次经济衰退开始时，他们恐怕有望得到更多的支持。同样成为常态的是主流保守政党为了获取选票，不得不与谈论种族主义和种族分野者进行交易，社会民主党也不得不作出让步，绝望地试图控制选举的局面。 社会主义、野蛮主义与21世纪 罗莎·卢森堡于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下的文字中，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选择，要么向前发展到社会主义，要么向后退回到野蛮主义。”“我们反反复复地阅读和重复这些句子，”罗莎·卢森堡写道， 却没有意识到它们可怕的含义……我们站在令人颤抖的恐怖境地：要么是帝国主义的胜利和所有文化的毁灭，就像古罗马时期那样人口凋零，荒芜废墟，堕落退化，一片死寂；要么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有意识斗争……这是世界历史的困境，这避无可避的选择必将打破平衡……人类的未来和文化的未来都取决于此。[4] 在这段文字中，她以最强有力的方式挑战资本主义必然进步的幻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新涌现的阶级促使社会转型，是取代人类“彼此抗争的阶级共同毁灭”这一结局的另一选择，罗莎·卢森堡也这样认为。众所周知，这种共同毁灭不仅出现在西方罗马帝国的崩塌中，还表现在第一个“黑暗时代”、欧亚大陆青铜时代文明的初期、中美洲特奥蒂瓦坎文明和玛雅文明的凋落，以及11世纪阿巴斯美索不达米亚的危机中。此时的情况与公元前2000年的埃及、12世纪的中国和14世纪的欧洲十分相似。罗莎·卢森堡认为世界大战是重启上述灾难的巨大威胁：“帝国主义赢得了这场战争。它那残忍的嗜血之剑击碎了天平的平衡，带着专横和残暴，坠入了耻辱和痛苦的深渊。”[5] 1921年，托洛茨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人类历史并非总是沿着不断攀升的曲线发展。不，也存在着漫长的停滞时期和倒退回野蛮主义的时期。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却并不一定能够维持在这一程度上。 人类维持平衡的能力还不稳定；无法向前发展的社会就会倒退回去，如果没有一个阶级能够引领社会向着更高目标发展，这个社会就只能坠落，向野蛮主义张开怀抱。[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撰写“第四国际”的创建纲领时，托洛茨基指出了当时必须面对的严酷选择，“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下一个历史阶段就将会面临整个人类文化的灭顶之灾”[7]。 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及少数思想家，都指出了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疯狂逻辑：生产力变成毁灭力，人类的创造力被扭曲成非人道恐怖主义的工具。继17世纪甚至14世纪之后，20世纪成为野蛮的世纪，虽然野蛮波及的范围不明，但至少在欧洲的确如此。如果说20世纪并没有实现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最恐怖的毁灭预言——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彻底毁灭，那它也以最符合恩格斯和罗莎·卢森堡描述的状况向着野蛮主义反复倾斜，统治者宁愿将整个社会拖下来陪葬，也不愿放弃自身权力——俄国内战中白军的所作所为、二战中纳粹在撤退时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的动力、“冷战”时期双方阵营都试图使用会让世界变成辐射沙漠的核武器，都是清晰的表现。20世纪最后十年，整个非洲、高加索和中亚似乎也陷入了同样的逻辑中。在经济和社会整体衰退的情况下，为了追求财富的碎片，彼此争斗的军阀混战厮杀，掠夺平民。除了战争灾难和经济衰退，这十年还暴露出了令人战栗的新威胁。 最严重的就是生态灾难。阶级社会总是显示出向环境索求过度的倾向，远远超越了维持社会人口生活的必需。在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历史中，超越某一界限后，维持贪婪的统治阶级和昂贵的上层建筑的重负，就会造成饥荒和人口衰减。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发展动力，极大地加快了生态环境显示出负面影响的速度。从狄更斯和恩格斯开始，19世纪关于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所作所为的描述，同时也是对空气污染、流行疾病肆虐、过度拥挤和劣质食物的贫民窟等生存环境的描述。但在全世界多达千万人参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时代，生态环境恶化似乎只是一个地区性问题——曼彻斯特呛人的空气对英国大部分地区并无妨碍，更不用说对世界其余地方产生什么影响。20世纪，资本主义蔓延全世界，到了世纪末更是容纳了六十多亿人口，从而将生态灾难变成一个全球问题。权威报告显示，1998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糟糕的一年，比此前任何一年造成的损失都大”，迫使两千五百万难民逃离家园，“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人数”[8]。十亿人居住在毫无规划的棚户区，全球发展最快的五十座城市中有四十座位于地震多发带，最恐怖的威胁尚未到来。然而，这还不是全部。二氧化碳日益攀升的排放量造成“温室效应”，令地球温度变高，导致无法预计的气候条件恐怕会带来可怕的暴雨，令海平面上升，进而大面积冲毁沿海地区的城市和乡村。冰箱里的氯氟烃正在吃掉地球的臭氧层，使得皮肤癌患者激增。在动物饲料中添加抗生素，破坏了对抗人类疾病的抗生素的效果。毫无节制地使用转基因农作物，给整个食物链带来了一场浩劫。与12世纪摧毁美索不达米亚粮食收成的自然灾害大相径庭，与14世纪造成欧洲大范围饥荒的自然灾害也截然不同，这些生态灾难不再是自然灾害，它们真实存在且威胁巨大。它们是人类采取特定方式与环境发生交互作用产生的后果，而且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 在资本主义之下，这种与环境的交互作用通过竞争的资本组织起来——19世纪初规模还很小的公司，到了20世纪末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和国有公司。竞争导致不计后果地不断寻找更多新的生产方式和更加有利可图的互动方式。有时，国家也会试图规范整个过程。但却因为它们也希望增厚国有公司的利益而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国家经常认为用法令来规范和控制恶化环境的做法是不现实的，将会使本国公司在与外国公司的竞争中失去优势。即便国家的确出手干预，也是在已经造成了损失之后，因为国家官员无法评判和预测每一个工业创新可能会造成的巨大影响范围。 因此，到了20世纪末，不计后果的举动产生了如此危险的后果，以至于人们开始反对所有科技进步。虽然若不是上个世纪的技术发明，根本不可能养活世界上这么多人口，更不用说将人们从饥饿和过度劳累（自阶级社会出现后人类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生活的常态）中解脱出来。与之相应，还出现了一种釆纳马尔萨斯古老反动观点的趋势，坚称全世界人口过多——或者至少说三十年或四十年后的世界人口将会翻倍，那时的人口就的确过多。然而，自马尔萨斯时代以来，虽然世界人口已经增长了八倍，但与此相应的食物供应的增长则要远远大于八倍。如果说非洲、亚洲和拉美部分地区的人民仍在忍饥挨饿，那不是食品短缺造成的，而是由于不公正的食品分配——不同阶层能够得到的食物多少不同。 人类面临的问题不是技术造成的，也并非出于人口增长等原因，而是取决于现存社会如何利用技术。大体上，我们生活的地球能够轻松承受两倍于当下人口的生存压力。然而，它却不能承受越来越多的内燃机，每台内燃机每天就会产生数公升二氧化碳，只为满足巨大的石油和汽车公司的获利需求。一旦地球上的人口压力过大，持续生存的先决条件就是有计划地使用技术来满足人类的需求，而不是屈服于相互竞争的资本的盲目累积。 运用技术实现竞争性的资本积累，在战争中也得到了清晰体现。1990年代军事科技突飞猛进，令一战中的西线大屠杀、二战中东部战线的血流成河，以及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造成的恐怖灭绝，看上去都原始得不可思议。 一方面，发展出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军事硬件系统。美国此时的军费开销按照绝对值计算，远远高于1950年代初的“冷战”巅峰期（虽然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算并非如此），利用计算机技术半个世纪的发展，能在不费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发动打击伊拉克和塞尔维亚的战争，同时给敌人造成数千人甚至数十万的人员伤亡。美国也开始从北美洲以遥控导弹的方式发动战争，并以部署“星球大战”反弹道导弹（ABM）来保护美国免受任何打击报复。 另一方面，各国都开始求助于毁灭性的微系统武器。以色列等小国和巴基斯坦等贫困国家发现，它们拥有的获得研究生学位的工程师，足以使它们进入现代计算机技术领域，制造属于自己的核武器——虽然以美国的标准来看实在微不足道，但却足够活活烤熟邻国大城市中的几十万人。对一些国家来说，针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和巴尔干半岛部署火力这一现象，它们至少得出了与俄国前首相切尔诺梅尔金相同的结论，“就连最小的独立国家也会寻找核武器，试图通过发展武器来保护自己”[9]。而对那些没有能力发展核技术的国家来说，还有20世纪前七十五年中世界霸权国家发展出来的更加残忍、更加廉价的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技术可以应用。 20世纪下半叶，霸权国家发展核计划的辩护者声称，他们会通过“确保互相摧毁”（MAD）来保证世界和平。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一方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因为一旦使用，就一定会遭到报复性的毁灭打击。但1963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却提醒人们，这一逻辑如何险些崩溃；1980年代，美国还通过在欧洲部署巡航导弹和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初次尝试失败），塑造“先发打击能力”，从而几乎彻底推翻这一逻辑。而灾难之所以没有变成现实的原因则在于，不断升级的军费开销令苏联经济无力支撑，与此同时美国发现其激活反弹道导弹的技术能力还不成熟——民众的抗议增加了欧洲各国政府在其领土上维持巡航导弹的政治成本。但是，核武器的扩散和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重建，令毁灭世界的威胁携带着仇恨卷土重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许多力量稍弱的小国再次被“先发打击”的逻辑所吸引——这是对为了避免遭到打击报复而使用核武器，从而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突然升级的一种回应。反过来这则增加了因为急切地想要控制竞争对手和力量稍弱的国家，而发动先发制人军事打击（不论是传统进攻还是核进攻）的可能性。20世纪下半叶没有完全实现的野蛮主义，恐怕会成为21世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任何以几十年而非几年为判断依据来观察未来的观点，都必须承认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爆发核冲突的可能性，从而将会令全世界陷入野蛮主义之中。 经济发展的日益不稳定，增加了这些危险爆发的机会。1930年代那样的经济危机会在一国又一国内制造巨大的政治浩劫，就像在两次大战期间的岁月里，为政党轻松崛起并掌权营造客观条件，而这些政党总是将军事冒险作为解决国内问题的手段。在一些重要国家，极右翼力量在选举中取得成功就是先兆。一旦这些政党有机会获得核武器，除非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阶级能够提供取代现存制度的可选方案，在不同的基础上开始重新组织整个社会，否则历史恐怕会以更加血腥的方式重演。社会主义或者野蛮主义，如何选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严峻性摆在世人面前。 一个普遍的阶层？ 20世纪并不仅仅是一个恐怖的世纪。众所周知，它还是自下而上掀起伟大斗争的世纪，工人阶级领导下反抗造成社会恐怖的力量的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工团主义者大罢工；俄国革命及一战后蔓延整个欧洲和殖民世界的反叛；奥地利、法国和西班牙1934-1936年的起义浪潮；1943-1945年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的起义浪潮；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1968年事件及其后爆发的一系列事件；波兰大罢工及1980年占领事件。但在上述所有伟大的暴动中，只有一次转化成了成功的革命，那就是俄国革命。阶级斗争是20世纪历史上最重大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且20世纪的终结亦非阶级斗争的终结。在东方阵营崩塌的背后，是偏离了方向的阶级斗争。1990年代的西欧，在高潮迭起的罢工浪潮过后，意大利贝卢斯科尼右翼政府倒台；法国工人阶级斗争突然复兴，1995年11月至12月间展开了为时一个月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导致朱佩右翼政府倒台；德国爆发了一系列罢工和示威；丹麦发生了大罢工；南韩出现了层出不穷的罢工浪潮；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进行了大罢工；在民众自发的示威活动和暴乱过后，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将军维持了三十二年的独裁统治彻底倒台。 这些社会和政治上的剧烈动荡，并没有阻止一些肤浅和赶时髦的评论家谈论所谓阶级政治的终结。就连英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霍布斯鲍姆也宣称，虽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的判断正确无误，但他将工人阶级视为反抗现存体系的历史性运动的一种动力则是错误的。支持这一论点的证据有两个：工业发达国家从事制造业生产的工人比例不断降低，以及在这些国家鲜有寻求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者。然而，无论哪种证据都无法证实他们的结论。 当然，工人阶级的传统堡垒：矿工、钢铁工人和造船厂工人，在英国等国家的人数确有下降，1990年代末，在这些国家，就连汽车制造工人的人数也只是三十年前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但是，其他方面发生的变化足以弥补工人人数的下降。在发达国家，白领和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越来越多，补充了工人岗位的减少，而且曾被视为“中产阶级”的工作，也与传统制造业的工作越来越相似。无论是在哪里，“部门经理”都扮演着与传统行业中的工头类似的角色；无论在哪里，人们都迫于压力努力工作，以超时免费加班展现出对工作的“责任心”。对工作的评估程序几乎成为全球通行的做法，试图以工作结果来评定工资标准，甚至在学校的教学工作中也是如此。 随着制造业的相对衰落，装配线不仅没有消失，还进一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实际上，在许多行业中，“服务”和“生产”之间的区别已不再明显：使用机械制造计算机的工人被归类为“生产”部门，而运行软件进行日常操作的工人则被归类为“服务”部门；将汉堡肉饼装进罐子属于“生产”部门，将它们夹进速食面包中就是“服务”部门。这两种工作都生产并出售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商品，都承受着创造最大化利润的持续压力。 世界范围内的图景更加清晰。20世纪下半叶是工资劳动力呈现全球化蔓延的五十年。在每个大洲的每座主要城市，都建起了纺织厂、钢铁厂、炼油厂和汽车装配厂。与此同时，也都配备了港口、机场、公路和铁路运输终端、现代化的银行系统，以及摩天大楼中忙碌的办公室。因此，城市规模得到巨大扩张。1945年，人们争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伦敦还是纽约。到了世纪末，人们争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墨西哥城、孟买还是东京。新工业和新城市意味着新的工人阶级。1980年代，仅南韩一国的产业工人就超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时全世界的产业工人人数——而且该国还拥有几百万非工业工资劳动者。 全世界的劳动力当然不只由工资工人组成。在亚洲、非洲、部分拉美地区，甚至是在东欧，都存在着拥有小块土地的数百万农民。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中还有大量贫困的小资产阶级，依靠贩卖各种商品和服务维持生计，不论收入如何微薄都能找到相应的市场，时不时还会融入规模更大的临时工队伍——后者经常出现在城市周边蔓延的贫民窟中。这些群体的心理状况与产业工人的心理状况迥然不同。然而，实际上他们与工人一样（但与一百年前的中产阶级及农民不同），他们的生活与市场紧密联系，完全依赖资本的逻辑。 马克思曾经区分了在一个社会中拥有一定客观位置的“自在阶级”与有意识地为自身目标奋斗的“自为阶级”。20世纪末，工人阶级前所未有地成为“自在阶级”，他们的核心人口有可能达到二十亿，除此之外，大约还有二十亿人的生活也在许多重要方面与核心人口的逻辑相同。关于工人阶级角色的真正争论在于，它是否已经以及应当如何成为“自为阶级”。 马克思区分这两者的含义在于，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阶级在其崛起之日就能以“自为阶级”的面目出现。它总是在旧秩序中成长，其成员没有任何其他社会的经验。他们必须从接受现存社会价值开始。至少在一开始，对旧社会的偏见也是新阶级成员的偏见。只有当他们被迫在旧社会中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时（通常发生在超出他们掌控的环境下），才会发生变化。这样的斗争导致彼此之间的纽带增强，创造出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忠诚感和价值观。在如此缔造的思想疆域之上，社会应当如何运转的新观念才会生根发芽，反过来则部分组成了后代理解世界的基本结构。 思想上的变化并非简单地以直线上升的方式发展。就像新的阶级斗争以小范围的胜利和部分的失败为特征、以突飞猛进和突然（经常是毁灭性的）后撤为特征，人们思想转变的过程同样有高低起伏。资产阶级兴起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数不清的例证。每个历史阶段都会出现一些开始以不同于旧有封建秩序的方式来定义自己的群体，但是他们继而又试图与旧秩序和解，与前资本主义统治阶层和平共处，接受统治阶层的价值观，帮助现有社会秩序长存不朽，将为完全不同的新社会斗争的任务留给了后代。在15世纪末意大利北部的战争中，在16世纪法国的宗教战争中，或者在波希米亚与德意志之间“三十年战争”的恐怖中，一定有许多人感到资产阶级永远也无法按照他们的设想改变整个社会。然而，到了19世纪，经济的强劲发展令资产阶级的实力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1848年的革命逆流也无法阻止他们掌控权力。 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能够按照统治阶层的安排对阶级现状随遇而安，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他们所处的社会到处渗透着资本主义价值观，令工人们将其视为理所应当。就连资本主义的剥削也是通过劳动力市场来加以组织，工人们在其中相互竞争工作机会。除了一次又一次令他们联合起来反抗令其生活不得不屈从于非人性的资本积累的压力之外，还始终存在着那些能够轻易击破工人团结的因素：失业，它会令每个人都陷入除非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否则便无法谋生的绝境；工人组织的失败，它会击溃工人的团结感，令其感到团结和斗争并不会令生活变得更好。成功的斗争带来的新价值观的成长（表现在遍布全国、不论民族和性别全体团结起来的观念上），会在突然之间被打断、扭曲甚至摧毁。在资本主义“繁荣”时期，当部分工人发现自己在现存体制中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时，新价值观也会受到相当大的压力：这发生在那些从工人上升为工头、督导或经理的人群中；发生在那些想要从中分得一杯羹的做小生意的人群中；发生在那些工会官员和工人党及社会民主党政客身上，他们成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职业调停者。这些人在地方上或工作场所中大多是最坦率直言的活跃分子，他们适应并融入现行社会系统，起到了在工人中钝化阶级意识的作用。 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过程，是一个随着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重建和扩张不断受到干扰的过程。新的工人群体出现后，不得不在社会系统的每个阶段进行全新的学习。例如，在英国1840年代的宪章运动时期，工人阶级的核心力量由纺织工人组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造船厂、矿厂和钢铁厂等重工业行业的工人组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年，则由工程工人组成。每个群体都必须重新经历新理念发展的过程，这种理念某种程度上已经在此前的群体意识中有所呈现。当工业化大范围迅猛发展的时候，旧工人与新工人之间的区别甚至会变得更加明显，20世纪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掀起俄国1917年革命的工人阶级淹没在1930年代末新工人运动的汪洋大海中；1943年撼动墨索里尼政权的意大利工人在1960年代被从乡村涌向城市的海量新工人稀释不见；在1980年代末数千万的中国工人中，很少有1920年代参与大罢工的工人先驱的后代。然而，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经过或长或短的延后，新传统都会带着与旧传统的相似性出现：例如，1969年及其后的意大利大罢工，1989年和1991年的俄国矿工大罢工等。在这些罢工中，工人们都没有展现出完全的革命意识。但在上述每一次罢工中，他们都开始打破旧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和假设。他们开始向着成为“自为阶级”转变，尽管并没有完成这段旅途。 20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工人阶级并没有消失，但也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阶层。相反，我们目睹了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扩张——这种扩张给予工人阶级前所未有的更大力量来塑造社会，但与此同时也迫使大部分人必须重新学习少数人早在七十五年前就已知道的事情。学习也包括近年来阶级斗争的转向。这种转向令数千万人民大众困惑不已，矛盾的观念和信条在头脑中不断抗争。这种情况距离成为“自为阶级”的目标相差千里。不过，作为塑造社会的一支活跃力量，工人的斗争也远远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不见。 俄国革命领导人列宁在20世纪初写道，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并不会自动带来思想意识上的革命，“自发的工人阶级运动发展屈从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根基，发展更完善……拥有不可计数的宣传和扩散方式。”[10]列宁得出著名的结论，“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只能来自经济斗争之外”[11]。罗莎·卢森堡等人批判列宁的这一论断，列宁本人后来也承认他低估了工人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12]但是，二十五年后，经常受到误解的意大利革命者葛兰西继承并发展了列宁的观点。 葛兰西指出，阶级成员经常面临冲突的世界观从现存社会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得出的世界观，与整个阶级（或部分阶级成员）在试图进行社会转型的斗争中感受到的世界观。结果，所有人的个性“都以一种奇异的方式构成。它包含了原始人的观念和现代社会最先进知识的原理，对所有历史阶段粗陋的偏见，以及对全人类团结起来的一种未来哲学的直觉”[13]。这些相互冲突的思想，在各种个体和群体中，以各种方式组合起来。有些人几乎完全陷入现存社会制度的种种观念中，有些人则在打破现存制度的思想上已经前行了很远，但却在中途受阻，在各种同类思想的影响下左右摇摆，在两个极端观念之间徘徊。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具体阶级行动，都取决于当社会动乱（战争、经济崩溃、罢工和内战）开启了新思想时，哪个“极端”能够成功地吸引中产阶级群体。而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的程度，则不仅取决于周边世界的物质变化，还取决于彼此竞争的政党的形成。 资本主义的崛起也表现出同样的过程。“伟大的转变”并非仅仅是客观经济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它也有赖于部分新兴的自治公民或资产阶级阶层以与旧秩序完全不同的思想观念组织在一起，进而作出持续不断的努力——还有部分人则与旧秩序的代表合作，试图颠覆这些组织。这就是公元8世纪的以色列帝国、11世纪的中华帝国发生的暴动和革命运动的历史，以及试图镇压这些暴动和革命运动的历史；这就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历史，以及意大利、德国和法国反抗旧秩序的努力被窒息的历史；这就是荷兰革命和英国革命成功的历史，以及“三十年战争”陷入可怕僵局的历史；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历史，以及反启蒙运动的历史；这就是法国议会反抗国王的斗争的历史，以及雅各宾派对抗吉伦特派的历史。变化并非一次飞跃即可达成，也绝非缓慢、碎片化的改变累积得来。它有赖于建立在几百年不断发展的新世界观基础上的团体的形成、被打败和革新。 资本主义征服世界极大地加快了历史发展的进程。20世纪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生活经历的变化，要比此前五千年经历的还要多。飞速的变化意味着人们一次又一次试图以反映迥然不同新经历的新思想，来处理新环境下出现的新问题。他们只有几十年的时间来完成思想上的转变，相比之下，历史上欧洲的资产阶级则用了六百年。20世纪末这一思想转变的过程并未完结这一事实，并不能被解释为这个过程、已经僵化静止，停滞不前。20世纪的历史，是数代人以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抵抗屈从于相互竞争的资本累积逻辑的历史。这种努力取得了一次简短的成功在俄国。有时候，这种努力几近成功——例如1918-1919年的德国、1936年的法国、1980年代的波兰——但很快就被击溃。有时候，这种努力则被彻底打败，例如1933年1月的德国，甚至还没有得到加入战团的机会即告失败。但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都没有丝毫迹象表明阶级斗争已经终结。19世纪力量还比较微弱的工人阶级进行的各种阶级斗争、20世纪前半叶规模和力量开始壮大的工人阶级进行的各种阶级斗争，以及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拥有前所未有力量的工人阶级进行的各种阶级斗争，都将会在新千年中，由数十亿工人组成的庞大力量继续重复发扬下去。 从这些阶级斗争中，将会涌现出以团结、互助、平等、合作、在民主基础上有计划地利用资源为核心价值观的重塑社会的尝试。世界上的统治阶层，就像五千年来他们的前任一样，将会竭尽全力实现他们的企图和愿望，如有必要，也会释放无尽的野蛮，以保卫他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和权力。他们将会誓死保卫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直至最后，哪怕是这样做有可能导致有组织的人类生活的终结也会在所不惜。 我们没有办法预测这样巨大的冲突将会给人类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不仅取决于阶级力量冲突的客观情况：阶级力量增长的情况，还取决于在不断扩张的“普遍的”工人阶级中能否出现核心群体，明白如何战斗，明白如何以同样的价值观赢得同伴共同奋斗。在激烈对抗现存体制各个方面的斗争中，绝不缺乏参与的群体和运动。现存体制的野蛮和非理性，保证了在未来的日子里斗争必然发生，就像它在过去始终存在一样。但是，20世纪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只有当所有的努力凝聚成致力于在所有方面挑战现存体制的革命组织时，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资产阶级需要17世纪的“新模范军”和18世纪的雅各宾俱乐部这样的核心组织。俄国工人阶级需要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21世纪，如果整个人类不想面临毁灭，呈现巨量扩张的世界工人阶级必将一次又一次地需要这样的组织。只有人们积极努力地接受这一任务，才能满足这一需求。爱尔兰社会主义革命家詹姆斯·康诺利曾经指出：“唯一真正的先知，就是那些开拓未来者。” 了解过去有助于实现这样的目标。这就是我撰写这本书的原因。 [1]蒂姆·杰克逊（TimJackson）与尼克·马克斯（NickMarks），《测量可持续经济福利：初步索引，1950-1990》（MeasuringSustainableEconomicWelfare:APilotIndex1950-1990,StockholmEconomicInstitute,1994）。 [2]数据来自朱丽叶·斯格尔（JulietSchor）的《过度劳累的美国人》（TheOverworkedAmerican,1991）。[《过度劳累的美国人》，赵惠君、蒋天敏译，重庆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3]《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1999）》（UNHumanDevelopmentReport1999,Oxford,1999）。 [4]参见罗莎·卢森堡的文章“社会民主的危机”（TheCrisisofSocialDemocracy），收入《罗莎·卢森堡政治作品选》（SelectedPoliticalWritings,London,1972），第195-196页。 [5]同上书，第196页。 [6]托洛茨基于1921年7月在莫斯科发表了这段演讲，全文刊登在1921年7月12日的《真理报》上，引自皮埃尔·勃鲁埃所著《托洛茨基传》（Trotsky,Paris,1988），第349页。 [7]托洛茨基，《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TheDeathAgonyofCapitalismandtheTasksoftheFourthInternational,London,1938），第8页。[中译本改名《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李新如译，上海先锋出版社，1939年版。] [8]英美红十字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RedCrossandRedCrescentSocieties,IFRC），《世界灾难报告（1999）》（1999WorldDisastersReport），《卫报》1999年6月24日上对其做了概述。 [9]引自《星期日独立报》（IndependentonSunday）1999年6月6日马克·阿尔蒙德（MarkAlmond）之口。 [10]出自列宁的文章“怎么办？”（WhatIsToBeDone?），收入《列宁全集》第五卷（Moscow,1961），第385-386页。 [11]同上书，第422页。 [12]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可以参见我的文章“党与阶级”（PartyandClass），重印于由托尼·克里夫、邓肯·哈拉斯（DuncanHallas）、托洛茨基和我的文章组成的文集《党与阶级》（PartyandClass,London,1996）中。 [13]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主和其他文选》（TheModernPrinceandOtherEssays,London,1957），第59页。
第十章无序的新世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十章无序的新世界 1968年：闪闪发光的自由之音 新的僵局 一场暴雨 国家资本主义的危机 崩塌后的冲击波 伊斯兰、改革和革命 新帝国主义 大多数1960年代中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察者都认为，此时的资本主义已经摆脱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不再受到不断加深的衰退、无穷无尽的经济不确定性，以及革命左派与法西斯右派之间的两极分化政治的困扰。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声称，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终结”的时代。由于已经找到了“组织生产、控制通货膨胀、维持充分就业”的方法，贝尔声称：“今天的政治已经不再是任何内部阶级分野的反映。”[1]贝尔为《撞击》杂志供稿，该杂志由中情局资助。但就连那些憎恨中情局的人们也不得不得出相似的结论。因此，德裔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写道：“保存和改善体制现状这一高于一切的利益目标，令当代社会最发达地区内昔日的仇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2] 看起来似乎历史，或者至少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要终结——可能除了在第三世界。无需致谢贝尔或马尔库塞，三十年后日裔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再次阐述了这一观念。 然而，自196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这段时期，却是充满了社会动荡、突然到来的经济危机、激烈的罢工运动，以及世界上最强大军事阵营的崩塌。历史并未走向终结，相反，它仍在加速向前。 20世纪后半叶有三大重要转折时刻：1968年、1973-1975年、1989年。它们一起摧毁了“冷战”时期恢弘的政治、思想和经济大厦。 1968年：闪闪发光的自由之音 1968年常被称为“学生运动之年”。这一年，世界各地的学生，如在西柏林、纽约和哈佛、华沙和布拉格、伦敦和巴黎、墨西哥城和罗马，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和占领运动。但是，这一年发生的事件并不仅限于此。它还见证了美国黑人革命的最高潮、美国的军事声誉在越南战争中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打击、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苏军的侵略、法国爆发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运动、撼动意大利社会长达七年的工人运动浪潮席卷而来，以及如今众所周知的北爱尔兰“麻烦”的缘起。学生运动是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彼此冲突的象征，尽管学生运动反过来也会对其他社会运动产生影响。 实际上，1968年爆发如此多的冲突和运动，是一件颇令人感到吃惊的事情，因为1968年的社会看上去显得非常稳定。麦卡锡主义已经摧毁了1930年代就已在美国存在的左翼力量，美国工会领袖的官僚和保守也是臭名昭著。捷克斯洛伐克是东欧最繁荣的国家，也是在1956年动乱中受影响最小的国家。法国已经在戴高乐几近独裁的统治下度过了十年，左翼力量在选举中表现糟糕，法国工会的力量也非常虚弱。意大利政府犹如走马灯般你来我往，但却始终置于基督教民主党人手中，依靠天主教教会吸引选民按照他们的利益投票。 这种社会安定的情况，主要来自这些国家近年来稳定的经济增长。然而，这种增长却滋生了暗中破坏稳定的力量，这些力量于1968年在现存的政治和思想结构上扯开了一个口子。 在美国这段长期繁荣的最初，大多数黑人的状况都与奴隶制废除时几乎没有差别——他们依然是南部乡村收益分成的佃农，当地政府和白人种族主义者使用枪支、皮鞭和套索来强迫他们接受下等人的地位。经济繁荣加速了黑人从乡村流向城市寻找工作的潮流。到了1960年，四分之三的黑人都居住在城市。这种居住的高度集中，开始令黑人生出直面种族主义者和国家政权的信心。1955年，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由于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拒绝坐在公共汽车上的黑人隔离区，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汽车抵制运动。1965年、1966年和1967年，在洛杉矶、纽瓦克和底特律等北方城市，相继掀起了黑人暴动。1968年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几乎全美国的黑人聚居区都揭竿而起，众多年轻黑人开始加入“黑豹党”，号召黑人武装自卫、掀起革命。 1940年代末，法国和意大利稳定现存体制的能力——包括法西斯时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稳定当时体制的能力——都有赖于这些国家的大部分民众依然是小农，可以在贿赂或恐吓下维持现状。非常保守的天主教教会能在许多地区控制局面，就是这一原因使然。但是，长期繁荣改变了一切。1968年，来自农村的男男女女聚集在南欧各国的工厂和其他大型工作场所。最初他们带有乡村地区的偏见，反对工会，或者支持保守的天主教团体。但是，他们与那些依然记得1930年代及战后大罢工斗争的老工人群体面对同样的环境和条件：遭遇残酷无情的重压必须更加卖命地工作、受到工头和经理的欺侮，以及节节攀升的物价带来的沉重压力。1968年和1969年，他们逐渐融入一种新的强大力量之中，开始挑战整个体制。 195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的稳定也是经济繁荣的结果。其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7%左右，令统治官僚阶层感到安全，与此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工人的工资。1960年代初，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令社会各个阶层都产生了挫败感，统治官僚阶层中开始出现分歧。党内领袖人物迫使主席和党书记诺沃特尼辞职。知识分子和学生把握机会，二十年来首次自由表达意见。整个审查设置轰然坍塌，警察力量粉碎不同政见者反抗的力量也突然间变得无比虚弱。学生们组成了自由的学生会，工人们开始投票选举国家任命的工会领导人，部长们在电视上大谈其政策，对斯大林时期的恐怖统治也可以进行公开讨论。这令苏联领导人无法接受。1968年8月，苏联派出大规模部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将捷克政府的核心人物抓到了莫斯科。 他们希望一夜之间就能粉碎异己，但此举反而加大并加深了分歧。对开进捷克的苏联坦克的抵抗实际上很有限，而且多为消极抵抗。在作出保证控制不同政见者的承诺后，苏联被迫允许捷克政府成员返回其国内。经历了九个月断断续续发生的示威游行和罢工后，这一承诺终于得到履行。最后，苏联成功地在捷克强加了一个傀儡政府，通过剥夺人们的工作、在有些地方甚至将人们关进监狱，令公开的反对声音销声匿迹。斯大林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又统治了二十年。 然而，这段时期对斯大林体制在思想上的打击也十分巨大。捷克事件令国际左翼力量于1956年提出的疑虑再次复苏。西欧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都谴责苏联占领捷克，他们这样做倒是令其与国内的社会民主党人和中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合作变得更加轻松。越发向左转的年轻人普遍谴责所谓“帝国主义、东方和西方对抗”等言论。在东欧，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在内，执政党逐渐不再受到实质上的意识形态承诺的约束——加入政党成为纯粹出于职业发展考虑的一步，而不再具有更多含义。 甚至就连美国在越战中面临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是长期繁荣的结果。1968年，“新年攻势”将越战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但对美军而言，“新年攻势”也并非一次彻底失败。当时美军鼓吹已经重新控制了城市，而事实上，所谓的控制就像一位将军承认的那样：“我们为了拯救城市，就必须摧毁它。”“新年攻势”是越南战争的转折点，因为它令部分关键的大商人明白，美国无法承担维持控制越南的高额开销。美国在越南战争上的花销并没有在朝鲜战争上多。但是由于此时日本和西德的资本主义进入繁荣期，美国无法在支付越南战争高额军费的同时，从容应对日德在经济上发起的挑战。而且越南战争还破坏了约翰逊总统提出的一个名为“伟大社会”的社会福利计划，约翰逊总统希望借此计划扬名立万，并为美国社会提供长期的稳定。 最后，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长期繁荣令学生人数大幅增加。国家极大地增加了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旨在加强国家资本主义的竞争力。二战爆发时英国只有六万九千名大学生，1964年其大学生人数达到三十万。人数的飞速增长同时也为学生人群的组成带来了质的变化。过去，大学生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及其随从，如今则主要由中产阶级的孩子们组成，另有少许工人阶级的孩子。大学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采用统一设计，学生集中在校园学习，其方式与工人集中在工厂做工的方式十分相似。加州伯克利的大学生就曾因此示威抗议，抱怨大学成了“知识工厂”。 学生们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聚上三到四年，毕业后分散到更加广泛而不同的社会阶层之中。但是他们发现，共同的成长经历能够产生共同的情感和利益，能够促使他们釆取集体行动。另外还有其他能够达到同样效果的因素，那就是社会上更加广泛存在的思想意识矛盾。所有这些都存在于大学浓缩的环境中，数千名社会学、文学、历史学或经济学专业的年轻人济济一堂，被期望着去吸收和明确表达关于意识形态的主题。 这就意味着更广泛的社会中发生的问题，可能会在大学校园集中爆发。例如，柏林的学生运动源于伊朗暴君访问期间警察杀死了一名抗议者；美国的学生运动源于反对越南战争和支持黑人运动；波兰的学生运动源于反对监禁不同政见者的示威游行；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运动则是反对苏联占领运动的组成部分。 由学生问题所引发的斗争，很快就蔓延到应对所有社会问题的范围内。这一点在法国表现得尤为强烈。面对小规模的学生示威活动，法国当局以关闭整个巴黎大学并派遣警察冲进学校来回应。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示威队伍，虽然惧怕警察的暴力镇压，但是警察也曾在“路障之夜”（5月10日）被学生短暂地赶出左岸地区。学生运动代表着成功反抗戴高乐政府的统治秩序，反对极权主义和使用武装警察来镇压罢工和示威运动。迫于来自社会下层的压力，与政府对立的工联领导人号召于5月13日举行大罢工——他们对民众的热情回应感到非常惊讶。第二天，在大罢工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年轻工人掀起了一场占领南特南方飞机公司工厂的暴动。其他工人也纷纷效仿，两天内，整个法国的景象就像1936年占领时期，但是范围则要更大。在两周时间里，政府陷入瘫痪，媒体持续讨论最多的就是“革命”正在爆发。戴高乐在绝望中秘密逃往德国，向驻德法军的将军求救，要求后者出兵平息这场暴乱，但却被告知，他的任务就是尽快结束骚乱。最后他还是通过作出让步才做到了这一点，他许诺提高工资、进行普选，这才劝服了工会、更重要的是劝服了共产党，让他们劝说工人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其实在“五月风暴”事件发生之前，国际学生运动的广泛传播，已经令革命语言成为新的流行语。但是直至5月，革命思想依然受到马尔库塞等人思想的禁锢。运动的特色口号是“学生的力量”。5月改变了一切。从此以后，正在发生的一切就越来越与1848年革命、1871年革命、1917年革命和1936年革命紧密联系起来——在有些情况下还与1956年事件联系在一起。在西方，被排斥在知识分子主流思想外长达二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突然之间又变得流行起来。三十年后，西方世界年长的知识分子依然在热情地回忆或者哀叹“六十年代”的巨大冲击力。 不单是狭义上的知识分子思想界感受到了1968年左翼力量的影响。许多更加广泛的“群众”和“青年”文化，也受到了极大感染。年轻人激烈挑战其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陈词滥调。他们的服装和发型都发生了极大改变，此前只属于“地下”少数群体的风尚，如今也大范围地流行起来。使用大麻、安非他命和迷幻药等娱乐性毒品的情况非常普遍。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好莱坞电影都在挑战而非宣传“美国梦”，有些流行音乐则开始创作性欲及浪漫爱情之外的主题。 在美国，最初的“运动”：民权运动、黑人解放运动、反战运动及学生运动，催生了其他运动。它们激发北美印第安人揭竿而起，反抗压迫；纽约的同性恋俱乐部对暴徒的袭击予以还击，组建了“同性恋解放阵线”。风起云涌的运动浪潮也促使数千女性挑战美国社会中女性地位较低的现状。她们创立了“女性解放运动”，质疑自阶级社会出现起女性遭受的压迫，这场运动得到了那些与运动并无直接联系的女性的强烈回应。许多女性开始成为雇佣大军的一部分，因此也享受到工作给予的独立，她们的思想和立场在运动中得到了表达。 新的僵局 激进运动的浪潮并未随着1968年的结束而终结。1970年，美国爆发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抗议运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举行示威活动，反对尼克松总统将越南战争扩大到柬埔寨，国民警卫队向学生开枪，打死了三名学生。全美大学在一个星期内都被占领。希腊学生运动爆发于1973年，占领了雅典市中心的理工学院，撼动了执政六年的军政府，并于七个月后协助推翻了它。在西德，大学持续几年成为左翼力量（主要是毛主义者）的大本营，在一个总体上而言并不关心政治的国家点燃了骚动。 然而，在1968年之后，有几个国家发生了重要转变。学生不再是左翼反抗运动的中心力量。在意大利1969年“火热的秋天”之后，钢铁工人占领了工厂，工人运动成为核心力量。西班牙也一样，工人运动自1970年末就扮演了核心角色。佛朗哥去世前的政权如此虚弱，以至于他的继任者在1975年他刚刚撒手人寰就匆忙展开了“民主”改革。在英国，大部分工会主义者都违背工会领袖的领导，对爱德华·希思的保守党政府造成巨大打击，致使他在1974年初以“谁在管理国家？”的疑问发起了选举运动——并最终以失败收场。 学生有时能够点燃工人参与其间的斗争，但是斗争如何终结则有赖于工人组织。这一点在1968年5月的法国得到了清晰体现：工会和共产党不顾著名学生领袖们的反对，成功地终结了大罢工。1975年至1976年的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也一再发生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事件。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英国的托利党和西班牙的佛朗哥，都无法仅凭一己之力缩短并终结罢工。政府只能通过与工会领袖和工人政党签署协议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在意大利被称为“历史性的妥协”，在英国被称为“社会契约”，在西班牙则被称为《蒙科洛协议》。 随着长期繁荣逐步走向尾声，无论在哪个国家，此举都是为了缩短和控制工人运动的发展——在眼看一记重拳就要正中面门的时候，降低人们的防备。 世界上还有一片地区，在那里，1960年代末的学生激进主义运动，带来了1970年代工人斗争的高潮，那就是拉美南部的“圆锥”地带。1960年代末，阿根廷的科尔多瓦险些爆发起义[3]；而占领土地的浪潮则挑战着智利基督教民主党总统。在这两个国家，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被引领着走向宪政方向。 在阿根廷，社会运动的中心问题围绕着流亡的战后独裁者皮隆回归这一需求。在他统治的时代，阿根廷农作物的出口价格很高，令国内工人得到了相对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社会福利。人们相信，皮隆的回归将会带回过往的美好时光。皮隆的支持者们（包括彼此竞争的左翼和右翼）不断重复这一观点，就连强大的城市游击组织皮隆主义左翼城市游击队“蒙托内罗斯”也表示赞同。实际上，皮隆最终的回归没有给工人带来任何好处，而是令右翼力量和武装部队展开屠杀，左翼对此显然毫无准备。皮隆死后，军方感到自身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直接掌权。此后，数万名左翼活跃分子，整整一代人，都被谋杀，或者凭空“消失”。 在智利，议会社会党是新的战斗精神的受益者。其领导人之一萨尔瓦多·阿连德于1970年当选总统，议会中的右翼大多数派同意他就任，条件是他必须作出宪法保证，不会干扰军队指挥系统。重要的美国商业利益群体对此很不高兴，在阿连德执政的两年间，智利统治阶层的大多数人也加入了不满的行列。1972年秋，以货车主为先锋的“老板罢工”揭开了一场阴谋推翻阿连德政府的运动。但因工人夺取了工厂，建立起了工厂的警戒组织（与1917年和1956年的工人委员会颇为类似），阴谋被挫败了。1973年6月爆发了一场失败的军事政变，因为军队与规模巨大的街头示威运动之间出现了分裂。但是，共产党和大部分社会党人告诉人们，应当逐步结束警戒，相信军队的“宪政”传统。阿连德将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等将军吸收进政府，相信此举会平息右翼骚动，维持社会秩序稳定。9月，皮诺切特挑起兵变，炮轰阿连德的总统府，杀死数千名工人运动积极分子。欧洲的工人运动由于领导人的政策而陷入休眠，南美的工人运动则浸泡在鲜血之中。 1968年点燃的火种在欧洲再次燃起熊熊大火。自1920年代起，葡萄牙就遭受带有法西斯特质的独裁统治。但到1970年代中期，葡萄牙为了留住非洲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眼看就要失败。1974年4月，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卡埃塔诺的独裁统治，保守派将军斯皮诺拉取而代之，他得到了葡萄牙最重要的垄断企业的支持，致力于协商解决战争事宜。 独裁统治的坍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浪潮。里斯纳弗和塞特纳弗等大型造船厂被占领。面包工人、邮政工人和机场工人举行了罢工。许多冒险发动兵变的军官都要比斯皮诺拉激进得多，他们希望即刻结束战争，而斯皮诺拉则希望战争拖延下去，直至解放运动同意接受旨在保护葡萄牙商业利益的和平条款。唯一组织得当的地下党就是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人与斯皮诺拉达成协议，终止罢工（此举令共产党失去了里斯本地区部分最强大工人团体的信任），加入政府，并试图将中产阶级支持者渗透到军队和媒体中颇有影响力的位置上。葡萄牙共产党的目标在于，通过在工人和将军之间保持平衡来提升自己，直至能够依据战后东欧路线建立政权。这几乎是一种不可能奏效的策略。共产党既无法阻止里斯本工人的武装行动，也无法平息军队的不满，导致左翼力量壮大，使其无法在西方资本主义框架内平息在自家门口发生的革命。 右翼力量两次未果的政变导致斯皮诺拉下台，工人和军队变得更加激进。在美国中情局和西欧社会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右翼力量在葡萄牙北部乡村组织了一系列接近起义的暴动。手握军权的军官们的政治立场摇摆不定，从一派变到另一派。1975年11月，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支持下，一名高级军官成功地煽动部分左翼军官发动了一场并非全心全意的政变夺权，并以此为借口将数百支队伍开进里斯本，解除了叛军武装。几个星期前力量还非常强大的共产党，却没有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反抗。1976年夏天这场令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忧心忡忡的革命，到了秋天便这样几乎是无声无息地就被击溃了。 一场暴雨 长期繁荣于1973年秋突然中断，西方经济同时步入衰退期，这是193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失业率也翻了番。这令全世界的政府和企业都大惊失色。由于主流经济学家一直无法解释1930年代大萧条出现的原因，所以也就没有人能够确定他们现在是否遇到了同样的状况。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人们已被劝服经济衰退不可能再发生，因为他们采用了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处方。经济周期循环已经成为历史，世界上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作者、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于1970年这样宣称。但当他们试图在衰退时实施凯恩斯主义的补救方案时，却发现并不奏效。唯一的效果就是增加了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到了1976年，他们在惊慌失措中放弃了凯恩斯主义，害怕长此下去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危险。经济学家和政治作家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了态度，相信彻底“自由”的、不受国家干预束缚的市场——这是一种此前只有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少数几位被孤立的预言家才相信的理论。自从神学家改变他们对公认君主的“信仰”以来，还未曾见过如此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信仰”转换。 然而，自由市场鼓吹者的受欢迎，也无法将失业率降回到长期繁荣时期的水平。它也无法阻止1980年代初出现的又一波经济衰退，令失业率再次翻倍，甚至比1974-1976年的那一波衰退影响了更多的国家。 对1974-1976年危机及1980-1982年危机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是，将其归咎于1973年10月阿以战争之后原油价格突然飙升，以及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但是，1990年代初新危机爆发时，原油价格正呈下跌状态。对1974-1976年危机的另一种解释是，提高的工资对利润造成了冲击。但这也无法解释后来发生的危机，因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美国的工资在1970年代中期之后便稳步下跌。[4] 这一体系的基础层面已经发生了变化，“黄金时代”变成“灰铅时代”。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能够承受巨大的军费开销，这一开销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约20%，等于投资盈余的一半。这为美国的工业提供了市场，也为日本等基本没有军费开支的国家提供了出口市场。但到越南战争时，来自这类国家的竞争意味着美国无法继续负担原有的军费开支。美国依然在生产巨量的武器，但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是朝鲜战争时期比例的三分之一。这显然无法抵挡周期性且逐步加重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即便它们还没有达到1930年代大萧条的程度。[5] 当然，这并未在发达国家终结所有的经济增长。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却要比从前慢得多，也不平衡得多，增长和衰退循环出现。1980年代人均产量的增长不足1960年代初的一半。失业率达到了长期繁荣时期无法想象的水平，一度常年超过10%，在爱尔兰和西班牙等国更是飙升到接近20%。美国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末的低失业率，源于福利被缩减，迫使人们接受工资极低的工作——美国最贫困的10%人口的所得，比英国同比最贫困人口的所得还要少25%。[6] 工作不稳定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到了1990年代，主流政治家开始嘲笑人们能够找到“终生工作”的想法。然而，“终生工作”一词实际上概括了长期繁荣时期大多数人认定理所应当的观念。当然，随着某些行业兴起、某些行业瘦身，人们会更换工作。但除了在少数几个“衰落行业”，工人通常都可以自行作出选择，追求更好的前途，而不是受到被裁员使然。如今，被裁员的推动力却成为一种规则，民意调查显示，半数上班族都害怕自己会被裁员。 资本主义社会比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一种阶级社会形式都更有活力。它的积极活力、其不断变化的特质，无论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都同样典型。有些公司破产倒闭，其他公司则以它们为代价繁荣起来。有些行业衰落下去，其他行业则不断扩张。即使在最糟糕的衰退期，也会有经济增长的行业——例如，典当行，它们会购绝望者的物品，保护有钱人的财富。 “灰铅时代”依然保持着活力，但却并不是像长期繁荣时期那样旨在改善大众生活，而是威胁着要夺走过往已经取得的成果。整个行业都消失了，城镇被弃为荒地。人民的福利被削减到五十年前的水平——在美国有些州甚至干脆废除了人民的福利。在此期间，贴上鲜明右翼标签的“撒切尔主义者”或“新自由主义者”鼓吹释放“进取心”，并发现他们的号召在那些将回归19世纪正统政治思想视为“现代性”证据的社会民主党政客中得到了回应。 1970年代中期，这种向右转对激进的左翼力量造成了巨大打击，这次失败令他们心灰意冷——有些情况下还是由于得知了柬埔寨“红色高棉”血腥政权的真相。有些人得出结论，整个革命事业的构想都是错误的。有些人认为他们对议会改良主义的批判过于严厉了。有些人则得出结论，阶级斗争已成历史。 事实上，1980年代，当工人们试图阻止原有成熟工业中的大批工作岗位消失时，出现了一些大规模而且通常非常激烈的阶级冲突：例如，法国和比利时爆发了钢铁工人的斗争，英国超过十五万矿工举行了长达一年的罢工、五千名英国印刷工人也举行了几近一年的罢工，丹麦举行了为期五天的全国总罢工，荷兰和英属哥伦比亚举行了公关部门大罢工，西班牙则举行了为期一天的全国总罢工。 但就总体而言，这些斗争都失败了，留下的遗产便是人们越来越相信，阶级斗争的“旧式”方法无法取胜。这导致一群工人阶级活跃分子将希望再次寄托在议会政治家身上。它也同时鼓励了左翼知识分子进一步质疑“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他们拥护知识分子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声称，任何对现实的阐释都是徒劳无功的，“阶级”等概念根本没有客观基础，任何改变社会运作方式的企图都是“极权主义”，因为此举试图向他人强加关于世界的整体观念。就在危险的社会不稳定状况变得日益严重之时，后现代主义者却抛弃了“斗争改变社会”的思想。 国家资本主义的危机 与1917-1918年乃至更早的1848年相比，1989-1990年间有更多的政府从权力巅峰陨落。东方阵营突然解体不再，1991年支撑东方阵营的巨柱苏联轰然崩塌。虽然后现代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这些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是他们已经被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联合起来拉下了马。如果有些左翼力量依然没有看到这一点，那只是因为他们心存幻想，不敢直面现实。自1968年以来，东方阵营就充斥着不断加深的危机和反反复复的起义斗争。 1968-1969年，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捷克的形势已经“正常化”。但是邻国波兰发生的事情很快就表明，这一痼疾〔潜在的不满〕已经变得有多么广泛和深远。当局试图粉碎1968年的学生运动，并在1970年至1971年试图动用警察力量以类似的方式前去镇压占领格但斯克（战前的但泽）和什切青巨大的造船厂、反对物价飙升的数千名工人。警察杀死了许多工人。但是，其余地区罢工工人的团结一致，迫使当局首脑哥穆尔卡及其继任者盖莱克控制了物价上涨。波兰当局从西方银行借贷，令经济繁荣起来，西方记者称之为“波兰奇迹”。但与西方市场的日益整合意味着，1970年代中期的波兰也遭受了西方经济危机的打击。政府再次试图提高物价，并动用警察前来镇压示威者。 这一次，当局无法再像1956-1957年及1970-1971年之后那样埋葬工人运动的记忆。感到危机日益加深，一群知识分子奋起反抗，成立了“工人防卫委员会”，发行了一份地下报纸《工人报》，这份报纸拥有两万名读者。曾经属于极权主义的政权依然当权，但却无法再推行极权主义政策。 它的弱点最终于1980年夏天暴露无遗。再度尝试提高物价令罢工浪潮汹涌袭来，工人们占领了格但斯克造船厂。从占领中兴起的运动，令人想起1956年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但与后者不同的是，它一直存活了十六个月，而非后者的三四周。 运动宣布成立独立的“团结工会”。但在其合法存在的一年零四个月中，它的作用可不仅仅是一个工会。“团结工会”由三千五百家工厂选举代表参加会议选举而成，据称很快它就拥有千万会员，它代表了一种替代政府的权力。它成为所有厌恶旧社会的人们满心期待的焦点，它的存在是对现有政权的挑战。然而，“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却有意避免推翻政府。他们接受富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的观点，即他们应当以“自我控制的革命”为目标。他们的假设与智利的阿连德政府非常类似：如果工人运动能够承诺不威胁国家，国家就能容忍工人运动。显然，“团结工会”的最终命运也与智利运动类似。1981年12月中，军事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军事戒严，切断了全国电讯系统，逮捕了“团结工会”的所有领导人，对胆敢反抗的工人动用军队武力进行镇压。工人组织就这样在疑惑和沮丧中被瓦解了。[7] 然而，波兰工人运动的失败，并无法让激起运动的潜在力量随之消失。东方阵营的经济增长率如今比规模最大的西方经济体还高。美国里根政府开启了新一轮军备竞赛（安置巡洋舰、在欧洲布置潘兴导弹），而苏联政府也紧紧跟上这场竞赛的节奏，绝不落后，但其为了满足军备竞赛所需的经济资源则根本不存在。国家资本主义政权必须进行改革，否则就要面临阶级冲突和内部崩塌的危险。 1980年代初，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最了解挑战工人运动可能会带来的后果。他曾于1956年担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并在1980-1981年“团结工会”崛起期间担任克格勃首脑。他试图阻止苏联内部发生类似的挑战，开始提拔他认为可能会对苏联进行有效改革的人物。这些人中最重要的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似乎掌握了全部权力；他于1987年和1988年谈及“公开化”和“改革”时，似乎也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但当他于1991年失去权力时，他的民众支持率几乎为零。他的改革召唤在苏联警察机构中制造了迷惑，令人民充满希望，以至于他们开始挑战此前六十年来遭受的剥削和压迫。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仅限于重新调整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结构，无法找到满足人民需求的必要资源。整个1980年代苏联经济停滞不前，到了1980年代末期其经济更是出现了萎缩。 1988年春天爆发的民众反抗运动，是自1920年代以来首次没有立即就被警察镇压的运动，这场运动首先出现在亚美尼亚，继而出现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少数民族要求更多权利的运动风起云涌。戈尔巴乔夫无力像其前任领导人那样镇压这些运动。但他也没有办法收买它们。恶毒但力度不足的镇压，变为心不在焉的让步。这是政权激起叛乱怒火的典型模式。 1989年夏天和1991年春天，戈尔巴乔夫依靠保守势力，采取措施稳定其统治地位。这两段时期，他都受到大规模矿工罢工的阻碍，这些罢工几令全国能源供应停摆。1989年夏天的罢工，与波兰的初次大规模工人抗议运动尤其相像。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对各种抗议运动作出妥协，否则整个政权就有从下至上被推翻的危险，而在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也不再具有控制事态发展的能力。 这对四十五年前东欧各国建立的政权来说是一个毁灭性打击。各国领导人面对叛乱，失去了最后的法宝，那就是拿苏联干预进行威胁。一年前，波兰的铁腕人物雅鲁泽尔斯基通过同意与“团结工会”的领袖进行协商，解决了一系列矿工罢工问题——尽管此时的地下组织“团结工会”力量虚弱，不过是1980-1981年间强大组织的一个影子而已。1989年夏天，接替卡达尔的匈牙利领导人，同意与国内相对而言势力较弱的异议团体进行类似的“圆桌”谈判。 9月和10月，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席卷东德，东德政府作出和谈让步，开始拆除分隔东西德的柏林墙，以示诚意。稍后在11月，在无数次街头示威活动和一个小时的全国总罢工之后，轮到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萨克政府倒台。保加利亚紧随其后。罗马尼亚的独裁统治者试图通过射杀示威者来抵抗运动的洪流，导致首都布加勒斯特爆发了人民自发的起义，其部下的将军下令处决了他。半年之内，半个欧洲的政治地图都发生了改变。东欧唯一剩下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是阿尔巴尼亚，但其政府也于1991年初在一次大罢工后崩塌。 没有任何一个帝国能够在国内爆发如此猛烈暴乱的情况下不受损伤。苏联国内的运动越来越自信，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则是越来越大，他们对社会的统治也是越来越危险。戈尔巴乔夫作出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强硬镇压反对派，结果却是于1991年春天被莫斯科第二次大规模矿工罢工和示威活动击垮。同年夏天，政府中的保守派力量决定在没有戈尔巴乔夫参与的情况下采取强硬措施。他们在莫斯科发动军队政变，将戈尔巴乔夫软禁起来。其他军事组织则拒绝支持叛军，僵持过一段时间之后，权力落在了以鲍里斯·叶利钦（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工业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前党魁）为核心的改革家手中。叶利钦同意正式解除苏维埃联盟中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苏联就此解体。 1989-1991年间的动乱，远比1953、1956、1968、1980-1981年撼动东欧的那些暴动的影响范围要大。然而，这次巨变在基础层面上引发的变化，却比此前任何一段运动时期的基本变化都要少，尤其是与1956年和1980-1981年的运动相比，这是因为1989-1991年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那些决定避免给予工人任何权力的领导人手中。反抗旧统治官僚的人们在关键时刻与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群体联合起来，这些知识分子秉承有限改革计划，因此也就摒除了真正革命的可能性。他们遵循的策略被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称为“被动革命”，即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旨在防止自下而上的革命。 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包含着与异议者就结合了诸多因素和利益的计划达成一致：对世界市场加大开放力度，放弃旧日计划经济，进一步发展相对自由的议会选举，重新强调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当旧日官方媒体和前异议者不断重复同样的信息时，工人群众被劝服：市场和民主是天生的双胞胎，而且能够满足他们的期侍。在1989-1991年的氛围中，发表不同意见很难收获听众，因为先发制人、自上而下的行动，已经将工人的阶级运动限制在最低水平上。 发生的巨大政治变化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但这却是一场偏转的阶级斗争，没有在模仿工人委员会匆匆建起的被剥削阶级的群众性民主组织中找到表达。它们是政治革命，与以往伟大的社会革命相比，实际上更接近1830年的法国革命；变化过后依然与从前一样由同一群人经营着重要行业和银行，再清晰不过地证明了这一事实。 崩塌后的冲击波 东方阵营的危机是一场范围更加宽广危机的一部分，这场危机影响到采纳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所有国家。再也没有哪个国家看起来能够达到此前阶段的高增长率。与此同时，它也切断了国有工业与新的工业创新（尤其是那些与微芯片技术和计算机软件相关的创新）的联系，这些创新由美日等工业巨人在巨额投资的基础上研发而成。 在整个亚非拉，支持国家资本主义的官僚和政客转向了“自由”市场，与西方各国达成协议。印度国大党政府、赢得内战的埃塞俄比亚前毛主义运动政府、阿尔及利亚政权，以及埃及纳赛尔的继承人等，都或多或少地遵循这条道路。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更是其中的急先锋，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引入了市场和利润机制。 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政府，通过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结构调整计划”，来展现其找到发展经济新方法的决心。不过，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方法能够克服低增长和贫困问题。1980年代，七十六个国家实施了由世界银行在“自由市场”原则下设计的“结构调整计划”。结果只有几个国家在改善经济增长或通货膨胀率方面做得比此前数十年略好一些。1980年代，在实施“集中调整”的十九个国家里，只有四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得到持续改善”[8]。1990年，据联合国地区经济委员会统计，44%的拉美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它进而得出结论，“1980年代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物质生活水平出现了巨大的后退”[9]。在非洲，1987年，超过55%的乡村人口被认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10] 1990年代的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同样处于几近毁灭的状态中。改革者们承诺的“经济奇迹”并没有发生。1999年，只有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两个国家的生产总值高于1989年。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都比十年前略穷一些。保加利亚、立陶宛和俄罗斯的生产总值则缩水了40%甚至更多。[11] 冰冷的统计数字变为数百万人的希望彻底破灭。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俄罗斯大城市中的众多市民，不得不依靠被分配的小片土地上种出的粮食，以及微薄的面包和土豆供应维生。北极地区国家的人们，每个冬天都生活在惧怕政权倒台的恐惧中。矿工和钢铁工人一度数月拿不到薪水，医院等健康服务七零八落，肺结核等疾病四处蔓延，人均寿命也开始降低。 东欧北部地区的状况要略好一些。但就是在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要低于1980年代末：商店里的商品变多了，但是有钱去买的人却变少了。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东德的失业率依然持续保持在20%以上。在东南欧洲，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情况与俄罗斯一样糟糕。前苏联南部地区的状况最为惨痛。难怪众多知识分子在1989年的那份乐观主义到了1990年代末都变成了绝望。捷克著名诗人米洛斯拉夫·赫鲁伯的看法更加极端，他说道：“如果早知道这就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就会高兴地忍耐住，不将我们的作品印刷出来，也不售卖我们的画作。”[12]东欧各国中苦难最深重的要数在整个“冷战”时期都未并入苏联、一直保持独立的南斯拉夫。西方国家认为南斯拉夫已经失去了其平衡苏联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价值，因此不再向其提供条件优惠的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诸南斯拉夫的还款计划，在两年内就使其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了一半，在其最贫困地区更是制造了数字大得惊人的失业率；不同政治派别的人物试图维护自己的位置，他们通过全国的各个团体彼此争斗，掀起了一系列血腥的内战，西方国家则在其间支持那些对它们友好的人物。 世界上只有一个地区令市场的热情支持者尤感骄傲，那就是东亚。在199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谈及“东亚经济发展取得的卓越成绩”，并指出，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等各国“不同程度的改革”取得了“经济表现上的改善”。[13]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里坦在文章中向读者重申，“想要振奋起来的人们不要回溯大萧条时期，而应看向东亚的发展中国家，那里完全不受全世界发展放缓的影响”[14]。 1997年，这种乐观主义撞了墙，从泰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整个亚洲；这场危机将印度尼西亚推入了1930年代大萧条规模的衰退中，迫使南韩、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深陷衰退的泥潭。1998年，经济危机的导火索突然点燃了俄罗斯，也令拉美最大的经济体巴西失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对危机的计划，反而使得现有状况变得更加糟糕，从而受到杰佛瑞·萨克斯等卓越人士的激烈批评。 由于1970年代末的农业价格改革将海量资源一次性从国家手中转移到了农民手中，中国经济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的确经历了高速增长。粮食产量多年来持续快速增长，反过来为一系列轻工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既满足了国内市场，又服务于国际市场。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工业生产总值翻了三倍。 但是，这种发展极不均衡。沿海地区经历了飞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与此同时，内陆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则停滞不前，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倒退。工业提供了数千万个工作岗位，但是两亿人从乡村蜂拥向城市，人人都希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原有的重工业经过合理化改造，砍掉了大批劳动力，废弃了国家福利供应的最低形式。经济增长比率呈现极不稳定的波动，与此同时，物价迅猛攀升的急速繁荣开始让位于发展停滞。想要通过在世界市场上尽可能多地销售产品来打破这种循环性的经济低迷，则有引发经典的生产过剩危机的风险——每次世界经济发展变缓或者经济衰退时都是如此。 中国并非唯一一个在将国家资本主义特质与市场方向结合到一起时遇到极度困难的国家。埃及十三个主要城市于1977年初也经历了一系列罢工潮、示威游行和暴动——掀起了自1919年反英民族主义起义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运动浪潮。1988年的阿尔及利亚，一系列罢工浪潮演化成暴乱，年轻人为了控制街头与警察发生争斗，迫使当局作出让步，允诺给予新闻自由，允许被驱逐的政客回国。1987年，南韩的学生和部分中产阶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活动，动摇了国家的军事政权，迫使它作出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主义让步——1988年爆发的一系列大罢工，则被两位数的工资增长平息下去。 所有这些社会运动都与1989-1990年东欧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它们显示出，不论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某种市场体制，都无法阻止工业增长带来的劳动力进行反叛——在他们身后还站着许多其他社会阶层。 伊斯兰、改革和革命 1990年代有段时间，言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已被“伊斯兰教和西方”之间的冲突所取代，成了新闻界的老生常谈。无疑，近年来的两次重大起义都发生在伊斯兰的旗帜之下：1979年的伊朗革命和贯穿1980年代的阿富汗抵抗苏联占领运动；这两次起义还激发了埃及、阿尔及利亚及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地区的抵抗运动。但是，这种老生常谈的说法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伊斯兰教（就像在其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能够给予截然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表达的机会——否则就会在这些不同群体之间引发血腥的冲突。 伊朗革命反对美国政府支持的伊朗国王沙的暴政，是其治下人民痛苦的集中爆发。伊朗国王的统治激起了传统主义牧师、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部分与集市联系紧密的资本家、扩张工业中新兴的工人阶级、学生、贫困的资产阶级、失业和半失业状态的城市贫民、少数民族和部分农民的反抗。伊斯兰教对“压迫”的斥责，能够将所有团体团结起来，反抗共同的敌人。但是，一旦伊朗国王被一场阶级暴动（包括大规模罢工、武装起义和军队兵变）推翻，每个团体都以不同的方式解读伊斯兰教义，从而得出了迥然相异的实践结论。起义后的几年里，不仅发生了某些伊斯兰团体与世俗团体之间的冲突，而且不同伊斯兰教派之间也爆发了流血内战。最终，以阿亚图拉·霍梅尼为核心的集团取得了胜利，他们以宗教语言击败敌手，为其恐怖统治正名。这使得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野蛮的方法就是独一无二的“伊斯兰主义”，精神上缺乏“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人性。实际上，霍梅尼的雷霆手段与法国罗马天主教镇压巴黎公社的方法并无本质差别，与1919-1920年普鲁士路德教寻求支持的手法并无本质差别，与1980年代初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和犹太拉比支持下的以色列军队监视“长枪党”在黎巴嫩屠杀巴勒斯坦人并无本质差别。血腥屠戮是反革命的产物，而非宗教的产物。 苏联扶植的阿富汗政权也在各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激起了类似的反抗，因为它试图在阿富汗强制推行斯大林主义快速“现代化”的计划。当苏联军队占领了阿富汗，杀死一名亲苏领导人并以另一人取而代之，伊斯兰教似乎再次提供了团结起来进行抵抗的工具。但是，各个团体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在苏军撤退后爆发了内战，直至得到沙特阿拉伯支持并且极度仇视邻国伊朗的伊斯兰塔利班政权征服了大部分领土。在此期间，许多中东的伊斯兰主义者（美国中情局安排他们在阿富汗反抗苏联统治）都调转枪口，向亲美的当地统治者开火，他们被美国谴责为“恐怖主义者”。 伊斯兰教力量绝非只针对西方，1980年代规模最大最为血腥的一场战争，就在伊拉克的伊斯兰教领袖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展开。这是一场保守的沙特阿拉伯与得到伊拉克支持的苏丹哈桑·图拉比的伊斯兰政权之间的战争——美国在关键时刻也作出了支持伊拉克的决定。 伊斯兰政治运动的发展，是数千万人民与世界秩序异化的产物——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一个为其在全球体系中的立场所累的社会中，他们几乎无望找到安全就业的岗位。《古兰经》中反对压迫含混不清的指令，以及宣称应当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提供了一套术语，似乎为遭受挫折的强烈情绪找到了一个出口。但当伊斯兰主义者越接近掌握权力，他们激进的刀锋就变得越迟钝。伊斯兰政府被证明乐于与伊斯兰资本家合作，而伊斯兰资本家反过来则持续与世界体系中的其他部分结成同盟，包括“大魔鬼”美国。在中东每一次不同国家的冲突中，都能在冲突的双方中发现伊斯兰政府的身影。 新帝国主义 进行直接殖民统治的旧帝国主义，终于在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烟消云散。葡萄牙的统治阶层被迫放弃殖民地，罗得西亚的白人移民政权被津巴布韦所取代，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向大众统治投降，英国将香港交还中国。就连曾经的“准殖民地”（那里虚弱的政府只有依赖西方支持才能生存），也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独立。傀儡政权成为委托人，而委托人常会背叛它的前主人，就像伊拉克的萨达姆1990年派兵开进科威特时所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的终结，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试图将其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 1990年代中期，许多记者、学术权威和政治家都声称，国家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已经变得无足轻重。然而，跨国公司及与其合作的政府首脑却不这么认为。研究表明，这些跨国公司的主人和领导者，都在某些特定国家深深植根，以其为基地，发展并保护公司在其他地区的利益。一份研究总结道： 各国之间、各个公司之间在世界经济中争夺一个安全位置的战争愈演愈烈。其结果，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政府开始意识到，它们越来越依赖被公司控制的稀缺资源。[15] 以美国为中心的大型跨国公司，依靠美国政府将其政策推行到世界上其他地区。处理第三世界国家债务的两大计划：“贝克计划”和“布雷迪计划”，就恰当地以美国政府成员的名字命名。[16]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背后，对“发展新模式”的探讨，确保银行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与此类似，世界贸易谈判实际上也是美国试图将其“自由贸易”霸权强加到其他政府头上，同样急切地想要保护本国资本家时常各异的利益。 但是，金融外交压力并不足以保证最强大国家的统治阶层就总能按其意愿行事。有些时候，强国政府也会感到需要依靠武力来维持它们的全球统治。 两次海湾战争便是两个重要例证。伊拉克于1980年代对伊朗发动了漫长而血腥的战争，其双重目标是在吸引美国和富裕的海湾国家支持的同时，加强与重要跨国公司的联系。当伊拉克并未在战争中从其支持者那里获取期待中的金融收获后，它便于1990年对其中一国（科威特）发起了进攻，但却错误地估计了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反应。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在从科威特到巴士拉的反击过程中，发动了大规模军事作战、毁灭性轰炸袭击、地面攻势，并以屠杀十万伊拉克人来回应。战争结束后，美国开启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制裁，据联合国统计，这项措施每年会害死五万名伊拉克人。 行动的目标不仅仅在于打击和约束伊拉克，更是在对中东地区可能会挑战美国石油公司的国家政府和运动提出警告。同时也意在向世界上其他强权国家显示，它们必须接受美国的全球目标，因为只有美国的实力才足够强大，能够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 1980年代，共和党政府通过展示美国持续主宰西半球的能力，开始克服越战失败后的后遗症：“越南综合症”。这既是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的背后思想，也是美国资助右翼反政府游击队给尼加拉瓜造成严重破坏行为的理论支撑。继任的布什政府显示出，美国能够在中东地区更大的范围内实施类似的警察行动。继而在克林顿的民主党政府治下，整个1990年代一个军事行动接着一个军事行动，“世界警察”的行动日益常规化——海军陆战队登陆索马里、反复轰炸伊拉克、在波斯尼亚内战期间轰炸塞尔维亚武装、轰炸据说的阿富汗游击队大本营、轰炸苏丹的一家制药厂、发动对塞尔维亚的全面空战。 推行新帝国主义政策的不仅仅是美国。俄罗斯也想维持其在前苏联地区的整体控制力，它动用军事力量影响了格鲁吉亚和塔吉克斯坦内战的结果。法国维持着对非洲的重要影响力，与美国在卢旺达-布隆迪等地区争夺控制权。英国试图在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发挥重要影响，而尼日利亚则反过来以“维和”为掩护，干预其他西非国家。希腊和土耳其由于在地中海东北部和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地区产生了利益冲突，一度险些爆发战争。 1990年代的世界，是一个各种国家和与之密切联系的商业利益为了控制世界而彼此争斗的复杂综合体。但它们并不拥有同等的重要性，每个国家都知道，自己在这个层级分明的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最终取决于它能调配的武力。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是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焦虑地试图保住其自身优势地位的美国。过去十年发生的事情清晰地显示出，美国领导的北约如何有意系统地打压塞尔维亚，因为其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在效仿世界上其他美国的“委托人”的邪恶举动、打击国内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之前，并未得到美国的许可。 [1]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意识形态的终结》（TheEndofIdeology,Illinois,1960），第84页。[《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Man,London,1964），前言第11-12页。[《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3]关于1969年5月的科尔多瓦，参见RicardoFalconandBernardoGalitelli,Argentina:fromAnarchismtoPeronism,London,1987,pp.171-174。 [4]关于这些问题的全面讨论，参见我的著作《解释危机》的附录部分。 [5]我在这里对相当长期的争论做一总结。比较流行的观点参见我的著作《疯人院经济学》，更有技术含量的描述参见我的著作《解释危机》。 [6]参见威尔·赫顿（WillHutton），《我们所在的国度》（TheStateWe’reIn,London,1994），第19页。 [7]关于这些事件的详细描述，参见我的著作《东欧的阶级斗争》第九章。 [8]关于“调整”经济的分解解析Numericalbreakdown,参见索班（RehmanSobhan）的文章“对市场改革范式的反思”（RethinkingtheMarketReformParadigm），文载《经济与政治周刊》（EconomicandPoliticalWeekly）（孟买），1992年7月25日。 [9]詹姆斯·皮特拉斯（JamesPetras）与莫里斯·莫利（MorrisMorley）合著，《霍乱时期的拉丁美洲》（LatinAmericaintheTimeofCholera,NewYork,1992），第14页。 [10]联合国粮农组织，《1991年粮食和农业状态报告》。 [11]例参1998年12月6日《观察家》（Observer）。 [12]参见MoroslavHolub，引自1999年3月12日《卫报》。 [13]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第4-5页。 [14]参见布里坦（S.Brittan），引自1992年12月10日《金融时报》 [15]J约翰·斯托普福德（JohnStopford）与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合著，《竞争的国家，竞争的公司》（RivalStates,RivalFirms,Cambridge,1991），第1页。[《竞争的国家，竞争的公司》，查立友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6]关于谈判的具体描述，参见莫汉蒂（MritiunjovMohanty）的文章“解决债务危机的策略综述”（StrategiesfortheSolutionoftheDebtCrisis:AnOverview），文载《经济与政治周刊》（孟买），1992年2月29日。
第九章“冷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九章“冷战” 短暂的“黄金时代” 殖民地的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 帝国的终局 石油和鲜血 “镜中奇遇” 通往1956年的道路 古巴革命 越南战争 中国：从“大跃进”到市场经济 “三巨头”建立了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来庆祝击败纳粹德国。1945年5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召开，向全世界人民许诺将会带来和平合作的新秩序，将会永远消灭战争。联合国声称自己将会与两次大战之间的前国际组织国联迥然不同，国联没有作出任何举措来阻止二战的爆发。联合国的声明引起了那些饱尝苦难并为心中追寻的更好世界而战的人们的共鸣。 然而，国联的失败并非偶然；它的失败源于其内在的错误。国联由一战的战胜国在1918年后组建而成，作为《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该条约是一个一战战胜国之间在全世界瓜分势力范围的条约。列宁将其描述为“小偷的厨房”，就像俗语所说的“贼人内讧”。实际上，联合国与国联并无分别，即便它在日内瓦拥有一个附属的“施粥站”（并设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健康组织等机构）。作出决定的权力属于四个永久安全委员会成员国[1]：英、美、法、苏，它们借助联合国去控制、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其他国家。 在联合国成立之时，几大强国已经不再掩饰自己的战略意图，纷纷走出幕后。丘吉尔开始谈论制定“消灭苏联”的计划：武装战败的德国军队发动奇袭，从而“将美国和大英帝国的意愿强加到苏联身上”[2]——这一提议就连丘吉尔自己的将军都不曾认真考虑。美国则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那么简单：它于1945年8月作出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至少部分源自美国试图向斯大林展现美国已经掌握的这种毁灭性武器的可怕力量。 这种紧张情绪犹如皮肤下的溃烂在暗中滋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双方都在努力稳固自己的地位——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双方都致力于重新恢复工业生产，监控近期占领的国家和地区，抑制国内民众的期望。英国工党政府寻求通过改善福利供给计划、将铁路及煤矿收归国有来平息1945年的激进主义浪潮。美国经历了一系列激烈程度更甚1936-1937年的大罢工。苏联在东欧的驻军，则监管着小规模的共产党向大规模管理机构的转变。 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需要一种国际和谐氛围作为掩护，来稳固自己的统治结构。在法国、意大利，甚至是在英国，政府依然从共产党反对罢工中获益匪浅。在苏军占领的东欧国家，由战前的右翼、中立派及社会民主党核心人物组成的联合政府来进行管理，完全符合斯大林的想法。 1946-1947年，大国之间的争斗日益公开化。丘吉尔于1946年3月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演说，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亚斯特，降下了一道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当然，丘吉尔并没有提及他在促成这一结果中所扮演的角色——仅仅十八个月前，他还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达成实用主义协议。两天后，丘吉尔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弗吉尼亚州不断慷慨陈词重复他的“自由”和“民主”，他也未曾感到这与此前的言论有任何矛盾之处。一年后，杜鲁门将丘吉尔的话语变成了行动，接替英国继续扮演维持希腊专制政权的角色，该政权在此前一年间屠杀了一千三百名国家社会解放组织的支持者。 在美国的霸权下恢复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很快出台。“马歇尔计划”是一份援助整个欧洲的计划，包括那些处于苏联占领的地区。但是，致力于推行“马歇尔计划”的经济学家W.W.罗斯托（后来他在美国的越南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揭示，这一计划是“攻击方案”的一部分，目标在于“加强美国在斯大林控制之外地区的力量”[3]。“马歇尔计划”宣布后的数周之内，在美国的推动下，法国和意大利的右翼和中间党派就把共产党排挤出了政府。[4]这就是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三年来反对罢工（包括正当政府危机爆发时，巴黎雷诺工厂举行的一次大罢工）的奖赏。1948年春，美国向意大利投入大量资金以防共产党和社会党候选人联合起来赢得大选，并开始招募前法西斯分子组成武装地下组织“短剑”（后来隶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旗下），一旦共产党和社会党候选人获胜就用武力解决问题。 在苏联占领的东欧国家，斯大林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来扑灭潜在的不同意见。苏联军队保证警察和秘密警察力量都置于苏联任命的长官手中。如今又釆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摧毁对苏联独裁的反抗。首先，非共产党的重要政府官员都被迫离职；社会民主党被迫与共产党合并，无论此举是否伤害了该党党员的情感；接下来，任何表现出独立于斯大林路线的共产党领导人（实际上还包括所有在西班牙进行过反抗战斗的人）都被审判、囚禁，其中大多数人都被处决。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匈牙利的拉伊克、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先后都被处决。波兰的哥穆尔卡和匈牙利的卡达尔则只是被关进监狱。斯大林不仅希望清除亲西方的市场资本主义支持者，还十分恐惧出现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政权——尤其是在苏联与南斯拉夫的铁托于1948年决裂之后。此后掀起了一波公开审判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的浪潮，他们像铁托一样被控为“帝国主义特务”和“法西斯分子”。 后来很快大家就都熟知的”冷战”，于1948年夏天得到了最鲜明的表达。德国战败后被分为四个占领区，它的首都柏林也是这样。如今美英法将三国统辖地合而为一，并且引进了新货币，旨在与苏占区隔绝开来。苏联则以封锁运往西柏林的货物和食品的公路和铁路运输予以回击——西柏林是置于各国管辖范围内的隔绝飞地。结果美英动用空运力量成功地维持了西柏林的供给需求——这一行动还成为英-美关于“保卫自由”宣传战的一部分。 这些宣传攻势为一场在西方反对共产党和左翼积极分子的运动提供了背景。在美国，《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又称《劳资关系法案》）要求工会清洗共产党官员；拒绝签署“忠诚誓言”的政府职员（包括中小学教师和大学教师）一律被解雇；不愿告发所谓“共产党”联络人的导演和剧作家，都受到麦卡锡参议员领导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从而禁止在好莱坞工作。作家达希尔·哈米特就是众多被监禁的所谓共产党员之一。查理·卓别林被禁止进入美国，保罗·罗伯逊则被禁止离开美国。在麦卡锡主义达到最可怕的巅峰时期，罗森伯格夫妇被送上电椅执行死刑，罪名是所谓的将原子弹的机密技术泄露给了苏联人。在法国和意大利，反共产主义运动将工会运动彻底撕碎。在英国，几个主要工会都禁止共产党员担任职务。 当西方世界发生上述事件时，东欧则被强加上斯大林思想意识形态最枯燥教条的形式，任何反对者都被投进监狱和劳动集中营。 两大阵营很快就组织起对立的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公约，并在很大程度上从经济上彼此扼制。美国禁止向东方阵营国家出口包含范围巨大的“战略性”物资，而苏联则坚持在本阵营内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活动都要毫无保留地服从阵营的整体需求”[5]。 双方的军费开支都达到了巅峰，成为和平时期史无前例的现象，分别占据美国年产量的20%和苏联年产量（比美国略低）的40%。苏联建造秘密城市进行原子弹实验，以与美国竞争，美国则研制出氢弹，其杀伤力是原子弹的一百倍，而且维持装有原子弹的机群常飞。不久之后，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弹药库加起来就足以摧毁地球无数次。然而，双方的将军们依然在假定使用这些武器的基础上玩着战争游戏。 “铁幕”两边都必须整合意识形态，新的一代在“炸弹”的阴影下成长起来。无论在哪个阵营，任何胆敢反对这种畸形残暴做法的人，都会被贴上对方阵营支持者、甚至是对方阵营“特务”的标签。实际上，这些反对者也常常接受这样的标签。西方和第三世界的许多社会主义者，都被误导相信苏联统治者与自己站在同一阵营；而许多东方阵营的异议者，则相信声称代表了“自由”和“民主”的西方领导人。1950年代初站出来反对这种荒唐做法的人还是很少的。 “冷战”从未在世界范围内变为“热战”。真要变成“热战”，今天的人类世界将不复存在。但是，“冷战”在朝鲜半岛的确变成了“热战”。相互竞争的独裁者在1945年的“三八线”南北两边分别建立政权，双方都寻求通过统一朝鲜来获得合法性，从1949年春天开始双方就一直冲突不断。北朝鲜的金日成决定在他的敌人李承晚动手之前先发制人，争取先机。金日成于1950年6月发起进攻，在接到了斯大林继续前进的指示之后，希望这次进攻能使南韩政权立即崩塌。不论是金日成还是斯大林，都没有想到美国会插手干预。南韩军队并没有崩溃，尽管他们已经撤退到了半岛最南端，就在这时美军匆匆赶到。西方阵营担心的是，东方阵营在朝鲜的胜利，将会影响依然满目疮痍、荒芜赤贫的日本，强大的日本共产党此时正在国内四处传布革命语言。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将朝鲜战争视为劝说此前不愿批准大额增加军费开支的国会的一个借口。 战争持续了三年。人力消耗是巨大的。西方阵营伤亡五十万，东方阵营的数字则是其三倍之多。二百万朝鲜平民死亡，半数南韩人流离失所或者成为难民。朝鲜人民最后一无所得。南北朝鲜最终的分界线维持在与战前一样的位置上，数百万人民在他们的有生之年都无法看到他们生活在“三八线”另一边的亲人和朋友。战争初期，金日成在南方得到相当大的支持，部分游击队积极向他供应武器。但在南方后方活动的左翼力量却被囚禁数十年；跟随金日成撤回北方的军队，也被视为“不可信”，而被投入监狱或者处决。在此期间，几位独裁者先后统治南韩，就连朝鲜战争原本追求的最有限的“民主”，也要等到四十年后人民才有机会享有。 这场徒劳无功而又野蛮血腥的战争就是“冷战”的概括。此前二百年间巨大的科技进步被统治阶层用来毁灭世界，威胁人类的生存。每个霸权国家都使用启蒙运动的语言来征服尽可能多的世界，每个霸权国家也都成功地劝服大多数民众相信这样做是正确的。 短暂的“黄金时代” 贫穷和不安全正在消失。生活水平迅速提升；失业的恐惧正在稳步消除；普通年轻工人心中生出了他们父辈从未敢奢求的希望。[6] 这是1956年英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安东尼·克罗斯兰的一段发言。与六十年前的伯恩斯坦一样，他的结论也是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危机，“我们站在……极大富足的门槛之上”[7]。 虽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克罗斯兰的判断是错误的，但他列出的数据却是正确无误，不容争辩。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持续稳定的繁荣期。197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是其1940年的三倍，德国的工业总产量是其1949年的五倍多，法国的总产量也翻了四倍。意大利从一个农业国变为世界主要工业国之一，日本经济发展一跃占据世界第二，紧随美国。难怪当今许多经济史学家都把这段时期形容为一个“黄金时代”。 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也都发生了变化。失业率下降到只有历史上少数几个短暂的繁荣期可以媲美：1950年代初，美国的失业率为3%，英国的失业率为1.5%；1960年，西德的失业率为1%。在1950年代的美国、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民享受到了逐渐增加并且基本未被打断的工资提升；进入1960年代，同样的工资提升发生在法国和意大利。工人们的生活明显要比他们的父辈好得多，并期待他们的子孙能够比他们生活得更好。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更高收入的问题。工资可以用来购买种类繁多的消费品，如吸尘器、洗衣机、冰箱、电视和热水器等。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一下子有了质的飞跃。担当家庭主妇依然是妇女的主要工作，但是她们不再被永远都忙不完的家务活所折磨，不再需要整日煎炒烹炸、爬上爬下、到处擦洗。食物可以每周而不是每天买一次（超市代替了街角杂货店）。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在家里随时都可使用，甚至是对那些买不起电影院、戏院和舞厅门票的人们来说也是如此。 除此之外还发生了其他变化。雇主作出让步，同意每周工作时间由五天半改为五天，每年工人可以享受一周的带薪年假。在1936年法国工人看来是一场巨大胜利的雇主妥协，如今在西欧和北美却是再常见不过。民众的假期开始不再仅仅意味着在国内休息几天或者去国外度假一周。爱冒险的工人过去连买辆自行车都受到限制，如今则可攒钱买辆二手车。有史以来第一次，年轻工人的收入足以形成代表自己权益的市场。“青年文化”诞生于1950年代，源于在十几岁的梦想和青少年的不安刺激下，看似永不满足的对流行歌曲和时尚的追求。 消费和生活方式上发生的变化，与生产变化相匹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新技术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拥有新工人的新设立或扩建的工厂，生产着洗衣机、冰箱、吸尘器、电视，以及最重要的汽车等产品。美国拥有超过七千万制造业工人，英国拥有超过八百万制造业工人，集中在雇用几百、几千或几万名工人（在某些汽车和飞机制造厂）的工厂中。随着时间的发展，生产大众产品的工厂成为许多其他各种雇佣劳动的范例。其系统化严格控制的方式传播到新兴的连锁超市的运营模式中，其时间动作研究（工业操作效率研究）方法蔓延到大公司专门负责打字的小组及数据处理中心；其支付薪水系统被煤矿主学去；其管理方法也出现在对码头工人和建筑工人的管理中。制造工厂激发的生产方式传播如此广泛，以至于有些工业社会学家以“福特主义”（Fordism）来称呼这段时期。但是，正如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给予工人斗争以改善生活水平的潜力一样，在长久的繁荣中广泛传播的制造厂雇用方式也给工人带来了这种潜力，而且其范围和规模也要更大。底特律、都灵、考文垂、达格南、科隆、比扬库尔的汽车制造厂，西雅图的飞机制造厂，以及加利福尼亚的军工厂，也加入了大型钢铁厂、煤矿和造船厂的行列，为潜在的抵抗资本家的运动提供中心。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这是资本主义必须考虑的一个严肃问题。在北美和大部分西欧，这则有赖于那些祈祷“共识”可以稳定社会的政治家们。 长期繁荣的岁月也见证了过去的济贫法最终变为“福利国家”。从资本主义角度而言，推出此举的部分原因是，利用工会或政治仲裁者（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美国的自由派民主党人）来换取工人的同意和支持——工人的潜力无疑比二战前要更加强大。这也是一种通过改善儿童的健康和教育，保证昂贵的劳动力能够繁殖的有效方法。无论出于哪种原因，福利“改革”都意味着改善，而并非像它在19世纪或今天所具有的含义：削减福利以迫使人民低价出卖劳动力。 长期繁荣还在发达国家带来了其他一些重要变化。劳动力短缺使资本主义在全球寻求新鲜的劳动力供给。来自意大利乡间的移民，很快就在比利时的煤矿和瑞士的工厂中工作，同时也令米兰和都灵的人口不断增长。原本收益分成的黑人佃农，如同潮水般涌向洛杉矶、底特律和芝加哥。德国公司欢迎来自东德的难民，从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组织引入了数百万“外来工人”。法国公司从北非招募劳工。英国的健康服务机构在加勒比海沿岸寻找工人，英国的纺织厂在印度旁遮普吸收纺织工。资本主义长久以来一直通过全球市场将各大洲的劳工集中在一起。如今它又将众多民众集中在大城市。这或多或少自然地形成了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的融合，但同时也导致有些种族主义群体利用种族间的摩擦制造冲突。 最后，这段繁荣还在性别方面带来了重大的历史变化。由于劳动力极度匮乏，资本转向女性寻求补充劳动力，就像在工业革命早期那样。总有一些行业主要依靠女性劳动力，尤其是纺织品行业，因此至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某些行业中的女性劳动力就处于持续增长之中。但是，大部分已婚妇女（占1950年英国已婚妇女的80%）的工作并没有收到工资。为了保证繁衍进而持续供给劳动力，国家鼓励已婚妇女在家照看孩子，照料丈夫——而且大部分已婚妇女找到的工作都工资过低，不足以刺激她们同时承担有偿工作和家庭劳动的双重负担。随着长期繁荣的到来，这一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家用电器减少了家庭劳动的负荷，使妇女更容易兼顾付薪工作和家庭责任。雇主乐于招募女工，如有必要也可以接受为了照顾孩子而进行的兼职工作；赚取额外金钱购买家用电器和设施，成为女性外出工作的一个刺激。 这种新形势是经济压力导致的结果。但它还拥有更加深远而广泛的含义。被雇用的女性迎来了工资给予她们的独立。薪水令她们为独立自主做好了更加充分的准备。自从五千年前阶级社会兴起后，女性就从整体上被剥夺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一直扮演附属角色。如今，大部分女性都被拉出家庭的私有领地，开始进入工业的公共范畴。 但是，双重负担依然在持续。许多雇主欢迎女工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可以支付给女工较低的工资。劳动力市场依然以这样的原则在布局：男性的收入比女性的收入重要得多。众多陈腔滥调的旧思想都支持这样的观点，认为女性通常应当留在家中养儿育女，而且无需识字和有文化。但在资本主义寻求利润和累积资本的刺激下，创造了一种女性能够获取自信、挑战这一陈规陋见的环境。这种环境为女性解放的需求提供了一个无可比拟的基础，即便它永远都无法满足这种需求。 殖民地的解放 1947年8月15日，尼赫鲁在德里的红堡升起了印度国旗，宣告印度独立。大不列颠失去了帝国“王冠上的宝石”。仅在列强争夺非洲六十年后，帝国时代就走向终结，尽管它垂死挣扎直至1990年代南非最终放弃白人的少数派统治。 英国统治者并非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印度。他们的所作所为留下了一个被各派争斗鲜血染红的分裂的次大陆。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在1930年代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令印度农村一贫如洗。“处处都受到农业激进主义的影响，从远在北方的克什米尔主要各邦，到南部的安得拉和特拉凡科。”[8]参与罢工的工人数量从1932年的近十三万，发展到1934年的二十二万。[9]国大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尼赫鲁和鲍斯领导的左翼力量也迅速壮大。国大党候选人在1937年的竞选活动中提出减少租税的计划，从而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在保留给穆斯林的席位中，穆斯林联盟只得到了四分之一。 但是，国大党中的真正权力，依然掌握在右翼力量和与甘地关系密切的印度资本家小圈子手中。国大党控制的地方政府很快就通过《反罢工法》，熄灭了以阶级为根基的民众骚动。再次爆发冲突的道路已经开通，因为穆斯林分离主义者为了印度教地主的所作所为而责备所有的印度教徒，而印度教沙文主义者则为了穆斯林地主的所作所为而责备所有的穆斯林。 当英国在并未与任何印度人协商的前提下就宣布印度对德宣战时，印度人对英国人的仇恨又加深了一步，而且英国在宣称为了“自由”而战时，却拒绝哪怕略微考虑一下赋予印度自有政府权力的可能性。就连甘地也同意1942年的“退出印度运动”。学生和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不断与当局爆发冲突，警察上街殴打驱散示威者。在数百起冲突事件中，警察都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游击队攻击英军设施，焚烧警察局，切断电话线，封锁铁路运输线。镇压最终导致运动的爆发。仅在孟买就有两千人伤亡，两千五百人被判处接受鞭笞。乡村被焚毁，甚至动用了飞机上的机枪扫射。但是，英国总督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将军于1943年末告知丘吉尔：“想在战后镇压印度所需的军力，将会超出英国的能力。”[10] 帝国当局还有最后一张王牌可打。他们转向穆斯林联盟，支持其与国大党对抗。他们声称穆斯林联盟代表了所有穆斯林的利益，并赋予联盟对印度几个地方邦的控制权，尽管穆斯林联盟在1937年的大选中表现糟糕。联盟最著名的领导人真纳，如今拥护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政策（此前他曾反对过这一计划），即便如此，想要建立这样的国家而在其国境内不包括大量印度教教徒和锡克教教徒也是不可能的，同时把那些在印度教教徒为主的地区生活的大量穆斯林排除在外也是不可能的。过去曾经反对社群分野（communaldivision）的共产党，此时则选择了顺应这种需求以支持英国进行战备，声称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民族解放运动依然拥有巨大的潜力打破社群分野。1946年2月，孟买英国海军中的印度士兵由于受到种族侮辱、薪俸低于同级白人水手而开始举行示威反抗。抗议运动升级为卷入了七十八艘军舰和二十处海岸站的兵变，得到了学生和工人示威游行和罢工的支持。[11]起义者挥舞着印度教旗、穆斯林旗和红旗。这是自1857年以来，为了保护大英帝国而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首次以如此大的规模调转枪口——此举开启了自下而上地团结穆斯林-印度教教徒-锡克教教徒的可能性，削弱了印度的社群主义。但是，国大党的领导人并未做好面对这一切的准备。甘地反对兵变，尼赫鲁则竭力试图安抚和镇压它。社群主义最终得以复兴，即便兵变令英国掌权的希望落了空。 真纳的穆斯林联盟得到了大选中的大部分穆斯林席位（这是该联盟历史上唯一一次）并将其作为一种授权，得以通过社群之间的冲突向政府施压建立独立的社群国家。孟加拉穆斯林联盟的地方领袖苏拉瓦底（1942–1943年饥荒时期他在黑市上赚了数百万）发起了针对印度教教徒的炸弹恐怖袭击浪潮。[12]印度教沙文主义者抓住机会，组织起反穆斯林的打击报复，造成五千人丧命。自此以后，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地爆发社群暴乱，从而为一年后发生的最终社群恐怖事件埋下了导火索。 国大党领导人及其商业支持者，极度希望能够控制属于自己的国家，即便是一个被削减了的缩水国家，因此同意与真纳划分次大陆。英国官员拉德克利夫对印度一无所知，划分的分界线将孟加拉和旁遮普一分为二。旁遮普分界线两边，包括临近的城市拉合尔和阿姆利则，混居着大量印度教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教徒。如今一众右翼穆斯林暴徒在边界线的一边，一众右翼印度教和锡克教暴徒在边界线的另一边，开始在新近划分的领地上进行恐怖屠杀，将信仰“错误”宗教者赶出领地。这场暴乱导致二十五万到一百万人命丧黄泉。与此同时，德里和勒克瑙等城市则发生了专门针对穆斯林少数派的炸弹恐怖袭击，“劝说”他们移民巴基斯坦。 印巴分治的恐怖后果，最终以一场灾难终结——两个新建立的国家之间爆发了战争。双方都声称拥有克什米尔的主权，克什米尔是一个穆斯林占据人口多数的地方，它有一位印度教王公和一位支持国大党的被囚禁穆斯林反对派领袖。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武装起来试图夺取克什米尔。印度军队首先抵达了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接下来是为期一年时打时停的战争，直至最后双方签署休战协议，令双方军队在长达几百英里的分界线两侧怒目而视。 印巴分治对两个国家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它增强了印度教沙文主义在印度的力量，鼓励印度党派政治朝着以不同的当地种姓、语言和宗教团体领袖之间变换的联盟为基础的潮流发展。印度在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冲突中，还获取了改善其人民生活所急需的资源。 分治给巴基斯坦造成的影响更坏。宗教是所有巴基斯坦人民唯一的共同点，即便那时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依然冲突不断。国家被一分为二，被几百英里的印度土地从中隔开。在东部生活的大多数人民讲孟加拉语，在西部生活的大部分人民则讲旁遮普语。但国家的官方语言却是乌尔都语，只有从印度中北部地区移民来此的少数人才会讲。而且广袤的西部土地，大都被实施近乎封建权力的地主所控制。结果便是持续的政治不稳定，接连不断的军事独裁，东巴基斯坦更是于1971年脱离出来成立了独立的孟加拉国——在一场遭到血腥镇压的人民起义之后；西巴基斯坦则进一步爆发军事政变，处决了前首相，其重要工业城市卡拉奇在1990年代几乎处于内战状态。 然而，印巴分治的灾难，并无法阻止英国的撤退在全球产生的巨大影响。帝国主义者正在全面撤退，每个殖民地都有做好准备学习印巴分治教训的人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夏，就在英国撤离印度两年之后，毛泽东、朱德和刘少奇等共产党领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解放军继而南下解放了全中国（只除了台湾和英属殖民地香港），中国长达一个世纪割让外国租界、饱受外国侵略者欺凌的历史终于结束了。 毛泽东的军队由一群共产党员和叛离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组成，他们于1920年代末逃脱了蒋介石的大屠杀，以江西省边界地带为大本营发展起来。他们招募当地的农民组织军队，其性质与中国历史上推翻各个朝代的农民军类似。当受到蒋介石的围剿时，红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穿越了中国西南地区，直抵西北延安。出发时，长征队伍拥有十万大军，最后只有不足十分之一的人抵达了目的地。但是，这些剩余部队能够提供新的支持力量，尤其是在1937年日本侵华之后。 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被日军紧逼到内陆腹地，再也没有余力与共产党作战。他别无选择，只好同意联共抗日。但是，国民党军队仅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抗击日军。国民党大部分军官只想以牺牲士兵和路过地区农民的利益来中饱私囊。相比之下，共产党的军队则军纪严明，逐步累积了坚实的力量。在抗日过程中，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并通过减租政策得到了农民的支持，甚至还通过为中国民族资本家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 1945年日本战败后，蒋介石的军队规模更大，而且接收了美国提供的大部分武器装备（另有少量来自苏联的武器装备，因为斯大林在这一阶段并不支持共产党）。但是，毛泽东的军队士气更加高涨，军纪如铁。内战刚一爆发，蒋介石的部队便溃不成军，常常整支部队（包括他们的长官）都调转枪口，转投共产党阵营。到了1949年年底，蒋介石逃往台湾，国民党就此偏安一隅。 毛泽东的胜利令美国深感震惊，美国早已将中国视为其非正式帝国中的一部分，因为美国一直源源不断地向蒋介石的军队注入资金。毛泽东是共产党，斯大林也是共产党，斯大林的政策导致的逆流，在美国看来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耍的阴谋诡计——它忽略了斯大林向蒋介石提供帮助并建议毛泽东不要夺取权力的事实。在毛泽东建立新中国不久，美军就参与了朝鲜战争，大军横扫北朝鲜，一路逼近中国边界，实际上迫使中国加入了北朝鲜阵营，迫使毛泽东投入了斯大林的怀抱（虽然中苏同盟仅仅维持了十二年）。与此同时，美国将法国在越南支撑殖民地视为“自由世界”反抗“共产主义”战斗的一部分，因此不断向越南输送资金和武器，才令法国能够坚持战斗到1954年。 大部分国际左翼力量对美国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却给予了相反的解释。中国与苏联如今联合起来成为“和平与社会主义”阵营。有些人认为，中国的例证展现出，通过农村游击战是多么容易夺取权力。但他们忽视了中国在1935—1945年间的特殊环境：土地广袤，日本入侵，蒋介石军队自身的极端腐化堕落。他们还忽略的一点在于，尽管毛泽东在招募士兵时完全依赖农村生源，但是解放区的部队骨干和管理结构，却是都由来自城市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激进党员承担。 帝国的终局 英国撤离印度后不久，毛泽东就在中国赢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这令全世界人民都更加增强了帝国主义是可以被击败的这一认识。法属阿尔及利亚掀起了暴动，越南人民也揭竿而起，试图建立独立政府。早在战前，荷属东印度群岛殖民地就爆发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狂潮。其领导人利用日本占领来扩大其支持基础，与占领军半推半就地进行合作，等到日本撤退后便宣告组建新国家印度尼西亚的政府。此时他们与妄图令荷兰殖民主义复辟的力量作斗争，并于1949年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下赢得国家独立。在马来西亚，当地的共产党（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成为抗日骨干力量）已准备好发动一场战争，从英国殖民者手中夺回自由。来自非洲和西印度群岛的学生们，包括恩克鲁玛、肯雅塔和艾瑞克·威廉斯（1930年代他们在伦敦相识），也全都回到故乡，致力于开展独立运动。在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罗等阿拉伯首府城市，新兴的年轻中产阶级一代，经常占据国家军队中极具战略位置的军官职位，开始谋划赢得真正的独立，并梦想着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波斯湾统一的“阿拉伯国家”。 面对风生水起的殖民地解放独立运动，殖民大国本能地想要像过去那样，用机枪扫射、炸弹轰炸、将谋逆者投入集中营等方法进行回击。这就是法国在越南、马达加斯加、阿尔及利亚及西非殖民地的做法；也是英国在马来半岛、肯尼亚、塞浦路斯、亚丁和罗得西亚的做法[13]；还是葡萄牙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的做法。 但是，迟早都会看清的一点是，这种方法只会起反作用，只会加深当地民众对欧洲利益的憎恨。越来越多的统治者看到，培养能够衷心服务于殖民帝国利益的本地人来担任“独立”政府的首脑，可能是一种较好的政策。英国人在中东大部分地区、西非和西印度群岛都采用了这一方法。在马来半岛，英国则用高压手段打击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英军斩下死去“恐怖分子”的手甚至是头颅，强行将五十万人重新安置在带刺铁丝网围绕的村庄）。但是，英国同时也向“温和中立”的马来政治家允诺给予独立，这些政治家因持有种族偏见、不信任马来的华裔少数派而获得支持。即使在那些英国的确尝试寻找本地代理人但又坚定拒绝对“本地人”作出妥协让步的地区，其所采取的手段也不可谓不雷霆：例如，在肯尼亚，英国也会轰炸村庄，将民众赶至集中营，导致很多肯尼亚人命丧于此；在塞浦路斯，英军酷刑折磨反对派；虽然最终协议向政治领袖们（肯雅塔和马克里奥斯大主教）“和平”移交了权力，但这些人此前都曾遭到英国的囚禁或驱逐。 法国最终也被迫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釆取同样的措施，但却是在耗费了巨资、在一场根本无法取胜的战争中造成难以计数的死伤之后，才作出这一决定。心存叛意的殖民主义将军，在1958-1962年间发动了一系列军事政变，毒害了法国政治（导致国民议会于1958年给予戴高乐将军几近独裁者的权力）。最终签订的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协议，令一百万阿尔及利亚殖民者返回法国，巴黎的右翼恐怖主义集团“秘密部队”（OAS）掀起了炸弹袭击的高潮。 西欧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葡萄牙也试图维持其殖民地，但当镇压殖民地消耗的巨额资金导致葡萄牙国内掀起了革命起义之后，才不得不于1974-1975年间放弃海外殖民地。此时只剩下非洲南部的两个白人种族主义移民政权还在苟延残喘：一个是南罗德西亚，它与津巴布韦一样，于1980年最终被迫接受当地占据人口大多数的黑人统治；另一个是南非，它于1994年也走上了这条道路。 西欧各国从半个亚洲和几乎整个非洲的直接统治中撤出，这一进程是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长达近两个世纪的殖民历史的终结，在此期间，世界历史的高光总是聚焦在伦敦和巴黎。然而，这并不是帝国主义的终结，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依然处于少数几个经济发达国家的利益驱使之下。美洲、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爆发的激烈冲突，一再证实了这一事实。 石油和鲜血 中东地区拥有丰富的原油储备，对20世纪后半叶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战利品。一战期间，英国通过与麦加的统治者沙里夫·侯赛因国王合作发起“阿拉伯起义”运动并允诺给予他所有土耳其治下的土地，扩张了大英的中东帝国。但是，英国政府同时也承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人，将会把一块阿拉伯土地：巴勒斯坦，交给来自欧洲的犹太移民，作为抵御阿拉伯人对苏伊士运河周边威胁的屏障。正如以色列政治领袖阿巴·埃班后来解释的那样：“我们会帮助英国维持其统治权力，英国则会帮助我们发展‘犹太民族之家’。”[14] 这种两面派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效果。英国公司得以涉足伊拉克和伊朗的原油储备，犹太定居者中的志愿者则与英国人合作扑灭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起义——大英帝国1930年代面临的最严重的一次叛乱。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政策渐渐适得其反。由于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从富裕的阿拉伯地主手中购买土地，将在这块土地上耕耘了数个世纪的阿拉伯农民家庭赶走，结果引发了阿拉伯人越来越深的敌意。为了逃离欧洲的迫害而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发现，在这里他们被期待着去压迫他人。英国继而试图通过限制犹太移民来平息阿拉伯人的愤怒，结果却导致受到双方的攻击。1946年，武装起来镇压阿拉伯人的犹太准军事组织，开始对英军及其设施展开攻击。 1947年，英国决定通过撤军来逃避它挑起的棘手问题，依靠伊拉克、约旦和埃及的阿拉伯傀儡君主来保护英国的石油利益。随着英国的撤出，美国和苏联都急切地想要干预中东问题，它们联合起来支持联合国划分巴勒斯坦并建立一个以色列定居国（将一半土地分配给三分之一的人口）的协议。以色列定居者收到共产党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提供的大量武器供给，并得到来自美国的支持。随着战斗打响，以色列定居者开始屠杀亚辛村的居民，以恐怖手段迫使大部分阿拉伯人逃走，并击败阿拉伯君主派来的声称帮助巴勒斯坦但却组织混乱的军队——这支军队最终只夺取了巴勒斯坦的残余地区（只有原来土地范围的20%）并由约旦和埃及国王平分。以色列成为一个强大的移民国家，愿意也能够协助西方利益集团（这通常都是指美国），西方利益集团则以给其提供武器和资金援助作为回馈。 这样显然无法为这片土地带来稳定。以色列战胜阿拉伯国家导致的苦难，成为埃及军事政变的导火索之一，使纳赛尔领导下的民族主义军官登上权力顶峰，终结了亲英的君主政权。纳赛尔将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举动，激起了大英帝国主义在该地区的最后一击。1956年11月，英国、法国和以色列联军对埃及发动进攻。这次袭击几乎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在政治上却是完全适得其反。美国利用英国的金融问题迫使这一行动突然终止，并最终取代英国开始主导中东地区。与此同时，一波反英起义蔓延中东各地，导致两年后由英国支持的伊拉克君主政体倾覆倒台。 美国延续了英国的中东政策：既依靠以色列定居者，又依靠阿拉伯国家政权。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军事援助，比向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提供的都要多。与此同时，美国与沙乌地阿拉伯君主紧密合作，鼓励伊朗发动军事政变，从而于1953年重新建立了伊朗国王的绝对统治；使复兴党于1962年掌握了伊拉克大权，支持年轻的萨达姆·侯赛因。美国在确保中东地区霸权和控制原油储备方面做得非常成功。然而，美国只能通过挑起各国及其人民之间的仇视，进而引发一系列战争才能达到其自身目的——其中包括1967年和1973年的阿以战争、1976年后黎巴嫩的长期内战、贯穿1980年代令人震惊的两伊战争、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及1991年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迸行的伊拉克战争。20世纪再一次目击了：财富——这一次是原油带来的财富——变成了鲜血。 “镜中奇遇” 苏联建立的经济组织形式，令许多新近取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都为之着迷。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在殖民统治时期遭受了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在印度，1950年代的人均食物供给量甚至比不上四百年前莫卧儿阿克巴王朝时的人均食物供给量。与此同时，苏联经济展现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快的增长速度，看似已经摆脱了困扰西方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自从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后，认为斯大林及其后继者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的苏联政策没有任何有效运转，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实际上，斯大林主义实行三十年来，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比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日本除外）都要迅猛得多。1928年还处于相当落后的农业社会的苏联，一跃成为以工业为主的国家，拥有能够在“冷战”时期在武器装备方面挑战美国的实力，而且比美国率先发射了人造卫星，也比美国更早将宇航员〔尤里·加加林〕送上了太空。 就连最痛恨苏联体制的敌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1953年，未来的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在谈话中提及“苏联的产品和生产力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增加”[15]。这种看法并没错。就像东欧近代经济史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一地区实行计划经济的前二十年（1950—197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巅峰时期（1925—1929年）还要高”[16]。 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源自1917年革命的被隔绝和被扼制。在东欧，斯大林主义表现为上层统治阶层的强行推进（南斯拉夫除外，它是由将德军赶走的抵抗军领袖所引进）。但在每种情况下，都不仅仅是经济衰退导致斯大林主义的崛起，并在东欧早期发展过程中深深扎根。通过提供建立工业的方法，它也令广泛的社会中产阶层群体感到能够拥有一个重要的未来。不过，它在激发民众热情的同时，也给其带来了恐惧。它还提供了数量众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向上攀升流动的劳动力——技术工人拥有成为经理的机会，农民可以逃离乡村生活的原始简陋，前往城市追寻更加宽广的生活视野。 那种可能改变社会、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大众的感觉，吸引了全世界每个非工业国家部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这种吸引力又因下面这样的理解而得到加强：工业的扩张意味着高工资岗位数目的增加。但若只是坐等小公司慢慢成长到足以与发达国家的大公司相竞争的程度，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经济扩张。小公司很可能会首先被逐出其所属行业。它们需要壮大规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只能由国家将小公司合并到一起，并投入资金悉心耕耘。另外还需要保护它们免与外国大公司直接竞争，这一点只有国家能够提供。国家资本主义（常被误称为“社会主义”）似乎就是答案。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和沙俄，国家已经在大规模工业发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危机，极大地提升了国家在发达国家中的重要性。1930年代末，纳粹德国国有工业的规模大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兼前财政部长希法亭认为，资本主义已被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17]即使在“自由市场”程度最高的西方国家美国，在1941-1944年间，也是国家建起了大多数的工厂，控制了主要的经济活动。 在本地控制的工业发展最为薄弱的地区，国家资本主义的潮流就会变得更加汹涌。因此，当巴西的民选总统瓦尔加斯于1930年代、阿根廷的独裁统治者皮隆于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重组资本主义和进行工业化时，国家都扮演了核心角色。在这样的背景下，1945-1947年，在东欧大部分国家，不仅是共产党人，就连与其共同组建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政客都认为，应当由国家控制大部分工业并要依靠计划经济。印度甚至早在国大党执政之前，一群工业家就已于1944年聚到一起，批准了复制苏联国有计划经济模式的“孟买计划”，尽管利用的资金既有私人的也有国家的。因此，印度、中国、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都拥有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和长期经济计划。但这种经济模式并不仅限于社会主义国家采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大部分工业都收归国有，国民党统治台湾时也延续了这种经济模式；与此同时，于1961年通过政变夺取权力的南韩朴正熙将军，也将国有计划经济和控制工业（并不一定必须收归国有）视为接管北朝鲜（当时的北朝鲜更加先进和发达）进而统一朝鲜半岛的唯一方法。 在斯大林计划经济迅猛发展的背后，是工人不得不忍受令人吃惊的恶劣环境，这一点与西方工业革命时期一样。但那些负责运转国有工业体系者却并不是工人，即便他们曾经是。 国家资本主义在其发展初期似乎很有效。1960年代末的印度和埃及，依然是农业占据压倒性成分的国家，大多数人民都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它们的新生工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与二十年前相比，它们的变化却是有目共睹，并已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这一点明确表现在范围广泛的中产阶级因此获得了相当的自信，并为政权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印度和埃及等国家，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土地改革并行，将大田庄划分成小块土地分给农民，统治者在乡村也植下了深厚的根基——尽管改革更有益于富农和中农，而非贫农和没有土地的劳工。 但是，这种欢欣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去；甚至是在像埃及那样的政权也开始推行斯大林模式之时，种种局限的信号就已在苏联和东欧出现。 通往1956年的道路 在对苏联实施了二十五年的全权统治之后，斯大林于1953年逝世。领袖的逝世总是会令其追随者集中思考多年来累积下来的问题，这一次也不例外。 斯大林的追随者依稀感到，在苏联政治平静无波的水面下，潜藏着不满的汹涌暗流。他们也害怕自己团体中的一员会夺取斯大林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军队及其设施，并用来对付团体里的其他人。斯大林的葬礼一结束，他们就立刻实施了范围和程度都很有限的改革，并在此期间秘密地相互争斗〔几乎精神错乱的警察局局长贝利亚被人用枪指着从领导会议上带走并处决〕。 1956年2月，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决定向党内部分积极分子揭露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实，以加强他在争夺领导权斗争中的力量。他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会议上揭露，斯大林是导致数千无辜平民惨死、数百万少数民族被驱逐和流离失所的罪魁祸首。他还揭露了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时斯大林的无能和胆怯。对世界上数千万一直被教导将斯大林视为神祇一般人物的人们而言，这番揭露令他们极为震惊，即便有些人依然试图掩盖真相。 与此同时，还发生了比赫鲁晓夫严厉谴责前任更加严重的事情。处在国家资本主义统治机器之下的人民，开始爆发起义。 首次暴动发生于1953年6月的东德，就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在东柏林巨大的建筑工地上，建筑工人被告知必须在领取同样工资的前提下加重工作量，于是他们举起了罢工大旗。当罢工的示威队伍穿过市中心时，数万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第二天，东德的每一座重要工业中心城市都掀起了罢工。示威者冲进监狱，袭击警察局和统治党的办公室。最后直到出动苏联军队进行强力镇压，这才扑灭了起义。这是一次典型的自发的工人暴动，就像1918-1919年间德国发生的无数次暴动一样，但不同的是，这一次反对的是以工人名义进行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罢工的工人是早在1920年代魏玛共和国期间就受到极左翼力量深远影响的工人们。在此次因参加起义而被东德共产党清洗出去的人们中，有68%都是希特勒掌权前就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18]他们都是旧日的武装革命分子，他们将这次起义视为他们为之奉献出青春所追求的工人自主国家的持续斗争。 东德起义刚平息下去不久，苏联沃尔库塔巨大的奴役劳动集中营就也发生了暴乱。二十五万为煤矿工作的囚犯进行了罢工。政府军包围了煤矿，提出与罢工者进行和谈，继而处决了罢工者选出的代表，屠杀了二百五十名囚犯。但是，这次集中营罢工事件显示出，苏联社会中潜藏的不满情绪是何等强烈，因而在接下来的两年间，苏联政府释放了90%的集中营囚犯。就像内战后的美国，奴隶劳动让位于工薪劳动，“原始积累”剥削的形式让位于适合工业化经济的剥削形式。 然而，就在1956年赫鲁晓夫严词谴责斯大林的几个月后，潜在的叛乱呼之欲出。波兰城市波兹南的罢工演化成了一场真正的起义。在这场起义蔓延开来之前，当局成功地进行了镇压，但却无法阻止它的余波撼动整个统治秩序。1956年10月和11月，国家似乎处于革命的边缘，互相竞争的派系为了登上权力顶峰而彼此争斗。审查制度被打破，工人开始选举自己的委员会，宣誓通过武力保卫自己的权益。当1940年代末被囚禁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哥穆尔卡重回政坛，人们开始称这段时期为“十月的春天”。面对苏联将要出兵进行军事干预的威胁，哥穆尔卡在天主教会和美国宣传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的协助下，劝说工人相信他。[19] 波兰事件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匈牙利革命的导火索。学生们举行示威运动向布达佩斯进发，一路上得到数万名工人的支持。部分示威者还拖倒了一座巨大的斯大林雕像。还有些示威者冲进广播电台，直至被驻守电台的警察开枪射倒。工人们从工厂里的运动俱乐部拿出枪支，争取到一个兵营士兵的支持，很快就控制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全国每个城镇都发生了类似的运动，使得工厂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掌握了地方的实际权力。 英国共产党党报《每日工人报》派遣记者彼得·弗莱雅前往匈牙利，弗莱雅报道说： ……罢工委员会与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中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委员会非常相似……它们立即成为起义的机构（工厂、大学、煤矿和军队选出的代表济济一堂）以及武装人民信任的民众自治政府的机构。[20] 当局试图重新掌控运动的发展，与哥穆尔卡在波兰采取的措施非常相像，它将失宠的共产党人伊姆雷·纳吉扶上了联合政府领导人的位置。但是，11月4日——就像英法和以色列联合进攻埃及一样苏联的坦克开进布达佩斯，夺取了主要的建筑物大楼。他们遭遇了激烈顽强的武装抵抗，但最终只通过杀死数千人就镇压了反抗，城市残余变成一片瓦砾，二十多万匈牙利人越过边境逃亡奥地利。大罢工在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令城市瘫痪，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则在实际上承担了代替苏联傀儡卡达尔政府的角色。但是，工人委员会最终也被粉碎，其领导人被判数年监禁。三百五十人被处决，“其中四分之三都是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工人”[21]。在被处决的名单中，包括纳吉及其短命政府中的其他四位成员。 共产党官方的声明是，这场革命只是亲资本主义的西方间谍计划的一场越轨行为。就像“冷战”时期发生的许多其他事件一样，西方对这场革命最常见的描述都十分类似。它声称革命只是试图建立一个站在西方资本主义同一阵营的“自由社会”。实际上，革命中的领导人拥有更加宽广的视野。他们依然记得战前以资本主义的“自由”名义对匈牙利进行的独裁统治，因此想要寻求一种不同的体制，工人委员会在其中可以担任核心角色，尽管事件发生得太快，并没有给予他们时间说清楚这种新体制到底是什么。对此存有疑问的任何人，应当阅读已经公开的1956年的各种原始文献集。[22]近期权威的匈牙利革命研究是这样叙述的： 影响到人民日常生活的需求……都能在工厂和工人委员会的宣言中找到。这些宣言里……包含了大量细节，关于令人厌恶的计件工作、不公平的工作定额和低工资、最低的社会权益、极其可怜的食物供应……革命中最积极的斗士不仅为自由和独立而战，也为人道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环境而战，还为许多人心目中“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战……预期的经济秩序，将会把工业、矿业和交通业的决定权交给生产者（工人、技术人员和其他职员等）……“我们抵制任何恢复大地主、工厂主和银行家统治秩序的计划”，是许多派别代表言之灼灼的宣言。[23] 匈牙利革命挑战了“冷战”时期双方阵营的统治思想。它向那些有勇气正视事实的人证明，苏联长久以来已经不再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和罗莎·卢森堡的传统。匈牙利革命还展现出，认为斯大林的极权主义能够从内部压制任何寻求改变的举动、因此必须支持西方帝国主义来反对它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错得有多么离谱。这种悲观情绪令许多曾经持有极左思想的知识分子感到迷惘，其中包括多斯·帕索斯、约翰·斯坦贝克、马克斯·沙赫特曼、斯蒂芬·斯彭德、阿尔贝·加缪、詹姆斯·法雷尔、约翰·斯特拉奇、乔治·奥威尔、索尔·贝洛，这份名单上还有无数著名人物。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就描述了一位独裁者如此专横霸权，以至于给对手洗脑，使其说出“2+2=5”。匈牙利的例子展现出这样的独裁统治多么快就会倒台，从中涌现出的巨大力量能够寻求真正的自由解放。如果匈牙利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总有一天在斯大林国家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苏联，同样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双方阵营的统治者都匆忙地掩盖了革命记忆。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除了将这场匈牙利革命称为“反革命”之外，严禁提及这场革命的细节。甚至迟至1986年年末，警察还镇压了一场纪念匈牙利革命的学生示威游行活动。在西方，这场革命很快就被遗忘了。直至1970年代初，“屠夫”卡达尔仍被西方媒体称为自由主义“改革家”。双方都犯了健忘症，都忘记了哪怕是整块巨石也会分崩离析。以至于当1968年同样的事情在捷克斯洛伐克再次上演时，他们都感到十分惊讶。 古巴革命 美国的卫星国散布世界各地。1950年代末，它们主要集中在中美洲、墨西哥边界以南（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巴拿马和危地马拉）、加勒比海沿岸（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和东亚（菲律宾、南韩、南越和泰国）。美军在中分巴拿马的运河区及南韩永久驻军。他们曾于20世纪初期几次尝试登陆海地、尼加拉瓜和古巴，在1946年前将菲律宾作为殖民地，在古巴东海岸的关塔那摩和菲律宾维持着大型军事基地。 这些名义上的独立国家，通常都是由人数很少并且呈现极度碎化的统治集团来管理，统治集团则由军事实权人物、拥有土地的寡头、政客，偶尔还有民族资本家组成。他们在地方上得到的支持十分有限，因此试图以最极端的腐败形式和最肮脏的压迫手段来弥补这种不足。他们的虚弱令美国有机可乘，美国向他们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顾问，从而确保他们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商业利益。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一旦美国对他们的支持力度受到怀疑，他们很容易就会四分五裂。美国愿意出手干预，这一点在1954年美国中情局组织发动政变推翻危地马拉的温和改良政府时清晰地显现出来。 五年后，美国遭遇了一场几乎无法应对的失败。古巴腐化堕落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突然被推翻，致使菲德尔·卡斯特罗、其兄弟劳尔和遭到驱逐的阿根廷医生切·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掌握了古巴的大权。 游击队两年前在岛屿的最远端登陆。在游击队大获全胜后，传出了一整套的革命神话，将他们的胜利归结于农民群众或者岛上蔗糖种植园内劳工的支持。实际上，游击队的根据地遥远荒芜，几乎无法得到任何支持，只与极少数农民有过联系。他们的胜利来自他们能够利用巴蒂斯塔政权极端的政治孤立状态。巴蒂斯塔独裁统治与两大主要中产阶级政党疏离，并因该政权的极端腐败而令资产阶级感到不安——古巴是黑手党犯罪的中心地区〔就像电影《教父》中反映的那样〕，并被称为“加勒比海的妓院”。1930年代获取的社会成就逐渐被消耗殆尽，令民众遭受无尽的苦难。最后，就连美国也不再向巴蒂斯塔提供支持和援助，因为感到他昏庸无度可能很快就会被推翻。 在这样的背景下，无需花费太大力气就可以扳倒独裁政府。卡斯特罗人数不多的游击队（1956年年底初次登陆后只有二十人存活[24]，1958年夏天登陆后则只余下二百人），就像最终引发雪崩的那颗雪球。只要巴蒂斯塔的军队太过腐败和虚弱，无法击溃游击队，他们的存在就足以证明巴蒂斯塔的虚弱，不日他的军队就将自动瓦解，分崩离析。 起义军于1959年1月1日开进哈瓦那，得到古巴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和欢迎。但它依然要面对令巴蒂斯塔政权无法得到民众支持的客观条件。古巴经济（主要出口产品蔗糖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上波动剧烈的价格，其人均产量还没有1920年代高）无法满足古巴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冲突的需求。资本家及其美国商业伙伴希望提高商业利润，拥有自由出入境的权利；工人和劳工希望增加其自身所得；农民则希望他们可怜的收入能够得到改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年轻人为游击运动及其巨大的城市支持网络提供了骨干力量，他们希望发展古巴经济，好为他们提供价值感和工资优渥的职业。 卡斯特罗无法在不引起一个阶层反感的情况下满足另一个阶层的愿望。为了满足资本家的需求，就必须朝着巴蒂斯塔灾难性的道路行进下去，卡斯特罗可不打算这么做。相反，卡斯特罗倾向于采取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土地改革、福利供给和医疗保健、扫除文盲），以获取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支持，同时利用国家推动其野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这一选择不可避免地与资本家和美国大商业根深蒂固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因为“古巴经济与美国经济结合得如此紧密，古巴在许多层面上都成了美国的附属”[25]。 卡斯特罗掌权十八个月后，美国在岛上的炼油厂拒绝精炼廉价的苏联石油。卡斯特罗借机将该厂收归国有。美国则以终结大批量购买古巴蔗糖的协议来进行报复；反过来，古巴将美国在当地开设的蔗糖公司、工厂、居于垄断地位的电力及电话公司统统收归国有，与苏联发展贸易联系。反对卡斯特罗的歇斯底里的浪潮席卷美国媒体，流亡迈阿密的古巴商人更是大声高嚷着卡斯特罗“背叛”革命。 1961年4月，美国中情局派出一支由流亡者组成的军队试图在猪湾登陆，以推翻卡斯特罗的统治，与此同时不做美军标记的飞机则前往轰炸古巴机场。这次行动最终以惨败收场，因为古巴人民坚定地支持卡斯特罗政权。 批准这次试图登陆古巴的行动，是新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采取的首要动作之一。肯尼迪在1962年被刺杀后成为许多自由主义者崇拜的偶像人物。但他在处理古巴事件上并没有显现出一点自由主义的痕迹。他与其兄弟罗伯特·肯尼迪对卡斯特罗有一种深刻的个人仇恨，因此同意中情局与黑帮分子合作策划谋杀古巴领导人的计划，其中包括使用会爆炸的雪茄这样荒唐的计划！他们还准备了一个如有可能在美国的支持下入侵古巴的计划。1962年，他们的花招导致与苏联的直接冲突。 1962年10月20日至27日这一个星期，是许多亲历者一生中最恐怖的一个星期：“冷战”差一点就演变成一场核战。美国战舰包围古巴，企图使用武力阻止任何苏联军舰到达。洲际弹道导弹、水下导弹和一千四百枚炸弹均已准备就绪，蓄势待发。数十辆轰炸机不停地在空中盘旋，每架都携带几颗核武器，做好了只要收到命令即刻前往苏联打击目标的准备。在距离古巴不到一百公里的佛罗里达州，美国聚集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侵略部队：十万士兵、九十艘战舰、六十八个飞行中队，以及八艘航空母舰。 肯尼迪政府得知苏联赫鲁晓夫政府在古巴秘密装备核导弹。美国已经具备从西欧或土耳其的军事基地打击苏联城市的能力。与其相应，古巴的导弹同样会令苏联拥有打击美国城市的能力。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欢迎苏联在古巴布防导弹，认为这样可以对美国攻击古巴的举动造成威慑。毫无疑问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指望苏联冒着自己城市被核武器毁灭的危险，只为取悦古巴人，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能性。 然而，美国政府却做好了冒险引爆核战争的准备，只为逼迫苏联移走导弹。后来总统的兄弟罗伯特·肯尼迪透露，当时世界迈入核战争只差一步。“我们都同意，如果苏联人准备好在古巴问题上爆发战争，那就说明他们已经准备好发动核战争，我们或许同样应该立即摊牌，而不是在六个月之后。”这段美国总统当时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谈话记录表明，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政府的确准备冒险与苏联展开核战争。[26]这段话同时也展现出，肯尼迪对古巴问题的执迷与更加广阔意义上的问题紧密相连，那就是生怕美国的全球霸权遭到腐蚀。 核战争最终得以避免，因为赫鲁晓夫在最后一分钟作出了妥协，同意将布防在古巴的导弹撤走——赫鲁晓夫仅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内小范围商讨后就作出了这一决定，这令古巴领导人非常不快。实际上，苏联领导人判定，他们无法挑战苏联和美帝国主义作为世界两大霸权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划分势力范围的现状，就像在匈牙利革命时期，美国也没有对这一现状作出挑战一样。这件事情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意义。双方都继续积累大量核武器。但他们这样做的基础是所谓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一种不会过分践踏彼此权力的协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0年，尽管其间双方阵营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苏联撤走导弹的决定，古巴领导人心烦意乱。古巴一直被视为谈判的筹码，对此他们完全无能为力，因为古巴一直仰仗苏联的经济支持。这种从属关系对古巴国内的影响，体现在工业化计划的逐渐缩水，以及倒退回革命前对蔗糖出口的依赖。革命初期提倡的“农业多种经营”，被争创蔗糖丰收新纪录的口号所取代。在国际关系方面，古巴曾经作出简短的努力，试图打破苏联政策强加的束缚。古巴领导人组织了“拉丁美洲团结组织”和“哈瓦那三洲会议”，在会上，古巴对苏联强加给第三世界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进行了半公开的批评。切·格瓦拉最后离开了古巴，试图通过在刚果-扎伊尔和玻利维亚的游击斗争将这些批评付诸现实。但不论是批评还是格瓦拉的游击实践，都并非建立在对特定形势下阶级力量的具体评估基础上。相反，切·格瓦拉试图在其他地区套用古巴的革命斗争模式——实际上，古巴革命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才取得成功的。切·格瓦拉在刚果进行的革命是一次惨败，在玻利维亚的行动也屡屡受挫，一场灾难连着一场灾难，直至最后被杀——他被中情局派出的一名特工逮捕后射杀。到了1968年，卡斯特罗和古巴政府重又退回到支持苏联模式的道路上来。 越南战争 1960年代初，美国的对越政策，与美国对待其势力范围内的其他地方一样，都采取了利用“顾问”组织军事行动、打击敌对力量的方法。罗伯特·肯尼迪曾对记者说：“我们拥有三十个越南。”[27]表面上看，他的确有自信的理由。美国政府制订计划稳定拉美，“进步同盟”看似成功地阻止了古巴革命的再次发生，委内瑞拉、危地马拉、玻利维亚和其他地区的游击活动都被击败。1960年代中期，及时派遣的美军阻止了反对美国指定的刚果独裁者蒙博托的起义军，挫败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次人民起义。在印度尼西亚，甚至不用出动美军。中情局与苏哈托将军合作（苏哈托以一次左翼力量将军们流产的起义为借口屠杀了五十万人民），摧毁了第三世界国家中最强大的共产党，取代了深受人民欢迎的独立运动领导人苏加诺。 但是，罗伯特·肯尼迪对越南的吹嘘却被证明是一个错误。越南在1954年朝鲜战争时就被分治。越南民族解放运动军队在奠边府大败法军，令法国控制越南为殖民地的企图落了空。但在苏联和中国的劝说下，“越南独立同盟”只控制了北越地区，听凭曾经支持法国殖民统治的越南人逃往南越，直至举行全国大选。美国一直在法国的对越控制中投资颇多，所以此时积极资助南越政府，想要确保全国大选永不发生。 南越地区的所有反抗都遭到越来越血腥的镇压。佛教僧侣自焚以示抗议，前“越南独立同盟”的战士逃往乡间，拿起武器自保。很快，到处都展开了游击战，城镇暴乱不断，政府只能依靠美军不断的支援来维持统治。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向越南派遣了四百名“美军顾问”，在他遇刺身亡时，派往越南的人数已升至一万八千人。1965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岘港，一个月内就有三万多名美军士兵抵达越南，到了年底更是增至二十一万。在此期间，美国空军发动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轰炸战，连续轰炸北越和南越——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年复一年，相信此举必能让解放武装放弃抵抗。 越南战争与朝鲜战争不同：朝鲜战争是一场由常规军发动的战争，北朝鲜的领导人可以随时取消行动。越南战争则是一场反抗压迫性政权的自发战斗，北越的领导人无法轻易地将这些斗士召回、背叛他们，否则其作为全国独立运动斗争先锋的声誉就会一落千丈。 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并没有轻松脱身的良法。美国能够在南北越分界线附近的溪山建立前线营地，并付出巨大代价阻止被南越解放军攻占，但它却无法利用这一营地令周边乡村屈服，最后只能选择放弃。美国能够维持对城镇的控制，但却无法避免于1968年初越南新年差点被越南解放武装的突袭所推翻。美国无法中止其在越南战争中的开支不断升级，令其总军事开支增加了30%，引起美国大企业集团的抗议。最后，随着年轻人反对恐怖的战争和被征入伍去战场上厮杀，美国无法阻止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造成巨大的裂痕。 中国：从“大跃进”到市场经济 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中国的国家形象一直是：在一片广袤的土地上，到处都是面带微笑的农民和欣喜万分的工人，与苏联共建共产主义世界的联合领导人，稳健地向着平和富裕的社会主义前进。 这幅画面出现在全世界数千份左翼力量的报纸中。 但在美国眼中，中国的形象则大不相同。中国是最大的红色威胁，是布满有组织憎恨的一片土地，几亿人盲目听从上层人物的命令埋头辛苦劳作，甚至比苏联更加接近乔治·奧威尔在《1984》中描述的噩梦世界。这幅画面在美国支持越南战争的宣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声称中国试图向南扩张势力，摧毁自由。如果中国在越南取得了成功，东南亚其他国家就将会是中国接下来的目标，将会如同多米诺骨牌般先后倒下，直至“自由世界”中再无安全之所。 实际上对占据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而言，上述两种形象都与现实不符。美国的宣传忽略了苏中关系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日益严重的裂痕。到1960年代初，苏联停止对华援助，撤回了数千名苏联专家，两国在国际会议上互相谴责彼此的政策。 中国政府的宣传则掩盖了国内的阶级分野和大多数人民生活的极端困苦。自1949年接管了中国最大的几座城市后，人民解放军的领袖们为了重建经济而遵循团结所有阶级的政策，包括部分资本家。1950年代初，这一政策让位于工业化规划，以苏联斯大林政府的追求目标为模板，同样致力于完成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成果。许多工业已经在国民党时期收归国有，或者从其前日本主人处没收充公。国家如今接管了余下的大部分工业，但只付给原主人固定的分红（因此在“红色中国”依然存在百万富翁）。控制国家机器的主要都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其中大多还是国民党时期的官员。在地主控制的地区展开了土地革命，但是富农并未被触及。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条件依然与从前一样。 这些措施促进经济取得极大发展——据官方数据显示，1954-1957年间的国民经济，以每年12%的速度突飞猛进地增长。但即便是这样的发展，距离中国“赶英超美”的目标依然相差十万八千里，毛泽东领导集体中的部分人开始害怕，除非采取决绝手段，否则中国将会沦为又一个经济停滞不前的第三世界国家。1958年，不顾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其他领导人的反对，中国政府开始了“大跃进”运动，旨在极速实现工业化。 每个地区都大炼钢铁，导致重工业迅速发展。通过剥夺农民的小块土地，强迫人们加入巨大的“人民公社”，才能填饱数百万新产业工人的肚子。1958年和1959年，“大跃进”看上去进行得非常成功。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每年的工业增长率几近30%，全世界中国共产主义的热情支持者都欢呼“人民公社”带来了新时代的曙光。然而，进入1960年后，残酷的现实便无情地打击了中国。中国并不具备能够养活“人民公社”的技术设施，只是简单地将农民赶到一起并不能克服数个世纪以来各个家庭之间彼此竞争对抗的传统。粮食产量灾难性地巨幅滑落，数百万人饿死。各个地区自建的新兴工业，技术水平很低，效率极低，通过消耗资源对整体经济发展妨害甚大。“大跃进”运动最终变成一场灾难，人民群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仅靠愿望显然无法克服帝国主义近百年间在中国造成的停滞和欠工业化。 中国领导集团以分解毛泽东的权力、回归更加平衡适当的工业化措施来应对当下危机。但是，这一措施很难取得成功。1965年的工业产量比1960年还要低。当劳动力以每年一千五百万人口的速度在增长，每年新增的工作岗位却只有五十万个，两千三百万大学毕业生发现很难找到有意义的工作。[28] 随着问题日积月累，毛泽东身边的领导集团再次感到，只有采取紧急措施，才能打破僵局。这一次，他们相信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承担重任的群体，那就是广大深感希望受挫的年轻人。1966年，毛泽东及其核心支持者们（包括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国防部长林彪在内）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他们认为，中国被掌控着党和国家机构的当权者的“文化”所拖累。这些当权者变得软弱而懒惰。这种趋势已经让苏联走上了“去斯大林化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也会将中国拖回到“孔夫子”的老路上去。因此，年轻人必须对阻碍毛泽东政策的那些人展开激烈的群众批斗才能阻止中国回到老路上，这是年轻人的任务。毛泽东及其核心支持者们关闭了所有教育机构长达六个月，鼓励一千一百万大学生和高中生免费乘坐火车从一地到另一地展开“革命串联”，参加批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绝非无产阶级参加，也绝非一场革命。在学生们举行大规模集会、在全国四处串联的时候，上层人士则期望工人们继续安心工作。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含义在于，工人应当抛弃关注“资本主义”式的奖金、健康和安全等问题，因为那些都是“资本主义经济”才关注的东西，“毛泽东思想”给每个人都提供了十足的建设动力。与此同时，运动中的学生则得到指示，不要干涉部队和警察的功能。这就是一场试图避免将国家弄得翻天覆地的“革命”！ 学生“红卫兵”不仅被鼓励在学校冲破束缚，大肆造反，还要打击那些在他们看来缺乏革命热情者。在上层权力集团中，这意味着将目标锁定在那些在“大跃进”运动中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身上。刘少奇、邓小平及其他人被迫解除职务。在地方上，这则意味着那些多少被视为代表“旧秩序”的几乎没有什么权力的小人物成了替罪羊，如教师、作家、记者、职员或演员等。丧失理性的迫害在许多文艺作品中都得到了鲜活的体现，包括曾是“红卫兵”一员的张戎所著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中的片段，电影《霸王别姬》中京剧演员被批斗的一幕，以及戴厚英关于一群知识分子的小说《人啊，人》。 但是，“文化大革命”并非只是一场丧失理性的大爆发。毛泽东利用的挫折已经足够多。正因如此，他再也无法控制这场他本人发起的运动。在许多城镇和教育机构中都出现了很多彼此存在着争权情况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团体。其中一些团体被地方和党政机关控制。但其余大部分团体都开始吸引年轻工人，开始提出影响广大民众生活的问题，而且在上海还开始参与大罢工。 毛泽东试图阻止这场仅在几个月前才由他发起的运动，他命令林彪领导的军队在各地恢复秩序。此举促使部分学生转而反对整个社会制度。湖南的一个团体谴责“新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其他人的批评则为1970年代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奠定了基础。[29]在广大学生依然坚信毛泽东这一信仰的帮助下，军队的决定性举措终结了“红卫兵”运动。那些通过运动来宣泄情感的人，无论是以一种多么扭曲的方式，如今都付出了沉重代价。数百万人被迫离开城市，上山下乡——据估算，十分之一的上海人被下放。[30] 然而，大众参与的“文化大革命”的终结，并非中国动荡的终结。1971年，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林彪，由于兵变企图被揭穿而突然叛逃苏联，结果乘坐的飞机在中苏边境坠毁。1970年代初，权力集中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将他指定的接班人、已经被贬的邓小平重新拉回了中央班子。毛泽东的妻子和其他三位合谋者（“四人帮”）于1974年曾短暂地控制了政局，再次清洗邓小平及其势力，重提“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语言。不过，周恩来总理逝世引发的规模巨大的人民自发游行纪念显示出，“四人帮”是多么不得人心；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后，“四人帮”立刻被推翻并囚禁起来。 世界上大多数左翼力量都热情地赞扬“文化大革命”。在许多反对美国插手越战的国家里，人民在游行中高举着毛泽东和北越领导人胡志明的画像。《毛泽东思想》这一小红书中被一再引用的领袖经典语录，更是成为社会主义者活动的指路明灯。然而，1972年，随着美军在越南的炸弹攻势日益凶猛，毛泽东在北京与美国总统尼克松进行了会谈；到了1977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政策，而且在一些具体举措上比苏联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做得还要彻底和投入。 西方媒体将这一波三折视为一种疯狂的非理性的结果。到了1970年代末，许多曾于1960年代认同毛泽东思想的左翼力量都同意，是时候该转身了。法国出现了前毛主义“新哲学”学派，认为革命会自然而然地演化成暴政，革命的左派与法西斯的右派一样坏。然而，这二十五年看似毫无理性的中国历史，却有一个简单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中国只是没有足够的国内资源帮助它去成功地追寻斯大林主义强迫工业化的道路，不论其统治者饿死多少农民、如何压榨工人。但对中国而言，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帝国主义掠夺之后，并没有其他容易接受的选项。由于无法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统治者便被那些丧失理性的方案所诱惑。 [1]中国曾是（现在也是）安理会第五个永久成员国。但是，中国的席位曾经被蒋介石的国民党占据，即便在他逃离大陆、在台湾建立起一个对美友好政权之后。直至19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拿回了合法席位。 [2]来自最近揭秘的文件报告，参见1998年10月2日的《卫报》。 [3]戴维·霍洛维茨（DavidHorowitz），《从雅尔塔到越南》（FromYaltatoViernam,Harmondsworth,1967），第70、73页。 [4]伊恩·伯查尔（IanHBirchall），《工人与巨石的抗争》（WorkersAgainsttheMonolith,London,1974），第62页；保罗·金斯伯格，《意大利当代史》，第110-112页。 [5]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日报（NovaMysl）nos6-7，1968。 [6]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Crosland），《社会主义的未来》（TheFutureofSocialism,London,1956），第115页。 [7]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Crosland），《社会主义的未来》（TheFutureofSocialism,London,1956），第115页。 [8]伯顿·斯泰因，《印度史》，第327页。 [9]同上书，第336页。 [10]布莱恩·拉平（BrianLapping），《帝国斜阳》（EndofEmpire,London,1985），第356页。[《帝国斜阳》，钱乘旦、计秋枫、陈仲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1]关于兵变的不同记述，参见阿克巴，《尼赫鲁》，第369页；伯顿·斯泰因，《印度史》，第360页。 [12]阿克巴，《尼赫鲁》，第381-382页。 [13]如今的赞比亚、津巴布韦和马拉维。 [14]布莱恩·拉平，《帝国斜阳》，第106页。 [15]1953年9月28日的《每日电讯报》，引自保罗·富特（PaulFoot），《哈罗德·威尔逊的政治》（ThePoliticsofHaroldWilson,Harmondsworth,1968），第111页。 [16]迈克尔·凯泽（MichaelKaser），《东欧经济史》（AnEconomicHistoryofEasternEurope,London,1986），第9页。 [17]参见迈克·海恩斯（MikeHaynes）与彼得·宾斯（PeterBinns）合写的文章“东欧阶级社会”（EasternEuropeanClassSocieties），文载《国际社会主义》（1979年冬季号）第7期。 [18]M.Jaenicker,DerDritteWeg:DieAnti-StalinistischeOppositiongegenUlbrichtseit1953(Cologne,1964),p.51. [19]关于这些时间的详细描述，参见我的著作《东欧的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sinEasternEurope,London,1984）第六章。 [20]彼得·弗莱雅（PeterFryer），《匈牙利的悲剧》（HungarianTragedy,London,1956），第46页。[《匈牙利的悲剧》，柳公夏译，信达出版社，1971年版。] [21]来自匈牙利官方文件，总结于GyörgyLitván主编，《1956年匈牙利革命》（TheHungarianRevolutionof1956,London,1996），第144页。 [22]最全面综合的文集，参见B.Lomax,HungarianWorkers’Councilsof1956(NewYork,1990)。比较而言的较早文集，包括广播文稿等，参见M.J.Lasky(ed),TheHungarianRevolution(London,1957)。亦见SandorKopasci,IntheNameoftheWorkingClass(NewYork,1986)。关于革命动力的简短描述，参见我的著作《东欧的阶级斗争》第七章。 [23]GyörgyLitván主编，《年匈牙利革命》，第126-127页。 [24]乔恩·安德森（JonAnderon），《切·格瓦拉》（CheGuevara,NewYork,1997），第216页。 [25]杜德利·西尔斯（DudleySeers）主编，《古巴的经济和社会革命》（Cuba:theEconomicandSocialRevolution,NorthCarolina,1964），第20页。 [26]欧内斯特·梅（ErnestMay）与菲利普·泽利科夫（PhilipZelikow）合编：《肯尼迪的录音带：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白宫》（TheKennedyTapes:InsidetheWhiteHouseduringtheCubanMissileCrisi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8）。 [27]戴维·哈尔伯斯坦（DavidHalberstam），《出类拔萃之辈》（TheBestandtheBrightest,London,1970），第78页。[《出类拔萃之辈:聪明人在越战中的错误决策》，齐沛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 [28]JanDeleyne,《中国经济》（TheChineseEconomy,London,1973），第59页。 [29]参见《中国向何处去》（WhitherChina?），译自《国际社会主义》第37期。 [30]JanDeleyne,《中国经济》，第59页。
第八章世纪的午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八章世纪的午夜 “美国梦”的危机 从经济萧条到战争 战争的性质 终极野蛮 希望重生 再次被扼制的希望 “世纪的午夜”是维克多·塞尔吉1939年出版的一部小说的名字。这部小说表达了他对其生活中怀抱的种种希望所经历的事情的感悟，及其对整体人性的感悟。 塞尔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因身为无政府主义者而一直被囚禁在法国，战争结束后他在巴塞罗那参加了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然后前往俄国为革命政府服务，后于1923年在德国为共产国际工作。回到俄国后，他于1920年代中期加入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阵营，因而在早期的古拉格集中营系统中被关了三年。多亏了安德烈·马尔罗等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塞尔吉才得以在1930年代中期流血屠杀开始前离开俄国；在他离开后，他的许多朋友和同志都遭受了残酷的折磨甚至被处决。他的其他一些朋友和同志则落入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手中，同样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和被处决。在西班牙，塞尔吉的朋友华金·毛林在佛朗哥的监狱中服刑二十年；他的另一位朋友、同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的安德烈斯·宁，在巴塞罗那被斯大林派出的特务暗杀。这样或者那样的极权主义在整个欧洲蔓延。 塞尔吉并非唯一一个必须面对这一可怕现实的人。数以千计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奋斗的人士，都发现自己陷入了彼此竞争的国家间的政治阴谋：1940年，德国共产党被斯大林的政策送交到了盖世太保手中；1939年，波兰犹太人躲避逼近的德军向东逃亡，最后却被关进了俄国的古拉格集中营；纳粹德国的难民在英国被视为可能的间谍而被拘禁；逃离共和西班牙的士兵，却在共和法国被扔进了集中营；前往西班牙共和国的俄国顾问，回到莫斯科后却背上“法西斯间谍”的罪名被处决。 作为1917年革命健在的亲历者，托洛茨基象征着所有形式的政府都痛恨的一切。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流放到土耳其，之后先是被激进派政府从法国赶走，后又被社会民主政府从挪威驱逐。就在纳粹接管城市的几周前，他的女儿在柏林被逼自杀。他的一个儿子在古拉格集中营中死去，另一个儿子在巴黎被斯大林的特务毒死。托洛茨基本人则于1940年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出的特务暗杀。对托洛茨基而言，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两者之间的对称再清晰不过：单一执政党、〔极权国家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举行的〕摆样子公审、秘密警察、巨大的集中营，以及对独立思想或独立艺术表达空间的否定。 然而，托洛茨基并不同意今天非常流行的一个观点：“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本质上都一样”，这一观点很容易令人为纳粹寻找被原谅的借口，依据就是他们并不比那些在德国或西班牙的街道上与他们作战的那些人糟糕多少。[1]托洛茨基认为，“对称的”政治结构，主导着不同的社会内容。 托洛茨基相信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工业国有化，某种程度上苏联依然是一个“工人国家”，尽管“官僚化衰退”情况严重。但是，他的这一观点不足为信。如果工人并没有掌控政治制度（正是托洛茨基自己正确地坚称工人没有掌握政治制度），他们就不可能是那些制度下工业的“主人”。他们不过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工人一样遭受剥削而已。1917年革命已经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被扼杀。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托洛茨基坚持认为斯大杯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存在差异的观点就是错误的。斯大林的国家资本主义由一个新的统治阶层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基础上建构起来，这个国家急切地想要在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上与比其更加发达的对手相匹配，致力于在短时间内完成伴随资本主义崛起的“原始资本积累”。这就是斯大林主义奴役、处决、囚禁、驱逐人民，使人民忍饥挨饿的原因。这就是对斯大林的偏执和野蛮的合理解释。 相比之下，纳粹主义是一个成熟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物。德国统治阶级看到，唯一逃脱深刻经济危机的方法，只能是将政治权力交到极权主义运动手上，这场运动建立在被危机逼得走投无路的中产阶级的不理性和狂热的基础之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过程在进行种族屠杀的“最后解决”方案中加速抵达了巅峰——这一解决方案有组织地使用最先进的工业技术抹杀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只因他们疑似属于某一种族。斯大林也将数百万人投入劳动集中营，其中十分之一的人劳作至死。希特勒设立了类似的集中营，但与此同时他还设立了甚至规模更大的死亡集中营，数百万人直接被毒气毒死。这两者都野蛮得令人发指，但它们是不同种类的野蛮，对应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数百万人在斯大林用以维护统治的国家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下忍受痛苦，但是大部分人都活了下来，今天还能再论这段历史。而在希特勒手下，数百万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却是鲜有生还者。“种族灭绝”一词适用于希特勒主义，而非斯大林主义。 当然，对那些在两者暴政中死去的人们而言，这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一区分的确具有更加广阔的含义，尤其是对那些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支持竞争思想意识的人们而言。纳粹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由热衷于其野蛮特征、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狂热，以及膜拜“鲜血和荣耀”的人们组成。在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中，斯大林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则由那些试图隐藏自己对极权主义的依赖、乐于诉诸国家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的人们组成。他们与苏联所需不谋而合，因为他们希望找到一些比资本主义非人性的野蛮更好的东西，并被劝服这些东西在苏联的确存在。 这一点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在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的各种纳粹和法西斯运动，都旨在打破工人阶级组织。相比之下，共产主义运动则试图将为工人利益而斗争（这也正是人民通常加入斗争行列的原因）与捍卫苏联统治者的政策要求结合到一起。他们的领袖试图在这两者之间维护彼此平衡。而这则一次又一次导致灾难性后果，并使斗争最终走向失败——就像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所作所为一样。但是，这与纳粹主义典型的粉碎工人运动的行为绝不相同。 “美国梦”的危机 对自由主义者而言，1930年代中期的确看到了某种希望的信号。那就是在1932年年底举行的美国大选，正值全世界经济危机最为深重之时，带来了全新的民主党国会和一位新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些人当然不是革命者，甚至都谈不上是欧洲那种社会民主派改革者。民主党过去一直是奴隶主的党派，在当时仍是一个由南方白人隔离主义者、北方政界大佬和一些大资本家组成的联盟。 但在1932年年底，美国资本主义和广大美国人民的心情却是最为绝望的。整个美国社会都弥散着一种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不论它有多么非正统，都必须做些什么来恢复经济发展的氛围。国会甚至严肃考虑立法将工人的每周工作时间减少到三十个小时，这一绝望的举动不过是希望能够借此创造更多工作机会。最后，罗斯福动用了紧急时期权力，推行国家调控资本主义的政策。这包括通过联邦储备系统保证银行的资金；利用政府资金收购并销毁部分粮食，以抬高剩余粮食的价格；大兴民用设施建设从而为“劳动营”中二百三十万失业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通过卡特尔要求工业进行某种形式的自我约束，控制产品价格和产量；通过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创造有限的直属国家的产品；甚至还包括任何能让工人们更加便利地组建工会、提高工资的措施，从而刺激消费需求。这些措施实施的速度和大胆程度，令饱受经济衰退之苦的人们激动万分，也令寻找替代法西斯主义或社会革命的其他选择的政治自由主义分子欣喜不已。美国政府推行的举措，看上去似乎与此前政府大相径庭。此前政府应对民众大量失业的措施是派出两万五千名上了刺刀的士兵组成军队，在坐在白色座驾上的麦克阿瑟将军的领导下，驱散镇压失业老兵的抗议活动。罗斯福政府至少看上去是在给人们提供一些工作机会，尽管这些工作的工资低得可怜，工作环境也是惊人的恶劣。 然而，罗斯福的措施既没有什么创新，也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么有效。罗斯福在一个方面依然保持高度正统——他没有利用政府支出来打破危机。实际上，罗斯福削减了老兵的养老金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正如金德尔伯格所写的那样：“扩大就业的财政措施依然有限，因为罗斯福的民主党政府依然致力于对平衡预算担负责任。”[2]他还指出，投资一定会从已经跌落到不可思议的低水平（从1929年的一百六十亿到1932年的十亿）上反弹；等到银行破产达到巅峰，投资确实开始反弹。罗斯福政府的举措使美国工业产量从1933年3月的20年代中期产量的59%，到7月恢复为20年代中期产量的100%，失业人数则从1933年的一千三百七十万降至1934年的一千二百四十万，1935年为一千二百万。许多人都相信，罗斯福的“新政”创造了奇迹，这是一个直至今天依然普遍相信和流传的神话。然而，当1937年的产量终于恢复到八年前的水平时，每七个人中依然有一个人失业。 1937年8月，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深重的经济衰落”，失去了“自1932年以来的半数指数”。[3]钢铁产量在四个月内下跌超过三分之二，棉纺织品产量下跌约40%，农作物价格下跌25%。 经济复苏非常短暂。但因它令工会权利得到些微改善，这次经济复苏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意外后果。它令许多工人拥有了新的斗争信心。加入工会的工人开始增加，尽管工人罢工依然遭到雇主和警察的猛烈打击。在罗斯福新政的前六个月里，镇压了超过十五场罢工，二百名工人受伤，数百人被捕。[4]但是，1934年的三次罢工表明：经济衰退带来的苦难，如何点燃了工人的信心，呈现出自1919年钢铁工人大罢工失败后再未有过的战斗热情。托莱多的汽车流水线装配工人、明尼阿波利斯的卡车司机，以及旧金山的码头工人，以饱满的战斗热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激烈罢工，违抗法院禁令，抵抗破坏罢工的工贼和警察，赢得了辉煌的胜利。而且在这些罢工中，担任领导的都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明尼阿波利斯的托洛茨基派、旧金山的共产党人，以及托莱多激进的前牧师A.J.穆斯特的信众。在几经争论之后，在日益重要的汽车行业，工会主义者开始广泛招募会员，提出建设一个基于整个行业的工会，来取代现有的按照不同技能组织起来的行业工会。 一些主流工会领袖吸取了过往的教训。数年来他们一直在失去会员：工会会员从1920年的四百万跌至1933年的二百万略多；由于会员缩水，导致他们对政府和统治阶层圈子的影响力大幅下跌。如今，有些人看到了重新恢复影响力的方法。在矿工工会领袖约翰·路易斯的领导下，部分会员建立了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IO）组织委员会，致力于重新吸收数以百万计的生产工人进入产业工会。 新的组织形式激发了许多地区的工人模仿带来1934年胜利成果的激进方法。1935年12月和1936年1月，俄亥俄州亚克朗市的固特异和费尔斯通橡胶厂的工人在工厂内静坐，阻止管理层破坏罢工。众多工人纠察队的队员在固特异工厂周边巡逻，以防警察派出的破坏罢工者伺机混入其中。[5]那一年爆发了四十多起静坐罢工。其中规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罢工，发生在12月的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通用汽车公司。在罢工结束前，通用汽车公司十五万名工人有十四万人都投入了战斗，他们要么静坐示威，要么巡逻放哨。与同时期的其他罢工一样，他们也受到了法院禁令的威胁，而且不得不奋起抵御武装警察的进攻。但到最后，当时这家美国最大的制造公司不得不认可工会的存在。当时的工会活跃分子阿特·普莱斯回忆道： 阶级斗争的闸门打开了。“坐下！”的高呼回响在大地上的每个角落。通用汽车公司罢工结束一个月后，十九万三千名工人参与了二百四十七场静坐罢工；1937年结束前，已有近五十万工人拿起了武器……静坐罢工传播到每个行业……包括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工人、商店的销售人员、西联电报公司的邮递员、餐厅和旅馆的工作人员、女帽制造商、装订工人、仓库管理员、玻璃制造工和轮胎工。[6] 大约一百八十万名工人参与了罢工，在委员会的支持下，“妇女援助团”为静坐示威者提供食物，还有乐队提供娱乐节目。1937年年底，工会会员的总人数超过七百万人，比四年前增加了五百多万。 通过挑战普遍存在的个人主义——人人都能实现“美国梦”的神话——以及应对种族主义，这些罢工拥有改变整个美国资本主义体制的潜力。在工会夺取了胜利的地区，它们开始在工人中缔造一种新的集体行动文化——工会在静坐罢工中高声歌唱的“永远团结”就是其形象的总结——并且开始在底特律等城市削弱种族主义。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是美国社会中唯一一个黑人能与白人一起“真正参与”[7]运动的大型组织。 但有一个核心问题阻止了这种潜力的完全释放，那就是工会运动发展时期的主流政治。1936年之前的行业工会主义是“非政治性的”。大部分工会领袖都接受美国资本主义体制是组织社会的最完美方式，与主流政党的本地政客达成了协议。例如，约翰·路易斯就是“政治上的共和党人、经济上的亚当·斯密追随者、自己工会中的独裁者”[8]。新的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领袖认为，与罗斯福及民主党结盟，是推动工会事业发展的途径。 对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发起运动帮助其当选，罗斯福当然表示欢迎，但他却并不准备因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而令同样支持他的资本家感到不安。1937年末，当路易斯在钢铁业发起组织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运动时，这一点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指示四百三十三名全职和兼职的组织者，在三十五个地区办公室发起运动。在通用汽车公司大罢工后，已有许多钢铁公司承认钢铁组织委员会为工会，尽管新加入的成员并不多。但许多大公司依然拒绝承认工会，组织委员会于是在5月末号召开展一场七万五千人参与的大罢工。那些大公司则以曾在1919年钢铁工人大罢工中使用过的所有暴力手段进行回应。它们以“公司的武装暴徒、代理人、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向工人纠察队发起了进攻……十八名罢工工人被杀，数十人受伤，数百人被捕”[9]。组织委员会并未想到工人会惨遭屠戮，因为它相信民主党州长和市长对组织工人运动一直持同情态度。它还“告诉工人，所有实行’新政’的政府官员都是‘劳工的朋友’”，罢工工人应当“欢迎”接受派遣前来的国民警卫队、州警察和地方警察“维持秩序”。[10]当这些“朋友们”以棍棒和子弹向他们发动攻击时，工人们完全丧失了信心。在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州长四十四年来首次宣布钢铁城约翰斯顿进行戒严。州警察重新开放了工厂，将岗哨限制在六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武装暴徒云集工厂。在俄亥俄州的扬斯敦，俄亥俄州长也是民主党人，他的代理人射杀了两名工人纠察队队员。在芝加哥，民主党市长派遣警察镇压罢工，并杀死了十名罢工工人。当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领袖向罗斯福寻求帮助时，罗斯福却宣称：“你们双方都该死。”[11]工会最大的组织运动被击溃，随着经济陷入新一轮衰退，工会运动日益下滑。 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在最初二十二个月的发展中累积了大批会员，但在接下来两年却只吸收了四十万会员。1939年的罢工次数只有1937年的一半。工会领袖越来越倾向于与雇主合作，限制工会会员的运动激进程度。在汽车产业工会，甚至试图严禁发表任何未经领袖许可的文章和言论；在新成立的钢铁行业工会，五年间从未进行过选举。1934-1936年间自发的基层战斗，让位于上层领导的紧密控制。 许多活跃分子试图抵抗这股潮流。但就像在法国和西班牙一样，他们的努力由于共产党的行为而饱受阻挠。在1934-1937年的战斗中，共产党担起了领导角色，与许多工会活跃分子一道在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发起的工会运动中担任组织者的重要角色，他们的勇气和胆量吸引了许多新成员加入战斗。在1935年之前，共产党坚称罗斯福是一位资产阶级政客，“新政”是一场骗局；但在那之后却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欢迎罗斯福和推行“新政”的民主党人实行他们自己的“人民阵线”政治。共产党与工会领袖一并传播这些政治家角色重要性的假象，并限制那些可能会打破与民主党人舒适关系的广大工会主义者。这种举动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始终如一，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希特勒-斯大林联盟”时期曾被短暂打破过。它帮助工会领袖对大多数工会建立了官僚体制控制——他们将会在1940年代利用这种控制，摧毁所有共产党的影响。 这种行为产生了深远的意识形态影响。作家、艺术家、电影制作人和音乐家，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被华尔街大崩溃和经济衰退撼动了根基的社会。所有旧日的价值观都遭到质疑，因为统治阶级暂时失去了发展的方向，包括广大中产阶级在内的人民群众则不再信任统治阶级。从1934年起，罢工运动和工联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一整套新的价值体系。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高雅艺术和文学上，也体现在通俗音乐和好莱坞梦工厂制作的大众文化上，大众文化此时正在开始统治全球。 多斯·帕索斯、理查德·赖特、拉尔夫·埃里森、达希尔·哈米特和约翰·斯坦贝克等作家的作品；查理·卓别林、约瑟夫·洛塞、尼古拉斯·雷、伊利亚·卡赞和年轻的奥森·威尔斯等电影制作人的作品；艾伦·科普兰、伍迪·格思里、保罗·罗伯逊、迪兹·吉莱斯皮，甚至是年轻的弗兰克·辛纳屈等音乐家的作品，都反映出这些趋势。但是，随着“新政”的推行，不同意见的思潮也得到了回归主流的机会。他们在联邦政府项目中得到工作机会，在新闻杂志和广播节目中得到发挥空间，在好莱坞电影中得以发声露脸。“新政”民主党人将知识分子与管理新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工会的官僚们同等看待，视为可以帮助他们用一种新形式对整个社会进行剥削的同一群人。 在1936年之前，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抵御了这一诱惑，在他们的目标和罗斯福的目标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重点在于“无产阶级艺术”，因为它所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都涉及工人阶级运动和工人阶级听众。一旦共产党开始支持罗斯福，“无产阶级艺术”就发生了变化。它不再试图引导知识分子自发的激进行动来推翻社会，而是在现存社会体制内部施加压力。这一思路的一个方面就是，采用右派传统上使用的词汇“美国精神”（Americanism）——党的口号变成“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美国精神”。另一方面就是鼓励富有同情心的作家和电影制作人，采用温和的中间姿态发展事业，在好莱坞收获影响力。这削弱了许多激进左派艺术家的力量，鼓励他们简单地选择向主流好莱坞文化或流行歌曲出版界作出让步。 1930年代初最有才华的小说家之一詹姆斯·法雷尔指出， “新政”的文化氛围（它在1930年代的美国蔓延，战时的许多电影、广播剧和小说都是明显例证）帮助缔造了一种普通人的伪民粹主义文学。这种新民粹主义艺术和文学强调“美国精神”这一概念是团结所有种族、教派和阶级的方法。这些文学并非深入而尖锐地描写阶级差异的文学……而是普遍强调并感伤于“普通人是人”这一主题；同时它也采用富人也是美国人这一主题，以及他们也像普通人一样这一主题。[12] 共产党对罗斯福的拥护，同时也导致像拉尔夫·埃里森的小说《隐形人》中黑人英雄的反应。当党派（明显伪装成“兄弟会”）告诉他必须抑制哈莱姆的黑人斗争，因为“我们与其他政治团体达成了暂时性的同盟，兄弟团体的利益必须为了整体利益作出牺牲”[13]时，他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了。埃里森和赖特等作家的幻灭，令许多后来的黑人活跃分子认为，社会主义者不过是另一群利用他们的白人。与此同时，经历过幻灭的白人知识分子通常都开始相信，社会主义者与其他政治团体一样懂得操纵人。有些愤世嫉俗者甚至反过来支持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反共产主义的迫害运动。 无论如何，随着“美国梦”通过流行音乐和电影迷惑了整个世界，挑战“美国梦”这一神话的思想潮流，也就按照与削弱美国工人运动几乎相同的方式被截断。 从经济萧条到战争 经济萧条导致国家之间和阶级之间产生了紧张的情绪。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在寻找以消耗国外竞争对手为代价，消除加诸己身压力的方法。几乎每个国家都试图通过本国货币贬值和提高关税壁垒的方法来扩大本国产品的销售。普遍的趋势就是朝向“自给自足”发展：在一国境内尽可能多地生产产品。 国家比从前更多地（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直接参与经济活动：通过强迫关闭低效的公司来实现产业合理化，建立直接隶属国家的某些产业部门从而提高其他部门的发展前景。就连英国保守党的“国民”政府，也将电力供应、国家航空和煤矿开采权收归国有。 在拉美和欧洲部分工业化欠发达国家，这一进程更加深入。巴西的瓦尔加斯“平民主义”政府，以及后来阿根廷的皮隆政府，都建立了大型国有经济部门。波兰的右翼政府制定了长期的经济计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成立了国营公司，试图抑制世界经济危机给意大利带来的冲击。 然而，在尝试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支撑各个国家的资本家群体，与所有资本家都想超越各自国家狭义的边界获取资源的愿望之间，却是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唯一能够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扩大国家控制的领域范围。正式的帝国及其非正式的“影响范围”变得非常重要。“自给自足”指的是主要强国主宰的“货币区域”，这些区域包括美元区、英镑区、黄金区（以法国及其帝国为中心）、马克区，以及苏联的货币区。1932年，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指出， 每个国家都努力在其他国家资本家的入侵令人感到愤恨的地方扩大自身的影响范围。美国有时会通过海军封锁阻止欧洲各国在拉美收取债务……与其相似，欧洲各国争夺非洲、近东地区，以及间接地通过经济、财政和军事资助来控制巴尔干各国的长期斗争（依然还没有结束），则是一份外国资本渗透导致的国际冲突和摩擦的记录。[14] 影响的范围并不对称。英法美苏的统治者各自掌控着广袤的地区。德国这个欧陆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则没有殖民地，并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凡尔赛和约》的列强强行赋予的狭窄国界所限制。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危机的结果就是导致德国的大工业积极行动起来，想要打破《凡尔赛和约》加诸德国身上的束缚。他们希望德国能够收回一战时丢掉的波兰领土，吞并讲德语的奥地利邦国和捷克边境土地（即苏台德区），在欧洲东南部恢复德国的霸权。希特勒的胜利不仅是资本家击败工人的胜利。它也是那些希望通过武力扩张同时削弱其他强国的方式来解决德国资本主义危机的力量的胜利。 德国的主要工业团体或多或少都愿意并同意彼此协作努力，接受日益集中化的投资分配、国家控制外贸，以及国家分配原材料。一位重要的资本家蒂森（他是第一批资助希特勒的资本家之一）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结果其财产被纳粹党强行没收，被迫逃亡海外。其他资本家则继续并始终与纳粹保持着高度有利可图的合作，直至1945年德国军队彻底垮台。 建立在军国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自给自足经济，反过来则鼓励武装扩张。军工业需要原材料和资源。纳粹政权依然记得1918-1920年革命起义的近期回忆，不愿向德国工人施加太大压力。虽然延长了工作时间、加大了工作量，但它也试图增加消费品的产量，从而降低工人和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的中产阶级的不满情绪。[15]唯一能够获取资源的方法就是夺取更多的土地。奥地利的农业产量、捷克土地上的军工业、阿尔萨斯-洛林的铁矿和钢产量、波兰的煤炭，以及罗马尼亚的石油，可以填满德国经济的鸿沟——与此同时，这些土地上的工人收取的报酬则要比德国工人低很多，并能忍受奴隶一般的劳动环境。大工业需求与纳粹思想之间在一个方面趋于一致，那就是“生存空间”概念（指国土以外可以控制的领土和属地），以及“非德意志裔的下等人”概念。 东亚的日本釆取了与德国同样的方法。日本将中国台湾和朝鲜占为殖民地，并在实质上控制了中国北部的广袤领土为租界。1931年，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继而在1930年代末，在军事政变后组建而成的东京政府的授意下，日本大举入侵中国，并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帝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荷属东印度群岛，英属马来西亚、婆罗洲和新加坡，法属印度支那，以及美国控制的菲律宾。 相比之下，墨索里尼控制的意大利，则在较小规模的范围内寻求扩张意大利的殖民帝国，在原有的索马里兰、厄立特里亚和利比亚基础上夺取埃塞俄比亚，并希望能有机会夺取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以扩大帝国版图。 已经成熟的帝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美国，对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感到迷惑。这些帝国之间的利益并不相同：英国和法国正在为了争夺中东霸权而相互排挤；部分美国统治阶层热衷于取代英国成为掌控世界的霸权国家，并已在盛产石油的沙特阿拉伯地区确立了决定性的影响；法国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在东欧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拉拢同盟，借此转移德国望向法国边境那虎视眈眈的觊觎目光。上述国家的统治阶层中，都有势力强大的群体，将纳粹主义视为可以合作的积极联盟，让后者去屠杀国际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和左翼力量。此时他们将苏俄而非德国、意大利或日本视为敌人。西班牙内战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藐视“不干涉”协议时，西方“民主”国家的统治者表现出默许之态，因为佛朗哥对他们的帝国并无威胁。 意大利在1935年进攻埃塞俄比亚时就利用了西方国家的这种情绪，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进攻华北时同样利用了这种情绪。1938年，这次轮到了希特勒。当希特勒于3月吞并奥地利，继而在夏天要求得到捷克边境德裔居住地时，英法两国的统治阶层感到没有任何理由冒着引发战争的危险去反对他。 希特勒是一个冷血的种族主义精神病患者，他有很大的野心：建立一个种族“纯净”的德国，让德国成为欧洲的中心，拥有统治世界的力量。但是，希特勒1930年代末的策略在德国资本主义看来却是合理的。他十分实用主义地试探了其他帝国能够允许德国扩张势力范围到何种程度。 希特勒与斯大林秘密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同意瓜分波兰后于1939年夏天进攻波兰，此举展现出同样的合理性。希特勒知道德国没有发动且维持数月全面战争的资源，但他认为英法给予波兰的支持决不会比给予捷克更多。毕竟，英国政府就在近期的1938年12月还承认波兰应当成为德国的卫星国，而且英国军方大多数人的意见都认为波兰无法防守。希特勒知道自己几天内就能征服这个国家。同时他也相信，如果英法出面干预，他也能迅速击败法国，然后只要他承诺不会撼动英法帝国，英法两国的统治者就会立即与他进行和谈。 希特勒唯独算错了一件事。在英国统治阶层中崛起了一股新生力量，这股力量以两位强硬的帝国主义者温斯顿·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为核心，他们认为德国在欧陆的统治对大英帝国是一个重大威胁。例如，旧日德国的霸权梦通过巴尔干半岛延展到中东地区，威胁着连接英国与其印度属国之间的油田和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希特勒的举动令其他人也开始感到恐慌，从而给予英法足够的压力在德国突袭波兰之后向其宣战，并在九个月后也阻止了英国政府接受德国对欧洲的征服。 希特勒其他方面的算计都一一变为现实。法国统治阶级，以及英国统治阶级中的一些重要成员，都不情愿地加入了战争。他们根本没有作出什么实质性举措来帮助波兰人——尽管他们后来确曾出于自己的目的疏散了一部分波兰军队。在接下来的1939年至1940年的冬天，英国忙于支持由德国扶持的芬兰政府与苏俄作战。由此德国得以利用“虚假战争”时期，为其穿越荷兰和比利时进而突袭法国的“闪电战”做好准备，目标在于在德国有限的资源耗尽之前击败法军。 希特勒预期对法战争必须釆取“闪电战”才能夺取胜利的策略无疑也是正确的。1940年5月，只用了两周时间，德军的突袭就打破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联军”的背后防线，迫使英军在月底之前从敦刻尔克撤退；德军于6月14日占领了巴黎。 德军的胜利是墨索里尼加入德军阵营作战的有效刺激，使希特勒毫无争议地得到了西欧和中欧的控制权。在发动下一轮进攻之前，希特勒可以等待更好的时机，尽管德国空军在对南英格兰发动的“不列颠之战”中表现糟糕，令德军入侵英国变得困难重重。就在德国占领法国一年后，希特勒作出了一个不同的选择，他决定集中其绝对优势兵力向苏联发起“闪电战”，希望在冬天结束之前轻而易举地拿下苏联。 战争的性质 欧洲和北美的左翼及自由主义观点，将这场战争视为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一场战斗。在英国，这一观点由《每日先驱报》（工会拥有一半所有权）、《每日镜报》、《标准晚报》（由最热切的帝国主义者比弗布鲁克拥有，但很快就由工党左翼分子迈克尔·福特掌握话语权）、左翼自由主义的《新闻纪事》等报纸，以及最流行的图片杂志《图画邮报》来传播。直至今天，这种观点依然是大多数人认同的传统观点。例如，霍布斯鲍姆在他所著的20世纪历史中，称这场战争“在19世纪会被称为‘进步和反动’两方之间爆发的战争”[16]。 然而，这并非推动盟军方面领袖人物的主要动力。要求毫无保留和阻碍地开战的丘吉尔，与乌姆杜尔曼（苏丹中部城市）屠杀时期的丘吉尔是同一个丘吉尔——他曾于1910年派兵射杀罢工矿工；曾在英国控制的伊拉克命令英国皇家空军使用毒气弹镇压反抗的库尔德人；曾经盛赞墨索里尼。丘吉尔于1930年代攻击保守党政府允许印度少数地区组建地方自治政府，在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坚持绝不对大英殖民地内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作出任何让步，尽管此举可能会对英国赢得战争助上一臂之力。丘吉尔宣称：“我不是监管大英帝国解体的首相。”丘吉尔在雅尔塔告诉罗斯福和斯大林：“只要我还有命在，就决不允许英国的主权发生转移。”[17] 加入“反法西斯”联盟的第二大强国的领袖斯大林与丘吉尔一样，既非民主主义者，也非自由主义者。斯大林屠杀了大部分曾经参与革命、曾经见识过集体化的恐怖，以及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大饥荒的布尔什维克。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达成秘密协议，瓜分波兰，重新夺回对波罗的海共和国的控制权，这片土地于1917年在布尔什维克的允许下宣布独立。这并非只是外交上赢得时间的权宜之计，因为协议中的确包含将流亡苏联的德国共产党员移交给盖世太保，以及向德军提供战争物资等实质内容。1941年6月，在忽视了情报机构和柏林大使馆关于希特勒企图的警告之后，面对德国的入侵，斯大林不得不向其宣战。面对德军入侵最初几周苏军连连败退的情势，斯大林感到十分恐慌，试图通过思想上倒退回1917年之前的大国沙文主义来巩固他的地位。他赞扬征服了沙俄帝国非俄罗斯裔人民的俄罗斯将军，将反抗希特勒的战争宗教化为“伟大的爱国战争”而不是“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许多非俄罗斯裔民族主义者为斯大林转向沙文主义付出了惨痛代价。斯大林驱逐了诸如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以及距离中亚和东亚数千英里的伏尔加德意志人。 第三位“反法西斯”领袖是罗斯福。在参战前，美国政府遵循了利用机会建立“非正式”美帝国、使欧洲帝国相形失色的政策。历史学家A.J.P.泰勒这样解释道： 1941年3月，罗斯福通过了《租借法案》，这可能是战争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政治举措。美国成为“民主的兵工厂”，而且不问回报。不过，换取美国的援助依然要付出重大代价。美国政府剥夺了大不列颠的黄金储备及其海外投资。他们限制了英国的出口，美国商人得以进入此前由英国商人掌控的市场。[18] 英国外相安东尼·艾登后来曾坦率地抱怨，罗斯福希望前殖民地“一旦从主人那里得到自由，就从政治上和经济上依赖美国”[19]。 殖民帝国在远东的争夺，令美国直接投入战争。日本急切地想要在损害其他殖民帝国的情况下（那些殖民帝国的实力随着战争进程而受到极大的削弱）去扩张自己帝国的领土，它开始从中国向南推进到法属印度支那。但是，美国在印度支那拥有自己的利益。它控制着菲律宾，将依然在中国西南坚持抗日的蒋介石，视为对美国资本表示友好的代理人。在中间人出面代表美国与日本协商划分势力范围的尝试失败之后，美国封锁了日本进口急需原材料的一切通道。日本则以偷袭停靠在珍珠港的美军舰队来进行回击，想要除掉日军向南夺取法属、荷属和英属东南亚殖民地的主要障碍。 普通民众奋起反抗纳粹的动机，与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等人大为不同。他们真心憎恨法西斯，尤其是当大众媒体通常第一次解释了法西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三大领袖”无法避免地利用了这些民众的态度。1940年夏，丘吉尔一派的统治阶层感到十分绝望。英军丢掉了大部分军事装备，它（错误地）估计将会遭遇一场难以抵御的入侵，一半的统治阶层支持与希特勒签订和解条约，而其中的条款令丘吉尔一派感到异常屈辱。丘吉尔一派能够在政治上存活下来的唯一途径就是向工党和工人运动倾斜。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因此当上了副首相，最重要的工会领袖欧内斯特·贝文则负责监管战时经济中的劳工需求。如果不是抛弃了战前托利党的帝国主义阶级战争辞藻，就无法将这样的政府凝结在一起。相反，新政府谈论的是“自由”“民主”和“民族自决”。除此之外，政府还不得不利用定量配给方法来分配稀缺的食物供给（这的确改善了部分穷苦工人的餐饮，虽然富人依然锦衣玉食），承诺战后对社会福利制度作出大幅改革。正如冉冉升起的保守党新星昆廷·霍格（后来的海尔什姆勋爵）承认的那样，如果政府不给予人民一定程度的“改善”，人民就会冒险“革命”。 美国也进行了类似的考量，政府使用了反法西斯和反帝国主义的语言（以及埃莉诺·罗斯福为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事业发声），好莱坞则遗忘了自己在战前对诸如卓别林的《大独裁者》等反纳粹电影的厌恶。 甚至是在苏联，战争岁月中的恐怖主义似乎也有所减轻，虽然少数民族依然被大量驱逐。至少在知识分子界，产生了一种战后一切都将会变得不同的短暂感受——这种感受贯穿瓦西里·格罗斯曼以斯大林格勒和希特勒死亡集中营为主题的巨著《生存与命运》始终。 然而，统治者们的动机与人民的动机依然迥然不同。这一点从战争的进程就可以看得出来。从1940年春巴黎陷落到1943年盟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英军所进行的大部分战斗都发生在非洲北部。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丘吉尔决心将这一地区紧紧攥在自己手中，以保卫苏伊士运河和该地区的油田。他不仅担心德国，同样也在提防美国，这一点反映在丘吉尔与罗斯福在沙特阿拉伯问题上进行的激烈的外交争夺上。 丘吉尔执著追求在地中海地区建立英国霸权的梦想，导致他作出了入侵意大利的决定。当大部分重要战役都发生在苏联西部时，他拒绝了苏联和美国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请求。相反，丘吉尔声称，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组成了“欧洲柔软的腹部”，最易受到攻击——尽管那里的高山地形势必意味着血腥的战斗和极慢速度的进军。 丘吉尔拒绝承认印度独立，这意味着，在1942年决定性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正在打响的关键时刻，数千名英军却在印度残忍地镇压民族起义，而不是投入与纳粹的作战之中；这也意味着，一支由印度人组成的“自由军”却在与日本人并肩作战。此举同时也给孟加拉带来了一场饥荒，饿死了三百万人民。 斯大林希望能与希特勒瓜分东欧的野心，令他蒙蔽了双眼，忽略了德国对苏联的威胁，因此苏军在1941年德军发动突袭时毫无准备。为了使苏联在势力范围内再增加新的属地，当德军于1941年在华沙镇压波兰人民的起义时，斯大林下令苏军退后。直到城市被摧毁，苏军才跨过维斯瓦河控制住了局面。 遵循同样的思路，尽管日本政府已经露出种种投降的征兆，美国政府依然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此举能够逼迫日本在苏联军队迅速穿越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之前投降，不给苏联任何插手战后日本事务的实权。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也以最恐怖的方式展现出美国实施全球统治的能力。 这三个大国的所作所为，使得希特勒更容易在德国维持自己的控制力。它们将所有德国人而不仅仅是纳粹视为敌人。英国高级官员罗伯特·范西塔特制订计划，打算摧毁所有德国的工业，将其变为一个贫穷的农业国。英美空军遵循在平民区地毯式投放炸弹的政策，毁灭性的爆炸令汉堡、科隆和德累斯顿（一座毫无军事重要性或战略意义的城市）的十万平民死于烧伤和窒息。在苏联，小说家爱伦堡透过广播宣传，号召人们“杀死德国人！杀死德国人！杀死德国人！”类似这样的方式根本无法鼓动德国工人起来反对其统治者，反而只会使得希特勒更容易维持德军直至战争的最后一刻。 终极野蛮 德国统治者的野蛮毫无异议。他们占领西欧的举动十分野蛮，他们在占领波兰、进攻苏联时十分血腥，他们对待欧洲犹太人的残忍手段更是达到了人类20世纪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恐怖巅峰。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弄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纳粹在西欧和大部分东欧的政策，受到两个主要考量的驱使：以尽可能少的军队持续控制占领国，最大限度地向德国输送粮食和军用物资。实现这些目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与本地政权联手使其按照德国的意愿做足准备工作，利用本地警察铲除反对派，监管粮食和货物的运输。这并不难实现，因为欧洲大部分统治阶层都认为，与革命或者持续战争造成的财产损失相比，德国的占领并没有那么罪恶。甚至就连那些从原则上反对德国的群体，也看到了从为德国人工作中可以谋利的实际好处。 劫掠被占领国家令德国资本主义得以利用欧洲大部分的劳动力，在维持德军作战的同时又获取了利润。同时这也使德国避免了过于猛烈地打击他们最惧怕的工人力量——德国工人阶级曾在1918-1923年间掀起革命，危及国家政权（尽管德国工人几乎很难被描述为“享有特权”，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在战争期间一落千丈，而且他们还被征兵派往苏联前线，那里的死亡率极高）。德国资本主义能够依靠被占领国愿意协作的政客和商人去让他们自己的工人遵守统治秩序，因而无需配备昂贵的德国警力尽管他们不得不声称“这样做是为了安抚德国人，否则一旦德国人再回来，局面只会变得更糟”。这是完美的“分而治之”策略。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问题开始显现出来。向德国运送物资的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了被占领国的工人身上。最终他们只能得到维持生存每日必需能量一半的食物。他们变得越来越愤怒，尤其是因为他们冒着被征用派遣到德国如同奴隶般做工的风险，而他们的统治者却与侵略者和平共处。在被占领三年后，爆发了罢工运动，工人逃往偏远地区以躲避征兵，有组织的反抗行动日益增加。德国对此作出的回应是，不断增援军事占领当局——它不必非得由效忠的纳粹组成，而是由盖世太保等纳粹组织组成，后者不遗余力地使用暴力手段。在法国、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匈牙利等国家，希特勒日益依赖本地法西斯和纳粹团体，这些团体执行狂热驱逐犹太人的政策。通过推行本地反犹主义传统，纳粹将部分人民的痛苦转移到替罪羊犹太人身上，将犹太人的家和物品作为贿赂提供给本地协作者。 对波兰的占领，遵循一种与众不同甚至更加激烈的方式。纳粹致力于消灭这个国家，将西里西亚西部土地合并到德国境内，将非德意志裔人口驱逐出境，同时将波兰中心地区作为“劳动力后备军”始终置于军事控制之下（1939-1941年波兰东部置于苏联统治之下）。这意味着清算旧日波兰的传统领袖。与德国合作的波兰人有数千人，但他们在德国人的监督下做着公务员的工作。纳粹警察拥有生死大权，他们也不遗余力地利用这种权力。正如加布里埃尔·科尔克指出的那样，“纳粹在波兰的恐怖统治，从一开始就是压倒性的和反复无常的”，“在城市里，生活完全缺乏可预见性，随时都有迫在眉睫的危险”。[20]五百七十万人（占总人口的16%）丧生。这些人中有一半是犹太人，他们于1939年被赶到拥挤挨饿的犹太人贫民区，继而从1942年开始被遣送到死亡集中营。犹太人贫民区的设立，符合统治波兰就是为了掠夺它的目标——而波兰人（后来的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遭受痛苦，就是为了保证德国能够得到充足的食物和劳动力补给，战前的偏见被利用来将他们的部分痛苦转移到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身上，而犹太人遭受的苦难实际上比他们要更加深重。这样做是沿循了古老的“分而治之”策略。但它同时也符合纳粹党血腥的种族主义神话。德国占领军（雅利安）被告知自己是雅利安人的后代，波兰人是下等人，而犹太人则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是必须要从欧洲抹去的外来族群。 德国于1941年夏天进攻苏联（代号“巴巴罗萨”），将恐怖提升到更高水平。前进的德军就像在波兰一样开始摧毁敌国的结构，但是这一次的范围更加广泛，波及地域也要更大。这一切还伴随着纳粹党卫军在后方的活动，刺杀所有共产党代表和一切与“犹太-布尔什维克”有关的人员。 有史以来第一次，集体屠杀成为战争的内在组成部分。但这依然是号称具有军事功能的集体屠杀——阻止支持苏联的力量集结起来进行游击战和破坏活动。所以首先惨遭毒手的犹太人，都是处于战斗年纪的成年男性。 德军并没能像希特勒期待的那样成功突进莫斯科，征服苏联。德军被困在冰天雪地的中欧平原，此后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遭遇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最血腥的战斗。最初的“巴巴罗萨”军拥有三百万士兵。到了1945年，德军在东部战线的伤亡已达六百万，苏军方面的死亡则达到一千三百万，另有七百万平民丧生。[21] 德军面临的困境是他们的司令官万万没有想到的，也因此毫无准备。战争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嗜血，残暴的士兵默许（如果不是主动加入的话）对俄罗斯人和犹太平民进行大屠杀，借口是他们可能会帮助抵抗运动。资本主义战争缔造出这些事件发生的环境，而就其骇人听闻的恐怖标准而言，这一切依然是合理的。这种氛围使纳粹领导者得以实施即使以上述标准来看也极不合理的政策——秘密灭绝欧洲所有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党卫军别动队在屠杀成年犹太男性的同时也开始屠杀犹太妇女和儿童：1941年9月，他们在基辅附近的娘子谷屠杀了四万三千名犹太人；此时的德国将军们依然期待能够收获一场速胜。在1942年1月的万湖会议上，十四位纳粹党和德国的核心领导人物聚集一堂，正式确定了对待犹太人的屠杀政策。他们启动了一套精密的机制，在德国控制的欧洲，用来确认每一个拥有犹太血统的人（大约五百万或六百万人），将他们成批扣留，然后将其遣送到几百英里外伪装成“定居点”的特殊集中营中，劝说他们进入其实很快就会释放毒气的特殊大楼，接下来处理犹太人的尸体，如同他们不过是工业装配线上冷冰冰的部件。 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或战争需求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无疑是疯狂的和不合情理的。许多遇害的犹太人都是熟练工人或职业人士，他们本可为战时经济出力，或者为德国创造利益。然而，实际情况正相反，他们在被杀之前被迫进行劳动，而他们所从事的奴隶般的劳动与他们的技能并不匹配。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从欧洲的一端被遣送到另一端，此举严重阻碍了铁路线的运输，占用了运送军队、武器和工业部件本就极度匮乏的铁路车厢。原本可以更加有效地实行战时各项计划的政府机关人员，不得不被运输犹太人占去大量精力。然而，这项工作却一直持续着，日复一日，直至战争终结。 这一行径甚至在意识形态思想方面也显得荒谬：犹太人原本是转移德国大众注意力、代替政府承受民众因饱受战争痛苦而所生愤怒的替罪羊。但是德国民众并不知晓这项行动，犹太人全都是被秘密地处决。肯定有数千人知道犹太人大屠杀的相关细节。而且还会有更多人怀疑正有什么令人不快的事情在发生，不过他们却故意不去想这些。[22]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赢取德国民众支持政权的方法。 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纳粹领袖多年来已经发现，虽然他们可以利用长久以来在德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反犹太人情绪，但是这种利用也是有局限的。例如，1938年11月在“水晶之夜”，冲锋队使用暴力手段袭击犹太人的商店和商业时，他们发现这种举动实际上引起了民众的广泛敌视。许多原本从整体上不认同犹太人、责备犹太人的人们，也不愿看到他们认识的人遭受痛苦。虽然反犹主义思想广泛存在，但同时也有一批挑战反犹主义思想的思潮存在。这就是犹太裔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领导（从马克思到罗莎·卢森堡）能够得到数量庞大的德国工人效忠的原因，尽管也有一些工人受到了反犹主义传统和宣传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审视魏玛共和国末期的纳粹宣传时可以发现希特勒无法只依靠反犹主义的原因，他还必须时不时地压制反犹主义以获得更多支持。甚至是在纳粹掌握实权、镇压公开挑战反犹主义思想观点之后，他们也发现，将注意力集中在降低失业率、致力于废除《凡尔赛和约》、将希特勒的形象打造为国际人物上，其实可以从民众那里收取更好的效果。 反犹主义非常重要之处在于，它将纳粹党的内在核心力量冲锋队和党卫军紧密团结在一起，并且不断地激励他们，保证他们一直处于积极主动的状态之中，防止他们陷入懈怠和保守。正是这种荒谬的想法鼓动他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冒险面对左翼势力，一旦“第三帝国”建立后就积极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对他们来说，犹太人是造成德国不幸的最大敌人。随着德军东进，消灭犹太人被视为保卫被征服领土的唯一方法。甚至是在1944年末和1945年初德军即将战败之时，杀死犹太人似乎仍能令德国人感到赢得了战争。 德国统治阶层需要抱有如此疯狂观点的人们来应对1930年代初的危机。他们的疯狂为统治阶层提供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征服工人阶级组织，进而还能令德国维持欧洲霸权。作为回报，纳粹得到许可去实现他们疯狂的幻想：他们消灭了超过六百万的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残疾人。军工企业克虏伯和化工企业法本公司等大公司，很高兴可以帮助组织死亡集中营，使用集中营的奴隶劳役，尽管种族灭绝从经济角度来看毫无理性可言。罗莎·卢森堡曾经预言：社会主义的替代是野蛮，纳粹主义就是这一预言最可怕一面的实现。 希望重生 年轻的英军上尉丹尼斯·希利于1945年向工党会议汇报了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欧洲地区的情况，他刚刚从那里返回英国： 每个国家的上层阶层都自私自利，腐化堕落，荒淫放荡，颓废衰败。这些上层阶层希望英军和英国人民来保护他们免遭在过去四年间始终坚持地下反抗运动的人们的怒火焚烧。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不可能发生的。[23] 战争并非简单地带来恐怖和绝望。战争期间，它还在那些战败者和士气低落者中间产生了连锁反应。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似乎预示着革命变化的抵抗运动。 除了波兰和苏俄，希腊是二战中遭受苦难最多的国家。它先是被意大利占领，继而又被德国占领，导致其全国人口有十分之一丧生——其中一半都是饿死的。[24]抵抗组织最初自发出现，后来结成了松散的全国性组织“国家社会解放组织”（EAM-ELAS），对乡村地区行使着日益有效的控制，威胁着德军的交通线，拖住了数千名德军。当德军准备于1944年末向北撤退时，解放运动似乎注定将要控制整个国家。君主制的右翼独裁统治遵循亲纳粹政策，一直维持到1940年意大利入侵。主要的抵抗力量希望终结君主制和旧统治阶层，很高兴看到希腊共产党在“国家社会解放组织”中担任主要角色。 在意大利，工业家和地主于1920年代帮助墨索里尼上位并一直与其政府合作，直至1943年夏天意军惨败，失去了海外殖民帝国。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只有共产党零星集结了地下反抗组织；社会党的支持者虽有抵抗，但是范围更小也更加松散，他们试图维持某种程度上的全国组织。伊尼亚齐奥·西洛内的小说《面包与酒》，就描写了一位地下社会主义者绝望地试图建立联系网的故事，反映出那个年代的艰难困苦。第一次公开反抗出现在1943年3月，都灵的罢工迅速蔓延成潮，遍及整个意大利北部，尽管要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参与罢工的工人依然达到十万人。导致罢工的直接原因来自飙升的物价和被轰炸后的灾难给人民造成的直接困难。但是，少数依然记得1918-1920年斗争的共产党武装分子，站在了反抗的最前线。墨索里尼对法西斯领导们说罢工使他的运动倒退二十年，希特勒则提出疑问：怎么能够容许这样的违抗发生？[25]实际上，罢工不过显示出战争造成的这场社会危机令众多中低产阶级陷入贫困，而经济衰退本身就会令政权无法持久。 截至英美联军于7月初登陆西西里岛并开始非常缓慢地向北推进，大多数上层阶层都担忧政权危机也将吞噬他们。他们认为，唯一能够保住他们手中权力的方法，就是抛弃墨索里尼，与英美和谈。“法西斯大委员会”中墨索里尼最亲密的战友们也是这样想的。在英美登陆两周后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上，“法西斯大委员会”投票通过，让墨索里尼交出权力。第二天，曾于1922年将大权交给墨索里尼的同一位国王，起用1935年劫掠埃塞俄比亚的意军司令官巴多利奥元帅取代了墨索里尼，并将墨索里尼软禁起来。 人们蜂拥上罗马的大街小巷，欢庆法西斯主义的噩梦终于结束。不过他们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巴多利奧政府与德国的同盟又维持了一个月，在此期间它则秘密与盟军进行协商。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使用武力镇压示威游行，在巴里广场射杀了二十三名示威者。政府的举动令德军得到喘息的时机，最终倾兵意大利。当巴多利奥政府最终宣布与盟军达成协议时，德国已经占领了那不勒斯以北的意大利，迫使当局逃离罗马。德军士兵解救了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建起了一个傀儡政府（史称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又称萨洛共和国）。 德国的占领激起了层出不穷的大规模反抗运动。这些运动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活跃在乡间的武装游击队员：游击队人数在1943年年底为九千人，1944年春超过两万人，一年后更是达到十万人。第二种是活跃在城市里的地下武装“爱国者团体”，他们刺杀官员，向德军投放炸弹。第三种是工厂里展开的日益蓬勃的抵抗运动：1944年1月射杀政治犯后，热那亚掀起了大规模罢工；3月，米兰又有三十万人爆发罢工，紧接着，罢工浪潮很快就蔓延到了威尼托、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低收入工人和女工在这些罢工中冲在最前面，而德军则以逮捕和大规模驱逐来应对罢工。 1944年8月，当抵抗运动在盟军抵达之前就从德军手中控制了大部分的佛罗伦萨时，三股力量合而为一。八个月后，他们再次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强大力量，控制了意大利三大重要工业城市：热那亚、都灵和米兰。在热那亚，武装起来的城市群众团体领导的起义夺取了市政大楼，包围了德军，俘虏了军营中的士兵，继而在乡间游击队员的协助下，迫使德军将领和一万五千名德军士兵投降。在都灵， 城市群众，尤其是工厂工人，认定自己面对攻击应当首当其冲……工人们占领了蓝旗亚、Spa、GrandiMotori、菲亚特米拉菲奥里、费列雷和许多其他工厂，战斗就在这些工厂周边激烈展开。工人们意志坚定地进行反抗……〔直至武装起来的城市群众团体〕也开始进行回击，从而扫荡了法西斯残余力量。[26] 在米兰，武装团体对法西斯兵营展开了狂风骤雨般的进攻。在主要的工厂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尤其是在倍耐力公司；武装团体、游击队和工人接管了城市，从市郊进驻城市。 最初的反抗团体通常都是自发组织而成，德军占领的残忍野蛮及其带来的困苦生活，激发了他们的战斗热情。许多年轻人逃往山里以躲避德国人的征兵或强迫劳役。但是，抵抗运动将他们吸收到了左翼政治中。每个意大利人都知道统治阶层支持墨索里尼。每个人都知道工业家或多或少都会与德国占领军合作。每个人都亲眼见证了国王和巴多利奥几乎什么也没做，导致德军于1943年夏天占领了意大利。 选择反击的人们几乎都拥有如下这种共同感受：意大利社会必须从根基上进行改变。就这一点而言，控制抵抗运动的政治力量已经达成了共识。1943年6月，共产党拥有五千名党员，到了1945年3月，党员人数猛增到四十一万，它甚至还吸引了大量根本不明白何为党派阵线纲领但却希望意大利发生革命变化的人们，他们也希望能够获取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样的苏军胜利。与之并肩的是传统的社会党：该党人数少，组织性略差，而且依然包含胆怯的改良主义者群体，但它仍像在1918-1920年间那样使用革命语言。最后，在中产阶级领导下由成分混杂的党员组成的“行动党”坚称，必须激烈地斩断过往。丘吉尔对“狂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感到忧虑并不足为奇，他将国王和巴多利奥视为抵抗布尔什维克唯一的屏障。[27] 法国在一个方面与希腊和意大利都不同。那就是，并非是左翼力量首先号召建立地下抵抗组织，因为社会党的国会议员大都将选票投给了贝当政府，共产党（在苏德结盟期间遵循莫斯科方面的指令）在1941年夏天之前都反对抵抗运动。建立抵抗组织的号召来自旧日统治阶层代表、中级军官戴高乐，他曾逃亡英国。但是，由于戴高乐以英国为大本营的“自由法国”的力量和规模都较小，美国不愿承认他；直至1943年底，美国依然试图与亲德的维希政府达成协议。德国一入侵苏联，法国共产党就建立了自己的抵抗组织游击队（FTP）。共产党的发展速度很快就超过了戴高乐主义者，因为抵抗运动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有一个阶级属性问题。旧统治阶层曾于1940年半推半就地欢迎德军，并一直全心全意地与之合作。与在希腊和意大利一样，较低阶层承受了被占领的痛苦。在加莱海峡和诺尔，被逮捕者中有88%来自工人阶级。铁路工人只占布列塔尼人口的1%，却在抵抗组织中占据7%的成员比例。当抵抗组织于1944年随着盟军的推进从德军手中夺回巴黎时，人人都知道核心的控制力量是共产党。唯一的问题（与在希腊和意大利一样）就是，它是会利用其地位推动社会革命，还是会与戴高乐合作维持资本主义的运行。 再次被扼制的希望 丘吉尔曾在一段著名的段落中记载了他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的情景，丘吉尔对斯大林说：“就英国和苏联而言，苏联拥有罗马尼亚90%的控制权，英国拥有希腊90%的控制权，英苏两国平分南斯拉夫的控制权，如何？” 丘吉尔写下了一连串国家的名字，并在每个国家名字旁边注以相应的控制权百分比，斯大林同意的话就会打上一个大大的对勾。 最后我说：“我们以看上去如此随意的方式来处理数百万人民的命运，不会被视为玩世不恭吧？我们还是把这张纸烧掉吧！”斯大林却说：“不，你留着它吧。”[28] 然而，事实上，决定欧洲命运的并非希腊、意大利和法国的抵抗运动斗士，而是如下几次会议。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召开的会议上，斯大林同意与丘吉尔和罗斯福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美国最初对划分方案并不满意。它希望利用其工业霸权地位将整个世界置于其一国控制之下，自由贸易可以为其提供全球各地的开放市场。[29]丘吉尔一直致力于维持大英帝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当然不愿答应美国的要求，斯大林同样表示反对（苏联拥有庞大的军队，能与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抗）。他们劝说罗斯福接受英苏两国提出的划分方案。 三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给心存一线希望的抵抗运动造成了致命打击。抵抗运动曾在东欧帮助苏军赢得胜利。然而，不论当地民众如何支持革命，斯大林都不打算令其他地区共产党试图展开的革命举动打乱他的计划。斯大林的前外交部长利特维诺夫于1944年9月在意大利对美国代表直白地说道：“我们不想西方发生革命。”[30] 这句话可不是光嘴上说说而已。1944年春，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从莫斯科返回意大利。他宣布意大利共产党加入被鄙视的巴多利奥政府，并准备直至战争结束都不触动君主制政体。[31]法国领导人多列士根据莫斯科的意见坚持认为，最大的抵抗组织、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应当与戴高乐规模较小的抵抗组织法国内政部队（FFI）整合，并接受戴高乐的领导。1945年1月，多列士回到巴黎，号召武装分子放弃所有对旧国家体制的抵抗。他坚称，必须实现“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一套警察〔系统〕”[32]。 在意大利和法国，恢复旧秩序的过程基本上都是和平的。但在希腊，结果却引发了一场内战，尽管这并非出于抵抗运动领导人任何实现革命的严肃企图。 1944年末德军的撤退令国家社会解放组织实际上掌控了整个国家。它只需略施武力就可占领雅典。它很清楚，英国的意图是在希腊恢复旧日君主制，并由毫无信用的原统治阶层政客组建政府。它也看到，数千名流亡埃及的希腊士兵组成的军队举行起义反抗这种安排，却惨遭英军武力镇压。然而，它还是允许英军和新政府接管了城市。[33]政府唯一能够依赖的武装力量就是警察和右翼组织，他们曾与纳粹合作，令抵抗运动蒙羞。12月初，政府要求全国抵抗组织立即解除武装，政府武装还在雅典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中向群众开火，杀死了二十八人，伤者无数。[34]国家社会解放组织别无选择，只能反击，英国将军们感到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陆军元帅亚历山大警告丘吉尔，他无法再次征服超出雅典-比雷埃夫斯地区之外的地方。 丘吉尔已经告知安东尼·艾登“我希望希腊政府军能够开火就不要犹豫”，他命令驻当地英军司令斯科比“该镇压就镇压，不要手软，就像身处一座发生当地叛乱的被征服城市”。[35]就在这一紧要关头，丘吉尔飞去雅典，宣布英军的行动“已经得到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元帅的批准”[36]。国家社会解放组织的军队撤出了首都，一个月后正式宣布解散，以换取一纸政府根本无意遵守的协议。3月8日，斯大林在雅尔塔告诉丘吉尔：“我对英国在希腊实施的政策很有信心。”[37] 政府军很快便肃清了抵抗运动力量。1945年，至少五万名国家社会解放组织的支持者被关押或拘禁，在此期间，右翼力量的准军事武装则协助政府军实施“保护”措施。日后成为托利党国会议员的C.M.伍德豪斯，当时作为英国代表派驻希腊，他后来写道：“直至1945年年底……应当为这场嗜血屠杀承担责任的主要是右翼力量。”[38] 直至今天依然有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三个国家的抵抗运动组织领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战前统治阶层的统治复辟。这些历史学家争辩道，如果抵抗组织试图推翻旧日统治阶层的复辟，他们将会被强大的英美联军消灭。从事意大利研究的保罗·金斯伯格接受这一观点，霍布斯鲍姆则给出了更具概括性的结论：“共产党……在的里亚斯特以西没有任何可能……建立革命政权。”[39]然而，就像加布里埃尔·科尔克恰当指出的那样，上述判断“完全没有考虑到此时对德战争的大历史环境，继续反革命战争不仅会令英美面临纯粹军事上的问题，还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困难。”[40] 1944-1945年间英美两国民众的意愿，并非轻易就会听凭政府进行大规模镇压。英国在希腊的行动在英美两国都引发了巨大的政治风暴，英军和美军士兵希望能够尽早返乡的愿望非常强烈——驻扎埃及的英军发生兵变就是这种情绪的明确表达。总之，革命运动被限制在一国之内是不可能的。丘吉尔最大的恐惧是希腊革命将会激起意大利爆发同样性质的革命——一旦意大利爆发革命，革命浪潮是否会蔓延到法国就很难预料。事实上，甚至是在德国，1945年5月纳粹政权倒台后，工人们也是迅速云集到旧日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旗帜下，建立民众反纳粹委员会，从逃走的亲纳粹管理者手中接管工厂——直至占领军在流放归来的政客的协助下恢复了“秩序”。 希腊、意大利和法国的旧秩序复辟，意味着那些曾在法西斯及其合作者政权下大富大贵之人很快便又飞黄腾达起来。在希腊，政府与抵抗运动斗士之间的“休战协议”很快就被遗忘。政府在军队和警察的每个层级中搜寻同情法西斯者和此前与法西斯合作者，他们开始系统地迫害左翼力量，直至内战正式爆发。美国提供的武器保证右翼力量赢得了内战，并于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通过操控选举的方法来管理国家。1967年，军队中的法西斯同情者和曾经的合作者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政权，而非通过冒险与中左翼政治家进行选举较量而获胜。在1970年代中期军事政权倒台之前，希腊根本不存在任何正式的资本主义民主成分。 意大利建立了真正的议会政体，但是作为议会政体根基的国家机器的组成，依然与从前一样。1970年代初，当特务机关和武装部队与法西斯分子合作埋下炸弹，希望挑起一场政变时，这一点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在法国，旧日国家机器依然在延续的明证，表现在1990年代中期对前维希政府波尔多警察总长莫里斯·帕庞的审判中他曾将数千名犹太人赶入死亡集中营。战后，帕庞升任巴黎警察总长，并下令警察武装攻击阿尔及利亚示威活动，造成一百多人死亡。然而，延续旧日法国国家机器的最恐怖后果却出现在法国之外。在二战欧洲胜利日，阿拉伯人占领了阿尔及利亚塞提夫的街道，挥舞着反对法国统治的抵抗组织的白绿色旗帜。法国警察开了火，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至少五百名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移民被杀。[41]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法国决意控制殖民地的做法，导致一百万人丧生。在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抵抗运动“越南独立同盟”在日本投降后控制了全国。蒙巴顿勋爵领导的英军在西贡南部登陆，给日本战犯提供武装，利用他们解除了“越南独立同盟”的武装，继而将西贡交给了法国殖民当局。短暂的平静过后——这段时间越南共产党试图实施斯大林的总体路线与法国合作——爆发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将近三十年，令二百多万越南人命丧黄泉。 西欧和南欧解放运动的命运，与东欧苏俄势力范围内发生的一切相匹配。西方国家同意将东部波兰并入苏联，称为“西乌克兰”，当斯大林允许德军粉碎华沙起义时，西方国家也按兵不动，继而接受斯大林任命的“人民政府”为国家统治机构。西方国家以同样的方式允许斯大林在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为所欲为。他们大肆宣传斯大林令这些国家遭受的痛苦，正如斯大林大肆宣传西方的罪恶一般，但是西方国家没有作出任何举动来阻止斯大林的行动。直至1989年苏联由于内部问题导致崩塌之时，双方都还在遵守着战时协议的主要方面。 欧洲有一个重要国家没有加入任何一方阵营，那就是南斯拉夫。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成功地建立起多民族抵抗运动（铁托本人拥有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血统），反抗德国占领和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乌斯特谢”的法西斯分子。南斯拉夫共产党由于愿意抗击德军而从盟军那里得到了武器支援，保皇主义的塞尔维亚“切特尼克”则拒绝对抗德军。游击队员控制了全国，建立了政权（尽管最初野蛮地复制了斯大林在苏联的政权形式），拥有自己强大的独立基础。这一点在1948年铁托突然与斯大林决裂，决定采取中立政策并将该政策保持了四十年中得到明确体现。 西方国家与苏联之间的协议并未局限在欧洲范围。二战期间，英国和苏联将伊朗分为两半，双方在其各自势力范围内维持驻军长达数年时间。1945年夏天，苏联和美国在朝鲜半岛划分势力范围的活动则持续得要更加长久——双方以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划下的“三八线”为界，分割朝鲜半岛。苏美双方各自选取一位独裁者分别统治朝鲜和南韩：苏联选择的是一支小规模游击队的领导人金日成，他曾在苏联参战；美国选择的是右翼民族主义者李承晚，美国人可以依靠他在南韩达成所需。分割朝鲜半岛是战时盟军协作的最后一项行动。然而，在接下来的五年间，这却成为双方最大的冲突来源。 [1]例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利用该观点为自己加入纳粹党而辩护：”对于‘一个处决了数百万犹太人、将恐怖视为常规的政权’，人们进行严厉的谴责，而我只能说，我们实际上可以将‘犹太人’一词换成‘东德人’”。[1948年1月20日写给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的信]参见理查德·沃林（RichardWolin），《海德格尔争论：批判读本》（TheHeideggerControversy:ACriticalReader,London,1993），第163页。 [2]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大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第233页。 [3]同上书，第272页。 [4]美国民权同盟（AmericanCivilLibertiesUnion）的报告，引自阿特·普莱斯（ArtPreis），《劳工大跃步：产联二十年》（Labor’sGiantStep-TwentyyearsoftheCIO,NewYork,1982），第17页。 [5]同上书，第45页。 [6]同上书，第61页。 [7]例参布兰科·威迪克（BrankoWidick），《底特律：种族和阶级暴力之城》（DetroitCityofRaceandClassViolence,Chicago,1972），第74页。 [8]同上书，第64页。 [9]阿特·普莱斯，《劳工大跃步：产联二十年》，第67页。 [10]阿特·普莱斯，《劳工大跃步：产联二十年》，第67页。 [11]同上书，第70页。 [12]詹姆斯·法雷尔（JamesFarrell），《文选》（SelectedEssays,NewYork,1964）。 [13]拉尔夫·埃里森（RalphEllison），《看不见的人》（InvisibleMan,Harmondsworth,1965），第404页。[《看不见的人》，殷维本、任绍曾、张德中、黄云鹤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4]阿尔文·汉森（AlvinHansen），《稳定经济的工作》（EconomicStabilisation,NewYork,1971），第76页。 [15]蒂莫西·梅森（TimothyMason），《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与工人阶级》（Nazism,FascismandtheWorkingClass,Cambridge,1995），第114页。 [16]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第144页。 [17]特里·安德森（TerryAnderson），《美国、英国与1944-11947年冷战》（TheUnitedStates,GreatBritainandtheColdWar:1944-1947,Missouri,1981），第6页。 [18]艾伦·泰勒（Alan.J.P.Taylor），《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OriginsoftheSecondWorldWar,Harmondsworth,1976），第86页。 [19]特里·安德森，《美国、英国与1944-11947年冷战》，第6页。 [20]加布里埃尔·科尔科（GabrielKolko），《战争的世纪：1914年以来的政治、冲突与社会》（CenturyofWar:Politics,Conflicts,andSocietysince1914,NewYork,1994），第253页。 [21]同上书，第207页。 [22]这一再次思索的怀疑过程在君特·格拉斯（GunterGrass）的小说《狗年月》（TheDogYears）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23]引自如米尔班德的《议会制社会主义》第281页。 [24]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的世纪：1914年以来的政治、冲突与社会》，第200页。 [25]保罗·金斯伯格（PaulGinsborg），《意大利当代史》（AHistoryofContemporaryItaly,London,1990），第10页。 [26]同上书，第67页。 [27]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的世纪：1914年以来的政治、冲突与社会》，第294页。 [28]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政治学》（ThePoliticsofWar,NewYork,1970），第114-115页。 [29]关于这些讨论的详细论述，参见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政治学》，第346-347页。 [30]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的世纪：1914年以来的政治、冲突与社会》，第297页。 [31]关于其新闻发布会的描述，参见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的世纪：1914年以来的政治、冲突与社会》，第297页。 [32]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的世纪：1914年以来的政治、冲突与社会》，第187-188页。 [33]多米尼克·欧德斯（DominiqueEudes），《卡普塔尼奥斯：游击队与希腊内战，1943-1949》（TheKaperanios:PartisansandCivilWarinGreece,1943-1949,London,1972），第172页。 [34]关于详细的描述，参见上条注释所引书第190-191页。 [35]例参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的世纪：1914年以来的政治、冲突与社会》，第278-179页；《战争政治学》，第185-192页。 [36]他作出这一发言的会议的相关情况，参见多米尼克·欧德斯，《卡普塔尼奥斯：游击队与希腊内战，1943-1949》，第216页。 [37]同上书，第229页。 [38]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的世纪：1914年以来的政治、冲突与社会》，第375页。 [39]保罗·金斯伯格，《意大利当代史》，第46页；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第168页。 [40]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的世纪：1914年以来的政治、冲突与社会》，第306页。 [41]阿利斯泰尔·霍恩，《野蛮的和平战争：1954-1962年间的阿尔及利亚》（ASavageWarofPeace:Algeria1954-62,Harmondsworth,1979），第25页。
