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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新莱茵报》关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参与组织埃尔伯费尔德武装反抗的报道（1849年5月10—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68
《新莱茵报》关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参与组织埃尔伯费尔德武装反抗的报道
（1849年5月10—15日）
科隆5月16日。在埃尔伯费尔德的街垒上也有过《新莱茵报》的代表。为了驳斥形形色色的流言飞语，我们应当请读者注意关于这个问题的简短报道。
5月10日，《新莱茵报》编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科隆前往埃尔伯费尔德。他从索林根带去了两箱子弹，这是索林根工人在突击格莱弗拉特军械库时获得的。恩格斯到了埃尔伯费尔德以后，给安全委员会作了关于科隆局势的报告，并听候该委员会调动。军事委员会立即委派他领导修筑防御工事的工作，并给了他如下的委任状：
“安全委员会直属军事委员会兹授权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检查城内全部街垒，并指导建筑防御工事。请街垒上一切岗哨于必要时给该人以协助。
（签名）许纳拜恩特罗斯特
1849年5月11日于埃尔伯费尔德”
第二天，大炮又交由恩格斯支配：
“兹授权公民弗·恩格斯自行斟酌安装大炮，并招聘为此所必需之工匠。有关开支由安全委员会负担。
安全委员会
委员会代表
（签名）波特曼许纳拜恩特罗斯特
1849年5月12日于埃尔伯费尔德”
恩格斯在到达埃尔伯费尔德的头一天，就组织了工兵连，并且在该城几个出口处构筑了街垒。恩格斯出席了军事委员会的各次会议，并建议该委员会聘请米尔巴赫先生担任卫戍总司令，这个建议得到一致通过。以后几天，恩格斯继续他的活动：改建了许多街垒，拟订了新街垒的布置计划，并加强了工兵连。从米尔巴赫到任的时候起，恩格斯就听从他的指挥，也参加了卫戌总司令所召集的各次军事会议。
恩格斯在埃尔伯费尔德逗留的全部期间，受到了贝尔格和马尔克的武装工人以及志愿部队的无条件信任。
在恩格斯到达的头一天，安全委员会委员里奥泰先生就探询了他的意图。恩格斯说，他来到埃尔伯费尔德，首先是因为受到科隆方面的派遣；其次是因为考虑到也许他对军事方面会有所帮助；第三是因为他本人是贝尔格区人，他认为能够亲身参加在该区人民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是自己的光荣。他只希望进行军事方面的活动，而根本不想涉及运动的政治方面，因为非常明显：目前在这里，运动只能在黑红黄三色旗下进行，因而需要避免反对帝国宪法的一切发动。
里奥泰先生完全同意这种说法。
14日早晨，当恩格斯陪同卫戍总司令米尔巴赫到恩格尔堡去参加总集合的时候，安全委员会的另一位委员赫希斯特先生走到恩格斯跟前，对他这样说道：虽然恩格斯的一举一动丝毫没有可以非议的地方，但是埃尔伯费尔德的资产者对他的到来仍然感到万分惶恐；他们时刻担心他会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所以一致希望他离开。
恩格斯说，他不想勉强人家接受他的效劳，但是也不愿意胆怯地离开自己的岗位，因此，为了表明他对这件事不负任何责任，只要求把上述愿望用书面形式清清楚楚地写出来之后交给他，上面并且要有安全委员会全体委员的签名。
赫希斯特先生在安全委员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天就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我们对近来居住在科隆的巴门公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迄今在本城所进行的活动予以充分公正的评价，但是还是请求他今天就离开本城区，因为他的逗留可能引起对运动性质的误解。”
早在通过这一决议以前，恩格斯就已声明，只有当米尔巴赫命令他执行安全委员会的要求时，他才能这样做。米尔巴赫是按照他的建议来到这里的：因此在米尔巴赫未允许他离开以前，他不能擅自离开。
经安全委员会三番五次的恳求以后，米尔巴赫终于在15日早晨签署了相应的命令，这一命令后来以招贴的形式公布了。
安全委员会的决议激起了武装工人和志愿部队的无比愤怒。他们要求恩格斯留下来，并保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恩格斯亲自到他们那里去，安定了他们的情绪，同时谈到了米尔巴赫，他说总司令是按照恩格斯本人的建议邀请来的，并且博得了他的无条件的信任，他不能第一个不服从卫戍司令。
然后，恩格斯又在郊区进行了一番视察，在把职务移交给自己的副官以后，就离开了埃尔伯费尔德。
让那些对我们的编辑表示如此深厚的情谊和如此依恋不舍之情的贝尔格和马尔克的工人记住，现在这个运动只是另一个更重要千百倍的运动的序幕，在那个运动中涉及到的将是他们工人切身的利益。这一新的革命运动将是现在这个运动的结果，而只要这个新的运动一开始，恩格斯便会——这一点工人们可以相信！——像《新莱茵报》的所有其他编辑一样，立刻出现在战斗岗位上，那时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离开这个岗位了。
1849年5月17日《新莱茵报》（科隆）第300号增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第500—502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596—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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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卡尔·马克思在汉堡为卡尔·布伦开具的前往布雷斯劳的介绍信（1849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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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卡尔·马克思在汉堡为卡尔·布伦开具的前往布雷斯劳[1]的介绍信
（1849年5月6日）
1849年5月6日于哈尔堡
布雷斯劳的布雷默[2]先生：
我恳切地向您介绍持信人布伦先生。由于去年的南德事件[3]，您也许还记得他的名字。
完全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发表
L.诺弗《1814到1852年间的政治革命团体及其革命》
（备忘录复印件），1852年2月吉森版，第206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70页）
[1]波兰语称做：弗罗茨瓦夫。——编者注
[2]这封信以及后面两封于1849年5月6日写给《新莱茵报》通讯员爱·弥勒-泰勒林和安·施蒂夫特的信是马克思1849年4月中旬到5月初逗留汉堡及其附近地区期间为卡·布伦写的介绍信。——原卷末注
[3]南德事件指布伦参加的1848年4月的巴登共和派起义和1848年9月初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起义。1848年4月12日在巴登爆发了德国共和派的武装起义。1848年4月2日，以弗·海克尔和古司徒卢威为首的共和派少数为了抗议自由派多数的政策退出了预备议会。慑于共和运动蓬勃展开的巴登政府通过了关于扩大军队人数的决议，请求毗邻的德国各邦给以军事援助，并根据自由派分子马提的告密逮捕了共和主义者菲克勒尔。巴登政府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便成了起义的导火线，起义的领导者是海克尔和司徒卢威，由于起义的准备不足，组织不力，4月24日被镇压下去，海克尔逃亡瑞士，后去了美国。这次起义也被称为海克尔起义。
1848年9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爆发了人民起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9月16日批准马尔默停战协定是这场人民起义的导火线。当时曾有1000多人参加了街垒战，起主要作用的是工人协会和体操协会的成员。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取得议会中占多数的自由派的同意后镇压了这次起义。——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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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新莱茵报》告科隆工人书（1849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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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新莱茵报》告科隆工人书
（1849年5月4日）
星期日各个政党都要在科隆这里召开代表大会[1]。政府不惜任何代价力图挑起人民和军阀之间的冲突，以便像迫害柏林人那样来迫害我们莱茵省居民。
科隆工人的任务就是粉碎普鲁士的这一诡计。行动要沉着冷静，决不能为军阀们的任何挑衅所动，这样科隆工人就能使政府无法找到采取暴力行动的任何借口。
最近将有决定性的事件发生。维也纳、波希米亚、南德意志、柏林都是怨声载道，只等时机的到来。科隆能够给予支援而且是很有力的支援，但却不能首先开始坚决的行动。
科隆工人要记住，特别是在下星期日要记住，政府的一切挑衅行为的目的在于：使暴动在不利于我们而有利于政府的时机发生。
只有在发生巨大事件时才能实行革命；如果上了政府挑衅的当，那结果至多也不过是一次騷动。科隆的工人们，你们要记住九月二十五日事件[2]啊！
节录
1849年5月4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89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第468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560—561页）
[1]1849年5月6日（星期日），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的三个团体在科隆召开了代表大会。这三个团体是：工人联合会、民主联合会以及君主立宪派的“市民联合会”。其中“市民联合会”的代表大会是在科隆近郊多伊茨举行的。——原卷末注
[2]1848年9月25日，科隆当局用逮捕民主联合会和工人联合会的许多领导人的办法挑起了当时已开始在市内构筑街垒的工人的过早的发动。马克思及其拥护者们曾尽了很大的努力，来阻止科隆工人举行过早的孤立的发动。次日，当局以“保护生命和财产”为由，在科隆实行了戒严。——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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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乔治·朱利安·哈尼（伦敦）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科隆）的信（1849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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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乔治·朱利安·哈尼（伦敦）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科隆）的信
（1849年5月1—2日）
1849年5月1日于伦敦
布朗普顿区女王街9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和奥康瑙尔之间的问题没有进展，仍然同上一次去信时一样。[189]我记得自那时起没有再见过他。你大概已经注意到《北极星报》上他那种虽然不是直截了当表达的但却十分明显的敌意了吧。不过，我没有去理会他，因为我很清楚，他的权力正在迅速地化为乌有；相反，我的朋友则在日益增多。〔……〕
我同朋友磋商后，决定办一个售价3便士的月刊，自6月1日起出版。刊物的名称是：
《不列颠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及其他》
我希望能把这个刊物办成功，同时也保留我在《北极星报》报社的工作，至少是保留一段时间。如果这个办月刊的设想成功了[1]，就将为一些更大的事业的成功奠定基础。
你曾好心地答应过要给我帮助，现在我就写信要你履行自己的诺言了。我已经给沙佩尔写了信，请他写一篇通讯供刊物发表。请你务必也写一篇文章或通讯。题材由你自选，可以是关于德国政治的，也可以是关于英国政治的。如果是后者，请不要涉及奥康瑙尔；如果是其他方面的，你写得多激烈都可以。也许写些关于德国情况或大陆的一般情况的东西更好一些。
我觉得最有必要的是每期月刊上都能有你写的东西。
除了政治性的文章，我还欢迎一些——不管多么简短——介绍德国文学的东西；如有可能的话，翻译一些德国的爱国诗歌。弗莱里格拉特或维尔特能够帮助写些文学和诗歌一类的东西吗？回忆罗伯特·勃鲁姆的文章大概是能吸引人的。介绍民主运动中的其他烈士和受害者的文章同样是能吸引人的。一个题材可以连载几个月，但作为一般原则，文章不宜太长。我大概还得重复一遍上封信中说过的那句话，即我无法允诺给予报酬。如果刊物办得成功，我是不愿让你或其他人白白为我写东西的。当然邮资全部由我支付。
我非常希望每个月都能得到法国和美国的通讯。你知道巴黎有什么人能用英文写东西并愿意提供帮助吗？艾韦贝克怎么样？你的文章或通讯寄得越快越好，最晚不要迟于5月21日。
致以兄弟的敬礼！
乔·朱利安·哈尼
又及：5月2日勃兰登堡的第二次政变[2]可能会加快这一天的到来，那时你们不是红色德意志共和国的公民，就是俄国人的奴隶。我很关心你的安全和胜利。
这些新的事件或许会对你写东西有妨碍，但是我知道，只要有可能，你是会写的。
路易·勃朗和科西迪耶尔昨晚同我一起进餐。他们都答应，要对《民主评论》给予帮助。
节录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222
[1]《民主评论》杂志于1849年6月开始出版。
[2]普鲁士第二议院于1849年4月27日解散。
〔注释〕
[189]朱利安·哈尼的这封信是对恩格斯1849年4月6日来信的答复，而恩格斯的来信是对哈尼1849年3月19日的去信的答复。哈尼在这封信中阐述了同反对宪章派的革命发展的菲格斯·奥康瑙尔的分歧，此外还报告了创办一家独立的革命报纸的计划。哈尼在1849年3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还写道：“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希望这个报纸不仅仅是宪章派的报纸，我希望它成为欧洲民主派的机关报。希望你每周寄来一封信。”（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216）
《新莱茵报》刊登了哈尼的一个声明，以表示支持他同奥康瑙尔的斗争(参看1849年3月16日《新莱茵报》第247号)。
《民主评论》从1849年6月开始由哈尼在伦敦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也曾为该报撰稿。——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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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9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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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9年5月1日）
各分会代表作有关各分会的情况和作用的报告。
原多伊茨民主协会作为第10分会也加入了科隆工人联合会，它目前拥有230名会员。〔……〕
主席宣布，已经从宾根、莱比锡和曼海姆收到了表示同意的信。前二者谈到了工人（社会）党脱离民主派一事；后者为寄给它的在《新莱茵报》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表示感谢，并说要就这篇文章进行讨论。〔……〕
节录
1849年5月13日《自由、博爱、劳动》（科隆）第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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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斯图加特工人联合会的信（约1849年4月底至5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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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斯图加特工人联合会的信
（约1849年4月底至5月初[1]）
兄弟们：
我们及时收到了你们今年3月9日的友好来信，我们高兴地接受了你们伸出的友谊之手，并力求保持我们相互之间的友谊。我们对你们给予我们会员[2]的友好接待表示赞许，并希望找到这样的机会来实际证明我们的这种赞许。
工人们当然需要一个组织，以便认清他们的普遍状况，并找出适合改善这种状况并使工人的生活有保证的各项措施。我们生活在国外，在这里，阶级对立已经极其广泛地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势不两立。正是在这里，每天都在向工人们表明，他们只不过是资本的奴隶，他们的劳动只不过是增殖资产者的资本，他们如果不设法通过联合来摆脱这种桎梏，就势必永远当工人。
在德国，资本家目前正在企图实现自己的利益，并达到英国资产者早已拥有的那种统治无产阶级的力量。现在，英国产品已经使半个德国濒临毁灭，而且还要完全毁灭德国资产阶级。
在小范围内实行关税保护和协作，只能对我们有害。由于实行关税保护，将产生人数更多的无产阶级，在短期内会出现生产过剩现象，而且比我们估计的来得还要快，因为德国同外国并没有贸易来往。由于小范围的协作，工人们脱离了伟大的运动，陷入了行会制度的残余而不能自拔。
只要工业无产阶级不同农业无产阶级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无论何种小规模的尝试，其结局都将是不幸的。社会改造可以在一个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管理的国家内大规模地实行。工人联合起来，就能行使他们的权力，参加一切公开的选举，并在最适当的时机使自己上升为执政党。
我们希望这封信能给你们的联合会带去欢乐，因而请你们不要计较我们因偶然情况表示的暂时沉默。
如果你们向我们提出什么学术问题或社会问题，我们将竭尽全力尽快地回答你们的问题。
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受工人协会委托
通讯书记亨·鲍威尔
1849年5月13日《太阳报》（斯图加特）；根据副本刊印，
见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档案馆藏的克瓦尔克遗著
[1]从本信中可以看出，这里指的是对1849年3月9日斯图加特工人联合会的信所作的迟到答复；参看注182。因为在5月13日发表的伦敦信件中，还没有提到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斗争，所以，它可能是在1849年4月底最迟在5月初写的。
[2]约瑟夫·莫尔；参看文件350和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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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工人联合会临时委员会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1849年4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62
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工人联合会临时委员会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
（1849年4月24日）
不久以前，莱茵省民主联合会区域委员会的一部分成员退出了该委员会，同时这里的工人联合会已宣布退出莱茵省各民主团体联合会总会[1]。所以采取这种步骤，是因为确信：由于这些民主团体成分复杂，很难指望它们会给工人阶级或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带来什么好处。
因此，就更加迫切地需要使各工人联合会的单一成分紧密团结起来，使他们致力于共同的活动。
为此目的，这里的工人联合会认为，首先必须建立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各工人联合会的临时委员会，并选举下面署名的人为该委员会的成员，责成他们采取一切为达到上述目的所必需的步骤。
临时委员会特邀请一切工人联合会以及所有其他暂时虽不用这个名称然而是坚决拥护社会民主派原则的团体，都派遣自己的代表于下个月的头一个星期天5月6日）[2]出席省代表大会。列入议事日程的将有以下几个问题：
（1）组织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工人联合会；
（2）选举出席将于6月间在莱比锡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代表；
（3）讨论和批准应交给代表带往莱比锡代表大会的各项建议。
务请被选举出席这里的预备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于5月6日上午十时前携带委托书前往旧市场上西蒙的“克兰茨”旅馆报到。
卡·马克思（缺席）威·沃尔弗卡·沙佩尔
弗·安内克克·约·埃塞尔奥托
注意：书面通知请寄：下制帽坊街17号工人联合会主席卡尔·沙佩尔。
1849年《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报头【图（略）】
（短上衣，短剑，和红旗——录入者注）
1849年4月22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刊载的关于召开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图（略）】
1849年4月25和29日《新莱茵报》第282号增刊和第285号第二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第587—588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703—704页）
[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509和697页。——编者注
[2]据报道0849年5月10日《德意志总汇报》，1849年5月12日《特里尔日报》），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于1849年5月6日（星期日）如期举行。——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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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科隆工人联合会第一分会反对安得烈亚斯·哥特沙克的决议（1849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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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科隆工人联合会第一分会反对安得烈亚斯·哥特沙克的决议[1]
（1849年4月22日）
提案
（1）鉴于哥特沙克医生在《自由、劳动》报中把公民卡尔·马克思描绘成为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弗兰茨·拉沃的朋友和同道者，而公民马克思在2月8日委员会会议上发言的意思是，虽然他在目前支持把拉沃和施奈德第二提为候选人，但他远不是要在原则方面与这些人团结起来；相反地，拉沃恰好在他活动的最盛时期遭到了《新莱茵报》的无情攻击；但是，现在根本谈不到红色民主主义者和无色民主主义者（blassenDemokraten）因为目前的任务主要还是反对君主专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红色民主主义者和无色民主主义者就必须联合起来反对“抱怨派”；
（2）其次，哥特沙克医生在法兰克福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表示，他能使科隆工人倾向于红色君主政体，就像倾向于红色共和国一样，从而把工人本身描绘成为对他盲目服从的机器；
（3）上述报纸对拉沃的攻击极为卑鄙、恶毒，并且指责他身体上的疾病，说什么他生病是假装的；
（4）这家报纸的其他攻击大部分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其荒唐可笑简直不值一驳；然而这些攻击暴露了它们的作者可鄙的仇恨，狠毒和卑劣的、背信弃义的性格；
（5）哥特沙克医生在被宣判无罪以后，对许多工人联合会会员谈到改组工人联合会的计划以及他为了这个目的想把他本人（作为主席）和由他选定的另外五人（作为委员会委员）置于联合会领导地位的意图，这证明有专制独裁的趋势并违反最基本的民主原则；
（6）由于企图实现这个新的组织方案，他背弃了真正无产者的政党而投入了小资产者的怀抱，因为他准备把每月会费提高到5个银格罗申；
（7）哥特沙克医生未受联合会委托，甚至没有通知联合会或它的领导机关，就擅自变动联合会的报纸，因而两个星期没有出报；这是违反联合会权利的行为，这种行为是无法开脱的，无论是哥特沙克此后很快就走了，或是有任何必要性或者认真的原因，都不能作为原谅这种行为的理由；
（8）哥特沙克医生在被宣判无罪以后，辜负了科隆工人的期望，没有像以前一样在他们当中重新开始他的进步活动，而是令人奇怪地连一句告别的话也没有说，对工人所表现的忠诚和毅力没有表示任何谢意，就走掉了；
（9）哥特沙克医生由于过分迂腐而自愿流亡国外，并从布鲁塞尔寄来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无论如何既不能为他的行为作解释，也不能为他的行为辩护，因为他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竟在这个声明中说，他是否能回来只取决于“当今国内最高审判官”或是“人民的呼声”，可见他不是把全体人民的呼声，而是把别的什么人当做最高审判官；他这里所说的最高审判官只能是国王，因此他便直接转到正统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方面去了；另一方面，在这个声明中他又嘲笑人民，认为人民能够把凡是承认和求助于别的什么最高审判官而不承认和求助于人民呼声的人都召回来，他在这里扮演了一个最可怜的伪君子的角色，并力图为自己保留一条既通向国王又通向人民的道路；
（10）哥特沙克医生对于工人联合会请他解释他那个看来难以了解的所谓声明，尤其要指出他所说的“当今的最高审判官”是谁的要求，没有给予答复；
（11）哥特沙克医生虽然没有得到谁的召请，还是回到了德国，因此这段自愿流亡国外的插曲就完全失去意义，而且，如果估计到这时他的弟兄们和朋友们都为了把他选入柏林议会而卖力活动的话，那么这看来必定是一种考虑不周的竞选花招，——鉴于这一切，科隆工人联合会第一分会声明：
本会无论如何不能赞同哥特沙克医生自从此地陪审法庭宣判他无罪以后的行为，并且坚决地、愤怒地粉碎这样一种意图，即认为工人联合会能够让人利用去为红色君主政体的利益服务，或者容许人家利用对个别人的攻击把它引人歧途，或者强迫它接受一位主席和由谄媚者组成的委员会，或者召回为了赎罪同时恳求国王和人民宽恕的自愿流亡者，或者容许任何人像对待一群无知的小伙子一样对待工人联合会。
1849年4月29日《自由、博爱、劳动》报（科隆）第24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第585—587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6卷第699-701页）
[1]这个决议批评了哥特沙克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立场。哥特沙克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策略路线上的分歧一开始就暴露出来了。1848年7月，哥特沙克同安内克和克·约·埃塞尔一起被捕，接着他们被以“煽动武装起义反对王权”的罪名被交付法庭审判。12月21日至23日举行了审判。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陪审员不得不宣判被告无罪。哥特沙克被释放后积极进行了分裂科隆工人联合会的活动。本决议于1849年4月24日经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批准。——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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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决议的摘录（1849年4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60
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决议的摘录
（1849年4月17日）
……委员会决定……
（5）为执行昨天全体大会的决定：定于5月的头一个星期日在这里召开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各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大会。
委员会委派公民卡·马克思、威·沃尔弗、卡·沙佩尔、安内克、埃塞尔和奥托六人组成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的临时委员会来执行这一决定，并责成他们向各有关的联合会发出适当说明开会理由的邀请书……
1849年4月22日《自由、博爱、劳动》报（科隆）第22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第584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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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科隆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决议（1849年4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59
科隆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决议
（1849年4月16日）
会议一致决定：
（1）退出德国民主协会总会，加入中央委员会设在莱比锡的德国工人联合会总会[1]。
（2）为了更加密切地联合纯粹社会的政党，委托委员会在召开莱比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以前在科隆召开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各工人联合会的地方代表大会。
（3）派遣代表出席即将在莱比锡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
1849年4月22日《自由、博爱、劳动》报（科隆）第22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第584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97页）
[1]指1848年8月23日至9月3日在柏林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是由许多工人团体倡议召开的。在斯蒂凡·波尔恩影响下制定的代表大会纲领，向工人们提出了争取实现一系列狭隘职业要求的任务，从而使他们远离革命斗争。德意志工人中央委员会设在莱比锡。和波尔恩一起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还有施温尼格尔和基克。——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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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关于民主协会莱茵区域委员会会议的报道（1849年4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58
关于民主协会莱茵区域委员会会议的报道
（1849年4月14日）
科隆4月14日
公民卡·马克思、卡·沙佩尔、弗·安内克、海·贝克尔和威·沃尔弗（助理）于今日成立了莱茵民主联合会区域委员会。
公民马克思、沙佩尔、安内克和沃尔弗联合发表如下声明：
“我们认为，各民主团体的现行组织成分过分庞杂，这势必将妨碍有利于事业的有效活动的开展。
我们认为最好是建立一个由单一成分组成的工人联合会的更为严密的组织，因此我们声明：自即日起退出各民主团体莱茵区域委员会。”
弗·安内克卡·沙佩尔卡·马克思
海·贝克尔威·沃尔弗（助理）
1849年8月15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73号（第2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第426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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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总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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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总崩溃
一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二二月二十日
一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当俾斯麦不再同一个九十岁的皇帝而同一个三十岁的皇帝打交道的时候，他的宫相地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本人是个不高明的心理学家，在威廉二世皇帝登基时，他认为是“威廉时代”的再版。他把比自已所关心的更多的事情交给他的长子去做，他的长子大概是历史所提到的俾斯麦的所有亲人中的最无能的一个；官方报刊用几乎毫不掩饰的讽刺谈到“俾斯麦王朝”同霍亨索伦王朝并存，正如从前卡洛林王朝同墨洛温王朝并存一样。
年轻的皇帝也暂时对俾斯麦表现得十分恭敬。帝国建立时，他还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反社会党人法颁布时，他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他是在所有官方机构都在为社会王国大吹大擂的时候长大成人的，他生话和活动在好像不会受到任何异端思想侵袭的精神气氛之中。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令人警惕的预兆，因为情况也可能发生变化。皇帝的老师枢密顾问欣茨佩特称皇帝是一个个性特别强的人，在他身上，容易化为干劲的韦耳夫王族的倔强性同与理想主义作伴的霍亨索伦王族的任性结合在一起，施托克尔在1888年8月就说，他用宫廷传教师的尖耳朵听见皇帝说过：“我让老头儿再干六个月，然后我亲自执政。”可是，当1890年新年，皇帝请求上帝使他还能在许多年内得到俾斯麦的久经考验的忠告的时候，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三倍于六个月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他屡次拥护俾斯麦的卡特尔政策，冷酷地拒绝了忠诚的自由思想党绅士。
可是“俾斯麦王朝”被这种现象迷惑住了，而这正是不可阻挡的没落的最可靠的标志。当格弗肯从弗里德里希皇帝的日记中发表了揭露“帝国创立者”中的“伟大英雄们”的英雄事业的所有破绽的片断时，俾斯麦不加思索地断言，根据威廉老皇的命令，日记的作者在凡尔赛根本没有得知任何重要的事情，因为老皇害怕他的继位人进行叛国活动。俾斯麦的儿子给还活着的外交家莫里尔造了许多谣，这个粗野的英国人就在全欧洲面前谴责他是恶毒的诽谤者。与此同时，也是他的这个儿子在萨摩亚会议上使德国外交成为欧洲的笑柄，并且通过同瑞士的一项新贸易，使德国外交卷入一件欧洲丑闻之中。
正如猫离不开耗子一样，德国警察也离不开进行挑拨的奸细，尽管它由于不可救药的笨拙已经遭到多次失败。米尔豪曾的警官沃尔格穆特偷偷去找巴塞尔的裁缝路茨，用恶劣的手段诱惑他，结果被这个忠实的党员在陷阱里把他抓住。沃尔格穆特写信怂恿他：“您就赶紧进行煽动吧！”，这是否定不了的；这位正直人士被捕了，在官方确定了他的罪状以后被逐出了瑞士。虽然瑞士联邦委员会把必要的自卫同对俾斯麦的不光采的效劳粘合在一起，同时把路茨驱逐出境，但是这位世俗人却勃然大怒；他的儿子有几个星期之久正式地和半正式地对瑞士的庇护权，对“野蛮的瑞士”进行无礼的威胁，过去梅特涅和波拿巴之流在他们作恶最多的时期都没有敢这样做。伯尔尼的联邦委员会恰当地拒绝了这位可笑的吹牛家，尽管联邦委员会这时在其他方面也还没有按照可能和必要勇敢地保卫自己的正当权利。
在德国国内，普特卡默的后任普鲁士警察大臣黑尔富特执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情况同普特卡默本人相仿。担任过普特卡默的副国务秘书并且兼任帝国委员会主席的黑尔富特，有充分准备地接任了他的高贵职务。当然容克们把他看作是侵占容克职位的资产阶级分子而心怀不满，所以他力图表示一点官僚气派，可是他由此得到的，又由于自己的弱点而失去了。1889年3月，他甚至做了普特卡默所不敢做的事悄，他听任柏林警察总监马戴的后任冯·里希特霍芬根据反社会党人法查封了一家资产阶级报纸。自从八十年代的中期以来，《人民报》在更换了政治领导以后，用适合政治形势的坚定性代表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派；根据《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评论，它的言论没有顾忌，几十年来德国还没有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敢这样做过。当它现在敢于反对对威廉老皇的讨厌的偶像崇拜的时候，它就犯了反社会党人法，被加上侮辱圣上的罪名，人们提出的优美动听的理由是：对死去的祖父的率直的历史评价，就是对活着的孙子的莫大侮辱。
可是，现在所有这些越轨行为已经走到了极端。俾斯麦专制制度的腐朽大厦到处都发出破裂、折断的声音，这个制度在十九世纪末期想用德国庸人在神圣同盟时期也不能忍受的方式进行统治。最可靠的支柱开始动摇了。1889年春天，俾斯麦向邦联议会提出的一个钳制舆论的文件，在这个一向很听话的机构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帝国委员会不仅使《人民报》，而且也使许多被禁的工人报纸得到自由；帝国最高法院在一百天的侦查拘留以后，停止了因叛国罪对格弗肯进行的诉讼；以侮辱圣上罪对《人民报》进行的控吿，在各级法院都被驳回；慕尼黑的地方法院在一次秘密结社案中遭到在奥艾尔的巧妙领导下的被告的迎头痛击以后，就把“做伪证的家伙”打发走了。甚至在对达佛和内朗的叛国审判中曾经出过很大力气的帝国最高法院法官米特尔施泰，也在大庭广众之间谴责司法的腐败了，同样狡猾的老鼠——《国民报》也吹着同样的调子。教皇全权主义者的报纸《德国女神》说，什么事也办不成了，这句简短而确切的话很快就成了一句流行语。
这时人们也已经看到卡特尔老鼠慌慌张张地在破船上东奔西跑。民族自由党人严肃地皱起他们的政治家的眉头，发现俾斯麦老了，而办《十字报》的一伙比较大胆的人，已经扯了俾斯麦的后腿。俾斯麦因此对容克阶级未来的有为人士、参谋总长瓦德西伯爵进行了粗暴的攻击，这种攻击所起的作用，无非是更加揭露了“标准区域”的混乱。卡特尔帝国议会在第三次会议中显得同样混乱。它批准了新的沉重的军事负担，可是卡特尔多数派不再愿意接近“社会大厦的顶层”。尽管受到种种高压，它也不同俾斯麦团结一致，通过比过去的保险法更费劲地补缀起来的老年保险法和残废保险法了。谁也不相信官方的“社会改革”的魔力了。倘若不是一小撮封建的教皇全权主义者有怜悯之心，帮助组成微弱多数的话，这个法令也就失败了。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对大部分决非出于正当的动机，可是卡特尔爱国者在这方面比俾斯麦看得清楚，他们不再妄想这种施舍可以使工人阶级睡大觉了。
相反地，事情一天比一天明显，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不可阻挡的胜利进军，正是俾斯麦崩溃的最深刻的原因。正当资产阶级反对派同平时一样萎靡不振地不能指出时代的特征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却在大力准备对所谓当代的海克立斯进行毁灭性的时代判决。
二二月二十日
在1887年的经济反动以后，差不多与德国的皇位更替同时，出现了十几年来未曾有过的工业繁荣。它没有使工人阶级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本质，却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为反对一种只能在兴衰之间的难以控制的眩晕状态中存在的社会制度而斗争。1888年11月27日，社会民主党帝国议会党团发出的一个号召中说：“时机对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利”。号召要求进行鼓动工作，直到最偏僻的地区；党在下次选举中至少要得到一百万张选票和相应的议席。1889年2月24日，《柏林人民报》发表了柏林从未有过的工资斗争的消息。
不仅在德国工人界，而且在欧洲工人界也发生了朝气蓬勃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两件伟大的事实使得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上永远值得纪念。事实之一是国际在更扩大的程度上恢复了。自从圣加仑代表大会以来，德国党领导就同英国工会和法国可能派进行了漫长的讨论，终于定于1888年，后来又改为1889年召开一个名副其实的普遍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召开的，在审查委托书和确定议程方面有最高权力。尽管作了最大努力，德国党领导并没有达到它的直接目的，可是它的无私的热情间接得到了良好的结果。1889年7月14日，即攻克巴士底狱的纪念日，在巴黎举行了两个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其中比较有意义和重要的一个，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倡议、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实际准备的。这个代表大会的德国代表就有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全部外国代表那样多。它的参加者共有三百九十五人，其中法国代表二百二十一人，德国代表八十一人，英国代表二十二人，比利时代表十四人，奥地利代表十人，匈牙利代表三人，荷兰代表四人，俄国代表六人，瑞典代表二人，挪威代表三人，丹麦代表三人，瑞士代表六人，波兰代表五人，西班牙代表二人，罗马尼亚代表五人，美国代表五人，波西米亚、保加利亚、阿根廷和芬兰代表各一人。
这次代表大会同老国际的各次代表大会的区别在于，这次像动员一支大军一样，总参谋部作了准备工作。现在各国工人群众在过去在日内瓦、洛桑、布鲁塞尔和巴塞尔树立了标志的道路上，奔向共同的目标。资产阶级报纸责备代表大会没有详细讨论工人保护法的问题，代表大会用拉萨尔的话回答说：人们不再讨论这些问题，而是决定这些问题。代表大会声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地方，绝对有必要实行以八小时工作制为基础的有效的工人保护法，并要求各国工人根据这种精神，对他们的政府施加影响，特别是促使各国政府派代表参加仍由瑞士倡议于1889年5月召开的国际工人保护会议。代表大会还宣称，吸收女工参加工人队伍，是男工的义务；代表大会要求不分性别，不分民族同工同酬，要求不受限制的、完全的自由联合权和结社权。最后代表大会决定，每年5月1日，国际无产阶级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1889年的第二个伟大事实，是启发了前此还没有接触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阶级觉悟的普遍罢工运动。它的顶点是英国码头工人罢工和德国矿工罢工。[1]5月中旬，举行罢工的矿工，在莱茵-威斯特伐里亚有九万名，在萨尔区有一万三千名，在萨克森王国有一万名，在西里西亚有一万七千名至一万九千名。教皇全权主义势力促使威斯将伐里亚的矿工，派他们的领袖施勒尔、布思特和济格尔到柏林去向皇帝求援。皇帝答应由官厅来审査罢工者的要求，可是，如果运动里搀杂着社会民主党的目的，那么他就不能向他们表示好意，在这种场合，他就要毫不容情地进行干涉，因为在他看来，任何社会民主党人都等于是皇帝和祖国的敌人。矿工派代表团去见皇帝，这件事本身是必然破坏、而且实际上也破坏了大罢工的一个错误步骤，可是它获得了重要的精神影响。一个可怕的命运使统治阶级从惓怠的自满状态中惊醒。相反地，卡特尔帝国议会在残废和老年保险法方面所做的勉强的拙劣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席卷欧洲无产阶级的巨大运动的气息，甚至也侵入这个帝国议会的郁闷空气之中。帝国议会一再回到扩大法律上的工人保护这个要求上。可是俾斯麦的回答仍然是冷冷的、僵硬的否定。德国工人阶级在进行许多任务资斗争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即将到来的选举，这次选举将第一次建立一个为期五年的帝国议会。还在胜利的前夕，党就由于哈森克莱维尔、凯泽尔、克雷克尔等人的死，失去了几个老议会代表，其中尤其是凯泽尔和克雷克尔尝尽了反社会党人法的最苦的滋味；哈森克莱维尔在柏林第六区的席位，克雷克尔在布勒斯劳第二区的席位，分别由李卜克内西和屈恩胜利地保持住了。为了给自己铺平战场，党在很大范围内使用了一种新武器；它通过抵制，保证自己有开会的大厅，保证党的报纸在工人来往的场所到处都有基地。同罢工一样，抵制也是一种使双方受害的武器，它使工人自己受害的情况是有的，因为人们滥用了这种手段。但是总的说来，为了给工人阶级创造同其他阶级同样的光线和空气，为了粉碎官厅和企业主企图阻止无产阶级参加政治斗争而施加的压力，人们完全合理地实行了抵制，因而取得巨大成就。
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也排除万难，欣欣向荣地蓬勃发展着。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工人报纸创刊，有时也许太多了，但是党的著作不仅是向广的方面发展的。《新时代》使得自己的硏究一年比一年深入，考茨基在国际文库中发表了论托马斯·莫尔的著作，这是一本硏究历史唯物主义的篇幅不多的书，它对宗教改革时期作了详尽的评判，胜过了天主教和耶稣教的历史建筑师的大部著作；布洛斯给德国工人写了一部法国大革命的动人的历史、雅-施泰恩彻底清算了宗教-哲学的自由思想家集团的资产阶级不彻底性。现在，除了《新时代》以外，党还有两个优秀的周刊。席佩尔在柏林出版了《人民论坛》，同时还用《柏林工人文库》的名称，定期陆续出版受人欢迎的小册子。克拉拉·蔡特金通过在这个文库里发表的论妇女问题的杰出论著，显示岀她是德国女工的最有才能的先锋战士。雪恩朗克因为莫须有的政治犯罪服过长期徒刑以后，在纽伦堡主编《工人大事记》。他的监狱生活的成果是关于菲尔特地方制镜业的涂水银技术及其工人的硏究，这个研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还有一点成就的唯一领域内，显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卓越观点，它的千真万确的说明，甚至促使慕尼黑政府进行缓慢的改革。
在文学的原野上也萌发了新芽。如果说资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特别在德国，是在艺术领域内进行决战的，那么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一开始就是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中实现的，这对它没有任何损害。历史的发展要求这样。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几乎完全没有经济由和政治自由，而在下半叶至少有了一部分；战斗的无产阶级直接同敌人斗争，不用再走艺术的弯路。可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艺术（例如所有造型艺术，音乐和戏剧）是完全以资本主义前提为基础的。只有在抒情诗和叙事诗中，无产阶级的阶级精神才能体现出来，而在当时并不缺乏这种诗欲。
但是，始终只与文艺作伴，而不善于领导文艺。其实，无产阶级的“倾向艺术”比资产阶级的“纯艺术”更坦率、更真实，所谓“纯艺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过，它只是一种反动的虚构，其矛头是指向资产阶级的伟大革命诗人，这些人从他们的阶级的意义来说，都是有“倾向性”的。自从为拉萨尔的早死而写的许多挽歌以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缠绕着一个简单朴素的花环，“有的侃侃而谈，有的结结巴巴，有些诗幽静，有些诗粗犷”。奥多尔夫、哈森克莱维尔·弗罗默、盖布等人还在政治斗争的空闲时间推敲他们的大胆的诗句；其他一些人，如麦克斯·克格尔、列奥波特·雅科比、鲁道夫·拉凡特距政治远，距文学近，可是就是他们也不要求开辟艺术的新纪元。正如他们之中的作品形式最完备的一个人所说，他们只希望表达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在不同阶段给他们带来的所有的愤怒，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欢欣，从内心里唱出几乎要使他们的胸部破裂的过多的感情；至于将来的文学史，是否把他们安置在它的许多部门中的一个部门里，这件事他们从未考虑过。
党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前不久创办的一个文学性娱乐报纸受了这个法令的间接影响停刊了。后来迪茨在鲁道夫·拉凡特和布洛斯的帮助下，通过《实话报》建立了党的文艺生活的新的集合点。《实话报》以本来按其性质而论，是一种滑稽性报纸，小心翼翼地在不稳定的基础上活动，后来它的内容一年比一年丰富，获得了几十万读者，成为党的传播最广的报纸——一个在他有力的双肩上也担负着党的一部分严肃工作的有朝气的快活的小伙子。除了这家报纸以外，慕尼黑的《南德信使报》也在蓬勃发展。其次还有党的年鉴，罗伯特·施魏舍尔在充实年鉴的文学内容方面有很大功劳。他是1848年的老革命者，中年流亡国外，生活在阿尔卑斯山的简朴而孤寂的农民群众之中，青年时代他就喜欢的诗歌成了他严肃的朋友，施魏舍尔始终忠实于青年时代的理想；在党的发展的重要的一天，即在1868年的纽伦堡代表大会上，他发表了一篇动人的纲领性演说，帮助大会取得了胜利；他同意古老的见解，一个完整的诗人不仅需要头脑和心灵，而且也需要有骨气。他给党的年鉴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和关于农民战争的优美的特写，这些作品形式优雅、明晰，具有真正的诗人气质，表达了坚定、刚毅的意志。
正当工人阶级充满春天的创作欲望的时候，它的最可恶的敌人在他不愉快的冬天为这样一个问题绞尽脑汁：他怎样才能再一次制造一个言听计从的帝国议会。俾斯麦只能依靠波巴拿的全民投票生活，可是从哪里找到一次新的全民投票的新诱饵呢？不能使封斋节选举[2]的鞭打重演，卡特尔帝国议会的每次会议，为了军国主义而用群众的皮做了这样宽、这样长的皮带，以致连最大的牛犊也够用了。由于在萨摩亚会议上出丑，殖民政策的阴谋被揭穿了，同样，由于烧酒税、砂糖税及其礼品，以及由于资本主义卡特尔、康采恩和托拉斯的迅速增长，“民族经济政策”的黑幕也被揭穿了。1889年，卡特尔、康采恩和托拉斯增加到九十五个，其中有二十个是在纺织工业方面，二十五个在金属工业方面；十一个国际性的铝、铜、锡等的卡特尔不计算在内。甚至卡特尔的数目仅次于德国的美国，也只有六十二个卡特尔，德意志帝国在人为地抬高物价方面是世界各国之冠。这种抬高物价的行为是造成普遍不满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时，它也夺去了“民族经济政策”的最后的光辉。自由贸易派不厌其烦地指责保护关税政策是形成卡特尔的原因，这种说法虽然不完全正确，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是正确的。事实上，卡特尔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由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产生的；同妇女劳动和童工相类似，卡特尔虽然具有资本主文形式的普遍危害性，但是它也包含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萌芽。自由贸易的英国也有卡特尔，它虽有最发达的大工业，但是卡持尔的数字只居第四位，即落后于实行保护关税的德国、美国和奥匈。如果说保护关税恰恰是培养最有普遍危害性的卡特尔的温床，那就对了。
因此，俾斯麦为一次新的全民投票，只有利用社会党人的恐怖，可是这样做也有种种困难。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有两个障碍，德国工人做梦也想不到，为了使得一种破产的制度又成为有支付能力的，而在小口径武器面前退却。另一方面，皇帝也不是没有受到自从他登基以来的历史发展的影响:他虽然嫌恶社会民主党，但是他觉得把资产阶级统治和容克地主的统治的所有缺点结合起来的一种政策，越来越不能可靠地保护一个现代君主国。他并不拒绝统治阶级中的头脑清楚的人物日益不可抗拒地产生的看法，即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恰恰迫切需要取消反社会党人法，在法律上实行工人保护。皇帝本人处处也受密探包围这一事实，可能使皇帝从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让会的演说中听到密探活动的时候，也会反对反社会党人法。总之，既然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吓不倒社会民主党，那么用谋剌案选举那种恶劣行动也吓不倒皇帝。
船已经破了，可是俾斯麦还不想离开他长期以来所享受的肉锅。1889年10月，他在卡持尔帝国议会的第四次，也就是最后一次会议中，提出了一个企图使反社会党人法永远有效而不必再延长其有效期的法律草案，其中加强了“司法保证”，还有其他几点同样可笑的“减轻”。卡特尔多数派准备使这个法令永久化，只是民族自由党人希望取消第二十八条的警察驱逐权，以便使“减轻”稍微像个样子，而保守党人宣称，一种永久化的法令没有这种权力是不能接受的。
双方都装模作样。政府在申述制定驱逐令的理由时，曾经令人信服地说过，第二十八条的警察驱逐权，把社会民主党的鼓动传播到全德国，正是保守党人会经悲叹，容克地主的剥削领域的安宁因此受到十分严重的威胁，这样事先就给他们现在的论断——没有这种权能，社会和国家就不能存在——打上了印记。可是，自从驱逐令破产以来，驱逐活动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在柏林尤其是这样），因为这些活动对它们的主谋者的打击比它们的牺牲者还重；因此把正式取消这些活动吹嘘成一种“减轻”（为了这种“减轻”就要永远忍受其余的反社会党人法），是民族自由党人的一种摆饰。尽管双方的伪善都很明显，这出喜剧仍然演到终场：在二读时，民族自由党人坚持他们的“减轻”，以反对保守党人，随后保守党人投票反对“被减轻了的”法令。1890年1月25日，这个法令以一百六十九票对九十八票遭到否决，后来也没有复活。
整整十年之后，俾斯麦的长子同保守党政治活动家黑尔多夫进行的一场争论，充分说明了幕后的情况。海伯特·俾斯麦断言，他的父亲对于反社会党人法的垮台没有责任；他曾经让保守党的一位领袖对保守党人说，他们可以投票赞成民族自由党所谓的“减轻了的”法令，但是这个委托没有被执行或者没有被正确执行。这种说法的虚假性一开始就是十分明显的，不过陷入窘境的保守党领袖也不愿扮演俾斯麦的传奇的殉难者，虽然他只有严厉揭露自己的党，才能换取做一个正确的中间人的荣誉。因此黑尔多夫公开声明，他和他的保守党朋友诚恳地请求俾斯麦向他们公开表示，他们可不可以跟着民族自由党人走，可是这个请求没有得到明确答复，而只是——“不是没有一定的保留和不肯定”——得到暧昧不明的呓语；为了使党的一种自然的、适合帝国和邦的利益的局面成为可能，镇压社会民主党是最有利的战场，他关心保持卡特尔政策，甚于保持全部反社会党人法。这几句简短的话说出了俾斯麦从颁布反社会党人法到反社会党人法垮台为止的全部政策；卡特尔政策，剥削入民群众是目的，
而压制社会民主党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有利”和“最自然的”手段。另一种表白同这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即他关心目的，即剥削群众，甚于关心手段，即压制社会民主党。可是，对于希望得到具体指示的可怜的容克来说，这种微妙的话当然是有很多种解释的。后来“减轻了的”法案在二读时被通过以后，举行了一个各部大臣会议，俾斯麦在会上坚持，在帝国议会最后批准时，由政府拒绝这个法案。这次会议以后，俾斯麦又召见了老实的黑尔多夫，“非常拘谨和沉默寡言地”接待了他，保守党人提出，如果政府在三读时发表一个声明，说它可以接受“减轻了的”法案，那么他们就投票赞成这个法案，俾斯麦对这个问题又一次拒绝给予明确的回答。没有得到任何指示，于是保守党人就投票反对“减轻了的”法案，至于他们是不是像黒尔多夫十年以后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一个束手无策，仓皇失措的集团，或者他们心里是否知道“世俗人”的心意，这个问题可以不去管它。
无论如何，黑尔多夫的声明完全揭露了俾斯麦的计划。他既不想要他只需点一点头就可以通过的“减轻了的”法案，也不想要对民族自由党人稍施压力也可以得到的“未减轻的”法案。他把事情安排成这样，仿佛卡特尔帝国议会动摇了社会和国家的基础,而政府没有任何责任，仿佛他不同意皇上为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破坏国本的煽动而拿起必要的防御武器：然后，假如俾斯麦的密探队像过去无数次做过的那样，实现了尼德瓦尔德谋刺案那样的阴谋，制造了必要的气氛，那么俾斯麦就对不顺从的帝国议会做出一付悲哀的表清，宣布改选。如果人们考虑到，他不久以后说过，这个时期他寻找一位坚决而冷酷的将军，把社会民主党扼死在血泊之中，那么人们就会怀着恐惧的心情想到，为了赋予波拿巴的惯技以独特的冲击力，他会做出什么计划。
碰到社会民主党的有力反抗，这次他也会像过去枉何一次一样遭到失败，不过事情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俾斯麦首先同皇帝发生了冲突。皇帝并不是要想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在1月24日的大臣会议上，他赞成接受“减轻了的”法案。但是他希望，为了定于2月20日举行的帝国议会选奉，打起社会改革的旗号。2月5日，发表了两个圣谕，其中一个是答应修订工人保护法，尤其是限制劳动时间，另一个是安排召开国际工人保护会议。这两道命令都没有内阁的副署，但是俾斯麦后来硬说，这两个命令是他由最初拟定的草案中摘出来的，特别是添加了国际会议这一条，仿佛是一个挡住皇帝的“人道的、对工人友好的热情”的筛子。这两道命令引起很大的重视，加强了对社会民主党有利的高潮，工人们正确地把这两个命令算作社会民主党的道义上的胜利。
这次由倍倍尔、格里林伯格、李卜克内西、迈斯特尔和津格尔组成的社会民主党中央选举委员会没有发表选举宣言。委员会所发布的只是关于审査选举人名单、关于募集选举经费的实际规定，提醒工人注意敌人集会的捣乱，建议在领导竞选时严格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敌人的行动是对我们最有效的行动”。每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知道，什么事情是主要的。工人队伍严肃而沉默地向前迈进。他们决心进行一次艰苦的战斗，估计可以取得重大胜利，但是2月20日的胜利远远超过了他们最大胆的估计。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共得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九十八票，差不多占总票数的百分之二十,比1887年多六十六方四千一百七十票。党在普鲁士王国一地所得的票数几乎等于三年前在整个德意志帝国所得的票数，萨克森王国的票数接近二十五万，巴伐利亚王国的票数超过了十万。如果人们要想提到在这难忘的一天使无产阶级获得荣誉的每个德国地区，那么人们就必须把所有德国地区都列举出来。看一看社会民主党在那里或者获胜或者参加了复选的七十八个选区，要比列举选票数字更能表现出党的竞选胜利的伟大。
那么我们就可段说，社会民主党的五个构筑了许多堡垒的军营控制了德国。第一个军营包括易北河东容克地区的十七个选区。围绕着柏林第二区、第三区、第四区、第五区和第六区，有六个马尔克选区组成了这个社会党人的巨大要塞的外堡，这六个马尔克选区是：尼德尔巴尼姆、西哈费耳兰、曹赫一路肯瓦尔德，特尔托夫一贝斯科夫一施托尔科夫、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柯特布斯—施普雷姆堡，然后有两个波美拉尼亚的选区：施泰廷和郞道夫一格腊芬哈根，一个东普鲁士的选区：科尼斯堡，三个西里西亚选区：布勒斯劳的两个选区和赖辛巴赫一诺伊罗德，是这个要塞的前进哨。党的西北部的军营比这个东北部军营还要强大一些，它有十八个选区：同古老的汉撒城市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的五个选区结合在一起的，有三个梅克伦堡选区：施韦临、罗斯托克、居斯特罗，四个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斯坦选区：阿尔托那，基尔、格吕克施塔特、弗伦斯堡,五个汉诺威选区：汉诺威、哈默林、哈尔堡、施塔德、格斯特明德，此外还有一个不伦瑞克选区。社会民主党的第三个军营有二十一个选区，穿过德国中部；它的组成都分是萨克森王国的九个选区：莱比锡、市区和郊区、来特魏达、开姆尼茨、格劳豪一梅朗内、茨维考—格里米乔、施托贝克—施内贝克、奥尔巴赫—赖辛巴赫、普劳恩，五个萨克森省的选区：马格德堡、哈雷、爱尔福特、瑙姆堡、卡尔贝—阿舍斯累本，五个小邦选区：两个罗伊斯、哥达、佐内堡、宗德尔豪曾和两个新普鲁士选区：卡塞尔和马尔堡。第四个军营是沿着帝国西部边界的十三个选区，两个威斯特伐里亚选区：比雷菲尔德和多特蒙德，五个莱茵选区：累内普一梅持曼、爱北斐特一巴门、佐林根、杜塞尔多夫、科伦，六个美因郜选区：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赫克斯特、哈瑙、奥芬巴赫、美因兹、达姆斯塔特。最后，南部九个选区形成的第五个军营使这条锁链闭合起来：亚尔萨斯的米尔豪曾、巴登的曼海姆、维尔腾堡的斯图加特、巴伐利亚的慕尼黑第一区和第二区、纽伦堡、菲尔特、克罗那赫和维尔次堡。
跟据所得票数的比例，党本来可以要求七十八个选区，事实上，它只得到其中的三十五个。在主耍选举中党在二十个选区获胜：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津格尔和李卜克内西）汉堡第一区、第二区和第三区（倍倍尔、迪茨和梅茨格尔）、阿尔托那（弗罗默）、莱比锡郊区（盖尔）、米特魏达（阿•施米特）开姆尼茨（席佩尔）、格劳豪一梅郎内（奥艾尔）、茨维考—格里米乔（施托尔）、施托贝克一施内贝克（宰菲尔特）、马格德堡（博克）、罗伊斯长系（费尔斯特）、罗伊斯幼系（乌尔姆）、爱北斐特一巴门（哈尔姆）、佐林根（舒马赫）、米尔豪曾（希克尔）、慕尼黑第二区（福尔马尔）、纽伦堡（格里林伯格）。在复选中，党同平常一样，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布勒斯劳，高贵的自由思想党人在主要选举后一天，就转到卡特尔一边去了。成为问题的只是，党在复选中必须在两个资产阶级候选人之间作出选择时，它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圣加仑代表大会在封斋节选举的经验的影晌下决定，在这种情况下绝对弃权。可是现在社会民主党的选举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通过支持资产阶级反对派，抵偿封斋节选举的大骗局，通过彻底粉碎卡特尔，给一切背叛反社会党人法的活劫树立一个目标。明确的政治必要性战胜了一切形式上的顾虑；早在2月22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就发布了复选口号：打倒反人民的卡特尔，打倒要把反社会党人法永久化的人们！它要求党员在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复选时，把票投给所有表示反对各种形式的非常法“反对任何刑法加重、反对任何破坏普选权行为的候选人。明确放弃其他党的报答，强调指出，为了党的利益，为了社会福利必须这样做。工人群众的战斗意志早已准备好响应这个号召了。复选消灭了卡特尔，它在新帝国议会中只有一百三十五席，是没有希望的少数派，保守党—敎皇全权主义者多数派也不可能组成。
党在复选中仅仅获得了十五个议席：尼德尔巴尼姆（施塔特哈根）、布勒斯劳第一区（图曹尔）、科尼斯堡（舒尔采）、不来梅（布龙斯）、卢卑克（施瓦尔茨）、格吕克施塔特（莫尔肯布尔）、汉诺威（迈斯特尔）、不伦瑞克（布洛斯）、哈雷（孔内尔特）、卡尔贝—阿舍尔累本（海涅）、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威·施米特）、美因兹（约斯特）、奥芬巴赫（乌尔利希）、曼海姆（徳雷斯巴赫）和慕尼黒第一区（比尔克）。在党的议会代表中，现在已经有许多在反对反社会党人法的斗争中立过功的人了；少数人来自资产阶级职业阶层，如作家席佩尔和乌尔姆、律师施塔特哈根、敎师孔内尔转、旅店主比尔克，大多数人来自工人阶级，如雪茹烟工人布龙斯和费斯特尔、木工约斯特和席克尔、白铁匠梅茨格尔、排字工阿·施米特、石版印刷工威·施米特、鞋匠宰菲尔特。
2月20日摧毁了宫相俾斯麦的基础：这一天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社会民主党召集的队伍比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所召集的都大，这一天给俾斯麦的统治判处了死刑。在这危急关头，罩在赤裸裸的自私心外面的一切骗人的外衣全脱掉了；俾斯麦不体面地离开了他以卑鄙手段所掌握的权位。这次，复仇的女神在完成她的任务以前，是不会让一个罪恶深重的人进入坟墓的；这位“世俗人”大吵大嚷地对自己进行报复，甚至他的最不可调和的敌人恐怕也想不出比这种报复更残酷的手段。
[1]1956年，卡尔·欧伯曼重新发现和发表了弗里德里需·恩格斯为《劳工领导者》写的论1889年鲁尔工人罢工的长期未发表的文章。卡尔·欧伯曼：《1889年的鲁尔矿工罢工。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一篇未发表的论文的评语》载《历史科学杂志》，1956年第2期，335-342页。——原编者
[2]参看本书第六部第七章第二节。——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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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新的进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二章新的进军
一维登宫的检阅
二决定性的斗争
三无政府主义的幽灵
一维登宫的检阅
《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它的试刊上就记载了党在萨克森邦议会选举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拉萨尔鼓动的发生史充分说明，为什么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活动首先集中于根据普选法进行的选举，即帝国议会选举。但是，随着党的成长壮大，党也在不妨碍一切原则考虑的情况下，怀着只要可能就夺取新的行动和斗争场所的不可摧毁的欲望，开始参加各邦邦议会和地方自治机关的纳税限额选举。这种欲望只有在不可能取得任何独立的成就的场合（如在普鲁士邦议会选举中）才受到抑制。在德国中小各邦，有时形势比较有利，这种形势常常得到利用，并且往往取得胜利，在萨克森王国也是如此。萨克森的市区代表中，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为了更换第二议院中的三分之一的议员，萨克森邦议会每二年选举一次，参加这一选举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渐渐增多，1877年，格里米乔人就把弗赖塔克律师作为第一个社会民主党议员送进了萨克森邦议会。无论如何，在反社会党人法公布以前，对参加纳税限额选举不太重视；可是，1879年9月10日，当萨克森邦议会进行改选，特别是在1878年帝国议会选举时党遭到失败的莱比锡郊区、开姆尼茨、茨维考等地区进行改选时，萨克森党员决定考验一下自己的力量。
社会民主党的帝国议会选举人，大约有三分之二由于纳税额限制而不能参加邦议会选举，虽然如此，李卜克内西和普特利希律师仍然分别在莱比锡郊区西半部和茨维考当选。就是在社会民主党候选人落选的地区，所得的票数也比较多，尤其是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唯一可能存在的单线联系的秘密组织，显示出优越性。选举前三天，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还完全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意图。事实上，它们也预感到这是一场奇袭，警察当局接到了立即镇压社会民主党的一切选举运动的最严格的命今，为了先表示一下它的爱国的英勇气概，它查封了德累斯顿、开姆尼茨和格劳豪的三家报纸，这三家报纸林丝毫也没有违犯过反社会党人法。但是奇袭完全成功了。这年秋天，一个星期目的清晨，几百个党员从选举运动的各个中心四散开来，同一天傍晚，每个选举人都拿到了社会民主党竞选宣言和选票。只有在警官济普德腊特像一个土耳其总督一样进行统治的开姆尼茨，有二十个人（其中有帝国议会议员瓦尔特希和维麦尔）在折叠竞选宣言和选票时受到袭击，被用一根绳子捆成一束雪茄那样，带到警察局去。由于连表面上的犯罪事实也不存在，他们立即又被释放了，只有侯选人瓦尔特希被拘留到选举结束为止；由于这一非法行动，开姆尼茨“法律和秩序”的胜利也就得到了保障。
李卜克内西和普特利希在进入萨克森邦议会时进行的忠诚宣誓，虽然只是一种实洞的仪式，但在党内也引起一些骚动。且不谈莫斯特的恶毒攻击，就连卡尔·希尔施也因此而同哈森克莱维尔进行尖锐的斗争。不过这一争论很快就停止了。有产阶级使国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实现，依存于背诵一些浮夸的词句，劳动阶级一刻也不能因此而受到迷惑；莫斯特本人在参加萨克森国家同盟时，也做了完全相同的忠诚宣誓。一件悲惨事件很快而且也很彻底地表明，工人阶级在萨克森邦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是多么有利。11月27日，李卜克内西刚在德累斯顿邦议院里有力地谴责了对萨克森矿工的危害公共安宁的剥削，12月2日，茨维考布里肯贝克矿井的一次可怕的爆炸就夺去了八十九个人的生命，这完全是剥削工人的资本的过失，虽然通风设备发生了故障，它仍然不肯停止采煤几个小时。在这个惊人的灾难的影响下，一周以后社会民主党在马格德堡的一次帝国议会补选中取得很大成就。它的候选人菲勒克在初选中得了四千七百二十一票，在复选中得了七千三百十二票。随后，在埃斯林根的市区选举中，选出的七个参议员里有五个社会民主党员，在格劳豪-梅朗内和曼海姆的市区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普法尔茨小城兰布莱希特，一贫如洗的织工再一次占领了市议会。当然他们不得不再度退却，因为被选入市议会的十五个工人，受到他们的剥削者立即解雇的威胁；可是，既然社会和国家的拯救者的“胜利”比失败更为可耻，那么对他们来说还有什么荣誉可言！
这时《社会民主党人报》开始了它的澄清思想和集合队伍的活动。瑞士党员赫尔特尔为编辑部和出版社作画，赫希柏格以一贯的牺牲精神给起初只能亏本的报纸提供了财政保证。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报》从一开始就是全党的机关报，而它也应该是这样。同德国党的紧密联系，使它没有遭到变成流亡者报刊的危险。第一年，该报还存在理论上的某种不确实性；可是当党内还存在这种情况时，该报就已经不再存在这种情况了；起初，斗争的不可避免的必要性，把一切理论推到次要地位。报纸的语言是严肃而庄重的，在必须正确地指出可耻行为的特点时，肯定说了一些不客气的话，但却毫无庸俗的嘲骂。
人们指责《社会民主党人报》一开始就为为党效劳的伪誓辩护，这种指责完全是捏造。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党员易卜生由于所谓的伪誓罪被陪审员宣告有罪，法院判他三年惩役，理由是他用虚假的证词庇护一个由于散布违禁出版物而被告的朋友。我们所以说“由于所谓的伪誓”，是因为易卜生被判刑是完全无辜的。撇开这一点不谈，《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哈森克莱维尔写的一篇论文中也没有一个字表示同意伪誓（假如有人做了伪誓的话）；这篇文章只是揭露当时盛行的良心压迫，迫使一个人要么出卖朋友，要么向法庭做伪誓，文章要求对在这种冲突中摔了跤、违犯了法律的人表示人类的同情：“在我们看来，这个人不是罪人，而是殉难者。”过去席勒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来写他的《失去名誉的罪人》的；由此就构成了对这种为党的利益而作的伪誓的辩护，这只证明说这种谎话的人的精神和道德上的堕落。
至少从表面现象上看，《社会民主党人报》做得不对的地方是，它不应把相当大的篇幅用在清除党内长出的杂草上。这是没有很大意义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劲风很快就把麸皮同麦粒分开，把哥达合并党代表大会后参加党的迅速胜利的行列的不稳定分子吹掉，甚至是大有好处的。有些久经考验的同志疲倦地扔掉了手中的武器，甚至当警察迫使他们二者择一——要么眼看着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遭到毁灭，要么成为背叛自己事业的叛徒一一的时候，他们却受了警察的诱惑，这件事是更为可叹的。但是这些情况也在许多不怕牺牲的忠实行为中消失了，敌人们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的被开除出党者的名单的欢呼，只是证实党坚决在自己的队伍中保持铁的纪律。真正危险的却是莫斯特在混乱的第一年中赢得的影响。听伦敦的《自由》周报的话的，不都是最坏的、最落后的分子，也有勇敢倔强的人，他们受的压迫越厉害，他们就越听这个报纸的话。1879年11月，柏林又实行了小戒严，并且继续用于迫害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在那里，莫斯特争取到一部分信徒，在柏林的被逐者中，也产生了一种容易引起一切猜疑的激动情绪。因为警察禁止为被逐者募款，所以募款只得秘密进行，捐来的钱也只得秘密分配，由此产生了种种口舌和摩擦。莫斯特把这种募款叫做鄙俗的行为。自从由于党的机关报在国外出版而使他失去一切埋怨的严肃理由以来，他就完全走上了迷途，他警告工人不要参加选举，他颂扬赫德尔和诺比林的谋刺行为，他用不干不净的钱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革命的”党。打开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道路，往往是令人不愉快的、同许多琐碎的私人争执有联系的任务，但无论如何是一项必要的任务。
一般说来，《社会民主党人报》十分机智地胜任这项任务。尽管警察善于侦探，尽管在德国各地进行了千百次住宅搜查，尽管邮局检查信件，《社会民主党人报》仍然日益深入德国无产阶级之中，在这场小战中，同为被逐者募款结合在一起的组织的新线，编成一种织物，马格德堡的一个国家检察官早在1880年就抱怨过，也许能在个别孔眼上把这种编织物拆开，但是不能把它撕破。吃不饱饭和受轻视的无产阶级表现为现代生产力和交通力的真正主人，无产阶级利用这个武器能够不太费劲地战胜历史上早已过时的警察统治。任何事情都可以学习，寄送《社会民主党人报》或其他被禁止的著作，有时被中途截住，但是不久“红色战地邮局”就准确而及时地进行工作，在这个邮局面前，正式的国家邮局的被作了广告式的夸张的“智谋”可以心平气和地升起降旗。除去《社会民主党人报》
而外，散传单也是一件有效的鼓动手段；在禁令下达以前，传单通常已经散发过了。当德累斯顿警察局禁止倍倍尔对他的选民作口头报告时，他就利用一份传单做了这个报告，在一个星期日早晨七点到九点，七百人巧妙而迅速地散发了三万份传单，当警察赶到时，只抓到其中的几份。
工人们很快就对自己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有了信心，因而他们学会了像猫戏耗子那样，戏弄他们的迫害者。1880年2月，米尔豪曾的警察局督察卡尔滕巴赫想从一个苏黎世党员嘴里了解《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发送方式，这个党员假装同意，他把这位救国者和跟随他的警探赶到比利时边境，而这时一大批违禁印刷物却越过了瑞士边境，而且他还把警察给他的罪过钱交给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金库，账上记的是从“德意志帝国的尖鼻子和长耳朵”那里收到的。一个月后，兰道的税务局扣留了一大捆东西，这捆东西是从福腊耳堡的一个小地方送到法兰克尼亚的一个美茵河畔的小城的，据说是废纸，但是在这些废纸里藏着一包《社会民主党人报》。税务员为自己的收获感到骄傲，把报纸藏到地下室里，可是第二天早晨报纸却不翼而飞了，这包报纸又安然到达收件人手里。与此同时，在德国国内，马格德堡的警察也受到有趣的戏弄。一个爱国的书商在警察的同意下，用《社会民主党人的胜利或在德国建立共和国的理想，一个党的朋友的看法》这个诱人的题目，出版了一本红色封面的书。这本著作用激进的言辞开始，然后迫不及待地介绍服从警察的思想。可是很快就出现了另一本著作，外形同第一本完全一样，书名相同，引言也相同，但内容却是讽刺反社会党人法的。在有势力的警察当局的帮助下，这个著作销售了约二万五千份，两个月后，警察才发现自己帮了谁的忙。这时警察也没有了主意，是连自己的拙劣作品一起禁止呢，还是让私货同时流通呢？困难的窘境使警察的模糊的感觉变得敏锐起来，1880年5月9日，马格德堡的王国政府下令说，粉红封面的著作是警察许可的，浅红封面的著作是警察禁止的。也就是可以读德意志帝国公报，不可以读喜尔达地方的官报。
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因为这些有趣的玩笑而忽视了形势的严重性。警察当局通过有效地使用无限独裁的物质权力，来弥补自己道义上的一切失败，1880年春天，俾斯麦向帝国议会提出一个议案，要求把还有一年有效期的反社会党人法再延长五年。这个世俗人没有戒严已经不能进行统治了，而用加富尔的名言来说，有了戒严，任何蠢货都可以进行统治。
