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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民主派兄弟协会关于六月起义的呼吁书摘录（1848年7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73
民主派兄弟协会关于六月起义的呼吁书摘录[152]
（1848年7月4日）
〔……〕红色共和国的旗帜就是整个欧洲无产者的旗帜。群众受政治空谈迷惑，被名义上的（有名无实的）政治权利蒙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千百万工人都懂得，最好的宪法既不能包括所有人权，也不能包括其中最重要的人权。在圣安东郊区被扯下的红旗是征服不了的。这面红旗是信仰的象征，而这信仰并非局限在巴黎，它正在人类工业的每个蜂房里滋生蔓延。一次失败甚至50次失败也阻挡不住这种信仰的凯旋。〔……〕
摘要
1848年7月15日《新莱茵报》（科隆）第45号
〔注释〕
[152]《新莱茵报》刊登了一篇1848年7月8日来自伦敦的通讯，并加了下面的按语：“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向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发了一份呼吁书，我向您介绍其中的几段……”本卷刊印了该呼吁书的结尾部分。这份呼吁书是由朱利安·哈尼和卡尔·沙佩尔签署的，而《新莱茵报》在刊印时只印了书记哈尼的签名。
沙佩尔7月初到达伦敦，把他的家属接回科隆。他把科隆工人联合会给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一封信（文件266）带到伦敦，并将伦敦工人教育协会的回信（文件274）带回了科隆。7月4日，他在伦敦参加了欢迎会，这是民主派兄弟协会和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为了欢迎他而联合举行的；会上为沙佩尔及其家属，为科隆工人联合会，“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健康以及《新莱茵报》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参看列维奥娃《卡尔·沙佩尔》，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196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第93页)。——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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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新莱茵报》刊登的关于科隆工人联合会领导人被捕的消息（1848年7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72
《新莱茵报》刊登的关于科隆工人联合会领导人被捕的消息
（1848年7月3日）
逮捕
科隆7月3日。办事内阁目前的表现说明它只不过是一个警察内阁。它的第一个行动是在柏林逮捕莫内克先生和弗恩巴赫先生，第二个行动是在萨尔鲁伊逮捕炮兵下士丰克。现在，这些“事情”也在科隆这儿开始了。今天早晨逮捕了医师哥特沙克先生和退伍中尉安内克先生。无论是逮捕的原因或逮捕时的情况，我们都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因此暂时不发表意见。
工人们是十分理智的，他们不会因挑衅而贸然行动。
1848年7月4日《新莱茵报》（科隆）第34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165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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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卡尔·马克思关于巴黎六月起义的社论（1848年6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71
卡尔·马克思关于巴黎六月起义的社论
（1848年6月29日）
六月革命
巴黎工人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并没有向他们投降。工人被击溃了，但真正被打败的是他们的敌人。暴力取得暂时胜利的代价是：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产，一切旧共和政党的瓦解，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三色旗的共和国今后只有一种颜色，即战败者的颜色，血的颜色。它成了红色共和国。
没有一个著名的共和主义者[无论是《国民报》（《National》[1]派的或《改革报》（Reforme》）[2]派的]站在人民方面！人民除了起义本身以外，没有别的领袖，别的手段，可是他们对资产阶级和军阀的联合力量的抵抗，比任何一个拥有一切军事机构的法兰西王朝对任何一部分同人民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抵抗都要持久。要使人民丟掉最后一些幻想，要使他们和过去决裂，就需要让法兰西历次起义的司空见惯的富有诗意的装饰——充满热情的资产阶级青年、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三角帽等都站到压迫者方面去。医学系的学生拒绝给负伤的平民以科学上的援助。科学不是为犯了弥天大罪的平民（他们这次是为自身的生存而战斗，而不是为路易·M·菲力浦或马拉斯特先生流血）服务的。
二月革命的最后一点正式的残余物——执行委员会[3]——已像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烟火变成了卡芬雅克的密集的炮火。
这就是Fratrenite，就是一方剥削他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昭示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博爱。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说，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的窗户前面烧毁了。
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还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继续存在。学究们拘守1793年旧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的空谈家曾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求施舍，并且被许可做冗长的说教和败坏自己的声誉，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共和党人要求全部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只是不要戴王冠的首领；王朝反对派[4]从事变中得到的不是内阁的更换，而是王朝的崩溃；正统主义者[5]不是想脱去奴仆的服装，而是仅仅想改变一下式样，——这些人物就是人民在实现自己的二月革命时的同盟者。人民本能地仇恨的路易-菲力浦并不是路易-菲力浦本人，而是一个阶级的王冠的统治，是坐在王位上的资本。但是人民始终是宽宏大量的，他们以为只要打倒了自己敌人的敌人，打倒了共同的敌人，就是消灭了自己的敌人。
二月革命是一个漂亮的革命，是一个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当时激烈反对王权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平静地安睡，因为构成这些矛盾背景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还只是一种词句上和言语上的存在。相反，六月革命则是一个丑恶的讨厌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词句，因为这时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它的王冠，显露了恶魔的原形。
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口号。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提昂尼曾在俄军攻下华沙时这样高喊。秩序！——法国国民议会和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粗野的应声虫卡芬雅克这样高喊。
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裂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
在1780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一次曾侵害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害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
在临时政府时期，适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做法是使宽宏大量的工人相信，使成千上万的官方传单上所说的那些“甘愿贫困3个月来让共和国支配”的工人相信，二月革命似乎是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而进行的，二月革命首先关心的是工人的利益；这种做法同时也是一种政策，一种引起幻想的手段。自从国民议会开幕后，平淡无奇的时期来临了。照特雷拉部长的说法，这里的问题只是要使劳动回到它过去的条件下去。这样，工人在二月革命中进行战斗是为了使自己陷入工业危机的深渊。
国民议会的工作至少对工人来说就是把二月革命的成果化为乌有，把他们拖回旧的关系中去。但是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因为，像国王一样，任何议会都不能命令具有普遍性的工业危机不再向前发展！国民议会极力想结束令人烦恼的二月革命的漂亮词句，可是它连那些在旧关系的基础上可能实现的措施都没有实现。它不是强迫17岁到25岁的巴黎工人参军，就是把他们抛到街头；它把外地的工人从巴黎驱逐到索隆，并且连他们在结算时应得的工钱也不发给他们；它临时建议成年的巴黎人到按照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工场中去寻求施舍，但是必须具备一个条件：拒绝参加任何人民会议，也就是不再当共和主义者。然而无论是二月革命以后的充满柔情蜜意的花言巧语，无论是5月15日[6]以后的残忍的法律，都没有达到目的。必须在行动中，在实践中解决问题。坏蛋，你进行二月革命究竟是为谁，为自己还是为我们？资产阶级既然这样提出问题，就必须用六月革命——霰弹和街垒来回答。
但是，正如一个人民代表在6月25日所说，整个国民议会都惊慌失措了。当问题和回答把巴黎的马路淹没在血泊中时，议员们呆然若失；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他们的幻想在战火中消失了，另一部分人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人民怎么敢单独地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俄国的金钱，英国的金钱，波拿巴的鹰，国王的百合花，各种各样的护身符，——他们就在这些东西中间寻找他们无法理解的这一事件的解释。但是，议会中的这两部分人都感到他们和人民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没有人敢替人民讲话。
他们一苏醒过来，就开始了疯狂的进攻。大多数人有充分的权利嘲笑那些犯了时代错误，不断重复博爱（fraternite）词句的可怜的空想家和伪善者。因为这里的问题正是要抛掉这种词句以及由这个词句的模棱两可的含意所产生的幻想。当正统主义者拉罗什雅克兰，这个有着武士精神的空想家因那些宣布“战败者罪该万死！”（《（Vaevictis！》）的人的卑鄙行为而发怒时，议会中的大多数人便疯狂起来，好像被毒蜘蛛咬了一样。他们为了掩饰“战败者”正是他们自己，便向工人高叫：“你们罪该万死！”不是他们现在就得死亡，就是共和国现在就得毁灭。因此他们拼命地嗥叫：“共和国万岁！”
横在我们面前的深渊是否能把我们民主主义者引人迷途，使我们认为争取国家形式的斗争似乎是空洞的、幻想的和毫无意义的呢？
只有意志薄弱的胆怯的思想家才会这样提出问题。资产阶级社会条件本身所产生的冲突，必须在斗争中加以解决，靠空想是消灭不了的。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能使这些矛盾进行公开斗争，从而获得解决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
有人问，难道我们对那些在人民的愤怒面前牺牲的人，对国民自卫军，对别动队，对共和国近卫军，对现役军人不流一滴眼泪，不叹一口气，不发一言吗？
国家将关怀他们的孤儿寡妇，法令将颂扬他们，隆重的殡仪将送他们的遗体入土，官方的报刊将宣布他们永垂不朽，欧洲的反动派将从东方到西方到处赞扬他们。
但是平民则受尽饥饿的折磨，遭到报刊的诬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
1848年6月29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9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133—137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153—157页）
[1]《国民报》（《National》）派联合了以阿尔芒·马拉斯特为首、以工业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同它有关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为支柱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在40年代，这个派的信徒聚集在《国民报》（LeNational》）的周围，该报自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原卷末注
[2]《改革报》（《Reforme》）派联合了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附和该派的有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这个派的拥护者聚集在《改革报》（《LaReforme》）的周围，该报自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原卷末注
[3]指执行权委员会，即制宪议会为了代替已经卸下全权的临时政府而在1848年5月10日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它存在到1848年6月24日卡芬雅克专政确立时为止。——原卷末注
[4]王朝反对派是在七月王朝时期法国议院中由奥迪隆·巴罗领导的议员集团。这个集团的代表们反映了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情绪，他们主张实施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种改革是防止革命和保持奥尔良王朝的手段。——原卷末注
[5]正统主义者是1830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原卷末注
[6]在1848年5月15日巴黎工人的革命发动失败后，采取了一系列废除国家工厂的措施，实施了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封闭了许多民主俱乐部。——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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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关于巴黎六月起义的《六月二十五日》一文摘录（1848年6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7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关于巴黎六月起义的《六月二十五日》一文摘录
（1848年6月29日）
工人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英勇精神真是令人惊叹。三四万工人整整坚持了3天，来对付8万多士兵和10万国民自卫军，对付霰弹、榴弹和燃烧弹，对付那些不惜采用阿尔及利亚作战方法的将军们的“宝贵的”军事经验！工人被击溃了，并且大部分被残酷地消灭了。这次阵亡的战士不会受到像七月革命和二月革命的牺牲者所受到的那种尊敬；但是历史将给他们以特殊的地位，把他们看做是无产阶级第一次决战的牺牲者。
摘录
1848年6月29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9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132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151—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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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邀请书（1848年6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69
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邀请书[151]
（1848年6月26日）
邀请德国工人阶级派代表参加8月20—26日在柏林召开的工人议会
工人们，兄弟们：
下面签名的参加由柏林手工业者联合会召集的手工业者和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不满意这次大会关于当前社会问题的决议，虽然它的实际效益已得到广泛的承认。代表们一致同意邀请整个祖国各城市、工厂区和农业区的工人阶级派代表参加以讨论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为唯一宗旨的一次联合工人议会。在以往历次或多或少带有地方性的工人、手工业者和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在讨论重大社会问题或劳动问题时，或者草率收场，或者毫无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德国工人阶级的一种尽可能完整的代表机构，独立处理首先同工人阶级有关的问题，在基本问题上即在保证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人身依附关系和物质匮乏的问题上联合一致。工人议会确定的各个要点应构成德国的一部社会的人民宪章，人民宪章应该使迄今受少数人剥削和压迫的千百万人建立兄弟般的关系，应该全力以赴地使之成为国家的法律。
我们认为，实施下列这些措施对工人阶级来说是迫不及待和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把它们看做是我们的提案，而不抢在议会作出决议以前采取行动。
作为工人，我们自己为德国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提出以下要求：
1．国家有责任为每个愿意劳动的人提供与人的需要相适应的生存条件（劳动保障）；
2．国家有责任支持并促进独立的手工业或工业的工人团体；
3．国家应关心一切无依无靠者以及劳动致残者；
4．调整并限制过长的劳动时间；
5．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调整税收制度，亦即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限制继承权，废除消费税以及一切迄今压在农业工人身上的封建负担、苛捐杂税、劳役、什一税等等；
6．发行公债。国家实行免费教育，如有必要，应对青年实行免费的因材施教；
7．实行免费的法律保护；
8．任命由工人阶级自由选举产生的德国各邦劳动部。
工人们，兄弟们！
我们过去由于四分五裂，孤军作战，因而势单力薄，受人鄙视，现在让我们联合起来。我们有千百万人，形成了全国的绝大多数。只有在同一个目标下联合起来，我们才会变得强大，才能形成一股我们这些创造一切财富的人理应拥有的力量。我们的选票举足轻重，我们应不失时机地在社会民主运动中发挥作用！
科尼斯堡工人联合会代表
弗里德里希·克吕格尔
柏林机械制造工人联合会代表
恩斯特·克劳泽
汉堡工人联合会代表
卡·毕林
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代表
波尔恩
汉堡工人教育协会代表
F.E.施泰因豪尔
机械制造工人联合会代表
A．卢赫特和克劳泽
备注：
1．请接到上述邀请书的各联合会转告本地区的联合会，同时请求各家通俗报纸的编辑部在报上刊登我们的邀请书；
2．请各联合会给其参加工人议会的代表开具证明信；
3．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地址：罗斯玛丽亚大街5号波尔恩）将为召开议会临时担任事务性领导工作。开会地点届时将通过官方报纸另行通知。
致德国各工人、手工业者和教育团体，致在瑞士、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的德国人团体。
1848年6月27日《人民报》（柏林）第11号
〔注释〕
[151]作者在起草这份邀请书时，曾设想召集一次同国民议会并存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人议会"；当时，这类要求十分普遍，但都证明是无法实现的。
召开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建议，是由斯蒂凡·波尔恩领导的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参看注137）。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同汉堡的工人组织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而共产主义者同盟对汉堡工人组织的影响很大。1848年5月20日，弗里德里希·马尔滕斯作为汉堡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到达柏林，并参加了当天举行的手工业者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在柏林召集一次手工业者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18和19日举行，与会代表共35人，主要代表萨克森和普鲁士东部地区的95个联合会（参看1848年6月22日《新莱茵报》第22号、大会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果，只决定在柏林召开一次普通的工人代表大会，6月22日发出了这份参加大会的邀请书，会上成立了“工人兄弟会”（参看注160）。
6月22日的这份邀请书表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波尔恩、克吕格尔和毕林一起都为这次组织活动作出了努力，并起了领导作用。邀请书中没有提出任何政治上的要求，但却明显地反映了波尔恩的经济观点（参看注146）。1848年7月1日《新莱茵报》第31号，根据《柏林阅览室》上的原文，摘要刊登了这份邀请书的主要片断。然而此后不久，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他们不同意邀请书中提出的纲领（文件28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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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北极星报》刊登的关于《新莱茵报》出版的报道（1848年6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68
《北极星报》刊登的关于《新莱茵报》出版的报道[1]
（1848年6月24日）
《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是一家新日报的名称，不久前在科隆开始出版。这家报纸宣布自己为“民主派机关报”，其编排技巧是无与伦比的，并以胆识过人著称；我们谨向它致敬，它是我们在反对形形色色暴政和非正义行为的伟大运动中的一个可敬的、有才干的和英勇的战友。它的主编是马克思博士，这是一位才华出众的维护欧洲丁人权利的斗士；编辑部同仁则有：布雷斯劳的威·沃尔弗，一位久经考验的民主主义者；科布伦茨的德朗克博士，他曾经是政治犯；科隆的斐·沃尔弗（他曾在巴黎度过10年）；H.布格尔斯（科隆人，是一位可爱的人民演说家，法兰克福第一届国民议会[2]议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的杰出论文经常为《北极星报》的各栏增添光彩），还有格奥尔格·维尔特（他在著名的布鲁塞尔会议上揭露了自由贸易派的谎言[3]，因而他在我们的读者中享有盛誉〕。我们祝愿我们的同仁得到长期的、有益的和胜利的发展。
1848年6月24日《北极星报》（伦敦）第558号
[1]参看1848年6月27日《新莱茵报》第27号对此作出的答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136页）在答复中强调指出：“在英国报纸中，唯有革命的《北极星报》的赞许才是我们所珍视的”。
[2]指预备议会。
[3]参看注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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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给科隆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848年6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67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给科隆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
（1848年6月18日）
伦敦区部向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作的季度工作汇报
兄弟们！
自中央委员会迁出伦敦后，至今已有整整3个月了。我们竭力忠于职守，因此，现将我们的季度工作汇报如下。
I概况
在2月下旬的那些日子里，中央委员会迁出伦敦，并建立了区部委员会来代替它。此后，正像可以预见的那样，区部的处境是极端困难的。[2]伦敦区部中断了同运动发祥地的联系。大家都紧张地等待着以后事态的发展。许多人相信，凡是在法国能够做到的，在德国同样也能够并且也应该马上做到。另一方面，有人试图用空话来扼杀人们的热情（这方面，你们已经知道的那位海尔贝格在教育协会的讨论中有出色表演）。现在必须对这股热情之火加以引导，以便使巴黎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步骤同时也符合伦敦区部的愿望。
在同盟本身，人们也异常紧张，不讨论别的，只讨论法国和德国革命、法兰西共和国以及当前的一般事态。教育协会的会议因饭店关闭而中断了。[3]为恢复被中断了的会议，同盟作了巨大的努力，因而也只有几个晚上浪费了一部分时问。当时，我们这里突然流传一种不可靠的说法，“国王弗里茨被赶跑了”，“在柏林，宣布成立了共和国”，“全体德国人正在像武装部队一样由巴黎向德国挺进”。为制止这种谣传，同盟采取了一些措施，即由它出面在协会里成立了5人委员会，负责收集捐款，以便在必要时组织盟员奔赴德国。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首先向巴黎的朋友们了解运动的详细情况。
同盟打算以这种方式在各方面紧跟中央委员会，同时控制协会的非盟员。第二天，中央委员会的特使沙佩尔[4]带着有关的全权证书和消息来到我们这里。上述委员会已募到一笔款子，并派遣部分盟员带着这笔捐款分赴德国某些地区，即需要他们或是他们熟悉的地方。
早在沙佩尔兄弟到来之前，就已召开了几次全体会议。现在召开这些会议都是为了听取沙佩尔兄弟和后来到这里作报告的鲍威尔[5]介绍巴黎所发生的事件的概况。盟员的积极性很高，甚至太高了。从那以后，有一些人的情绪明显地低落下来。但是大多数人则相反，开始更好地去理解整个运动，并且对实现我们的原则怀着更大的期望。
关于英国宪章运动，还需要提出下面一点意见：一些成员，甚至整个区部，特别是我们的英国兄弟，都力图在公开的会议上支持宪章派。由于议会通过了反动决议，公开活动实际上已成为不可能。4月10日[6]的结局（许多盟员已预见到了其后果）使我们伦敦支部的兄弟们明白了问题所在。如果进行深入的秘密宣传，那可能会使宪章派重整旗鼓，同民众建立较牢固的联系。只要宪章派不设法通过内部关系支持外部的运动，就不能指望取得任何明显的结果。秘密宣传必须而且马上在短期内加以恢复。4月10日伦敦区部的人曾聚集在一起，以便在必要时给宪章派以支援。[7]
这些都是一般性的问题。现在谈谈区部本身的情况。2月底，伦敦区部拥有10个支部。其中9个支部由德国人、丹麦人、瑞典人、匈牙利人等等组成。剩下的那个支部的成员全是英国人。那9个支部中的一个，设在伦敦东区，并负责领导东区的教育协会。[8]该支部成员多次提出要求撤销东区的支部和教育协会，但这个建议一直遭到否决。
但是，当人们看到，东区的教育协会尽管作出了努力但还是不能发展，最后它还是被撤销了。支部成员则分别插入伦敦西区的各个支部。而教育协会的成员因为在伦敦东区无法扎根，就并人了西区的教育协会。
到上面提到的时间为止，伦敦区部共有盟员84人。尽管许多盟员已经离开这里，但目前盟员的数量〔……〕[9]
从记录中摘录下述有关纪律处分的决议：
1．库克第一，库克第二，哈特第一，哈特第二和布劳被清除出同盟（他们都是不可靠分子）。
2．阿尔萨斯的托·迈尔，因他的可耻生活方式玷污了同盟的荣誉，被开除盟籍。有关开除他盟籍的动议，区部要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提出。
作为总区部（这是以前决定的），我们报告如下：
1．我们的特使从美国纽约来信说，虽然至今他们还没有做出很大的成绩，但他们并没有游手好闲。纽约的教育协会成员大大落后于运动。法国革命也使那儿的气氛活跃起来了。
威·魏特林为了使别人接受他的观点，显然花了不少心血。但是，更年轻、更优秀的人远远胜过了他〔……〕[10]
手稿
柏林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1]报告出自约·格·埃卡留斯之手，它的结尾部分没有保存下来。
[2]最后一词辨认不清。
[3]参看文件215。
[4]卡·沙佩尔于1848年3月底受中央委员会委托，又一次前往伦敦，参看文件225。
[5]亨利希·鲍威尔是3月在巴黎成立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他于4月回到伦敦，与普芬德和埃卡留斯一起领导伦敦区部。
[6]关于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大示威的失败，参看文件234。
[7]在原件上，这句话是写在前面一句话的边上的。
[8]伦敦工人教育协会的这个分会是1846年6月初成立的。
[9]在原件上被删节了。
[10]原件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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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科隆工人联合会给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信（1848年6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66
科隆工人联合会给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信
（1848年6月12日）
致伦敦工人教育协会
兄弟们：
我们从德国的远近各地区收到了关于新建工人联合会的来信。我们仅举以下几个城市：杜塞尔多夫、埃尔伯费尔德、哈姆、波恩、美因茨、特里尔、亚琛、哈瑙、马尔堡、莱比锡等等，我们同这些城市的工人联合会建立了经常性的、极其紧密的联系。但我们坦率承认，任何消息都没有像我们从伦敦的兄弟们那里得到的消息使我们如此兴高采烈；它向我们证明，工人教育协会多少年来一直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卓有成效地、积极地作出努力和开展活动，并且今天仍然在为美好事业而满腔热情地从事活动。
我们非常高兴同海峡对岸的兄弟们保持经常性的联系，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联合起来从各方面维护我们的权利，代表我们的利益。
我们顺便提一下，我们联合会的会员数目已超过6000人，而且这个数目还在与日俱增。本周还将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各工人联合会、民主协会和体操协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将导致全德国所有团体更紧密的联合。[150]
兄弟们，让我们再一次紧密地团结起来，携手并肩地战斗，审慎从容地反对我们那丧心病狂的敌人的攻击和反动贪婪，不知疲倦地追求我们的目标——工人阶级的胜利和统治。
此致问候并紧紧握手
科隆工人联合会
第一书记扬森
（签名）
1848年6月12日于科隆
1848年6月18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9号
〔注释〕
[150]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14-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这次大会是由拜尔霍弗领导的马尔堡民主协会倡议召开的，该协会早在1848年5月30日的邀请书中就提出要上法兰克福召开一次大会，并明确邀请各工人联合会参加。与此同时，马尔堡工人联合会（拜尔霍弗也是该联合会的领导人）也邀请各工人联合会参加同时在法兰克福举行的讨论会（参看1848年6月7日《新莱茵报》第7号副刊）。因此，参加法兰克福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共有代表234名）的代表中，有一部分是工人联合会的代表。代表中也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如弗里德里希·安内克、亨利希·毕尔格尔斯、阿道夫·克路斯、奥斯瓦尔德·狄茨、恩斯特·德朗克、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热尔曼·梅特涅、约瑟夫·莫尔、卡尔·沙佩尔、奥古斯特·谢特奈尔、约瑟夫·魏德迈等人；安德烈亚斯·哥特沙克是科隆工人联合会派去的代表。然而，无产阶级运动的代表未能控制大会的讨论进程，因为大会的领导权掌握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手里。
代表大会在其决议中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并为即将建立的民主党选出了一个最高委员会一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设在柏林，但这个委员会并没有实行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政策，而且表现得也不够积极。中央委员会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尤利乌斯·弗勒贝尔、符腾堡的哥·劳和海尔曼·克利盖组成，在柏林还增补了阿道夫·赫克萨默和爱德华·梅因；候补中央委员有拜尔霍弗、许特、安内克。中央委员会在柏林最终成立以前，有一个委员会，也叫临时中央委员会，在法兰克福存在了数周之久，其委员有齐茨、拜尔霍弗、隆格、梅特涅和莫尔。该委员会还于6月20日向各民主协会发了一份呼吁书(参看18站年6月25日《新莱茵报》第25号、这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一直行使到1848年10月召开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为止（参看注164）。
《新莱茵报》、《柏林阅览室》和《曼海姆晚报》被指定为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848年7月10日，柏林中央委员会公布了一个组织计划〈刊登于1848年7月15日《新莱茵报》第45号），指定科隆为菜茵省的“区域领导机关所在地”。在马克思的领导下，按照这个计划，在科隆成立了莱茵各省民主团体区域委员会（参看文件279和28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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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新莱茵报》刊登的《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派的纲领》一文摘录（1848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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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新莱茵报》刊登的《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派的纲领》一文摘录
（1848年6月7日）
……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所谓的激进民主党如何能把君主立宪国、小公国和小共和国的联邦，即以共和政府为首的、由如此不同的成分所组成的联盟国家（左派所主张的中央机关正是如此），宣布为德国的最终国家组织。
毫无疑义，国民议会所选出的德国中央政府最初必然会跟事实上还存在的各邦政府同时并存。但中央政府一经产生，就会同各邦政府展开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不是中央政府同德国的统一同归于尽，就是各邦政府同它们的立宪君主或小共和国一起消失。
我们并不提出空想的要求，要apriori〔预先〕宣布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但是我们要求所谓的激进民主党不要把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出发点同它们的最终目的混淆起来。德国的统一以及德国的宪法只能通过这样一种运动来实现，这种运动的决定因素将是国内的冲突或对东方的战争。国家制度的最终确立不能依靠颁布命令的办法，而要在我们即将进行的运动中实现。因此，问题不在于实现这个或那个意见，这种或那种政治思想；问题在于理解发展的进程。国民议会只应该采取一些在最近期间切实可行的步骤。
摘录
1848年6月7日《新莱茵报》（科隆）第7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41——42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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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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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回顾与前瞻
回顾十九世纪革命的工人运动，时间是相当短促的，一两个世代的时间在人民的生活中又有什么意义呢！虽然如此，这段短促的时间，已足以使它发展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了。如果说，它只要考虑胜利就行了，这也未免过甚其词，因为最艰苦的斗争还在前面。在这些斗争中，它可能像过去那样遭到失败；当然，如果它在将来遭到失败，那么这些失败会比过去的失败更痛苦。但是任何失败，甚至最严重的失败也不能摧毁的，就是革命的工人运动本身。它成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支柱，鲁道夫·迈耶尔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时就说得对：如果没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兴盛，就没有德国工业的繁荣，换句话说，如果德国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被击溃，德国就会从伟大的文明民族的舞台上消失，当然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绝对不会产生的。
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群众性运动，就像一幅巨大的壁画一样，只能从一定的距离来观赏，如果有人用放大镜来观察，就会觉得除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斑点和线条以外，没有别的东西。鼠目寸光会使人迷失方向，今天读到一个有名的资产阶级作家在不到三十年前写的一段话，感到多么奇怪，他说，人们对于一个在各处传道的德国天主教神甫不会加以鄙视和嘲讽，可是对于旅途中在旅馆里进行宣传的拉萨尔分子，加以这样的鄙视和嘲讽却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人如果能够从历史上来思考和判断，他就能够经常根据革命工人运动的伟大的历史关系来理解这个运动。当然，另一方面他也会感觉到：同这个巨大的世界转折相比，个人是多么渺小！他追随着潮流的胜利发展，但是对于潮流深处的事物，对于精神力与道德力，对于人类的高尚品质，对于通过千百万人的命运推动潮流前进的事业心和求知欲，只能产生一个肤浅的概念：对要想配得上“现代诗人”这个名称的现代诗人来说，这是最宝贵的资料的无尽泉源。
并不是说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因此而成为一个完人，让没落的资产阶级用“超人”的丑态，安于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堕落吧；工人运动是真正人道和纯粹人道的运动。在资本主义对多数人不人道的状况下，怎么能产生理想的人呢！工人阶级正努力从人类屈辱的深渊上升到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但是在这场斗争中发扬了真正人道的一切特点——资产阶级的时髦哲学家尼采极力诽谤的特点：公德心、善良愿望、体谅、勤勉、节制、谦逊、宽恕。虽非始终一贯，虽非普遍一致，虽然不是没有障碍和累犯错误，但是一个人如果了解现代工人阶级，就能认识一种巨大进步，这种进步对于人类文化具有比各种宗教的教条和各种哲学的学说重大得多的意义。
因此，资产阶级煽动家所搞的政治是最卑鄙、最愚蠢的。但是，企图根据所谓伦理的理由用所谓伦理的手段来控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那些善意的思想家们，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也不知道干什么才好。仿佛这种斗争的依然具有挑衅意义的令人不快的反抗性，并不总是一种严峻而刚毅的美德似的，正如自愿屈服于不体面的桎梏之下，是一种卑怯而懦弱的罪恶一样。
对于现代无产阶级来说，是否应当进行阶级斗争以摆脱雇佣奴役的桎梏，已经不再成为问题，问题仅在于如何才能最迅速地使这种斗争取得可靠的结局。自从空想的社会主义消失以来，关于这方面的所有重大的怀疑也都消失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今天的策略，依然和过去《共产党宣言》所推荐的，以及后来拉萨尔的《公开的答复》结合德国的特殊情况所主张的策略相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断革命的过程中，每年都产生新的任务，关于这些任务的解决，党内往往意见分歧。总是有一派主张更多重视革命的最终目的，另一派则主张更多地重视达到这种目的的实际方法，这是由事物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决定的。但是既然方法和目的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这种矛盾就产生出一种合力，促使党迅速前进。党在过去犯过错误，将来还可能再犯错误，但是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力量能使它长期背离它的目的或使它长期迷失达到目的的正确道路。
有一些愚人正因为现代社会民主党已抛弃一切空想，于是大谈特谈其社会民主党人的“空想”，关于这种愚人还值得一提吗？党感到满意的是，它向粉碎雇佣奴役制迈进的每一步，也就是向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一步。一般说来，这样才能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解放斗争，否则根本不能实现。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口袋里没有共产主义社会的图景，所以嘲笑它，这就同因为资产阶级的伟大先驱者粉碎封建桎梏时不能预知拥有轮船、火车和上千种技术奇迹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嘲笑他们一样。费希特过去确实是德国的思想最自由的学者，同时也是一切时代的最伟大思想家之一，他正好在一百年以前设计了一个资产阶级未来国家的图景，今天甚至容克地主和僧侣也认为是一个反动的空想而加以拒绝。因此过去摆脱封建桎梏不是资产阶级的空想，那么今天摆脱资本主义桎梏同样也不是无产阶级的空想，因为无产阶级一劳永逸地放弃设计一个无人能够预见的未来图景。
在这两种情况下，过去和现在都产生一种具有无情的威力的历史的必然性。真正不同之点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速度不同于封建社会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速度，这种速度的差异好像机车和驿车的速度差异，而打破资本主义的桎梏，也就是打破束缚人类的最后一种桎梏。
现代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是世界史上最光荣和最伟大的解放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率先进行这一斗争这个事实，可以洗刷德意志数百年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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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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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一帝国破产的开端
二鼓动工作的实际成果
三理论的不确实性。恩格斯反对杜林
一帝国破产的开端
在革命的工人党建立一个团结的组织的同时，在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动的一帮”中开始了反动的分化。已把自己的第一个影子投到1874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的商业危机规模巨大。经过短时间的陶醉以后，新帝国在长时间的痛苦中体验到，作为同等的强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是怎么回事。1876年初有一个统计数字：五百五十六家股份公司（其中有一百零五家铁道公司）的股票的价值，由1872年底的六十七亿七千万马克降到1874年底的四十四亿二千五百万马克，即减少了二十三亿四千五百万马克，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仅制铁工业就损失了四亿五千五百万马克。
由于销售危机而感到悲观失望的大工业家，发出了保护关税的痛苦叫声。现在这个要求的意义同三十年前完全不同了。如果说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人们把保护关税看做是民族工业的暂时的抚育手段而要求它，那么现在就谈不到这一点了。七十年代中期，德国的贸易总额在世界市场上仅次于英国。1874年几个大国的贸易总额（包括进出口）如下：英国，一百三十三亿八千万马克，德国九十三亿马克，法国六十八亿马克，美国四十九亿八千万马克。在工业和交通运输方面，德国使用的蒸汽力比欧洲大陆上的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在这种情况下，工业上的保护关税的本来的历史意义已经消失了。从这时起大工业家要求保护关税的崇高目标是，为了在世界市场上能够更有成效地实行廉价倾销，而保证在国内市场上的高价。为了能把大工业的过剩产品更便宜地卖给外国人，于是敲骨吸髓地压榨本国人民。
保护关税的大工业家同保护关税的大地主结成了强大的同盟。不多几年，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由道地的自由贸易论者变成了道地的保护关税论者。工业的繁荣使工业人口在农业人口相对减少的情况下不断增加，在农业中，奢侈品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有所增加，粮食生产相对地减少。粮食消费量的增长超过了本国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已经不能输出，而必须输入了。由于交通工具的巨大改革，铁路和轮船航运的迅速发展，使进口非常方便。尤其是美国的农业，在七十年代中期成为出口工业，用肉类和谷物充斥德国市场乃至整个西欧市场。可是，这样一来，肉类和谷物的价格也下降了，于是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地租开始下降。在这种困境中，这些经常得到证实的爱国者甚至会背叛上帝、国王和祖国，更不用说把自己的自由贸易原则扔到垃圾堆去了。同大工业家一样，大地主为了使已经降低的地租得到回升，决定疯狂地压榨群众。
保护关税的宣传得到政府的支持。俾斯麦既是大工业家又是大地主，这位鼓舞世俗人的天才同两个身受苦难的阶级同声哀叹。此外，他还有自己的特殊的痛苦。五十亿从烟囱里飞走了，军国主义依然存在，要求作出一年比一年更大的牺牲。必须开发新的税源，而且是来源滚滚、不会被议会的决议所堵塞的税源。其措施就是征收间接税、财政关税，把大工业和交通部门国有化。全德国的烟草专卖和普鲁士邦的铁路国有化，是俾斯麦的理想。现在这个世俗人发现了自己有“社会主义”的心。这种光荣的“社会主义”的祖先在烟草专卖方面是老弗里茨、拿破仑第一和梅特涅，在普鲁士铁路国有化方面，贴现公司起了这种社会主义的助产士的作用。贴现公司给帝国残废者基金以大量的铁路股票，危机发生后，这些股票的市场价值同它们的票面值相差很大。因此由国家按价收购普鲁士铁路必然成为每个真正的爱国者心神向往的目标。
虽然如此，如果牛犊不是自己把脖子伸给屠夫，大量掠夺的计划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心甘情愿地采取这种富有牺牲精神的友好行动。农民很容易就被美国竞争的恐怖的怪影吓坏了，虽然大多数农村小私有者生产的粮食还不够自给，必然受到谷物关税的直接危害，而少数比较富裕的农民最多只得到很少利益，这点利益立即又由于同时实行财政关税和工业关税而抵销了。在被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大量瓦解的手工业者那里，为了引起他们对过去的关税界限和行会界限的美景的向往，也用不着高明的说服本领。城市和乡村中的小私有者不了解历史的发展，或者已经遭到没顶之祸，仍然抓住一根稻草不放，他们被农业和工业中的保护关税论者给他们描绘的安乐景象所蒙蔽了。
对大资本的滥设企业的正直的愤怒，变成小资产阶级反动的特别有效的杠杆。危机越是清楚地揭露滥设企业年代的欺骗行为，事实就越清楚地表明，在大资产阶级社会中没有处罚这些大窃盗的绞架。王国调查委员会（拉萨尔曾经自负地许愿说，这个委员会将“用火把照亮每个角落”）甚至吹灭了可能照到一个“高贵而优秀的人物”的最微弱的灯火。通过“找不到的证人”阿迪克斯的奇异历史，这个委员会已经开了法国巴拿马丑闻[1]的先例。阿迪克斯所供述的大概是在汉诺威-阿腾贝肯附近进行的滥设企业牟利的事情，但是调查委员会虽然经过紧张的寻找，仍然找不到阿迪克斯，与此同时，阿迪克斯却以民族自由党的帝国议会议员的身份每天同拉萨尔和卞尼格先坐在同一张板凳上。几乎所有想用法律惩罚滥设企业年代的最露骨的欺骗行为的企图，一开始都遭到失败或毫无效果。在最顺利的情况下，这些企图也只导致这样一种审判：戴着眼镜的官僚在审理中很快就陷入资本主义迷宫的死角，在法律上感到无计可施，往往结结巴巴地谈一些关于对“最有名望的人物”的“职业上的诽谤”的道德谵语。庸人的过时的信念（法律始终是法律）成了肥皂泡，所有庸人对此都感到气愤。
他们用“蠢货的社会主义”和排犹主义补充保护关税和烟草专卖的“社会主义”。毁灭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资本，通常都以高利贷的面目出现，他们由于见解偏狭、思想落后，因而把事物的代表者看做是事物本身。当高利贷在滥设企业时期喧嚣一时，不可避免地把人们的不愉快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的时候，这一点就更容易理解了。尤其是在柏林，社会生活的犹太化达到能使智者纳旦[2]的最大胆的崇拜者也感到不安的规模。在“知识界的无产阶级”中，在小资产阶级的后辈中，有许多能文善墨的人进行排犹主义的活动，自从小企业垮台以后，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后辈就走进了学术界，但这里已有人满之患，现在他们开始攻击在他们这个领域内进行的犹太人的竞争。在实际政策中，排犹主义是一个毫无目的的运动，这个运动处于俾斯麦、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的双重庇护之下。这些人同高利贷关系十分密切，虽然他们可能暗中轻轻地斥责高利贷，但不能使高利贷受到严重损害。对他们来说，“蠢货的社会主义”只是进一步愚弄“蠢货”的一种手段。
可是整个后退的运动遭到了在正常情况下必然使它粉碎的抵抗。德国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知名之士完全有理由拒绝大工业家把他们拴在保护关税的绳索上拖着跑，大商业，大船舶业，以及自由贸易理论家更是拒绝这样做。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这种保护关税是现挣现吃，是宰生金蛋的母鸡的办法。国家奖励德意志帝国在国外的倾销价格必然会使其他工业国采取报复手段，使它们建立将导致德国的国外市场大大缩小的关税壁垒。德国工业的竞争能力也受到生产成本增加的威胁，而生产成本的提高是国内各种商品涨价的必然结果。长此以往，工业税必然不能补偿粮食税给工业造成的损失。加之，俾斯麦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也将大大限制资产阶级的已经很小的政治权力。恰恰是这个阶级中比较坚决、头脑比较清醒，比较有远见的人坚持他们的自由贸易原则。
毫无疑问，在七十年代中期，他们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的阵营内部就有敌人，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追随者离开了他们，官僚群起反对他们，新近改变立场的容克地主特别气愤地攻击这些顽固的罪人。当自由贸易的千年王国的神话四分五裂地躺在滥设企业时期的成千个瓦砾堆上的时候，要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是很难办到的。自由贸易派资产阶级必然力图消除这个巨大的商业危机，把名声最坏的滥设企业描绘成“最正当的”事业。虽然欧根·李希特尔及其一伙在解决这个崇高任务的过程中说了许多谎话，自由贸易派资产阶级只是部分地做到这一点。它没有利用人为地培养出来的亲犹主义来解除“蠢货的社会主义”的武装，这种亲犹主义不比农民和手工业者天生的对犹太人的憎恨更聪明，而却更可恶。
尽管如此，自由贸易派资产阶级仍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它得从这里进行艰苦的机动战的阵地。它必须依靠一开始就对即将实行的大量掠夺进行最坚决、最无情的抵抗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不言而喻，这两个部分之间的谅解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那就是它们共同反对历史上落后的敌人的毁灭性侵犯，保护它们所立足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地。但是恰恰在这个条件下也存在着一种联盟的力量，各种税吏都懂得考虑这个联盟的危险性。他们企图用各种关于“保护民族劳动”的假社会主义的口号诱惑工人群众，他们甚至伪称保护关税的真正目的是提高工资。俾斯麦胡说什么烟草专卖是“无产者的世袭领地”。俾斯麦又把他的慈善和奴仆的社会主义搬了出来，他在加紧用暴力镇压工人阶级中的在政治上成熟的阶层的同时，企图用稍加改善的贫民救济这点小恩小惠来欺骗工人阶级中的在政治上还不成熟的阶层，使它们认不清自己在政治上的长子继承权。
这种蛊惑宣传越没有希望，自由贸易派资产阶级就越有理由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中寻找牢固的支柱来维持自己的摇摇欲坠的地位。但是它由于传统的模糊观念，却做了与此相反的事情。它拽住了无产阶级打击经济反动的手。自由贸易的行商们自夸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运动中站在“光荣的立场”上。他们在中伤“浪费工人钱财”的“领导人”，在说这类闲话方面，事实上比半官方的和反动的报纸有过之无不及。当保护关税的宣传家们通过他们关于打算提高工资的欺骗，至少承认了提高工资的必要性的时候，普鲁士财政大臣奥托·康普豪森（除德尔布吕克外，他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国务活动家的典型人物）一再硬说什么治疗危机的唯一药方是降低工资。德国企业主的财富虽然不断增长，但是由于他们并不放弃他们在初期的营业方面所使用的卑劣伎俩因而遭到惨败，自由贸易派的报纸企图把这些失败的责任推到无产阶级身上。它们娓娓劝听地说，由于工人的懒惰和无能，使得帝国专员勒洛不得不责备参加费城世界博览会的德国工业代表团“价钱便宜而质量低劣”，或者使得德国棉纺工业失去了中国市场，因为正如特赖奇克用讽刺口吻所说，亚洲人对商品质量的要求比善于忍耐的德国人严格。俾斯麦胡说什么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破坏了德国工人的工作能力，欧根·李希特尔也鹦鹉学舌地替他帮腔。由于实行了这种聪明的政策，自由贸易派资产阶级已经向它的反动敌人投降了。它开辟了暴力政策的道路，俾斯麦就在这条道路上执行他的财政计划、税收计划和关税计划。
当然，德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倒退不是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完成的。而当这种倒退在帝国立法中只有各政党彻底转变立场才能实现的时候，这一点更不可能。几年以来，易北河东的容克地主对俾斯麦的资本主义和文化斗争的政策进行了这样恶毒的攻击，以致这些“好人”之间的和谐一致不能立即得到恢复。在帝国议会中的两个最强大的党团中，中央党及其莱茵区的大工业家和西里西亚的大地主，以及追随中央党的农民、小市民和政治上不成熟的工人可以立即赞同反动的经济政策，而在民族自由党人中，自由贸易派资产阶级占了优势。但是现在中央党已经为了反对“基督徒的残暴迫害者”俾斯麦而完全武装了起来，民族自由党人已经降低为这个“世裕人”的越来越没有独立意志的卫队，1876年，他们在审判法规事件中的妥协就表现了这一点。对俾斯麦来说，在他走上到卡诺莎去的艰苦道路以前，是值得设法说服民族自由党人拥护经济反动的。因为对这位天才的政治家来说，这一点当然是肯定的：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来提高地租和资本利润，那么“卡尔卡斯和阿伽门农[3]之间的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就必然像影子戏一样从墙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严重的商业危机促使事态迅速发展。1875年中期，容克地主反对俾斯麦的战役在《十字报》的时代论文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是在同一年，地租也开始下降。1876年春天，容克地主就在俾斯麦暗中鼓励下，在经济上组成赋税和经济改革派，在政治上组成德国保守党。与此同时德尔布吕克看清了情况，在被免职以前自动辞了职。俾斯麦在帝国议会1875年秋季会议中宣称，帝国预算必须“尽可能完全由间接税”开支。同时他透露了他未来的工人政策的要点，一方面用新的非常法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另一方面颁布新互助会法，给工人一点小恩小惠，以便使工人变成工厂主和官厅的奴仆。
社会民主党看清了自己处境的严重性。为了同外部进行更激烈的斗争，它不得不结束了自己内部的斗争。在它周围布满敌人。它看见风暴已经到来，于是武装起来准备迎接这场考验。
二鼓动工作的实际成果
在社会民主党的两派合并以后，党的鼓动工作就更健康地向前发展了。经过考验的老党员团结一致地进行工作，同时也涌现出一批新的力量：沃滕森的雪茄烟工人莫尔肯布尔，伦茨堡的排字工人奥尔登堡，卢卑克的水手施瓦尔茨，佐林根的制革工人舒马赫，杜塞尔多夫的细木工图曹尔，柏林的店员凯泽尔，郎根比劳的裁缝屈恩，格罗森海因的雪茄烟工人盖尔，哈耳伯施塔特的制帽工人海涅，格腊的木雕工人勒迪格尔，奥芬巴赫的钳工乌尔利希，纽伦堡的商人维麦尔和奥格斯堡的排字工人理查·费舍。从资产阶级的头脑清楚的理论家中，党也获得了一批新的力量：柏林的候补法官菲勒克，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教员萨博尔，斯图加特的诗人杜尔克和曾经当过军官的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福尔马尔生于慕尼黑，普法战争时期当邮局职员时曾受重伤，在身体长期受折磨中接受了社会主义世界观。
敌人想方设法使社会民主党不缺实际的鼓动材料。在新帝国成立后的头五年，拥有十字架的有产阶级，充分利用增进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法令为自己祝福。在整个这一时间，为了（还不如论名义上为了）劳动阶级的利益，只通过一个很可怜的赔偿义务法，这个法令的既阴险又杂乱的条文给企业主提供了逃避自己企业对意外灾难的赔偿义务的可以充分利用的机会。1876年秋天帝国议会通过的互助会法也具有类似的精神。政府的议案表面上是给工人恩惠，实际上把他们当作必须教他们学步的幼儿看待。它严重地威胁无产阶级的迁徙自由，同时也严重地妨碍无产阶级自己管理自己的最切身的事业。政府的议案处处给工人的自由互助会制造因难。甚至帝国议会的资产阶级政党都觉得政府太恶毒。但是这些政党自己也完全具备这种货色。因此它们排斥社会民主党议员，不让他们这些最有经验的行家参加对这个议案的临时讨论。
虽然互助会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要减免市区的济贫工作，但是工人阶级的议会代表认识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真面目，因而只要求这个社会对工人和一切其他阶级一视同仁。他们同意互助会的强制措施，但反对强迫的互助会；他们拒绝资产阶级的任何施舍，但是他们要求工人有权不受限制地自己管理工人互助会。各工人阶层提出的无数的请愿书和抗议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即使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有一定距离的工人，在管理自己微不足道的疾病互助金的时候，如果受到立法机关的监督和阻挠，必然也会感到十分痛心，因为这个立法机关曾经宣布要监督和阻止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掠夺是办不到的。尽管如此，这项法令还是以社会民主党代表坚决反对的方案通过了，虽然这个方案使工人的自由互助会活动范围比政府认可的要大一些。
政府为对付工人阶级提出的政治非常法，也起了革命的作用。刑法典的订正的条款企图把德国刑法中的微小的进步的东西改成落后的东西，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以危及公共安宁的方法公然煽动人民各阶级相互敌对者，或以同样方法口头或书面公然攻击婚姻、家庭或财产制度者，处以徒刑。”为了在帝国议会面前为这个条文辩护，俾斯麦机敏地任命欧伦堡伯爵为普鲁士内政大臣。三十年前，这位伯爵在任检查官期间曾在莱茵区妓院同巡夜人进行过英勇的殴斗[4]，自那以后作为享乐的独身汉对资产阶级婚姻的准则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际攻击，因而由他担任这种神圣制度的理论上的辩护人似乎是特别合适的。欧伦堡伯爵毫不隐讳地说，第一百三十条的矛头是直接指向社会民主党的。他第一次抬出一个装满引文的大口袋，此后这个口袋就在德意志的管理国家的武器中占有光荣地位。他企图利用社会民主党报刊中的个别论文，甚至从那里断章取义地拿出几句话来证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危害了公众。他说，被称为境况较好的阶级决不会自愿地放弃自己的权利，社会决不会达到自愿地、没有强迫地一律平等的地步。因此，如果人们不愿造成兵戎相见的局面，第一百三十条就是绝对必要的。
俾斯麦本人的令人信服的雄辩也达到同样的水平，他要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对大商业危机负责，他对德国法官的“温情”进行恶毒的讽刺，为德国刑事审判的更严重的腐败做好了准备。他令人可笑地歪曲事实，要求在怀着恶意的公众面前更多地保护德国警官，使得他们享受到英国警官所得到的普遍尊敬。他在帝国议会宣称，他可以容忍议会否决第一百三十条，但是它恐怕是一条不死的虫，如果他可以把一个立法时期理解为一代的话，现在的议员的子孙们将还必须讨论这个问题。在这种反动行为方面，俾斯麦始终是一个很好的预言家。
帝国议会暂时通过了俾斯麦的反动的刑法修订条文中的很大一部分，但还没有通过第一百三十条。相反地这个怪物遭到一致的反对，甚至引起哄堂大笑，以致如果不是进步党领袖亨内尔用庄严的声明挽救了议会的政治尊严的活，这种尊严就岌岌可危了。亨内尔说，第一百三十条是对我们帝国和各邦的立宪状态的基础的毫无根据的严重攻击，是对一切自由党十年乃至二十年来视为固定目标的那些原则的无法辩解的严重攻击。同一个亨内尔在这以后的第二立法时期完全按照俾斯麦的预言认为：做子孙的人真不幸啊！他追求的不再是固定的目标，而是十分疯狂的目标，即几乎一字不易地重新提出第一百三十条，镇压社会民主党。特森多尔夫于1876年3月底提出了柏林市法院的一个决定，用所谓“组织分会”的罪名在普鲁士邦取缔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样他就为他的恩主俾斯麦的暂时失败报了仇。
当统治阶级这样提供十分确切的宣传材料的时侯，资产阶级的卜士们就在谈论他们的鼹鼠眼睛（天晓得在哪里）发现的社会民主党的“退却”。空前严重地首先压在无产阶级身上的商业危机，如果不同时也使精神革命化的话，它必然会削弱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可以说是肉体的力量。况且，统治阶级的非常敌对的态度，关于工人应该对大商业危机负责的可怜谎言以及不可平息的憎恨的类似的发泄，消除了进步的工人阶层的最后幻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天天都占领新的阵地。1876年8月19日至23日，在哥达举行的党代表大会表明了使资产阶级预言家大吃一惊的“退却”。
为了使党组织“被查封”的那些邦的党员也能参加，代表大会是以社会主义者全体代表大会的名义召开的。大多数中等邦，也有不少小邦，首先是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热心地追求特森多尔夫的荣誉。在德意志帝国中，只有一小部分地方——汉撒同盟城市以及图林根和南德的几个小邦，成员分散在不同地方的社会主义团体，勉强能保持下来。
然而，1876年的代表大会指出，特森多尔夫及其高贵的追随者来得太迟了。摧毁党的外部组织早就不是阻止党的发展的手段，而只是促使党向前跃进的一种动力。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九十八位代表，他们代表二百九十一个地区，三万八千二百五十四名党员。党的金库在十四个月（从1875年6月8日至1876年8月10日）中的总收入达五万八千七百六十三马克，其中有四千三百三十马克是《选举人》的发行人缴纳的，这是一份巴掌大的小报，每月出版一次，以每份二十分尼的价格售给“被查封的”党组织的成员，使他们能够用这种方式缴纳党费。党金库的收入中，也包括德国工人不顾当时的“一切严重困难，为本阶级的解放募集的捐款。代表执行委员会做报告的奥艾尔估计，用于地方党的工作费至少还要多两倍。