第七章被抑制的希望：1934—1936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七章被抑制的希望：1934—1936年 1934年的维也纳 法国与“人民阵线” 西班牙：法西斯主义、革命和内战 纳粹在德国取得成功的规模，令整个欧洲都感到震惊。纳粹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瓦解了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工人阶级运动。其他地区的右翼势力很快便也开始模仿和学习希特勒，而这一严峻形势也令各地工人组织必须尽快理解消化，无论这令始终坚持宪政方法神圣不可侵犯或者共产主义即将取得胜利的领导人感到有多么不快。 1934年的维也纳 右翼力量采取的第一个一致动作就是于1934年在奥地利、法国和西班牙模仿希特勒的方法。奥匈帝国于1918-1919年间瓦解后，奥地利的统治阶级容忍社会民主党人主持联合政府，因为周边国家的革命起义此起彼伏，只有社会民主党能够控制奥地利活跃的工人和士兵团体提出进一步的权力诉求。就像一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后来所写的那样：“奥地利的中产阶级政党非常虚弱，所以保卫奥地利民主的任务也就落在了社会民主党人身上。”[1]—旦起义平息，社会民主党人就会离开政府，集中致力于利用他们对维也纳城市委员会的控制力，来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维也纳是社会民主党的大本营，拥有六十万名党员，而奥地利则是一个城区成年人口只有三百万的国家，而且社会民主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了42%的选票。 但是，右翼势力天主教政治家控制着乡村，在议会中占据大多数席位。受到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成功经验的激发，1920年代末他们组建了半军事国防组织“保安团”，不断地粉碎社会民主党的防卫武装“共和保卫联盟”（又译“共和国防卫联盟”）。 希特勒在德国取得的成功，极大地增长了奥地利法西斯分子的自信，即便他们本身的意见分成两派：一派希望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另一派则希望奥地利与意大利联合建立一个天主教国家。第二派的领袖陶尔斐斯，利用1933年3月初的形势忽略议会的存在，以紧急时期条例来统治国家。 陶尔斐斯象征性地对支持德国的纳粹分子采取行动，但他的主要目标实则是工人运动： 社会主义防卫部队被解散；社会主义者统治的维也纳被专横地剥夺了它的大部分收入；社会主义工人被威胁必须加入陶尔斐斯新成立的党派：爱国阵线，否则就要失去工作……陶尔斐斯公开宣布了永远废除议会政治的计划，将奥地利重新建成一个天主教联邦制国家。[2]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鼓吹1919年后的他们已经是非常倾向于左翼的政党，比德国社会民主党更加乐于与右翼势力进行斗争。他们还鼓吹，正因如此，共产主义在奥地利才几乎没有成长的空间，全国的工人阶级运动才会发生如同德国工运那样的分裂。但是，他们对陶尔斐斯的政变却是毫无反应。 他们原本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仅仅几天前，铁路工人还在一场总罢工中赢得了彻底的胜利，工人阶级的力量得到了充分展现。然而，社会民主党人却希望陶尔斐斯会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联合起来组建反纳粹阵线。他们告知党员们做好行动准备，但是不要采取任何“不成熟”的行动。 形势就这样拖了十一个月，其间陶尔斐斯逐个但却系统地发起攻击，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却继续告知支持者要有耐心。在维也纳举办的一千名工厂代表参加的集会上，一位社会民主党领袖否决了立即行动起来的号召，他说道：“只要还存有一线避免恐怖内战的希望，我们都会充满自豪且跟从良知地追寻它。”[3]正如社会民主党人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日后回忆起来的那样： 奥地利工人感到十分沮丧和泄气。随着党派领导人对奥地利法西斯主义崛起浪潮采取逃避策略，这种忧伤情绪变得越发深重起来。[4] 陶尔斐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选择时机作出反对社会主义团体的决定性举动。1934年2月12日他终于这样做了——在他的副手宣布“我们将要开始清理奥地利。我们将会彻底地清洗它”[5]之后。 清晨，警察在林茨的社会主义者大本营搜寻武器。大本营的工人进行了抵抗，双方激烈交火。三个小时后，维也纳电力工人开始罢工——这是总罢工的一个预演信号……继而维也纳陷入了战火中。内战到来了。 这场交火持续了四天。工人这边似乎经历了所有的坏运气。一小部分社会主义工人、主要是共和国防部队（共和国卫队）的成员，拿起了凡是可以找到的武器……大罢工的官方正式号召无法发出，因为罢工组织者忘了与电力工人协商利用社会主义者的报社。大部分工人都对共和国防部队成员的斗争持同情态度，但他们却没有进行罢工。他们气馁沮丧、情绪低落地依然工作着，与此同时，在街上战斗的少数社会主义者则被大炮和机枪征服……到了2月16日，战斗结束了。十一名工人被吊死……奥地利劳工运动被迫转入地下。[6] 虽然失败了，但是奥地利工人运动最终的确对法西斯进行了反击、并未像在德国那样软弱地投降却是不争的事实，此举激励了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宁可维也纳也不柏林”，是许多社会民主党派中日益崛起的新左派提出的口号。 就奥地利自身情况而言，陶尔斐斯的追随者又继续执政四年，该政权有时被描述为“教权法西斯主义”。接下来在1938年，墨索里尼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德军在中产阶级大众的欢呼声中接管了奥地利，从此以后开始推行全面的纳粹化。 德国发生的一切表明：工人运动无法阻止法西斯主义，除非团结起来准备战斗。奥地利发生的一切则表明：仅仅团结起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 法国与“人民阵线” 1934年2月的巴黎也险些爆发内战。激进党的一系列继任政府以紧缩通货政策来应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此举缩减了公共部门雇员的工资和农民的收入，而农民依然是法国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执政党的领袖们又卷入了一系列银行丑闻之中。 人民的苦难导致无序氛围不断增强，政府职员举行抗议，小店主和小企业主示威游行，农民甚至爆发了激烈的群众运动。极右势力围绕各种准军事“团体”组织起来，利用形势上街游行，并且越来越多地吸引中产阶级的支持，他们的纲领糅合了民族主义、极端天主教主义、谴责“腐败堕落”的金融家，以及反犹主义。 截至1934年初，极右势力很有希望模仿希特勒一年前取得的胜利。2月6日，极右势力组织在巴黎号召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反对激进党爱德华·达拉第新近组建的“左翼中心”政府。他们的目标在于侵入下议院，强迫用右翼势力政府取代达拉第政府，从而为他们自己的夺权铺就道路。 接下来是持续一夜的恶斗，示威者和警察互相开火，最终导致十五人死亡，一千四百三十五人受伤。达拉第第二天就宣布辞职，惧怕自己无法继续维持社会秩序；在这之后，激进党“右翼中心”就取代了他进行统治。极右势力显示出拥有通过武力废除政府的力量，法国眼看就要走上意大利和德国的道路。 此前法国左翼与其他国家的左翼力量一样，看上去似乎都非常虚弱，无力对当下的挑战作出回应。社会主义政党（SFIO）容忍激进党政府，就像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容忍布吕宁一样。共产党人依然在重复那些“第三阶段”的废话，将社会党视为“社会法西斯分子”。2月3日，随着右翼势力的动员越发激烈，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刊登了“不要恐慌”的报道标题；2月5日，《人道报》上的报道宣称，在法西斯和政府之间进行选择，就是在“瘟疫和霍乱”之间进行选择。[7]当共产党号召在2月9日进行反抗时（这场反抗导致与警察展开激烈战斗，九人死亡），它自己确实是这样做的，它声称这场示威行动既反对法西斯，又反对达拉第垮台政府中的“凶手”。[8] 主要的工会联盟法国总工会（CGT）于2月12日号召展开总罢工，社会党则独自号召进行示威活动。直到最后一分钟，共产党才决定也举行示威活动，但却是与其他组织分开单独进行。不过各支示威队伍相遇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人们完全不敢确定。大家害怕会像从前发生过的那样，人群彼此打斗起来。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正相反，当不同的游行队伍越来越靠近的时候，人们开始高呼同样的反法西斯口号，自发融入同一支游行示威队伍。根据一段历史描述的记录，“各支队伍的相遇引发了狂乱的热情，欢呼声爆裂在空中。人们鼓掌，高歌，大声喊着:‘团结！团结！’”[9] 大罢工的成功和汇合起来的示威游行，阻止了右翼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的正式协议，为双方都带来了选举中的胜利果实，而付出代价的无疑正是激进党。与此同时，法国总工会与共产党领导的分离运动的合并，也促进了工会会员在某种程度上的增长。反法西斯主义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挑战控制街道的权力。 共产党在政策转变方面甚至走得更远。它号召不仅与社会党人签署同盟协议，还要与激进党合作，其根据在于，尽管后者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但是旨在保护共和国。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激进党人联合起来组建的“人民阵线”于1936年5月收获了选举的胜利果实，因而共产党声称这是采取正确方法的明证。左翼力量在选举中当然进展不俗。社会党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议会中的最大政党，共产党代表在议会中的席位也由十人攀升至七十六人。社会党领袖莱昂·勃鲁姆组建了包含十八名社会党人和十三名激进党人在内的政府。共产党人虽然没能进入政府，但在议会中的投票权却是得到了不少提升。 无论如何，街道上和工作地的氛围，比起“社会党-激进党政府”执政时期，要令人印象深刻得多；毕竟，两党在议会中的席位，足以在此前四年间的任何时候组建这样的政府。一系列大型左翼示威活动，在纪念巴黎公社的活动中达到巅峰，聚集了六十万人。由此掀起了法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运动浪潮，而这甚至就发生在勃鲁姆政府执政前不久。一开始在法国各地（如在勒阿弗尔、图卢兹、库尔布瓦）展开的分散、短暂、孤立但却胜利的罢工，在5月26日巴黎郊区的工人罢工并占领了工厂后，突然变成一场强大的运动。5月28日，位于巴黎比扬库尔的雷诺工厂的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并占领了工厂，到了周末，已有七万名工人参与其中。在圣灵降临节短暂的平静过后，占领行动从工程技术行业蔓延到各种产业，实际上蔓延到了全国各地，包括巧克力工厂、印刷厂、建筑工地、五金店，甚至包括巴黎的百货商店。仅在诺尔省就有一千一百四十四处工作场所被占领，涉及二十五万四千名工人。英国大使将此时的形势与1917年的俄国相比，将勃鲁姆与克伦斯基面临的形势相比。[10] 那些两年前还愿意目睹极右势力发展的雇主，如今绝望地指望勃鲁姆可以尽快平息罢工，即便这意味着要对工人作出巨大的让步。6月7日，在总理官邸召开了一次特殊会议，签署协议，同意立即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工人工资必须得到大幅增长，十人以上的工厂必须选举工人代表行使权力。三天后，政府向议会提交法案，提出设立两周的带薪假期，并将每周的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在四十小时。这些法案在破纪录的七天内就得到了通过。即便是以非民主基础进行选举、具有先天权力的参议院，也不敢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在许多工人心目中，还有比加薪、缩短工作时长、给予带薪假期更高的追求。他们希望社会能够从整体上发生某种程度的转变。罢工一直持续到6月11日，共产党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发表演讲，进行了干预。多列士声称，“夺权如今已经不是问题”，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回去工作。“必须要知道如何结束一场罢工”，多列士说道。[11] 最激进（最具斗争精神）的罢工者将共产党人视为极左势力，不愿接受这些条件回去工作。政府给予的条件给工人提供了一些物质上的好处，尽管通货膨胀很快就会将所谓的工资增长吞得一干二净。但是，这些妥协将会使旧警察、将军和高级文官掌握权力，多年来这些人对极右势力始终持有同情态度。这些妥协将工业和金融的控制权交给了资本家，这些资本家将会想尽办法拿回6月里由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作出的让步。 多列士判断工人此时夺权的时机还不成熟，他的判断的确无误，此时的形势不比2月或者1917年7月的形势成熟。共产党原本早就可以将两年前提出的象征性口号付诸现实：成立苏维埃、设置能够监管和挑战国家及大企业的工人代表体制。然而，多列士甚至都没有提及这一点，尽管工人此时很可能会高兴地接受这一号召。 这种忽略并非偶然。放弃荒谬的“第三阶段”政策，有赖于莫斯科共产国际思想上的变化，采纳与支持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政党组建联合人民阵线联盟的方案，同样如此。斯大林需要外交政策同盟，以巩固1935年苏联与中右翼的赖伐尔政府签署的防务协议。共产党支持“自由”资产阶级政府，似乎可以更容易结成同盟。共产国际辩称，这是阻止法西斯主义发展唯一“实际的”方法，虽然其中心论点与四十年前伯恩斯坦等人提出的论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共产党人与激进党等党派相联合，就必须对打击了世界体系的危机提出具体的革命选择。谈论革命变迁似乎属于遥远的未来，此时他们“容忍”致力于维护资本主义完整的政府，希望借此阻止资本家受到极右势力的吸引。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容忍也就意味着压制工人运动，导致工人运动士气低落，而资本家则找回了足够信心，转而发起攻势。 1936年7月14日，法国举行了“人民阵线”运动庆典。一百多万人在巴黎参加了纪念法国大革命的游行活动，整个巴黎的其他城镇也举办了数千场纪念游行。人们穿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服装，高举大革命和启蒙时期英雄的巨型画像，包括罗伯斯庇尔、伏尔泰、马拉和雨果等人。在巴黎，激进党领袖达拉第与多列士和勃鲁姆一起站上了讲台。雷诺工厂的工人挥舞着上面绣有激进党标志的旗帜，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旗帜并排迎风飘扬。整个事件令人们感到，不论党派或阶级，只要同样拥有法国共和传统的人们团结起来，法西斯主义的噩梦就会消散而去。这就是“人民阵线”团结一致的“实用”政治。 三天后，比利牛斯山对面发生的事件，开始考验这种“实用”政策。受到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法西斯分子取胜的激励，西班牙的将军们爆发了一场推翻共和政府的暴动，西班牙共和政府立即向法国请求武器支援以图自保。勃鲁姆希望向西班牙提供武器，但是主要的激进党政治家们则激烈反对。7月30日，勃鲁姆向下议院保证不会输出武器，并且很快就同意遵循“不干预”政策——尽管这意味着将民选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弃之不顾，任其遭受由德国和意大利武装的、受到法西斯主义鼓舞的军事力量的攻击。法国共产党猛烈抨击勃鲁姆的所作所为。然而，共产党并没有其他可选方案，因为它也希望与自由派建立联盟，发展联合运动来对抗法国资本主义。 这是一项在国内已无法釆纳但在国际上却依然可行的政策。激进党只准备赞同有利于工人的改革，只要罢工浪潮还在继续——而罢工浪潮的确贯穿1936年几乎整个下半年，尽管其力度与5月底和6月相比减弱了许多。随着社会党、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人成功地令事态降温，激进党开始提出实行急需的通货紧缩政策，以对抗经济危机。在通过以缔造新的工作机会为目的的“通货再膨胀”政策试验后——例如，缩短一周的工作时长等——勃鲁姆开始于1937年初与激进党达成一致意见，宣布“暂停”扩张和改革的计划。但这还不够。 1937年7月，在解决因资金外流而造成的财政危机中，参议院推翻了勃鲁姆的财政法案，其后勃鲁姆提出辞职。在此期间，“人民阵线”政府几乎没能令这个国家发生任何改变——1937年3月，警察在巴黎郊区向反法西斯主义示威游行者开枪，杀死了六名示威者。 接下来九个月，社会党参与下的激进党政府统治着法国。世界范围内一轮新的经济衰退从美国爆发，而上一轮衰退甚至还没有结束，政府以激进党的旧有政策加以应对，即缩减开支——这项政策只能令那些将希望寄托在“人民阵线”之上的人们失望沮丧。希特勒进军奥地利，以及法国外交政策在东欧的失败造成的危机，令勃鲁姆重回政府，但他仅执政二十六天就被达拉第取代。雇主们如今感到其自身力量足以对付工人，达拉第政府开始撤销两年前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将每周工作时长缩减到四十小时。警察干预并镇压罢工，接下来占领了工厂。在雷诺工厂，当一千五百名武装警察冲入工厂后，爆发了一场长达二十小时的战斗。[12]警察以武力迫使战败的工人走出工厂，行法西斯分子的致敬礼，并高呼“警察万岁”。[13] 朱利安·杰克逊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写道： “人民阵线”生于1934年2月12日的大罢工，卒于1938年11月30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月12日罢工最初的构想是反抗达拉第被迫辞职，11月30日的罢工则是为了反抗同一个达拉第的劳工政策。[14] “人民阵线”最初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左翼党派和工会会员迅猛增长。共产党员人数从1933年的近三万发展到1936年的九万，1936年12月更是达到近二十九万；共产主义青年团则从三千五百人发展为两万五千人，最终达到十万人。社会党从1933年的十三万人发展为1936年的二十万人，青年社会主义党从1934年的一万多人发展为1937年的近六万人，法国总工会联盟则从1935年的近七十九万人发展到1937年的近四百万人。[15]但到1938年，“人民阵线”希望的幻灭产生了负面效果，左翼政党的党员及来自党员的支持都开始流失。1938年末罢工失败后，数千人被解雇和遭受迫害，令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深受重创，其党员人数也开始下降。[16]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的8月，法国统治阶级感到自己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可以迫使议会（正是三年前人们欢欣鼓舞地选出的议会）取缔共产党，宣布其为非法，驱逐共产党代表。九个月后，同一个议会（包括社会党代表的大多数）投票给予贝当元帅独裁统治权，贝当组建了包括法国法西斯分子在内的政府，与德国纳粹协作占领法国北部半个国家。 霍布斯鲍姆等历史学家依然将“人民阵线”视为展现出左翼党派如何抵挡了右翼势力猛烈进攻的例证。法国的经历当然无法证实这一点。1934年法国工人展现出的战斗团结，的确将极右势力逼到了防御状态。但1936年与亲资本主义的主流党派建立团结合作的尝试，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宽容”政策产生了同样的效果，令右翼势力在短暂沉寂过后再度兴盛。可悲的是，在1930年代第三个反抗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国家西班牙，事情的发展并没有什么不同。 西班牙：法西斯主义、革命和内战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这样描写1936年11月的巴塞罗那：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一座工人阶级掌权的城市。实际上，不论什么规模的所有建筑都由工人掌控。每间店铺和每家咖啡馆的门口都写有文字，说明其已被收归集体所有；就连擦鞋童都被集体化了，他们的工具箱上被漆上了红色和黑色。 侍者和商场巡视员直视着你的脸，把自己当成和你完全平等的人。卑躬屈膝的和甚至是礼节性的套话都暂时消失了。街上看不到一辆私家车，它们全都被征用了。 这些人乍看起来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奇特的生灵了。从外表来看，这座城市的富裕阶级已经消失了。 最重要的是人们相信革命和未来，产生出了一种突然进入平等和自由时代的感觉。人们正在努力表现得像是真正的人，而非资本主义机器上一个小小的齿轮。[17] 大约四个月前，佛朗哥将军领导下的西班牙军队试图夺取政权。他们的努力被波及大半个国家的工人起义所挫败。接下来爆发了内战——六年来日益激烈的阶级斗争终于抵达了巅峰。 1920年代初工人运动失利后，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统治西班牙直至1920年代末。他依靠军事力量镇压反对派，阻止工人组织自己的武装。大多数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共产党领袖都被驱逐。但是，德里维拉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强大的社会基础，不得不在各种社会团体之间平衡利益，甚至是与社会主义工会领袖拉尔戈·卡瓦耶罗合作。由于无法应对世界性危机，德里维拉的虚弱独裁统治于1930年崩塌。几个月后，左翼势力在本地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国王宣布退位，热情的人群首先在巴塞罗那、继而在马德里宣布成立共和国。 资产阶级共和政府在接下来两年间统治西班牙，卡瓦耶罗担任劳工部长。政府作出了许多改革承诺，实际上却很少实施，例如，其土地改革政策最终仅令二百万农民中的两千人受益。南方村庄卡萨斯-维嘉斯的农民占领了土地，遭到警察机枪扫射；警察还扑灭了巴塞罗那等城市的罢工，类似这样的举动让人民对政府的期望很快就幻灭了。 然而，仅仅是对改革的谈论就足以令上层阶级感到敌意。一部分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分离出去，与新党派西班牙自治权利同盟（CEDA）结成联盟，该党派的支持者是大地主、部分大企业、军官领袖、君主主义者、墨索里尼的公开仰慕者，以及天主教教会主教等。西班牙自治权利同盟的领袖希尔·罗夫莱斯试图将法西斯主义的方法嫁接到天主教教理之上，就像陶尔斐斯在奥地利所做的那样，令人们联想到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右翼势力在选举中的胜利，似乎意味着自治权利同盟即将入主政府。就连社会党及西班牙总工会（UGT）的领导都将其视为一个巨大的威胁，同意一旦自治权利同盟组阁便立即进行抗争，与小规模的工人阶级组织团结起来，组建统一的“工人同盟”。 大城市里的产业工人和人数众多的南部大农庄的半失业农村劳工，都对自治权力同盟充满仇视。部分中产阶级，尤其是加泰罗尼亚的中产阶级，也持有同样的态度，他们惧怕右翼势力攻击其自治政府和语言。然而，当自治权利联盟最终于1934年10月组建政府时，只有西班牙北部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举行了起义，他们用炸药进行武装，控制了当地。主宰大部分工人阶级运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由于不信任所有政客，因此拒绝参加全国性罢工；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在最后一分钟置身事外；社会党和工会领袖将马德里的示威抗议局限于一场短暂的总罢工。政府镇压了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起义，动用了佛朗哥将军手下的西班牙摩洛哥军队在当地实行恐怖统治。在西班牙其他地区，社会党成员（包括卡瓦耶罗）与工会成员都被投入监狱。左翼力量将此后的这段时期称为“黑色两年”。但是，1934年西班牙工人运动的失败，与同年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失败并不相同。右翼政府无法解决政治危机，最终分崩离析。1936年初，随着两极分化日益增强、政治斗争越发激烈，又进行了一次选举。 在此期间，如同法国“人民阵线”般的思想，对很多左翼人士都产生了影响。力量微弱的共产党，曾于1934年前反对与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团结起来，如今则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希望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联合。社会党的右翼力量激情洋溢地表示接受，社会党、共产党和资产阶级共和党联合起来，派出候选人参与竞选。就连工团主义者也敦促支持者去投票，希望能够释放该党的活跃分子，令他们重获自由。 1933年，西班牙人民阵线通过选举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获取了大部分席位。新政府由1931-1933年间令人们大失所望的同一批共和政治家组成。但是，来自人民的压力，迫使他们释放了左翼政治犯，左翼力量十分欣喜。满怀信心的工人再度掀起罢工和示威游行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人们蜂拥至工团主义者的全国工人联盟（CNT）和社会党的西班牙总工会（UTG），社会党急剧左转。卡瓦耶罗声称，在狱中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思并表示真正的信服，他说道：“我们想要的革命，只能通过暴力手段才能达成。”[18]社会主义青年团称他为“西班牙的列宁”，他们举起拳头，高呼口号“工人政府”和“红军”。[19] 西班牙保守势力中的恐慌情绪越来越严重。西班牙自治权利同盟的活跃分子如同洪水般涌向更加公开的法西斯组织“长枪党”，上层阶级驱使暴徒开始猛烈攻击左翼力量。据报道，高级军官正在计划发动政变，但政府却除了交换他们的岗位之外毫无作为。仅在四个月内，就有二百六十九人在街头械斗中被杀，一千二百八十七人受伤，三百八十一栋建筑受到攻击并被损毁，四十三家报社编辑部遭到攻击或洗劫，发生了一百四十六次炸弹袭击。[20] 7月17日至18日，右翼势力终于釆取了行动。将军们试图掌控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的每座城市。共和政府太过害怕和震惊，以至于无法采取任何行动，甚至还签署了一份声明否认发生了政变。首相基罗加辞职。继任者巴里奥试图与叛军和解，继而面对汹涌澎湃的工人示威游行而辞职。 军队原本打算在几个小时内就夺取政权。人民阵线共和党政客的懦弱和混乱给了他们机会。但是，工人的反应打乱了他们的计划。西班牙总工会（UGT）和全国工人联盟（CNT）号召工人举行大罢工。然而，工人们并不满足于仅仅被动地罢工。在西班牙大陆大多数城市和乡镇，他们都行动起来控制军营，解除军队武装。全国工人联盟、西班牙总工会和工人政党的武装者，从所有可能的地方找到武器。他们成功地获取了部分亲共和派突击队的支持，在巴塞罗那，他们甚至得到了一贯具有反工人阶级传统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的支持。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积极主动。无论在哪里，只要果断行动，戒除踌躇不定或者试图与右翼军官进行调停，他们几乎总能获得胜利。 政变在大多数城市都取得了成功，那里的工人领袖接受了军官支持共和的声明。在塞维利亚、加的斯、萨拉戈萨和奥维耶多等地，叛乱军官一直等到武装工人退去，才宣布这是一场政变，射杀所有胆敢反抗者。[21]这就是工人由于相信了那些声称为“共和党人”的传统统治精英而付出的代价。正是由于这种信任并非一种普遍现象，1936年7月佛朗哥的军队才只控制了不到半个西班牙，而非整个国家。 在兵变被镇压的地方，也不仅仅是佛朗哥的追随者尝到了失败的苦果：“国家由于夹在暴动军队与武装群众之间，而分崩离析成碎片。”[22]虽然官方政府依然在马德里主持大局，但地方上的真正权力已转到各种革命委员会手中。在地方上掌握权力的工人，以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式来行使权力：工厂被接管并集体化；农民开始分田地，心里明白工人武装将会保护他们；武装工人按照自己的需求提供了地方高官采取敌对行动的记录并将其逮捕。随着军队解体，资产阶级看起来似乎在大部分共和地区都已被清理，因此才有了奥威尔在巴塞罗那所见的一切。工人组织掌握着有效权力，官方共和政府名义上执政但却没有实权。加泰罗尼亚（西班牙最重要的工业地区）的自治政府，也是同样的情况。自治政府主席孔帕尼斯邀请加泰罗尼亚最强有力的工人组织全国工人联盟的领导人参加会议，在会上他告诉他们： 你们是城镇的主人，是加泰罗尼亚的主人，因为你们凭借一己之力击退了法西斯士兵……你们胜利了，一切都属于你们。如果你们不需要我，如果你们不想让我当主席，请现在就告诉我，我将会变成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另一名战士。[23] 在“双重权力”并存的形势下，就像俄国1917年革命和德国1918-1920年革命的转折点那样，官方政府依靠革命委员会和革命组织的网络来进行统治。然而，与革命委员会相比，共和政府的确拥有一项优势。政府采取集中化结构，而革命委员会则没有。这一点很关键。法西斯军队实施集中化管理，因此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追求同一战略目标。反法西斯主义者也需要集中化，否则法西斯只需将军队运送至前线反对势力最薄弱的地点就能赢得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反法西斯主义者无法通过集中力量作出回应。 这种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的集中化，原本可以通过将各个委员会集结在一起而达成，因为许多地方都有反法西斯国民军的协调委员会。但与1917年的苏俄相比，西班牙没有成立全国国民军和工人代表委员会。 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就在于工人组织的政治。最强大的工团主义者始终坚持认为，任何权力的集中都会令新国家压倒工人。他们认为，此时追寻这条道路是错误的。用工团主义领导人之一德·桑蒂兰的话来说，“独裁专政对自由共产主义的清算，只能通过人民群众自由自发达成”[24]。他们没有走上这条路，而是认为应当使孔帕尼斯的政府保存完好，并与之合作。就连最激进、最有能力的全国工人联盟领袖布维纳文图拉·杜鲁提（他曾两次参与反对共和政府的起义，但都失败了）也没有反驳这一逻辑。杜鲁提在巴塞罗那粉碎法西斯的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是城市工人心目中的英雄，他率领一支由数万名工人即兴组成的军队，横扫加泰罗尼亚边境进入阿拉贡，并向法西斯控制的城市萨拉戈萨进军。但是，杜鲁提还没有做好准备直面权力问题，从而使全国工人联盟同僚得以放手与孔帕尼斯的资产阶级政府共享权力。 加泰罗尼亚的全国工人联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与政府相并立的权力机构。它创建了中央国民军委员会，由全国工人联盟、西班牙总工会、社会党、共产党、持有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拉巴塞雷”农民组织，以及孔帕尼斯政党等选派出的代表组成。委员会协调地区军事斗争，致力于满足工人的愿望。但因委员会由各个政党代表组成，而非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组成，它并不能完美地表达后者代表的愿望。委员会还有意识地将解决其他重要问题的权力，尤其是财政和金融大权，留给了孔帕尼斯政府。 社会党和西班牙总工会领袖对马德里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武装国民军对他们效忠，很快就完全控制了马德里，就像全国工人联盟控制了巴塞罗那一样。尽管卡瓦耶罗被称为“西班牙的列宁”，但他的支持者并没有建立工人权力机构。该组织的整个历史都在忙于在现存社会体制内部施加压力。他们害怕民选代表机构将会令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组织的普通成员施加压力。社会党右翼力量敦促立即与资产阶级共和派达成妥协。以卡瓦耶罗为领导的左翼力量对此很是不满，他们依然记得他们过往曾与共和派合作的不成功历史。但对此时应该如何缔造一个集权化权力机构来应对法西斯军队来势汹汹的协同夹击，左翼力量也没有其他方案。 西班牙共产党已经成立了十五年，以应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社会党改革主义的政治真空。但是，所有质疑莫斯科斯大林路线的领导人都被先后驱逐出党。而当前的斯大林路线就是促进与资产阶级共和派合作建立人民阵线。在全国工人联盟和社会党左翼力量对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犹豫不决之时，共产党和苏俄大使敦促他们加入联合政府，避谈革命，并将合作限制在纯粹的共和主义反法西斯政策上。他们认为这将臝得中产阶级的支持，阻止资本家和地主投靠法西斯，并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英法政府的支持。此举还能将各种民兵队伍团结在一起，组建统一集中化的部队，并以曾被资产阶级共和政府打击的职业军官担任领袖。 这样的联合政府最终在9月初建立。卡瓦耶罗担任首相，但是大部分政府成员都是共和党人或社会党右翼力量。政府的口号是“先赢得战争，再谈论革命”。面对这种方法，全国工人联盟领袖与社会党左翼力量都无法抵御。很快，他们中的三人便加入了加泰罗尼亚的孔帕尼斯政府，其后又有四人在马德里政府就职。 社会党左翼力量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相信，通过延缓推进革命，他们既能巩固工人取得的胜利成果，又能通过增加温和共和党人的支持而赢得战争。但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温和共和党人最核心的诉求是尊重私有财产，并在没有革命干扰的前提下维护依然代表共和党人利益的国家机器。他们将重建“共和军”军官和警察长官的声誉，视为对抗社会革命的最终保护。 然而，在1936年秋天的西班牙，尊重私有财产和维护旧有国家机器，并不仅仅意味着限制工人运动。它也意味着：通过劝说或暴力手段，迫使工人交出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放弃对他们在7月占领的工厂和田庄的控制权。此外它还意味着：从7月突袭军营的工人手中夺走武器，将其交还正在扮演墙头草角色的军官。 共产党和社会党右翼力量坚称，工人进行社会改革的任何尝试，都意味着引爆共和国内的第二次内战。然而，实际上，他们强迫工人放弃社会成果的努力，正是这场内战的起因。 正是他们，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极左势力，从前线将军队和武器一并撤下，用于内战。当工人拒绝离开集体化财产，或者拒绝遵守翻新的资产阶级国家命令的时候，正是他们挑起了战斗。1937年5月在巴塞罗那，正是他们引发了武装冲突，坚持向全国工人联盟国民军九个半月前从法西斯手中夺取的城市电话大楼发动进攻，结果造成数百人丧生。正是他们放任警察对左翼力量实施恐怖活动，包括刺杀领导人安德烈斯·宁，囚禁数千名反法西斯武装者。只有这样，武装的工人阶级才能被迫放弃革命，等到“战争结束”再继续革命。 然而，工人付出的牺牲在赢得战争上所起的作用，与德国、奥地利或法国的社会民主政府在阻止法西斯前进上所行措施的作用几乎相差无几。共和西班牙对资产阶级政党作出的每一个让步，最后都令权力落入佛朗哥手中。 当共和乡镇受到外部催逼时，发展出了一种典型的模式。如果佛朗哥夺取乡镇，工人们将会一无所有，因此他们做好了奋战到底的准备。但是，拥有财产的中产阶级，即便并非主动欢迎法西斯取胜，却也希望能与法西斯妥协和谈。所以当巴斯克的资产阶级放弃了圣塞巴斯蒂安后，就使全国工人联盟的民兵无法继续战斗。此举在内战中又引发了一场内战：射杀“劫掠者”和“纵火犯”以保护财产安全，命令武装卫兵巡游街道以保证把城市完整移交到佛朗哥手上。毕尔巴鄂、桑坦德和希洪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25]在其他地区，被政府提升为司令官的军官在关键时刻却投奔了法西斯。在战争的最后几天中，一派共和将军夺取了马德里的控制权，希望能与佛朗哥讨论“和平投降”事宜，两千人在战斗中死去。 向资产阶级作出让步还在其他方面令西班牙付出了代价。1936年7月，几乎整支西班牙舰队囚禁了他们的军官，掀起了反法西斯暴动。这给佛朗哥造成了巨大困难和障碍，他正试图将大批军队从摩洛哥转移回国内。但是，为了寻求英法的支持，吉拉尔和卡瓦耶罗政府却命令舰队驶离丹吉尔，并停止干扰佛朗哥的通讯线路。同样的推理，阻止了在佛朗哥阵线内部煽动叛乱的努力，只是承诺保证摩洛哥的独立。西班牙军队在1920年代就已受到反殖民主义起义的频频重击，铸造一场新斗争的可能性相当高。政府更是希望通过奉上西班牙统治的摩洛哥的控制权来寻求英法帮助，而非求助于人民阵线来解决眼前遇到的问题。 然而，所有对列强的取悦怀柔都化为泡影。英法两国拒绝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武器，而德国和意大利则给予了佛朗哥极大的支持。 共和政府追寻体面的同时，也意味着无法为小农提供什么福利——后者受到误导自愿奋起反抗佛朗哥；同样也无法给那些被困在佛朗哥势力范围内的大量工人（包括那些在塞维利亚、奥维耶多和萨拉戈萨等拥有反抗传统的地区的工人）提供什么福利。战争最令人感到惊奇的特点之一就是，佛朗哥面对被征服的人群，几乎没有遇上什么麻烦——俄国内战中白军前线背后发生的事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推动反革命政策最积极的左翼力量是共产党。其核心成员此举并非旨在促进现存社会向前发展，尽管共产党的确吸收了大量意在达成这一目标的中产阶级。共产党的核心由认同俄国、忠诚而勇敢的人们组成，他们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此时推动革命“不切实际”的观点。因此，在反对革命要求的同时，他们于1936年秋天也以同样的革命热情进行战斗，保卫马德里，使用阶级斗争语言来动员工人与他们站在一起。但是，热情和言辞依然与一种致命危险的政策绑在一起，遗憾的是，欧洲其他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人紧接着实行的政策也同样致命危险。粉碎了大本营巴塞罗那的革命，面对法西斯的魔爪，1937年的西班牙令自己陷入了一种更加艰难的境地。当佛朗哥最终于1939年1月长驱直入毫无抵抗的巴塞罗那时，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共和将军们几周后就调转枪口对准马德里的共产党。有些人还对用“法西斯分子”一词来形容佛朗哥的军队表示质疑。就连霍布斯鲍姆也声称：“不能将佛朗哥将军……描述为法西斯分子。”他们的关注点在于，佛朗哥的“运动”与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不同。他们指出，试图沿着法西斯主义路线缔造一个极权主义的大众政党“长枪党”，只是佛朗哥“运动”中的一个组成特色。这一运动中还包括旧式君主主义者、只想发动某种军事政变的将军们（这种方法在此前一百年间相当常见）、保守派地主、教会信徒，以及心系回到宗教审判年代的纳瓦拉的卡洛斯主义小农。 这一论点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托洛茨基解释过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进程。1930年代的西班牙虽说是一个落后国家，拥有落后的地主阶级、落后的资产阶级、落后的军队和落后的教会，但它也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拥有发达的工业中心，以及数量相对较少但却力量强大的工人阶级，后者能够利用最新的革命形势进行斗争。旧式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同样采用了最新的反革命方式来予以对抗。在1934年，这就意味着复制陶尔斐斯“教权主义法西斯”的尝试；在1936年的革命岁月里，这则意味着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彻底靠近。这种复制和模仿并非十分精准，而是将不同的传统和拥有财产的不同阶级融合到一起，不论群体大小。但最后得到的却是一个真正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能够达成所有军事政变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不仅能够击败反对派，还能摧毁工人运动的基层组织网络。在佛朗哥胜利后掀起的血雨腥风中，约五十万人被处以极刑。另有比这更多的人被流放驱逐。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公开发表自由主义（更别提社会主义）言论和思想都成为禁忌。直至1960年代早期，西班牙的工人运动才开始复兴。1936年7月18日至19日在街上匆匆建起路障的人们将与其对抗的敌人视为“法西斯主义”是正确无误的。但那些由于昔日君主制政府在遭遇军事政变时总能达成妥协所以依然认为这一次也可以以和解终结危局的中产阶级政客们却是大错特错了。 [1]阿道夫·斯特姆萨尔（AdolfSturmthal），《欧洲劳工的悲剧：1918-1939》（TheTragedyofEuropeanLabour1918-39,London,1944），第51页。 [2]同上书，第172页。 [3]引自胃炎社会民主党领袖尤里乌斯·布劳恩塔尔的演讲，参见其所著《追寻千禧年》第280页。 [4]同上书，第280页。 [5]引自阿道夫·斯特姆萨尔，《欧洲劳工的悲剧：1918-1939》》，第176页。 [6]同上书，第177页。 [7]朱利安·杰克逊（JulianJackson），《法国人民阵线：捍卫民主1934-1938》（ThePopularFrontinFrance,DefendingDemocracy1934-38,Cambridge,1990），第28页。 [8]朱利安·杰克逊（JulianJackson），《法国人民阵线：捍卫民主1934-1938》（ThePopularFrontinFrance,DefendingDemocracy1934-38,Cambridge,1990），第28页。 [9]同上书，第5-6页。 [10]同上书，第88页。 [11]同上书，第10、88页。 [12]雅克·达诺斯（JauquesDanos）与马塞尔·吉伯林（MarcelGibelin），《1936年6月：阶级斗争与法国人民阵线》（June’36:ClassStruggleandthePopularFrontinFrance,London,1986），第229页。 [13]朱利安·杰克逊，《法国人民阵线：捍卫民主1934-1938》，第112页。 [14]同上书，第13页。 [15]同上书，第219-220页。雅克·达诺斯与马塞尔·吉伯林，《1936年6月：阶级斗争与法国人民阵线》，第214页。 [16]被解雇和被迫害的人数，参见雅克·达诺斯与马塞尔·吉伯林，《1936年6月：阶级斗争与法国人民阵线》，第230页。 [17]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toCatalonia,London,1938）。 [18]皮埃尔·勃鲁埃（PierreBroué）与ЕmileTémime合著，《西班牙的革命与内战》（TheRevolutionandtheCivilWarinSpain,London,1972），第82页。 [19]关于5月1日示威游行的描述，参见《西班牙的革命与内战》第81页。 [20]属于来自罗伯斯（Robles）的演讲，引自《西班牙的革命与内战》第84页。 [21]关于大城市发生事件的描述，参见《西班牙的革命与内战》第102-118页。 [22]《西班牙的革命与内战》，第121页。 [23]引自无政府主义者领袖桑蒂兰的会议报告，译自P.BrouéandE.Témime,TheRevolution,p.130。 [24]桑蒂兰在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上的发言很快就形成报告，参见RFraser,BloodofSpain,(Harmondsworth,1981),p.112。关于同情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的描述，参见J.B.Acarete,Durutti(Barcelona,1975),pp.176-179。 [25]关于北部战争的情况，参见P.BrouéandE.Témime,TheRevolution,pp.389-414。
第六章大萧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六章大萧条 俄国：革命天翻地覆 放弃世界革命 希特勒通往权力之路 1929年10月24日，“爵士时代”的希望在这个“黑色星期四”被击得粉碎。当天美国股票指数下跌近三分之一。将全部财富赌在股票上的富裕投机者变得一无所有，报纸上报道华尔街当天就有十一人自杀。无数人失去了终生的积蓄。对那些曾经认为“钱不是事儿”的人们来说，这一天意味着一个纪元的终结。 这次崩溃是资本主义体制更深层次缺陷的一个表现。在这次经济危机爆发时，德国、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1]此时它们的工业产量开始陡然下降，尤其是美国的工业产量下降最为严重。到1930年年底，美国工业产量比一战刚结束时的经济衰退时期还要低。新任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声称繁荣“就在街角处等候”，但萧条境况却是愈演愈烈。如果1930年的情况称得上十分糟糕的话，1931年和1932年的形势就更加糟糕了：美国有五千家本地银行破产，德国和奥地利两家主要大银行也都先后宣告破产。到了1932年年底，世界工业总产量下跌了三分之一，美国的工业产量下跌了46%。 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波及范围如此广泛深远、持续时间如此之久的经济大萧条。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三年后，依然没有任何经济复苏的迹象。在美国和德国，三分之一的总劳动力人口失业，这个数字在英国是五分之一。在德国和美国，受到重创的还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自视为中产阶级的白领工人也被解雇；由于农作物价格猛跌，农民也遭遇银行的催逼。 就像欧洲战争自动升级为世界战争一样，美国和西欧的经济萧条，很快就演变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经济危机令第三世界国家陷入灭顶之灾，这些国家的经济被定位为食品和原材料生产国。突然之间，再也没有接受它们产出的市场。刚刚被扯进金钱世界的人们，如今被剥夺了进入的权利，然而他们已经没有其他任何办法继续谋生。 这场危机不只是打击了被剥削阶层。它还给统治阶层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浩劫，经营多年的公司也都相继宣告破产倒闭。金融家生怕自己加入破产行列，工业家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利润和市场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转而向国家发出请求，要求国家赶走外国竞争者；与此同时，货币则在不断贬值，因为每个国家的资本家都试图比其竞争者的定价更低。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都开始采取措施：设立关税壁垒，制定限额政策，增加税收和限制进口等。就连英国（自从1846年起便是自由贸易的堡垒）也倾向于使用这些措施自保。世界贸易跌落至1928年的三分之一。尽管有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广泛传播这样的说法，但实际上却并不是对贸易的控制导致萧条（引进控制手段前很久萧条就已初露端倪），而是萧条导致釆用控制手段。 大萧条使得“黄金二十年代”中那些一贫如洗的旁观者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人们可以在西部所有大城市的街道上看到他们：步履蹒跚，脸庞憔悴枯瘦写满疲惫，衣衫褴褛，走在往返施粥站的路上。这些人中还包括其余地区担心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害怕农作物的价格永远不够支付地租和赋税，只能拼命种些什么，想法养活自己。此时，那些在资本主义语境中非常“落后”者，即略有余粮能糊口、几乎不曾融入资本主义金钱经济的自给农民却是存活最好的。依靠出卖劳动力维生的人们都没有回头的余地，无处可以求救。就连移民美洲这条老路，也都因大量失业而受阻。 在伦敦、芝加哥、柏林和巴黎；在格拉斯哥、马赛和巴塞罗那；在加尔各答、上海、里约、都柏林、开罗和哈瓦那——到处都是一样的荒芜凄凉，到处都充满痛苦，等待着要么点燃新希望，要么转入疯狂的绝望。 1930年代这十年，每座城市的每条街道上，希望与绝望每天都在奋力厮杀。这十年，革命与反革命互相扼住了彼此的咽喉。最终反革命力量获取了胜利，将整个世界推入另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野蛮和血腥，甚至令1914-1918年的大屠杀都相形见绌。 俄国：革命天翻地覆 共产主义是西方及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大萧条的受益者。资本主义的衰落确认了社会主义革命者十五年来始终坚称的理论，而且最积极反抗大萧条后果的也是共产党人。他们在纽约、芝加哥、伦敦、伯肯黑德、柏林和巴黎举行失业者示威游行，尽管遭到手握警棍的警察的殴打。他们在法夫和南威尔士的矿厂、加利福尼亚的水果农场、巴黎的汽车工厂，就缩减工资展开绝望的抵抗斗争。他们在英国控制的印度因试图组织工会而面临审判，他们在中国试图建立农民游击队，他们在白人统治的南非的小棚屋城镇中组织团结起来，他们在美国南部冒着生命危险对抗种族主义。 1930年代有时也被称为“红色十年”，因为共产主义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1933年，共产主义已经征服了约翰·斯坦贝克、多斯·帕索斯、西奥多·德莱塞、詹姆斯·法雷尔、理查德·怀特、达希尔·哈米特等美国小说家，苏格兰小说家刘易斯·格拉西克·吉本，W.H.奥登和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等英国作家，法国小说家安德烈·纪德，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等人。除了上述名人，还有许多没那么知名的人物也支持共产主义理论，试图撰写“无产阶级”小说，向大众展演带有“宣传鼓动性的”戏剧，在小型文学杂志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场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刮起的风潮，实际上是人们试图找到替代大萧条恐怖选项的一种更广泛情绪的体现，一种少数工人和随处可见的排队领取救济金者的共同心态。大多数知识分子最终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即便他们并非全心全意拥护共产主义思想，至少还是将共产主义视为另一种可能的社会选择。 对生活在1930年代的大多数人而言，共产主义与苏联是两个难以区分的概念，意味着在其他地方效仿俄国革命。然而，实际上，截至华尔街大崩溃为止，1917年革命的胜利成果在俄国已所剩无几。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列宁在1924年去世前就对令工人国家饱受侵扰的“变形”及官僚化进行了评论。变形和官僚化在1920年代发展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革命政权只能通过向国内的资本主义作出让步（遵循我们所知的“新经济政策”），才能从内战后的满目疮痍和极端困难的情形下复原。此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缓慢提升。但随之而来的是，一小部分资本家、一小部分“新经济政策”贸易商和一些雇用雇工的富农，对1917年革命精神越来越仇视。工业依然掌握在国家手中，但也屈从于市场压力，工业生产的恢复伴随着相当高的失业率。1922年，有65%的工业经理人员被正式归类于工人，但到1923年，这一比例只有36%。[2] 如果说俄国政权在列宁去世时依然还具有社会主义性质，那并不是因为它拥有社会基础，而是因为政权的上层决策人员依然怀有社会主义理想。正如列宁所写的那样，“政党的无产阶级政策，如今并非由人民群众决定，而是由被称为政党‘旧卫士’的少数派那巨大且无法分割的权威所决定。”[3]但就像列宁所说，就连“旧卫士”也被蚕食党内其余部分的影响所腐蚀而行将就木。列宁最后的政治动作就是起草了一份遗嘱，建议撤除斯大林的共产党总书记一职，因为斯大林以残酷的官僚主义对待党内其他人员。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斯大林等领导核心人物选择忽略这份遗嘱，秘而不宣。[4] 当下环境令他们感到当前发展日益远离1917年原则，渐行渐远。他们依赖官僚机构来管理国家，而官僚机构的人员设置反过来则有赖于向富农、大批“新经济政策”商人和新涌现的“红色资本家”作出让步而达成。比起促进广大革命工人群众的利益，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安抚上述这些集团的利益。 这在党内引发了异议，甚至在党的领导核心中也产生了不同意见。1920-1921年，一个自称“工人党反对派”的群体，在各种集会、党内刊物（当时依然对他们开放）和二十五万册宣传册（政党出版社印刷发行）中宣称，工人已经失败。但他们也无法就解决国家当前总体贫困问题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方案。1923-1924年，兴起了规模更大的反对运动，四十六名老布尔什维克发出公开信，公开批评党内的官僚化。这些“左翼反对派”团结在1905年圣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十月起义的组织者、红军的创建者托洛茨基周围。他们提出，唯一能够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案就是综合以下三种举措：扩大工业规模从而增加工人阶级的力量，促进工人民主，在党内和全国范围内终结官僚化倾向。只有这样才能保存工人国家的健康发展，直至革命传播至全球。 由此掀起了一场苏联共产党史无前例的对“左翼”反对派的辱骂狂潮。政党出版物每刊登一篇左翼反对派观点的文章，就会有十篇领袖撰写的反对文章。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诽谤和恶骂层出不穷，托洛茨基本人也从红军的领导位置被放逐到科技部部长这种二流领导位置，而在此期间斯大林则不断坐大自己的权力。 至于党内的官僚化发展到了何种程度，从1926年斯大林和布哈林与季诺维耶夫之间产生的纠纷就可见一斑。此前一直毫无分歧地支持季诺维耶夫的彼得格勒地区组织，如今毫无异议地共同谴责他。季诺维耶夫及其支持者遭受了此前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受到的同样攻击。 就在此时，斯大林和布哈林表达了党内大部分官僚化保守主义者的意愿，提出了全新的原则：“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此前，所有布尔什维克主义领袖都同意，虽然工人能在一个国家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但却无法在一国基础上发展为全面的社会主义。想要克服五千年阶级社会的遗留，只能通过利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缔造的所有生产方式——这些生产方式存在于世界范围内，而非一个国家，当然更不可能在相对落后的俄国这样的国家。革命最终要么传播全球，要么销声匿迹。 不仅列宁曾在多个场合反复论述这一点，斯大林自己也在1924年出版的著作《列宁和列宁主义》中坚持这一观点： 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这个任务能否完成？无需其他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协助，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能否取得最终胜利？不，那是不可能的……对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对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来说，只依靠一个国家的努力，尤其是俄国这种农业国家，是远远不够的。[5] 上述正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重要补充，但在他接下来的著作中，他却去掉了“不可能”和“不够”这样的字眼！ 斯大林和布哈林代表着一个统治群体，该群体惧怕并打击一切可能会妨碍其官僚主义特权的因素。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是迟钝和自满。俄国可以忽视外部世界仅仅依靠自己的资源这一想法，正如布哈林的著名论断“以蜗牛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反映的正是这种情绪。这就是为什么每天都要与产业经理人、富农或快速致富的贸易商作出妥协的每一个党内公务人员，都会迫不及待地支持斯大林和布哈林，而攻击那些试图令他们想起工人民主和世界革命的人们。这令统治集团采取更具压迫性的措施来打击反对意见，动用警察力量镇压彼得格勒工人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支持反对派意见而举行的示威游行[6]，从党内驱逐反对势力，将他们放逐到遥远边区，最终则将托洛茨基赶出了苏联。 即便如此，直至1928年，俄国的氛围依然与1930年代的典型氛围迥然不同，这是一种许多以斯大林时期的古拉格集中营为主题的著作所忽略的气氛。内战后，红色恐怖逐渐平息。1928年，古拉格集中营只有三万名犯人，而且也没有强迫他们劳动改造。这时的俄国还不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权。 正如迈克尔·雷曼基于对这一时期文献档案的研究所论述的那样： 虽然镇压、尤其是政治上的镇压，依然非常普遍，但实质上已经抛弃了大规模预防恐怖主义的手段。正式的和平时期法律框架，以及遵守司法程序的习惯，已经建立起来。日常市民生活再度出现。“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文化开始形成独特的特色，例如它的餐厅、糖果店和娱乐场所。更加丰富的艺术和思想生活也发展起来……工人……实际上体验到了新工会法的积极影响，享受到了劳工的新权利，以及更加自由的工厂监管条件……斯大林手上的权力依然有限。他的权力虽然很大，但却并不是无限的。[7] 但是，斯大林和布哈林保卫的这套结构存在着内在缺陷，随着他们越来越激烈地驱逐反对派，这些缺陷显现得更加明显。政权的稳定有赖于农民持续向城市提供粮食，即便工业品的产出水平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还有赖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放弃武力推翻革命政权的想法。实际上，上述无论哪种条件都无法持久。因为部分农民越来越富裕，他们想要从国家那里得到更多，并决定采取行动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然致力于瓜分世界，并未放弃染指俄国的希望。 1928年年中，这两个问题都摆上了桌面。农民开始拒绝向城市出售粮食；作为当时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英国，则突然终止了两国外交关系，实际上实行了贸易禁令。一场政治危机剧烈震荡着克里姆林宫。正如迈克尔·雷曼所说： 变化的国际形势极大地影响了苏联的内部关系。党内领袖的权力严重受损……政治圈子内感到了迷惑和迷失方向。党派领柚……被越来越多的紧张和焦虑所困扰。[8] 统治集团分成了两派。布哈林绝望地希望此前的一切都能继续延续下去。但是，那样一来也就意味着，官僚机构必须交出部分国内的权力来安抚农民，意味着官僚机构必须放弃任何抵御未来国外需求的希望。最初斯大林有些不知所措，但他很快就出台政策，为官僚机构在国内外增强自身力量提供了可能性；这一政策就是实施工业化，通过强行从农民那里收取粮食来支付。这样的政策最适合那些经营工业工厂者。“继续扩张的动力，”关于这段时期的一项研究报告，“既来自官员和经理，其中很多人如今都是党员；也来自党的领袖。”[9]“它还提供了生产与西方国家同样规模的坦克、战舰、飞机和机枪的方法，以及抵挡外国攻击的方法。”斯大林坚信： 工业化步伐的松懈就意味着落后，那些落后的人就要挨打……我们落后先进国家五十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追上，否则他们就会击溃我们。[10] 官僚机构采取强迫工业化以与西方进行军备竞赛的方法自有其逻辑。“投资性产品”（可以用来生产更多机器、机械和原材料的机器、机械和原材料）生产的飙升是以牺牲消费产品为代价。有关生产方式方面的投资比例，从1927-1928年间的32.8%，上升至1932年的53.3%，到了1950年，这一比率更是上升为68.8%。[11]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尽管农民竭尽所能，提供了喂饱日益庞大的产业工人所需的粮食，但他们自身却没有得到相应消费产品的回报。 唯一能够得到食物的方法，就是进一步加强对农民使用武力。斯大林遵循这一逻辑，从抢占粮食发展为抢占土地。土地集体化（实则是国家剥削农民）是强迫工业化的另一面。它使喂养城镇人口的粮食剩余增多，可以销往国外，换取外国机械。但是，这一举措同时也导致农业总产量大幅下降。 集体化令农民饱受苦楚，度过了一段极其艰难的岁月。数以百万计的小农和中农被打为富农，被成群结队地赶到牲畜车上，驱逐出境。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因粮食被夺而忍饥挨饿。产业工人也因生活水平降低而遭受苦难，据统计，六年间其生活水平迅速降低了50%。[12]如果没有史无前例的警察政权的强力镇压，人民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重压。每一次反抗都被无情地镇压下去。工人或农民能够表达意见的每一种渠道都被紧紧关闭。工会完全屈服于国家政权。无数人被拖到劳改营，1930年劳改营中的人数竟然是1928年人数的二十倍。[13]任何官僚机构部门只要流露出一丝对工人和农民的同情，就会受到惩罚，包括那些创作了或许表现出集中不满情绪的小说、诗歌或音乐的知识分子（哪怕他们是无心的）。党内争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近来“背离倾向”的谴责。1920年代的艺术实验，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无聊的因循守旧所取代。在内战与1928年之间非常罕见的处决，如今变得十分普遍。1930年被处决者为20201人，这是1921年内战结束时被处决人数的两倍多。1937年被处决者更是达到了骇人的巅峰：353074人，几乎是1921年的四十倍。[14] 公开审判（公开宣判被告人被处以死刑或者在劳改营中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并非仅仅是对他人的威慑。把被告描述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外国间谍”，还起到了将人民群众的痛苦从政权转移到所谓“怠工破坏者”身上的作用。1936-1937年，恐怖主义达到巅峰，除了斯大林、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当时是斯大林派驻瑞典的大使）和托洛茨基（在流放中保住性命，但却于1940年被斯大林派遣的间谍刺杀身亡）之外，1917年列宁中央委员会里的其余所有成员，都被判处了死刑。 数十年来，斯大林的支持者一直宣称斯大林是列宁的接班人，实现了1917年的热望。今天许多西方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也重复这一声明，虽然里面包含的更多的是负面含义，而非正面含义。然而，斯大林却谨慎地令1917年布尔什维克分子在1930年代中期的恐怖浪潮中第一个遭受苦难。到了1939年，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成员中，十四个人中只有一个人依然留在苏联共产党内；在1920年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中，六个人中只有一个人依然留在苏联共产党内。[15]其余很多人要么被处决，要么就是被送往劳改营。就像托洛茨基一再强调的那样，斯大林主义绝非列宁主义的简单延续，它们之间隔着一条赤红鲜血奔涌的河流。 斯大林的逻辑与任何一位资本家在面对更强大对手的竞争压力时所釆取的行动逻辑一模一样，那就是告诉他的工人作出一切可以想到的“牺牲”，以在竞争中争取胜利。对斯大林而言，“追上西方”的方法，就是模仿所有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使用过的“原始积累”方法。英国工业革命建立在通过圈地运动和清洗运动将农民赶离土地的基础上；斯大林通过“集体化”粉碎了农民对土地的控制，迫使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迁入城市。英国资本主义通过加勒比海和北美洲殖民地的奴隶制积累财富；斯大林将百万人民赶入古拉格的奴隶集中营。英国抢劫了爱尔兰、印度和非洲；斯大林夺走了苏联非俄罗斯共和国的权利，将非俄罗斯人驱赶到数千英里之外。英国工业革命否定工人最基本的权利，迫使男人、女人和孩子每天工作十四到十六个小时；斯大林也一样，他废除了工会的独立性，命令部队向罢工群众开枪扫射。两者间唯一重大的区别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用了几百年时间来完成原始积累，斯大林则寻求在二十年间完成俄国的原始积累。因此，斯大林治下的残酷和野蛮也就显得更加突出。 仅仅模仿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小规模“市场”资本主义，斯大林的官僚体系根本无法“追上西方”。俄国工业的规模想要达到与西方类似，就只能通过武力手段。但在私人公司相互竞争的过程中，根本没有时间等待它们发展壮大。国家必须进行干预，以达到必要的生产规模。必须实行国有资本垄断，而非小型私营公司垄断；国家还必须协调全国总体经济，使所有产品的生产都服务于资本积累。 当时很多人都将这样的体制视为社会主义体制，很多人直至今天依然这样认为。因为斯大林主义的确打破了俄国私人资本主义的骨架，后来斯大林主义还在东欧和中国做了同样的事情。但其方法实际上与西方国家实施的战时经济政策非常类似——都实行计划，降低大众消费品的生产，以建设重工业，发展武器生产。 1930年代目睹苏联经济取得成功的西方人感到非常迷惑和吃惊，许多看到了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苏联工业高速发展的第三世界观察者同样是既感到困惑又为之惊叹。看起来，无论斯大林主义犯下什么样的错误，它似乎都找到了一条逃脱世界上其他地区经常深陷其中的市场资本主义危机的道路。终生反对革命的英国费边社成员韦伯夫妇（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在1930年代访问了苏联。苏联的表现给他们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们写下了一本书，名为《苏联：一种新文明？》。在该书发行第二版时，他们对苏联的发展甚至更加信服，以至于去掉了书名中的问号。 然而，苏联最终还是无法逃脱创造了其自身的世界，哪怕是在1930年代。国家前进的方向致使工业扩张，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工业则在收缩，但是，苏联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世界范围内的衰退也对苏联产生了直接影响。斯大林通过出售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粮食，来支撑进口外国机械装备。1929年粮食价格崩溃后，斯大林不得不出售此前双倍的粮食才能换回同等进口产品，而由于国家夺走了粮食，此举至少令三百万农民饿死。 放弃世界革命 斯大林主义并非仅仅是对隔离主义的一种回应。它还令这种隔离永存下去。“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共产党产生了重大影响，破坏了革命机遇。 在斯大林-布哈林联盟的最初阶段，他们通过《英苏工会协议》在西方寻找令人尊敬的同盟，即便英国劳工联合会议（TUC）背叛了大罢工。英国工会被鼓励提出如下口号：“所有权力属于英国劳工联合会议总理事会”，尽管只需草草一瞥英国工会领导人的记录，就能看出他们是如何行使这些权力的。 与此同时，苏联向东寻求同盟的战略意图则意味着抬高中国的蒋介石。虽然蒋介石镇压过广州的工人组织，斯大林和布哈林还是通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信任蒋介石。[16] 当“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从“以蜗牛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变为强迫工业化，各国共产党期待中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1928年，他们突然被告知目前处于革命发展新的“第三阶段”之中。如今的主要敌人就是仅仅几个月前苏联共产党还高度赞赏的那些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中的左翼力量。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宣布，这些人是“社会主义法西斯分子”，与极右势力同样危险。各国共产党不得不调转枪口，集中火力攻击左翼力量，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与他们联合，如有必要就脱离工会组织。 在各国共产党内部，愿意接受这样的政策者被扶植为新领袖，那些不愿拥护新政策的老领袖则遭到驱逐。斯大林为何会突然实施这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政策？部分原因是为了掩盖在英国和中国犯下的错误。在禁止中国共产党党员批评蒋介石于1927年3月准备屠杀共产党员的行为后，斯大林和布哈林继而于11月推动共产党员试图夺取广州的政权。力量均衡完全对中国共产党员不利，结果制造了一场大屠杀，但却缔造了一种很难批评斯大林和布哈林过于保守的氛围。这次政策大转变还实现了其他功能。绝望的、英雄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斗争，与工业化苏联的绝望摸索前行相适应——不管这样做对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次转变还令斯大林铲除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可能会对俄国发生的一切提出质疑的人们。它确保各国共产党完成了成为苏联外交政策有机组成部分的最后转型。 对各国共产党来说，“第三阶段”是一场灾难。1929年爆发的危机，令一小部分工人变得激进起来，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罪恶的宣传，也呈现出越来越浓重的同情情绪。但是，这令许多工人开始倾向于从成熟的社会民主党派和工会处寻求安全。年轻工人和失业者常常向着激进的方向前进，因为最终遭遇警察血腥镇压的示威游行，是失业者表达愤怒的唯一有效途径。相比之下，那些依然保有工作的工人则非常惧怕丢掉工作，他们听从温和议会派和工会领袖的“适中”号召。 这些工人也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当雇主令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只能采取罢工的时候，他们也能以最暴力的方式进行反抗。但是，通常他们都会将痛苦埋藏心底，不予表达，直至他们感到等到了能够成功反抗的机会。危机在统治阶层中引发分歧，突然为工人斗争提供了新的机遇，能够令其经济情况有所好转（虽然为时甚短），令公司雇用更多工人。因此，1929年后，突然爆发了一系列采取激烈暴力手段的斗争和起义：革命推翻了西班牙君主制，工人运动大规模复兴；古巴掀起了革命高潮；法国左派势力倡议掀起反抗运动，组建了“人民阵线”政府，占领了主要的工厂；美国群众工会成立，并在斗争的巅峰时刻占领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 但是，无论在哪里，这一切的发生都不是在危机开始时瞬间发生——而是拖后两年、四年或六年时间；无论在哪里，也都不是在一夜之间就能消解原有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的影响。典型的情况是，社会民主党领袖通过采纳比从前更加偏左的革命语言，依然保留、甚至一度还增强了他们的影响力。即便只是谴责这些领袖是“社会主义法西斯分子”者，也会被从工人队伍中剪除。 这是一个各国共产党在斯大林的影响下犯下的几乎长达六年的错误。他们吸引了由于危机的出现而变得激进的人们。但接下来他们带领这些人进行的战斗，却因切断了与受到工会和社会民主组织影响的范围更广的工人之间的联系而无法取胜。尽管面临极大困难，身经百战的少数党员依然坚持战斗。不过，大多数党员都渐渐脱离斗争队伍，在困难、饥饿和雇主的迫害面前屈服。共产党员的人数变化就体现出这一点。1928-1931年，捷克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从九万一千减至三万五千；法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从五万两千减至三万六千；美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从一万四千减至八千；英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从五千五百人减少到两千五百人。[17] 不过，共产党在一个国家却壮大了起来，那就是德国。经济危机对德国的影响比美国还要严重，因为许多在经济萧条中丢掉工作的人，正是在七年前那场严重的通货膨胀中丟掉了全部储蓄的同一批人，高利率沉重打击了中产阶级、小商人和农民。伴随着“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很难克服”这种感受蔓延整个社会，共产党党员的人数从1928年的十二万多发展为1931年的近二十一万，共产党的选票从1928年的三百二十万张增长到1930年的四百六十万张，1932年11月更是达到了五百九十万张。 但是，比例众多的共产党员依然处于失业状态。1930年，51%的柏林共产党员没有工作，相比之下只有40%的党员在工厂工作；1931年，只有17%的党员能在工作地点参与党派活动。[18]而且党员的流失率相当高，在柏林达到40%。[19]与此同时，尽管社会民族党失去了很多选票，但在1932年11月，他们依然拥有七百二十万张选票，占据工厂委员会席位中的84%；与之相比，共产党只占据了4%的席位。[20] 通过谴责社会民主党为“社会主义法西斯分子”，共产党员将自己与那些虽然感到十分疑惑但却依然想为挽救经济危机做些什么、抵制希特勒纳粹的工人大众区分开来。跟随斯大林指引的后果，不仅给共产党造成了严重损害，更是一场人道灾难。 希特勒通往权力之路 1929年10月华尔街崩溃之时，工党的社会民主党控制着欧洲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在英国，工党的拉姆齐·麦克唐纳在该年早些时候依靠自由党的支持，建立起少数派政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海尔曼·米勒，则在前一年与“温和”资产阶级政党组成了“大联合”。 但是，直至1930年，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对该如何应对吞噬了他们的经济危机有任何办法。不断增长的失业率，意味着福利支出不断增加。工业产量的降低，意味着税收减少。政府预算开始出现赤字。两国的金融稳定性都受到了挑战：美国银行家要求偿还“道威斯计划”的贷款，这项计划推动了1920年代德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金融家也开始在英镑的国际汇率上下赌注。国家银行的领袖们：德国的亚尔马·沙赫特（五年前接受任命，作为统治阶层自由势力代表）和英国的蒙塔古·诺曼（巴林银行家族的成员）告诉他们的政府，必须减少提供失业金的保险金开销。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下四分五裂。在德国，财政部长（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前独立社会民主党首领）鲁道夫·希法亭也无法应对局势，德国政府于1930年初垮台。在英国，麦克唐纳及其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倾向于放弃工党，加入保守党全国政府。 与德国和美国相比，英国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程度要略微轻些。由于大英帝国根基深厚，英国工业依然拥有进入巨大市场的优先权。与工资和薪水的跌幅相比，物价的跌幅要更加迅猛，即便英国北部、苏格兰和南威尔士等地的老工业区中有不少苦难深重的失业工人，中产阶级依然繁盛起来。政府砍掉了公共部门的救济和工资，激起了失业者的暴动，海军也爆发了一场历时不长的兵变，学校教师等群体也掀起了愤怒的浪潮。但是，英国轻松地从危机中存活下来，士气低落的工党在1931年和1935年的选举中步履蹒跚地赢得选举，最终说服了英国大多数资本主义派别：克服危机总有出路。那些准备好于1933年和1934年支持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英国各种法西斯主义变体的统治阶层成员〔如罗瑟米尔家族，其所拥有的《每日邮报》上曾臭名昭著地宣称：“黑衫党万岁！”〕，到了1936年就基本上被全盘放弃了。 德国的形势则大为不同。德国的失业率比英国要高50%，大多数中产阶级都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危机导致希特勒领导的国家社会党或称纳粹党的支持率直线上升。1930年，纳粹党的选票从八十一万张飙升到六百多万张；1932年更是翻倍为总选票的37.3%。但是，纳粹党并非只是一个选举党派（甚至其主要功能都不是为了蠃得选举）。其组织核心是准军事化的街头斗士冲锋队：1930年底，其人数达到十万人；到了1932年中，其人数增长至四十万人。这些武装暴徒专门针对他们口中造成社会危机的群体进行攻击——一方面攻击所谓的“犹太人”金融资本，另一方面攻击“犹太主义”“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运动。正是这支武装力量的存在，他们时刻准备着通过战斗控制街道、征服所有其他社会组织，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与其他成熟的资产阶级政党区分开来。 墨索里尼于1920年在意大利缔造了第一个成功的此类组织。组织成员通过民族主义思想而非反犹主义思想紧密团结在一起（有些法西斯领袖，如1920年代的罗马市长就是犹太人；直至1930年代晚期与希特勒结成同盟后，反犹主义才成为意大利法西斯的主要思想）。但在其他方面，墨索里尼则是第一个开辟道路之人，希特勒紧随其后。 希特勒的党派于1923年危机时开始崛起，法国人占领了鲁尔区，发生了通货膨胀的巨大灾难。该党处于右翼恐怖组织、反犹主义团体，以及聚集在慕尼黑巴伐利亚城的前自由军团成员圈子的中心。但是，1923年11月，该党在巴伐利亚城试图夺取权力的行动失败了，随着危机条件逐渐解除，党派走向衰落。到了1927-1928年，希特勒的党派在选举中只是一股非常边缘的力量，只有几千名党员，党派领导始终争斗不休。直至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才给它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 史无前例的庞大人群离开“适中温和”的资产阶级政党，云集希特勒旗下，因为此前得到他们支持的政府在危机期间，不仅令工人，而且令许多支持政府的中产阶级自己人，都陷入了贫困和破产。例如，在小镇塔尔堡，纳粹的选票在三年间从一百二十三张一跃为四千二百张，牺牲掉的当然是其他资产阶级的选票。[21] 与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一样，纳粹也是一个中产阶级政党。在希特勒夺取权力之前，许多纳粹党员都是自雇企业主（17.3%）、白领雇员（20.6%）和政府职员（6.5%）。上述所有群体在纳粹党中所占的比例为50%-80%，比这些群体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要高许多——而且这些人掌握的社会特权，也远比今天我们所知的同一称谓群体要多得多。也有工人加入纳粹党，但他们在党员中所占的比例不足50%，比工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要低。[22]纳粹的确得到了一些工人阶级选票：这些选票大多来自普鲁士东部等农业工人活跃地区，在那里战后立即开展的工会化努力失败了，工人阶级的政治传统几乎不存在；也得到了来自小城镇的工人选票，那里中产阶级的影响是最大的；还得到了来自失业者的选票，他们的状态非常松散，经常被纳粹的福利所吸引，尤其是加入冲锋队的优渥条件。[23]这些事实令试图否认纳粹带有中产阶级特性的企图变得毫无意义，例如，就像迈克尔·曼那样，他声称：“研究表明，纳粹投票与阶级之间的关联度很低。”[24] 可是，为什么中产阶级会受到纳粹的吸引，而非投靠左翼力量？部分原因在于此前持续数十年的反社会主义教化。自雇企业主和白领工人在成长过程中始终被教导相信他们比体力劳动者优越，随着危机加深，他们一直试图与工人大众区分开来。他们在遭受政府和金融家政策给其带来的苦楚的同时，又对社会地位处于他们之下的工人大众十分恐惧。然而，这并未阻止他们中的许多人默许如下这样的想法：在1918-1920年的革命时期，出现某种社会变革是不可避免的。 造成这种形势的另一个因素在于左翼力量本身的行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未从意大利先驱的经验中收获任何教训。相反，他们只是让人倒胃口地重复着“德国不是意大利”。考茨基于1927年坚持声称，在先进的工业国家中，法西斯主义完全无法重复它在意大利的“成功经验……诱引大多数失业流浪者都做好为资本主义目的服务的准备”[25]。在希特勒于1933年1月就职之前，希法亭依然在重复同样的信息。他说道，通过坚持德国宪法，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迫使纳粹进入了“合法”的领地，借此必能击溃他们——此前一年的夏天，兴登堡总统拒绝希特勒组建政府的请求就能充分证明这一点。“继意大利悲剧之后，迎来了德国闹剧……这标志着法西斯主义的倒塌”，希法亭坚持道。[26] 立宪主义的压力令社会民主党领袖对在他们于1930年放弃并解散了政府内阁后、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形势出现的一系列新政府，遵循一种“宽容”政策。这些政府首先由海因里希·布吕宁领导，接下来由冯·帕彭领导，最后由冯·施莱谢尔领导，他们的统治没有得到议会主要派别的支持，主要依靠得到总统认可的法令的权力来统治。他们的措施令工人和中产阶级中社会地位较低者的生活条件不断遭到打击——布吕宁颁布的一条法令宣布工资降低10%——但却仍然无法阻止经济恶化，以及伴随经济恶化而来的各种困难。通过社会民主党人所谓的“宽容”政策，实际上，他们能够提供的不过是困难和饥饿。他们听任权力的领地放任自流，任由纳粹前去争取那些抛弃了旧资产阶级政党者的支持。 社会民主党人似乎偏离了道路，这使得希特勒夺权的道路变得更容易。他们建立起了某种自我防御组织“帝国战旗”（一个支持共和国的基督教社会民主派的准军事组织），该组织由武装分子和社会主义运动协会和青年组织的成员组成。它具有动员数十万人的潜力。但他们坚持认为，这些力量只能用于防守，只有在纳粹打破宪法后才能使用——然而，这样的时刻从未到来。他们还控制着普鲁士州政府及其人员庞大武器精良的警察队伍。他们曾于1929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利用警察镇压共产党领导的示威游行，杀死了二十五名示威者，他们还于1930年和1931年禁止纳粹在普鲁士进行示威游行。但当纳粹的威胁于1932年夏天攀升至最高峰时，正是固守的立宪主义导致他们放弃了这一有力武器。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纳粹并没有提名本党候选人，而是敦促他们的支持者将选票投给年迈的兴登堡——作为回报，兴登堡总统签署了一项推翻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法令，并得到了与希特勒进行过秘密协商的冯·帕彭的首肯。社会民主党人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这道法令，放弃了他们口中对抗纳粹最强大的堡垒。冲锋队此时可以自由公开地游行，创造出一种让人印象深刻的活力四射的全能运动，而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消除令生活变得如此痛苦的那些因素，并把反对派从街上赶走。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大崩溃，社会民主党人的瘫痪与纳粹党人的活跃，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和反差。 也难怪社会民主党的活跃分子会产生迷惑。研究纳粹主义崛起的历史学家，这样谈论直至1933年年初的社会民主党人： ……许多人都期待纳粹能够接管政府。他们计划作战，但却不再清楚他们为何而战。为了冯·施莱谢尔将军或冯·帕彭的共和国而战？为了通过总统法律统治的民主而战？在1933年的灰色1月间，塔尔堡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再集会，不再发表公开演说。还有什么可说的呢？[27] 社会民主党的停滞不动，令纳粹得到了发挥的战场。但仅仅凭借选举人的支持，纳粹根本无法掌握大权。他们在自由选举中获得的最高投票比例是37.1%，实际上他们在1932年7-11月间还丢失了二百万张选票。即便在希特勒就职成为总理、纳粹采取手段大规模恐吓反对派的情况下，他们在1933年3月的选举中也只得到43.9%的选票。戈培尔于1932年末在日记中抱怨，纳粹未能直接掌权，造成军队士气低落，数千人离开。 令纳粹最终得以掌权的是德国统治阶层的关键代表作出了将权力移交给纳粹的决定。部分大商人长久以来一直给予纳粹财政支持，将纳粹视为一种平衡左翼和工会的有用工具。新闻报纸巨头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曾在希特勒……早年未发迹时……缓解了……他的财政危机”[28]。到了1931年，鲁尔区著名工业家弗里茨·蒂森已经成为一名“热切的纳粹支持者”[29]，前国家银行主席沙赫特对待纳粹的态度则是日益同情。[30] 但是，直至1932年之前，德国资本主义的大部分人士都或多或少地支持处于他们直接控制下的两大政党：大工业家支持德国人民党（即战前的国家自由党）；胡根贝格和大地主支持德国国家党。他们并不信任纳粹党，因为许多贫穷的中产阶级纳粹党员——甚至有些纳粹党领袖也持有同样态度——不仅攻击工人中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还号召掀起直接针对大商业的“全国革命”。 随着世界性经济大衰退不断打击他们的利润，资本家们的观点开始发生转变。即便大多数工业家并没有资助希特勒，也不信任一场由贫穷的中产阶级发起的、独立于他们发展的运动，但他们却也开始感到可以利用纳粹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如一项调查研究总结的那样： 日益严重的衰退说服了上层阶级的大多数领袖：《凡尔赛和约》必须终止，赔偿必须取消，劳工的力量必须在克服萧条之前被打破……1931年夏天，大企业的领袖们采纳了将魏玛共和国描述为“耻辱的体制”的说法，号召“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独裁统治”。[31] 鲁尔区的工业家、大地主和军队中的大部分军官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的看法在许多方面都与希特勒提出的政策十分相近。这种接近在希特勒清洗奥托·斯特拉瑟（最坦率的“全国革命”方法的支持者）时得到进一步加强，斯特拉瑟参加了与国家党、人民党、工业家和地主集团于1931年9月在哈尔茨堡举行的联合会议，并于1932年1月发表了“鲁尔工业区的船长们”的演讲。[32] 工业家们越来越肯定希特勒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有些人还将他的冲锋队视为粉碎工人运动的有力武器。到了1932年秋天，大多数工业家都相信，为了使纳粹强大到足以继续贯彻他们所需的政策、削弱工人阶级的抵抗，就必须让纳粹入主政府。但对纳粹在政府中到底可以承担多重要的角色，他们依然存有意见分歧。冯·帕彭等大多数人希望政府的关键位置依然掌握在他们信任的老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家手中。只有少数人当时就希望希特勒能够全权掌握政府。他们的态度是，他们需要希特勒作为一只看门狗来守护他们的财产，就像所有的看门狗一样，必须给他戴上一条紧紧攥在主人手中的锁链。但是，希特勒自然是不愿接受这样的安排；随着事实证明政府中的军事部长冯·施莱谢尔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大企业主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即便许多精英工业家对这位跳出来的前下士及其狂野言论并不感冒，他们还是开始接受如下做法：为了重塑资产阶级社会的稳定，只能让希特勒主持军队。冯·帕彭与希特勒在一位银行家的家中进行了会面。几天后，他告诉英国大使：“如果希特勒的运动崩塌或者被击溃，那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毕竟纳粹是我们抵抗共产主义的最后一道壁垒。”[33] 大地主、希特勒既定的商业赞助者如沙赫特和蒂森，以及部分高级军官，已经在向兴登堡总统施加压力，解决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带来的政治危机。冯·帕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在这种压力背后是依赖他的重大的工业势力。工业家中部分重要人士依然对此政策怀有疑虑，但是他们并未抵制这一解决方案；一旦希特勒掌权，他们十分乐意对选举进行财政资助，为的是推动他在议会的力量（以及克服纳粹党内部的危机）。[34]希特勒如果没有组织这样一场中产阶级群众运动，他就不会得到今天的一切，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党派也反对德国主要大企业主的政治特权。但是，到了最后，企业主们却认为希特勒的掌权要好过持续的政治混乱不稳状态——当然也要大大好过希特勒倒台而导致的德国政治向左转。 希特勒于1930年1月31日宣誓就职。许多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都希望能够吹响战斗的号角。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这样写道： ……德国工人意愿最明确的表达就是进行反抗。1月30日下午和晚间，德国各个城市爆发了自发而激烈的工人群众大规模游行示威。来自工厂的代表……全国各地的代表都在同一天云集柏林，期待得到战斗的命令。[35] 然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却作出决议，认为希特勒的掌权“符合宪法”，他们的追随者不应对他的当选作出任何反抗！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迸报》上这样写道：“在面对政府及其政变威胁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和‘钢铁前线’（IronFront）坚定地站在宪法和法律基础之上。”[36]政党将会竭尽全力阻止对新政权的“不成熟”抵抗。共产党原本可以在此前三年中利用这种社会民主党民众的反抗意愿和情绪。但从1929年直至1933年，共产党领袖都拒绝提出与社会民主党领袖建立联合阵线、阻止希特勒的要求，而这则要么出于愚蠢，要么出于对斯大林的顺从。党内任何对这种政策产生怀疑的人，都被清除出了重要位置。1931年夏天，最荒谬的一幕发生了。纳粹组织了一次公民投票，将社会民主党政府拉下了普鲁士的权力舞台，而共产党领袖则遵照斯大林的命令，宣布这是一场“红色革命的公民投票”，并敦促共产党员展开广泛宣传投出赞成票！实在难以想象还有什么更精于计算的姿态，会比这个更能阻止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共产党人找到抵抗纳粹的方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就成了纳粹的某种同盟，就像纳粹时常宣称的那样。在柏林等地，共产党团体日复一日绝望地在街头战斗，想要击退纳粹。[37]但是，他们的这种抵抗并未得到更加广泛的支持。 与社会民主党人的懦弱一样，甚至是在希特勒就职之后，共产党领袖的愚蠢行为依然在延续。他们非但没有从意大利发生的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反而还相信纳粹将会如同其他曾经当权的资产阶级政府一样进行统治。他们坚信，纳粹独裁的基础十分不稳，因此其存在时间将会十分短暂。[38]他们的口号是：“希特勒之后就是我们！”在莫斯科，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谈到“德国共产党奋起的成功”，前左翼反对派卡尔·伯恩加尔多维奇·拉杰克〔中央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如今完全处于斯大林的控制之下，他在《消息报》上发表了纳粹“的溃败犹如在马恩河的溃败”的言论。[39] 与这一观点相应的是，德国的共产党活动家被告知继续发动进攻，以大众传单和请愿的方式直接反抗新政府。但是，希特勒主义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府完全不同，因为它拥有众多支持者，早已准备好粉碎任何工人阶级的抵抗行为；他们搜寻武装分子，确保雇主解雇工会活跃分子，派出秘密警察部队围剿政府反对派的中心。任何签署请愿书者都会被冲锋队痛殴暴打，并被警察带走。 没过几天，纳粹的准军事预备部队就被整合进国家机器。冲锋队与警察携手迫害工人阶级政党。接下来在2月27日，纳粹以德国国会大厦的一场大火为借口取缔了共产党，废止了共产党的报纸，将万名共产党员押往集中营。 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怯懦和愚蠢一直持续到了最后。他们相信纳粹针对共产党的镇压根本不会波及他们，并开除了那些建议展开地下抵抗运动的党员。工会领袖甚至还承诺与纳粹进行合作，将5月1日设为“国家劳动节”。5月2日，纳粹挟持了这些领导人，将他们也都送进了集中营。 从希特勒就职到1939年战争爆发，共有二十二万五千人因犯下政治罪而被判入狱；据估计，有“一百万德国人或长或短地承受了集中营的酷刑折磨和屈辱经历”[40]。 工人组织并非唯一遭到重创者。通过屠杀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成员，希特勒得到了大企业主政党（国家党和人民党）的支持；如今，希特勒也转而背叛了它们，迫使它们解散并接受一个纳粹一党专政的国家。希特勒利用国家的高压手段摧毁了所有各种独立组织，哪怕是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组织（包括律师团体、职业协会）也不行，甚至连童子军也难逃魔掌。如果有人反抗，政治警察盖世太保立马就会拖走部分最活跃的抵抗分子，将他们扔进集中营。无处不在的恐惧，使得所有对极权政治的公开反对都沉默不语。 然而，纳粹的统治依然以大企业主与高级军官的直接首肯为基础。他们几乎没有受到纳粹暴力手段的影响，依然可以自由地获取利润，或者扩展军事势力；与此同时，纳粹则被授权可以控制镇压的方法和整个政治生活。这一联盟在一年之后的“长刀之夜”中以一场血洗告终，希特勒利用自己的亲卫部队“党卫军”谋杀了“冲锋队”的首领，因为后者的“二次革命”言论令将军们和工业家们感到忧虑。作为此举的回报，希特勒获得了德国总统职位，将所有政治权力都攥在了自己手中。 [1]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elberger），《大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TheWorldinDepression,1929-1939,London,1973），第116-117、124页；刘易斯·科里（LewisCorey），《美国资本主义的衰败》（TheDeclineofAmericanCapitalism,London,1938），第184页。 [2]爱德华·卡尔，《苏俄史》（AHistoryofSovietRussia）第四卷《过渡期：1923-1924》（TheInterregnum:1923-24,London,1984），第39页。 [3]莫希·莱文（MosheLewin），《列宁的最后斗争》（Lenin’sLastStruggle,London,1969），第12页。[《列宁的最后斗争》，叶林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就连托洛茨基也没有马上对这一决定提出挑战。 [5]这段话引自赖特（J.G.Wright）翻译的托洛茨基所著的《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第36页。 [6]关于这些示威游行的具体描述，参见维克多·谢尔盖的《革命回忆录》和米查尔·赖曼（MichalReiman）的《斯大林主义的诞生：“第二次革命”前夕的苏联》（TheBirthofStalinism:theUSSRontheEveofthe‘SecondRevolution’,London,1987）。后来我也曾听哈里·威克斯（HarryWicks）讲过他作为俄国一所共产国际培训学校的学生对这些事件的亲身经历。 [7]米查尔·赖曼,《斯大林主义的诞生：“第二次革命”前夕的苏联》，第2页。 [8]同上书，第12页。 [9]爱德华·卡尔与罗伯特·戴维斯（RobertDacies），《1926-1929计划经济的基础》（FoundationsofaPlannedEconomy,1926-29,London,1969），第一卷，第313页。 [10]伊萨克·多伊彻（IssacDeutscher），《斯大林政治传记》（Stalin:APoliticalBiography,London,1961），第328页。 [11]托尼·克里夫，《俄国：一种马克思主义分析》（Russia:AMarxistAnalysis,London,1964），第33页。 [12]托尼·克里夫，《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StateCapitalisminRussia,London,1988），第53页。 [13]同上书，第42页。 [14]罗伯特·戴维斯的文章“斯大林时期的强制劳工：档案揭秘”（ForcedLabourUnderStalin:TheArchiveRevelations），文载《薪左派评论》（NewLeftReview）第214期（1995年11-12月）。 [15]托尼·克里夫，《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第130页。 [16]1927年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的讲话，引自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62页。 [17]P.Frank,Histoiredel’InternationaleCommuniste(Paris,1979),p.634. [18]伊夫·罗森哈夫特（EveRosenhaft）所著的《抗击法西斯主义者？德国共产主义者与政治暴力，1929-1933》（BeatingtheFascists?:TheGermanCommunistsandPoliticalViolence1929-1933,Cambridge,1983），第44-45页。 [19]来自政党官方数据，引自上一注释所引书第45页。 [20]出自RoteFahne(2February1932)，转引自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与统一战线1930-1934》（Fascism,StalinismandtheUnitedFront,1930-34,London,1969），第39页。 [21]威廉·艾伦（WilliamAllen），《纳粹攫取权力：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1930-1935》（TheNaziSeizureofPower:TheExperienceofaSingleGermanTown,1930-35,Chicago,1965），第292页。 [22]对纳粹成员阶级和年龄成分的详细分解，参见诺克斯（J.Noakes）和普里德姆（G.Pridham），《纳粹主义：1919-1945》（Nazism1919-45,Exeter,1983），第一卷“崛起：1919-1934”（TheRisetoPower1919-34），第84-87页。 [23]例参M.H.Kele所著《纳粹与工人》（NazisandWorkers,NorthCarolina,1972），第210页。米尔贝格（DetlefMühlberger）否认纳粹的中产阶级基础，承认纳粹吸引的工人主要是激进工人及失业工人。参见其所著《希特勒的追随者》（Hitler’sFollowers,London,1991），第165、177、205页。 [24]参见迈克尔·曼的文章“AstheTwentiethCenturyAges”，文载《薪左派评论》第214期（1995年11-12月），第110页。 [25]参见考茨基的文章“暴力与民主”（ForceandDemocracy），译自戴维·毕瑟姆（DavidBeetham）主编，《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共产主义者》（MarxistsintheFaceofFascism,Manchester,1983），第248页。 [26]参见希法亭的文章“在种种决定之间”（BetweentheDecisions），译自戴维·毕瑟姆主编，《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第261页。 [27]威廉·艾伦，《纳粹攫取权力：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1930-1935》，第142页。 [28]阿瑟·施韦泽（ArthurSchweitzer），《大企业与第三帝国》（BigBusinessintheThirdReich,Bloomington,1963），第107页。 [29]诺克斯与普里德姆，《纳粹主义：1919-1945》，第94页。 [30]亨利·特纳（HenryTurner）也承认这一点，尽管他对希特勒依靠商人的支持才登上权力巅峰这一观点表示怀疑。参见他所著的《德国大企业与希特勒的崛起》（GermanBigBusinessandtheRiseofHitler,NewYork,1985），第243页。 [31]同上书，第95页。 [32]同上书，第96-97、100页。特纳声称，鲁尔区的大工业家并不像新闻报道宣传的那样，对希特勒表现出热情万丈。但特纳也承认，希特勒的演讲的确拥有具有影响力的大商人听众。参见他所著的《德国大企业与希特勒的崛起》第172页。 [33]引自弗朗西斯·卡斯坦，《英国与魏玛共和国》（BritainandtheWeimarRepublic,London,1984），第270-271页。 [34]就连特纳也无法指出这样的逻辑和结果何错之有。关于更多相关资料，参见伊恩·克肖（IanKershaw）主编，《为什么魏玛共和国失败了？》（WhyDidWeimarFail?,London,1990）；彼得·斯塔胡拉（PeterStachura），《纳粹党夺权》（TheNaziMachtergreifung,London,1983）。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切入，对所有观点进行概述，参见唐尼·格拉克斯坦（DonnyGluckstein）的佳作《纳粹、资本主义与工人阶级》（TheNazis,CapitalismandtheWorkingClass,London,1999）第三章。 [35]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HistoryoftheInternational,Lonond,1966），第二卷，第380页。[《国际史》（三卷本），杨寿国、孙秀民、汤成永、桂乾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36]参见Vorwärtseveningedition,30January1933，引自埃利奥特·惠顿（EliotWheaton），《灾难的序曲：纳粹革命1933-35》（PreludetoCalamity:TheNaziRevolution1933-85,NewYork,1969），第223页。 [37]伊夫·罗森哈夫特的《抗击法西斯主义者？德国共产主义者与政治暴力，1929-1933》对这一情况做了上佳的描述。 [38]艾伦·默森（AllanMerson），《纳粹德国的共产主义抵抗》（CommunistResistanceinNaziGermany,London,1986），第29页。 [39]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383页。 [40]艾伦·默森，《纳粹德国的共产主义抵抗》，第61页。
第五章“黄金二十年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五章“黄金二十年代” 新生 “新纪元”“爵士时代”“黄金二十年代”，这些都是媒体和主流政治家对1920年代的美国的溢美之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在英德激烈厮杀的时候崛起，收购了许多英国的海外投资，并且经济持续增长，1928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14年翻了一番。 美国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广大民众的生活发生了魔术般的转变。1890年代和1900年代初的发明——此前的发明都仅限于小部分有钱人享用——如同洪水般涌入百姓生活，包括电灯、留声机、无线电广播、电影、吸尘器、冰箱和电话等。亨利·福特的工厂生产了世界上第一批量产汽车T型车，本是有钱人的玩具，开始逐渐出现在中产阶级的街道上，甚至有些工人也能开上小汽车。人们头顶飞过飞机的频率也越发频繁，跨越大洲的旅行用时也越来越短，对少数富人而言，这个时间可以从数天缩短到数个小时。人们似乎从黑暗、静止和有限的活动范围，一下子进入到一个光明、有声且迅速移动的新时代。 “爵士时代”一词正是这一改变的鲜明表达。每个时代都有其最受欢迎的音乐形式。但它们总是与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文化相关，因为世界各国人民都居住在相对隔绝的状态中。唯一国际化或者超越地区界限的音乐形式就是“古典音乐”，它是为移动性相对较强的剥削阶级准备的，有时还表现为宗教形式。18世纪和19世纪的城市发展开始改变这一情况，音乐厅、舞厅、歌唱俱乐部及印刷乐谱开始普及。然而，留声机和无线电广播缔造了一种新的文化领域，接收表达工业世界的旋律、城市生活的节奏，以及对置身于一个围绕市场而旋转的世界中个人微小的存在而产生的痛苦。爵士乐，或者至少是加了料的爵士乐，组成了这种新流行音乐的基础，能够在新的文化领域中生根发芽。爵士乐起源于美国南部的前黑人奴隶，他们混合了各种非洲和欧洲的民间习语，在被迫听从主人命令为了生产而辛苦劳作之时创作出来。随着从南方棉花和烟草种植园涌入北方世界上最强盛的资本主义城市的移民洪流，爵士乐也被带到了北方。在那里，爵士乐吸引了种族背景各异、来自不同国家的数百万民众，并随着资本积累的洪流不断发扬光大。 此时的一切使得经济衰退和失业变成仅仅存在于人们记忆中的事情，人们开始将“繁荣”视为始终如此，理所应当。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在1927年写下的文字中表达了这种普遍的想法：资本主义年轻时代的“童年疾病已经减轻”“经济周期的特质正在发生变化”。[1]另一位经济学家伯纳德·巴鲁克于1929年6月在接受《美国杂志》的采访时表示：“世界经济似乎正处于巨大发展的前沿。”[2] 对中产阶级而言，过往的冲突似乎也是一个遥远的梦。1919年钢铁工人大罢工被镇压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组织，已经失去了将工运发展到仅限于技术工人狭窄范围之外的意愿。司法部长帕尔默，以及未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粉碎了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旧日武装的暴动，以及美国共产党新武装力量的起义。希望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工人别无选择，只能相信倡导个人成功的“美国梦”——未来的托洛茨基主义罢工领袖法雷尔·多布斯当时正是这样做的，他投了共和党的票，计划开一间商店，热切地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法官。[3]民主党国家委员会主席、通用汽车董事、著名经济学家、商人和政治家约翰·拉斯科布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富裕起来”，并宣称：一周只需在股票中存下十五美元，就可以致富。[4] 就连美国社会中最贫困的群体似乎也都看到了希望。来自阿巴拉契亚地区一贫如洗的白人“自耕农”，以及来自南部的黑人分成佃农，都如洪水般涌入底特律、芝加哥和纽约，寻找工作机会。因此便有了“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岁月，对奴隶的孙辈而言，此时甚至连北方的贫民区都成了希望的灯塔。实际上，此时的黑人依然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愤怒。但是，这些痛苦和愤怒主要通过马库斯·加维运动的疏导得以暂时压制。加维倡导黑人分离计划、黑人资本主义及“回到非洲”运动，他所倡导的运动都避免与美国现存制度发生任何直接冲突。对那些并没有深入探究事件本质的人们来说，“美国梦”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被广泛接受，因为买卖股票的人越来越多。 欧洲的“新纪元”和“爵士年代”则要来得晚一些。在德国，1923年危机（看起来要么社会主义革命掌权，要么法西斯统治）之后，紧接着是一段短暂而凶猛的通货紧缩。但是，当时来自美国的贷款（道威斯计划）赋予资本主义新的生命。工业产值飙升，超越了1914年的水平，政治稳定似乎也得到了重新恢复。1928年的大选令社会民主党联合政府开始执政，希特勒的纳粹党只得到2%多一点的选票，共产党则得到10.6%的选票。1928年夏天，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赫尔曼·穆勒可以充满自信地坦言：“我们的经济运行良好，我们的社会福利体系一切正常，你会看到共产党员和纳粹党员都将会被传统政党逐渐吸收。”[5] 在德国这一切发生了两年半之后，英国经历了一场重大社会危机。英国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决心通过将英镑比美元的价值稳定在战前水平，来重塑英国国家力量权威。这一举措的效果便是增加了英国出口的开销，令核心工业领域失业剧增。英国政府通过总体上缩减工资、增加劳动时长来补偿增加的成本开销，一切从矿产业开始。矿工联合会拒绝接受这一政策，1926年其成员封闭了工厂。其他产业的工会领袖也号召进行支援矿工的大罢工，但是仅仅九天之后罢工就宣告取消。尽管罢工实际上卓有成效，但最终却依然选择了卑鄙地投降，听凭一个行业接着一个行业的雇主资本家迫害罢工积极分子，摧毁基本的工会组织。 一旦鲁尔危机和英国大罢工烟消云散，美国“新纪元”的论调就开始影响欧洲主流思想。中产阶级可以通过大型生产企业提供的全新范围的消费品得到前所未有的享受，看上去这种享受扩散到工人阶级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美国能够逃脱经济危机，欧洲同样可以。在德国，维尔纳·桑巴特回应了阿尔文·汉森的论述，“欧洲的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清晰的趋势，相互对抗的趋势彼此制衡，发展日益缓慢，并且最终将会消失。”[6]无独有偶，伯恩斯坦则表示，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转变”的预言如今已经实现。他写道，称魏玛共和国为“资本主义共和国”是非常可笑的。“卡特尔和垄断发展，在公众控制中的分量不断加重，将会最终为公营公司带来质变。”[7]甚至是在英国，那里旧有的工业领域依然遭受失业困扰，英国工会联盟却通过开启一系列与主要大资本家雇主的对话（这被称为著名的“蒙德-特纳谈话”），来纪念矿工大罢工失败一周年。目标在于，通过“合作……提升产业效率，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来代替冲突。[8]1929年，少数派工党政府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入主内阁。 相信资本主义已经达成了长期稳定发展的思想，也影响了俄国统治集团。1925年，日益重要的两位核心领导人：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和理论家布哈林，采纳了这一思想来为其“社会主义能在一国实现”的新理论提供论证。他们声称，资本主义已经稳定下来，从而抹杀了革命的可能性。[9]布哈林采纳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希法亭所用的术语，认为西方已经进入“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经济迅速扩张，从而降低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10] 新生 如果说中产阶级民众意见和流行文化似乎部分恢复了他们在战前也就是1920年代中期的乐观主义的话，这种恢复实际上是非常不确定的。欧洲曾有一代年轻人看到他们的幻想陷入了佛兰德斯的泥沼，这很难让人遗忘。这种气氛更像是愤世嫉俗的自我放纵，而非重生的希望。 这种情绪在这一阶段的“高雅艺术”：绘画、雕塑、严肃音乐和文学等中得到了体现。甚至是在战前，就一直存在对稳定进步的舒适、信念提出的挑战，虽然只是少部分人提出的力度不大的挑战。世界运行的机制似乎已经呈现出双面刃的状态——一方面展现出无可比拟的力量和动力，另一方面又将人类掌控自己生活的理念撕得粉碎。此时涌现出质疑所有进步观念的哲学和文化思潮，非理性观念开始占据主要地位。这些思潮得到理论物理学发展的支持（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以及1920年代中期海森堡在研究量子物理学时发现的“测不准原理”等），逐渐破坏了宇宙运行的旧模式。与此同时，精神分析学说的流行似乎也摧毁了对理性的信仰，而理性一度对弗洛伊德本人显得无比重要。[11] 艺术家和作家试图通过艺术和文学方式上的革命，与身边新奇的世界妥协。这场“革命”建立在深入骨髓的模棱两可之上：对机械世界既仰慕又感到恐惧。“现代主义”由此诞生。它的典型重点在于形式主义和数学上的精准，但同时又强调影像和声音碰撞的不和谐，个体与社会拆解成碎片。19世纪中叶之前的高雅艺术（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卢卡奇认为1848年是一个关键转折年份），一直以中产阶级出身的男女英雄为了掌控身边世界的努力为中心，即便他们最后经常都是悲剧性地以失败收场。[12]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高雅文化，则主要表现个人退化且碎片化为他们无法控制的强权手上的绝望棋子；例如，在卡夫卡的小说《审判》和《城堡》中，在贝尔格的歌剧《露露》中，在艾略特的诗歌《荒原》中，在帕索斯的三部曲小说《美国》中，在布莱希特的早期戏剧中，以及在毕加索“分析立体主义”阶段的绘画中。 然而，文艺作品内在的破碎，只是反映了身边世界的破碎，令最优秀的艺术家和作家感到不满，他们试图将拼图重新拼到新的图案中，令人性在机械化的世界中重新找到适当的位置，并最终获取了程度不等的成功。在破碎且丧失人性化的现实世界中这样做遇到的困难，令许多人开始得出政治上的结论。截至1920年代，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拥护盲目非理性的法西斯主义，俄国的未来主义者则拥护俄国革命的理性尝试，试图重塑世界。在这十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大多数现代主义者都想避免选择上述两种信仰，他们通过自觉的先锋派运动，有意将上述两种信仰从流行文化中剔除，尽管可能借用了它的一些习语。他们或许并没有分享那些年的幻象，但他们也几乎不曾公开挑战这两种信仰。然而，随着“黄金二十年代”的破灭，他们的现代主义依然将前者的假设视为理所当然。 世界经历了十几年的战争、革命和殖民地起义。但到1927年，世界各国的统治阶级一致认为，伤痛已经过去。当美国总统柯立芝于1928年12月宣称“美国国会从来没有如同现在这般面临如此令人愉悦的前景”时，鲜有持不同意见者。几乎没有人感到恐怖即将到来。 [1]弗里茨·斯滕伯格（FritzSternberg），《即将到来的危机》（TheComingCrisis,London,1947）。 [2]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Galbraith），《1929年大崩盘》（TheGreatCrashof1929,London,1992），第95页。[《1929年大崩盘》，沈国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法雷尔·多布斯（FarrelDobbs），《卡车司机的造反》（TeamsterRebellion,NewYork.1986）序言。 [4]约翰·加尔布雷斯，《1929年大崩盘》，第77-78页。 [5]尤里乌斯·布劳恩塔尔（JuliusBraunthal），《追寻千禧年》（InSearchoftheMillennium,London,1945），第270页。安德烈·盖林（AndréGuerin）对1920年代末法国工会领袖拥护美国模式进行了描述，参见其所著FrontPopulair,RévolutionManquée（Paris,1997），第79-80页。这样乐观主义的表达正与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声称从20年代中期到20年代末期，每个人都看到危机尚未过去的观点截然相反。参见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第91页。 [6]弗里茨·斯滕伯格，《即将到来的危机》。 [7]彼得·盖伊，《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爱德华·伯恩施坦向马克思的挑战》（TheDilemmaofDemocraticSocialism:EduardBernstein’sChallengetoMarx,NewYork,1979）。 [8]乔治·希克斯（GeorgeHicks）于1927年在英国劳工联合会议（TUC）上的发言，引自米尔班德，《议会制社会主义》，第149页。 [9]关于斯大林和布哈林于1925年提出的观点，参见理査德·戴（RichardDay），《“危机”与“崩溃”》（The’Crisis’andthe’Crash’,London,1981），第80-81页。 [10]关于布哈林1928年观点的评述，参见理查德·戴，《“危机”与“崩溃”》，第156-159页。此时斯大林的态度又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宣称资本主义即将崩溃，对西方国家的共产党而言，这也就意味着马上面临着掀起起义的可能性——这一观点与布哈林的观点同样都是错误的。 [11]在1920年代的作品《文明及其不满》中，弗洛伊德似乎接受了文明与人类的理性直觉并不相容的观点。 [12]例参乔治·卢卡奇（GeorgeLukács），《历史小说》（TheHistoricalNovel,London,1962）和《欧洲现实主义研究》（StudiesinEuropeanRealism,NewYork,1964）。卢卡奇认为1848年前的“现实主义”小说一方面向机械自然主义让步，一方面屈服于主观心理主义。这令他抛弃了20世纪大多数文学作品。然而，读者依然可以在忽略他的最后结论的情况下吸取他的精华思想。
第四章殖民地世纪的叛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四章殖民地世纪的叛乱 爱尔兰起义 印度独立运动 第一次中国革命 墨西哥革命 20世纪初，一小部分统治阶级主宰着世界。人类历史的洪流被束缚在几个欧洲国家塑造的狭窄河道中。战争本身就是这一情况的极端表达——实际上这是一场源于英国、德国和法国统治者帝国野心的世界战争。 但在战争末期，殖民地世界掀起了反叛的浪潮，威胁着统治者的统治：继1916年都柏林人民武装起义之后，1918-1921年间，整个爱尔兰地区都展开了游击战；印度也爆发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示威游行和大罢工；埃及更是掀起了反抗英国占领的类似革命行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活跃起来，在1926-1927年的内战中，民族运动更是达到了巅峰。 反抗西方的统治在战前就已十分常见。通过一系列艰苦鏖战，英国才实现了非洲的殖民化；它在印度的统治也已被1857年的大叛乱动摇了根基；在世纪之交，“义和团运动”席卷中国，大大打击了西方在中国的利益和行动。 不过，这样的反抗明显带有试图重建第一时间向外国列强需求妥协的统治秩序的色彩。 而20世纪新的反抗运动洪流，则试图学习并模仿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即使在处理传统主题时也是如此。运动的中心力量包括学生、律师、教师和新闻记者；这些群体研究并熟悉殖民统治者的语言，以欧洲方式着装，接受欧洲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但他们的追求和希望却一再受到殖民统治政策的阻碍。在每一座殖民城市中都有数千名这样的人，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占领街道，将更多持有传统保守态度者拉到自己一边。 1900年代中期，在英国到那时为止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抵抗运动，运动的起因是帝国政府将印度次大陆上最大的孟加拉邦分割为穆斯林地区和印度教徒地区，作为帝国整体“分而治之”战略的一部分。这场抵抗运动包括在“印度自产”口号下的抵制英货运动，民众示威活动与英国军官带领的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这场运动将印度国大党（一个以讲英语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为基础的温和派组织）与B.G.蒂拉克等人联合起来，蒂拉克等人支持釆取“恐怖主义”手段，同时鼓励印度教上层种姓仇视穆斯林，其理论依据是：只有印度教才是“真正的”印度传统。但大部分印度特权阶层依然与英国联系紧密。世界大战爆发后，蒂拉克与圣雄甘地（他于1915年从南非返回印度）支持英国进行战争准备。当局征召了大量士兵，印度军队扩充到二百万人，将无数士兵送往欧洲的屠杀战场。 而与此同时，中国清朝政府也宣告倒台。不论是旧中产阶级，还是在海外接受教育的新中产阶级，都对大清帝国失去了信心，清朝政府无法阻止西方列强的侵略，更听任日本划出占地规模日益庞大的“租界区”并对华施加不平等条约。1911年10月的武装革命发生后，中华民国宣布成立，由流亡回国的孙中山担任总统。二十年来，孙中山一直忙于组织各种秘密团体，致力于民族独立和自由民主。但是，孙中山很快就大权旁落，一个月后就将总统位置传给大清帝国的旧日将军——这位将军解散了议会，当上了独裁者。 在20世纪前十年的埃及，爆发了一波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当局采取查封报纸、监禁运动领袖之一、驱逐其他领导人的方法，粉碎了独立运动。 爱尔兰起义 如果说印度是英国最大的殖民地，那么爱尔兰就是英国最古老的殖民地：早在19世纪中期，爱尔兰就惨遭此时亚洲或非洲所受的殖民之苦。1916年复活节的星期一，正是在这里，爆发了第一次反抗殖民帝国的现代起义。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漫长时间里，反对英国统治爱尔兰的运动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传统。其一是立宪民族主义，致力于通过在英国议会获取席位来迫使英国人作出让步，令爱尔兰实现有限自治。另―种传统则是共和主义，致力于通过地下组织“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或称“芬尼亚勇士团”），为武装起义做好准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两种方案都没能实现。“芬尼亚勇士团”的数次密谋和叛乱都被英国人轻易击破，他们的领导人也被监禁。立宪民族主义者同样没能取得更多成就。1880年代，他们的地方自治主张得到英国统治阶层中自由党名义上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并没有兑现承诺，哪怕是在1912—1914年英国众议院通过《地方自治法案》之后。相反，他们向保守党反对派妥协，后者将其视为对英国宪法的威胁；向反对地方自治的“奥兰治”保皇党人妥协——他们从德国公开进口武器；与军队高级军官妥协，后者在“卡偌兵变”中的表现清晰地表明，他们绝对不会实施地方自治法律。然而，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宪政民族主义者却争先恐后地支持英国备战，劝说数千名爱尔兰人自愿加入英军作战。 1916年复活节期间，八百名武装起义分子夺取了都柏林市中心的公共建筑：著名的邮政总局。大多数起义者都是共和主义者，他们的领导人是诗人兼教师帕德里克·皮尔斯。但是，与他们并肩作战的还有一支人数不多的武装队伍：爱尔兰公民军。这一切都发生在都柏林被詹姆斯·康诺利（爱尔兰社会主义的奠基人、美国世界产业工会的前领袖）封锁九个月之后。 起义的发展走上了歧路。其中一位领导起义的司令官下令取消动员，导致参与者的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二，而且试图从德国进口武器的行动也被英军挫败。但无论如何，总体而言，都柏林人民对起义的态度都很冷漠。这令被驱逐的波兰革命者卡尔·拉狄克将整个事件描述为一场“流产的暴动”。相比之下，同样处在流亡中的列宁则坚称，它是一系列反抗列强殖民起义的开端，最终将会动摇欧洲列强的力量。 神经紧张的英国统治阶层扑灭起义的方法：先是对都柏林狂轰滥炸，跟着在起义军投降后又处死了他们的领袖，令爱尔兰人民更加仇恨英国的统治。这种仇恨在1918年英国政府准备在爱尔兰引入征兵制度时进一步加深。爱尔兰新芬党的候选人向选民承诺抵制英国议会，从而在1918年末的选举中大获全胜，而支持英国人的爱尔兰统一党候选人，仅在阿尔斯特郡北部就丢失了一半的席位。新芬党代表在都柏林集会，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的新议院，选举1916年的司令官之一德·瓦莱拉为总统。在此期间，武装起义军重新集结为游击力量爱尔兰共和军，由迈克尔·柯林斯领导，对共和国议会效忠。共和军与议会齐心协力，通过抵制英国法庭和收税官、采取步步紧逼的军事行动，以及阻击英军前进等方法，令爱尔兰实际上脱离了英国的统治。 英国的应对方法则完全继承了大英帝国三百年来壮大发展的典型暴力手段：监禁民选爱尔兰领袖，绞杀公开的起义者，雇用帮派杀手刺杀疑似共和党人，对在足球场观看比赛的人群使用机枪扫射，组建雇佣军团“爱尔兰王室警吏团”，军团对无辜平民狠施毒手并焚毁了柯克郡的中心地区。这些暴力举动都没有奏效，只有在东北部地区，接受英国武装的宗派主义清教暴徒驱逐天主教徒，将他们从工作地点一直驱赶到家中，在这种恐吓下，最终民族主义者不得不屈服。 英国内阁会议的记载[1]显示出，英国统治阶层实际上并不清楚应该怎么办。爱尔兰问题令英国在国际上蒙羞，而且美国政治家总是利用爱尔兰问题来暗中打击大英帝国。它在英国造成了巨大的政治问题，英国有相当比例的工人阶级都拥有爱尔兰血统。它甚至在帝国的其他地区也引发了巨大问题——例如，当英国康诺特游骑兵团中的爱尔兰士兵前去镇压印度爆发的叛乱时。然而，大多数内阁大臣都将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任何让步视为对大英帝国的背叛，视为鼓励帝国其他殖民地人民发起叛乱的信号。 最终在1921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终于在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出路。在与迈克尔·柯林斯领导的爱尔兰代表团进行谈判时，劳合·乔治威胁道，除非爱尔兰人同意爱尔兰北部六个郡县都隶属英格兰统治，而且英国还要在某些特定爱尔兰港口建立军事基地，令当地人民发誓效忠英国皇室，否则将会实行焦土政策。在中产阶级部分人的压力之下（他们惧怕与英国爆发战争会摧毁其财产），迈克尔·柯林斯接受了妥协方案，并在议会中勉强获得了多数票支持。德·瓦莱拉对这个方案嗤之以鼻，爱尔兰共和军的大部分人也同样如此，这些人将柯林斯的所作所为视为背叛。在迈克尔·柯林斯迫于英国的压力而作出妥协后，爱尔兰的两派间随即爆发了内战，迈克尔·柯林斯接受英国提供的武器，在都柏林其势力范围内驱逐所有爱尔兰共和军。截至1923年，共和党人彻底放弃了进行反抗，劳合·乔治的策略完美地奏效了。 爱尔兰拥有某种程度上的独立政府，但它统治的却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贝尔法斯特周边的工业地区与外部的联系被完全切断，面对数百年的英国殖民主义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前路几乎看不到一点儿希望。即便是德·瓦莱拉于1930年代初通过选举掌握了大权，除了几个英国领土标志消失了以外，社会基础层面几乎不曾发生任何改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大多数年轻人而言，唯一获取安全未来的途径就是移民英国或美国。依然留在爱尔兰的人们的生活，不仅在经济上陷入穷困潦倒，而且爱尔兰天主教会的枯燥布道还控制着他们的精神生活。 与此同时，直至1972年，爱尔兰北部始终处在统一党的统治下，该党主要由地主和工业家组成，它利用橙带党的偏执，鼓动大多数新教工人和农民反对天主教少数派。1916年起义后被处决的詹姆斯·康诺利，就曾预言这种宗教分歧将会带来“边界两边狂欢般的反应”。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康诺利的判断。大英帝国利用爱尔兰有产阶级的恐惧，在对其权力的首次大规模挑战中，几乎毫发未损地全身而退。这一教训将会适用于世界各地。 印度独立运动 印度、中国和埃及展开的民族独立运动，在战争伊始便陷入了瘫痪；但到战争末期，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加强。战争令数以百万计的亚洲人和北非人增强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直接接触。印度士兵在西线战场、美索不达米亚及加里波利作战。数十万中国人、越南人和埃及人在前线各处充当辅助战争的劳工。战争还令当地工业繁荣起来，因为敌对状态切断了进口途径，创造了巨大的军需新市场。 新工业也促使阶级结构发生了新变化，先前的农民、工匠和不定时的劳工变为现代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在劳动力总人口中依然占据较小比例——例如，在中国，工人阶级在劳动力总人口中的比例不足5%。但它的绝对数字却非常可观：印度的工人阶级总人数达到二百六十万[2]，中国的工人阶级总人数达到一百五十万[3]。他们集中在交通和行政中心城市，如孟买、加尔各答、广州和上海等；在这些城市，劳工阶层的总数已攀升到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据谢诺在其探讨中国劳工运动史的著作中所记载，“就其占据总人口的实际比例而言，他们已经能够承担更重的社会责任”[4]。 对学生、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专业人士而言，在挑战大英帝国及其本地傀儡同伙的权力时，存在两个潜在的同盟。当地民族资本家希求一个能够保护其利益、对抗外来者的祖国；而本地工人则对外国警察、经理和监工充满愤恨。 在战争加重了大众负担的同时，人民的生活变成与饥饿和疾病持久抗争的过程。战争期间的税收和贷款，意味着一亿英镑流出印度，喂饱了帝国金融——主要依靠疯长的税款和高物价敛收的钱财来支付，而疯长的税款和高物价则沉重地打击了工人和穷苦的农民。[5] 1918-1920年，印度人民被压抑的痛苦再也无法抑制，在次大陆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起义浪潮。孟买的纺织工人大罢工共有十二万五千名工人参与。孟买、马德拉斯和孟加拉爆发了粮食骚乱，加尔各答的债务人暴力反抗收取暴利的放贷人。群众的示威游行、罢工和暴动遍布整个印度。[6]戴尔将军命令军队向聚集在阿姆利则封闭的贾利安瓦拉巴格广场上的数千名示威者开枪，杀死了三百七十九名民众，一千二百人受伤。这场大屠杀引发了更加升级的示威和暴力行动，人们开始攻击政府大楼和电报线路。单是1920年上半年就爆发了二百多场罢工，有一百五十万工人参与。一份政府报告中这样写道： 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前所未有地团结友爱起来……就连较为低下的阶层也表示愿意忘记彼此之间的差异。一幅奇异的兄友弟恭的景象发生了。印度教徒公开从穆斯林手中接过水，反之亦然。[7] 然而，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却对反抗的暴力性感到忧虑，其中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是圣雄甘地。甘地的父亲是一个小土邦的政府官员，甘地一直在伦敦学习成为一名律师。但他后来发现，身着农民的衣衫，强调印度教宗教思想，能让他在讲英语的专业人士阶层与印度广大的乡村民众之间搭建起一座理解的桥梁——这是受过哈罗公学教育、完全不理解印度教的年轻的尼赫鲁（印度开国总理）所不会采取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甘地与一群印度资本家的关系也十分紧密，这些资本家始终致力于敦促印度议会保护本国市场。 将如此迥异的利益集合在一起，意味着需要抑制与英国资本家和与印度资本家的冲突可能导致的激动情绪和骚乱。甘地的回答是，强调与官方进行和平、有序、自律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仅在四年前还敦促印度人民支持大英帝国与德国作战的甘地，此时举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这面大旗。即使在和平的“不合作”运动中，也制定有严格的限制，以防运动转化为阶级斗争。甘地并没有号召人民拒绝纳税，因为那样将会导致农民不再向柴明达尔印度地主缴纳地租。 但是，1918-1921年间的这场运动并无法完全限制在甘地希望的范围里。英国警察和军队的镇压力度不断增强，广大印度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的苦难程度不断加深，都令这场和平抗争运动反复升级为暴力冲突：在艾哈迈达巴德、维拉姆加姆、凯达、阿姆利则和孟买都是如此。1922年2月，轮到了比哈尔的乔里乔拉村。警察在与示威者扭打混战后向人群开枪，示威者则以烧毁警察局、杀死二十二名巡警予以回应，在随后的报复中一百七十二名农民被杀。[8]在没有与任何议会领袖协商的情况下，甘地当即宣布取消整个示威运动，令英国政府得到了急需的喘息空间。孟买总督劳埃德勋爵后来承认，“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令我们恐惧”“差一点儿就成功了”。[9]可是如今，英国人得到了喘息之机，从而轻而易举地扑灭了运动并逮捕了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倒退了十年。更糟的是，如今宗教分歧问题再次摆上桌面，面对英国政府，每个宗教群体都自顾不暇。1920年代中晚期，在整个次大陆，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更加升级。 第一次中国革命 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比印度更加激烈，规模也更大，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在其间扮演了重要角色——也遭受了重大苦难，并且最后落败得也更加惨烈。 1919年5月4日，下述消息传回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云集凡尔赛，将原德国在中国的租界转让给了日本，尽管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公开承诺“每个国家都拥有自决的权利”。日本、英国和法国的利益集团控制了中国的铁路、港口、河流和水道，设置税卡，征收关税，外国列强的警察和士兵在中国主要大城市的租界区维持“秩序”。上海公园臭名昭著的告示牌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在此期间，在不同势力的支持下，相互敌对的中国军阀混战一团，瓜分余下的国土地盘。许多知识分子都将希望寄托在美国自由主义的身上，希望借此终结这种混乱状态。结果，他们感到自己遭到了拋弃。 学生的示威游行成为释放百万中国人愤怒情绪的催化剂。他们通过决议，云集集会，示威游行，抵制日货，支持由学生领导的上海工人大罢工。学生、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人数不断增长的产业工人如今都相信，必须做些什么来结束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以及全国性的经济衰退。 在一些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已经出现了“复兴运动”。实际上在中国，类似于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潮早已出现，只是受制于儒教正统主义思想的束缚，未曾发展起来。“五四运动”思潮开始树立其他可选的传统，用“五四运动”领袖之一胡适的话来说，就是“向人民逐渐灌输一种生活的新面貌，能够将人民从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令人民在新世界和新文明中感到如同在家中般舒适”[10]。五四思潮横扫数十万中国“新式”学堂中的教师和学生。[11]他们得到了部分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支持，同时也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此外，俄国革命也对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能否帮助中国走出困境。随着中国最初的工人阶级日益频繁地加入罢工和抵制运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影响了所有地区和所有行业分支”[12]。 1922年爆发的一系列罢工，展现出新运动的巨大潜力。尽管已经发布了戒严令，一场两千名香港水手的罢工运动，依然发展成为十二万人的大罢工，迫使雇主资本家不得不最终屈服。相比之下，中国北方英属KMAS公司的五万名矿工大罢工就没那么成功。矿场的私人警察武装、英国海军陆战队和本地军阀武装，向罢工矿工展开了进攻，并逮捕了他们的工会领袖。然而，工人、知识分子甚至是一些民族资本家的支持，令罢工运动得以维持足够长的时间，最终赢得了工资的提升。中国警察镇压了女工（两万名缫丝厂女工）的第一次大罢工，并将罢工领袖送上了军事法庭。英国警察与汉口英属工厂的工人爆发冲突，射杀了三十五名罢工的铁路工人，处决了一位拒绝号召工友复工的工会分支秘书长。这些挫败令工人运动止步不前，但却并没有摧毁工人的反抗精神。相反，他们的阶级意识变得更加坚定，随着机会的来临，坚持斗争的决心也日益增强。 这一切都发生在1924-1927年间。中国南方的广州成为全国知识分子精英的集中地。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立宪政府，但其执政并不安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寻求更广泛的支持。孙中山请求苏俄帮助重组国民党，还邀请了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当与英国利益紧密相连的买办资本家试图动用自己的军队（由十万名强大商团志愿者组成的武装）来反对孙中山时，苏俄支持的价值就体现出来。共产党领导的工人代表大会解救了孙中山。大会指挥的武装劳工组织军协助击破了商团武装，与此同时，印刷厂的工人也保证了报纸不会支持他们。 1925年末，将工人示威游行与民族自决需求结合起来的力量再度崛起，而且并不仅仅局限于广州城。为了声援上海一间日本棉纺厂的工人大罢工，上海群众组织了示威游行，警察向人群开枪，导致更大规模的罢工和封锁城市。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工会武装巡逻队控制着货运，逮捕并关押破坏罢工者，与此同时，其他十几个城市里也爆发了罢工和游行。在香港也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令香港瘫痪十三个月之久，这场罢工在提出民族自决需求（例如，平等对待中国人和欧洲人）的同时，还提出了经济上的需求。广州向数万名香港罢工者提供食宿，在那里， 罢工委员会的责任远远超过工会组织活动的正常范围……1925年夏天，罢工委员会实际上成为某种形式的工人政府——当时它也的确被称作“2号政府”。罢工委员会拥有调配几千人的武装队伍的能力。[13] 罢工协助制造了一种氛围，令广州的民族主义者开始感到，他们拥有足够的力量北伐，征讨占据大部分国土的军阀。北伐始于1926年初夏。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北伐军的核心领导力量都来自由共产国际帮助建立的黄埔军校的军官。在香港大罢工中出现的工人武装力量的成员，也自愿加入北伐军。 从军事角度上而言，北伐是成功的。军阀武装只是由于短时期的雇用所得才集结起来，根本无法对抗北伐军的革命热情。在北伐的推进过程中，军阀所控制城市里的工人也配合继续发起罢工。在湖南和湖北，工会武装工人发展成为比香港大罢工期间广州出现的“工人政府”规模更大的工人政府。[14]1927年3月，北伐军即将抵达上海。此时上海爆发了一场六十万工人参与的大罢工，工会武装在蒋介石开进上海之前就控制了城市。[15]城市权力转移至由工人领袖控制的政府手上，尽管该政府中也包括民族主义大资本家成员。一时间，看似没有什么能够阻止革命民族主义摧毁军阀力量，打破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控制，结束中国分崩离析、腐败堕落、贫困穷苦的现状。 然而，希望最终还是变成一场空，就像爱尔兰和印度曾经面对希望一样，而且失望的原因也非常类似。北伐胜利有赖于被北伐征程激励的革命热情。但部队军官却大多出身于惧怕这种革命热情的社会阶级。他们来自商人和地主家庭，以剥削工人和更加悲惨的农民获利。他们准备利用工人运动作为谋取权力的担保——后者就像一颗棋子，如今他们也打算牺牲这颗棋子。蒋介石已经在广州粉碎了工人运动，逮捕了数名共产党武装者，不断攻击工会。[16]如今，蒋介石打算在上海采取更加严酷的手段。他首先要求得胜的起义军将上海交到他的手上，然后与上海的富商、银行家、外国势力代表及上海帮会领袖会面。他指使帮会在黎明前进攻左翼工会的主要办公地点。工人纠察队/巡逻队被解除武器，他们的领袖被逮捕。示威群众惨遭机枪扫射，数千名工人运动活跃分子在这场屠杀中丧生。几天前控制了上海的工人阶级组织就这样被摧毁。[17] 蒋介石征服了左翼力量，代价却是放弃了降低外国列强和军阀控制中国的可能性。失去了从广州北上上海的北伐中的革命活力，蒋介石让自己成为整个中国正式统治者的唯一方法就是对那些浇灭了中国民族希望的人作出让步。在接下来的十八年里，蒋介石政府因其贪污腐败和强盗行径而臭名昭著，根本无力站出来反抗外国列强。 中产阶级民族主义领袖背叛运动这样悲惨情节的发生，是由于这是将工人和农民固定在原来位置上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同时也标志着此时掌控俄国的力量抛弃了革命原则，因为他们建议中国工人相信蒋介石，哪怕是在蒋介石残酷地镇压了广州革命运动之后。 埃及的民族主义革命经历，在本质上也与中国、印度和爱尔兰类似。战后国民的革命热情同样高涨，1919年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与电车和铁路等行业的罢工工人达成了事实上的联盟。此起彼伏的起义和斗争，让英国人作出了有限的让步：实行君主制政府，但在关键事务上的决定权依然把握在英国人手中。主要的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摒弃了工人斗争，按照妥协约定组建了政府，但却被英国的合作者从办公室里赶了出去，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卫自己。 墨西哥革命 跨越大西洋，墨西哥与经历了世界大战的欧洲一样，走过了类似的动荡岁月。1820年西班牙的殖民统治结束后，墨西哥享受了名义上的独立。但一小部分西班牙裔混血拉美人精英继续掌控着大部分印第安人和混血儿，在独裁总统迪亚斯政府长达三十三年的统治下，墨西哥的经济命脉日益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其中大部分资本都来自美国。20世纪初墨西哥经济增长率高涨，令有些人冠之以墨西哥“奇迹”[18]，尽管在此期间众多印第安人被逐出传统居住地，工人（1910年在墨西哥五百二十万总劳动力人口中占据八十万人[19]）的生活水平不断恶化。[20]墨西哥资本家在这些年里由于成为外国人的初级合伙人而致富，虽然有时他们也对此心存不满。但是，1907年世界金融危机席卷墨西哥，将墨西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美梦击得粉碎。 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出身富裕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种植园主，同时拥有纺织厂和矿山，因此马德罗能够获取中产阶级的支持，发起驱逐独裁者的运动，集中表达人民的不满。武装起义爆发后，北部军由前马贼比利亚领导，南部军由小农萨帕塔领导。独裁者被驱逐，马德罗被选为墨西哥总统。 但是，萨帕塔领导的农民军提出的划分大田庄土地的要求，令许多马德罗的富裕支持者（及美国政府）感到不安，这种不安甚至超过了对被驱逐的独裁者曾经的愤恨。接下来爆发了一系列血腥而漫长的战斗。马德罗的军队与来自北部和南部的农民军展开了激战，但不久马德罗就被自己的将军韦尔塔谋杀，此举背后得到了美国大使的支持。两名来自富裕中产家庭的成员：卡兰扎和奥布雷贡，组成了“宪政”军，继续高举马德罗的大旗。萨帕塔和比利亚击败了韦尔塔，占领了墨西哥城。 1914年11月间拍摄的一张著名照片，展现出萨帕塔和比利亚同在总统官邸的景象。此时是墨西哥革命的最高潮，然而同时也是它的终结。农民军的领袖无力建立全国政权。他们无法围绕革新国家提出计划，从而团结工人和农民，尽管萨帕塔后来几乎提出了类似的计划。他们撤离首都，回到了分别位于北方和南方的基地，坚持抵抗那些拒绝实施真正土地改革的宪政军将军们，然而这些抵抗收效并不显著。 结果并未转化为即刻的反革命打击，就像中国革命十二年后就遭遇反革命浪潮那样。卡兰扎和奥布雷贡继续使用革命语言来抵抗来自美国的压力，向民众承诺让步。直至萨帕塔于1919年4月被谋杀，墨西哥的资本家们才终于再次感到安全。即便此后中产阶级政治家依然出于自身目的继续利用革命情感，但他们实则是通过革命制度党一党专政来治理国家。然而，对资本主义世界而言，墨西哥依然是十分安全的。 1927年，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写下论著，表示应当从我们如今所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起义中汲取教训，他的论述建立在马克思对1848年后德国的评论，以及他自己对1905年后俄国的分析基础之上。此前的评论者曾经提及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资本主义先在世界上某些地方植根，继而传播到其他地方。托洛茨基则将重点转化为“不平衡与综合发展”[21]。 托洛茨基的论点如下：资本主义的崛起缔造了一个世界体系，对即便最遥远偏僻的地区也产生了经济上的影响。资本主义将传统统治阶层撕扯开来，同时也破坏了传统的中产阶级。在殖民统治阶级的控制下，外国资本和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将本地资产阶级的发展逼入死角。中产阶级希望通过奋力抗争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来突破这一障碍，继而达到发展自身的目的。但是，这样做需要冒着激起他们所惧怕的阶级采取行动的风险，因为现代交通体系和现代工业在殖民地的飞地已经缔造出有竞争力、有文化的工人阶级，而且还在不断地将数百万人从隔绝的乡村吸引到城市。对这些阶级的恐惧，导致“全国资本家”和大多数中产阶级忘记了他们对旧日统治阶级或殖民者的仇恨。只有“持续的”革命，即由工人阶级主动发起，为农民疾苦做主的革命，才能实现那些资产阶级口头上说得好听的民族和民主需求。 这一切曾于1917年在俄国发生，但却从未在第三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英国对爱尔兰、印度、中国和埃及的民族起义深感恐惧，伴随着这些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英国本土的工业也陷入极大混乱，革命浪潮席卷欧洲。然而，英国仍在继续扩张其殖民地帝国，将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大部分阿拉伯属地纳入囊中。法国、比利时、荷兰、日本，以及势力不断加强的美国帝国主义，也都同样受到保护，不断发展，从而令资本主义增强了重塑自身稳定性的能力。 [1]例如曾经担任内阁秘书的汤姆·琼斯（TomJones）的日记，参见托马斯·琼斯（ThomasJones），《白厅日记·第三卷：爱尔兰1918-1925》（WhitehallDiaries,volIII,Ireland1918-25,London,1971）。 [2]1921年的官方数据，引自拉贾尼·杜特（RajaniDutt），《印度问题导引》（GuidetotheProblemofIndia,London,1942），第59页。 [3]谢诺（J.Chesneaux），《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TheChineseLaborMovement1919-27,Stanford,1968），第42页。 [4]同上书，第47页。 [5]伯顿·斯泰因，《印度史》，第297页。 [6]这段描述来自拉贾尼·杜特，《印度问题导引》，第112页；类似描述可以参见伯顿·斯泰因，《印度史》，第304页；阿克巴（M.J.Akbar），《尼赫鲁》（Nehru.London,1989），第116-118页。 [7]出自《印度在1919》（Indiain1919），转引自拉贾尼·杜特，《印度问题导引》，第113页。 [8]关于这一事件的不同描述，参见伯顿·斯泰因，《印度史》，第309页；阿克巴，《尼赫鲁》，第151-152页。 [9]阿克巴，《尼赫鲁》，第154页。 [10]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TheChineseRenaissance）节选，译自希尔曼与肖尔合著，《中华民国》（RepublicanChina,Harmondsworth,1977），第55页。[《中国的文艺复兴》，外研社，2001年版。] [11]谢诺，《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第11页。 [12]同上书，第156页。 [13]同上书，第293页。 [14]同上书，第325页。 [15]详见谢诺，《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第356-361页；伊罗生（HaroldIsaacs），《中国革命的悲剧》（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Stanford,1961），第130-142页。安德烈·马尔罗的小说《人类的命运》（Man’sFate）就以这次起义为背景，正如他的另一部小说《胜利者》（LesConquerants）以香港工人大罢工为背景。[《中国革命的悲剧》，刘海生译，香港，1950年版。] [16]关于他的政变的描述，参见谢诺，《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第311-313页；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第89-110页。 [17]安德烈·马尔罗的小说《人类的命运》就以这些事件为背景；全书结局，主人公等待着被蒋介石的反革命武装分子投入火车头炉膛活活烧死。 [18]关于这段时期情况的描述参见拉蒙·鲁伊斯（RamonRuiz），《伟大的反叛：墨西哥，1905-1924》（TheGreatRebellion:Mexico1905-24,NewYork,1982），第120-122页；阿道夫·希尔里（AdolfoGilly），《墨西哥革命》（TheMexicanRevolution,London,1983），第28-45页。 [19]拉蒙·鲁伊斯，《伟大的反叛：墨西哥，1905-1924》，第58页。 [20]阿道夫·希尔里，《墨西哥革命》，第37页；以数据得出相似结论的描述，参见拉蒙·鲁伊斯，《伟大的反叛：墨西哥，1905-1924》，第59、63页。 [21]托洛茨基，《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TheThirdInternationalAfterLenin,NewYork,1957），《持续革命》（PermanentRevolution,London,1962）。
第三章动荡中的欧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三章动荡中的欧洲 11月的德国 “革命精神” 西方革命？ 痛苦的代价：法西斯主义的初次崛起 痛苦的代价：斯大林主义的种子 11月的德国 俄国“十月革命”一年后，西方爆发的革命就被载入史书——虽然这一年对忍饥挨饿、饱受战争蹂躏的俄国而言，堪称一段无比漫长的岁月。 德意志帝国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强加给俄国的极为昂贵的和平条款，为德国统治者提供了喘息的空间，可惜为时很短。1918年3月，德军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而血腥的攻势，使其自1914年以来前所未有地深入挺进法国，但是此后便陷入停滞。8月再次向前推进的努力也失败了，继而德军不得不撤退。德军军力严重不足，而此前一年美国加入战争，则为英法阵营提供了新鲜战斗力和充足的军事装备及供给。德军最高指挥部陷入了恐慌，鲁登道夫多少已有些精神崩溃。[1]9月末，他决定立刻停战，劝说德皇任命包括一众社会民主党大臣组成的新政府，以逃避停战责任。然而，四年来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大战，并非说停就能停下来。彼此竞争的帝国主义，尤其是法帝国主义势力，也想效仿当年的德意志帝国从俄国身上撕扯新鲜血肉的做法。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德国政府竭尽全力地四处周旋，绝望地试图避免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与此同时，战争依然在以与过去同样的血腥方式进行着。英法美三国联军挺进德国控制的法国和比利时领土。英国、法国、塞尔维亚、希腊和意大利联军在巴尔干半岛击溃了奥地利军队。 对摇摇欲坠、包括多个国家的奥匈帝国君主国（一千二百年前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而言，这一切压力显得过于沉重。奥匈帝国的军队土崩瓦解，少数民族中产阶级领袖掌握了大城市：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控制了布拉格、布尔诺和布拉迪斯拉发；斯拉夫南部小邦组成联合“南斯拉夫”的支持者，占领了萨格勒布和萨拉热窝；自由派贵族迈克尔·卡洛里领导下的匈牙利人，占据了布达佩斯；波兰人进驻了克拉科夫。随着数不清的庞大人群蜂拥占据维也纳的街头，要求建立共和国，撕毁帝国象征物[2]，奥地利德语区的权力已经落入一位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手中。 德军最高指挥官绝望地想要挽救这场大溃败，命令舰队驶向英国，希望发起一场突袭，以一场海上胜利扳回一城。但是，他的水手可没有做好赴死的准备。前一年的兵变已被镇压，起义的领导人也被处决，失败的原因在于过于被动——他们只是掀起了起义，却没有做好充足准备，听任长官和军事警察向他们发起反击。这一次，他们没有再犯同样的错误。基尔的水手武装了自己，与罢工的码头工人一并逐个城镇而下，缴下敌人的武器，建立了士兵委员会。他们引爆了整个德国这颗炸弹的导火索。 工人和士兵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夺取了不莱梅、汉堡、汉诺威、科隆、莱比锡、德累斯顿及其他数十座城市。在慕尼黑，他们攻占了皇宫，宣布由反战社会主义改革家库尔特·艾斯纳担任“巴伐利亚自由州”的首脑。11月9日，运动蔓延到了柏林。数量众多的工人和士兵排列成行，携带枪支，挥舞红旗，冲上首都的大街小巷，刚从狱中被释放出来的革命者卡尔·李卜克内西站在帝国宫殿的阳台上，高声宣布德国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将发起“世界革命”。在德皇旧政府中任职的支持战争的社会民主党大臣沙伊德曼也不甘示弱，在帝国议会大厦的阳台上高声宣布德国成为“共和国”。德皇逃到了荷兰，两个社会民主党派组成了“革命政府”，由一千五百名士兵和工人代表组成的大会选举出的“人民委员会”掌管。它象征着这样一个事实：士兵和工人委员会如今成为德国及德国占领的比利时地区政治权力的仲裁者。这类委员会或苏维埃中蕴含的革命力量，似乎横扫了整个北欧，从北海一直到北太平洋。 但是，德国委员会却将革命权力赋予了那些决意不将之用于革命之人的手中。新首相艾伯特在一天之内就与最高军事指挥官威廉·格勒纳将军建立了电话联系。在战时“独裁者”兴登堡的支持下，两人同意合作，重建军队秩序，以令军队能够重整社会秩序。[3] 1914年战争爆发时，主张通过建立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自然支持当局国家。如今面对革命，他们自然也试图重新建立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对他们而言，推行镇压措施和阶级权力的旧体制才是“秩序”；被剥削者和被剥夺财产者对旧体制的挑战，则被视为“无政府行径”和“混乱”。 最有力的挑战者就是著名反战人士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士兵和工人中尤其享有盛誉，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社会民主党领袖操纵最高军事统帅部，试图摧毁李卜克内西的影响力。他们在城市中挑起暴动，试图以外部军队进城镇压起义，继而将这场流血屠杀的责任推给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两位领导人被军队逮捕。李卜克内西被击昏，继而被射杀。卢森堡的头骨被枪托击碎，士兵向她的头部开枪，然后将尸体扔到河里。然而，在社会民主党报纸的报道中，事情却变成了：李卜克内西“在试图逃跑时”被射杀，罗莎·卢森堡则“被一群愤怒的群众”杀死。某些拥有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在读到这则报道时，“高兴得跳了起来”[4]。自格拉古兄弟和斯巴达克斯时代起，“文明的”富人对胆敢反抗其统治的叛逆的态度，从来不曾改变过。 然而，对社会民主党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同盟而言，扑灭革命的熊熊烈火并非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务。历史学家的描述经常令人误以为德国革命只是一件小事件，轻松而迅速地结束了。就连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其振奋人心的20世纪历史《极端的年代》中，也传递着这一信息。霍布斯鲍姆写道，11月没过几天，“共和国化的旧政权就不再感受到社会主义者的严重威胁……新近临时凑成的共产党更是不在话下。”[5]实际上，直至1920年夏天，此次革命浪潮的第一波洪流仍未终结，而到了1923年，第二波浪潮又接踵而至。 与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的革命一样，1918年11月革命第一次激发出民众对政治的兴趣。谈论革命和社会主义，不再局限于在1914年之前就为社会主义者投票的工人核心力量。这种政治兴趣蔓延到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和中产阶级中地位较为低下者，他们曾在选举中支持天主教中央党、自由主义进步党、非法的“民族自由党”，甚或是普鲁士地主执掌的农业党。战争期间，许多原本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开始转向支持其反对战争的左翼对手；原社会民主党党员中，几乎一半人都转投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但其他从资产阶级政党转向左翼社会民主党的人们，依然将社会民主党领袖视为社会主义者。过去他们曾因此而反对社会民主党，如今他们却支持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利用了民众的这种感情，他们继续做着左翼讲演，但却坚持认为：出于维持秩序的目的，左翼政策只能逐渐引入，反对“过度”革命。他们声称是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令革命变得危险，与此同时却又秘密安排将军们射杀异议者。 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并不愿看到战争，但大多数人依然对改良资本主义情有独钟。这些人中包括考茨基、伯恩斯坦和希法亭；希法亭将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在两届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政府中担任经济部长。革命伊始重要的头两个月内，独立社会民主党对主要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表现出十足的忠诚，协助向工人和士兵群众贩售他们的政策。 但是，随着时间推进，社会民主党领袖曾经的热情支持者，开始转而反对他们。11月被派往柏林协助政府稳定局面的军队，于1月的第一周起兵，许多帮助镇压1月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到了3月却在首都举起了义旗。1月中进行的选举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得到了一千一百五十万张选票，独立社会民主党只得到二百三十万张。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在鲁尔区、德国中部、不莱梅、汉堡、柏林和慕尼黑曾经坚定投出社会民主党选票的工人爆发了大罢工，他们拿起武器，对抗政府警察。到了1920年6月，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只比独立社会民主党高出六十万张。 社会民主党领袖迅速发现，他们不能只依靠自己的人气来“重建秩序”。1918年12月末，社会民主党内务部长诺斯克鼓吹“有些人必须成为警犬”，同意将军们成立特别雇佣军队“自由军团”。“自由军团”由旧军队中的军官和“暴风兵营”组成，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派。“看起来似乎是旧秩序再度兴起”，保守派历史学家梅内克如此观察道。“自由军团”的腔调是狂热极端的民族主义，而且经常散布反犹主义言论。它的旗帜常以古印度教的好运象征图腾“万字符”来装饰，“自由军团”的许多成员后来都成为纳粹党的骨干力量。 1919年前半年的德国历史，是“自由军团”踏行全国，攻击11月革命的参与者和在1月选举中为社会民主党投票的人们的历史。“自由军团”遭遇了不断的武装抵抗，并于4月间在与短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及其一万五千人红军武装的斗争中达到巅峰。 “革命精神” 德国内战的岁月，也是整个欧洲经历动荡不安的时节。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3月间写给法国总理克雷蒙梭的信中表示： 整个欧洲都充满了革命精神……整个欧洲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各个层面都受到人民群众的质疑。[6] 驻巴黎美国大使豪斯也在日记中表达了相似的恐慌：“布尔什维克主义到处攻城略地……我们就坐在一个敞开的火药库上，终有一天，星星之火便可点燃它。”[7] 造成这种焦虑的最直接原因，来自于匈牙利贝拉·库恩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控制了匈牙利，库恩曾在对俄战争中成为战犯。1918年末建立起来的自由民族主义政权崩塌了，无法阻止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占领部分匈牙利国土，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政府和平地接管了大权。它推行国内改革和民族主义政策，试图发动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革命战争，希望在东部得到来自俄国红军的支持，在西部得到奥地利工人起义的支持。 除此之外，没有一个地方的革命政府真正掌握权力，但无论哪里的形势都极不稳定。中欧和东欧新组建的民族共和国，都包含着憎恨新秩序的少数民族。在捷克斯洛伐克，在相当大的地区范围内，讲德语的民族占据人口绝大多数，在其他一些地区则是讲匈牙利语的人口占据大多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疆界内都包含众多讲匈牙利语的少数民族。南斯拉夫和奥地利与意大利就边境问题争执不下，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也是如此。波兰军队与德国军队在西里西亚持续对抗，土耳其与希腊之间也爆发了战争，双方都进行了大范围的种族清洗运动。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拥有人数众多的工人，革命热情高涨，反对本国政府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策。 1919年4月，革命者领导失业工人进攻奥地利议会。一时间，革命的匈牙利东部连接俄国、通过奥地利与西部的巴伐利亚苏维埃连接起来、推翻前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的整个建制的革命构想，并非像看上去那么荒谬和遥不可及。 然而，情况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乐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论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与德国左翼党派相似，但实际上，他们固执地反对深入革命。他们劝服维也纳工人委员会听凭反抗示威被镇压，保证奥地利资本主义的存活。与此同时，布达佩斯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政府，也没有组成真正的工人委员会。它依靠旧军官来统帅军队，并没有将统治乡间的大地产分割发放给农民，从而犯下了疏离农民的根本错误。一百三十三天后，社会民主党人放弃了政权，向霍尔蒂上将代表的右翼独裁力量敞开了大门。 1919年的狂热革命风潮，并不仅限于被击溃的帝国境内。它还影响到了胜利者，虽然程度不一。在回转家乡之前，英法联军受到了兵变的撼动，不得不推迟回国时间。被派遣前往镇压俄国革命的军队，对革命也并非完全免疫——位于阿尔汉格尔的英国、法国和美国军队拒绝作战，而在一场兵变上演后，法军不得不从敖德萨和其他黑海港口城市撤出。[8] 与此同时，英国本土也爆发了一波工业暴动。年初的机械工人大罢工，导致格拉斯哥的工人与警察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贝尔法斯特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团结起来，几乎达成了一次规模极广的大罢工。利物浦和伦敦也爆发了警察大罢工。通过承诺和让步——后来又被打破——政府勉强避免了一场矿工大罢工，但却无法阻止铁路网络瘫痪九天的结果。1920年1月，矿山、交通和铁路行业联合工会的组建令政府万分惶恐。“大臣们……的恐惧达到了极点”，内阁秘书长这样写道。[9] 西班牙并没有加入战团，因为其统治者集团分裂为支持德国的皇室派和支持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派（以及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但是，飞涨的物价进一步恶化了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生存环境。1917年夏天，爆发了一次范围波及很广但却以失败告终的大罢工；到了1918年，又爆发了一波武装起义。 1918—1920年的南部西班牙，进入了“布尔什维克的三年”，这里广袤的大型地产由季节性的雇佣劳工打理。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穷苦农民分得土地消息的鼓舞下，“兴起了一波有组织的运动、罢工、冲突和集会”[10]。美国小说家多斯·帕索斯写道：“在这里，与在其他地方一样，俄国一直都是革命的指路明灯。”[11]三次大范围罢工席卷这一地区，劳工占领了土地，焚烧在外地主的房屋，有时还在田地里纵火。有些城镇宣称实行“布尔什维克式共和”，最终由两万名士兵组成的军队才镇压了这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运动。[12]怒潮并不仅限于南方。在一次长达一周的瓦伦西亚工人罢工运动中，工人们将市内街道重新命名为“列宁路”“苏维埃路”和“十月革命路”；马德里影响范围极广的面包暴动，抢劫了二百家商店。[13]最严重的一场冲突爆发于1919年初的加泰罗尼亚。罢工工人占领了加拿大工厂，这家工厂为巴塞罗那提供大部分动力，导致全城公共交通瘫痪，城市陷入一片黑暗。城中70%的纺织厂举行了罢工，燃气和供水工人也一样，与此同时，印刷工人工会实行了“红色审查制度”。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拘禁了三千名罢工工人。但这并没能吓倒工人，雇主们不得不签署了看上去像是投降条约的协议。工人一度恢复工作，直至由于政府拒绝释放部分被囚禁的罢工工人而激起了新一轮罢工。配备了机关枪的军队，连同八千名资产阶级武装志愿者，涌进城市，关闭了工会，在两周内扑灭了大罢工。加泰罗尼亚工人运动的支持力量也最终被瓦解，资本家雇主雇用枪手射杀了工会活跃分子。加西亚·奥利弗、弗朗西斯科·阿西卡索、布埃纳文图拉·杜鲁提等西班牙全国工人联盟的无政府主义者，则以刺杀统治阶层核心人物来进行报复。只是他们的活动却进一步分化了工人的力量。不过，这一切都在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心中种下了深刻的阶级仇恨，这种仇恨在接下来的十七年间不时爆发。[14] 1919年的工人运动浪潮并非仅限于欧洲范围。美国见证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团结无组织行业的努力：二十五万钢铁工人大罢工。澳大利亚“于1919年爆发了截至目前代价最为昂贵的系列罢工……在这场劳工冲突中，损失了相当于六百三十万天的生产力”[15]。加拿大的温尼伯经历了一场大罢工，这场罢工是从加拿大西部席卷美国西北边境地区广袤土地上火热罢工浪潮的一部分。 西欧的革命运动于1920年达到巅峰，德国和意大利此时爆发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斗争。 随着工人从建立议会制政府到建立革命政府的观点转变，德国爆发的一系列地区内战，令工人的伤亡率激增——死亡人数据估计为两万人。但是，国家的传统统治者对这一结果依然不满，其中许多人如今感到自身力量强大到足以取缔社会民主党，自己掌权。3月13日，军队攻入柏林，宣布推翻政府，任命卡普取而代之。 接受过社会民主党领袖武装的暴徒，从打击左翼力量，转为打击曾经武装他们的领袖。这一步走得太远，使得那些接受了社会民主党过去与将军们合作借口的广大工人群众作出了激烈反应。国际工会联合会的首脑人物卡尔·莱吉恩号召举行大罢工，全国工人纷纷响应。 然而，在核心地区，工人们的反应可不仅仅表现为停止工作。他们还组建了新的工人委员会，拿起武器，向同情政变的军队发起进攻。在鲁尔区，数千名工人（其中不少人都拥有行伍经历）云集一处组建了德国红军，将德国国防军赶出了国家最大的工业区。但数日内，政变便告崩塌。社会民主党大臣回到柏林，发出了几声左翼噪音之后，便将命运再次交到国防军手上——后者使用惯用的血腥手段，在鲁尔区重新恢复了“秩序”。[16] 1919年和1920年的意大利被称为“红色两年”。工人们掀起了罢工浪潮，蜂拥至意大利社会党和工会旗帜下，使社会党成员从五万名瞬间膨胀至二十万名。罢工一浪接一浪。1919年夏天，意大利爆发了三天大罢工，以支持革命的俄国。1920年春天，都灵钢铁工人为了迫使雇主承认工厂的工人委员会，发动了一场艰苦但却并未成功的罢工——葛兰西《新秩序》杂志的革命读者们，将这场运动视为苏维埃的开启。 战斗在8月达到巅峰。米兰的机械工人面对封锁，占领了工厂。在四天内，罢工运动波及全国钢铁行业，有四十万工人参与了运动：“所有金属行业工人工作的工厂、码头、钢铁厂、锻造厂、铸造厂，都被占领。”[17]据估计，十万名其他行业的工人也紧跟钢铁工人的脚步。人们不再将此视为简单的经济斗争。他们开始在工厂制造并储存武器。他们持续生产，感到自己正在开启建立在工人控制基础上的新社会：“武装或者还未武装起来的数十万工人，在工厂里工作、睡觉、放哨，认为自己正生活在‘革命行动’不平凡的日子里。”[18] 政府陷入瘫痪。在南部，农民从战场上返回故里，开始自发地瓜分地主的土地。安科纳的士兵爆发叛乱，拒绝被送往阿尔巴尼亚作战。首相乔利蒂十分恐惧将会引发一场无法取胜的内战。他对参议院说： 为了防止被占领，我不得不……在冶金行业的六百家工厂……的每一家都派驻军队……这些工厂规模小的拥有一百多工人，规模大的拥有好几千工人。为了占领工厂，我不得不动用所有我能调遣的军队！那么谁来监视工厂之外的五十多万名工人？那将会是一场内战。[19] 相反，他认为，金属制造工会领袖会对争端釆取谋求和平的让步和妥协，社会党领袖也不会挑战工会领袖的决定。这就可以使雇主们等待时机，反戈一击。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准确的。社会党正式决定占领运动由工会领导者负责，主要工会联合会的代表举行了特别会议，继而以3：2的票数否决了继续革命的决议，决定与雇主达成和解协议。运动的核心力量、大工厂里的金属制造工人心灰意冷，生出很深的挫败感。他们一直在为革命而战斗，可是最终得到的却只是工资水平和工作环境暂时有些许改善而已。 西方革命？ 鲁尔区红军和意大利工人发动的占领工厂运动，拆穿了西欧不存在任何革命可能性的谎言——散布谎言者声称，那不过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幻想而已。1920年的春天和夏天，数量众多的工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长并将其视为理所应当）开始进行反抗，并在反抗过程中，就社会应当如何运转这一问题，转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观点。1920年8月，当俄国红军逼近华沙，当每一名德国工人和意大利占领工厂运动的工人心中都回想起“卡普政变”的失败经验时，世界革命并非一场幻想。 然而，世界革命并未爆发；社会主义历史学家此后一直都未停止讨论：为什么俄国革命的经验并未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复制？部分原因明显跟俄国与西方的不同客观条件有关。与俄国相比，大部分西欧国家资本主义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发展，拥有更多机会演化出能够将人民融合到现行统治体制中的社会结构。与俄国不同，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农民要么已经被授予了土地（例如，在德国南部或法国），要么作为一个阶层已被消灭（例如，在英国），因此已经不是一股具有挑战旧秩序潜力的力量。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体制也比陈年腐朽、摇摇欲坠的沙皇独裁体制更加高效，因而面对战争造成的巨大混乱和引发的挑战，也比俄国更加容易从中存活。 但是，这样的客观因素并不足以解释一切。就像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数百万西方产业工人的确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并在向着革命行动靠拢，即便这一切发生在俄国革命之后好几年。然而，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甚至采取革命行动，并不等同于发起一场革命。发起一场革命，需要有比改变的欲望更多的东西。它需要一群人拥有意愿和理解，将这种欲望变为现实——这种意愿和理解由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或者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派等发起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在1920年重要的数月内，这样一群人在德国和意大利显然并不存在。 在1871年至20世纪初欧洲社会相对平静的时期，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不断成熟起来。它们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因为人们在阶级分野鲜明的社会生活中感到了痛苦，但那只是一种被动的支持。社会主义运动建起了一整套体制：工会、福利社会、合作社、工人俱乐部，这些体制与现存社会体制的原则相反，但在实践中却又与之共存。通过运行这些体制，人们享受到了一种安全的生活，作为被选举出来的代表，甚至还得到了自由主义统治阶级成员在某种程度上的接纳。他们在某些方面与中世纪晚期的商人和自治市市民的地位相似，既憎恨封建领主，又有一种模仿后者行为和思想的趋势。许多封建统治者中的较低阶层容忍了这种行为，因为他们将现存的等级社会视为理所应当。因此，广大工人阶级也就不得不忍受和接纳领导人的某些行为。 战前工人群众的罢工运动挑战了上述思维，带来了战斗和革命的潮流，战争更进一步制造了分裂。对普遍改良主义的憎恨与对战争的憎恨重叠起来，尽管伯恩斯坦和库尔特·艾斯纳等改良主义者的确也厌恶战争。战争结束后，涌现出三种不同思潮。 首先是支持战争的艾伯特-沙伊德曼-诺斯克社会民主党一派，他们将支持战争视为接受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部分。其次是反对战争的革命者，他们将战争视为资本主义极为残暴的表达，认为革命是永久结束战争的唯一方法。第三派是人数众多的无组织群体，他们被称为“中间派”或“中间主义者”，以德国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为主要代表。大多数领导都接受战前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将他们的未来置于资本主义体制之内的议会派或工会派实践中。 战争期间，中间派号召现存政府协商以达成和平，而非掀起民众暴动以破坏战争努力。战后，他们有时也会使用左翼用语，但也总是谨慎地坚持，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只能通过“有序”的方式才能达成。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希法亭试图建立一个将苏维埃和议会这两者结合为一体的宪政方案，就是中间派思想的典型表达。他们不断提出和平妥协的计划，拖延工人起义和工人运动，令敌人得利。就像因领导巴伐利亚苏维埃而被判死刑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尤金·莱文当庭所说：“社会民主党人挑起了这一切，然后逃跑并背弃了我们；独立派咬上了诱饵，加入我们之中又听凭我们毁灭，只有我们共产党人始终靠墙挺立。最后我们共产党人都成了活死人。”[20] 战后，中间派的组织迅速壮大。他们拥有著名的议会领袖和大型报纸，吸引了人数众多的受苦受难工人和武装工人。1918年11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人数，可能是罗莎·卢森堡的“斯巴达克斯团”成员人数的十倍。 意大利社会党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性质类似。该党领袖的政治手法也主要采取议会派方法，尽管他们使用革命语言，而且至少有些人的确希望社会发生一些变革。该党还包括公开的改良主义者，其中最有名的是议会派领导人屠拉蒂。意大利社会党随着斗争高潮的掀起而急剧壮大，但却缺乏那种能将工人的愤怒与好斗引导到反抗国家的革命进攻上来的领导。党内最著名的领导人塞拉蒂在占领工厂运动开始八个月后承认，“尽管人人都在谈论革命，但却没有人为之作出准备”[21]。将会在接下来六十年内成为社会党领袖人物的彼得罗·南尼也坦言：“政党只是一部巨大的竞选机器，只为〔议会〕斗争——那些理论上它们拒绝承认的斗争——而装备。”[22]都灵的活动家安吉洛·塔斯卡回忆道：“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的方法，是劝说兴奋过头的群众冷静下来……并向他们承诺革命。”[23]“意大利的政治生活成为一场漫长的会议，‘即将到来的革命’在此间被放纵的言辞所挥霍。”[24] 俄国革命领导人看到了“中间派”和右翼议会改良社会主义者的不足，号召在每个国家组建新的共产主义政党，隶属于全新的共产国际。但是，战争岁月的衰退和混乱，导致共产国际第一次会议直至1919年3月才召开，而到那时来自欧洲的代表都是稀稀落落，更不用说来自世界上其余地方的代表了。实际上召开于1920年7月和8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会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派出代表参会的政党，展现出整个欧洲工人阶级澎湃的革命情感。在意大利、法国和挪威，主流社会主义政党正是如此。德国的独立社会民主党、西班牙的全国工人联盟（CNT）、甚至英国的独立工党，以及美国的社会党，也都派出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传达的主要信息之一（就像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规定中显示的那样）就是，只有改变各自的运转方式和领导权，这些政党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政党。他们尤其不能再继续容忍德国的考茨基、意大利的屠拉蒂和英国的麦克唐纳等党员。 这样的规定造成了无数严重分歧，许多中间派领导人都拒绝接受。正是在出现此次重大分歧之后，大多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以及小部分意大利社会党，投票成为“新型”共产主义政党。 但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来得太迟，根本无法影响1920年在德国和意大利发生的大规模冲突。1923年，德国面临一系列新的危机：法军占领了鲁尔区，通货膨胀达到了天文数字，整个国家左翼和右翼严重两极分化，希特勒的纳粹军队得到了初步发展，反对保守的库诺政府的大罢工成功爆发。直至那时，战前社会主义的保守议会传统依然占据某些甚至最激进的革命分子的头脑。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在图林根和萨克森两个州组成了议会制“工人政府”，想要将其作为革命起义的跳板；然而，他们很快就取消了起义计划，尽管大多数工人阶级都支持起义。[25] 抛弃了革命的改良社会主义者相信，一旦革命的威胁被清除，生活就会回到原本的样子：资本主义和平地扩张，民主广泛地传播。然而，意大利发生的事件却证明了，他们错得有多离谱。 痛苦的代价：法西斯主义的初次崛起 在1920年的占领工厂运动中，墨索里尼成为意大利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位擅长蛊惑人心的编辑，早年信奉社会主义，后以脱离政党转而支持战争而闻名。但在政治上愿意追随他的人却很少，仅限于一些在前革命时期就转化为国家沙文主义者的群体，以及一些相信意大利在奥地利和南斯拉夫沿岸的利益遭到了否认和损害的前线战斗人员团体。1919年3月，这些团体中的几十人组建了第一支“战斗法西斯”队伍，但他们在当年的选举中成绩糟糕，在意大利工人对抗资本家雇主和政府时，更是表现得走投无路，虛弱无力，无所作为。 占领工厂运动没能发展为一场争夺权力的革命斗争，这件事改变了墨索里尼的命运。随着失业率迅速攀升，“红色两年”内积累的物质成果很快就被耗尽，工人们变得士气低落。资本家雇主狠绝地给工人运动留下难以忘怀的教训，“自由党”首相乔利蒂急需平衡左翼的力量。墨索里尼正好利用了这一时机。大企业和乔利蒂政府（秘密地）为其提供资金——国防部长签发了通告，建议六万名沮丧的军官加人法西斯，这样可以收到军队薪俸的80%。[26]1921年3月，乔利蒂组织了“中偏右”翼选举团，令墨索里尼在议会中占据了三十五个席位。作为回报，墨索里尼的武装开始有组织地系统攻击当地左翼及工会力量，他们的攻击从波河流域开始，那里的劳工和佃农与地主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战斗。 每五十人或六十人一组的法西斯军事武装队伍，成卡车地开赴村庄和小镇，焚毁社会主义者的“人民之家”，冲破他们的纠察线，痛殴当地民兵，强行往他们的喉咙里灌入蓖麻油，然后喧闹着大摇大摆地离开，因为他们知道警察会留出足够的时间让他们逃走。反观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组织的大多数成员，他们都在工作岗位上忙碌，广泛地分散在各个村庄，因而无法迅速应对这种袭击。法西斯分子感到绝对安全，因为他们明知，警察要到他们安全撤离后才会出现并会“将谋杀视为一种运动”[27]。 对法西斯分子而言，一场胜利孕育了另一场胜利。他们能够动员“地主、军官、大学生、政府官员、收租者、职业人士和商人”[28]从城镇远征到农村。法西斯小队从1920年10月的一百九十人，发展到1921年2月的一千人，同年11月更是增长到两千三百人。[29] 然而，他们并不是万能的。乔利蒂政府希望利用法西斯分子，但却绝不想被法西斯分子利用——政府依然有力量在体制内阻止法西斯分子。1921年7月在萨尔扎纳，当十一名士兵向五百名法西斯分子开枪时，法西斯分子立马逃之夭夭。[30]此时，工人匆匆组建了自己的准军事团体“人民攻击者组织”，准备抗击法西斯。法西斯领袖班切利后来承认，当人们进行反击时，法西斯小队并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31]。法西斯运动内部出现了短暂的危机，墨索里尼因对局势感到“非常沮丧”而从法西斯行政首脑的职位上辞职。[32] 结果，工人运动领袖的态度拯救了墨索里尼。屠拉蒂的改良社会主义者和意大利劳工联合会（CGL）的工会联盟与法西斯签署了一份和平协议。然而，社会主义党派中号称更加左翼的党派领袖（最终与屠拉蒂决裂）却显得非常被动，并谴责“人民攻击者”。当时的共产党领袖波尔迪加拒绝承认法西斯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之间存在任何差别，放弃了斗争，同时也谴责“人民攻击者”。 在地主和大商人向政府施加足够压力令其改变态度之前，墨索里尼一直在等待。此后墨索里尼选择时机，指挥法西斯组织打破停战协议，重又向工人组织发起进攻。此时的进攻不仅发生在村庄和城镇，还蔓延到大城市的左翼组织大楼、新闻部门及工会大厅。 1922年，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终于试着对法西斯的进攻作出了正式回应。他们组织所有工会成立了“劳工联盟”，在拉文纳的组织大楼受到攻击后，于7月号召进行为期三天的大罢工。但在失业率极高的经济萧条时期，三天的罢工几乎无法阻止大商人继续资助墨索里尼——由于在罢工的同时并没有系统化地动员工人群众与法西斯战斗以控制街道，墨索里尼的势力依然与此前一样强劲。 罢工失败导致的士气低落，使得墨索里尼的势力扩张到米兰、安科纳和热那亚等城市，即使“人民攻击者”组织在帕尔马向世人展示了成功抵抗并击败法西斯的范例。[33]到了1922年10月，墨索里尼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掀翻乔利蒂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谈判桌。因此，当他们向墨索里尼提供一个政府职位时，墨索里尼宣称，如果不将政府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法西斯就将向罗马进军。这不过是吓唬人而已：因为国家要是真想阻止他，很容易就能击溃法西斯的所谓进军。但是，将军们和大商人并不想阻止墨索里尼。国王任命墨索里尼出任首相，因此他并非带领军队冲进罗马，而是从米兰搭乘火车抵达罗马。 自由党协助墨索里尼建立准军事化力量并在他的第一届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可见意大利资产阶级将保留特权和利润看得比民主原则重要得多。 并非只有资产阶级相信墨索里尼会给国家带来“秩序”和稳定。就像一部关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史书中记录的那样： 除了共产党和几乎所有的社会党之外，整个议会——包括民主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意大利劳工联合会的社会主义者，都如同解脱般地欢迎墨索里尼政府，将这一时刻视为噩梦的终结。人们说道，内战终于结束了；他们希望，法西斯主义将会最终合法化。[34] 实际上，噩梦才刚刚开始。在墨索里尼执政期间，警察与法西斯分子彼此配合。他们协同活动，系统地解散了工人阶级组织，令自由主义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面对法西斯的暴力威胁，失去了提供保护的平衡力量。民主的陷阱一度并未开启，甚至就连左翼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员代表都可以在议会中自由发表意见，尽管这些意见并不对外公开。但是如今真正的权力全都落入了墨索里尼手中，而非宪政机构手中。 1924年，这一切以一种激烈的方式呈现出来。墨索里尼的亲信谋杀了改良社会主义议员领袖马泰奥蒂。法西斯失去了此前得到的大部分支持，根据“罪行发生后一周的情况来判断，政府或许很容易被推翻”[35]。但是，议会反对派却限制了反抗活动的规模，也没有分离组建属于自己的组织。它还没有做好准备，去冒通过号召群众行动起来反对政府、引发社会动荡的风险。到了1925年初，大多数代表都已驯服地屈服于法西斯，恢复了他们先前在国会中的职位。 墨索里尼如今知道，无论他犯下什么暴行都能侥幸逃脱，因此他试图将意大利转变成极权主义政权，让自己成为独掌大权的独裁者。墨索里尼的成功令欧洲其他地区的统治阶级艳羡不已。英国保守党人温斯顿·丘吉尔高兴地称赞他[36]，而且很快就有很多人模仿他的做法。在这些人中，就有慕尼黑反犹太民族主义者圈子中冉冉升起的新星：阿道夫·希特勒。 痛苦的代价：斯大林主义的种子 未能将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地，令俄国陷入孤立状态，他们不仅要忍受物资封锁之苦，还要承受十六国武装入侵、内战、破坏、疾病和饥荒的恐怖前景。工业总产量跌至1916年的18%，依然留在城市的工人阶级残余只有前往农村，与农民以货易货才能勉强活下来。随着伤寒蔓延，甚至开始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布尔什维克越来越通过党的政权而非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工人阶级直接代表，来紧紧抓住权力。从危机中存活下来的人们总是反复提及，一切都要归功于依然是共产党主要组成部分的工人阶级的革命勇气和坚韧不拔。但这并不能抹杀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付出重大政治代价的实情。 1921年3月，彼得格勒西部的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爆发水手起义，起义者责备革命政府令人民陷入难以想象的贫困中，将社会矛盾毫不掩饰地暴露出来。1917年的喀琅施塔得要塞一直是布尔什维克力量的重要中心之一，但如今它的组成成分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时的老军人都加入了红军离开，新的补充力量来自农村。这次起义无法提出任何改善人民贫困状态的计划，因为这并不是一场因贫富差距而造成的资本主义危机，而是一场由于内战、外国入侵及封锁造成的全国范围内的穷困。并非是一个阶级富得流油，另一个阶级忍饥挨饿，而是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忍受着饥饿和痛苦。在几个月前的内战中刚刚被打败的旧政权将军还在等待反扑的机会，其中几位甚至还与一些喀琅施塔得的反叛力量建立了友好联系。时间也没有站在革命政府一边。包围要塞的坚冰正在融化，想要夺回要塞很快就会变得非常艰难。[37]所有这些因素都让布尔什维克别无选择，只能扑灭起义——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工人反对派”更是意识到这一事实，他们正在穿越冰层前往要塞，试图镇压叛乱的水手。然而，喀琅施塔得兵变可悲地显示出，孤立隔绝与外国入侵如何侵袭了革命力量。革命政权只能通过雅各宾主义，而非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举措，才能存活下来。 这些方法对布尔什维克党员的确产生了一些影响。内战岁月向许多人反复灌输了与工人民主言论难以相容的独裁主义方法。列宁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他在1920年至1921年冬天的党内争论中提出，“我们是一个发生了官僚畸变的工人阶级国家”[38]。列宁将国家机器描述为“借自沙皇主义、几乎未被苏维埃世界所改变的……一个中产阶级和沙皇式的机制”[39]。这影响着许多党员的态度：“让我们看看莫斯科。这么多官僚——谁领导谁？四千七百名负责任的共产党员领导着整个官僚体系，还是正相反？”[40] 1921年夏天，共产国际第三次会议召开。这是第一次革命代表几乎全部云集的大会。许多人都对能够亲身站在革命的土地上而感到欣喜。然而，尽管革命语言保存下来，而且许多布尔什维克党人依然坚持理想，但就整体而言，共产党却无法对孤立主义、极权主义及依赖旧官僚体制等负面效果免疫。马克思曾于1851年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却并非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那些条件反过来改变了人民本身。在一系列事件的压力之下，布尔什维克主义渐渐转变了发展方向，即便共产国际已透明化公开变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组织。这就是斯大林主义，虽然斯大林直至1923年或1924年才掌握实权，并要到1928年至1929年才登上绝对权力的巅峰。 [1]詹姆斯·乔尔，《1870年以来的欧洲》，第237页。 [2]关于这次暴动及奥地利德语地区革命的详细情况，参见弗朗西斯·卡斯坦（FrancisCarsten），《中欧革命：1918-1919》（RevolutioninCentralEurope1918-19,London,1972），第22-32页。 [3]关于这次革命的细节以及德国革命其他方面的分析，参见我的著作《被遗忘的革命：1918-1923年间的德国》（TheLostRevolution,Germany918-1923,London,1982）。 [4]引自罗莎·莱文-迈耶尔（RosaLeviné-Meyer），当时她在柏林的一家医院。参见她著作《莱文》（Leviné,London,1973），第80页。 [5]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TheAgeofExtremes,London,1994），第68页。[《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卡尔（E.H.Carr），《布尔什维克革命》（TheBolshevikRevolution）第三卷（Harmondsworth,1966），第135-136页。 [7]同上书，第135页。 [8]同上书，第134页。 [9]埃里克·威格姆（EricWigham），《罢工与政府：1893-1981》（StrikesandtheGovernment1893-1981,London,1982），第53页。 [10]杰拉尔德dainty米克（GeraldMeaker），《1914-1923年间西班牙的革命左派》（TheRevolutionaryLeftinSpain1914-1923,Stanford,1974），第134页。 [11]同上书，第141页。 [12]同上书，第142页。 [13]同上书，第143页。 [14]关于这次罢工的详细情况，参见杰拉尔德dainty米克，《1914-1923年间西班牙的革命左派》，第158-161、165-168页；杰拉尔德dainty布伦南（GeraldBrennan），《西班牙迷宫》（TheSpanishLabyrinth,Cambridge,1974），第70-71页。米克将这次罢工的结果视为工人的失败，布伦南认为它是“徒劳无功的”。相对照而言，佩吉斯（P.Pages）则认为它对工人产生了“有利的结果”。参见其著作AndreuNin,SuEvoluciónPolitica（Madrid,1975）。 [15]伊恩·特纳（IanTurner），《工业劳工与政治》（IndustrialLabourandPolitics,London,1965），第194页。 [16]整个故事的精彩评述参见埃哈德·卢卡斯（ErhardLucas）所著Märzrevolution1920(Frankfurt,1974)。关于事件的摘要，参见我的著作《被遗忘的革命》第九章。 [17]保罗·斯普里亚诺（PaoloSpriano），《占领工厂：意大利在1920年》（TheOccupationoftheFactories,Italy1920,London,1975），第60页。 [18]同上书，第21-22页。 [19]同上书，第56页。 [20]演讲全文参见罗莎·莱文-迈耶尔的《莱文》。 [21]参见1921年4月写给雅克·梅斯尼尔（JacquesMesnil）的信件，引自保罗·斯普里亚诺，《占领工厂：意大利在1920年》，第132页。 [22]引自保罗·斯普里亚诺，《占领工厂：意大利在1920年》，第129-130页。 [23]罗西（A.Rossi，塔斯卡的笔名），《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TheRiseofItalianFascism,London,1938），第68页。 [24]同上书，第74页。 [25]关于1923年实际革命形势的讨论，参见我的《被遗忘的革命》第13章。 [26]罗西，《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第82、99页。 [27]同上书，第126-127页。 [28]同上书，第103页。 [29]同上书，第126-127页。 [30]同上书，第148页。 [31]同上书，第145页。 [32]同上书，第147页。 [33]同上书，第229-231页。 [34]贾姆皮耶罗·卡洛奇（GiampieroCarocci），《意大利法西斯主义》（ItalianFascism,Harmondsworth,1975），第27页。 [35]同上书，第32页。 [36]阿诺德·哈维（ArnoldHarvey），《帝国的碰撞：1793-1945年间三次世界战争中的英国》（CollisionofEmpire:BritaininThreeWorldWars1793-1945,Phoenix,1994），第511页。 [37]关于这些事件的绝佳描述，参见保罗·阿维里齐（PaulAvrich），《喀琅施塔得在1921》（Kronstadt1921,NewJersey,1991）。 [38]《列宁选集》第32卷（Moscow,1965），第24页。 [39]马克斯·沙克曼（MaxSchachtman），《为新的征程而奋斗》（TheStrugglefortheNewCourse,NewYork,1943），第150页。 [40]列宁致革命共产党（RCPB）第11次代表大会的发言，引自《列宁全集》第33卷（Moscow,1976），第288页。