俾斯麦曾经断言，反社会党人法一定会取得美好成果，而事实表明这种成果是不存在的。据说由于社会民主党鼓动引起的困难状况，在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受到镇压以后，几乎比从前更不能忍受了。1879年和1880年之交，这种困难状况达到了顶点。根据资产阶级报纸报道，在德国许多地方，如施派札尔特、图林根、萨克森矿区、上西里西亚，甚至还有严重的饥荒。加之冬季奇寒，春天又闹水灾。可是，既然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并没有因此被摧毁，那么至今还信仰救星俾斯麦的贫苦人民就把眼睛睁得更大了。像他们这些被折磨得要死的人，加倍敏锐地感觉到财政关税和保护关税这两个新吸血鬼的厉害。实行保护关税不但没有使产业工人工资增加，在可能的情况下，工资反而降低了；由于工会组织遭到破坏，在这一方面，工人们也无力抵抗了！农村无产阶级受到了耕地警察法和森林警察法的启发，普鲁士富豪代表机关怀着不可遏止的利欲，通过这两个法令，吞下了穷人们从森林旁边的古老的公有地还能得到的越橘和松针。在这种情况下，像俾斯麦这样一个明白的政治家，除了实施戒严以外，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他在1880年春季会议上；要求帝国议会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并使明年满期的七年军事预算继续生效，同时增加平时兵员两万五千六百十五人。
军事议案被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多数派毫不踌躇地通过了。个别民族自由党人对军国主义的欲壑难填确实有些非议，可是毛奇的剑响了几下，他们很快就哑口无言了。俄土战争以后，三帝同盟受到一次不可挽救的打击；奥地利和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对立的利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不管俾斯麦在七十年代，尤其是在柏林会战上，多么热心地维护俄国的利益，沙皇仍然抱怨忠实的藩臣忘恩负义。欧洲列强的新组合使德国、奥地利、不久还有意大利，同俄法两国的同盟处于对立地位。现在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苦果成熟了。越来越多的军事要求最有力地证明社会民主党在色当战役所执行的政策的正确。政府断言，为了准备反对“两条战线”，反对法国和俄国，这些军事要求是必要的。布伦瑞克执行委员会在它的宣言中所预言的正是这一点。倍倍尔从相同的立场出发批评军事提案，同时也不讳言，社会民主党也准备反对外国的侵略欲望，保护祖国的土地。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详细论证了受到莫斯特、但也受到个别忠实的党员攻击的观点。有国际思想的社会民主党并不是没有祖国的，祖国是处于外国统治之下，或者外因侵略者夺取了德国的一块土地，这对社会民主党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无产阶级为了能够大力进行解放斗争，也需要民族独立。这是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所运用的旧观点，在德国党的初期，拉萨尔和施韦泽也代表这种观点，只是在北德意志联邦的混乱年代中，才在某些地方变得模糊不清。
政府的反社会党人提案，无论是关于柏林实行小戒严的总结报告，还是要求把反社会党人法延长五年的法律草案，其内容无非是一些干巴巴的毫无意义的词藻。同下一个十年中提到帝国议会来的所有类似提案一样，是一个模子做出来的，马考莱有一次把这个模子作为一切坏政府的逻辑，归纳成一条公式：“如果人民骚动不安，那么实行自由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人民安安静静，那么人民没有要求自由。”俾斯麦体系要么说：反社会党人法使无产阶级安定下来，因此这个法令必须延期，要么说：反社会党人法还没有使无产阶级安定下来，因此这个法令更需要延期。1880年以来，一切反社会党人提案的“论据”都在这两个天才的观点之间，像吃醉了酒似的左右摇摆。也许制定这些议案的枢密顾问在吃早酒时的确掷了一回骰子，要决定他们的词句应该适合哪一种类型，无论如何，这些文件同事态的具体发展没有任何联系。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机关报很快就声明，刊载这种东西是不值得的，一种历史著述更不可讨论这种问题。1878年，对反社会党人法的许多拥护者来说，这个问题还带有种种思想意识和道义上的成分，而到了1880年，这个问题早就成为一个仅仅根据实际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决定的、单纯的权力问题了。
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多数派准备延长这个法令的有效期。民族自由党人只提出了两个条件：不是延长五年，而只延长三年半，即到1884年9月30日为止，警察根据第二十八条拥有的放逐权，不应波及参加立法机关会议的该机关成员。政府同意了这两点；稍稍缩短期限，对政府没有什么关系，它以违犯禁令罪对弗里茨舍和哈赛尔曼的迫害，这时也已被法院驳回。全体民族自由党人中，只有拉斯克尔一个人绝对反对延期；当时拉斯克尔已经是一个垂死的人，他认识到自己的政治罪恶，并企图赎回自己这一部分罪过，他老老实实地说，政府违背自己的诺言，粗暴地滥用委托它对付社会民主党的权力。他的党内同志用一句没有良心的话，来掩饰这令人不快的供状，他们说，除莠草的时候，难免要把好苗也一起拔掉。
在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党中，教皇全权主义者现在已经安下心来，他们不会受到非常法的迫害了，他们也准备延长非常法的有效期，只是为了做出爱的假象，他们要求做一些“减轻”。文特霍尔斯特老人要求，小戒严只限在柏林一地实施，不要禁止为被逐者募款，选举集会不应受该法令限制以及其他等等。政府及其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多数派不接受这一要求：改邪归正的“帝国敌人”应当乖乖地接受一切考验；十四个教皇全权主义者也准备这样做。因为赞成法令的多数派已经充分得到了保证，所以进步党人就可以再一次充分享受自己的立场坚定的激烈言论了。
社会民主党议员中，瓦尔特希在一读时的发言很好，很有力量。敌人说，社会民主党仿效当时正处于全盛时期的俄国无政府主义恐怖，要想进行“暴力”革命，瓦尔特希反驳这种谰言说，在武器日趋完善，现代军国主义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使用街垒和类似手段的旧式革命，已经由于纯技术的原因而不可能进行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按其出身和目标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党派，因此也执行完全不同的策略。倍倍尔也对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表示了类似的态度。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利用修正案参加了二读，当然其目的只是，能有充分的时间发言，从各方面揭露可怕的警察统治。正如一个民族自由党发言人所说，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提案是这样写的，在接受这些提案时，只剩下蜗牛壳，而蜗牛已经不见了。哈赛尔曼在三读时发了言，总的说来并不拙劣，但却用了一些拙劣的挑衅言辞：他对他的一些同事否认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有任何共同之处表示遗憾，他承认有共同性，议会空谈的时代已成过去，行动的时代开始了。然后政府的提案以一百九十一票对九十四票通过。
哈赛尔曼为自己的革命宣言所选择的时机，没有比这一天更不利的了，这天，剥夺德国工人阶级权利的法令被延长了好几年。自从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以来，哈赛尔曼坚持他的反对派的、搞阴谋活动的立场，如果他不向工人的“长满老茧的手”献媚，就看不出他有什么原则。他作为《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精神领导人所获得的明显功绩，使他得到许多工人集团的爱戴，尤其是在他个人活动的地区，柏林和爱北斐特-巴门更是这样，但是他并没有组成哈赛尔曼派。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后，他的帝国议会同事们想了种种办法，吸引他为了党的利益毫无保留地参加工作，可是由于他多疑而拘谨，他们的努力没有效果。相反地，他却煽动党内出现的一切不和，议会党团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即与其进行这种秘密的中伤，还不如公开决裂。现在哈赛尔曼自己与党决裂，并自愿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死人，那就更好了。
他的顽固的分裂活动似乎使他的政治眼光变得完全模糊不清了；否则他从1880年上半年进行的一系列的补选中一定会看到，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是不打算用政治行动换取“行动的宣传”的。3月2日，奥艾尔在格劳豪-梅朗内以八千二百二十五票对七千二百八十八票当选，代替了因重病辞去议员职位的白拉克。这个选区当然是党的老地盘，但是恰恰当时在这个选区中经济困难十分严重，要克服这种困难的破坏影响，就需要吃不饱饭的织工具有崇高的精神力量。这些勇士中有许多人为了不失去选举权，而放弃了社会的一切救济金。4月15日，在柏林第二区进行的一次补选看来并不怎样顺利，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在这次选举中只得了约三千票，比发生谋刺案的那一年减少了一半。可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柏林，每个社会民主党的选举人都有被立即驱逐出境的危险，那么这个结果也是十分光荣的了。一家保守党报纸甚至也用一个怀疑派的问题压抑了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关于小戒严的“降福”作用的欢呼声，这家报纸问道：“社会民主党毕竟还得了三千票，如果自由党或保守党处在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下，会得到多少票呢？”如果说这是一个小小的缺损的话，那么4月27日，哈尔特曼在汉堡第二区当选就出色地弥补了这个缺损，那里的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五个社会民主党选举人在第一仗中就打败了六千四百五十一个进步党选举人和三千五百八十三个民族自由党选举人。这是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新占领的第一个选区，当帝国议会正在讨论延长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问题时，忠诚的老汉堡提出了这个明确的抗议。胜利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不顾对一切竞选宣传的镇压，不顾逮捕选举委员会成员和扣押选举基金，不顾甚至没收要求选民检查选票的普通传单。只有一个阴影落到这个美好的胜利上；同一天，白拉克吐血而亡；同盖布一样，他还没有活到四十岁。
对党的内部状况来说，这次选举也有很大意义。哈赛尔曼在汉堡出版几种没有色彩的周报，既然他在别的地方开始他的“行动”，那么在汉堡也应该这样做了，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一点，甚至只敢片断地在自己的报纸上刊载自己的激烈言论，并且只用旧方式继续进行阴谋活动，但是，自从他不得不公开行动以来，他的中伤已经失其本身的毒素了。他的党羽完全消失了，这个大革命家成了普鲁士密探的没有主见的玩物。有一个叫诺伊曼的，据说是柏林的“社会革命家”，在往伦敦途中来见哈赛尔曼，哈赛尔曼交给这个假朋友一篇十分激烈的论文，托他带给《自由》周报。后来听说诺伊曼多半是个密探的时候（事实上他就是一个密探），哈赛尔曼和他的帮手即曾经当过家庭教师的卡尔·施奈德认为，与其在德国工人中间丧失一切威信，不如赶快离开德国。他们的逃亡得到另一个密探即染工维希曼的鼓动和支持，维希曼是根据阿尔托那警察局局长恩格尔的指示行事的，因为恩格尔很怕哈赛尔曼，以致误用这位“行动的人”去侦查外国的无政府主义党。哈赛尔曼先到比利时，后到英国，最后到了美国，到处赞扬帮他逃走的人是一个忠诚的同志；维希曼成了《自由》周报的受到尊重的记者，从外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得到最机密的报告，他很快就把这些报告送给了恩格尔。柏林的两个被逐者即瓦工克尔纳和木工费恩从右边袭击党的背面的企图，也像哈赛尔曼的革命宣言那样得到悲惨的下场，他们刚刚倾心于“社会改革家”俾斯麦和施特克尔，就成了被处决了的人，他们不但不能组成亲帝国的工人改良党，甚至找一个第三者打一场亲帝国的工人改良的斯卡特牌[1]也找不到。
5月，进行了同莫斯特取得协议的最后一次尝试。原定这时在菩登湖畔的罗尔夏赫举行一次秘密的党代表大会，莫斯特以代表的身份带着柏林和格里米乔的委托书到瑞士参加这次大会。由于警察发现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因此大会不得不延期举行，这时莫斯特就在瑞士城市里进行鼓动。他在苏黎世同那里的党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要求双方停止一切私人攻击，实事求是地解决实际的意见分歧。可是，莫斯特回到伦敦后，却又否定了这个协议，继续进行煽动。工人们很快就对这种煽动像对哈赛尔曼的激烈言论那样感到厌恶。6月，在柏林第五区（在谋刺案发生的那一年，社会民主党在这个区得了三千六百十五票）进行了一次补选，党认为在这个区绝无当选的希望，所以就示威性地放弃了竞选，莫斯特被他的拥护者提为候选人，仅仅得了二百零三票。在柏林党员中，存在种种不满情绪，小戒严的痛苦的折磨使他们很容易接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策略。但是他们都是久经考验和锻炼的党员，不会不全面地履行自己的党员义务，一切宗派主义活动，他们是决不会干的。
经过筹划的代表大会，于8月20日至23日，在苏黎世州的奥辛根附近、离军用公路不远的古维登宫举行。有五十六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们大多来自德国各地；此外还有在瑞士、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以及两个奥地利党员和两个瑞士党员出席了大会。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寄来许多贺信和表示支持的信件。虽然《社会民主党人报》从6月20日起一再要求派代表参加大会，但是地点和时间的秘密仍然没有泄漏，因而四天的会议没有受到任何干扰。莫斯特和哈赛尔曼没有到会，在五十六名与会者中只有三个“社会革命派”，一个莱茵区的代表和两个柏林代表。
代表大会的八次会议引起许多激烈的意见冲突，可是最后还是趋于一致。对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的第一年所犯的错误进行批评，现在只有历史意义；一部分人对领导人的极其困难的处境和沉重的责任可能没有适当的估计，而另一部分人则提出一个问题来夸大事实：群众不干，领导人能干什么呢？但是一年来所执行的策略，从原则上来说是无可非难的。人们不再遵守反社会党人法，而是不顾这种法令并且违抗这种法令，用旧日的方式继续进行旧日的鼓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用自己的独立的力量夺回被剥夺的权利，毫无疑问，无产阶级的死敌想用生锈了的锁链缚住无产阶级的巨大躯体，无异于想以手遮天。
于是代表大会决定修改哥达纲领，党不再只用一切合法手段，而要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承认帝国议会党团是党的领导，《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党的正式机关报，通常每年举行一次党代表大会，但至迟每三年举行一次，各地的组织工作由该地党员负责，出于宣传和鼓动的考虑，参加帝国议会、邦议会和市议会的选举，特别是为1881年的帝国议会选举开展最普遍、最有力的宣传。各选区的党员不论人数多少，一律独立行动，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但在复选中一般都应弃权。在复选时弃权是七十年代哥达代表大会遗留下来的老办法；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党的软弱态度，促使这个决议通常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如果竞选的两个资产阶级候选人中的比较进步的一个，只要有一点当选的可能，在一般情况下，他都可以期望得到社会民主党的选票。
党的国际立场也由几个决议作了决定。代表大会对于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解放斗争表示同情，虽然由俄国情况决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对于德国的情况是不适合的。代表大会决定，派代表参加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定于1881年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在一个对美国情况很有了解的代表的鼓励下，几个比较有名的党员将在下届帝国议会选举以前，为了募集救济基金和选举基金，在美国做关于德国的政治状况的公开报告。
在党内纠纷方面，代表大会决定把哈赛尔曼和莫斯特开除出党。三个“社会革命派”代表弃权，但是他们也只提出一些表面的理由，因为他们认识哈赛尔曼和莫斯特耍的花招。特别是对账目进行了仔细的审查，结果证明对浪费党的金钱的一切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从反社会党人法实行之日起到1880年8月1日止，收入37310马克，为了各种救济，支出了27651马克，地方上所用的钱没有计算在内，这笔钱至少也达到上述数字。
如果说反社会党人法的第一年以集合队伍的信号结束，那么它的第二年就以对集合起来的队伍的检阅结束。队伍已经整装待发，它的旗帜在队前向着新的胜利飘扬。
二决定性的斗争
作为对汉堡选举和维登代表大会的答复，俾斯麦进行了蓄谋已久的打击。1880年10月28日，在汉堡-阿尔托那及其周围地区，即在有六十万居民的二十平方德里的地区实行小戒严。汉堡市议会长期不肯表示同意；当时这个大商业城市的资产阶级同为了执行保护关税政策而推动汉堡参加关税同盟的俾斯麦十分不和；对俾斯麦来说，在打击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同时，也打击顽固的资产阶级，当然是加倍的乐事，不久以后资产阶级也的确放下了武器。
汉堡工人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俾斯麦，维护城市的自由港地位，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的头两年，汉堡工人没有受到过多折磨，这一点主要应该感谢这种地位。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受到种种压迫。《汉堡-阿尔托那人民报》同《前进报》和《柏林自由报》一样很快就被禁止。可是，还在反社会党人法公布以前，汉堡合作印刷厂的领导人即卢卑克人亨利希·迪茨就为了保护《汉堡-阿尔托那人民报》不受警察迫害而接办这个事业，通过创办《审判报》防止了最初几次打击，该报由布洛斯、卡尔·希尔曼、奥尔登堡（后来还有奥艾尔）任编辑，很快就拥有一万二千个订户。这家报纸态度谨慎，在汉堡没有出事，但在阿尔托那，前四十二期接连被警察没收。普鲁士警察把它看做是被禁的《人民报》的继续，在警察同为每天的面包而奔走的阿尔托那的报版之间酝酿着一场延续数星期之久的战争，阿尔托那警察机关向两级法院对报贩提出控诉，结果被告的报贩获得了胜利。迪茨由于报纸被没收曾向阿尔托那警察局长恩格尔提出抗议，这位正直的基督徒回答说：“您雇用柏林的被逐者，这就够了。”4月27日的汉堡选举表明，汉堡警察的天鹅绒手套里也藏着利爪，但是它也表明，汉堡工人决没有采取暴力行动。因此没有任何使用第二十八条的前提条件；在汉堡及其周围地区实行小戒严无非是一种恶毒的报复行为。
小戒严的执行方式也是十分恶毒的。立即有七十五人接到了被驱逐出境的命令，其中有六十七人是有家眷的，几个月后，又有三十人被逐出境。平纳贝克的旅馆老板法尔一年以来就患肺病卧床不起，他请求延期出境也遭到拒绝。法尔不得不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被运出境，这是最地道的普鲁士基督教的一个片断。汉堡的被逐者中有奥艾尔、布洛斯、迪茨、哈特曼、卡尔·希尔曼、卡佩尔兄弟、奥尔登堡、普腊斯特、策麦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到了美国。迪茨、奥艾尔和希尔曼到了哈尔堡，继续出版《审判报》，可是1881年3月30日这个报纸就被禁止了，表面上是因为发表了一篇谈俄国警察统治的文章，实际上是因为该报反对汉堡加入关税同盟。虽然约翰奈斯·韦德主办的《公民报》马上代替了它的位置，但是正如迪茨请一个资产阶级专家委员会计算的结果表明，两年半以来的压迫和迫害，使汉堡的事业损失了十万马克。不久小戒严扩展到哈尔堡城和管区，这个避难所也被封闭了。
汉堡的放逐使党损失了许多老战士；哈特曼、卡尔·希尔曼、奥尔登堡和卡佩尔兄弟退出了运动。可是团结的队伍一刻也没有动摇。1881年3月30日和31日，当帝国议会讨论关于柏林和汉堡小戒严的备忘录时，甚至资产阶级报刊也承认，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从没有像这次表现得这样勇敢。奥艾尔和倍倍尔的演说受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赞扬是当之无愧的：不让步，但也不作幼稚的威胁，不诉诸善良的心，也没有戏剧式的叫嚣。这正是俄国恐怖主义者刺死沙皇亚历山大、对社会党人的新的恐惧在德国庸人中抬头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发言人无视一切由于恶人得到恶报而产生的廉价愤怒；他们认为不能把俄国革命者的策略用于德国，但是他们为这种策略的正当权利作了辩护，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党派的代表在议会这样做过。奥艾尔最后说：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们准备应付一切，倍倍尔说：在这一斗争中，你们的武器将像玻璃碰到花岗石上那样碰得粉碎。
在联邦议会的会议桌上，新任的普鲁士警察大臣、后波美拉尼亚的贵族冯·普特卡默第一次同社会民主党议员见面，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普特卡默就像迫害“煽动者”时期的科采布、康普茨和乔珀一样臭名昭著。他是一个毫无历史知识和经济学知识的容克，在普鲁士官僚的毫无意义的例行公事中度过了一生，受过最普通的警察手段的训练，唯一的长处就是具有某种演戏的才能，会发出许多豪言壮语，虽然懊丧地意识到，在这些大话背后没有任何东西。他恭维社会党人的战地邮局说，它善于“用真正恶魔般的技巧”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偷偷运到德国，他拉来一个大引文口袋，此后他在每次关于反社会党人的辩论中都把它打开，当作他的政治智慧的唯一源泉。当然他提不出在柏林和汉堡实行小戒严的理由，甚至这种理由的影子。虽然如此，帝国议会仍然满足于听取了备忘录的内容；俾斯麦懂得他可以向资产阶级政府提出什么要求。
现在他终于不得不在发生谋刺案那年选出的帝国议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积极的改革”。而在头三次会议上，彻底研究了旧普鲁士的当兵、纳税、钳制言论等问题；如果说在最后一刻还没有使用什么障眼法，那么在1881年的改选中就使用了。工人意外灾难保险法草案就是俾斯麦对受奴役的、吃不饱饭的群众的赠礼。他想用帝国银行对一切意外灾难保险的办法，来代替可怜的赔偿责任法，这个赔偿责任法不过是使企业主能够逃避对他们雇佣的工人的意外灾难进行赔偿。保险费用，企业主出2/3，工人出1/3，有一个条件是，年薪不超过750马克的工人，由国库负担其应付的三分之一。但是由于失去工作能力而得到的意外灾难保险，应在事件发生后第五个星期才付给，在这以前由疾病互助会负担。在提案的理由中列举了许多对工人表示友好的词句、“社会主义的动机”、基督教和人道。在帝国议会中讨论这个议案时，俾斯麦还做了一件多余的事情，他表现出一种蛊惑的姿态，只要一开口，就大言不惭。这个人刚刚使几百个工人家庭成为他的暴政的牺牲者，现在却又为无产者和必然慢慢饿死在垃圾堆上的老工人洒下了伪善的眼泪。
现在可以看出，即使人们只把他比做迪斯累里或路易·波拿巴，也是对他估计过高了。他激起了整个资产阶级反对自己，却没有争取到一个工人。他的民族自由党卫队在1880年夏天就已经分裂了，被大大“激怒了的自由贸易论者”脱离了民族自由党，以分离派的名义执行自己的政策。但是保护关税派的资产阶级也不同意“社会主义试验”。交易所巨头极力支持保护关税政策，而且已经在一次新的小型的股票诈骗中尝到了这种政策的甜头。交易所对迫害犹太人一天比一天热心。施特克尔及其基督教社会鼓动在工人那里碰壁以后，他就以美好的本能投身到小资产阶级排犹主义的鼓动中去，现在至少在柏林召集了一批数量相当可观的信徒。俾斯麦目光短浅，给这种没有前途的喧嚣提供善意的保护。1880年6月，当施特克尔攻击他的亲信犹太人布莱希勒德的时候，这位世俗人当然就想把这位路德第二“也像其他社会民主党人那样”逐出柏林，这个企图没有实现，因为皇帝不愿离开他的“武士”，只把施特克尔斥责一顿了事。可是俾斯麦并不公开反对排犹鼓动，反而让它成感恩报德地欢呼万岁，他完全不认识，对他来说，可怜的骚动者的最热情的尊敬决不能同犹太金融资本家日益增长的愤慨相提并论。这个狡猾的阶级开始搔他最怕痒的地方。它顽固地和长期地烦扰着那位很瞧不起自己的亲切的父亲而却相信这个狡猾阶级的善意的皇太子，直到他嘟嚷出（或者据说嘟噢过，因为这句话从没有得到证实）“当代的丑闻”等类的话为止，后来所有资产阶级报刊都把这句话当作人类精神的最美丽的花朵，用来反对排犹主义的护法神俾斯麦。
意外灾难保险法好像是使资产阶级的大量增加的怨恨溢出来的一滴水。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社会主义”比俾斯麦所想的要认真得多，它把办理意外灾难保险的帝国银行看作是夺去私人投机的整个保险事业的开端，把国家补助看作是把资产阶级要求全给自己的一部分国家贷款给予工人阶级的尝试。受到这样沉重打击的德国资产阶级，表现出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从没有显示过的胆量，它英勇地下定决心在下届选举时，把它的天才的英雄整一下，以惩戒他违背职守的越轨行为。
可是工人们立即看穿了俾斯麦的把戏。李卜克内西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反社会党人法的制定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盲目赞同资产阶级对意外灾难保险法的诅咒，也不合乎党的利益。党在击退社会主义假兄弟的同时，不可被自由贸易派假兄弟所笼络。甚至在排犹-亲犹的蛙鼠战中（在这一战争中，工人们可以最先保持中立），工人们立即采取了超党派的坚决而明确的立场。他们没有丝毫理由倾心于金钱犹太教，可是，难道他们可以因此而受基督教德意志的奸商政策的迷惑吗？这种政策无非是最高级的金钱犹太教，并且受到施特克尔的全力辩护。1881年1月，当柏林和布勒斯劳的警察让工人稍稍自由一些，希望他们参加排犹活动的时候，许多大会提醒“所有城乡工人注意形形色色的所谓人民之友的欺骗阴谋”。工人们不应积极参加与他们毫无关系的排犹运动，在帝国议会选举中只选反对一切非常法的候选人。随后在柏林和布勒斯劳再度最严格地禁止工人举行大会。
社会民主党帝国议会党团从同样卓越的立场出发，理解俾斯麦的意外灾难保险法。[2]它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比资产阶级反对派尖锐和切合实际得多地批判这个草案，同时也揭露了这个反对派的弱点。社会民主党发言人用讽刺的口吻指出，正是那些自由党人，他们过去最热心地拥护调节货币流通的资本家的帝国银行，现在却最激烈地反对调节意外灾难保险的、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帝国银行。这个银行有其不可抹杀的优点，因为它比私人保险公正，形成一个巨大的监督机构，以便采取防止意外灾难的保护措施，这正是一切意外灾难保险的主要目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也表示反对国家补助，不过其理由同自由贸易派迥然不同。他们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不可辩驳的事实为依据，即意外灾难保险属于生产费用，因此只应由企业主负担。国家不应给企业主送礼，当然工人阶级更不应该这样做，如果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当然国家补助比工人有义务缴保险费还是较小的祸害。议会党团在一系列的修正案中详细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不言而喻，这些提案都遭到否决，这件事又一次证明，只有社会民主党议员才是工人利益的有经验的和热心的代表者。资产阶级政党满足于把帝国银行和国家补助当作对资本主义神圣精神的致命打击而一笔抹杀，并且把草案向坏的方面作了修改，以致联邦议会认为不可实行而加以否决。
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对俾斯麦的“社会主义”转变的一般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党的理论上的不确实性。意外灾难保险法被解释为俾斯麦对社会民主党的投降，这种解释从鼓动方面来说是有效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从理论上来说至少是一种误解。也就是认为不是俾斯麦掌握了社会民主党，而是社会民主党掌握了俾斯麦，他抓住社会主义牵引绳游泳，利用他的提案把一个楔子的尖端打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组织，这个楔子的粗头必然也将打进去。可是俾斯麦根本没有想这么远；他的草案既不想离开而且也没有离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毫无疑问，当时在这一方面有人说过许多有问题的话，但是同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实际上完全正确的态度相比，这些话是不重要的，后来有人为了一有可能就在党内制造一些混乱，而把这些话加以夸大。
1881年6月27日，帝国议会会议闭幕以后，在莱比锡市和县实行了小戒严。3月间，普特卡默就已经表示要这样做，只是同汉堡市议会一样，德累斯顿政府也反抗了一个时期。这里也没有任何使用第二十八条的理由，社会民主党的老迫害者、至今也相当粗暴地使用了反社会党人法的警察署长吕德尔辞了职，大概是因为他不适合干现在要求他干的刽子手职务了。第一批发出的莱比锡的驱逐出境命令没有柏林和汉堡那样多；有31个人，即6个单身汉、25个有家眷的人接到了这项命令，其中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哈森克莱维尔。当然不久又发出了22张命令，尤其是正在举行萨克森邦议会选举的莱比锡郊区的东半部被驱逐出境的人最多。可是恐怖手段没有生效；选举倍倍尔，是莱比锡工业村对强加于它们的暴力的勇敢顽抗的证明。
在被驱逐出境的人们中，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区议会议员特别多，在莱比锡县的二十五个镇共有七十六人。他们之中任何人也没有想到在施忒特里茨、童贝克或福尔克马尔斯多夫进行血腥的暴动；他们都是勤勉能干的人材，根据他们的政敌——区长的证词，他们在执行职务方面是无可非议的，他们中间有个别人曾经在普法战争中获得铁十字勋章。采取这一项令人愤慨的措施的真正原因，是俾斯麦企图像在柏林和汉堡所做的那样，削弱社会民主党鼓动的主要中心莱比锡的力量。倍倍尔同李卜克内西一起定居于戒严地区的边境博尔斯多夫村，当他进入萨克森邦议会以后，要求诺斯提茨-瓦尔维茨大臣答辩时，这位柏林暴力政策的助手只知道说一些不伦不类的话，随后资产阶级盲从的多数派就急忙通过结束讨论的提案，拯救大臣免遭更严厉的惩罚。
竞选斗争在盛夏和初秋进行得十分激烈。资产阶级政党“以危害公共安宁，特别是危害各居民阶级的和睦的方式”互相挑拨，假如反社会党人法同法律还有一点关系，那么从法律上说，这些资产阶级政党都该受反社会党人法制载。可是最大的挑拨者就是俾斯麦本人。这次他的目标不再是早已软化的民族自由党人，而是进步党人和分离派，他指责后者是“共和主义者”，这个不怀恶意的集团用一种恐惧、悲惨的姿态，十分可笑地进行抵抗。
然而俾斯麦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摧毁社会民主党的新队伍，从他的立场来说，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正如一个爱国的教师所歌颂的那样，他通过自己的儿子们“降格到人民的地位”；这些很有前途但无才能的年轻人中的一个在柏林一次喧嚣的大会上声称，畜犬规定比小戒严更难忍受，为此，柏林工人恰如其分地对“帝国饲犬童”的父亲进行了痛斥。阿道夫·瓦格纳以俾斯麦的特派员的身份在各省旅行，他答应工人，只要工人愿意相信“世俗人”的“社会主义”，烟草专卖就是“无产者的世袭领地”。瓦格纳在他竞选的四个选区中遭到彻底失败，这些博学之士发挥了智力和道德同样高超的作用，理应得到这种报酬。
俾斯麦信赖赤裸裸的暴力甚于一切盘惑伎俩多多。在戒严区，不断有人遭到驱逐，社会民主党的竞选传单遭到没收，尽管它们的内容都是平常的，工人的选举大会普遍遭到禁止。散发社会民主党的传单，甚至只散发选票的人都要遭到逮捕，被拘留起来侦查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在选举前的几个星期中，这种完全非法的逮捕不下六百起之多。警察得到资产阶级许多帮助，资产阶级虽然在其他方面与政府敌对，但在破坏社会民主党竞选这一点上同政府是完全一致的。它散布谣言说，选举社会民主党人的选区，就有实行小戒严的危险，甚至造谣说，投给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每张选票都是废票。尤其是萨克森资产阶级制作陷阱的才能是无穷无尽的，无产阶级在行使自己的选举权时，就掉进这些陷阱里。资产阶级在施托贝克-施内贝克出售八开纸大小的选票，这种选票由于大小与普通选票不同很容易识别，在莱比锡郊区它出售用带有水印和毛边的麻纸做的选票，为了防止仿造，把仅仅一个工厂有的这种机全部买来，在格劳豪-梅朗内，“爱好秩序的”区长把处于半饥饿状态的职工所欠税款转给贫民救济基金会，把这笔欠款称做付给欠款人的救济金，这样一来，就有很多工人失去了选举权。在这个选区里，警察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能耐，在整个选举期间，它把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置于自己的严密监督之下。奥艾尔在乡村里经常被一个警察跟着，在城市里被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跟着，从早到晚离他只有十步远。后来“法律和秩序”取得胜利的萨克森选举，至少有六次由于施加了空前的压力，甚至遭到帝国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的反对。
但是工人们知道应该怎样做，他们决心勇敢地经受反社会党人法的总考验。弗里茨舍和菲勒克根据维登代表大会的决议在美国所做的演说旅行，给社会民主党选举基金带来了一万三千马克的捐款。此外，无产阶级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反对优势敌人的一切暴力和诡计。火热的战斗意志推动他们克服一切障碍勇往直前，当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在选举前不久迁居美国的时候，人们对这两个将近二十年始终站在斗争前列的最老的党员进行了最严厉的批评。许多老领导人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成为反社会党人法的牺牲品；一些新人接替了他们的职位，这些人是自然而然地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在几个月以前还没有一点名气，可是他们也能胜任最困难的任务。关于“被诱惑的群众”和“轻率的诱惑者”的牺牲品之类的鬼话，从没有像在这次选举中被摧毁得这样彻底。
10月27日，党在初选中获得311961票。虽然比谋刺案那一年的选举少得125197票，但是没有一个敌人想到利用这个差额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三年来被用各种暴力手段驱逐、压迫、迫害的社会民主党仍然得到了三十多万票，换句话说，反社会党人法就等于没有发生作用。《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向伦敦报道说，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成果使“上层人士和最上层人士”惊惶失措。恩格斯却高兴地从伦敦写道：“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表现得如此出色。”[3]
在初选中只得到一个议席，从萨克森人民党时期就参加了运动的一个老战士即园丁施托尔在茨维考-格里米乔取得了胜利。可是“秩序维护者”善于窃取胜利，他们非法地宣布一批社会民主党选票为废票，以致在这个选区中还要举行一次复选。社会民主党总共参加了22次复选。在复选中得到选票最多的是三个戒严区：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汉堡第二区和阿尔托那、莱比锡市区，这三个地方从来还没有受到这样有力的围攻，柏林戒严区30171票，汉堡-阿尔托那戒严区30087票，莱比锡戒严区17006票。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首先举起大旗走在前面的布勒斯劳，在它的两个选区的复选中，保持了同样的荣誉。其次，还在其他两个普鲁士省会汉诺威和马格德堡参加了复选，在莱茵区是工业中心爱北斐特-巴门和佐林根。在萨克森王国的格劳豪-梅朗内、施托贝克-施内贝克和莱比锡郊区，敌人的卑鄙的选举策略稍稍占了上风。除去在莱比锡市区和茨维考-格里米乔而外，还在德累斯顿旧城、弗赖贝克、米特魏达和重要的开姆尼茨参加了复选。在中德小邦中，罗伊斯长系被占领了一半。在美因兹、法兰克福、哈瑙、奥芬巴赫的复选中，美因部表现得十分出色，在巴伐利亚，它的主要工业中心纽伦堡发生了动摇。
失去的选票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在萨克森王国失去的。自从谋刺案那年的选举以来，萨克森王国大约丧失了四万票，几乎正好回到1874年的数字。可是损失的这一部分票，不是因为死亡或有人背叛而造成的，而只是因为被捕和受伤而造成的，那些穷人中的最穷的人，他们暂时被饥饿弄得筋疲力尽，被饥饿的鞭子击溃，又都重新前进了。在西里西亚失去六千票的原因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的运动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比如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1874年以来，那里的社会民主党选票数不断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即由44933票降到14109票，在普鲁士邦的易北河东诸省和美因河北的小邦也是这种情况。与此相反，虽然南德诸邦的警察统治早就同它的普鲁士和萨克森的榜样进行了有效的竞争，南德仍然像美因郜那样保持着优异的成绩。假如选举的总结果还没有把票数损失推到次要地位，那么南德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和运动集中于大工业区这两点就补偿了票数损失。恩格斯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自己所处的经济地位而具有革命性的阶级，现在成了党的核心，这个党平均地分布在全德国，现在它才是一个民族运动。[4]
资产阶级对它从前的崇拜对象真正提出了警告。进步党人和分离派中，共有一百多人进入了帝国议会；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多数派和保守党-教皇全权主义者多数派都被打碎了。可怜的俾斯麦惊慌得不知所措，他东奔西走，力图为复选挽救还可以挽救的东西。他谈到，作为一个主张立宪的人，他想向进步党-教皇全权主义者联合内阁让路，并且立即任用了它的一个犹太商人，以便向他显示，他的心经常为以色列人民而跳动。可是他也抱怨，资产阶级以怨报德；他说，他根据资产阶级的要求制定了反社会党人法，以致工人阶级对他怀恨在心，他对这个法令丝毫不感兴趣，他宁愿今天而不愿明天放弃这个法令。同时阿道夫·瓦格纳同施特克尔伙同一气，向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一项政治买卖：如果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哈森克莱维尔声明，他们承认政府实行改革政策的意图是对工人表示友好，他们确实愿意同社会改良的政党和睦地为改善经济状况而共同工作，他们希望通过有力的社会改革来战胜革命，那么瓦格纳、施特克尔及其一伙就答应在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的复选中支持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反对进步党候选人，在一定情况下，赞成废除反社会党人法。
即使这个谈判不是在俾斯麦事先已经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无论如何它在俾斯麦那里也得到了意味深长的反应。半官方主要报纸为此帮腔说，由于对社会党人的迫害，资产阶级在它的经济上的宿敌工人阶级那里找到了政治同盟者，工人阶级在经济方面的令人不快的要求，资产阶级一如既往力图加以粉碎。相反地，反社会党人法妨碍工人评价政府改善他们的状况的善良意图。这对于资产阶级是一种适意的处境——只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人们可以从政府的政治家观点中期待政府通过满足工人的正当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健康核心，然后反社会党人法就是多余的了。生意不可能做得更坦率了。
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哈森克莱维尔作了符合党的荣誉的回答。他们拒绝了一切选票买卖；他们宁愿要三万张光荣地得到的选票，也不要三十万张买来的选票；他们不能赞同政府以颁布反社会党人法开始的经济政策，增加和提高必需生活资料的间接税、增加军事负担以及类似的远非对工人友好的措施。正如他们对意外灾难保险法的态度最后表明的那样，他们从没有拒绝认真研究政府的改革建议，并根据工人的利益加以修改，但是他们必须拒绝同反动的、因此是与人民为敌的政党进行共同的事业。说他们要想进行暴力革命，这纯粹是一种任意的假定，他们经常声明，均等的、彻底的和完全的改革能够防止革命，否则革命就是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必然后果；对于不以他们的意志和力量为转移，而以他们的敌人的意志和力量为转移的事情，他们不负责任。这个勇敢的声明的作用是很大的；保守党商人宣布他们的人在选举时弃权，虽然如此，在复选中，倍倍尔在柏林第四区的选票由13573票上升到18979票，哈森克莱维尔在柏林第六区的选票由10629票上升到17378票。进步党候选人在柏林第六区以569票之差得胜，在柏林第四区只以51票之差得胜，同时这些不屈不挠的人们的种种选举阴谋还起了十分值得质问的作用。
除此而外，党在复选中是比较顺利的。自由党指责保守党大量支持社会民主党候选人，总的说来，这是捏造，虽然在个别选区并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自由派思想家仅仅为了表示在道义上厌恶共产主义“分配人”，在复选中砍掉了自己的手指，惯于统治的保守党决不这样盲目。在复选中进入战斗的，基本上都是受到初选结果鼓舞的新工人群众。社会民主党共得十三席：布勒斯劳第一区（哈森克莱维尔）、布勒斯劳第二区（克雷克尔）、汉堡第二区（迪茨）、佐林根（里廷豪森）、美因兹（李卜克内西）、哈瑞（弗罗默）、奥芬巴赫（李卜克内西）、纽伦堡（格里林伯格）、米特魏达（福尔马尔）、弗赖贝克（凯泽尔）、开姆尼茨（盖泽尔）、茨维考-格里米乔（施托尔）和罗伊斯长系（布洛斯）。李卜克内西接受了奥芬巴赫的委任，美因兹在补选中失去，因此社会民主党议员就以十二人之众进入帝国议会。
作为立法者的功绩的反社会党人法在它的第三年末尾就成了一张破纸。困难的日子还会到来，不过最大的困难已被克服了。
三无政府主义的幽灵
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胜利也清除了对党所采取的策略的正确性的最后怀疑。反社会党人法的执行十分严厉，好像要粉碎一切似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怀疑又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德国首都的两个选区，即第一区和第五区，甚至站在选举斗争之外，因为那儿当选的希望最小，莫斯特在那里又有比较多的拥护者。正好与竞选同时，第一个叛国案在莱比锡帝国最高法院审理，这个案件揭发了“社会革命派”的行动完全没有希望，并鼓励每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用一切政治手段反对俾斯麦体系的腐朽的警察制度。
莫斯特被开除出党以后每况愈下了。他表面上拥护无政府主义方针，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锐，他并不属于这一派。《自由》的内容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都是没有意义的狂怒，莫斯特在1880年秋天为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而写的鼓动著作《反对自由的策略》，虽然没有使用这样愤怒的语言，但只是一团混乱。比利时人达佛是蒲鲁东和巴枯宁的一个有教养的学生，他本人属于无政府主义的和平无害派，并企图用这种思想影响莫斯特，他用他那蹩足的德语谈到这个著作时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思想。这完全是一本雅各宾主义的、而用布朗基主义即布朗基的思想加以缓和的小册子。”“布朗基主义”也不是莫斯特本人的产品，而是在密探诺伊曼带到伦敦来的那篇《自由》的论文里，哈赛尔曼给他提的词。
莫斯特把这篇论文印在他的小册子的末尾，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小册子的突际的依据。文章能：“我们没有想到向德国工人推荐‘密谋把戏’，利用秘密的中央领导机关等等，因为这只有利于秘密警察的隐蔽活动。可是，如果在熟悉的圈子里，每十个或二十个熟识的朋友集会，而不通过会员名单、章程等等提供迫害的根据，如果这些自由组成的小组热情地通过语言和文字传播革命思想，如果他们经常同军队里的朋友和同志保持接触，如果他们每个人终于自己设法弄到一支好后膛枪，那么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效地组织起来。四千名这样组织和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者集合在首都柏林，相应数量的社会主义者集合在主要工业区一一毛奇就不容易破开这个核桃了。”哈塞尔曼在到美国去以前，把他的一小撮拥护者的通信处交给了莫斯特。其中主要有法兰克福和达姆斯塔特的几个工人，莫斯特马上再同他们取得联系，并把他的朋友达佛介绍给他们。1880年11月，达佛到德国去，为他打算建立的通讯社寻找通讯关系，同时也为了在近处看一看德国的无政府主义。结果他大吃一惊，他所找到的只是几个精神落后、政治模糊的工人。
普鲁士警察并不像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那样短视。它比较正确地解释了莫斯特的残暴的豪言壮语，急忙把他裹在一个密探之网中。密探诺伊曼以莫斯特的心腹人的身份坐在《自由》的发行部里，而密探维希曼和沃尔弗则从阿尔托那为该报写通讯。他们利用这一“写作”活动追求种种目的：他们指摘汉堡的“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警察对社会民主党宽大，他们诽谤社会民主党议员是欺骗党员和窃取他们的钱财的人，他们给德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描绘了一幅十分可怕的图画，末了（但不是最后），他们为普特卡默的大引文袋提供丰富的材料。比如维希曼在俄国沙皇被刺死以后写道：“但愿同样的事件使我们从所有暴君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日子不再遥远！我们感到遗憾的只是，没有同时给其他坏蛋付出他们应得的报酬。”这还远非“最社会革命的”发作。谁不理解普特卡默的“道德上的厌恶和最深刻的愤慨”呢！只是由于有这种情绪，他才敢于想到他的引文袋里的这些珍宝的。后来，沃尔弗和维尔曼利用他们的“写作”能力转而反对自己的恩主。沃尔弗向普鲁士警察机关提供了他的“回忆录”索取世界文学中的最优秀的杰作往往也得不到的那样多的稿费，他被柏林法院在严格禁止旁听的情况下以勒索罪判处一年徒刑，被从普吕岑塞释放出来以后，又在阿尔托那以所谓侮辱皇帝罪被捕，第二天早晨发现他吊死在监狱里。维希曼在被阿尔托那工人揭发以后，警察就不愿再给他津贴了，因为现在他对警察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这时维希曼就开始喋喋不休。这样，关于这两个流氓的情况，人们就知道得更详细了；不言而喻，他们只是一帮密探中的很小一个部分，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后，这帮人就被派出来，秘密进行卑鄙活动。
达佛还没有到德国以前，德国所有警察机关就已经掌握了他的相貌说明书了，法兰克福的警察也知道莫斯特在美因郜的几个拥护者。这半打可怜虫在法兰克福、达姆斯塔特和其他几个地方组成“小组”，并不是为了购置好后膛枪，而是为了共同订阅《自由》，为莫斯特募款；他们也的确把整整五个马克寄到伦敦。他们的最大功绩在于，1880年10月18日到19日的夜间（皇帝访问法兰克福前不久），散发了几百份违禁的传单。领导法兰克福及其郊区的政治警察的警察顾问卢普夫自己承认，他认识散传单的人，但是他不抓他们，却收买裁缝霍尔施为密探，取得“密谋者”的信任。当然卢普夫警告他的“心腹人”不要积极参加谋杀计划和颠覆计划，任何警探活动的愉快的开端都是这样，但是他也使用屡试不爽的警察方法，不是付日薪，而是付计件工资，根据“揭发”出来的事件的“重要性”付工资。霍尔施是一个惯窃，他不赡养人口众多的家庭，却把自己的罪恶钱花在一些淫荡的女人身上，当然他需要钱，需要很多的钱，每天都报告“比较重要的”消息：准备谋杀卢普夫本人，在达姆斯塔特或埃贝斯塔特举行秘密的代表大会，讨论武装暴动问题。1880年12月1日，卢普夫收起渔网，五十多人在法兰克福及其周围地区被捕，达佛在奥格斯堡，莫斯特的几个朋友在柏林也同时被捕。被捕者中有被卢普夫一起放进去的霍尔施，据说是为了保护他不受社会党人报复。卢普夫因此而犯了根据德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应判惩役的罪过，这件事似乎没有进一步使这位法律的谨慎的维护者感到忧虑。
在法兰克福，人们就把一些普通罪犯放进被捕者的牢房里，侦探他们的情况，不久所有被捕者都被解到柏林，在那里人们继续使用这个巧妙的方法。警察局长施蒂尔弗里德伯爵对主要对付达佛的诈欺破产者施涅采尔说，如果发现了重要的东西，那么一千马克，甚至一万马克都不成问题，预审法官霍尔曼答应这个爱国者通过特赦给他减刑。被捕者也严重抗议霍尔曼记录他们的供词的方式。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经过长时期待审拘留以后，被释放了，因为连一点该受处罚的行为的迹象也找不到，在巨大的打击后两个半月，起了疑虑的霍尔施也对预审法官说，他希望获释，因为他根本不是罪犯，而是一个大爱国者。卢普夫在同一天写了三封信回答霍尔曼的询问，他在信中虽然承认霍尔施的密探活动，但是由于他的“心腹人”积极参加“密谋”，他对他有所怀疑，同时他又说，把霍尔施当做证人加以审讯，“至少”是使他“感到不快”的。预审法官觉得这种关系太微妙了，他释放了霍尔施。
在这几个月中，人们利用这件大叛国案为反社会党人法服务，1881年10月10日到21日，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审判。站在帝国最高法院的被告席上的还有十五个人：十一个南德人、三个柏林人和达佛。关于以霍尔施为首的叙述有罪事实的证人，甚至《马格德堡报》也说；自从最凶恶的反动时期以来，有过这样一个案件吗？在这个案件的证明被告有罪的证人中有这样多令人讨厌的受过惩罚的坏蛋、公开的警探。警察顾问克吕格尔还特别证明达佛有罪，他叙述了被告的经历，达佛立即一点一点地予以驳斥。他向这位柏林的警察天才嚷道：“请看，这就是你们的技术和科学”，他在纠正了克吕格尔的几点次要的叙述以后，最后说：“这只是为了证明，他根本什么也不知道。”克吕格尔说他的“心腹人”可以为他的话作证，但是为了国家利益他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警宫们起誓，为霍尔施、维希曼和沃尔弗这些牛鬼蛇神按“重要性”得到计件工资的报告作证，在这一案件中，这种光荣办法由旧普鲁士的过去转入新德意志的现代。
以“图碟叛国”罪进行的控告，当然落得一场没趣。被告者中有一部分人散发过违禁印刷物，因而违犯了反社会党人法，也许由于这些印刷物的内容还违犯了某几条有伸缩性的刑法条文，但这一切都不是准备叛国活动。即使被告人真的受了间谍霍尔施的诱惑，计划谋刺卢普夫和准备举行秘密代表大会，这也不是什么准备叛国活动。最高法院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它却宣布九个被告（其中有达佛）有罪，共判他们十九年惩役，“图谋叛国”这个罪名是由于被告按照莫斯特的意旨行动而得出来的。据说莫斯特策划叛国活动，想用暴力颠覆现代社会，还想用暴力改变德意志帝国的宪法。撇开别的一切不谈，这个判决是以一个严重的司法谬误为根据的。援引的德国刑法第八十六条，是逐字逐句从普鲁士刑法中引来的，1864年，普鲁士邦高等法院还毫不犹豫地宣判拉萨尔无罪，并清清楚楚地指出，根据这一条的意义和词句，一种叛国活动，必然是时间、地点、情况都很明确的实际行动，而不是一般的、某时、某地将以某种方式实现的意图。在德意志帝国最高法院所要判决的第一个叛国案中，在不正确地解释刑法方面，已经胜过了曼托伊费尔创立的普鲁士邦高等法院。
就是在资产阶级集团中，这个判决也引起严重注意。因为承认德意志帝国的最高法院在政治性刑事案件的第一次尝试中，就对九个按照控告的精神完全无罪的人判决剥夺公权的惩役，是不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所以自由派报纸就用颂扬帝国最高法院的办法摆脱困难，因为帝国最高法院宣布证人霍尔施是不可信的，同时对警察阴谋暗示了（而不是表示了）轻微的谴责。可是当几家比较大胆的报纸敢于根据帝国最高法院的权力比较尖锐地指责卢普夫时，他们就因侮辱一个（如普特卡默在帝国议会所说）,“非常杰出的、没有任何嫌疑的官吏”而被控并被判苛重罚款。
虽然无辜被判刑者是值得无限同情的，但是这个案件也向工人清楚地指出，“社会革命派”策略会得到什么结果。莫斯特本人也被英国法院判了十六个月强迫劳动，因为他大概用同普鲁士警探维希曼同样的笔调，表达了对于刺死沙皇的看法。《自由》不能在伦敦立足了，它在瑞士找到了避难所。1882年，它在沙夫豪曾的印刷商威廉·比雷尔处出版，印刷费用由细木工施勒德尔-布伦瓦尔特付给，根据苏黎世警察机关的无庸置辩的确定，这个人为柏林警察当局服务，他经常带着炸药箱，就像一个推销员带着他的样品箱一样。
[1]三个人玩的一种德国牌戏。——译者
[2]1881年3月30日，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帝国议会做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论意外灾难保险法的最好的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大加赞扬。（参阅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第57页）。——原编者
[3]1881年11月30日，恩格斯致伯恩斯坦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8页。
[4]1881年11月30日，思格斯致伯恩斯坦的信，载《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杜1971年版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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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决议（1849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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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决议[188]
（1849年4月11日）
〔……〕
2．各个分会应根据《新莱茵报》最近几号就社会问题所发表的社论去讨论社会问题。[1]
3．登报请求莱茵省的所有工人联合会把它们的通讯处寄给我们，此外，要求德国的各工人联合会也讨论工资问题，并要求把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告诉我们。为此应把（《新莱茵报》）的有关各号寄给这些联合会。〔……〕
会议批准把我们的24份联合会章程转让给多伊茨和杜塞尔多夫，并同意下列救济款项：给1名患病的联合会会员15银格罗申；给4名被驱逐出克拉科夫的波兰人1塔勒15银格罗申；给1名列日工人联合会会员15银格罗申。〔……〕
节录
1849年4月12日《自由、博爱、劳动》（科隆）第19号
[1]4月17日的委员会会议也规定，“社会问题（资本与雇佣劳动）”是各个分会的议题。1849年4月22日《自由、博爱，劳动》第22号）
〔注释〕
[188]1849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拥护者为创建一个德国工人阶级的独立的群众性革命政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当时，他们以1849年初建立的科隆工人联合会为基础，首先着手促使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工人联合会的联合，以便筹备预定在1849年6月举行的德国工人代表大会。同时，他们在组织上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采取这些措施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从1848年底以来历次地方性的工人代表大会所取得的成就（参看注174），而这些成就可能都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在这些成就中，首推海德堡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即召开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成立一个全德工人同盟的决议最为重要。在莱茵省，以科隆为出发点的发展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是因为在联合的过程中克服了在斯蒂凡·波尔恩领导的工人兄弟会中还盛行的经济主义观点。（参看《德国工人运动史〈8卷本〉》第1卷1966年柏林版第150—155页）
自从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雇佣劳动与资本》（文件356）一书，做好思想上的准备以来，4月11日的委员会会议初步确定了组织方面的措施，同时可能还讨论了有关退出民主协会的问题。（参看文件358和359）在4月11日委员会会议之后，发表了下面一则消息：“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相信，保护隐藏在民主派这个多义名称下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费心机的，并且认为，必须导致只代表一种利益即本阶级利益的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友爱。因此，本委员会邀请普鲁士莱茵省的所有工人联合会，把自己的地址寄给《新科隆日报》编辑部，以期达到这种团结友爱。”（1849年4月12日《新科隆日报》第84号）4月11日的决议发表之后，科隆共产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又为组织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地方代表大会及筹备全国代表大会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参看文件360、362和366）。——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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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摘录（1849年4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56
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摘录
（1849年4月5日）
雇佣劳动与资本
科隆4月4日。我们听到了各方面的责难，说我们没有叙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1]我们只是当这些关系在政治冲突中直接突显出来的时候，才有意地提到过这些关系。
过去我们要做的首先是从日常历史进程中去考察阶级斗争，并根据已有的和每天新出现的历史材料来从经验上证明：当进行过二月革命[2]和三月革命[3]的工人阶级遭到镇压的时候，工人阶级的敌人（在法国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在整个欧洲大陆则是反对过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也同时被战胜了；法国“正直的共和国”的胜利，同时也就是以争取独立的英勇战争响应了二月革命的那些民族的失败；最后，随着革命工人的失败，欧洲又落到了过去那种受双重奴役即受英俄两国奴役的地位。巴黎的六月斗争[4]，维也纳的陷落[5]，1848年柏林11月[6]的悲喜剧[7]，波兰、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拼命努力，爱尔兰的严重饥荒——这些就是集中表现了欧洲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主要事件。我们曾经根据这些实例证明过：任何一次革命起义，不论它的目的显得离阶级斗争有多么远，在革命的工人阶级没有获得胜利以前，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任何一种社会改革，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封建反革命没有在世界战争中用武器进行较量以前，都是要成为空想的。在我们的阐述中，也如在现实中一样，比利时和瑞士都是巨幅历史画卷中的悲喜剧式的、漫画式的世俗画：前者是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后者是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典型国家，两者都自以为既跟阶级斗争无关，又跟欧洲革命无关。
现在，在我们的读者看到了1848年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后，我们想更切近地考察一下经济关系本身，也就正当其时了，因为这种经济关系既是资产阶级生存及其阶级统治的基础，又是工人遭受奴役的根由。
我们分三大部分来加以说明：（1）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工人遭受奴役的地位，资本家的统治；（2）各个中间市民阶级和所谓的市民等级[8]在现存制度下必然发生的灭亡过程；（3）欧洲各国资产者阶级在商业上受世界市场霸主英国的奴役和剥削的情形。
我们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我们就当读者连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没有。我们希望工人能明白我们的解说。加之，在德国到处都存在着对最简单的经济关系极端无知和理解混乱的现象，从特许的现存制度的辩护者到冒牌的社会主义者和未被承认的政治天才都莫不如此，这种人在四分五裂的德国比诸侯王爷还多。……
摘要
1848年4月5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64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第397—398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11—712页）
[1]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句话的前面加有“科隆4月4日’’。——编者注
[2]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国二月革命在欧洲1848—1849年革命中具有重要影响。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原卷末注
[3]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这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进行镇压，遂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的威力，并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允诺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是起义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原卷末注
[4]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01页）——原卷末注
[5]指1848年11月1日维也纳被文迪施格雷茨的军队占领。
[6]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前面没有“柏林11月”、“1848年”。——编者注
[7]指1848年11月11日的柏林事件。1848年11月8日国王下令把普鲁士国民议会会址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国民议会的多数派通过了一项继续把会址设在柏林的决定。11月10日国民议会被赶出它经常举行会议的话剧院。11月11-13日议会在射击俱乐部召开会议，11月15日被弗兰格尔将军的军队驱散。——原卷末注
[8]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所谓的市民等级”，而是“农民等级”。——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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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共产主义者同盟柏林总区部给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信（1849年3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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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共产主义者同盟柏林总区部给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9年3月底[187]）
柏林总区部致中央委员会
我们荣幸地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同盟从修改章程以来在这里所取得的成就。众所周知，柏林在此之前一直不是我们进行宣传的一个理想场所，即使革命以后也是如此。只是在戒严状态解除之后才有了一些起色，以至同盟的规模每天都在扩大，影响每天都在增长。我们已有100名盟员，共分10个支部，从现在开始，每月将有约12塔勒的收入。但是，鉴于我们这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和政治意义，我们希望中央委员会授权我们，我们的全部收入均由我们自己支配。新的革命看来即将来临，我们还需要许多钱购买武器弹药。此外，我们还缺乏宣传用书，我们请求中央委员会给我们介绍一些宣传用书。
维尔穆特和施梯伯《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柏林版第1册第46页
〔注释〕
[187]这封信可能是1849年3月30日前不久写的，现在只保存下该信的开头部分。3月30日这天，柏林警察进行大逮捕大搜查，奥古斯特黑策尔就是在这一天被捕的。
大约在1848年12月中旬，约瑟夫·莫尔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特使身份到达柏林，并把一份新章程交给了黑策尔。从那以后，早在1848年春就已负责柏林同盟组织（参看文件240）的黑策尔，便开始在柏林积极进行同盟的改组活动。大约在3月中，新章程由画家卡尔·韦格纳（同盟盟员，可能还是某个支部的领导人）石印，当时共印了14份。黑策尔同卡尔‘德斯特尔也有联系后者在离开柏林时曾把一箱子文件存放在他家里。
参加这次改组工作的（其中有些人是支部主席）除黑策尔和韦格纳以外，还有裁缝师傅弗里德里希·本德勒，机械师博茨勒，手套织工希尔德布兰德，手套织工李希特尔和他的弟弟、裁缝李希特尔，鞋匠尤利乌斯·海尔曼·施米特，以及裁缝海尔曼·施奈德。在1849年3月30日和以后几天里，由于有人告密，除黑策尔外，海尔曼·康内吉塞尔（参看注186）、手套织工李希特尔、施米特和韦格纳也相继被捕。
在柏林的大搜捕过程中，封建反动派的政治企图昭然若揭，他们千方百计想延长柏林的戒严期。当普鲁士第二议院越来越紧迫地要求政府解除1848年12月开始的戒严时，冯·曼托伊费尔首相在1849年4月25日的会议上声称，内阁早已考虑了解除的问题，但由于又要进行大搜捕，因此把解除戒严一事耽搁了。（参看《关于奉1848年12月5日圣谕召开的议会辩论的速记记录。第二议院》，载于《普鲁士国家通报》1849年柏林版第667-668页）黑策尔、韦格纳、本德勒和李希特尔审判案到1850年8月14日和15日才审理，结果全部被无罪释放。不过，黑策尔被驱逐到布雷斯劳，李希特尔被驱逐到巴伐利亚。关于这一期间柏林同盟的活动，参看库尔特·韦尼克：《1848—1849年革命前、中、后柏林工人运动中的共产主义者和政治积极分子》，载于1968年《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第2期。——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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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共产主义者同盟一支部主席（柏林）给奥古斯特·黑策尔（柏林）的信（约1849年3月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54
共产主义者同盟一支部主席（柏林）给奥古斯特·黑策尔（柏林）的信[186]
（约1849年3月底）
亲爱的朋友黑策尔：
今天晚上要接纳几个盟员，劳驾，请给我寄一份章程[1]来，可能的话，请寄一份石印的章程来，我将于星期四奉还。
舒尔茨支部
你的朋友胡果
今天晚上，康内吉塞尔要用他自己的那份章程。
维尔穆特和施梯伯《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柏林版第1册第46页
[1]
文件321。
〔注释〕
[186]这封信是1849年3月底在柏林的大搜捕（参看注187）中被没收的。当局在审讯奥古斯特·黑策尔和其他被捕者的过程中，试图证实“胡果”和“康内吉塞尔”是同一个人，但是枉费心机。黑策尔说这两个名字都是化名，并拒绝作其他说明。但是，康内吉塞尔可能并不是化名，而是在印刷工人罢工运动中起过领导作用的一名编辑海尔曼·康内吉塞尔。这封信的大概日期是根据另一名被告卡尔·韦格纳的供词确定的，他在3月中旬石印了章程。——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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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威廉·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一书摘录（1849年3月22日至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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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威廉·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一书摘录[185]
（1849年3月22日至4月25日）
〔……〕在去年12月颁布钦定临时赎免法以后，我们紧接着就证明，这项法律为了地主老爷的利益只考虑（在仲裁法庭组成时）把所谓的小人物交给大人物任意宰割或交给他们的敌人任意摆布。尽管如此，贵族骑士等级对这个法律仍然心怀不满，要求有一项更便于使骑士等级中饱私囊的法律。〔……〕
现在，这些人觉得梦寐以求的阿兰胡埃斯的美妙日子已经回来了。这帮高贵的老爷们已经非常清楚地估计到，他们如今在刺刀、戒严、整装待发的军队的保护下，在盼望派来俄国内弟的增援部队的保护下，能从西里西亚的农民群众身上榨取比以前更多的东西。
但是，这种估计即使再细致周到，也是在没有主人的情况下作出的。
这个主人就是西里西亚的农民，不是拥有三四个或更多胡符[1]土地的那些资产者农民——他们大都同骑士老爷的思想和行动完全一致，而是那一批小农、园丁、雇工和“佣人”，这些人在此之前都是大地主的真正役畜。按照大地主的设想，他们始终是另外一种人。
1848年，那一批人对无偿废除封建债务已感到心满意足，这些迄今遭到无耻敲骨吸髓榨取的人们的善良心理表明，他们大多数人都愿意忘记过去，只要求保证他们未来享有权利和自由。
经过1848年最后几个月和1849年到现在为止的艰苦见习期以后，西里西亚的农民即“小人物”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封建地主老爷必须依法交出他们抢去的财物，至少必须交出他们借助于原来的赎免法占有的那部分财物，而不是让他们根据挖空心思搞出来的赎免法成为新的富翁。
“我的勇敢的军队”毕竟还需要花一段时间用“小人物”的血汗去填满地主们的钱袋；而农民只是在等待他们能够实行清算的时刻，他们在没有主人的情况下确实不会实行清算。
人们都在越来越热心地对各个村子的问题——进行研究，强盗骑士老爷仅仅在最近30年内在“天赋神权”的庇护下，究竟从农民那里窃取了多少东西。这里的情况并不像法国那么简单。在法国，一小撮贵族和上等资产者于1825年要求并得到了10亿（近3亿普鲁士塔勒），作为对他们在革命中遭受损失的所谓赔偿。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法国农民因此知道，他们应该收回多少资本和利息。
在普鲁士，贵族骑士老爷们年复一年地进行敲诈勒索，这么一大笔钱他们竟分文未付。在此之前，虽然有个别农民可能知道，他为他个人和他的村子付给了贵族地主多少钱，但是现在有人已经清算并算出了为全省付出的大概数目：在最近30年内，通过赎免，农民竟被西里西亚的强盗骑士抢走了8000多万普鲁士塔勒，其中一部分是以土地的形式、一部分是以现金和地租的形式出现的。此外，还要加上每年的捐税和至今尚未赎免的人所要偿付的徭役费。这笔钱最近30年总计至少为1.6亿塔勒，同上面那笔钱加在一起共计约有2.4亿塔勒。
农民们对这笔现在才得知的账目已经恍然大悟，而封建贵族同伙尽管有他们最高保护人的天赋全权，但对农民们的觉醒还是感到胆战心惊的。他们从农民们的口袋里掏走了2.4亿，而“我们的2.4亿，必须在最近收回”。这就是目前在西里西亚农民中间传播的思想，就是好几千个村子严正提出的要求。
如果一定要谈到对封建负担的赔偿问题，那么，骑士等级必须把他们从农民那里夺去的东西赔偿给农民。这样一种正在日益传播的意识就是一项“成就”，而且是不久就会结出丰硕成果的成就。这项成就是任何强制性命令也推翻不了的。下一次革命将帮助它发挥实际作用，到那时，西里西亚的农民可能会懂得制定一项赔偿法。按照这项法律，不仅被夺走的资本，而且“全国流行的”利益利息，都将全部回到人民的口袋里。〔……〕
如果我们把骑士老爷在最近30年中少付或根本未付的土地税这一项算做4000万塔勒（这确实还是非常保守的算法），那么，这笔钱再加上他们直接从西里西亚农民的口袋里抢走的2.4亿，总共就是2.8亿。
这就是西里西亚的10亿！我们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我们要求偿还其他所有被强盗骑士直接或间接地抢走的东西。
骑士老爷现在又兴致勃勃地跨上了他们自己制造的“赔偿”玩具马，所以，农民也进入了终于能跨上自己那赔偿的纯种马的时代了。骑士老爷还想把他们在这以前以“地租、纺纱税、养鸡税、看守人头税、蛋税、扫帚税、扫烟囱人头税以及保护税”的名义，以“劳役和宫廷服役”的名义，以“谷物交付和其他实物交付”的名义所剥削的中世纪财产即封建财产，迅速地转化成资产阶级的即最现代的地租或典契财产。他们把“赔偿”称为转化过程。
那好吧，你们就不厌其烦地侈谈“赔偿”吧，不过到将来你们还想坚持从上个世纪以来一直闻名于西里西亚的大骗子埃克斯纳的那种原则可不是明智的，原来这个埃克斯纳带着他的一帮强盗抢劫富有的磨坊主时，扬言只要得到一笔等量的钱就不加以伤害。到时，西里西亚的农民最终将采取独立行动，向你们清算，众口一词地赞同“赔偿”的号召，你们可别感到惊奇，这个众口一词的赞同声不久将令人毛骨楝然地在你们耳边回响，响彻整个西里西亚的每一个角落。〔……〕
迄今为止，农村居民的利益是分开的。一部分人已经赎回了，他们很少关心那些不得不还在服劳役的人；一个村子的人很少过问另一个村子的人的命运；大农和富裕农不同情那些在保护税的重负下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邻居，等等。而骑士等级和官僚等级对这种分离状态是求之不得、倍加赞扬的。
强盗骑士等级的贪得无厌重新萌发了，这一等级在1849年四处叫喊要“赔偿”、“优惠权”，仿佛未曾有过1848年，仿佛农民还沉睡未醒，其实农民在挣脱身上的锁链时就有点清醒了，因为骑士等级的这种赔偿叫喊，结束了农民之间按照对封建关系的各种不同利益和等级而形成的分离状态。
现在，农民有着共同的利益：要求收回被骑士掠夺的东西；赔偿由地主从农民的口袋中榨取的一切，赔偿骑士老爷完全没有偿还或者只偿还少许的那些等级税、土地税以及其他各种苛捐杂税。
将来，西里西亚的农民在全地区只高悬这样一面旗帜，上面写着：
“骑士在最近30年内抢走的一切必须全部赔偿。"
“从大小骑士等级的天赋钱袋中收回3亿塔勒！”
摘要
1849年3月22日、25日和4月13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52号、255号（第2版）和271号
[1]胡符——德国农户占有土地的计量单位，1胡符在当时的西里西亚约合15公顷。
〔注释〕
[185]威廉·沃尔弗的一组文章《西里西亚的十亿》，于1849年3月22日至4月25日在《新莱茵报》上连载，文中揭露了农民和农业工人所遭受的封建剥削和奴役。该文不愧是农村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纲领。沃尔弗撰写此文，为农民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制定无产阶级策略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1848年12月17日开始，《新莱茵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农业问题的文章，而《西里西亚的十亿》是其中最出色的作品。这组文章几乎全部出自威廉·沃尔弗的手笔。（参看瓦尔特·施米特《威廉·沃尔弗——〈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年〉》，载于1964年《历史杂志》第12年卷第4期第615~627页）