此外，奥艾尔的报告也提供了一种极可喜的景象。党拥有一百四十五名受到欢迎的演说家，他们都已经光荣地经受过大会的火的洗礼，其中有八名完全支薪的、十四名部分支薪的鼓动员；党还有四十六名干部，主要是党报的编辑和发行人。自从合并代表大会以来，新办了十二种政治机关报和一种文艺性的报纸——《新世界》。党共有二十三种政治机关报，其中有十五种是在合作印制厂印行的。有八种每周出版六次，八种一一三次，四种——两次，三种——一次。小册子的销售额达数十万册，党的年鉴《穷康拉德》销售额为四万份。因此奥艾尔可以说，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退却”的说法，只能表明所有敌对阵营对工人党的日益增长的力量的恐惧。
他提到迫害，只是为了肯定这一点：尤其是在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对工人来说，结社法等于完全被非法地任意废除了。他说，社会民主党不抱怨反动的结社法，因为社会民主党尽管为在法律上废除这种拙劣的东西而进行了鼓动，但它也懂得容忍反动的结社法，它所反对的是一种有偏向的反动手法，人们用这种手法来把现行法作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解释，而对其他政党则忠诚地执行现行法律。奥艾尔认为建立新的党组织可能性不大。他说，普鲁士的党员小心翼翼地绕过了结社法的暗礁和浅滩，虽然如此，如果普鲁士政府决心在它的势力范围内不容许社会主义组织存在，那么它就经常找到执行它的意志的检察官和法官，而保守党和自由党对此都是欣然同意的。但是，如果正式的纽带被扯断了，那么为共同的伟大事业，即为贫困的被剥夺继承权的人民——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的思想是会使全体党员紧密团结起来的。
代表大会必须解决两个主要任务；首先是把合并工作结束一下，其次为下次帝国议会选举进行动员。要消灭在从前两派的两个中央机关报中继续存在的分立局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在表决新中央机关报是在莱比锡出版还是在柏林出版这个重要问题时，旧的分歧又一次相当尖锐地显露出来。从前的拉萨尔派大多赞成在柏林出版，从前的爱森纳赫派大多赞成在莱比锡出版。表决结果除六票弃权外，四十九个代表赞成在莱比锡，共十八个代表赞成在柏林出版。这时就有很多人抱怨说，代表大会所在地的地理位置使萨克森和图林根的代表占有不相称的优势。由于哈赛尔曼拒绝参加设在莱比锡的新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的工作，紧张状况更加尖锐起来。但是不惜一切维护统一的正直愿望终于战胜了一切困难。老拉萨尔派中的腊科夫、济罗弗斯基等人尖锐指责哈赛尔曼的阻挠，而哈森克莱维尔爽快地答应接受哈赛尔曼拒绝担任的职务。由李卜克内西和哈森克莱维尔担任总编辑，新中央机关报心《前进报》从1876年1O月起在莱比锡出版了，同1873年以后的《人民国家报》一样每周出版三次。曾经为两派的合并出了很大力气的哈赛尔曼从此在党内采取反对的立场。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以后，他到了他的选区爱北斐特-巴门，在那里出版《红旗》，名义上是按期出版的竞选小报，实际上是一家不很隐蔽地同《前进报》竞争的报纸。根据哈赛尔曼的内向的性格来判断，他个人的功名欲没有实现对他的行动起了一定的作用。他的反对立场虽然令人不愉快，但并不危险。他没有建立反对派的实际理由，即使创立一个宗派成为可能（事实上已不可能），哈赛尔曼这个人也不会成为一个热狂的宗派领袖。
代表大会的第二个主要任务是为即将到来的帝国议会选举进行准备。经过仔细研究以后，大约有四十个选区被宣布为“正式”选区；这就是说，党在这些选区中很有把握在竞选中获胜。因此党应该参加竞选的有：十二个萨克森选区和五个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选区，汉堡的两个市区和郊区，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布伦瑞克第一区，在西里西亚有赖辛巴赫-诺伊罗德和瓦尔登堡，在莱茵区有爱北斐特-巴门、累内普-梅特曼和佐林根，在美因郜有哈瑙和奥芬巴赫，在巴伐利亚有纽伦堡，在维尔腾堡有埃斯林根-基尔希海姆，此外还有中德小邦，如安哈特-别恩堡、萨克森-迈宁根和罗伊斯（长系）这几个选区。
为了领导选举，在汉堡成立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中央选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同时承担党领导的其他一切任务。根据普鲁士最高法院的裁判，为一定的选举而成立的团体不受普鲁士结社法约束。从前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被选入中央选举委员会，他们是哈特曼、德鲁西、盖布、奥艾尔，还有代替已迁居莱比锡的哈森克莱维尔的H．布腊施。规定两个主席的月薪各为四十五马克，两个书记各为一百五十马克，司库为一百三十五马克，中央机关报的两个编辑各为一百九十五马克。社会民主党议员每天可领九马克的口薪，如果他是月薪在一百马克以上的党的干部则每天领六马克，如果住在柏林则日薪只三马克，一个常任鼓动员每月薪金为一百三十五马克，此外到自己的鼓动地区以外旅行时，单身汉每天可领一个半马克的津贴，已婚的每天可领三马克津贴。临时任用的鼓动员，单身汉日薪六马克，已婚的日薪七个半马克。在1876年代表大会上：党的薪金的调整，充分表明所谓“劫掠工人的金钱”是怎么回事，聪明的资产阶级对这个争论也像对所谓“退却”那样感到兴趣。如果党按条件较好的工人的工资水平发给它的工作人员薪金，那么它就履行了它为了自己的尊严应该履行的义务。党不能像任何资本家那样支付极低微的工资。但是党决没有超过这条界限：从没有一个人由于做党的工作而发了财。在为党的工作而耗尽精力的人们中，恐怕只有很少几个人不是这样：如果他们选择资产阶级的职业，他们的工作就能得到较高的报酬。
1877年1月10日举行的帝国议会选举，实现了人们对它的期望。有一百七十五个选区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他们共得四十九万三千四百四十七票，占总票数的百分之九以上。这时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帝国内的第四大党。它只是还在很大程度上次于民族自由党和教皇全权主义者党，稍次于保守党。如果撇开帝国议会的小党团不淡，那么在真正的政党中社会民主党已经胜过了进步党和自由保守党。选票的分配表说出阶级斗争的更严酷、更尖锐的征象。在运动主要从政治上的普通不满中汲取力量的地方，运动已经停止，甚至稍有后退。相反地，在柏林、汉堡、阿尔托那、布勒斯劳、马格德堡、布伦瑞克、不来梅、德累斯顿和其他许多大城市中，运动得到了惊人的进展。现在柏林一下子就补做了在过去的帝国议会选举中所耽误的事情。在柏林，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三万一千五百二十二票，几乎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四十；在汉堡，得了二万五千九百四十二票，它所占的百分此更大一些。资产阶级煽动家的手摇风琴不得不完全改变调子。1874年的选举后，社会民主党的成果是依靠“堕落的”产业无产阶级和农村的工业居民得来的，而大城市被誉为教育和文化的安全地，可是现在大城市成了没有祖国的贱民的阵地了，而农民则起了坚定地使摇晃不定的天平趋于平衡、阻止将要破坏现行制度的石块滚动的光荣作用。
普鲁士除六个行政区外所有的省份都“受了传染”。当然除了波美拉尼亚的一个行政区斯特拉尔松和西普鲁士的一个行政区马里恩威尔德外，还有西里西亚一个行政区奥佩恩、威斯特伐利亚一个行政区明斯特尔和两个莱茵行政区亚琛和科布伦茨，这就证明教皇全权主义的宣传仍然是工人运动的严重障碍。但是这也表明，这种限制已经开始被冲破了。自从1874年以来，社会民主党所得选票，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由二万八千八百二十四票增加到四万四千六百九十票，在西里西亚由九千零四票增加到二万三干四百四十九票。在中等邦里，萨克森的选票增加最为显著，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在六年中增加了将近三倍，达十二万三千九百七十八票，占所投票数的百分之三十八。在巴伐利亚也已经出现了抗拒教皇全权主义潮流的运动，不过这个运动比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和西里西亚的运动还稍逊一筹。在巴伐利亚褚省中，法兰克尼亚和社会民主党的堡垒纽伦堡遥遥领先。在维尔腾堡和巴登，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数从1874年以来几乎没有增加，但是在这两个邦中，运动也集中于大城市。在斯图加特，社会民主党得了四千六百零九票，几乎已经等于一个月前社会民主党在它首次参加的维尔腾堡邦议会改选中所得的票数。为了维持《南德人民报》，人们作了许多努力，费了许多心血，在卡尔·希尔曼转到汉堡的党机关报工作以后，排字工人格奥尔格·巴斯勒担任了该报的编辑和行政工作。自从反动的出版法公布，从北方吹来一股烈风以后，在士瓦本邦迫害也开始了。正如斯图加特在维尔腾堡是运动的据点一样，曼海姆在巴登，路德维希港在普法尔茨也是运动的据点。曼海姆共得了一千六百八十九票，同年，德雷斯巴赫创办了《巴登-普法尔茨人民报》，每周出版一次，不久就有了几千个订户。主要由于埃哈尔特由曼海姆暂时到普法尔茨进行鼓动工作，两派合并以后，第一个有二十个地区的代表参加的工人大会就在普法尔茨召开。普法尔茨的三个选区共投二千五百票。进行宣传鼓动的主要据点是路德维希港的苯胺-苏打工厂，老百姓叫它“骨粉制造厂”，有几千个工人在那里劳动。但是由于莱茵巴伐利亚的大工业只吸收了很小一部分有技术的手工业工人，而吸收了许多由于日益恶化的份地经济而过剩的小农和雇农，所以运动受到了阻碍。这些没有要求的、还被财产的魔鬼束缚住的分子，是进行剥削的食产阶级的理想工人，因此很难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
在分配议席方面，党又吃了大亏。党指定的四十个正式选区，规定得很正确；根据它的票数同总票数的比例，它应得三十六个议席，但实际上它只得到十二个议席。在第一次选举中，过去的九个议席党只保住了五个：阿尔托那（哈森克莱维尔）、格劳豪-梅朗内（倍倍尔）、施托贝克-施内贝克（李卜克内西）、茨维考-格里米乔（莫特勒）和开姆尼茨（莫斯特）。此外党赢得了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弗里茨舍和哈森克莱维尔）、萨克森选区奥尔巴赫-赖辛巴赫（奥艾尔）和莱比锡郊区（德姆勒尔），最后还有罗伊斯（长系）选区（布洛斯）。在这十个席位中，在补选时又失去了阿尔托那，这次补选是由于哈森克莱维尔在柏林第六区担任议员而引起的。此外党参加了二十次复选：在柏林第三区、布勒斯劳第一区和第二区、马格德堡和纽伦堡，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伊策霍、格吕克施塔特、普伦-塞格员克各选区，在萨克森的德累斯顿旧城、波尔那、弗赖贝克、普劳恩和茨朔泡各选区，在莱茵区的爱北斐特-巴门和佐林根选区，在西里西亚的赖辛巴赫-诺伊罗德和瓦尔登堡选区，最后还在哥达、哈瑙和奥芬巴赫参加了复选。但是党在这些选区中只在三处获胜：德累斯顿旧城（倍倍尔）、赖辛巴赫-诺伊罗德（奥·卡佩尔）和佐林根（里廷豪森）。倍倍尔在德累斯顿旧城担任议员，在格劳豪-梅朗内，白拉克代替了他的职位。
但是，党不必由于议席不多而减轻对自己的巨大成果的欢欣心情。因为除大地主在农村无产阶级中进行了恐怖监视的普伦-塞格贝克外，党在即使遭到失败的选区中所得票数也大大增加；在复选中党所得票数比它在这些选区中的候选人在初选中所得的票数多六万二千三百六十八票。在增加的票数中，人民党分子和天主教工人所投的较少。在必须阻止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得胜的紧要关头，资产阶级的牛鬼蛇神都不顾一切恶毒争吵，毫不犹豫地联合起来。党使它的敌人如此惊慌失措这一事实，就抵得上几个议席。在帝国议会中，社会民主党议员感觉到有一种比前一个立法时期更严重得多的敌意；民族自由党人瓦伦顿为了打断工人阶级的议会代表的发言，常常提议停止讨论，因而得到了一个臭名。
1877年的代表大会是由社会民主党帝国议会议员召开的，大会地点在哥达，时间在5月27日至29日。出席大会的有代表二百五十一个地区的九十五名代表，根据他们的委托书上所载的选票数，他们代表三万二千名积极的会员。奥艾尔又代表中央选举委员会做了报告，报告叙述了1576年8月11日到1876年4月30日的工作情况。在这不到九个月的时间内，党的金库收到了五万四千二百一十七马克，其中有一万马克是《选举人》的发行人缴纳的。与此同时，各选区为了竞选作了巨大的努力。阿尔托那为竞选花费了三万马克，在柏林举行了三百零七次报告会和讨论会以及一百四十四次选举协助者会议，由党员散发大多数是无偿的一百三十四万六千一百四十五份印刷品。此外，在这个短期的火热斗争中，党还创办了十八种新报刊。现在除了《前进报》外，党还有四十一种报刊，其中有十三种每周出版六次，有十三种每周出版三次，三种每周出版两次，十二种每周出版一次。这些报纸中有二十五种是在合作印刷厂印行的，这种合作印刷厂在德国有十四所。根据奥艾尔的统计，党报的四十四个编辑中有十二个受过差不多完全的大学教育的记者、十一个排字工人、四个商人、三个钳工、一个瓦工、一个制革工人、一个皮带车床工、一个机械匠、一个雪茄烟工人、一个木工、一个桶匠、一个鞋匠、一个金匠，一个书商、两个裁缝、一个教员、一个制图员。奥艾尔列举这个数字，驳斥了所谓“怠惰的天才”的鬼话和这些人通过煽动和剥削工人而过着放荡生活的胡说。随着党报的增加而增加的对党报的告发和惩罚性判决表明，这种放荡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开姆尼茨自由报》在一年中被判八年徒刑，大多数党报也有同样情况。但是这些迫害使党变得更加坚强，由于党相信自己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老的组织迷特耳克才能够提出没有任何争论就一致通过的议案：代表大会“考虑到普鲁士官厅空前无耻地正式宣布普鲁士的社会主义团体完全非法”而放弃一切党的组织，由党员根据当地的需要和条件自己组织起来。
这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被认为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强大的先锋部队，各国的无产者向它的代表大会致以兄弟般的祝贺。为了表示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团结，1877年哥达代表大会根据福尔马尔的提议，决定派代表参加九月由巴枯宁主义者在根特召开的世界代表大会。参加这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大约有欧洲三十个工人党的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是李卜克内西。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无政府主义派以十三票对十六票失败。取得胜利的多数派缔结了一个团结协定，发表了宣言，根据老国际的精神，论证了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因为它是一种有力的鼓动、组织和宣传手段。但是李卜克内西本人在《前进报》上提醒说，不要对这些事件作过高估计；有许多不得已的理由禁止用旧形式恢复国际的尝试。
工会运动比政治运动的范围狭窄一些。持续许多年的商业危机抵消了两派合并给工会运动的新的推动力。警察的迫害不仅从外部损害了工会组织，而且也通过关于组织的最好形式的争论开始从内部削弱工会组织。甚至连以往没有同二十六个邦的二十一种不同的结社法打过交道的英国工联，也从没有发生过这种争论。1877年和1878年之交，在一千三百个地方有五万工人参加了工会，这个数字本身是很小的，实际上它只占有关工业部门的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五，虽然如此，它仍然为德国无产阶级对工会组织的强烈要求提供了光荣的证明。
由盖布统计的、并在1878年1月公布的一个详细的数字，说明了当时工会的概况。根据他的计算，有二十六个中央联合会和五个地方协会，这个数字显然是过小了。九个中央联合会设在汉堡，被特森多尔夫解散了的工会都逃到汉堡去了。十五种工会报纸中最大的、读者最多的（有九千三百五十个订户）报纸《先锋》也在汉堡出版。这家报纸是桶匠、车匠、细木工和粗木工的机关报，同时也为男女工场工人和手工工人服务，这些工人总数为四十万人，但组织起来的只有一千二百人。包括该行业工人的半数左右并拥有相当多的经费的最强大的组织，是印刷工人工会（有会员五千五百人）和造船木工工会（有会员三千人）。差不多男女各占半数的六万五千名烟草工人中，已组织起来的只有八千一百人，但是他们的经济情况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在德国贵金属工人中心普福尔次海姆组织起来的、后来迁到士瓦本的格明特的金工和银工工会，在成立六年之后，它们的残废互助会的基金达一万八千马克。鞋匠工会设在哥达，有三千五百八十五个会员，五金工人工会设在布伦瑞克，有四千会员。钳工和锻工已经脱离了五金工人工会，成立了自己的最初人数很少的联合会。瓦工和石匠共有二千五百人，他们的机关报是在汉堡出版的《基石》。各工会每月结余八千马克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三千五百三十八马克）归印刷工人所有。只要危机继续存在，增加会费就不可能，而当工会急于要避免利用“互助会法”对它进行的打击而迁移到还没有取消工人的独立的疾病保险法的狭小地区的时候，增加会费更是不可想像的。只有十六个工会设有备过案的互助会。盖布认为把原来过于分散的工会报纸集中起来，是最近的一个进步。1878年圣灵降临节时将于马格德堡举行工会代表大会讨论这些问题和其他组织问题。
但是“工人营的脚步声”总是首先在政治运动中发出回响。3月10日，当柏林工人为使他们的选举获得胜利的组织者送葬的时候，《马格德堡报》以悲喜剧性的惊骇心情写道：“这已经不是营，而是团、旅、师，是整个的兵团了”。奥古斯特·亨施在年富力强之年死于慢性的无产者病。他的葬仪成了巨大的示威运动，自从3月18日的死者的葬仪以来，柏林还没有举行过这样的葬仪。因为像平时一样宽大的警察禁止展开旗帜，甚至扛着掩蔽起来的旗帜也不许可，所以成千上万的人纽扣上都带着一朵红石竹花，聚集到丧宅前面。在穿过东部工人住宅区通往墓地的路上，屋顶和窗口都飘着黑旗。柩车经过时，几十万人伫立街旁，默默地脱下帽子。4月28日，人们同样肃穆地给《柏林自由报》的编辑鲍尔·登特勒尔送葬，登特勒尔也是由于患严重肺病死在看守所里，虽然那里的医生曾经建议释放他。
一支懂得这样纪念自己的牺牲战士的军队是不会像愚蠢的资产阶级那样受人愚弄的，俾斯麦和同他一起企图掠夺群众的人物是能够理解这一点的。
三理论的不确实性。恩格斯反对杜林
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装备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它的实践远远走在理论的前面，为了即将到来的艰苦斗争，党像需要实践一样需要理论。过去它反对过从半官方的《地方通讯》到《人民报》有成千个传声筒的自由贸易派，现在它面临着势必使它站到彻底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一边去的转变，即必须反对用社会主义口号装饰门面、但实际更落后得多的流派。像社会民主党的鼓动这样强有力的人民运动，不能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为达到社会主义最终目的而进行的宣传方面，它必须实际干预日常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但不能损害原则：党不能用结论，而只能用方法，不能用科学共产主义的最后的思想，而只能用科学共产主义的全部思推方式来完成这个任务。可是党等于完全缺乏这种东西。
毫无疑问，党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不会立即被流行的反动的“社会主义”所诱惑。1876年的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反对俾斯麦的保护关税政策和国有化计划的决议，代表大会决定社会民主党议员应该在帝国议会中提出工人保护法案。可是讨论的情况表明，代表大会并不了解法津上的工人保护的意义。提出这个议案的哈赛尔曼只把这个法案当做掌握莱茵选区十分必要的手段和对教皇全权主义者的攻击手段，可是奥·卡佩尔甚至把它看做是一个违背原则的错误。在短时间的争论中，没有一个发言人是根据国际代表大会赞成工厂法的精神发言的。1877年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议会中提出的工人保护法草案，要求实行十小时工作制、选举工业议会和工业法庭、委派工厂视察员、对劳动场所进行卫生警察监督、把工会组织从反动结社法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个草案同许多资产阶级政党提出的关于继续形成工人保护立法的各种温和的提案一起，供政府考虑。
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宣传的结果，许多资产阶级分子，甚至连官僚分子，已经不再像颁布工业法规时期那样，对法律上的工人保护毫无理解了，不管这种较清楚的认识出于极端恐惧，还是出于一种较好的感情。普鲁士从1876年起，萨克森比普鲁士早几年，开始委派少数的工厂观察员。在普鲁士商业部中，甚至制订了一个规定全帝国都必须实行的工厂视察员制度的修订法令。当然这个法令被对它作评价的大工业家扼死在摇篮里了。这个法令尤其遭到俾斯麦的反对，因为他的心至少为一种自由，即为剥削自由而热情地跳动着。1878年春天，提交帝国议会的工业法规修订案，根本没有提到委派工厂视察员的问题，而只有几点改进工业法规的不充分的保护规定的温和建议。帝国议会通过了这个修订案，自动地增加了委派工厂视察员这一条，但不适用于帝国，而是规定各邦政府应该委派具有地方警察机关的一切职权的工厂视察员。各邦政府不敢公然反对帝国议会的这个决议，它们只是偷偷地抽掉了它的重要内容，它们在职务条例中规定新官吏无权行使地方警察机关的职权。
反对保护关税和铁路国有化的决议，同社会民主党的劳动保护法草案的情况相似。1876年的代表大会能够走上正确道路，主要是出于觉醒的阶级意识的实际本能，而不是由于对事态有明确认识。反对铁路国有化的决议十分强烈地动摇于小资产阶级的两种看法之间：一方面，为了消除私有财产的毫无理由的垄断现象，铁路应该转归国有；另一方面，占有铁路将使帝国拥有新的反人民的优势。没有能够把这个表面的矛盾化为观点一贯的正确立场。在反对保护关税的决议中，甚至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同时并存，莱茵区的代表，尤其是柏林代表，如弗里茨舍、腊科夫、哈赛尔曼和莫斯特倾向于保护关税。因而费了不少力气才勉强达成协议，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民主党对有产阶级内部发生的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争论应采取冷淡态度；第二种观点认为，自由贸易的商业协定对德国工业不利，需要加以修改；第三种观点认为，应该告诫工人不要替渴望保护关税和争取国家援助的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因此不久以后，当政府利用所谓对铁的调节税而开始执行保护关税政策的时候，社会民主党议员在投票中表现了三种不同的态度：一部分人弃权，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反对。
党报在横广方面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深度方面没有同时获得发展。许多新报的基础还不巩固，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才能继续生存。它们的大多属于无产阶级的编辑没有空暇时间来精通自己的业务。在他们的论证缺乏实际力量的场合下，他们就求助于豪言壮语来表达自己的信念。党也没有一家指导性的机关报。在一个有充分民主的工人党的内部创办一家这样的机关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家报纸必须经常非常机智地在严厉的传令簿和宽大的信箱两种厄运之间航行。可是六十年代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八十年代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表明，这个困难任务是可以光辉地加以解决的。在七十年代，尤其是两派合并以后，党的情况不怎么好。《前进报》不缺乏民主的实际行动，但却缺少卓越的理论。1878年夏天，《前进报》在连续许多期进行的冗长的讨论中，对于价值论的形形色色的见解有了发言的机会，但是它没有以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总结来指出整个争论的结论，而这正是一个中央机关报的真正任务。经过这次讨论，工人对价值论的认识必然比过去更加混乱。
在日常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上，《前进报》对情况没有清楚的认识，对德国的事态没有具体而明确的看法。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被用几个口号“打发”走了，于是一种自负的，但不告人高兴的音调传入了党内。同时《前进报》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发展，并不能掩盖它在国内政策方面的弱点。它在俄土战争中的亲土耳其的立场，就其性质而言，几乎同统治阶级的亲俄立场同样值得非议。党的影响最大的日报《柏林自由报》的情况也是大体相同。莫斯特在这里常常谈论他实际上不了解的东西。虽然他对蒙森的《罗马史》的论战还有许多缺点，但不像资产阶级报刊所说的那样没有意思，可是莫斯特所做的《资本论》第一卷的通俗摘要却存在许多最严重的误解，他的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的讲演把前此在社会主义文献中经常受到尊重的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粗暴地打倒在地上，然后当自己在描绘“未来国家”时却陷入极肤浅的空想主义之中。
人们无须为伟大的灯火的这些阴影过分难过。它们不是年老衰败的象征，而是茁壮成长的象征，在个人的一生中，人们常把这个时期称为年少气盛的时期。社会主义文献在同资产阶级对手争论时一向是占上风的。白拉克为1877年的选举所写的两本宣传小册子和自由派的辩论文章为这一点提供了明确的准绳。虽然白拉克只是从唯心主义道德的立场出发攻击资产阶级财产的不义和不合理，但是他却毫不费力地战胜了《马格德堡报》的幼稚的指责，也战胜了忠实的翁鲁用来光荣地结束他对工人阶级的三十年背叛的可恶的猥亵语言。当时《前进报》的最有急智的撰稿人之一银行职员H．莱维，在一篇很值得一读的文章中用一个反问回答了李卜克内西的关于“欧洲是不是应该成为哥萨克的欧洲”的问题，他说：“德国工人党是不是应该成为土耳其的党？”危险的庸俗感情在党内十分活跃，它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从1877年10月起出版的两种科学杂志创刊。
弗·维德在苏黎世出版的《新社会》月刊只通过一部分撰稿人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关系，而卡尔·赫希柏格在柏林出版的《未来》半月刊，则能够适应当时党的环境。赫希柏格是法兰克福一个彩票发售人的儿子，是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他自己承担《未来》杂志的费用，但不追求任何附带目的，哪怕是个人功名的目的。社会主义在他是一种恋爱事件，当然不仅是从这个词的褒义来说，而且从这个词的贬义来说，也是恰当的。赫希柏格是阿尔伯特·朗格的学生（那时朗格已经主要求助于有产阶级的政治家的见解，而不诉诸劳动阶级的革命本能），他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粗暴方面视为畏途。他相信能使共产主义事业成为一切公正而有见识的人的事业。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把他的理想和信念引入了迷途。在《未来》杂志的头几期，他宣称，社会主义“仅仅由观念中产生它的要求、目标和目的”,“社会政治理想的唯一创造性泉源是：不受现存状况的约束而且同它对立的独立意识及其应该存在的概念”,“社会主义学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叙述“社会主义国家”，并证明它是能够实现的。这就使理论的社会主义倒退了大约半个世纪。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三十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以特殊的感觉来读这种纲领性声明。[5]
他们遵守良好的纪律，保持沉默。假如《未来》能够存在得更久一些，恐怕它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不久也会治好。甚至在《未来》的唯一的年集中（尽管这一卷也是五花八门的，相当杂乱），已经存在着许多这样的萌芽。卡·奥·施拉姆是赫希柏格的最热心的撰稿人之一，他熟悉反对自由贸易派的斗争，熟悉到已经带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极为自信的腔调，可是现在却以为这里面包含着社会主义，并含糊地反对俾斯麦的反动的国有化计划，而对可恶的自由贸易派的几句咒骂，对这个计划是不起什么作用的。米尔伯格也再一次拿出了他的蒲鲁东主义的庸医处方，实际上《未来》的很大一部分篇幅被用来讨论建立“未来国家”的问题。但是已经有一些人起来反对这样做了，特别是倍倍尔，他直截了当地驳斥了米尔伯格的荒谬举动和施拉姆的动摇性，同时在一篇论帝国卫生总署的论文中表明，他懂得估价资本主义社会解决真正的文化任务的能力，如果这种能力确实存在的话。总之《未来》暂时增加了党内理篇上的不确实性。《新社会》的情况即使不致于更加严重，至少也是这样，它的出版人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补偿赫希柏格的极端理想主义的真正而深刻的正义感也没有。
当时从有产阶级中前来参加社会民主党，以便在这个初升的太阳的照耀下使自己得到温暖的，并不都是赫希柏格这样的人。莫名其妙的发明家和改革家、种牛痘的反对者、自然疗法医生和类似的奇怪的天才人物，企图在极为活跃的劳动阶级中寻找自己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赞许。在改革腐朽世界的新冲动中，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表现得也不很冷酷，它主要注意自己助手的善良愿望，而不注意他们的实际力量。来自学术界的人特别多。自从旧大学生协会时代起就一直在大学生中保持着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传统，在进步党的政治分解中消失了。按照禀赋、出身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大学生们不是追求庸俗的功名（这种功名心最强的还用排犹主义的豪言壮语来虚张声势），就是力图同社会民主党接近。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术士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私人讲师欧根·杜林，他已经远远超过了他过去同俾斯麦和瓦盖纳的秘密协定。他极为成功地讲授许多不同的学科，同时在迅速陆续出版的几本著作中提出了独特的哲学-社会主义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他断言已经发现了许多最后的真理。同这样高的要求相适应，除了少数例外，他都是用十分傲慢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哲学和社会主义先驱者。他特别对马克思和拉萨尔发泄了大量怒火。虽然如此，受到杜林的著作和演讲的相当大的影响的，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最坏的分子。主要的问题是要了解杜林，而不是简单地像他宣布马克思和拉萨尔的罪状那样，也宣布他的罪状。毫无疑问，杜林有很大的才能。同讲坛社会主义者不同，他反对一切不完全消灭工资制度的社会主义，他赞成工厂立法，尤其是工会组织，但是只把它们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代表以拜伦和雪莱、马拉和巴贝夫以及巴黎公社的人们为表率的政治激进主义。恰恰是社会民主党中那些头脑发热的分子，他们不再满足于拉萨尔的鼓动著作，而且还没有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一切历史联系去理解《资本论》，就必然强烈地被杜林的学说所吸引。
杜林的一生也不是没有伟大之处的。他是一个普鲁士官吏的儿子，从小就丧失父母，曾在孤儿院和寄宿学校里受教育，进入司法界不久，双目失明，他从这样困苦、窘迫的境遇中上升到一种自由的世界观，并在同生活的需要作最艰苦的斗争中坚持这种世界观。当然他实际上只了解归普鲁士的状况。因此他不得不带着他那思想工作的一切力量和勇气停留在虚无飘渺的境界，但并没有脱离他确实亲眼见过的落后的世界角落的痛苦的人间渣滓。杜林否定专门普鲁士的社会主义，但是他并没有战胜这种社会主义，因为他把政治暴力看做一切奴役的起源。他不了解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但却像过去那些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以革命的市民阶级的启蒙文献为依据。同时他也陷入空想，陷入了他那可怜的、索然无味的未来公社幻想之中，他自以为由于涉及了这个未来公社，他甚至比马克思更高明。他以轻蔑的口吻谈到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单种“饲料目的”，可是普鲁士大学教授职位的饲料桶却在他的思想和斗争中起着极大的作用。最卑微的出发点和空想的模糊的目标之间的不相称，以另一种方式显露出来了，杜林在同大学的官方人士争论时，产生了一种可恶的夸大狂，因而他最后想在所有科学中独树一帜，可是哪一门也不彻底地加以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杜林对革命的工人运动的不断增长的影响，是一个严重问题。革命的工人运动恰恰最不可能从一个想在自己的体系中（不管这个体系如何）不久就结束科学的发展的人那里学习它最需要的东西——辩证—历史的理解方法。当然社会民主党已经成长壮大，杜林不能使它成为他的夸大狂的垫脚凳，可是他能够在刚刚合并的党内重新引起不幸的混乱。从1877年初，恩格斯在《前进报》上发表的一批论文中制止了这种危险。他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考察了杜林的体系，在他的批判性的分析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考验了历史和自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
杜林为反对马克思和拉萨尔而发表的议论，无非是一连串的谩骂夹杂着一些误解，这些看法是不是真的误解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恩格斯没有考虑给杜林以任何宽恕，恩格斯说得好，对于一个具有这些要求的人来说，这种考虑便是一种奇耻大辱。恩格斯认为杜林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假科学，现在在德国很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6]恩格斯并不讳言，近来德国社会主义也大吹牛皮。从他的论文中的好几个地方可以看到，他和马克思已经脱离了马克思写关于纲领的信时的错误前提了。当杜林的诽谤结束的时候，他们用冷静沉欲的态度回答了比杜林的诽谤更恶劣的攻击。这次恩格斯所以进行于预，并不是为了不久就退出争论的杜林这个人，而是另有目的的。
还在恩格斯的论文在《前进报》上发表的时候，大学的官方人士由于杜林有其好的一面而早就把他看做眼中钉，他们利用异端裁判所来压制这个可恨的敌人，根据莫须有的理由把他赶出大学。他的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勇敢地出来为他辩护，从而开展了一个活跃的大学生运动，这是德国最后一次大学生运动，它得到了理想的发展。可是杜林本人给自己丢了脸，从这时起他公然以宗教创立人的姿态出现，要求得到一个宗派首领的可靠的权力。这样一来，他对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影响就永远消失了。
相反地，恩格斯对他进行的论战，直到今天还是生气勃勃，还在发挥作用。这篇论文用卓越的方式向德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观点。一个范围广阔的文献就是以这个观点为出发点、为基础的。它的积极的成果是很有价值的，资产阶级学术界虽然顽固透顶，也大部分不能否认这些结论的令人信服的证明力。可是它的划时代的意义却在于，它通过理论和范例帮助辩证的思维发生作用。恩格斯正是通过这一论著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像面包那样迫切需要的东西给了它。他提供了一种动力，这种动力就其性质来说同十几年前拉萨尔的《公开的答复》所给的动力具有同样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
党对这一著作的有点粗暴的接纳可以极确切地说明，这一著作是多么必要。莫斯特和其他一些人很想不让它在《前进报》上发表，像大学的官方人士对杜林那样，对恩格斯进行同样的异端裁判。幸亏1877年的代表大会不同意这样做。它只由于宣传上的实际理由，决定不在正刊上、而在中央机关报的科学副刊上连续发表这篇纯学术性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发表当然引起许多的恶言恶语。奈泽尔为《前进报》辩护说，编辑部没有足够的力量适当地检查恩格斯的著作，瓦尔特希用曾经使拉萨尔反感的傲慢态度说，恩格斯发出的调子必然引起味觉的错乱，使《前进报》的精神粮食成为不堪入口的东西。
论文续完以后于1878年夏天出版了单行本。正当一片阴云使政治地平线变得阴暗的时候，这盏明灯安详地放射出它的光辉。
[1]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法国大贿赂事件。1878年，法国一家公司从哥伦比亚政府取得了开凿巴拿马运河权。1881年开工，但因管理不善等原因，经济发生困难。公司负责人贿赂政府，进行股票债券投机，1888年公司破产，运河停工。受害的股票债券持有者达五十万人。1892年贿赂事被揭发，使法国发生了政治风潮。——译者
[2]古犹太的预言家，莱辛写过《智者纳旦》的剧本。——译者
[3]卡尔卡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预言家，在特洛伊战争中是希腊军队的随军祭司。阿伽门农在特洛伊战争中是希腊军队的统帅。此处喻中央党和俾斯麦。——译者
[4]参阅本书第一卷第155-156页。——译者。即第一卷·第一部·第八章末尾——录入者。
[5]参阅1877年至10月19日和1879年9月19日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42-343和363-364页。——译者）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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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海尔曼·艾韦贝克等人（巴黎）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1848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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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海尔曼·艾韦贝克等人（巴黎）给莫泽斯·赫斯（巴黎）的信[149]
（1848年6月5日）
6月5日星期一于巴黎
亲爱的：
我已把你来到巴黎的消息通知这里的支部会议了，全体与会者对你没有出席会议普遍感到惊讶。会议不计较私人恩怨（也就是说，我按照你的言行认为不说的那种私人恩怨），何况与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私人怨恨。
此外，我指名的那个人是第一个自愿放弃一切私人恩怨的人，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也在这封信上签了名。
本支部今天直截了当地邀请你，会议在铁铺街1号举行。
祝好！
艾韦贝克（主席）
施内贝格尔
施米特
沃尔弗[1]
埃德蒙·济伯纳编《莫泽斯·赫斯通信集》1959年海牙版第196页
[1]斐迪南·沃尔弗。
〔注释〕
[149]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和一批同盟盟员于1848年4月初离开巴黎(参看文件231）以后，这个在人员数量上有所减少的组织重新由海尔曼-艾韦贝克领导（参看文件258）。但是，巴黎组织从其组成来看，政治上也不很强大，并且受到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影响，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再在同盟内部起任何重要作用。莫泽斯·赫斯在他的办报计划〈参看注136）失败之后回到巴黎并很快对巴黎同盟组织产生了影响，于是他就大搞政治阴谋，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连艾韦贝克本人也一度受到他的影响（参看文件30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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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法兰克福议会》一文摘录（1848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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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法兰克福议会》一文摘录
（1848年6月1日）
科隆5月31日。由全体德国人民选举的制宪国民议会在德国已经存在两个星期了。
德国人民几乎已经在国内所有大小城市的街道上，尤其是在维也纳和柏林的街垒中，夺得了自己的主权。而且已经在国民议会的选举中行使了这个主权。
国民议会的第一个行动必须是，大声而公开地宣布德国人民的这个主权。
它的第二个行动必须是，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制定德国的宪法，消除德国现存制度中一切和人民主权的原则相抵触的东西。
国民议会在开会期间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粉碎反动派的一切偷袭，巩固议会的革命基础，保护革命所夺得的人民主权不受任何侵犯。
德国国民议会现在已经开过12次会了，然而却一事无成。……
摘录
1848年6月1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14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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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新莱茵报》编辑委员会的声明（1848年6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62
《新莱茵报》编辑委员会的声明
（1848年6月1日）
《新莱茵报》原定于7月1日出版。和通讯员们商定的也正是这个日期。
但是，鉴于反动派实行新的无耻发动，可以预料德国的九月法令[1]很快就要颁布，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从6月1日起就开始出报。我们和各界有广泛的联系，本来可以使报道和各种通讯内容丰富，但是由于提前出报，如果在初期还无法做到，尚请读者见谅。我们在最近一定能满足读者在这方面的一切要求。
编辑委员会：
总编辑卡尔·马克思
编辑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恩斯特·德朗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
斐迪南·沃尔弗，威廉·沃尔弗
1848年6月1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13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13页）
[1]九月法令是法国政府1835年9月颁布的反动法令。这项法令限制了陪审人员的裁判活动，对出版采取了严峻的措施。在出版方面，规定增加定期刊物的现金税，禁止反对私有制和现存国家制度的言论，对发表这种言论的人实行监禁和课以大量罚款。这里是指德国很快就要颁布类似的法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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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61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1848—1849年）》
（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
当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们所称的德国“共产党”仅仅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核心，即作为秘密宣传团体而组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所以是秘密的，只是因为当时在德国没有结社和集会的权利。除了同盟得以从中吸收盟员的国外各工人协会之外，同盟在本国大约有三十个支部或小组，此外，在许多地方还有个别的盟员。但是，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却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领袖马克思，并且赖有他才具备了一个至今还保留其全部意义的原则性的和策略的纲领——《共产党宣言》。
这里应该谈到的首先是纲领的策略部分。这一部分一般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
而关于德国党，则特别指出：“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等等（《共产党宣言》第4章）[3]。
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是像这个策略纲领一样得到证实的。它在革命前夜被提出后，已经受住了这次革命的考验；并且从那时起，任何一个工人政党要是背离了这个策略纲领，都因此而受到了惩罚。而现在，差不多过了四十年以后，它已成为欧洲——从马德里到彼得堡所有一切坚决而有觉悟的工人政党的准则。
巴黎的二月事变加速了即将来临的德国革命，从而还改变了这个革命的性质。德国资产阶级不是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而是仰仗了法国工人革命才取得胜利的。它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那些旧的敌人即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官僚以及怯懦的小市民彻底打倒，就已经不得不转移阵线来反对新的敌人即无产阶级了。但这时，德国比法英两国落后得多的经济情况以及因此同样落后的阶级关系，立刻就发生作用了。
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还刚刚开始建立自己的大工业，它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去争得在国家中的绝对统治地位，也没有争得这种地位的迫切要求；无产阶级也是同样不发展的，是在完全的精神奴役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组织起来，甚至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进行组织，它只是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深刻对立。因此，虽然它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危险敌人，但另一方面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资产阶级不是被德国无产阶级当时的样子所吓倒，而是被它势将变成而法国无产阶级已经变成的样子所吓倒，所以资产阶级认为唯一的生路就是去同君主制度和贵族进行任何的、甚至最懦弱的妥协；而无产阶级则由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它的绝大多数起初不得不充当资产阶级最先进的极左翼的角色。当时德国工人应当首先争得那些为独立地组成阶级政党所必需的权利：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权利本是资产阶级为了它自己的统治必须争得的，但它现在由于害怕工人竟不赞成这些权利。两三百个分散的同盟盟员消失在突然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中间了。因此，德国无产阶级最初是作为最极端的民主派登上政治舞台的。
当我们着手在德国创办一种大型报纸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决定了我们的旗帜。这个旗帜只能是民主派的旗帜，但这个民主派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是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会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巨大的行动党了。但我们已经不适于做沙漠中的布道者：我们对空想主义者研究得太清楚了而我们制定自己的纲领也不是为的这个。
当我们到达科隆的时候，那里已经由民主党人，部分地也由共产党人在筹备创办大型报纸。他们想把报纸办成纯地方性的，即科隆的报纸，而把我们赶到柏林去。可是，我们（主要是由于有马克思）在二十四小时内就把阵地夺了过来；报纸成了我们的了；不过我们做了让步，把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列入了编辑部。他只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第二号上）以后就什么也没有写过。
当时我们要去的地方正是科隆，而不是柏林。首先，科隆是莱茵省的中心，而莱茵省经历过法国革命，通过拿破仑法典[4]领会了现代法的观念，发展了规模极大的工业，当时在各方面它都是德国最先进的部分。我们根据自己的观察，十分了解当时的柏林，知道它那里有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有口头上勇敢，但行动上懦怯的奴颜婢膝的小市民，有还极不发展的工人，有大批的官僚以及贵族的和宫廷的奴仆，我们知道它仅仅作为一个“王都”所具有的一切特点。但是，有决定意义的是：在柏林实行的是可怜的普鲁士法，并且政治案件是由职业法官审理的；而在莱茵河地区实行的则是拿破仑法典，由于已经存在书报检査制度，这个法典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报刊案件；人们受陪审法庭审判并不是由于政治上违法，而只是由于某种犯罪行为。在柏林，革命以后，年轻的施略费尔为了一点小事就被判处了一年徒刑[5]，而在莱茵河地区，我们却享有绝对的出版自由，并且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
我们于1848年6月1日开始出版报纸时，只拥有很少的股份资本，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付了款；并且股东本身也极不可靠。第一号出版后就有一半股东退出了，而到月底竟一个也没有剩下。
编辑部的制度简直是由马克思一人独裁。一家必须在一定时刻出版的大型日报，在任何别的制度下都不能彻底贯彻自己的方针。而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独裁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和无容置疑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首先是有赖于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这家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
《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有两个要点：
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当时分为两个派别：希望有一个民主的普鲁士皇帝的北德意志派，和希望把德国变成瑞士式的联邦共和国的南德意志派，后者当时几乎完全是巴登人的派别。我们当时应该对这两派都进行斗争。不论是把德国普鲁士化，或者是把德国的小邦割据情况永远保存下去，都是同无产阶级利益相抵触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迫切要求德国彻底统一成一个民族，只有这样才能把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琐屑障碍除掉而扫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较一较量的战场。但是，建立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同样也是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普鲁士国家及其全部制度、传统和王朝，正是德国革命应当打倒的唯一的国内劲敌；此外，普鲁士只有先把德国分裂，只有先把德意志奥地利从德国排除出去，才能统一德国。普鲁士国家的消灭，奥地利国家的崩溃，德国真正统一成为共和国，——我们在最近将来的革命纲领只能是这样的。要实现这个纲领，就要通过对俄战争，而且只有走这条路。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
一般说来，报纸的语调完全不是庄严、严肃或激烈的。我们的敌人全是卑鄙的，我们对他们都一律采取了极端鄙视的态度。进行密谋的君主国、权奸、贵族、《十字报》[6]——引起庸人极大的道义愤慨的整个“反动派”，我们只用嘲笑和讽刺来对待。但是，我们对那些由革命所创造的新偶像，如三月的大臣们、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无论对其右派或左派），也没有采取较好的态度。第一号报纸就开始刊载一篇文章来讽刺法兰克福议会形同虚设，讽刺它的冗长的演说无济于事，讽刺它的懦怯决议毫无用处。[7]这篇文章的代价就是使我们失去了一半股东。法兰克福议会甚至不是一个辩论俱乐部；这里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辩论，而大多数场合都是宣读预先准备好的学院式论文，通过一些要用来鼓舞德国庸人，但却无人理睬的决议。
柏林议会就具有较大的意义了，它同一种实际力量相对抗，它是在平地上，而不是在法兰克福议会的渺茫太空进行讨论和通过决议的。因此，它就受到了较大的注意。可是，我们对待那里的左派偶像，如舒尔采里奇、贝伦兹、埃尔斯纳、施泰因等的态度，也像对待法兰克福分子的态度一样尖锐；我们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犹豫不决、畏首畏尾和作细小打算的态度，向他们指出，他们怎样用自己的妥协一步一步地出卖了革命。这一点自然引起了刚刚制造出这些偶像供自己使用的民主派小资产者的恐惧。但是，这种恐惧正好证明我们打中了目标。
同样，我们也反对了小资产阶级热心散布的一种错觉，仿佛革命已随着三月事变而告结束，现在只需收获它的果实了。在我们看来，2月和3月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那就是：它们不是长期革命运动的终点，相反地是长期革命运动的起点，在这个革命运动中，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人民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各个政党越来越明显地自成一家，直到它们同各个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完全相吻合为止，而无产阶级则在一系列战斗中相继夺得各个阵地。所以，凡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想用它惯用的词句——我们大家希望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一切分歧只是出于误会——来抹煞它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场合，我们也反对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而我们越是不让小资产阶级对我们无产阶级民主派发生误解，它对我们就越顺从，越好说话。越是激烈和坚决地反对它，它就越容易屈服，就对工人政党作更多的让步。这一点我们已经体会到了。
最后，我们揭露了各种所谓国民议会的议会迷（用马克思的说法）[8]。这些先生们放过了一切权力手段，把它们重新交还给——部分是自愿地交还给——政府。
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在重新巩固起来的反动政府旁边存在着无权的议会，但这种议会却以为自己的无力的决议能扭转乾坤。这种愚不可及的自我欺骗，支配了直到极左派为止的所有的人。我们告诫他们，你们在议会中的胜利，同时也将是你们实际上的失败。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结果也正是这样。当“左派”获得多数时，政府便把整个议会解散了；政府能够这样做，因为议会已失去人民的信任。
当我后来读到布日尔论马拉的一本书时，我便发觉，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自觉地仅仅是模仿了真正的（不是保皇党人伪造的）《人民之友》[9]的伟大榜样；一切的怒叫，以及使人们在几乎一百年中只知道马拉的完全被歪曲了的形象的那种全部历史捏造，只不过是由于，马拉无情地扯下了当时那些偶像拉斐德、巴伊等人的假面具，揭露了他们已经成了十足的革命叛徒的面目，还由于，他也像我们一样不认为革命已经结束，而想使革命被宣布为不断的革命。（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映照——录入者注）
我们曾公开声明，我们所代表的派别，只有在德国现有的官方政党中最极端的政党掌握政权的时候，才能开始为达到我们党的真正目的而斗争：那时我们将对这个最极端的政党持反对派态度。但是，事变却要使人除了嘲笑德国的敌人以外，还要表现出一种激昂的热情。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时候，我们正守在自己岗位上。从第一声枪响，我们便坚决站到起义者方面。他们失败以后，马克思写了一篇极其有力的论文向战败者致敬。[10]
这时最后一些股东也离开了我们。但是，使我们感到满意的是，当各国资产阶级和小市民对战败者施加龌龊诽谤的时候，在德国，并且几乎是在全欧洲，我们的报纸是高高举着被击溃了的无产阶级的旗帜的唯一报纸。
我俩的对外政策是很简单的：赞助一切革命民族，号召革命的欧洲对欧洲反动势力的强大支柱俄国，进行一场普遍的战争。从2月24日[11]起，我们已经清楚了解到，革命只有一个真正可怕的敌人俄国，运动越是具有整个欧洲的规模，这个敌人也就越是不得不参加斗争。维也纳事变、米兰事变、柏林事变不免延迟了俄国的进犯，然而革命越是逼近俄国，这一进犯的必然性就越是肯定无疑。可是，如果能使德国对俄国作战，那么，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就会灭亡，而革命就会在全线获得胜利了。
这一政策贯穿着俄军真正入侵匈牙利以前的每一号报纸，而俄军的人侵完全证实了我们的预见并决定了革命的失败。
在1849年春季，决战临近的时候，报纸的语调就变得一期比一期更猛烈和热情。威廉·沃尔弗在“西里西亚的十亿”（共八篇论文）[12]中提醒西里西亚的农民说，在他们解脱封建义务时，地主是怎样在政府的帮助下骗取了他们的钱财和土地，他并且要求十亿塔勒的赔偿费。
与此同时，在4月间以一组社论的形式，发表了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著作[13]，这一著作明确地指出了我们政策的社会目的。每一号报纸，每一个号外，都指出一场伟大战斗正在准备中，指出了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各种对立的尖锐化。特别是4、5两月间出版的号外，都是号召人民准备战斗的。
在整个德国，人们都因为我们在普鲁士的头等堡垒里敢于面对着八千驻军和岗哨做出这一切事情而感到惊讶；但编辑室内的8枝步枪和250发子弹，以及排字工人头上戴着的红色雅各宾帽，使得我们的报馆在军官们眼中也成了一个不能用简单的奇袭来夺取的堡垒。
1849年5月18日，打击终于到来了。
德累斯顿和埃尔伯费尔德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伊塞隆的起义被包围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遍布军队，在彻底镇压普鲁士莱茵区之后就要向普法尔茨和巴登进军。这时政府终于敢来进攻我们了。编辑部的一些人受到法庭迫害；另一些人作为非普鲁士人被依法驱逐。对此是无可奈何的。因为政府有整个军团作为后盾。我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枪支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我们在这号报纸上警告科隆工人不要举行毫无希望的起义，并且对他们说：
“《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14]
《新莱茵报》在它创办即将一周年时就这样停刊了。开始时它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我已经说过，人们答应给它的一笔不大的款子是没有照付的，而在9月已经差不多发行到五千份了。在科隆宣布戒严时，报纸曾一度被封；在10月中不得不一切重新从头开始。但是，1849年5月，在它被禁止时，它又有了6000订户，而当时《科隆日报》[15]，据该报自己承认也不过只有9000订户。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
而这一点首先归功于马克思。
遭到打击后，编辑部解散了。马克思到巴黎去了，当时那里正准备着1849年6月13日[16]到来的结局；威廉·沃尔弗这时已在法兰克福议会里占有他的席位——当时这个议会必须在被从上面解散或是投向革命之间进行选择：而我则到了普法尔茨，做了维利希志愿部队中的副官[17]。
《新莱茵报》编辑（从左到右排列）：
上：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威廉·沃尔弗；
中：格奥尔格·维尔特、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下：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恩斯特·德朗克【图（略）】
《新莱茵报》第一号首页【图（略）】
1884年3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苏黎世）第11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第16—24页，
参看《马克斯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第17—26页）
[1]《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是弗·恩格斯纪念马克思逝世一周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写的。——原卷末注
[2]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引文中的重点是恩格斯加的。——原卷末注
[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503页。——原卷末注
[4]恩格斯在这里和下面提到的拿破仑法典，不仅仅是指在拿破仑统治下于1804年通过并以“拿破仑法典”著称的民法典，而是广义地指整个资产阶级法权体系，即在拿破仑统治下于1804—1810年通过的五种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曾沿用于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在莱茵省于1815年合并于普鲁士以后仍继续在该省生效。恩格斯称法兰西民法法典（“拿破仑法典”本身）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第347页）——原卷末注
[5]德国学生、民主主义者古·阿·施略费尔，1848年三月革命后曾在柏林出版《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由于4月19日在该报第5号上发表了他的两篇文章，捍卫劳动群众的权利，他在1848年4月受审，并以教唆暴动的罪名被判处6个月要塞监禁。——原卷末注
[6]《十字报》（《KreuzZeitung》）是对德国日报《新普鲁士报》《NeuePreußishcheZeitung》）的称呼，该报从1848年6月至1939年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地主，以及后来的德国保守党极右派的喉舌；该报在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原卷末注
[7]指恩格斯《法兰克福议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14一18页）——原卷末注
[8]恩格斯指的是载于《新莱茵报》的许多篇批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柏林国民议会的文章，其中一部分出自马克思之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和6卷）；这一批评也以概括的形式见之于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原卷末注
[9]阿.布日尔《马拉，人民之友》1865年巴黎版第1—2卷（A.Bougeart《Marat，AmidPeuple》，T.G-H,Paris，1865）。
《人民之友》（《LAmidPeuple》）是雅各宾派领袖之一让·保尔·马拉于1789年9月12日至1793年7月14日出版的报纸；该报于1789年9月16日至1792年9月21日用这个名称出版；报上有这样的题字：Marat，AmidPeuple。——原卷末注
[10]指马克思《六月革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153—157页）——原卷末注
[11]1848年2月24日是法国路易-菲力浦王朝被推翻的日子。1848年旧历2月24日（3月7日）尼古拉一世在获悉法国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以后，向陆军大臣发布了在俄国实行部分动员的命令，准备对付欧洲的革命。——原卷末注
[1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威廉·沃尔弗的一组文章《西里西亚的十亿》（《DieSchlesischeMilliarde》）曾载于1849年3月22日至4月25日《新莱茵报》第252、255、256、258、264、270—272和281号。1886年，这些文章略经修改后，由恩格斯作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第277—289页）以单行本出版。恩格斯在《威廉·沃尔弗》这本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第61—106页）中对这些文章作了详细的评述。——原卷末注
[1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473—506页。
[14]见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第301号所载、由编辑部署名的《致科隆工人》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19页）——原卷末注
[15]《科隆日报》（《Könlnische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称出版；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之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的和背叛的政策；它经常猛烈地攻击《新莱茵报》。——原卷末注
[16]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该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证实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山岳党的许多领袖以及与他们有关系的外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遭到逮捕和驱逐出境，或者被迫离开法国而流亡。——原卷末注