第二章世界大战与世界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二章世界大战与世界革命 1914年8月4日 1917年2月 临时政府的失败 政党与革命 1917年10月 被围困的革命 1914年8月4日 几乎所有参战国都以为，这场战争不会历时长久。德国王公将这场战争称为“明快的战争”。他期待可以看到一场1870年普法战争的翻版，当时法军在数周之内就被击溃。法国士兵在将他们运到前线的火车车厢上涂写着“杀往柏林”。英国人常挂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一切都将在圣诞节到来前终结”。 最初，这场世界大战得到民众的极大关注。身处柏林的罗莎·卢森堡，亲眼见证“疯狂而错乱的景象……爱国者成群结队上街游行示威……一路歌唱，在咖啡馆里高唱爱国歌曲……暴徒兴奋疯狂地回应着每个狂野谣言，随时准备好召集人手……火车上塞满了预备役军人……在热情少女的欢呼声中开拔。”[1]托洛茨基写道：“奥匈帝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尤其令人惊讶……我走在旧日熟悉的维也纳主街上，看到令人惊异的人群挤满大街……其中包括脚夫、洗衣女工、制鞋匠、学徒和郊区来的年轻人等。”[2]8月4日的伦敦，“数量巨大、热情癫狂的人群”聚集在白金汉宫门外。[3]当时仍然置身法国监狱的维克多·谢尔盖，形容当时“在火车站送别军队开拔的民众激动地高歌‘马赛曲’，歌声远扬，甚至飘到了我们所在的监狱。我们能够听到他们高喊着‘杀到柏林！杀到柏林！’”[4]在圣彼得堡，甚至几天前的罢工和封锁似乎都已被遗忘。英国大使布坎南后来也曾谈起“俄国似乎彻底改变”的“8月初那些奇妙的日子”[5]。 不过，热情的游行和高歌爱国歌曲，并不代表战争就拥有根深蒂固的民众性。历史学家大卫·布莱克本在谈及德国时写道：“参与7月末爱国游行活动的群体相对较小，大多是学生和年轻的售货员。平素工人阶级活跃的鲁尔区等地实际上非常安静……上些岁数曾经亲眼见证1870年历史的人们，能够从这两者的热情中看出差别。”[6]施略普尼科夫是一位生活在圣彼得堡的革命工人，他对比了中上阶层对战争的热切情绪，与工厂中相对内敛自持的氛围： 圣彼得堡的报纸竭力点燃民众盲目的爱国心。它们有技巧地宣传“德国人”对留在德国境内的俄国妇女和老人的暴行。但就连这种充满仇恨的氛围，也没能驱使工人作出过激的民族主义反应。[7] 从伦敦一位年轻工人拉尔夫·福克斯的记述中我们得知，芬斯伯里公园当时每周还在举办反战集会。[8] 托洛茨基将这种心情更多地解释为人们对日常单调生活的一种反应，而非任何深刻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激情： 过着毫无希望的单调生活者大有人在，他们是现代社会的主流人群。战前动员犹如一个承诺，打破了他们的生活；熟悉的、长久以来被仇视的一切都被颠覆，全新的、非常规的势力大行其道，取而代之。更加不可思议的变化还在未来等待着他们。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当然是更好——还有什么能比“正常”的状况更坏？……战争影响着每一个人，如今，那些被生活欺压的人们感到他们与有钱有势者站在了同等地位上。[9] 不同的社会阶层从来没有彼此完全隔离过。上层社会的心绪会对其下的中间阶层产生影响，中间阶层的氛围则会对底层民众发生作用。欧洲统治阶层彼此开战的决心，以上千种方式传递给中产阶层和部分工人阶层——通过爱国讲演和刊登“敌人暴行”的报纸新闻，通过游行乐队和流行歌曲，通过小说家、诗人和哲学家的宣言。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内克描述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令他充满“最深刻的欢乐”。激进的法国小说家阿纳托尔·法朗士（带着羞愧）回忆起，他在一战初期曾“给士兵们做过一些讲演”。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形容这场战争是人类“文明对抗野蛮”的战争之一。英国诗人卢佩特·布鲁克写道，“高贵再度光临我路”；[10]英国小说家H.G.威尔斯对这场“将会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热情洋溢。学校的教师向年轻人反复宣传这种情感，敦促他们走上前线作战。任何对此表示异议的人，都会被视为“在我们的孩子背后捅上一刀”。 但是，依然有很多工人群体抵御住了这种压力。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激进团体早已习惯了媒体的谎言和对其原则的攻击。上万名工人在开战前夜云集伦敦、巴黎和柏林，听从工人运动领袖的和平召唤。但是，一旦战争爆发，工人运动领袖便开始仓促地支持战争。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英国工党和英国劳工联合会（TUC）、法国社会主义者盖德和工团主义者儒欧、俄国马克思主义老兵普列汉诺夫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老兵克鲁泡特金，都自愿支持本国政府对抗他国。而那些对战争心存疑虑之人，例如德国的考茨基和哈瑟、英国的凯尔·哈迪，为了保存“党派团结”而保持沉默，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被控背叛“国家”。哈迪写道：“陷入战争的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在前线为国作战的年轻人，绝不能由于国内的任何不和谐而灰心丧气。”[11] 按照资本主义民主原则统治的数十年历程，终于发挥了作用。在资本主义国家既定框架内追求改革，使人们在军事冲突期间对国家依然认可。参战国中只有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者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坚定地表达了对战争的仇视。当意大利与英、法、俄最终结成联盟后，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也表示反对战争。但是，他们反对的主要原因是与意大利统治阶层就应当支持哪一派的意见向左——意大利社会党日报的左翼编辑墨索里尼自此脱党，开展恶意支持战争的煽动活动。 相信很快就能取胜的信念，很快就被证明是一个幻想。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中，德军的确设法穿越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距离巴黎只剩不到九十公里，俄军则深入推进到德国东部的普鲁士。但是，双方后来又都被迫后撤。在马恩河战役遭遇英法联军后，德军后撤四十八公里，形成防御性战壕。在坦宁堡战役中，俄军伤亡惨重，被逐出德国领土。快速“运动战”变成长久消耗战，在试图冲破对方稳固的防线时，交战双方都承受了巨大损失。希望在四个月内结束作战的期待，演变为长达四年多的鏖战，战场从东部阵线和西部阵线扩展到土耳其、美索不达米亚、意大利-奥地利边境和希腊北部。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依然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场战争，死亡人数达到一千万人：德军一百八十万，俄军一百七十万，法军一百四十万，奥匈帝国军队一百三十万，英军七十四万，意军六十一万五千。在适龄参战的法国成年男性中，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马革裹尸，德国的这一比例为8：1。在历时五个月的凡尔登战役中，交战双方发射了两千三百多万枚炮弹——二百万士兵参战，其中一半人命丧黄泉。然而，即使经历了如此残酷的战役，却没有一方取得实质性进展。在1916年历时四个月的索姆河战役中，死亡士兵达到一百万人，仅在交战第一天，英军就损失了两万名士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也从整体上造成了极端的社会混乱。到了1915年和1916年，所有参战国都意识到，它们卷人了一场整体战。战争最后的结果取决于引导所有国家资源送往前线战场的能力，通常无法顾及会对日常生活水平造成何种影响。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不得不转向军火生产。除了战争原因，也由于航运封锁，现在不得不为之前从敌国进口的食品和原材料寻找替代品。工人不得不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同时也必须找到新的劳动力，去补充那些因去前线作战而空缺出来的劳动岗位。农业工人也被迫应征入伍，即便这样造成了极为严重的食品短缺危机——德国1917年的冬天史称“芜菁之冬”，因为人们能吃到的只有这种萝卜了。德国工人每天的食物供给比长期生存所需的标准低了三分之一，七十五万人死于营养不良。[12]各国政府只能通过印发钞票来维持庞大的军事开销。食物和基本生活物品的短缺，导致物价飞涨，人民怨声载道。 对将军们和政治家们而言，有一点再清楚不过，那就是，战争的胜利有赖于国家掌控大部分经济命脉，在当前形势下不得不将“自由市场”经济正统观念抛在一边。一种急剧增强的国家垄断工业趋势，在战前的某些国家已经显现出来。1917年，一份英国战争部报告显示，国家控制的范围“不仅包含直接影响战争进程的国家活动，还延展到了每个工业领域”[1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国家购买了90%的进口产品，占据国内食品消耗品市场的80%，掌控着大多数商品的物价。[14]在德国，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等将军通过大垄断托拉斯的老板们，对战争后期的国家经济行使着实质上的独裁权。[15] 不论是将军们还是工业家们都能够看出，获取领土将会增加可支配的经济资源。他们对战争目标从整体上进行重新定义，不仅要掌握和防卫亚非殖民地，还要在欧洲攫取地盘，尤其是占领那些工业或半工业化地区。对德国而言，这意味着吞并铁矿丰富的法国洛林地区，控制比利时、中欧和罗马尼亚，在土耳其沿着柏林-巴格达铁路周边的中东地区建构德国的势力范围。[16]对法国而言，这意味着重新收回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对德国的莱茵兰地区施加某种控制。对俄国而言，这意味着吞并伊斯坦布尔（在与英国的秘密协议中如此承诺）。当个体资本家依然寻求通过经济上的竞争来扩张资本时，有些资本家群体已经与国家绑在一起，寻求通过军事竞争和战争来扩张资本。帝国主义不再仅限于殖民地，虽然殖民地依然非常重要。在如今的整体性体制中，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不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而谋求生存空间一一这种体制的逻辑只能是全面的军国主义化和总体战，而无视由此造成的社会混乱。 社会混乱给工人阶级、传统资产阶级和农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生活水准突然间就发生了毁灭性的下降。1917年的德国，军工生产行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跌超过五分之一，民用工业工人的工资则下跌了接近一半。[17]过去曾经采用的保护工资和生活水平的方法都失效了，因为工会领袖支持战争、反对所有罢工，对任何打破“休战状态”的行为都处以严厉责罚。在英国，罢工领导人在《保卫王国法》的规定下面临监禁的惩处；在德国，煽动民众情绪者被充军到前线作战。 在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方面，战争也给其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一半工人阶级被强行从原有工作中拉扯出来，编队送上战场，他们的工作则由成群结队的妇女取代完成。在雇用人数超过十名工人的德国工厂，女工人数增加了一半，超过二百万人。[18]仅在军火厂工作的英国女工人数就飙升到了八十万人。[19]资本主义的战争动力，打破了此前资本主义极力塑造的传统家庭。从长期而言，这种情况将会令此前在纺织女工等群体中普遍流传的典型态度得到进一步传播，蔓延到更加广泛的工人阶级妇女层面，令她们日益感到自己与男性的平等。但是，此时给妇女造成的即时效果则是令她们承受加倍的重担。她们不得不在工厂长时间劳作之后，回到家还要接着照料孩子们。 在守护传统工作和生活方式时遭遇困难、困惑和迷失，感到无能为力——这就是工人阶级在战争初年的状况。随着生活水平下降，工作时间延长，工厂里的生产条件变得越来越危险，但罢工次数却是陡然下跌。到了1915年和1916年，绝望情绪孕育了反抗行动。受苦受难的工人阶级社区几乎同时爆发了示威反抗活动主要来自这些社区的工人阶级妇女。1915年格拉斯哥爆发的反对高房租的大规模罢工，1916年和1917年冬天许多德国城镇爆发的反对食物短缺的示威游行活动，都是这一历史阶段典型的反抗运动。在遭受参军压力最小的男性工人群体中，也爆发了越来越多的罢工事件——罢工的主体是熟练冶金工人，在国家的备战中，他们被视为最重要的角色。这一群体的工会活动网络格拉斯哥、谢菲尔德、柏林、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等城市中的工厂工人代表——依然完整未受破坏。随着困难加剧，两种形式的反抗开始彼此联系，对战争提出质疑。罢工领袖通常是反战的社会主义者，但就连许多参与罢工的人员，依然感到他们必须站在“自己国家这一边”。 在此期间，踏上前沿阵地的数百万人，正经历着人生中从未想见的噩梦。他们很快就发现，战争既不是前往柏林或巴黎的短途旅行，也不是什么令人兴奋的伟大冒险。战争是泥泞，是厌倦，是难以下咽的食物，是驱之不散的死亡的恐惧和威胁。对被征召加入“可怜血腥的步兵”的工人阶级或农民而言，战争还包含着这样的认知：将军与军官的生活与他们迥然不同，可以享受美食美酒、舒适的职位和伺候他们的小兵。但是，这些认知并没有自动自觉地引发叛乱。许多入伍者都是来自对社会上层的命令并无反抗传统的家庭。服从尊者的习惯从小就深深植入他们的头脑，令他们冥顽不灵地接受命运，对待这种不公就如同另一项他们不得不去做的令人厌烦和痛恨的工作一样——自从任何反抗行为都会在军事“正义”面前受到审判以来，情况更是如此。等待重返前线的人们“脸上带着奇怪的神情”，英国军官兼战争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写道，“不是绝望也不是恐惧，却要比恐惧更加糟糕，因为那是一种被蒙上双眼的神情，没有表情，如同一只死兔子的脸。”[20] 然而，反叛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将军们恐惧地回忆起1914年的圣诞节，英国和德国士兵爬出战壕，亲善地彼此庆祝；而到了1916年的圣诞节，英国军官却接到命令：凡是看到从战壕中露头、想要与英军庆祝节日的德国士兵，就必须立即开枪射杀。[21]但就连这样的预防措施，也不能阻止大型兵变突然爆发。1917年4月，法国在西线的军队爆发了首次大型兵变。六十八个师，其中一半是法国军队，在一场损失了二十五万人的进攻过后，拒绝返回前线。在有些部队举起红旗、唱起革命歌曲“国际歌”之后，军队经过一番妥协和镇压相结合的雷霆手段——判处五百名主事士兵死刑，四十九名被实际绞杀——重建了军纪。西部阵线其他地区的军队哗变规模，都没有法军此次兵变的规模大。但是，1917年依然发生了五万意大利士兵参加的兵变，而在布洛涅附近埃塔普勒的英军大本营，则发生了十万士兵长达五天的血腥叛乱。英军部队的将军先是对叛军作出妥协，继而处决了兵变领袖，压下了整件事不为人知。[22] 军队的哗变只是整个欧洲越来越高涨的困惑和不满情绪的部分体现。这种不满绝不仅限于工人阶级。很多在军队里担任初级军官的中产阶级也感到十分不满。英国这一阶段的战争诗歌，充分体现了这种情绪，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巴比塞的《火线》，以及希腊作家斯特拉蒂斯·米利威利斯的《坟墓里的生活》等战后幻灭的文学作品，都反映出这种情绪。这种情绪使人民日益认同左翼革命的思想，德国剧作家恩斯特·托勒尔就是这样。但是，这种情绪同样也能导致民族主义的右翼势力抬头，将战争时期希望的破灭归咎于腐败、背叛，以及“外来”力量的影响。 最后，无数原本生活在隔绝村庄中的法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和俄国农民，由于战争而被征募入伍，投入到动荡恐怖的机械化战争中。这是一个现代化大众通讯还没有遍及大多数欧洲乡间地区的时代，应征入伍的农民一下子就被他们从未想象过和体验过的经历和思想震住。许多人都是人生头一回被迫接受某种国家/民族身份标签，他们发现自己身处多民族军队中，讲着自己的方言。当他们试图弄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时，就会被互相矛盾的方向拉扯着——包括受到实施传统布道仪式的牧师的影响，发现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与自己的方言非常类似，或者是聆听同一个战壕并肩作战的工人向他们灌输的社会主义观念，以及对富人亘古不变的仇恨。 在欧洲各国彼此撕扯血肉的时候，这就是战壕和兵营中人数众多、满心迷惑、受苦受难的士兵们的状况。 1917年2月 1917年1月，被驱逐的列宁在苏黎世一次德国年轻工人集会上的发言中表示：“我们老一代或许没有机会看到即将到来的革命的决定性战役了。”列宁是在提出“革命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的观点后说的这句话。“欧洲孕育着革命，”列宁说道，“欧洲接下来的岁月，正是由于这场掠夺性的战争，将会走向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起义。”[23] 六个月后，在沙俄首都彼得格勒[24]爆发了第一场人民起义。在2月23日[25]上午权力似乎还不受挑战的沙皇，3月2日便被废黜。到了11月，以列宁为首的革命政府控制了整个国家。 没有人预见到2月23日的这场革命。社会主义者庆祝这一天为国际劳动妇女节——在德国社会主义妇女领袖蔡特金的呼吁下于1910年创立的节日。彼得格勒的地下社会主义者团体，用散发宣传单、演讲和集会来纪念这个节日，但却根本没有号召罢工的想法，他们觉得此时发起军事行动的时机依然不够成熟。[26]但是，纺织女工、对面包短缺现象极为愤恨不满，加之许多妇女的丈夫人在军中，更加重了家庭的负担，因此她们还是发起了罢工，游行穿越工厂区。诺贝尔机械厂的一名工人后来回忆道： 我们能够听到妇女们的喊声：“打倒高物价！”“打倒饥饿！”“给工人面包！”……燃烧着战斗火焰的广大女工将小巷挤得水泄不通。那些看到我们的妇女开始向我们挥舞手臂，大声喊道：“快出来！”“停止工作！”雪球不断地打在玻璃窗上。于是我们决定加入革命的行列。[27] 第二天，半个城市的人口、多达四十万工人都加入了这场运动，游行队伍从工厂一直走到市中心，游行的标语也从“面包！”改为“打倒专制独裁！”“打倒战争！”武装警察攻击了游行人群，政府试图调动城市兵营中驻扎的数千名原本要上前线的士兵来镇压这场运动。但在罢工和示威游行的第四天，军营中爆发了大规模的哗变。众多工人和士兵联合起来，携枪挥舞着红旗，席卷了城市的街道，逮捕了警察和政府官员。当局用火车运载军团试图进入彼得格勒恢复秩序，结果在进城时，军团调转枪口，加入了革命队伍。沙皇绝望地试图返回都城，但却受到铁路工人的阻挠。类似的运动横扫莫斯科和其他俄国城市。沙皇的将军最后只能告知他，除非退位，否则没有丝毫机会继续维持这个国家。 沙皇退位后的权力真空由谁来填补？此时出现了两个实施政府功能的平行机构，分别安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宫的两侧翼楼。一方是沙皇政权体制内早已存在的官方反对意见机构：旧日国家杜马的资产阶级政客，他们由建立在阶级分野基础上的选举体制选出，导致杜马绝大部分席位都被拥有财产的富裕阶层占据。另一方则是工人代表，通过工人委员会或1905年开创的苏维埃团结起来。关键问题在于彼此竞争的双方，哪一方能将权力握到手中。2月，杜马在苏维埃的默许下组建了临时政府；10月，苏维埃组建了自己的政府。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杜马中的核心人物就与沙皇勾结，组织战争工业生产并从中得利，但是他们十分愤恨围绕在沙皇及其刚刚被刺杀的宠臣拉斯普廷周围的腐败皇廷派系独掌大权。他们希望能在沙皇体制内部进行小范围改革，当然不想推翻这个制度。正如他们的领导人物米哈伊尔·罗江科日后所说： 中间派别不仅不想要一场革命，而且害怕革命。尤其是“人民自由党”的“卡德特斯”党人，作为中间派别中的左翼，他们比中间派别中的其他党派与革命党有着更多联系，因而也比其他党派对即将到来的大灾难更加忧虑。[28] 在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中，大部分拥有财产的富裕阶层都反对革命，但却通常扮演了开启革命运动的角色。在1917年的俄国，富裕阶层害怕产业工人，从最初就没有扮演这一角色。正如革命的孟什维克历史学家苏汉诺夫所写：“我们的资产阶级与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同，不仅在革命发生之时背叛了人民，甚至在革命发生之前就已背叛了人民。”[29] 直至沙皇退位之前的最后一刻，罗江科和米柳科夫等杜马领导人依然在协商改革皇权的措施。不过，他们还是任命了取代沙皇的政府：一个由利沃夫大公领导、由大地主和大工业家控制的政府。政府人员中只有一个人拥有革命资历，那就是为政治犯辩护而闻名的律师克伦斯基。 苏维埃工人代表开始集会，因为不同派别的工人运动需要统一协调。一旦叛乱军团派遣代表参加工人大会，它就会成为整个革命运动的焦点。选举出的行政委员必须实施运转城市的责任：为兵变士兵提供食物补给；监管被逮捕的旧警察和官员；安排每家工厂派遣十分之一的工人组成军事力量以维护革命秩序；在各家报纸因罢工而停摆期间发行一份新报纸，令人民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成群结队的工人和士兵都转向苏维埃寻求指示——在俄国各地兴起的地方苏维埃，也始终附属于彼得格勒苏维埃，接受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实际上，彼得格勒苏维埃成了革命政府。但这是一个拒绝接受正式权力的政府，他们在等待杜马领导人组建政府。 苏维埃工人代表或多或少都受到社会主义地下党的影响。战争时期的打击和镇压已经摧毁了社会主义党派的组织结构，但是，它们的思想影响力依然存在，它们被囚禁、被放逐或被迫转向地下活动的领导人的地位和威望仍在。然而，这些政党并没有在革命初期就利用其影响力反对苏维埃接受杜马领导人选举出来的政府。马克思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孟什维克党人对这一策略反复提出异议。1905年，孟什维克党人采取等待资产阶级主动推动革命的策略；布尔什维克党人则坚称，工人必须推动资产阶级革命向前发展。战争期间，许多孟什维克党人认为，应当保卫俄国免受德国和奥地利的入侵，而布尔什维克和“国际主义者”孟什维克，则反对任何支持战争的举措。不过，他们对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特质倒是达成了一致意见：这将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这使得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批领导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抵达了彼得格勒，接受杜马选举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一举动意味着，他们无法再发出立即结束战争的号召，因为这不再是一场代表沙皇利益的战争，而是一场“革命保卫战”。在所有著名的革命党人中，只有托洛茨基对这场革命的性质有不同看法，他坚持认为这将会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他于2月被放逐到美国，并没有自己的政党，而是属于位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一个松散的社会主义者联盟。 苏维埃工人代表对新政府的结构组成并不满意。他们既不信任利沃夫大公，也不信任围绕在大公身边的大地主和大工业家。但是，他们没有信心对拥有丰富经验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素养的政治领袖说“你们错了”。 争取士兵代表对政府的支持要比争取工人代表的支持更加容易。大多数士兵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政治行动。他们从小到大都受到遵从“地位更高者”命令的思想熏陶，虽然苦难的生活经历令他们转而反抗沙皇及其政府高官的统治，但他们依然习惯听令于似乎与他们站在同一阵营的上层领导的命令——例如，许多军团的低级军官及临时政府，这些人很快就学会了使用革命语言，尽管他们仅仅是在几天前才开始接触革命。 临时政府的失败 临时政府以各种形式仅仅存在了八个月便被第二场革命推翻。它的失败被其支持者归咎于列宁施展的阴谋诡计。他们声称，如果当时能够得到机会，俄国将会顺其自然地轻松发展成为某种形式的议会民主制工业国。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十年间，这种论调一度得到不少民众的支持。然而，这一观点与1917年俄国社会的实际发展并不相符。 沙皇退位后，临时政府背后的资产阶级力量将国家向一个方向推进，参与革命的人民则将国家推向相反的方向。随着每个星期时间的流逝，两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俄国资本家决心继续坚持原有政策，那些政策此前已经激怒了彼得格勒工人举起起义大旗，刺激了士兵们支持起义。当时德国是世界上第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半中世纪化的俄国远远落后于同时期其他国家，就这沙皇还要与德国开战。结果注定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混乱、前线可怕的人员损失、城市食物供给链的断裂，以及城市劳动力的极度匮乏。然而，新政府与旧沙俄政府一样，决意将战争进行到底，因为俄国的资本家与沙俄时期一样，都急切地想要扩张帝国势力，跨越黑海抵达伊斯坦布尔和地中海地区。他们的大工业实行与国家联合的垄断经营，他们的国内市场受到落后的农业和贫穷的农民的限制。还有什么办法能比通过扩张国界来扩张市场更好？这一逻辑导致帝国主义战争，无论这场战争将会带来多么重大的社会混乱。临时政府也接受了这一逻辑，尽管政府经过结构调整，将“温和中立”的社会主义党派人士吸收进内阁，任命克伦斯基担任总理。“甚至许多临时政府的左翼成员也秘密赞同……拓展新帝国的目标”，将达达尼尔海峡和东欧的许多“卫星国”都包括在内。[30] 与军事政策上的连贯性相一致的，还有新政府针对帝国内非俄语民族制定的政策，非俄语民族占据超过俄国总人口一半的比例。波兰、芬兰、高加索部分地区的人民，都拥有反叛的传统，还有乌克兰地区的人民，不过那里反叛的程度比前者都要略轻。沙皇在这些地区曾经采用暴力镇压手段推广沙俄化，试图扑灭所有的地方自治运动。新政府害怕失去这些地区的市场和原材料供给，因此对这些地区也延续了同样的暴力手段。 沙皇将国家的半数土地都赐予大地主，旧政权全力阻止任何试图分割大地产的努力。新政府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利益与旧政权时期一样顽固。大臣们或许会对最终的改革方案争论不休，但他们却一致认为，在此期间，农民必须等待。 他们的政策导致民众不满与日俱增，根本无需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并没有任何人下达二月起义的命令。同样，也没有人下令农民在整个夏天去进攻大地主的房屋，瓜分大地主的田产。没有人命令芬兰人、乌克兰人、高加索地区人民或波罗的海地区人民提出民族独立的呼声。没有人命令数以百万计身披军装的农民逃离前线。亲眼目击了起义如何推翻五百年古老沙皇独裁政权的人民，无需任何人告诉他们，他们应当努力改善自身悲苦的生活，尤其是在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拥有枪支、而且曾经受训如何使用它们的情况下。 临时政府自身将这把怒火煽得更加炽烈。6月，当局展现野心，试图进攻奥地利西里西亚地区，导致军队中的不满情绪陡然飙升，尤其是当克伦斯基试图强行实施沙皇时期的军纪、包括绞刑在内时。暴乱进一步加重了经济上的混乱。1914-1917年间，物价几乎翻了四倍。到了10月，物价又涨了一倍。城市的食物供给越来越少，饥荒四下蔓延。正如右翼历史学家诺曼·斯通所说： 俄国最终选择了布尔什维克，并非由于人民从革命伊始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或者由于苏维埃或布尔什维克党领柚施展了什么阴谋诡计。俄国最终选择布尔什维克的原因在于，旧秩序的坍塌多少是按照列宁（且只有列宁）预测过的那样进行。截止秋天，城镇遍布饥荒，恶疾横行；恶性通货膨胀令工资的增长毫无用处，实际上令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无论何种行业，都遭到重创；战争所需产品的生产也大幅回落，以至于军队就是想战斗都无法继续作战。矿山、铁路和工厂都停止了运转……经济混乱将俄国推向了布尔什维克主义。 如果当时能有任何其他选择，俄国可能都不会走向布尔什维克；但是，当时的状况显然是资本主义已经陷落。[31] 政党与革命 然而，“十月革命”并非仅是无人性暴力发展导致的结果。革命有赖于由工人、农民和士兵组成的广大人民回应这些暴力时采取的特定方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这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没有他们，工人只能继续举行罢工、示威和夺取工厂；农民只能继续攻击地主的田庄；士兵只能继续发动兵变；非俄裔少数民族也只能继续掀起暴动。但是，这些动作都无法自动汇入统一的运动，实现有意识的社会转型。 相反，如果没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引导，当时的社会现状很容易令失业工人、绝望的士兵和困惑的农民，陷入某种旧秩序残余力量煽动起来的反犹太人和俄国沙文主义民族极端情绪的陷阱。在那种情况下，科尔尼洛夫将军等人当然就容易获得成功的机会，他曾于8月试图进军彼得格勒，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民主没有存活的机会，但这却并不能排除饥饿绝望的人民接受一个右翼独裁统治重建希望的可能性。就像托洛茨基观察到的那样，1922年诞生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本来极有可能换个名字，诞生于1917年末或1918年的俄国。 形势并未如此发展的原因在于，就在革命爆发前的十五年间，社会主义革命党赢得了重要的俄国工人少数派的效忠。彼得格勒和其他几座城市的大型工厂发展迅猛，尽管整个俄国的经济依然落后。1914年，二十五万彼得格勒产业工人中，有一半在雇工超过五百名的大型工厂中工作，这一比例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要高。[32]从1890年代开始，他们就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列宁与同时代的大多数社会主义领袖都不同（革命爆发时列宁47岁），他坚持认为，运动宣传的目标不应是赢得左翼知识分子或工会组织的被动支持，而是在工人阶级内部建立起致力于推翻沙皇统治的活跃分子的联络网。这一目标令列宁与马尔托夫、丹、阿克谢罗德等之前的同志决裂，尽管他们在即将发生的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方面显然意见一致。布尔什维克党在两大马克思主义政党中被视为更加“强硬”的一派，该派坚持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工会官员的角度来描画革命党，坚持苦心澄清理论问题。到了1914年夏天，布尔什维克党成为彼得格勒工人中的最大政党，拥有合法报纸《真理报》，在国家杜马中赢得了大多数工人代表的选票。[33]战争令政党之间的差异更加明显。布尔什维克党站出来明确反对战争（虽然党内有许多人都不支持列宁的“革命失败主义”极端观点），他们的杜马代表被丢进了监狱。许多孟什维克党人则都支持战争，虽然小部分与马尔托夫相关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也反对战争，但他们依然与孟什维克党内大多数人保持紧密联系。[34] 1917年最初几个月，在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中间，还有第三个党派比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那就是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并非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是来自俄国的“民粹主义”运动传统，一方面强调满足农民的需求，另一方面提倡通过可以效仿的、小规模的英勇武装行动（例如，刺杀人民痛恨的警察局局长等）激起革命热情。社会革命党最著名的领袖来自中产阶级，1917年该党支持战争和临时政府，但却无法实施自己的土地改革计划。到了秋天，在对当局的不满日益增强的背景下，一群知名度没有那么高的领导人，引领“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脱离党派，自立门户。 2月，在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的力量要比布尔什维克党大得多。布尔什维克党人在沙皇体制下遭受了不成比例的严酷镇压，许多工人和士兵都没有看出旧日党派在新形势下的差别。但是，许多布尔什维克工人在二月起义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布尔什维克党在工厂和工人阶级地区拥有坚定的核心成员——3月初，在巨大的普提洛夫工厂拥有一百名成员，在维堡工业区拥有五百名成员，在整个城市共拥有两千名核心成员。随着革命的发展，布尔什维克党迅速壮大起来，到了4月底，全市已经拥有一万六千名党员。[35]几乎每三十名工人中就有一位布尔什维克党员，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能够达到彼得格勒大多数工厂的大多数部门。到了5月底，在彼得格勒本地政府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党得到了20%的选票（孟什维克党只得到3.4%的选票，但社会革命党则得到50%的选票）。[36] 2月和3月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临时政府的立场，令党员十分困惑。直到列宁于4月结束流亡生活回到彼得格勒，形势才逐渐明朗起来。列宁看出，俄国资本主义不能解决当下国家遇到的任何问题，它采取的政策势必会令工人、农民和士兵们的生活，陷入更加惨痛的水深火热之中。列宁因势利导发展出了一个与托洛茨基非常类似的观点，这也是一个此前被“正统”布尔什维克党人抛弃的观点。列宁指出，工人阶级通过苏维埃，在推翻沙皇统治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创造了一种比现存任何资产阶级统治体制都更加民主的决策方式。工人阶级存在实施直接建立在本阶级及穷苦农民利益基础上的政策的可能性。但有一个前提条件是，苏维埃必须掌握全权，以工人武装取代旧军队和旧警察，将银行收归国有，向穷苦农民分发土地。 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想实施独裁统治，列宁的观点最初遭到城中许多老党员的猛烈攻击。但维堡等工业区的党员却立即表示拥护列宁的观点。列宁将工业区党员已经隐约感到的事实清晰地表达了出来。对充满战斗精神的俄国工人而言，列宁观点的影响就像潘恩的《常识》于1776年初对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影响，或者像马拉的《人民之友报》于1792-1793年间对巴黎无套裤汉的影响——它提供了一个世界观，在当前形势与所有旧日信仰相矛盾时，为人民提供了一条理解的途径。列宁帮助俄国人民从现实社会的愤怒的被害者，转向主动创造历史的活跃的主人。 列宁只用了几周时间就赢得了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赢得工人群众的大多数支持则耗费了颇多时间，更不用说赢得士兵和农民的支持。列宁从一开始就告诉党员，他们必须向工农兵“耐心解释”推翻临时政府、结束战争的必要性。而作为少数派的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无法争取到大多数工人的拥护，就无法达成这些目标。临时政府的所作所为，以及工人、农民和士兵自发的反抗斗争，将会确保这些“解释”切实有效。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本地政府及议会选举中的选票，从5月的20%上升到8月的33%，到了11月更是上升为45%。在莫斯科，6月的选票为11.5%，到了9月末就达到了51%。在6月初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党获得了13%的代表席位。在10月25日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上，他们获得了53%的选票——另外21%的选票归于与他们结盟的左翼社会革命党。[37] 劝说选民选谁不选谁，布尔什维克党做的远比这个多。他们积极参与每场工人运动——保证工资随着通货膨胀一同增长的运动、抗争工作环境恶化的运动、阻止经理关闭工厂从而造成经济恐慌混乱的斗争等。[38]他们鼓励士兵挑战长官的权力，鼓励农民瓜分地主的土地。布尔什维克党人开始向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证明，被剥削者既有权力也有能力通过苏维埃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运转社会。 每场伟大的革命都会经历高低起伏，都会经历看不到前景的困难时期从而走弯路。1917年的俄国也不例外。7月，临时政府及其将军们的行为令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愤怒终于爆发，临时政府顺其自然地被推翻。但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包括刚刚入党的托洛茨基）正确地估计到，此时夺取彼得格勒的权力还无法得到其他地区的支持，反动势力将会以此为借口，孤立继而摧毁彼得格勒的革命运动。因此，在展现了绝对团结的同时，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运动的规模。但这一策略并未立即显示出其正面效果。布尔什维克对工人运动的控制，导致革命工人和士兵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士气消沉，而且令临时政府逮捕了许多领导人物，迫使列宁等其他领导人四处躲藏。在严厉打击工人运动、打击反对力量的同时，临时政府向试图摧毁所有革命迹象的力量敞开了大门，科尔尼洛夫将军还企图向彼得格勒进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尔什维克征服苏维埃体制中权力的最后步骤是组织彼得格勒的革命力量保卫城市，反抗酝酿中的兵变和临时政府支持者的反扑——但却是以一种彻底破坏对临时政府最后一丝期盼的方式来进行。 即便如此，10月25日苏维埃政权的确立也并非一个早已注定的结果。很明显的一点是，当天举行的全国苏维埃大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支持接收权力。但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遭到了反对，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争吵起来。相比之下，列宁和托洛茨基确信，再拖延下去就是死路一条。人们如今对作出改变充满信心，他们已经克服了数千年阶级统治导致的服从和尊敬上位者的习惯。如果再拖延下去，就意味着公开显露出党派并无人民的这般信心，拖沓的举动还会摧毁人民已经燃起的斗志。经济危机日益加重，时刻迫近的威胁慢慢将希望化为绝望，人民的士气逐渐低落。如果任其发展，农民、士兵和一些工人，或许就会被穷兵黩武的冒险家吸引过去。 1917年10月 与彼得格勒的“二月革命”相比，同一座城市爆发的“十月革命”就显得要和平得多，射杀和混乱也要少得多。一些右翼历史学家因此将这场革命描述为一场“政变”，一场由布尔什维克领导民众掀起的少数派行动。实际上，正因它不是一场政变，才会显得有序而平和。它并不是仅由几位上层人物展开的行动，而是通过表达人民群众最深刻的热望而展开的革命。广大工人和士兵听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因为委员会是苏维埃的一部分，苏维埃由人民选举，因此人民也拥有撤换委员会成员的权力。这给予了革命委员会临时政府不曾拥有的权力，导致城中只剩小众部队还在听从当局指挥，克伦斯基及其政府官员别无选择，只能逃走。“临时政府不复存在”，托洛茨基于10月25日向苏维埃汇报道： 我们被告知，起义将会引发集体屠杀，将会令革命深陷血腥洪流。但是截至目前，一切都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进展着。据我们所知，还没有发生人员伤亡。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历史上有任何一次革命运动会像当前这样，在如此广泛的人民群众参与的情况下，却如此兵不血刃。[39] 很快，列宁就结束了三个月的隐匿，公开现身发表声明： 如今开启了俄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我们现在的常规任务之一就是立刻结束战争。但是，为了结束战争……我们必须先克服本国的资本主义。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我们将会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协助——在意大利、德国和英国已经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运动……我们拥有人民组织的力量，将会打败一切取得胜利，将会带领无产阶级进行世界革命。在俄国，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40] 此时发生的事件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1792-1793年间，在巴黎工人阶级群众的推动下，中产阶级中最激进的派别掌握了权力，然而他们掌权后却转而打击无产阶级群众，其后被利己的保守主义者推翻。1848年，1792年革命者的后代努力使几位自己的代表进入了二月政府内阁，但却于6月在大街上被血腥屠杀。1871年，他们直接夺取了权力——但却只在一座城市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只维持了短短两个月。如今，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大会夺取了总人口达到一亿六千万、广袤领土从太平洋沿岸一直蔓延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的领导权。世界社会主义真正提上了日程。 被围困的革命 革命领导人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只要革命依然局限在旧日俄罗斯帝国的土地上，他们就会面临巨大的问题。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原因在于，圣彼得堡和其他几座城市的工人阶级都集中在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中，这些工厂正好处于行政和通讯的中心。然而，他们只占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广大农民群众支持革命，并非由于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而是由于对他们而言，这场革命与经典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同样的战利品：分地。战争造成的经济危机，令工业遭受严重打击，在城市中制造了饥荒。人民每天的面包配给降到了三百克，每天的平均能量摄入只有一千五百卡路里。[41]如何重新组织工业生产，以生产出能够劝服农民为城市提供食物的产品，是摆在监管每间工厂经理的工人委员会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除非得到其他工业化水平更加先进国家革命的支持，否则这一任务几乎无法完成。 正是相信战争将会在其他国家激起这样的革命，使得列宁放弃了原有的观点，此前他认为，俄国发生的革命只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甚至在1906年列宁还曾谴责道： 为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争夺权力……是荒唐且几近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松散组织，导致工人阶级不可能得到立刻且完全的解放……任何试图以政治民主以外的其他途径尝试达到社会主义者，都会不可避免地得出荒谬且反动的结论。[42] 列宁的思想之所以发生了转变，是由于推动整个俄国陷入暴动的战争，在欧洲其他国家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但是，正如列宁1918年1月坚称的那样，“如果没有德国革命，我们就将毁灭。”[43]国际革命的信仰并非幻想。战争已经在各国掀起了与俄国革命类似的起义和暴动，或许相比而言规模略小——1917年英法联军发生兵变；德国海军也发生暴动；二十万德国钢铁工人举行罢工，反对缩减面包配给；1917年8月，意大利都灵的工人与军队之间爆发了长达五天的对峙作战[44]；英国机械工人和矿工爆发了非法罢工；1916年复活节期间，都柏林掀起了共和起义。 反战呼声遍布欧洲。支持战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驱逐了绝大部分表达和平意愿的议会党员——迫使这些被驱逐者组成了自己的党派：“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英国，未来的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担任寻求和平的利兹工人代表大会主席职务。 但是，革命并没有遵循同步的时间表发生。危机为社会体制带来的整体压力，在不同地方引发了相似的回响。然而，各地革命情绪爆发的形式，以及爆发的时间，则有赖于当地的环境和传统。俄国落后的农业经济及其陈旧的国家结构，令这个老大帝国先于西欧和中欧各国于1917年崩塌。经过1649年至1848年的一连串革命之后，其他国家至少已经部分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它们或多或少都拥有俄国所缺失的——融入现有社会结构、同时也得到工人阶级广泛信任的、成熟的议会社会党和工会体制。 1918年1月，一波罢工高潮席卷奥匈帝国和德国，维也纳和柏林近五十万钢铁工人参与了罢工。罢工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俄国革命的激发，结果遭到警察的残酷镇压。然而，柏林工人依然对支持战争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艾伯特和菲利普·沙伊德曼抱有幻想，为他们在罢工委员会中留下职务。但是，这些党魁却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暗中破坏罢工，致使罢工失败，给工人造成巨大伤害。 在布雷斯劳身陷囹圄的罗莎·卢森堡预见到了俄国将要面临的危险，她在11月24日寄给考茨基妻子露易丝的一封信中写道： 你为俄罗斯人的现状感到高兴吗？他们当然无法在这个巫妖狂欢日里继续维持下去，并不是因为统计数据显示俄国的经济发展太过落后，正如您聪明的丈夫指出的那样，而是由于在高度发达的西欧，社会民主包含了太多痛苦和不幸的懦夫，他们将会平静漠然地注视着事态发展，任由俄国人流血至死。[45]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月里的表现，证实了罗莎·卢森堡的警告。在波兰边境城镇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德国最高指挥官向革命政府发出了协商的最后通牒。如果德国无法接管俄国人占据的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德军就将向俄国进军。革命政府则绕过德军将领，直接求助于德国的工人和士兵，在德国前线散发数十万份传单。但是，罢工运动的失败磨灭了德军即刻爆发兵变的最后一丝机会，德军最终依然进军数百英里。关于此时应当如何回应，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中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布哈林和左翼社会革命党坚持主张打一场对抗德国的革命战争。列宁则坚持接受最后通牒，因为布尔什维克党人此时根本无力发动一场革命战争。托洛茨基既不同意发动革命战争，也不同意接受最后通牒，而是寄希望于德国发生的起义和暴动能够解决俄国目前的困境。最后，列宁劝服了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党人，令他们明白接受最后通牒是唯一现实的选择。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从政府中辞职，令布尔什维克党人独掌大权。 为了达成和平而接受了德国强加的惩罚性条款，使战争对俄国经济造成的巨大伤害更上一层楼。乌克兰是俄罗斯煤矿的主产地，是其利润的重要来源。乌克兰被割让后，由于缺少燃料，俄国的工业生产一落千丈，城市中的食物短缺现象更甚以往。在1月27日的彼得格勒，每天的面包配给降到了一百五十克，到了2月28日，更是降到只有五十克（不到两盎司）。这对掀起革命的彼得格勒工人阶级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到了4月，城市工厂中的劳动力只有1917年1月的40%。大型钢厂自1905年以来就是工人运动的骨干核心，此时遭受了最痛苦的打击。1918年上半年，超过五十万人离开城市，希望到别处寻找糊口的机会：“短短几个月，曾因在革命中表现出色而闻名全国的红色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已大批陨落。”[46] 曾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而能够领导俄国其他地区进行革命的工人，如今不再担当这一角色。他们推举建立的机构苏维埃依然存在，只是已经失去了与工厂的有机联系。 但是，革命的热情依然持久，吸引了热切的工人、士兵和农民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理想激发了英雄的作为。这种热情令托洛茨基如同施了魔法般召唤出一支拥有数百万人的新红军，在1917年工人民兵坚实核心的基础上全面建设起武装力量。不过，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和红军都已不再是活跃的劳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更像是升级版的雅各宾主义——尽管1790年代的雅各宾主义是受到了资产阶级激进理想的推动，而眼前的新版本则是由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理想所推动。 随着1918年形势的不断发展，为了这些理想而战斗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困难。德国掌控了乌克兰后，1918年6月和7月，英国和法国同时进攻俄国。三万名捷克斯洛伐克士兵组成的军队（捷克民族主义者组织起来的军队，在战争中支持盎格鲁-法国-俄国，战败后沦为奥匈帝国军队的战犯）夺取了跨越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城镇，将俄国一切两半。在他们的保护下，右翼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在萨拉托夫组成了联合政府，在街上四处抓捕布尔什维克党员嫌疑犯，并大开杀戒。[47]日本人攫取了太平洋沿岸城市海参崴的控制权。英国军队在北部的摩尔曼斯克登陆，同时还夺取了南部巴库的控制权。与此同时，左翼社会革命党刺杀了德国驻彼得格勒大使，试图摧毁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妥协带来的和平，通过武力重掌政权；右翼社会革命党则刺杀了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家伏洛达尔斯基，列宁也因此受伤。 外部围剿及内部的恐怖主义和反革命运动，迫使革命政权的性质发生了转变。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变而成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维克多·谢尔盖，于1928年在他的著作《俄国革命第一年》中描述了这种变化。直至6月，他写道： 共和国拥有一整套内部民主体制。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一个党派的专政或者某些委员会、某些个人的专政。它的机制非常复杂。每一个苏维埃、每一个革命委员会、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党或左翼社会革命党委员会，都掌握一定的权力，以自己的方法来实施这些权力……所有议案法规都要在〔全国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进行讨论，此间经常包括众多不同利益。在这里，与议会民主的同维度相比，政权的敌人拥有更多自由发言的权利。[48] 如今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 国外势力的联合干预、国内〔富农〕叛乱和苏维埃〔与左翼社会革命党〕联盟的解体，对共和国的生存造成了确定无疑的威胁。无产阶级专政被迫立即抛弃民主的摆设。饥荒和各地的混乱状况，迫使权力只能高度集中于少数适合的军事人员手中……阴谋反叛迫使新政权引入了强大的内部防御机制。暗杀、农民起义和致命威胁，推动了恐怖手段的使用。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及无政府主义者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分裂，导致共产党垄断政治权力……苏维埃体制，从当地苏维埃开始到〔全国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为止，如今全都被架空。[49] 此刻是革命政府第一次系统地使用暴力手段。反革命“白匪”显示出肆意射杀革命嫌疑分子的意图。实际上，他们在10月一路杀向莫斯科时就已经这样做了，并于1月在芬兰镇压了一起社会民主党人起义后杀死了两万三千名“赤色分子”。[50]如今，革命者感到别无选择，只能强力应对这些血腥挑战。射杀反革命嫌疑犯，将资产阶级羁押为人质，想方设法在每个反革命分子心中投射恐惧如今成为革命运动中广为接受的部分。虽然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的描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这种恐怖实际上与1929年起斯大林的恐怖统治截然不同。此时的暴力打击针对的是实际上而非想象中的反革命行动，1921年内战结束后，这种暴力打击就立刻结束了。 革命政权能够冲破一切阻碍坚持下去的原因在于，它能够汲取来自旧沙俄帝国体系中更穷苦阶层人民的支持——尽管在此过程中需要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它向工人提供希望，向穷苦农民许诺土地，奋起抵抗与白匪合作的反犹主义帮派，并且不惧怕给予非俄罗斯民族自决权。 然而，在这段时间内，那些革命政权的领导人——以及数十万为了革命政权甘冒生命危险的志愿者——始终看向西方，看向欧洲的工业化国家，绝望地等候救援的出现。 [1]罗莎·卢森堡写于1915年春天，参见《尤尼乌斯小册子》（TheJuniusPamphlet,London,1967），第1页。 [2]托洛茨基，《我的一生》（MyLife,NewYork,1960），第233-234页。 [3]坎宁（J.Canning）主编，《亲历历史：1914》（LivingHistory:1914,London,1967），第240页。 [4]维克多·谢尔盖（VictorSerge），《革命回忆录》（MemoirsofaRevolutionary,London,1963），第47页。 [5]托洛茨基，《我的一生》，第233页。 [6]大卫·布莱克本，《德国史：1780-1918》，第461-462页。 [7]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AlexanderShlyapnikov），《1917年前夜》（OntheEveof1917,London,1982），第18页。 [8]理查德·福克斯（RichardFox），SmokyCrusade（London,1938），第192页。 [9]托洛茨基，《我的一生》，第233-234页。 [10]詹姆斯·乔尔（JamesJoll），《1870年以来的欧洲》（EuropeSince1870,London,1983），第194页。 [11]凯尔·哈迪（KeirHardie）的话引自米利班德《议会制社会主义》（ParliamentarySocialism,London,1975），第44页。关于考茨基的观点，参见马西莫·萨尔瓦多里（MassimoSalvadori），《卡尔·考茨基与1880-1938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KarlKautskyandtheSocialistRevolution1880-1938,London,1979），第183-185页。 [12]大卫·布莱克本，《德国史：1780-1918》，第475页。 [13]麦金泰尔（D.MacIntyre），《大战的起因与后果》（TheGreatWar,CausesandConsequences,Glasgow,1979），第63页。 [14]同上书，第64页。 [15]大卫·布莱克本，《德国史：1780-1918》，第488-489页。 [16]同上书，第480、482页。 [17]尤尔根·科卡（JürgenKocka），《走向总体战：1914-1918年间的德国社会》（FacingTotalWar:GermanySociety,1914-1918,London,1984），第23页。 [18]同上书，第17页。 [19]麦金泰尔，《大战的起因与后果》，第61页。 [20]威廉·艾利森（WalliamAllison）与约翰·费尔利（JohnFairley），《带单眼镜的反叛者》（TheMonocledMutineer,London,1986），第68页。 [21]关于1916年圣诞节的相关描述，参见威廉·圣雷杰尔中尉（LieutenantWilliamStLeger）的日记，引自莫伊尼汉（M.Moynihan）主编，《1914-1918战争中的人们》（PeopleatWar1914-1918,London,1988），第52页。 [22]建立在亲历者采访基础上的全面描述，参见威廉·艾利森与约翰·费尔利，《带单眼镜的反叛者》，第81-111页。 [23]译自《列宁全集》第23卷（Moscow,1964）第253页。 [24]1914年8月之前被称为圣彼得堡。 [25]日期来自当时俄国依然采用的儒略历，按照西方公历应该是3月。 [26]参见卡尤罗夫（Kayurov）的证词，引自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TheHistoryoftheRussianRevolution,London,1965），第121页。[《俄国革命史》（全三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27]凯泽（D.H.Kaiser）主编，《1917年俄国工人革命》（TheWorkers’RevolutioninRussiaof1917,Cambridge,1987），第61页。 [28]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81页。 [29]苏汉诺夫（N.N.Sukhanov），《1917年革命:一部个人记录》（TheRussianRevolution1917:APersonalRecord,Princeton,1984），第77页。 [30]诺曼·斯通（NormanStone），《东线：1914-1917》（TheEasternFront,1914-1917,London,1975），第218页。 [31]同上书，第283-284、291页。 [32]数字和更多细节参见史密斯（S.A.Smith），《红色彼得格勒》（RedPetrograd,Cambridge,1983），第10-12页。 [33]布尔什维克党占据了六个席位，孟什维克党占据了七个席位，但是孟什维克党席位的组成成分更多偏向中产阶级。参见托尼·克里夫（TonyCliff），《列宁·卷一：建党》（Lenin,Volume1:BuildingtheParty,London,1975），第325页。 [34]在这段文字中，我总结浓缩了运动和论争的漫长历史。具体描述详见托尼·克里夫，《列宁·卷一：建党》。伊斯雷尔·盖茨勒（IsraelGetzler），《马尔托夫：一位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生涯》（Martov:APoliticalBiographyofaRussianSocialDemocrat,Melbourne,1967），对孟什维克领导人进行了颇为同情的描述。 [35]托尼·克里夫，《列宁·卷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Lenin,Volume2:AllPowertotheSoviets,London,1976），第148、150页。 [36]《国际社会主义》第76期，第46页。 [37]《国际社会主义》第76期，第46页。 [38]关于部分这些斗争的描述，参见史密斯的《红色彼得格勒》；托尼·克里夫，《列宁·卷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第168-189页。 [39]苏汉诺夫，《1917年革命:一部个人记录》，第627-628页。 [40]同上书，第629页。 [41]史密斯，《红色彼得格勒》，第87页。 [42]《列宁全集》第8卷（Moscow,1962），第28-29页。 [43]《列宁全集》第27卷（Moscow,1977），第98页。 [44]关于此次暴动的具体情况，参见约翰·卡迈特（JohnCammett），《安东尼奥·葛兰西和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起源》（AntonioGramsciandtheOriginsofItalianCommunism,Stanford,1967），第52-53页。 [45]彼得·内特尔（PeterNettl），《罗莎·卢森堡传》（RosaLuxemburg）第二卷（London,1966），第689页。 [46]史密斯，《红色彼得格勒》，第243页。 [47]维克多·谢尔盖，《俄国革命的一年》（YearOneoftheRussianRevolution,London,1992），第282页。 [48]同上书，第245页。 [49]同上书，第265页。 [50]安东尼·厄普顿，《芬兰革命：1917-1918》（TheFinishRevolution,1917-18,Minnesota,1980），第522页，引自J.Rees,“InDefenceofOctober”，文载《国际社会主义》第52期第33页。
第一章资本的世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一章资本的世界 进步主义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民主的兴起 社会民主 帝国主义 工团主义和革命 通往战争之路 自1900年以来，资本的力量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打上了烙印。每个群体的生活都因受其影响而发生了转变；只有南极洲的荒凉冰原、亚马逊流域最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以及新几内亚高原深谷，还依然在等待着资本主义使徒的到来，这些使徒也就是欧洲探险家，他们带着他们的便宜货物、圣经、细菌和不劳而获夺取巨额财富的希望，奔赴世界各地。 资本对世界各地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冲击。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这仍然意味着，从以世代血汗劳作为主，开始向满足遥远的资本家需求进而获利转变，而非面向当地消费进行生产。而在西欧和北美，机械化则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进工业、交通运输业，甚至是农业的骨血之中。 一个世纪之前的英国工业革命主要集中在纺织业的一个分支上：棉纺业。如今，几乎每一种生产形式，包括制皂业、印刷业、印染业、造船业、制靴业和造纸业等在内，都发生了无数次的革命性变革。发电和白炽灯泡的发明，为人类找到了制造人造光的新方法，从而延长了工作时间（孟买第一次纺织工人大罢工就是对此项举措的反抗）。电机的发明，使以蒸汽机等即时能源驱动机器行驶一段距离成为可能。打字机为商业交流带来了革命性的程序进步，打破了多年来男性职员垄断办公室的局面。电报及1880年代末电话的发明，令远距离生产甚至作战沟通都变得更加快捷和方便——同时也使人们可以更加容易频繁地保持联系（就在1895年去世前不久恩格斯还在他位于伦敦的家中安装了一部电话）。工厂的崛起与铁路的迅猛蔓延相得益彰，令遥远地区能与中心城市建立紧密联系。煤矿业空前繁荣，以满足铁路、工厂和蒸汽轮船前所未有的巨大能源需求。有如小型城镇般规模的钢铁厂，如同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周边围绕的小城镇则住满了在钢铁厂上班的工人。 一个行业的增长刺激了另一个行业的发展。城市、矿区乡村及炼钢厂城镇的居民都必须穿衣吃饭。于是出现了第一批农业产业化操作模式：美国中西部地区“未开发的”大草原出产的粮食、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的牛肉和澳大利亚的羊毛，都能被运往数千英里之外的地方。这反过来则鼓励了储藏和保存食物的新方法的发展。随着城市不断向外扩张，人们需要从居住地前往工作场所。资本家们认为，通过运营马拉的“公共马车”、建造有轨电车轨道、甚至是挖掘地下铁路可以满足这一需求从而获利，他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而在那些资本家无意进行上述投资的地区，通常都是由当地市政当局采取行动。19世纪中叶的穷人一直生存在污秽不堪、过度拥挤的恶劣环境下，时刻受到疾病或饥荒的死亡威胁，中产阶级对此往往熟视无睹。但到19世纪末，由于明白了疾病会从穷人区传染到富人区，中产阶级开始敦促建设污水处理系统，清理市中心人口过度密集区域，提供干净的饮用水，供电点亮街灯，为住宅提供热力保障。众多资本家都开始从这类公共服务中获利，进而也就雇用了更多工人建设公共事业。 城市化的步伐加快了。1880年代，超过三分之一的伦敦人口都是这座城市的新移民。[1]到了1900年，英国四分之三的人口都居住在城镇或城市中，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口依然从事农业劳作。[2]英国的例子比较极端。相比之下，在20世纪之初的德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依然在田间挥汗如雨，许多产业工人住在小城镇或者工业化的小村落，而非城市中。直至1950年，法国依然拥有30%的农业人口；而在日本，这个数字高达38%。[3]就连美国也拥有众多农业人口（虽然机械化生产已在开始转变大草原的农业），直至1940年代，生活在小镇中的居民远比居住在大型密集城市中的人口多。不过，在所有上述国家中，都产生了效仿英国式发展的趋势：农业人口日益萎缩。拥有自己教堂、牧师、乡绅或学校教师的乡村正在成为历史。人们生活的整体方式都在发生剧烈转变。 对资本而言，这既带来了机会，同时也提出了挑战。机会现身于非物质产品的供给中。除了物质需求，人们还有其他方面的需求。他们需要休闲放松、社交娱乐，从身体的疲乏和单调僵化的工作中解脱恢复。工厂生产和城市生活剔除了大部分满足这些需求的古老方式，那些方法的基础是乡村生活，从而为非正式聚会提供了季节性的节奏和机会。资本通过为社交提供新方式而获利。酿酒商掌握着小酒吧网络，从中获利。第一批报业显贵发现，趣闻和娱乐拥有数目巨大的读者群〔英国报业百万富翁艾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就是从一份成功的周报《趣闻》中攫得第一桶金〕。娱乐业开启了与音乐厅合作的初次尝试，接下来又因1890年代的留声机（电唱机的前身）和“电影”的出现而日新月异。 有组织的体育运动也从资本主义工业新世界中涌现出来。非正式的球类运动已经拥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是，组织球队按照规则进行比赛（这反映出资本主义工业竞争的精神气质），则是19世纪英国的典型新特征之一，而且这一特征很快就传遍全球。工业城镇、甚至连工厂都组织了许多球队〔因此这些球队拥有诸如“兵工厂”（Arsenal，阿森纳）或者“莫斯科发电机”（MoscowDynamo，莫斯科迪纳摩）等队名〕，当地商人主掌球队——他们发现球队在跨越阶级、以共同的地域身份认同来团结本地人方面，可以起到不小的作用。 资本主义最初的崛起源于利用此前社会形态下人民的部分生命来谋利——迫使他们一天中长达十二、十四甚至十六个小时持续在工厂车间像奴隶般劳作。然而，如今的资本主义则能通过包办人民的全部生活来谋利——从睡觉的床、保持干燥的屋顶，到人们吃下的食物、抵达工作场所搭载的交通工具，以及令其分散注意力、忘记枯燥劳动的娱乐项目。这组成了一整套体系。 不过，这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再也无法从体系之外补充新鲜的劳动力。它不得不想方设法保证劳动力供给始终存在，而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培养新一代的劳动者。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资本家几乎不曾为此担忧，其他国家的工业资本家对这一问题同样无动于衷。蜂拥而至的妇女和儿童为棉纺厂提供了最廉价、最便利、最适宜的劳动力，却根本没有考虑过这项工作会对他们的健康及养育年幼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巨大影响。如果资本积累需要摧毁工人阶级家庭的话，那就随它去吧！ 但是到了1850年代，部分更有远见的资本家开始担心未来的劳动力储备将会耗尽。1871年，英国《济贫法》的检查员报告称：“众所周知，城镇穷苦阶层出身的15岁男孩，尤其是生活在伦敦者，几乎没有人的身高能够达到……1.48米高，几乎没有人的胸宽能够达到0.7米。这是普遍的发育特点。”[4]1893年，伦敦市政委员会得出结论：“显而易见的补救措施……就是改善伦敦工人阶级的耐力、体力和道德水平。”[5] 出台的一系列法律，限制了童工的工作时间，严禁在可能会影响成功怀孕几率的工业领域雇用妇女劳工。几位资本家建起了“模范乡村”，例如，肥皂制造商利弗在利物浦附近的莫西建造的“阳光港”，以及巧克力生产商吉百利在伯明翰附近的伯恩维尔建起的乡村，那里能够保证劳工居住在有利于维持长期生产力的舒适环境中（在禁酒条例的协助下）。但是，政府在改善工人身体状况方面的努力，一直到20世纪过去了十年之后才开始。“体质下降的跨部门委员会”（InterdepartmentalCommitteeonPhysicalDeterioration），对1899年至1902年布尔战争中入伍的新兵进行体检，发现新兵的体质普遍很差，因而对英国未来发动战争的能力表示担忧，自由党政府对此作出的回应是引进免费的学校餐食——这是政府采取的第一步规模有限的举措，后来则演变成为一项普遍的国家福利。除此之外，政府还注重提高工人阶级的“道德水平”：对“浪费”“放荡”“醉酒”，以及“由于不加区分的施舍……而导致的自暴自弃”，发起道德舆论进攻。[6] 为了对抗上文所述的缺陷，慈善家、教堂和议院的法规专家掀起了一场运动，他们宣扬中产阶级家庭理想：一夫一妻制的稳定核心家庭，由勤奋工作的丈夫、忠诚的妻子和守规矩的孩子们组成。他们声称，只有这样的家庭才能培养出具有责任心且服从管理的下一代。妇女的位置就在家中，这与“人类的本性”相一致。挑战模范家庭规范的实践，不论过去曾经多么普遍流行，都被打上“不道德”“非自然”的标签。因此，在这种清教主义的官方氛围下，关于婚前和婚外性关系、离婚、避孕，以及性卫生和性愉悦的讨论，都受到了惩戒。同为男性发生性关系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明确界定为犯罪行为。 与这种模范家庭紧密相连的是“家庭工资”这一概念：丈夫赚取的薪水足以令妻子待在家中，养育子女。然而，除了极少数工人之外，对大多数工人阶级而言，这从未变成现实。在经济繁荣时期，资本家考虑到罢工和劳工人手不足必定会损害其利益，就会给工人涨工资，但在经济萧条时期，他们随时会将此前涨上去的工资降下来。许多婚后及产子后放弃工作待在家中的妇女，也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参与到赚取薪水的工作中（在家办公或者从事清洁工作）。但与“赚取面包的”男性工作相比，女性的工作似乎显得没有那么重要，这令资本家向妇女支付极低薪水的做法变得不受质疑。 在对工人“道德”层面上的问题感到焦虑的同时，资产阶级越来越迷恋效率。工业革命早期的资本家，竭尽所能地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以此攫取利润——马克思所说的“绝对剩余价值”。随着两班倒或三班倒工作制度的建立，实际上达到了生产不停歇一分钟的长期运转，资本家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加大劳动强度，消灭所有强化劳动中的间歇和暂停上。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泰勒发明了“科学管理体系”——生产监督者使用秒表分解计算一个工人每个生产动作所需的时间，从而得出一个工人在一个工作日内能够实现的最大产能，然后依据实现这一最高数值来制定发放工资的标准。机器不再是工人的附属品，工人反而成了机器的附属品。 最后，对生产力的关注，还意味着对教育和文化的需求。在前工业社会，对农民和农场工人而言，掌握读写算的能力并非必需。这就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或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凡是关于文化的讨论，都是关于上层和中层阶级文化的原因。但是，如今，资本主义生产复杂的互动过程，需要新的文化动力——仅从阅读机器操作指南和货箱上的标签说明的角度而言也是如此——需要基础的算术技能，以及另外两项非常重要的能力，那就是养成根深蒂固的遵守生产时间表的习惯和彻底的服从。即便是在没有养成上述能力之前就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资本主义，也于1870年代迫于形势，对10岁以下儿童进行义务教育，以保证未来的工人符合需求——不过，英国中上阶层的教育大多是在私人“文法学校”（grammarschool）或“公共学校”（publicschool，此名为一种误读）完成。其他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具备足够竞争力的劳动力来挑战英国已经占有的市场，通常从一开始就推行严格的公共教育计划，不止将目标锁定为培养未来的工人，还致力于从技术上装备部分中产阶级。 在封建专制主义时期依然是婴儿的资本主义，已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长为青少年。20世纪初期，西欧和北美的资本主义开始进入成熟期。此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许多我们今天社会的特征。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便是，人们开始将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特征，视为理所应当而坦然接受。在工业革命早期，人们一直对从乡村生活向工业劳动力的转变感到震惊。他们常常回溯过往，寻求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例如，宪章运动就曾制定出建立小型农场的发展计划。到了20世纪初，这种震惊感显然已经过去。人们可能依然会对工业时代的许多发明如汽车或电灯惊奇不已。但对建立在竞争、守时和贪婪基础上的社会，他们已是见怪不怪。资本主义社会的面貌就是人们知道的社会的样子。它的典型行为规范似乎出自“人类天性”。人们再也意识不到，他们的行为在前辈眼中有多么奇异。 进步主义意识形态 工业资本主义新世界的卫道士相信，他们正站在解决所有人类问题的临界点上。这一乐观主义情绪同样感染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每一年，都会涌现出人类创造力的新奇迹。对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而言，生活变得前所未有地舒适，就连部分工人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似乎过往数代的梦想都得到了实现，事情只需继续沿着既定方向发展下去。 科技发展更是增强了这一信仰。物理学家汤姆森〔开尔文勋爵〕利用牛顿力学原理建造了整个宇宙（从最小的原子到最大的星系）的力学模型，麦克斯韦试图将法拉第关于电磁的实验性发现融入这一模型之中。[7]与此同时，自然主义者达尔文和华莱士描述了物种如何通过自然选择进行进化，达尔文继而提出人类由类人猿哺乳动物进化而来。化学家也成功地用无机物制造出生物体中的有机物。 宗教和迷信的旧势力试图抵抗知识的发展和进步，但是，科学与工业获利之间的联系意味着，他们的抵抗势必虚弱无力。牛津的圣公会主教可以驳斥达尔文是赫胥黎的信徒，就像教会曾经斥责伽利略那样；但是，牧师已经失去了控制人们思想的能力。在与非理性力量的长期战斗中，启蒙运动似乎终于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对无法阻挡的进步的新信仰，被称为“实证主义”〔法国思想家孔德提出了这一名词〕或“科学主义”。它为埃米尔·左拉的小说提供了基本依据，左拉在小说中试图将人类的行为描绘为物质条件和遗传激情之间盲目的相互作用；西奥多·德莱塞则在其小说中谈论大商业，将资本主义行为方式视为“最适合生存的方法”。H.G.威尔斯的早期科幻小说，洋溢着科学主义基础上的乐观情绪，描绘了人类登陆月球的胜利景象；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戏剧《人与超人》和《巴巴拉少校》中也表达了这种新思想。实证主义/科学主义还体现在西格蒙特·弗洛伊德依据人类思想中的力量来解释非理性的情感和行为——本我、自我和超我——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仿佛开尔文的宇宙模型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8]这同时也为伯特兰·罗素的哲学提供了背景，并成为韦伯夫妇（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创办的英国费边社等组织的指导原则：相信通过心存仁爱的公务员的小范围改革和努力，社会就能变得更加美好。 就连此前依赖宗教反启蒙主义的反动派也号称遵循科学方法。达尔文的自然科学理论被融入“社会达尔文主义”，后者声称，某些阶级、国家或种族之所以能够统治其他阶级、国家或种族，是由于他们“内在的优越性”令其在这场社会生存之战中获胜使然。“优良血统”的偏见，如今转换成了显然更富科学特性的现代术语。为了遏止“亚当所受诅咒”的“原罪”中的邪恶，强权国家的存在是否必要，是圣奥古斯丁及路德和加尔文的古老疑惑，如今也以同样的方式，根据控制人民“兽性天性”的必要性，重新组织了言辞。尽管教会竭力索要监管民众行为的权力，但“优生学”理论的支持者如今却认为，国家应当运用可能影响“天生”智力和“犯罪”秉性的科学方法，来限制一些民众的生育能力。这一论调与“种族”命运的讨论结合到了一起，因为穷人总是比富人的家庭成员多——年轻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中产阶级改革家，以及许多上层阶级反动派，都对此感到忧虑。 然而，就总体而言，“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都与未来一定会比现在好的理想相随，相信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人类的自我改进。到了1914年，对未来的信仰正走在取代对上帝的信仰之路上——尽管当时也还存在许多试图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捍卫者。 资本主义民主的兴起 对19世纪中期的统治阶层而言，“民主”无疑是他们最为厌恶的词汇。他们依然将“民主”贬斥为埃德蒙·伯克口中“粗鲁卑鄙的大多数”的“群氓统治”。英国辉格党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的态度与任何一位托利党人一样坚定。他说道，“从政府存在的所有目的考虑，普选权都将是致命的”，“终将无法与文明共存”。[9]即便统治阶级迫于人民的压力交出了选举权，他们依然在选举权上附加了财产资格，以此稀释下层阶级的权力。1832年英国的《改革法案》令男性公民选民从二十万扩张到一百万——这一数字还不足英国成年男性公民的五分之一。1867年的法案在群情激愤中通过[10]，增加了拥有选举权的民众，但却依然有一半英国成年男性公民没有选举权。“无论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领袖，都不希望通过这项法案建立民主宪法。”[11]在普鲁士和其他一些德意志邦国，三级投票机制令议会的大多数席位都落入少数极富裕人群手中。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统治阶层都坚持要求建立一个未经选举而成立的第二议院：贵族院或上议院，对决议拥有否决权，君主拥有任命政府领袖的权力。难怪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期间曾表示，与民主共和国相比，路易·波拿巴的独裁统治与资本家统治阶层的意愿更加和谐：“这就是现代阶级统治的国家形式，至少在欧洲大陆就是如此。”[12] 然而，随着百年的进步，有些统治阶层人物发现，民主并不一定就会成为他们的威胁，前提条件是由他们来制定民主实践的规则。路易·波拿巴本人早已发现如何去操控建立在男性公民普选权基础上的投票结果，1851年他就是凭此攫取了法国大权。法国选民的主体是农民，依靠乡村牧师和学校教师来获取政治事件的相关知识。如果路易·波拿巴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信息的流通，足以凭借他所希望的城市中正在发生的事件描述来恐吓选民，就能获取他们的选票，证明自己比其他共和党人“更加民主”。当俾斯麦将普鲁士国王推上德意志帝国王座时，他也很高兴地遵循了路易·波拿巴的先例——建立在男性公民普选权基础上的帝国议会权力十分有限，国家选举依然采取以财产为基础的体制。 英国统治阶层发现，在小范围内扩大选举权，并不会损毁他们的权力进而影响国家政策，因为许多国家权力都不在议会掌控范围之内。这些权力被置于未经选举的军事、警察和司法及民事机构中。他们在议会通常操作的规范之内，能以“不符合宪法”为由拒绝任何他们不喜欢的措施——1912年，当下议院就《爱尔兰自治法案》举行投票时就是如此。在这样的条件下，本应成为实现民众对统治阶层施加压力的机制的议会，就变成了统治阶层驯服民众情感的机制——迫使民众调整自己的需求，以适应统治阶层提供的狭窄空间。早在1867年，英国主要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党的领袖格拉德斯通就感到：“议会有必要鼓励更大范围的民众去感受议会政治关注的中心议题。”[13] 就像拉尔夫·米利班所写： 政治家对“民主”的调配应用，并不意味着他们皈依了民主：实际上，这一举动更是一种驱逐民主效果的尝试……施加了谨慎限制和适当控制的民主方法是可以接受的，即便从某些意愿的角度考虑也是如此。但是，任何超越这一界限的举措都是不可想象的。整个政治体制就依据这种观点在运作。[14] 在各地，选举权的扩展都伴随着统治阶层政治家有意识地对较为低下阶层的思想和心灵施加影响的努力。在英国，保守党在1867年的《改革法案》中，初次尝试在议会成员之外创建“全国工会”。通过与当地协会和饮酒俱乐部建立广泛联系，它的首要目标在于，“将信奉保守主义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15]：“全国工会早期工作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其吸引工人阶级的保守主义的直接性和紧迫性。”[16]这种吸引力建立在工人对更好阶层的尊重基础上，建立在某些工人对另一些人的宗教或种族仇视基础上〔在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的某些城镇中，成为一名保守党党员，同时意味着成为反对爱尔兰移民的“橙带党”党员〕，建立在大英帝国全球扩张的荣耀基础之上，建立在选举时期向穷人进行慈善救济的基础之上。[17]并非只有保守党作出了试图吸收中低阶层及工人阶层的努力，自由党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他们建立了集合各地协会的全国网络。直到1905年之后，才出现寥寥几位“独立”工党候选人打败两大主要资产阶级政党的情况——这两大政党独占工人阶级政治权力长达四十年之久——不过，工党领袖与他们成熟的对手一样，也遵守现存的既有体制。 其他地方的模式也基本相同。在美国，工人阶级分为共和党和民主党，基本上遵循着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对抗移民的模式（加之民主党支持南部，令形势更加复杂）。在法国，保守的天主教教徒在与中产阶级反教会的共和党人的斗争中，鼓动反犹太人的情绪。在德国，东部的容克地主发现，确保乡村地区工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支持俾斯麦的“国家自由党”工业资本家自组了新政党；南部的天主教会能够控制当地人民的政治思维，就是在许多矿区也是如此。 上层阶级政党向民众施加影响的努力，得到了大众报刊增长的帮助。1820年代和1830年代，英国统治阶级一直试图防止煽动性思想在新工人阶级中的传播，他们将报纸的价格订得极高，令工人阶级无法负担。但自1850年代起，一批新生的资产阶级企业家看到了从大众报纸中赚取利润的可能性。到了20世纪初，哈姆斯沃思和麦克斯·艾特肯（后来的比弗布鲁克勋爵）等人将报纸视为一种政治宣传的武器。这些人能让布尔战争中的一小幕“马弗京围城战”（“梅富根城战役”），成为所有阶层人民关注的焦点。法国报纸也通过类似的方法，凭借“德雷福斯上尉”被误认为德国间谍而身陷囹圄的报道，激起了民众歇斯底里的反犹情绪；在1907年的大选中，德国报纸则是利用战争的恐怖来回击社会主义者。 新型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发展，是控制资本主义民主进程的一部分。19世纪中叶典型的民族主义，主要出现在那些遭受分裂和压迫之苦的人民中，这些分裂和压迫是国家体系强加于欧洲的，意在重新恢复1814—1815年的欧洲旧秩序。民族主义是重新聚合为自由而战的呼声，与对民主和共和主义的需求紧密相连。在世纪之末，受到俄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压迫的民族，自下而上广泛蔓延着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市场的扩张鼓励了民族主义的发展。讲述当地语言的中产阶级从农民中涌现，他们开始为民族独立、建立政权而斗争，至少也要在现有的统治体系中实行民族自治，以进一步实现他们的利益诉求。 另一种与此迥然不同的民族主义也逐渐崛起，它的传播来自旧日君主和新兴资产阶级统治者。俾斯麦拥护德意志民族主义；俄国沙皇试图对其治下讲芬兰语、乌克兰语、波兰语和土耳其语的臣民实行“俄语化”措施；法国上层阶层试图引导人民向德国“复仇”，激起民众对征服北非和印度支那的热情；英国统治者不断宣传他们负有“统治海洋”“教化原住民”的任务。[18]政府、报纸、工业家和金融家都在这种民族主义宣传背后极尽能事，宣传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都拥有共同的身份——坚持认为彼此是血浓于水的血亲，尽管有些人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有些人却是几乎食不果腹。对部分中产阶级而言，管理帝国所提供的职业机会，加快了他们融入新民族主义的步伐，鼓励他们在各个层级的工人群体中扩展影响——例如，通过组织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年轻人，组建半军事化的民众组织“童子军”。这些组织自我宣称为“非政治性组织”，但却恪守统治阶级君主思想，“国家”和“帝国”的概念从未受到怀疑。 这些方法取得的整体效果，便是将1840年代时被视为致命威胁的普选权，在20世纪初转变成了一种平息各种工人代表组织怒火的方式。这种变化并非发生在一夕之间，也并非没有经历过摩擦和矛盾。上层阶层的抵抗时有发生。从1832年接受中产阶级应当拥有选举权，到向成年人的普选权作出让步，英国统治阶层用了九十五年的时间来接受这一改变。在比利时，两次大规模罢工才带来了选举权的扩展。在德国，20世纪初就选举权问题在街头爆发了大规模暴力冲突，直至1918年革命才迫使统治阶层作出妥协，同意赋予人民普选权。 在拒绝赋予工人选举权的同时，统治阶层也拒绝赋予女性选举权。市场关系的广泛蔓延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妇女加入了领薪劳动力大军。然而，在道德家的模范家庭中，为了“正确地”培育下一代，女性的角色被限制在家中，并以女性能力的局限及女性“价值观”作为相应的理论支持。对中世纪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农妇而言，这样的评判简直是无稽之谈，也无法匹配兰开夏郡工厂里的女工。但对20世纪最初十年间的中产阶级男性成员（以及受到报纸影响的工人阶级男性成员）来说，女性的选举权要求实在是荒谬。 自相矛盾的是，即便被否决了选举权，人民依然与资本主义民主体制紧密相连。大多数斗争都旨在加入既有体制之内，而非超越既有体制之外。1914年之前，争取选举权运动令中上阶层妇女采取直接行动，反对财产和国家。但当战争来临，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著名领袖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和克里斯塔贝尔·潘克赫斯特，就暂时放下了妇女权利运动，投身到招募军队前往西线的屠杀之中。而反对这场大屠杀的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则开始将议会看作社会进步的阻碍。 社会民主 随着工业的迅速扩张，以及工人阶级的迅猛壮大，曾于1848年和1871年受到重创的社会主义组织，为其宣扬的思想找到了全新的听众。但是，这些社会主义组织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挑战现有国家制度，掀起革命的程度。相反，它们遵循了一条德国社会主义者发展出的策略。它们利用新选举制度带来的开放机遇（无论多么有限并且偏向上层阶级），组建了工会、社会福利组织、运动团体，甚至是歌唱俱乐部等合法工人组织。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一场竞选接着一场竞选的努力，社会民主党积累了众多选票，其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大地主执掌的政党和工业资本家控制的政党。在“反社会主义”法律下，社会民主党经过长达十二年的非法存在，赢得了一百万党员的支持，经营着九十家地方日报。该党辅助机构的广泛网络（工会及福利社等），成为许多工业地区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民主党想方设法达成目标，尽管它的报纸编辑、组织领导和议会代表总是反复被捕入狱。似乎资本主义民主可以用来对抗资本主义——恩格斯在一篇又一篇文章中反复提及这一观点。 德国的例子很快就被其他政党效仿。恩格斯敦促朱尔斯·盖德和保罗·拉法格领导的法国工人党学习的榜样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西班牙，马德里工人巴勃罗·伊格莱夏斯开始按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方式组建社会主义政党“社会劳动党”。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活跃分子也如法炮制。甚至在英国（二十年来为熟练工人提升生活水准的努力已令英国工人接受了格拉德斯通领导的自由党传递的讯息）也出现了一群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于1883年转向左翼，效仿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英国着手组建小型的类似党派“社会民主联盟”。当国际工人组织联盟“第二国际”于1889年成立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样是该组织内部的指路明灯。 但是，这些党派信奉的理论，与他们对发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承诺，以及他们每天的日常活动（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谨慎施加压力，促成改革）之间却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于1890年代中期凸现出来。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之一是爱德华·伯恩斯坦。他曾是恩格斯的朋友，曾在该党非法存在时期为了免予使得本党派被驱逐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890年代中期，伯恩斯坦宣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理念是错误的。他认为产生经济危机不再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特质，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阶级之间将会爆发更大规模的两极分化”也是谬论： 在所有的先进国家中，我们都看到资产阶级正在致力于一步步建立民主组织……权力中的共同利益日益增长到足以反抗私人利益的规模，经济力量在基础层面上的摇摆不定已经停止。[19] 伯恩斯坦认为，无需等到马克思在论及巴黎公社时提出的“现代国家制度的解体”[20]，这一过程自然就会开花结果。唯一所需的就是更加深入地推广议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彻底拥抱“自由主义”[21]，在现有体制内釆取小规模修补的改良模式。 卡尔·考茨基是社会民主党内最主要的理论家，他坚定地驳斥了伯恩斯坦的观点。他坚称，资本主义无法通过改革存在——某种程度上，必然存在着“权力斗争”和“社会改革”。但他实际的结论却是与伯恩斯坦的差别并不大。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改革将会随着社会主义者选票不可避免的增长而自然到来。最终，政党将会赢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从而能够合法地扑灭资本主义试图推翻社会主义政府的任何企图。在此之前，应当尽量避免可能会引起暴力性报复行为的举动。与伯恩斯坦不同的是，考茨基依然保存着社会改革的遥远目标。但是他对社会主义者日常活动的描述，与伯恩斯坦几乎并无二致。 无论是伯恩斯坦主义还是考茨基主义，都信奉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乐观的“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相信不可避免的机械化必然会带来社会进步。对伯恩斯坦而言，科学、技术和日益扩展的民主，正在将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考茨基则认为这一过程将会发生在未来，而不是现在，但对其发生的确定性，则与伯恩斯坦持有相同的态度。纵观人类历史，生产力发生的变化总是引领着生产关系中的变化，这一次也不例外，考茨基认为，如果人们拥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社会主义就可自然达成。然而，27岁的德裔波兰革命者罗莎·卢森堡则独自奋起，挑战了这种自鸣得意的观点和情绪。 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一直将所有精力投入到争取选票、维持党派附属组织上，他们公开谴责伯恩斯坦的思想，但仍继续致力于在现存体制内追求温和改良的道路。工会领袖也显示出类似的态度，他们只关心如何将雇主拉到谈判桌前坐下。伯恩斯坦失去了党内的选票，但他的思想实际上却取得了成功。 然而，社会主义政党在资本主义体制内扩展影响的能力，最终取决于资本主义本身的稳定性。伯恩斯坦将资本主义体制已经不再制造危机的特性作为其中心论点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89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的确经历了一段似乎克服了任何危机趋势的时期，伯恩斯坦就将这段历史时期的经验移植到了未来。 相比之下，罗莎·卢森堡坚持认为，导致189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看似稳定发展的进程，将会在未来带来更大规模的不稳定。[22]卢森堡还掌握了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J.A.霍布森当时已经隐约明白的事实，这一事实将会于1916年在尼古拉·布哈林和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公布于众——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期，与列强的全球帝国扩张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关联。 帝国主义 1876年时，只有不足10%的非洲领土处于欧洲的统治之下。然而到了1900年，90%以上的非洲领土都已沦为欧洲的殖民地。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瓜分了非洲大陆的大部分疆土，只给德国和意大利留下了小块土地。同一时期，英国、法国、俄国和德国在中国租界肆无忌惮地扩展其各自的影响力；日本占领了朝鲜和中国台湾；法国征服了整个印度支那；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攫取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英国和俄国就正式分治伊朗达成协议。就连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小岛屿也被划归伦敦或巴黎治下。此时在欧洲和美洲之外，世界上依然独立的国家，一只手就数得过来——只余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残余、泰国、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 儿童读物和小说中传播着一种神话，在那些书中，孩子们的父母是无所畏惧的白人探险者，开拓教化了后来又感激不尽的无知“土著人”：“半是魔鬼半是孩童”的人们，就像英国小说家兼诗人吉卜林在诗中敦促美国人效仿英国开拓殖民地的荣光时所说的那样。这种神话将非洲、印度洋和太平洋岛屿上的人们统统描述为“原始人”，茹毛饮血，巫术盛行。 实际上，1790年代和1800年代初的蒙哥·帕克，1850年代和1860年代的利文斯通，以及斯坦利等欧洲“探险家”，之所以能够完成著名的穿越非洲之旅，正是由于当地存在着已经十分发达的社会结构和成熟国家。这些国家本可轻松地击溃欧洲人的首次征服企图。1880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西欧人与非洲海岸地区建立定期的航海联系已经长达四百年之久——印度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与整个非洲内陆建立紧密商贸联系的时间则更加久远。然而，欧洲人只对非洲海岸的几座孤岛建立了直接控制。正如布鲁斯·范德沃特所写：“至少在现代初期，除了在航海方面之外，欧洲很少显示出占有重要的技术优势。当地人很快就追赶上了欧洲人的发明脚步。”[23] 第一批试图在非洲开拓殖民地的欧洲人经常陷入浴血苦战之中，但却以失败告终。法国不得不一直战斗，经历了极为惨烈的战争才征服了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1870年代早期，英国人输给了非洲阿散提人的军队，1884年在喀土穆输给了马赫迪领导的苏丹军队〔曾在中国协助粉碎太平天国运动的乔治·戈登在此役中命丧黄泉，正是报应不爽〕，1879年在伊桑德尔瓦纳又输给了祖鲁人。1896年，意大利人在阿杜瓦的埃塞俄比亚军队手中遭遇毁灭性的惨败，“白人征服者大摇大摆、志得意满的形象被彻底摔得粉碎”[24]。 但是到了1880年代，不断加速发展的工业化，日益决定性地改变了志在成为殖民者的西欧人。新武器（后膛填装式步枪、能够逆流而上的钢板轮船，以及最臭名昭著的加特林机枪）在绝大多数作战中第一次给予了欧洲军队决定性的技术优势。而且，西欧工业产品在全球无孔不入的蔓延，令欧洲人收买雇佣军为他们在非洲作战也变得相对容易。驻扎在阿杜瓦的“意大利”军队中，有一半士兵都是厄立特里亚人或苏丹人。英国统治者在印度的“分而治之”策略如此成功，以至于他们开始将其向更广阔的非洲推广。 欧洲人号称自己是在与“野蛮人”抗争作战，但是他们采取的手段却要比后者更加残忍。当基钦纳勋爵率领的英军于1898年在恩图曼战役中最终击败苏丹人时，机枪手射杀了一万名苏丹士兵，最后只有四十八人活下来。“数千名马赫迪统帅的士兵躺在战场上身受重伤，奄奄一息，但英军并未施以援手，而是决然地转身扬长而去。”[25]“他们向我们讨水和请求帮助，但我们的军官对此却是不理不睬”，一名英军士兵在日记里这样记载。基钦纳勋爵甚至将他们的领袖马赫迪的头骨做成了墨水瓶架。[26]卢吉勋爵在对尼日利亚萨蒂鲁起义军的远征行动中显示出同样的残酷无情。据他估计，军队在未失一人的情况下杀死了两千名起义军。被抓住的起义者受到处决，他们的头颅被成串地穿在长矛上。[27]在西方的新十字军开拔非洲一事上，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堪称急先锋。他声称，远征将会为非洲带去“文明”，扑灭奴隶制。利奥波德采用了就是与其他殖民列强相比都更显龌龊的手段，将刚果的广袤领土划归自己的帝国。在一份呈交英国外务局的官方报告中，罗杰·凯斯门特谈起一次前往劫掠四起的地区的经历：“过去我很熟悉并造访过的繁荣的村庄和地区……如今早已不见人烟。”他得知，比利时军队士兵抢劫并焚烧了村庄，然后剁下受害村民的手，搜集装篮带回军中，以此证明他们并没有在战斗中浪费军火。[28] 资本主义力量当然不会出于慈善目的而去花费大把银子、付出时间和精力，来征服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但是，他们也并非只是在种族主义的推动下才作出了这样的举动，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将其视为最正当的使命。他们的真实动机，是利益。 就殖民的西方列强相信帝国会令他们更加富裕这一观念是否正确，历史学家向来争议颇多。但就像对18世纪奴隶贸易经济的争论一样，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西方列强认为帝国将会给他们带来无尽的财富。那些置身帝国扩张前线的人们厚颜无耻，毫无同情心，在他们心中，只有金钱才是令世界转动的理由。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或英国冒险家塞西尔·罗兹那样的人物或许自视为理想主义者，但他们实际上追求的还是发家致富。正如利奥波德在其写给驻伦敦比利时大使的信中所说：“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瓜分哪怕一小块儿壮阔的非洲蛋糕的机会。”[29] 我们必须回溯这一历史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的历程，才能理解此时瓜分世界的真相。1870年代和1880年代常被称为“大萧条时期”，这段时期市场低迷、物价滑落、利润和红利走低，英国的状况尤其恶化。对英国投资者而言，似乎只有一种方法才能保证他们的收入，那就是向海外投资。1883年，海外市场的股票总投资额为九千五百万英镑；1889年，这个数字飙升到近四亿英镑。这笔投入很快就占到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8%，吸收了国民50%的存款。[30]流入海外的投资大多采用“股票”形式，即投资铁路，桥梁、港口、渡口、水道建设或是资助政府实体所取得的固定利率。无论这些投资投向何处，允诺收回的利息都要远高于国内投资。同时还为国内的工业品输出（例如，钢轨、火车头、桥梁等）提供了新的市场，价格便宜的原材料则源源不断地涌入国内。通过这种方法，英国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扩张阶段。[31]这样的投资需要采取措施防止国外债主拖欠债务不还。殖民主义通过向当地输送武装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 因此，当埃及统治者于1876年无法偿还债务时，英国和法国便联合接管了埃及的财政。1880年代初，英国政府使用武力建立了“受保护国”——实则是将埃及并入大英帝国，确保可以得到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票分红，守卫着比在印度更大的投资收益由此流入英国。 南非的德兰士瓦地区原由讲布尔语的荷兰人统治，当这里发现了黄金和钻石矿床后，英国试图用类似的方法夺取控制权。经过一场苦战，南非成为英国商业利益稳定的保护者。 并非所有投资都转向了殖民地。许多英国投资还流入了美国，另有不少则流入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有人据此认为，海外投资与帝国主义扩张并无关联。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殖民地向列强国资本家提供了受到保护的投资出路。它们还提供军事基地以保护其他地区的投资路线。对英国而言，马耳他、塞浦路斯、埃及、南也门和开普角等属地的重要性，不仅来自它们是帝国利润的来源，还在于它们是前往印度的中转站；而“大英帝国皇冠上的珍宝”印度，又是前往新加坡、拥有锡和橡胶的马来半岛、新近开放的中国市场，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富裕领地的中转站。大英帝国就像一件温暖的毛织大衣，能够避免让英国资本主义患上感冒：这件大衣上的每一条线看似无足轻重，但要是一个线头崩开，很快其他线头就会跟着崩开，导致这件衣服松垮坠地。至少，这就是那些执掌大英帝国者、他们在伦敦市政厅的同僚，以及在英国工业领域的好朋友的眼中所见。 英国并非唯一的帝国力量。法国掌控的世界几乎与英国一样大，荷兰拥有我们今天所称的印度尼西亚群岛，比利时占据非洲中部重要的大块领土，沙皇实际上控制着俄国边境以东、以西、以南的广阔疆土，其影响力一路直抵印度边境和太平洋港口海参崴。 但是，工业发展最快的德国，实际上并没有组成帝国。德国的重工业越来越通过“托拉斯”来进行组织，“托拉斯”是一种容纳了控制从汲取原材料到处理最终产品所有生产环节的公司的联合协会。托拉斯与国家共同成长，没有过去许多英国小资本家身上典型的对国家力量的不信任。他们寄望于国家通过关税（进口税）保护国内市场，帮助他们瓜分海外市场。 德国向四个方向展开行动：在中国攫取了属于自己的通商口岸；在非洲夺取了坦噶尼喀、卢旺达-布隆迪和西南非洲；在马格里布挑战法国和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控制权；通过柏林-巴格达铁路打开穿过欧洲东南部和土耳其抵达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的通道。但是，德国资本家和帝国缔造者无论在哪个方向上的努力，都遭遇了其他业已成熟的帝国主义列强经营的网络、基地和属国的阻挠。德国人不得不在巴尔干半岛与俄国人周旋，在北非与法国人智斗，在中东和东非与英国人较量，在中国则与所有欧洲列强争锋。 简单来讲，利润的增长令生产从“大萧条”中得到了恢复，迫使资本主义作出部分让步，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而这些动力则有赖于帝国扩张的速度。但是，随着帝国的膨胀，帝国之间的冲突开始变得不可避免。 掌控帝国者明白，帝国彼此间角力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各自的军事实力。因此，德国开始建造战舰，挑战英国独一无二的制海权；英国则通过建造“无畏舰”来进行回击。法国将军事服役期从两年增加到三年，以与德国军队的相应规定相抗衡。沙俄建起国家经营的军工厂，在设计铁路体系时以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为假想敌。通往战争的动力，是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带来稳定的幻象的另一面，这一幻象给伯恩斯坦等社会主义改革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工团主义和革命 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并未停止。在某些时期和某些地方，阶级斗争减弱或偏离为纯粹针对选举领域。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政党势力最为强大的德国等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在其他地方，阶级斗争仍然相当尖锐。1880年代中期，美国工人因对工作日规定不满而爆发了一波声势浩大的起义，广泛涉及钢铁业（1892年霍姆斯特德罢工）、铁路业（1894年普尔曼罢工）和采矿业（1902年宾夕法尼亚无烟煤工人大罢工）。但是，美国资本家启用武装警察和平克顿全国侦探事务所的私家侦探射杀起义者，最终扑灭了起义的烈火。 1880年代后期，英国经济得到恢复，与此同时伴随着一系列非熟练工人的起义和工会化运动——从1889年最著名的伦敦最东端的“火柴女孩”大罢工和码头工人大罢工开始。资本家雇主利用1890年代初新的经济衰退来摧毁许多新兴的工会组织，他们的手段包括破坏罢工（例如，在赫尔，利用专门代替罢工者工作的工贼，来威胁工人让步）、用饥饿逼迫工人回来工作（例如，在布拉福德爆发的主要由磨坊女工掀起的长期罢工斗争中）、封锁工厂，以及其他合法攫取工会资金的行动（例如，在塔夫河谷铁路工人大罢工中）。1880年代和1890年代的法国，也爆发了一系列尖锐的阶级斗争。1886年初，戴卡斯维尔的两千名矿工掀起了长达六个月的大罢工，导致当局出动军队逮捕起义者；1891年5月1日，法国北部富尔米的纺织工人举行罢工，军队士兵向罢工人群开火，导致十名工人丧命，三十多名工人受伤，其中还包括儿童。[32] 有人认为，西欧和北美的帝国主义，从对殖民地的“极度剥削”产生的利益中分出一杯羹，用以“贿赂”本土的工人阶级——或者至少用来“贿赂”被称为拥有一定特权的“工人贵族阶层”：熟练技术工人——这解释了伯恩斯坦等改良社会主义者为何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但即使在殖民主义的巅峰时期，当西欧资本外流最为鼎盛之时，依然有许多工人群体遭到重击。这些遭受打击的工人群体绝不都是非熟练工人。在当时帝国主义力量最为强大的英国，1890年代爆发的许多罢工和停工中，都有熟练技术工程师、印刷工人和制鞋工人的身影，他们为了工资被削减和恶劣的生存环境而抗争。描写20世纪初工人阶级的经典小说、罗伯特·特莱塞尔所著的《穿破裤子的慈善家》，就是关于熟练印刷工和油漆工的。在这一历史时期，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社会享受的稳定，并非来自贿赂本土的工人群体，而是来自帝国主义减少了体制内爆发危机的趋势，制造了改革看似可能且“可行”的氛围。 无论如何，随着新世纪的到来，阶级斗争相对和平的时期开始终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广泛蔓延，需要工人阶级的发展和转型。制鞋、印刷、排字、造船和机械等旧日手工业，都根据最新的资本主义方式和准则，重新调整了结构。矿产开发和钢铁生产遍布各地，化学和电力制造等新工业开始涌现。除了代表英国工业革命典型力量的纺织工人，如今数百万工人在全球各地的重工业中就业。这一阶段还出现了人类首次大规模生产的尝试，其基础是数量众多的半熟练工人，按照装配线的节奏配合生产。1909年，亨利·福特向大众市场推出了第一款汽车：著名的T型车（或称“铁皮车”）。1913年，福特在底特律开设了高地公园工厂，招募了数万名工人。在二十年内，十多个国家的数百万工人都将在类似的地方工作。与此同时，这一体系在整体上体现出新经济的稳定性。20世纪初，大多数工业国家的实际工资都开始下跌。伯恩斯坦口中一去不回、成为历史的经济危机，如今挟着仇恨卷土重来。 这引发了新一波的国际工人运动，大多数国家都爆发了尖锐的罢工斗争。新的运动活跃分子开始组建新的组织，与业已存在的社会主义政党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路线。已经发展的社会主义政党议会化倾向严重，而已经成熟的工会领袖也倾向于与雇主协商解决阶级冲突。 1905年，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在美国创立，领导在矿产业、伐木业、码头运输业和纺织业中发生的激进罢工，并将被现存“温和”的美国劳工联盟忽视的黑人、妇女和非技术工人组织起来。法国总工会（CGT）也釆取了同样激进的方法，坚称工会斗争将会实现工人革命，抛弃任何参与议会政治的提议。这种方式在国际上被广泛地称为“工团主义”（syndicalism），其命名来自“工会”的法语称谓。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创建了全国工人联盟（CNT），取代既有的社会主义政党西班牙总工会（UGT），为革命提供新选择。英国码头工人联合会的激进派领袖之一吉米·拉金，于1907年在爱尔兰领导了一场贝尔法斯特大罢工，罢工团结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甚至还在警察队伍中点燃了对当局不满的火花。拉金继而创建了新的工会组织：爱尔兰运输与普通工人联合会。让我们把视线转回英国，世界产业工人工会（IWW）尝试设立分支，曾在1889年码头工人大罢工中担任领导的技工汤姆·曼从澳大利亚和南非回来，试图实现以现有工会中的普通成员为基础的工团主义。 除了议会改良之外，社会主义还有其他选择，这种感受由于俄国爆发的1905年革命而得到巨大的推动和加强。自从1814年至1815年在其推动下西欧实现皇朝复辟以来，俄国沙皇始终是反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人物。就连温和派自由主义者也都认为沙皇厌恶可憎。1905年，沙皇专制终于走向灭亡。俄国工人在首都圣彼得堡举行示威游行，结果军队向游行群众开火，导致全国境内爆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工人起义。这场示威运动由加彭神父领导，他运转着一家与秘密警察关系紧密、得到国家资助的组织，示威的目的不过是呼吁沙皇不要听从“邪恶顾问”的建议。但在圣彼得堡枪杀事件之后，罢工运动显现出日益增强的革命性。社会主义者公开发行革命报纸。在战舰“波将金号”的领导下，黑海舰队发生兵变。12月，社会民主党的激进派“布尔什维克”试图在莫斯科掀起起义，这场起义的领袖是列宁。一种由主要工厂选举代表组成的新型领导组织诞生了，该组织由26岁的托洛茨基主持，成为圣彼得堡革命力量的核心。这种新组织“苏维埃”，就是俄语中“委员会”的意思，只不过当时的苏维埃还没有完全显露出其真正的重要性。但是，苏维埃代表了一种组织革命力量的新方法，与建立在街头起义基础上的法国革命并不相同，甚至有别于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居住区的代表们——这种组织形式适合依然主要由小工场组成的城市。苏维埃则适合经历了三十年工业化转变遍布众多大规模工厂的大城市。 圣彼得堡正是这样一座城市，尽管整体上俄国的工业经济还相对落后。大部分俄国人民都是农民，依然采用自从中世纪以来就鲜有变化的方法在土地上辛勤耕耘。沙皇专制以贵族制度为基础，而非俄国的中产阶级力量，因此1905年革命的许多目标，与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晚期的法国大革命的目标十分相似。但是，沙皇俄国长久以来被迫鼓励大规模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武器和铁路装备，因此已将数百万人民变成产业工人。他们的出现改变了这场革命的本质——这场革命本应只是简单呈现为法国式资产阶级革命的面貌。不过，大多数俄国社会主义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许多人都相信，俄国的发展完全可以避免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跳跃到以乡村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发展形式中。所需的不过是武装打破现有政权力量。这些社会主义者被称为“民粹派”（“人民之友”），他们组建了“社会革命党”。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正处于发展之中，但是许多人依然秉承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倾向，相信工人只需协助资产阶级完成革命。就连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也在谈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托洛茨基走得更远，他表示，工人的参与将会令革命“持存”，这是马克思在1848年后首先使用的一个词汇。他们十分必要地将革命运动，从简单地提出民主化需求，转化为提出社会主义需求。[33] 在西欧，罗莎·卢森堡最能理解1905年革命的重要性，在沙俄占领的华沙的生活经历，给予了她第一手的资料。在她撰写的小册子《群众罢工》[34]中，卢森堡指出，这场革命证明了罢工运动能够在提出政治问题的同时，开启一种寻求改变的非议会化策略。不过她的观点并未得到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阵营的重视，在沙皇镇压了革命之后，在他们眼中，这场革命也就更加谈不上有什么意义。 然而，在1910年之后的北美和西欧，规模越来越庞大的罢工层出不穷。在世界产业工人工会（IWW）伊丽莎白·格利·弗林和大比尔·赫伍德的领导下，美国马萨诸塞州来自十几个民族的两万名女工掀起了著名的劳伦斯罢工。英国也爆发了“大动荡”，主要体现在铁路、港口和矿场举行的大型罢工上，但其影响也扩展至十几个行业领域，参与罢工运动者常常还包括非熟练工人和非工会工人。1913年的爱尔兰，爆发了长达五个月的都柏林交通罢工停摆运动和其他工人起义。在意大利安科纳的一场反军国主义示威游行中，工人和警察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酿成了“红色星期”流血事件；都灵爆发了五万钢铁工人大罢工（运动期间有两名工人被士兵杀死）；北部意大利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暴动，当局动用十万军队才将其镇压下去。[35]就是在工人运动的活跃度低于欧洲整体水平之下的德国，也爆发了激烈的鲁尔区矿业工人大罢工。最后在俄国，1912年的勒拿金矿工人大罢工，引发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这导致俄国工人群情激愤，工人运动再度活跃起来，使得社会民主党内两大主要互相对立的派别发行半合法的报纸，并在1914年夏天的圣彼得堡街头战斗中达到巅峰。 依靠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血腥冒险来稳定资本主义体制的核心这一时代正在成为历史。但在任何人有机会弄明白未来将走向何方之前，整个欧洲将会史无前例地浸泡在鲜血中。 通往战争之路 早在1904年，当俄国试图企及太平洋向东扩张势力，日本企图穿越朝鲜半岛向西发展，两者在中国北部遭遇时，帝国主义成为殖民力量之间，以及被殖民国家受到奴役的人民之间的战争这一事实，就已明确无误地显现出来。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加速了1905年革命的发生。1906年和1911年，法国和德国在摩洛哥的类似利益争端，两次几近演变成战争。 但是，真正危险的地区是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每一个欧洲列强都将半岛上的国家视为自己的附属国。1912年和1913年，巴尔干半岛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塞尔维亚、希腊、黑山和保加利亚首先发难，向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依然隶属土耳其的土地发起进攻，令土耳其只剩下伊斯坦布尔和东部色雷斯的一窄条领土。继而在西欧列强的鼓动下，希腊、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又向保加利亚开战。这些混战充斥着各方的暴行。城市中产阶级各派试图创建并扩张一个建立在统一“现代”语言体系基础上的国家。但是，巴尔干各地的乡村人口却几乎包含了所有民族，人们讲着不同的方言，使用不同的书写文字。唯一能够保证建立“纯粹民族”国家的方法，就是通过战争驱逐甚至灭绝那些不符合必要规则的居民。随着《伦敦条约》的签订，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也在《布加勒斯特条约》的签订下终结。但是，这对降低战争风险的压力毫无作用，与奥斯曼土耳其曾经治下的土地一样，奥匈帝国统治的东欧的大部分地区，也显现出一模一样的战争压力。整个地区成为一个巨大的火药桶。 1914年7月，当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造访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时，这个火药桶终于爆发了。斐迪南大公被一个致力于驱逐奥地利人、倡导波斯尼亚与邻近的塞尔维亚合并的民族主义者刺杀。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如今早已是众人皆知：奥地利政府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政府害怕奥地利此举会威胁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对奥地利宣战；德国与奥地利是利益共同体，因此也对俄宣战；法国感到自己必须阻止德国击败俄国从而晋升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欧洲强国；英国支持法国，从而以德军穿越比利时为借口对德宣战。一周之内，西欧长达四十四年的和平就被打破了——这是人们记忆中欧洲历史上维持和平最长的一段时期——所有主要欧洲国家都加入了战团。 战争与革命一样，看上去似乎都是被一些小事件所引发。这常常令人感到战争是一场偶然事件，一种误解和误判带来的偶然结果。但实际上，这些小事件极为重要，因为它们象征着伟大的社会或政治力量之间的均衡被破坏了。火花塞是汽车上最便宜的部件，单凭其自身，根本无法移动任何物体，但它却能点燃发动机中的爆燃性气体从而产生动力。与此相同，一次刺杀，或者一次提高税款，本身并没有多么重要的含义，但却能在国家之间或社会力量之间引发巨大的冲突。 1914年夏天一长串外交活动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简单的事实。各国资本主义试图通过跨越国境线解决自身问题的企图，导致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利益冲突。经济上的竞争发展为领土上的竞争，而最终结果则取决于军事能力上的强弱。萨拉热窝刺杀引发了一系列国际冲突之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承受得了退回到过去所付出的代价，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冒险削弱自己在全球的力量。曾经刺激了经济发展、带来人类不可避免的进步的帝国主义，如今正在撕开欧洲的心脏。 [1]这一数字来自加雷斯·斯蒂德曼·琼斯（GarethStedmanJones）所著《逐出伦敦：维多利亚时期社会中的阶级关系研究》（OutcastLondon:AStudyintheRelationshipbetweenClassesinVictorianSociety,Harmondsworth,1976）一书中第132页。 [2]参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著《工业与帝国：从1750年到现在》（IndustryandEmpire,Harmondsworth,1971）一书中表13和表3。 [3]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4]加雷斯·斯蒂德曼·琼斯，《逐出伦敦》，第128页。 [5]同上书，第129页。 [6]报告转引自《逐出伦敦》第266页。 [7]实际上，麦克斯韦使用的是与开尔文宇宙模型相矛盾的数学方法，从而为一些20世纪流行的、与开尔文模型截然不同的模式打下了理论基础。但是，开尔文的原始模型主宰了一代人的科学思维。参见威廉·伯克森（WilliamBerkson），《力场：从法拉第到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的发展》（FieldsofForce:TheDevelopmentofaWorldviewfromFaradaytoEinstein,London,1974），第五、六、七章，尤其是第150-155页。 [8]就像麦克斯韦的宇宙模型一样，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其实也存在完全不同方法的元素。1920年代，心理分析经常被视为机械决定论方法的非理性主义挑战。但是，弗洛伊德的观点最初肯定是以机械决定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弗洛伊德早年处理癔症的相关手术方法就是例证，参见杰弗里·马森（JeffreyMasson），《对真理的攻击：弗洛伊德对诱引说的隐瞒》（TheAssaultonTruth:Freud’sSuppressionoftheSeductionTheory,Harmondsworth,1984），第55-106页。 [9]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Miliband），《英国的资本主义民主》（CapitalistDemocracyinBritain,Oxford,1982），第22页注释2。 [10]罗伊登·哈里森（RoydenHarrison），《在社会主义者出现之前：1861-1881年间的劳工和政治研究》（BeforetheSocialists:StudiesinLabourandPolitics,1861-1881,London,1965），第69-78页。 [11]拉尔夫·米利班德，《英国的资本主义民主》，第25页。 [12]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二稿，译自《马恩全集》第22卷（London,1985）。 [13]拉尔夫·米利班德，《英国的资本主义民主》，第49页。 [14]同上书，第28页。 [15]同上书，第27页。 [16]麦肯齐（R.T.McKenzie），《英国政党》（BritishPoliticalParties,London,1963），第15页。 [17]加雷斯·斯蒂德曼·琼斯，《逐出伦敦》，第344、348页。 [18]英国作为最古老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在上述这些国家中也拥有最古老的民族主义。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描述了，1790年代英国政府如何资助民间的民族主义组织对抗英国的雅各宾主义。琳达·柯利（LindaColley）最近的研究着重强调了1750现代以后民族情感不断发展的范围。参见其所著《英国人》（Britons,London,1994）。遗憾的是，柯利的方法维度单一，并没有看到汤普森提及的反民族主义潮流始终存在。[《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周玉鹏、刘耀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19]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Bernstein），《进化的社会主义》（EvolutionarySocialism,London,1909），前言第11页。 [20]同上书，第159页。 [21]同上书，第160页。 [22]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社会改良还是革命》（SocialReformorSocialRevolution,Colombo,1966）。 [23]布鲁斯·范德沃特（BruceVandervort），《帝国主义对非洲的征服之战：1830-1914》（WarsofImperialConquestinAfrica1830-1914,London,1998），第27页。 [24]转引自布鲁斯·范德沃特，《帝国主义对非洲的征服之战：1830-1914》，第164页。 [25]布鲁斯·范德沃特，《帝国主义对非洲的征服之战：1830-1914》，第177页。托马斯·帕克南（ThomasPackenham），《瓜分非洲》（TheScrambleforAfrica,London,1992），第539-548页。 [26]托马斯·帕克南，《瓜分非洲》，第546页。 [27]同上书，第652页。 [28]同上书，第600页。关于莱奥波德充满博爱精神的反奴隶制主张，参见书中第11-23页。 [29]同上书，第22页。 [30]数据来自赫伯特·菲斯（HerbertFeis），《欧洲：世纪的银行家》（Europe:TheWorld’sBanker,1879-1914），转引自迈克尔·季德龙（MichaelKidron）的文章“帝国主义——是最高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Imperialism-theHighestStagebutOne），文载《国际社会主义》第九期第18页。 [31]关于帝国主义经济篇幅更长的讨论，参见我的著作《解释危机》第35-36页；关于建立在经验数据上的反驳观点的回应，参见第159页注解50。 [32]莱斯利·德夫勒（LeslieDerfler），《保罗·拉法格和法国社会主义的鼎盛时期》（PaulLafargueandtheFloweringofFrenchSocialism,Harvard,1998），第48、90页。 [33]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ResultsandProspects），收入《不断革命&总结与前瞻》（ThePermanentRevolutionandResultsandProspects,London,1962）。关于托洛茨基对这场革命的概述，参见其所著《1905》，（1905,NewYork,1972）。 [34]小册子的全名是《大罢工、政党与工会》（TheMassStrike,thePoliticalPartyandtheTradeUnions,London,1986）。 [35]安德鲁·塞耶斯（AndrewSayers），“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失败”（TheFailureofItalianSocialism），文载《国际社会主义》第37期。
大事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七部分希望与恐怖并存的世纪 大事年表 1880年●英国占领埃及。瓜分非洲。电话、留声机、发电机和电灯商业用途的发展。 1890-1900年●日本入侵中国，夺取了台湾。美西战争爆发。发明汽车和电影。 1899-1902年●布尔战争爆发——英国人建立了第一批集中营。 1900年●孟德尔去世16年后，其遗传学理论公布于世。 1903年代●出现了第一驾飞机。 1904年●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 1905年●俄国革命。世界产业工会成立。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 1910-1914年●英国进入“大动荡”时期，爱尔兰“橙带党”党员武装起来。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墨西哥革命。 1912-1914年●俄国爆发罢工，路障锁街。都柏林封锁。“面包和玫瑰”罢工。 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 1913年●福特建造量产车工厂。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解散。 1916年●都柏林爆发“复活节起义”。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法军和德军哗变，美国参战。 1918年●德国和奥匈帝国革命。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罗莎·卢森堡被杀害，德国爆发内战，巴伐利亚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爱尔兰展开游击战，印度发生阿姆利则惨案，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凡尔赛和约》签署。 1920年●德国工人击溃“卡普暴动”。意大利爆发占领工人运动。 1921年●爱尔兰脱离英国分治。俄国发生喀琅施塔得起义。 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上台。 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区，严重的通货膨胀，共产党人放弃起义，纳粹武力夺取政权。 1925年●海森堡提出量子理论。 1926年●英国大罢工失败。 1927年●上海工人大屠杀。列夫·托洛茨基被驱逐。 1928-1929年●斯大林掌权，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集体化，大规模逮捕群众。 1929年●华尔街大崩盘。 1931年●西班牙革命。 1933年●希特勒执掌德国最高权力，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爆发饥荒。 1934年●维也纳反法西斯起义，法国反法西斯游行，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起义，美国爆发罢工。 1936年●“人民阵线”在法国和西班牙的选举中获胜，占领法国工厂，西班牙的军事政变和革命起义，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成立，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静坐抗议。莫斯科审判。 1938年●希特勒占领奥地利，签署《慕尼黑协议》。 1939年●西班牙法西斯取得胜利，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0年●法国陷落，意大利参战。 1941年●希特勒进攻俄国。日本攻击美国舰队。 1942年●纳粹制定了大屠杀计划，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击败。孟加拉饥荒，“退出印度”运动。 1943年●都林罢工，盟军登陆意大利南部。 1944年●盟军登陆诺曼底，起义解放巴黎，华沙起义，英国镇压希腊反抗运动。 1945年●抵抗组织解放意大利北部城市，美国和英国攻占德国西部、苏联攻占德国东部。广岛与长崎。法国在越南重建统治秩序。东欧出现一批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府。 1947年●英国撤离印度，分治带来流血屠杀。联合国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 1947-1949年●“冷战”开始。“马歇尔计划”、布拉格政变、柏林空投，南斯拉夫脱离苏联，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印度尼西亚从荷兰的殖民统治中独立。 1952-1957年●肯尼亚爆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茅茅”起义。 1953年●纳赛尔推翻埃及的君主统治。斯大林去世。美国研制的氢弹成功爆炸。 1954年●《日内瓦协议》结束了朝鲜战争，分裂了越南。美国中情局推翻了危地马拉政府。阿尔及利亚人民爆发起义，反抗法国统治。 1955-1956年●在美国，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开启了“民权运动”。 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遭到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攻击。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匈牙利爆发革命。 1957年●加纳赢得国家独立。 1958年●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革命。中国“大跃进”运动。戴高乐执掌法国。 1959年●卡斯特罗起义接管哈瓦那。 1960年●尼日利亚赢得国家独立。 1961年●中情局入侵古巴计划失败。苏中关系第一次破裂。美国向越南派遣“顾问”。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 1964年●阿尔及利亚赢得国家独立。美军登陆多米尼加共和国。 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军事政变，五十万民众被屠杀。 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占领西岸地区。底特律黑人暴动。“黑豹党”成立。希腊极右军哗变。 1968年●越南爆发“春节攻势”。学生暴动遍布欧洲。法国五月事件。“布拉格之春”。 1969年●意大利经历“火热的秋天”。阿根廷科尔多瓦起义。北爱尔兰争端。 1970年●波兰工人起义将哥穆尔卡拉下权力神坛。智利大选阿连德胜出。美军入侵柬埔寨，肯特州立大学学生被枪杀。
〔英〕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APeople'sHistoryoftheWorld: FromtheStoneAgetotheNewMillenniumPaperback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 〔英〕克里斯·哈曼（ChrisHarman） （1999） 译者：潘洋 内容简介 历史由胜利者书写，谁来为沉默的大多数代言？ 本书不同于市面上常见的历史书，更非戏说历史，而是秉承正统的理念：“只有人民大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以人民大众追求一个幸福平等的社会这一独到视角为明线，以技术变革力量（生产方式）和革命思潮的相互影响为暗线，讲述了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 引言 （上册） 第一部分阶级社会的兴起 大事年表 序言在出现阶级之前 第一章新石器时代的“革命” 第二章最初的文明 第三章最初的阶级分野 第四章女性受压迫 第五章最初的“黑暗时代” 第二部分古代世界 大事年表 第一章铁与帝国 第二章古代印度 第三章最初的中华帝国 第四章希腊城邦国家 第五章罗马的崛起与衰落 第六章基督教的兴起 第三部分中世纪 大事年表 第一章混乱的世纪 第二章中华帝国的重生 第三章“活化石”拜占庭 第四章伊斯兰革命 第五章非洲文明 第六章欧洲封建主义 第四部分伟大的转变 大事年表 第一章征服新西班牙 第二章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 第三章新秩序诞生的剧痛 第四章亚洲帝国最后的繁盛 第五部分新秩序的传播 大事年表 第一章社会和平的时光 第二章从迷信到科学 第三章启蒙运动 第四章奴隶制与工资奴隶 第五章奴隶制与种族主义 第六章“自由劳工”经济 （下册） 第六部分天翻地覆的世界 大事年表 第一章美洲序曲 第二章法国大革命 第三章国外的雅各宾派 第四章理性的退却 第五章工业革命 第六章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第七章1848年 第八章美国内战 第九章征服东方 第十章作为一个例外的日本 第十一章刺破青天：巴黎公社 第七部分希望与恐怖并存的世纪 大事年表 第一章资本的世界 第二章世界大战与世界革命 第三章动荡中的欧洲 第四章殖民地世纪的叛乱 第五章“黄金二十年代” 第六章大萧条 第七章被抑制的希望：1934—1936年 第八章世纪的午夜 第九章“冷战” 第十章无序的新世界 结论新纪元的幻象 注释 作者简介 克里斯·哈曼（ChrisHarman，1942—2009），出生于工人家庭，1961年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时加入“社会主义评论小组”，后任《国际社会主义》杂志记者和编辑；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要理论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与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同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本书为其代表作。 感谢老忠实录入及校对
现代土耳其的经济状况（丹齐格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现代土耳其的经济状况 （丹齐格著） 自洛桑会议（一九二三年七月廿四日）到莫索尔协定（一九二六年五月五日）与自莫索尔协定到土耳其国会一九二八年十月所批准的关于土耳其帝国债务的支付协定，——这便是土耳其经济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阶段，其自身发展的整个行程，完全预定了其与外资妥协的必然。自洛桑和议到莫索尔协定的这个阶段；是与土耳其内部生活中经济方面的许多改革相并行，它自身带有恢复过程的一切特征，主要的表现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相对迅速的发展。这个过程，很迅速的在两三年中即行过去，而在其主要的特征上，于一九二五底业已完结。一九二五年底财政状况的紧迫、销售恐慌的加厉，与土耳其各种主要输出的跌价，乃是签订莫索尔协定的有力前提之一。这个协定，使土耳其与欧洲列强——首先是协约国——的关系趋于和缓，消除了战争的恐怖，使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得以安然进行。 对外资的急需——但在消除战争恐怖之前它在拒绝走进土耳其的国土，与在莫索尔问题消除后外资即将流入土耳其的希望，在土耳其一些国家要人的意志中实具有不少的作用，推动他们来解决久持不下的关于莫索尔的争议。但是土耳其这个在欧洲资本前的第一次投降，在欧洲列强方面则未曾给与它一点任何实际的财政帮助。第一个阶段中所表现的对外资关系上政策的转变与攻势的放弃，未曾给予国家一点实际的东西。 外国资本家异常坚决的表示其在旧债问题未清理前之不愿踏入土耳其的疆土。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的阶段中，经过了长期谈判，终于在巴黎签订了协定，这第二个阶段是表现于某种程度的隐定，而临终则继之以土耳其经济状况的大大恶化；这是起于二度的歉收、输出缩减与输入增加，工业建设速度的迟滞，以及一般的国内资本的缺乏。这个经济状况恶化的外表指标，则是利拉（一个纸利拉大约等于一个卢布）市价的跌落与层出不穷的破产。 巴黎谈判，是进行于恶化的土耳其经济状况的基础之上，因此无论如何必须要设法由于这个谈判而为国家吸收一点必须的资本，以便用以救济国内的经济恐慌。自然的，谈判是在对土耳其极其不利的局面下进行的，而土耳其在这个局面之下遂不得不在较之其前几年所能达到的——甚至可以无别于其在洛桑会议中提出的要求，——更为吃亏的条件下签订协定。本篇论文的任务便是在于精确的认识土耳其的经济状况与负责的说明土耳其在西欧列强前作这个二次投降时的局面。 论到土耳其的经济，则由于正式的与一般可靠的材料的缺乏，正式统计的不足与夫各种经济统计材料的编制多依据各机关主观的和客观的肉眼观察，因而使研究异常困难，并且往往易于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一九二七年底土耳其年鉴的发表（是由一九二六年所组织的统计局印行的，出版于一九二七年底），农业的调查与人口的调查，使我们在本文中得能有可靠的（假若不是完全的）材料足供应用。这个汇刊在某种程度上是替凯末尔主义的经济活动作了个总结，虽然它有意的将社会生活的许多部分略而不论。 农业 一九二七年的调查，确定了关于土耳其的一个概念，亦即它乃是一个农业国家。在13,660,000的人口中，居住于农业区域的有10,534,000人（经营农业的人民有9,145,000，约当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业实为土耳其经济的基础。土耳其的农民实为幼稚的土耳其资产阶级用以与帝国主义国家作战和为独立作战的基本力量，这种情形，使土耳其的国民党在土耳其革命发展的某个阶段中，必须行许许多多农村改革，这些改革自身带有充分的不彻底性，一点也不能根本变更土耳其农村方面的社会关系。在这方面的主要设施是：废除什一税（一九二五年），改革直接税制，转嫁税收负担于间接税，以及提高面粉与小麦的进口税等。在这些设施之中，更加之以对农民的少许货币资助，退伍农民的重返于生产劳动，在与希腊和议后的将及五十万的熟练农作者（主要的是烟草种植业方面的）的移入土耳其，——这一切，给了土耳其农业发展一个很大的推动。根据一九二七年的农业调查，土耳其的开垦的土地异常有限，总共不过是43,637,727特诺（每特诺——919,3平方米。43,637,727特诺约合40,103基罗米特，401,1000赫克塔尔），或者是反之相当土耳其全面积的百分之5.5。 无疑义的，调查是完全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因为在人民农业委员会以前所发表的报告中，估计耕地的面积要远过于此。但是，我们既然没有绝对的根据来假定一九二七年的谷物种植的耕田较之前几年有特别大的缩减，那么便只有认为以前发展的数字是不正确的。 谷物种植1925年1926年 1927年 农业部的统计 调查的统计 小麦31,296,400特诺35,417,718特诺 22,383,714特诺 大麦8,629,880特诺15,292,581特诺 10,103,598特诺 玉米4,748,348特诺3,467,797特诺 1,749,135特诺 各种谷物种植包括未曾指出的49,194,135特诺 61,300,000特诺39,093,220特诺 耕地面积方面的误计，自然的要反映到收获量与国家谷产富源的误计。纵是在丰稔之年，土耳其也很难于自给。一九二五与一九二六两年的半收，加之以许多提高本国面包应用的手段（进口税的提高，烤制面包必须应用百分之五十的本国面粉的强制要求），结果减少了外国小麦的输入，并暗示出一种土耳其能够以其自己的富源给养自己的自信。近年来食品的输入为： 1923年161,408吨 1924年207,801吨 1925年154,918吨 1926年40,793吨 1927年之前四月7,925吨 1928年之前四月12,045吨 后两年的完全统计，刻下我们还没有得到。根据调查，一九二七年的谷物收获总量为2,400,397吨，其中小麦为——1,335,150吨；按土耳其银行的统计，一九二七年的谷物收获要比上一年减少百分之三十。一九二八的收获，则因为旱灾，无论在数量与质量方面都更劣于一九二七年的收获（见伊斯麦特与凯末尔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与八日的演词，商业总长拉哈姆倍伊的演词），这对于土耳其简直是一个绝大的不幸。有时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消息，也表明外国食品进口的突飞猛进的增加。在这种关系上君士坦丁堡食品的进口尤为显见，因为它乃是国内主要的消费中心。君士坦丁堡每月食品的消费量为一万二千吨。在一九二六年中，君士坦丁堡几乎完全是由土耳其的食品来供给（自福兰克与安那托里（即东土耳其）输入的每月平均额约为一万吨）。在一九二七年，每月平均输入额则降至八千五百吨；在一九二八年之前四月中更降至四千吨。自一九二八年秋季始，在报纸上开始刊布外国食品大批输入的消息：自八月初至十月末输入君士坦丁堡的小麦共为三万二千吨，在十二月为二万吨。在十一月与十二月期中，自安那托里运入君士坦丁堡的食品则完全停止。由此，我们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在一九二九年中不可免的要有几十万吨食品的进口，所以在报纸上也开始在争论暂时取消面粉进口税的问题。食品的输入，大大的恶化了土耳其国家商业的平衡，更进而反映利拉市价之继续跌落。 烟草种植与谷类种植并列为土耳其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之一，并且是现在土耳其最重要的输出品（约当全部输出百分之三十六）。但是，此项种植业，现在正陷于东方烟草在世界市场中所遭受的一般销售恐慌的厄运中。在大战之前，烟草种植从没有在土耳其的经济中演有如此重大的作用如像最近几年来的一样。烟草的耕地与收获为（注：是当时整个土耳其的数字；若依现在土耳其的疆土计算，则一九一三年的收获当为二万五千吨）： 1913年590,092特诺49,048吨 1923年351,521特诺26,090吨 1924年670,170特诺54,059吨 1925年663,650特诺6,348吨 1926年493,475特诺49,934吨 1927年790,765特诺47,531（约数） 1928年∕32,000（约数） 自一九二五年起，土耳其的烟草于希腊及保加利亚的烟草丰收之余即开始遇到绝大困难的原因，是由于世界对东方烟草的需要之有限（每年约有十二万吨）。这种情形，反映到耕地的数量，同样也反映到种植的数量：自一九二七年起，土耳其政府开始采用许多办法以限制烟草的生产——在许多地方完全禁止烟草的种植。烟草销售的困难，重重的压迫了土耳其的市场：在一九二七年末，先前的烟草收获的存货共为三万二千吨。到一九二八年九月末减为二万吨。随着大量存货的形式，银行所供给烟草所有人的借贷的利率的百分数则自十五提高到二十一。只是一九二八年秋季始，烟草市场的情况才慢慢变好起来，因为当时限定收获的总量至多不得超过三万二千吨；大家都晓得，是年保加利亚与希腊的收获量都比较上年减少了一倍有半。土耳其国内每年烟草的消费大约为一万到一万二千吨，其余的则概行输出海外。每年出口量如下： 吨数价值（千利拉） 对总出口之% 1923年2452420482 24,2 1924年2687446581 29,35 1925年3448860986 31,5 1926年4156267590 36 1927年（前四月）789312455 25,7 1928年（前四月）1133016920 32,5 在其他的一些农业部门中，必须对果木种植、棉花、橄榄油、麻和鸦片加以研究。 土耳其各种园艺种植的耕地，约计有三千一百万特诺（根据农业部的统计）。在国家经济与出口事业中占有重大意义的乃是葡萄与无花果的种植。士麦拿附近的一些区域，是水果的输出地，因此在没有关于各区域的完全统计时，通常便引用士麦拿的统计，其历年之葡萄、无花果的收获以及其输出在国家出口中的地位，如以下两表所示： 士麦拿之葡萄收获 （以吨计算）输出士麦拿之无花果收获 （以吨计算）输出 1913年62500 30569 1923年3660820800 2048019110 1924年4928047800 2945023430 1925年3000924500 2250022094 1926年3550028800 2720024916 1927年4800039100 2850018212 1928年45000 土耳其各种果品的输出吨数 吨数价值（千利拉） 对总输出之% 1913年 20,2 1923年7746020833 24,6 1924年10506239477 24,8 1925年8295437617 19,4 1926年8353334687 18,5 1927年（前四月）190879.045 18,7 9184 1928年30836 1,76 上面引用的数字，说明葡萄与无花果的收获还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世界市场之对土耳其果产之不利的行情，显然的呈现在我们眼前：在一九二七与一九二八两年中，数量虽然加多，但价值则依然如故。鸦片生产在一九二七年为18,000奥考对一九二六年的252奥考（一奥考约合三磅）。 橡实的收获与甘草的生产在近几年来也很快的提高起来。 橡实甘草 1924年27,466吨300吨 1925年30,718吨2,688吨 1926年22,013吨1,109吨 1927年34,888吨3,152吨 棉花的收获：一九二五年——76,011吨（？）；一九二六年——27,341吨；一九二七年——38,905吨。在一九二八年中，棉产区遭受了严重的旱灾，这当要异常有力的影响到输出的数量、在国家总的输出中，出花与棉制品大约占有百分之八（后者的数量极其有限）。棉花与棉制品的输出： 重量（吨）价值（千利拉） 1923年99156701 1924年1269411948 1925年1766515476 1926年1705112012 1927年57782,014（前四月） 1928年46463,361（前四月） 为了结束土耳其农业状况的叙述，我们最后来简略的说一说牧畜业的状况，特别是小牲畜（牲畜税收的主要对象的数量），——他乃是大量商品生产（羊毛）的源泉。 调查绵羊与山羊 昂哥拉羊 1913年239109852776503 1927年165973652571584 一九二七年的调查的数字，表明牲畜的数量比战前还差得很多；但是这个数字和财政部的统计有很大的分歧。根据后者，则税收所及的绵羊与山羊的数目共为21,918,169头，冒格尔羊为3,110,728头。应当承认财政部的统计要比较近似些，它所指出的小牲畜牧群的发展（在一九二三年绵羊与山羊——1,519,1920头，冒格尔羊——2,042,052头）在土耳其羊与毛制品（毛毡）输出的发展上也同样的得到了证明。羊毛输出达到土耳其全部输出的百分之十，其历年数字如下： 吨数价值（千利拉） 1923年67308214 1924年853413170 1925年589611170 1926年1017316057 1927年（前四月）25044852 1928年（前四月）29335299 最为有趣的，而我们还几乎完全未曾谈到的乃是土耳其农民状况的问题与土耳其农村中发展的过程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异常复杂的。土耳其土地关系的特殊情形（土地过剩，许多为国家所有的土地和许多全未垦殖的土地可以随时给予任何一个愿意耕作的人）——使许多土耳其的要人们都肯定在土耳其根本无土地问题之可言。本文的任务不在于研究土耳其的土地关系以及其历史发展，所以在这里我们只简要的指出，在土耳其土地关系的基础上的不是缺乏土地和土地集中于少数大地主手中的问题，而是在于农民之缺乏耕作土地的工具，缺乏种子与牲畜。由于工具的缺乏，遂形成了租借与工役——在最苛重的形式之下。在土耳其土地关系的基础上的，实为国库之“专注于农村”（这是土耳其帝国时代的赋税制度，建筑在尽量征收农民的基础上）的关系，这种关系若是在废除什一税之后而有所变动，那么凯末尔主义在政府的政策，——它无疑的是建筑在富庶的富农的利益上的，依然是丝毫不能改善整个农民的地位。 在我们手头没有任何关于各种私有者（地主、富农）间耕地分配的可靠材料。有时在我们报纸上遇到的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都很不确实。土耳其官厅的统计，则略过了这个问题，——或者是有意的。但是我们根据官厅的统计，还是可以作出几个结论，证明土耳其农民所处情形的困难。一九二七年的调查，规定农村经济单位的总数为9,751,239家，人口总数为9,145,008人（亦即每家平均人数为5.1）；每家耕地的平均数为二十五特诺。就这个数字本身，当然一点也看不出什么来。但除了这些数字之外，调查更作了一个关于土耳其所有的农业机器，工具与器械的统计。无疑义的，调查是将机器（耕种机）和器械（犁和耙）混为一谈，——农业机器与器械的总数共计为1,413,509；换句话说，就是337,730个农家没有任何耕作的工具；若是计算到有许多农家（已经不说临地中海一带的和克里克岛的地主经济）占有几个工具的情形，那么没有农作工具的农家大约可以假定为六十万到七十万。从这个队伍中遂征集出了农业雇工；大量的租借者亦由此而生——他们必须支付很高的代价去租借农业工具和耕畜。这种情形，便决定了农村中的奴役关系。 在牲畜方面的情形猛一看去仿佛要稍稍好一点。在土耳其，大小牲畜合计为28,671,859头，若是从这个数字中减除19,119,000头小牲畜（山羊、绵羊），减除1,096头小驴子和178,100头小马，那么所余的可以在经济中像人工一样应用的大牲畜还有7,728,000头，亦即每家平均可以得到43/2头。调查没有说明各种私有者间耕地的分配，同样它也没有说明各种私有者牲畜的分配，——但是根据我们上面所说的，可以想到很大一部分农民是完全没有耕作牲畜的。 若是来研究国家（经过农业银行）对农民所施的帮助的统计，则如下所示：在一九二三年——4,807,604利拉；在一九二六年——16,294,210利拉，亦即每个经济单位每年的平均借款额不出十个利拉。当然的，有许多经济单位自然是得不到一点借款，因为银行主要的只是贷予那些深耕的（烟草与棉花）和最有保证的经济（关于每次所发的借款额，同样也没有任何的统计）。这样，银行对于多数的农民，未曾给予任何的帮助，而把他们交到高利贷者的手中。这些高利贷者只是在很高的利率下才肯发出借款；他们在收获尚未长成时便预约了去。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国家银行的烟草种植借款的利率是百分之廿一；无怪乎个别高利贷者之私人清算利息通常总要达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在一九二八年中安那托里中部的凶荒，引起了国家方面的一点帮助，无疑的，这是完全不够的。农业银行为购买种子而支出了2,310,000利拉，随后则以借款的形式分予农民；同时又不取息的支出了59,000利拉（？）为购买面粉与草料之用；此外，红十字会又支出了500,000利拉（见伊斯麦特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号的演词） 对外的与国内的商品流转 我们没有国内商品流转总额的统计材料，交换扩大的间接指标乃是关于六条铁路货物运输的统计。近年来货物运输量的数字如下： 各路线的其中安那托里路线所占的数量 1923年1,005,146吨313,168吨 1924年1,246,370吨372,948吨 1925年1,338,160吨441,559吨 1926年1,455,090吨415,878吨 1927年540,717吨 在这个图表中所表现的各路货物运输量的增加，证明了国内交换的兴旺。阿金-士麦拿铁路公司的报告，则是一个相反的指标，它表明在一九二八年上半年的货物运输比较一九二七年同期的运输减少了百分之10.57（食品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二，橄榄减少了百分之七十）。 对外贸易的指数，不成问题的是表示这方面情形的恶化，流转速度的迟缓与消极的商业平衡的加厉。如像以下的统计所示的一样（可惜我们只有一九二七年与一九二八年前四个月的统计），这个恶化是开始于一九二六年，而在后两年中则依然继续演进着。对外贸易流转的一般结构，很显然的在下面的图表中表示了出来（以千利拉计算）： 进口百分比出口 百分比入超 1923年144789100 8465110060138 1924年193611134 15886718734744 1925年242354168 19311922949235 1926年234591162 18774222246849 1927年（前四月）6859647 484045720192 1928年（前四月）7119249 521206119072 虽然输出的发展速率经常的多少赶过输入的发展速率，但是，在近两年来流转中输入与输出的相互关系和前几年已经稍有不同，也就是多少变坏了些。关于这点，可以由下面的数字中看出来（百分比）： 19231924 192519261927 1928 流转中的输出63.155 54.555.559 57.7 流转中的输入36.945 45.554.541 42.3 若是一九二七与一九二八两年的流转是依着各该年之前四月的速度进行（通常前四月的流转等于常年的三分之一），那么在我们面前便呈现出一幅对外贸易流转急剧恶化的图形，这种情形大半是由于我们在叙述农业情形中我们所指出的国际市场中土耳其商品之不利的行情。 关于土耳其输出的成分，我们在前面已经相当详尽的说过了，所以在本章将不再重提。现在我们只限于对土耳其输入的成分，亦即对其输入中各重要商品之比重作一图解： 商品19231924 19251926 食品10.111.8 9.32.6 殖民地商品与糖10.39.2 8.67.8 棉织品37.132.9 30.630.9 毛织品6.76.8 7.38.9 金属品5.38.3 8.99.5 机器与机械0.92.9 3.24.3 金属品与机器之比重的增高，证明工业建设（首先是铁路建筑）的稍俱端倪。但是就整个说来，土耳其的进口显然的带着消费的性质。 在各列强之参预土耳其的对外贸易流转上，首先表现出的便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特别的优越作用。 国家19231924 19251926 输入 意大利19.5721.17 17.9215.83 英吉利17.3117.71 15.6214.08 法兰西9.149.45 10.7613.61 德意志6.379.87 11.3213.78 苏联2.13.29 2.523.64 合众国7.645.88 8.113.49 比利时5.124.53 4.945.76 输出 意大利17.9621.96 26.1527.56 英吉利18.6110.32 9.311.35 法兰西12.4114.83 12.5211.22 德意志9.0114.66 14.3212.56 苏联2.052.35 2.542.8 合众国7.9712.94 1313.22 比利时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指出英吉利之作用的显著的减弱，意大利之作用的逐年降低，与德意志之作用的逐年增强。 工业 我们以前曾及时很详尽的阐明过土耳其政府在振兴其本国工业基础方面的一切设施（请参阅一九二六年的“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十二号）。前面所说的年鉴中发表的总的统计，使我们有可能为凯末尔主义经济方面的活动作一个总结。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它在建设本国制糖工业上的设施之无疑的成效。根据一九二五年四月五号保护制糖工业法令而组织的两个企业（在阿波尔、佛兰克及乌沙克，均有外资之部分的参加），在一九二六年底业已开工。土耳其一九二七年的糖产总额为5,180吨，约当其全国总消费量的百分之十。投资的总额，大约有3,200,000利拉。 在采掘工业方面，应该指出爱列格、松布拉达地方石炭采掘量的显著的增加，大约比较战前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大部分的石炭被运输出口，因而随着减少了石炭的进口。现在全国几乎是纯粹使用本国的石炭，不过它的采掘则三分之二是握在外国公司的手中（法兰西公司、大希腊以及意大利的边吉尔爱列格）。 年代煤产（吨）出口（吨）入口（吨） 1913年826899 1923年87082010035650926 1924年108858316849996259 1925年70344315441666656 1926年1222387200,000（约数）50,000（约数） 其他采掘工业部门的情形和战前比较起来，如下图所示。根据这个图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只有铅（法兰西的企业——巴利-卡拉金）和铜（显然是在克福尔次干）的开采得到相当的发展；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与苏联结订卡尔斯克协约之后所归并于土耳其的一些区域中。 1913年1926年 磺酸盐29,126吨6,445吨 硝石42,488吨6,060吨 硼砂21,535吨17,360吨 铅14,200吨17,673吨 锌4,524吨 铁6,146吨 铜87吨7,534吨 锑1,142吨600吨 水银41吨161吨 盐100,000吨 如上面的图表所显示的一般，因为资本的不足，而使发展采掘工业与开发矿藏的伟大计划无从实现（铜、五金企业）。 开发煤油产地的提案（一九二六年的法令），因为除了割让于伊拉克的莫索尔之外更无丰富的蕴藏而作罢。 关于土耳其制造工业的生产量，我们没有总的统计材料。在一九二七年的调查中，只包含国内现有的企业数目，其中雇用工人的数目与应用发动机的数目。所发表的关于土耳其工业状况的统计中，有许多可贵的条款，给了土耳其工业一副一般的明确图形。 到一九二七年止，土耳其登记的企业数等于65,245，工人的数目等于256,855；由此可以断定，一切手工业作业都被算入工业企业的数字中。若是对这个调查的统计加以详细的研究，那末就可以看出，在上述的65,245家企业中间，有23,316家就只有一个人作工，有4,914家一个工人之外更有他的家族共同作工。这样就有28,230家工业企业（也有等量的工人）应该摒除于计算之外：在剩下的37,015家企业中，一共有288,655个工人作工；因为土耳其的统计常是把业主也当作工人，所以我们假定土耳其产业工人的数目为191,650人（其中职员占7,817人）想不致有大的错误。规模较大的企业数目，很是有限。使用发动机的企业数目2,822，其发动力总量为163,548马力，雇用十个人以上的企业计为2,061家；雇用一百个人以上的企业计为155家。各部门工业间企业数与发动机数的分配则如下所示： 工业部门企业数摩托机数 马力数 采掘工业45298 14326 农产品制造业12761795 37251 纺织工业244520 15855 木材工业380708 8664 制纸工业117222 558 五金工业427691 7427 建筑工业3191 5502 化学工业94151 3942 混合形式的工业1018 562 其他部门195356 69621 总计28224850 163548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图表中最后一项未曾指名的工业部门——其他部门。它的企业数目不多（195），发动机的数目也很有限（356），可是它的发动力马力数目却最高——69,621匹马力，其中属于电动机的为59,062马力。大概是一切市政方面的企业机关（电车、电站）都列入在这个最后的项目中。 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不能断定土耳其全国工业的生产总量（尤其是制造品的生产）和它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注：无论如何工业生产的比重总是很小的。按土耳其银行的统计，在八万万利拉的民族收入中，归于农业的份量达到百分之八十。）同样我们也不能断定国内市场的某一种需要和多大的数量是由本国的生产来供给。根据土耳其的进口统计看来，它本国所有的纺织工业远不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因为，即如在一九二五与一九二六两年中的棉制品与棉织品的进口，相当为29,441吨与31,747吨，其总价值则相当为74,204,000利拉与7,198,000利拉。同此两年中的毛品的进口则相当为3,953吨与17,636,000利拉，4,438吨与20,952,000利拉。制成的衣着的进口价值为4,526,000利拉与3,030,000利拉。丝制品的进口为4,675,000利拉与5,696,000利拉。纺织品进口的总和（包括麻制品）当在一万万利拉以上，相当进口总和的百分之四十五。糖的生产（只是在一九二七年）大概可以供给全国消费量的百分之十。熟皮的输入在进口中也占有很大的位置，由此可以证明本国皮革生产的不足，土耳其轻工业的情形大致如此；至于重工业，则在土耳其还完全没有。 我们不叙那为人所共知的土耳其工业落后的历史原因，但必须指出，国家一般的贫乏，资本不足，投资商业较优于投资工业，——凡此种种，都是建设本国工业事业中的决定原素。 但是，假如认为凯末尔主义者之政府在国家工业化这个领域内毫无所成，那便是一个不正确的论断。新出现的大量的小手工企业，发动机数目的加多，手工业生产相当的发展与新工业部门的出现（制糖、水门汀、编织、罐头），——这一切，都应视为新统治者的成绩。在土耳其相当丰富的原料基础上，若是具备资本和正确的关税政策（自一九二九年起土耳其得到了关税自主，因为一九二三年在洛桑会议上所订的通商条约的有效期到此完结），就能够渐渐的树立并发展土耳其的轻工业。在这里有决定意义的乃是吸收外资的问题，因为无疑义的国内资本积累是完全不敷的。 投入土耳其工业中的是什么人的资本呢？这个问题非常难于答复。根据年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卅一号的统计，在土耳其有四十五个无名的工业会社，其资本为8,044,050利拉；有八个从事于采矿的公司，其资本为6,450,000利拉。这个数字，无疑的是过分缩小了些。同时，这个统计依然不能使我们得知土耳其资本与外国资本的数量，因为在“土耳其无名会社”这个商号名称之下，包藏着部分的与纯粹的外国企业。所发表的关于土耳其外国企业与会社的统计，有两个绝大的缺陷：第一，没有按照营业种类的分类（工业、商业）；第二，关于这些会社的资本额是依其组织地的法定资本计算，而未曾把它在土耳其登记的资本划分出来。例如在说明十二个在土耳其营业的美国企业的资本数量时，得出如此骇人所闻的数字——285,000,000美金。 我们根据土耳其杂志上所发表的一些在土耳其营业的许多会社的报告，关于工业方面的外资数量大约可以作出如下的计算：在矿业方面的投资为16,429,000纸利拉，在制造工业方面的投资为16,392,000纸利拉。 在市政工业企业方面（电车、电灯、电话、自来水、瓦斯等）的外资数最约为二千八百万纸利拉。这些资本的绝大多数是战前投下的（在计算中，资本额则按照现在利拉的市价折算）。 在完结了土耳其工业状况的叙述之后，我们要简略的说一说工人阶级的状况，但是在这方面可以为我们应用的材料，更是特别的贫乏。我们在前面曾根据调查而假定土耳其的工人数目为190,000人。在这个数字上，还应该加上15,403个铁路人员（工人和职员）和一些海上运输的与铁路建筑上的工人。这样，土耳其工业无产阶级（包括手工业者）的数目，大约可以计算到卅万人以上。 直到现在土耳其还没有劳动法。工人与企业主的关系，工作时间的长度，童工与女工的保护，社会保证问题，——都没有丝毫的规定。形式上，根据一九〇九年七月廿七号的古法，在土耳其根本禁止社会公用企业中的罢工；根据这个法令，更禁止一些企业中职工会的组织（未曾规定某种企业应属此类），禁止普及于全部土耳其范围内的组织之创立。土耳其的职业组合，在形式上是根据所谓结社法（一九〇九年八月三号颁布的，在这上面完全没有提到工人组织）而限定其行动范围为不得存心破坏社会秩序与作非法要求（任何一个罢工都可以适用此项保留）。当一九二五年三月四号的枯尔特暴动时所颁布的社会秩序保护法，在形式上是反对反动势力的，但实际其全部的锋芒都是注目在工人组织，而工人组织也正是遭了这个法令的破坏。土耳其工人阶级的状况异常悲惨。无论土耳其官场统计如何的隐饰一切有关于社会关系的问题（例如年鉴在发表结婚的统计时，不发表生殖与死亡的统计），无论土耳其的一些政论家如何的描写国家的一般幸福与没有阶级斗争，但是我们总可以根据一些零星的材料而说明工人阶级一般的状况。所发表的工业调查的统计，说明在165,886个登记的工人中，有14,577个男孩与8,107个女孩（十四岁以下的），也就是说有百分之十四的童工。很可惜，我们没有14-17岁的青年工人数目的统计，和不知道十四岁以上的童工中的年齢分配。 工作日的长度没有规定（在有些工厂中往往达到十六点钟），免费的疗治制未曾施行（免费疗治是一九二八年末电车罢工时所提的要求之一）。工资异常低微：按年鉴的统计，煤产区的工人在一九二六年中平均每天得到109皮斯特（一利拉等于一百皮斯特）。每吨煤的平均工资为2.91利拉。根据士麦拿商会的统计，烟业工人每天得到：男工——从1奇利拉到2利拉，女工——从80皮斯特到1奇利拉；农业工人——从1利拉到2利拉；工厂中的学徒——每天得50-80皮斯特。土耳其的生活程度是很高的。在利拉市价较之战前跌落8-812倍中，生活程度在一九二七年提高了14.52倍。土耳其“生活程度指数”（在斯塔布尔）在一九一四年值235皮斯特，而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则值3,488皮斯特（亦即增高13.88倍）。至于指数中的食品部分，则在一九一三年值149皮斯持，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则值2,254皮斯特（增高14.05倍），在昂哥拉更要高些（增高17.17倍）。 在这种情形下，亦即在生活程度日益上升，工资低微，工资增加落后的情形下，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十分困难的。 运输与铁路建筑 铁路建筑，是凯末尔主义者政府得到最大成绩的一个领域。土耳其共和国由旧帝国的手中只得到了极其有限的的铁路线（4,243基罗米特，或每平方基罗米特土地中为0.6基罗米特），大半是分布于安那托都的西部和西南角，同时在安那托里的中部和东部，则几乎完全没有。发展国内商品交换和联络农民市场（中部与东部之安那托里）与国家主要中枢的任务、开发矿藏的任务，最后，战略方面的问题与保护国内治安的问题（大家总还记得，当一九二六年塞旦酋长暴动时，掌握巴格达或路南段管理权的法兰西当局，不允许运输土耳其的军队）——都迫切的要求凯末尔政府来从速发展铁路的建筑。 在这里我们不来叙述土耳其铁路建筑的历史，只是指出，自一九二三到一九二八的时期中，土耳其经过了四个阶段。从终归失败的吸收中立国的资本之企图（一九二三年契斯特尔的租借）进到依赖国家预算的经费而独立建筑（自一九二四年起），又企图吸收外资，（一九二六年）又归失败，——重新回转到自行筑路。关于第二次吸收中立国资本的企图我们须要稍为详细的解释（比利时与瑞典的）。 在一九二六年末与一九二七年初，与瑞典的集团尼得克维斯塔和浩尔马，同样也与比利时的集团（运输工业协会签订了昂哥拉-爱来格拉（580基罗米特），鸠来尔-甲尔别克尔（500基罗米特）与卡萨利亚-土尔沙尔的筑路合同。此外，更同德意志集团签订了自乌鲁克什尔到卡萨利亚的筑路合同。合同的要点在于只将铁路的建筑权，——而不是管理权，交与各该集团，同时，建筑者在建筑中应使用自己的资本，以后则由土耳其政府在一定的限期偿还。合同预定建筑期为五年，偿还期为十年。瑞典的集团更约定供给行驶方面的材料。虽然商业方面说来此项合同是完全不利的，但是土耳其政府为了取得借款与加速建筑起见还是同意了。 但是，取得借款的希望还是未曾如愿。外国资本家在债务问题未曾清理前不心愿把自己的资本投进土耳其：在比利时集团方面，不肯出资，合同因之作废；至于瑞典的集团，则到一九二八年中止，所表现的不是瑞典人贷与土耳其人，却恰恰相反。瑞典人从土耳其人手中拿到了15,000,000利拉，但是所进行的各种工程总共不过值3,000,000利拉，此外更将原来55,000,000利拉的预算案增加为115,000,000利拉。结果合同变更了，土耳其政府拒绝了这个太贵的借贷，而瑞典集团反而变作了土耳其政府所支出的工程费的债务人。建筑费以及预约的摩托车与车辆的费用的平均利率还是很高（百分之十六）。 铁路的建筑费对于土耳其的国家预算（社会工程部）是十分繁重的负担，其额数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二八年为25,723,000利拉，在一九二八到一九二九年为32,717,000利拉，亦即相当其预算的百分之十五；马路的建筑费在社会工程部的预算中为2,169,000利拉，在地方预算中为7,803,000利拉。社会工程部自一九二四年来的支出总额为115,000,000利拉，按照预定的建筑程序，还必须200,000,000利拉的投资；此项投资的结果，将使土耳其的铁路网增加2,500基罗米特。在现在很难预言这种支出的经济性能和将来铁路收入能以如何的程度来补偿这种支出（并且在多长的时期）。土耳其各干路每年的纯益额在一九二七年为：安那托里铁路——每基罗米特2,562利拉；士麦拿-卡萨巴铁路1,425利拉；士麦拿-阿丹铁路2,506利拉。无疑义的，新铁路在前几年的收入不能达到这样的数目；但是纵然按照安那托里-巴格达铁路的收入计算，新铁路每年的净益至多也不过是2,500x2,500=6,250,000利拉，相当其建筑资本（约为三万万利拉）的百分之二——这种利润率要算是很低的了。自然的，铁路建筑的性能当然不只单纯的表现于铁路营业的本身，并且应该计算到在落后区域中由新铁路建筑而引起的经济结果。 在一九二七年底完成了几段以前开始建筑的路线——安哥拉-卡萨利亚（380基罗米特），萨姆荪-土耳其（133基罗米特）——在连接安哥拉与萨姆荪中还剩有自土尔沙尔-锡伐斯与锡自伐斯-卡萨利亚的两段；此外更完成了萨姆荪-察尔沙姆（37基罗米特）与亚得利亚湾之伊利治-帕尔姆特里加（28基罗米特）的狭轨铁道——总计自一九二四年来完成了580基罗米特铁路。一九二八年，更开始了苦塔赫亚-塔夫陕拉路线的进行（23基罗米特）。业已开始的安哥拉-爱来格拉，鸠来尔-甲尔布克甫，乌拉克什尔-卡萨里亚等路线的建筑工程，则进行得非常迟缓。 在一些新的计划之中，应该特别指出锡伐所-爱尔谢龙的建筑计划，它将自高加索边境到爱尔谢龙的狭轨铁道连而为一。费用大约是一万万利拉。一个美国的公司“福克斯”也进而作这条路线建筑的逐鹿者。 银行财政预算 土耳其正遭受异常的金钱穷迫。民族进款总共不过八万万利拉（预算吞占三分之一），而国内的资本积累又非常有限。 在土耳其活动的一切土耳其银行的资本额如下（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卅一号发表的报告）： 银行资本 实业银行（与国家信托银行相合）4,000,000利拉 阿克色拉之手工业银行1,000,000利拉 矿业银行6,167,000利拉 阿克色拉之烟草贸易银行500,000利拉 农业银行30,000,000利拉 浩治伊雷之国民银行500,000利拉 赫底福阿巴斯赫尔姆之工商银行1,000,000利拉 42,000,000利拉 若是除了专为农业借贷而设的农业银行和经费几乎完全用于国家工厂建设中的矿业银行，那么可以为工商业信托事业之用的纯粹土耳其银行的资本总共只有6,500,000利拉。除农业银行与矿业银行外之各银行征集的经费（存款）共为230,000,000利拉，亦即可以转用于信托事业的总资本不出三千万利拉。这一些银行营业的总出支额为六千万利拉。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家经济之依赖外国银行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尤其是土耳其银行，它乃是土耳其最古的财政机关，在一八六三年，根据特殊的让与权而组成，有效时期至一九二五年为满，今则延长至一九三五年。 土耳其借款的全部历史，都与土耳其银行这个名称有关，它不只在土耳其营业，并且广布其分行与近来各国及波斯（在土耳有其三十处分行，在其他各国则有二十九处）；我们无从断定它直接在土耳其作些什么营业，也无从得知它在土耳其的支行中有多大财力。银行的资本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卅一号为五百万金磅，准备金——1,250,000金磅，存款与流水账13,533,000金磅，也就是说资本和存款总额（21,864,208金磅）大大超过了土耳其全国各银行财政力的总和。银行直到今日还是土耳其实际的会计处，它积蓄了全国大部分货币财富；同时它将自己的资本和以前一样的积为现金与各种贵重物品，只靠所吸收的资本活动，并且在活动中完全依它自己的视线为转移，绝少顾及到国家的利益。 除土耳其银行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外国银行的支店营业（十六个），但是无论是这些支店的资本额或是营业范围我们都无从判定，因为所发表的只是该行的营业总额和法定资本的统计——不管它在土耳其领域内只作很少的营业，——有时甚至连这一点都不完全。在这些银行之中只有萨郎尼克银行在君士坦丁堡有它自己的经理处，但是它的营业（主要的是烟草贸易）又不限于土耳其，并且远及于希腊各地。 外国银行的主要营业是集中在与各国的信托事业的经营（数目很大）。 假若除去德国的银行不计外，那么没有一个外国银行肯把它的财力用之于发展国家的生产力中，而仅仅作一点商业营业的信托事业——就这也不充分。信托的不足，无疑的是国家现代经济中一个最惹人注目的事实。 国家银行的建立早已成熟，尤其是国家货币资本经常因为一些极偶然的原因而发生动摇（虽然利拉跌价的基本原因是由于严重的经济混乱），要使货币本位稳定，国家银行更成为绝对必须；但是由于财力的不足而直到现在还未曾实现。 现在我们来开始研究土耳其的国家预算，在这里应该记起我们报张上多次指出的此领域中之大的成功和一九二六—二七年由于改革税制，扩大专卖及节减支出而达到的预算平衡。预算平衡乃是最大努力和断然加重赋税负担的代价换来的。这种负担，首先是落于国民中经济能力最薄弱的一些层级。 近几年来的预算，可由下表观之（以千利拉计算）： 1926-27年1927-28年 1928-29年 收入190158194580 207173 支出189407194454 207169 关于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预算执行过程的统计，表明出超过了预算的计算——七百万利拉（204,167,000利拉）。本年度也有少许的超出。 在取消什一税实行新税制之后，土耳其共和国的预算是由三个主要的部分集合而成——直接税、间接税与专卖；所谓专卖，实际上大半是变形的海关税与消费税的提高，也就是说等于间接税。赋税收入和专卖在预算中的比重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为百分之八十六，其中直接税——23.3%，间接税——35.2%，专卖——27.5%，这三种收入的总数为176,308,000利拉。 直接税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中预定为46,398,000利拉，在这个数目中直接落于农民身上的只有土地税（大约一千万利拉）和牲畜税（13,003,000利拉）。很有趣的；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的土地税较之上年减少了一百五十万利拉；这是由于在上年中实际上短收了三百五十万的缘故。此外农民并不再缴纳任何的直接税。在未取消什一税时，农民每年大概要缴纳四千万利拉（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 在其余的税收中还有所得税——13,300,000利拉，他是根据算术的累进法和对高级收入之无比例的减征。遗产税也是应用这个原则。须要说明，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中所得税定为一千万利拉，实际收入则为12,664,000利拉，也就是说，国家在预算中过低的估量资产阶级的税收可能性，过高的估量农民的税收可能性，在其他直接征收之中，我们更指出城市建筑物税与森林、矿山税。 间接税的收入为71,580,000利拉，其中海关税为31,400,000利拉，消费税与流转税（商品价值由甲方转于乙方的征收）为38,850,000利拉。海关收入比较上年（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减少三百万利拉，由此可以证明对外贸易流转的缩减。 其余各种间接税收入为16,200,000利拉（海上征收、狩猎、渔业、卫生捐）。 专卖的收入为50,040,000利拉，其中烟草专卖——22,000,000利拉，食盐——10,000,000利拉，糖——5,500,000利拉，煤油与汽油——5,500,000利拉，火柴——1,760,000利拉，酒——7,284,000利拉。此外，邮政、电报、电话与无线电的收入（7,284,000利拉），以及弹药专卖的收入（967,000利拉）也都应该加于专卖税上。除了后者属于国家专利外，其余的都应归于间接税之列。对农民直接课税的减少，自然要靠提高间接税来补偿，这样第一便加重了城市的负担（在一九二四—九二五年中间接税为47,000,000利拉，专卖——20,000,000利拉，共为67,000,000利拉，在现在则共为120,000,000利拉）。 我们无从断定城市和乡村二者对间接税的缴纳数目；但是，因为许多农业品流通的免税，因为土耳其农民以许多手工制品代替了舶来品（以葡萄代糖，以植物油代煤油，以自制的粗布代洋布），所以我们可以推测，间接税收的负担首先是压在城市中一些贫弱人民的身上——手工业者、雇员与工人。 预算中其余的收入种类则为印花税和诉讼税——10,786,000利拉；国家财产与企业的收入——870,000利拉；杂项——13,213,000利拉。国民每人对预算的平均担负为十五利拉，单单对税收的担负为十三利拉，同时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不过五十八利拉，这证明国民赋税负担的苛重（亦即达到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一）。 我们已经分别叙述了预算中的各个项目，现在来论一论国债的问题。自一九二四—二五年起，每次预算中都列入了清偿债务的费用：一九二四—二五年——14,016,000利拉，一九二五—二六年——15,750,000利拉，一九二六—二七年——10,136,000利拉，一九二七—二八年——9,874,000利拉，一九二八—二九年——13,486,000利拉。 在这个数字中并未包含外债，而后限于对内债的清偿。 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政府在洛桑和会上承认了土耳其帝国的债务。所剩下的只是支付数目与支付本位的问题（伊斯麦特在洛桑拒绝支付现金）。这个问题一直等持了五年没有解决，因为土耳其还没有达到非与其债权人妥协不可的地步。但是，显然的，没有外资的帮助，土耳其资本主义的发展简直是不可能，这便是推动凯末尔主义者政府终于妥协的唯一动力。 凯末尔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号国会最后一次会议开幕时的演说中毫无二意的指出，为了国际的信托和德道的义务我们不能不签定巴黎协定，据他的说话，现在还很难预言土耳其在执行其所负债务中能够达到如何的程度。实则，协定所加于土耳其的负担真是太重了。 我们不能叙述协定中十分复杂的财政条款，现在后只说明，土耳其在巴黎承认了它在洛桑所没有承认的，亦即承认了支付现金，同时也没有达到按名义法郎支付的要求，这就是说在支付中还要计算到法郎的跌价，（只有一八七〇年的借款是例外，许可按名义上的数目清偿），支付的总额规定为84,597,495利拉，每年缴纳分配如下：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六年——2,000,000金利拉，一九三六—四二年——2,380,000金利拉，一九四二—四七年——3,780,000金利拉，一九四七—五二年——3,180,000金利拉，一九五二年之后则为3,400,000金利拉，直至偿清为止。 支付自一九二九年六月开始。每年支付额的担保是关税收入与消费税——斯塔姆布尔、哈达尔与哈拉塔的关税局，自一九四二年起更加上萨姆荪的，假如不足，则缺额应由他项国家收入拟付。这一切收入都应当以债务委员会的名义存放于斯塔姆布尔的土耳其银行中，土耳其的利拉应当折为金磅。为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在巴黎组织了两个机关——债务委员会与债权人委员会，——可是，这两个机关自然一点也不像以前的土耳其财政监督委员会。 在一九二八年末除了签订了帝国债务支付协定外更与安那托里-巴格达铁路的股东签订了协定，关于这条铁路的收买远在一九二四年便决定了（实际上铁路一直在凯末尔主义者的手中）。按照这个协定，土耳其为了安那托里路线、米尔新路线、阿丹和哈达尔港，应当支付528,000,000瑞典的法郎，亦即211,000,000纸利拉。 关于安那托里铁路的支付，限期为七十二年，每年约为六百万法郎。米尔新-阿丹路——二十九年，港口——七十三年。 在最近的四年半中，应当为股东支付四千五百万法郎。这样在最近四年半中，这种支付以及与买路有关的支付，每年应为一千六百万法郎（在以后每年则约为七百万法郎），或者是六百五十万纸利拉。 在这两种清偿土耳其帝国债务的手续中，近几年内的支付额应为24-25百万利拉，这一切负担都要落在纳税人的身上。交款的手续无疑义的要影响到利拉的市价，随着协定的批准，它立刻大大的跌落了。 除此种协定之外，我们更可预测到新借款的举行（稳定利拉市价与建立国家银行）和外资的大批流入，因为这里的条件对于外资的活动现在变为完全顺适的了，阻碍外资流入土耳其的障害不再存在了。对外资的渴望，在凯末尔的演说中充分的流露出来，他说道：“我敢于希望我们的牺牲将换得应有代价，因为这个协定的签订，我们把一个绝大的义务加在了自己的身上。” 最近的将来将会告诉我们，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希望到底能否如愿以偿。 这一篇东西虽然只说到1928年上，对于最近一年多来的土耳其经济情形没有说到，但由此我们亦可以得一个关于土耳其经济状况的概念。并且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的凯末尔政府之一般的经济政策及其对于帝国主义之妥协的倾向，和凯末尔统治下的民众尤其工人之生活困苦的漫画写真。——编者
第二章科学的社会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二章科学的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 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马克思出生在普鲁士莱茵河区的居利城。他的父亲汉里希出生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但信奉基督教。这个儿子卡尔在波恩、柏林和耶纳等大学里读过书。他的父亲希望他像自己一样将来做个律师，但是他却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上去。一八四一年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在学生时代深刻地研究了德国伟大哲学家黑格尔的著作，并且也受到唯物主义作家卢德威希·费尔巴哈的深邃影响。毕业后正当一八四八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逐渐成熟的时期，马克思积极参加了当时波涛汹涌的政治生活。一八四二年他仅仅二十四岁就做了一个进步的民主报纸莱茵报的编辑。同时他和一个普鲁士贵族的女儿燕妮·芬·维斯特华伦结了婚。就在这个时候马克思遇见了那将成为他终生的朋友和合作者的恩格斯。 恩格斯于一八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于普鲁士的巴门。他是一个富有的棉纺工厂主的儿子，他的父亲为他计划好了一份从商的事业。但是，恩格斯像马克思一样沉溺于日益壮阔的革命运动。他于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到英格兰去，他的父亲在英格兰临近曼彻斯特的地方开设一座工厂。他在英格兰接触到宪章运动和欧文派运动，因而变成了一个革命者。在一八四四年到巴黎的一次访问中，他和马克思又见了面。马克思在他的报纸被政府封闭之后已被驱逐出普鲁士，当时正在编德法年鉴。 这两位革命的青年在这时已经肯定地变成共产主义者了。马克思初次以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立场开始写作，并且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批评黑格尔对国家和法律的看法。恩格斯一般地同意马克思的见解。如此就开始了这两位工人阶级事业的伟大战士的成效卓著的合作。 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宣言 一八四五年一月马克思已被驱逐出法国而到了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他在革命组织民主同盟和工人总会中表现了高度的政治积极性。一八四六年二月，他和恩格斯两人在英国共同开始组织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这个名称使人回想起美国革命的经历。这些委员会在附近国家中进行了共产主义的宣传。同时，和正义者同盟遗留下来的人建立了关系，由于一八三九年布朗基主义者在巴黎暴动失败的结果，正义者同盟已被粉碎。经过若干次的谈判，一八四七年夏天不同的组织聚集于伦敦，恩格斯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组成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决议。这是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组织，它并且是嗣后十五年间国际工人协会的前驱。 共产主义者同盟主要是由在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的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俄国和其他国家的被放逐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同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出席下，于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到十二月八日在伦敦举行了第二次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同盟明确地建立了组织，通过了章程并规定了纲领。准备纲领的工作交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去做，大家都已经知道他们是成熟的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了。从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一直到一八四八年一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忙于起草工作，一月底草案完成送往伦敦，二月在伦敦公布。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已经存在于世了。 “共产党宣言”是全世界工人的第一个革命纲领。自那时起它为工人们在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奠定了无产阶级思想与行动的稳固基础。纲领指示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和如何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弗·伊·列宁、约·维·斯大林和其他人等在嗣后几十年内写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们的著作进一步发展了宣言的基本原理。在共产党宣言写成已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这个伟大文献屹然矗立固若磐石，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明确指南，世世代代的革命经验证明它的正确，资产阶级敌人是绝对攻不破的。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 一八四八年之前，在资本主义的分析、组织形式、斗争的方法和最终目的这些问题上，支配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是一种极为混乱的现象。它是原始主义、乌托邦主义、冒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复合体。马克思在恩格斯积极帮助下在共产党宣言里一举把所有这些唯心主义、愚昧无知和折衷主义清扫一空，并第一次把社会主义运动奠基于科学基础之上。正如三十五年后恩格斯在他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里所说：正如达尔文在生物界中发现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在马克思主义近百年的历史中，它已经不可抗拒地战胜了资本主义培育的无尽量的混乱和幻想，这些混乱和幻想已经使工人阶级在其向解放迈进的道路上遭到了祸害。杜德说：所有其他的理论和世界观在事物发展的面前都变成了废墟，被粉碎并已无能为力了。[2]最初基本上规定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马克思主义，在过去几十年内得到更大的发展，变得愈加有力了。 列宁如此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这三种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法国一般革命学说相连的法国社会主义。[3]斯大林给马克思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自然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社会主义在各国取得胜利的科学；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4] 马克思主义基本组成部分如下： 一、哲学唯物主义马克思以客观世界现实为立论根据，反对唯心主义哲学家乔治·伯克利、戴维·休谟、伊曼奴埃尔·康德、格奥克·乌·弗·黑格尔和其他许多人的形而上学的想象。这些人的哲学体系殊途同归地都导致了接受宗教，导致了世界是外界加工创造和主宰的观念。马克思反过来提出一个自然规律统治的世界，反对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观念，说世界是在遥远不可及的神的恣意主宰之下。他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和意识则是派生的。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特别是近代哲学——即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究竟何者——精神或自然界——是第一性的问题……。 哲学家就是依其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两大营垒的。凡断定说精神先于自然界存在，因而归根到底这样或那样承认创世说的人……便组成唯心主义的营垒。凡认为自然界是基本起源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派。[5] 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营垒最优秀的哲学家，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理论和实践的一切方面。哲学唯物主义的实际效果是把马克思主义者——终而至于工人阶级——从大量的反动的关于哲学、科学、国家、宗教、经济、道德、艺术等观念的有害影响下解放出来。这些观念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思想意识的支柱。哲学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实现而向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最锋利的思想武器。 二、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黑格尔（一七七〇—一八三一）的辩证法，列宁说黑格尔辩证法是最全面、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是关于外部世界运动和人类思维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6]不过在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法学说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抛掉了它的唯心主义成分，并且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它。恩格斯说：在辩证哲学看来，根本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认为一切和任何事物中都含有必然灭亡的迹象；除了不断地发生和消灭过程，除了由低级升至高级的这一毫无终极的上升过程外，再没有什么东西是能避免灭亡的。[7] 列宁说：辩证的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不是按直线式而是按所谓螺旋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的、革命的进程；‘渐进过程的中断’；量到质的变化；由于作用于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在某个社会内部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相互矛盾或冲突而造成的发展的内因；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历史不断揭示出新的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的，彼此有极其密切而不可分离的联系……。[8] 三、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开创者，摈弃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写历史的特点：大量的形而上学、主观主义、英雄崇拜、阶级偏见和表面性。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是根据经济因素的观点来说明历史，也就是指明人类是怎样取得生活资料的。马克思对此概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彼此间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借以建立起来而且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好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9] 马克思常被指责片面强调经济因素而忽略如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等所有其他因素。但这是毫无根据的。在这一方面，恩格斯反对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根据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决定历史的因素主要是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和我都不曾说过比这更多的话。如果因此有人把这句话曲解成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他就把它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抽象的、荒谬的词句。[10] 资产阶级用它唯心的折中的否定因果关系和理性，并且着重一切次要表面的因素来写历史的方法，对过去的历史和当前发生的事件都没有提供真实清晰的论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强调经济因素，赋予马克思主义者以决定性的便利，以便从过去历史中吸收基本教训并了解今天复杂的经济政治进程的基本意义。就是这个东西使马克思主义者能够预见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既不可能也不敢深思熟虑的一个结局——的不可避免。 四、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这样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基本论点：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简短些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可以看到由各种不同的社会地位构成的整个阶梯。在古代的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和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和农奴，并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特殊的等第。从灭亡了的封建社会里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它不过用新的阶级、……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罢了。[11]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内部集团尖锐斗争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找出规律性来。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12]特别在晚近这些年代里，资产阶级处心积虑地模糊正在发生中的内部斗争的阶级性质，便于使广大群众看不清他们的真正阶级利益。但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揭穿了资产阶级的实质。不但了解过去的历史，而且在任何具体的形势下制定无产阶级的政策，都应当以这种分析为依据。 马克思以前，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包括美国的詹姆斯·麦迪逊）已经对阶级斗争有所了解，但是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弄清楚这一全部重要情况。在写给约瑟夫·魏德迈耶的一封信中（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马克思谈到这个问题：现在就我这方面来说，发现近代社会里有阶级的存在以及阶级互相间的斗争等，都不能归功于我，资产阶级历史家还比我更早就指出了这阶级斗争历史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曾做过资产阶级经济的解剖。我的新东西，只是在于指出：（一）阶级的存在，必定是和生产上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结合着；（二）阶级斗争必然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专政又仅只是扬弃一切阶级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3]这的确是马克思对这一中心问题贡献的非常谦逊的梗概。 五、工人阶级的革命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在于他们分析阶级斗争时揭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层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挽救他们这种中层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把历史的车轮扭向后转。[14]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是资产阶级自由竞争的时代。但在帝国主义时代即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代，无产阶级是能够动员较贫苦的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并领导他们。把工农联盟理论化是列宁最大成就之一。 列宁说：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15]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原理是革命工人阶级政策的主要之点。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清楚明确的论断打退了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不断企图，它们向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或城市小资产阶级寻求工人群众应该追随的有建设性的阶级。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是后来俄国、中国和东欧伟大革命胜利的关键。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已为确定工人阶级最后战败资产阶级所必需的富于思想性战斗性纪律性的政党奠定了基础。共产党人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鼓舞大家前进的一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6] 六、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初期进步阶段，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斯、戴维·李嘉图、约翰·弥尔和其他许多人对这个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可是，他们不能作出彻底的分析，他们无法了解：由于革命的结果，资本主义必将让位于新的社会。嗣后几十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竟堕落为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了。只有所有经济学家中的巨人马克思才能在经济分析中找出它的革命结论。 特别在他的三卷巨著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分析。马克思无可估量的功绩在于：他解决和说明了此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没有解决或者搞不清楚的资本原始积累、周期性危机的原因和资本的集中等许多问题。不过，他对经济科学最大的贡献是揭示了工人创造剩余价值和资本家夺取剩余价值的过程。这就揭穿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整个过程并且暴露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原因。自此以后，数不清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经枉费心机地妄想驳倒他的历史发现。梅林对马克思学说的这一中心论点归纳如下： “资本家财富的真实来源第一次显示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面，……马克思第一次表明利润是怎样发生的和它怎样流入资本家的钱包。他的表明是根据于两种必然的经济事实：第一，工人群众都是被迫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以图生存的无产者；第二，劳动力这种商品在我们的时代中具有这样高度的生产力，能够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出比之在那一时间内为赡养它自己所必需生产的更多的生产品。这两种纯粹的经济事实——客观的历史发展的表现——使无产者的劳动力的果实自动地落入资本家的怀抱，而且，由于工资制度的长久固定，累积为不断扩大的资本。”[17] 七、国家的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国家是资产阶级强迫工人服从其统治的强力工具。共产党宣言说：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8]马克思和恩格斯给那些蠢货和机会主义者以迎头痛击，后者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一个和一切阶级截然分立的并驾于这些阶级之上的关切全体人民福利的机构。马克思和恩格斯追溯了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指出在社会上出现阶级以后，国家始终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恩格斯特别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反杜林论里说明，胜利的无产阶级将彻底摧毁国家组织并把它丢进古物陈列馆中。 八、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规划出一般原则，而且也制定了无产阶级的战斗方式。在他们的各种著作中，特别在他们篇章浩瀚的通信中可以找到关于许多战略策略复杂问题的详细回答，这些战略和策略在过去一世纪内曾经是发展中的工人运动的严重问题。嗣后工人运动在这些问题上发生的缺点，大部分是因为没有很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迷中吸取教训或拒绝吸取教训。 以后既然我们将要看到三个前后相连的工人阶级的国际组织对待这些问题的不同情况，我们在这里除了列举出一些问题外就用不着再详细说明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清楚地认识到，工人阶级同使用所有暴力形式以保存他们阶级权力的统治阶级进行斗争时，必须准备以武力迎击武力。马克思说：武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社会的接生婆。[19]在当时的情况下（列宁以后指出其时是在帝国主义发生之前），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英国和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工人们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20]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工人阶级必须同它的利益在那时一致的其他阶级结成暂时的同盟——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甚至与资产阶级结成同盟——，特别强调工人们根本需要有他们自己特殊的阶级组织和政策。但是即使到现在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特别在美国〉也没有了解这一基本原理。 一世纪来损害工人运动的另一问题是，如何建立为工人当前要求而进行斗争同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将来。[21] 马克思充分了解（虽然他没有在他的著作集中详尽阐述）作为革命工人阶级的可能同盟者的农民阶级任务的严重问题。马克思提及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德国整个问题要看是否可能再发生一些‘农民战争’以掩护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方。”[22]第二国际最后失败基本原因之一正是它不能理解这个根本的原理，原理的基础是马克思制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规划了许多其他战略策略问题。他们对工会和合作运动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作了估价。他们制定了无产阶级对于战争所持态度的政策，并且制定在反对军国主义斗争中的总罢工的任务。因为那时民族问题摆在欧洲工人运动的面前，他们就规划了无产阶级民族政策的组成成分。他们证明了工人为解放而斗争的国际性质，一切工人运动口号中最伟大的口号是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伟大的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肃清了一切当时存在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莫衷一是和乌托邦的臆测，并奠定了这个问题的科学基础。他们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规律：剥削劳动群众。但这种制度同时产生了工人阶级以及使社会主义的胜利成为不可避免。他们证明工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挖墓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各个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像乌托邦主义者企图描绘出未来社会的每一细节，他们指出它将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他们指出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准则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更高级社会机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完全为正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所证实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奠定了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的和实践的基础。马克思是杰出的天才，而恩格斯也是不平凡的理论家。他们合作无间以致确定马克思主义各篇著作到底是谁写的就不可能。恩格斯本人常常着重指出，许多原理都是由马克思首先提出的。例如他在一部著作屮写道：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念……完全而且是专为马克思所有的。他又说：这两种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秘密——都是应该归功于马克思的。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变成了科学。[23] 除与马克思合作外，恩格斯自己写出几本非常有价值的社会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死后，他又进行了巨大工作，将马克思堆积如山的笔记编入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中。列宁给予恩格斯这样的评价：在他的朋友马克思逝世后（于一八八三年逝世），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24] [1]恩格斯著“马克思墓前演说”，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六六页，莫斯科中文版。 [2]杜德著“五十年后的马克思主义”，第二页，一九三三年伦敦版。 [3]“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三二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4]“苏联文学”，一九五三年，第四期，第一三一页，莫斯科版。 [5]“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三六七页，莫斯科中文版。 [6]“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三五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7]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六〇页，莫斯科中文版。 [8]“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三六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9]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三四〇—三四一页，莫斯科中文版。 [10]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第一二页，一九四八年纽约版。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六五—四六六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12]“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三九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13]“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七八页，解放社编，一九四九年山东新华书店版。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七六—四七七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15]“列宁全集”，第一八卷，第五八一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七九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17]梅林著“马克思传”，第四一三页，一九五六年三联书店版。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六八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19]参阅恩格斯著“反杜林论”，第一九〇页，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 [20]马克思”致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考茨基等人的书信”，一九三三年莫斯科版。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五〇二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七页，纽约版。 [23]恩格斯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三六页，莫斯科中文版。 [24]“列宁全集”，第二卷，第一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附录：关于托尔斯泰的论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附录：关于托尔斯泰的论题 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人的托尔斯泰，他的生活与教理中充满了绝对的矛盾。列宁关于他曾说过：“一方面，毫无容赦地批评资本主义之榨取，揭发政府的横暴以及国家的支配和裁判之丑态，解剖〔资本〕财富之增加和〔资本〕文明之侵蚀与劳工大众之贫困，自暴自弃及苦痛的日益增加之间所存的一切深刻的矛盾——他方面，似狂信者的传道一样，宣传无抵抗主义，劝人不要用暴力去抵抗暴恶。一方面，最铁面无私的现实主义剥夺一切种类的假面具。他方面，实行世上所有丑恶之中最丑恶的传道：欲以在野的有宗教信仰，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们去夺取那徒食俸禄而尸位的僧侣们之职位。”（列宁著《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一面镜子》） 若欲理解托尔斯泰的创作中所含的如许之多的惊人的矛盾，必须回顾托尔斯泰的出世、生长、活动的时代。 （一）时代之观察（十九世纪之第二个“四分一”——二十世纪初年） 一，十九世纪之第二个及第三个“四分一”——托尔斯泰出世、成长的时代，及他确立世界观的时代——此时代以封建的农奴制的经济关系之崩解和资本主义向农村之经济的生活之侵略为其特色。一八一二年——托尔斯泰之出世前十六年——在俄罗斯，全体有二千三百三十二个工厂和十一万九千零九十三个工人。一八二八年——托尔斯泰出世的那年——我们已经有五千二百四十四个工厂和二十二万五千四百十四个工人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之实业发展，遂影响到“最专制”的一个俄国沙皇尼古拉第一世之政治。被迫于经济的必然趋势，他下命筑了一条铁路——实在呢，他想到政治上的关系，很怕交通的发达！——怕俄国和西欧的关系太过密切。 经济的必然趋势催促了农民的改革。渐渐发达起来的实业要求自由〔卖买〕的劳动力。但农奴制度阻止这种要求的实现。一方面，即在农村经济中，农奴制度也渐成重负了。到四十年代麦价暴涨了——在地主一方面，豢养许多农奴渐渐使他觉得不利了——权利渐转化为重负——于是从此就发生利害之选择而觉得自由劳动即雇佣劳动比农奴的劳动合算了。 因争近东的市场而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其所得的结果不过是促进了无可避免的农民改革。——至于战败，乃是因为俄罗斯在技术上在经济上落后的结果。 尼古拉第一世治世之终期，已经有些“觉悟的”地主觉得巴尔歇几那（Parschtina）经济是农村经济之不利的形态之一。因为以自由雇佣劳动者去开垦荒地比较可以多得收入。地主们欠人的债务对于农民改革之实施也有不小的影响。在一八五九年，属于地主的农奴全体百分之六十五是入抵当的。在这个算盘上打出农民改革之一个最初的实施案，——横在农民改革之基础的可见是纯经济的打算——农民改革的理想归根结底毕竟是：卖去农民们的自由和他们的分地，把地主们欠人的债务写在农民的帐上，并且耕地仍旧不归农民。——只恐怕“摇动基础”遂延迟了改革。但同时看到农民暴动（在一八四八年及一八五四—五五年），遂又恐怕“事情从下层发动起来”。 年青的托尔斯泰是属于那些知道要求废止那——在经济发展的道途上阻碍贵族阶级的利益的——农奴制度之“觉悟的”地主一方面的。他当时（十九世纪之五十年代）的作品在思想上渐渐准备农民“改革”。托尔斯泰的这些改革者的心情，在《地主之晨》中表现得最为明了。当时的托尔斯泰还相信他的阶级，——贵族地主的阶级——仍是他们所施恩的农民们的运命之指导者。根据这个自信，托尔斯泰做了自己的实际工作：于一八四九年他在YasniayaPolyana庄上想设立小学校。后来，在一八六〇年几次得了成功的经验之后，他遂想在办小学校之外组织国民教育会了。 二，地主们，为自己的利益，想支配廉价的劳动力，遂要求赋与小小的土地而解放农民。在分让土地之际，农民受了残酷的剥削。下列二三例子足以供参考。在Hersonskaya县中，住民一人平均应占二十四个dessiatina（1=2，86acres），但农民只分到一·三至三个dessiatina。在Tawritscheskaya县中住民一人平均应占五十六个dessiatina，农民只分到三至五个dessiatina。在Yekaterinoskaya县中一人应占一八·九dessiatina，但农民只分到三个以下的dessiatina。Voronedjuskaya县的贵族替自己留下了二百万个dessiatina，分给农民全体的只三十四万个dessiatina。并且，一八六一年的改革，农民的土地之估价在实际的价格以上——使农民出额外的高价以赎回人格（灵魂=农奴）之阴谋。 若讲到自由，那末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因纳付租税时仍须贵族们的连带证明，故不得不在村庄上受束缚。农民呢，没有农民自治组织（Mir）的许可不能离村他往。 期望许久的改革，结果农民得不到自由和土地。难怪改革令发布后不久农民就暴动起来了。农民觉得他们所得到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农民暴动被那用惯的手段镇压下去了。据亲眼目睹当时的情形之老辈说：“自由”令公布后最初的三个月之中从未见过比这三个月再多的鞭笞拷问。“改革”后两年间，因为镇压二千一百十五村的暴动，派了无数次的兵，杀死了数千万条生命。 在农民“改革”后初起两三年中，托尔斯泰相信亚历山大第二世的改造之再生效力。他在Turiskaya省的Krapiuenski县中做了土地争执之仲裁官，并发行教育杂志“YasnayaPolyana”，又在一八六六年出席于军法会议替一个殴打中队长的士兵辩护——但托尔斯泰的辩护没有救到那个士兵，仍旧给官府枪毙了。但后来几年，托尔斯泰遂疑惑起来了——那实施的“改革”是否合乎目的！他借其自作《安娜卡列妮娜》中的孔斯旦丁莱文（KonstantinLewin）的口吻，宣说：“学校对我不但没有必要并且还有害。地方衙门对我只是要我纳每一突沙底那十八个哥比，到街上去与鼠辈混在一起，听无聊丑恶的话。然而，个人的利益是不能动我的心的。”七十年代之政治的反动和一切社会的情形，使托尔斯泰，像他的阶级的几个——虽属少数——代表者一样，不向争斗方面前进而向“个人的生活”，向神秘，向求神求道的方面前趋。这种倾向托尔斯泰老早在青年时代已经有了（由他的日记中看出）。到一八七七年他才去访问Optina的僧院。在向后二三年中，这些神秘的情绪逐发展到反动的有害的“对恶不抵抗”之教理（见《我的忏悔》）。 三，农民暴动的猖獗到六十年代终期渐衰退了，到七十年代差不多绝迹了。（这时侯，只有一件事可以记下来，即所谓Kievskaya的“Tschigyrin事件”——这是人民党假造了沙皇的上谕，用人工的诡计惹起来的暴动，不过这也足以证明农民阶级对于现存制度之自然生长的不满）。反动遂得一时支配农村。在这个时候，减弱农民阶级的反抗之长期的经济和精神的压迫，特别显露其爪牙。农民阶级之过去的一切生活教训了他们对于贵族和官僚的憎恶，但是，这个问题应到何处去求回答？对于这点是没有教训的，实在也没有法子教训的。实在，“在我们的革命中（列宁在此是指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比较小部分的农民多少为了这个目的自己组织起来实行争斗了。其中的确有最小部分的农民为欲杀尽他们的敌人，杀尽沙皇的臣仆和地主的保护人而手执武器奋然蹶起了。但农民之大部分只不过号泣了一番，祷告了一番，讲了一番道理，幻想了一番，希望了一番，写了一番请愿书，送了一番陈情者而已。——这便完全是托尔斯泰的精神之发露！”（列宁著《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一面镜子》） 在八十年代中之农业的危机在农民阶级中惹起了暴动的空气，结局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农民运动之导线。 但是，当时农民阶级对于革命运动之积极的参加终未得到决定的胜利。盖“历史的经济的条件可以说明大众的革命争斗之必然发生性，亦可以说明当时他们对于争斗之无准备及第一次革命的失败之最重大的原因即托尔斯泰之无抵抗主义：对恶不抵抗”。（列宁著《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一面镜子》，《列宁全集》十一卷，第一部，一一七页） 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革命的劳工运动迥异于非组织的分散的农民运动。诚然，“七十年代的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是非常小而在经济上是完全无势力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和世界观之反映”（M.Pokrovski所著《俄罗斯史》第四卷一六八页），但是，时势情形因八十年代期之末到九十年代的实业勃兴而大大改变了。 革命的劳工运动急速地生长了起来、在一八八三年结成“劳动解放社”团体之思想上的社会民主的潮流，经过九十年代的实业的进展，经过该年代的罢工风潮，遂于一八九八年结成一个政党——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经过党内的动摇和内部斗争（对经济主义、对修正主义），在一九〇三之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中遂产生布尔什维克党。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布尔什维克，因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任务有正确的理解，因对于参加革命的农民阶级的任务有正确的估量，经过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经过其后数年间的反动，经过革命运动的新高潮而引导俄罗斯劳动阶级到十月革命的胜利。 托尔斯泰从未能理解社会主义的劳动运动。阶级的限界性，世界观的限界性阻止了他的理解：世界史上最伟大的事实之理解。即以艺术家的敏感，在他的作品中遇到革命家时，尚受他的阶级性之欺蒙。《复活》中的一个革命家Markeror，是一种虚饰，是一幅戏画。说“世界上没有罪人”之MikhaelNevstjev也是同样的。当作有觉悟的工人之戏画在他们作品出现的，其实都是“一切祸根”之流浪人。托尔斯泰本身亦自认曾以“种种不同的言语”和革命的劳动者们谈过。 倘若托尔斯泰没有理解——不但在我们的时代中并且在世界史上最伟大的事实中——社会主义的劳动运动，那末当然应该提起的问题便是：对于我们托尔斯泰的意义何在？ （二）托尔斯泰的意义 一，当做一个思想家之托尔斯泰，其历史的意义在他想严厉地，为他自己的时代，并多少以革命的倾向，曾提出了一大批烦恼的问题——关于国家、教会、资本主义、资本文化等。“资本主义制度非绝灭不可，并且应以共产的社会去代替它。军国主义制度非绝灭不可，并且应以无防备和仲裁制去代替它。偏狭的国民性之割据主义非绝灭不可，并且应以世界主义和全人类皆同胞主义去代替它。一切宗教的迷信非绝灭不可，并且应以理性的宗教的道德意识去代替它。一切专制主义非绝灭不可，并且应以自由去代替它。总而言之，强制非灭绝不可，并且应以人们之自由的充满爱的结合去代替它。”（托尔斯泰著《关于现存制度》） 在托尔斯泰的教义传播一时的时代——在沙皇专制的时代——这确是果断而勇敢地提出问题。并且，我们不得不说托尔斯泰的确感应到现代一切烦闷的问题。但是，我们以为重要的，与其说是问题之提起不如说是问题之解决。 二，那末：托尔斯泰以革命的倾向，提出来的国家、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国民主义等问题，究竟怎样解决的？他放弃了以革命及议会的方法去求问题的解决之后，说道：“然则，这儿有一个手段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手段是最简单而自然的，就是：把国家和政府放开，不要管它，不要想它，只要为自己的生活设想，只要阐明自己的生活之目的与意义，只要跟着自己的意识所见到之处引导自己的生活。对付国家、政府以及社会的各种问题之这一个手段并不是以暴力去打破或想破坏变革现存的生活制度之后而建设自己的生活——这手段我以为人人都必定首先想得到的最简单的方法——即我们决不干涉我们所欲否定、所欲变革的那个专制的生活制度”。（托尔斯泰著《关于现存的制度》） 关于现代一切最复杂的问题，托尔斯泰的一切解决法可以归结到下述一个公式：反动的空想的“不以暴力去抗抵暴恶”。关于土地问题他提倡这样解决：“地主们所霸占的土地是没有法子去以暴力夺回的，因为力量常在那已经掌握权力的人们之手中，从前如此，将来也仍旧如此……我提倡不是罢工，而是拒绝参加那劳动诸君对其兄弟们暴行的革命，拒绝在地主的土地上劳动，拒绝赁钱劳动”。（托尔斯泰著《告劳动者诸君》）约言之，托尔斯泰所提倡的农民问题之解决法便是：不以暴力反抗地主，——便是：对于地主，对于沙皇，没有一点反对的解决法。托尔斯泰所支持的解决土地问题之别一法，即亨利·乔治（HenryEeorge）的方案也是一样空想的——这个方案，若借托尔斯泰的说话而言，便是：“一切土地，不管任何人的领有，须由其收入之多少来估价——但不是由所有者在他的土地上加了劳力而得来的收入，而是由土地本身和别块土地比较起来有多有少的利益或收入来估价。——并且把这种收入为一般人的利益从土地之所有者取出来……这种制度之利益，可以使大地主们不得不为其土地支付其收入，结果不得不放弃土地。”（托尔斯泰著《关于土地问题》） 关于劳动问题，托尔斯泰说：“劳动者的生活状态之一切改良，与其靠他们从前自己的行动，不如更须多听从上帝的意志，多行道德的行为，然后可以得到。”（托尔斯泰著《告劳动者诸君》）对于问题这样的解决法，一切托尔斯泰的这种空想的宗教的哲学，被劳动阶级所放弃，是当然而正当的。“托尔斯泰的道德的说教——若他有一刻从事于这种说教——必然使他不知不觉走到压迫民众者的方面去，即使他不愿意这样，但在无意间不得不如此……无产阶级到托尔斯泰那儿去‘学习生活’是完全不可能的。”（普列汉诺夫著《马克思与托尔斯泰》） 三，在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中，托尔斯泰尚深信自己的阶级——贵族地主阶级之牢固与创造力。但十九世纪后半之一切历史的社会的条件——资本主义之发达，都市中及农村中阶级的矛盾之增大——把托尔斯泰以及一切贵族地主阶级所依据的地盘铲除了。这个阶级早已感觉到自己的无所避免的灭亡。但这种时代，——某个阶级渐形退化不得不以自己的地位授予别个社会的集团时，——旧阶级中最具才能的代表者会投合于别个社会的集团之中。家长制的地主托尔斯泰，失去旧来的地盘之后，不能和新兴阶级——市民阶级及劳动阶级——结合而接近农民阶级而做“家长制的朴实的农民”之拥护者，而做他们的思想和希望之表现者。“托尔斯泰把自己的心理移到自己的批评中，到自己的教理中。托尔斯泰的批评，其长处在他的批评实在有丰富的感受力足以反映那数十万农民的见解和情绪之转变——那数十万农民刚从农奴制度走到‘自由’又看到‘自由’毕竟是从未遇见的恐怖——荒废，饥饿反在都市的狡猾者之间举目无亲的生活等——而生的思想感情之转变；又其长处在其真有勇气——不辞一切劳苦欲发现大众这样穷苦之真正的原因而追究到底之勇气。托尔斯泰非常忠实地，甚至把他们的朴实，他们对于政治之无关心，他们的神秘主义，想逃出这个世界的愿望，对于资本主义，对于金钱势力之无力的诅咒都搬到他自己的教理中去反映这种心情。几百万农民的反抗及他们的绝望——恰恰就是这些东西溶合在托尔斯泰的教理中。”（列宁著《托尔斯泰与现代的劳动运动》，《全集》第二十卷第一部）。在九十年代之初，托尔斯泰曾对高尔基说道：“我比你更是乡下人，所以更多像乡下人感觉事物”。这句话并非是无根据的。关于托尔斯泰的别一篇论文中，列宁说：“把托尔斯泰当做一个俄罗斯农民阶级的数百万人，在俄罗斯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期中，所形成的思想和情绪之表现者，则的确是伟大的。托尔斯泰是独创的。因为他的见解之总和——若就其全体而言，虽是有害的，——恰恰表现出我们的革命——农民资产阶级的革命——之种种特性”。（列宁著《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一面镜子》） 四，家长制的，被动的农民大众的思想和情绪之表现者托尔斯泰，他的观念体系之构成不得不反映在他的艺术之上。托尔斯泰的革命家的类型，虽具戏画的形式而出现，然农民的类型反是理想的肖像。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农民哲学家柏拉通加拉打亦夫是一个理想的肖像，《壶之阿廖夏》中的农村青年阿廖夏亦然。即使这种幸福的类型可以遇见，但他们一个都不是俄罗斯农村的特征之代表者。这种“理想的乡民”从他的巨著《战争与和平》起以至他晚年的短篇故事如《旅人之对话》都有出现。托尔斯泰虽时时强调其所爱的农民主人公的性质之理想的特性，但往往表现否定的农民类型——如《哥萨克》中之爱洛歇加，《战争与和平》中之村长特隆，及与上同名的故事中之坡黎可歇加等。 托尔斯泰一方对他所描写的革命家的类型，他方对农民的类型所取的主观的态度——是他的艺术作品的缺点之一。在他的创作中更有其他否定的性质，这便是农民的俄罗斯之描写中所含的——个人的阶级的构成。他自己的时代之天才的生活描写者，竟在《战争与和平》中有意回避了农奴制度之一切恐怖（此事是他在《答批评家》的序文中亲自承认的）。 五，但是托尔斯泰之艺术的创作虽有上述及其他否定的性质，同时也有使他成为天才作家而遗下文学上肯定的财产之处。 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使我们惊叹不已的便是： （1）深刻的写实主义（Realism），巨腕的描写力及样式（文体）之异常的单纯。他以语句之单纯为是艺术作品之最重要的性质之一，而这是从普通话的研究中得到的。 二，作品中的人物的心理解剖之深刻——特别关于那和托尔斯泰接近的贵族环境中的人物——这些人物——如《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安特莱朴尔公斯基公爵、倍自霍夫、尼古拉洛斯督夫、娜打夏洛斯督夫等，《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莱文·哦勃隆斯基等，《复活》中的涅弗刘涂夫等等，都是托尔斯泰的最好的文学中的人物。 三，作品中人物之性格描写上的动势（Dynamism）：托尔斯泰并不直接记述作品中人物之发展，而却在事件发展之细微曲折的幽明起伏（Nuance）中表明主人公之精神的成长或堕落之一切委细。譬如我们可以看到如何从一个轻浮的主人比埃儿洛斯督夫而成为十二月党员之阴谋家，如何从一个活泼的少女而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之母亲，如何从一个单纯良善的加珠夏洛斯督夫而成为卖淫妇。 四，世界的文学中无与伦比的群众行动之描写力——哦斯戴立支大战中骑兵团的攻击之描写便是实例，该大战之这一个局面及其他的局面（如奥格斯得堤防上大众的恐慌）是世界文学中这方面的最杰出的绘画。《安娜·卡列尼娜》中割草的群众之情景亦极出色。 艺术家托尔斯泰是值得无产阶级注意的。《幼年少年青年》、《十二月之塞伐斯得堡里》、《五月之塞伐斯得堡里》、《八月之塞伐斯得堡里》、《地主之晨》、《弹子点数计算人之手记》、《堡里可歇加》、《霍尔斯得梅尔》、《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伊万伊黎吉之死》、《呆子伊凡》、《主与仆》、《哥萨克》、《复活》、《吓提木拉特》等作品现在还可以——在作品之形式这一点上——作为我们新进作家们之样本。 无产阶级的作家们应该到艺术家托尔斯泰那儿去学习如何描写，去学习如何把自己的观察思想感情变成艺术的形态，并须由此发现那广大的劳苦大众的意识。 （一九二八年，九月《真理报》所载）