《西里西亚的十亿》这组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先后在许多报纸上转载，《博爱报》也转载了其中的几篇，而且还出版了单行本。关于这组文章的意义和影响，恩格斯写道：“沃尔弗就这样开始了反封建主义的运动，这个运动在《西里西亚的十亿》中达到了顶峰〔……〕这个运动实际上应该由资产阶级来进行。反封建主义的斗争本来就是这个阶级的世界历史性任务。可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产阶级没有进行这个斗争，即或进行，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由于德国的社会和政治落后，德国资产阶级处处都不去保卫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因为无产阶级已经在他们背后带有威胁性地兴起了。巴黎工人在2月里的模糊的希望和意愿，尤其是他们在1848年6月的4天殊死斗争，不仅吓倒了法国的资产阶级，而且吓倒了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而在德国，在胆小的资产者看来，即使是早已在瑞士取得了法律效力的普通民主要求，也会侵害到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安全、他们的生命。像往常一样怯懦的德国资产者为了使得他们每个人都能拯救自己私人的利益，拯救自己的资本，而牺牲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即政治利益。最好是恢复旧的官僚封建专制制度，而不要让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获得胜利，不要在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加强的情况下通过革命方式赢得的现代资产阶级的国家！这就是使得反动势力全线胜利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惊慌叫声。（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就因为法国工人起义而惊慌，宁愿接受封建统治，可以想想1927年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又怎么不会呢？和这样的阶级联合而妥协退让怎么会不遭受失败，资产阶级在落后国家无法担起革命任务，从一开始就显现了——录入者注）
“所以，在资产阶级放弃战场的地方，无产阶级的政党就要担负起斗争的责任。于是，沃尔弗就在《新莱茵报》上同封建制度展开了斗争。但是他进行斗争并没有使资产阶级感到高兴；没有，他是以真正的革命方式进行斗争的，因此，资产阶级见了这些充满法国大革命精神的文章，就同封建老爷们和政府一样地感到惊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第63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第73—74页脚注）
在布雷斯劳，民主总会于4月11日作出决议：“把《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西里西亚封建的土地关系和《西里西亚的十亿》的文章汇编成册，先印1000册，免费分发给农民。"（1849年4月15日《新莱茵报》第273号第2版）《新莱茵报》通讯员爱德华’弥勒-泰勒林在1849年4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关于西里西亚的文章，现在正在农村向农民宣读，当然遭到了公开的冷嘲热讽，往后我将不断报道这方面的消息，以便让《西里西亚的十亿》常见于报端。”（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3,Nr.5-2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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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新莱茵报》关于科隆为纪念三月革命举行宴会的报道（1849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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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新莱茵报》关于科隆为纪念三月革命举行宴会的报道
（1849年3月19日）
科隆3月20日。昨天晚上，在居尔岑尼希举行了纪念去年柏林街垒战一周年的宴会。如果资产阶级为“祝贺允诺”制宪等等而在本月18日举行音乐会时，本城最大的大厅都挤得相当满的话，那么，昨天，这个大厅甚至未能容纳下蜂拥而至的一半公众。在挤得满满的大厅里共有五六千人，而在街上还有好几千人徒劳地等机会进去。大厅很快就被挤得水泄不通，甚至有几个演说者直到九点钟以后才进入了大厅。
担任主席的卡尔·沙佩尔先宣布宴会开始，他举杯祝贺一切合法权力的唯一泉源——主权的人民。接着，有下面这些人相继举杯致词：海·贝克尔提议为纪念3月18日和19日的牺牲者干杯；公民瓦赫特尔举杯祝德国的米歇尔聪明起来；公民卫尔举杯祝贺彻底的、而不是半途而废的革命；公民里廷豪森提议为打倒德国皇帝干杯；卡·克拉麦尔举杯祝贺出席宴会的民主妇女；《新莱茵报》编辑威·沃尔弗举杯祝贺意大利共和国；《新莱茵报》编辑恩·德朗克举杯祝贺无产阶级革命；彼·诺特荣克提议为匈牙利人和科苏特的胜利干杯；《新莱茵报》编辑哥·毕尔格尔斯提议为推翻奥地利干杯；《新莱茵报》编辑斐·沃尔弗提议为布尔日案件的被告干杯：《新莱茵报》编辑弗·恩格斯提议为巴黎的六月起义者干杯；卡·沙佩尔提议为英国的宪章派及其最革命的领袖厄内斯特·琼斯和乔·朱·哈尼干杯；卡·克拉麦尔举杯祝贺波兰人；《工人报》[1]编辑克利·埃塞尔提议为红色共和国干杯。
宴会是在有条不紊、非常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宴会于晚上十一点钟在全体到会者为祝贺红色共和国的干杯声中结束。把我们的宴会同本月18日“抱怨派”在居尔岑尼希举行的音乐会比较一下，我们感到很高兴，因为科隆还没有一个纪念会像昨天晚上在红色旗帜下举行的宴会那样聚集了那么多、那么明理的公众。
1849年3月21日《新莱茵报》第251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第583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95—696页）
[1]指《自由、博爱、劳动》报。在《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停刊后，《自由、博爱、劳动》报《Freiheit，Brüderlichkeit,Aribeit》）便成为科隆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它从1848年10月26日起开始在科隆出版，每周两次。发行人是科隆工人联合会副主席彼·格·勒泽尔，主编是弗·普林茨。1848年12月底，哥特沙克对报纸事务的干预使得该报停刊。1849年1月14日起开始出版《自由、劳动》报（《Freiheit，Aribeit》），发行人是布罗克尔·埃维列尔茨。该报主编普林茨属哥特沙克派，执行分裂科隆工人联合会的路线。普林茨不服从1月15日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任命的由沙佩尔、勒泽尔与赖夫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因此委员会在1月29日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不承认《自由、劳动》报是联合会的机关报，同时，决定恢复出版《自由、博爱、劳动》报，并任命克·约·埃塞尔为编辑。《自由、博爱、劳动》报于2月8日复刊，一直出版到1849年年中。《自由、劳动》报继续出版到1849年6月17日；它对马克思和《新莱茵报》编辑部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和恶毒的诽谤。——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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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弗兰茨·施彭格勒（慕尼黑）给莱比锡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的信（1849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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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弗兰茨·施彭格勒（慕尼黑）给莱比锡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9年3月12日）
1849年3月12日于慕尼黑
尊敬的朋友们：
这里的联合会已经收到了你们的珍贵来信。联合会早已决定要在慕尼黑召开一次巴伐利亚区工人代表大会。[1]〔……〕
我已经通过泰勒先生[183]收到了“兄弟会”的代表资格证、组织证书和柏林决议。泰勒先生在这里逗留了一周，并参加了我们联合会举行的法国革命庆祝会。[184]〔……〕我们的工人组织在各方面都倒退了。其主要原因是：这里精明能干的工人太少，而这几个工人，至多5个工人[2]，简直忙得团团转，这是可想而知的。我实在不敢答应，我还能做更多的工作。所以，就像这里越来越不同情各个联合会一样，对我们组织的同情也正日益减少。朋友们，我要说的话很多，可是时间不允许，我得马上赶往联合会。我的信写的糟糕，万望见谅。
致以兄弟般的敬礼并握手
永远忠实于你们的朋友
弗兰茨·施彭格勒
弗兰茨·施彭格勒1849年3月12日给莱比锡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的信（第1页、第3页和末页）【图（略）】
节录
第一次发表
手稿
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MdI，11026a
[1]巴伐利亚区代表大会并没有在慕尼黑举行，而是于1849年4月3-4日在纽伦堡举行的。（参看注174）
[2]参看文件326。
〔注释〕
[183]指约瑟夫·莫尔，他以伦敦新组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特使身份，带着一张注明英国名字的护照访问德国。他相继访问了汉堡、科隆、柏林、莱比锡等城市之后，又于2月下旬在慕尼黑待了一周。从施彭格勒1849年11月21日的信（见本书第3卷）中可以看出，“泰勒”在慕尼黑逗留期间，曾要求他同伦敦方面建立联系。为德国工人传递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材料一事表明，莫尔在莱比锡曾同工人兄弟会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关于莫尔在莱比锡逗留的情况，后来维利希一沙佩尔宗得崩德的通信中也有证明材料。巴黎区部在1851年4月7日给宗得崩德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试图开脱自己的罪责，它说，它曾经资助中央委员会派往巴黎和瑞士的特使，而这一点并没有任何人委托它去做；并且还说：“当约瑟夫·莫尔1848年出使德国途中缺少继续旅行的费用时，是它在莱比锡给他预支了一笔钱，使他不致由于等待而失去宝贵的时间。后来同盟认可了这次借款。”（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Rep.97，lfd.Nr.11）
文件350表明，约瑟夫·莫尔由慕尼黑前往乌尔姆，大约在2月底到达乌尔姆，并同乌尔姆工人联合会（它在前不久刚担负起符腾堡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的重任，参看注182）的领导人进行了会晤。莫尔接着从乌尔姆出发，前往斯图加特；至于莫尔在德国究竟还到过哪些地方，现在还没有找到证明材料。正如施泰因根斯1849年10月24日的信（见本书第3卷）表明的，莫尔大约于1849年5月初在布鲁塞尔作了短暂停留。后来，约瑟夫·莫尔参加了德同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在运动中，他以特使身份又作了一次危险的旅行之后，在穆尔格河畔的罗腾费尔斯战役中阵亡（参看文件373）。——620
[184]后来的一篇关于慕尼黑工人联合会活动的总结报告曾提及该联合会的二月宴会和因此而遭到的迫害：“1849年2月24日，我们平常开会的地方——十字酒店的大厅装饰得焕然一新。为了纪念法国革命，也就是为了纪念同工人阶级的解放休戚与共、血肉相关的革命，至少是使它有希望获得解放的革命，我们在这里举行了宴会。”其他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联合会委员会以及邦议会的左派都应邀出席了宴会。在宴会上，许多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结果却招致了大规模的司法追究，至今还没有了结。从那以后，这次宴会（人们普遍称之为“革命宴会”）便成了我们的敌人用来反对我们的把柄。0850年6月29日《博爱报》第39号）——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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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符腾堡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乌尔姆）给斯图加特工人联合会的信（1849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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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符腾堡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乌尔姆）给斯图加特工人联合会的信[182]
（1849年3月11日）
1849年3月11日
〔……〕大约两周前，伦敦德意志协会的一名会员[1]曾光临我们这里，访问了我们的联合会，并在我们的会议上透彻地讲述了工人的悲惨境况。〔……〕
所以，如果你们允许我们把这位代表（他从乌尔姆出发，前往斯图加特）指点并介绍给你们，那么，你们朝思暮想同伦敦协会的联系就算接上了，因为我们相信，从英国那些有经验的人那里可以得到不少有利于手工业者和工人事业的教益。〔……〕但是，如果你们还要会见另一名代表，我们愿意向你们提供伦敦工人协会以及巴黎工人协会的详细地址。〔……〕
节录
1849年3月15日《太阳报》（斯图加特）按副本刊印，
见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档案馆藏的克瓦克尔遗著
[1]指约瑟夫·莫尔，他从慕尼黑来到这里；参看文件351。
〔注释〕
[182]1849年3月14日，符腾堡地区的11个工人联合会在格平根举行代表大会，决定采取措施以达到在组织上的联合，并建立符滕堡地区的组织同莱比锡工人兄弟会中央委员会的紧密联系。会上，乌尔姆工人联合会当选为“领导”，作为符腾堡地区各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发挥作用。《太阳报》发表了关于格平根代表大会的报道，1849年3月13日《博爱报》第47号转载了这篇报道。从乌尔姆工人联合会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这是对斯图加特工人联合会的复信，后者在来信中请乌尔姆工人联合会帮助它同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建立联系。但是，斯图加特工人联合会在3月9日即还没有得到乌尔姆的答复时就直接给伦敦方面写了信（见文件363）。
乌尔姆工人联合会的信发表在斯图加特工人联合会出版的《太阳报》即符腾堡地区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上。但是，现在已找不到这份报纸（可能没有保存下来），只有一份手写的摘录，是在麦克斯·克瓦尔克的遗物中发现的。——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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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索林根民主联合会给马克思、弗莱里格拉特、恩格斯、沙佩尔和沃尔弗（科隆）的邀请信（1849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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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索林根民主联合会给马克思、弗莱里格拉特、恩格斯、沙佩尔和沃尔弗（科隆）的邀请信
（1849年3月11日）
1849年3月11日于索林根
科隆
《新莱茵报》主编
卡尔·马克思先生：
公民！
按本地民主联合会全体会议的决议，本月18日将在这里隆重举行民主派宴会，以纪念去年的三月革命。[1]
忆及您对这一事业的热爱，我们谨请您以及弗莱里格拉特、恩格斯、沙佩尔和沃尔弗——代为转达——参加这一庆祝活动，希望您能接受我们的邀请。
致兄弟般的民主主义的敬礼
代表纪念会筹备委员会赫·舍弗尔
又及：我们请求一定将所附通告发表在星期三的《新莱茵报》上，并将这笔费用记入本人账下。
代表委员会赫·舍弗尔
索林根民主联合会1849年3月11日给马克思、弗莱里格拉特、恩格斯、沙佩尔和沃尔弗的邀请信【图（略）】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21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1843卷第516页）
[1]1849年2月和3月，莱茵省举行了一系列民主派宴会以纪念法国和德国革命一周年。关于索林根宴会的通告刊登在1849年3月14日《新莱茵报》第245号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出席这次宴会。——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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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科隆）给雅科布·沙贝利茨（巴塞尔）的信（1849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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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科隆）给雅科布·沙贝利茨（巴塞尔）的信
（1849年3月8日）
1849年3月8日于科隆
亲爱的沙贝利茨：
你于去年11月的友好来信，我至今才回复，千万别生我的气。我收到信时，正忙得不可开交，一时疏忽就把它搁下来了。〔……〕
下面就谈谈你来信中的主要点吧！《新莱茵报》不能同《瑞士国民报》交换，因为受到邮政条例的限制，比如你最先用捆扎的包裹寄给我们的几期报纸，邮资约1法郎，但如果把报纸平邮，那么，邮资对双方来说都要比交换便宜得多，交换无非是把过分高的邮资拱手交给恬不知耻的邮政机关。因此，我准备从新年起在我办公室订阅《瑞士国民报》，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请你也订阅《新莱茵报》。按照恩格斯（他不久前在巴塞尔见过你）[1]的意见，我估计要出现后一种情况。
出自你手笔的通讯，我们总是很喜欢、很欢迎。因此，如有好机会，请勤写通讯！
自从去年10月获释以来，我一直住在科隆这里，几乎只待在编辑部和自己家里。反动派的胜利使我感到沮丧和愤懑。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曾在白鹿酒馆、在你们那用三种颜色披上节日盛装的办公室[2]里欢呼雀跃，现在则是另一番景象了！不，这种景象不会一成不变，我是这样聊以自慰的！匈牙利和意大利——就连它们也忍受不了，那里的人们宁愿马上去战斗，去牺牲！第一次革命和它的反革命有规律地记下了它们的每一个回合；现在，在意大利，第二次革命正发出闪光，它将像一年前一样，蔓延到法国和德国，这是不会也不可能令人失望的。接着将出现国际性混乱——世界大战！那时情况无疑会好起来，会明朗化，但是，目前在普鲁士王国的专制制度下生活还很悲惨，索然无味。〔……〕
沙佩尔自从获释以来继续在从事报纸的校对工作，消除了不少印刷错误（这一点可以证明，他并不像夏绿蒂·科尔黛-伯尔特[3]小姐认为的那样嗜血成性、而且善于思索，工作卓有成效。节日之夜，他身穿短外套，头戴雅各宾帽，在大街上穿行。大家友好地向你致意。我夫人也向你致意，她现在同孩子们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再见，亲爱的朋友和兄弟！再次请你别生我的气，请你尽快来信，以证明你不生我的气！
谨致友好祝愿
永远是你的老
斐·弗莱里格拉特
节录
第一次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3，Nr.15
[1]恩格斯于1848年10月底至1849年1月中曾在瑞士逗留；这是证明恩格斯到过巴塞尔的唯一证据。
[2]指《德意志伦敦报》编辑部，1847年和1848年初，沙贝利茨为该报编辑。
[3]这里同杀害马拉的女凶手并提的阿梅利·伯尔特是一个侨居伦敦的德国女作家，弗莱里格拉特和沙贝利茨可能是在不伦瑞克公爵周围的至亲好友中间认识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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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9年2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46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
（1849年2月26日）
1849年2月26日于巴黎
万神庙附近乌尔姆街12号
亲爱的：
我同帕亚先生（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教他学德语，现已证实他是莱茵河两岸民主派之间的一名优秀联络员）已把你的《共产主义宣言》译成了法文。译文基本上是成功的；这个宣言使他很受鼓舞，他准备尽快把它出版为一个大开本的小册子，外加一篇关于你的前言和一篇关于你的简讯。[1]扉页上只署他的名字，不署我的名字：〔……〕我知道，凡是我和他写的东西，从1848年8月以来，只要是关于我们德国的，都深受政府部门民主派和社会学家的关注。我知道，我被驱逐的原因有一部分就在于此。所以，劳驾你写信告诉我：你的出生年月日，学历，你的第一批出版物，旧《莱茵报》的出版时间。这一切都是富有特色的。关于你的其他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现在，他希望尽快得知：你是否允许他减弱第23页下面“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2]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这句话的语气，不是因为他讨厌这句话，而或许是因为他害怕这句话，这句话正由于在结尾处，所以很容易引起准备在《社会辩论报》等等报纸上评论《宣言》这一处的那些反动分子吹毛求疵，对4月选举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你当然知道，在法国，怎样领会一个词，一个音节，甚至会变成提示语，变成党的语言。“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这个真理在前面的22页上已作了阐述，现在可以不作改动，就用来安慰他那高卢罗曼式的顾虑吧。不是吗？
当他热情地向许多人民代表和其他法国人讲述你在《宣言》中所作的“尖锐的分析、出色的描写、优美的词句”等等时，我不仅多次在场，而且还知道他以前也说过这种话。另一方面，如果仅仅为了那句话就延期到4月选举以后才出版，就未免太遗憾了；这简直是无谓地浪费时间。但是，如果你不允许他改动那句话，他就可能根据法国形形色色民主派的劝说拖延出版。他希望你本人能作修改。
马克思，你看，我并非中庸之辈，我同他之间的分歧就是由于这本书拖这么久没有出版造成的。〔……〕
祝好。向你亲爱的夫人问候，向孩子们以及维尔特、弗莱里格拉特、丹尼尔斯、克莱因和两位沃尔弗[3]致意。
你的艾韦贝克
节录
第一次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209
[1]艾韦贝克早在1848年12月1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就说：“你的《共产主义宣言》不久将出版法文版。”（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82）后来帕亚的法译本没有出版。
[2]着重号是艾韦贝克写的。
[3]威廉·沃尔弗和斐迪南·沃尔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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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科隆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1849年2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45
科隆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
（1849年2月25日）
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1849年2月25日
主席勒泽尔主持会议。他说，新章程起草委员会[1]已结束自己的工作，即将把章程提交全体会议审议。
公民沙佩尔在会议上宣读委员会起草的章程草案，宣读完毕后，会议决定讨论草案的各个条款。[179]
前3条获得通过。
关于第4条，公民安内克提议，为了更明确起见，应把“同样，每周，即每个星期一，举行一次由各分会参加的全体会议”这句话改为“一次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
这个提议获得通过。
从第5至16条未经详细讨论就通过了。
根据公民安内克提议，会议决定把第16条和第17条中的“名誉法庭”（它使人不禁想起鲁普士王室的法庭[2]）一词改为“仲裁法庭”。
此外，根据公民沙佩尔就第12条的提议通过了关于“在军队服役的会员免交一切费用”的说明，并根据公民埃塞尔的提议通过了“在1849年2月25日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上讨论和通过”这一总结说明。
此外，会议还决定，对章程作出令人满意的修改后即行出版，发给每一个会员。在联合会的报纸《自由、博爱、劳动》上冠以“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的字样。
根据新章程第8条着手选举由5名会员组成的委员会。结果，公民安内克、伯多夫、勒泽尔、沙佩尔和萨尔盖特当选。[180]
公民勒泽尔宣布，本周例行的委员会会议仍要举行，但根据章程规定，第一次全体会议将于下星期一在埃塞尔大厅举行，并提醒全体会员记住在此之前要在某一个分会登记注册。
接着，公民埃塞尔还提议为一名回国的流亡者募捐，以便让他尽快再次离开德国国土；原来他在国外时就问过当地警察当局，他回国是否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得到的答复是：不会有，他可以回国。尽管如此，他现在仍然受到通缉。这个提案获得通过，公民卡斯滕斯[3]和迈尔受托办理此事，会议就此结束。
1849年3月4日《自由、博爱、劳动》（科隆）第8号
[1]参看文件337。
[2]安内克指的是普鲁士军队中的名誉法庭诉讼程序。
[3]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注释〕
[179]委员会于1849年2月14日起草的章程草案，刊登在2月22日《自由、博爱、劳动》第5号上，随后在2月25日（误认为24日）第6号上又刊登了一次。它的全文如下：
“第1条科隆工人联合会的宗旨是，通过订购书籍、报刊、宣传读物，并通过学术报告和讨论，在政治、社会和科学方面培养它的会员。此外，联合会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保护其会员不受压迫，必要时给予资助。
“第2条为了便于会员们就近参加会议，工人联合会分设9个分会。
“第3条每个分会选举一名主席，一名书记员，一名图书管理员，一名司库和一名秘书，管理本分会的事务。
“第4条每个分会每周至少举行一次会议；同样，每周，即每周一，举行一次各分会全体会议。
“第5条凡希望成为工人联合会会员的人应在会议上向分会书记提出申请。书记在下次会议上宣读申请者名单，如果没有人反对，主席随后就宣布申请者已被接收为会员。
“第6条如果某个候选入遭到反对，那么，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在听取有关接收或拒绝接收这个人人会的正反两方面意见之后，通过表决作出决定。
“第7条工人联合会的工作由一个15人组成的委员会主管。
“第8条这15名委员中的5人由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任命，另外10人是9个分会的主席和联合会会刊的编辑。如果某个分会的主席被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任命为委员会委员，那么，该分会的书记就代表分会主席出席联合会委员会会议。
“第9条委员会在其委员中任命一名主席、一名书记员和一名司库，负责本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主席同时是全体会议的主席。
“第10条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和各分会委员会每3个月改选一次。但是，如果这些官员有不正当行为，选民随时都可以罢免他们。
“第11条工人联合会委员会每周至少举行一次会议，为全体会议及各分会会议确定一周的议事日程。
“第12条工人联合会的每个会员每月向自己所在的分会缴纳1银格罗申会费；没有工作的会员，可事先向司库说明情况，在找到工作之前，可以免缴会费。
“第13条在这1银格罗申中，9分尼留在分会储金处，3分尼上缴给工人联合会的总储金处。
“第14条每个会员都有一个会员证，背面载明他每月缴纳的会费。
“第15条某个会员如果连续3个月不缴会费（因失业而免缴的除外〉，按自动离会处理。
“第16条委员会每次改选之后，必须在全体会议和各分会会议上说明过去3个月的收支情况。
“第17条由委员会和各分会的书记组成名誉法庭，受理对联合会会员的各种控告。
“第18条如果某个会员要提出反诉，必须向他所在分会的主席报告，而主席须召集名誉法庭审理。”
章程的附录部分共分5节，对各分会所藏图书作了规定。
章程草案也曾在《博爱报》上发表过，在一篇标明“科隆2月25日。”字样的按语（可能是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一名领导成员写的）中这样写道：
“如果所有的人都不想联合，如果联合不是有意识的，如果700名会员都不倾向于采取有力的行动，那么，他们在这个文件中能得到什么？我认为，章程能详细告诉你们。这个章程也许可以供我们国外的兄弟们借鉴。”（1849年3月6日《博爱报》第45号）——610
[180]根据章程第8条（参看注179），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是9个分会的主席或书记。从章程第9条可以看出，委员会必须从自己的委员中任命工人联合会的主席、书记和司库。关于这一点，1849年2月28日的委员会会议记录是这样写的：
“公民勒泽尔宣布会议开始后便根据章程第9条进行委员会的选举。“选举采取投票的方式，其结果是：
“公民沙佩尔当选为主席，
“公民勒泽尔当选为副主席，
“公民赖夫当选为书记，
“公民伯多夫当选为司库。
“会议决议：
“章程印刷2000册。”（1849年3月4日《自由、博爱、劳动》第8号）
科隆工人联合会的改组，以这次领导机构的改选而告结束。——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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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新莱茵报》关于科隆纪念法国二月革命一周年宴会的报道（1849年2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44
《新莱茵报》关于科隆纪念法国二月革命一周年宴会的报道
（1849年2月24日）
科隆2月27日。前天，为纪念法国二月革命一周年在埃塞尔大厅里举行了一次宴会[1]。能容纳两三千人的大厅里座无虚席。
卡尔·马克思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主席，但他由于工作繁忙，不得不婉言谢绝。根据大家的意见，卡尔·沙佩尔担任了主席。他在宣布宴会开始时，提议为悼念在巴黎二月起义和六月起义中以及在1848年其他各次革命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干杯。
在这以后，科隆的议员施奈德律师就向自己的选民告辞了。接着由格拉德巴赫议员讲话，他言简意賅地说明了反革命在最近一次取得胜利的原因，并号召科隆的人民群众，如果发生某种反对议院的新的暴力行动，就应起来保卫自己的代表。（这是对今天《科隆日报》上的告发[2]的回答。）
举杯祝酒的还有下列人士：里廷豪森博士提议为社会民主共和国干杯。——《新莱茵报》编辑弗·恩格斯：为正在进行斗争的意大利人、首先为罗马共和国。卡·克拉麦尔：为纪念罗伯特·勃鲁姆。法兰克祖国民议会议员维勒：为德国民主。——商人古方蒂：为赖德律-洛兰和法国的民主主义者。——退役炮兵下士丰克：为打倒暴君。——卫尔博士：为在座的妇女们。——贝克尔博士：为各国的民主主义者——木匠库尔特：为科苏特和匈牙利人。——沙佩尔：为政治犯和流亡者，特别是贝桑松的德国人[3]——工人卡斯滕斯：[4]为未来的社会革命。《新莱茵报》编辑斐迪南·沃尔弗：为劳动权。——工人豪斯曼：为统一。——卡·克拉麦尔：为梅洛斯拉夫斯基和1848年波兰的战士。旅馆老板、波恩的康普：为各国人民的友爱。——大学生勃鲁姆：为乌培河谷的民主主义者。——工人米勒：为梅利奈、特德斯科和由于里斯康土案件[5]而在安特卫普被判刑的其他15个人。——工人勒泽尔：为纪念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马拉和1793年的其他英雄。
宴会有音乐伴奏，人们唱了《马赛曲》、吉伦特派歌曲[6]及其他歌曲，并且观看了在海尔克斯指挥下的工人合唱团的演出。最后，宴会在为“普遍社会民主共和国”举杯祝贺声中结束。
在宴会上为贝桑松的德国流亡者组织了一次募捐。募集了相当大一笔款子。
在整个晚间，军队随时准备出动，街上加强了巡逻，但这一切与其说是由宴会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士兵之间的殴斗引起的。
1849年2月28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33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第581—582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93——694页）
[1]在1849年2月15日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根据恩格斯的提议通过了一项决议，任命一个由沙佩尔、勒泽尔和赖夫组成的委员会去同一个民主团体联系，以便组织一次纪念法国二月革命一周年的宴会。——原卷末注
[2]1849年2月27日《科隆日报》登载了一篇报道2月24日宴会的通讯。在简讯中特别提到：“在许多发言者中，格拉德巴赫议员势如雷霆的发言特别突出，他猛烈攻击了霍亨索伦家族、勃兰登堡伯爵以及其他人”。——原卷末注
[3]指一批流亡到贝桑松（法国）的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参加者；后来这批人在维利希领导下组成所谓贝桑松连队，参加了1849年的巴登一普法尔茨的起义。——原卷末注
[4]弗·列斯纳。——编者注
[5]1848年8月9日至30日在安特卫普进行的所谓里斯康土审判案，是比利时国王列奥波特的政府为了迫害民主派而蓄意制造出来的。控诉的理由是，从法国回国的比利时共和军团于1848年3月29日同驻在离法国边境不远的里斯康土小村的一队士兵发生了冲突。——原卷末注
[6]指在1848年二月革命时期很受欢迎的一首法国爱国歌曲《吉伦特党人》（《LesGirondins》）；这首歌也以“誓死保卫祖国”（“Mourirpourlapatric”）这个叠句而出名的。——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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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J．P．施米茨（宾根）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9年2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43
J．P．施米茨（宾根）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
（1849年2月22日）
科隆的卡尔·马克思先生[1]：
由于涉及一个崇高的目标，所以我冒昧地给您略写几行。我深信，这寥寥几行是不会白写的，因为我意识到，[您]现在对我的这件事情能够起很大作用，而且我还知道，您现在身居多高的位置。尽管我是科隆人，但对我这个人和我的名字您也许一无所知。自从本月11日以来，我在宾根这里创建了一个工人教育协会[2]，旨在对这里的工人进行民主的宣传教育，而这里却非常缺乏这种宣传教育（我是这样看的）。本协会现有30名会员，大部分是工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在这期间，我暂时还是这些未开化人的头头，可惜，牧师们传授的教义问答在这些人的脑子里还太根深蒂固，如果不通过宣传教育来制止牧师们的胡作非为，那么，这种教义问答通过现在主要由君主制度使用的那种工具而将在他们脑子里继续存在。我请求您趁我开始时就在（您认为恰当的）方面给我以支持，并给我寄一些著作来，让我根据它们尽可能写一个真正民主主义的报告，给这些人一些启迪，吸收您的富有特色的思想。因为我是工人，不可能把很多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像我这种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自己写一篇报告，要是没有您这样的人帮忙，是决不能给工人留下什么印象的。
希望尽快得到您的有利于我的目的的答复。
永远忠实于您的
J.P.施米茨
1849年2月22日于宾根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20
[1]信封上的称谓是：莱茵河畔科隆，《新莱茵报》编辑，卡尔·马克思先生。
[2]宾根工人教育协会1849年4月底也加入了以科隆为中心的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工人各联合会的组织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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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关于汉堡工人教育协会成立4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1849年2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42
关于汉堡工人教育协会成立4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1]
（1849年2月21日）
×××1849年2月21日于汉堡
像以前一样，这一次工人教育协会成立纪念日活动也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的确可以这样说，这是它唯一的一次不通过革命而获得深远意义的政治性纪念活动。早在几年前，汉堡的革命力量就聚集在它的周围[2]，旨在唤醒麻木不仁的汉堡人。〔……〕汉堡的交易所经纪人清楚地看到，尽管有各种群众集会，尽管有各种俱乐部和其他庆祝活动，但他们仍能一如既往地放高利贷，一如既往地受人尊重，一如既往地把穷人同“可尊敬的商人”联系在一起，因此，如果有人跟他们谈起民主，他们总是轻蔑地耸耸肩膀，并且操着浓重的汉堡口音惊叫一声“不怕”。这里的民主派恰好不懂得使他们害怕；民主派咒骂资本，却又长期在创造资本，他们想要资本，只要伸出手来，资本就在那里。如果这些观点出现在工人联合会的成立纪念会上，那么，也许第二天中午交易所的股票行情就要下跌；但是，发言者们没有阐述这种激进主义，而是讲了许许多多别的事情并频频干杯，特别在就餐时，成群的空谈家拥上讲台，以便夺回他们早已在工人中失去的优势。施泰因贝格和鲁斯关于工人的发言最为出色；此外，魏特林讲了感情和牺牲（原文如此）的必要性，并让“渊博的、漂亮的、年轻的”巴尔贝斯和哈根讲了去年的社会革命以及工人联合会的情况。施纳克的发言特别有意思，他谴责了牛皮大王、空谈家和施拉姆[3]（议员的弟弟），并且为流亡者和精神病患者举杯祝了酒！〔……〕
节录
第一次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中央党务档案馆，F.23，Nr.21/8
[1]这篇报道已查明是为《新莱茵报》写的通讯，但该报没有刊登；未能查清作者是谁，他的通讯（标记为X）曾在《新莱茵报》上多次出现。关于共产主义者1848年在汉堡的活动，另见注161和166。
[2]关于汉堡工人教育协会的成立，参看第1卷文件59。
[3]廉拉德·施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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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9年2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41
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9年2月15日）
宣读并通过了上次会议的记录。接着，公民卡斯滕斯[1]提议，向警察当局索回当时被没收的红旗和弗莱里格拉特的250首诗等这些工人联合会的财产；这个提案获得通过。〔……〕接着，公民沙佩尔谈当前的政治问题，他说：
“尽管选举已经完全结束，但还没有确切了解各党派大概的实力。第二议院虽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意愿，但是，它面对抱怨派的行贿和威胁还是取得了良好的结果。至于第一议院，它的代表都是极端反动派和极端抱怨派这一大帮流氓，因此它对我们来说不过是例行公事。事态一旦明朗，我们就有好时机来收拾这帮精明能干的抱怨派。
在萨克森，那里选出的议院是非常民主的。本来就已支离破碎的德国，由于人为地把石勒苏益格同荷尔斯泰因分离开来，将更加支离破碎。也就是说，这是目光短浅的无权的德国中央政权干的，它在奥地利问题上已再一次丢脸和受辱，因为法兰克福的联邦之父在奥地利的淫威下表示同意奥地利从德国分离出去，而奥地利内阁对此表示抗议。”〔……〕
此后，恩格斯提议，任命一个委员会，同民主协会的委员会建立联系，以便为在这里举行一次宴会纪念法国二月革命作出必要的规定。[2]最后联合会通过了这一提案，委员会由公民沙佩尔、勒泽尔和赖夫组成。
接着，会议结束。
节录
1849年2月24日《自由、博爱、劳动》（科隆）第6号
[1]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2]参看文件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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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卡尔·德斯特尔（莱比锡）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9年2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40
卡尔·德斯特尔（莱比锡）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
（1849年2月12日）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波尔恩新近不带来关于你们的点滴消息[1]，如果我不读《新莱茵报》，那么我还真以为你们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我从来没有从你们那里得到一鳞半爪的消息。〔……〕
现在，我正遇到一个特殊问题，需要向你请教。早在去年10月和11月，就卢格这位大人物的《改革报》问题，在国民议会内外的党员中间引起了对他的极大不满，他们不满的理由，每一个稍微认真阅读《改革报》的读者都能明白。〔……〕
现在，在柏林创办一个坚定的民主派机关报已势在必行。〔……〕在各方面的要求下，我们已为在柏林创办一个民主派机关报采取了一些步骤，而这种可能性，我说的是极大的可能性，目前已经存在。现在我向你提出请求，请你在这个问题上给我出主意，尤其是你能否给我们这个报纸指定一位主编，特别是指定一位能负责该报国民经济学部分的编辑。请你尽快回信，因为戒严一解除，我们就要开始进行这项工作。〔……〕
向大家问好。
永远是你的忠实朋友
德斯特尔
1849年2月12日于莱比锡
我在伯尔尼通过工人联合会向恩格斯转达的致敬信，他可能没有收到。
通讯处：莱比锡C.L.布特。
节录
第一次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200
[1]波尔恩在科隆拜访过马克思；参见注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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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新莱茵报》关于缪尔海姆工人联合会举行宴会的报道（1849年2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39
《新莱茵报》关于缪尔海姆工人联合会举行宴会的报道
（1849年2月11日）
莱茵河畔米尔海姆2月11日（迟到）。今天在这里举行了由工人联合会组织的民主宴会。应邀出席宴会的有科隆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的会员。音乐和歌声同演说和敬酒交相更替。
当地工人联合会主席本格尔在他的内容丰富的报告中谈论了现在和过去的关系。鲁卡斯举杯向客人们表示祝贺，特别是祝贺那些像在座的《新莱茵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那样早在二月革命以前很久就用自己的言行捍卫了工人阶级权利的人。沙佩尔提议为“民主共和国”干杯。卡尔·马克思谈到了德国工人在法国、英国、比利时和瑞士参加斗争的情况。他提议为协商议会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议员之——格拉德巴赫干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举杯为匈牙利人和科苏特祝贺。沃林根的奥特谈到了立宪自由主义，谈到了贵族和民主派，而费希巴赫则谈到了人民群众的贫困和消灭贫困的办法。格拉德巴赫在讲话中评论了被解散的国民议会，并激烈地批评了国民议会的软弱无能、犹豫不决和缺乏革命精神。最后，克拉埃谈到了二月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莱茵省第一次举行的这个民主宴会起了很好的影响，它无疑将成为效法的榜样。
1849年2月18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25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第581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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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科隆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1849年2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38
科隆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
（1849年2月4日）
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1849年2月
主席勒泽尔[1]宣布会议开始，并作了简短的开场白，接着，他请公民沙佩尔就召开全体会议的宗旨发表意见，汇报联合会自上次全体会议以来所取得的成果。
公民沙佩尔详细报告了以往历次委员会会议和各个分会的活动，并列举了那里讨论的主要问题。
然后，他阐明了联合会的改组计划[177]，计划如下：
增加目前分会的数目，在本城最合适的地方增至8个或9个分会[178]；提出成为联合会会员的条件，使之在其中一个分会登记注册；每月缴纳1银格罗申会费，其中9分尼留作分会购买图书，3分尼上缴工人联合会总储金处；每两周在埃塞尔大厅举行一次全体会议，各分会的全体会员都可参加，而不必缴纳特别费用，但非会员除外。据悉，马克思和恩格斯先生已允诺，每两周一次同联合会主席轮流就社会问题发表演说，联合会会员仍可免费听讲。
公民沙佩尔提议，就联合会是否同意这个计划进行投票表决，并任命一个委员会起草联合会章程，在章程中明确阐明这一点。这个提议获得通过。会议批准了上面提出的改组计划，还责成上次委员会会议为此任命的委员会按计划起草联合会章程，并提交下次全体会议批准。[2]
公民伯多夫报告了联合会的收支情况和储金情况。
会议批准了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即恢复出版原来的《自由、博爱、劳动》报，并任命克·约·埃塞尔为该报编辑。
会议决定，狂欢节后的星期日举行全体会议，然后确定联合会的章程。
随后，会议结束。
1849年2月15日《自由、博爱、劳动》（科隆）第3号
[1]关于勒泽尔当选为工人联合会主席一事，没有文字记载。他在1849年1月25目的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以主席身份出现。2月28日，沙佩尔当选为主席。
[2]参看文件344。
〔注释〕
[177]联合会的改组早在1849年1月25日的委员会会议上就开始了。关于这一点，会议记录说：“公民沙佩尔提议，起草一个新的联合会章程。为此，要任命一个委员会，然后讨论章程，待章程通过后付印，发给会员们人手一册。他说：早就觉得有必要按一定的方式组织联合会了。从它建立以来，我们取得了许多在它建立时未曾有的经验，在当时也许是非常必要的东西，现在不再必要了。总之，联合会必须拥有牢固的基础和明确的规定，以便使每个人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也不能因为没有法规而产生不团结。此外，必须把这些规定或章程交给每一个会员，使他们也马上了解到联合会的倾向和体制。然后，还有许多人阐发了制订章程的必要性并通过了沙佩尔的上述提案。为了临时起草章程，任命了由公民沙佩尔、埃塞尔、卡斯滕斯、萨尔盖特和赖夫组成的委员会。”（1849年2月8日《自由、博爱，劳动》第1号）——599
[178]1849年2月5日的委员会会议就分会还作出了其他决议。会议记录如下：
“鞋匠联合会，罗滕堡街7号，表示愿意作为分会加人工人联合会，并愿意遵守那些章程。鼓掌。
“公民沙佩尔接着指出，继这个分会之后，将要建立的分会有以下6个，即：
第一个：主席弥勒，在克兰茨街西蒙夫妇家；
第二个：主席萨尔盖特，在福勒尔街莱格曼家；
第三个：主席沙佩尔，在库尼贝特附近小十字街赫歇尔家，
第四个：主席埃塞尔，在莱茵髙地的普法尔家；
第五个：主席勒泽尔，在使徒街希尔格斯家；
第六个：主席威斯特曼，在罗滕堡街7号。
并提议，暂时任命公民卡斯滕斯（列斯纳）、诺特荣克和赖夫为另外三个分会的主席，责成委员会在合适的地方再建立3个分会。”1849年2月15日《自由、博爱、劳动》第3号）
3月初，在一个公告中列举了以下几个分会：
“第一分会，在克兰茨街西蒙夫妇家，每星期日8点钟；
“第二分会，在福勒尔街莱格曼家，每星期三和星期六8点钟；
“第三分会，在菩提树街（库尼贝特）赫歇尔家，每星期日8点钟；
“第四分会，在罗滕堡7号达尔豪森家，每星期一6点钟；
“第五分会，在拜恩塔附近比贝尔巷拐角处卡斯特里家，每星期天和星期二8点钟；
“第六分会，在老塔附近普法尔家，星期四8点钟；
“第七分会，在武器库巷胡梅尔斯海姆家，星期四8点钟；
“第八分会，在希腊门89号法斯本德尔家；
“第九分会，在布兰肯堡布兰克巷许纳沙伊特家，星期日8点钟。”（1849年3月4日《自由、博爱、劳动》第8号）——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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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卡尔·马克思（科隆）给恩斯特·德朗克（巴黎）的信（1849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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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卡尔·马克思（科隆）给恩斯特·德朗克（巴黎）的信
（1849年2月3日）
1849年2月3日于科隆
亲爱的德朗克：
对你的信（其内容恩格斯已告诉我了），我简要答复如下：
（1）关于你到这里来的问题：我曾经写信[1]告诉你’“在我给你写信以前不要到德国来”，因为克拉茨对我说过，你的事情还没有搞清楚。[2]
（2）后来我写信给卡普而没有给你，是因为卡普一再用恫吓信纠缠我。我给卡普的汇票，科尔夫没有兑现。在这期间我已向股东会议声明，不是科尔夫就是我应当退出该报[3]。此外，普拉斯曼在这期间又扣押了邮局的汇款，而报纸也正如恩格斯本人到达这里时所看到的那样，每天都在准备宣告破产。
（3）至于梅耶贝尔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你知道，处于我们这样每天都有排字工人因为一两个塔勒闹事的情况下，我是不会小看150塔勒的。
（4）至于我谈到卡普的那封信，我有理由这么做。卡普在最严峻的时候以公开攻击进行威胁。如果你想象一下我们当时的处境，你就会理解我的气愤。至于维尔特的评注（顺便提一下，它们涉及的不是你，而是不断写信来的伊曼特），我现在才听说。
（5）至于1月14日寄出的25塔勒，那是在有人在场的情况下用通过艾韦贝克转交的方式给你寄出的。这里的邮局明天将对此事作出说明。请注意：卡普在同一时间收到了我寄去的15塔勒。
（6）至于我没有回信的问题，鲁普斯[4]可以证明，我是经常给你写信的。
（7）我有一次曾以激动的语气给你写信，那是因为：（a）我由于报纸的缘故处境极为困难，报纸的所有通讯员和债权人都找到我的头上。（b）伊曼特在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描述了你和卡普等人对我的强烈不满，而高贵的博伊斯特，我想是博伊斯特（我知道得不很确切），也寄来了类似的信。
过几天，报纸不是垮台就是得到巩固，那时我们立即再给你寄些钱。现在我们根本没有钱。25塔勒的事必须弄清楚。
我总是把你看做报纸的编辑，这一点无论是从各种报纸上刊登的新通知[5]，还是从我在发表你的关于法兰克福流亡者遭驱逐的文章[6]时注明“寄自科隆”这样的做法上，都可以看出来。
你的马克思
完全同意上述内容。
你的鲁普斯
节录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8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494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61—63页）
[1]马克思大约于1848年11月给恩·德朗克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2]1848年9月，恩·德朗克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一样，积极参加了科隆的革命民主运动。为了免遭普鲁士当局逮捕，他和恩格斯一起逃离科隆。10月初，德朗克来到巴黎，在那里继续为《新莱茵报》撰稿。他从法国发来的大部分通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标有“9”的记号。由于他在巴黎待的时间较长，他在信中总是一再要求回到科隆，但是马克思坚持自己的意见，即只要在德国遭逮捕的危险还存在，德朗克就不能回来。1849年3月德朗克回到科隆，继续担任《新莱茵报》的编辑。——原卷末注
[3]《新莱茵报》。——编者注
[4]威·沃尔弗。——编者注
[5]《（新莱茵报）1849年第一季度预订通知》。——编者注
[6]恩·德朗克关于法兰克福流亡者维德克尔被驱逐出伦敦的通讯《欧洲警察同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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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9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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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9年1月29日）
〔……〕公民赖夫代表为帮助联合会会刊编辑而成立的编辑委员会发表如下声明，编辑委员会对该报刊登的《致拉沃先生》一文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事先并没有人把该文送给它审阅；因此他拒绝委员会承担全部责任，并建议把本声明全文发表。[175]他的建议获得通过。
公民沙佩尔就这篇带刺激性的文章发表意见：
如果在工人或者在选举人中非常坚定的一派，由于这篇文章或类似的文章和攻击而决定不同其他民主派一起选举，那么，“许岑多夫”反对派的候选人当选就不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事情了。而我们正是要把可能发现的最坏的人，即以前大谈自由主义空话、尔后又变成极端悲观论者的一个人，也就是一个受人蔑视的变节者送往柏林。
但是，目前由于像《致拉沃先生》这类文章，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来达到这个目的。
公民勒泽尔说：不可理解，我们联合会机关报的编辑怎么能在发生了有关《致施奈德和拉沃先生》之类文章的事情以后又同意发表这篇文章，更有甚者，竟然不把它送交编辑委员会审阅，而编辑委员会就是因上次那篇文章才成立的，它的职责就是防止这类不合时宜的事情再次发生。
我们在选举人的选举时同民主派联合一起，因为我们确信我们党本身没有足够的选举人可以通过选举。在此期间，民主派的微弱多数，特别是他们在科隆这里取得的微不足道的胜利，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何等正确。但是，我们通过联合，根据多数，使民主派通过了选举。
但是，如果认为，有了从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必要联合中产生的这种民主派选举人的多数，就可以争取到民主派的议员，那么，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到现在为止，为了不惜代价地使纯粹的民主派获胜，我们同他们的联合是必要的。可见，在议员的选举开始以前，这种联合也是必要的。
如果说我们以前曾经有过如果不联合就可能屈服于抱怨派的危险，那么，在我们共同取得微小胜利的今天，我们同样面临着这种危险；因为选举刚刚过去一半。
既然我们为这次选举提出了联合的原则，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一原则坚持到选举完全结束，何况迄今为止的选举结果已证明这个原则是完全合理的！
我们作为一刻也不放弃自己旗帜的红色共和派，尽管不准备哪怕稍微考虑一下同民主派的原则联合；尽管民主派在前进的道路上远远落后于我们，就像极其可恶的抱怨派落后于民主派一样；尽管他们的所有领导人得不到我们的丝毫同情，但我们仍然认为，在现在这个时刻，即在选举快要结束的时刻，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攻击他们的可能当选为议员的那些候选人，简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虎头蛇尾行为。
而这种行为恰恰就是由我们的报纸刊登的那种文章造成的，如以前那篇文章是针对施奈德第二和拉沃的，而现在我们谈论的这篇则是在我们的报纸上针对拉沃一人的。联合会曾经对第一篇文章提出过抗议，但那位编辑没有接受教训，今天又一次迫使我们提出抗议。
这样下去，我们的会议只好全都用来抗议我们自己机关报上的文章以及纠正我们那位编辑的错误和不彻底性了。
公民诺特荣克要求普林茨编辑作出肯定的表示，他是否承认为他而成立的编辑委员会，是否愿意将每篇文章在付印前都送交编辑委员会审阅。
公民普林茨虽然愿意承认编辑委员会，但认为每篇文章都要送审是不可能的。
认为不可能的这种说法遭到了公民马克思的反对。
公民普林茨明确表示反对编辑委员会。
对此，许多人表示不满，联合会根据这些人的提议作出如下决定：
《自由、劳动》报不再是联合会的机关报。
原来的《自由、博爱、劳动》报将增设刊头和红旗继续出版。
公民克·约·埃塞尔任该报编辑。
对其他方面应该采取的一些措施，埃塞尔必须同继续存在的编辑委员会取得一致意见。
报纸的刊头将设计成这样：一个人身穿短上衣，手握宝剑和红旗。[176]〔……〕〔注：中世纪，被围困的城堡打出红旗表示不投降的立场，红旗逐渐成为反抗与战斗的象征。法国大革命以来红旗逐渐成为激进派的象征，1848年二月革命，法国工人要求红旗作为法国国旗，被拉马丁拒绝——录入者注〕
节录
1849年2月8日《自由、博爱、劳动》（科隆）第1号
〔注释〕
[175]普林茨不顾1849年1月15日委员会会议决议〈参看文件331〉，竟在联合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篇攻击拉沃的文章（《致拉沃先生》，载于1849年1月28日《自由、劳动》第5号），而事先没有把草稿送交于1月15日成立的编辑委员会审阅。为此，编委会发表了下列声明：
“本工人联合会为《自由、劳动》编辑设立的编辑委员会并没有参与攻击拉沃先生一文的起草工作，该文在付印之前也未被送交本编委会审阅。1849年1月29日于科隆。勒泽尔、赖夫、沙佩尔。”1849年1月31日《新莱茵报》第209号附刊）——593
[176]关于工人联合会会刊恢复原来名称出版的决议很快就落实了。从1849年2月8日开始，《自由、博爱、劳动》恢复出版，由克里斯蒂安·约瑟夫·埃塞尔担任编辑。第1号由《新莱茵报》印刷所印刷，后来由安内克出版的《新科隆日报》印刷所承印。《自由、劳动》报仍然作为哥特沙克的报纸出版，但已经完全失去意义，对工人联合会的领导和《新莱茵报》极尽诽谤攻击之能事。——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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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新莱茵报》关于海德堡工人联合会地区代表大会的报道（1849年1月28日和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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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新莱茵报》关于海德堡工人联合会地区代表大会的报道[174]
（1849年1月28日和29日）
海德堡，1月30日。工人代表大会在海德堡召开。应海德堡工人联合会的邀请，德国南部许多工人联合会的代表以及莱比锡和法兰克福两个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都出席了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中央委员会委员中也有我们德国南部小资产阶级的那位教条主义代表温克尔布莱希教授。他在第一天晚上的预备会议（这位大人物太忙，不能分身出席正式会议）上就使我们感到很无聊，他竟按照专为小资产阶级设想的那一套对工业发展作了历史阐述，并且竟概述了同样由他特意制订（其实并不是他发明的，因为类似的东西早就有了）的小资产阶级复辟体系。他主张重新消灭大资本，非常准确地给每项手工业规定可以使用多大的资本总额，当然手工业只允许由考试合格的师傅来经营；温克尔布莱希先生还为哪些部门可以使用机器，哪些部门不可以使用机器作了安排。为了剥夺大资本家的资本，他主张建立银行，通过银行的调节，使资本用于商业企业。当然大资本家也可以经营一项手工业，从剩余的财产中提取由温克尔布莱希先生和银行所规定的利息。路特希尔德先生要警惕，他会发现这位卡塞尔的教授是比共产主义者还要危险的敌人。
波尔恩在这次预备会议上与温克尔布莱希先生针锋相对，他支持革命的工人，认为革命的工人并不想毁灭大工业，而是想利用大工业。从这两位发言人所得到的不同反应可以看出，德国南部的大多数工人也比温克尔布莱希先生更了解本阶级的利益，尽管后者目前还有一些追随者。德国北部和德国南部的工人联合会联合成一个共同的组织（这一组织是通过两个中央委员会的联合而暂时在莱比锡建立起来的），无疑将有利于堵死温克尔布莱希理论通往劳动无产阶级的去路。
第二天开始的原则性辩论，主要是围绕着小资产阶级的或反革命的态度同工人的革命态度之间的对立进行的。但是，关于这一点，特别是关于工人对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些问题所持的态度，大会并没有作出任何决议，而是留待即将举行的全体工人代表大会去解决，因此它们并没有直接的意义。大会作出的决议仅仅同两个中央委员会的联合有关，同德国南部工人联合会的组织有关，本报将向你们详细报道这些决议。
1849年2月4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13号
〔注释〕
[174]这篇报道可能出自约瑟夫·魏德迈之手。
海德堡代表大会于1849年1月28—29日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巴登、普法尔茨、莱茵黑森以及符腾堡地区的一些工人联合会的代表。这次大会表明，德国工人联合会和工人兄弟会在其总的发展进程中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从1848年底到1849年初，举行了一系列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这些大会扩大了工人兄弟会的影响。
1848年12月27-29日，举行了萨克森工人代表大会，接着又举行了海德堡代表大会。此后，1849年2月10-14日在科隆举行了德国北部地区代表大会（参看注166）、1849年2月11-12日举行了图林根代表大会、1849年3月14日举行了哥廷根-符腾堡地区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参看注182）以及1849年3月2~4日举行了纽伦堡-巴伐利亚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关于纽伦堡代表大会，1849年4月13日《新莱茵报》第271号作了详细报道。上述代表大会表明，革命的经验也在广泛的工人运动中焕发并促进了人们对政治斗争的伟大意义的认识，同时激发并发展了人们对组织联合的追求。因此，工人兄弟会也日益具有明确的政治性质，但同时并不放弃总的经济目标。在试图实现工人运动政治上独立的发展进程中，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对工人兄弟会和其他分散在各地的地方工人团体产生了日益扩大的影响。科隆工人联合会在1849年1-2月进行了改组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下的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工人联合会与德国的政治上最先进的工人联合会在1849年4月直接参与了这个发展过程（参看文件366）。
海德堡代表大会辩论的中心是分析批判1848年夏天组成的所谓法兰克福中央委员会（参看注158）的反动的行会观点。这种观点在革命的进程中日益失去影响，并且在法兰克福控制下的联合会中也明显遭到了日益强烈的反对。法兰克福帮工组织的领导人派遣了拥护反动的行会等级学说的温克尔布莱希教授，以思想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海德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温克尔布莱希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大会决议的基本条款如下：
“一、关于社会信条问题，留待下次全体工人代表大会取得一致意见。
“二、为了避免工人的分裂，本次代表大会经有关委员会同意，特作出如下决议：
a．目前在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的两个中央委员会合并成唯一的‘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设在莱比锡，在那里领导工人组织并从各方面共同代表工人组织的利益；
b．把中央委员会在莱比锡出版的杂志《博爱报》确定为参加海德堡代表大会的各联合会的机关刊物。〔……〕
“三、决定成立一个全德工人同盟。但是，由于德国工人本身还不足以代表一个同盟的临时组织，由于代表大会相信上述两个联合起来的中央委员在下次全体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将会全力发展同盟组织，因此，大会认为没有必要提出专门的组织章程。
“四、为各地区出席代表大会的组织通过下列规定：
“第1条：工人在各地组织成工人联合会。在联合会中，工人定期举行集会，设法在会上作报告、讨论和学习一般的文化知识，特别是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要弄清自己的地位、要求和未来。
“在工人自己认为必要的那些地方，把一些工业部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独立分支，以便讨论他们的物质利益，并通过总的联合会发挥作用。”（1849年2月9日《博爱报》第38号）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也参加了海德堡代表大会的工作。早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约瑟夫·魏德迈就从达姆施塔特写信给马克思，请他提供材料（参看文件332）。他是作为《新莱茵报》编辑同奥托·吕宁一起以来宾身份出席大会的。保尔和亨利希·施土姆普弗兄弟作为美因茨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斯蒂凡·波尔恩在代表大会后参加了美因茨民主协会，接着在科隆拜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但是，他在回忆录中却没有提到他们之间谈话的内容（参看斯蒂凡·波尔恩《一个四八年战士的回忆》1898年莱比锡版第196—199页）。可以认为，他们的谈话内容是关于工人运动的组织问题，并对波尔恩的观点产生了一定影响。——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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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新莱茵报》关于布鲁塞尔民主派兄弟协会举行宴会的报道（1849年1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34
《新莱茵报》关于布鲁塞尔民主派兄弟协会举行宴会的报道
（1849年1月28日）
1月28日，布鲁塞尔。不久前在这里成立的“民主派兄弟协会”（它的主席是费德尔律师），今天在纳穆尔门外的皇宫咖啡馆的一个大厅里举行堪称盛大的宴会。有1000多人参加，事先根本没有发出通知和其他宣传，但大厅还是容纳不下所有的与会者，这一点证明，民主在这里享有多么高的威望。在宴会上发表的许多热情洋溢的讲话和祝酒词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费德尔主席的祝酒词：“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这句话引起了巨大反响，不仅在大厅里，而且在临近的大街上都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比利时民主主义者日果以德国人的名义讲了话，他说，我们大家都为同一个目标奋斗，而且要争取做到：将来不再分疆界，不再分民族颜色，总而言之，所有民主派，无论是德国的、法国的还是比利时的，都只承认红颜色。他的讲话博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接着宣读了身陷囹圄而不能出席宴会的深受众人爱戴的特德斯科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他虽然长期被关在狱中，但他的信仰并没有变，他还热忱地表示，即使是在狱中，他仍然要尽一切可能为美好事业工作。〔……〕
节录
1849年2月2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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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尤利乌斯·李西格诺洛（曼海姆）给伯尔尼德国工人联合会的信（1849年1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33
尤利乌斯·李西格诺洛（曼海姆）给伯尔尼德国工人联合会的信
（1849年1月23日）
1849年1月23日于曼海姆
亲爱的兄弟们：
我终于有空给你们写信了，而我认为促使我写这封信的主要原因是你们说过，一个人一旦离开了，就再也听不到关于他的一点消息了。
你们急于想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怎么样？我只想用两个字来回答你们的问题：很糟！在德国，只有很少的人同情我们的思想，而这很少的人也被强加于他们的惩罚搞得抬不起头来，所以始终兴趣索然。至今他们能保持团结是因为穿上了军服，现在巴登人也穿上了军服。谢天谢地！我已脱离了军队，因为这些家伙全是无能之辈。而今，巴登地区各民主协会的中央机构设在曼海姆，该地区的一些公民正在花大力气；晚报[1]的编辑格罗厄也是盟员，他多次让人向恩斯林先生致意。我来到这里的联合会时，他们正在讨论三月同盟的问题，讨论结果几乎同我们在伯尔尼[2]的情况一模一样，人们几乎都不信任他们。
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你们新的领导班子工作很努力吧，恩格斯还是担任秘书吧，你们那位善良的德国人凯泽还任主席吧，他是我在齐默尔曼的啤酒馆里亲自介绍入会的，这样做是出于真正的友谊，为的是让他切勿忘记我的好意；这是一种真正的士瓦本式胡闹，我至今还感到遗憾。我是没有带护照来到这里的，而且囊空如洗，多悬哪！〔……〕首先代我向恩格斯致意，我再次感谢他对我的共产主义的友好款待，其次代我问候埃克斯尔博士、街垒战指挥官恩斯林骑士先生以及巴登大公国志愿部队的将军——奥芬堡的奈林格尔先生，我在前往弗赖堡途中，在奧芬堡的天使旅馆有幸结识了奈林格尔将军，我对他杰出的炸弹天才深表钦佩，在那里，人们一谈到这位将军的炸弹就胆战心惊。或许你们需要钱吧？请别向我开口，如果给我写信，我定会感到高兴，但你们务必贴足邮票，因为我分文不名。
叫恩格斯也给我写信，我再次向他表示敬意和由衷的谢忱。
你们的兄弟
尤利乌斯·利西格诺洛
我的通信地址是：LC4，2号A.利西格诺洛秘书先生收。
节录
第一次发表
手稿
伯尔尼瑞士联邦档案馆，《司法、流亡者（1848一1895年）》第68卷
[1]《曼海姆晚报》。
[2]参看文件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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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约瑟夫·魏德迈（达姆施塔特）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9年1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32
约瑟夫·魏德迈（达姆施塔特）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
（1849年1月22日）
1849年1月22日[1]于达姆施塔特
亲爱的马克思：
下星期日，工人代表大会将在海德堡举行[2]，人们非常热切地邀请我们参加。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德国南部工人们的表现，他们是否将完全放弃旧的行会杂念，是否将同意革命的发展。一场艰巨的斗争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我没有看过最近召开的民主派代表大会[3]通过的纲领，仅仅从艾韦贝克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纲领所作的评论中略知一二，该纲领同在伦敦通过的共产主义纲领非常相似。[4]因此，我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将会受益，原因是我可以根据这个纲领申请加入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劳驾你，给我找一份纲领来。
昨天的会议[5]是我在这里所见到的最好的一次会议。三月同盟[6]的倾向很快就被我们克服了，我们利用了由三月同盟召集的这次会议。许多人都直言不讳地表示，有必要进行第二次革命，因此下次再演出一系列新的审讯闹剧，我将不会感到惊奇。
我的夫人和我衷心地问候你和你的全家。
你的约·魏德迈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91
[1]信上注明的日期辨认不清，也可能是“1月23日”，但从信中提到1月21日举行的大会这一点看，该信是在“1月22日”写的。
[2]参看文件335。
[3]参看文件307。
[4]参看注164。
[5]魏德迈在他发表于1849年1月26日《新莱茵报》第205号上的一篇通讯中报道了关于这次大会的情况。
[6]三月同盟即中央三月同盟；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中央三月同盟及其在德国各城市的分支，是在1848年11月底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左翼议员们组织的。同盟宣称它的宗旨是保卫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的成果。同盟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弗勒贝尔等人领导的，他们用空话代替革命行动，同反革命斗争时无能为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尖锐地抨击弗勒贝尔等人的不彻底和不坚决的政策，指出这种政策对革命的敌人有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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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9年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31