[17]关于恩格斯作为维利希志愿队中的一员参加1849年巴登一普法尔茨起义一事，见他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7卷第127—235页）——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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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信（约1848年5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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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信
（约1848年5月底）
致科隆工人联合会全体会员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兄弟们：
我们一向从科隆的消息中获悉，时代精神的呼声并没有徒劳地召唤你们；你们倾听了时代的警告，对自由的爱以及对摆脱旧桎梏的渴望，点燃了你们心中的火焰。你们建立了自己的联合会，从而卓有成效地参加了伟大运动，毋庸置疑，你们的努力必将取得非常出色的成就。
我们的敌人，守财奴们及其同伙，早已直接或间接地联合起来，以便更容易地保卫自己而反对人类社会里的这一个天天遭受剥削的阶级；他们策划于密室，反对这个肩负着国家全部重担的阶级，反对这个生产全部产品的阶级，富人们用这一阶级的血汗修筑自己的宫殿，过着穷奢极欲、纸醉金迷的生活。因此，这正是我们劳动者要刻不容缓地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敌人、砸烂残酷的奴隶制桎梏的时候了；很久以来就统治着我们的监护权，如今必须废除，我们不能再而且不应再深信不疑地把我们的事情交到别人手里，我们必须独立自主，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工人阶级的利益必须上升为国家利益。为了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必须成为国家的执政党，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但是，要达到这一目标，只能通过这样的途径：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因为我们只在单个城市联合，而脱离其他各个地方去实现我们的目标是不够的；各地存在的联合会相互间必须定期通讯，以便到处都能按照一个共同的计划开展活动。因此，我们提议，从现在起，同你们建立每月通讯联系，相互报告至关紧要的事情。
你们伦敦的兄弟们向你们致敬并握手。
受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委托
约·格·埃卡留斯[1]执笔
1848年6月4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1号
[1]原件上为：欧亚留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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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斯蒂凡·波尔恩撰写的社论（1848年5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59
斯蒂凡·波尔恩撰写的社论[148]
（1848年5月25日）
我们的要求
我们要首先声明一下，缘何把我们的报纸命名为《人民报》。同时，我们想在这个声明中陈述我们编辑出版这份报纸将遵循的方针。
我们所说的人民，通常是指全世界范围内的人民，但是，我们这份报纸主要只代表一个国家中的一个特定的阶级，即工人阶级。我们选择《人民报》这一名称的前提是，只要阶级差别还存在，这个名称就始终指社会上的那个被压迫的、依靠工资和面包过活的阶级，只要这个阶级的劳动和工资是别人给予的，它的生存就不会有保障；这个阶级仅仅是为了多活一天，它除了贫困和绝望的反抗没有任何前途。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责难那些为人民的利益而写作的人，说什么他们只看到这些阶级差别，只看到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立，而在一个保证人人都享有平等权利来行使国家权力的自由国家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些对立。我们的大臣们最近为我们提供的宪法草案使我们改变了看法；我们发现，由于大量占有财产这一特征差别，在我们的国家还应存在一个贵族卫队；即使不是这种情况，如果我们的人民代表不进行财产调査就实行一院制，那么，就连这些对立也消灭不了；这些对立就是各国人民的历史发展，并不是我们创造的。
我们的论敌认为，当资产阶级剥夺贵族的特权、贵族的特殊优先权时，贵族就融化于资产阶级；同样，当人民获得参加政府的权利、财产失去了在国家中还仅存的代表资格时，资产阶级也必然融化于人民；他们认为，到那时国家的全体成员都可理解为“人民”。
目光何等短浅的历史观！难道看不见——人民取得政治上的自由之后，他们同资本家阶级的社会对立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他们还要全力以赴争取社会的自由！
社会中的一个阶级只要取得统治，它的生存状态、它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也就要发生变化。我们看到，历史赋予我们的每一次强大的革命，各文明民族的全部生活状况也就跟着发生变化；资产阶级推翻了贵族统治以后，不仅取得了政治上的权利，它的整个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而贵族财（才？录入者注）把行会制度，慢慢地还把中世纪野蛮的最后残余一起带进了它那带有浪漫色彩的坟墓；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由于自由竞争出现了资本的统治，而人民获得政治上的解放以后，我们并不否认，我们又要迎接一场对全部生活状况的改造。人民有权在议会中投票表决，有权参与立法，今后他们就不愿再向他们的同胞索取工资和面包，也不愿再静静地忍饥挨饿，接受同情者的解囊、施舍，而必然要创造一种崭新的有保障的生活。从这时起，我们要牢记，不再进行任何暴动，而要进行革命！
我们认为，在德国，资产阶级到处都或多或少地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自由的发展，这种发展在现在的革命运动时期将越来越迅速；何况我们的法兰克福议会将会成功地废除比如在各汉撒塒市、汉诺威、不伦瑞克、梅克伦堡和萨克森的部分地区还残存的中世纪行业关系，从各个方面唤起我们祖国在各种制度上的统一；我们的议会还将成功地消灭贵族统治的最后残余。但是，在达到这一目的以前，本报总应该勇敢地为此进行斗争。因此，我们在德国面临着非常广泛的任务。一方面，在反对贵族制度、反对中世纪、反对天赋神权的斗争中支持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支持小手工业者和工人，以反对资本的势力和自由竞争的势力，并且要永远勇往向前，必须为人民争得每一种尚未得到的政治权利，以便使他们拥有更快地取得社会自由和独立生存的手段。
因此，本报的宗旨是，为民主，即为人民统治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上做好准备；同时我们将防备狂热空想者的高谈阔论（他们永远握有断头机的绞索，因为他们本身不会丢掉脑袋），还要防备一切哭哭啼啼的含情脉脉的社会主义。为了有助于认识同社会各阶级状况以及整个国家状况有关的工人现状，通过阐明当前状况来促进入民自由的继续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此我们希望得到公众的支持。
1848年5月25日《人民报。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试刊号第1一2版
〔注释〕
[148]斯蒂凡·波尔恩在发表于《人民报》试刊号上的这篇文章中，竭力以《共产党宣言》的思想为根据，同时却拒不根据《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文件224）来阐述实际的政治要求；他的机会主义观点（参看注146）在该文中表露得尚不明显。
《人民报》于1848年6月1日开始出版，每周出版3次，是柏林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工人兄弟会（参看注161）成立之后更名为《博爱报》，由波尔恩在莱比锡出版。——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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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8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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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
（1848年5月21日）
〔……〕我向你简单谈谈这里的情况；如果你觉得我这样谈还可以，那么我可以经常同你这样谈，只要你愿意。
请你也来信同我谈谈德国的情况，让我借此去见弗洛孔和《改革报》，而不致让无赖们霸占报纸。贝尔奈斯在拉马丁那里，后者派他到巴登去，以全权代表身份负责对法国的商务工作；据说现在这个小人竟以此四处炫耀，简直让人无法容忍。我觉得，我们党已被那帮人狡诈地利用了；我越来越感到讨厌，而你还明确地让我留在这里充当什么副代表。你的报纸出版了，我们的工人对此非常高兴！工人的人数增加了，他们的积极性也提高了。我们讨论了宣言[1]，沃尔弗[2]在非常积极地活动，并且很讨人喜欢。
祝好
艾韦贝克
（向你亲爱的夫人问好）
节录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74
[1]文件202。
[2]斐迪南·沃尔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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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科隆工人联合会给哈瑙工人联合会的信（1848年5月20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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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科隆工人联合会给哈瑙工人联合会的信
（1848年5月20日左右）
致哈瑙工人联合会
朋友们，兄弟们：
我们已经荣幸地收到你们17日的来信。[147]我们为这封信并为你们对我们明白表示的态度，向你们表示感谢。但是，我们不能同意你们至今还像来信地址所写的那样称我们为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只有在德国全部或大部分土地上都已建立了工人联合会，我们才愿意承担召集所有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任务。到那时，代表大会才有权组建一个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在此期间，我们有幸把你们想要的几期报纸寄给你们，请把你们的报纸通过书商寄给我们，并殷切希望同你们保持真诚友爱的频繁交往。自由、博爱和劳动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了。
工人联合会主席
书记和委员会[1]
1848年5月28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6号
[1]在原件上，下面是签名。
〔注释〕
[147]1848年5月17日哈瑙工人联合会的信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公开的报纸上非常欣喜地获悉了你们获得的成就，因此，我们责成我们的代表瓦格纳同你们建立通讯联系。他今天向我们作了汇报，从而使我们欣喜地了解了你们卓有成效的活动，特别是看到你们在联合工人时独具匠心地选择了一条切合实际的方针，奉行了一条必将使越来越多的人参加联合的路线，而这一点正是问题的关键。你们有了这条方针，加之身处地广人多的科隆城，就有可能比我们（身处地窄人稀的小工厂城市的我们）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来对付雇主。朋友们，兄弟们，由于这一点，加之莱茵人天生具有的对政治的兴趣和激情，你们有义务树立榜样，向别人证明，你们是捍卫迄今为止一直受压迫的第四等级利益的先锋战士，并向整个工人阶级阐明，你们的认识是切合实际的，是普遍的要求。你们将拥有越来越有力的物质手段和精神力量。〔……〕
“为了达到这种联合，我们将不时向你们通报有关我们的讨论和决议，同时请你们也这么做，暂时请按时给我们邮寄两份你们的《工人报》，不管是通过邮局还是书店邮寄，只要邮费便宜即可。让我们警惕，避免争吵和分裂，让我们在你们业已光荣地开始的为美好事业的斗争中永不松懈，我们的口号是：‘自由、博爱、劳动和工资’。”（1848年5月28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6号）——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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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恩斯特·德朗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8年5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56
恩斯特·德朗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
（1848年5月17日）
5月17日于法兰克福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你在收到这封信时尚未回复我前天写的那封信，那就请立即给我回信！我只能在火车鸣笛启动之前赶紧向你报告一下：
1．弗勒贝尔和爱德华·佩尔茨那个蠢驴想征股在这里创办一家报纸（《民主》）如果你不立即给我寄一份出版《新莱茵报》的正式计划来，这帮畜生将从我这里夺走仅有的一点股份来源。（在科布伦茨，我起码能征到10—15股）。
2．请考虑一下，如果报纸在一个新季度开始之前一个月出版，会得到怎样的好处啊！第一批订户总是不太多的，因此，如果在出版4周之后，订户扩大了，那么，损失就会减少。
3．今天晚上，在美因茨举行工人集会；佩尔茨（！）要去参加，以便要求人们加入一个法兰克福佩尔茨一弗勒贝尔中央委员会！[1]我立即作了安排，今天也要前往美因茨，参加为今天准备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辩论，以便推迟佩尔茨的提案，如不行，就直接进行抨击。但是，我认为必要的是，你们可以通过中央委员会决议，指示同盟各支部，争取工人联合会，让他们（工人）不要同法兰克福建立联系，而同美因茨人（瓦劳、克路斯）建立联系。
4．瓦劳被安排在美因茨工作，即安排在那里的《莱茵报》工作！《美因茨日报》出版人察伯恩根本不想过问他的事，目前，他在哪个印刷所工作都无所谓，可他偏在美因茨《莱茵报》工作！
尽快给我来信！
恩格斯在干什么？你夫人在干什么？
你的矮子
恩斯特“德朗克1848年5月17日给卡尔·马克思的信【图（略）】
第一次全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9
[1]当时在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中起领导作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塞伦、弗勒贝尔、勒文施坦和佩尔茨，试图把该联合会变成德国工人联合会的组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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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恩斯特·德朗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8年5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55
恩斯特·德朗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
（1848年5月15日）
5月15日于法兰克福
亲爱的“丘比特”：
我刚刚收到一封你于4月份写的信，它经过富尔达、科布伦茨，最后到达这里。此外，我还收到一封你于本月8日写的信，它似乎只在科布伦茨耽搁了一段时间。
关于股份的事，我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可以告诉你，无非就是我暂时在一些庸人那里碰了钉子，不过我确信，如果你们给我寄一份由一名银行家签字的正式计划来，我就能争取到大约25股，但这件事要尽快办！
在科布伦茨，我已经吸收那里的手工业者联合会主席、市参议员F.加布里埃尔·德里姆伯恩入盟，并嘱咐他尽快给你们写信。这时，这些人都在忙于他们的牧师事件。在选举中，牧师们获胜了，赢得了一名候选人，当然这一候选人是一文不值的。你的朋友[1]赖辛施佩格也当选了。〔……〕
我被迫回到了法兰克福，因为我急需钱用，并且要为某一书商写一本关于《普鲁士法律的归宿》的小册子。你的下一封信请寄到我用午餐的“符腾堡饭店”。我可能要到哈瑙去一次，在那里待一天，设法在那里建立一个支部。法兰克福的成员在我不在的时候，由尤利乌斯，弗勒贝尔先生带头干了一件背信弃义的事，而我从昨天开始就跑遍了全城，寻找两个巴黎工人，据说他们在这里，要在这里帮助建立同盟。
恩格斯在干什么？我在轮船上从一个商人〔他把恩格斯说得很可怕）那里得知，前一段时间他回巴门去了。沃尔弗[2]在科隆吗？
许多人都准备为预订报纸的事而在摩泽尔河流域，在科布伦茨及其周围地区，以及在黑森选帝侯国积极活动，事情一有眉目，我就把他们的通讯地址告诉你。〔……〕
节录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中央党务档案馆，F.20,op.5,Nr.18
[1]“朋友”一词在这里是带讽剌性的，指的是奥古斯特和彼得·赖辛施佩格兄弟中的一个，他们俩作为反普鲁士的天主教教权主义的代表均被选入了柏林普鲁士立法国民议会。
[2]这里指的是斐迪南·沃尔弗还是威廉·沃尔弗，难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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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斯蒂凡·波尔恩（柏林）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8年5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54
斯蒂凡·波尔恩（柏林）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
（1848年5月11日）
1848年5月11日于柏林
亲爱的马克思：
你也许已从某家报纸上获悉，我在这里同警察当局进行了斗争，因为他们蓄意驱逐我。[145]这就是我没有顾上立即给你复信的原因。我马上回答你的3点要求。
1．这里现有4家报纸。《福斯报》和《施本纳报》是你知道的，它们还是老样子。《柏林阅览室》在革命一结束就大搞激进主义，因而失去了许多订户。看样子，它维持不了多久了。还有一家新出版的报纸，即鲁滕堡编辑的《国民报》，这家报纸要维持下去似乎也很困难。它向各党派卖弄风情，是一家带有温情主义色彩的非常灰色的报纸。这4家报纸都愿意刊登我的文章。至于杂志，这里有；（1）为工人出版的《人民之声》，非常无聊，眼看着就要完蛋了；（2）《德意志工人报》（有一个由手工业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1]，是一只喇叭，人人都可以去吹，因此我离开了编辑部；（3）施勒弗尔[2]的《人民之友》，一般说来还算健康，有时充满激情，不懂经济学问题，总的说来，它是主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因此，无产者喜欢读它。另外还有几家报纸，但都不值一提。我编辑的工人报纸《人民报》将从6月1日出版，每周出3次。我在这里有很多熟人，因此可望受到欢迎。
2．各党派逐步开始清醒，它们日益分化。不久，每个人就将知道自己属于哪个党派了。立宪派俱乐部（银行家、枢密顾问、教授、犹太人、交易所的行情、法律、丑闻、流言飞语、柏林的俏皮话，这些就是它的内容）变得越来越无聊了，特别是在选举之后——他们在选举中一败涂地。政治俱乐部（荣克、邦议会议员迈耶尔、施勒弗尔、扎斯、大学生、马拉派和罗伯斯比尔派和反对一切庸人的人）现在似乎在争取博得激进派的好感。社会主义在一切阶层（柏林的资产者们酒店的常客们除外）中间获得很大成绩。慈善事业打开了门路，把人们手中的金钱拿过来让工人分等等。无产阶级愈来愈革命。因此，我尽量阻止发生无益的暴动，但同时又处处把分散的力量组织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可以说，我在这里领导着工人运动。资产者们相信我的组织才能，他们不了解我正在把工人团结起来，目的只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惊慌。他们反对驱逐我的意图。我是这里的类似由很多行会和工厂的代表组成的工人议会的主席。[146]商业大臣[3]现在和我们建立了联系。[4]此人不知道他该干什么，正在瞎干一气。总的说来，激进派最近取得了成绩，这些人不再害怕共和国这个字眼了。
3．关于同盟本身（它在这里现有的那种样子）的情况，我现在无可奉告。谁也没有时间按照从前的方式去建立一个巩固的组织。它瓦解了——它在各地，并且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如此。这一点在目前并不使人感到遗憾，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尽他的义务，等稍微安定一些，有了时间再干也不迟。
我欣然接受你提出的为你的报纸写通讯的请求。我只希望看到你的计划立即付诸实现。向你的夫人以及哥特沙克和恩格斯问好，把你那讨厌的议员、大主教[5]派到我这里来，我要管教管教他。
忠实于你的斯蒂凡
于菩提树街28号
第一次全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73
[1]《德国工人报。工人和雇主的刊物》每周出版两次，它的编委有：比斯基、黑策尔和施瓦尔茨以及波尔恩（从1848年5月20日第13号起），吕霍夫为它捐了一些款。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曾力图确定该报的方针，未能成功。
[2]古斯塔夫·阿道夫·施勒弗尔深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该报奉行革命民主主义政策。
[3]冯·帕托男爵。
[4]波尔恩、比斯基和柏林市议会的成员一起参加了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部的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下层的劳动问题。
[5]指德斯特尔，他在迈恩地区当选为出席1848年5月22日在柏林举行的普鲁士制宪议会的议员。
〔注释〕
[145]波尔恩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计划好要驱逐他的时候，政治俱乐部在柏林警察厅长面前成功地为他说了好话。“冯·米努托利先生装作对此事一无所知，他甚至说我是对柏林居民非常有利的人，何况那时正缺少能对失业工人产生有利影响的人；不言而喻，驱逐我的措施不久就会取消。……我一点也没有把警察当局的反动企图将要造成的后果放在心上。”（斯蒂凡·波尔恩《一个四八年战士的回忆》第133页）——421
[146]波尔恩在1848年4月21日给赫斯的信中已经说过类似的话：“现在，我在相当程度上已占据了这里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再过几天，我就将完成建立工人组织的准备工作。〔……〕资产阶级也像工人一样团结统一，几年之后，他们将作为各自巩固的群体而相互对立。我的计划得到了这里尚未觉吾的市民阶级的同情，因此，我定能成功。”（《莫泽斯·赫斯通信集》第192—193页）
斯蒂凡·波尔恩来到柏林之后，在柏林工人运动（当时运动中存在着一种对组织联合的强烈的自发追求）中很快就发挥了领导作用〈参看注137）。但是，波尔恩显然不能胜任他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任务，他的态度不久便引起了其他盟员的怀疑（参看文件240和249）。他遵循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的观点格格不人的一条机会主义政治路线。波尔恩不是把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提到首位，而是迎合那种不可避免地要在落后工人阶级中出现的仅仅局限于纯粹经济方面的要求，从而对企图在现存资产阶级关系下废除资本主义剥削的那种幻想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1848年4月的一篇通讯中，波尔恩说：“我们非常清楚，如果盲目地试图进行一次新的革命，那么，我们面临的危险将是丧失我们刚刚才得到的一切，并使德国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而在无政府状态下，我们知道谁有可能取得政权。在这方面，我们的利益同资本家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我们双方都要和平，我们必须达到和平。”（1848年4月23日《柏林阅览室》第97号附刊）
波尔恩在论述中，经常把自己那些基本上是机会主义的观点同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的思想混淆在一起（参看文件25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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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区部会议记录（1848年5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53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区部会议记录[1]
（1848年5月11日）
会议主席马克思问哥特沙克对同盟有什么意见和主张，现在打算对同盟采取什么态度。
哥特沙克回答，他坚持他的退出同盟的声明，因为目前局势已经发生变化，同盟的章程也必须加以修改；因为他认为现行的章程威胁着他个人的自由。同时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同盟需要，他都愿意在上述条件下给同盟以全力支持。
主席亨·毕尔格尔斯
书记约瑟·莫尔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484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577页）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区部1848年5月11日会议记录
[1]科隆早在1848年三月革命之前就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德斯特尔、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安内克和哥特沙克等人都是支部的成员，其中大部分人都处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之下。1848年4月初科隆组织增加了一批从国外回到科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从发表的记录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到达科隆后不久，就和哥特沙克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个文件是由毕尔格尔斯和莫尔以科隆组织的领导人的身份签署的；马克思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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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门）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8年5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5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门）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
（1848年5月9日）
1848年5月9日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随信寄上：
（1）截至目前为止的认股单[1]，共14张；
（2）给你的委托书[2]；
（3）给德斯特尔的委托书（博恩施太特是他的熟人）；
（4）给毕尔格尔斯的委托书。
博恩施太特和海克尔把委托书给了自己的熟人，这是无法避免的。
许纳拜恩将代表自己和两名当地人亲自去那里出席。
认股单还没有完。尽管多次拜访，我仍然没有遇见拉韦里埃和布兰克。楚劳夫负责去说服前者。
另外两个我没有做通工作的人，将由海克尔去说服。
楚劳夫今天去龙斯多夫，在那里他有成功的希望。
最难办的是这两种人：第一种，是戴羔羊皮手套的年轻的共和主义者[3]，他们为自己的财产担心，害怕共产主义；第二种人，是当地的名流，他们认为我们是竞争者。无论诺尔还是布拉赫特都无法说服。博恩施太特是法学家当中唯一可以交往的人。总之，我们做了不少徒劳无益的事情。
明天我将去恩格斯基兴待两天。请把股东会议的结果立即告诉我。——组建同盟支部的工作也已着手进行。[4]
你的恩格斯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127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27—28页）
[1]指《新莱茵报》的股份。——编者注
[2]《新莱茵报》的股东会议定于1848年5月（报纸出版之前）在科隆举行。不能亲自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城市的股东们向报纸编辑或在科隆的其他人寄去了委托书。——原卷末注
[3]戴羊皮手套的年轻的共和主义者是人们对以阿·马拉斯特为首的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追随者的称呼。——原卷末注
[4]马克思、恩格斯、约·莫尔、卡·沙佩尔和恩·德朗克到达科隆后，大约于1848年4月15日在那里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科隆中央委员会把恩格斯等人作为特使派往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把沙佩尔派往美因茨和威斯巴登，把德朗克派往科布伦茨、美因茨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以便了解德国情况和加强同盟的地方组织。此外，威·沃尔弗此前已由巴黎中央委员会作为特使派往德国，并从那里向同盟中央委员会汇报情况。但是，很快就证明，在德国革命爆发后出现的新的社会条件下，同盟的活动有必要采取新的形式。——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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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恩斯特·德朗克（科布伦茨）给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5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51
恩斯特·德朗克（科布伦茨）给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8年5月5日）
致同盟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兄弟们：
根据你们的要求，我在这里向你们汇报我的科布伦茨和库尔黑森之行的成果。
1．在科布伦茨，我创建了一个支部，至今共吸收了4名成员：文德林·尼克斯（一个非常革命的人）、一个名叫费尔巴哈的商人和两名工人。手工业者联合会主席、市参议员加布里埃尔·德里姆伯恩，尽管他非常愿意加入支部，但我没有吸收他，因为我讨厌他那么爱虚荣。我还要再等等，看该怎么办，因为这个德里姆伯恩在这里很有影响。由于这里要进行选举，所以目前这些人都忙得不亦乐乎。过几天我让支部给你们写一封信。
2．在法兰克福（有人如果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就几乎会被人用石头砸死），我已争取到了两个非常能干的人，至于其他人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我在那里建立了支部，我将专门向你们作详细汇报。
3．我在黑森选帝侯国未能采取行动，因为我在法兰克福就没有钱了。不过我确切了解到，在哈瑙和卡塞尔（这里不是已经有一个支部吗？）可以创建同盟。你们是否要派一名特使到那里去，我听凭你们决定，你们可以将下面的通讯处告诉特使：哈瑙：谢特奈尔和弗吕格尔；卡塞尔：克耳纳博士。
4．在美因茨，我发现在同盟中，地地道道的无政府状态露头了。当时，瓦劳在威斯巴登，诺伊贝克则在预定开会的日子在咖啡馆玩多米诺骨牌；梅特涅简直忙得不可开交，至于事业，似乎根本不在他的眼里；只有席克耳和施土姆普弗在积极活动。于是，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叫瓦劳从威斯巴登回到美因茨，我同《美因茨日报》编辑[1]本人谈了话，此外还委托他把瓦劳安排在美因茨一家印刷所工作。我认为，如果你们再给那里写封信，那就更好了。美因茨人委托我请求你们派一名特使到巴登高地去，据说那里有许多事情要做，而他们自己又没有这方面的人。
5．各个工人俱乐部简直都沉不住气。他们说，现在不是已经到了在各城市提出像宪章派那样的请愿书，为社会[2]议会签名的时候了吗？他们并不考虑“要求[3]，却提出了一个六至八点的工人请愿书，并附有要实行的备忘录。
如果工人又开始谈请愿书，我该怎么说，请给我指示。
致敬并握手
弗兰茨·梅林《卡尔·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序言》，1914年，柏林版，第16—17页
[1]路德维希·班贝格尔。
[2]原件上是“所谓的”一词的缩写，可能被误认为“社会的一词的缩写。
[3]文件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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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给科隆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4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50
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给科隆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8年4月30日）
1848年4月30日于巴黎
我们区部今天举行了会议，现在我们立即汇报会议讨论的结果。
我们区部在从一封私人信件中了解到马克思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希望得到有关巴黎支部的消息以后，这个支部一方面对它给美因茨寄去的一份详细报告至今没有得到答复不禁感到惊讶，另一方面，对人们根本不让它知道我们的同盟在德国的情况不禁感到诧异。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谈到了这一支部令人满意的进展情况，并请求中央委员会同它保持经常联系，尤其是因为巴黎区部鉴于其特殊的地位可能对法国人具有一定意义。现在这一猜测已经得到证实，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这里能得到承认，我们只得感谢斐·沃尔弗兄弟。沃尔弗兄弟以饱满的热情，以私人交往方面的丰富知识在法国一些俱乐部中分析了实际的工人运动，这截然不同于人们白天在街头巷尾、晚上在许多俱乐部中思考和议论的其他一些理想的和空想的体系，不同于那些从狭隘观点死板地论述工人问题的流水账。
这里的区部委员会虽然乐意听到在科隆即将诞生一家共产主义的刊物的消息，但是，如果我们的兄弟斐·沃尔弗因此就必须放下这里的工作[1]，那么，这里的支部只得表示遗憾。要是在这里，这位勇敢的支部成员虽然几周以来都不得不同多方面的困境作斗争，但在这里无疑很快就会得到应有的地位。眼下他的穿着很糟糕，而且债台高筑，这个问题亟待科隆方面帮助解决。〔……〕
特别是艾韦贝克兄弟，他正忙于同手下人一起详细整理有关巴黎各种事件的报告；他还要对各种报刊批判地加以阐明，突出它们的倾向。即使把1塔勒兑换成最小的零钱（9生丁），并且把每份报刊的价格降到最低限度，也几乎不够开列这些报刊的清单。
主席艾韦贝克
又及：巴黎区部每周都在壮大，它今天正式希望斐·沃尔弗兄弟留在这里，因为面对格律恩派和魏特林派等等，他的作用在这里是绝对必要的。
艾韦贝克兄弟刚才让人将《宣言》译成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但为此需要60法郎。有鉴于此，他要求中央委员会承担这笔费用。〔……〕
因为时间很宝贵，所以我受特别委托单独在这封信上签字。
主席艾韦贝克
节录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29
[1]斐迪南·沃尔弗于1848年6月底7月初到科隆任《新莱茵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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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恩斯特·德朗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9年4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49
恩斯特·德朗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
（1849年4月29日）
4月29日于法兰克福
亲爱的马克思：
我有意这么长时间没有写信，因为我总希望能有更好的消息告诉你。就拿股份[1]来说吧，到现在一份也没有征到，或者说同没有征到一样。现在，这帮狗崽子就是抓住他们的钱不肯松手，好像他们知道将来不付给他们利息似的；而我愿意与之共担风险的少数几个人则首先要一个计划，你知道，一个银行家所理解的计划并不是什么报纸的出版计划，而是财政上的计划。怎么办？我争取到的都是订户，而就连这些订户也总是表现得那么可怜，似乎他们只想证明是在为办报效劳。在法兰克福这里，如果你们愿意给我寄一份由一名银行家签字的价目单或预告之类的东西，我也许还可以争取到一些人认股。莫泽斯[2]在这里，我总觉得这个人阴险狡猾；尽管我没有见过他本人，但我还是得知了他在勒文塔尔和老奥本海姆那里干了些什么。
我在科布伦茨创建了一个同盟组织，当然它现在还很弱小。我把这些人指派到美因茨去，但我后来发现，美因茨人漫不经心到了极点，而且已陷人无政府状态。因此，我在返回科布伦茨的时候，将让这些非常需要监护的科布伦茨人到科隆去。在法兰克福，我已经找到两个人，并委托他们从手工业者联合会中招募人员，因为那里有能干实在的人，但我却把这些人列为美因茨人，真可悲。不过，如果报纸不马上出版，我将亲自再去一趟，设法使这个组织长期维持下去。在美因茨，这些汉子全都不满意梅特涅，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与此相反，我曾到班贝格尔（可能是此人，而不是齐茨将被选人议会）那里去过，我认为他是可以被吸收入盟的；这一点，对于美因茨同盟组织的存在十分重要。我没有到哈瑙去，因为我同我老头子完全闹翻了，他在经济上把我弄得非常拮据，体面扫地。明天我回科布伦茨，继续办理我的国籍问题[3]；我到那里以后，如果你愿意把有关报纸的消息（现在正需要）告诉我，我将非常高兴。在哥特沙克处，我已给你留下我的地址：“考夫曼·A.多米尼库斯。”〔……〕
在科布伦茨工人俱乐部的成员中，有非常优秀的工人，成员总数已达150—200人，并且还在迅速增加。如果对这个俱乐部的领导人进行适当的监督，该俱乐部是不难控制的。有关情况我在这封信中就不多谈了，因为我按照哥特沙克处的地址写给你的信通过邮局可能不太安全。详情来日面谈。
向你和你夫人致以由衷的问候！
你的矮子
又及：恩格斯知道奥托·维干德已将他的书[4]的第2版寄出去了吗？我觉得斯蒂凡[5]在柏林扮演了颇为可疑的角色？！如果你给我来信，请详细谈谈这一切。
节录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17
[1]为《新莱茵报》征股。
[2]莫泽斯·赫斯。
[3]试图重新获得普鲁士国籍。
[4]实际上指的是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第1版的剩余部分。1848年，维干德为这部分加了新的书名，并作为“第2版”出版。
[5]斯蒂凡·波尔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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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卡尔·沙佩尔（威斯巴登）给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4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48
卡尔·沙佩尔（威斯巴登）给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8年4月26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848年4月26日于威斯巴登
致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兄弟们：
我来到美因茨以后，得知瓦劳到威斯巴登去了，并在那里工作。我询问了同盟的情况，听说在美因茨尽管有很多同盟盟员，但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支部，我大为吃惊。我会见了一些人，得知有5名同盟的老盟员可以吸收参加，我就派人把他们请来，进行选举等等。简而言之，建立支部。[1]随后我同梅特涅联系，他成了支部的成员。
在美因茨，有一个工人协会。协会的工作很出色，拥有700多名会员。但是我当时没有机会参加一次这个协会的会议。美因茨有良好的基础，是一个可以取得很大成绩的地方。
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2]，我同工人协会的书记[3]，一个漂亮的年轻人和兄弟，起程前来威斯巴登。到了这里以后，我查明瓦劳确实同印刷工人恢复了联系，并被他们选为参加在海德堡召开的印刷工人代表大会[4]的代表。但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没有做。我决定搞清所有的情况，并且很快就确信，共和派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影响，因为它的成员很多是愚蠢的牛皮大王，而其他一些人，本身倒是些好人，有见识，但非常缺乏做实际工作的能力。
我能做的都做了——同这些人一起建立工人协会，现有约100名会员，并组织了支部。可惜，情况不允许我在这里再待一个星期，但是我希望，没有我事情也会就绪，因为基础已经打好了。今天我就要离开，但还要想一下我还能做些什么。
敬礼并握手。
你们的席尔[5]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28
[1]参看文件242。
[2]1848年4月21日。
[3]阿道夫·克路斯。
[4]参看注144。
[5]卡尔·沙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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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门）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8年4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47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门）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
（1848年4月25日）
1848年4月25日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我刚刚接到计划书，连同你的信。认股的事[1]，在这里希望极其渺茫。我曾经就此事给布兰克写过信，[2]他还是众人里最好的一个，现在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资产者；其余的人，自从他们办起企业，开始同工人发生冲突以来，就更是资产者了。这些人都像害怕鼠疫一样害怕讨论社会问题，他们把这叫做蛊惑人心。我费了不少唇舌，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外交手腕，但答复依然是不肯定的。现在我再做一次最后的尝试，如果失败，那么一切都完了。结果怎样，过两三天你会得到确实消息。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甚至这些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未来的主要敌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很快会把武器掉转过来反对他们自己。
从我的老头儿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在他看来，《科隆日报》已经是叛逆到了顶点，他宁愿叫我们吃1000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1000塔勒。
这里最进步的资产者非常满意由《科隆日报》来代表他们这一派。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该怎么办呢？
莫泽斯[3]的代理人施纳克上星期到这里来过，似乎对我们也进行了诽谤。
至于德朗克，我只有这样一个通讯处：科布伦茨的商人阿道夫·多米尼库斯（他的舅舅〕。他的老头儿[4]住在富尔达，好像是个中学校长。这个城镇很小。写信寄：富尔达小恩·德朗克博士收，想必能寄到他手里，如果他在那里的话。他连起码住在哪里都不写明，真够荒唐。
我接到艾韦贝克一封信，他问我，他按约定的地址寄往美因茨的一封据说是重要的信，我们是否已收到？如果你没有收到，就把这个情况写信寄往美因茨[美因茨伦滕巷（圣灵）实习教员菲力浦·诺伊贝克收]。
艾韦贝克请人在巴黎将《宣言》[5]译成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请求给他寄去为此目的他答应支付的60法郎。这又是他搞的一个阴谋诡计。这些译文一定是妙得很。
现在我正在搞英译文，这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困难。但是大半已经弄好了，不久即将全部完成。[6]
如果我们的十七条[7]哪怕有一份在这里被传播出去，我们在这里都会失去一切。资产者的心地确实卑劣。工人们正开始有些活动，还很不成熟，但已经是群众性的。他们立即组成了团体。但是这恰好对我们有妨碍。埃尔伯费尔德的政治俱乐部[8]发表告意大利人书，主张直接选举，但是坚决拒绝对社会问题进行任何讨论；虽然这些先生们私下都承认这种问题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但是却又宣称，我们不应该过早地提出这种问题！
再见。快来信，写详细点。是否已经写信去巴黎，有什么结果吗？
你的恩·
科隆阿波斯泰尔恩大街7号卡·马克思博士先生收。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125—126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25—26页）
[1]1848年4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参加已经开始的革命从国外回到德国。4月1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到科隆，立即着手筹备出版一种政治性日报——《新莱茵报》。恩格斯为了扩大报纸的股份和组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新支部，于4月15日左右去了莱茵省的巴门、埃尔伯费尔德和其他城市。——原卷末注
[2]恩格斯1848年4月25日前给威·布兰克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3]莫·赫斯。——编者注
[4]恩·德朗克的父亲恩·弗·约·德朗克。——编者注
[5]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6]恩格斯未能将《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的工作做完。1850年秋，他协助海·麦克法林完成了《宣言》的英文翻译工作。该英译文发表在1850年11月《红色共和党人》第21—24期上。——原卷末注
[7]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编者注
[8]埃尔伯费尔德的政治俱乐部是在柏林三月革命爆发后不久成立的。它主张通过温和的改革方式最终建立立宪君主政体，《人民呼声报》是它的新闻机关报。——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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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卡尔·马克思（科隆）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门）的信（1848年4月25日以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46
卡尔·马克思（科隆）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门）的信
（1848年4月25日以前）
1848年4月24日前后
于科隆使徒街7号
亲爱的恩格斯：
这里已经有相当多的人认股了，我们很快就能够开始。[1]但是现在你必须向你的老头儿[2]提出要求，必须大致明确地弄清在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能做些什么。
计划书（毕尔格尔斯写的）[3]等等已从这里给埃尔伯费尔德的海克尔寄去。
你没有德朗克的通信地址吗？[4]必须立即写信给他。
请立即答复。如果你们那里的人不是显得太胆怯，我本来是要去的。
你的马·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124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23—24页）
[1]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于1848年4-5月在德国各城市为《新莱茵报》（《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征股。——原卷末注
[2]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3]指《新莱茵报》的计划书，该计划书未能找到。——编者注
[4]德朗克从韦瑟尔要塞监狱逃出来后于1848年3月11日来到科隆，然后去了科布伦茨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并在那里为《新莱茵报》撰写通讯。——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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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给莫泽斯·赫斯（科隆）的信（1848年4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45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给莫泽斯·赫斯（科隆）的信
（1848年4月24日）
1848年4月24日于布鲁塞尔
尊敬的赫斯先生：
德意志工人协会终于又在这里恢复了，我受其委托，冒昧地问您一下，您编辑的《莱茵报》[1]何时出版，我们考虑马上要预订一份。
协会非常团结，现在约有30名会员；我们先前的委员会所受到的损失眼下虽然难以弥补，但对纯粹民主事业的热情却已提高了，以往的教训得以很好的总结，现在发膨顷利。我们希望，贵报的出版特别是在目前动荡不安的条件下能为我们提供可靠的根据。协会让我向您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您将来给协会赠送《莱茵报》，并希望您现在就像以前在国外关心全民福利特别是工人，的福利一样，随时随地发挥作用。
同时，如果您需要一名通讯员，我就冒昧自荐充当通讯员，为您效劳。
我们希望您的计划马上实现，所以我们请您立即给予回信。
受协会委托
书记施洛特曼
撒马利亚人街4号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op.1,Nr.103
[1]参看注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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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以德意志工人联合会临时中央委员会名义给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信（1848年4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44
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以德意志工人联合会临时中央委员会名义给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信
（1848年4月23日）
致科隆工人联合会
兄弟们：
一贯不相往来、互不联系的几百万德国工人，现在已能一呼百应。“在维也纳、柏林、布雷斯劳和德国其他许多城市，工人们为美好的未来播种而倾注了鲜血。”但是与此同时，已有一大部分工人坚信，必须毫不迟疑地设法保障工人们取得的成果，确保被非人道榨取的血汗不为那些人贩子增加财富和榨取工人血汗服务，而是为工人争得独立地位撒下种子，向工人指明其在人类社会中应有的地位。这种思想早在这里的联合会诞生不久，在我们决定对联合德国工人采取果断行动时就已经有了。我们高兴地看到，力气非但没有白费，而且在一些真正的民众心目中引起了反响。我们已经从许多城市如布赖斯高的弗赖堡、普福尔茨海姆、布鲁赫萨尔、海德堡、曼海姆、达姆施塔特、奥芬巴赫、哈瑙、法兰克福、日内瓦等地收到了来信。我们希望，也能从边远地区得到消息。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德国工人已经开始在世界历史上发挥作用。我们一天天看到，工人的阶级教育、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到处都非常明显地取得飞速进步。工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给了我们以安慰和信心。我们还未挣脱专制政体和世袭贵族的魔爪，又落入金钱贵族的手心。
我们应当尽自己的力量，为一些人的这种朦胧预感投以闪烁的光辉。我们要唤醒工人，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贫困状况和争取到美好生活的使命，以便实现对人的状况的渴望，即实现摆脱我们所处奴隶地位的渴望。如果实现这一点，我们的敌人就不敢再像最近几天所干的那样，把我们几百万人排除在德国议会的代议制以外；我们将派我们的人参加议会，并随时准备强调他们的主张。
你们给我们的两封信[1]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们至今也一直在追求这个目标，并试图采取同样的手段达到同一目标。你们的口号是：
“自由，博爱，劳动！”
这一口号从此之后也成为我们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战斗，我们的努力必将硕果累累。
如果我们在这里能为传播你们的工人报纸效劳，那我们是非常乐意的。我们也已开始将我们每周例会的记录在《美因茨日报》上摘要发表。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最近出版的由卡利施编辑的星期日刊《民主主义者》。这两家报纸[2]的编辑都是我们协会里非常积极的会员。
我们希望同你们保持经常联系，就像在你们中间一样。
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并握手。
工人教育协会以德国工人联合会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名义
理事会
第二发言人格·施土姆普夫
书记员阿道夫·克路斯
1848年4月23日于美因茨
1848年4月30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2号
[1]只保存下1848年4月14日的信，文件237。
[2]《美因茨日报》由卡尔·毕尔舍和路德维希·班贝格尔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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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阿道夫·克路斯（美因茨）给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848年4月23日左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43
阿道夫·克路斯（美因茨）给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1848年4月23日左右）
附信[1]
刚才我们收到一封附在雷根斯堡的来信中的附信[2]，我从信封上未能看出这是给你们的信。我们之所以擅自拆阅，因为信封上这样书写的信通常是有关工人联合会事务的信件。
还有一些工人联合会的地址如下，其中有关的人也许是同盟盟员：
曼海姆的鞋匠雅科布·罗特韦勒；
海德堡的高中教师莱布蔡泽；
普福尔茨海姆的首饰匠E.米勒；
奥芬巴赫的鲁道夫·安斯帕赫；还有（C.弗·施托伊瓦尔德；
住在布鲁赫萨尔的织袜工彼得·蒂里家的工人约翰·谢弗；
达姆施塔特的木匠帮工F.菲·克兰茨；
波恩的制刷匠弗·康姆·jr[3]
奥登海姆（莱茵普法尔茨）老皇宫的亚当·绍伊尔；
日内瓦炉篦街39号，住在拉姆泽小姐家的卡尔·迈耶尔；
住在布赖斯高的弗赖堡附近托特瑙造纸厂，J.M.托马家的埃德蒙·贝尔。
朗格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22
[1]标明“附信”的这种信是指没有写明通讯地址的仓促写成的信，该信可能是附在美因茨支部4月23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文件242）中的。
[2]文件241。
[3]在原件上无法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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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共产主义者同盟美因茨支部给科隆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4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42
共产主义者同盟美因茨支部给科隆中央委员会的信[1]
（1848年4月23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美因茨支部致中央委员会
我们今天才同你们建立联系，你们可能会认为已晚了一点。我们耽误了这件事，一方面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过错，但另一方面则由于这动荡不安岁月的外部情况。此外，我们更感到有责任鼓足干劲和奋斗不息。我们先寄上最近几天的会议记录。
1848年4月20日会议。
出席巴黎工人联合会的来宾有：莫里茨·萨克斯和约瑟夫·许茨。
从伦敦来的卡尔·沙佩尔宣布会议[2]开始，并以科隆中央委员会全权特使的身份接收施特赖特曼为同盟盟员。老盟员莱茵费尔斯重新加入同盟，他答应在下次会议上还将介绍3名前盟员。支部宣告成立，施米策当选为支部主席，朗格当选为助理。会议还规定，每人每月的会费至少12个十字币[3]，并拟定了下列几封信：
致中央委员会的信，寄往巴黎方面和伦敦方面的信。
会议根据沙佩尔和莱茵费尔斯的建议，决定暂时还保留同盟内的化名。支部成员是：
施米策、奈波穆克、朗格、莱茵费尔斯、施特赖特曼、森瑟。[4]
下次会议定于4月23日星期日下午1时半举行。
这次会议（4月23日）刚刚举行，会上还接收了3名成员，还有若干名成员可望下次接收。此外，我们还谈到了一个准备下星期三交给工人联合会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有产者反对共和国，而中间等级和无产者却拥护共和国？我们一致同意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
这里的工人协会约有400名成员，而且委员人数仍在不断增加。在理事会中，有3名盟员代表我们，多数人将永远站在我们一边，因此，协会完全可以说是在我们的领导之下。通讯掌握在我们手里，因为同盟的助理和工人协会的书记员是同一个人。[5]我们安排了书写、计算、绘画、统计和练习上台讲话等课程，旨在吸引广大群众，同时通过教育使广大群众了解并熟悉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因为大家都很喜爱我们。每星期三召开会议，就日常问题提出报告并进行讨论。我说这些，是为了使你们中间某一个准备启程来此的人能安排在这一天来到。
至于我们就我们以德国工人联合会临时中央委员会的身份所作的介绍，我们可以向你们宣布，到目前为止，我们收到的报到信相对地说还是很少的。我们得到了布赖斯高的弗赖堡附近的托特瑙、普福尔茨海姆、海德堡、曼海姆、达姆施塔特、奥芬巴赫、哈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奥登海姆（莱茵巴伐利亚）、布鲁赫萨尔（巴登）等地成立工人联合会的消息。不久以前，一个手工业者从波恩给我们来信征求意见，后来我们也向他提了意见，但至今还没有收到其他消息。据德朗克说，在科布伦茨也创建了一个工人联合会，而我们没有得到该联合会的其他消息。收到的报告表明，很有必要多搞一些宣传品，甚至向德国南部派遣特使，也是必要的。同样，凡是通过书信能做到的事，我们都倾注了不少心血，使各联合会把握了应有的方针；而个人露面以及与一些头面人物接触，也是大有益处的。除了沃尔弗之外，我们还派了另外一名特使（门克尔）前往德国北部。他是同老约翰一块儿去的，可后者并没有留住他，他很快就走了，所以，走之前没有来得及入盟；他一回来，无论如何要加入同盟；他虽然只是为建立联合会出力，但他的旅行暂时对我们还是很有好处的。
请尽快通知我们，我们对于召开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应采取什么态度。如果我们在此立即采取行动，使议会里的先生们头脑发热，那么，这是个机会；但是，如果参加示威的联合会太少，那么，到头来示威游行将是弊多利少。有鉴于此，还不如等到符腾堡、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普鲁士等地的一些联合会来报到以后再举行示威游行，这些联合会以后至少在你们那个地区又能开展活动；只要还有几个邦不参加，这个空白未免就太大了。所以，如果你们还主张推迟大会的召开，那么，我们今后仍将消息的来源告诉你们，以便听取你们对大会的地方选举的意见。我们已经答应业已建立的各个联合会尽快举行大会，因此，甚至已有人向我们提出询问。奥芬巴赫、哈瑙和法兰克福也许想立即召集1万名工人并擅自派一名代表去法兰克福。这些联合会反对开除工人，要求让工人继续留在50人委员会[6]，并随信附来一份备忘录；但委员会认为此事无关紧要，就把此事转交给各邦政府去处理。
这里的体操协会目前大约有750名会员。在该协会中，还是资产阶级在掌权，不过，不久将有不少无产阶级的代表在其中活动。现在，体操协会对工人联合会的态度大致就像激进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一样。但是，这些人只要接受一些比较高尚的东西，就会完全变样。
致兄弟般的问候并握手
以支部的名义
理事会理事施米策
助理朗格
1848年4月23日于美因茨
又及：刚才我们从布雷斯劳收到了附上的一封来信[7]，我们在此通知你们。请你们给我们寄几份宣言[8]和章程[9]以及其他东西来，因为我们这里只有几份宣言和几份章程了。
威斯巴登的印刷工人们已派瓦劳作为代表前往海德堡参加代表大会去了，他们想建立一个大约类似英国印刷工人的团体。[144]瓦劳大约两周以来就已在威斯巴登开展工作，并已当选为那里的一个印刷（凸版印刷术）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可我们希望他仍然回到美因茨来，目前他在这里找不到工作。如果他在美因茨名气再大一些，几天前他也许就被选入市民委员会了，他得了很多选票。沙佩尔仍在威斯巴登，我相信他在那里干了一些事情。
同上。
地址：美因茨奧古斯丁纳街约翰·席克耳先生收。
别忘了解决约翰的问题。我们不愿将助理的地址当作通讯员的地址来使用，因为此人把还不明真相的警察的耳目当作工人联合会的书记引到了身边。
第一次全文发表
手稿
莫科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27
[1]此信不曾通过邮局邮寄。信封上写着：“科隆大布登巷1号路易莎·莫尔小姐收’’。
[2]参看文件248。
[3]十字币系1300—1900年德、奥、匈的辅币。——译者注
[4]1848年4月底，美因茨支部的成员有：哥特弗里德和保尔·施土姆普弗、阿道夫·克路斯、热尔曼·梅特涅、菲力浦·诺伊贝克和约翰·席克耳。他们各人使用什么化名，都不清楚。总之，施米策是保尔·施土姆普弗，朗格是阿道夫·克路斯。
[5]阿道夫·克路斯。
[6]该委员会是由法兰克福预备议会于1848年选出的。
[7]文件240。
[8]文件202。
[9]文件183。
〔注释〕
[144]1848年4月23日，应海德堡印刷工人联合会4月16日的邀请（《告德国全体印刷工人书》），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卡尔斯鲁厄、达姆施塔特、威斯巴登、美因茨和曼海姆的印刷工人代表，在海德堡举行了一次代表会议。这份邀请信是排字工人格奥尔格“亨克尔起草并签署的，他可能是在瑞士漫游的时候接触到了那里的正义者同盟。海德堡代表会议决定，促使德国各城市的印刷工人建立起委员会，以便在预定于1848年6月11-14日在美因茨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把它们联合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美因茨代表大会是以“全国印刷工人代表会议”的名义举行的，与会代表共44人，分别代表90个城市大约1万名印刷工人。瓦劳也是代表之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代表名叫格奥尔格·洛伦茨·勒弗，原是法兰克福流亡者同盟盟员，并秘密印刷过该同盟的材料。在美因茨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印刷工人联合会，这是德国第一个规模巨大的工会团体。参看《德国印刷工人联合会。德国工会工作50年，附前史》1916年柏林版第1卷第199-202、209-222页。——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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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弗·阿·贝格曼（雷根斯堡）给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4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41