第六十章社会主义的历史进展（一八四八—一九五四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六十章社会主义的历史进展（一八四八—一九五四年） ↘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没落 ↘工人阶级的前进 ↘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 ↘共产党人的世界影响的增长 现在让我们对前几章所涉及的地方来加以回顾一番，并整个地来考虑一下这个历史过程。在我们所谈到的这一百年内，社会的发展非常快，而且是革命性的。广大的人类全景上突出了两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心事实：第一，资本主义的扩张、成熟与没落；第二，世界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巨大进展。 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没落 一个世纪以前，资本主义经过了工业革命，变得强壮而有力，并在全世界进入了几十年的迅速成长和扩张的时期。工业当时大部分还仍旧是停留在手工业时期，或在小工厂内进行。资本主义在挣脱封建主义的锁链：一八四八年广泛的欧洲革命基本上是反封建的性质。未来的几个资本主义大国大多数是在许多次民族战争的伴奏中巩固起来的。组织上微弱、纲领尚未确定的劳工运动刚刚出世。科学是强而有力的，大多数出色的科学领袖，作为反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总斗争中的一部分，在进行一个反宗教迷信、反教会统治的坚强斗争。这就是早期的、健康的、进步的、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很快地将它的工业变成为大工厂并扩大了交通和运输系统，在十九世纪80年代，便开始进入第二个基本时期——垄断和帝国主义时期。根据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不平衡的法则，美国、德国最后是日本，在工业上很快赶上了先进的工业国英国，并且还成功地向它进攻。劳工运动成长得也很快，并波及许多国家，其战斗也变得更有力、更精明了。几个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日益尖锐的相互倾轧中，将世界上尚未被占领的、比较落后的部分（特别是亚洲和非洲）狼吞虎咽地据为殖民地——这一个帝国主义的过程约在一九〇〇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尖锐，最后终于爆发为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工人阶级完成了划时代的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 这些发展开始了世界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它的总危机与没落的阶段。这一危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初次显露出来的，此后其危机速度一直在增长着。正如我们在以前几章中所谈到的，这个时期是以资本主义体系—切内在矛盾的极端尖锐化为标志的。工人阶级给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以数次革命的沉重的打击，而殖民地反叛的人民也几乎粉碎了殖民体系——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支柱之一。一度只是比较少数几个国家的忧患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当时成了国际性的大灾难。帝国主义国家间不可调和的敌对性最后爆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都是灾祸深重的。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法则的作用最后产生了一大强国——美国的不健康和毁灭性的情况，它在不同程度上统治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资本主义普遍走下坡路的时期内，资产阶级民主逐渐走向最反动的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文化已蜕化成孕育各种形式的蒙昧主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变成了只是资产阶级的宣传，没落的资产阶级科学一般地把科学与宗教相调和这一荒唐的原则当作一个基本的命题。 所有这些归结为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剧烈尖锐化。这是每个资本主义纤维组织都无可挽回地趋于败坏的时期。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集中在人数比较少的几个垄断资本家的手里。当这个制度仍能作某种全国性生长时，它实质上是在凋落并失去其作为一个世界制度的性质。世界分裂为两大经济体系：一为社会主义部分，它是健康的和日益增长的；另一为资本主义部分，它是不可救药的和日益缩小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病症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基本上都暴露出来了。自从那时以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大半是靠着人为的战争刺激，治愈战争创伤与准备一次新的世界战争。 有些人企图把美国经济从资本主义总没落中划分出来，认为它仿佛是一个不同形式的制度。但这种“美国例外论”乃是十足的胡说。美国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与英国、西德、日本以及其他没落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是一样的。它的工业为资本家所有；它的工人受到了剥削与掠夺，它有着资本主义所有的其他的基本特征。美国迄今所以能免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显著的经济与政治没落的主要原因是地理地位的暂时有利条件，它使美国免受两次世界大战的蹂躏。像食人兽一样，它能从资本主义体系其余部分的灾难中获利。但是美国资本主义也一样要受资本主义的生长与衰亡的法则的支配，它也同样地被卷入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之中。实际上，这个总危机的最具有决定性的表现之一，正就是美国垄断资本疯狂地决定要想以第三次世界大战来解决它自己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日益增多的困难问题。 工人阶级的前进 在一八四八至一九五四年这一时期内，资本主义体系的行程是一个弧形——那就是说，一个产生、成长与没落的时期；对工人阶级来说，这是一个上升的斜面图表——一个成长与力量日增的时期。这个尖锐的对照的历史意义是很清楚的——资本主义的统治逐渐过去并在走下坡路了，而工人阶级的统治却正在上升并正转化为世界性的。然而，这种工人阶级的前进并非始终如一的，而是一定时机的革命跃进。 在本书所研究的那时开始起——百年多以前——现代工人阶级刚刚诞生，工人运动也在这时开始了，与之俱来的是工会、合作社和政党。随着工厂制度的成长与扩充，手艺工人逐渐转变为真正的工资工人。西欧和美国的工人第一次不断努力地树立了一种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以及实现这一世界观所必需的组织和策略。 第一国际时期（一八六四年到一八七六年）在世界工人运动的生命和成长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当时，工人阶级在伟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为世界革命纲领打下了基础；他们加强了工会与政治运动，并将它深入传播到东欧；当他们发动光荣的巴黎公社斗争时，他们在国际团结上已获得了第一次的初步经验。 第二国际（一八八九到一九一四年）被列为世界劳工组织的时期也有着许多进展。这是一个在一切范围内——工会、合作社和政治组织——建立与扩大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时期。这个运动也开始扩展到了东欧、亚洲、澳大利亚、拉丁美洲等许多新地区。这也是世界帝国主义发展的时期，当时乖巧的工人贵族和右翼社会民主党的腐化堕落破坏了这个纲领，并使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遭到了损伤。这种蜕化的趋势终于使第二国际狼狈不堪地无力反对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三国际时期（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三年）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总危机的时期，它也是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革命的成长时期。先是在列宁后又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工人运动发展了它的纲领，并差不多扩展到世界上每个国家里。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伟大的俄国革命表达出了整个时期的革命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接踵而来的便是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以及在中国、土耳其、波斯和其他国家内的一系列的殖民地革命。接着开展了广泛的反法西斯斗争、苏联惊人的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法西斯的英勇作战所获得的极大的胜利以及共产党人在所有这些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战后时期——从一九四五年起，共产国际解散之后——的年月里，世界工人按照传统，受着第三国际所培养的领袖、所制定的纲领和所建立起来的政党的领导而继续进行斗争；工人运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工人的基本组织成长了。世界工会运动至少达到了一亿二千五百万人参加的巨大数字。一九四六年的合作运动——在大大地扩展了这运动的中国革命成功和欧洲人民民主国家成立以前——至少有一亿四千三百万成员[1]。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的政党和青年、妇女与和平运动的人数达到了在第一，第二、第三国际时代所梦想不到的数字。 在战争末尾的几年中以及“冷战”时期里，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对没落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取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伟大的胜利，这些胜利主要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的革命，特别是中国的革命。由于难以胜计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缅甸、朝鲜、锡兰等——给予那建立了陈旧的、暴虐和反动的殖民制度以沉重的打击。它发展成为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是九亿人民——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明确地走上了社会主义之路。 世界革命的前进速度现在是很快的，并且愈来愈快了。五十年以前，世界工会运动还是比较软弱而又分散的，但它现在已是遍及世界各地的一个组织了。在本世纪交替之初，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还是年轻与微弱的，而帝国主义者随心所欲地就打垮当地的起义；但是现在那力量壮大了的殖民地革命便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在那个时候，除了在少数几个欧洲国家外，社会主义运动也还是比较小的和脆弱的，而且多半还掌握在机会主义野心家的手里；但是现在它已变得很有力量，它为坚定不移的战斗者所领导，而且它能够胜利地与整个资本主义的力量一较长短。五十年以前，世界资本主义还是强大的，但是现在它已老朽了，而且显然是在趋于灭亡。 对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农民和被压迫的人民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有着巨大进步的世纪。在这段时期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它的成长与扩张的伟大时期并迅速地趋于没落；光辉灿烂的新的社会主义太阳现在正高高地升起在世界政治的地平线上。新秩序很快地代替着旧秩序，而这种进程的速度只能是愈来愈快。过去百年来工人阶级所发动的千万次英勇的罢工和政治斗争，不仅部分地保护了他们免受野蛮的资本主义剥削，而且还基本上削弱了这一制度的基础。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引起了正在结束这一制度的工人阶级的觉悟与组织。全世界的劳动者自第一国际建基阶段所取得的伟大进步无疑地将被以后几十年的进展所远远超过。 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 在存在着前进的革命的工人阶级的这一百年当中，其决定性领导——在理论和实际斗争两个领域内——都导源于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过去五十年来是导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这些战士们不仅预见了经济和政治演变的总趋势，而且还领导了工人阶级胜利地经历了所有这些年来的错综复杂的事件。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被这个有着暴风雨历史的世纪所光辉地证实了。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浩如烟海而且经常增长的理论体系，但是凡是那些要知道过去百年来的斗争中的经济与政治上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无产阶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的人，可以在两本小册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于一八四八年所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所写的“国家与革命”——内找到它的概括的预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名的著作中奠定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并提纲挈领地叙述了未来的社会（他们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对这一点极度地仔细加以考虑），而列宁则在他的书中（和他的其他许多著作中）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原则应用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中去。 自从“共产党宣言”问世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便遭到公开的资产阶级敌人和劳工运动内部机会主义者不断的攻击。在这很长的时期内，马克思主义还得经受极为复杂的社会发展中生活本身的严厉的考验。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所有这些攻击和考验中以胜利的姿态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无所不包的革命科学的核心在于，它将世界上现时所发生的一切向工人作了阐释，在当前保卫他们的阶级利益的斗争中给他们以实际的领导，向他们指出他们所必须努力争取的社会主义目标，并进行实际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建设。 反马克思主义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任何重要的原理没有不加以攻击的。他们企图反驳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结果是枉费心机；他们拼命攻击唯物史观，但是他们不但决不能推翻马克思主义，而他们自己的历史著作倒显然放弃了因果和发展的概念——事实上这是企图篡改历史。他们在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斗争学说的无效的战斗中折断了他们的长矛，而无数大的罢工和阶级斗争的其他证明却在他们的鼻子底下风起云涌地发生了；他们特别攻击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观念，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则是专政的工具——这两种提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和在目前正在世界上迅速成长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得到了完全地证实。 但是，敌人最凶猛的理论上的攻击是针对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他的革命的剩余价值学说，特别是他关于工人阶级相对和绝对贫困化以及财富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含义。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结论是：资本主义的运转，无疑地会趋于在社会天秤的一端创造出一小撮财富日益增长的资本家，和在另一端的广大的日益贫困的工人阶级。每一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每一个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从伯恩斯坦往下数——都对这一基本的革命学说进行攻击。敌人的反对理论的主要论点是这样一种胡诌，说资本主义经常地改善人民大众的命运，因此，社会主义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对于那种说资本主义改善了劳动大众命运的资产阶级谎言的完备答案，可以在现在的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超剥削下的最不幸的牺牲者——的饥饿、贫穷和疾病的可怕的情况中找到。劳动大众日益明白他们那越过越穷和越来越悲惨的原因，他们与日俱增的愤怒便表明了这一点。 在工业国家里，资本主义因工业技术和生产数量上获得极大的进展而取得的利益，绝大多数流入了资本家和上层中产阶级的手里，受到损害的则是工人。广大的工人、农民和下层中产阶级在仅能维持生命的水平线上或水平线下讨生活。一小部分熟练工人获得了很大的好处，而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则没有获得这些好处。库钦斯基在谈到欧洲“最高”生活水平的英国工人时说道：“今天的英国工人虽然享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住在较为舒适的（然而却未必是较卫生的）屋子里，实际上，他们所赖以生活的营养水平比二百年前他们的祖先的营养水平还要低。”[2]在法国，长久以来，工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很低的，整个资本主义欧洲都存在着同样的情形。 资产阶级的辩护人和预言者徒劳无功地企图证明他们的论点，说资本主义逐渐在改善劳动大众的条件，他们总是以美国为例来作为他们最后的借口。自然，美国像个食人兽一样，迄今仍能利用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危机，它还没有呈现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那一种普遍贫困的特征，但是走向这样一种形式的趋势确是肯定的。 美国是统治着整个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大垄断资本的典型国家。3%左右的人拥有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财产。一九五〇年，美国的整个国民收入为二千三百九十亿美元，人口中最上层的五分之一收入了其中的一千一百一十亿美元（46%）；而最下层的五分之一则仅收入了一百亿美元（4%）。根据海勒尔氏预算，对一个四口之家来说，在大多数城市需花费五千四百零五美元，但这却是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力所不能及的[3]。每户黑人家庭的收入只约白人家庭的一半。 美国劳工研究协会以图表证明了美国工人阶级的遭遇。美国劳工研究协会考虑了所有这些主要的因素——就业、每个工人的生产量、表面工资和薪金、每年平均收入和物价指数——它指出，美国工厂工人的情况从一九三九年的一百减退到一九五二年的七十八点八[4]。美国政府的出版物“工人报道”大言不惭地宣称，过去四十年中，美国的实际工资提高了一倍，然而却不得不承认在同时期每个工人的生产量提高了两倍的事实[5]。同时，美国纳税前的公司利润急剧上涨，从一九三九年的六十五点九上升到一九五二年的四百零四点四。一九五一年，钢铁公司从每个工人身上所榨取的利润为一九四六年的四倍。 在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的帝国主义上升的时期，实际工资有着很大的提高，主要是限于熟练工人的范围之内，但是，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开始，这种趋势便倒转过来了。雅克·杜克洛声称，在法国，“与一九三七年相比，每小时的实际工资下降了45%”[6]。资本主义欧洲的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着同样的情形，美国工人的情况也在下降之中。当资本家战争贩子疯狂地走向战争时，劳动大众的生活条件将更坏。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的时期，工人的生活水平日趋下降。这种普遍情况进一步着重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大众绝对贫困化的基本论点的正确性。 共产党人的世界影响的增长 整个这一时期——尤其是过去的四十年之中——的基本的进步之一便是共产党人上升到世界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自从一八四八年的共产主义同盟的时代起，马克思主义便与在工人运动期间发展起来的各种宗派分子和机会主义作了不间断的斗争，这些宗派分子和机会主义者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拉萨尔派、巴枯宁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派工会和合作社机会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等。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所有这些逆流。它的最后的、最强大的、最顽固不化的敌人便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基本上打垮了这个集团，而这个集团的历史只是一次背叛工人阶级的可耻的经历。 比较一下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力量和右翼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左翼的胜利来。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的主席摩根·菲利普斯雍容大度地估计那个组织有三十七个党，党员约一千万，投票力量六千万。他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人数算作三十八万，但没有将第二国际中的女成员算进去。[7] 然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数却远远超过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统计数字。根据最近美国参议院对世界共产主义的研究材料说，一九五四年全世界约有七十五个共产党，党员总数约二千四百多万人（大大地低估了的数字），差不多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共产主义运动的投票力量一般来说也至少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投票力量的四倍或五倍。全世界左翼领导下的工会数目也比右翼的为多，至少是二比一。左翼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青年与妇女运动，其成员有数千万，完全使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的组织相形见绌。与左翼领导下的世界和平运动相比，社会民主党简直等于零。当然，共产党人就他们在政治上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范围而论远远超过了、右翼社会民主党——有十二个国家，包括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与四分之一的土地，现在是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而右翼社会民主党在这时却没有领导重要的国家。世界发展的整个趋势是加深这两个运动的悬殊性。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成长，共产党人的影响也扩大了；而随着资本主义的死亡，它的忠实的奴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也奄奄一息了。 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影响的大大加强意味着：自从第一国际以来，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声音第一次放开嗓门说话了。世界的形势已逃出了往昔资本家主子的控制，他们已不再能在国际事务中为所欲为了。他们现在正日益面临着世界劳动大众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而社会主义正在全世界走向胜利。这就是一百年来伟大的教训。 [1]杰·普·华伯斯著“合作社民主”，第七八页，一九四七年纽约版。 [2]朱根·库钦斯基著“英国工人状况”，第二二页，一九四六年纽约版。 [3]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三日“工人日报”，美国劳工研究协会著文。 [4]“经济札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美国劳工研究协会著文。 [5]美国劳工部著“工人报道”，第二一页，一九五三年版。 [6]一九五三年五月一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7]原根·菲利普斯著“社会主义国际”，第一〇、一二页，一九五三年伦敦版。
第五十九章世界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五十九章世界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前所未有的经济进步 ↘社会主义解决了人民的问题 ↘走向社会主义之路 为什么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事实上现在它很快地在取世界资本主义而代之，其基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不能够解决人民的需要，而社会主义却能够并且已做到了。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是无力将工业化推广到全世界的，而没有工业化则较高的生活水平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几乎只局限于极少数的人民，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甚至尚不知道利用蒸汽与电。根据同样的理由，资本主义还不能将铀的巨大原子能用于和平方面，而这比煤的来源要大二十五倍，比石油和煤气的来源要大一百倍[1]。 资本主义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今天，人类的大部分仍停留在贫穷线上，包括工业国家的人民大众在内。资本主义同样也不能给人民以自由。它奴役了广大的殖民地人民，在其本国内，它将劳动大众置于人数比较少的一小撮剥削者的支配之下，并且，在其目前趋于腐朽的这一时期内，它使世界面临着法西斯主义的可怕的威胁。资本主义也不能将和平带给世界人民。资本主义不能教育人民，资本主义统治了两三百年后，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民仍旧是文盲。它的整个生存期间的主要特征是一连串的人类历史上的最可怕的战争，而现在，在它的战争狂中，它的确梦想着要毁灭文明与人类。 社会主义将结束资本主义所加之于人类的所有这一切及其他祸害。它不但要使少数得天独厚的国家并且要使每个国家都工业化；它将通过废除资本主义剥削而消灭人民大众的饥饿，并将给一切人民带来幸福；它将永远消灭掉暴政，并建立起真正的自由与民主政治；它最后将终止战争，并建立一个符合文明人类愿望的和平世界。 社会主义具有一种科学的经济制度。与遭受危机侵袭的资本主义世界根本不同的是，具有健全的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世界各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将它们自己工业化，并提高它们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因为它们消除了一切内在的矛盾，如像周期性的危机、大批失业和争夺市场等，而这些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固有的，都在破坏世界资本主义。它们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手里，国家拥有和控制了工业与自然资源，废除了人剥削人的制度，生产的计划与实行是为着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为数较少的一小撮剥削者。 在特别严重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被迫表现出它在经济上比资本主义优越。这是因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政权，由于特别的情况，在工业上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建立起来了。资本主义是不能也不愿意使这些国家工业化的，但是社会主义却光辉地完成了工业化。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平地上以极快的速度来建立工业基础这一事实，在初期对提高其人民的生活水平来说，乃是一个极大的困难，尤其是因为资本主义对待这种新制度怀着好战的态度。结果是，社会主义地区遭到了战争的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被迫维持巨大的和破费很大的武装力量。军事开支是人民的负担，与社会主义是根本相反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和平的制度。耗费浩繁的军事力量也需要保留强大的和千锤百炼的政府，而这些政府则阻碍了社会主义所一贯主张的“国家消亡”的过程。尽管反动派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对这些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加了这些负担，它们在经济上还是飞速地前进着。 社会主义国家完全粉碎了资产阶级为表明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而制造出来的说法——其论点是，工人阶级不能领导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生产动力，工人不能建立或者管理现代工业，农民决不会接受社会主义，人民不会抵抗武装进攻来保卫苏联等等。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表明，在所有这些方面它们远比资本主义制度要有效和有生命力。 前所未有的经济进步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是人类生活史上最伟大的史诗之一。年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接管的是一个不发达的、原始的、被多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内战所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制度。它必须根据先进的社会主义方针完全重新建立起来，并在其前进过程中建立起一支新的技术人员的大军。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面临一个极端敌对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完成的。这种敌对在资本家所策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最高峰，当时苏联有一半的工业被毁灭了。然而，苏联人民战胜了所有这些巨大的困难，他们已经把他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而它不久将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这种成长自然便大大地增强了苏联的军事力量，而与一心想搞侵略战争的美帝国主义相对抗。 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相比，苏联现在所生产的钢为以前的二十一倍，煤为十九倍，电力为四十五倍。苏联工业发展的速度是这样的快，因此，在一九五三年，即第五个五年计划的第三个年头，不仅所有那些在战争中所遭受的巨大的财产损失得到了弥补，而且与一九四〇年相比，苏联所生产的石油比以前增加了约70%，煤增加了93%，钢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多，电力增加了280%，机器增加了380%。一九五四年的国民预算要比战前一九四〇年的预算收入多三倍。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扎·萨布罗夫说，“一九五四年的工业生产比一九五年提高了63%，近两年来，新开垦的七千四百万英亩的土地（相当于法国和意大利的耕种面积）将进行耕种。”[2]一个资产阶级评论家对苏联工业化作了下列特殊的评语，“斯大林把苏联到一九六〇年的石油产量目标只定为六千万吨，而到一九五五年，这个标准已提高到了七千万吨。”[3] 苏联工业化所产生的各种建设工程，比资本主义过去所完成的任何建设工程都要大得多。其中有伏尔加河、阿姆河、第聂伯河和顿河的伟大的水电发展。新的水电和灌溉发展的规模在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古比雪夫和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比世界上任何水电站——包括美国最大的水电站——都要大。目前，苏联还正在修建若干巨大的水利工程来改革农业。 下表是一九二九到一九五一年间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产量增长的百分比： 国名19291939 194319461947 194819491950 1951 苏联100552 573466571 7218701082 1266 美国10099 217155170 175160182 200 英国100123 一112121 135144157 160 法国10080 一6374 859292 104 意大利100108 一7293 97103118 134 人民中国由于其人民民主制度、计划经济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也以非常快的速度进行着工业化。吴冷西（译音）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化的速度是无出其右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才能达到的工业水平，中国将在五年的时间内建成。”[4]整个中国正在着手进行基本工业的建设，九条新的铁路正在兴筑之中，巨大的水利工程正在建设，中国的大河流将逐渐地可以控制洪水。黄华（译音）说，“国营工业正在飞速地发展。一九五〇年的总产值要比一九四九年高52%。一九五一年比一九五〇年增加了59%，一九五二年又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45%。”[5] 中国人民比苏联工业建设的初期更为有利的一个主要条件是，他们现在得到了苏联多年来的经验及与他们密切的技术合作的好处。苏联政府同意帮助中国建立一百四十一项大工程——包括铜铁联合企业、有色冶金企业、煤矿企业、各类重型机器制造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飞机制造厂、电力站等。这些企业一旦完成，中国将有它自己的重工业，并为它的工业化打下了一个稳固的基础。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将“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的这个奇迹就将实现。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业化速度也是特别快的。一直是工业非常落后的波兰获得了巨大的进展。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波兰从一个过去的落后农业国——帝国主义的一个农业原料附属国——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经济潜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一九五三年的工业产量为一九三八年的三点六倍——按人口的每人平均量计算为四点八倍。”[6]“德国从来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工业化速度，像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进行的那样。保加利亚，一九五二年年底的工业生产比一九三九年大四倍以上”[7]。在罗马尼亚，一九五三年的工业产量将比一九三八年大二倍半左右，并比一九四八年大三倍半。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的工业产量也有类似的增长。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业产量一九五一年比一九五〇年增长的情况如下：波兰为24%，捷克斯洛伐克为14.9%，匈牙利为30%，罗马尼亚为28.7%，保加利亚为19%，阿尔巴尼亚为47.1%。所有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都是彼此密切合作的，他们并且还签订了许多互利的贸易协定。 社会主义解决了人民的问题 正如斯大林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8]苏联、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的历史完全证实了这个规律的真实性，而这与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是截然相反的，也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它是从剥削中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在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大大地提高了，这是由于他们大力建立他们的基本工业并且为防止好战的垄断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进攻而建立强大的武装力量。在他们之中，失业现象完全消灭了。目前，资本主义世界正患着战争狂，工资正被减少，社会福利遭到大量的削减，而在苏联则工资率不断上升，物价一次接着一次地降低，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险的经费在不断增加。 美国、英国、西德、法国、日本和其他工业国如果实行社会主义便能获致工人生活水平的直线上升。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将结束现在流行于这些国家中的对劳动者的强烈的剥削。美国工人的产品约有一半——现在每年至少一千八百亿美元——通过不正当的利息、租金与利润的途径流入了寄生阶级的手中。例如，在美国，一九五三年杜邦公司在它所雇用的九万一千二百六十个工人的每个人身上获利六千三百一十五美元[9]。其他公司也获得了同样高得难以置信的利润。 在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民主也正遭到剧烈的摧残，法西斯主义的危险现已成为事实与灾难；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却在不断加强，而且完全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那里的人民大众除了享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权利外，连工作、休息、教育和社会保险的权利也是有保障的。妇女与青年所获得的权利与机会之多，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在组成国家的各民族之间全都享有平等权，反犹太主义是一种罪行，麦卡锡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事，像美国的歧视黑人制度这样一种无耻的行径完全是不可能的。 在文化领域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美国——也一般地在蜕化之中，有着实用主义、精神分析学、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文化泥潭以及其他一些迷信与蒙昧主义的制度，连环图画到处皆是，出版界、无线电广播与电视中尽是些关于性行为、犯罪与恐怖的故事。这种文化上堕落的表现是青年人的失职、犯罪、赌博与精神失常的事例的大量增加——所有这一切都是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表征。美国报刊宣称：“每十个纽约人中间就有一个人靠得住会在一个国家精神病院中度过他生命中的某一阶段。”[10] 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就完全没有这种精神上、肉体上与文化上的腐化堕落的现象。具有社会主义纲领的国家都在扫除文盲、发展文化以及消灭犯罪与精神病的工作上跨进了一大步。它们整个国家的生活都在一个进步的、科学的与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举例来说，高等教育便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中以极快的速度进行着。一九五三年，苏联造就了五万名工程人员，而美国只造就了二万名。苏联大学中的理工科学生要比美国大学的理工科学生多一倍。苏联的三千七百所中等技术学校中有一百六十万学生，而美国则只有一千所中等技术学校，共有学生五万人。中国有二十五万学生在受高等教育（其中十五万在读工科），它也正在大踏步前进。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共有二百六十六所高等学校，四十万零一千学生，也走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面。 社会主义消灭了资产阶级地主制度，也就清除了对工人与农民的掠夺。由社会主义的性质来看，它也摧毁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基础。苏联、人民中国与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以及殖民地人民，是世界上伟大的有组织的力量，正向着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与半殖民主义及建立一切民族自治自决的途径前进。根据同样的理由，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接近那种状态的国家也是战争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世界上所进行着的主要的政治斗争，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与他们在殖民地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同盟者，在面对满心指望战争作为其生存及独霸世界的手段的疯狂的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为消灭战争而作的坚决的斗争。 在其总危机与没落的阶段中，资本主义正摧毁着人类的素质。这个制度是病态的，它培养出了一些神经病与心理失常的人。在另外一方面，社会主义则把人民引向心灵、道德与身体都正常发展的新的更高的水平。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是这样描述社会主义国家新生的公民的：“在对待工作与日趋稳定的社会具有新的态度的基础上，新的生活方式正逐渐树立起来了，人民的思想意识与心理正在改造之中，健康的、强壮的与全面发展的新的一代正逐渐形成。从人民之中涌现了大批的组织者、领导者、发明家、北极新地区的勇敢的探险家与同温层、高空、深海、山巅以及地下蕴藏的英勇的征服者。千百万劳动人民正在进袭并掌握那些一度无法攻破的技术、科学与艺术的堡垒。苏联正变成一个由新的人民所组成的国家，他们的生活充满着意义、称心愉快的事情以及生活的乐趣，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了伟大的事业。” 当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苏联现在正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人民将日益不断地提出新的任务，将人类提高到新的发展与成就水平，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想象的事情。这种趋势已经见之于社会主义之消灭人类剥削、反对墨守成规与蒙昧主义的斗争、为废止战争而进行的当前巨大的斗争以及许多改进粮食生产与工业产品的伟大的计划中。但是，现在正玷污着人类生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旦消灭，那么现在很难设想的改善人类生活的计划便将理所当然地着手进行。这些计划将包括如像原子能的普遍应用、消灭地球上的大沙漠、恢复许多国家中的被败坏了的森林，保存并开发地球上的自然资源，科学地调整人口的数量与安排方法，对人类种族作社会学上试验性的培育以及其他许多成就，所有这些，在有局限的、“人对人是豺狼”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都是不可能的。 社会主义是必然要到来的，因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较资本主义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为什么三分之一的人类不可抵制地采取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其余的人类不久也将走这条路，其理由便在此。体现于各国绝大多数工人、农民与其他有益的生产者的意志与基本利益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的社会趋势，是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华尔街尽管倾其一切财富、工业力量、刺刀、社会民主党走狗以及梵蒂冈同盟者，都不能扭转这个历史的潮流。 自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以后，世界资本主义曾掀起了一个巨大的谎言运动，使它们的人民大众对社会主义的真正成就茫无所知。必须承认，他们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的。它们的这种谎言又因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极端的困难面前前进这一事实而变本加厉了，而这些困难是腐朽的资本主义所强加的，其中包括内战、帝国主义战争、国土遭蹂躏、必须完全从头构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以及维持沉重的军备负担。但是，现在社会主义在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文化与保卫世界和平上，取得了这样巨大的成就，以致社会主义的伟大现实正粉碎着反社会主义者多年来所建立的谎言的罗网。这种日益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实例，于即将到来的时期内，在世界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必定会起深远的进步影响。 走向社会主义之路 尽管资本主义正日趋腐朽，但它却是不会自动地瓦解的；剥削者将拼命地努力保存其掠夺劳动大众的工具。只有由共产党领导的有政治觉悟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才能废除资本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数十年之前便把这一切阐述得很清楚了，而自那时以来发生在俄国、东南欧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也证实了这种预见的正确性。 工人阶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力量，而且总是力图用可能运用的最和平的手段来完成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在本书第二十八章、第五十一章与第五十六章中，我们看到了在俄国、东南欧与中国的革命中所做的和平努力。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所发生的暴力行动全都是统治阶级促成的。工人阶级从经验中得到这样一个原则：当统治阶级面临着一个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时，即使这个革命运动是沿着和平与合法的路线进行的，它总会破坏其已有的民主程序，紧握着各种暴力工具来镇压工人。 尽管这样，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却已认识到，尤其是自从一九三五年有名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以和平方式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加了。这是与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新战术方针”（请见第四十四章）——人民阵线的政策——相符合的。通过展开一个构成人口中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少数民族、自由职业者、小商人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制止那种无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在国内所施用的暴力，而且，尽管有它的阻挠，也可能选出一个进步的人民政府来。这样一个政府，要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实行其纲领，就必须在走向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总方向下，通过重新组织其力量或新的选举来加以调整。当这个政府在其经济与政治的根据地上着手瓦解资本主义时，它必须准备压制并击败资本主义的暴力。 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里，共产党的纲领是以这种概念为基础的。例如，意大利共产党便设法“通过选举政府作为媒介”来达成“我们毫无疑问地认为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措施。 法国共产党为争取一个开始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民阵线而斗争，第一步便是选举一个广泛的人民政府。英国共产党宣布说，“英国人民能够把资本主义的民主变为真正的人民民主，把英国争取民主的历史斗争的产物——议会转变成为代表绝大多数英国人民意志的民主机构。”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也有一个类似的纲领，澳大利亚共产党亦复如此。这是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一般的共产党的政治纲领。 美国共产党也“主张在美国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它宣布说，只有当大多数的美国人民决定建立社会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才会在美国出现。”[11]在美国，大批共产党人遭到迫害，其辩解的理由是说，共产党人主张以暴力推翻美国政府。不管那些歪曲事实的检察官、威胁的陪审员以及反动的法官如何经常地再三重复，这种说法纯然是谎言与捏造。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一样，美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如上面所说的在争取合法地选出一个民主的、最终是一个人民阵线的政府。然而，这也未能使党免于在一九五四年八月被宣布为非法。 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人民阵线政策之成为可实行的政策是以三个总的理由为基础的：（一）通过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作用，资本主义制度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大大地削弱了；（二）在各国以及全世界范围内，民主力量大大地加强了；（三）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危机引起了许多紧急问题——经济破产、法西斯主义、民族奴役与战争，问题之紧迫使有可能建立一个包括全国大多数人的广泛的人民阵线政府。只要民主程序仍能保持的话，这就使得选举一个能够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民政府成为可能。 在所有上述采取人民阵线政策的国家的例子中，均假定民主力量必须并将一定会抑止与打败反动势力以暴力来阻止大多数实现人民民主意志的企图。当资本家感到他们的统治受到威胁时，他们将牺牲人民的自由与幸福而用武力来挽救他们自己，意大利的情况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那里的资本主义正腐败得发臭，而由强大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力量则很快地走到了前面。但是，控制政府、军队与警察的资本家坚决不交出这些控制权，甚至在人民的民主要求面前还是坚决不让。一九四八年，当意大利的民主势力看来定将获得选举胜利时，由美国全力支持的统治阶级便准备要发动一次法西斯式的反革命运动。正如华尔特·李普曼所报道的，他们今天一定还是这样想的。李普曼实事求是地评论说，“如果意大利民主党派真的决定不放弃政府，他们原则上是采取了正确的决定。”让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得以实现将是共产党及其民主同盟者的伟大任务，尽管统治阶级企图愚弄和击败它。 各资本主义国家目前反动的与法西斯主义的浪潮——扩军备战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产物——增加了反对共产党人争取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与日俱增的暴力威胁。美国尤其是如此，那里的法西斯主义——特别是麦卡锡主义，这是主要的美国牌的法西斯主义——侵犯了民主权利。美国的战争贩子在备战运动中绞杀了人权法案，破坏工会运动，并且，与设法使正规地选举一个反垄断反帝国主义的人民政府成为不可能的同时，他们还企图阻止工人们对目前或最终利益的任何有效的防卫。 华尔街战争贩子现在还骄横地企图剥夺世界上每个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权利，而一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原来都是运用了这个权利才把它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当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民想从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家的剥削中解放出来时，华盛顿立刻便将这种行动说成是非法的“颠覆性”活动，并企图用暴力来镇压它。美国干涉希腊内战，干涉一九四八年的意大利选举，专横地参加了朝鲜内战，系统地进行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企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制造内战，力图绞杀波多黎各的独立，专横地企图窒息印度支那以及其他地方的民族解放斗争，最近还在勒杀危地马拉的人民政府以及目前对台湾的干涉，其意义就在此。 但是，美帝国主义的这种阻止殖民地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加纽特王般的努力是必定要失败的。它或许暂时地在这儿或那儿取得一些成功，如像在西欧阻止了革命的力量，但当革命的浪潮无可避免地要来到时，它将更加有力而且彻底。华尔街垄断资本家及其他自命的世界统治者的命令是不能剥夺人民的革命权利的。 全世界要求社会主义的压力是愈来愈紧了。这种压力来自两个主要的源流：首先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垮台，这是由于其在各国进行掠夺性的剥削与压迫；其次是苏联、人民中国和欧洲人民民主国家所显示出的社会主义成就的吸引力。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扭转这种基本的历史趋向的。它用暴力来阻止各国走向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这种企图，只是对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增加了一个额外的任务而已。不管华尔街的反动意愿如何，为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斗争的群众运动必将保证让一切人民有权建立他们认为合适的进步的政府。 [1]“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一儿五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见艾伦著“原子脂与社会”，第一章。 [2]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七日“纽约时报”。 [3]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六日“采访员”，特·赫·华特著文。 [4]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人民中国”。 [5]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人民中国”。 [6]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九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7]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8]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三五页，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 [9]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工人日报”，美国劳工研究协会著文。 [10]一九五四年五月六日“纽约时报”。 [11]美国共产党著“美国之路”，第二〇页，一九五四年纽约版。
第五十八章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五十八章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 ↘资本主义不能自动地复苏 ↘不值一驳的凯恩斯主义 ↘美国的统治权实现不了 ↘帝国主义战争的疯狂性 在帝国主义的目前和最后阶段，由于其内外矛盾的作用，腐朽和没落乃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世界资本主义在为工业建立基础时曾一度是进步的，现在已变为陈腐和反动的了；它在走向瓦解和趋于死亡——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之手。世界正迅速地由资本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制度的致命缺点是，现代的生产基本上是社会性的，而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大企业和国家资源却为私人所占有。这便造成生产上的混乱局面，引起生产过剩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它也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而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引起战争的基本原因。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惨重的剥削、政治压迫和工人的广泛贫穷化上面的。无可避免地，资本主义会在工人与雇主之间、大垄断资本家与小资本家之间、农民与工业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彼此之间和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与世界资本主义力量之间产生矛盾。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及其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加剧，所有这些矛盾和敌对无可避免地便愈来愈深和愈来愈广了。它们也产生了屡次发生的重大的社会变故，如像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灾难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的破灭，以及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革命。“冷战”便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这些变故在目前的重大的表现，其危险性大有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所有这些矛盾便归结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而这个危机经常在加深中，并将变得更具有灾难性。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最主要的表现是，强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成长以及三分之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由于革命的缘故而变成为社会主义阵营。 资本主义不能自动地复苏 由于内在的经济法则的支配，资本主义制度无法从其总危机中复苏过来。这主要是因为所有那些产生总危机的因素继续在起作用，而且还在变本加厉。例如，由于市场的日益缩小和对劳动者加强剥削的结果，生产过剩的趋势——现在加剧了——是至今存在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目前的所谓景气是人为的，它是建立在弥补战争的创伤和大量的军火生产上的。 不同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帝国主义战争的温床——由于美国工业的畸形扩展现在也变得更加厉害了。世界资本主义夺取市场的斗争因而加强了；因危机而削弱了的工业国家现在正进行着争夺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激烈的斗争。这些斗争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剧烈。像“舒曼计划”和“欧洲防务计划”等将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资本主义的竞争。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失去了世界的很大一部分，这是过去二三年中世界资本主义的致命伤。现在，由于三分之一的世界已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这个致命伤比以前更加严重了。由于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也为自己形成了更不利的形势，损人反而害了自己。 殖民制度的瓦解——现在更加厉害了——对世界资本主义也是一个无可弥补的灾难。这不仅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失去了这些国家的许多特权市场，而且也意味着具有新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开始出现在世界市场上，与旧的垄断国家竞争。有些人以为，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在亚洲和非洲的旧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上获得巨大的发展，世界资本主义将会有一次根本性的复兴，他们的这种想法破灭了。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是不能变成为工业化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遭遇了较老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蛮横的、绞杀性的竞争。因此，对它们来说，唯一可以实现民族独立与完备的工业化制度的希望，就是转向社会主义，正如现在中国所正在做的那样。资本主义在它的出生地西欧和美国，已因年迈腐朽而日薄西山，它再也不可能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恢复其青春了。 不值一驳的凯恩斯主义 大多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追随英国已故的约翰·麦纳德·凯恩斯的理论，都认为那种说资本主义是颠扑不破的制度，它会自动调整并不断地向进步方面发展的昔日的资产阶级观点，是一种谬见。凯恩斯一方面反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学说，他同时也认为那种过去的资本家福音书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会自动地产生足够的顾客来购买这些产品，那就是说，生产和消费一定会相互平衡的赛氏法则，是一种欺人之谈。凯恩斯相反地却认为，由于非投资资本的大量积存的趋势，特别是在垄断资本的情况下，无可避免地渐渐会演变成市场的不足，形成生产过剩与失业。凯恩斯说，这种情况如果不加改正，就会引起日益增长的灾难性经济危机、大量的失业、毁灭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最后引起社会主义革命。 为了克服他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的这种缺点，凯恩斯建议通过政府各种各样的干预——操纵利息率、价格与税收，兴办公共工程等——来刺激投资。凯恩斯争辩说，这样便能保持充分就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是被消灭，也可以大大地予以减轻。他说，最后的作用就是免除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这是一种“进步的资本主义”“管理经济”和“福利国家”的学说[1]。 凯恩斯主义的基本错误在于，它主要只谈到了消费问题，并未触及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基本关系，而这却正是大批失业与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凯恩斯主义无法消除“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间隙”。正如英国的经济学家伊顿所说的，“假如这个间隙由国家的开支来填补了，另一个间隙又出现了，因为生产仍旧是为利润而生产……一只手付出，另一只手又拿进了。……在一个以追求利润为动力的制度里，利润的间隙一定总是会存在的。这就是构成危机的根源的“间隙”。”[2] 与凯恩斯所说的相反，如苏联的经验所表明的，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大批失业的现象最后才能消除。 凯恩斯主义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它是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许多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一方面反对凯恩斯及他许多特殊的主张，却又接受了他的主要思想——他那—套理论体系的中心——那就是，在日益加深的资本主义危机时期中，为了刺激生产和阻止那能演变成革命的大批失业的现象，政府必须出来干预工业。凯恩斯主义虽然也以激进的言辞来打扮一下，但他基本上仍是垄断资本的代言人。伊顿说，“凯恩斯的学说是与垄断资本的主要利益相一致的。”[3]苏联的经济学家布柳明指出，“最近期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所有的讨论，基本上都是以凯恩斯的学说为中心的。” 所有资本主义大国——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政策都是遵循着凯恩斯的总的原则的。例如艾森豪威尔总统便具有代表性地宣布说，“我们将不再允许在美国发生萧条。”联合国也反映出了这个时期的特色——凯恩斯主义政策。正如马克思在很久之前所指出的，资本家总是想要保存一批失业后备军的。但是他们却害怕像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间那样的大批失业所造成的革命后果。因此，凯恩斯主义便是他们的政策。 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也以凯恩斯主义为它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础。对他们来说，凯恩斯肯定地代替了马克思。右翼机会主义长久以来便一直坚持着资本主义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的想法。凯恩斯主义以其对“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幻想，正投合了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之所好。 凯恩斯主义根本就是反动的。它发展成两大流派：第一，有这样一些凯恩斯主义者，他们是垄断资本的直接代言人，他们为了阻止或减轻经济危机，主张直接津贴各公司，理由是，这样就能刺激整个经济制度。这就是国防部长威尔逊的著名声明中所说的，“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也就是对美国有利。”和艾森豪威尔以及所有其他一切垄断资本家代表的计划便是臭名昭彰的胡佛的“细水长流”政策。在这段时期内，它基本上表现为军火生产的巨额的最大限度的利润，而这与美帝国主义征服世界的侵略性计划是完全吻合的。像艾森豪威尔这样的凯恩斯学派的政治家着手兴办巨大的修筑道路防止洪水等的计划也是很可能的，但一切都完全是建立在最大限度利润的“细水长流”的基础之上。 另外一派便是凯恩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流派，它一方面拥护通过增加工资和社会保险以及减低税收等来提高工人的购买力，实际上却怀着好战的心情与垄断资本家相勾结，支持大规模从事军火生产的计划，作为通过政府干预而维持工业的主要手段。社会民主党人往往在要求政府的军事订货方面甚至比垄断资本家们还叫喊得厉害些。带有十分危险性的战争准备便是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内容，这在它的反动的与改良主义的流派中都是一样的。 凯恩斯主义并非如其倡导者所说的，是一种“管理经济”。它所玩弄的用税收和利息率来影响生产以及通过政府军事订货来刺激工业的做法，绝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与混乱的根本特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计划的或“管理的”生产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从罗斯福的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九年的无效的“打气”政策中所看到的，凯恩斯主义是无法救治周期性危机的。实在地，与救治周期性经济危机相反，由于凯恩斯主义拼命地追求军火生产计划，它终究一定会使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与总危机更加恶化。凯恩斯方案并没有能阻止资本主义的危机，它只给工业打了一下暂时有效的麻醉针，这种情况可由现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迹象，充分地得到证明。制造军火，特别是在目前的大规模基础上进行的，根本便是浪费的，最后便是走向破坏与削弱整个资本主义经济。 凯恩斯主义也并非如所断言的是为了建立“福利国家”。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现行资本主义政府政策的基本目标并不是去改进人民的福利，而是为垄断资本家从生产者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他说，“垄断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不是随便什么利润，而是最大限度的利润。这才会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4]凯恩斯主义没有也不能够废除这个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法则。 而且，凯恩斯主义也并不是“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开端。它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的表现。凯恩斯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一个产物——不能救治危机，但一定会进一步加深危机。 美国的统治权实现不了 在第五十章中，我们略微论述了美帝国主义为取得世界统治权而进行的活动，也论述了这种活动后面的内在的强力因素。我们也指出，美国为这种帝国主义动机所驱使，建立了某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不稳固的统治，其中心目的便是要巩固这种统治权，并将它扩展到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世界。在这种要想建立美国的世界统治权的决心后面，其基本的动机之一，是垄断资本家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安全问题怀着极大的恐惧，而且他们以为，只有美国以其大量的财富与工业效能进行全面接管，才能拯救世界资本主义制度。 如像前面所论述的，美国资本家统治权的范围现在以及于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具有大量生产装备的美国，现在在经济上要比任何其他资本主义政府都要强大得多，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它的经济政策强加在它们身上。美国在经济上的骄横是与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交往密切相配合的，它不仅以可耻的方法支配了联合国的议事规程，而且还以专横的态度武断地指使个别国家的政策——甚至对较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也是如此。波立特在谈到他的国家时说道，“英国的海军、空军与陆军仍然被美国的将军们所控制。美国的政治家每天都在侮辱英国，并且武断地决定英国国内外政策的办法。”[5]美国的经济与政治统治已使世界上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成为一个活生生的问题，即使英国、西德、日本、法国和意大利也不能例外。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的军事机器不仅直接针对着社会主义国家，它也用来吓唬资本主义世界。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到一九五三年六月这一期间，美国所拿出的不带偿还条件的对外援助总数达九百四十五亿五千八百万美元[6]，可是，它目前却是世界上最受人唾弃的国家。 华尔街大垄断资本家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建立一个美国统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大多数决定性的基本工业都建立在美国，华盛顿便是世界的首都，而且这一国家居于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将使所有其他国家都沦为附庸国地位。这将是一个美国法西斯的世界。希特勒的理论家会厚颜无耻地做过这种反动的迷梦；华尔街的亲法西斯主义者更为狡猾，他们很少公开地说，但他们在这个总方向下却比希特勒做得更进一步。华尔街叫嚣着说，“太阳永远照耀着美国国旗。”“今天，美国军队使美国国旗飘扬在海外四十九个国家中。” 这个“美国世纪”的异想天开的美梦为什么不能实现有三个基本。第一，美国本身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尽管它目前看来似乎强大，它是受资本主义法则以及那个制度的世界性没落的法则的支配的。由于其日益加深的内部与外部的矛盾，美国将无法保存它自己的资本主义制度，更不用说拯救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了。目前流行的“美国例外论”的说法认为，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原来就不与别的国家相同，并且根本比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要强大，这简直是胡说八道。美国的资本主义基本上与一切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是相同的，只是历史条件暂时稍微有利些，但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正在取消这个延续相当久的有利条件。 第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够而且也不会无限期地屈服于美国的统治。正如斯大林在逝世之前不久在特别谈到西德和日本时所指出的，这两个国家现在在美国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过着可怜的生活。它们的工业和农业，它们的商业，它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它们的整个生活，都被美国的占领“制度”加上了镣铐。要知道，这些国家昨天还是震撼了英国、美国、法国在欧洲和亚洲统治基础的强大帝国主义国家。如果认为这些国家不会设法重新站起来，打破美国的“制度”，奔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就等于相信神话。[7]斯大林着重指出了这些国家中间的战争危险性。在写本书的时候，我们向前看远一点，就有愈来愈多的迹象证明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反抗美国统治资本主义世界的分析是正确的。美国资本家的霸权，不管其性质如何，本身乃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产物，它只能愈益加剧与加深这个危机。 第三，美帝国主义进行世界统治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与世界上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反对。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东南欧的人民民主国家是不愿意受那蹂躏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国经济入侵的；它们也不会受那奴役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压力的支配；它们不是氢弹政策所能吓倒的。而且，工人们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也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继续不断地高涨着。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来说，乃是个不可抵抗的壁垒。 帝国主义战争的疯狂性 一千多年来，统治阶级为了进一步满足他们自己贪婪的目的，毫不迟疑地以无休止的战争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自从资本主义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之后，这种为了剥削者的利润而进行的有组织的屠杀变得比以前更为广泛和可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的产物——的大屠杀，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其流血之多是无与伦比的。 美帝国主义为了企图解决那无法解决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它与其同盟者及同一阵营的伙伴准备再度拿起陈腐的战争武器。对于那些控制美国并图谋发展其计划的专横的垄断资本家们现在正运用着侵略政策的变态心理是无法做其他合理解释的。这些反社会的分子——寄生虫——正计划叫成百万的青年大量地去送死，以便增加他们自己血腥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利润，并确保和扩展他们掠夺和镇压人民的权利。 但是这些战争贩子们将会发现战争已不再是那一度用来达到他们的阶级目的的便利的工具了。世界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将不再忍受这种残暴的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以在地球的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俄国——击溃了资本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滔天罪行的惩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又从地球的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消灭了资本主义；无疑地，假如垄断资本得以强行发动战争的话，那么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便将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世界各地所呈现的迹象已经表明，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遇到人民群众最坚决的反对。多列士与陶里亚蒂曾经宣布说，他们的人民是不会与社会主义世界作战的——假如战争一旦爆发，法国和意大利是不会帮助美国的。英国和其他重要的工业国家的情况也大致一样，如果不完全一样的话。华尔街从殖民地世界所得到的帮助将是微不足道的。人民对朝鲜与印度支那战争的反对只是他们对一次原子世界战争的大力抵抗的先奏。 如果华尔街战争贩子得以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他们在拼命地想这样干），美国实际上就必须单独作战，而其后方的大多数美国人民是不愿意作战的。即使美国得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支持——它是不可能得到的——它也不能在军事上打败社会主义世界。希特勒有欧洲的全部工业系统和人力来源作为支持，当他进攻苏联时，他遇到的是完全的失败。自从那时以来，资本主义削弱了许多，而社会主义的力量则增强了三四倍。华尔街不可能以第三次大战来推翻社会主义；相反地，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使人类遭到浩劫，并将毁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残存部分。 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说，除非苏联和人民中国向华尔街屈膝，否则他们便要以原子弹来轰炸，针对这种一再发出的疯狂威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清楚地指出说，这样一种进攻将遭到同样的还击。他说，“如果侵略集团仰仗原子武器，决心蛮干，想尝一尝苏联的力量和威力，那么，不必怀疑，侵略者也将遭到同样武器的反击。”[8] 但是，这种可怕的氢弹灾难的前景以及最后必然给他们自己带来毁灭，并不足以阻止现在正控制着强大的美国的那些反动的和日益亲法西斯的华尔街战争贩子们洗手不干。在他们日益作垂死挣扎之际，他们决心发动战争，只有人民的钳制力量才能打垮他们的计划。人民能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制止战争制造者，但是，除非人民将大资本家的代理人赶下台，建立一个由工人、农民、黑人和其他民主人士所组成的真正的民主政府，并使国家转而执行真正以和平与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政策，否则这个国家是永不会免于法西斯主义与残酷的原子战争危险的。 资本主义——在美国与在其他地方都一样——的前途是死路一条。它以正常的内部法则的手法，是不能将它自己从日益加深的世界性危机中解脱出来的；凯恩斯的“输血”办法救不了它；美国的统治只能加深这个危机；而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将会使它寿终正寝。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资本主义制度是注定要灭亡的。条条大道通共产主义。 [1]詹姆士·艾伦、杜克赛·威尔克逊合编“经济危机与冷战”，一九四九年纽约版。 [2]约翰·伊顿著“英国工党的假社会主义”，第九一页，一九五一年伦敦版。 [3]同上，第七二页。 [4]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三四页，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 [5]哈里·波立特著“在英国共产党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一九五五年世界知识社版。 [6]美国劳工研究协会：“备忘录”，一九五四年四月。 [7]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三〇页，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 [8]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纽约先驱论坛报”。
第五十七章华尔街要战争，全世界人民要和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五十七章华尔街要战争，全世界人民要和平 ↘朝鲜战争 ↘印度支那战争 ↘氢弹 ↘“欧洲防务集团”的垮台 ↘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 ↘第三次世界大战并非不可制止 ↘斯大林逝世 在大战后的期间，世界上所发生的中心斗争在于美帝国主义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作的活动与全世界人民——主要由共产党领导——为维护和平而作的反抗斗争之间。而人民正逐渐赢得这种世界性的斗争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帝国主义在各方面加紧进行“冷战”，不断地展开其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进行新的战争和征服世界的活动。在四十年代末，美国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倾注了数十亿美元，深深地渗入了它们的经济，乃将半破产的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国家拼凑成不稳定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防务集团”的战争同盟，并利用其“马歇尔计划”救济品和它对拉丁美洲各傀儡政府的统治，建立了看来似乎稳固的联合国控制。像机器人一样，联合国中的许多代表都为美国资本家主子的意志而投票。 逐渐地，华尔街将其注意力转向亚洲方面，他们素来把它当作一块肥肉来夺取，而现在却成了发生非常可怕的殖民地革命的地方了。说实话，美国从一开始便积极地干预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印度支那和菲律宾的战后各种革命战争，反对人民而支持前帝国主义控制者，但是它在亚洲的利益由于失去中国遭到沉重打击而大大地受到了损害。这个巨大的灾难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来加以补偿。华尔街对亚洲新的极端侵略性的政策的第一个结果便是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开始于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它被当作是重新征服中国、建立美国在亚洲的统治的第一步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战争是由南朝鲜的李承晚集团发动的，这已是家喻户晓的事，这个战争在麦克阿瑟将军——美国驻日本的专制的军事将领——指挥下已作了长期的准备。南朝鲜的头子们公开地吹嘘说，他们在数小时之内可以摧毁那些装备不良的北朝鲜军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当时的国务卿，这时是杜鲁门政府的一名特殊的代表——为这个战争点了火。他与南朝鲜的头子们举行会谈，还到前线战壕中去视察了一番，并于六月十八日——战争开始前一周——宣布说，“美国准备给予南朝鲜在与共产主义作战中所需要的一切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1]发到东京的关于这一战争的最初的报道清楚地说明南朝鲜发动了战争——然而，这一说法很快地就被侵略的组织者抛弃了。一九五三年，南朝鲜驻联合国的代表在一次电视广播中满不在乎地承认说，“我们发动了战争。”[2] 朝鲜的事情结果与华尔街战争制造者所计划的大不相同。南朝鲜军队虽然装备着美国最优良的武器，但是没有斗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把它打得狼奔豕突地向后退。在惊慌失措中，杜鲁门于六月二十七日未经与国会商量便擅自命令美国的军队投入战斗。联合国很快地便为这次的侵略战争辩护，并为这个美国的战争分担义务。杜鲁门把他在朝鲜的军事活动仅仅称作是“一种警察行动”，表现了他对亚洲人民的沙文主义式的蔑视。 美国凭着军队的优势一下吞没了少量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当麦克阿瑟疯狂地北进——明显地想以中国为其目标——时，这才引起了一九五〇年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前去援助朝鲜人民，他们将麦克阿瑟打得狼狈而逃。为了冲破后来演变成的军事上的困境，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都主张用原子弹。杜鲁门曾残酷命令将原子弹投掷在广岛和长崎，现在又要把这个暴行再加诸人口众多的中国城市。这在他当时的声明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由于人民中国和苏联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杜鲁门——麦克阿瑟的建议便等于是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全世界反对杜鲁门——麦克阿瑟建议的呼声非常响亮，以致杜鲁门总统便不得不放弃了它，不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便有破产的危险。麦克阿瑟将军之被免去了其在日本的司令职主要就是因为恐怕这个点火者会自作主张地投掷原子弹而闯大祸。 与此同时，美国的反动分子便在朝鲜战争的基础上乘机行事。杜鲁门总统宣布了“全国紧急状态”，政府战争拨款从一九五〇年的一百八十五亿美元增加到一九五三年的五百三十亿美元，发展中的经济危机由于大批的军事订货而消除了，军火工业的利润由100%上升到1%千，疯狂的建立武装部队的运动发动起来了，和平时期的征兵制度被采用了，并在世界各地增添了许多飞机场（到现在为止，约有九百五十个基地包围着苏联）。垄断资本拼命地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战争歇斯底里被广泛地培养起来了，各方面都在进行政治迫害，共产党、工会和其他进步组织遭到禁止，他们的许多领袖被监禁，人民受到了新的威胁性的“思想控制”的恐吓，麦卡锡主义像月桂树一般地茂盛，美国很快地、危险地走向法西斯主义。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和平谎言的基础上被选为总统，因为美国人民与其他各国人民一样是反对战争的。但是，他一旦执政，便与杜鲁门一样作了华尔街忠实的奴仆，继续执行后者的战争计划。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艾森豪威尔还企图将它做得甚至侵略性更严重些。他和他的国务卿拟订的所谓“解放”政策，乃是“杜鲁门主义”的别名。其目的是要在反对华尔街的国家内发动内战和殖民战争。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还发表了他们的“立即大规模报复”的理论，这就是主张总统有权可以任意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而不必与国会或人民磋商。艾森豪威尔政府也拼命地想要继续和扩大朝鲜战争，扬言要用原子弹轰炸中国城市，并怂恿台湾蒋介石汇军投入战斗。但是全世界要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呼声是这样地普遍，以致艾森豪威尔政府无法公然违抗它，他不得不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签订了停战协定，而这个协定在谈判中曾遭到长期的破坏。这对华尔街的在全世界建立帝国主义的计划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 于是，可怕的朝鲜战争便停下来了。美国死伤了十四万二千一百七十五人（实际数字要高得多）[3]，更不必说朝鲜人、中国人和其他各国人民的大批死伤了。它把整个国家都完全毁坏了。在近代战争中，没有比这次战争再野蛮而残酷的了，联合国军队（美国军队）使用了细菌战争，屠杀解除了武装的俘虏，无区别地滥炸不设防城市，并且还常常扬言要使用原子弹。 印度支那战争 朝鲜停战对华尔街战争制造者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打击，因此他们的股票市场急剧下降。然而，不久杜勒斯和他的战争伙伴找到了另外一个好场所，而他们相信这会给他们一个机会来展开他们所渴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其条件是，至少他们现有的若干同盟者会协同作战。这就是印度支那战争，这个战争自从一九四六年以来，法国帝国主义就徒劳无益地想打垮胡志明所领导的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并重新取得对这个物产丰富的国家的控制权。 印度支那共产党是于一九三〇年在胡志明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了游击队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斗。胡志明成了在战争结束后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席。反抗法帝国主义的战争是在法帝国主义于日本被击败后企图重新接收越南时开始的。到一九五四年为止，法国在战争中的死伤人数约为二十五万人，而这个数字他们只承认了40%[4]。 把自己看成世界领袖（即统治者）的美帝国主义很快便投入了印度支那战争，甚至还没有得到联合国的同意便将金钱、飞机、坦克和军事顾问送去帮助法帝国主义。到一九五四年初，美国就担负了这个可怕的战争的费用的78%，而这总计就花费了美国三十亿美元[5]。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方针就是加强和扩大这个战争，同时便在这整个区域内取法国的势力而代之。 尽管美国毫不掩饰地作继续打下去的努力，但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日的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的签订，却又是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另一次沉重打击。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他那追随侵略性战争路线的真面目，由于他徒劳无益地企图强迫英国和法国参加它们不感兴趣的亚洲大战，他的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帝国主义领导便从根本上被动摇了。 然而，美帝国主义者并未因他们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失败而有所戒心，他们还拼命地在想挑起争夺中国台湾的亚洲（很可能成为一次世界性的）战争。 为了在绝望中挽回他们在亚洲的日益增长的失败，美帝国主义者便建立一个东南亚联盟——“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而这不过是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亚洲的一条战线而已。但是他们的国际影响是这样信誉扫地，而各国人民的日益增长的抵抗是这样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致迄今他们所能招募进“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只是一些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亚洲国家。中国、印度、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等这些代表巨量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反对这个无耻的帝国主义计划。这些国家人民的中心口号是，“亚洲是亚洲人的”，这个观念给西方帝国主义者带来了灾难。 氢弹 与此同时，一件巨大的事件发生了，氢弹一出世就落在狂暴的美国军国主义者手里。这就引起了美国战略上的巨大改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证明完全失败了，因为它的许多成员国极不愿意执行华尔街全力进攻社会主义世界的政策，而这与希特勒时代法西斯的“反共产国际公约”的方针如出一辙。然而，由于新的、可怕的氢弹掌握在他们的手里，控制着美国政府的反动分子们认为，他们握有让他们统治世界的工具。氢弹立即便变成了五角大楼准备战争和国务院外交政策的中心，杜勒斯不止一次地拿氢弹向苏联和人民中国进行威胁。其目的是要将印度支那战争变成一个使用氢弹的战争。 华尔街终于掌握了一种武器，他们拿这种武器可以同时杀死数百万人，可以一下子摧毁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且，如同有些盲信者所说的，甚至可以毁灭人类或地球。他们做了最肯定的表示，说他们完全有决心使用氢弹，甚至正如他们在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那样。他们以虐杀为乐地预计着将来的大规模屠杀和广泛破坏的情况而感到极度开心。 但是这个自称为可怕的氩弹的使用者遇到两件不如人意的事。第一件是，全世界人民为反对氢弹所发出的猛烈的抗议，特别是对一九五四年三月在比基尼岛的氢弹试验所提出的抗议。广大群众的这一呼声削弱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为制造和使用氢弹投下了更多的困难。但是对华尔街战争贩子更不利的是，苏联也发明了氢弹，并且据报告说，其发展还比美国更进了一步。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苏联爆炸了一颗氢弹；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马林科夫警告了华盛顿夸耀氢弹战争所带来的可怕灾难[6]。但是华盛顿的原子狂人还是一意企图要制造一种发动原子弹和氢弹战争的世界形势。 “欧洲防务集团”的垮台 战后期间，在一九四九年的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之后，美帝国主义所遭受的严重的失败之一，便是一九五四年八月“欧洲防务集团”的破产。“欧洲防务集团”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的一面，是美国竭力要在重新武装西德的基础上动员西欧国家以便最后对苏联及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发动一次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进攻的主要表现。但是，当法国国民议会拒绝批准这个企图将西德、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军队组织成一支受美国支配的反对苏联的统一指挥的军队时，它便垮台了。“欧洲防务集团”瓦解的原因是法国广大群众的和平压力和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中主要是英美两国在政策上的冲突和法西德两帝国主义的尖锐的敌对。 “欧洲防务集团”垮台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们惊恐之下忙乱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便搞出了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的巴黎协定。与“欧洲防务集团”一样，这个协定的中心内容便是武装西德，完全违背了波茨坦条约。英国加重了它对欧洲大陆的义务，这才使新的协定成为可能。西德假惺惺地同意将它的军队限制在十二个师，并且不制造原子、细菌和化学武器。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的积极支持，这个战争条约是搞不起来的。要实行以成立好战的反苏战争同盟为目的的巴黎协定将会遇到许多困难，尽管它仍会构成严重的战争危险。这个条约的本质被那最后打垮“欧洲防务集团”的同一力量——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和巨大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压力——给削弱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不足为信的“同盟者”——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感到失望，愈来愈将其战争同盟转而依靠于像西德、日本、巴基斯坦、土耳其、西班牙、希腊、菲律宾和某些拉丁美洲国家等这些“可靠的”国家的缘故，而所有这些国家都是靠美国的施舍过活的。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关于西德重新武装和重新纳粹化的问题还在继续斗争着。 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 正当美国大垄断资本家以冷战并通过他们的代理人——艾森豪威尔、杜鲁门、杜勒斯、艾奇逊等——疯狂地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时，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却在不遗余力地努力防止他们这种破坏性目的的实现。世界上从未有过像前几年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国家中爱好和平的人民所进行的巨大的和平运动。 这一伟大的和平斗争的第一个方面是苏联、人民中国和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所建立的强大的军事国防力量，而这在现在重新武装西德的前面却正形成了一个防御性的军事联盟。虽然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是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除了在有战争狂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来保卫他们自己外别无其他的想法，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执行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和平、禁止原子弹和普遍裁军的基础上的。这种军事上的准备如今正制止着西方帝国主义战争制造者。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引火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学得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战斗精神的有益教训，而这个教训由于他们最近在朝鲜和印度支那所得到的遭遇而大大地增加了。如今对维护世界和平具有特别意义的是苏联打破了美国对原子弹和氢弹的垄断。如果苏联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现在这个世界无疑地已投入一个毁灭性的战争中了。那些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城市的人将会毫不迟疑地用原子弹去轰炸苏联的城市，假如他们这样干而不会遭到原子弹回敬的话。 在“冷战”期间，人民争取和平的伟大斗争的第二个方面是全世界各种群众性进步组织所进行的巨大的和平工作。这些组织是：共产党、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和许多其他群众组织和个人。这些波澜壮阔的运动，实际上在各国都有成千上万的团体在支持着它们，正进行着一项巨大的和平宣传工作。最后便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它以定期的大会和不断的和平斗争团结了全世界所有的和平力量。 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是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召开的；第二届大会是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在华沙举行的；第三届大会则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在维也纳举行。这些都是规模很大的会议。第一届大会的代表们代表着七十二个国家的六亿人民，第二届大会更扩大了，第三届大会则有来自八十五个国家的代表一千八百五十七人，代表着至少七亿人民。领导这个广泛运动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主席是法国著名的科学家、诺贝尔奖奖金获得者福雷德利·约里奥——居里，总书记是让·拉斐德。 世界和平理事会还召开其他世界会议，以及在某些国家的广泛的全国会议。它在拉丁美洲、亚洲和其他地区还召开过区域性的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召开，到会的有三十七个国家的四百一十二名代表。出席会议与和平大会的代表来自各个阶层，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例如，出席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一千八百五十七名代表中，一千零十九名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包括英国一百五十七名，意大利一百九十八名和法国的一百七十六名。英国代表中有五十名是工党议员、九十三名是工会负责人、十名是宗教界人士[7]。此外还有一个美国代表团。 这个巨大的和平运动坚持国际的和各国的斗争，都为的是要争取和平并反对战争贩子的各种性质的计划，而这些战争贩子们的总部则在华尔街。世界和平理事会所进行的斗争是，要求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削减各国的军事预算，反对重新武装西德和日本，发展东西方间的贸易，反对化学与细菌战，裁减军备，支持许多国家为反对美国的统治而谋取民族独立的要求，使联合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和平机构而不是美国的战争联盟等等。世界和平理事会还进行了一个巨大的世界性的和平运动来终止朝鲜战争与印度支那战争。 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两次特别巨大的和平运动是，于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在斯德哥尔摩发起的要求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约有五亿人民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名；于一九五一年二月发起的要求五大国举行会议、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运动，约有六亿一千万人民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名。这些空前的群众运动在各国引起了无限的热情。在苏联，差不多每个成年人都签了名；在资本主义国家，有数千万人签了名；在人民中国，有二亿二千四百万人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上签了名，并于三个月内为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征集了三亿四千四百万人的签名[8]。 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巨大的运动在培养群众的和平感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感情如今在世界各国已很显著，并正与美国的战争计划相抗衡。在阻止用原子弹轰炸中国，减低重新武装西德和日本的速度，特别是迫使华盛顿战争贩子们停止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上，它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世界和平理事会以及苏联、人民中国和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坚定的和平外交政策，告诉华尔街的战争煽动者说，策划战争是一回事，发动起战争又是另一回事。 附带要说明的是，这些强大的民主力量，包括亚洲伟大的解放运动在内，对美国的歧视黑人制度的严厉谴责，是迫使美国压迫黑人的人作某些让步以及企图掩饰这些暴行——包括暗中用私刑、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和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的决定性的力量。甚至骄横的华尔街帝国主义者（力图披上民主的外衣而出现）也被迫在差不多全世界人民的谴责面前放松了歧视黑人的制度。 在这个世界历史千钧一发的关头中，正当全世界面临着毁灭性原子战争的威胁时，最突出的是共产党人——苏联站在最前列——他们以真正的和平的领导来为全世界苦难的人民谋取和平。他们是全世界伟大的和平运动的富于战斗性的创始人和支持者，而这个运动的战斗精神、纲领的明确和范围的广大是无出其右的。这种情况是符合于这样的基本事实的，即共产党人现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进步力量。与这同样突出的是，破了产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反对世界和平理事会，奴颜婢膝地支持着华尔街帝国主义者的战争政策。作为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这些走狗们毫不犹豫地追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头子们，拼命地要想挽救那个陈腐的、破了产的制度。为什么美国的工会高级领导者如此热心地支持朝鲜和印度支那战争，为什么法国的社会党支持法国政府突然想以鲜血来扼杀印度支那革命的企图，为什么英国右翼工党人士总是尾随着保守党丘吉尔的战争政策，其理由就在此。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叛徒——是战争贩子的最无耻的应声虫。 第三次世界大战并非不可制止 虽然世界局势非常紧张，但它是能够被缓和的。华尔街的疯狂的政策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被击败了。尽管美帝国主义者力图要向相反的方向跑，但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能够避免的。如果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拿出他们的力量来，他们是能够阻止美帝国主义的艾森豪威尔一杜勒斯军队发动一次世界性的原子战争的。他们制止了朝鲜战争，他们在一九五四年五月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阻止了华尔街要想将印度支那战争演变为一个普遍的原子战争的企图，而“欧洲防务集团”在巴黎的垮台也主要是由于他们施展和平压力。他们也能够制止华尔街已经计划好了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只有用强大的群众压力才能够阻止战争，因为，只要有可能的话，华尔街坚决要想进行这样一场战争。 在过去几年中，美帝国主义对外政策所遭受的一切失败的种种影响，严重地动摇了华尔街要想通过一次大规模的反苏战争来取得世界霸权的这一如意战略。在世界人民爱好和平的情绪日益增长，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双重压力下，华尔街所希望执行其战争计划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盟摇摇欲坠了。可是，尽管华尔街帝国主义屡遭失败，他们仍没有放弃那已经计划好了的战争计划。在紧张的世界形势中，每一个地方性的战争都有变成世界战争的可能性，美帝国主义者对世界和平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共产党人长久以来便清楚地认识到，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那就是说，帝国主义一向就是个战争孵育者。但这并不是说，每个阶段的国际紧张局势结果一定无可避免地要形成战争，或者是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现在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地，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全世界人民，只要他们下定决心的话，是能制止任何侵略战争的，甚至是华尔街现在正力图疯狂地准备的战争也可以避免。但是斯大林也清楚地指出，“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9] 共产党人认为，不仅世界大战是可以制止的，而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能够而且一定要在同一个世界里和平共处（见第五十章）。列宁、斯大林和马林科夫都非常强调这些结论，把这作为苏联和平政策的基础。然而，这种看法在美国的资本家圈子里是被诅咒的，因为他们断然认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不能在同一个世界里共存的。任何人敢于提出反驳的意见，便立刻会被诬指为“颠覆分子”。 作为这一阶段世界进步的政治力量的共产党人，忠于他们的任务，强调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给全人类以避免一次浩劫的必要指导。与和平共处相对立的另一条道路便是大规模的屠杀，其规模之大，即使是为了征服世界而接连进行几次世界性大屠杀的血腥的资本主义历史上也是从未达到过的。 斯大林逝世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由于患脑出血症而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逝世，享年七十四岁。斯大林是世界工人阶级中所锻炼出来的最伟大的战士之一，他五十年来的革命斗争便从此结束了。对于苏联人民和为争取和平与自由的国际运动来说，他的逝世是个巨大的损失。 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谈到的，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或许可以说，他的最伟大的理论著作便是论民族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专家。他与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一布哈林破坏分子的不可磨灭的思想斗争也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就在他逝世的前夕，他写了一本最后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这本书中，他指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这是他作为一个卓越的经济学家而留下的一个最后的范例。 斯大林也是一个杰出的组织家。在建立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和苏联人民其他巨大的人民团体方面确是他的一项杰作。他领导党动员人民完成了好几个五年计划，建立了工业和农业的集体化，这便是一件无与伦比的组织工作。 斯大林也是个领导群众的军事作战领袖。他整个一生便是与党内外的社会主义敌人进行长期的、无情斗争的一生。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的内战期间，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他是个柱石；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间领导苏联人民战胜希特勒匪徒的战争中，他表现出了无比的战斗精神和杰出的军事天才。在冷战时期中，骄横的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对斯大林的不可制胜的精神和英明的外交政策也是害怕的。正如他的名字所象征的一样，他的确是一个有钢铁意志的人。 在斯大林的葬礼上，马林科夫称颂这位卓越和英明的领袖说，“斯大林同志是当代的伟大思想家，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斯大林的名字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名字并列而无愧。”[10] [1]赫歇尔·迈耶著“最后的幻想”，第一三五页。 [2]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日“工人日报”。 [3]一九五四年四月十四日合众社消息。 [4]约瑟夫·斯塔罗宾著“印度支那见闻”，第七一页，一九五四年纽约版。 [5]一九五四年四月五日“新共和国”。 [6]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三日“纽约先驱论坛报”。 [7]莫斯科“新闻”杂志，一九五三年一月号。 [8]“新中国介绍”，第一〇七页。 [9]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三二页，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 [10]“新华月报”，一九五三年四月号，第三页。
第五十六章中国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九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五十六章中国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九年） ↘蒋介石发动内战 ↘人民的胜利 ↘中国的人民民主 ↘毛泽东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实际上是一九二四年起到一九四九年间不断进行武装斗争的历史。一九二六年，斯大林同志便指出，中国革命必须通过武装斗争贯彻到底，结果这已成了事实。伟大的中国革命战争可以分成四个总的时期：（甲）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和共产党组织联合阵线反对反动军阀的战争；（乙）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战争；（丙）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战争；（丁）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人民的军队反对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结果，人民取得了震撼全世界的胜利，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本书前面（请参见第三十九、四十三、四十五和四十七章），我们已叙述了前三个战争时期的过程。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看到，共产党一直与国民党忠实地并肩前进，直到蒋介石相信他能够为企业家、银行家、大地主和帝国主义分子拿下中国，以不可置信的残暴手段屠杀共产党人为止。我们也看到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中国人民进行反对蒋介石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的长期的英勇斗争；在进行这个斗争的大部分时间内，日本在侵略中国而蒋介石经常拒绝与人民的力量组成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直到发生了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以后为止。最后，我们回顾了一九三六到一九四五年的全民抗日战争，当时蒋介石广大人民的力量比他攻打日本人更为厉害。现在我们还得叙述一下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过，这次战争是由蒋介石挑起的，而他也在这次战争中败在中国人民的手里。 蒋介石发动内战 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胜利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一项宣言，简要地提出了争取在中国组织一个统一战线的人民民主政府的计划。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重庆去和蒋介石举行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保障国内和平的协议达成了，但蒋介石签订这些协议只是为了要骗取人心。他毫无意思实现这些协议，他接着立即就进攻人民解放军而违反了这些协议。 蒋介石的后面是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的。这些华尔街和华盛顿的自命的世界征服者，已经积极地着手实行他们的侵略性扩张计划，极其注意中国这一巨大的、梦寐以求的猎物。蒋介石便是他们驯服的傀儡。蒋介石由于得到美国的支持，并且撕毁了他不久之前签订的协议，便开始夺取人民解放军从日本人手里解放的中国的广大土地。在他接收华北各大城市时，美国的军舰和飞机积极地帮着运输他的军队和给养。与此同时，他进攻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结果发生了多次的武装冲突。 在这个时候，共产党主动地要求停战。一个各党派都派代表出席的会议终于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召开了。美国派了马歇尔代替赫尔利来充当“调停人”的角色。国务卿贝尔纳斯在他给马歇尔的指示中说，“正如我们长久以来所相信和一贯表明的，我们以为蒋介石政府是一个发展民主的最令人满意的基地。”[1]但是，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军很强大，不能像杜鲁门总统原来所想象的那样一下子给打垮，因此就需要耍手腕。结果，便达成了一个协议，决定召开一个由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大会。马歇尔利用他的权势取消了国民大会中共产党的席位，并在拟议中的新的全国军队编制中削弱人民解放军的作用。共产党没上这个当。 与此同时，蒋介石立即尽可能以武装夺取从日本占领下解放的土地来破坏一切的协定。像后来的李承晚一样，他认为他的军事进攻会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因为美帝国主义的目的是要阻止中国成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政权。因此，一九四六年间，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内战打起来了。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马歇尔离开了中国（四月间又回到中国逗留一个短时期），并批评了蒋介石（为的是装点门面），但错误地将爆发内战的责任放在共产党身上。 人民的胜利 表面上看，蒋介石似乎居于优势地位，他充满了乐观。他的军队全都是以最好的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包括一支巨大的航空队（而这，共产党几乎完全没有），他的军队数目为人民解放军的两倍半。蒋介石还占有中国的绝大部分土地，包括主要的铁路线和大城市，而且他还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到当时为止，美国总共给了蒋介石六十亿美元，而对人民的中国则分并未给）。但是蒋介石缺少一个重要的东西——中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人民对于充满贪污腐化和腐败的地主、高利贷者以及垄断资本家控制的政府完全失望了。他们痛恨蒋介石叛变和不打日本人，他们正确地咒骂他发动最近的内战。因此，工人、农民、学生、中产阶级和许多较小的资本家便转而日益大力支持毛泽东和人民解放事业。 一九四六年七月，全面冲突发生了。面对着蒋介石远为优势的兵力，人民解放军遵照了毛泽东正确的战略和战术，撤出了许多大城市，成功地集中力量在内线作战上。正如朱德所说的，战争打了八个月，蒋介石匪军被歼灭了七十万以上。“在第一年，有一百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遭到了歼灭。人民解放军则从一百三十万增加到了二百万。”[2] 一九四七年七月，毛泽东的军队采取了攻势，第二年，他们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国民党士气低落，大量军队带着崭新的美国装备投降了。 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到一九四九年一月这一期间内，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发动了三次强有力的攻势，消灭了一百五十四万人。中国的大城市——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相继为人民解放军所解放[3]。由于南京——蒋政权的首都——的解放，国民党政府便基本上垮台了。到一九五〇年六月，解放军完成了全国的解放，蒋介石和他的残余军队被驱逐到了台湾，他们迄今仍在那里靠着美国的施舍苟延残喘。列宁和斯大林所预见的、第三国际所支持的伟大的中国革命至此赢得了胜利。 四年内战——空前最大的战争之一——以人民取得光荣的胜利而告终。人民的军队的呼声响遍了中国，清除了他们面前的一切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残渣。在这个激烈的斗争中，人民解放军消灭或俘虏了蒋贼军八百七十万人，一百七十万以上的蒋介石军队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缴获各种炮五万多门、各种机枪三十万挺、坥克一千多辆、汽车二万多辆，以及许多其他的武器和装备，差不多全是美国制造的。二十五年的中国战争结束了。中国的反动势力和美帝国主义正如日本帝国主义一样被打垮了。巨大的中国摆脱了长久以来奴役着它的束缚，现在正走向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道路。 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它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它有四百三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即比美国要大六分之一。它的人口迅速地增加，总数达六亿之多，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它是一个农业和工业资源都很丰富的国家，有着广阔无垠的肥沃土地和钨、铜、镍、镁、铝、锌等其他矿物的丰富的蕴藏量。中国煤的蕴藏量有四千亿吨；它的铁矿特别丰富；它的石油的储藏量远超过伊朗；它的可利用的水力要比美国为多而仅次于苏联[4]。中国的确是帝国主义掠夺者和剥削者所想要争夺的一个非常大的猎物。 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大企业巨头，看到在中国所发展着的史诗般的人民的胜利感到惊惧。但是从人民对新的人民政府心向往之这一基本趋势来看，他们是完全无法改变事物的规律的。他们所能给予蒋介石的充其量只是更多的武器，而蒋介石所有的武器已经是用不完的了。蒋介石所需要的不是军火而是中国人民的信任，而这他早就丧失掉了。但是，如果说世界上资本家对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惊异，那么世界上革命的和进步的劳动者却是欢欣鼓舞地来祝贺他的。由于革命的缘故而失去了中国，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来说，是一个根本的和不可弥补的灾难。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毛泽东为主席和周恩来为总理的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了。就在同一天，苏联就在外交上承认了人民中国，并且衷心地欢迎它进入世界上自由民族的队伍中去。由于小心翼翼地要保护它在香港和远东的其他殖民地的利益，英国也于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承认了这个新政府。至于美国呢，它深深地为事物的整个转变所震动，感到自己几乎与国民党一样吃了败仗。因此，旣然美国到了僭称自己有专制权利可以决定其他一切民族的政府形式的地步，它便拒绝承认人民中国。它还反对这个新政府进入联合国。伟大的中国人民以不可抗拒的意志所刚刚建立的人民中国，那些疯狂地希望扭转历史巨轮的华尔街垄断资本家们便立即对它展开了仇恨政策，他们正在计划最后对它发动一次新的战争，以便取消这个伟大的革命。 中国的人民民主 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说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5] 旧式的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新式的革命则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毛泽东同志认为新政权“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6]。他又说，“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7]陈伯达补充说，“正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以及由此形成的工农联盟……使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胜利成为可能。”[8]毛泽东同志又这样地来解释新政权说：“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9] 新的人民民主主义是真正的民主。毛泽东同志这样地写道，“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给予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又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0]显然，中国的人民民主主义和东欧的人民民主主义之间是有着密切的政治血缘关系的。 在召开一个广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的五年间，中国的基本立法团体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成员的正式规定如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应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11]它是由十个政治团体组成的。这个政府的领导政党是共产党，它在一九五二年拥有党员约六百万人。支持这个政党的还有其他党派和一些人数众多的人民团体——有一千万会员的工会、有团员八百万人的青年团以及人数众多的妇女组织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九四九年组织起来的，它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五四年九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宪法。宪法规定新政府“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宣布了社会主义是其奋斗的目标。它说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有下列四种。（一）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二）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三）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四）资本家所有制。整个国家经济是以计划生产为基础的。 政府保证人民有充分的社会权利和自由。妇女在各方面——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都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组成中国人民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它每年举行会议一次。大会闭幕期间的主要领导机构是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朱德，国务院总理为周恩来。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新中国的目标是“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12]然而，这并不是说，土地已经集体化，所有的工业已国有化；这还需要时间。土地集体化将建立在一个相当程度的工业化上，而这目前还不存在。据官方估计，土地集体化将于一九五八年“基本上完成”[13]。在着手建立国营企业的同时，将允许并鼓励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存在（很像苏联早年的新经济政策）。帝国主义、买办（他们的代理人）和官僚资本家（垄断资本家）的企业已被国有化。 由于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同盟军牢牢地控制了国民经济的一切重要部门，并且还控制了国家政权，他们能够允许某种程度的资本主义的成长，作为政府实行决定性工业化的补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新颁布的宪法详细说明了这种限制并宣布说，“国家禁止资本家的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一切非法行为。”但是，当国家进行工业化时，这种民族资本主义的成分只是暂时性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历史证明，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正如他警告说，“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14] 在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最近几年中，美国资产阶级中流行着一种看法，说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并不是革命的，他们所领导的运动只不过是一种土地改革性质的运动。这是胡说，是在强有力的中国人民的伟大运动面前的一种资产阶级自己欺骗自己的手法。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清除了党内一切的变节者和叛徒，经常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和实践中吸取了教益和启示，而且他们一直就是很坦率地这样说的。他们特别敬仰斯大林，因为，过去很多年中，他一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最亲密的导师。共产党书记刘少奇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时说，“我们所要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15] 中国人民也经常与世界其他各国的共产党密切地合作，特别是在第三国际期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伟大的著作——本书常常引用的——里是这样说明在新政府的政策中所体现的中国革命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16] 人民中国现在正非常迅速地进行着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工作。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在经济上得到苏联大力地帮助的缘故。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说，“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7]苏联在军事上也是使人民中国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伟大的保护者。 毛泽东的领导 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具备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所特有的许多品质。毛泽东同志是个坚定、有创造性和无限精力的人，他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一位非凡的组织家，和在公开斗争中的一位非常有能力的群众领袖。正是这些品质才使得这位具有创造性的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巨大的困难面前领导着五亿以上的中国人民走向决定性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著作涉及的范围很广。它概括和撷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应用到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去，他以高度的技巧和熟练完成了这一不朽的工作。这件工作的基础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来估计多年来发展中的中国革命的性质——他划分了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的区别，确立了它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很大的贡献。毛泽东同志也很注意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分析中国各阶级的力量以及在统一战线运动中各民主力量彼此之间的关系，他在这方面的理论是共产党的经典政治著作之一。毛泽东同志关于军事上的战略与策略问题的著作也是经典性的，这样才能在一个游击队的形势中逐渐发展为一支巨大的武装力量，并在一个强大的敌人面前进行战斗。毛泽东同志非常卓越地在理论上阐明了为数不多的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特别是在农民的汪洋大海中间的领导作用。 毛泽东同志许多理论成就中的另一个成就是巧妙地运用了广泛地流行于人民大众中间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将它看作为共产党最低纲领的一部分，这样便接受了著名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民主传统。毛泽东同志与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敌人的辩论也是很出色的。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著作不仅深入经济、政治和军事战略方面，而且还深入文学和哲学方面。他的著作“矛盾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渊博的、深刻的和深入浅出地阐述。 毛泽东同志也是一个卓越的群众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不仅提出雄壮的口号，而且还深入群众，组织他们来实现这些口号。他的理论著作精辟地分析了关于建立共产党、人民的军队、工会和人民的其他一切组织方面的最细致的问题。而且这还都是用最平易的语言写出来的。这方面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他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其中谈到如像“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和“盲动主义残余”等[18]。 毛泽东同志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一个乡村的一个贫苦的农家里，饱尝了作为工人、士兵、学生和政治领袖的艰辛生活。的确，他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儿子，与他们过着一般的生活，深知他们的思想和需要，并且说着他们的政治语言。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不仅是思想家、组织家，而且是战士——的传统来说，毛泽东同志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将军——不论是在经济或政治的斗争中抑或在战场上。毛泽东与朱德和其他领袖一道完成了“长征”；他是一位闻名的游击战领导者和战术家，他亲自参加了无数次的战役。毛泽东同志的最伟大的政治成就在于他直接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反抗各种压迫者的斗争。 当中国人民赢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时，资本主义世界的许许多多人无可奈何地说：“嗯，或许还不算坏吧，但中国是一个大而无可救药的乱糟糟的国家，共产党人试图组织和治理这个国家将会失败。”但这仅仅是主观的想法而已，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力量，特别是对他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典型的资产阶级的过低的估计。现在这种说法很少听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清楚地证明，他们能够组织和领导他们为数众多的人民前进。这只不过是又增加一件在他们为争取自由的英勇的斗争中已完成了的许多“不可能的事情”之外的一件而已。 [1]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一九四四——一九四九年”。 [2]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六日“人民中国”，朱德著文。 [3]布兰德、斯瓦茨、费正清著“中国共产党史料”。 [4]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六日“人民中国”，宋庆龄著文。 *指俄国十月革命以前。——读者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五九——六六〇页，人民凹版社第二版。 [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五页，一九六〇年人民出版社版。 [7]同上，第一四八三页。 [8]陈伯达著“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第一九页，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 [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六八页，人民出版社第二版。 [1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〇页，一九六〇年人民出版社版。 [1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三条。 [1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〇——一四八一页，一九六〇年人民出版社版。 [13]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日“纽约时报”。 [1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二页，一九六〇年人民出版社版。 [15]“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第二六页，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 [1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七七页，一九六〇年人民出版社版。 [17]“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第四页，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 *旧三民主义包括“民族、民权、民生”，但是后来孙中山重新将它解释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1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八七——九八页，人民出版社第二版。
第七章反社会党人法的垂死挣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七章反社会党人法的垂死挣扎 一反罢工令和秘密结社案 二封斋节选举 三圣加仑代表大会 四驱逐令 反社会党人法的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时期，同第二个时期—样延续了四年半，而且也分为三个阶段，只是每个阶段的时间并不相等。从1886年春天到1888年春天是非常法垂死挣扎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被无产阶级的有力的手抓住了腰带的怪物又蠢动了一次；从1888年秋天到1890年秋天是它最后本崩溃时期，随着它的崩溃，俾斯麦的整个体系也就瓦解了；这中间德国皇位更替，弗里德里希皇帝在位九十九天。 反社会党人法垂死挣扎的情况同一般的垂死挣扎没有什么不同。《国民报》用自己的方式在1886年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反社会党人法的执行方面没有什么原则，但是政府的个别措施表明，它对选择手段是漠不关心的，在大动荡的前夕，现存制度的代表人物常常表现出这种漠不关心。这家民族自由党的报纸特别谈到俾斯麦力图利用司法界来做警察所作不到的事。毫无疑问，从资产阶级立场看来，这是很不容易办到的，而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头几年，官方裁判的比较慎重的态度又对它倾泻了格陵兰的阳光以后，那就更不容易办到了；倍倍尔有一次说，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可是司法同警察毕竟还不是一个东西。现在重新向最广泛的人民群众说明阶级司法的本质，肯定就是由于最不可靠的利益，动摇根据一句名言而来的阶级统治的最坚强支柱。但是，在警察暴力和警察的收买行为都不可挽救地失败以后，绝望的制度体现者还有什么办法呢？ 倘若说在第三次延长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以后接踵而至的盲目的暴力打击还有其内在意义，那么后来俾斯麦就揭露了这种意义，他说，在他看来，社会党人问题只不过还是一个“军事”问题。这正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看法，它在1886年春天一再说，残酷迫害的新风暴将引起无产阶级起义，以便用大量放血的办法使中了风的制度还能苟延残喘一个时期。 一反罢工令和秘密结社案 4月11日，普特卡默的反罢工令颁布了，一个月以后规定，在柏林举行公共集会须经警察当局批准，再过了一些时候，又禁止在柏林和阿尔托那公开散发印刷品；这样一来，第二十八条的所有四项全权在帝国首都变得活跃起来了。在所有戒严地区，驱逐出境的活动得到新的高涨；在马尔克地方的小城施普雷姆堡也实行了小戒严，因为应征入伍的新兵用唱工人马赛曲来回答一个警察走狗的粗暴行为。 最能说明官方“社会改革”的特色的，莫过于对工会运动的第一次暴力冲击了。反罢工令本身没有什么新鲜东西，这个命令只是促使警察机关注意，在暂时容忍同业联合会以后，现在又开始压制它们了，在颁布反社会党人法以后立即得到遵守的实际方针必须恢复起来。伪善地要求尊重工人的联合自由，这同俾斯麦和欧伦堡在讨论非常法时答应尊重工人的联合自由时的伪善保证，是同一种货色。反罢工令立即得到肆无忌惮的实现。为了破坏建筑业工人的春季运动，柏林瓦工的领袖们被驱逐出境，虽然他们同工人政党没有丝毫关系。瓦工联合会和建筑业工人出版委员会被解散了。三个女工联合会和所有工人地方联合会（警探伊林-马洛夫就是在一个地方联合会里被揭发出来的）也遭到同样的命运。5月，在柏林有四十七次集会没有获得批准，其中有三十三次是工会集会，瓦工和木工成年不能开会。柏林是这样，凡有工会运动的地方也都是这样。 资产阶级看到警察的这种暴行，掩盖不住内心的满意。只有个别有见识的大工业家表示反对；相反地行会师傅对于迫害工会感到十分高兴，尽管一个建筑业行会会长的代表团曾向普特卡默毫不含糊地为反罢工令递交了请愿书。当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由于这个命令而在帝国议会中提出质问时，只有它的发言人讲话，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资产阶级反对派方面，班贝尔格尔“希望”这个命令不致扼杀联合自由，而只要反社会党人法存在，文特霍尔斯特就认为这个命令不是违法的。这一来，普特卡默更为得势，他诽谤那些靠工人的汗水"养肥“自已”、用口腔追求工入们辛辛苦苦挣来的几文储金”的鼓动家，然后他宣称，在每次罢工的后面，都有革命这条九头怪物在窥视。这句名言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样愚蠢，因为罢工的确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小学校，但是，普特卡默当然不是从历史心理学观点这样说的，而是从低级警察观点和资产者剥削观点这样说的。他认为联合权的成果是“极为可怜的”，他把这种权利的价値称作十分可疑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对这一切都一言不发，甚至《法兰克福报》也说，警察国家一天比一天得到发展，帝国议会应该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事实上，警察国家的确得到了发展。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只用反社会党人法不能制驭工会运动，所以还必须用种种司法手段来扼杀它。首先，营业法规所包含的反对罢工时越轨行为的弹性条文被尽可能地加以扩大，根据这个条文作出的判决，1886年不下一百七十九起，而1882年只有五起。在这个条文不能再扩大的场合，就用刑法典中关于严重暴行、关于强迫、关于要挟的条文来作补充；帝国最髙法院的一个判决是这些行为的顶点，这个法院认为教唆不遵守解约预告期限而停止工作，应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条，即教唆“不服从法律或合法规章”罪处理，即使未遂，也可判二年以下监禁节而根据一百十一条，教唆违法行为未遂只判一年以下监禁。根据最高法院的判决，煽动别人同企业主解约的工人被判二年监禁，而教唆杀人和抢劫的罪犯才判一年以下的监禁！此外，人们还企图把工会当作所谓的保险机构（根据一条刑法条文，需要经过国家机关批准）置于警察监督之下。尤其必须忍受德国大多数结社法都有的、禁止政治团体彼此联系的规定。由于法院宣布法律上的工人保护问题是“政治"问题，工会的“政治”性质就被简单地制造出来。例如阿尔托那的一个木工联合会为依法调整劳动时间问题向帝国议会请愿，从提出同样请愿书的汉堡的一个木工联合会那里拿了几张写请愿书的纸，后来警察就以通过拿写请愿书的纸同另一个“政治”团体“发生朕系”这个美妙的理由而封闭了阿尔托那的木工联合会。国家检察官建议判该会理事每人四星期监禁，虽然地方法院只判了每人三十马克的罚金，但是它也证实警察的结论是正确的，最后一级的帝国最高法院也是这样做的。 以上所述虽然没有说明对工会运动的所有迫害的特点，但已经说明了一些特别出色的迫害行动的特点。尽管如此，还没有能够消灭工会运动，这应该归功于工人的値得敬佩的毅力和坚韧性。他们确实不比英国工会逊色，英国工会从来没有必要同这种在明国家从未有过的障碍进行斗争。当然对工会运动的狡猾迫害也起了有力推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向前发展的作用:阶级国家的官厅处理问题显然是不公平的，同样的事情，它们准许企业主联合会做，而工人联合会做了，它们就要追究；企业主最严重地违反联合法和结社法，它们故意不管，而工人的甚至最谨慎小心的举动总会受到新的迫害。这种行为播下了不和的种子，由这些种子里产生出反抗的人。 同对付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一样，司法也协助消灭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半官方报纸用扱为明显的威胁口吻来回答第一审对日薪案的宣告无罪的判决。然后它十分满意地报道了第二审宣告有罪的判决。帝国最高法院也取消了开姆尼茨秘密结社案宣告无罪的判决，并指示该案由弗赖贝克地方法院重新审理，事先帝国最高法院对结社的定义作了这样的解释，以致蒙克尔律师可以在弗赖贝克的法官面前说，幸亏帝国最高法院解释，“结社”必须同“公共事务”有关，否则每个家庭都有被认为是刑法典上所说的结社而受处罚的危险. 1886年8月4日，弗赖贝克地方法院根据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判处奥艾尔、倍倍尔、弗罗默、乌尔利希、菲勒克和福尔马尔各九个月监禁，迪茨、海因采尔和弥勒各六个月监禁。这条怯律规定，参加一种结社，其目的和活动系利用非法手段阻碍行政管理措施或法律之执行者，处一年以下的监禁。因为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情况的报告，一致同意了报纸的总的立场，所以据说被判刑的这些人通过一种“可以推定的行为”，参加了违禁的结社，这种团体的存在虽然没有得到证明，但是法院假定它是存在的。 弗赖贝克的判决引起了工人运动各大中心的许多秘密社案。这些案件本身同反罢工令一样没有引起人们新鲜的感觉。在弗赖贝克判决以前，也就是在八年左右的时间内秘密结社案件共有二十四起，其中六起宣告无罪，十起以停止审理而结束，而有八起（1880年在法兰克福、1882年在慕尼黑和波森，1883年在施泰廷、1884年在布勒斯劳、1886年在慕尼黑、阿尔托那、奥格斯堡）宣告被告有罪。但从1886年8月初到1889年1月底，也就是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就有秘密结社案五十五起，其中只有十起停止审理，八起宣告无罪，而有三十三起共二百三十六人以被判刑而告终，剰下的四起还是悬案。在这四个案子中，为首的是爱北斐特秘密结社案。这个案子经过长时间策划以后，1889年年底，把八十七个人送上被告席。它的目的是要证明除了一个地方性的秘密团体以外，还有一个全德国的秘密团体，其最高领导就是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然后准备对议会党团的全体成员发动一个秘密结社审判，作为整个战役的顶峰。但是在爱北斐特案件中遭到可耻溃败的不是党，而是秘密结社案的体系。如果说所有这些案件所揭露的，无非是一种该死的特务制度把正直的工人送上了法庭，以便用巧妙地琢磨出来的对刑法典的解释，为任何其他阶级都可以随便做的事情处罚这些工人，那么爱北斐特的案件就揭露了这样恶劣的状况，以致温和的自由派机关报也战栗地喊叫：够丑的了！秘密结社案时期主要是由于这种道义上的反抗而衰落下去的，而不是由于爱北斐特地方法院的法律判决——虽然“嫌疑重大”，但是没有证实德国有一个由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领导的总联合——而衰落下去的。虽然如此，只有四十三名被告被宣告无罪，而四十四人因参加所谓地方秘密结社共被判十年多监禁。 除去秘密结社案而外，自从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后常见的其他案件也增多了。1886年9月，一群朋友为被出逐出莱比锡的舒曼同志送行，有一根手杖上系着一块红布，四个便衣警察就冲进队伍要抢这块布。这几个既没有证明自己的身分也没有说自己是警察的捕吏，有两个被打倒在地，然而他们的宝贵的健康幷没有受到影响。可是舒曼和他的朋友们却必须为所谓暴动负责，他们十一个人共被判十年半苦役和十二年半监禁。几个月以后，舒曼死在苦役牢里，被判刑者中有一个人成了疯子。曼托伊费尔在普鲁士反动时期所发明的、用长期的待审拘留虐待那些没有证据或证据很少的被告的老办法，得到了新的发展，而且不仅柜普鲁士是这样。在汉堡的三件案子中，被告的待审拘留时间竟达十五年之久，后来有的被宣判无罪，有的被判徒刑，而刑期总共还不到六年。 反社会民主党人法这个怪物就这样抽搐着作垂死挣扎，而德国工人永远知道，阶级司法是怎么一回事。 二封斋节选举 这时俾斯麦必须决定，应该怎样对待帝国议会这只榨去汁水的柠檬。撤开其他所有问题不谈，皇位的更迭已经迫在眉睫。皇帝每天都有死的可能，如果皇太子执政，俾斯麦就必须有一个顺从的帝国议会多数派。 因为帝国议会在保护关税和反社会党人法问题上表现得服服贴贴，而用烧酒专卖不能进行竞选宣传，殖民政策也由于种种“责难”已经变得不体面了，所以俾斯麦只有一个手段欺骗选民群众，这个手段曾经帮助他达到第一次有效的“全民投票”的目的，这就是军事恐怖。1886年11月，即比实际需要早一年，他就要求延长1888年春天才到期的七年军事预算，同时要求把和平时期的兵员增加到四万一千一百四十五人，军事预算增加到二千三百万马克。这个手段对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资本家反对派很难避开他，因为无论是自由思想党人还是教皇全权主义者都被钉牢在七年军事预算问题上。 可是，资产阶级反对派害怕斗争，并立即退却。1887年1月，二读开始时，它不仅赞成每一个人、每一文钱，而且还放弃了每年批准预算的原则，它只是没有同意七年而只同意三年的新军事预算。由于理所当然地担心到三读时仍然可能产生这种反抗，因此俾斯麦在对决定赞成三年军事预算反对七年军事预算的二读进行了第一次表决以后立即解散了帝国议会，并定于封斋节——2月21日举行新的选举。 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当然不像资产阶级反对派那样软弱，它连“一个人、一文钱”也不同意。它像反对整个军事预算那样，反对七年法案。可是，如果俾斯麦和资产阶级反对派之间、政府和帝国议会之间发生争执，它就支持资产阶级反对派，使资产阶级反对派得到多数，它坚持原则性立场，认为可以批准军事预算的，是帝国议会不是政府。当斗争被挑起以后，它就起而应战，比资产阶级反对派自己还要顽强地维护后者的权利。自由思想党人同平常一样扮演受迫害者的无罪羔羊的角色，虽然他们举双手赞成俾斯麦的其他一切主张，但是狠心的俾斯麦甚至不肯答应把七年改为三年。教皇全权主义者只是由于党派策略方面的考虑，才维护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权利。不过他们的态度比自由思想党人强硬一些。当俾斯麦失去自制，做他在文化斗争中多次断定为国耻的事情的时候，当他要求教皇帮助他反对中央党，从而委任一个外国的最高掌权者做德国内部事物的仲裁人的时候，文特霍尔斯特甚至对接受了这个可悲的差事的教皇表示敌意。教皇全权主义者的领袖对于现代议会制度没有任何偏爱。他把阿伦贝克-梅彭公爵领地[1]的封建制度当作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为汉诺威的前任司法大臣，他有举行政变的丰富经验。但是他也考虑到，像中央党这样一个天生的少数党不能让帝国议会的权利完全丧失掉，加之教皇全权主义者在积极参加俾斯麦的自私自利的经济政策以后，迫切需要装作“争取真理、自由和权利”的先锋战士，在天主教选民群众中加强威信。 另一方面，两个保守党同民族自由党组成了聚集在自己的骑手俾斯麦周围的卡特尔。这个卡特尔就是十年前开辟了反动时期的大地主和大工业家的联盟，其差别是，民族自由党大工业家及其不稳定的转盘政策完全屈服于保守党大地主。《十字报》发出了成立卡特尔的信号，俾斯麦用下面几句话非常正确地翻译了这个外来语，他说：东部的封建地主容克开进帝国要塞，西部的自由派市民为此大吹喇叭。 由于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软弱，选举斗争一开始就不顺利。用“三年或是七年”这个浅薄的、不合原则的、不彻底的口号，很难动员广大选民群众。俾斯麦找到了一张吸引力大得多的王牌，即“战争还是和平”这个竞选口号。当整个警察机器为了破坏反对党的竞选宣传而开动起来的时候，整个官方和半官方出版机器就致力于把谎话一直散布到帝国最偏僻的茅舍里去，说如果反对党得胜，紧接着法国就要向现在裁减了军备的德国宣战。政府报纸发布了关于法国采购战马和准备战争、关于法国制造麦林尼特炸弹和纯三硝基酚炸药的假消息；为了给这种欺骗以适当的强调，政府发布了禁止从德国输出马匹的命令。在2月这个很不平常的时期，许多预备队和后备军被召集起来，用一种新枪进行训练。卡特尔的成员的表现没有使他们的英雄丢人。他们散发了大量地图，企图用捏造的文字和数字证明，法军在德国边境集结，而没有同样强大的德军同法军对抗。他们还散发了最刺目的年市风格的画片，上面画的是，法国兵虐待德国妇女，赶走牲畜，焚烧村庄的情形。《社会民主党人报》写到：“这不是选举，这是一种围猎，一种袭击，一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压迫，一种最坏的拿破仑式的全民投票——只是更粗暴、更伪善、更有欺骗性，由于我们的容克阶级的教育水平较低，就必然形成这种情况。小拿破仑不会做得这样拙劣和粗暴——法国人的平均文化水平不幸比我们高。所以就给小拿破仑规定了绝对的限制。”但是，卡特尔的爱国者正是对这种法国文化进行投机。假如他们不是正确地估计到法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者比他们自己要规矩和慎重十倍，那么从这次选举煽动中就会产生德法战争。 尽管俾斯麦时常谈到诉诸恐怖在德国人心里绝不会得到反应，谈到德国人只怕上帝而不怕世界上任何东西。但是他明白，他的专治统治的根子归根到底是德国庸人的盲从和胆怯，而他向这些乐于助人的保护者祈祷并不是徒劳无功的。由于害怕最后一条母牛可能被法国殖民军抢走，他把最后几条公牛从家里赶出去；2月21日的总投票数比过去任何一次帝国议会选举都多一百五十万票以上，封斋节的选举产生了一个卡特尔多数派。 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假定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可能想到这种行径）当然嫌恶这种胜利。被盲目的恐怖赶到投票箱旁边去的政治上不成熟的选民群众是在风里摇摆的芦苇，甚至他们也没有保证政府得到多数票。投票赞成卡特尔的是三百五十万票，反对它的是四百万票。假如议席的分配是按票数的正确比例进行的，那么，不管怎么样卡特尔在帝国议会中只是少数派。尽管皇帝和教皇反对，教皇全权主义者候选人比1884年多得了将近二十五万票，自由思想党人比1884年甚至少得了两万多票。 可是，以充分的严格的原则性进行这一斗争的唯一反对党——社会民主党首先取得了重大胜利。它的候选人共得七十六万三千一百二十八票，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十点一，比1884年多得二十一万三千零三十八票。在普鲁士省，几乎所有中小邦，运动都蓬勃发展，甚至在关于战争的谣言起作用最大的德国南部和西南部地方也是这样。只有在黑森和亚尔萨斯-洛林（在全德国只有这两个地区）社会民主党的票数没有增加，反而稍有减少。虽然如此，党必须承担最沉重的竞选负担。它必须像在1878年和1881年那样的情形下战斗。在战斗前夕，平白无故地在法兰克福及其周围地区实行了小戒严，其真正的目的是要控制前几次选举中在反社会党人法压迫下表现得非常勇敢的美因郜；为了一开始就散布必要的恐怖气氛，根据俾斯麦所吹嘘的“实际的基督教”的精神，第一批驱逐令在圣诞节前送到它们的牺牲者（其中有四个是有家眷的）手中。在选举斗争期间，虽然黑森政府长时间的反抗，小戒严还是扩大到奥芬巴赫，与此同时，施泰廷也实行了小戒严。施泰廷工人举行的一次选举集会被无缘无故地解散了，然后便衣警探在会场外面挑起了一场小骚动。武装力量的一次“果断的”刺刀攻击拯救了波美拉尼亚的首府，许多任务人受了轻伤或重伤，一人死亡，然后驱逐令像雨点似的降落下来。可是新戒严区表现得不比老戒严区逊色；社会民主党选票的急剧增加，就是他们对压迫者的回答。柏林九万三千票，汉堡-阿尔拖那六万五千票，莱比锡市区和郊区三万票，法兰克福九千票奥芬巴赫七千票，施泰廷四千票，柯特布斯-施普雷姆堡四千票。社会民主党所得选票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来自上述戒严区。在帝国的二十三个纯城市选区中，党所得票数占它得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七；在这些次选举中，由于三个柏林工人即铸铜器工人瑙恩、钳工亨塞尔、铸模工拉赫曼的牺牲，令人深为感动地提现了德国无产阶级的牺牲精神。他们三个是夜间开过受托人会议后回家时，在斯潘道运河冰上行走，因冰破而跌落水中淹死的。 按照选票数，党本可得到四十个议席，可是事实上只得了十一个议席，而在1886年的一次补选中盖尔在施托贝克-施内贝克选区获胜以后，党在上届帝国议会中有二十五个议席。在封斋节选举中，除了在德累斯顿旧城参加过一次复选而外，所有萨克森选区一开始就丧失了。萨克森的狂热的秩序维护者所做的工作几乎比他们在1881年所做的还多，虽然所取得的成就要小得多。他们把一大批懒散的庸人拖到投票箱旁，但是并没有动摇1884年以来在全萨克森增加了两万人左右的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在主要选举中党得了六席：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津格尔和哈森克莱维尔）、汉堡第一区和第二区（倍倍尔和迪茨）、阿尔拖那（弗罗默）和纽伦堡（格里林伯格）。党必须参加十八次复选，除去在德累斯顿旧城外，还在柏林第三区、布勒斯劳第一区和第二区、科尼斯堡、柯特布斯-施普雷姆堡、马格德堡、汉诺威、哥达、罗伊斯长系、汉堡第三区、卢卑克、基尔、格吕克施塔特、爱北斐特-巴门、佐林根、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第二区参加了复选。 这次的复选具有特殊意义。如果说选区几何学保证了卡特尔的胜利，那么反对党在复选中的紧密团结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损失，卡特尔多数派虽然没有完全被阻止，但是被限制在这样少的票数之内，使它成为不稳的和不可靠的。社会民主党中央选举委员会——格里林伯格、哈森克莱维尔、李卜克内西、迈斯特尔和津格尔早在2月23日就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在复选中投那些确实对普选权和非常法表示了自己态度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候选人的票。教皇全权主义者也发出了竞选口号：反对混杂！由于教皇全权主义者、尤其是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自由思想党挽救了不少议席，以致它还能以三十二人之众参加卡特尔帝国议会。可是这些不屈不挠的人们自己表现得同过去一样不可靠；把最卑贱的党的专职制度带到自由思想党内的欧根·李希特尔不可能提出荣誉和理性所要求的复选口号；他可能害怕，这样就会损伤他这个失败选举的最可靠的组织者的声誉。在自由思想党人和和社会民主党人竞选的柏林第三区和基尔，自由思想党人用最可怜的方式乞求卡特尔兄弟的援助；而在卡特尔同社会民主党人对垒的地方，他们公开背叛自己的事业转向卡特尔一边，在汉堡第三区、格吕克施塔特、卢卑克、马格德堡和科尼斯堡表现得最不像话。自由思想党人就这样送给俾斯麦大约十个选区，使得卡特尔多数派成为牢不可破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复选中仅仅在布勒斯劳第二区（克雷克尔）、爱北斐特-巴门（哈尔姆）、佐林根（舒马赫）、汉诺威（迈斯特尔）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萨博尔）取得了胜利。 现在俾斯麦又有了三年可以自由活动的时间，他像堂·菲利普那样充分利用这个夜晚。卡特尔不仅一下子就同意他的七年预算提案，还同意他每年增加烧酒税一亿多马克、食糖税约四千万马克，此外还从纳税人口袋里为烧酒酿造者每年掏出四千万马克，为制糖厂每年掏出三千万马克的慰劳金。卡特尔把这次选举的盲目恐惧称作“国民精神的道德上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确达到了这样的地步：群众的掠夺者并非所想象的穿红裤子[2]的魔怪。 三圣加仑代表大会 有了一种光明正大的、坚定的政策，一切事情往往都能顺利进展，因此社会民主党无须为自己议席减少而惋惜。在卡特尔帝国议会中，它可以因为有了一个利用适当时机在人民面前揭露反人民阴谋的坚强哨所而感到十分满意。关于参加议会事务的程度的争论现在已经停止，因此党可以更紧张地集中力量抵抗俾斯麦制度的新攻击，并主动采取攻势。 只要秘密结社案的目的是破坏党机关报和党代表大会，这些案件就像其他所有案件一样，是徒劳无功的。在帝国最高法院批准了弗赖贝克的判决以后，议会党团就取消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正式机关报的性质，这样丝毫也不削弱该报的影响，它的读者一个也没有减少。1887年9月，议会党团同党内从前的帝国议会议员和党在邦议会中的议会代表共同发表了一个要求派代表参加每个同志都被邀请的一次代表大会的号召。当然，为了阻止伊林-马洛夫之流参加，关于某些人能不能参加大会的问题于由代表大会决定。号召通知了议事日程并且明确指出，计划中的讨论并不违反德国的普通法。只是非常法的执行迫使人们采取特殊措施；因此地点和时间暂时不能公布。 这样就避开了弗赖贝克判决的所有圈套，俾斯麦-普特卡默的政策又一次陷入困境。甚至资产阶级集团对他们的雇佣文人都非常鄙视，因为这些文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然代表大会讨论的问题不违背普通法，那么代表大会为什么不在德国召开呢？倍倍尔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假如我们在我党的内部事务方面要依靠‘外来的恩惠’的话，那么我们宁可依靠一个外国政府的‘恩惠’，也不依靠德国警察的恩惠。御用报纸和它们的操纵者可以记下这一点。”当然笨拙的德国警察这次也像过去一样，没有预先发现召开代表大会的地点和时间。 10月2日至6日，代表大会在距圣加仑半小时路程的布鲁根附近的许伦威根啤酒厂里举行。参加大会的共有七十九人，其中七十四人是从德国来的。议会党团的总结报告指出，自从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以来，党的金库收入十三万五千七百四十八马克，此外还收到外国同志尤其是美国同志和瑞士同志的五万二千九百零七马克，地方上的开支没有计算在内，可以估计地方上的开支比上述数字还要大好几倍。党像过去一样不屈不挠地反对它的迫害者；党代表大会的第一个决议就严厉谴责党员由于审讯和徒刑的威胁而逃走的行为。盖泽尔和菲勒克受到了同样严厉的不信任投票，因为他们由于不充分的理由，拒绝在召开代表大会的号召上签名。关于党的议会活动、关于党对政府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态度，也同维登和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一样作出了决议：只是对两个资产阶级候选人竞选的态度，代表大会根据封斋节选举的经验，建议绝对弃权。《柏林人民报》评论会议时说：如果说过去党内有一个“右翼”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没有了。 可是，党的无穷力量的最确当的证据在于，它在一切困难之中，着手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自从七十年代的大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害在所有文明国家都激烈增长，各个阶级的日子都变得很不好过，以致对于社会改革的必要性的一种强烈意识开始远远超过工人的范围而发生作用。日益明显的是，普遍实行保护关税不是减少而是增加那些祸害，卡特尔、康采恩和八十年代为了调节生产而组成的其他企业联合，事实上加强了压迫消费者和无产者的资本主义力量。在资本主义剥削面前，根据法律保护工人阶级，是一种彻底得多的补救办法。这时也产生了种种幻想和许多虚伪言行，可是，在所有工业发达的国家，一股强有力的潮流，正朝这个方向发展，这股潮流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转变，这是出于理所当然的原因，同时也因为资本主义剥削的先锋战士（尤其是俾斯麦）经常谈到竞争国家的国际竞争和种种社会立法，虽然不是为了促进国际性的工厂立法，但却是为了阻碍本国的工厂立法。 1881年，瑞士首先倡议在这方面举行国际谈判，但是没有任何成果。此后到处都更加感到这种需要；关于这一点的最确实的证据也许就是，甚至德国的卡特尔帝国议会也在第一次会议中就要求修订德国工厂法。它遭到了俾斯麦的坚决反对，所有国家的法律上的工人保护也都碰到强有力的反对者。随着这种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就是很不可靠的人物也掌握这种思想，其中甚至包括像欧根·李希特尔和他的热狂的自由贸易派一伙这样的资本主义斗士。当他们完全肯定俾斯麦在这个问题上不会让步的时候，就显得很想进行“社会改革的”蛊惑活动，这种经验就根本不用谈了。国际工人阶级把这个问题握到它的充分的高度，挫败顽固的敌人和半朋友或假朋友的把戏的日子更接近了。 这时候，国际工人阶级只要继承老国际的传统就行了，在老国际的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经常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如果说国际一方面由于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会的背叛而没落的话，那么现在在更高的基础上恢复国际的时机成熟了。无政府主义者到处遭到失败。像在德国和瑞士那样，在奥地利、法国、比利时、英国，无政府主义者里面也混亲着一些恶毒的内奸；1887年，正直的、大公无私的无政府主义者内弗被奸细特劳特纳尔、波伊克特和罗伊斯用卑劣的手段交给了德国警察，被帝国最高法院秘密判处十五年苦役。只有在美国，无政府主义发展成为一定的力量，但只是因为它控制了一个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急剧增长的运动，其结果是使这个很有希望的运动长期陷于混乱状态。无政府主义报纸宣扬的暴力政策，使美国资本家能够进行在芝加哥干草市场上扔炸弹和卑鄙的司法滑稽剧的阴谋活动。八个无政府主义领袖中一个被判长期苦役，七个被处死刑。这些人在炸弹案中是无罪的，就像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诺比林的霰弾射击中完全无罪一样，可是由于他们的错误策略，美国工人运动被卷入德国工人运动由于它的正确策略已经胜利度过了的人为地挑起的憎恨和愤怒的大旋风之中。 另一方面，当英国国际市场垄断日益被德国、法国、尤其是美国的竞争所打破的时候，英国工会从偏狭的拘谨态度中惊醒过来。因此它失去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的地位，被粗暴地推回到国际无产阶级团结方面来。从八十年代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中可以一步一步地追索到这一点。比利时工人倡议召开的世界大会（德国党在维登曾决议派代表参加这个大会），1881年在库尔举行，可是同四年前的根特世界大会一样没有显着成果。1883年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国际工人会议几乎更没有收获，它最多只是通过毫无内容的决议而给了资产阶级一个唱起“社会主义道义上的失败”的廉价凯歌的好机会。这次会谈完全由英国工会控制，除了它以外，几乎只有可能派[3]有代表参加，这个法国工人党派的领袖保·布鲁斯甚至阻止邀请德国工人参加会议。而1886年也是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国际工人会议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各国工人党都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德国社会民主党由居住在巴黎的格里姆佩同志作代表，而腊科夫以伦敦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代表的身分出席会议。除去德国、英国和法国以外，奥地利、匈牙利、比利时、瑞典、挪威和澳大利亚也派了自己的代表。格里姆佩对英国工会的政策进行了也许不很客气但却很巧妙的攻击，腊科夫给他有力的支持；于是引起了两天的热烈争论。在这次争论中，英国工会的七个代表表现了十分动摇的态度；他们终于没有赞同会议关于推动各国政府在八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制定国际工厂法的决议（否则这个决议就被一致通过了），表面理由是他们没有全权，他们声明在倾向上是同意这个决议的。一年以后，英国工会斯温西代表夫会主动决定召开一个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当然只限于工会而且还附有许可条件，这些条件使德国和奥地利这样一些有警察非常法的国家不能充分派出代表。 这时举行了圣加仑代表大会。它作了一个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决议，其重点在于毫不容情地谴责无政府主义策略；决议中说，在各国人民的历史上，可以说暴力是反动因素的时候甚至比它是革命因素的时候多，个人运用暴力不能达到目的，它反而是有害的、遭到唾弃的，因为这样做会伤害群众的法律感情。“我们要迫害者和驱逐者对被迫害者和被驱逐者个人的暴力行为（甚至极端的暴力行为）负责；我们把这种暴力行为的倾向理解为任何时代在类似情况下都会发生的现象，而现在拿报酬的密探为了反动目的利用这种现象反对工人阶级。”最后这句话使代表大会不致蒙受这样的嫌疑，以为它也具有资产阶级的恐惧心理；一个月以后，在芝加哥被判罪的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将要被执行死刑的时候，倍倍尔、格里林伯格、李卜克内西和津格尔用德国工人的名义，打电报给伊利诺伊州州长，请求主持人道，而不顾普特卡默及其一伙恶毒地利用这个行动。大家知道，被判刑者之中只有两个人被改判为终身苦役，有一个人在被处死刑前自杀了，其余四个人则坚决而勇敢地死在绞架上。后来，官方也承认他们是无罪的。 圣加仑代表大会把反对在英国工会中仍然经常出现的狭隘精神同反对无政府主义策略结合起来。代表大会委托党领导联合其他国家的工人团体，于1888年秋天召开一个普遍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目的是促使各国工人为实现国际工人保护法采取共同步骤，从而给现代无产阶级的国际性阶级斗争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四驱逐令 1887年11月，当卡待尔帝国议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时，俾斯麦除了提出新的更高的军事要求外，还编了一条三尾鞭把选民打得皮开肉绽，使他们在封斋节那天任人宰割；面包税由三马克增加到五马克，立法时期由三年延长到五年，最后把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延长五年，并残暴地加重了某些条款。俾斯麦由于自己的反动的局限性现在已经到了连卡特尔帝国议会也不能控制的地步。只有在延长立法时期方面（这是对普选权的第一次攻击）卡特尔多数派乐意跟着他走；大多数民族自由党人为了工业的利益反对提高面包税，只是由于教皇全权主义者的援助，这个掠夺群众的新手段才能实现，相反地，无论是民族自由党人还是教皇全权主义者都不赞成对社会民主党的驱逐令，于是俾斯麦就骑虎难下了。 这个法令把对散布违禁印刷品的处罚最多提高了一倍，即由六个月提高到一年，说了社会民主党的目的进行的“业务性的”鼓动将处二年以上徒刑。因为什么是“业务性的”，什么不是“业务性的”完全由法官随意决定，所以利用这条弹性条文就可以把任何不受欢迎的社会民主党人先在监狱里关几年，然后再驱逐出境。因为对根据这项条文判罪的人和所有因秘密结社活动而被判罪的人可以采取取消国籍的手段。对所有在国外参加促进社会民主党活动的会议的人也是这样。此外，对这种新制造出来的罪行，还可以处以徒刑。 这个提案干脆就是宣告反社会党人法破产。它企图用俄国皮鞭达到德国警察棍所没有达到的目的。根据反社会党人法第二十二条，可以限制专业鼓动员的逗留期限，这个可耻的武器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克里斯滕森因为犯了揭露奸细伊林-马洛夫的“罪行”，像一只被追猎的野兽似的在德国东奔西跑。凯泽尔因为犯了在社会民主党谈会党团中站在最右翼的罪过，建筑师克斯勒尔犯了参加建筑工匠的工会组织（根本没有参加政治鼓动）的罪行也都受到同样的迫害。可是这种迫害和驱逐活动在戒严区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更加有力地扩大了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制定驱逐令的理由本身承认，驱逐活动往往把鼓动扩大到在那以前还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接触到鼓动的地区。于是俾斯麦和普特卡默企图利用把所有有嫌疑的人立即逐出德国的办法，来挽救他们的政治家的智慧所造成的这种自杀后果。此外，驱逐令还把它最毒的锋芒针对《社会民主党人报》，虽然这时帝国最高法院还惊人地发现，订阅、甚至接收和保存几份《社会民主党人报》就要被当作帮助散布或策划散布而受到惩罚，但是该报仍然发行一万份以上，而且每周非常准时地散布到全德国各地，这家受威胁的报纸讽刺说：“一切猛禽中最凶暴的猛禽自认无能同欧鸲[4]进行斗争，欧鸲的无所畏惧的歌声使它十分恼火。”甚至保守党集团中也有人感到这个提案给德国的名誉带来耻辱。 普特卡默本人对胜利当然是很有把握的。自从封斋节选举以来，他对一种新的滑稽姿态，对远远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家的沉默的受难者的角色深感兴趣，这个思想家带着轻微的失望，但却有令人感动的耐心，容忍愚蠢的人民误解他的聪明的意图。每当社会民主党议员就反社会党人法的执行情况发言时，他就倚着身子懒洋洋地看着自己的漆皮靴，或者摸摸自己飘动的颊须，一句话也不说，就好像他那神的才智懒得同人的愚蠢较量似的。因此他也认为讨论驱逐令是不必要的，他让社会民主党人占了先，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立即把他从沉思地欣赏自己的漆皮靴的状态中惊醒，使他进入了作为救国者的最后的角色之中，这是瓷器店里的公牛的角色，正因为是最后一个角色，所以他不是装腔作势而是演得十分逼真。 社会民主党按照自己的好习惯采用了以毒攻毒的办法：它广泛揭露了俾斯麦-普特卡默政府不仅毒害了全德国，而且毒害了半个欧洲的收买活动和密探活动。《社会民主党人报》在1887年5月就揭露了把正直的内弗交给德国警察的可耻行径，这年年底，该报揭发出来的警探不下一打之多：在伦敦是作家萨克斯和破了产的歌手罗伊斯，在巴黎是作家特劳特纳尔、语言教师农纳和作家奥贝文德尔（他曾是拉萨尔的最初的拥护者之一，后来时常参加奥地利工人运动），在苏黎世是木工施勒德尔和白啤酒店店主亨利希，在日内瓦是铸工豪普特，在马格德堡是作家施文哈根，在阿尔托那是染工维游曼，在汉堡是木工诺伊曼，在莱比锡是书商内贝尔。其中少数人，如奥贝文德尔可能满足于现代科采布之流的角色，而大多数人，如罗伊斯和维希曼，施勒德尔和豪普持都是最恶劣的进行爆炸和挑拨的特务分子。苏黎世党员的巧妙而迅速的干涉，促使施勒德尔和豪普特供出许多情况，法院对被揭发的奸细进行的侦查，充分证实他们有罪，苏黎世警察长兼预审法官费舍受倍倍尔和津格尔的委托正式证实了这一点。同时伯尔尼的联邦委员会把曾任巴登参谋将校的埃林堡从瑞士驱逐出境，多年以来埃林堡力图把社会民主党卷入叛国活动，结果没有得逞。到那时为止，埃林堡被看作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冒险家；被驱逐出瑞士以后，他就到了对他进行叛国罪侦查的卡尔斯鲁厄军事法庭，虽然他有很大嫌疑，但是军事法庭没有逮捕他；后来，当陷害社会民主党的疯狂企图遭到失败，侦查对他和他的保护人越来越不利的时候，他就顺利地逃到国外去了。 倍倍尔和津格尔在帝国议会所作的对于进行挑拨的密探活动的揭发，粉碎了驱逐令。普特卡默的愤怒姿态使被揭露出来的丑行达到顶点。他好像神经错乱地说：豪普特和施勒德尔当然不是什么高尚人士，可是没有这些国家柱石，一个文明国家的政治安全一天也不能维持。普持卡默咒骂扯下密探的假面具的正直人士是“一伙无赖”，骂警察长费舍是“不値得信任的家伙”；他用一种外交行动威胁瑞士，为的是使瑞士想起它对邻近大国的义务。在昏迷状态中，他还有清醒的一刻，因为他老老实实承认，像瑞士那样的文明状态是不可想象的。毫无疑问，对封建野蛮的观念感到高兴，对现代文明毫无所知，这是普特卡默和俾斯麦的历史的不幸。可惜普特卡默又用捏造事实消除了这种减轻情节的调和作用，他说，社会民主党派出特务分子对他进行了突然袭击；不管他多么满意地注视着他的收买活动的发展，他从来也没有能够收买工人阶级。他终于拿出全付力量，庄严宣誓，如果他在怂恿犯罪这个问题上不是问心无愧的话，他一定会惭愧得无地自容，这时整个会场都报之以冰冷的沉默；只有几个极右派的地方长官十分费劲地迸出一个“很对！”。一种可悲的政策已经到了它可悲的尽头。 唯有两个保守党准备自己走进示众的囚笼。民族自由党人声称，他们非常愿意同意把不加修改的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再延长二年，而十分信赖卡特尔多数派的教皇全权主义者除了八个人以外，全都参加了他们过去为了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而提供的援军；这支持军的首领赖辛施佩格甚至又发表了一篇反对非常法的激烈演说。1888年2月18日，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以一百六十四票对八十票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延长，即到1890年9月30日为止。 [1]普鲁士奥斯纳布吕克行政区的一个小公国，有两千多平方公里土地，六万多人口。——译者 [2]十九世纪的法国兵穿红色军裤。——译者 [3]可能派——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法国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别。——原编者 [4]“鸲（qú）”，一种鸣声优美的小鸟。——译者
第四章科学的收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四章科学的收获 在哥本哈根，人们还通过对一个人的悼念完成了一项可悲的义务，这个人四十年来用他伟大的思想推动了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卡尔·马克思于1883年3月14日去世。他在生前的最后十年，不得不同重病作斗争；他的妻子和长女在他以前逝世，这个伟大的生命庄严而令人悲伤地告终了。可是这个生命不是像莱辛或费希特的生命那样，在没有希望的黑夜里熄灭了，而是在好转时期的朝霞中熄灭的。德国工人阶级前进中的胜利，使卡尔·马克思的暮年增添了光辉。 恩格斯接替了马克思遗留下来的工作，他还为国际无产阶级不倦地工作了十二年之久。他根据马克思留下的手稿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正如第一卷分析了工厂的机构一样，第二卷和第三卷分析了办事处和市场的机构。可是这两卷就其内容而言，不像第一卷那样深刻而直接地干预工人运动；只有有理论修养的读者才能掌握这两卷所介绍的丰富的新知识。恩格斯根据莫尔根的研究和马克思的准备工作，但基本上作为独立著作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则比较通俗一些。它弥补了《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观中的一个大缺陷，通过揭示人类的史前史，给科学共产主义提供新的根据。可是恩格斯在生前最后十年所完成的丰富著作中的大部分，都是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实际需要服务的。他在无数的文章，书信和谈话中，向各国工人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由此产生的一切劳累，他都看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必须立即实现的义务。如果说他的一生比起马克思来稍有逊色，那么现在生气勃勃的老年就给了他丰富的，正如他本人以大思想家的真正谦虚所说的，过分丰富的报酬。 他的反杜林的著作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后最初几年的斗争的喧嚣声中，开始慢慢在一些清醒的头脑中发生作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时期，恩格斯为了概括地说明一下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把《反杜林论》的最重要几章编成一个通俗本出版了，这本书的发行量很大，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不久又译成有工人运动的各国的文字，发生了类似的作用。赫希柏格的几种科学杂志停刊了，虽然特别是《苏黎世年鉴》在后来的几卷中表现出进步的发展；只要党必须为它的政治生命进行斗争，它就把一切理论推开。1881年选举后，现代工人运动的奇异的活力，更加要求进行科学积累工作。即将进行长期战争的军队，需要兵工厂和武器库，以便修理旧武器，制造新武器；在维登，人们就已经考虑建立党的档案机关，在哥本哈根，更为强调地作出了决议：施留特尔是党的档案的非常机灵的保管人。 在这方面，也同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反社会党人法使它的制定者的盲目期望不能实现。自由贸易派有理由抱怨，被迫害的社会主义成了一支“大军”，大家都向它献殷勤。当然这时产生了许多单纯的假象，俾斯麦在社会主义面前鞠躬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榨取群众充实国库的一切措施或资产阶级牟利的一切手段，一旦由国家执行，都被颂扬为社会主义。可是任何玩这个火的人都要受到惩罚，资产阶级学术界中还有一点科学良心的人，都对这种阴谋表示愤慨。许多年轻的研究人员发表了论德国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有功的著作，其中的一些人，如艾曼纽尔·汉斯·查克斯和施纳佩尔-阿伦特坦率地承认，他们受到恩格斯和马克思的鼓舞。对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家庭工业的历史发展和典型性质作了深入观察以后，查克斯描述了图林根地区，施纳佩尔-阿伦特描述了陶努斯山区的五个自治村；它们的图象是经过仔细研究，用把科学研究人员同学术界的仆从分开的创造力描绘而成的。可是这些仆从同络贝尔图斯做的游戏是对双方都不利的。洛贝尔图斯始终是一个硬木桩，向他求教的青年学者在他身上栽了跟斗；没有节操的野心家宁愿立即沉没在俾斯麦的沼泽里，因为他们认为洛贝尔图斯可能比马克思坚决，而俾斯麦又比洛贝尔图斯坚决得多，然而真正有才能的人则靠科学共产主义的平地挽救自己。尤其是开姆尼茨人麦克斯·席佩尔通过他论现代贫困和现代人口过剩的处女作，提供了一本有价值的著作，很快就学会掌握唯物主义历史观。 科学共产主义只能拯救官方学术界中的最有才能的后起之秀，正因为它是官方的学术界，不能离开资产阶级阶级国家的基础。不多几年，还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德国大学就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一个出身于老民主主义家庭的科尼斯堡青年康拉德·施米特想以私人讲师的身份写一本著作，用纯思辨的理论形式，极有见识地论述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个问题，这时到处都有人给他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德国高等学校里是不能存身的。即使没有这个机会，社会民主党也知道，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科学自由不过是一句空话。它早就在自己的阵营中建立了科学的兵工厂。根据良好的习惯，它从自己最迫切的需要出发；它的苏黎世中央机关报成了它的第一个理论研究场所，自从德国工人报纸得到一些活动自由以来，这个报纸的任务就改变了。 现在首要问题不是激发被追逐、被压迫和被迫害的工人的斗争热情，针对反动的迫害狂发表革命言论。另一个任务跃居首要地位，即阻止官方社会主义蛊惑的把戏，向党阐明社会和国家中的经济动向和社会动向，对被人误解的口号（如“对自由贸易派进行斗争”）作正确的解释。这个口号曾经起过好的作用，也可以再起好的作用，可是当时有可能使德国工人阶级同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中的最危险的分子结成危险的斗争同盟。德国的工人报纸以必要的公开性讨论所有这些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立即遭到反社会党人法的迫害。因此《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一组很有教益的论文中，粉碎了社会王国的童话，粉碎了施特萨尔和瓦格纳之流的空洞的欺骗，以及认为任何“国有化”都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步的愚蠢看法。报纸指出，当国家掌握在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手中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经济任务不是加强国家的影响、扩大它的权力范围，而只是促进和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目前情况下，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必须把它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夺取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方面。 爱德华·伯恩斯坦适于做《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革命工作，至少也同样适于做这种解释工作。他出生于柏林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安哈尔特铁道上的火车司机，伯父是《人民报》的政治领导人，伯恩斯坦本人是在一个精神上受到鼓舞同时也令人鼓舞的环境中长大的，在这个环境中，各种不同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的利益混杂在一起。他的父母的经济条件只允许他在文科中学读到取得服一年兵役的证书的程度为止，然后他在一家银行里工作了十二年。1872年，爱德华·伯恩斯坦经过长期摸索后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立即成了实际的鼓动员，是当时柏林爱森纳赫派中最热心的一个。他具有这一派的理论上的模糊性，同杜林和赫希柏格发生了亲密的关系，1878年和1879年之间的冬天，当他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时候，他对科学共产主义才有了了解。1880年秋，他到伦敦旅行，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相识，回到苏黎世以后，他暂时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后来领导这个编辑部达十年之久。 伯恩斯坦善于使这个报纸保持全党的机关报的地位，同时也给这个报纸确定了坚定明确的方针，这个方针可以适应各种策略要求，而不违反原则。在十年的日常政治斗争所提出的所有问题上，至少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人报》没有误入歧途。伯恩斯坦从担任鼓动员时期以来，就熟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条件，不会对它们认识不清，而是彻底而缓慢地创造这些条件，他是一个喜欢思索的人，甚至带有轻微的怀疑的色调，与其说过高地还不如说过低地估计了对手方面的权利，他不是为斗争本身而喜爱斗争，他经常愿意参加一切有益的讨论。由于恩格斯的劝告，伯恩斯坦通过自己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领导，对德国工人阶级的理论教育工作的贡献，至少同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实际训练的贡献一样大。 《新时代》给这种理论教育作了补充，这是一个学术性月刊，从1883年1月起在斯图加特出版。迪茨被逐出汉堡-哈尔堡以后就回到斯图加特，由赫希柏格手里接受了已经变为赫希柏格所有的莱比锡合作印刷厂的烂摊子。在自从谋刺案时期以来实行了相当出色的警察统治的士瓦本，迪茨也碰到许多麻烦，可是他的新事业没有完全遭到毁灭。 卡尔·考茨基担任《新时代》的编辑工作，他生于布拉格，出生于一个国际的艺术工作者家庭，他的祖父是波兰人，祖母是捷克人，外祖父是意大利人，外祖母是德国人，父亲是著名的画家，母亲由于写过许多优秀的社会小说而博得名声。由于出生于捷克，卡尔·考茨基很早就被德国同学对他的歧视推到了反对派之中；他在梅耳克的本笃会修道院里受过一段教育，在那里他认识了僧侣制度，并对它深为痛恨，后来巴黎公社的起义和失败对他发生了重大影响。七十年代中期，当他走进大学时，他就决心把一生献给党的事业。他最喜爱的专业是历史，此外他还热心地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主义（起初根据法国资料）。他从那里接受过来的空想社会主义、他对达尔文主义的精确了解和阿尔伯特·朗格对他的影响，促使他写成论未来国家中的人口问题的第一本著作。当赫德尔漫无目标地放了几枪的时候，这本著作正好印完。反社会党人法使奥地利工人运动受到损失，这个运动进行过几次冲击后就萎缩了，于是就慢吞吞地跟在德国工人运动后面跑，其处境比后者本身更坏，莫斯特在奥地利无产阶级中找到一个收获较多的人员补充基地。考茨基经过多次努力，也没有能在故乡的土地上找到进行同他的才能和喜好相适应的活动的必要场所。1880年1月，当赫希柏格邀考茨基到苏黎世担任他所办杂志的撰稿人的时候，考茨基才找到了用武之地。同伯恩斯坦一样，考茨基也是通过对杜林和恩格斯之间进行的争论的研究，抛弃了理论上的不确实性的残余。赫希柏格选择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做自己的文字助手，是有眼力的，他只是忽略了，他们不是像他一样作为博爱主义者到党里来的，而是作为谋叛者到党里来的。两个人很快就超过了他；他们同他分开的时候，彼此间私人感情仍然很好，但是他们在原则上是很坚决的。 在考茨基主编期间，《新时代》从一开始就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建立的统一的完整的世界观。但是并没有任何煽动和排他的意思，因为这是同马克思主义没有共同之处的。决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一般地是人类的最后结论，考茨基只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中可以说出它的最后结论。一种世界观在被战胜以前，一定在历史上经过兴盛时期，尽管这种世界观内在的真理是相对的，这种相对真理仍然位于根本不能逻辑地思考问题的混乱的绝对虚伪之上。考茨基通过多方面的学习，完全摆脱了为了互相吹捧而彼此拉拢的文人的传统的虚荣心，考茨基在他辛辛苦苦地写成的一些著作中，用无情的批判，把具有历史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同堆积在他周围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垃圾区分开来。他比伯恩斯坦更乐于接受恩格斯的忠告；从1884年起，他在伦敦领导《新时代》。 这个月刊把它的重点放在历史研究和经济研究方面，而路易·菲勒克在慕尼黑出版的《劳动权》周刊，则主要研究实际的社会政策、工人保护法和工会组织问题。1882年以来，菲勒克就在巴伐利亚的首府力图建立一个党在德国国内的令人鼓舞的政论中心；他利用《南德邮报》和在莱茵河到普累格河之间的许多地方出版的内容大同小异的报纸，创造了一个小小的报纸网，反社会党人法常常使它受到损害，但并没有把它摧毁。这些报纸的精神上的领导人是布鲁诺·雪恩朗克，他是一个图林根青年，在德国大学里学了这些大学可以教人的东西和许多它们不能教人的东西，他是一个敏捷活泼的劳动者，光辉的才能和丰富的学识使他不致使笔战浅薄化。 在狂风暴雨中，党的科学文献走过了黯淡的开始阶段，成长壮大了，这是超过七十年代思想水平的一个重大进步。如果我们把考茨基的受到欢迎的《资本论》第一卷摘要同莫斯特的相应的拙劣作品（十年前这个作品可以在党内通行无阻）相比较，就可以对这个进步作出评价。资产阶级智慧的租用者以为他们能够用关于“狂热的模仿者”的种种谰言把这个幼芽压死；仿佛狂妄无能的模仿时期不是在旧货市场上失去理想的阶级的绝对必然的遗产似的。