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9年1月15日）
在宣读和批准了上一次会议的记录以后，主席勒泽尔问编辑普林茨公民是否在座，有人回答说普林茨已经离去，接着他说，由于普林茨最近的所作所为和他不向联合会请示就擅自改变报纸的方针，作为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必须对他追究责任。〔……〕
公民马克思和沙佩尔提出了有许多人附议的提议：在委派普林茨任联合会正式机关报的编辑的同时，再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它应监督使机关报真正代表联合会的利益，并根据我们党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
提议被通过了，并委派公民沙佩尔、勒泽尔和赖夫组成编辑委员会。
公民威斯特曼宣读从布鲁塞尔寄来的哥特沙克医生的“声明”[1]，并且说他不同意后者的行动。
公民马克思提出了有沙佩尔附议的提议，建议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上述的声明太可疑、太模糊，很难从中做出一定的结论；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应该指派一个委员会，由它指出看起来模糊的地方并写信给哥特沙克医生，请他对此加以说明和解释。
这个提议得到一致赞同；经提议选出公民马克思博士、安内克、沙佩尔、勒泽尔和埃塞尔组成委员会……
公民安内克提议在将来的会议上讨论即将进行的选举[2]问题。
公民沙佩尔认为，如果这是在一个月以前发生的话，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特殊的党派，也许可能获得某种重大的结果。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因为我们根本还没有组织起来，工人联合会不可能使它所提出的自己的候选人当选。
公民马克思的意见也是这样，认为处在这种状态的工人联合会现在不可能使自己的候选人当选，当前的问题不在于获得某种原则上重大的结果，而在于起来反对政府、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封建主的统治；而这连普通的民主主义者，即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也是能做到的，因为他们也完全不满意现存政府。考虑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既然现在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尽可能强大的反对现存专制制度的反对派，那么根据常识也可以判断：如果已明白在选举中不可能捍卫住自己的原则性观点，那就应该与其他也是站在反对派立场上的党派联合起来，不让我们的共同敌人——专制王权获得胜利。
接着决定参加这个城市里在划分选区之后就应成立的共同选举委员会，并在那里捍卫共同的民主原则。
为了在工人与民主派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指派公民沙佩尔和勒泽尔参加民主协会委员会的会议，并在本委员会会议上作有关的报道。会议10点半结束。……
节录
1849年1月21日《自由、劳动》报第3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第578—579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87——688页）
[1]哥特沙克1849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写了一篇声明，1月18日发表于《自由、劳动》报上。在这篇声明中，他为自己的“自愿流亡”辩护：尽管陪审法庭已经宣判他无罪，但他的很多同胞仍然认为他是有罪的。他声明：他只有按照“当今国内最高审判官”的召唤或是他的同胞们的召唤才能回国。对这个声明的评价见科隆工人联合会第一支部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99—701页）——原卷末注
[2]根据1848年12月5日的命令，定于1月22日选举复选人，1849年2月5日选举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的议员。——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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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卡尔·马克思的新年献词《革命运动》（184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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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卡尔·马克思的新年献词《革命运动》
（1849年1月1日）
科隆12月31日。从来还没有一次革命运动像1848年的革命运动这样以如此动人的序曲开始。罗马教皇给1848年的革命运动以宗教的祝福，拉马丁的风神之琴轻轻地奏出了优美慈爱的曲调，歌唱了所有社会成员和各族人民的《Fraternite》手足情谊。
“拥抱吧，亿万人民！
普天之下共亲吻。”[1]
现在，被赶出罗马的教皇在残暴的白痴斐迪南的保护之下稳坐在加埃塔；这个意大利的“Iniciatore”（“倡议者”）[2]正在运用计谋，伙同他在自己的黄金时代曾以开除教籍相威胁的、意大利历来的死敌奥地利来反对意大利。不久前在法国举行的总统选举，对于叛徒拉马丁的不得人心作了统计学上的证明。没有比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更仁慈、更人道和更软弱的事变了；没有比这种软弱性的人道主义的必然后果更残酷的东西了。意大利、波兰、德国和首先是在六月战败的那些人们就是证明。
然而，随着法国工人在六月的失败，六月的胜利者自己也战败了。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的其他领袖被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政党即《国民报》派排挤掉了；而《国民报》派则被王朝反对派即梯也尔一巴罗排挤掉了；如果三次复辟的循环没有完结，如果路易-拿破仑不只是一个空的投票箱（通过这个投票箱，法国农民声明他们参加社会革命运动，而法国工人则诅咒过去几个革命阶段的一切活动家：梯也尔一巴罗，拉马丁和卡芬雅克一马拉斯特），而是一个更有用的东西，那么这个王朝反对派也应该让位给正统主义者[3]。但是我们要指出如下的事实：革命的法国工人阶级失败的必然结果，便是刚刚镇压了无产阶级的法国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失败。
法国工人阶级的失败和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也就是那些用谋求解放的英勇行动来回答高卢雄鸡的叫声的民族遭受新的奴役。波兰、意大利和爱尔兰又一次遭到普鲁士、奥地利和英吉利的警察制度的掠夺、侮辱和残暴的蹂躏。法国工人阶级的失败和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也就是欧洲各国曾经一度与人民结合起来用反对封建制度的流血起义来回答高卢雄鸡的叫声的中等阶级的失败。那不勒斯、维也纳、柏林！法国工人阶级的失败和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也就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文明在同野蛮作斗争中的失败。在瓦拉几亚俄国人及其工具——土耳其人开始对罗马尼亚人实行压迫；在维也纳，克罗地亚人、潘都尔兵、捷克人、奥地利边防军马队和其他的歹徒扼杀了德国的自由，而沙皇目前在欧洲则处处出头露面。因此，打倒法国资产阶级，争取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争取整个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就是欧洲解放的口号。
但是，英国这个把许多民族变成自己的雇佣工人，并用自己的巨手来扼制整个世界，并且一度担负欧洲复辟费用的国家，这个在自己内部阶级矛盾发展得最尖锐最明显的国家，好像是一座使革命巨浪撞得浪花四溅的岩石，它想用饥饿来扼杀还在母腹中的新社会。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的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水风浪。每个国家内的工业和贸易关系都依赖该国和其他国家的交往，都受该国和世界市场的关系的制约。但是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而资产阶级又统治着英国。
因此，欧洲的解放——不管是各被压迫民族争得独立，还是封建专制政体被推翻，都取决于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的起义。但是法国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必然要遭到英国资产阶级的破坏，遭到大不列颠在工业和贸易上的世界霸权的破坏。如果要把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的任何一种局部性的社会改革进行到底，那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过是一种虚无飘缈的善良愿望。而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摧毁，只有世界大战才能给宪章派这个英国工人的有组织的政党提供条件，来进行胜利起义以反对它的强大的压迫者。只有当宪章派成了英国政府的首脑的时候，社会革命才会由空想的领域进入现实的领域。但是，凡是有英国参与的欧洲战争都是世界战争。这场战争将在加拿大和意大利、东印度和普鲁士、非洲和多瑙河流域进行。而欧洲战争将是法国胜利的工人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像在拿破仑时代一样，英国将成为反革命大军的首领，但由于这场战争，英国本身将被投入革命运动，将成为革命运动的领袖并赔偿它对十八世纪革命所犯下的罪过。
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这就是1849年的前景。
1849年1月1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84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第148—150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173—175页）
[1]引自席勒的《欢乐颂》一诗。——原卷末注
[2]罗马教皇庇护九世为了防止人民运动的发展，在1846年当选以后，随即出面倡导了一系列自由主义改革（特赦部分政治犯，废除书报预检制度，等等）。在罗马人民起义以后，庇护九世于1848年11月24日逃往那不勒斯王国境内的加埃塔要塞。——原卷末注
[3]山岳党是聚集在《改革报》（《LaReforme》，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周围、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的政党；和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有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
《国民报》派联合了以阿尔曼·马拉斯特为首、以工业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同它有联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依靠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在40年代，这一派的信徒聚集在《国民报》（《LaNational》）的周围；该报自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
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的一个反对派集团。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反映了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情绪，他们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种改革是防止革命和保持奥尔良王朝的手段。王朝反对派的首领是奥迪隆·巴罗。
正统主义者是1830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在反对以金钱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靠山的当权的奥尔良王朝的斗争中，一部分正统派往往采取社会蛊惑的手段，把自己装扮成保护劳动者免受资产阶段剥削者奴役的好人。——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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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弗·施洛特贝克（拉绍德封）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伯尔尼）的信（1848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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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弗·施洛特贝克（拉绍德封）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伯尔尼）的信
（1848年12月29日）
1848年12月29日于拉绍德封
亲爱的恩格斯：
随信我把我们的格贝尔特的一封信[1]寄给你，你知道，他现在贝桑松。明天我想给他寄一份记录[2]去，让他也了解一下这里发生的情况。
我们很想订阅《新莱茵报》，所以我请你尽快来信告诉我，报费以及寄到这里来的邮费一共需要多少钱。
此外，我还请你来信告诉我们，为什么两封信[3]一封也没有在报纸上刊登。如果往后不再发表这两封信，请把它们寄给这里的联合会，顺便把苏黎世分发给各个联合会的书信登记格式一并寄来。劳驾，此事请你办理一下。
联合会的境况还算不错，只是还有一些家伙总是向往自由主义，但又羞于同其他工人交往，因此，他们为了挽救自己的那一套可怜的自由主义而企图怀疑我们。但遗憾的是，他们不得不感到羞愧，因为他们很快就会明白，他们不是民主派，总是停留在原地不动。
致敬并握手。
弗·施洛特贝克
你来信时，把信寄给洛克尔市太阳街的商人格茨或乌尔利希。
向所有的朋友们致意，祝新年愉快。
弗里德里希·施洛特贝克1848年12月29日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图（略）】
第一次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83
[1]文件327。
[2]指伯尔尼代表大会的记录。
[3]很可能是指伯尔尼代表大会通过的两封信，即给柏林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信（没有保存下来）和给法兰克福三月同盟的信。（文件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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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瑞士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伯尔尼）给沃韦工人联合会的信（草案）（约1848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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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瑞士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伯尔尼）给沃韦工人联合会的信（草案）
（约1848年12月25日）
1848年12月14日-25日之间于伯尔尼
致沃韦联合会
朋友们，兄弟们：
我们以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回答你们12月7日的来信。因为代表大会已经规定各个联合会联合的基本原则，所以我们不再谈论你们对苏黎世联合会的指责，而是直接回答你们信中所涉及的预期的集中统一的各个问题。
你们首先要求，代表大会也应当把一些联合会仅仅用书信方式所进行的投票计算在内，而且还就此引用了民主原则。代表大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也考虑了你们所提出的理由，但是代表大会认为，不能同意这种做法。大会认为，如果这样，就根本用不着召开代表大会，只要各联合会向中央委员会写信，然后中央委员会统计票数，宣布结果就行了。这是各联合会迄今为止或多或少地用以进行联系而又一无成效的方式方法，而代表大会却在几天之内就能轻而易举地把事情办妥。这正是因为，通过几个小时的口头讨论，会比通过多年的通信获得更多的成果，更容易达成协议。没有派代表的联合会不能参加代表大会的讨论，他们无法听到所提出的赞成和反对的理由，而正因为这些理由最后要决定投票的结果，所以他们自然也就无法进行投票。否则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产生一个多数。尽管你们认为这是不民主的，但是我们认为，你们在这方面的意见，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内都是行不通的，而行得通的始终是我们的意见：在美国、瑞士、法国以及其他一切较早的民主国家里，始终奉行这样的原则：不派代表，就不能投票。况且代表大会为了让每个联合会将来都能派出自己的代表，已经决定承担代表们的全部费用。就连这一次代表大会你们也许本来是能够派代表参加的；洛桑联合会也缺少派遣代表的费用，就让一个住在伯尔尼的公民作为代表，并且给他[1]发出了指示。
在此以前，瑞士各联合会之间并没有怎么统一起来，这确实是令人遗憾的；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关于中央联合会居然提出了那么多相互矛盾的建议。正因为如此，苏黎世联合会提出的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的建议，是一个很好的主意。苏黎世联合会所起草的临时章程，自然只是一个建议，必须经代表大会通过，而且你们从随函附去的记录抄本中可以看出，代表大会已对它作了重大修改。但是现在，当通过10个不同联合会的代表的协商，至少已经有了一个开端的时候，非常希望没有派遣代表的联合会参加已经开始的集中统一行动，并像派出代表的每个联合会几乎都在这点或那点上放弃了自己的意见而服从多数的决议那样作出让步。没有相互间的让步，我们就永远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你们关于把军人联合会“自助者”[2]理事会宣布为中央联合会的建议，经过大会非常认真的讨论被否定了。军人联合会“自助者”按照这里的法律（志愿兵法）是一个被禁止的组织，因此，其他联合会以联合会的身份加入这个组织同样有被解散和没收财产的危险。其次，军人联合会只愿作为一个军事性的组织，而不把代表各联合会进行社会民主主义宣传并与德国进行通讯联系看做是自己的职责。柏林中央委员会和莱比锡的工人委员会[3]即使在无可非难的问题上也不会冒险同军人联合会进行通讯联系，否则会使自己遭受被解散和逮捕的危险；反过来说，军人联合会也同样不会同这些委员会进行经常的通讯联系，以免招致瑞士当局对自己的最残酷的迫害。我们首先要求的集中统一，是不给政府以任何借口来对流亡者进行新的迫害的集中统一，是使别人无法进行挑剔因此也就能完成它的任务的集中统一。比尔的代表[4]本人也有这种看法，他反对把中央联合会的职责转交给军人联合会理事会。不过，对任何人来说，当然都可以自由地加入军人联合会。只是希望不要以联合会的身份加入，这样，如果发生新的迫害，就不会连累联合会，而只会涉及个别人。
我们依次回答了你们信中所提的问题，现随信附上大会的记录，让你们了解代表大会的其他决议；我们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并受大会的委托，要求你们加入各德国人联合会就此促成的联合行动，并尽快地把你们是否愿意参加的决定通知我们。
我们再一次向你们呼吁：请你们像其他联合会过去已经做了而且将来也会做的那样，为了顾全大局，在次要的问题上作出让步；请你们参加到许多联合会花了不少资金和时间才建立起来的联合中心中来。只有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忘掉过去发生的事情，不要因为微小的意见分歧而继续分裂下去，这个联合中心才能有所作为！
敬礼和兄弟情谊。
受代表大会的委托
中央委员会
地址：伯尔尼克菲希巷109号拿·贝格尔先生收。
手稿
伯尔尼瑞士联邦档案馆，《司法、流亡者1848—1895年）》第68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486-488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49一52页）
[1]指1848年11月起旅居伯尔尼的恩格斯。洛桑工人联合会于1848年12月8日给恩格斯寄去了要他作为洛桑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委托书和指示。洛桑联合会的领导人施内贝格尔、克·哈夫和班格特于1848年12月8日就这一点写信给伯尔尼工人联合会说：“由于沃韦联合会（它只想承认比尔联合会为中央机关）的冷淡态度，我们不可能派遣代表。所以我们决定以我们的指示授予朋友恩格斯以全权。如果他不出席，则其全权转交给朋友罗斯特。——原卷末注
[2]军人联合会“自助者"即德国“自救”武装协会。这个组织是根据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约菲·贝克尔的建议，于1848年10月1日创立的，目的在于把在国外的德国人，特别是在瑞士和法国的政治流亡者和手工业者紧密地联合起来。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设在比尔（伯尔尼州，）联合会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分别由贝克尔和维利希担任。在贝桑松的德国纵队及其在南锡、沃苏勒、里昂等地的分遣队从一开始就归附于这个联合会。军人联合会遵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方针，试图联合瑞士所有的德国人志愿队，以期在德国建立共和国。这个组织是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秘密团体的影响下形成的，因而带有密谋的性质。瑞士当局在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压力下对贝克尔以及军人联合会的其他组织者进行了司法追究，贝克尔被判处从伯尔尼州驱逐出境，为期一年。——原卷末注
[3]莱比锡的工人委员会指设在莱比锡的由斯·波尔恩领导的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它是新成立的工人兄弟会的领导机构，于1848年8月23日-9月3日在柏林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
工人兄弟会全名是全德工人兄弟会，这个于1848年8月底至9月初在柏林建立的德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是德国工人阶级发展独立的政治组织的一个重要开端。工人兄弟会的纲领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其活动以经济斗争为主。1849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筹建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时曾试图以它为基础，但未能成功。工人兄弟会的创建者和领导人，像斯·波尔恩、恩·施韦宁格、安·罗伊斯和卡·冈洛夫，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或拥护同盟的人。工人兄弟会的许多成员于1848年参加了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工人兄弟会于1850年中在萨克森被禁止，在其他邦也遭到镇压，但在其后几年仍在个别地方活动，然而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原卷末注
[4]尤·施坦道。——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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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奥古斯特·格贝尔特（贝桑松）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伯尔尼）的信（1848年12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27
奥古斯特·格贝尔特（贝桑松）[172]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伯尔尼）的信
（1848年12月21日）
1848年12月21日于贝桑松
亲爱的兄弟：
自从我离开巴黎以来，前几天才第一次听到关于你的点滴消息，也就是说，是通过施洛特贝克了解到的，他和你是同时到达伯尔尼的[1]；他的信虽然不是直接写给我的，而是写给军团的，他在信中说你是洛桑的代表；他没有详细谈及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只简单地说了说大会的议程。
自从我们分别以来，当时曾有许多人表示怀疑的某些情况，如今已发生了变化，即使是我当时也不相信，事态在今年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不过，综观所发生的一切，就是缺乏行动，或者说，在此以前总还是缺乏这种行动（有力的行动）。你也许还记得，今年年初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一份通告信[2]中说过的话，任何时候，同盟都应该抓住它所遇到的每一个时机，用行动来证明早就说过的话；而今年春天就有过一次机会，我当时在纳沙泰尔州，这你是知道的。在那里，我们大家都满腔热忱地同情纳沙泰尔革命。[3]这次革命结束之后，巴登起义开始了。我们全部有战斗力的人都对此感到欢欣鼓舞，首先是发自内心的激动，其次是由于巴黎的一封来信，信中要求我们把自己武装起来；但几天以后，我们收到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中不同意我们参加实际行动。不过，第一封信来得太迟了，而第二封信又违背了我们的信念，如果我出面阻止，人家就会把我看成是叛徒；后面一点我当时就答复了巴黎，而对方回信要我们采取行动，这一点，我们也认为是对的，而且也是这么做的，你们那时要是领导了在巴黎的德国人，同我们一起在巴登开始斗争，那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我们也许会取得更大的成果，领导在法国的德国人的那些人就不至于全是剥削者和胆小鬼，这些人只想在德国坐上共和国的安乐椅，唯独不愿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因而一切都在倒退。[173]
你对这件事的进程已了如指掌，所以我不想没完没了地向你唠叨，但是，我希望你仍然保持以前那种热情，因为现在首先必须聚集一切力量，使人们能够通过行动取得应有的权利；请愿、协商都是无济于事的，对此我们已有深刻的体会。因此，我们应当设法在各联合会内部使一切有战斗力的人都尽到自己的责任，投身于未来的斗争，而且要建立这样的组织，从每10人或20人中选出一人来管理一些小事，再由他们中间的10人中选出一人。这样可以保持经常联系，重要的是，人们在关键时刻可知道自己拥有的实力。这一点以往总是做得很不够，总是一味相信：人们在必要时能尽到自己的本分。只有我们知道：该怎样同这样一支非正规部队去周旋；每个人都想发号施令，就是没有一个人服从整体。因此，在瑞士只能这样来处理这个问题，知道确实拥有多少力量，因为各联合会对政治局势争论不休，同时像过去那样忽略了实际问题，这没有使我们达到任何目的。因此，我们直接向人们指出，他们是什么人，应该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并向他们阐明，确保人的权利，不是靠什么变革，不是靠微小的改善，而是靠同等地参与各种活动，靠大自然和人的勤奋为所有人创造的同等权利：任何人都不能靠损害别人而使自己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每个人都必须为全体人的幸福作出贡献。这一点必须通过城乡各支部的联合来实现，同时统计出使每个支部像人一样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委员会也就可以考虑到生产一切必要的东西了；这样一来，就不胃贫困，任何人都不必再为了生活而乞求于别人了。
我给艾韦贝克写过几封信，也收到了他的回信。军团向他提出了建议，让他设法使法国的各民主协会同“自助者”[4]联合起来；对此他回答说，如果在巴黎活动比较方便，他将尽力而为。我们同里昂（那里有一个相当强大的联合会）也有通讯联系；我们想尽力通过巴黎人和里昂人的帮助在法国所有比较大的城市里建立组织。因此，请你们在瑞士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们这里的内部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大家每人每天都靠50生丁救济费生活。因此，我们必须支付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费用。在这里，150人还同我们生活在一起。此外，我们的情况，施洛特贝克会告诉你的。
劳驾，请你在回信中谈谈柏林、科隆、伦敦以及整个同盟的情况，我对此了解甚少。我们军团中还有许多人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波尔恩近况如何，我也很想知道。
希望尽快复信，向你问好
你的兄弟
奥古斯特·格贝尔特
代我们的司令官奥古斯特·维利希多多致意。
我的通讯处是：贝桑松的德国流亡者奥·格贝尔特
第一次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77
[1]弗·施洛特贝克和格贝尔特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前者以拉绍德封工人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在伯尔尼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会见了恩格斯。格贝尔特把自己的信寄给了施洛特贝克，后者又把它转给了恩格斯，参看文件329。
[2]通告信没有保存下来。
[3]1848年3月1日在纳沙泰尔爆发起义，宣布完全摆脱普鲁士的控制，并颁布了一个共和国的宪法。普鲁士到1857年才最终放弃它对纳沙泰尔的要求。
（纳沙泰尔及其领地在1707—1806年是普鲁士所属的一个小邦。1806年，拿破仑战争期间并入法国。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被划归普鲁士，但却完全独立于普鲁士王国之外，仍旧是瑞士联邦的第21个州，也是瑞士联邦中唯一保持君主制的州。1856年9月纳沙泰尔爆发保皇派起义，瑞士政府逮捕了起义者。普鲁士国王要求释放被捕者，瑞士则要求普鲁士放弃对纳沙泰尔的权利。普鲁士国王的要求被拒绝后便以战争相威胁。最初，瑞士政府表示，如果普军入侵，决心予以最坚决的抵抗。但是拿破仑三世不希望法国边境发生战争，在法国干涉下，瑞士政府于1857年1月1日释放起义者，普鲁士国王也撤销了向瑞士进军的命令。最后，欧洲国家根据法国的建议于1857年3月在巴黎召开了结束纳沙泰尔问题的会议，才使问题平息。——录入者注）
[4]参看注168。
〔注释〕
[172]在贝桑松，有一支被大家称为“贝桑松纵队”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志愿部队。这些流亡者都是在1848年4月第一次巴登起义失败后为免遭迫害而被迫逃到那里去的。这支部队主要由工人组成，奥古斯特·维利希是它的创始人。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其中木工奥古斯特格贝尔特同奥古斯特‘维利希紧密合作。格贝尔特在革命爆发以前是拉绍德封共产主义者同盟瑞士总区部的成员（参看文件241），并参加过巴登起义。——571
[173]法国二月革命爆发之后，侨居瑞士的德国流亡者也准备在德国举行一次革命起义。这次运动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侨居瑞士的许多德国工人也参加了运动。这次运动不仅同德国西南地区正在作出的努力有关，而且同受到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批评的海尔维格的行动有关，并最终导致了海克尔的四月起义。格贝尔特曾指出，当时瑞士的同盟盟员还不懂得如何同小资产阶级盲动主义倾向明确划清界线，他们的这种态度可以从贝格曼1848年4月21日的信（文件241）中得到证实。正如格贝尔特在这封信中所表明的，他本人也深受这种倾向的影响。——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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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清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十章清算
一反社会党人法的结算
二老年派和青年派
三哈雷代表大会和爱尔福特代表大会
四爱尔福特纲领
反社会党人法比它的制定者多活了半年，不过在这期间它已经是气息奄奄了。事实上，2月20日是德意志帝国历史上，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个阶段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而在它结束以前，不能对它作出历史评价。可是反社会党人法的清算工作却属于本书范围之内，在反社会党人法存在的最后几个月，党开始进行这一工作，并在该法废止后一年完成。
一反社会党人法的结算
反社会党人法使工人阶级遭受的牺牲，是难以尽述的。在这个法令颁布后十年，《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提议发表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应该发表所有禁令的精确统计，公布所有被驱逐者的姓名，把所有遭到破坏的营业一一列举出来，叙述住宅搜查、逮捕、判决的一切必要细节，给人工培植的告密制度和密探活动提供一幅包罗万象的图画，可是当时就发现，这个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大地方的最热心的党员同志也厌倦了，即使他们收集了一些材料，也是范围太广，不可能收在一本相当方便易读的书籍之内。
根据不精确的统计，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有一千三百种定期的和不定期的印刷物和三百三十二个各种工人组织被禁。被从戒严区驱逐出境的有九百人，其中五百人是家庭的赡养者，这九百人中，柏林有二百九十三人，汉堡三百十一人，莱比锡一百六十四人，法兰克福七十一人，施泰廷五十三人，施普雷姆堡一人；在奥芬巴赫，黑森政府只驱逐不属于本邦的帝国公民。有一千五百人被法院判处总数达一千年的监禁。如果说，所有这些数字还远远没有接近实际，那么它们本身也没有充分说明下述情况：许多人的幸福和生命遭到毁灭，许多殉难者被资本主义或警察的压迫手段从自己的穷家里驱逐出去，进入了悲惨的流亡生活，过早地走进了坟墓。
从前，3月18日的死者是通过诗人的嘴说话的，而反社会党人法的牺牲者能够自己谈论自己的情况：价格是高的，但是货也是真的。被反社会党人法的镰刀砍倒的任何勇敢而忠诚的人，没有一个是白白地倒下去的，即使从暗中死亡和毁灭的人的骨头里，也产生复仇者。反社会党人法倾布时，党得了四十三万七千一百五十八张选票，有四十二种政治报纸，工会组织有五万会员和十四种机关报，而当反社会党人法废止时，党得了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九十八张选票，有六十种政治报纸，工会组织有二十万会员和四十一种机关报。在圣加仑代表大会以后三年中，党的金库收入三十二万五千马克；当战争结束时，党的军费金库还很充裕，大约还有十七万二千马克。
但是，反社会党人法带来的利益也同损失一样，不是用几个虽然很光荣的数字所包括得了的。根据著名的辩证规律，量在一定的点上起质的变化；党在十二年的斗争中，不仅壮大了，坚强了，而且在存在的实质上得到更丰富的发展。它不仅斗争和鏖战，而且也工作和学习，它不仅提供了力量的证明，也提供了精神的证明。这是根本不能用数字表示的不可估量的成就，自从党十二年来胜利地经历了反对一个大国的所有权力手段的战争以来，党内的不可战胜的意识也是数字所不能表达的。群众是无产阶级英雄时代的主人公，这个时代特别伟大和崇高之处正在这里。
资产阶级政党徒然地企图证明，统治阶级自动放弃了反社会党人法，如果没有敌人的这种自动放弃，党就必须继续安安静静地戴着这付镣铐。对于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就来，这种说法根本不正确，对另一部分人说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是正确的，那就是他们“自动地”认识到自己的失败。这部分人之所以放弃反社会党人法，是因为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把这支箭射回到这个法令的创始人的心口。当然，统治阶级还可以把反社会党人法保持下去，不过要用全面腐朽为代价，这种腐朽使得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可以瞧不起新德意志帝国。一位将军在自己的军队全军覆没以前，把这支军队撤出毫无希望的失败的战斗，人们可能说他这样做是有见识的，可是哪一个傻瓜恭维这样一位将军是胜利者，甚至是一位“自动的”胜利者呢？
资产阶级讽刺说，既然反社会党人法对社会民主党有好处，那么社会民主党为什么要这样激烈地反对它呢？这种讽刺是同样愚蠢的。越疯狂越好，这句话在一定意义上是完全正确的，可是这决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本意，将来也决不会是这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如果势必硬把事情推到极端，它愿意让自己的敌人占先。我们从丰腾诺阿[1]战役中听到一个神话般的故事，一个英国军官向法国军官喊话：叫你们的兵士开枪吧！对方回答说：我们从来不先开火。社会民主党也这样回答自己的敌人的挑战，但不是出于封建的礼貌，而是出于自己的解放斗争的深思熟虑的策略；只有当敌人硬要把事情推到极端的时候，党才能像它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所做的那样，利用“越疯狂越好”的政策，使自己得到最大利益。
当它进入战斗的时候，还是一个少年，躯体生长很快，脑子里还有不少幻想，当它归来时，已经是一个筋肉健壮、久经风霜的成年人，坚决、老练、明朗，比起任何最高明的人也不逊色。
二老年派和青年派
当党结束战斗的时候，党内发生了摩擦，这些摩擦本身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可是资产阶级报刊把它们夸大为一件重大事件。正是这些和善的教父给这次争论取名为老年派和青年派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产生战争名称，虽然这些名称是不恰当的。
问题的实质是，在一些大城市，如德累斯顿、马格德堡，尤其是柏林，产生了某种不满情储。如果这种不满情绪有其严肃的背景的话，那么人们可以把它比之于久经战斗的老兵的情绪，他们在停战时不愿放下熟练而成功地运用的武器。恰恰在柏林，这种情绪是很可以理解的。过去党在任何地方的处境也不像在帝国首都这样困难，毫无疑问，在柏林有一支巩固而严密地组织起来的思想激进的同志的基本部队是有很大好处的，俾斯麦分子的一切暴力行动和收买活动首先在他们身上碰得粉碎。当然，这时也可能发出比需要的更尖锐的声调，尤其在柏林市区选举时常常发生争吵，不是经常给地方上的同志留下最好的印象。但是，如果说柏林的同志喜欢发牢骚，那么他们也确实很为难，他们担心由于反社会党人法废止而产生某种软弱化，现在，当党在帝国议会中的代表人数较多的时候，他们就更加担心，这是对党的真正关怀。对议会党团的模糊的不信任发生作用，正同1884年选举斗争以后的情况相似，在那次斗争中也得到了较多的议席。当时，由于航运辅助金问题爆发了公开的斗争，现在由于复选和五一节问题也爆发了公开的斗争。
毫无疑问，中央选举委员会要求在复选中支持资产阶级反对派，这是违反圣加仑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可是这样做显然对党有利，绝大多数党员会毫无疑问地表示赞同，因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很快就停止了。而关于五一节问题的争论却不这样简单。在2月20日的令人鼓舞的影响下，许多工会的和政治性的工人大会决定，用停止工作来庆祝五一。巴黎并没有决定用这种方式开始庆祝五一的活动，而是由各国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庆祝的方式。现在无论如何德国无产阶级中也有很多人由于确切的理由，不赞成五一节普遍停工。工业繁荣已经过去，生意一天比一天清淡，五一节强迫停工的尝试可能引起严重的经济冲突，甚至政治冲突，在当前情况下，这种斗争没有胜利实现的可能。企业主和同他们情投意合的官厅正在等待机会，用工人在五一节的失败夺去他们在2月20日的胜利；这种美妙的希望幻灭以后，卞尼格先的机关报《汉诺威快邮报》天真地承认，现在反社会党人法才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沉默的时间可能太久了。它被选举斗争弄得精疲力尽，似乎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它打算在新帝国议会开会以后，立即对庆祝五一节问题作出决议，这个打算是不够的，因为帝国议会是不是在五一节以前召开，并没有确定，而事实上它是在5月6日才开会的。于是3月23日，一群柏林同志发表了一个号召，要求所有有强大的工人组织的工业城市在五一节普遍停工。这种擅自行动又使议会党团成员感到不快，不过4月13日，它还是在哈雷开了一个会，除一个人反对外，其他人一致作出决议，虽然不是无条件地劝止普遍停工，但在不经冲突不能达到停工的所有地方都进行劝止。这个决议无疑是正确的，假如不是已经有许多工人答应停工，并且由于资产阶级报纸发表了后退就是“胆怯”的煽动言论而坚持停工的话，这个决议会受到普遍重视。尤其在汉堡进行了停工的尝试，可是在党的这个工会和政治方面装备最好的要塞，斗争也很艰苦而且损失重大。反对派指责说，假如议会党团不插手劝止，事情的进展就会比较顺利，并以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而结束，这种说法本身是站不住脚的；而指责议会党团没有及早劝止的说法却是正确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争议问题留下种种不和。
德累斯顿、马格德堡和柏林的这些反对派分子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非常能干，但不善于言谈和著述，因此几个年轻的作家就成了他们的发言人。就这一点而论，恩格斯正确地说这是“文学家和大学生骚动”[2]，因为其中有一部分还很年轻的人使得关于若干具体问题的争论，扩大为老年派和青年派之间的原则性斗争。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如鲍尔·恩斯特和鲍尔·卡姆弗迈耶尔是有天赋，有学识的，他们的错误只是，由于没有政治斗争的实际经验，因此对《共产党宣言》作了片面的、形式上的理解。其他一些人，如汉斯·弥勒和布鲁诺·维勒要求作出更严厉的判决。弥勒幻想在党内进行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可怕的阶级斗争，他完全模仿普特卡默的摘引方法（虽然目的是相反的），从反社会党人法的十二年中，收集了杰出的或平常的党员同志的许多口头或书面的言论，在这些言论中大概可以发现一点小资产阶级激进的味道，把关于党身上的“脓疮”的有趣词句同这一点结合起来。自由教区的教士布鲁诺·维勒竟然提出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指责：反社会党人法给我们带来的最坏的事情，就是腐化。
老一辈的党员中，倍倍尔对这些年轻人展开了斗争。倘若他更多地从幽默的方面理解弥勒和维勒，倘若他不提“卑劣的”攻击，而提“幼稚的”攻击，那在策略上肯定就更正确一些。可是，如果这些侮辱使一个十二年之久在斗争的第一线担负重任的人感到愤怒，谁又能责备他呢？工人们更不责备他；在8月10日于德累斯顿和8月13日于马格德堡举行的大会上，特别是在8月25日的柏林大会上，工人们以压倒的多数表示拥护倍倍尔，反对弥勒和维勒，拥护老年派，反对青年派，使资产阶级报纸心里十分难受，它没有因为老年派向“小资产阶级可能派”转变而高兴，却令人奇怪地表明它对青年派的“革命”词句很感兴趣。
三哈雷代表大会和爱尔福特代表大会
反社会党人法废止后，党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新组织，制定新纲领。在哈雷代表大会和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解决了这两个任务。
哈雷代表大会于1890年1O月12日至18日举行。整个大会显得壮丽而庄严，有四百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十七位来宾传达了奥地利、瑞士、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和波兰等姊妹党的祝贺和敬意。关于新组织问题经过热烈讨论以后，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前存在过的那种联合组织被放弃了；因为撇开警察的阻碍不谈，党太庞大，不适合这样做。必要的集中由每年举行的代表大会以及每年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党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来实现；《柏林人民报》改名《前进报》，代替了光荣地赢得胜利自动停刊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各地方党员中选出的受托人，建立执行委员会同地方党员之间的联系。执行委员会由十二人组成，其中五人进行本来的工作，七人起监督作用。
反对派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人是印刷工人威纳尔，他举动笨拙，沉溺在琐碎的谰言之中。一个委员会研究了他的控诉，认为这些控诉毫无内容。在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以后，威纳尔答应保持安静。直到1891年夏天也确实是这样。可是，后来福尔马尔6月1日在慕尼黑发表的演说，重新鼓舞了柏林和马格德堡的反对派。按照福尔马尔的见解，他在小农的巴伐利亚的卓有成效的活动已经褪色了；他决不是主张放弃党的最终目的，但主张把党的主要力量集中于继续进行法律上的工人保护、保障联合权、取消粮食关税等几个实际问题上。他认为：对不好的愿望报之以拳头，对善良愿望报之以慷慨！可惜，在俾斯麦垮台以后，统治阶级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善良愿望”。国际工人保护会议等于放了一声空炮，没有任何结果，在二月法令中宣布的关于营业法规的修订条款，甚至不符合对修订工厂立法的最起码的要求，而且含有对联合权的可耻破坏；俾斯麦的后任同俾斯麦本人一样顽固地抓住粮食关税不放。党内广大群众感到，福尔马尔的演说是一个严重的转变，这并不奇怪。
可是，更为严重的是，柏林反对派还向相反的方向突进。它在公开的集会上同倍倍尔和费舍发生了激烈冲突以后，就把自己的观点综合写在一份传单里，这份传单估计是裱糊匠维尔特贝格尔写的，它得到一群经过考验的工人的支持，作为大胆的抗议，无疑胜过弥勒和维勒的粗浅的声明。虽然如此，它却存在一个纲领性声明可能有的最严重的错误，它既没有实际的措施，也没有实际的重点。它的主要打击对象是党的议会活动，并且断言，只要党还年轻，并且是由无产者组成的，就谈不到进行这种活动。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断言更不正确了。足以说明问题的是，提出这种主张的人从党的全部历史中只能为这种言论找到一个证据，那就是李卜克内西在1869年所做的演说，李卜克内西本人早就认为这个演说是站不住脚的，而加以放弃，并且这个演说在发表的时候就不仅同拉萨尔和施韦泽的所建议的党的策略，而且也同倍倍尔和恩格斯所建议的党的策略是完全矛盾的。反对派的发言人试图依靠完全站不住脚的观点，结果没有成功，于是就对党的领导进行诽谤。这正是资产阶级报刊所求之不得的，它使这种含糊的指责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百倍的响应，因此党领导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在“不证明就撤回”的口号下向反对派分子提出挑战，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自卫行动了，如果你仍不能证明，但又不愿撤回，那么你们就退党。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是在1891年10月14日到20日举行的。参加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人，其中反对派刚刚一打。关于策略的辩论占了好几天时间。同自己收敛了不适时的攻击锋芒的福尔马尔取得了谅解，而同柏林和马格德堡的反对派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个反对派的每个代表都代表自己的立场，甚至维尔特贝格尔（更不用说威纳尔了）也不能用自己的发言给人以比较深刻的印象。当为了审查他们的控拆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和三个马格德堡的代表宣布退党；可是委员会仍然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并建议把维尔特贝格尔和威纳尔开除出党，结果由代表大会以十一票反对，其他一致赞成而通过。
这时反对派想组织一个独立的党，可是这个企图没有实现。其中一小部分人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小集团，年轻的文人几乎全都回到资产阶级世界，唯一的例外恐怕就是鲍尔·卡姆弗迈耶尔，他由于具有一切正直的和有教养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特殊坚定性，而投身于和平合作运动，青年派中的多数人又在党内找到了正确道路，十一年后这次斗争的创伤完全结了疤，因而1902年的慕尼黑代表大会撤消了开除维尔特贝格尔和他当时的同志的决定。
四爱尔福特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可喜的一面，是确定了一个新党纲。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党越是对自己的历史性质和历史目标有了清楚的了解，修改哥达纲领的必要性就表现得日益明显。在圣加仑代表大会上，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就接受了准备新党纲的委托。由于迫切需要进行实际斗争，这个任务没有完成；当反社会党人法垮台，党又有了一些自由活动范围的时候，人们就更加热心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讨论中，没有出现任何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在反对派参加辩论时，也没有出现这种分歧；大概大部分由鲍尔·卡姆弗迈耶尔执笔的一个马格德堡草案，有一部分措辞比党执行委员会的草案甚至更为合式。还需要做的工作，基本上属于编辑性质，问题在于，要用最简明明了的形式，概括党努力达到的思想境界，一方面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导出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最终目标，另一方面则要标出党在这个社会基础上的实际道路。这种对分符合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策略，这个阶级必须在当前的实际条件下进行斗争，但是只有它的最终目标是它在现代阶级斗争的多礁的暴风雨的海洋上航行的可靠的罗盘。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经过代表的深入讨论以后一致通过的草案，是由考茨基起草的。
敌人说这是一种“纲领骗局”，因为“党的学者”为了给群众的强烈的破坏欲披上一件绚烂的外衣，才把爱尔福特纲领补缀起来，如果这是要说明，2月20日投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票的将近一百五十万选民并非人人都是社会民主党活动的忠实信徒的话，那么这就是徒劳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最后几期中的一期上对此发表了中肯的意见，它说，比这更没有意义的安慰是不可想像的。只要社会党人的选票不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无条件的不信任投票，那么这些选票就是对其计划被所有资产阶级政党描绘为典型的神经错乱的“颠覆”党的无条件的信任投票。这种论证能为敌人争得什么好处呢？这样，“纲领骗局”的一个方面预先被取消了。
它的另一方面却是一个真正的骗局。新纲领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党自己在几十年的斗争中得来的，体验过的；要详细证明这一点，就等于从拉萨尔的《公开的答复》到爱尔福特纲领，把党的内部历史再说一遍。
[1]比利时艾诺省的一个村庄，在土尔内东南，1745年（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期间），萨克森元帅率领的法军在此战战胜贝尔兰公爵统率的英荷联军。——译者
[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0年9月7日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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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混乱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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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混乱的一年
现代工人运动没有任何资产阶级的幻想。战斗的无产阶级不付出努力就什么也得不到；无论是最小的或者最大的，都必须一步一步地去争取；经过种种混乱以后，它的道路才能通到既定的目标。反社会党人法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一个新的任务；因此它必须试验着、摸索着寻找新的道路，而且不能每次都立即找到正确道路。只是随着党的进一步发展，党的摸索阶段才相应地缩短；在它进入一生中的第二个重要时期的时候，内部混乱不再是持续了十年，而仅仅是一年了。
1878年10月21日，在帝国公报上公布了反社会党人法，并立即开始查封社会民主党的报纸、著作、协会的活动。列奥波特·雅科比的诗集《天亮了》开了禁令的先声；掌握了在全德国执行这个法令的权力的警察总监冯·马戴，仿佛想用一种轻薄的诙谐来嘲弄自己似的。党的四十七种政治报纸，只有两种幸免，一种在纽伦堡，一种在奥芬巴赫。它们及时地更改了报纸名称，报纸的言论也特别谨慎，而别的报纸连这些手段也没有生效。想用没有色彩的报纸代替被禁的报纸的企图，也不是到处都能实现的，尤其在柏林更是做不到这一点。同时，在党组织解散以后成立的许多工人协会也被查封，除非它们在最后关头自动解散，除了少数例外，所有工会都被查封，未被查封的、最著名的但也受到严重迫害的工会是印刷工人联合会。随着工会被查封，工会报纸也被查禁。主要打击在头几个星期就已开始，《前进报》《柏林自由报》和《汉堡-阿尔托那人民报》，这三家最著名的党报（总共约有四万五千个订户），头几天就遭到了死亡的命运。后来的几个月则是收集所有的落穗。截至1879年6月30日止，被禁止的有217个协会、5个互助会、127种定期刊物和278种不定期刊物。
与这种大规模迫害的残暴性相适应的，是它的背信弃义。民族自由党人听信了俾斯麦和欧伦堡的花言巧语，相信他们“忠实地执行”法令，可是，即使人们对民族自由党人的目光短浅有所责难，政府的不守信用也不能因此而得到辩护。政府践踏了自己的完全的和不完全的诺言，不仅镇压社会民主党的“危害社会的活动”，也取消了属于党的一切，连社会主义的科学文献和工会组织及其已登记的互助会也没有幸免，它像扫蜘蛛网似的扫去了民族自由党人的“保护措施”。帝国委员会（关于它的“司法保证”争论了几个星期之久）实际上纯粹是墙上的影子戏；到1879年中期，一共发出了627项禁令，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即使根据这个法令的精神和词句也是不能容许的，而帝国委员会只取消了其中六项大多数同资产阶级著作有关的禁令，如谢夫莱的《社会主义精义》和一家进步党报纸的一号；在社会主义文献的值得一提的作品中，帝国委员会只取消了对拉萨尔1849年在陪审法庭上的发言的禁令。
在讨论反社会党人法期间，社会民主党内部当然已经考虑到这个法令颁布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对剥削工人阶级的权利的行动进行暴力反抗，简直是丧失理智，但是关于建立秘密组织的容易理解的想法也立即并且永远遭到反对。对于一个广泛而有力的人民运动来说，一切秘密组织都是不可能的，如果进行这种尝试，那只能是向警察表示友好的行为。[1]目前只有观察法令如何执行，别无他策。法令公布的当天，《前进报》就宣布，它愿意接受改变写法的“艰巨工作”，以适应法令的条款。
警察的实际行动当然超过了最坏的估计。神圣的私有财产的先驱提供了一个消灭私有财产的启发性的范例，十六家合作印刷厂雇用的印刷工人，排字工人、送货员和编辑共有四百人，有二千五百名以上的工人和小行东以其少量积蓄和间接地由于有连带责任而以他们的全部财产参加了这些合作印刷厂。甚至最没有色彩的报纸，如《未来》也不让柏林合作印刷厂印了，因此它不得不立即解散；因为它能够把几乎所有的铅字都卖掉，所以社员们只损失了创办时投入的股本。对大多数合作印刷厂来说，立即解散就等于破产，而且立即撤出所有这些堡垒，对党也根本没有好处。用某种方式对付反社会党人法的计划，必须彻底实现，如果敌人的欺骗妨碍了比较缓和的斗争方式的使用，那就可以更加有力地使用比较严厉的斗争方式。许多党员以为，在第一阵风暴过去后，就又可以积极行动起来了；他们希望，在那以前，没有色彩的报纸（合作印刷厂企图利用这些报纸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会给受过锻炼的同志作“识别信号和身份证明书”。
同时也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气馁现象。在最近几年，尤其是最后几个月的火热的斗争以后，原来绷得很紧的每条神经，现在自然而然地松弛了。由于感到自己毫无权利，这种气馁现象更加严重，此外经济困难仍然存在，处罚和迫害也层出不穷。并非所有至今曾经称职的领袖，都能适应更加困难的新形势，经常监视他们行动的密探使得最坚决的人一举一动也谨小慎微。汉堡中央选举委员会在10月19日被解散了。各种人事关系使得委员会这样彻底地放弃联系，这也许不是必要的，无论如何也不是人们所希望的。盖布身患重病，对社会党人的迫害每天震撼着这个思想高尚、感觉敏锐的人，在这种迫害的可怕的刺激下，他的心脏病迅速发展，否则他年轻的生命也许还能更长久地抵抗这种疾病；奥艾尔在不太久以前被派到柏林，去整顿《柏林自由报》的混乱的编辑部；不久就完全背叛了党的哈尔特曼缺乏必要的坚定性和谨慎。因此，当致命的打击从四面八方向党袭来的时候，党没有任何领导机构；因此在党的队伍中发生各种动摇和混乱，就不足为奇了。
俾斯麦举起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最后的致命打击的拳头，促成了第一个好的转变。11月28日，伤势已经痊愈的皇帝回到柏林以前不久，在柏林，沙洛顿堡和波茨坦市区以及特尔托夫、尼德巴涅姆和东哈费耳兰等区宣布小戒严，这是根据反社会党人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实行的。也就是根据该条四款中的两款：最可笑的一款是，没有许可证不得携带武器（这只能引起各种滑稽的偶然事件），最可恨的一款是，警察有权驱逐他所不喜欢的任何人。第二天，以奥艾尔和弗里茨舍为首的六十七名党员接到了石印的出境命令，大多数人限期两天，其他人限期只有一天，很少几个人限期三天。马戴最粗暴地驳回了所有请求延期的申请书。被逐出境的人们有许多人许多年没有参加鼓动工作，许多人有一家小买卖，除了一个例外，所有人都有家庭。通过一张立即被禁止、但已经散发了几千份的保持着尊严的传单，他们向党员同志告别。他们指出，他们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仍然是：不要采取暴力行动，尊重法律，在法律的范围内保卫你们的权利。现在他们仍要求：安静，不要受人挑拨，我们的敌人一定会由于我们合法而毁灭。最后提出请求说：我们给家属留下的钱只够买几天口粮，请不要忘记我们的妻子儿女！许多被驱逐出境者到汉堡和莱比锡去，另外一些人为了尽可能靠近他们的家属，定居在接近戒严区的马尔克城市。
在柏林实行小戒严，是俾斯麦一切可鄙的背信行为中最可鄙的一件。民族自由党人只同意反社会党人法第二十八条用于最紧急的情况下，即一个地区受到社会民主党的鼓动的破坏，以致随时有可能发生暴动，应引用这一条文以防止真正的戒严。首先当时柏林没有任何情况。反社会党人法的严厉条文在执行中没有遭到任何反抗；也没有一个柏林工人想做俾斯麦的游戏，挑起一次暗杀和暴动。甚至资产阶级报纸也一致认为，缺乏可以使用第二十八条的一切实际前提条件；只有反动报纸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关于皇帝的“尊贵的脑袋”应该受到保护的尴尬话。当进步党人在普鲁士众议院中由于这一措施质问欧伦堡伯爵时，伯爵也用这种说法为自己辩解。假如这不仅仅是一种借口，那么这个警察大臣就患了真正不可容许的愚蠢无知的病症。像奥艾尔和弗里茨舍这样的人，据说有进行暗杀的嫌疑，把这六十七人非法驱逐出境据说就能够事先防止谋刺活动，而不使这种活动成为事实！但是整个所谓“尊贵的脑袋”的谰言只不过是一种借口。不久以后，俾斯麦本人就在帝国议会承认，他的真正目的是要在社会民主党进行鼓动的所有主要地点实行小戒严。根据他的暗示，其他各邦政府好像还不敢执行这项刽子手的任务。他本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讳言，他打算利用第二十八条使帝国议会处于困境。
但是，正如在柏林实行小戒严是他的可鄙的背信行为中最可鄙的一件那样，这一行动也是他愚蠢的暴行中最愚蠢的一件。他清清楚楚地向社会民主党指出，一次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斗争正在进行，党一刻也不能休息。在党员一度有过松懈情绪的所有地方，现在他们又大批回到原来的岗位了。为被驱逐者及其家属而进行的募捐，把一个新组织的最初的几条线索连结起来。被驱逐者本人，还有他们的忍饥受饿的妻子儿女成了鼓动员，这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从未有过的鼓动员。坐过多年监狱，但没有皱过眉头的年老的战士常说，没有一种压迫手段像驱逐出境这样使他们义愤填膺，驱逐出境从根本上横暴地毁灭了他们的人的生存。谋刺案发生后在广大人民阶层的观念中存在的对党的精神抵制，现在已经逐渐消失，这还不是受了重创的党从小戒严中得到的最小利益。在学校中就已经学过驱逐萨尔茨堡的新教徒[2]是一件历史丑行的最偏狭的庸人，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他们敬佩的民族英雄追求大主教费尔米安的荣誉，他们不知不觉地开始对被迫害的无产阶级表示同情，拉斯克尔和进步党人路德维希·洛厄佛在他们的党员中募捐，向支援被驱逐者基金会提供了大量捐款；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只有交易所报纸的一个小丑尤利乌斯·施特腾海姆敢于嘲笑小戒严的牺牲者。
俾斯麦的愚蠢暴行还有一个重要后果。在巴黎住了一些时侯的卡尔·希尔施被赶出了巴黎。在这种对待社会民主党人的小小的友好行为上，塞纳河畔和施普累河畔的公认的“世仇”一向是喜欢狼狈为奸的。希尔施打算回到柏林，那里正在发生的驱逐出境事件纠正他的错误想法。他到了布鲁塞尔，创办了《灯笼》，这是一家周刊，外形和风格都模仿罗什弗尔所编的《灯笼》。12月9日，莫斯特被从普勒岑塞释放出来，立即被逐出柏林。他迁居伦敦，在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的帮助下，出版《自由》周报。《灯笼》从1878年12月中旬，《自由》从1879年1月初开始出版。
这样，德国社会民主党突然有了两个国外机关刊物，它们在反动派施过肥的土地上长得相当旺盛。这两个周报都在外国出版自由允许的范围内，公开代表党的利益。把这些刊物偷运到德国去的活动，完满实现的很少，但是俾斯麦迫不及待地力图摧毁社会民主党的这些新武器的事实充分说明，他多么害怕这些武器。邮政总局局长不得不发布一个把邮局职员贬为政治警察的帮凶的指令，这同宪法所保证的通信秘密是一个严重的矛盾，而这在暗检室的典型国家——德国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3月，卡尔·希尔施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境。但是俾斯麦的苦恼并没有因此得到减轻，因为希尔施到英国后继续出版公《灯笼》。《灯笼》的文章比《自由》显得有才华，写得也比较巧妙，但内容偏重在政治讽刺文字方面；《自由》在较大程度上具有党的政治报纸的性质，但由于它的出版者个人的特性，它远比《灯笼》主观和片面。莫斯特的乖僻的性格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以前就曾给党带来许多困难，制造了许多烦恼，但是由于司法和警察十年来对他进行种种的迫害，因此他相当激动和愤怒，这从合理方面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他的政治责任感却大大削弱了。由于他的散漫和愤怒，而认为没有必要就出版《自由》周报一事同德国的党领导取得一致意见。他辩白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党领导，这种说法只有从形式上看是对的；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中，始终有一个党组织，对于曾经当过议员的莫斯特来说，向党的议会党团求教，是明白不过的道理。
德国党现在面临着一个问题：它对这两家在外国出版的机关刊物应采取什么态度。《灯塔》小心地避免约束党或批评党，而《自由》则不断地要求实行革命策略。不过当时还不是“暴动意义”上的革命策略，而是反社会党人法倾布前所宣传的革命策略。莫斯特想使《自由》同过去的《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保持同样的笔调。同他在原则上取得一致（更不用说同卡尔·希尔施取得一致了）并不是不可能的，尽管这种一致由于他们（特别是莫斯特）的一意孤行而受到阻碍。可是德国党的领导集团根本不愿理睬这两家报纸。他们把主要力量集中在通过明智的抑制，来消除在国民的中立阶层中培植起来的对社会民主党的不自然的憎恨，他们恐怕在外国出版的报纸的毫无顾忌的言论会增加这种憎恨。他们认为，俾斯麦依靠谋刺案生活，如果他失去了这种食粮，他就不得不投降。一家在外国出版的报纸的必要性和利益本来是毋庸置疑的，可是他们却认为，现在创办这种报纸为时过早。它的第一个后果可能是新的迫害，党的大大缩小了的手段，已经不能充分支援被驱逐者和受到处罚的人。在长期的劳累的鼓动以后，党员同志大可耐心休整一下；已在无产阶级中散布、但还没有被人读过多少并在精神上消化了的无数的鼓动著作，还可以充分用来为社会主义宣传服务。
这种观点在1878年10月有其相对的理由，但在1879年2月就没有这种理由了。2月12日，在帝国议会开会时，俾斯麦为了彻底摧毁社会民主党，立即向帝国议会提出几个议案。俾斯麦不仅依靠庸人对社会党人的毫无道理的憎恨过活，因此社会民主党除了要争取中立的旁观者在精神上的同情外，还需要用别的武器来对付俾斯麦。事实上，群众又冲向可以同敌人进行正面斗争的战场。2月5日，由于进步党人毕尔格尔斯去世，在布勒斯劳第二区即该城的西里西亚贵族和富豪居住的西选区举行补选，在这次补选中，工人不顾警察压制一切竞选宣传，不顾警察禁止他们发传单和解散他们的集会，不顾完全非法地逮捕他们的候选人克雷克尔，征集了5175票。克雷克尔进入复选后虽然遭到失败，但所得票数却增加到7544票。2月27日，在萨克森选区瓦尔特海姆-德伯耳恩的一次补选中也取得了类似的光辉成果，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在这次补选中得了4322票。
到复活节休假为止，帝国议会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的余音。俾斯麦想补做当时他还没有做的事情，即把社会民主党排挤出帝国议会。他立即在他的门拱上扯起两条绳索：一条是，帝国议会应该批准作为柏林的被逐者而参加帝国议会会议的弗里茨舍和哈赛尔曼由于违犯禁令而受处罚，第二条是，帝国议会的惩戒权应该扩大，帝国议会可以开除发表无礼言论的议员，可以剥夺他们的被选权，并把这些无礼的言论从打字记录中删掉。帝国议会既不同意第一点，也不同意第二点。甚至民族自由党发言人也振振有词地反对这种自我亵渎。不过他们这样做与其就是为了原则的利益，甚至为了被迫害的社会民主党的利益，倒不如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久以后，在另一件事情上，他们就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同情是多么廉价的货色。关于第二十八条的实际应用，应该每年向帝国议会做报告，而这个“保护措施”在第一次试验中也烟消云散了。人们让一个社会民主党议员发言，然后不仅民族自由党人，而且连进步党人和教皇全权主义者（除了少数例外）也都赞成保守党的关于结束讨论的提案。在普鲁士众议院的质问中，菲尔肖夫胆子大一点，他说，警察不能把“善良的革命者”同谋杀国王的罪犯等量齐观。可是，从此以后．俾斯麦就嗾使半官方的暴徒对付“革命的”进步党，因此这时“不屈不挠的人们”小心翼翼地对最粗暴地滥用反社会党人法表现缄默，以便为改头换面而装扮成“一切党派中最保守的党”。
社会议主党议员中，倍倍尔于3月4日对所谓“封口令”发了言，李卜克内西于3月17日就柏林的小戒严发了言。倍倍尔非常幸运地击退了高贵的俾斯麦，俾斯麦曾经以所谓“侮辱”他本人的罪名，用印好的起诉书，把成千上万的人，甚至养老院里的老太婆都送进了监狱，可是现在他带着痛苦的神情说，作为联邦议会成员的他必须十分谨慎，因为他没有议员的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侵犯这种人民权利对这样一种人是合适的，他不仅有无限制的诽谤自由，而且也真正地利用这种自由，如果一个被他诽谤的人打算对他起诉，他就立即在军官制服的掩护下进行英勇的退却。李卜克内西的演说符合于德国党领导人的策略。李卜克内西无情地粉碎了总结报告中的一些空洞言辞，然后说，如果他正式否认党员同志在国外写的东西，他就是一个胆小鬼，但是党同这些东西绝无共同之处，他可以说许多有影响的党员不赞成创办《自由》和《灯塔》。党要遵守反社会党人法，因为它是最严格的意义上的改良政党，而暴力革命行为根本是一种荒谬的事情；白拉克的无视这一法令并不意味着，党不遵守这项法令，而只是肯定了这一历史事实：党并没有被这个法令镇压下去；白拉克后来对自己发言的非议会的形式表示遗憾，而他，李卜克内西也不能表示同意。[3]
李卜克内西的这一发言促使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发表了一个不是由莫斯特本人、而是由柏林的一个老党员米尔克起草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中说：“必要的，也是可以实现的，不是在反社会党人法统治下的谨慎的策略，而是一种反对这一法令的灵活的策略。幸而还有一些国家允许言论自由，而且在德意志帝国周围也没有砌起围墙。而且只要人们勇敢、坚决，即使有围墙也能越过。在国内不能进行任何宣传，也还可以从国外进行文字宣传。”备忘录的其他一些理由更不充分，人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些部分作这样的解释，仿佛这里推荐以俄国虚无主义者为榜样的一种秘密结社和议会的弃权政策。《灯笼》立即表示反对这一点，虽然它也表示它在许多方面是同意备忘录的意见的。《自由》虽然对这一抗议声称，它既不想宣扬一种秘密组织，也不想宣扬议会的弃权政策，但是它完全有这样做的可能。莫斯特开始谈论“新党”的问题，他用越来越没有和解余地的态度，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代表。”
但是，关于今后的策略的协议日益成为必要。复活节休假以后，帝国议会开始讨论有名的“财政改革和经济改革”。帝国议会成了俾斯麦、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这三个高贵的同盟者谈判如何分配剥削消费的群众所得的份额的交易所。经过长时间的讨厌的讨论以后，大工业家掌握了铁和纺织品关税，大地主掌握了粮食和牲畜关税，俾斯麦掌握了财政关税，这一有趣的事件给人民带来的是各种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和一亿三千万马克的新税。这时突然发生了巨大的政党变动。受到挫折的民族自由党人让他们的党员在所有经济问题上自由决定：一部分人仍然同进步党人一起留在自由贸易主义的旗帜下，另一部分人转为保护关税论者。但是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宪保证”，也不愿让帝国议会的收入批准权完全化为乌有；因此俾斯麦不得不同教皇全权主义者结成一伙，教皇全权主义者满足于“联邦保证”、满足于把一切盈余拨给各邦以及——作为令人愉快的附加物——将进行文化斗争的文化大臣法尔克免职。这不会使像俾斯麦这样的大人物感到烦恼；只要能够买到这些便宜货，不仅到卡诺莎去是值得的，而且在分立主义面前表示敬意也是值得的。
无论是没有色彩的报纸或者是从前的鼓动著作，都不能帮助工人在这种混乱状态中找到正确出路。而且议会讲坛也显得是个过小的扩音器。在争论新关税税率的几个星期中，社会民主党议员尽管多次报名，几乎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他们根本不能畅所欲言地阉明自己的观点。由于凯泽尔开始倾心于几项工业保护关税，[4]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了。同时大城市的工人群众日益向前迈进。5月22日，当布勒斯劳东区的议会代表赖因德斯逝世的时候，布勒斯劳的工人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接着在两次选举战中把哈森克莱维尔选为他的代替人。不多几个月中，布勒斯劳无产阶级五次表现出最明显的生命力的标志，毫无疑问，假如柏林、汉堡、莱比锡，总之是运动的最大中心的工人有了同样机会的话，他们也会同样坚决行动起来。相反地，在马尔克选区柯特布斯-施普累姆贝克进行的一次补选中，社会民主党选票大幅度下降。分裂的危险大大增长了：进步的无产阶级可能接受不可估计的《自由》的领导，不够成熟的无产阶级可能沉溺于没有色彩的报纸。
这时《灯笼》的态度也变得比较激烈了。尽管它忠实于党，反对莫斯特，但是它并不讳言，倘若在德国不犯严重的错误，就不可能发生伦敦的事情。它说，没有一个组织没有机关报，如果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不起作用，那么就创办新的机关报，但是不要长期犹豫不决，因为现在已到紧要关头。它指责凯泽尔的保护关税的跳跃，并且令人信服地指出新关税税率的普遍危害性，而这种新税率的情况也确实是这样。这家周报刊登了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这封信反对莫斯特说，要么开始战斗，要么停留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基础上，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可是这家报纸也发表了一封“来自柏林”的信，信中说，有人以为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扎了很深的根，能够经受几年的外部平静，而且缺乏一切物质联系也无关紧要，这种信念同舞台效果一样，决不会有什么实际成就；也许还有第三种办法：坚毅的态度，利用德意志帝国国内外的形势进行防御或攻击。
马克思和恩格斯终于也对这种混乱状况进行了干预。赫希柏格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后仍像以前那样是党的忠实朋友；只要有可能，他就帮助和支持党，在他看来，他的财产也就是党的财产。但是他不能改变自己的本性；他死抱着这种希望：启发和诉诸统治阶级名人的正义感，为社会民主党争取这些人物，他希望党尽量使这些分子能够顺利转变，更多地强调党的经济纲领，进一步把党的政治的革命传统推到次要地位。于是1879年复活节，他让人从布鲁塞尔向德国的官吏、法学家、教师寄了一万本榭夫莱著的《社会主义精义》，按照同样的精神，他创办了几种新的科学刊物，以代替已被禁止出版的《未来》，在莱比锡用R.F.赛弗特博士的化名出版《国家学研究》，在苏黎世用路德维希·李希特尔博士的化名出版《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在莱比锡不定期出版的那家杂志没有受到反社会党人法的迫害；它主要研究实际的社会政策，用代表工人阶级真正利益的国际工人保护立法来同保护关税的幻像——保护本国劳动相对抗。苏黎世的年鉴没有这样顺利，尽管它小心谨慎，也很快遭到禁止。1879年夏天出版的第一年度的上卷包括格罗伊利希和福尔马尔的几篇论文、几篇书评和许多关于现代文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报道，大部分都是优秀的作品，同《未来》的立场相比，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但是这一期里还刊载了一篇以“批抨的警句”面貌出现的特别的论文《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作者是赫希柏格和卡·奥·施拉姆；作为赫希伯格的文学顾问迁居瑞士的爱德华·伯恩斯坦被认为是第三个作者，不过他只做了一些不重要的补充。如果说，社会民主党在受到最严重的压迫的时候，对自己进行批评本来就是危险的和困难的，那么这篇论文就更没有足够令人满意地进行这种批评。到现在为止的鼓动方式受到了严厉批评，这种批评并不完全合乎实际情况，更谈不到考虑全面了。文章提醒人们不要进行“关于未来国家的无益争论”，但它不是根据排除一切空想的革命行动的精神，而只是根据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实践的精神，文章最后还强调说，如果牺牲了许多力量和家庭幸福的鼓动工作，应该用不同的办法取得显著成绩的话，那就有必要争取出身于有财产的和有教养的阶级的许许多多拥护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白拉克等人的一封通告信中反对这种见解；他们要求，即使容许这种见解在党内存在，居于领导地位的人也不应发表这些见解。[5]
苏黎世的年鉴当然不适合成为党的指导刊物，但是它现在同《灯笼》和《自由》并列，代表第三种策略方针，而不发表党的适当的意见。在国外出版党的正式机关报的必要性，不应再遭反驳了，反对这个计划时间最久的盖布也看清了这一点。他本人没有能够看到这个新报的出版。8月1日，他的苦难结束了；据资产阶级报纸的估计有三万名汉堡工人排成长长的行列为他送葬，他的老友在他的敞开的墓穴旁边宣誓，学习这个值得纪念的人的精神，不倦地继续工作。