弗·阿·贝格曼（雷根斯堡）给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8年4月21日）[1]
1848年4月于雷根斯堡
致中央委员会[2]
亲爱的兄弟们：
我终于又能给你们写信了，除了洛克勒的格贝尔特给我提供了一些有关你们的消息之外，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对你们简直是一无所知。几天前，他给我寄来了地址，我就按照地址给你们寄去这封信。我本想立即写信的，但由于那篇文章迟迟没有发表，所以我怀疑我是否还能等到一个回音。现在我又在开始写另一篇文章，大约要花两周时间，因此，如果不一拖再拖，及时作出答复，那我就能等到回音。我以拉绍德封区部的名义收到了格贝尔特和谢林格的两封信（3月19日和31日）；我从信中看出，现在已经是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了：我们不仅仅要用漂亮的言辞来维护我们的原则，而且我们也要拿起武器采取行动了。[143]我还收到一份《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3]的副本，按照这些要求我可以进行出色的宣传了。不过，在结尾部分，有些话似乎显得太生硬，恕我用这个词来表达。
我待在这里，真感到不是滋味，尤其在应该而且必须尽可能集中我们的力量，以便卓有成效地为我们的事业而斗争的时候；另一方面，即使有时候一个人待在这种地方（在这里，我们的原则在所谓下层民众眼里还是新鲜事物，加之还有人故意从上往下地歪曲这些原则），确实也不无好处。因此，我从大家的利益出发，愿意听候你们的调遣，你们想叫我干什么，我一定尽力而为。我在这里简直闭目塞听，什么消息也得不到，因为我只能看到两份糟糕透顶的报纸，一份是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喉舌；另一份是官僚贵族的传声筒，它们极其放肆极其无耻地怀疑所有人和取得的每个进步。比如其中的一份报纸说，共和派在巴登高地已日暮途穷，海克尔带着80多个无赖已无影无踪，大家都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司徒卢威也带了大约300人从多瑙埃兴根逃之夭夭，并且四处散开了。但是，这一切也表明，所谓的“上层等级”感到惶惶不可终日，甚至把法兰西共和国描绘得那么令人可恨和那么卑鄙无耻，似乎非“上层等级”的人不行。想象不到的形形色色的谣言不胫而走，到处流传，目的就是要欺骗人民：法国人是人民的“夙敌”，掠夺欲望是克服不了的，除非法国换一个国王。比如，3个星期以前，竟有人散布说，4-6万法国强盗入侵了巴登和符腾堡地区，他们所到之处都实行抢光、杀光和烧光；昨天和前天（目前议会正在开始选举，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出现了一种流言飞语：法兰西共和国已经垮台，他们已换了一个国王。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根本没有达到，因为谁也不相信这种流言飞语。如果我去辨析它（资产阶级）最后求助于这种谣言的原因，那么我会得到激烈反应，因为人们非常清楚，而你们也能想到，一个人的声音不过是沧海一粟；因此，我非常希望你们能给我寄一些供宣传用的著作来，这可能会取得较大的成功。此外，我们虽然只有3个人，但是，把我们组成一个支部，也是办得到的。因此，如果你们想让我继续留在这里，就把章程[4]等等寄给我。
还有，请来信谈谈志愿军团的情况，要让人们知道应当进行什么样的宣传，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不是我们占据优势，或者说变革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愿进行，那么，更好的办法就是设法像以前那样科学地启发人民，鼓励他们共同进行斗争。到那时，我们又可高唱那首古老的歌，又可把人民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此外，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能争取到很大一部分人民；就像我从慕尼黑获悉的，共和派仍然是当今占统治地位的派别。今天我就写这么多，因为我与其说向你们汇报，倒不如说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消息。
问候并握手
弗·阿·贝格曼
（格尔巴赫[5]）
我的地址是：雷根斯堡施赖纳旅馆交弗·阿·贝格曼。
又及：请立即回信。
请来信告诉我，赫斯和斯蒂凡[6]现在哪里。
第一次全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26
[1]邮戳日期。
[2]信封上写着："美因茨伦滕巷、（圣灵）屠宰师傅诺伊贝克先生寓所，实习教员F.菲力浦·诺伊贝克先生收”。该信于4月23日到达科隆中央委员会；参看文件243。
[3]文件224。
[4]文件183。
[5]格尔巴赫可能是贝格曼在同盟中的化名。
[6]斯蒂凡·波尔恩。
〔注释〕
[143]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贝格曼是从瑞士或从法国经瑞士到达巴伐利亚的。格贝尔特年12月21日给恩格斯的信（文件327）表明，革命爆发后，在瑞士的同盟盟员大都打算参加返回德国的志愿部队。因此，贝格曼在临行前以及他后来提到的1848年3月19日和31日两封信（可惜没有保存下来）都受到这方面的影响。——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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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威廉·沃尔弗（布雷斯劳）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给卡尔·瓦劳等人（美因茨）的信（1848年4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40
威廉·沃尔弗（布雷斯劳）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给卡尔·瓦劳等人（美因茨）的信[142]
（1848年4月18日）
致瓦劳等人
马克思、恩格斯、德朗克等人现在哪里？
不管他们现在哪里，请把他们的地址寄给我。
4月18日于布雷斯劳
我从本月13日来到这里。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我从美因茨到了科布伦茨，并在那里过了一夜。我觉得，施土姆普弗转交给雕塑家的公开信没有多大意义。因此，我整个晚上在几个小酒馆里同小资产者和工人就当前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谈。首先我使他们相信，组织工人联合会和在一般的民众大会上进行讨论是必要的。
第二天早晨我前往科隆。晚上6点到了那里，之后我就去找哥特沙克，并在他那里碰到了克吕格尔。克吕格尔在为继续旅行筹款。我还拜访了安内克，并参加了一次讨论“荷尔斯泰因一石勒苏益格，两海之间”[1]的民众大会。然后，我就回去睡觉了，等到天亮继续赶路。科隆的情况大致如下：
我从哥特沙克的话中了解到，同盟已陷人绝境，一切联系都已中断。哥特沙克已答应把这项工作积极地抓起来。我把美因茨工人协会的告德国人民书[2]交给了他，而他要促成科隆工人联合会与它合并。在轮船上，我同许多人进行了交谈和讨论，散发了许多份告德国人民书。同时，我结识了一位非常精明的工人，他叫勒文尼希，他想去科隆找工作，我就把哥特沙克的地址给了他。
赫斯、安内克、哥特沙克等人刊登了办报启事[3]，正在忙于招股！！赫斯又耍了一个花招。顺便说一下，法兰克福的费舍（同我们一起在布鲁塞尔待过）正在巴门。我留下了一份美因茨工人协会的告德国人民书，让哥特沙克寄给他。
我从科隆到了汉诺威，在那里住了一夜，并把上述告德国人民书交给了当地工人联合会的一个会员。在这个工人联合会中，资产阶级占大多数，而无产阶级只占极少数。他们已答应提出加入美因茨工人协会的建议并给那里写信告知此事。我在火车上一路进行宣传，简直没有闭过嘴。
柏林。我在柏林待了3天左右，时间太紧，很多事都没有来得及做。我先去看波尔恩，他一开始就想成为柏林临时政府的阿尔伯特[4]公民、马斯酒店（塞巴斯蒂安街）的工人联合会[5]主席。我见到的第二个人是黑策尔。他向我承认，柏林的同盟组织只是个空架子。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致使同盟组织内部相当涣散。他们自从收到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告同盟书[6]以来，没有收到伦敦方面的任何东西。他说，这里勉强还有20来名盟员，这些人虽然互相保持联系，但实际上没有任何组织形式。我想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详细研究一下存在的问题。但是，我由于出席一系列的民众集会和会见工人代表团等等，这件事未能办成。不过，黑策尔肯定地答应我，立即向美因茨方面写信，恢复联系，使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他是一家工人报[7]的编辑。现在，周报和日报等各种报纸纷纷出版，犹如雨后春笋，而你读这些报纸时就可以看出，它们的编辑和撰稿人脑子里简直一塌糊涂。
黑策尔的地址是：鞋匠黑策尔，齐格尔街25号后院平房
波尔恩的地址是：菩提树街28号后院
13日白天，我到了布雷斯劳。我从柏林带来了一位同盟盟员的地址，所以我一到那里就找到了他。组织虽然不存在了，但在工人当中不乏有识之士，必须同他们一起工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我们的事业。为此需要花很多时间，可我们现在很忙，诸如选举之类的事占用了我们所有的时间，且不说为了把这里的情况搞清，为了到时候不致像俗话所说的“抓瞎”，我不得不经常会见人。14日，这里成立了工人联合会。我自然立即声明加入。今天又开会，我要发表演说，要谈许多问题，其中包括美因茨的告德国人民书。
随后，我又加入了大约两周前成立的民主俱乐部。俱乐部的大多数人具有共产主义倾向，或者确切些说，具有社会主义倾向。这一点，只要看看他们的许多小册子就可知道；至于少数人，一部分是以前的立宪派，他们现在有了更多的民主色彩，一部分是以前的共和派。杂乱无章、乱七八糟的事情很多。此外，这里还有一个立宪派俱乐部，由格雷夫斯领导，这个俱乐部现在有1400名会员，而民主俱乐部只有180名会员。所以它的活动很多，而且在全省都建立了分部。选举的时候，它可望为它的候选人争得大部分资产者的选票。民主俱乐部正在做它力所能及的事，它在省里也已建立了几个分部。我们俱乐部的告城乡全体选民书已印了3万份，它应当而且一定会产生特别的影响。我们现在在上西里西亚地区印了1.5万份，准备在奥得河右岸地区的人民中间散发。
如果我现在不是忙得四脚朝天（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必须有分身法才能同时在几个地方活动），那么，我就要把这里的种种情况、各党派的态度等等详细描述一番。然而，我必须草草结束，以便争分夺秒地到几个选区去组织工人预备会，同他们讨论选民的选举事宜。因此我只能简略地说几句话；这里跟柏林一样，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常常是疯狂的敌视和怨恨。我无须强调，资产阶级是局势的主宰，但它还不很强大，只要出现什么预料不到的情况，它就可能失去自己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对手缺乏组织性就会帮它的忙。可以说，民主党派只是二月革命以后才产生的，人们在此之前满足于立宪。现在缺乏的只是，几个民主派抓住有利时机，到处采取应急措施，因此我们现在已有了共和国。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柏林和布雷斯劳的情况也是这样。可惜上述有关地区的民主派玷污了这个名称——这个人民早已熟悉的、很可能成为领导者的名称。
但是，现在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大部分胜利，而另一方面，在西里西亚这里（当然，其他省份也是这样人土地贵族和官僚反动派及其同伙在战战兢兢地活动。在农村，农民受了邦议会和地主老爷的挑拨，在反对城市居民，反对城里的共和派。总之，为了选举，一切手段都用上了。如果我们采用直接选举制，那么，我能在一天之内，甚至在一次选民大会上就戳穿所有这些阴谋。因为要使农民相信他们的利益所在并不难。可是现在，我们在西里西亚的选举中必须战胜一大批反动派和腐朽的立宪派。目前，只有上述那个告人民书使我寄予希望，其他几场选举能得到另外一种结果，现在已不再由县长老爷们秘密商定了。
前天，这里发生了小小的骚乱，因为几百名无产者给资产阶级的若干头人，即齐比希和米尔德这两位每况愈下的联合议会的议员，还有格雷夫（市参议会议长，一位大腹便便的守财奴和顽固不化的资产者）和市议会议员、面包师傅路德维希、瓦赫勒（君主反动派）以及其他几个臭味相投的人演奏了几支十分刺耳的乐曲。现在，这里已有9000多人武装起来了，他们是清一色的资产者。无产阶级派只拥有一支用长矛、火枪或步枪武装的200人左右的“志愿军”。他们的领导人海尔维格、博恩施泰特等人由于自己的志愿军计划不周，给了各地的包括西里西亚的反动的立宪派不少好处。
致以衷心的问候
你们的海德
第一次全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25
[1]马·弗-开姆尼茨《荷尔斯泰因一石勒苏益格联盟之歌》中的第一句。
[2]文件233。
[3]参看注136。
[4]此处把波尔恩比作巴黎的工人领袖，法国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成员马丁·阿尔伯特（亚历山大·阿尔伯特）。
[5]参看文件227。
[6]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告同盟书见文件148；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告同盟书没有保存下来；至于伦敦中央委员会1848年初的通告信，只有格贝尔特在1848年12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过。
[7]《德国工人报》（柏林）参看文件254。
〔注释〕
[142]马克思、恩格斯、约瑟夫·莫尔、卡尔·沙佩尔和恩斯特·德朗克到达科隆以后，约于1848年4月15日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中央委员会，从而结束了美因茨支部短暂的临时职能。后来凡寄给美因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参看文件240）都寄到了科隆（参看文件242和243）。科隆中央委员会派恩格斯为特使前往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派沙佩尔前往美因茨和威斯巴登，派德朗克前往科布伦茨、美因茨和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参看文件247、248、249、251和25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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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路易·海尔贝格（伦敦）给莫泽斯·赫斯（科隆）的信（1848年4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39
路易·海尔贝格（伦敦）给莫泽斯·赫斯（科隆）的信
（1848年4月17日）
1848年4月17日
于伦敦德鲁里巷153号
请您注意保存这封信，鉴于我对共产党（党内也许即将发生一些变化）的态度，所以此信对我十分重要。
亲爱的赫斯：
14日晚上，我的挚友弗莱里格拉特把您本月9日和11日的珍贵来信都已及时交给我了。您信中提出的建议至关重要，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而我有必要对此进行一番深思，因此，我一直拖到今天才给您回信。由于同样的原因，我的回答也不能是无条件地同意或不同意，而我要接受您交给我的既光荣又重要的职位，就必须考虑到某些条件或起码的前提。下面我想向您简单扼要地陈述一下这些条件或前提。
我肯定没有弄错，如果我假定您并非想恢复出版1843年在阿尔宁[1]的暴力措施下停刊的《莱茵报》，我过分相信您对时代关系和世界形势有正确的认识，以至我不能不这样想，您和我一样，都认为1843年和目前之间不仅仅相隔5年时间，而且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场世界革命，今天的情况与1843年的情况已迥然不同了。您本人在您发表于《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的那篇杰作《无产阶级革命》[2]中极其明确地指出，现在，在世界历史上已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原理，以至我用不着再详细地向您阐述我与您的那篇文章中完全一致的观点了。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认为，您不想在您新创办的报纸上继续发挥和捍卫在那篇文章中已经包含的思想和观点，直到得出它们的最后结论，即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什么东西也不能使我认为，您现在与在布鲁塞尔时有何不同，而我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尽管如此，您在《科隆日报》上发表的呼吁书[3]中说：您想在新创办的报纸上“[彻底][4]讨论社会问题……绝对不根据某些理论、思想、原则和体系的观点，而只根据对现有实际情况的实事求是的看法”；即使您觉得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不把共产党的旗帜当作贵报的旗帜，但我仍然不会因此就认为您背离了共产主义原则。我只发现一种办法，也许可以暂时避免一次确实很严重也很危险的对某些问题的争论，不过这些问题的最后解决还要等到非常遥远的将来。我本人虽然认为，共产党作为与纯政治的共和派对立的―个党，必须完全公开自己的旗帜和名称；虚伪的名称，比如社会民主党，就更没有什么价值了，因为它在党派斗争的第一个风暴中就将撕去这块面纱，可是这个党到那时仍将以共产党的面目存在，除了枉费心机地掩饰以外，还将不光彩地隐瞒其真正的旗帜。但是，最后问题还是涉及事业，而且名称成了次要的东西，所以，我在此表示愿意担任贵报编辑，只要您和弗·安内克向我书面声明，贵报的任务将是捍卫和发展所附传单中提出的17条要求[5]（由于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要求已有了少许改动，但并不涉及原则问题），同时让报纸的读者随时随地加以监督，这些要求是否用共产主义这个名称来表示。
这17条要求，就像您会轻易确信的那样，具有非常真正革命的、民主共产主义的性质，为新闻活动和人民演说家活动提供可用于今后10-15年的非常丰富的资料；17条要求是某种独立政策的相当完善的纲领，所谓独立的政策就是这样一种政策，它是强有力的、高瞻远瞩的和十分全面的，足以将德国引入一种强大而繁荣昌盛的状态，并能为我们的下一代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开辟道路。这些要求同时又是我唯一能为之效力的纲领，由于您希望我的合作不仅仅从英国报纸上作摘录，而且还要参与总的编辑，即还要编辑有关德国问题的文章，所以，我不能不把接受这个纲领作为必不可少的条件。我请求您和弗·安内克两人签字，因为，一家报纸的编辑部即使不能成为日常斗争的战场，大方向一致也是必要的。因此，一旦您和弗·安内克愿意立即给我书面说明：这17条要求（其中多数目前正在法国付诸实施，而且英国的运动派中的最有才干的思想家也都赞同它们）也是你们的纲领，并答应我在这种意义上撰写文章的完全自由，那么，您可以认为我已加入您的编辑部，您也就有权以我的名义同书商取得联系，并且立即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一份我资助试刊号的捐款。要是不答应，那就算了。〔……〕至于你们同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反目，这纯属私人问题，而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我本人同他们两个人也不是十分融洽，但在原则问题上几乎完全一致；除了一些纯粹形式方面的次要问题以外，我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
致以亲切问候
海尔贝格
节录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73,op,1,Nr.263
[1]冯·阿尔宁-博伊岑堡当时为普鲁士内务大臣。
[2]海尔贝格指的是赫斯的连载文章《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见文件168。
[3]参看注136。
[4]海尔贝格删去了这个词。
[5]文件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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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莫泽斯·赫斯（科隆）的信（1848年4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38
海尔曼·艾韦贝克（巴黎）给莫泽斯·赫斯（科隆）的信
（1848年4月16日）
4月16日，星期日
亲爱的赫斯：
我立即给你复信。我首先要对你说的是，你必须向我保证，不再给本来已经四分五裂的党制造新的分裂，我才能苟同你的建议。也就是说，你不得再妨碍马克思的事业。[1]如果马克思的事业不再受到妨碍，我才能勉强同意定期为你的亚琛的报纸[2]提供通讯；但要避免使用《莱茵报》这个名称，这一名称只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天哪，还愁没有名称！〔……〕
科隆的沃尔弗[3]还在这里，我估计他要为马克思的报纸写通讯；也就是说肯定不会为你的报纸写通讯。祝你安好；我应该什么都对你说，而我宁可什么也不说；我相信，你将从我的通讯中得到一些我对世界上孕育着的事物进行探讨的东西，而这是不便在书信中探讨的。再见。
节录
埃德蒙·济伯纳编《莫泽斯·赫斯通信集》1959年海牙版第186—187页
[1]指创办《新莱茵报》。艾韦贝克后来是《新莱茵报》常驻巴黎的通讯员之一。
[2]赫斯试图暂时在埃尔伯费尔德或亚琛实现他本想在科隆办报的计划，参看注136。
[3]斐迪南·沃尔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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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科隆工人联合会给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的信（1848年4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37
科隆工人联合会[141]
给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的信
（1848年4月14日）
致美因茨工人协会
兄弟们：
通过3月18和19日光荣的街垒战，柏林人民证明了：他们在政治上业已成熟，对普鲁士以及对整个德国来说，他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时代，大家把几十万人在莱比锡和滑铁卢战场上用紧张努力和鲜血保证的允诺，不仅已写在纸上，而且已付诸实现了。他们的自由的力量经受了34年的压制，如今像汹涌澎湃的江河冲垮了堤岸；人民从压在自己身上的重负下站起来了，在争取自由庇护所的流血斗争中显示了崇高精神和英勇气概。这一点清楚地证明，对人民判断错误是何等卑劣，到现在为止，对他们隐瞒了多少东西。在街垒上撰写历史的并不是自豪的贵族、高傲的官僚和见钱眼开的资产者，而是人民中间的这样一些人，即工人，是这些长期遭受蹂躏的人，用鲜血浇灌了幼小的自由之树；为德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使美丽的朝霞放出耀眼光芒，随之而来的将是自由而无限的精神运动的艳阳天。因此，鉴于时代精神的要求，我们仿效姐妹城市美因茨，也组成了一个工人联合会，并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始终从政治事件人手来解决社会问题。我们要为工人的权利和利益提供保障，以便使每个工人都能生活自由、身体健康、安居乐业；以便我们成为在数量上、质量上都能显示实力的人。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进程中，我们向你们伸出友谊的手；团结就是力最，而我们必须有力量，以便我们能够捍卫德国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和所争得的权利，反对任何专制主义的死灰复燃。我们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通过人民，我们的口号是：自由、博爱、劳动！
科隆工人联合会
1848年4月23日《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刊》第1号
〔注释〕
[141]科隆工人联合会在组织方面初步作了各种尝试之后，终于在1848年4月13日宣告成立。参加组建工作的同盟盟员有：弗里德里希·安内克、伯多夫、安德烈亚斯·哥特沙克、莫泽斯·赫斯、约翰·扬森和彼得·诺特荣克。科隆工人联合会成立时，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的告工人书（文件233）已于4月5日发表。威廉·沃尔弗于4月6—7日把已印成传单的告工人书带到科隆，并以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同安内克和哥特沙克进行了磋商（参看文件240、科隆工人联合会的这个答复是由其中一名书记海克尔起草的，并在4月14日第一次委员会会议上根据哥特沙克的提议获得通过。这个文件的一些措词表明哥特沙克曾参与了它的起草工作，同时显示出他的一些模糊不清的想法。
哥特沙克在工人联合会中奉行了一条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路线背道而驰的政策，他反对遵循党的原则，从而在科隆中央委员会成立之后导致了激烈的争论（参看文件253）。哥特沙克同赫斯是莫逆之交，并且深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他以表面上激进的高谈阔论反对工人参加选举，同时在许多实际政策问题上都把自己的宗派策略同极端机会主义态度紧紧结合在一起。在建立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问题上，哥特沙克的态度也动摇不定（参看文件223）。当威廉·李卜克内西于1889年10月26日写信给恩格斯，打听哥特沙克在1848年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并询问哥特沙克何时说过“我在这里代表2万名无产者说，我们不管建立共和国还是君主国，对我们来说是无所谓的”这句话时，恩格斯详尽地描绘了哥特沙克其人。他在1889年10月29日给李卜克内西的回信中写道：
“关于先知者哥特沙克，我能告诉你的很少：这个人我早就忘记了。莫泽斯·赫斯在1848年以前接收他加人同盟，并把他说成是一位杰出的、非凡的人物。1848年3月初，他在科隆把自己装扮成一位工人领袖。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他奉承那些刚刚觉醒的群众，纵容他们的种种传统偏见。此外，正如一个先知者所应具备的那样，他是一个头脑十分空虚的人，因此他以先知者自居。同时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先知者是从不犹豫的，因为什么卑鄙的事情他都做得出来。他是否讲过你引的那些话，我表示怀疑。他曾经系统地编造过关于自己的一些神话。只要说一点就够了，3月初他在科隆曾经起过某种作用，曾制定一些令人完全难以置信的计划，计划的细节我记不得了，但是根据那些计划，一夜之间就应当出现奇迹。这都是在我们之前发生的事。当我们4月间来到科隆时，他的声誉已经急转直下，当我们大家为确定出版一份报纸而又聚集在那里时，他已经几乎被遗忘了。报纸和我们的工人联合会使他面临一种抉择：或者是跟我们走，或者是反对我们。算他幸运，7月初，他和安内克都被捕了，大概是由于发表了某些演说。1848年底或1849年初，他们被宣告无罪（我在《新莱茵报》上寻找了一段日子等等，毫无结果。为了赶上把信寄出，我不得不停止寻找）。后来先知者哥特沙克自愿流亡到巴黎，希望通过强大的示威把他召回，但是谁也没有动静。在我们离开之后，哥特沙克回到科隆（也可能是在我们离开之前不久），由于他过去为贫民治病出了名，当霍乱突然流行时，他便热心地重新为无产者病人治疗，结果自己得了霍乱而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7卷第298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7卷第292页）
如同本卷刊印的科隆工人联合会的许多文件所证明的那样，该联合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克服了哥特沙克及其追随者的影响，并在它的各任主席约瑟夫·莫尔（从1848年7月初起〉、卡尔·马克思（从1848年10月中起）和卡尔·沙佩尔（从1849年2月底起）的领导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群众性组织。参看格尔哈德·贝克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隆（1848—1849年)。关于科隆工人联合会的历史》1963年柏林版；另见康捷尔的有关评论，载于1964年《近代和现代史》（莫斯科）第8年卷第2期第149-152页。——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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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约翰·席克耳（美因茨）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1848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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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约翰·席克耳（美因茨）给卡尔·马克思（科隆）的信
（1848年4月14日）
1848年4月14日于美因茨
亲爱的马克思：
我在曼海姆我弟弟那里逗留了几天，今天刚从那里回来。到家后，发现了一封你夫人的来信，因此，我赶紧寄给你。从这里，我没有什么喜讯告诉你。美因茨人就像所有这些德国南部的黑红黄三色蠢驴一模一样，全是可鄙的、怯懦的却是爱吹牛皮放大炮的蠢猪！在这群流氓中间，我感到深恶痛绝，必须经常同他们作斗争。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出现，肯定就会被人用石头砸死，尽管这群蠢驴对于什么是共产主义一窍不通。但我由于不善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信仰，或者说不善于说服这些家伙收回他们的那一套胡说，所以我并不怎么喜欢这个地方。工人-资产者联合会有300名成员，瓦劳任主席，而我总觉得这一切都非常滑稽，就像一所小学，工人在那里学习朗读、书写和计算，而卡利施每周上一堂课，也使这群蠢驴学习说话！这简直是发疯！同盟组织进展缓慢，因为必须谨慎从事；施土姆普弗在非常积极地活动，我也是，可该死的美因茨笨蛋呢？如果我还在这里待下去，又要开始变成傻瓜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是一心想回到你们身边，紧跟你，就像从前信徒们紧跟他们的基督那样！噢，赶快使我摆脱这帮可怜的自由派资产者和共和派畜生吧，否则我就要被这帮人感染了。
代我向恩格斯兄弟和德朗克等人转致衷心的问候，祝好，别忘了永远忠实于你的
约·席克耳
写于奥古斯丁纳巷
下周我将给恩格斯寄去他的最后一笔存款，给我写信！
第一次全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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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亨利希·楚劳夫（埃尔伯费尔德）给莫泽斯·赫斯（科隆）的信（1848年4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35
亨利希·楚劳夫（埃尔伯费尔德）给莫泽斯·赫斯（科隆）的信
（1848年4月10日）
1848年4月10日于埃尔伯费尔德
亲爱的赫斯：
在我动手办报以前，请你回答我，听说毕尔格尔斯早已着手准备创办《莱茵报》并且不久就将出版[140]，这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想，这对你们的计划简直太糟糕了，因为你的支持人安内克不管他如何真诚，但他在文学方面还没有多大名气，因此，特别新近在那里发生的事件[1]以后不可能被提名，即不可能宣布他担任编辑。请你别责怪我，这很有些浓厚的利己主义味道。我觉得，关键是要弄清楚什么是可靠的，你们无疑是可靠的合作者。据我所知，马克思将在美因茨出版一份报纸。对这种四分五裂现象深感惋惜！各派之间最好能加强团结。
请速来信，但愿你能在我所希望的方面给我一种有益的启迪；如果能给我启迪，那我将尽力而为。
你的亨·楚劳夫
埃德蒙·济伯纳编《莫泽斯·赫斯通信集》1959年海牙版第184页
[1]即1848年3月3日的示威游行；参看注128。
〔注释〕
[140]从亨利希·楚劳夫1848年4月4日给莫泽斯·赫斯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起初曾同意与科隆共产主义者采取共同行动。他在信中写道：“但是，他们要在科隆立即恢复出版《莱茵报》，除了老订户之外无疑会增加一些新订户；这件事我还是会像往常一样表示赞同。海克尔收到了恩格斯从巴黎的来信，说他和马克思今天到达埃尔伯费尔德；我也想同他们谈谈。”（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73，Nr.2686）4月4日至10日之间，楚劳夫才了解到，这是两个不同的计划（参看注13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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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参加伦敦宪章派的示威游行的回忆（摘自《1848年前后》1898年版）（1848年4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34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参加伦敦宪章派的示威游行的回忆
（摘自《1848年前后》1898年版）
（1848年4月10日）
〔……〕4月初，在伦敦召开了宪章派公会，它的任务是比以前更强硬地向议会提出请愿，要求实现工人多年来提出的政治自由。请愿书应于4月10日交到，并且不是像从前那样经过一些全权代表转交，而是由工人群众亲自递交。这样做是要使议会懂得无产阶级准备在必要时用武力满足自己的要求。
4月10日早晨，伦敦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情景。所有工厂、商店都关了门。伦敦的资产者们拿起武器来维护“秩序”。这些武士中也包括小拿破仑，即后来的威廉堡[1]公民。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决定参加示威游行。我们用各种武器装备起来。我们清楚地记得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的那一副滑稽相，他拿着一把闪闪发光的、锋利的裁缝大剪刀给我们看，说他打算在警察进攻时用这把剪刀自卫。
工人们已经在肯宁顿广场集合起来准备向议会前进。可是，我们突然听说组织这次示威游行的菲格斯·奥康瑙尔不主张结队游行，因为政府准备用武力对付我们。不少人听从了他的劝说，但是其余的人仍勇往直前，结果宪章主义者同警察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既然游行群众的团结已因奥康瑙尔的失策而动摇，自然也就不可能获得成功。这一点我们当即就明白了。我们万分失望地离开了这个广场，而一小时之前我们来的时候还是满怀希望的。〔……〕
摘要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848年前后》，载于1898年《德意志言论》第3期第110—111页
[1]威廉堡是卡塞尔附近的一个城堡，路易·波拿巴（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在色当战役1870年）失败后被普鲁士人俘掳后囚禁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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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告全体德国工人书（1848年4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33
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告全体德国工人书[1]
（1848年4月5日）
告全体德国工人书
工人弟兄们！
如果我们不愿意再做最受欺骗的人，如果我们不愿意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再受一小撮人的剥削、蔑视和蹂躏，我们就不应该错过时机，我们绝不应该死气沉沉，无所作为。
如果我们还像过去那样是一盘散沙，尽管我们人数众多，我们也会软弱无力。相反地，如果我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我们就会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因此，弟兄们，在城乡各地建立起工人联合会来，在联合会里给大家说明我们目前的处境，提出改变这种处境的办法，考虑和选举工人阶级出席德国议会的代表，并且采取其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我们的利益。此外，德国所有的工人联合会应该尽快地建立联系并且保持这种联系。
我们建议暂定美因茨为所有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并且建议大家和本委员会通信，以便磋商共同的计划，尽快地在各联合会代表会议上最后确定中央委员会的驻地等。
我们期待着未付邮资的来信，我们也将寄这种信给各个组织。1848年4月5日于美因茨。
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委员会代表第一主席瓦劳
书记克路斯
通信处：
美因茨弗兰契斯卡内尔街1561/2号
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书记处阿道夫·克路斯先生亲收
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1848年4月5日告全体德国工人书【图（略）】
卡尔·瓦劳【图（略）】
1848年4月11日《美因茨报》第102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483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575一576页）
[1]《告全体德国工人书》是从巴黎来美因兹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特派员、同盟中央委员瓦劳和盟员克路斯起草的。1848年4月8日马克思和恩格斯赴科隆途中在美因兹停留下来，他们在那里与当地的共产主义者讨论了今后的行动计划。——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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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哥达合并代表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四章哥达合并代表大会
1876年2月14日和15日，在哥达就两派合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双方各派出九名代表参加，代表拉萨尔派的有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哈特曼、两个卡佩尔、赖因德斯，代表爱森袖赫派的有李卜克内西、莫特勒、瓦尔特希、盖布，此外还有年轻的柏林银行职员爱德华·伯恩斯坦、对鞋匠的工会组织有过贡献的哥达的威廉·博克和伊格纳斯·奥艾尔，后者在担任萨克森选举战的领导人期间，表现了卓越的才能，从1874年夏天起接替约克担任党的书记。当时倍倍尔还被关在监狱里。
这个预备会议的记录没有公布，可是发表了这次会谈的结果：关于新的统一的党的组织和纲领的两个提案。由于反动派的迫害，组织草案放弃了一切联合会的组织；凡是拥护党的纲领，并以实际行动（也通过捐款）增进党的利益的人，都可以入党。独裁领导被废除了，但是为了加强集中，决定由每年的党代表大会选举党的一切机关。除去暂时继续并存的两个正式机关报的编辑部以外，作为党的机关行使职权的有：一个由五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一个由七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和一个十八人委最会。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必须住在同一个地方，十八人委员会的成员可以住在不同的地方。十八人委员会的任务是对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之间的意见分歧作出决定。
纲领草案是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至今的纲领之间的妥协，但主要是形式上的妥协而不是实质上的妥协。两派中的任何一派都无须放弃自己的信念，理由很简单，因为两派的信念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果在这方面还有一点差别，那就是拉萨尔派比较开展，而且他们还把自己的一切警句全放到新纲领中去了：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全归工人、铁的工资规律、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反动的一帮”，但是这一切都不要求爱森纳赫派牺牲自己更好的见解。对这些要求中爱森纳赫派唯一不熟悉的要求，即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人们明确地作了这种意义的解释：拉萨尔派经常在这种意义上提出这个要求，爱森纳赫派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
纲领的第一条：“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就是两派的共同财产。这一条忠实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因为社会必要劳动创造一切价值，所以这些价值也不折不扣地属于所有工人。工人对“他的劳动的全部产品”的要求是对地租和资本的利润，对统治阶级侵吞剩余价值的道德和法律上的抗议，是一种“自然法”的抗议。两派都还没有把剩余价值理解为使资本主义社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杠杆，不了解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进行生产，共同劳动的所得也属于社会，并只在各个社会成只中“有折有扣地”分配，可以进行分配的只是共同劳动所得中不为社会共同目的所要求的一部分。此外在纲领的原则部分中，下列几点都表达得十分明确，尽管个别用语是不恰当的、不精确的：把劳动资料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彻底消灭雇佣劳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手段。同样明确地强调了必须首先在本国范围内进行活动，但也要意识到国际工人运动的任务和义务。
纲领草案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实际要求，可以归结为国家彻底民主化，没有限制的联合自由和有效的工人保护立法。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起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桥梁的作用，这种生产合作社应该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在工业中或农业中普通建立，使得从它们里面必然产生出整个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
大家知道，马克思曾经对这个纲领草案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6月6日他从伦敦把这个批评意见寄给白拉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1]由于它的原则性的、积极的观点，这个批判今天还很值得一读；但同时也有许多消极的见解，这是因为批判是从事实上不正确的前提出发的。马克思否认纲领草案忠实地反映两派的理论观点；他认为，爱森纳赫派已经彻底理解科学共产主义，而拉萨尔派是一个落后的宗派，这个宗派被历史发展所战败，必须向爱森纳赫派投降。这个错误完全可以说明，马克思写这个批判时的严重不满。他并没有夸大纲领的价值，而是十分坦率地说：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但是他反对“拿原则做交易”，认为人们参与其事以前，宁可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这种看法本身是无可指责的，假如两派中的一派哪怕只牺牲了自己的一点点原则，新的统一的党当然就会因此“挫折锐气”；这样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分裂，而当缺乏详尽的理论观点的现象即将显露的时候，就产生更危险的分裂。
马克思的错误在于，他在理论上高估了爱森纳赫派，而低估了拉萨尔派。他为什么会产生对爱森纳赫派的这种错误看法，我们不能下明确的断语。如果他仔细地、按期地读过《人民国家报》，那他就很难否认在爱森纳赫派的机关报中，各种折衷的社会主义还占很大势力。看来，马克思把狄慈根这样的人看做是爱森纳赫派的群众的化身，他被《人民国家报》反对拉萨尔派的所谓宗派集团的斗争，不知不觉地引导到这种看法，即爱森纳赫派的理解比实际更进步。马克思为什么低估拉萨尔派，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正如《人民国家报》在党派斗争时期常说的那样，马克思根本不看《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如果他所想像的拉萨尔派就是《人民国家报》上所描绘的样子，那他就必然给自己描出基本上是错误的拉萨尔派画像。
在哥达纲领草案中爱森纳赫派没有背叛自己的原则，拉萨尔派也没有提出使马克思对他们产生怀疑的保留条件。平常他习惯于根据工人运动的重大成就来评价工人运动，这次却过分地把事物放到显微镜下面，在词句的笨拙、不适当、不准确这些小缺点后面寻找实际上不存在的阴险企图。不可否认，他对拉萨尔的嫌恶在这封信中也影响到他的判断。他说，拉萨尔为了粉饰他同资产阶级的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敌人结成联盟，而粗暴地歪曲《共产党宣言》，这种指责是既苛刻又不公正的。拉萨尔没有缔结这种联盟，也没有粗暴地歪曲《共产党宣言》。在铁的工资规律方面，他不是以马尔萨斯的学说为依据的，而是像《共产党宣言》那样来理解这个规律。拉萨尔也没有创造“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它可以说是自行产生的，根据德国工人阶级十二年的经验，当它在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要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时侯，它总是首先受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最猛烈的打击。马克思还犯了一个错误，他在“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这句话后面看到了拉萨尔的仅仅攻击了资本家，而没有攻击土地所有者的可恶的遗产。“资本家阶级”一词恰恰来自爱森纳赫派的纲领，在那里这个词当然也是从包括土地所有权的一般意义来说的，而恰恰是拉萨尔派比爱森纳赫派更懂得从原则上来讨论土地问题。在这些论点和类似的论点上，马克思受到不满情绪的影响太大了，假如这种情绪的实际前提是正确的，那它就是完全有道理的。
这封信发生了它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能发生的作用。它使得纲领草案的个别论点写得更清楚明确，但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证明草案符合两派的理论认识的另一事实是，草案在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中得到几乎完全一致的赞同。4月15日在多特蒙德举行的西德工人大会还对草案进行了最严厉的批评。在这里提出的责难，在许多方面同马克思几个星期后在他的关于纲领的信中提出的原则性指责有关，最特别的是，参加西德工人大会的几乎都是拉萨尔派的代表，而且《人民国家报》很不高兴地接受了这一批评。6月18日，特耳克写了一封安慰人心的信给报纸说，西德工人大会决不想在统一的努力中散布不和的种子；关于统一的问题，西德工人大会的参加者无论如何要接受任何不与党的原则相抵触的纲领，哪怕它只是一张白纸，上面有一只握紧的拳头。[2]
两派的合并是在5月22日至27日举行的哥达代表大会上进行的。大会只代表最后一季给两派中的任何一派缴纳党费的党员。拉萨尔派有七十三名代表，一万五千三百二十二票，爱森纳赫派有五十六名代表，九千一百二十一票。会议进行顺利而迅速，没有碰到任何重大的障碍。李卜克内西和哈赛尔曼在和睦的气氛中做了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李卜克内西虽然攻击铁的工资规律，但是没有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观点出发，而只认为按照普通的语言习惯，“铁的规律”是一种不可改变的、永恒的规律，而工资规律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不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可是不言而喻，拉萨尔始终只是就资本主义社会来谈“铁的规律”的，关于这一点决不存在任何误解，于是铁的工资规律仍然载在纲领里。同样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也保留下来，关于这种合作社，哈赛尔曼说得对，它们从没有被拉萨尔派所误解，而始终只被爱森纳赫派所误解。关于“反动的一帮”特别进行了表决；一百十一名代表以二万三千零二十二票赞成，十二名代表以二千一百九十一票反对；少数派主要由萨克森和南德代表组成，他们不是从《共产党宣言》的立场出发驳斥这句话，而只想把它当做在策略上同人民党结成联盟的障碍而加以清除。关于纲领的讨论并不热烈，这正证明，两派之间在理论上不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
组织问题也没有特别令人头疼。
全德工人联合会和拉萨尔派的大多数工会，已根据3月16日的法院判决在普鲁士最终解散了；根据最近一年的经验，人们知道即使开始时有些抗拒，最后也总有一些法庭来批准警察机关对结社法所做的随心所欲的解释。组织提案基本上通过了，党的三个最高机关的有点臃肿的组织也保留下来，做有关组织问题报告的奥艾尔的建议没有被接受。因为哥达的组织不久就被特森多尔夫摧毁了，所以不能说这个组织好还是不好。总的就来，形式上的组织问题从现在起就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感谢党的迫害者，现在党可以使“组织迷信”的奢侈得到节制了；它干脆在敌人经常发动进攻的地方建筑碉堡，无产阶级的团结使这些碉堡经常由善于抵抗的队伍驻守。执行委员会的驻地迁移到汉堡，正如倍倍尔所说的，汉堡是社会主义德国的首都。按照倍倍尔的建议，根据两派的力量对比，有三个拉萨尔派和两个爱森纳赫派被选入执行委员会：哈森克莱维尔和哈特曼任主席，奥艾尔和德鲁西任书记，盖布任司库。新的组织定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在有关党的报刊的问题上，同样很快就取得了意见一致。各方面都希望只有一个主要机关报，但是由于一些不得已的、特别是财政方面的原因，《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人民国家报》暂时作为中央机关报保留下来。地方党报只有在创办时得到党机关同意的，才被认为是党的机关报，可以要求党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对过分热心创办地方报纸（在爱森纳赫派那里也是这样，恰恰是他们在这一方面积累了许多实际经验）已经有了一定的反应。正是在这个时期，在卡尔·希尔施和奥艾尔之间的很有教益的论战中，讨论到地方报刊多的利弊问题。与此有关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即建立合作印刷厂的问题，爱森纳赫派在莱比锡已经这样做了，拉萨尔派则至今还拒绝作为战斗的党而背上这个可能被没收的财产的包袱。在这个问题上，爱森纳赫派的见解取得了胜利。在运动的巨大中心，对自己的机关报的需要非常迫切，不能等闲视之，为了保证党员对党报有尽量广泛和可靠的所有权，创办合作印刷厂是适宜的。
在工会问题上已经没有什么争执了。代表大会根据弗里茨舍的提议，宣布只要存在着雇佣劳动，工会组织就不但是必要的，而且能促进工人的事业，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下这是可能的话。双方现有的工会组织合并起来了，当然，工会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已经成为过去。
5月27日午夜，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在它的参加者各方面都感到满意的情况下闭幕了。自从拉萨尔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以来，整整过去了十二个年头。在哥达大会的这些日子里拉萨尔主义永远消失了，但是这些日子也是拉萨尔的最光荣的日子。不管马克思对哥达纲领提出的积极的反对意见多么正确，他的关于纲领的信的命运仍清楚地表明，拉萨尔正确地认识了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德国的一个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工人党作为社会革命的支柱能够得到发展。
[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1-35页。
[2]梅林的上述种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在两派合并中，爱森纳赫派的若干领袖以原则作交易，对拉萨尔派作了不应有的让步，从而把机会主义带进了新的党内，造成了后来的恶果。梅林特别错误的是，他把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说成是一种吹毛求疵，“是从事实上不正确的前提出发”，而没有认识到这个批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意义。至于梅林说到的，这个纲领草案曾得到有觉悟的工人的赞同，这并不能证明纲领就是正确的。正如恩格斯在1875年10月12日给倍倍尔的信中说的，这是因为工人们从纲领中读到了纲领中所没有写的东西，而且对它作了共产主义的解释。——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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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收付款单据（1848年4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32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收付款单据[1]
（1848年4月2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中央委员会确证其成员卡尔·马克思交来贰拾伍法郎（受托转交）
1848年4月2日于巴黎
代表中央委员会
卡·马克思
恩格斯
亨利希·鲍威尔
约瑟夫·莫尔
第一次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59
共产主义者同盟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中央委员会已收到本委员会成员马克思提交的贷款柒拾肆法郎贰拾生丁，特此证明。
1848年4月2日于巴黎
代表中央委员会
恩格斯
鲍威尔
约·莫尔
第一次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60
共产主义者同盟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盟盟员弗里德里希·克吕格尔，今向中央委员会借得贰拾伍法郎正，特具证明，此款一俟可能，当立即归还中央委员会。
1848年4月2日于巴黎
弗里德里希·克吕格尔
第一次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61
下面签字者证明，收到中央委员会为发行目的而决定给他们的200法郎。
约瑟夫·莫尔
亨利希·鲍威尔
第一次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挡案馆，F.1,op.1,Nr.259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3卷第484一485页）
约瑟夫·莫尔和亨利希·鲍威尔1848年4月2日的收款单据【图（略）】
[1]三张单据都是恩格斯亲笔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3卷第484页——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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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从巴黎返回德国的报道（1848年3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31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从巴黎返回德国的报道[139]
（1848年3月31日）
〔……〕今天，信奉共产主义的德国人[1]也离开了巴黎。但是，他们不像德国民主派那样队伍严整，而是每个人都独当一面，零星前往各个不同地方去的。临行前他们以宣言的形式发表了下列声明[2]：〔……〕
1848年4月6日《柏林阅览室》第82号特别附刊
摘要
[1]该通讯员以前曾批判地报道过巴黎的海尔维格军团。
[2]下面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文件224）
〔注释〕
[139]伦敦也以同样的方式组织了同盟盟员返回德国的工作。关于德国共产主义者离开伦敦的情况，一个普鲁士奸细报告说：“大约一个月以来，种种迹象表明，德国新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正在促使这个协会[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开始把自己的作用直接扩展到德国，该协会从众多的会员中挑选出最能干、最积极地捍卫自己原则的会员派往德国，以便设法在那里实现这些原则。为了在到达德国时不致引起当局的注意，这些使者通常都是单独行动的。从4月20日以来，已有一大批人离开伦敦，而且还有许多人将陆续离开。”（梅泽堡德国中央档案馆，Rep.77，Tit.509，Nr.43，Bd.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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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埃蒂耶纳·卡贝（巴黎）的信（1848年3月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30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埃蒂耶纳·卡贝[1]（巴黎）的信
（1848年3月底）
1848年3月24日前后于巴黎
卡贝公民：
我们请求您把随函寄上的声明发表在最近一号《人民报》上。声明涉及的问题是：共产党对于已经在一部分德国人中煽起反对法国人民的旧的反动民族成见那种事情和做法没有责任。
德国工人联合会[2]，即欧洲各国各种工人协会的联合会（英国宪章派[3]的领袖哈尼和琼斯两位先生也是这个联合会的成员）是完全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并公开宣布自己是共产主义的组织；所谓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4]实质上是反共产主义的，因为它声明自己不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因此，这里所谈的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而采取行动，发表声明，正是为了这一点，我们请阁下大力协助。（这封便函仅是私人信件）
致以敬礼和兄弟般的情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600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13—14页）
[1]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埃·卡贝的信和随信寄出的反对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声明都出自恩格斯的手笔。恩格斯于1848年3月21日之后到达巴黎并同马克思一起签署了这份于1848年3月24日写的声明。在此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正进行反对德意志民主协会的斗争，因为该协会的领导人海尔维格和伯恩施太德企图利用在法国组织的军团把共和政体输入德国（伯恩施太德由于这种计谋已于3月16日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他们为了从巴黎人民那里得到组建军团的物质和武器捐赠，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展开了大肆的宣传活动。以伯恩施太德为主的该协会的领导人，经常在巴黎各俱乐部进行游说活动，这使他们从巴黎市民那里得到了一定的物质援助。这种想把革命强行输入德国的冒险行为遭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坚决反对。
这封信和声明的原文是法文。第一次用英文发表在《科学和社会》1940年纽约版第4卷第2期，用原文发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资料》1970年柏林版第1卷。——原卷末注
[2]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原卷末注
[3]宪章派是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项权利的许多条件的人民宪章。英国工人阶级为实现人民宪章掀起了广泛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由于资产阶级收买工人上层和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到50年代中期运动终于失败。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全国宪章派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哈尼、琼斯等。恩格斯在他1892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写的英文版导言中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原卷末注
[4]指1848年3月上旬在巴黎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协会。该协会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等人，他们鼓动德国流亡者组成军团，指望用攻入德国的办法在那里引起革命并建立共和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种冒险计划。1848年4月，海尔维格组织的军团越过国境后在巴登境内被德意志南部各邦的军队歼灭。
黑、红、黄三色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统一运动的象征。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把统一运动的目标确定为在德国建立像瑞士联邦那样的自治州联邦。所以该协会又称黑红黄三色协会。——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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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反对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声明（1848年3月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29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反对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声明[1]
（1848年3月底）
下面署名的委员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德国工人联合会在欧洲各国的各个支部声明：它同向法国公民要服装、金钱和武器的那些行动、声明和宣言毫无关系。在巴黎，德国工人俱乐部是和联合会保持联系的唯一组织，它同自称为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并由海尔维格先生和冯·伯恩施太德先生领导的那个协会毫无共同之处。
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
签名：卡·马克思卡·沙佩尔亨·鲍威尔
弗·恩格斯约·莫尔威·沃尔弗
手稿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600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6——7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6——7页）
[1]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埃蒂耶纳·卡贝的信和反对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声明是根据芒特辽（法国塞纳河省）历史博物馆送给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原稿的照相副本发表的。根据声明和信都出自恩格斯的手笔这一点来判断，这两个文件是在1848年3月底，即在恩格斯到达巴黎以后写的。在这个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正进行反对德意志民主协会的斗争，因为该协会的领导人海尔维格和伯恩施太德企图利用在法国组织的军团把共和政体输入德国。《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的前任编辑伯恩施太德由于这种计谋于3月16日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
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的倡议，1848年3月初在巴黎建立了德国工人俱乐部，它的章程是由马克思起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俱乐部来竭力团结巴黎的德国流亡工人，阐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并且同海尔维格和伯恩施太德的冒险计划相反，组织德国工人个别地回国去参加那里的革命斗争。——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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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共产主义者同盟某个盟员（巴登）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3月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28