第五十五章共产党情报局（一九四七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五十五章共产党情报局（一九四七年） ↘铁托叛变 ↘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分裂世界工会运动 ↘世界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思想腐化 一九四七年，美帝国主义者在欧洲的侵略行为的肆意加剧，是以“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宣布为标志的，它无可避免地引起了工人阶级严重的不安。自然，共产党人便挺身而出，领导世界工人以击退这种对国际范围内的和平与民主的新进攻。 共产国际在四年之前解散了，一九四七年九月，欧洲主要的九国共产党在波兰举行非正式的会议，考虑这个严重的形势。这些党是：罗马尼亚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党、苏联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保加利亚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和波兰工人党。在会议上日丹诺夫（一八九六至一九四八年）作了主要报告。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清楚地描绘出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作用以及其统治世界和战争的计划。“杜鲁门——马歇尔计划”，决议说，“不过是美国在世界各地执行的全球扩张政策的总计划中一个组成部分……昨日的侵略者——德国和日本的大资本家——正被美国用来扮演新的角色，作为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英—美的侵略将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残余势力。”[1] 决议也宣布说，美帝国主义这种政策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进行的。它指出，鉴于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坚强意志，“必须记住，帝国主义力图发动新战争的愿望和组织这种战争的可能性之间，是有很大的距离的”。决议痛斥了右翼社会党人，特别是法国和英国的社会党人对英、美扩张主义的支持。 决议号召欧洲一切的民主与反帝国主义力量在这种新的战争一法西斯主义的威胁面前立定脚跟，并宣布说，“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共产党面临一个特殊的任务。它们必须举起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帜。”它又警告说，“今天，工人阶级的主要危险，是过低估计它自己的力量，过高估计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它宣布说，假如和平与民主力量坚持不渝，“侵略者的计划必将归于完全失败”[2]。 会议决议对共产国际解散以来各国共产党之间缺乏合作一事表示遗憾，于是建立一个情报局来改善这种情况。情报局在贝尔格莱德设立了总部，并发行了一份周刊“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这份周刊还在继续出版，虽然没有在原来参加的各国共产党之外来努力扩大情报局（共产党情报局）。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建立共产国际，而只是树立情报上的接触。全世界许多共产党深切地感觉到有成立一个国际组织的必要，希望扩大这个新的组织来参加情报局。但是，成立一个强大的国际组织只会加剧当前的世界紧张局势，因而拒绝了这种建议。美国共产党一方面支持情报局，同时也宣布美国反动的立法使得它无法参加这个组织。 九国共产党情报会议是国际劳工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明确地提醒全世界工人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和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活动所带来的民族奴役的危险，它也提供了如何才能击退这种即将来临的威胁的一个明确的方针。华尔街帝国主义是无法使人类屈从于美国大企业的利益的。 铁托叛变 不可阻挡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支持一九四七年九国共产党会议所拟定的政策。但是，南斯拉夫没有这样做。尽管南斯拉夫代表在会上也支持这项决议，但很快就可看出：南斯拉夫党并不乐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立场在他后来以一种激昂的情绪和苏联共产党交换信件的当中，变得更加严重了。[3] 一九四八年六月末，共产党情报局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南斯拉夫没有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一致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对内、对外政策上所遵循的路线，“这是一种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南斯拉夫领导者的错误政策之一，是对苏联采取仇视的态度，包括最恶劣的托派的诽谤在内。在对内方面也采取了许多违反列宁主义的政策；对于各种类型的农民不加区别，以农民而不是以工人阶级作为党的基础，使党变为一种不定型的人民阵线，在党内和政府里发展狭隘的官僚主义制度，不肯接受兄弟党提出的同志式的批评，在其他方面，则推行一种“左倾”的、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冒险政策。 这次会议的决议说：“鉴于上述一切，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已使它本身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处于兄弟的共产党的大家庭之外，处于统一的共产主义阵线之外，从而处于情报局的队伍之外。”[4]情报局号召南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子“迫使他们目前的领导者公开地、诚实地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脱离民族主义并回到国际主义方面来；并且用一切办法来巩固统一的反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阵线。”[5] 南斯拉夫的铁托一兰科维奇集团拒绝共产党情报局的立场，他们牢牢地控制了农民大军，因而有可能镇压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派。被他们关进监牢的达二十五万人之多。[6]他们的行动得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喝彩，他们赶紧和英美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因此，情报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布达佩斯举行会议时说铁托的思想是“法西斯思想”，会议宣称：“南斯拉夫政府处在完全依赖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地位，并变成了后者侵略政策的工具，结果已使南斯拉夫共和国丧失了独立和自主。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与南斯拉夫政府，已和帝国主义者完全结合在一起，共同反对整个社会主义与民主阵营，反对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反对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7] 铁托变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宠儿，“铁托主义”被称赞为一支反对国际社会主义的新的致命武器。铁托的南斯拉夫已列入英美战争联盟的行列，从一九五〇年到现在，它大约得到了七亿美元。[8]作为报酬的是，铁托的喽啰变成了极端的反苏分子，他们还着手废除早期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步骤：取消工业的国有化，废除集体农庄，等等。他们对于当时走向失败的希腊革命采取嘲笑的态度。 铁托叛变的危险性远远不限于使南斯拉夫脱离和平阵营。它无异于企图使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断绝关系，并使这些民主国家加入帝国主义阵营。一九四九年在布达佩斯和索非亚审判拉吉克和科斯托夫等人时已揭露这一点。可是铁托的阴谋在早期就被情报局立即采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所揭穿了。铁托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所能收罗到的，只是一小撮分散的、暗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这些家伙很快就被粉碎了[9]。在这次重要的斗争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季米特洛夫。近几个月来，南斯拉夫已经表明某些倾向：缓和对苏联的猛烈的攻击，使它和苏联的关系正常化。 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分裂世界工会运动 英、美帝国主义不仅利用右翼社会党人在工人阶级中散布他们的帝国主义谎言，利用他们组成听从华尔街吩咐的法国、意大利和其他政府的一部分；它们还利用他们的努力破坏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即出现的声势壮大的工会。这些工会是美国垄断资本路上的强大障碍物，必须去掉才行。于是开始了对工会的进攻，这种打击工会的行为是整个第二国际历史中最丑恶的行为之一。 在欧洲，自一九四八年以来，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集中火力进攻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广泛的劳工联盟，而这些联盟却正展开了争取民主、和平以及劳动者的福利的政策。主要的美国破坏者是欧文·布朗（劳联）和詹姆士·布·卡莱（产联）这样的反动人物，他们直接在美国国务院的指挥下滥用了数百万美元。结果，由于雇主、政府、社会党以及天主教的支持，他们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成功地进行了小规模的分裂运动，在运动中无耻地出卖了几次较大的罢工。德国的劳工运动遭到了严重的分裂，但在意大利和法国，这两个联盟却在斗争中变得坚强起来了。今天，由左翼领导的意大利总工会差不多拥有了所有已组织起来的工人的90%，而由左翼领导的法国总工会则拥有了所有已组织起来的工人的80%左右。 与此同时，在美国，工会破坏者特别注意破坏当时还是进步的产业工会联合会（产联）。在建立这个具有六百万会员的强大的联合会中，共产党和其他“左倾”和进步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在领导机构中还留下了强有力的影响。但是莫莱、路德、卡莱和其他保守分子在反动势力的帮助下，于一九四九年成功地分裂了这个组织。当时他们专横地开除了十一个约有九十万会员的进步工会，因为这些工会不拥护“马歇尔计划”以及美帝国主义的其他战争计划。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热烈地称颂这种叛卖，并将莫莱之流称之为伟大的爱国者，但产联受了这次打击就此一蹶不振[10]。 同时，美国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会破坏者也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破坏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工人们在这片广大的半殖民地土地上所建立的空前完备的组织。在这可耻的破坏工作中，以前彼此视作死敌的劳联和产联又在美国国务院的指挥下携手合作了。它们的目的是要将华尔街的战争政策强加在拉丁美洲的头上。一九四八年，它们在秘鲁的利马成功地拼凑了泛美工人联合会，这主要是以劳联、产联和拉丁美洲零星的破坏罢工的团体为班底的。这个组织不久便声名狼藉，于一九五一年在墨西哥城改组成为美洲区域劳工组织。美洲区域劳工组织从上至下都是由美帝国主义的劳工代理人所支配的。所有这些破坏性的工作都给拉丁美洲的工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并大大地便利了在这里建立美帝国主义的压迫。虽然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由于分裂而削弱了，可是它仍不失为拉丁美洲最强大的劳工组织。 然而，社会民主党人破坏进步工会的主要任务还在于他们企图破坏强有力的世界工会联合会。在这个下流的勾当中起领导作用的，又是美国政府的那些代理人。作为让欧洲屈服于其战争计划的第一条件，美帝国主义必须从它的道路上除掉那具有战斗性的进步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产联担任了这个破坏工会的主要工作，而不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劳联则从旁协助。产联、劳联和国务院破坏工会的主要代理人是产联的财务主任詹姆士·布·卡莱。他便是在一次反动的纽约会议上说话的那一个卡莱，他说，“上次大战我们联合共产党人打法西斯分子；另一次大战我们将联合法西斯分子来击败共产党人。”[11] 正如过去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分裂和破坏产业工会联合会、拉丁美洲劳工联盟以及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劳工联合会的情况一样，卡莱提出了接受“马歇尔计划”的问题作为分裂的争论点。在英国职工大会领导方面的积极帮助下，他于一九四八年四月要求世界工会联合会出而赞同“马歇尔计划”。相反地，世界工会联合会为了维护世界劳工的团结，决定将这一问题留交各个全国性的工会中央自己去解决。这个举动自然不能满足卡莱和他的同谋者；因为他们奉命要不惜任何代价来破坏世界工会联合会。因此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上，他们骄横地要求世界工会联合会“停止行动一年”，这显然是企图扼杀这个组织的一种手段。这个建议遭到了拒绝；因此，产业工会联合会、英国和荷兰的工会代表便退出了。分裂就这么成为既成事实，而社会民主党人则在他们那一长串背叛劳工的活动中又加上了一件最彻底的叛逆活动。卡莱、狄金以及其他那些狠狠打击世界劳工的人们称颂资本主义世界并以“真正的领导”自居。[12] 那些由美国政府豢养并得到所有其他欧洲“马歇尔计划”国家政府积极帮助的社会民主党的劳工分裂者，于是便着手创立一个新的世界劳工组织。这件工作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伦敦完成，当时组成了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以杰·赫·欧顿布洛克为总书记。这个彻头彻尾由美国劳工帝国主义者指挥（不是没有困难的）的组织从此便追随美国国务院努力想展开一个全面反苏的战争的总路线。猛烈地分裂劳工、肆意诽谤和破坏罢工是它反对世界工会联合会和各地其他富有战斗性的工会的公认的武器。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号称有五千四百万会员。但是它的实际会员人数却要少得多——在一九五三年的斯德哥尔摩大会上，投票的力量表明它只有三千九百万会员[13]。半数以上的会员在美国和英国。也表现了脱离工人阶级基本群众的倾向的天主教工会参加了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它们在十四个国家里有些小组织，会员总数约有二百万[14]。 尽管有这些障碍，世界工会联合会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强有力地发挥着作用和成长着。华尔街授意的破坏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企图悲惨地失败了。分裂之后，在一九四九年在米兰举行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上，据报告说它有七千二百万会员，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三届代表大会上，总书记路易·赛扬报告说与会代表所代表的工人总数为八千八百万，其中八百万实际上还未参加。因此，世界工会联合会在会员人数上至少比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要多一倍。其总政策是这样一个政策，它要与一切其他的劳工组织合作来支持贯彻阶级斗争的政策。 以上的事实就表明了这一非常重要的现实，即世界工会运动的决定性的领导权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转到左派人士的手中，而这个领导权在第二国际的好几十年间肯定地是操在社会民主党人手里的。世界有组织的劳工队伍的力量分布情况如下：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主要根据地是在美国、英国即那些帝国主义势力仍然很顽强而工人贵族继续起很大作用的国家里；而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力量则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及那些最能感觉到日益加深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后果的资本主义国家。世界劳工形势的基本方向是工会领导的中心无可抗拒地日益转到左派人士的手里。 世界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思想腐化 前几章已经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第二国际的各个党是怎样将它们自己缚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车上并变成华尔街最可靠的合作者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便使得它们走向反工人阶级的深渊而竟至于在群众中无耻地散布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破坏罢工、分裂工会以及为了它们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华尔街的所谓世界征服者的利益而管理政府。它们那一度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在这段时期内也相应地进一步腐朽了。 现在和以往一样，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乃是如列宁在许多年前所称的工人队伍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的特别任务是将资产阶级的政策用劳工和社会主义的字眼粉饰起来而使它们能为工人或部分工人所接受。如像库西宁所说的：“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者如果不同时注意保持那些仍旧跟随他们的工人们对他们的信任，是不可能顺利地完成他们作为资产阶级奴仆的工作的。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打起社会主义旗帜的缘故。”[15]但是今天，第二国际各党是这样地充满了资产阶级精神，以致它们的社会主义伪装也愈来愈容易识破了。在美国，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早就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伪装，而变成了资本主义最公开和叫嚣得最厉害的辩护者。 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不仅影响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党，也影响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的社会党，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中，一般说来，它们的作用还比较小些。例如，在印度，资产阶级非常害怕发展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作为他们忠实的奴仆，便忙于使“马克思主义”与令人丧失战斗力的甘地主义混淆不清。他们宣传一种“爱的革命”，歌颂小手工业生产，并且反对一切形式的工人阶级的积极斗争，所有这一切都十分适合英国和印度大资本家的胃口[16]。 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到处随便抛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整个体系。他们变成了资产阶级凯恩斯主义热烈的拥护者，拥护其所谓“管理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进步的资本主义”的想法。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基础——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今天，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否认阶级斗争和倡导阶级合作方面甚至比无耻的资本主义辩护者都有过而无不及，辩证唯物主义他们也片断地和一般地加以否认。现在，第二国际各党已成了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蒙昧主义的殷勤主人。它们以前所宣称的国际主义也让位给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了。革命自然也就成了一件过去的事；英国工党党员罗斯曼告诉我们说，“资本主义正在蜕变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17]。 三十年之前，考茨基、伯恩斯坦、布哈林和其他一些参加和接近社会民主党的人都说什么“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超帝国主义”会结束本主义制度尖锐的内部矛盾。现在他们的后继者则力图以支持那企图统治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来实现这个拙劣的反动理论。他们普遍地将侵略的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说成是进步的。 全世界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卓越的理论著作，像道地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一样，有全然忽视理论的趋势。特别是西德的社会民主党，现在已没有一篇代表“社会主义者”思想的正式的和真正的声明，只有一九五二年的一次党的会议上所通过的一个行动纲领。其已故的领袖马赫对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一[18]。这些只不过是各国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化的不可胜数的迹象中的一些迹象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常常领导着西欧的大多数政府——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瑞典和奥地利——以及日本的政府，但这丝毫也没有推进社会主义于万一。这些“社会主义者”领导的政府事实上只是个看门政府而已，一直看守到资本家自己再度直接管理的时机成熟为止。这样的政府是工人们争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个障碍。第二国际，帝国主义和战争班子的一个工具，不仅是工人获得社会主义的一个障碍，也是他们获得他们最迫切的实际需要——维护他们的生活水平、保卫他们的民族独立和捍卫世界和平与民主——的一个障碍。 [1]“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第六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2]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真理报”。 [3]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苏南争议”，一九四八年伦敦版。 [4]“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第四八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5]同上，第四九页。 [6]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新时代”。 [7]“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第六八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8]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纽约时报”。 [9]德勒克·卡顿著“铁托对欧洲的阴谋”，一九五〇年纽约版；韦尔··柏杰特著“人民民主制度”，一九五一年麦耳钵恩版。 [10]威廉·兹·福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第四九一——四九四页。 [11]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纽约先驱论坛报”。 [12]“世界工会联合会中的自由工会”，一九四九年巴黎版。 [13]乔治·莫里斯著“工人”，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14]罗尔文著“国际劳工运动”，第三二七页。 [15]奥·库西宁著“今日的右翼社会民主党”，第一〇页，一九五〇年莫斯科版。 [16]阿约·库玛，高士著“‘民主社会主义’的新理想”，一九五四年孟买版。 [17]克罗斯曼著“新费边论文集”，第三五页。 [18]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征约时报”。
第四章科学共产主义的主要著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 第四章科学共产主义的主要著作 由于一部伟大著作的第一卷（在很长时间内只出了第一卷）的出版，1867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这部书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达到了经典性的完成阶段。他在描述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同时，登上了一个可以明晰地俯视现代社会关系的整个领域的高峰，就像一个站在最高山顶上的登山者，俯视下方的山景那样。 马克思在他的新著的第一篇里，再一次总结了他在1859年的著作中对于商品和货币所做的叙述。同时，他是以还要丰富得多的叙述，在全世界这样广阔的范围内，用一幅色调精细入微的图景，来进行这一总结的。在写作技巧方面，能够比得上《资本论》的这几章的世界文学创作是不太多的。只有没有受过辩证法训练的读者，才会感到这几章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难于理解。只要认真努力，这个从人类发展过程的深处流出的、清澈得可以数出泉底的每粒砂子的认识的清泉，就能出现在每个具有健康头脑的人的面前。 然后马克思转而研究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个问题。既然在商品流通中进行着相等价值的交换，那么货币的持有者怎么能够按照商品的价值买进和卖出之后，获得比他原来投入的货币更多的价值呢？货币的持有者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下，他在商品市场上发现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具有消费了之后可以创造新价值的独特性能。这个商品就是劳动力。马克思由此揭开了古典经济学没有能够揭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费了很多力气也没有能破的一个谜；马克思还由此说明了似乎同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存在着尖锐矛盾的劳动报酬<报酬+着重号>和劳动产品<产品+着重号>之间的差异。 劳动力以活的工人形式存在，活的工人需要一定的生活资料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以及维持在工人死亡后保证继续有劳动力的家庭的生活。生产这些资料所需要的时间，就是劳动力的价值。但是，以工资形式支付的这种价值，大大低于劳动力的购买者可能从劳动力上榨取来的价值。超过补偿工人的工资所需要的时间的工人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是不断增加的资本积累的源泉。一切不劳动的社会成员就依靠这部分无偿的工人劳动过活。也就是说，地主的地租、资本家的利润以及国税和地方税，都依靠这部分劳动偿付，我们在其中生活的整个社会状况就以这种劳动为基础。 诚然，无偿劳动本身并不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东西。自从社会上出现有产阶级和没有财产的阶级以来，没有财产的阶级总是被迫向有产阶级提供自己的无偿劳动。只要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垄断生产资料，自由的工人或不自由的工人，就不得不在维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再做若干时间的工作，去为生产资料的私有者生产生活资料。雇佣劳动不过是自从出现阶级以来就占统治地位的无偿劳动制度的特殊历史形式，也就是一个为了正确了解它而应当就其本身加以研究的特殊历史形式。 为了使货币转化为资本，货币的持有人必须到商品市场上去寻找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的工人有双重的意义：第一，说他是一个自由的人，拥有作为商品出售的劳动力，除了劳动力以外再没有其他可供出售的商品；第二，说他没有任何必要的物品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力。这不是自然历史关系，因为大自然既不创造货币和商品的持有者，也不创造本身只拥有劳动力的人。然而，这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而是长期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也就是一系列比较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衰亡的产物。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出发点。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发达的商品流通和贸易构成资本发生的历史前提。现代资本的生活史从现代世界毛衣和现代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产生以后就开始了。庸俗经济学家胡说八道，似乎自古就一方面存在着勤劳的优秀人物，他们积累了财富；另一方面又有一批好吃懒做的二流子，他们最后除了出卖自己的身体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出售了。这种鄙俗、幼稚的见解可以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昏庸媲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由于自己的昏庸，在描述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解体过程时，反把这种解体看做是工人的解放，而不认为这同时就是由封建主义的剥削方式向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的转变。随着工人不再像奴隶、农奴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生产资料便不像归独立经营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所有那样归工人所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土地、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被用一系列强暴和残酷的手段剥夺得干干净净。马克思在论原始积累的一章中，根据英国历史，对这类手段作了详细的叙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自由工人就是这样产生的。资本一生下来，就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出血污。新生出来的资本一旦立定脚跟，就不仅维持工人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的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 雇佣劳动与以前的各种无偿劳动的不同点在于，资本的运动没有止境，资本对剩余劳动的贪心永远不会满足。在产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产品的交换价值占优势的社会经济形态内，剩余劳动为一个或大或小的需要范围所限制，而从生产的性质当中还没有对剩余劳动产生无限的需要。但是，在交换价值占优势的社会里，情况就不同了。资本作为他人勤劳的生产者，作为剩余劳动的吸收器，作为劳动力的榨取者，在自己的能力、贪得无厌和效率方面，都远远超过以前的一切以直接的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过程。对于资本来说，重要的不是劳动过程，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而是价值的增殖过程，也就是使资本可以比原来的投入额增加价值的交换价值的创造。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贪求是无厌的。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是有限度的，而交换价值的生产则是没有止境的。 正如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一样，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的统一。价值创造的过程一直继续到以工资形式支付的劳动力价值得到等价的补偿为止；过了这一点以后，价值创造的过程就变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变成价值的增殖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价值创造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形式。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共同发生作用；在价值的增殖过程中，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形式出现。不变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料，即变为原材料、辅助材料和劳动资料；它在生产过程中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可变资本转化为劳动力，并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己的价值和超过这个价值的剩余，即生产本身可以改变而且可大可小的剩余价值。这样，马克思就为剩余价值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同时把剩余价值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形式，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上发生着虽不相同但各有其决定意义的作用。 在资本家延长工作日，使它超过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要的时间时，就创造绝对剩余价值。如果一切都任凭资本家为所欲为，那么一个工作日就可能达到二十四小时，因为工作日越长，生产的剩余价值就越大。相反地，工人正确地感到，他们在为补偿自己的工资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以外，每多劳动一小时就会使自己受到损失；他们亲身体验体验到劳动过度是个什么味道。自由的工人一出现在历史舞台，就为争取标准的工作日而斗争，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资本家为攫取利润而奋斗，不管他个人的品格是高尚还是丑恶，竞争都迫使他把工作日拉长到人的工作能力的极限。工人为自己的健康，为争取每天有几小时休息而斗争，以便除去劳动、吃饭和睡觉以外，还能作为一个人进行活动。马克思用十分动人的笔触描述了英国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在工作日的长短问题上进行的五十年内战。这场内战从大工业出现以后开始，直到颁布十小时工作日法才结束。大工业促使资本家排除了本性和习俗、年龄和性别、白天和黑夜给剥削无产阶级所设的一切障碍。十小时工作日法是工人阶级的胜利果实，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社会屏障，可以防止工人阶级本身自愿地与资本家签订契约，在死与受奴役的状态下，出卖自己和家人。 相对剩余价值是由于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缩短和剩余劳动时间随着增加而创造出来的。在产品决定着劳动力价值的一些工业部门里，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办法，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为此，必须不断地改革生产方式，改进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马克思在探讨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各章中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历史、经济学、工艺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论述，是他至今所写的著作中的最重要的部分。甚至为他作传的一位资产阶级作家，也嘲笑那些学院式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从这个丰富的科学宝库中汲取材料，而仍然肤浅地重复亚当·斯密一百多年以前对于分工所做的论断。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原谅这些教科书，那就是要想从马克思这样的革命思想家的著作里找到可以直接倒入资产阶级大学的秣槽里的思想，比从海克立斯[1]手里夺取木棒还要困难。 马克思不仅指出，机器和大工业制造的贫困，比过去任何一种生产方式所制造的更为可怕，而且也指出机器和大工业在不断改革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也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作好了准备。制定工厂法，是社会对它的生产过程的自然发生的形态首次有意识和有计划地施加影响。当工厂法调整工厂和作坊里的劳动的时候，最初不过是干预资本的剥削权利。但是事实的力量很快又促使工厂法也去调整家内劳动和干预父母的权力，从而承认大工业随着破坏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和与此相适应的家庭劳动，也在破坏旧的家庭关系。“尽管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瓦解，显得十分可怕和可厌，但是大工业由于在家庭制度范围之外的社会有组织的生产过程中，给予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以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较高形式创造出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德意志的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同把古罗马的家庭形式、古希腊的家庭形式或东方的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一样，都是不合理的。其实，这些家庭形式相互间形成一个历史发展系列。同样明显的是，由男女两性和不同年龄的个人构成的劳动结合体，在它的自发的、粗鄙的资本主义形式下（在那里，工人是为了生产过程而存在，而不是生产过程为了工人而存在），是使人灭亡和遭受奴役的祸源，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它必然反而变为人类发展的源泉。”[2]机器把工人贬低到简单的附属品的地位，可是同时又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创造了条件，社会生产力的这个高度将使社会全体成员都能得到同样的人类应有的发展，而过去的一切社会形态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马克思探讨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后，就得出了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个合理的工资理论。商品的价格是用货币表示的商品价值，而工资则是劳动力的价格。直接出现于商品市场上的不是劳动，而是出售自己劳动力的工人；劳动只是通过一种叫做劳动力的商品的消费而发生的。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不过乍一看来，劳动好像以工资形式得到了报酬，因为一做完工作，工人就领到了工资。工资的形式抹去了工作日之被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一切痕迹。在使用奴隶劳动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奴隶好像完全为主人劳动，甚至他们仅仅用以补偿的生活资料价值的那一部分工作日，也像是为主人劳动的。他们的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无偿劳动。相反地在采用雇佣劳动的情况下，甚至无偿劳动也会以有偿的面貌出现。在前一种情况下，所有制关系掩盖着奴隶为自己所做的那部分劳动；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货币关系掩盖着雇佣工人给资本家做的那部分劳动。马克思说，由是，我们就懂得，把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转化为工资形态，或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有一种决定的重要性。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权利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它的一切自由幻想，以及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性的胡言乱语，都建立在这种掩盖真实关系，表现其相反的一面的现象形态上面。 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是工资的两个基本形式。马克思根据计时工资法，着重揭穿贪婪无厌的剥削者，首先是雄赳赳的俾斯麦为反对颁布限制工作日的法令而经常发出的偏颇的空论；他们说，限制工作日会使工资下降。事实恰恰相反。临时缩短工作日，会使工资下降，但是长期缩短工作日，却能够提高工资；工作日越长，工资就越低。 计件工资无非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它是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工资形式。计件工资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得到较大的活动范围，到了英国大工业的突飞猛进时期，便成了延长劳动时间和压低工资的杠杆。采用计件工资，对于资本家十分有利，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使资本家不必去监督工人劳动，而且为资本家提供各式各样的借口，以便克扣工资和施展其他欺骗伎俩。但是，对于工人来说，实行计件工资却有巨大的危害。过度劳动损害着工人的健康，他们本希望依靠过度劳动多挣几个工钱，然而实际上，过度劳动只有降低工资的趋势。此外，计件工资还加强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削弱他们的团结精神；由于采用计件工资，就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产生一群中间的寄生分子，他们从资本家支付的工资中克扣很大一个部分；其他还有种种弊端。 剩余价值和工资的关系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不断地替资本家再生产资本，而且也不断为工人再生产贫困，也就是说，它一方面再生产拥有一切生活资料、一切原材料和一切劳动工具的资本家，另一方面再生产这样的广大工人群众，他们为了取得最多只能维持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抚养能够工作的无产者的新生一代的生活资料，而不得不向上述的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资本不仅再生产，而且不断扩大和增殖。马克思在描述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最后一篇中，对于这一“积累过程”作了研究。 不仅是资本产生剩余价值，而且剩余价值也产生资本。每年生产的剩余价值，一部分被有产阶级当做收入，在他们当中进行分配，然后消费掉，另一部分当做资本积累起来。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来的无偿劳动，现在成了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数量越来越大的无偿劳动的手段。由于生产继续进行，最初预付的全部资本，与直接积累的资本比较起来，即与转化为资本（不管这项资本是在积累者本人手里发生作用，还是在他人手里发生作用）的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比较起来，一般在数量上不断减少。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私有制规律，由于它自身的内在的、必然的辩证法，而转化为自己的直接对立面。商品生产的各项规律似乎确定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彼此平权的商品持有者互相对立，只有转让自己持有的商品，才是获取他人商品的手段，而自己的商品只能由劳动来生产。现在，所有权在资本家那方面，表现为把他人的无偿劳动或产品据为己有的权利，而在工人这方面，则表现为他们不可能享用自己的劳动产品。 当现代无产者开始明白这种联系的时候，当里昂的城市无产阶级敲起警钟，英国的农村无产阶级放火烧毁地主庄园的时候，庸俗经济学家发明了“节欲魏”。根据这种学说，资本是由于资本家自愿“节欲”而产生的，正如拉萨尔在《巴师夏-舒尔采》一书中已经做过的那样，马克思也同样无情地抨击了这种学说。实际上，促进资本积累的是工人的被迫“节欲”，是强制压低工资，使工资低于劳动力的价值，以便把一部分必要的工人消费基金变为资本积累基金。实际上，对于工人的“奢侈”生活发出的哀号，对于据说柏林的瓦工们喝了一瓶香槟酒而不断发出的抱怨声，墓督教社会改良主义者的廉价菜谱，以及诸如此类的资本主义的争论，都是来源于此。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如下所述。资本的增大，包含着它的可变部分，即转化为劳动力的部分的增大。如果资本构成保持不变，也就是说，为了使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发挥作用，经常需要同等数量劳动力，那么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生存基金，显然与资本按比例一同增加，资本增加愈迅速，它也增加得愈迅速。同简单再生产不断地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样，积累以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资本关系，那就是在一个极端再生产更多或更大的资本家，在另一个极端再生产更多的雇佣劳动者。所以，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同时在上述情况下，资本的积累是在十分有利于工人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工人自己生产的日盗增加的，越来越多地变为新资本的剩余产品中，有较大一部分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工人手里，因此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更好地以服装、家具等等充实自己的消费基金。但是，工人不能由此摆脱从属地位和受剥削的地位，犹如穿着漂亮衣服，吃着美味食品的奴隶不能不再是奴隶一样。工人们经常被迫付出一定数量的无偿劳动；不错，付出的数量可能减少，但是决不会下降到给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造成任何严重威胁的地步。如果工资被提高得造成了这种威胁，那么利润的刺激就会钝化，资本的积累就会弛缓，直到工资再降落到与资本增殖欲相符合的水平为止。 只有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不变的时候，雇佣劳动者为自己锻造的金缝才按照长度和重量稍稍放松一点。但在实际上，随着积累的不断进行，资本的有机构成（马克思这样称呼它）也发生巨大变动。不变资本增加，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使得生产资料总量的增长快于同生产资料合而为一的劳动力总量的增长，对劳动的需求不会随着资本积累按比例上升，而是按比例下降。由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各项规律引起大资本吞并小资本而发生的资本集中（与资本的积累无关），也起着这样的作用，不过形式有所不同。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数量越增加，吸收的工人就越少，另一方面，以新的构成再生产的旧资本，越来越多地排斥它原来雇用的工人。这样，就产生了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需要的过剩的劳动人口，一支产业后备军。在工业处于停滞或平淡时期，这支后备军没有经常性的工作，所得报酬低于自己劳动力的价值，或者被迫向社会救济机关求援，但是不管怎样，它都是一个使在业工人失去反抗力量，并使他们的工资保持低微水平的因素。 既然产业后备军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积累和发展财富的必然产物，那么它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存条件。随着资本的积累和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突然膨胀力也在加强。这种力量需要大批的人力，以便把它们一举投入新的市场或新的生产部门，而不必缩减其他领域的生产规模。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道路具有被一些较小的波动打乱的、十年一循环的周期形式，周期由一般复苏、生产高涨、危机和萧条等阶段构成。这条生活道路的基础是产业后备军的不断形成，即产业后备军的或多或少受雇和重新形成。社会的财富越大，运用的资本越大，这种资本增加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也就是说，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及其劳动生产力越大，相对剩余人口或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产业后备军的相对数量与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的劳动大军比较起来，产业后备军越大，其贫困与其所受劳动折磨成反比例的工人阶层的人数也就越多。最后，工人阶级中的求乞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等待救济的正式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也是由这条规律产生的。同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一起，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以经常扩大的规模向前发展，这种协作形式是：有意识地在技术上应用科学、土地的有计划的共同开发、劳动资料向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的转化、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联合的社会劳动的公共生产资料使用而来的节约。随着夺取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人数的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规模继续扩大，但是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同时加强。他们在人数上不断增加，被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训练、统一和组织起来。资本的垄断成了同这种垄断在一起和在它之下成长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不能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并存的地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将被恢复，但这已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即作为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作为土地和由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实现的恢复。当然，实际上已经以社会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向社会所有制的转化，远不如以个人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转化持久、困难和艰巨。后一种转化的实质是少数剥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前一种转化的实质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剥夺者。 当然，只用不多几页篇幅，不可能提供《资本论》第一卷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和大量事实的近似概念。在这样的概括中，或多或少出现没有得到证明的论断，而这些论断在原书中却是用石头一块一块地垒起来，没有涂灰泥，也没有粉刷，以逻辑的作用力牢靠地结合在一起，巩固地建立在事实的重力的基础上。尽管这部著作中的精神瑰宝十分丰富，几乎俯拾皆是，但是这部书还有一个表明作者才华的最真实的印记，那就是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象：这位大师比他的著作还要伟大。 马克思一面批判政治规济学，一面使它达到完善的地步。他是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奠定的基础上建筑的；马克思在那些独立的思想家们中断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的地方，继续这一研究，说得更确切一些，这些思想家们不得不中断这一研究，因为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的作用，还没有发展到使他们能够深刻认识这种规律的地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继承者们，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办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暴露它的真实的而且毫无疑问并不漂亮的面目，他们就越不研究和阐述这种生产方式，而专心为资本主义现实涂脂抹粉，而把这种作法哄做“科学的继续发展”。在马克思的这部书问世以后，他们最初试图使用他们的惯用手法，即使该书默默无闻。但是，当这种策略没有奏效的时候，他们又发出了狂叫，说什么这本书具有非科学的倾向。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事实，是《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八年以后，奥格斯堡《总汇报》发表的批评。这篇评论不是出自哪一个自由贸易论者的手笔，而正如评论的内容所表明的，是历史学派的某一位成员写的。 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写道，谁要想彻底理解资本的实质，就得科学地探讨资本的真实历史。这种研究工作要求具有巨人的力量和小人的耐心。谁要想谈论今天的财富分配制度不公，就得探讨今天的利润和工资的事实，探讨所有制及其发生和消灭的事实。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向有专门知识的读者作某种证明。现在人们也许在期待这样的结论：马克思满足了上述的一切要求。可是并非如此！“马克思有意识地和故意地停在五十年前英国国民经济学的观点上，对科学的任何其他的进一步发展采取轻视不理的态度，或者不如说他对此毫无所知。他竭力用大卫·李嘉图的抽象手法，发展和完善李嘉图的学说，好像要补充李嘉图始终没有作出的最终结论。他具有自学者的一切傲气，依靠他认为确凿无疑的前提，然而别人却认为这些前提早已被推翻了。李嘉图和其他一些老作家，当然有其不容置疑的功劳，他们研究了并完善了经济学逻辑，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在很久以前，现在已经过时了。目前正着手用这种陈旧的逻辑，解决与资本所有制有关的迫切问题，而自以为在推动科学前进的人，走着错误道路，错过了科学生活的整整一代的时光。”所谓马克思错过了的“整整一代”的时光，一方面被巴师夏及其门徒用来歪曲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的诡辩所充实，另一方面被罗雪尔和“历史方法”的其他大师用来企图越过古典经济学的令人不快的结论的胆怯的跳跃所充实。 我们只举出这一个例子就够了，因为它是无知的典型，而且也能说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几年及至几十年之久，谈论马克思的著作时所能理解的程度。资产阶级经济学终归也逃脱不了马克思的著作的影响。事态的发展本身证实了马克思所作的结论，这些结论是这样令人信服，以致对于目光短浅的人也不必证明它们的正确性。今天，没有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敢重复二十年前这类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第一卷所说的那一套陈腐的废话，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资产阶级经济学还在做着的一切实际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受到这部书的影响。只要资产阶级经济学不仅用稻草，而且还用相当有力的武器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它就在《资本论》的烈火中锻造这一武器。可是，正如蛮族企图用文明的武器保卫自己的陈腐过时的社会制度，仍不能免于灭亡的命运一样，资产阶级经济学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但是，在工人阶级开始同马克思的著作形成血肉相连的关系以前，工人阶级也还必须经历经济的发展，从中受到教育。这应该归咎于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的那种实际状况。马克思说，同西欧大陆的其他地方一样，德国不仅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痛苦，也受着这种发展不足的痛苦。由于古老的已经过时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的落后于时代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就产生了一连串遣传下来的灾难，它们使工人看不清马克思的著作所揭露出来的现代社会灾难的内在联系。约翰·菲力浦·克尔把《资本论》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这是一个从理论上来说不恰当，而从历史上来说是正确的比喻。最初，对《资本论》表示惊讶的人多，读它的人少，对它表示钦佩的人多，能够理解它的人少，用正统的热情解释《资本论》的人多，用批判的认识解释它的人少。关于教条主义的狂热的指责，在当时比现在具有较大的意义，因为今天德国大工业的势不可挡的进步，一天比一天清晰地表明，马克思多么正确地理解了英国大工业的典型本质，他的著作是多么结合历史实际，而没有教条主义的性质。 一部描述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定时期的历史性著作，不可能是适用于未来一切时代的、绝对无误的智慧之泉，谁也不会提出这种过分的要求，而马克思更不会这样提出。三十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许多为马克思所不知道和没有预见到的现象；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道路，没有继续保持马克思所说的十年一循环的周期形式。但是，事实上的任何偏差，至今只是加强了马克思所发现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历史地占统治地位的趋势的正确性。有人企图引证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达到最高水平的地方，最先得到了进步，来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工人阶级带来的贫困化，结果是枉费心机。然而马克思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积累的趋势，正是大工业越来越厉害地用使人挨饿和服劳役的手段训练和教育将要挖掉资本主义老根的工人大军。有人妄图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经过艰苦的努力，才由大工业中挖掉的东西，说成是大工业的所谓成就，想用这种办法使工人阶级厌恶经济的和政治的阶级斗争。这种妙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缩短自己不可避免的灭亡的痛苦阶段的口甜心苦的谐谑罢了。 如果说大器晚成，《资本论》第一卷只是慢慢地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精神财产，那么在它出版以后，这个可喜的同化过程就开始了。施韦泽首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谈到这部著作，他完全理解这部著作的内容，马克思认为他所写的这一组评论文章是值得重视的。然后在李卜克内西自1868年初作为萨克森人民党的机关报出版的《民主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匿名的评论，分两次刊完，毫无疑问这篇评论是思格斯写的[3]。第一个掌握了科学共产主义的这部主要著作的精神的德国工人，是制革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他当时住在彼得堡，从那里给《民主周刊》寄去一篇字里行间洋溢着伟大著作的精神的评论。 对此马克思感到十分高兴；他把他的巨著为工人阶级本身所理解的标志，看做是这个著作的“最好的报酬”。他常称一年后在一篇论人脑活动的实质的著作中独立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狄慈根，是“我们的哲学家”。 [1]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宙斯和阿尔克墨涅之子，以力大英勇著称。－一译者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参阅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2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1-271页。
第五十四章“冷战”初期的局面（一九四七—一九五〇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五十四章“冷战”初期的局面（一九四七—一九五〇年） ↘原子外交 ↘“杜鲁门主义” ↘“马歇尔计划”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 ↘社会民主党和美国帝国主义 正如我们所已经谈到的，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美国和英国处心积虑地企图削弱苏联时，美帝国主义为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和世界的霸权而发动的“冷战”就开始形成了。而且，大战刚一结束，杜鲁门总统就开始愈益加紧地奉行仇视苏联的帝国主义对外政策了。马查尼说：“在罗斯福葬礼后的一个星期内，杜鲁门已开始完全改变罗斯福”主张与苏联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了”[1]。这位在战争期间说过“当我们看见德国会胜利时，我们就得帮助俄国，而当我们看见俄国会胜利时，我们就得帮助德国”[2]这样一句话的人，采取这样的行动，自然是意料中的事情。这当然是华尔街的政策，不论是谁来做总统，其中也包括不论罗斯褔死了还是活着都是会这样的。 杜鲁门代表华尔街所着手展开的复杂的冷战政策，特别是在一九四七年以后，其目的在于：（一）摧毁苏联；（二）建立驾临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之上的美国的霸权；以及（三）最后建立华尔街对全世界的控制权。这个荒谬的帝国主义计划的草拟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理所当然的事。 原子外交 华盛顿战争贩子起初以为原子弹是他们的一种独占的武器，是一种能保证他们统治全世界的武器。由于这种论调，“通常的”武器就因而失去了它们先前的重要性。这就说明为什么军国主义分子对美国人战后初期的要求——“孩子们应该回家来”——竟那么很少抗拒，而且终于大量裁减了步兵部队。这也说明了对待苏联的那种妄自尊大的态度，即“对苏联强硬的政策”，这一切早在一九四五年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上就已经开始露出端倪来了。因此挥舞原子弹就成了美国对苏“外交”的主要手段了。 原子弹在一九四五年被用来轰炸无能为力的广岛和长崎之后不久，控制这一可怕的新武器的问题马上就成了一个国际问题。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美国向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提出了“巴鲁区计划”，目的在于保护其对原子弹的垄断。这一计划是缜密地计划好而让苏联接受不了的。正如英国专家布拉克特说，巴鲁区计划“会置苏联于这样的一种境地，使它（在原子核研究的发展上）听命于为美国所操纵的一些国家所组成的一个集团”[3]。美国采取在资本主义世界各地掠夺铀矿的储藏量的侵略行动。 华盛顿的原子狂人妄想他们可以拿原子弹的威胁吓唬苏联，或者以为必要时在苏联的城市上投下一枚原子弹就可以使苏联俯首就范。这就是当时在美国的报章及其他地方所厚颜无耻地大肆鼓吹的“先发制人的战争”论调。苏联本身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被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也是五年、十年或甚至于二十年以后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低估社会主义技术能力的典型。 但是，苏联人民可不受原子弹夸耀人的威吓。苏联政府提出了一个解决原子弹问题的公正的办法，严格禁止原子弹的制造和使用，并销毁现有的储存——这一切都是华盛顿所不乐意的，因为它的征服世界的计划是建立在原子弹的垄断上的。与此同时，苏联为自卫起见，进而以制造原子弹来粉碎此种垄断。到一九四七年，它拥有了核子武器，但是直到一九四九年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时，大家才普遍知道这一点[4]。 虽然华尔街没有建立起统治世界的地位，原子弹也还是给美帝国主义尽了很大的努力。夺取原子弹有助于保持世界的紧张局势，而世界的紧张局势则促成了美国目前的庞大的军事组织，并且由于对原子弹生产的任何国际管制的阻挠，“巴鲁区计划”打开了发展氢弹的途径，并造成人类目前对这种严重威胁文明的情形而感到恐惧。 艾森豪威尔的“将原子用于和平目的”的方案本质上是关于为了掩盖利用原子弹进行侵略的计划而提出的所谓防御性声明的一部分。与苏联不同，美国对为和平目的而利用原子能的兴趣只占次要的地位。它征服世界的全盘计划是建立在利用原子弹进行侵略战争的基础上的。 “杜鲁门主义”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鲁门总统出席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要求并且通过了两亿美元的贷款对希腊、土耳其政府进行军事援助，这两国政府实质上都是法西斯独裁政权。这一行动的用意首先是要在土耳其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和许多军事基地以进行反苏活动，并且将反希腊人民的反革命战争接收过来，因为破产了的英国再也不能对付这一战争了。这是臭名远扬的“杜鲁门主义”的开端，“杜鲁门主义”使美国有权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并决定它们成立合乎美国心愿的政府。同时，美国军国主义者大大地加紧了他们的侵略和好战的政策。他们指望在许多国家中建立空军基地来包围苏联，此种反对全世界社会主义与民主力量的与日俱增的帝国主义攻势还曾采取了另一种巨大的进一步的措施。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五日“纽约先驱论坛报”说，现在美国在海外有一百三十七万军队，驻扎在九百五十个基地上。 佩洛说：“杜鲁门主义不但是美帝国主义公开用暴力对付一个欧洲国家的开端，而且是华盛顿对西欧加紧政治统治达到一个新阶段的信号。”[5]这一步骤大大地加强了美国在地中海区域内的侵略行为，而受害的则是当地的人民以及英国和法国。这是美国在欧洲建立一个傀儡性战争联盟的第一步，这一联盟后来就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且它还促进了美国对西欧的经济渗透。作为这一对希腊的军事援助的代价的是美国垄断资本家接管了这一国家的交通系统、烟草工业、航空公司、自来水供应、水力发电以及其他的工业的控制权。[6] 按照“杜鲁门主义”悍然进行了初期的侵略之后，接着而来的便是美国对许多欧洲国家的生活进行干涉的其他专横行为。在希腊立足以后两个月，由于美国的坚持，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共产党员被迫退出了各该国的政府。在一九四八年四月意大利的选举中，美国的干涉行为是厚颜无耻和目中无人的。华盛顿甚至于竟派遣战舰到意大利领海去，并且威胁说只要意大利人民胆敢选出一个民主政府的话，便要进行武装干涉。然而，“杜鲁门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却遭受了极大的挫折，一九四八年二月间，美国特务人员使得一大伙部长退出该国人民政府的事件（参阅第五十三章），目的在建立一个不包括共产党人的政府。但是，这一阴谋形成了一团逆火，反革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而该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却更为加强了。 美国厚颜无耻而又有步骤地要把资本主义欧洲据为己有。老奸巨猾的丘吉尔看到了事态发展的方向，便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在密苏里州富尔敦发表臭名远扬的演说，演说里力图把英国说成是美国帝国主义追求世界霸权的日益增长的活动中的一个有力的小伙伴（事实证明，这个打算是枉费心机的）。世界大战的炮声几乎还没有平息下来，丘吉尔实质上就建议成立一个英美军事联盟来对付苏联并追求世界的统治权。正是在这篇演说中，丘吉尔第一次应用了“铁幕”这一名词，这个名词丘吉尔是从戈倍尔的宣传武库中剽窃来的。杜鲁门是出席了富尔敦大会的，他显然对这一“冷战”的正式宣告威胁很满意。 “杜鲁门主义”与“冷战”的提出大大地增加了美国的军事活动，这种军事活动是早就建立在“防御性”反苏原子战争不可避免这一理论的基础上的。当时肩负整个武装部队的全盘重任的美国国防部长是福莱斯，他是一个切齿痛恨苏联的人；他在备战活动的高潮中发了疯，从一家医院的窗口跳楼结束了性命。这就是当时美国统治集团企图实现的取得世界统治权的疯狂政策的“吉祥的”开端。 “冷战”的开始标志出美国对“权利法典”和美国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进行空前的侵害，这样说完全符合“冷战”总的精神。在杜鲁门简要地说明他的“杜鲁门主义”的那一次国会演说后只十天，这位总统就发布了他的第一道行政命令（第九八三五号），敕令对数达二百万人左右的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忠诚调查”。这是可耻的空前的政治恐吓和法西斯式的“思想控制”与迫害的开端，它不久即以麦卡锡主义的形式而达到了非常危险的规模。 “马歇尔计划” 美国政府宣布“杜鲁门主义”两个月之后，它在侵略性的美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的发展中采取了第二个主要的步骤。这就是所谓“马歇尔计划”，是国务卿马歇尔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在哈佛大学所作的一篇演讲中提出的。实质上，马歇尔声称：只要有“一些，如果不是所有欧洲国家愿意共同拟订一个为美国所能同意的‘复兴’计划”，美国就愿意将它的“援助”扩大到欧洲。杜鲁门总统后来还谈起为了进行这种“援”，在四年期间需要付出一百七十亿美元。 正如这样的侵略性计划的一般情况一样，“马歇尔计划”一提出就有人跟着说了许多什么美国人慷慨解囊和不存私心等听来很动人的话。拥护这一计划的人争先恐后地叫喊，美国政府（即华尔街）的目的全在于希望欧洲重新站立起来并使欧洲人民获得自由和幸福。然而，这一建议的真正目的却并不是那么富于博爱精神的。它们的用意是要拯救破了产的欧洲，使它不向社会主义发展，要为美国对欧洲资本主义强国及其殖民地进行经济渗透打开方便之门，要树立美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以及为最后对苏联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进行全力的军事袭击而武装和组织资本主义各国。美国国会通过“马歇尔计划”是在两党一致行动的气氛下进行的。 为了便利其征服未开发的国家，美国帝国主义还提出了大家所知道的所谓“第四点计划”。杜鲁门先生在其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的就职演说中提议“从事于一个大胆的新计划，以便使我们的科学成就与工业进步能应用于未开发地区的进步与发展”。这一计划一直是以所谓美国人“慷慨”的这种最漂亮的辞藻为点缀的，它事实上却只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诡计，目的是想在整个殖民地世界树立美国的势力和控制权。 欧洲的资本主义统治者及其社会民主党帮凶竞相争夺美国“马歇尔计划”的诱饵。一九四七年七月他们聚集在巴黎，代表着十六个西欧国家；这次会议通过了“欧洲经济合作”计划，完全掌握这一计划的是一些有名的华尔街慈善家如哈立曼、霍夫曼、福莱斯特、斯奈德、洛维特。最后达成的协定——其中大部分是幕后达成的——的实质是：“受惠于美国的慷慨”的国家将把它们的通货交由美国控制；自己筹设大量的复兴基金；削减对社会主义世界的贸易；把整个欧洲复兴计划完全交由美国管理；在某些国家内反对工业国有化的一切步骤；并且不让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就这样，美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在初期阶段，华尔街认为与苏联完全断绝往来是不智的，因为后者由于其辉煌的战绩，是广泛受人欢迎的；因此宣布苏联也有权利接受“马歇尔计划”的财政援助。但是当苏联政府提出能保证受援国家的民族独立而不至于遭受他称之为不能允承的对它们的主权的侵犯的一个办法时，这一办法遭到英法无耻的拒绝，因为它们已与美国达成了协议。结果是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并没有进一步参加“马歇尔计划”以后的一切措施。美国终于使欧洲战时的盟国之间发生了间隙而且实质上还把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7]。 通过经济合作总署，“马歇尔计划”付诸实施了，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在这一期间内，为了欧洲的“复兴”，它胡花了差不多一百二十亿美元。当欧洲国家极端需要机器和别的工业设备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剩余零星物品却大量往它们的市场上倾销。鲍尔索弗说：“自一九四五年以来，英国从华盛顿的贷款中收到九亿镑，从‘马歇尔计划’中收到八亿镑，一共十七亿镑。但是，在美国压力下，英国现在每年花在备战上的钱差不多就是那个数目——十四亿九千万镑。……自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一年，在“马歇尔计划”下，法国收到八千七百五十亿法郎……在同一时期中，法国在军备上的支出为一万九千五百亿。”[8]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也同样上了圈套。在整个资本主义西方内，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降低了。所以，无可惊奇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复兴速度远远落后于不曾接受一文美国钱的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复兴速度。 根据“马歇尔计划”付出的大批款项，大大地便利了美国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权的建立。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政客，为了想在美国的贿赂费中抓一把，乃进而将他们国家的独立出卖给华尔街。美国无耻地控制联合国就是这一情况的反映。“商业周刊”，华尔街的喉舌，兴高采烈地叫道：“美国已愈来愈多地掌握了联合国的多数票来为它的反共“十字军”作辩护。……基本上，联合国是一个美国机构。……美国是如愿以偿的。”[9]然而，为着加倍小心，美国还以“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所规定的整套经济政治、军事措施来包围联合国。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华盛顿组织起来的，最初会员国有十二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后来又增加了希腊和土耳其。它的宣称的目的在于“保卫各国人民的自由、经济传统及文明，而以民主、个人自由和法律原则为基础”[10]。然而，其真正目标则在建立一个好战的资本主义战争联盟，旨在对付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这一组织的幕后力量是侵略性的美国帝国主义，它怀有征服世界的计划。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上新的步骤。这首先是因为苏联冲破了美国的原子弹垄断而引起的。正如我们所已经谈到的，以前华尔街战争班子的战争计划几乎完全是以原子弹为依靠的，但是如今苏联也有了原子弹，于是他们重新又强调起“通常的”武器来了。他们发动了一个狂热的运动，要在西欧建立并装备大量的地面部队。其后，美国的经济援助减少了，而军事援助则增加到每年约五十亿美元。在进行这种紧张的军备竞赛的同时，美国还甚至于不断地发出这样的警告，说苏联时刻打算侵占欧洲；但是当欧洲处在“无依无靠”的时候，苏联为什么不那样干的呢，这是资本主义阵营中谁也解释不了的。自然，苏联全心全意致力于和平，这一事实是战争制造者装作不知道的，或者予以否认的。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中心目标，过去是，现在也是建立一个重新军国主义化的德国，目的在反对苏联，而且是在美国的指使下进行活动的。这一阴谋有三个总的方面——经济、政治与军事。在经济方面是所谓“舒曼计划”，是以西德、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各国的煤钢工业的联营为基础的。经过长时期的诡辩欺骗之后，这一计划曾得到正式的批准。其中西德是最有力的欧洲成员，而华尔街则在幕后当太上皇。美国此前已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击败所有那些要将德国工业收归国有的计划，并且想使克虏伯分子、蒂森分子及其他的德国垄断资本家对“他们的”工业重新获得全盘的控制权。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政治方面是要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其中德国将是举足轻重的国家。这是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方面密切相关的，军事方面，在一九五四年失败以前，是整个组织的主要目的。其总计划是要建立由六个最重要的西欧国家所组成的一支统一的欧洲军。在这一欧洲军中，重新武装起来的并由旧日的纳粹将领统率的德国将是主要的力量。这一切就构成了所谓欧洲防务集团。艾森豪威尔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就充任过这整个经济——政治——军事计划的美国总领导人。 鲍尔索弗曾这样确定欧洲防务集团的性质：“目前正在讨论中的那种欧洲联盟，当然不是平等的人民间的国际联合，它制造了一个在美国资本主义控制下的仆从国的集团，并以西德资本主义作为未来的总经理和行政首长。”[11]英国和法国对美国扶植它们强大的帝国主义敌手德国正愤愤然侧目而视，因为它们充分认识到美国之所以这样做不但是要反对苏联，而且指望建立美国对付它们自己的一种对抗力量。但是，我们将在后面谈这一问题。 社会民主党和美国帝国主义 就美国帝国主义而论，要实现其在反苏与追逐世界霸权的活动中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招募欧洲各国的计划，它就必须取得西欧各社会民主政党的支持。战争以后，欧洲工人革命情绪很高；唯一可能使他们对美国战争计划的坚决反抗陷于混乱和崩溃的办法是要取得劳工方面那些有经验的骗人的领袖一一社会民主党右翼分子的援助。 所以，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的主要柱石之一便是与社会民主党人成立有效的配合。这一方面的第一个实际的步骤是早在一九四六年美国就贷款给英国工党政府约四十亿美元，尽管事实上该政府当时正号称在英偷三岛上实施着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从那时候起，英国机会主义工党分子便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欧洲社会党中最热心的组织者。英国机会主义工党分子也并不很困难地在勃鲁姆之流、石乌之流、斯巴克之流、舒马赫之流、奥伦豪尔之流、萨拉盖特之流以及其他偏狭的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分子之间进行工作。这些人都巴不得替华尔街效劳。使他们拥护美国计划的决定性因素是，这一美国计划的目的在挽救世界资本主义和攻击苏联。只要遵循这两点行事，他们是完全愿意忍受美国的统治的。 在美国，华尔街帝国主义也同样处心积虑地与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密切的合作，这些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劳联和产联以及保守的独立工会的上层领导。这种阶级合作的基础是两方面的：第一，大雇主继续不断豪爽地与这些工会打交道，从而暂时保证了这些反动领袖的悠闲职位——虽然，大雇主借塔夫脱——哈特莱法给这些工会以狠狠的一击，以示警告。塔夫脱——哈特莱法是一九四七年通过的，这一年也就是实施“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之年。其次，工会官僚因追随华尔街而得到了从帝国主义者餐桌上掉下来的残羹剩饭。美国上层的工会领袖本身大抵都是疯狂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正希望在梦寐以求的美国统治世界的计划中分享丰富的果实。确实，他们已使自己成了美国、欧洲及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工会队伍中的独裁者。在这一总的基础上，美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会领导卑躬屈膝地侍奉杜鲁门政府以及后来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并忠心地追随它们在外交政策上的每一种转变和发展。 欧洲和美洲的社会民主分子成了华尔街帝国主义口号最热心的传播人。就他们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奉承而言，他们并未落在资本家的后面。在歌颂美国外交政策的“诚意”和“慷慨”方面则谁也赶不上他们。他们歌颂“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四点计划、“舒曼计划”、欧洲防务集团和重新武装西德，在诱惑性的和平与民主的口号下，使大家看不清华尔街的整个侵略计划。他们更进一步企图以美帝国主义的宣传来搅乱工人们的思想，还企图在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将共产党人逐出政府去；他们还着手分裂和挫折工人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所已经建立起来的那波澜壮阔的工会运动。 [1]卡尔·马尔责尼著“我们可以交朋友”，第一八五页，一九五二年纽约版。 [2]“揭破历史捏造者”，第七九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3]普·姆·斯·布拉克特著“恐惧、战争与原子弹”，第一五九页，一九四九年纽约版。 [4]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纽约时报”。 [5]佩洛著“美国帝国主义”，第一七四页，一九五五年世界知识社版。 [6]鲍尔索弗著“美国驾驭英国”，第六一页，一九五四年世界知识社版。 [7]詹如士·艾伦著“论马歇尔计划”，第一三一二〇页，一九五〇年世界知识社版。 [8]鲍尔索弗著“美国驾驭英国”，第五一、五四页，一九五四年世界知识社版。 [9]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商业周刊”。 [10]一九五四年“世界知识年鉴”，第三四五页，英文版。 [11]鲍尔索弗著“美国驾驭英国”，第四三页，一九五四年世界知识社版。
第五十三章殖民地世界的革命（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五十三章殖民地世界的革命（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 ↘中国和印度的革命 ↘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大大加强了整个世界特别是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整个人类的一半都卷入了这个声势浩大的斗争，它震撼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统治。这个斗争比战后时期一些欧洲国家之丧失社会主义、比世界市场之分裂为二、比世界工会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之巨大发展，都更为厉害地削弱了资本主义体系。列宁曾教导我们（见第三十四章），没有殖民地，资本主义就必定要完蛋。 这个至今还在继续不断发展的广泛的殖民地革命，起因于殖民地的民族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企图突破或减轻外国资本家加于他们的成长和发展的种种限制；在这种力量的后面，有工人阶级和农民反对帝国主义者以及本国的大资本家和地主强加于他们的不堪忍受的贫困境遇、压迫和剥削的自发的反叛运动。 一般说来，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几个国家中的成熟程度各有不同。然而，中国的革命，由于有明确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群众，已远远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殖民地革命的发展，除其他因素外，取决于已达到的工业化的程度，尤其是取决于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是否已取得了运动的领导权。当工人阶级来领导的时候，像在中国那样，革命就走向公开与帝国主义和本国大资产阶级断绝关系，并走向建立进步的政权和真正的民族独立；但是，在民族资产阶级仍保持领导权的地方，如像在印度那样，运动就有停留在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范畴内的倾向，就是说，与帝国主义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继续对工人和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并且阻碍真正的民族独立。 在殖民地革命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深刻影响中，有三方面的影响是很突出的。第一，它们的国内危机因此而大大加重，特别是英国、法国和荷兰。这是由于大大地失去了殖民地市场和特权、大大缩小了它们榨取超额利润的地盘、负担着维持傀儡政府和这个时期许多殖民战争的浩繁的费用。对帝国主义列强来说，殖民主义已大大丧失了它的有利可图的性质。第二，力图从火中取栗的帝国主义国家，通常被迫采取特殊的美国式的殖民主义（请看菲律宾、古巴、波多黎各和许多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以代替它们早期的直接统治和控制的方法。在菲律宾、古巴、波多黎各和许多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殖民地的人民被允许通过傀儡政府而维持一个有名无实的民族独立，而帝国主义国家则保有经济上、政治上并且常常是军事上的主要权力。第三，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正引起帝国主义国家间大大尖锐化的斗争，以在日益缩小的新独立和半独立国家的市场上争夺较大的份额。在这方面的恶棍就是美国。所有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现在都从事于拼死拼活的斗争，以阻止美帝国主义凶恶地侵入它们往昔的殖民地禁脔。 殖民地革命的最凶恶和最残酷的敌人就是受华尔街支配的美国。这个国家完全违背它自己的革命传统，与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站在一条线上，企图蹂躏或扼杀殖民地革命运动，或者为它自己攫取对那些起来反抗的人民的控制权。 在目前正进行着的广大殖民地革命中，第二国际的影响自然是偏袒被围攻的帝国主义的。很显然地，如杜德所说；“〔英国〕工党政府的一切开发殖民地的计划都得到保守党的支持和赞同。”[1]一般说来，如我们已看见的那样，一心指靠熟练的劳工贵族阶层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几十年来大多将他们组织的活动局限于帝国主义国家，并且他们与帝国主义者合作正是从这个基础出发的。 社会民主党在殖民地世界的相对薄弱，大大有利于殖民地各国人民的斗争，并且对于拼命挣扎要维持垂死的殖民剥削制度的帝国主义者是一个不幸的灾难。只是在一九五二年年底*，亚洲九个社会党——大部分是小的政党——才在缅甸仰光举行了它们的第一次会议。虽然它们本身也尾随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之后，但是，由于欧洲各社会党的卑鄙的帝国主义政策，这些殖民地的社会党便马上和它们发生了冲突。[2] 中国和印度的革命 殖民地世界革命形势的最基本的方面之一，就是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分别达到的成熟程度不同的革命。本书后面有一章将较详细地论及中国的革命；在这里只简单说明一点就够了，即：彻头彻尾地震撼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国革命，已完全与帝国主义断绝了联系，已消灭了大地主和本国资本主义垄断者的势力，已建立了真正的民族独立，并且已开始走向它最后的社会主义目标。 另一方面，于一九四七年分裂为两部分的印度虽然获得形式上的独立，但是，仍与英帝国特别是与英国资本家集团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印度的资产阶级直到现在仍然死抱着反动的和不可能实现的要建成一个强大资产阶级政权的希望，尽管尼赫鲁断言说，印度的目标是社会主义。[3]印度共产党这样叙述印度的形势：“尼赫鲁政府……使印度仍然成为英王统治下的大英联邦的一部分，在联邦的许多地区内，印度人所受的待遇甚至比‘巴西利亚’*还不如。我国的海军和空军是受英国指挥的。我国的陆军是受英国顾问和专家的控制的。我们的军火是英国人所设计和制造的。英国继续占有或控制我们的煤矿、我们的种植园、我们的石油矿和炼油厂、我们的麻厂、我们的许多机器工厂和企业。他们控制了我们的对外贸易、我们的银行和财政。通过他们数达六十亿卢比的投资和他们的管理机构，他们获得了数百万卢比的利润，把我们的经济紧扼在他们的致命的钳制下……”[4]同时，农民没有得到土地，劳动群众生活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能与之伦比的贫困之中，并且尼赫鲁政府用粗暴的镇压手段来对付每一次英勇的抗议运动。共产党在一九五一年报告说：“数百党员被枪杀或在监狱中受刑致死。被投入狱中的共达二万五千多人。”[5] 中国革命和印度革命发展的情况不同，可以归因于几个基本因素。据杜德说，“两个世纪以来，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印度完全是个殖民地。帝国主义从来没有渗透到全中国，只不过是在沿海建立起其势力来，而以其触须通过贸易扩展到内地而已。在印度，帝国主义建立并巩固了一整套管理机构，在印度的国土上控制着该国人民的每一个生活细节。……与印度发生关系的帝国主义只有英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则是各种各样的：许多帝国主义强国企图瓜分中国，但是却受到它们本身的意见分歧的阻碍；这给中国的民族斗争早期的进展提供了较大的机会。……印度在帝国主义长时期连续统治的情况下，产生了相当强大的资产阶级，甚至于还产生了大资产阶级，它在国内有坚固的基础和广大的影响而与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全然不可同日而语。印度国民大会党和中国国民党发展之间的对比就体现了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和基础的不同关系。”[6] 杜德也指明说：“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并不是继以前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消极斗争之后开启了一个武装斗争的局面，而相反地，是在国民党领导出卖了民族武装斗争之后推进了这一民族武装斗争的。”[7]日本帝国主义者公开地企图用武力征服中国正发生在中国民族运动出现高潮的时候，这是一件有利于武装斗争的事，而印度则远在产生这样的运动之前就已为人所征服了，而且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到达印度。 使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趋于瘫痪并使相对而论人数只有一小撮的英国帝国主义者得以支配三亿五千万印度人的那种为雇主所怂恿的甘地主义，在中国却起不了什么作用。杜德把甘地称作是“革命的‘白虎星’、不断带来灾难的将军，他只能把群众运动带动到这样的地步，即为‘资产阶级’商得一次成功的交易并同时使印度不发生革命。”[8] 英国的社会民主党主要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在阻止印度的革命方面也发挥了它的作用。英国工党，在丘吉尔的保守党的积极合作下，有效地使印度避免发生解放性质的革命，并为英国和印度资本家挽救了一切所能挽救的东西。 印度社会党是一九三四年组织起来的，尼赫鲁便是其成员之一，它本身在全国范围内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中国，社会民主党也是一股比较小的力量。 印度解放运动发展中的另一基本的障碍在于它没有强大的共产党和共产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正好是过去二十五年间中国革命的标志。在共产党早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岁月中，叛徒罗埃的破坏工作以及后来彻底的叛变行为对印度也是特别有害的。 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 亚洲伟大的殖民地革命不但深切地影响了中国和印度，还影响了这一广大地区中的其他各国——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亚、缅甸、锡兰、朝鲜、泰国等。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的大攻势中，日本人差不多蹂躏了所有这些国家，因而激起了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些运动目前仍在不断推进中。 这些国家在战前的情况基本上到处都是一样的。整个地区自然资源极为丰富——锡、橡胶、钨、麻以及其他宝贵的商品，全是剥削者取得巨大利润的泉源一一完全为英、法、荷、葡、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者所控制。帝国主义者的暴力是使广大的劳动群众陷于贫困、愚昧、疾病和受压迫的境地。在战争期间，挺进中的日本人赶走了他们所有的帝国主义敌手，强制实行了他们自己的那一套同样是很残酷凶狠的帝国主义剥削制度。 这种新的压制在许多国家中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游击队的活动开始大规模地展开了。它们给日本军队以沉重的打击。正如在欧洲一样，这些运动在每个国家的全部土地上展开了，并且多半是共产党人领导的。关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建立我们已顺便谈到，由于它们过去所领导的多次斗争，也由于苏联所采取的对待被压迫民族的进步的政策，它们已取得了很高的威信。这些国家的社会党的影响则是微小而不足道的。 除大批附敌分子以外，欧美帝国主义者在最初一见日本军队就望风而逃，但是随着美国武装部队的推进，他们全都回来了。因而，美国亲法西斯的太平洋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一项重大的军事——政治任务就是：保证美国人在亚洲国家取得控制地位。这就引起了与民族民主力量的冲突，并爆发了无数次的武装斗争和在朝鲜与印度支那的两次主要的战争。亚洲人民重视大西洋宪章，因为它规定了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丘吉尔赶紧声明它并不适用于太平洋诸民族。 为了重建英国，法国和荷兰这些支离破碎的亚洲殖民地帝国，美国帝国主义者替这些帝国主义者拟制好了一个计划，并供应源源不绝的武器和军需品。这一计划是要建立假独立的傀儡政权，而使真正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力保持在这些帝国主义者之手。这是以一九四六年以来已享有了“独立”的菲律宾为范例的。这一制度对帝国主义者有两点好处：首先，它是这些帝国主义者唯一可能的制度，因为战前原始形态的殖民主义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其次，这将为蛮横的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渗入这些富庶的地区打开方便之门。英国、法国、荷兰的帝国主义者愤愤然对这一美国式的新的殖民主义侧目而视，但是他们多半不得不采纳这一办法。 这就是在印度、缅甸和锡兰等“解放了的”英属殖民地中组织“独立”政府的总计划。也就是根据这一点，美国才有办法使荷兰于一九四五年承认印度尼西亚的新政府[9]，使美国在越南南部的傀儡保大于一九四九年取得了法国的认可。正如过去几年所已充分证实的，美国想把自己的殖民压迫的方式强加于亚洲人民身上的这一企图，激起了他们的民族义愤，引起了长期而又酷烈的战争。 丘吉尔有一次发表声明说，他并不是应命出来主持英王陛下的帝国的解体工作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也确实可以表示类似的意见。因为，他们在各地都勤勤恳恳地出力，甚至于不惜采取武装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手段，以求重建那支离破碎的亚洲殖民地帝国。英国工党执政时，英帝国主义开始了为镇压马来亚人民的独立斗争而进行的惨无人道的战争[10]。而法国和荷兰的社会党则奴颜婢膝地支持它们的政府为恢复其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帝国主义控制权所采取的每一种残酷的步骤。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叛徒白劳德一样，歌颂美国进行殖民地压迫的制度，说它是“进步的”。 美国作为帝国主义者在亚洲的宪兵，终于落得个为广大的亚洲群众所切齿痛恨的下场，对这一局面，华尔街的代言人也不禁为之呻吟叫苦。因而，威廉·赫·麦洛里这位“亚洲问题的权威”愁眉苦脸地评论道：“美国在南亚和东南亚是不受人欢迎的，而凡是这一广大地区中的居民所认为是美国政策的东西则甚至于更不受人欢迎。”[11]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非洲大陆很久以来就是剥削者的天国，劳动群众的地狱，如今整个儿充溢着民族解放的精神。在战争期间，非洲只有一小部分遭到了蹂躏，因而战后在这里民族革命的发展也没有像在亚洲那样的迅速和剧烈。但是，虽然如此，它还是有很大进展的。凯斯·伊尔文，一位非洲专家在一家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发出了帝国主义者苦闷的呼声：“我们身居西方世界，面临了这样的抉择，要就是在我们的政策上来一次革命，不然整个黑暗大陆就要发生革命。”[12] 在北非，地中海沿岸一带的国家掀起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浪潮，这一浪潮正震撼着整个贫穷的伊斯兰教世界，从摩洛哥起直到巴基斯坦。这些伊斯兰教国家有许多已部分地摆脱了它们从前的主子——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的束缚，正在为取得真正的民族独立的地位而斗争。但是，它们如今又有了一个新的敌人，即美帝国主义，它正企图由它自己来控制这一整个广大的地区。这些国家也有一个强大的朋友，即苏联。在它们之中的许多伊斯兰教国家里，共产主义的政党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它们在不民主的政府的统治下多半是非法的。 在中非——那儿是昔日奴隶贩子笼络几百万黑人，要他们终身在美国人的种植园上进行奴隶劳动的广大地区——各族人民如今正走上了一条波澜壮阔的民族觉醒的道路。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条件是很可怕的。人民的土地已遭窃夺，已落入极少数人的手里，多半落入英国人和比利时人的手中；在种植园和矿区里每天工资只几分钱。迈耶说：“在尼日利亚全境，人口将近三千万，但是只有六所中学，九十六张医院床位，每十三万三千人才有一个医生。……从欧洲殖民者来到比属刚果起，这个地区的人口减少了50%左右。”[13]但是，群众如今行动起来了，他们要改变这一切。迈耶又说：“在中非，一个拥有二百万会员的非洲民主联盟建立起来了。象牙海岸不到二百五十万的人口中有八十万人参加了这个运动。”[14]这一地区的各个地方都正在发生罢工运动和政治运动，法尼亚的著名的毛毛运动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罢了。在南非，民族意识的增长和非洲大陆其他地方一样强烈。南非联邦亲法西斯的白人政府正不顾死活地企图使八百万黑人仍受一小撮英国和波耳大地主与工业家的奴役。但是，这种恐怖行为阻挡不了民族运动迅速的高涨，因为工人们是民族运动中的领导因素。这些人民正在走向自由之路，没有东西能阻挡他们。共产党是这一紧急形势中的重要因素。 杜德将非洲的整个形势概括如下：“整个非洲，从北部的摩洛哥到南部的开普敦，从西部的法属赤道非洲、塞拉勒窝内、黄金海岸、尼日利亚到东部的法尼亚、乌千达以及坦噶尼喀，在这一段时期里，出现的是人民对殖民制度、种族歧视和外国占用本国资源的普遍愤怒的高涨。”[15] 拉丁美洲也早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大好猎场了。自从战争以来，因为美国从前在这一领域中的强大的敌手——英国、德国、日本一一处在长期的危机状态中，美国就一直在扩大其帝国主义的统治地位。一九五二年，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达五十七亿美元，即为一九四三年这项数字的两倍[16]。几乎所有拉丁美洲二十个国家的政府都是以美国操纵的傀儡为首的。拉丁美洲流行着一种独具一格的美国式的殖民主义，那就是这些国家外表上拥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实际上它们是受美国操纵的。这种制度也正在一个旧式的美国殖民地波多黎各充分发展着，已得到所谓的“独立”如今已被加以扩大了。这个被压迫的国家便是美国殖民主义典型的例子。 在努力加强其对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控制中，美国也同样拥有它在欧洲所拥有的那两个有力的帮手：梵蒂冈和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有的教会，包括新教教会和犹太教会在内，自然都是积极支持政府的，但是支持最有力的莫如天主教，尤其是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天主教意识到世界资本主义岌岌可危的处境，并且不遗余力地要挽救这一制度和加强它自身在这一没落过程中的地位。与美帝国主义共命运的梵蒂冈之所以在准备华尔街的战争活动中，在促进各地法西斯主义的发展中特别积极，其原因便在此。 社会民主党在拉丁美洲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虽然社会党本身一般说来是很软弱无力的，机会主义在工会中确实强大有力的。美国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得到的主要的支持来自本国的社会民主党，即得之于劳联和产联的最高领导层。这些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分子随时乐于去拉丁美洲干任何华尔街要他们干的勾当。他们分裂着拉丁美洲劳工联盟（近来更加如此），并且他们还以支持美国压迫者用来加强他们对拉丁美洲人民的控制的许多其他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措施，作为一贯的方针。在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中都有共产主义的政党，但是在二十个党中有十三个为当地的半法西斯主义的独裁者宣布为非法。 拉丁美洲是一个火药桶。广大的人民群众在饥饿线上生活，他们是疾病和愚昧的牺牲品。他们的不满情绪，和亚洲人的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并没有爆发为革命的火焰，因为拉丁美洲并没有遭受惨烈的战争的破坏和军事占领，因为它并没有大部分亚洲国家所有的那种强大的反法西斯的民族运动。此外，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制度打着“民主”与“民族独立”的虚伪口号，也比英国、法国和荷兰帝国主义者在亚洲所实施的那一种原始形态的殖民制度远为狡猾巧妙。但是，工人阶级的愤怒和民族解放的情绪在拉丁美洲也正在日益高涨，这已无须进一步予以证明，只消看看如今在巴西及其他许多国家所发展着的强大的运动就可以知道了，尤其是新近在英属圭亚那、英属洪都拉斯以及危地马拉建立起来而为英、美帝国主义横暴地推翻了反帝国主义的民主政府。拉丁美洲不久将成为出现波澜壮阔的独立运动、反抗美国帝国主义极端的狂妄和统治的所在。 [1]帕姆·杜德著“英国和英帝国危机”，第二一五页，一九五四年世界知识社版。 *应为一九五三年初。——读者 [2]一九五三年二月九日纽约“新領袖"晚报。 [3]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日“纽约每日新闻”。 *“巴利亚”是印度“最下级”的人民。——读者 [4]“印度共产党领袖”，第三七——三八页，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 [5]同上，第六五页。 [6]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杜德来信。 [7]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杜德来信。 [8]杜德著“今日印度”，第三三四页。 [9]“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九五四年一月八日吴·赫·马洛里著文。 [10]哈里·波立特著“马来亚”，一九五二年伦敦版 [11]“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九五四年一月八日马洛里著文。 [12]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新领袖”晚报。 [13]赫歇尔·迈耶著“最后的幻想”，第九二——九三页，一九五五年世界知识社版。 [14]同上，第一〇五页。 [15]杜德著“英国和英帝国危机”，第一○七页，一九五四年世界知识社版。 [16]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纽约时报”。
第五十二章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扩大（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五十二章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扩大（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 ↘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成立 ↘争取世界工人团结的斗争 ↘世界青年组织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 ↘欧洲的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 除产生了中欧和东南欧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西欧强烈的民主政治运动而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还引起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其他组织巨大的增长，其中工会是最基本的东西。战争以前，在希特勒占领下的欧洲，工会几乎已经完全给消灭了。但是在战争终了时，它们迅速复活起来，上升到比劳工运动史上从前的水平要高得多的组织水平。而且，战后的激变也还引起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区工会运动惊人的扩大，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世界工会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将这些地区的新工会列举如下：全朝鲜劳工联盟（一九四五年成立）、印度尼西亚总工会（一九四六年成立）、菲律宾劳工组织大会（一九四一年成立）、越南总工会（一九四六年成立）、全缅工会大会（一九四五年成立）、伊朗联合工会中央理事会（一九四三年成立）、埃及工会大会（一九四六年成立）、伊朗工人工会、摩洛哥总工会、尼日利亚工会大会、南非各业劳工理事会、非欧洲工会德兰士瓦理事会[1]。在日本，工会运动几乎是从一九四五年的一无所有到一九四八年一跃而拥有六百五十三万三千九百五十四个会员的[2]。 在这一庞大的工会运动中，工人们因为在规定工资和劳动条件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发言权而惊人地增加了他们对企业的控制。这一工会的巨大进展的主要表现在于左翼进行的领导和共产党人积极参加。这种新的、本质上属于共产主义类型的战后工会运动的方向具有一些明显的特色，其中有：（一）它包括了广大的工人群众——女工、非熟练工人、黑种工人等——他们是工会运动在此以前根本未曾触及的；（二）它扩张到了许多国家，那里工会运动从前是软弱无力的，或者甚至于是人们所未曾听说过的；（三）它破除了传统的职业工会的概念而着重强调了产业工会运动；（四）它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并与工人阶级一切其他有组织的团体协力合作；（五）它因为具有一种强烈的阶级团结的感谢感觉而显得生气蓬勃，打破了工人阶级内部的所有政治障碍，并且把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天主教徒等等都一并包括在它的队伍中。 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成立 世界工会联合会，这一新的广泛的工会运动的结晶，是一九四五年诞生的。虽然战前的世界性组织国际工会联合会（以右翼社会民主党分子西特林和希维纳尔为首）也曾宣称；如劳温所说，当时号称在二十三个国家中拥有一千九百万会员，其实“它只徒有其名而是一件记忆中的事物而已”。[3]早在战争初期，人们就感觉到有必要成立一个新的组织。结果，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成立了英苏职工委员会。劳联死守其根深蒂固的反共的性质，乃拒绝参加这一组织；因而一九四二年七月成立了一个英美职工委员会。这种两套的做法便是世界劳工队伍最后分裂的萌芽。 在群众日益要求成立一个新的组织的压力下，英国职工大会按英苏职工委员会的提议召集了一个劳工大会，该会终于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六日在伦敦举行了会议。与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六十三个组织的二百三十个代表，代表差不多六千万的工人。产联派了代表出席会议，但是劳联没有来。就在这时候，美国与苏联的军队在合力一致地为粉碎希特勒而战斗，可是在苏联居于领导地位的那些反动分子却生怕自己因与苏联工人的接触而受“汚染”。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在巴黎开会。在这次大会上聚首一堂的有二百一十五个代表，他们来自五十六个国家，代表六十五个全国性组织和八十六个国际性组织中的六千七百多万的工人。劳联又自以为是地敬而远之，没有派代表出席，它是世界上重要的劳工组织中唯一这样做的一个组织。然而，产联却派了以西德尼·希尔曼（一八八七——一九四六）为代表团团长的二十位代表。 代表大会最后决定成立世界工会联合会。它设立了由七十一个成员组成的理事会，法国的路易，赛扬被选为总书记，英国的西特林被选为主席。它还设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由九人组成，除赛扬和西特林之外，还有里昂·石乌（法）、西德尼·希尔曼（美）、库兹涅佐夫（苏）、隆巴多·托勒达诺（墨西哥）、朱学范（中）、维多里奥（意）以及卡派斯（荷）。会章序言说明该组织的目的如下： （一）不分种族、国籍、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组织和团结全世界的工会； （二）协助不甚发达的国家内的工人建立其工会； （三）为根绝一切法西斯形式的政府和每一法西斯主义的迹象而斗争，不论其采取何种形式的行动和以何种名义为幌子； （四）反对战争和导致战争的一切因素，并为争取持久和平而努力…… （五）以联合国会员国之间所达成的协议和公约为基础，在所有国际组织中代表世界劳工的利益； （六）组织各国工会的共同斗争，以争取民主权利、充分就业、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和改善劳动条件，争取适当的社会保险，并争取促进工人社会和经济福利的一切其他的措施；以及 （七）计划并组织工会成员关于国际劳工团结问题的教育事宜。[4] 世界工会联合会就会员的数量而论，是一个比工人们从前所能创立的工会组织要大得多的组织。它不但包括了欧洲的劳工运动，其中有像波兰二百万、南斯拉夫八十万、罗马尼亚一百五十万、匈牙利一百万等等新的工会组织；它还包括了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从前工会在那里是很小的或甚至于是不存在的，其中有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国家[5]。人数日益增多的世界工会联合会，正如会章序言中所说明的，其政治上成熟的情况表现于纲领的总的精神上。这一文件之所以并没有提出工人阶级的终极目标的问题，是有目的地这样做的，为的是可以使各种政治倾向的工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天主教徒等——都能参加进来。它具有普遍的反法西斯的精神，这种精神已成了组织进步工人运动的基础。 争取世界工人团结的斗争 世界工联的组成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成就，是战后工人们的战斗精神的真正反映。然而，在它内部却有许多含敌意的欧洲右翼社会民主党分子；他们无论在产业方面或在政治方面都是工人团结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在战争结束时工人们极力要求团结的声浪是如此强大，以致他们不敢在各工会中公开进行反对。他们的领袖们甚至不得不把老朽的国际工会联合会并入世界工联，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实行合并。劳联虽然是国际工联的一个成员，但没有出席它的解散会议。 然而，劳联的反动分子，厚颜无耻的劳工帝国主义分子，竟敢于采取比他们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弟兄还更大胆地反对世界工联的立场。他们紧紧地附和着美国国务院政策的拍节，认为对俄国的敌意而不是与俄国的合作应该是战后时期垄断资本家们的政策路线。劳联的一般成员也不是采取十分英勇而足以迫使领袖们放弃这个分裂性的立场。 至于年轻的和进步的产联，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力量在其中起了强有力的影响，情况就大为不同。莫莱分子、加莱分子和其他保守分子这一类首领都不得不走开。他们甚至为一九四五年十月赴苏联的产联工人代表团写了一个表示好意的报告。[6] 从一开始劳联领袖就厚颜无耻地破坏世界工联的工作，并从而破坏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一九四六年一月，当联合国大会召开第一届会议的时候，世界工联向联合国要求，作为六千五百万工人的代表，应被给予一个大会中的咨询席位，并且应成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个工作成员，那时，劳联的领导者在美国出席联合国代表团的充分支持下，也为它本身提出了类似的要求。结果不仅是世界工联被给予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的咨询权利，而且也给予劳联和一大群其他组织这种权利；这个决定削弱了整个建议。劳联领导机构正准备着新的分裂活动，对这些活动我们以后将进一步谈到。 世界青年组织 在资本主义危机和衰退时期，在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青年在工人运动的一切方面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要求工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具备想象力、胆识、勇气、坚强、毅力和果断等品质，而这些品质首先就是男女青年的特征。在广大的、尖锐的反法西斯斗争中，为了对付法西斯恶棍党徒，战斗的劳动青年是必需的。为了在帝国主义者所挑起的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中取得胜利，无论在地下和在公开的战场上，青年都是必需的。当胜利的工人阶级着手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青年的活力、创造性以及工作能力是不可缺少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青年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国青年英勇参加长期的、艰苦的内战，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青年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活动，都是明显的证明。青年从来没有像在这些决定性的年代里那样，成为工人运动的战斗力量和创造力量的如此重要的因素。 列宁从根本上了解了青年的这一革命作用；当共产主义青年国际成长和起作用的时候，它表明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兴起所加于世界青年的新任务。共青国际鼓励组织国际和国内的青年制定广泛的活动纲领，启发了它们的统一战线精神和强烈的政治热情，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第二国际的衰弱的、贫血的、虚有骨架的青年组织所没有的。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三年共青国际存在的二十四年间，这些青年男女战士表明了他们在人民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斗争中，在这一时期整个民主战争的战斗中，以及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的必要性。 因此，青年在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及其同盟者的革命行动中有了充分的表现，是不奇怪的。整个局势中最显著的景象之一，是在许多国家中的大量青年组织的成长，一切类型的有组织的青年活动的广泛开展，以及国际青年运动的发展；这一景象甚至使共产主义青年国际在前些年代所建立的庞大组织也相形见绌。 战后青年运动通过一九四二年由二十九国的青年代表在伦敦建立世界青年协会而开始在欧洲采取国际运动的形式。它的继承者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也是在伦敦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由代表六十三国青年组织的三千万成员的四百三十七名青年代表和一百四十八名观察员组织起来的[7]。盖·德·鲍埃逊被选为主席。到一九四七年，世界青联的成员增加到四千八百万人，到一九五三年则增加到八十八个国家的七千五百万人。[8] 世界青联是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运动，其成员包括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天主教徒、工人、农民和学生——各个国家和各个阶层的青年。这样一个庞大的青年组织，事实上，在政治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战前对希特勒主义作斗争的时期，由共产党的创意而召开过两次广泛的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召开的是国际联盟协会国际联合会，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有三十二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第二次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在纽约波弗基卜舍集会，有五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但是，战后的世界青联在人数的众多、组织的广泛和纲领的明确等方面都超过战前的这次会议。同时它具有巨大的团结性，胜利地抵抗着社会民主党要想分裂它所做的种种努力。 世界青联努力以求实现青年的一切要求和利益——教育、职业、体育运动、政治活动，等等。一九四六年，在世界青联的影响下，在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学生代表大会组成了国际学生联合会，拥有约三百万会员。世界青联在儿童中间尽心竭力地进行活动。首先，世界青联为争取和平和民主而斗争。它每三年举行大规模的青年代表大会和联欢节，在两次大会之间又举行群众性的理事会会议。这些广泛的集会，规模之大是社会民主党完全闻所未闻的。一九五三年七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第三届代表大会，有来自一百零六个国家的一千五百一十五个代表参加。世界青联设总部于巴黎，它在“冷战”的严重年代为争取和平的斗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 妇女和青年一样，在目前时期也面对着新的责任和机会。她们遭遇到法西斯奴役的可怕危险，而另一方面，苏联的社会主义又显示出资本主义被废除时所等待着妇女的那种光辉前景。作为工人，妇女在产业中和工人运动中发生着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作用；作为家庭主人，她们正要求一种新的尊严；作为公民，她们是一支强大的建设力量；作为和平战士，她们站在最前线。 以戈登夫人为首的规模巨大的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是妇女的新的经济地位、知识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世界性的表现。这个伟大的组织是争取自由的不屈不挠的妇女战士许多世代工作的成果——这些妇女战士是马利·沃尔斯通克拉弗特、德洛因·戴美利科特、卢克勒迪亚·莫特、哈里耶特·士波曼、露易斯·密希尔、克拉拉·蔡特金、纳德兹达·克鲁普斯卡娅、亚力山德娜·科隆达伊、琼斯·艾拉·里弗·波洛尔、多洛列斯·伊巴露丽、安尼达。惠特莱、伊丽莎白·格莱·弗林，以及其他无数的人。 国际民主妇联，如我们已看到的，有第二国际的而特别是第三国际的准备工作作为前驱。在战前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一个广泛的世界妇女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也组织了起来，并且对日益向前推进的希特勒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国际民主妇联是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包括各团体和各阶层的劳动妇女，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在巴黎成立，成立大会有来自四十二个国家的九百个代表出席。[9]到一九四七年，国际民主妇联报称，它在四十四个国家中有八千一百万会员，它于一九五三年在哥本哈根召开大会时，它所隶属的团体已分布在七十个国家，代表全世界所有各地区的千百万妇女。[10] 国际民主妇联的纲领包含广大劳动群众所有的一般性利益，首先是妇女的特殊要求。它特别强调保卫世界和平这一中心问题，并且它已经是“冷战”时期反对战争贩子的一支坚强的力量。 伟大的战后妇女运动，与青年和工会一样，表现了工人及其同盟者在目前条件下的进步政策。这是反对法西斯和反对战争的广泛的、巩固的统一战线；这已由一九三五年具有历史意义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宣布过，并且自从那时以来，已得到为争取和平和自由而战斗的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第二国际抱着它的追随在好战的美国帝国主义之后的反动政策，从一开始就抱敌对态度来对待这些伟大的群众运动，并且不遗余力地来瓦解它们和分裂它们。 欧洲的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 在战后初期广大的群众组织——工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等——的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个时候的共产党的扩大。这一发展的某些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在一九四七年初在伦敦举行的不列颠帝国共产党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世界各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表，从那个表上主要可以得到下列数字，以说明欧洲各国共产党当时的实力：苏联六百万，法国一百万，意大利二百一十万，捷克斯洛伐克一百七十万，波兰七十万，保加利亚四十五万，南斯拉夫四十万，罗马尼亚五十万，匈牙利六十万，比利时十万，西班牙六万，丹麦六万，芬兰四万，瑞典五万，挪威四万，德国西部四十万、东部一百七十万（共产党和社会党一起）。这些党之中有许多从那时以来已大大发展了，这是表明各个党党员人数已增加到战前的十倍至五十倍。[11]这使得西欧第二国际各党微弱的发展相形见绌。这是各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激烈的反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提供了正确领导的基本结果。 这些共产党拥有的选票数达到它们党员人数的三四倍至十倍。这些党迅速地发展了强有力的报刊。在一九四七年，法国共产党就已经有十四种日报和七十六种周刊，日报发行一百五十万份，其中著名的“人道报”拥有五十万读者；周刊发行量约为二百万份。波兰工人（共产）党有九种日报，拥有八十万读者，并且有许多周刊和月刊。意大利有十四种日报，其中主要的是“团结报”，发行五十万份。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报——“红色权利报”，每天发行五十万份，另有四种日报、十八种政治周刊和许多种妇女报纸、青年报纸、农民报纸、儿童报纸，等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共产党也有大量的并日益增多的报刊。 共产党主要是由无产阶级组成，例如意大利共产党，它有53%的党员是产业工人。各国党在战争结束时也吸收了空前众多的妇女、农民和天主教工人加入它们的队伍。在整个欧洲，除了社会民主党的根据地斯堪的纳维亚和英伦三岛而外，一切阶层的知识分子坚决地转向共产党，是整个战后群众高涨的最显著特色之一。各国共产党过去和现在都绝对比第二国际各党的水平高得多。列宁的新型的党，它们是无产阶级的党、统一的党、精力充沛的党，并且具有甚至为第二国际所不能想象的一种革命精神和纲领。它们已普遍地获得工人的尊重，并使得雇主害怕。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欧洲战后初期的形势：欧洲资本家们，借助于英、美武装部队和财政帮助，特别是有梵蒂冈和右翼社会民主党的忠实的服务，已得以保住对西欧的控制，然而，对法国和意大利则仅仅是非常不安定的控制。但是，总的说来，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地位由于战后革命运动的结果而大大地被削弱了。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中欧、东南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已丧失了对另外一亿人民和欧洲的广大富庶土地的控制权。此外，在那些仍为资本家所控制的地区，共产党、工会和妇女组织、青年组织、文化团体以及其他群众组织有了巨大的发展，所有这些组织构成一支巨大的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如果再来一次像这样的大打击，欧洲资本主义就会仅仅是留在记忆中的东西了。 [1]世界工会联合会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至二十一日维也纳第三次代表大会。 [2]科尔柏特著“日本政治中的左翼”，第一三二页。 [3]罗尔文著“国际劳工运动”，第二〇五页。 [4]罗尔文著“国际劳工运动”，第二一五页。 [5]波立特著“展望将来”，第一七页。 [6]“产联赴苏代表团报告”，一九四五年纽约版。 [7]“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活动（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巴黎版。 [8]“新时代”，莫斯科版，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9]福斯特著“新欧洲”，第七三一一七六页。 [10]“苏朕妇女”，莫斯科版，一九五三年七一——八月号。 [11]福斯特著“新欧洲”，第三四——四二页。
第五十一章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五十一章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 ↘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 ↘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类型 ↘意大利的联合政府 ↘法国争取民主的斗争 ↘英国工党政府 ↘德国和日本的军事镇压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广大的工人与农民群众的脑子里都充满着革命的意识。在经历资本主义发动的战争所产生的那一种可怕的屠杀与破坏以后，这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战争惨痛地证明资本主义体系已多么腐朽退化，群众则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但是，在这次大规模的战争以后，欧洲工人们在展开他们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的运动时，碰到了一种与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碰到的大不相同的情况。因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爆发的革命是针对着那些专制的政府的，因为工人们认为这些政府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并且它们当时还依旧在当政——在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却呈现出一幅大不相同的景象。伟大的人民的民族阵线用军事行动推翻了犯有战争罪行并且为人民所切齿痛恨的法西斯政府。代之而起的、后来工人们不得不与之进行斗争的政府中有许多因而都会是战时民族阵线的成员，而只因为走了反动路线，特别是在战争结束以后。这些基本的事实一般地说就决定了战争期间与战后工人们的革命战略的方针。 英美帝国主义者，甚至在战争初期，尤其是斯大林格勒之战给他们一个胜利的远景之后，是完全明白希特勒政权被击败后就有发生革命的危险的。因而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阻挠革命。他们把这一革命的危险与红军巨大的胜利和进展联结在一起。对苏联军队解放原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恐惧因而就促使英、美进驻意大利——这一挺进原来是打算（但是没有能够）收复整个巴尔干地区和南欧地区的，因为反动派害怕这些地区特别容易发生革命。这也是使美国与英国好容易才开辟了故意拖延着不开辟的西战场的诱因。它们担心如果它们再拖延下去，红军就会占领欧洲的大部分并随之带来全面的革命。阻止革命，从而否认欧洲人民有权利建立那种他们认为合适的政府，便是华尔街征服世界的计划的第一步。 在这一反革命的工作中，美国和英国的垄断资本家有梵蒂冈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做他们最热心、最有效的盟友。由于他们狼狈为奸的努力，更兼有占领军的支持，英、美帝国主义者设法阻止了法国、意大利、西德、比利时、荷兰以及佛朗哥西班牙的革命。与此同时，英国工党——英国的社会民主党——替该国的资本主义保全了一切；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中，社会民主党人也做了资本主义的保护人。在希腊，英国人和美国人无耻地镇压了革命，在南斯拉夫他们扶植了铁托。所以，在欧洲，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最后只限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东德等，包括一亿人以上。 由于苏联近在咫尺，这些国家的人民是不会受西方国家的恫吓与欺骗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 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 中欧和东南欧进行革命的国家为苏联红军所解放后，建立了大家所知道的人民民主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发展的情况大致是差不多的。在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曾经经合作过的政党与其他的团体，尤其是那些参加地下的抵抗运动的团体，在战争结束时以及战争结束前一些时候，进而成立了由一切反法西斯分子所组成的民族政府。随后产生的人民民主国家实际上是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届大会所概括指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进一步的应用。正如我们所已谈到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政策较早的种种表现形式是共产国际第四届大会上所概括指出的那一些（见第三十七章）：战前的人民阵线运动，战时大规模的反法西斯军事联盟，广泛的多党的战时地下运动以及游击队组织。人民民主国家的政府都是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希特勒被打倒后才确立起来的。它们是人民在战争时期的斗争的革命延续。 人民民主国家的广泛性质可以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作为具体说明的例子。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系由两个共产党（捷克共产党和斯洛伐克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捷克民族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以及斯洛伐克民主党所组成的。在波兰，政府成员中有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农民和民主党人。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有五个政党；在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参加反法西斯联盟和政府的，也各有好几个政党。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有一个基本因素，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政党在结合过程中摆脱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情况也是这样的。共产党人——地下工作的领导者——在新的民主政府中到处都成了领导的政党[1]。 在工人与农民之间还产生了一种新的高度的团结一致的精神。知识分子广泛地反对资本主义的统治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虽然有天主教会的极力反对，在波兰（90%的工人是天主教徒）、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其他天主教工人众多的国家中，天主教与非天主教工人之间却树立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合作精神，这是极为重要的。 英、美帝国主义者怀着莫大的恐惧注视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为了应付这事件，他们准备了一整套经过仔细挑选的傀儡的流亡政府，安置在伦敦并且准备在战争结束时去接管各该国政府。但是各国人民对于这一切有他们全然不同的想法，他们选择了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然而，帝国主义者在梵蒂冈与右翼社会民主党的积极支持下，到今日为止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进行阴谋活动和组织武装叛变，目的在打击和挫败这些人民的民主意志。在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当战争结束时，他们组织内战，企图阻挠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只是没有成功；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七年间，他们镇压了希腊的民主运动，起初用的是英国的军队，最后还用了美国装备起来的军队。他们使用金钱，终于收买了南斯拉夫唯命是从的铁托。并且，正是美国大使，他为了竭力想重新取得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控制权，才使十二个资产阶级的部长于一九四八年二月退出民族政府，希望制造内战；但是捷克工人迅速采取对策，击败了这一“政变”，并且进而断然控制了捷克人民的国家[2]。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的“解放”政策是此种内战计划的延续。 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类型 新的人民民主国家采取了许多远大的经济措施，其直接的目的在弥补战争的巨大破坏。这些政策包括拆散大地产（在某种情况下也包括教会的土地）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没收法西斯反动派所有的一切土地和工业；大工业和公共事业收归国有，包括银行、煤、钢、电力、铁道、国内运输、海上运输、电报、电话及无线电；有计划地扶植消费合作社，大力进行税费改革，树立国家对对外贸易的控制权及通过二年、三年、五年计划逐步发展计划生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是遵循这一总路线的。 人民民主制度并未提出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当前的任务，但是它们的计划是根据社会主义原则的。它决定把主要工业部门的大企业和主要经济部门的控制权从大地主与垄断资本家的手中转到工人阶级及其他的民主力量的手中。其结果并不是如当时许多人所相信的是“民主资本主义”，而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的制度[3]。 人民民主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新的形式。最初这一事实甚至在共产党人中间也并不是普遍得到承认的，但是随着新制度的成长和发展，这就渐渐地显得清楚起来了。当新制度的纲领日益成熟并且开始实现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成分就逐渐被消灭，而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则显得愈益明显了。总的政治进程是不断走向左边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愈来愈明确，社会主义计划愈来愈具体。人民民主国家在各方面都构成“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新的道路”[4]。 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给共产主义运动许多关于革命的战略和战术的教训，这些教训，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对后来的共产党的政策是有很重大的影响的。它们建立的方式还再度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即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明显地表现着民主化的过程的情况中，工人们是有可能用相对和平的办法来建立社会主义的。正如前面几章中所提到的，马克思说：譬如说，英国和美国的工人阶级如果在议会中、在国会中赢得了多数，它就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废除那些阻碍它的发展的法律和制度。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俄国革命的前夕也指示过这一原则，那时在当时的民主状况中，他提出了“革命和平发展”[5]的话。 在吸取中欧与东欧通过议会多数的出现而相对地以和平的办法来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的教训时，我们不能忽视下列一些基本的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红军和人民的起义运动已通过军事斗争击败希特勒军队而粉碎了大资本家和地主的主力；这些国家中战后最初出现的资产阶级政府因而是软弱无力的。然而，在波兰、罗马尼亚以及别的这些国家中反动派确实会设法组织过小规模的内战，虽然工人们是竭力维护和平发展的。 意大利的联合政府 从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起，意大利工人阶级就开始迅速地组织其力量了。共产党从墨索里尼恐怖统治下的五千党员增加为一九四七年在陶里亚蒂卓越的领导下的二百三十万党员，它在大选中得到20%的选票，计四百七十四万五千票。社会党由南尼领导，也有了极大的进展。这两个政党的大多数党员都赞成联合，并密切合作地一起进行工作。许多工会将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工人团结在一起而迅速发展成为阵容壮大的总工会，有六百万成员并以干练的工会领袖共产党人维多里奥为首。共产党在意大利正如在欧洲其他的地方一样，已在其战争期间的英勇斗争中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已取得了对意大利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还在农民与天主教一般的劳动者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战争一结束之后，共产党在意大利也与在别的地方一样，提议建立一个由所有的反法西斯力量所组成的联合政府。这样的政府逐渐形成了，虽然还不很令人满意。在一九四六年五月的选举中，共产党得到一百零四席，社会党得到一百十五席，天主教民主党得到二百零七席。在通过选举产生的加斯贝利政府中，共产党在内阁中拥有四个职位，由陶里亚蒂任司法部长。社会党也参加了内阁。政府便转而注意压倒一切的重建工作问题，共产党人在医治战争的巨大的创伤中起了带头作用。一九四六年六月，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意投票废除了君主政体而将意大利建立成为一个共和国。 但是，正如东南欧许多国家所经历着的情况一样，强大的力量在酝酿着要想阻止意大利成为一个人民民主国家。意大利大雇主自然是极力反对民主趋势的。梵蒂冈一如在欧洲其他地方一样，竭尽全力利用其威望企图使资本主义免于崩溃。社会民主党右翼分子在美、英劳工机会主义分子的积极支持下也自然是反对这一终将废除意大利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支配这整个局面的是英国和美国的武装部队，它们是强烈地反社会主义的。 这些沆瀣一气的反动力量在设法阻止意大利的人民民主制度的成长。一九四七年，英国工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人员和意大利以萨拉盖特为首的右翼一起设法分裂意大利社会党，使议会中五十个席位明确地转向了加斯贝利。在这同一年中，曾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基金和物资源源倾注到意大利去的美国给了加斯贝利政府一大笔贷款，并且还照例加上了一连串的附带条件；同时加斯贝利政府——资本主义——梵蒂冈力量的体现者——也在一九四七年中顺从地提出了一个反动的土地方案，这一方案迫使共产党和社会党左翼的部长退出了政府。意大利已抛弃了人民民主制度并参与了“冷战”，成了好战的美国帝国主义的软弱无力的一个仆从国。 法国争取民主的斗争 当战争接近结束时，法国的局面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是多少有点相似的，即英、美帝国主义者已在伦敦建立了一个保守的流亡政府，来再度继续进行已停止了的敌对行为。流亡政府以前法西斯主义者戴高乐将军为首，他是因倡导保卫国家才在法国军国主义者的一帮中崭露头角的。尽管他的政治经历不光彩，戴高乐还是被捧出来当解放了的法国的领袖。然而，游击队战士却有不同的想法。早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发出了一个宣言，宣称：“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要求领土的完整，要求具有受托人的权利与职责，要求设立具有国家主权的临时机构。”[6] 然而，当德国人被赶出巴黎的时候，戴高乐及其临时政府在强大的英、美武装部队的支持下立即被扶植上台。巴黎是一九四四年八月解放的，一九四五年四月就举行了第一次普选（当时有三百万法国工人仍在德国作阶下囚）。结果证明共产党是法国最强大的政党。戴高乐立即着手解除抵抗部队的武装，这使两个共产党员退出了他的内阁。在一九四五年十月的普选中，共产党得了五百六十九万六千票，社会党则是四百七十六万票，天主教党即人民共和党是四百五十八万票，结果共产党得一百五十二席，社会党得一百四十二席，人民共和党得一百四十一席。其他还有一些较小的政党。 工人阶级的两个政党在议会中占有绝对的多数。共产党建议成立一个两党的政府，并建议两党最后合并成为一个组织，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作为最大政党的领袖有资格担任总理之职。法国总工会已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差不多拥有五百万会员的组织。虽然它有两个总书记——石乌与弗拉商，后者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的代表性要强得多。正如克鲁格曼评论说：“形势有利于领导法国人民前进，继续抵抗运动的锐气和热情，走向新的人民民主并削弱法国托拉斯的权力。”[7] 然而，这样的远景勃鲁姆全盘反对。作为右翼社会民主党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辩护人，他是不能支持任何一个这样的革命性的纲领。作为一个社会党的领袖，他否决了两党合并的问题，并坚持要成立一个三党政府，将人民共和党包括进去。这样，他的方针便是勾结戴高乐分子反对共产党。希特勒在其进行野蛮统治中，曾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和其他的人，但是当他在消灭赛玛尔与贝里以及无数其他共产党的战士时，他却将勃鲁姆关在巴黎附近，让他住得舒舒服服，还有两个仆人侍候他。当希特勒遇着反动的爪牙时，他是能识别的[8]。 在一九四四年，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个广泛的国有化计划，包括“极度垄断化了的生产资料——我们共同劳动的果实，动力来源，矿物宝藏，保险公司和银行”[9]。虽然戴高乐口头赞成这一纲领，却毫无实行之意。在他的联合政府中，有五个共产党员，其中有多列士，他是内阁的副总理。然而，由于这个内阁发生内部摩擦，这位自吹自擂的独裁者戴高乐被迫于一九四六年一月辞了职。 在下一年的四届法国政府中，三个是以社会党人为首的——古安、勃鲁姆、拉马迪，但是这一事实对于推进法国社会主义进程竟全无用处。在一九四六年的十一月选举中，拥有差不多一百万党员的共产党将它的席位增到了一百七十三席，而社会党则由于采取反动政策的结果却减少为九十五席了。正如在意大利一样，法国工人们转而欢迎共产党来领导，并且迅速壮大着的总工会在倾向上和领导上也是“左倾”力量占了优势。一九四七年一月勃鲁姆和意大利的加斯贝利一样，从美国取得了一大笔贷款——二亿五千万美元，也下令将共产党人排挤出政府去。所以，在一九四七年五月，这位破坏罢工的社会党总理拉马迪借戴高乐分子的帮助便将共产党人驱逐出他的内阁去了。 由于这一行动（在意大利、挪威、比利时和丹麦接着也发生了类似的做法），法国便沦为美国的一个仆从国的地位，正如意大利所处的地位一样。勃鲁姆的方针在挽救资本主义，而不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法国社会党左翼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等国的不同，它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确定它的政党路线。波尔克诺这位反共狂人因而才能谎言谎语地夸口说：“法国之摆脱官僚政治与人民民主的命运真是千钧一发的事。”[10]维护“第三种势力”这种虚伪理论的勃鲁姆是这样表示他同意将他的国家交由华尔街垄断资本保护的，他说：“就我而论，我相信美国真是不存私意的。”[11] 英国工党政府 英国从没有躲过世界战争结束时席卷欧洲的那一种革命情绪的浪潮。但是，资本家有一股忠实的警卫力量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在信奉新教的英伦之岛，梵蒂冈并不能像它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西班牙那样来帮助资产阶级；但是别的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以工党为幌子的社会民主党却是能够胜任这一工作的。 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举行的英国的大选中，工党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在下院总共六百四十个席位中得到了三百九十三席。在战争期间，工党一直只是和丘吉尔保守党分子组成联合政府的，可是如今它就能成立一个一党的政府了，其中的主要人物是极端的右翼分子艾德礼、贝文和摩里逊。 共产党在哈里·波立特的领导下，只取得了很少的选票，但是它却在工会中起很大的作用。许多重要的工会领袖或者是党的成员，或者是党的支持者，党也广泛地获得基层群众的拥护。例如，一九四七年六月在伦敦召开的“工人日报”的会议上，出席的有八百二十九个代表，代表二百六十万工会会员[12]。 在竞选运动中，工党提出了一个内容包括八个要点的纲领，要求部分工业实行国有化，改善房屋建筑、教育事业、社会保险等等。工党的正式发言人把这称作社会主义，但是唯恐工人们期望过高，他们又意味深长地补充说：“社会主义是不能像一次周末革命的产物一样地一夜之间就来到的。”在支持工党时，工人们无疑地认为他们是在投社会主义的票。因为他们多半享有欧洲其他地方的工人们所具有的革命情绪，他们想结束在战争爆发前十七年保持一百个工人中有十四个人失业的平均数这样一种制度的[13]。 工党从一九四五年七月执政到一九五一年十月。在这一期间，它将英格兰银行、运输业、燃料和动力、钢和民用航空收归国有[14]——总计大约占20%的企业。但是，这些企业仍由资本家经营管理，卡托勋爵仍是英格兰银行的领导人，欣德莱爵士主管煤炭局，股东都得到政府公债十足的赔偿，而且他们的股息还由国家作保证[15]。 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对这一切大吹大擂，他们甚至于提出这样的说法，认为充分就业已经确定不移地建立起来了，并且认为国民收入已根本改观而有利于工人们了。因而，克罗斯曼将工党治下的情况的官方解释总结如下：“到了一九五一年，英国就一切主要方面而论，已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了。”[16] 英国共产党领袖哈里·波立特推翻了这一种胡说八道的话。他指出，经过几届工党政府的统治之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财富有一半仍然还是为1%的人所有”[17]。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顿详尽地驳斥了英国社会民主党分子的这种侈谈。事实上，国有化了的企业仍归资本家经营管理，并且还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利润。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却下降了。以一九三八年为一百，到一九五一年年底时，工资只上升到二百十五；而利润却爬到了三百二十二。“在一九五一年年底，工人拿回家去的平均工资比一九四七年要少买7%的东西。”[18]经常大吹大擂的稳定就业是由于战后民用工业与军备生产的一时的繁荣，而不是由于工党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做的任何基本的改变。伊顿说，工人们得之于工党政府的唯一的好处是国家卫生制度的改善。工党在英国所干过的一切并不是想建立社会主义，而是想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际上，在工党执政的整个期间，英国仍处在慢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危机中。 英国工党所遵循的外交政策与丘吉尔的外交政策是一模一样的。身为第二国际的大党，它却勇猛地攻击苏联；它应对战后希腊、意大利、比利时以及法国的民主力量的失败负严重的责任，它保卫岌岌可危的殖民体系；它追随美国的政治领导。 对不受驾驭的美国垄断资本家来说，即使是最温和的社会主义的欺骗宣传也是具有革命性的，要他们认识到英国工党不是在实施社会主义而实际上是欧洲受创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拯救力，这是有点困难的。然而，他们终于看出了这一点，一九四五年他们给工党政府几乎高达四十亿美元的大宗的贷款便是这一点的明证。这次贷款是美帝国主义者使英国处于从属地位的第一个巨大的步骤，正如他们曾经对待过法国和意大利一样。同时，他们终于策划要使丘吉尔重新上台，到一九五一年他们和英国垄断资本家就如愿以偿了。工党政府已完成了它平息战后的大震荡的目的；而这一任务完成之后，美帝国主义者就将它抛在一边了。 德国和日本的军事镇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资本主义强国希望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犯的错误而开始在军事上占领战败国，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在这些战败的国家中，正如后来所证明的，资本主义强国的主要目的在以军事统治的办法来阻挠革命的爆发，在拯救和维护受了创伤的资本主义制度，最后则在重新武装这些国家并使它们参加总的资本主义反苏联盟，这一联盟它们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就已在策动了。 如果在战争结束时听其自然的话，德国无疑地就会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东南欧其他国家一样建立起一个人民民主国家来了。看看东德的情况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红军占领了东德，在那里人民可以自由地实现他们革命的愿望。他们迅速地在那里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合并为基础*，并且还有一个和人民民主国家相类似的纲领。 然而在西德，因为占领西德的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军队，所以美国指挥的反动力量便设法防止即将到来的革命。在他们容忍工人政党和工会的改组的同时，他们却亟于要想堵塞工人阶级战斗精神的每一种表现。直到一九五四年底西德工人才进行了战后第一次大罢工。社会民主党（起初由舒马赫领导，后来由奥伦豪尔领导）的方针是吻合于资本主义军事占领的政策的。社会党人拒绝与共产党人进行任何合作，却支持“杜鲁主义主““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美国人强烈的反苏运动等方案。很久以后，他们才采取反对重新武装德国的立场。由于这一方针的结果，资本主义重新武装西德并使之再度纳粹化的方案，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庇护下，已有了迅速的进展。 在日本，军事占领的方针——完全是美国决定的——与在西德的方针根本是一模一样的。半封建的日本——它的一八六八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局部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到了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的时机。以那位小专制君主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国占领当局看到了这一点，便顺利地着手以实施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改革来破坏革命。他们“给予”日本一个“民主的”宪法，贬低君主政治使之以宪法为基础，进行了有限的土地改革，并“解散了”大财阀对企业、金融和土地占有的垄断[19]。 各种各样的工人组织——政党、工会、农民团体、合作社、文社会社等等——战后时期在日本历史上首次迅速地壮大起来了。共产党在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的领导下，多年来曾进行过地下活动，自从一九三一年日本战争制造者侵略中国以来，曾英勇地进行过反对日本战争制造者的斗争。它提议社会党共同争取在日本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但是社会党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不赞成建立人民民主国家。他们只打算在仁慈的华尔街的统治下在日本施行温和的民主改革，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和一九四八年三月间，他们的领袖片山哲成了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日本首相[20]。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总的效果表现在窒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精神，并从而使资本家和地主重新掌握住他们的企业、土地和政治控制权。 当麦克阿瑟威到局面又似乎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的时候，他便开始对左翼开火了。横暴地驱散了几次政府职员的总罢工以后，一九五〇年六月他就宣布共产党为非法，而共产党却在几天前的全国普选中得到了二百九十八万四千六百二十七票，即等于投票总数9.6%六。这标志出按照麦克阿瑟方式来广泛“清洗”左翼和进步力量的开端。与此同时，在美国继续统治下，美国正准备让日本在美国所筹划的战争阵线中取得它的地位。 [1]福斯特著“新欧洲”，第一九——二二页，一九四七年纽约版。 [2]贝却敌著“人民民主国家”，一九五一年墨尔本版。 [3]纽约“政治评论”，一九四八年五月号，艾伦著文。 [4]福斯特著“保卫共产党及其被控的领袖”，第五一页，一九四九年纽约版。 [5]“联共党史”，第二四一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6]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三日巴黎“人道报”。 [7]“劳工月刊”，一九四七年十月号。 [8]“共产主义手册”，一九四八年九月。 [9]同上，一九四五年二月。 [10]波尔克诺著“欧洲共产主义”，第三一五页。 [11]“劳工月刊”，一九四七年八月号。 [12]马丁·伊邦著“世界共产主义今日观”，第二二〇页，一九四八年纽约版。 [13]哈里·波立特著“展望将来”，第八页，一九四七年伦敦版。 [14]约翰·伊顿著“英国经济问题的分析”，第八六页，一九五三年世界知识社版。 [15]同上，第二九页。 [16]克罗斯曼著“新费边论文集”，第四二页，一九五二年纽约版。 [17]哈里·波立特著“在英国共产党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第四页，一九五五年世界知识社版。 [18]约翰·伊顿著“英国经济问题的分析”，第一〇八页，一九五三年世界知识社版。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纲领的基础上合并组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一大党，即统一社会党。——读者 [19]邓格菲尔德著“新日本”。 [20]科尔柏特著“日本政治中的左翼”，第二一一——二一九页。
第五十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劫后余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四篇社会主义历史性的进展 第五十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劫后余殃 ↘民主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 ↘美国帝国主义追求世界统治权 ↘“冷战”的基础 ↘第二国际与“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一种表现，它也大大地加深了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它加剧了一切内外的主要矛盾，而这些矛盾则无情地破坏着所有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力量。战争是资本主义体系走向其无可避免的劫数的另一巨大的里程碑。 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的特征在战后的许多表现中有下列几点：（1）资本主义各国，尤其是美国日益依赖于军需生产，目的是要在生产力日益增加而市场日益缩小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维持它们的工业生产；（2）世界市场分裂为二，即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斯大林把这一发展称作是战争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3）资本主义各国为争取控制日益缩小的世界市场而进行的斗争尖锐化；（4）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的加剧，表现得最突出的一方面则是美国对资本主义世界不稳固的霸权；（8）殖民体系的崩溃，其标志则是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世界中许多地方爆发了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6）资本主义体系由于其大为削弱的情况而日益趋向于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而最重要的是（7）战后民主与社会主义势力巨大的增长，它基本上削弱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以及资本主义体系本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极为动摇的资本主义体系仍拥有足够的活力，所以它能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这一期间内获得局部的和暂时的稳定；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连这一点也办不到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主要因素不断在增长，而且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不久的将来则还有进一步遭受灾难之虞。资本主义体系正蜕化到这样的地步，它的敌对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已发展得那样强大，以致这一时期主要的世界问题——在阻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当前的剧烈的群众斗争后面——已成了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问题。历史是绝对地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在解决这一问题的。 民主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 全世界民主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巨大增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更为迅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正义的、进步的人民战争；虽然这次战争不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但是它却产生了强大的革命运动。在殖民地国家也如在工业发展的国家中一样，劳动群众对于资本主义体系长久以来一连串的虐待和剥削感到厌恶和愤怒，而且这一切又因大规模战争的恐惧、压迫和屠杀而大大地加剧了，于是，他们便采取了断然的措施来消灭它们。在殖民地和那些曾被法西斯主义者所统治的国家中，情况就更是如此。 世界民主与社会主义力量在战后之大大加强可以概括为下列四点：（1）苏联政治威信的大大提高，因为它在反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取得了根本的胜利，并且由于它战后在经济方面空前的恢复和发展，它的总的力量增长得极为迅速；（2）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已建立了革命的人民民主制度；（3）在中国、印度、越南、缅甸、朝鲜、印度尼西亚、马来亚、菲律宾以及非洲的许多地区产生了强有力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一广泛广宏的的运动，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便是它的最高表现；（4）世界各地的工会运动大为增长，与此同时，青年、妇女以及其他的群众运动也有了很大的扩展。 这些巨大的群众斗争和运动，实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总暴动，并且主要是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鼓舞而发生的，也是根据这些原则来领导的；它们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自发的。它们代表了各个国家劳动者的特殊利益和愿望，也反映了全人类的愿望。资产阶级武断说当前的许多革命活动是苏联的阴谋活动和“渗透”的结果，这是很愚蠢的说法。资本家是生来就不能了解，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既会引起革命而且也是理所当然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优越的一种社会形式。斯大林在十四年前接见罗埃·霍华德时就澄清了这种所谓“苏联阴谋”的胡说，当时他说：“如果以为革命可以输出，——这是胡说。……每一个国家倘若愿意革命，他们就用自己的力量进行自己的革命，倘若不愿意革命，也就不会有革命。”[1] 美国帝国主义追求世界统治权 在以大大削弱了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为特点的此种战后的形势中起着作用的第二种努力——不过这一次是深切地反革命的——是美国帝国主义追求最大限度利润与世界统治权的努力。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半世纪多以来一直是主要的资本主义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大大地增加了它的财富与生产能力，它如今竭力想使世界的其他部分——社会主义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都受它的统治。它的一切政策，国内政策也罢，外交政策也罢，都是拟订来和运用来达成这一主要的帝国主义目的的。 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早就在往取得世界统治地位这一总的方向努力。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劫后余波中就已经昭然若揭了。但是这一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在政治上却显得分外清楚。当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伟大的胜利使大家都清楚地看到盟国将赢得战争时，华尔街追求世界统治权的野心就以日益增加的速度和气势展现出来了。起初，帝国主义在追求此种野心的同时还煞费心机地进行思想上的伪装，以便使全世界人民看不清其极端反动的远景，即一个国家要成为所有其他国家的主人。贪求权力的华尔街帝国主义分子在当时只“谦虚谨愼地”提到这一个国家的“道义上的世界领导地位”。但是胃口是越吃越大的，如今自艾森豪威尔而下，每一个美国帝国主义的首脑都喋喋不休地在向各地的人民说美国如何成为而且为什么是世界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当然领袖。帝国主义分子以特有的假仁假义对群众说：这一领导地位“是历史强派给我们的”；“我们接受这一地位并非出于自愿”，并且还在煞费心机地考虑“我们”如何才能胜任这样一种伟大的并未完成的任务。 心地冷酷的大垄断资本家们——他们拥有并控制着美国的财富，不管当总统的是杜鲁门还是艾森豪威尔，这一国家的基本政策都是由他们决定的——知道不发生一次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他们绝不会有机会来实现他们征服世界的计划的。他们是完全准备来一次最大的赌博的，哪怕是一次毁灭性的原子大屠杀。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他们一直遵循着美国军国主义和战争准备的极度侵略性政策，这是不可能有其他解释的。这种冷酷残暴的战争计划的特色在于拿那些最煞费心机地想出来的托词为掩饰而把战争计划说成是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的。 在所有这些胡说的掩盖下，一些有势力的反动分子正把美国推向了为争取世界统治权而进行战争的道路上去。在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中，既然它是由金融资本所控制的，这些反动分子在决定它的动向中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首先，美国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一个，凭这一事实它的帝国主义倾向也就是最强烈的。美国生产资本主义世界中一切工业生产的65%左右，资本主义的美国乃迫不及待地需要更多的市场、原料产地、战略的军事据点以及可供剥削的人民。因之，它企图用资本主义的基本办法——进行帝国主义侵略，无情地彻底摧毁一切的反抗以及征服所有其他的民族——来达到这些目的。而且，既然美国是空前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帝国，它也就必然为自己立定了超过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直接指望的、最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目标，即完全统治全世界。甚至于连希特勒也从来没有把华尔街那样的一个夸张的远景作为他当前的目标。希特勒在其追求帝国主义的野心中，不得不打算形成这样一个世界，其中至少日本和美国还可以是强有力的成员，但是美国帝国主义却指望单独统治全世界。 其次，美国帝国主义征服世界的野心的主要因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瓦解之虞，而其主要敌人——世界社会主义——则在突飞猛进，华尔街大资本家觉察到这一点之后，无疑地是惊慌得很的。在他们拒绝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看法的正确性的同时，他们也至少很现实地了解到他们的体系如今正在显露出陷于极度困难的惊人的征象。就他们来说，他们对这一局面的补救办法是用他们巨大的财富、工业和军事力量以及专门技术来粉碎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并重新组织已破产的资本主义世界，而以美国为未来的统治中心，一切其他各国的人民则向它歌功颂德。 第三，也是促使美国帝国主义走上侵略战争和征服的道路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大资本家的圈子中大家愈益相信，在目前世界资本主义虚弱的情况中，他们维持目前开着工的工业与他们自己的滚滚而来的神话般的最大限度的利润的唯一办法是依靠大规模的军需生产，最后则依靠战争本身。这是凯恩斯的“调整”理论所必然导致的反动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受上述力量的驱使，便着手进行它统治世界的计划。其第一个主要的结果是，在战后初期，借经济压力、财政上的赐予和贷款以及政治恐吓来建立一定程度的、不稳固的美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控制权。在当时要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因为美国在战争中发了横财，实际上没有受到创伤，并且实质上还反而增强了；而昔日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帝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则因战争而陷于各种不同的经济上的精疲力竭、虚脱和破坏的状态中，濒于全盘瘫痪的境地。 美国资本主义的霸权在世界上是新出现的东西。在过去，有个别国家——特别是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主要的或甚至于决定性的地位；但是任何一个单一的国家所取得的地位，实际上竟变成了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强国的公认的首脑，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美国资本主义的霸权显然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一种产物；除非其他的资本主义强国处于水深火热的危机状态中，否则这种霸权是不可能成立的，即使是不稳固的不完全的霸权形式也罢。然而，正如我们后面将谈到的，美国的资本主义的霸权已因它自己的矛盾的作用而大大地削弱了。 “冷战”的基础 苏联在战后时期具有一种明确的见解，即希望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相处，这种见解一直未变，它是与社会主义体系所固有的和平的对外政策相一致的。和平共处的思想与下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是一点也不矛盾的：目前是一个各地发生革命的时期，在许多国家中，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正逐渐为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所替代。这一结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苏联领导人认识到，社会主义主要是有权利选择其自己的社会制度的各国人民的事，他们明确地承认这一现实，即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世界上将兼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拘泥这样的理论，即认为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革命或由于一次大规模的战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历史事实是：所有迄今为止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国家之走上社会主义，当然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的，而且是取得反对国际反革命的世界工人的帮助、保护和万众一心的支持的。 苏联采取一种在战后世界中与资本主义各国和平共处的政策，这一点是可以从许多事实清楚地看出来的。第一，共产国际的解散不但是有助于赢得战争的胜利的一种措施，如斯大林当时所指出的，也因此就“开拓了将来基于民族平权而组织各族人民之亲善合作的道路”[2]。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继续根据这一原则在共同的协定上签了字，该协定宣称：“我们表示我们的决心：我们的国家在战争方面，以及在随后的和平方面，都将共同合作。”[3]还有，当一九四五年四月为了成立联合国在旧金山举行会议时，苏联积极参加并为成员国之一，虽然它在投票的票数方面是远不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苏联根据和平合作的精神，与美国所传开的一切流言蜚语相反，在战争一结束时立即大量裁军。 关于这一问题，斯大林曾说过：“复员是分三步进行的：第一步与第二步是在一九四五年内进行的；第三步则是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到九月之间进行的。此外，属于那些年纪较大的类别的苏联兵员的复员是在一九四六年与一九四七年间进行的。而且在一九四八年初一切属于其他的年老的类别的兵员也复员了。”[4]迈耶说：“击溃了希特勒国防军的苏联武装部队差不多有一千二百万人。到一九四六年十月，苏联把三十类不同年龄的兵员复员，也就是把他们战时兵力的83%左右复员。……一九五一年，在一千个居民中，边境长度不及苏联的十五分之一的法国有二十二个士兵，两侧有两个大洋的美国有十八个士兵，而苏联却只有十二个。”[5] 共产党人是如此普遍一致地决心想在战后时期中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以至于这一远景实际上竟使许多共产主义的和工人的政党内产生了严重的机会主义的幻想。此种右倾的最坏的表现体现在美国白劳德身上。白劳德对德黑兰协定得出了极端的机会主义的解释。他断言资本主义国家不但会放弃它们对苏联的敌对状态，并将与苏联友善地合作相处，而且今后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美国，阶级和平与阶级合作将占主导地位：资本家自愿地给工人以双薪，还将做其他的根本的让步[6]。由于坚持这一资本主义乌托邦的荒谬的想法，白劳德终于被开除出共产党了[7]。 然而，美国帝国主义，有英国做它的小伙伴，毫没有与苏联和平共处的意思。正如我们所已经谈到的，华尔街垄断资本家，因为一：一心一意想统治战后的世界，早在战争期间面临着共同的敌人时，就毫不踌躇地出卖了苏联，满怀希望这个被他们认为不会听顺他们统治的国家只要在战争中予以削弱，就不能在战后时期内对他们作有效的抵抗。 自然，战争一结束，美国地面部队也进行了大量的复员，这是事实。然而，这与所谓华尔街想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的计划是毫不相干的。这是建立在另外两个全不相同的因素上的：第一，这一复员运动是由声势浩大而不可抗拒的群众要求所加强的，即战争已经过去，武装部队应该裁减——这是美国人民反军国主义的最充分的表现。其次，这一运动也是依据下列事实的，即美国军国主义分子把他们征服世界的计划建立在掌握所谓原子弹的垄断上，因而就完全信赖他们的空军，并且认为大量的地面部队已经不中用了——所以他们对大规模的复员运动才没有作更积极的反抗。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美国军国主义分子便开始阴谋计划，想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战争，这在历史上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罗斯福的逝世以及对苏联恨之入骨的杜鲁门之继任总统的职位，便利了这一进程。杜鲁门本人立即全心致力于制造“冷战”，准备“热战”。“冷战”的责任主要应落在华尔街金融资本的身上，它把美国政府当作它的顺从的工具。 下面的几章将按照战后时期的三大动力——世界资本主义的日趋腐朽、世界社会主义的迅速壮大以及美国帝国主义追求世界霸权的野心——来追溯华尔街所促成的“冷战”的发展过程。 第二国际与“冷战” 劳工社会主义国际于一九三三年召开了战前最后一次大会。在战争期间，因为它在欧洲各国的政党遭到了取缔，它实际上处于完全停顿的状态。个别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其自己的办法广泛地支持同盟国的战争，但是也有像德国的亡命之徒斯坦弗那样表示的，他在纽约竟厚颜无耻地主张与希特勒成立联盟，以便所有的枪口可以转而对付苏联[8]。劳工社会主义国际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了改组大会。它的集会并没有引起世界资产阶级的任何恐惧。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右翼社会党人在战争结束后开始积极地支持美国帝国主义的反苏运动了。在他们的纲领中除了有一些激烈的字句来愚弄工人们以外，全不存留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了，他们坚决地与世界资本家站在一起，企图挽救资本主义体系并阻挠世界社会主义的壮大。他们曾先后追随过威尔逊、罗斯福和凯恩斯，所以他们也就必然成了杜鲁门的，最后则成了艾森豪威尔的忠实的拥护者。既然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出卖过俄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革命，所以他们便继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卖世界各地伟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 这般空谈家以其特有的方法给已破产的资本主义以支持，这是他们的特色。他们发明了号称为“第三种力量”的东西，这是“冷战”中介于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不攻自破的托词而已；“第三种力量”实际上是美国帝国主义积极的支持者。在欧洲有许多这样的资本家，他们以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精神，表示不愿意套上华尔街的束缚；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可不是这样——美国帝国主义者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忠实的支持者了。 然而，第二国际中的一个重要的产物是一个强大的左翼的成长，特别是在中欧与东欧各国中。这可以以捷克斯洛伐克的费林格和意大利的南尼那样的人为代表。他们并不是动摇的中间分子，而是真正地在走向左派的人。他们在各自的国家里于战后的革命发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英国的比万运动，虽然受到强烈的和平情绪的鼓舞并且罗致着许多反资本主义的分子，却主要是属于中间派这一类型的。 第二国际当它于一九五一年在法兰克福再度成立后，明确地表示赞成西方社会党所拟订的亲美反苏的政策。大约有三十三个国家派代表出席了大会，其中有十三个国家派的是“流亡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一新组织中居支配地位的是英国工党。其领导人之一摩根·菲力浦斯说明了再度复活的第二国际的政治路线，当时他说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是“开明的、进步的而且是无私的”，还宣称这一新组织的目的在团结“非斯大林主义”（即资本主义）世界以反对共产主义。新的第二国际卓越的“理论家”是像菲力浦斯、里昂·勃鲁姆（法国）以及舒马赫（西德）之类的卑鄙下流的机会主义者——一提起他们就说明第二国际的政治水平已经堕落到如何低下的地步。 *后来铁托叛变了。 [1]参阅“斯大林选集”，第五卷，第二三四页，东北新华书店版。 [2]“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一二五页，一九五五年世界知识社版。 [3]同上，第一六五页。 [4]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七日“真理报”。 [5]赫歇尔·迈耶著“最后的幻想”，第二九七页，一九五五年世界知识社版。 [6]白劳德著“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九四四年纽约版。 [7]福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第四二二——四三八页，“共产党人”，一九四五年七月号，杜克洛著文。 [8]“统一”，一九五三年四月柏林版。
第四十九章第三国际的作用（一九一九—一九四三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四十九章第三国际的作用（一九一九—一九四三年） ↘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 ↘共产国际的历史作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向全世界公布了一个决议，建议解散在国际劳工运动中起领导核心作用的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各支部所承担的共产国际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项义务。”这个文件宣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由于不能在世界战争进行的情况下召开一次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决定把下列建议（解散国际）提请共产国际各支部批准。”这个文件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下列委员签署：歌德瓦尔德、季米特洛夫、日丹诺夫、可拉洛夫、柯浦莱尼格、库西宁、芒努依尔斯基、马尔梯、皮克、多列士、弗洛林及爱科里；它并得到下列各国共产党代表的批准：比安科（意大利）、伊巴露丽（西班牙）、莱迪宁（芬兰）、柏克尔（罗马尼亚）、拉科西（匈牙利）。这个决议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在莫斯科通过。[1]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六月八日最后的一次会议上，考虑了参加国际的各个支部送来的关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建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的意见之后，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得到了下列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赞同：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加达鲁尼亚、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芬兰、法国、德国、英国、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墨西哥、波兰、罗马尼亚、苏联、西班牙、瑞典、瑞士、叙利亚、南非联邦、乌拉圭和南斯拉夫，以及共产主义青年国际（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支部之一）。 目前参加共产国际的支部没有一个反对主席团的建议。 鉴于上述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下列声明： 一、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已得到所有能够表达意见的各个支部的一致同意（包括最重要的支部）。 二、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执委会的主席团和书记处以及共产国际的监委会于一九四三年六月十日起解散。 “三、指定季米特洛夫（主席）、爱科里、芒努依尔斯基和皮克成立一个委员会解决遗留问题、解散机构、疏散工作人员并处理共产国际的财产。” 季米特洛夫于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决议上签字。[2] 值得注意的是，解散的决定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国际也有效。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个青年国际也有它的代表在决议上签字。[3]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出版了最后的一期。 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认识到解散国际的必要性。因此并无反对的意见。他们认为，暂时停止使用宝贵的国际组织的权利是为了取得大战的胜利以及在战后保持和平所不可避免的一种牺牲。然而，他们对于他们所爱戴的国际组织、他们美好的希望和理想的代表的解散还是感到很伤心。 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 共产国际在大战正激烈的时候解散，引起了全世界广泛的讨论。同盟国的资产阶级记者和政治家们的一般评论认为这个决定将促进国际合作以取得战争的胜利。许多劳工领袖也认为它将加强劳工的团结。一贯强调“反对共产国际公约”的纳粹发出了怪论，把整个这件事说成是罗斯福的工作的结果，认为这是一个“骗局”。[4]早就在咒骂共产国际的托洛茨基分子却叫嚣说，国际的解散是出卖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要求各国的共产党组织在共产国际解散后采取同样的行动。共产国际的决议丝毫没有提到这种建议。不过，在数月以后，在美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者白劳德的确想要实现资产阶级的这个要求，企图解散美国共产党。 决议原文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具体原因是这样说的，“早在战前就愈来愈明显地可以看到，各国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日益复杂，以致通过某种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国家的劳工运动的问题必然要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总之，“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选择的组织形式”已经过时了，“这种形式甚至已成为进一步加强各国工人政党的一种障碍。” 斯大林在和新闻记者的一次谈话中，回答路透社记者哈罗得·金氏问题说： 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恰当的，因为： 甲、它揭穿了希特勒匪徒的谎言，说‘莫斯科’似乎企图干涉其他国家的生活并且使它们‘布尔什维克化’。这个谎言现在已被粉碎了。 乙、它揭穿了工人运动中共产主义的敌人的诽谤，说各国共产党的活动似乎不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而是根据外来的命令。这种诽谤现在也失败了。 丙、它便利了各国爱好自由的爱国志士的工作，使他们便于把本国的进步力量，不分党派与宗教信仰，团结成为统一的民族解放阵营，以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丁、它便利了所有国家的爱国志士的工作，使他们便于把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团结成为统一的国际阵营来反对希特勒主义统治世界的威胁，从而为将来建立以民族平等为基础的友好合作的组织扫清了道路。”[5]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恰好在争取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斗争进入紧要关头的时候通过的。这点是有重大意义的。这个新战场亟需开辟，以便迅速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那些相信戈培尔所散布的关于共产国际的谣言的西方反动派正在拖延。共产国际的解散在资本主义世界所产生的良好反应，毫无疑问，在帮助解决这个症结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几个月以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了著名的德黑兰会议，最后决定了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 共产国际的领袖们日益感到有解散这个组织的必要，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战争初期共产国际的活动比较少。原来关于解散国际的建议是这样说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注意到并同意美利坚合众国共产党在一九四〇年0年10月所作的关于脱离共产国际的决定，这是根据同样的考虑。” 但是，解散国际的趋势出现得还要早。使得共产国际“现在的形式”过时的最基本因素之一是苏联在三十年代中开始积极地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保卫者。在此以前，苏联基本上处于防御地位，而共产国际领导了世界的斗争。然而，苏联在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紧迫威胁中以主要的反抗者身份走上世界舞台，使苏联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政治领导权。这一点在芒努依尔斯基向七次大会（见第四十四章）所作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他说，由于苏联取得了社会主义的胜利，由于它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它已成为吸引一切关心维护国际和平的人民、国家，甚至政府的焦点和团结它们的中心。”因此，在七次大会的前夕，在国际最活动的时期中所进行的讨论已指出，苏联作为和平民主的伟大保卫者在世界上所起的新的、积极的作用已开始使得共产国际逐渐失去它在世界上的政治领导作用。 共产国际的历史作用 列宁在估计三个国际所起的作用时说，“第一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第二国际是给工人运动在许多国家展开广大发展准备基础的时代。第三国际承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并已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6] 第一国际在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时期进行活动，它从理论上和组织上为现代的劳工运动打下了基础。巴黎公社是这个时期的伟大的遗迹。第二国际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中成立的，它第一次使工会、合作社和工人政党成为群众性的组织。然而，它被优势的机会主义所控制了而蜕化成为资本家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一个工具。直到今天它仍然如此。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是工人阶级、农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组织。它活动于帝国主义的时期、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进入总危机而社会主义制度的世界开始产生的时期。它致力于清除无产阶级运动中的阶级合作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毒素而用纲领、领导和组织来武装它。这些是无产阶级运动在完成它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所不可缺少的。 共产国际虽然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正式成立，但是它的巩固的基础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劳工运动历史时期。列宁毕生的工作，他的三十多年的光辉的劳绩完全可以算作共产国际历史的一部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就如同马克思和第一国际的关系。马克思是它的创立者和培育者。所以，正如在第二十七章中所说过的，共产国际真正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一九〇三年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届代表大会。当时布尔什维主义的势力第一次巩固地建立了。这如同第一国际是建立于一八六四年，而它的实际的历史应当追溯到一八四七年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 共产国际在它的历史活动中取得了三个突出的伟大成就。第一个成就是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完整的革命理论武装了国际工人运动。列宁恢复了被第二国际所放弃的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并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展开了大规模的争论。这些都应当属于第三国际时期。列宁以下列几点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他对帝国主义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对民族解放运动作了基本的分析，他发展了工农联盟的政策，他解释了在资本主义进入腐朽时期的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他杰出地发挥了建立新型政党的原则，以及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领导了伟大的俄国革命。还有斯大林在理论上所作的贡献，特别是依据了列宁的原理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以及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所作的贡献。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共产国际所取得的真正的伟大的成就之一，乃是在被压迫民族中培育了革命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其中最光辉的一个代表是毛泽东。他是广泛的中国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领导者，也是世界上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一。 共产国际的第二个主要成就乃是加强了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容忍的条件促使了在这些国家中产生共产党。这些政党再加上在青年团、工会和其他的无产阶级组织里成长起来的千百万个马克思主义者组成了强大的国际革命力量。共产国际对他们进行培养、训练和教育。[7]他们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第二国际时期，甚至在它的最盛时期所产生的政党来比，这些共产党是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政党。他们的力量在世界各地不断地增长着。有远见的、坚定的、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共产党是资本主义的真正的掘墓人和社会主义新世界的缔造者。 共产国际的第三个基本成就是在它的旗帜的领导下所进行的一系列的革命斗争。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对于世界革命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的俄国革命都应该被包括在内，因为这两次伟大的斗争和第二国际的奴颜婢膝是完全无关的。还应该包括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西班牙内战、广泛的人民阵线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亚许多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许多殖民地解放斗争以及伟大的中国革命，千百次的罢工和政治斗争更不用说了。如果谁想要以真正的列宁主义的范畴来衡量共产国际的成就，就让他考虑一下，三分之一以上的世界现在已属于社会主义了。 不能够简单地以一九一九年三月算作第三国际的诞生，同样也不能认为第三国际所根据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就消失了。当时虽然共产国际在组织上是解散了，它的战斗意志依然存在，因为它所培育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也仍然存在并进行活动。第三国际所发展起来的强大的革命势力一直到资本主义制度被废除了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实现了的时候为止，无论如何是不会停止前进的。第三国际将永远活在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农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记忆中。至于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在第三国际之后建立另外一个比三个国际中任何一个在组织上更广泛、在政治上更强大的国际，这个问题只能在以后来回答。 [1]“共产党人”，一九五三年七月。 [2]“共产党人，一九五三年七月。 [3]“简明政治辞典”，第四四九——四五〇页，莫斯科版。 [4]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纽约“工人日报”所登艾伦的文章。 [5]“共产党人”，一九四三年七月。 [6]“列宁全集”，第二九卷，第二七四——二七五页，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 [7]贝特尔曼著“共产党人”，一九四三年三月，幅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
384．彼得·格尔哈德·勒泽尔1853—1854年关于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供词摘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84 彼得·格尔哈德·勒泽尔1853—1854年关于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供词摘录[196] 今天[1]，20号罪犯回答问题如下： 1848年革命后不久，我成为在科隆成立的工人业主联合会以及民主协会的会员。在工人业主联合会里，我当选为理事会成员。1848年6月以前我一直是这些联合会和协会的会员。1848年6月，我退出了业主联合会，因为工人在那里享有的权利大大少于业主享有的权利。稍后我退出了民主协会，因为我提出的关于救济第一次巴登起义的参加者，即当时在贝桑松流亡的维利希、扬森以及其他科隆人的建议遭到拒绝。这时和稍后，我还不是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因为我不喜欢它的组织。已故的哥特沙克医生被捕后，约瑟夫·莫尔代替他履行联合会主席的职责。在莫尔的领导下，工人联合会采取了一种比较坚定的立场，所以我这时加入了联合会，并立即参加了联合会的讨论。9月，由于众所周知的街垒事件，沙佩尔和贝克尔被捕，此后不久莫尔流亡伦敦。这时我当选为工人联合会的主席。[2] 在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当中，我认为最有教养和最能干的工人是理发师老伯多夫（住在奶油市场）；我同他结识，在他的帮助下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有了更多的认识。我同他结交并成了朋友之后，我终于从他那里知道，还在1848年革命以前就有共产主义者同盟；哥特沙克医生、土地测量员扬森和他在科隆建立了支部，哥特沙克医生在革命前平均每周同工人会见两次，但工人人数不超过15人，在这些集会上哥特沙克作有关共产主义的报告和有关历史题材的报告。伯多夫还告诉我，同盟的主要驻地是伦敦，那里有4个支部，共60人，同盟中央委员会设在那里。在布鲁塞尔有两个支部，在巴黎有两个，在瑞士有几个。1847年在伦敦召开了代表大会，会上讨论并通过了章程，后来还给哥特沙克医生寄来了几份石印的。但伯多夫不知道哥特沙克把它们存放在什么地方。伯多夫读过这个章程，但他手头没有。我本人从未见过章程，但这无疑是在科隆审判时提到的1847年12月8日的章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受委托起草后来发表的《党的宣言》，这一宣言据说是用同盟的资金印刷散发的。正像伯多夫告诉我的那样，革命之后不久，伦敦各支部就通过决定，让尽可能多的盟员回德国宣传同盟的原则。还决定临时把中央委员会迁往布鲁塞尔，并从同盟的储金中拿出些钱给没有钱的盟员，供他们回德国。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一些伯多夫不知道姓名的人暂时留在布鲁塞尔，同布鲁塞尔支部共同领导同盟。这些到达布鲁塞尔的盟员和布鲁塞尔支部成员召开了联席会议，一致决定委托马克思全权实施对同盟事务的领导。他记得·马克思当时还去了巴黎，尔后同其他一些著名的革命者到了科隆，旨在接受将要在科隆出版的《新莱茵报》主编职务。在这之后不久，在著名的罗马旅馆专门为此租赁的房间里召开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是： 1．卡尔·马克思。 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3．哥特沙克医生。 4．土地测量员扬森。 5．理发师伯多夫。 6．卡尔·沙佩尔。 7．约瑟夫·莫尔。 8．鞋匠弥勒（他在科隆期间在格拉斯街蒂尔鞋店里工作。如果我没有记错，他是萨克森人，1849年参加了梅洛斯拉夫斯基的巴登进军，如果他这时没有回到德国，那就可能在瑞士）。 9．裁缝帮工豪德（眼下在伦敦）。 会上发生十分激烈的争论。因为科隆工人联合会组织方面的问题，哥特沙克遭到严厉的指责，此外·马克思建议解散同盟。在第一个问题上·马克思和沙佩尔意见一致；在第二个问题上，哥特沙克和马克思意见一致，都赞成解散同盟。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沙佩尔和莫尔要求，无论如何要保留同盟，——马克思就运用交给他的自行酌定行动的权力，解散了同盟。[3]马克思认为同盟继续存在是不必要的，因为同盟不是密谋组织，而是宣传组织，在现在的条件下可以进行公开的宣传，不需要有秘密组织，因为已有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 1849年春，沙佩尔——我在工人联合会里结识了他——约我第二天晚上同他和其他几个人会面，如果我没有记错，地点是在赫伯茨的小饭馆里，因为他想秘密告诉我们一些事情。[4]我到赫伯茨饭馆时，下面一些人已经在那里，或者稍后来到那里。 1．卡尔·沙佩尔。 2．鞋匠弥勒。 3．裁缝豪德。 4．裁缝迈耶尔（现在伦敦，娶了英国女子为妻，他是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员，他的其他情况我就说不清了）。 5．商人赖夫。 6．理发师伯多夫。 7．裁缝诺特荣克。 8．克里斯蒂安·约瑟夫·埃塞尔（后来是《西德意志报》的出版者，现在大概流亡英国） 沙佩尔通知我们说，以前有同盟，被马克思解散了，但他从未同意解散同盟。他又说，1848年的钦定宪法颁布后，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已大受限制，今后无疑还要受到更大的限制，是该重新建立同盟的时候了。他说，我们知道，莫尔当时流亡伦敦，同以前留在伦敦的盟员一起，建立了支部。这个支部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由莫尔、亨利希·鲍威尔和埃卡留斯组成。莫尔受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委托，甚至未经马克思的同意，就在科隆建立了支部。沙佩尔给我们讲了同盟的组织和目的，然后问我们想不想加入同盟并同他一起建立支部。我们回答说同意，但要求他先把新章程给我们看看，我们，尤其是赖夫还声明，我们将不参加密谋性同盟。沙佩尔答应立即写信给伦敦，让他们把章程寄来，等章程一寄到，他就拿给我们看。这天晚上的谈话就到此结束。不久，约瑟夫·莫尔以特使的身份，受重新建立的中央委员会的委托，来说服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成重新建立的同盟。莫尔持有英国护照，用的是英国人姓名，但我记不得这个姓名了；他住在他的密友沙佩尔那里。我得到沙佩尔的邀请，叫我第二天晚上到《新莱茵报》编辑部去。在那里，在二楼出口右边的一个房间里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 1．卡尔·沙佩尔。 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5] 3．威廉·沃尔弗（鲁普斯）。 4．卡尔·马克思。 5．诺特荣克。 6．弥勒（鞋匠）。 7．赖夫。 8．伯多夫。 9．豪德 10．埃塞尔。 11．莫尔。 12．我。 讨论的问题是：是否应建立同盟。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沃尔弗为一方，沙佩尔和莫尔为另一方进行辩论。马克思重新声明说，既然还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同盟是不必要的。沙佩尔和莫尔则声明，同盟的存在是极其必要的。马克思及其支持者还反对伦敦支部制定和通过的章程，章程是莫尔拿出来的。这个章程也就是在柏林的鞋匠黑策尔那里没收的那份章程，名称叫做《革命党章程》。[6]马克思反对这个章程，原因是它宣布斗争的目的是“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所以章程不是共产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倾向于密谋活动。在表决时，赞成新的同盟组织的，只有沙佩尔、莫尔、弥勒、豪德、迈耶尔，如果我没有记错，还有埃塞尔。莫尔不久即离开科隆到全德旅行。他在此行期间，正如马克思后来从伦敦来信告诉我的，接纳了下面的人加入同盟： 1．比勒费尔德的商人雷姆佩尔。 2．汉堡的木材商马尔滕斯。 3．什未林的水疗医师迈尔。 4．柏林的鞋匠黑策尔。 5．莱比锡的裁缝马尔齐乌斯（马尔齐乌斯兄弟中的小马尔齐乌斯） 莫尔写信给伦敦说，人们对他很冷淡，因为当时正在酝酿巴登运动。 在莫尔旅行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警察当局驱逐出科隆。沙佩尔去了威斯巴登，打算在那里进行鼓动活动。豪德和弥勒去普法尔茨，在维利希的指挥下参加巴登进军，后来流亡瑞士，豪德后来从那里去了伦敦。这样，计划中的组织也就完了，因为领导人都已离开，或者已被驱逐出科隆。〔……〕[7] 波茨坦国家档案馆，Rep.30C,Tot.94，Lit.R.，Nr.20815 [1]1853年12月30日审讯。 [2]九月事件之后，卡尔·马克思当选为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参看文件303，勒泽尔当选为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主席。 [3]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交给马克思的自行酌定行动的权力只能使用到1848年3月初中央委员会从布鲁塞尔迁至巴黎为止，参看文件206。有关细节，参看康捷尔《一个拙劣案件的拙劣辩护》，载于1962年《苏共历史问题》第3期，德译文载于1963年《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第2期。 [4]勒泽尔所说的莫尔已在1848年11月到德国作特使旅行，所以，这里提到的会面大约是在1848年底，至少是11月中以后，而那时沙佩尔还在监狱里。 [5]如果恩格斯参加讨论的话，那么，最早是在1849年1月下旬才有可能，因为他这时才从瑞士回到科隆。 [6]文件321。 [7]勒泽尔关于革命以后历次事件的供词，见本书第3卷。 〔注释〕 [196]彼得·格尔哈德·勒泽尔在1852年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法庭调查和审讯中表现得很坚定。当一名刑事在押犯以间谍身份同他取得联系后，他在1853年底即要塞监禁期间表示愿意详细招供。他希望获得释放，并趁此机会移居美国，但政府当局没有同意，相反，勒泽尔夫人却每月得到15塔勒的救济。他后来的请求也遭到了拒绝。当局进行审讯时采取了极其严密的安全措施。勒泽尔原先和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一起被关押在格劳登茨要塞，后来被极端秘密地押送到柏林的莫阿比特监狱，在那里接受了第一次详细审讯；最后他被押解到什切青要塞。同时，共产党人案件的其他在押犯也被转移到了别的要塞。勒泽尔到了什切青之后又继续接受审讯。 从他的大量供词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还竭力掩护自己的同伴以及其他盟员，因此，他在许多方面干脆作了伪供。这样一来，警察当局未能从他的供词中得到有价值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勒泽尔也供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情况。由于勒泽尔的供述是值得怀疑的、模棱两可的，因而也是不可靠的，甚至是伪造的、骗人的。然而，这些供词也提供了一些有关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情况的有意义的证明，而有关这些情况，以前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文字记载。勒泽尔的供词只有较小一部分涉及1848—1849年革命期间发生的事件，本卷刊印的就是这一部分，刊印时未作详细分析，但凡是明显不一致的地方都在脚注中作了说明。他的大部分供词所涉及的都是革命之后的事件。——693
38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沃韦）给燕妮·马克思（巴黎）的信（1849年7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8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沃韦）给燕妮·马克思（巴黎）的信 （1849年7月25日） 1849年7月25日于沃州沃韦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您和马克思想必都会感到奇怪，我这么久没有给你们一点音信。原因在于：就在我从凯撒斯劳滕给马克思写信[1]的那一天，传来消息说，霍姆堡已被普鲁士人占领，因而同巴黎的联系被切断了。当时我不能再发信，就到维利希那里去了。在凯撒斯劳滕，我本来没有参加任何所谓的革命活动[2]；但是当普鲁士人到来时，我就情不自禁地参加了战斗[3]。维利希是唯一有些才干的军官，于是我就到他那里去，做了他的副官。我参加了四次战斗，其中有两次，特别是拉施塔特会战[4]，是相当重要的；我发现，备受赞扬的冲锋陷阵的勇敢是人们能够具备的最平常的品质。子弹飞鸣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整个战役中，虽然有不少胆怯行为，但我并没有看到有多少人在战斗中畏缩不前。而更多的却是“蛮勇举动”。总之，我幸运地摆脱了各种危险；不管怎样，《新莱茵报》方面有一个人参加了战斗是件好事，因为所有的民主派无赖当时都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而目前他们正在吹嘘他们所没有干过的英雄业绩。否则，又会有人叫嚷什么《新莱茵报》的先生们胆子太小，不敢参加战斗。可是，在所有的民主派先生当中，除了我和金克尔，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战斗。金克尔加入我们的军团当了火枪手，他干得很出色；他在第一次参加战斗时头部被枪弹擦伤，并被俘。 在我们的军团掩护巴登的军队撤退以后，我们比其他所有部队都晚24小时进入瑞士，于昨天到达沃韦这里。[5]在战役中以及在进入瑞士的行军途中，我根本无法写信，甚至连一行也写不了。但是现在，我要赶快报告一下情况，尤其是赶紧写信给您，因为我在巴登某处听说马克思已在巴黎被捕。我们看不到任何报纸，因而什么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究竟是真是假，我根本无法断定。您可以理解，我为此多么焦急不安，我急切地恳求您消除我的不安，把有关马克思的命运的确实情况告诉我。因为马克思被捕的这个传闻我还没有得到证实，所以我仍然希望它不是真的。不过，德朗克和沙佩尔都在监狱里，对此我几乎是深信不疑的。总之，如果马克思还是自由的，那就请您把这封信转交给他，并请他马上给我写信。如果他感到在巴黎不安全，那么他在瓦特州[6]这里将会是十分安全的。政府本身自称是红色的，是不断革命的拥护者。日内瓦的情形也是一样。曾在美因茨军团里担任过指挥官的那个特里尔人席利，目前就在那里。 如果我能从家里搞到一些钱，那我很有可能到洛桑或日内瓦去，然后再考虑以后怎么办。我们那个曾经勇敢地作过战的部队现在使我感到腻烦，我在这里简直无事可做。维利希在战斗中勇敢、沉着、机智，并且能迅速而准确地总览全局，但是在不作战时他却或多或少是一个无聊的意识形态家[7]，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8]。军团里能够谈得来的人大都分配到别的地方去了。 但愿我能确实知道马克思是自由的！我常常这样想，处在普鲁士的枪林弹雨中的我同在德国的其他人相比，特别是同在巴黎的马克思相比，危险还是小得多的。因此，谢态立即使我摆脱这种不明真相的处境。 您的恩格斯 来信寄瑞士沃韦德国流亡者弗·恩格斯收（如有可能，就用寄到蒂永维尔或梅斯的信封）。 燕妮·马克思，父姓冯·威斯特华伦收。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9年7月25日给燕妮·马克思的信（末页）【图（略）】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30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501—502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61页） [1]指恩格斯1849年6月中旬给马克思的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2]这里说的革命活动是指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和莱茵省，5—7月在巴伐利亚的巴登和普法尔茨相继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6月初，两个普鲁士军团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起义者实行武力镇压，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却不给起义者任何援助。1849年7月，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被镇压下去。——原卷末注 [3]1849年6月初，恩格斯来到普法尔茨临时政府所在地凯撒斯劳滕。在那里，他拒绝担任临时政府为他提供的文职和军职。随后他前往奥芬巴赫，参加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原卷末注 [4]拉施塔特会战发生在1849年6月29—30日，巴登革命军和普鲁士军队在拉施塔特城下展开了最后一次激战，被包围在拉施塔特要塞的巴登革命军坚持到7月23日才无条件投降，德国1848—1849年革命就此结束。参看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四章《为共和国捐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719页）。——原卷末注 [5]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以后，恩格斯所在的维利希军团于1849年7月12日作为革命军的最后一支部队在洛特施泰滕越过瑞士边界，7月24日到达沃韦，在那里驻守了一个月。——原卷末注 [6]瓦特州（Waadtland）即沃州（Vaud）。——编者注 [7]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那些抱有唯心主义观念、认为思想具有独立作用而不懂思维和意识对物质现实的依赖性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称为意识形态家。“——原卷末注 [8]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论调。卡·格律恩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846—1847年间，他在巴黎德国工人中散布“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市侩温情观点，同时也大力宣扬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从1844年起在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的一种反动学说，其代表人物有卡·格律恩、莫·赫斯和海·克利盖等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崇拜爱和抽象的人性，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他们把假社会主义思想同沙文主义、市侩行为和政治上的怯懦结合起来，否认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这种学说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不利于实现当时的主要任务，即团结民主力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秩序的斗争，同时在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1847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批判。——原卷末注