党报的出版地点定在苏黎世，瑞士工人运动在那里有自己的印刷所，而且也具备发展这一事业的最有利的条件。《灯笼》已在6月底停刊，因为卡尔·希尔施自己知道，他所选择的政治讽刺文形式不能满足党的需要。莫斯特越来越陷入毫无意义的革命游戏之中，根据上述的一切，《自由》就更不能被指定为正式机关报了。9月28日，在苏黎世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讲德语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国际机关报》的试版。[6]
这家报纸承认自己是反社会党人法的产儿。它说，党员同志在德国出版的没有色彩的报纸，虽有其他各种优点，但是不能代替从前的党报；它仍不得不避免对资本主义社会组织进行任何批评，甚至最轻微的批评，资产阶级报纸有时还稍微坦率地评论社会制度或国家制度，而那些报纸如果不冒立即被没收的危险，就连这点起码的坦率也不敢有。《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原则上和策略上以哥达纲领为基础；它说，作为一个始终如一的真正的革命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它将为逐步教育和组织群众而努力，并反对一切表面上是通向目标的、实际上是愚蠢和有害的革命游戏。虽然它不在德国党和奥地利党的权力范围之内，但是它打算在形式上尽可能避免触犯普通法，但这也无损它在事业上的果敢行为。
这样一来，难堪的束缚就解开了，党的队伍中又响起了经过考验的老战斗口号：全线前进！
[1]梅林在这儿以及在后文若干地方关于暴力和秘密工作的说法，反映了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合法性的崇拜。正如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指出说，后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为了保存现有的合法组织而牺牲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译者
[2]1731-1732年，萨尔茨堡大主教费尔米安驱逐成千上万的新教徒出境，并没收了他们的土地。——译者
[3]李卜克内西的这一软弱的演说受到恩格斯的强烈指责。参阅1879年7月1日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54-355页——译者）。此外还可参见1879年6月16日，恩格斯致F.L.埃尔蛤特的信；1879年6月26日，恩格斯致伯恩斯坦的信。载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卡·考茨基和其他人的信》，莫斯科-列宁格勒1933年版，第178-182页。——原编者
[4]凯泽尔的态度一再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参阅1879年9月19日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63-364页。一一译者）。还可参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柏林迪茨出版社1958年版，第31-33、43、44、48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史》第2卷，第1291页。——原编者
[5]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话是：“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么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工作，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我们是完全不能理解的。”（《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89页。）——译者。
[6]关于由创办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引起的、在这个报纸存在的头几年一直进行的政治争论，参阅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第25页以下，第50页以下。此外还可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史》第2卷，第1284-1287夏。——原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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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弗兰茨·施彭格勒（慕尼黑）给格奥尔格·基克（莱比锡）的信（1848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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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弗兰茨·施彭格勒（慕尼黑）给格奥尔格·基克（莱比锡）的信[171]
（1848年12月17日）
1848年12月17日于慕尼黑
亲爱的基克先生：
〔……〕在我已经看到在联合会内部尽快向会员们阐明真正的社会原则并把他们造就成这一原则的拥护者都是不可能的之后，一些社会主义者（其人数当然是很少的）就组织了一个俱乐部，表示支持联合会，在联合会讨论社会问题时，他们就在那里参加讨论，以便尽快传播这种原则。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举行三次会议，我在联合会中就遭到了指责，说什么我想搞垮联合会，甚至还有人说什么，这样的会员离开联合会倒是好事。这两个例子也许可以说明这里工人的情况。这里的工人组织发展缓慢。裁缝、木工、五金工人、旋工、制皂工人、鞋匠都已加入组织。他们每星期一举行会议，下周各地的代表将要集会。在组织方面，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像这里有这么多的障碍，而在协作方面的障碍则更多了。〔……〕
节录
第一次发表
手稿
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MdI，11026a
〔注释〕
[171]弗兰茨·施彭格勒是慕尼黑工人教育协会主席，他同格奥尔格·基克所属的工人兄弟会中央委员会有着频繁的书信往来。从他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工人协会中有一个社会主义者小组，其中可能也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如装修工弗里德里希洪特曾一度是这个小组的成员。1849年3月，约瑟夫·莫尔拜访了慕尼黑工人教育协会。
协会秘书约瑟·雅各（他显然也是施彭格勒所说的那个小组的成员），在1848年10月26日给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它将变得伟大而美好，变得比这个世界上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伟大、更美好。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新的历史阶段，不是，而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是的，这个时代已经来临，这个时代已经开始到来。看吧！我们不是觉察到人类到处都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苦难吗？不是正在寻找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和消灭这些苦难的手段吗？看看那些穷人——人类真正的殉难者吧！我们对他们竟然长期不闻不问，他们由于这种所谓世俗的偏见而像瞎子一样乖乖地任凭领路人的指使摆布。我们还要开始思考，开始说话，开始写作。我们要更多地工作，我们要联合起来，以便通过联合的力量摆脱精神和贫困的羁绊。”（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MdI，Nr.11026a这封信经编辑部修改后，发表在1848年11月7日《博爱报》第11号上。——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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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瑞士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伯尔尼）给三月同盟理事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信（草稿）（1848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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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瑞士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伯尔尼）给三月同盟理事会[1]（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信（草稿）
（1848年12月11日）
1848年12月[10日或11日]于伯尔尼
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三月同盟[2]理事会
公民们：
瑞士各德国人联合会于本月9日、10日和11日在伯尔尼这里举行了代表大会，[3]会上决定建立彼此之间的永久的联合，并确定伯尔尼联合会[4]为区部联合会。
本中央委员会就此通知你们，联合已经实现。
其次，中央委员会通知你们，代表大会决定同三月同盟进行通讯联系。由于我们共同章程第一条的规定，同三月同盟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是不可能的，瑞士各联合会在这一条中明确表示赞成民主社会共和国[5]。
再次，代表大会委托我们通知你们，代表大会坚决反对德意志帝国政权对瑞士所采取的措施。这些既不公正又可笑的措施不仅在整个欧洲面前败坏了德国的声誉，而且对我们即在瑞士的德国工人来说也是特别有害的，因为它危害到我们的物质状况，使我们德国民主派在我们的朋友——瑞士民主派面前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6]
我们希望，三月同盟中的某个议员能利用最近的适当时机，把瑞士德国工人的这种正式观点通知所谓的国民议会[7]。
我们期待着你们的材料和来信。
敬礼和兄弟情谊。
瑞士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议员特吕奇勒尔先生收。
手稿
伯尔尼瑞士联邦档案馆，《司法、流亡者（1848—1895年）》第68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490——491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48—9页）
[1]由于警察的迫害，恩格斯从1848年10月起不得不暂时离开德国流亡瑞士，在瑞士洛桑和伯尔尼等城市居住，在此居留期间，他同当地的工人联合会和民主联合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以洛桑工人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1848年12月在伯尔尼举行的瑞士各德国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封信是恩格斯受这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写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三月同盟理事会的。
在1848年12月10日伯尔尼代表大会上，在讨论到瑞士各联合会是否与小资产阶级的三月同盟建立联系时，争论激烈起来。尽管伯尔尼工人联合会的代表根据三月同盟不是持共和派立场这个理由，发言反对同三月同盟通讯（特别是恩格斯也表示反对），但大会仍然通过了给三月同盟写信的决议。这个文件的全文在12月11日的会议上得到批准。恩格斯在起草这封信时，不得不遵从代表大会的决议。但是他终于成功地把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新莱茵报》对三月同盟的立场正式反映到这份文件中。例如，他在信中强调指出，新建立的瑞士各德国人联合会总会的共和主义纲领，使得这个组织不可能与三月同盟进行密切合作。
恩格斯的这封信首次发表在罗·得鲁贝克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8年底至1849年初在瑞士的政治活动》一书中。——原卷末注
[2]三月同盟是主要在德国南部和中部成立的各种民主同盟的统称，它们加入了中央三月同盟。中央三月同盟是1848年11月底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议员为了集结激进小资产阶级和左翼自由资产阶级各派力量而建立的，其宗旨是保卫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的成果。同盟的领导者是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如弗勒贝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他们用空话来代替革命行动，不是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而是幻想走议会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8年12月起就已经开始在《新莱茵报》上和许多著作中尖锐地抨击同盟的领袖们对反革命斗争畏首畏尾、犹豫不决。1849年春，革命力量脱离了中央三月同盟。——原卷末注
[3]指1848年12月9一11日在伯尔尼举行的瑞士各德国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其目的是使瑞士各德国人民主联合会和工人联合会联合起来采取统一的政治行动。瑞士许多城市的民主联合会和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瑞士各德国人联合会总会的章程，根据章程，领导总会的应该是中央联合会（伯尔尼的工人联合会被选举为中央联合会），而常设领导机构则是五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在12月14日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恩格斯，他担任了书记员的职务。——原卷末注
[4]指伯尔尼工人联合会。它是1848年瑞士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之一，对伯尔尼州许多较小的工人联合会起着领导作用。它遵循共和民主纲领，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威·魏特林和斯·波尔恩的影响。工人联合会于1849年春季瓦解。——原卷末注
[5]根据伯尔尼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瑞士各德国人联合会总会的章程第一条，总会的宗旨是“以社会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精神教育会员，并且以一切合法手段，力求做到使社会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原则和组织得到德国人的承认，并得以实现”。——原卷末注
[6]指全德临时中央政权与瑞士当局之间发生的冲突。临时中央政权是根据1848年6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决议、为代替联邦议会于同年7月12日成立的，它由帝国摄政王（奥地利大公约翰）和他任命的帝国内阁组成。这个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既不掌握预算也不掌握军队的中央政权，并没有任何实际力量，但仍然支持德意志各邦君主实行反革命政策。10月初，这个中央政权因在瑞士的德国共和主义流亡者的密谋活动而向瑞士政府发出了一份照会，要求瑞士政府把德国流亡者从与德国毗邻的瑞士各州中驱逐出境。这份照会以及10月23日的另一份照会都向瑞士政府发出了威胁。瑞士政府拒绝了德国临时中央政权的全部要求。参看恩格斯1848年11月写的文章《德意志中央政权和瑞士》。——原卷末注
[7]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于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其目的是消除德国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和制定全德宪法。它的选举采取两级制，不是直接选举。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除了勃鲁姆、福格特等人组成的左翼外，还有卢格、施略费尔、齐茨、特留茨什列尔等人组成的极左翼，或称激进民主派。议会的多数派是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它又分裂成中间派右翼和中间派左翼。中间派拥护君主立宪政体。但是由于自由派多数的胆怯和妥协，以及小资产阶级左翼的动摇和不彻底性，议会害怕接管国家的最高政权，没有成为真正统一德国的机构，最后变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权力，只能导致群众离开革命斗争的纯粹的争论俱乐部。
当德意志各大邦召回本邦议员，而法兰克福市当局又禁止留下的左翼议员在当地开会时，左翼议员便于1849年5月30日决定把议会地点迁到斯图加特，并试图组织保卫帝国宪法的合法运动。1849年6月6日，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帝国摄政及其阁员，建立由温和民主派弗·拉沃、卡·福格特、亨·西蒙、弗·许勒尔和奥·贝谢尔组成的五人摄政，但是没有成功。同年6月18日，议会被军队驱散，停止了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新莱茵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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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洛桑工人联合会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出席伯尔尼工人代表大会的委托书（1848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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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桑工人联合会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出席伯尔尼工人代表大会的委托书
（1848年12月8日）
兄弟！
鉴于不可能派代表去出席伯尔尼工人代表大会[1]，特委托你做我们的代表。作为一个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的老战士，在这次大会上你当然也一定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虽然这一次你不必同资产者和其他小商人打交道；要知道这是真正的无产者，你应当同他们一道并且为他们进行工作。那么，让我们把我们对中央联合会的愿望简单地告诉你。
（1）各联合会联合的目的应当是：
（a）成立中央联合会和中央会计处。
（b）对工人进行社会的和政治的教育。
（c）同莱比锡德国工人委员会[2]建立联系，以便加强主要是工人之间的联合。
（2）选出的中央联合会的义务应当是：
（a）同莱比锡工人委员会建立联系。
（b）为了减少通讯，着力推销中央委员会出版的报纸（《博爱报》[3]）。
（c）掌管中央会计处，每半年提出一次有关报告。
（d）把一切重要事件及时地通知各兄弟联合会。
（3）各兄弟联合会之间相互的义务以及对中央联合会的义务是：
（a）每个会员每月交纳一巴茨[4]以下的会费，同时双方应经常交换邮资总付信件。
（b）联合会的每个分会应给自己的会员颁发会员证。
（c）持有会员证的每个联合会会员有权加入任何一个联合会，但会员证须经本人最后所属的那一个联合会的主席签署。
至于我们的选择，那么我们仍和过去一样，认为伯尔尼联合会最适当。如果要讨论我们的最后一个通告，那么它只不过是今年夏天我们就已承认伯尔尼联合会为中央联合会的结果，但是由于缺乏有关事态发展的任何消息，我们便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在会上通过了上述通告。我们否决了每人每周交纳半巴茨的做法，因为这样会使会员人数减少，同时并不能使收入增加很多。
代表联合会41名会员向你致敬并握手
格·施奈贝尔格邦格特克·哈夫
1848年12月8日于洛桑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55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第574—575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81—682页）
[1]瑞士工人联合会和德意志民主民族联合会分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48年12月9—11日在伯尔尼举行。——原卷末注
[2]指1848年8月23日至9月3日在柏林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是由许多工人团体倡议召开的。在斯蒂凡波尔恩影响下制定的代表大会纲领，向工人们提出了争取实现一系列狹隘职业要求的任务，从而使他们远离革命斗争。德意志工人中央委员会设在莱比锡。和波尔恩一起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还有施温尼格尔和基克。——原卷末注
[3]《博爱报·全德工人通讯》（《DieVerbruderung.CorrespondenzBlattallerdeutschernArbeiter》）——德意志工人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1848年10月至1850年6月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期；1849年5月以前该杂志由斯·波尔恩主编。——原卷末注
[4]瑞士货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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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A．里德尔（列日）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8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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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A．里德尔（列日）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
（1848年12月5日）
1848年12月5日于列日
亲爱的马克思：
我以列日德国工人社会主义者俱乐部的名义随信给你寄去……[1]以供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使用。
祖国已经得到拯救！！最近一周来，列日这里成立了一个“讨论祖国利益”的联合会，由亚琛的伊比尔特或者伊贝尔茨[2]教授（？）任主席，这件大事已在4家报纸上公布！我还没有加入这个联合会，但一些工人对我说过，这个联合会丝毫不为工人着想；有人说它似乎是阅读《科隆日报》社论的场所。我还要告诉你，你身体这样安康，并给我寄来报纸[170]，对此我非常高兴。我在一个师傅那里工作刚刚一个星期；到目前为止，我手头一直十分拮据。如果再工作一段时间，我将尽力设法攒一笔钱，偿还我的债务。
向你全家以及其他熟人致意。
A.里德尔
为了节省邮资，我暂时将这封信寄往奥伊彭；随信寄去9法郎50生丁，邮资已付。[3]
第一次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81
[1]这里删去的是一笔款子的数目，即9法郎50生丁。这是在该信的脚注中给以补充的；从该脚注中可以看出，里德尔因付不起邮费而只想先寄出全部款子的一部分。这条脚注后来又被删掉，最后寄出了2塔勒13银格罗申，该信同时又是汇票，参看本卷第563页注1。
[2]这里有一条边注：还有弗里德里希博士？？
[3]信封上注明。“随信寄去2塔勒13银格罗申"。这笔汇款记在柏林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收入栏内，《新莱茵报》（1848年12月16日第170号增刊）宣布：“列日德国工人联合会寄来2塔勒13银格罗申’’。
〔注释〕
[170]里德尔1848年12月27日给马克思的信表明，在邮寄《新莱茵报》时，在筹集费用方面碰到了困难。里德尔在信中写道：“恩格斯在这里时曾亲口对我说过，有人会免费给你寄报。当然我认识一些工人，他们很喜欢看这份报纸，他们说，只要有办法，他们也愿意付一些钱，而对我来说，这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每天要花4生丁邮资。〔……〕我不相信，理事先生们竟是这样一些庸人，竟然要我这样的无产者为139份报纸支付9塔勒15银格罗申。9塔勒15银格罗申真是谈何容易。”（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3，op.1，Nr..3—8）——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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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卡尔·布伦（汉堡）给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比尔）的信（1848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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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卡尔·布伦[1]（汉堡）给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比尔）的信
（1848年12月2日）
12月2日于汉堡
亲爱的普拉格曼：
10天前我从柏林回到这里[2]，我是去那里参加民主派代表大会的。可惜我是在回来的时候才收到你的来信，因此，我在柏林没有顾上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你。赫克萨默虽然非常了解我，我们俩几乎天天见面，但是，就连他也没有向我表示他对“自助者”[168]的看法。我同各地来的许多人关系都很好，因此，我要是早点收到你的来信，就可以向你谈很多情况。这次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和取得的成果，你们可能已经知道了，因此，我的汇报也许来得太晚了；由于德斯特尔和赖辛巴赫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我们已获益匪浅。现在经常发布民主通告信，向各团体报告我们的事业的进展情况。〔……〕
“自助者”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发展很顺利，甚至已发展到军人中间去了。不过我了解得还不充分。我在这里还遇到了另外一个团体，而且也具有同一种倾向，这个团体是由伦敦方面领导的，伦敦派来的一名特使[3]先我几天到达柏林，他现在到东北地区去了，我将设法让他到你们那里去一次，以便亲密无间地联合起来；我是该团体的成员，现在正在为它工作，也就是说，为它物色成员。不过为联合一事[169]还要给伦敦写信。我如果有钱就到你们那里去，然后再去伦敦。〔……〕
节录
第一次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中央党务档案馆，F.185,Nr.48—2
[1]这封信的落款是“利布林”。当时，布伦为了躲避警方和法庭的追究，借用了一个科尔马人的名字：约瑟夫·利布林；另见文件381。
[2]布伦没有直接从柏林回去，而是先从柏林前往梅克伦堡。
[3]很可能是指约瑟夫·莫尔。
〔注释〕
[168]“德国共和主义军人联合会‘自助者’”，1848年10月在瑞士成立，同时还出版《自助者》杂志。该联合会首先提出的任务是，参加德国的共和派起义，同时争取侨居瑞士的德国民主派参加武装斗争。它所吸收的成员主要是侨居瑞士和法国的德国政治流亡者，而这些流亡者中有些人曾经参加过海克尔的四月起义，其中很多是工人。在瑞士的一些德国工人联合会直接加入了军人联合会，在这个组织中，许多共产主义者积极参加了工作。该联合会的领导人除最早的创始人约翰·菲力浦·贝克尔之外，还有奥古斯特·维利希，他的贝桑松纵队（参看注172）加入了军人联合会。军人联合会组织严密，在内部联合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和共产主义者，因此，总的说来，它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但仍然不乏盲动主义倾向。——561
[169]布伦试图把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军人联合会“自助者”融为一体。这说明他混淆了这两个组织迥然不同的阶级性质。卡尔·布伦是军人联合会“自助者"的领导人之一，并以特使身份代表该组织主要在德国从事活动。在这封信的下一部分（本卷未加刊印）中，他详细地叙述了准备在德国北部地区，主要是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进行武装起义的情况。——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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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约1848年11月底/12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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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1]
（约1848年11月底/12月初）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一章同盟
第一条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
第二条盟员的条件：
（a）生活方式和活动必须符合同盟的目的；
（b）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
（c）承认共产主义；
（d）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或民族的）团体并且必须把参加某团体的情况报告有关的领导机关；
（e）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
（f）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
（g）必须获得一致通过，才能被接收入某一支部。盟员如果不能遵守这些条件即行开除（见第八章）。
第三条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他们都是兄弟，因而有义务在一切场合下互相帮助。
第四条盟员皆有盟内代号。
第五条同盟的组织机构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
第二章支部
第六条支部的组成至少三人至多二十人。
第七条每个支部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主席主持各种会议，副主席管理财务，主席缺席时由副主席代理主席职务。
第八条接收新盟员须经支部事先同意，由支部主席和充当介绍人的盟员办理。
第九条各地区的支部彼此不得相识或保持任何联系。
第十条各支部均须有特别称号。
第十一条任何一个盟员迁居时均须事先报告本支部的主席。
第三章区部
第十二条区部辖有两个以上十个以下支部。
第十三条由这些支部的主席和副主席组成区部委员会。区部委员会从委员中选出领导人。区部委员会同本区各支部和总区部保持联系。
第十四条区部委员会是区内各支部的权力执行机关。
第十五条各独立支部须加入已有的区部，或同其他各别的支部成立新的区部。
第四章总区部
第十六条本国或本省内的各区部隶属于一个总区部。
第十七条由代表大会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按省划分同盟各区部和指定总区部。
第十八条总区部是本省各区部的权力执行机关。它同各该区部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
第十九条新建立的区部加入邻近的总区部。第二十条总区部向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则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第五章中央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第二十二条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不少于五人，由代表大会指定为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区的区部委员会选出。
第二十三条中央委员会同各总区部保持联系，每三个月作一次关于全盟状况的报告。
第六章一般规定
第二十四条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
第二十五条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一年，连选得连任，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之。
第二十六条每年9月进行选举。
第二十七条区部委员会必须根据盟的意图对各支部所进行的讨论加以领导。如中央委员会认为某些问题的讨论具有普遍的和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提交全盟讨论。
第二十八条盟员至少每三个月同所属区部委员会联系一次，支部每月联系一次。每个区部至少每两个月向总区部报告一次本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每个总区部至少每三个月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一次本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
第二十九条同盟各级机关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同盟的安全并加强其活动’按照章程独立负责进行活动，并立即把一切通知上级机关。
第七章代表大会
第三十条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关于修改章程的一切提案均经总区部转交中央委员会，再由中央委员会提交代表大会。
第三十一条每个区部都可派遣代表。
第三十二条盟员不超过三十人的区部派代表一名，满六十人者派两名，满九十人者派三名，以此类推。各区部可以选举不属于本地区的盟员为自己的代表。凡属上述情况，则各区部须赋予自己的代表以全权并给予详细的指示。
第三十三条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遇紧急情况中央委员会得召集非常代表大会。
第三十四条每届代表大会指定本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同时指定下届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
第三十五条中央委员会得出席代表大会，但无表决权。第三+六条代表大会于每次会议后除发指示信件外，还可以代表全党发表宣言。
第八章反盟罪行
第三十七条凡不遵守盟员条件者（见第二条）视情节轻重或暂令离盟或开除出盟。凡开除出盟者不得再接收入盟。
第三十八条开除盟籍的问题只能由代表大会决定。
第三十九条区部或独立支部可以暂令个别盟员离盟，但必须立即报告上级机关备案。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同样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作出决定。
第四十条被暂令离盟的盟员重新入盟问题，须由中央委员会根据区部的提议处理。
第四十一条反盟的罪行由区部委员会审理；区部委员会还应督促判决的执行。
第四十二条为了盟的利益必须对被暂令离盟者、被开除盟籍者和可疑者加以监视，使他们不能为害。有关这些人的阴谋活动必须立即通知有关支部。
第九章盟的经费
第四十三条代表大会为每个国家规定每一盟员应缴纳的最低盟费。
第四十四条盟费半数上缴中央委员会，半数由区部或支部留用。
第四十五条中央委员会的经费用作下列各项支出：（一）联络费用和组织费用。（二）印发传单。（三）中央委员会因执行某种任务所派代表的一切费用。
第四十六条地方委员会的经费用作下列各项支出：（一）联络费用。（二）印发传单。（三）在必要时派遣代表的一切费用。
第四十七条凡支部和区部六个月不向中央委员会交盟费，中央委员会即令其暂时离盟。
第四十八条区部委员会最迟不超过三个月向所属各支部报告收支情况。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报告盟的经费分配情况和盟的收支情况。任何滥用盟的经费的行为都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第四十九条特别费用和召开代表大会的费用由特殊收入开支。
第十章接收盟员
第五十条支部主席向被接收入盟的盟员宣读和说明章程的第一条到第四十九条，要在简短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入盟者应尽的义务，然后向他发问：“那么，你愿意加入这个同盟吗？”如果后者回答：“愿意！”，那么主席就要他保证尽盟员的一切义务，然后宣布他为盟员并在下一次会议上将他编入支部。
受1847年秋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之委托公布。
秘书主席
签名：恩格斯签名：卡尔·沙佩尔
1847年12月8日于伦敦
手稿
伯尔尼瑞士联邦档案馆，《司法、流亡者（1848—1895年）》第68卷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572—577页）
[1]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积极参加了该章程的起草工作）于1847年6月在同盟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拟定。这个章程经过同盟各支部讨论后重新提交第二届代表大会审查，最后于1847年12月8日批准。——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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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卡尔·马克思（科隆）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伯尔尼）的信（1848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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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卡尔·马克思（科隆）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伯尔尼）的信
（1848年11月29日）
1848年11月29日于科隆
亲爱的恩格斯：
报纸给你寄去了。如果说这件事没有早点办好，那完全是科尔夫这头蠢驴的过失，因为我非常忙，还有不断的法院传讯[1]，这就更是忙上加忙了，而他至今没有完成我的委托。
你暂时留在伯尔尼吧。一旦你可以来，我就写信给你。你的来信要封得更好些。有一封被拆开了，我在报纸[2]上指出了这一点（当然没有说出你的名字）。[3]
要详细地写一写蒲鲁东，同时，因为你是一个很好的地理学家，还要详细地写一写匈牙利这个烂摊子（多民族的蜂群）[4]。谈蒲鲁东时不要忘了我，[5]因为很多法文报纸现在都转载我们的文章。
也要写一写抨击联邦共和国的文章，瑞士为此提供了最好的机会。[6]
卡·海因岑把他那篇反对我们的陈旧的臭文章[7]发表出来了。
我们的报纸一直站在支持叛乱的立场，尽管多次受到法院传讯，但每次都避开了刑法典[8]。它现在非常受欢迎。我们每天还出附页。[9]革命在前进。你努力写文章吧。
我想出了一个如何从你的老头儿那里弄到钱的可靠计划，因为我们现在一点钱也没有了。你给我写一封要钱的信（尽可能说得厉害些），讲述自己迄今的厄运，但是要注意写得使我能够把信告知你的母亲。老头儿开始害怕起来了。
我希望很快就能再见到你。
你的马克思
节录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131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44一45页）
[1]为抗议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科隆工人联合会以及《新莱茵报》分别以各自的方式号召莱茵省居民拒绝纳税。1848年11月20日，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第二受到法院检察官的传讯，罪名是“煽动”民众抗税。——原卷末注
[2]《新莱茵报》。——编者注
[3]指发表在1848年11月29日《新莱茵报》第155号的号外的那篇编辑部短评。——原卷末注
[4]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于1849年1月撰写了《匈牙利的斗争》一文，该文发表在1849年1月13日《新莱茵报》第194号上。从1848年年底至1849年5月初，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匈牙利人民反对哈布斯堡王朝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文章，它们发表在1849年2—5月初的《新莱茵报》上。——原卷末注
[5]指恩格斯1848年12月初为《新莱茵报》撰写的、当时未被发表的文章《蒲鲁东》，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原卷末注
[6]1848年12月6日，恩格斯写了《国民院》一文，发表在1848年12月10日《新莱茵报》第165号上。——原卷末注
[7]卡·海因岑《德国的共产主义英雄们——献给卡尔·马克思》1848年伯尔尼版。——编者注
[8]刑法典是法国的法典，1810年通过，从1811年起在法国以及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施；1815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刑法典仍和民法典并行于莱茵省。普鲁士政府曾力图采取一系列措施在莱茵省推行普鲁士的法律，但遭到莱茵省的坚决反对。三月革命后，根据1848年4月15日的命令，这些措施被取消。直到1851年7月1日普鲁士各邦刑法典生效，法国刑法典在莱茵省才随之失效。——原卷末注
[9]《新莱茵报》编辑部力求让自己的读者们及时知道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一切最重要的事件，时常采取出版报纸附刊或增刊的办法，而在收到新的重要消息的时候，则以传单和海报的形式出版特别附刊和号外，再把它们张贴在科隆的街上。以后者为形式的这种呼吁、宣传和告白在政治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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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雅科布·沙贝利茨（巴塞尔）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1848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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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雅科布·沙贝利茨（巴塞尔）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
（1848年11月25日）
1848年11月25日于巴塞尔
亲爱的赫斯：
〔……〕艾韦贝克现在巴黎吗？我很想给他也写一封信。感谢你给我提供了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消息；恩格斯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如果他在瑞士，想必很安宁，否则我就会知道他的居留地。我一旦得到他的消息，就马上告诉你们。〔……〕
为了消除我的忧郁情绪，为了尽力为我们的事业工作，我就要以盟员的身份加入爱国者联盟和格留特利联盟[1]，这一点我必须告诉你，以便通知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两个联盟都是由优秀分子组成的。甚至在工入盟员较少的爱国者联盟中也尽是能干的激进分子，他们谈到无产阶级时都肃然起敬，所以该联盟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主席和副主席，后者到维也纳以后就向大学生和工人、向热血沸腾的人民发表了慷慨激昂、富有进取精神的祝词。格留特利联盟的情况还要好，它有70多名成员，其中大部分，更确切地说，十分之九都是工人。这个联盟组织得很好，在瑞士和国外有20多个支部；只是在它的章程中存在着利己主义原则，只吸收瑞士人参加。现在我正在不停地填鸭式地向他们灌输博爱精神，但我不敢肯定能不能消除那种规定。在此期间，他们已经不完全反对非瑞士人了，比如在司徒卢威的志愿部队向巴登进军时，他们为此制造了几千发子弹。因此，我满怀希望。
下面就来谈谈“德意志协会”吧！因为我知道有这么一个组织，所以我打算去看看，那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时德国的梅特涅（他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正好来找我，向我打听德意志协会的地址。我当然愿意陪他一同前往，我们是星期一即11月13日去的。我们发现那里约有15—18人，他们小心翼翼地接待了我们；我立即发现，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一个是工人，我也不抱太大的希望；说真的，他们的讨论简直索然无味，而且一点不庄重，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说话，也不脱帽。这虽然是形式问题，但他们伤了我的心，因为我在伦敦和巴黎我们协会的会议上看到的都是端庄文雅的举止。梅特涅对这种讨论也感到不满，因为他以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成员[2]的身份果断地向他们提出了质问，同情协会事业的人为何这样少，等等。我也发了言，我说，我虽然是瑞士人，但我在伦敦是成员[3]，在巴黎甚至还是德意志协会的主席，因此我不揣冒昧地问一句，在一个像巴塞尔这样的城市，为何只有15—18人组成一个德意志协会，那么多工人都上哪里去了。总之，我严厉地斥责了他们，特别是由于当时正在讨论的一个问题也给我提供了斥责的材料。他们请求原谅，说什么会员人数少是最近巴登起义遭到失败所致，因而许多人被驱逐出境，许多人被吓破了胆，等等。最后，协会主席表示愿意以协会的名义邀请我作为来宾继续出席他们的会议，因为他们只接收德国人为其会员。尽管我本人不太愿意，但这是我应尽的责任，每周出席他们的会议，以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你们想详细了解在瑞士的各个德国团体的组织情况，可以直接写封信给“巴塞尔金羊旅馆的德意志协会主席（卡·盖特）”。因为据我所知，他们同瑞士的其他联合会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了据说是你们寄去的章程，其中谈到了“总区部和区部”等等。
请你经常来信谈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情况。过不久，我想把一些精干的人，不管是德国人还是瑞士人，组成一个（混合的）支部。[……]
节录
埃德蒙·济伯纳编《莫泽斯·赫斯通信集》1959年海牙版第210——213页
[1]格留特利联盟是瑞士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组织，是作为手工业者和工人的教育协会于1838年建立的。“格留特利”一词是强调该组织的瑞士民族性。——译者注
[2]梅特涅是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任命的临时领导机构的成员之一；另见注150。
[3]指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成员，沙贝利茨是在1847参加该协会的；另见注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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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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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11月23日）
〔……〕公民丹茨认为，现在已经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不能再迟疑了，工人现在必须争得自己的权利。他指责科隆人太掉以轻心了。
公民勒泽尔对此回答说，工人党还在孤军作战，并且为了我们的特殊利益，现在还不是行动的时候。他说，现在，各党派应该联合起来，反对专制制度。在科隆这里已从全体人民中选出了一个25人委员会，其中有各党派的代表，这样做也是为了争取信任。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采取必要的措施，就是否采取行动、何时采取行动以及采取什么行动等问题作出决议。虽然这个委员会在这里几乎没有得到有产阶级的任何支持，但是，他认为大家对它至今所做的工作是满意的。
公民罗斯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他认为，未加考虑的草率行动只能给事业带来危害。他提到杜塞尔多夫，那里的情况原先看起来对我们的事业是很有利的，可是现在却不能采取有力措施，而必须对全省人民做更多的教育和启迪工作，为此，在农村开展活动尤为必要。
公民勒泽尔还说，在这里举行的莱茵省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也认为这后一点是当代的主要任务，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以各个联合会所在地为出发点，派特使到农村去，设法也在那里传播我们的思想。
接着，主席、公民沙佩尔发言，主要内容如下：
目前，这里并不是多说话的场合，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在农村开始行动，使我们已经接受的思想也在农村得到传播。
但是，我们应当牢记，目前，德国有三个相互对立的派别，即贵族和封建统治的天赋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只有在共同反对第一个派别，即贵族和专制制度的时候才实行联合。推翻了贵族和专制制度以后，它们便分道扬镳，因为它们的特殊利益是冰炭不相容的。
专制制度带着一种空洞的光环，带着从前的、如今已一去不复返的时代的微光，在权势欲和复仇欲的驱使下竟敢一意孤行，丧心病狂地解散柏林议会，逮捕议员或者甚至根据紧急状态法对待他们，那么，全国就会举行起义，各党派就会联合起来，并将永远把它消灭掉。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想同专制统治作斗争；前者试图按照自己的利益实行统治，而后者则试图开辟这样一条统治途径——在这里不再有任何党派利益，而所有人只要活着就一律平等。
但是，资产阶级是有理由同封建政府、贵族作斗争的，并使贵族屈从于资产阶级，同样，我们也要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并使它屈从于整个人类，因为它代替世袭贵族和金钱贵族，只能说是换了一个反动的统治，但并没有消灭这种统治。
而当代的伟大任务是，不仅要推翻封建的、专制的统治，还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金钱的统治；这个任务并不是很快就能轻而易举地解决的。
不过，我们不用怀疑，这个任务终将得到解决。德国人，一个拥有4000万人口的民族不会永远容忍200万有产者的剥削和榨取。
我们可以相信，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人都获得权利和正义以前，就既不会安定，也不会安宁。（鼓掌）〔……〕
节录
1848年11月30日《自由、博爱，劳动》（科隆）第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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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1848年11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17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1]
（1848年11月18日）
呼吁书
科隆11月18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号召莱茵省各民主团体通过并实施下列措施：
（1）在普鲁士国民议会本身已经作出拒绝纳税的决定以后，各地都应当用一切手段反对强行征税。
（2）各地都必须组织民团，抗击敌人。给贫民供应的武器和弹药，应由市镇出钱或靠募捐来购置。
（3）各地都应该要求地方当局正式声明，它是否承认并愿意执行国民议会的决定。在遭到拒绝时，应该成立安全委员会，并尽可能同市镇委员会取得协议。市镇委员会如果反对立法会议，则应该由该地全民投票重新选举。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代表
卡尔·马克思卡尔·沙佩尔施奈德第二
11月18日于科隆
1848年11月19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47号增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第33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39页）
[1]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指导着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的民主团体的活动，马克思在这个委员会中起领导作用。根据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决议，1848年6月底成立了由科隆三个民主团体——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和工人业主联合会的代表所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莱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暂时执行区域委员会的职能。1848年8月13—14日，在科隆召开的莱茵民主主义者第一届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参加下确定，由科隆三个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组成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活动不仅限于莱茵省，而且扩大到威斯特伐利亚。代表大会通过了必须到工厂工人和农民中开展工作的决议。
鉴于普鲁士国内开始了反革命政变，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还在国民议会作出相应决议之前，便在1848年11月14日号召莱茵省居民拒绝纳税。
由于这个呼吁书，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委员——马克思、沙佩尔、施奈德尔第二遭到了控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286—306页）。——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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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11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16
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11月16日）
宣读并通过上次会议的记录。
为了民主，为了我们的美好事业，许多会员特别要求下乡活动，在那里进行宣传，为此目的，星期日大家分头奔赴各地，而且从下星期日就开始。这个提议获得一致通过。
勒泽尔主席将莱茵省同西里西亚作了一番比较。他感到遗憾的是，在莱茵省，民主赖以存在的基础还是那么薄弱，而在西里西亚，全体居民都非常喜欢民主的原则。
公民卡斯滕斯[1]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西里西亚，饥饿和贫困已经由来已久，而且变本加厉，迫使人们认真思考。
我们的卑下资产阶级虽然已经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即确立了用大喊大叫要求到的“宪法”，但它有朝一日遭到大工业的压制和“自由竞争”的排挤，那么，它也就会认识到自己的真正立足点，就会毫不迟疑地走到我们党一边来。
公民罗斯扼要地概述了当前的政治问题。然后便进行社会问题的讨论；而公民迈耶尔、罗斯和森格尔还进一步讨论了共产党的要求的第1条。[2]
随后，会议结束。
1848年11月19日《自由、博爱、劳动》（科隆）第8号
[1]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为逃避兵役而用的化名。因此，他于1848年夏天从英国回国后一直沿用这个名字。原件上为：卡斯滕纳。
[2]《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文件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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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卡尔·马克思（科隆）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洛桑）的信（约1848年11月中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15
卡尔·马克思（科隆）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洛桑）的信
（约1848年11月中旬）
1848年11月上半月于科隆
亲爱的恩格斯：
你还没有收到我寄去的钱，的确使我惊讶。我（不是发行部）很早以前就已经装在信封里按照指定的日内瓦地址给你寄去了61塔勒——11塔勒纸币和50塔勒期票。因此，你查问一下并立即来信。我有邮局收条，可以把钱要回来。
此外，我曾给日果寄去20塔勒，稍后又给德朗克寄去50塔勒，供你们使用，都是我自己的钱，共约130塔勒。明天我再寄一些给你。但是你要査问一下那笔钱。同时在期票里附有一封介绍信，介绍你去见一个有钱的洛桑庸人。
我的钱很紧。我这次旅行带回1850塔勒：从波兰人那里得到1950塔勒，[1]旅途中用了100。预支给报纸[2]1000塔勒（包括我付给你和其他流亡者的预支金）；这个星期还要付机器费500。剩余350。同时，我还没有从报纸得到一文钱。
至于你们的编辑职务，（1）我在第1号上就立即指明，编辑委员会原有成员不变[3]，（2）我向愚蠢而反动的股东们声明，他们可以随意把你们不再看做编辑部的人员，但我有权随意付出我所要给的稿费，所以，他们在金钱上将丝毫占不了便宜。
本来我可以更理智些，不为报纸投入这样一大笔款子，因为我被三四起违反出版法的诉讼案所纠缠[4]，每天都可能被捕，那时我就会像鹿渴求清水那样渴求金钱了。但是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
你在洛桑办好钱的事情之后，最好去伯尔尼，完成你预定的计划。[5]此外，你可以写些你愿意写的东西。你的信一直都到得相当准时。
要我丢开你不管，哪怕是一分钟，都是纯粹的幻想。你永远是我的最知心朋友，正像我希望自己是你的最知心朋友一样。
卡·马克思
你的老头儿是一个浑蛋，我们将写一封最不客气的信给他。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7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129——130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39—41页）
[1]《新莱茵报》对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给予的大力支持，使资产阶级股东对报纸的政治路线更加不满，他们拒绝再对报纸进行资助。马克思于1848年8月底至9月初作了一次到柏林和维也纳的旅行，希望取得继续出版《新莱茵报》所需的资金。马克思在同波兰民主主义者洽谈后，从弗·科斯策尔斯基那里得到了2000塔勒。
马克思这次旅行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是：加强同当地民主派工人组织的联系，动员他们的领导人同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原卷末注
[2]《新莱茵报》。——编者注
[3]马克思《（新莱茵报）复刊》。——编者注
[4]1848年7月初，马克思和科尔夫受到法院指控，罪名是他们在1848年7月5日《新莱茵报》第35号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逮捕》的文章中侮辱检察长茨魏弗尔以及逮捕哥特沙克和安内克的宪兵。1848年9月底，科隆检察机关又开始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进行法庭调查，原因是1848年8-9月期间《新莱茵报》上未署名发表的格·维尔特的一组小品文《著名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1848年10月底，《新莱茵报》上发表了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弗·海克尔的呼吁书，这使得作为报纸主编的马克思再一次受到科隆检察机关的起诉。——原卷末注
[5]这里可能是指恩格斯发表他的旅途随笔《从巴黎到伯尔尼》的计划。恩格斯在日内瓦时已开始着手写这篇随笔，后来因为应马克思的要求忙于为《新莱茵报》撰写文章而对此搁笔。这部留存下来的未写完的手稿首次发表在1898—1899年《新时代》杂志第17年卷第1卷上。——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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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海尔曼·艾韦贝克（科隆）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1848年11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14
海尔曼·艾韦贝克（科隆）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
（1848年11月14日）
1848年11月14日于科隆
亲爱的：
我现在忙得不亦乐乎，在拼着命干，坐在马克思身边，在报纸编辑部办公桌旁看校样，每晚都看到1点半。今天，我看还有点时间，便提笔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刚刚到达，并希望明天能起程前往巴黎）听说，哲学家沃尔弗[1]在巴黎。至于我们协会[2]该怎样对付这个人，我就用不着跟你多谈了。在这个时刻，我也许有必要在巴黎，以便这位哲学家尽情地倾泻他的满腹牢骚和风言风语，因此，我要赶往巴黎。直到现在，我之所以未能早些到巴黎，因为柏林把我困住了，并且我还必须在科隆停留一天，尤其是明天，马克思被传讯[3]，有被拘留的危险。
柏林城由于实行戒严，已完全弗兰格尔化了[4]；这关系到是共和国还是哥萨克主义。
消除沃尔弗的一切影响，别让沃尔采尔和其他人听他的那一套。他似乎同马克思有书信往来。马克思十分爱慕恩格斯，把他誉之为“在精神方面、道德方面和性格方面”都是很出色的人物。马克思说，恩格斯为了美好事业现住在瑞士[167]，——
祝好！
又及：把附件马上寄来。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op.1,Nr.155
[1]可能是斐迪南·沃尔弗。
[2]巴黎德意志协会，参看注155。
[3]马克思是11月14日被预审法官传讯的。由于艾韦贝克是在夜里写这封信的’所以错写了“明天”；关于这封信的日期，他开始也是写的“11月13日”，后来才改为“11月14日”。
[4]影射冯·弗兰格尔将军，是他宣布柏林戒严的。
〔注释〕
[167]这封信表明，艾韦贝克不顾马克思的坚决反对，始终没有放弃反对恩格斯的阴谋活动（另见他1848年11月1日的信，文件308）。关于马克思和艾韦贝克商谈的其他内容，德朗克在1849年1月31日给马克思的信（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323）中只是说，他们之间达成了关于艾韦贝克继续并扩大为《新莱茵报》从事通讯活动的协议。
关于恩格斯在瑞士的活动：他利用1848年1·月初在洛桑短暂停留的机会，同委托他参加伯尔尼工人代表大会（参看文件325和328）的洛桑工人联合会建立了朕系，随后他于11月9日到达伯尔尼。——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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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关于拒绝纳税的呼吁书（1848年11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13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关于拒绝纳税的呼吁书
（1848年11月14日）
呼吁书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号召莱茵省各民主团体立即召开会议，并在附近各个地区举行民众大会，发动莱茵省全体居民拒绝纳税；这是反抗政府以暴力对待普鲁士人民代表会议的最好办法。
必须劝告居民，叫他们不要用任何暴力反抗可能按行政方式进行的征税；同时应该建议居民在强制出售财产的情况下不要进行交易。
为了讨论今后必须采取的措施，区域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召开各民主团体代表会议，请各位代表于本月23日（星期四）上午九时出席（地点：科米迪安街埃塞尔大厅）。
区域委员会代表
卡尔·马克思施奈德第二
1848年11月14日于科隆
1848年11月15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43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第20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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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卡尔·马克思（科隆）给斐迪南·拉萨尔（杜塞尔多夫）的信（1848年11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12
卡尔·马克思（科隆）给斐迪南·拉萨尔（杜塞尔多夫）的信
（1848年11月13日）
亲爱的拉萨尔：
请在你们的民主君主政体俱乐部[1]里通过如下决议：
（1）普遍拒绝纳税——特别要在农村宣传；
（2）派遣志愿军去柏林；
（3）捐款给柏林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2]
受莱茵省民主委员会[3]的委托
卡·马克思
……
节录
杜塞尔多夫国家档案馆《杜塞尔多夫1848年。图片和文件》。
杜塞尔多夫1948年影印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9卷第520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7卷第509—510页）
[1]1848年11月初在杜塞尔多夫，同在莱茵省的其他各城市一样，各民主派准备反抗以1848年11月9日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会议从柏林迁往偏僻小城市勃兰登堡为开端而进行反革命政变的普鲁士政府，抗议运动是在联合一切与反动派相敌对的力量的口号下进行的。马克思所说杜塞尔多夫的民主君主政体俱乐部大概是指订于18拟年11月14日举行的人民俱乐部、争取建立民主君主政体同盟、市民联合总会和市民自卫团的联合会议。在这次会上拉萨尔提出了马克思所建议的行动计划。——原卷末注
[2]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是1848年6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一次民主派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大会是为了联合全部德国民主主义同盟而召开的，在1848年10月第二次民主派代表大会上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原卷末注
[3]指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该委员会指导着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的民主主义团体的活动。马克思在这个委员会中起领导作用。——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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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卡尔·毕林受德国工人汉堡地区委员会的委托给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11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11
卡尔·毕林受德国工人汉堡地区委员会的委托给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信[166]
（1848年11月12日）
1848年11月12日于汉堡
致中央委员会
以前，我们在缴纳会费和呈送报告方面都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这完全是由不利的地方关系和由此滋生的思想混乱造成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欣慰地告诉你们，在鞋匠、雪茄烟工人、裁缝、钳工、木工、海员、石匠、抹灰工、圣乔治工人联合会、车辆厂工人同我们联合成完整的团体以后，就能指望，不久将使汉堡的所有工人站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兄弟会，使各地的工人兄弟握手言欢，并使之结成一个坚强的严密阵线，它将一劳永逸地消灭工人阶级甚至全人类的贫困和苦难。
遗憾的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团体，即印刷工人公会，不久以前还作了那么可贵的努力，但至今并不赞同我们的目标，尽管我们提过多次要求。不过，我们希望印刷工人们也会明白，大家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得到幸福。
你们要求我们坚持不懈、奋勇前进，对此我们谨表谢意，但是，我们也向你们保证，各地的工人可以相信我们，我们汉堡工人深知我们组织及其使命的尊严和重要性，我们大家将永远高举我们这面旗帜，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同时，我们请求你们以整个兄弟会的名义向遭到打击但没有被战胜的维也纳的兄弟们，为他们的英勇而高尚的牺牲精神，公开转达我们的敬意，并请求你们向他们保证，他们的敌人也就是我们的敌人。[：……〕
节录
手稿
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Mdl，Nr.11026a
〔注释〕
[166]毕林的这封信经编辑部加工后，刊登在1848年11月24日《博爱报》第16号上。
卡尔·毕林是汉堡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积极盟员，早在准备和建立工人兄弟会期间就进行了积极活动（参看文件288），此后又在汉堡区部组织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起先是汉堡区部委员会的第二书记，该委员会同兄弟会领导机关和莱比锡“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的文书交换工作，大部分由他承担。约瑟夫·莫尔访问汉堡之后，共产主义者同盟汉堡组织的活动有了明显恢复。从1849年2月起，毕林任汉堡区部委员会第二主席。工人兄弟会德国北部区域代表大会（于1849年2月）10—14日在汉堡举行）之后不久，在准备选举新的领导班子时，他于1849年2月22日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说：“星期一就要进行新的区域执委会的选举，我希望获得理想的结果，这样，我们就还能在委员会里更好地继续活动。”（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MdI，Nr.11026a）关于这次选举的结果，威廉·豪普特（他是汉堡工人运动中超群出众的人物）在1849年3月6日给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我们还要向你们报告：区域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已经改选，温德勒任第一主席，毕林任第二主席，希尔施任第一书记，豪普特任第二书记。我们相信，现在，我们将以更活跃更充沛的精力从事工人的事业，工人兄弟会在这里将把各种利益融为一体。在工人代表大会召开以后，这里人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同上）
从毕林1849年1月23日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同马克思也有联系、信中写道：“亲爱的马克思：如果我的消息对您顶用，我乐意尽力向您提供消息。”（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3，Nr.6-9）毕林是不是《新莱茵报》的通讯员，现在尚未查明。——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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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11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10
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11月6日）
〔……〕公民博伊斯特简要地报告了柏林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活动情况[1]，并对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全部完成自己的任务表示遗憾。他说这要归咎于出席大会的许多立宪派。
主席马克思博士扼要地报告了维也纳事件的经过，并且特别强调指出，只是由于维也纳资产阶级屡次叛变，文迪施格雷茨才得以夺取该城〔……〕
节录
1848年11月12日《自由、博爱，劳动》（科隆）第6号
[1]参看文件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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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11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09
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11月2日）
〔……〕公民诺特荣克作关于当前的政治问题的报告。
然后开始讨论社会问题。公民罗斯、赖夫、诺特荣克、卡斯勒、伯多夫、勒泽尔和森格尔讨论了关于“德国宣布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一条款。[：……〕
节录
1848年11月9日《自由、博爱、劳动》（科隆）第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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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海尔曼·艾韦贝克（柏林）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1848年11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08
海尔曼·艾韦贝克（柏林）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165]
（1848年11月1日）
1848年11月1日于柏林
亲爱的：