共产主义者同盟某个盟员（巴登）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138]
（1848年3月底）
致同盟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兄弟们：
我们收到你们的信以后不久，这里就开始了大逮捕，我和布拉[1]以及我们的许多人都没有幸免（不过那封信并未落入狗崽子们手里，还可以迅速抢救出来I我们在拘留所里待了3个星期，借助于伊茨施太因和海克尔的力量才得以获释，当然，如果全体工人群众不站在这两个人一边，他们的努力也是枉然的。他们威胁说，要是我们在24小时内不能得到自由，他们就要捣毁拘留所。因此，我们得到了自由；一直守卫到现在的那帮看守人员可能也不相信军队，所以他们要把我们作为国事犯释放。
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可是没有时间了。但我请求你们回到德国来。
我们向你们大家、你们的家属致敬。
德意志共和国万岁。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23
[1]字迹辨认不清，可能是布劳。
〔注释〕
[138]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尤其是从提到伊茨施太因和海克尔两人这一点来看——所谈的是巴登的革命事件。巴登的革命事件是紧接着巴黎二月革命的最初消息于1848年2月27日传到曼海姆和奥芬堡开始的，3月1日在卡尔斯鲁厄的巴登议会前举行了大规模集会并在整个巴登爆发了农民騷动，使上述事件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在这些日子里，首先在卡尔斯鲁厄有一些人被捕，其中显然也有此信中提到的同盟盟员。由于在信中提到3个星期的监禁，所以该信很可能是在3月下半月写的。信中还提到，1848年春天，在巴登，很可能在曼海姆或卡尔斯鲁厄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可以认为，当时在曼海姆已有一个对巴登来说是比较强大的工人阶级，它在1848年三月革命中和1849年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先后组成了“曼海姆农民军”和“曼海姆工人营”。——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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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关于柏林工人俱乐部成立的报道（1848年3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27
关于柏林工人俱乐部成立的报道[137]
（1848年3月30日）
工人俱乐部在艺术家咖啡馆成立
昨天晚上，这里举行了一次约有150名工人参加的大会，其目的是成立工人俱乐部。
吕霍夫[1]先生当选为临时主席，他宣布大会开始。当时他分析说，谁真正干了革命，这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用联合起来的力量去维护已经取得的成果，而维护这些成果也许比取得这些成果更困难。因此，他不想强调与会者即工人同其他所有等级和政党之间的矛盾；他说，关键在于组成对付反动派的统一战线。此外，人们现在不迈出第一步，今后就绝不能迈出第二步。所以他提议，现在暂且不谈工人即一个特殊等级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而是根据民主原则先把俱乐部建立起来。
黑策尔先生作了内容相同的发言，他指出，目前应当很好地依靠现有的各个政治俱乐部，尤其要依靠俄国人旅馆里的那个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同其他俱乐部相比，在处理问题时具备更敏锐的洞察力和更深奥的专门知识。但遗憾的是，经验告诉我们，知识要得到充分发挥，毕竟需要思路敏捷的群众；他们愿意为自由的事业再次献出鲜血和生命，但是，首先希望每一个战士也要完全懂得为什么而战。因此，首先必须努力对工人阶级进行深刻的政治教育。不过他现在认为，不能通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来达到上述目的；他主张实行他们早已作过若干次试验的链式体系。
在他讲话后，关于原则问题的讨论就宣布结束，继而开始一般的形式问题的讨论。弥勒、米夏埃利斯、约翰、施拉姆和恩格尔哈特先生全都表示赞成链式体系；而魏夏特、盖尔克先生和报告人则主张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此后，黑策尔先生再次发言，他说有些人不懂政治，由于缺乏政治教育和政治主张，我们的群众大会暂时还没有意义。他暗示了星期日[2]在丽人门前举行的群众大会，并提醒大家注意，沃宁格尔博士先生也曾证明，对于没有受过政治教育的群众来说，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巧妙的提问，因此，我们只有在范围较小的俱乐部内习惯于议会形式，习惯于逻辑地分析问题，才能预防这种危险。此外，关于实际效果（有时是必要的）问题，他也肯定链式体系的优点；他认为，只要好好组织，这种链式体系就能轻而易举地在24小时内达成共同决议，并根据决议采取协调行动。这就是链式体系必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根据主席的提议，会议决定，全体与会者组成一个临时中央俱乐部；要求一些成员组成基层俱乐部，允许他们派出自己的代言人或主席作为代表，出席将来中央定期召开的代表会议。
下次集会暂定于星期日[3]晚上举行，人数不限。
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晚上的讨论自始至终没有偏离讨论的主要问题。当有人引导某个发言者谈到工资问题时，黑策尔和普尔茨勒尔先生就立即声明，有关提高一定工资的要求在当前是一种不公正的要求，这无非是叫工人的师傅，最后叫工人本身遭到毁灭。
H.马隆
1848年3月31日《柏林阅览室》第77号
[1]原件上为：李霍夫。
[2]1848年3月26日。
[3]1848年4月1日。
〔注释〕
[137]在3月18日革命事件以后试图在柏林建立一个独立、合法的工人组织这一过程中，同盟盟员奥古斯特·黑策尔、约翰·克里斯蒂安·吕霍夫和海尔曼·弥勒起了领导作用（关于他们在1845—1846年的活动，参看文件75、工人俱乐部（“临时中央俱乐部”）于4月4日发出了一篇由恩格尔哈特、弗罗姆、吕霍夫、弥勒和米夏埃利斯签署的呼吁书（发表在1848年4月5日《柏林阅览室》第81号上人要求柏林各工人组织在4月6日聚集一堂共同协商。4月7日召开的俱乐部会议是由当时从巴黎到达柏林的斯蒂凡波尔恩主持的，根据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当时他作了如下阐述：“现在，工人必须懂得什么是他们的权利，以便他们手里的革命果实不致被骗走。但是，要完全享受革命果实，不能靠暴动来实现，更确切地说，必须按照统一而确定的计划去行动。他听到了一些有关工人要毁坏机器的谣传，感到很遗憾；这类谣传就该受到诅咒；他知道得很清楚，这是反动派居心险恶的捏造，是资产阶级所采取的一种措施。但同时他严肃地警告工人要消除一切个人恩怨，必须期待在工人中间出现完全的统一。为此目的，要求从各个手工业部门中选举产生一个代表团的通告信已发往各地。”（1848年4月8日《柏林阅览室》第84号附刊）
在4月11日的会议上，为柏林全体工人的共同组织选出了一个以波尔恩为首的28人委员会（参看1848年4月13日《柏林阅览室》第89号附刊），它作为“工人中央委员会”在柏林从事活动。在4月19日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章程，并组成了一个7人执行委员会，其成员是：波尔恩、比斯基、米夏埃利斯、沃宁格尔、里斯、瓦尔德克和吕霍夫。接着便开始了导致“工人兄弟会”创立的发展过程（参看文件269和288）。柏林中央委员会的建立是正在谋求组织联合的工人的一大成就，但是，同业工会的划分助长了本来就严重存在着的经济主义倾向，斯蒂凡·波尔恩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参看注146）。关于柏林工人运动的历史，参看库尔特·韦尼克《1848—1849年革命前、中、后柏林工人运动中的共产主义者和政治积极分子》，载于《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1968年第10年卷第2期第298—344页。——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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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弗里德里希·安内克（科隆）给弗里茨·哈马赫尔（埃森）的信（1848年3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26
弗里德里希·安内克（科隆）给弗里茨·哈马赫尔（埃森）的信
（1848年3月28日）
1848年3月28日于科隆
亲爱的胆小的弗里德：
〔……〕关于对我们的预审，我要对你说的话并不多。我只被提审过一次，据我所知，别人也没有经常被提审。当局审问了一大批证人，并要我们承认这些证人的证词。证人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可能他们说得不会太多。考虑到时间的关系，参议院认为结束案件并释放我们是上策。[1]整个关押事件是一项纯政治性的措施。弗里德，现在亟须到处都保持生气；全国都拥护制宪议会，即由普选产生的制宪议会。如果我们争得了普选权和必要的生存条件，即通信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人民武装，那么我们就达到了必需的一切。但愿这一切都是同科隆决议相吻合的！可惜，看来柏林已经完全丧失理智，或者说根本没有理智。如果不找别的途径来确立民主的国家基础，那么我们的志愿军就要赶赴柏林。
要确定整个德国的形式，尚且来日方长。人民联邦议会不要召开得太早，最好晚一些召开，以便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能更早更多地埋葬君主们和稻草人。
在这里创办一家民主报纸的条件还不成熟。[2]不过，只要推倒旧的[3]出版法，条件就会变好的。但愿在一周内就能废除旧的出版法。
〔……〕
今天晚上，维利希应邀前往海德堡组织市民炮兵。〔……〕
节录
第一次发表
手稿
波茨坦德国中央档案馆，哈马赫尔遗著
[1]参看注128。
[2]参看注136。
[3]原件上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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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卡尔·沙佩尔（伦敦）给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3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25
卡尔·沙佩尔（伦敦）给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8年3月28日）
伦敦，星期二上午
烦请特使转交中央委员会
兄弟们：
没有什么可谈的！没有什么可谈的！
同那个顽固的老混蛋[1]简直没有什么可谈的！他谁也不见，而且已经带着他的金钱和贵重物品逃之夭夭了。[2]
我在星期日夜里11点半来到伦敦，因为直到那天中午12点我才可以离开布洛涅。在福克斯通，又因为我的笨重行李而被扣留在海关很长时间，结果火车早已不见踪影了，我只好等到6点半钟。
我刚一到达，就立刻派人去找卡尔·莫尔。他在参加协会的会议，过了一个钟头才来找我，并且情绪非常激动。因为在协会的会议上，大家一致决定把认捐的款项收集起来，连同武装和装备运往巴黎，从那里同我们一起再运往德国。
遗憾的是，我不得不给他的热情泼冷水。的确，一开始他很不高兴，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随后我邀请了沙贝利茨、普芬德、列曼和其他一些人。这些人昨天早晨在我这里集会，因为在我从前的住所里还空着一个大房间，我们就租用了一个星期，供常务委员会开会用。沙贝利茨已经知道我们的事，所以昨天已隆重地把他吸收入盟，以便使他同我们的关系更加巩固。随后他受委托去找这个坏蛋，并争取让他会见我。沙贝利茨听了一番认真的叮嘱之后走了，过了好久，到6点才终于回来，带回来的是令人失望的消息：“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
彼得这个无耻的坏蛋说，如果他出钱，大家就得听他的，然后由他当头头。还说，我们只是想要他的钱，否则把他看得分文不值。他干什么，他会去找英国人和法国人想办法的；说这两个国家的人还是服从指挥的，他还允许他们自行去纵火抢劫；他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恢复无政府状态，而我们共产主义者什么用处也没有，等等。
你们看，同这个卑鄙的家伙是无法再打交道了。为了筹到钱，我可以不惜代价，或者听从这个可怜的家伙，或者我请求给他一点厉害看看。会见沙佩尔，他说，我可以无条件会见他，看他能把我生烤不成，说到底，在我的家里他能拿我怎么样。向他要那些信件时，他说，那是我不能出让的财产。接着，沙贝利茨按我们的约定吓唬他。这个骗子回答说：“我得提防一点，暂时不回德国去。在那里，那帮人不会为我做什么的。此外，我知道，那帮人同英国的宪章派有联系，他们可能会仿效英国事件的样子来对付我。为此我已操了不少心。我的金银首饰和其他值钱的东西现在还安然无损。因此他们至多毁了我的宫殿，不会得到更多的东西，起码他们抓不到我本人。”
现在你们看到了，我们碰到的是个骗子和狡猾的狐狸，这只狐狸蛰居在它的洞穴里，并且还侮辱我们。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只有好好地记住这一切，一旦有机会就给这个下流胚一点厉害。
这里再也留不住人了。因此，为了使住在这里一无工作二无生计的德国人能够回国，我已同意募捐但只是在德国人中间。
今天7点钟召开委员会会议，明天召开全体会议，后天在第恩街召开群众大会。我将想尽办法来推动我们的事业，同时不使我们丢脸。读书会已定于星期四召开德国人大会，要起草一份告德国人书。丑角海尔贝格已经写好了这份东西，并在这出蹩脚的滑稽剧中扮演主要角色。
我从我们这些人的夫人们那里要来几英镑，给了路特希尔德，以便鲍威尔和莫尔能够缴付房租，他们俩哪怕有一个人能够来伦敦也好，他们出席这里的大会是极为必要的。我今天只能顺便和哈尼谈谈，晚上他还会再来，可是，看样子希望很小。
我怎样才能离开——真见鬼，至今还不知道。但无论如何，我反正都要走，哪怕不得已卖掉自己的床。请立即给我回信，那样我还可以收到。
敬礼并握手。
你们的兄弟
卡尔·沙佩尔
普芬德的情况并不像我们所担心的那样糟。
第一次全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22
[1]卡尔第二，当时的不伦瑞克公爵。译者注
[2]参看文件215和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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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848年3月27日左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24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1848年3月27日左右）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2．凡年满21岁的德国人，只要未受过刑事处分，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发给人民代表薪金，使德国工人也有可能出席德国人民的国会。
4．武装全体人民。今后，军队同时也应当是劳动大军，使部队不再像以前那样光是消费，并且还能生产，而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多于它的给养费用。此外，这也是组织劳动的一种方法。
5．诉讼免费。
6．无偿地废除一切至今还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义务，如徭役租、代役租和什一税等等。
7．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一切矿山、矿井等等，全部归国家所有。在这些土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大规模地经营农业，以利于全社会。
8．农民的抵押地宣布为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缴纳给国家。
9．在租佃制流行的地区，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缴纳给国家。
实行第6、7、8、9各条中提出的这些措施，是为了减轻农民和小租個者所担负的社会义务和其他义务，同时也不致减少抵偿国家开支所需的资金，而且不使生产本身遭受损失。
至于既不是农民，又不是租佃者的土地所有者是不参加任何生产的。因此他们的消费纯粹是挥霍。
10．成立国家银行来代替所有的私人银行，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法定的比价。
实行这一措施就能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来调节信用事业，从而破坏大金融资本家的统治。实行这一措施就能逐渐以纸币代替黄金和白银，使资产阶级流通的必要工具，即一般的交换工具减价，因而就有可能把黄金和白银用到对外贸易上去。最后，为了把保守的资产者的利益和政府的存在联系起来[2]，这个措施也是必要的。
11．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局等等。它们全部归国家所有，并且无偿地由无产阶级支配。
12．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只有有家眷的官员，即需求较大的人的薪金可以比别人高一些。
13．彻底实行政教分离。各教派牧师的薪金一律由各个自愿组织起来的宗教团体支付。
14．限制继承权。
15．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
16．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
17．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
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利益，必须尽力争取实现上述各项措施。因为只有实现了这些措施，一直受少数人剥削，并且今后还有可能受少数人压迫的德国千百万人民，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和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所应有的政权。
委员会：卡尔·马克思卡尔·沙佩尔亨·鲍威尔
弗·恩格斯约·莫尔威·沃尔弗
在巴黎首次印刷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图（略）】
传单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DFI/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3—5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3—5页）
[1]《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1848年3月21日至29日之间在巴黎写成的。这些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刚开始的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3月30日左右《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印成了传单，4月初发表在《柏林阅报室》、《曼海姆晚报》、《特里尔日报》和《德意志总汇报》等民主报纸上。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作为指示性的文件分发给回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在革命的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竭力在人民群众中宣传这个纲领性的文件。1848年9月10日以前，《要求》在科隆印成了传单并分发给莱茵省一些地方的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会员。除了一些词句上的更动外，传单的原文第10条的条文也与1848年4月所发表的原文略有不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4页）。1848年10月在柏林召开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博伊斯特以社会问题处理委员会的名义，建议通过一个纲领，这个纲领中的措施几乎完全摘自《要求》。1848年11月和12月在科隆工人联合会的各次会议上曾讨论过《要求》中的个别条文（特别是第1条和第4条）。
1848年底或1849年初《要求》在莱比锡由魏勒印成小册子，原文有所删节：文件开头的口号、第9条的第2段、第10条的最后一句话都被删掉了，另外，在签名中少了“委员会”这几个字。—原卷末注
[2]后来在科隆印发的传单上用的不是“和政府的存在联系起来”，而是“和革命联系起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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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安得烈亚斯·哥特沙克（科隆）给莫泽斯·赫斯（布鲁塞尔）的信（1848年3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23
安得烈亚斯·哥特沙克（科隆）给莫泽斯·赫斯（布鲁塞尔）的信
（1848年3月26日）
亲爱的朋友：
我奉劝你根本不要参加海尔维格的进军行动，因为我认为你受不了这种进军的紧张强度；我尤其奉劝你不要采取这种行动，因为“共和国”这个字眼还没有完全流行，无产阶级至少在这里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能够独立登台表演的地步。我们暂时能够而且必须对已经取得的东西，即以宪章运动（主要在英国）为基础的王国感到满足，努力争取出席不久即将举行的立法议会。在议会里，忍受着社会危机痛苦的知识分子是唯一占压倒优势的力量，同刀剑的锋芒相比，他们将更能实现我们的原则。我将尽力以这种方式作出我的一点牺牲，以至我能以候选人的身份出现；即使我不能获胜，但施奈德律师和毕尔格尔斯可能会成功。德斯特尔因以狡猾著称而腐朽堕落下去了；所有的党派都反对他。如果马克思愿意回到特里尔，恩格斯愿意回到巴门，并设法在那里以候选人的身份出现，那当然是好事情。
看来，像德国目前形成的这种君主立宪制，将导致德国各民族联合成一个整体，而不会导致目前正在进行的建立共和国的尝试。你不知道，我们的资产者对共和国这个词是多么害怕，在他们眼里，共和国一词与强盗、谋杀、俄国人的入侵是同义词；而你们的军团将被斥之为一群杀人放火的匪徒，以致只有很少的无产者能充实你们的队伍。〔……〕
维利希和安内克听从了我的劝告，留在这里了。如果军队已经宣告成立，那么，就应当给它配备以前被驱逐的那些反对派，以便使它与君主专制制度永远冰炭不相容，进而使资产阶级有一定的安全感。我坚信，这样，人们将向我们的朋友们敞开心扉，于是他们就得以回到那块因好感等等而仍然属于他们的、可以进行广泛活动的国土上去，为未来进行准备工作。那两个人并不属于我们[1]；诺特荣克也不是我们的人，他是在我被赞德库尔监禁期间得到任命的。要是我在场，是决不会同意的，因为我了解他，此人好争吵，而且自私，等等。我曾经想在这里把他搞得声名狼藉。如果他要回来，我将感到遗憾。让他到巴黎去吧，不要让他到科隆来，这样做可能是上策；我认为他什么坏事[2]都能干得出来，但从来不干好事。从现在起，我让我们的俱乐部以工人辩论协会的名义公开活动[3]，也就是说，表面上在别人领导下而不是在我的领导下公开活动，因为“我们党”[4]这个词已成了名副其实的稻草人。我在这里的工人中有很大影响，而资产阶级自从在市政厅见到我和这些工人群众在一起以后，就吓得失魂落魄。〔……〕
诺特荣克可能已向你阐述了那次晚会[5]的情况，所以我在此就不赘述了。
节录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73,op.1,Nr.III/2634
[1]在修改前为：“不属于同盟”。哥特沙克后来在他的原稿上作了一些更正。或把语气改得缓和点。
[2]在修改前为：“背叛行为"。
[3]参看注141。
[4]在修改前为：“共产主义”。
[5]参看注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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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格奥尔格·维尔特（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8年3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22
格奥尔格·维尔特（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
（1848年3月25日[1]）
1848年3月25日于科隆
亲爱的马克思：
我来到科隆已经有好几天了，这里的一切全都武装起来了，人们不相信柏林的诺言，他们只有争得普选权、绝对的出版自由和结社权才会感到满足。旧的邦议会在人民心目中已成了一具僵尸，而现在还能见到的不完全民主的所有前议员都被撵下了台。今天有5名议员前往柏林，去向国王汇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情况。而人们只同意通过普选产生的新的邦议会。至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人们也将采取措施，派几个人到那里去，严密监督其议员。
尽管这里所实行的一切相当民主，但是，只要一提起共和国这个词，人们就感到毛骨悚然。而这里是不会欢迎巴黎的德国人进驻的。
与此相反，据说科布伦茨和上莱茵河一带则比较赞成共和国。
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字眼，共产主义者如果公开抛头露面，有人可能会用石块把他们砸死。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和德斯特尔正在商量创办一家新报纸。[2]他们认为可以筹得基金，但我觉得还值得怀疑。
你别待在巴黎了，如果你到这里来，肯定会有好处，如此等等。因为目前在这里无论如何有许多事情可做。警察当局是无能为力的，到现在为止，大赦似乎已为期不远。
致以衷心的问候
你的维·
特德斯科又到布鲁塞尔去了。迈因茨和我们都在科隆。科隆人可能要派毕尔格尔斯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3]〔……〕
节录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67
[1]这封信包括一小段3月26日或27日来自布鲁塞尔的附言。
[2]参看注136。
[3]参加1848年3月31日至4月3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所谓预备议会的科隆议员，除了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之外，还有卡尔·德斯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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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总区部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3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21
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总区部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8年3月22日）
1848年3月22日于布鲁塞尔
马克思先生收
十万火急
布鲁塞尔总区部致同盟中央委员会
在我们昨天召开的同盟会议上，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通过了一个决议：目前德国境内所发生的事件，已部分地具备了共和政体的性质，或者，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这种转折。因而，形势要求旅居这里的德国共产主义者积极参加。由于对德国事态的关注，请求中央委员会即刻告知布鲁塞尔：在这方面，巴黎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你们认为必须向我们发出什么指示。我恳求你们刻不容缓地回答。25日，星期六，我们将再次集会。请告诉我们有关德国民主匪帮的全部真情。这伙人急于投入战斗，把我们这里的人也搞得晕头转向。请施加你们的个人影响，拯救这里的临时领导人吧。特德斯科也出席了。
菲力浦[1]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6
[1]菲力浦·日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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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3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20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8年3月22日）
1848年3月22日于伦敦
伦敦区部委员会致中央委员会
我们已于昨天收到了你们本月19日的来信[1]。中午，我们告诉了沙贝利茨，他已把信转交给彼得[2]，并且晚上就得到了答复。彼得的答复是：他不再愿意捐款，让别人去捐；如果临时政府不允许征兵，他愿意等待，等到有更好的机会再说，云云。
真正的理由是：起初彼得是被你们镇住了，他就像一头被吓坏了的公牛，所以你们要求什么他就给什么，而现在，他完全想成为德意志共和国的独一无二的上帝：不给不恭顺地承认他这种身份的人做任何事情。现在，他顽固得像一头挨了打的公牛，一步也不肯往前走，根本不愿会见任何人；而我认为，他是怕我们的。昨天夜里，我们跟沙贝利茨谈的时候，他建议我们再给彼得写封信。今天早晨，我们已把信发走了，我们想看看，今天晚上之前能得到什么结果。
这件事只能等等再说。
下面谈谈最近的情况，虽然是支部的情况，但很重要，因为将来一定会显出它的重要性来。
星期一[3]晚上，民主派兄弟协会举行会议，发出了告法国人民和临时政府书。哈尼和埃·琼斯的讲话很精彩，他们要在4月10日之前把宪章派完全组织起来，等等。[4]——一切都是合法、正当的，而且有警察的特别保护，警察私下也参加了。〔……〕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到彼得的答复，可能也不会得到理想的答复。在这件事上，我们认为，要想让彼得再捐一点出来，只有让我们的兄弟沙佩尔和莫尔[5]（他们刚好路过这里）先去同他谈。[6]我们认为并且相信，你们如果也碰到这种情况，为了我们事业的利益，你们也会采取这种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和荣誉的措施的。
我们一得到彼得的答复，就马上转寄给你们。
就此搁笔，等待你们的其他消息。
敬礼并握手
卡尔·莫尔：请立即亲自答复，
这是事业的需要。
阿·列曼
罗森塔尔
迪策
布格哈德
弗伦克尔
普芬德
T.佩茨
星期六[7]，《宣言》销售了1000册。
节录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21
[1]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
[2]卡尔第二，前不伦瑞克公爵，参看文件215。
[3]3月20日。
[4]参看文件234。
[5]约瑟夫·莫尔。
[6]关于这件事的结果，参看文件225。
[7]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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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罗兰特·丹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8年3月19日左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19
罗兰特·丹尼尔斯（科隆）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
（1848年3月19日左右）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我收到你的信[1]以后，从信中看到在巴黎有这样的谣言，说什么富尔德要破产。因此，我觉得向他购买期票没有把握，而最有把握的是把你的期票兑换成钱，这样一来，你当然会受到损失。
半年来，我一直没有得到你的直接消息，这次总算让我知道了一些。
你不想申请公民权并参加国民议会的选举吗？
我听舍勒尔小姐说，你计划创办一家报纸[136]，你想在巴黎还是在德国创办？
费奈迭总想在《科隆日报》上把你描绘成博恩施泰特的副官，并带着惋惜的口吻说你受了蒙蔽。你应该给这个阴险的家伙一记耳光。
你一定很想知道柏林事件的详情，我们在这里也一样，因为我们至今没有得到十分确切的消息。政府首相发出的据以恢复安定[2]的电报遭到了几篇通讯的驳斥。杜蒙[3]什么也没有发表，他愿意发表的一些东西才能通过书报检査。只有银行家和商人才保持私人通信。前天，康普豪森在市议会上宣称，不能公开他的通信，因为它会在人民中引起很大震动。我所知道的关于博尔夏特大夫的那封私人信件，谈到了军队竟干出意想不到的暴行。他们驱散了在克罗尔饭店举行的旨在递交请愿书的民众大会，把通过菩提树街勃兰登堡门的民众赶往皇宫广场。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而当人群被赶到皇宫广场时，就遇到了骑兵队并被冲散。据说国王在他的阳台上发布了驱散集会的命令。据另一则谣言说，当时集结了两个团的兵力。在人群中施放霰弹一事，已被来此旅行的人所证实。在他们起程时，隆隆炮声已经响了半个小时之久。据谣传，死了好几千人；而《普鲁士总汇报》只提到一些人受了伤”。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8日[4]下午5点钟，还听到大街上有枪声，杜蒙的通讯员就是这么说的，但他没有多说，或者像另一个编辑昨天对我说的那样，他由于职务关系，不能有什么说什么。总之，这里的一切都处于混乱和紧张状态。全城居民都想干点事，但是，究竟怎么干又没有把握。掌握来自柏林的消息的那些人不敢把消息拿出来发表。资产者已经决定向国王递交一份公开信，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提出的要求得到批准后就会恢复信用。如果他们是可信赖的，他们心爱的肮脏交易和琐碎事务就能重新走上正轨，那他们甚至明天就会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是，在革命时期，财产可能遭受损失，因此，昨天这里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了建立武装市民自卫军的问题。他们派出一个代表团去会见政府首相，首相问他们想武装谁，武装所有的人还是仅仅武装有产者？代表团回答说武装所有的人。因为首相对他们说过，如果仅仅武装有产者，看起来好像资产者要把自己武装起来反对无产者。这个问题当然只能得到否定的回答。这里的居民的当前状况是这样：只要市议会宣布共和国成立，他们就将同意一切。而同意是不会带来危险的。另一方面，如果货币危机继续下去，工人们就不再有工作可干，而饥饿将导致革命。在市议会开会时，几次都有数百名工人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市政厅门前要求工作。许多人得到了工作。但是，如果这里的工厂再不能开工，市议会也就无法让所有人都有工作。明天，我们的市议会的代表团就要回来了。它带着否定的答复回来，很容易促使一些资产者盲目地愤怒地煽动自己的亲骨肉，即煽动他们的钱袋。“如果只有老爷们想要武装”，那么，劳工们将立即严阵以待。昨天晚上，军队在这里占领了布瓦塞雷锯木厂，因为正像布瓦塞雷的一个伙计向我保证的那样，全体工人已经“一致”决定焚毁该锯木厂。自从得到柏林的最初消息起，这里的一切都陷人了莫名的期待和紧张状态。其他城市的人都指责科隆人无所作为，胆小怯懦，但真正的原因是科隆的资产阶级大多数非常明智，他们明白，在革命中他们所憎恨的其他一些人可能会起作用，因此，对科隆人来说无非就是冷静等待，让其他城市去为自己火中取栗。再见。
你的[5]
代我衷心问候你的夫人。斋戒日以后我就将举行婚礼，你夫人认识我的未婚妻。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缠身，我将作巴黎之行。我希望到时候在巴黎见到你，但我希望事先能收到你的回信。
你的[6]
第一次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65
[1]马克思的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
[2]指1848年3月13日以来在柏林出现的骚乱。
[3]《科隆日报》的出版者。
[4]在原件上是：17日。
[5]后面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签名。
[6]下面是一个难以辨认的签名。
〔注释〕
[136]罗兰特·丹尼尔斯的这句话表明，马克思在1848年3月中旬就已在巴黎说过要出版一家报纸。恩格斯刚到巴黎不久，约在3月21日，这一计划就开始付诸实施。3月26日，恩格斯在给伦敦的埃米尔·布兰克的信中写道：“我给母亲写信要钱，准备再过几天离开这里回德国去，我们打算在德国重新出版《莱茵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474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7卷第49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打算同科隆的盟员毕尔格尔斯、丹尼尔斯和德斯特尔所作的准备是一致的（参看文件222、马克思、恩格斯和沙佩尔在4月11日回到科隆时就利用了他们的这些准备工作。
4月初，莫泽斯·赫斯回到科隆以后也曾试图创办一家报纸。他离开布鲁塞尔前不久，从安德烈亚斯·哥特沙克的一封信（文件223）中了解到，有人正在科隆筹备创办一家民主报纸。赫斯便同弗里德里希·安内克联名在报上“呼吁重新出版《莱茵报》”。（化站年4月7日《科隆日报》第98号附刊；埃德蒙·济伯纳编《莫泽斯·赫斯通信集》1959年海牙版第181—183页）
这一呼吁其实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的、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际任务不相适应的纲领。赫斯还写信要求一些共产主义者给以合作。他的计划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从给赫斯的一些回信（文件235、238和239〕中可以看出，这个计划立即引起怀疑和抵制（参看注140），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科隆以后完全成了泡影。关于《新莱茵报》的创办经过，主要参看文件26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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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8年3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18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
（1848年3月18日）
1848年3月18日星期六
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马克思：
我将照管你的东西。
你可以给律师维克多·费德尔先生写几句，或者直接寄给他，或者附在给布洛斯的信里，借此表示感谢他为你和你夫人所采取的步骤，并且授权他采取进一步的步骤。情况是这样：突然宣布自己是热心的共和主义者的费德尔，承担了为你辩护的任务，他将以辩护人的身份答复《比利时通报》[1]，并且处理这一案件。他希望你不要否认他；为了使他能够以坚决的态度办事，最好你给他写封信。这个案件由一个比利时人去办，要比迈因茨去办更好，而他既然自愿效劳，想必会很好地处理这一案件。
你一定要把通行证寄来。这个东西很需要；迈因茨每天都向我问起它。
特德斯科已被释放[2]，他没有同任何人照面就立即到吕蒂希去了。埃塞朗在这里待了几天，但是他没有看见特德斯科。
这里正处于空前的金融、交易所、工业和商业的危机之中。商人闲着没有事干，在“瑞士”咖啡馆里直叫苦；考韦茨、劳夫一帮先生们垂头丧气地东游西荡；工人们举行集会和递交请愿书；食品普遍严重匮乏。谁也没有现金，就这样还有6000万的强制公债！在这里，交易所硬要给他们制造一个共和国。
吕宁返回这里之后得到消息说，在普鲁士他受到了通缉；他想让他的夫人来这里，再去巴黎。
德朗克[3]在逃走之前被维利希一伙接收入盟[4]。我在这里对他重新考察了一下，对他讲述了我们的观点，他表示同意，所以我就批准了他。即使多少有一些疑问，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同时，这个人很谦虚，很年轻，并且看来很有领会能力；所以我认为，对他进行一些监督，再加上一些学习，他会好起来的。他向我表示，他已否定了他过去的一切作品。可惜他是住在莫泽斯[5]那里，在这期间莫泽斯会影响他，不过谁都知道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他同他曾经十分佩服的吕宁在一起，吕宁两句话就会把他征服。
此外，莫泽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友好——这家伙真莫名其妙！
对卡斯尔我毫无办法，因为票据是在迈因茨手里而不是在我手里。布赖尔借口说金融危机，说他的旧的期票债务现在不可能延期，说他的所有主顾都拒绝付款。他甚至表示要卖掉他那匹唯一的马。但是我要尽力弄一些到手，因为迈因茨的钱我不大够用，而最先付款的赫斯所付的钱已经用光了。日果也极为困难。我今天还要到布赖尔那里去一次。
明天《社会辩论报》上将刊登一篇逐字逐句详细反驳《比利时通报》的文章。
你给费德尔写信时要添上这样的话：如果他需要特别的委托书，你将给他寄去。
你也要给众议院议员布里库尔先生写几句，他在议院里为你讲得很好，他应迈因茨的请求向大臣提出了严厉的质问，并且促成了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査。他是沙勒罗瓦的代表，是卡斯蒂欧之后最好的。卡斯蒂欧那时正在巴黎。
随信附上一篇涂鸦之作[6]，请你看一下，送到《改革报》去。对这里的人们必须不断地给以刺激。
如果可能，星期一我就出发。但是钱这方面的困难总是阻碍着我。
英国方面，我从信件中或者《星报》上都得不到任何消息。
德国的情况确实非常好；到处起义，而普鲁士人并不让步。这就更好。希望我们在巴黎不会停留太久。
你们把伯恩施太德赶出去，好得很。[7]这家伙已经证明太不可靠，确实必须把他开除出盟。他和维尔特现在联合起来了，而维尔特在这里到处装出狂热的共和主义者的姿态。
拉马丁一天比一天更恶劣了。这个人在他的所有的演说中只是面向资产者，并且竭力安慰他们。临时政府[8]的选举宣言也完全是给资产者准备的，以便使他们安心。这些家伙厚颜无耻是毫不奇怪的。
再见，再见。
弗·恩·
寄往这里的所有信件，请你按指定的地址发出；我不在时布洛斯会把信件转给日果。
新麦尼尔蒙坦路马克思先生收。
节录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121—123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8卷第10—13页）
[1]1848年3月12日，布鲁塞尔的官方报纸《比利时通报》发表了一篇报道马克思被驱逐出比利时的别有用心的简讯，该简讯恶意歪曲事实，为比利时当局的非法行为辩护。驳斥这篇简讯的文章发表在1848年3月19日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民主派的机关报、比利时报纸《社会辩论报》上。——原卷末注
[2]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维·特德斯科以及其他许多比利时民主主义者，由于参加受法国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影响的比利时共和运动，于1848年2月底被捕。特德斯科大约于1848年3月12日获释，于1848年6月在吕蒂希再度被捕并被送审。——原卷末注
[3]自1843年起，恩·德朗克开始在柏林从事他的撰稿工作。1846年秋天，他出版了大部头政论著作《柏林》，其中描述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并尖锐抨击了普鲁士国家。但他的著作带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特点。1846年11月，当他前往科隆拜访莫·赫斯之后到达科布伦茨，准备返回（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之时，被控犯有侮辱国王罪而遭逮捕。1847年春天，他被判处两年监禁。维利希曾到关押他的韦瑟尔要塞监狱看过他一次。——原卷末注
[4]这里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5]莫·赫斯。——编者注
[6]恩格斯《比利时的状况》。——编者注
[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9页。——编者注
[8]指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取得胜利后，法国于2月24日成立的临时政府，资产阶级共和派（拉马丁、杜邦·德勒尔、克雷米约、阿拉戈、马利、马拉斯特和加尔涅-帕热斯）占了大部分职位。此外，三个《改革报》派代表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赖德律-洛兰、弗洛孔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以及机械工阿尔伯（本姓马丁）也参加了政府。很快就看出，“社会主义者部长”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只是资产阶级政府的微不足道的饰物而已。1848年5月4日’制宪国民议会成立，临时政府的行政权也随即丧失。——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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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燕妮·马克思（巴黎）给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的信（1848年3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17
燕妮·马克思（巴黎）给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的信
（1848年3月17日）
1848年3月17日星期四[1]
于巴黎格腊蒙街1号“曼彻斯特”旅馆
亲爱的魏德迈先生：
我的丈夫在这个大城市又是那样工作繁忙，四处奔波，他让我请您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上刊登一则通讯：在这里成立了好几个德国团体，其详细情况吕宁先生知道；但是旅居伦敦的德国人沙佩尔、鲍威尔、莫尔和旅居布鲁塞尔的德国人马克思、沃尔弗·恩格斯、瓦劳、波尔恩（他们通过哈尼和琼斯同英国的宪章派也有直接联系）所领导的德国工人俱乐部同伯恩施太因、伯恩施太德、海尔维格、福尔克、德克尔等人所领导的德意志民主协会毫无共同之处[2]，后者是一个打着黑红黄三色旗[3]（在这方面联邦议会现在已经赶在它前面了）的团体，正在大谈长老布吕歇尔，并且在普鲁士退伍军官指挥下进行分组训练。非常有必要向法国和德国表示坚决同这个团体划清界限，因为它将使德国人丢脸。如果《汽船》出得太晚，那就请您根据上述事实写一篇短文，交给您现在在南方联系较多的那些德国报纸发表。请您设法尽可能广泛地在德国报纸上报道这件事。
本来还想告诉您有关这里每分钟都在扩展的有趣的运动的许多情况（今天傍晚有40万工人在市政厅门前通过）。示威群众不断增加。但是我要料理家务并照看三个小家伙[4]，十分忙碌，只好抽这点时间，从远方向您和您亲爱的夫人致以衷心的问候。
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到处流浪的女公民
燕妮·马克思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604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7卷第624—625页）
[1]可能是手稿笔误，根据信的内容看来，信是写于3月17日星期五。——编者注
[2]指1848年3月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的倡议下在巴黎成立的德国工人俱乐部。俱乐部的章程是马克思草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力图通过这个组织去团结在巴黎的德国工人流亡者，说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志愿兵团打回德国去的冒险主义行径。俱乐部在组织德国工人个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方面，进行了很多工作。——原卷末注
[3]指德意志民主协会。——原卷末注
[4]指燕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和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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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卡尔·马克思（巴黎）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的信（1848年3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16
卡尔·马克思（巴黎）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的信
（1848年3月16日）
1848年3月16日于巴黎
亲爱的恩格斯：
这几天我没有一点时间来写一封比较详细的信。我只能写一下最必要的事情。
弗洛孔对你很有好感。
这里所有的施特劳宾人[1]对你都多少有些愤恨（与谢[2]打架，等等）。
至于我的东西，请你随身带到瓦朗谢讷去，让人把这些东西在那里用铅印封上。以后我再付款取回。至于银器，关税已在巴黎这里付了。但是在瓦朗谢讷你一定要按照信中所附地址去找一下住在该处的那个人[3]。我的妻子根据福格勒的建议把存放在布鲁塞尔的几个箱子的钥匙寄给他了，但没有附函。你必须从他那里把这些钥匙拿来，否则我们所有的东西将会在这里的海关被撬开。
关于钱的事情，你要向卡斯尔说明，如果他不愿意支付期票上的钱，那就应该把期票还给你。那时巴于也许会付期票上的钱。
让日果结算一下账目，至少要把余额交出。
至于布赖尔，你必须再到他那里去一次，告诉他，如果他利用我的困境而不付钱，他就是卑鄙。至少他应当向你提供一部分。革命并没有花掉他一文钱。
这里资产阶级又变得极端无耻和反动了，但是有一天会够它受的。
伯恩施太德和海尔维格做事像个流氓。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黑红黄协会[4]反对我们。前者今天将被开除出盟[5]。
你的马·
通行证我此时找不到，而这封信必须发出去。
如果日果不能更积极一些，就别让他干了[6]。目前他本应该干得更坚决一些。
代我向迈因茨和若特兰致衷心的问候。最近一号的《社会辩论报》我已收到。
并向福格勒问好。
我将详细地写信给迈因茨和若特兰。[7]
祝你健康。
节录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119——120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第248卷第8-9页）
[1]施特劳宾人是德国的流动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称呼那些还受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原卷末注
[2]大概指安·谢尔策尔。——编者注
[3]大概指奥·施内。——编者注
[4]指1848年3月上旬在巴黎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协会。该协会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等人，他们鼓动德国流亡者组成军团，指望用攻入德国的办法在那里引起革命并建立共和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种冒险计划。1848年4月，海尔维格组织的军团越过国境后在巴登境内被德意志南部各邦的军队歼灭。
黑、红、黄三色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统一运动的象征。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把统一运动的目标确定为在德国建立像瑞士联邦那样的自治州联邦。所以该协会又称黑红黄三色协会。——原卷末注
[5]这里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一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原卷末注
[6]早在1847年8月，在布鲁塞尔就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其中大多数成员都参加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在德国工人协会的大多数成员遭到比利时政府的镇压并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之后，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虽然依旧存在并尽力发挥着作用，但同盟在比利时的力量已大大削弱。——原卷末注
[7]马克思1848年3月16日后给迈因茨和若特兰的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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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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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1]
（1848年3月15日）
1848年3月15日于伦敦
伦敦区部委员会致中央委员会
兄弟们：
我们已于昨天早晨收到了你们的来信。你们在来信中附给沙贝利茨的信已于昨天下午交给他了，而且嘱咐他立即给你们回信。
沙贝利茨到公爵（应叫他彼得）[133]那里去过了，并给我们捎信说，彼得卧病在床，不能接待来访者，叫我们把信或者通过邮局寄给他，或者通过沙贝利茨转给他。针对这一点，我们对沙贝利茨说，我们的意见是把信直接交给彼得。接着，再一次要求沙贝利茨向彼得介绍情况，并在今天晚上以前让彼得直接答复我们。由于彼得不能亲自见我们，所以我们想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是否愿意让沙贝利茨转交这封信。
我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我几乎认为，彼得的小脑瓜里有一个大计划，我甚至觉得，彼得现在想要独自达到当时你们说通过我们可以达到的那个目的。我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如下：昨天我把信交给沙贝利茨时，他对我说，彼得真是个奇怪的家伙他认为，邀请几千名法国人到德国去，帮助在那里建立共和国，是完全必要的。彼得很可能认为，他一个人就能建成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甚至能成为一个小拿破仑。彼得的答复附在后面。我们认为必须将上述情况通知你们，因为这家伙很可能已在脑瓜里构思出一个愚蠢而狂妄的空中楼阁。
2．至于宣言和盟章，明天就寄出，最迟（？）在后天寄出。
用邮包寄出可能比较贵，不过通过邮局邮寄是最安全可靠的途径。我们特地把这封信通过邮局寄出，我们相信，这样办要好一些。
又及：邮费大概比较贵，可能需要每个委员会分摊。[2]
你们关于阿姆斯特丹的建议[3]我们将照办。因此，明天我们就给那边写信，稍后即把宣言寄出。
你们在巴黎作出的努力似乎没有白费，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我们的事业在那里重新走上了正轨。在巴黎的德国人最清楚不过地向我们证明，管理不善可能而且必定会带来多大的危害，挽回糟糕的局面需要花费多大力气。
兄弟们，请相信，这里的人们很镇定，正以无所畏惧的情绪等待今后事态的发展。大多数人都宁愿在今天而不愿在明天开始行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处处谨慎从事，不愿由于操之过急而毁了事业。
现在，无产阶级有要求，而且有一种强烈的要求。幸好，教育已经证明，这种要求需要由理性和思考来引导。
关于英国的动乱，各党派至今没有从政治上作出重要的论证。宪章派走的是一条可靠的道路，他们的集会井然有序，因而群众蜂拥前往参加，而且有条不紊。正因为如此，就比那些轻易就能被镇压下去的起义更使英国政府感到难堪。但是，如果人民的愿望到4月3日或10日得不到满足，那我几乎认为，英国政府将无法对抗数量如此庞大的人民群众。[134]
这里的脓肿也破裂了。
另外：沙贝利茨刚才来信说，他已说服彼得接待一个人。说他一定要通过第三者将信交给他。
现在，他愿意接待一个人，但绝对不接待两个人，而且在明天夜里10时左右。
沙贝利茨指名要普芬德去。我们就此事进行讨论，卡·莫尔表示要么去两个人，要么一个也不去，而普芬德和其他几个人则认为有必要去两个人（因为，如果遭到反对，就要由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最后，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同意让普芬德明天夜里单独前往。去一个人总比不去强。[4]
这件事的结果我们将立即写信告知[135]，今天就写到这里，随信附去一封给鲍威尔的信。
顺便再提一下：本来你们一下就能从彼得那里收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可他不会再上当了，因为这个家伙已从惊恐中苏醒过来。不过我们还要看看结果如何。
那天，我们住的德鲁里巷的饭店老板来寻找他的执照，大家不让他找，几个邻室的客人抱怨外国人大声喧闹等等。这可能是一种借口；他不过想来看看我们所在饭店的大厅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他们想利用这个借口，以便名正言顺地派一名警察或侦探到正在开会的会场去，亲自看看大家的举动究竟如何镇定自若，如何井然有序。但是，这种人来到会场，无论如何是出自政治原因，因为英国政府已开始盯上这些人了。（要监视外国人同英国人在一起聚会。）因时间关系，我们就此搁笔。
此致敬礼
你们的兄弟
卡·普芬德
布赫
弗伦克尔
卡尔·莫尔
布格哈德
T.佩茨
迪策
罗森塔尔
又及：我们收到款子后，用什么方式，通过哪家邮局寄给你们？
第一次全文发表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19
[1]当时卡尔·普芬德是书记员，这封信也可能是他执笔的。
[2]这句话是后加的。
[3]参看文件209。
[4]这句话是后加的。
〔注释〕
[133]指卡尔·冯·不伦瑞克。他倒台后于1830年9月流亡，同由他暂时给以资助的民主主义流亡者建立了联系。40年代中期，他买下了《德意志伦敦报》，1846年9月至1848年5月，由雅科布-沙贝利茨任该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成员同公爵（他在1848年3月初曾答应捐助一大笔款项）的谈判失败了（参看文件220和注135）。——331
[134]关于宪章派所领导的人民运动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参加人民运动的情况，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写道：“巴黎的事件对英国工人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30年代中期就在英国无产阶级思想感情中起主导作用的宪章运动，由于二月革命的胜利而受到新的推动。这个革命刚一开始，伦敦工人就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表示祝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参加了这次游行示威，尽力支援宪章运动。
“宪章派最有声望、最有才干的领袖厄内斯特·琼斯有时来到我们协会；我在那里有机会认识了这位勇敢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宣传家。琼斯个子不髙，但长得很结实。他那端正、严肃、刚毅的面貌令人一望而知是一位坚决果断、无所畏惧的人民领袖。他精通德文，是当时少数懂得社会主义并宣传社会主义的宪章派领袖之一。
“3月13日，在伦敦肯宁顿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琼斯在会上讲了话，他号召人民不要害怕可怜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不要害怕宪警、士兵以及那些供特别警察驱使的胆小如鼠的家伙。‘推翻内阁，解散议会，颁布宪章——我们决不让步！’”[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848年前后》，载于1898年《德意志言论》（维也纳）第3期第110页，《人间的普罗米修斯》198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8~9页]关于1848年4月10日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参看文件234。——333
[135]卡尔·普芬德在1848年3月17日的信（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20）中，向中央委员会详细报告了这次拜访的情况。他在信中写道：“昨天晚上10点钟，我们就到了彼得家，今天早晨我们离开他家时，正好敲响两点。也就是说，我们在那里穷泡了4个小时，没有谈及任何直接性事务。昨天我已经对你们说过，就只有我和沙贝利茨两个人，我迫切希望卡·莫尔也来，以便至少有一个证人。”
关于公爵的政治观点和他的委托人的活动，普芬德报告说：“安德劳直接去巴黎拜访一些政府要员，以便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如：现政府是否庇护攻入德国；它是否派人或者说它是否允许招募人攻人德国；法国的武器是否同英国一样便宜。我觉得这家伙是在献殷勤，想争取政府支持自己，带领一支军队（约6000—10000人，而我们就将属于这支军队）去德国，然后像上帝一样，以一个伟大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德国，以一个可敬小人的身份髙踞要位，一下子就把共产主义建立起来。
“也就是说，彼得将一切荒诞不经的事情都理解为共产主义，凡是他不理解的东西他都称之为共产主义。”
普芬德最后报告说，公爵希望，“你们，特别是沙佩尔同安德劳建立联系。要沙佩尔把地址留给彼得那里的通讯员，因为安德劳一到那里就要去找通讯员。彼得将同安德劳继续谈判，如果你们认为可以信任他的话”。从公爵的笔记中可以看出，普芬德在这次谈判中可能要求500英镑。[参看蒂博尔·德奈什《一个瑞士年轻人的学徒期和漫游期〔1845—1848年)。雅科布卢卡斯·沙贝利茨、卡尔第二·冯·不伦瑞克公爵和〈德意志伦敦报〉》，载于1966年《瑞士历史杂志》（巴塞尔）第16年卷第1期第76页]——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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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卡尔·马克思（巴黎）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的信（1848年3月12日左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14
卡尔·马克思（巴黎）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的信
（1848年3月12日左右）
于巴黎新麦尼尔蒙坦路（博马舍林荫路）10号
亲爱的恩格斯：
……《改革报》在谈到你时语调很友好。弗洛孔病了，我还没有看到他。载勒尔散布的谣言在德国人中间流传很广。阿拉尔直到现在还没有被革命抛弃到一边去。我劝你到这里来。
中央委员会已经在这里成立[1]，因为琼斯、哈尼、沙佩尔、鲍威尔[2]、莫尔都在这里。我被选为主席，而沙佩尔被选为书记。委员是：瓦劳、鲁普斯[3]、莫尔、鲍威尔和恩格斯。
琼斯昨天去英国；哈尼病了。
祝好。
你的卡·马·
节录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118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7卷第135页）
[1]指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巴黎的成立。随着法国革命的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在1848年2月底将同盟的领导交给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之后，在3月初巴黎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马克思迁居到那里。在1848年3月下半月至4月初，中央委员会组织了数百名德国工人（大多数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返回祖国，参加已经开始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原卷末注
[2]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3]亨利希·鲍威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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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人民的要求》（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的传单）（1848年3月10日左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13
《人民的要求》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的传单）[132]
（1848年3月10日左右）
人民的要求
国家为人民而存在，而不是人民为国家而存在。政府及各级机构都是人民的公仆；它们必须视为人民谋福利为己任。如果它们做不到这一点，人民就有绝对权力予以废除，并用更好的政府及各级机构取而代之。
德国人民长期以来总是满足于徒劳地为他们有权要求的东西去请愿，然而，现在他们也已失去耐心。在法国的光荣革命鼓舞下，德国人民终于也敢于强有力地反对一贯以自由来欺骗他们的诸侯们了。而加冕的诸侯们，比如在科隆，企图用刺刀去征服人民的意志，使其保持沉默，但愿诸侯们的这种企图不能到处得逞。人民的儿子怎能摧残自己的亲骨肉呢？
人民的好男儿们，不要被诸侯们吓唬住，他们只能逞凶一时！你们一开始就为全国人民谋求幸福，确有困难；你们应该首先在精神上、物质上支持科隆市民打算向普鲁士的“尚存一息的”王权提出的各项要求。
他们要求：
1．“人民掌握立法权和管理权”，因为自由的、不愿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继续忍受剥削的人民，同样需要只考虑人民利益的法律，需要以人民的幸福为自己最高目标的政府官员。他们要求，“在各村镇和各州实行普选权和普遍被选举权”。因为只有人民中的每一个成年的成员都能参加选举和被选举，才有真正的人民代议制可言。