382．恩斯特·德朗克（巴黎）给约瑟夫·魏德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信（1849年7月25日左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82 恩斯特·德朗克（巴黎）给约瑟夫·魏德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信 （1849年7月25日左右） 〔……〕马克思还在这里——由于红色沃尔弗[1]，他最近很倒霉。我们准备临时——在我们的报纸时来运转之前——搞一个印刷厂：“《新莱茵报》编辑部出版社”，在这里或在日内瓦印刷东西，可能的话，一开始就立即出版马克思的小册子《雇佣劳动与资本》并出版一个社论集《〈新莱茵报〉选辑》。[195]为了筹集经费，马克思和我给德国的许多人都写了信；成败将取决于能否筹集到经费；如此等等。 向你夫人、吕宁及其夫人问好。最近几天内我将再告详情。 你的恩·德朗克 阿萨德路9号（用我的真名） 另外，请写信告诉我，你是否知道恩格斯的近况；马克思尽管给恩格斯写了三四封信，但仍然杳无音讯。 节录 第一次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中央党务案馆档，F.181,Nr.4/2 [1]斐迪南·沃尔弗。 〔注释〕 [195]关于这个计划，马克思在1849年8月1日左右给魏德迈的信中写道： “现在请你告诉我，用什么办法可以把小册子发行出去？ “我想从论工资的小册子着手——《新莱茵报》只刊登了它的开头一部分。我要给这本小册子写一篇关于目前情况的政治性短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506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7卷第530页）——687
381．弗·格吕伯尔（汉堡）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9年7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81 弗·格吕伯尔（汉堡）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 （1849年7月2日） 1849年7月2日于汉堡 亲爱的朋友： 今天收到了你从巴黎的来信（没有注明详细日期），尽管内容令人不快，但我还是很高兴，因为这毕竟表明你还活着！哈哈！我们曾经同战斗，共患难，风雨同舟。这里也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因此我立即坐下来给你写这封信，以便你一听到这种不愉快的、布伦给你的信没有回答的消息时，不致吃惊。那个梅克伦堡人弗里施[1]当时比你还早一天就旅行去了，此后再没有回来，估计他还在康斯坦茨！他的地址，也许是比较详细的地址，我能在最近两三天内了解到，到时候我再写信告诉你；因此，今天我提笔写信，就是为了至少暂时消除一些不愉快的消息。至于布伦，最近（在使用罗德的地址时）他没有收到过一封信。除此之外，布伦是会得到宽恕的，也就是说，要排除极大障碍。我很奇怪，你竟然对此事一无所知？？这是所有官方报纸都登过的呀！布伦现正蹲在普鲁士的监狱里！！！……巴登革命爆发以后，他想要同施拉姆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胖子上尉（我知道你也认识此公）一起去旅行；于是他们三人同行，他们要路经爱森纳赫。（不知是这里的人告密的，还是像后来返回的默勒上尉所说的，是一个同路的大个子军人告密的？）够了，他们在莱尔特（汉诺威）就被拘留，文件被查抄，而且布伦发疯似地非要随身带走的印刷品和其他著作也统统被抄走；而警察至今似乎还认为这次逮捕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他们以为布伦就是德斯特尔，他们早已不需要任何伪装；从此我再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得知有关布伦的任何消息了，只获悉他很快就被从汉诺威押走，交给了普鲁士。我们考虑再三，尽了最大的努力，但都是枉然，我们无能为力；他动身时带走的是这里签发的一个法国护照（身份是来自科尔马的利布林），施拉姆护照上的名字是特奥多尔·哈根。此外，这次旅行安排得极其糟糕，他们的做法轻率得有些不可思议，愚蠢得有些不能想象！比如，布伦竟把1846年对施拉姆的相貌特征描述随身带着，这是他不久前像珍品一样收藏的。施拉姆也无影无踪了，据估计，他被交到多伊茨他以前所在的卫戌部队。这两个人的命运凶多吉少，已经是“九死一生"。[2] 埃克尔曼已被驱逐，现在住在旺茨贝克，他的居留证已经到期，有人就抓住这一点，不予更换新的居留证，从而把他驱逐出境。此外，这些民主派，哈根、勒韦、埃克尔曼等人还作了垂死挣扎，不过他们没有阿谀奉承的本领；然而他们出了洋相，现在挺“合适”，正在等待事件的发生，而这种事件是会发生的；制宪议会还希望实现它的制宪成果，汉堡人还希望而且相信，只在他们的羊圈里就能处理自己的事情！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的情况，这种情况对于这帮愚蠢的自由化的资产者无赖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 他们大谈特谈缔结和约，即同丹麦缔结和约，而汉堡人在想象中觉察到他们的三桅船正扬帆起程；如果普鲁士人在巴登应付得了，这件事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反革命的最后这一幕可能将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上演。 再见！今天就―些。过几天我再给你写信，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 罗德衷心地向你问好。 致以亲切的问候 弗·格吕伯尔 通信地址：斐迪南大街25号欧根·施特龙收。 又及：这个地址非常合适，完全可靠。 同上 节录 第一次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229 [1]原件上为：弗里奇。1849年5月6日，克罗克辛的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贵族地主冯·弗里施在汉堡交给马克思50塔勒，以供继续出版《新莱茵报》之需。 [2]根据但丁.阿利吉耶里《神曲》中“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一句的随意改写。
380．关于科隆工人联合会纪念六月起义一周年宴会的报道（1849年6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80 关于科隆工人联合会纪念六月起义一周年宴会的报道[194] （1849年6月25日） 科隆，6月25日。这里的工人联合会为纪念巴黎六月起义一周年在埃塞尔大厅举行宴会，参加者相当踊跃。党的几位重要领导人也出席了宴会，而当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坚韧不拔的真诚可靠的战士人场时，更是受到了忠厚正直的工人们——民族的核心——的热烈欢迎。铿锵有力的演说、祝酒词和歌曲为宴会增添了乐趣。当一些人为髙级人士喝倒彩而主席又未能及时制止这种讨厌的举动时，一个警官强令纪念活动结束，说是因为时间拖得太长。可是活动并没有结束，而当再次要求人们离开大厅时，又一次奏起了《马赛曲》。这时军队开来了，并且用刺刀将人们赶出了大厅。 自由结社权和法定权力万岁！ 1849年6月26日《新科隆日报》第146号 〔注释〕 [194]这次宴会是遭到反革命日益猖狂迫害的科隆工人联合会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6月27日，它出版了最后一号会刊。尽管如此，联合会（这时由彼得·格尔哈德·勒泽尔领导）善于继续进行广泛活动。1849年7月，它改名为工人读书协会，秋天又更名为工人教育协会；1850年秋天，它最终被查禁。——683
379．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9年6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79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93] （1849年6月22日） 1849年6月22日于科隆 亲爱的马克思： 我从阿姆斯特丹回来后就已立即通知你夫人，在目前情况下，波斯特未经在吕登沙伊德的格施泰因的特别同意，是不愿把那1000塔勒交出来的。关于我这次旅行的不愉快后果，想必她已立即告诉你了。从那时起，我就再没有得到有关波斯特的其他消息，这一点或许可以说明：格施泰因并没有同意。 至于楚劳夫的问题[1]，楚劳夫（就是为了不让银行出卖他的股票）已用另外3张股票（每张通常为100塔勒）自行弥补了因股票行市下跌而由银行要求的100塔勒差额，所以，现在必须用340塔勒去赎回每张为100塔勒的整整13张股票。我准备听从瑙特的劝告，让人扣留这340塔勒以及波斯特还在期待的这笔钱的可能费用；采取这个步骤，你会发现，是完全对你有利的。〔……〕 节录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228 [1]1849年1月，亨利希·楚劳夫给《新莱茵报》资助了13股贝尔格-马尔克铁路股票，此事由马克思作保。 〔注释〕 [193]1849年5月底，弗莱里·格拉特曾到阿姆斯特丹旅行，开始时同格奥尔格·维尔特偕行，去同卡尔·波斯特商谈钱的问题，以便偿还《新莱茵报》被查禁后欠下的债务。波斯特因参加了1849年5月10—12日的伊瑟隆起义而流亡在夕卜，他原来同民主主义者弗里德里希·盖尔施泰因共同掌管着1000塔勒。这笔钱是雷达的一位女民主主义者——奥托·吕宁的一个好友——寄给《新莱茵报》的，但她在报纸停刊时又把钱收回了。（参看《马克思1849年7月13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500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7卷第524页；曼弗雷德·海克尔编《〈弗莱里格拉特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1968年柏林版序言》第LVII—LX页、第2卷第2—5页）——682
378．科隆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1849年6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78 科隆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 （1849年6月18日） 9时之前，主席、公民勒泽尔宣布会议开始并首先陈述了联合会及其各分会的现状。他提醒说，由于反革命暂时取得胜利，参加政治联合会的人比较少，所以有必要将原来的9个分会压缩为5个，并对委员会做一些调整；他向会议报告说，根据前主席卡·沙佩尔的提议，委员会由保留下来的各分会的全体负责人组成，公民勒泽尔、赖夫和伯多夫分别当选为主席、书记员和司库,但这都是临时的’条件是须经全体会议批准。[1] 会议对此表示同意，并批准了委员会进行的选举。 司库就最近4个月来现金的核算和结算情况作了详细报告。 接着，主席谈到了报纸问题。他说，报纸由于缺乏股份已经被迫停刊。可是有一个公民（他认为报纸是联合会的机关报，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不能停刊）愿意负担4号报纸的费用，于是，委员会作出了决议，试着继续出版该报，并把编辑工作移交给了由公民赖夫、奥托、萨尔盖特和格律恩组成的委员会。[2] 接着，会议就钦定选举法进行了讨论[3]，并一致通过决议，如果这个分为三次过滤的法律生效，就不参加任何选举。 会议概述了当前的政治问题以后便宣布结束。 门票收入为6塔勒18银格罗申。 为沙佩尔募捐2塔勒4银格罗申3分尼。 1849年6月24日《自由、博爱、劳动》（科隆）第32号 [1]参看文件371。 [2]5月13日《自由、博爱、劳动》报出版了第28号以后就被迫暂时停刊，自从4号报纸的费用有了保证以后又以周报形式出版至8月24日，在此期间，由赖夫担任编辑。最后几号是用红色油墨印刷的。 [3]1849年5月30日，在普鲁士开始施行三级选举制。
377．卡尔·沙佩尔在伊德施泰因全邦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849年6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77 卡尔·沙佩尔在伊德施泰因全邦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 （1849年6月10日） 〔……〕沙佩尔说：同胞们！请允许我陈述我的提案的理由。[192]我们现在正面临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清晰而明确地表明我们需要什么。我不怕残忍的暴力对准我们的刺刀，人民的精神将轻而易举地摧毁它；但害怕普鲁士的花招。为了使人们在解释我们的决议时不走样，我再说一遍，我们必须把它表述得清晰而明确。祖国的叛徒已经宣布到哥达召开会议，以便在那里成立新的国民议会。这是由亨利希·冯·加格恩和我们的拿骚议员马克斯·冯·加格恩签署的。因此，我们必须补充说：“在斯图加特召开”，我们必须赞赏所有坚持到最后的人们，赞赏所有不怕掉脑袋的人们，赞赏所有声明“要同德国的自由共存亡”的人们；所以，我们除了斯图加特的国民议会以外，不承认其他任何地方的国民议会。（妙极了！）其次，我们必须声明，不管这次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国民议会的人数多寡，我们都承认它是国民议会，因为德国的诸侯们和祖国的叛徒们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斯图加特人已不再是多数，所以是一个准议会。我们必须清晰而明确地声明，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活在这些人心中的精神，关键只在于，这些人下决心同德国的自由共存亡。因此，我们声明，在这个意义上，那里即使只有50人，即使只有5人，但他们确实是为德国的自由、为德国人民的幸福而生存、战斗和牺牲的；我们承认他们是最高的德国权力。（热烈喝彩！）同胞们！我衷心希望我关于第一条款的提案获得通过。〔……〕 主席说：沙佩尔先生提议，代表团应由56名成员组成，每个单位出2名。 其次，会议任命一个由7名成员组成的全邦委员会，从今天起就举行会议，为实施各项决议采取必要措施。（获得支持） 沙佩尔说：同胞们！为了实施我们的决议，我们固然需要做一些工作，但我们不能说，像我们今天在这里一样，我们要前往威斯巴登，要推翻政府，这种事我们不能干。所以，今天我们什么也不能干。干什么事都不能随心所欲，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因此，必须任命一个委员会，但不是由15名成员组成，因为那样不能代表拿骚的所有单位，所以每个单位出2名代表要好一些，可能的话，明天就去找赫尔佐克和内阁。议院要到下星期五才开会，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它是否又恢复每周开会。此外，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代表团此行一无所获，那该怎么办？格劳博士提议，拿骚的左派应当领导人民。但是，话根本不能这么说。谁算是左派，我们不知道，这里并没有指特定的人。我们不能决定，也不允许决定一比如要在3月4日——开往威斯巴登，因为如果我们作出这种决定，那么，今天晚上在威斯巴登就会尽人皆知，而明天普鲁士人就会进驻那里。所以，我们任命一个由7名成员组成的全邦委员会是有必要的，旨在为实施这些决议采取措施，而且它可以在全邦范围内采取必要措施，而敌人却无从知道我们的意图；敌人打的是暗牌，如果我们打明牌，就会输牌。因此，我们必须挑选那些我们深信能完成我们的事业、能对我们负责的人。在这里，讨论实施决议的方法，是不切实际的。我是老革命了，曾经历过多次革命，并且知道，如果公开说明实施这些决议的方法，那将一事无成。 主席把朗格的提案的第一部分，即“委托办公室起草三份呈文（一份呈交拿騷议院，一份呈交内阁，一份呈交赫尔佐克）”一事提交会议表决，并被通过。 沙佩尔提议对朗格的提案的第二句话加以修改，认为应选举一个由56人组成的代表团，这个提案获得通过。〔……〕 卡·沙佩尔的提案说：“会议任命一个由7名成员组成的全邦委员会，从今天起就举行会议，为实施我们的决议采取必要措施。” 我首先提出附议迈耶尔博士的提案的问题。迈耶尔先生收回了自己的提案并赞同卡·沙佩尔的提案，我对卡·沙佩尔的提案也表示支持。（获得支持） 沙佩尔说，同胞们！我刚才已向你们阐明了理由，为什么这个全邦委员会是必要的，为什么它不应当公开辩论为实施我们的决议采而取的必要措施。尽管现在正是我们变言论为行动的时候，但是我们采取什么方式，不必让反对我们的那些人知道。〔……〕 主席将卡·沙佩尔的提案提交会议表决，该提案获得通过。 沙佩尔说：同胞们！主席先生征求我的意见，应当用什么方式选举这个全邦委员会，我认为可以用两种方式来选举：或者先提出提案，对它进行表决，或者委托办公室提出14名候选人，其中得选票最多的7名当选。这一选举非常重要。〔……〕 沙佩尔说：我完全赞同朗格博士刚才提出的意见。[1]左派成员深得爱自由的拿骚人民的信任。他们在威斯巴登，正因为他们在那里，所以，最适合进行我们的事业。我希望并相信，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大家都能要求这7人执行我们的决议。〔……〕[2] 沙佩尔说：同胞们！你们现在选出了全邦委员会，我请你们牢记这个名字，如果这些同胞不执行我们的决议，他们将受到人民的审判。（好极了，太棒了！）〔……〕 摘要 《威斯巴登陪审法庭就魏因巴赫指控校对员和语言教师卡尔·沙佩尔犯有叛国罪、 污辱国王陛下、污辱普鲁士国王和亲王罪的辩论0850年2月8—15日）》1850年 威斯巴登版，第70—71、97—99、100、102、103页 [1]有人提议，会议应提出21名成员。从中选出7名委员会委员，针对这个提案朗格代表提议：7个委员会委员从拿骚议院的左派中选举产生。 [2]接着便从出席伊德施坦代表大会的左派议员中选举产生了7人委员会。 〔注释〕 [191]1849年6月10日，为组织黑森一拿骚的维护帝国宪法的斗争，在威斯巴登附近的伊德施泰因举行了一次地方代表大会。大会筹委会于6月5日就发出号召，要求黑森一拿騷的每个村镇都选派5名代表参加伊德施泰因代表大会。同时，邀请他们参加6月9日在伊德施泰因举行的预备会议。卡尔·沙佩尔是从科隆来到威斯巴登的，早在革命开始时，他就已在那里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活动并建立了一个工人联合会。他参加了伊德施泰因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时被威斯巴登“维护人民权利协会”推选为出席伊德施泰因代表大会的代表。沙佩尔还是纲领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在伊德施泰因代表大会上，沙佩尔是主要发言人之一。根据他的提议，会上选出了一个由7名代表组成的地区委员会，此外还选出了向公爵提交纲领的由56人组成的代表团。 1849年6月13日，沙佩尔和伊德施泰因代表大会的其他组织者相继被捕。1850年2月8日至13日，在威斯巴登对他和其他被告进行了审判，审理了伊德施泰因事件。由于代表大会的发言被一名与会者作了速记记录，并在庭审期间被宣读，所以这个速记记录又被收人了公开发表的庭审记录。——677 [192]在1849年6月9日的预备会议上通过了纲领草案第1条，全文如下：“我们认为，德国制宪国民议会就是国民议会，它的决议具有绝对约束力。”沙佩尔对此提出了下列补充意见，在“制宪国民议会”一词后面应加上“在斯图加特，不论成员多寡”的字样。这一修改意见没有获得通过，但是，第1条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改成：“我们认为，德国制宪国民议会就是国民议会，它的决议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国民议会不论设在哪个城市，都是我们的最高机构。”——677
376．奥斯涅特·狄茨（弗兰肯塔尔—普法尔茨）给弗里德里希·卡尔·海特尔（威斯巴登）的信（1849年6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76 奥斯涅特·狄茨（弗兰肯塔尔—普法尔茨）给弗里德里希·卡尔·海特尔（威斯巴登）的信[190] （1849年6月8日） 亲爱的海特尔： 几天以前，我收到了你的来信，不过未能及时回信，因为邮递太不安全，而且今天我才有机会给你写信。我在等待拿骚的消息，据说那里比较安全。但是，我对此并不抱任何幻想，所以我宁愿等待你的来信加以证实。我寻思，短期内我们将采取强有力的决定性行动，到那时，希望拿騷也能贡献一份力量。如果需要早一点谈谈其他什么事情，那么就请你立即把这件事告诉我，以便我们同巴登一普法尔茨取得联系，与他们携手并肩地共同前进，而且我也可以立即为能干的军官们做点事。我在这里听说，好些村镇（迪伦堡、拿骚）都由自己负责购买了大炮，如果这是真的，那就出色地证明了我们人民的精神。我们的自卫军在威斯巴登的情况怎么样？因此，请你同古德马尔谈谈，并代我向所有的人表示衷心的问候；另外，别忘了内罗塔尔[1]的哈恩，告诉他，我随时都准备去。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最好派一个可靠的人（无产者）通知我；来人可以到布伦克尔上校那里找我，我住在他家。我们的大本营现在驻扎在弗兰肯塔尔；边境地区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齐茨率1500人在阿尔森茨塔尔安营扎寨，他的前哨部队驻扎在克罗伊茨纳赫附近。 再见，由衷地向我们所有的熟人致意，并向你本人问候。 你的忠诚的 奥斯瓦尔德·狄茨 第一次发表 波茨坦国家档案馆，Rap.30C,Tit.94，Lit.W.，Nr.301，Bd.1，lfd.Nr.14037 （副本） [1]位于威斯巴登西北郊。 〔注释〕 [190]这封信不是原件，而是明登警察局在1852年8月29日的每周报告中所引用的一个副本。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莱茵普法尔茨的弗兰肯塔尔的印刷工人弗里德里希·卡尔·海特尔是从美国回国后不久在明登被捕的，从他家里抄出了许多信件，其中包括奥斯瓦尔德·狄茨1849年6月8日写的这封信。——676
375．卡尔·马克思（巴黎）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凯撒斯劳滕）的信（1849年6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75 卡尔·马克思（巴黎）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凯撒斯劳滕）的信[1] （1849年6月7日） 1849年6月7日于巴黎 百合花路45号 亲爱的恩格斯： 在这封信中不准备和你详谈。首先你应该回信告诉我，这封信到达时是否完好无损。我想，又会有人乐此不疲地拆阅信件了。 这里是保皇主义反动派进行统治，比在基佐时代更无耻，只有1815年以后的时期能与之相比。巴黎是一片阴沉。而且霍乱异常猖獗。尽管如此，革命火山口的大爆发从来没有像目前在巴黎这样逼近。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详谈。我正同全体革命派会晤，过几天我就将掌握所有的革命报刊。 至于这里的普法尔茨一巴登的使节们，布林德由于被真的或假的霍乱病吓倒，已经搬到离巴黎有几小时路程的农村去了。[2] 关于许茨，这里要指出以下情况： （1）临时政府给他一个虚设的职位，不给他寄任何情报。法国人要求提供实情，而谁也不写东西给他，他从哪里得到实情呢？他必须尽可能经常得到文件。显然，目前他是什么也做不成的。唯一能做到的是迷惑普鲁士政府，因为许茨能时常同山岳党[3]的领袖们会晤。 （2）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第二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有人背着官方的使节向一伙卑鄙的德国人授以这样或那样的使命。这种情况必须坚决制止，以便使许茨起码能够在山岳党人面前保持自己这一职务的尊严，而这正是目前他的使命的全部涵义〔对普鲁士来说）。 此外，许茨消息相当闭塞，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只同某些官方的山岳党人来往。但我将经常使他熟悉情况。 我也要求你定期写信给我，每星期至少两次；遇到重要事情发生，则立即写信。 《科隆日报》上有一篇注明寄自哈尔特山下的迪克海姆的关于普法尔茨运动的小品文[4]，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们不满意《新莱茵报》编辑马克思先生。似乎他曾向临时政府声明，他的时机尚未到来，他将暂时退居一旁。” 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呢？这里的可怜的德国人（顺便说一下，我尽量避免同他们见面）会尽力把这事传遍整个巴黎。所以我认为，你们最好在给《卡尔斯鲁厄日报》或《曼海姆晚报》的通讯中直截了当地说明，我是作为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5]的代表去巴黎的。我认为这样做有利，还因为目前在这里还不能直接取得任何成果，必须使普鲁士人相信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可怕的阴谋。必须使贵族感到恐怖。 卢格在这里等于零。 德朗克在干什么？ 此外，你务必设法在什么地方给我弄些钱；你知道，我为了履行《新莱茵报》的义务已经把最近的收入用光了，而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闭门不出，更不能陷人经济困境。 你如果有可能，请给我寄一篇法文文章，把整个匈牙利问题作一概述。[6]请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德斯特尔。请代我向他衷心问候。如果我必须用新地址写信，请把新地址告诉我。 马· 按下面的地址给我来信：百合花路45号腊姆博先生收。 德斯特尔博士转交弗·恩格斯先生。 节录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3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137—138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75—77页） [1]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先后前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试图唤起全德国民议会的左派议员采取坚决行动以维护革命成果，但遭到左派议员的拒绝。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从那里前往正在发生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德国西南部即巴登、普法尔茨和宾根等地进行活动。6月初他们两人在宾根分手，马克思带着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资格证赴巴黎，代表德国革命党人会晤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恩格斯则前往当时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凯撒斯劳滕，不久他又从那里前往奥芬巴赫，加入巴登-普法尔芬茨的革命军。——原卷末注 [2]布林德当时是普法尔茨和巴登的临时政府派驻巴黎的外交代表，临时政府是1849年春在德国西南部发生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时候成立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伦坦诺。——编者注 [3]山岳党（1848-1851年）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党。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山岳党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党又称新山岳党。——原卷末注 [4]《巴登和普法尔茨来信》，载于1849年6月6日《科隆日报》第134号。——编者注 [5]即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它是1848年6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大会是为了联合所有德国民主主义同盟而召开的。根据代表大会决议，6月底成立了由科隆三个民主团体（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以及工人雇主联合会）的代表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它在莱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一直暂行区域委员会的职能。在1848年10月26—30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成员有卡·德斯特尔、爱·赖辛巴赫和卡·赫克萨默。中央委员会的任务是促使德国的各民主力量都行动起来。在柏林实行戒严以后中央委员会由柏林迁到克滕。——原卷末注 [6]马克思请恩格斯寄的关于匈牙利民族解放斗争的文章，恩格斯可能没有写。——编者注
374．《新莱茵报》编辑部反对《西德意志报》的声明（1849年5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74 《新莱茵报》编辑部反对《西德意志报》的声明 （1849年5月31日） 《新莱茵报》编辑部认为自己有责任通知自己的通讯员和公众，以《西德意志报》[1]名义在科隆出版的一家小报跟它毫无关系。下面署名的编辑部同人保留单另通知《新莱茵报》将在何时何地复刊的权利 《新莱茵报》编辑部 卡尔·马克思恩斯特·德朗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斐·弗莱里格拉特 格奥尔格·维尔特斐·沃尔弗威·沃尔弗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第523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23页 [1]《西德意志报》、《WestdeutscheZeitung》）是德国民主派报纸，1849年5月25日至1850年7月21日由海·贝克尔在科隆出版。该报在《新莱茵报》停刊后紧接着开始出版，它企图以《新莱茵报》的继承者自居；该报编辑部声明，对《新莱茵报》的订户今后将改送《西德意志报》。——原卷末注
37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文摘录（1849年5月中旬至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7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文摘录 （1849年5月中旬至7月） ……整个运动的灵魂是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所谓的市民阶层，而这个阶级在德国，特别是在南方，恰恰是占着主导地位。…… 假如事情由小资产阶级来决定的话，那么未必会抛弃处处以法律为依据来进行合法、平和而又规规矩矩的斗争的这种立场，未必会以火枪和石块来代替所谓的精神武器。…… 但是，在小资产阶级的背后，处处都有其他阶级来响应由它所发起并为它的利益而服务的运动，它们促使这个运动性质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而且一有可能就尽力去掌握运动。这些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和相当大一部分农民，此外，小资产阶级的进步派别也往往暂时依附于它们。 以较大城市的无产阶级为首的这些阶级，对待忠于帝国宪法的矢志保证，比小资产阶级鼓动家本身要认真得多。如果说小资产者像他们所不断发誓的那样，为了帝国宪法不惜“牺牲一切”，那么，工人还有许多地方的农民也情愿这样做，而且面临着一个各党派都心照不宣的条件，那就是在胜利之后，小资产阶级必然为维护这部帝国宪法转而反对这些工人和农民。这些阶级曾经推动小资产阶级同现存的国家政权公开决裂。如果说，他们未能制止住自己的小商人式的盟友甚至在斗争期间就在叛卖，那么，他们至少有一点可以感到满意，就是反革命胜利以后，这种叛卖行为却受到了反革命分子的惩罚。…… 随着莱茵工人的失败，被工人们认为唯一能公开而坚决地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报纸——《新莱茵报》也停办了。总编辑[1]虽然也是土生土长的莱茵普鲁士人，却被逐出了普鲁士；其他的编辑们也都受到或者直接被逮捕或者马上被流放的威胁。科隆的警察直言不讳地宣布要这样对付他们，而且极其具体地指出，它掌握了每个人的足够的罪证，可以随意处置他们。这样一来，报纸恰恰在销售量空前迅速增长确保了它的存在的时候却不得不停止发行。编辑们都分散到德国各个已经起义的或就要起义的地方去了；有些人到了事态又要发生转折的巴黎[2]。这些编辑们在今年夏天的运动期间或者之后，没有一个人能免于被捕或流放；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逃过科隆警察殷勤地为他们安排好了的命运，有一部分排字工人跑到普法尔茨，加入了军队。…… 我们从卡尔斯鲁厄前往普法尔茨，首先来到施派尔，德斯特尔和临时政府本打算驻扎在这里。但是，他们已经迁到了凯撒斯劳滕，政府认为这个地方是“普法尔茨战略上最好的据点”，因而最终确定为政府所在地。在施派尔，我们没有见到他们，却见到了维利希和他的志愿兵。他带领一支几百人的部队，使得兰道和盖默斯海姆这两个要塞的共4000多人的警备队处在紧张状态之中，切断了他们的供应，并千方百计地骚扰他们。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他带领80名左右的步枪手攻打了盖默斯海姆警备队的两个连，一枪不发就把他们赶回要塞。第二天早晨，我们和维利希一齐到凯撒斯劳滕，在那里我们遇到德斯特尔、临时政府和整个德国民主派的精英。在这里，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正式参加对于我们党是完全异己的这个运动。因此，过了几天我们就折返宾根，在路上我们和几个朋友因为有参加起义的嫌疑而被黑森的士兵逮捕。我们被押解到达姆施塔特，随后被送往法兰克福，到了法兰克福才终于被释放。 在这以后不久，我们便离开了宾根，马克思受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前往将要发生决定性事件的巴黎，以便代表德国的革命政党去会见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3]而我则返回凯撒斯劳滕，想留在那里最初做一个普通的政治流亡者，以后如果有适当的时机和爆发战争的话，或许在这个运动中占据《新莱茵报》唯一能占据的地位——士兵的地位。…… 在临时政府幕后站着德斯特尔，他类似于秘密总书记，或者如布伦坦诺先生所说的，是一个“凯撒斯劳滕温和政府周围的红色奸党"。[4]附带说说，属于这个“红色奸党”的还有其他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尤其是逃亡到此地来的德累斯顿起义的参加者。在德斯特尔的身上，普法尔茨的执政者们获得了他们所不大懂得的行政问题的知识以及革命的智慧，这种革命智慧总是限于完成最直接的、无疑地可以实现的任务，从而在贯彻具体措施时从来也不会茫然不知所措，因此它就更加令他们钦佩。德斯特尔凭这一点博得了很大的威信和政府的绝对信任。虽然德斯特尔对待运动有时候过于认真，例如，他认为通过实行自己的、在当时条件下是完全不适宜的市镇施政条例会带来颇大的益处，但是，毫无疑问，正是他推动了临时政府来执行他那多少比较果断的一切措施，特别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发生冲突时，他总是能够拿出适当的解决办法…… 自然，也曾经有人建议我去担任这个或那个文职和武职，如果在无产阶级的运动中，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都一概拒绝了。我唯一同意的一件事，就是为临时政府在普法尔茨广泛推销的小报纸撰写几篇鼓动文章[5]。我知道，这也是行不通的，但是由于德斯特尔和政府的某些成员的一再请求，我终于接受了这个工作，这样至少也可以表明我的好意。我在遣词用字上当然不十分客气，所以第二篇文章就引起反感，被认为过于“刺激人”；我没有多费唇舌便收回了文章，当着德斯特尔的面撕毁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到普法尔茨来的民主主义者当中，最优秀的是那些不久前曾在自己的家乡参加过战斗的人，即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的民主主义者。为数不多的萨克森人大都在各个中央办公厅任职，他们工作努力，行政管理知识丰富，头脑冷静而清醒，没有任何奢望和幻想。莱茵省人，大都是工人，多数参加了军队；最初在机关工作的人，后来也拿起了武器…… 只有两名军官早在普鲁士人进攻以前，积极从事军事活动就已经很出色，这就是维利希和布伦克尔。 维利希率领一支不大的志愿军团，担负着先监视而后包围兰道和盖默斯海姆这两个要塞的任务。逐渐集合在他指挥之下的部队有：一连大学生、一连在贝桑松同他生活在一起的工人、三连人数不多的来自兰道、诺伊施塔特和凯撒斯劳滕的体操家，两连来自附近地区的志愿人员以及一连配备着大镰刀的莱茵普鲁士人，这些人多半是参加普吕姆和埃尔伯费尔德起义之后流亡到这里来的。他们最后一共有七八百人；不管怎样，这是全普法尔茨最可靠的士兵；下级军官大都是服过军役的人，其中有的人在阿尔及利亚时已经习惯于游击战。…… 这时候，普鲁士人开始从霍姆堡向前推进，由于现在事情开始发生引人注意的转变，由于我不愿放过取得军事经验的机会，最后，由于《新莱茵报》为了荣誉应该在普法尔茨-巴登军队中有自己的代表，于是我也腰佩战刀到维利希那里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同维利希到拉施塔特去，在那里又遇到了莫尔。 报刊和各个民主团体对巴登起义中牺牲的那些多少有教养的人物，又写文章又作诗，歌颂备至。至于那成百上千的工人，却谁也没有提起过，是他们把斗争坚持到底，战死在沙场上，是他们活活瘐死在拉施塔特的牢房中，是他们目前身居异乡，在所有流亡者中间唯一在流放中受尽贫穷困苦的折磨。工人受剥削，这是由来已久、非常习见的现象。所以我们的正牌的“民主派”先生们只能把工人当做一种可以鼓动的、可以引爆的、可以剥削的材料，当做纯粹的炮灰。（录入者加粗）我们的“民主派”太无知了，资产阶级气味太浓了，他们无法理解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无法理解工人阶级的未来。因此，对于真正的无产阶级气质他们也是仇视的，因为无产阶级自尊心非常强，决不会对他们阿谀逢迎；因为无产阶级眼光非常远大，决不会被他们所利用，然而每次发生推翻现政权运动的时候，这些人总是手握武器站在最前方，在任何革命运动中，这些人都直接体现着无产阶级的党。既然所谓的民主派没有兴趣对这样的工人给予肯定，那么，无产阶级的党就有责任给这些工人以应有的荣誉。科隆的约瑟夫·莫尔就是这些工人中最优秀的一个。 莫尔的职业是钟表匠。很多年以前他离开了德国，参加过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所有公开的和秘密的革命团体。1840年他参与组建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6]。二月革命以后他回到德国，不久就和他的朋友沙佩尔一起担负起科隆工人联合会[7]的领导工作。1848年科隆九月事件[8]后曾经流亡伦敦，不久又化名回到德国，在各个地区进行宣传鼓动，别人都不敢去执行的危险任务他都一力承担起来。在凯撒斯劳滕我又遇到了他。他在这里接受了到普鲁士去的使命，他所要执行的任务一旦被发觉马上就有被枪毙的危险。在第二次执行完任务以后，他顺利地闯过了所有的敌军驻地，一直来到拉施塔特，到了这里立即加入我们这支队伍的贝桑松工人连。三天之后他就阵亡了。我失去一位老朋友，党则少了一个不知疲倦的、无所畏惧的和忠实可靠的先进战士。 无产阶级的党在巴登-普法尔茨军队里的力量相当强大，特别是在志愿军团里，例如在我们这一队，在流亡者军团等等。这个党敢于对一切其他党派这样说：谁也无法对无产阶级的党的任何成员提出丝毫的责难。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 摘要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汉堡），1850年1月第1期和1850年3月第3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7卷第111、112—113、131—132、146、149一150、151—152、156、161、184—185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5-6、6—7、29—30、47—8、51—52、53—54、59、65、92—94页） [1]马克思。——编者注 [2]1849年5月19日，即《新莱茵报》出版最后一号的当天，马克思、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和威·沃尔弗离开了科隆，前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试图说服国民议会的左派议员公开担任武装起义的领导，他们没有达到目的，便于5月21日前往巴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于5月23—24日在卡尔斯鲁厄逗留，在这里他们关于革命力量发起全面进攻的主张又遭到多数的反对。最后两人于6月1日前后分手，马克思带着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书前往巴黎，恩格斯去了凯撒斯劳腾。《新莱茵报》的另外三位编辑格·维尔特、斐·沃尔弗和恩·德朗克也来到巴黎。在巴黎，这时山岳党和革命俱乐部正准备发起反对执政的秩序党的群众运动，这三个人都参与了六月十三日事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58—190页）——原卷末注 [3]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是1848年10月26—30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其成员有卡·德斯特尔、爱·赖辛巴赫和赫克萨默。1849年6月初，马克思带了一份由德斯特尔开具的该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资格证前往巴黎，以德国革命政党代表的身份与法国社会主义者取得联系。 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聚集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抵达巴黎时，代表下院中的《改革报》派的山岳党和保守派之间正酝酿着一场风暴。山岳党于1849年6月13日采取行动。——原卷末注 [4]洛·布伦坦诺《1849年5月13日至6月25日革命期间内阁成员的处境和态度》。——编者注 [5]临时政府在普法尔茨广泛推销的小报纸指《城乡信使》。实际上恩格斯在该报只发表了一篇文章《普法尔茨和巴登的革命起义》，见1849年6月3日《城乡信使》第110号。——原卷末注 [6]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7日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建立的。有时用会址名称大磨坊街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组织。1847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原卷末注 [7]科隆工人联合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于1848年4月13日在科隆创立的。领导联合会的是主席和各行各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起初，在联合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安·哥特沙克，他在“真正社会主义”的影响下，忽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奉行抵制间接选举全德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政策，反对支持民主派候选人，煽动性地要求立即建立“工人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反对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政策的斗争巩固了联合会，改变了它的政治路线。到1848年8月，联合会已有7000会员。哥特沙克被捕后，7月6日约·莫尔被选为联合会主席，这个职务他担任到1848年9月因被捕的危险而侨居国外为止。1848年10月马克思被选为联合会的主席，而从1849年2月起卡·沙佩尔被选为联合会的主席。联合会这时实行了改组。2月25日通过的新章程宣布，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是联合会的首要任务。1849年德国反革命得胜后，科隆工人联合会丧失了它的政治性质，变成了普通的工人教育协会。——原卷末注 [8]1848年9月25日科隆当局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逮捕了科隆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卡·沙佩尔和海·贝克尔，恩格斯和莫尔也面临被捕的危险。当局企图煽起一场风潮后再镇压无产阶级运动。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科隆工人，没有受到煽动的影响，没有进行过早的起义。9月26日科隆宣布处于戒严状态，《新莱茵报》及其他民主派报纸暂停出版，10月12日恩格斯、约·莫尔和其他许多撰稿人被迫侨居国外。——原卷末注
372．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回忆科隆工人联合会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期间的活动（1849年5月中旬以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72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回忆科隆工人联合会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期间的活动 （1849年5月中旬以后） 〔……〕几个月以后·马克思就被驱逐出普鲁士，恩格斯前往已经爆发革命的巴登。我的几个熟人也前往巴登。沙佩尔前往拿骚组织那里的农民。其余留在科隆的同志对乡村展开了宣传工作，因为当时我们已经懂得在农民中进行宣传的意义。（1893年我出席社会民主党科隆代表大会[1]时，有几个农民邀我到科隆附近的沃林根去。他们还记得我在1848年和1849年的情景）我们利用空闲时间制造子弹，造好之后运往巴登。当然，子弹是秘密地制造的。“红色贝克尔”（后为科隆市长和众议院议员）弄来弹头和火药，我们每一个人都各尽所能，支援革命。〔……〕 节录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848年前后》， 载于1898年《德意志言论》（维也纳）第4期第147页 [1]关于列斯纳出席1893年科隆代表大会的情况，参看本书第4卷文件832。
371．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9年5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71 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9年5月21日） 应邀参加这次委员会会议的有委员会委员以及各分会的所有负责人，他们大部分都出席了会议。 公民沙佩尔在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说道，他因众所周知的情况将离开科隆，并将脱离工人联合会。[1] 他就自己作为联合会主席的工作向与会者作了说明，会议对他的说明表示完全满意，并对他担任主席表示赞许，对他迄今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积极活动表示感谢。 然后，会议就联合会今后的结构问题作出如下决议[2]： （1）在工人联合会原有的9个分会中保留5个。 它们是：库尼贝尔特地区海舍尔附近的第三分会，十字街西蒙斯附近的第一分会，罗滕堡的第四分会，旧钟楼地区普法尔附近的第六、七分会以及早先在威克塞霍弗地区的列格曼附近、后来在金德勒附近的第二分会。 4个停止活动的分会同保留的分会合并，它们是： 普兰克巷的第九分会同海舍尔附近的第三分会合并；凯西利亚大街的第七分会同旧钟楼地区普法尔附近的第六分会合并；希腊门附近的第八分会和比贝尔大街的第五分会同威克塞门地区金德勒附近的第二分会 （2）每个保留的分会选举5名负责人，即主席、书记员、司库、图书管理员和秘书各1人。 （3）各分会的这25名负责人组成工人联合会委员会。 （4）委员会每周举行一次讨论联合会事务管理的会议，并从中选出1名主席（他同时又是全体会议主席）、1名书记和1名司库。 （5）保留的各分会不需要的所有联合会物品暂时由司库伯多夫保管，以后由新任命的主席保管。 （6）这次会议将于本月30日在旧钟楼附近的普法尔继续举行，听取各分会通过这些决议的情况报告，然后确定组成新的委员会等等事项。 （7）联合会全体会议不再像以前那样每周举行一次，而是由委员会根据情况不定期召开。 各分会的议程照旧。 1849年6月10日《自由、博爱、劳动》（科隆）第30号 [1]沙佩尔前往威斯巴登；参看文件377。 [2]另见文件378。
第四章亚洲帝国最后的繁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四章亚洲帝国最后的繁盛 ↘中华文明绚烂的日落 ↘莫卧儿王朝的印度 今天回望历史，我们可以说，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发生的一切改变了整个世界。它令欧洲几大强权创立了不同的帝国，这些帝国横跨亚非两大洲，引领整个世界都卷入一种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工业资本主义。 但对生活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六分之五的人口而言，历史并未静止不前。墨西哥和秘鲁帝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沦入欧洲殖民者手中。不过美洲其他地区的情况就并非如此。在美洲北部，到17世纪末，只有几处狭窄的东部沿海地区被殖民。至于非洲和亚洲，在这些大陆上的欧洲殖民者，比起“三十年战争”时期流连在贸易点的欧洲人并没多多少，其后也几乎一直保持这个规模。荷兰殖民者征服非洲最南端克瓦桑的狩猎采集社会的人民（被称为霍屯督族或布须曼人）的行动则以失败告终。但这几乎是发生在欧洲人击败农耕者（欧洲人掌握的制铁技术为他们提供了极高效的武器）终于能够开始向北移动的二百年之前。葡萄牙人于16世纪夺取了果阿（印度西南海岸边一块被包围的领土），并在那里建起了一座城市[1]，以欧洲当时的标准来看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同时还在靠近中国南部海岸的澳门岛经营一座贸易城镇。但是，他们的努力与邻近的帝国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第一个拜访印度南部四大王国之一都城的葡萄牙人维查耶纳伽尔[2]于1522年写道，这座城市如同罗马那样庞大，拥有十万座房屋，就其食物供给体系而言，“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城市”[3]。当然，这里的城市覆盖范围比16世纪早期欧洲任何一座城市的规模都要大得多。更北方的莫卧儿王朝皇帝于1525年开始征服次大陆，建起或重建了一系列城市：拉合尔、德里和阿格拉，欧洲人简直无法想象这些城市的规模。中国皇帝则几乎忽略了身处南部海岸的欧洲人。对他们的巨大城市而言，唯一的威胁来自北方游牧部落民族。在此期间，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成为活跃在西欧门阶上的一支伟大力量。在1453年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于1517年继续占领了开罗，1528年占领了阿尔及尔，1526年占领了匈牙利，1529年围困维也纳，并于1683年再次围困维也纳。奥斯曼帝国是宗教改革时期欧洲外交游戏和军事连横中持久且重要的角色之一，当时的文学非常崇拜奥斯曼文化。在奥斯曼帝国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之间坐落着伊朗萨法维帝国，该帝国以新首都伊斯法罕为中心，这座都城以其壮阔华美震惊了欧洲来者。日本岛位于亚洲东部海岸，这个小岛国从中华文明那里借鉴良多，利用中华文化和技术建立起发达的文明，具有部分欧洲封建主义的特征，贵族领主之间经常爆发战争，利用铁质武器和火药互相厮杀，试图征服对方建立霸权。[4]即使在欧洲，在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和宗教战争影响之外的地区也出现了强大的国家。在欧洲东部，承前继后的统治者开始将古老的莫斯科公国转变为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家，继而发展成为绵延整个亚洲北部、西部直抵波兰的庞大帝国。 与19世纪末的欧洲相比，这些帝国并未呈现出经济发展滞后状态。有些曾经推动欧洲从10世纪的封建社会发展到16世纪迥然不同的新社会的技术进步，在这些帝国都能找到。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用火药武器——1526年莫卧儿王朝的第一位皇帝巴布尔在印度北部击溃了规模比其军队大得多的军事力量，就是依靠大炮来补充极度高效的骑兵部队。这些社会彼此借鉴建筑技术和手工产业技能，以至于例如整个亚洲和欧洲的工匠都前来为莫卧儿皇帝沙贾汗建造泰姬陵。在所有这些帝国中，伴随着美洲新作物的广泛传播，农业和饮食也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印度开始种植辣椒、灯笼椒、马铃薯、烟草和玉米；中国则开始种植地瓜、花生、玉米和烟草。 中华文明绚烂的日落 到了15世纪初，中国已经从14世纪的危机中复苏，其中一个证据便是展开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海上冒险。大型舰队搭载两万多名船员驶向印度西海岸、亚丁，继而抵达非洲东部海岸，更曾无须靠岸补给一次航行九千公里。这一切都发生在西班牙或葡萄牙舰队挑战类似航程七十五年之前。 谢和耐将16世纪称为“新时代的开始”[5]。他写道，在农业方面，耕地、灌溉、播种和处理农产品都采用了新机械，更伴随着改良土壤和挑选新品种的新方法。在工业方面，带有三四个卷筒的丝织机普遍应用，棉织机也得到了改进，印刷术也从能印刷三种到四种颜色的木块字模，发展为使用铅铜合金铸造出活字字模，更有制造白糖和冰糖的新方法。[6]17世纪初“出版的科技著作甚多”，这些书中讨论的问题十分广泛，从农艺、纺织、陶瓷、冶铸、河运、兵器、纸墨到水力设施等。[7]这显然不是一段技术发展的停滞期，也不是从过往历史中简单重复知识和经验的阶段。谢和耐讲述了曾经做过制盐工人的王艮经过自我教育成为思想家的故事，王艮对历史人物的著名观点提出质疑，挑战时代和传统道德的伪善，并为“较低的社会阶层、妇女和少数民族”进行辩护。[8] 谢和耐继而说道： 16世纪末和17世纪前半段，是戏剧、短篇故事和小说繁荣发展的时期，随着城市中产阶层对严肃阅读和娱乐阅读的渴求，半经院半市井性质的文化兴起了。图书业从未如此繁盛，其作品也从未展现出如此之高的品质。[9] “消遣文学获得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这种文学运用更接近口语方言的语言而距离古文较远。它面向都市大众，此类读者追求娱乐，文化修养不高，但不受传统教育所灌输的思想约束”。[10]如果谢和耐的描述是准确的话，那么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技术上和思想上的复兴，而这则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恰好处于同一时期。[11] 此时发生的社会变化也与欧洲十分类似。国家逐渐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旧有劳役转化为金钱税负。农产品商业化导致民众广泛耕种经济作物，如棉花、靛蓝、植物油、甘蔗和烟草等。被地主剥夺土地的贫困农民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寻找生计，如参与走私活动和海盗活动，移居矿山，或者在城镇里搜寻工作机会。贸易和手工业繁荣起来，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带。与欧洲的情况一样，大部分产品仍然出自手工业者的小作坊。但偶尔也有一些近似于完全的工业资本主义例证出现。小工场发展成为大手工企业，其中有些企业甚至雇用了好几百名工人。在上海西南面的松江，农妇受雇于棉纺工厂。[12]16世纪末，江西三十家造纸厂雇用了五万名工人。[13]若干手工业部门已经开始为世界市场而非仅限于本地市场生产产品。丝绸和瓷器大批出口日本。[14]过了不久，“在京都和利马的街头就能看到人们穿着中国丝绸，菲律宾和墨西哥市场上出售中国制造的棉制品，从酒井到伦敦，时髦的家庭都拥有并摆放着中国瓷器”[15]。 这是一段经济增长的时期，尽管较低下的社会阶层依然持续贫困。14世纪的中国人口跌至此前人口总数的一半，只有七千万人；但到16世纪晚期，人口就增长到了一亿三千万人；到了1650年代，更是飙升到一亿七千万人。[16]中华帝国此后遭遇了具有毁灭性的危机，在许多方面与4世纪和14世纪时面临的危机十分类似——与17世纪欧洲同步发生的大部分危机也几乎相同。一连串的传染病、洪水、干旱和其他灾难接连不断。饥荒摧毁了整个地区。人口不再增长，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口下降的情况。[17]曾经繁荣的工业如今关门倒闭。到了1640年代，来自浙江北部的报告中谈及“巨大的饥荒，乞丐成群，还出现了杀婴和吃人的现象”[18]。 到了1642年，长江下游地区的大城市苏州明显衰落，许多房屋空置无人，沦为废墟，曾经富裕的乡间地区成为荒芜的无主土地，只有武装者才敢进入。[19] 历史学家经常以与之前危机一样的原因来解释这一次的危机：由于人口过度膨胀，或是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粮食歉收。[20]但“即使在1640年代初‘饥荒’最严重的时期，长江三角洲收获的稻米也不少……人们只是没有钱去买”[21]。 实际上，危机的根源在于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在14世纪发生的危机过后，国家和垄断了官员位置的官僚阶层便鼓励扩张经济规模。但是他们很快就开始害怕由此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尤其是商人影响力的壮大。1433年，前往印度和非洲的伟大航行突然终结（终止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是欧洲的航船“发现”了中国，而不是中国的航船“发现”了欧洲）[22]。“明朝政府的主要担忧在于如何控制海岸贸易，使其不会打扰农耕社会的生活。”[23]但是统治者却无法阻止所有的跨海贸易。今天所称的“黑市经济”在沿海地区迅速发展起来，政府军队还与控制这些地区的“海盗”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但是，国家政策打击了这种新生产形式的发展。 在此期间，国家非生产性的开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增长，成为耗尽国家财力的重要原因。例如，明朝万历年间，四十五位一等王公每人一年的收入就等于六百吨谷物，除此之外，还有次一等的两万三千名贵族从国库领取俸禄。山西省和湖南省年税收的一多半都被用来支付这些年金。为了争夺朝鲜而与日本爆发的战争，虽以得胜而结束，“但国库却为之耗尽”[24]。 民生面临严峻的挑战，导致普遍的社会不满。1596—1626年间，在国内大多数经济发达地区，几乎每年都会爆发“工人”的城市暴动。[25]1603年，煤矿工人从私人矿厂向北京进发；1620年代，西南地区爆发了少数民族暴乱；1630年代，中国北部地区又爆发了农民起义。在居于社会金字塔顶层的帝国知识分子和朝中失势的达官贵人中也出现了一种反抗情绪，但是被秘密警察系统所镇压。[26] 1644年，明朝政权崩塌。明朝末代皇帝吊死了自己，前农民军领袖宣称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然而，一个月后，来自北方的满族人就攻克了北京。 这段时期的中国在政治经济上遭遇的危机，与同时期的欧洲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两者之间依然存在许多差异。商人和手工业者阶层并没有摒弃旧秩序，作出自己的选择。他们甚至都没有作出任何加尔文教商人和法国市民在对不满政局的贵族施加影响时的举措。他们从来没有过以自己的图景重塑社会的想法，如同尼德兰北部的商人资本家和英格兰的“中间阶层”所做的那样。与中国社会之前遭遇巨大危机时一样，贸易和手工业者阶层始终都太过依赖国家官僚来提供选择。 混乱只持续了几年。掌握了形势的满族人在很久之前就已在全方位吸收中华文明，通过重建帝国金融的和平与稳定，他们为经济复苏创建了基础结构——不过是在一段时期之内。清朝出现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因为美洲作物充分发挥了作用，经济作物也得到广泛种植。农民的“总体状况比路易十五治下的法国农民要更好也更幸福”，条件较好的农民甚至能让其子女接受正规教育。[27]贸易和手工业生产复苏，后来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速发展。上海西南地区出现了二十万全职纺织工人，数万名从事瓷器生产的手工业者为朝廷及出口欧洲市场制作精美的瓷器。茶叶产量迅速增长，出现了无数雇用数百名工资劳工的工厂处理茶叶，并通过海运出口。粗略估计，1571—1821年间由拉美输入欧洲的白银有一半最终都支付给了中国，用以购买各种精美商品。此时中国的人口大幅增长，民众似乎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有可能1812年的人口就达到了两亿六千万人。[28]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29]。 帝国的强大力量孕育了统治阶层圈子内的自满情绪，这种自满情绪导致知识和文化的停滞发展。清朝初期，对思想的探寻十分热烈，掀起了一波“自由思想及对专制主义帝国的制度和思想基础进行激进批判和质疑”[30]的运动。这一时期的艺术、文学、哲学和历史，都遍布着这种活力的烙印。对中国这段时期的描述，令人想起欧洲的“启蒙运动”[31]。但是，其中的核心精神仍然是“受过教化的阶层竞争新政权”[32]。面向城市中产阶层的通俗文学衰落了[33]，政府颁布禁令，禁止一切对政权哪怕是温和的批判。1774—1789年，一万本著作被列为禁书，两千三百二十本被毁。不同政见作者及其亲属面临着流放、强行劳役、财产充公甚至被处决的惩罚。[34]知识分子若想飞黄腾达，只能避免碰触实际问题。繁荣的文学“以人们难以读懂的经典方式写就，充满了文学上的怀旧和种种暗指……小说变得充满微妙的嘲讽、心理上的暗示……或者典故”[35]。 造成17世纪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从来没有得到处理，旧日衰败的特征很快就再次出现：帝国朝廷的巨额开销、整个政府的腐败、边界战争的巨大花费、遭受地方行政官员和税收官员不断压榨的农民、维持堤坝和日常水渠管理的失败，以及不断卷土重来的洪水大灾难。[36]新一波农民起义随着1795年的“白莲教”崛起再次展开，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间，将会出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起义之一。 莫卧儿王朝的印度 莫卧儿王朝治下的印度与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它没有大型的运河和灌溉渠道[37]，没有拥有两千年历史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和大地主阶层，也没有在当地市场上购买和销售产品的农民。 从13世纪开始，接连不断的伊斯兰教统治者掌控着印度北方大部分地区，对印度中世纪时期的地方农民经济施加中央集中管理。莫卧儿王朝的皇帝发展了这一体制，通过等级制的官员来进行管理，这些官员在特定地区有权征收土地税，并必须以此维持对国家军事功能而言十分重要的骑兵建制。他们并不是地主，然而他们却从盘剥农民中致富。印度社会还存在另一个地主阶层（柴明达尔），该阶层在每个地区都有。他们通常是来自前莫卧儿王朝协助政府征税并从中攫取好处的剥削阶级、居于种姓制度上层的印度教徒。[38] 乡间民众依然生活在自给自足的乡村中。世代传承的农民为村庄中世代传承的铁匠、木匠、织工和理发师供应食物，以食物换取某种形式的劳动，这里并不涉及金钱交易。中世纪种姓制度的所有因素在这里依然牢固。 但是农民的确需要金钱来上缴税款，因此不得不将其生产的三分之一至一半的粮食拿出去售卖以换取钱财。1620年代的一位观察者记载，未能支付税款者会“被抓走，拷上沉重的锁链，被带到各种市场和集市”卖身为奴，“跟在他们身后的是其穷苦愁苦的妻子们，怀里还抱着年幼的孩子，高声哭喊悲叹遭受的不幸劫掠”。[39] 通过这种方式从农民身上汲取的剩余价值流入了帝国朝廷、国家官僚机构和军队中。就像印度历史学家伊尔·凡哈比解释的那样，国家“不仅为剥削阶层提供保护，而且其本身就是剥削的主要工具”[40]。这些收入几乎不曾回流到乡村。国家将这些钱都投到了帝国的城市和城镇中。 结果促进了贸易和城市手工业的发展，这种体制绝非经济僵化。莫卧儿王朝时期见证了“工业和商业史无前例的繁荣，整体上反映出城市化的发展”[41]。“手工业表现出强化、扩散和增加”的趋势，国内和国际贸易都是如此。“出现了二十个大型城市”[42]，“拉合尔、德里和阿格拉的人口、生产和消费高度集中，勒克瑙、贝那拉斯和阿拉哈巴德相比之下略显逊色”[43]。当时的观察者将拉合尔视为“东部最伟大的城市”[44]。一位欧洲造访者估计阿格拉的人口为六十五万人[45]，德里据说与欧洲最大的城市巴黎一样大[46]。 最大的工业是棉纺业，直至17世纪一直在向欧洲输出产品：“多达三十二座城市专注于大量生产棉纺织品”[47]；“似乎没有哪座城市、城镇或乡村不从事这一行业”[48]；“几乎每座村庄的每间房屋里都有纺车”[49]。与此同时，“商业信用、保险和初级抵押贷款等体系也令我们想起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状况”[50]。 但是，维持经济持续发展却缺少一个因素——在城镇如此发达的工业却没有回馈乡村。当时的观察家写道：“农民的烦恼和痛苦如此之多，就连干面包也很少能够留下，可以用来填饱他们的胃。”[51]他们根本负担不起购买改进后的劳动工具。“没有证据显示，乡村以任何一种形式依靠城市工业”[52]，因此在城市贸易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伴随而来的却是乡村的贫困和发展停滞。总体而言，城市“不是生产为社会所用的商品的城市，而是吞噬地方生产、摧毁乡间的城市”[53]。 这样做的长期效应便是摧毁了实为帝国根基的农民生产力。[54]在沙贾汗利用税收财富为拉合尔、德里和阿格拉铸就举世荣光、大肆修建泰姬陵的同时，当时的目击者声称：“通过贿赂和农业税收得来的土地荒芜废弃，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农民被洗劫一空。”[55]大量农民开始逃离土地。伊尔·哈比布讲述道：“饥荒逼迫人口大批流动……但是，人为体制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加是导致流民问题的根源所在。”[56] 城市发展的部分原因在于无地劳工蜂拥而至，绝望地寻找工作机会。但这根本无法治愈对乡村过度征税造成的毁灭性效应。就像帝国看似处于辉煌的巅峰，实则却正在步入衰退，并最终被证明是帝国的终结。 在沙贾汗的儿子奥朗则布（他将他的父亲关了起来）的治下，衰退变得日益明显。[57]将奥朗则布治下的莫卧儿王朝伊斯兰狂热主义、反印度教的行径及永无休止的战争，与一个世纪之前阿克巴显然更加开明的统治相比较，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后者胜在宗教宽容和对地方官员贪婪的有效控制上。毫无疑问，这些差异与这两位皇帝的个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面对的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个是在无须损害农耕基础的前提下，帝国依然能够扩张的时代；另一个则是想要推行这种避免损害根基的做法已无任何可能的时代。 最终，城市工业和城镇发展因农业衰落而受到巨大影响，可能只有孟加拉除外。1712年后的阿格拉，“只有被废弃的城市及其残存的旧日光辉”[58]。 起初，很少有农民敢于挑战莫卧儿王朝至高无上的权力。“人们耐心地忍受着生活的痛苦，表示他们不愿妄想得到更好的东西”，一位欧洲造访者在1620年代的笔记中记录道。[59]此时的不满在新兴的宗教教派中找到了表达的出口。它们使用大众方言而非死语言梵语，它们的先知和僧侣主要来自下层阶层，包括一名织工、一名梳绵工、一名奴隶，以及谷物商人、锡克教的创建者古鲁·那纳克。[60]新教派挑战了传统的以婆罗门为基础的宗教意识形态，以“不妥协的一神教、抛弃崇拜形式的仪式、否认种姓屏障及社会差异”为特点。[61]但是，它们也避免使用直接的叛乱语言。它们教诲人们要讲求“人性与顺从”，而非进行“军事上或实质上的争斗”。[62] 随着信徒自身状况的不断恶化，这些观点也开始发生改变：“新教派不能永远躲在古老的神秘主义保护壳内……它们为反抗莫卧儿王朝的两次最重大的起义提供了精神动力，那就是萨特纳姆教起义和锡克教起义”[63]。到了奥朗则布统治末期，“几被粉碎的锡克教暴乱”已经成为拉合尔内地的一个重要问题。[64]在阿格拉和德里之间的地区，爆发了贾特农民起义（当时有人夸张地记录，一次镇压起义就屠杀了“一万名看起来像人一样的野兽”）[65]，1709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锡克教起义[66]，更有规模宏大的马拉塔族起义，这是对“帝国覆灭起到最大作用的一次起义”[67]。 正是农民的痛苦为这些起义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战斗力。但是，起义领袖通常来自柴明达尔或其他地方剥削阶级，他们痛恨收入中的绝大部分不得不填入莫卧儿王朝统治阶级的血盆大口中。“被压迫阶级的崛起”与“两个压迫阶级之间的战争”相互融合。[68] 商人和手工业者并未在这些起义中占据重要角色。他们需要依靠莫卧儿王朝统治者带来的奢侈品市场才能存活，而且缺乏那种欧洲部分地区的城市阶层能够影响农民的本地市场网络。旧社会处于危机之中，但“资产阶级”却还未做好准备，在转变社会的战斗中扮演好独立的角色。[69]这令柴明达尔得以放开手脚利用农民起义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他们的目的显然不是带领社会向前发展。 正如伊尔·凡哈比总结的那样： 莫卧儿帝国就这样被摧毁了。然而，击溃旧秩序的力量却没有、也没有能力缔造新秩序……大门向无穷无尽的劫掠、混乱和对外征服敞开。可以说，莫卧儿帝国是它自己的掘墓人。[70] 西欧军队在印度建立帝国的道路就此敞开，而且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还得到了印度资产阶级商人的支持。 [1]今天这座城被称为“老果阿”。 [2]靠近今天的汉比城（Hampi）。 [3]文森特·史密斯（VincentSmith），《牛津印度史》（TheOxfordHistoryofIndia,Oxford,1985），第312页。 [4]黑泽明的电影《乱》（Ran）刻画了这些战疫。 [5]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424页。亦参《剑桥中国史》（Cambridge,1988）第七卷第508-509页“引言”。 [6]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426页。 [7]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442页。就像中世纪欧洲向中国学习一样，中国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如今从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身上汲取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先进知识。参见李约瑟原著，柯林·罗南改编《中华科学文明史》第四卷第220-221页。 [8]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440页。 [9]同上书，第437页。 [10]同上书，第446页。[引文出自中文版第401页。] [11]尽管柯林·罗南和李约瑟认为欧洲文艺复兴对17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参见李约瑟原著，柯林·罗南改编《中华科学文明史》第四卷第1、34页） [12]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425页。 [13]同上书，第426页。 [14]同上书，第426页。 [15]《剑桥中国史》第七卷，第587页。 [16]数字引自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429页；《剑桥中国史》第七卷，第586页。 [17]《剑桥中国史》第七卷，第586页。 [18]同上书，第631页。 [19]同上书，第632页。 [20]这是杰弗里·帕克的观点，参见他所著《陷入危机中的欧洲》第17-22页。 [21]《剑桥中国史》第七卷，第587页。 [22]中国结束远洋航线，不仅仅是为了抵抗商业影响力的增长。远洋航行本身开销昂贵，而且中国实际上并不需要印度洋国家生产的种种商品，也不需要欧洲的商品。在19世纪鸦片贸易兴起之前，中华帝国的出口远远超出进口。 [23]《剑桥中国史》第七卷，第518页。 [24]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431页。 [25]同上书，第432页。 [26]同上书，第532-433页。 [27]同上书，第483页。 [28]同上书，第489页。 [29]同上书，第464页。 [30]同上书，第497页。 [31]同上书，第497-505页。虽然谢和耐本人出于某些原因，也使用“启蒙”一词来描述接受满族统治后的中华文化。 [32]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505页。 [33]同上书，第507页。 [34]同上书，第508页。 [35]同上书，第509页。 [36]关于危机的详细描述，参加谢和耐的《中国社会文化史》。 [37]马克思关于印度的论著中犯下的一个错误，就是过分强调运河和灌溉渠道的重要性。伊凡·哈比布（IrfanHjabib）虽然非常推崇马克思的论著，但也坚称，“尽管马克思如此说，但是很难想象国家对灌溉水渠的建设和控制，是莫卧儿印度农业生活的突出特征”。参见他所著的《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TheAgrarianSystemofMughalIndia,1963）第256页。 [38]关于莫卧儿王朝官员与柴明达尔地主之间关系的详细论述，参见伊凡·哈比布，《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第66、153-185页。 [39]同上书，第322-323页。 [40]伊凡·哈比布，《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第250页。国家拿走的生产盈余远比柴明达尔地主多。伊凡·哈比布，《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第153页。 [41]HameedaKhatoonNaqui，《莫卧儿印度斯坦：1556-1803年间的城市和工业》（MughalHindustan:CitiesandIndustries,1556-1803,Karachi,1974）。 [42]依据S.Maqvi的文章“马克思论英国人到来之前的印度社会”（MarxandPre-BritishIndianSociety），收入高善必纪念委员会编《纪念高善必论文选：科学与人类进步》。 [43]HameedaKhatoonNaqui，《莫卧儿印度斯坦：1556-1803年间的城市和工业》，第2页。 [44]同上书，第18页。 [45]同上书，第22页；伊凡·哈比布，《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第75页。 [46]伊凡·哈比布，《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第76页。 [47]伊凡·哈比布，“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中的问题”（ProblemsinMarxistHistoricalAnalysis），收入高善必纪念委员会编《纪念高善必论文选：科学与人类进步》第73页。 [48]HameedaKhatoonNaqui，《莫卧儿印度斯坦：1556-1803年间的城市和工业》，第155页。 [49]同上书，第171页。 [50]伊凡·哈比布，“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中的问题”，收入高善必纪念委员会编《纪念高善必论文选：科学与人类进步》第46页。 [51]参见Pelsaert，引自伊凡·哈比布《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第190页。 [52]伊凡·哈比布，《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第77页。 [53]参见《纪念高善必论文选：科学与人类进步》第387页。高善必用“封建主义”来描述这一阶段的社会。哈比布则否认印度此时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由于此时的印度缺少农奴制和真正的地主阶层，大量生产盈余还无法通过赋税转换成金钱，因此至少在公元1200年后才称得上进入封建社会。参见伊凡·哈比布，“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中的问题”，收入高善必纪念委员会编《纪念高善必论文选：科学与人类进步》第46页。 [54]伊凡·哈比布，《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第320页。 [55]同上书，第321页。 [56]同上书，第328页。 [57]奥朗则布将他的父亲锁在阿格拉城堡的塔楼中，他的父亲透过塔楼的窗户可以看到泰姬陵。 [58]HameedaKhatoonNaqui，《莫卧儿印度斯坦：1556-1803年间的城市和工业》，第23页。 [59]伊凡·哈比布，《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第330页。 [60]同上书，第333页。 [61]同上书，第333页。 [62]同上书，第333页。 [63]同上书，第333页。 [64]HameedaKhatoonNaqui，《莫卧儿印度斯坦：1556-1803年间的城市和工业》，第18页。 [65]伊凡·哈比布，《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第339页。 [66]同上书，第344-345页。 [67]同上书，第346页。 [68]同上书，第333页。 [69]印度历史学家始终就资产阶级为什么没有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争论颇多。有些人认为由于经济发展停滞，导致印度资产阶级力量太过虚弱；另一些人则认为资产阶级没有独立战斗的原因，在于将东印度公司视为谋得利益、达成目标的工具。我在这方面掌握的知识还不足以令我对上述争论作出评论。不过无论如何，这并没有改变基础层面上的事实——那就是资产阶级并没有独立行动起来，继而由于东印度公司按照伦敦的意愿，而非印度的意愿行事而遭受了重大打击。 [70]伊凡·哈比布，《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土地制度》，第351页。
第三章新秩序诞生的剧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三章新秩序诞生的剧痛 ↘尼德兰叛乱 ↘“三十年战争” ↘英国革命 ↘和平的序曲 ↘通往战争的道路 ↘第一次内战 ↘“新模范军” ↘平等派与革命派 ↘第二次内战和伟大的处决 加尔文主义并非在所有地方都遭遇失败。加尔文本人就受到日内瓦城市国家市民的热烈欢迎，加尔文教成为城市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和政治力量，奠定了全新的宗教正统思想，实际上与旧日宗教一样偏执固执。1547年，一个名叫雅克·格律耶的人，由于“亵渎神明”和坚持“无神论”而被处决；1553年，一位西班牙难民，神学家塞维塔斯，由于犯下“异端罪”而被活活烧死。加尔文还以声讨警告、驱逐出境、鞭打等方式，在民众中广泛推行他严格遵守的努力工作信条。法律禁止通奸和亵渎神明，强制实施义务教育。这种制度令许多体面的市民都感到厌烦。但它的确为赚取钱财提供了非常理想的环境。 日内瓦的例子激励了欧洲其他地区。就连在苏格兰这样经济落后、城市中间阶层力量相对弱小的地方，对那些希望社会能在某种程度上向前推进的人而言，加尔文主义也能产生思想上的吸引力。牧师约翰·诺克斯将毫不相干、迥然不同的贵族阶层与虚弱的市民阶层联合起来，以对抗天主教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最重要的是，加尔文教为尼德兰提供了一面旗帜，繁荣城镇的市民与当地王公贵族在这面旗帜下联合起来，展开了反抗西班牙统治的革命。 尼德兰叛乱 15世纪，今天属于比利时和荷兰的部分土地落入了西班牙王室手中。最初这并没有在当地人中引起多么严重的仇恨，因为这一切还发生在现代国家主义兴起之前。1555年前，封建领主由于为伟大的皇帝（在佛兰德出生的查理五世）服役而获得了这片土地。城市中间阶层也获利匪浅，在纺织业中使用西班牙羊毛，通过将制造品出口到西班牙所属的美洲帝国而赚得盆满钵满。金银从殖民地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内，经由西班牙皇室的国库，最后流入低地国家商人的腰包。西班牙的心脏卡斯提尔在15世纪原本非常富裕且极富权力，此时却陷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停滞，而尼德兰则成为欧洲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 1490年代，西班牙皇室利用对天主教、尤其是宗教裁判所的控制，来打击意图反抗其统治的起义。自1550年代中期开始统治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非常激进，他将在全欧洲范围内打击异端和新教视为己任，在各地加强天主教思想统治，恰与日益落后的卡斯提尔经济相匹配。在西班牙，这意味着攻击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和压迫残余的少数民族摩尔人。在低地国家，这则意味着吹响了向本地贵族和日益壮大的城市新教少数派发动攻击的号角。在遭遇经济危机和时世日艰的时期，这一切还伴随着越来越沉重的民众税负。 第一波反叛浪潮始于1560年代晚期，几乎与法国宗教战争同时发生。加尔文主义从南部城市传播到北部城市，伴随着“圣像破坏运动”（摧毁宗教偶像，洗劫教堂、西班牙的阿尔巴公爵击溃了叛乱，带领一支万人军队向布鲁塞尔进军，在此过程中屠杀了数千名叛军（其中包括天主教的埃格蒙特伯爵，与其他当地贵族一样，他也不愿支持武装平叛）。十年后又爆发了第二次起义，这次起义在北方取得了成功，得到一些贵族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奥兰治亲王，他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尼德兰联邦”（即后来的荷兰共和国）。城镇和贸易都极速繁荣起来。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尼德兰联盟是欧洲经济最为活跃的国家，在东印度殖民地取代了葡萄牙的统治地位，甚至危及葡萄牙对巴西的统治。相比之下，南部贵族则放弃斗争，任由西班牙军队征服城镇。根特、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等地，在此前三百年间一直处于经济发展的前沿位置，如今则陷入了长期的发展停滞期。 “三十年战争” 1609年，尼德兰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进入了十二年的休战期。但在休战协议过期之前，几百公里外的东部爆发了另一场伟大的宗教战争。这场战争历时三十年，席卷了莱茵河和波罗的海之间的大部分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物质破坏和巨大的人员伤亡。战争结束后，德意志的人口与战前相比减少了三分之一。 今天，任何读到这段战争历史的人们都会被其千变万化的特质所迷惑。联盟结成又解散。某一天战斗在欧洲的一端打响，第二天，距离此地几百公里远的地方也会爆发战斗。一个问题还未解决，另一个问题就冒了出来。整支军队不停地改变立场。数千士兵为了可以誓死捍卫的宗教信条而作战，然而这一边信奉新教的王公支持天主教国王，另一边教会和天主教法国却支持瑞典信奉新教的国王。战争中最善战的司令官被同一阵营的将军刺杀，而这位将军却是依照统治者的命令行事。在这场战争中，唯一持久不变的图景似乎是狂暴的雇佣军、被洗劫的村庄、忍饥挨饿的农民和燃烧的城市——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在其史诗般壮美的反战剧《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中精彩地描绘了这样的惨烈图景。“三十年战争”在历史学家中激起争论，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到奇怪。[1]然而，穿过历史的迷雾，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特定的模式。 1610年代，西班牙依然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它的统治者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一支，依然寻求残酷无情地传播天主教信条，将其作为一种在所有国土增加影响力的重要方法——不仅是在卡斯提尔，也包括在阿拉贡其他伊比利亚王国（尤其是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他们努力设法夺取的地区）、美洲（由于智利爆发了强有力的“印第安人”叛乱，西班牙在当地的统治基本上陷入被动防守状态）、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包括米兰公国和那不勒斯王国）、尼德兰南部地区等。此外他们还在为征服尼德兰北部地区而做着战前准备。 与西班牙王室结成紧密同盟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另一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他们梦想着将自己的帝国发展成为中央集权的庞大君主国，疆土从大西洋一直蔓延到与奥斯曼土耳其交界的整个广袤欧洲。但就此时的情况而言，神圣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都由强势而独立的王公贵族统治。皇帝唯一真正的权力只局限于自己拥有的奥地利土地上，而且就是在奥地利，皇帝也被“议会”所限制。“议会”由领主、骑士和城市寡头的代表组成，这些人坚持他们制定基本政策的权利，声称在奥地利最大的一块土地上：波西米亚王国，拥有选举一位或许并不属于哈布斯堡家族国王的权力。由于帝国政府内部派系斗争不断加剧，也出现了一种西班牙式的宗教统治形式，作为一种手段，用以击溃反抗帝国统治的暴乱。 1560年代的“反宗教革命”运动，强化了天主教信仰及其组织。教会的特伦托会议最终达成同一信条，所有天主教教士都必须被反复灌输这些信条。新的宗教团体：耶稣会，建立在自律和狂热的宗教热情，以及严谨的知识体系基础上，与过往教会极为突出的腐败和放纵大相径庭。耶稣会在打击新教主义的战斗中成为急先锋，尤其是在欧洲上层社会中，在每一座其触角能够抵达的城市，都建立了广泛的贵族支持者网络。 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非常符合西班牙统治者的心意。通过耶稣会实现的欧洲统治阶级殖民化，同时也是一种以思想力量来补充西班牙军事力量的方法。一旦这种方法开始启动，就会拥有自己的一套逻辑。16世纪早期教皇的放纵无度，是教会等级制度表现出来的弊端，但也为社会思想提供了培育的沃土，使文艺复兴思想和艺术得以繁荣。第一代耶稣会继承了些许文艺复兴传统，在教育方面尽心竭力，获得了不俗的声望，而且在慈善事业上也颇为用心。[2]然而，反宗教革命，尤其是耶稣会，很快就发展为不仅对“异端”进行彻底打击，更对任何批判思想都严加镇压。教皇查禁伟大的宗教学者伊拉斯谟的所有著作，同时严禁将圣经译为当代语言。很快，就连托莱多的大主教（特伦托会议中的领导角色）也被宗教裁判所以“异端”罪名处决。[3]耶稣会变得臭名昭著，时刻准备着为所有贵族信徒实施的政策合理性和正当性进行辩解，依据是拯救人类的“目标”使得任何“手段”都合理合法。“非理性且权力单一的教派在耶稣会内部取得了胜利，使人的个性屈服于畸形的组织。”[4] 反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的两派，拥有一个共同的强大敌人，那就是持自由主义立场、反哈布斯堡家族力量、信奉新教的北部尼德兰人。就像捷克历史学家波利申斯基指出的那样：“欧洲从内部撕裂了自己……一边是自由的尼德兰人，另一边是西班牙人，成为影响整个欧陆的两个力量聚焦点。”[5] 然而，战争并未在尼德兰边境爆发，而是在离尼德兰六百四十公里外的波西米亚爆发。波西米亚王国包括今捷克共和国和西里西亚，对神圣罗马帝国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帝国境内最大的独立国家，也是16世纪后半叶大部分时间里帝国政府的所在地。但在受到来自西班牙日益横扫各地的反宗教改革思想影响的帝国内，波西米亚却是一个异类，在这里，国王权力的荣光及其对任何异议的恐惧显得格格不入。波西米亚并非王权繁盛之地，议会的力量不容小觑，而且自从一百七十年前的胡斯战争以来，多种宗教团体就在这里和平共处。除了天主教，这里还同时存在着“胡斯派”[6]、路德教和加尔文教。这是对反宗教改革运动思想的侮辱，就像议会的权力对建立西班牙政权般中央集权的德意志帝国梦想来说是一种侮辱一样。 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当局试图打压国内的宗教自由。帝国政府开始打击新教教会，逮捕著名的新教成员，对印刷品进行严格审查，同时禁止非天主教徒（占人口比例的90%）在政府担任公职。当新教主义势力代表开始抱怨的时候，国王拒不理睬他们的反抗，宣布聚集地方性等级议会为非法。议会暴怒地进行报复，发生了著名的1618年“布拉格抛出窗外事件”——他们将皇帝委任的帝国官员从十八米高的窗户里扔了下去（好在下面是个粪堆，他们才得以保全性命）——并废黜哈布斯堡家族的波西米亚国王斐迪南，代之以来自德意志的新教王公巴拉丁的腓特烈。 哈布斯堡将其与波西米亚地方性等级议会的冲突，视为与北部尼德兰人及其同盟更大规模战役中的第一轮。但实则在这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矛盾：由于市场改变了旧有封建主义使欧洲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应对所有变化的过程中，两种不同方式之间发生的冲突。 这并不意味着波西米亚地方性等级议会就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或“中产阶级”的初级形态。地方性等级议会代表社会的三个层次：不仅包括市民，还包括大领主和骑士这两个封建团体。就连市民代表也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因为这些代表大都拥有按照封建主义来管理的土地。但正如波利申斯基指出的那样，发生的改变逐渐摧毁了波西米亚乡间地区的封建主义性质。许多地主、贵族和市民以固定的货币地租取代农奴制生产或实物地租，越来越多地种植经济作物，鼓励小城镇发展，并在其所属土地上进行小型手工业的发展。在这一阶段，社会拥有改善农业和工业生产方法的动力，“自由”劳工广泛传播。一个农民必须要提供的非自由劳役已被压缩到一年也就一天。就波西米亚全境而言，封建主义远未终结。但在封建主义与新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之间还是达成了妥协。正如波利申斯基所说：“封建义务的高楼大厦，不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行业角度来说，都被一系列以不同方式解放束缚生产枷锁的压力所损毁。”[7]结果为波西米亚的经济注入了活力，至少在1590年代之前，并没有沦落到邻近的德意志土地上经济发展停滞和农民贫困潦倒的困境中。 议会体制小心翼翼地平衡不同的利益和宗教宽容程度，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结构框架，经济变化可以在其基础上缓慢而平和地发生。因而，来自三个社会阶层的议会成员都能清晰地感到，保卫令其和平共存且获利颇丰的体制，是件非常有必要的事情。甚至某些势力最大的封建巨头，也反对使欧洲彻底倒退回封建主义的企图。 然而，战争的进程显示，这并非故事的结局。有些大贵族在战争的准备阶段就转而支持帝国政府和反宗教改革派，为耶稣会提供改宗皈依者。就连那些与波西米亚人结成坚定同盟的贵族，也站在自己的阶级利益基础上思考这场战争，与市民产生了意见冲突，从而削弱了备战的力度。新教国王政府的观察者“对腓特烈及其廷臣对待‘可怜农民’的冷漠和残忍感到十分吃惊”[8]。只有一位运动领袖，那就是奥地利人特斯奇内比力争道：“只有废除农奴制农奴得到自由……普通民众才会愿为他们的国家而战。”[9]然而，他的诉求却被上面直接给驳回了。 虽然波西米亚军队先后两次向帝国首都维也纳进军，但却连着两次都不得不撤退，因为敌军在突破波西米亚土地时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碍。最终，波西米亚军于1620年在白山战役中惨败而归，清教徒国王和贵族将军逃离了国家，没有回到布拉格领导更加深入的反抗运动。他们之所以会输掉这场战争，并非由于波西米亚议会缺少击败帝国的手段，而是由于战争领袖的阶级利益阻止了他们采用这些手段。 波西米亚的领袖们原本指望欧洲各地的新教统治者迅速赶来增援，然而，最终他们感到非常失望。德意志王公贵族组成的新教联盟，在白山战役之前就已从战争中抽身而退。尼德兰和英格兰政府（波西米亚国王腓特烈娶了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儿）拒绝进一步升级其与西班牙的冲突。随着商业力量的日益成功，他们将贸易之战置于所谓的宗教责任之上。然而，置身波西米亚战争之外，并不能令德意志新教王公或尼德兰人免受战争影响。西班牙王室受到胜利的鼓舞，继续征服巴拉丁领地，后者地处所属领地和下一个征服目标尼德兰之间。这迫使尼德兰和英格兰不得不采取行动：资助巴拉丁领地的反抗组织，并为其提供武装。这样的变故同时也改变了欧洲权力的均衡，危害了德意志王公及法国和瑞典君主的利益。因此，到了1630年代末期，天主教法国和路德教瑞典与加尔文教尼德兰结为联盟，联盟得到了教皇的支持，因为教皇惧怕意大利国内日益增强的西班牙势力危及教皇的领地。 在波西米亚强人华伦斯坦的统领下，帝国眼看就要取胜——这位元帅改宗信奉了天主教。但是，憎恨华伦斯坦的不单是那些视其为叛徒的波西米亚新教徒。华伦斯坦的所作所为也令德意志的天主教王公感到恐惧，因为他看似想要建立一个将会废除王公独立权力的帝国，他对抗整个帝国天主教化的主要倡导者，抵制他们希望退回二百年前社会的需求。他与波西米亚和其他地方议会打交道的经验（在尼德兰新教银行家德维特的部分协助下[10]），使他对经济组织新形式的重要和强大，与此同时还有一定程度上的宗教宽容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1]虽然并非全心全意，但他还是对极端分子的要求作出了抵抗，结果被从军队领袖的职务上两次解职，最终则被国王派出的杀手除掉。[12]正如波利申斯基所说：“对华伦斯坦陨落的最后分析显示，这超越了个人仇恨……根本问题在于他支持的经济体系与封建专制主义极端支持者之间的矛盾。”[13] 但是，极端主义者的方法并未能带来战争中的胜利。华伦斯坦死后，战争又拖延了十四年，不断变化的联盟组合日益集中在以西班牙和法国绝对君主制为核心的两大阵营。战争结束时，几乎没有哪个活跃的参战国能记起当初为何要开战，甚至几乎无法记起最初挑起战争的原始问题还有哪些遗留没有解决。能够看到的，只是德意志的衰落毁灭和经济层面上到处可见的惨烈代价。所有参战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都极不安定：西班牙帝国内部爆发了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叛乱，奥兰治大公与北部尼德兰商人之间爆发了冲突，法国开始了被称为“投石党之乱”的政治叛乱；在这样的背景下，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终于给交战双方都带来了和平。 这场战争对双方最初的参战国都造成了巨大损失。波西米亚被迫沦入毁灭窒息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魔掌。土地如今落入领主手中，他们只关心如何最大限度地攫取利益，而不管实际生产力的高低。作为16世纪特色的新技术带来的利益和经济增长如今也归于沉寂，因为农民被迫将一半工作时间都献给无工资的免费劳役。[14]城镇人口由于战乱而锐减，经济由于债务和实际上的物质损失而停滞不前。曾经的欧洲文化中心如今变成地区性的一潭死水。这种变化的一个明显象征就是：捷克语在其后二百年间的地位变得晦暗低微，只局限在乡间使用，德语则占据了城市。[15]旧制度极端暴力地摧毁了新生力量，谋生的新方法与旧日那套社会关系之间的冲突在波西米亚得到了解决。在战争初期，革命主动权的丧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西班牙王室也损失良多。还在战前，卡斯提尔就已显露出经济衰退的迹象。但是，强大的军事力量似乎将其暂时掩盖住了。然而，到了1648年，情况已经不容忽视。西班牙王室失去了葡萄牙。它依然在竭力维持其在加泰罗尼亚、拉美帝国、菲律宾、部分意大利及南部尼德兰等地区的统治。但是，西班牙帝国的财富如同手中细沙，流散的速度越来越快，伊比利亚半岛成为欧洲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德意志王公是战争中的胜利者，因此战后能够比战前更加有力地施行独立权力。但是，德意志人民却为这场战争付出了血的代价。碎片分布的公国领土被各种关税哨卡切割开来，依然处于王朝政治你争我夺的战场之中，根本不具备恢复战争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极端混乱的基础。16世纪初期，南部德意志曾是整个欧洲城市化最发达、经济最昌盛的地区——到了17世纪末，显然它已不再拥有昨日的荣光。[16] 法国在“三十年战争”后脱颖而出，就像它从之前百年的宗教战争中脱颖而出一样：君主制得到了加强（尽管爆发了短暂的投石党之乱），经济中心化缓慢地发展，打破旧封建主义的新经济组织形式也在悄悄地萌芽中。但是，法国统治者从战争中并没有得到太多好处，广大民众更是一无所获。 唯一从这场战争中得到真正“收获”的，便是独立的荷兰共和国及其新统治阶层的存活，新国家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国力日渐兴旺。穿过一个世纪的硝烟、宗教改革的血腥，以及战争和内战的毁灭，欧洲的这一小部分终于建起了一个以全新方式组织经济生活的新国家。就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表明的那样，暴力方法推动着类似的转变，不过在跨越北海的对面，为这一切付出的代价则要小得多。 英国革命 1649年1月，英格兰和苏格兰国王查理一世的脑袋滚落在刀斧手的脚下。这件事震惊了整个欧洲。[17]欧陆的所有统治者，不论其信奉天主教、路德教还是加尔文教，都与英格兰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18]因为这一行为亵渎了他们共同认可的一项原则：出身贵冑就享有统治他人的权力。 下令斩首国王的这群人，远非极端的共和党派。仅仅在二十个月前，他们的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还在竭力保卫君主制原则，他曾说过：“如果国王没有享有其权利，没有人能够安静地享受生命及其田庄。”[19]不久之后，克伦威尔下面这句话更加广为流传：“我们将会让他戴着皇冠，砍掉他的头。”尽管只有一己之力，克伦威尔还是开启了通往新时代的大门——一个质疑少部分人拥有神授权力统治他人的时代。 关于英国革命的某些流行说法，将其视为一群社会地位类似但却彼此竞争的“贵族”精英们谋求更高地位的产物。这种描述清晰地呈现出，参与者及其家族置身于上层阶层彼此缠绕的纽带关系之中，将战役和斩首解释为彼此之间在政治权谋和反倾轧角力后的结果。 不过这样的解释未能看出，1649年革命并非什么历史上发生的怪事。它是一百五十年来一直撕扯着欧洲的同一种社会力量彼此冲突的产物——释放出来的市场关系的强大力量改变了旧有的封建秩序。投入这场革命中的利益方，不仅包括彼此争斗的上层阶级贵族、廷臣和政治家，也包括与尼德兰革命中卓越人物利益相近的大商人；包括如同在德意志南部传播宗教革命、或者在法国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的手工业者和小贸易商人同样的人；还包括农民的叛乱，虽然规模要小得多，但与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性质并无不同。将英国内战中的各方绑在一起的因素，便是欧洲宗教改革匆匆建起的宗教信条彼此间的冲突和竞争。 和平的序曲 英格兰的宗教改革类似于德意志部分地区的“王公宗教改革”，都是通过皇室法律来实行的。亨利八世出于外交原因，与罗马天主教会关系破裂，通过低价出售前修道院的土地，将统治阶层的大部分人团结在一起。 但是，除了照顾王公利益并且满足上层阶级的贪婪，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还具有更多意义。它在那些拥有全新世界观、认为社会变化确有深意的部分人心中种下了种子，尤其是在贸易商和手工业者阶层，但也包括一些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 16世纪后半期，分离英国上层宗教改革和下层宗教改革的鸿沟变得越来越模糊。玛丽·都铎嫁给了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试图通过暴力重新恢复旧日天主教传统，这场血雨腥风迫使接收了教会土地的贵族与清教徒市民肩并肩站在一起，支持玛丽女王的竞争者和继任者：信仰新教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 政治变故得到了缓慢但却持久的经济变化的鼓励，虽然英格兰依然是欧洲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之一。1500—1650年，英格兰的人口增长了一倍多。[20]这段时期结束后，每十二名英国人就有一名以上生活在城镇中。手工业的产量（尤其是纺织业）一路飞涨，采矿业和制铁业同样如此。与城市工业一样，坐落于乡村的工业也雇用了数千名工人，直至60%的亚登森林家庭都从事织布产业，十万名乡村人口从事织袜业。[21]“自耕农”通过雇用工资劳工来补充家庭劳动力的情况也极速增加。少数贵族开始发现：比起将小农逼迫到生存线之下，将土地以长期租约的方式租给自耕农，可以得到更好也更加安全的长期收入，因为自耕农会雇用工资劳工并会自发改善土地地力，极力增加产量。 但此时的社会依然显现出诸多封建特质，许多贵族几乎将农民的血汗榨干。虽然在黑死病流行时农奴制已基本消失不见，但农民仍然不得不上缴巨额的封建赋税。大片土地依然由小型和中型的农民耕种，而非由那些雇用工资劳工以资本主义方式运作的农民耕作。手工业者而非工资劳工，依然主宰着大多数行业。贵族仍然寻求从皇室的施舍（无疑来自国家税收）以及提高土地产出下手，来补充自己的腰包。最有势力的商人还是依靠君主赋予的特许垄断经营权，从而提高其他人的成本价，打击竞争对手。然而，1550年代中期到1610年代的社会发展与“三十年战争”之前的波西米亚十分类似，从而为经济的缓慢进步创造了环境，随之逐步发展的还有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这一时期，宗教争论伴随着政治的弦外之音。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最后时期，部分“清教徒”加尔文主义者受到迫害并被驱逐出境；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戴上了英格兰的皇冠；詹姆斯一世亲眼见证了部分信奉天主教的大地主参与了中途流产的“火药阴谋”（1605年英国天主教徒在国会地下室放置炸药企图炸死国王）。但是，到了最后，国王、大地主、贵族、各级教会和商人之间的意见达成了高度统一。最终这一意愿表达为起草的宪法，国王委任官员来制定政策，但政策的实施和财政支持则要依靠议会“两院”：由大贵族和主教们构成的上议院，由每个郡拥有土地的“贵族”代表及城镇市民代表构成的下议院。 英格兰的国家机器比起法国或卡斯提尔的国家机器要弱得多。它既没有常规军，也没有国家警察体系，只有非常初级的民兵服役制度。每个地方的真正权力都掌握在当地贵族手中，他们掌管法律，对劳工阶层施加惩罚，保证能够收上大部分税收，并在需要时供养军队。国王的权力有赖于其说服或哄骗贵族依照自己意愿办事的能力。不过，这很容易办到，只要他们能就追求的政策达成宽泛的协议。 通往战争的道路 17世纪头十年，在詹姆斯一世治下，事态开始脱离控制，走向分崩离析。国王对钱财的需求与议会贵族和商人阶层通过交税来满足国王欲望的鸿沟越来越大。国王寻求控制范围外的收入来源：制定新的税收和关税，出售贵族头衔和某种贸易的垄断权；此举挑战了议会权威。议会威胁将会否决任何无法控制的常规资金，王室则试图摆脱议会的掌控独自侵吞这部分收入，并动用“星室法庭”等特殊地下法庭来惩罚那些违背皇室意愿的人。这反过来更是增加了人们对皇室的不信任——或者说，至少对像17世纪头二十年间的白金汉公爵及1630年代的斯特拉福德这样的“财务顾问”来说是如此。 争端日益被涂抹上宗教色彩。某种程度上，新贵族和商人在思考“三十年战争”中新教力量的时候，将其与激情深厚的宗教信仰和粗略的经济计算划为等号。商人认为，西班牙影响力的削弱，意味着进入美洲和东印度群岛的市场变得更加容易。詹姆斯和查理则被拉扯到了另一个方向，与强大的天主教君主联盟：查理娶了法国的公主，她的父亲在拉罗谢尔城攻击新教徒。查理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迫害加尔文教的教士，利用宗教法庭打击宗教异己，命令教士宣布不上缴国王的赋税是一种漠视宗教信仰的行为。实际上，等级教会开始发挥作用，就像它是管理民政的政府的一部分，一种代表国王的“道德”政策力量。 部分新贵族和商人开始惧怕自身会遭遇许多欧洲新教徒的悲惨命运，会在横扫欧陆的保皇主义反宗教改革运动浪潮中溺毙。1620年代晚期，随着下议院与国王的冲突日益加剧，这种恐惧进一步加深了。国王拘捕了五名经国会批准具有免税权因而拒绝上税的骑士。在来自法国的王后及其耶稣会顾问身边，聚起了强有力的天主教团体，对政务产生了巨大影响，国王最喜爱的廷臣斯特拉福德还建立了一支由天主教徒组成的爱尔兰常规军。 国王的强硬手段似乎发挥了功用。于是在1637年，他跨过了界限。国王试图在苏格兰推行新的非加尔文教祈祷书——处在其治下的苏格兰是拥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司法结构和教会体系的独立国家。此举导致苏格兰贵族、律师、加尔文教派教士和市民们揭竿而起。国王自信满满地想要派出大军剿灭叛乱，却发现自己的资金并不足以完成这一目标。 随着苏格兰军队不断向英格兰北部压进，国王被迫在十一年间第一次召开议会。 聚集在威斯敏斯特宫的贵族、市民代表，甚至包括许多大领主，已经不会再简单地听凭国王予取予求，却得不到令人满意的回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但对他们而言，保守主义意味着维持自己现有的地方统治者地位，而这一地位在十一年间始终受到强大王权的威胁。约翰·皮姆等人成为主流派的领袖，致力于打破西班牙对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贸易的垄断和禁锢。他们要求对他们所受之苦作出赔偿：废除新税，宽恕不交税者；解散特殊法庭；废除国王未经议会同意擅自解散议会的权力；审判并处决皇室主要顾问斯特拉福德；从上议院驱逐主教们；与苏格兰的加尔文教徒和平共处。 国王作出了些许让步，例如，审判斯特拉福德。但他无法接受整个提议。这一提议意味着君主放弃数百年来掌握在其手上的大部分权力。在整个欧洲的其他君主不断壮大而非削弱手中权力的时代，如果英王失去这些权力，相形之下就会变成一文不名的小头目。 随着时间推移，国王发现他的地位得到了改善。许多下议院议员和大部分上议院议员都不愿作出与国王激烈对抗的姿态，唯恐这样的举动将会刺激民众挑战他们自己的权力。一群上流社会人士和贵族组成了“国王党”，尤其是在英格兰的北部和西部地区，由于伦敦市场的影响鞭长莫及，这里的封建体制相对牢固。即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国王也拥有不少支持力量，主要包括从皇室捞到不少好处的贵族和上流社会人士、从皇室特许垄断经营权（如东印度公司）中获利匪浅的大商人，以及各个社会阶层的民众——他们在长达数个时代的漫长时间里被反复灌输了顺从王权的思想。 直至1642年1月，国王感到自身力量已经强大到可以通过发动一场政变来夺取大权。他带领四百名武装支持者冲进国会，想要逮捕最重要的五名议会领袖。但是，那些人已经逃离了一英里远，躲在了商人、贸易商和伦敦市内的学徒们提供的安全藏身处。 当国王第二天进城搜查追捕时，有目击者声称：“国王恐怕在伦敦城度过了有生以来最糟糕的一天，数千人……关上了他们的商店，手持利剑和戟站在家门口，齐声高喊‘议会万岁’。”[22]有传言称国王将会带领武装“骑士”再度回到伦敦城，“使得大量民众手持能够找到的任何可以用作武器的东西涌上街道：妇女们提供热水泼向入侵者；凳子、条凳和空盆都被丢到街上，以‘阻止马匹前行’”[23]。 事态的发展令人吃惊。国王无法通过简单的政治行动来建立绝对权威。一周后，他离开伦敦，试图组织军队再次反攻。政治争端终于演化成了内战。 第一次内战 聚集在国王身边的队伍包括王子、北部封地的领主家臣和贵族、军事冒险家、无主受雇的雇佣军、皇室贵族中的富有年轻人，以及一群衣着华丽的匪徒组成的骑士核心队伍，这支队伍在经过的每一片土地上都留下了贪婪抢劫的名声。除此之外，那些衷心相信西班牙和法国式的绝对君主专制主义才是社会运行应有模式的人们也支持国王，包括反宗教革命运动中重要的天主教少数派信徒。统治阶层的议会派如今只能通过自己组建军队来保护其人身和财产安全。然而，事态发展将统治阶层之外的广大民众也拉进了冲突之中。 通过鼓动普通商人和学徒掀起示威反抗，反对经营垄断权持有者的商人夺取了伦敦的控制权。但是，人民运动一旦爆发，就无法如同煽动发起时那样简单地说停就停，尤其是在骑士军官对运动参与者发起攻击之后。数百甚至数千名学徒走上街头。“机械师牧师”由于鼓励民众“忽略他们的运动号召，一个星期交易两到三天”而受到责备。[24]这种情况的发生，多少也源于圈地运动和排干低地沼泽（剥夺了东安格利亚农民的部分生计）导致的经济困顿，促使英格兰许多地区同时爆发了动乱。 对统治阶层议会派而言，民众的愤怒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使议会派面对国王发动的政变保住性命。但若民众运动脱离控制，对他们的阶级利益也会产生巨大威胁。当市民的怒火几乎冲破伦敦政府国王支持者的阵线时，议会派也忙着终结这场运动。许多人都相信，只有推行一种新形式的宗教教规，才能抑制下层民众的暴乱，掌控局势。他们试图逼迫国王接受其要求，同时也希望尽快结束敌对状态。 这些人迅速组成了议会温和派。由于坚信宗教信条应当归于统一体系并应由来自统治阶层的教会长老将其施加于每一位教众，因而他们被称为“长老派”。 然而，此时此刻，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就连温和的长老派贵族也惧怕无限制皇权带来的可怕后果，因此不得不予以抵抗。但在战争的最初两年，与真正的革命方式相比，这种抵抗是一种撤退性的抵抗，就像1619年波西米亚议会对抗哈布斯堡王朝。 并不存在一支国会军队，能够遵循前后一致的全国作战策略，而是一系列地区军队的集合，每支军队都由一位领主将军统领，由当地贵族担任军官。士兵都是应召参军，经常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作战，并非是充满激情的革命分子。贵族不愿为军队提供给养，迫使议会军不得不通过抢劫土地来维持——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皇家骑士一样，从而更进一步恶化了他们与乡间农民和城市手工匠之间的关系。 议会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1642年年末，伦敦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联合起来，阻止了国王的军队向都城特楠格林进军，议会与苏格兰的联合军于1644年夏天在马斯顿荒原击溃了皇家军队。但是，1642年至1644年的大部分战役都不具有决定性意义。更糟的是，到了1645年年初，形势看起来似乎显露出灾难的迹象。国王的军队依然驻扎在牛津，距离伦敦只有九十公里。议会军则筋疲力尽，士兵们没有得到饷银，道德败坏，常常掀起暴动。开小差逃兵的范围越来越大，苏格兰军队似乎与国王单独缔结了协议，这为议会军的未来笼上了黑暗的阴云。除非马上釆取行动，否则就将重蹈白山战役的覆辙，而失去所有。 在整个战争进程的图景中有一处亮点。议会军的一支骑兵队、东部联盟的“铁甲军”，在马斯顿荒原击溃皇室军队的作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骑兵队系由各种不同方式从其余部队中征召组成，其领袖是剑桥郡的地主和议员克伦威尔。克伦威尔有意避免选取贵族担任军官，避开征召不情愿入伍、一文不名的士兵。相反，他主要依靠来自“中间阶层”的志愿者：其中大多数人都是经济情况较好、可以脱离劳作的“自耕农”，他们既富得能拥有马匹又穷得必须坚信努力工作的信条——通常都是具有宗教奉献精神的清教徒。一位观察家后来写道，这些人大都是“自由土地所有者及其后代，在这场争斗中本着良心作战”[25]。在克伦威尔眼里，这样的军队与“绅士的后代”和为国王作战的雇佣军同样善战，但在战斗中却要更加自律，因为他们在初尝胜利果实时不会因忙于掠夺战利品而溃不成军。克伦威尔说道：“我宁愿选择知道为何而战并热爱他所知的一切的身着普通黄褐色上衣的上尉，也不会选择你们口中所谓的‘绅士’，他们一无是处。”[26] 克伦威尔同时也意识到，除非允许他们自由表达价值观并将他们与贵族区别对待，否则便无法吸引并留住这些人。他不允许议会长老派清洗军队中不同宗教派别的追随者，这部分人的目标在于武力拯救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的中间阶层。具有激进思想的牧师与军队随行，其中最出名的是休·彼得，他谈及“正义的社会秩序应当以对病人和穷人照料得当、得到改进的司法体系为特色……废除债务监禁”[27]。克伦威尔甚至为了非宗教激进派的约翰·利尔本而对抗他的司令官曼彻斯特伯爵。伯爵散布谣言说克伦威尔希望“英格兰一个贵族也不剩”，“那些人由于不爱贵族”而深得克伦威尔的喜爱。[28]当时的克伦威尔也许说过这样的话，也许不曾。但他过往确曾为农民说话，反对排干低地沼泽，从而在剑桥郡建立起了威望；在对抗国王的战斗中如果有需要，克伦威尔无疑也已做好了为中间阶层发声、扮演其保护者的准备。这意味着他已准备好展现出自己的决心——这是众多新教领袖在遍及欧陆每个角落的战斗中所缺乏的决心。 “新模范军” 1645年春天，克伦威尔成为众多议员和军官中的关键人物，大家公认只有一条道路能够避免被击败，那就是重建整支军队，集中中央管理权，部队不再由总是想从战争中脱身的贵族领导，不再由业余贵族担当军官。只有通过依靠日益激进的伦敦手工业者和反垄断经营权的商人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对抗下议院的抵抗和上议院的反对。夺取革命胜利的工具“新模范军”，就在这危在旦夕的时刻建立了。 “新模范军”的许多步兵都是按照原有方式征召而来，这些并无意愿作战的士兵对战争的关键问题毫不关心。但是，新建的骑兵部队与克伦威尔的“铁甲军”一样，由被政治和宗教热情激荡的志愿者组成。而且，即便在步兵部队，也存在一小部分狂热分子能够在战役的关键时刻激励队伍中的其他战友。实际上，“新模范军”具有革命性的军魂，而且在休·彼得等人的布道、广泛分发的小册子和只有几页的小报、非正式的圣经阅读，以及数不清的宗教和政治讨论的激发下，这种精神还在不断得到加强。 1645年6月，在内兹比战役（又译“纳西比战役”）中，这种革命性方法的效果得到了极佳的体现。在国王的骑兵部队最初成功冲锋后，议会军依然能够坚定地团结在一起，继而发动反击横扫敌军。数日后，国王军队在牛津的司令部就落到了议会手中，国王不得不逃走，并最终在纽瓦克向苏格兰军队投降。 这是内战中的决定性战役。然而，它却并非革命的终点。国王造成的威胁一经解除，对民众的恐惧就成为大多数贵族的心头大患。他们立刻施压，要求解散“新模范军”，削减宗教自由，镇压宗教异己派别和世俗革命。 但是，此时又有一股新力量崛起，贵族们感到非常不好对付。军队的士兵们对没有得到军饷就被解散的前景、甚至会被派往爱尔兰再打一场凄凉战争的更糟糕前景非常不满。骑兵部队中的“中间分子”为了守卫原则而战，此时勃然大怒，被怂恿着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应征士兵面对毫无希望的未来非常沮丧，虽然原本只是偶尔发声表达对君主制的痛恨，但是很快就被他们之中富有责任感的激情少数派的言论所吸引。 从八个骑兵团中，每个团选出两名代表（被称为“宣传鼓动员”）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其他兵团很快也如法炮制。“宣传鼓动员”开始以军队士兵的名义提出需求，此举不仅挑战了国王的权力，还挑战了贵族的权力。一份谴责下议院贵族的请愿书中这样写道，“曾经尝过专制滋味的部分人开始转变为暴君”[29]。军团会议的气氛非常火爆，他们攻击下议院的选举方法，要求每年召开议会，号召对长老派教士进行报复，反对法庭采取晦涩难懂的沟通语言。[30]“宣传鼓动员”的会议开始转变为士兵表达意愿的自治组织——他们组织一群作者来撰写宣传册，坚持要求军官为他们提供一座印刷厂，派出代表煽动鼓励非“模范军”的军团，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接触“十分有影响力的朋友”（其他激进力量）。 平等派与革命派 激进的民主团体平等派由理查德·奥弗顿、约翰·魏德曼、威廉·沃尔温和约翰·利尔本等人领导，影响力日益增强。1647年10月，平等派的支持达到了巅峰，以至于克伦威尔和其他军队领袖不得不在普特尼与受其影响的士兵们进行了一场辩论。就在这里，最激进的军官托马斯·雷恩巴勒上校提出观点，挑战了贵族和商人阶层统治的根基：“我认为，在英格兰，最贫贱的人与最伟大的人同样拥有生活的权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最贫贱的人对并不为其发声却将其压迫在下的政府不具有任何责任和义务。”[31]在回复这一观点的时候，克伦威尔的亲密同盟亨利·埃尔顿表达出依然激励着独立派的阶级观点：“没有任何人有权……哪怕是部分权利……决定国家事务……如果他在国家并不拥有固定的永恒利益……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土地归属之人，以及所有贸易合作施行之人。”[32] 正如经常被指出的那样，平等派并非志在实行普遍的男性公民选举权。在受到压力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将“仆人”（受雇于他人之人）从争取选举权的计划中剔除，以增加被允许投票的人数。这样做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平等派害怕领主和贵族会以武力迫害和强压仆人、劳工及家臣为他们投票；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军队激进派影响的核心并非招募的穷苦士兵，而是那些拥有少量财产的志愿者，他们认为其社会地位要高于为他们工作的劳工或裁缝工匠。 平等派领袖利尔本表示，为小土地所有者争取政治权利，并不包含攻击私有财产制的内容。他写道，他们“是自由和财产最真实持久的维护者”，在他们的著作和宣言中，没有任何 ……一丁点儿摧毁自由或财产的趋势，以及建立普遍平等或者任何与之类似的意图……这种财产和地方行政的平等幻想如此荒谬和愚蠢，任何有脑子、有理性、诚实的人都无法想象自己能够提出这种原则。[33] 然而，“鼓动员”的选举，以及小土地所有者应当与大土地所有者拥有同样权利的倡导，足以令已心存恐惧的温和派长老惶恐万分。贵族和商人阶层代表的权力，受到军队里中等和较低社会阶层成员新代表的挑战。这些人组成了截至当时英格兰最强大的军队组织。部分统治阶层与国王的冲突开始转变为一场革命。 议会温和派召唤三位“鼓动员”前来，并威胁要狠狠惩罚他们。长老派领袖登奇尔·霍勒斯后来表示，他们当时就应拿出勇气，吊死其中一个，作为对其余人的警告。但实际上他们却任由其安全离开了。在拥有可靠的武装力量之前，长老派无法采取进一步动作。其后，长老派试图召集军队，安排伦敦市的寡头首领在军队中清洗激进派，建立“安全委员会”，在每个郡组织力量，置于贵族控制之下，尽力确保军火武器也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与掌管着苏格兰军队的同盟长老派协商，将军队开赴英格兰。他们开始相信，此时应当团结所有保皇派贵族，在旧君主制的基础上恢复一个略经改革的新制度。 在议会眼中，克伦威尔身边的独立派十分虚弱。但他们意识到可以利用“鼓动员”运动来保护自己，掌控事态发展。独立派建立了“军队委员会”，其中一半成员来自军队士兵，另一半则来自军官。许多步兵依然对社会地位高于他们的“较好者”表示恭顺，因而军官也就能将士兵的痛苦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砝码。 最初，独立派的目标是迫使国王与他们进行谈判。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们甚至同意派出分遣队从长老派手中抓住国王。克伦威尔及其身边的军官们试图清楚地表明，他们已经赢得了内战，国王必须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其中包括国王曾经多次拒绝实施的改革措施。但是，他们的条件依然保证和维持了君主制和无须选举的上议院，依然将议会选举权限制在上层阶层中。 第二次内战和伟大的处决 然而，查理国王丝毫无意让步，他认为这些要求违背了君主制的根本原则。他决定再燃内战烽火，并于1647年11月设法逃走。克伦威尔此时意识到，试图与国王协商的想法恐怕是错误的，于是便利用“新模范军”迫使议会投票支持主战派的策略。1648年夏天，英国爆发了第二次内战。原来的议会支持者与皇家骑士并肩作战，在南威尔士、肯特郡和埃塞克斯也爆发了保皇党人的暴动，苏格兰大军也侵入英格兰。 这一次，反保皇党革命军并没有抱着宽大为怀的心态，也不再打算与国王协商解决争端。克伦威尔宣布，“他们顽固不化，不停地在这片土地上制造麻烦，从而加速了其毁灭”；“新模范军”的军官要求对查理国王及其主要顾问判处死刑。明知在议员中作为多数派的长老派绝不会投票同意这一主张，革命军占领了伦敦。一小支部队在普莱德上校的带领下阻止长老派领袖进入下议院，其他军队则从寡头手中接管了伦敦的控制权。在1月底的怀特霍尔，查理一世的脑袋就在围观民众的眼前滚落在地。 最终导致处死国王的一系列事件，伴随着“新模范军”及市民支持者的狂热。如果没有军队的革命运动，克伦威尔和独立派就无法控制伦敦并击退长老派和国王的军队。面对反革命的威胁，克伦威尔一度做好准备维护平等派，反对长老派的迫害。他甚至还亲自去见了囚禁在伦敦塔中的利尔本，试图达成协议。但是，随着第二次内战的爆发，克伦威尔也将命运诉诸武力。他以战争为借口重组了激进派的军团，从而隔离了激进派的影响，镇压了一次未果的兵变（处决了声称为叛乱领袖之一的理查德·阿诺德），并监禁了伦敦的平等派。与此同时，在临近处决国王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克伦威尔继续依靠受到平等派影响的军队士兵，只有这样他才能拥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去粉碎强调阶级差异之人。克伦威尔在国务委员会上严厉斥责同伴：“先生们，我告诉你们，对付这些人，你们别无选择，只有击溃他们，否则他们就会击溃你们。”[34]1649年春天，伦敦的平等派领袖被监禁在伦敦塔中，5月，一场千人兵变被镇压，四名领导者在牛津郡伯福德的教堂院子里被处决。 英格兰不再需要“新模范军”打败国王和长老派。除掉了“鼓动员”的“新模范军”被派到爱尔兰，其间平等派的宣传小册子上这样向士兵提问： 你们愿意继续杀死、屠戮和谋杀，以令〔你们的长官〕成为爱尔兰的专制贵族和主人，就像你们在英格兰对其所做的那样？或者是，你们想要毁掉爱尔兰人的幸福，令其陷入什一税……在贸易中被迫受关税和经营垄断权的盘剥？还是你们想要用身体残废、一无所有的囚徒填满他们的监狱，令衣衫褴褛的乞丐布满他们的土地？[35] 小册子上的话正是一种警告，指出了英格兰统治阶层在爱尔兰将要做的事情。但它却无法阻止一贫如洗的人们接受军事训练，这是他们的领袖被射杀后摆在他们面前唯一的生路。 平等派运动的基础并非源于贫困的社会民众，而是“中间阶层”，包括手工业者、不那么富裕的贸易商人、状况较好的农民，以及从这些阶层中入伍的士兵。他们是最激进、最有勇气的一群人，他们推行的制度如果成功，与当下发生的转变相比，将会带来更加伟大的革命改变。他们的作为，源于这样的社会阶级角度：希望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财富增长中获利——这些人经过接下来的百年发展，日益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中产阶级”。但是，他们在实践过程中也开始挑战传统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拥有神授天命，可以统治其他人。与闵采尔及其在德国农民战争中的追随者一样，他们协助树立了一种反抗阶级统治的不驯服传统。 平等派虽然失败了，但这并不表示之前多年的暴动和抗争就一无所得。克伦威尔及其支持者只能通过革命手段取得胜利，即便范围有限。从1649年开始，英格兰政府（很快苏格兰也一样）就由军队军官管理，其中许多人便来自“中间阶层”。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这样描述第二次内战后的情景： 如今掌控局势的人，虽然不是平等派……但却是一群相对而言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的群体（与之前相比）……尤尔上校从前是一名仆从；托马斯·哈里森上校……则是放牧人或者屠夫的儿子……普莱德……曾是一名车夫或受雇于啤酒厂……奥凯上校是一名杂货店主，休森是一名制鞋匠，戈夫是一名制盐匠，巴科斯塔德是一名金匠或者顶针工匠，贝里是与制铁相关的书记员，克莱西则是一名制纽扣工匠……1648年12月攫取了权力的一群人，与应对处决查理一世负责的一群人，其社会地位都比英格兰传统的统治者低下很多。[36] 这些人推行了一系列措施，打破了会将英格兰社会彻底拉回封建主义桎梏的那群人的统治。通过这种方法，英国革命扫清了社会发展的道路，走上了以市场关系和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为基础的发展道路。 克伦威尔本人并非来自新“资产阶级”的剥削阶层，尽管他的家族也与某些商人关系匪浅。但是，如果不依靠从“资产阶级”中崛起的这些群体，克伦威尔就不可能成功。他的天资在于能够一眼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不釆取新的方法并且转向新人，英格兰社会的危机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认识到这一点足以使英国革命免遭法国加尔文教徒或波西米亚议会那样的悲惨命运。贵族家庭成员不得不接受和帮助完成这场革命，一场保证社会基本上依照资本主义方法运行的革命。 克伦威尔作为独裁者统治了英格兰十年。他的政权基于其军事力量。但是，如果得不到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军事政权就无法永远持久。克伦威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建立支持他的议会，但却发现在1640年代使长老派反对独立派的意见分歧再次出现了。每个地区的贵族都希望终结革命暴动产生的不稳定状态，对进一步改革畏缩不前。部分“中间阶层”倡导进行更加激进的改革，军队军官也非常支持这一立场。但这意味着更加深刻的社会动乱，而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因为在过去十年间，他们与部分贵族阶层（曾经的内战仇敌，视君主制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前提）联系日益紧密。这一过程在1660年克伦威尔死后达到了巅峰。部分军队力量与议会余下的议员达成了协议，邀请被处决的国王之子重返英格兰，加冕皇冠。 虽然革命最终以复辟收尾，但其间的许多改变却永久保存了下来。君主的存在如今有赖于通过议会表达意愿、拥有财产的阶层——1688年他们将詹姆斯二世逼上“不流血的”光荣革命便是例证。拥有财产阶层的财富则前所未有地依赖于他们掌握市场力量的技巧成功与否。大地主日益采纳农业资本主义的运作方法。城市人口逐渐增长，人们要么雇用他人工作，要么受雇为他人工作。行会已经无法阻止生产技术上的创新——到了1689年，行会已经在四分之三的英格兰城镇消失无踪。[37]政府政策受到扩大贸易意愿的驱使，而并不像过往那样，受到封建王朝政治倾轧的支配。 这些变化合起来在世界历史上刻下了深刻的烙印，代表着未来激进的新景象。这意味着人们以团体为单位谋生，而团体的生存则依靠那些能够运作整个团体、使其成本低于其他团体的人。大农场主、中等规模的铁匠铺，甚至是独立的手工织工，都只能通过留在行业中才能养活自己，这就意味着只有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才能降低成本。 为了竞争而竞争，而不是为了满足富人或穷人即刻的需求，日益成为经济活动的动力。由此带来的增长通常都是混乱的，以忽高忽低忽涨忽落为特点。这对逐渐增长的人口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人们的存活越来越依赖于向他人出卖劳动力的能力高低。但这却改变了英国经济的形势，以及那些控制英国经济的人。曾经是欧洲最贫穷的一隅，如今却摇身变为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从而为其统治者提供了建立世界帝国的可能——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帮助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茁壮成长，并最终取代了之前所有的生产方式。 [1]彼此针锋相对的解释，参见西奥多·拉布（TheodoreRabb）主编的《三十年战争》（TheThirdYearsWar,Boston,1965）。 [2]通过将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发明传播到中国，他们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参见李约瑟原著，柯林·罗南（ColinRonan）改变《中华科学文明史》（TheShorterScienceandCivilisationofChina）第四卷，Cambridge，1994，第220页。[《中国科学文明史》，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阿瑟·狄更斯，《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时代》，第202页。 [4]波利申斯基（V.Polisensky），《三十年战争》（TheThirtyYearsWar,London,1974），第28页。 [5]同上书，第31页。 [6]胡斯派的信徒认为牧师在圣餐仪式中并不会扮演什么特别的角色。 [7]波利申斯基，《三十年战争》，第47页。 [8]杰弗里·帕克（GeoffreyParker），《陷入危机的欧洲：1598-1648》（EuropeinCrisis,1598-1648,London,1984），第168页。 [9]杰弗里·帕克（GeoffreyParker），《陷入危机的欧洲：1598-1648》（EuropeinCrisis,1598-1648,London,1984），第168页。 [10]这种关联的详细情况，参见波利申斯基《三十年战争》第141、186-187页。 [11]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弗兰茨·梅林（FranzMehring）于90年前写下的评论，参见他所著的《专制主义与1525-1848年间的德国革命》（AbsolutismandRevolutioninGermany,1525-1848），1975年英译版，第28页。 [12]暗杀（华伦斯坦自己的犹豫不决导致悲剧的发生）为德国启蒙运动作家弗里德里希dainty席勒（FrederickSchiller）的两部戏剧《皮科洛米尼》（ThePiccolomini）和《华伦斯坦之死》（TheDeathofWallenstein）提供了故事背景，参见席勒《历史剧作品集》（HistoricalandDramaticWorks）第二卷，1980年英译版。 [13]波利申斯基，《三十年战争》，第197页。 [14]同上书，第245页。 [15]关于波西米亚经济和文化生活衰落的详细论述，参见波利申斯基，《三十年战争》，第245-247页。 [16]关于战争造成破坏程度的争论，参见西奥多·拉布主编的《三十年战争》中G.Pages、S.H.Steinberg、波利申斯基和拉布的文章。 [17]不过欧洲统治阶层中许多人的震惊含有伪善的成分，因为就像伏尔泰后来在《哲学通信》中提及的那样，此前已有几位欧洲君主被处决。 [18]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Hill），《清教主义与英国革命》（PuritanismandEnglishRevolution,London,1968），第126页。 [19]克里斯托弗·希尔，《上帝是英国人：奥利弗·克伦威尔与英国革命》（God’sEnglishman:OliverCromwellandtheEnglishRevolution,Harmondsworth,1973），第87页。 [20]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第68页；亦参杰弗里·帕克，《陷入危机的欧洲：1598-1648》第23页表1。 [21]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第113-115页。 [22]参见约翰·迪林厄姆（JohnDillingham）写给蒙塔古勋爵（LordMontagu）的信，引自安东尼·弗莱彻（AnthonyFletcher），《英国内战的爆发》（TheOutbreakoftheEnglishCivilWar,London,1981），第182页。 [23]安东尼·弗莱彻，《英国内战的爆发》，第182页。 [24]参见约翰·泰勒（JohnTailor）在《新牧师新闻》小册子中的文章，引自安东尼·弗莱彻，《英国内战的爆发》，第175页。 [25]克里斯托弗·希尔，《上帝是英国人：奥利弗·克伦威尔与英国革命》，第62页。 [26]克里斯托弗·希尔，《革命的世纪：1603-1714》（TheCenturyofRevolution,1603-1714,London,1969），第116页。 [27]这段讲演概述来自伊恩·金特尔斯（IanGentles），《新模范军》（TheNewModelArmy,Oxford,1992），第84页。 [28]克里斯托弗·希尔，《上帝是英国人：奥利弗·克伦威尔与英国革命》，第68-69页。 [29]伊恩·金特尔斯，《新模范军》，第160页。 [30]同上书，第161-163页。 [31]同上书，第209页。 [32]同上书，第209页。 [33]布赖恩·曼宁（BrianManning），《英国革命的危机》（TheCrisisoftheEnglishRevolution,London,1992），第108页。 [34]克里斯托弗·希尔，《上帝是英国人：奥利弗·克伦威尔与英国革命》，第105页。 [35]伊恩·金特尔斯，《新模范军》，第330页。 [36]克里斯托弗·希尔，《上帝是英国人：奥利弗·克伦威尔与英国革命》，第97页。 [37]克里斯托弗·希尔，《革命的世纪：1603-1714》，第181页。
第二章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二章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 ↘新思想 ↘新宗教 ↘转变中的经济 ↘德国宗教革命 ↘农民战争 ↘法国宗教战争 哥伦布并没有“发现”美洲。“印第安人”至少在一万四千年前穿越白令海峡、从西伯利亚前往阿拉斯加时就发现了美洲的存在。实际上，哥伦布甚至都不是第一个抵达美洲的欧洲人——在哥伦布到达那里五百年前，维京人就曾出现在北美洲的东北海岸。但是，1493年的确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欧亚大陆大西洋沿岸地区此前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的社会，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展现出对世界上其他地区施加统治性影响的能力。因此，虽然西班牙人在美洲的所作所为，与三四个世纪前十字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径同样野蛮残忍，但其结果却是迥然不同。十字军来了，看了，征服并摧毁了——然后他们被赶了出去，除了几座废弃的堡垒，中东地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欧洲人来过的痕迹。西班牙人也来了，看了，征服并摧毁了——但最后却留下来缔造了一片全新且持久的领土。 虽然这一切都发生在大西洋的对岸，但欧洲自身也在经历同样重要并最终撼动整个世界的巨大变化——孕育于政治发展、思想生活和意识形态中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数百万民众谋生方式的改变。 许多主流史学都沉迷于探究王朝如何代代更迭。其中包含的不过是一连串国王、王后和大臣的名字，伴随着廷臣谋略、王族残杀、血腥战斗和运筹帷幄的故事。15世纪末开始初现端倪的政治变化，与上述琐碎的历史记载极为不同。它们引领着一种新型国家的兴起，这种形式的国家将会统治全世界。 说起古代或中世纪世界时，我们经常使用“国家”一词。但实际上，当时统治一方的国家，与今天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完全是两回事。 今天，我们认为一个国家是在固定的国界内，拥有地理上接连不断的领土。我们期待一个国家拥有单一的行政结构、单一的税务体制（有时各地也会略有不同），以及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存在关税壁垒。我们认为，国家需要“公民”的忠诚，作为回报，国家给予公民一定且有限的权利。现代人竭尽全力避免陷入“无家无国”的窘境。我们还公认，一个国家拥有同一的语言（或者有时是一系列语言），不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使用同一种语言。 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国很少具有上述特征。它们的领土犹如大杂烩，既切断不同语言分野的人们，又跨越地理上的障碍。“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通常将波西米亚视为一个国家来加以统治，并宣布在所有讲德语的土地上及部分意大利的土地上都拥有主权。多年来，英格兰的多位国王忙于一系列征战，意在夺取一大块讲法语土地的主权。法王竭力控制阿尔卑斯山另一边、今天属于意大利的领土，但却对法国东部（属于竞争的勃艮第公爵国的部分土地）、法国西南部和诺曼底（由英王统治）或布列塔尼几乎没有统治权。国家边界也会发生大范围变动，因为皇室的联姻和继承可能会给予某位国王一片遥远土地的主权，也可能会因战争而夺走原属于他的土地。在一个国家内，罕有单一统一的行政结构。通常它都是由封邑公国、公爵领地、男爵领地及独立的自治市镇组成，拥有各自的统治者、独立法庭和本地法律、独立税收结构、独立关卡及独立武装——因此，各地领主向君主宣誓效忠不过是名义上的事情，如果敌对的国王向他们伸出条件更加优渥的橄榄枝，他们无疑会把之前的效忠誓言抛在脑后，忘得一干二净。君主通常并不讲其治下民众的语言，官方记录和法律文书也很少使用那些臣民看得懂的语言。 到了15世纪末，在欧洲一些重要地区，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此时西班牙已经征服了拉丁美洲。法国的查理七世和路易十四、英格兰的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以及西班牙的联合君主伊莎贝拉与斐迪南，都成功地加强了君主制的权威，打压了封建大领主的气焰，在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国家的边界内，推广了某种遍及全国范围的政策和秩序。 这种变化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形成了封建制国家向现代体制国家迈进的第一步。但此时的转变距离真正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连西班牙这一最强大的“新”君主制国家，在其管辖内的加泰罗尼亚、瓦伦西亚、阿拉贡和卡斯提尔的行政结构依然分散；它的君主们还会为了保住其在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领土而进行一百五十年的战争。法王不得不又经历一系列对内和对外战争，才令地方领主向“绝对”统治屈服——尽管其后境内关卡和当地法律都基本上原样未变。虽然1066年的诺曼征服曾在英格兰缔造了一个世界上最统一的封建制国家，但是北部的伯爵们依然保有很大权力，而君主们也不曾放弃他们在“法国”的权利。 无论如何，后来在法国和西班牙萌发的“新君主制”与“专制主义”，代表着某些与旧封建秩序不同的新秩序。它们是建立在封建主义基础上的国家，但是统治它们的君主却学会了利用与市场机制及城市发展紧密联系的新力量，来与封建领主们相抗衡。[1]他们的政策依然部分导向传统的封建主义目标，即通过武力或联姻来获取更多土地。但另一个目标也变得日益重要，那就是建立贸易，以及本地化的生产体系。因此，伊莎贝拉与斐迪南虽然征服了摩尔人的王国格拉纳达，并为意大利的土地而征战多年，但却同时也资助哥伦布及其后继者进行世界冒险，以期扩大西班牙的贸易规模。亨利八世利用联姻建立了与其他君主联系紧密的王朝，但他也同样鼓励英国的羊毛相关产业及海军的大力发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君主就比他们的前任仁慈许多。他们已经准备好利用所有手段增强权力，打击对手，压迫臣民。阴谋、谋杀、诱拐和酷刑是他们的惯用手法。他们的理念在马基雅维利的名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位来自佛罗伦萨的官员，终其一生都希望意大利能够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为此撰写了指导手册，书中表示这一伟大目标最终将会由一位“王公”来实现。然而，马基雅维利的希望却是屡屡受挫。但即便如此，他的著作却明确地指出了实现国家统一所需要的一系列技能——这些技能可能都直接来自西班牙君主或亨利八世的技能列表。 伊莎贝拉与斐迪南在征服了格拉纳达后，做了一些伊斯兰国家从不曾对基督徒做过的事情——他们利用宗教裁判所，残忍屠杀那些拒绝改宗皈依基督教者和试图逃离国家的人。到了17世纪初，已在格拉纳达生活了九百年的穆斯林被逐出自己的土地。在伊斯兰治下已经平静度过八个世纪悠长岁月的犹太人也被迫迁出，颠沛流离到北非、土耳其统治的巴尔干地区（讲西班牙语的犹太人社群依然生活在萨罗尼加，直至希特勒的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践踏了这座城市）及东欧地区重新建立生活。甚至就连那些改宗皈依基督教者也并不安全。1570年代，掀起了一阵迫害皈依者的风潮。 亨利七世、亨利八世及英格兰的后继国王所反对的，不止是旧日封建王公的权力。他们同时也意在压榨最穷苦的广大民众——由于贵族解散了家臣和地主的旧军队，导致大批流民流离失所，没有生计；古老的共有土地被圈起，剥夺了农民原本拥有的小块土地。后继的君主们将他们视为“自愿故意的罪犯”（voluntarycriminals）。[2]1530年的一道法令这样规定： 鞭笞并监禁身体强壮的流浪汉。将他们绑在车轮辐条上予以鞭打，直至鲜血从身上喷涌而出，然后令其发誓回到出生地或者他们过往三年的居住地，“让他们回归劳动”。 这道法令后来又修改为： 如有发现再次犯下流浪罪行的罪犯，将再次受到鞭笞，削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发现犯下流浪罪，罪犯将被视为犯下重罪而遭到处决。[3] 新思想 “发现”美洲和“新君主制”崛起的时期，同时也是文艺复兴思想广泛传播的时期——思想与艺术生活从意大利城市开始得到“重生”，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传播到西欧的每个角落。在整个欧洲大陆，人们重新发掘经典古迹和古典知识，并以此打破狭隘的世界观、令人窒息的旧俗及宗教迷信（这些都是欧洲中世纪时代的特色），结果便带来了文学和艺术的全面盛开，以及欧洲世界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得时代之后就不曾出现的科学迅猛进步。 这并非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作出这样的突破尝试，尽管有些史书上如此声称。两个世纪前就曾发生过一次重大突破，西班牙托莱多城的思想家们，包括阿伯拉尔、罗吉尔·培根、薄伽丘、乔叟和但丁等人在内，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翻译拉丁文、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的经典著作。但是，这场运动却随着14世纪出现的巨大危机戛然而止，教会和国家联手全力铲除所有可能会在城市和国家内部激起阶级斗争的思想。作为人类探索思想的核心机构，大学越来越偏向学术争论，而争论的议题则似乎与现实没有任何关联。 文艺复兴标志着人类在13世纪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探求的回归，但它达到了更高的水准，基础也更加广泛。文艺复兴发源于意大利城市国家，并没有马上就挑战中世纪晚期僵化的世界观。这些国家被寡头大商人所统治，他们令人艳羡的巨额财富通过非封建制方式积累而来，将旧日封建贵族撇在一边，但他们却利用其财富和权力，在已经建起的封建主义框架内寻求安全的位置。例如，统治佛罗伦萨的梅第奇家族，最初以商人和银行家发迹，但其家族中有两位成员最终却担任了教皇这一圣职，还有一位成为法国皇后。梅第奇家族宣传的文化，反映了他们矛盾的社会位置。他们委托平民背景的工匠创作绘画和雕塑作品，这些工匠为从旧世界中渐渐显露雏形的新社会提供了绝佳的视觉表达。米开朗基罗的名画《创造亚当》和他在西斯廷教堂的不朽壁画《最后的审判》，都是歌颂人性的宗教作品。在米开朗基罗最伟大的作品中，包括一系列展现奴隶或囚徒的巨型雕塑，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人们试图从禁锢他们的石头上挣脱开去。而另一方面，得到寡头商人鼓励的文学，却在某种程度上从13世纪和14世纪初的传统基础上后撤了一步。革命的意大利人葛兰西大约在七十年前说过，当但丁以佛罗伦萨当地的意大利方言进行写作时，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语言还是一种只有少数文化精英才懂的语言：拉丁语。文艺复兴为整个欧洲的学者提供了沟通的渠道，但却无法为佛罗伦萨、米兰或威尼斯的广大民众所享用。此时依然存在着一种对古文字迷信般的尊崇，援引古希腊罗马著名作家的观点依然是辩论中最可靠的论据。 随着文艺复兴的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它的内容也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作品将希腊语和拉丁语著作译成日常语言。而且，社会上兴起了一股不简单满足于阅读古典著作、还要挑战古典作家发现的趋势，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就是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取得的科学进步。16世纪伊始就发生了两千年古老思想的回流，但只过了一百多年，就呈现出用大众语言写作的爆炸性井喷——其中的翘楚当属法国的拉伯雷；英国的莎士比亚、马洛和本·琼森；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这不仅仅是讲故事、编戏剧或将许多新思想写在纸上那么简单。它还为数以百万计普通人的日常言语提供了新的形式。“新君主制”的时代也是民族国家语言初次兴起的时代。 新宗教 在西班牙军队占领格拉纳达、哥伦布登陆西印度群岛二十五年后，一位34岁的天主教修士和神学教师马丁·路德，在德国南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订了一张纸。在这份著名的《九十五条》中，路德抗议天主教会发行“赎罪券”：一种宽恕人们的罪过并承诺其可以升入天堂的文书。路德的举动造成了自一千二百年前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西方教会最大的分裂。教会或神圣罗马帝国的任何回应，似乎都无法阻止路德教受到民众的热烈支持并迅速传播开去。德国南部及瑞士城市：巴塞尔、苏黎世、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茨，一齐站在路德身后为他摇旗呐喊，甚至有些最具影响力的德意志王公，如萨克森、黑森及勃兰登堡的王公，也是他的支持者。很快，在尼德兰和法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皈依路德教——尽管政府对此采取了惩罚措施，例如，1546年在莫市的市镇广场上活活烧死十四名信奉路德教的工匠。[4]在教皇（及西班牙王室）不愿支持英王亨利八世与西班牙公主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后，亨利八世与天主教会便彻底决裂。 路德对教会的攻击始于神学观点上的争论：关于“赎罪券”、关于教会的仪式、关于教士作为信徒与上帝中间人的角色，以及关于教皇约束教士的权力等。但因天主教会一直是中世纪社会的核心机构，讨论宗教问题也就不得不涉及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路德的举动就是对现有制度的挑战，而这一制度则代表整个封建统治秩序控制着社会思想。从思想禁锢中获益的人们势必要进行反击。接下来一百二十五年间，这些问题引起的争论，将大部分欧洲都推入了接连不断的内外战争中：德国的施马尔卡尔登战争、法国的宗教内战、尼德兰谋求摆脱西班牙的漫长独立战争、摧毁德意志大部分土地的“三十年战争”及英国内战。 路德是一位卓越的善辩者，不断发行小册子阐明自己的观点，更是翻译了圣经，对发展中的德语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然而，这些并不足以解释路德行动的巨大影响。反抗罗马天主教会的传统源远流长，这种传统的思想基础与路德所阐述的思想非常类似。曾经存在一个地下的“瓦勒度派”教会，其教徒群体在欧洲各个主要城市已经活跃了二百年之久。一个世纪之前，波西米亚反抗天主教会的胡斯教派的思想，也与路德教的思想非常相似，而且在英格兰依然存在许多追随14世纪晚期掀起反抗风潮的改革者威克里夫的信徒。但是，所有这些反抗运动都没能成功地将教会与其根植的社会分开。而路德则做到了这一点，另有其他与路德持有不同原则的宗教改革家也做到了这一点，如苏黎世的茨温利和日内瓦的加尔文。 为了理解这一切的发生，就有必要探求14世纪危机后在更加宽广的经济和社会层面上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为新宗教打下了基础，就像它们为新君主制、征服新世界及文艺复兴的新知识提供了根基。封建经济和封建社会催生了一些全新事物，新教主义就是初生婴儿之一。 转变中的经济 西欧社会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经历了缓慢但却不断积累的变化，生活其间的人们甚至很难察觉这些变化。首先是缓慢而间歇但却持久不断的生产技术进步，因为工匠、造船工人和军事工程师吸取了来自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及北非的发明创新，并加上了自己的技术改进。因此，到了16世纪初，出现了许多在12世纪甚至14世纪都闻所未闻的设备和装置——欧洲每个重要城市都有机械钟表、风车和水车，能够生产铸铁的鼓风高炉，建造和装备船只的新方法及确认船只位置的新设备，发动战争的枪支和大炮，以及为大众提供量产经典著作印刷品的印刷厂——此前这些极为珍贵的手稿只能珍藏在少数几座图书馆中。 这些技术发明无疑为更大范围的变化提供了前提。如果没有阿拉伯的星盘和中国的指南针，哥伦布或许依然能够找到通往美洲之路（在哥伦布之前的其他人很可能就这样做过），但却无法绘制常规的海上路线，使重返航程及西班牙人的征服成为可能。如果没有改进的弓箭和火器，君主国的军队或许也能取胜，但却无法击败全副武装的骑兵，扫平领主的城堡或者击败农民长枪兵。如果没有印刷厂，意大利北部的文艺复兴思想家或许依然可以激发对古希腊罗马经典著作感兴趣的风潮，从而使其再度复兴，但若没有数千册的印刷复制版本，这些著作的影响力就无法跨越欧洲大部分地区，蔓延到欧洲每个角落。同样，如果没有印刷厂，路德对教皇权威的挑战也不可能找到如此大规模的听众。实际上，印刷厂保证了路德的思想得以呈现的外部客观条件。例如，在英格兰，印刷厂确保了威克里夫的作品、朗格兰的《农夫皮尔斯》和乔叟的作品中反教会的观点（乔叟的作品在这方面的程度略轻），“虽然延迟呈现但却依然释放出的最大力量”，从而使“14世纪入侵了16世纪”。[5] 但是，技术本身并不能实现任何目标。它们必须得到应用，有时还所耗不菲。武器必须要生产，矿藏要开采，印刷厂要资助，舰船要建造，军队要供给。这些事情不仅要做，还要达到要求的规模，因为生产的社会组织和技术组织都在经历巨大的变化。 在封建主义早期阶段，生产是为了即刻的使用：为了维持农民家庭的生计，为了满足领主的奢华生活等。重要的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后来所称的“使用价值”：农民家庭生存的必需品及满足封建领主穷奢极欲品位的奢侈品。若要扩大生产，要么通过农民更加拼命地劳作，要么通过采用新技术；而扩大生产的压力则只能源于农民希望活得更好的自主意愿，或者是领主的消费变得更加奢华。正如马克思所说，剥削农民的程度受到“封建领主胃口大小”的限制。在这样的社会中，贸易和金钱扮演了边缘性的角色。如果想攫取财富，就该夺取土地，而不是囤积黄金。 到了15世纪初，形势已经变得迥然不同。生产商品来销售（交换金银，然后再用金银交换其他产品）变得越来越普遍。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称的“交换价值”变得越来越重要。农民家庭维持生计的粮食和衣物或许依然大部分由自家生产，但是如今需要金钱来支付地租和购买农具；遇上收成欠佳，还需要用金钱去购买食物来糊口。领主和君主需要金钱的地方也越来越多。长途贸易意味着只要肯花钱，充满异域风情的奢侈品就可以从世界的另一端穿越万水千山，摆在眼前。如果能够获得足够多的钱财，他（有时也会是她）就能组建军队征服他人（军队日益由雇佣士兵组成、或者买下船只，雇用水手，开启探险、贸易甚至海盗劫掠的航程。总而言之，金钱开始变成我们今天所知的模样。 随着时间推移，这将会彻底改变生产的世界，生产不再只为满足人类的需求，而是成为一种简单的方式，一种有钱人可以凭此挣到更多钱的方式。16世纪初这一进程还远未完成。大多数工匠依然希望收到订制作品的佣金，并拥有在节日和圣人纪念日不工作的自由；大多数农民依然认为自己的劳作与四季气候等自然条件联系紧密，而不是由单调的商品市场所控制。然而，生产的变化已经发生，这种变化将会历时几个世纪。连接城市和国家的市场网络缓慢蔓延，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在大城市、港口、运河周围，整个乡村地区都开始转而生产“行业化作物”：种植亚麻是为了生产亚麻布，种植葡萄是为了酿造葡萄酒，种植橄榄是为了压榨橄榄油，种植靛蓝或藏红花是为了染布，放牧是为了满足城市及上层阶级不断增长的肉食需求。商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包买制”向手工业工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接受以供需关系为基础的更低工资，而非过往订制作品支付的较高佣金——同时鼓励以乡村为基础的新兴工业的发展，因为城市手工业者通常拒绝牺牲自己的生活来迎合商人获取更高利润的目标。在德国南部高地地区、波西米亚及特兰西瓦尼亚等地区，富格家族等大金融家（富格家族资助了西班牙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战争）就是以工资劳工为劳力进行采矿。 正是“为市场而生产”所扮演的角色，令14世纪社会危机的后果，与罗马帝国于5世纪及中国于3世纪和13世纪陷入的那些危机导致的后果相比迥然相异。在上述巨大的社会危机中，饥荒、内战和外族入侵导致大田产越发碎片化，经济从更宽广的社会层面上被切割开来。相比之下，14世纪出现的危机过后，市场关系在欧洲大规模蔓延。即便在封建农奴制复兴的地区，农奴也只生产那些领主能够卖给大贸易商从而获得丰厚利润的作物。 危机并未摧毁城市。即便饥荒和瘟疫席卷而去，无数村庄被废弃，大多数城市依然保持完整。到15世纪中叶，城市成为新经济扩张的最前沿，鼓励使用如印刷业和航海业等行业新技术。然而，并非所有城市都能从新形势中获利。市场的扩展、为了交换而非即刻使用进行的生产，意味着各个城市能否积累财富多少带有一些偶然因素和侥幸色彩。有些城市在之前阶段表现优异，运气不错，如今却因市场受到生产上某些不可预见变化的影响、或是遥远土地上某些政治事件的牵连，而陷入厄运。有些城市之前被远远甩在后面，如今却能大步赶上并超前领跑。到了16世纪，巴塞罗那、佛罗伦萨、北欧伟大的汉萨同盟贸易城市及波罗的海地区都在一定程度上衰落了，然而，北部低地国家（今荷兰）的其他城市、西班牙南部地区、德国东南部地区及英格兰则开始繁荣起来。 市场还造成了另一方面的影响。它改变了数百万民众生活的条件。15世纪中期以后，物价开始上涨，民众的生活水准不断下跌。在黑死病爆发后的那个世纪里，实际工资翻了一倍，但从15世纪中期到16世纪末，工资又下跌了一半甚至三分之二[6]，农民向领主支付各种赋税的压力日益沉重。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间，富人们都掀起了狂热的赚钱浪潮。哥伦布、科尔特斯和皮萨罗对黄金的痴迷就是其中一例。另一例便是教会出售的赎罪券，路德正是因此而愤然在教堂大门上贴出了《九十五条》。其他例子还包括东欧的新型农奴制，以及西欧部分地区初次出现的资本主义农场。金钱开始成为衡量所有事物的标准。然而，社会的官方价值依然依附在旧有的封建主义等级体制中。 在中世纪时期的社会价值体系中，教会居于绝对的中心位置。教会的仪式表达出对各个不同阶层的期待，这些不同期待经常在教堂的雕刻作品和彩色玻璃窗上明确呈现出来。然而，教会本身也深受“淘金热”之苦。梅第奇家族及博尔吉亚家族等著名的商业家族成员成为教皇，意在增加其自身财富，期待能将财富传给其私生子们。十几岁的男孩子就被任命担当利润极为丰厚的主教职位。教士只管从几个教堂收取费用，却希望不必出现在任何一座教堂为民众服务。依靠什一税的贵族则需向教会上缴几近一半的收入。通过发放高利贷，牧师和僧侣压榨一贫如洗的农民，即便明知高利贷是上帝厌恶的罪恶之一。 历史学家耗费了大量时间，争论资本主义与新教之间的关系。受到社会学家（及德意志民主主义者）马克斯·韦伯影响的学派认为新教价值缔造了资本主义，但却并未解释所谓的“新教伦理精神”来自何方。[7]其他学派则认为，资本主义与新教根本就没有任何联系，因为许多早期的新教徒并非资本家，而且在德国最坚定的清教徒活跃地区还曾实行过“第二次农奴制”。[8] 然而，资本主义与新教之间的联系还是轻而易举就能看到。技术变革的影响、在封建主义下人们彼此的新市场关系，带来了一个“混杂的社会”：“市场封建主义”，其间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行为和思考方式彼此交织缠绕，也彼此冲突。 在封建主义基础上叠加市场机制，导致广大民众遭受两者缺陷的双重苦楚。市场的起起落落反复危及人们的生计；而农业的封建主义方式依然在欧洲东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广泛流行，农民的产量无法在养活自己的同时，又能满足领主的奢侈生活需求，以及供养君主的军队。[9]统治阶层越来越庞大的消费侵蚀了农民生产的根基——随着16世纪的发展，社会日益面临新的危机，到底是向前走，还是向后撤。 每个社会阶层都因此而感到困惑，每个社会阶层都将希望寄托在诉诸古老的宗教信仰上，却发现就连教会自己都深陷迷茫。如果找不到方法彻底重塑从旧封建主义那里继承的思想，人们也就只能与现状达成妥协。路德、茨温利、加尔文、约翰·诺克斯，以及其他人（其中甚至包括创建了耶稣会的依纳爵，他引领了天主教的反宗教革命运动），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方法。 德国宗教革命 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并无意开启一场革命运动，甚至是社会改革运动。他们只是准备向现有的宗教秩序提出激进的挑战。但对他们而言，所有观点都仅仅集中在神学上：天主教会如何歪曲了圣经中耶稣和圣徒的教义。他们坚持强调个人的“信仰”，强调信仰的重心绝非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中间人牧师，向教会付款的行为尤其令人发指。他们坚持认为，通过雕像和圣殿来崇拜天主教圣人的一套仪式，完全是对掺假的圣经信息的盲目崇拜。加尔文在这方面甚至更加激进，他认为圣餐礼这一仪式亵渎神明，崇拜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消费耶稣的血肉——他因此而无法与路德的追随者达成一致，更别说与罗马教会达成一致。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早期新教徒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敦促同道坚定信仰——即便为此要面临被视为异端将遭受的血腥惩罚，这种惩罚在整个欧洲依然适用，那就是在公共场合被活活烧死。 然而，不论是路德还是加尔文，他们在社会问题上都持保守态度。1521年，当帝国政府下令悬赏其项上人头时，路德表示，人们应当在非宗教事务上遵从政府的法律： 暴乱不是证明自己有理的方法，不论它的理由看起来多么正当……世俗政府挥舞宝剑授领圣意、惩罚邪恶、保护圣意……但当……普通人崛起，他并没有能力分辨善恶，他将会不加区别地猛烈打击，难免造成残酷的不公平事件。因此，他们应当留心听从政府行事。[10] 加尔文的观点与之类似，被描述为“大众遵从的原则”。因为是“上帝授意”世间应有统治者来维持社会秩序，“因为人类背负原罪，所以这种统治是一种必要的压制手段”。[11] 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的信仰分歧引发社会斗争，不过，在这场斗争中，他们不得不选择自己的阵营。 路德由天主教修士转为神学教授，是席卷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坚定的“人文主义者”，无疑可以凭借这一背景劝服众人。路德还赢得了萨克森选帝侯[12]腓特烈等权威人物的支持和保护，这位大人物与教会有些私人纷争。然而，路德思想在1520年代的德国南部得到迅速传播的真正原因在于，它对那些心存不满的社会阶层极有吸引力，但路德实际上并不信任这一阶层。二十五年后，加尔文的教义在法国的广泛流传，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今天研究德国宗教改革的历史学家，将其发展分为不同阶段，包括“城市（或市民）宗教改革”“农民宗教改革”“贵族宗教改革”[13]。1521年，路德在著名的沃姆斯国会严厉谴责皇帝，成为众所周知的公众人物，此后城市宗教改革横扫德国南部和瑞士的城市。这些城市由古老的寡头政权统治，由富商和少数贵族家族把持。即便存在着正式的民主机构，他们依然数代掌控着议事会和议院。许多寡头都与教会结怨颇深（例如，由于教士拥有税收豁免权，迫使其他人上缴更多税金），对当地贵族的权力也颇为忌惮。但是，他们与现存的社会和宗教秩序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依靠城外的封建主义地租过活，他们在教会中为儿子们寻求收入丰厚的教职，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从教会的什一税中分得一杯羹。因此，这些人既为宗教改革所吸引，又对其抱有一些排斥心理。他们期待能有一些小规模的改变，能让他们更多掌控城市的宗教生活，能在不引起动乱的情况下让他们在更大程度上利用教会的资金。 但位于这一社会阶层之下的是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有时还包括来自工匠家庭的牧师、修女和僧侣），他们对于不得不向教会支付税金感到非常厌烦，因为教会甚至时常连承诺提供的宗教抚慰也不曾实现。正是这些人的焦虑，推动宗教革命在一个又一个城市取得成功。在埃尔福特，路德于1521年路过这座城市后，“学生与工匠”参加了“攻击教士”和“摧毁教会房屋”的运动。[14]在巴塞尔，纺织工人要求“不仅要从精神上而且要从实际行动上”掌握福音的真义，坚称“我们应当以爱和真正的信仰来照看我们的兄弟”，应当将装饰教堂的资金转而用在“冬天缺少柴火、蜡烛和其他生活必备品的穷人身上”。[15]在布伦瑞克、汉堡、汉诺威、莱姆戈、吕贝、马格德堡、米尔豪森及韦斯玛，手工业者和贸易商委员会强迫城市的统治阶层进行带来改变的宗教改革。[16]威登堡“被冲突驱使，到处都是偶像破坏者”，直到市政府向路德求助，要求他实施有秩序的改革。[17]在斯特拉斯堡，“在下层民众的迫使下，治安官们开始在宗教实践方面作出改革，与此同时，治安官们也希望皇帝、帝国国会或教会委员会能将他们从要求加大改革力度的如山压力下解脱出来”[18]。通过这种方法，“通常是在下层民众的敦促、手工业行会的压力下，而非市政府的主导下”[19]，三分之二的德国城市转向了新宗教。路德将其信条取得的成功归功于上帝的旨意。他写道：“这全都是上帝之道所为。”“当我与菲利普和安姆斯多夫一起坐着喝啤酒时，上帝给了教皇狠狠一击。”[20]实际上，是地方性经济危机带来的阶级感受，促使人们对路德的教义作出如此积极的响应。 不过，统治城市的议事会和议院，通常都能作出适当改变，以平息下层民众的愤怒之情：“一旦议事会规定采用基督教福音派的教义而废除其他，吸收新教牧师成为市民，那么在对城市教会生活做决定时，从狂暴的街头回到安稳的议事厅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21] 农民战争 1524年下半年，又一场更加激烈的运动爆发了。这场运动史称“农民战争”（今天有些历史学家还称其为“平民革命”），被描述为“近代欧洲最重要的民众起义”。[22]在之前的半个世纪里，德国南部的乡村起义层出不穷。城镇中宗教暴动的消息（通常由参与乡村工业的新兴手工业者传播），成为不安全感日益加深的岁月里的焦点，刺激了暴动的发生，这种暴动既含有宗教意义，又含有社会意义。 数千甚至数万人的大军，将农民运动的浪潮从一地推进到另一地，横扫帝国整个南部和中部地区，军队劫掠修道院，攻击城堡，并试图占领城市。[23]封建领主和主教们对此极为震惊，试图通过和谈来平息起义者的怒火，同时则乞求大王公协助剿灭起义。统治城市的寡头贵族则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他们与乡村地区的领主、主教和修道院素有积怨，加之迫于穷苦市民的压力，不得不参与反叛。另一方面，他们又基本上由地主组成，所拥有的土地在暴乱中无疑也都受到了威胁。他们受到了不小的惊吓，都远远躲开暴乱，希望能够通过某种协商达致和平。[24] 农民暴动的确设法夺取了一些城市，并为自己的阵营争取了新生力量。在萨尔茨堡，“矿工、小矿场主和农民都加入了”反叛行列。[25]“在海尔布隆，城市治安官在市民、‘尤其是女性市民’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叛乱者打开大门”，叛乱者占领了所有女修道院和教会建筑物。[26]通过这种方法，农民大军夺取了梅明根、考夫博伊伦、温伯格、贝尔马廷根、诺伊施塔特、斯图加特和米尔豪森等多座城市。 各地的叛乱者都列举出令其不满乃至奋起反抗的悲苦现状，并经常将其合并到本地区的改革计划中。其中一份陈述由梅明根地区的农民起草，在同情他们的一位工匠和一位反叛牧师的帮助下，清晰地阐明了十二条意见——后来这几乎成为全国范围内农民暴动的宣言，因为它被反复印刷，广为流传。[27] 这份宣言从对广大民众而言最重要的宗教需求开始，其中包括当地社群任命本教区牧师的权力，以及决定如何使用什一税的权力。宣言进而提出了对农民生计也非常重要的其他需求：废除农奴制，废除领主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停止继续侵占公有土地，废除领主对农民狩猎、渔业和伐木业的禁令，以及停止武断的司法裁决等。 这并不是一份革命计划。它假设贵族和王公会被劝服，从而接受农民的诉求。当然，在农民运动初期，大多数参与者都相信，只有迫使领主按照农民自己的方法进行改革，一切才能好起来。“总体而言，农民依然倾向于接受贵族统治，只要贵族愿意听从（反叛农民的）集体协会、联盟或基督教联合会等组织的意见。”[28]保守派历史学家杰弗里·埃尔顿论述道：“农民总体上……是在受到极大束缚的情况下行动。”[29]恩格斯的观点则与之对立，他认为：“在对待贵族和征服的态度方面……他们显得非常缺乏决心。这样的决心只会在战争过程中出现，在农民亲身经历了敌人的为所欲为之后。”[30]农民的“中庸立场”使其总是天真地相信，他们与领主之间的分歧将会得到仁慈宽厚的处理和解决。 然而，农民最基础的要求却对王公贵族旧日的统治根基提出了严峻挑战。在农民的宗教语言中，存在一种比法庭实施的法律更高等的法。在一次乡村集会上，曾有农民发言表示，“除了上帝、我们的造物主之外，没有人……可以拥有债务奴隶”[31]。代表农民利益的“上帝的法律”，将会取代逼迫农民臣服于领主和教会的“庄严法律”。 贵族阶层无法作出损害本阶级地位的让步。在假意作出妥协的同时，贵族领主开始偷偷组织雇佣军。1525年4月，事态开始向暴力升级。正如杰弗里·埃尔顿承认的那样： 统治阶层从根基上被动摇，他们的反应比其惧怕的威胁要野蛮得多……数千（有人估计为十万）农民被杀，伤亡主要发生在所谓的战役中（实则是毫无军事经验的农民暴动），贵族王公训练有素的武装军队在将四处逃窜的农民冲撞得一溃千里时好不得意。[32] 路德却被农民叛乱的规模吓得心惊。最初他与统治城市的寡头一样，谴责领主激起农民的不满。然而，一旦农民军队开始收获战果，路德就彻底倒向了领主。他写下一份小册子，“反对施行谋杀和盗窃暴行的成群结队的农民”，敦促领主采取最极端的报复手段来镇压农民暴动：“他们必须被撕成碎片，秘密地和公开地被绞死或刺死，每个人都应当这样对待他们，就像必须杀死一条疯狗那样。”[33]路德写道，王公“不应袖手旁观……而应将其彻底毁灭、屠杀，有权力的人应当使用他的权力”[34]。路德在一封信中写道：“所有农民死去，要好过王公和治安官们死去。”[35] 在这一点上，路德并不孤单： 就像领主们将农民暴动视为犯下反对国家的叛国罪，宗教改革家们则将其解释为对福音的背叛。1515年，马丁·路德、菲利普·梅兰希顿、约翰尼斯·布伦茨、乌尔班·雷吉斯及茨温利，都没有选择与民众站在一起。[36] 不过，还是有一些新教牧师支持农民起义，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托马斯·闵采尔。这位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功教士，在路德与教皇和皇帝初次发生冲突时就在旁协助。但是过了三四年后，闵采尔开始对路德的妥协感到失望，并提出严厉批评。闵采尔的作品和布道开始逐渐超越宗教事务，挑战对人民大众的压迫行径。在他看来，基督教理想的实现，就意味着这个世界要发生革命性的改变： 世界上最令人厌恶的事情就是无人帮助穷人获取维持生活的必需品……我们的君主和统治者是所有高利贷、盗窃和抢劫的根源……他们压迫贫穷的农夫和手艺人……这些穷伙伴哪怕只违背了一丁点儿法律，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对于所有这些不公，骗子牧师〔路德〕却这样说道：“阿门。”[37] 闵采尔的言论令当局无比震怒，1524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东躲西藏，在全国范围内建起小型的秘密支持者组织。路德敦促王公对闵釆尔采取行动。即便在今天，许多主流历史学家依然将闵采尔视为完全的疯子。杰弗里·埃尔顿认为，闵采尔是“宗教改革初期恶魔般的天才”“一位毫不受限的幻想家”和“危险的疯子”。[38]但事实上，闵采尔做过的唯一一件疯狂的事情，却不过是使用当时几乎所有思想家都耳熟能详的圣经语言，极力反对而非支持阶级统治。 当农民起义爆发时，闵采尔正在前往图林根州的矿区米尔豪森的路上。他在这里全心投入到与激进市民〔在前僧侣帕菲弗的领导下〕合作的工作中，保卫作为革命堡垒的城市。在弗兰肯豪森，农民起义军被路德教的黑森王子和天主教的萨克逊公爵击溃，闵采尔被捕，在绞刑架上受尽酷刑折磨，最后被斩首，享年28岁。 粉碎农民起义对整个德国社会而言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极大地增强了大王公的社会地位。憎恨王公不断滋生的力量、梦想有朝一日迫使王公归顺德意志联合帝国麾下的骑士越来越少，过去他们经常就宗教问题兵戎相见，甚至对初期的农民暴乱表示同情。[39]如今他们却转而拥护王公贵族，成为后者持续剥削农民的保证人。与此同时，统治城市的寡头也在最初的犹豫摇摆过后，将王公贵族视为抵抗农民暴动的最后保障。甚至越来越多的市民也无法说服自己去支持一场他们太过胆怯以至于无法支持的暴乱。 但在接受王公全新提升的巨大权力的同时，城市上层和中层阶级也接受了如下观念：他们的利益不应该影响德国社会未来的模式。封建主义内部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因素导致的社会危机，掀起了革命性的暴乱。但是暴乱被镇压，就像14世纪面临巨大危机掀起的暴乱一样，在全欧洲范围内被击溃。城市中层阶级即便拥护全新的新教宗教思想，却也没有准备好在一场旧秩序的猛攻中利用新教来团结最受剥削的阶层。因此，在王公贵族不断增强的巨大力量面前，农民起义被粉碎，城市中层阶级变得软弱无力。 德国新教主义是这种怯懦的牺牲品。路德教敦促王公壮大势力，使自己沦为王公历史的囚徒。路德最初的信条强调信仰上的平等权，损害了教会对教区居民的控制权。但路德主义者对农民暴乱的恐惧，又导致他们重新依附旧秩序。路德最亲密的同伴之一梅兰希顿这样评价1525年革命的后果：“对狂野粗鲁的德意志人来说，给予他们比现在少些的自由是很有必要的。”[40]王公将会维持这样的统治秩序。对王公而言，农民暴乱被击溃后，路德教成了一件双面武器。一方面，王公可以挥舞路德教的利刃对抗试图侵犯其权力的天主教国王，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路德教控制被剥削阶层的思想意识。由此，最初应对德意志封建主义危机而兴起的宗教，如今却成了德国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官方信仰，该地区的农民被迫重回农奴制——就像基督教最初在反抗罗马帝国的危机中诞生发展，最后却转变为罗马帝国的思想意识一样。与此同时，德国南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民则放弃拥护和信仰新教，因为在1525年的农民革命中，新教与他们的压迫者站在了同一阵线。 因而，国王和统治该地区的天主教王公不断施加压力，逼迫德国南部城镇放弃新宗教。城市寡头本希望信仰新教的王公能够保护他们，结果却使自己陷入了王公贵族之间具有封建性质的王朝战争。1546年在施马尔卡尔登爆发的与国王的战役，证明了这一联盟的成色——信仰新教的王公根本没有做好严整的战斗准备，独留新教城市去面对凶残暴怒的天主教大军。从此以后，新教仅在德国南部城市隐忍存活，它的衰落反映出城市中间阶层丧失了其独立地位。 法国宗教战争 法国宗教革命的故事，听起来就像是德国宗教革命三十年后的轮回。经济危机使农民、手工业者和赚取工资的雇工陷入赤贫，反复席卷的饥荒、不断爆发的瘟疫，再加上1557年的银行破产危机，更令形势雪上加霜。所有社会阶层都转而反对教会及几家贵族——教会是社会财产的最大拥有者。[41]新教拥有跨越阶级的吸引力。但就像亨利·海勒指出的那样：“至今为止，新教依然是一场民众运动，小规模制造商、小型商人和小型手工业者组成了新教大军。”[42] 一个半世纪之前，法国著名小说家巴尔扎克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宗教改革……主要在开始思考的低下阶层中找到同党。大贵族鼓励农民运动，只是为了服务于与宗教质询完全不沾边的利益……但在手工业者和贸易行业从业者的心中，信仰是真挚的，建立在真正的思想层面上。[43] 加尔文出身法国中产家庭，但因受到迫害不得不在日内瓦生活，因此造就了甚至比路德更加适合这一阶层的世界观。路德最初挑战教会既定规则，后来又向王公统治屈服。相比之下，加尔文强调一种新型教会理念，这种教会由城市中间阶层自行管理运转。加尔文令信徒们感到他们被上帝之手选中，通过比同伴更加冷静、自制和节制的表现来证明这一点。这样的态度，完美地吸引了体面的手工业和商店主家庭，他们与贵族的奢华世界划清界限，但同时也蔑视并恐惧“道德沦丧”的低下贫苦阶层。 正如亨利·海勒所说： 有些城镇居民……能够看出民众再次跌回贫困的深谷，一个世纪的物质和文化发展再次陷入了危机。他们恰当地判断出，错误出在教会和封建秩序在战争、奢侈品和壮美奇观上浪费了太多社会财富。他们的反叛是一种对自己的保护，既保卫自己免受那些控制教会和封建体系之人的压迫，又保卫自己免受那些最激烈反抗现有秩序之人的冲击。这样做的其中一种方法就是，践行一种倡导工作、禁欲和纪律的思想。[44] 加尔文在社会问题层面上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认为是上帝授意了现存的社会秩序。但是，他的宗教革命号召无疑拥有社会改革层面的含义。它“为城市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发展，不止简单地包含一定程度上的经济自由，还囊括了宗教领域话语权向他们的转换”[45]。这并非号召对国家进行革命性重建：要完成这一目标，城市中间阶层的力量尚显太弱。但它的确意味着需要进行一些基本层面的改革，而且将会在社会危机中保护他们的利益。 加尔文温和的社会改革计划并未实现，即便在1550年代晚期社会矛盾最为激烈的时候也是如此。部分贵族开始攻击教会的特权阶层，波旁和蒙莫朗西两大贵族家族在狂热的天主教伪装下，与第三大家族因王位传承问题而掀起了血腥的战争。 中间阶层本有可能利用贵族的分裂来团结农民和城市贫民，争取革命成果。农民无疑早就受够了苦，长期积攒的不满情绪使其长久以来一直拥有反教会的传统。但在加尔文的建议下，中间阶层的激进派决定将命运寄托在持不同政见的贵族身上。面对1550年代越来越严重的贫困，农民们举行宗教游行，包括“在礼拜圣人的仪式上吟唱”和鞭笞自己，而城市中间阶层则竭尽全力将他们清除出城镇。“加尔文主义者对农村人无知、迷信及令人难以置信的耽于声色感到震惊”，而农民们虽则排斥“加尔文禁欲主义”但却“依然与他们的圣人、奇迹和会众保持紧密联系，依然离不开他们的舞蹈、节庆和酒精”。[46] 1560年代爆发了一系列血腥的宗教战争，危机达到了巅峰，其中包括著名的巴黎圣巴塞洛缪日屠杀新教重要人士这一事件。[47]加尔文主义者依赖贵族的策略，意味着这变成一场“大部分由贵族领导和组成的军队”进行的封建战争[48]，社会问题被遗忘。战争成为旧秩序的卫道士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游戏，因为天主教贵族的人数是新教贵族人数的两倍。 对参加内战的许多人来说，基本问题很快就被掩盖——对许多并未在其中看到任何阶级冲突因素的历史学家而言也是一样。[49]加尔文教王公的行为：他们与天主教仇敌一样贪婪无度、放纵荒淫、道德沦丧，只能令许多中产阶级加尔文主义者[50]灰心丧气，而加尔文主义者对贫苦阶层的蔑视态度，则令天主教徒得以利用时机，在巴黎组织暴乱。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一再重演：反抗运动的领袖相信，将其信仰与旧日统治者联系在一起是“切实可行的政纲”，但结果却常常因此而被彻底击溃，一泻千里。 加尔文主义者选择的靠山纳瓦拉的亨利（亨利四世）最终夺取了皇冠，但亨利却背弃了新教：新教被限制在特定几座城市中，并在一个世纪后被彻底赶出法国。法国中间阶层的失败，并不像德国中间阶层的失败那么彻底并引发巨大灾难。工业和贸易依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成功的商人事业依然繁荣。有些人还通过各种收买手段，在新贵族（长袍贵族）中谋得一席之地，或者安排儿女与旧贵族成员联姻。但在接下来二百五十年间，他们不得不生活在一个被迫接受贵族的压迫、奢侈浪费及装腔作势的社会中。就像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温和”“体面”“务实”的价值观都被击败了。 [1]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描述为“贵族与资产阶级市民之间的平衡”（恩格斯，《家庭的起源》，1998年，第211页）；“拥有土地的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均衡”（恩格斯，《论住宅问题》，收入《马恩全集》第23卷，伦敦1988年，第363页）；“作为一种强大的反抗封建制的武器，为初生的中产阶级社会服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伦敦1996年，第75页）；“资产阶级发展的结果”（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莫斯科1986年，第672页）等。相比之下，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则将其描述为“封建统治重新部署和激活的机构……是受到威胁的贵族在政治上寻求的保护壳”（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伦敦1974年，第18页[龚晓庄、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但即便是“重新部署”和“重新激活”的封建主义，也是通过依靠市场及倾向城市上层阶层的君主制来实现——也就是说，建立在资本主义及封建主义元素基础之上。 [2]这一术语来自马克思，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686页。 [3]同上书，第686-687页。 [4]亨利·海勒（HenryHeller），《征服贫困：16世纪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者起义》（TheConquestofPoverty:theCalvinistRevoltin16thCenturyFrance,London,1986），第27页。 [5]库利与斯科特（E.I.Kouri&T.Scott）合编，《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的政治与社会》（PoliticsandSocietyinReformationEurope,London,1987），第381页。 [6]罗伯特·杜普莱西斯（RobertDuplessis），《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TransitionstoCapitalisminEarlyModernEurope,Cambridge,1997），第174页。[《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朱智强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7]韦伯在其多部作品中都试图根据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做出解释，但他从未提供内在逻辑统一相通的论述。他的著作更多像是对历史的注解，而非对真正历史过程的分析和阐述。 [8]就连佩里·安德森也接受这一观点，参见他所著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9]维托尔德·库拉（WitoldKula）对波兰在这一历史时期经济的发展动力和矛盾冲突作出了精彩的阐述，也暗含着同一时期欧洲其他部分也存在类似的经济情况，参见维托尔德·库拉《封建制度经济理论》（AnEconomicTheoryoftheFeudalSystem,London,1987）。虽然这本书名为《封建制度经济理论》，但其主题却是我所称的“市场封建主义”，而非中世纪早期的典型封建主义。这本书展现出贵族购买英国、荷兰及其他工业地区的新产品，如何导致本国经济发展停滞，甚至还损害了农业。我怀疑这些结论至少部分也适用于其他同时拥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机构的社会，例如中国宋朝、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巴斯王朝和印度的莫卧儿王朝。 [10]库利与斯科特合编，《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第37页。 [11]亨利·海勒，《征服贫困：16世纪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者起义》，第131页。 [12]即“大公”。 [13]尤请参见：托马斯·布雷迪（ThomasBrady），《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政治》（ThePoliticsoftheReformationinGermany,NewJersey,1997）；彼得·布瑞克（PeterBlickle），《社区宗教改革》（CommunalReformation,London,1992）；洛娜·阿布雷（LornaAbray），《人民的宗教改革》（ThePeople’sReformation,Oxford,1985）。 [14]彼得·布瑞克，《社区宗教改革》，第63页。 [15]同上书，第73页。 [16]同上书，第84页。 [17]杰弗里·埃尔顿（GeoffreyElton），《欧洲的宗教改革：1517-1559》（ReformationEurope,1517-1559,Glasgow,1963），第53-54页。 [18]托马斯·布雷迪，《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政治》，第80页。 [19]杰弗里·埃尔顿，《欧洲的宗教改革：1517-1559》，第64页。 [20]阿瑟·狄更斯（ArthurDickens），《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时代》（TheAgeofHumanismandReformation,London,1977），第152页。 [21]彼得·布瑞克，《社区宗教改革》，第88页。 [22]同上书，第12页。 [23]同上书，第13页。关于详细的论述及相关文献的翻译，参见斯科特（T.Scott）与斯克里布纳（B.Scribner）合编的《德国农民战争》（TheGermanPeasants’War,London,1991）。 [24]关于斯特拉斯堡的寡头统治者雅各布·斯特姆（JacobSturm）在这种情况下的典型反应的记述，参见托马斯·布雷迪《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政治》第82-86页。 [25]彼得·布瑞克，《社区宗教改革》，第13页。 [26]托马斯·布雷迪，《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政治》，第83页。1850年恩格斯对德国农民战争的分析中包含不同地区农民运动的细节描述，参见《马恩全集》第十卷，伦敦1978年，第399-477页。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段历史不关注战役细节的论述，参见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ErnestBelfortBax）所著《德国农民战争》（ThePeasants’WarinGerman,London,1899）。 [27]12条意见参见斯科特与斯克里布纳合编的《德国农民战争》第252-257页。 [28]彼得·布瑞克，《社区宗教改革》，第50页。 [29]杰弗里·埃尔顿，《欧洲的宗教改革：1517-1559》，第59页。 [30]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ThePeasantWarinGermany），第449页。 [31]出自沙夫豪森（Shaffhausen）的村民，引自彼得·布瑞克《社区宗教改革》第48页。 [32]杰弗里·埃尔顿，《欧洲的宗教改革：1517-1559》，第59页。 [33]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419页。 [34]吕西安·费弗尔（LucienFebvre），《命运：马丁·路德传》（MartinLuther,London,1930），第258页。 [35]吕西安·费弗尔（LucienFebvre），《命运：马丁·路德传》（MartinLuther,London,1930），第258页。 [36]彼得·布瑞克，《社区宗教改革》，第199页。 [37]考茨基，《共产主义诞生于欧洲宗教改革》，第136页。 [38]杰弗里·埃尔顿，《欧洲的宗教改革：1517-1559》，第58、94页。 [39]在葛兹·冯·贝利辛根（GoetzvonBerlichingen）的例子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40]彼得·布瑞克，《社区宗教改革》，第200页。 [41]亨利·海勒，《征服贫困：16世纪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者起义》，第137页。 [42]同上书，第70页。 [43]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王后凯瑟琳传记》（AboutCatherinedeMedici,London,1910），第59页。 [44]亨利·海勒，《征服贫困：16世纪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者起义》，第175页。 [45]同上书，第139页。 [46]同上书，第172页。 [47]近来备受赞誉的电影《玛戈皇后》（LaReineMargot）反映的就是相关的故事。 [48]亨利·海勒，《征服贫困：16世纪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者起义》，第246-247页。 [49]杰弗里·埃尔顿在其名著《欧洲的宗教改革：1517-1559》第234页声称：“不论在哪里，（加尔文教）最初被接受或者是取得广泛的成功……都并非归功于利用任何想象的中产阶级经济野心。” [50]他们的“外国”同盟当然也是这样觉得。斯特拉斯堡（当时依然是帝国的一部分）激烈反对与为了一个年轻亲戚买下主教教职的加尔文教贵族结成同盟。洛娜·阿布雷，《人民的宗教改革》。
第一章征服新西班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一章征服新西班牙 ↘征服阿兹特克 ↘征服秘鲁 看到如此众多的城市和村庄傍水而居，其他城镇则坐落于干燥的陆地，还有那直平蔓延的绵长堤道……我们感到非常惊奇，将其视为孕育了阿玛迪斯〔16世纪欧洲骑士小说中的游侠，英雄之象征〕的土地上的魔法，那些恢弘壮美的高塔和金字塔，从水面上拔起的高耸建筑，所有这一切都以巨大的石块筑成。我们有些士兵甚至充满怯意地问起，眼前所见是否是一场梦。[1] 神庙比塞维利亚的天主教堂还要高……主要的露天广场坐落于城市中心，规模是萨拉曼卡广场的两倍，四周环绕着柱子。日复一日，六万民众聚集在这里买卖货物，好不热闹。来自帝国各地的各类商品在这里都能找到，食物、衣服、金银铜制品……宝石、皮革、骨头、贝壳、珊瑚、棉花和羽毛饰品，应有尽有……[2] 这里如此美丽，建筑极为精致，就是在西班牙也非常罕见……在印加帝国，许多房屋都有巨大而宽敞的大厅，长一百八十三米、宽四十五到五十四米……面积最大的大厅可以轻松容纳四千人。[3] 1520年代和1530年代，第一批跨越重洋发现墨西哥阿兹特克文明和秘鲁印加文明的欧洲人，被眼中壮美辉煌的建筑和拉美帝国的惊人财富震惊得说不出话来。阿兹特克文明的特诺奇蒂特兰城，堪与欧洲任何一座伟大的城市相媲美。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规模虽然略小，但其道路体系极为发达，星罗密布的交通网对欧洲人而言可谓闻所未闻。四通八达的道路绵延四千八百公里，贯穿整个帝国——这一数字比整个欧洲的道路总长还要长，甚至也超越了明朝时的中国。 拉美帝国的文明建立在先进的谋生手段上，其灌溉体系复杂而精密。他们已经发展出揽收和运输货物的诸多方法，长路迢迢运载数百甚至数千公里抵达首都。伴随着农业进步，艺术和科学也在向前迈进，包括建筑、视觉艺术、数学及日历运算——将月亮的运行规律（以月为基础）与太阳的运行规律（以年为基础）联系起来。 然而，短短几个月内，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和皮萨罗（这两个人不过是流氓和冒险家，皮萨罗甚至是个文盲）带领一小股军事力量，就征服了这两个庞大而辉煌的帝国。 他们追寻着早期探险家哥伦布的脚步。这位来自热那亚的海军上校，劝服了西班牙的联合统治者（阿拉贡国王斐迪南和卡斯蒂利亚女王伊丽莎白）赞助他的远航，跨越大西洋一路向西航行，寻找传说中的中华文明及“香料群岛”（东印度群岛）的财富。 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哥伦布对地球的认知建立在一些全新的科学理解之上，与迷信“扁平地球”的观点截然相反。但事实上，到15世纪时，地球是圆的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不少人的认可。哥伦布将非正统科学、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家的语录和宗教神秘主义思想混合在一起。[4]他开始相信，在末日启示来临之前，上帝派遣他来拯救基督教。[5]不过，他低估了地球的周长，在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尔-法甘尼（正确的）计算结果上少算了25%。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带领三艘小船起航出发，希望能在数周内抵达中国或日本，亲眼见到马可波罗时代（二百年前）“大汗”治下的华夏臣民。实际上，哥伦布在10月第二个星期抵达的是加勒比海上的一座小岛，继而又航行到了今天隶属古巴和海地的一些岛屿。 生活在这些岛屿上的人们，既没有发展出国家，也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他们对神秘的陌生来客非常友好热情。“他们温柔、和平而且十分朴实”，西班牙人这样描述当地居民，将他们称为泰诺族。“当西班牙人划着小船上岸索要淡水时，印第安人非常友好地指给他们在哪里能够找到淡水，并帮他们把水装满桶，抬上小船。”[6] 但是，哥伦布的目标可不是与当地居民做朋友。令他无限着迷的是他们鼻子上佩戴的黄金垂饰。哥伦布做着发大财的美梦，希冀能向西班牙君主证明这次远航丰富而奇幻的收获。他不停地向当地人打探哪里可以找到黄金，尽管他对当地语言一窍不通，而当地人也完全听不懂西班牙语！ 哥伦布后来写道：“黄金是最美妙的……谁拥有了黄金，谁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所欲为，灵魂也可以成功地飞升天堂。”[7] 哥伦布在寄给皇室赞助者的信中写道，当地居民“如此深情且慷慨，无比温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们更好的人，也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土地。他们深爱着邻居，如同爱护他们自己，他们的话语是世界上最甜美、最温柔的语言，因为他们说话的时候总是面带微笑”[8]。尽管通篇都是溢美之词，哥伦布却致力于捕获和奴役这些温良的人们。哥伦布的儿子写道：“他下令将这座岛上的一些人抓为俘虏……基督徒抓住了十二个人，其中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9]哥伦布计划建造一座堡垒，“只要在堡垒中配备五十个人，他们〔当地居民〕就会被迫臣服，去做我们期望的一切”[10]。 并非所有岛民都愚蠢到容忍这样的侵略行为。哥伦布很快就写道，在生性平和的泰诺族人身边，还生活着一群好战的加勒比人；加勒比人必须被镇压和征服，因为他们是“食人者”。然而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从未有任何明确证据表明加勒比人曾食人血肉。哥伦布从未踏足任何一座加勒比岛屿，他唯一亲见的加勒比人都是船员抓获的加勒比妇女和儿童俘虏。但哥伦布给加勒比人扣上“食人族”的帽子，为西班牙人拿起枪支威胁当地土著，举起铁剑和弓箭砍杀射倒这些土著居民，找到了正当理由。直至20世纪，在“野蛮人”中存在“食人族”的讹传，依然为殖民主义提供了潜在的正当理由。[11] 虽然采用了极端野蛮的方法，但是哥伦布找到的黄金却很少。1493年，哥伦布再次远航，这次航行也不比上次成功多少，尽管得到了国王更多的资助，而且舰队的规模也更大，其中包括一千五百名未来的殖民地定居者——“包括将在那片土地上劳作的各种工匠、劳工和农民、骑士、绅士及被这片土地上的奇观和黄金诱惑而来的其他人”[12]，另外还有许多士兵和三位牧师。哥伦布在伊斯帕尼奥拉岛（海地）附近地带建起七个定居点，每个定居点都建造有一座堡垒和几座绞刑架，同时制定法令，要求所有14岁以上的“印第安人”都必须每三个月上缴一定数额的黄金。不遵守这项规定者将会惨遭剁手酷刑，并任由其流血致死。[13]尽管颁布了如此野蛮的法令，原住民依然无法上缴规定的黄金，原因很简单，这座岛上根本不曾有人发现过哪怕些微大量的黄金。 失望之余，哥伦布决定用另一种资源：奴隶，来弥补黄金财富的不足。1495年2月，哥伦布围捕了一千六百名泰诺人（正是两年半前西班牙人遇到的那些“温柔”“平和”且乐于帮助他们的土著），将其中五百人用镣铐连串锁起，赶上开往塞维利亚的船只，打算把他们卖为奴隶。在跨越大西洋的漫漫航程中，其中二百人命丧黄泉。哥伦布继而还创建了“监护征赋制”（恩科米恩达，又译大授地制），指定的殖民者可以利用这一制度强迫印第安人提供免费劳役。 对哥伦布口里一直所称的“印第安人”而言，他的种种殖民政策给他们带来了灭顶之灾。在哥伦布初次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时，该岛拥有一百多万人，准确的数字或许更高[14]；然而，仅仅时隔二十年，岛上人口就只剩下两万八千人，到了1542年，竟然只剩下二百人。致力于转化原住民的多明我会教士拉斯·卡萨斯斥责殖民者采取残忍的方法，“对当地人民作出了最凶狠的暴行和屠杀”[15]。除此之外，近来学界还常提及另一个导致伊斯帕尼奥拉岛人口锐减的重要原因：“印第安人”对欧洲人带来的疾病毫无免疫抵抗力。麻疹、流感、伤寒、肺炎、肺结核和白喉，最重要的还有天花，这些疾病会对从未遭遇过的人们造成恐怖的致命打击。然而，仅仅由于疾病就导致岛上原住民被彻底消灭干净，这很难令人信服。因为在美洲大陆的许多地方，还幸存着些许“印第安人”。早期西班牙殖民地中原住民的大规模死亡，势必与哥伦布及其殖民者采取的野蛮殖民方法脱不了干系. 然而，野蛮统治本身并无法向哥伦布、殖民者及其皇室赞助者提供他们希求的财富。首批殖民地到处都是问题。定居下来的绅士们发现，这里的生活比他们想象中的要更加艰难。印第安劳工不断死去，导致殖民地劳动力极度匮乏，无法维持规划出的大型田庄。来自社会底层阶级的殖民者，很快就对上层阶级强压下来的劳作压力十分厌烦。哥伦布担任伊斯帕尼奥拉岛总督时，民众反抗其统治的浪潮始终汹涌澎湃。对此，哥伦布采取了与对待土著印第安人同样野蛮的方式，强行镇压民众暴动。在第三次远航即将结束时，被剥夺总督头衔的哥伦布镣铐加身将被押回西班牙（这引发了伊斯帕尼奥拉岛殖民者对他的嘲笑），他惊恐地发现，七名西班牙人被吊死在圣多明各镇广场的绞刑架上。[16]在西班牙被监禁了一段时间后，哥伦布才被释放出来。但他的第四次航行可谓一场悲剧。皇室禁止他靠近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定居点，这场冒险以海难告终，哥伦布最终心灰意冷，抱着破灭的希望回到西班牙，渐渐被人遗忘。赞助哥伦布航海事业的西班牙王室，显然对与法国在战场上争夺对意大利的统治权更感兴趣，对遥远的海岛则不甚上心。只有当其他冒险发现了更加令人咋舌的财富后，他们的态度才又发生了转变。[17] 征服阿兹特克 1517年，墨西哥阿兹特克帝国的皇帝蒙特祖玛第一次收到外来者抵达的讯息，他的手下人声称：“在水中运动的许多小山”中出现了一群肤色苍白的人，他们即将登陆。[18]这些船只属于一支勘察探险队。两年后，一支来自西班牙古巴殖民地的五百人队伍，在军人科尔特斯的带领下抵达阿兹特克。科尔特斯听说这里有一个伟大的帝国，下定决心要将其征服。科尔特斯的手下都觉得他的野心简直是不可理喻的疯癫，因此他不得不在上岸后将自己的船只焚毁，以防他的手下私自坐船撤回古巴。然而，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科尔特斯就不可思议地征服了一支人数超出自己部队数百倍的庞大军队。 科尔特斯的成功源于多种因素。蒙特祖玛非但没有在滩头地带摧毁科尔特斯的小分队（他原本有大把的机会这样去做），反而还向这支部队提供了许多装备和便利条件，帮助他们从海岸行进到墨西哥谷。科尔特斯为人极为狡诈，到达阿兹特克都城特诺奇蒂特兰后，在大肆抓捕俘虏之前，一直假意向蒙特祖玛示好。后来在西班牙人围城的关键时刻，他们无意间携带的天花病毒横扫了特诺奇蒂特兰，令城中人口大幅锐减。最后，西班牙人通过武力夺取了城市的统治权。然而，西班牙人的胜利并非主要源自他们携带的枪支，这些枪支射击并不精准，而且子弹上膛发射往往需要很长时间。他们得胜的最主要原因来自其所装备的铁质盔甲和宝剑，能够轻而易举地劈开阿兹特克人仅由厚布料制成的盔甲。在争夺特诺奇蒂特兰城的最后战役中，西班牙人高超的海上技术令其牢牢控制了城市周边的大湖，赶走了阿兹特克人运载维生口粮的独木舟。 西班牙看似不可思议的胜利，在某些方面具有偶然性。如果是蒙特袓玛的兄弟库伊特拉华克统治阿兹特克的话，他绝不会友好地带领科尔特斯来到都城参观游览，因而也就不会给予西班牙人诱拐绑架国王的机会。科尔特斯的军队当然不是无敌的。在战斗中，科尔特斯一度不得不逃离特诺奇蒂特兰城，并且失去了大部分兵力。如果西班牙人遭遇的抵抗再久一些，或许西班牙人自己的军队就会结束这场战争——实际上又有一支西班牙军队已经抵达墨西哥，携带着抓捕叛徒科尔特斯的命令。 无论如何，如果一直强调科尔特斯得胜的偶然因素，那么对西班牙人这场胜利征服的解释未免也就太过流于表面。科尔特斯面对的是一个与西班牙帝国类似的强大帝国，这个帝国具有剥削性和压迫性，但其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却是远远落后于欧洲。 阿兹特克最初只是一些采集狩猎社群，农业知识水平有限，于13世纪中期来到墨西哥谷。当时的墨西哥谷地已经存在着几个城市国家，继承了古老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和玛雅文明（第二部分介绍过）的遗存，他们打败了阿兹特克人，只给阿兹特克人留下了最贫瘠的土地用以耕种谋生。然而，阿兹特克人并没有屈服多久。他们很快就取得技术突破：发明了“浮园耕作法”，使农作物产量得到巨幅增长；向集中农业的转型，伴随着贵族阶层的兴起，这些特权阶层强迫社会上其余阶层为他们劳动服役。然而，贵族阶层并不满足于仅仅压榨和剥削阿兹特克的下层民众。阿兹特克很快就与其他城市国家开战，争夺墨西哥谷地的霸权地位，继而迈出了缔造伟大帝国的第一步——帝国遗存在今危地马拉以南绵延几百公里。随着新军事统治阶级的崛起，与之匹配的军事思想也逐渐发展成熟。它以阿兹特克古老的部落神灵太阳神维齐洛波奇特利崇拜为中心，这种蜂鸟可令在暴力中死去的人得到永生，但是需要在白天不停地浸泡在人类的鲜血中才能维持。这种宗教的中心仪式是战俘献祭——也包含本国臣民的献祭，除了向帝国献上一定数量的物质贡奉，还必须交出一定数量的女性和儿童作为祭品。这种宗教使阿兹特克的武士阶层抱着必死的决心不停厮杀，打造出一个巨大帝国。它还令那些时常忍饥挨饿的下层阶级愿意碰碰运气，赌一赌自己的命运，其刺激作用就像罗马斗兽场和凯旋庆典（庆典的高潮是勒死被俘虏的敌国王公）的功用一样。但随着帝国不断壮大，献祭在阿兹特克社会中制造了越来越严峻的紧张气氛，有些统治阶层将其提升到史无前例的高规格，据说有一次曾在九十六个小时内，在特诺奇蒂特兰的神庙献祭台上竟然屠杀了八万名人祭。[19]尽管这血流成河、人间炼狱般的恐怖气氛令被征服者不敢掀起叛乱，但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帝国的压迫感。被征服者因此越来越被较为平和的宗教所吸引。甚至就连阿兹特克的贵族也普遍相信，总有一天，和平的羽蛇神魁札尔科亚特尔将会重返人间。 西班牙征服者到来的时候，恰巧是这些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1505年，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席卷了阿兹特克的下层阶级，迫使许多人卖身为奴。征服战争中劫掠的战利品越来越少，蒙特祖玛在统治阶层内部使用血祭宗教来增强自己的权力。然而，对这种信仰的挑战和反抗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十分恐惧科尔特斯就是那回归人间的羽蛇神魁札尔科亚特尔，才不得不对科尔特斯表示欢迎。更重要的或许是，被阿兹特克帝国征服的人们蜂拥而至，支持入侵者。在最后夺取特诺奇蒂特兰的战役中，站在西班牙人一边协助作战的本地人，比支持阿兹特克军队的本地人还要多。 阿兹特克帝国与西班牙帝国都以贡奉为基础，用血腥惩罚来恐吓想要叛乱者。这两个帝国同样信奉最残忍的宗教，西班牙人时刻准备着在火刑柱上烧死异端，而阿兹特克人则为了平息神明的愤怒而使用人祭。征服阿兹特克后，西班牙人在特诺奇蒂特兰城的市场中设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刑场，用以烧死异端[20]。西班牙能够利用此前两千年间在欧亚大陆和北非发展起来的冶铁术，而阿兹特克则依然要靠石器和木器，即便在石器和木器的制造方面，阿兹特克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族群都要先进和熟练。至于金属，阿兹特克人只知道黄金和铜——铜非常罕见，仅用于装饰。他们的武器以黑曜石制成，那是一种能够打磨出刀锋般锐利的石头，但同时也非常容易破损。 缺乏金属导致阿兹特克在其他技术发展方面也陷入迟滞。例如，阿兹特克没有有轮运输工具。戈登·柴尔德指出，这是由于轮子需要用锯来制造，而如果没有比铜更加坚硬的金属，就很难制造出锯。[21] 阿兹特克人为什么没有学会冶铁术？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认为，这与非洲落后的原因相似，都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地理因素的不利作用。墨西哥人无法利用几千公里之远的伟大发明。中美洲的热带地区将墨西哥与其他安第斯山脉的伟大拉美文明隔开——那些文明在冶金方面相对发达，但依然未能达到掌握冶铁术的地步。[22]而且与此同时，墨西哥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并未遭遇任何巨大刺激，以至于无法掌握冶铁术。他们在没有冶铁术的情况下发展出了提升作物产量的复杂方法，建造了令人惊叹的大规模城市。如果说他们不时遭遇阶段性的饥荒，那么实际上以使用铁器为基础的亚洲文明和欧洲文明同样难逃饥荒的侵扰。只有当他们突然面对铁制武器装备的欧洲人时，未能掌握冶铁术才变成一个致命缺陷，导致阿兹特克人最终被一个在其他方面并不那么“先进”的民族所征服。 征服秘鲁 历史很少会在极短的时间内重复上演。不过，这一次却是一个例外。另一个科尔特斯——皮萨罗于1530年代初从巴拿马起航，沿着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一路南下，这次航行就发生在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十年之后。 在此次扬帆远航之前，皮萨罗已经进行过两次调查性的冒险，因此知道在前方南美洲内陆某处存在着一个伟大的帝国。这一次，他率领一百零六名陆军士兵和六个二名骑兵，在海岸城镇通贝斯登陆。在那里，他得知伟大的印加帝国正在进行内战，同父异母的两兄弟——北部的阿塔瓦尔帕与南部的瓦斯卡鲁——为了争夺其父伟大的印加王瓦伊纳·卡帕克的继承权而大打出手，兵戎相见。皮萨罗很快就与阿塔瓦尔帕的代表建立了联系，在展现出友好的姿态后收到阿塔瓦尔帕的邀请，双方将在安第斯的卡哈马卡城举行会面。对这群西班牙代表团而言，如果没有印加向导，前往内陆并攀爬安第斯山的行程根本无法成行。印加向导带领他们翻山越岭，并在每天跋涉的最后都安排好了休息和补充给养的场所。 到达卡哈马卡城后，西班牙人安置驻扎在城墙内，大多数人都藏起了他们的枪支和马匹。阿塔瓦尔帕将大批印加军队留在身后，只带领五六千人进入城内，安排欢迎仪式，根本没有进行战斗的准备。皮萨罗的兄弟赫尔南多后来这样描述当天的状况： 他坐着轿子前来，三四百名身着制服的印第安人为其开路，他们清理道路上的垃圾，并且唱着歌。然后，阿塔瓦尔帕就来了，四周环绕着官员和酋长，其中的位高权重者也坐着属下抬着的轿子。[23] 与西班牙人同行的多明我会修士开始向阿塔瓦尔帕进言，试图劝说他皈依基督教并向西班牙国王进贡——其依据是，教皇已将这部分拉美领土划归西班牙。据说，印加人是如此回复的： 我不会向任何人进贡……至于你说的教皇，他一定是疯了，才会说什么将本不属于他的国家赠予他人。至于我的信仰，我不会改变。你们的上帝，据你所说，已被他所创造的人类杀死。但我的神明依然住在天堂，照料着他的孩子们。[24] 他将修士刚刚递给他的圣经扔到了地上。修士对皮萨罗说：“你难道没有看到，我们站在这里，不过是在浪费生命与这条狗对话，这片土地上全都是印第安人。立刻对他们发起进攻，我会赦免你的罪。”[25]于是，皮萨罗挥舞起白色的头巾，躲在暗处的西班牙军队立刻开火，喧嚣和烟火在密集的印加人群中制造了恐慌，骑兵向他们冲去。印加人无处可逃。据西班牙人估计，在这场战役中有两千名印加人被杀，而印加人的记录则显示这个数字是一万人。[26] 阿塔瓦尔帕成了西班牙人的阶下囚，并在西班牙人夺取帝国中心时不得不出面为他们传言。他原本以为可以用金钱收买侵略者，因为他发现入侵者对黄金有着莫名的迷恋，因此搜集了堆成山的黄金双手奉上。不过，阿塔瓦尔帕犯下了致命的错误。皮萨罗收下了黄金，却在一场拙劣的审判后处死了阿塔瓦尔帕，罪名是“通奸和多妻”“偶像崇拜”“煽动反抗西班牙人的暴乱”等。阿塔瓦尔帕被带到城市广场，在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之前，他表示愿意皈依基督教——他认为西班牙人不会烧死一个皈依的基督徒，希望借此可以侥幸逃脱一死。他是对的。在他皈依之后，皮萨罗下令勒死了阿塔瓦尔帕。[27] 血腥屠杀和谋杀阿塔瓦尔帕，为征服印加帝国其余的土地树立了榜样。随着数百名西班牙士兵在黄金的诱惑下加入军队，皮萨罗扶植阿塔瓦尔帕的一个兄弟登上王位，成为西班牙人的傀儡；西班牙军队启程开拔，前去劫掠印加首都库斯科，并活活烧死了另一个试图反抗他的印加王储卡里库奇玛。一旦接收了城市，西班牙人就从房屋和神庙中盗取黄金，奸淫印加皇室的公主和王妃。56岁的皮萨罗甚至无耻地到处宣扬，一个只有15岁大的公主被他强暴后诞下了他的孩子，事后皮萨罗却将这名公主赐给了自己的随从。一位陪伴西班牙人南下智利的教士克里斯托瓦尔·多莫利纳，后来记录下了西班牙人如何对待普通印加民众： 任何不愿陪伴西班于人的本地人都镣铐加身。每个晚上，西班牙人都将他们关进条件极为恶劣的监狱；每个白天，西班牙人都令其背负沉重的负荷，他们几乎被饿死。在这次探险中，一个西班牙人将十二名印第安人锁在一起，后来还向他人吹噓，这十二人最后都因此而毙命。[28] 西班牙征服者的目标是大发横财，在诉诸奴隶制的同时，不忘不遗余力地劫掠黄金。他们将印加分为多个监护征赋区，根据1512—1513年颁布的《布尔戈斯法》（其中规定印第安人在一年中必须为西班牙人劳作九个月），被选取的殖民者有权在辖区内实行强迫劳动。西班牙人向印第安人大声宣读这条法律，他们被告知，谁要敢违背该法，他们的妻儿子女都将成为奴隶，他们的财产将被充公。[29]印第安人还必须向教士上缴贡奉，在某些情况下，教士“可以保留牲畜、战俘、锁链和船只，以惩罚不敬神者”[30]。 事情并不总像西班牙人盘算得那么如意。他们遇上了接连不断的反抗，皮萨罗的一个兄弟在库斯科甚至被围困数月。直至1572年，西班牙人处死了最后一位印加皇帝图帕克·阿马鲁，印加人的抵抗才被彻底粉碎。其实与墨西哥阿兹特克帝国类似，印加帝国的悲惨命运早已注定。印加人虽然有铜，但是没有铁；他们使用的是驮马，而不是强壮得多的马和骡子。青铜时代的文明，无论它多么精致，都无法与玄铁时代的文明对峙，无论后者多么粗糙。正如海明斯所说，马匹是“征服者的坦克”[31]。只有当智利最南方的印第安人懂得如何驾驭马匹后，征服者的优势才大大减弱。 几名帝国家族的成员设法在新形势下存活下来，并融入西班牙人的上层社会。海明斯写道：“他们与所有西班牙下级贵族骑兵伊达尔戈一样，十分渴望得到功名头衔、战袍族徽、精美的西班牙服饰，以及还未收入腰包的收入。”[32]但对生活在印加帝国的广大民众而言，生活却是变得无法比拟的糟糕。1535年，一名西班牙贵族在写给国王的信中表示，“我走过了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看到了可怕的毁灭”[33]。另一名贵族对比了印加帝国被征服前后的情况：“此前整个国家非常平静繁荣，但是如今，在道路两旁，我们只能看到望不到尽头的废弃村庄，遍布全境。”[34] 由于每位新统治者都想竭力攫取更多财富，征服者对这片土地造成的伤害日益升级，民众的生活更加水深火热。彼此竞争的西班牙司令官之间掀起了激烈的内战，新兴的富裕殖民者崛起，反对西班牙王室代表。敌对的军队烧杀抢掠，对农业来说极为重要的灌溉水渠和山间梯田全部陷入荒芜，驮马牧群全被屠杀，为了应对灾年而准备的食物储备也被吃光。在加勒比海地区造成巨大损失的同一种欧洲疾病席卷印加帝国，其规模甚至比14世纪肆虐欧洲的黑死病还要猖獗，同时饥荒又令民众的生活雪上加霜。在1540年代的利马谷，两万五千人中最后只有两千人残存下来。印加帝国的人口锐减了一半至四分之三。 这片土地遭到如此令人绝望的打击，就连西班牙王室也开始感到忧虑。西班牙王室需要一个能够提供财富的拉美帝国，而非一个劳动力全被剥夺的拉美帝国。16世纪中期，西班牙屡次探讨方案，试图限制殖民者对殖民地的毁灭行径，控制对当地印第安人的剥削程度。正是在那时，拉斯·卡萨斯等教士因严厉谴责殖民者而变得声名卓著。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未给前印加帝国带来多少改变，因为到此时为止，强迫劳动对西班牙皇室获取利润依然非常重要：他们想要从波托西（一座拥有十五万人口的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的银矿和水银矿中大发横财。1570年，以罗伊扎大主教为首的委员会同意，鉴于矿藏关乎公共利益，因此强迫劳动可被允许。[35] [1]博纳尔·迪亚兹（BernalDiaz）描述科尔特斯的军队抵达墨西哥湖湖畔的伊斯塔帕拉怕（Itztapalapa）时所见的景象。引自弗里德里希·卡茨《古代美洲文明》第179页。 [2]科尔特斯描述特诺奇蒂特兰城及其位于特拉特洛克广场（Tlatelolco）的市场，引自弗里德里希·卡茨《古代美洲文明》第180页。 [3]以为西班牙征服者描述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Cuzco），引自亨明斯（J.Hemmings）《政府秘鲁》（TheConquestofPeru,London,1970）第120-121页。 [4]哥伦布的儿子斐迪南（Ferdinand）在其撰写的《克里斯多弗·哥伦布将军的一生》（TheLifeofAdmiralChristopherColumbus）中，记载了哥伦布的相关观点。引自本雅明·基恩（BenjaminKeen）英译版（NewBrunswick,1992）第15-28页。 [5]关于哥伦布的宗教神秘主义研究，参见柯克帕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Sale）《征服天堂》（TheConquestofParadise,NewYork,1991）第189页。 [6]关于哥伦布的水手在加勒比海沿岸第一次遇到当地土著的描述，参见《克里斯多弗·哥伦布将军的一生》第60、69页。 [7]柯克帕特里克·塞尔，《征服天堂》，第181页。 [8]《克里斯多弗·哥伦布将军的一生》，第82页。 [9]同上书，第71页。 [10]柯克帕特里克·塞尔，《征服天堂》，第110页。 [11]关于哥伦布以及好战的“加勒比人”，参见柯克帕特里克·塞尔所著《征服天堂》第130页。人类学家对于食人族的存在表示普遍怀疑。有坚实的证据表明，食用人肉从来没有作为一种获取食物的常规方式而存在，除非在造成大规模民众死亡的饥荒中（甚至是在“进步”的20世纪社会中也有发生）。食用死人的某些部分或器官的“仪式”，只是非常偶然地在少数几个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早期社会出现过。 [12]《克里斯多弗·哥伦布将军的一生》，第109页。 [13]这是根据拉斯卡萨斯（LasCasas）的说法，他在成为牧师之前，曾作为殖民者在岛上住过几年。引自柯克帕特里克·塞尔所著《征服天堂》第155页。 [14]库克（SherburneCook）和博拉（WoodrowBorah）估计，约有800万人口。参见柯克帕特里克·塞尔所著《征服天堂》第161页。 [15]柯克帕特里克·塞尔,《征服天堂》,第159页。 [16]同上书，第182页。 [17]同上书，第180页。 [18]弗里德里希·卡茨，《古代美洲文明》，第324页。 [19]帕登（R.C.Padden），《蜂鸟与鹰：1503-1514年间墨西哥谷地的征服与君权》（TheHummingbirdandtheHawk:ConquestandSovereigntyintheValleyofMexico1503-1541,NewYork,1970），第74页。关于阶级分野、帝国扩张及宗教方面的描述，参见弗里德里希·卡茨，《古代美洲文明》，第134-243页。 [20]今天墨西哥城中的阿尔梅达宫（Almedapalace）。 [21]戈登·柴尔德的文章“青铜时代”（TheBronzeAge），文载《过去与现在》（1956）。 [22]戴蒙德，《枪炮、细菌和钢铁》。 [23]弗里德里希·卡茨，《古代美洲文明》，第334页。 [24]普雷斯科特（WilliamH.Prescott），《秘鲁征服史》（TheConquestofPeru,NewYork,1961），第251页。 [25]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第251页。弗里德里希·卡茨，《古代美洲文明》，第334页。 [26]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第253页。 [27]根据皮萨罗的描述，引自弗里德里希·卡茨《古代美洲文明》第335页。 [28]亨明斯，《征服秘鲁》，第178页。 [29]同上书，第129页。 [30]同上书，第365页。 [31]同上书，第113页。 [32]同上书，第376页。 [33]同上书，第347页。 [34]参见FernandodeAlmellones，引自亨明斯《征服秘鲁》第348页。 [35]亨明斯，《征服秘鲁》，第407页。
第四部分伟大的转变。大事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四部分伟大的转变 大事年表 15世纪●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 ●1450—1520年，意大利文艺复兴达到巅峰，代表人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马基雅维利。 ●1490年代，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的君主权力都得到增强。 ●1493年，西班牙君主征服格拉纳达。 ●1492年，哥伦布在加勒比海海岸地带登陆。 16世纪●1510年，葡萄牙人占领果阿。 ●奥斯曼土耳其人于1517年征服开罗，1529年征服阿尔及尔，1529年围困维也纳。 ●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广泛蔓延，代表人物：荷兰的伊拉斯谟、德国的丢勒和法国的拉伯雷。1518—1525年，路德宗教改革席卷德国南部。 ●1519—1521年，科尔特斯征服阿玆特克帝国。 ●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爆发。 ●1529年，莫卧儿王朝征服印度北部。 ●1532年，皮萨罗征服印加帝国。 ●1534—1539年，英格兰发生了由上至下的宗教革命，关闭了修道院。 ●英格兰发生了第一次农业圈地运动。 ●哥白尼于1540年延迟三十年发表了其宇宙学说。 ●伊凡雷帝在俄国实行中央集权，1544—1584年间开始征服西伯利亚。 ●1550、1560年代，法国宗教战争爆发。 ●1560年代，特伦特会议掀起了反宗教改革运动。 ●1560—1630年，掀起了烧死女巫的浪潮。 ●1540年代到1560年代，老彼得·勃鲁盖尔在佛兰德斯展开绘画生活。 ●1560年代和1570年代，低地国家爆发了反抗西班牙统治的首批起义。 ●1590年代，莎士比亚写出了第一批伟大的戏剧。 17世纪●1600年，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火刑柱上。 ●1609年，布拉格的开普勒准确计算出行星的轨道。 ●1609年，伽利略用望远镜来观察月球。 ●1618年，“三十年战争”在波西米亚爆发。 ●1620年代和1630年代，英国人在北美建立了第一批殖民地。 ●美洲农作物（马铃薯、玉米、地瓜和烟草）风靡欧业大陆和非洲。 ●1628年，哈维描述了血液循环。 ●1632年，伽利略驳斥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理论，1637年受到宗教裁判所的严厉谴责。 ●1637年，笛卡尔的《方法论》开启了“理性主义”哲学流派。 ●1630年代，荷兰接管了许多原属葡萄牙帝国的土地。 ●1630年代至1660年代，伦勃朗在阿姆斯特丹创作绘画作品。 ●1641—1642年，英国内战爆发。 ●印度建立沙贾汗王朝，并于1643年开始建造泰姬陵。 ●1644年，满族人征服中原地区，明朝覆灭。 ●印度向欧洲出口的棉质货物越来越多。 ●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 ●1649年，英国国王被砍头。 ●“第二次农奴制”主宰东欧。 ●1651年，霍布斯出版《利维坦》——保守主义政治的唯物主义辩护。 ●美洲开始出现奴隶制种植园，1653年在巴巴多斯种植园中工作的黑人奴隶达到2万人。 ●中国丝绸和瓷器在欧洲和拉美的市场需求日益旺盛。 ●1655年，英国击败荷兰夺取牙买加。 ●1658年奥朗则布夺取莫卧儿王朝王冠，1662年与马拉塔族人爆发了战争。 ●波义耳发现气体定律，1662年捍卫了原子理论。 ●1687年，牛顿完成了物理学革命。 ●1688年的“光荣革命”，确立了英国的统治权归于以市场为导向的贵族/上流社会人士。 ●1690年，洛克创建了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哲学学派。 ●1687年，在弗吉尼亚的培根叛乱中，黑人与白人团结一心，迫使立法机构于1691年颁布了禁止黑人与白人通婚的法律。