直到今天我才有片刻的空闲坐下来写信告诉你，柏林正在一个火山口上保持平衡，处境危险。昨天晚上就已发生骚乱，人民要绞死几个右派的代表人物，这时机器制造工人出面调停，市民自卫军的一名上尉为了感谢机器制造工人，砍去了他们中一名工人的一个手指，砸破了另一个人的脑袋，这个人当天夜里就一命呜呼了。而市民自卫军仍然不被看做是敌视工人的。
我对所有我认为必要的人都说了，德斯特尔对同盟中央委员会的迁址甚为不满，并恳求我暂时让它留在原地，即伦敦（或者科隆），等到即将召开的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再说。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据说在柏林召开，这一点他觉得非常合适。此外，我在同海尔曼·克利盖谈话时发现，他为了不使用一个比较生硬的字眼，而显得出奇的外交式的冷静，我也就对他听之任之。详情恕我面告。此外，我在归途中才可能同马克思会谈，去时我简直一点时间也没有。我在科隆没有停留，因此连你给安内克夫人的信也没有转交。科隆的夜简直是漆黑的，只有魔鬼才能辨别方向，何况我已精疲力竭、饥肠辘辘。由于你没有给我预订旅馆，所以我在一家饭店里吃了一顿贵得出奇的晚餐后就匆匆赶路了。现在德斯特尔为我订了一个廉价的房间，我将在科隆停留一天一夜。德斯特尔还迫不及待地请求我想方设法在马克思面前说一些友好的话，严肃地提醒他注意：他对恩格斯的同情带有危险性。因此，应该立即把这个意思从巴黎写信告诉伦敦方面。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必须在4周内举行，而且在这里举行。还应该给那些山区（拉绍德封等地）写信，以便防止恩格斯的各种花招。在我离开巴黎的那天晚上，我还给你发了一封信，谈的也是这个问题，想必你已经收到了。因此，在我回来之前，你不要拿着这两封信在那里干等。
我在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取得的成果已摘要刊登在10月31日《柏林阅览室》附刊上，这是我亲自交给该报的[1]，阿·卢格老爷子强压着对我的怒火，什么也没有说。在这里，只有《阅览室》[可供][2]我们利用，它曾向我预约过巴黎的通讯。[3]
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现由德斯特尔、爱德华·冯·赖辛巴赫伯爵和赫克萨默博士3人组成，再多我们不想要；但是，通过我们坚定的党的通力合作，安内克、哥特沙克、拜尔霍弗、施纳克、埃尔贝当选为候补委员。恩格斯和马克思没有当选，这是不言而喻的。只有鲁普斯[4]得了很多选票。
致安
又及：
把奥尔德和格雷戈里赶出去。[5]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op.1,Nr.154
[1]艾韦贝克在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首先宣读了法国、意大利和波兰3个民主派委员会的贺信，他在他提到的通讯中也谈了这件事。（1848年10月31日《柏林阅览室》第252号）
[2]原件缺损。
[3]《柏林阅览室》因柏林实行戒严，被迫停刊。因此，建立通讯联系的计划没有实现。
[4]威廉·沃尔弗。
[5]这两个人的名字字迹不清。
〔注释〕
[165]海尔曼·艾韦贝克是由巴黎德意志协会派往柏林参加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在这封信中谈到，莫泽斯·赫斯企图在巴黎建立一个特别小组，抵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策（参看注149）。这封信表明，在这段时间里，艾韦贝克受了赫斯相当大的影响，被诱导去进行阴谋活动，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艾韦贝克关于他在柏林的辩论的报道中，有些地方还谈到，当时伦敦和巴黎方面曾试图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机关。关于伦敦共产主义者（他们大约在同时还派约瑟夫·莫尔前往德国）的计划，现在缺乏具体的资料。关于巴黎方面的计划，可资说明的就只有艾韦贝克的这封信，信中有把中央委员会迁往柏林的打算，而这正意味着要削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艾韦贝克打算回巴黎后去找马克思（参看文件314），但这个打算没有如愿。——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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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社会问题委员会在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848年10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307
社会问题委员会在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64]
（1848年10月30日）
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坚信，解决社会问题，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最普遍的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制度，只有通过逐步的发展，只有通过整个文明人类的同心协力才有可能。现在这种少数人从精神上、肉体上奴役多数人的社会不平等状况，既不能依靠一次或几次强有力的飞跃，也不能依靠人们想在各种制度的呆板框框里描绘人类的整个发展来加以克服。单个人的或者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学派的聪明才智和不懈努力，都不能成功地开创可以称之为一切人道的最终目标的那种社会状况，也就是说，开创这样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下，每个人都能拥有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以及发挥自己的全部才能的一切手段。达到这个目标，乃是几代人的使命，而且将是一种自下而上协作的结果，是一个几代人的组织的结果。社会问题不能通过命令来解决，而只能是一种独立的、通过人类之树上的一切力量的共同协作、富于生气和精力充沛的发展的结果。
同时，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同样也坚信，提出一些普遍原则，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指导性原则，今天已经是时候了，今天已经有可能了，因而也就成为必要了。通过对这些原则的极其广泛的宣传和非常透彻的讨论，才有可能在多数人中间产生这样的思想和想法，因此，才能出现为建立渴望已久的平等和博爱的制度所必需的相应步骤。同样，代表大会还满怀信心地认为，一些实际步骤，即那些指导性原则的自然结果，今天就可以而且必须被看做是首要的绝对必不可少的步骤，民主共和国成立以后，如果出现解决社会问题的苗头，就必须立即采取这些步骤。代表大会并不隐瞒，那些指导性原则并不是以迄今为止的历史权利和私人权利为基础的，而那些措施在深受其害的人们眼里似乎是专横的极不公平的措施。但是，代表大会觉得自己更坚强了，它深信，同从各种各样的征服和压迫中产生的社会的和所谓合法的现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恰恰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建立真正的人类状况的首要的、必不可少的步骤。代表大会要发挥自己最大的智慧和才能为各民族绝大多数人谋福利，并且认为现在还不能讨论占有地球上全部地产达几百年之久的一小撮人的利益，应当讨论的问题是，如何使绝大多数迄今一直是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不受侵犯。人民的幸福就是最高的法律。
在这些观点的指导下，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提出以下原则，这些原则在将来改造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发挥决定性和指导性作用。
1．土地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它现在的开垦和耕种状况不是个别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全人类旷日持久的共同努力的成果。因此，任何人都不享有土地所有权。耕种土地的人有权占有同他本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必需品一样多的土地产品，多余部分归全体人民所有。因为任何一种人的劳动都不是个人的劳动，更确切地说，每一种劳动都是社会劳动。也就是说，每个个人的劳动能提供较多的产品，因为它是得到全体人民的劳动的支持。
2．总的说来，所有制并不是私法的关系，而是一种社会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国家法的关系。一切所有制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服从于一种由社会内部的每次阶级斗争所制约的社会变更。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是以阶级对立、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为基础的产品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善的表现。所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旦有利于前者——这个时刻一到，我们才能进入一种新型的社会状况——现在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就会自行消亡。然后我们便将从私有制进入公有制。但是，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通过一些准备措施削弱和限制以剥削群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所有制仍然是革命政党的任务和义务。
3．人人完全平等，人人有权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物质才能和精神才能。只有这样一种状况，即既没有物质特权也没有精神特权的状况，才是一种真正的人类状况。
4．人人承担同样的义务，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促进社会资本的增长。谁不愿意劳动，谁就无权满足自己的需要：只有生产者才可能是消费者；个别人游手好闲，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平。
这些原则同下列实际措施和法律是相适应的，民主共和国诞生以后，如果要实行帮助大多数受苦受难的人的事业，就必须立即颁布上述措施和法律。
（1）变贵族地产和其他封建地产（如长子继承权）、一切矿山、矿井等等为国家财产；至于私人的矿山等等，应向私人支付其资本价值的4%，作为20年的租金；这些地产一般都应用现代科学的辅助工具进行耕种，使全体人民得益；
（2）在租赁业发达的地区，应把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上缴国家。原来的土地所有者既非农民又非租佃者，根本不从事生产，所以他们的消费纯属滥用；
（3）建立国家银行，代替所有私人银行，国家银行的纸币是法定流通的纸币。这条措施可以为全民利益来调整信用业，从而埋葬大金融家的统治。由于国家银行逐步用纸币代替金币和银币，所以，纸币就使得资产阶级必不可少的交往工具即一般的交换手段更加便宜，并且它还允许让金币和银币对外发生作用。最后，为了使保守资产者的利益与革命结合起来，采取这条措施是必要的；
（4）所有交通工具，如铁路、运河、轮船、公路、邮电等等均由国家掌握，使之变为国有财产；
（5）限制继承权；
（6）实行高额累进税并废除消费税；
（7）全体政府官员的薪水应一律平等。除了携带家眷的那些官员也就是说——具有较多需求的官员——可以得到比其他人更高的收入，但这一切在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最初25年还应该进行修改；
（8）政教完全分离。各教派的神职人员仅在他们自愿所在的教区领取薪金；
（9）免费提供司法帮助；
（10）实施普及的免费国民教育；
（11）对所有的人都一律实行劳动义务制。取消现有的常备军；由于实行全民武装，设常备军已没有必要。但是，只要中欧的政治局势使德国仍然需要常备军，那么，就必须注意这样一点：军队同时是劳动大军，因此军队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消费，而且还能生产出比它的费用还要多的东西。这一点也是组织劳动的一种手段；
（12）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障所有工人的生存，并负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这样做符合整个德国的利益；尤其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阶级的利益，必须全力以赴地为实现上述措施而工作。因为只有实现这些措施，在德国迄今受少数人剥削（而且还有人还想继续压迫）的千百万人，才能取得他们作为财富的创造者应得的那种权利和权力。
委员会提议，代表大会把这个声明当做自己的声明，分送民主总会的各个协会进行讨论和评定。
社会问题委员会
1848年10月30日于柏林
《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讨论》
（约·舍内曼和亨利希·贝纳里编《人民报》附刊）
（未注明出版日期，柏林版）第28—29页
〔注释〕
[164]德国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848年10月26—30日在柏林举行，当时的柏林由于在酝酿政变，政治气氛显得极为紧张。这次代表大会继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参看注150），但首先是为了加强民主力量之间的合作。约有22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140个城市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的成分很不统一。参加大会的除了政治思想极不一致的民主团体外，还有一些工人团体。总的说来，这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讨论会，特别是在最初几天的讨论中，明显表现出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松散现象。会上，一个地道的温和派分子表示反对建立共和国的纲领性要求；此外，联邦共和国的拥护者对此也表示强烈反对；即使在原来的民主阵营中，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潮，尤其是在工人运动问题上。《新莱茵报》在其报道0848年10月31日、11月1日和3日第130、131和133号）中严厉批判了代表大会的这种模棱两可、动摇不定的态度。马克思为此专门著文指出，代表大会为10月29日维也纳革命而通过的、由阿尔诺德·卢格起草的告人民书是毫无根据的。（参看1848年11月3日《新莱茵报》第133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445-447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528—530页）
在代表大会的进程中，与会者逐渐分为两大派：一个是温和的准备妥协的民主派，它起初拥有多数；另一个是由革命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左翼，在这一派中，一些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得以产生显著的影响。同盟盟员就代表大会上的态度及同盟内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参看文件308）。他们同一些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起组成了一个极左翼的小组。关于这个小组的成立，《新莱茵报》在一篇报道中写道：“第二天，会议的一方就试图结束这种客套，他们自成一派，表示要拥护‘红色共和国’，并定期私下集会。”（1848年11月5日《新莱茵报》第135号）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拜尔霍弗、博伊斯特、布劳泽韦特、克吕格尔、德斯特尔、艾韦贝克、格律恩、哈根、海恩、海尔贝格、海泽、伦敦和施纳克，可能还有布伦(参看文件322）。他们的代表要求建立“社会民主共和国”，并在代表大会的
进程中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影响，首先因为其他派别的代表纷纷离开大会，最后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代表参加讨论。这次大会的向左转，主要表现在对新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上：新中央委员会由民主主义者卡尔·赫克萨默和爱德华·赖辛巴赫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卡尔·德斯特尔组成。
在起草和审议社会问题委员会报告的过程中，极其强烈地反映出共产主义的影响。由于原先为这个委员会确定的成员早已离开大会，所以，路易·海尔贝格和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弗里德里希·博伊斯特（参看文件305）于10月29日提议，必须组织一个新的委员会。新的委员会在第二天就提出了自己的报告，因而这个报告的起草工作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在讨论博伊斯特提出的报告时，多数人不同意把报告的原则和要求作为代表大会的纲领基础。大会决定把这个报告作为这次大会文件的基础公开发表，并寄发给各联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
关于代表大会的进程，艾韦贝克曾作过一些描述，其中不乏有价值的材料，但有些地方夸大了代表大会的意义。在他为《新莱茵报》写的一篇通讯(该通讯的前半部分重复了他亲笔为一家法国报纸写的通讯）中写道：“巴黎12月10日。巴黎一家坚定地为‘工人’说话的报纸《公社社会报》，在其最后一号中说：‘〔……〕10月底，柏林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它是在2月份，即在革命以前就用德文在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基础上写成的、是各地出现的最进步的宣言。现在人们看到，社会主义在普鲁士和整个德国具有多么大的威力。这个宣言的基础完全是共产主义的，而其中提出的要求必然成为共产主义的开端；因此，我们高兴地表示完全赞同，何况它的实现不会太困难。不管是法国的还是非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他们都想在过渡时期用国家代替银行家和商号。在这个重要的德文宣言中，游手好闲者受到了诅咒，资本自以为能够备受赞扬的那些津贴、地租、利息和特权，都被看做对劳动的掠夺而受到了批判和废除。在我们这里，在各个地方，工人都处于1789年之前的第三等级阶段，他们一无所有，却生产一切东西。这种不合理状况，这种对理性的讽刺，必须结束。四八年革命像八九年革命一样，也将纪念它的8月4日之夜。在这一夜，将连根拔掉人对人的可耻剥削的最后一条须根；然后，我们才能像我们的先辈取得政治平等那样，也取得社会平等。我们吁请我们的所有朋友，把这个德国代表大会的宣言认真研究一下。不管怎么说，这个宣言是那个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准则的结果，有些人不愿理解安居乐业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的道理。因此，我们迫切请求这些人进行严肃的思考’。”（1848年12月13日《新莱茵报》第167号）
在科隆，博伊斯特在11月6日的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参看文件310）和11月19日的全体会议上，先后报告了柏林代表大会的讨论经过。记录中是这样写的：“会议开始之后，公民博伊斯特作关于他参加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报告。他详尽阐述了被代表大会树为样板的西里西亚民主组织的情况。公民沙佩尔宣读了柏林代表大会任命的社会问题委员会的报告草案，并对草案作了扼要说明，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1848年11月23日《自由、博爱、劳动》第9号）
社会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基本上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和共产主义观点的杂拌儿。第一部分，即总纲部分，论述得极其模糊；第二部分分为四点，是一个原则声明，强调指出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意义，因而明显地突出了共产主义思想；报告的第三部分几乎照搬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文件224），两者之间的差异仅仅是，报告照抄了第1.2.3.6.8条，其中第2.3.6条由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作了很大补充。至于第1条，代表大会虽然表示拥护共和国，但没有作出明确的原则声明，并且只字不提共和国必须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这一要求。（参看列维奥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德国革命中制定无产阶级纲领的情况》，载于《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史。纪念第一国际成立100周年》1964年莫斯科版第489-495页；格尔哈德·贝克尔《1848年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讨论的“社会问题”》，载于1967年《历史杂志》第15年卷第2期第260-280页）——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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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卡尔·马克思（科隆）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日内瓦）的信（1848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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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卡尔·马克思（科隆）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日内瓦）的信
（1848年10月26日）
……我早就已经向巴黎寄50塔勒给你和德朗克，并且同时把你的护照寄给了布鲁塞尔的日果。
报纸从10月11日起已照原样复刊。[1]现在比较详细地说这件事不是时候，因为必须抓紧时间。你一有可能，就写些通讯和较长的文章来吧。现在除维尔特以外全都走了，而弗莱里格拉特只是几天以前才参加编辑部，所以我忙得不可开交，完全不能做更重要的工作……
节录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128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7卷第145页）
[1]1848年9月26日，《新莱茵报》和许多其他民主报纸停刊，那时地方当局慑于科隆革命民主运动的高涨，宣布在当地实行戒严。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参加了科隆的民众大会，提出对他们进行法庭侦讯。马克思在解除戒严后，克服了财政上的和组织上的巨大困难，于1848年10月才使报纸复刊。他为了偿清报纸的欠债和抵补报纸的费用把自己的全部现金都投了进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7卷第629—630页）——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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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科隆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1848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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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科隆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
（1848年10月22日）
主席马克思博士宣布开会，接着对间接选举制发表了一些意见。
勒泽尔先生说：我们接受邀请，派代表出席本月26日在柏林召开的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但是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工人联合会单独派代表呢，还是和民主协会联合派代表？在工人联合会委员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第一个方案，即决定单独行动，可是这一决定要经过全体会议批准才能生效，而且还应该考虑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派代表所需要的费用问题。因此我提议：
派一个代表出席，他只代表我们联合会，其费用采取自愿捐助的办法来解决。
提议被通过了，并且规定捐款至少为1银格罗申……
大家推举博伊斯特先生为出席柏林代表大会的代表。
会议批准马克思博士为联合会主席，勒泽尔先生为副主席……
节录
1848年10月29日《自由、博爱、劳动》（科隆）第2号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6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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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科隆工人联合会给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信（1848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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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科隆工人联合会给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信
（1848年10月19日[1]）
致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获悉，我们的同胞和兄弟、这里的工人联合会主席约瑟夫·莫尔安康而愉快地生活在你们中间。你们对我们的兄弟也是你们的兄弟、现正落入司法机关手心的卡尔·沙佩尔表示同情，我们对此同样感到非常高兴。
使我们欣慰的是，你们立即决定给予沙佩尔及其家属以全力资助。[163]
你们把这看成是你们应尽的义务，不忘记遭到不幸的人民儿子；你们像我们一样，都是从同一种观点出发的，这些人必然得到党（他们属于党）的支持。
本工人联合会是用真正的民主思想武装起来的，在此，它为你们所给予的热情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
敬礼并握手！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万岁。
科隆工人联合会
代主席[2]公民格·勒泽尔
1848年10月26日《自由，博爱，劳动》（科隆）第1号
[1]在这封信上没有注明日期。它是作为10月19日委员会会议记录的附件发表的，报纸的按语指出，“下面这封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信是今天寄给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1848年10月26日《自由、博爱、劳动》第1号）
[2]从10月16日起，卡尔·马克思就已担任主席，而此事在工人联合会于10月26日全体会议才获得批准，但马克思没有出席10月19日的委员会会议。
〔注释〕
[163]科隆工人联合会1848年10月19日委员会会议记录这样写道，约瑟夫·莫尔的弟弟克里斯蒂安·莫尔通知说：“伦敦工人教育协会给沙佩尔的家属寄去了5英镑捐款，同时还说明，以后还将酌情给予资助。”（1848年10月26日《自由、博爱、劳动》第1号）10月22日，首饰匠克里斯蒂安·莫尔被选入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参看文件305、但他在10月30日的委员会会议上声明说，他不能接受这次选举（参看1848年11月5日《自由、博爱、劳动》第4号）——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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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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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10月16日）
临时主席勒泽尔先生宣布，马克思博士接受联合会派去的代表团的请求，同意领导本会。因此，勒泽尔先生请马克思就任主席。
马克思博士说，他在科隆的处境是不稳定的。前任部长屈韦特尔对他的恢复公民权的请求所作的答复，就像是一道隐蔽的驱逐令。自然，他要向国民议会抗议这一决定。另一方面，他因被诬告破坏出版法，必然要出席陪审法庭受审。此外，由于《新莱茵报》编辑委员会的工作迄今还被迫处于停顿状态，他的工作已过度繁重。但是，他愿意在哥特沙克医生获释之前暂时满足工人们的愿望。政府和资产阶级应当相信：尽管他们百般迫害，总有人愿意听工人的吩咐。
接着，马克思博士详细地介绍了在国外的德国工人的革命活动，结束时强调指出了工人在不久前的维也纳革命中所起的杰出作用。因此，他提议向维也纳工人联合会致敬（提议被一致通过）……
关于会议的议程，主席提议第一小时讨论与联合会有关的问题（即联合会的内外事务），第二小时讨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并且建议会议在8点半钟开始（提议被通过）
节录
1848年10月22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40号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602——6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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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新莱茵报》编辑部关于复刊的声明（1848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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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新莱茵报》编辑部关于复刊的声明
（1848年10月12日）
大家为维持《新莱茵报》的存在而给予的援助（特别是在科隆）使我们得以克服戒严状态所造成的财政困难，使报纸得以复刊。编辑委员会原有成员不变。不久前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参加了编委会。
《新莱茵报》总编辑尔·马克思
1848年10月12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14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416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4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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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约瑟夫·莫尔（伦敦）给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信（1848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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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约瑟夫·莫尔（伦敦）给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信
（1848年10月10日）
1848年10月10日于伦敦
这里可以说是路易-菲力浦、基佐、威灵顿、梅特涅和本生策划阴谋的大本营，这个可鄙的集团已经完成了一项任务，也就是使人民演说家（给专制制度）尽可能少一些害处，取消出版和集会自由，再次收缴市民们手中的武器。其实，对科隆来说，这是一项多余的措施，因为普鲁士专制制度及其可鄙的同伙从未有过比科隆市民自卫军更好的帮凶，哪里需要禁唱刺耳的音乐，这位唐·吉诃德就挥舞着得心应手的刺刀，驱散兴致盎然、纯洁无辜的人民。人们经常可以在公开的酒馆里听到这帮流氓在无耻地吹嘘他们的英勇业绩，10个甚至12个武装的资产者袭击一个工人，把他打得遍体鳞伤，血迹斑斑；他们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然后把他带回哨所，以此炫耀自己的战利品。但是，由于有人侵犯人民的权利而使人民面露愠色的时候，掌旗人和大唐·吉诃德就声明无力建立安定和秩序，而所有的小商人则把睡帽向下拉，遮住自己的耳朵，并马上躲到床底下或钻进其他什么地方，再也不出来见见阳光，直到别人叫喊：小市民，交出你们的武器吧。但是，他们所要办的事都办完了，他们能办的事，就是又交出他们最危险的玩具。要是不把科隆市民自卫军的不朽业绩载人史册，那可真是以怨报德。当然，个别例外并没有计算在内。他们的第二个任务（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在完成这一任务时，这帮先生们肯定要吹毛求疵）是，使德国普鲁士化，因此，他们任命了一个遇事只会说声“是”的老好人米歇尔[1]为帝国摄政王。如果这个德国的米歇尔变成了普鲁士的米歇尔，那么，他就会大力地、一致地、坚决地依靠僧侣和耶稣教徒的支持，教训共和制的瑞士和革命的法国；这帮先生们就是这样盘算的，但是没有老板。
如果联合会一个接一个地被镇压，人民演说家一个接一个地被监禁，而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又被完全取消，整个德国被宣布处于戒严状态，那么，埋在无产阶级特别是农民这一块沃土里的种子就会开花结果；如果这帮歹徒及其僧侣、耶稣教徒、小市民、官僚和整个特权阶层只管挖掉和铲除这颗种子，他们就不会再有什么果实可以侵吞了；从蒸汽力发明以来，通过蒸汽，现在正取得进步，想要控制和阻挡它，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人民享受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时间并不长，但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却足以使无产者和农民懂得，将来不让自己再受上帝、国王和祖国的愚弄和剥削，不再忍气吞声地挨饿，而要永不停息地向前进击，直到被迫同意给他们以权利或他们自己通过暴力取得这些权利为止。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向他们充分证明，人民在没有表明自己是独立自主的以前，是不会有幸福的；人民将既不相信所谓的人民代表，也不相信所谓的牛皮大王和满嘴空话的民主派，这些人不论在什么时候，总是信口雌黄，说得娓娓动听，但是，一旦到了行动的时刻，需要他们用行动来证明自己早已说过的话时，他们就隐藏得无影无踪（谁觉得这顶帽子不合适，就不必戴它），只要人民不能独立自主地信赖别人，那么他们过去被人遗弃，将来还会被人遗弃。
兄弟们，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地组织起来。这样，我们就能在短时间内同挥动魔棍的普富尔之流以及德国的所有霰弹英雄抗争；如果整个德国宣布戒严，你们就分成每19个人一组，把你们分到各个饭店里去，每周举行你们的例行会议[2]特别是每个星期天，你们可以下乡去，到附近的村庄去，在那里创建联合会，并使所有这些联合会建立联系，定期通讯。然后，在所有这些联合会中，每周或每月向每个人征收一定的钱额，以便支援那些在为我们的神圣事业坐牢或流亡在外的男人们的家属。
即使不能在科隆，即使不能在城市，你们也要尽可能经常在（科隆、韦瑟灵根、米尔海姆、下卡塞尔等）郊区的村庄举行全体会议，力争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使你们受到教育，以便独立自主，认清敌友，区别牛皮大王和你们真正的朋友。请你们相信，再过一年，也许半年，你们就能收获这一组织的果实。
在英国这里，资产阶级取得了完全的统治，毫无顾忌地把人民演说家判处终身监禁，终身流放。他们竟恬不知耻地宣称，把充当反对人民的主要证人的那些家伙，把公开声明不信上帝的那些家伙，都收买来充当密探（这些人通常是不能作为证人出庭的）；但是，这里的资产阶级对此视而不见。不错，是诽谤人民之友的时候了，这帮恶棍多半都被多次判刑，他们公开声称，他们借口要办一件急事，把他们的武器交给诚实的宪章派暂时保存，然后把警察带到由诚实的宪章派开办的咖啡馆，在喝咖啡时，趁人不备，把火药和子弹放进杯子里。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就根据这样的指控判处被告终身流放。请看，兄弟们，这就是我们期望从无耻的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君主立宪制中得到的东西。
我希望而且也很可能不久就会回到你们中间，就此搁笔。
你们的忠实朋友
约瑟夫·莫尔
1848年10月19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39号
[1]奥地利大公约翰。
[2]1848年9月26日科隆宣布戒严时，所有“政治的和社会的团体”均被取締，白天在大街上和公共场所举行的20人以上的所有集会，以及晚上、夜里在这些地方举行的10人的集会，均被禁止。（1848年9月27日《科隆日报》第2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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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新莱茵报》刊登的关于科隆即将举行戒严的消息（1848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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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新莱茵报》刊登的关于科隆即将举行戒严的消息[1]
（1848年9月26日）
科隆9月26日。今天我们又出版了一号没有标题的报纸，这是因为我们急于出报的缘故。我们从可靠的消息得知：在几点钟内，城市就要宣布戒严，市民自卫团将被解散和解除武装，《新莱茵报》、《新科隆报》[2]、《工人报》[3]和《莱茵守卫者》[4]将被禁止出版，同时将要建立军事法庭并取消在3月里争得的一切权利。风闻：市民自卫团将不容许解除它的武装。
1848年9月27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13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415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492页）
[1]被科隆革命民主运动的高涨吓得魂不附体的当局，“为了保护个人和财产”，于1848年9月26日宣布戒严。卫戍司令部发布命令，禁止一切旨在追求“政治和社会目的”的结社活动，禁止集会，解散市民自卫团并令其交出武器，建立军事法庭，《新莱茵报》以及其他许多民主报纸被禁止出版。——原卷末注
[2]《市民、农民和士兵的新科隆报》（《NeueKölnishcheZeitungfürBürger，BauernundSoldaten》）是德国的革命民主报纸，1848—1849年由弗·安内克和弗·博伊斯特在科隆出版。报纸的任务是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在城乡劳动者及军队中进行宣传。）——原卷末注
[3]指《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ZeitungdesArbeiter-VereineszuKöln》），1848年4一10月出版，1848年7月以前由安“哥特沙克主编，月由约·莫尔主编。这家报纸报道了科隆工人联合会和莱茵省其他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原卷末注
[4]《莱茵守卫者》（《DerWächteramRhein》）是德国的民主报纸，由卡·克拉麦尔主编，1848—1849年在科隆出版。除其他材料外，报纸还发表了关于科隆民主协会会议的报道。——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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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卡尔·马克思《科隆革命》一文摘录（1848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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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卡尔·马克思《科隆革命》一文摘录
（1848年9月25日）
当局打算逮捕工人联合会[1]中最受爱戴的领袖之一莫尔。沙佩尔和贝克尔已被逮捕。当局选择了星期一来实行这些措施，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大多数工人休息的日子。可见，当局预先就知道这些逮捕会引起工人的极大愤怒甚至会造成武力抵抗。这些逮捕恰好都在星期一发生，真是令人奇怪的偶合！愤怒是容易预料到的，因为由于发生了施泰因式的军令问题，以及在弗兰格尔发布了军令[2]、普富尔被任命为首相之后，时刻都会遭到反革命的坚决的打击，因而也能期待革命的到来，而这个革命的起点一定是柏林。所以工人必然会把逮捕看做政治上的措施，而不看做法庭的措施。工人认为检察机关仅仅是反革命的机关。他们觉得有人想在发生重大事件的前夕夺去他们的领袖。工人决定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不准逮捕莫尔。他们只是在自己的目的达到以后，才离开了战场。街垒只是在聚集在旧市场的工人得知军队从四面八方向他们逼近的时候才构筑起来的。但是他们没有受到攻击。所以他们也就不需要自卫。此外，他们得知，柏林没有传来任何重要的消息。因此，工人在白等了敌人大半夜之后就解散了。
所以，责难科隆工人胆小怕事是最可笑不过的。……
1848年10月13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15号摘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419-420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497页）
[1]科隆工人联合会是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盟员安·哥特沙克于1848年4月13日创立的。联合会起初约有会员300人，到5月初就增至5000人，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和手工业者。领导联合会的是主席和由各种职业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联合会的机关刊物是《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而从1848年10月26日起是《自由、博爱、劳动》报。联合会在城市中有许多分会。在哥特沙克被捕后，莫尔于7月6日当选为主席，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科隆9月事件发生前，由于有被捕的危险，不得不逃往国外。由于工人的要求，马克思于10月16日暂代联合会主席职务。2月28日沙佩尔当选为主席，他一直担任到1849年5月底。
工人联合会的大多数领导人（哥特沙克、安内克、沙佩尔、莫尔、列斯纳、扬森、勒泽尔、诺特荣克、伯多夫）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
工人联合会在初期处于哥特沙克的影响下，哥特沙克根据“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精神忽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历史任务的意义，实施抵制全德国民议会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间接选举的宗派策略，在选举时反对支持民主派的候选人。哥特沙克的词句非常“左”而斗争的方法却非常温和（代表工人向政府和市政府呈递请愿书，只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支持染有手工业者偏见的落后工人的许多要求等、哥特沙克的宗派策略一开始就遭到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路线的许多会员的反对。在他们的影响下，工人联合会的工作在6月底开始有了转变。从1848年秋天起，科隆工人联合会在农民中也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工作。联合会的会员在科隆郊区组织了民主联合会和工人联合会，散发革命文献，其中有《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联合会同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其他工人联合会保持有紧密的联系。
1848年冬，哥特沙克和他的追随者展开了旨在分裂科隆工人联合会的激烈的斗争。从1849年1月起，他们在自己所办的《自由、劳动》报上对马克思和《新莱茵报》编辑部进行猛烈的攻击和恶毒的诽谤。但是，这个分裂活动没有得到大多数会员的支持。为了巩固联合会，马克思、沙佩尔和其他领导人在1849年1-2月改组了联合会。2月25日通过了新的会章，会章宣布联合会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4月间，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决定在联合会的会议上讨论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
工人们在革命进程中所获得的政治经验，他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动摇政笨的失望，——所有这一切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可能在1849年春实际提出关于筹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在组织上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脱离了关系。4月16日科隆工人联合会决定退出德国民主联合会总会，加入以莱比锡为中心的德国工人联合会总会。1849年5月6日召开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但是德国当时的局势（反革命的进攻，警察迫害的加剧）妨碍了科隆工人联合会进一步团结和组织工人群众的工作。自从《新莱茵报》停刊和马克思、沙佩尔以及联合会的其他领导人离开科隆后，该会就日益失去政治的性质而逐渐变成了一般的工人教育团体。——原卷末注
[2]勃兰登堡军区司令弗兰格尔将军于1848年9月17日向部队发布了一项命令，内称普鲁士军阀打算公开取消革命的成果。命令指示要保障“社会安宁”，恫吓“违法分子”，并号召士兵团结在军官和国王的周围。——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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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关于沃林根民众大会的报道（1848年9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98
关于沃林根民众大会的报道
（1848年9月17日）
科隆：9月18日。昨天，在沃林根附近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民众大会。莱茵河上的五六只大平底船，每只都载着数百人从科隆顺流而下；船头红旗招展。约伊斯、杜塞尔多夫、克雷弗尔德、希特多夫、弗雷亨和莱茵多夫等地都有人数相当多的代表团参加。大会在莱茵河畔的草地上举行，与会的至少有6000—8000人。
科隆的卡尔·沙佩尔当选为主席，科隆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当选为书记。根据主席的提议，大会以多数票对一票通过成立共和国，即成立社会民主的红色共和国。
根据科隆的恩斯特·德朗克的提议，沃林根大会一致赞成上星期三弗兰肯广场民众大会所通过的致柏林议会书（信上要求柏林议会即使在刺刀威胁下也不能解散）[1]。
根据科隆的约瑟夫·莫尔的提议，承认了在公开的科隆民众大会上选出的安全委员会，并且由一个与会者带头，向委员会3次欢呼致敬。
根据科隆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提议，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心书：
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
在此集会的德国公民兹声明如下：如果普鲁士和德国由于普鲁士政府反对国民议会和中央政权的决议而发生冲突，我们准备为德国而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1848年9月17日于沃林根
根据希特多夫的舒尔泰的提议，作出了《科隆日报》不代表莱茵省利益的决定。
此外发言的还有：科隆的威·沃尔弗，杜塞尔多夫的斐·拉萨尔，约伊斯的埃塞尔，科隆的卫尔、瓦赫特尔、贝克尔和赖希黑尔姆，弗雷亨的瓦尔拉夫，沃林根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弥勒，莱茵多夫的列文，克雷弗尔德的伊曼特。在纽约的亨利·布里兹倍恩，民主社会主义的《纽约论坛报》的著名编辑作了简短的发言后，讨论宣告结束。
开会的时候，从可靠方面得到的消息说，“第二十七团在星期二又将开入科隆，该团的其他几个营也要集中，准备挑起军民之间的冲突，借此宣布该城戒严，解除市民自卫团的武装，总而言之，准备把美因茨的那一套拿来对付我们”。
参加大会的科隆郊区的居民答应，只要这个消息被证实，冲突一旦发生，他们就援助科隆人。的确，沃林根人是准备一有召唤就到科隆来的。
此军请通知前市民自卫团指挥官维特根施坦先生。
1848年9月19日《新莱茵报》第106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496一497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595—596页）
[1]参见文件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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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9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97
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9月14日）
主席、公民莫尔没有出席会议，由公民沙佩尔代替他的职位；他在宣读并通过上周的会议记录之后提出，必须邀请杜塞尔多夫人[1]出席沃林根的民众大会。公民勃鲁姆本来要到杜塞尔多夫去，他愿意口头转达这一邀请，并在那里开展活动，从那里出发，在这个地区建立工人联合会。
接着，公民沙佩尔告诉与会者说，沃林根市长已向这里的警察当局提交一份标有“密件”字样的控告；市长在这个密件中写道：“卡尔·马克思还有其他一些人到过那里，这些人把整个地区搞得惶惶不可终日，侮辱尊敬的国王陛下，鼓吹可怕的共产主义；甚至散发写有17条共产主义要求的传单。”由此可见，3月18日和19日这两天是悄悄地从普鲁士警察身旁溜过的，因为这些警察似乎一直还不知道。他们曾一度为自由集会权提供了保障。〔……〕
公民沙佩尔告知与会者，现在许多反动报纸对工人联合会极尽蔑视和诽谤之能事。它们竟说什么：工人联合会已濒临彻底垮台的边缘，几乎都不存在了。而工人对此则漠不关心，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受骗上当了。因此，工人联合会感到格外高兴的是，我们通过成立安全委员会（它完全属于我们党）向全世界特别是向伪君子们无可辩驳地、证据确凿地证明，我们不仅还存在，而且全都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应该干些什么。
此外，沙佩尔还说：有人已产生这样的顾虑，工人联合会承认安全委员会可能使从法兰克福代表大会[2]以来联合起来的各团体之间出现分裂。因此，他向联合会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联合会同意不同意、承认不承认现有这种形式的安全委员会？
公民沃尔弗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多此一举，理由是，这一安全委员会是由5000多居民选举产生的，理应把它看做是人民意志的真正表现。在他表态以后，大家不顾上述那个问题，还是一致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因而安全委员会得到了工人联合会的承认。
公民沙佩尔说：自从泽尔霍夫离开工人报的领导岗位以来，就由他和公民莫尔共同承担该报的领导责任；他要求由另外一人来代替他负责编辑、校对、修改和发行，建议向他支付小额报酬，因为他每周要为此忙碌四五天。亚当建议，工人已经有工资，所以他应无偿从事这项工作。这一建议遭到否决后，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一任务交给公民莫尔，并同意给他每周3塔勒报酬。[3]〔……〕
节录
1848年9月21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33号
[1]指杜塞尔多夫人民民主俱乐部。
[2]第一届法兰克福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
[3]关于对该报的领导，另见注157。由于九月事件，莫尔不得不马上离开科隆，所以他直接掌管编辑部工作只有几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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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关于在科隆法兰克广场民众大会和选举科隆安全委员会的报道（1848年9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96
关于在科隆法兰克广场民众大会和选举科隆安全委员会的报道
（1848年9月13日）
……刚过中午12点钟，民众大会就在弗兰肯广场举行。威·沃尔弗先生宣布开会，他扼要地报告了开会的目的，然后提议选举亨·毕尔格尔斯先生为主席，大会一致通过；毕尔格尔斯登上议台，请沃尔弗先生继续发言。沃尔弗先生这次提议选举安全委员会作为科隆城在目前的合法政权机关中没有代表的那一部分居民的组织。这个提议得到了弗·恩格斯先生以及海·贝克尔先生和恩·德朗克先生的支持，并且在全场不下五六千人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通过，只有5票反对；虽然再三邀请，但是没有人表示异议。随即确定委员会的人数为30人，并且选出了这30个委员[1]。因为在当选人中有两个人哥特沙克和安内克已被逮捕，所以补选了两个人来代替他们。
随后，弗·恩格斯先生提出了下列致柏林议会书的草案：
为协商制定普鲁士宪法而在柏林召开的议会。
我们科隆市市民鉴于：
为协商普鲁士宪法而召开的议会已责成内阁执行8月9日的决议，立即针对军官的反动意图发布命令[2]，以便安定全国，并且避免内阁和议会的分裂；
奥尔斯瓦特一汉泽曼内阁已因这一决议辞职，国王已授命刚刚解除帝国大臣职务的贝凯拉特先生组织新内阁；
贝凯拉特先生这个人无论如何不能保证执行议会的决定，相反地，由于他有某些反革命的观点，甚至可能解散议会；
人员选出来协商君民之间的宪法事宜的议会，不能因单方面的行动而解散，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王权不是和议会平行，而是凌驾于议会之上；
因此，解散议会就是政变；
——我们要求：
在有人企图解散议会的时候，议员们能够执行自己的职务，即使在刺刀威胁下也不要擅离职守。
大会一致通过了这封呼吁书，然后就闭幕了。……
安全委员会在昨天晚上组成……
委员会选举了主席、书记和3个执行委员会委员，然后，通过了致区督察员、市卫戌司令、市政局、市民自卫团指挥官的信；这封信通知他们安全委员会已经成立，并且声明，委员会将尽量取得各机关的同意，采取一切合法手段来执行自己的任务维持治安，同时保障人民的权利。委员会还决定张贴宣传画，把这些情况告诉科隆居民。明天，我们将公布这两个文件。
今天早晨，人心不安的情况已经稍有缓和。现在大家都感到昨天的忧虑是可笑的。昨天，人们忧虑委员会会变成临时政府，变成Comitedusalutpublic（公安委员会），变成建立红色共和国的阴谋，总而言之，不管怎样变，总不会变成这个委员会本来的面目：一个由人民公开、直接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它的任务是代表在合法的政权机关中没有代表的那部分居民的利益，它只进行合法的活动，除了道义上的影响之外，决不妄想摄取任何权力，而这种道义上的影响，是结社的权利、法律和选民的信任所允许的。
节录
1848年9月15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03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493一496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591—592、594页）
[1]选入科隆安全委员会的还有《新莱茵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威·沃尔弗、德朗克和毕尔格尔斯，以及科隆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沙佩尔和莫尔。——原卷末注
[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460一461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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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从一百五十万票到三百万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十一章从一百五十万票到三百万票
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政策
二工会的十年
三修正主义
反社会党人法垮台以后的十三年，同本卷所叙述的有它双倍长的一段时期一样，在历史上都是德国无产阶级不可阻挡地、没有中断地走过的光辉的胜利道路。经过二十七年，社会民主党从起初聚集在拉萨尔的旗帜周围的少数人，发展到有了将近一百五十万帝国议会选举人，从那以后，又经过十三年，它就拥有三百多万帝国议会选举人了；1903年6月16日同1800年2月20日一样，是一个胜利日。
但是，前者并不同后者一样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它没有推翻政治体系，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里是像过去那样只有五十八个议席，还是像现在这样有八十一个议席，这不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加之，资产阶级世界沉溺在这样的可爱幻觉之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它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破坏了6月16日的巨大胜利，彻底丧失了在群众中的威信。资产阶级世界终于比过去更相信大炮和其他武器，相信自己任意支配的政治权力；今天，威廉皇帝显得比过去的俾斯麦宫相更有权力，他想自己当元帅，当宰相，他不仅准备实行新反社会党人法，还不停地用武力威胁革命的无产阶级，他比任何人都厉害地咒骂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
因此还要用不多几笔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最后十三年的历史发展描述一下。
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政策
的确，威廉二世时期比俾斯麦时期前进了一步，但它不是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的进步，而是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的进步。
大工业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开路先锋。它创造了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还要大、还要多的生产力，它粗暴地摇撼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栅栏，它引起生产过剩的瘟疫，这个社会就在这种瘟疫中没落下去，用《共产党宣言》上的话来说，因为社会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商业规模太大，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回复到最简单明了的表现形式，即回复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只有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或者从文明回复到野蛮状态，这个斗争才会结束。欧洲资产阶级一认识到这种情况，它就毫不踌躇地采取抉择。它提出“后退，后退，堂·罗德里哥[1]！”的口号，它抹去了旗帜上的自由贸易和和平的词句，在那上面写上垄断和战争。大工业的世界政策往回集中到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商业资本的世界政策上，集中到以侵略和保护为其顶点，夺取尽量多的销售市场，然后力图使这些市场尽量严密地同外界隔绝的世界政策上。
在所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中都有这种反动的现象，但是，它以典型的（可以说在历史上最站不住脚的和对人类的文化发展危害最大的）形式，出现在由于大工业而从几百年的卑下地位中拯救出来的国家即德国里。这种反动现象由于反社会党人法的颁布而出现，并在这个畸形儿身上比任何地方都更明显地打上了它真正的历史烙印。大工业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了最后的结论，激发了只有在更高形式的社会组织中才能发展的许多生产力，它给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了最有利的基础，摧毁这个基础，是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政策的最有力的动因。人们已经不能像西班牙的菲力浦驱逐摩尔人和法兰西的路易驱逐胡格诺教徒那样把国内最热心生产的居民驱逐出去了，因为外国的财宝不能代替本国劳动的结果，大工业没有工人的有力的双手也不能进行。因此，人们为了使工人成为没有意志的工具，就钳制他们的言论，只有先把工蜂的刺拔掉，雄蜂才能长肥。
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大工业在大危机的影响下，和反动阶级同干一件事。因此，它就得到了工业关税，同样，破产的容克阶级依靠农业关税和施舍，人为地得以维持生活，军事专制制度依靠财政关税，从尽管软弱无力、但仍很讨厌的资产阶级帝国政党的议会监督中解放出来。在这种反动政策中，一个同另一个噛合在一起。但是，在俾斯麦统治时期，这种反动政策还没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作为易北河东的容克，俾斯麦对无限的舰队计划怀有不可克服的嫌恶心情，由于吞下阿尔萨斯-洛林很难消化，以致他做一切海外冒险的兴致全消失了。直到工人阶级开始从他手里抢夺反社会党人法，他只能利用波拿巴式的冒险的全民投票，使自己的统治从一次帝国议会选举勉强维持到另一次帝国议会选举的时候，他才勉强推行殖民政策，这种政策的微薄收益同开始推行这种政策时的大吹大擂成反比。
俾斯麦徒然地试图用现代国家的巨大权力束缚工人阶级，结果这个阶级却把他推下台，这个令人害怕的印象使统治阶级清醒了一个时期。卡普里维政府做了种种从俾斯麦用侵略政策和保护政策开辟的不幸道路上折回来的准备动作。可是这些准备动作软弱无力，它们很快就碰到依靠走向崩溃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政策为生的反动党派的不可调和的激烈反抗。这些政党合乎逻辑地利用一场无聊的社会党人恐怖推翻了卡普里维政府，虽然这些政党策划新反社会党人法的不断努力，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刚毅、明智的政策而不断遭到失败，但是它们的侵略政策和保护政策却越来越肆无忌惮。在俾斯麦时期，德国的殖民政策以取得非洲的几块沙漠地和沼泽地为其开端，这些地方的整个贸易对于巨大的世界市场来说，只是一个次要的小哨所，而十年以后，德国殖民政策就面临着中国问题，即面临侵略最后一个大销售市场的问题，这个销售市场可为世界各现代工业国推销产品，同时这个市场在自己内部具有发展本国的大规模工业的一切条件。同1902年圣诞节那几天，反动党派肆无忌惮地压制少数派，经由帝国议会通过的关税率相比，俾斯麦在反社会党人法保护下所实行的关税率上表现出来的保护贸易倾向，就显得非常微弱了。
这种反动的世界政策在帝国主义身上找到了自己的政治表现。正如专制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开始阶段的特殊统治形式一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束阶段的特殊统治形式。在历史上，专制主义出现在那种过渡时期，那时旧的封建等级走向没落，从中世纪的市民等级中产生了现代资产阶级，还没有一个正在斗争的党派能够制御另一个党派。专制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发展资产阶级，专制主义的历史命运是被资产阶级使自己成为不必要，因而专制主义在最后关头往往投入过去反对过的封建主义的怀抱，同它一起走向灭亡。帝国主义同这种专制主义完全不同，它作为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在已经严重地压抑着它的无产阶级面前的最后救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因为通常资产阶级只有很短的安安稳稳的统治时期，所以帝国主义的开端往往紧跟着专制主义的结尾，而在德国，它们两者则互相融合在一起，这个正直的橡树和菩提树的国家，有着同时在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阴影下生活的可疑的享受。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苦难，它使人想起马克思在六十年前所说的话：德国善于把现代国家世界——它的长处德国没有加以利用——的文明的缺陷和ancienrégime［旧制度］的野蛮的缺陷——这些缺陷德国却大加欣赏——结合了起来。[2]
这个责任应该由德国资产阶级来负。当它能够消灭专制主义的时侯，它没有学习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对付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的榜样，采取果断手段。相反地，正当它有力量消灭专制主义的时候，它却彻底成为“拥护君主的”，它接受了对国王具有“真正的”、“确实的”、“不可消除的”忠诚的专利证。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它胜利的时刻，它已经感到无产阶级群众前进的脚步碰到了它的脚踵，因为专制主义死亡的时刻就是共产主义诞生的时刻。德国资产阶级奉行专制主义所常常奉行的自杀政策；为了换取一段苟延残喘时间，它放弃了本来的文明活动，投入过去所反对的敌人的怀抱。可是这样它也只是上了一艘经不住无产阶级阶级斗争风暴的木船。
帝国主义显得比专制主义有力量得多，但是支持它的力量却比专制主义少得多。如果说，专制主义给资产阶级发展铺平了道路，从而确实完成了历史上的先锋作用，那么帝国主义只起为了保证有产阶级的顺利统治而阻止无产阶级发展的历史上的宪兵作用。帝国主义的地位比专制主义似乎自由一些，自主一些，因为它不再在两个阶级而在三个阶级之间保持平衡，不过这种假象是骗人的，因为它不再能唆使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而经常只能唆使一个人反对两个人，也就是只能经常进行没有希望的举动，并且被迫不断改变方针。
对帝国主义来说，两个对付一个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假如它能够使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妥协并且压制工人阶级，它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可是在工人阶级经过了反社会党人法烈火的考验以后，它既不能钳制工人阶级，也不能把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长期结合起来，所谓的“集合政策”经常遭到失败就表明了这一点。另一个可能性是，帝国主义试图实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以反对容克地主，它并不是没有准备这样做，可是它始终只是在这条走上以后只能使自己成为废物的道路上，畏畏缩缩地走了几步。因此它一面曲折行进，一面装着仿佛它只要用手指点一下就能立即使几个洲根本改变面貌似的，而它在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之间的任何实际利益冲突中，都是孤立无缓和束手无策的。
上升的社会主义的世界政策同没落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政策，发生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但同它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地位。现代无产阶级的智慧和行动力使大工业达到它的顶峰，逐渐排除了资产阶级的“精神领导”，现代无产阶级生来就反对这样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在大工业发展同反动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给现代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提供救助的杠杆的时候，就阻止大工业的发展。德国工人通过自己的利益同时也就代表民族的利益，德国工人说：工人阶级越发展，越有知识，他们的生活越富裕，民族工业就越繁荣，它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就越巩固；最彻底的社会政策任何时候都是最有成效的世界政策。
从现代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很容易得出这种简单明了的认识，因而无论是暴力或是诡计都不能使现代无产阶级失去这种认识。要想在这个问题上欺骗德国工人的一切尝试都立即遭到失败，尽管这些尝试是由脱离世俗的、本身并非没有天赋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诚心诚意地进行的。这些尝试中最值得一提的一件是想使无产阶级同帝国主义调和的民族社会宣传[3]，经过七年的徒劳，这个宣传以它的代表者重新投入他们应该反对的资产阶级的怀抱而结束。他们关于无限的舰队计划[4]的无限的雄辩都在工人阶级的不可动摇的认识上像短暂的浪花似的碰得粉碎，这个认识是，炮舰政策和殖民政策同粮食关税和反社会党人法有相同的历史的洗礼证书。
因此帝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是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它们之间不可能有和平，甚至不可能有停战。但是它们双方进行的斗争，不是两个同等地位的对手进行的、无论如何其结果还没有确定的斗争。从表面上看，而且在一段还不可估计的时期内，帝国主义可能占有程度不同的优势，可是，它的力量每天都在减弱，而它的死敌的力量却在增强。帝国主义吸尽了由于害怕生命财产遭到损失而委身于它的有产阶级的政治脊髓，没有一个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情况严重，因为它对自己最不忠实，而屈服于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在同样程度上加强没有财产的阶级，首先是大工业无产阶级的政治坚定性，大工业无产阶级不断地看到自己的最不可转让的切身利益，受到所有政治反动和社会反动的这个代理人的破坏。
帝国主义是唤起对政治还不关心的人民群众的特别有效的工具。帝国主义的历史存在条件给它规定的曲折政策，只能用使民族中的最广大阶层感到反复无常和不持久、从而起很大刺激作用的方式进行工作。这就已经大大动摇了它的威望，而对它的外强中干性质的日常体验，更加严重地动摇了它的威望。帝国主义觉得自己是个能用自己的雷电粉碎任何抵抗的神，而当许多信徒看到它的雷电不发生作用的时候，就走得无影无踪了，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当帝国主义自以为是一个创造者的时候，它就暴露出自己只是一个不能违背任何一个有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历史存在就是靠这些阶级的共同困难而得到的）而实现自己的意志的创造物。
于是，从前专制主义收集起来的政治威信的资本，在帝国主义手里消失掉了。君主统治形式过去促进文明的性质消失了，这种统治形式的一切落后和过时的方面，加倍有害地和明显地显露出来了。在易北河东的野人的官僚、军事和警察制度中发展起来的千百种大大小小的祸害，使德国这个大工业国伤透脑筋。同英国或者法国、俄国、北美相比，德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大话说得多得多，而实际行动却少得多。帝国主义是至今出现过的统治形式中需要费用最多的，它不断地要求国民的生命、财产，它刺激没有财产的各阶层的群众，只是为了把他们从一次失望推入另一次失望之中。
如果说，一般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训练工人队伍，那么它的帝国主义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让这支队伍在火中操练。它每天都给革命宣传提供进一步发展的新动力。不能理解历史联系、常常很快就提出一个口号的感觉迟钝的资产阶级，企图用社会民主党的“侥幸”这个名词来说明这一点。这种“侥幸”无非是这一事实，即只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能够对帝国主义的破坏作用进行有力的、不可动摇的反抗。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做不到达一点，即使它们试图戴上最顽强的反对派的面具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资产阶级最终都抱住帝国主义不放，因而走向灭亡。
的确，在这个理性变成荒谬、好事变成灾厄的颠倒了的世界上，当帝国主义可以起促进文明作用的时候，能够阻止它，而当它把民族拖上毁灭道路的时候，却必须听之任之，这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幸。反动容克进行了几年的阴谋活动，阻碍开凿运河的提案，却咬着牙赞成“可怕的舰队”；自由派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推迟工人保护立法的小小的进展，但对使它自己惶惶不安的军国主义却毫不吝啬。有幸在帝国主义的阴影中扮演“模范”党的党的命运是最悲惨的。如果说，教皇全权主义至少在俾斯麦担任宫相的最初阶段是唯一能够比较坚决和有力地进行反抗的资产阶级政党，那么在帝国主义时期，它就扮演了比民族自由主义在俾斯麦时期所扮演过的更可怜的角色。如果说民族自由主义曾经为了就其方式而言至少是一种历史进步的经济立法而牺牲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的话，那么教皇全权主义党就不得不满足于一点最可怜的酒钱，而且就像哈因策法[5]那样，这点酒钱也常常在它手里消失了。
因此所谓没有祖国的社会民主党成为德国最爱国的政党，唯一爱国的政党，民族中还有政治生命力的部分越来越多地聚集在它周围。党的不断发展只能用这个理由来解释，而不能用任何其他理由来解释。自从反社会党人法垮台以来，党的发展越来越快，这就使那些幻想反社会党人法的铁箍被挣断以后党就会瓦解的、目光短浅的人们遭到失败。对工人阶级的不断威胁和迫害，无疑有助于推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可是，即使这个吹风机停止给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火焰送风，它也会继续燃烧下去。它的真正燃料是一个腐朽的世界。只要人类的文明不灭，这个世界就必然在一场烈火中毁灭。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历史性没落所造成的那些现象纷纷出现时，革命的工人运动成了稳定的极点。它一手拿斧头，一手拿镘刀，不仅摧毁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也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在最近十三年中，它做了许多实际工作，这里只能简单地谈一谈这些工作中有最重要历史意义的一件，即工会运动的兴起，现在工会运动终于使德国工人的经济组织同他们的政治组织并驾齐驱了。