他们要求：
2．“言论和出版的绝对自由”，这是普遍的人民代议制的最可靠的支柱，是普遍的人民教育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他们要求：
3．“取消常备军，实行全民武装，由人民选举指挥员”，因为全民武装完全足以保卫国防，而常备军只是暴政和镇压的工具，维持常备军就等于加在全体公民身上一付沉重的负担。
他们要求：
4．“自由结社权”，因为只有在不自由的国家，其公民的结社才有危险。
他们要求：
5．“保护劳动并保障所有人的生活”，因为许多人极度贫困，难以聊生，而另一些人却穷奢极欲，挥霍无度，这正是天大的不公平。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实行的不合理分工和对劳动的剥削，大大阻碍了商品的生产，以致不能满足每个个人的需要。因此，国家应当剥夺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生产，而要为所有人的利益去管理生产。每个人都享有劳动的权利，同样也有权得到一份与他的需要相适应的报酬。
他们要求：
6．“对所有儿童实行完全免费的教育”，也就是说，使每一个儿童都能受到完全的培养，而不是使他们因此而屈服于某种新的强迫，使他们服从某种总的框框或者残忍地使他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人人有权要求一种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教育，这无疑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必须承认的首要权利。
传单
科布伦茨国家档案馆，Abt.403，Nr.2550
〔注释〕
[132]指1848年3月3日在科隆散发的传单（文件207）的扩充稿本，对原来的六点要求作了详细论证。这个稿本可能是在3月3日事件以后，在哥特沙克、维利希和安内克被捕（参看注128）之后起草的，作者很可能是德斯特尔、丹尼尔斯和毕尔格尔斯。现在只有一个材料可以证明这个传单的散发日期，从而也能间接证明印刷日期；普鲁士行政专区长官从阿恩斯贝格给内务大臣艾希曼（科隆）的一封信表明，该传单是1848年3月13日在伊瑟隆、多特蒙德和哈根通过市邮局寄送给许多公民的。伊瑟隆市参议员和阿恩斯贝格行政区长官都估计，这个传单是在科隆印刷的（科布伦茨国家档案馆，Abt.403，Nr.2550），传单共两页。——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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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会议记录（1848年3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12
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会议记录
（1848年3月9日）
3月9日晚九时举行
马克思把他起草的章程草案[1]提交会议讨论。
第一条以大多数票对两票通过。
第二条全体一致通过。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和第六条也同样全体一致通过。
这样，章程草案就无修改地通过了。接着秘书宣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章程。新入盟的盟员听完章程后，声明他们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
马克思提议全体盟员报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会上讨论了这个问题，最后通过决议：同盟的每一个盟员要报告他在这里所用的名字和他的住址。
沙佩尔提议除主席和秘书外，再选出五个人组成巴黎区部委员会。
四个支部中每个支部应该选出一人，选举延到下一次会议举行。
沙佩尔作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根据沙佩尔的提议，决定每一个人发言时必须起立并脱帽。
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应在下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同盟的总的情况的报告。
波尔恩曾被派往骑术学校开会并汇报会议情况。三刻钟后他即返回，描述了这个协会的糟糕情景。
下一次会议定于本星期六8时在圣奥诺莱区格列涅尔街“比利时”咖啡馆举行。
闭会前盟员向秘书报告了自己的名字和住址。
马克思提议全体盟员都缠上红色布带。全场一致通过。
通过了沙佩尔的建议：指定一个人给大家代购鲜红色布带。这一任务委托公民査克斯去执行。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609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590—591页）
[1]指德国工人俱乐部的章程草案。——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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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会议记录（1848年3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11
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会议记录
（1848年3月8日）
支部会议记录
选出主席：卡·沙佩尔秘书：卡·马克思
沙佩尔提议我们组成巴黎区部而不单是一个支部。
马克思等表示同意。通过。
海尔曼被通过。
讨论关于重新接受本支部被暂令离盟的盟员问题。
波尔恩汇报了“欧罗巴”咖啡馆的会议情况，斯特尔比茨基也作了同样的汇报。多数票决定不到德克尔和费奈迭举行会议的这个咖啡馆去。
恩格勒、布赫芬克和福格勒（魏特林派）被一致通过。
一致决定：委托上述三位盟员吸收魏特林支部中他们认为可以吸收的人员加入本支部。
席林被一致通过。
批准下列几人为公开的工人团体的负责人：
主席：亨·鲍威尔
副主席：海尔曼
秘书两人：波尔恩和福格尔
财务员：莫尔
干事三人：布赫芬克，沙佩尔，霍尔奈。
决定主席应用“朋友们”来称呼别人，其他人自便。
委托马克思起草工人团体的章程。公开团体应该命名为德国工人俱乐部。[1]
威廉·赫格尔被接受为盟员（根据沙佩尔的提议并有亨·鲍威尔附议）。
公开团体的地址应在市中心。委托盟员数人去寻找适当的地址。
同盟会议定在圣奥诺莱区圣路易街6号举行。
斯特尔比茨基提议海尔曼为候选人，通过。
秘书卡·马克思主席卡·沙佩尔
马克思所作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1848年3月8、9日会议记录【图（略）】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608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588—589页）
[1]德国工人俱乐部是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提议于1848年3月81日在巴黎建立的。马克思在这个团体中起了领导作用。建立俱乐部的目的是要团结在巴黎的德国工人流亡者，向他们说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通过民族主义的宣传引诱工人参加志愿军团攻入德国的冒险计划。俱乐部在组织德国工人个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方面，进行了很多工作。——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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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1848年3月8—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1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鲁塞尔）给卡尔·马克思（巴黎）的信
（1848年3月8—9日）
1848年3月8—9日
于布鲁塞尔卢万新马路13号
亲爱的马克思：
我希望明天能收到你的信。……
鲁普斯[1]在上星期日上午11点被带到火车站，送往瓦朗谢讷去了；他从那里有信来，看来他还在那里。没有对他进行审讯。甚至没有允许他回家取自己的东西！
没有人对我怎么样。从这些家伙流露的一些言谈来看，他们害怕驱逐我，因为他们当时给过我通行证，这可以用来对付他们。
科隆发生的事件令人不愉快。三个杰出人物坐了牢。[2]我同事件的一个积极参加者谈过话。他们曾经打算进行攻击，但是，他们不用本来很容易弄到手的武器装备自己，而是手无寸铁地前往市政府，让人家包围了自己。据称，军队的大部分都是赞成他们的。事情一开始就非常蠢笨；如果这个人的消息可靠，那么，他们本来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攻击，并且在两小时内解决问题。但是，一切都安排得惊人地蠢笨。
我们的科隆的老朋友们[3]看来是持观望态度的，虽然他们曾经共同决定要干起来。小德斯特尔、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就走开了，尽管那时在市政府正需要小博士[4]在场。
德国别处的消息都很好。在拿骚，是一次成功的革命；在慕尼黑，大学生、画家和工人正在全力进行起义；在卡塞尔，革命一触即发；在柏林，是极度的恐慌和动摇；在整个西德意志，已宣布新闻出版自由和建立国民自卫军。目前这样已经足够了。
就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仍然顽固下去吧！那时就万事俱备了，过几个月就会发生德国革命。就让他紧抓着自己的封建形式不放吧！不过鬼才知道这个可笑而疯狂的家伙会干出什么来。
科隆的整个小资产阶级都主张加入法兰西共和国；目前那里正盛行回忆1797年[5]。
特德斯科还在坐牢。[6]我不知道他何时受审。
关于你的事件，已经给《北极星报》寄去了一篇万分激愤的文章[7]。
星期日[8]晚上，民主协会的会议开得异常平静。……
再见。
你的恩格斯
去过你那里的那个警官助手据说已经免职了。这个事件在这里的小资产者中间激起了强烈的愤怒。
节录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115-117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4-7页）
[1]威·沃尔弗。编者注
[2]随着法国二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德国，在莱茵地区，尤其在科隆，开展了广泛的群众运动。1848年3月3日，在科隆市政府前发生了一次由共产主义者同盟地方支部组织的群众游行示威。安·哥特沙克代表游行参加者向市政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民主自由和保护工人的权利。游行示威被军队驱散。示威的三个领导者安·哥特沙克、奥·维利希和弗·安内克被捕，并且毫无起诉理由地被交付法庭审判。由于国王大赦，3月21日他们被释放。科隆三月三日事件成为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各邦三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声。一原卷末注
[3]早在1848年三月革命前，科隆可能就有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两个支部。一个支部中有亨·毕尔格尔斯、罗·丹尼尔斯、卡·德斯特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老朋友们”），另一个支部中有弗·安内克、安·哥特沙克、奥·维利希等人。后面一个支部中的大部分成员受“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略。——原卷末注
[4]卡·德斯特尔。——编者注
[5]指1797年发生在法兰西共和国军队占领的莱茵河左岸地区的争取建立莱茵共和国的运动。许多莱茵城市（包括科隆）中参加这一运动的共和主义者，力图在这一地区消灭封建等级关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他们认为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的方法是将莱茵河左岸的土地从德意志联邦彻底分离出去，甚至因此支持法国的吞并企图。1797年9月，在法军总司令奥什将军的同意下，按照巴达维亚共和国（尼德兰）和山南高卢共和国（意大利北部地区）的榜样，拟定了建立左岸的莱茵共和国的草案。但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督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加强了侵略方针，妨碍了这一计划的实现。1797年10月，根据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签订的坎波福米奥和约，莱茵河左岸的地区划归法国。——原卷末注
[6]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维·特德斯科以及其他许多比利时民主主义者，由于参加受法国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影响的比利时共和运动，于1848年2月底被捕。特德斯科大约于1848年3月12日获释，于1848年6月在吕蒂希再度被捕并被送审。——原卷末注
[7]恩格斯1848年3月5日《给〈北极星报〉编辑的信》，载于1848年3月25日《北极星报》第544号。——编者注
[8]1848年3月5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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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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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给巴黎中央委员会的信
（1848年3月8日）
伦敦区部委员会致中央委员会
兄弟们：
今天晚上，我们收到了你们简短有力的来信。我们全体与会者现答复如下：
你们来到巴黎是必要的，而且肯定会有很大好处。
来自德国的消息固然非常有利，但各家报纸上的说法却大相径庭。
星期天[1]，我们举行了全体会议。半热心的同盟盟员，如哈克马斯特等等没有出席会议，其他人都表现出良好精神。全体与会者或多或少都参加了讨论并表示愿意紧密团结，大家对一切事情都很注意。后来，讨论十分活跃。海尔贝格坚持并首先重复他以前说过的话，接着就被大约8个发言者驳得体无完肤，淋漓尽致，他因而不再锋芒毕露，并友好地表示悔改。
昨天，在讨论“共产主义者在当前运动中应采取什么态度”这一问题时，海尔贝格认为，固然可以手握与共产主义者身份不相称的毛瑟枪或军刀，但笔杆子这一锐利的武器，同样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这个热心人引起了哄堂大笑，他到时候会得到同情的。海尔贝格认为，即使是在德国举行起义、绝大部分协会会员都离开伦敦的情况下，仍然要把这个协会维持下去。不幸的是（？），许多非同盟盟员甚至一些同盟盟员几乎都持这种观点。或者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或者彻底推翻章程等等。同盟即使可以完成时代提出的要求，但大家的耐心已丧失殆尽了。
现把我们收到的信一并寄去。请于明天给我们寄来50法郎，因为这里很需要这笔钱。收据以后另开。
英国的运动：
在这里，宪章派已寂静无声了，而在格拉斯哥，宪章派则一直坚持到现在。
特拉法加广场的集会被警方禁止，中产阶级的律师柯克伦没有参加集会，但是流氓无产阶级在会上聚众闹事，殴打警察（然而，是警察自己先打人的），硒烂窗户和路灯，冲击威斯敏斯特的几家面包店。昨天又搞了这种恶作剧，而且今天仍在继续。
宪章派的两次大规模露天集会，参加的人很多，而且也很顺利。
敬礼并握手，就此搁笔。
受委员会委托
卡尔·莫尔[2]
卡尔·普芬德
弗伦克尔
T.佩茨
迪策
布格哈德
列曼
罗森塔尔
1848年3月8日于伦敦
又及：
奥地利公使让人通过一书商从布格哈德那里取（买）走一本宣言。
附言：
你们再写信时，最好直接写给区部委员会，因为这样有利于增进信任和加强团结。
米什洛通过他夫人给我们协会写来一封信，并寄来两本书（他的小说）作为会费，同时还附带谈到，要给各俱乐部写一封信。米歇洛的这封信看来是很早以前写的，是寄给你们的。两本书我们已收下。至于通告信以及其他关于你们的消息，我们就不谈了。
我们把阿姆斯特丹的来信[3]也寄给你们，因此，你们应该把决议发给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执行这些决议了。
照旧。
（签名）同上[4]
手稿
第一次全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18
[1]1848年3月5日。
[2]卡尔·莫尔同时又是这封信的执笔者。
[3]文件205，并参看文件215。
[4]这些签名非常潦草，难以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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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关于巴黎的一次德国民主主义民众大会的报道（1848年3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08
关于巴黎的一次德国民主主义民众大会的报道
（1848年3月6日）
巴黎，3月7日（讯）昨天晚上，巴黎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在瓦伦廷大厅集会。德国在法国还从未有过如此隆重的集会〔……〕第一次集会就获得成功，这是出乎意料的，因为在如此庄严的时刻，集会搞得不隆重不宏大，倒是一个难题！有4000多名德国人参加了集会。伦敦派来了代表团，即宪章派的代表团和伦敦各团体的德国人的代表团，其中，我要特别提到的是他们的朋友沙佩尔、厄内斯特·琼斯、麦格拉斯、哈尼、莫尔和鲍威尔。从布鲁塞尔来的有维尔特、博恩施泰特、瓦劳以及马克思[1]和若干随行的流亡者，他们是比利时王家警察局大约在三年前从巴黎的老丈人路易-菲力浦那里接收过来的，而今又把他们遣送回去，以示抗议；此外，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和匈牙利人都渴望知道，德国人在其成年时期将有什么样的表现。他们一向勇敢，这是大家公认的。会议开始，先是德国的男声合唱。接着，格奥尔格·海尔维格主席宣布开始讨论。他有力地强调说，今天召集德国民主主义者开会，旨在通过一封只能是民主意义上而不能是别的意义上的公开信，所以现在开展的每次讨论，也只能在民主的范围内进行。〔……〕[2]
来自伦敦的沙佩尔先生最先对这封宣读的公开信表示赞同，并提请大家注意——比利时人、英国人、美国人和波兰人等等在七月起义以后不久的进军中，有的通过公开信，有的通过代表，早就对法国革命表示同情，而德国人在这次运动中不应该退却。他和他的几个朋友刚从伦敦来到这里，伦敦方面已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为新的共和国尽情欢呼。最近这次革命的思想是各国人民的思想。这次革命由于其社会性质为现在所面临的那些伟大变革开辟了道路。一切意见，一切建议，不管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或者其他形式的，都不妨试一试。人人都有机会畅所欲言，阐明自己的体系的优点。同时，人们在这一次集会中不要袖手旁观，而应在德国人中间建立一个持久性的组织，让他们在适当的时候拿起武器返回祖国，为祖国的自由而战。[3]演说者提醒大家注意，当前从人民出发的革命，只能为人民、为无产阶级来进行；他让大家记住西里西亚和德国其他地方工人的贫困，并认为：这一点充分证明，对德国无产阶级来说，最后也举行大规模起义，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德国这个名字遭到了蔑视，曾经到处都是德国人，他们压迫邻国人民，比如压迫伦巴第人和波兰人，德国人甚至还企图强占自由的瑞士。许多事情需要德国人来纠正！这一点应该做到，沙佩尔先生要求大家在这首次集会中团结一致，然后立即有力地采取下一步骤。演说者讲话结束时反复高呼：“德意志共和国万岁！”
继他（沙佩尔）之后，瓦劳先生发言。他以布鲁塞尔工人协会主席的身份向这里的工人讲话。他说，我们的公开信是针对德国的过去发出的一份抗议书；对于德国的过去，我们不愿承担责任，我们要忘了它，而且要通过我们未来的行动使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忘了它。〔……〕[129]
双方对这封信反复进行了辩论（尽管毋庸怀疑，公开信将为自己争得大多数票）以后，大厅左右两侧分成了两派，开始表决。最后右侧的人纷纷拥向左侧，民主的公开信终于以六分之五的多数获得通过。
当然，由于这种分化，团结势必受到干扰。必须恢复团结，不能让那个条顿堡森林人[4]看到团结完全遭到破坏而幸灾乐祸。琼斯先生——是一位英国的宪章主义者，他的民族的骄傲，我们全体与会者的喜悦这次建立了丰功，他的讲话不时被经久不息的掌声所打断（可惜，由于版面有限，我们不得不在下一号上才刊登他的讲话[130]）。团结恢复了。大家同样欢欣鼓舞地高唱《马赛曲》和节奏明快的德国歌曲《奔向远方！》。一个意大利人通过主席声明，德国的诸侯们企图使人相信，似乎意大利人憎恨德国人——简直是无耻的诽谤！每个人都有权憎恨他的压迫者，同样，意大利也憎恨它的奥地利压迫者，但是，每一个意大利人都是德国人民的朋友。
一个匈牙利人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另外还有许多人纷纷起立，相继发言，内容大同小异，可惜我们不能把所有发言——引述。伯恩施太因先生在会上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他的讲话我们也必须留待下一号刊登。[131]
最后，我们为我们的主席三呼万岁，他以自己的全部勇气和令人信服的才能捍卫民主事业！
大会决定，明天把这封信郑重地递交给临时政府，并决定组织一个民主俱乐部；除了少数人以外，每个人在回家时都对巴黎第一次德国民主主义者集会所取得的结果感到高兴。自由、平等、博爱万岁！欧洲共和国万岁！
节录
1848年3月10日《德意志伦敦报》第154号
[1]1848年3月12日《柏林阅览室》第62号报道说："还有马克思博士，由于比利时政府的一纸驱逐令，他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后，就带着妻小来到这里，主席在委员会里给了他一个荣誉席位。”
[2]接着，海尔维格论证了由他提出的一封《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报道转述了该信的全部内容；它的结束语是：“自由、平等、博爱万岁！民主万岁！欧洲共和国万岁！”
[3]沙佩尔在这里所代表的关于向德国武装进军的观点，立即遭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坚决抵制。
[4]雅科布·费奈迭。
〔注释〕
[129]报道中接下去是对费奈迭的一次演说所作的一些讽刺性评论。费奈迭在演说中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个公开信草稿（报道中也引述了）。巴黎的一个德国流亡者组织团结在费奈迭的周围，他在评价德国对二月革命的态度时代表了民族主义观点。不久就成了预备议会成员的费奈迭，后来又成了50人委员会成员，他主张在君主立宪制的范围内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并强烈反对在德国建立共和国的一切计划。——315
[130]此外，琼斯还反对“德国的可怜的民族主义。反对一大批各自代表其特殊民族利益的小侯国和小王国……但我告诉你们，在这次大会上，我既不承认普鲁士人，也不承认奥地利人，既不承认巴伐利亚人，也不承认士瓦本人；我把你们大家都看做是希望获得一个伟大德国的自由的一些德国人，都看做是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的公民”。琼斯在发言结束时说：“我给你们带来了英国宪章派的问候；这是同样希望获得自由的300万人。德国的兄弟们！我呼吁你们来一个比赛，看谁先获得自由，是英国还是德国？”（1848年3月17日《德意志伦敦报》第155号）——315
[131]亨利希·伯恩施太因在讲话中还谈到了德国的革命工人参加巴黎二月革命的情况。“当德国穷人在圣安东郊区高高筑起无法攀越的街垒时，在罗亚尔宫附近的来势凶猛的枪林弹雨中，德国人视死如归，大声喊出人所共知的口号‘前进’时，当德国人站在法国人一边冲进已被占领的土伊勒利宫，一劳永逸地推翻王位时，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者竟说什么，这帮德国人为什么这样徒劳无益地为一个外国民族战斗？——鼠目寸光的蠢驴！德国工人在街垒上、德国战士在罗亚尔宫，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究竟在为谁而战——他们是在为自由而战，在为他们的自由、在为大家的自由而不仅仅是在为法国的自由而战：不是的！他们也在为德国的自由、在为欧洲的自由而战。”1848年3月17日《德意志伦敦报》第155号）——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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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人民的要求》（科隆共产主义者的传单）（1848年3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07
《人民的要求》
（科隆共产主义者的传单）[128]
（1848年3月3日）
人民的要求
1．要求人民掌握立法权和管理权，在各村镇和各州实行普选权和普遍被选举权。
2．要求言论和出版的绝对自由。
3．要求取消常备军，实行全民武装，由人民选举指挥员。
4．要求自由结社权。
5．要求保护劳动并保障所有人的生活。
6．要求对所有儿童实行完全免费的教育。
传单
柏林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St.6/1
〔注释〕
[128]《人民的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各支部（其成员有：弗里德里希·安内克、伯多夫、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罗兰特·丹尼尔斯、卡尔·德斯特尔、安德烈亚斯·哥特沙克，约翰·扬森、奥古斯特·维利希等人）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纲领在他们1848年3月8日组织的民众大会上散发的。此后不久，又据此写出了内容更为广泛的第二稿（文件213）。法国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最初传到德国以后，在莱茵省，首先在科隆也爆发了广泛的人民运动。2月28日和3月1日，在科隆就先后举行了两次由维利希主持的秘密工人集会。科隆支部委员会3月3日的特别会议本是讨论致柏林政府当局的一份自由主义的呈文，科隆共产主义者便乘机提出了自己的革命民主主义要求。德斯特尔所作的记录（约瑟夫·汉森《关于政治运动史的莱茵来信和文件〔1830—1850年〉》1942年波恩版第2卷第1分册第493-498页）表明，他作为支部委员会成员根据《人民的要求》提出了许多建议，但都被拒绝了。还在支部委员会开会期间，几千人——主要是工人——集合在一起，在哥特沙克、维利希和安内克带领下来到市政厅，同时散发了作为传单的《人民的要求》。在宽敞的市政厅里，哥特沙克向示威群众发表了演说，并要求市长接受《人民的要求》。根据支部委员会的记录，当时还增添了第2条要求，即《与各国人民和平共处》。这次示威行动最后遭到了武力镇压，哥特沙克、维利希和安内克被捕，但于1848年3月21日被宣布无罪释放。维利希获释后没有留在科隆，而是到德国西南部去了，他在那里参加了巴登第一次起义；巴登起义失败后，他逃往法国，在贝桑松组织了一支流亡者军团〔参看注172）。关于科隆事件，可能是到布鲁塞尔去的彼得·诺特荣克告诉恩格斯的（参看文件2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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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关于将其所在地从布鲁塞尔迁往巴黎的决议（1848年3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06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关于将其所在地从布鲁塞尔迁往巴黎的决议
（1848年3月3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决议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前伦敦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伦敦中央委员会已卸除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并将其所在地迁到布鲁塞尔，本此决定布鲁塞尔总区部的区部委员会即被确立为中央委员会；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鉴于：
在目前形势下，要在布鲁塞尔将盟员尤其是德国盟员加以联合是不可能的；
布鲁塞尔的同盟领导人员不是已被逮捕或被驱逐，就是随时都有被驱逐出比利时的可能；
目前巴黎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
目前的形势要求要对同盟进行非常有力的领导，为此无疑地必须使领导人员有权自行处理一切事务；
因此决定：
1．中央委员会迁到巴黎。
2．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授权盟员卡尔·马克思在目前独自实现中央对同盟一切事务的领导，这项工作他要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央委员会和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负责。
3．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委托马克思：一俟情况许可，就亲自选择人员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应是最适当的盟员，为此甚至可以将不住在巴黎的盟员召去。
4．解散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
本决议于1848年3月3日在布鲁塞尔通过。
中央委员会
签名：
恩格斯
弗·费舍
日果
亨·施泰因根斯
卡·马克思
维尔穆特和施梯伯《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第1部分1853年柏林版第65—6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607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586—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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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共产主义者同盟阿姆斯特丹支部给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信（1848年3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05
共产主义者同盟阿姆斯特丹支部给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信[127]
（1848年3月2日）
1848年3月2日于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支部致中央委员会[1]
我们的兄弟扎勒已动身到你们那里去了，因此我们不无遗憾的是，还不能说明，我们可以从支部储金中为中央委员会捐献多少钱。然而，当我们说被奴役的无产阶级也要像多尔一样捐献一小份时，你们就会理解的。因此，我们向法国人欢呼，祝愿他们以及现在的临时政府幸运，祝愿该政府继续以温和的慈父般的声音说话，这种先例不久就会为其他国家所理解。（这里有人对我们说，路易-菲力浦无声无息地溜到英国去了。）现在，卡贝究竟想要干什么，移民伊加利亚，简直谈何容易，他可以在法国建立他的伊加利亚。
兄弟们，由于多尔兄弟事先没有把12古尔登[2]寄给我们，我们只得设法由支部支付，并让扎勒兄弟查收这笔预付的钱。这样我们支部就支付了两笔钱。因此，我们请求你们不要忘了我们在上几封信中对你们说的话〔……〕在周内支付尽可能多的钱。到那时，你们就可以把这笔钱用于维持那里的《共产主义杂志》[3]，我们保守这个秘密；我们这里的邮资由我们付，同样，你们那里的邮资则由你们付。如果这件事办成了，那么，今后我们还需要订立一个这样的协议。
多尔这个人非常马虎、轻率，他曾经答应在两周内把钱寄来。在我们这里，都还是新盟员，如果有人在领导人面前犯了这种过错极端的拖拉作风，就一定会失去新盟员们的信任；要是换了别人，我们就要对他另眼相待了。每次讨论时，他或者上床睡觉，必须由别的盟员去把他接来，或者干脆不来。这一点，我们对他也许太苛求了，超过了你们对我们的信任，因为谁都知道，他是一个极其诚实的盟员！
杂志还没有到。传递人是同盟盟员，你们可以放心，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Fr.[4]许布勒
汉克
手稿
第一次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中央党务档案馆，F.20,op.1,Nr.117
[1]字迹不清，也可能是：伦敦中央委员会。
[2]古尔登，德国古代金、银币的名称。——译者注
[3]这里可能不是指1847年9月就已出版的《共产主义杂志》（文件156），而是指《共产党宣言》。
[4]字迹不清，也许是兄弟（Bruder）的缩写。
〔注释〕
[127]中央委员会于1847年8月派遣一名特使(能是裁缝帮工约翰·巴尔塔扎尔·多尔）前往阿姆斯特丹，委托他把那里的同盟盟员组成一个支部（见文件160）以后，它于·0月份就报告说，那里已经建立了一个支部，有8名成员，并计划建立一个区部，其中可能也包括鹿特丹支部（参看文件169、1847年2月14日，工人教育协会（工人阶级道德教育协会）的建立也是以同盟盟员为基础的。该协会领导人开始是多尔，他回到伦敦后，领导人则是旋工和木材商克里斯蒂安·戈德克，他们两人都是盟员。阿姆斯特丹支部的其他成员是：这封信的两位签名者，即许布勒和裁缝帮工卡尔·汉克，可能还有裁缝帮工布吕格曼和双罾罗斯以及木工戈特利布·马丁。这些人在工人教育协会中表现很积极，协会的口号（1847年3月8日的章程中明确地写明）是：“人人皆兄弟”。1848年三月革命的头几天，该协会就收到了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寄去的100本《共产党宣言》。[参看汉斯·施泰因《阿姆斯特丹工人教育协会（1847年）和西欧现代社会运动的先驱》，载于1937《国际社会史评论》（莱顿〉第2卷第105—170页]
《科隆日报》驻阿姆斯特丹通讯员出于对工人教育协会的活动的关心，于1848年3月12日写道：“就在我们这个世界贸易的中心，豪富和赤贫之间的对立竟明显得惊人，但在工人阶级内部已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协会，这一点我可以绝对肯定地向您担保。这个协会在它出版的一个小册子中极其明确地鼓吹反对私有制。据说该协会已拥有1000多名成员。但愿事先通过合理措施，通过社会改革，通过提高工资等能够抵制这种危险的煽动。”（1848年3月·4日《科隆日报》第74号）上述小册子是指戈德克的著作《道德教育协会及其口号：人人皆兄弟。工人内部状况简述》，教育协会编，1847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部分。
二月革命和柏林街垒战之后，阿姆斯特丹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3月14日召集了一次大规模的民众大会，但结果是遭到强大的警察镇压。3月31日，荷兰政府下令大搜捕，并对16名被告进行审判，其中戈德克、汉克和马丁被判处死刑。但是，他们相继于1848年6月6—20日被宣告无罪。
本书刊印的这封信，因中央委员会此时已从伦敦迁往布鲁塞尔，接着又从布鲁塞尔迁到了巴黎，而几经转寄。（参看文件209）该信执笔是两位签名者之一许布勒。这封信存在一些正字法方面的错误，凡是行文明确的地方，本书作了订正，但未作说明。至于某些不准确甚至意思也不明确的句子结构，本书未作改动。——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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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布鲁塞尔的革命事件和威廉·沃尔弗的被捕（1848年2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04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布鲁塞尔的革命事件和威廉·沃尔弗的被捕
（1848年2月27日）
……二月革命爆发了，立刻在布鲁塞尔引起反响。每天晚上人们聚集在市民自卫团和宪兵队占据的市政厅前面的大集市广场上。广场四周的许多啤酒店和烧酒店挤满了人。人们高喊：“VivalaRepublique！”（“共和国万岁！”），高唱《马赛曲》，相互挤来挤去。政府表面上十分平静，然而它却在外省征集预备兵和休假人员。它私下通知比利时最著名的共和派若特兰先生：如果人民要国王退位，国王准备退位，若特兰要是愿意，可以从国王本人那里听到这一点。后来，若特兰果真听到列奥波特国王说，他自己在心里就是一个共和派，如果比利时想成为共和国，他是永远也不会加以阻拦的。他只是希望一切都能有秩序地进行，不要流血；此外，他还希望领到一笔优厚的养老金。这个消息秘密地迅速传开，使人们安静了下来，连起义也不打箅举行了。可是，当后备队刚一调集起来，大部分军队刚一集结在布鲁塞尔周围（一个小国只要三四天就行了），国王退位的传说立即无影无踪了。一天晚上，宪兵队拔出马刀，突然冲向聚集在集市广场上的人群，而且还乱捕人。正在安安静静地走回家去的沃尔弗，也是最先遭到毒打和逮捕的一个。他被拖进市政厅，在那里又遭到狂怒和醉醺醺的市民近卫队的殴打。在被捕几天以后，他被押送出境，来到法国。……
摘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威廉·沃尔弗》，
载于1876年7月8日《新世界》（莱比锡）第28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第59—60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第68—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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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的革命》一文摘录（1848年2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第四章革命时期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及其在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活动
（1848年2月至1849年7月）
20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的革命》一文摘录
（1848年2月27日）
……刚刚传来的消息说，人民已经获得胜利，宣布了共和国的成立。老实说，我们并没有料想到巴黎的无产阶级会达到如此辉煌的成就。
临时政府中有三个委员是属于激进民主派的，激进民主派的机关报是《改革报》。有一个委员是工人[1]，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里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其余的委员是拉马丁、杜邦’德丨累尔和《国民报》的两个活动家[2]。
由于这次革命获得胜利，法国的无产阶级又成了欧洲运动的领袖。荣誉和光荣属于巴黎的工人们！他们推动了整个世界，所有国家都将一一感到这一点，因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胜利就是全欧洲民主派的胜利。
我们的时代，民主派的时代来到了。在土伊勒里宫和皇家之宫燃起的火焰，是无产阶级的朝霞。现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到处都要崩溃，被推翻。
应该相信，德国一定会步法国的后尘。德国现在如果不从屈辱中振作起来，将来就永远做不到这一点！要是德意志人还有毅力、尊严和勇气，那么过不了四个星期，我们也会高呼：
“德意志共和国万岁！”
摘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的革命》，
载于1848年2月27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17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530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545—548页）
[1]即阿尔伯。——编者注
[2]在1848年2月24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中，资产阶级共和派（拉马丁、杜邦·德-累尔、克莱米约、阿拉戈、马利和恩格斯提到的两位《国民报》的活动家一马拉斯特和加尔涅-帕热斯）占了大部分职位。此外，三个《改革报》派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赖德律-洛兰、弗洛孔、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机械工阿尔伯（本姓马丁）也参加了政府。很快就看出，“社会主义者部长”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只是资产阶级政府的装饰品而已。——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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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02
《共产党宣言》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48年2月底）
共产党宣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拟定了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1]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2]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3]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4]。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5]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6]，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7]；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8]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9]和十字军征讨[10]的远征。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1]。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人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12]，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减少。不仅如此，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13]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
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14]；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且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15]；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6]就是一个例子。
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17]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18]。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
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成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录入者加粗）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19]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20]；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21]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财产出现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殖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吧。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录入者加粗）
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现在，我们来看看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
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买卖也就会消失。关于自由买卖的言论，也像我们的资产者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
从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一句话，不再能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就是说，从个人财产不再能变为资产阶级财产[22]的时候起，你们说，个性被消灭了。
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
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也被扩展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阶级的所有制的终止在资产者看来是生产本身的终止一样，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
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
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
你们是责备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吗？我们承认这种罪状。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时所处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做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有人还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23]，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24]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但是”，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无法持续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25]，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26]逐步消灭。[27]
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28]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29]，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1．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30]和英国的改革运动[31]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32]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一部分法国正统派[33]和“青年英国”[34]，都演过这出戏。
封建主说，他们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不同，那他们只是忘记了，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经过时的情况和条件下进行剥削的。他们说，在他们的统治下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那他们只是忘记了，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不过，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正是在于：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炸毁的阶级发展起来。
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辞，屈尊拾取金苹果[35]，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36]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财产，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封建贵族并不是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的、其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日益恶化和消失的唯一阶级。中世纪的城关市民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勉强生存着。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场手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来说都是这类著作家的首领。
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工场手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结论。
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37]
（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的意志、本来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
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或者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
这种掌握，就像掌握外国语一样，是通过翻译的。
大家知道，僧侣们曾经在古代异教经典的手抄本上面写上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对世俗的法国文献采取相反的做法。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扬弃”，等等。
这种在法国人的论述下面塞进自己哲学词句的做法，他们称之为“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已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这种曾经郑重其事地看待自己那一套拙劣的小学生作业并且大言不惭地加以吹嘘的德国社会主义，现在渐渐失去了它的自炫博学的天真。
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专制王朝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严重了。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
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国，16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
保存这个小资产阶级，就是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无可幸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积聚，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在它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能起一箭双雕的作用。“真正的”社会主义像瘟疫一样流行起来了。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
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也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当这种小市民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
它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范的民族，德国小市民是模范的人。它给这些小市民的每一种丑行都加上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它发展到最后，就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现今在德国流行的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属于这一类卑鄙龌龊的、令人委靡的文献。[38]
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我们可以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为例子。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系统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废除，而是一些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人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真实的结论。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时至今日，各路资本主义经济学都在努力论证“自私”是多么有益于人类社会——录入者注兼加粗)
3．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这里，我们不谈在现代一切大革命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巴贝夫等人的著作）。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39]）。
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
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但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状况，他们就以为自己是高高超乎这种阶级对立之上的。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是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40]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41]、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因此，他们一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42]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
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发生的。
在英国，有欧文派[43]反对宪章派[44]，在法国，有傅立叶派[45]反对改革派[46]。
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看过第二章之后，就可以了解共产党人同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党的关系，因而也就可以了解他们同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47]的关系。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48]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
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派，但是并不忽略这个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者。
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49]的政党。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实际上，这段文字已经隐含了从落后地区——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首先发动革命——录入者注）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
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封面【图（略）】
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首页【图（略）】
1848年瑞典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图（略）】
《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461-493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0-66页）
[1]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编者注
[2]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农村公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编者注
[3]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行会师傅就是在行会中享有全权的会员，是行会内部的师傅，而不是行会的首领。”——编者注
[4]"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这个阶级的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编者注
[5]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法国的新兴城市，甚至在它们从封建主手里争得地方自治和‘第三等级’的政治权利以前，就已经称为‘公社’了。一般说来，这里是把英国当做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当做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
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意大利和法国的市民，从他们的封建主手中买得或争利最初的自治权以后，就把自己的城市共同体称为‘公社’。”——编者注
[6]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意大利和德国）’。——编者注
[7]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法国）’。——编者注
[8]“等级君主国”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半封建君主国”。——编者注
[9]民族大迁徙指公元3-7世纪日耳曼、斯拉夫及其他部落向罗马帝国的大规模迁徙。4世纪上半叶，日耳曼部落中的西哥特人因遭到匈奴人的进攻侵入罗马帝国。经过长期的战争，西哥特人于5世纪在西罗马帝国境内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日耳曼人的其他部落也相继在欧洲和北非建立了独立的国家。民族大迁徙对摧毁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和推动西欧封建制度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原卷末注
[10]十字军征讨指11-13世纪西欧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大商人打着从伊斯兰教徒手中解放圣地耶路撒冷的宗教旗帜，主要对东地中海沿岸伊斯兰教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因参加者的衣服上缝有红十字，故称“十字军”。十字军征讨前后共八次，历时近200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十字军征讨给东方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西政国家的人民遭受惨重的牺牲，但是，它在客观上也对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原卷末注
[11]‘’文学‘’——词德文是“Literatur”，这里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编者注
[1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曾经使用“出卖劳动”、“劳动价格”这些概念。马克思后来纠正了这一说法，认为工人出卖的不是他们的劳动，而是他们的劳动力。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对此作了详细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08—709页）。——原卷末注
[13]“劳动量”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劳动负担”。——编者注
[14]这句话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他们不是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是攻击生产工具本身”。——编者注
[15]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工联）”。——编者注
[16]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从19世纪30年代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作为法律于1848年5月1日起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儿童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不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种种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续到晚上8时半。工厂视察员伦·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14—330页）。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日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8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7—350页）中作了详细考察。——原卷末注
[17]“教育因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因素”。——编者注
[18]“大量的教育因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编者注
[19]“特殊的”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宗派的”。——编者注
[20]“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推动所有其他部分前进的部分”。——编者注
[21]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编者注
[22]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变为资本’’。——编者注
[23]“民族的阶级”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民族的领导阶级”。——编者注
[24]“信仰领域”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知识领域”。——编者注
[25]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进攻成为必要”。——编者注
[26]“对立”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差别”。——编者注
[27]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一条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编者注
[28]“联合起来的个人”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巨大的全国联合体’’。——编者注
[29]“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消灭了阶级本身’’。——编者注
[30]七月革命指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原卷末注