第六章欧洲封建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六章欧洲封建主义 一千年前，来自开罗和科尔多瓦等大型伊斯兰城市的坐贾行商周游世界。[1]每一位克服了沿途恶劣的自然条件、历尽千辛万苦最终觐见北欧皇室的商人，都会为眼中所见的景象大吃一惊。 土地被厮杀不停的爵爷们分割得七零八落，每位贵族通常都会以防卫的森林或沼泽地作为屏障，彼此隔绝。一个地区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人民几乎全部依靠自己土地上的所出。对农民而言，这意味着每天的食物就以面包和燕麦粥为主，穿着自家由粗羊毛和亚麻纺织而成的衣服。同时这也意味着，农民要将五分之二的精力花在为领主免费劳作上，或者将实物粮食上缴领主。耕种土地的农民实际上是一种农奴，他们没有离开土地或领主的自由。 与农民相比，领主家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但也不得不受限于农民的产量。领主的城堡十分粗糙原始，用木头建造而成，周边围绕着茂密的树林和尖桩栅栏，对恶劣天气和自然环境毫无防御能力。领主家族的衣着品质当然高于农民，不过质料也谈不上丝滑精致，而且领主几乎没有什么文化。他们需要掌握骑马和使用武器的技艺，来保卫土地免于落入其他领主之手，惩罚桀骜不驯的农民；他们根本不需要能读会写，因此，大多数领主根本不屑费力去学习如何读写。当拥有大规模土地的领主希望保存书写记录时，他们就会转向一小群依然掌握读写知识和技能的人：为数不多的僧侣和书记官。 有些产品来自商人，如盐、犁尖上的铁、刀子和领主的武器等。但此时的欧洲商人与东部文明富裕的商人阶层迥然不同，他们类似于小商贩或修理匠，穿越蹒跚难行的森林小道，踏过几乎无法辨认的泥泞小路。 中世纪欧洲几乎没有几座城镇，“整个国家，例如英格兰和几乎所有德意志人的土地上都看不到一座城镇”[2]。仅有的几座城镇也不过是大领主的行政中心或宗教机构的所在地，几乎只是由一座城堡、修道院或大型教堂组成，周边简单围着几栋房屋。 然而，在这片发展步伐极端落后的欧亚大陆上，将会诞生最终统治全世界的新文明。 关于欧洲文明发生的巨大转变，历史学家已经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包括各种不可思议、荒诞不经甚至骇人听闻的理由。有些人将其归结为犹太-基督教传统，虽然在罗马帝国最后的岁月、“黑暗时代”的欧洲或拜占庭帝国的发展停滞中，所谓的犹太-基督教传统显然没有发挥多少作用。还有些人认为这一转变源于气候，声称是气候激发了人们努力“工作”的“进取心”[3]；不过，这种观点不禁令人疑惑，最初的伟大文明是如何兴盛起来的。关于欧洲文明发生转变最骇人听闻的解释是，欧洲人这一“种族”比其他人种更具优越性——这一观点显然完全站不住脚，否则如何解释欧洲在黑暗的中世纪挣扎良久？另一条回答欧洲转变问题的线索将其崛起归结于“依情况而定”的因素；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意外。传统主流史学认为，是偶然间出现的一系列伟大人物促成了欧洲文明的巨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则指出，加尔文主义和新教伦理的兴起十分幸运；某些北美历史学家也认定，在15世纪的英格兰，由于农民与领主之间的冲突碰巧导致双方都沦为失败者，新的文明契机才露出了曙光。[4] 倒退的文明开始前行 所有这些分析和解释都忽略了非常明显的一点。社会的倒退激励欧洲人从他处借鉴采纳新的谋生方式。经过数个世纪的漫长发展，他们开始应用起在中国、印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西班牙南部早已非常成熟的技术。社会关系作为一个整体也在缓慢地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就像中国的宋朝或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国家，这种变化日积月累就会发生质变。但是，这次转变无需背负古老帝国上层建筑的重负，这种压力已经数次令持续的社会发展窒息在摇篮中。极速后退的欧洲终于如同蛙跳般，在伟大帝国的头顶一跃而过。 经济发展和技术发展并非自行发生或通行无阻。旧制度一次次地阻碍、有时甚至是粉碎了新的生产方式。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欧洲也爆发了许多伟大的起义和暴动（最后都被镇压粉碎），但那些许诺一个新社会的运动，最终却不过是复制了旧社会。土地肥沃的地区最终陷入一片荒芜，繁荣的城市成为荒凉的废墟。这段历史中遍布令人胆寒且毫无意义的战争、野蛮的折磨和对大众的奴役。然而，最后，终于涌现出一种生产和社会的新组织形式，与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任何文明都大为不同。 变化首先出现在农耕领域。“黑暗时代”以土地维生的农民或许没有什么文化，满心迷信，对更加宽广的世界一无所知，但他们却深知赖以维生的土地的重要性，慢慢做好了准备，迎接采纳新的生产方法——如果运用得当，他们就可以更容易填饱肚子。6世纪时，农民发明了一种新型犁：“沉重的轮式犁”，这种犁可以翻起难耕但却肥沃的土地，它首先出现在东欧斯拉夫人的庄稼地，继而在接下来三百年间逐渐向西传播。[5]随之而来的还有新的畜牧方法，可以利用牲畜的粪便给耕地施肥。通过将这些方法结合到一起使用，每户农民的年产量都增加了50%，“这种农业运作方式能比以往带来更多的肉类、乳制品、兽皮和羊毛，与此同时还促进了谷物丰收”[6]。一位经济历史学家声称：“就投入的人力而言，这种农牧结合的生产方法被证明是到那时为止世界上出现过的最高效的农业耕作方法。”[7] 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中，欧洲农业还涌现出更多的新技术，例如模仿中亚地区给马匹带上了挽具：带上挽具的马匹取代了速度缓慢得多的牛，成为牵引犁的主要动力；以及使用豆子和其他豆类植物来恢复地力。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乔治·杜比专门研究中世纪时期的农民，他认为这些创新举措的效果积累到12世纪，终于使得谷物的产量翻了倍。[8] 这样的变化非常缓慢。美国中世纪史教授西尔维娅·瑟拉普指出：“中世纪时期最佳的总体经济增长率……或许能够达到0.5%。”[9]不过，经过三百年到四百年的缓慢积累，这些增长终于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生活。 这样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者的聪明才智。但它同时也需要一些其他方面的支持：为了提升和改善农业，封建领主允许投入部分生产盈余，而不是将其尽数收入私囊。领主们都是粗野之徒，而且胆大妄为。他们通过武力夺取土地，并同样以武力守护着它。他们的财富来自直接强迫和压榨他人，而非通过贸易积累；他们还在奢侈品消费和发动战争上大肆铺张。但是，欧洲封建领主依然居住在自己的庄园中，他们与罗马共和国晚期或阿巴斯哈里发王朝最后岁月中的不在地地主显然不同。就连最愚蠢的欧洲地主都明白，如果继续从农民那里偷走更多收成，明年就没人会去播种庄稼，他们也就无以维生，更别提供养军队去打仗。德国经济历史学家彼得·克里特指出，“领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农民租种的土地”，“因此……在收成不好或其他危机来临时，领主必须帮助农民”。[10]鉴于农民使用改良的犁意味着可以产出更多的生产盈余，也就意味着增加了可用于奢侈消费和战争的支出，有些领主“将铁制农具、尤其是犁，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11]。在整个中世纪封建时代，个体封建领主组织并资助新土地的开垦和清理。他们是最早也是长期推广水车这一中世纪农业最重要机械装置的最大动力。 与其他统治阶层一样，封建领主最关心的还是如何进行剥削。他们驱使农民免费付出劳力来建造磨坊，强迫农民在磨坊中碾磨玉米并借此向他们收取费用。但在历史上某些特定时期，由于剥削日益加重，某些领主也会鼓励改善生产方式的努力。 封建统治阶层并不仅仅包括武士贵族。许多土地都落入宗教机构手中，如修道院和大教堂。“就财富、权力和领导力而言……修道院院长、主教和大主教……与那些从事军事征服的伟大贵族一样。……主教们或修道院院长拥有巨大的财富。”[12]有文化的教士常能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及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流传下来的著作中找到技术进步的灵感：“如果找寻最早的磨坊、水车风车或者任何农业技术进步，我们常能在这些技术先锋中看到带有宗教身份的色彩。”[13] 新技术被完全采纳还得益于贵族领主（不管是武士集团还是宗教集团）与农民之间关系的变化。拥有广袤土地的欧洲大领主，最终不得不放弃罗马帝国时期常见的奴隶劳工——直到10世纪，奴隶劳工才慢慢绝迹。领主们继而开始发现“农奴制”的好处：可以将土地划分成小块出租给农户，农户必须上缴部分生产盈余作为回报。农奴耕种庄稼非常有动力，他们还可以在自己负责的土地上使用新的农耕技术。随着总产量得到提升，领主的收入也大大增加，尤其是考虑到他们很可能还会动用武力迫使原本的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法国中世纪史学家居伊·布瓦口中“公元1000年的转变”，就是意指农业奴隶劳工最后的终结，而这也意味着封建农奴制的最终确立，这是一种比古罗马农业体系更有活力的生产方式。[14] 作为早已习惯从超市购买食物的现代人，我们恐怕严重低估了公元1000—1300年间乡村发生之事的重要性。每家农户生产的食物都翻了倍，这完全改变了整个欧洲生活的可能性。不论是谁控制着多余的食物，都会用它们来交换游走四方的商人手中的其他货物，或者工匠生产出来的其他商品。 谷物可以通过交换变成供领主家族享用的丝绸华服、制造武器的铁、装饰城堡的精美家具，或者是令领主的每一餐变得更加完美的葡萄酒和香料。这些生产盈余还能改善耕种工具，提升生产力，例如，配上铁质犁尖的木质犁、刀、镰刀，有时还包括装备好鞍具、嚼子和马蹄铁的马匹。 通过在普通市场上提供这些商品，卑微的小贩也能很快变成令人尊敬的买卖人，而令人尊敬的买卖人无疑更可摇身一变，晋升为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城镇繁荣起来，手工业者和商人都开始在城中定居，他们在城堡和教堂附近开设商店和工场。贸易网络不断扩大成熟，将城镇外围原本孤立的村庄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15]为了获取购买奢侈品和武器的财富，领主们鼓励农奴种植市场利润高的作物，用现金地租取代了农户的无偿劳务和实物地租。有些领主还发现了额外的生财之道：向在其土地上进行贸易的商人征收税费。 城镇生活与乡村生活大相径庭。商人和工匠是自由人，不受任何领主的直接管辖。有句德意志谚语说得好，“城镇的空气令人自由”。城镇阶层越来越难以忍受贵族阶层的高压统治。需要额外劳动力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乐于雇用从附近土地上逃脱地租束缚来到城中的农奴。随着城镇的规模和财富日益升级，城镇阶层掌握了保卫独立和自由的方式，他们建起城墙，武装起城市军队。 13世纪的文明 此时，社会的每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对欧洲封建主义作出了经典评述，他将其称为“第二个封建时代”，在这个时代，封建领主的内部关系经历着转型和变化。国王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能够正式将权力置于封建贵族等级金字塔的最顶端。通过在城市设立各种自治政府，国王可以利用它们来制约武士贵族。国王还试图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司法网络，由法官们而非贵族们管理评判社会“公平”——虽然贵族们在与土地相关的事情上总是试图掌握所有权力。 文化生活也发生了巨变。出于生意考虑，商人需要以一种此前封建领主不曾用过的方式记账和签订合同。他们非常希望能够颁布正式的书面法律，而不是村中流传的领主们的特定判决。有些人开始努力学习读写，并以他们的方言进行读写。文化不再局限于教士阶层，拉丁文也不再是唯一的书面语言。知识从教士阶层流向巴黎、牛津、布拉格等城市新建的大学，学者可以通过教书谋生，远离教会权威的直接控制。他们对古希腊罗马世界非宗教作品的严肃研究展现出新的兴趣，不惜长途跋涉到西西里岛、摩尔人的西班牙或叙利亚，以获得阿拉伯语译本的古希腊罗马著作。[16]他们开始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论点孰优孰劣进行辩论，并热衷于探讨伊斯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阿维洛伊的贡献。 我们知道，中世纪思想经常与“经院哲学”（对思想基于文本上的毫厘之差进行争辩）联系紧密。但实际上，新思想在最初阶段远远不是这样墨守成规的死板学问，而是试图利用长久被人遗忘的文字来产生新思想。因此在12世纪早期主宰巴黎大学思想生活的阿伯拉尔坚持认为：“富有学识的人，是有能力掌握并深思事物背后隐藏因缘的人。所谓隐藏的因缘，是指事物真正的起源，应该通过理性而非感性经验进行调查研究。”[17]但是，阿伯拉尔受到了神秘主义者【光明谷】修道院的圣伯纳德的攻击，后者认为：“仅凭人类的理性就能完全理解上帝的意图”纯属无稽之谈。[18] 对理性的依赖并不意味着新的学问必须远离实践活动。正是学者罗吉尔·培根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写下了火药的方程式，探索了用于放大的镜面和透镜的多种用法。另一位学者，马里孔特的彼得则研究了磁铁的属性，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磁力装置。[19] 随着翻译文本的传入，一千多年前古希腊罗马或亚历山大城的各种技术发明，以及地中海和中亚地区的伊斯兰社会从中国获取的技术信息，全都涌入了欧洲社会。这些引进的技术，加上当地磨坊技师、铁匠和石瓦匠在工具和设备方面已经作出的改进，大大提升了生产力，带来了“任何人类文明都不曾见过的对工业机械化的激情”[20]。 水磨开始为铁匠手中怒吼的巨锤和往复的缩绒织布机提供动力。曲柄和复合曲柄上下翻动，进行旋转运动（反之亦然），飞轮则始终以匀速旋转。纺车和指南针于12世纪从远东地区传来，到了13世纪，船舵取代了舵桨，极大地提升了海洋运输的安全性。眼镜的发明延长了视力日益下降的书记员和学者的职业生涯。马刺、盔甲制造上的进步、弓箭、投石器，以及接下来的火药和大炮（最初于1320年使用），彻底改变了战争的面貌。最谦卑的独轮手推车，不起眼得几乎没有人注意，却大大缓解了累断背、累折腰的陆地运输工作重负。 这些技术进步撑起了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早期中世纪欧洲社会和文化的全面繁荣。到那时为止，“自治城市国家”主宰着意大利北部和佛兰德斯的政洽地貌。[21]薄伽丘、乔叟及最重要的但丁等作家，通过用本地方言写就的世俗文学而声名大噪——在此过程中，这些方言也开始荣耀地向着“全国性”语言转变。在中世纪城镇天际线上出现的塔楼（默然耸立的巨大天主教教堂）是其文化的纪念碑。如果没有此前在农业、技术和思想方面数个世纪的积累带来的转变，这些建筑和艺术方面的杰作根本无法想象。 14世纪的危机 然而，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这一时期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它依然发生在一个由封建领主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他们的生活始终都是以奢侈消费、疯狂备战、追逐军功荣耀为中心，随着时间推移，统治者的热望成为社会进步的排水沟，而非一种激励。非常典型的事实是，在中世纪时期的传奇中，英王“狮心查理”或法王“圣人”路易十五等国王被称为“好国王”，他们都不吝花费巨资，指挥狂暴勇猛的骑兵队伍踏过欧洲和小亚细亚，试图在“十字军东征”中取代耶路撒冷的穆斯林。铁蹄践踏过的土地上，留下了一片荒芜和黑烟升腾的废墟，场面犹如诺曼国王尝试征服苏格兰、威尔士及大部分法国、爱尔兰和英格兰而发起的战争，或如13世纪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与法王及教皇联盟在意大利进行的战争。[22]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多只有1%或2%的收入投到了提升生产力中。[23] 贵族领主们离生产他们所挥霍财富的实践活动越来越遥远。曾经住在简陋堡垒的武士子孙们，如今栖身精致华美的城堡中，身着昂贵奢侈的丝绸衣服，遵循繁复的宫廷和骑士礼仪，并以此彰显自己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加优越的社会地位。领主们自视与众不同，神圣的宗教仪式赋予他们合法的世袭权力。在这一阶层中，细致复杂的等级制度将伟大的贵族与普通的骑士区分开来，骑士通常在法律上依附于贵族。但是，所有等级都越来越厌恶和鄙视亲身参与实际产生财富活动的人，不论他们是富裕的商人、卑微的手工艺人还是贫苦不堪的农民。 教皇、修道院院长和主教们也是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其思想态度与统治贵族如出一辙，同时还拥有自己独特的利益需求。11世纪晚期，一系列“改革派”教皇试图将修道院与主教辖区的网络集中起来，继而凌驾整个欧洲，缔造出一个接近于实施神权政治的权威机构。此举的结果之一便是，教会试图在彼此厮杀的领主之间缔结和平，进而在社会层面发挥决定性影响。另一结果则是“十字军东征”带来的荒芜、废弃和毁灭。教皇利用从“异教徒”穆斯林（他们从未停止过对基督徒的劫掠）手中“解放”耶路撒冷的号召和丰富战利品的诱惑，吸引国王、贵族领主及骑士们加入了挥舞着教会旗帜的十字军大军。十字军残忍地突袭城市，屠杀妇女儿童，烧杀奸淫，抢劫屠杀犹太人、穆斯林和非天主教基督徒，并于1204年征服君士坦丁堡，将这座伟大城市洗劫一空，而这一切并未给他们带来任何宗教情感上的心理负担。[24]教皇（与法王结成同盟）与皇帝之间的连年战乱，使得13世纪的意大利沦为一片废墟，这也是教皇野心的另一个结果。 教皇、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支持与贵族领主们共同分享广泛的价值观。大教堂及这一时期伟大的艺术创造，都是统治阶级权力的无上象征，突出强调社会的神定属性；宗教中天使、圣人和人类的等级，分别对应着地上的国王、贵族、修道院院长、主教，以及骑士和普通人。 教会掌握民众的思想，凭借的是民众对神圣遗址或奇迹信仰的迷信，而这种迷信通常只有在人的寿命很短、生活极度不安全的社会中才会繁盛起来。因此，教会领袖非常恐惧新思想在城市中传播。阿伯拉尔和培根等理性宣传者的信仰会逐渐瓦解迷信的基础；四处游走宣讲贫穷和卑微福音的教士会鼓励“异端”思想；“神圣的穷人”可能会向“腐败的富人”发起战争。教会越来越强行压制新思想的传播。教会认可了温和派的方济各会，但对“极端主义”的弗拉泰利派则毫不留情地进行迫害。1277年，教会宣布学者宣讲中严禁219处“极为恶劣的谬误”（其中不少观点都来自中世纪晚期伟大的教义辩护文作者托马斯·阿奎那）。罗吉尔·培根形同被软禁，阿维洛伊的追随者被迫离开巴黎，前往帕多瓦。最后，终于于14世纪出现了宗教裁判所，它不断作出烧死异教徒的裁决。在新的形势和氛围下，学者们开始远离“危险的讨论”。当托马斯·阿奎那在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基础上重铸了基督教神学理论后——在此过程中为贵族、骑士、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的等级社会体制正名，论证了等级社会的合理合法——中世纪思想进入了彻底经院哲学、教条贫瘠的时期，对教会信条的根基或者在其解释下的物质世界的基本原理不再提出任何质疑。 1300年，在欧洲社会的中心，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冲突。物质和文化生活抵达了发展的巅峰，就是与古罗马文明的极盛时期相比也毫不逊色。社会在缓慢地进步，虽然步履蹒跚，但却似乎逐渐摆脱了贫困、缺乏安全和迷信。然而，社会中的上层阶级实际上日益僵化，封建贵族领主在身边设下越来越严苛的屏障，将贵族阶层与社会上其他群体严格区分开来；与此同时，教会也越发严厉地打击持有不同意见者和理性思想，而规模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盈余则被用来购置奢侈品、发动战争和举办各种仪式。 冲突终于显现出来，饥荒开始在欧陆大部分地区蔓延，瘟疫也强力抬头，更因人民普遍营养不良而更显猖獗。在14世纪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面前，半数人口被消灭，无数村庄被废弃，百万公顷良田沦为荒地。就像居伊·布瓦所说：“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人口大范围锐减，生产力大踏步衰退。这场危机的规模和持久时间，在历史上绝无仅有。这场人类的大灾难发生在这样的氛围下：无穷无尽的时疫、地区性战争及其带来的一连串毁灭、精神失序，以及社会和政治上的不安。”[25] 当这些危机将人类文明拖入“黑暗时代”时，有人试图从自然的角度来解释这一切发生的原因。有些历史学家将其归咎于假想中的欧洲气候变冷。但这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没有通过数十年的生活来调整适应新气候，转而耕种更加耐寒的新型作物；例如，在原本种植小麦的地方改种大麦，在原本盘架葡萄藤的地方改为栽培小麦。还有些人认为，人口的增长用光了所有能够开发的土地。但有证据表明，当时的民众并未利用所有废弃的耕地，实际上，无论如何，都很难解释为什么庄稼的产量不再如同之前几个世纪那样一再增长。 危机真正的原因来自为了满足封建统治阶级奢侈腐化的生活方式而变得日益沉重的社会负担。另一方面，就像乔治·杜比指出的那样：“在最先进的国家……由于贵族和城市生活标准的逐渐提升，以及对奢侈品需求的日益增长，农业谷物集中制开始变得无法应对。”[26]另一方面，社会对技术革新的投入也是少之又少。罗德尼·希尔顿指出：“社会结构和土地贵族的生活习惯，根本不许可人们进行生产投资方面的累积。”[27] 阶级斗争和千年运动 危机的巨大规模撼动了整个社会，就连统治阶级也面临困境。从行将饿死的农民那里继续压榨生产盈余而未果，引爆了“庄园领主的收入危机”[28]，继而饥荒和瘟疫导致的农业劳动力锐减，更是令这场危机雪上加霜。经济形势恶化使领主变得更加好斗，时刻准备着彼此搏杀；例如，英国和法国的贵族就在此时进行了一场看似没有尽头的“百年战争”。他们还试图通过进一步压榨比他们低下的社会阶层：农夫和市民，来补充收入。经济危机导致更加激烈的阶级斗争。 贵族领主与农民之间的战争并不新鲜。例如，对被迫贬为农奴的激烈反抗，导致10世纪时在法国北部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社会暴动。后来的一首诗这样描述道： 农奴和农民…… 建起了几个议会。 他们把命令传扬： 那些高贵的人，就是敌人…… 其中有些人发誓 他们永不会承认 有个领主或主人。[29] 一旦封建主义成熟地确立起来，农民就会发觉，要想挑战领主的权威变得越发困难。领主的武装远胜农民，农民还不得不依靠领主供应部分生产工具，遇上庄稼歉收还需领主提供养家糊口的粮食，而且领主身后还有来自教会力量的强大支持。但是，如果领主的需求超越了能够忍受的水平，依然会激起农民的抵抗。农民的信心源自每片大庄园土地上数目远超领主及其仆人的一股力量：同一村庄中由于世代居住和通婚而建立起的紧密纽带的强大力量。 在许多地区，长久以来饱受的痛苦突然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爆发出来。1325年，西佛兰德斯的自由农民拿起了武器，拒绝向教会支付什一税和向封建领主上缴赋税。直至1328年法王出手干预，这场农民起义才被镇压下去。1358年，爆发了伟大的扎克雷起义，这场在法国北部塞纳河谷地区发生的乡间农民暴动，向贵族发起攻击，焚烧了城堡庄园。1381年6月爆发了英国农民起义，在瓦特·泰勒的领导下，手持武器的起义村民占领了伦敦；不过由于误信了国王，起义者最终都被吊死。这场起义见证了整个农民阶层开始团结起来，反抗封建领主的压迫，发出自由的呼声：“废除封建束缚和农奴制，是农民设计的社会体制的首要原则。”[30]深受人民欢迎的前牧师约翰·鲍尔激励了这次起义，他在布道中无情地攻击了贵族的特权：“当亚当在耕地、夏娃在纺织的时候，谁是绅士？” 部分城市民众也积极支持1320年的佛兰德斯农民起义，以及1381年的英国农民起义。正是城镇人民为起义农民打开了伦敦的大门，伦敦市内的穷人还加入了起义军的行列。14世纪，城市贫民自己掀起的反叛旧秩序的暴动也非常普遍，可谓层出不穷。 有些暴动代表之前城镇市民反抗当地领主、争取独立权益斗争的延续。在佛兰德斯，这样的斗争反复上演。1350年代末，巴黎一些富裕市民利用英国人监禁了国王的机会，试图夺取城市的控制权。埃蒂安·马塞尔出身富有的商人家庭，带领三千名手工工匠前往皇宫，强迫国王的继承人王太子支持暴动。在意大利北部的佛罗伦萨，暴动于1378年更上一层楼，毛纺行业的普通手工艺人掀起了梳毛工起义，掉头反抗统治性的商业行会领袖，有效地控制了城市达两个月之久。[31] 这样直接的阶级斗争并非人们对生活被毁的唯一反应和表达。在中世纪欧洲，“千年运动”的历史十分漫长，充分体现出穷苦民众与富人之间的尖锐矛盾，结合了基督再世的宗教期待，通常还有对外来者的痛恨和仇视。由教皇正式组建的十字军，也敦促群众组成非正式的十字军，包括“人民十字军”“儿童十字军”“牧羊人十字军”等。不过，异教牧师通过宣称自己是耶稣的继承者，也获得了不少支持。于是，狂热的军队从一个城镇开拔到另一个城镇，四处劫掠同时到处收获民心，成为十字军讨伐中的一种常见景象。然而，他们的剑锋所指并非封建统治阶层，而是腐败的牧师集团，尤其是对犹太人深恶痛绝。犹太人是一个很好找的靶子，在这个基督教是最普遍宗教的社会上，犹太人是唯——个非基督教群体。由于被教会排除在农业相关事务之外，中世纪的犹太人不得不从事处于社会边缘的商人及放贷人职业；尽管如此，他们与真正的富裕阶层仍是迥然不同，缺乏保护自己的实际权力。犹太人必须在立即皈依基督教和即刻赴死之间作出选择。但是，民众也会拖行腐败的牧师数条街，劫掠他们的教堂。 危机激发了一系列混乱的类宗教运动。1309年，在佛兰德斯和法国北部， 出现了全副武装的军队，这些军队由悲苦的穷人工匠和劳工组成，间或夹杂着挥霍财富的贵族。这些人一路祈祷和抢劫，扫荡全国，杀死犹太人，同时也如同暴雨般……攻击堡垒……最后他们袭击了布拉特班公爵的城堡……公爵曾于三年前镇压了路过其土地的一支由织布工人组成的起义军，据说还活埋了起义军的首领。[32] 1520年，一贫如洗者和流离失所者组成的军队再次走上征途，其领袖是一位被解除圣职的牧师、一位异教教士和几位先知，他们声称流血将会引领人们迎接新时代的曙光。经过猛烈的进攻，他们夺取了巴黎的监狱，在前往图卢兹和波尔多之前，冲进了夏特莱宫。他们一路杀气腾腾，屠戮犹太人。[33]但同时他们也严厉怒斥教士是“抢劫牧群的邪恶牧人，开始谈论如何剥夺教士阶层的财产”。最后，居住在阿维尼翁的教皇派军前来镇压，一次就吊死了20—30名与军者。[34] 1340年代末肆虐欧洲的黑死病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恐慌，促使宗教歇斯底里症进一步爆发：出现了鞭笞派教徒。在教会宣言的鼓励下，五百多名教徒身穿独特而统一的长袍，唱着赞美诗向城市进军，在那里围成一个圈，用嵌满铁钉的皮带有节奏地抽打后背，直到后背遍布流血不止的伤口。他们相信，通过模仿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的痛苦，就可以净化自己的罪恶——正是这些罪恶令世界变成当下模样——从而确保他们最终可以升上天堂。这种宗教极乐狂喜状态结合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恐慌”——鞭笞派教徒认为，突然出现的黑死病背后一定存在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他们屠杀犹太人，指控犹太人通过向井水下毒来传播瘟疫；事实上，犹太人在瘟疫面前遭到的打击与基督徒一样惨痛。与此同时，他们还攻击教士，计划夺取教会的财富，敦促教皇和各种世俗权力机构吊死或斩首不愿遵从者。[35] 15世纪初，波西米亚兴起了另一种宗教运动[36]，呈现出佛兰德斯、法国和意大利早期城市暴动的些许特质，同时也是一百年后伟大清教改革运动的预演。波西米亚地区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拥有欧洲最富庶的银矿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最重要的最高学府。但是，大部分财富依然掌握在教会手中——教会拥有一半的土地。这为教会招来了普遍的仇视，不仅是身处城市和乡村的穷人，就连许多讲捷克语而非德语的骑士，也都憎恶教士。 民众对扬·胡斯观点的巨大支持，充分暴露了他们的仇恨情绪。作为教士和大学教授的胡斯，强有力地激起了民众反抗腐败教会的热情，挑战“教皇是上帝意愿唯一阐释者”的观点。胡斯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波西米亚国王温塞斯拉斯的支持。1415年皇帝在教皇的授意下在火刑柱上烧死了胡斯，整个波西米亚捷克地区的人民闻讯纷纷揭竿而起，暴乱的民众最终控制了教会及其财产。 国王此时开始反对这场人民运动，贵族和富商越来越担心农民会反抗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来自教会的剥削。手工工匠在这场运动中隶属激进的“塔波尔派”，他们控制了布拉格长达四个月，直至最终被想要与教皇和皇帝达成和解的商人驱逐出去。皇帝和教皇粉碎波西米亚暴乱的战争持续了十年之久。捷克贵族和布拉格市民在此期间反复犹豫不决，这迫使众多“塔博瑞特派”的思想越发激进，提出了平等主义的口号，例如“人人都应生如兄弟无间，没有人应臣服他人”“领主可以统治，王国却应归于土地上的人民”，以及“所有领主、贵族和骑士都应如同法外狂徒般在树林中被灭绝”。[37]直至1434年5月，在一名“塔博瑞特”将军临阵逃脱的情况下，由两万五千名士兵组成的贵族军队才最后击溃了“塔博瑞特”军队。最终，一万三千多名“塔博瑞特党人”被屠杀。 在佛兰德斯、意大利北部、法国北部、大不列颠及波西米亚，封建制的危机引发了一系列规模巨大的叛乱。然而，封建领主手里的权力依然完整无损。并没有涌现出新的阶级，具有团结其他社会群体对现有体制发起猛攻的能力。 数个世纪以来，城镇市民始终在抵抗着领主的权力。但是，管理城镇事务的议事会却是趋于寡头统治，由大商人统领，对封建领主的反抗半推半就，并不尽心竭力。生活在封建体制下，商人倾向于接受大部分的封建思想。大多数时候，他们的野心并不是击溃封建领主，而是加入其行列；将从贸易中所得的财富转化为看起来更加永恒的财富：土地，并以农奴制来耕种打理。在每一个关键转折点，他们都犹豫不决，试图与领主妥协和解，最糟糕的时候他们还会加入领主阵营，掉头攻击起义民众。意大利北部发生的历史就非常典型。这里可能是14世纪初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受到危机残害最小的地区。著名的商业家族梅第奇家族开始凭借其控制的规模巨大的布料贸易，统治最重要的城市佛罗伦萨。但到15世纪，梅第奇家族并未利用自己的力量击溃封建主义，而是在贵族和皇室的权谋计策中占据了关键角色，使该地区持续碎片化发展为彼此兵戎相见的小国，最终造成该地区经济衰退。[38] 城镇的手工业者则较为激进。许多手工业者家庭距离逃脱农奴制只有一两代的时间，而且他们与周围的农民一样，在庄稼歉收时也面临着饥荒。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上，反复出现手工业者击溃城镇寡头政治的例子，有时他们的暴动还伴随着乡间农民的起义。然而，这一群体本质上并不具有同种属性。有些手工业者相对富庶，通过家庭劳力，或许还包括几名受雇劳工（即帮工）和学徒，来经营属于自己的工场。其他手工业者则贫困得多，而且十分恐惧那些被迫从乡间跻身城镇的农民，因为这些绝望的人无论找到怎样报酬微薄和期限短暂的工作，都会迫于生计挣扎着去做。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城镇手工业者的暴动与乡间农民起义紧密相连，有时有些手工业者又会加入商人行列的原因。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部分城市民众会支持“人民十字军”和狂热鞭笞派。 最后我们要说一说农民。农民起义可以震颤整个社会，但是农民本身由于没有文化、散布乡间、只关注自己的村庄和土地，也就无法构想出任何重组社会的现实方案。重组计划应当结合对封建领主权力的革命性攻击，使用城镇技术发展来提升乡间的农业产量。经济发展的力度还不足以造就一个能够提出这样社会重组计划的新阶层，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间，无论是以多么混乱的方式。不过已经存在的胚胎总有一天会发展壮大，假以时日，终会缔造出一个新的阶层。在有些城镇，部分商人和手工业者对技术发明和生产投资很感兴趣。在一些乡村，情况较好的农民也希望通过摆脱领主剥削的重负、用更具生产效率的方法耕种土地，达到进一步繁荣。但是，充满希望的萌芽并不等同于一个有能力终结危机的阶层，更不要说去终结一场正在造成社会整体崩塌的巨大危机。 市场封建主义的诞生 然而，欧洲的封建主义危机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却与击溃了古罗马帝国、中国宋朝或中东阿拉伯帝国的危机有着巨大的区别。相比之下，面临危机，欧洲封建主义复苏得非常迅速。 到15世纪中期，欧洲经济已恢复到一定规模，人口也呈增长趋势。[39]人们从饥荒和瘟疫中死里逃生，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升，尽管不多的人口只能耕种少量耕地，幸而依然是最肥沃的土地。粮食产量也下跌了不少，因为没有那么多张口需要填饱。有些城镇的重要性实际上大大加强。部分乡村人口、尤其是领主们，过度依赖城镇为社会出产的货品，来恢复自给自足的田庄生产体制。随着对货品依赖的逐日增长，他们对现金的需求也日益旺盛，而现金只能通过越来越多地出售农产品而获得。市场网络持续深入贯穿乡村地带，将每座村庄和每家农户都与城镇的贸易商紧密连接起来。 市场网络壮大的速度虽然缓慢，但却无疑明确地改变了封建社会。有些商人由于从事奢侈品的国际贸易而发达起来，他们从印度、东南亚和中国购进奢侈品，销往欧洲。[40]他们拥有的滔天财富足以令其成为国王和皇帝们的银行家，资助战争，从而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丰厚的回报。即使那些无法企及如此高度的商人，也可以统治当地城镇的政治生活，使自己成为国王试图扩张权力时的重要盟友。 反过来，国王们也开始不再局限于通过彼此之间的战争，或者是各大家族之间的联姻来获取土地，而更致力于通过贸易获取商业上的巨额利润。葡萄牙君主鼓励商人利用最先进技术打造的航船，寻找一条绕过非洲通往富庶亚洲的海上航路；西班牙的“天主教君主”则资助了哥伦布向西跨越大西洋的冒险航程。 当时大多数欧洲商人并没有这么富裕，他们的实际情况不过是比小店主略强一些。但若幸运的话，他们也能找到封建社会体制上的缝隙，通过缓慢地扩大这条缝隙来扩张自身的影响力和财富。屠夫或许是一种低贱的职业，但他可以向当地农夫提供诱人的现金，说服他们专门畜养某种有利可图的家畜；这也就是说，屠夫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对畜牧经济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到了15世纪，“每座城镇都有自己的屠夫，他们中的每一位都生意兴隆、颇为发达，成为畜牧经济及其主人的新宠”[41]。 城市商人通常是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乡间生活，他们鼓励手头不宽裕的农民在乡间从事手工业行当，以避开城市手工业行会的管制。“分包制”就这样逐渐发展起来。商人会向农村的劳工提供原材料，劳工们就在家中将其加工为成品；在报酬方面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商人愿意支付的价格。 这一变化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纺织业的发展中窥得一二。14世纪中叶，英格兰最重要的出口产品羊毛中的96%，都在国外纺织成布，主要集中在佛兰德斯的城镇。一个世纪之后，50%的出口产品都是已经织好的成品布。商人通过削弱佛兰德斯手工业者在生意中的重要性，增加了利润。但事情还不仅如此。商人还掌握了一些原本为封建领主服役的乡村劳动力。长期来看，这是以一种形式的剥削取代了另一种。一种新体制取代了对农民劳动成果的直接抢劫，在这种新体制下，个体工人自愿接受低于其劳动真正价值的报酬，以换取商人向他们提供原材料或生产工具。 不过，这还不是我们所知的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直接置于企业家控制之下的大型工场生产仅局限在几个行业中，主要是采矿业。“分包制”的基础在于，接受委托的劳工依然视自己为主人。但此时距离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体制，已经只有一步之遥。商人已从简单买卖货物发展到忧心他们的生产，而且直接生产者只有将部分产出交付商人作为利润，才能维持生计。 更重要的是，商人和生产劳工都越来越臣服于市场的指令，而对于市场，他们却是毫无控制权。散布各处的乡村生产者，缺少城镇行会的力量来限制产量、控制价格。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紧紧跟随其他生产者可能应用的、能够削减成本的全新技术。封建生产组织让位给迥然不同的新生产组织，其间竞争带来了新的投资，而新的投资又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在这个阶段，这一切不过发生在旧体制的几条裂缝中，但它们就像腐蚀一切的酸性物质，终会逐渐占据并改变周边世界。 这些改变也影响了一些领主的行为方式。他们绝望地想要增加手中的现金来源，而要想达到这一目标，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利用封建权力，以有组织的暴力来加强农奴制，逼迫农民在领主的大庄园中进行更多额外的强制劳动。农奴自负糊口成本，无须领主多花一分钱，这就保证了领主能以高价将生产盈余出售给商人。 另一种方法是，领主将土地分为大块，长期出租给生产效率最高、最有进取心的农民，对其收取固定地租；这些农民可以召集其他拥有少量土地、或者没有土地的农民为他们工作。实际上，这种方法意味着，领主接受了发展中的市场体制的全部含义，选择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下收取地租。 接纳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域，大都处于紧密地覆盖着某种向资本主义农业方向努力发展的城镇网络中，其他地域则更趋向于加强农奴制。在三百年的时间里，英格兰、荷兰、法国部分地区、德国西部及波西米亚地区向着前一个方向挺进，东欧和意大利南部地区则朝着后一个方向发展。但这两种转变都并非自然而然且毫无抱怨地发生着。不同领主的发展速度不同，整个过程又与社会上其他方面的改变紧紧纠缠在一起。有些国王寻求在城市富人的帮助下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但是遭到了大领主们的集体抵抗。国王间彼此凶猛厮杀。城市化鼓励人们采用新视角去看待世界，这跟与封建秩序及教会布道紧密相关的看待世界的旧方式发生了激烈冲突。农民揭竿而起反抗领主对他们的剥削——城市中则爆发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阶级斗争。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战争、革命和意识形态动荡之后，直到另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引发了灾荒和瘟疫，遍布四处无法解决的问题才慢慢得到缓解。 [1]参见开罗犹太教堂文献研究中的细节，来自谢洛莫·多夫·戈伊泰因，《伊斯兰历史和制度研究》，第297页。 [2]乔治·杜比（GeorgesDuby），《中世纪西方的乡村经济和农村生活》（RuralEconomyandCountryLifeintheMedievalWest,London,1968），第5页。 [3]例如，这就是戴维·兰德斯在其《国富国穷》一书中的部分观点。 [4]来自罗伯特·布伦纳和埃伦·梅克辛斯·伍德所谓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参见罗伯特·布伦纳收入如下T.S.Ashton与C.H.E.Philpin合编的文集《布伦纳之争》（TheBrennerDebate,Cambridge,1993）中的文章。 [5]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时期”，第147页。乔治·杜比，《中世纪西方的乡村经济和农村生活》，第18-19页。 [6]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时期”，第149页。 [7]同上书，第146页。 [8]同上书，第196-197页。事实上，中国唐朝的生产力或许就与欧洲这一时期的生产力水平相当，但这并不削弱欧洲此时技术进步的重要性。 [9]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时期”，第225页。 [10]彼得·克里德特（PeterKriedte）主编，《工业化前的工业化》（IndustrialisationBeforIndustrialisation,Cambridge,1981），第19页。 [11]雅克·勒高夫（JacquesLeGoff），《中世纪文明》（MedievalCivilisation,Oxford,1988），第59页。[《中世纪文明》，徐家岭译，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 [12]马克·布洛赫（MarcBloch），《封建社会》（FeudalSociety,London,1965），第346页。[《封建社会》（上下卷），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13]雅克·勒高夫，《中世纪文明》，第198页。 [14]居伊·布瓦，《公元1000年的转变》。对布瓦观点的讨论，参见我的评论文章：“第一个千年的变迁”（ChangeattheFirstMillennium），刊于《国际社会主义》第62期（1994年春季号）。 [15]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时期”，第79页。关于在英格兰领土土地上新兴小城镇的角色探讨，参见R.H.Hilton的文章“领主、市民与小贩”（Lords,BurgessesandHucksters），载于《过去与现在》（PastandPresent）1982年11月第97期第11页。 [16]例参琼·金佩尔（JeanGimpel）所著《中世纪的机器》（TheMedievalMachine,London,1992）第176-177页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的科学译著列表。 [17]琼·金佩尔，《中世纪的机器》，第174页。 [18]琼·金佩尔，《中世纪的机器》，第174页。 [19]同上书，第192-193页。 [20]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时期”，第156页。 [21]比利时南部及法国最北面的条状地带。 [22]斯蒂芬·朗西曼，《西西里的晚祷：13世纪晚期地中海世界史》（TheSicilianVespers:AHistoryoftheMediterraneanWorldintheLaterThirteenthCentury,Cambridge,1992）。 [23]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时期”，第133页。 [24]参见斯蒂芬·朗西曼所著三卷本《十字军史》（AHistoryoftheCrusades,Harmondsworth,1990）中关于十字军历史的经典描述。就同一题目，BBCpaperback出品、特里·琼斯（TerryJones）和艾伦·埃雷拉（AlanEreira）所著的《十字军》（TheCrusades,London,1996）提供了更加容易理解的概要介绍。事实上，十字军能够征服一片文明程度远胜欧洲的土地，主要是由于欧洲农业采用了新的生产技术——这成为物质进步的一个象征。但这并无法改变整个十字军东征给世界文明带来的损耗和毁灭。 [25]居伊·布瓦，《封建主义的危机》（TheCrisisofFeudalism,Cambridge,1984），第1页。实际上，人类在过往的历史上或许也曾遭遇过与中世纪欧洲危机同样严重的危机——例如，早期古代文明或中世纪美索不达米亚遭受的巨大冲击和苦难。 [26]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时期”，第192页。 [27]R.H.希尔顿，《阶级斗争和封建主义的危机》（ClassConflictandtheCrisisofFeudalism,London,1990），第171页。居伊·布瓦，《封建主义的危机》，第1-5页。 [28]布瓦和希尔顿都使用这一词汇。 [29]让-皮埃尔·保利（Jean-PierrePoly）与埃里克·布纳泽尔（EricBournazel），《900-1200年间的封建制转型》（TheFeudalTransformation,900-1200,NewYork,1991），第119页。 [30]R.H.希尔顿，《阶级斗争和封建主义的危机》，第65页。 [31]关于这次起义的具体描述，参见斯蒂芬·爱泼斯坦（StevenEpstein），《中世纪欧洲的工资劳工与行会》（WageLaborandGuildsinMedievalEurope,NorthCarolina,1991），第252-253页。 [32]诺曼·科恩（NormanCohn），《对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革命乌托邦主义及其对现代集权主义运动的影响》（ThePursuitoftheMillennium,London,1970），第102页。 [33]同上书，第103页。 [34]同上书，第104页。 [35]同上书，第139-141页。 [36]指的是今天捷克共和国的西北地区。 [37]引用的口号参见诺曼·科恩上引书，第215页。比较同情塔博瑞特运动的描述，并未将其简单视为一种非理性的渴望，参见考茨基所著《共产主义诞生于欧洲宗教改革》（CommunisminCentralEuropeintheTimeoftheReformation），J.L.&E.G.Mulliken1897年英译（London），1966年再版（NewYork）。 [38]克里斯托弗·希伯特（ChristopherHibbert），《美第奇家族的兴衰》（TheRiseandFalloftheMedicis,London,1979）。[《美第奇家族的兴衰》，冯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39]参见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时期”，第182页。 [40]参见布罗代尔所著《15-18世纪的文明与资本主义》第二卷“商业的车轮”（TheWheelsofCommerce,CivilisationandCapitalisminthe15th-18thCentury,vol2,London,1979）。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在该书第二章“市场与经济”中详细论述了各种国际贸易网路。[中译为《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卷本，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顾良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 [41]参见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时期”，第193页。关于城市商人更加深入农村经济，开始成为农业土地举足轻重的持有者的例子，参见居伊·布瓦，《封建主义的危机》，第153页。
第五章非洲文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五章非洲文明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欧洲殖民者将非洲描述为“黑暗的大陆”。在他们眼中，这片土地上没有文明，没有历史；而在牛津大学教授埃杰顿看来，这里的生活“一片空白，毫无趣味，乏善可陈，残忍野蛮”[1]。他们抱有的偏见如此强烈，以至于亲身考察12世纪大津巴布韦遗址的首批欧洲人之一、地理学家卡尔·毛奇认为，这座遗址绝无可能出自当地人之手，而是由来自北方的非黑人族裔，模仿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神庙建造而成。[2]托利党历史学家休·特维罗伯于1965年写道：“在非洲，只有欧洲人的历史。其余的历史就是一片黑暗。”[3] 然而，所有导致欧亚大陆和美洲文明崛起的过程，也都曾在非洲萌发，而且还不止一次，而是数次。埃及就是最显著的例证。虽然埃及文明的某些方面或许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但它实际上植根于南部埃及的独立发展，在从西部和南部前往尼罗河河谷定居的民众中开花结果。[4]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提及努比亚的库施文明（来自阿斯旺以北的尼罗河河谷），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征服了埃及，并且发展出了自己的注音字母。罗马人知道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文明，在文明崛起的初期就接受了基督教，与阿拉伯半岛的南部地区交流频繁（穆罕默德的一些早期追随者曾逃亡于此，以躲避麦加的迫害），也发展出了自己的字母表。沿着东非海岸向南直达莫桑比克这一区域的城市，曾与来自印度、穆斯林帝国甚至中国的商人都建立了紧密联系。1331年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描述基尔瓦岛（位于今坦桑尼亚）为“世界上最美丽、建筑最精美的城市之一”[5]。哈桑·阿尔-瓦赞（更为人知的是其意大利语名字利奥·阿非利加努斯）是被格拉纳达驱逐的摩尔人，他于15世纪初从摩洛哥穿越撒哈拉沙漠，沿着尼日尔河一路前行，他记下了沿途所见二十几个国家的景象。他写道，谭波（廷巴克图）是一座拥有数千居民的城市，“城中有许多法官、有学识的医生和传教者”，“这里有一个从柏柏尔人的国家传来的手稿书籍市场，卖书收获的利润比售卖任何其他商品都要高”。[6]西非沿海的森林地带还崛起了其他文明，恢弘的贝宁城令第一批抵达非洲的葡萄牙人震惊不已；这些文明跨越中非的广袤土地，从北部安哥拉的班图国一直延伸到今天乌干达的布甘达。 很重要的是，非洲文明崛起的顺序，与欧亚大陆和美洲文明崛起的顺序几乎一致。在一些特定地区，由于农耕为当地人民带来了丰富的生产盈余，在主要氏族与其他世系的旧有部群结构中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继而，这些主要世系氏族中的一些开始转变为统治阶层，剥削社会中的其余阶层；与此同时，随着大批农民和牧民的发展，出现了具有特殊技艺的工匠和商人。 有时非洲社会的发展也会受到其他文明影响的外来推动。埃及无疑影响了努比亚；阿拉伯南部地区（自公元前1000年起就已出现城镇）与红海对面的埃塞俄比亚接触频繁；来自印度和阿拉伯的商人则影响了非洲东海岸地区。但实际上，这些影响都建立在下述条件之上：非洲各地已经独立崛起了文明，能够最大化地利用外来影响进一步发展壮大。商人们只会前往非洲东海岸等类似区域，因为那里已经存在着可以进行商贸买卖的复杂社会。 非洲人民谋生手段中最重要的变化完全独立于任何外部影响，那就是从本地野生植物中选取种植作物，这可能是由于欧亚大陆和尼罗河河谷地区的古代文明种植的作物，无法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热带和亚热带气候中存活。非洲人民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农业模式。过了很久之后，他们也开始使用铁。公元前1000年左右，当冶铁技术在欧亚大陆广泛流传的时候，西非的铁匠几乎在同一时间学会了融化铁矿石。但他们的冶铁术与欧亚大陆的冶铁术完全不同，这表明非洲的冶铁术完全是独立发展出来的。[7] 农业的发展与铁的使用联合起来改变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面貌。从西非来的讲班图语的居民日益增多，他们最早采用了这些先进的生产方法，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最终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500年之间取代了非洲中部和南部大部分人口赖以为生的采集狩猎谋生方式。大约在公元500年后，非洲社会拥有相当殷实的农业盈余，抑或由于发达的贸易而积累了不少盈余，开始向阶级分化和城市生活社会转化。非洲东海岸的城镇通过贸易开始与印度洋的其他文明频繁接触。西非城镇成为一方面延展至尼罗河河谷地带和埃及、另一方面从撒哈拉沙漠深入马格里布的广阔贸易网络中的一部分。这样的深入接触令非洲文明引进了阿拉伯字母表，从而缩短了发展自有文字的漫长旅程；与此同时也接受了伊斯兰教，相比古老的“异教”信仰而言，伊斯兰教显然更适合此时非洲的城市生活氛围。 本地化的发展依次催生了埃及、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文明。到了15世纪，从非洲大陆的一端到另一端，星罗棋布着许多其他文明，尽管其间也时常点缀着依然处于前阶级社会的“原始”社群。在欧洲人踏上非洲海岸之前很久，非洲文明就已通过伊斯兰教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实际上，古老的非洲津巴布韦文明衰落的一个解释，正是由于15世纪的出口黄金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猛跌所致。[8] 非洲人民最终的确沦为崛起的新世界秩序的受害者：种族主义者将非洲文明从世界历史上抹去，并将非洲黑人视为“下等种族”。但这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来自偶然的地理布局。 欧亚大陆从西向东绵延。广袤的土地拥有相同的气候条件，因此适合种植同一种作物：小麦、大麦和黑麦，从爱尔兰到中国北京都是如此，而且从朝鲜半岛、日本直到印度洋地区都种植稻米。与此同时，鲜有自然屏障阻止驯养家畜品种的传播。除了在某些荒漠地区，马、牛、绵羊和山羊几乎可以在欧亚大陆上的任何地方繁殖兴盛。农业耕作技术非常发达，传播速度也非常迅猛，人们很快就可以从邻居那里学会如何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种植同样的作物。接二连三的强人部族从欧亚大陆的一端扫荡到另一端，虽然带来了毁灭（好比匈奴人和蒙古人），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技术和知识。 与欧亚大陆相比，非洲大陆呈南北走向，拥有几个不同的气候带。在马格里布或埃及繁殖旺盛的作物，在萨瓦纳地区就不易生长，而在萨瓦纳地区生长的作物，对非洲靠近赤道的热带地区也是毫无用处。[9]因此，一个地区的农业技术发展只具有地区性的意义，直到具有革命性的交通运输新方法帮助非洲人跨越气候的鸿沟。不仅如此，畜牧业的向南发展也遭遇了自然界的巨大阻碍：在非洲中部地区飞舞的舌蝇。虽然非洲南部地区拥有发展畜牧业的理想条件，但是驱赶着家养奶牛的农业人口却很难抵达那里。在15世纪之前，从非洲西海岸出发进行深海航行还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因为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发展出能够应对盛行风的航海技术。非洲东海岸比较容易抵达，但是继续前往内陆高地的旅程却是充满艰辛，随时都有可能与死神照面。此外还有广袤的撒哈拉沙漠将非洲大陆从大西洋到尼罗河切割成两半，即便在公元500年引入家养骆驼之后，除了意志极其坚定的少数行者之外，大部分人都无法逾越这道无情的屏障。 对其社会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后退的欧洲人（如大不列颠人、德意志人或斯堪的纳维亚人）来说，即便身处“黑暗时代”，最后依然可以从中国、印度或中东地区获得推动技术进步和农业发展的知识。欧洲人可以从这个地球上最广袤的土地上汲取进步力量，从而最终获益。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文明只能依靠自有资源。他们的地理位置相对隔绝，身处只有欧亚大陆一半面积的土地上，人口是欧亚大陆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对社会发展而言，这并非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就像连续不断的文明记录所显示的那样。但是，自然条件依然是非洲文明的致命弱点，尤其是在他们最终面对来自西欧社会发展后退期的贪婪造访者时，相比而言，那些西欧人更容易从亚洲的另一端去学习和发展先进的生产技术。 [1]引自巴西尔·戴维森（BasilDavidson），《历史上的非洲》（AfricainHistory,London,1992），第61页。 [2]引自格雷厄姆·科纳（GrahamConnah），《非洲文明，前殖民时期热带非洲的城市和国家：考古学的角度》（AfricanCivilisations,PrecolonialCitiesandStatesinTropicalAfrica:AnArchaeologicalPerspective,Cambridge,1987），第183页。 [3]出自休·特雷弗-罗珀（戴克勋爵）[H.Trevor-Roper(LordDacre)]，转引自亚里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Callinicos），《理论与叙事：历史哲学反思》（TheoriesandNarratives:ReflectionsonthePhilosophyofHistory,Cambridge,1995），第167页。 [4]例参KarlButzer，《埃及早期水利文明：一种文化研究》（EarlyHydraulicCivilisationinEgypt:ACulturalStudy,Chicago,1976），第9-12页；M.Stone[原书如此，前引同名书作者为迈克尔·赖斯，不知是否有误]，《埃及的形成》（Egypt’sMaking,London,1991），第27-29页；关于公元前4500左右埃及南部的巨石碑（megalith）的报告，参见1998年4月2日《卫报》上的文章：“TribeinSaharaWereTheFirstToAimForTheStars”。 [5]格雷厄姆·科纳，《非洲文明，前殖民时期热带非洲的城市和国家：考古学的角度》，第150页。 [6]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Africanus），《非洲的历史与发展》（HistoryandDevelopmentofAfrica,London,1896）第一卷。关于阿非利加努斯奇妙旅程的绝佳描述，参见阿明·马洛夫（ArminMaalouf），《非洲人利奥》（LeotheAfrican,London,1994）。 [7]戴维·菲利普森（DavidPhillipson），《非洲考古学》（AfricanArchaeology,Cambridge,1985），第170页；贾雷德·戴蒙德在这个问题上更为激进，他认为：“非洲的铁匠在乡村的熔炉中发现了如何能够达到高温，因此制造出了钢，要比19世纪欧洲和美洲的贝西默炼钢法早了两千年。”（《枪炮、病菌与钢铁》第394页）莫维（M.J.vanderMerwe）和沃泰姆（T.A.Wertime）相信制铁知识最早是从地中海沿岸地区跨越撒哈拉沙漠扩散到了非洲，但也承认非洲铁匠发展出来的技术能够直接炼钢，而不是锻铁。参见两人在其合编的文集《铁器时代的到来》（TheComingoftheAgeofIron,NewHaven,1980）中所写的文章。 [8]格雷厄姆·科纳，《非洲文明，前殖民时期热带非洲的城市和国家：考古学的角度》，第213页。 [9]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第177-191页。
第四章伊斯兰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四章伊斯兰革命 查士丁尼时代之后的拜占庭帝国陷入了发展停滞，这种发展停滞不仅为残存的罗马帝国带来荒芜颓败，还导致中东地区爆发了一系列激烈动荡；中东地区曾为人类的知识和技术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并曾产生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之一。 让我们从让人惊异的圣城麦加这座坐落于阿拉伯半岛贫瘠土地上的贸易之城开始说起。游牧部落民族统治着这片土地，他们驾驭骆驼（他们于公元前1000年就开始驯养骆驼）穿越沙漠，赶着牧群从一个绿洲走向另一个绿洲，在此过程中进行一定限度的贸易，不用说有时也会做些打家劫舍的勾当。他们以氏族为组织形式，在部落中结成松散的联盟，氏族长者大会管理着部落的发展，不过部落之间经常冲突不断，兵戎相见，而且他们也常会对沙漠边缘之外的定居者展开突袭，尽情劫掠。 但在绿洲周边及一些河岸区域仍然存在不少定居的农耕者，尤其是在南方[1]，那里存在着延续了至少千年的古老文明，与红海对岸同样古老的埃塞俄比亚文明保持着密切联系。有些游牧家族积累了财富后，也开始在贸易中心定居下来，在罗马帝国和东方文明之间穿梭，使用骆驼篷车运载用于交易的奢侈品。麦加就是这样一处定居点，到7世纪初它已发展成为一座兴盛的城镇。 游牧氏族的传统价值观集中体现在个人及其氏族的勇气和荣誉上。这里没有国家的概念，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氏族部落负责，而不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社会承担责任。袭击、谋杀和劫掠被视为对家族或氏族部落的侵犯，需要通过复仇和血腥屠杀来解决。宗教是在部落的迁移过程中对个体神明的确认和识别，就像《旧约》中记载的“以色列之子”在穿越沙漠的过程中携带着约柜。 当有些游牧民开始进入定居生活，遭遇紧张关系和冲突矛盾时，这样的价值观并未提供任何简单有益的处理方法。早已进入农耕生活的农民和城镇民众穷困潦倒已久。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兴盛起来，许多在绿洲定居的农民开始皈依犹太教或基督教的某一教派。在麦加这样的城镇中，游牧民、商人、工匠和农民混杂在一起，就彼此不同的宗教观点不断争论。这些论点都拥有实用主义层面上的含义，因为旧有的价值观和旧神阻止了任何想要颠覆向氏族及部落尽忠法律的行为。 阿拉伯半岛上两大比邻帝国（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间发生的事情，更进一步加剧了危机。6世纪末，波斯人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了埃及和叙利亚，终结了当地为期九百年漫长的希腊罗马统治。但波斯社会本身已是危机四伏，拥有土地的贵族对令城市得以繁荣起来的美索不达米亚灌溉工程不屑一顾。狂暴的战争令形势变得更加糟糕。无论在拜占庭还是在波斯，都存在着普遍广泛的穷苦大众和社会暴乱。[2]整个世界似乎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这就是穆罕默德生活的世界，这位麦加城的孤儿来自一个地位并不显赫的贸易家族，在成长过程中尝试着作为一名商人谋生——但却并不成功。他观察并亲历身边的混乱，思想上的动荡不安时刻激荡着人的灵魂，但在互相冲突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中却似乎没有一种显得合乎情理。他感到被一种责任感驱使着，试图为自己的生活和他所在的社会带来些许内在的连贯性。穆罕默德经历了一系列宗教幻象，他相信上帝（阿拉伯语中的真主安拉）对他说的话。这种经历促使穆罕默德形成了各种宗教概念，并将其清楚地发展为新的宗教。穆罕默德向人们复述上帝的意愿，人们将其记下便成了《古兰经》；他继而逐渐拥有成群的追随者，主要是来自麦加各个商人家族的年轻成员。 穆罕默德的祈祷词与阿拉伯世界的农民和城镇平民信奉的基督教和犹太教有许多相似之处。伊斯兰教信奉单一的上帝，反对游牧部落民信奉的许多相互竞争的神明。它以无所不在的普世责任信仰，取代了对旧氏族和部落法律的信仰。通过称赞反抗一切压迫，它吸引了穷苦的信众；但与此同时，如果富人显示出慈悲心肠，它也不会把富人一脚踢开。而且与早期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对城市妇女也拥有一定的吸引力（有些追随穆罕默德的女信徒的丈夫则对伊斯兰教深恶痛绝）。伊斯兰教认为女性不如男性（例如在拜占庭帝国，女性佩戴面纱被社会广泛接受），但也劝告男人由于自己的“高级”，应当尊重而不是虐待女性，也正因此，男人获得了一定的财产权。 在纯粹的宗教层面上，伊斯兰教广泛地融合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传说和宗教实践。但在一个重要方面，伊斯兰教与同时代的基督教又大为不同。伊斯兰教的教义不仅仅是一套约束和规范道德行为的信仰或规则。它还是一套旨在改革社会的政治规划；由于部落和统治家族之间经常以武装形式爆发冲突和厮杀，伊斯兰教还意欲以建立在单一法律基础上的穆斯林共同体“乌玛”来取代这种“残暴”的竞争。 穆罕默德教义中的政治诉求，导致麦加统治家族之间的激烈冲突，以至于他不得不带领信徒迁至麦地那，但最终还是于630年带领军队返回麦加城，开始创建新的国家。穆罕默德无疑取得了成功，因为他凝聚起了信奉单一世界观的年轻人核心，与此同时又颇有策略地促使目标完全不同的各种群体结成联盟——城镇民众和农民只想要和平，商人家族希望强大的阿拉伯国家能够给其带来令人欣喜的利润，部落首领则希冀从战斗中捞取丰厚的战利品。 新兴的国家善用了伟大帝国的两次危机。632年穆罕默德去世，但他最初的两位继承者（哈里发）：阿布·伯克尔和奥马尔（来自商人家族、信奉伊斯兰教并追随穆罕默德时间十分久远的门徒），同样知道如何将宗教原则与政治规划紧密结合。他们将长久争斗不休的牧民部落和氏族的注意力转移到袭击两大帝国的富庶城市上，从而发觉这些貌似辉煌的古老帝国是多么虚弱、多么不堪一击。就这样，一座城池接着一座城池，统统落入阿拉伯军队的囊中：636年，大马士革陷落；637年，波斯帝国的都城泰西封陷落；639年，埃及城市巴比伦（今开罗的一部分）沦陷；642年，亚历山大城沦陷。十年间，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们在中东地区历史悠久的文明土地上，缔造了如日中天的帝国。 伊斯兰文明能够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它非常睿智地发挥出游牧部落的战斗潜力。伊斯兰司令官发现，极速穿过看似无法穿越的沙漠后，驱使着骆驼的骑兵可以凭借强大的军队，出其不意地一路奔袭，攻击帝国边境城市。他们利用荒漠的广袤空间，就像古老的大英帝国炮舰利用海洋一样，随意打击移动速度比他们低上好几倍的防卫军队[3]，或者就像现代武装力量使用伞兵那样随意打击远程目标[4]。 但是，这些成功同时也见证了当地人民是多么憎恨旧日帝国的统治者。犹太人和“非正统”基督徒组成城市平民的大多数，他们欢迎阿拉伯军队，尤其是当穆斯林征服者并未立即寻求创建新的国家结构，或者强迫当地民众皈依伊斯兰教时，他们对伊斯兰文明就更加欣赏。相反，穆斯林征服者完整地保留了原有的行政结构，并且尊重民众对基督教、犹太教和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信仰。征服者的全部需求就是定期上缴赋税，将原有的国家土地充公，同时没收那些持续抵抗新统治的旧贵族的土地。大多数民众都发觉，现有的生活环境比起旧帝国治下还要宽松些。一位犹太作家讲述了“造物主如何带来了以实玛利的王国（即阿拉伯人），为的是将你们从邪恶中拯救出来”，而叙利亚基督教历史学家则写道：“上帝……通过阿拉伯人之手，帮助我们逃出了罗马人的统治……我们终于从罗马人的残暴和对我们的憎恨中获救。”[5] 征服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阿拉伯部落军队的领袖和麦加家族的首领。他们分享了战利品，因此几年之内就成为阿拉伯的贵族——这一阶层坐拥滔天财富但却人数极少，生活在沙漠边缘地带新建的军营城镇中，他们收取民众奉献的税收，但是依然将旧帝国的土地交给原有的地主和官员经营。 不过，夺取了胜利的军队中却是始终摩擦不断，有些阿拉伯部落感到在瓜分胜利果实时吃了亏。640年代，这种沮丧和愤懑情绪逐渐增长，引发了一场内战，这场战争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历史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644年，第二任哈里发奥马尔被一名奴隶杀死，统治权力传递给了奥斯曼，奥斯曼是穆罕默德早期的支持者之一，同时也是麦加最有权势的商人家族成员。混乱的局势进一步加重了民众的苦难。656年，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阿里担任新的哈里发，点燃了彼此敌视的穆斯林军队之间的战火，直至阿里被他的追随者“分离派”杀害——起因是“分离派”不同意阿里与仇敌握手言和。于是，最高权力又回到奥斯曼堂弟手上，他建立起了以家族姓氏为名的世袭倭马亚王朝。 在许多人眼中，最终高唱凯歌的家族与穆罕默德曾经公开反对的许多邪恶联系紧密。对于那些梦想回到穆罕默德时代、将穆罕默德视为纯洁典范的人们来说，阿里和他的儿子侯赛因（680年被一支倭马亚军队杀死）成为殉道圣徒，而纯洁自从穆罕默德去世后就崩坏不再。在伊斯兰教历史上，一次又一次不停地响彻着“回到阿里时代”或者是回到前两位哈里发时代的呼声，号召从一个阶层到另一个阶层的所有人联手反抗现有国家体制的统治。甚至直至今天，这种呼声依然能够激励许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教派。 然而，当时倭马亚监管着帝国的统一，在叙利亚建立了国都。阿拉伯军队再次挥刀直下，夺取了东方的喀布尔和布哈拉，向西直抵大西洋。这次远征为阿拉伯贵族（前部落首领和前商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他们在驻军的城市中过着奢侈生活，大笔挥霍，修建华美的宫殿。在他们之下，军中其他职级军官都享受免税待遇，并可从战利品和被征服地的贡奉中收取年金。 城市阶层与宗教叛乱 随着广袤的土地被并入单一帝国的统辖范围，奢侈品贸易得到巨大的推动和发展。商人、店主、书记员和工匠云集驻军城市，在日益扩张的城郊地区定居下来，为阿拉伯统治者、他们的宫殿、他们的军队、他们的官员的需求提供服务。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不是阿拉伯人，但却被统治者的宗教所吸引——这种宗教毕竟与曾经统治过旧帝国的一神教宗教没有太多不同。但是，阿拉伯穆斯林并不热衷于向新发展的伊斯兰教徒扩展宗教免税权，更不愿与他们分享贡奉。因此，新的皈依者被称为改宗穆斯林“麦瓦利”，不享有阿拉伯人的种种特权，阿拉伯穆斯林始终认为自己才是唯一真正的穆斯林。 当阿拉伯帝国发展了一百年后，帝国城市中的非阿拉伯穆斯林已经占据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掌握了国家工业和贸易的关键位置，因为阿拉伯商人放弃了这些职位，转而寻求成为新的贵族。与此同时，非阿拉伯穆斯林也日益成长为重要的政府官员。但他们依然备受歧视。 “异议者穆斯林”团体（DissidentMuslim）自称阿里党人，他们在广大民众间找到了听众；然而，认为阿里也曾屈从于堕落和妥协的“分离派”也一样拥有不少支持者。就像麦加的部分城市阶层曾在穆罕默德的教化中找到了一种世界观，在其武装下可以反击不当的社会秩序，如今阿拉伯帝国的城市阶层发现，同样的教化在反击穆罕默德军队建立的国家时一样有效。开创新秩序是众人的呼声，他们希冀在新秩序下，挤压城市阶层进一步发展空间的压力可以荡然无存。 有些历史学家将这些冲突视为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冲突。[6]但事实上，波斯上层阶级支持倭马亚王朝，而在不满的人群中则包含许多阿拉伯人： 残存的波斯贵族与阿拉伯人缔造的国家合作，只要新政权依然承认他们的特权。在皈依一事上，他们用琐罗亚斯德教徒的身份交换了穆斯林的正统身份。而伊斯兰教化的波斯城镇居民和农民，则以琐罗亚斯德教徒的身份，交换了引领他们反抗贵族的伊斯兰教异端身份——反抗的对象不仅包括波斯贵族，也包括阿拉伯贵族。[7] 随着阶级之间的紧张状况日益严峻，由各种救世主马迪斯领导的暴乱层出不穷，马迪斯广泛宣传新的宗教和社会秩序的诞生。但是，这些暴动都以失败告终。不过，到了8世纪中期，在阿拉伯军队的领导层中又爆发了新的争端。 穆罕默德家族的后代子孙、来自哈希姆支系的阿布·阿巴斯利用了时局。他授意家族中一位得到自由的前奴隶阿布·穆斯林在波斯西南部煽动民众的宗教和社会仇恨。阿布·穆斯林依计秘密行事，逐渐获得民众支持，直至时机成熟发动起义。一座又一座波斯西部城市相继公开举起阿巴斯的旗帜：一面黑色旗帜，黑色正是代表千禧年组织的颜色。阿布·穆斯林向幼发拉底河进军，在那里扫荡了倭马亚王朝的大军。这样“广泛而成功的革命宣传”，为阿布·阿巴斯最终击溃倭马亚王朝扫平了道路，将倭马亚家族逼上绝境，并最终开创了一个新的王朝：阿巴斯王朝。[8]不过，期待得到解放的穷人很快就感到沮丧不已。阿巴斯王朝的统治者一旦大权在握就立马背叛了他们“最忠诚的”支持者，处决了阿布·穆斯林及其几位亲密同伴。然而，这可不仅仅是一次王朝的更迭。 美国著名中东学家伯纳德·刘易斯在其撰写的伊斯兰历史中将这次王朝更迭称为“伊斯兰历史上的一次革命……其重要性堪比欧洲历史上的法国大革命或俄国十月革命”[9]。有些历史学家甚至称其为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0]。毫无疑问，阿巴斯利用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加速完成了帝国统治秩序的重组。帝国此前完全由阿拉伯军事贵族阶层来统治，他们自征讨战争中崛起，凭借征服收取俸禄。在阿巴斯王朝治下，伊斯兰教成为一个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宗教，阿拉伯裔和非阿拉伯裔信徒日益得到同等对待，一个人的种族越发不是核心问题，尽管人与人之间依然存在穷富之分。“新的社会秩序在和平的农业和贸易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官员、商人、放贷者、宗教学者乌里玛、法学家、教师及达官显贵，组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统治阶层。”[11]标志性的变化在于，皇廷决定将都城迁往宏大壮美的新城巴格达，巴格达位于美索不达米亚最肥沃的灌溉土地，地处通往印度的重要商路之上，距离古老的波斯帝国都城泰西封遗址只有几公里远。 阿巴斯革命开启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经济繁荣发展。美索不达米亚河谷和尼罗河流域地区再次兴盛起来，出产小麦、大麦、稻米、乳制品和橄榄制品等。帝国统治者修复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河道，庄稼产量也节节攀升。[12]人们从印度引进了棉花种植，一眼望不到头的棉花地从波斯东部一直蔓延到西班牙。阿拉伯帝国的贸易规模也非常庞大。商人前往印度、锡兰、东印度和中国，繁盛的贸易使得定居中国南方城市的阿拉伯商人越来越多。从事贸易买卖的阿拉伯商人还从黑海一路向北，经过伏尔加河进入俄国——考古学家甚至在瑞典发现了堆积起来的阿拉伯金币——经过埃塞俄比亚和尼罗河河谷进入非洲，货物经由犹太商人进入西欧。 伴随着贸易的四处扩张，阿拉伯帝国出现了类似我们今天银行系统的机制。银行的总部位于巴格达，在帝国其他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实施精密的支票和信用状系统[13]——鉴于商人携带大量金银从帝国的一端奔波到另一端不仅费时费力，而且风险极高，考虑周全的银行机制恰好解决了这个难题。阿拉伯商人完全可以在巴格达开具一张支票，然后前往摩洛哥兑成钱。《古兰经》禁止信徒为了收取利息而向人放贷，因此许多放贷人都是基督徒或犹太教徒——不过，就像法国东方学专家马克西姆·罗丁森指出的那样，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很快就找到了既能赚钱又不违反教规的方法。[14] 建立在工匠基础上的手工业也兴隆起来，其中主要是纺织业，但也包括制陶业、金属制品加工业、制皂和香水业及造纸业（从中国引入了造纸术）。这一历史时期商业和城市生活的繁荣发展在文学和思想中都有所体现，当时的作品中记载着“正直诚信的商人”是“最理想的道德典范”。[15]著名的《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正是“商人和工匠市民阶级生活的写照，市民阶级的上层包括富有的商人、贩卖玉米的商人、包税农民、进口商，以及脱离土地的乡绅等人”[16]。 在这个历史阶段，宗教学者开始对穆罕默德的言行进行权威的汇集和整理，集结成了《穆罕默德训词》/《圣训》，并制定了正式的伊斯兰教法（沙里亚）。今天，这些教法经常因其据称反对“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人性”和“文明”价值，而被西方人视为彻底野蛮的象征。但在9世纪和10世纪，伊斯兰教法部分代表着贸易商人和工匠们的价值观，他们寻求从帝国官僚和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的野蛮统治中解放的方法——而且他们的确通过遵循这些教法达成所愿得到解脱，因此伊斯兰教法与“基督教化”拜占庭的普遍法律形成了鲜明对比，更不用说与西欧封建制法律也迥然不同。一位精通伊斯兰历史的学者指出，伊斯兰教法建立在“相对机动的平等主义期待之上……在反抗农业帝国的过程中保持了自治性”。商人和工匠想要“整个社会在更加开放、更加平等和更具契约性的结构上进行重建，就必须诉诸伊斯兰立法”。[17] 总之，迅猛的社会变化带来了繁荣的智性探究，这一阶段正是阿拉伯世界价值观冲突最为激烈的历史时期之一。不存在任何一派正统的伊斯兰教解释，彼此竞争的教派殊死争夺着人们的灵魂。城镇中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被各种什叶派异端所吸引——什叶派的观点不断激起反抗帝国统治的暴乱。与此同时，诗人、学者和哲学家们从帝国的四面八方云集巴格达，希望能够得到富有廷臣、地主或大商人的资助。他们将希腊、波斯、叙利亚（古叙利亚语）和印度的哲学、医学及数学著作译成阿拉伯语。艾金迪、阿尔-法拉比和伊本西纳（西方人通常称其为阿维森纳）等哲学家，试图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基础上，为阿拉伯世界提供合乎理性的阐述。花拉子密、阿布-华法和阿尔比鲁尼等数学家，齐心协力，进一步发展了希腊和印度文明的数学遗产。阿拉伯天文学家还构建了星盘和六分仪，并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 寄生与瘫痪 毫无疑问，穆斯林帝国的繁荣昌盛不仅与“黑暗时代”的欧洲形成了鲜明对照，甚至也令停滞中的拜占庭帝国相形见绌。然而，穆斯林帝国却因犯下大错而陷入苦海，这也就意味着它终究无法与生机勃勃、极富创新精神和技术进步的中华文明相媲美。 首先，兴盛的城镇生活和文化与生产技术的发展并不匹配。阿巴斯革命为贸易扩张创造了空间，使城市中产阶级得到影响国家机构运转的机会。但真正的权力依然紧紧攥在实际上寄生于他人生产成果的群体手中。皇廷日益陷入东方君主的传统窠臼，花费巨额财富，只为喂饱统治者骄傲的自负，给臣民留下令人畏惧的深刻印象。政府官员期待通过收取贿赂积累巨额财产，将国家财富偷偷装入自己口袋。就连通过贸易致富的商人也热衷于土地投机买卖和包税制投机生意，因为投资这些生意收取的利润，要比投资改善生产条件的利润高得多。 城市手工业完全建立在个体工匠小范围生产的基础之上。除了由国家而非私人业主经营的少数几个行业，其他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型工场几乎没有什么发展。不久之后，国家官僚也开始从贸易所得中分走一杯羹。他们从试图控制重要食品供给的监察权，发展到自行垄断了某种商品的贸易权。 阿巴斯王朝创建后最初几十年间乡村农业取得的进步可谓有目共睹，然而到了此时，这些进步已经消散不见。一旦灌溉工程恢复到原有水平，用以维护水渠的国家资金就被挪作他用或流入他人口袋。土地日益集中到大地主手中，但他们却只对短期即时利益感兴趣，因为他们时刻需要金钱来维持其在巴格达的浮华生活。地主对农民的压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还引入了奴隶劳工耕种大型田庄。就像古罗马时期一样，农民不仅丢掉了土地，而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雇佣劳工抢占他们的市场。不过，即便土地肥沃，收成富足，奴隶也没能分享农民所有者的分毫利润。 日益精密细致的统治阶级“上层建筑”，在乡村发挥出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此时的乡村人口已经停止增长。一份以美索不达米亚先后交替出现文明中的农业为主题的重要研究表明，占据统治地位的城市阶层，“对农业发展进步几乎毫无兴趣。实际上，他们的注意力全部扑在宫廷阴谋和腐化堕落上，他们卷入内战的漩涡不能自拔，只知道更加猛烈地压榨农民的资源。为了保证甚至扩大税收，他们实施了掠夺性的包税制，这种短视的做法更进一步恶化了农民的生存条件。”[18] 自然条件的恶化（尤其是土壤盐碱化对耕地的破坏）意味着，即便施以最悉心的照料，想要在数百年前的水平上大大提高产量，都是非常困难的。此时，疏于照料耕地给其带来了灾难性的退化。“这里曾是伊斯兰国王治下最繁华的地区，但是如今人们已经不再在此耕种和定居。”[19]13世纪初，一位观察者这样写道： 所有的一切都处于废墟之中，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都成了高高堆起的土堆……没有任何一位苏丹对建设和建筑感兴趣。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收税，然后将其花掉。[20] 核心地带经济的衰落，导致伊斯兰帝国政治分崩离析，政治局面的崩塌反过来又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形势。由于从土地中获得的收入锐减，阿拉伯帝国皇室日益以牺牲商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聚敛钱财，将地方财政大权交给当地总督，而总督们则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私下克扣上缴的赋税。不久，总督们在其管辖地便成为事实上的独立力量。 与此同时，由于军队总是具有反叛的潜在可能，所以哈里发们试图降低对它们的依赖，不过这种尝试非但没有获得成功，反而事与愿违。越来越多的中亚土耳其人成为雇佣兵或马穆鲁克：这是一种拥有特权的奴隶群体，为帝国皇族实现军事目标而服役。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军队的首领日益强悍，拥有足以推翻哈里发并接任的实力，此时的哈里发沦为棋子，不过是发表他人决策的傀儡。 到了11世纪，阿拉伯帝国已经四分五裂。西班牙、摩洛哥和突尼斯早已是分立的王国。统治东部波斯的王朝对巴格达的哈里发只剩下徒有其表的尊重。什叶派的伊斯玛依派掀起了叛乱，创建了对抗的伊斯兰国家，国土包括埃及、叙利亚、阿拉伯半岛的西部和印度的信德地区。他们在开罗修建了新都，伫立起壮美辉煌的阿兹哈尔清真寺，在11世纪与巴格达竞争伊斯兰世界中心的地位，他们的政府非常重视从埃及到撒马尔罕的所有异议者穆斯林的革命热望——虽然当时他们正在面临着自己的伊斯玛依派异议者掀起的反叛，这次叛乱令黎巴嫩残存的德鲁兹派最终崛起。 伊斯兰世界的碎片化并未导致经济或文化在整体上的即刻崩溃。巴格达衰落了，最终于1258年被一支蒙古军队洗劫一空，但是埃及依然持续繁荣了二百年，伊斯兰教文化也兴盛地传播开来，因为学者们发现，从西方的科尔多瓦直至东方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彼此竞争的不同王朝都争先恐后地资助伊斯兰文化。 困扰阿拉伯帝国的许多问题，很快就令其后继王朝痛苦不堪。凭借一段时期内恢复了生产机制及从事远距离贸易，这些新国家才达到了繁盛。但这与应用新的生产方法不同，只有应用新的生产方法，整体社会才能提升到新的水平。在埃及，兴旺的行政经济、亚历山大城和开罗等贸易城市，依然寄生在尼罗河与三角洲河谷的村庄基础上。来自乡村的食物和其他原材料，是农民上缴给统治者的赋税和支付给地主的地租。但是，城市却吝于向乡村提供更加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或是任何有益于改善生产的帮助，乡村生活与一千年前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最后，这种寄生状态必定会逐渐损毁城市经济。到了12世纪，部分埃及领土的实力已经非常虚弱，面对东征的十字军毫无还手之力——虽然这群受到宗教狂热驱动而聚集起来的西欧暴徒来自远比伊斯兰帝国水平低下的文明，但是埃及却也没能逃脱沦为猎物的悲惨命运。十字军的胜利证明了西欧在经历了漫长的黑暗后退后，终于步入了初次的发展期，而与此同时，中东社会却陷入停滞。在接下来的百年间，幸有土耳其军事奴隶马穆鲁克的领袖们攫取了权力，才阻止了埃及落得如同波斯那样的灭亡下场，得以在蒙古人的铁蹄下生还。 截至此时，伊斯兰文化和科学的伟大发展时期已经终结。随着伊斯兰教逐渐渗入乡村（在此前几个世纪的发展中，伊斯兰教一直是以城市为主的宗教），它越来越依赖禁欲苦行者和神秘主义者推动的苏菲派运动，该派别有些领袖在去世后被尊为“圣人”。实际上，富有魔力和奇迹色彩较弱的神明层级，被再次引入本应是一神教的宗教。理性辩论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伊斯兰教的宗教学校玛德拉萨只传授单一的正统论（尤其反对什叶派的异端思想），而且还广设宗教机构，试图将正统论强加于整体社会。知识变成理解《古兰经》和《圣训》，而不是理解这个世界，这越发窒息了思想和科学自由独立的发展。12世纪初，诗人和数学家奥马尔·海亚姆抱怨道：“富有学识的人几乎消失殆尽，只余下寥寥几位，数量虽少但是贡献巨大”[21]——然而，自13世纪始，西班牙的阿拉伯城市依然是欧洲学者们学识精进的引路灯塔，而且就是在这里，伊本·赫勒敦于14世纪发展出的思想，点燃了18世纪启蒙运动中法国和苏格兰思想家手中的火炬。[22] 7世纪和8世纪伊斯兰文明的崛起，主要源于阿拉伯军队的征讨战争，以及其后的阿巴斯革命，将从大西洋到印度河流域的广袤地域融合起来，而且遵循了将商人和工匠的重要性提升到与地主和将军同等地位的信条。这促使生产发展、技术革新、工艺进步和科学知识从亚欧大陆的一端传播到另一端，并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古老帝国，以及传统的印度和同时期的中国等文明遗产的基础上，为人类文明添加了浓重而独特的一笔。但出于同样原因，伊斯兰文明自10世纪以来的衰落，也源于阿巴斯革命的局限性。实际上，这场革命只能算作半场革命。它允许商人和工匠阶层获得了影响国家的权力，但却并未给予他们控制国家的权力。 国家机器在城市阶层与大地主阶层之间保持了平衡，变得史无前例的强大。它向所有阶层征税，以大型田庄奖赏将军和官僚，吸收了本应用于发展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生产盈余，最后迫使大量农业生产者在低于生存必需标准的环境下苦苦挣扎，因此社会生产总量锐减。这反过来则限制了贸易商和制造商的市场，令他们毫无动力从对手工生产的依赖，发展到建起基本的工厂体系。技术进步也受到束缚（穆斯林世界甚至没有引进印刷术，尽管去过中国的商人无疑非常了解中国的印刷术），民众依然生活在极度贫困和高度压迫中。文明局限在相对人数极少的群体中，随着他们的经济状况陷入恶化，文明也开始萎缩凋谢。 伊斯兰帝国时常被各种暴乱颠覆：叛乱的领导者假托自己是被谋杀的革命领袖阿布·穆斯林，声称自己是阿里的后代子孙；此外还包括以被哈里发腐蚀了的纯粹伊斯兰教的名义发起的暴乱，城镇平民挑起的叛乱，以及农民阶层的起义等。9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盐地沼泽中，爆发了历时十六年的伟大黑人奴隶暴动“辛吉起义”[23]；更有发生在埃及的伊斯玛里叛乱，它将与当权政府敌对的哈里发送上了权力的王座。 然而，在这些叛乱和起义中，没有任何一起能比古罗马的暴动或中国的农民革命更加有效地为民众指出走出死局的道路。它们通常都是以宗教的形式充分展现出民众对社会的巨大不满。但它们既没有也无法提出在新基础上重组社会的方案。民众赖以为生的方式还不够先进和发达，无法实现这一可能性。 就像中国唐宋文明，伊斯兰文明也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种子，它在这个层面上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价值。但是，旧日上层建筑坍塌的沉重负荷，阻碍了种子的生根萌芽——直至它被移植到欧亚大陆较为原始的地区，那里几乎不存在上层建筑这回事儿。 [1]对罗马人来说熟知的名字是“阿拉伯福地”（ArabiaFelix），也就是今天的也门（Yemen）。 [2]美索不达米亚灌溉工程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扩张发展，后来被忽略和遗忘。这不仅应当归咎于战争，还应归咎于“压迫性的税收”和“权力流向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探讨，参见罗伯特·亚当斯所著《巴格达下面的土地：迪亚拉平原定居史》（LandBehindBaghdad:AHistoryofSettlementontheDiyalaPlains,Chicago,1965）第69、80-82页。 [3]这一类比出自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Lewis），参见其所著《历史上的阿拉伯人》（TheArabsinHistory,London,1966），第55页。[《历史上的阿拉伯人》，马肇椿、马贤译，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 [4]这一类比出自彼得·布朗，参见其所著《古代晚期世界》第192-193页。 [5]伯纳德·刘易斯，《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第58页。 [6]彼得·布朗，《古代晚期世界》第200页。 [7]伯纳德·刘易斯，《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第72页。对阿拉伯军中争端的具体阐释，参见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Hodgson）所著《伊斯兰文明的历程》（TheVenturesofIslam）第一卷中的“TheIslamicOpposition”一章。 [8]伯纳德·刘易斯，《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第80页。 [9]伯纳德·刘易斯，《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第80页。 [10]《剑桥中世纪史》第九卷第一部分第643页。谢洛莫·多夫·戈伊泰因（ShelomoDovGoitein），《伊斯兰历史和制度研究》（StudiesinIslamicHistoryandInstitutions,London,1966），第221-240页。 [11]伯纳德·刘易斯，《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第81页。 [12]同上书，第86页。 [13]同上书，第91页。 [14]马克西姆·洛丁森（MaximeRodinson），《伊斯兰与资本主义》（IslamandCapitalism,London,1974）。 [15]伯纳德·刘易斯，《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第91页。 [16]《剑桥中世纪史》第九卷第一部分第679页。 [17]马歇尔·霍奇森，《伊斯兰文明的历程》，第二卷，第65页。 [18]罗伯特·亚当斯，《巴格达下面的土地：迪亚拉平原定居史》，第？页。[原书如此] [19]同上书，第87页。 [20]引自罗伯特·亚当斯《巴格达下面的土地：迪亚拉平原定居史》第87页。关于亚当斯对这片得益于灌溉工程的土地上发生的具体事业的描述，参见书中第99-106页。 [21]《剑桥中世纪史》第九卷第一部分第693页。 [22]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在其《历史导论》（TheMuqaddimah,London,1987）一书中，准确地分析和描述了伊斯兰文明前700年的兴起、革命和衰落，给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23]《剑桥中世纪史》第九卷第一部分第682页。
第三章“活化石”拜占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三章“活化石”拜占庭 西欧罗马帝国的崩塌并非罗马帝国的末日。在哥特人洗劫罗马后的一千年里，自称罗马人的皇帝们依然在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统治着帝国。我们今天常称这段时期的罗马帝国为拜占庭帝国，但在那时不论皇帝还是他的臣民都自视为罗马人，尽管他们说的是希腊语。在这一千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君士坦丁堡以其辉煌壮美脱颖而出：它那奢华闪耀的皇家宫殿，它那远近闻名的图书馆和公共浴场，它的学者们熟知古希腊罗马经典文献，它的治下包括三百座教堂和肃穆庄严的圣索菲亚天主教堂；成为反对贫穷、无知、迷信和无穷无尽战争（欧洲其他基督教土地上的主要特点）的文化堡垒。 即使到了12世纪西欧开始复兴，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依然多于伦敦、巴黎和罗马三座大城的总和。这座美妙的城市令邻近的穆斯林帝国精英们目眩神迷，尽管“不论是巴格达、开罗还是科尔多瓦，哪座城市的规模都比君士坦丁堡大，人口也比君士坦丁堡多”[1]。 然而，在拜占庭文明持续千年的繁荣里，它在提升人类谋生能力或知识累积方面却是贡献极小。拜占庭文明在其每个发展阶段都依赖古罗马帝国已知的技术进步，甚至是那些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也耳熟能详的技术。 圣索菲亚大教堂[2]建成于6世纪中期，是当时欧洲最雄伟的建筑。但它也标志着拜占庭建筑技术进步的终结。[3]在建造这座大教堂中采用的开创性建造技法此后再未使用，后来的建筑师甚至不知道应当如何维修这座美丽的教堂。拜占庭文学以故意抛弃原创为特点，“致力于模仿经典，严谨地遵循一系列规则进行创作……内容的原创性、虚构想象的自由或选择主题的自由都与文学价值毫不相关”[4]。沉迷于模仿过往，就意味着官方语言与一千年前的古希腊“经典”别无二致，而不是城市生活中实际使用的那完全不同的版本：“在发表正式演讲时，演讲者总是十分畏惧以任何常用的名称来称呼日常生活中的物品”[5]。拜占庭艺术以“连续限制过程”为特色，直到最后，无论对帝国最高权力还是对教会而言，它都不过是一种宣传手法。[6] 不过，拜占庭文明还是贡献了几项技术进步。炼金术士排除万难，步履蹒跚地钻研出冶炼金属的新方法，虽然“科学的矿物学几乎被反复的神秘实践整个摧毁”[7]。制造玻璃的方法和工艺也有了改善和进步，微型螺丝的发明使测量变得更加精准。书写材料也得到了改善，尤其是从中国学习了造纸术之后。“拜占庭文明会使用几种简单的机械装置，如杠杆、辊子、齿轮、楔子、斜面、螺丝和滑轮，主要用在绞盘、踏车、戽水机、起重机和石弩等机械中。”[8]但这些技术进步似乎只应用在了两个比较受限的领域：为统治阶层生产奢侈品（如宫廷数学家利奥制造的会唱歌的机械小鸟），和用于军事目的。但就是在军事领域，拜占庭取得的技术进步也非常有限，几乎没有超越一千年前亚历山大大帝军事征服时期掌握的军事知识。 而在科学方面，就连有限的进步也不曾发生。曾有几份流传到此时的历史手稿，详细记录了希腊亚历山大城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发明，但却仅得到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的重视，社会上的其他“有识之士”根本不把这当回事来严肃对待。主流思想家对物质世界的理解全凭《创世纪》，他们认为地球是扁平的，而不是一个球体。[9] 总之，对在田间挥汗如雨的广大民众而言，这一时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用于提升获取生计能力方面的技术进步。农耕的“方法和工具”“与古时候相比几乎没有任何进步”。[10]田间耕作依然要靠牛拉的轻型犁来完成，土地也没有系统施肥，直至12世纪才开始使用控制动物的挽具，此前作为负重主力的两匹马只能拖动半吨载重，这要比使用现代挽具后的载重少上好几倍。结果，无论农民如何忍饥挨饿，可以用来维持国家运转及为统治阶级提供奢侈品的生产盈余依然没有增长。这一简单事实源于拜占庭社会在其他大多数方面的发展停滞。拜占庭帝国逃过了令西罗马帝国覆亡的危机，但却没有涌现出新的生产方法，也没有出现新的阶层能够实施新的生产方法。因此，它同样无法躲避西罗马帝国曾经面对的巨大危机给它带来的压力。 东方的拜占庭帝国主要是因为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较为富足才幸存下来。330年君士坦丁堡成为帝都后，先后统领帝国的皇帝们得以保持对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尔干和尼罗河河谷最重要粮食产区的控制权；这些产粮区为君士坦丁堡提供所需，就像旧日向罗马输送粮食一般。帝国各省经济全都掌握在当地大地主手中，实际上以自给自足的庄园形式运营着，在埃及甚至“集结成了微型王国，配有自己的警力、法庭、私人军队及精密的邮政和运输服务”[11]。但好在帝国军队的实力依然强大，足以迫使地方向国家上缴帝国所需的资金。 事实上，在查士丁尼于6世纪作出征服西方的最后尝试，以及伟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竣工五十年后，这种统治结构就彻底崩塌了。所耗不菲的军队备战、一连串的公共建筑及奢华官廷和教堂的建造，榨干了帝国的财富。农民的持续贫困、地方赤贫城市居民的不满，导致“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所有城市中彼此仇视的派系之间爆发了野蛮残忍的暴力冲突”[12]。帝国与教会在强迫人民进行宗教皈依的过程中失去了大多数民心。“得到僧侣暴力支持”的主教表示，通过攻击异教神殿，“异教必定会被残忍地消灭”。[13]国家和教会屡次袭击犹太人，血腥镇压和迫害“一性论者”、阿里乌斯派信徒及聂斯脱利派基督徒（后者在当时的异端思想中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因而，到7世纪初，当东罗马帝国屡次被侵犯时（最初是波斯人，继而是叙利亚和埃及的阿拉伯伊斯兰军队，后来则是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帝国政府几乎没有从人民那里得到任何支持。帝国的统治范围缩水为仅包括君士坦丁堡及小亚细亚部分地区的狭小范围，只有寥寥数座城镇，首都人口锐减，文化和知识水平整体下跌。 被斩断的帝国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完全是由于统治者重新组织并促进了经济发展，使其能为帝国防务提供必需的资源。他们试图拆分大型庄园，在边境地区以小自耕农形式安置整支军队。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认为，通过这种方法，既能为守卫帝国提供必要的军事保障，又能夯实当地的税收基础。 拜占庭文明就是利用这样的方法保证了东罗马帝国核心的完好，甚至在10世纪还收回了部分斯拉夫人手中的巴尔干土地。但他们并无法从根基上克服这一体系的弱点，到了11世纪中期，君士坦丁堡再次衰落下去。帝国体制的基础存在着内在矛盾。帝国的目标是建立起独立的农民阶层，使其成为国家赋税的基础。但是，沉重的税负却不断迫使农民放弃土地，转而投靠更加富裕、更有权势者，以寻求庇护，维持生计。小自耕农面临着“收税官每年一次残忍无情的掠夺，随同他们一起前来的还有士兵……拖欠税款者被无情地鞭打，他们的所有物也被扣押”[14]。有时，交不起税的人还会被丢进监狱，惨受酷刑折磨——12世纪时的一些收税官甚至还会放出塞浦路斯的饿狗来咬噬交不起税的农民。即便在最好的时节，农民也生活在无力偿还债务的绝境边缘。对大多数辛苦耕种一整年的农民来说，只需一场歉收，他们就不得不卖掉土地，尽快逃亡。因此，大部分农民最终的选择都是投靠有权势的大地主，寻求保护，甘心屈从。932年爆发的农民起义，就由一位冒名顶替的骗子领导，他声称自己是一个伟大的贵族家族的后裔，这也多少佐证了当时农民的普遍想法。[15] 东罗马帝国的官僚体制的确成功地阻止了城市民众的独立发展。商人和工匠在国家的监管下组织起行会，行会严格地限制了他们的盈利。这种体制“拖延了本地资本主义的强力发展”[16]，因此当贸易终于开放时，外国商人趁机大赚了一笔，而外国商人的活动则更进一步暴露出了帝国的弱点。 自由雇工阶层同样没有发展起来，因为城市里持续存在着奴隶制。9-11世纪，“伟大的军事胜利……令市场上充斥着廉价的人力商品。直到军事溃败的惨痛事实摆在眼前，市场封闭，财富衰落，才于12世纪遏止了奴隶的来源，其后奴隶制才慢慢枯竭衰亡，逐步将经济权力归还给自由劳工”[17]。 君士坦丁堡的辉煌及其统治者滔天财富的另一面则是帝国民众的穷困潦倒。大部分百姓都是住在肮脏破落的房屋或僻陋的小屋里，即使在寒冬腊月，许多人也不得不睡在室外。但是，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导致穷人无法组织起一支独立的力量。贫苦百姓可以通过暴动造成社会骚乱，但与穷人利益完全不同的群体却能轻易地利用他们的痛苦。在查士丁尼早年统治时期，曾经爆发了大型的尼卡叛乱，暴乱持续了半个月，焚毁了半座城市，最终证实是贵族集团利用了广大民众，来反对查士丁尼对他们征税。从此以后，皇帝们也学会了这一招，谨慎地向城市民众提供廉价的谷物粮食，于是民众的暴乱又变成支持皇帝对抗敌人的利器。 这一历史阶段甚至还存在一种暴乱的制度化形式，使城市民众偏离了上升成为具有独立诉求阶级的发展方向，即在竞技场里上演的各种游戏中，观众分为彼此竞争的“绿派”和“蓝派”。双方各派几百名年轻人占据特殊席位，身着代表各自派别颜色的华服，在适当的时机发出欢呼和嘘声，偶尔也会发生殴打事件，甚或引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暴动。竞技场上的比赛经常需要动用军队来维持秩序，但是，赞助各个派别的达官显贵（包括皇帝和皇后在内）保证了这种竞技绝不会危及帝国安全，这种程度的冲突体制只是一个用来适当缓解压力的安全阀。[18] 只有在12世纪提供廉价食物的方法失效后，体现城市平民阶级利益的暴乱才开始发酵。有趣的是，正是各种行会及工匠与商人的联盟在此时起到了关键作用。[19] 存活下来的拜占庭帝国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最后堡垒，因为帝国官僚体系由讲希腊语的文化阶层来运行。但是，帝国的官僚集团却依赖他人的生产维生，而对社会生产无所贡献，或者说并不组织生产。他们以远离物质世界为傲，同时惧怕任何贴近生产的阶层出现，担心那样会导致他们不得不分出部分生产盈余，放入他人腰包。这解释了拜占庭文化为何贫瘠而迂腐，甘愿墨守成规。这同时也说明了所有社会群体都偏执迷信和魔法力量的原因。通常，教士至少受过一些教化，他们的知识主要来自断章取义的圣人故事、奇迹神话，以及对神圣遗址魔力的信仰。如果说异教信仰向人们提供了本地的神明，那么基督教此时则向信徒奉上了本地的守护圣徒。对母神的信仰转变成对圣母玛利亚的信仰。生殖权成为忏悔日的狂欢和复活节仪式中的主题。 迷信带来了最野蛮的举动。8世纪时，“我们发现惩治罪犯的方法中包括割舌、割手和割鼻……教会也认同这种方法，因为无法言语的罪人依然还有时间忏悔”[20]。在城市中，教会简朴的道德主义意味着“女性必须遵守严格的隔绝措施。所有受人尊敬的女士都不应当不戴面纱出现在街上”[21]。但是，范围广泛的卖淫活动却是依然存在。 13世纪初，当君士坦丁堡陷入一群来自欧洲的恶棍和冒险家之手时，拜占庭文明基础上的弱点充分暴露出来。参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野心之徒发现，与他们的目的地耶路撒冷相比，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是一个更好的战利品。他们疯狂地洗劫了君士坦丁堡，然后将其充作封地国来进行统治。1261年他们被赶出了君士坦丁堡，但重获自由的拜占庭帝国不过是过往繁华的一个苍白影子，最终于1453年落人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 这一特定文明已经持续存在了一千年。但是，据说有教养的统治阶层与辛苦劳作的大众之间唯一的接触，还是一方通过收税官，另一方则通过几乎不识字的乡村教士。这样的文明就像一个活生生的化石，只是将前人的功绩从一个时代搬到另一个时代，却没有添上任何属于自己的火花。 古希腊罗马社会并未发展出任何有能力进行社会革命的阶层，也未发展出任何能为生产力的革新注入新鲜血液的阶层。其结果导致西欧陷入漫长的“黑暗时代”，而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则在长达一千年的贫瘠中苦苦挣扎。 [1]参见《剑桥中世纪史》第四卷第二部分第358页，斯蒂文·朗西曼（StevenRunciman）的”中世纪的拜占庭宫殿”（ThePlaceofByzantiumintheMedievalWorld）。 [2]教堂的希腊语名字从字面上翻译为“神圣的智慧”，但“圣索菲亚”是大教堂常用的英文名称。 [3]《剑桥中世纪史》第九卷第二部分（Cambridge,1967），第330页。 [4]同上书，第208页。 [5]同上书，第209页。 [6]同上书，第306页。 [7]同上书，第287页。 [8]同上书，第305页。 [9]参见西里尔·曼戈（CyrilMango）所著《拜占庭》（Byzantium,London,1994）第8章第166-176页。若想了解对拜占庭科学发展略微仁慈宽容的描述，参见《剑桥中世纪史》第九卷第二部分第269页。 [10]《剑桥中世纪史》第九卷第二部分第93页。 [11]同上书，第38页。 [12]彼得·布朗，《古代晚期世界》，第157页。 [13]同上书，第104页。 [14]《剑桥中世纪史》第九卷第二部分第97页。 [15]同上书，第98页。 [16]同上书，第84页。 [17]同上书，第89页。 [18]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不同的派系代表不同的政治、阶级或宗教利益。但阿兰·卡梅伦（AlanCameron）在其所著的《蓝派和绿派：罗马和拜占庭的圆形竞技场派系争斗》（BluesandGreens:CircusFactionsatRomeandByzantium,London,1976）一书中提供了大量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即这种派系打破了阶级和宗教的分野，而且引导众人注意力的焦点绝不会落在威胁帝国的问题上。“尼卡叛乱”则稍有例外，蓝派和绿派都对查士丁尼决定从双方各选一名暴乱者予以处决的决定感到不安，于是签署了一份共同宣言来反对皇帝的决定。但就是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暴乱也不具有穷人反抗富人的性质。 [19]阿兰·卡梅伦，《蓝派和绿派：罗马和拜占庭的圆形竞技场派系争斗》；《剑桥中世纪史》第九卷第二部分第86页。 [20]参见《剑桥中世纪史》第九卷第xix页伯里（JohnBagnellBury）的“引言”。 [21]《剑桥中世纪史》第九卷第二部分第88页。
第八章九十九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八章九十九天 过了不久，3月9日，威廉皇帝逝世，享年九十多岁，他的继承人以病笃之身继承王位。 弗里德里希皇帝不但不是什么天才，而且很难说是一个有才能的人，甚至还有严重的封建王公的意识，但是也感到一点现代精神的气息。他在即位诏书中自称是一个和平的人；如果后世的人能够称颂他的统治，说它造福人民，有利于国，是帝国之幸，他就感到满足，至于带来荣誉的辉煌的丰功伟绩，他是不关心的。当然这个诏书在个别地方可以有各种不同解释。它是由基督教保守派教授格弗肯执笔，并得到自由思想党对它表示无限忠诚的。当弗里德里希皇帝的寿命已经差不多是可以按日按时来计算的时候，自由思想党的国务活动家还在酒筵上不知疲倦地分配大臣席位。 俾斯麦虽并不这样愚蠢，但却更加阴险。一切王牌在他的手中；命在旦夕的皇帝或帝国议会中席位不足十分之一的皇帝党，对俾斯麦又能有什么损害呢？正像最了解情况的施托克尔所说的，俾斯麦“愿意为了多病的皇帝的可以预见的短促的统治时期创造出一个稳定和团结的体系”，换句话说，一开始就阻止皇帝的任何独立行动，这就很少君主政治的意味，但从宫相的立场来看，却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俾斯麦并不以此为满足。对于弗里德里希皇帝的即位诏书中的现代精神，以及皇太子与太子妃几十年来对俾斯麦的虽然无力但很坚决的反抗，都需要进行沉重的回击。俾斯麦煽动带丝帽的爱国平民反对孤立无援的皇帝与皇后，与此同时在一次极尽人间卑鄙之能事的最丑恶的狂欢饮筵上，他高兴地肯定了格弗肯的一个绝望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在这个人的生活中发现高尚思想的特征呢？ 俾斯麦的“稳定性”自然也扩展到弗里德里希皇帝所不满意的反社会主义者法令的执行方面。同老皇威廉在世的时候相比，现在，俾斯麦继续迫害工人阶级的恶毒乐趣更大。弗里德里希皇帝执政时期外交政策的唯一行动，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人报》赶出瑞士。由于驻柏林的瑞士公使受到人身侮辱，由于驻伯尔尼的德国公使令人苦恼的叫嚷，而且也由于为了立即恢复德瑞通商条约而对瑞士工业的利益作了让步，因此伯尔尼的瑞士联邦委员会答应，于1888年4月把伯恩斯坦、莫特勒、施留特尔和陶舍尔等人逐出瑞士国境。借口是说《社会民主党人报》滥用瑞士的好客而发表了损害瑞士与一个友邦的良好关系的言论。关于这件事，瑞士的官吏奥托·朗克在为被放逐者举行的告別会上说得好：“在世界历史上，每当大事正在酝酿的时候，都会发生激烈争论。人民的幸福并不是阳光下结成的果实；不是的，它是在狂风暴雨中成熟起来的。”但是被驱逐者自己在《告瑞士自由与正义之友书》中宣称，人们没有证实，也不可能证实他们有任何称得起是违反普通法的行为，他们既没有图谋或怂恿暴力活动或叛国活动，甚至也没有鼓励别人这样做。人们归罪于他们的事情，都是报刊发表言论范围内的事情，是瑞士宪法保障有充分自由的范围内的事情。驱逐他们的真正原因在于，《社会民主党人报》揭露了德国挑拨分子的卑劣活动，因此普特卡默进行报复。这次驱逐使瑞士降低身分，成为俾斯麦警察的工具。 这次暴行引起瑞士一切公正市民的深刻愤慨和耻辱感。许许多多的人对被逐者表示同情，勇敢的孔采特站在瑞士市民的最前列，保证《社会民主党人报》以原来的精神与语调安全地继续出版。但是为了避免外部压力的假象，该报1888年10月起在伦敦出版。但是它的性质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一切完全和过去一样。俾斯麦和普特卡默对少数几个人发泄怒火，除此而外不过按照可爱的老习惯放了几声空炮而已。离开德国的战场更远了，但是这丝毫也没有减弱党机关报的作用。在反社会党人法的第三阶段，党的机关报的任务与第二阶段有所不同；德国工人运动的规模已经如此巨大，德国国内的机关报已经如此之多，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需要另设国外机关报。但是仅仅在一定的程度上，因为德国国内的工人报刊当时已处于千钧一发之际，随时有被封闭的危险。它们必须进行严格的内部审查，而且这种审查是最讨厌的，因为它不受蒙骗；也是由于德国统治者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无情鞭挞感到理所当然的畏惧，德国国内的工人报刊才能得到有限的活动范围。为了使国外的党机关报尽可能地扩大基础，国内的工人报刊忍受了种种痛苦；反社会党人法存在一天，《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一天不能停刊。它在伦敦出版可以和在苏黎世出版同样好地完成当前的任务，尤其是密探比过去更害怕它：一个流氓还没有听到第一笔钱在他的口袋里叮当作响，“铁面具"就已经使他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作为普特卡默的“成绩”，苏黎世的驱逐活动也同他的所有“成绩”一样是没有希望的，而且这是他的最后的“成绩”了。弗里德里希皇帝反对执行还在他的先人统治时期就制定了的关于延长立法时期的法令；他不愿把自己的名字同对最重要的人民权利的第一次破坏结合起来。可是作为皇帝，他无权否认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批准的法令。他可以先在其邦议会立即仿效帝国议会的反动行动的普鲁士邦进行反抗，可是他在这里也是徒然地对军国主义的反抗进行斗争。当他执行普鲁士法令的时候，他只能通过一道叫普特卡默停止对选举的官方干涉的命令，来证实自己的良好意愿。那时在普鲁士众议院的一次投票检查中又一次发现这种干涉扩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范围。普特卡默用资产阶级反对派容许他惯用的含冤受屈的可笑的傲慢声调回答，可是这回他碰了钉子，6月8日他接到免职令。这一迅速的处置，使得全权的宫相小心谨慎起来；他没有把“连带责任”扩大到他最忠实的助手身上，而满足于用一次饯行宴会来安慰遭到不幸的伙伴。一个星期以后，皇帝去世，使他摆脱了一切忧虑。 在弗里德里希皇帝统治的九十九天中，社会民主党保持着严肃、刚毅、可敬的态度。它既没有自由思想党的空虚的幻想，也没有卡特尔的可恶的反抗。在《柏林人民报》上发表的奥艾尔写的悼词，对去世的皇帝的好愿望作了公正的评价，但也尖锐地指出，即使这种愿望可以自由发展，它也有一定的界限；奥艾尔用一句可以抵得上自由思想党报纸的所有浮夸言辞的简单话，谈到当时孤单单地受到俾斯麦的狂吠的党徒欺凌的“英国女人”[1]：“这位至死忠诚和献身的妇女，不论她在宫殿还是在茅屋遇见我们，都永远是一个崇高的形象。”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不仅在它明确有力的政策方面超过了统治阶级，而且在统治阶级从来看作是自己的不可转让的财产的高尚意识方面，即在人类感情的真正心灵感受方面也超过统治阶级。 [1]指弗里德里希皇帝之妻维多利亚（1840-1901)，她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1819-1901)的女儿。——原编者
第三章问题和答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三章问题和答案 一皇帝的告谕 二哥本哈根代表大会 反社会党人法的第一个时期包括该法颁布后的头三年。在这个时期中党的胜利反抗分成三个阶段均衡地不可抗拒地增长着。该法的第二个时期延续了四年半，也分成三个大致相等的阶段。这是“温和的实践”，即不仅试图用鞭子，而且也试图用糖果制服社会民主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用暴力的办法不能实现的事情，要想用收买的办法实现。这个时期的第一个阶段从1881年秋天皇帝的告谕起，到1883年春天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止，即从皇帝对无产阶级提出问题到无产阶级给皇帝作了答复为止。 一皇帝的告谕 1881年11月17日，以皇帝的告谕这一庄严形式出现的一篇御前演说，揭开了新帝国议会的幕布。 其中说，仅仅压制社会民主党的越轨行为是不够的，还必须促进工人的实际福利。意外灾难保险提案将在根据过去的讨论修订以后重新提交帝国议会，并以广泛组织产业工人疾病保险储金会的提案作为补充。但是由于年老或残废而不能工作的人也需要国家比现在更多的照顾。更紧密地联合基督教人民生活的实际力量，以及在国家的保护和促进下以合作社形式团结这些力量，将使人们能够解决国家权力单独所不能同样解决的任务。但是，同时还必须使用更重要的手段，而已经开始的税收改革的实施，指出了由帝国间接税开发丰富的收入源泉的道路，这样就可以废除沉重的邦直接税，免去地方自治机关的负担。这样做的最可靠的办法是烟草专卖和加重酒税，这种努力不仅不是为国库打算，而且也不是反动打算。 事实上，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国家文书”纯粹是俾斯麦的狼狈伎俩。他被资产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打得浑身疼痛。他一方面痛恨资本主义利益，一方面又答应“基督教人民生活的”这种“实际力量”成立一种新的组织，许可这种力量插手在国家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的“社会改革”中。他还想通过对年老、有病和遭到不幸的工人的照顾，使无产阶级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健康强壮的工人带来的可怕痛苦。他力图从这两个阶级那里开辟丰富的收入源泉，这样，他就可以一如既往地做政治局势的支配者。政府根据同样的精神想出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想把工业法规往回修改，一半按照行会的意图，一半按照警察的意图，为的是笼络小资产阶级，以加强政府的力量。 最近一个时期俾斯麦的实际政策就在这个范围内演进。一有机会，他就表示反对法律上的工人保护，从而向资本主义利益提出他的行为端正的进一步保证。在这一方面，他并不是伪善，因为他对工厂立法的憎恨是完全真实的，尽管他企图用来论证这种憎恨的话是不真实的，稍稍受过教育的自由贸易派早就对这些话感到惭愧了。《地方通讯》在执行不触犯资本这个任务时走得这样远，以致它在1882年9月向大吃一惊的社会人士宣布，“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于爱惜资本，如果国家主要从大资本那里取得自己的需要，那么它就会毁灭一切文明的最大的物质杠杆。由于这种过分有损名誉的“误解”，这个半官方报纸一星期以后不得不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施特克尔和阿道夫·瓦格纳这两个“亲爱的兄弟”压下排犹主义的怒火，对“犹太人”拉萨尔和马克思进行幼稚的攻击，据说他们诽谤勤劳努力、大公无私的工厂主是懒惰的剥削者，但却小心翼翼地给剥削的真正发源地——投机商业蒙上了面纱。为了让工人听到新的救苦救难的消息并相信它们的真实性，人们在语言和文字方面给予他们较大的自由。可是为了给这些消息以科学的尊严性，洛贝尔图斯被任命为这些消息的宣誓证人。假如这个最可怜的人听到这样滥用他的名义，他在坟墓里也要不安。鲁道夫·迈耶尔完全按照他的老师的精神行动，他从国外针对反社会党人法和俾斯麦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有力的抗议。可是谁怀疑洛贝尔图斯会从九泉之下祝福这个博爱的时代，就要受到阿道夫·瓦格纳的叱责：洛贝尔图斯曾经说过，国民经济必须变成国家经济，而且这一点恰好已得到了光辉的实现。 新帝国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办理了经常性的事务。因为社会民主党已经表现出是一个真正的力量，所以它的议会党团（虽然只有十二个人）在帝国议会里受到同过去完全不同的对待。过去习以为常地对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冷酷无情的现象没有了，它的发言人可以充分发表意见。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开始贩卖“工人福利”。自由派提出了一个修改赔偿责任法的议案，事实上这个议案的目的只是维持私人投机的工人保险，可是为了爱的假象，不得不建议对那个失败的法令作真正的修改，教皇全权主义者为修订工厂立法而质问政府；只有从瓦格纳到施特克尔的保守党人，除了建议重新采用强制的劳动簿以外，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乐意尽力把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本范引向正确的方向。它提议要求政府废除一切非常法，现在纯粹由激烈反对一切非常法的人仍组成的帝国议会多数派，本该欢迎这个提案，因为这个提案是适应政治形势的。可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多数派并不趁热打铁，却大摇大摆地从旁边走过去；任何资产阶级政党，甚至进步党和人民党也不愿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提案，为了凑足提出一个独立的议案所必需的十五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个人民党人和两三个进步党人。后来这个议案被搁到一边去了。 这次在讨论申述柏林、汉堡、莱比锡实行小戒严的理由的年度报告时，由哈森克莱维尔和布洛斯担任党的发言人。他们不像九个月以前的奥艾尔和倍倍尔那样顺利；他们的一些意见，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引起热烈而尖锐的争论。但是他们总是成功地阻碍了普特卡默的恶作剧。用抱怨掩盖自己的失败，正是这个自命不凡的人的作风。他说，哈森克莱维尔没有从“大的方面”理解问题。不足之处是，他还没有像老荷马歌颂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的功绩那样，歌颂霍尔施和卢普夫之流的警察的可耻行为。 在1882年春季会议上，帝国议会讨论了“重大问题”。俾斯麦对烟草专卖作了过分的赞扬，甚至在顺从的联邦议会中只以三十六票对二十二票通过。俾斯麦不害怕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正如歌德谈到勇敢的骑手和好雨时所说，到处受欢迎。俾斯麦说，社会主义已给国家带来多么巨大的幸福啊！农民的解放是社会主义的，为了实行铁道法和水上法而征用私人财产是社会主义的，整个济贫事业、义务教育、筑路工程也是社会主义的。用社会主义作口号的这种不可置信的游戏，如果不是其他更坏的东西，那么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可以宽恕的，那就是班贝尔格尔和类似的自由派哲士对这一点极表同意，以便“为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反对“社会主义的”烟草专卖。社会民主党议员插进来说：“请您说正确：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剥削”。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主要发言人是福尔马尔，他的卓越的处女演说给烟草专卖的资产阶级赞成者和反对者指出了道路。草案以276票对43票遭到否决。 同时政府提出了一个疾病保险法和一个意外灾难保险法。两者有紧密的联系，因为同第一个草案相比，意外灾难保险在更大程度上转由疾病互助会负责；规定等待期不再是四个星期，而是十三个星期。俾斯麦放弃了办理意外灾难保险的帝国银行。代替它的将是企业主的企业合作社。但是他坚持25%的赔偿费由国家补贴。这仍然超过资产阶级所能容忍的程度。帝国议会首先讨论疾病保险提案，这个提案除了把1876年的互助会法加以普遍化以外，没有很大意义。一个由受过工会锻炼和政治锻炼的工人组成的委员会本应在一周内就妥善地制定好这一法令。可是帝国议会这样混乱，以致委员会开过无数次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对于资产阶级政党来说，尽可能小心地阻止工人成立新的组织，是最重要的！虽然疾病保险法还没有通过，可是会议已经不能再开下去了，为了不再从头开始，会议没有闭幕，而休会到下一个冬天。 1882年12月，帝国议会复会。这次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不愿像过去那样让资产阶级政党在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第二十八条满期的辩论中幸免于难了；它提出一个决议案，要求帝国议会声明，延长柏林、汉堡和莱比锡的小戒严是没有道理的。福尔马尔用一篇重要的演说揭开了辩论的序幕，这篇演说所得到的反应就是，“我们是胜利者，你们是失败者”的自豪的叠句。普特卡默作了软弱无力的答复，他诵读了从大引文袋中拿出来的几个片断；据说在柏林、汉堡和莱比锡进行放逐，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关于帝王神权的异端言论或者用使资产阶级伪善不愉快的方式写了关于婚姻和家庭“自由”的文章。使尽一切空洞的热情，普特卡默也没有能把资产阶级政党引诱出来；于是他就进行绝望的挣扎，极口称赞“大胆的”无政府主义者是较强的工人党，用“我喜欢莫斯特甚于喜欢你们”这张王牌，揭露了他的警察的美丽灵魂的一切可爱的秘密。 这时资产阶级很想结束辩论。可是不管情况好坏，他们不得不背诵他们的死刑犯人判决词，因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威胁说，要用查点议员法定人数的提案来回答结束讨论的提案。人民党人克尔的发言相当大胆，除他以外还有进步党人文特，他是汉堡的一个教员，公开表示自己是共和主义者。在邦议会选举中刚刚遭到俾斯麦的沉重打击的普鲁士进步党人，虽然没有敢公开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决议案，但是他们的发言软弱无力、毫无内容。狡辩家亨内尔又羞羞答答地提议加重普通法以代替反社会党人法，忠实于国王的爱国者欧根·李希特尔激烈反对他的同党文特的共和主义自白。分离派用形式上的遁辞来掩饰自己，教皇全权主义者的发言人文特霍尔斯特也是这样，他甚至对这种低下的角色感到羞愧，竟然作出可笑的威胁，要用宝剑砍倒社会党的决议案。波兰贵族地主察尔林斯基的态度更为可悲，他表示准备将工人的“错误行为”报告警察。唯唯诺诺的保守党人和民族自由党人对普特卡默的所有意见一概表示同意，只有施特克尔做了一件多余的事情，他要求，如果可能就加重反社会党人法。社会民主党的决议案在进步党和人民党的反对下遭到否决。 事先，格里林伯格还用坚定的动作扯碎了普特卡默的诡辩的蜘蛛网。他尖锐地指出上层阶级的姘头制度，一针见血地驳斥了吹捧资产阶级婚姻和家庭的尊严的伪善言辞；然后他举出俾斯麦的一个儿子为例，这位公子当时勾引了一个已婚的妇女，而在父亲的威胁下，又以他的种族所特有的英勇气概抛弃了那个被引诱的妇女，回到父亲的乐园里去。认为自己的尊严受到侮辱的俾斯麦家族立誓对格里林伯格进行可怕的报复，根据由柏林发出的一个急电，纽伦堡合作印刷厂出版的一种普通的工人消息年报立即被禁。这样，这个印刷厂就面临破产的边缘，可是只有傻瓜才会以为用这种手段可以吓倒像格里林伯格这样一个人。这位纽伦堡工人的领袖是天然的丈夫气概的化身，经过锻炼，成为议会斗争中的卓越战士。他对工人立法的一切问题都很熟悉（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经常准备而且能够切实地考查无产阶级从这个政府手里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在扯碎反社会党人法的罗网方面，格里林伯格也不后人。他对那些臭名昭彰的为二十文钱效劳的密探特别有兴趣，这些人白天黑夜钉着社会民主党议员寸步不离，甚至一直钉到帝国议会的房间里。有一次，当格里林伯格为这种不光彩的行动质问政府时，普特卡默偷偷地溜走了，国务秘书伯提希尔用最无辜的表情对大家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格里林伯格说，如果这种丑恶行为不停止，他就要亲自让一个密探躺在议会桌子上，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胆小的密探不止一次在他的铁拳面前回避了。 如果说资产阶级反对派中有一部分人勉强谴责过滥用第二十八条，那么1883年1月11日，当人们终于讨论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废除一切反社会党人法议案时，这一部分人也几乎完全跌倒了。分离派制造口实说，在同一个议案中处理各种不同的法律材料是不相宜的，几乎所有“一切非常法的原则上的反对者”都在这条岔道上偷愉溜走，带头的是进步党獒犬欧根·李希特尔和教皇全权主义的狐狸文特霍尔斯特。甚至人民党的机关报《法兰克福报》也报道了社会民主党的“失败的会战”，似乎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期待通过他们的议案，立即废除教会非常法和社会政治非常法似的！其实，它所要求的以及它所能要求的只不过是，帝国议会的多数派对反社会党人法正式表示所谓厌恶而已。李卜克内西在申述社会民主党议案的理由的卓越演说中说：“我们站在原则的基础上，我们要求你们也站到这个基础上来。谁投票反对我们的议案，谁就表示自己是非常法的原则上的拥护者。”把资产阶级反对派放弃原则，看作是一场“胜利的会战”，这是一种已经十分严重的精神错乱。 俾斯麦利用反社会党人法实际所达到的，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受到削弱，而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受到削弱。“不屈不挠的人们”都得了政治家躁狂症，力图用最滑稽的跳跃掩盖内心对心爱的钱柜的惦念。 二哥本哈根代表大会 自从1881年帝国议会选举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内部力量不断得到加强。党像过去那样坚强地存在着——这种意识鼓舞着工人群众，福尔马尔和倍倍尔已经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对总的说来是否宁要非常法而不要普通法的问题进行了小小的论战。福尔马尔认为，对这个问题应该给予肯定答复，而倍倍尔却提出一系列有根有据的反对意见。 目前这个争论还不切实际，对于现实来说，只要使党的发展不受反社会党人法约束就行了。现在党在国外有一个强大的国外哨所，使党有充分的活动自由。1880年秋天，在瑞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奥耳顿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同他们的瑞士同志和平地分开以后，组成了一个巩固的组织，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瑞士联合印刷厂和人民书店也变为德国党员所有。这个企业由一个能干的专门人才、瑞士印刷工人孔采特担任技术领导，德国党在那里有五个代表。这五个人是：从1880年秋天起领导《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工作的爱德华·伯恩斯坦，负责发送的尤利乌斯·莫特勒，过去在德累斯顿进行鼓动工作的商人海尔曼·施留特尔任书店经理，列翁哈特·陶舍尔任印刷厂的工长，理查·费舍任排字工长。 自从伯恩斯坦领导编辑部以来，在出生的头一年有时有些摇摆不定的党机关报用一种适应对党的种种迫害活动的敏锐性，遵循一条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个报纸是否有时在使用一些非常有力的愤怒的语言的同时，做了不必要的事情，也许是一个问题，后来伯恩斯坦本人有一次坦白承认，由于远离祖国，受到流亡气氛的包围，他在论战的形式上受了同莫斯特的《自由》竞争的影响。可是问题仅仅在于，正如恩格斯致伯恩斯坦的信中所说，主要使用讽刺和嘲笑能不能比用最激烈的愤怒的语言更使敌人受到伤害。此外，用《社会民主党人报》曾经用过的最有力的词句对付德国的警察制度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德国工人的非常坚决的主张。1881年底，当哈森克莱维尔和布洛斯在帝国议会中使用了一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否定的词句时，人们对中央机关报的风格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这一争论以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几乎完全一致的判断结束：越有力越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包括哈森克莱维尔和布洛斯在内借此机会又一次承认《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党的正式机关报，同时议会党团只作了不言而喻的保留：议会党团不是对每一篇文章或每一个词句都负有责任的。 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发行部里，莫特勒作为“红色战地邮局局长”表现了他旧日的组织才能。在历史上从没有成功的事情，现在十分方便和可靠地实现了，这就是把流亡者的一种遭到禁止的报纸（传播这种报纸要受到严重处罚，它的道路被一个大邦的警察部队所占领），每周准时送到这个大邦的最偏僻的地方，每次都有几千份。当然只是有了现代的生产条件和交通运输条件，人们才能获得这种史无前例的成果。据说《社会民主党人报》被塞在中空的大蛋糕、瑞士干酪、南瓜、石膏像、圆锥形糖块里，越过德国边境，这些都成了童话国度里的东西。现代的运输工具和现代技术已使这些对大量运输完全不适用的陈旧方法成为多余的了。把报纸偷运到帝国国内还不是最困难的事情。更重要得多的，是进一步散发，在个别地方还要送到订户和读者手里。这就需要一批精明强干、绝对可靠的党员，假如不是大量招募受过现代生产方式的锻炼、从现代无产阶级的团结中汲取力量的忠诚战士，《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不可能完成它的历史任务，散发传单也不能成为党的日益锋利的武器。这些勇士中的每个人都用事实证明了他们不怕牺牲和忠于信仰的精神，甚至人类最高贵的情欲——荣誉心也没有减弱这种精神，因而它更加无瑕地放出光辉。无名战士们知道，“没有一支歌曲，没有一本英雄史诗集”宣扬他们怎样小心谨慎地履行了为本阶级所承担的义务。 德意志帝国的官方警察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也不能突破这种密集方阵。仅在柏林一地，三年内人员定额内的政治警察官员增加了九倍，那些为了保卫最神圣的财产而获得计件工资的无数密探尚不包括在内。这帮人在瑞士也到处皆是，虽然他们很容易钻入无政府主义的秘密团体，可是他们准被社会民主党组织碰回去，警察使用卑鄙的手段，拷问贫穷、受迫害、忍饥挨饿的工人，直到他们甘心充当叛徒为止，不过这种方法也不起作用了。如果一批违禁印刷物偶尔“被抓住了”，立即又有一批补上这个缺额，不用很久，叛徒的名字就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黑榜上，一切诽谤都是白费气力。 1882年11月，当苏黎世的党员抓住密探施米特以及他的“官方”通讯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一个主要捕获物。施米特是德累斯顿的一个诈骗破产者，受到法院的通缉，根据现行条约，如果德国官厅要求引渡，瑞士当局就必须引渡这个罪犯。可是这个有虔诚习惯的敬神的国家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却利用这个骗子手在苏黎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做密探。施密特建议用毒针进行谋杀，并募集谋杀基金，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人怀疑他想进行侦探活动。有几封亲热的密信揭露了他的本来面目，这几封信是德莱斯顿的刑事顾问韦勒尔和警察局长鲍尔以及警察局警督卡尔腾巴赫同这个人所共知的罪犯（也就是他们的“心腹人”）来往的信件，有一部分信的收信人写的是米尔豪曾邮局的一个高级职员的名字。从这些信件中也可以看出培养密探的方式，但并不妨碍对所有警察的“心腹人”发出庄严的警告——不要怂恿犯罪。预支的大量报酬激发了这个密探的欲望以后，他就被饥饿的绳索套住了，上面指示说，以后只有他报告“重要的事情”，才能再给他钱。这个密探的一切活动都没有促成“重要的”谋杀事件，这并不是这个笨蛋的过错。他被赶出苏黎世以后，回到德意志帝国，这时不用再屈从于警察的更高权力的法院以诈骗破产罪判了他四年惩役刑。 这时《社会民主党人报》已经转入攻势，它设计了一种“罪犯簿”，利用它来揭发了德国警察的腐化堕落。仅在爱北斐特-巴门就有六个迫害社会党人的警察因此而倒了大霉，市长抱怨说，没有人再愿担任这种危险的救国职务了。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从外地派来了“久经考验的力量”——阿尔托那的警察局督察员厄尔施莱格尔和一个同谋者，可是他们也不得不很快从符佩尔塔耳退却，因为他们想引诱柏林的一个被逐者做密探，而这个人却立即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公布了他们的毁人的信。同时几个在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的无产阶级中潜伏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密探也被揭露了。 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被摧毁了，可是，现代文明，即联合、训练和组织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若不遭到废弃，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就是不可毁灭的。由于有了这个机构，就有千百种迅速取得谅解的办法，而无须采取等经森严的秘密组织这种危险的、损人不利己的手段。在现代工业的大工厂实行的任何共同工作日、各种形式的社交团体、任何教育协会、读书会、吸烟俱乐部、舞蹈俱乐部、到郊外和森林的一切远足、下班后的任何散步，都是对警察摧毁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一切努力的嘲弄。根据各地的情况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善于对各种形式的攻击进行胜利的反抗的组织，只有在它为了保证无产阶级享有同其他阶级相同的权利，不得不保持秘密的时候，才是秘密的。正因为如此，这个组织在精神上是不可战胜的，正如它在经济上不可摧毁的那样。 这时俾斯麦由于对政策作了新的改变，他也不得不给工人群众比反社会党人法最初几年较大的活动范围。应该让工人群众说话，不过只是为了对他的“恩惠”表示感谢，咒骂把他们“引上歧途的人”，以及恫吓资产阶级。俾斯麦追求同样的目的，但却想使警察的专横变一变样子。偏狭的俾斯麦妄想用这种办法抓住工人。事实上，工人们一面向俾斯麦表示感谢，一面立即占领了让给他们的、仍然摇摆不定的每一寸上地，但是这种感谢并不是俾斯麦所要求的那种感谢，而是他应该得到的那种感谢。 1882年，工人运动得到新的发展。反社会党人法也没有能够把它完全镇压下去。1880年春天，柏林木器工人进行了这个法令颁布后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工资斗争，从这一年年末起，也成立了一些同业协会。更早一些，差不多在老工会报纸遭到禁止以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些行业性报纸。比如哥达的博克为鞋匠创办的《闹钟》，汉堡的《新木工报》和《造船者信使》、莱比锡烟草工人的《工会会员》等等。后来八十年代初期引人注目的、一定程度的工业繁荣，给工会运动以有力的推动。 1882年3月，当镀金工人艾瓦德为了讨论一份向政府申述工人疾苦和愿望的请愿书而召集柏林同业协会的董事开会时，这种协会已有十八个之多。由这些协会中产生了柏林工会总委员会，为法律上的工人保护进行了热烈的鼓动。在讨论请愿书的第一次工人大会上就作出决议：不向政府而向联邦议会提出请愿书，不经过俾斯麦，请愿书也会在工人阶级的议会代表那里找到有力的支持者。在以后的大会中，人们用暴风雨般的欢呼声欢迎哈森克莱维尔、弗罗默和其他社会民主党帝国议会议员，这些大会更加明显地表现了鼓舞柏林工人的精神。艾瓦德仍然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进步党报刊用已经被人忘记的自由贸易派的陈词滥调对请愿书进行的恶毒攻击，自然而然地促使艾瓦德首先同进步党进行清算。于是施特克尔及其同伙有几个月之久希望能够掌握运动；他们甚至决心向随时准备解散工人集会的警察进行攻击。 当然美梦不长。1882年和1883年之交，当保守党把它关于采用强制的劳动簿的提案公之于世的时候，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冷静沉着地把进步党人的无力的抗议推到一边，并用正式文件谴责了反动的攻击。在两次有很多人出席的大会上，柏林工人把“无产阶级希望采用劳动簿”这种说法叫做有意识的谎话，并且宣称这个提案的制定者理应受到所有工人的蔑视，并成为历史的罪人。从伦次布克和威廉港到纽伦堡、慕尼黑和斯图加特举行的大约一百个工人集会做出了类似的决议。当施特克尔及其同伙出现在工人面前的时候，一阵笑声把他们吓跑了。这时警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了，1883年2月15日，柏林工会总委员会遭到控告，因为同业协会作为政治性协会通过它们的联系违犯了结社法。 尽管采取“温和的实践”，对社会民主党的迫害并没有停止。柏林、汉堡和莱比锡的小戒严在满期的那天，又合乎规律地延长了有效期，从这三个戒严区驱逐出境的活动不断进行，警察任意决定解散工人集会或者允许它们召开，查禁印刷物和协会的行为从没有停止，每当工人认为有必要麻烦“帝国绞架委员会”的时候（很长时间以来，只有在某些例外情况下，才有这种事），这个接受申诉的委员会在执行它的“司法保证”方面仍同过去一样可笑。叛乱案、叛国案、侮辱皇帝案、挑拨案和其他伸缩性很大的案件仍然层出不穷。工人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他们在多么危险的状况下生活，这就是“温和的实践”的实质。如果人们说，司法总是落后于警察，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帝国最高法院尤其不是这样，自从第一次大叛国案以来，它的政治判决就日益堕入无底深渊。只能说，虽不是所有法院但有许多法院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后的头几年采取了某种慎重的态度。不少判决使人回想起谋刺案发生的时期，比如从1880年7月到1882年1月，在德累斯顿对九十名党员判了十八年徒刑，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警察机关向法院所作的告发遭到驳回，比如到1881年年底为止在柏林被警察告发的三百五十九名社会民主党人中只有二十六名受到法律惩处。 虽然面对着俾斯麦的新策略，党很快就找到了正确道路，但是在党的队伍中产生了一种需要，即在一次新的代表大会上，对维登代表大会以来种种混乱事态采取毫不合糊的态度。虽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但是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还是有的，尤其在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场的争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此外还必须为下届帝国议会选举做准备，根据维登决议，至迟三年必须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而现在第三年已经开始了。1882年8月，帝国议会议员和一些可靠的骨干在苏黎世举行了三天会议，彻底讨论了党的总情况，决定来年春天召开一个普遍的代表大会。1883年1月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要求在2月底以前选出代表，然后再向代表发出通知。虽然从事情的性质上看，有许多人都知道召开代表大会的地点和时间，但是德国警察却完全被蒙骗过去了。根据警察顾问克吕格尔的命令，由密探组成的一条警戒线占领了从林岛到巴塞尔的瑞士边境；然后在德国报纸上出现了在诺尔登举行代表大会的消息，这时克吕格尔急忙赶到伦敦，在那里才知道，代表大会已在哥本哈根举行并已闭幕了。警察只能用这种办法来表示它对这一彻底失败的狂怒：它在基尔和诺伊闵斯特尔把几个回国的代表（其中有两三个帝国议会议员）非法拘留了几小时。 从3月29日到4月2日，代表大会在七次会议中完成了它的任务，使六十名代表人人满意。据一个从1872年以来参加了历届党代表大会的党员说，以前各届党代表大会，从没有像这次代表大会具有这样广泛的代表性。党的总的情况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在德国国内，从1881年8月5日到1883年2月28日，各募款处共收入95000马克，此外，为了各种目的向苏黎世寄去20729法郎。在三个戒严区，党的精神最为突出，党员的牺牲精神最伟大，党报的传播最广。理查·费舍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情况作了报告：自从维登代表大会以来，订户数增加了三倍，报纸不但可以弥补开支，而且已经能够开始偿还预借的款项。 下一次帝国议会选举的领导由帝国议会党团担任，议会党团有权增加领导选举的人员，有权为处理事务设置附属委员会。它接受了这样一个任务：起草一个一般的竞选宣言，并为防御官厅和统治阶级的非法侵犯而写了一个指令式的小册子。参加选举的目的不是取得尽量多的议席，而是取得尽量多的选票，因此取消了正式选区，建议在有党员的地方进行最活跃的竞选宣传。选举中的原则立场仍以维登决议为准；有人提议在两个资产阶级候选人进行复选时绝对弃权，这个提案以二十四票对三十四票遭到否决。在尽量多的选区提出著名的候选人的方式，应该废止，所有候选人都不但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党纲，而且也有义务参加由党的代表机关的总决议而产生的一切行动。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场，总的说来得到赞同，在对个别问题作了深入的说明以后，帝国议会党团的总的态度也得到赞同。代表大会在一个特别决议中要求党“勇往直前”，反对对统治阶级的迫害作任何让步，反对幻想官厅宽大。关于德意志帝国的所谓社会改革，代表大会一致声明，它根据统治阶级此前的态度，既不相信这个阶级的真诚意图，也不相信它的能力。相反地，代表大会深信，所谓社会改革不过是一种把工人引上邪道的策略手段。可是代表大会认为，党和它的议会代表有义务在讨论一切针对人民的经济状况提出的建议时（不管提建议人的动机如何）有力地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不言而喻，这时一刻也不放弃各项社会主义要求。 这就是无产阶级对皇帝的告谕的明确而坦率的回答。
第二章中华帝国的重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二章中华帝国的重生 与罗马帝国一样，中华帝国也是在内部遭遇经济崩渍和饥荒席卷、外部承受“野蛮人”铁蹄践踏之下分崩离析。4世纪时，中国遭遇接连不断的旱灾、蝗灾、饥荒和内战，分裂为彼此竞争的小国家，政治、经济和行政上一片混乱。大约一百万人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抛家舍业，从中国北方的中心地带向南逃亡，流亡人口一直蔓延到长江以南。在他们身后被抛弃的土地上，是一片破败的景象，人口锐减，无人耕种的荒地遍布南北，原本极富生产力的农业生活转为自给自足的小规模农场生产，贸易几乎停顿下来，流通货币也几近消失。[1] 然而，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用“黑暗时代”一词来描绘显然并不适当。对广大农民而言，生活变得极端艰难，无法计数的民众死于饥荒和疾病。但中华文明并未就此崩塌。北部农业的衰落很快就得到了平衡和补偿：长江流域地区种植稻米的文明迸发出活力，持续不断地扩张其影响力。再次高涨的农业文明，提供了维持繁荣城市及城中有教养的精英阶层必备的生产盈余。当西欧闭关自守的时候，中国南方则敞开了大门，开发了与东南亚、印度次大陆和伊朗等地的贸易路线。在中国北方，互相竞争的“野蛮人”王朝战事不断，厮杀争夺对北方土地的掌控权。但是，这些王朝都承认并传承了中华文明，拥护中华文化。 “野蛮人”并非只是一味地学习中华文明，他们也有许多宝贵经验可以传授给这一古老文明。他们的工匠和牧民发展出了一些就连古老文明都艳羡的技术，因为“野蛮人”的社会还没有被帝国的繁重开销和千年传统压垮。这些技术如今流入了中国，包括“马匹挽具的使用方法、使用马鞍和马镫、修筑桥梁和山路的技巧、草药学和毒药学、航海技术等”[2]。这些技术发明为日益增加的社会财富和生产盈余开辟了新的道路。例如，马匹从前只在战事中使用，用于快速传递战报和运输。原来半勒的挽具无法令马匹牵拉沉重的货物或重犁，这一任务只能由速度较慢的牛来承担。由北地传来的新技术开始逐步改变这种状况。 从文化发展角度而言，中央帝国的崩塌也并非全是一件坏事。战争摧毁了图书馆和珍贵的古代文献存稿。但是，旧有文化传统的削弱，也为新文化的发展留下了空间。佛教开始获得巨大的影响力，由跨越险境的商人跋涉万里传入中国；他们沿着漫长的商贸路线穿越西藏、继而前往撒马尔罕直至伊朗，或者从中国南部出发前往印度南部。印度、伊朗和希腊文化的影响开始在中国艺术中得到明显的表达，此时有些佛像甚至展现出典型的希腊风格。谢和耐对这一历史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评价甚高，将其视为“中世纪文明的黄金时代”，“一个充满活力的贵族世界，激荡着狂热的宗教热情，浸润在沿着中亚小路及印度洋海上贸易线路传来的商业大潮流之中”。[3]毫无疑问，这里的一切都与欧洲的“黑暗时代”迥然不同。 到了6世纪末，先是隋王朝、继而则是唐王朝再次统一了中华帝国。击溃敌人的军事胜利，使得新王朝的皇帝可以从广大民众身上汲取丰厚的生产盈余，足以进行大量公共建设。洛阳与长安这两座新都城就此屹立起来。洛阳城的城墙东西绵延九公里，南北长达八公里，墙内是一座呈矩形分布的城市，二十五条交叉相通的大街贯通连接全城，每条大街宽七十米。畅行几百公里的大运河宽四十米，将黄河、渭水和长江连接起来，使南方生产的稻米成为北方城市的口粮。政府还沿着西北边防重新修建加固了绵延起伏数百公里的长城，对外军事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扩大了帝国的影响力：向东延展至朝鲜半岛，向西直抵印度和波斯边境，向南则深入印度支那半岛。 国家行政机构完全由士大夫官员阶层掌控，其中部分官员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后加以任命。最初这种科举考试令寒门子弟也有机会走上仕途，是对地主贵族阶层垄断权力的一种平衡。国家还试图将土地分为小块的农民自耕地，以保证生产盈余能以赋税形式上缴国家，而不是以地租形式收入贵族腰包。[4]国家垄断了盐业、酒业和茶业，从而进一步增加了税款收入。 国家的力量非常强大，对城市生活的监管十分严密，官僚体系内部在思想上推崇儒教，其核心是遵守和服从。但是，随着中华文明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增长，亚洲各地的新思想传入中国，引发了巨大反响。佛教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即景教，在罗马和拜占庭被贬斥为异端信仰）在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摩尼教和拜火教也在这里找到了信众。南方沿海地区的贸易城市中混杂着许多外国商人，包括马来人、印度人、伊朗人、越南人、高棉人和苏门答腊岛人等。当时的广州甚至还有为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商人修建的清真寺。中华文明的影响也是辐射四方：佛教、汉字和文学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造纸术通过撒马尔罕流传到伊朗和阿拉伯世界，又经过数个世纪才最后为欧洲人所知。 唐朝在发展了三百年后，最终陷入危机。统治国家的官僚集团与皇廷之间频现裂痕，并发展成为无法妥协的针锋相对。一些统治者鼓励佛教发展，另一些统治者则坚信应当灭佛。维持统治阶层奢华生活的开销不断疯长，要求民众付出的劳役也大规模增加，一个巨型的帝国正在形成。但与此同时，国家税收却在不断缩水，因为随着佃农和雇工耕种的大地产模式的兴起，小自耕农阶层的人数必然锐减。 此时的农民陷入更加窘困悲苦的境遇。在某一地区，据报90%的农民“仅能糊口”。抢劫和“农民参与的乡间暴乱频繁发生”。[5]870–880年间掀起了一波农民起义的高潮，危及整个帝国。[6]880年，起义军兴兵从北向南突进，又折回占领了帝国都城长安。[7] 无论如何，这次起义并未为处于高压中的农民阶层赢得胜利。起义军中的大部分成员也并非农民（农民不愿片刻离开自己的小块土地），而是那些脱离土地的流民，起义军的领袖“部分来自乡绅集团，部分来自一无所有的贫民阶层”。起义军首领黄巢“甚至曾经通过科举考试，被选拔为当地官员候选人”。短短数日，军队与其领袖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起义军中的普通士兵很快就与当地穷苦百姓一起洗劫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市场上火光冲天，浓烟四起，无数人被杀……最受民众憎恨的官员被拖到街头处死。”与其形成对照的是，黄巢的野心在乎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自己当皇帝。他恢复了帝国体制，只在国家行政体制中抹去了最高官员，旧贵族依然稳坐关键职位，对于任何胆敢抱怨的追随者，黄巢都采取暴力手段予以镇压。黄巢手下官员〔尚让军败回京〕，“见尚书省墙上有人写诗讽刺贼军，恼羞成怒，把宫内余存的省官和门卒皆挖眼，倒吊，加以酷杀；并搜城中会写诗的人，共杀三千多。凡会写字者，尚让也下令皆充贱役劳改。” 背叛了自己的支持者，黄巢无法守住龙椅。一年后，一位帝国将军从士气低落的叛军残部手中重新夺回了都城。但是，黄巢之乱标志着唐王朝有效统治的终结，自此之后，唐王朝对中原天下失去了实质上的控制，遍布帝国各地的藩王将军趁势崛起，彼此争斗杀戮。混战持续了半个世纪之后，中华文明进入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最终则在新的强大的宋王朝治下，天下再度统一。 在许多层面上，黄巢起义都与公元前206年击溃秦王朝的农民起义，以及184年撕裂汉王朝天下的农民起义十分相似。在中国接下来的历史上，还将会出现更多的农民起义，通常也都遵循相似的模式。初创的王朝都会野心勃勃地修建华美宫殿，开凿运河，拓展道路；为了防范北部和西部边境频繁活跃的游牧部落进犯，修建造价昂贵的加固堡垒，发动对外战争；扩张权力，但却将广大农民推向极端的贫困，以至于引发暴乱，最终打破了帝国权力；随后，某些起义领袖或拥有军权的帝国将军就会开创一个新的王朝，从而开启又一次轮回。 乡村穷苦百姓从未从胜利中获取过什么好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散布在帝国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被束缚在各自的小块土地上，毫不开化，大字不识，对外面的世界所知甚少，他们可以反抗现有政权颁布的压迫法律，但却无法集合起来建立一个由农民阶层来统治的新国家。相反，他们寻求以即将被推翻的旧政权为模板开创一个新国家，只要能找到一个“好”皇帝，而不是一个“坏”皇帝。这就意味着，就算农民起义取得胜利，新统治者对待他们恐怕也只会像旧统治者一样糟糕。 这一过程甚至深深地融入了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一个王朝的合法性全凭“天命”，将会阶段性地从一个王朝传递到另一个王朝。 然而，反复出现的统一模式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就“一成不变”，而许多西方学者都曾这么认为。随着朝代更迭，岁月轮转，社会变化不断积累起来，其中包括逐渐引入的改善生产活动的新技术，更有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 引领世界 中华文明规模巨大的经济转型依然在持续推进中。拥有大型地产的地主（由佃农或雇工为之耕种庄稼）希望通过投资新的耕种工具和碾米机械，以及每年从耕地中收获不止一茬的良方来增加收入。[8]由于北方移民持续迁徙到长江流域的稻米种植区及更南地区，农业生产力猛然间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富人可以用来购买各种奢侈品的生产盈余也相应增长。 贸易网络开始将农民与本地市场连接起来，本地市场又与主要城市连接起来——此时的城市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重要性上都得到了很大提升。在八万公里长、星罗棋布的河道和运河中，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全世界前所未见的大量船只，它们不仅装载着富人的奢侈品，还有大批其他货物。在社会上各个方面的交易中，金钱都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角，除了硬币，人们也开始使用纸币。经商人数也有所增加，其中有些商人更是暴富起来。城市持续发展，宋朝都城开封的占地面积是中世纪巴黎城的十二倍，拥有一百万居民[9]，而据统计，长江江畔名城杭州的居民人数更是达到150万-500万之间[10]。 工业的发展势头也极为迅猛。在开封，“在军事技术飞跃发展的时代……军工厂全部为国家服务”；在重新定居在“四川和长江三角洲”的工匠努力下，纺织业也逐渐腾飞；钢铁冶炼发展出“高度组织化的工场，以更加精密复杂的技术、设备、巨额投资及数量众多的工人为依托”，置于政府和“铁矿私主”的双重控制之下。工场“为帝国皇室、高官及富有商人生产奢侈品”，但同时也生产“建筑材料、药品、书籍和布料”。[11]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也催生了许多技术创新。在冶炼方面，煤炭代替了木炭，矿井中开始使用水力驱动的挖掘机械，利用炸药进行爆破。1078年，中国的铁产量超过11.4万吨——1788年英国的铁产量还只有6.8万吨；[12]中国的陶瓷制造业得到史无前例的扩张——欧洲直到七百年后才发明出烧制陶瓷的技艺；1044年，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火药——欧洲人首次提及火药这一发明还要等到二百四十年后。1132年，中国人已经可以运用火药的爆破力从竹筒中推出火箭；到了1280年，人们已能将火药投入铜铁铸成的大炮中，发射出炮弹。[13]新的航海技术：“锚、船舵、绞盘、风帆、硬席帆……水密舱、水手的罗盘”，令中国船只能够一帆风顺地畅行海上，抵达阿拉伯海湾甚至更加遥远的非洲东海岸。[14]有些大型船只能够搭载千人之多，而且中国的地图绘制水平也远远领先于欧洲，甚至领先于中东阿拉伯世界。 最后，中华文明发达的书籍制作水平，在历史上第一次缔造了以一定规模的中产阶级为目标群体的文学。9世纪时中国人已经掌握了雕版印刷术。在这一阶段，社会上流传着“秘术小书、历书、佛教经文、词表、通俗小百科、启蒙课本、科举会试范文本和历史著作等”，当然也包括经典著作（承谕旨印刷“九经”）、佛经全集、印好的期票，以及医药实用指南图书等。[15]到了11世纪，中国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通过将不同的活字字模排列在一起提高印刷效率，不过要到15世纪它才运用于大规模印刷中——或许是由于汉字数量较多，活字印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比雕版印刷快多少、经济多少。不过无论如何，中国掌握印刷术的时间比欧洲要早上五百年，书写文字不再是文化精英或住在庙宇中的高僧的特权。不论是国家的公学还是私塾，都如同雨后春笋般极速增长，在国家新的经济中心长江下游地带尤其如此。当时居住在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一位作家这样写道：“每位农民、工匠和商人都教导他的儿子如何读书。就连牧人和为田间劳作的丈夫送饭的妻子们也都能背诵古代诗歌。”[16] 贸易和工业的发展使商人阶层日益壮大，他们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影响力更胜以往，以至于有些历史学家甚至将此时的中国商人视为“资产阶级”。英国著名汉学家崔瑞德（又译杜希德）认为，到了宋朝晚期，“富裕、自觉且敏感的城市中产阶级，对自己的身份和本阶层的特殊文化拥有很强的认同感。”[17]国家对待商人的态度也发生了重要改变。前朝始终将商人视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将其“置于不间断的监管之下”。[18]宵禁令禁止城中所有人在入夜后上街，市场被限制在圈定的城市区域并受到国家监管部门的严密监视，商人家族成员禁止在国家官僚机构任职。此时，许多诸如此类的限制都被废弃。到了11世纪早期，高级官员或许还会抱怨“国家对商人缺乏监控这一社会现实。商人们生活奢华，锦衣玉食，高楼亭阁，车轿络绎不绝，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身上佩戴着珍珠和玉器，就连仆役们都身着白丝织就的绸衣。早上起床，商人们思踌着如何赚钱；夜里睡下，也不忘设计压榨穷人的手段”。[19] 新的城市富人开始利用他们的经济权力对帝国官僚政治施加影响: 科举选拔制度如今成为一条路径，使越来越多身处高门大户之外的普通家庭子弟能够进入帝国政府的高级官僚阶层……新的官僚阶层日益来自在商业革命中受益最多的家族……富商和富裕地主。[20] 只有几百人能够通过国家的科举考试，最终拔得头筹，登科及第[21]，这几百人是登上庞大科举体系巅峰之上的幸运儿。到了13世纪，官学中的学生达到二十万人，另有数千人在私塾和佛学院就读，所有人都梦想着能够通过科举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其中数量众多的学生都是来自商人家庭。 失落的世纪 尽管商人已经形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利益集团，但是商人阶层距离拥有统治国家的能力还相去甚远。虽然颇有利润的生意已经通过契约落入商人之手，例如经营国有船只等，但是绝大部分的大规模生产依然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仍然是由接受了文官教育的官僚集团统治，他们心中的理想人生是过着乡间文人雅士恬淡而清高的生活，绝非唯利是图的商人生涯。[22]最终在官僚集团中谋得一席之地的商人后代也拥有同样的梦想。结果便是，在宋王朝日益接近巅峰之际，新的危机开始出现了。历史学家通常称为“新儒学”（即宋明理学）的思想，统治着所有中国人的意识。它强调统治者和官员遵循惯例的必要性，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试图避免贵族武士阶层和冷酷无情贪得无厌的商人阶层的暴力行径。这种思想为所有志在获取功名、在官僚集团中占据位置的人都设定了基调，它适合保守的既得利益者过着云淡风轻的理想人生，却无法适应残酷无情的官场倾轧和风嘶马吼的铁血战场。 这种情况的形成，与宋朝初年皇帝的思想也有很大关联。宋朝皇帝将唐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所费不菲的军事扩张政策，因此他们缩减了军队规模，依靠贿赂邻国来保障边境安全。这一理念也体现在宋朝人对自然和社会和谐的半宗教化的信仰中。但它包含着一个理性且实用的核心。这是一种在经年危机下探索出来的实用主义方法。 许多西方学者都认定，新儒学所占据的统治地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认为，正是新儒学对“资本主义核心精神”的仇视，导致中国社会进入了持续千年的发展停滞期。还有一些学者则强调，是“极权主义”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23]但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宋朝社会的发展并未停滞。非儒家思想（佛教、道教和聂斯脱利教/景教）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宣传这些思想的书籍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理论上尊奉儒教的官员，在行动时实际上采取了与信条完全不符的方法。例如，伊沛霞曾指出，南宋袁采所著的《袁氏世范》在文人阶层广泛流传，然而书中的观点却与许多新儒学信条相矛盾。作者“认为一个人致力从商的目标便是获利”，并且表达出“类似商业精神的倾向和态度”，因此“全心全意信守新儒学思想的人们必须弃绝〔他在书中〕表述的大多数活动”。[24] 普遍流行的新儒学思想，与商人阶层的实际活动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但只要经济持续增长，不同阶级就能忍受这道鸿沟；商人阶层变得日益富有、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就像几百年后欧洲初生的资本家们做好准备与君主国首次合作一样，他们同样接受了官方思想的统领，只要这些思想并不妨碍他们赚钱。 在中国特定的社会体制下，削弱了商人和富有店主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使他们并未转变为成熟资产阶级的原因是物质方面的，而非精神方面的。与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相比，中国的商人更加依赖国家官僚体系机器。因为要想让重要的生产工具顺利运转，如巨大的河运网络和灌溉工程，官僚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25]这就使得中国商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与国家机器合作[26]，哪怕国家会夺走其绝大部分盈余，并将之投入到生产之外的其他用途中去，如为皇廷购置各种奢侈品，或者用以贿赂边境民族以保证国内安宁。 对文人官僚和富商而言，这是一段繁荣的历史时期。[27]但对广大农民而言，这却是一段极度贫穷的苦难时期。11世纪的苏洵写道： 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28] 毫无疑问，文人官僚信奉的儒家伦理思想，并没有延展到为了满足官僚享受而受苦的广大穷苦阶层。在《袁氏世范》中，袁采将“农”“工”称为“小人”，谈及“婢仆有无故而自经者”，暗示可以鞭挞惩治他们，然后建议要像驯养牲畜一样对待他们。[29] 历史学家约翰·海戈尔写道：“南宋末年许多乡间地带都一贫如洗，正是点燃了最初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希望之火的同一种力量导致这一结果。”[30] 但在内部危机的迹象成熟之前，即商人阶层与官僚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摆上桌面之前，外部危机就已撕裂了国家。1127年，北方民族入侵中原，将大宋国土一切两半，使宋朝的实际统治区域仅限于南方，史称南宋。1271年，南宋王朝面临着第二次大规模的外族来犯。 第一次外族入侵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北方的状况。征服者女真人依照中原文明的模式组建起国家，以说汉话的官员经营着治下的半壁江山：大金王朝。因而在约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土地上并立着两个施行政令的帝国。 但是，第二次外族入侵则要严重得多。蒙古人的大军从位于中亚的家乡出发，向各个方向出击，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征服战。他们向西抵达中欧，向南深入阿拉伯和印度，向东直指中国和朝鲜半岛。军事贵族掌握着蒙古社会的统治权，他们拥有数量庞大的游牧部众。蒙古贵族出自能骑擅射的草原民族，人人都是马背上的英雄，而且他们拥有的财富足以为其属下士兵配备最先进的武器和装备。这支势如破竹的蒙古骑兵部队几乎无人能敌，一路杀将过境，令人闻风丧胆。[31]但是，他们缺乏自己的行政机构，因此不得不依靠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服役才能维持统治。 蒙古统治者在中国建立了元朝，依靠旧有的官僚机构和人员来统治中原帝国。但蒙古人并不信任汉人，他们将重要职位攥在手中，在军队武力的威慑下，经营着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向中亚来的穆斯林商人征收重税。这打破了由全世界前所未见的先进技术和经济进步所带来并鼓励的社会发展。宋朝积累多年的经济问题，尤其是乡村的赤贫问题，如今终于摆上了台面。1270年代后，物价开始飞涨。由于大地产的蔓延，北方农民的境况越来越糟。 然而，中国社会依然在向前发展，它的先进程度足以令外国人大吃一惊。1275年，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来到大都（今北京），对富丽堂皇的蒙古王朝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蒙古帝国从欧亚大陆的一端延展到另一端，对中国的先进技术向西方欠发达社会的扩张起到了重要且关键的作用。但是，中华文明本身却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农民的贫困引发了频繁的暴动和起义，通常都是由宗教教派或秘密组织领导，如“白莲教”“白云教”“红巾军”等。最后，到处流浪的雇工之子、“红巾军”起义领袖之一朱元璋攻占大都，并于1368年称帝。 大明王朝建立在蒙古帝国的废墟上，百废待兴，一切都在缓慢的重建中。然而，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力并未得到有力的恢复。明朝早期的皇帝有意识地抑制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将资源都集中在发展农业上，因此，16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甚至还不如12世纪。与此同时，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地区则学习了中华文明的先进技术，开始开创繁盛的城市文明，当然也包括强大的陆军和海军。 [1]关于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概况，参见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180页；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1979）第三卷第5页崔瑞德本人所写的序言。 [2]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197页。 [3]同上书，第236页。 [4]针对这种税收体制的使用广泛程度及其真实效率情况，历史学家向来存在争议。麦克奈特（N.E.McKnight）认为，由于豁免遵从这种税收体制的例子太多，因此只有总人口的17%按照规定上缴赋税，贵族和官员拥有的土地要比普通农民多得多。这种税收体制将土地从旧日贵族手中转移到新兴的官员集团手中，而非普通大众手中。参见麦克奈特的文章“财政特权与社会秩序”，收入约翰·温斯罗普·黑格尔（JohnWinthropHaeger）主编的《宋朝的危机与繁荣》（CrisisandProsperityinSungChina,Tucson,1975）。[《宋史论文选集》，陶晋生等编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年版。] [5]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史》第三卷《剑桥中国隋唐史》第十章，罗伯特·萨默斯（RobertSomers）所写的“唐朝之灭亡”（TheEndoftheT’ang），第723页。[《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6]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史》第三卷《剑桥中国隋唐史》第十章，罗伯特·萨默斯（RobertSomers）所写的“唐朝之灭亡”（TheEndoftheT’ang），第723页。[《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7]关于这次起义的具体描述，参见《剑桥中国隋唐史》第733-747页和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267页。本书中下面两段的描述引自萨默斯的文章。 [8]对于华夏文明中大地产在经济中的角色，学者们始终存在争论。有些学者认为它们与西方封建主义的庄园类似，但其他学者则认为它们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关于这一争论的具体情况，参见《剑桥中国史》第三卷崔瑞德“序言”第27页。 [9]柯睿格（EdwardA.Kracke,Jr.）的文章“宋代的开封：实用的都市和形式化的国都”，《宋朝的危机与繁荣》第65-66页。 [10]斯波义信（YoshinobuShiba）的文章“都市化与市场发展”，同上书第22页。 [11]柯睿格的文章“宋代的开封：实用的都市和形式化的国都”，同上书第51-52页。 [12]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320页。 [13]同上书，第310-311页。 [14]同上书，第334-335页。 [15]同上书，第333页。 [16]出自方大同，转引自《宋朝的危机与繁荣》中斯波义信的文章“都市化与市场发展”。 [17]《剑桥中国隋唐史》，第30页。 [18]马润潮（LaurenceJ.C.Ma），《960-1279年间宋代贸易发展与城市变迁》（CommercialDevelopmentandUrbanChangeinSungChina,960-1279,AnnArbor），第124-125页。 [19]出自宋馀侠，转引自斯波义信的文章“都市化与市场发展”，见于《宋朝的危机与繁荣》第42页。 [20]麦克奈特的文章“财政特权与社会秩序”，见于《宋朝的危机与繁荣》第98页。关于科举考试选拔体制的发展及其内容的全面探讨，详见贾志扬（JohnChaffee）所著《宋代科举》（TheThornyGatesofLearninginSungChina,Cambridge,1985）。[《宋代科举》，（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21]贾志扬，《宋代科举》，第3页。 [22]参见麦克奈特的文章“财政特权与社会秩序”，见于《宋朝的危机与繁荣》第98页注解。 [23]这是卡尔·魏特夫在其著名的晚期作品《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Despotism）中的主要论调——这是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后的作品。欧洲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Balazs）也曾对这一论题发表过意见，例如他曾表示，“是国家扼杀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主义》（ChineseCivilisaitionandBureaucracy,Yale,1964），p.11]尽管在其他场合下，他也曾承认古代中国文化观点的多样化及技术革新的现实。最后，戴维·兰德斯（DavidLandes）在其近著《国富国穷》TheWealthandPovertyofNations(London,1998)]中也提到了这一颇具争议的论题。[《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邹如山、奚瑞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国富国穷》，门洪华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24]参见伊佩霞（PatriciaBuckleyEbrey）自著《宋代的家庭与财产：袁才的社会生活戒律》（FamilyandPropertinSungChina:YüanTs’ai’sPreceptsforSocialLife,Princeton,1984）一书“引言”，第129页。 [25]白乐日在《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主义》第8-9页中对此作出了极为出色的解释。 [26]白乐日承认他的研究方法受到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影响，认为“文人官员与商人组成了两个彼此仇视但又彼此依存的阶层”（《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主义》第32页）。 [27]马润潮，《960-1279年间宋代贸易发展与城市变迁》，第140-141页。 [28]同上书，第20页。[引文出自苏洵《嘉佑集·卷五衡论下·田制》。] [29]引自伊佩霞《宋代的家庭与财产：袁才的社会生活戒律》第293页中的翻译段落。 [30]参加约翰·温斯罗普·黑格尔在其主编的《宋朝的危机与繁荣》一书中所写的“引言”，第8页。 [31]对蒙古人进行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参见拉尔夫·福克斯（RalphFox）所著《成吉思汗》（GenghisKhan,CastleHedingham,1962）。
第一章混乱的世纪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三部分中世纪 第一章混乱的世纪 对统治欧亚大陆南部的三大帝国而言，5世纪是一段充满分裂和混乱的历史。每个帝国都遭遇了同样充满分裂与混乱的内部危机，延续千年的古老文明面临灭顶之灾时都同样困惑不已，野蛮人的铁蹄踏过边境，大军横扫而至，各路军阀以染血的战刀刻画出新的帝国，饥荒和瘟疫泛滥蔓延，贸易衰落，城市人口骤减。面对新的不安和挑战，三大帝国同样也曾诉诸统一思想，致力于获得同一的意识形态。在罗马帝国统治的北非，奥古斯丁写下了基督教信仰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上帝之城》，试图与地上世界罗马城的堕落达成妥协。在同一时期的中国，一千年前兴盛于印度的佛教信仰得到广泛发展，开始收获大批信众，在危机四伏、身处险境的商人阶层中信徒尤多。在同样面临挑战的印度，随着印度教的影响日益稳固，兴起了诸多新教派。 由于这几大千年古老文明几乎同时面临类似危机，令一些历史学家断言，危机的起因源自全球性的气候变迁。但是，仅仅简单地将问题归因于气候，实质上忽略了数个世纪以来导致各个古老文明深陷泥潭的巨大问题——这一问题源自耕地农民赖以维生及为文明中所有人提供食物的最基本方法。这一阶段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与一千年前由于铁质工具的广泛传播而带来的极速发展，完全无法同日而语。然而，富人的消费却比从前更为奢华，国家的上层建筑也比从前更加庞大。显而易见的是，社会再也无法像人类第一个“青铜时代”文明那般发展下去。 罗马世界面临的危机最为险恶。罗马文明的繁盛依靠的是看似无穷无尽的奴隶供给。罗马帝国政府和大地主们并不关心如何提高农业产量，这一点与印度或中国的统治集团非常不同，后两者对如何提高农业产量始终忧心忡忡，殚精竭虑。因此，罗马帝国的崩塌程度也就更加惨烈。 接下来的欧洲历史开始陷入我们熟知的“黑暗时代”。“黑暗时代”见证了文明和进步的坠亡，其中涵盖城镇生活、文化知识、文学和艺术等诸多方面。但这还不是全部。曾为罗马帝国的荣光而饱尝艰辛的普通人，如今为罗马帝国的灭亡付出了更加惨痛的代价。饥荒和瘟疫席卷了原本隶属帝国的土地，据统计，6世纪末7世纪初的罗马帝国人口，锐减至此前的一半。[1]日耳曼人挥舞旌旗杀过罗马帝国疆界，这第一波异族入侵的浪潮包括哥特人和法兰克人、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他们开始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扎根定居，很快就接受了罗马人的习俗，皈依了基督教，而且不时还会说起拉丁方言。但在他们之后铁蹄相继踏入罗马帝国的征服者们，却并未受到过往辉煌的罗马文化影响，他们只是一味地烧杀抢掠，而非定居下来耕种发展。9世纪和10世纪，匈奴人和北欧人撕裂了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建立的王国，将不安和恐惧四下散播，情况正如5世纪和6世纪时一样。 到了最后，所有征服者都安居下来。实际上，大部分征服者在本族的发源地都已转为农耕文明，早已开始使用铁制工具和武器，从而令他们得以在战争中击败“文明的”军队。他们的社会已经开始从原始社群社会转向阶级分化社会，酋长首领希冀成为国王，统治农民和牧民的贵族阶层依然保留了一些原始耕种社群的传统。如果罗马帝国的农业更加先进，而非以混杂的大型奴隶庄园和贫困的小型自耕农土地为基础，征服者早就可以成功地接管继承帝国的农业方式，以实质上的罗马方式进入定居文明。虽然这样的情况并未在欧洲发生，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最后塑造了中华帝国及其边界、接连不断入侵的“野蛮人”，就是继承了前文明的农业方式。但当征服者闯入进来时，罗马社会已经四分五裂，外族的铁蹄践踏，只不过是加速了帝国的分崩离析。有些征服者的确想要接纳罗马的农业方式，以战争中俘获的大量战俘来耕种大型地产。有些征服者还尝试重建罗马帝国原有的中央集权统治。5世纪末，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昭告天下，宣布自己即位为西罗马帝国皇帝。8世纪末，查理曼大帝建立了新的帝国，疆土横跨今天的法国、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省、意大利和德国的大部分地区。但是，他们的帝国都在强人领袖死去后土崩瓦解，而帝国崩塌的原因则与最初罗马帝国的衰亡如出一辙。那就是，物质生产基础无法支撑庞大的帝国。 很快，城市人口大幅锐减，而且城市经常遭到废弃，任由其自生自灭。贸易衰退到如此低等水平，以至于金币已经停止流通。[2]只有神职人员才具备文化知识，能够使用日常生活中久不流通的语言：书面拉丁文。除了少数修道院，古典知识早已被遗忘在历史的故纸堆，而这些修道院则主要集中在欧洲边缘地带的爱尔兰地区。巡回流动的僧侣学者成为一座座文化孤岛之间唯一的联系。[3]包含古希腊罗马世界大部分文化知识的书籍都被损毁，接二连三到来的入侵者，无情地将修道院图书馆付之一炬。 这就是六百年来西欧大部分地区的状况。然而，就在这一片混乱中，终于出现了一种新秩序。整个欧洲的农业都开始采纳新的组织方式，它吸收了罗马帝国晚期自给自足的地产经济，以及征服者的乡村群落经济这两个方面的特质。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开始采用一种比旧日罗马帝国时期更富生产力的方法种植作物。维京人等入侵者取得的成功，彰显出其农业（及海上）先进技术的胜利，尽管他们缺乏开化的文明和发达的城市手工业。与变化的农业方式紧密联系的是社会组织的新形式。拥有武装的领主随处可见，他们住在雄霸天险的城堡中，开始既剥削又保护依附自己的村民，向村民索取不付报酬的劳役或实物形式的贡奉。但是，这种形式的新秩序，需要经过漫长时间的累积，才能为新文明打下坚实的基础。 [1]依据J.C.Russell的文章“公元500-1500年间欧洲的人口”（PopulationinEurope500-1500），收入卡洛·奇波拉（CarloCipolla）主编《欧洲经济史》（FontanaEconomicHistoryofEurope:TheMiddleAges）第25页。[《欧洲经济史：中世纪时期》（第一卷），徐璇、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欧洲经济史：中古篇》（台译本），台北允晨文化，年版] [2]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PassagesfromAntiquitytoFeudalism,London,1978），第126页。[《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刘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关于这一时期文化状况的卓越探讨，参见海伦·华德尔（HellenWaddell）所著的《漫游的学者们》（TheWanderingScholars,Harmondsworth,1954）。
第三部分中世纪。大事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三部分中世纪 大事年表 7—9世纪欧洲进入“黑暗时代”。贸易崩坏。法兰克人重建罗马式帝国的尝试宣告失败（800—814年的查理曼大帝）。800—900年，北欧人人侵。 印度的封建主义。贸易衰落。婆罗门和种姓制主宰乡村。 拜占庭帝国遭遇危机，失去了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尔干。技术和经济发展陷入停滞。630年穆罕默德夺回麦加城。640年代中期，伊斯兰教阿拉伯军队征服中东大部分地区；664年，抵达喀市尔；711年，占领西班牙。750年，阿巴斯革命给予商人部分政治影响力。贸易和手工业加速增长。伊斯兰文化抵达巅峰，大量翻译希腊经典文献，枓学和数学取得长足进步，出现了伟大的伊斯兰哲学家。 中华文明的中心南移到长江流域的稻米种植区。工业和贸易复兴，佛教兴起，技术发展。 非洲东海岸地区及西非兴起了文明。 10—11世纪欧洲的农业和商业逐渐恢复。采纳更加先进的技术。农奴制取代奴隶制。 穆斯林阿巴斯王朝失去经济发展动力，最终分崩离析。兴起了各种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形式。埃及建立法蒂玛王朝。 拜占庭帝国收因巴尔干部分地区，但却依然深陷技术发展停滞期。 西非文明采纳了伊斯兰和阿拉伯字母表。 960—1279年，宋朝达到中华文明发展的巅峰，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机械钟表和指南针。商人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12—13世纪伊斯兰美索不达米亚出现危机。 中国出现宋金并立局面。 蒙古游牧部落驱动战马，铁蹄踏过从波兰到朝鲜半岛的广阔欧亚大陆：1258年洗劫巴格达，1279年征服中国。 西欧发动“十字军东征”，向西进攻伊斯兰帝国，攻陷耶路撒冷（1099—1187），洗劫拜占庭帝国（1204）。 中亚穆斯林征服印度北方内陆地区。贸易发展，开始使用纸币。 欧洲农业产量增长，人口增加，贸易和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水车得到广泛使用，修建天主教堂，通过伊斯兰西班牙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文献重新发掘文明，出现了欧洲第一批大学。引入中国的技术发明。意大利城市国家兴起。生于1265年的但丁开始用意大利文写作。 奴隶士兵马穆鲁克执掌埃及军权。 西非马里王国崛起。廷巴克图成为伊斯兰学者聚集的中心。 14世纪欧洲封建主义面临巨大危机。饥荒、黑死病，以及佛兰德斯、法国、英格兰、威尔士和意大利北部发生暴乱。教皇彼此争斗。英法“百年战争”。 中国发生饥荒和瘟疫。元末爆发“红巾军”起义，建立明朝。农业复兴。 奧斯曼土耳其人开始征服小亚细亚。 大津巴布韦文明兴起。 阿兹特克人建立特诺奇蒂特兰城。 15世纪中国恢复经济增长，派出规模壮阔的船队航行数千公里，直至非洲东海岸。 阿玆特克人在墨西哥建立帝国。1438年，印加人征服整个安第斯山区。 贝宁在西非崛起。 西欧经济缓慢恢复，人口逐渐增多。农奴制衰落。市场网络逐步扩展。印刷术四下传播。意大利北部出现“文艺复兴”。舰船建造和航行技术得到改进。葡萄牙人沿着西非海岸一路南行，抵达好望角。1492年，西班牙君主征服摩尔人的格兰纳达。1493年，哥伦布穿越大西洋。
第六章基督教的兴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六章基督教的兴起 公元400年后，在西罗马帝国的崩塌中还有一位伟大的生还者，那就是基督教。这种宗教在此前数百年间从萌芽发展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到了“蛮族”入侵时期，罗马帝国的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教堂和牧师，每个地区都有主教，都以罗马和拜占庭为中心组织起严密的等级结构，教会的权力和帝国的权力交织在一起，皇帝在教会教义的细节方面降低了标准，达成了一致。 基督教最初并不是帝国认可的意识形态。人们猜测基督教的创始人是拿撒勒的耶稣，实际上我们对耶稣所知甚少。我们甚至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而非虚构的神话人物。当然，我们同样无法在基督教的《新约》中找到明确的证据。据《新约》记载，耶稣出生于罗马帝国犹大行省的伯利恒，他的家庭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接受过人口调查。但实际情况是，所记载的时代并没有人口普查体制，而且犹大当时也并非罗马行省。公元7世纪实行的人口调查，也没有要求任何人必须离开所居住的地方。与此相似的矛盾之处还在于，《新约》记载耶稣之死发生于希律王统治时期，而希律王其实早在公元前4年就已离世。同时代的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著作里都没有提及耶稣，只有犹太罗马历史作家约瑟夫斯曾在书中对耶稣作出了描述，这无疑引发了中世纪僧侣们的集体想象。[1]塔西佗于公元100年曾经记载过当时的基督徒，这是历史上关于基督教有据可查的首次记载，但里面并未提及耶稣的名字，而只是简单地使用了希腊词汇“基督”，这一词原本用来指代任何可能的“弥赛亚”。 我们对早期基督徒的信仰所知甚少，正如我们对假定的基督教创建者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一样。《新约》福音中充满了互相矛盾的记载。尤其是在《路加福音》中，有些描述完全是阶级仇恨的强有力表达。例如，富人直接下了地狱，而穷人拉撒路则上了“天堂”。[2]耶稣布道道：“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3]《路加福音》中的“登山宝训”说道：“穷苦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得饱足……但是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安慰；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必将饥饿。”[4]相比之下，其他福音中的讯息则以调停富人与穷人之间关系的口吻来表达。例如，《马太福音》中的耶稣这样说道：“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5]《马太福音》中有一则关于“塔兰特币”的寓言，讲述了一位富人奖励了一位得到一个塔兰特币并进行有效投资、获得回报的仆人，而惩罚了另一位只有一个塔兰特币却没有交给放贷人收取利息的仆人。《马太福音》这样警告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6] 与此类似，圣经中似乎还有许多互相矛盾的段落：有的布道鼓励反抗现有的统治者，有的布道则劝说人们服从统治，就像耶稣在谈及人们向罗马人支付税负时所说：“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7]有些段落号召人们归顺犹太信仰的规则（法律），但也有一些段落则鼓励人们破坏这些规则。 大约九十多年前，卡尔·考茨基在其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基督教之基础》一书中写道，圣经中相互矛盾的段落，是后世的基督教作家为了贬低“无产者”群体的“共产主义”思想而刻意为之。考茨基这本书中的一些观点的确值得怀疑。[8]不过，圣经早期福音书如《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的论调，绝对是反叛现有帝国秩序的语气，而后来的帝国则最终接纳了这一宗教。 为了理解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很有必要回溯一下基督教产生和传播的客观历史条件。 1世纪前半期的耶路撒冷是罗马帝国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老普林尼将其描绘为“至今为止东方最卓越辉煌的城市”。但这里同时也是帝国最动荡不安的地区之一。由于地理位置靠近重要的贸易路线，耶路撒冷获得了最初的兴盛；后来更是作为宗教中心吸引了帝国各处的财富汇聚于此。但是，耶路撒冷周边地区（犹大、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则十分贫困。它们就像罗马的其他行省地区一样饱受折磨，除了必须向罗马支付极高的赋税和贡奉，还得为罗马的总督官员们提供符合他们期待的财富。“到处遍布着……贫穷的迹象。”[9] 这里的民众因此普遍对罗马人产生了强烈的仇视，对与罗马人合作的犹太上层阶级也是怒气冲天。毕竟是犹太国王最先（公元前139年）邀请罗马人前来助阵，而且从此以后，在犹太人这场两败俱伤的战争中完全依靠罗马人的帮助。[10] 耶路撒冷爆发了层出不穷的暴乱，乡间还反复出现“匪患”，尤其是在加利利地区。有些时候，这些暴乱会披上宗教的外衣。在希律王濒死之际，爆发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激烈暴动，希律王的儿子亚基劳斯最终平定了这场叛乱，据说有三千名犹太人在这场暴乱中丧生，其后更有两千人被活活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有一位自称“犹太人国王”的犹大在加利利的乡间地区领导着游击战。根据约瑟夫斯的记载，当时的罗马于公元7年曾判处两人有罪，罪名是“煽动人民叛乱……继而制造了大规模屠杀”。[11]四十年后，又有一位预言家声称自己是弥赛亚，即希腊语中的基督，身边聚集了不少支持者，最终也被砍掉了脑袋。罗马统治者对待这些人的方法基本一样，都是将他们视为“一群邪恶之人，毫无敬神之意，使城市陷入残暴与不安全中”，因为他们“煽动民众暴乱……以神启为借口”。后来，“来自埃及的谣言迅速传开……他凭借着妖术成功地成为预言的先知者。他领导着……三万民众……从沙漠中走来，前往所谓的橄榄山，以穿过耶路撒冷，试图推翻罗马守兵的统治”。[12]“当几名巫师和杀人犯加入队伍并赢得众多支持者后……这场暴乱几乎无法平息……他们踏遍了整个犹太人的土地，劫掠富人的房屋，残杀后者后住了进去，放火焚毁村庄，劫掠土地。”[13]在所有的暴乱冲突中，犹太穷人与犹太上层阶级之间的阶级仇恨，与他们对罗马军事占领的仇恨融为一体。 在对犹太人宗教的不同解释中，阶级分野找到了表达方式。富裕的犹太人说着希腊语，与罗马人合作，偏爱采用等级严格牧师制度的撒都该教派，根据约瑟夫斯的记载，“他们否认灵魂会永恒不朽，否认人死后就会受到任何奖罚”，而且“无论对待自己的信徒还是对待陌生人，都非常残酷严苛”。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不分等级的宗教学者有着极为不同的社会背景[14]，他们比较支持法利赛教派。该教派严格遵守犹太法（《旧约》中的礼拜仪式和饮食规定等），反对上层犹太人与罗马人合作，认为“灵魂……永恒不朽……善意之魂将会进入新的身体，邪恶之魂将会受到永恒的折磨”[15]。艾赛尼教派则是第三个教派，试图通过在乡间建立僧侣式的社会群落来逃避他们眼中的邪恶，他们在乡间的生活没有私人财产。这一教派将奴隶制视为一种不公平的制度而加以摒弃——在这方面，艾赛尼教徒比基督徒更加激进。最后一个教派是公元60—70年间反抗罗马帝国迫害、富有战斗性的犹太教奋锐党人，他们将宗教信仰与反抗罗马统治、改善社会现状的煽动性政治诉求结合了起来。 当时的耶路撒冷就像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熔炉，相互竞争的宗教信条承载了各个不同阶层对这一时期（正是据说耶稣打破了统治秩序这段时期）罗马统治秩序的感情和态度表达。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基督教及其支持者遍布帝国的每一个大城市，因此关于教义原则的争辩在各处都引发了强烈的回响。因为犹太人早已不在一小片土地上居住，而是散落各处。此前五百年前，来自亚述和巴比伦的征服者们，就将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犹太人统治阶层驱逐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当波斯王薛西斯为他们重建耶路撒冷时，很多当年离开故土的人并未回来，而是高兴地在新家享受繁荣。还有大量犹太人离开了巴勒斯坦，在地中海地区四处为家，与许多希腊人跨越重洋安家立户的原因一样——他们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他们曾经的家乡则无法为他们提供肥沃的土地。离开故土的犹太人中还有许多是不由自主的移民；由于在故土陷入繁复战争的重重奴役，他们宁愿在任何主人愿意接纳的地方讨生活。 到了1世纪初，实际上，每一座罗马城市中都包含了大量的犹太人口，其比例“达到城市总人口数的10%—15%”[16]。亚历山大城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犹太人，因此这座位于埃及的希腊化城市，某种程度上其实更是一座犹太人的城市。他们曾在罗马历史上发挥过可圈可点的作用——恺撒曾经寻求过他们的帮助。 在这场历史大流散中，犹太人依然保持了独特的民族意识，通过坚持对不可见的唯一上帝的非偶像崇拜、严格的饮食限制，以及每日每夜的特殊礼拜仪式及安息日的规定，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保存了独立的民族身份。这些风俗习惯和礼拜方式，阻止了他们融入新定居地的人群中。他们还被期待为了耶路撒冷的运转和维持支付一定费用（耶路撒冷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来源于此），也被欢迎在他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逾越节时回到耶路撒冷。犹太人关于饮食和安息日的教规颇有些繁复，某种程度上令犹太人的社交活动变得更为困难，并且很难与广大非犹太人群合作。但是，他们这个民族幸存了下来，主要集中在犹太教堂的集会地，而这或许与历史上广泛的移民群体总是聚集在教堂或清真寺的原因如出一辙。将犹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宗教纽带，并不仅限于祈祷会，在饮食和行为方面也能给那些漂浮在城市碎裂化世界中的犹太人带来些许安全感——在远离故土的城市中，就连富裕的商人和工匠都感到生活十分艰难和危险，生活条件远不如他们的人们更是感到绝望。 不过，犹太人群落可不仅仅是残存下来而已，他们还吸收了新鲜血液。这一时期改宗（从异教皈依犹太教）现象非常普遍。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斐洛写道：“所有人都被犹太教所征服……野蛮人、希腊人……东方和西方的民族、欧洲人和亚洲人。”[17]犹太教在希腊和罗马的城市中如此流行，以至于出现了一群特殊的信仰者：“敬畏神者”。他们是一群非犹太人，他们参加犹太人的集会，但却并未做好准备接受割礼并严格遵守所有犹太教教规。 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统一的社群感吸引了教众。犹太教宗教思想的核心是一神教（对不可见、无所不在的唯一上帝的信仰），它非常契合定居城市犹太人的现实。异教中存在着众多神明，每种神明都与一种特定的地区或自然力紧密相连，居住在乡间的人们比较易于接受，因为本地的小村庄或部落就是他们社会活动的中心所在。但对城市商人、工匠、甚至是乞讨者而言，他们需要不断地与大量来自四面八方、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打交道，全能的、无所不包的神祗似乎可以在这样遭遇繁复的世界中为人们提供支持和保护。这就是所有古代伟大文明中都存在着一神教倾向的原因，例如，佛教在印度和中国的崛起，波斯对唯一“善神”（涉及善与恶的永恒斗争）的崇拜等。[18]就连罗马的异教信仰，也是对太阳神的崇拜远远超过对其他神祇的崇拜。而且，犹太教在其法利赛的形式下，结合了一神教对信徒的承诺，即无论他们在这一世的现实世界中遭受了多少磨难，他们都可以期待来生过得更好。 这就是犹太教得以在罗马帝国所有的贸易中心城市聚起数百万教众的原因，犹太教为教众提供了蔓延数千公里的接触和交流网络。[19]所有由于耶路撒冷的形势而引发的宗教争端和弥赛亚思想，都沿着这一网络快速传播。对生活在每座罗马城市中的人们而言，他们无法看到远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问题，而巴勒斯坦的痛苦则只不过是整个帝国底层阶级，以及被征服地区人民痛苦的一个例证而已。 因此，犹太教日益成为罗马帝国城市民众中普遍流行的宗教信仰。但是，犹太教的发展遇到了两个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它关于饮食和割礼的教规。“敬畏神者”的盛行表明众多受到犹太教吸引的人们并未准备好全盘接受犹太教的所有教规。第二个障碍就是犹太教承诺信徒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这一点显然与罗马帝国的统治相矛盾和冲突。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或许可以策划规模巨大的起义运动，尝试推翻罗马人的统治。但在这场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无论身处何方，却都是少数人群体，没有反叛的能力，当公元70年巴勒斯坦犹太人揭竿而起的时候，他们能做的事情几乎很少，甚至无能为力。对那些事实上相信犹太教预言其信众终将掌控整个世界的人们而言，这次起义的失败令他们的生存变得更加艰难。犹太教的繁荣发展只能局限在如下范围：以下一世将会发生之事的承诺来取代这一世的承诺。 基督教最初作为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出现。福音书中的许多段落都表明，最初的基督教与当时许多其他预言教派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福音书中有些部分体现了法利赛派号召教众遵守“法律”的内容，也有回应奋锐党号召众人“拿起武器”的段落，更包含了艾赛尼教派号召放弃家庭、独自走上一条超群的修行人生之路的思想。在一段今天的基督教家庭倡导者罕有引用的段落中，《路加福音》记载着耶稣说道：“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20]关于耶稣骑着马进入耶路撒冷受到“犹太之王”的欢呼和拥护，或者是耶稣将放债人从神庙中赶出去等段落，都与约瑟夫斯描述的其他先知故事有很大相似性。[21] 但是，基督教只是犹太人众多教派中的一支，并没有什么能够兴盛和发展下去的特殊原因。大数人扫罗（一位讲希腊语、从法利赛派转而皈依基督教的教徒）住在巴勒斯坦城外，是一位到处游荡的工匠和织帐篷者，他花了一段时间才慢慢明白，在帝国的城市中，新的宗教思想拥有数量巨大的听众。他开始有意识地接近那些已被犹太教吸引但却对苛刻严厉的教规望而却步的人们。在皈依基督教时，他将自己的希伯来名字“扫罗”改为罗马名字“保罗”。面对耶路撒冷“犹太基督徒”的抵触，保罗坚持宣扬新的宗教无须遵守古老的割礼和饮食限制，同时大力强调世界末日所有亡灵即将复活，这意味着得救不再依靠耶路撒冷屡败的犹太人最终取得的胜利。 最后，基督教从当时盛行的其他宗教教派中吸取融合了更富情感的因素。世界的救赎要通过一位神的死亡和复活来实现，这样的思想在许多流行的宗教中都存在过，例如在阿多尼斯、奥西里斯及其他各种关于繁衍的教派神话中（死去并被埋葬的神明的复生代表春天降临，就像基督徒理解复活节的意义一般）。《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中记载了处女圣母玛利亚诞下耶稣的故事——马太声称通过耶稣的父亲约瑟追踪家族的血统，可以一路回溯到犹太王大卫；这一点似乎与上述观点相悖——这一说法为基督教带来了埃及地区普遍崇拜的神明奥西里斯的宗教元素，这位埃及神话中的死亡判官、冥界之神，据说是由一头未受精的母牛所生。圣母玛利亚的形象也与埃及宗教中的伊西斯女神类似，扮演着非常相似的角色，被称为“人类最神圣也最永恒的救赎者……我们的苦难之母”[22]。甚至无需太多改编，就能将伊西斯女神的形象变成基督徒口中的“圣母”。 于是，早期的基督徒就这样吸取了犹太教收获众多皈依信徒的流行元素，摒弃了令人心生疑虑的严格饮食和仪式教规，并从神秘宗教那里添加了更受欢迎的民众特色。历史证明，这种结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早期基督徒就是一群冷血且工于心计的操纵家，对他们实际上并不相信的情感象征佯做动情。实情远非如此。对罗马帝国城市生活中的频受压迫与朝不保夕，他们的敏感更胜以往，并被其驱动着。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他们才能感受到其他宗教中的元素，并将其与原有的犹太教相结合，对终日经受的痛苦生活作出有意义的解释。《新约》称赞使徒们能够“讲方言”，即在令人迷醉、欣喜若狂的布道中使用方言，更能充分表达他们内在的感情。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早期基督徒才能从原有的宗教元素中提炼出新的宗教视野。 那么，谁是这种新宗教的听众呢？基督教的主体受众并非帝国最穷困的人们和规模巨大的农业奴隶，因为原则上早期基督教并不反对奴隶制，这一点与艾赛尼教派并不相同。圣保罗在《彼得前书》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奴隶“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即便他们“在基督面前是兄弟”。最初的基督徒也并非由农民组成，因为这种新宗教流行于巴勒斯坦外围城镇——叙述基督教早期历史的《使徒行传》中就是这样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的。 早期基督教的受众似乎是广大城镇里中等阶层的居民。这一阶层居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远远低于统治阶层的富裕家族，后者只占总人口的2%。[23]古代城市与我们当今世界中第三国家的城市类似，包含着数量巨大的小商人、小手艺人、小办事员和小官僚——他们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等级，有时甚至会与社会底层的乞丐、妓女和小偷等流氓无产者融合起来，而高高在上的则是人数极为稀少的富有商人和高官。这些中等阶层的市民或多或少都会感到受到帝国的压迫，但是通常由于其自身力量过于薄弱，无法与帝国权威公开对抗。基督教带来了救赎的消息：一个从天而降的全新世界，并不涉及他们担忧的公开挑战。与此同时，新宗教宣讲道，即便这些消息还是会给个人带来苦难（如殉道者），但它同时也会加速个体得救的进程。 比较贫穷的工匠和小商人，当然会被这样的信息和福音所吸引，尤其是犹太教堂等机构的存在，能够引领他们进入一种社会氛围，帮助他们应对这一世不确定的物质条件，而无须等到下一世。甚至还有一些生活条件略好的人们也对基督教情有独钟。一份研究表明，曾有“四十个人”资助了“圣保罗的活动”，“他们都是开化的社会精英，拥有重要的社会地位”。[24]这些人有财力资助使徒们的布道和演讲，为早期基督教团体提供聚会场所：他们的家。[25]圣保罗用尽浑身解数来赞美他们：“重要的是，保罗虽然知道大部分皈依者都是穷人，但是他会亲自为来自上层社会的人们施行洗礼。”[26]基督教可能是主要吸引穷人皈依的宗教，但最初的基督教的确试图争取富有人群的关注和加入。随着时间推移，它甚至吸引了真正拥有权力和财富的大人物的皈依——那些感到备受贵族精英歧视的人们，包括富有的商人、拥有财富的独立女性、已经发达的自由民（前奴隶或奴隶的子女们），以及拥有皇族血统但却缺乏身后背景、从较低层级爬上来的官员等。[27] 《新约》编纂于2世纪和3世纪，内容来自基督教早期文献；随着各支教派的发展壮大，《新约》表述了基督教信仰思想的变化历程。实际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几乎在《新约》的每一页上都存在着语意矛盾的段落。不过，这样的矛盾解释却吸引了各个阶层的人群。此时，社会上弥漫着一股革命的紧迫性，人人都知道转变迫在眉睫，这一切都来自耶路撒冷陷落前巴勒斯坦的犹太起义经验。最强烈的憎恨可以在世界末日理论中找到出口，将会亲眼见证“巴比伦娼妇”（显然是指代罗马）的毁灭，继而便是“圣人”统治的来临，今天的高官权贵将被拉下神坛，将由穷苦百姓和无名小卒统治世界。然而，通过将这种巨变投向未来、投向与现实迥异的永恒领域，革命的信息被稀释了很多，足以吸引那些既深受社会压迫之苦同时又极端惧怕革命的人们。对拥有几个奴隶的小商人或小工场主而言，基督面前犹如兄弟般友爱的自由，而非在实际世界中物质上的自由，着实没有什么好惧怕的。富裕的商人也能安下心来，这一次犹太教的“针眼”似乎成为一座大门，骆驼或许恰好能够穿过。[28]虽然富裕阶层的寡妇或者有钱且独立的罗马贵妇也会被圣经中的段落所吸引，因为圣保罗在其中坚称，在上帝眼中，男人与女人都是一样的，不过信奉基督教的丈夫可能会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在现世中他的妻子必须要为他服务。[29] 基督教的教旨为穷苦的人们提供了慰藉。那些由于出身卑微而被鄙视和厌恶、如今颇有财富的人们，通过基督教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基督教还为少数富人提供了一条道路，帮助他们在洗清罪恶的同时，又能保住自己的财富。 最初只是一支小教派的宗教得到了大力发展。与犹太教一样，基督教为任何造访城市的工匠或商人都提供了广泛的联系人网络。在每个星期一次的集会中，穷人能与比他们富有的人们混在一起，这使他们有了一种被尊重的感觉；而较为富有的人们也得到了与其他人交换商业信息的机会。贸易路线和城市行政中心本是罗马帝国的立国框架，但随着时间推移，却成为笼罩帝国的阴云；基督教在这一框架内不断发展，而且通过贸易路线还延展到了罗马帝国几乎不曾、甚至从未涉足的地区（即亚美尼亚、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埃塞俄比亚、南阿拉伯，甚至是印度南部）。 基督教的发展也伴随着其组织的官僚化。首批使徒布道时，没有任何人监管他们的言辞，当他们从一座城市走到另一座城市到处宣讲时，赖以为生的是当地信徒自愿供奉的食物和栖身之所。但是，随着布道者和支持者的人数越来越多，在每座城市的布道活动中，搜集资财并管理教士群体开始成为当务之急。而且滥用信徒好客善意的“假先知”，也对基督教的发展造成了重大危险，急需整饬。 对地方群体而言，解决方案就是执事在地方教会监察者和主教的监管下，将资金集中起来，对当地教会事务进行统一管理。查德威克在其关于基督教教会历史的书中写道：“在两个世代之内”，层级分明的组织结构就稳固地建立起来，“主教、地方教会监察者和教会执事位于结构的最顶层”，而非使徒和先知。[30]最初，选举主教的权利还掌握在普通基督徒手中。但不久之后，牧师阶层就拥有了绝对话语权。与此同时，主教开始聚在一起，决定什么才是正确的基督教信条，以及谁才有权进行宣讲。 这一进程由于基督教信条彼此之间的巨大冲突而得以加速，例如，关于“诺斯替教派”的问题。对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对“恶从何而来”这一信条的阐述，一定看起来非常模糊不清，隐晦费解。但它却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实际后果。基督教神学认定只有一位神明，是它创造了世间万物。这就意味着它必定在创造善的同时也创造了恶——对那些始终相信并将“上帝”与“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信徒来说，这恐怕是一个令人疑惑不安的结论。正统基督教对此的回应通常是试图稀释这一问题，在上帝与恶行之间放置众多中间媒介，例如，堕落的天使、恶魔，以及忤逆的人性等。当上述这些中间媒介无法令人信服时，教会就会宣称，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我们显然无法理解上帝的无所不知和伟大。 不过，还有一个更符合逻辑性的答案。在善恶两种原则之间，存在着普遍而持久的争斗。这种答案至少部分由诺斯替教提出。在诺斯替教徒看来，精神世界是善的，物质世界和人类身体则是恶的。只有将灵魂从身体的焦虑和束缚中解脱出来，基督徒才能达到纯洁。这一结论并非全是原创思想，同样的思想在《新约》的许多段落中都有体现。但是这一思想隐含着对教会权威的威胁。如果灵魂思想是纯净的，那么唯一的好基督徒就是那些对物质世界不屑一顾的人，像苦修者就总是将自己饿得半死，衣衫褴褛。不过凭借这样的思想，恐怕根本无法让人们接受基督教的福音布道，也根本无法为当地教会而从富人那里筹得资金。更糟的是，有些诺斯替教徒甚至得出了更加激进的结论。如果思想灵魂是纯净的，那么身体如何也就无足轻重，因为身体所做的所有举动都是不纯净的。诺斯替教的信条是，“对善而言，一切都是善的”。因此，这样的理解允许他们过着极尽奢侈的生活，掠夺他人（尤其是富人）财物，而且最令早期基督教会长老们感到恐惧的是，诺斯替教还倡导自由恋爱。 针对这一问题的争斗在基督教会肆虐数十年，最后只能通过主教坚称只有自己才是使徒的继承者，只有他们才能评判信条的正确与否，才得到了暂时性的解决。[31]但到3世纪，当一位叙利亚人摩尼开始以基督教诺斯替教派、佛教和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即拜火教）的思想打造新的“摩尼教”时，这一争论再次显现出来。摩尼教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一度还赢得了希波的奥古斯丁（日后奠定基督教主流思想的主导性人物）的支持。 在对抗这些“异端”思想的斗争中，基督教会的官僚机构从控制行政机构，发展到控制有组织教会被许可接受的信条这一层面。在这一过程中，圣经中互相矛盾的说辞很难激起集中的反叛情绪，而这一情绪很可能会令与基督教结盟的富人阶层忐忑不安。 如果说作为不同政见者的基督教是盘旋在罗马帝国头顶的一小块阴云，那么教会的圣统制则正在变成帝国的影子官僚体制——第二个全罗马帝国范围内的管理结构，与帝国的政治管理结构并存。但是，这个影子官僚体制能够向众多城市人口提供服务，其范围远远超过帝国政治范畴。在3世纪晚期的危机中，“宗教团体的强烈感觉”，保证了各个城镇依然与基督教有紧密联系。[32]“在面临瘟疫或暴动等公共危机时，基督教教士成为城中唯一能够团结起来的团体，他们为死去的人们举办葬礼，组织食物供给……在公元250年，作为一名基督徒从同伴那里得到的保护和帮助，远比作为一名罗马公民要多得多。”[33] 到此时为止，只有两种力量能够扰乱基督教会的发展和影响：来自国家的镇压和来自基督教内部的不同声音。 历史上，基督教的辩护者总是面临迫害和镇压，不得不在极为危险的困境中谋求一线生机。为了信仰而牺牲的殉道者被尊为圣人，与那些显圣的圣人一样。但在基督教的早期历史中，对教会的镇压时断时续。少数被认定的罗马基督徒，在暴君尼禄手中惨遭迫害，成为火烧罗马的替罪羔羊。但这一波对基督教的迫害，甚至没有持续到尼禄完成早期执政阶段。在充满仇视的地方官员的驱使下，其他基督徒被关进监狱，甚至被处以极刑，通常都是由于他们拒绝加入国教。但在大多数时间里，帝国的权力机构对基督教这种实际上在国家政治框架下平行发展的宗教组织还是比较宽容的，例如3世纪的罗马皇帝塞维鲁和阿拉伯人菲利普（即尤利乌斯·菲利普），他们甚至十分喜爱基督教会。 无论如何，到了3世纪末期，基督教会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力，这也就意味着它不会再被忽略。罗马皇帝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摧毁这一与政治统治平行的宗教组织，要么与之合作。罗马帝国皇帝还兼任多神崇拜的大祭司，感到是时候拔除这股深入帝国官僚机构的影响力。284年后执掌帝国的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有人向他进言，声称基督教威胁着帝国武装力量的团结，戴克里先因此采取行动，拆掉了位于尼哥底米亚其皇宫对面的天主教堂，签署了摧毁所有基督教堂的法律，下令逮捕所有教职人员，威胁处死任何不愿向众神献祭的人，从而在罗马帝国的东部掀起了一阵迫害的血雨腥风。 不过，指望这样的举措能够行之有效，为时已晚。到了西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康士坦提乌斯掌权期，这位皇帝只是采取象征性的手段来实施戴克里先的反基督教法律；到了312年，他的儿子君士坦丁在争夺西罗马帝国霸权的战斗中，选择了争取基督教会的支持。君士坦丁开始声称自己是基督徒（他曾是太阳神的信徒），而基督徒显然也开始将其视为基督教群体的一员。基督徒们似乎并没有对君士坦丁大帝的行为感到不安，尽管他淹死了自己的一个儿子，处决了自己的妻子，并且推迟接受洗礼直至重病卧床，在临死之前为了洗清自己的“罪恶”才接受了洗礼。随着被迫害历史的终结，基督徒如今也开始迫害那些不信基督教的人，以及在基督教中持有不同意见者。 基督教最终赢得了罗马帝国的岁月，同时也是新的异端影响着基督教各个教派的岁月。但自从帝国政治将赌注压在教会官僚体制上，任何对教会官僚体制的威胁也就变成对罗马帝国政治的威胁。接受基督教后，君士坦丁大帝很快就废黜并放逐了不愿顺从其统治的主教。[34]他的继承者遵循他的脚步，一会儿支持这一派，一会儿支持那一派，从而制造了巨大的浩劫，埃及主教达修就曾先后五次被罢免后又官复原职。只有罗马皇帝尤里安戒除了这种摇摆不定的矛盾心态。他对所有形式的基督教崇拜都予以宽容的尊重，只不过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期待竞争的各个教派会因内耗而摧毁彼此，这样他就可以复兴异教崇拜。 在基督教赢得整个罗马帝国的最后阶段中，诞生了重要的隐修主义运动。基督教会的成功发展引发了持续的异议，有些人认为当下的基督教已经抛弃了最初的纯净和贫苦特质。主教已经是有权有势的大人物，生活在宫殿中，整日混迹于驱使帝国的权要人物之间，而非与挤满教堂的底层人民为伍。于是一场基督教的革新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最初始于埃及：一群修士感到，只有通过走上一条与现世成功的主教截然不同的道路，才能得到救赎。他们愿意离开城镇前往沙漠，隔绝孤立，只靠同情他们的人送来的面包和水维生，衣衫槛褛，同时拒绝任何性行为；他们被称为隐修者。这些隐居的修士相信，通过有意承受苦修生活，他们的罪恶会被洗清，他们终将得救，这种方式与耶稣拯救世界的方式颇为类似。隐修者的行为赢得了其他教徒的尊重，信徒们感到，与住在富丽堂皇宫殿中的主教们相比，这些隐居苦修的修士们似乎更加接近福音传递的信息。 隐修主义运动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它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会诱发异端思想，催生出愤世嫉俗的先知，运用福音书中的字句来释放对罗马帝国和富人阶层的愤恨。然而，没过多久，隐修主义运动就与现有的体制融为一体。为了方便起见，有些隐修士很快就与周边的其他隐修士汇聚在一起，而且很快就接受了牺牲和苦修中应当包括在严格纪律的管理下进行集体劳作的方法。该撒里亚的巴西尔（329-379）将隐修主义发展成为思想与劳作双方面的修行行为，将个人的自我牺牲附属于更高的权威。不久之后，他的继承者便开始引导隐修者的热情，使之发展为一股实际的力量，与其他基督教派的信奉者相对抗。[35] 不过，隐修主义还产生了另一个意义深远的长期后果。由于不乏规模巨大且充满宗教狂热的劳动力，修道院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保护，免于遭受帝国西部被摧毁时的无序与混乱。当帝国在学者们的周边崩塌时，各地的修道院成为庇护所，为学者们提供了可以栖身的安全之地。世间的图书馆被焚毁，有些修道院的图书馆却幸存下来，掌管者带着庄严的宗教责任，一页页手抄下神圣的（有时也包含世俗的）文本。与此同时，修道院也成为缺乏宗教热情者度过一段避世时光的良地，由于普通农民越发承担下耕作的苦工，修士们就能自由祈祷并钻研教义学问，或者只是赋闲无事。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最初宗教献身的孤岛、试图抵制腐败社会的清高所在，在后西罗马帝国时期的几个世纪间，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接下来一千年的西欧历史上，基督教宗教机构的网络（要靠剥削宗教劳动力的生产盈余来维持，并要得到各等级主教和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教皇的协调）在争夺财富与特权的战场上，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参与者。 [1]在现存最早的约瑟夫斯著作中，并没有相关的记载。相关的翻译版本，参见约瑟夫斯，《犹太战争史》（HistoryoftheJewishWar,London,1981）。在一份遗失的中世纪文本的斯拉夫语版本中，的确曾经提及耶稣，但是有理由怀疑，这可能是教士们发觉在他们誊写的历史手稿中竟然没有关于耶稣的记载而自行“补入”的内容。因此，这当然无法成为某些基督教作家引用约瑟夫斯的著作来佐证基督教的历史的有力论据。 [2]《路加福音》18：19-26。 [3]《马太福音》16：24。 [4]《路加福音》6：20-25。 [5]《马太福音》5：1；5：6。 [6]《马太福音》25：14-30。 [7]《马太福音》21：20。 [8]卡尔·考茨基用“无产者”一词来描述公元1世纪犹大省的民众，本身就令人十分迷惑。公元1世纪的民众与现代工人阶级显然十分不同，当然同样都十分贫穷这一点除外。他们许多人都是自谋生计的手艺人（工匠）和小店主，还有许多乞丐和数量极少的雇佣工人。而且，福音书中还记载着耶稣曾向“收税官”布道并与他们有所联系——那是一个令人厌恶但通常并不穷困的群体。考茨基在书中援引《哥林多前书》（1：26）中圣保罗的布道：“蒙召的，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考茨基认为这意味着早期教堂并无“财产”“奉献”。事实上，圣保罗这段话说的是，前来聆听布道者能者不多，尊者也不多，大部分信徒都不属于非富即贵的群体。这暗示着基督教本来就具有跨越阶级、谋求上层信徒的诉求，即使在基督教最初的创立阶段也不是纯粹针对“无产者”而已。 [9]《剑桥古代史》，第九卷，第768页。 [10]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细节，参见约瑟夫斯《犹太战争史》前面的章节。 [11]约瑟夫斯，《犹太古事记》（AntiquitiesoftheJews），引自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FoundationsofChristianity,NewYork,出版年份不详），第300页。 [12]约瑟夫斯，《犹太战争史》。这里的翻译段落参见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与企鹅版《犹太战争史》第126、147页文字略有不同。 [13]约瑟夫斯，《犹太战争史》，第148页。 [14]《剑桥古代史》，第九卷，第771页。 [15]约瑟夫斯，《犹太战争史》。 [16]维恩·米克斯（WayneMeeks），《最早的城市基督徒》（TheFirstUrbanChristians,NewHaven,1983），第34页。 [17]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261页。关于皈依程度的研究，参见《剑桥古代史》，第九卷，第779页。 [18]严格来说，佛教并非一神教，因为在其最初形成时期，并未涉及任何形式下的个体神明信仰。但佛教的确强调所有现实下潜在的单一原则，故也可与其他有一神教倾向的宗教同归一类。 [19]韦恩·米克斯给出了一个统计数字，他认为在公元1世纪的“这场犹太人的大流散中……涉及人口为500万—600万犹太人”。参见其所著《最早的城市基督徒》第34页。这一数字看起来似乎有些夸大，因为当时帝国的总人口只有5000万人，其中更是只有很小一部分生活在城镇中。 [20]《路加福音》14：26。 [21]事实上，很多人都怀疑福音书大多是经年后将道听途说的消息汇总而成的产物，书中内容是很多不同事件的汇集，其中包括约瑟夫斯提及的那些故事。如果的确如此，耶稣（Jesus）这一人物[是约书亚（Joshua）的希腊语名字，也是当时非常常见的犹太名字]或许作为参与者之一卷入了这些事件——后来的记载完全可以轻易地夸大他在其中担当的角色。即便就在十年前，只要听过参与者血泪回忆的人，例如1990年3月英国的“人头税暴动”或者在此六年前的矿工大罢工，就会知道不同的亲历者在“谁做了什么”这一问题上的叙述有多么大相径庭。 [22]这一版本的祈祷词参见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 [23]亚伯拉罕·马尔赫毕（AbrahamMalherbe），《早期基督教的社会层面》（SocialAspectsofEarlyChristianity,BatonRouge,1977），第86页。 [24]同上书，第46页。 [25]同上书，第61页。 [26]同上书，第77页。 [27]该观点参见米克斯所著《最早的城市基督徒》第70-71、191页，尽管米克斯采用了一个社会学术语“地位不一致性”（statusinconsistency）。 [28]这俨然就是我在主日学校听到的解释！ [29]《哥林多前书》11：2。 [30]亨利·查德威克（HenryChadwick），《早期教会》（TheEarlyChurch,London,1993），第46页。 [31]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和《歌罗西书》中都对诺斯替教派引发的问题作出了回应。 [32]彼得·布朗（PeterBrown），《古代晚期世界》（TheWorldofLateAntiquity,London,1971），第66页。 [33]同上书，第67页。 [34]亨利·查德威克，《早期教会》，第135-136页。就这一问题，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记载了罗马帝国在这个阶段骇人听闻的打压手段及镇压规模。 [35]亨利·查德威克，《早期教会》，第179页。