二工会的十年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充分说明，为什么德国工会运动的发展比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发展较慢。人们通常都把责任推在拉萨尔对工会的理解有缺点方面，可是，无论如何其原因比这要深刻得多。即使人们要假定不能假定的事情，即拉萨尔本人不认识时代的标志，只要德国工会具有较有力发展的历史前提条件，不管拉萨尔当时在工人中的威望多么大，也远不足以阻止事件的进程。此外，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的距离并不像人们通常所估计的那样远。
马克思在反对蒲鲁东的论文中第一次谈到工会问题。虽然1847年，工会受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同样的反对，但是马克思把工会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不过，马克思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工会对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特殊的和独立的意义。他认为，工会对工业发展有巨大影响，虽然工会所起的作用无非是刺激发明机器来反对自己，此外，他把工会看作是无产阶级为了在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中进行政治斗争，而组织成阶级的初步尝试，他拿工会同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的同盟相比，在组成阶级的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按照自己的形象形成社会以前，资产阶级的同盟一开始也只是局部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1864年秋天（那时拉萨尔已经死了），马克思在国际的成立宣言中指出两件重大事实，说明五十年代欧洲工人运动的失败也有起补偿作用的特征，他虽然举出法定的工作日，但是没有举出工会运动而举出合作运动，因而根据他的看法，罗奇德耳的先锋队[6]就是比英国的机器制造者工会更重要的历史现象了，今天，一个社会主义者是很难同意这种看法的。《成立宣言》同拉萨尔的《公开的答复》一样，很少谈到工会问题。相反地，《宣言》说，合作运动“没有越出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不能阻止资本主义垄断，但是它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受到全国的财力的支持，就能拯救群众，这种说法同拉萨尔的划时代的鼓动文件的说法近似。[7]
马克思和拉萨尔本人是这样，他们的拥护者在分开的队伍中行进期间也是这样。尽管拉萨尔厌恶工会，但是，他的拥护者一认识到工人群众自动地走上建立工会的道路，他们就不顾自己队伍中的反抗，首先着手建立工会组织了。人们肯定会说，他们犯过大错误，可是，1871年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把建立和推动公共的生产企业作为工会的主要任务加以推荐的社会民主党的另一派，犯的错误恐怕也不小。即使总的说来，拉萨尔派对工会运动比较不关心、不理解，可是这个差别决不至于大到能对“为什么德国工人的工会运动比政治运动发展缓慢”这个问题起某种决定作用。
归根到底，这种现象是由德国历史的整个关联中产生的。同西欧的兄弟姊妹相比，德国资本主义是个晚生子；当德国资产阶级、从而德国无产阶级开始相当迅速地发展的时候，两者已经有了关于它们之间必然发生的阶级斗争的丰富历史经验。其后果就是无产阶级有比较大胆的自信和比较远大的眼光，资产阶级则有较大的怯懦性和较窄的视野，由此产生的互相助长的影响则是，德国资产阶级放弃了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而工人阶级为了取得它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所需要的自由活动范围，必须集中自己的力量，投入这个斗争。最简单的自我保存的欲望，促使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把政治组织置于工会组织之上；假如它颠倒过来做，那么它为了在民族生活中成为一个力量，需要的时间就长得多。
它没有颠倒过来做，而且根本不可能这样做。成立工会组织的欲望在现代工人阶级中扎的根很深，因而它经常企图生长新根，但是，由于反动官厅借助于落后的立法可以轻而易举地挫败这些企图，所以工人们不断地趋向政治斗争。接着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到来了，反社会党人法之所以颁布，并不是因为统治阶级害怕社会民主党放火烧它们的房子，而是因为它们想从工人手里夺得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逐步争得的不多的权利。即使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工会运动也经常不顾警察的压制而重新出现，当然，由于环境所迫，工会运动有时不得不接受一些同它的历史性质无关的任务。
这种情况对反社会党人法垮台后最初几年的工会运动的发展起了不利影响。尤其是关于组织形式的争论（这也是非常法的一个后果）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超过必需或人们能够忍受的程度，这种争论或多或少地排斥了应该为工会组织争取过来的工人集团。此外又碰到经济萧条和企业主的强烈反抗，尽管在“社会王国”（实际上是企业主的国家），这种反抗表现得最为强烈。1890年，哈雷党代表大会对工会运动表示了最深切的同情，可是三年以后，在科伦党代表大会上，虽然对工会运动的正确性没有产生怀疑，但对它的能力却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产生于这种忧虑：在资本大量集中的情况下，工会注定是软弱无力的，或者产生于这种顾虑：国家的工人保险使工会失去了极其重要的职能，以致它不能再存在下去。可是不久工会开始了新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充分证明工会是现代工人运动的一个必要环节，并使工会最终保持同政党并列的地位。帕尔乌斯在对工会这一繁荣时期的光辉研究中写的一段是永远有价值的历史评价：“自从反社会党人法垮台以来，德国工人的最大功绩是工会的发展。在最近十年的政治发展中，它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重大意义是无与伦比的。”工会巨大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九十年代中期到末期的工业繁荣。虽然工业繁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助于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暂时苟延残喘，但是工人阶级十分热心地利用工业繁荣，不断扩大工会组织，以致自从新世纪初以来重新发生的经济危机也没有能够再使工会陷于停顿。危机使工会的发展缓慢下来，但是没有中断这一发展。
工会中央联合会的会员人数，由1893年组织在工会中的二十万多一点的工人，增加到1902年的七十三万三千二百零六人。有二十七种行业，参加工会的工人占百分之二十以上，有十五种行业，参加工会的工人占百分之三十以上。这些行业是：印刷工人、雕刻师、铜匠、手套工人、装配玻璃工、铺石工、石版印刷工、码头工人、裱糊匠、造船木工和船厂工人、陶器工人、市政工人、瓦工、石膏胶泥细工、酿酒工人，镌版匠和雕镂匠、磁器工人、桶匠、镀金工、制帽工人、装钉工人、五金工人、木工、画工、伐木工、铺屋顶工和皮毛匠。随着会员人数的增多，工会的财政收入也增加了。1902年，工会收入比1891年增加了一千万马克左右，这个时期的支出增加了九百五十万马克。1902年，工会的总收入为一千一百零九万七千七百四十四马克，总支出为一千万零五千五百二十八马克，金库存款为一千零二十五万八千五百五十九马克。自从1891年以来，工会中央联合会收入六千二百二十八万七千七百四十三马克，支出五千五百二十五万四千一百三十一马克。
但是，产业工人中只有占百分之十四点四二的人组织了工会，因此在这方面还有一件重大工作要做。但是事件已经进入历史的潮流，今天，德国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扎下的根同它的政治组织同样牢固。同时德国工会发展较晚也有它好的一面，那就是避免了英国工会犯过的错误。的确，资产阶级的工人之友立刻努力在这些小麦中播杂草，当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在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大力发展，而它的政治组织却必须在弯路上停滞不前的时候，产生了一些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很自然的。这时往往对工会运动作出过高的估价，而从前，当政治运动比工会运动发展迅速时，也常常发生过过高估计政治运动的现象。现代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不是工人阶级创造的，而是历史发展造成的，无论在实际上或原则上都很明显，工人阶级在现有条件下能够最有力地挥动的臂膀，自然也是本身比较有力的臂膀。
除去这些没有危险的、不可避免的小摩擦以外，工人的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之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纠纷，并且已经作了充分的安排，使得将来也永远不发生纠纷。正如七十年代上半期已经表明的那样，九十年代下半期又一次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辉煌的发展对工人的状况也只能作很成问题的改善，而这种发展却使资本发了大财。从1896到1900年，德国金融市场上有价证券新发行额为一百十五亿马克（按行市价值计），这还远不是工业繁荣的这几年中德国资本的总增长数，因为积累起来的资本决不会全部经过交易所。同一时期，根据意外灾难保险显然比较有利的计算，工人的平均收入增加了还不到百分之十五，以致1899年为七百五十二马克整，每周工资还不到十五马克。而后来同七十年代工业繁荣时期一样，增加的这点可怜的收入又被物价普遍上涨在不同程度上抵消了。加之，收入增加只有一小部分是由提高工资达到的，而大多是由更正规的上班和加班加点而达到的，以致增加收入也必然是以工业中的意外灾难的增加和绝对地或相对地加强剥削童工为代价的。
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也不能取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些铁的结论。从1895年初到1899年底，德国工会从自己的金库中拿出五百二十五万马克支持罢工，此外，根据工会总委员会计算，还有自由募集的约二百五十万马克用于这个目的。如果估计工资损失（至少这是可以肯定的）为罢工救济金的两倍，那么那一时期的罢工就使德国工人损失了二千五百万马克左右。在整个罢工之中，自卫性罢工1895年占46%，1896年占31.3%，1897年占42.9%，1898年占53.3%，1899年占45.5%。有1/3到1/2以上的罢工是在工业繁荣时期为了不使工人状况进一步恶化而进行的。甚至一次成功的自卫性罢工对工人来说，也不意味着他们的状况的改善，而部分胜利的罢工就是一种损失。1899年的罢工中只有45.5%导致工人状况的改善，其中31.4%以工人全胜结束，14.1%以工人一半胜利结束。整个罢工中有一半以上没有改善工人的状况，有21%以工人状况的恶化而结束。有一条旧经验是，自卫性罢工给工人带来的损失比进攻性罢工要大得多，在九十年代下半期，这条经验也得到证实；自卫性罢工损失的百分比为进攻性罢工损失百分比的两倍。由此可见，一般说来，只有在商业状况特别好的情况下，以及在个别情况下，工会才能成功地进行罢工，而它决不能从自己方面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工会的不可估量的价值在于，加强工人阶级的力量，以免工人阶级无条件地落入集中的资本正在增长的力量的掌握之中。有一个工会运动的领袖在科伦党代表大会上认为，政治性的阶级斗争的教育作用同经济阶级斗争的同一作用相比简直等于零，这是不正确的；但是，正确的说法是，工会运动发挥了现代工人阶级的许多才能和力量，这些才能和力量是它的政治运动用这种方式不能发挥的，而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的胜利又必须发挥这些才能和力量。因此这两种运动必须互相补充，同任何其他大工业国相比，在德国较少有这种危险：工会会受资产阶级中的所谓工人之友的欺骗性诱惑。
帝国主义政策时刻注意给工会运动指出它在德国的唯一真正的朋友。惩役法[8]的教训令人永志不忘；这个打击也是针对蓬勃发展的工会运动的，正如过去的反社会党人法的矛头是指向蓬勃发展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那样。在最繁荣时期，当工业、金融、房主、大地主大发其财的时候，资本怂恿著名的社会改革的帝国反对工会，帝国向工人挥舞皮鞭，阻止工人为自己争取从普遍剩余中得到最起码的一份——实在可怜的一份。假如没有社会民主党，惩役法提案就成为法律了；就同过去常见的那样，假如工会运动没有工人的政治运动这个坚强的壁垒，这次工会运动也就被摧毁了。这些经验是不易忘记的，尤其在面包暴利[9]的日子里更是这样。即使德国工人运动的两大支要想分道扬镳（它们当然不是这样）,面包暴利也会把它们焊接在一起。如果由于提高粮食关税，辛辛苦苦地取得的成就一下子就被有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阶级窃取去了，那么工会在最严重的困难条件下，尽最大努力争取提高工资，又有什么用处呢？
工会不是政治组织，它的大门对各党各派的工人都是开着的，在罢工时，它不问罢工者的信仰如何，但是谁要是劝说罢工者，叫他们不必关心工人的政治运动，他就是想使他们看不到自己最重要的切身利益，如果这个人为了能够欺骗工人，而先学会自我欺骗，那就更危险了。
虽然如此，德国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之间的牢固联系，将来可能被解开的危险是不存在的。因为资产阶级雄辩的所有飘动的肥皂泡都在帝国主义政策的行动上碰碎了。
三修正主义
党的敌人把党的分裂的更大希望寄托在关于所谓修正主义运动的争端上，这一争论支配着好几次党代表大会，并产生了内容相当广泛的文献。当然这一争论丝毫也没能影响党的实际政策，而且，只要它没有显示出这种精神和力量，它就没有任何历史意义。
正如过去的老年派和青年派之事这个名称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争这个名称，也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党内没有，也不可能有连马克思本人也不想当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者；盲目相信老师的话，只不过是每个认识达到极限的最终真理的学派的悲惨命运。马克思主义并不知道任何这样的真理。它不是万无一失的教条，而是一种科学方法。它不是另一个个人能够提出另一套更高的理论与之对抗的个人理论；相反，它是思想领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它由事物本身，由历史发展中成长，并随着它们变化而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空洞的欺骗，也不是永恒的真理。同这一点完全相适应的是，那些善于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方法修正马克思和恩格斯过去得出的科学结论的，正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只要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支配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而且一年比一年更多地支配这种生活，马克思主义就是一切社会科学的结论，当然是真正社会科学的结论，对这种社会科学来说，重要的是真正的认识，而不是美化的目的。谁要是想超过作为科学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而又不愿干脆回到资产阶级世界，那么他不是陷入折衷主义，就是陷入怀疑论。当他用七拼八凑的材料建立一种新理论来同纸房子比赛牢固程度的时候，他陷入折衷主义，当他在马克思的每个论点后面都画一个问号，或者也按照莱辛已经指出过的方法，用所谓常识可以接受的东西来同这个或那个论点对抗，而带着得意的轻蔑心情无视其他一切的时候，他就陷入怀疑论。修正主义这只没舵的船，就在那种折衷主义和这种怀疑论两个漩涡之间盲目航行。
修正主义的实质就是空洞无物。由于它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所以它感到被大家误解，不是没有理由的；它纯粹是迷雾，所以它必然不是有血有肉的。它不是从社会主义理论基础，而是从资产阶级观念出发修正社会主义理论，它甚至被资产阶级观念吓破了胆，什么也不敢说。马克思主义用来研究当前现实的不断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对修正主义来说，却成了目的本身，修正主义为修正而修正，由显然害怕绝对的教条而无视一切相对真理。它的思想不彻底，当事物的逻辑刺中它的痛处的时候，它就抱怨缺乏“温文尔雅的态度”。
因此，它从无，经过无，到无。从来还没有一个比修正主义更坏的预言家。当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工业繁荣，促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和刻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危机的理论从而得到何等程度的修正时，修正主义直率地宣称，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本不可能产生过去那样的普遍商业危机，可是随后不久发生的危机及时回答了这个问题。当马克思主义者高兴地欢迎工会的不断发展，但并不因此忽视以大得多的程度不断增长的资本积累的时候，修正主义却说工会的成就会逐步剥夺资本家阶级。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帝国主义政策的新形式，并且预言这种新形式将把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消耗光，而给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创造越来越大的活动范围，这时修正主义者却幻想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工人党，这个党必然在同仍然相当健康的资产阶级的联合中寻求自己的幸福，随后1903年的帝国议会选举和邦议会选举又一次及时作出了答案。
在这种情况下，修正主义在历史上引人注意的仅仅是这个问题：修正主义怎么会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产生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党的实际工作的负担过重，大大耗费了它的力量；党的发展迅速，使各个阶层的各种各样的分子进入党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在社会主义思维方式变成他们的全部脑纤维以前，总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总之由于一系列情况，这些情况使曾经受到马克思赞扬的德国工人的伟大理论鉴别力一时减色了。
可是，尽管这种理论鉴别力在一种本身有益的和必要的发展的影响下也会减色，它远没有因此而消失。它同过去一样生气勃勃地存在于工人群众之中，最有力的证明是，修正主义在工人群众中从未能站稳脚跟，它对工人群众的实际运动根本没有产生丝毫影响。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十分顽强，不会由于单纯的思潮而停止不前。在德国，修正主义从来不过是一种思潮而已。
这种思潮不是一下子产生的，所以也不会一下子就消逝。就这一点说来，修正主义可以夸耀说，即使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以后，它仍然继续存在着。但是，当它面临存亡的问题时，又一次黯然失色了，它的许多代表人物通过一些喧闹的场面表示了对“温文尔雅的态度”的渴望，这些场面是用来掩护它的退却的，正如过去类似的场面也曾掩护过青年派的退却一样。在这以后修正主义只是苟延残喘了。资产阶级敌人由于对无产阶级群众运动不可救药地无知，所以幻想社会民主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在德累斯顿受到打击，可是这个幻想没有实现；正如垂直照射的阳光往往使高山上的游客看不清地平线一样，群众运动中的浮云在不可遏止的成就的子午线高度上稍稍模糊了远景，而这些浮云终究被一直鼓舞着德国工人运动的早就存在的革命思想驱散了。
[1]西哥特人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国王（710-711），711年与摩尔人作战时战死。——译者
[2]参阅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2-463页。
[3]1896年，福音派神学家和自由党政治活动家弗里德里希·瑙曼（1880-1919），创立了民族社会协会，旨在使德国工人脱离社会民主党，同资本主义国家“和解”。瑙曼拥护一种“社会的”帝国的思想，大力维护帝国主义实力政策（殖民地统治、扩张军备）。瑙曼在他办的周刊《援助》和他的著作《民主和帝国》（1900）中，也为这些活动辩护。民族社会协会因为在德国工人中找不到拥护者而遭到失败，之后，瑙曼和他的朋友就转向资产阶级党派政策。在以后几年中，瑙曼是自由思想联合党的领袖，并和弗里德里希·冯·帕耶尔一起是由这个党产生的进步人民党的领袖。——原编者
[4]德国帝国主义者为了能够奉行帝国主义实力政策和取得“向着太阳的地位”，力图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1898年和1900年，关于舰队的头几个重大议案在帝国议会通过。1906、1908和1912年又接着颁布了其他的舰队法。——原编者
[5]1900年6月25日通过的帝国刑法典修订条款被称为哈因策法，因为这次修订是由于对一个叫哈因策的柏林的娼妓保护人的审讯而引起的。这个修订条款补充和加重了对奸淫媒介和纵容卖淫以及传播淫猥印刷物的刑罚。中央党和保守党在帝国议会辩论中企图把导致大大限制当时还存在的文学和艺术自由的若干规定，插到这个修订条款中去。但是，由于广大居民阶层，首先是艺术家和作家的抗议，特别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这一反动阴谋遭到失败。——原编者
[6]1844年在英国工业城市罗奇德耳成立的消费合作社的名称。——译者
[7]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页。
[8]1900年，帝国议会否决了政府的一个法律草案，这个草案严重威胁着工会的罢工权，其中规定，如果为了抵抗罢工破坏者而设置罢工哨，将被处惩役刑。——原编者
[9]1902年，帝国议会中的反动的多数派提高了谷物保护关税，结果面包价格上涨，德国大地主发了财。1903年帝国议会选举期间，社会民主党为反对这种面包暴利而进行斗争，在选举中取得非常的胜利，每三个选民中就有一个人投了社会民主党的票。——原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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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反社会党人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六章反社会党人法
一基督教社会鼓动
二谋刺案和白色恐怖
三剥夺工人阶级的权利
在这期间，俾斯麦十分顽固地执行他的财政计划、税收计划和关税计划。在1877年的选举中，他就得到了初步成果。民族自由党人失去的大约二十个议席，都落到保守党手里。自由贸易派的力量稍稍削弱，保护关税派的力量却略略加强。但是在帝国议会中还没有形成保护关税的多数派，保守党人和教皇全权主义者加在一起仍然是少数，俾斯麦不得不进一步设法使民族自由党人就范，这对他来说本来是极方便的事情。
这里还必须列举一下俾斯麦为达到这个目的而进行的各种尝试：威胁性的辞职、忿然退入庄园等等的手段。1877年圣诞节，俾斯麦和卞尼格先在瓦尔岑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谈，以失败告终。当时卞尼格先还不像今天他的继承人这样；俾斯麦所给的，他觉得太少，俾斯麦所要求的，他觉得太多。民族自由党人可以派一个或几个人进入内阁担任无足轻重的角色，可是为此却必须赞成烟草专卖和一大堆财政关税，没有“立宪的保证”，也不保证由此大大缩小了的议会批准预算权；民族自由党人将得到一部分表面的政权，但却要放弃他们现有的实际政权的相当大一部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过分无理的要求，而当俾斯麦同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日益亲密、早就使民族自由党人对他们的专制独裁感到畏惧的时候，事情就更是这样了。
在1878年2月开始的帝国议会会议期间，矛盾更大大尖锐化了。俾斯麦明目张胆地要求实行烟草专卖；过分贪恋大臣职位的康普豪森不得不下台。像施托尔贝克—维涅格罗德伯爵这样一文不值的封建人物，或者像霍布莱希特这样中立的官僚分子进入内阁，担任了卞尼格先拒绝接受的职位。复活节前后，半官方报刊发表了这样一种言论，这种言论使人毫不怀疑地认为，由于装病或者真正有病退居弗里德里希斯鲁的俾斯麦，只是在等待解散帝国议会的机会。然后通过某种“全民投票”成立一个能给他带来几亿马克新税款、并竭力削弱本身的权力的议会。
俾斯麦过去一直憎恨社会党人，现在也是如此，因此他很容易想到，把赤色幽灵当做他攫取人民金钱的卓越的推动者。假如他在这一方面还需要一个动力的话，那这时走在攻击社会党人的资产阶级前列的进步党就给他提供了这种动力。进步党的较老的，无论如何还比较能干的领袖已经死了，现在它的领导权掌握在勇敢的欧根·李希特尔手里。这位杰出的思想家咒骂社会民主党是“警察国家的胎盘”，或者说，任何人也不用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那部书所证明的无非是只要人类还没有成为天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有其阴暗的一面。在这个时候，人们如果怀有几分好意，便可以把这看做是病态的、但无害的放肆行为。可是欧根·李希特尔却以党的名义宣布，同反动党派斗争是次要的事情，同社会民主党斗争是主要的事情。他的口号是：宁要路秋斯不要卡佩尔！[1]《人民报》并没有提出实际要求，只是曾经用假设的语气说，如果在爱尔福特进行补选，需要在俾斯麦派的路秋斯和社会民主党人卡佩尔之间进行选择的话，进步党应该投票赞成卡佩尔，反对路秋斯。这一来不仅所有其他进步党报纸都对这个胡说八道的孩子破口大骂，而且进步党中央选举委员会也庄严地登上讲台宣称，《人民报》的假设违背党的一切神圣传统。这些传统从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血管中汲出了最后一滴血，从它的骨头里汲出了最后一点骨髓。
一基督教社会鼓动
这个时期声势赫赫地登上社会舞台的基督教社会鼓动，虽然同进步党的政策差不多一样狡黠，但它仍企图压倒别人。
十九世纪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有两个历史根源，一个是：它是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的伴随现象，从工人共产主义的理论形式来看，它以它所熟悉的思想材料为基础，正如伟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以他们熟悉的启蒙的思想材料为基础那样。现代无产阶级在其解放斗争初期喜欢回忆早期基督教，同卡贝和魏特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的历史上两种最重要的形式，都带有宗教色彩。只是这种色彩通常很快就褪了色。群众对他们的运动的无产阶级内容理解得越透彻，他们就越无情地粉碎运动的教长形式。
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历史根源是：它产生于有产阶级，是封建社会主义的伴随现象。因此它用不着一开始就进行有意识的欺骗。宗教思想家可能理直气壮地认为，采取宗教途径可以援助穷人和无产者。可是，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形式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总是短命的；它的反动内容很快就突破了无产阶级形式。有时它非常激烈地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可是，只要一触犯到封建主义剥削，或者攻击剥削关系本身，它就不管怎样总得投降，它的信徒只有两种抉择：后退或者低头。
历史发展必然使德国工人运动不会长期受到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纠缠。手工业者和进步的工人热烈欢迎的古典哲学，早就把他们头脑中的天国幻影清除掉了。在魏特林那里，宗教因素甚至已经以简直是落后的形式出现。三月革命以前的反动派利用它的假社会主义信仰，并没有能够在工人阶级中得到任何东西。在七十年代初，工人运动重新抬头的时候，它对一切宗教问题都是漠不关心的。只有爱森纳赫派有时以无神论的理论信徒的面貌出现。倍倍尔有一次在帝国议会宣称，他在宗教上是无神论者，在政治上是共和主义者，在经济上是共产主义者。1873年，美因兹代表大会虽然否决了党员有义务退出德国国教教会的慕尼黑提案，但是代表大会建议这些党员在接受了党纲，真正放弃了一切宗教信仰以后，正式脱离教会团体。
可是，恰恰是对宗教—哲学问题较有深入研究的爱森纳赫派了解到，宗教问题已经完全被经济问题吞没了。大卫·施特劳斯的论新旧信仰的著作，前半部宣扬了最坚决的无神论，而后半部却宣扬最反动的帝国爱国主义。布鲁诺·鲍威尔在自由贸易派的主要杂志上发表了论基督教起源的划时代的研究著作，他同法赫尔一起创办了施特鲁斯堡派的机关报《邮报》，同时为鲁道夫·迈耶尔的《柏林评论》写了政治概论。时髦哲学家冯·哈特曼故弄玄虚地论述了“基督教的自动分化”，他是攻击社会主义者的最可恶的人之一。几乎所有德国达尔文主义者都是这样的人。总之，经济的阶级斗争不再披着宗教的外衣，这是越来越明显的事实，这是不广泛支配自然界、不彻底摧毁一切超自然的观念便不可能出现的大工业的明显的后果。
在哥达纲领中，这种认识得到了还不完全自觉的、但恰恰因此而很明确的表达。在原来的草案中，要求“信仰自由”而在最后定稿时，用“宣布宗教为私事”一词代替了“信仰自由”一词。这样改首先是出于使概念更精确的纯外部的原因，在普鲁士政府喜欢装扮成反对罗马教廷的、争取“信仰自由”的先锋战士的时候，精确地确定概念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宣布宗教为私事”一词在实际上马上被转义为：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说，宗教也是私事。只要宗教成了统治阶级的权力手段，反对宗教就应列入纲领的其他章节内，诸如一切禁止自由思想和自由研究的法令都应废除，学校应由国家管理等。可是反对宗教本身的一切导因已逐渐消失，因为人们每天都看到，反对最后一个普鲁士警察的斗争比最胆小的庸人也能泰然进行的反对亲爱的上帝的斗争需要更大的勇气，同时也看到，现存的一切宗教烟雾并不妨碍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
当然文化斗争给工人运动制造了一些障碍，因为它又一次使天主教工人更紧密地同他们教会的被迫害的教士联合起来。可是，如果由此证明，对纯宗教观念作斗争，是一种无效的、损人不利己的武器，那么七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事实却表明，大工业的发展和同大工业有密切关系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抗的尖锐化，比任何言论都更彻底地淸除了宗教意识。哪里的天主教企业主和天主教工人骤然对立起来，哪里自动地不让把无产阶级的反抗锋芒指向“自由派”资本家和“新教”资本家，哪里的天主教社会主义的蛊惑性就暴露出来，教皇全权主义的资产阶级丝毫也不比自由派资产阶级强。这种变化的典型场所是莱茵区的大工业城市亚琛。那里“自由派资本家”很少，天主教剥削者和天主教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逐年尖锐化，天主教会表明，一到紧要关头，它都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副堂神甫克隆能贝克、拉夫、利岑格尔企图进行反抗，不仅遭到唯利是图的工厂主的镇压，也遭到他们的教会中的上司的同样程度的镇压。有的（如拉夫和利岑格尔〉被迫屈服，有的（如克隆能贝克）被免职。但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历尽艰险，胜利地进入旧帝都[2]。
福音教会完全依赖国家，因此它从一开始依靠自己对工人运动的影响的程度，就远不如天主教会。1871年阿道夫·瓦格纳在柏林举行的所谓“伪善者代表大会”上尴尬地小心翼翼地对社会问题发表了议论，可是并没有什么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比他的老师洛贝尔图斯模糊得多的鲁道夫·迈耶尔想为了农业社会主义目的而把福音派教士动员起来，可是他的努力也没有特殊成就。正如一个福音派教士对鲁道夫·迈耶尔所说的那样，愿意这样做的教士被上面“制止”了。俾斯麦是一个十分讲究实际的实业家，他不特别重视用宗教掩饰剥削方法。他也不希望有一个可能妨碍他的宫相职位的“福音派中心”。鲁道夫·迈耶尔和瓦盖纳力图使俾斯麦制定一个严肃的工厂法，可是他对他们的努力早就置之不理了。后来，当鲁道夫·迈耶尔在一本充满严酷的真理的、气势磅礴的论著中对俾斯麦不愿抛弃的资本主义腐朽制度进行了猛烈冲击的时候，这本书立即被没收，作者由于犯侮辱俾斯麦罪被交付法庭。顺从的法庭要判鲁鲁道夫·迈耶尔很重的徒刑，而他选择了流亡的道路。
可是他争取到了几个福音派教士，首先是马尔克的乡村牧师鲁道夫·托特。1877年托特由于写了许多论德国激进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社会的文章而闻名于世。他是一个守正不阿的人，而且还是一个聪明伶俐、勤勤恳恳的劳动者，他的著作也是值得重视的成就，尤其是当人们考虑到，它是出自一个偏僻乡村的牧师的手笔时，更是如此。这本书表明了对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观的广泛了解，因此同自由派文人企图回避根本观点的卑劣手段相比，它是一部杰出的著作。托特以基督教立场出发宣称，社会民主党的经济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政治目标，是无可非议的；他只是完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无神论。当然任何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社会鼓动不能以此为依据。但是托特也不愿做政治-社会的鼓动员。相反地，他根据自己的这本书，建立了一个社会改革的中央协会，并创办协会的机关报《国家—社会主义者》周刊，这个刊物主要研究理论问题。
宫廷传教士施特克尔的情况却与此不同，他也受到鲁道夫·迈耶尔鼓舞，但是不久就对呆板的音调感到厌倦了。施特克尔没有托特的彻底性和追求真理的欲望，相反地却有进行有效的鼓动的一切才能：豪放的天赋的机智，思想和言论方面的大胆、敏捷，以及最困难的环境也不能使他沮丧和消极的情緖。施特克尔虽然具有真正的鼓动者所应有的一会儿坚持事实，一会儿取消事实的那种适宜的轻率，但他决不是自由派报纸狡猾地企图把他变成的那种虚伪的怪物。同欧根·李希特尔之流相比，他仍然可以被看做是爱真理的典型人物。甚至，他的崇拜者称他为“路德第二”，也不是完全不适当的。只是他缺乏把路德造成一个伟大历史形象的条件：一生中的革命时期。
施特克尔于1878年1月开展的基督教社会鼓动符合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只是适应它们的利益。当然施特克尔决不是受俾斯麦保护的人，他的第一个社会政治行动的矛头就明显地指向俾斯麦。在俾斯麦同卞尼格先商谈将由民族自由党担任大臣职位时，施特克尔对所谓自由主义的产物——社会民主党发动了进攻。他追求教会中的正统的统治，这种正统统治是同国家中的絶对王权和封建容克阶级的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基督教社会鼓动的目的，就是要使工人阶级为这些势力服务。他没有任何较深刻的经济阶级斗争的见解。他的工人纲领是用农业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天主教社会主义的和行会制度的材料拼凑起来的。把法律上的工人保护和大肆掠夺的保护关税说成是同样美好的事情，对他来说也是无关紧要的。托特不会这样做，鲁道夫·迈耶尔更加坦率地取笑这种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畸形儿”。
施特克尔为了主要对八十高龄的皇帝发生影响所使用的手段，同他的崇高目的是完全相称的。他收集了社会民主党抛弃的一些蜕化变质的人，在他们的帮助下，于1878年1月3日在“冰窖”召开了一次民众大会，议程之一是建立基督教社会工人党。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有几千个社会民主党工人到会来看看情况，于是莫斯特和施特克尔之间展开了剧烈的舌战，这场舌战一直继续到后来的几次民众大会上。施特克尔巧妙地利用了他遇到莫斯特的这一意外收获。莫斯特热情而轻率，对这种喧嚣的舌战不但颇有好感，而且自己也着了迷，在一次民众大会中他违背党的一般策略，进行了号召集体退出国教教会的鼓动。这一鼓动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成果，这并不是因为工人对教会忠心耿耿，恰恰相反，是因为工人对教会极为冷淡，不值得正式退出，以免由此招来许多麻烦。但是施特克尔毫不迟疑地利用社会民主党的突击这一表面上的先利，并且还善于大敲共鼓。虽然鲁道夫·迈耶尔对柏林工人讲过几次话，没有用比嘲笑更坏的东西威胁参加社会民主党民众大会的保守党演讲人，但是施特克尔扮演勇敢而完美的骑士，敢于首先闯入狮洞，把莫斯特在公开的通告信中的普通的引文“同天国进行清算吧，你们的气数尽了”的词句夸大为教唆暗杀。年老力衰、脑筋迟钝的皇帝也被这位“比武者”所感化，而以新教教会最高主教的身分，帮助在文化斗争时期稍受削弱的热狂的正统主义者重新站立起来。
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当然不信施特克尔的基督教社会鼓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反而约束莫斯特，阻止继续论战下去，这一论战似乎使施特克尔的活动有了一种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重要意义。当工人对此不再关心的时候，基督教社会的肥皂泡就立即破灭了。施特克尔只不过是各种流氓无产阶级的磁石，流氓无产阶级在他那里寻找社会民主党所没有的美食，俾斯麦为了点燃他的地雷所需要的、在这个硫磺质的团体中的硫磺线慢慢烧起来了。
二谋刺案和白色恐怖
1878年5月11日，正当皇帝坐着敞篷马车经过柏林菩提树街的时候，洋铁匠帮工赫德尔放了几枪。这个虽不是厌世，但却极堕落的人硬说，他想开枪自杀以便引起皇帝注意民众疾苦，这肯定不是真话。可是另一种说法——他想击中和打死皇帝——也是不可信的。赫德尔的转轮手枪是打不准的杀人武器，它的枪身是斜的，根据一个在法庭上宣誓说自己是行家的宫廷制枪工人的证词，这支手枪城九步以外发射，就会比靶子高一英尺，向左偏一英尺。
赫德尔本人决不是一个政治热狂分子，二十岁就成了一个人间废物，身上带着资产阶级社会常常用来惩罚那些未被邀请而来参加他们的盛宴的不幸者的伤痕。他是一个私生子，患有遗传性梅毒，童年就曾因行窃遭过鞭打，被当作流浪汉送进了感化院，后来在一个洋铁匠师傅那里充当毫无反抗能力的剥削对象，他一辈子到处挨打受气。他的精神和肉体都有毛病，没有一种革命发展的力量，而是作为骑子手和二流子来同把他贬到牛马般的生活的敌对力量进行斗争。当他企图在莱比锡（他的母亲在那里做洗衣妇，他的继父是修鞋工人）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时候，他已经无可救药了。他的流氓无产阶级习气使他很快地被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所摒弃。3月，他已经受到莱比锡的党员同志的斥责，5月9日，汉堡中央选举委员会通过明确的决议，把他开除出社会民主党。在这期间，赫德尔曾经扮演了“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角色，同巴枯宁在德国的两三个信徒之一的排字工人威纳尔发生了关系，后来他向民族自由党莱比锡地方领导人施帕里希作了坦白，施帕里希认为这是对社会民主党的所谓“揭露”，付给他现金报酬。最后施特克尔的响亮的喇叭声把他诱到柏林，赫德尔在柏林又一次企图同社会民主党人接上关系，结果又遭到他们的断然拒绝。
因此赫德尔在社会民主党中一再受到不友好的接待，而头脑不清的无政府主义者、民族自由党的打折扣的爱国者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宫廷传教士却对他表示欢迎。不过把这个堕落分子算做任何一个政治党派的人（不管这个党派平时怎样错误），都是不公平的。赫德尔追随这些政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自己能够过着尽量舒服的生活，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在菩提树街放了几枪。这是一种严重的不法行为，赫德尔企图通过这一举动引起人们注意，希望这样能给自己带来种种好处。被捕时，他身上一文莫名。这场滑稽剧对这个可怜的家伙并不相宜，不过当他颇为勇敢地走上断头台的时候，他依然否认他向皇帝开枪，即使这不是真话，他的行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完全具有为沽名钓誉而犯罪的虚荣心，为了引人注目而扮演“皇帝陛下的暗杀者”的角色。
即使人们认为赫德尔是企图刺杀皇帝，那这样做也是一个白痴用愚蠢的手段做出的谋刺行为，不应把这个白痴送上断头台，甚至不应把他投入监狱，而应当把他送迸疯人院。赫德尔发表的所有口头的、书面的言论都清楚地表明，他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是没有责任能力的。菲尔肖夫希望政府把这个被处死者的脑袋给他进行解剖试验，假如政府不断然拒绝这个要求，那么上述事实就会从医学上得到证明，协而消除一切怀疑。国事法庭对赫德尔进行的审判的各部分都表明，政府一定要把他当作严重的叛国犯处理，从极端不公正的起诉书到软弱无力的辩护和矛盾百出的判决，都表明了这一点，这个判决为了处这个“精神上和肉体上受过损害的人”以死刑，而认为他充分具有责任能力。
无论如何这一谋刺事件（如果它真是一件谋刺事件的话）是当时的最不足道的谋刺事件之一。尽管如此，自从普法战争以来在有产阶级中形成的卑躬屈膝的风气，使这一案件变成一件国家大事。爱国的庶民在皇宫前面边走边唱：大家都感谢上帝。起初皇帝也不相信这是谋刺，后来别人说他逃脱了一场大难，他自己也就相信了，并且声称，为了避免这一恐怖行为，人民应该坚信宗教。资产阶级报纸中，只有很少几家是神智清醒的，大多数都胡说八道，比如《国民报》说：“今天，对于毫无预感的世界的首脑，作出了多么重大的决定啊！手枪稍稍高一点或低一点就会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接着就是一篇冗长的废话：假如皇帝得不到“奇迹般的”拯救，整个世界历史就会发生变化。政治性报纸这样说，文艺性报刊也这样说。它在每一期上都描述这一谋刺事件，给“刺客”刻了这么漂亮的木刻，使他留名后世，可是对一般的不朽人物它往往不这样做。当然通过这一切发作，也对赫德尔的所谓养母——社会民主党进行了极恶毒的指责。不言而喻，社会民主党报刊只有给予这些鬼话以应有的尖鋭讽刺和嘲笑。产生许多堕落分子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制造了一种人为的暗杀狂，社会民主党对此是完全没有责任的。资产阶级的愚蠢行为甚至不能给自己找到借口，来说明是由于思想简单才这样做的。英法两国的历史提供了足够的例子提醒人们：如果暗杀犯（哪怕他是像赫德尔这样的一个可怜虫）被捧为明星，那么暗杀事件就要传染开来，甚至要广泛传染。
俾斯麦主要从实际煽动方面，而不是从感伤的激情方面来理解这个悲喜剧性的偶然事件的，他一听到赫德尔开枪射击的消息，立即从弗里德里希斯鲁复电说：颁布反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过了几天，这个拙劣的作品就完成了，根据布赫尔的半官方传记作者的记载，这项法令是布赫尔起草的。它用六项条文取消了社会民主党仅有的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联邦议会有权禁止“追求社会民主党目的的出版物和团体”，但是帝国议会保有“在它下次开会时”废除已经发出的禁令的权利。这项法令的有效期限为三年。
这个草案在联邦议会中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而在帝国议会中一开始就肯定要遭到否决的。在5月23日和24日的讨论中，只有两个保守党派表示赞成。这两派的主要发言人是毛奇，他贩卖所谓社会主义者要“分财产”的谰言、颂扬“贫困”是“上帝的世界秩序”中的“必然因素”。其他资产阶级政党还不敢任意把独裁的全权交给警察。这件事首先取决于民族自由党人，他们尽管十分卑屈，可是他们清楚地知道，赫德尔的谋刺是一个“无用的年轻人”（卞尼格先语）的愚蠢的恶作剧；由于瓦尔岑会谈的失败，他们变得胆小起来，不希望“在目前普鲁士和帝国的内阁混乱状态中”有一个独裁的统治。卞尼格先认为，只有当人们知道谁行使这种权力时，才能容许这种暴力，如果人们看不见有什么危险要求必须有这种独裁，那人们就更应坚持这条原则。民族自由党的发言人堆砌了许多美妙的词句；他想在人人平等的法律基础上维护资产阶级自由，反对用来对付几十万德国公民的非常法。当然，卞尼格先用他那庄严辞令的飘动的上衣是遮不住反动的马脚的；他不可思议地发现，现行立法还没有被用来在可以容许的最大限度内反对社会民主党，并表示愿意在普通法的基础上，弥补现行立法可能存在的漏洞。
当然，教皇全权主义者比民族自由党人更不信任警察独裁。只要他们自己还受到非常法的控制，他们就不能立即赞成反对另一个党的非常法。至于进步觉方面，欧根·李希特尔所说的同卞尼格先大同小异，只是更带有斥责的口吻，更加卑贱。卞尼格先表现了对社会民主党有一定的历史理解，而进步党发言人却把社会民主党看做“主要”是普鲁士政府的“一件艺术品”。他责备警察没有很好地执行出版法和结社法，甚至曼托伊费尔也认为这两个法令是足以维持秩序的，而他——自由派的大英雄也认为“如果巧妙地执行这些法令，它们是完全够用的”。只是他没有表示愿意弥补这两个法令的“漏洞”，这件事大概等过些时候再谈。正如李卜克内西宣读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声明所说，虽然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为了防止对人民自由的史无前例的破坏”而投票反对这个提案，但是它认为参加这种辩论“同它的尊严是不相容的”。声明还说，法庭侦查工作还没有结束，就企图利用一个疯子的行为来实现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动阴谋，把没有得到证实的谋刺德皇的“道义上的主谋责任”推到反对一切形式的暗杀、认为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党的身上，在一切没有偏见的人的眼里，这种企图恰恰给自己下了判决。政府的提案以二百五十一票对五十七票遭到否决。各党派内部在投票时几乎没有发生分歧，只有三个自由保守党议员倒向反对派一边，而民族自由党反对派中有三位教授发生了变化：特赖奇克和贝泽勒尔投了赞成票，格奈斯特弃权。帝国议会当天就宣布休会。
九天以后，即6月2日，爱国庶民和俾斯麦之流的政治操纵者播下的种子发芽了：一个堕落的人，出身于有产阶级（一个国有地租赁者的儿子）的卡尔·诺比林博士从菩提树街一所屋子里用霰弹枪射击从那里经过的皇帝，使皇帝受了重伤。诺比林在被捕前，自己向头部打了一枪，公众听到的关于他的第一个可靠报道，是他在9月10日死去的消息。在这段时间里，他是不是供出他的行为及其动机以及关于这方面说了些什么，政府始终保持缄默，这是一个反面的但却有力的证明：政府不能发现诺比林同社会民主党有任何联系。
根据人们平常对诺比林的了解，这个爱虚荣而又庸碌无能的人，就其精神素质和意向来说，应该属于民族自由党的反社会主义者集团。据侦查法官对一个教皇全权主义的编辑说，诺比林比赫德尔还愚蠢，给诺比林治疗的狱医写信告诉自己的同事说，诺比林亲口说过，他受到席勒关于法国卡佩王族的历史叙述的鼓舞，要想刺杀皇帝，因为皇帝受别人挟持，为害人民，而皇太子可以比较独立地进行统治。这种愚蠢的见解符合诺比林有恶质遗传的事实，此外，他也患有同赫德尔相同的性病。他找不到满足自己欲望的地位，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不愿像别的自杀者那样无声无臭地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回他谈到这样的自杀者时说，他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打死一个大人物，自己就死了。赫德尔的光荣给他的虚荣心指出了道路，只是由于他受过高等教育，才认识到人们对赫德尔的谋刺行为的荒唐可笑有所谴责，因此他就用恶毒地执行他的杀人计划来防止这一点。
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暗杀一个在政治上早已不为人所憎恨的八十多岁的老人，感到愤慨。社会民主党报刊也没有像它完全有理由对第一次谋刺所做的那样，对第二次谋刺进行讽刺。它一刻也没有忽视诺比林射出的霰弹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不过“勃兰登堡选帝侯国的藩臣”俾斯麦只有一个想法：现在是实现波拿巴式的行动的大好时机。诺比林的行刺是在中午，当天晚上半官方的《电讯》就发出了一个所谓“官方的”、实际上根据其全部内容是一个虚构的急电，据说头部中了一颗子弹卧床不起的诺比林在“法庭审讯”中供称，他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并曾多次在柏林参加社会党的会议，他蓄谋刺死皇帝已有一个星期了。丢到激动的群众中去的这个火星燃起了一种情绪，《前进报》上有一首诗确切地表达了这种情緖：
全体国民产生了憎恨和错觉
狂怒改变了人们的面貌
古伊多·魏斯在《天平》上更为精辟地写道；皇帝受了伤，国民发了创伤热。
这时民族自由党议员和机关报异口同声地宣称，他们准备赞成政府提出的反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可是他们发现俾斯麦根本不听他们这一套。这个世俗人恰恰想使民族自由党人“陷入窘境，使他们啾啾叫叫唤”，他以自己所特有的果断执行了这个纲领。缩手缩脚的皇太子代替卧床的皇帝执政，在这种情况下，宫相就能够比过去更加独断独行。他毫不费劲地克服了他在普鲁士内阁中和联邦议会中遭到的反抗，6月11日帝国议会被解散，帝国议会的改选定于7月30日举行。俾斯麦为这次选举制定了一套白色恐怖措施，目的是使激动的庸人由于害怕而变得盲目和疯狂，从而拼命地往屠宰凳旁边挤。进步党的举动也是愚蠢不过的，它清楚地知道而且也公开说出，俾斯麦想干什么，可是它却力图在对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进行无尽无休的诽谤方面，超过最反动的政党。
控告、搜查住宅、逮捕、解散集会和没收报纸，这些行动空前疯狂地向社会民主党袭来。预定在哥达举行的党代表大会遭到了禁止，预定在马格德堡、后来打算在汉堡举行的工会代表大会也遭到同样命运。警察对房主极尽刁难和压迫的能事，不准他们把房子借给社会民主党召开大会。警察解散工人集会的几个“理由”可以说明，当时工人仍然享有的集会权利遭到何等卑鄙的践踏，这些“理由”是：连会议厅中间的通道也挤满了人；有一扇窗户开着，因此会议是在露天举行的，人们站在关闭着的玻璃门后面向会议厅里瞧，有可能碰破玻璃；有一个出席大会的人在听报告时喊了一声“可笑！”；个别与会者听了演讲人的发言而发笑；一条狗跑进了会议厅。在萨克森王国，所有谈到暗杀事件的会议原则上都应解散。工人阶级的出版自由的命运也不比集会自由好些。甚至在最无耻的诽谤面前，工人阶级也不受法律保护，它不能通过自己的报刊刊用打击回答打击。像救国者欧根·李希特尔所要求的那样，救国者特森多尔夫甚至利用职权对一切“每辱”个人罪也都提议予以惩处。在哈雷，党报编辑全部立即被捕，以致最后坐在监狱里的编辑人数，同报纸出版时的编辑人数正好一样多。
对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实行政治迫害的同时，还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迫害。特赖奇克像一个疯狂的巫师叫嚷说：“我们的大企业主为什么不宣布，在他们的工厂里不雇用参加社会民主党的煽动的工人呢？”许多资产阶级报刊都力图达到同一目的，不久它们就发表了一长串保证不再雇用社会民主党人的企业名单。这些企业多半是在滥设公司时期由于它们的投机冒险活动而出类拔萃的。在要迫害正直人士的时候，骗子手总是挤到前面来。普鲁士商业大臣迈巴赫发布了一项命令，正式把这一高贵的放逐方法提给工商业议会。在这种文明民族的历史中没有先例的精神压迫面前，社会民主党报纸要求受威胁的工人，什么都答应但什么也不遵守。用饥饿威胁工人的企业主不得不任人愚弄，自食其果。没有什么自卫权利比工人报纸在这种场合所推荐的自卫权利更不可侵犯的了。
但是，不仅在文明民族的历史上，甚至在拜占庭式的帝国的历史上，像这样一些充分发泄爱国热狂的侮辱皇帝案也是没有先例的。除了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是唯一的例外，德国人民各阶层都染上了危害公共安宁的告发病：在慕尼黑，著名的画家皮洛提告发他认识的七十岁的特雷滕巴赫医生，因为他在私人谈话中议论了患精神病的巴伐利亚国王；在柏林，流氓无产阶级的下等酒店里的无赖相互告发。这种可恶的流行病蔓延到家庭内部。妻子有可能告发丈夫，儿子有可能告发父亲。告发者惯用的一种恶劣手法是，在工人集会上或者在工人常去的酒店里突然高呼皇帝万步，谁要是不站起来，或者不脱帽，就得因侮辱皇帝罪受审。事情竟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美国驻柏林公使请求华盛顿的国务卿告诫旅居德国的美国公民不要谈论政治。
德国许多官吏和官厅由于良心发现，企图堵塞这股浊流。但是没有得到显著的成效，尤其没有得到持久的效果。前汉诺威司法大臣、现任普鲁士司法大臣列翁哈特（他的良心的伸缩性允许他脱离失败的韦耳夫王族的格奥尔格而投靠胜利的霍亨索伦王族的威廉），指示国家检察官以最严厉的手段处罚侮辱皇帝的罪人。在这类案件中，法院常常要受到这种压力。臭名昭著的柏林市法院第七庭在6月8日一天之内，以侮辱皇帝罪判处七个人二十二年零六个月监禁，其中有一个被告被判二年零六个月监禁，因为他在吃醉酒回家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威廉死了，他不在人世了。”哈费耳河畔的勃兰登堡有一个妇女被判一年六个月的监禁，因为她听到关于诺比林谋刺皇帝的新闻时说：“皇帝至少不是穷人，他可以得到护理。”波恩有一个人也因为说过类似的无关紧要的话，在第一审中被判三个月监禁，后来由于国家检察机关起诉，在第二审中被判三年监禁。开始统计侮辱皇帝案件的自由党报纸，由于被嫌恶和羞耻之心所战胜，于7月初停止了这项统计工作。仅仅一个月内，由于侮辱皇帝罪所判的监禁远远超过五百年。
德意志民族由于中了社会民主党理论的“毒”而得的病症，在这种精神错乱状态中，霍然痊愈了。
三剥夺工人阶级的权利
俾斯麦企图利用白色恐怖追求的两个目的，有一个已经完全达到：使民族自由党人陷入困境，使他们连剩下的一点点政治独立性也丧失。自由党失去了约四十个议席，这些议席都落入保守党之手。有了一百十五个议席，俾斯麦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组成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多数派，或保守党—教皇全权主义党多数派。在这一点上，他的反动计划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他没有达到第二个目的，虽然自由党执行的自杀政策对他有帮助，但是他未能摧毁社会民主党。在初选中，社会民主党失去了至今在帝国议会中的十二个议席中的七个：开姆尼茨、莱比锡郊区、茨维考—格里米乔、奥尔巴赫—赖辛巴赫、柏林第六区、罗伊斯（长系〉和赖辛巴赫—诺伊罗德，而只保住了两个：格劳豪—梅朗内（白拉克）和施托贝克—施内贝克（李卜克内西），于是“秩序党”过早地发出一片胜利的呼声。可是，当“胜利者”想仔细观察一下他们的丰功伟绩，而只看到了自己的失败的时候，这种胜利呼声很快就消失了。
社会民主党在这次竞选中的困难处境是从未有过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的合法武器，社会民主党使用不上，或者至少受到很大限制。在帝国的广大地区，它根本不能享有集会权利，在其他地方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它的传单被用最没有道理的借口没收，它的报纸也由于警察和检察署的不断的打击而陷于瘫痪。党的言论方面的先锋战士至少有一半被关在监狱里。一家自由党报纸说，警察可用一切手段反对社会民主党人，一家保守党报纸证实说，警察“用一切可能的方式”阻止社会民主党进行竞选宣传。不过资产阶级政党只是在内部发生争吵时，才偶尔这样招供。无论是保守党人还是自由党人，都毫不客气地利用警察对工人阶级的压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进步党也像往常一样，在警察的慈母般的保护下顽固地反对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此外还有使工人受了五年折磨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无数党员所受到的经济处罚。所谓为谋刺皇帝的道义责任对社会民主党发泄的憎恨和愤怒之火。《前进报》毫不夸张地说：“这不是用同样的武器、在同样的阳光下进行的公正的战斗。敌人从头到脚全付武装。社会民主党却手无寸铁，手脚都被捆住了。”甚至当时比较起来对革命工人运动最有了解的资产阶级报纸《汉堡通讯》也说，受到各方面攻击的、在最困难环境下的党，将受到一次猛烈的回击，它可能会缴械投降，只是为了面子才进行战斗。
事实上，汉堡中央选举委员会一点也没有看错，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进行防御战，不能进行攻击战。它在6月18日的竞选宣言中说：“上次的竞选显示了我们的党何等伟大，而7月30日将向我们显示，党有多么巨大的抵抗力量。”敌人的共同作战口号是：把社会民主党赶出帝国议会！因此必须利用一切力量保持在帝国议会中占领的阵地。因此战斗必须集中在最有希望当选的选区。在其他选区，则在不费过多的经费和努力就可以进行鼓动的地方（如城市和工业区）进行鼓动，而在鼓动受到严重阻碍，花钱多而收效不大的地力，则放弃鼓动。中央选举委员会规定有二十九个正式选区，在这些选区中党必须全力以赴，这二十九个正式选区是：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汉堡第一区和第二区，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是阿尔托那、格吕克施塔特、基尔，在莱茵区是爱北斐特—巴门和佐林根，在美因郜[3]是哈瑙和奥芬巴赫，在中德小邦是哥达和罗伊斯（长系）。在西里西亚是布勒斯劳第一区和第二区、赖辛巴赫—诺伊罗德和瓦尔登堡，在巴伐利亚是纽伦堡，在萨克森王国是奥尔巴赫—赖辛巴赫、波尔那、开姆尼茨、德累斯顿旧城、弗赖贝克、格劳豪—梅朗内、莱比锡郊区、米特魏达、施托贝克—施内贝克、茨朔泡和茨维考—格里米乔。
在竞选中，工人表现慎重而且劲头很大，他们的举动是典范性的。《前进报》有几个星期在明显地位上发出警告说:党员同志们！你们不要受人挑拨！有人要想开枪！反动派为了取胜需要骚动！党领导有极重要的理由发出这种警告。当时俾斯麦已经为实现后来他曾以政治家的厚颜无耻态度公开承认的计划而努力，这个计划是：尽可能激怒社会民主党，使它发动攻击，以便更彻底地消灭它。当时从某些容克地主嘴里透露出来他们之间流行的一句话；人们必须不断地挥舞这块红抹布，直到它在吓破了胆的庸人眼里像是正在燃烧的城市为止。可是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用冷静鄙夷的态度来对待一切挑战，并倾其全力进行竞选活动。从1878年2月1日到10月18日，汉堡中央选举委员会金库收入六万四千二百十八马克，其中约有一半用作选举基金。根据偏低的估计，包括地方经费在内，为了竞选一共筹集了十五万马克。丹麦、比利时、英国、法国、奥地利和瑞士工人寄来约八千马克，这个支持的精神力量比物质力量还要大。马克思也从伦敦向敌对阵营扔了一颗炸弹，引起了不小的混乱。为了承认俄土战争的结果，1878年夏天在柏林举行了外交家会议，俾斯麦企图利用这个会议在国际范围内迫害工人，马克思接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用辛辣的讽刺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外交家会议的官方秘书布赫尔在1865年秋天邀他为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撰稿而提出的条件优厚的建议。布赫尔狼狈地作了一个“说明”，只有使自己更受大家的嘲笑。[4]
社会民主党的选举策略宛如这样一个要塞司令官的行动，当优势敌军逼近时，他为了更有把握地据城死战而焚毁了郊区。一开始党就不打算获得同1877年一样多的选票。尽管如此党的候选人还是得到了四十三万七千一百五十八票，相出于总票数的百分之八，只比前一年少五万六千二百八十九票，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当然这大大扭转了局势，使敌人的突击队在党的筑垒营寨前面确实碰得头破血流。在二十九个正式选区中，所得选票由二十二万增加到二十四万。这个巨大成就有其不好的一面，如果选票增加不是平均分配在各选区，那么其好的一面——除纽伦堡外，各大城市的选票都显著增加——将更为突出，而且这些城市的选民所受的迫害越严重，增长的数字就越大。在白色恐怖达到极点的柏林，社会民主党的选票由三万一千五百二十二票增加到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七票。顽固的进步党人本想用嗄哑[5]的声音高呼他们在警察的庇护下取得的“胜利”，可是当他们看到哈森克莱维尔在柏林第六区竞选失败时所得票数为一万五千票，或者看到弗里茨舍在柏林第四区进入复选时所得票数为二万票的时候，他们的“胜利”呼声就没有喊出口来。《汉堡通讯》老实地承认，这种选举成果理应得到十几个议席。“把社会民主党赶出帝国议会！”这个有名的竞选口号，甚至就其最干瘪的形式来说，也只是个虔诚的愿望而已。党除了保住两个议席外，在汉诺威和在十五个党所规定的正式选区中参加了十六次复选：在柏林第四区、在布勒斯劳第一区和第二区、在阿尔托那和格吕克施塔特、在爱北斐特—巴门和佐林根、在哈瑙和奥芬巴赫，以及在萨克森的选区奥尔巴赫—赖辛巴赫、波尔那、德累斯顿旧城、弗赖贝克、米特魏达和茨朔泡。进行复选时，“秩序党”的头脑已经清醒多了。当初选的结果迫使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注意自己的阶级利益时，他们身上的拯救祖国的神圣热情就已经冷却了。自由党人不愿取得胜利的保守党人更加强大，而保守党人则不愿失败的自由党人鼓起新的勇气。在复选中，这个坚硬的秩序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分解，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
因此党在十六次复选中还得到了七个议席；柏林第四区（弗里茨舍）、布勒斯劳第一区（赖因德斯）、爱北斐特—巴门（哈赛尔曼）、德累斯顿旧城（倍倍尔）、米特魏达（瓦尔特希）、弗赖贝克（凯泽尔）和茨朔泡（维麦尔）。党特别兴奋地欢迎在普鲁士两个最大的城市柏林和布勒斯劳所取得的选举成就。在布勒斯劳上空第一次飘起红旗，在柏林，弗里茨舍得了最多的票数——二万二千票，过去还没有一个帝国议会议员候选人得过这么多票。现在社会民主党又有了帝国议会的九个议席，同1874年一样多，也同当时一样是三个普鲁士议席和六个萨克森议席。三个议席和不足六万票是这次狩猎的微薄的腊物，在这次狩猎中，所谓“法制国家”露出了穷凶极悪的面貌。潘都尔兵[6]在党主动放弃的外围地区进行了一些掠夺，而密集的方阵仍像从前那样坚强地守住了阵地。
但是恐怖活动的严重失败，对俾斯麦和资产阶级政党都没有起到告诫作用。8月中，政府公报发表了一个新的反社会党人法的草案，帝国议会将于9月9日开会讨论这个草案。根据这个草案，各地方警察署有权禁止“以危害公共安宁，特别是危害居民各阶级的和睦的方式，为旨在破坏现行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企图服务的”协会、各种团体（特别是合作金库）以及出版物。这种禁令将在全帝国范围内生效，有不同意某一禁令者可向联邦议会提出申诉，但不能稽延禁令之执行。据推测有上述倾向的会议也应禁止，或者在会议过程中出现这种倾向时，应解散会议，如有异议只能向监督机关提出。此外，还禁止为社会民主主义目的而募集捐款。违反这一切禁令而参加被禁止的团体、继续出版和散布已被査封的出版物等等，将处以巨额罚金或重刑。警察当局禁止职业鼓动员或根据这项法令依法被判刑者在一定的地区逗留，在同样的前提下，也可以撤消出版商、书商、租书人和阅览室所有人以及旅店主和酒店主的营业执照，最后，“参加联邦的各邦的中央机关在得到联邦议会批准后”，可以对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使治安受到威胁的地区，实行“至少为期一年”的小戒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得到警察当局批准后，才能公开贩卖出版物、享有集会权和占有及携带武器的权利，尤其是警察有权拒绝有可能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的人在这些地区逗留。这个法令的有效期没有明确规定。
尽管这些条文规定得极严格，但俾斯麦还是认为远远不够。因为他知道，要榨取群众的大量钱财，对他说来，怎样厉害地箝制群众的先锋战土也不为过。这个冷酷的人从基兴根发出一封信，斥责他的办公厅过早地发表了这个草案，以致现在不能再进一步加重它。俾斯麦认为应特别加重这两方面：第一，剥夺得到证实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选举权和被选入帝国议会的资格，第二，免除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官吏的职务，并且不发给退职金。俾斯麦企图通过这个办法给“薪金微薄的下级官吏”、“守路员、扳道工和类似的人员”（按照他完全正确的估计，这些人有很多是社会民主党人），灌输爱国思想。可是他这些创造性的思想确实提得太迟了。目前公众认为政府公布的这个草案已经够了。
帝国议会对这一提案进行的六个星期的讨论，形成了一出错乱的喜剧。两个保守党的一百十五名议员准备全盘接受政府的要求。相反地，由一百六十名左右的议员组成的资产阶级反对派（主要是教皇全权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其次是进步党人），不接受这个法案。但是这个反对派并不是原则上反对凶恶地压迫工人。虽然十分明显，自从特森多尔夫时期，尤其是自从诺比林谋刺案以来，可以利用“普通法”做出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事情，无论如何比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曼托伊费尔的“无耻的反动时代”和教皇全权主义党住俾斯麦的“残酷迫害基督徒”时期所受到的要多得多，但是进步党人和教皇全权主义者仍表示愿意弥补“普通法”的“缺陷”。也就是说，很少改动就利用了三年前整个帝国议会曾经在皆大欢喜的气氛中否决了的第一百三十条。这个法案形式上是普通法，实际上也是对付工人阶级的非常法，它的制订人俾斯麦和欧伦堡始终毫不隐讳地承认了这一点。相反地，进步党和教皇全权主义党的攻击，表面上针对政府提案的非常法性质，但是它们真正担心的是，政府所要求的无限制的警察权不仅会被用来反对工人党，也会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党。当进步党人和教皇全权主义者在这一方面放下心来以后，他们就不在他们能够否决反社会党人法的时候否决它了，因此他们在第一次讨论中所唱的高调没有任何重要意义。
草案能否通过取决于民族自由党人，对他们来说，草案也是一块很难下咽的食物。拉斯克尔把这个草案叫做“法律怪物和政治怪物”，认为它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个资产阶级党的狡猾的商人比它的空谈理论的“驽马”更清楚地看到，如果俾斯麦真的利用这种暴力政策摧毁了社会民主党，那么自由派资产阶级也要吃苦头。政府不断提出保证，使他们感到十分不安，政府保证说，当然这件事不仅仅有警察镇压这一面，而且也必须通过“积极”途径来关心工人阶级的福利，在最近一个时期，俾斯麦的“社会主义”比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更使他们感到不舒服。他们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今天有谁还想欣赏一下这种奇妙的舞姿，可以读一读班贝尔格尔当时的演说。当然这个党是不会进行真正的反抗的，它软弱无力，在选举中又刚刚一败涂地，俾斯麦的主要报纸用一个威胁性的问题吓唬它，看来也是不必要的，这个问题是：为了再一次竞选，民族是否应该对拉斯克尔先生表示感谢。
当然，民族自由党在转变中也不是没有表现出通常的政治伪善。尊贵的先生们不愿扼死社会民主党，而只想取消它的危害社会的活动和革命性质。他们所制定的法令并不是“因为政治信仰的缘故而把一部分公民置于法律保护之外”；拉斯克尔说：“我们尽可能清楚地表达了相反的一面；不是要把社会民主党及其倾向而是要把危害安宁的鼓动置于法律控制之下。”民族自由党人通过一系列的“修正”，完成了这一立法的艺术作品，这些“修正”是想用几条法律的细纱缚住警察独裁的巨爪。在提案的橡皮衣裳上还缝上了几颗橡皮钮子：“破坏”一词应改为“顚覆”；接受申诉的机关不是联邦议会，而是一个由九人组成的帝国委员会，这九个人由联邦议会从自己内部选出四人，由最高法院选出五人；新加进去的几项条文是要更好地保护已登记的合作社和互助会不受警察专横压制。在这些和类似的“修正”中，具有两点有比较重大的意义：一、法令的有效期为二年半，二、只有法院判决（而不是警察的处分）可以限制职业鼓动员或根据法律受到惩罚的人在某地逗留或撒销他们的营业执照，同时规定，逗留的限制不能扩及被判刑人已经居住六个月以上的住地。
除这两点外，民族自由党人的“减轻”只不过是大孩子用纸牌叠造的房子。俾斯麦及其党羽摆出一副狐狸的诚实面孔接受了这种儿童游戏，这种态度是比较有害的。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只要能够打开这个法令的风神的口袋，第一阵风就会把民族自由党的纸牌房子从桌子上吹得无影无踪。他们装作，仿佛单纯由于爱才要吃掉工人阶级，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为什么他们不在套在工人阶级脖子上的麻绳上系上几根无害的纱线呢？拉斯克尔主张保护合作社和互助会，普鲁士新内政大臣（又是一个欧伦堡伯爵[7]）完全同意，而俾斯麦本人为工人的联合自由和罢工辩护，他使这些工人同社会民主党的未来的阴暗图象产生有利的对立。俾斯麦由于同拉萨尔的商谈，而被倍倍尔推进了窘境，他甚至硬说，他经常关心工人阶级的福利，这时，他只是小小的倒霉，在公众面前表现出他对当代的重大问题毫无所知。他把革命工人运动的根源看作是，巧妙地隐蔽起来的“未来国家”的图象施加于群众的不可抗拒的魔力，在这一点上，他同他亲密的敌人欧根·李希特尔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熟悉普鲁士政治奸计的人，当然不会被俾斯麦的言论所欺骗；他哭丧着脸抱怨法令条文不够严厉，他又阴险而悪毒地挖苦“善良的法官和温和的法律”，他对白痴的赫德尔被处死表现了幸灾乐祸，这一切都表现出他的豺狼本性。
被非法排除在讨论提案的委员会之外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全会中勇敢地为每一条文而进行斗争。它的发言人令人信服地说明，谋刺案同社会民主党的鼓动毫无联系。他们揭露了俾斯麦一向对工人阶级玩弄的背信弃义的把戏。他们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性质”还远远没有达到资产阶级运动在其革命时期曾达到的对一切教会和世俗权威的令人高兴的明确程度。他们预言，这个法案是极端不公正的，因此它也不可能发生实际效力。白拉克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无视这个法令。这句中肯而有力的话使爱国者大为震惊，以致他们起初以为这句话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是不礼貌的；议长福尔肯贝克派一个秘书到记者席去叮瞩报社的记者说，白拉克只想“无视”这个法令而不想别的。
10月19日，反社会党人法以二百二十一票对一百四十九票通过。此外，这次会议还实现了一个政治阴谋；各党派的二百零四名议员（超过议会的绝对多数）认为必须“修改德国关税率”，据说“德意志帝国的广大阶层”都要求这一改革。在发出压制无产阶级的信号的时候，也就是响起压榨群众的信号的时候。但是，这个如意算盘失算了。剥夺德国工人阶级的权利的工作完成了，可是德国工人阶级的英雄时代也开始了。
[1]路秋斯是大地主，帝国议会议员，俾斯麦的亲信，卡佩尔（奥古斯特·卡佩尔）是社会民主党帝国议会议员。——译者
[2]亚琛曾为查理大帝帝国首都。——译者
[3]可能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编者
[4]关于布赫尔的这个建议，马克思写了一封信给伦敦的《每日新闻》，该报于1878年6月13日发表了这封信。后来马克思又于6月29日在《法兰克福报》上回答了布赫尔6月20日发表在《北德汇总报》上的答复。马克思的这两封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版，第159-162页。——译者
[5]嗄（shà）哑，声音嘶哑。何九盈，王宁，董琨：《辞源（第三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48页。——编者
[6]潘都尔兵是十七、十八世纪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务的匈牙利步兵，以残暴和不守军纪出名。——译者
[7]普鲁士前任内政大臣是弗里德里希·阿尔布莱希特·欧伦堡伯爵，新任内政大臣为博托·欧伦堡伯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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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9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95
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9月11日）
〔……〕公民勒泽尔请求联合会委员会邀请弗雷兴工人联合会参加定于15日在沃林根举行的民众大会。书记受托办理这件事。
公民德朗克发言：现在我们已达到了一个也许比有些人所想象的更重要、更富有成果的时刻。办事内阁已连同它那些造福于世界的财政计划一起垮台了。[1]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已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或者已取得什么成就；我们从来没有指望得到一个左派内阁。不，更确切地说，我们现在宁愿希望出现一个不属于议会、将由先前的那些人（如冯·芬克等）组成的内阁。在这样一个内阁后面，专制主义将有恃无恐，横行无忌，飞扬跋扈，很可能借助波美拉尼亚的刺刀来解散议会，然后，王国和人民之间的斗争就将不可避免。也许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在柏林有人已经进入街垒，开始战斗了。
接着开始讨论社会问题，莫尔主席指出，建立劳动组织是否可能，这是我们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人指责我们，主要是由于法国的国家工厂没有取得成功，并想以此证明，建立劳动组织是不可能的。
公民恩格斯就这个问题作了长篇报告。他的报告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节录
1848年9月21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33号
[1]参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办事内阁的垮台》，载于1848年9月10日《新莱茵报》第99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460一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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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巴黎德意志协会的呼吁书（1848年9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94
巴黎德意志协会的呼吁书[1]
（1848年9月10日）
巴黎德意志协会致德国民主派
兄弟们：
我们全神贯注、兴致勃勃地注视着你们为建立组织、通过任命一个中央委员会、为有效地开展组织工作所作的努力。我们立即作出决定，以你们为榜样，联合我们的力量，同你们建立联系。令人痛心的六月事件对你们产生不无可悲的反作用，我们的决定也因六月事件而未能及时付诸实施。但六月事件并没有完全失败，几周以前，我们在巴黎又组成了德意志协会。[2]
由于我们所处的地位，我们特别有助于在德法两国民主派之间建立联系，而这种联系迄今完全被忽视了。如果反动派分裂莱茵河左右两岸德法两国人民的图谋暂时得逞，那么，这个短暂时间可能就会葬送正在形成的民族自由，因为在斗争时刻，欧洲民主的胜利取决于德法两国人民的联盟。
因此，我们将坚持不懈地努力，使这两个民族采取共同行动，去应付这一日益迫近的后果严重的决定性时刻。我们指望你们大力支持我们的努力，同样，请你们拭目以待，我们有决心有热情随时用我们的全部力量为德国民主派效劳。
以德意志协会的名义：
谢尔策尔，工人。赫斯，政论家。
雷沙特，工人。艾韦贝克，医生。
莫伊勒，教授。莱宁格尔，工人。
沙贝利茨，新闻记者。
1848年9月10日于巴黎
1848年9月20日《柏林阅览室》第217号[3]
[1]民主派各团体中央委员会在1848年10月12日的一封长信中对这个呼吁书作了答复，该信载于埃·济伯纳编《莫泽斯·赫斯通信集》1959年海牙版第202—203页。
[2]参看注155。
[3]1848年9月24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34号也刊登了这个呼吁书，但删去了日期和签名，而且在文风上也作了较大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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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科隆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1848年9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93
科隆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记录
（1848年9月3日）
2时半，莫尔主席宣布会议开始。他说，召开这次全体会议主要是汇报8月13日在科隆举行的代表大会[1]的情况。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共有41位代表，他们分别代表16个团体。公民施奈德即这里三个团体（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以及工人业主联合会）委员会的主席当选为主席，特里尔公民席利和克雷费尔德公民伊曼特当选为书记。