[31]改革运动指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发动的议会改革运动。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同土地贵族争夺政治权力，在19世纪20年代末提出了改革议会选举制度的要求，经过几年斗争，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迫使英国议会于1832年6月通过了选举法改革法案。这次改革削弱了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加强了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地位。但是，由于财产资格的限制，为争取选举制度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工人和手工业者仍未获得选举权。——原巻末注
[32]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里所指的不是1660—1689年英国的复辟时期，而是1814—1830年法国的复辟时期。——编者注
[33]正统派是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b]长系[/b]的拥护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正统派结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原卷末注
[34]“青年英国”是由英国托利党中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组成的集团，成立于19世纪40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是本·迪斯累里及托·卡莱尔等。他们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对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不满，企图用蛊惑手段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原卷末注
[35]“金苹果”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工业树上掉下来的金苹果”。——编者注
[36]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里主要是指德国，那里的土地贵族和容克通过管事自行经营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土地，他们还开设大规模的甜菜糖厂和土豆酒厂。较富有的英国贵族还没有落到这种地步；但是，他们也知遒怎样让人家用他们的名义创办颇为可疑的股份公司，以补偿地租的下降。”——编者注
[37]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一句是：“最后，当顽强的历史事实把自我欺骗的一切醉梦驱散的时候，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就化为一种可怜的哀愁。——编者注
[38]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1848年的革命风暴已经把这个可恶的流派一扫而光，并且使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再也没有兴趣搞社会主义了。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和典型人物是卡尔·格律恩先生。”——编者注
[39]指《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编者注
[40]这段话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是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从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中产生的。”——编者注
[41]“城乡对立”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城乡差别”。——编者注
[42]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法伦斯泰尔是沙尔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移民区；伊加利亚是卡贝给自己的理想国和后来他在美洲创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所起的名称。”
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国内移民区是欧文给他的共产主义的模范社会所起的名称。法伦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宫的名称。伊加利亚是卡贝所描绘的那种共产主义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国。”——编者注
[43]欧文派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拥护者。欧文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克服社会的一切罪恶。他曾在美国试办共产主义移民区，实行集体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最后宣告失败。欧文反对宪章运动，不主张工人开展政治斗争。认为靠知识的传播可以消除社会弊病，解决社会矛盾，并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原卷末注
[44]宪章派指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哈尼、厄·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17页）。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了对宪章运动的支持。——原卷末注
[45]傅立叶派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拥护者。傅立叶认为，现存制度应当由理想的和谐制度所取代。在这种和谐制度下，社会的基层单位是工农结合与城乡结合的生产消费协作社法郎吉（Phalange）在法郎吉中，人人参加劳动，劳动者和资本家都可以入股，产品按资本、劳动和才能进行分配。协作社成员居住和劳动的场所称做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e）。傅立叶派在法国和美国都曾进行过法郎吉移民区实验，这些实验均以失败告终。——原卷末注
[46]改革派又称《改革报》派，是聚集在法国《改革报》周围的一个政治集团，包括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其首领是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等人。他们主张建立共和国并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原卷末注
[47]北美土地改革派即全国土地改革派，又称美国“全国改革协会“，成立于1845年，是一个以手工业者和工人为核心的政治团体，宗旨是无偿地分给每一个劳动者一块土地。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协会宣传土地改革，反对种植场奴隶主和土地投机分子，并提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废除农奴制、取消常备军等民主要求。许多德国手工业侨民参加了这一土地改革运动。——原卷末注
[48]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当时这个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在报纸方面的代表是《改革报》。‘社会主义民主党’这个名称在它的发明者那里是指民主党或共和党中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人。”
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当时在法国以社会主义民主党自称的政党，在政治方面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因此，它同现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有天壤之别的。——编者注
[49]波兰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曾准备在1846年2月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埃·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以及起义的领袖遭普鲁士警察逮捕，总起义未能成功。仅在从1815年起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共管的克拉科夫举行了起义，起义者在2月22日获胜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徭役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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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委员会给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信（1848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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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委员会给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信
（1848年2月13日）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致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
去年12月的来信收到，我们立即讨论了关于召开国际民主派代表会议以及贵会和我会每月进行通信的建议。[1]
你们考虑到将来要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会议，因而建议第一次会议在布鲁塞尔这里召开；你们建议我会在今年比利时革命纪念时举行第一次会议，并由我会委员会准备会议议程；这些建议都已一致热烈通过了。
你们表示准备每月和我会进行定期的通信，我们同样竭诚欢迎。
现在，概括地叙述一下我们的成就和我们事业的一般情况。
我会正在蓬勃发展，实堪欣慰。会员人数每周都有增加，所有公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已愈来愈关心我们的活动。
但是，足以更好地证明我们的成就的却是我们的运动在比利时各省所引起的关注。比利时一些最大的城市向我们提出要求，希望我们派遣代表帮助他们建立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协会，并和首都的协会建立经常的联系。
我们立即对这些要求作了答复。为了召开大会以建立协会的分会，我们派遣了代表团到根特。到会的人数极多，大会以不可名状的热情接待了我们由不同民族所组成的代表团。立即通过了建立民主协会的决议，并编制了会员名单。此后，我们得到根特来的消息，知道协会终于成立，而且举行了第二次大会，到会人数比第一次大会更多，情况也更为热烈。出席会议的有三千多公民，令人高兴的是其中大多数是工人。
我们认为在根特所取得的进展是我们在比利时的事业的最大成就。根特是比利时的主要工业坡市，居民达十万以上，可以说是弗兰德斯所有劳动居民的中心。根特所处的地位对整个比利时工人运动具有决定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比利时的曼彻斯特的工厂工人的那种再接再厉展开纯民主运动的决心，体现着、预示着比利时大多数无产者的同样决心。
在下次信中，我们想报道一些我们在比利时其他城市中的进一步成就，这些成就将逐渐恢复比利时的强大、团结而有组织的民主党。
你们最近的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2]中关于“国防”问题的见解，我们完全同意。我们希望，这篇告工人书将使英国人民充分认识清楚谁是他们真正的敌人。
我们对英国宪章派的大多数为了最后建立爱尔兰人民和大不列颠人民的紧密同盟所采取的步骤，同样感到非常的满意。爱尔兰人民由于成见，对英格兰的被压迫阶级和两国的压迫者毫无区别地都一概加以憎恨，我们觉得现在消除这种成见的可能性比已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我们希望，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人民运动将很快由菲格斯·奥康瑙尔一人统一领导起来，同时我们认为，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被压迫阶级在民主旗帜下形成的这种团结将是我们整个事业的最重要的成就。
最后，请接受我们兄弟般的敬意。
民主协会委员会
主席律·若特兰
副主席卡·马克思
律师兼秘书阿·皮卡尔
1848年2月13日于布鲁塞尔
1848年3月4日《北极星报》第541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601--603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578—580页）
[1]指“民主派兄弟协会”致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信。该信发表于1847年12月11日的《北极星报》及1847年12月26日的《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关于建立各国民主派之间更正规的联系以及准备召开国际民主派代表会议的建议，1847年11月底至12月间“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代表曾经和代表民主协会委员会的马克思讨论过，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伦敦。——原卷末注
[2]1848年1月3日“民主派兄弟协会”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刊载于1848年1月8日的《北极星报》。当时英国资产阶级集团正在宣传沙文主义并放出风声说，似乎法国准备进攻不列颠岛，以便使工人阶级脱离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告工人书在谈及英国国防时，揭露了这一阴谋。告工人书中号召工人坚决反击“力图挑拨工人的阴谋家，这些人制造卑劣的谎言，把不同国家的人说成是‘天生的敌人’”。告工人书中指出，要真正加强英国的防御力量，就应该给英国人民以民主权利和自由。——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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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关于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八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1848年2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200
关于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八周年纪念活动的报道
（1848年2月7日）
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八周年纪念
共产主义运动未来的历史学家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工人团体已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建立了多大的业绩。他们将有责任证明，这些团体撒下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将来势必要长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新社会。他们要阐述，这些团体不仅是敞开大门的募兵站，源源不断地从这里给无产阶级大军输送新兵，而且（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还是使无产者得到自我训练的学校。这个学校不管外部状况多么恶劣，都使无产者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深刻地理解自身的需要和利益，从而使他们成了革命者，成了反对现存制度的不公平和荒唐的自觉战士，并为他们增加了战斗勇气和胜利信心，确实使他们明白，这一次他们将要享受自己的斗争果实，而不再为别人去火中取栗。可是，虽然完全承认这些工人团体的功绩和成就是下一代人的事，但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亲自置身于运动和团体的人，也能很好地评价这种结社的重要意义。
2月7日晚上，协会平常开会的会场装饰得焕然一新，洋溢着节日的气氛，200多人欢聚一堂，参加一次简朴的晚宴。鉴于工业危机已经使许多协会会员感到压力沉重，所以有意把晚宴的价格定得非常低，每人1先令。晚宴时的服务人员，也像布鲁塞尔工人协会举行新年庆祝活动[1]时一样，全由协会会员自己担任。在参加晚宴者中间，还有许多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如基恩、奥博尔斯基等等）和一些德国人，他们虽然没有完全加入共产党的行列，但对协会始终采取友好的同情态度。而遗憾的是，这次晚宴尽管价格低廉，但由于工业危机，许多协会会员还是无法参加。晚宴结束后，大厅里才逐渐挤得水泄不通，因此，在晚会的娱乐活动中，出席者竟远远超过300人。晚会期间由约·莫尔担任主席。
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晚会开始，训练有素的协会合唱队首先演唱了一首适合这种场合的歌曲，接着卡尔·沙佩尔发言。
〔……〕“兄弟们，我们的座右铭始终是：各尽所能。本协会的会员们本身都能证明，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八年前，我们只有几个人，现在已经有好几百人了。如今是一个协会，下设两个分会〈一个在这里，另一个在本市东区）。法国、德国、比利时、斯堪的纳维亚、波兰，甚至美国，总之，凡是有无产者的地方都知道我们。
但是，达到这一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用斗争换来的。不仅有对外斗争，而且有对内斗争。你们中间那些从协会成立以来就加入协会的人都知道，协会存在还不到一年，由于讨论劳动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协会内部就发生了无休止的争吵，使协会濒临解散的边缘。当时，由于一些人付出了巨大努力，进行了艰苦的百折不挠的奋斗才得以保全协会。自那以后，经常有人企图从外部分裂我们，可是我们幸而挫败了这类企图。协会每年在力量上、会员的数量上都有所增长。德国的各个公使馆，特别是把我们的存在视为眼中钉的普鲁士公使馆，反对我们，往我们中间派遣密探，企图消灭我们。但是，我们揭露和驱逐了密探，使协会更加茁壮健康、更加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当他们发现这种隐蔽的狠毒手段无济于事时，就试图同我们展开公开的竞争。形象可悲的骑士（本生）创立了一个青年会，即一个基督教日耳曼的羊圈，据说在这里，工人们可以免遭时代思想的灾祸。但是，这种青年会在其真正存活之前就已经可悲地死亡了，而我们却欣欣向荣，精神抖擞、自由自在地继续生存。（热烈鼓掌）
但是，我们还不得不经受其他内部的思想斗争。我们进行了许多思想方面的斗争和劳动，最终才认识到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状况。有人曾经企图把陌生的、同无产阶级毫不相干的思想塞进我们的队伍；我们中间混进了一些捣乱分子，混进了一些爱好虚荣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把无产阶级的事业置之脑后，而只关心自己眼皮下微不足道的个人利益。但是，我们幸而克服了这一切，取得了内部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胜利，如同取得了对外斗争的胜利一样。现在我们懂得了我们将来要做和必须做的事情，懂得了目前和以后在关键时刻要做和必须做的事情。我们懂得了，无产阶级的事业才是发展中的事业，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无产者认识到，无产者要获得幸福和解放，必须废除私有制，必须坚持不懈地同各种把人类分成阶级的行为作斗争。我们懂得了，现在就是传播这些总体思想，为建立以这些思想为基础的另一种社会制度作准备的时代。但是，分门别类地制定各种具体法律的时代、彻底改组社会的时代离我们还非常遥远。我们懂得这一点，因此，我们幸而也顶住了制度发明者对我们的种种诱惑（他们企图把我们置于他们早已准备好了的社会制度的奴役之下）。我们已把这种索然无味的、所有奴役中最有害的奴役拒于千里之外，因此，我们取得了并非微不足道的精神胜利。
当然，在所有这些斗争中不是没有损失的，在这种不流血的战场上也有人倒下。有些变节者和胆小鬼在半路上裹足不前，再也不敢同我们一起继续前进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勇气，因为尽管有人退出，我们仍然看到我们的队伍在日益壮大；一个战士倒下去，十个新战士补进来。我们之所以没有丧失勇气，是因为我们深知，在我们伦敦的这几百人后面，有英国和整个大陆的千百万无产者做我们的后盾。我们之所以继续进行斗争并且取得胜利，是因为我们内心充满着本世纪的精神，正是它在不可阻挡地把我们推向前进，它也活在我们千百万无产阶级兄弟的心中，让他们和我们一起永不停步，直到我们在反对任何形式和任何名目的压迫和暴政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为止。（鼓掌〉
但是，八年来取得成就的，不仅仅是我们，而且还有资产阶级，它在这期间也大大扩展了它的统治。它现在统治着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从塔古斯河直到涅曼河，从埃特纳火山和维苏威火山直到瑞典和丹麦，到处几乎只有立宪王国，即资产者的有组织的统治。专制主义在文明的欧洲几乎到处都已破产或者行将破产，因为奥地利君主国境内的各个民族此时正更加激烈地在进行反对梅特涅专制主义的强有力的斗争，这种斗争与其说是一场民族斗争，不如说是一场资产阶级利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而我们可以确信，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资产阶级在这里也将赢得胜利，因为专制君主们很快就会明白，他们只有向资产阶级让步，只有把自己交给资产阶级的统治去任意摆布，才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柏林的香槟酒弗里茨[2]和维也纳的笨伯斐迪南[3]（他们现在不得不向俄国的暴君[4]乞求金钱）很快就会认识到，立宪王国要合适多了、有利多了。他们将从法国资产者[5]搜刮到的几百万、西班牙立宪制的摄政女王[6]盗窃来的几百万、英国傀儡女王[7]轻而易举地每年从工人口袋里窃取的几百万中找到诱人的范例，并将同资产者握手言欢。所以，让我们做好准备，看看资产阶级的统治很快就会在整个欧洲繁荣昌盛；让我们对我们的老压迫者——诸侯和僧侣同我们的新剥削者一资产阶级即将缔结魔鬼联盟做好准备；让我们为今后的暴君不是以成千上万计而是以十万计而做好准备。
现在，我们丝毫也不要被这种前景吓破了胆，（鼓掌）甚至也不要因此而妨碍我们在反对共同的敌人一封建的、官僚的和僧侣的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同资产阶级站在一边。（请听！请注意听！）需要使整个社会实现这种尖锐的分化，需要使它这样地分成两大阵营；资产阶级即金钱化身的统治是必要的，以便使无产阶级认识到，它必须反对和消灭金钱，反对和消灭私有制。（鼓掌〉我们的行动只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只要资产阶级为反对王权和僧侣而斗争，我们就支持它，借此促进更快地实现上述那种社会的尖锐分化。此外，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工作，要坦率地告诉资产阶级：‘是的，我们将同你们一起走一段路，但只因为这符合我们的利益；是的，我们要帮助你们取得政权，但我们实在不愿意让你们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你们的享受只能是短期的，然后就轮到我们无产者、千百万人。我们将颁布人类的新宪章，这个新宪章的第一句话就是：消灭阶级差别的隔阂，废除私有制，我们大家一律平等，人人都有劳动的义务，不劳动者不得食。’（热烈鼓掌）
兄弟们，今天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我们要为我们势必进行的最后的伟大斗争做好准备。这将是一次比以往历次斗争都更高尚的斗争，因为以往进行的任何一次政治革命，其目的仅仅是排挤掉旧的统治阶级，而代之以新的暴君；但是，我们要进行的革命，将不再有被压迫者和统治者；我们要使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人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分享大自然赐予的一份丰盛食物，我们不给任何人以特权，不让任何人囤积居奇，也不让任何人忍饥挨饿。（鼓掌）
但是，要达到这个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不能不通过激烈的暴力斗争，不能不通过反对人的斗争，因为有人说，你们应该反对制度，不应该反对人。而在我们看来，制度是由人来代表的，只有人才同我们作对。我们不应说奉承话，通过和平的方式劝说资产者放弃他们的上帝——钱箱。不，只有当头给资产者最后一棒，只有死神松开了他们紧紧抓住的权柄，他们才会放弃金钱。因此，我们的口号仍然是：革命，革命！我们只需再加一句：勇敢，勇敢，再勇敢！（暴风雨般的掌声）
我不否认，以前我也曾经相信和平运动的可能性，甚至本协会也曾公开声明：我们只想通过和平结社、宣传等等手段进行活动。但是，我们摒弃了这个幻想，我们已经完全明白，资产者（为了他们的利益我们曾多半希望对事物进行和平的改造）根本不想知道这个地球上的财产也有无产者应得的一份。说穿了就是这样：如果你们资产者不愿改变现状，那么我们就要成为革命者，就要利用手中的武器同你们作斗争。但不要以为我们将为此秘密地或公开地购买武器，不，不是的，我们将只听从诗人的忠告[8]，在关键时刻，拿起你们堆放在武器库里的、我们用自己的劳动帮助换来的武器。因此，我们的口号仍然是革命：我们要公开承认革命；我们要让资产者对短期统治的高兴变成扫兴；他们应该听到和知道，‘现代的野蛮人’就要来了。我们要宣扬对我们的敌人的恨，这将是一种神圣的恨，因为它将点燃我们心中的烈火，激励我们为开创自由平等的王国而斗争，激励我们为人类及其自由的毫无阻碍的发展而斗争并赢得胜利。”（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伴送着演说者回到自己的座位）
路易·海尔贝格在卡·沙佩尔之后发言：
“兄弟们，无产者们！刚才我们听了关于刻骨的恨的有力发言，现在请允许我来唤起这种恨所需要的那种感情，为了达到真正的恨，需要抒发爱的感情。因为只有爱得实实在在的人，才能有真正刻骨铭心的恨：这一对矛盾就像在其他许多事物中一样，在这里也是相辅相成的，构成一个恰当的整体；只有对朋友和志同道合者有极其强烈的爱的人，才能对敌人有不共戴天的恨。我想谈爱的问题，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所说的并不是那种稀里糊涂的、委靡不振的爱，它只表现在空洞而虚伪的言辞中，各国僧侣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向我们喋喋不休地鼓吹，而从来不去实行。我说的并不是那种娇滴滴的脆弱的感情，有人正打算让我们沉醉于这种感情，让我们在这种感情的陶醉下不能觉察到有人重新在加紧给我们锻造锁链。不，趁此难得的机会我想要在你们中间，在我的朋友们中间，有力地激发所有的无产者为其共同事业而进行联合和合作的感情；我还要提醒你们，这是联系全世界所有无产者的纽带。对我们来说，今天的晚会应该成为日益巩固这种联系的又一次机会。〔……〕
我们的外部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今天还在这里，但一周之后也许已在远离这里几百里之外的德国、法国或另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才刚刚可以向暴君争取结社自由，而暴君们知道得很清楚，这种自由是一种置他们于死地的武器。因此，归拫到底，我们当中的那些在这里或那里通过自己的观察已经认识到结社具有无比优越性的人们，也有义务在他们的新居留地展幵活动，直到取得这种权利。而这种活动是每个人力所能及的。我们无产者不仅能够且必须在所有这样的国家里加入那个争取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党〈无论这个党
的最终目的和它今后对待我们的态度是怎样的），而且能够且必须首先经常地向我们的兄弟、各国的无产者说明结社的本质和作用。我们必须设法在各地创立联合会，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无论如何不要同警察局的刽子手发生无益而且危险的冲突。为此我们只需要利用现有的聚会机会；我们只需要在工场、宿舍、饭馆、酒店向我们的兄弟阐明我们的需要和利益，阐明我们这些幸运儿已经取得的地位和权利。〔……〕最后，请允许我在这里谈谈我难以忘怀的一种感情，今天的晚会特别强烈地拨动了我的这种感情，即回忆起我们的兄弟们在布鲁塞尔的协会。（喝彩和鼓掌〉它像这里的协会一样，开始时人数也很少，但在它存在几个月以后所取得的成果足以证明，它的前途是光明的，同这里的协会过去的情况相比可以说毫不逊色。几天前，我们大家满怀喜悦和同情的心情读到了关于根特（无论在资产者的工业方面，还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方面，根特都是比利时的曼彻斯特）的大规模民主示威游行的报道。这次示威游行就是德意志工人协会所取得的成果之一。因为这次示威游行是由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发起的[9]；而这一民主协会本身又是由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创建的。也就是说，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在这方面不仅起了间接的作用〈因为德国工人也在其比利时的同事中宣传了协会的精神和对协会的优越性的认识），而且非常直接地推动并参与了该协会的创建。但是，民主协会在短期内不仅在布鲁塞尔和比利时的其他地区扎下了苗壮的、不再能被拔除的深根，而且向荷兰伸展了强有力的分支，也在荷兰撒下了民主运动的种子。因此，让我们在今天的晚会上由衷地友好地思念这个布鲁塞尔的兄弟协会，让我们为它和全世界所有其他的无产者团体（不管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高呼万岁。所有无产者团体万岁，万岁，万万岁！”〔……〕
亨·鲍威尔〔……〕这位发言人举杯祝酒，为未来的社会革命干杯，并发表了如下祝词：
“有些事物是无法阻挡的；愚蠢地企图加以阻挡的人，就会被运动的巨轮碾得粉碎。未来的社会革命也是如此。迄今为止，虽然进行了两次伟大的革命，一次是宗教革命，一次是政治革命，但是没有一次革命是成功的；教皇和教士依然存在，一些被压迫的国家仍在同专制制度作斗争，争取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当资产阶级到处都取得了胜利，并组织了资产阶级的政府，社会革命才会出现，而这就是我们的希望之星。（热烈鼓掌）
革命这个单纯的字眼曾经是一种可怕的幽灵，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这个字眼在千百万人心中正唤起喜悦和希望，在他们陷入贫困时给他们以力量和勇气；对于千百万一无所有者来说，革命是最后的救命稻草，是导致摆脱不堪忍受的贫困桎梏的最后手段。（热烈鼓掌）
资产者反对专制制度和僧侣的历次革命，当然对我们是有某些好处的，它们给我们提供了促进我们的利益的某些手段。但是，如果资产者完全取得胜利，他们本身从一个还比较革命的阶级变成一个保守的阶级，那么毫无疑问（现代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他们将像过去和现在的专制制度一样也对我们实行反动。（请听，请注意听！）
通过宣传教育抵制上述情况，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我们的主要职责。只有所有无产者都理解自己的需要，或者，即使不可能是所有无产者，至少也是大多数无产者（因为其他部分因受本能或客观情况的驱使而同我们分道扬镳了）理解自己的需要，革命本身才可能爆发并带来丰硕成果。但是，无产阶级的多数只有受到教育和团结一致，胜利才肯定属于我们。到那时，任何人为的力量都无法阻挡，就像以前不能有效地阻挡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一样，因为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鼓掌）然而，社会革命是什么，它的要求是什么？它要开创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人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完全满足自己的需要；那时任何人都不能靠损害他人而享有特权和拥有财产，那时人人都把自己的劳动贡献给共同的事业，因为劳动资料也是大家共有的，因为劳动本身不再像今天这样是换取一点外在收入的雇佣劳动，满足内在的活动欲望才是劳动的本来目的、劳动的本来报酬。总而言之，社会革命要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人。“（全场完全赞同）
接着，列斯纳在晚会上朗诵了一首他为晚会所作的诗。〔……〕
弗伦克尔（伦敦东区不久前重新改组的工人协会的会员）把东区协会看成是大协会的一个分支，呼吁大协会的会员经常到东区去，友好地支持这个新建的、当然还很幼小的协会，通过作报告和提供消息的办法促进该协会的发展。他说，我们的人数固然还很少，大概同你们八年前的人数差不多；但是，进步的精神也鼓舞着我们，我们也不断地关心纠正自己的看法，使自己受到教育；我们也完全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精神，资产阶级越是竭力压抑单个的无产者，运动就越是昂首阔步地向前发展。通常由于不利的外部条件，由于缺乏各种外在的手段，在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中无知和愚昧还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尽管如此，一些人还是努力摆脱了我们的压迫者总想永远把我们禁锢在其中的无知的长夜；此外，这些人往往还竭力把知识和教育之光带给其他兄弟们。兄弟们，这种情况不仅在这里以及其他享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国家里发生，而且更多地在以读书会和歌咏会等等团体作掩护的大陆上不自由的国家里发生。在那里，一种使资产者和诸侯们感到恐惧的精神在无产者中传播，在那里，天边也已雷声隆隆、电光闪闪，预示着社会革命即将来临。我们衷心希望它来临，因为在这次革命中只有我们将发展成为人。但是，为了使这次革命真正对我们有利，为了使革命的果实不再被人从我们手中夺走，为了我们不再重蹈以往历次斗争的覆辙——那时无产者血流成河，但他们却不知道为什么流血，以致资产者得以迅速地轻易夺走胜利果实——为了避免上述情况，首要的任务就是通过一切宣传手段，即通过演说和著作来教育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做好准备。无产者必须学会认识自己的目标是什么，通向目标的途径是什么，尤其还必须认识和坚信，他们只有团结一致，克服一切无谓的争吵，抛弃一切个人的虚荣，才能取得胜利。无产者必须学会夺取最艰巨的胜利，即战胜自己心中有害的激情，然后他就能轻而易举地战胜外部敌人。（热烈鼓掌〉
普芬德就协会八年来所取得的进步同这一时期外部世界的社会发展之间，以及同思想领域所取得的进步之间的联系讲了几句开场白以后，便谈到现在协会内盛行的观点和思想。对这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
“今天晚上我听到人们把革命及其必要性问题反复作为一种新事物来谈论，但我认为，我们多年来一直就是革命者。因为凡是思考自己的状况，设法提升和改善自己的状况的人，就是革命者；因为他为此就始终以推翻现存制度为目标。有的人就像听话的牲口一样，不管偶然事件使他陷入什么境地，他都心满意足、怡然自得地吃着自己的一片面包，其他什么都不想，只有这种人才不是革命者。（鼓掌〉
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有思想的人一般都至少经历过一次革命。他一般开始进行的革命是反对我们在童年时代接受的思想，即反对阴暗模糊的幻像。如果这个人通过一次精神革命摆脱这种令人窒息的思想，以至他能以纯真的眼光观察这个世界的状况，那么，他就会看到，在人类社会里，各派之间是截然对立的。开始时，年轻幼稚的人还难以采取旗帜鲜明的态度，他们以为通过爱的途径就能够和平地调解对立。但是，只要不是出于虚伪自私的意图而闭目塞听的人，不久就一定会明白，这与爱的说教毫不相干，喜欢经常说这个词的人通常在他们的行动上也至少会想到这个词。然而人们很快就会认识到，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已经认识到，确实与爱毫无关系；‘爱’这个同竟被如此恣意滥用，以致使它信誉扫地。人们最好把它从语言中、从男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清除掉，把它及其派生概念如‘献身’等等更多地用到男女之间的关系上。但是，对于男人来说，应当相互尊重对方的权利，如果人们正确地行事，就应当把人人享有的权利和尊重视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热烈鼓掌）
这话在某些人听来似乎有些粗暴，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无产者必须鼓起勇气，粗暴地抵制外界的那些粗暴的派别。革命已发生过多次，而且，只要不是所有人都能充分享受人的权利，即不是所有人的本质都能得到充分发展，革命还会不断地发生。（鼓掌）至于这种革命是迅猛的还是缓慢的、流血的还是不流血的，则取决于无产阶级在卓有成效地开始外部的革命以前，事先必须经历的精神革命。因此，光记住先进战士的义务还不够，还要运用他们的一切力量，经常从精神上提高并造就他们的兄弟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革命成为它应该成为的那种革命，即最后的、解救性的、真正的人的革命。”（热烈鼓掌）
晚会上还有几个人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词。沙佩尔为操德语但非德意志民族的、加入了协会并参加其讨论的全体会员祝酒，虽然这些讨论是以德语进行的。〔……〕
1848年2月11日和18日《德意志伦敦报》第150号
节录
[1]参看文件190。
[2]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3]斐迪南一世。
[4]尼古拉一世。
[5]路易-菲力浦。
[6]玛丽亚-克里斯蒂娜。
[7]维多利亚。
[8]指斐迪南·弗莱里格特；暗示他的诗作《不管怎么样》。
[9]参看文件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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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给法国无产者的信（1848年1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99
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给法国无产者的信[1]
（1848年1月31日）
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致法国无产者
“人人皆兄弟”[2]
法国的男子汉们[3]：
时代的征兆预示着规模巨大的、对你们的等级[4]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即将来临。
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密切注视着那些进步的群众集会和人民胜利的先兆——改革宴会。不久前，你们的一些最爱国的公民在这些宴会上表现了坚韧毅力和卓越才能。“制度”[5]现在简直就像一个吸血鬼，正在吮吸着法国心脏的血液。它心劳日拙地企图通过诽谤和暴力阻挠这些群众集会取得胜利。诸如此类的企图只会加剧危机，而在危机中，人民主权的强大威力将证明变节者和叛徒们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没有必要充当预言家，预言你们将很快就摆脱受屈辱的、灾难性的桎梏，最近17年来，法国就是在这样的桎梏下辗转呻吟的。〔……〕
在这个国家（大不列颠）中，千百万工人已经同骑在他们头上的各阶级彻底决裂，日益获得政治认识和政治权力；他们在坚持自身解放的同时，对暴力斗争并不采取漠不关心的旁观态度，他们的战场就是欧洲大陆。〔……〕
这个国家的人民任劳任怨、不知疲倦的劳动及其在机器和化学工业方面完成的各种了不起的发明和改进，为统治阶级创造了巨大财富，而给工人们却只带来了绝望的生活[6]、褴褛的衣服、忍饥挨饿以及种种可怕的贫困。工厂主和商人及其同盟者高利贷者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千百万人却日益贫困化，这就是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富有的民族所创造的奇观。在这个民族中，最勤劳阶级的千百万人的社会财富被掠夺一空，而他们所在国家的制度再对人们抬高这些财富的价格。
因此，我们对那些占有一切的人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能感到奇怪吗？
大不列颠的千百万劳动者同一切凌驾于他们之上的阶级之间就存在着这样一条鸿沟。
政治事变使这条鸿沟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
1830年，资产阶级欺骗并坑害了你们这些法国无产者，同样，资产阶级在宣传“改革法案”时也欺骗并出卖了这个国家的工人。自由贸易派新近取得的成功使这个阶级的无耻谎言更加放肆，也使少数工人
擦亮了眼睛。在此之前，他们是不相信他们的“正派的”、“自由主义的”引诱者的叛卖行为的。
这个国家的民主运动完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其结果将是一场使政治平等成为现实的社会变革。[7]〔……〕
法国的男子汉们，每个国家的无产者相互表明自己是自由的，并作为公民真诚地联合起来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任何国家里，工人们在政治上都遭到排斥并受尽社会苦难。他们的敌人是共同的敌人，他们的利益是共同的利益。
因此，让我们各国无产者忘记以往的那种可耻的流血冲突，而达到相互谅解，为那个将是其解放的见证的幸福未来而共同工作。
“民族荣誉”并不是对千百万人失去自身权利和遭受社会苦难的补偿；相反，国际间的战争只能日益加剧他们的不幸。如果英国军队在亚洲取得胜利，或者法国军队从非洲凯旋，这同工人阶级有什么关系呢？〔……〕
国王们已开过多次大会。让今年见证一次各国人民代表大会。让各民族的团结来隆重庆祝[8]这次大会，让过去那种可笑的反感和野蛮的敌视见鬼去吧。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9]、斯堪的纳维亚人、波兰人、俄国人、意大利人以及其他各国的人们，我们呼吁你们以兄弟情谊相互拥抱，在争取平等、自由和博爱的斗争中肩并肩地奋勇前进。〔……〕
书记和委员会委员以协会名义并受其委托签名：
乔·朱利安·哈尼
}大不列颠
厄内斯特·琼斯
查理·基恩
托马斯·克拉克
让·奥·米什洛}
法国
J.贝尔纳[10]
卡尔·沙佩尔}
德国
约瑟夫·莫尔
雅·沙贝利茨}
瑞士
克萨韦尔·克雷尔
彼得·霍尔姆}
斯堪的纳维亚
古斯塔夫·隆德贝格
路德维克·奥博尔斯基}波兰
卡尔·波泽}
俄国
J.诺伊曼
P.尼特拉伊}
匈牙利
R.格罗斯
1848年1月30日于伦敦
1848年2月5日《北极星报》（伦敦）第537号
节录
[1]这封由朱利安·哈尼提议、由约瑟夫·莫尔、亨利希·鲍威尔和卡尔·沙佩尔附议的信不仅在《北极星报》上发表，而且还在1848年2月18日《德意志伦敦报》第151号上发表。德文版中出现的内容方面的重要差别，均在脚注中加以注明。
[2]《德意志伦敦报》上没有这句口号。
[3]《德意志伦敦报》上为：法国的无产者。
[4]《德意志伦敦报》上为：阶级。
[5]《德意志伦敦报》上为：可耻的“制度"（路易-菲力浦）。
[6]《德意志伦敦报》上为：工人家庭生活的绝望毁灭。
[7]《德意志伦敦报》上为：一场社会改革和一种社会状况。
[8]《德意志伦敦报》上为：宣告。
[9]《德意志伦敦报》上为：德国人、瑞士人。
[10]这份名单的英文文本引自《北极星报》，德文文本引自《德意志伦敦报》；在《北极星报》上此处为：H.贝尔纳，而在《德意志伦敦报》上此处为：贝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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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决议（1848年1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98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决议[126]
（1848年1月24日）
中央委员会致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
1848年1月24日决议
中央委员会决定委托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通知卡·马克思：如果今年2月1日（星期二）之前，他不把在上次代表大会上受托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寄到伦敦，那就要对他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如果他不打算起草《宣言》，中央委员会要求他立即退还代表大会提供给他的各种文件。
代表中央委员会并受其委托
签名：
沙佩尔
鲍威尔
莫尔
1848年1月25日于伦敦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op.1,Nr.15（副本）
〔注释〕
[126]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委托起草同盟的纲领，但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显然是马克思对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负责。
1月24日的决议原件没有保存下来。中央委员会把该决议附在1月25日的信中寄给了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布鲁塞尔是菲力浦·日果收阅的。由于马克思当时不在布鲁塞尔，日果就写了一封信连同这封伦敦来信的副本于1848年1月28日一并寄给了马克思；信中说：“星期五早晨。亲爱的马克思，昨天晚上我收到了一封写给我的信，并且邮资已付，看来是塞·载勒尔（？）写来的。发信地点的邮戳简直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我看是从科隆寄出的。还有一件公文，也是昨天收到的，我想逐字逐句转抄给你。你的忠实的菲力浦。”（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op.1，Nr.1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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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8年1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97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8年1月21日）
〔1848年1月21日〕星期五晚上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我终于逮到路·勃朗了，并且知道了为什么我总找不到他的原因。你看，这个矮小的著作界大老爷仅仅在星期四而且只是午后才接见客人！关于这点他从没有直接对我说过，也从没有让他的看门人告诉过我。在他那里，当然有许多蠢驴，拉蒙·德拉萨格拉就是其中的一个；此人给了我一本小册子[1]，我现在随信一起寄上。这本小册子我还没有看过。后来，我终于能够同路易·勃朗谈了几分钟我们的事情。他吞吞吐吐地承认，还没有时间读你的书[2]……我浏览了一下，发现蒲鲁东先生在这本书里受到相当厉害的攻击……——好啦，我问道，您现在能写您曾经答应为《改革报》写的那篇文章了吧？——文章？哎呀，我的天，不行，我的出版商都正在围着我要稿子呢！这样办吧：文章您自己写，我把它登在《改革报》上。事情就这样商定了。其实，这样做于你无损。由我来叙述我们的观点，起码要比他叙述得正确。我将直接拿我们的观点去对照他的观点——这就是能够做到的一切，在《改革报》上是不能做反对《改革报》的结论的。〔……〕
手稿
节录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113—114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509—510页）
[1]拉·德·拉萨格拉《劳动组织和研究这个问题的前提》1848年巴黎版。——编者注
[2]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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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8年1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96
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8年1月17日）
1848年1月17日于哈姆
亲爱的马克思：
现给你寄去20本《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的试刊号[125]，请把其中的一部分交给沃尔弗[1]，如果你们对它的传播有兴趣，请寄几本到伦敦去。如果20本不够，还可以再给你寄一些。目前，我正在为了宣传和革命的目的而忙于筹建一个储金处。我想，由此至少可以在我们党内根据这里的条件建立相应数量的组织。吕宁也赞同我的建议。所以我想，我们不久就能拥有比以前更多的经费。在这里，我们正在为《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的发行而共同奋斗；该报非常适合于事先耕耘这块土地。〔……〕
手稿
节录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57
[1]可能是斐迪南·沃尔弗。
〔注释〕
[125]指1848年《威斯特伐利亚汽船》1月号，上面发表了斐迪南·沃尔弗的文章《马克思反对蒲鲁东》的第一部分，该文是评论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的。关于《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的邮寄，安德烈亚斯·哥特沙克在1848年1月26日从科隆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这里有18本《威斯特伐利亚汽船》，一有机会就给您寄去。”（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5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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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8年1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95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8年1月14日）
〔18〕48年1月14日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我没有给你写信，原因是我直到今天还没有能抓住该死的路易·勃朗。[1]这无疑是他故意安排的。但我一定要抓到他——我每天都去一趟，或者在咖啡馆里守候他。与此相反，对弗洛孔老爷子还能做些工作。他对《布鲁塞尔报》和《北极星报》袒护《改革报》反对《国民报》的手法[2]异常高兴。甚至对路·勃朗和赖德律的指责，以及我声明我们现已决定在伦敦以共产主义者身份公开进行活动的话，都没有使他困惑。当然，他提了些堂皇的理由来辩驳：你们有专制的倾向，你们会扼杀法国的革命；我国有1100万小农，他们同时又是最狂热的私有者，如此等等，虽然他也骂过农民，但是，归根结底，我们的原则彼此太接近了，我们应该携起手来；至于我们，我们将尽自己的力量支持你们，等等。〔……〕
这里同盟[3]的情况很糟。这帮家伙如此松懈，互相之间如此无谓地忌妒，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魏特林主义者的活动和蒲鲁东主义者的活动确实是这些蠢驴的生活的最完整的反映，所以对此毫无办法。他们之间的一些人是道地的施特劳宾人[4]，正在衰老的粗人，而另一些人是新兴的小资产者。一个像爱尔兰人那样靠着压低法国人的工资来生活的阶级，是毫不中用的。现在我再作一次最后的尝试，如果这次不成功，我就放弃这种宣传。希望伦敦的文件[5]快点来，使这项工作重新活跃一些；那时我将抓住时机。这些人由于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代表大会[6]的任何结果，自然就变得松松垮垮。我现在正同施土姆普弗和诺伊贝克介绍给我的一些新工人来往，但还不能说会有什么结果。
请告诉伯恩施太德：（1）在订阅方面，叫他不要对这里的工人采取那种商业上的严格态度，否则他会失去他们所有的人；（2）莫泽斯给他找的那个代理人，是一个叫苦连天的懦夫，并且十分虚荣，但只有他还愿意而且能够做这件事，所以叫他不要得罪这个人；这家伙很努力，但他不能自己掏钱补上，虽然他已经这样做了。他不得不用自己收入的钱来弥补他在通讯等等方面的开支；（3）如果他给这里寄报纸[7]，每一号不要超过10—15份，而且还要看机会。大包邮件通常是送到杜沙特尔的部里，在那里取邮件要费很多时间；而且为了破坏这种交易，部里还加收很多的邮资附加费。像这样的邮包要付6—8法郎，人家非要你付，你又有什么办法呢？埃塞朗曾经想在列日找一个铁路列车员来办这件事情；请你写信到列日去，把这件事办妥；〈4〉那些存在这里的报纸，已经找机会寄往南德意志了；如有机会，让伯恩施太德再寄一些新报纸来，以便在咖啡馆等处进行宣传；这几天内伯恩施太德将收到一篇文章[8]和有关普鲁士财政的历史概论。但你必须把有关1843年委员会[9]的那部分再看一遍并加以必要的修改，因为这个概论是凭非常模糊的回忆写成的。〔……〕
手稿
节录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109—112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505—509页）
[1]马克思在出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大约于1847年12月17日回到布鲁塞尔，不久恩格斯也抵达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撰写了《共产党宣言》。恩格斯于1847年年底回到巴黎后，他想会见路·勃朗督促他为《改革报》写一篇有关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评论。——原卷末注
[2]指恩格斯《〈改革报〉和〈国民报〉》、《“满意的”多数派议员。基佐的“改革”方案。加尔埋-帕热斯先生的古怪见解。民主派在沙隆举行的宴会。赖德律-洛兰先生的演说。民主派大会。弗洛孔先生的演说。〈改革报〉和〈国民报〉》等。——编者注
[3]指正义者同盟，它是1836年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在巴黎成立的秘密组织。后来这个组织逐渐具有了国际性。该同盟成员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半手工业性质，受魏特林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影响，后来又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影响。1838年同盟在法国秘密团体影响下通过的章程，具有半密谋的性质。一定数目的同盟成员组成支部，支部联合为区部，整个同盟的领导机关是人民议事会。人民议事会的地点起初在巴黎，后来在伦敦。同盟在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都建有支部。申请加入正义者同盟的人，必须宣誓保守同盟的秘密。违反誓言者将受到严惩。正义者同盟内部在1839—1846年间充满了思想斗争。同盟的领导人不断克服空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点，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逐渐与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并最终确信他们的理论正确，遂于1847年邀请他们参加正义者同盟并协助同盟改组。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了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初，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决定性影响下正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了代表大会，实行了改组，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关于正义者同盟的历史，可参看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和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原卷末注
[4]施特劳宾人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称呼那些还受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原卷末注
[5]指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关于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果的材料。——编者注
[6]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编者注
[7]《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编者注
[8]恩格斯《1847年的运动》。——编者注
[9]指普鲁士的联合委员会，它是一个等级咨议机关，委员由各省议会按照等级从自己的议员中选出。——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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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关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1848年1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94
关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
（1848年1月9日）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关于1848年1月9日马克思在民主协会会议上的演说的报道
参加会议的人从来没有这样多。许多听众站在大厅深处。接收了7名新会员。
由于卡尔·马克思作了关于自由贸易的报告，这次会议是协会过去召集的会议中最有意义的一次。马克思用法语作的报告长达一个多小时，但是听众的注意力并没有松懈。
根据一个会员的建议，一致决定不——有一票反对——由协会出钱刊印这个演说。
我们只指出，布赖埃尔医生的演说的结束语，即认为生产资料（机器等等）应当属于全社会而不应当属于社会的单个成员，博得全体的赞同。〔……〕
摘要
1848年1月16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5号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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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1848年1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93
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
（1848年1月3日）
〔……〕朱利安·哈尼宣读了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1]并建议大会通过。
约翰·阿诺特附议通过这个告工人书。
卡尔·沙佩尔〔……〕衷心赞同告工人书中的每一句话。但是，对工人谈有关宪章运动问题，是否属于协会的职权范围，他表示怀疑。他担心协会的动机可能会引起误解，有人可能会以为民主派兄弟协会想要代替宪章派执行委员会的职能。[2]
菲力浦·麦格拉斯请他的朋友沙佩尔相信，民主派兄弟协会和宪章派执行委员会之间不可能发生任何摩擦。他说，他和他的同事幸运地得到了协会的支持；执行委员会委员就是协会会员。同时他保证，今天缺席的兄弟委员将同他一样，赞同这个出色的由他的朋友哈尼起草的告工人书中的每一句话。他说，告工人书中说的是真理，而真理是强大的，并且终将取得胜利。他认为这样的告工人书极其重要，他表示衷心支持。（鼓掌〕
主席表示赞同他的朋友麦格拉斯所说的每一句话。他说，由于这个告工人书的真实性，由于它有益的原则，由于它雄辩的文字，所以他由衷地表示赞同。（鼓掌〉
卡尔·沙佩尔说，他的朋友麦格拉斯和主席的特别出色的讲话打消了他唯一的顾虑。
最后，这个告工人书经过表决获得一致通过。〔……〕
1848年1月8日《北极星报》（伦敦）第533号
节录
[1]《民主派兄弟协会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载于1848年1月8日《北极星报》第533号。1848年1月20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转载了这个告工人书。
[2]参看注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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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8年1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92
约瑟夫·魏德迈（哈姆）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8年1月2日）
致以衷心的新年问候，亲爱的马克思！感谢你又给我提供了一点你的生活信息。〔……〕这里的一切虽然有些进展，却缓慢得可怕。如果在此之前没有什么来自外界的巨大干扰，无疑我们能等待来年第二届联合省议会的召开。那时资产阶级可能会战胜封建主义，但到目前为止，反动派还是那么恬不知耻、趾高气扬。而最可悲的是，在资产阶级同专制制度之间的这场胜败未决的斗争中，我们党根本不能有什么表现，当然，正式建党就更不可能了。我们到处都只有几个人聚集在一块儿，也就是说，到处都只有一个领导人懂得把年轻资产阶级中的一些革命分子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只有过一次像巴登那样的自由，只召开过一次奥芬堡大会[1]而事情会发生变化。但在取得更大的斗争场所之前，人们不得不以德国式的耐心来伪装自己，为取得一点小小的成就而沾沾自喜。我还没有放弃我的办报计划，我想立即抓住书报检查制度刚刚实行的时刻，呼吁在莱茵省创办一家民主报纸。我的奋斗目标至今还是通过对外通讯为自己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使我不再受外来工作的影响，致力于研究和宣传。我是否能成功，还不得而知。
《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我只有几号，而且我只读了一篇你反对海因岑的文章[2]，它颇合我意。不过从1日起，我们就有几份报纸了。你们掌握了这家报纸，简直太棒了。我相信，它不久就会征得足够的订户。为保障它眼前的生存，我们无产者能捐赠多少就应该捐赠多少。当然只能捐助少许钱，但是我想，这少许钱也是值得欢迎的，何况同别人的少许钱加在一起，也许就足以保证它的生存了。你们也将会从我们这里收到通讯，不过，要是信件付邮资不被列为通讯员的必要条件，至少不被列为知名通讯员的必要条件就好了。请尽快通过可靠的途径给我答复，再把可靠的通讯处告诉我。你如能给我搞到一本去年第四季度的《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我将非常高兴。我原先根本没有这份报纸，但我很想从头至尾拜读你的大作。〔……〕
格律恩这个无赖还没有给我答复。[3]我早已估计到，我把此事泄露给编辑部[4]会激起极大的义愤，对此我很高兴。但是，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我可以对他不屑一顾。他的污点是够多的，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立即防止同他接触，以免玷污我们自己。
我的夫人和我向你和你的全家致以衷心的问候，并请转达我对日果和沃尔弗的问候。巴枯宁现在可能也在布鲁塞尔吧，他没有从俄国抢救出什么财产来吧？
请尽快回信。
你的
手稿
节录
第一次发表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
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5,Nr.156
[1]1847年9月12日，巴登的民主派在奥芬堡提出了一项资产阶级民主纲领。
[2]见文件172。
[3]指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上刊登马克思的批判文章；参看注101。
[4]指《特里尔日报》，魏德迈在40年代中期曾担任过该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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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名单（1848年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91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名单[124]
（1848年初）
1．A.恩格尔47．勒德尔（鞋匠）
2．L.恩斯-48．克吕格尔
3．G.费舍49．F.沃尔弗
4．日果50．伯恩施太德
（5．哈默）51．R.库尔温德-
6．豪泽尔52．查·沃尔弗
7．豪尔瓦斯53．瓦伊阿沃-
8．鲍恩斯54．乌尔里希
9．考施克-55．许特-
（10．凯勒）(56．拉斯曼）
11．洛尔-57．布洛斯
12．吕德克-58．希尔施比勒尔
13．A.列曼-59．埃贝尔-
14．卡·马克思60．科奇-
15．H.弥勒61．波尔恩
16．奥内姆斯62．海尔贝格
17．阿·里德尔63．道姆(+）-
18．施泰因根斯64．彼得逊
19．施洛特曼65．罗特迈尔
（20．特默）66．福格勒
21．福森67．沙勒
22．瓦劳68．格吕茨马赫尔
（23．文齐希）69．卢卡斯
24．威·沃尔弗70．海嫩
（25．克罗嫩）71．Fr.库尔温德
26．席克耳72．索霍夫-
27．莱维73．迈耶尔
28．许纳拜恩74．施奈德
29．布拉赫滕多夫75．比尔克霍芬-
30．罗伊斯76．尼布林-
31．康拉第77．卡岑堡
32．弗兰克78．青克-
33．Ch.勒德尔-79．黑泽曼-
34．范克伦+（被开除）80．林德纳
35．扬森81．雷库姆
36．奥特堡82．凯尔夫兴
37．德托马83．施米特龚斯特