第五章罗马的崛起与衰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五章罗马的崛起与衰落 ↘罗马共和国与阶级斗争 ↘帝国的停滞与崩塌 “光荣属于罗马”这一旋律，在大多数西方世界的历史中一再回响。罗马的崛起被描画为古代文明的巅峰，而其最终衰落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悲剧。因此，欧洲启蒙运动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爱德华·吉本所著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开篇处这样写道：“在基督纪元2世纪，罗马帝国拥有世上最富饶美好的土地……法律和习俗虽然温和，却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逐渐将各行省融合成为整体。享受太平岁月的居民，尽情挥霍先人遗留的财富和荣光。”[1] 罗马帝国文明给人类历史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意大利的一座小城镇崛起后统治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包括阿斯旺的北部埃及、多瑙河和莱茵河以南的整个欧洲、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等。帝国的西部地区持续统治了六百余年，而东部帝国则在长达一千六百年的时间里长治久安。帝国各地的统治者们，监督着公共建筑和神庙、露天广场和高架渠、公共浴场和大道等的施工建造，为后世留下了宏阔的遗产，令数代后人仰为观止，赞叹不已。 然而，如此规模的帝国文明却丝毫没能提升人类的谋生能力，在人类科学知识和文化尝试的累积方面也是毫无建树。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早期埃及文明、古典希腊文明或公元前500年的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极富开创性，而罗马帝国文明与上述文明在创新方式上并不相同。克罗克斯甚至坚持认为，除了“在技术领域作出了两到三项贡献”，罗马人只在两个领域超越了他们的希腊前辈：首先是在统治实践方面，罗马人缔造了一种足以维系整个帝国的统治结构；其次，罗马人在财产权和继承权方面的“民法”理论，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与罗马刑法不同，希腊刑法依然专横而残暴）。[2]当然，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夸大。因为罗马人的工程技术和建筑水平都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建起的高架桥、圆形剧场、神庙和大道都令人叹为观止。但是，罗马帝国的主要影响和作用还是在于，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早期文明的长处和优势传播到中西欧地区。实际上，罗马人在这一过程中很少添加自己的独创。而且可以说，罗马帝国的根基（也是最终导致帝国崩塌的原因）并未给西方人留下太多真材实料，只有它从其他文明那里借来的功绩留下的回忆而已。 罗马帝国的早期阶段在很多方面都与希腊城邦时期类似，他们采用了希腊的字母体系。最初，它可能就是一个农耕者社会，这个社会通过血族世系而非城邦组织起来（在远古时期，这里的人口就是依照“族缘”和“部落”等血亲形式组织起来），而世系统治阶级（贵族统治）便由此产生。罗马坐落于台伯河入海前的最后一个河湾，占据着战略性地理位置，由南向北、从东往西的贸易路线都要经过这里。由贸易而来的收入（或许是对过往商人收取过路费）极大地增加了农业生产之外的盈余，使一座最初遍布泥浆涂抹而成小木屋的鄙陋村庄，于公元前6世纪晚期发展成为一座繁荣的城镇，“城中到处是木制和砖砌房屋、宏伟的神庙、工程技术高超的排污系统，以及最精美的进口希腊阿提卡花瓶”。[3]曾有一段时期，罗马处于北部伊特鲁里亚人治下，伊特鲁里亚文明较为开化，使用的非印欧语系语言可能源于黑海北部某地。公元前6世纪末（据罗马传统记载为公元前509年），罗马人驱逐了伊特鲁里亚人，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就此拉开了长期军事征讨和扩张的序幕。接下来的四百年间，记录并见证着罗马人走过的各个发展阶段：与其他拉丁语系城邦结盟；将这些拉丁语系城邦并入罗马共和国；征服意大利中部地区的所有城邦；与迦太基进行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伟大战争，争夺意大利南部和原属腓尼基人的北非殖民地；征服意大利北部及希腊；最后则是占领了北部直至莱茵河和多瑙河的整个欧洲，吞并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原属希腊帝国的附属地。 在上述每个阶段的领土扩张中，充当先锋的步兵都在拥有独立土地的自由农民中征得——最初来自罗马城内的农民，继而征兵规模扩展至其他意大利城邦中拥有自由土地的农民，他们也被授予了罗马市民的身份。虽然这些浴血奋战的农民承担了扩张战争的残酷冲击，但是掌握军队及分享胜利果实的阶层却不是他们。与雅典人的国体不同，罗马可绝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罗马共和国与阶级斗争 在早期的罗马共和国，由“贵族”家族世袭的精英阶层，拥有绝对的垄断权。每年选举出来的执政官组成元老院来执行政令，负责制定法律和政令的检察官和民政官同样来自贵族阶层。广大民众拥有名义上选举地方行政官的权利，并在对外作战还是保持和平的问题上拥有决定权。但是，一百九十三票中的九十八票都给予了最高统治阶层，如果他们意见一致的话，那么来自由小农所组成的平民阶层的代表，对任何决定都毫无发言权，而没有财产的罗马人（他们被称为“无产者”）在其中则只占据一票。 占据统治地位的家族，运用其政治控制力，以牺牲农民阶级利益为代价来增加他们已然丰厚的土地，依照有利于贵族阶级的判决，迫使农民负债累累，夺走农民的土地。而且，作为军队的司令官，每次军事胜利之后，贵族阶级都会拿走绝大部分丰硕战果。这一行为导致其余社会阶层怨声载道，并激发出两次阶级斗争的巨大浪潮。 在罗马共和国成立十五年之后，就掀起了第一次阶级斗争的高潮。 古罗马历史学家萨卢斯特对阶级分野如何导致底层民众反叛，作出了形象生动的描述： 贵族阶层对待民众犹如奴隶，拥有对他们施加处决和鞭笞刑罚的权力，将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在这些残酷行为的驱使下、更重要的是在沉重的债务负担压迫下（民众必须上缴税赋并为连年战争服兵役），普通民众奋起反抗，他们武装起来夺取了圣山和阿文廷，设立了维护民众利益的护民官，为自己争取到部分法律权利。[4] 萨卢斯特是在这次冲突发生四百年后才写下了上述关字，有些现代历史学家质疑其描述的准确度。但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民众对抗贵族官员残暴统治的阶级斗争，无疑曾经反复出现。“脱离退出”（集体坐下、拒服兵役的方式）似乎是他们频繁采取的斗争策略，并以此赢得了选举自己的代表担任护民官的权利——护民官的责任就是保护平民免受地方行政官的压迫。[5]护民官之所以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站在地方行政官及其意欲迫害的受害人之间[6]，原因在于他知道平民已经集体起誓，将会私刑杀死任何胆敢威胁护民官的人。[7]他们“面对国家的地方行政官，就像工会代表面对公司董事”，克罗克斯写道[8]，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逐渐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甚至拥有逮捕并监禁国家官员的权力。公元前287年爆发了一次规模巨大的阶级斗争，沉重的税负和兵役令占总人口一半的民众深受其苦，最终终结了贵族的正式统治权，官员的选拔从此开始向平民开放。[9] 狄俄尼索斯和哈利卡纳苏斯等后来的罗马作家曾经褒奖罗马各阶层“在阶级斗争中显现出来的温和和节制，与希腊城邦革命性的嗜血屠杀迥然不同”[10]。不过，罗马平民阶层在胜利中的收获，并不比希腊底层阶级在同样境遇中的所得多，罗马也没有建成一座雅典式的民主共和国花园。就像布伦特指出的那样，只有极少数平民在这次斗争中获取了实质上的好处，提升了官阶。[11]本应施行的由平民大众进行“民主控制的伟大方式”“被证明不过是一种幻想”： 官员集团终于接受了平民阶层。但是通过放弃垄断权，贵族阶层永久地获取了部分权力。由此一个新的贵族阶级诞生了，能够得到其承认的只有极少数平民，而且将会如同过往的贵族阶层一样一直占据社会上的统治地位……旧有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将会再次出现，但是，一旦富有平民的政治热望得到满足，对穷苦平民来说，想要找到能够代表自己说话的人就更加困难了。[12] 领导斗争的领袖与其所领导的民众实际上大为不同，这种状况决非世界历史上最后一次发生。 即便如此，穷苦大众依然能够接受这一安排的重要原因在于，罗马共和国征服了广袤的新土地。有些最贫困的农民可以在新获取的领土上安家立业，从而暂时缓解了生活困境。但是，持续的征服战争很快就使大部分农民陷入更加水深火热的境地。战争中获取的战利品，大多流入了富人的腰包：“国外的巨大财富流向了意大利私人的腰包……其中的主要部分都落入了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之手。”[13]富人将这笔财富中的大部分都用于奢侈消费，另有一部分则用于进一步扩张其手里掌握的土地，从而抬高了土地价格；不仅如此，富人还鼓励放债人驱逐负债累累的农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由于扩张战争的缘故而不得不长期在军中服役，导致他们无法耕种庄稼，为了支付地租和税负，被迫背上沉重的债务。 萨卢斯特对公元前1世纪初期的罗马作出了这样的描述： 少数人手握和平与战争的控制权；他们可以处置财富和土地，拥有行政管理权，享受荣耀和胜利；民众则为服兵役和生存需求所迫；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落入将军和其他少数人手中；与此同时，士兵们的父母或年幼的孩子，却被拥有强权的邻居赶出了家门。[14] 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战争同时还产生了数量巨大的新劳动力群体供富人驱使剥削，作为战俘受到奴役。例如，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就有十五万名战俘被当成奴隶卖掉。[15]大地主能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下奴隶，让他们耕种大庄园，而且这样消耗的成本很低——“加图的奴隶每年只能得到一件及膝长袍和一条毯子，而且还不让他们吃肉”[16]。相比之下，雇用一个需要供养一家子的无地罗马农民，可要比这贵得多，因此，这些无地的罗马农民悲惨地发现，除了一些季节性的暂时工作，他们几乎无法找到任何营生。 到了公元前1世纪，奴隶人口已经增至一个庞大的数字：二百万，而罗马的自由人则不过三百二十五万人。实际上，这一数据还低估了奴隶对经济的重大作用，因为奴隶群体基本上都是成年人，而自由人中还包括许多未成年的孩童。除此之外，每八名成年男性罗马市民中，就有一位在军中服役。[17] 即便说奴隶成了罗马共和国的主要劳动力（或许是唯一的主要劳动力），这也并不意味着大部分罗马市民就能从中受益。奴隶劳动力的出现，导致自由劳动力的衰落和贫困，这一点可以通过罗马在日益走向强盛帝国的同时，自由人口的数字却僵持不动甚至开始下滑中得到证明。布伦特写道：“穷人没有钱结婚，即便结了婚也没有能力抚养孩子。除了避孕节育之外，由于普遍存在的流产和杀婴行为，家庭规模一直受到限制。”[18]很多被穷苦父母拋弃的孩子，最后都出现在奴隶市场中：“令如此众多的意大利人陷入悲苦贫困，这就是大量输入奴隶带来的恶果。”[19]琼斯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大量输入奴隶加快了意大利农民陷入赤贫的速度。”[20]这样的阶级分化孕育了新一波罗马社会内部冲突；与先前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相比，这一轮阶级冲突显得更加激烈和血腥。 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当选护民官。他是一位贵族，对大部分农民日益陷入贫困的社会现状十分担忧，同时也因共和国军事安全方面面临的威胁而坐立难安。提比略·格拉古清晰地看到，作为罗马军队骨干力量的农民阶层，正在缓慢地被大量涌入的奴隶摧毁，与此同时，在西西里岛发生的可怕的奴隶暴乱，更是凸显出以奴隶为主体组织农业耕作这一方式带来的巨大危险：“对于为国作战的穷苦农民的痛苦，虽然他看起来满怀激情并十分真诚地感同身受，但是国家利益或许才是他心中最重要的顾虑；正是为了国家利益，他才牺牲了本阶级的利益。”[21] 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虽然让贫苦农民为之兴奋激动，但却惹怒了富裕的元老院阶层中的主要群体。他的改革措施包括将大地主耕作的大片公共土地分配给穷人。于是乡间的穷人犹如潮水般涌入罗马，支持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提议，在城墙上贴满了关于改革的宣传告示，更一路保驾护航，确保共和国民众大会通过了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方案。面对这样的形势，元老院开始感到恐惧。他们一直等到农民们在收获季节不得不离开罗马回到家乡后才采取了行动。许多元老院成员坚称提比略·格拉古“背叛了宪法”，用棍棒将其击毙。他的追随者也被处决。[22] 然而，镇压根本无法平息穷苦农民心中蔓延的愤懑和不满，十年后，提比略改革的历史再次重演。提比略的弟弟盖尤斯当选护民官，在接下来的三年间控制了罗马政治，得到了农民和一些新贵富有人群（骑士阶层）的支持。元老院的贵族派向支持者分发武器，并从克里特岛征用了三千名雇佣军刺杀盖尤斯，最终杀死了盖尤斯及其三千名追随者。[23]釆用这样的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是罗马元老院一项“光荣”而“文明”的传统。 罗马的穷苦民众敬重格拉古兄弟，将他们视为殉道者，每日到他们的墓前吊唁纪念；而激励两兄弟推进种种改革举措的动力，也的确来自他们能够情真意切地对劳苦大众遭受的困难感同身受。[24]不过，格拉古兄弟改革的核心目标依然是增强罗马国力，提升罗马剥削帝国其他地区的能力。他们似乎隐隐地明白，奴隶制在喂饱了大地主钱袋的同时，也削弱了罗马的经济基础。无论如何，格拉古兄弟解决奴隶问题的方案，绝不是还给他们自由，而且与此同时，他们也决无意在现有宪政体系中将穷苦农民提升到可以压榨他人的上层阶层。实际上，对罗马的城市贫民而言，他们甚至从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中一无收获。因此，元老院只需等待时机，就能以最血腥的方式结果掉格拉古两兄弟。 谋杀了盖尤斯，暂时压制住了穷苦阶层的民众。但是，他们之间水深火热的阶级矛盾却并未解决，这一矛盾在塑造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历史中，以及在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转型的过程中，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这段时期内，统治阶层内部的各个派系展开了血腥残酷的斗争，争夺被征服土地上的政治和财富控制权。贫苦民众的憎恨和元老院精英的穷奢极欲，常常是他们相互攻击的武器。萨卢斯特就生活在这一时期，他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充满了频繁暴乱、党派斗争，甚至最终发展为内战的混乱时期……在此期间，几位有权势者……企图伪装成元老院或人民的统领来统治罗马。”[25] 公元前108年，马略在骑士〖指参加骑兵军团的贵族子弟〗阶层的支持下当选执政官。他“得到工匠和农夫等所有通过双手创造财富的人们的喜爱”[26]。马略推行的进一步重新分配土地的法案，激发了更加残酷的斗争：“暴力升级到新的水平……所有有地位、受尊敬的人们都有全副武装的随从保护”[27]，与此同时，被马略抛弃的同盟萨图尼努斯也被私刑杀死。二十年后，厄运降临到马略的另一个同盟索普斯头上，他曾短暂地统治过罗马，但在苏拉以伟大的元老院贵族家族的名义武装占领罗马后就被杀死；苏拉撤军后，马略的另一个同盟西拿重新控制了罗马，统治意大利达两年时间。西拿迫使元老院按照他的意愿颁行政令，导致罗马的“公共集会广场血流成河”。但他所有的政治承诺都表明“他根本不关心民众的权益”，对民众日益恶化的贫困死境无动于衷。[28]苏拉在贵族的支持下再次杀回罗马，西拿最终死在了自己士兵的刀刃下，苏拉继而对所有反抗者都施以无情的恐怖统治。就连富人阶层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也都深受其苦，因为苏拉公然张贴出了公敌名单——杀死他们就可霸占他们留下的巨额财富——其中包括四十名贵族和一千六百名骑士。[29]最后，公元前64年，苏拉的前心腹喀提林，由于即将破产，于是试图通过刺激并提升民众暴乱的程度来借机重新攫取财富。他与一群苏拉的老兵和支持苏拉的农民上街游行，而这一次则是执政官（和作家）西塞罗采取了决定性行动，他血腥地镇压了暴乱，维持了现有社会秩序，组织了一群富裕阶层的年轻人，逮捕并处决了喀提林阴谋中的主使者。 虽然喀提林叛乱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最后一次在号召穷苦农民拿起武器的基础上发动的暴动，但是贫苦阶层反抗富人的斗争依然在继续。实际上，阶级斗争的范围已经扩张到城市贫民。城市贫民的生活条件已然十分艰辛，生存环境也不安全，充满危险。他们住在一米八到二米一高的集体房屋里，其拥挤程度为现代西方城市居住密度的七八倍，他们的家时常面临崩塌或失火的危险，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等排污系统。很多贫民只能在夏天找到一些在甲板上的季节性临时工作，到了冬天就面临着几近饿死的境地。[30]过去，他们的悲惨生活处境令他们无法加入心怀不满的农民行列，他们常要依靠那些富裕的元老院长老们施舍的小恩小惠过活，因此在发生暴乱时也站在元老院一边。不过，如今这些城市贫民已经开始支持向他们提供赖以为生的谷物的政治家和极富野心的将军们。喀提林叛乱之后的十年间，到处充满了暴力冲突。公元前52年，当曾向穷人免费发送谷物的政治家克洛迪乌斯被杀害后，暴怒的人们焚毁了元老院，当街杀死了富裕的长老。 这就是公元前49年儒略·恺撒带领军队跨越意大利国境线执掌权力时的社会背景。元老院的贵族已经失去了统治帝国的能力，他们不仅对穷人毫无办法，而且对出自贵族家庭野心勃勃的将军们也束手无策，这些将军在征服高卢的过程中杀死并奴役了上百万人民。 在罗马公民之间发生剧烈社会冲突的岁月里，也爆发了古代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奴隶暴动：由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起义。 罗马比希腊见证了更多的奴隶暴乱，这或许是由于罗马奴隶的集中程度更高。例如，前138—前132年，西西里岛就被奴隶暴乱所扫荡。这场暴乱涉及几万名奴隶（其中一部分从事畜牧业，一部分从事农业），但是他们也“得到了本地部分自由民的支持，这些自由民乐于见到富人受罪”。[31]事实上，当奴隶们在田间辛苦耕作时（他们多希望耕种的是自己的土地），这些自由民却在进行劫掠战争。这样的故事在前104—前101年间不断重复上演。 斯巴达克斯起义的规模远远超过过去普通的奴隶起义，极大地危及罗马帝国统治的核心基础。公元前73年，起义最初始于七十四名角斗士逃走。随着时间推移，最后有七万名在罗马军队的不断征战中被俘的奴隶加入起义队伍，起义浪潮从意大利半岛的一端一直蔓延到另一端。一方面，他们威胁着罗马的安全，击败了罗马执政官带领的军队。但另一方面，斯巴达克斯却没有试图占领城市，而是领军长途奔袭到意大利的最南端，试图跨越西西里岛。然而，原本答应提供船只的海盗背叛了斯巴达克斯及其起义军，与此同时，起义军还受到一支罗马军队的阻击和围困，从而阻止了他们的再次北上。部分奴隶军在冲出陷阱和重围的过程中遭到毁灭性打击。斯巴达克斯壮烈牺牲，不过人们从未找到他的尸体[32]，六千名他的部众被钉在十字架上折磨而死。[33]据罗马作家记载，十万名奴隶在这场残酷的暴乱中丧生。[34] 古罗马的暴乱精神，激励了两千年来被压迫阶层的不断反抗。1789—1794年法国革命期间，格拉古兄弟就被尊为极左派的偶像人物。马克思则承认，斯巴达克斯是他最喜爱的历史人物；罗莎·卢森堡于1919年领导德国革命时，德国共产党人自称“斯巴达克同盟”。 但不论是农民起义还是奴隶暴动，都没能打破大地主阶层对罗马帝国的掌控权，究其因，则在于反叛阶层本身。 面对富人阶层的剥削和压榨，农民阶层会奋起反抗，甚至揭竿而起。他们能够聚集在一些富裕的领袖身边，这些人似乎对国家改革酝酿着某些计划。但是，农民阶层却无法达成自己的政治方案，一种除了重新分配土地、取消债务之外重新组织整体社会的政治方案。因为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实在太少，无法维持像罗马帝国这样规模的文明。罗马的剩余价值，要么来自奴隶制，要么来自帝国的外部扩张和劫掠。做着回归以农为主社会的美梦，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显然已无法实现。 城市民众同样没有能力在重组社会的革命中承担起领袖的角色。与小农相比，他们的生产集中度甚至更低。最穷困的城市贫民只能依靠临时的劳作机会赖以为生。其他人则是奢侈品行业中的工匠，只能依靠满足富人的奢侈需求换得口粮。罗马城内拥有许多奴隶，但城市奴隶的生存条件比农业奴隶要优越得多，而且如果他们殷勤侍奉主人，还有望获得自由身份，从而成为城市中所占人口比例极高的自由民。 最后，虽说乡间奴隶生产集中程度较高，但他们发现自己仍然无法超越史诗般英武的叛乱，形成另一种不同社会的理念。这些在田间挥汗如雨的奴隶来自地中海各个地区，彼此讲着听不懂的方言。由于被剥夺了组成家庭的权利，他们也无法将反抗的精神和传统传给下一代。他们在生产中结成联盟的方式（在奴隶主的皮鞭下拖着锁链工作），完全无法为他们提供以不同基础重新组织社会的模式和思想动力。相反，他们梦想着建起新的王国，或者像斯巴达克斯那样从罗马帝国逃往自由的土地。为什么斯巴达克斯抛弃了夺取罗马的良机，依然是历史上最重大的谜题之一。有种解释认为，或许是他无法为重组罗马社会构建一个新的蓝图，同时又不想延续原有的统治秩序。 帝国的停滞与崩塌 暴动、起义、反叛和内战，都没有带来革命性的社会重组，但确实剧烈地改变了社会上层的政治结构——改变了原有的富有地主阶层统治社会的局面。元老院的贵族们不得不依赖将军及其军队威慑穷人安于贫困不得反抗。但最强有力的将军也因此具有了左右元老院的能力。这样一来，罗马的局面就从因社会问题引起的内战，逐渐变为将军们之间的内战：马略和西拿对战苏拉；庞培对战恺撒；恺撒死后，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对战安东尼和恺撒的侄子屋大维；最终则是屋大维对抗安东尼。 最后，无论是原来掌权的富人阶层还是新涌现的富人阶层都感到，允许屋大维（今称奥古斯都）建立起事实上的君主统治，恐怕是重拾稳定政局的唯一选择。奥古斯都能够利用数十年来社会冲突的记忆达成自己的目标。他向富人阶层提供安全保护，同时则向罗马的城市贫民提供廉价乃至免费谷物（这些不过是从被征服的土地上流入帝国的海量战利品和供奉中的极小一部分），作出城市贫民之友的姿态。 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关心的是避免在地方上激起公开叛乱，他们的确对贵族精英牟取暴利的个人行径进行了大力打击。他们还诉诸不时颁布的恐怖镇压法令，打击旧有地主家庭中具有独立思想的富人，继而将财富与名望赐予自己衷心的随从。 旧贵族家庭将这种行径视为对传统价值的一种野蛮践踏。随着恐怖和非理性暴力的不断升级，暴君尼禄和卡利古拉的名字就与军人君主统治紧密相连；而在反抗武断独裁统治的漫长岁月里，涌现出许多反对恺撒和奥古斯都的元老贵族，他们被视为维护人类自由、反抗暴政的伟大斗士。法国大革命初期的领袖们就特意穿着古罗马元老院的宽大长袍，将自己视为布鲁图传统的继承人。然而，实际上，此时帝国权力阶层的改变，最多不过是贵族阶层中的几位放弃了过去对待被征服人群、奴隶和罗马底层人民的野蛮传统。就像赛姆指出的那样，罗马贵族口中谈论的自由，不过是“保护现有由享受权力和财富的……个人维持的统治秩序”。[35] 穷苦人民当然不会将元老院的贵族视为自由的化身。约瑟夫斯在1世纪中期写道，罗马的富人憎恨“暴君”，厌恶自己的“臣民”地位；而穷人则认为皇帝限制了元老院贵族的“贪婪”。[36]穷人们或许会被恺撒及其追随者发放的廉价谷物和蛊惑人心的宣传所误导和迷惑，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有足够的理由憎恨贵族阶层。不管怎样，贵族阶层对那些胆敢站出来争取自己权利的人们（无论这过程有多么犹豫不决）一律屠戮对待。就连一向被视为贵族阶层美德典范的西塞罗，也曾实施过这样的谋杀，并将罗马的穷人称为“尘土和污垢”“挨饿且卑劣的贱民”和“城市的渣滓”；当穷人们流露出暴动倾向时，西塞罗还将他们称为“邪恶的下等人”。[37] 为了实现富人口中所谈的一切“自由”，他们需要一位皇帝的震慑，否则将无法维持帝国的完整，无法将底层穷人禁锢在其原有位置上。在奧古斯都之后，富人阶层时常推翻个人君主。但在推翻君主的个人统治之后，他们并没有选择建立新的共和国，而是再选一位皇帝。[38]事实上，在罗马君主统治的前二百年间，富人阶层的繁荣和发展更胜先前。在这一时期（历史学家常称其为“古罗马早期帝政时期”，区别于后来的罗马帝国时期），东方传来的丝绸、香料和宝石等奢侈品数量极为丰富，大型庄园遍布整个意大利及其周边地区，贵族阶层从中获取了巨额地租。[39] 攫取了丰厚财富的可不仅仅是罗马的富人。地方富人也能从中分得一杯羹，他们日益融入帝国统治阶层：“地方人民比起共和时期要繁荣富裕得多”[40]，虽然“地方农民能否分享帝国不断增长的财富这一点非常令人怀疑”，因为他们上缴税款的比例与富裕的地主一样。[41]伴随着地方富裕阶层新建起安全的环境和其自身财富的不断增长，全帝国范围内的文化得到飞速发展，其基础为共有的宗教信仰（包括皇帝崇拜）、崇拜仪式、语言（西罗马为拉丁语，东罗马为希腊语）和文学等。这一时期的罗马城市处于大规模重建时期，恢弘壮阔的大兴土木从帝国的一边蔓延到另一边，到处建起“献给神明的神庙、剧院、大型露天体育场、圆形剧场、体橾场、浴场、市场、引水渠、喷泉，还有为国家司法部门建造的长方形大会堂和会议厅，以及地方官的办公场所等。城市以它们的建筑为傲，恢弘壮美的建筑彼此交映争辉，铺就了宽阔的大道，随处可见蜿蜒的柱廊，装饰以凯旋门”。[42] 后世的人们将会把这一时期视为罗马帝国的“黄金时期”。吉本这样写道： 如果要求一个人选出世界历史上人类生活得最幸福、发展得最繁荣的时期，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从图密善王之死至康茂德即位这段历史时期：98—180年。[43] 然而，这段借由上层统治阶级采取压制手段才能维持社会稳定的黄金时期，就像之前的罗马共和国时期一样，建立在对农民和奴隶的劫掠及其臣服之上。这样的剥削或许早已合法化。2世纪阿普列乌斯所著的社会讽刺小说《金驴记》中所描画的罗马帝国生活图景，则与吉本笔下大为不同。书中描述了为面包房工作的奴隶的生活状况： 他们周身的皮肤布满了鞭打后的伤痕；覆盖后背的与其说是几块破布补丁，不如说是鞭痕结痂后的硬壳；有些奴隶甚至除了一小片围裙之外身无他物覆盖，而他们身上的每一件衣衫都如此褴褛，以至于从破裂处很容易就能看到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前额上有烙印，头发剃掉一半，脚上的镣铐叮当成响，他们面色灰黄，面容丑陋。[44] 阿普列乌斯讲述道，法律从不曾对“有权有势的地主”迫害他那可怜的穷苦邻居追究责任，这些迫害包括屠宰他的牲畜，偷走他的公牛，踏平他的庄稼，雇用一群暴徒将他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45] 阿普列乌斯讽刺的世界并非一个繁荣而愉悦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危险、不公、折磨、劫掠和谋杀的世界。除了所有文明的虚饰之外，皇帝的伟大权威在古罗马斗兽场的斗兽“竞技”中得到了最具代表性的展现，角斗士在那里互相残杀，囚徒们在那里被野兽撕成碎片。 此时的罗马帝国看上去显得很稳定，但是社会基层的主要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绝大部分国家经济依然仰仗乡间，然而，统治阶级及其创造的文明却都集中在城市：“制造业和贸易在罗马帝国经济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基本行业依然是农业，帝国居民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农民，而且地租也是上层阶级财富的主要来源。”农产品收益是贸易和制造业收益的二十倍之多。[46] 不过，罗马帝国中确有几座城市的贸易或制造业占据主要角色。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其中之一。埃及的谷物通过这里运往意大利，还有海上运来的阿拉伯世界和印度的奢侈品。在这座城市里，有一些行业（玻璃制造业、纺织业及纸莎草制造业）的发展相当迅猛，有些商人因此获取了巨额财富。[47]但大多数城市都是行政机构和统治阶级消费的中心，而非贸易和制造业的中心。出于军事目的修建的道路并不适宜运输较重的货物（这与同时代中国建造的运河和大路不同），因此，通过陆路运输货物极为缓慢，而且耗资不菲。例如，一段四百八十公里的旅途，就将所运小麦的成本翻了倍。因此，长途跋涉的贸易仅限于价格最昂贵的奢侈品；内陆城市的主要供给，只能依靠周边土地及城中小工场的手艺人。 城市寄生于农村经济之上，而非提升生产力的创新来源。居住在城市中的大地主更多是通过对为其耕种的农民加大压迫力度来获取更多地租，而非投资新的生产工具，以及实施促进改善土地生产力的措施等。在某些地区，尤其是在意大利，负责大部分土地生产的奴隶，既没有动力也没有机会去尝试更富生产力和效率的生产方法，虽然他们偶尔也能将帝国其他地方的先进生产知识和技术从一地带到另一地。自耕农提升土地生产力的积极性也不强烈，因为任何提升的产量都可能会以地租形式被地主收走，或者充做赋税上交给国家。所以，尽管生产方式上有时也会有一些改进，但其力度和规模都十分有限。节省人力或劳力的创新发明的推广使用十分缓慢。水车最早出现于公元前25年，但在接下来两个世纪却很少使用，因为对奴隶劳力而言，用驴子甚至人力拉磨要更为容易[48]；这与同一历史时期中国水车的广泛传播形成鲜明对照。 如今，罗马帝国的经济力量一直被规模巨大的奴隶制所损毁，而同样的奴隶制则曾在帝国发展初期起到重要作用。打造了罗马帝国的征服战争已近尾声，因此新奴隶的来源渐渐枯竭，奴隶的价格也日渐昂贵。地主们不得不更加担忧他们的“财产”的生活状况。有些地主转向孕育新一代奴隶。但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为“失去生产能力的”奴隶母亲和孩子提供必备的供给，因此也就削弱了奴隶生产与自由劳动力相比生产成本极低的优势。另一些地主发现，将地产分为小块以高地租租给佃农的方式成本更低，也更容易操作，佃农的生产无须地主监管，而且他们还能承担维持自己家庭的成本。因此，这种方式导致奴隶在生产中的重要性开始大大下滑。 结果就是，富人的奢侈品消费和维持帝国运转的成本依然与从前一样巨大，但在罗马共和国体制下原本由奴隶创造出来的社会盈余却不复存在。统治阶层只能通过加大对农民的压迫来维持以往的生活水准，整个帝国都在重复这种已经摧毁意大利农民阶层的过度剥削。罗马共和国时期，农民家庭需将年产量的十分之一上缴国家，而到6世纪，税负竟然上涨到三分之一[49]；而且除此之外，农民还不得不向地主缴纳地租。 克罗克斯指出，自2世纪晚期以来，罗马帝国各个行省关于“暴乱”（有时包括大规模爆发的农民起义，有时仅限于军队逃兵日益增多的劫掠行径）的历史文献和数据证明，它们使得农民和逃亡奴隶的生活逐渐陷入绝境。从284年直至5世纪中期，高卢和西班牙都爆发了“巴考底帮”（塔拉戈纳、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地区，以及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之间地区的农民团伙）农民起义。 关于这些叛乱的重要性，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确知的是，这些叛乱是逐日累积的穷困不满、愤懑不安的象征，这种情绪在帝国边境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农民，在上缴了赋税和地租之后，所剩根本无力维持家庭生计，因此抛弃土地的情况越来越多。国家不断颁布法律，将农民与土地、或者与特定的地主紧紧地捆绑起来——这种被称为“隶农”的新佃农，其实就是一种农奴。但是，这种压迫性的法律却使这些农民更加不愿支持帝国，不愿卖命反抗“野蛮人”的入侵。 蛮族的入侵越发频繁，规模日渐壮大，迫使罗马帝国不得不耗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应对。罗马皇帝越来越依赖大规模且收费昂贵的雇佣军团：到了4世纪，雇佣军的人数达到了六十五万人。[50]但是，雇佣军的开销使罗马农民背上了更加沉重的负担，带来了更加深刻的不满，逃离土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夺取军事胜利的司令官们利用军权攫取王位的诱惑也越来越强烈。内战削弱了帝国，可以说，是反叛的军队劫掠了罗马帝国本身。 西罗马帝国开始陷入衰落的轮回。武力攫取权力的现象日益频繁地发生，蛮族入侵的狼子野心也越来越大胆。330年，罗马帝国的中心从意大利转移到讲希腊语的城市拜占庭，统治者发现，坐落于拜占庭的权力中心很难控制西罗马帝国，很快彼此竞争的皇帝们就将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分治一方。与此同时，罗马帝国的边缘地带（如大不列颠）则完全脱离了罗马的控制。罗马皇帝试图通过贿赂那些已在帝国边境内定居的“野蛮人”（通常是日耳曼人），来维系对其余地区的统治。但随着蛮族首领的罗马化，他们越发渴望得到统治罗马帝国的权力，而且越来越多地诉诸传统的罗马方式：征服。哥特人的首领阿拉里克率军洗劫了罗马。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夺取了高卢地区。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成为罗马皇帝，西哥特人则在西班牙建起了罗马化的王国。 衰落的恶性循环影响到了每一种生计。战争和内战给农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浩劫。与此同时，贸易也出现了衰退，因为商人们不敢冒险离开城市太远。税负和地租日益以实物而非货币的形式上缴，因为国家不得不通过向生产者直接征税来满足自身及其为数众多政府人员的生存需求。结果造成更进一步的贸易衰退，商人和手工业者阶层的地位日渐衰落。城市开始遭遇供给困境，城镇和乡村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过活。农民面对强大的地主毫无还手之力，这些地主对他们施以直接的政治和军事统治。向地方霸主进贡以换取“保护”，通常是躲避贪婪的外来入侵者侵袭的唯一方法。来自北部和东部的部落民族，如今定居在罗马帝国境内，他们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 简而言之，以奴隶制为基础的西罗马帝国的全国性整合经济，现在已经让位于一种以农奴制为基础的本地化、几乎独立自足的乡村性地方经济。然而，奴隶制并未完全灭绝。有些大型土地使用奴隶劳动力的做法一直延续到约10世纪[51]，那里的地主在城镇衰落的压力下，找到了一种十分高效的收益方法，那就是从耕种者身上尽可能地压榨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但这种方法却不足以继续维持一个文明或一个帝国的根基。无论是6世纪中期查士丁尼一世试图重新统一东罗马和西罗马，还是几近二百五十年之后查理曼大帝创立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些维持帝国往日荣光的尝试都失败了，帝国的架子很快就分崩离析。归根结底，此时的物质基础已经不再强韧，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上层结构。 [1]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罗马帝国衰亡史》（TheDeclineandFalloftheRomanEmpire,London,1920），第1页。[《罗马帝国衰亡史》，上下册，黄宜思、黄雨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克洛克斯，《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第328页。 [3]P.A.布伦特（P.A.Blunt），《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冲突》（SocialConflictsintheRomanRepublic,London,1971），第28页。 [4]萨卢斯特（Sallust），《历史》（TheHistories,Oxford,1992），第一卷，第24页 [5]P.A.布伦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冲突》，第51页。 [6]P.A.布伦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冲突》，第51页。 [7]克洛克斯，《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第334页。 [8]克洛克斯，《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第335页。 [9]P.A.布伦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冲突》，第87页。 [10]P.A.布伦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冲突》，第58页。 [11]P.A.布伦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冲突》，第58页。 [12]P.A.布伦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冲突》，第58页。 [13]阿诺德·琼斯，《罗马共和时期》（TheRomanRepublic,London,1974），第116页。 [14]P.A.布伦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冲突》，第15页。 [15]阿诺德·琼斯，《罗马经济》（TheRomanEconomy），第122页。 [16]P.A.布伦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冲突》，第33页。 [17]P.A.布伦特，《公元前225年至公元14年意大利的人力资源》（ItalianMan-power.225BC-AD14,Oxford,1971）。 [18]同上书，第9页。 [19]同上书，第9页。 [20]P.A.布伦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冲突》，第123页。 [21]同上书，第78页。 [22]具体细节参见P.A.布伦特所著《罗马共和时期的社会冲突》；安德鲁·林托特（AndrewLintott）所写的“政治史”（PoliticalHistory），收入他与约翰·克鲁克（JohnCrook）、伊丽莎白·罗森（ElizabethRawson）主编的《剑桥古代史》（CambridgeAncientHistory,Cambridge,1986），第九卷，第69页。 [23]关于刺杀事件的具体细节参见P.A.布伦特，《罗马共和时期的社会冲突》，第83-92页；安德鲁·林托特，“政治史”，第77-84页。 [24]P.A.布伦特，《罗马共和时期的社会冲突》，第92页 [25]萨卢斯特，《历史》，第一卷，第25页。 [26]P.A.布伦特，《罗马共和时期的社会冲突》，第96页 [27]同上书，第98页。 [28]同上书，第104页。 [29]同上书，第197页。 [30]关于城市贫民恶劣生活条件的论述，参见P.A.布伦特，《罗马共和时期的社会冲突》，第128页 [31]安德鲁·林托特，“罗马帝国”（TheRomanEmpire），收入他与约翰·克鲁克、伊丽莎白·罗森主编的《剑桥古代史》，第九卷，第25-26页。 [32]在柯克·道格拉斯（KirkDouglas）主演的电影《斯巴达克斯》中，对斯巴达克斯的归宿进行了诗意的处理，将其最后的命运定格在悲壮的十字架上。 [33]安德鲁·林托特，“政治史”，第221-223页。 [34]克洛克斯，《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第230页。 [35]同上书，第368页。 [36]同上书，第368页。 [37]同上书，第355页。 [38]在克劳狄一世登上皇位之前，他们没用几个小时就放弃了重建共和国的尝试。 [39]阿德诺·琼斯，《罗马经济》，第124页。 [40]同上书，第127页。 [41]同上书，第127页。 [42]同上书，第24页。 [43]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第89页。 [44]阿普列乌斯（Apuleius），《金驴记》（TheGoldenAss,London,1960），第192页。[《金驴记》，刘黎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45]同上书，第206-208页。 [46]阿诺德·琼斯，《罗马经济》，第36页。 [47]同上书，第39页。 [48]路德维希·莫里茨（LudwigMoritz），《古典时代的谷物碾磨机和面粉》（GrainMillsandFlourinClassicalAntiquity,Oxford,1958）；关于运用水车等提升生产力工具的具体情况，参见该书第131、136、138、143页。 [49]阿诺德·琼斯，《罗马经济》，第83页。 [50]同上书，第129页。 [51]居伊·布瓦（GuyBois），《公元1000年的转变》（TheTransformationoftheYear1000,Manchester,1992）。
第四章希腊城邦国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四章希腊城邦国家 两千五百年前进入繁盛期的第三个伟大文明就是古希腊文明。公元前4世纪晚期，亚历山大大帝以武力凿刻出古希腊帝国的轮廓，大致范围包括从巴尔干半岛地区和尼罗河直抵印度河的辽阔地域，此时摩揭陀国王开始统治整个印度次大陆，秦始皇则已在中国大陆开创了新的帝国。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间，在雅典和希腊化的亚历山大城兴起的思想观念对地中海和欧洲思想产生的深远冲击，就好比摩揭陀思想对印度的影响，或者是孔孟之道对中国的影响。 然而，在公元前9世纪居住在希腊沿地中海区域村落和岛屿上的人们，与欧亚大陆或非洲其他任何地方的农业居民一样，并没有太大区别。迈锡尼文明过往的荣光几乎被人们遗忘，或许只徒留几则模糊不明的神话传说，那雄壮的宫殿堡垒也土崩瓦解，堕入了历史的尘埃。各个村落彼此隔绝，也与亚洲大陆和埃及的文明断绝往来。这里的人们并不开化，制造手工艺品的技艺非常初级，具象艺术基本不存在，生存条件极为艰苦，经常发生饥荒。[1] 将这些居民融入一个新文明的力量，与在印度北部和中国北部发生作用的伟大力量十分相似：冶铁知识和技艺缓慢而稳定地传播、农业新技术的发明、贸易规模的壮大和范围的扩张、古老手工技艺的再度发掘、学习和掌握新知识，以及制定字母表。自公元前7世纪开始，希腊出现了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事实上，所有人口的生活水平都有明显改善”[2]。到了公元前6世纪，这些改变带来了城邦国家的兴起，它们能够创造雅典卫城这般恢弘巍峨的伟大建筑群落，能够在各个城邦国家的联合努力下，击退波斯帝国规模惊人的军队铁蹄的入侵。不过，希腊城邦国家此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所处的环境，与中国的情况相比，在两个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与印度的情况相比，也有一点迥然不同。 与中国和印度的居民相比，定居希腊沿海的人们，很快就与其他文明建立起更加直接的联系。数个世纪以来，腓尼基水手一直沿着地中海海岸线进行贸易活动，获取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帝国境内流传的先进技术和知识。因而，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希腊城邦与中东地区承前继后的帝国之间，通过贸易达成了直接而持久的深入交流，包括中东帝国军队雇用希腊雇佣兵，允许被驱逐的流亡希腊人居住在帝国城市中等。这样的深入接触，极大地推动了希腊文明的发展。例如，希腊字母表就直接源于腓尼基人的“闪族字迹”。 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都兴起于土地肥沃的河谷和平原地带，一旦茂密的林地得到有效清理，极佳的自然条件就会带来农业的繁荣发展。相比而言，希腊农业的发展则不得不受到周边群山环绕地形的极大限制。从公元前8世纪早期起，由于采用了新技术，希腊的农业生产才开始有了盈余。但是，一旦超过某种限度，如果没有如同印度或中国那样及时调整生产方式，这种农业发展很快就会干涸枯竭。 土地匮乏迫使种植者将目光移向大海，并沿着地中海沿岸向土地更加肥沃的海岸地带深入：在爱琴海和爱奥尼亚岛屿、环绕黑海和小亚细亚、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甚至到了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海岸线。移民的广泛蔓延，带来了贸易规模的扩张，反过来也鼓励了家乡手工技艺的发展，例如，雅典的陶器很快就出现在地中海各个地区。到了公元前6世纪，与世隔绝的农业和渔业群落开始发展成为新型的城邦国家联盟，彼此交战，同时也因贸易而彼此紧密联合，通过共同的字母表、可以彼此沟通交流的方言、相似的宗教实践活动和联合举行的节日（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建立起新型联盟。 土地生产力相对低下，还产生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副作用。在喂饱一户农夫家庭及其子女之后，所剩的粮食盈余微乎其微。但是，通过利用没有后代的成年人在田间劳作（后来他们还被广泛应用在开发矿产和需要施展手工艺的大型建筑上），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生产盈余。战争中俘获的战俘，正好可以提供这种珍贵的劳动力。[3]与剥削其他人群相比，奴役战俘是一种廉价办法：在公充前5世纪末的雅典，一名奴隶的价格还不到一名自由手艺人一年工作酬劳的一半。[4] 在此前那些更加古老的文明中，奴隶制早已存在相当长时间。但是，奴隶制原本对生产盈余并未发挥多大作用，大多数奴隶都被集中用来为统治者提供私人服务，与此同时，农业和手工业则被留给半自由的城市居民。此时在希腊，奴隶制成为获得生产盈余的主要手段（其规模在罗马很快将会发展得更大）。 重要的是，最主要的希腊城邦国家斯巴达（它的确依靠剥削农奴般的农民而立国），坐落于土地相对肥沃的内陆地区。[5]这里的统治阶级是不参与农业或手工业劳动的全权公民，他们依靠“赫洛特”（斯巴达的奴隶）奉献的贡品维生。但这里的统治阶级也推崇朴素甚至艰苦的生活方式，这或许暗示斯巴达人也意识到了获取盈余方式的局限性。[6]这种例外情况似乎证明了其他希腊城邦国家的规则。 有时人们认为，奴隶制不可能是这些城邦国家的中心制度，因为奴隶的人口数量根本无法占据总人口的大多数。[7]但是，克罗克斯在其卓越的研究著作《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指出，奴隶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比重，甚至是他们的劳动贡献占社会总产量的比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奴隶劳动对于产生盈余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没有奴隶的劳动，统治阶级就无法享受游手好闲的闲逸生活，就没有作家和诗人能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也就更无法建造雅典卫城那样的建筑奇迹。统治阶级主要依靠奴隶来维持对耕地的控制权，这种依赖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希腊的古典作家和哲学家将对奴隶的所有权视为文明生活的核心部分。因此，亚里士多德将主人与奴隶归并到一起，视为家庭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丈夫与妻子、父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一样；而神话中科林斯国王波吕波斯则宣称，奴隶和家畜都是一个人生活的必需品。[8] 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迥然不同，希腊历史并未浸泡在奴隶暴动的鲜血中。这是因为希腊人和后来的罗马人采纳的奴隶制，使身处其中的奴隶很难组织起来反抗他们的剥削者。大部分奴隶都是在席卷地中海、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甚至俄罗斯南部广阔地域的战争中俘获的战俘。[9]这些战俘被驱赶至奴隶市场，有意被混杂在一起，因此共同居住和劳作的奴隶通常来自不同的文化，说着不同的语言，只能非常困难地通过主人所讲的希腊语进行交流。主人通常也依靠其他希腊人来惩戒叛乱的奴隶，追捕逃走的奴隶。因此，即便伯罗奔尼撒半岛上麦西尼亚的斯巴达“赫洛特”农奴能够组织起来，高举起义大旗并最终得到自由，但是身处希腊的奴隶却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大多数情况下，奴隶对其所受剥削的反抗，通常只是以消极憎恨的形式表现出来。奴隶心中的愤懑和怨恨，是影响希腊历史及随后罗马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意味着，直接创造价值的生产者对改善生产技术或者提高产量和品质毫无兴趣，因此也就抑制了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和改善。而且，将奴隶禁锢在其所处位置上这一需求，也是政治家或统治者作出其他决定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但是，奴隶能够真正代表自己来干预历史进程的情况，的确十分罕见。 无论如何，在古希腊阶级社会的历史中，另一种不同的阶级斗争的确占据了主要舞台。那就是富裕地主与小农场主和工匠之间的斗争，也即，以数量相对庞大的奴隶来耕种土地、自己完全脱离任何手工劳作的富裕地主，与有时会拥有一两名奴隶但是也会亲自在田地间及工场里与奴隶一同劳作的农场主和手工匠之间的斗争。 希腊城邦国家刚刚兴起的时候，依然带有过往浓重的痕迹。国王来自传统的族长家族，血亲纽带在决定人们彼此之间的义务和责任、规范彼此之间的行为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社会依然依靠权力和责任的传统观念来维系，而非凭借正式法律。通过贸易扩张和奴隶制增长而致富的地主，越来越有力地挑战着原有的社会行为方式。他们一方面憎恨旧有统治阶级家庭拥有的特权，另一方面也厌恶他们对穷人承担的传统责任。这是“一个精英之间激烈冲突的世界……他们穷极每一个机会，为了边境互相厮杀，为了遗产你争我夺，在葬礼上上演你死我活的斗争”[10]。 在许多城邦国家，最后的结果便是废黜国王，建立起寡头政治——富人阶层统治的共和国。通过这种全新的方式，新登上历史舞台的富裕阶层，借助他们的地位，不仅解除了旧日统治阶层的权力，还向低于自己的阶层压榨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生产盈余）。 他们向小地主征税，用以支付城邦的开销（如维持海军等），不过都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收成欠佳的情况发生颇为频繁，这就意味着许多农民在支付了赋税后，只能通过向富人举债度日，而这些富人最终则会以此为借口侵吞农民的土地，有时甚至连他们的人也会夺取过来，成为所谓的“契约奴隶”。寡头掌控的法庭，只会乐于作出不利于穷人的判决。 不过，寡头共和国的根基很快就被撼动，因为范围广泛的普通公民在这样的制度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来自上层社会的满怀野心之辈，懂得利用人民的疾苦攫取政治权力，最终成为“僭主”。僭主通过各种形式的改革来动摇和推翻富人阶层的统治，在某种程度上也帮助了大多数公民渡过难关。但是，他们不愿也不可能终结阶级分野。 在一些城邦国家，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雅典，来自下层阶级的压力，甚至导致发生了更加激烈的变革：以“民主”来取代寡头政体和僭主。“民主”一词就其字面意义来说是指由“人民实施统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民主中的主体从不包括所有人民，因为它排除了奴隶、女性和非公民居民：“外邦人”，很多外邦人都是贸易者和手工匠。民主也并未挑战财产和奴隶集中在富裕阶层手中的现实。这一点并不让人奇怪，因为“民主”力量的领袖通常都是持有不同政见的富裕地主，通过诉诸大众的些许要求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但这的确给予了比较贫困的公民力量，用以保护自己、抵抗富人的强取豪夺。 因此，自梭伦时代（公元前594年）开始，雅典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制定法律的权力隶属向所有公民敞开大门的集会，法官和低级别官员都通过抽签来决定人选。 这样的权力限制令上层阶级大为光火——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文学和哲学作品中发现这种厌恶且恼火态度的反映。这些作品声称，民主就是暴徒统治，有闲阶级的成员向下级阶层交出权力体现了不道德的个人野心家的主张（因此有了“蛊惑民心的政客”/“煽动家”一词），而未来的唯一希望就在于打碎民众控制的枷锁。这就是雅典剧作家阿里斯多芬的戏剧和柏拉图的政治作品的基调，或许也是苏格拉底及其追随者的信念[11]。 上层阶级可不会仅在言辞上表达愤怒这么简单。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分阶段武装攫取权力，来上一场彻底的反革命；如有必要，他们还会毫不犹豫地杀掉那些阻挡他们前行的绊脚石。他们之所以敢于进行这样的尝试，原因在于其所拥有的财富给予了他们军事力量，而普通公民则并无这方面的优势。希腊军队中的核心军事单元是“重装步兵”，他们都是拥有大面积土地的地主，因此拥有足够的财富支付必备的重装盔甲和武器。所以，许多希腊城邦的历史都是连绵不断的斗争史，通常的结局都是更加富裕的地主成功地推翻了民主统治。某种程度上，雅典是一个例外，那里的民主竟然持续存活了近二百年。这是由于雅典城邦极度依赖贸易，使得雅典海军在社会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而海军则一直由较为贫穷的公民统帅。就连憎恨民主制度的富人，也常常感到不得不对比较穷困的公民进行安抚才行。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被斯巴达击败后，先后两次建立起寡头统治，不过两者都非常短命。 公元前5世纪末期发生的这场历时三十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与许多城邦国家内部基于民主制度之上的阶级斗争交织缠绕。这场战争因斯巴达与雅典争夺对其他城邦国家的统领权而引起。斯巴达建立了伯罗奔尼撒城邦联盟（位于希腊大陆南部）以保卫边境，保证所属“赫洛特”的服从。雅典则依赖海上贸易路线，与沿海城镇和岛屿建立联盟，定期向联盟成员索取贡奉，以此协助支持国家财政开支，尤其是维持海军开销。但是，这场战争的后果，远远超越了哪个联盟最后能够主宰希腊。这场战争同时也为应当如何组织社会的各种理念提供了激烈竞争的舞台。在雅典及其同盟国内，上层阶级中有许多人至少部分地欢迎将斯巴达赢得这场战争视为颠覆民主的一个借口。对一些人来说，斯巴达成为他们反革命热望的聚焦目标，成为得到特权的少数人如何剥夺其他所有人的所有权利的一个范例[12]，与1930年代法西斯意大利及其后纳粹德国对统治阶层的切分非常相似。 社会动荡和阶级间的紧张情绪，是这两三百年希腊文明的典型特征，在此期间，希腊文学、科学和哲学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伟大成就。在这一阶段，人们发现不得不质疑旧有的一切确定事物。诗歌的力量归功于荷马（事实上，约在公元前700年，口口相授的传奇第一次被文字记录下来），来自于那些在动荡社会中极力挣扎的人们，写下了他们与命运抗争并妥协的故事。埃斯库罗斯悲剧中的张力，来自角色无法应对和解决互相冲突碰撞的道德准则，反映了新旧社会不同的思想方式。互相竞争的古典希腊哲学学派崛起，思想家们试图找到抵达真理的客观基础、人类生活的目标，以及人类行为的准则。“智者派”和“怀疑派”得出结论，“所有的一切都是可能的”将会依次击倒每个论点。柏拉图认为，由于每个论点都会被相继击倒（这一过程被称为辩证法），真理必须依靠人类直接经验之外的领域才能达成，而且只有哲学精英才能进入真理领域，他们将会以全权主义的方式来管理社会。亚里士多德在研究了柏拉图的思想后提出了反对意见，他重视人类对存在的物质和世界的实证主义知识，也认为世界由水、火、气、土四种基本物质组成。德谟克利特于公元前5世纪、伊壁鸠鲁于公元前4世纪末则发展出了唯物主义世界观，认为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组成的。 希腊城邦国家并不受美索不达米亚、亚述或波斯帝国那样庞大混乱的官僚体制的桎梏，社会发展活力充沛，故在投入战争时能比其他古老帝国争取更多活跃且忠诚的民众参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希腊城邦国家能够联合起来，于公元前5世纪早期抵挡住外来入侵的大军。一百五十年后，同样的情况令北部希腊化的马其顿帝国军队横扫天下，凯旋的战果中不仅包含诸多希腊城邦国家，而且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统帅下，还征服了埃及和中东两个古老的帝国。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帝国分崩离析，但是讲希腊语的王朝依然屹立不倒，统治着暗潮涌动的埃及和中东帝国。希腊在科学和哲学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来自这些地区古老文明的长久累积），如今更加繁荣起来。在希腊化的埃及城市亚历山大城，科学、数学和哲学的希腊学派又一次达到兴盛的巅峰。约在公元前300年，欧几里得系统地阐述了几何学的基本定理。不久之后，厄拉多塞就计算出地球的直径为2.4万英里。约在公元前150年，希帕克斯发明了计算距离的三角学，并凭此计算出了相对准确的月球与地球之间的距离。三百年后，托勒密在希帕克斯的思想上，发展出了恒星与行星的运动模式。虽然行星和恒星围绕着地球运行，但是托勒密研究出的模式却能合理准确地计算出它们的运行轨迹。总而言之，亚历山大城的科学和数学发展，为其后印度、中国及7-12世纪阿拉伯世界中科学和数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亚历山大城卓越的成绩，却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不为欧洲所知。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大帝创建的帝国在地中海地区的遗存，很快就被吸收到新帝国中：一个由罗马统治者掌控的新帝国。 [1]对生存条件的整体考察，参见罗宾·奥斯本（RobinOsborne），《希腊的形成，前1200-前479年》（GreeceintheMaking,1200-479BC,London,1996），第17-37页。 [2]德·斯蒂·克洛克斯（DeSteCroix），《古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intheAncientGreekWorld,London,1983），第293页。 [3]罗宾·奥斯本，《希腊的形成，前1200-前479年》，第67页。奥斯本在这里解释了此时希腊奴隶制的缘起和发展，虽然他并没有使用“盈余”（surplus）一词。德·斯蒂·克洛克斯认为，在希腊文明中，对统治阶级来说，奴隶可以比农奴或获得自由的劳动力带来更多“利润”；参见其所著《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第226-231页。相比之下，埃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MeiksinsWood）甚至根本没有讨论希腊文明的物质环境，因此也未提及希腊文明中奴隶制扎根的物质条件；参见其所著《农民公民和奴隶：雅典民主的基础》（Peasant-CitizenandSlave:TheFoundationsofAthenianDemocracy,London,1988）。这种典型的唯物主义缺乏，是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及其他学者倡导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性特征。 [4]克洛克斯，《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第227页。 [5]克洛克斯认为，塞萨利（又译色萨利）的主要劳动力也是农奴，而非奴隶；克里特岛似乎也存在农奴制。参见克洛克斯所著《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第150页。 [6]普鲁塔克《名人传》中关于莱库古（Lycurgus）的一章记载了斯巴达人亲述的生活方式。实际上，简单朴素的生活很可能只是一种思想意识，而非现实，尤其是在后期的斯巴达社会生活中。参见阿诺德·琼斯（ArnoldHughMartinJones）所著《斯巴达》（Sparta,Oxford,1967）。 [7]阿诺德·琼斯，《雅典民主》（TheAthenianDemocracy,Oxford,1957）。 [8]克洛克斯，《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第140-141页。 [9]克洛克斯指出，根据前201年至前153年的记载，只有13%的奴隶出自家庭豢养。 [10]罗宾·奥斯本，《希腊的形成，公元前1200年-前479年》，第233页。 [11]参见克洛克斯在其所著的《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TheOriginsofthePeloponnesianWar,London,1972）两书中的相关评论。关于详细论述苏格拉底在这一方面的思想，参见伊西多·斯通（IsidorStone）所著《苏格拉底的审判》（TheTrialofSocrates,London,1997）。[斯通，《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12]这一观点在克洛克斯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一书中有详尽阐述。
第三章最初的中华帝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三章最初的中华帝国 传统欧洲历史学家认为，世界历史始于中东地区，继而从希腊和罗马文明走向西欧文明。但在中国北方土地上崛起的文明超越了所有欧洲文明，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走过了两千年的漫长历史，并奉献出人类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和发明。 公元前221年，统一的秦帝国屹立在中国的土地上，它治下的子民比罗马帝国治下的人口更多。秦帝国境内拥有六千八百公里长的道路（罗马帝国境内的道路总长为近六千公里），道路的宽度经过统一设计，以方便战车和标准轴长的运输车通过。秦帝国还投入三十万人力筑造了绵延三千公里的长城[1]，组织了最多时达到七十万人力来兴建秦始皇的陵墓，更仿造真人大小打造陪葬的兵马俑军队。秦帝国开凿运河，连通主要河流，缔造了四通八达的内河水路，这是世界上其他文明所无可匹敌的。 经过数百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秦帝国是中华文明攀上巅峰的表现。在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几乎同一时间，这里的人们开始转向农业生产：北方的人们开始种植谷物，驯养猪狗；生活在长江以南地区的人们则掌握了完全不同的技术，学会了种植稻米和驯养水牛。 公元前2000年后，使用新石器时代技术的人们建立了城市和国家。到了公元前17世纪末，人们开始学着在冶炼铜矿石时加入锡和铅，从而生产出青铜。贵族武士使用青铜打造的武器开疆扩土，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河畔缔造了商王朝。商王朝似乎由融合了军事、祭祀和行政功能等角色于一身的贵族来统治。这是一个等级社会，贵族死去时经常用仆人殉葬，但是私有财产在这一阶段似乎还未发展起来。[2]从公元前11世纪的周王朝开始，周王将土地和权力分封给一百多个属地诸侯，被后人称为“分封制”（与中世纪欧洲类似）[3]，不过有些历史学家表示，周王朝的分封制只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社会”，而非标准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因为相关史料记载表明，此时的农业组织并不以农民个人的土地为基础。而且，周王朝的立法管制着“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不仅仅是他们的劳作，还包括他们的“婚姻、节庆和聚会”等。[4]每年行政部门都会通告农民应当种植什么庄稼，何时播种，以及何时收获。农民可能会被命令离开冬季的家，投入土地的劳作；抑或无须在田间忙碌，而是待在家中。[5]不过，无论如何，周王朝的历史都充满了诸侯之间连年不断的混战。 经过数百年的战乱，大量诸侯小国逐渐合并为几个大国，因为此时技术的发展已能使各国更加高效地发动战争。战车的数量不断增加，围城的新战术层出不穷，精良的剑弩使被征入伍的农民步兵第一次面对冲过来的战车也能稳稳地站立。反过来，这样的战争也刺激了统治者进一步发展军事应用技术的决心。公元前4世纪和前3世纪（战国时代），这些统治者在北方平原和河谷开辟耕地，排干沼泽地带，建起并大力推广灌溉系统，这些举措的规模通常都很大。冶铁业也飞速发展起来，其组织规模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无可匹敌，铸铁工具和武器得到大量生产，不仅包括刀剑、匕首，还包括“锹、锄、镰、犁、斧和凿”。[6] 新的农业方法：实行以牛牵引的深犁为基础的密集农业耕种；应用动物和人类的粪便作为肥料；种植小麦、大豆和谷子；栽培豆类作物以恢复地力；逐渐掌握了每年播种的最佳时机，促进了农业产量的增长。[7]社会生产盈余的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写道：“〔中国〕战国时代是人类技术革新史上最丰富的时期之一”，“大规模商业发展起来，涉及大众消费品（布料、粮食、食盐）、金属、木材、毛皮等。富贾巨商将这类贸易与开办大型手工工场（尤其是矿山与铸铁工厂）结合起来，雇用大量工匠与商业代理人，配备名副其实的内河船队与马车商队……大工商主已构成社会集团，以其捐税活动令国家大大富裕起来……各国京都……愈来愈成为大型商业与手工业中心……事实上公元前3世纪时的战争，其目标往往是夺取这类大型经济中心。”[8] 但是，统治者要想打破旧贵族手中的权力，就必须成功地釆纳新的生产方法。“与农业技术革新平行发展的是……社会经济上的变化”和“在一些国家内进行的各种方式的政治改革尝试”。[9] 秦国能够最终吞并其他六国的原因在于，它最为系统化地实施了上述新生产方式带来的变化。这一切的实现，得益于以武士和官员组成的新中央集权政府，粉碎了旧有的贵族体制。作为秦朝社会基础单元的个体农民家庭，在此期间担当了农业生产中的核心角色，新政权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直接向国家而非地方贵族上缴赋税和服劳役。“正是小农形成的新兴生产力，支持了新政权的建立。”[10] 这是一次社会革命，一次新生剥削阶级从上而下取代旧有剥削阶级的权力交接。这场革命通过军队的武力推进，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史料记载表明（或许有些夸张）：前364—前234年这一百五十年间，死于战乱的人数达到148.9万人。[11]在秦帝国建立前的最后几年中，“史书中写满了千篇一律的军事战役和胜利，别无其他”，其中一场胜利据称砍下了十万人的头颅。[12]与帝国崛起相伴的是，不少于十二万旧有“豪强”家族的倾覆。[13] 这种剧烈转变绝非仅由几位统治者指挥强大的军队就能达成。技术和农业上的革新，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而这些则是统治者无法控制通常也不愿发生的事情。 随着农民积累的生产盈余不断增长，统治者（无论新君还是旧主）的欲望也在不断膨胀，他们想要更加奢华的物品、金属武器、马匹、战车，以及为军队配备更好的弓箭和装备。与此同时，农民也需要持续的农耕工具供应。所有这些需求，只能通过规模日益壮大的手工艺人施展他们自己钻研的新技术来实现，还需要商人在各个诸侯国为供需双方穿针引线、行商走贾。统一的度量衡及货币也慢慢流通起来，从而进一步鼓励了贸易的繁荣。 公元前250年，当最有实力的富商成为未来秦皇的心腹大臣时，商人的影响力得到了明确的展现，他被赐予包含十万户的广袤土地，更有三千谋士前呼后拥，为他出谋划策。[14] 许倬云的观点甚至更加激进：“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动乱年代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可能性，即发展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生活，而不是一种以农村为基础的经济。当时，庞大繁荣的市场中心四处可见，赚钱盈利和契约互惠的市井心态也盛极一时。”[15] 对中国史研究颇有建树的德裔美籍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1930年代的他依然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与两千年后欧洲封建主义的晚期阶段十分相似。[16]中国本可以从商业“资本主义”，发展为主要以市场性的雇佣劳动生产为基础的新社会形态。然而，实际上的中国历史发展，陷入了国家官僚体系的掌控之下，官僚体系成功地从商人和旧贵族手中夺走了社会剩余价值，将其集中在自己手中。商人为了反抗贵族压迫而支持国家，但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胜利果实被官僚机构夺走。 毫无疑问，不仅在秦帝国时期，就是在承接秦朝的大汉帝国（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时期，国家政权也在持续不断地打击商人阶层。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就曾发布政令，“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17]。国家掌握了两大核心行业：盐与冶铁，就像汉代文献中记载的那样，以保证“〖帝国〗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18]。与农业相比，行商需要向国家上缴更高的赋税，想要逃税的商人财产将被无情地没收充公。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在汉武帝统治的五十四年间，“国家政权强行掠夺了商人的财产。为了生存，商人经常不得不与官僚甚至朝廷建立关系。”[19]对商人的打击经常以保护农民作为虚伪的借口。这一时期的许多历史记载都抱怨商业和手工业摧毁了农业，造成频繁的饥荒和乡村暴乱，与此同时又给予商人威胁国家的武器。这反过来也令贫苦阶层变得愈发危险。公元9年，新朝皇帝王莽作出论断：“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20] 不同剥削阶层彼此倾轧谋求权力的这数百年，也见证了社会思想的空前活跃。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看待世界的方式各有不同。彼此竞争的哲学和宗教学派，作为不同社会群体的代表，纷纷涌现出来，试图对发生在身边的变化作出合理的解释。孔子（生于公元前6世纪）及其后继者孟子（公元前4世纪）倡导尊重传统和礼仪，同时注重自身的诚实修养与自我控制。在中国历史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中，孔孟思想成为开明政府推崇的传统思想意识，推动社会沿着传统道路发展下去，求得安稳舒适的民生。然而，在孟子那个时代，这种思想也意味着对贪婪王公的批判和否定。在批判现实这一点上，墨子的思想更加深入，他活跃在孔子去世六十年后。墨子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学派，试图通过官方努力，在普遍勤俭节约的基础上建立起人人平等的社会，反对自私自利、奢侈浪费和战争。相比之下，后来发展成为道教的思潮，则宣扬个人的救赎并非源于集体行动，而是需要修习技艺，帮助个体从繁乱的世界中全身而退，进而最终掌握它。在中国历史后来的发展演进中，各种版本的儒教、道教与佛教，激烈地争夺着人们的信仰；各种平等主义流派也反复频繁出现，表达穷人的悲苦。 但在公元前最后这几个世纪的思想混战中，取得暂时性胜利的却是法家思想。法家思想将重心放在国家力量和官僚机构的功能之上。它坚持认为，国家官员只应关心国家法律是否得到有效施行，而不应为孔孟之道追随者口中的个人道德而分心。 法家思想将国家官僚体系视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体现。这一点与商人的想法相符，商人注重理性的计算，惧怕武断的政治决定——因为那将会扰乱他们赚钱的脚步。法家思想的信条得到广泛推广，例如在某些流传的赞歌中，就将官员和国家法令视为保护整体社会的重要卫士。 统治者并不仅仅依靠思想劝导来使民众接受他们的极权世界观。他们还竭尽全力使民众别无选择。秦始皇焚书坑儒（书本就是旧传统的象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21] 最初，膨胀的国家权力并未阻挡贸易与手工业生产的持续发展。事实上，商人们从政府的诸多举措中还受益匪浅，例如，修建道路和运河，拓展国土直至中国南方、中亚、中印半岛及朝鲜半岛等。除此之外，此时的中国还实现了更加重要的技术进步：2世纪，中国人学会了炼钢（比钢铁出现在欧洲要早了一千五百年）；发明了世界历史上第一座水车；到了3世纪，独轮手推车得到普遍应用，可以使人们搬运达到自身体重两倍的货物（西欧于一千年后才开始使用独轮手推车）。但是，商人阶层的独立性却被大大削弱。商人无法集中力量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权力中心，就像中世纪晚期欧洲城市中的商贾那样。相反，他们日益依附于国家官僚体制。 虽然国家采取了打击商人阶层的措施，但是农民的命运也并未得到改善。国家沉重的赋税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压力，丰年时还能勉强糊口，饥年时就难免挨饿。生活永远充满了看不到尽头的苦工劳作。中国北方平原的耕地，要求农民在播种和收获之间持续不断地照料庄稼：避免土地干旱，铲除杂草，或者防止病虫害侵袭等。[22]然而，最终辛苦收获的成果中，却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都要交到他人手中。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所有所谓的帝国奇观：长城、运河、帝王陵墓及宫殿，都饱含着数百万小时的辛苦劳作，都是以无情地剥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为代价。秦始皇相信术士所言，远离人群就可长生不老，“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有言其处者，罪死。”[23]有一次，秦始皇发觉在他的随从中有一名告密者，由于无从知晓是哪一个，他竟然杀死了所有四百六十名随从。[24] 无论是劳力上还是生命上的浪费，势必都要以维持对农民的高压政策为代价。古代中国的农民暴乱层出不穷。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印度或古罗马的历史中，都很少提及下级阶层反抗统治者的暴乱，而这在古代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却是一再上演。 就是这样的一次暴乱诱发了秦王朝的覆灭。故事源自从前是雇农的陈胜，他带领九百名戍卒前往戍边。由于被大雨所阻，不能如期抵达目的地，情急之下，陈胜喊道：“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起义很快便席卷全国，“演变成了广泛的杀戮”[25]，皇廷掀起了轩然大波，皇帝的主要谋臣被诛杀，秦二世最终也被暗杀。经过四年的动乱，其中一位起义首领最终攻进首都夺取了皇权，建立了新的大汉王朝。 广大民众在这场起义暴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他们却并未从中获取分毫利益。新的大汉帝国与前朝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随着时间的流逝，汉王朝不久就也开始面临着愤怒的农民起义。公元17年，洪水冲垮了黄河下游的堤防，受灾的饥民在号称“吕母”的巫女领导下，举起了起义的大旗。由于起义者均涂抹脸庞，染红眉毛，故得名“赤眉军”。“赤眉军”的起义领袖在两个地区建立起了独立的王国。 这样的农民起义为日后历史上不断揭竿而起的农民暴动提供了参考模式。帝国税收与地主的强取豪夺迫使农民不得不反。叛乱者征服了整个地区，攻占了地区都城，甚至危及帝国都城，此后更有许多不得朝廷重用的帝国军队将领、政府官员和一些地主也加入起义军行列。成功的起义拥立了新的皇帝，建立起新的王朝，然而新朝剥削农民大众的力度，却是与旧朝一样严苛。 这绝非个别统治者腐败堕落之故。农民无法建立起一种持久的中央集权体系，以实施并达成农民阶层自己的社会目标。农民以田地维生，为了维持生计，他们无法长久离开自家的耕地。离开田地的人们则不再是农民，他们依靠抢劫或受贿维生，雇主很容易就能对他们施加影响。那些依然坚守土地的农民，或许还在梦想着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没有辛劳、困苦和饥荒的世界。但在耕地灌溉和防治洪水、提供铁制工具，以及获取他们无法自己生产的其他物品等事务上，他们不得不依靠国家行政官员。在他们设想的世界中，行政官员的行为举止要比现实中更亲善，地主也不会极力榨取他们。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无法想象一个由自己主宰的完全不同的社会。 然而，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逐渐削弱了大汉帝国。大汉帝国的存在时间，与西欧现代史的时间一样绵长。但是，汉朝越来越难以控制各地崛起的大地主。除了变本加厉地压榨农民，政府再无他法筹措维持帝国运转的各项资源。因此，间歇性的农民暴动时有发生。184年，爆发了带有宗教救世色彩的“黄巾起义”。“黄巾起义”的领袖是太平道的创始人张角，他聚集了三十六万人的起义军。汉朝派去绞杀叛军的将军们很快就自相残杀起来，致使时局变得更加动荡混乱。 在此过程中，都城被焚烧，全国上下都遭到劫掠，商贸路线被截断，城市中心迅速衰落，这些情况又进一步扰乱了乡间的生活。彼此竞争的地主们很快便各自占据一方土地，将区域内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紧紧攥在手中，经营田产，接管组织农民劳工以维护运河、大坝和灌溉工程，开始补征由于连年战乱未上缴的国家赋税（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26]在新的经济安排下，农民继续在土地上耕作，许多手工业行当也得以继续发展。不过，发展的目标只在于纯粹满足地方所需，因此很难达到真正繁荣。长期的技术进步就此停滞下来，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中，中华帝国的发展步伐也相对缓慢，而其周边小国则在此期间走向了繁盛。 某种程度上，这一时期的中国与5世纪的印度及大约同时代崩塌的西罗马帝国颇有相似之处。但它们之间又存在本质上的重要差异。中华文明的连贯发展并未被打破，与印度和罗马相比，这一结果来自经济和城市生活更加迅速的复兴。 无论如何，曾经极大地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扩张的政治结构，如今已经无法发挥功效，导致旧有社会的部分崩塌。旧有官僚统治阶层已经无法使用老方法来维持统治，推动社会发展。如今，拥有土地的贵族只能监管自己呈碎片化的土地。商人阶层不愿与其他社会阶层决裂，因而他们提出了一种能够安抚反叛农民的社会转型计划，包括接受来自印度最安静祥和的佛教。彼此竞争的各个阶层并未走向毁灭，但毫无疑问，在相互之间的牵制下，他们也无法施展出其各自最大的力量。 [1]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秦始皇建造长城并非从零开始，而是连接了部分已经存在的城墙。今天的长城经过多次重修，17世纪的明朝也大兴修建，延长了长城的长度。 [2]马伯乐（HenriMaspero），《古代中国》（ChinainAntiquity，[1927年法文原版]Folkestone,1978），第26页。 [3]参见卜德（DerkBodde）所写的“秦国和秦帝国”（TheStateandEmpireofCh’in），收入崔瑞德和鲁惟一主编的《剑桥中国史》（CambridgeHistoryofChina,Cambridge,1986）第一卷，第21页。[《剑桥中国史》，第一卷《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4]马伯乐，《古代中国》，第45页。关于现代中国学者对古代中国社会特征的探讨，参见吴大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一些问题”）、柯昌基（“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赵俪生（“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角度看西周的井田制度”）三人的文章，收入卜正明（TimothyBrook）主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TheAsiaticModeofProductioninChina,NewYork,1989）。 [5]马伯乐，《古代中国》，第70页。 [6]许倬云（Cho-yunHsu），《汉代农业》（HanAgriculture,Washington,1980），第4页。谢和耐（JacquesGernet），《中国社会史》（AHistoryofChineseCivilisation,Cambridge,1982），第67-69页；卜德，“秦国和秦帝国”，第22-23页。[许倬云，《汉代农业》，程农、张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黄建华、黄迅余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2008、2010年版均改名为《中国社会史》。] [7]许倬云，《汉代农业》，第6页。 [8]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72页。[译文参见该书中文版第64-65页。] [9]许倬云，《汉代农业》，第12页。 [10]同上书，第13页。 [11]卜德，“秦国和秦帝国”，第40页。 [12]卜德，“秦国和秦帝国”，第45页。 [13]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109页；卜德，“秦国和秦帝国”，第52页。 [14]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109页。[《史记·吕不韦列传》“食河南雒阳十万户”“食客三千人”。] [15]许倬云，《汉代农业》，第3页。 [16]卡尔·魏特夫（KarlWittfogel）的文章“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和阶段”（FoundationsandStagesofChineseEconomicHistory），发表于《社会研究》（ZeitschriftfürSozialForschung），1935年4月号上。 [17]许倬云，《汉代农业》，第39页。 [18]《盐铁论》（公元前81年），节选自许倬云《汉代农业》第191页。 [19]许倬云，《汉代农业》，第53页。 [20]同上书，第165页。 [21]卜德，“秦国和秦帝国”，第69页。 [22]许倬云，《汉代农业》，第6-7页。 [23]卜德，“秦国和秦帝国”，第71-72页。 [24]同上。[《史记·始皇本纪》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 [25]卜德，“秦国和秦帝国”，第83页。 [26]许倬云，《汉代农业》，第153页。
第二章古代印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二章古代印度 公元前1500年左右摧毁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雅利安”入侵者，最初是游牧的牧民，以牲畜的奶和肉维生，部落由族长领导。对他们来说，河畔曾经辉煌灿烂的古老城市毫无用处，他们将其彻底洗劫之后便一走了之。与此同时，对雅利安人来说，死去文明的书写文字同样一钱不值。 这一阶段的雅利安人信奉吠陀教，这种信仰反映出他们的生活方式。吠陀崇拜仪式以动物牺牲为中心环节，包括以家畜为牺牲；婆罗门僧侣讲述着口口相传的远古传奇，内容都是战神四处征讨得胜的神话。这些神话传说同时也佐证了如下信条：社会巨额剩余价值应当纳入武士统治阶层及婆罗门僧侣阶层的腰包，因为他们是“再生的”神明，生来就超越社会上其他阶层群体。但将社会分为四个世袭种姓的印度教等级制度此时还羽翼未丰，直至人们的谋生方式发生变化，致使吠陀教在宗教实践和信仰上发生显著转变，种姓制度才进一步发展成熟。 大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冶铁技术的缓慢传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铁斧的使用令人们开辟并耕种原本布满丛林的恒河流域土地成为可能，从而给武士统治阶层及辅助他们的僧侣阶层带来了丰富的生产盈余。统治者及僧侣阶层促进了农业发展，但同时也要求每个村落的农耕者上缴部分收成作为贡品，比例可能是总收成的三分之一甚至高达一半。与此同时，他们以武力达成所需，并以宗教种姓制度为理论支撑，将雅利安普通平民归入低级的吠舍阶层（即耕种者），被征服的族群则是种姓制度中最底层的贱民首陀罗。种姓制度源自村落生产的阶层组织（但并不以私人财产为分野标准），延续千年的种姓制度就此在印度扎根。 乡间的阶级分化导致社会被简单分为四个种姓，但是人们谋生方式上发生的深刻变化，使得这个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新农业方法的成功，为统治者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生产盈余，同时也使非乡村根基的社会群体势力大大增强。统治者想要更加新鲜的奢侈品和更加精良的武器装备，从而大力促进了木器、冶炼、纺线编织和染色等手工业技艺的发展。南亚次大陆及其周边地区的贸易也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随着早期“城市革命”的推进，这一地区逐渐繁荣，大量手工工匠和贸易商聚集于此，他们开始在神庙和军营附近及贸易要道沿线定居下来，直至某些小村落发展成为城镇、某些城镇发展成为城市。有些军事统领甚至开创了自己的国家。到了公元前6世纪，印度北方崛起了十六个主要国家；其中的摩揭陀国[1]于公元前321年吞并了其他小国，缔造了壮阔的帝国，统辖印度河以东大部分印度北方领土（与亚历山大大帝开创的希腊帝国接壤，希腊帝国统治印度河以西土地）。 孔雀王朝帝国的崛起，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推动力。它一方面保障了前往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商贸路线的安全，另一方面又开辟了前往中国北方诸国的商路。与此同时，它还进一步发展了连接阿拉伯半岛、埃及、东非和东南亚的海路航线。在世界（或者至少是“旧世界”）形成的初期，它成为连接各地商贸体系中的关键一环。曾有一位希腊特使写下文字，将摩揭陀国的首都华氏城，视为他所知世界上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城市。根据这位特使的记载，摩揭陀国的军队由六千只大象、八万名骑兵和二十万名步兵组成。[2]这一数字无疑含有夸张成分。但这位特使提供的信息，可以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一瞥这一帝国的规模和辉煌。 伴随着“国家对工业、手工业和贸易的控制”，孔雀王朝的统治者通过“史无前例的国家经济活动扩张”，垄断了矿产资源及盐、酒和矿物贸易，收获了不可计数的丰富生产盈余。帝国能够用金属武器装备士兵，为农业和手工业提供结实耐用的工具和设备。帝国的税收足以支撑规模惊人的常备军队和“人数众多的庞大官僚体系”，该体系从中央纵向直抵村落级别，每个村落都配有“书记官，其职责在于维护边界，登记土地……进行持续的人口调查，记录牲畜数量等”，以及“对每种收入都十分关注的税务官……更有复杂的密探体系为整个国家机器提供进一步支持”。[3] 孔雀王朝帝国在创建初期也采取了一些对整个社会而言非常有益的举措。它利用巨量生产盈余中的一部分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开创新的定居地，向首陀罗贱民分发土地，鼓励他们以农民的谋生方式定居下来[4]，组织灌溉工程，控制水流分布。通过防止地方贵族攫取侵占新定居地区的生产盈余，它阻止了私人土地财产的出现，控制了私人土地的规模。 定居农业的发展、贸易和城市的崛起，以及强大国家的出现，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剧烈改变。与此同时，人们对待周边世界以及彼此的态度，也必然性地发生了极大转变。旧神一直在灵性层面宣扬畜牧和战争的优势。如今开始出现了新神，它们着重强调的是农耕的种种好处。与此同时，人们对待牛（这是旧日及今日谋生方式中都无法忽视的一项中心资源）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此前，人们将畜养牛群视为获取肉食的来源。如今，牛成为牵犁耕种土地的唯一动力，从而必须得到保护。即便一户农民家庭人人都在挨饿，他们也绝不能杀死家养的牛，那可是耕种来年庄稼的唯一劳力、为士兵和神庙提供足够俸禄的唯一希望。出于这种新涌现的需求，经过一段宗教动荡时期之后，看似不合理性的牛崇拜及禁止屠牛的信条，就成了现代印度教的一个核心特征。 城市生活的发展，令宗教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手工艺人和商人等新的职业群体通常都是世代相传，因为学习复杂技艺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从家中老人处习得。每种手艺及贸易的知识和技巧，都仰仗口口相传的传说传授，这些传说都与各自技艺的仪式紧密相连，由各自监管的神明负责。只有为各行各业找到相对应的神明，婆罗门教才能主宰所有手工业和贸易群体的思维方式。因此，随着新行业的发展，婆罗门教逐渐将新技艺的实践者归入日益严苛的四大种姓等级制度中：武士、僧侣、农民和贱民。社会行为方式的革新，使宗教信条和宗教实践的改革成为必然。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采用了多种方式，都在试着去面对并接受新的社会现实与旧日信仰之间的矛盾冲突。公元前6世纪，印度北部兴起许多新的教派，每一教派都以自己特定的方式重新组织传统信仰中的元素，彼此间及与权威的婆罗门僧侣间经常爆发激烈冲突。然而，就是在这些激烈冲突中，诞生了一直延续发展至今的印度宗教。 在这些教派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摩诃毗罗开创的耆那教和乔达摩开创的佛教。这两个教派实际上还有一些相似之处。它们都反对流血牺牲和杀戮动物；它们都反对杀生，憎恶战争；它们都摈弃种姓分野——它们的创建者都不是婆罗门僧侣。它们都强调理性理解事件和进程的必要，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还会散布一些神启奇遇的古老传说，甚至到了接近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程度。 这些信条正好符合刚刚兴起的新社会。它们保护了耕种牵犁的牲畜，表达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对反复无常的战乱肆意破坏的深恶痛绝。它们响应了经济上发达的社会群落成员对日益尖刻的婆罗门种姓制度歧视的愤恨。它们还得到了某些统治者的支持。（例如，前264—前227年间执政的阿育王，或许是对达成伟大军事胜利时的大屠杀感到悔恨，他甚至皈依了佛教。）否定种姓制度，可以帮助贵族阻止各地上层种姓阶层将社会生产盈余转移到自己的口袋。这些佛教或耆那教的教义还得到了国内城镇新兴社会群体的支持。甚至就连非暴力这一信条，也能帮助成功获取领地的征服者维持境内和平，安抚任何可能的挑畔者。“普救主义”的信仰体系，非常适合“普遍的”贵族阶级。 不过，帝国并未维持多长时间，在阿育王死后很快就分崩离析。规模惊人的军队和官僚体系，过多地消耗了帝国的资源。对任何一位想要永久限制地方贵族权力的国王来说，国内的交通状况依然太过原始，使得这一目标的达成困难重重。但是，帝国的解体并未导致文明崩坏，农业和商业都在持续发展。罗马钱币在印度南部依然流通无阻，货运船只在罗马世界、埃塞俄比亚、马来亚和东南亚的港口间忙碌地穿梭往来。印度商人“是供应希腊罗马世界奢侈品贸易中的野心家”[5]。手工业也兴盛繁荣起来。“织布、制丝、编织、武器制造和奢侈品生产，似乎都得到了长足进步”，“在印度历史上可能没有其他时期，会像此时这样，经济能够如此深入城镇和郊区普通人的生活中”。[6]在最初的帝国崩塌五百年后，持续的经济扩张使另一个中央集权程度略逊的笈多王朝的崛起成为可能。 商人、行业协会及皇室都开始赞助和支持知识与艺术的发展。他们捐资建造壮美恢弘的宗教纪念碑，打造完美无瑕的洞窟造像，建起肃穆庄严的佛教寺庙。印度帝国与希腊罗马世界之间不仅进行着货物贸易，更交流着思想。恒河畔的哲学家对雅典和亚历山大城中进行的哲学辩论有所耳闻，反之亦然。许多评论家都在早期基督教的宗教理念中看到了佛教的影响，而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基督教在印度某些靠海的城镇中也拥有少量听众。 伴随着宗教神秘主义的发展，科学研究日益兴盛起来。“次大陆取得的最高智力成就”就体现在数学领域中。[7]到了公元前200年，几何学的成熟，使得计算弦线的角度和段数成为可能。希腊罗马世界科学的影响力的确传播到了印度南部，但印度数学家的成就远远超越了“托勒密对圆弦的认知”，“对正弦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开启了对三角函数的研究”。[8]印度数学家进而完善了小数体系；解出了某些不定方程；阿耶波多更是精确地计算出了π的数值；最迟到了公元7世纪，印度数学家已会使用数字0，而这还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并不熟悉的知识领域。 就像印度开启了贸易的世界体系，这里也是思想世界体系的源头。随着林地被清理开垦成耕地，印度教也随之向印度南方不断拓展，继而传播到马来半岛和柬埔寨。商人带着佛教思想来到锡兰岛，接着穿越喜马拉雅山来到西藏，沿着茶马古道抵达中国，最终传到了朝鲜和日本。在此期间，印度在数学领域取得的成绩，成为阿拉伯世界知识的基础组成部分，对千年后的欧洲文艺复兴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而，6世纪及其后的印度却失去了文化发展的动力。由于战乱纷起，南亚次大陆呈现碎片化的小邦国，摩肩接踵的入侵者更使西北印度陷入毁灭境地。印度社会的物质基础和人民谋生的生产方式还远不够先进，无法支撑帝国规模宏大且昂贵的上层建筑。面对保护领地、维护国内和平、保障道路通畅，以及为贸易者提供安全环境等诸多事务，新的贵族统治者发觉形势日益艰难。贸易水平持续下跌，商人财富不断缩水，佛教影响力也大打折扣。有些伟大的庙宇存留了下来，但佛教寺庙却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逐渐消失（令人遗憾的是，正是社会生活的需求催生了佛教），直至佛教在遥远中国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在其源起的印度诸国。 这就是被称为“封建主义化”的社会：碎片化的地方权力不断增长为几乎自给自足的乡村经济。这种情况的产生，源自国王发觉：除了从当地农耕者处攫取部分盈余、授予负责监管清理林地开拓耕地的人们（通常是婆罗门）以土地之外，别无他法来支付官员。大多数手艺人都发现，想要谋生，便只能在乡村施展技艺，以直接换取部分当地的生产盈余。因此，为了满足本地需求而进行的生产，逐渐取代了为了市场而进行的生产。 由于农业扩展到了新的地区，因此农业产量依然有所增长；尽管农耕方法的进步速度比较缓慢，但却具有重大意义。但这一切都逐渐受到婆罗门僧侣的巨大影响，因为只有他们才占有连通各个村落民众的网络资源。这里的文化越发变成婆罗门的文化，进而“导致文化紧缩”，因为“正规教育”变成“完全墨守成规”。[9] 婆罗门教实际上也采纳了一些佛教元素，尤其是将吃素视为履行神明意志的标记，而且完全禁止食用牛肉。但它也更进一步强调了对古老种姓分野的坚持，将每种职业和每个部落群体都归入精心设计并认定永世不变的社会等级体系中。来到耕种群落的外来者，成为“被遗弃的人”——他们不得不住在村庄外围地带，生活条件极为恶劣，被限制只能从事最低级、最污秽的职业；对高级种姓而言，就连碰触他们一下，都是一种污染。 这是一片发生了迅猛改变的土地，在接近一千年的时间里，通过内向封闭的村落、宗教迷信、土地碎片化、战乱和寄生的王国，数个世纪以来的激荡思想成为这一阶段历史发展的典型特征。印度社会的产物是完整完善的多种姓分野的社会体系，而在下一个千年里，印度社会将会遭遇穆斯林和欧洲的征服者。 [1]摩揭陀国的中心地区是今天的比哈尔。 [2]高善必（D.D.Kosambi），《印度史研究入门》（AnIntroductiontotheStudyofIndianHistory,Bombay,1996），第190页。 [3]罗米拉·塔帕，《印度史》（HistoryofIndia,Harmondsworth），第一卷第84页。 [4]拉姆·夏尔马（RamSharma），《早期印度社会和经济的启示》（LightonEarlyIndianSocietyandEconomy,Bombay,1966），第66页。 [5]参见罗米拉·塔帕的文章“阿育王时期的印度与笈多时代”（AsokaIndiaandtheGuptaAge），收入阿瑟·巴沙姆（ArthurBasham）主编的《印度文化史》（ACulturalHistoryofIndia,Oxford,1975），第44页。 [6]拉姆·夏尔马，《早期印度社会和经济的启示》，第78页。罗米拉·塔帕批评高善必将孔雀王国末期的社会视为经济衰退的社会，“甚至正相反，这是一幅经济极速扩张的画面”。罗米拉·塔帕，《阿育王与孔雀帝国的衰落》（AsokaandtheDeclineoftheMauryas,Oxford,1961），第204-205页。 [7]参见H.J.J.Winer的文章“科学”（Science），收入阿瑟·巴沙姆主编的《印度文化史》，第154页。 [8]参见H.J.J.Winer的文章“科学”（Science），收入阿瑟·巴沙姆主编的《印度文化史》，第154页。 [9]罗米拉·塔帕，“阿育王时期的印度与笈多时代”，第49页。
第一章铁与帝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一章铁与帝国 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源自农民和居住在伟大帝国周边开阔地带上的游牧民族，而非源于祭司和法老们统治的国家。这一阶段的发展有赖于那些从“城市革命”的成就中学以致用者的努力：广泛使用铜和青铜，采用轮子，甚至在自己的语言文字中吸收外来语和外来文字；他们没有被传统洗脑，或是甘于忍受传统的摆布而导致思想被吸干。 跨越广袤欧亚大陆和非洲的各种社会，开始运用“城市革命”取得的技术进步。有些社会模仿此前伟大的帝国，只是规模略小些，像《旧约》中描绘的巴勒斯坦所罗门帝国就是这样。还有些社会的负担相对较轻，最初并没有受到复杂、奢侈且毫无用处的上层建筑的困扰。人们拥有更多的创新自由，现实也给予他们更多鼓励以刺激创新。 随着采纳新技术，生产剩余价值日益集中在统治阶级手中，这与“城市革命”发生时的情况非常类似。但是，新兴的统治阶级来自土壤并不肥沃的文明周边开阔地带，而非来自早前文明。与早前文明相比，他们只有鼓励发展新技术，才有可能获取一定程度上的生产盈余。 然后，他们才能利用古老文明遭遇的危机，从外部撕裂它们；与此同时，阶级对立也从内部削弱了这些古老文明。里海地区的雅利安人，向日益衰败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发起了进攻；隶属印欧语系的东南欧人，撕碎了希腊的迈锡尼文明；鲜为人知的“海上民族”袭击了埃及；赫梯人掌控了美索不达米亚；中国的周朝取代了商朝。 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文明的基本连贯并未受到影响，通过采纳新技术，王国很快再次崛起并复兴。印度河流域文明和迈锡尼文明被征服，导致这两个文明的城市生活和文化完全消失。然而，即便如此，外部入侵对文明的发展而言也并非只有负面作用，而是在此期间扮演了一种矛盾的角色。一方面，征服者摧毁了原有的部分生产设施，例如，印度河流域文明城市赖以维生的灌溉工程。另一方面，征服者也带来了一些新技术，例如，以牛拉犁耕地，使得开垦印度河北部平原难耕土地成为可能。农业生产范围的扩大，最终带来了与该区域早前相比更多的生产盈余。 最重要的新技术出现在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亚美尼亚群山中，几百年后这种新技术也出现在西非。[1]那就是冶铁。冶铁技术的缓慢扩散，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战争。 自从“城市革命”的早期阶段起，人类就开始使用铜及其合金：青铜。但是，铜和青铜的生产十分昂贵，只有千辛万苦地获得来自遥远地方、相对罕见的铜矿石才能进行冶炼。而且，铜和青铜制器的边缘很快就会磨损变钝。对少数掌握财富的贵族来说，铜和青铜是制造武器和装饰品的理想原料；但对需要劳动用具的广大民众来说，它们并不适合用来制造工具。因此，即使在“城市革命”发生一千五百年后，建造金字塔、陵墓和神庙的工人仍然普遍使用石制工具，而且农民似乎也很少使用铜和青铜工具。 铁矿石的储量要比铜矿石高得多。将铁矿石冶炼成金属，需要经过十分复杂的过程。但是，一旦铁匠掌握了冶炼的秘诀，他们就能为民众制造铁制的刀、斧头、箭头、犁尖和犁尾。铁器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产生了巨大的效果。铁斧可以帮助耕种者砍伐并清理最茂密的林地，铁质犁尖更令他们得以破开最厚重坚硬的土层。铁矛和铁剑的制造成本相对低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军事贵族的绝对权力，挥舞着铁矛和铁剑的农民步兵完全能够砍倒身着全副铜甲的骑士。 到了公元前7世纪，在新技术的支持下，新的人类文明在各地崛起。亚述帝国的疆土从尼罗河流域一直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东部，它将所辖各个族群融入了统一文明，其统治人数之多、融合族裔之广史无前例，并为境内流传的多种语言创造了同一种书写文字。此时印度北部也出现了新文明的曙光，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停滞后，这里的贸易终于开始复兴，城市重现。在中国北方，一百七十个杀伐相见的小国，经历了漫长的混战，大浪淘沙后涌现出几个实力雄厚的大国雏形。地中海周边的巴勒斯坦、黎巴嫩、小亚细亚、希腊、意大利和北非，开始兴起繁盛的城市国家，但它们并不具有古美索不达米亚帝国和埃及帝国中央集权式的政治系统和思想意识。 伴随着生产技术的跃进，科学进步和思想启蒙也加快了步伐。在青铜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科学知识，尤其是数学和天文学，已在某些地区得到快速发展。但是，这些科学进步的基础建立在持续的祭司制度之上；在两千年间，科学发现日益从人们的实际物质生活中剥离出来，不得不依附于复杂而抽象的宗教系统。新的科学发展必须打破这一桎梏。而这一切的转折并未发生在古老文明的中心：亚述和巴比伦等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抑或是孟菲斯或底比斯等埃及城市，而是发生在印度北部、中国北部和地中海沿岸的新兴城市中。 除了都使用铁质工具，充满活力的新文明还有一些共同之处：它们都见证了新手工业的繁荣和扩张；长途贸易的不断增长；作为社会的一个阶层，商人的重要性得到大幅提升；大范围使用货币，就连最低下卑微的农民和手工匠人在交易时也使用货币；采用或多或少建立在读音基础上的新型字母表（中国除外），为更多的人能够读写创造了前提条件；兴起了“普世”宗教，坚信一位全能神明，拥有一套生活原则或行为准则。最后，与古老文明相同的是，所有新文明都建立在阶级分野的基础之上。除此之外，再无他法能从经常忍饥挨饿的农民身上榨取盈余。但是，新旧文明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显著。物质条件（环境、气候、已被驯养的家畜品种及地理位置）影响着人们的谋生方式，以及统治者控制生产盈余的方法。而这些反过来也影响着新文明演进过程中发生的其他所有事情。 [1]有些历史学家作出推断，认为冶铁技术是由外部传入非洲的。参见雷蒙德·莫尼（RaymondMauny）所写的“铁器时代的跨撒哈拉接触”（Trans-SaharanContactsintheIronAge），收入盖奇（J.D.Gage）主编的《剑桥非洲史》（CambridgeHistoryofAfrica），第二卷，第318页。但戴蒙德则在《枪炮、病菌与钢铁》（第394页）中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制铁技术与其他地区明显不同，因此他判断非洲的制铁技术是独立生成并发展起来的。
第二部分古代世界。大事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二部分古代世界 大事年表 前1000—前500年冶铁技术、武器和工具在亚洲、欧洲及中西部非洲传播；中东、印度次大陆和地中海地区出现以语音为基础的文字。 印度恒河流域清理耕地和种植作物；新文明诞生；包含四种社会等级的种姓制度崛起；吠陀教兴起。 腓尼基、希腊和意大利城邦兴起；中东地区小国联合起来，发展成以美索不达米亚或尼罗河流域为基础的彼此竞争的帝国；中国步入战国时代。 前600—前300年经典文明处处盛行：中国的孔孟之道；印度的佛教；希腊的埃斯库罗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德谟克利特；希腊的阶级斗争。 亚历山大大帝率领马其顿大军征服中东地区；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将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收入帝国领上；罗马平民阶层与贵族阶层之间的斗争；意大利大部分地方出现城邦。 前300—前1年印度孔雀王朝解体覆灭，但是贸易和手工业依然持续发展；印度教婆罗门僧侣反对屠牛。 秦始皇统一中国北方；制铁、手工业及贸易空前繁荣；修建长城、运河和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体系；农民起义推翻秦朝统治，催生了汉朝。 罗马人征服整个地中海地区和莱茵河以南的欧洲；奴隶制在意大利蔓延，农民的贫苦日益加重；农民支持格拉古兄弟改革，但是两人于公元前133年和公元前121年相继被害。斯巴达克斯领导西西里岛及意大利境内的奴隶暴动：内战；恺撒掌握大权；屋大维成为皇帝。 1一200年罗马帝国巅峰时期；70年，粉碎巴勒斯坦犹太人起义；大数的保罗从犹太教中分立出新的教派：基督教。 中国发明生铁炼钢法；大汉帝国的疆土开拓至朝鲜半岛、中亚、中国南部及印支半岛；孔子阐明儒家思想。 农业和印度教在印度南部传播，继而推进到马来半岛和柬埔寨；印度商人资助大型佛教寺庙，并将佛教传播至西藏地区和锡兰。 200—500年大汉王朝分崩离析；城市经济崩塌，乡村土地碎片化，被纳入贵族田产，人们对经典文化失去兴趣；佛教在某些特定群体中传播。 5世纪，笈多王朝统一大部分印度领土，艺术与科学再度繁盛。 罗马帝国的危机日趋严峻；技术和经济发展停滞；贸易衰退；依靠奴隶制积累剩余价值的方式转变为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上缴赋税和地租；法国和西班牙爆发农民起义；帝国边疆遭遇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古埃及的奥西里斯崇拜、古波斯的密特拉教（太阳神崇拜）和基督教的兴起。 330年，君士坦丁迁都希腊化城市拜占庭，将基督教立为国教；迫害异教信仰者及信仰其他教派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隐修主义兴起。罗马帝国分裂；407年，帝国失去大不列颠；410年，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洗劫罗马。 500年及以后西欧历史上的“黑暗时代”；人口数量跌至一半；贸易、城市生活和文学艺术全面崩塌。 东罗马帝国存活下来，并于530年代—550年代在查士丁尼大帝治下达到巅峰，建起圣索菲亚大教堂，继而衰落。 印度笈多王朝衰落；贸易、城镇、货币的流通和佛教都呈现衰败景象；农业和手工业贸易局限在自给自足的村庄中，只为满足地方封建领主的需求而存在；婆罗门僧侶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建立详尽完整的种姓等级制度；文学、艺术和科学衰落。 中国依然处于分崩离析状态，直至581年隋朝建立，继而618年唐朝建立，经济和贸易才再度复兴。
第五章最初的“黑暗时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五章最初的“黑暗时代” 相信每个人在看过人类早期文明建造的金字塔、神庙、宫殿或巨型雕像后，都会对其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令人感到震撼的并不仅仅是这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同样令人过目不忘的还有那些遮风避雨的石屋——有些石屋甚至还配有给水管道和下水道。最不可思议的是，在那些年代建造这些石屋的人们对硬金属还是一无所知，他们不过是使用精心打磨和制作的石制工具或木制工具（有时也会使用铜或青铜）就完成了这样的壮举。 对居住在这类城市及其周边的人们来说，这些宏伟建筑和高超的建筑技术给他们带来的冲击力恐怕只会更大。埃及吉萨金字塔或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古城，以及乌尔城或乌鲁克城巨大的阶梯塔台神庙，甚至比今天纽约的帝国大厦和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更加统治着地球的天空，那是人类此前从未有过的权力的象征、国家永恒与稳定的标志。它们令统治阶级相信，他们的权力将会如同太阳和恒星的运行一般永恒不朽、无可置疑，同时也使仰望它们的民众更加强化了自己弱小无力、无足轻重的感觉。 然而，即便金字塔、宏伟的雕像，有时也包括一些古城建筑都能存留千古，建造它们的社会却是迟早都会遭遇深刻的危机。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国家陷入了彼此间永无休止的战争，直至公元前2300年被来自北方骁勇善战的萨尔贡所征服。萨尔贡将整个新月沃土融合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不过在他去世后，这块肥美的土地很快就成为其他征服者觊觎的猎物。建造了伟大的吉萨和萨卡拉金字塔[1]的“古王国”埃及，也在一个半世纪的内战和巨大的社会动荡中分崩离析（前2181年至前2040年被称为“第一中间期”)。曾经繁荣一时的印度河流域城市哈拉帕和摩亨约达罗，经过千年岁月的洗礼，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沦为荒无人烟的废墟。大约一百年后，这次轮到克里特文明向厄运低头——壮美的克诺索斯宫曾是克里特的骄傲，如今却变成一杯黄土。紧接着覆灭的就是统治希腊本岛的迈锡尼文明。就像复制了上述伟大文明的崛起，中美洲文明也经历了同样的突然崩塌。人们依次拋弃了特奥蒂瓦坎古城、阿尔班山和玛雅南部的中心城市，徒留下空荡荡的城市犹然伫立，令阿兹特克人、西班牙征服者和我们迷惑不解。 许多历史学家都对造成上述早期文明危机的原因进行了推测。但是，所有作出这些不同解释的尝试，都依据以下一些因素。 首先，有记录显示，统治阶级的自身消费及其在建造纪念性丰碑建筑物上的花费越来越多。几个世纪以来，神庙、宫殿和陵墓的规模越来越庞大，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浮华奢侈，他们日益急剧地从耕种者那里攫取社会剩余价值，与此同时，贸易网络延展得越来越遥远，贸易耗时也越来越长，而带回的交易物品却是越来越稀少。 流传下来的古埃及文献记载表明，国家政府“主要关注如何促进向‘宫廷’的各个中心运输物资”“主要关注如何监管建造工程，而不是维护农业的生产体系”，因此给“农业生产盈余造成了巨大压力”。[2]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形与埃及非常相似，甚至雪上加霜，还要加上不同城市国家彼此之间，以及与生活在这些城市国家文明周边的其他耕种群落之间的战争压力。 统治阶级权力和财富的增长，迫使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降低到仅能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有时就连最低限度都无法保证。因此，虽然建造神殿和宫殿的能工巧匠发展出了新的技术，尤其是在使用黄铜和青铜方面更有重大突破，但“农民阶层（从他们的生产中……积攒起……盈余），却是几乎买不起新设备。实际上，埃及的耕种者和采石工，不得不仍然使用新石器时代的工具。苏美尔的羊毛依然要靠人手来拔，而不是用工具来剪。即使在印度河流域的城市，石刀也还是非常普遍，这表明金属工具仍然十分缺乏”。[3] 在统治阶级越来越多地榨取资源的同时，人类掌控并理解自然能力的增长速度却在大幅降低。戈登·柴尔德将人类早期历史上从相对贫苦且不开化的社会发展至“城市革命”时期取得的巨大进步，与“城市革命”后建立的大型国家所取得的进步进行了如下对照： 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两千年，见证了应用技术的伟大发明，这些发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百万人类的繁荣兴盛，而且无可辩驳地进一步影响了整个人类种族在生物学上的福祉……利用沟渠进行人工灌溉；犁的发明和应用；给动物套上挽具，利用它们的力量劳作；造船航行；有轮交通工具的发明和应用；人工培育果园；发酵；铜的生产和使用；砖；弓；上釉色；密封；以及——在“城市革命”的早期阶段——发明太阳历、书写文字、数字符号；冶炼并使用青铜……然而，在“城市革命”后的两千年里，却几乎没有什么发明对人类进步的贡献能够比得上上述发明。[4] 而且“城市革命”后人类取得的进步，如铁、水车、字母文字和纯数学的发明等，也确非发生在“伟大文明”的内部，而是由伟大文明外围的“野蛮人”所创造。[5] 布鲁斯·特里杰对比了“表现出极大创造力和发明能力”的埃及“早王朝”时期（前3000—前2800年），与其后“由书记员和官僚”控制的埃及社会，发现后者并不鼓励在生产方法上有进步举措，因此“〔埃及〕社会的发展便停止了”。[6] 对广大民众的剥削如此彻底——随着不断建造壮观的神庙、宫殿和陵墓，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日益奢华，被剥削人群的比例因而不断上涨、被剥削的程度也不断加深——使得整体上的社会谋生方式发展停滞了下来。 从田间每日的辛苦劳作中解放出来的那部分人群，对进一步促进人类掌控自然不再感兴趣。“许多具有革命性的进步，如以畜力牵引帮助劳作、开发利用航行及金属工具，最初都是作为‘省力装置’而出现的。但是，新的统治阶层如今却在命令民众进行几乎无限的劳作……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劳心费力去发明节省体力的装置和工具。”[7]统治者通过推崇迷信的方法来加强自己对大多数人的统治，像苏美尔国王和埃及法老都声称他们拥有神赐的力量；对在社会中少数受到教化的祭司和全职的国家管理者人群中鼓励改进科学技术的努力并无兴趣。这一趋势表现在知识的发展也停留在“城市革命”早期阶段，其后的人们犹如崇拜宗教般对待之前的知识体系，抄录文字，传播已有的思想，不再探寻和追求新的质疑。这在历史上并非最后一次，科学退化为墨守成规的经院哲学，数个世纪过去，它又从经院哲学变为巫术。[8]结果，受过教育的精英抑制了而不是推动了人类对自然的掌控。 从人类生产力的进步中涌现出的统治阶级，如今成为人类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但是，如果社会不再进步，人类的贪婪就会耗尽社会资源，直至社会的生存方式无法满足大多数民众糊口的基本需求。到了那时，气候只要发生一丁点儿变化，人类就不得不面临饥荒，人类社会的根基无疑就会动摇。当尼罗河水位下降，无法满足灌溉庄稼的需求时，“古王国”末期的埃及就发生了上述情形。戈登·威利和德米特里·希姆金指出，同样是统治阶级类似的“过度剥削”，导致一千二百年前“古典时期”中美洲玛雅文明的陷落。 规模日渐庞大的上层阶级，加上各种附属的家臣，以及最初“中间阶级”的其他成员，加剧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紧张状况……平民中营养不良状况不断加剧和疾病频发，进一步恶化了平民的工作能力……然而，面临这样沉重的内部压力，古典晚期的玛雅文明显然并未作出技术革新或社会调整……实际上，玛雅文明的精英阶层，始终坚持在传统的道路上行进，直至最后灭亡。[9] 最初文明中的阶级斗争 被剥削阶级担负着养活社会上所有人的责任，但是，他们的贫困必然会导致不同阶级之间发生利益冲突。 最基本的阶级分野在少数统治者和广大依附的农业耕作者之间产生。统治者不断地攫取，势必会在两个阶级之间造成矛盾冲突。但坦率地说，我们对此所知甚少。今天，在流传下来的描述当时民众的陵墓壁画或神殿铭文中，我们总是能够看到民众向他们的“长官”俯首鞠躬，谦卑地伺候着。这一点儿也不让人感到惊讶——有史以来，统治阶级一直乐于以这种方式来描述民众。 然而，有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埃及“古王国”的覆灭就是一场“社会革命”的结果，他们引用后来所知的《伊普沃的警告》中的词句来证明。《伊普沃的警告》中描画了这样的场景：“女奴们篡夺了女主人的房屋，官员们被迫依照粗野下人的命令行事，王公贵族之子抵着墙壁遭到暴打。”[10]某种程度上，中美洲的特奥蒂瓦坎文明也是以类似的方式陷落，阿尔班山和玛雅南部文明的毁灭通常也都归因于农民叛乱。[11] 但是，社会矛盾并非仅存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的农民阶层之间。所有人类早期文明都有证据表明，统治阶级内部的裂痕也在不断扩大。 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中美洲，最初的统治阶级似乎是神庙的祭司。但在美索不达米亚则出现了国王，他们作为世俗社会的管理者，开始与祭司平行行使权力。战争开始变得异常重要，因而在神庙和皇家宫殿的田产旁边，慢慢出现了非神职的贵族拥有的田产（以及附属田产之上的农民）。中美洲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武士精英似乎开始享有越来越多的权力。[12] 在埃及，国王依靠地方祭司和总督来管理尼罗河周边900公里的地区，保证向皇家都城不间断地输送食物、物资和劳动力。数个世纪以来，国王赐予这些有权势的祭司和总督以土地来换取他们的衷心效劳，任凭他们吸走占据总生产盈余中很大一部分的财富，从而也就默许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拥有独立于中央皇权的权力。祭司和政务官权力膨胀的表现之一便是，他们开始模仿法老修建奢华的陵墓，虽然在规模上要比法老的陵墓小得多。 在旧有剥削阶级的身边兴起了新的剥削群体，这件事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这代表着有越来越多的人依靠索取生产剩余价值而活，耕种者将不得不承担日益沉重的压力。另一方面，这意味着对旧有统治者拥有完整权力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掌握资源、拥有武装力量或者能够传播思想的人们。因此，看起来导致埃及“古王国”崩塌危机的原因，至少部分在于地方行政长官和祭司长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中央皇权的利益之上——用巴里·肯普的话来说就是，从而“在那些本性中浸满了雄心壮志的人们之间……激起了内战”[13]。 伴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新的从属阶级生成了。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为部分人从田地劳作中解放出来创造了条件，木匠、石匠、皮匠、织工和冶炼工等专业工匠群体开始出现。增长的生产盈余集中在统治阶级手中，则为这一群体的壮大添加了额外的推动力。祭司和国王为自己及其属臣谋求奢侈物品的欲望越来越强，他们渴求更加精致宏伟的神庙、陵墓和宫殿。这就意味着必须将这些能工巧匠们集合起来，并且始终身处宫殿、陵墓和神庙附近。于是，整个工匠阶级便出现了，他们成为新兴城市核心人口中的一部分。 那些建造埃及吉萨金字塔、在国王谷凿刻陵墓的工匠，就是工匠阶级的典型代表。“与人们普遍的认知相反”，这些宏伟的建筑“并非由奴隶建造，建造完成后，这些人也不会……出于保护隐秘的皇家宝藏这一目的而被处死”。[14]大量农民劳动力被迫搬运巨型石块。公元前1500年左右，底比斯（今卢克索）的一段记载显示，石料的开采、凿刻及木工，都出自能工巧匠之手。他们住在由石屋组成的特殊村庄里，他们的劳动可以得到充足的报酬，通常以谷物、油和鱼的形式来体现，足够养活一户十个人的家庭——这份收入是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平均收入的三倍。每天劳动八个小时，使得许多人还有时间通过私下承担其他工作来获得额外收入，以改善生活，其中有些人甚至还成为极少数掌握读写能力的人。但他们并不完全是自由的。他们不得不臣服于书记员和管理他们的工头的武断压迫之下，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不得不为了满足法老高官大臣的“额外”要求而被迫进行劳作。[15]但在公元前1170年，当工匠们应得的食物配比没有下发，他们的家庭面临饥饿之时，在妻子们的支持下，这些匠人掀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记录可查的罢工起义。[16] 此时的工匠并非现代意义上赚取薪金的工人，因为他们无法自由选择为谁工作，而且他们的报酬也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生计有赖于国家对所有物资的集中分配。这就限制了工匠阶层拥有独立于国家之外行事的能力，以及发展出挑战国家权威思想的意识。最重要的是，工匠阶层还崇拜统治阶级的神，并将国王奉为神明，视为所有人心目中最尊崇的神。然而，地理位置上的日益集中和思想上的不断开化，给予被压迫被剥削阶层以信心，令他们勇于挑战拥有一千五百年古老历史的王国统治者。这种反抗是遥远未来的预兆，在未来的世界里，壮大的工匠阶级将会拥有数百万人，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在大多数人类早期文明中，伴随着工匠阶级的形成，商人阶级也出现了。事实上，在前阶级社会就已经出现了贸易交换：例如，在一个地方开采的燧石，可能会用在距离此地几百公里之外的地方。此时，商人阶层的地位变得越发重要，因为崛起的统治阶级一直都在不断地寻求奢华物品，以及用以建造神庙和宫殿的原材料。为了获取上述物品，个人或团体必须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走上艰难而且时常充满危险的旅途。过着骄纵奢华生活的统治阶级中，可不会有人愿意从事这样辛苦冒险的工作。因此，商人要么来自被剥削的农耕者，要么来自城市之外，尤其是那些在各个城市中心外的开阔地带生活的牧民。随着贸易交换变得越来越重要，商人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他们开始积累财富，直至可以为了自身利益向统治阶级施加压力。最终，由贸易商人阶层统治的乡镇和城市发展了起来，例如“新月沃土”地带的西巴尔城。 但是，商人阶级大都是活跃在广泛的社会边缘地带，即便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边缘力量也在不断壮大。与工匠阶层一样，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商人发展出了按照自己的利益推动社会演化的思想。 工匠阶级和商人阶级发展不成熟的事实，导致社会在面临巨大危机时，没有一个拥有权力或者拥有对抗性体系的社会群体能够重组一切。现存的统治阶级已经无法充分发展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以抵御广泛存在的经济贫困和饥荒灾难。但此时也没有其他任何群体能够做到这一点。规模庞大的耕种者可以反抗他们的剥削者。但是他们对抗饥荒的做法，只是消耗掉所有的收成，没有为维持文明结构的群体留下任何储备——包括城镇人群、有文化的阶层，以及照料沟渠大坝的监管者们。 我们能够在陷落的早期文明中找到这类后果的清晰证据，如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哈拉帕文明和摩亨约达罗文明、特奥蒂瓦坎文明、阿尔班山和玛雅文明。这些古城一一被遗弃，曾经如同繁花般绚烂盛放的古老文明早已被遗忘，飘散在历史的尘烟中，人们又回归纯粹的农业生活，就像他们的祖先在五百年前乃至更早时候所过的生活一样。 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对我们现在讨论的人类早期文明所知甚少，但是他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这样写道：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栘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7] 但是，那样的时代将会产生不止一种结果。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阶级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18]。 早期文明覆灭的例证确认了马克思的论断。曾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统治阶级，在后来的发展中的确变成社会发展的束缚力量，导致整体社会进入动荡不安的时期。但因并未出现一个掌握了新的、更加进步的生产方式，通过推翻原有的统治阶级，有能力将其意志投注在社会上的新的阶级，人类面对的危机并没有带来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相反，带来的却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以及相当确切地回归“野蛮”状态，回到没有城镇、没有文化和技术进步的社会。 征服与改变 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模式。在这些古文明中，秩序的重建和社会生活旧有节奏的恢复，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甚至更久的混乱无序、内战和饥荒。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变更（在美索不达米亚表现为从祭司转向武士，在埃及表现为从孟菲斯转向底比斯）同时发生的，还有美索不达米亚由于对外征服而流入的巨额财富，以及埃及对尼罗河的治理，这些都足以克服眼前的经济危机，推动社会基本上沿着原有道路继续行进数百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但是，形成危机的根本原因却并未移除。社会依然缺乏“城市革命”早年的创新动力，生产速度仍旧极慢，依然无法发展出谋生的新方法，依然暴露在新的灾难和危机下。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强大的征服者（要么来自已经存在的城市，要么来自城市周边的游牧地带），他们缔造了伟大的中央王国，他们的军队从一个城市中心行进到另一个中心，击溃任何胆敢反抗他们统治的力量。但是，这样的举动也进一步耗尽了社会资源，吸干了帝国的国库，直至中央统治者不得不选择允许地方贵族在其各自领地内维护“秩序”，从而使得后者吸收了当地的大部分生产盈余。此举的结果便是削弱了整个帝国的防卫，任其门户大开地面对内部叛乱军队的首领或者是帝国外的征服者。 因此，“新月沃土”历史上的一连串征服者，都在《旧约》中得到详细记录：亚摩利人、加喜特人（喀西特人）、亚述人、赫梯人、米提亚人和波斯人。 埃及周边的荒漠，曾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保护了埃及免受外来侵略。但是，荒漠却无法阻止另一种巨大的危机于“第二中间期”（约前1700—前1600年）爆发。如今，充满复仇心的外来势力日益强大起来。埃及北部的希克索斯人（几乎可以肯定来自巴勒斯坦），建立了自己的法老王朝；埃及南部努比亚人的霸权帝国库什也是蒸蒸日上。在埃及社会的发展停滞期，巴勒斯坦和努比亚这两个地区社会的进步却是十分迅猛。最重要的是，希克索斯人利用了埃及人从未采用的新技术，尤其是轮子。公元前1582年，埃及的统治者驱逐了希克索斯人并建立了“新王国”，直到这时埃及人才开始采用希克索斯人的发明（轮子等），由此看来，埃及工匠和商人阶层的发展似乎远远落后了一大截。 戈登·柴尔德断言：“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复苏的文明都与其先前的母文明极为不同，由商人、职业士兵、小职员、祭司和熟练工匠组成的中间阶层拥有十分显著的地位，不再依附于‘大地产’，而是在这些大家族旁独立生存。”[19] 当然，“古王国”晚期和“中王国”时期尤为显著的社会发展停滞，与“新王国”前期数百年间社会的活跃演进形成了鲜明对照。在这段时期，法老发起了对外征讨，向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进发，并一路南下到非洲。征服者将新材料和奢侈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回国。与此同时，国内的生产剩余价值也是富足得足以建造最精致的陵墓和最奢华的宫殿，而且不仅为法老建造，也可以为大祭司和地方官员建造。带来这种迅猛发展的基础，似乎源于生产发展的激流。青铜拥有锋利、坚硬且不易变钝的特性，日益取代了黄铜。马拉的有轮车主要应用在战争中，但在国内交通上也迅速得到普及。对农民来说，橘槔（提杆）的发明使灌溉变得容易许多，那是一种杆子和带桶杠杼的组合，可以从沟渠或溪水中将水吸到一米高的地方。[20] 外来入侵撼动了埃及的社会结构，这样的冲击足以推动社会改进谋生手段，打破停滞近千年的社会发展。这也暗示着，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即使建立在新生产关系之上的新兴社会阶层还没有强大起来，外来势力的威胁也能克服或者说至少也能暂时克服旧有上层建筑对社会生活的窒息。 [1]这两座金字塔都位于现代开罗的周边。 [2]参见巴里·肯普（BarryKemp）所写的文章“古王国、中王国和第二中间王朝时期”（OldKingdom,MiddleKingdomandSecondIntermediatePeriod），收入巴里·肯普等人主编的《古代埃及：社会史》（AncientEgypt:ASocialHistory,Cambridge,1983）第176页。 [3]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第117页。 [4]戈登·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第227页。 [5]戈登·柴尔德，《史前欧洲社会》（ThePre-HistoryofEuropeanSociety,London,1958），第7页。前引书的主题思想是：“野蛮人”因为受到权力庞大的国家机制的暴虐统治程度较低，因此他们更具创新性。但在柴尔德笔下这些具有创造力的“野蛮人”几乎都位于欧洲，而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等其他大洲远离成熟文明帝国的“野蛮人”同样在推进生产技术发展方面成绩斐然，在这一点上戈登·柴尔德并未加以探讨。例如，在步入公元纪年后的一千年里，中亚地区取得了一系列生产技术创新，我们知道，在这些创新传到欧洲之前，中国首先进行了学习和采纳；抑或在非洲部分地区，独立发展出了关于制造和使用铁的技术。 [6]参见特里格（B.G.Trigger）所写的文章“埃及文明的兴起”（TheRiseofEgyptianCivilisation），收入巴里·肯普等人主编的《古代埃及：社会史》第67页。 [7]戈登·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第230-231页。 [8]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第119-120页。 [9]参见G.R.Willey&D.B.Shimkin合写的文章“玛雅崩溃：概要”，T.P.Culbert主编的《古代玛雅崩溃》。 [10]引自迈克尔·赖斯（MichaelRice）所写《埃及的形成》（Egypt’sMaking,London,1991）第226页。关于巴里·肯普对文中所引观点的反驳意见，参见巴里·肯普等人主编的《古代埃及：社会史》第74-75、115页。 [11]弗里德里希·卡茨，《古代美洲文明》，第78-79页；T.P.Culbert主编的《古代玛雅崩溃》，第19页。 [12]弗里德里希·卡茨，《古代美洲文明》，第78页。 [13]巴里·肯普等人主编，《古代埃及：社会史》第115页。 [14]参见芭芭拉·莱斯克（BarbaraLesko）的文章“等级、角色和权利”（Rank,RolesandRights），收入伦纳德·莱斯克（LeonardLesko）主编的《法老的工人：德尔麦迪那村民》（Pharaoh’sWorkers:TheVillagersofDeirelMedina,Ithaca,1994）第15页。 [15]《法老的工人：德尔麦迪那村民》，第39页。 [16]同上书，第38页。 [1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于《马恩选集》（London,1962）第一卷第362-363页。 [18]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London,1996），第3页。 [19]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第137页。 [20]卡尔·巴策尔（KarlButzer），《埃及的早期水利文明：一项文化生态学研究》（EarlyHydraulicCivilisationinEgypt:AStudyinCulturalEcology,Chicago,1976），第46页。
第四章女性受压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四章女性受压迫 随着社会阶级的两极分化和国家的崛起，世界各地的女性都陷入了一败涂地的困境。女性地位发生了转变，恩格斯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将其描述为“女性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惨败”。女性从与男性共同作出决策的重要位置，被拋弃到附属和服从于男性的位置上。从一个阶级社会到另一个阶级社会，从同一个社会中的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这种从属的本质含义也有很大不同。但只要阶级存在，女性的从属地位就一直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这种状况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时至今日人们还将其视为“人类本性”自然的产物。 这一变化植根于人们与剩余生产之间的新关系之上。集中的新生产技术，第一次将男性劳动置于优于女性劳动的位置上。采集活动曾是狩猎采集社会中最主要的生计来源，如今完全可与喂养幼儿和畜养家畜同时进行。早期农业完全依靠锄头，但是使用重型犁耕地、饲养牛群和马群可是另一回事。在女性从事这些繁重劳动的社会中，出生率较低并且人口增长停滞，显然不如那些女性被排除在上述角色之外的社会。戈登·柴尔德在很久之前就曾指出，在“野蛮人”中，即纯粹的农业人群中，“尽管女性通常使用锄头锄地，但犁地的却始终是男性。即便在最古老的苏美尔和埃及文献中，也记载着拉犁者的确为男性”。[1]他指出，“犁的使用……将女性从大部分筋疲力尽的辛苦劳作中解放出来，但与此同时也剥夺了她们对农作物耕种的垄断权，更重要的是，使她们失去了垄断耕种所带来的社会地位。”[2]因而，男性开始独立作出关乎家庭或氏族未来的关键性决定，原因之一也来自男性必须负责实施这些决定。伴随着社会盈余增多，其他变化也带来了类似的影响。女性可以参与当地交易，在有些情况下，女性甚至也可以参与战事。但是，远距离贸易交换和重大军事行动则被男性所垄断。战士和商人几乎全为男性——而且随着他们对社会剩余价值的控制不断加强，男性开始占有更多物品，攫取更多权力，男性的特权变得日益强大。而古老部落血缘氏族的打破，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独立的成年女性不再是更广大社会关系中的一分子，原有的地位既曾给予她如何使用生产所得的某种话语权，也曾为她提供保护免受残暴对待。相反，如今的她仅仅是一名“妻子”，沦为一种奇怪的家庭关系中的附属品。[3]统治阶级中的女性越来越被当成掌握了社会剩余价值的男性的另一件所属物，她的价值就像一件装饰品，是能够提供性愉悦和为男性繁衍后代的源泉而已。女性被保护起来，免遭困苦和外部危险，但这同时也将她们紧紧裹住，阻隔了她们与外部社会之间的互动。在以农业和工匠技艺维生的家庭中，女性的生活与从前相比也是翻天覆地。她们依然需要承担生儿育女的任务，在永无止境的辛苦劳作中忙碌不停。然而，她们的丈夫却掌握着家庭与社会的关联，将确保家庭存在延续的方法强加在妇女和儿童身上（包括妻子必须不断怀孕）。[4]无论在剥削阶级还是在被剥削阶级中，都存在着事实上的“等级”——父亲对家庭中所有其他成员拥有绝对的统治权。这一印记很快就可以在所有地区的所有意识形态中发现。女性神灵和祭司的重要性不断下降，退居次要位置，仅作为母亲的形象或美的代表而保留下来，不再扮演积极参与缔造和组织世界的角色。 在各个社会及各个社会阶层中，女性的角色也并非就是一成不变、始终如一。农民阶层的女性遭受的压迫，与贵族阶层女性遭受的压迫，在形式上截然不同——女性奴隶所遭受的苦楚就更加迥异，因为奴隶不论男女，都不许与其家人生活在一起。由于年轻成年男性的死亡率相对较高，寡妇四处可见，她们最后通常都会负担起整个农户家庭或匠人家庭的生活，甚至承担起管理国家的重任，就像男人能够做到的那样。在某些社会，女性被剥夺了所有权利；在另一些社会里，她们则被允许拥有和继承财产，也可以提出离婚请求，并可推动离婚进程。无论哪里的女性都受到压迫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她们所受的压迫都如出一辙，就像1980年代女权主义学者常常提出的“父权制”理论所暗示的那样。然而，无论如何，事实都证明，此时女性的社会地位比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期要低下得多。 最早的剥削阶级的壮大，进一步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剥削者用来稳固统治的方法，开始耗尽大部分社会资源。在仆从上的支出、在专职警察或军队上的开销，以及在建造巨大神庙、宫殿或陵墓以彰显权力上的不菲花费，促使剥削阶级必须更进一步地去剥削和压迫大众——同时也促使这种剥削和压迫进一步合理化，因为这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途径。此外还有一种方法也为剥削阶级提供了额外的动力，那就是对外战争——这是一种从其他社会夺取资源的方式。然而，地方性的战争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更多的苦难。战争同时也在邻里百姓间催生了统治阶级和国家，因为人们开始接受下面这一观念：在战争中，只有将社会剩余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才能作出有效防御和保护民众。[5]总之，统治集团的兴起或许曾对整个社会具有“功能性”，然而，一旦越过某条界限，它们就开始变成社会的拖累。在最初的文明崛起后的一千年至一千五百年间，中东、印度河流域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颇具戏剧性地证明了这一点。 [1]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第72页。 [2]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第72页。 [3]次观点参见萨克斯（K.Sachs）所著《姐妹们与妻子们》（SistersandWives,London,1979）第117、121页。 [4]关于对女性压迫不断加强的详尽论述，参见我的文章：“恩格斯与人类社会的起源”第129-142页。 [5]I.M.Diakhanov,‘TheStructureofNearEasternSocietyBeforetheMiddleofthe2ndMillenniumBC’,Oikumene3:1(Budapest,1982).
第三章最初的阶级分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三章最初的阶级分野 文明的发展势必要付出代价。罗伯特·亚当斯在其描述城市社会崛起的段落中写道，在“文字出现的历史时期末期”，才有零星“记载’奴隶女孩’的痕迹”出现——此时约为公元前3000年。有关“男性奴隶”的记载则要出现得更晚些。其后，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区分“完全且自由的公民”与“平民或从属地位”的不同词汇。[1]至此，“阶级分野的证据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在古代埃什努纳，沿着大道建造的大型房屋……通常占地二百平米甚至更多。另一方面，大多数房屋的占地面积则要小得多……通过蜿蜒狭窄的小巷才能通往干道……许多房屋的面积都不超过五十平米。”[2]罗伯特·亚当斯继续写道： 处在社会等级最底层的是奴隶，他们可以被买卖……有份历史记录上记载了二百零五名奴隶女孩和儿童，他们可能是在一家织造中心做工……其他奴隶妇女据信从事磨粉、酿造和烹煮等工作……男性奴隶常被称为“盲眼人”，显然是被用于园艺劳作。[3] 文明的出现常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之一——事实上，这一步推动人类跨越了史前史的门槛。但无论文明在哪里出现，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负面的变化：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阶级分野，拥有特权的少数人凭借其他人的劳动为生，通过建立军队和秘密警察（即国家机器）来加强少数派对社会上其他群体的统治。奴隶制的存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拥有所有权，是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明显证据；不仅在美索不达米亚是这样，在其他许多人类早期文明中也是如此。这充分表明，从以血亲为基础和以村落社群为组成形式的社会一路发展至此，已经产生了多么巨大的社会差异。但对美索不达米亚早期人类社会的统治阶层来说，奴隶制的意义并不十分重大。相对而言，更加重要的是对那些被迫建造神庙、为上层阶级服务的农民和其他劳工的剥削。有一个被称为“舒布戈尔”（shublugals）的群体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是〕一群社会地位低下、某种程度上被剥夺自由的人，据史料记载，他们在巴乌岛（Bau）私人领地上的神庙和田产上劳作，他们拖曳船只，挖掘灌溉沟渠，充当城市军队的核心力量。”作为每年四个月工役的补偿，他们可以收到赖以生存的口粮，并能“从神庙或大田庄处得到分配的小块……土地”。[4]这些人曾经都是独立的农户，但到后来却要被迫去依附更有权势的群体，尤其是神庙。 戈登·柴尔德对公元前2500年拉伽什城发布的一份公告做了总结，公告中描述了“受欢迎的神官对民众施加各种形式的剥削（如对葬礼索要高额费用），并将神（即社群）的土地、畜群和仆人视为自己的私人财产和私有奴隶。‘高级神官进入穷人的园地并从那里拿走木材……如果一位大人物的房屋与普通民众的房屋比邻’，这位大人物就可能会吞并这幢简陋的小房子，而不付给房主任何合理的赔偿。”戈登·柴尔德得出结论：“这段古代记述准确无误地使我们得以一瞥当时真正的社会阶级冲突……新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盈余，实际上集中在人数很少的阶层手中。”[5] 剥削的范围和程度不断扩大，直至达到大得惊人的程度。琼斯告诉我们，在公元前2100年的拉伽什城，“十二座乃至更多的神庙负责种植大部分耕地……一半（的收成）都消耗在生产成本上（付给劳作工人的薪酬、喂养耕作中牵拉的牲畜等），四分之一的收成需以皇家税的形式缴给国王。余下的四分之一则集中在神官手中”[6]。 西里尔·加德指出，苏美尔人著名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曾这样描述道：“英雄……望向他刚刚建起的乌鲁克城城墙，看着那些河上漂浮的尸体；这的确可能是穷困至极民众的最后归宿。”[7] 中美洲的社会形态与此十分相似。即使在最初的文明，如奥尔梅克文明中，弗里德里希·卡茨也发现了“用丰盈的礼物加以装饰的奢华坟墓”，“一名男子跪在另一名衣着华丽的男子面前……一位贵族和他的下属……标示不同的社会分层”。[8]玛雅人“有着众多房间的建筑或宫殿”，证明当时的社会已经“急剧分化为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9] 为什么之前并没有剥削和压迫他人的少数人会突然开始这样做？为什么受到不公对待的大部分人都选择了默默忍受新出现的压迫和剥削？几十万年来狩猎采集社会留下的印记，以及数千年早期农业社会的记载都表明，“人类本性”绝不会自动激发这样的行为。[10] 对人类社会这一转变的唯一描述，来自马克思于1840年代和1850年代间作出的概述，并由恩格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深入阐述。马克思将问题的重点放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互动上。人类发现了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新方法，运用这种新方法，似乎可以缓解物资短缺问题。但是，这些新的生产方法却开始在群落成员之间缔造了新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要么接受彼此间的新关系，要么抛弃新的生产方法——而这也就意味着抛弃随之而来比较轻松的新生活。 于是，从某些为求生计而发生的社会转变中便开始产生了阶级。采取新的生产方法，可以生产和存储超过维生标准的盈余粮食，因此群落乐于接受这种新方法。但是，新的方法要求有些人必须从时时刻刻都在田间劳作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协调各个群体之间的活动，保证部分盈余粮食不被即刻消费，而是被安全地存储在粮仓中以备不时之需。 生产的环境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干旱、猛烈的暴风雨或蝗灾都会无情地摧毁庄稼，将盈余变为不足，整个群落都会受到饥荒的威胁，这时人们就会想去消费之前为未来生产而储备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脱离田间劳作转而监管生产的人们发现，能够完成任务的唯一方法就是欺压其他所有人——使他们在疲惫不堪和饥肠辘辘之际依然不停地劳作；强迫他们哪怕是在快要饿死的情况下，依然存留储备粮食。于是，“领袖”（leaders）开始转变成“统治者”（rulers），他们开始将其对资源的控制，视为社会整体的利益所在。即便这种掌控意味着令他人受苦，他们也会捍卫这种控制力；他们开始认为社会发展有赖于他们确保适当、良好的秩序，并避免在一定时期内降临整体群落之上的灾荒和贫瘠。总之，他们的举动已经从在某种方式上为了更广大的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发展到就像他们的小群体利益总是与社会整体利益相一致。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述，那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社会的发展鼓励了剥削和压迫他人动机的发展。 采用新的生产方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盈余，但与此同时，故事的另一面则是产生了阶级分野。在土地肥沃的地区出现了最初的耕种社群，当时并没有阶级分野的情况发生。然而，随着社群不断扩张，想要解决日益严峻的生存问题，便有赖于人们如何应对越来越艰难的客观条件——而这也就需要重新组织社会关系。[11] 在没有阶级分野的社会中享有较高声望的人们，开始着手组织扩大农业生产所需的人力，安排人手建造灌溉工程或是清理面积巨大的新耕地。他们将自己对盈余粮食的控制——以及使用部分盈余保护自己免受自然变迁之苦的权力——视为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因此，他们既成为第一批使用大范围交换来增加社会消费物品种类的群体，也成为第一批精通通过战争从其他社会群落抢夺盈余的群体。 在无阶级的农业社会中，自然灾难、土地衰竭和战争都会带来严重危机，使旧有的社会秩序无法持续下去。这就迫使社会发展依赖于新的生产技术。但是，只有部分富有的农户或血亲家族完全打破原有的义务，新的生产技术才能被广泛采用。从前送给他人以换取权威的财富，如今变成他人受苦时自己独享的财富：“首领地位出现了新的发展形式……从按照他人所需将自己的生产所得分配出去，变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人需要按照首领的利益奉献出其生产所得。”[12] 与此同时，有些个人和家族通过战争赢取了巨大的声望，因为他们通过抢夺在手上集聚了其他群落的众多战利品和贡品。等级社会变得越发明显，即便此时依然保留着以给予他人的能力为标准的传统等级概念。[13] 这一进程并非是自动自发的。在世界上许多不同区，无需诉诸集中劳动的方式（如使用重型犁或大范围浇灌），有些社会依然能够繁荣发展，直至现代。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太平洋岛屿，以及非洲、美洲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直至相当现代时期，依然存在着（误称的）“原始”社会。但在其他条件下，生存着实有赖于釆用新技术。统治阶级从新的生产活动组织中产生，在他们手中，城镇、国家，以及我们通常所称的文明，一一涌现。从这里开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成为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加强了对自然的控制，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大部分人开始臣服于拥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剥削和控制。 当整个社会都在遭受极大的艰难困苦时，拥有特权的少数人只有找到方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身上，才能将盈余牢牢掌握在自己手心。这种方法就是建立起具有强制性结构的国家。掌握盈余使得他们能够这样做，他们可以雇用武装人员，投资开发昂贵的技术，如冶金锻造——这使他们得以垄断最高效的杀戮工具和技术。 得到法律规范和意识形态支撑的武装力量，向来最为有效。这些规范和意识形态，将统治阶级的力量予以神化，使它看起来源自对民众生计的关注。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国王夸耀他们的经济行动，包括开凿运河，建造神庙，从叙利亚引进木材，从阿曼引进铜和花岗岩等。他们装扮成砖瓦匠和工匠的形象，有时还会装扮成正在接受神的旨意、实施建造神庙计划的建筑师的形象，常会被刻画在纪念碑上”。[14] 不仅统治者将自己视为社会最高价值的具体表现，在某些情况下，那些被剥削的民众很快也开始这样认为。通过吸收社会盈余、掌握社会的再分配方式，在被统治者面前，统治者将自己抬升为社会权力的化身——他们被视为神，或者至少是普通民众与神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因此，在埃及法老或美索不达米亚和中美洲第一批统治阶级身上，才出现了神的属性。 各种宗教概念早在阶级社会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人们将某些无法理解的神秘过程归结于神力控制，例如有些植物开花而有些就不开花、有些年份猎物丰足而有些年份就不得不忍饥挨饿，以及无法预计的突然死亡等。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人们依然将社会权力的存在归结于超出他们控制的神秘力量。就在这一阶段，有组织的宗教机构出现了。祀神成为社会崇拜自身权力的一种方式，一种对社会所取得成就的异化认识。这一举动反过来也加强了那些声称对这些成就负有责任者的控制力——即那些对大众生产者发号施令、垄断社会盈余，并且可以使用武力打击任何反对他们意见的人。 一旦这样的国家结构和意识形态形成，某些群体就可以永恒地掌握社会盈余，即便他们的举动不再以推动生产为目标。为了刺激生产而出现的阶级将会持久存在，即便它已失去其原本刺激生产的目的。 最初阶级社会的特征 通常我们都会认为阶级社会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但私有财产却并非所有分化为阶级社会的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过一种阶级社会的“亚洲”模式，其中就根本不存在私有财产。相反，他提出，通过集中控制国家机器，统治者得以利用整个农民群体耕种所有土地，而无须提出私有制概念。马克思认为，18世纪英国征服印度的时候，印度社会就是这样一幅画面。虽然许多现代研究表明，马克思在这一点上至少部分地犯了错误[15]，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印度河流域、中美洲和南美洲早期文明的历史，看起来的确符合马克思的论断。 社会盈余掌握在统治神庙的神官和居住在宫殿里的国王领导的行政机构手中。他们通过对生产活动的某些方面加以指引，如通过建造灌溉工程和防洪工事、指导依附于神庙或宫殿土地上农民的劳作，以及掌控贸易等，来掌握社会剩余价值。但不论是神官还是居于宫殿的管理者，都不曾具有私人控制或私人拥有的属性。在这一阶段，他们只是作为统治阶级整体的一分子，从阶级剥削中获得好处。 在社会的基础层面上，农民的生产似乎也并未建立在私有土地的基础上。人们组织经济生活的方式，依然保留了前阶级农业社会的特点，虽然如今已经变形为大多数人失去了对社会盈余的控制权。不过，人们的劳动依然以彼此互惠为原则，通过古老的血亲家族遗存来进行组织。因此，在美索不达米亚，是由宗族族长（由年长男性领导的血亲团体），而非神庙，掌控着土地；墨西哥直至阿兹特克时期（即15世纪），广大农业生产者依然通过“卡尔普伊”（calpulli）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这是一种“内部高度层级化的”[16]血亲组织，组织上层将统治阶级的需求强加于其他人身上；印加文明也通过类似的组织“阿鲁利”（aylulli）来实现同样的功能。[17]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常用“圆锥形氏族”（conicalclans）这一术语来描述上述血亲组织群体。他们依然保留着前阶级社会血亲氏族的外观形式，将核心氏族与神话时代的某位共同祖先联系在一起[18]，但现在却是根据剥削阶级的利益来组织被剥削阶级的劳动，成为生产生活和社会控制两个层面上的主导。 在欧亚大陆和非洲的许多地区，私有财产将会既在统治阶级又在农民阶级中发展起来。但私有财产制度的发展，却是伴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的深刻分歧，以及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血腥战争和尖锐冲突，历时数个世纪。 [1]罗伯特·亚当斯，《城市社会的演变》，第95-96页。 [2]同上书，第98页。 [3]同上书，第103页。 [4]同上书，第104页。 [5]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第99页。 [6]参见T.B.Jones，引自查尔斯·梅塞尔斯《文明的曙光：从狩猎和采集到农业、城市和近东国家》，第184页。 [7]西里尔·加德（CyrilGadd），“巴比伦的城市”（CitiesinBabylon），收入他与爱德华斯和哈蒙德（I.E.S.Edwards&N.G.L.Hammond）合编的《剑桥古代史》（CambridgeAncientHistory,Cambridge,1971）第一卷第二部分。 [8]弗里德里希·卡茨，《古代美洲文明》，第38页。 [9]参见G.R.Willey与D.B.Shimkin合写的文章“玛雅崩溃：概要”（TheMayaCollapse:ASummaryView），收入T.P.Culbert主编的《古典玛雅崩溃》（TheClassicMayaCollapse,Albuquerque,1973）第459页。 [10]正如迈克尔·曼（MichaelMann）在《社会权利的来源》（TheSourceofSocialPower,1986）第一卷第39页中用自己的社会学行话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涉及权力分配问题，他们不愿提升集体的权利”。[《社会权利的来源》第一卷，李少军、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1]关于这种变化的论述，参加哈里斯（D.R.Harris）的文章“史前热带农业”（ThePrehistoryofTropicalAgriculture），收入科林·伦弗鲁主编的《阐释文化变迁》第398-399页。 [12]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第140页。 [13]克里斯汀（ChristineWardGailey）在《从血族关系到王权》（KinshiptoKingship,1987）一书中描述了1100-1400年间，汤加（Tonga）居于社会等级顶端的首领集团如何摆脱照料下层民众的责任和义务从而让自身成为统治阶级的故事。 [14]戈登·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ManMakesHimself,London,1956），第155页。[《人类创造了自身》，安家瑗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15]罗米拉·塔帕（RomilaThapar），《古代印度社会史》（AncientIndianSocialHistory,Hyderabad,1984）。 [16]罗伯特·亚当斯，《城市社会的演变》，第114页。 [17]参见如下书籍中关于印加文明的论述：A.J.Pla,MododeProduccionAsiaticoylasFormacionesEconimicoSocialesIncayAzteca(Mexico,1982)，第151页。 [18]72罗伯特·亚当斯，《城市社会的演变》，第114页。
第二章最初的文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二章最初的文明 “文明”（civilisation），一如其字面上的确切意思，是指人们居住在“城市”（city）里，而这则不过是五千年前才发生的事情。文明崛起的最初迹象，就是涌现出巨大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在世界上不同地区都有所发现，如埃及和中美洲的金字塔，伊拉克地区巨大的金字形神塔（古巴比伦的阶梯塔台状神庙），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宫，希腊大陆迈锡尼的堡垒，印度河流域地区拥有四千年历史、如同蛛网般盘根错节的老城哈拉帕和摩亨约达罗。出于这一原因，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将这一变革命名为“城市革命”。[1]单是遗存本身就足以让人赞叹不已。但更让人惊奇的还是这样一个事实：建造此种奇观的人们，在数个世代之前，还是纯粹地过着相当简陋初级乡村生活的无知农人。然而，此时的他们却掌握了精细的建造技巧，能够采石、运输、竖立并雕琢巨大的石块，还能以精美的艺术手法对其进行装饰——在某些情况下，（美索不达米亚人、埃及人、埃塞俄比亚人、中国人和中美洲人）甚至能在石块上刻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心中所感。在欧亚大陆和非洲，此时的人们还学会了从富含氧化物的岩石中提取铜和锡，没过多久还学会了将铜和锡与更加坚硬的金属一起熔炼成青铜，用于装饰或制成作战的武器，正因如此人们常用“青铜”来指代这段时期。这一时期通常也被称为“青铜时代”。 如果人类谋生的方式在此之前并未发生改变（最初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发生的变化上），上述这一切也就无从发生。最初的农业，利用相当基本的技术，栽培和驯养可以在大自然中找到的动植物，随着数个世代的流逝，极其缓慢地促进了农业产量的增加，使某些人类得以在获得心满意足生活的同时，还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闲睱时光。[2]但是，生存条件绝不会一直就像对某些“高贵的野蛮人”（指未开化原始人的善良天真不受文明罪恶的玷污）的浪漫描述那样轻松惬意，一片田园牧歌风情。很多情况下，粮食产出的增长，几乎与人口的增长持平。如果发生了超出人类控制的自然灾害，如“干旱或洪水、风暴或霜冻、作物枯萎或冰雹”，人类就会被无情地置于突如其来的饥荒之中。[3]例如，前西班牙文明时期中美洲人的历史，就是一部交替经历轻松填饱肚子和遭受无法预计的毁灭性灾荒的历史。[4] 想要维持既定的生活，人们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想方设法袭击其他农业部落，以搜罗食物，因此，战争逐渐成为这一社会日益显著的特征。例如，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欧洲，石制的战斧和燧石匕首变得越来越普及。另一个选择则是，发展更加集中化和高产化的农业模式，而这势必要求进行技术创新。进行农业革命的群落可以在饥荒的威胁下生存下来，无法进行农业革命的群落最终则只能走向灭绝或分崩离析。 创新既可以是简单地改善现有种植的作物品种，或者是学会更加高效地喂养家畜，也可以意味着更加深刻的变革。其中之一就是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大型畜养哺乳类动物（最初是牛，后来则多为马）被用来牵拉制成某种形状的木器（犁）走过耕地，翻起土壤，这样播种无疑要比任何个人手持锄头劳作更加高效。另一项创新则是挖掘水道，筑起堤坝，保护庄稼免受洪水之灾，并将水流引至贫瘠干旱的土地上。人们还会搜集动物粪便作为肥料施于田地，避免因土壤肥力耗尽而不得不每隔几年就要清理开垦全新的耕地。在世界上不同地区，人们还开发出各种新型农业技术，包括排干沼泽里的水、掘井、在山坡上耕种梯田、对庄稼精工细作，以及插秧种稻（中国南方）等。 与所有的人类劳作一样，这些新技术也都有其两面性。一方面，新技术的使用，给人类提供了更多的生存方式。之前仅能维持糊口水平的群落，如今已能开始囤积粮食。但在另一方面，新的生产技术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 新技术依靠人们彼此间不同形式的合作。例如，犁的使用加速了劳动上的性别分工，由于犁地成为一项繁重的体力活，对怀孕或喂养幼儿的女性来说显然太过困难。灌溉水渠的建造及定期维护，需要数十户甚至数百户家庭齐心合力。这项工作也需要分工，监督工程进展和实际进行建造这两种职能必须分开。囤积粮食的举动则导致负责维护和监管食物储备的群体的出现。第一次出现食物有盈余的情况，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从农业劳作中解脱出来，他们可以集中心力去制造手工艺品，准备战事，或者是与他人交换本地所产。 戈登·柴尔德描述了在五千年至六千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定居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人类社会的转变。这里的人们发现土地极为肥沃，但是庄稼种植只能通过“排水系统和灌溉工程”进行，这就需要依靠人们彼此“合作努力”。[5]近来查尔斯·梅塞尔斯的研究表明，当时的人们发现，在河堤上凿出一些小口便可灌溉大片田地，从而可以极大地提升作物产量。但因他们无法立刻消费掉所有额外的收获，所以必须将丰收的部分储藏起来，以备灾年或歉收之需。[6] 谷物被储藏在巨大的建筑中，耸立在四周的田地间，显得格外醒目，成为社会生活保持连续性的象征。监管谷仓的人群成为社会上最有权威的人群，他们在搜集、贮藏和分配盈余食物的同时，也监管着其他人的生活。谷仓及其监管者开始爱上凌驾于社会中其他人之上的权力，而对他们来说，成功的关键则在于大众的服从和赞美。于是他们便呈现出几近超自然的神奇面貌。谷仓就是最初的神庙，它们的顶级监管官就是最初的祭司。[7]社会上的其他群体聚集在神庙周围，从事建造工程、专业化的手工制造、为神庙人员做饭制衣、向神庙输送食物，以及组织远距离的产品交换等。数个世纪过去了，农业村落成长为村镇，村镇则又发展为历史上第一批城市，如乌鲁克城、拉伽什、尼普尔、基什和乌尔（据说圣经中的先知亚伯拉罕就来自乌尔）。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中美洲。只不过灌溉系统似乎并未扮演最主要的角色（至少在最初阶段是这样），因为中美洲的玉米是一种极为高产的作物，无须灌溉就能获得丰收。[8]但对庄稼歉收的担心，仍然敦促人们储存富余的粮食，从而使得不同气候下的不同聚居点之间达成了某种形式的合作。对该地群落整体而言，安排设置一定的人群专门协调生产十分有益，可以记录不同季节的存粮和照料谷仓。因此，随着时间流逝，这里的谷仓变成神庙，监管官变成祭司，从而相继崛起了奥尔梅克文明、特奥蒂瓦坎文明、萨巴特克文明和玛雅文明——繁盛的文明体现在巨大的雕像、宏伟的金字塔和神庙、壮观的典礼厅堂，以及精心规划的城市上（步入公元纪年的最初几个世纪里，特奥蒂瓦坎的人口可能高达十万之多）。 在中东地区和中美洲，此时还发生了其他一些极具历史意义的转变。负责搜集和分配属于神庙粮食储备的神职监管者，开始在石头或陶土上作出记号，以记录收入和支出。随着时间推移，用来描述特定物品的图画性记号日益规范化，经常用来代表它所描绘物体的发音；直到后来发明了一种方法，赋予人们的话语和思想以永久的视觉表达——人们就是这样发明了文字。神庙的守卫者既有时间也有兴趣仔细探察夜空，他们留意月球、行星、恒星的运动与太阳运动之间的关联。他们能够预测星体未来的运动轨迹和天文现象，例如日食和月食等，这使他们在众人眼中成为拥有魔力的人，几近神圣。但是，他们也学会了根据月亮和太阳的运动创造出日历，使人们在一年中的最佳时节耕种庄稼。这些努力使得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在神庙中扎下根来，甚至还有披着魔力面纱的占星术。正如戈登·柴尔德所说：“在神庙的宝库中——或者说谷仓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盈余，实际上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因，我们将其认定为文明的标准。”[9] 美索不达米亚和中美洲的早期文明发展出文字后，许多与这些文明有过接触的人们便都学会了书写文字的方式，并以某种形式的变体来书写自己族群的语言。大约五千年前，文字在中东地区的传播速度十分迅猛，继而蔓延到中亚、东亚、南亚，以及东北非和欧洲地中海地区。从奥尔梅克文明开始，所有的中美洲文明都使用文字。不过，也存在着没有发展出文字书写却依然达到高度发达的文明，其中最重要的文明位于南美洲，人们用标记来帮助记忆，只是这些标记从未发展为记录言语的文字。 这里我仅提供了几个向密集农业和城市生活社会转型的例证。随着人们采取新的谋生方式，世界各地都出现了这种转型。此外还有许多至少正部分行进在这条道路上的农业社会例证，它们的文明可以达到动员和组织数百乃至数千民众，建造巨大宏伟的石制建筑的程度——比如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马耳他石头神庙、西欧的巨石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史前巨石阵）、复活节岛的巨石雕像，以及塔希提岛的阶梯神庙等。[10]某种程度上，一地迈向“文明”的步伐，常会受到其他地区发展的影响。[11]但这些影响并不会改变如下事实：通向村镇和城市的发展进程（其间通常都会伴随着书写文字的发明），在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积攒的社会内在动力推动下，已经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区独立开启了。一些人宣称某些人类群体由于率先发展到“文明”阶段故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其他人类群体更加“优越”，上述事实使得类似这样的无稽之谈无处遁形。 [1]戈登·柴尔德之前，19世纪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也曾谈及人类如何从“野蛮”社会（意指纯粹的农业生活方式）转变为“文明”社会（意指围绕城市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恩格斯也曾使用这一术语，但是很快人们就不再称原始的农业社会为“野蛮”，因为日益清楚的是，摩尔根所说的“文明”社会要比早期农业社会野蛮得多。 [2]参加马歇尔·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给出的例证。 [3]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WhatHappenedinHistory,Harmondsworth,1948），第59-62页。[《历史发生了什么》，李宁利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 [4]弗里德里希·卡茨，《古代美洲文明》，第78-79、81、102、113、128页。 [5]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第80-81页。 [6]查尔斯·梅塞尔斯，《文明的出现：从狩猎和采集到农业、城市和近东国家》，第297页。 [7]查尔斯·梅塞尔斯，《文明的出现：从狩猎和采集到农业、城市和近东国家》，第297页。 [8]弗里德里希·卡茨，《古代美洲文明》，第29页。 [9]戈登·柴尔德，《社会进化》（SocialEvolution,London,1963），第155-156页。 [10]关于原始社会前城市文明阶段的大型石制建筑的讨论，参见科林·伦弗鲁，《文明之前》（beforeCivilisation,Harmondsworth,1976）。 [11]因此可以确认的是，爱琴海地区文明的发展，无疑受到了亚洲大陆东南部及非洲大陆南部文明发展的激励。埃及社会的某些发展（各种播种的谷物及埃及的部分手工艺品），很有可能在某种有限的程度上，受到了与美索不达米亚早期文明接触的影响；因此，拉丁美洲文明也很有可能与东亚和东南亚的文明有过些许接触。
第一章新石器时代的“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一章新石器时代的“革命” 人类生活和思想上出现的第一个重大变革，发生在距今只有一万年前。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些地方，人们开始采用新的谋生方法，例如在中东地区著名的“新月沃土”地带。[1]那里的人们学会了种植庄稼，生活不再仅仅依靠大自然供应的蔬菜食物；他们开始驯养动物，而不再仅仅局限于捕猎动物。毋庸置疑，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就此改变了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 这一变革并不一定就会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比他们的祖先更加容易。但气候改变使他们中的部分人别无选择。[2]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充作食物的野生植物茂盛丰裕、可供捕猎的野生动物足够丰盛的地方停留生活；例如，在土耳其的东南部地区，一个“家庭群落无须太过劳累”，就能在三周时间内采集到足够他们吃上一年的野生谷物。他们不需要像其他人那样不停地迁徙。[3]他们可以年复一年地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下去，将之前简陋的帐篷改造成永久的定居乡村，这样的村落可以容纳数百人，而不是数十人；他们可以在石罐或烧制的陶罐里存放食物，还能积攒一系列精心制作的石器工具。经过了一段比从古罗马建立到今天还要长的时间，他们终于能够将狩猎采集社会中典型的较少工作量，与乡村定居生活的优势结合起来。 但是，地球上的气候变化，使人们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足够的食物以维持生计。随着“新月沃土”变得越来越干旱和寒冷，搜集野生谷物变得越来越困难，羚羊群和野鹿群的规模也越来越小。依靠采集和狩猎为生的定居乡村开始面临重大危机。然而，此时的他们已经无法按照旧有方式继续生存下去。如果不想挨饿，他们要么分成规模更小的群落，回归已被长久遗忘的游牧生活，要么就得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更多食物，以弥补大自然提供食物的匮乏。 这条道路通往农业。在以野生植物维生的数百个世代里，人们积累了大量关于植物的知识。此时有些群落便开始利用这些掌握的知识，通过播种野生植物的种子来确保食物供应无虞。长期观察教会人们，有些植物的种子会比其他植物结出更多的果实；他们选择更加高产的种子种下去，开始培育新的作物品种，发现这样做要比釆集野生植物得到的果实多得多。而且从中得到的收获，足以令他们拴住并驯养各种野生绵羊、山羊、牛、驴，进而则可繁殖驯养后性情变得温顺的牲畜。 最初的农业形式，经常是通过用斧子砍倒森林和灌木丛，放火烧净地面上剩余的残存来实现，以此清理出庄稼地，然后用锄头或挖掘棒来播种和收获。不过，通常要不了几年，这块地的地力就会被耗尽。人们就会放弃这块田地，令其归于荒野，然后重新寻找适于种植的新田地。 用这种方法来维生，导致人类的劳作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扎根于生活的村落定居处。从播种到收获，人们不得不毫不间断地照料庄稼，因而也就无法一次长达数月地在外游荡。人们还不得不想出办法来彼此协作，包括清理耕地，以保证日常照料耕地的活动（除草和浇水等）能够顺利进行；贮藏收获的粮食；分享储存的食物；以及养育儿女等。这些活动发展出了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由此蕴藏着看待世界的新思想，这些新思想表现在众多神话、礼仪和宗教仪式中。 这一转变常被称为“新石器时代革命”[4]，它的动力源自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逐渐精细化的新石器时代工具。“新石器时代革命”包含人类劳作和生活方式的彻底重组，虽然整个过程持续了极其漫长的岁月。 “新月沃土”的考古成果显示，居住在小村落中的人们是分开定居的，拥有各自的居所，虽然现在还无法确定分开定居的依据和基础是什么（例如，各自独立的定居点是由夫妻及其子女组成，还是由母亲与女儿及其丈夫们组成，抑或是由父亲与儿子及其妻子们组成）。[5]至此，人类社会还是没有任何与阶级和国家权力类似的概念出现，这要等到农业出现数千年之后。在欧贝德文化（西亚铜石并用时代晚期文化，得名于20世纪初在乌尔附近发现的欧贝德遗址）晚期，也就是公元前4000年，“彼此间财富的重大区别几乎完全不存在”，即使在濮文时期（“原始文字时期”，指苏美尔历史时期初期）（直至公元前3000年），也没有“社会分层进程快速推进”[6]的迹象。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存在男性权力至上的社会风尚。有些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陶土或石制的象征多产女性的小雕像，认为这暗示着女性拥有更高地位，进而认定当时的男性认为向女性祈祷是非常“自然的”。[7]不过，用于战争和狩猎的武器都变得更加普遍，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进展。 看起来，这种原始社会的运作方式，与在世界上各个角落一直存活到近代、以栽培为基础的社会的运转方式十分类似——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原始的社会形态甚至一直持续到20世纪。这些社会彼此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它们的确也拥有某些共同特征。[8] 家庭住所一般都与耕地紧密相连。但据我们所知，作为私有财产的土地并不存在，而且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为个体或家庭囤积私人拥有的食物和货物的情况也不曾发生。相反，个体家庭通常都会被融入范围更大的社会群落中——即回溯“血统世系”，拥有（或者至少传说拥有）同样祖先的一群人。对个人和家庭来说，这样的关系明确界定了他们与其直接相关、或者通过婚姻结成、或者与之同辈的人的权利和责任。这样的社会规则期待每个人都能与他人分享食物，这样就没有家庭会因庄稼歉收，或者比其他家庭需要养育更多儿女而挨饿受苦。权威并非来自个人的消费能力，而是来自帮助他人弥补不足的能力。 与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应当的阶级社会的核心价值相比，此时的原始社会保留了更多狩猎采集社会的核心观念。因此，18世纪早期一位易洛魁文明的观察者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如果一群饥饿的易洛魁人遇到了另一群食物还没有完全耗尽的易洛魁人，不等前者开口请求，后者一定会与其分享仅存的食物，哪怕这样做会使他们也陷入与得到帮助者同样的灭顶之灾中。”[9]对努尔人进行的一项经典研究表明：“总之，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在努尔人的村子中，没有一个人会挨饿，除非所有人一起挨饿。”[10]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对这种“利他主义”的解释，一定是出于求生的需求。例如，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当时的原始社会，拥有很多劳动力却无需喂养几张嘴的家庭，一定会帮助那些劳动力稀少人丁却很多的家庭，尤其是那些拥有许多年幼儿童的家庭。[11]孩子意味着村落未来整体的劳动力补给能力。从保证整体群落免于灭绝的角度来说，这种针对困难大家庭的“重新分配”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女性必须带着孩子从事日常采集活动，而且不得不带着孩子定期跟随营地迁徙，这些活动导致人类的出生率相当低。母亲只能随身照料一个孩子，无法负担更多，因此，每隔三四年她才会生育一次（如有必要还会通过禁欲、流产乃至杀死婴儿的方法做到这一点）。而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定居村落，孩子一旦长到几个月大，就不必由母亲随身照顾；而且孩子越多，未来就可以照料更多的耕地，种植更多的庄稼。因此，规模越大的家庭也就越有优势。生产方法的改变对人类的繁衍产生了深远影响。人口开始增长。虽然依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人口增长率几乎不值一提（年均增长0.1%）[12]，但是经过两千年的漫长发展，世界人口总数一路攀升，从新石器时代的一千万人，一路增长到资本主义发轫时的两亿人。 以农耕为基础的社会，与狩猎采集社会相比，还存在其他一些重大变化。在狩猎采集社会，重大争议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解决，例如群落分离或者某些个体自行离开。然而，人们清理并耕种土地之后，这种方法在农业群体中几乎无法实行。与狩猎采集社会相比，农业社会村落的规模更大，依靠人们之间更加复杂、更有组织的互动来进行维持。与此同时，它也面临着狩猎釆集社会群落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它拥有多余的储藏食物和人工制品，令村庄外的武装突袭者垂涎三尺。地方性的战争（事实上，这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几乎不存在）在许多农耕文明群落中爆发。这为设置正规决策机制进而实现社会控制提供了进一步的推动力，例如，由每个世系中的老人组成议事会。 在一万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地的人们彼此独立地从狩猎采集文明过渡到了农耕文明：在中美洲（今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在非洲至少三个不同的地方、在印度支那、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中部的高地山谷，以及在中国都是如此。[13]每个地方都发生了与美索不达米亚类似的变化，然而，驯养的动植物不同，对变革的内容和程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证据还驳斥了任何声称某些“种族”或“文明”拥有独有天赋，能够引领其他人类前行的谬论。面对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变化，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类群落发现，必须运用新的技术才能维持凭借旧有生活方式可以得到的一切——他们发现自身的生活方式无论如何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而且是以一种他们从未期待过的方式。此时的世界各处，定居的村落生活取代了松散的群落组织，人们通过坚固的血缘亲族群落纽带、严苛的社会行为准则，以及复杂完备的宗教仪式和神话传说，紧密地组织在一起。[14]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地山谷文明，是农业独立发展的一个典型例证。这里的人们大约于公元前7000年开始驯养动物，耕种作物，其中包括甘蔗、某些香蕉品种、坚果果树、巨大的沼泽芋头，以及可以食用的草茎、草根和绿色蔬菜等。随着生活日益转向以农耕为重心，与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这里的文明也从游牧或半游牧、狩猎采集生活转向村落定居生活。社会组织以平等的亲族群落为中心，并没有私有土地。在从海岸无法穿越的遥远山谷里，人们就这样一直生活着，不被外来人侵所打扰，直到他们于1930年代早期被西方人“发现” 不过，许多早期社会并没有转向农业。在有些人眼中，依靠驯养动物和耕种过活是一种不必要的苦差事，在能够凭借狩猎和采摘舒适生活的情况下，他们拒绝改变。还有些人的生活环境，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澳大利亚和南非，无法提供易于驯养的动物和耕种的作物。[15]千年来，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类别无选择，只能继续通过采摘和打猎来维持生活，直到他们通过与外界接触得到易于驯养和栽培的品种。[16] 不过，一旦农业在世界各地开始确立下来，它很快就传播开来。有时，采取农业维生的社会所取得的成功，会鼓励其他人跟随效仿。因此，“新月沃土”的农作物品种传播到尼罗河谷地、印度河流域和西欧，看起来对这三地农业文明的崛起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人口增长，有些人离开村落，在未开垦的新土地上建起新的村落；人口向外扩散，不可避免地促成了农业的传播。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讲班图语的西非人才来到了中非，并最终抵达非洲南部；东南亚的波利尼西亚人跨越大洋来到了非洲海岸的马达加斯加，跟着抵达了复活节岛（距离南美海岸只有一千五百英里)，最后则到达了新西兰。 农业社会的存在，常会改变与之接触的狩猎采集社会人们的生活。狩猎采集社会的人们很快就发现，通过与附近的农业定居人群进行交换——用鱼、猎物或兽皮来交换谷物、织物或发酵的饮料，他们可以迅速改善其生活条件。这鼓励了部分狩猎采集社会的人们接纳农业社会的一面，即只驯养野生动物，却不种植庄稼。很快，在欧亚大陆、非洲和南美安第斯南部山脉地区，都出现了这类“田园牧歌群落”，他们在各个农业定居点之间的土地上游走（有时与其进行交易，有时也会对其发动突袭），发展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独具特色的社会生活方式。 随着种植庄稼和驯养畜群的不断普及，最终导致社会生活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社会等级的区分。人类学家所称的“首领”“酋长”或“大人物”出现了，同时有些个人或家族比其他个人和家族享有更高的威望。这种趋势的巅峰表现就是建立起世袭的首领体制，确认其传承的血统家系。但即便是这种世袭制，也与我们今天熟知的社会阶层分野（社会中的部分人可以享受他人辛苦劳作得来的成果）大相径庭。 平等主义和分享依然是当时社会普遍盛行的价值观。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们必须为群落中的其他人服务，而不是依靠他人生活。就像人类学家理查德·李指出的那样，这一社会与狩猎釆集社会拥有同样的“共有财产”概念：“部落首领所得的大部分都会重新分配给部落民，首领的权力也受到民意和体制的制约和平衡。”[17]因此，在南美的南比克瓦拉部落，“慷慨……是权力的重要属性”，“首领”必须时刻准备着用他管辖下的“多余食物、工具、武器和装饰品”，来满足“个人、家庭或整个群落的任何需求”。[18]这甚至会导致部落首领在物质上陷入比其他部落民众更加困难的境地。在新几内亚的布萨玛（Busama），首领“不得不比其他人更加努力地劳作，以积攒足够的食物……大家都知道，他必须得起早贪黑——他的双手从未离开过土地，他的额头总是在不断滴下汗水’。”[19] “新石器时代”转向农业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村落定居变得更加普及，战争也随之蔓延开来。某种程度上，这的确称得上是一场“革命”。但当时社会仍然缺乏我们今天熟知的大部分元素：社会等级分野、建立在全职官僚和武装军队基础上的永久国家机制，以及女性处于从属地位（这几种情况依然没有发生）。这些情况直至人类历史出现第二波谋生方式的剧烈变化：在“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基础上叠加上戈登·柴尔德所说的“城市革命”，才会发生。 [1]“新月沃土”地带包括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南部和伊拉克。 [2]关于这一地带的具体情况，参见：唐纳德·亨利（DonaldHenry），《从采集到农业》（FromForagingtoAgriculture,Philadelphia，1989）；梅高（J.V.S.Megaw）主编的《狩猎者、采集者与欧洲外最早的农民》（Hunters,GatherersandtheFirstFarmersBeyondEurope,Leicester,1977）；P.M.Dolukhanov和G.W.W.Barker所写的文章，收入科林·伦弗鲁（ColinRenfrew）主编的《阐释文化变迁》（ExplainingCulturalChange,London,1973）；查尔斯·梅塞尔斯（CharlesMaisels），《文明的曙光：从狩猎和采集到农业、城市和近东国家》（TheEmergenceofCivilisation,London,1993）第3、4章。 [3]J.Harlan,‘AWildWheatHarvestinTurkey’,Archaeology20(1967),pp.197-201，引自查尔斯·梅塞尔斯《文明的曙光：从狩猎和采集到农业、城市和近东国家》第68-69页。 [4]这一术语来自戈登·柴尔德。 [5]关于村落中各种定居方式的猜测和计算方法，参见查尔斯·梅塞尔斯《文明的曙光：从狩猎和采集到农业、城市和近东国家》第125页。 [6]罗伯特·亚当斯（RobertAdams），《城市社会的演变》（TheEvolutionofUrbanSociety,London,1966），第96页。 [7]然而，还有些人认为这些女性小雕像实际上用于丰产生殖祭祀的仪式，并不能证明女性在当时社会中拥有较高地位，就如同天主教中的圣母玛利亚雕像。 [8]1920年代和1930年代，西方人类学家研究了这些残存的原始社会形态，得出了这一观点。参见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文化模式》（PatternsofCulture,London,1935）。[《文化模式》，王炜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 [9]参见J.-F.Lafitan，引自理查德·李《对原始共产主义的思考》第252页。 [10]参见爱德华·伊文思-普理查德（EdwardEvans-Pritchard），引自理查德·李《对原始共产主义的思考》，第252页。 [11]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这是该书的主要论点。 [12]罗伯特·亚当斯，《城市社会的演变》，第96页。 [13]梅高主编的《狩猎者、采集者与欧洲外最早的农民》；P.M.Dolukhanov和G.W.W.Barker所写的文章，收入科林·伦弗鲁主编的《阐释文化变迁》。 [14]弗里德里希·卡茨（FriedrichKatz），《古代美洲文明》（AncientAmericanCivilisations,London,1989）；沃里克·布雷、厄尔·斯万森、伊恩·法林顿合著（WarwickBray,EarlSwanson&IanFarrington），《古代美洲人》（TheAncientAmericas,Oxford,1989），第14页。 [15]正如生物学家贾里德·戴蒙德（JaredDiamond）指出的那样，这些地区从未成功地驯养家畜或者自主农耕。参加贾里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andSteel,London,1997），第163-175页。[《枪炮、病菌与钢铁》，谢延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16]贾里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第139页。关于这一观点，戴蒙德在这里论述得非常清晰。 [17]理查德·李《对原始共产主义的思考》，第262页。 [18]参见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引自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第132页。 [19]参见H.I.Hogbin,引自马歇尔·萨林斯所著《石器时代经济学》第135页。
序言在出现阶级之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序言在出现阶级之前 踏入21世纪的门槛，我们的世界依然贪婪无度，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种族主义和国家沙文主义偏见泛滥，野蛮暴行和恐怖战争随处可见。这些现象很容易令人相信，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如此，因此，未来的世界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不可计数的作家、哲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记者和心理学家们，极力迫使我们接受这种想法。他们将等级、差异、贪婪和残忍，描绘为人类行为的“自然”特征。事实上，有些人把这些看作贯穿动物王国的特征，一种所谓遗传学“法则”下的“社会生物学”需求。[1]无数流行于世、据信“科学”的平装本著作都在传播这样的观点，例如：德斯蒙德·莫里斯将人类视为“裸猿”[2]，罗伯特·阿特里提出“杀戮的必要”[3]，以及理查德·道金斯口中由“自私的基因”[4]来安排的更加复杂的生命形式。 然而，凭借我们今天对史前无数世代祖先生活的了解，这种犹如1960年代系列电视剧《摩登原始人》中刻画的“摩登原始人”式的人类行为，完全无法得到证实。不断累积的科学证据表明，我们祖先生活的社会，绝非以竞争、不平等和压迫为特征。不如说，这些不美好的词汇都是历史的产物，而且几乎都是近代历史的产物。证据来自对五千年前世界范围内人类行为方式的考古发现，以及对直至19世纪及20世纪初依然在世界上不同地域按照类似古老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所进行的人类学研究。人类学家理查德·李对这些发现有如下总结： 在国家兴起和社会不平等确立之前，人们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以亲缘为基础的小范围社会群体中，其中经济生活的核心制度包括：土地和资源由集体所有，互利互惠的食物分配，相对平等的政治关系。[5] 换句话说，人们彼此分享，相互帮助；既没有统治者，也没有被统治者；既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李借用了恩格斯于1880年代描述这种状态时使用的词汇：“原始共产主义”。这一观点意义重大。我们这一物种（现代人类）已经拥有超过十万年的历史。而在这漫长历史95%的时间里，人类的许多举动都不曾被冠以今天所称的“人类自然本性”的帽子。并没有什么被铸入我们的生物体，使我们今天的社会呈现如今的样貌。我们迈入新千年时面临的困境，更是不能归咎于“人类自然本性”。 人类的起源湮没在时间的迷雾中，远超过十万年。我们最遥远的祖先由猿类进化而来，生活在四百万到五百万年前的非洲各地。出于某些我们仍不知晓的原因，就像距离我们最近的动物近亲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那样，这一物种中的某些成员放弃树上生活，选择了直立行走。他们比任何其他哺乳类动物都要更懂得合作，借此在新的地势环境下生存下来。他们协同劳作，制造出初级工具（就像黑猩猩有时会做的那样）来挖出树根，够到高处的莓果，搜集幼虫和昆虫，猎杀小动物，吓走食肉动物等。成功的保证来自彼此间的合作，而非彼此间的竞争。那些无法学会协同作业方式者、无法适应随之而来的新的思想行为方式者，都逐渐灭绝。那些能够协同劳动并适应这一新思想的人，则得以生存下来并繁衍延续。 经过了数百万年的发展，这样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导致这种基因遗传与众不同的哺乳动物的进化。他缺少其他哺乳类动物那样高度专业的物理特征，比如能够保护自己的（巨大的牙齿或下颚）、能够保暖的（厚厚皮毛），或者是能够及时逃走的（长腿）。相反，早期人类在应对周边世界的过程中，遗传发展出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用手握住东西和塑造物体，能够用声音彼此交流，能够调查、研究并总结身边的世界，能够在经历了漫长的育儿探索之后，明白如何将他们掌握的技能和知识传授给下一代。所有这些都要求大脑容量有较大增长，以及具有社会化的能力和欲望。这一过程还促进了彼此间相互交流方式的发展（语言），在这一点上，与其他任何动物都存在质的不同，由此还衍生出概念化的能力：既能意识到身边环绕的世界，又能意识到自己是身处这个世界中的一员。[6]现代人类出现在约十五万年前的非洲，正是这一过程发展到顶峰的结果。[7] 在接下来的九万年中，我们的祖先慢慢地从非洲向世界各地散布开去，在此过程中逐渐取代了尼安德特人等其他人类物种。[8]至少在六万年前，他们就已抵达中东。四万年前，他们来到了西欧，并在某种程度上尝试跨越分离亚洲东南海岛与澳洲的海域。最迟在一万两千年前，他们就穿越了冰冻的白令海峡来到美洲，由此散布在除南极洲外的每一个大陆上。数千年来，在各地生存繁衍的人们，彼此之间几乎完全隔绝（融化的冰块使得白令海峡再也无法逾越，升起的海平面则使得从东南亚前往澳洲的道路变得困难重重）。他们的语言变得越来越不同，每个种族都逐渐积累起自己的一套知识，各自发展出独特的社会组织和文化形式。某些遗传特征，如眼睛的颜色、毛发茂密与否、皮肤的颜色等，在一些种族中要比在另一些种族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但不同种族间的基因遗传仍然十分类似。每个种族内部的变化总是大于种族之间的变化。所有种族都同样具有学习彼此语言的能力，所有种族都拥有同样的智能发展潜力。人类虽被分为广泛分布的不同族群，但却依然是同一个物种。每个族群的发展，并非依靠任何特殊的遗传组成，而是依靠他们的动手技能和协作形式在特定环境下适应生存需求的程度。不同的适应程度，支撑起了不同的社会，出现了各自独特的习俗、态度、神话和仪式。 大约一万年前，不同的社会拥有某些共同的基本特征。这是因为他们大多采用同样的方法：“觅食”，来获取食物、庇护所和蔽体衣物，所谓“觅食”，就是通过获取自然产品（水果和坚果、植物根茎、野生动物、鱼类和贝类），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为己所用。这些社会都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狩猎采集”社会，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更好一些的词汇：“觅食”社会。[9] 就在几百年前，许多这样的社会还广泛分布于世界上各个地域，些许遗存甚至在我写作本书时依然存在。正是通过研究这样的原始遗存，像理查德·李等人类学家才能得出结论，了解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至少90%的时间内，人类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 在西方人的印象中，原始人类是未开化的“野人”[10]，在“一种自然状态下”过着艰辛而悲惨的生活，不得不通过痛苦血腥的争斗，在“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中角逐活下来的机会，这使生活变得“肮脏、残忍而短暂”[11]；然而，现实与这一印象大为不同。 人们生活在由三四十人组成的组织松散的群体中，这些群体可能会短暂地与其他群体联合起来，形成最多二百人的较大族群。但毫无疑问，这种“纽带社会”（游群社会）中的生活，并不比更加“文明”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几百万人的生活艰辛。一位卓越的人类学家甚至称它们为“原始富裕社会”[12]。 在这些社会里，没有统治者、老板或等级分野。就像特恩布尔在谈及刚果的姆布蒂俾格米人时所写道的：“这里没有首领，没有正式的议会。在生活的每个方面……或许会有一两位男性或女性比其他人更加出色，但他们的脱颖而出，通常都是来自良好的实用原因……维持秩序是一项合作事务。”[13]人们彼此合作以求生，既不用在大人物面前卑躬屈膝，也不用陷入无休止的彼此争吵中。人类学家欧内斯廷·弗里德尔从她的研究中得出结论：“男人与女人都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度过每一天：是去打猎还是去采摘野果，以及与谁同往。”[14]埃莉诺·里柯克这样谈及她的发现：“这里没有私人土地，也没有依据性别进行的劳动分工……人们就活动本身作出决定并对其负责。无论何种规模的集体，在进行集体活动前，内部必须先达成一致意见。”[15]人们的行为显得慷慨大方，而不是自私自利，个体彼此帮助，人们在获取食物后，首先会拿给群落中的其他成员，而不是自己独享。理查德·李评价道：“一个家庭的食物从来都不是独自享受，而总是与共同生活的一个群落或者集体中的其他成员分享……研究表明，在每个大洲的每一种生存环境下从事采集和狩猎的人们中，都存在这种广泛互惠互利的原则。”[16]理查德·李继续报告说，他所研究的卡拉哈里沙漠的亢人[17]（也称“布须曼人”）“非常重视平均主义，他们发展出一套重要的文化实践来维持这种平等，首先挫掉骄傲自负和炫耀浮夸者的锐气，然后帮助那些不走运的同伴重新回到‘赛场’。”[18]—位早期的耶稣会传教士记下了另一群狩猎采集群落：加拿大的蒙塔格奈人，“给我们许多欧洲人带来毁灭与折磨的两位暴君——我是指野心和贪婪——却无法在他们的伟大森林中称王……这里从未有任何人将自己交给魔鬼，以换取财富。”[19] 根据弗里德尔的记载，狩猎采集群落对战争方面也关注不多： 彼此邻近的群落在寻找食物时争夺领土的情况也曾发生……但就总体而言，狩猎采集社会中的人们，在为了作战而进行的训练上投入的精力，以及为了战争冒险而投入的时间都不多……两个群落之间的冲突，通常都会通过一方的离开而得到解决。[20] 这些证据完全驳斥了阿特里等人的谬论。阿特里等人认为，从南方古猿（历史上第一个可以直立行走的猿人）时代直至文字出现，整个人类的史前史都建立在“杀戮的必要”上，“狩猎采集群落为了争夺水坑而彼此争斗，因为在非洲炙热的烈日烘烤下，这些水坑通常很快就会消失不见”；他声称，我们都是“该隐之子”，“出于基因上的必要性……人类的历史激发了超级武器的发展”，因而所谓人类的“文明”，不过是一层薄薄的虚饰，掩盖了人类“在屠杀、奴役、毁灭和残忍中得到快感”[21]这一本能。 就所有关于“人类本性”的讨论而言，弄清楚这一点可谓意义重大。因为就算真的存在这样一种“人类本性”，它也是在人类漫长的狩猎采集社会发展过程中，由自然选择塑造而成。理查德·李的以下观点无疑相当正确： 漫长的平均分享经历，塑造了我们人类的过去。尽管我们看起来已经适应了阶级社会中的生活，尽管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曾上演过侵犯人类权利的凄惨悲剧，但却仍有迹象表明，人类对平均主义思想、对互利互惠信条的认同、对集体感的坚持，依然根深蒂固。[22]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最为推崇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则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他抱怨人类就“对小部分人利益有益”拥有一种“长期隐藏的先天本能”和“原始情感”，导致他们想要“讨好大人物”。[23] 事实上，“人类本性”非常多变。在当今社会，它至少使有些人沉溺在哈耶克所阐述的贪婪和竞争中。在阶级社会，它还允许最恐怖的暴行发生：严刑拷打，集体强奸，活活烧死和肆意屠杀。这些行为与狩猎采集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可谓迥然不同，因为在狩猎采集社会，若要获取生计，平均主义和利他主义都是必要条件。 狩猎釆集社会中的人们必须亲密无间地依靠彼此。通常，采集者会为群落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狩猎者则会提供较为珍贵的食物。因此，负责狩猎的人们日常果腹的食物全都仰仗采集者的慷慨，而负责采集的人们——以及那些暂时无法从事狩猎活动的人们——则要依靠狩猎者设法猎杀的动物来补充日常饮食，而这无疑非常珍贵。狩猎活动本身通常并非一名男性英雄独自前去杀死野兽的冒险，而是一群男人（有时还会有女人和孩子们的帮助）团结合作，追捕猎物并设下陷阱，最终捕获猎物。无论从哪一点来说，所有的所得都必须依靠合作和集体价值观。离开了合作和集体观，任何狩猎采集社会的群体都活不过几天。 与此相关的是，男性并没有凌驾于女性之上。通常，人们都是根据性别来进行劳动分工：男性负责大部分狩猎工作，女性则更多会去进行采集活动。这往往是因为怀孕的妇女，以及正处于哺乳期、需要照料孩子的妇女，都无法参与狩猎活动，因为那样会使其暴露在危险中，会危及整个群落的后代繁衍。但就我们所知，这样的分工并未导致男性确立对女性的统治地位。男性和女性都可以参与作出重大决定，例如，何时移动营地，或者是否离开一个群落而加入另一个。婚姻结构非常松散。在没有突然将他们自己或后代的生活置于危险境地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可以分开。此时完全看不到常被认定为“人类本性”的男性至上主义。[24] 最后，他们也无法产生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对私人财产的迷恋。狩借采集社会的群落规模，通常由每天能在营地附近找到足够的食物来决定。在营地四周，群落所有成员持续不断地寻找可以采集的植物，从一个品种换到另一个品种，或者是追捕动物，然而，群落整体却不得不持续迁移，因为当地可以入口的食物终会被搜刮干净。这样不断的迁徙，使得任何群落成员都无法积累财富，因为任何拥有的东西都必须便于携带。通常，群落里的个体会拥有一根矛或弓和箭、一个背包，此外也许还会有一些小玩意儿。这里根本没有积累个人财富的概念。人类生存的恶劣物质条件，协助催生了不同的社会，以及与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思想迥然不同的想法。 总而言之，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就是各种迥然不同的社会及其思想的发展历史。这段历史将数不清的男人和女人的生命编织其中，人人都想为自己、为同伴、为所爱的人争取体面的生活，他们有时会黯然接受世界就是这样的现实，有时也会绝望地试图改变它，但结果却是常常失败、偶尔成功。然而，在这段冗长交织的故事中，有两件事却是显露无遗。第一，人类在自然界中谋生的能力不断增长，克服原始匮乏的物质条件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第二，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它们为了小部分特权人群的利益，压迫并剥削大多数人民。 如果我们循着这些并行的一系列改变一路回溯，就会明白：我们在21世纪之初看到的世界到底从何而来，又为何会呈现今天的面貌。今天的世界，财富的缔造以超乎我们祖辈想象的规模进行着；今天的世界，阶级统治、压迫和暴力，比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更加根深蒂固，不可撼动。十亿人民生活在绝望的贫困中，更有数十亿人民毫无安全感，地区战争和内战普遍存在，人类生活的根基正在受到无法控制的科技变革的威胁。对现今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都应该是：通过去除具有压迫性的社会结构，用财富来满足最基本的人类需求，使其服从于一个以塑造了我们数百代原始共产主义祖先生活的价值观为根基的社会，是否可能？ 但在这样做之前，我们首先要来回溯一下阶级统治和国家是如何形成的。 [1]实际上，这样的观点当然并非出自严肃的基因科学研究。参见如下论著：史蒂文·罗斯（StevenRose），《生命线：生物学、自由与决定论》（Lifelines:Biology,Freedom,Determinism,London,1997）；露丝·哈伯德（RuthHubbard），《女性生物学的政治学》（ThePoliticsofWomen’sBiology,NewJersey,1990）；理查德·勒沃汀（RichardLewontin），《生物学之为意识形态：基因的教条》（BiologyasIdeology:TheDoctrineofDNA,London,1993）。 [2]戴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Morris），《裸猿》（TheNakedApe,London,1967）。[《裸猿》，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罗伯特·阿特里（RobertArdrey），《非洲起源》（AfricanGenesis,London,1969）；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Gene,Oxford,1976）。[《自私的基因》，卢允中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4]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 [5]理查德·李，“对原始共产主义的思考”（ReflectionsonPrimitiveCommunism），收入蒂姆·英戈尔德、戴维·里奇斯、詹姆斯·伍德伯恩（TimIngold,DavidRiches&JamesWoodburn）合编的《狩猎者与采集者》（HuntersandGatherers）第一卷（Oxford,1988）。 [6]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提出的理论被普遍接受，他指出，对所有现代人类而言，使用语言的能力是一种由基因决定的特质。1920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沃洛希诺夫（Voloshinov）在其著作中详细说明了语言，抽象能力和人类意识之间的关联；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乔治·卢卡奇（GeorgLukács）在他的《本体论》（Ontology）一书第二部分“劳动”中同样阐述了相关理论。 [7]我在这里写下的简短结论来自一场冗长的论战。读者可以阅读我如下文章的起始部分，获知这场论战的详细情况。“恩格斯与人类社会的的起源”（EngelsandtheOriginsofHumanSociety），刊于《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Socialism）65（1994年冬季卷）。 [8]关于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之间准确关系的科学争论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例如，争论的焦点在于他们是否曾经杂交繁衍。请恕我在这里无法详尽展开相关探讨。不过，十分明确的是，现代人类取代尼安德特人并不意味着就对其进行了野蛮屠杀——罗伯特·阿特里等人试图使我们相信的人类“生于血腥”的观点。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我的文章：“恩格斯与人类社会的起源”。 [9]某种程度上，“狩猎和采集”社会是一个会引起误解的术语，因为为了在原始社会维持生计，采集野菜和果实通常要比狩猎占据更重要的比重。 [10]因此，“野蛮”（savagery）一词经常被用来形容原始社会——就连刘易斯Dina摩尔根、恩格斯和戈登·柴尔德（GordonChide）在试图提供原始社会发展的科学陈述时，也无法避免使用这一词汇。 [11]上述引文来自17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但却表达出直至1960年代社会上普遍流行和广为接受的“共识”。我们在罗伯特·阿特里的畅销书《非洲起源》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观点。 [12]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Sahlins），《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AgeEconomics,London,1974）。[《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 [13]科林·特恩布尔（ColinTurnbull），《森林人》（TheForestPeople,NewYork,1962），第107、110、124-125页。[《森林人》，冉凡等译，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14]欧内斯廷·弗里德尔（ErnestlinFriedl），《人类学家眼中的女性和男性》（WomenandMen:theAnthropologist’sView,NewYork,1975），第28页。 [15]埃莉诺·利科克（EleanorLeacock），《男性支配迷思》（MythsofMaleDominance,NewYork,1981），第139-140页。 [16]理查德·李（RichardLee），《昆桑人》（The！KungSan,Cambridge,1979），第118页。 [17]亢人（！Kung）词首的惊叹号表示一种“咔哒”的声音，印欧语系中没有相对应的发音。 [18]理查德·李，《昆桑人》，第244页。 [19]参见LeP.P.LeJeune（1635），引自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第14页。 [20]欧内斯廷·弗里德尔，《人类学家眼中的女性和男性》，第15、28页。 [21]这里的所有引文都出自阿特里的著作《非洲起源》第300、399页。 [22]理查德·李，《对原始共产主义的思考》。 [23]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Gellner），《犁、剑与书：人类历史的结构》（Plough,SwordandBook:TheStructureofHumanHistory,London,1991）。 [24]恩格斯坚持认为，女性在原始社会同样也不具备绝对的统治地位，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恩格斯在一个重要细节上理解有误——他大大高估了在大部分狩猎和采集社会中血统和世系的重要性。关于这一问题的详尽探讨，参见我的文章：“恩格斯与人类社会的起源”。
第一部分阶级社会的兴起。大事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一部分阶级社会的兴起 大事年表 400万年前出现了第一个直立行走的猿人“南方古猿”。 150万年—50万年前出现明确的人类物种“直立人”，使用石质、木质和骨质工具；旧石器时代早期。 40万年—3万年前欧洲和中东出现尼安德特人——出现人类文明的曙光，并有可能开始使用语言。 15万年前出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智人”，或许源自非洲；以“觅食”维生（人类身处依然没有阶级、国家或性别压迫的小型游牧群落）；旧石器时代中期。 8万年—1.4万年前现代人类抵达中东地区（8万年前），跨越大洋来到澳大利亚（4万年前），抵达欧洲（3万年前）、美洲（1.4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 1.3万年前气候允许人类在村庄定居，人类谋生能力有所增强，但仍以“觅食”为主；中石器时代。 1万年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农业革命”；种植庄稼和驯养牲畜；新石器时代；更加先进的工具，使用陶器；村落生活方式的蔓延；人类群落间第一次成体系的战争；依然不存在阶级分野和国家。 7000年前欧亚大陆和非洲开始使用犁；农业谋生方式蔓延到西北欧；有些人类群落中出现了“酋长”，但依然没有出现阶级或国家。 6000—5000年前中东地区和尼罗河河谷地带发生“城市革命”，有些群落开始使用铜。 5000年前（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和“古王国”时期的埃及开始出现国家；人类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字母表；发明冶炼青铜的方法；清晰的社会阶层，宗教等级和神庙；公元前2800年出现第一座金字塔；青铜时代；女性开始从属于男性。 4500—4000年前（前2500—前2000年）印度河谷城市国家兴起；萨尔贡统一中东地区，建起第一个帝国；西欧出现巨石圈建筑；埃及南部出现努比亚文明。 4000年前（大约公元前2000年）“黑暗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帝国及“古王国”时期埃及帝国的崩塌；小亚细亚出现冶铁技术。 4000-3600年前（前2000—前1600年）克里特岛兴起米诺斯文明；“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及汉谟拉比治下的美索不达米亚帝国再度复兴；中国北方开启“城市革命”；希腊兴起迈锡尼文明。 3600年前（公元前1600年）“中王国”时期的埃及遭遇危机崩塌，过渡到第二中间期；随着克里特岛、印度、迈锡尼文明先后崩塌，世界历史进入“黑暗时代”；中国北方的商王朝进入“青铜时代”。 3000年前（公元前1000年）埃塞俄比亚出现阿克苏姆文明；地中海地区兴起腓尼基城邦国家；中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及安第斯山区的查文文明出现“城市革命”。 2800-2500年前（前800—前500年）印度、希腊和意大利崛起了新文明；努比亚出现梅罗伊文明。 2500-2000年前（前400—前1年）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发明自己的书写文字。 2000年前（公元1世纪）墨西哥河谷崛起了特奥蒂瓦坎文明（特奥蒂瓦坎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尽管还没有使用硬金属工具；四百年后，特奥蒂瓦坎文明被遗弃，继而在墨西哥南部和危地马拉崛起了阿尔班山文明和玛雅文明。
引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引言 底比斯七门，知何人建起？ 翻遍史书，唯见帝王行迹。 难道是帝王自己垒起了墙基? 几番倾颓的巴比伦， 又是谁将它几番建起？ 金碧辉煌的利马城， 它的建造者又在何处栖息？ 万里长城完工之夜， 石匠们都去向了何地？ 罗马帝国遍布凯旋门， 里面的血汗来自何人？ 又是谁浇筑了恺撒的胜利？ 皇歌缭绕的拜占庭， 宫殿岂是它所有臣民的居停? 就是在那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 在那巨浪席卷而来之夜， 主人们仍在对着奴隶咆哮不已。 亚历山大剑指印度， 难道他是千里走单骑？ 恺撒挥师北征高卢， 莫非他全凭匹夫之力？ “无敌舰队”沉没时， 腓力三世痛哭不已， 洒下热泪者难道就他一人？ 七年战争“获胜”， 又是谁与腓特烈大帝一道踏上归程？ 翻过书上一页页光辉的篇章， 是谁斟满一杯杯庆功的佳酿？ 人间十年已沧桑，江山代有好儿郎， 白骨遍地谁思量，说什么封侯拜将？ 这么多堂而皇的历史， 这么多猜不透的谜題。 ——〔德〕贝尔托布·布菜希特，《工人眼中的历史》 布莱希特在诗句中提出的问题亟待寻求答案。历史应当承担起提供这些答案的职责。但是，寻求并提供答案既不应被视为小部分专家的特权，也不应被视为能够承受之人的奢侈物。历史并非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口中的“废话”——这位使用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汽车的先锋人物是工会运动的大敌，还曾是希特勒的早期崇拜者。 历史就是关于先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促生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历史就是关于我们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们的故事。是否可以进一步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及如何改变它，理解是关键。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掌握国家政权的集权主义者喊出了一句口号：“掌握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住在布莱希特诗歌中形容的宫殿里、享用诗歌中美味佳肴的那些人，总是对这一口号坚信不疑。 距今2200多年前，一位中国皇帝就曾对犯下“借古讽今”罪行的人判处死刑。阿兹特克人于15世纪征服了墨西哥谷地后，曾试图毁掉前朝统治的记录；1520年代，西班牙人占领这一地区后，同样试图毁掉所有阿兹特克人的记录，抹去阿兹特克人曾经存在的痕迹。 即使在20世纪，事情也并未发生多少改变。谁要敢挑战斯大林或希特勒官方史学家的言论，就意味着被监禁、被驱逐流放，甚至被判处死刑。就在三十年前，西班牙史学家还被禁止研究轰炸巴斯克城格尔尼卡的真相；匈牙利史学家也不被允许调查1956年事件。甚至是在最近，只因就一战前希腊如何强占马其顿大部分领土问题挑战了官方的观点，我的希腊朋友们还要接受审判。 在西方工业化国家，政府公开作出迫害之举相对较为罕见。但是，政府采用隐秘的控制方法却是始终存在。就在我写作本书时，新工党政府坚称：学校必须强调英国历史和英国人取得的功绩，英国的小学生必须牢记大不列颠伟人的名字和生日。在高等教育中，与官方观点保持一致的历史学家，通常都能获得社会认可和荣耀；反之，敢于挑战官方观点的学者，通常都会被排除在大学核心教职之外。“妥协，不断地妥协”，依然是确保“升迁之道”。 自从（五千年前）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批法老以来，统治者撰写的历史中就充斥着他们自己及其先辈取得的“功绩”。史书中记载着“伟人”如何建起了城市和纪念碑，如何带来了繁荣，如何取得丰功伟绩或军事胜利——相反，“恶人”则被认定要对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坏事负责。世界历史上的首批历史著作是君主与王朝的列表，被称作“王表”。就在四十年前，学习类似的王表依然是英国学校历史教育中的主要部分。新工党政府和它的反对者托利党，看起来都有重新恢复这一传统的意向。 在这样的历史中，包含的知识容量仅限于记住这些王表，牢记“值得纪念的大人物”，或者是颇有谋略的权力竞争者。这种沉迷于琐碎历史的做法，既无助于我们去阐述过去，也无益于我们去理解当下。 另有一种回望历史的方法，则与有意识地追随“伟人”的形式截然不同。这种历史选取特定历史事件并讲述它们的故事，通常都是从历史事件的普通参与者的角度来进行描述。这样的历史令人迷醉。今天，利用普通人视角的素材制作的电视节目拥有庞大的观众群——所有频道都是如此。与过去古老的“国王、日期和事件”阐释方式（常识回答）相比，学生们对普通人视角的历史故事展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兴趣。 但是，这种“来自下层的历史”也会遗漏具有重大意义的要点，那就是事件彼此之间的联系。 只是对参与一桩历史事件的人们抱有同情的理解，并无法使我们明了塑造了他们生活、并且至今依然在塑造我们生活的更广阔力量。例如，不明白罗马帝国的兴衰，我们就无法理解基督教的兴起；不明白欧洲封建主义遭遇的巨大危机、不明白欧洲以外大陆文明的发展，我们就无法理解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肆意绽放；不明白工业革命的来龙去脉，我们就无法理解19世纪的工人运动。如果不明白这些及其他许多历史事件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也就无法理解人类如何走到了今天。 本书的目标就是，试着为大家提供这样一种解读历史的方式。 我不会夸下海口能为大家展现出完整的人类历史。就详述一段时期的历史而言，忽略许多名人及众多历史事件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重要方式。想要理解导致了现在的总体模式，你并不必知道人类过往的每一个细节。 马克思为这一总体模式提供了富有洞见的解释。他指出，人类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来，而每一种新的谋生手段的出现，都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必然地改变了彼此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的变化与“生产关系”的变化紧密结合，而这两者的变化，最终将会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改变整个社会的关系。 然而，这样的变化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点上，人类都要作出抉择，选择这一条道路或是另一条道路，并在巨大的社会冲突中，为这一选择奋战到底。跳出特定历史时刻而言，人们作出的选择，总是与其阶级地位紧密相关。奴隶与奴隶主的选择迥然不同，封建时代的工匠与封建领主的选择也是大相径庭。人类未来的重大斗争，也将会与阶级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系列伟大的斗争，将会为历史未来的走向提供骨架。 这样的历史阐释方法，并不否认个人及其宣扬的思想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的作用，而是认为在之前社会物质发展的积累、人们谋生的方式，以及阶级和国家的组成结构等前提下，个人或者个人的思想只能担当一定的角色。骨架与躯体不可同日而语。但要是没有骨架，躯体就会失去根基，无法存活。理解历史的物质“基础”，是理解其他所有事件一个非常必要但却非充分的前提。 是以本书试图对世界历史作出简明的梗概描述，仅此而已。但我希望，这一梗概描述可以帮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过去和现在。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始终明白，我必须面对两种偏见。 第一种偏见是，在延续不断的人类社会和历史中出现的关键因素在于“保持不变”的人类天性。这是一种遍布学界、主流媒体和大众文化的偏见。我们被告知，人类总是贪婪的、富有竞争性和攻击力，这解释了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剥削、奴役他人、压迫妇女等恶行的由来。这一“野蛮人”形象，也解释了一战西线战场上的血腥屠杀、二战中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然而，我的看法却与这种观点相反。我们今天所知的“人类天性”，实际上是历史的产物，而非其原因。我们的历史塑造了多种不同的人类天性，在漫长而伟大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中，一种取代了另一种。 第二种偏见在最近十年广泛传播，即虽然人类社会在历史上发生过剧变，但未来却不会再发生变化，历史将会终结。 1990年美国国务院顾问弗朗西斯·福山提出这一观点时，得到了享誉国际的赞誉。他在一篇文章中宣称：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见证“历史的终结”。福山的这篇文章被译成数种语言，出现在世界各国的新闻报端。剧烈的社会冲突和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已成过往——对此，成千上万的报纸编辑和电视新闻主播都表示赞同。 1998年，伦敦经济学院主任、英国新工党首相的社会学顾问安东尼·吉登斯，在其被大肆宣传但却鲜有人读的《第三条道路》中重复了福山的观点。吉登斯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资本主义之外别无选择的”世界中。他接受并复述了一个广泛传播的假设。但这却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假设。 作为一种国家整体生产的组织形式，资本主义的历史不过三四百年；作为一种世界整体生产的组织形式，资本主义的历史最多也就一百五十年。工业资本主义及其规模庞大的城市结合体，主要依靠市场进行传播，仅在最近五十年内才在全球广泛推广开来。而世界各地的人们，作为人类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超过一百万年，作为现代人类的历史也超过了十万年。如果说一种只占据人类生命周期0.5%时间的社会运转模式将会主宰人类剩余的生命，未免有些牵强——除非人类的寿命行将终结。福山和吉登斯的著作只不过再次确证，马克思至少在一件事上是正确的，那就是马克思曾经说过的，“对资本主义而言，只有历史，再无其他”。 人类近期的历史并非平顺自然地向前发展，而是充满了反复的波动、恐怖的战争、血腥的内战、暴力革命和反革命等。大部分民众生活看似将要得到改善的时代，几乎总是让位于人民大众长达数十年乃至数百年遭受贫困和毁灭的历史。 不可否认，在熬过了许多可怕恐怖的经历之后，人类控制和操纵自然的能力得到了重要提升。与一千年前的人们相比，今天的我们在掌握自然方面堪称飞跃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中，自然力量不再能使人们饥寒致死，曾经肆虐一时、令人闻之色变的疾病也逐渐被攻克。 但这却并不足以改变在人类历史上，阶段性的饥荒、营养不良和战争等灾难夺走了数亿人的生命这一事实。20世纪的历史记录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一百年中，工业资本主义终于接管了全世界，如今就连身处最偏远地区的农民或牧民，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仰仗市场而活。在这一百年间，还充斥着战争、杀戮、贫困和野蛮，与人类过往历史中的任何时期相比都毫不逊色，以至于自由主义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将20世纪描述为“西方历史上最恐怖的一个世纪”。20世纪最后几十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类整体的生活水平得到了魔力般的改善。在这几十年间，东欧国家陷入大规模贫困；非洲各地接连发生灾荒并陷入看起来无穷无尽的内战；几乎一半拉美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伊朗和伊拉克打了一场长达八年的战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联合起来，给予伊拉克和塞尔维亚强力军事打击。 历史并未终结，而且理解历史发展主要特征的需求，正在变得比以往更加迫切。我撰写本书的初衷，便是希望能够借此帮助读者朋友增强对历史的理解。
370．《新莱茵报》告科隆工人书（1849年5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70 《新莱茵报》告科隆工人书 （1849年5月19日） 致科隆工人 在临别前，我们提醒你们不要在科隆进行任何变乱。在科隆军事管制状态下，你们会遭到悲惨失败的。从埃尔伯费尔德的例子中你们已经看到了，资产阶级怎样要工人去赴汤蹈火，然后又极其卑鄙地出卖他们。科隆宣布戒严会使整个莱茵省精神沮丧，而目前你们只要一起义，戒严就会成为必然结果。你们的平静会使普鲁士人感到绝望。 《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新莱茵报》编辑部 18明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第301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第519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19页）
369．卡尔·马克思关于《新莱茵报》被查封的文章（1849年5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69 卡尔·马克思关于《新莱茵报》被查封的文章 （1849年5月19日） 科隆5月18日。不久以前，柏林曾要求科隆地方当局重新宣布戒严，企图按军法查封《新莱茵报》，但是遇到了出乎意料的反抗。这之后，科隆行政区政府便请示本地检察机关，企图以非法逮捕的手段来达到那个目的。这一企图由于检察机关在司法上的怀疑而遭到了破产，就同前此曾两度由于莱茵陪审员的明智而遭到破产一样[1]。无可奈何，只有诉诸警察诡计；这次他们达到了目的。《新莱茵报》现在暂时停刊。5月16日该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接到了下述荒唐无稽的政府命令： “查最近几号（！）《新莱茵报》愈益坚决地煽动居民蔑视现存政府，号召暴力革命和建立社会共和国。故该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博士应予被剥夺其外人待遇法（！），因它已遭彼粗暴之破坏，鉴于彼未被允准继续留居普鲁士国土，应令其于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境。若彼对此项要求不服，应着即押送出境。” 王国行政区政府缪勒尔致本市王国警察厅长盖格尔先生 1849年5月11日于科隆 干吗要玩弄这些愚蠢的词句，编造这个官方的谎言！ 最近几号《新莱茵报》按其倾向和语调来说同该报“试刊”第一号丝毫没有差别。在这“第一号”里就曾经说过： “许泽尔先生的阴谋（在美因茲）只不过是柏林反动派企图……把我们徒手交给……军队去摆布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2] Ehbien,Messieursqu’enditesvousmaintenant？（先生们，你们对这一点有什么可说的呢？） 至于我们的倾向，难道政府过去不知道吗？难道我们不曾向陪审法庭声明过：现时“报刊的任务是破坏现存制度的一切基础”[3]？至于霍亨索伦藩臣，那么请读一读1848年10月19日的《新莱茵报》，那里这样写道： “国王是始终如一的。遗憾的是，三月事件把这块倒霉的纸片置于陛下和人民之间，不然的话国王就会永远是始终如一的了。看来目前陛下又要像三月事件以前那样相信斯拉夫民族的‘铁蹄’的威力，而维也纳人民也许就是把铁变成黏土的魔术家。”[4] Est-ceclair,messieurs？〔明白了吗？先生们。〕 而“社会共和国”呢？难道我们只在“最近几号”《新莱茵报》里才宣布过它吗？ 对那些没有看出我们关于欧洲运动的全部议论和报道都贯穿着一条“红”线的蠢人，难道我们没有用坦率明确的语言说过吗？ 在11月7日的《新莱茵报》上我们可以读到：“就算武器能帮助反革命在全欧洲复活起来，金钱也会促使它在全欧洲死亡。欧洲的破产，国家的破产，注定要把它的胜利化为乌有。刺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也会变得像软绵绵的灯芯一样。但是发展的进程将不会等待欧洲各国转给欧洲社会的期票的支付日期。 在巴黎，六月革命会给以致命的反击。随着‘红色’共和国在巴黎的胜利，军队将从各国的内地调到边境并越过边境，而各个斗争的党派的真正力量也将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那时我们会想起六月和十月，并且也会高声喊道： VaeVictis！〔战败者罪该万死！〕 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5] Est-ceclair,messieurs？ 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隐瞒我们的观点是多余的。有一次，我们在和地方检察机关争论的时候，曾大声地宣布过： “《新莱茵报》的真正的反对立场将在三色共和国的时代开始。”[6] 要知道，在当时我们是和检察机关说话的呀！我们用下面的话总结了旧的1848年（见1848年12月31日的《新莱茵报》）： “普鲁士资产阶级以及一般德国资产阶级从三月到十二月的历史证明：在德国不可能发生纯粹资产阶级的革命，也不可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产阶级政权，可能发生的不是封建专制的反革命，就是社会共和的革命。”[7] 试问，难道只是在“最近几号”《新莱茵报》里我们才认为必须明显地以社会共和的精神发表言论吗？难道你们没有读过我们关于六月革命的文章，难道六月革命的灵魂不就是我们报纸的灵魂吗？ 那么你们干吗要玩弄虚伪的词句，制造荒唐的借口呢？ 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他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但是保皇恐怖主义者，上帝和法律所宠爱的恐怖主义者，在实践上是残酷的、卑鄙的、下流的，在理论上是胆怯的、隐讳的、虚伪的，而在这两方面都是无耻的。 普鲁士政府的命令荒唐到如此地步，竟说《新莱茵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粗暴地破坏了外人待遇法"。外人待遇法是厚颜无耻的侵略者Vorder-Russen（博鲁士）[8]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给我们莱茵省居民钦定的，《新莱茵报》的确“粗暴地”破坏了这个外人待遇法。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因此受到莱茵省的感激。我们拯救了我们祖国的革命荣誉。今后，在莱茵省享受充分公民权的将只有一家《新普鲁士报》了。 在临别前，我们谨向读者再提一下我们新年号上的一句话： “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这就是1849年的前景。”[9] 看吧，在东方，由各民族的战士组成的革命军已经同以俄国军队为代表的、联合起来的旧欧洲相对峙，而巴黎已经出现了“红色共和国”日益逼近的征兆！ 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科隆）第301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第503—506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00-603页） [1]指科隆陪审法庭在1849年2月7日和8日的审讯中宣判《新莱茵报》编辑和莱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委员无罪一事。——原卷末注 [2]见《许泽尔》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19-20页）——原卷末注 [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278页。——编者注 [4]见《许泽尔》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19-20页）——原卷末注 [5]见卡·马克思《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540—543页）——原卷末注 [6]见卡·马克思《国家检察官"海克尔”和（新莱茵报）》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521—526页）——原卷末注 [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146页。——编者注 [8]翻译不出的双关语：马克思以讽刺的口吻称普鲁士人为‘‘Vorder-Russen”（拉丁文是‘‘Borussi”）。——编者注 [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175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