第一，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省应该根据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决议组成一个区域委员会，还是威斯特伐利亚应该根据柏林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单独组成一个区域委员会？这个问题留待即将举行的威斯特伐利亚临时代表大会去决定；但是，大家普遍希望这两个省能组成一个区域委员会，以便消除这两个省之间存在的旧成见。[2]
第二，会上就达到组织的手段和途径作出如下决议；每个团体必须每月同区域委员会通信，区域委员会必须每月同中央委员会通信，反之亦然。此外，竭尽全力支持公认的民主派机关报，如《新莱茵报》，揭露马虎潦草的报纸，如《科隆日报》和《埃尔伯费尔德日报》，揭露反动派的一切卑鄙下流的造谣报纸；此外，各团体应负起责任，在本地区向农村发展，影响农民和工厂工人，在乡村创建联合会，并同它们保持定期联系。[162]
第三，会上作出决议，向每人征收至少2分尼的人头税。三个团体的代表对此表示反对，其中有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因为他们并没有从他们的委托人那里得到在这方面的代表权。趁此机会，我不得不再次谈谈已在工人联合会中重复过多次的一个提议，即我们应当取消自愿会费，代之以1银格罗申的强制性会费，像往常一样，我们从未说出一个确切的数字，总说工人联合会共有六七千人，而这是任何时候都能算清的；如果计算不出确切的会费数目，工人联合会就决不能干出什么大事来。因此，我再重复一次我的提议，工人联合会的每个会员每月应定期缴纳1银格罗申会费，其中2分尼上缴给柏林中央委员会。这个提议获得一致通过。
第四，代表大会决定，下次代表大会定于9月24日在科隆举行。[3]
公民们，反动派和警察当局及其帮凶对我们采取的种种措施，你们是知道的；公民哥特沙克和安内克锒铛人狱已有两个多月；公民埃塞尔在明斯特被捕，案子一拖再拖，他坐牢也已一月有余，而如果按照上级警察当局的愿望，他们还得长期待在监狱里，因为按照警察当局的说法现在还得审讯外来的证人。公民武尔夫也已坐了一个多月的牢[4]，公民弗莱里格拉特上周被监禁。（在此，公民莫尔就派往杜塞尔多夫的代表团一事作了汇报，汇报的内容已刊登在本报上一号上。[5]）由于我们今天通过的关于缴纳固定会费的决议，代表大会决议中有一项决议已经开始生效，而现在对我们来说，关键在于使其他各项决议尽快付诸实施；如果遍布整个德国的民主派真正组织起来，那么，警察当局就可能要一个接一个地抓人，解散各个团体，限制报刊；而压制组织，它是不会得逞的，如果所有公开的团体都被解散，那么，组织将转人地下，继续存在，而这样一来，可能会使值得嘉许的警察当局感到头痛。进步是阻挡不了的。〔……〕
公民沙佩尔说：我作为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一员，冒昧地为公民莫尔的讲话再作一些补充。代表们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清楚地表明，民主派虽然在许多地方占居民的多数，但是，反动派仍然拥有强大的力量，一是因为他们的经费要比民主派雄厚，二是因为他们有官僚制度的强有力支持。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全力以赴，力争正义事业取得胜利。
我作为联合会的代表在大会上声明，工人联合会尽管有许多会员遭到迫害，但仍然很强大，而且像往常那样继续发挥作用，丝毫也没有因此丧失勇气。我相信，这些话已表达了所有与会者的想法和决心。（好极了！）
至于宣传所必需的经费，他们已经决定每个联合会会员每月缴纳1银格罗申会费。虽然我知道，无产者中有些人无力支付这个小小的数目，但是，我们多数会员还是能够而且将会做到这一点的。每月只要收入几千银格罗申，那么，我们不仅能为争取自由而坐牢的人及其家属以及逃亡的共和主义者提供资助，履行我们对中央委员会的义务，而且还能在有工人联合会的地方建立阅览室，摆上最好的报刊以及向无产者阐明其状况的著作。〔……〕
让反动派再一次狂吼吧，我们知道，这是一条被踩掉脑袋的长虫的最后一次抽搐。我们并不沮丧，因为我们是大有希望的，我们有着光辉锦绣的前程。有些人会对你们说，世界上总有幸运者和不幸者、巨富和乞丐之分，就人们所了解的人类历史而言，至少是如此，而且这种情况将继续存在，你们无法改变它。请你们回答他们：是的，只要了解历史就会知道，当然总有一个或几个特权阶级对人民进行剥削，但是，我们要消灭的正是这种阶级统治，正是一小撮特权者对人民的这种敲骨吸髓的剥削这是导致一切斗争、一切贫困的根源。〔……〕
有人还对我们说，资产阶级的剥削方式比骑士阶层的剥削方式更巧妙、更文明，我们则回答说：我们根本不愿意受任何剥削。如果人权取得胜利，阶级差别就将消失，继而我们的贫困也将消失。到那时才会有真正的人的自由，而人民主权将不再是一句空话。我们只有自己帮助自己，上苍才会帮助我们。（好极了！）〔……〕
公民勃鲁姆再一次提议，每月举行一次全体会议。这个提议也获得一致通过。
来自杜塞尔多夫的公民富克代表杜塞尔多夫人民俱乐部，为科隆工人联合会对诗人弗莱里格拉特的同情表示感谢，并告诫大家要紧密团结、风雨同舟。〔……〕
公民沙佩尔说，〔……〕刚才有人谈到，在科隆还有行会制度和同业工会制度的痕迹，请允许我就此再说几句。由蒸汽力推动的机器消灭了上个世纪的生产方式，开始了大工业。在尚未使用机器的商业部门，人们也同样开始了越来越多的分工，从而工序也日益简化，以致不久机器就能在到处或多或少地代替手工劳动。由于机器的使用，生产大大简化，价格大大降低，而产量却大幅度增长；当前的生产方式之所以产生有害影响，仅仅是由于它完全受资本的控制。现在是蒸汽时代，小资产者惊异地发现，他们的财产也成为蒸汽了，他们变成无产者已为期不远。可惜，他们鼠目寸光，不向前看，不同无产阶级联合，不建立劳动组织，而是向后看，死死盯住他们的行会制度这种已过时的东西。他们力图恢复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恢复他们的行会制度，想借以拯救自己。小资产者确实应该得到同情，他们得不到真正的尊重，大工业不久就将把他们抛入无产阶级的行列，那时他们将会得到尊重。〔……〕
节录
1848年9月7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29号
[1]参看文件285。
[2]1848年9月10—11日，在比勒费尔德举行的第一届威斯特伐利亚各民主团体代表大会否决了加入莱茵区域委员会的提案。
[3]第二届莱茵地区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因九月危机和科隆暂时戒严，直到II月23日才举行。关于这次大会的决议。参看文件313。
[4]律师尤利乌斯·武尔夫是杜塞尔多夫民主人民俱乐部的主席，该俱乐部同科隆工人联合会的关系甚密，他于1848年7月被捕。
[5]1848年9月3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28号就弗莱里格拉特因他的诗作《死者致生者》而于8月29日被捕以及紧接着在杜塞尔多夫爆发的抗议行动作了报道。为了向检察官提交抗议书，当时选出了一个由25人组成的代表团，其中有3名代表是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员。
〔注释〕
[162]在科隆郊区农业居民中所做的工作已于8月份在工人联合会中发挥了显著作用。8月24日的委员会会议记录是这样写的：“公民沙佩尔然后说，在组织工作方面，应该考虑到两点：（1）农村无产阶级；（2）城市无产阶级。〔……〕为了帮助农村无产阶级，应该把荒芜的土地分给没有土地的人耕种，必须尽量合理地利用国有土地，为全民造福，同时把土地集中起来，统一耕种。”〔1848年8月31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27号）工人联合会立即照此建议办理，因此该报不久之后便作了如下报道：“上上个星期日，即8月26日，这里工人联合会的一些会员前往离此3个小时路程的沃林根。他们在那里同农民讨论了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沃林根人提出的问题和作出的回答清楚地表明，农民十分清楚他们的隐衷所在，他们也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当会员们谈到科隆工人联合会所作的努力并希望沃林根也组织一个类似的联合会时，农民们便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联合会很快建立起来了，不久便有40多人参加了联合会。我们希望新生的联合会繁荣昌盛，我们沃林根的兄弟们可以相信，科隆工人联合会将竭尽全力支持他们为美好事业而进行的活动。农民和工人是国家的主要支柱，但他们在各方面都是被压迫者。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把本来应由他们自己承担的捐税转嫁给人民。不过，金融统治的末日就要来临，因为工人和农民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愿意劳动，但不是为懒汉和高利贷者劳动，而是为我们自己劳动；我们也要享受我们的劳动成果。’德国的革命力量在于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一点，从三月革命以来已在我们祖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得到了证明。而革命力量在目前就是唯一能带来福音的力量。如果农民和工人联合起来，如果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那么，他们很快就能摆脱封建负担，摆脱高利贷，摆脱资本的压迫。我们希望各城市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们，到处都同农村的兄弟们建立联系。”（1848年9月7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29号）
关于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在1893年科隆党代表大会上对1848年农村宣传工作的回忆，见本书第4卷文件832；另见文件372。
1848年秋，杜塞尔多夫人民俱乐部的成员也在郊区农村开展了积极的政治工作。——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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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比利时的死刑判决（1848年9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9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比利时的死刑判决
（1848年9月3日）
科隆9月2日。模范的立宪国家比利时又一次出色地证明了它的制度的优越性。由于里斯康土的滑稽可笑的事件，竟有17个人被判处死刑！一些冒失的莽汉企图撩起道德高尚的比利时民族的立宪外衣的衣角，这对她是一种莫大的侮辱，为了冼雪这种侮辱，17个人被判处死刑！17个人被判处死刑，这是多么野蛮！
里斯康土事件是人所共知的。比利时的工人在巴黎聚集起来，企图向祖国实行共和主义的进军。从布鲁塞尔来的比利时民主主义者支持了这种蠢事。赖德律·洛兰尽力促其实现。“心地纯洁的”叛徒拉马丁，对待外国的民主主义者也像对待法国的民主主义者一样，向来是说话漂亮，做事肮脏；他经常吹嘘说，他曾同无政府主义者一起进行秘密活动，就像避雷针同闪电一样。就是说他最初支持比利时军团，是为了后来更好地出卖它。军团出发了。诺尔省政府委员德勒克吕兹把第一纵队出卖给比利时的铁道官员；运送第一纵队的列车被背信弃义地开进了比利时的领土，落人了比利时的刺刀丛中。第二纵队曾由3个比利时密探带领（巴黎临时政府的一位委员亲自对我们说过这件事，后来事情的整个发展过程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些密探向导把它领到了比利时领土上的一个森林中，那里有实弹的大炮在等待它。纵队的一部分人被击毙，大部分人被俘虏。
1848年革命的这个小插曲，由于背叛行为的层出不穷和在比利时对它的规模的夸大，而使它变成滑稽可笑的了。它成了比利时检察机关的一块画布，比利时检察机关在这块画布上描绘出了一幅不知何时策划好的规模巨大的阴谋案的景象。安特卫普的解放者梅利奈老将军、特德斯科、巴兰——简言之，布鲁塞尔、列日和根特等地的最坚决最积极的民主主义者都被牵连到这一案件中去了。如果若特兰先生不了解那些内情和没有掌握那些文件（把这些文件公布出来就会使整个比利时政府，包括最英明的列奥波特在内，都要名声扫地），他也许会被巴魏先生牵连进去。……
陪审员和法官把81岁的梅利奈老人判处死刑，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呢？这位法兰西共和国的老战士在1831年挽救了比利时的最后一点荣誉。他解放了安特卫普，因此安特卫普要把他判处死刑！他的全部罪过就在于：他曾保卫自己的老朋友贝克尔免受比利时官方报纸的攻击，当贝克尔在巴黎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他仍和他保持友好的关系。梅利奈和阴谋没有丝毫关系。可是人们却要轻率地把他判处死刑。
而巴兰呢？他是梅利奈的朋友，他经常去拜访他，有人看见他同特德斯科一起进咖啡馆，这就是把他判处死刑的充分根据。
最后，特德斯科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他不是德国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吗？难道他同那些被比利时警察当做暗投假匕首的对象的人[1]没有联系吗？难道没有人看见过他同巴兰一起进咖啡馆吗？证据确凿，里斯康土附近人们的战斗是特德斯科煽动起来的，因此把他判处死刑！
对其他人的判决的根据也是如此。
这些“阴谋家”之所以被判处死刑，仅仅因为他们是民主主义者；我们引以自豪的是，我们有权称自己是他们中间很多人的朋友。如果卖淫式的比利时报纸诬蔑他们，我们就要在德国民主派的面前至少替他们的声誉辩护。如果他们的祖国抛弃他们，我们就承认他们是自己人！
当审判长宣布对他们的死刑判决时，他们热烈地高呼：“共和国万岁！”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以及在宣判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出真正革命者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节录
1848年9月3日《新莱茵报》（科隆）第93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378—381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447一450页）
[1]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战友威廉·沃尔弗侨居比利时期间，比利时警察为了把他逮捕，诬称他家藏有匕首、图谋不轨，实际上是栽赃陷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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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关于卡尔·马克思1848年9月2日在维也纳第一届工人联合会会议上发表演说的报道（1848年9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91
关于卡尔·马克思1848年9月2日在维也纳第一届工人联合会会议上发表演说的报道[1]
（1848年9月2日）
……马克思博士就雇佣劳动与资本问题发表了长篇演说。他在引言中说，所有的革命都是社会革命。资本不是由货币，而是由原料、劳动工具、生活资料组成的；雇佣劳动使资本与生产的产品对立。说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一致，纯属谎言。随着分工的发展，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工资下降；而由于使用机器，工资更形下降了。生产费用决定着工资。文明并没有改善工人们的处境，而是起了相反的作用。捐税增加，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
演说人还谈到了曾经试行补救办法，但均告无效，例如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理论，英国的习艺所，工业训练，废除保护关税和捐税，最后他说处境一定要改善，因为不是所有的工人都被当做工人使用，而是有一部分工人留作……
1848年9月5日《宪法报》（维也纳）第136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491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I版第43卷第505页）
[1]马克思去维也纳，是想巩固同民主主义工人组织的联系，募集出版《新莱茵报》所需的资金，因为在该报挺身捍卫巴黎起义者之后，许多股东都拒绝予以资助。马克思于8月27日抵达维也纳。第二天，他在民主联合会的会议上发言反对柏林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代表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的意见，后者支持一项建议，即向奥皇递交请愿书，要求将劳工大臣施瓦尔策免职，此人是1848年8月23日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同维也纳工人之间发生流血冲突的罪魁祸首。马克思从原则上反对同君主制协商。8月30日，马克思在维也纳第一届工人联合会会议上作了关于巴黎六月起义的报告，指出这次起义有德国工人流亡者参加；9月2日，在联合会作了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报告。通过同奥地利国民议会（帝国国会）的德意志波西米亚党团领袖博罗施的谈话中，马克思确信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对立并没有影响两个民族的工人的相互关系，工人是由共同的阶级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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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关于卡尔·马克思在维也纳第一届工人联合会会议上作演说的报道（1848年8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90
关于卡尔·马克思在维也纳第一届工人联合会会议上作演说的报道
（1848年8月30日）
……马克思博士谈到工人的问题，也谈到在国外的德国工人的问题。巴黎的国家工厂和最近发生的工人革命。他说：德国工人能够以大批流放者是他们的同胞而感到骄傲。英国的宪章派，他们最近的言论。英国与欧洲工人的彻底解放。比利时……
1848年9月1日《宪法报》（维也纳）第133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490一491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5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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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8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89
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8月28日）
〔……〕公民勃鲁姆通知说，在沃林根也已成立了一个联合会；接着，公民莫尔提议，把过期的没有卖完的报纸免费转让给这个联合会和类似团体；这一提议获得通过。
公民勃鲁姆接着又说，在下卡塞尔[1]也已成立了一个联合会；接着开始讨论社会问题。[2]
公民勒维斯认为，如果优先考虑教育问题，那么，各等级之间的差别就会消失，从目前的条件看，达到这一点是不会有很大困难的，等等。
公民沙佩尔反驳说，前面一个发言人的观点是傅立叶主义的、慈善主义的容忍观点，资产阶级非常赞同这种观点，它同无产阶级势不两立。因此，我们也就针锋相对，也用同样的武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一劳永逸地消除“把两颊送过去挨打”这种软弱的基督教的容忍态度。
公民莫尔补充说：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指法国的情况。柏林的大臣们总是暗示法国的国家工厂，告诫人民容忍和仁爱，却没有采取任何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公民弥勒认为，如果国家把铁路、运河等等收归国有，那么，许多东西都能有助于改善和组织。
公民威斯特曼认为，如果有朝一日人人都有工作，那么就不会再有竞争，但现在是人压迫人。
公民沙佩尔说：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这种情况只能延续到某一个阶段。如果所有制形式对绝大多数人不利，那么，这种所有制就必须采取另一种形式。封建所有制必须变为资产阶级所有制，同时设立把抵押地收归国有的机构，特别是向高利贷者征税，城市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国家工厂，但不是巴黎那样的国家工厂，而是每种手工业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场，比如巴黎的缝纫工场就是这样的工场。此外，国家必须没收一切停产的工场和交通工具，然后才能有所收获。〔……〕
汉堡圣乔治工人联合会授予卡尔·毕林参加1848年8月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全权证书【图（略）】
节录
1848年9月3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28号
[1]位于科隆以南的一个村镇。
[2]从此，工人联合会开始讨论《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文件224），从1848年11月份起，讨论就带有系统性和计划性（另见文件303和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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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汉堡圣乔治工人联合会授予卡尔·毕林参加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全权证书（1848年8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88
汉堡圣乔治工人联合会授予卡尔·毕林参加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全权证书[161]
（1848年8月17日）
全权证书
汉堡圣乔治工人联合会委任约·卡·毕林为参加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
主席卡·毕林
书记莫·海尔曼
1848年8月17日于汉堡
第一次发表
手稿
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MdI，Nr.11026a
〔注释〕
[161]在汉堡和附近的阿尔托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主要是雅科布·奥多尔夫、卡尔·毕林、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格吕伯尔、威廉·莱梅和弗里德里希·马尔滕斯，早在革命以前就在工人联合会中进行了积极活动(参看本书第1卷文件59），从1848年春开始还多次参与了联合各工人团体的尝试。早在1848年5月，马尔腾斯就访问过柏林，并参加了关于组织工人代表大会的前几次讨论（参看注151）；6月，毕林进人了那个在柏林发布关于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呼吁书（文件269）的委员会。毕林是马克思的私人朋友（参看注166）。
柏林工人代表大会于1848年8月23日至9月3日举行，大约有40多位代表出席了大会，他们主要代表普鲁士东部几个省以及萨克森和汉堡的联合会；相反，莱茵省、威斯特伐利亚以及德国南部，只有很少几个联合会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对一些派代表出席大会的联合会曾产生比较强烈的影响。所以，除了汉堡工人联合会外，慕尼黑工人联合会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同盟盟员弗里德里希·卡尔·特奥多尔·洪特是该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该联合会主席弗兰茨·施彭格勒可能是同一名同盟盟员一起去柏林的；而同盟盟员弗里德里希·克吕格尔则是科尼斯堡工人联合会的代表；斯蒂凡·波尔恩主要代表柏林的几个联合会，同时还接受了外地工人团体的委托，如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参看文件287）的委托，他在这次大会上起了很大作用。总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同盟盟员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因为那些重要的、在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下的工人联合会，如科隆工人联合会和美因茨工人联合会，都没有参加大会。
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工人兄弟会，这是在“德国工人中央委员会”（会址设在莱比锡，委员有斯蒂凡·波尔恩、弗兰茨·施韦宁格和格奥尔格·基克）领导下的各工人联合会的一个非正式总会。这次各工人联合会的联合是组织上的一大进步，促进了工人觉悟的提高。然而，在此次大会筹备期间就已经起了很大作用的经济主义观点〈参看注146），首先决定了工人兄弟会的活动。此外，在对待行会观点方面还存在姑息迁就的态度，不过，工人兄弟会后来在这个问题上总的说来还是起了积极作用。手工业帮工和师傅之间在政治思想上以及在组织上的分离倾向日益明显。关于抵制行会倾向的努力，也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有少数人对柏林代表大会关于“国家帮助”的两条决议提出了反对意见：如第27条规定，若要取得师傅的资格，必须具备已学会手艺的证明，外加一次特别测验。对此，波尔恩、毕林、比斯基、迪斯纳、埃歇尔、施韦宁格、施潘道和施泰因豪尔明确表示反对；第31条则规定了学徒在数量上的限制。对此，比斯基、毕林、迪斯纳、费尔默、基克、施韦宁格和蒂尔恩施泰因也表示反对（参看《柏林工人代表大会决议》1849年莱比锡版第20页）。
在革命的进程中，工人兄弟会得以壮大，这不仅是由于新加人了其他一大批联合会，更是由于它自身的显著发展。革命的经验越来越有力地向加入兄弟会的各联合会的工人表明，政治斗争有着重大意义，帮助他们丢掉各种幻想，并为工人兄弟会在1849年初打破其经济主义的局限性创造了条件。关于工人兄弟会后来的发展，参看注174。——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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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给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公开信（1848年8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87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给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公开信[160]
（1848年8月17日）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致柏林工人议会的公开信
德国国内外的各工人团体的代表呼吁举行大会，全面讨论工人阶级的社会状况，选择最好的状况，然后安排必须采取的各项措施。这一呼声也在我们的耳边回响。我们也乐于从我们中间派出一名能维护我们的观点的代表去参加工人议会。不过，我们的协会目前还不很强大，因而缺乏必要的经费。这样，我们就全权委托我们先前的一名成员，斯蒂凡·波尔恩，代表我们参加工人议会的各次会议，他非常了解我们的观点，我们完全信赖他。
在法国和德国最近爆发的革命之后，人们曾经专门考虑过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问题，可惜又完全被忽视了。资产阶级老谋深算，虚伪地、偷偷摸摸地把我们工人用鲜血换来的自由据为己有。它现在大权独揽，自命不凡，动辄压制并奴役无产阶级。不过，我们工人也懂得从我们用高昂代价换来的自由中得到好处，即出版自由和结社权，有了这两条，我们就能公开地讨论我们的利益，并在报纸上维护我们的利益；有了这两条，就使工人有可能在其状况和地位问题上了解到大多数工人至今尚未意识到的东西，即他们受苦受穷的根源，以及摆脱目前被奴役和被资本统治、获得独立性的手段。
但是，我们仅仅了解我们的状况，仅仅清楚地懂得我们作为人应该像富有阶级即贵族和资产阶级一样得到这些享受和权利还不够，我们还完全有必要表明我们的行动，并相互讨论为达到我们的目的、达到共同幸福和改善无产阶级状况所必需的手段，然后将它们付诸实施。
柏林工人议会也就是为此目的在柏林召开的，可以预期，这次议会将指导整个德国的工人组织。
我们只要联合起来，就能做到一切；我们只要联合起来，就能战胜我们的敌人，而我们的胜利将会消除政治上的许多分歧。在结社权早已存在、社会问题已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法英两国，为我们的利益而开展的宣传鼓动多半由于它的领导人的过错而遭到失败；缺乏完全一致的意见。
为了消除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我们不揣冒昧地向柏林工人议会提出下列首先导向我们目标的要求：
1．国家应为每个工人的生存提供保障，最好建立国家工厂，使每个失业者能在那里得到生存保证。〔……〕[1]
2．建立国家工厂。
国家工厂主要用于保证每个工人的生存。工人不论干什么工作，都可能有熟练和不熟练、勤奋和懒惰之分，因为对于这个最后的阶级来说总会有刺激本身勤奋的手段的。为了获得这个议论那么多、许诺那么频繁、然而始终都没有得到的自由，就有必要使每个人都有同等的享受和权利，因而取得同等的报酬。
3．工人结社，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有权在任何地方集会，为我们的利益发表演说，商讨社会状况，而且还有权由自己承担风险建立一个商店（不管是什么商店）。在这里，所有参与者必须为他们自己进行工作，并获得同等的报酬。为了使工人们中间的这种商业团体不再像以前那样，由于缺乏必要的预付资金而又受到资产阶级的压制，国家就得向它们提出保证并提供必要的低息或无息基金。
4．普选权，即直接选举。〔……〕
5．调整10小时工作日。〔……〕
为了使无产阶级充分获得由人权赋予它的享受，并且使它认识到作为社会成员所应有的地位，缩短劳动时间是非常必要的。即使今后随着工人人数的增加，每天的劳动时间可能是六七小时，但我们认为这在目前是不可取的，我们提议调整10小时工作日。
6．建立不受教会干涉的国民教育体制。〔……〕
7．废除一切行会、垄断和特权。〔……〕
8．取消工人阶级税、消费税以及一切强加给小农的徭役、什一税等等，取消一切间接的教会杂税以及婚礼费、洗礼费和丧葬费等等；征收累进所得税和限制继承权。〔……〕
9．免费提供司法帮助。
10．建立劳工部。〔……〕
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或者不得不为生存而工作，或者不得不饿死，二者必居其一。但是，如果我们得不到工作，就该甘愿像绵羊一样默默饿死吗？这个问题不需要专门回答，每个人都能理解。〔……〕
但愿我们不久就能听到关于你们的活动和工作的喜讯，你们作为改善人类状况的倡议者，将在历史上树起一个比最伟大的英雄纪念碑更加引人注目的永久性纪念碑。
顺致敬意并紧紧握手！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委员会
主席豪埃尔瓦斯
第一书记施洛特曼
第二书记布洛斯
司库施泰因根斯
图书管理员兼秘书勒德尔
1848年8月17日于布鲁塞尔
节录
第一次发表
手稿
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MdI，Nr.11026a
[1]由于篇幅有限，这里没有全文刊印一些要求的详细解释，特别是过于冗长的解释。
〔注释〕
[160]革命爆发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几乎所有德国的领导成员都离开了布鲁塞尔，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一时几乎陷于瘫痪状态，此后再也没有重整旗鼓。
这封信中提出的一系列要求都超越了要求参加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呼吁书（文件269）中所阐述的纲领范围，这也算是对它的答复。首先，这封信提出的经济要求明确拒绝了那些行会概念。此外，它还提出了政治要求，即要求普选权；这个要求和小农摆脱封建负担的要求一样，都是以《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文件224）为依据的。但是，这封信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经济主义倾向（这是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并且在关于国家工厂的论述中存在着空想平均共产主义色彩，在关于国家保障“工人的劳动组合”的论述中还存在着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色彩。
经查明，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和工人兄弟会之间后来并没有发生任何联系。——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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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8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86
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8月17日）
记录宣读完毕之后，公民莫尔向全体与会者报告了警察当局对公民马克思和公民沙佩尔采取的措施，沙佩尔被驱逐出城。[159]
根据公民诺特荣克的提议，大会任命了一个代表团，责成它就这类警察措施向警察局长盖格尔提出抗议。当选为代表团成员的有公民泽尔霍夫、莫尔、沃尔弗、诺特荣克、卡尔克和勃鲁姆。〔……〕
节录
1848年8月24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25号
〔注释〕
[159]卡尔·沙佩尔于1848年8月11日收到警察当局要他离开普鲁士的通知，并在当天提出了书面抗议（参看1848年8月·9日《新莱茵报》第80号）1848年8月12日《新莱茵报》第73号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写道：“对于《新莱茵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的普鲁士国籍问题所发生的冲突，我们以后再报道。现在来谈谈《新莱茵报》的撰稿人和校对卡尔·沙佩尔先生。
“沙佩尔先生今天早晨曾经被所在区的警察署长传去。警察署长先生通知他，遵照盖格尔先生的命令，他这个外国人应在明天一早离开科隆和普鲁士国境。署长先生又补充说，他出于好意，把出境期限延长了一星期。
“沙佩尔先生不仅是德国人，而且还是拿騷人，他有完备的拿骚身份证。沙佩尔先生和他的妻子以及3个孩子都住在科隆。他是民主协会和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又是《新莱茵报》的校对，因此他是身犯三重罪过。
“业已通过的德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第1条称：‘凡是德国人皆享有全德公民权’。按照盖格尔先生的解释，这大概是说：凡是德国人皆享有被驱逐出37个德意志邦的权利。除了国民议会的立法还有盖格尔的立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364-365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432-433页）
8月18日，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发出了《工人联合会致警察署的抗议书》，要求无条件撤销这道专横的驱逐令（参看1848年8月24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25号)。
8月19日，警察署长又用书面重复了这道驱逐令，但是，正如约瑟夫·莫尔8月21日在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所说的，抗议成功了，致使警察当局声明，暂时撤销对沙佩尔采取的措施（参看1848年8月27日《新莱茵报》第26号）。
科隆工人联合会还坚决反对屡次驱逐马克思的企图。——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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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科隆莱茵省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摘录（1848年8月13—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85
科隆莱茵省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摘录
（1848年8月13—14日）
在执行法兰克福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6月14一17日）决议的过程中，鉴于莱茵区域委员会8月4日的呼吁书[1]，莱茵省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于8月13和14日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有：
1．科隆民主协会
2．科隆工人联合会
3．科隆工人业主联合会
4．索林根政治俱乐部
5．杜塞尔多夫人民俱乐部
6．杜塞尔多夫民主君主政体联合会
7．克雷费尔德工人联合会
8．凯特维希人民联合会
9．特里尔民主协会
10．多特蒙德人民联合会
11．哈姆工人联合会
12．科赫姆民主协会
13．莱茵河畔米尔海姆工人联合会
14．鲁尔河畔米尔海姆民主协会
15．波恩民主协会
16．巴门政治俱乐部
17．柏林莱茵一威斯特伐利亚联合会
以上各团体共派出40名代表。此外，参加讨论的还有其他一些没有受特别委托的民主主义者。〔……〕在是否准许威斯特伐利亚的代表出席大会的问题上，大会决议如下：因为在法兰克福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联合成一个区域委员会，柏林的中央委员会作为基本执行机构，不能违背当地各联合会的意志而把威斯特伐利亚分开；这两个省相互间发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威斯特伐利亚的民主发展产生影响，如果普鲁士脱离它的一些省，只会促进特殊的普鲁士主义，使威斯特伐利亚各团体拥有完全的表决权。〔……〕
由区域委员会作为特别草案提出的问题是：
1．寻找途径和办法，使各个团体相互之间并同理事会建立联系；怎样才能促进各团体的形成；
2．各团体如何对外开展活动；
3．怎样筹集资金，应该筹集多少；
接着，代表大会一致认为频繁的通信联系是彼此交往的直接手段，并一致建议通过民主报纸发表文章，责成每个地方联合会务必按月向区域委员会提交报告，区域委员会则务必对这些报告加以汇总和摘录，以通报各团体。[2]〔……〕
科隆代表沙佩尔说：他的联合会有7000名会员，领导们现在身陷囹圄。联合会并没有参加间接选举。有人对联合会发出了可怕的吼叫。逮捕[3]并没有损害它的一根毫毛。一个主席总是可以找到的，他们必须把7000人关押起来方能消灭这样一个联合会。联合会对法兰克福手工业者代表大会提出了抗议。[4]此外，它还通过各个分会和在销路很广的工人报纸[5]进行活动。在这个地区民主力量很强大。〔……〕
科隆代表沃尔弗说：我们对当前的法国已不抱任何希望，法国必须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才能取胜。今天的宗教节日同德国的统一毫不相干，这是科隆的钱袋问题。科隆人是完全正确的。〔……〕
科隆代表恩格斯说：莱茵省的特点就是憎恨官僚的和典型的普鲁土主义；但愿这种思想能继续下去。〔……〕
有人以这里的工人联合会的名义提出下列提案；组织一个救济银行，（1）救济因民主倾向而遭受迫害者及其家属；（2）救济需要救助的正在旅行的民主团体成员。这个提案的第一点获得通过，第二点因经费有限、委员会手头拮据而遭到拒绝，让各个团体因地制宜地自行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科隆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和体操协会会员，公民尤利乌斯·赖希黑尔姆提交了一份书面建议：
“希望代表大会承认，最广泛地参与体操事业是促进民主的一个重要手段，因而决定，所有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或今后准备加入联合会总会的联合会应最有效地参与体操事业，并应在定期的报告中专门提及这个问题。”
多数人赞同赖希黑尔姆的建议〔……〕
摘要
1848年9月13和14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01和102号
[1]文件283。
[2]关于代表大会的决议，另见文件293。
[3]参看文件272和277。
[4]参看文件282。
[5]《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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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关于卡尔·马克思在科隆民主协会全体会议上反驳威廉·魏特林的报道（1848年8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84
关于卡尔·马克思在科隆民主协会全体会议上反驳威廉·魏特林的报道[1]
（1848年8月4日）
接着，《新莱茵报》主编马克思博士先生分析了魏特林先生两周前[2]在民主协会会议上提出的原理；马克思在周密详尽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演说中，根据前几个世纪革命的历史发展所作的分析，力求证明：魏特林所主张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分离，同二者直接对立起来一样，是不可能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应该互相交融在一起。断言社会的发展阻碍了政治的发展，也是不正确的；遗憾的是我们德国人在社会发展方面现在刚刚达到法国人早在1789年就已达到的阶段；要解决当前的种种矛盾，只有明确揭示这些矛盾，强调每个阶级本身的利益；只有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说只有用精神的武器，才能通过和平途径实现平等；无视各阶层在相互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拒绝彼此让步以及错误地理解居民中各阶级的相互关系，这些在巴黎都导致了流血后果。魏特林作为最理想的国家形式提出的那种专政，基于同样的理由被马克思认为是不实际的，而且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政权不能单由一个阶级取得；要想实行个人专政的制度，只配称为痴人说梦；相反地，像巴黎临时政府那样的政权，必须由各种不同的分子组成，他们要通过交换意见，就最适当的管理方式取得一致看法。
恩格斯先生讲的是马克思博士申请公民权被政府驳回[3]的事。因为马克思博士按出生地是莱茵普鲁士人，而且三月革命以来所有政治流亡者都恢复了公民权，所以，这种对公民权的解释是不公正的和因人而异的；这一来马克思就被当做外国人看待，随时可以驱逐出境。
摘要
1848年8月23日《莱茵守卫者》（科隆）第2卷第1号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3卷第500—501页）
[1]1848年8月4日马克思在民主协会的大会上发言，批判地分析了魏特林1848年7月21日的演说。魏特林在这次演说中自称“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宣布革命的迫切任务是建立一个专制的临时政府，由极少数“最有洞察力的人”组成，意在使自己做握有全权的统治者。魏特林无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号召立即用革命办法实现他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硬说致力于政治问题是离开了这个主要目标。马克思发言的内容，我们只能从这篇把一些论点讲得十分混乱和不确切的报纸报道来判断。
马克思主要注意的问题是德国革命的特点和革命的迫切任务即消灭封建制度的残余。他在和魏特林论战时强调了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的密切联系，政治要求和社会要求的不可分割和相互制约。马克思和魏特林两人的立场的根本区别，也表现在由于革命胜利而要建立的政权形式问题上。马克思坚决谴责个人独裁政权的思想，证明必须建立以实现革命的各阶级即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为基础的革命民主专政。——原卷末注
[2]1848年7月21日。编者注
[3]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8月4日讲话的报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7卷第626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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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关于召开莱茵地区各民主团体第一届代表大会的通知（1848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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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关于召开莱茵地区各民主团体第一届代表大会的通知[1]
（1848年8月4日）
科隆8月4日。根据法兰克福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确定科隆是普鲁士莱茵省的中心[Vorort]，并且委托该地民主团体召开区域代表大会，以便组织莱茵省的民主党派），本市各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2]建议莱茵省所有民主团体派代表出席8月13日（星期日）在本市召开的代表大会。会场设在什托尔维尔卡餐厅楼上大厅。
科隆三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
施奈德第二，马克思（代表民主协会）；
莫尔，沙佩尔（代表工人联合会）；
贝克尔，许岑多夫（代表工人业主联合会）
1848年8月5日《新莱茵报》（科隆）第66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485一486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580页）
[1]第一届莱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848年8月13—14日在科隆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大会确定科隆三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见下一条注释）为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大会的决定使委员会（马克思在其中起领导作用）的活动不仅限于莱茵省，而且扩大到威斯特伐利亚。大会通过了必须在工厂工人中和农民中进行工作的决议。——原卷末注
[2]根据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决议，6月底成立了由科隆三民主团体（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以及工人业主联合会）的代表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在莱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一直暂行区域委员会的职务。——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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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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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7月31日）
〔……〕公民莫尔说，由于时间关系，不能再继续为报纸承担责任了，并对该报第19号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政治）提出抗议。该文宣称，德国必须成为联邦共和国；还宣称，当代最卓越的人物一致公认，德国的未来只有成为自由而统一的共和国，才能给人民提供保障。[157]
公民泽尔霍夫指出，这家报纸通常可以销售1400—1500份，甚至1800份，这是一股重要的力量，我们应该利用这股力量。但是，办一家报纸就得具备三个条件：（1）所有者：工人联合会本身可以担任；（2）编辑部：在此之前只是临时性的；（3）承担责任的保证人：刚才莫尔已经说过，不能再继续当保证人了，因此，我们或者为此设立一个委员会，或者专门召开一次委员会会议，处理最重要的报纸事务。
公民莫尔接着提议在星期二召开委员会特别会议。〔……〕
公民贝克豪森宣读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对法兰克福手工业者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旨在恢复旧行会制度的各项决议[158]提出的抗议，并提议赞同这个抗议。
勒泽尔附议，并且说，手工业者代表大会通过的这些决议确实是由师傅们拼凑成的一大杰作，它们不仅想用强制手段恢复旧行会制度，而且还要更多更多的东西，师傅想取得一切，而帮工和学徒充其量只能成为他们的奴隶。接着，勒泽尔还宣读了这些决议中的几个条款，并提议，联合会应声明同意刚才宣读的抗议书的内容，并在我们的报纸上刊登。这个提议获得一致通过。〔……〕
节录
1848年8月6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21号
〔注释〕
[157]从1848年4月23日至10月22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每周出版一次，尔后更名为《自由、博爱、劳动》继续出版。该报主要是联合会的消息报，定期报道联合会委员会会议和全体会议的情况，同时还报道一些通信和联合会的其他事务。除此之外，该报还刊登一些有关现实政治问题和一般问题的文章。报纸在联合会主席（从7月份起，约瑟夫·莫尔担任主席）的主持下出版。但是，莫尔无暇过问编辑部的事，于是主管编辑部的大权便落到了泽尔霍夫手中，而此人并没有坚持工人联合会的政治路线。在莫尔形式上的职责先被架空而各种临时解决办法也无济于事之后，莫尔在9月）4日的委员会会议上被委任接管编辑部的工作（参看文件297）。在7月31日委员会会议上遭到批评的那篇题为《政治》的文章没有署名，该文显然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阐述的原则背道而驰。——482
[158]1848年7月中，手工业者代表大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许多手工业帮工也参加了大会，但是手工业者师傅掌握了大会的领导权，并执行了一条由他们的行会观点决定的落后路线。最后，手工业帮工退出大会并举行了自己的代表大会，然而他们的大会还是没有摆脱行会制度的强烈影响。关于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建立的手工业帮工的组织，参看文件335。——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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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新莱茵报》对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纲领的看法（1848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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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新莱茵报》对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纲领的看法
（1848年7月25日）
都灵的《协和报》[1]
科隆7月23日。不久以前我们曾经提到，在佛罗伦萨出版的《黎明报》越过阿尔卑斯山向我们伸出友谊的手。[2]可以预料，另外一家报纸，即具有相反倾向的都灵《协和报》也会发表相反而并不含敌意的意见。有一号旧《协和报》曾经说过，《新莱茵报》每次都站在“失败者”那一边。《协和报》根据我们对布拉格事件的评价以及我们对反对反动的文迪施格雷茨之流的民主派所采取的同情态度，做出了这个含糊不清的结论。不过，从那时起，都灵的这家报纸对于所谓捷克运动的性质也许有了较好的了解。
可是，不久以前，《协和报》却针对《NuovaGazzettaRenana》（《新莱茵报》）写了一篇多少带学究气的文章。《协和报》读了我们报上登载的关于在柏林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3]的纲领，对于其中应由工人讨论的8条大为不安。
《协和报》如实地转载了全部纲领，并发表了如下的批评意见：
“在这些建议中有许多正确和公正的地方，但是《协和报》如果不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者的错误，就可能背叛自己的使命。”
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坚决反对《协和报》的“错误”，这种错误就是：《协和报》把工人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所起草而仅由我们转载的纲领当做我们自己的纲领。虽然如此，只要《协和报》纲领比那一大堆人所共知的博爱词句和关于自由贸易的流行教条更充实的话，我们准备同《协和报》就政治经济问题进行辩论。
节录
1848年7月25日《新莱茵报》（科隆）第55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260—261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I版第5卷第299—300页）
[1]《协和报》（《LaConcordia》）是意大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848—1849年间在都灵出版。——原卷末注
[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179页。——编者注
[3]工人代表大会于1848年8月23日至9月3日在柏林举行，该会议是根据许多工人组织的倡议而召集的。会议的纲领是在斯蒂凡·波尔恩的影响下拟定的，它给工人们规定了争取实现许多狭隘的工会要求的任务，以使他们脱离革命斗争。这个纲领曾在《新莱茵报》上发表过，发表时没有注明是柏林的通讯。——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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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关于卡尔·沙佩尔在科隆工人联合会作报告的报道（1848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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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关于卡尔·沙佩尔在科隆工人联合会作报告的报道
（1848年7月17日）
〔……〕接着，沙佩尔还谈到了机器的作用问题，内容大致如下[1]：上个世纪在机器发明以前，行会制度占统治地位，在这种制度下，绝大多数人就像今天一样被奴役，绝大多数人都成了行会老板的强制或专横的牺牲品，同样，现在的工人则成了资产者老爷的牺牲品；但是，由于机器的发明，由于机器的发明而引起的分工，由于许多人挤在一个地方，使大家意识到，他们会从自然中得到权利，在人类社会中占有比现在更好的地位；意识到他们不仅不愿意用自己的劳动——他们（工人）的劳动报酬几乎还不够买干面包、土豆和破烂衣服，以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为他们所谓的主人填满私囊，让后者任意挥霍浪费，而且还向生活提出“要求”，他们要求自己赖以生存的劳动得到保障。这个地球上的物质财富的分配迄今为止都是一种巧合现象，但是人的生命和人的整个本质太高尚，以致人们不能使之依赖于巧合现象，而我们的牧师们大约从一千九百年以来就向我们鼓吹的人人平等不是指虚无缥缈的彼岸，而必须在此岸实现。现在，机器虽然给个别人还会带来损失，但多数人目前已经从中得到了很大好处。
1．由于生产成倍增长。
2．由于铁路和轮船加速了产品和人员的运输。
但是，如果全部机器都成为国家的即所有人的财产，那么，就连个别人的损失也将得到弥补，而法国临时政府的失策就在于，它没有作价从所有者手中把机器接收过来，保持机器运转，它宁愿让工人在国家工场里从事不必要的或者不实用的劳动。〔……〕
节录
1848年7月23目《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17号
[1]参看沙佩尔1848年9月3日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文件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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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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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7月13日）
莫尔宣布会议开始，他说，在上次委员会会议上，为了把联合会议事日程重新纳入正常轨道，委员会全体委员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
他告诉大家说，这次会议作出决定，库存现金要在每次委员会会议上公布，会议记录在付排前要在委员会会议上宣读。
接着，他还说，要任命一个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以代替扬森。[156]
沙佩尔获得多数通过。
默滕斯被任命为第二书记。
沙佩尔当选为希尔格分会的临时主席。
通过了沙佩尔提出的在委员会会议上讨论问题的建议。[1]
提出下列问题准备在下次会议上讨论：机器对人有利还是有弊？
莫尔接着还说，在以往的起义中，人们在捣毁机器时非但没有根除他们身受其害的弊端，反而使这种弊端变本加厉了，因为他们并没有研究这些弊端所由产生的基础，其实这些弊端并不根源于机器而是根源于社会制度的恶劣组织。
接着，书记还宣读了一封给伦敦工人协会的复信，会议就此结束。
1848年7月20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16号
[1]这个决议作出以后，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便开始讨论旨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财富的各种政治思想题目。有关机器的作用问题的讨论，见文件280。不久以后，《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就成了讨论的基础，参看文件289。
〔注释〕
[156]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参看注150〕之后，有人在科隆试图促成民主协会同工人联合会和工人业主联合会的联合，同时保证工人联合会组织上的独立。但讨论的结果是在科隆各民主团体的委员会（中央委员会）这一形式下进行合作，该委员会不久之后便成为莱茵省各民主团体区域委员会〈参看格尔哈德·贝克尔《马克思恩格斯在科隆（1848—1849年）》1963年柏林版第74页等〕。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成立，科隆工人联合会1848年7月14日委员会会议记录中是这样写的：“公民卡尔曼还提出下列问题：民主协会同工人团体实行了联合，这是不是真的。当公民莫尔肯定了这一点并报告了由现存的三个团体一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以及工人业主联合会组成目前这个委员会的经过以后，会议宣布结束。”（1848年7月16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15号）该委员会成员有：工人联合会的代表约瑟夫·莫尔和卡尔·沙佩尔；民主协会的代表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施奈德（第二）；工人业主联合会的代表海尔曼·贝克尔和鞋匠师傅许岑多夫。
工人业主联合会的人数很少，而且主要成员都来自落后的手工业者阶层，因此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而民主协会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组织。它是在始于1848年3月20日科隆什托尔维尔克旅馆大厅里的几次民众集会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也被称之为“什托尔维尔克协会”。民主协会成立时，科隆共产主义者卡尔·德斯特尔表现很突出。该协会在1848年4月的普鲁士邦议会和国民议会的竞选中，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组织形式，并在4月25日的民众大会上宣告最后成立；它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于5月12日举行。1848年5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威·沃尔弗和其他共产主义者成为民主协会会员，并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关于民主协会的发展，参看科切特科娃：《马克思恩格斯在科隆民主协会中的活动1848年4一10月〉》，载于《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史纲》1959年莫斯科版第303—322页；德译文载于1960年《苏联科学。社会科学论丛》（柏林〉第11期第1155—1167页。——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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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1848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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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
（1848年7月10日[1]）
星期一
尊敬的赫斯：
我真倒霉。我上星期去看你，既没有见到你，也没有见到你夫人。现在，我简直像着了魔似的，妨碍我去看望你。今天晚上5点钟，我照例要去国民自卫军值班，可我又答应去参加章程的讨论。[155]你只管去，我已经对章程起草委员会主席施皮斯先生说过你要去参加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好几个共产主义者：莱宁格尔、谢尔策尔、沙贝利茨、彭佩尔；其他人也将成为共产主义者。但你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卡贝，沃尔弗[2]对此人一贯非常不满。沃尔弗现在科隆。你今天只管放心地去，7点左右到好人街咖啡店老板那里去找施皮斯或上述任何一个人，并说明自己的身份。
再见
艾韦贝克
匆匆草于剧院街33号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73,op.1,Nr.618
[1]邮戳的日期。
[2]斐迪南·沃尔弗。
〔注释〕
[155]很可能是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所创立的德意志协会的章程，但该协会到8月份才最终成立。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治路线，该协会属于民主派左翼，
但它的一些通信（参看文件294）表明，它并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尤其是还存在着巴黎同盟组织的弱点（参看注149）。
在一张可能与德意志协会有关的既没有日期又没有标题的纸条上，分三栏列出57个德国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名字，其中有许多是同盟盟员。
“阿普恩、赫斯、艾韦贝克、奈特、库斯特、载勒尔、鲍威尔、施伦德、莱宁格尔、恩格沙尔、哈泽尔、劳施、申克尔、亨利希、韦勒、甘萨尔，哈特；
“富尔曼、赫尔、福尔考、申特勒、朗根贝克尔，宾德尔、许尔伯特、贝克尔、列曼、施米特、加布斯、格里希、布利萨特、默克、菲比格尔、卡普、许尔特、林奇、鲍威尔（亚历克斯〉；
“韦拉尔特、阿勒斯、杜恩、施普罗克霍夫、德尼克、卡恩、施米茨、格雷廷、雷沙特、勒文施坦、西蒙、布鲁赫、博内、施泰恩、诺伊厄曼、施雷克、于贝尔、朗格、达内斯、施赖伯、哈特曼。”（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op.1，Nr.105）——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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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848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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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记录
（1848年7月6日）
1848年7月6日委员会会议
公民莫尔向会议宣布，扬森主席走了，因此，会议必须选举一名新主席，接着公民莫尔当选。[154]他在会议上作了如下发言：
兄弟们，我将尽力不辜负你们对我的信任，你们选我担任这个光荣职务，我需要你们的支持；维护“安宁和秩序”，并不完全取决于主席一个人，而是取决于会员本身。每一个发言人，不管他是否代表我们的意见，我们都要认真听取。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无拘无束地坦率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必担心受到干扰。随后我们就可以自豪地同出卖灵魂的资产阶级作斗争，它甚至企图一如既往地污蔑和谩骂工人是一群粗野无知的二流子和煽动者。
兄弟们，自从7月3日即上星期一我们集会以来，发生了不少事情。但是，首先我要向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们表示我的致意，因为他们采取刚强坚定的态度以及镇定自若、深思熟虑的举止，无疑使资产阶级的一切期望都落了空，使警察和与之相互勾结的兵痞异常愤怒，而他们的准备措施是人所共知的，恕不在这里一一复述了。
现在，我不得不再一次重复上星期一我对你们说过的话，即使在今天，警察又已做好准备，士兵已在兵营里待命，据说还加了双岗等等。我们只要镇定自若，坚强不屈，就能接二连三地挫败警察，而他们可能要把我们的主席一个接一个地抓走。因此，我们要向他们表明，我们不受任何人的约束，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人权，我们大家都是独立自主的，因而我们能够保证值得嘉许的警察机构有事可干，它还必须抓走七八千名主席，方能瓦解工人联合会；因为我坚信，每个会员都乐于担任主席的职务，并尽心竭力去履行这一职务。到那时，反动派最终会狗急跳墙，迫不及待地采取措施，既禁止集会又取消出版自由；到那时，小市民和一切锱铢必较者就要眼看着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威胁，于是就将同工人采取联合行动；未来是属于我们的，而且未来迟早必定属于我们。在巴黎，工人虽然遭到镇压，但他们并没有被战胜；谁知道明天会从柏林给我们传来什么消息呢！
联合会会员名单和本月3日会议的记录已分别在公民哥特沙克和公民扬森家里被没收。继续保留为重新获得这两份文件而采取的措施。
1848年7月《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关于选举约瑟夫·莫尔为联合会主席的报道【图（略）】
1848年7月13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14号
〔注释〕
[154]早在1848年7月3日，安德烈亚斯·哥特沙克和弗里德里希·安内克刚刚被捕，约翰·扬森就被指定为工人联合会主席。但是，扬森也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必须躲避，所以必须进行一次补选。结果由约瑟夫·莫尔当选为主席，一直到1848年9月底，后来他也有被捕的危险，必须离开科隆（参看文件299）莫尔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当选在科隆工人联合会的政治发展中出现了新的转折，其主要特点是系统地传播《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的思想，消除了哥特沙克的影响。——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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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亨利希·弥勒（科隆）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1848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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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亨利希·弥勒（科隆）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153]
（1848年7月5日）
1848年7月5日于科隆
亲爱的朋友：
我正好碰见特里娜[1]，她将转交给你一封信，因此，我想乘机也给你略写几行，让她捎给你，向你报告最近在科隆发生的事件，并希望得到你处的消息。人民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状态，资产阶级趾高气扬，警察为所欲为，又逮捕了哥特沙克和安内克。其中的原委是微不足道的，你在《新莱茵报》上也会看到这一点。集会仍在继续；德国的一切民主集会都互有联系。巴黎事件使我们遭到沉重打击。无论如何，请你把巴黎的详细情况告诉我——你知道，一个人如果对一个件事只有大概的了解，就比身临其境的人更有兴趣了解它，因为我就是只了解局部情况的人。我从布鲁塞尔给巴黎的一个好友写了好几封信，但没有得到回音。如果你路过他那里，劳驾，请你去看看他，代我向他问好，叫他给我来信。你可以把我的地址告诉他。他住在圣马丁郊区188号，名叫格奥尔格·贝格曼先生。你不妨打听一下，在他旁边，即第186号住的是一位葡萄酒商人，到那里去问格奥尔格就行了，然后你在1-3小时之内就能见到他，他是马车夫。
劳驾，如果你方便的话，就给我找一张巴黎市区图，我把钱交给此信的送交者一起带给你。有了市区图，找人就方便了。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特别新闻相告。
特里娜会把其他事情都告诉你的。请代我向你夫人多多致意，立盼回复。
你们的朋友
亨利希·弥勒
于喜剧街18号
埃德蒙·济伯纳编《莫泽斯·赫斯通信集》1959年海牙版第198—199页
[1]卡塔琳娜·佩施，是赫斯的弟妹。
〔注释〕
[153]这封信的作者，与布鲁塞尔工人协会会员名单（文件190中的那个弥勒很可能是同一个人。这封信在正字法方面有很多错误，信的内容表明作者曾经在布鲁塞尔逗留过。出生于萨克森的鞋匠亨利希·弥勒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并多次参加过委员会的讨论。1849年5月，弥勒离开科隆，前往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当时他在维利希领导下进行斗争。后来他流亡瑞士，1850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拉绍德封区部委员会中从事活动。——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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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朱利安·哈尼为《新莱茵报》撰写的文章摘录（1848年7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75
朱利安·哈尼为《新莱茵报》撰写的文章[1]摘录
（1848年7月5日）
〔……〕英国的政治运动同一切政治运动一样，它的发展也伴随着大部分社会状况的彻底变革。旧同业公会的终止，消灭了整个手工业者阶层连同师傅和帮工迄今为止与社会对立的那种关系；宗法制的协作正在转变为雇主和工人之间的敌对对立，转变为工人相互之间的竞争。在此期间，80年代的伟大发明导致了一场决定性的变革。
现代工业的开端就是一场打击，它抛弃了千百种关系。在此之前用手工耕种大片土地、居住得很分散的大批人，如今却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被迫成群结队地蜂拥进入飞速崛起的新城市，沦为机器的奴隶，因为这些机器在竞争的斗争中战胜了他们。英国自从伊丽莎白时代起就试图以每年的济贫款来应付流氓无产阶级，同流氓无产阶级结伴的是产业无产阶级，后者的价值同产品的价值一样，是由需求与供给决定的，而且这一阶级是受工业发展的一切后果摆布的；它不久将成为最终奋起反抗、通过政治变革来改善自己社会状况的那些人数众多的革命群众。
在激进派贵族阶级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交替影响下，我们看到，这些起初并没有觉悟的群众经过多次受骗上当，经过多次的挫折失败，终于在宪章运动中逐渐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并摆脱了他们的自由派欺骗者的任何诱导，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具有不可抗拒的威力。资产阶级对旧的土地贵族每取得一个胜利，工人群众也就取得一个胜利，因为他们比正取得胜利的中等阶级更优越更坚强。未来的斗争随时随地都将变得更简单、更容易理解。最后，资本的代表和劳动的儿子相互之间将势不两立。〔……〕
节录
1848年7月5日《新莱茵报》（科隆）第35号
[1]该文刊登在1848年7月4日和5日《新莱茵报》第34和35号上，文中概述了英国工人运动特别是宪章运动的全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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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信（1848年7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74
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信[1]
（1848年7月4日）
伦敦工人教育协会致科隆工人联合会
兄弟们：
你们通过我们的兄弟卡·沙佩尔带来的复信，几天前我们已经收阅了，阅后使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很羡慕你们能够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活的乐趣，而我们则因远离运动的发源地而感到悲伤。
你们希望经常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敌人早已在这方面走在我们前头了，现在已是我们开始利用这个武器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了，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仅能持久地牵制敌人，甚至能彻底地击败敌人。
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在整个德国建立工人联合会，并使它们相互间保持极其密切的联系。这样一来，我们彼此之间就能得到发展，实现我们的目标，即我们迫切需要的无产阶级的联合。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毫无疑问，胜利就属于我们。我们必须勇敢地同敌人对抗，因为我们不会失去什么东西，反而必将得到整个世界。鼓起勇气，坚定不移地前进，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致敬并握手
伦敦工人协会
1848年7月4日于伦敦
1848年7月16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15号
[1]这封信是在1848年7月14日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议上宣读的。它是卡尔·沙佩尔从伦敦带来的对6月12日信（文件266）的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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