38．B.弥勒（金匠）84．施米茨-
39．格罗尔85．佩尔西尔-
（40．贝嫩卡姆布）86．萨尔托里乌斯-
41．沙尔特斯87．福格特-
42．霍夫曼88．维内克（还没有会员证）-
43．A.德莱89．约翰·马克斯（同上）-
44．安贝尔90．里姆普（同上）-
45．赫斯91．范海普（同上）-
(46．伊尔茨）
路易·福尔克[1]由布拉赫滕多夫和谢尔[2]介绍，
克拉默由沃尔弗和莱维介绍，
勒费弗尔由鲍恩斯和沙尔特介绍，
利德由列曼和里姆普介绍，
斯基奥由弥勒和赫斯介绍。
手稿[3]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97
[1]这个人和下面几个人的名字是用铅笔写在另一张小纸片上的，他们可能是准备入会的人，因为在他们每个人名字的后面都有两名会员，即介绍人和担保人的名字。
[2]这个人的名字难以辨认，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张名单上没有此人的名字。
[3]手稿复制品：朱利安·库伊佩斯《威廉·沃尔弗和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1847一1848年〉》，载于《社会史文库》1963年汉诺威版第8卷第104页等。
〔注释〕
[124]这份名单是当时担任协会秘书的威廉·沃尔弗写的，1847年8月1日抄家时，在他的房间，即在布舍大街14号鞋匠安德里安瓦格曼家被没收。括号里的名字在原件上就删去了，有些名字后面的破折号和其他符号以及个别说明都表明，这可能是沃尔弗写的原始本。这份名单可能是不完整的。至于开具这份名单的日期，可能是在1848年1月初至2月中旬；阿道夫·云格1848年1月1日已经离开比利时（参看文件190），所以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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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关于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新年庆祝活动的报道（184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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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关于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新年庆祝活动的报道
（1847年12月31日）
〔……〕“德意志工人协会”决定，31日晚上9时半左右举行宴会，届时协会全体会员和协会同意邀请的所有客人都可以参加。〔……〕此外，协会还邀请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名誉主席梅利奈将军、主席若特兰、书记皮卡尔以及经受了半个世纪考验的波兰民主主义者和闻名欧洲的伟大学者约阿希姆·列列韦尔。所有的人都髙兴地接受了邀请，以表热烈的同情之心。民主协会副主席安贝尔（法国人）同时也是德意志工人协会的会员，他和全家人一起参加了宴会。〔……〕
瓦劳主席首先站起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谈到了博爱民主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目标、对剥削的仇恨、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他的讲话不时被兴髙采烈的与会者的一阵阵暴风雨般掌声所打断。
然后，卡尔·马克思发言，并用法语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祝酒。他在清楚和确切的分析中强调了同专制制度相对立的比利时自由思想派的使命，正确评价了一部自由主义宪法的良好作用和一个公民在其中可以进行自由讨论、拥有结社权的国家的良好作用，同时还说，博爱主义的种子将撒遍整个欧洲。[1]（热烈鼓掌）
皮卡尔先生以民主协会的名义高度赞赏布鲁塞尔的德国人、他们的目标以及对创建民主协会的推动作用。他的讲话令人信服、充满民主主义，而且形式上也相当成功。尔后他为德意志工人协会的繁荣昌盛祝酒！（热烈鼓掌）
然后，高龄的列列韦尔站起来（全场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以民主波兰的名义，对民主的德国表示同情，希望它成为统一、伟大、强盛、摆脱诸侯恶棍、自己支配自己的国家，成为波兰的友好邻邦；对在诸侯压迫者和当前剥削者的统治下的官方德国表示深恶痛绝。他的讲话宣告了波兰人民和德国人民的联盟，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尔后，列列韦尔为一个自由的、解放了的新德国的强大，为德国人民的安康祝酒。（长时间的鼓掌）〔……〕
接着沃尔弗[2]发言。（热烈鼓掌）他的发言通俗易懂，刚健有力，充满信念和烈火般的感情，既有真正民间的幽默，又有对柏林等地国王的困境满怀仇恨和深刻蔑视。发言者描述了正好一年前的今天在布鲁塞尔这里创办一个维护德国无产阶级事业的刊物的情况，这个刊物逐步得到发展，生机盎然，现已成为欧洲唯一的一个真正自由思想的德国刊物；因为在德国，由于书报检查制度和其他障碍，甚至连最出色的报纸，如《德国旁观者》、《威斯特伐利亚汽船》和曼海姆的《晚报》，也不能完全公开表达真正的民主思想。现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是唯一能完全明确地表达无产阶级的观点、愿望、需要和希望的报纸。（鼓掌）它战胜了巨大困难，发挥了编辑的牺牲和献身精神，它将继续这样做下去，而所有志同道合者的责任是，支持该报的努力，并到处承认它在这一年里所发表的一切。沃尔弗在结束讲话时说，因此，我为《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及其编辑伯恩施太德的安康干杯。（全场热烈鼓掌和三呼万岁）
布鲁塞尔报编辑站起来说：我只说几句话，因为为我们的报纸的事业而进行斗争和作出牺牲的并非我一个人。当我们缺少资金时，在这里，我们的朋友、无产者、工人和排字工都无偿地提供资金，我们大家同心协力，和衷共济，奔向同一个目标，遵循同一种精神：他们和我们的优秀同事们能如此大公无私地从事活动，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神圣使命，理应对他们高呼万岁！（为这些真正的无产者热烈鼓掌）
接着日果发言，并为两家真正的民主报纸英国的《北极星报》和法国的《改革报》祝酒。（热烈鼓掌）
继日果祝酒后，有人给奥格斯堡女人[3]、《科隆日报》和《莱茵观察家》发出了三声刺耳的“嘘嘘声”。
斯蒂凡·波尔恩接着发言。（鼓掌）他阐述说，组织领袖云格[4]的离去将给工人协会带来巨大损失。云格是最卓越的会员之一，他既有刚强坚定的性格，又有不可动摇的信念。他明天1月1日）早晨就要离开此地，前往安特卫普，当天从那里坐船前往美国（纽约、波士顿）。全协会都为这位坚定的朋友云格热情地欢呼祝酒！波尔恩希望云格不久将重返欧洲，并坚信他将到处为无产阶级的不可阻挡的解放事业进行宣传。
云格要求发言，全场发出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表示欢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场面是多么可贵，大家都是他的朋友，他所讲的话有根有据，清晰明了，真实可信，刚毅果断。
云格说：我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将继续干同样的事情，始终如一。我在青年时代就参加了革命，我将终身永葆革命本色，不会缺席未来的欧洲革命。（热烈鼓掌）当解放的警钟敲响时，不光是我一个人回来，而且还有其他许多人同我一起回来。（好极了！好极了！）接着云格朗诵了一首讽刺普鲁士国王的诗。这首诗引起了哄堂大笑，它证明了，无忧宫的“骑士英雄”已成为欧洲滑稽可笑的化身，同时也成了卑鄙无耻的化身。
马赛《人民主权报》的前编辑安贝尔为劳动组织（在他看来，这是进行一次新的社会改革的基础）发表了一篇言简意赅的祝酒词。他是从前的法国人权协会的有影响的创始人和会员之一，所以他的这一讲话博得了一片掌声，受到了热烈欢迎。
比利时阿格奈桑协会[5]主席、钳工梅斯肯斯为德意志工人协会祝酒。瓦劳主席向他致答辞，向我们的兄弟们、比利时工人和阿格奈桑协会高呼万岁。〔……〕
宴会后是音乐，接着是戏剧节目，在演出中马克思博士夫人发挥了非凡的朗诵才能[6]。接着是跳舞，舞会不时被轻松愉快、严肃认真的合唱和独唱所打断。晚会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左右。在晚会上，莫·赫斯也讲了话，向前来参加晚会的妇女们表示感谢，并且有理由强调，参加协会和赞同协会目标的妇女人数将逐月增加。〈鼓掌并高呼妇女万岁！）〔……〕
1848年1月6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2号
节录
[1]在原件上有这样一个注：在德意志工人协会前几次举行的会议上，卡尔·马克思有一次在会上就“什么是工资”这个重要问题发表了演说；他讲得清楚、实事求是和浅显易懂，他引用实际的证据十分尖锐地批判了现存的状况，因此我们打算在最近把这个演说介绍给我们的读者。
[2]威廉·沃尔弗。
[3]指奥格斯堡《总汇报》。
[4]关于阿道夫·云格，参看本书第1卷注74。
[5]参看注119。
[6]在原件上有这样的脚注：杰出的妇女们为无产阶级的教育所起的作用，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给人们树立了值得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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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伯尔尼瑞士联邦议会的信（1847年12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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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给伯尔尼瑞士联邦议会的信[123]
（1847年12月21日）
尊敬的先生们：
你们对扼杀自由的派别采取坚决而有力的态度，我们对此深表钦佩。〔……〕
自由瑞士的敌人曾经公开声称，宗得崩德是在为欧洲的王权而战斗；而我们却声明，瑞士人是在为欧洲的自由而战斗。只要战斗在继续，我们认为，我们就不得干预瑞士的内部事务。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忘记，当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心中充满胜利喜悦的时候，还有孤立无援的孤儿寡母正在为自己在战斗中阵亡的保护人和赡养人哭泣；还有伤病员，他们已经无法继续维持生计。在这里，用言论和行动解除他们的痛苦，是每一个民主主义者的职责，不管他是哪个国家的人。
因此，我们在我们的协会中，为在反对耶稣会会士的战争中的受伤者以及阵亡的瑞士公民的遗孀和遗孤募了捐，现把100法国法郎捐款寄给你们，请把这笔捐款交给你们任命的救济委员会去支配。
我们都是工人，而且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席卷英国的商业危机的冲击，陷入了可悲的境地。因此，尊敬的先生们，请你们谅解，我们能够寄给你们的捐款数目虽小，但代表我们的深情厚意。〔……〕
瑞士共和国，欧洲自由的堡垒万岁！
以“工人教育协会”的名义并受其委托
主席：亨利希·鲍威尔
副主席：古斯塔夫·比贝尔
书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司库：蒂·约皮茨
图书馆管理员：阿·舍尔曼
以在协会中有代表的所有国家的名义：
A．格罗斯（匈牙利）
I．尼什特拉伊（匈牙利）
I．索斯诺夫斯基（波兰）
J．利希蒂（瑞士）
盖诺兹（波希米亚）
约翰·奇克（英国）
A.列曼（德国）
J．D．诺伊曼（俄国〉
彼得逊（丹麦）
哈默林德（瑞典）
A.安德森（挪威）
让森斯（比利时）
迪沙尔（法国）
1847年12月21日于伦敦
手稿
节录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op.1,Nr.102
〔注释〕
[123]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早已同意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公开信（参看注120。关于工人教育协会的公开信的起草和传播情况，雅科布·沙贝利茨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21日（星期二）沙佩尔和我起草了为捐款（100法郎）致瑞士议会的附信。这封公开信我们一共印了数百份，其中许多是以每份1便士出售的。”（巴塞尔大学图书馆，沙贝利茨遗著·）——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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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关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一次会议的报道（1847年12月2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88
关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一次会议的报道
（1847年12月20）
“民主协会”12月20日的会议（在布鲁塞尔的一家旧式庭院里召开）空前活跃。海牙、列日等地纷纷来信，要求建立分会。[1]才华横溢、感情炽烈的律师特德斯科接受委托前往列日完成这一使命；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接受委托前往巴黎，同那里的法国民主派取得联系，（鼓掌）他已经接受了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类似委托。
卡尔·马克思在与会者的一片热烈掌声中向布鲁塞尔协会报告了伦敦协会来信一事。[2]〔……〕
1847年12月26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103号
节录
[1]1848年1月27和30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301和302号报道了关于1848年1月23日根特分会创立庆典的情况。参看文件201。
[2]文件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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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乔治·朱利安·哈尼（伦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2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87
乔治·朱利安·哈尼（伦敦）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12月18日）
亲爱的马克思：
我的身体至今一直非常不好，所以这里只能告诉你，关于明年9月在布鲁塞尔举行民主派代表大会的提议[1]已经在民主派兄弟协会、德意志工人协会、首都宪章派委员会和宪章派执行委员会的每月例会上一致通过。
1848年的第一周再给你写信。
乔·朱·哈·
1847年12月18日于伦敦
手稿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20,Nr.14
[1]见文件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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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1847年12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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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一次大会的报道
（1847年12月13日）
民主派兄弟协会
上星期一晚上，该协会在德鲁里巷日耳曼大厅举行了一次大会。大会由约翰“奥弗顿主持，朱利安·哈尼在会上就章程修改草案等向全体会员作了说明。经过短时间的讨论，该草案获得一致通过。（章程附在本报道后面）[120]
大会确认迄今为止各位代理书记的职务，即：乔·朱利安·哈尼和查理“基恩为英国书记；让·奥古斯特·米什洛为法国书记；卡尔·沙佩尔为德国书记；雅·沙贝利茨为瑞士书记；路德维克·奥博尔斯基为波兰书记；彼得·霍尔姆为斯堪的纳维亚书记。此外，卡尔·博泽当选为俄国书记。
根据章程第5条，会上还选出另外一些成员，同书记一起行使一个特别委员会的职权。当选为委员会成员的有：厄内斯特·琼斯和托马斯·克拉克代表英国；贝尔纳代表法国；约瑟夫·莫尔代表德国；克雷尔代表瑞士；隆特贝格代表斯堪的纳维亚；索斯诺夫斯基代表波兰，还有勃鲁姆代表俄国。然后大会作出决定，责成委员会于1月1日星期六晚上8时举行一次会议，以便准备在下星期一召开的每月例会的议题。[1]
大会经过热烈而有趣的讨论，根据公民沙佩尔和隆特贝格的提议作出决定，“委托书记起草并发送一份致瑞士联邦议会的告人民书。[121]
根据公民沙佩尔和布恩翰的提议，大会作出决定，“英国派四名会员，其他在协会中有代表的每个国家各派两名会员在告瑞士人民书上签名”。根据公民沙佩尔和基恩的提议，大会还决定，“把这份告人民书交给《北极星报》发表，另外再单独印成活页，以每份1便士出售”。
朱利安·哈尼报告说，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一致决定：
举行一次各国民主派代表大会[122]是人心所向；
恳请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与本协会共同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
上述代表大会定于明年9月25日，即比利时革命周年纪念日在布鲁塞尔举行；
恳请布鲁塞尔协会准备将要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议题，其他被公认的民主派团体有权对议题中的提案提出附议；
向第一次代表大会提议，第二次代表大会〈1849年）应在伦敦召开。
根据朱利安·哈尼和约翰·阿诺特的提议，大会批准了委员会的这些决议。
然后大会作出决定，任命公民哈尼、沙佩尔、奥博尔斯基、琼斯和基恩组成代表团，就民主派代表大会的召开向宪章派执行委员会和宪章派伦敦代表委员会提出建议；任命公民沙佩尔、莫尔、贝尔纳、布恩翰和阿诺特组成代表团，向德意志民主协会[2]提出同样的建议。〔……〕
1847年12月18日《北极星报》（伦敦）第530号
节录
[1]参看文件193。
[2]指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注释〕
[120]民主派兄弟协会于1845年秋天成立（参看本书第1卷文件70），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它非常重视同宪章派保持紧密联系，力图避免任何组织对抗的现象，首先它不制定章程，而且也不建立领导委员会。1846年3月，它明确声明，它不是政党，也不是联合会，只采用一些非常一般的有关组织问题的规定（参看本书第1卷文件79〕。它在1846年9月21日通过的一封公开信（本书第1卷文件130）中也表明了同样的立场。民主派兄弟协会决定通过一个自己的章程，这首先说明它正在日益壮大，并开始独立自主地发挥作用，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它准备召集一次国际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民主派兄弟协会1848年1月3日会议（见文件193）上的讨论最能说明它同宪章派的关系。1847年12月13日会议通过的章程，一开头就是一项原则声明，而这项声明除了细小差别外，可以说是1846年9月通过的那封公开信的翻版。原则和前6条（一共11条）是这样写的：
“本协会由英国、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波兰、意大利、瑞士、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公民组成，它的宗旨
协会会员相互进行宣传教育，宣传协会的口号中所体现的崇高原则：‘人人皆兄弟’。
本协会会员决定通过下列原则声明
根据上述人类博爱的声明，我们要抵制和谴责一切传统的政治上的不平等和‘社会等级’差别，因此，我们把国王、贵族以及根据其占有的财产而垄断政治特权的各个阶级统统称之为人类博爱原则的破坏者和践踏者。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并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是我们的政治信条。
我们声明，土地及其自然产品是所有人的共同财产；因此，我们谴责一切破坏这条显然公正而自然的法则的行为，把它们看成是掠夺和违法的行为。我们声明，当前的社会制度本质上是不公平的，因为它允许游手好闲者和阴谋家独占土地产品和工业产品，迫使工人阶级为低廉的工资而劳动，甚至使他们注定成为社会奴隶，注定忍受贫困和屈辱。我们的社会信条是，劳动和工资应该对等。
我们谴责那种‘民族’仇恨，它至今还在分裂人类，是愚蠢的、可耻的。它之所以愚蠢，是因为任何人也无法决定自己生在哪个国家；它之所以可耻，是因为就像争端和流血的战争业已证明的那样，这种民族虚荣心的后果竟造成了土地荒芜。此外，我们深信，各国人民的压迫者利用了各个时代的民族成见，使各国人民互相厮杀，而他们本应为了共同幸福而相互合作；不管谁使用、也不管针对谁使用‘外国人’这个词，社会都应众口一词地加以谴责。我们的道德信条是，不分‘国别’，把我们的同胞一律看成是一个家庭的成员，即人类的成员，看成是我们的大集体即世界的公民。最后，我们承认伟大的道德法则是：‘你怎样对待你的兄弟，你的兄弟也就怎样对待你。’我们认为这是公众幸福和私人幸福的伟大保证。章程
第1条各国民主主义者，不管他们住在哪里，都可以成为本协会会员。
第2条准备人会的人必须由两名会员在一次例会上予以介绍，而介绍人应对被介绍人的民主原则和道德品质负责。被介绍人是否被接纳入会，由到会会员的多数票决定。
第3条为了筹集邮资、印刷费和其他必要开支，每个会员每年应至少缴纳·先令的会费。会费在每年9月22日缴纳（每个会员可以用任何其他方式支付)。会费可以分期付款。
第4条在本协会有代表的每个国家应各选出一名总书记，他们的名字应列在会员证上和由本协会发出的所有公开文件上。这些总书记应从他们中间再选出一名或多名通讯书记。
第5条任命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这些总书记和在本协会有代表的每个国家各增选一名成员组成，其任务是筹备和掌管本协会的一般性事务和财务。
第6条任命一名司库和负责财务的书记。〔……〕——220
[121]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也已就瑞士宗得崩德战争的问题向瑞士联邦议会发出了告瑞士人民书（文件178）。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告瑞士人民书（载于韦尔纳·内夫《德国革命中的瑞士》1929年莱比锡版第178—184页）也为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接受，在上面签名的有：“主席：亨利希·鲍威尔，副主席：古斯塔夫·比贝尔，司库：蒂·约·皮茨，图书管理员：阿舍尔曼，书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此外，工人教育协会于12月21日也发了一封自己的公开信（文件189）。——220
[122]召集这次代表大会最后成了马克思于1847年11月底同民主派兄弟协会领导人进行讨论的主题（参看文件185）。1848年1月1日《北极星报》第532号上的一篇关于民主运动在英国和大陆上的进展情况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人提议，于明年9月比利时革命纪念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上述代表大会，在同一时间，联合的计划制定者，即自由贸易派也要在同一城市召开他们的代表大会。这个建议目前在法国、德国和瑞士引起了深入的讨论，在我国，它已在伦敦代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有两名宪章派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此后又相继得到了伦敦一些地方组织的认可。将来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讨论这个重大问题，现在我们已把这个问题推荐给英国整个宪章派组织冷静考虑。”
关于12月13日的报道中提到的派往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代表团一事，1847年12月18日《北极星报》第530号上的一则关于工人教育协会12月14日的一次集会的报道中写道：“一般的日程确定以后，卡尔·沙佩尔、贝尔纳、约翰·阿诺特、塞缪尔·布恩翰和约瑟夫·莫尔被推荐组成民主派兄弟协会代表团，要求参与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代表团受到热情接待，他们的建议得到一致赞同。——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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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给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信（1847年12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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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给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信[1]
（1847年12月初）
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致布鲁塞尔“旨在团结各国人民的民主协会”
1847年12月初
民主派兄弟们，本协会的会员和朋友们在1847年11月29日举行的纪念不幸然而光荣的1830年波兰革命的公开大会[2]上宣读了你们1847年11月26日的来信。
你们的代表、我们的可敬朋友和兄弟马克思博士将向你们报告他出席大会并在大会上宣读你们的来信时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一双双眼睛都闪耀着喜悦的光芒，大家异口同声地高喊“欢迎”，每个人都伸出双手，以真挚情谊的无比温暖欢迎你们的代表。
你们委员会的名称博得了我们的会员们的赞同。人类理应感谢你们的建议者，感谢他们为自由事业作出的功绩和牺牲。一个协会只要有了英勇的梅利奈将军和著名而廉洁的爱国者列列韦尔这样的人，就定能赢得各国民主派的信任。至于我们，我们将非常乐意接受你们提出的联盟。〔……〕
在我们的上次（9月22日）创立纪念会上，我们提出了联合召开一次各国民主派代表大会的建议，我们非常高兴地获悉，你们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建议。国王们搞阴谋诡计，必将遭到各国人民的一个相反同盟的反对。不管何时召开民主派代表大会，你们可以把英国民主派计算在内，它将会参加大会。你们协会的任务将是同我们的协会建立联系，使我们在整个欧洲的兄弟的代表们聚集一堂。
你们的代表马克思博士，将向你们报告我们与他共同为尽可能有效地加强我们两个协会之间的联系而采取的各项措施。
让欧洲各国被压迫的人民自己想方设法实现自己的解放，允许他们对试图建立的自由政治制度的特殊形式持不同意见。他们在为实现自由所必需的社会改革中出现不一致的意见，是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也不必要达到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完全一致。但是，对于各国民主派来说，有两点是完全一致的，即人民的主权和各民族的团结。各国民主派要求，一定要在全体人民中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国家政权确立和改变社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权力。同样，无愧于这个名称的一切民主派都承认，在所有国家中，人民的利益都是相同的，各个民族在为正义的斗争中必须相互支持。因此，人民的主权和普遍的团结这两条原则使各国真正的改革者结成一条战无不胜的严密阵线。
我们真诚地祝愿你们的协会取得成就，祝愿你们的会员们幸福。我们向你们表示兄弟般的问候并向你们保证，我们将永远支持你们，以便促进光荣原则的实现，而我们的协会就是为传播这些原则而创立的。
我们十分清楚，我们必须求助于真正的人民，求助于无产者，求助于那些在现今的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们的奴隶制度下流血流汗的人们。我们十分清楚，要实现普遍的团结，我们必须着眼于这些人。土地贵族和金钱贵族的兴趣是肢解各个民族，而到处遭到这些吸血鬼[3]压榨、被这帮强盗夺走劳动果实的无产者的兴趣却是相互联合。他们定将联合起来。他们将从织机旁、从铁砧旁、从耕犁旁、从茅屋里、从阁楼间、从地窖里走出来，是的，他们现在已从各处走出来了，他们是博爱的天使和人类的拯救者。
民主万岁！各民族的友谊万岁！·
书记和委员会委员签名[4]：
乔·朱利安·哈尼}
英国
厄内斯特·琼斯
查理·基恩
托马斯·克拉克
让·奥·米什洛}
法国
H·贝尔纳
卡尔·沙佩尔}
德国
约瑟夫·莫尔
雅·沙贝利茨（巴塞尔）}
瑞士
H·克雷尔（卢塞恩）
彼得·霍尔姆}
斯堪的纳维亚
彼得·隆特贝格[5]
路德维克·奥博尔斯基}波兰
卡尔·博泽[6]
}
俄国
勃鲁姆
1847年12月11日《北极星报》（伦敦）第529号
节录
[1]1847年12月26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103号也刊登了这封信。这里刊登的译文，有些地方与原文稍有出入，但未作说明。关于民主协会对这封信的答复见文件201。
[2]参看文件179。
[3]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的译文中，吸血鬼为资产阶级。
[4]《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的签名同本书刊印的《北极星报》上的签名有明显不同。
[5]文件199为：古斯塔夫·隆德贝格。
[6]文件199为：卡尔·波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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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卡尔·马克思（伦敦）给帕·瓦·安年科夫（巴黎）的信（1847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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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卡尔·马克思（伦敦）给帕·瓦·安年科夫（巴黎）的信
（1847年12月9日）
亲爱的安年科夫：
党的事情（我在这里不能详述）促使我前来伦敦[1]。同时我也利用这次伦敦之行，建立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同英国宪章派之间的联系，并在一个公开的集会上对英国宪章派讲了话[2]。〔……〕
手稿
摘要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472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503页）
[1]党的事情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事情。1847年11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来到伦敦，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原卷末注
[2]这个公开集会指1847年11月29日“民主派兄弟协会”为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而举行的伦敦国际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波兰问题的演说。——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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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1847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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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1847年12月8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一章同盟
第一条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
第二条盟员的条件：
（a）生活方式和活动必须符合同盟的目的；
（b）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
（c）承认共产主义；
（d）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或民族的）团体并且必须把参加某团体的情况报告有关的领导机关；
（e）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
（f）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
（g）必须获得一致通过，才能被接收入某一支部。盟员如果不能遵守这些条件即行开除（见第八章）。
第三条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他们都是兄弟，因而有义务在一切场合下互相帮助。
第四条盟员皆有盟内代号。
第五条同盟的组织机构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
第二章支部
第六条支部的组成至少三人至多二十人。
第七条每个支部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主席主持各种会议，副主席管理财务，主席缺席时由副主席代理主席职务。
第八条接收新盟员须经支部事先同意，由支部主席和充当介绍人的盟员办理。
第九条各地区的支部彼此不得相识或保持任何联系。
第十条各支部均须有特别称号。
第十一条任何一个盟员迁居时均须事先报告本支部的主席。
第三章区部
第十二条区部辖有两个以上十个以下支部。
第十三条由这些支部的主席和副主席组成区部委员会。区部委员会从委员中选出领导人。区部委员会同本区各支部和总区部保持联系。
第十四条区部委员会是区内各支部的权力执行机关。
第十五条各独立支部须加入已有的区部，或同其他各别的支部成立新的区部。
第四章总区部
第十六条本国或本省内的各区部隶属于一个总区部。
第十七条由代表大会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按省划分同盟各区部和指定总区部。
第十八条总区部是本省各区部的权力执行机关。它同各区部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
第十九条新建立的区部加入邻近的总区部。第二十条总区部向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则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第五章中央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第二十二条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不少于五人，由代表大会指定为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区的区部委员会选出。
第二十三条中央委员会同各总区部保持联系，每三个月作一次关于全盟状况的报告。
第六章一般规定
第二十四条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
第二十五条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一年，连选得连任，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之。
第二十六条每年9月进行选举。
第二十七条区部委员会必须根据盟的意图对各支部所进行的讨论加以领导。如中央委员会认为某些问题的讨论具有普遍的和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提交全盟讨论。
第二十八条盟员至少每三个月同所属区部委员会联系一次，支部每月联系一次。每个区部至少每两个月向总区部报告一次本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每个总区部至少每三个月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一次本地区的工作进展情况。
第二十九条同盟各级机关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同盟的安全并加强其活动，按照章程独立负责进行活动，并立即把一切通知上级机关。
第七章代表大会
第三十条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关于修改章程的一切提案均经总区部转交中央委员会，再由中央委员会提交代表大会。
第三十一条每个区部都可派遣代表。
第三十二条盟员不超过三十人的区部派代表一名，满六十人者派两名，满九十人者派三名，以此类推。各区部可以选举不属于本地区的盟员为自己的代表。凡属上述情况，则各区部须赋予自己的代表以全权并给予详细的指示。
第三十三条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遇紧急情况中央委员会得召集非常代表大会。
第三十四条每届代表大会指定本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同时指定下届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
第三十五条中央委员会得出席代表大会，但无表决权。第三十六条代表大会于每次会议后除发指示信件外，还可以代表全党发表宣言。
第八章反盟罪行
第三十七条凡不遵守盟员条件者（见第二条），视情节轻重或暂令离盟或开除出盟。凡开除出盟者不得再接收入盟。
第三十八条开除盟籍的问题只能由代表大会决定。
第三十九条区部或独立支部可以暂令个别盟员离盟，但必须立即报告上级机关备案。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同样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作出决定。
第四十条被暂令离盟的盟员重新入盟问题，须由中央委员会根据区部的提议处理。
第四十一条反盟的罪行由区部委员会审理；区部委员会还应督促判决的执行。
第四十二条为了盟的利益必须对被暂令离盟者、被开除盟籍者和可疑者加以监视，使他们不能为害。有关这些人的阴谋活动必须立即通知有关支部。
第九章盟的经费
第四十三条代表大会为每个国家规定每一盟员应缴纳的最低盟费。
第四十四条盟费半数上缴中央委员会，半数由区部或支部留用。
第四十五条中央委员会的经费用作下列各项支出：
（一）联络费用和组织费用。
（二）印发传单。
（三）中央委员会因执行某种任务所派代表的一切费用。
第四十六条地方委员会的经费用作下列各项支出：
（一）联络费用。
（二）印发传单。
（三）在必要时派遣代表的一切费用。
第四十七条凡支部和区部六个月不向中央委员会交盟费，中央委员会即令其暂时离盟。
第四十八条区部委员会最迟不超过三个月向所属各支部报告收支情况。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报告盟的经费分配情况和盟的收支情况。任何滥用盟的经费的行为都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第四十九条特别费用和召开代表大会的费用由特殊收入开支。
第十章接收盟员
第五十条支部主席向被接收入盟的盟员宣读和说明章程的第一条到第四十九条，要在简短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入盟者应尽的义务，然后向他发问：“那么，你愿意加入这个同盟吗？”如果后者回答：“愿意！”，那么主席就要他保证尽盟员的一切义务，然后宣布他为盟员并在下一次会议上将他编入支部。
受1847年秋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之委托公布。
秘书主席
签名：恩格斯签名：卡尔·沙佩尔
1847年12月8日于伦敦
维尔穆特和施梯伯《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柏林版第1部分第239-24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596-601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572—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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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回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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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回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
（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
〔……〕[1]卡贝离开了伦敦。不久，在1847年11月底举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卡尔·马克思也出席了大会。他和恩格斯从布鲁塞尔来到伦敦，目的是要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捍卫现代社会主义的原则。大会一共进行了10天。各次会议只有代表参加，我不是代表。但是我们知道谈的是什么问题，所以我们非常关切地期待着讨论的结果。不久我们就听说代表大会一致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述的原则，并且委托他俩起草一份宣言。后来，1848年初，当《共产党宣言》手稿送到伦敦时，我把手稿送到印刷所，并从那里取回清样交给卡尔·沙佩尔校对，也算为发表这一划时代的文献尽了一份力。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俩给我的印象是永远不会磨灭的。马克思当时还很年轻，约莫28岁的样子，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中等身材，结实有力，肩宽额高，满头密密的黑发，目光炯炯，能洞察一切。就在那时他的尖刻的讽刺已足以使他的论敌丧胆了。马克思是天才的人民领袖。他发表的演说简洁而有条理，逻辑性很强；他决不浪费笔墨，一字一句都有深刻的涵义，都是整个论据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马克思身上嗅不到一点空想家的气息。我对魏特林时期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宣言》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别了解得越深刻，就越明确地感到马克思是成熟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马克思的精神上的兄弟，一望而知是典型的日耳曼人。他体格匀称，动作灵敏，有金色的头发和漂亮的胡子。他不大像一个学者，倒像一个年轻有为的近卫军上尉。
恩格斯本人对现代社会主义的创立和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常常强调他那不朽的朋友的作用。像恩格斯这样的人，你对他了解得越深刻，就会越加敬爱他。
他们俩是以无产阶级的事业为己任的人。
当时，我们在工人教育协会里有点过于激动。我们坚信必须立即“行动”，而根本没有考虑到，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推翻资产阶级世界，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教育和组织工作。〔……〕
摘要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848年前后》，
载于1898年《德意志言论》（维也纳）第3期第108—109页
[1]在上文中列斯纳还描述了与卡贝的讨论情况（参看注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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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81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
（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1]这个在当时条件下自然只能是秘密团体的国际工人组织，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委托我们两人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结果就产生了这个《宣言》，《宣言》原稿在二月革命[2]前几星期送到伦敦付印。〔……〕
摘要
《共产主义宣言。有作者序言的新版》1872年莱比锡版第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8卷第95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页）
[1]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正确的，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为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一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原卷末注
[2]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1848—1849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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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演说记录摘要（1847年11月30日和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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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演说记录摘要
（1847年11月30日和12月7日）
1847年11月30日弗·恩格斯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演说记录
公民们！三百五十年前克里斯托弗尔·哥伦布发现美洲时，他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发现不仅会推翻那时的整个欧洲社会及其制度，而且也会为各国人民的完全解放奠定基础；可是，现在越来越明显，情况正是这样。由于美洲的发现，找到了通往东印度的新航线，这就完全改变了欧洲过去的贸易关系；结果，意大利和德国的贸易关系完全衰落，而其他国家则上升到前列；西方国家掌握了贸易，因此英国开始起主导作用。在美洲发现之前，各个国家，甚至在欧洲，彼此还很少来往，整个说来，贸易所占的地位很不显著。只是在找到通往东印度的新航线之后和在美洲开辟了对欧洲商业民族有利的广阔活动场所之后，英国才开始越来越把贸易集中在自己手中，这就使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日益紧密地靠拢。这一切导致大商业的产生和所谓世界市场的建立。欧洲人从美洲运出的大量财宝以及总的说来从贸易中取得的利润所带来的后果，是旧贵族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与美洲的发现联系着的，是机器的出现，从而开始了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不可避免的斗争——无产者反对有产者的斗争。
在发明机器之前，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贸易基本上只限于这个或那个国家根本不能生产的产品；一当机器出现，就开始大量生产，致使许多地方不得不停工，因为有些人现在开始购买机器生产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过去这样的产品是这些人用自己的双手制造的。以前的工人的地位完全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由四至六个不同阶级组成，现在则分成两个彼此敌对的阶级。
自从英国人霸占海上贸易并把机器生产发展到能够以自己的产品供应几乎整个文明世界，自从资产阶级获得政治统治，英国人就在亚洲获得顺利发展，而资产阶级也开始在那里蒸蒸日上。随着机器的推广，其他国家的野蛮状态不断被消灭。我们知道，葡萄牙人[1]踏上东印度时发现那里所处的发展阶段与英国人去那里时是同一个阶段，印度人总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按着老方式生活下去，也就是吃、喝、呆板地过日子；祖父怎样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孙子也就怎样做；而发生的许多强制性的变革，只不过是各个部落之间争权的斗争。当英国人到那里去并开始推销自己的工业品时，印度人失去了谋生之计，这才开始摆脱自己的一成不变的状况。工人们已经离开故乡，并和其他民族混杂在一起，第一次接受文明的熏陶。旧的印度贵族彻底垮台了，在那里人们受到挑唆而互相敌对，就像我们这里一样。
稍后，我们看到，在中国这个一千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中，随着英国人及其机器的出现，一切都变了样，并被卷入文明之中。
奥地利，这个欧洲的中国，这个内部制度没有被法国革命所动摇，甚至拿破仓对它也毫无办法的独一无二的国家，向蒸汽力让步了；在机器的影响下，那里一切都突然改变了；保护关税引起机器在这个国家的出现。结果小资产阶级兴起，推翻了上层贵族；梅特涅是有点上当了，
当然，这是他从未料到的；在波希米亚议会的最近一次会议上，资产阶级向他表示拒绝批准五万古尔登的税款。社会阶级发生了变化，小手工业者破产了，不得不转为普通的工人，因此，出现了对梅特涅来说可能是危险的因素。
在意大利，工业生产也增长了，资产阶级处处骑在梅特涅的脖子上，政府陷人了困境，以致梅特涅不得不同意波希米亚拒绝支付五万古尔登的税款。
总之，由于美洲的发现，整个社会分为两个阶级，这种情况没有世界市场的产生是不会发生的。全世界的工人到处都有同样的利益，中间阶级正在各地消失，而且它们的不同利益开始趋于一致。因此，革命不管在哪个国家开始，它必将影响其他国家，而且只有现在才可能有真正的解放。
1847年11月30日卡·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演说记录
关于比利时，我可以告诉大家，那里成立了工人协会[2]，目前有会员105人。布鲁塞尔的德国工人过去完全处于分散状态，现在已经代表一种力量了；过去哪里也不邀请他们，而今年协会的代表却被请求参加市政当局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波兰革命周年纪念活动，并被请求代表这个协会发言。万一政府由于协会无疑地对比利时工人也有影响而企图压制它，它已决定将自己的300册藏书及其他财产转交给伦敦协会。
我还想在著述方面发表一点意见。现在路易·勃朗在自己的一部著作[3]中证明：在法国革命时期，在无产阶级攻打巴士底狱这座城市监狱的关头，资产阶级却作出决定，反对那些用自己的鲜血保证了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人。革命的所有主要活动家现在都以其真正的身份出现，许多以无产阶级精神撰写并对社会有显著影响的传单也出现了。法国人从事活动更多地是为了一个党而不是为了获利。在七月革命[4]之前，流传过以资产阶级精神撰写的传单，同样，现在流传着以无产阶级精神撰写的传单。〔……〕
摘要
《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19年莱比锡版第8年卷第395—398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471-475页）
[1]在记录中写成：西班牙人。显然是笔误。——编者注
[2]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创建的德意志工人协会。——原卷末注
[3]指1847年在巴黎出版的路·勃朗的著作《法国革命史》。一原卷末注
[4]1830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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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关于在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革命国际大会的报道（1847年11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79．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关于在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革命国际大会的报道
（1847年11月29日）
纪念1830年波兰革命
亲爱的公民！
我昨晚来到这里，正巧赶上了纪念1830年波兰革命的群众大会。
我曾参加过不少类似这样的集会，但从未见到像这样热情洋溢，在不同民族的人们中间这种开诚相见畅所欲言的和谐气氛。
英国工人阿诺特先生被推选为主席。
第一个发表演说的是《北极星报》编辑厄内斯特·琼斯先生。他虽然抨击了1830年起义时的波兰贵族的行为，但是对于波兰为挣脱压迫者的桎梏所作的努力却是热烈赞许的。他的卓越有力的演说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在他讲完后，米什洛先生用法语发表了演说。
接着发言的是德国人沙佩尔先生。他通知会议说，布鲁塞尔的民主协会[1]已派遣一个副主席、德国民主主义者马克思先生到伦敦来安排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和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之间的通讯联系，同时筹备召开欧洲各国民主派代表大会。
当马克思先生出现在讲台上的时候，会上发出了不绝的掌声。
马克思先生用德语演说，由沙佩尔先生翻译。马克思先生宣称，波兰解放的信号将由英国发出。他说，只有当西欧的文明国家在争取民主制度的时候，波兰才会自由。而在这些欧洲国家中，英国的民主运动是力量最强、为数最多、最具有全国性组织规模的民主运动。正是在英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发展到了极点，所以这两个社会阶级间的决战，愈来愈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而，正是在英国最有可能开始这场战斗，它将以民主主义的普遍胜利而告终，同时波兰的桎梏也将在这场战斗中被粉碎。欧洲其他民主派的成功将取决于英国宪章派的胜利，所以，波兰也将赖英国而得救。
《北极星报》的主笔哈尼先生接着向布鲁塞尔的民主派表示谢意，感谢他们一开始就同伦敦的民主派联系，而对伦敦的万国联盟中资产阶级的讨好丝毫不予理睬。这个联盟是自由贸易派所创立的，其目的是为了自由贸易的利益而利用外国的民主派，并为了同几乎全由工人所组成的“民主派兄弟协会”进行竞争。
其后发言的是来自巴黎的德国民主主义者恩格斯先生，他宣称，德国特别关心波兰的解放，因为德意志各邦政府的暴政正部分地扩展到波兰。德国民主派应该把推翻有辱德国的暴政看做自己的绝对责任。
来自列日的特德斯科先生说话坚毅有力，他感谢1830年波兰战士们公开宣布了起义的英勇行为。他的演说由沙佩尔先生翻译，不时博得暴风雨般的掌声。
在查理·基恩先生作了简短的演说后，奥博尔斯基上校代表波兰人致答词。
最后发言的是英国工人威尔逊先生，还在不久前，由于他的坚决反对，差一点没有把万国联盟的大会解散了。
经哈尼和恩格斯两先生的提议，会议以三阵爆裂般的掌声向欧洲三大民主主义的报纸《改革报》、《北极星报》和《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致敬；经沙佩尔先生的提议，三次高呼反对三家反民主主义的报纸——《辩论日报》、《泰晤士报》和奥格斯堡的《总汇报》。
与会者全体脱帽肃立，高唱《马赛曲》，大会在歌声中结束。
1847年12月5日《改革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413一415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413—415页）
[1]民主协会于1847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它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律·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巨大中心之一。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中的无产阶级成分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和比利时当局拘捕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不能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民主协会的活动就成了更狭窄和纯地方性的了，到1849年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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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告瑞士人民书（1847年11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78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告瑞士人民书
（1847年11月29日）
建立于布鲁塞尔（比利时）、以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为目的的民主协会致瑞士人民
我们的瑞士兄弟！〔……〕
我们由于最近各种意外的政治事件从欧洲各个角落来此集会，并且也处于像你们一样自由和几乎照你们那种方式获得自由的小民族之中；我们对于上述目的是了如指掌的，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向你们瑞士人，我们的兄弟，表示我们一致的希望，希望你们对蓄意反对你们的外交阴谋予以应有的反抗。
我们恳求你们不要理睬五国宫廷（我们不是说：五国人民）向你们提出的阴险的调停建议，它们互相勾结，以便把你们诱入致命的圈套。你们不应害怕来自他们方面的各种威胁。你们只是应该当心他们的阴谋。
即使这些宫廷的威胁来势汹汹，你们只要估计到他们有日益增长的内部困难，是可以同他们实际上拥有的力量较量一番的。
如果他们想以力服人，你们将不乏同盟者。我们的瑞士兄弟，你们已如此完好地把欧洲的民主自由这笔神圣的遗产保存至今，并敢于在最近用它来为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服务，我们再一次向你们建议把它保存下去。
你们将向世界显示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此先向你们表示我们的谢意和我们的真挚同情。
谨代表上述民主协会，并根据1847年11月29日协会全体会议〈同一天在布鲁塞尔市政厅先举行了波兰起义周年纪念活动〉通过的决定，
协会委员会：
名誉主席梅利奈将军，1830年国民军团领导人
主席律·若特兰，律师，1830年比利时全国代表大会前成员
迈因茨，比利时上诉法院律师
副主席安贝尔，马赛《人民主宰报》前编辑
副主席卡尔·马克思，《莱茵报》前编辑
约阿希姆·列列韦尔，国民政府成员
格奥尔格·维尔特
协会秘书阿·皮卡尔，比利时上诉法院律师
斯皮特霍恩，根特法院律师，1830年兰德临时政府首脑
佩列林，制鞋工人
阿·伯恩施太德，《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编辑
联合组成布鲁塞尔协会的德国工人同意这一告瑞士人民书。下列签名的该协会委员会成员可以作证。
主席——瓦劳
副主席——赫斯
秘书——沃尔弗
司库——里德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593—596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467一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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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1847年11月23—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2卷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⑵
177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给卡尔·马克思（布鲁塞尔）的信
（1847年11月23—24日）
〔1847年11月23—24日〕
星期二晚上〔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晚上才决定我去[1]。这样，星期六[2]晚上到达奥斯坦德，在正对火车站的水池旁边的王冠旅馆见面，星期日早晨过海峡。你们如果乘4点到5点之间的火车动身，将大致和我同时到达。
如果出乎意料，星期日没有开往多佛尔的邮船，就立即回信告诉我。就是说，你星期四早晨接到这封信，就必须马上去打听一下，如果需要回信给我，就在当天晚上（我认为要在5点钟以前）把信投到邮政总局去。所以，如果你想对我们的约会作些变动，还来得及。如果我星期五早晨接不到你的回信，那我就等着星期六晚上在王冠旅馆和你以及特德斯科见面了。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讨论；这次代表大会肯定是决定性的，因为这一次我们将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来掌握大会。[3]
我迄今为止怎么也不能理解，你为什么不制止莫泽斯[4]散布他那些流言。这把我给彻底搞糊涂了，害得我不得不在工人中间没完没了地进行反驳。一系列区部会议都耗费在这上面，在各支部中根本不可能对这种“淡而无味”的蠢话采取什么措施，特别是在选举之前，这是根本不能设想的。〔……〕
星期二晚上。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或多或少要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完全不合适。我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带去[5]，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时间十分仓促，还没有作仔细的修订。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接着写什么是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发展，危机，结论。其中也谈到各种次要问题，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中应当公开的内容。这里的这个东西还没有提请批准，但是我想，除了某些小小不言的地方，要做到其中至少不包含任何违背我们观点的东西。
星期三早晨。刚才收到你的信[6]，信中所说的事情我在前面已经回答了。我去过路·勃朗那里。但很不走运——他到外地去了，也许今天会回来。明天，必要时后天，我再去一趟。——星期五晚上我还不能够到达奥斯坦德，因为钱要到星期五才能凑齐。
你的表兄弟菲力浦斯今天早晨到我这里来过。
如果你能向波尔恩灌输一点东西，他将能写出很好的演讲词。有一个工人做德国人的代表[7]，这很好。但是，必须使鲁普斯[8]彻底抛弃过分的谦逊。这个正派的人是应当推到第一线的少数人中的一个。千万不要派维尔特去当代表！他总是十分懒惰，只是那次会议上的一时的成功[9]才使他上了点劲！此外他还想做一个独立的盟员。就让他继续自行其是吧。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维克多·特德斯科【图（略）】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7年11月23—24日给卡尔·马克思的信【图（略）】
手稿
节录
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F.1,op.1,Nr.2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7卷第104—108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498—503页）
[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495一496页。——编者注
[2]1847年11月27日。——编者注
[3]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决定性的会议，为贯彻自己的方针，他们在会上不懈地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原理，最后使与会代表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正确性。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他们起草的纲领，即《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发表。——原卷末注
[4]莫·赫斯。——编者注
[5]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编者注
[6]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7]指斯·波尔恩，他受马克思之托在民主协会于布鲁塞尔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革命17周年的会议上发言，当时马克思正在伦敦出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恩格斯在下面提到的沃尔弗和维尔特与波尔恩一样可能都是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德意志工人协会的代表。这次会议在1847年11月29日举行，波尔恩代表德国工人发言。——原卷末注
[8]威·沃尔弗。——编者注
[9]指格·维尔特在1847年9月18日布鲁塞尔国际经济学家会议上的演讲。这次讨论自由贸易的大会于1847年9月16—18日召开。马克思、恩格斯和威·沃尔弗等人参加了大会，准备在会上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自由贸易的学说；并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当维尔特9月18日本着这一精神发表演说后，会议组织者于当日就结束了讨论。马克思未能在会上发言。维尔特的演讲曾被摘要刊登在当时的德文、英文和法文的报刊上。——原卷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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